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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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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美深情回憶錄:我與少奇 作者:王光美  
   上世紀40年代,輔仁大學理學研究所物理學部畢業的王光美,放棄美國知名大學的留學機會,走上革命道路;作為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英語翻譯,王光美和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相識、相戀。兩人於1948年喜結伉儷,此後在人生道路上相知相扶;「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和劉少奇不離不棄,其間王光美承受牢獄之苦12年,還經歷了「喪夫三載方知曉」的深切苦痛;晚年的王光美,積極參與打造「幸福工程」,傾囊救助貧困母親……。 
  該書收集了王光美1959~2003年間的講話稿、文章和書信共38篇,還有近百幅珍貴歷史照片和王光美手跡,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王光美85年榮辱悲歡的人生。   
中央文獻出版社 出版            
  王光美:我與少奇   
  彭雲 序言   
  彭雲,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八屆全國婦聯主席。序言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記得1995年初,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報社發起成立以救助貧困母親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請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熱心公益事業的同志出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我推薦光美同志。當時光美同志是全國政協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費心費力的工作,啟動時一無所有,困難重重。我給光美同志寫信,向她說明情況,徵詢意見。信送出後沒幾天,光美同志就親自給我打電話,說她很高興應邀擔任「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願意盡自己所能為救助貧困母親當一名「義務打工者」,做一點實事,並談了她對開展這項工作的想法。我聽了十分高興,深為她熱心公益事業的高尚精神所感動。 
  光美同志擔任「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後,領導制訂了這一工程的工作方針、任務和運作模式,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幸福工程」,還親自到邊遠貧困地區考察「幸福工程」的進展情況,慰問貧困母親。她以一個母親的名義,呼籲全社會行動起來,為貧困母親獻出愛心。尤其令人感動的是,為了給「幸福工程」籌集資金,她將她的母親董潔如老夫人留給她的古瓷器、象牙筆筒等6件文物拍賣,所得50多萬元全部捐贈給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這一義舉的帶動下,許多海內外人士慷慨解囊,紛紛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為初創時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質基礎。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週年。在這10年中,光美同志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使「幸福工程」成為一個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貧困母親會永遠記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長我8歲。1945年6月,她在輔仁大學讀書時,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繫;1946年2月經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選調,到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當翻譯;1946年11月離開北平到革命聖地延安。她年輕時的經歷同我有相似之處。我們都從一個追求進步、嚮往革命的青年學生,經過革命鬥爭的磨練,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劉少奇同志結婚後,長期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默默無聞地協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殘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誣陷,身陷囹圄12年。難能可貴的是,光美同志始終堅定地維護少奇同志,對黨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說,我的耳邊經常響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話:「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領導全國人民走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光美同志以極大的熱情投身這一偉大事業,不僅在自己的本職崗位上勤奮工作,而且活躍在黨和國家的許多公務活動中,以她的聲望和智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盡心竭力。 
  近年來,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種會議和社會活動中常有機會見面交談。無論是在我負責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工作時,還是在我擔任全國婦聯主席期間,光美同志都對我的工作給予了很多支持和幫助。我一直從心裡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獻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與少奇》和《王光美訪談錄》兩書,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機會,我寫了上面一些話,以表達我對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謝意。2005年9月9日 
  於北京   
  劉少奇同志的簡要歷史(1)   
  本文內容1952年由劉少奇口述、王光美記錄,1980年經王光美重新整理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九八○年)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之一。 
  劉少奇於1898年11月生於湖南省寧鄉縣的一個富農家庭。他經過自己的努力,上過寧鄉中學、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於長沙育才中學。劉少奇在學校中參加了多次愛國運動,並在長沙和北京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學生運動;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夏,劉少奇回到上海,由黨派到工人運動的公開領導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隨後,又派到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區(湘區)黨委員會為委員,參加了長沙和粵漢鐵路工人運動的領導。1922年秋,由毛澤東派到萍鄉領導煤礦和鐵路工人罷工,罷工勝利後,任路礦工人俱樂部(即工會)的副主任,隨後任主任,直至1925年。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是當時中國組織得最堅實的工會之一。劉少奇經過這個工會參加了當時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並於1925年春代表這個工會到廣州發起和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1925年「五一」開幕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少奇被選為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會後,劉少奇到上海成立全總辦事處(全總總部設在廣州),指導上海及中國北部的工人運動。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國巡捕槍殺罷工工人的慘案發生後,上海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同時,學生舉行了總罷課,商人總罷市,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城市。上海總工會亦於此時成立,劉少奇即在上海總工會工作。上海總罷工結束後,為躲避帝國主義的追捕,經組織批准,劉少奇回長沙養病,但卻被湖南的反動政府逮捕,由於全國工人和進步團體的抗議和救援,在獄兩個月,被判驅逐出湖南。劉少奇即到廣州全國總工會總部工作,參加了當時的省港大罷工及廣州工人運動的領導。1926年「五一」在廣州召開了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劉少奇被選為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同年秋,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漢口後,他率全國總工會總部至漢口,在湖北總工會工作,領導了武漢的工人運動。1927年1月3日由於工人的英勇鬥爭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這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大成功。劉少奇從開始領導工人運動起,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不斷地同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反科學的「社會主義」作鬥爭,保證了馬列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指導作用。 
  1927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劉少奇與黨內其他同志一道參加了當時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的鬥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到上海,轉入地下工作,曾反對當時黨內發生的盲動主義路線。1928年春,劉少奇到天津參加黨的順直省委工作,並負責指導北方的工人運動,堅決地反對了當時黨內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維護了黨的統一。同年7月,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29年春,劉少奇被調到上海工作。1929年夏調任滿洲省委書記,領導發動了反對中東路事件的鬥爭。因罷工事件在瀋陽被捕,劉少奇堅不吐實,半個月後獲釋。出獄後,繼續在東北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曾反對李立三的冒險主義路線。1930年夏,劉少奇被派至莫斯科出席職工國際第五次大會,被選為職工國際執行局委員,留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黨中央職工部書記,領導了工人和學生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和攻佔上海的罷工運動。當時黨內在陳紹禹和秦邦憲的領導之下發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忽視了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後中國階級關係的變化,主張一種打倒一切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政策,命令城市中少數黨員和革命分子去向強大的敵人盲目地進攻。這種錯誤使國民黨區域很多黨的組織遭受破壞,並使紅軍遭受極大的損失。劉少奇反對了這條路線,主張在白色區域正確地計算敵我力量的對比,「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與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進攻和決鬥」;主張秘密組織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廣泛地進行群眾工作,積蓄革命力量;主張從城市中派遣幹部到鄉村中去組織農民,加強武裝鬥爭的領導。但當時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拒絕接受這些意見,並撤銷了劉少奇所擔任的中央職工部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同志的簡要歷史(2)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江西紅色區域,先擔任赤色區域職工會的工作,經常在黨的刊物《火箭報》上發表對於工人運動具有指導性的文章。後又調任黨的福建省委書記,對動員工人農民支援革命戰爭的工作有貢獻。 
  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舉行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劉少奇被派到紅軍第八軍團及第五軍團為黨中央代表,以後又被派為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 
  1927年至1934年,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劉少奇一直堅持與毛澤東等同志一致的正確路線,數次被堅持錯誤路線的領導人撤職或調換工作。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領導下,糾正了若干同志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劉少奇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以後在紅軍中又發生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叛變行為,劉少奇在毛澤東領導下堅決地維護了黨與紅軍的統一。 
  1935年,紅軍完成長征到達陝北後,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日急,黨根據新的情況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北平學生在12月9日舉行了英勇的抗日救亡運動,這個運動很快發展到全國各城市,配合紅軍的運動,使當時的革命潮流有了新的高漲。但當時國民黨區域黨的組織絕大部分已被破壞,黨急需恢復這些組織,以便根據新政策給廣大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以領導。在這種形勢下,劉少奇在1936年春被派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當時是以黨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7年8月,任北方局書記……在此期間,為了從實際工作上克服長期存在於黨內的「左」傾錯誤思想,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劉少奇寫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以及其他的文章,系統地批判了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思想,號召黨員幹部到群眾中去,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並詳細地闡述了在白色恐怖下公開工作應如何與秘密工作相結合。由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在白區工作中指導群眾鬥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由此更進一步地發展了國民黨區域的革命群眾運動,恢復並發展了被破壞的黨組織,並廣泛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向中國進攻,全國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戰爭。劉少奇組織了華北各城市的黨員和大批抗日的積極分子到鄉村加入紅軍及抗日游擊隊。劉少奇和黨的北方局亦從城市遷到紅軍游擊隊中,領導抗日游擊戰爭。此時,劉少奇與毛澤東等同志一起堅決主張由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組織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部隊和抗日人民政權,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以便長期堅持敵後的游擊戰爭,反對當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束縛自己手腳的各種傾向。劉少奇根據上述方針寫了《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問題》,規定了游擊戰爭中的各項政策,這一文件成為當時許多抗日根據地工作的一種依據。 
  由於當時在陳紹禹領導下的黨的長江局的錯誤,黨在華中敵後地區沒有建立抗日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當時在華中作戰的新四軍也很少發展,並在後來由於國民黨蔣介石的進攻遭到了嚴重的損失。劉少奇在1938年被派到華中地區任中原局書記,1940年被派為新四軍政治委員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劉少奇為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原局改為華中局後,仍由劉少奇任書記,當時化名為胡服。劉少奇在華中地方和新四軍的黨組織中系統地批判了陳紹禹的錯誤思想,宣傳了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和陳毅等同志一起放手地獨立自主地發展了黨的武裝部隊——新四軍,建立了華中敵後的廣大抗日根據地。在此期間,劉少奇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清算黨內孟什維主義思想》等文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馬列學院的講演,後經整理,發表於同年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論黨內鬥爭》是劉少奇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的講演,後經整理發表於次年延安《解放日報》。《清算黨內孟什維主義思想》是劉少奇1943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2週年而撰寫的文章,同年7月4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這些文章,在當時黨內的整風運動清除教條主義的思想鬥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劉少奇同志的簡要歷史(3)   
  1943年,劉少奇由華中回到延安黨中央工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員,並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此期間,劉少奇參加了黨的整風運動和黨的歷史問題的檢討。1945年,劉少奇主持修改了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黨綱是黨章的一部分),並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個報告後來曾以《論黨》為名出版。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中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豐富經驗及黨的建設方面的許多具體問題,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委員,以後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秘書長。 
  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於1946年發動了反共內戰,劉少奇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一起領導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並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土地改革的指示。1947年,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制訂了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劉少奇又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並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1948年,劉少奇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同年,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並在12月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號召大家努力學習馬列主義。1949年3月,劉少奇在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並作了講話。3月25日,劉少奇隨同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北平。隨後曾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視察,並研究如何做好城市工作。5月,在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並分別在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5月31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被推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歷史悲劇不能重演   
  本文原載《人民日報》1981年1月27日。(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別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作出了嚴正的判決。這件事,在我國歷史上將大書特書,它標誌著我國已經走上依法治國的道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審判過程中,我曾參加第一審判庭旁聽。當我看到江青一夥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時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慶幸的是,這些禍國殃民的元兇也有今天!難過的是,死難的人們已無法復生。1967年夏天,當人民處於逆境時,劉少奇同志曾說過:「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他的這個信念終於實現了。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勝利。 
  旁聽時,我一直是強嚥著眼淚在悲憤中受教育的。原來,當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操勞的時候,陰謀詭計已在暗中策劃和醞釀。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使用極其殘忍的法西斯手段,構陷人罪。一個個熟悉的和不相識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動;一句句正義凜然的斥責,一聲聲撕肝裂膽的呻吟,在我耳邊迴盪。多少九死一生的倖存者,在作血淚的控訴;多少被欺騙、被耽誤的無辜者,在憤怒地呼喊。冤獄遍及全國,黨的威信下降,社會風氣敗壞,經濟瀕於崩潰。林彪、江青一夥是千古罪人,就是死10次,也不足以平民憤。這絕不是我一個人的心情,而是億萬人民的心情。我們與林彪、江青一夥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國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別法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執行。我衷心擁護這個判決,贊成不立即把他們處死。因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經無關大局,不影響我們的事業。按照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再給他們點時間,勞動改造,以觀後效,這對人民是有利的。馬克思說:懲罰也是教育。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從來不輕開殺戒的。這種作法同林彪、江青一夥亂捕無辜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採取各種措施,實現安定團結。事實證明,我們黨的確是一個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好黨,經得起各種考驗。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絕對離不開黨的領導。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勢下,問題成堆,還潛伏著危險。有人還妄想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我們絕不可以低估他們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說,絕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幫」的殘餘勢力。對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我們要提高警惕。同時,也要冷靜分析,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如果不善於區別,我們就會上當。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給歷史做出公正的結論。在黨和國家為劉少奇同志舉行的追悼會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這樣的事不能再發生了」,也就是說,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大悲劇不能重演了! 
  我們這些大難未死的人們,要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永遠同人民一起,為人民服務到最後一刻。這樣,才不愧對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負人民群眾的期望,才算盡到自己的歷史責任。   
  永恆的紀念(1)   
  本文原載《人民日報》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難以相信,慶齡同志竟然永遠離開我們了。就在兩個星期前,我還在她的身邊,同她談心,看著她那雙永遠晶瑩明亮的眼睛,交流內心深處的澎湃激情……她的逝世,使我悲痛萬分。 
  慶齡同志與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誼很深,與我和孩子們也很親密。慶齡同志文靜溫和而又堅強有力;她慈祥寬厚而又不失原則;她才識過人而又謙虛謹慎。她猶如無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風雨吹灑,仍傲然玉立。她永遠是我的楷模,不論是在順境中,還是身處逆境,我都從她身上吸取了無窮的力量。 
  我第一次見到慶齡同志是在1949年開國大典那一天。她已年近60,歷經滄桑,但看上去彷彿只有30多歲。她衣著整潔、舉止端莊、步履輕盈、精神煥發。我從小就崇敬仰慕她,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我反而不知說什麼好了。我們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看著天安門廣場上歡騰的熱烈場面,在她那雙我後來很熟悉的秀目中,閃爍著欣喜激動的淚花。 
  從那以後,少奇同志經常主動去看望她,她也偶爾到中南海來訪。我們的關係逐漸密切,書信往來很多。少奇同志和慶齡同志不僅廣泛地討論各種問題,還互相提出意見,在政治上彼此關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們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參觀了中山故居。第二天,慶齡同志邀請我們到她家做客。她很熱情,並親自為我們煮了咖啡。她開口就表示感謝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驚奇地問:「我們剛剛去過,您怎麼就知道了?」她笑了笑回答:「中山先生的老警衛員告訴我的。」少奇同志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家,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現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就是繼承了孫先生的新三民主義。」慶齡同志說:「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山先生的主張才能實現。」當時我注意到,她講這句話的時候,目光、神情、語調都明顯地流露出對我們黨無限的欽佩和信任!隨後她約我們同往虹橋俱樂部散步。我們在大草坪上邊走邊談,間或在長椅上坐坐,有說有笑,十分親切,如同一家。 
  1952年底,慶齡同志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歸國途中,在莫斯科短住。她很想見見斯大林同志。正巧少奇同志也在莫斯科,向斯大林特別介紹了慶齡同志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建議斯大林同志會見她。斯大林同志欣然允諾。 
  少奇同志專門去看望慶齡同志,我們一起看電影,打檯球,愉快地共度了一個下午。少奇同志告訴她,斯大林準備很快會見她。這是極不尋常的禮遇。 
  可能就在第二天,斯大林熱情地會見了她。 
  北京解放後組織中蘇友協籌備會,主任是慶齡同志。原準備由她擔任會長。但後來黨中央考慮兩黨兩國關係複雜,怕她難處,所以在友協正式成立時,由劉少奇同志任會長,慶齡同志為第一副會長。直到斯大林去世後,中蘇兩黨的政治分歧逐漸明朗化,少奇同志才向她作了說明。她很諒解,並感謝黨對她的體貼。慶齡同志從來就是非常識大體、顧大局的,以國家利益為重,從不計較職務地位、名利待遇。 
  慶齡同志從20年代起就支持共產黨,解放後她一切按黨的決定辦,盡心盡力。她曾經說過:「國民黨早已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只有共產黨能團結全國人民把中國搞好。社會主義就是新三民主義的發展。」因此,她一直熱愛我們黨,並在後來要求加入共產黨人的行列。 
  1957年4月到上海時,我又陪同少奇同志去看望她。少奇同志與她談起黨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說:「孫中山先生很有才華和魄力,獻身革命幾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沒有成功,就因為沒有一個好黨。」慶齡同志立即點頭表示非常贊同這一見解。少奇同志又說:「我們黨吸取了這個教訓,才領導革命成功了。現在,我們號召群眾幫助我們整風,目的就是使我們黨更好。」慶齡同志興奮地說:「黨中央採取這個態度很好,我相信黨一定會越來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懇切地提出:「我希望參加共產黨。」少奇同志非常高興,但慎重地表示:「這是一件大事情,我將轉報黨中央和毛主席。」   
  永恆的紀念(2)   
  不久,又是在上海,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去看望慶齡同志。少奇同志懇切地對她說:「黨中央認真地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慶齡同志點了點頭表示理解。但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靜,眼中含著淚花。當時我和她一樣,深感遺憾,我甚至還覺得有一絲歉意。今天想來,黨中央的考慮是正確的。但當時的情景和她的淚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裡。 
  確實,我們黨把她作為黨內負責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訴她,並聽取她的意見;她也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與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少奇同志曾對我說過:「歷次關鍵時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 
  慶齡同志一向敬佩毛主席。在她北京和上海住所的客廳裡,一直懸掛她親自選擇的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同志的像片。毛澤東同志的像片都是生活照,顯得十分親切。她對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和幾位大姐都非常尊重,他們也敬重和關心慶齡同志。少奇同志處處注意慶齡同志的生活習慣,每次去她那裡都事先用電話聯繫,徵得她的同意。請她參加活動或會議,也一定先囑咐秘書和有關同志詢問她的健康狀況與本人意願。大家都見到過,在公開場合,少奇、恩來同志經常讓她先行,並攙扶她起坐行走。 
  1963年,少奇同志出訪東南亞4國。行前,我寫信向慶齡同志請教應注意些什麼事。正巧她身體不適,卻立即自擬一張單子,滿滿地寫了許多注意事項,還派秘書向我詳細解釋。從禮節、服飾、言談到生活細節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過肩關節周圍炎,腸胃也不好,因此特別囑咐我,到熱帶地區不要貪涼,睡覺時一定要關冷氣,不要吃生冷的東西。現在想起這一切,我心裡還充滿感謝之情。 
  慶齡同志生活樸素,她的住所的客廳不大,乾淨、簡樸、高雅,桌上擺著盛開的鮮花。這一切,與女主人的氣質十分相稱。臥室也很簡單,只有幾件老式半舊傢俱和一架鋼琴。日常衣著雖然很整潔,卻並不輕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夾縫裡接一條,再穿。可是,每次會客,她都很注意服飾,以示對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靜,1960年,組織上給她調換了一所住所。房子剛粉刷過,有些潮濕,引起她的關節不適。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本有決定無論哪一級幹部都不許蓋住房,但考慮到慶齡同志的特殊情況,決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處新居。並派人帶了設計方案專程去上海徵求她的意見。少奇同志叫我給她寫了一封信,請她向有關同志盡量談出她的需求。慶齡同志很快回信謝絕道:現在國家建設時期,急需款項,不能為我另建新房子。並感謝黨中央的關照。她一向嚴於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還住在這座房子裡。 
  慶齡同志待人誠摯、體貼,她曾經告訴我,她年輕時最喜歡讀文藝作品,也酷愛音樂。她幾次說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還輕聲地告訴我,她煮的咖啡香極了。因那幾年我常在農村工作,沒能學成。遺憾的自然不是學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學習的機會。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對我說:「宋副主席是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溫暖。」並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愛孩子。」從此,我們的孩子經常給她寫信,還把圖畫、手工寄給她看。她在北京期間還約我帶孩子去看望她。她總是把孩子拉到身邊,親切慈愛地問這問那,又親又抱。孩子們也無拘無束,給她表演節目,請她看作業、成績單,甚至學舌。有時孩子學著大人談話中的英文詞,那笨笨的發音,逗得她高興地笑出聲來,滿屋子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每到聖誕節、新年前夕,孩子們就自動給她製作賀年片、畫畫、寫幼稚信,她十分喜歡。來信說:「你們送我的東西,因為是你們自己製作的,都那麼有意義,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極了。」大些的孩子經常向她匯報學習和生活情況,甚至把日記寄給她。她每次覆信都很認真,充滿感情,鼓勵孩子們上進,還贈送每個孩子筆記本、糖果、小點心等禮物。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歲的平平寫信給她,報告了放假期間到農村參加青年開山突擊隊的感受。慶齡同志第二天就給平平寫了一封長達2000多字的信,讚揚平平做得好,並在信尾親筆簽了「宋媽媽」3個字。在慶齡同志身邊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訴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還念叨平平。   
  永恆的紀念(3)   
  每年,慶齡同志和我們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禮物。她出訪歸來,總把一些紀念品轉送我們留存。有一次,我們去看她,少奇同志風趣地說:「你老是送給我們東西,我沒有東西回送,怎麼辦?多不禮貌!」慶齡同志笑著回答了一句:「孩子自己做的小東西,就是給我的最好的禮物。」我們都爽朗地笑起來。我們相聚相處,常常談笑風生,甚至頗有戲劇性。為了克服口音帶來的困難,少奇同志就讓慶齡同志說英語,我翻譯過來,少奇同志也偶爾用簡短俄語來表達。談話中上海話、湖南話、普通話相間,又加上點兒英語、俄語,很有趣味。…… 
  回憶起來,慶齡同志給我們的關懷和鼓勵,遠比我們給她的要多得多。 
  1966年12月底,少奇同志和我已處於逆境。出乎意外,我們收到了慶齡同志給幾個孩子的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一切似乎與往年一樣。看到慶齡同志熟悉、剛勁的筆體,看到無比親切的「宋媽媽」3個字,我腦海裡不禁聯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1932年,少奇同志離上海到蘇區工作。何寶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後,少奇同志的兒子毛毛流落街頭,含辛茹苦。1935年左右,正是黨最困難的時期,有人曾以少奇同志兒子的名義,向宋慶齡女士申請救濟。慶齡同志明明知道少奇同志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工人運動的領袖,卻不畏白色恐怖,親自批准按月發給撫養費。直到20多年後的1958年,少奇同志和我才聽說這件事。儘管這筆錢沒有用到毛毛身上,我們還是甚為感動。後來向慶齡同志表示感謝時,她只是微微一笑。慶齡同志也許以為這算不了什麼。的確,比起她在黨和人民困難之際挺身而出的許多重大行動,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但小事見精神,我們更加欽佩她高尚的品格、情操和勇氣。這一時期,慶齡同志營救了多少革命者和他們的後代! 
  1967年,孩子們被強迫離家,天各一方,隨後,我進了監牢。獄中,我日夜掛念孩子們。孩子們也千方百計尋找父母。萬般無奈,他們只好給宋媽媽寫信。在當時也身受冷遇的宋媽媽接到了信,又一次無私地幫助孩子們,立即把信轉給了毛主席。 
  分別了5年之後的1972年,孩子們終於獲准到監牢裡來看我。看到他們精神面貌很好,我真高興,半晌才說了一句:「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他們湊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告訴我:「媽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誌和糖,鼓勵我們好好學習。」多麼難能可貴!孩子們一句話解答了他們何以能健康成長的原因。人民是他們的父母,慶齡同志又一次在我們心目中成為偉大人民的象徵。 
  慶齡同志不僅關照我們的孩子,同時也關心所有的孩子。據她身邊的一位護士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挑動下,一些很單純的孩子寫信要她改變已經梳了數十年的髮式,「破除封資修」。慶齡同志看信後說了一句:「唉——這些不懂事的傻孩子,這種髮髻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啊!」沉思片刻,她又自言自語:「他們可別害了我們可愛的孩子們……」最近,慶齡同志雖在病中,還寫信給全中國的兒童:願可愛的小樹苗茁壯成長。是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和後代。 
  1978年底,我重獲自由以後,孩子們立即稟告了宋媽媽,她非常高興,祝賀我們團聚。不久,在一次集會上,我們終於又見面了。我激動地握住慶齡同志的手,笑著,她也笑著,我們什麼話也沒說,就像第一次見面時一樣。是啊,有什麼語言能表示出我們的情意呢?又有什麼方式能表達我對她的敬愛和感激呢?——只有這同志式的握手。 
  1980年5月12日,我動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慶齡同志寫來的英文親筆信。一開頭就稱「我最親愛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說:一點小禮物,「卻包含了我對你們所有的愛」。我知道,此時她也一定與我們一樣緬懷少奇同志。在少奇同志追悼會上,我們互相注視了短短一刻,我看到,慶齡同志的眼中又閃出我曾見到過的勝利喜悅的光亮。我們緊緊地擁抱,緊緊地貼在一起。   
  永恆的紀念(4)   
  慶齡同志對現在的黨中央非常信任。黨中央對慶齡同志關懷備至。許多負責同志到外地視察時,還經常打電話關心她。 
  5月14日晚,慶齡同志病情惡化,體溫高達4025℃。15日早晨,我趕去看望她。她體溫已下降,神志清醒,我們最後一次談了心。我與在場的醫務、工作人員一起耳聞目睹了她是怎樣最後一次提出入黨要求的。她接連重複了3遍,明確表示堅決要求入黨。望著她那雙我熟悉的、晶瑩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動得淚如泉湧,親吻著她說:「親愛的慶齡同志……」 
  鄧穎超同志和彭真同志代表黨和國家問候慶齡同志,表示熱烈歡迎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上午10點30分,慶齡同志的入黨要求直接報告了耀邦耀邦,即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同志。下午,小平同志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會後,立即通知慶齡同志本人。——慶齡同志終於實現了她最大的願望。 
  第二天,人大常委會向宋慶齡同志表示了全國人民的敬意,授予她最高的榮譽。她在病榻上聽了這一公報,依舊是那樣平靜,反覆地說:「謝謝大家,謝謝大家!」這一句話裡包含了她對我們祖國、人民,對我們黨的全部感情。是的,慶齡同志已不需要說什麼了,她用自己畢生的奮鬥向人民作了足夠的表白。 
  慶齡同志勇於追求光明,不斷前進,愛憎分明,剛正不阿,謙虛勤勉,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慶齡同志的高貴品質,她的一切一切,已同我們偉大的祖國和社會主義事業融為一體,已成為我們國家的象徵。她不愧為我們國家的名譽主席。 
  慶齡同志對中國革命事業,對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直到最後一息,她仍帶著安詳的微笑,彷彿表達她永遠蘊於心中的那句話:「偉大的中國人民啊,我是多麼地愛你們!」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1)   
  本文原載《文匯月刊》1981年第7期。——記少奇同志二三事(一九八一年六月)1960年4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條中型客輪,出三峽,考察了葛洲壩壩址後,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剛過宜昌,突然碰上難以預料的龍捲風,頓時風吼雨至,濁浪驚空,輪船劇烈地顛簸搖晃。在探照燈的光柱下,發現江上有小船陡然躍起,又被大浪壓下去。 
  這突如其來的風暴使所有的人驚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著,落水者一再呼救。輪船上人們議論紛紛。有人說必須快去救人;多數同志認為,輪船偏離航道有危險,上級給他們的重要任務是保證國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過往船隻來救……正在艙內批閱文電的少奇同志知道了這些情況,當機立斷地說:「就因為是國家主席坐的船,更應該首先搶救人民!」 
  船員們見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奮不顧身,投入這場搶險的搏鬥。經驗豐富的老舵手把穩航向,克服浪濤的推力,讓船側身擦過淺灘;水手們用鏈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欄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艙裡,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燈正在四下掃射,巨濤像矗立的牆壁,咆哮著滾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與箭一樣射來的雨點,飛濺到窗上。江面上一隻隻小木船像是飄蕩的樹葉。少奇同志又命令為小船擋風。輪船橫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纜繩牢牢繫住…… 
  清晨,風停雨過,江面上又恢復了平靜,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兩個落水者下船時激動地握住船長和水手們的手,流下熱淚。纜繩解開了,小船也一條條散去,上面的人們望著客輪漸漸遠離,不住地揮手致意…… 
  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險風,那惡浪,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與其他革命老前輩一樣,在危難時刻,總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萬封國內外來信,絕大部分是表達他們對少奇同志的懷念,使我極為感動。我深深懂得,這不只是對少奇同志一個人的懷念,而是對老一代革命家,對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的懷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長歲月裡,我感到他最寶貴的品質,就是對人民是那樣滿腔的熱愛,同人民的血肉聯繫又是那樣的深。我耳邊經常響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話:「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確,無論在順境或身處逆境,少奇同志都是與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 
  全國解放時,少奇同志就極力主張共產黨員公開身份,以加強群眾對黨員的監督,保證執政黨不脫離群眾。他認為,過去在根據地、游擊區或白區,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因為不解決就不能生存。現在取得了政權,進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眾疏遠。這個問題必須引起特別的注意。他曾說:「我們反對國民黨,是因為國民黨欺壓群眾。如果我們自己執政,不代表群眾的利益,脫離群眾,甚至蛻化到欺壓群眾的話,那我們和國民黨有什麼區別?」為了保證黨不變質,他主張首先要加強群眾對黨的監督。每個黨員,包括他在內,都要受群眾、受組織的監督,而且應該歡迎別人監督;作為領導幹部,更應該這樣。 
  少奇同志參加制訂和執行政策時,都是堅持群眾路線的。無論到哪裡,他總要向那裡的群眾請教,做調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從不輕率做出決定,總是反覆推敲,權衡利弊,與群眾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找到不少他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他在找人談話時聽到的情況和意見,其中有各級幹部、工人、農民、軍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資本家的反映。50年代初,他還特地從湖南老家找了幾個農民,擔任他的通訊員,要他們每年給他寫一兩封信,如實反映情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許隱瞞,只要是為大家、為集體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年和以後,在號召群眾向黨中央反映真實情況時,他幾次同幹部和群眾說過:「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來。為了群眾的事到北京來,路費歸我負擔。」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2)   
  也經常有這樣的事。某些方針政策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來有關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請他們提意見。有幾次,我聽見他對一些負責幹部說:「你認為我的意見對,就按照我說的去試試辦;你認為我說的不對,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說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對意見。當然,如果實踐證明我提出的主意錯了,我願意跟你們一起分擔責任。」經過這樣反覆的摸索、試驗,再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批准,一項政策才決定下來,重要的還訂為法律。凡是多年來證明仍為正確的政策,都是這樣慎重地訂出來的。 
  1957年,有些地方出現「鬧事」。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視察,找省、地、縣幹部談,找普通工、農、兵、學和知識分子等各方面的群眾談。我記得在河南新鄉,有家國營大工廠,因任務縮減,調了100多工人到五金生產合作社去做鉗子。廠領導工作草率,未徵得工人同意,採取了壓服的辦法,引起工人鬧事,還定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聽取匯報時一言未發。到新鄉後,他找了有關幹部、群眾和「鬧事」者代表仔細問了事情的原委,認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見,最後,他認為這不是反革命事件,決定推翻原結論。他找來了當地處理這件事的幹部,耐心做說服工作,搞通思想,讓他們主動去平反;並告訴他們,能勇於改正錯誤的幹部,只會贏得群眾更大的信任,將來可以更好地進行工作。 
  少奇同志認為,當幹部群眾發生矛盾時,領導幹部應把複雜的情況毫不含糊地對群眾講清楚。屬於我們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一定要向人民群眾作認真的自我批評;對群眾的錯誤思想或過高要求,也要耐心說服,循循善誘;至於群眾合理的要求,如暫時不能滿足,也應把真實情況向群眾講清楚。他說:「群眾是自己人,應向群眾講真話,不許騙人。共產黨人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也應該相信群眾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 
  那一段時候,在處理這類事件時,少奇同志一再強調,確定一樁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質,關係至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眾,會牽連很多親屬。他認為,鬧事的原因是複雜的,要嚴格區分兩類矛盾。經過兩個多月在各省的調查和現場處理問題,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混淆在一起的時候,首先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樣比較妥當,不會傷害好人。他還說,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時刻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是團結,不要為手段忘記目的。少奇同志在《論黨》中寫道:「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他一生信守這個原則,至死不渝。 
  最近,陳雲同志強調: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黨是來自人民的,脫離了人民,我們黨也就不存在了。 
  「大家都是侍候人的」 
  也是在1957年,北京地質學院第一批學生畢業,寫信反映了一些思想問題,要求少奇同志給他們講講話。少奇同志欣然邀請他們和共青團的一些幹部到中南海,談了3個多小時。他針對學生不願到野外勘探隊去工作的思想問題,說:許多學生羨慕老革命,想早生幾十年,在槍林彈雨裡當英雄,說現在只能爬荒山,找石頭,太平淡了。其實,建設也是戰鬥,地質勘探隊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偵察兵和游擊隊,與解放前山上的游擊隊一樣,生活都很苦,但幹好了都能當英雄。找到一個礦就是打了個大勝仗,立下個大功。生活中越有奮鬥,就越有意義。中國有幾億人,毛主席、朱總司令這些同志帶頭打游擊,吃了幾十年苦,打出了個新中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今天的建設中,別人不想滿山「打游擊」,你們去,幾十年以後,你們肯定能打出個發達得多的新中國。你們吃一點苦,使6億人享福,高興不高興?這次談話使地質工作人員和學生受到很大鼓舞。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3)   
  少奇同志不只是鼓勵青年人立大志,創偉業,不要貪圖安逸舒適的生活,他自己更是風塵僕僕、席不暇暖地到社會主義建設現場去解決問題。1961年,他由廣州到湖南調查了44天後,又奔赴東北,視察大慶油田。因為那時對油田建設是上馬還是下馬,正舉棋不定。少奇同志深入油田第一線,摸清了情況,決定不惜力量保大慶。職工們感謝他,他說:「應該謝謝你們,是你們的幹勁鼓舞了我!」 
  夏季的興安嶺,森林茂密蒼翠,陰霾的天氣,即使不下雨,也是雲過一身濕;而晴日林間,蒿草荊棘飽含露水,又像個蒸籠。這裡是鳥獸蚊蟲的世界。少奇同志與大家一樣,穿著雨衣雨靴,健步行進在泥濘崎嶇的山間小路上。他拿一根樹枝,既當枴杖,又用來驅趕嗡嗡纏人的蚊蟲。白天,他深入林場,看採伐、集材、歸楞等生產操作,觀察林場的更新情況,訪問工人居民生活區;晚間,在火車上召開工人、幹部座談會,聽取匯報並與大家談心。一天,他突然問這裡是否買得到酒。當時國家困難,缺糧少酒,林區交通又不方便,供應極少。少奇同志說:林區工人的工作、生活條件都很艱苦,常年處於陰寒潮濕的環境中,必須要保證讓工人有足夠的酒喝。他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保證供應,作為急需生活物資優先運到林區。 
  少奇同志不僅關心和積極解決群眾眼前問題和困難,更顧到他們的長遠利益。過去他常講起,歷史上西安、北京等地區都是林區,建了都城,樹就全砍光了。現在,有人的地方林都沒有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來,就因為沒人煙,來了人就剃光頭,這樣不行。在視察中,他發現森林資源浪費很大,采育比例失調。有一天,在一片松林裡,他抬頭望著那參天的松樹,語重心長地對陪同的林區領導同志說:「百年之後,還能不能有這樣的紅松林啊!我們這一代人采光了 ,下一代人怎麼辦?後繼有人,也要將來有林。」接著他又說:「我國森林資源很少,我們這一代人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不僅以後沒得用,還要影響氣候,我們死後都要受審判的!」「不要享祖宗的福,給子孫造孽!」那次,少奇同志對我國林業的採伐與更新,木材的綜合利用,工人生活區的建設,都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建議。以後,黨中央又制訂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 
  在歷時一個多月的視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興安嶺和牡丹江的幾個林區。他雖已60多歲,卻精神飽滿,不顧種種困難,有時一天要跋涉幾十里山路,對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蟲咬也都不在乎。他換下的被汗水、雨露濕透的衣衫,上面還常常有斑斑血點。每次,我什麼也不說,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這是人民交給他的工作。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裡一定是高興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眾,不僅僅是事事向幹部和群眾請教,對群眾中先進的東西加以提倡、推廣,從他們那裡吸取營養,也表現在對幹部和群眾的錯誤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評,講明道理。在一次談話中,一些售貨員、保育員、護士反映說,有許多同志不安心這些行業的工作。少奇同志講:現在大家都願意當工人,不願幹你們這些行,認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照這個說法,礦工就是侍候石頭,鉗工是侍候鐵塊,車工是侍候機器,農民又是侍候土地莊稼,科學家成了侍候星星、老鼠、試管或書本,這不算低人一等,為什麼單單侍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還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簡單,而且更有前途。因為將來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侍候什麼東西都可以用機器代替,唯獨侍候人不能完全用機器代替。帶孩子,照顧病人,教育學生,永遠需要人。而且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這些職業。這方面的學問也會越來越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發明,創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又說:我跟你們一樣,也是侍候人的,只不過可能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個人又都受別人侍候,這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嗎?我看不出能有什麼比培養人才,或使別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這一席話,說得大家會心地笑了。既然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唯一的宗旨,有什麼理由去挑肥揀瘦呢?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4)   
  「決不能辜負人民的信任」 
  少奇同志很欣賞范仲淹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他認為古人能做,難道共產黨人還辦不到嗎? 
  1959年4月,少奇同志當選為國家主席。選舉的當天,他回到家裡,工作人員和家人都跑出來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賀。但他只是向大家點了點頭,表情嚴肅,臉上沒有一點兒笑容。按理,擔任了一個偉大國家的元首,高興一下,笑一笑總是應該的。他擔任了國家主席,我為他高興,因為這是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但我看見他那種嚴肅的表情,我沒向他祝賀,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時說:「人民信任你,你就決不能辜負人民的信任。」「人民給你多大的權力,你就要負多大的責任。」當時,農村情況不好,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已開始發生困難,國際上反華喧囂日益加劇,他是受命於危難之中。他正在擔起多麼重的擔子呀!又怎麼能開懷地笑呢? 
  三年困難時期,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們,都為國為民擔憂,四處奔走,體察民情。為了瞭解真實情況,弄清問題的癥結所在,1961年春天,他到湖南長沙、湘潭、寧鄉3縣搞調查。他已經快40年沒有回過他的老家了。古人說,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可他這次穿的是一套藍布制服,戴一頂藍布帽,著一雙青布鞋,到了寧鄉縣委的大院裡,大白天同縣委負責同志走了個照面都未被認出,擦肩而過。有位同志發現了我,才又轉回來說:「劉主席呢?」我指著旁邊的少奇同志說:「這不是!」 
  到了家鄉,少奇同志不住賓館,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來用作養豬場的飼料房或生產隊的房子裡,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鋪。他在各村隨便走訪,找幹部、社員談話,鼓勵他們講真話。他說:「講錯了也不要緊。好就說是好,壞就說是壞,實事求是。」 
  少奇同志從炭子沖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趙家沖,遍訪了那個屋場所有社員的家庭,看到農民家裡油鹽罐裡,只有鹽沒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腳搓開路旁一攤已經風乾的人糞,看看裡面究竟是些什麼,發現多是粗纖維,是糧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結果。他查問旱情,詢問他年青時熟悉的一些水塘頭年水位的高低,和過去對比,知道旱情並不嚴重。他聽說有許多社員因為辦食堂、蓋養豬場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7次,很感慨地說:「中國有句老話,『人搬三次窮』。群眾連個安定住處也沒有,這怎行呢?我們是共產黨啊!」 
  從調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電報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一面採取各種辦法,幫助群眾解決困難。他重申了社員的房屋所有權,房前屋後的林權,要求當地幹部:「在不引起新損失的情況下,要讓社員回到土改時確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辦好就辦;不能辦好,群眾願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證群眾都能吃上飯。」因為群眾住房緊張,少奇同志還告訴幹部不要保留他的舊居,讓群眾搬進去住。可是,沒有一戶社員肯搬進去。少奇同志就親自動員原住戶和解放前他家的長工搬回去,說:「你們放心住著,到將來有更好的房子住時,你們再搬走。」 
  最使我難忘的是,在浮腫病院裡,那裡不但有老人,還有許多青壯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幾乎要掉下淚來。他公開向幹部和社員們講:「40年沒回家了,看到鄉親們生活很苦,工作沒做好,我心裡很難受。」「我對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眾積極尋找解決辦法,以糾正錯誤,嚴厲批評了一些幹部:「不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是從上面的意圖出發,這是很不好的風氣。」同時又專門找了因堅持反「五風」而被撤職的大隊幹部,表揚了他們敢於堅持正確意見,動員他們出來工作。由於當地矛盾複雜,曾整過那些幹部的大隊書記聽說了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當眾大聲叫罵:「劉鬍子,你竟敢用右傾分子!」公安幹部報告了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轉身又談別的正事了。幾天後,少奇同志見到那個大隊書記,嚴肅又和藹地對她說了一句:「我們共產黨員是為大家辦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個幹部的臉立刻紅起來。少奇同志還找犯過「五風」錯誤的幹部,指出不能因為受批評就心灰意懶,躺倒不干;要顧大局,團結一致,共同克服困難。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眾承認錯誤,並主動替各級幹部承擔責任。他檢討說:「教訓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級幹部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中央,中央責任在我!」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5)   
  由於過度勞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間,他仍念念不忘群眾疾苦,撿橡子、吃木薯,嘗代用糧。有一次還差點兒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緊張。醫生嚴厲地批評了廚師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責又委屈,說是首長硬讓他做的。這時期,少奇同志極力提倡恢復自留地,適當開放農貿市場,彌補國營和集體經濟的不足,想方設法使人民度過困難。 
  因為少奇同志親自做了調查研究,摸清了真實情況,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總結經驗教訓,並主動承擔了責任。一種對祖國、對人民的責任感,使他和一些領導同志下定決心:一定要糾正錯誤,扭轉局面,號召全黨全民緊緊團結,克服困難。當時,國際上,蘇聯已中斷了一切經援,撕毀合同,又趁我困難強逼還債;美國加緊對我國的封鎖;印度挑起邊境爭端,強佔我領土。台灣的蔣介石也瘋狂地喊叫反攻大陸。內憂外患,危浪險濤。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飯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經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總是充滿信心和決心,日日夜夜,與全黨、全國人民一樣緊張地工作。 
  1963年,我國度過了困難時期,經濟開始復甦,市場也日漸繁榮。人民開始高興的時候,少奇同志也高興了!春節期間,北京和平門外琉璃廠一年一度的集市——廠甸,又活躍起來了。上午,孩子們去逛了回來,吃中飯時談得可高興了,什麼風車、大糖葫蘆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種土特產呀,說個沒完。少奇同志聽得很有興趣,興奮地說:「我們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帶上孩子們坐車去了,一過和平門,車子就停下來,步行一段路,走進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牽著孩子在人群中擠來擠去,看看這,摸摸那,像小孩子過年似的。我們一起生活了多年,卻很少看見他這樣開心。他此時的心情,是每一個曾為人民做過一點兒好事的人,都能體會到的。看到群眾歡樂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內心地笑了。 
  「做人民的好兒女!」 
  少奇同志出身於一個富農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個。9歲時,父親病故。全家都很疼愛他,尤其是母親,對他格外疼愛,而他也一直很敬愛母親。 
  1920年,22歲的少奇同志離家到上海學俄文,準備赴莫斯科學習革命經驗。母親捨不得他,怕以後見不著了,不讓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親說:「我離開祖國遠行,離開母親,是為了祖國,也是為了母親啊!」1925年,他被軍閥趙恆惕逮捕釋放後,母親說什麼也不讓他走了,跪下來哀求他:「再別幹這種事了,太危險了!」在當時封建禮教還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一個孝順的兒子要抗住母親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堅定性啊!少奇同志溫厚而堅定地對母親說:「別的事,我都可以答應你,唯獨這件事,不行!」以後,少奇同志到了廣州,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領導全國工人展開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曾把母親接到城裡,專門找人給她畫了一張像,一直帶在身邊。這張像,至今我還保留著。 
  少奇同志是他母親的愛子,但他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兒子,他最自豪的,就是能做人民的好兒子。他曾說:「對領導幹部來說,最大的報酬是人民的信任。」對於這種信任,他感到驕傲,但從不濫用這種信任,從不濫用黨和人民賦予他的權力。他把自己看做人民中的一員,也要求親屬這樣做。 
  少奇同志有一個比他大兩歲的姐姐,一直在生活上跟他關係不錯。記得解放後她來看我們時,曾笑著對少奇同志說:「別看你當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時候我還打過你屁股呢。」但在政治上,這個姐姐早年也極力阻攔少奇同志革命,甚至還罵他不孝不悌。這個姐姐嫁在地主家庭,土改以後,要自食其力,頗感困難,不免有抱怨情緒。有一次,她寫信給少奇同志:「我在塘邊,一邊打水一邊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這裡打水……」少奇同志回了一封信:「我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勞動,靠勞動生活,我感到光榮。如果我姐姐還在繼續靠剝削生活,我會感到羞恥的……」本來,只要少奇同志稍一援手,就可以幫他姐姐很大的忙,但他並不這樣做。他積極支持自己的姐姐做一個勞動者。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6)   
  對自己的子女,少奇同志一直讓他們與群眾在一起,在鬥爭的風雨中成長,把他們交給人民。在那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裡,何寶珍何寶珍,1923年4月在江西省萍鄉縣安源鎮與時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理總主任的劉少奇結婚,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犧牲。烈士被捕就義,允斌、愛琴、允若(毛毛)允斌、愛琴、允若,即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劉少奇的長子、長女、次子。3個孩子流落在外,一個當了小長工,一個淪為童養媳,一個做了小學徒和報童,飽飲苦水。1938年和1946年,周恩來、葉劍英同志在武漢、南京先後把他們找回延安。後來,少奇同志說:「沒有父母不愛自己的子女的。只有全國人民的孩子都幸福了,我們的孩子才能幸福!」 
  三年困難時期,少奇同志堅持讓孩子們在學校吃住,他對我說:「人民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嘗嘗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將會更好地總結我們的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 
  1967年初,少奇同志受到林彪、江青一夥殘酷的打擊迫害,孩子們也橫遭株連。過去,少奇同志總是教育孩子們要聽黨的話,熱愛毛主席,時刻與群眾在一起,認真學習,積極投身革命。孩子們心目中的父親,形象是崇高的,而今竟成了「革命對像」!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們,更不知如何去認識。但他們始終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是反革命,一直留在我們身邊。因此,壓力和打擊也就更大些。哪一個做父母的看到孩子為了自己受連累,被圍攻、批鬥,能不倍感心疼呢?一天,平平和亭亭平平、亭亭,即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劉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我心裡很難過,走進她們的屋子,像過去一樣拉開書桌抽屜,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記。日記的字裡行間包含著天真稚氣和美好的幻想,也有悲觀失望和受到的無情打擊。而這一切,孩子們全未對我們說過。就是在日記裡,也沒有流露出對父母有任何譴責之意。但孩子畢竟是由於我們而受折磨呀!我看著,想著,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親愛的爸爸媽媽呀,你們為什麼要生我?我本來根本就不該到這個世界上來。」我不知道有誰嘗過心如刀絞的滋味,我用手按住胸口,兩眼死死盯在這句話上。我拿著平平的日記,剛要進少奇同志辦公室,又猶豫起來,該不該讓他知道呢?他還不夠難受嗎?而他又能對孩子們說什麼呢?少奇同志抬起頭,發現我滿臉淚痕,有些吃驚,走過來從我手裡接過日記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源源,即劉源,劉少奇的兒子。、亭亭叫到身邊,親切而又語重心長地說:「人民現在認為我沒有把他們交給的工作做好,他們生氣,對你們也有過火行動。你們要千方百計地理解群眾,絕不能有任何對立情緒,要經得住委屈。」「年輕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只要你們在人民中好好學習,好好勞動,他們會瞭解你們,愛護你們的。人民最終會信任你們,人民會做你們的父母!」正是在最艱苦的時候,人民把溫暖帶給了他們,指引、培養了他們,人民確實做了他們的父母! 
  回顧我們黨的光輝戰鬥歷程,黨就像一條巨大航船,曾飛速行駛,也曾迷途擱淺,可她終於戰勝了一切敵人和困難,把我們載上正確的航道。輪船經常需要檢修、保養和愛護,這不僅僅是一些技師、工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否則在逆流風暴中,會翻船的。早在1943年,少奇同志就說過:「共產黨永遠不怕真理,永遠不怕告訴群眾以真理。即使這樣做對我們暫時不利,也必須這樣做。」只有這樣做,我們黨才更贏得全國人民的信任。我堅信,偉大的中國人民一定會緊緊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走上光明的航程。   
  《回憶劉少奇同志在華中》讀後   
  本文原載《人民日報》1984年11月24日。王闌西撰寫的《馳騁中原——回憶劉少奇同志在華中》一書,由北京出版社於1984年10月出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馳騁中原——回憶劉少奇同志在華中》,記述了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少奇同志擔任中原局和華中局書記期間,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根據地,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方針,奪取歷次反「掃蕩」和粉碎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高潮的勝利。這些史實反映了少奇同志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政策;同時又善於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鬥爭策略的領導藝術,對我很有教益。我想,這本書對研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以及研究黨史、革命史的同志,也是一份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老實說,關於少奇同志這段經歷,如此大量詳細具體的材料,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少奇同志很少講他自己。1948年夏天,同少奇一起散步時,我曾要求他說說過去的革命活動。他很嚴肅地回答:「不要由我的過去瞭解我,應該從我今後的工作瞭解我。」當時聽了,我挺失望,也很感動——一位中央負責同志不向自己的親人表述自己的功績,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難得的美德!從此,也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重。 
  但我還是想多知道少奇同志的一些革命活動。後來,我不僅特別注意聽他和老戰友們的談話,還留心收集和保存他的手稿,甚至連他寫下的片紙隻字,我也捨不得丟。為做好他的助手,也為瞭解他的過去,我還注意閱讀一些革命鬥爭史料。儘管如此,少奇同志對革命的貢獻,特別是具體情況,我仍然知道得很少。現在,我更喜歡閱讀或聆聽老同志們談論有關少奇同志的情況。這本書和其他同志寫的文章,所以這麼吸引我,原因也就在這裡。 
  1943年春,少奇同志向黨中央寫過一份《六年敵後工作經驗的報告》,現在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的是其中一部分。原稿約5700多字。手稿「文革」前一直保存在我手裡,前兩年我完整地交給了中央檔案館。這報告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就是《馳騁中原——回憶劉少奇同志在華中》中寫到的那段歷史時期的工作總結。讀了這本書以後,我重新學習了少奇同志的報告,又有不少新的收穫。   
  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1)   
  本文原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的《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6期。——重讀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 
  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感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劉少奇選集》(下卷)出版前,我又重新閱讀了少奇同志的一些講話記錄、文章、手稿等,篇篇引起不少回憶,特別是經過十年浩劫,再學習這些文章,我對少奇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風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更增加了對他的崇敬。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引人入勝的篇章之一,我反覆讀了幾遍,這篇即席發言深刻生動、語重心長,通篇貫穿著實事求是精神,不少觀點、提法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做出了重大貢獻。 
  1962年1月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是黨中央、毛主席召集中央、省、地、縣委書記參加的4級幹部會,習慣稱為「七千人大會」。根據毛主席指示,會議由多年主持黨中央一線工作的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主報告,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這篇報告的內容,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調查研究共同商定,以後又反覆徵求有關方面的各大區負責人的意見,由少奇、恩來、陳雲、小平等同志多次討論修改,字斟句酌,最後送毛主席審閱定稿。會前,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代表中央的報告已印發,不必在會上念了,你口頭敞開講講,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連夜寫了發言提綱,在書面報告的基礎上,提到不少事例,有些新提法是未見諸書面報告的,但也都同毛主席和一些負責同志談論過。「講話」正確分析了形勢,根據實際情況研究了客觀規律,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勇於承擔責任,找出改進工作的辦法,突出講的是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問題。 
  少奇同志這篇講話是來之不易的。 
  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與會同志對全國形勢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經毛主席幾次直接給農民寫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評,「左」傾錯誤已得到糾正,群眾生產和生活已大有好轉。另一種反映則是退賠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初期出現了以「一平二調」為主要內容的「共產風」。「平」,指搞平均主義,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認按勞分配原則;「調」,主要指縣社兩級無償調撥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財物和勞動力,否認等價交換原則。1961年,中共中央決定堅決糾正「一平二調」錯誤,徹底對農民進行退賠。問題遠未弄清,農村情況還很嚴重,最困難的時期尚未過去。各有各的材料、依據和數字。要制定正確的政策,必須掌握真實的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因此,在會上黨中央、毛主席特別強調要加強調查研究。 
  會後,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彭真等同志先後帶頭下鄉蹲點搞調查。離廣州前,少奇同志約了中南局書記和湖南省委書記談話,說這次去湖南鄉下,我不住招待所,採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不擾民,又可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1961年4月1日到5月16日,一些同志和我曾隨同少奇同志到長沙縣天華大隊和寧鄉縣炭子沖大隊等地蹲點調查。少奇同志走家串戶,找幹部、群眾談話,召開大、小座談會,查看山林、水塘、屋場、食堂、病院、集市、水庫、社隊企業……工作人員則進行家訪,或參加田間勞動。前後44天。 
  調查是為了認識世界,加以分析,找出改造世界的辦法。少奇說過調查研究的目的有3個:一是瞭解中央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如公社實行的糧食政策、供給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不正確;二是已實行的政策夠不夠,出現什麼新情況,要根據新情況來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要根據發現的新問題,提出應訂些什麼新政策。所以,關鍵就在於敢不敢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首先得從實際出發,弄清什麼是真實情況。而瞭解實情,有時在有些地方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錯誤的過火的鬥爭,搞得不少人不敢講真話,有的也不讓人講真話。常常遇到這樣的單位,負責人護短,特會來事,處處迎合上級的意圖;有的怕上級發現他們的缺點,搞一套封鎖消息的辦法,或寫報喜不報憂的假報告,或召集積極分子開會佈置匯報口徑,甚至把有意見、敢說真話的人事先調開。少奇同志在一個大隊調查時,總支書記的匯報背得頭頭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積、糧食畝產總產、徵購任務多少,食堂、托兒所辦得如何好,樣樣都說到了,總之是「形勢大好」。至於民情、災情、退賠……不是避而不談,就是輕描淡寫。說什麼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調款也基本退賠完了。這位總支書記曾是勞動好手,很能幹,報上只講好,不講缺點,她被吹得飄飄然,加上「左」傾思潮的影響,自以為「路線覺悟」高,正確的話反而聽不進去,幹部、群眾有意見也不敢提。當少奇同志找受過打擊的幹部談話的時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處門前鬧,說:有人妨礙生產。繼而又到公路上叫罵。少奇同志仍約她談話,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擺事實,講道理,勸她「不要圖那個虛名」。最後,她終於心服口服,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說出了她虛報了什麼、隱瞞了什麼。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說:我身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想瞭解點真實情況還這麼難,想隨便找人談談話,都要受到責難,想同普通群眾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見瞭解真實情況不只是開個座談會、聽聽匯報就能辦到的。看來要瞭解真實情況,有時得經過曲折的鬥爭,這需要有充足的勇氣!   
  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2)   
  要瞭解真實情況,就得聽取幹部和群眾的意見,正面的、反面的都要聽。想讓人說真話,首先要聽得進真話,聽得著不同意見。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幹部們:不要怕人講閒話。有人當面不敢講,背後講幾句閒話,你們又去追問為什麼當面不講,背後亂講,這樣就閉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們講,同你們的親戚講一講,不是也可以聽到人家的意見嗎?他講得對,好嘛,接受。即使講錯了,也傷不著什麼。如果背後也不敢講,你們就什麼意見也聽不到了。那兩年有一種反常現象,說真話的受壓制打擊,說假話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來同志在討論書面報告時說過:當時提拔了一大批會颳風、拍馬、吹牛的「風馬牛幹部」),有些假話還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說糧食過關了,下面就到處「放衛星」;上面說一大二公好,下面就這也大辦、那也大辦;上面說畝產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說畝產700斤為右傾。似乎這就是「緊跟」。否則,「右傾」的帽子扣下來,誰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無罪」,無論怎樣提倡「頂風」都是無濟於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說:「少數人頂,確實頂不住,大家頂才能頂住!要頂住瞎指揮等等歪風,最重要的一條是實行民主。」如果不講民主,僅僅提倡「不怕開除黨籍,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離婚,不怕殺頭」的犯顏直諫,除了歷史上多幾個烈士,是不會有其他作用的。 
  實事求是,還要敢於承認事實,不能先入為主,帶著框框去搜羅某些事例來印證自己的觀點。有時收集了一堆材料,費時不少,還是不能判斷什麼是真實的,該辦的不該辦的,或該辦但尚無經驗因而有缺點需要改進的。這是由於思想上有了框框,無法正確分析問題,致使不能及時改正缺點和糾正錯誤。例如:「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分清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用這些框框來硬套,出了多大的問題也只是「一個指頭」,而且這一個壞指頭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導工作,怎能不出亂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張,各地有什麼傾向反什麼傾向,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自己總結工作成績與缺點,是二八開就是二八開,是三七開就是三七開,倒三七的地方也有,這沒什麼可怕,可怕的倒是自我開脫責任,明明錯了還要堅持。 
  少奇同志認為,切不可把好事辦成壞事,決定重大政策尤其要慎重,要有充分根據。充分估計到客觀可能,不做那些確實做不到的事情。既然不懂得,就要虛心一點兒,膽子不要那麼大。不懂,又要裝好漢,情況不明決心大,是要闖禍的。萬一事情辦壞了,就要認識錯誤,承擔責任,總結經驗,徹底改正。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壞事只能惡性發展,不可能自然地向好的方面轉化。如,農村辦食堂,最初是農忙時辦,很受群眾歡迎,繼而常年辦,多數群眾就不那麼高興了,一下子又要求全面鋪開,還要以食堂為中心成立洗衣、縫補、服務組等。有的地區還要求以農村食堂為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全面組織人民生活,給食堂以無法承擔的任務。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食堂又被稱為「社會主義陣地」,變成了死框框,辦不辦食堂居然成為路線鬥爭的焦點。風越刮越大,危害也越來越大。其實,大鍋大灶和小鍋小灶怎麼能決定社會性質呢?少奇從調查中發現,農村公共食堂搞平均主義,是違背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既不利於生產,又不利於生活;加上幹部多吃多佔,更易激化同群眾的矛盾,實在不應該再辦。少奇這樣說:要不要辦農村公共食堂,雙方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有哪些缺點、哪些優點,這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它根本不該「大辦」。在幹部和群眾經過認真討論、解除思想顧慮之後,少奇毅然決定解散農村公共食堂,並提出實行農村生產責任制,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同時解決了房屋、山林、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等問題,因而農村生產很快就出現了新氣象。 
  還有一些人慣用「錯誤難免」來迴避矛盾。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確實是不熟悉的。例如經濟計劃,按比例發展,還有技術問題,都不熟悉。工業、農業搞多少,鋼鐵搞多少,也不是很快就懂得。工作中出現失誤,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少奇同志說,經過多年摸索,才弄懂馬克思說的一句話:發展工業就看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剩餘糧食。有多少商品糧,相應搞多少工業和文教事業。摸到「以農業為基礎」這個規律,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指導思想,付出過相當大的代價。但是,如果工作作風好,工作方法對,許多損失又是可以避免的,錯誤也可及時糾正。用沒有經驗來解釋犯錯誤的原因,實際就是推脫責任,缺乏實事求是之心。少奇同志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沒有經驗,倒沒有犯嚴重的錯誤,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有了一點兒經驗,反而犯了嚴重的錯誤。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我們不少負責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3)   
  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困難的原因,群眾普遍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寧鄉縣炭子沖大隊為例,15個生產隊(屋場),190戶,不到700人,一個勞動力一年才分得50元,欠債的將近五分之一。有45戶的房子拆掉了,有10多戶的房子公共佔用了。由於辦公共食堂,雞和豬幾乎絕種,山林也砍光了。各縣、社以至生產大隊還搞什麼「十大建築」,廢棄良田開魚塘、修公路……好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任務和政策發生了矛盾,幹部為了完成任務,就顧不了政策。群眾對基層幹部特別有氣,埋怨壞事儘是他們幹的。基層幹部也是一肚子火,有的收入少,回家挨老婆的罵,還提心吊膽地怕上邊打棍子。因而,少奇同志說,當任務與政策發生矛盾時,絕不能強迫命令,辦客觀條件所做不到的事。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黨員,絕不能脫離群眾,如置群眾的饑飽與生死於不顧,那就完全背離了我們革命的目的。我們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主張扎扎實實算一回損失賬,算得大家疼一下,實際上也是給基層幹部撐腰壯膽。然後寫個單子,某年某月,由於亂搞,損失東西多少,刻一塊碑立在這裡,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不犯這個錯誤。在同炭子沖農民談話的時候,他還坦率地做了自我批評:將近40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恐怕旱有點兒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層幹部,上邊也要負主要責任。縣、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責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辦食堂,大辦水利,大辦萬頭豬場,因此,根子還在中央。在長沙縣天華大隊群眾大會上,從國家主席、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到基層幹部,都做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報社記者也檢查了報道失實的錯誤。那天,我們黨的各級幹部真心誠意、深刻沉痛地向農民群眾當面道歉,這也許是歷史上的一次創舉吧? 
  少奇同志一貫認為正確的工作方法是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不等於群眾運動,群眾運動只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形式主義的大轟大嗡是違背群眾的利益的,絕不是群眾路線。所以,不能因為不搞大轟大嗡,群眾路線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於體察群眾情緒,常常不聲不響地仔細觀察人和事,從對方是笑臉還是苦臉,是鼓著眼睛還是瞇著眼睛,是昂著頭還是低著頭,去探求他們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調查時,通過大大小小的調查會,個別談話,群眾漸漸消除了戒備心理,主動找他談心,連母豬不下崽、雞婆不生蛋這類家長裡短,都想一吐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發表意見就能有的放矢。他對許多覺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評起來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彎抹角,也不旁敲側擊。但是,當他用道理說服一般人的時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經常見到他同基層幹部談話,完全是懇請的口氣:「講點兒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話說完好不好?」「這樣辦行不行?」要求幹部敢於鼓勵、支持群眾講真話,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當時,幹部和群眾關係非常緊張,強迫命令、打人罵人的現象很普遍。基層黨組織什麼事情都管、都干涉,連死亡人口數字統計出來了,它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還動不動就用專政手段,什麼機關都可以打人捕人,沒有個章程,把人民內部問題當敵我問題管了;並且認為「左」比右好,做事寧「左」勿右,不留餘地。少奇同志覺得當時的主要問題是混我為敵,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用敵對手段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甚至黨內問題,這樣處理的結果,不但不會解決矛盾,相反會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剛到炭子沖的時候,省裡擔心那裡社會治安不好,初時不敢讓他同群眾接觸,怕群眾包圍他要糧食。普遍反映:這裡偷摸成風,看禾場的偷稻穀、偷紅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瞞著工作隊;山上樹,園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見砍不見栽;還有會道門活動,稀奇古怪的謠言。一句話,敵情嚴重。少奇同志卻認為是庸人自擾。社員隨便拿東西,不要說是偷,一說偷,就把人歸到壞人一邊了。小拿小摸成風,一個原因是肚子有點兒餓,主要是想拿點兒吃的東西。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平二調」成了風氣,公社、大隊拿社員的東西,社員就拿公家的東西,也拿別人的東西。公社、大隊既不尊重社員所有制,社員就會這樣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這種風氣是上邊造成的,不是社員造成的。要鞏固集體所有制,必須保護個人所有權。   
  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4)   
  早在1942年,少奇給一位同志的信中就這樣說過:「只有民眾積極來保護其本身利益的時候,民眾才會或才可能以同樣的積極性來保護國家與民族。未有對於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來保護的民眾,而能起來積極保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少奇同志這種思想前後是一貫的。 
  社會造成的弊病,要靠發展經濟來救治,光抓人不解決問題。那幾年,由於工作中的失誤,「五風」對於農村的破壞相當嚴重,群眾生活十分困難。壞人乘機搗亂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例如,郴州鯉魚江電廠有個21歲的女工回家探親,見到父母患水腫病,還有不少鄉親患病無法醫治而死去,她在一氣之下寫了12張「打倒、剷除、消滅人民公社」的標語,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門去貼,貼了還叫值勤的衛兵來看,並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況。衛兵把她送公安部,經訊問,情況屬實,又轉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她有期徒刑5年。少奇看了報告,說:「她還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領導下去看看嘛!這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嗎?」他在報告上寫了一段批語: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繼續留原單位工作,並建議湖南省負責同志親自找她談一次,一方面適當地鼓勵她認真向中央反映農村情況,另一方面適當地批評她在認識上和作法上的錯誤,以便引導她走上正確的道路。這個事實,說明少奇同志對群眾完全是採取保護和引導的態度。 
  少奇一貫認為,在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時候,首先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樣比較妥當,不會傷害好人。「絕不可把敵我矛盾擴大,不能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沒有危險的,倒是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敵我問題。」確定一樁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質,關係至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眾,會牽連很多親屬,可不能隨便給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應該越打越少,搞不好會越打越多。他說,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時刻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是團結。團結需要雙方努力,而分裂只要一方就可以了。所以,少奇歷來主張,在人民內部,要說服不要壓服,要疏導不要堵截。 
  少奇這篇實事求是的講話,受到與會同志的讚賞,討論很熱烈。毛主席正式在會上宣佈:這次開的是「神仙會」,「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請大家暢所欲言,「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同志們返回工作崗位時,心情都是愉快的。七千人大會以後,全黨團結一致,緊密依靠群眾,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方針,實現了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社會主義建設逐步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面。 
  重讀這篇文章,我的心情特別激動,思緒萬千,既為往事而感慨,又為今天而深受鼓舞。如果照七千人大會的方針堅持下去,很可能出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可惜為時不久,歷史出現了回流。這種生動活潑的局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實現。現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正是過去多年實踐的總結,並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現在的黨中央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不僅為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平了反,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端正黨風,勇於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黨的指引下,我們終於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從香山到中南海(1)   
  本文原載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香山》一書。 
  ——記少奇在建國前夕的重要活動(一九九三年九月)建國前夕,從1949年3月到8月中共中央駐地在香山。在這段時間裡,黨中央、毛主席依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卓有成效地領導了全黨的工作。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市領導鄉村、從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實際上是由這時開始的。 
  (一)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了。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們紛紛離開西柏坡,返回各自的崗位,傳達貫徹全會精神;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也陸續啟程向北平進發。中央五大書記於3月25日乘火車秘密抵達北平郊區。記得我們乘坐的是一列由幾節破舊而古老的車廂組成的列車。下車時,李克農李克農,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代理部長。等在劉少奇所乘車廂門口高興地迎接我們。中央負責同志上了各自汽車,列好車隊,然後依北平負責人的安排開到頤和園休息。下午,中央領導同志在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並同各界人士見面。儀式結束後,少奇直接乘吉普車去了香山住地。 
  北平是我出生、求學和工作過的地方。1946年秋,內戰加劇,談判次數減少,經中央批准,我結束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離開北平去延安。11月1日,我和宋平(他當時在南京周恩來處工作,此次回延安匯報,途經北平)乘同一架班機赴延安。李克農和夫人趙大姐在延安機場迎接了我,並把我交給駐王家坪中央軍委的同志。我隨外事組在延安——瓦窯堡——延安——晉綏——建屏(今平山)縣的柏裡、西柏坡等地工作,幾經輾轉,沒想到這麼快又回到了北平,心中十分激動。北平有我的父母和兄妹們。他們現在都在哪裡?情況如何?我很想知道。家中雖有電話,但為保密起見,我遵紀沒打。 
  我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別喜歡香山的大樹,邊走邊欣賞,難得這樣輕鬆愉快。過去,我也和同學們一起騎車到過香山踏青,觀賞紅葉,而今,看過北嶽的大山,再看那座被稱為「鬼見愁」的山嶺,就覺得實在太誇張了。 
  (二) 
  工作是緊張而繁忙的。中央書記處幾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處雙清別墅開會,交流情況,討論問題,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裡決定的,散會時大多已過半夜。在我們的住處,最大一間房子是客廳,幾乎每天有同志來,坐得滿滿的,愉快地談笑,熱烈討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北平市和平解放,沒有遭到戰爭破壞,市內秩序良好。但北平是一座消費城市,舊北平長期被日偽、國民黨政府統治,經濟早已是個爛攤子。加上長期被解放區包圍,城鄉聯繫斷絕,物資短缺,物價飛漲,社會上失業人口太多,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由於華北連年災荒,這種經濟狀況我們也難於很快解決。人民群眾盼望共產黨來解放他們。進城幹部實行供給制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們的父母靠乞討度日的事情也時有所聞。人們含著微笑和眼淚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建設比打仗更複雜,領導同志們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因此,對克服困難充滿了信心。 
  下面,我摘抄幾段當時的日記: 
  3月26日,少奇有會。並同我談「城市工作提綱」,我記下來。 
  3月27日,少奇聽取北平領導同志彭真、葉劍英、趙振聲(即李葆華)、薛子正等匯報關於軍管會、聯合辦事處的存廢、物價、稅收、房屋土地、財政組織;市委與市政府的分工、供給制與薪金制同時並存等問題。 
  3月28日,彭真、李葆華、趙毅敏、劉仁、沙可夫和負責大學教育的李昌及負責中小學教育的劉局長等同志來,談了大學教育經費、師資、教材以及校長人選問題,還匯報了文藝、電影、戲劇等文化教育、宣傳方面的問題。 
  3月29日,少奇主持財經、工會座談會。彭真、李立三、蕭明等同志出席。就工業、交通、商業、勞資關係、鐵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匯報、討論。   
  從香山到中南海(2)   
  3月30日,少奇召開黨、政、工、青、婦幹部座談會,彭真、劉仁和主管組織工作的傅部長等出席。 
  3月31日,專題討論工會工作,彭真、李立三、蕭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認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必須維護工會的獨立地位,因為工會是最廣泛的群眾性組織,他曾建議重要同志負責北平市工會工作,可見對工會重視的程度。 
  4月1日,少奇和彭真等同志討論人民革命大學的問題。 
  4月2日,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等同志來談平、津接管的情況。一波同志特別談了對外貿易。 
  4月3日,少奇出席北平市委會,講了他聽取各方匯報後的意見。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並就今後如何更進一步把舊北平變成新北平,先幹什麼,如何幹,談了他的看法。當晚主席處有會,可能就在那天決定讓少奇同志去天津。 
  我陪少奇進城專程到華北局一波同志處,那是後圓恩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室內有小噴泉,據說曾經是蔣介石的官邸。平津接管工作均由華北局薄一波同志負責。少奇去天津,行前先去同他打個招呼並囑他:黨中央、毛主席有何指示請及時轉告。可見少奇是多麼重視組織紀律性。 
  葉劍英進北平以後,曾親自給我家打了電話,告訴家裡我已結婚。父親不知「劉少奇」是什麼人,跑到西單商場書攤找到一本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日文小冊子,上面說少奇外號「小諸葛」,湖南人,這大概就是我父母對少奇的全部瞭解了。少奇進城時順路到我家探望和慰問我父母,光英光英,即王光英,時任天津近代化學廠廠長。六哥適從天津來,少奇同他談了話,並很感興趣地詢問天津工商業的情況,還告訴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談。父親知道湖南人愛吃辣子,特地到西單商場附近的湖南飯館訂了菜,款待嬌客。當晚,我陪少奇去東交民巷北平市委小禮堂看京戲。 
  少奇根據連日來聽取的匯報,歸納各方面的經驗和問題,親自用毛筆草擬了《關於北平工作問題》的報告提綱,4月7日在北平幹部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在接收中一般很好,同志們保持了廉潔和艱苦的作風,這些是令人滿意的。」並講了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建設新北平。 
  4月8日,同市委領導談論成立北平市政協會議的問題,少奇建議召開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時,應讓工會、商會代表參加,並指出:「群眾的要求與最大利益是恢復與發展生產。」 
  (三) 
  少奇是肩負著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業比較集中,問題很有代表性,當時天津已順利完成接收,正轉入管理與發展生產。臨行前少奇還特意通知才從香港回來熟悉貿易、金融工作的龔飲冰、盧緒章兩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張文松等幾位得力幹部隨行,以便及時將少奇的意見轉告市委,中辦同去的有吳振英(老紅軍,少奇的秘書)、李樹槐(老紅軍,負責警衛)等同志和我。 
  4月10日晚9點,少奇一行乘火車抵天津,黃克誠、黃敬、黃火青、吳德黃克誠,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黃敬,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市長。黃火青,時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副書記。吳德,時任中共冀東區委員會書記。等到火車站迎接。我們被安排在近郊小劉莊的一座兩層小洋房住下。因時間較晚,僅就如何匯報、視察等事宜談了一下,決定活動安排均由黃敬負責,並全程陪同。 
  4月11日,上午視察中紡一廠和自行車廠,少奇提出要注意勞動保護。下午舉行第一次匯報會,內容比較廣泛,包括綜合情況以及對內對外貿易情況,並且匯報了資本家的顧慮和意見。 
  4月12日,上午視察灰堆子紙廠(即現在的天津造紙總廠)。下午座談,工商局的同志匯報工商管理和物資分配等問題,最後介紹了幾位工商界大戶的情況。 
  4月13日,上午視察中央電工器材廠。下午聽取市場、糧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匯報。   
  從香山到中南海(3)   
  4月14日,上午視察汽車修配廠,下午繼續聽取貿易部門的匯報和討論。 
  4月15日,工作之餘,少奇想看看他1928年任順直省委書記、1936年任北方局書記以及先後幾次到天津時住過的老房子,我們坐車在市區轉了一圈,在幾條胡同走了走,陪同去的幹部大都不熟悉當時的情況,找不到少奇記憶裡的老住處。幸得有龔飲冰同行,他找到了當年在天津建立的地下黨聯絡點「萬源湘繡莊」,少奇真還在那裡住過。 
  4月16日,市工業局有關同志來匯報工業企業等方面的情況。 
  4月17日,聽取和討論工會工作的匯報。 
  4月18日,少奇在天津市委會上講話,談對天津工作的初步意見。 
  4月19日,邀請天津市幾位著名資本家座談,這個會開得很成功,對於安定資本家的情緒,解除顧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時天津比較有名的資本家李燭塵、周叔、宋卿、朱繼聖、邊潔清、孫冰如、勞篤文、資耀華、王翰庭等參加了會議。黃敬出席,我在場。與會者紛紛發言,反映情況,表明心態。少奇鼓勵他們辦好廠,多辦廠。 
  4月20日,上午少奇聽取外事工作匯報。下午與貿易部門負責同志談話,他指出:貿易工作好比血管,對經濟的影響甚為重要,天津是對內外貿易的集散地,搞不好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都會很大。 
  4月21日,少奇解答工商界100餘人提出的問題。同日還到生產抵羊牌毛線的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視察工廠車間,並接見了勞資雙方代表。 
  4月22日,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匯報摩托接管處、電訊管理處、倉庫、聯勤、被服、針織、冀北電力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學廠、捲煙廠、麵粉廠、火柴公司、耀華玻璃廠、華新紡紗廠、食品飲料廠、鐵砂廠等情況。 
  4月23日,視察仁利毛呢廠,少奇讚揚工廠文明、清潔、先進。總經理朱繼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關於工廠管理的英文書。 
  4月24日,少奇在天津黨、政、軍、民幹部擴大會上講話。指出:接收工作完結,同志們很辛苦,黨中央一般是滿意的。並就今後如何管理、改造和發展新天津作了長篇論述。 
  4月25日,上午在工商業家座談會上講話;下午在耀華中學對天津國營企業職工講話,其中談到要團結起來搞好工廠,不要拋棄一個有用的人。黨員應公開身份,以利群眾監督。 
  同一天,少奇還寫了關於接管問題給華東局的指示電(現存有手稿)。 
  在津期間我們經常聽到零星槍聲。有一天,少奇正在住處工作,又響起槍聲。忽然黃敬自己開車來接我們去看市容,卻把我們送到市內一所很堅固的大樓上飲茶、聊天。黃敬一直很沉著,過了一段時間,他才說,沒事了,看市容去吧!原來是我們住地附近的一座兵工廠發生爆炸,原因不詳。黃敬真有點兒「內緊外松」的本事。 
  4月27日,少奇就幹部對24日講話的提問做解答。問題涉及面廣,很多問題非常具體。 
  4月28日,在天津職工代表大會上講話。 
  4月29日,上午在文教幹部會上發言,強調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要獎勵私人辦學。指出報紙工作不要為寫評論而寫評論,應提出問題、發現問題、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指出要好壞意見都聽,不要限制暢所欲言。少奇還講電影作品的審查不要太嚴,要讓戲班子有飯吃,不要限制太死,越是禁止,人家反而越想看,只禁止那些淫穢的、政治上反動的,新作品出來自然會淘汰沒有生命力的。下午少奇對華北總工會的幹部講話。 
  5月1日,向路經天津的南下幹部講話。少奇講要特別注意與當地幹部、群眾的聯繫。我們黨即將取得全國的解放,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如何管理城市的問題,其中經濟和工會工作至關重要。 
  5月2日,召集資本家座談並講話。這次座談會較4月19日召開的座談會範圍廣,參加的資本家包括各個層次。   
  從香山到中南海(4)   
  5月3日,上午與華北供銷總社幹部談話,下午和教育界人士座談。這天少奇還給宋卿寫了回信(來往兩信均見過報,來信系30日寫)。 
  5月4日,視察天津市容。途中在中原公司附近下車散步,公司大樓的尖頂在激戰中被炮彈打掉,有些不認識了。在和平路(當時叫羅斯福路)街邊,正好走過光英開辦的近代化學廠門市部,進去看了看,貨架上有卷卷漆布,還遇見原北平我家的鄰居、光英的同學和股東宗先生。 
  5月5日,華北職工代表大會開幕,少奇代表中央做《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當晚,黃敬和李燭塵先生陪同少奇會見了開灤煤礦公司的中、英方代表。 
  5月6日,少奇出席天津市委擴大會,並在會上作了《關於城市管理和職工問題》的報告。 
  5月7日,天津調查結束,少奇要去塘沽、唐山。 
  天津市的解放雖然經過激烈的戰鬥,社會秩序恢復很快,水電供應基本正常,但生產的恢復比較緩慢,主要是原材料供應和銷售渠道斷了。政權工作一時還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像北平一樣,幹部們忙於招待來往隊伍,貸款,找房子……還是農村那一套作風和工作方式,打鑼開會,讀文件,念報紙,大學教授、工廠廠長、銀行經理去街道學習。形勢迫使我們學習原來不懂的東西。 
  (四) 
  少奇的天津之行,對如何進行城市民主建設提出了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完整設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關鍵在於理順「四面八方的關係」,即:城鄉關係、勞資關係、內外關係、公私關係。這對於早期政權建設、民主管理、革命黨向執政黨昇華是有重要意義的。少奇說:城市的特點是集中。城市是市政府管理的,國家機器主要是警察、法院、監獄。接待來往人員有招待所,貸款找銀行,管衛生有衛生局。這些事,街道幹部管不了,也不該管。城市的基本組織是市黨委、市政府、市民代表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最好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會,不是資產階級的議會,不是蘇聯的蘇維埃,也不是過去的參議會,是人民管理政權。少奇說:城市工作主要是工會工作和經濟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從城市到農村,多年同無產階級是隔離的(除少數白區工作者外),現在由農村到城市,回到本隊,無產階級還沒有很好地組織起來,階級覺悟也不高,如果組織不好,教育不好,所謂依靠,就是空話。一流乾部要分配到工會去,工會一定要解決工人的問題,否則就沒有威信。大革命以前,都是工會津貼黨,黨不津貼工會。現在倒過來了,如果工人還要罷工,這就值得我們思索了:工會是不是代表了工人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以前,少奇即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當時石家莊、濟南、瀋陽等城市的接管,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石家莊解放後,搞清算鬥爭,把工商業算垮了。鬥爭會決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沒收財產,甚至把人拖死了。人們只看到鬥爭大會,看不到政府。更荒唐的是發動妓女斗老闆,卻不查封妓院。還把這種無政府思潮誤以為是革命行為,不予制止,反而鼓勵。這是群眾運動中的尾巴主義,一方面表現出對群眾鬥爭不敢負責,一方面又表現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在後面搞的。少奇說:要禁止在群眾大會上、主席台上以及法庭上喊口號,如「該打不該打」,「該殺不該殺」,這種簡單的方式是提倡群眾的盲動性,是不叫群眾多想問題。這是希特勒慣用的辦法,希特勒是依靠煽動群眾的盲目情緒吃飯的。我們要鼓勵群眾起來做主人,不是簡單的鼓動鬥爭。一切問題用直接鬥爭方式去處理,還要政權幹什麼?少奇還說:城市貧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滿足的,「挖窮根」就要挖到工商業資本家頭上來。挖光了工商業,毀滅了城市,貧民就更沒有辦法。用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消滅資產階級,這叫做自殺政策。害怕資本主義,卻找不到對付的方法。忘了列寧在1921年的話:「資本主義如果得勢,工業生產就會發展,無產階級也會隨著增長」《列寧全集》,第33卷第46頁……平津解放前,黨中央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比較更接近實際:「資本主義不僅為我們準備了科學技術,同時又為我們準備了一套管理制度;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不僅有適應高度剝削需要的一個方面,也還有適應高度技術需要的一個方面。」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3頁引用的黨中央一份電報。工人的痛苦不只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在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在中國,絕不可以過早地採取消滅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我們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問題。馬克思一百年前就說過,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的物質條件形成之前,資產階級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無產階級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少奇1948年12月在華北財經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為什麼不早消滅資產階級?困難很多。消滅了以後怎樣?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   
  從香山到中南海(5)   
  這段時間黨的理論思維十分活躍,毛主席對少奇的理論研究很讚賞,建議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作為研究成果之一就是1949年6月據考證,應為1949年初。所寫的《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少奇對新中國經濟構成作了精心研究,認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主要由5種經濟成分構成:(1)國營經濟;(2)合作社經濟;(3)國家資本主義經濟;(4)私人資本主義經濟;(5)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這5種經濟成分是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鬥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也許要經過幾十年。這個方針和時限,毛主席當時也是同意的。 
  七屆二中全會上,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做了發言,他特別強調私人企業恢復生產問題。北平、天津許多私人企業一直未開工,它的後果就是削弱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並不是所有同志都認識到這一點。少奇到天津時,天津資本家思想是很亂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沒有出路。李燭塵先生說,久大鹽業公司運鹽到山東臨清銷售,那裡貿易公司就壓低價格,他們沒錢賺,只得把鹽又運回來。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好,黨政機關、貿易機構、公營企業都不同他們接觸。私營企業內部,勞資對立,職工對立,也很尖銳。工人要增加工資,臨時工要轉正式工,工人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工頭和管理人員,他們或打罵過工人,或做過其他壞事,為工人所痛恨,還發生了工人分小店舖的事情。看到資本家還住洋房坐汽車,工人也憤憤不平。新政權宣佈廢除偽法律,公司法作廢了,資本家感到沒規則,無保障。稅收雖然照舊,但國民黨時代請吃頓飯就減免了,今天就不行,便覺得不堪重負。少奇同志到天津後,瞭解到這些情況,就通過座談會、匯報會和對工廠企業的實地考察,反覆申說勞資兩利、公私兼顧、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道理,解答幹部們的各種問題,召開了各級幹部會,大中小資本家座談會,又召開了職員會、工人會,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黨的路線上來。 
  少奇反覆強調,過早地消滅資產階級,是少了一個朋友,多了一個敵人。少奇說:上海一位資本家曾對毛主席訴苦:「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他們希望把「剝削者」按希臘詞典釋義譯為「利益分潤者」。永利公司800元開辦,現在的巨大產業,既有剝削,也有利潤。剝削是指人和人的關係,利潤是指人和物的關係。少奇認為,資本家文明和野蠻的兩面應區別對待,前者合作,後者處罰,但要慎重。問題不在於名詞,而在於資本主義的剝削還不能完全取消,失業人員不如有業人員。政治解放,還不能完全不受剝削,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做不到。現在是資本家太少,不是太多。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資本家時說:「誰是大哥?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但是在城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就是這個意思。天津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周叔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產黨員。他對少奇說:「我的啟新洋灰公司開了幾十年,賺了錢,發展到兩個廠、三個廠,現在還想再開幾個廠。但是廠子開多了,剝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資產階級,我的罪惡就更大了。」少奇回答: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有功績的。你想開第四個廠子,不但不是罪惡,而且還有功勞。少奇對東亞毛紡織公司總經理宋卿也這樣說:你現在才辦一個廠子,將來你可以辦兩個、三個……八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國家一時沒有錢,發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八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經理,因為你能幹,再加給你八個廠,還給你加薪水。你幹不幹呢?宋卿先生說:「那當然干!」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就思考過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在天津期間他又重申了這種可能性。這是最有利於人民的一項無產階級政策。少奇與少數知名民族資本家座談時黃敬和我均在場。在理論聯繫實際,實際趨向理論兩個方面,少奇都做出了貢獻。五六十年代,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先生擔任了輕工業部部長;周叔先生當了天津副市長,工作稱職,晚年還把他所存的文物古書捐給歷史博物館。對他們的任用和他們的表現不是都可以證明當時執行的政策正確嗎?!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怎麼倒怕資本家辦廠開店呢?   
  從香山到中南海(6)   
  在天津一個月時間裡,少奇夜以繼日地工作,開會,調查,談話,看材料,批文件,無暇看戲,更無暇遊覽。但住地較清靜,每晚我們到戶外散步半小時,這是少奇多年的好習慣。我的五妹劉莉(王光平)是由白求恩醫大抽到天津接管醫藥部門的,來看望過我們。光英也只是在兩三次座談會上見過少奇。 
  7日,少奇到塘沽參觀鹼廠。從那裡去唐山,因為開灤煤礦工人正醞釀罷工。少奇主張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沒有權利禁止工人罷工。即使國民黨暗中破壞,我們也讓它去吧!以後工人會相信我們的。他急著趕到現場,瞭解情況,以便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 
  也是7號,我因預產期將近,黃敬派在天津參加接收工作的康岱沙(陳叔亮的夫人),陪我搭彭老總的公務車先期返回北平。當天晚飯後,性情活躍的岱沙說起在延安工作時,常陪毛主席打麻將牌,很想見見主席。我帶她同去雙清別墅,主席見了我們很高興。主席問我少奇在天津的情況時,我說我們參觀了幾個工廠,開了不少座談會。我清楚地記得,在提到少奇會見資本家的情況時我說:「少奇還幾次見了資本家,找了大資本家李燭塵、周叔等談心,做他們的工作……」主席笑著說:「就是讓他去做資本家工作的。」說話間,工作人員請主席去跳舞,主席約我們同去,我辭以不便,主席笑著說:「噢,要做媽媽了!」 
  5月8日,我送走了岱沙,進城後就回到娘家,母親幫助我準備嬰兒應用物品。 
  5月10日,我在家中接到毛主席的秘書、老紅軍葉子龍的電話,說主席要我轉告少奇有要事,請他速回北平。我用家中電話西局2858號,好費時才給黃敬打通電話,托他把葉子龍來電話的事轉告少奇。少奇10日在唐山市幹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得主席通知,11日即回到北平,順路接我回香山,當晚到主席處匯報。主席建議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對資產階級政策問題逐層向幹部講一講。這期間,少奇還於5月12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講話。19號在北平幹部會上做天津調查情況的報告。除去出席各種會議、做報告、處理日常事務外,著重為赴莫斯科做準備。 
  5月13日,女兒平平出生在北京醫院。少奇全天有事,14日才來醫院看我。19日,少奇在青年劇院向北平幹部講話以後又來看過我一次,記得孫少禮(張香山夫人,我的入黨介紹人)聽報告後向少奇問我的情況,並搭車到醫院看我。兩周後我出院回娘家休產假,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說當晚去大連,再乘蘇聯飛機去莫斯科。這一段少奇的活動我沒多少記錄,並遵紀沒打聽。 
  記得6月初葉子龍、吳振英來過我家,告訴我少奇將出訪蘇聯,要為少奇訪蘇準備些衣物,特來徵求我的意見。他們幫忙買了皮箱和衣服,直到這時我才知道要少奇回來的急事是出訪。6月中旬,少奇到我母親家看我和女兒,我還自告奮勇地陪他去王府井大街買鞋,在街西側走了一趟,路過一個叫平平鞋店的鋪門口,我們會心地笑了,同時「喲」了一聲。我們的女兒叫平(諧音)平: 建屏、北平。 
  少奇被召回,是為中央派代表團訪問蘇聯進行準備。這是一次未經宣佈的秘密訪問,也是中蘇兩黨間的第一次高級會談。6月26日,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代表團成員王稼祥、高崗王稼祥,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這時已被內定為新中國駐蘇聯大使。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到莫斯科後,受到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的接待。中蘇會談開始,少奇介紹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情況,中國革命戰爭已經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中央政府即將成立。還闡述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並特別介紹了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的態度以及外交政策。少奇表示:我們長期處在鄉村的游擊戰爭環境中,對外的事情瞭解不多。現在要治理這樣大的國家,進行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同時,少奇也要求蘇共中央介紹政府各級機構的組成、職能、相互關係,並與有關負責同志談了話。中蘇代表團舉行了幾次會談,對中蘇建交、毛澤東公開訪蘇時間、蘇聯貸款、派遣專家幫助中國經濟建設,以及開展中蘇貿易等重大問題都達成協議。斯大林完全肯定了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及各項外交原則。會談中,少奇介紹中國情況時,蘇方全體政治局委員出席;講軍事形勢時,蘇方全體元帥出席。少奇還同斯大林單獨會晤過。馬林科夫馬林科夫,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與少奇專門就黨務問題談了一次。大約是7月底,斯大林在鄉間別墅宴請中共代表團。席間,斯大林舉杯祝酒:為學生超過先生乾杯。少奇沒有乾這杯酒。他說,兄長永遠是兄長。這不僅是出于謙虛,他不願意在這種時刻被人誤解為中國黨有意向「老大哥」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挑戰。鑒於斯大林曾經說過「勝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同時,聽蘇共黨員反映,蘇共黨內傳達說,南斯拉夫出現民族主義已很難辦,中共勝利可能比南更難辦。這種時候,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國後,向毛主席匯報時,說起沒有接受這杯酒的事,毛主席說:「不接是對的。」並高度讚揚少奇此行成功。   
  從香山到中南海(7)   
  在蘇期間,少奇還進行了一系列參觀訪問。在當時,採取蘇聯模式是我們唯一能作的選擇,這對迅速恢復我國國民經濟和初步奠定我國工業基礎,功不可沒。 
  8月14日,少奇離開莫斯科回國。之後,在瀋陽等地視察工作,聽取各方面的工作匯報,研究解決了許多迫切問題。8月28日,少奇在東北局幹部會上作報告,論述了國際形勢、國內形勢、城市工作、人民代表會、合作社、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思想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工廠行政管理和黨支部建設等等一系列問題。但對訪蘇隻字未提。 
  少奇赴莫斯科我未同行,但少奇回國後,出訪公事包長期交我保存,內有電報稿及各單位介紹情況記錄打印稿(已全部交中央檔案館),故對少奇訪蘇情況略知一二。 
  7月,我先帶著孩子們搬入中南海。月底,主席曾到萬字廊看我,問少奇的健康情況,說了些笑話,並告少奇快回國了。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專列中隨行的有幾十位蘇聯專家,許多在北平的高級負責同志到停車處迎接。這時黨中央已遷入城內辦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沒有再住香山。     
  王光美:我與少奇 雜憶   
  正氣萬古:懷念安子文同志(1)   
  本文原載《工人日報》1980年7月14日。——懷念安子文同志(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6月25日,正當我準備到醫院看望安子文同志的時候,忽然有電話通知:子文同志已在凌晨2時去世了。儘管在那幾天,我已有精神準備,卻仍然感到震動,感到悲痛。一個那麼堅毅、那麼頑強的人,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牢獄,又經受過林彪、「四人幫」的摧殘,他都堅強地挺了過來。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疾病會奪走他的生命,總感覺他還活著,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現在我的面前。 
  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觸雖然不很多,但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深刻難忘的。第一次見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當時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同志談談,向他請教我在工作中應該注意些什麼。我來到子文同志的住處,他們正吃午飯,是稀飯就鹹菜。他聽說我們是兩頓飯,也就不多讓,邊吃邊談了起來。他只說了兩條:一是注意保密,不該知道的事情不打聽,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機密,不要亂說。二是少奇同志身體不大好,工作又特別忙,要好好照顧,不要影響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談得很簡短,也很親切。在告辭時,他殷切地對我說:「如果你能虛心學習,這將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條件。」後來,我聽許多同志說,子文同志對誰都是這樣誠懇、坦率、謙和,同志們到組織部來,就像回到家一樣。我想,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黨務工作,中央組織部的報告、材料,要經少奇同志審閱,轉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為少奇同志的秘書,同子文同志接觸的機會多一些。子文同志組織紀律性極強,凡是重要的人事調動、提拔或處理,他都要請示報告黨中央、毛主席。他還經常如實匯報幹部的思想動態,提出積極建議。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見,他總是認真研究,努力貫徹。他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人,他富於機智,敏於思考,又有組織工作者特有的那種深沉嚴謹和忠誠耿直,並且具有非凡的記憶力。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敬佩。但那時對於子文同志革命鬥爭的經歷,我幾乎一無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才對子文同志有了較深刻的瞭解,不過都是間接的,因為那時全國已陷入混亂的局面,我們不可能再有接觸了。 
  記得是1966年八九月間,社會上忽然流傳著一些小報,在六十一人出獄手續問題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過去聽說過,有一批共產黨人在北平草嵐子軍人監獄關押過,對敵鬥爭非常堅決,有的刑期已滿,卻寧肯繼續坐牢,而不履行出獄手續。他們在獄中黨支部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曾連續絕食7天,趕走了憲兵第三團,表現得非常勇敢。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這些事件的組織者之一。使我驚異的是,小報上完全是誣蔑之詞,對他們可歌可泣的獄中鬥爭卻隻字不提,諱莫如深。這是為什麼呢?就在這時候,大野心家林彪誣蔑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並質問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說:「他們幾位同志,多年共患難,感情深厚,無話不說。他們之間有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能說是拉宗派。」 
  接著,來質問的人多了起來,少奇同志還是很坦然地說,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們出獄是由黨中央決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擔任北方局書記期間,曾問起在北平獄中同志的情況。當時,一方面鑒於九一八事變以後瀋陽監獄中的共產黨員全部被殺害,日軍很快就要侵佔華北,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殺;另一方面,華北抗日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急需由共產黨員來做。而王明路線的錯誤,使白區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整個北方局只剩下幾十個人。所以,押在敵人監獄裡的這批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應該營救他們出來。刑期已滿的,應命令他們辦手續出獄。因為他們均用假名,即使登報,也無大影響。北方局曾把這些同志的表現和少奇同志的意見,報告了黨中央。中央開會討論同意,讓他們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為了便於進行營救,還通過統戰關係派了一個人到監獄去當管理員。誰知第一封信送去,獄中支部拒絕執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報告黨中央,並千方百計,冒著極大危險將當時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張聞天)同志的親筆信,送入獄中,又以北方局名義下命令,讓他們服從中央決定。這樣才出了獄。這些同志出獄後對打開抗日局面,發展黨的群眾工作和武裝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多次表揚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並說,事實證明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績的。解放後,高崗多次在出獄手續上做文章,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正氣萬古:懷念安子文同志(2)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來同志打電話與少奇共同回憶了六十一人出獄前後的情況,有些恩來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詳細的說明。少奇還說:「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認識。他們出獄後,我在天津只見過殷鑒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區後,才見到的。」就在這幾天,恩來同志以黨中央的名義電告東北、西北等地,說此事由中央負責,不必追查。 
  然而,對這些同志的誣蔑卻越來越厲害。安子文同志被誣為「叛徒」、「劉鄧路線的黑干將」而被四處揪鬥。少奇同志確實是信任和重用子文同志的,像信任和重用其他好同志一樣。子文同志被提升為組織部副部長和部長都是毛主席親自提名任命的,少奇同志信任他,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為什麼要整安子文等同志,使我百思不解。 
  1967年4月1日各報忽然登載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電台也開始廣播。其中公開提出「叛徒集團」。少奇同志氣憤已極,他神情嚴峻地對我和孩子們說:「這篇文章全是假話,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 
  4月6日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又高喊著口號衝進辦公室,就戚本禹一文中的所謂「八大罪狀」向少奇同志提出質問,要他回答並寫出交代。少奇同志用鐵的事實逐條予以駁斥。當質問到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時,他一下子發了火,拍著桌子說:「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之事,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 
  1967年9月13日,是我們一家人生離死別的日子。上午,孩子被逐出中南海,我也在半夜裡被關進了監獄。此後12年間,與人世隔絕。黨的三中全會,使我得到了解放,重回到同志們中間。子文同志特意來看我。原來他也在監獄關押多年,又被流放到安徽,不久前才回到北京。他感慨萬端地說:「過去在草嵐子監獄,我們還能過組織生活,廖魯言同志還能把英文版的馬列主義著作譯出來給大家學習。可是關在『四人幫』的監獄,我們竟連通一下聲息都不能夠了,比過去的監獄還野蠻得多。」 
  從談話中,我才知道,子文同志在監獄中備受摧殘。當初國民黨沒有能使他屈服,林彪、「四人幫」的淫威,同樣也未能壓倒他。在少奇同志那次答辯前後,專案組派了兩個人找子文同志談話(當時他被隔離在另外一個地方,尚未進監獄),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如果你能寫個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馬上就可以去釣魚台和中央首長談話,車子就等在門口。」子文同志問:「中央首長是不是康生?」來人點頭,果然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左」派大顧問派他們來的。子文同志斷然拒絕了,他義正詞嚴地說:「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從來沒有聽說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從未見到哪一份材料說過劉少奇有過任何叛變行為。」並說:「釣魚台我去過,紅旗車我坐過,我現在不想去。也不想見康生。」那兩個人磨了好久,沒有達到目的,只好悻悻而去。 
  1968年1月21日,安子文同志被正式逮捕,關進監獄。沒過多久,專案組又到監獄來找他「談話」。這次來人對安子文同志特別客氣,又是讓座,又是倒水,然後開腔說:「證明劉少奇是叛徒,你能立大功,對你也有極大的好處。這裡是什麼地方,你也清楚。這裡既然能進來,也就能出去。你難道就不願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團聚嗎?」子文同志說:「我不僅想與親人團聚,更想為黨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的事,不能瞎說。」來人又「指點」說:「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妄想用誘供的方法使子文同志就範。然而,子文同志卻輕蔑地一笑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既然全知道,就自己去寫吧!我不能寫!」 
  1969年,黨的九大前夕,他們第三次來找安子文同志。這次不僅讓了座,泡了茶,還表現得很「親近」。這樣的待遇在當時「紅色」恐怖的監獄裡,是絕無僅有的。來人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九大快開幕了。你如能證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絕不會虧待你。當然,繼續當中央組織部長是不可能了,但是做個中央委員還是可以的。」子文同志嚴肅地說:「我的確不瞭解,如果瞭解,我在中組部工作時早就報告黨中央、毛主席了。以後,不要再問這件事了。」來人又說:「你再考慮考慮,這是最後的機會。」子文同志不耐煩地說:「不用了,我不知道!」   
  正氣萬古:懷念安子文同志(3)   
  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繼續殘酷折磨子文同志,牙齒打落了,但他仍橫眉冷對,有力地回答那幫暴徒:「軍閥和國民黨的刑具我見過,敵人的監獄我坐過4次,手銬腳鐐你們給我戴吧!」時窮節乃現——每逢緊要關頭,子文同志那寧折不彎的品格 ,就越發顯得可貴。他不為功名利祿所誘,不為暴力強權所屈,他只相信事實,只按照原則辦事。個人的榮辱安危,他不屑於一顧,在他的心中只有我們黨。正是從子文同志這樣的老一代革命家到張志新式的普通黨員所代表的凜然正氣,鼓舞著億萬人民去奮勇鬥爭,使我們終於戰勝了林彪、「四人幫」所代表的邪惡勢力。 
  自從我出獄以後,子文同志非常關心我們一家,常來看望。我們也常常去登門請教。子文同志善於思考,他經常啟發我們:「這十年啊,黨和人民受害太大,大批好幹部被打了下去,陰謀家、野心家卻平步青雲。要是只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過去我們黨也犯過錯誤,但認真總結經驗以後,就引導人民走向勝利;反之,就鑄成更大的錯誤。這一次,教訓太慘痛了。一定要使壞事變成好事。可是這個變,我們要做多少工作啊。」他還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光美同志,你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們必須要完成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不能讓這樣的浩劫再重演。我們必須認真研究一下、分析一下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作惡的條件是什麼?根源在哪裡?為什麼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被壓制了整整十年,萬馬齊喑,而幾個小丑卻可以濫施淫威,搞得天下大亂?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找出我們的制度中和黨的生活中有哪些缺陷,以致給壞人有可乘之隙。要徹底挖除產生災難的根子。如果我們這樣做,全黨的水平就可以提高一大步,像以往我們黨遇到大挫折後一樣,只要我們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然後腳踏實地、穩健堅決地一步步著手改進,就一定能帶領全國人民取得更大的勝利,把黨和國家建設好。」說到這裡,子文同志有些激動,眼裡閃出晶瑩的淚花:「我們只要完成好這個任務,看到黨的事業在前進,在發展,就等於看到四個現代化實現了,老百姓也算沒白受難,我們也無愧於在這些年裡被殘害故去的老同志們。」 
  一天,子文同志精神煥發、笑容滿面地到我們家。一進門就告訴我們,華主席、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找他談了話,中央已經任命他為中央黨校的副校長。一聽到這個消息,孩子們都蹦了起來,向他祝賀。子文同志也爽朗、暢快地大笑著。把畢生精力貢獻於黨的事業的子文同志,在被剝奪了12年的工作權利之後,又能為黨和人民工作了,他是多麼高興啊!然而,過了一會兒,子文同志卻嚴肅地對我說:「這次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較之歷史上的幾次轉移意義更大,阻力也更大,面臨重建黨的歷史任務,辦好黨校太重要了。我多年做幹部工作,這個工作我很願意幹。」 
  子文同志又夜以繼日地工作了。不久,他身患重病,但他從不對人說自己哪裡難受。直到他倒在病榻上,仍以驚人的毅力同不治之症作頑強的鬥爭,沒有停止工作。那一時期,我去看望他,總勸他一定要安心養病,好迅速恢復健康。子文同志也總是笑著說:「我一定能好。我還要參加五中全會,參加十二大,還有那麼多事等著我去做。」我理解他急切的心情:「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十年動亂,國禍民難,他多麼希望多做、快做些事情! 
  在少奇同志追悼會後,我去看子文同志。這時他已臥床不起,但我去時,他頭腦很清楚。他先問了問孩子們的情況,過了一會兒,忽然說:「為少奇同志平反,是個勝利,但還不能說是徹底的勝利,林彪、『四人幫』的遺毒還沒肅清,要警惕……」又說:「毛主席說過,老同志死了應該開慶祝會,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任務。少奇同志沒有完成任務就死了,那是敵人不許他完成任務啊!」子文同志流下了眼淚:「而我,我也沒能……」   
  正氣萬古:懷念安子文同志(4)   
  在子文同志去世的前一天,我和孩子們又去看他,他已經不能說話。看見我們來了,他吃力地張開嘴,唇角微動,依稀有聲,我知道他在對我說話,我緊緊地抓住他的手,極力想聽清他在說什麼,但已不可能聽明白了。我強忍著淚水,看著他那雙疲勞的眼睛——突然我聽懂了,他是在說:「我們的黨……我們的事業……」子文同志,你15歲就獻身於革命,大革命失敗的時候,你沒有徨,把烈士的鮮血融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在反動派的鐵窗裡,你們建立起黨的組織,堅持了鬥爭;在抗日烽火中鍛燒了你的鋼筋鐵骨;在解放戰爭的炮聲中,你為前線輸送了大量的幹部;為了祖國的富強,你傾注了全部心血……想到這些,我緊握著子文同志的手,說:「你的心我懂得,你的話,我記住了,不會忘記的。休息吧,你休息吧!」了文同志閉上了沉重的眼簾,但又強睜開了,吃力地動著嘴唇,額頭上滲出顆顆汗珠。在子文同志與病魔作最後搏鬥的時刻,心中仍掛牽著黨的未竟的事業!於是我又堅定地說:「我一定按你的話去做。我們,我們一定按你說的話去做!」我讓開身子,使子文同志能看到我身後的孩子們和其他青年們…… 
  今天,子文同志永遠離開我們了。這是我們黨的重大損失。同時,對於我來說,也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師。我難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然而,我也為我們黨有如此堅強、優秀的戰士而感到驕傲。正如一波同志所說:「子文同志坐過軍閥、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也坐過林彪、『四人幫』一夥的監獄,他都沒有屈服。敵人怕他,同志們愛他,這是他的光榮。」子文同志入黨50多年,做了21年組織工作,也前後被敵人剝奪了21年自由。他用自己的鮮血、汗水和全部才智,譜寫了自己可歌可泣的一生。子文同志是屬於黨的,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他的精神將永遠活在我們黨和人民中,他的正氣將萬古長存。 
  安子文同志的骨灰將撒入黃河。黃河,中華民族的搖籃,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永遠滔滔不盡的洪流巨浪,將載著一代英豪——子文同志,流過祖國的山川沃野,奔騰不息!   
  《孫敬修全集》序(1)   
  本文原載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孫敬修全集》一書。孫敬修,兒童故事專家,兒童教育家。(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97年1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孫敬修爺爺講的故事》出版座談會」,當天我雖然有好幾個安排,但我還是擠時間參加了,因為我是孫老師的老朋友。光英、佳楣、韓作黎、葉至善、劉延東、田華、李啟民、羅英光英,即王光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佳楣,即林佳楣,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韓作黎,教育家,兒童文學作家。葉至善,時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延東,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田華,電影表演藝術家。李啟民,時任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部長。羅英,文化部離休幹部。等同志都到會了,他們既是孫敬修生前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十幾位戴著紅領巾的小朋友,給大會帶來青春的朝氣,坐在他們中間我好像也變得年輕了。十本孫敬修講過的故事書擺在會場中央,整個大會充滿歡樂的氣氛。到會同志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頌揚孫敬修的業績,暢談在當前形勢下出版《孫敬修爺爺講的故事》這套書的意義。雷潔瓊、冰心、薛明雷潔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冰心,時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薛明,賀龍元帥的夫人。等同志還給大會發來了賀信和賀電。大家都懷念去世近7年的孫敬修同志。 
  我和孫敬修同志交往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孩子們都愛聽孫老師講故事,有時聽得很入迷。我和少奇同志偶爾也和孩子們一起聽過片斷或孩子們的複述。少奇同志還通過電台向孫敬修轉達過對他的讚揚和問候。直到今天,回憶起來,仍感到十分親切。孫敬修講的故事,健康有益,生動活潑,感情豐富,既對孩子們有吸引力,又有教育實效。孫敬修為培養祖國的花朵做出了很大貢獻。孩子們的父母和從事少年兒童工作的同志們,也是他的聽眾,我和他們曾經受到他的教育和啟發,使我們不斷改進教育孩子的方法。因此,孫敬修同志不僅是全國少年兒童的老師和朋友,也是我們作家長的人和少年兒童工作者的老師和朋友。後來,我和孫敬修的聯繫日見增多,我們通信往來不斷。他甚至和我探討過他的兒子的工作安排問題。 
  1990年3月5日,孫敬修老師逝世的噩耗傳來,我十分震驚和悲痛,囑咐辦公室的同志給孫敬修靈堂送去了一個花圈,以表達我對他的崇敬之心和深切的哀思。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為了配合黨中央關於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教育的指示精神,也為了紀念和研究孫敬修的需要,在新聞出版署和孫敬修親屬的大力支持下,決定出版《孫敬修全集》。我和孫敬修的老朋友榮高棠、胡昭廣、韓作黎、於友先、於藍、謝添、李濱聲等同志都認為,這是一件造福於中國兒童、造福於中國教育事業的好事,應予支持。因此,我們十分高興地擔任了這套全集的顧問。孫敬修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同志,我衷心希望天津教育出版社把這件事情辦好。 
  孫敬修同志出生於清朝末年的貧苦家庭,8歲喪父,由於生活所迫,他考入了食宿免費的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嘗盡了舊社會小學教師的苦辣辛酸。但他熱愛兒童,生活在兒童們中間,潛心研究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及兒童的情趣和語言,總結出一套為兒童所喜聞樂見的教育方法,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而且他獨闢蹊徑,在實踐中摸索了一條利用講故事的方法對兒童進行教育之路。他在講故事中不但向兒童傳授知識,而且潛移默化地對他們講述做人的道理,對他們進行真善美的熏陶。他的成就得到全社會的承認和讚譽,受到廣大學生和聽眾的歡迎和愛戴。 
  解放以後,孫敬修同志在黨的教育下,政治思想覺悟迅速提高,立志獻身於新中國的兒童教育事業。他把對黨、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熱愛,全部傾注在全心全意為兒童服務的工作中。他更加努力提高教育教學水平,悉心鑽研講故事藝術,希望兒童聽了他講的故事,都能成為勤勞、善良、聰明、勇敢和熱愛祖國的人。他對兒童充滿愛心,對藝術刻苦鑽研,精益求精,逐步形成獨特的——通俗淺顯、自然親切、形象生動、愛憎分明,民族化、大眾化的講故事風格,把故事講得繪聲繪色,成為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成就了這項事業的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超過他的成就。   
  《孫敬修全集》序(2)   
  孫敬修同志是兒童文學語言大師,他的故事語言有著特殊的魅力。一切著眼於兒童的接受能力和興趣要求,是他的語言特色。他的兒童文學語言扎根於兒童語言的沃土之中。他用這種語言創作兒童故事,他也用這種要求去改編兒童故事,並在故事中蘊含著深刻的教育意義。所以他的作品總是受到兒童的喜愛和歡迎。我很同意葉君健葉君健,兒童文學作家、小說家和翻譯家。先生在評論孫敬修文學語言風格時的一段話,他說:「一般文學史常常容易忽略一個問題,即『講故事』在我們文學中的地位。事實上,人類最早的文學創作就是『講故事』,從他們講的故事中產生了我們的許多文學名著,大的如《三國演義》、《水滸》,小的如話本。現代中國,在這方面做出了特殊貢獻的人就是我們的孫敬修同志。他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他在故事裡注入對人生、社會、歷史甚至政治的看法和見解,用潛移默化的方式,使幼小的聽眾在欣賞故事之餘,還能獲得許多人生與社會知識的理解,使他們能正確地認識這個世界,從而在他們的學習和生活中能受到有益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講,孫敬修同志就不僅是一個講故事的大師,一個語言藝術家,也是一個哲學家、教育家。他在『講故事』這種文學形式中獨創一格,為我們兒童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講的故事也就超過了一般『故事集』的範圍,而成為了我們新兒童文學中的文獻。」孫敬修同志長期在電台講故事,電台同志對他在稿件文字上的加工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說:孫敬修先生「極其認真、努力,字斟句酌,反覆推敲」,「對每段故事都做了精細的潤色、加工」。1980年6月,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大會召開,由康克清康克清,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同志親自提名,孫敬修被全國兒童少年文藝創作評獎委員會授予「榮譽獎」。這是我國兒童文藝創作最高一級獎勵,也是終生獎。 
  孫敬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當然應主要歸功於他本人的勤奮和鑽研,但與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和支持、廣播電台極大的宣傳作用、廣大少年兒童和他們的家長的熱愛以及領導和同行們對他的幫助等等,都是分不開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條,都成就不了舉世聞名的孫敬修。 
  半個多世紀以來,兩三代人聽著他講的故事長大。孫敬修為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為我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退休以後,孫敬修退而不休,他不僅繼續活躍在勤於耕耘、精心育苗的事業中,而且足跡踏遍祖國大地,向兒童教育工作者及各行各業的人們傳授自己講故事的經驗和體會,傳授教育兒童的方法,以自己的切身體驗到處宣傳黨的光榮偉大,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癡心不變,80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用「甘為春蠶吐絲盡,願做紅燭照人寰」的座右銘激勵著自己,為兒童教育事業奮鬥到最後一息。孫敬修是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人。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人類的明天。現在正處於世紀之交,黨和國家正面臨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國民素質的水平,關係到21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關心兒童的健康成長,為未來的中國培養合格的接班人,便成了我們全社會的當務之急。孫敬修同志有著關心祖國命運,發奮振興中華的高度政治責任感,所以他能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兒童教育事業。他的這種崇高的獻身精神,是兒童教育工作者的楷模,也是各條戰線職工的榜樣。我們要學習孫敬修同志的政治品格,學習他對事業的獻身精神,學習他對工作不懈的鑽研與追求的敬業心,研究他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方法。目前所要出版的《孫敬修全集》,除了要收入他永遠不會過時的「故事集」之外,還將收入他的「回憶錄」、「言論集」,他介紹自己教育兒童及講故事經驗的「專著」和別人研究、介紹他的「研究回憶」文章,以及從未發表過的他的「遺囑」、入黨申請書及書信等等。這將是我們研究、學習和總結孫敬修同志的教育思想,繼承和發揚孫敬修同志事業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想,這便是我們出版《孫敬修全集》的意義所在。   
  《孫敬修全集》序(3)   
  我熱切希望在兒童教育戰線和各條戰線上,湧現出更多的孫敬修式的先進人物。 
  1997年12月24日於北京   
  沉痛追念黃鼎臣同志(1)   
  本文原載華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黃鼎臣紀念文集》一書。(二○○○年九月)著名社會活動家、中國致公黨卓越領導人、中共優秀黨員黃鼎臣同志,逝世已經一年有餘了。我一直想寫篇文章悼念他,怎奈每一握筆,便禁不住思緒萬千、悲痛不已。鼎臣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和他那巨大的人格力量,每每念及,都使我深感失去了一位兄長般的好同志。 
  我和黃鼎臣同志於政協共事時相識,六、七屆政協常委會期間,我們經常被分在一個小組,加上我們又同住在一座居民樓內,平時還經常在各種會議上相遇,所以交往頗多,並逐漸由相識到相知。 
  鼎臣同志非常謙虛樸實,為人正派,黨性很強。他身為致公黨主席,具有很強的參政、議政意識。每次會前,他都非常認真地圍繞主題準備材料並積極發言,對國家大事坦陳己見,提出許多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經常受到與會同志的讚揚和支持。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對於不同意見,鼎臣同志敢於直言不諱。記得在一次政協常委會上,一位負責同志針對時弊,建議發動群眾由下而上開展揭發、批判。在小組會上,鼎臣同志堅決而冷靜地表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這種作法無異於又要搞一次全國性的運動,於人民無益,還是以領導幹部與共產黨員嚴格自律並依黨紀國法對貪污腐敗行為進行查處為好。 
  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從未聽他訴過苦或抱怨過,但事關人民利益,他則敢於堅持原則,仗義執言,可見他愛黨、愛國的赤誠之心。 
  在政協共事期間,我們嚴肅而認真地對每個議題展開討論,鼎臣同志還常來我家坐坐,繼續他在小組會內尚未盡興的話題。他講話聲音洪亮,略帶廣東口音,我聽來很清楚,而他則年高重聽,漸漸地,我發現借助筆談,可以大大方便交流,於是,我便用很粗的鉛筆在紙上寫出較大的字來幫助談話。後來,連陪我的老趙阿姨都摸出了規律,鼎臣同志一來,她不僅要送上一杯清茶,還必然要遞我幾張白紙和鉛筆。我們談話的範圍非常廣泛,他幾次出訪回來,都興沖沖地來我家講述他在國外與僑胞親切會見,特別是與老洪門洪門,又稱「洪幫」或「紅幫」。清民間秘密結社之一。原為天地會的對內名稱,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相傳以洪武(明太祖年號)的洪字為代稱,入會者均稱洪門或洪家兄弟。長期在珠江、長江流域秘密活動,並在海外華僑中建立致公堂等組織。成員來往的情況,講他的見聞和感受,興奮之情,溢於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鄉參加了紀念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蘇維埃成立60週年大會。回來後,他滿懷感情地對我講了家鄉的變化,感歎這一切來之不易,盼家鄉乃至國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時,更要學習他,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 
  我還特別記得,鼎臣同志幾次談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積極物色、培養年輕人接班。他說,民主黨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難。為此,他曾親自至廣西、湖南、安徽、青島、上海等省、市與致公黨在各地的領導人座談,並於1988年主動提出辭去致公黨中央主席的職務。他深遠的見地和重事業興衰的高風亮節,感人至深,因而被推舉為致公黨的名譽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獲益匪淺。特別讓我難忘的是,他幫助我恢復了同一些老僑胞的聯繫,建立和加深了與歸僑、僑眷的感情,還使我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記得80年代時,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協和醫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黃周規老先生。1963年,我陪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尼時,黃老先生是印尼華僑報業鉅子。後來,他回國定居,並帶回了他組織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訪問時的畫冊。經歷了「文革」的風風雨雨,畫冊已破損不全。鼎臣同志告訴我,黃老先生很珍視這本畫冊,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別是僑胞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黃老先生極希望能親自將畫冊送給我。鼎臣同志建議我去醫院看看他。我們到病房時,黃老先生已臥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兒黃曙暉守護在身邊。黃老先生見到我,掙扎著探起身,緊緊地握著我的手,然後從床邊拿出畫冊,雙手顫抖著遞給我,在場的人眼睛都濕潤了。黃夫人和他的女兒簡單地敘述了在「文革」中收藏這本畫冊的危險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僑胞的覺悟和厚誼,再三地重複說:「謝謝,我將好好保存它。」此時,任何語言都顯得那麼蒼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覺得多餘的話已不必說了。這本畫冊我已交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劉少奇主席紀念館保存。離開醫院前,我詢問了黃老先生夫人和女兒的情況,黃老先生夫婦均為致公黨黨員,女兒在美國讀書和教學,我們還互相交換了地址。黃老先生病逝後,他的家人無論在哪裡,我們始終保持著新年賀卡的往來,互致問候和祝福。   
  沉痛追念黃鼎臣同志(2)   
  也是在80年代裡,經鼎臣同志聯繫,我出席過好幾次致公黨在民族宮等地舉行的新年聯歡會和在東城燈草胡同舉行的三八節女黨員座談會。在熱烈的氣氛中同歸僑、僑眷親切地交談,還一起包餃子、照相,一起看文藝節目,其樂融融。我第一次聽歸僑歌唱家葉佩英唱《我愛你,中國》,就是在致公黨的聚會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謝鼎臣同志幫助我加深了同歸僑、僑眷的友誼。 
  鼎臣同志十分儉樸。我還記得,他常穿一件黑色舊呢子大衣,我注意到這件大衣很沉,脫脫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體會,年紀大了,穿又重又緊的大衣很不舒服。於是,我忍不住勸他,說:做件新的吧,輕一點的,寬鬆些的,上了年紀,這麼重的大衣穿不動了。他笑笑說,是該換一件新的了。可還是過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還特地穿來讓我看看:比那件舊的輕得多哩。後來,他的女兒告訴我,她父親在港澳行醫時,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錢都用在革命事業上了;解放後,他雖是第一屆衛生部醫政局局長,但薪金同行醫時相比就差得很多了。她的伯父聽說鼎臣同志在北京做了官,特來京看他,但發現他還不如從前呢。於是說他是「世界人」,不管家的,以至始終也沒向他提起過解放前他坐牢時,為營救他欠下的很大一筆款子的事。她的父親雖然「顧國不顧家」,但對家鄉的感情卻是很深的。凡從家鄉來看望他的人,特別是同鼎臣一起參加過革命的老戰友及其後代,他總是熱情招待,有困難的,更是熱心幫助解決。 
  在鼎臣同志患病期間,一天,他家的阿姨忽然來敲我的門,說老先生堅持要下床來我家,我忙讓她趕快回去,告訴鼎臣同志不要來,我馬上去看他。我到他家裡,只見他靠在躺椅上,很平靜,見到我很高興,只是動作已經困難了,也不能說很多話了。再以後,他的病情日益沉重,終於離開了我們。不幾日,與他相依為命的老伴也隨之而去。 
  鼎臣同志生前和我雖有許多往來,但卻極少談及他過去坎坷的經歷和做出的貢獻。直到他去世以後,我才從致公黨給我的一些材料中知悉了他的許多感人事跡,使我不由得更加敬重他。以前,我甚至不瞭解他的行醫經歷,現在回想起1989年,在我住院做手術和進行化療的日子裡,他曾多次來醫院探望我,還到家裡瞭解我的治療情況,並提出許多十分內行的建議,諄諄地囑咐我。關切之情,讓我終生難忘。現在,故人已去,我們活著的人在心裡默默地懷念著他,哀痛著他的離去,追憶著他留給我們的那麼多美好的東西。人的一生,能夠為人們留下不盡的思念,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足見其生命的意義。為了能使鼎臣同志安息,我們更應該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努力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為國家、為人民、為黨的利益,盡自己之所能。   
  懷念老朋友蘇加諾先生   
  本文原載印度尼西亞Gramedia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加諾兄——我的父親、老師、朋友和領袖》一書。(二○○一年)今年,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誕辰100週年。 
  懷念老朋友,不禁想起38年前,應蘇加諾總統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外交部副部長黃鎮,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於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對印尼進行的正式訪問。我作為少奇夫人,和陳毅夫人張茜,黃鎮夫人朱霖一起陪同出訪。這次訪問,加深了我對蘇加諾總統的瞭解,增進了友誼,那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當年,代表團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馬腰蘭機場時,隆重而熱烈的歡迎氣氛,一下子將我們包圍起來。到處是美麗的鮮花和歡迎的人群,蘇加諾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他多次來過中國,和少奇他們是老朋友。一見面,他們握手、擁抱、互相問候。總統給人的印象是非常有總統氣派,但又不乏親和力。他對中國十分友好,在一些國際問題上,我們互相支持和幫助,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親密而融洽。雅加達比北京熱很多,總統關切地問我是不是太熱了,我由衷地回答,這熱烈的氣氛讓我心裡更熱。 
  陪同總統迎接我們的還有他的女兒梅加瓦蒂,一個聰明、漂亮的姑娘,我很喜歡她。在後來舉行的國宴及其他一些正式場合,她都是以女主人的身份出席,而且做得非常得體。 
  在印尼訪問的短暫時間裡,以夫人身份,我不參加正式會談,不可能深入瞭解蘇加諾總統政治家的一面,而更多的是體會到他的熱情、周到、有情趣,以及作為總統的權威。 
  幾天裡,我們對雅加達,茂物,萬隆,日惹,巴厘島等進行了訪問,蘇加諾總統全程陪同。那裡的熱帶風光綺麗多彩,人民熱情好客。印尼的蘭花非常有名,總統特意送了一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蘭花新品種,很漂亮。我特別記得觀看萬隆附近的覆舟山火山噴發的情景。熱情的當地人冒著危險,在噴火口旁用石塊砌成了「歡迎中國客人」幾個大字。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火山噴發。總統非常興奮,不住地用手指點著讓我們看,熱情地介紹說:印尼是個多火山國家,有400多座,覆舟山是一座著名的活火山……就像他陪我們參加印尼航空節,看花展,看佛塔,參觀手工藝品展覽會時一樣,對印尼的文化歷史,風土人情,如數家珍般向我們道來,我能從他的表情和話語中,感覺到他對自己祖國由衷的熱愛。 
  訪問中還有一件事給我印象深刻。那是在巴厘島,我們到的那天,正趕上這個島的消除文盲日。島上數萬人集會遊行,既是歡迎中國客人,也是慶賀這個日子。蘇加諾總統講了話,其中特別強調掃盲的重要性。我當時就想,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此重視教育,重視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這個國家一定有著光明的未來。為了慶祝這一天,晚上還舉行了土著舞表演,總統通音律,熱情激揚,強烈地感染了我們,賓主完全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後來,總統特意送給我們一大一小兩套晚會上見過的印尼民族樂器「安克隆」,我們非常珍惜。回到北京,少奇決定將大的一套送給中國東方歌舞團,小的則給了北京師大一附中。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並記住,中國、印尼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和深厚友誼。 
  代表團圓滿結束了訪問。回國後,少奇和我收到蘇加諾總統夫婦送的一幅倆人合影,非常好。少奇很高興,於是我們到北京的中國照相館也拍了一張,並回贈總統夫婦。總統夫婦的那張照片,我至今仍然保存著。 
  在蘇加諾先生誕辰100週年的日子,作為老朋友,心中不免有許多感慨。往事已逝,故人常記在心。願中國、印尼兩國人民,永遠記住那些為兩國間友誼做出貢獻的人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回憶和期望(1)   
  本文為王光美在她的母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建校7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原載《青年一代》1981年第1輯。——紀念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建校七十週年(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慶祝我的母校——原來的師大二附小,現在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建校70週年。熱烈地祝賀老師、校友和同學們。 
  70年來,由於教職員工的辛勤勞動,母校為祖國培養出許多出色人才,對人民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50多年前,我的兄妹和我在這裡學習過。老師和同學們給予的教育和幫助,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母校為我們認真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打下基礎,養成講衛生的習慣,重視體育鍛煉,懂禮貌……特別是培養了我們愛國主義的感情。 
  小朋友們!當年9月19日,我們曾同你們一樣,慶祝校慶。一開學,就學唱「九月十九日,特別要注意……」的歌,練跳舞和排節目,準備校慶時聯歡。我特別記得1931年9月這一天,當我們興高采烈地來到學校參加校慶時,老師們卻愁眉不展,向我們宣佈,聯歡不舉行了。因為,日本侵略者佔領了我東北三省,千萬人民淪為亡國奴。這個消息真像一盆冷水從頭上澆下來!老師們含著淚水向我們講:列強欺負我們是因為中國人民像一盤散沙,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奮發圖強,睡獅猛醒,為國家的富強而努力學習。 
  老校友錢學森教授,是著名的愛國的科學家,對我國的衛星上天作出了重大貢獻。我想,1955年他毅然放棄在國外優越的研究條件和生活條件,衝破各種艱難險阻,帶了幾百公斤的資料返回祖國時,心中也會想到母校給予的愛國主義教育。 
  北京解放後,第二實驗小學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支持,不斷地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特別重視對孩子們的品德教育,開辦了小工廠,試辦過集體住宿班。我把幾個孩子送回我的母校,從幼兒園到小學畢業。他們在這兒和老師、同學們共同學習和生活了好幾年。孩子們在這裡打下的文化科學基礎比我們那個時候強多了,而且德、智、體全面發展,學校給予他們的是社會主義教育。 
  小學是培養人的品德的最重要時期,老師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給孩子們以終身難忘的影響。我的小兒子在塞外插隊當農民。7年的辛勤勞動,使他懂得了「一個汗珠摔八瓣」是怎麼回事。他那時不知有多少次回味起老師曾對他談過的話:不能浪費,應愛惜勞動成果。當過多年工人的女兒們,當她們住在地窩子裡的時候,當她們餵豬、做醬油、製造機器的時候,她們又有多少次想起老師們的教導,應該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要熱愛勞動。童年時的教育是多麼重要呀! 
  第二實驗小學在1958年後曾試辦過寄宿班,我的孩子都參加了。記得三年困難時期,住校的孩子有段時間吃不飽。有些好心的同志和學校領導人曾幾次勸我不要讓孩子再住校了。我很為難,經濟情況沒有好轉,別的孩子也吃不飽,應該讓他們同大家在一起。但是,當我看到孩子們星期六吃過午飯回家,把我們飯桌上的食物一掃而光,還餓得那個樣子,真心痛呀!我不得不同孩子的父親商量。他支持了我,說:「人民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嘗嘗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將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我們堅持了讓孩子與群眾同甘共苦,把孩子交給了學校,相信學校一定會把他們教育好。學校沒有辜負家長們的信任。我的孩子和他們的許多同學,能闖過林彪、「四人幫」製造的十年災難,生活、勞動和學習在人民之中,健康地成長,和在第二實驗小學所受的愛集體、愛人民的教育有極大的關係。 
  我感到激動和鼓舞的是,母校經過十年政治衝擊後,又煥發了教育青春,許多老師正在為「四化」做出極大的努力。這種向前看的態度是值得學習的。的確,許多人曾長期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受過各種殘酷的折磨。但是,今天,黨和人民給我們平了反,分清了是非,恢復了名譽,我們還有什麼說的?只能是把餘生全部獻給偉大的祖國和人民。   
  回憶和期望(2)   
  同志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經過了多少艱難險阻,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勝利度過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是黨和毛主席領導我們推翻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是黨和毛主席領導我們取得的。三年困難,是黨和毛主席領導我們克服的。但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生產力的發展和許多科學領域方面與世界上先進國家的差距更大了,我們能容忍這樣麼?我們承認落後,是為了趕上去。要趕上去,就要大家團結在黨的周圍,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和拚命工作。許多人在這十多年裡看到的是陰暗面,因而對黨的領導信心不足,黨的威信比過去下降了。同志們呀!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但,這是實際情況,不能不承認。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們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要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沒有黨的領導是幹不成的;而黨必須是個好黨,真正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好黨。黨和人民是魚水關係,人民是黨的母親。要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要恢復我們黨的崇高威信,黨中央的決心是大的,但是,還需要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合作。因此,我借此機會向在座的共產黨員、相信黨的同志和曾經熱愛黨而現在又真心想把我們祖國建設得富強起來的人們呼籲,讓我們互勉,共同幫助我們的黨搞好,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的黨一定能搞好,一定能逐步恢復她崇高的威信,一定能領導我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迫切需要大批接班人。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基地,老師們的任務非常艱巨。同學們很幸福,能有現在這樣的良好條件,又有重大的任務等待著你們。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在老師們的教導下,好好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尊敬老師,熱愛勞動,艱苦樸素,互相幫助,成長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新主人。 
  我堅信,我的母校第二實驗小學的畢業生中,將出現一大批既懂理論又善於實踐的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一大批真正稱得起共產黨員的優秀革命者。我堅信,我的母校第二實驗小學將不斷創造和總結出一套套先進的教學經驗,為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科學素質作出更多貢獻。   
  為祖國培養冠軍培養人才   
  本文為王光美在「首都三十年教齡體育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原載《體育報》1981年11月6日。(一九八一年)見到你們,我覺得有多少話想說啊!好,就從前幾天中國同科威特的足球賽說起吧! 
  這是我第一次從頭到尾看完一場足球賽,還是在電視上。人家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那天晚上確實已安排了工作,有幾個年輕人非拉我去不可,說只看十分鐘。我說:好,就看十分鐘!可是這次說話不算數,一看就被吸引住了。一開始解說員就講容志行怎麼帶著傷上了場,我們的運動健兒一個一個的真拼。不僅是那技巧,而且那股精神更激動人心。容志行頂了個漂亮球,我們贏了一個。然後不知怎麼地,罰我們點球。人家告訴我,這點球是百分之百的進,百分之百的沒跑。啊呀!這時我也跟著揪心。可是球一下子就被抱住了,那是小李!真是好樣兒的。把大門是很難受到表揚的。因為踢進球沒大門的事,被人踢進,大門就得挨罵。所以,咱們的大門——李富勝真不錯。比賽那麼精彩,我忘了時間,就從頭看到尾。我們同所有的觀眾一起,一塊兒緊張,一塊兒高興,就差沒有舉起國旗了。由於我們體育小將敢打敢拚,為國爭光的這股勁兒,激起了觀眾的愛國熱情。誰說我們中國人民上不去?!我們的體育,足球算是弱的,基礎是差的,可就能打出這麼爭氣的結果。所以那晚我特別激動,看完了球,心情好久不能平靜。晚上該辦的事,直到夜裡3點才辦完。 
  我那晚為什麼不平靜呢?當時我不知不覺地想起60年代的三年災荒。那時候吃不飽。在有的人信心不太足的時候,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比賽我們拿了好幾項冠軍,真爭氣,使我們增加了克服困難的信心。體育戰線傳來好消息,各個方面也覺得精神振奮,都要為國爭光,為國出力。結果三年災荒的困難很快就克服了。現在黨中央又號召我們振作精神,把各行各業的工作搞上去。體育健兒這次又是很爭氣。今年乒乓球全贏了,羽毛球也打得很漂亮。還有女排、跳水……簡直數不過來。我們的體育原來比較弱,能打出這個水平來確是使人激動。我覺得各行各業都要向這些體育健兒學習,向這些為國家爭光、奪冠軍的小年輕學習。 
  參加今天座談會的100多位30年以上教齡的老體育教師是非常令人尊敬的。我打個比方,我覺得你們以及所有的體育老師,是我們體育冠軍的母親。體育健兒所以能得冠軍,是因為從小受到多方面的教育,教授他們體育技巧,鍛煉他們堅強的毅力,培養他們具有愛國主義精神。這些是誰教他們的?是黨教他們的,具體是誰教他們的呢?是通過我們這些教師。薛明薛明,賀龍元帥的夫人。同志和我,都是做母親的,我們深知當子女們爭氣時,最感到幸福、自豪的是母親。因此,當看到體育健兒為國爭光的時候,我理解在座的各位老同志一定心裡都有一種特別幸福的滋味。同志們幾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埋頭工作,不求名,不求利,是無名英雄,你們在認真為國家培養下一代。對體育教師和教練這些體育冠軍的母親,我們作為幹部要向你們學習,第一要把自己的本職工作搞得好上加好;第二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去培養青年,發現人才,帶一段,扶一段,推一段,為國家培養出千千萬萬個優秀的接班人。這是當務之急。我們都是老年人啦,讓我們互勉:把這兩項任務做得更好,在我們見馬克思的時候,使我們的母親——人民為我們這一代感到自豪、滿意。   
  共產黨員永遠不能「退役」(1)   
  本文原載《紅旗》1982年第9期。(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實現領導人員的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這是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大事。 
  我們的革命老前輩和老戰友們,曾為革命和祖國的建設事業作過許多重大貢獻。今天,在新的形勢下,黨和人民需要我們作出新的貢獻,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就是要交好班,使權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掌握在真正擁護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中青年同志的手中! 
  古今中外,多數成大業的領袖人物,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顯露出了不起的才華。許多老同志,20歲左右就當了團長、縣委書記,或者成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的領袖。鄧小平同志23歲擔任黨中央的秘書長。有些少數民族的同志,也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在黨的領導下,出色地進行了革命活動,擔負領導工作。現在,青年同志裡就沒有這樣的人才嗎?在偉大的十億人民中,人才多得很。的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猖獗了一陣子,耽誤了我們對中青年幹部的培養和提拔。但是,這十幾年的風風雨雨也鍛煉了他們。複雜的鬥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們成熟了起來。我們應當盡量培養、幫助這些中青年幹部成長,大膽地提拔、使用、鍛煉、支持他們,帶他們一段。我堅信我們的年輕一代一定能接好班。 
  幹部交接班是正常的新陳代謝,也是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事,是全體黨員、幹部和全體人民關心的大事。因此,不論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必須把這件大事做好。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走過大彎路,國家和人民都吃過大苦頭。我們一定要吸取教訓,在黨的領導下,堅持群眾路線,選賢任能,把權交到可靠的人手中。 
  回想我們在幾十年前,正是出於對祖國、對人民的強烈責任心,才投身於革命事業的。入黨時,我們都曾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惜獻出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當前,黨的事業的發展又使我們面臨著一次嚴峻的考驗,同時也是一次為黨立功的機會。我堅信我們的老同志們一定能交好班,在人民編寫的功勞簿上增加新的一頁。 
  我的黨齡比許多老同志短得多,貢獻也少得多,但也是60歲的人了。我同許多同志一樣,也是在最能工作的若干年裡,失去了為人民工作的權利。那時,我們多麼渴望有工作的機會!我們恢復了工作,幹得正起勁的時候,卻已成了老年人,到了該交班的時候了。這時心裡的滋味是中青年同志所體會不到的。自然規律使我們個人失去了補回損失的時間,這是很痛苦的。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來說,老幹部不僅是受損害最厲害的一代,也是耽誤年富力強時光最嚴重的一代。有了這種痛苦,我們更應該自願地讓年輕的同志接替我們,並盡力去幫助他們做好工作,補回他們那十幾年的損失,也讓他們替我們彌補黨和國家所遭受的損失,使後人不再經歷我們所經歷的痛苦。這的確是要有高尚的情操、遠大的眼光和很強的革命責任心的。 
  對於一生致力於革命工作的人來說,離開現在的工作崗位是使人非常難受的事情。以後,我們幹什麼呢?這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52年,少奇同志和我到蘇聯索契的亞熱帶植物園參觀。陪同我們的負責人是位老布爾什維克,他原是老紅軍,立過大功,到了退休年齡,主動要求到植物園工作。少奇同志很欣賞他的做法,曾說過:「作為一生為革命事業工作的人,單純的休息,完全的退休,不為革命做一點小事,沒有一點精神寄托是會很痛苦的。等我的身體和精力不能擔任現在的工作時,我可以去教書,講黨史,教哲學也行。到講不了課時,咱們一塊兒去搞個林場!一塊兒選種、育苗、施肥……」那時少奇同志只有54歲。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的這個想法未能實現。 
  現在,交接班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落在我們的肩上了。只要我們真正理解了黨中央作出這一戰略決策的重要性,我們會把這件大事辦好的。將來還有許多事等著我們干呢!當學生的義務輔導員;讀書,總結經驗;當個林場工人……多好啊!我們閒不著。不管我們是退居二線、三線,還是什麼職務也不擔任,我們永遠是革命者、勞動者。「選種、育苗……關心樹木的成長情況」,是我們終身的任務。我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到最後一息。共產黨員永遠不能「退役」!   
  共產黨員永遠不能「退役」(2)   
  當前,雖然形勢很好,困難確實不少,情況也十分複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我們造成的最大災難,莫過於對團結的破壞,破壞了黨群、干群、軍民之間的團結,破壞了幹部與幹部之間的團結,破壞了群眾與群眾之間的團結,破壞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因此,我們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加強各個方面的團結,逐步克服各種困難,把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繁榮富強,使革命老前輩開創的事業世世代代傳下去,使先烈們和無數戰士們用汗水和生命建造起來的偉大業績,流芳百世,光輝千秋!   
  實施新憲法的保證(1)   
  本文原載北京市法學會主辦的《法學雜誌》1983年第1期。(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新憲法通過了,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心情萬分激動。高興的原因,不僅在於我們莊嚴地行使了討論憲法修改草案的權利,還在於我們國家又有了一部合乎國情、順乎民意的好憲法。解放前,在黨的領導下,革命人民前赴後繼,追求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1949年新中國誕生了,1954年中國人民制定了第一部自己的憲法。這是一部很好的憲法,鞏固了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取得的勝利成果,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的方向。但是,在以後的一些時候,在某些方面,憲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十年動亂中,憲法公然遭到野蠻的踐踏,法制精神蕩然無存,人民已經得到的權利喪失貽盡。所以,當新憲法通過的時候,我們深深地感到,最珍貴的東西失而復得了。 
  在這萬民歡慶新憲法的日子裡,我們不能不以沉重的心情懷念起誓死捍衛憲法精神的老一輩革命家、許多幹部和群眾。十年動亂的初期,少奇同志慘遭迫害和污辱時,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數次嚴正地表示:憲法的尊嚴不容破壞!全國還有不少張志新式的烈士,也為捍衛憲法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4年來,許許多多的同志,其中很多是素不相識的,向我訴說他們或其親友在十年動亂中受到的苦難、為維護憲法進行的鬥爭和犧牲。我自己也無辜身陷囹圄達12年之久。回顧過去,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新憲法是以血的代價換取來的。 
  全國人民熱烈歡迎新憲法,表明大家都希望在新憲法的保障下,安居樂業,一心搞好四化。但是,有的同志和朋友對新憲法能否保持長期性、穩定性,十年動亂那種「無法無天」的狀況會不會重演,不無擔心。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們有充分的信心,經過全黨全民的努力,新憲法定將能夠切實得到貫徹。實施新憲法的保證在於: 
  首先,新憲法本身就是好的,符合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歷史特點,符合全國人民的根本意願。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有過順利發展時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也走過不少彎路,工作重點長期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上面,「左」傾錯誤嚴重危害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十年動亂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弄得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從而完成了偉大的歷史性轉變。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從此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黨和人民經歷了艱難曲折才取得了如何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新憲法把這一科學認識,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有著深遠的意義。新憲法用法律的語言表述了國家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和基本政策。新憲法的實施,必然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實踐將證明新憲法具有強大的內在生命力。 
  其次,人民的法制觀念增強了。全國各族人民對十年動亂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人民迫切要求實行法制,深深地懂得了用憲法和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人身、財產權利,保障在安定的社會環境裡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的權利,不必再時刻害怕「抄家」、「揪斗」。新憲法恢復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關於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重新確認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則;對公民人身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監督的權利等,都比過去規定得更加具體和切實;特別是還增加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條款。人們深知新憲法來之不易,那種連國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全國人大代表非法遭受逮捕、人民群眾無端被迫害的事情絕不允許再次發生。十年動亂中成長起來的年青人,也和我們上了年紀的人一樣希望實行法制,這令人極為欣慰。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經歷過正反兩方面的鍛煉和考驗,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理解,他們絕不會同意回到那種「以言代法」的時代,堅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今後如果有人敢於破壞憲法和法律,那麼站出來維護法律的就不會是少數人,而是億萬人民。人民法制觀念的增強,就是新憲法實施的深厚群眾基礎。   
  實施新憲法的保證(2)   
  第三,我們的黨中央決心「依法治國」。黨的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是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而提出來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憲法高於一切,憲法大於一切,憲法的權威關係到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黨的十二大莊嚴宣告,「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牴觸。」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以憲法為自己的根本活動準則,在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上起表率作用,必將能夠帶動和領導全國人民遵守和執行憲法。現在黨中央實行集體領導、講求實效的精神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在十年內亂中受到破壞的黨風在不斷好轉,黨的威望得以恢復和提高。憲法和黨章都不允許產生超越於國法黨紀之上的「特殊公民」和「特殊黨員」,要做到一視同仁。全黨努力「依法治國」,是新憲法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 
  新憲法已經頒布,我作為共產黨員和同志們共勉:學習新憲法,宣傳新憲法,保衛新憲法。少奇同志在1954年關於憲法的報告中指出:「在憲法公佈以後,違反憲法規定的現象並不會自行消滅,但是憲法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使我們能夠有效地為消滅這些現象而鬥爭。」他的這段話還是有現實意義的。為了從根本上消滅違反憲法的現象,當前我們要特別對黨中央指出的那「三種人」「三種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五種人」「五種人」,指除「三種人」外,還包括那些反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人,以及有各種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人。提高警惕,堅決防止他們進入領導班子,對已經混進去的要堅決清除。這樣才不會留下禍根,不然在時機合適的時候他們還會興風作浪,破壞憲法。 
  在新憲法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能夠建設好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幸福工程」組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的   
  本文根據「幸福工程」組委會辦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同志們、朋友們: 
  「幸福工程」組委會今天成立了,可喜可賀。首先,我對各位參加「幸福工程」組委會的工作表示歡迎和感謝,希望能在今後的工作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剛才,許多同志都發了言,雲、啟雲,即彭雲,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啟,即黃啟,時任全國婦聯常務副主席。同志也講了話。有了各位領導的支持,有了各界的廣泛參與,有了全社會的理解,我相信,「幸福工程」一定會搞好。 
  我的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這次承蒙雲同志推舉我參加「幸福工程」組委會的工作,我還是愉快地接受了,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目前,我們國家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還有8000萬人口、近2000萬個家庭至今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些家庭中的母親們承受著更多的生活重負,忍受著更多的饑寒煎熬。她們的生活境遇是令人同情的。 
  「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旨在幫助貧困母親參與生產,接受教育和生育保健服務,以改善她們的生存狀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母親是家庭的核心。幫助了一個貧困母親,就是幫助了她的全家和她的後代;幫助了貧困母親,就是幫助了貧困地區所有的人。辦好這件事,祖國大地將會增加多少歡笑和歌聲,減少多少痛苦和愚昧!從這個意義講,「幸福工程」以救助貧困母親為宗旨,確實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舉。 
  當然,良好的願望要變為現實還需要艱苦的努力,特別是像「幸福工程」這樣涉及面廣,時間長,難度大的社會工程,更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首先,需要我們組委會各位的積極參與和堅持不懈的工作。第二,要爭取廣泛的輿論支持。希望新聞、文化、宣傳各界的朋友都能為救助貧困母親做宣傳,造輿論,讓全社會都來重視和支持這項活動。第三,一定要把籌募的資金管好、用好,增強透明度,樹立良好信譽。 
  最後,我想以一個普通母親的身份向社會各界、向每一個善良的人發出呼籲:伸出友愛的手,獻出一點兒愛心,給貧困中的姐妹們一點兒力所能及的幫助吧!讓她們早日擺脫貧窮愚昧,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 
  謝謝大家!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只要人人都獻出愛(1)   
  本文原載《人民日報》1998年1月7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陳緒英、劉振英等16位脫貧母親的信,讓我這個「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啟動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萬個貧困母親得到救助,這是愛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們把評選出的13位先進脫貧母親請到北京,一方面對她們進行鼓勵,另一方面也向給予我們捐助和支持的朋友們匯報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貧困地區的貧困母親,並優先救助計劃生育戶。救助方式是小額低息貸款,直接到人,滾動發展,幫助她們勞動脫貧。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愛心的群體,我在晚年選擇參加這項工作,是想為幫助這些母親走出貧困盡一點力。 
  1995年初,彭雲彭雲,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主任。同志給我寫了封信,談到要搞一個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擔任組委會主任。有關同志向我詳細介紹了全國1000萬貧困母親的現狀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辦法、落實措施等等。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也很實在,便答應下來。後來,我聽說「幸福工程」曾請中央一位領導同志題寫名稱,這位領導說,你們先干5年,幹得好我就題。我很欣賞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貧濟困要用錢,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決的。令我感動的是,聽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綠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萬元,然後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萬元,山東孔府家酒捐了10萬元,加上計劃生育系統上上下下捐,工程就這麼啟動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們已投入資金近2000萬元,設立項目點51個,救助貧困母親近3萬人,可這離需要救助的人數還差得太遠。我坐在組委會主任的位子上,心裡很著急。現在社會上各種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張不開口朝別人要錢。於是1996年11月,我將母親留給我的6件古瓷器拍賣了,扣除手續費等,剩下50萬元捐給了「幸福工程」,盡我之所能吧。當時,有位外國記者問我:捐了你母親的東西不心痛嗎?我說,看見還有那麼多貧困母親我更心痛。況且,我媽媽從小就教育我們要自立、勤儉、有愛心,她就是這麼做的。解放後,她支持我父親把家裡的宅院捐給了國家,又自己出錢、出房辦起了保育院,幫助雙職工照顧孩子。我媽媽從不看重私有財產,她有著一顆博大的愛心,我這麼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貫精神的。 
  這幾年,我時時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用有限的救助貸款,憑勞動擺脫貧困的母親們所感動。我去過幾個「幸福工程」項目點,在貧困地區,母親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幫助。她們不僅在家裡吃的最差,勞作最辛苦,而且她們的素質直接關係到孩子的未來。我們第一批救助點陝西省大荔縣,是個移民庫區,人們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黃泥巴路粘得沒法走。在一個叫王尚英的貧困母親家裡,我看見她80多歲的婆婆躺在用樹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裡,外面下雨,屋裡也滴水。兩個女兒一個22歲,一個24歲,都因家裡太窮,沒人敢娶。許多村子,因為窮和愚昧,殘疾孩子不少。但在這些地區,不管導致貧困的原因是什麼,貧困母親都同樣勤勞、節儉、誠實、有愛心。為了爭取我們的資助,有的母親主動放棄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標;有的動員外出打工的丈夫回來一起勞動。得到資助的母親們知道,這千元左右的貸款是她們脫貧的啟動資金,是希望,是機會,而要達到目的,只有靠勞動。在我們早期救助的母親中,已有相當部分還清了貸款,有的甚至還拿出自己的錢或豬崽、羊崽幫助沒有得到資助的母親。甘肅省禮縣的潘東香,是我們的先進脫貧母親。她來京參加表彰會的幾天裡,什麼都捨不得給自己買,卻從發給的500元獎金中拿出部分買了20多套鉛筆盒,準備獎給村裡品學兼優的孩子。她還跑到北京大鐘寺農貿市場,打聽花椒的價格,準備把家鄉的花椒運來賣。這些母親不但脫了貧,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質。這幾年,在實施「幸福工程」的過程中,儘管遇到過不少困難,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親,想到她們拿到貸款後全家上下拚命勞動的情景,想到她們脫貧後的喜悅,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害怕困難呢!   
  只要人人都獻出愛(2)   
  脫貧的母親讓我感動,那些慷慨獻愛心的人們也使我受到鼓勵。自從「幸福工程」啟動以來,新聞界的許多朋友積極進行宣傳報道,有的記者主動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裡,實地採訪貧困母親,報道她們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為可貴的是,還向我們指出不足,提出改進意見。為了宣傳「幸福工程」,我們還舉辦了幾次音樂會,文藝界的朋友趙萊青、鮑蕙蕎、謝芳、紅等等不要報酬,義務演出,台灣著名藝術家范宇文、肖惟真也專程來京參加義演。 
  救助的前提是資金,企業界在我們發展之初支持了我們。之後,更多的人向貧困母親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過福建省安溪縣,那也是個大山區,一位老華僑多年來為他的家鄉安溪捐款捐物,辦教育,搞建設,在當地傳為佳話。當他聽說「幸福工程」後,立即捐出30萬元錢。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剛啟動時就捐來兩萬元。香港的陳君實老先生,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輾轉送來50萬元捐給貧困母親。美國華僑吳京紅女士,聽了一場「幸福工程」音樂會,當晚打來電話,捐助10萬元。香港「愛心行動」1996年捐了30萬元,去年,這個活動負責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點的情況後,又捐了60萬元,並表示今年還要來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論是有實力的企業還是個人,他們的錢都是辛辛苦苦掙來的,他們創業時的艱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讓我感動的還有那些工薪階層、普通的勞動者,他們絕不富裕,但充滿愛心。中辦老幹部局的一位幹部把自己獻血的補助費捐了出來。全總一位83歲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親節那天,一大早就讓家人陪著,把2000元錢放進了我們設在街頭的捐款箱。蕭三蕭三,著名詩人。同志的夫人葉華(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把蕭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的兩次稿費捐給「幸福工程」。劉仁劉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將捐獻文物所得的兩萬元獎金全部捐獻。還有老新聞工作者錢江同志的夫人張建珍捐來2000元。李富春、蔡暢李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蔡暢,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同志的女兒李特特捐來3萬元。我所在的中直機關直屬三十幾個部委,領導帶頭,一次就捐了近70萬元。還有數不清的熱心人將從衣、食、住、行上省下來的錢捐了出來。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崗工人,他聽完「幸福工程」的介紹後,當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將僅有的8元錢捐了出來,那情景我總也忘不了。正是這些凝結了無限愛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進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加倍嚴格地管好、用好這些捐款。 
  我們國家人口多,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為了扶貧,國家制定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下了大力氣,我們「幸福工程」只是拾遺補缺,做了一點兒事。國家的事要大家關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計劃」、「助老工程」等等一樣,都是動員社會力量,為國家盡一份心。我知道,在我這個年紀,許多事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但我總會和大家一起盡力去做。我們的社會是充滿愛心的,我常常被這愛所感動。我同樣相信,這份愛是人類的美德,是無處不在的,是永恆的。   
  在「幸福工程」五年成果匯報暨表彰會   
  本文根據「幸福工程」組委會辦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二○○○年十月十七日)同志們、朋友們: 
  「幸福工程」實施5年多了。今天是「國際消除貧困日」,距離21世紀還有75天,我們召開這個會議,既是對5年工作的總結,也是對新世紀的展望。首先,我代表「幸福工程」組委會向大家表示熱烈的歡迎! 
  景春景春,即吳景春,時任「幸福工程」組委會副主任。同志代表「幸福工程」組委會作的工作報告,成績和問題都講到了,講得很好,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這個報告還要由大家來討論,希望大家多提問題和建議,以幫助我們改進工作。 
  省裡、縣裡和個人的典型發言我看了一些,也很好。「幸福工程」就是要靠大家來幹。基層的同志們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我要向他們表示敬意和感謝!受助的母親們也很爭氣,她們沒有辜負社會各界的熱心支持和殷切希望,她們靠大家的支持,主要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脫貧致富了,我向她們表示祝賀! 
  云云,即彭雲,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同志發起了這個工程,國家計生委和全國計劃生育系統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要借這個機會,特別感謝國家計生委和全國計劃生育系統的廣大幹部職工。沒有他們的支持,「幸福工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 
  回顧「幸福工程」5年的發展歷程,感慨很多: 
  5年前,雲同志委託我來領導這個工程。當時我覺得這件事特難,又要募捐、又要辦項目,還要扎扎實實地幫助貧困母親完成生產週期,幫助她們全面提高素質,牽扯面大,操作環節多,而我們的力量又有限,當時說有信心,其實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搞好,心裡還是沒底。 
  轉眼5年過去了,「幸福工程」不僅搞下來了,而且還搞出了點成績,在社會上也有了一點兒影響。特別是已有9萬多名貧困母親和她們的家庭受到了資助,許多人已脫貧致富並且開始幫助別人。看到她們的變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創立之初,我國還有8000萬貧困人口,5年過去了,世界將跨入新的世紀,本世紀內我國將基本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是應該在世界消除貧困的歷史上大書特書的一頁。這當中,「幸福工程」發揮了拾遺補缺的作用。 
  這個作用的發揮,靠的是各級政府的支持,社會各界的關愛,其中凝結著千百萬人的愛心。香港「愛心行動」和鐵路系統的幹部職工向「幸福工程」捐款,正是愛心的體現。多年來我感受到,我們的社會是充滿愛心的,這份愛是無處不在的,是永恆的。我要借此機會,向關心、支持「幸福工程」的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謝! 
  「幸福工程」已經取得了一點兒成績,但規模大了,管理上的要求更高了。世紀之交,「幸福工程」面臨著新時期我國扶貧開發的新任務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希望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繼續關心和支持「幸福工程」,同時也很好地監督我們,讓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謝謝大家!   
  我與「幸福工程」(1)   
  本文是王光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上的5次發言。根據全國政協會議秘書處提供的大會發言材料刊印。標題為本書編者所加。(一九九六——二○○三年)(一) 
  在「九五」期間基本解決目前仍處於貧困狀態的8000萬人口的溫飽問題,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的一項戰略性任務。今年是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關鍵年頭,又適逢「國際消除貧困年」,扶貧工作更應加大力度,邁出新的步伐。 
  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即貧困母親。調查資料顯示,母親的貧困更具特殊性,從家庭的角度看,為了撫養後代和照料其家庭成員,母親作出的犧牲更多,付出的代價更高,承受的壓力更大。母愛是無私的,每個人都會從中體味到什麼是奉獻。正是這種奉獻,使得貧困家庭中母親的生活境遇更為艱辛,更值得同情及社會的救助。特別是在貧困地區,她們不僅缺乏收入來源,而且文化素質低、健康狀況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數以上患有各種婦科病。我們已有了一個資助貧困兒童上學的「希望工程」,也應當採取行動救助貧困的母親。救助了母親,也是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個家庭。基於上述考慮,去年2月,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報社聯合發起了一項專門救助貧困母親的行動,即「幸福工程」。 
  「幸福工程」以救助貧困母親為宗旨,改救濟性扶貧和扶助貧困地區為開發性扶貧和扶助貧困人口,通過向海內外募集資金,利用遍佈全國的計劃生育基層組織,以無息或低息貸款、滾動投入的方式幫助貧困地區的貧困母親治窮、治愚、治病。 
  「幸福工程」推出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反響。很多人並不富裕,但也捐上幾元錢,向貧困母親獻上一份愛心。在北京,數十萬人捐款達100多萬元。在廣州,市長帶頭捐款1000元,目前也已捐款100多萬元。美國加州牛肉麵大王(北京)董事長吳京紅女士,在電視上看到「幸福工程」的義演後,打電話給中央電視台,幾經周折找到「幸福工程」組委會,當即捐贈10萬元人民幣。一位美國黑人朋友剛到北京工作,在報紙上知道了「幸福工程」,便決定在華期間,從每月的工資中拿出500元捐給貧困母親。 
  去年4月,「幸福工程」試點工作開始實施,第一批40萬元救助資金貸到甘肅禮縣、貴州普定縣、陝西大荔縣和安徽潛山縣的400多戶貧困母親手中,平均每戶分到1000—2000元。貸款期為兩年左右,到期收回,資助其他家庭。資金在該地區滾動周轉5年左右後全部收回,再資助其他地區。利用這筆資金,試點各縣在當地專設機構的指導下,因地制宜地開展了養羊、養牛、改造低產茶園及家庭手工業等致富項目。作為配套措施,各試點縣都開設了村一級母親學習班,還開展了對貧困母親的醫療保健服務。 
  試點工作實施近一年,被資助地區的反響十分強烈。如陝西大荔縣,貸款用於資助因多次搬遷又遇災荒的貧困母親飼養秦川牛,受到熱烈歡迎;有的母親外出打工,聽說有了「幸福工程」,立即返鄉申請貸款,覺得在家鄉有了奔頭。由於項目辦得好,大荔縣有關部門積極投入配套資金200萬元。再如,甘肅省禮縣的項目是飼養小尾寒羊。每戶兩隻母羊,目前,大部分已經產羔,如果飼養得法,一年半到兩年可增加到10只以上,每隻羊在當地能賣800元,這些人年均收入不足300元的貧困家庭很快便能脫貧。「幸福工程」的資金由於直接分到個人,又是以貸款形式滾動資助,提高了資金的使用率和回收率,尚未受到資助的家庭是資金下一次滾動的潛在受益者,與被救助的家庭成了利益共同體,因此,資金的使用和回收除受「幸福工程」機構的監督外,還受到社區環境的監督。 
  「幸福工程」是實實在在要為婦女謀利益,它的開展提高了被救助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同時把計劃生育與扶貧結合起來。許多準備要二三胎的婦女放棄了多生的打算,把精力投入到脫貧致富的努力中。受救助的母親感謝黨的關懷,表示不僅自己要帶頭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也要這樣教育後代。今年「幸福工程」將加大工作力度和救助範圍。上半年將再落實十幾個救助點,並根據募集資金的情況,隨時擴大救助面,讓更多的貧困母親受益。希望各界人士對這一工程繼續給予熱情支持。   
  我與「幸福工程」(2)   
  (1996年3月在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二) 
  去年政協大會時,我就「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的概況,向委員們作了介紹。目前,該工程實施已近兩年,所募資金達1000多萬元,建立項目點38個,遍及19個省、市、自治區。據先期22個項目點的不完全統計,被救助的貧困母親超過3000人(戶),並為25677位貧困母親作了健康檢查,治療婦科病人11170位,舉辦生產技能培訓班和衛生、生育知識學習班360多期。各地融入的扶貧資金和配套資金所惠及的面,則更為廣泛。天津、四川、重慶,山東泰安、西藏拉薩等地還相繼成立了省、市級「幸福工程」組委會。 
  「幸福工程」在實踐中形成了「小額貸款,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的救助模式。其特點在於,救助資金是低息貸款而非救濟金,須和每位受助者訂立協議,以促使其積極從事生產勞動,按期還款。救助資金直接落實到貧困母親手中,減免了中間環節的挪用與拖延。同時,本著因地制宜,宜養則養,宜種則種和投入少、見效快、風險小的原則,幫助受助者選擇生產項目,提供產、供、銷服務,以保障救助項目的成功。受助者還款以後,資金將立即貸給其他貧困母親。這種滾動運作的方式,既使未被救助的貧困母親因有了脫貧希望而積極創造條件,又在貧困地區造就了監督已受助者用好項目貸款的氛圍。「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還起到了示範與輻射作用,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和參與。 
  去年,我們在黑龍江青岡縣扶助了266位貧困母親,其中203戶科學種植油豆角406畝,每畝平均收益400元;59戶飼養藍狐,年純收入4000元,一步脫貧。由於項目運作好,引來各種資金融入,加上提前還款的滾動使用,被救助人數已達700位以上。山東無棣縣扶助貧困母親100位,每位2000元,選擇的項目是加工葦簾、手套,它使貧困母親的月收入達到200—400元,成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再如貴州普定縣,救助200戶貧困母親,培訓她們做豆腐、養豬,把她們引上脫貧道路,85%提前還款。另外,如四川宣漢縣的飼養羊、牛,甘肅文縣的蔬菜大棚,安徽潛山縣的科學種茶,青海平安縣的種植、養殖和多種經營,都有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發展前景。特別是國家級特貧縣貴州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全縣9034%的人口不得溫飽,貧窮、落後、愚昧、多病。「幸福工程」和當地政府,拿出245萬元的資金進行救助,其中15%用於治愚、治病,其餘用作項目貸款,以養羊為主,初見成效,已有368位母親受益。各地還為貧困母親建立檔案,有的張榜公佈受助者,掛牌管理,層層訂立合同,嚴格檢查。「幸福工程」這一標本兼治的扶貧方式,受到普遍歡迎。 
  「幸福工程」的工作中,也存在遺憾和不足。如個別受助者飼養的牲畜死亡;還有因不可抗力而受損失,如陝西大荔縣受助者飼養的秦川牛,有的在去年的洪水中被沖走。由於受資金和有償救助性質的限制,「幸福工程」對於那些因病或其他原因不具勞動能力的貧困母親,尚無力顧及。 
  兩年來,「幸福工程」取得了一定成績,並因其開髮式扶貧模式和很高的資金利用率,而逐漸引起社會各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及國際小額扶貧貸款機構的關注與重視。然而,面對1000萬貧困母親這一龐大群體,我們深感壓力和責任。目前,「幸福工程」所募資金已基本投入,再要擴大救助面,實感力所不能。為此,我們決定加大宣傳和集資力度,並將每年5月的國際母親節作為救助貧困母親活動日,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一起努力,幫助那些渴望解決溫飽的母親們。「幸福工程」的意義不僅體現於治窮、治愚、治病,提高人口素質,還在於它激發人們獻出愛心。「幸福工程」願意在扶貧濟困與勞動脫貧間,架起一座愛的橋樑。 
  (1997年3月在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的發言) 
  (三)   
  我與「幸福工程」(3)   
  「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自1995年2月實施以來,已進入第五年。我曾在1996年、1997年的全國政協大會上書面介紹過「幸福工程」開展情況。這兩年,「幸福工程」又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幸福工程」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人口報社共同發起,到目前已在全國24個省(市、自治區)的貧困地區建立了142個項目點,投入人民幣6000餘萬元。受助貧困母親已達4萬人(戶),惠及人口20萬。另外,還向各項目點免費提供了價值230萬元的治療婦科病的藥品,為10萬名貧困婦女作了健康檢查,治療婦科病3萬人次。舉辦各類培訓班2000多期,培訓貧困母親8萬多人次。為了適應「幸福工程」的發展,全國18個省(市、自治區)已相繼成立了「幸福工程」省級組委會,初步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幸福工程」工作網絡。 
  「幸福工程」以幫助貧困母親治窮、治愚、治病為使命。治窮工作主要通過「小額貸款,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的形式,進行種植、養殖和各種農副生產。由於立項合理,措施得力,各項目點大都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根據先期16個項目點的統計,受助母親已從1359人滾動發展到3344人,增加了168%,家庭項目年純收入一般在1000—2600元,最高的在10000元以上。這批受助母親的家庭,已進入小康水平的104戶,脫貧的980戶,解決溫飽的166戶,救助成功率達90%。受助母親大多能按協議返還貸款。據不完全統計,總體還款率81%,一些開展項目較早的縣(市)還款率達95%以上。 
  「幸福工程」不僅幫助貧困母親擺脫貧困,還為貧困母親檢查治療婦科疾病,為貧困母親傳授文化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大大改變了她們的精神面貌,提高了她們的整體素質。她們的孩子重新走進課堂,家庭因注入了希望而煥發了活力。她們是家庭脫貧致富的功臣,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都有很大的提高。許多受助母親成了當地勞動致富能手和實行計劃生育、建設精神文明的帶頭人。僅四川宣漢縣、湖北恩施市和安徽潛山縣的997名受助母親家庭中,就有52戶被評為「雙文明戶」、43戶被評為「科技示範戶」、68戶被評為「遵紀守法戶」、18戶被評為「雙學雙比、巾幗建功標兵」。四川宣漢縣有4位受助母親被選為村、鄉幹部和縣人大代表。湖北恩施市六角亭辦事處月亮巖村的40位貧困母親,在「幸福工程」的資助下,靠科學種田,使全村200多畝菜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聚寶盆,並以此帶動了全村經濟的發展,使這個村被授予市級小康村的稱號。「幸福工程」優先救助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母親,通過建立一種利益導向機制來改變貧困地區的生育觀念,「幸福工程」的救助實踐證明了這種方式的有效性,大多數項目點的計劃生育率都有了提高。湖北恩施市項目點的計劃生育率達100%,有130多位受助母親自願不再生第二胎;貴州普定縣項目點有145名受助母親領取了獨生子女證。 
  幾年來,「幸福工程」注重社會信譽,規範自身管理,特別是對捐款、捐物的管理和使用。對捐贈的財物,無論多少都逐項登記造冊,對募集到的資金做到「專項資金,專設賬號,專門管理,專人負責」。在資金的使用上,堅持除少量用於業務管理和宣傳活動費用外,都必須用於資助貧困母親的原則。據財務部門統計,全國組委會用於項目資助和治愚、治病經費占總支出的865%,用於業務管理和宣傳活動費用占總支出的135%。1997年9月和1999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審計署等部委對「幸福工程」資金使用情況進行了審計並給予了良好的評價。在加強本級資金管理的同時,全國組委會還對省級組委會(辦公室)募集使用資金及各項目點資金收支狀況進行了抽查,亦未發現違規違紀現象。幾年來,「幸福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並因其開髮式扶貧模式、較高的資金利用率和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而逐漸引起社會各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以及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1998年全國扶貧會議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解決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在這場消除貧困的偉大戰役中,「幸福工程」要急國家之所急,盡綿薄之力,發揮拾遺補漏的作用。   
  我與「幸福工程」(4)   
  「幸福工程」作為社會公益事業,完全依靠社會的捐助來支持其發展和運轉。然而,目前國內尚未形成社會公益事業生存與發展的良好政策和法律環境,「幸福工程」面臨著宣傳籌資方面的諸多困難,直接影響到「幸福工程」的發展。希望能在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同時,得到有關政府部門政策法規方面的支持,規範和鼓勵對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形成好的社會環境,使愛心捐獻蔚然成風。 
  (1999年3月在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四) 
  我在1996年、1997年、1999年的書面發言和1998年的記者招待會上都談了「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這是我這幾年來從事的一項社會扶貧工程。 
  「幸福工程」已創立5年,它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國家「八七」扶貧攻堅戰略目標的逐步實現而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的。 
  到1999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37個縣(區、市)建立了項目點,投入資金9587萬元,救助貧困母親65萬人,惠及30餘萬人。「幸福工程」還向各項目點免費發放了價值280萬元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幫助貧困母親治療常見婦科病。受助貧困母親依靠1000-3000元的小額資助以及各項配套服務,經過1-2年的辛勤勞動,絕大多數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能達到或超過當地平均水平。她們還積極參加「幸福工程」的培訓、義診活動,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轉變,許多人成為當地脫貧致富的帶頭人,有的被選為村、鄉、縣級幹部或人民代表。看到她們的變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取得了這些成績,主要因為: 
  一、同國家的扶貧開發戰略相結合 
  「幸福工程」始終以貧困地區貧困母親為救助對象。創立之初,我國有8000萬貧困人口。本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國還要解決1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配合國家扶貧計劃,「幸福工程」逐漸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救助模式,即「小額資助,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實踐證明,這種做法符合國際上通行的小額信貸的扶貧模式,符合國家扶貧的大思路,有利於資金直接進村、到人,提高了資金的使用率。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門下發通知推廣這種做法,對「幸福工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今年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第一年,「幸福工程」要把中西部的貧困母親作為重點救助對象,繼續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 
  二、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結合 
  「幸福工程」把每年5月的母親節定為全國「救助貧困母親活動日」,開展系列宣傳、募捐活動。在宣傳「幸福工程」的同時,弘揚了扶貧濟困、回報母愛的傳統美德,使得人們更加關愛自己母親、幫助貧困母親,從而報效祖國母親。這對於純潔人們的心靈、淨化社會風氣,都產生了正面的作用。中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領導小組把「幸福工程」列入今年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推廣工程。 
  三、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相結合 
  「幸福工程」優先救助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母親,把利益導向機制引入計劃生育工作中。通過調查發現,凡是開展「幸福工程」的地區,計劃生育工作大都有明顯進步,群眾中「早生、多生、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被勤勞致富的熱情所取代,許多年輕夫婦推遲生育,許多受助母親主動放棄第二胎的生育指標。計劃生育戰線的同志反映,在開展「幸福工程」的地區,計劃生育這個「天下第一難」的工作不再難了。 
  四、同提高婦女地位相結合 
  在「幸福工程」的項目工作中,貧困母親作為簽約人,直接同管理機構簽訂幫扶協議,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通過對貧困母親進行科技實用技術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訓,幫助她們直接參加社會活動和生產活動,開闊了眼界,增長了才幹。由於母親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她們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後代的素質,也影響著民族的未來。由於母親素質及經濟、社會地位全面提高,家庭經濟狀況好轉,許多輟學兒童重新走進課堂,家庭關係、鄰里關係、社區環境都有了改善。   
  我與「幸福工程」(5)   
  「幸福工程」正在為我國的人口、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作出微薄的但又是積極的貢獻,但也面臨著許多困難。 
  「幸福工程」是在國家不投入資金的情況下,依靠海內外各界的捐贈來實施救助的。由於種種原因,目前的募捐和籌資環境並不好。這些年,「幸福工程」把所募資金的85%以上都投入到項目救助工作中,而自身卻因管理經費不足,難以培訓、引進人才和進行有力度的宣傳;管理力量和水平跟不上迅速擴展規模的要求,管理人員待遇低,大家是憑著覺悟和事業心在忘我工作。總之,「幸福工程」發展後勁不足,尚未形成良性循環。 
  我們正在努力調整我們的一些做法,力爭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幸福工程」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健康軌道。希望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繼續關注幸福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把這件利國利民的事辦得更好。 
  (2000年3月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五) 
  「幸福工程」是以戶年均收入低於國家或省級貧困線的母親為救助對象,以開發其勞動能力和解決溫飽為目標的扶貧工程。它的運作方式是通過小額資助,幫助一位貧困母親因地制宜地選擇生產項目,制定還款期限,完成脫貧計劃。然後將她的還款貸給下一位貧困母親。其資金來源依靠社會募捐和吸納部分國家扶貧貸款。工作機構是在國家計生委領導下,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具體承辦,依托計生協的成熟網絡開展工作。實施8年來,「幸福工程」已累計投入資金18億元,救助貧困母親125萬人,惠及家庭人口近60萬。向受助母親們提供了價值1300多萬元的藥品、醫療器械和科技文化用品。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全國——省——項目縣三級管理網絡,在管理上比較規範了。 
  在我國貧困人口中,母親是最貧困的群體之一。她們缺乏經濟來源、文盲率高、健康狀況差、社會地位低。「幸福工程」正是在國家大扶貧的行動中,為這一特殊群體做些事。我們在為貧困母親提供一定生產資金、幫助她們脫貧的同時,還會為她們做些最基本的健康檢查,並安排必要的勞動技能培訓。只有母親脫貧了,才談得上提高全家生活質量,也才有條件供孩子上學。具有一定衛生常識的母親,才會培養出更健康的孩子。小到家庭大到國家,幫助貧困母親關係到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 
  「幸福工程」幫助過的貧困母親,總體脫貧率在85%以上(按還款率統計),少部分達到富裕。1995年4月,「幸福工程」在第一批項目點貴州普定縣投入資金10萬元(加上配套資金,共20萬元),到2000年5月,資金到期全部收回(扣除1萬元治病、培訓和當地工作經費)。所救助的619名貧困母親,其中248戶脫貧,占40%;19戶達到小康水平,占3%;290戶解決溫飽,占47%;62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占10%。受助母親的人均收入由被救助前的200多元增加到1160元。四川省「幸福工程」組委會在實施「幸福工程」的過程中積極爭取國家扶貧資金,7年來累計投入1635萬元,在53個縣對1萬多名貧困母親實行救助,惠及家庭人口4萬多人。該省通江縣陳河鄉的貧困母親譚家珍,救助前欠債400元,人均年純收入只有412元。「幸福工程」資助她1500元,養羊兩年後,人均年純收入達1950元,不僅還清了債,還存款500元,按時歸還了「幸福工程」資助款,提前交了當年農業稅。江西上猶縣的賴平香,在「幸福工程」的資助下,從1997年開始養豬,幾年來,她家從一個欠債幾千元的家庭,變為當地的養豬大戶,建起了莊園式養豬場,年出欄豬數百頭。賴平香也被縣、鄉評為「養豬狀元」、「種養能手」。 
  因為我們優先救助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母親,對改變貧困地區的生育觀念,推動當地的計劃生育工作都發揮了作用。在計劃生育系統被譽為民心工程、形象工程。 
  以小額資助、直接到人的辦法扶貧,效果好,資金落實,但做起來很辛苦。從選生產項目,審核救助對象,與受助母親簽協議,培訓、幫助解決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直到其脫貧還款,每一步都要到位。「幸福工程」這幾年的工作,有些成績,被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部門列為扶貧開發、精神文明建設、公民道德建設等方面的推廣工程,但問題還是很多,主要是籌資困難。今後,我們將把有限的資金集中使用,形成規模,降低成本。比如我們在已完成考察的河北承德縣和甘肅古浪縣各投入50萬元,分別實施大棚蔬菜種植和肉雞養殖項目。這樣的項目很多地方都在向我們申請。為此,我們還要努力籌款,爭取早日落實。同時視籌資情況,在以往搞得好的項目點增加投入,擴大救助面。另外,就城市失業特困母親問題,我們在天津、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也搞了一些試點,通過就業培訓、興辦社區便民服務項目等,幫助城區失業特困母親解決生活困難。但這方面工作還不夠成熟,我們將更加關注這一問題,爭取有所作為。   
  我與「幸福工程」(6)   
  總之,「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規模不大,但8年來踏踏實實在做些好事,並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和監督。這是我們得以為繼的基礎,非常感謝,並期待著大家更多的幫助。 
  (2003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的發言)附錄     
  王光美小傳   
  王光美小傳(1)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於北京舊刑部街32號。當時,其父親王治昌正在美國出席華盛頓九國會議,得知女兒出生的消息,高興地為愛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號槐青,清光緒二年(1876年)生於直隸(今河北省)天津縣。他自幼熟讀經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堂,專修法律,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改讀商業專科。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廖仲愷既是他留日的同學,又與他結為金蘭之交,對他日後的人生道路,產生過重大影響。 
  王治昌回國後,曾先後在天津高等師範學堂、商業專門學校和北京政法學校、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在清末的科舉應試中,還考取過商科舉人,受聘主持河南焦作煤礦。步入仕途後,初任北京政府工商部僉事、通商科科長。工商部與農林部合併為農商部後,歷任參事、商品陳列所所長、工商司長、農商銀行監理官、商標局局長,直至代理農商總長,還作為專門委員,先後參加巴黎和會及華盛頓九國會議,成為這一時期參與中國經濟管理活動的重要人物。 
  王治昌在北京政府農商部從事經濟管理活動的多年經歷中,儘管得到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要的賞識與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權公使」頭銜,獲得過諸如「文虎寶光」、「大綬嘉樂」等勳章,但他親睹北洋軍閥的腐敗,政治的黑暗,對孫中山、廖仲愷等敬佩之情始終沒有改變。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遇刺身亡。王治昌聞訊,決心退出政治舞台,閒居北京,和妻子兒女過著平民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任命他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在他就任的那一天,周恩來深情地對王治昌說:「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愛國的。」 
  王光美的生母董潔如,字澄甫,天津人。她自幼反對封建禮教,崇尚婦女解放。在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讀書時,結識教師王治昌,後與之成為夫妻。1927年11月11日,繼李大釗等19位革命烈士被軍閥張作霖絞殺後,又有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北平安定門外箭樓西側英勇就義。在這批烈士中就有董潔如的叔叔、中共順直省委軍運領導人董季皋,和堂妹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安幸生。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中,董潔如支持兒女們參加革命,支持共產黨的事業。解放以後,董潔如拿出自家的房產,創辦了專門撫養乳嬰的潔如保育院。1958年,她又將舊宅捐獻給國家。在慶祝建國十週年時,被譽為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民族文化宮,就坐落在王家舊宅的故址上。由於在婦幼工作上的貢獻,她先後當選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屆人民代表和第四屆政協委員,還被選為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協會副主任。 
  王光美兄妹11人,雖然是同父異母,但同在董潔如的撫育下,親如同胞。 
  王光美排行第七,大哥王光德(黃氏夫人生,早逝),二哥王光琦、三哥王光超(趙氏夫人生),四哥王光傑、五哥王光復、六哥王光英和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4個妹妹。她學生時代都是在北平度過的,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優異,數學尤為突出。1939年暑假,王光美考入輔仁大學物理系。1945年日本投降後,她從輔仁大學理學研究所物理學部畢業。當時,美國米契根大學已同意接受王光美赴該校留學。正當聯繫辦理出國手續的時候,中共北平市委大學工委同志的到來,改變了王光美的一生命運。 
  王光美在大學讀書時期,就開始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並於1945年通過四嫂王蘭芬的關係,結識了中共北平市委大學工委領導人崔月犁,同地下黨有了聯繫。 
  春節過後,中共北平市委大學工委的同志到了舊刑部街32號。來人告訴王光美說:「我們黨和國民黨政府、美國三方為實現停戰協定,已經成立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日前,三方代表團已到達北平。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為首的我方代表團急需選調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語的翻譯,經組織研究,希望你能完成這項重要的使命。」   
  王光美小傳(2)   
  毫無思想準備的王光美,如實地說道:「這件事實在太突然,請組織允許我考慮一下。」 
  經過慎重考慮,王光美摒棄個人雜念,決定立即前去報到。她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騎自行車到了西四三道柵欄41號。以後才知道這是解放報社的臨時發行處。專程趕來接待她的是位戴著近視眼鏡的書生裝束的人,他就是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兼解放報社社長、總編輯錢俊瑞。他看過地下黨組織的信後,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封信交給王光美說:「你拿著這封信,到翠明莊去找李克農,他會安排的。」 
  翠明莊是一座三層樓的中西合璧式建築。王光美按照錢俊瑞告訴的路線,逕直來到了二樓一間房內。蓄著一撮小鬍子的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不等王光美將錢俊瑞的信件交給他,便笑著說:「你就是王光美同志嘍。歡迎,歡迎!」 
  李克農說:「你的基本情況,北平地下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了。對你說來,這裡完全是一種新的環境,你要有一個熟悉的過程。」 
  李克農聽王光美說是騎自行車來的,便說道:「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們派車去接你。你把你家的地址留下來。」第二天,當王光美得知來接自己的是葉劍英將軍的轎車時,十分感動。 
  王光美到軍調部後,開始主要是從事筆譯備忘錄等,後來任軍調部整軍處處長陳士矩的翻譯。周恩來和美方馬歇爾將軍到北平時,她為葉劍英擔任翻譯。此後,葉劍英遇有談判活動,需要翻譯時,多由王光美跟隨。 
  在便衣特務包圍之下的翠明莊內,舉行過一次熱鬧非凡的婚禮。新郎是剛從山東回到北平的軍調部濟南第七執行小組中共代表陳叔亮上校,新娘是一直隨周恩來做統戰工作的著名資本家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新娘千里迢迢從重慶來到北平,還是周恩來夫婦作美把她調到軍調部工作的。康岱莎一到翠明莊,便很快和王光美成了好朋友。這次婚禮會場的佈置、張羅,都是王光美幫助操辦的。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命令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揭開了全國內戰的序幕。北平軍調部的工作愈來愈艱險,逐漸形同虛設。 
  葉劍英根據中央的指示,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軍事幹部首先調整,離開北平。10月,葉劍英派人找王光美談話,徵求她對自己未來工作的意見。她堅定地向組織表態:到延安去! 
  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別父母,乘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汽車,來到北平西苑機場。那裡停著一架專供北平至延安航線使用的小型軍用飛機,機組人員全部由美國人擔任。王光美走進機艙,裡面已經坐了兩個人,大家都沒有打招呼。她看見其中一位是身著軍便服,藍眼睛、高個子的青年,顯然是一名現役美軍軍官。另一位是文質彬彬的大學生模樣的中國年輕人。後來,王光美才知道他是在南京談判中,擔任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秘書的宋平。 
  飛機飛越河北,進入山西上空,王光美不停地透過機艙小窗,向下面望。坐在旁邊的美軍軍官淡淡地說:「不用看了,那下面全是大山。」王光美看了他一眼,沒有理他。 
  飛機安全降落在延安機場。李克農夫婦親自到機場迎接。中央軍委辦公室的同志熱情地幫助王光美拿東西。王光美望著巍峨的寶塔山,情不自禁地說道:「啊,到家啦!」 
  難忘西柏坡 
  王光美在時任中央軍委情報處長李克農夫婦的陪同下,來到延安城北1公里的中央軍委所在地王家坪,被分配在軍委外事組。這裡背山面水,房屋分散掩蔽在綠樹叢中。毛澤東從重慶談判回到延安後,就一直住在這裡。 
  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聲稱要出動20餘萬兵力和100架次飛機,大舉向延安進犯。王光美剛安頓下來,就隨外事組轉移到瓦窯堡農村。11月下旬,緊張形勢暫緩,因工作需要,王光美奉調再返延安,參加準備有關談判工作。這次,在延安住了近5個月。   
  王光美小傳(3)   
  延安的景況雖然不及北平繁華,但生活還是豐富多彩的。一天,在食堂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的警衛參謀龍飛虎遇見王光美。龍飛虎是在北平軍調部擔任葉劍英的秘書時和王光美認識的。龍飛虎說當天晚上楊家嶺有舞會,想參加可以去。晚上,她在龍飛虎帶領下,首次參加機關舞會。周恩來、劉少奇也來了,王光美在北平軍調部就接觸過周恩來,龍飛虎便將她介紹給劉少奇,說:「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翻譯,剛從瓦窯堡回來。」劉少奇任中央北方局書記時,曾在北平工作,問起了一些北平、特別是大學的情況。他轉而問王光美:「你是黨員嗎?」王光美不好意思而又大方地說:「現在還不是。希望中央領導同志對我們這些才到解放區的青年給予幫助。」劉少奇說:「看我有沒有時間吧!」這是王光美第一次見劉少奇。 
  第二天,在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任過聯絡處處長的徐冰,熱情地將從北平、南京談判代表團回來的同志,從王家坪用車拉到棗園,去拜會朱德。朱德夫人康克清,又領大家去看望了劉少奇。王光美與大夥兒一起參加了這些活動。 
  1947年3月5日,對王光美來說,是個難忘的日子。這天上午,朱德的秘書、曾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新聞處處長的黃華通知王光美說,少奇同志今天有時間約你談話,你馬上去吧。後來,王光美才知道這是劉少奇打電話告訴葉劍英,葉劍英讓黃華安排的。 
  王光美略帶為難地說:「我怎麼去棗園呢?」黃華告訴她,已備好一匹老馬,常說「老馬識途」,騎上又穩當,它會把你送到的。果然,老馬沿著延河把王光美安全送到相隔十幾里地的棗園。 
  王光美走進大門,向北穿過幸福渠,來到坐北面南的一排窯洞,逕直走到那次已經去過的劉少奇辦公室。走進屋內,見劉少奇與周恩來正在研究工作,剛想退出來時,周恩來笑著說:「我們一會兒就談完,你稍候一下。」王光美就來到劉少奇的機要秘書賴奎屋內。一會兒,周恩來走後,她便開始和劉少奇第一次的較長時間談話。 
  王光美如實地談道:在北平時,崔月犁曾告訴我可以寫入黨申請,但讀了你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照自己,感覺條件不夠,就沒有勇氣寫。到延安後,經過參加軍調部工作的考驗,又到瓦窯堡基層的鍛煉,我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音。最後,她直率地說:「我不知道現在還要不要再提出入黨要求?我想請求幫助的就是這件事。」 
  劉少奇講了怎樣看待知識,如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以及要端正入黨動機後,說:「如果你提出一次申請,組織沒有批准,給你指出還有哪些不足,你考慮以後可以再提。」 
  吃午飯的時候,王光美看見飯菜十分簡單。飯後,劉少奇還特意從抽屜裡拿出幾隻顯然放了很久的乾癟梨子。這次會面,給王光美留下深刻的記憶。 
  當天下午,劉少奇、朱德在王家坪禮堂舉行宴會,熱烈歡迎從南京、北平回來的周恩來、葉劍英為首的全體同志,王光美被安排在劉少奇、朱德坐的第一桌。劉少奇致詞說:「一年多來,在複雜的鬥爭中,你們與戰鬥工作在前線和解放區各條戰線的同志們一樣,積極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歡迎同志們勝利歸來。」席間,王光美和劉少奇、朱德進行了親切的交談。 
  幾天後,胡宗南空軍轟炸延安前夕,周恩來、葉劍英召集南京、北平返回延安的同志開會,動員撤出延安,並宣佈外事人員合編一個隊,由薛子正任隊長,黃華為副隊長,王炳南任支部書記。接著,王光美隨大家再到了瓦窯堡。 
  轉移途中,根據中央凡是從白區到延安的同志要盡量到根據地參加土改運動的指導思想,王光美被分配到山西興縣參加土改工作隊,王炳南擔任隊長。他們來到興縣蔡家崖晉綏分局所在地的時候,已經是3月底了。   
  王光美小傳(4)   
  3月26日,中央在清澗縣北的棗林溝召開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五人領導集體暫時分成兩套班子,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4月初,劉少奇、朱德一行也來到了蔡家崖。 
  一天中午,王炳南通知說劉少奇要會見從延安來參加土改的同志,順便吃頓便飯。這真是一種緣分。沒想到王光美在這裡和劉少奇邂逅相遇。 
  飯後,劉少奇對王光美說:「你集訓學習已經結束,到華北晉察冀那邊去參加土改也可以嘛!」王光美心想自己又寫了入黨申請書,支部書記王炳南才談話肯定了她表現不錯,只是由於家在北平,組織還需要進一步瞭解,這時怎麼能突然離開呢!她婉轉地回答道:「現在學習已經結束,正等待分配下村,彼此都熟悉了,還是在這裡參加土改吧。」 
  晚上,參加土改的幾位女同志聊起劉少奇時,有人談起劉少奇已經和夫人王前離異,現在身邊還有一雙年幼的兒女,身體又不好,仍堅持擔負著中央領導的繁重工作;有人說如今正有人給劉少奇介紹女同志呢! 
  王光美沒有參加議論,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暗自在想劉少奇說希望自己跟他到晉察冀那邊去參加土地改革是什麼意思。 
  劉少奇離開興縣後,王光美便與外事組張香山、孫少禮夫婦,吳青等人被分配到興縣西川五區姚家會村參加土地改革。姚家會是距興縣城北20多公里的小山村,臨近黃河,一條名叫嵐猗河的小河從村前流過。生活艱苦,住窯洞,吃「科勒」(當地土話,指用黃豆、高粱、糠皮加紅棗磨成面製成的炒麵)、土豆,喝「糊糊」,加上語言不通,還要訪貧問苦,發動群眾,鬥爭地主,這一切對於王光美都是嚴峻的考驗。 
  其實,王光美第一次到瓦窯堡農村時,就對自己生活上如何群眾化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在姚家會村,她一身灰布軍裝,完全一副女戰士的裝束。她最初在貧農會上作記錄,為了弄清一個當地土語,有時模仿得讓大家哄堂大笑。王光美以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毅力,克服了種種困難,成為一個群眾喜愛的土改工作隊員。 
  中秋節以後,姚家會村土改基本告一段落,王光美被分配到魏家灘繼續參加土改。魏家灘是個比姚家會村大,又臨大路的小鎮。她直接在區土改工作團團長、專署城建處處長屈健領導下工作。經過姚家會村半年的基層工作鍛煉,她已是協助分管婦女和青年工作的幹部了。 
  在人民解放軍的大反攻中,迎來了戰鬥的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陸續向西柏坡轉移。 
  王光美按組織通知,結束了土改工作隊工作,輾轉到了西柏坡。這時,外事組在離西柏坡不遠的陳家峪。分別一年的戰友相見,格外興奮。王光美和吳青同住在柏裡村。 
  5月1日,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西柏坡開始辦公。26日,毛澤東繼周恩來、任弼時之後,到達西柏坡。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齊聚西柏坡,運籌帷幄,指揮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西柏坡在王光美一生中,是重要的驛站。她在這裡,政治上實現了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的宿願;生活上和劉少奇結為伉儷,揭開了新的一頁。 
  西柏坡由於機關集中,走動方便,大家見面的機會較多。在中央機關例行的舞會上,和一年多以前在延安相比,認識王光美的人也日漸增多。王光美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見面的機會也多起來。 
  在一次中央機關晚會上,毛澤東問王光美道:「你在北平輔仁大學學的什麼?校長是誰?」王光美說:「我學的是原子物理,我們的校長是陳垣。」毛澤東笑著說:勝利以後,我們也要搞原子彈。毛澤東又問到當時有南陳、北陳之說時,王光美回答說:「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是研究歷史的。主席說的南陳,我不瞭解,是不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教授?」   
  王光美小傳(5)   
  這是王光美第一次和毛澤東交談。她想起在延安楊家嶺的舞會上和劉少奇的首次談話。那次劉少奇嚴肅地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她微微察覺到兩位中央領導人性格上的差異。 
  在外事組舉辦的一次舞會之後,劉少奇由王炳南陪同,來到王光美的宿舍。他們的談話十分家常、隨便。劉少奇問王光美星期天都幹什麼?王光美信口答道:「我不喜歡打撲克,多半是在屋裡看看書,或到不遠的南莊去趕集、散步。」在分手時,劉少奇告訴王光美:「你有空去我那裡玩吧!」 
  從王光美在延安主動找劉少奇談話,到今天劉少奇希望自己去他那裡做客,斷斷續續的近兩年的接觸和對劉少奇的瞭解,王光美從對劉少奇的敬重,到對他家庭婚姻生活不幸的同情,心想一定要去看望劉少奇。 
  看見王光美推門走進辦公室,劉少奇第一句話就是——「你真的來了!」接著,關切地問道:「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的情況怎樣?」 
  幾句話,使王光美心裡頓時熱乎乎的,彼此的話題多起來了。 
  劉少奇爽直地表示對王光美的愛慕之情後說:「我的年紀比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認真考慮。」 
  王光美有點兒不知所措,心想哪有光講自己的缺點向女人求愛的。沉默一會兒,她揚起緋紅的臉說:「年齡我倒沒有考慮那麼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們相差那麼遠,而且我也不瞭解你個人過去的婚姻等情況。如果我們在一起,我不知道該怎麼相處,要注意些什麼。」 
  劉少奇認真地告訴王光美:「你應該注意什麼和想瞭解我的歷史,你去找安子文、李克農同志;你想知道我過去的婚姻狀況,你可去問鄧大姐(鄧穎超),她就住在旁邊的院子裡。」 
  兩人談話忘記了時間。劉少奇從抽屜裡拿出一塊表看了看,說:「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心細的王光美感觸之餘,問道:「你怎麼不叫人幫助修理一下?」劉少奇略顯為難地說:「該叫誰啊?」這時,王光美不假思索地說道:「你交給我吧!我幫你去修!」 
  不久,王光美通過中央機關管理後勤的賴祖烈,托人把表帶到石家莊修理好了。賴祖烈把表交給了王光美。不便於經常往劉少奇辦公室跑的王光美,就向王炳南談了修表的事,請他將表轉交給了劉少奇。王炳南慢慢也看出些其中的緣由。 
  王光美對待和劉少奇的結合,是十分慎重的。她真的找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李克農和鄧大姐,徵求他們對自己婚姻的選擇。安子文交待她和劉少奇在一起,要注意保密紀律,不該知道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領導同志之間談話不要聽等。鄧穎超、李克農開始沒有想到,問明情況後,都對王光美表示衷心的祝福。 
  劉少奇和王光美要結婚的事,在中央領導中間已不是什麼秘密。王光美的父母都在北平,兩年不通音信。恰巧,她的四哥王士光(即王光傑)從晉冀魯豫軍區來到西柏坡,找中央軍委作戰部副部長王諍匯報解放區廣播電台的工作。兄妹十年沒有相見,王光美便將要和劉少奇結婚的事告訴了四哥。王士光嚴肅地告訴妹妹:「不要胡思亂想!」王光美也認真地說:「真的。」四哥說:「你懂什麼!他是黨的領袖!」王光美沒有進一步解釋,不再說什麼了。 
  劉少奇、王光美定於8月21日結婚。 
  新房就設在劉少奇辦公和居住的兩間土牆瓦頂房裡。臥室裡除了一張大木床和兩把椅子以外,就是劉少奇從延安轉戰出來使用的那個寫著「奇字第3號」的小書箱。室內設備雖然簡陋,但經王光美運用藝術的審美和靈巧的雙手,佈置得十分乾淨、清雅。 
  結婚那一天,一直堅持工作的劉少奇,讓衛士長李長友到王光美住處,將行李取到西柏坡。外事組的同志作為「娘家人」,帶著寫有大家簽名的「新婚誌喜」的粉紅綢子賀幛,和一個自己動手製作的賀喜蛋糕,簇擁著將王光美送到了西柏坡。   
  王光美小傳(6)   
  新華社同外事組都在陳家峪,社長廖承志和王光美兩家是世交。他得知劉少奇、王光美結婚的消息後,急忙趕畫了一幅開口笑著的月亮望著簡樸大方新房的寫意漫畫,表示祝賀。 
  晚上,正好食堂有舞會。毛澤東、周恩來見劉少奇和王光美也來到舞場。周恩來知道劉少奇今天結婚,不舉行儀式,便笑著向毛澤東說:「咱們一塊去少奇同志家坐坐,看看他們住的地方。」 
  毛澤東一行在劉少奇夫婦陪同下,來到新房。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我5月來到西柏坡後,不知道來這間房裡多少次,今天是最有新意啊!」 
  談笑中,王光美大大方方地把切好的蛋糕,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和在場的同志們吃。大家都高興地接過了蛋糕。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以後,從中央軍委外事組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擔任劉少奇的秘書。終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們彼此更加瞭解,感情更加深厚。 
  一天,在吃午飯的時候,劉少奇問王光美:「你喜歡看神話嗎?」 
  王光美對劉少奇突然提出的問題,含糊其詞地說:「我讀過一些,挺有意思的。」 
  劉少奇說:「我很喜歡希臘神話中的一些故事。比如那位地神之子安泰。他依靠從母親大地上吸取力量,只要他身不離開大地,在同敵人搏鬥的時候,總是力大無比,所向無敵。後來,他的對手,利用他離不開土地這一點,設法把他舉在空中,最後扼死了他。你說安泰的悲劇在哪裡?」「他的致命弱點被對方抓住了。」 
  劉少奇接著說:「對,但還不僅僅是這一點。這個故事寓意很深。土地是安泰的母親,就好比是人民,他離開了人民,必然被扼死。我國古代《荀子》一書中,也有『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之說,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幾天後,王光美在整理劉少奇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華北總分社部分記者學習集會上的講話時,看到了有關安泰被扼死的一段話。這就是收入《劉少奇選集》中的那篇《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 
  1949年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3月23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和中共中央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一起從西柏坡遷往北平。 
  王光美和劉少奇同乘一輛吉普車,告別了難忘的西柏坡。 
  和平幸福的日子 
  3月25日,中央領導一行到達北平香山駐地。毛澤東住在因清乾隆皇帝為湍湍流過的兩條清泉題寫「雙清」而得名的雙清別墅,劉少奇和其他中央書記住在距雙清別墅不遠的來青軒。 
  一天,劉少奇關切地跟王光美說:「你離開北平已經兩年多了,抽時間回家裡去看看,我有空也陪你去看望王老先生和老太太。」其實王光美清楚地記得家中的電話,但遵守保密紀律,並沒有和家裡聯繫。聽劉少奇這麼一說,心中一動,但馬上想到劉少奇剛進北平,工作千頭萬緒,便說:「看看情況再說吧!」 
  4月初,為貫徹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毛澤東要劉少奇到天津進行調查研究。劉少奇去天津前要進城向華北局書記薄一波打招呼,再次提起順便到王光美家看看。王光美急忙給家裡打個電話。王治昌老人聽說劉少奇和女兒光美要到家來,急忙到西單湖南風味的曲園酒樓訂了一桌菜。恰巧王光英也在家,他特意換上西裝,還到街上買了條準備送給劉少奇的圍巾。 
  王光美陪劉少奇離開華北局到家裡時,王治昌夫婦在上房堂屋迎接,由王光美向父母作了介紹。劉少奇動情地說:「兩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們教育這麼多孩子為黨工作,這些年難為你們了。」 
  談話中,王光英把備好的圍巾贈送給劉少奇。劉少奇說:「我們沒有這些規矩,以後不要搞了。」接著,聊起了天津工商業的一些情況。王光英繼抗戰時期和地下黨接觸之後,再次表示不願意當資本家,要靠近共產黨。劉少奇耐心講了那段使王光英終生受用的話:「共產黨員、幹部,我們黨內有許許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卻不多。你如果穿著工商界衣服,屁股坐在共產黨、工人階級一邊,那就很好嘛!也可以為黨工作嘛!」   
  王光美小傳(7)   
  4月10日,王光美作為劉少奇的秘書,陪同劉少奇到天津調查研究。28天中,劉少奇視察五家國營企業、兩家私營企業,聽取各方面工作匯報多次,召開座談會5次,出席其他會議5次,尋訪在中央北方局工作舊址和參觀市容兩次。王光美不僅全程參加,還每天堅持記載主要活動的日記。當時,王光美的四哥王光傑、六哥王光英、五妹王光平(時名劉莉)都在天津。王光美除到五妹住處看望,敘敘姐妹之情,六哥參加相關座談會打個招呼外,和四哥連面都沒有見。 
  5月7日,劉少奇離開天津赴唐山。王光美因預產期臨近,和康岱莎搭乘彭德懷的公務車,先行返回北平。車上,性格爽朗的康岱莎風趣地說:「想當年你伴我做新娘,現在我要照顧你當媽媽了。」 
  王光美和康岱莎來到北平香山來青軒。晚飯後,因康岱莎在延安和毛澤東很熟,想請王光美領她看望毛澤東。王光美便領她到了雙清別墅。 
  毛澤東見到王光美和康岱莎非常高興,關切地問王光美是什麼時候從天津回來的?王光美簡單匯報了劉少奇的活動,談到和工商界人士接觸情況時說:「少奇還幾次會見了資本家,找了大資本家李燭塵、周叔等人談心。」毛澤東說:「我們就是讓他去做資本家工作的嘛!」 
  5月1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通知王光美說,毛澤東有要事,望轉告劉少奇速回北平。劉少奇當天抵北平,汽車進城後,順路拐到西城舊刑部街,接王光美一起回到香山來青軒。 
  5月13日,王光美在醫院平安生下了女兒。日理萬機的劉少奇次日趕往醫院看望母女,歉意地表示:昨天實在抽不出身來陪你。王光美感動地笑著說:「這裡,醫護人員都很負責任,再說你來也幫不上什麼忙啊。」出院後,王光美回娘家休息產假。 
  6月初,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吳振英來到舊刑部街,告訴王光美說,劉少奇很快要出訪蘇聯,請她幫忙準備衣物。 
  女兒滿月時,王光美與劉少奇高興地為她起名。王光美說:「我們在建屏縣西柏坡結婚,轉眼不到一年時間,就勝利來到北平了。」劉少奇接著說道:「自從你懷上這孩子,從建屏到北平,中間又經歷個北平和平解放,今後開始過上和平幸福的日子。」說到這裡,兩人同聲說道:「對,建屏、北平、和平,就叫她平平吧!」 
  6月21日,劉少奇秘密啟程赴蘇聯。行前,王光美特意叮囑劉少奇:「你這次到莫斯科,工作再忙,也一定要抽時間看一看允斌、愛琴允斌,即劉允斌,劉少奇與何寶珍的長子。愛琴,即劉愛琴,劉少奇與何寶珍的女兒。兄妹,你們都有十年沒見面了,國內和家裡的情況也該讓他們知道。」 
  1949年8月28日,劉少奇結束訪蘇,回到北平。此時,王光美與子女已從香山來青軒搬進中南海,住在萬字廊的原光緒皇帝讀書的一座小院落。劉少奇、王光美和從蘇聯回國的長女劉愛琴,次子劉允若劉允若,劉少奇與何寶珍的次子。,次女劉濤劉濤,劉少奇與王前的女兒。,三子劉丁劉丁,劉少奇與王前的兒子。及襁褓之中的女兒劉平平團聚。 
  在中南海,毛澤東習慣於夜間工作。劉少奇尊重毛澤東,盡量使自己的作息時間表和毛澤東一致,一般每日凌晨三四點鐘睡覺,下午一兩點鐘起床辦公。 
  王光美和劉少奇身邊工作人員逐漸習慣了劉少奇的工作、生活習慣。一天,劉少奇對王光美說:「為了減輕廚師的疲勞,我看夜裡這頓飯,就不要專門叫他再起來做了。你辛苦一下,把上頓剩菜燴一下就行了。」王光美笑著說:「這熱剩菜的手藝,我還是把好手呢!」後來,王光美果然得了個「燴飯廚師」的雅號。 
  有一件事使王光美難以忘懷。60年代,劉少奇夫婦的工資,在扣除了房租、水電費和保育員的工資後,要解決8口人的生活費,全靠緊縮開支、精打細算。一天,機要秘書劉振德和衛士長、公務員、廚師在議論劉少奇、王光美飲食時,有人提出應該和大家一樣,給他們夜餐補助費。衛士長說,向首長提出過,但首長和王光美都不同意。有人說:「嗨,像這些生活小事,為什麼一定要首長他們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費的名義給他們補助點吧。」於是,他們和警衛局主管行政工作的副局長商量,決定補助劉少奇、王光美每人每天5角的夜餐補助費。   
  王光美小傳(8)   
  1962年夏,毛澤東聽警衛局領導談起中央幾位領導應有夜餐費,但都不要時說:「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辦嘛。總司令和少奇同志、陳雲同志,靠他們生活的小孩多,應該補助,我就不需要嘛!」 
  劉少奇聽到這件事,就問王光美:「是不是給過我們什麼生活補助費?」王光美如實回答:「不知道。」王光美立刻來到衛士組,很快摸清了來龍去脈。劉少奇嚴肅批評了機要秘書劉振德,並要他算一算共補了多少錢,造計劃按月從工資中扣,全部退清。 
  王光美感到連續10個月增加了補助費,自己竟不知道,有些內疚地給劉振德說:「你們是好心,卻幫了倒忙。」 
  1949年10月初,繼蘇聯第一個與我國建交之後,保加利亞、民主德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使相繼向我國政府遞交國書。王光美參與了劉少奇接受捷克大使和夫人遞交國書的儀式。她還和大使夫人互贈了禮品。大使夫人贈送王光美一個刻有人像的鋼化玻璃花瓶,後來,花瓶就放在劉少奇辦公桌上。1955年春天,海棠花盛開的時候,衛士剪回幾枝海棠,順手插在了鋼化玻璃花瓶裡,希望調整一下劉少奇終日伏案工作的心態。夜裡,劉少奇正埋頭工作,王光美就利用室內現成燈光,搶拍了一張照片。王光美沒有想到,這張照片竟被選到攝影展上展出,她也被吸收參加了攝影家協會。如今,放大後的這張照片仍掛在王光美家,她時時感到劉少奇還在工作,永遠在自己身邊。 
  1963年春天,王光美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劉少奇出國,訪問東南亞四國。在做準備工作時,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俞沛文就服裝事宜向劉少奇報告說:「作為國家主席和夫人出國訪問,請按外交部的規定辦。特別是王光美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夫人出訪更應該注意服飾。」 
  上海比北京做服裝的工藝好,王光美便約早已是大使夫人的康岱莎同往上海。行前,王光美在春耦齋舞會上向毛澤東談起要去上海做衣服,問和在滬休養的江青有什麼事沒有?毛澤東托她給江青帶封信。 
  在上海,江青約見了王光美。江青談了她和毛澤東結婚,特別是文藝界的情況。對於出國服飾,江青叮囑王光美:衣服上不要戴別針,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多麼高雅。「文化大革命」中批鬥王光美,說她不聽江青「別戴項鏈」的話,完全子虛烏有。這是後話。 
  宋慶齡聽說王光美要陪劉少奇出國訪問,特意讓秘書帶自己一封便信,到錦江飯店看望王光美。信中詳細列出一個單子,諸如哪個地方天熱,室內有空調,睡覺時務必關上空調;電扇不要對著吹,否則容易感冒;不要吃生冷東西,以免鬧肚子;禮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參觀時可以穿便鞋,正式宴會要穿有一點兒跟的鞋……王光美深受感動。 
  1963年4月12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陳毅副總理和夫人張茜等乘專機抵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下榻在總統府。蘇加諾總統特意將命名「王光美」的一盆蘭花,贈送王光美,作為對貴賓夫人的一種禮遇。王光美知道朱德喜養蘭花,回國時將這盆蘭花帶回送給了他。 
  蘇加諾夫婦陪劉少奇夫婦參觀覆舟山火山時,許多外國記者蜂擁而至。一名法國《巴黎畫報》記者搶問王光美:「你想上巴黎嗎?」「現在還不是時候。」對方又追問:「你認為什麼時候可以去巴黎?」王光美從容地說:巴黎是很有名的城市,如果有合適的機會,我可以去的。王光美感覺,這名記者是否作某種試探?便把想法告訴了劉少奇。 
  4月20日,劉少奇專機抵達緬甸首都仰光機場。在繁忙的國事活動之餘,緬甸領導人奈溫將軍和夫人邀請中國客人到旅遊勝地遊覽。在風景區萊茵湖,劉少奇夫婦觀看用腳劃的划船比賽,主人還邀請王光美為優勝者頒獎。在避暑勝地額不裡海灘,奈溫夫婦陪劉少奇夫婦、陳毅夫婦下海游泳。劉少奇和奈溫利用休息時間,還舉行了重要的會談。 
  王光美游泳時,不知怎麼將從外交部禮賓司借來的項鏈散落在波浪中。奈溫立即派人打撈,哪能尋到?於是堅持要賠一條紅寶石項鏈,並鄭重地說:「我知道你們共產黨不收禮,但這條項鏈上的珍珠是掉在我們緬甸海裡,我必須賠你,而且,紅寶石是我國的光榮。」為了表示對奈溫的感謝,當晚出席宴會時,王光美特意戴上這條項鏈。僅僅戴過一次的紅寶石項鏈,至今還陳列在博物館。   
  王光美小傳(9)   
  5月1日,劉少奇夫婦等一行飛抵柬埔寨。次日,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與劉少奇夫婦同乘一架直升機,飛往暹粒訪問。在飛機上,劉少奇問西哈努克親王:「這是哪國的飛機?」「法國的。」劉少奇順口說道:「那請你替我們介紹,我們買幾架。」王光美頓時想起在印度尼西亞時法國記者的問話,看來,少奇同志是有意傳遞一個回音。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 
  5月22日,王光美陪同劉少奇結束訪問經昆明回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對劉少奇夫婦出國訪問取得圓滿成功,給予高度評價。 
  這時,中央發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稱「四清」運動)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決定(草案)》(即《前十條》),11月又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王光美在周密、妥善安排好劉少奇飲食起居、家庭子女生活之後,化名董樸,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參加「四清」工作隊。她工作上嚴格執行「雙十條」,生活上堅持「三同」,到冰封的地裡參加打井、挖河泥,受到社員們的好評。 
  12月中旬,王光美返回北京。在一次舞會上,毛澤東關切地詢問她桃園「四清」運動情況。王光美如實作了匯報。毛澤東問:「桃園大隊是一類隊,為什麼群眾有那麼多意見呢?」王光美引用群眾的話說:「人家上面有個副區長當靠山,你們管得住嗎?」毛澤東說道:「根子在上面。」 
  1964年4月,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結束。此後,王光美根據桃園「蹲點」參加「四清」的工作和感受,整理出一份材料。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王光美的桃園「四清」工作總結,得到陳伯達的力薦。19日,劉少奇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的意見的。」於是,9月1日,《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以中央文件發往全國。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國橫遭批判的「桃園經驗」。 
  王光美繼桃園之後,又化名魯潔,先後到河北省新城(今高碑店市)高家鎮、定興縣直機關和周家莊參加「四清」。其間除1966年3月,她陪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和緬甸外,直至「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光美一年多的時間在農村基層「蹲點」。這在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央領導夫人中是絕無僅有的。 
  在那「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裡,王光美緊跟時代的步伐,嚴格要求自己。她在各地作報告,最後的一段話是:「我願意和同志們共勉,咱們都堅決做徹底的革命者。讓我們永遠記住黨中央和毛主席說的話,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記依靠貧下中農,不可忘記黨的工作,不可忘記黨的政策。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徹底勝利而奮鬥到底!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徹底勝利而奮鬥到底!」這是「四清」運動中王光美的真實心聲。 
  厄運中的堅強女性 
  「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6月3日,工作組進駐一些大中學校。6月21日,王光美作為工作組顧問進入清華大學。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 
  8月19日以後,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清華大學先後貼出了《王光美是清華園第一號大扒手》、《三問王光美》等大字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揪斗王光美。10月9日,周恩來明確告訴清華大學8個組織代表: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員,要準備寫檢查,也要經中央討論,「毛主席也不同意去。」後來,為防不測,周恩來還打電話告訴王光美:近時不要離開家。 
  江青、陳伯達、康生等進一步加緊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迫害。12月18日,臆造王光美是「美國戰略特務」,組成由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為組長的「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3個月後,這個組又承擔起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5月更名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王光美小傳(10)   
  1967年元旦凌晨,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劉少奇居住的福祿居院內地上、牆上寫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決沒有好下場」等大標語。 
  1月3日,「紅旗兵團」二三十人,闖進福祿居,高呼口號,開批鬥劉少奇、王光美之先河。 
  1月6日,王光美聽機要秘書劉振德說,剛接到自稱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生的電話,說平平從學校回家途中被汽車軋斷了腿,需馬上截肢,要家長立刻到醫院簽字。 
  劉少奇一聽果斷地說:「走,馬上到醫院去!」王光美焦急地含著眼淚說:「總理不讓我們離開中南海呀!」「我是家長,這麼小的孩子因為我挨批挨鬥,又遭這麼大的不幸。走,去醫院!」劉少奇氣憤地邊說邊穿大衣。 
  劉少奇、王光美驅車來到醫院時,已被當做人質的兒子源源、女兒亭亭急忙跑到父母親跟前,高喊:「他們要抓媽媽!」王光美立刻明白了這是一場騙局。在場的紅衛兵看到劉少奇也來到醫院,都驚呆了。只見王光美走上前去,大聲喝道:「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她知道此時此地最重要的是保護丈夫。劉少奇在衛士保護下,上車離開了醫院。 
  王光美被劫持到清華大學。王光美問身邊的紅衛兵說:「你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一個小頭頭答道:「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次日凌晨,在周恩來的干預下,王光美回到福祿居。一夜未眠的劉少奇見到妻子,只說了一句話:「平平、亭亭都哭了。」 
  第二天,「紅色造反團」等在福祿居第二次批鬥劉少奇。王光美被強令站在一個獨腿桌子上陪鬥。康生的老婆曹軼歐參加了這次批鬥。 
  1月13日夜,毛澤東派秘書徐業夫到福祿居,接劉少奇去人民大會堂談話。劉少奇當面提出,這次路線錯誤責任由自己承擔,希望把廣大幹部群眾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自己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要求未正面回答,只是建議劉少奇讀幾本書,並送至門口。王光美從劉少奇離家,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丈夫回來說了情況:「主席沒有批判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這時,壓在心裡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4月8日,王光美接到中央通知,同意她10日到清華大學作檢查。她沒有告訴丈夫,只說給了兒女。9日午飯時,平平實在憋不住,輕聲當著父親的面說:「聽說,明天清華大學造反派要組織30萬人批鬥媽媽。」 
  劉少奇十分氣憤地說:「錯誤我自己承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王光美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當然是我去向群眾檢查。」 
  4月10日凌晨6時,帶著毛巾、牙膏等洗漱用具,準備隨時坐牢的王光美,坐上清華大學紅衛兵派來的吉普車,來到清華大學主樓7層會議室。6時30分,她被第一次審訊,並被強迫穿上從她家中抄來的高跟鞋、旗袍和戴上用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王光美對這種凌辱人格的惡作劇,進行了嚴正抗議。 
  審問結束,王光美被押到大廣場。會場內外,人山人海。300多個造反派組織參加了大會。在批鬥台一側,王光美看到陪斗的彭真、薄一波、陸定一等300餘名老幹部,內心一陣酸楚。 
  批鬥會結束後,王光美在下午和晚上又遭到兩次小型的審問批鬥。 
  在回答為什麼劉少奇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時,王光美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在回答對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提出的問題怎麼看時,王光美說:「有的是劉少奇的責任,有的不是劉少奇講的。」「相信毛主席,相信群眾,過去就是相信不夠才犯了錯誤。我在劉少奇身邊工作了十幾年,我覺得有出入,反正有許多不是劉少奇的事。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直接沒有感到這一點。」「他沒有反對過毛主席,更沒有什麼猖狂。他有違反毛主席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觀問題。」   
  王光美小傳(11)   
  在回答「你現在對劉少奇到底怎麼看」時,王光美說:「說他一輩子反革命,不反資本主義,我沒有充分材料。」 
  在紅衛兵說她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時,王光美堅定地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 
  在那人妖顛倒、黑雲壓頂的日子,從這些記載中,不正是顯現出王光美那不畏強暴的舉止,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理有據的答辯和對劉少奇的一片深情嗎? 
  4月20日,王光美給毛澤東寫信,詳細敘述了她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4月10日批鬥大會情況,對報刊和造反派的誣蔑、不實之詞作了申辯,明確寫道:「我絕不是壞人,劉少奇絕不是假革命和反革命。」 
  6月18日,在劉少奇夫婦身邊工作了18年的廚師郝苗,被以「可能是國民黨軍統特務」為由逮捕。劉少奇、王光美深感事態發展日趨嚴峻,對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做最壞的考慮。他們最擔心的是才7歲的小女兒小小。王光美想到過去有的革命先烈在監獄帶孩子,便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裡去?」劉少奇說:「這怎麼可能?那多半是在監獄裡面出生的孩子。」劉少奇和王光美商定,將小小托付給了保育員趙淑君阿姨撫養。 
  7月18日,一場巨大災難降臨劉少奇家中。早晨,平平姐妹看到一張寫著根據江青、戚本禹的指示,當晚召開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大會的海報。 
  劉少奇預感一場生死搏鬥、妻離子散的時刻即將來臨。為了不欺騙兒女,讓他們瞭解真相,他生平第一次讓孩子們看了毛澤東去年肯定自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批語,和1964年8月27日毛澤東同意學習推廣「桃園經驗」的批示兩份中央文件,並告訴孩子們說:「你們都看了,這證明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欺騙過你們啊!」 
  晚上,劉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別押解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西樓大廳批鬥。王光美回憶了他們夫婦最後分手的場面:傍晚,我完全平靜下來,等著來人揪斗了。少奇同志唯一的一次為我打點行裝,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齊齊。在最後的幾分鐘,我們面對面地坐著。誰說革命戰士沒有溫情脈脈?沒有兒女情長?這時,不愛說笑的少奇同志,卻說:倒像等著上花轎的樣子。我不禁想起他說過的另外一句話:「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是為大多數人們謀幸福的,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他的無私無畏感染了我,我也跟著他笑起來。 
  「王光美!」進來的人一聲吼叫,打斷了我們的笑聲。我心裡感到幸運:「是我先走,否則,我看少奇先走會挺不住的……」 
  少奇同志看著我走。作為丈夫,看著妻子受凌辱;作為父親,看著兒女受殘害;作為領袖,看著黨處在浩劫中;作為國家主席,看到人民淪落於你鬥我、我鬥你。對這些,他都無能為力,內心會有多麼痛苦啊! 
  我站了起來,少奇同志也站了起來,我們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著我,輕聲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兩個批鬥會結束以後,劉少奇被押回到福祿居前院的辦公室隔離,王光美則被押到後院的一間小屋看管。平平姐妹幾個還住在他們的房間,但不准他們到父母被監管的地方去。 
  8月5日,劉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內又受到殘酷的批鬥。中央「文革」特派員等親臨現場指揮,並安排了錄音、照相、拍電影,揚言要在全國放映。 
  平平、源源、亭亭幾個孩子被命令來到會場。他們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道:我們幾個孩子站在圍斗的人群後面,滿腔悲憤,眼看著爸爸、媽媽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會場。大漢們狂暴地按頭扭手,強迫他們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坐「噴氣式」,拳打腳踢,揪著爸爸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 
  ……那些人把爸爸、媽媽押到會場一角,離我們只有幾步遠,硬把他倆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爸爸被打的鼻青臉腫,鞋被踩掉,光穿著襪子。就在這時,媽媽突然掙脫,一把緊緊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顧拳打腳踢,也緊緊拉著媽媽的手不放。他倆掙扎著挺著身子,手拉手互相對視。這是爸爸跟媽媽最後握手告別!王光美被押回福祿居後院,看管更加嚴格。同時,對王光美的審查也加緊進行。江青直接干預,康生口述,秘書記錄,擬成了《關於逮捕審查王光美的報告》。   
  王光美小傳(12)   
  9月13日凌晨,幾名軍人出現在王光美面前,向她出示由謝富治簽署的逮捕證,給她戴上了手銬。她被暫時關押在福祿居後院。同時,平平、源源、亭亭被通知收拾行李,到各自學校去接受批判,連最小的女兒小小和趙阿姨也被攆出了中南海。 
  11月27日,王光美被轉往秦城監獄,監號是67130。她被作為重犯,嚴加看管。在關押她的樓道內,除有巡邏的流動哨兵外,門口還有日夜三班專哨。在牢房內,只許她坐在鋪板上,不准走動。特別是在1968年至1969年,竟有一年半沒有讓她放風。監獄內伙食很壞,蔬菜經常是不擇不洗,夏天吃的鹹菜裡常發現有蛆蟲。牢房內牆壁霉濕半截,又髒又潮…… 
  1970年7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提出了對王光美「永遠開除她的黨籍,並依法懲辦」的報告。毛澤東對此批示:「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都宜調查從嚴,處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到有出路,以保存活證據,對將來有利,此事不妨請中央一議。」 
  在死亡的邊緣上,在痛苦的折磨中,王光美堅強地活了下來。她每每用劉少奇和自己分手時,「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那一字千鈞的話語激勵自己:無論如何要活到黨和人民勝利的那一天。 
  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和往常一樣,坐在鋪板上。突然,號門打開了,她以為又要提審。兩名專案組人員走了進來,是專門向她宣佈劉少奇已經死亡的消息的。聽到這晴天霹靂似的噩耗,王光美真是肝腸寸斷。 
  王光美後來才知道,專案組所以在劉少奇逝世3年以後才通知她,那還是平平、源源幾個兒女在打聽、尋找父母下落時,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毛澤東作了「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的批示後,在孩子們的追問下,專案組人員處才告知他們的父親已於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在河南開封逝世的消息。 
  平平他們是多麼迫切想見到親愛的媽媽啊!他們在文章中再現了令人心碎的會見:8月18日,我們第一次去監獄見媽媽。5年啦,我們每時每刻在盼望這一天,夢中千百回地呼喊著。頭天晚上,我們激動得一夜沒睡。深夜裡小小夢遊,抱著毛巾被跑出來叫著要見媽媽。可是,真見到媽媽的時候,她竟不認得,不會叫,木呆著。我們都驚呆了:5年不見,媽媽已經瘦弱不堪,滿頭灰白頭髮,連腰都伸不直。穿著一身舊軍裝染的黑衣,神情麻木、遲鈍……媽媽仔細端詳著我們這些長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說了一句話:「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 
  最後分別的時候到了,看守們強拉著媽媽回去,我們哭喊著:「媽媽呀,可憐的媽媽啊!」媽媽回過頭來,滿面淚水,隔著窗戶,向我們點著頭……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粉碎了,平平他們在歡慶勝利的時候,來到秦城監獄,與媽媽共享這舉國歡騰的喜悅。 
  1978年12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就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接收專案工作的當天,王光美終於獲准出獄,結束了她那12年的囚禁生活。 
  心繫祖國人民 
  1979年春節聯歡晚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人群中有人驚奇地發現了王光美和她的孩子們,紛紛走過來和她熱烈握手,親切擁抱,有的還失聲痛哭。王光美從大家的臉上、眼神裡,看到了他們對劉少奇的懷念和尊敬。在劉少奇尚未平反的時候,面對這種熾熱的場景,王光美激動萬分,深深地向人群鞠躬,高興地說:「我又和同志們在一起了,是黨和人民解放了我。」 
  飽受身心折磨的王光美,身體非常不好,暫時住在翠明莊中央組織部招待所休息,等待分配工作。這裡是1946年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駐地,正是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歷史似乎繞了個圈子:當年衝出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束縛,她在這裡找到了光明;今年又走出林彪、「四人幫」編織的牢籠,重獲黨的陽光溫暖。 
  春節後不久,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複查。3月,中央組織部經過審查,對王光美的歷史作出結論:「王光美同志的政治歷史清楚,沒有問題。」   
  王光美小傳(13)   
  1979年6月,王光美和賀子珍一起被增補為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來,王光美被組織安排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 
  王光美的住所漸漸熱鬧起來,登門看望、信函問候越來越多。她心裡清楚,人們對自己的關愛,正是對劉少奇的真情呼喚。 
  1980年的春天來臨了。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莊嚴宣告「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對於劉少奇同志的污蔑、誣陷、偽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實之詞都應完全推倒」。 
  5月13日,王光美偕女兒愛琴、平平、亭亭和兒子劉源在中共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劉瀾濤,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步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等的陪同下,乘專機飛抵河南鄭州,迎接劉少奇骨灰。行前,宋慶齡聽說這一消息,親筆用英文致信王光美,開頭熱情地稱她「我最親愛的同志和朋友」,並說附寄的一點禮物雖小,「卻包含了我對你們所有的愛」。 
  下午3時,王光美和子女一行來到開封火葬場。她走到存放劉少奇骨灰的骨灰架前,心情沉痛地說:「少奇同志生前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現在仍和群眾在一起啊!」她動情地提議:「讓我們向死難的人民群眾志哀!」她和大家一起三鞠躬。 
  在休息室,開封火葬場黨支部書記把1969年11月13日劉少奇遺體以劉衛黃的名字秘密火化的檔案,包括火葬申請單、火化介紹信、骨灰盒發票、《骨灰寄存證》等,一一請王光美過目。當她看到火葬申請單上「職業」欄裡,填寫的竟是「無業」時,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用顫抖的手指給子女們說:「你們都看一看,你們爸爸革命一輩子,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最後成了『無業』!」 
  從開封火葬場出來,王光美一行驅車到開封市內北土街10號,劉少奇度過生命最後27天的市政府北院內。在劉少奇逝世的那間屋內,王光美走到病床前,一眼就看見床上那對橡膠枕頭。陪同的同志向她簡要介紹了尋找這對枕頭的經過。 
  王光美用手抱起枕頭,輕輕打開白色外罩,看到淡綠的橡膠,激動地向在場的同志說:「是的,就是這對枕頭。它是我陪少奇同志訪問東南亞時,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送給我們的。我們在北京家中,一直使用著。」說著,她把橡膠枕頭緊緊貼在胸前,淚水滴在那潔白的枕套上,愛琴、平平、源源和亭亭,一個接一個地抱著枕頭,輕聲哭泣。 
  次日上午8時半,鄭州河南省人民會堂一樓第一會議室。劉少奇治喪委員會辦公室有關同志、中共河南省委領導和王光美及子女,來到一排鋪圍著白布的長檯前。河南省領導劉傑緩步走到台前,打開了存放十年的123號骨灰盒。骨灰盒上沒有遺像,只有一個寫著「劉衛黃」3個字的紙簽。劉傑輕輕地取出印有「移風易俗」4個字的骨灰袋。王光美悲痛地抱著骨灰袋,長時間地將自己的臉依偎在骨灰袋上。劉傑把骨灰袋放入嵌有劉少奇遺像的新骨灰盒內,劉源將骨灰盒蓋好,放置在迎送儀式的會場。 
  王光美在骨灰迎送儀式上說:「來河南兩天,特別是參加了今天的大會,親眼看到同志們深情懷念少奇同志,我非常感動……今天我們把少奇同志的骨灰接走了。但是,少奇同志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將永遠跟同志們在一起,跟河南人民在一起,跟全國人民在一起。」 
  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以後,緊緊握住王光美的手說:「是好事,是勝利!」 
  5月19日,王光美遵照劉少奇的遺囑,和子女親屬將劉少奇骨灰撒向大海。11時45分,王光美等登上北海艦隊一艘驅逐艦,在4艘炮艦護衛下,駛向滔滔大海。午後1時許,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陪同王光美和子女捧護著劉少奇骨灰盒來到後甲板。哀樂聲中,護衛炮艦鳴禮炮21響。   
  王光美小傳(14)   
  劉源打開骨灰盒,王光美最後一次親偎著骨灰袋,然後輕輕地打開袋子,看著那潔白如雪的骨灰,失聲痛哭。她捧著一把共同生活了近20年的親人骨灰,撒向了大海。接著,她又捧出一把骨灰交給了小小…… 
  劉少奇骨灰在束束鮮花伴隨下飄向大海。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進行審判。下午3時零2分,江青等10名主犯被依法押上被告席。王光美坐在旁聽人員的席位上,看見隔座的賀龍夫人薛明、羅瑞卿夫人郝治平,微笑著走上前去,伸出手說:「握握手吧,今天我們可要高興高興了!」 
  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對江青等10名主犯作出嚴正判決。 
  歷史已經揭開了新的一頁。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王光美重新煥發青春。她繼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後,被選為全國政協第六屆常委,並連續擔任了4屆,還先後當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中直機關計劃生育協會會長、輔仁大學校友會會長、高等院校校友會北京海外聯誼會榮譽會長等。 
  1995年,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報社,聯合發起救助貧困母親行動——「幸福工程」,王光美被邀擔任組委會主任。 
  為了籌集資金,王光美想到了母親董潔如留給自己的幾件文物。那是1958年她母親搬到中南海幫助照顧孩子,帶到家中的。「文化大革命」中,幾次抄家,由專案組封存轉移到中南海瀛台附近一間小房子裡。在劉少奇平反昭雪、落實政策時,文物才又回到王光美手中。 
  一天,王光美從報紙看到一家拍賣公司的廣告,望著桌子上的清代「牙雕素面筆筒」,便委託中商盛佳國際拍賣公司,將母親留下的「牙雕素面筆筒」和宋代「耀州窯刻花碗」、清雍正「青花釉裡紅纏枝蓮碗」、清雍正「青花纏枝花卉碗」、清雍正「青花壽桃盤」(一套兩件)拍賣,得到拍賣款50多萬元,全部捐獻給「幸福工程」基金會,在國內外傳為佳話。王光美在有人問起這件事時,平靜地說:「我母親一生實踐著律己、重教和奉獻的做人原則,把她留下的文物派到最有價值的用場,這不正是她老人家的心願嗎?除了還母親的一個願,也是少奇的一份情。少奇的一生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他最後連自己的骨灰都讓撒了,我們活著的人還有什麼拿不出來呢?」 
  王光美與中國1000萬貧困母親有著許多感人的故事。她不顧年邁多病,先後到陝西、福建、河北、北京等地農村,走進低矮的草房,與貧困母親促膝談心,共商脫貧致富的門路。 
  1998年3月7日,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王光美激情滿懷地向中外記者暢談了「幸福工程」的過去和未來! 
  王光美一生和輔仁大學有不解之緣。從18歲考入輔仁大學物理系,到古稀之年擔任輔仁大學校友會會長。 
  1997年,台灣輔仁大學舉行70週年校慶。王光美因健康原因不能應邀蒞會,便以大陸輔仁大學校友會會長的身份題詞誌慶。在台灣輔仁大學校史陳列室牆上,並列懸掛著王光美、宋美齡巨幅照片和她們的題詞。王光美的題詞是「輔仁學子,後繼有人」。 
  王光美和劉少奇故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的鄉親有著深厚的感情,家鄉人民對她也十分敬重。20多年來每當劉少奇逢5或10週年誕辰的時候,她都盡量回家鄉探望父老鄉親,到婆婆墳前寄托哀思,也是為劉少奇離家40多年僅回家鄉一次還願。 
  1983年11月27日,在紀念劉少奇誕辰85週年的日子,王光美在兒女們的陪同下,回到花明樓炭子沖。沿途目睹農村的巨大變化,想起1961年5月陪劉少奇到家鄉進行農村調查時,看到的儘是荒蕪田地,飢餓農民,一片蕭條、凋零景象,興奮地說:「你們看,到處是新房子,大家穿得漂漂亮亮,這一切都歸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好路線、好政策啊!」 
  1988年11月24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鄧小平親筆題寫館名的「劉少奇同志紀念館」舉行開館典禮。王光美和國家主席楊尚昆、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等來到炭子沖,參加劉少奇誕辰90週年紀念活動。王光美向寧鄉縣領導和全縣人民表示誠摯感謝,稱讚劉少奇紀念館是一個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課堂,並反覆強調:「這是主席紀念館,不是家廟,你們一定要管理好,利用好,充分發揮她的作用。」   
  王光美小傳(15)   
  1997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關於劉少奇一百週年誕辰紀念活動的報告,籌備工作全面展開。王光美多次會見參與籌備活動工作的湖南幹部,每次都叮囑他們:「紀念活動一定要按中央的規定辦。少奇同志的紀念活動不要和毛主席比,毛主席的偉大是誰也比不上的!」「紀念活動要實在,不要搞花架子,要為老百姓辦實事。1961年回故鄉,看到家鄉人民生活很苦,我們心裡很難過。把家鄉工作搞上去了,就是對少奇同志最好的紀念!」 
  遺憾的是,在劉少奇一百週年誕辰的時候,王光美因連日勞累,未能回到家鄉。1998年11月11日,她在北京參加文獻紀錄片《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首映式後,患病住進了醫院。但是,她堅持說服醫生,於11月20日坐輪椅到了人民大會堂,出席了劉少奇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 
  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走上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江澤民剛剛坐定,隨即站起來。他徑直來到王光美面前,伸手向她表示慰問,說:「少奇同志的誕辰是11月24日,一百週年紀念大會所以放在今天召開,是因為按照外交部的國事安排,那時我要到俄羅斯出訪,紀念大會只好提前舉行,特向你說明一下。」王光美向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所有蒞臨紀念大會的幹部群眾表示誠摯的感謝。 
  歷史進入了21世紀。2003年召開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要舉行換屆選舉。醞釀人選時,王光美專門向中央寫了辭去全國政協常委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到王光美家中看望時,她明確表示不再擔任政協職務,笑著說,上屆政協換屆醞釀時,我就提出將我的位置空出來,留給新人。後來又讓我幹了一屆。這次請中央一定接受我的請求,我由衷地為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感到高興。中央同意她不再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但保留了政協委員。 
  2004年10月26日香港《文匯報》,刊載「功名榮辱俱往,真摯情誼猶存:毛劉家人三代首相聚」的新聞專題。記者在文章題首寫道: 
  毛澤東外孫,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與丈夫王景清的兒子王效芝及劉少奇女兒劉亭(亭),10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透露,今年初秋,在王光美召集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兩家後人,在京城某處相聚一堂。這是他們兩家30多年來連跨三代、出席家庭成員最齊全的聚會。 
  這裡,我們摘錄王光美的幾個片斷:王光美很重視這次聚會,囑咐聯絡人劉源:「源兒,你早點準備啊。」還特別交待,這是兩家聚會,不要麻煩秘書和別人。 
  ……聚會那天晚上,王光美看著兩家滿堂的兒孫,滿足和欣慰溢於言表。她一會兒叮囑李敏、李訥,年紀不饒人了,要多注意身體,「你們倆從小身子就弱,要多注意才是!」一會兒舉杯對著孫兒輩的李敏的女兒孔東梅和李訥的兒子王效芝等說:「祝孩子們都出息!」 
  席間,王光美還關切地詢問毛岸青毛岸青,毛澤東與楊開慧的二兒子。一家的情況,說從報紙上看到主席的孫子新宇生了個兒子,非常高興,希望能找個時間也跟他們見見面。 
  分坐在老人左右的李敏、李訥兩姐妹不時握著王光美的手輕聲交談著。看到一縷頭髮垂到老人額前,擋住了老人視線,李訥忙起身幫老人捋平,一股濃濃的親情瀰漫整個席間……200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一個喜訊傳來,定居在美國的王光美五哥王光復,作為擊落9架日軍飛機的空軍英雄,應邀到北京參加紀念活動。9月3日,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親自向王光復頒發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章。兄妹相逢,王光復與王光美共敘離別之情,共祝祖國早日實現統一。 
  2005年也是王光美的本命年,在她84歲壽誕到來的時候,王光美深深感到:回顧自己榮辱坎坷的一生,無怨無悔;回顧自己奮鬥追求的一生,堅信祖國將更加繁榮富強,人民將更加幸福安康。   
  王光美小傳(16)   
  (張絳)   
  感受王光美(1)   
  2000年2月8日,楊瀾在北京王光美的家中採訪了王光美。本文原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楊瀾訪談錄》一書。楊瀾:我看您現在身體狀況挺好,聽說您現在還常游泳? 
  王光美:當然,我喜歡游泳。因為中央機關夏季在北戴河辦公,有一個學習游泳的條件。我第一次游泳,就是在北戴河工作的時候。 
  楊瀾:那時候是少奇與您一塊兒。他教您,還是…… 
  王光美:一塊兒。還請了一個老師。少奇他自己的家鄉有池塘,可能小時候就能夠游一點兒,不過不是正規的蛙式、自由式,沒那麼講究。 
  楊瀾:您現在一個星期大概要游多少次,每次能游多少呀? 
  王光美:我最近規範點,一個禮拜兩次,我限制自己整游20分鐘就出來。 
  楊瀾:您這體力可真是挺棒,您都快80的人了,20分鐘可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是,20分鐘我沒覺得費勁。假如我今天沒事,游40分鐘也行。不過真是沒有比賽的那個能力。假如我跟別人賽,我准輸,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機、服務員,他們肯定比我快。 
  楊瀾:您還打算和他們比啊!良好的身體狀況使王光美能夠把更好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當中。1995年起她擔任了「幸福工程」組委會的主任,幫助窮鄉僻壤的貧困母親改善生活。王光美: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是,無論貧困母親們多困難,她們首先想到的都是為了孩子。比如說,我去的近的地方像北京門頭溝,就在石景山那邊。我去的時候,她們拉著我坐在床沿上。我覺得特殊的是,她給我鋪了一塊布,特別優待我。 
  楊瀾:她鋪了一塊布讓您坐在布上? 
  王光美:她那塊布挺乾淨的,我覺得她特別優待我,好像對我不一樣。 
  劉亭亭(王光美的女兒):她只要一有錢,馬上想一定要送給誰,捐給誰,一定要幫助誰。所以我姐姐就說,千萬不要把現金給她,給她就沒有了。 
  楊瀾:1996年,您為了「幸福工程」,把母親留下來的那幾件瓷器都拍賣了,拍賣得到的50萬元都捐給「幸福工程」了? 
  王光美:對,是這樣。我剛剛一捐,就有一個外國記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我的電話,大概在中商盛佳國際拍賣公司客戶們的聯繫方式是公開的。我說我把母親的東西給賣了。他電話裡就問:你怎麼會捨得?你母親不在了,你怎麼捨得把這些東西賣掉。我說:我捨不得,但那麼多貧困母親她們都沒飯吃,我留這些幹什麼?我確實就希望用這些東西來幫助她們。我的媽媽在天津上過北洋女子師範大學。我外祖父是個校長,所以她有條件上學校,就有文化。有文化的母親跟沒文化的母親很有點區別的,但是我接觸的農村婦女她們都很勤勞。王光美的父親王治昌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經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工商司長,母親董潔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於北洋女子師範大學。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6位都是哥哥,後4位都是妹妹,其中她與哥哥王光英歲數最為接近,自幼親密無間。王光英(王光美的哥哥):她欺負我! 
  王光英:在我們家裡,父親母親照顧她,寵她。 
  楊瀾:怎麼個寵法呢? 
  王光英:什麼事情她都得頭份,什麼事情都把她舉在前面。 
  楊瀾:您從小跟母親之間就非常親密嗎? 
  王光美:我們5個女孩子,就5張小床連在一起那麼住,後來因為我上大學了,工作也忙了,母親就讓她們4個在一起,然後給我一個套間。給我的套間原來是一個過堂,她就把它封起來。因為母親知道夜裡我唸書念得挺晚,夏天很早就起來,又在院裡念,所以她就給我很多照顧。 
  楊瀾:她那個時候希望您將來做什麼呢?那個時候很少有母親會讓自己的女兒讀到碩士。 
  王光美:她真是願意我們學習好,她沒有催我們早點結婚什麼的。 
  王光英:那個時候她很時髦,從我當時的眼光看,非常時髦。她穿的那個深灰大衣,到現在拿出來也不落後的,而且還有風鬥。   
  感受王光美(2)   
  劉亭亭:「文革」時我們幾個孩子在外面看到大字報——有沒有劉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說我媽媽在去延安和去美國之間猶豫。那個時候小孩不懂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個問題絕對是原則性問題,怎麼能夠有這種事情呢?我們回來就問她究竟怎麼回事,然後我媽媽說:我是猶豫,我是全額獎學金送去讀,而且是到最好的學校,去讀我夢寐以求的博士。 
  楊瀾:什麼學校? 
  劉亭亭: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讀原子物理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楊振寧還是李政道的學姐,在物理界她比他們都早。所以他們在物理界的人都講,她實際上是最應該從事物理研究的,而且我在哈佛時見過來自荷蘭的圖書館裡的她的學習成績單,寫著「數學女王」。大概是由於遺傳基因的緣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學業上都很優秀,其中劉亭亭是「文革」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第一個大陸學生。劉亭亭:畢業的時候,我非常希望我媽媽能夠去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但是她來不了,我就覺得挺傷感的。現在美國什麼顧問處都說她是在美國出生的,因為名字是王光美嘛,但其實她一次美國都沒去過。王光美的父母曾經多次掩護共產黨人,兄妹當中也有5人先後參加了共產黨。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從輔仁大學研究生部畢業的王光美成為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英語翻譯。1947年和談破裂,王光美決定奔赴延安。楊瀾:去延安的時候,您覺得自己是糊里糊塗有點兒被動地去的,還是自己決心特別堅定,就是要投奔共產黨? 
  王光美:那是決心要去的。我跟我媽說過,媽挺贊成。她沒有掉眼淚,我倒有點兒捨不得我媽,我總覺得她對我這麼好,可是我現在真的要走了,我得跟她說一聲。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10天就撤退了,那時候形勢變化挺快的。 
  劉亭亭:我媽媽說她剛到延安的時候還是北平的學生,對於特別艱苦的生活挺不適應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饞。但那個時候是供給制。她聽老鄉講,最好吃的就是大棗燒肉,但是吃不著。她後來就發現老鄉特別喜歡她從北平帶來的一個紅緞子被面,所有的老鄉都來摸,說這個緞子被面真好。她想了半天,這個被面無所謂,關鍵是要吃這個大棗燒肉,於是她就跟她同屋的說:「要不咱們就把這個被面拿出去給老鄉,因為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咱們能不能換一頓大棗燒肉大家一塊兒吃?」她的同屋樂壞了,一頓飯吃得特別高興。後來她跟我爸爸結婚了以後,過了很多年有一次忽然缺一條被子,她就想,喲,壞了,當年我把那紅被面給吃了。 
  楊瀾:您還記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嗎? 
  王光美:我第一次見到劉少奇是在徐冰徐冰,曾在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擔任聯絡處處長。帶我們去看朱老總的時候。他把我們從北平參加執行部的人帶到延安去看朱老總,然後朱老總就留我們吃飯。留我們吃飯的時候康克清就對我們說,你們一起也去見見少奇,就這樣帶著我們這些人,去跟他握握手,介紹說這都是北平來的,在執行部工作,最後撤退的。那是第一次見到少奇,也沒說話。後來有一天少奇到我們外事組參觀。中央同志來參觀是大事,都有人陪著走,那是他第一次來。第二次他來,就到我的房子了,參觀的人也跟著來。我們這些城市去的,牆上還掛著點相片什麼的,其實就是一間小屋,我和吳青吳青,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研究處二科科長。倆人住。後來又過了一段時候吧,吳青調走,到哪裡去不記得了。我的住處又換了一個村,他又來一回,好像還組織了一個我們這個村的舞會,他來參加,事先到我們屋坐了坐,這次坐的時候可能有點兒表示吧。 
  劉亭亭:忽然有一天,葉總葉總,指葉劍英,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主任。還是王炳南王炳南,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副主任。通知,因為我媽媽那時是外事組成員,通知她說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談話。然後我媽媽說:「怎麼找我談話呢?我剛到延安來,那棗園棗園,劉少奇和一些中共中央領導人辦公和居住的一處地方。我都不認得,我不知該怎麼去。」於是就給了她一匹老馬,說好像是王震王震,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的馬,還說這老馬識途認得棗園,認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著這匹馬走吧。她不會騎馬,跟著這匹馬過延河的時候,正好過來一輛吉普車,濺了她一身水,馬受驚一跑,把她嚇壞了。當時她看了一眼吉普車,那裡面就有江青。這是她和江青的第一次見面。後來她到我爸爸那兒去。我爸爸什麼都沒有,也不知道招待她什麼,說著說著話就從特別破的抽屜裡拿了極髒極小的梨給了她。她想了半天,說這怎麼吃?因為她帶了把小刀,就把梨皮削了,她削的梨皮完整地連在一起。我爸爸說這是怎麼削的?他從來沒看見過這樣削梨。我估計因為他們倆從背景、從各方面很不相像,所以才有這種吸引力,我看我媽媽後來對我爸爸是比較崇拜的。   
  感受王光美(3)   
  楊瀾:後來少奇有沒有跟您說過那個時候他已經喜歡上您了,才故意去參觀什麼的?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觸了才知道少奇是沒有愛人的。有一次吃飯,他說讓我跟他上晉察冀,這話裡有話,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晉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為什麼讓我上晉察冀,就是他的意思了。 
  劉亭亭:後來我爸爸和媽媽坐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就老問她,他怎麼開始跟你談戀愛或者怎麼表示的。她說他特別奇怪,上來就忽然說他家裡有多少個孩子,這些孩子歲數是多少;他有胃病,還有別的什麼病,身體怎麼不好,完全工作,沒有其他時間。所以我媽媽說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說這些幹嘛呀? 
  王光美:我是知識分子,政治落後,也沒入黨,所以在我和少奇有點兒好的時候,我還真跟他說,我覺得自己好像連黨員都不夠。 
  楊瀾:那就連太太也不能做了。 
  王光美:嗯,我就有點兒這意思。後來他也沒介意,只讓我看看書什麼的,那種身份的人談戀愛跟年輕人談戀愛不太一樣。 
  楊瀾:但是從內心來說您喜歡他嗎? 
  王光美:我特別尊敬他。 
  楊瀾:尊敬他幹嘛要嫁給他? 
  王光美:還不只是尊敬他,後來接觸多了才會覺得,呀,這人…… 
  楊瀾:他好在哪兒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兒呢?我佩服他就是因為我讀過他的書,另外看他做什麼工作都特別專心刻苦,然後他在找我的過程中,有時候跟我說話多點兒,以後不是上我們單位參觀就是上我們屋,觀察什麼都特細。 
  楊瀾:您那時跟少奇結婚,您有沒有想過如果您媽媽在場她會同意嗎? 
  王光美:那個我倒沒有想,因為已經沒有可能去問她了,隔那麼遠。 
  楊瀾:但是您覺得他們會同意嗎? 
  王光美:我現在很糊塗,但是他們不過問我和誰結婚的事,我不許他們過問。和自己的母親一樣,王光美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大很多歲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後她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在工作中,兩個人是上下級的關係,而在生活裡,像所有的夫妻一樣,他們有時候也會鬧點小彆扭。王光美:我剛和他結婚那時,禮拜六看電影,警衛員拉著他去看電影了,他就沒想起找老婆一塊兒去,被警衛員拉著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後來我想我一個人待在這兒也不對呀。像這種笑話,也是有很多的。進了中南海,也有類似的事。中央開完會,他直接去懷仁堂看戲去了,然後通知我說:我現在直接到懷仁堂看戲去了,你來。我又生氣了。我說:既然開完會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過去看戲?他真是不懂愛人心理,後來他才懂,知道我在乎這種事情。 
  楊瀾:是不是生孩子的時候,他對您特別照顧和體貼? 
  王光美:也看你怎麼說。他知道我要生了,其實還是挺關心的。我高齡難產,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個什麼重要的會很晚才來。我能諒解這個的。 
  楊瀾:他來看到你是怎麼樣一種表現,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麼樣一種表現?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還真不是一個時候,因為小孩已經進嬰兒室了,他到嬰兒室看的時候人家抱起來給他看。到我那兒,他就親我一下,總得慰問一下吧。 
  劉亭亭:當媽媽和我爸結婚以後,她完全變為一個輔助性的角色了。因為和我爸爸的工作來比,當然她很願意為我爸爸的工作節省時間。有了我們以後,她很願意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我爸爸的工作和我們這個家庭,所以她這一生後來扮演的都是比較輔助的角色。就她這個人的個性而言,我覺得也不一定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對比她的學習時期和後面一生所走的道路,前一時期的準備和後一時期真正的生活。我說她英文那麼好,原子物理那麼好,這些知識一天也沒用上過。在中南海裡,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家是有名的幸福家庭。也有人說也許正是他的家庭生活太美滿了,才使他對即將來臨的政治風暴缺乏警惕。楊瀾:您在跟少奇結婚之前,應該說是從學校到學校,是在一個非常單純的生活環境裡長大的,而且也是衣食無憂。搬進中南海以後,就陸陸續續自己生小孩,然後您還要帶少奇前妻生的孩子。這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對於您來說困難不困難呀?一下子協調那麼多人,那麼複雜的一個大家庭的關係?   
  感受王光美(4)   
  王光美:這跟我母親有關係,我父親跟我母親也不是第一次結婚,我有3個哥哥就不是我母親生的,可是他們跟我母親相處得也非常好,我母親對於不是她親生的這幾個孩子特別好。我們小時候,就是因為二哥愛看球什麼的,她就老帶我們出去,所以這兄妹之間也沒覺得有隔閡,沒有不是一個母親所生的感覺。 
  劉亭亭:實際上這和我外婆很有關係。我外婆從來都不講孩子中間誰是她親生的,誰不是她親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們家全部的錢都交給了前幾個實際上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去國外上學,那麼最後到她親生的這幾個孩子該受教育的時候就沒錢了。所以後來我媽媽以下的姨姨們連上大學都上不起。我媽媽也是這樣。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知道淘淘和丁丁不是我母親生的……所以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較像。 
  楊瀾:據說您把您母親接來中南海,幫您帶這些孩子的時候,您的其他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為什麼?就是進中南海難,要是我媽媽在外面,他們隨時想去就到我母親那兒,見面容易。他們說媽媽一進中南海,將來我們看望她都麻煩,進中南海要手續吧,門口不是要登記嗎?我說沒那麼困難,你們來時打個電話,我們在家一通知保衛人員就能進來,沒想像的那麼難。所以後來他們也沒什麼意見。 
  楊瀾:後來董老夫人,也因為受到你們的事情的牽連,在監獄中生病,遭到很多折磨。您後來是不是很後悔當初把她接進來,她當初要是沒進中南海…… 
  王光美:可是你接不接,她跑不了呀。因為是我的媽媽,你說能放過她嗎?接不接進中南海她也跑不了,躲不過去。 
  楊瀾:您還記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們母女最後一次見面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王光美:那場面反正是挺慘的,但她一點兒都沒有怨言。 
  楊瀾:但是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間的感覺?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們在外院一塊兒又走了幾步路,因為那個時候在家裡已經開鬥爭會了。反正我跟她說你暫時不在這兒住也好,就住在我們單位的招待所嘛。那時候誰都不能掌握命運。 
  楊瀾:那個時候是您安慰您母親呢還是您母親安慰您呢? 
  王光美:當然是我安慰我母親,因為我母親不愛說話。她是一個比較深沉的人,不是特別愛講話,也可能對眼前的形勢有精神準備,我覺得她在鬥爭會上處理得挺冷靜,也沒有害怕,有人說老太太嚇得直哆嗦,是絕對沒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親在命運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都是同時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們都嫁給了一個比自己長很多歲,曾經結過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後她們又都扮演了一個傳統的女性角色,作為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們在性格上的相似之處恐怕更為突出,那就是克制與堅強。當大難臨頭,男人們都不得不沉默的時候,這些平日裡柔弱的女性卻爆發出驚人的勇氣和膽識。生活中的一些決定可能會影響我們整個一生的命運。有時候我不禁會想,如果王光美當初不是選擇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計劃的那樣出國留學的話,她後半生的軌跡又將是怎樣的呢?但是也許命運拒絕這樣的假設,無論如何,在那場中國當代最大的悲劇當中,王光美是女主角。採訪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經歷,所以我在採訪前特地對她說,對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傷心事,而她卻很快地回答我說,沒關係,你問吧,我受得了。 
  在喧鬧的北京市中心有一處寧靜的院落,這裡就是百靈寺。現在它的一個部分已經成為友誼博物館,裡面收藏的都是建國後歷屆元首出訪時所收到的禮物。在館內一個不起眼的保險櫃裡,保留著一條來自緬甸的紅寶石項鏈。送禮的人是緬甸前總理奈溫,他當初大概沒有想到,這份美麗而善意的禮物後來竟成為受禮人羞辱與災難的禍端。王光美:我到東南亞訪問的時候,因為沒有首飾什麼的,外交部就到外貿部給我借了一個別針,說你起碼得有個別針,還有一個就是項鏈。偏偏到額不裡海濱游泳的時候緬甸總理來跟我們說話。說話時,手一拽,項鏈就散了,我一把沒抓住。我就怕它丟,因為我自己知道這是借的,我得還。但奈溫說沒關係,他口氣特大,說沒事,我下海給你撈,管他掉幾顆就掉幾顆,沒事。   
  感受王光美(5)   
  楊瀾:那您挨斗的時候,站在檯子上,他們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讓您穿上還是掛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個我現在說不太準了。好像是我還住中南海的時候,有輛車子開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門,然後進來幾個人,到我們家說要抄我們家。正好我們家有個特點,我出訪的衣服因為我平常用不著就放在一個小套間裡,比如衣服、鞋子什麼亂七八糟的,他們好像挑了一些,在褲子上給我套上旗袍。 
  楊瀾:在30萬人面前,他們非常侮辱性地給您戴上乒乓球項鏈,您當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呢?您害怕嗎?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為我有準備。我聽這些人坐在吉普車裡吹牛,說他們從哪裡調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點兒精神準備。我覺得少奇真的還是特冤,本來少奇是一直幫毛主席的,從我接觸來看,他凡事都以黨中央為重,「毛主席並黨中央:」報頭都是這麼寫的,內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醫院,起草主席的報告。因為我是他的機要秘書,那些都會從我這兒過。我覺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為主席著想,怎麼後來就全都不對了呢?那時候他還是替毛主席承擔很多,可是這時候,江青蹦出來,用主席的名義打擊劉少奇。 
  楊瀾:所以您心裡有這個冤,所以就不服氣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應該恨誰。反正是挺為難的。因為我一看,薄一波等幾個我挺尊敬的領導幹部都一個一個給弄成這樣。 
  楊瀾:您還頂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還頂他們,而且我還回頭看那些掛在後面的誰的像片,不是掛著江青的像片,那是掛的誰的像片…… 
  楊瀾:毛澤東的像片? 
  王光美:對,反正那時候我也有點兒愣勁。 
  楊瀾:「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為作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給我打電話,我不敢給她打電話。有一次,我給她打電話,為了她上蘇聯治病的事吧,電話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緊張得不得了。 
  楊瀾:您覺得江青對您的態度中有沒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國是組織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塊兒出去,但關鍵不在這兒。後來她搞樣板戲,她想通過樣板戲抓領導權,她對文藝界演什麼戲有很多很多意見,可是她跟我說。那時候我是少奇的秘書,我接觸誰特別是接觸這些負責人,有什麼話我都跟他講,回來匯報,當然我們倆生活在一起,也有這條件。我跟他說了江青對演戲的意見,少奇就對我說你別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就聽衛士長說少奇約了江青談了話,說你別跟光美談這亂七八糟的事情,說了她幾句。 
  楊瀾:那時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說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負責的態度,這裡有很多人哪敢批評江青什麼! 
  楊瀾:江青自殺死了以後,您當時感覺是什麼?這個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這個呀,還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確實給黨帶來很大破壞,她損害黨的利益,危害黨的事業,因為這一點她真是該死。至於她怎麼死的,我聽人說她就用襪子接起來,自己勒死了。那時她已經絕望了。 
  楊瀾:批鬥回來以後,少奇他有沒有安慰您,怎麼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沒法說,他一說就等於對這運動的性質表態了。 
  楊瀾:那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不能說兩句嗎? 
  王光美:我們旁邊不可能沒有人。他的警衛員就不止一個,在那特殊情形下,後來警衛人員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員。 
  劉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實際上是一個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願意連累我們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媽媽談過,說你應該劃清界限或者說把孩子帶走,這樣是為了保護這個家庭,但是我媽媽在這方面非常堅定,她對這個家庭和對我爸爸是特別堅定的,我覺得她可能從來沒有動搖過。因為在那個時候,稍微有一點兒動搖,絕對不會像她這樣表現。她那個時候很傻,有點兒不顧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邊,而且我爸爸不說話的時候,都是她替他辯護的。   
  感受王光美(6)   
  楊瀾:「文革」中很多人家破人亡以後,或者因為受到人格的侮辱,所以自殺了。您當時有沒有想過自殺?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藥,他有他的安眠藥,我那天拿著我的安眠藥瓶對他搖搖,他就說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結論。」他很少說話,可是這話就說在關鍵上,因為看出我拿這藥問他,不是說要吃一粒兩粒的問題。 
  楊瀾:所以您就從此把這個念頭放棄了,再也沒想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沒再提這件事。 
  楊瀾:但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您也曾經把小小小小,即劉瀟瀟(又稱劉小小),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小女兒。托付給保姆趙阿姨。當時是怎麼樣一個考慮,您怎麼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們門外那個院子裡,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說現在沒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給趙阿姨。他同意了。 
  劉亭亭:那個時候先是在我們家裡,然後是在中南海批鬥,讓我們都得參加。一開始外面全都圍攻中南海,那個時候「四人幫」指使的造反派來了,家裡貼了大字報。我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態度也不敢特別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後來造反派拔掉了電話線,他也沒法再跟中央聯繫了。然後造反派來了就揪鬥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個時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種感覺,但是也很害怕,作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點兒傻了的那種感覺。我媽被推出來的時候,因為他們一個關在後院,一個關在前院,她見不著我爸。這個時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當時也被按著頭,到最後打得比較厲害的時候,我媽媽衝過去抓住他的手,他們倆人使勁抓著手,我們當時覺得非常痛苦,很難以形容。 
  王光美:鬥完了以後我確實拉著他。 
  楊瀾:您為什麼會突然拉著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覺得越是這個時候,我就越是應該跟他站在一起。我們當時都分開住了。他們把我拉到後面院去了。那時候我們隔著3個院,最後面是童小鵬童小鵬,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鵬搬走後,我住在後面。我們都被隔離開,只是在鬥爭會上能夠見到,然後中間休息一次,到我們書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給他點水喝。真慘。當時他喝了一杯水,我就這些點滴的印象,但難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給少奇同志無怨無悔,我替她擔心…… 
  王光美:什麼? 
  王光英:無怨無悔,這話對不對? 
  王光美:你說我都沒動感情。老哥,你也無怨無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夠嗆。別動感情,我給你點鎮靜藥吃。 
  楊瀾:您在監獄那段日子怎麼熬的,都在想些什麼?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幾月幾號,只知道上午、下午,陰天、晴天。只有一個窗戶,天氣熱的時候,上面兩個窗戶開著,底下兩個窗戶不開。那個監獄的床,都很矮,這矮我現在才懂,本來監獄的木板床,都是兩個凳子,中間一塊木板。至於它為什麼矮,是不讓你逃跑,所以這床必須低。我們常年都坐在那兒,不許動,也不許抬頭看窗戶。 
  楊瀾:那個時候您對於自己的孩子,在沒見到他們之前您最擔心他們什麼呢? 
  王光美:我第一沒想到他們還活著,第二我也不知道見了以後對他們後果怎麼樣。結果看管的那個人說一定要見孩子,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寫信給主席要求見爸爸媽媽。於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了。主席寫著:爸爸已死,可以見見媽媽。我認識毛主席的字呀。經過批示,小孩都從外地趕來了,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山西,都趕來,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們都來了,所以我見了他們一次。 
  劉亭亭:我們走到監獄裡一看,因為長期不見陽光,她駝背駝得比較厲害,後來她又好了,現在老了又開始駝,一下子她比我們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別瘦弱,完全不是原來記得的那個母親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種感覺,但是又得挺著,不能表露出來。   
  感受王光美(7)   
  楊瀾:那個時候您是通過孩子的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沒誰對我說過,我也不問誰。 
  楊瀾:那您看到這個,知道他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您…… 
  王光美:我問了一句,我說怎麼……他們也不讓我問,不跟我多說,就是說病了,馬馬虎虎搪塞,所以到現在少奇臨終前什麼樣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於開封。這點有時候別人不能理解,我倒覺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著活受罪呀。我當時氣得罵管我的人,我諷刺那個整我的人,我說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為我想,如果他活著,他們說不定整他整得更厲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裡是這種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 
  王光英:她那時候沒自殺,活下來了,和我那時候有相同之處。當然,我不如她。她就說,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人家給你加一個罪過,你要是死了的話,誰去解釋,說不清了。 
  楊瀾:您在那裡面有沒有過絕望的時候,就是想也許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覺得我會出來。王光美重見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獄12年後,她終於被釋放了。命運中有著太多的巧合,往往讓人唏噓不已。王光美重獲自由後,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當年立志參加革命的地方——翠明莊。從這裡出發又回到這裡,命運畫了一個圈。王光美:我現在走過翠明莊,都覺得翠明莊與我有關係。 
  劉紅(劉紅是翠明莊的工作人員,王光美出獄來到翠明莊時,她才19歲,被分配給王光美作服務員):我記憶中她穿的是獄衣,就是她從車裡走出來時穿的一身黑的衣服。進我們房間就換普通衣服了,是那種布的襯衫。當時她的頭髮都過肩了,長得很長。 
  楊瀾:白頭髮? 
  劉紅:白髮,也不整齊,頭髮非常亂,身上弄得也不是那麼太乾淨。我給她理完發就給她放洗澡水,趕快讓她洗澡。洗乾淨後,她見到了家人。 
  楊瀾:孩子到這兒見到她,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劉紅:當時孩子就喊她媽媽,都哭了,然後王光美也哭了。 
  劉亭亭:剛出來,剛解放的時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較緊張。那時她只能彎著手做操,因為獄中她那個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後來我就說,這裡有的是地方,沒關係,手臂可以伸直了。還有她洗個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鐘,因為在監獄裡沒有事情幹,慢慢洗東西的時候等於是在消磨時間,或是想事情的過程。我說,您現在情況不一樣了。1980年王光美出獄後一年,劉少奇也獲得了平反。當時他已經逝世十年多了。中央為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許多人都哭濕了衣衫,而全中國人也在電視機中看到了這個情景,並為之動容。也許是因為劉家的經歷也觸動了他們自己的心事吧。劉亭亭:我個人倒覺得因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哭出來的時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時候,哭不出來的時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時候,那種壓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後開追悼會的時候大家也都能哭出來了,也都放開了,整個環境是很悲痛的感覺。我爸爸遺囑要海葬,我們又費了那麼多時間把骨灰找回來,然後又把它撒出去。因為永遠看不見他了,所以比較…… 
  王光美:後來撒骨灰的時候,我們坐船去大公島,把那個包骨灰的紅布留了下來。當時我們有個大師傅,就是以前給我們做飯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紅布拿著跑到中南海,他心裡也憋著一口氣。他拿紅布到中南海,對著中南海的正門,就在瀛台台階上洗一洗,把紅布上沾的那點骨灰沫,掉到中南海裡。就是這麼一個大師傅。他當著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紅布給我了。噩夢已經過去,生活還在繼續。今天的王光美不僅是一位兒孫滿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的長者。王筱蘇(王光美秘書):她平時看報看雜誌,然後誰來了她都問人家有什麼新鮮事,對那些熱點焦點,她特別感興趣,而且好奇心特別強。比如說她看報紙看到什麼不太懂的名詞,第二天我來了就問我說:「我不明白,什麼是二板市場」,然後我就跟她講什麼是「二板市場」。可能過兩天她看報,又看到這問題,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問我什麼是「二板市場」。   
  感受王光美(8)   
  劉亭亭:有時候我也跟她講,你住監獄十多年,要在美國,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沒受刺激,沒有毛病。實際上因為她的性格比較豁達,她只看將來,對過去她也回顧,但她不受過去的影響,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負擔。我覺得她可能對別人的醜惡面不太記得,因為她覺得當初的境遇是由一個社會時代造成的,是一個集體的活動的結果。她從來沒跟我說過任何人的壞話。我有時候問她,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中,誰對你怎麼樣,她從來不談這方面問題,她從來不把這看做是一對一,誰和誰有仇,或者有怎麼樣的私人恩怨。 
  楊瀾:您說到,要不是經過「四清」,還有在清華大學蹲點這些第一線的政治工作經驗,您可能會挺不過去「文革」那麼殘酷的政治鬥爭。您現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經歷時,有沒有想過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難說。因為只要一搞運動就很容易走火。現在大家講實事求是,處理誰的事情就是誰的事,該教育教育,該處分處分。至於搞運動,呼啦一下子,誰知道誰冤枉了?那個行為過火人不是自己想過火。所以我覺得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種形式。我們有組織部、統戰部,哪部管什麼,咱們已經挺正規的,如果認為這些機關都腐敗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調整誰都行,但不能搞普遍運動,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好壞不分,誰也控制不了。 
  楊瀾:您覺得有什麼能夠保證「文革」不會再重演嗎? 
  王光美:按道理,隨著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識水平的提高,瞎胡來的事情應該會少。在採訪中的一件小事讓我久久不能忘懷。那就是王光美談到在「文革」初期,當她還住在中南海的時候,有人教她只有6歲的女兒當著她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兒歌。這個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圍。當我問她這個人是誰的時候,她卻說我不想去追究。因為如果我追究的話,這個人就要倒霉了。能夠寬恕他人,也終於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自由和安寧。看到她面對子孫滿堂的幸福笑容,我們終於可以舒一口氣說,時間畢竟是公平的。 
  (楊瀾)     
  王光美深情憶少奇   
  王光美深情憶少奇(1)   
  本文原載《湖南廣播電視報》1998年10月。劉少奇百年誕辰那年,筆者專程赴京採訪了王光美老人。關於劉少奇,可以談論可以思索的話題很多很多,在那次殊為難得的赴京採訪中,我們最想聆聽的是這位飽經滄桑的領袖夫人內心的情愫,並深入瞭解了她記憶中的少奇。 
  正趕上北京由熱轉涼的時節,1998年9月15日上午,筆者如約前往王老家時已頗感涼快。已是高齡的王光美一清早從北京醫院檢查身體回來,沒有大礙,精神很好,便招呼我們坐下,拿起了空調遙控器:「你們有些熱吧,調到15℃成嗎?我就是怕熱,今早去醫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別楊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說:「別看我平時挺精神,其實有個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聲說話,一咳嗽,就沒法講了。現在這麼大小的聲音能夠錄嗎?」王老思維依然非常敏捷,聊幾句話消除了我們的拘謹。下面是筆者與王光美老人的對話: 
  筆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為與他風雨同舟20年的革命伴侶,您覺得他最令人景仰的品質是什麼? 
  王光美:你這個問法啊?那我不能搞什麼「誇夫」,像你們花鼓戲似的(笑)。讓我這樣談少奇不合適,還是讓外邊評論吧。 
  筆者: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年華誕,人民非常懷念他老人家。少奇同志英靈有知,您作為他的夫人,想給他說些什麼心裡話呢? 
  王光美:你真相信人還有魂嗎?用這詞兒(笑)! 
  筆者:作為一種特定的思念,我們寧願相信還是有的。我們知道,少奇同志是傑出的工運領袖,您能否談談他早期領導安源罷工的情況。 
  王光美:少奇從不跟我說他的過去。結婚以後他多次對我講:「不要從我的過去瞭解我。」他不願意談他自己,我也是在他和一些老同志敘舊的時候才瞭解他過去的一些事兒。安源這段歷史我不能講,因為我也不是見證人。我熟悉的主要是建國以後的一些情況。 
  筆者:少奇同志建國後曾5次回湖南,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王光美:那是在1951年冬天,少奇到了長沙,但沒回寧鄉。記得那次他去找清水塘,跟陪同的王首道同志講,他與主席最初認識就是在清水塘。 
  筆者:《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少奇同志的名著,他一生都在身體力行「修養」二字。我們特別想瞭解如果下級同志與他發生爭執,他會如何處理? 
  王光美:還是就著1961年回鄉調查來談吧。在天華的時候,大隊書記彭梅秀確實罵了少奇「劉鬍子」,勞動婦女著急的時候罵人還管誰呢?少奇沒生氣,他肚子裡還撐不下這個那哪行啊!意見分歧難免是有的,當時農村急缺家庭生活用品,鍋碗筷呀,要解散食堂就得趕快生產,但是是由國營工業辦好?還是輕工企業辦好?或者是合作社辦好?當時的調查組成員楊波認為應由社隊企業來辦,少奇認為由合作社辦好。兩人誰都說服不了誰。少奇說:「我也是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你也是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你可以做成兩件事情,然後比一比,看哪個更適合群眾的要求。」少奇並不強制人家,不是說我是中央領導,你必須聽我的。他作風民主啊! 
  筆者:少奇同志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後,與家鄉的親戚朋友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 
  王光美:少奇與家鄉來往不是太多,他是全中國的國家主席呀!那時搞土改劃成分,少奇大姐劃了富農,來信說:「我在塘邊提水,弟弟在北京當大官」,心理不平衡。可少奇給姐姐回信說:「你在家勞動我覺得很光榮,不勞動我覺得羞恥」。他不能全聽家裡的話呀。中央領導同志一般都不回去,主席也迴避,總理常說自己家是大地主,也不回去,只在飛機上看幾眼。這不是與家鄉人民關係的問題,而是涉及到自家親屬在政策中占哪部分。但少奇非常關心家鄉的發展,接到了家鄉大量的來信,反映問題的、向他問候的都有。還說一點吧,我與少奇結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他自己也忘了,後來呢,還是根據家鄉這些賀壽的信,用陰曆折推1898年的陽曆,「11月24日」的生日這麼查出來的。少奇的大姐夫是個老實巴交的人,1961年來了封信,說吃不飽飯,天天幾兩糧,不能偷不能搶,餓呀,怎麼辦呢?我看了這信心裡挺彆扭,便給他寄了些錢。後來回去看大姐,才知道他用這錢買了些肉,加上那天多吃了些糠粑粑,給撐死了。本想幫他一下,誰知出了這事兒,叫人怪難受的。但我們不能給她們特殊照顧呀!從寧鄉回京半年左右,外甥女魯新秀就給我們寄來了兩雙她做的布鞋,我和少奇穿著都挺合腳,少奇心裡特別感激。總之,少奇對老師、對同學、對親人很有分寸,他對老鄉、對花明樓很有感情,根據各人具體情況,能幫什麼幫什麼,但他從沒有對親戚作特殊安排,雖然他願意大家都發展。   
  王光美深情憶少奇(2)   
  筆者:少奇同志是大理論家,我們想瞭解他的讀書生活。當時不是流傳毛主席的一句話:「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少奇嗎?」 
  王光美:那句話呀(笑),說是主席的話,但主席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說的我一直沒搞出來。我沒聽到過傳達,所以這句話我從不用。要說起讀書,主席讀過的書沒人能比,包括喬木也不能比。少奇日常工作那麼多,不能像主席那麼讀,但他有時間也看。我們自己有個圖書館,少奇有個鐘愛的小書架,讀的書擱那上頭,有空就拿。1951年去杭州,他帶去了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後來去廣東從化休養,他帶了《紅樓夢》去。少奇是從文藝角度看,他也得領導文藝界呀。他是思想領導為主,總理是具體接觸;總理常叫文藝界人士來家中吃飯交流,少奇是在會上講一講。1959年秋天去海南島休養,正好蘇聯再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讀的就是這個新版教科書,還請經濟學家薛暮橋、王學文輔導學習。 
  筆者:我們覺得嚴肅深沉是少奇同志的性格特點,是不是這樣? 
  王光美:他不隨便說話,但觀察能力特別細,喜歡陷入沉思,一旦開口說話,他的見解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對人很隨和,對身邊工作人員從不發脾氣,但也不像主席那樣愛聊天。有時他一整天就坐著,偶爾走半個鐘頭,我跟著他走他也不大和我說話,所以趁他走我就幹些別的事了。他說話不像主席那麼幽默、愛開玩笑,但也不是不笑,只是不像總理那樣仰天大笑。 
  筆者:少奇同志有什麼特殊愛好嗎? 
  王光美:特殊愛好?朱老總喜歡蘭花,陳雲同志愛聽蘇州評彈這類的吧。少奇沒什麼特殊愛好。總理也一樣,他不是江蘇的總理,不是浙江的總理,也不是瀋陽的總理,他是全國的總理,忙啊!我沒聽到過少奇哼什麼歌和戲。 
  筆者:少奇同志代表國家多次出訪,記得1963年出訪柬埔寨時敵特準備謀害他。少奇同志大無畏去了。西哈努克還曾稱頌他是「用生命傳送友誼的中國主席」。 
  王光美:還真有這事兒,細節不好怎麼講。反正當時偵查到敵人在我們經過的路口埋了定時炸彈,我們一過就炸。可這事不好跟柬方講,否則柬方問你:「我們國家的事兒你們怎麼知道」?可怎麼說呀。西哈努克很講尊嚴,國家小特別要尊重。那時周總理管外交,心很細,把我幾個孩子接到他那兒打乒乓球了,就是萬一出事,我們孩子都在他身邊。當時少奇堅持要去,他相信這事一定會解決好,中國不能在國際上失信。後來大概是通過僑聯找金邊市長排了險,少奇、陳老總準時出訪,西哈努克十分感動。 
  筆者:您認為應該怎樣紀念少奇百年? 
  王光美:國家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少奇是國家的人,我們不提任何要求。我們希望地方上的紀念要符合少奇精神,不追求形式,不勞民傷財。 
  筆者:最後我們想問問少奇同志日理萬機之餘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王光美:他的教育是嚴的,子女也管呀。孩子們平時交給托兒所、學校,記得那時候好些人講平平她們在學校生活不好,暈倒了,讓接回來吧。我也猶豫了,問少奇,少奇說:「讓他們吃點苦吧,有個切身體會,等他們給國家辦事了就會讓別人少吃點兒苦。」他還要求孩子從小勞動,不能嬌嬌滴滴。而且孩子9歲以後不讓進辦公室,因為他會認字了。當然,少奇與兒女們也有輕鬆的時候,比如打打撲克,「摸鼻子」、「百分」什麼的…… 
  (易鳳葵易柯明)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1)   
  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故鄉。王光美從1961年到2003年先後6次來到這裡,給寧鄉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1961年4月2日至5月13日,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在湖南農村作了44天調查研究。5月3日至9日,他們來到炭子沖。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回家鄉,也是王光美1948年同劉少奇結婚後第一次來婆家。這次回鄉,他們就住在劉少奇誕生和度過青少年時代、陳設十分簡陋的老屋裡,對鄉親們的生產生活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 
  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情況尤其嚴重。回鄉的第二天,劉少奇和王光美就把他們的農民通訊員、1953年國慶節曾被邀請進京觀光的成敬常、黃端生請來瞭解情況。成敬常和黃端生都患了水腫病,加上8年沒見面了,劉少奇、王光美都幾乎認不出他們了。劉少奇拉著他們的手說:「成二爺,黃八老倌,8年不見了,都好吧?」成敬常感動地回答:「劉主席好!」「成二爺,農民沒飯吃,是的吧?」劉少奇邊遞煙邊問。成敬常說:「是的,是的。」「農村搞得這麼樣,1953年在北京交給你們的任務為什麼沒完成呀?」「應該要完成,近兩三年向主席寫信報告過情況。」「寫信來了,我怎麼沒收到?」「我們確實寫了,不敢講假的。」成敬常是個忠厚老實人,劉少奇相信他不會說假話。他懷疑有些基層幹部怕「家醜外揚」,將信扣壓了,便囑咐王光美和秘書說:「一定要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 
  接著,劉少奇、王光美又把少年時代同少奇一起看牛並常在湖塘裡洗冷水澡的李桂生找來,邊散步,邊扯情況。他們來到一片魚池旁,劉少奇問:「這裡原來不是田嗎?什麼時候挖了魚池?」李桂生說:「隊幹部想把炭子沖變成魚米之鄉。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五風』刮得這樣!」他們來到安湖塘屋場的公共食堂。只見食堂裡又亂又髒,方格子蒸籠幾格架在鍋上,幾格擱在地上;吃過飯的缽子也沒洗,堆在案板上;一堆萵筍葉子攤在地上。李桂生告訴劉少奇、王光美:「食堂裡炒菜,沒得油,只放鹽,吃不飽呀!」劉少奇、王光美看到這個情景,內心一陣酸楚。 
  回到炭子沖的第三天,劉少奇、王光美把原大隊支部書記王升萍找來,想通過他瞭解炭子沖大隊刮「五風」的情況。劉少奇問:「你為什麼會犯錯誤?」王升萍回答:「沒聽黨的話,沒聽毛主席的話。」劉少奇說:「還要加一條,沒聽群眾的話。」劉少奇遞給王升萍一支香煙,自己也點燃一支,繼續問:「山林怎麼砍得這樣溜光?」王升萍說:「1958年大煉鋼鐵砍了一回,1959年大辦公共食堂,沒柴煮飯又砍了一回。」 
  一談就是一上午,劉少奇、王光美留王升萍一塊兒吃中飯。劉少奇又問:「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萍不敢回答,謹慎地反問:「這到底是講得還是講不得呢?」「怎麼講不得呢?有人向我寫信,盡說好話。你們講實話,相信你們的。農村搞得這樣糟,不親自下來不曉得。」王升萍打消了顧慮,說:「現在農村公共食堂不好!還辦下去會人死路絕!」劉少奇說:「食堂不好,敢不敢撤掉呢?」「報告主席,我怕犯錯誤。」「不要怕,你先把你那個食堂解散。如果有人問你是誰要你解散的,你就說是省委工作組要你散的,去找工作組吧!」劉少奇又語重心長地說:「過去刮『五風』的錯誤,不能怪你王升萍,各級都有責任,中央和我也有責任。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以後要刻石立碑,子子孫孫傳下去,再不犯這樣的錯誤。」王升萍在劉少奇的教育和引導下,認識到自己刮「五風」的錯誤,回去後,當即解散了柘木沖的公共食堂。解散食堂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幾天,花明樓公社的公共食堂就全部解散了。 
  通過3天的調查,劉少奇和王光美深感農村的問題嚴重。5月8日,在炭子沖大隊食堂解散的第二天,劉少奇、王光美來到柘木沖生產隊。王升萍匯報說:「食堂已經解散。群眾聽說劉主席支持解散食堂,個個舉雙手贊成,都講劉主席摸透了我們的心,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2)   
  離開柘木沖生產隊,劉少奇、王光美踏著泥濘的田間小道,步行七八里路來到趙家沖,探望40多年沒見面、已經70多歲的同胞姐姐劉紹德。他們給姐姐帶來大米5斤、餅乾兩斤、糖果兩斤、鹽蛋9個、豬油一斤作為禮物。劉少奇告訴姐姐:「那點米你就每餐加一點吧!」「老弟呀!我加完了,到哪裡找你啊!」劉紹德含著眼淚說。劉少奇緊緊握著姐姐的手安慰她:「現在是國家暫時困難時期,你難過,大家都難過,我們要和大家同甘共苦,以後會慢慢好起來的。」隨後,劉少奇和王光美又去看望了其他鄉親。 
  這次回家,劉少奇帶著王光美祭拜了母親魯氏。在墓地,他們恭恭敬敬地向長眠在這裡的母親三鞠躬。劉少奇深情地對王光美說:「媽媽一生勤勞善良,為人正直,無論在家裡還是在當地都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父親過早逝世,是她老人家把我們6姊妹養育成人,真不容易啊!我媽媽1931年11月病故,我當時正在白區,沒能回家為母親盡孝……」 
  5月9日,是王光美和劉少奇在家鄉度過的最後一天。這天上午,他們來到花明樓,與當地幹部座談如何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的問題。下午,劉少奇和王光美依依不捨離開了炭子沖老家,風塵僕僕,驅車來到寧鄉縣最大的土壩工程——黃材水庫視察。 
  王光美陪同劉少奇第一次來婆家,走村串戶,把鄉親們的真話、實話裝了一腦子、記了一本子。她看到鄉親們生活困難的情景,心情非常沉重,聽到憨厚樸實的鄉親傾訴的句句真話,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牽掛。 
  1983年,王光美特意帶著兒女回寧鄉。她高興地看到,花明樓已呈現出勃勃生機。 
  1983年11月27日,即劉少奇誕辰85週年過後3天,王光美攜女兒劉愛琴、兒子劉源來到寧鄉婆家。王光美此行主要為捐獻少奇遺物。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劉少奇的冤案終於得到昭雪。春風吹綠了花明樓的山,吹皺了安湖塘的水。同年3月,劉少奇故居經過整修正式對外開放。很多群眾看到王光美來到劉少奇故居,紛紛圍上來與她握手,向她問好。 
  在參觀劉少奇故居的過程中,當工作人員介紹,「劉少奇同志故居」匾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花明樓公社的炊事員冒著風險藏在切菜的案板下,才得以安全保存下來的情況時,王光美感激地說:「感謝家鄉人民在最困難的時候,仍然理解我和少奇同志。」她把隨行的兒女們召集在劉少奇少年時讀書的桌子旁、勞動過的碓屋裡合影留念,勉勵兒女們要繼承父親熱愛學習、熱愛勞動的品德。 
  參觀完劉少奇故居,王光美和縣、區、鄉幹部座談,瞭解少奇故鄉的發展變化。會上,王光美親切地對大家說:「少奇同志家鄉的父母官,也是我的父母官。感謝你們在最困難的時候,對我和少奇的關心和理解。」當縣委書記向她匯報全縣的工作時,王光美說:「我一路看見鄉親們都富了,到處都是新房子,大家穿得漂漂亮亮。這當然要歸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好路線,好政策。今後只要大家執行好黨的路線和政策,形勢還會更好。」說話間,少奇姐姐劉紹德的女兒魯新秀來了,說:「舅媽,舅舅那年回來,我講了好多直話啊!」「應該講實話嘛!」王光美親切地問她:「前幾年我給你寫的信,還記得嗎?」「記得,記得!舅舅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的作風,信裡講得清清楚楚,我還帶在身上呢!」王光美的信是1979年她出獄後不久寫給魯新秀的,這封信表達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博大胸懷。 
  王光美與魯新秀交談時,其他親屬也紛紛前來看望。王光美指著魯新秀親切地對大家說:「少奇的親屬一定要按照少奇生前的要求辦,遵紀守法,自食其力,嚴格要求自己。」 
  下午3點,王光美和兒女們來到婆婆魯氏的墳前三鞠躬,獻上蒼翠的松枝。 
  這次回婆家,王光美看到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心裡格外高興。離開炭子沖時,她接過縣廣播站記者的話筒,滿懷深情地說:「我今天來,沒有機會同全縣人民一一見面,現在我通過縣廣播站向大家問好,祝你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然後帶著依依不捨之情揮手向送行的人們告別。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3)   
  1988年劉少奇誕辰90週年、劉少奇銅像落成、劉少奇紀念館開館,三喜臨門,王光美再次攜兒女回寧鄉。 
  1988年11月24日,在劉少奇的故鄉隆重舉行紀念劉少奇誕辰90週年大會,並舉行「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和劉少奇銅像揭幕儀式。王光美攜子女劉愛琴、劉丁、劉源等到會。 
  這一天寧鄉的天氣格外好,陽光明媚,風和日麗。上午9時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來了,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來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范、倪志福來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來了,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的各級領導來了,少奇故里的鄉親們也來了……劉少奇故居正堂屋掛上了兩盞醒目的紅色壽燈。 
  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其他領導先到劉少奇同志故居參觀。在休息室時,楊尚昆走到王光美面前,握住她的雙手,表示親切問候。王光美高興地向楊尚昆介紹身旁的子女。楊尚昆跟晚輩們一一握手,拍著劉源的肩膀連聲說:「好,好!」 
  來到酒房,王光美對楊尚昆說:「從前,少奇家以務農為主,兼營大米和米酒生意。少奇青少年時期有時也幫著賣酒,經常瞞著家人將米和酒送給當地最窮的農民,不收一文錢。」楊尚昆點點頭,笑著說:「噢!他就是這麼一位無私奉獻的人。」來到橫堂屋,王光美指了指擺得整整齊齊的桌凳說:「這就是1961年少奇召集當地群眾開座談會的地方。」楊尚昆深情地點了點頭,對少奇同志那種工作作風表示欽佩。 
  9時40分,劉少奇同志銅像揭幕儀式在炭子沖南坡舉行。全場掌聲雷動,歡呼聲在南坡迴盪。王光美望著栩栩如生的銅像,眼含淚花久久地、久久地凝視著…… 
  10點整,「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典禮在紀念館前坪舉行。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定為500人,但自發前來的鄉親不下5萬人,炭子沖成了人的海洋。在熱烈的掌聲和音樂聲中,楊尚昆為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剪綵。 
  進入第一展室,王光美如數家珍地向楊尚昆介紹:紀念館內設展廳8個,還有序廳、音像廳、水榭和懷念亭,共展出展品660件,包括各種珍貴文物、照片、手稿、題詞和實物,詳盡而完整地向人們展示了少奇光輝而又偉大的一生。「這樣全面介紹少奇同志的紀念館,全國目前還是第一座。」楊尚昆邊走邊說。當他看到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結婚的合影時,笑著對王光美說:「那時候,你挺精神的。」「你當時也挺年輕的,現在當了國家主席。」王光美也笑著說。當來到劉少奇、楊尚昆、彭德懷3個人合影的照片前,王光美說:「楊主席,左邊這位是你呀!」「不錯,那是1937年少奇同志路過陝西三原時與我和彭德懷同志照的。」在劉少奇辦公室復原陳列室,王光美說:「當時,少奇辦公的地方沒有地毯,睡的也沒有這麼高級,是地板,不太像。」楊尚昆接過話頭:「我看,說像,也可以,說不太像,也可以,展覽嘛,就是這個意思。」一番話說得大家都笑了。王光美笑得更爽朗。 
  王光美對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傾注了很多心血。1987年2月20日,家鄉派人到北京,請她審閱了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大綱。24日,王光美向紀念館捐贈劉少奇文物64件。1988年2月14日,王光美又向紀念館捐贈文物11件、照片28張和群眾寫給她有關懷念劉少奇的20多封信。 
  1993年劉少奇誕辰95週年之際,王光美第三次攜子女回寧鄉。參加劉少奇經濟思想研討會,探望家鄉的父老鄉親。 
  1993年,隨著劉少奇誕辰95週年的臨近,中共長沙市委和寧鄉縣委決定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舉辦「劉少奇經濟思想研討會」,深入探討劉少奇經濟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緬懷這位新中國領袖的豐功偉績。 
  11月21日上午,王光美攜女兒劉愛琴、兒子劉丁一行回到了花明樓。她首先來到劉少奇銅像前,恭恭敬敬獻上花籃,深情地三鞠躬,親切地對大家說:「少奇離開我們20多年了,今天是他誕辰95週年,我應該回家為他祝壽。」久已等候在這裡的鄉親們見到王光美回婆家來了,都熱烈鼓掌,爭相與她握手,歡迎這位家鄉的好媳婦。王光美連聲說:「鄉親們好!鄉親們好!」高興地揮手向大家打著招呼。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4)   
  在劉少奇經濟思想研討座談會開幕式上,王光美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她說:「我以激動的心情與同志們、朋友們相聚,共同懷念少奇同志。大家的熱情使我感到少奇一生的言行,深為廣大幹部和群眾理解。這兒是少奇誕生、度過青少年時代的地方,他生前熱愛著家鄉,他也為家鄉人民所熱愛。同志們說這麼多懷念的話,是真誠的,實事求是的和有代表性的。」「湖南是個好地方,山清水秀,歷代人才輩出,又有著著名的書院和學校,學習風氣很好。在這兒,以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的形式懷念少奇同志,是很好的辦法。」 
  研討會開幕式後,王光美在紀念館和與會代表一起共進午餐,為少奇同志祝壽。席間,長沙市委書記代表家鄉人民向王光美祝酒,並歡迎她常回家走走。王光美激動地說:「我5年沒有回家鄉了,這幾年家鄉變化很快、很大,我心裡非常高興。感謝家鄉人民對我的關心,對少奇的懷念……」 
  這次回家,掛在王光美心上的一件事是要到寧鄉縣城去看看,因為32年前王光美和少奇回鄉調查時,在縣委機關電話會議室裡住過幾個晚上,和少奇一起參加過幾次座談會,還到縣幼兒園進行過視察,對這裡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懷念之情。11月26日,她終於回到了闊別的寧鄉縣縣委機關大院。當縣委書記匯報到寧鄉教育發展勢頭良好,高考錄取率穩居全省之冠時,王光美高興地連連接話說:「這很好!經濟發展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啊!」王光美邊聽邊詢問家鄉父老的生活水平、住房情況,當聽到全縣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戶蓋了樓房時,又激動地說:「這不錯,我1961年和少奇到黃材水庫視察回來,記不清地名了,走到一個地方見一個婦女因沒房子住痛哭流淚。」在場的一個同志插話說:那是雙鳧鋪黑塘□,如今這個戶子蓋了樓房呢!「蓋了樓房就好啊,老百姓吃好、住好,這是少奇生前最關心的。」 
  家鄉人民為了歡迎王光美,特意繡制了一幅精美的湘繡製品贈給她。王光美深情地說:「家鄉人民的厚禮、深情我領了,祝家鄉經濟繁榮,人才輩出,人民幸福。」接著,王光美高興地來到大院的球場,和全體機關幹部職工合影留念,還特意和機關的女同志合影留念。她饒有風趣地說:「現在婦女佔了半邊天呀!」隨後,王光美和大家一一握手,依依難捨地告別了寧鄉。 
  1997年王光美第五次回寧鄉,看到家鄉人民正在以實實在在的行動迎接劉少奇誕辰100週年,她感到非常欣慰。 
  1997年12月24日,王光美回家鄉參加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劉少奇》開機儀式。這天,花明樓人海如潮,王光美身著銀灰色風衣,繫著紫紅色圍巾,神采奕奕地來了。她自「劉少奇故里」牌樓門拾級而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劉少奇銅像廣場。長長的廣場蹬道兩邊,擠滿了人群,人們不約而同地鼓掌,用最純真的鄉情歡迎這位第五次回婆家的好媳婦。王光美高舉起她那雙飽經滄桑的雙手,以激動的心情向大家致意:「鄉親們好!鄉親們好!」她和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的領導同志首先來到劉少奇銅像前,把一個個花籃獻上,深深表達對這位領袖的緬懷和追思。 
  在紀念館休息室,王光美認真聽取了紀念劉少奇誕辰100週年籌備工作進展情況匯報。當她聽到省、市、縣以紀念劉少奇100週年誕辰為契機,為花明樓的鄉親辦了很多實事,籌備工作得到了全國各地、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的情況後,高興地說:「這很好!為人民群眾辦實事,這是少奇生前的一貫作風,在紀念他誕生100週年的時候,為他的家鄉人民多辦一些實事。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他一定會很高興。」並一再對在場的省、市、縣三級領導說:「請代我感謝全國人民對少奇的懷念。」 
  午飯後,王光美顧不上休息,在晚輩的攙扶下,來到婆婆長眠的墳前,獻上一束青翠的松枝,畢恭畢敬向婆婆三鞠躬。她深情地對隨行的人們說:「我來花明樓,應該來拜婆婆,因為少奇很孝敬他的媽媽。」接著,她滿懷深情地講述了1961年她和少奇一起上墳祭拜婆婆的情景。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5)   
  這天下午,《劉少奇》攝制組邀請7位老同志在故居橫堂屋召開了一次座談會,王光美向大家問好:「鄉親們好!30多年沒見面了,1961年和少奇也是在這間屋子裡開座談會呀!」她一把拉著坐在前面的一位身材胖胖的老人,直呼其名:「黃仁和,你好啊!30多年了,你還是那樣紅光滿面。」幾句話,說得大家心裡熱乎乎,老同志們都不約而同地說:「您老身體好啊!記性這麼好。」原來這些老同志都是1961年王光美和劉少奇回鄉調查時參加過座談的老朋友。王光美這次把他們請來是敘敘舊。座談中,王光美挨個問了他們現在家庭的情況,還打聽了許多老朋友的消息,並托他們代為問好。她感慨地說:「現在我們都老了,想到各家去看看也難,這次回家看到大家的日子好過了,過去農民沒飯吃,現在經常還可以吃肉,你們這些老朋友都蓋了樓房,說明家鄉變富裕了。」大家希望王光美經常回來看看。王光美笑著說:「歡迎大家到北京來看看!」大家像拉家常一樣談笑著,氣氛親近、熱烈。一個個珍貴鏡頭記下了這次別開生面的座談會的情景。 
  11月26日,陽光燦爛。王光美應中共寧鄉縣委、縣人民政府的邀請,高興地來到寧鄉縣灰湯國際旅遊度假區。她看到寧鄉有這麼好的地熱資源,有這麼好的集療養和休閒於一體的基礎設施,高興地對大家說:「寧鄉是個好地方,有勤勞智慧的人民,有豐富的地熱資源,有好山好水,家鄉一定會發展得很快,發展得很好。」並應邀欣然為灰湯題寫了遒勁有力的「湯泉沸玉」條幅。 
  2003年在劉少奇誕辰105週年之際,王光美第六次回寧鄉,留下了依依難捨的親情、鄉情。 
  2003年11月24日,82歲高齡的王光美在女兒劉愛琴、劉濤,兒子劉丁、劉源和從俄羅斯遠道而來的長孫阿廖沙夫婦、長孫女索妮亞夫婦阿廖沙和索妮亞,均為劉少奇長子劉允斌與瑪拉·費多托娃所生。1950年劉允斌在蘇聯留學期間,與同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瑪拉·費多托娃結婚。1957年劉允斌回國,到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瑪拉·費多托娃因不適應中國的生活,同子女留在蘇聯。1961年,他們離婚。,以及劉維澤等晚輩的陪同下,來到劉少奇故里。滿頭銀髮的她依然是那樣和藹可親,迎著鄉親們的張張笑臉走下車來,揮手向鄉親們致意。王光美率兒孫們來到劉少奇銅像前敬獻了花籃,並深深地三鞠躬。等候已久的鄉親們把一塊生日蛋糕敬獻給王光美。她接過蛋糕,喃喃自語:「今天是少奇同志的生日,應該吃蛋糕啊!」這天王光美顯得特別高興,在少奇同志銅像前和兒孫們一起合影留念。 
  10時30分,莊重、簡樸的「紀念劉少奇誕辰105週年暨花明德育園開園儀式」在花明樓文化廣場舉行。當王光美來到會場,大家以雷鳴般的掌聲向她表示歡迎!向她祝福!開園儀式結束後,王光美對兒孫們說:「我們到故居去看看。」早已等候在故居門口的鄉親們報以陣陣掌聲。王光美看到故居的門匾自言自語地說:「是小平同志題寫的啊!」剛走進故居的院子,王光美忙拉著兒子們合影留念。當她看到掛在堂屋牆壁上1961年5月第一次回婆家和少奇同志合影的那張照片時,久久地陷入沉思,彷彿想起了當年隨同少奇回老屋裡住七天六夜的情景……來到當年的臥室,工作人員對她說:「您當年在這間房子裡住了6個晚上。」王光美連連點頭說:「是呀!」來到婆婆魯氏的臥室,王光美仔細端詳著婆婆的照片,並向工作人員示意要和婆婆合張影。王光美一直對婆婆十分敬重,前5次回婆家她都走上幾里路親自到婆婆的墳前去憑弔。這次回來因前年自己的腿摔傷,行走不方便,只好用這種辦法來表達對婆婆的敬重之情。這簡單的舉動,融入了她對少奇同志、對天下母親的摯愛。來到橫堂屋,她在長條凳上坐下來。劉源指著牆上1961年少奇同志與鄉親們座談的照片,說:「這是成敬常、王升萍……」王光美一一點頭。當她看到自己的照片時,勾起了對往事的回首。她久久地坐在長凳上,分別和劉愛琴、劉濤、劉丁、劉源及長沙市、寧鄉縣的領導同志合影留念。   
  王光美六次來劉少奇故鄉(6)   
  回到賓館「花明山莊」,王光美剛剛步入大廳,一位和藹的老人迎了上來,向她獻上一個書寫剛勁有力的「壽」字條幅。老人叫禾千,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山東部隊的教授,也是一位書法愛好者,自費專程從山東趕來。王光美聽了,非常感動,連聲表示道謝,並高興地和禾千合影。 
  王光美在接受湖南衛視專題採訪時,激動地對記者說:「我這次回來,看到鄉親臉上都露出樸實的笑容,看到家鄉的變化,我非常高興!」 
  下午2點,王光美離開花明樓,鄉親們都來為她送行。她看到鄉親們一張張依依不捨的臉,望著故里的山山水水,眼眶裡盈滿了激動的淚花…… 
  (蕭普剛)   
  王光美年表(1)   
  1921年9月26日王光美出生於北京。出生時,其父王治昌作為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正在美國出席華盛頓九國會議,故為她取名光美。 
  1927年4月李大釗等一批共產黨人在北平被北洋軍政府抓捕,隨後被殺害。這批共產黨人中,有王光美母親董潔如的3位親屬:董季皋、安幸生、王荷生。 
  1928年9月至1934年8月王光美在北平師範大學第二附屬小學(即現在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讀書。 
  1934年9月至1937年7月王光美在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抗日救國的「一二九運動」。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性抗日戰爭開始。 
  1938年春王光美轉入北平志誠中學(即現在的北京第三十五中學)高中二年級讀書。 
  1939年9月王光美考入輔仁大學數理系。 
  1943年秋王光美從輔仁大學本科畢業,考入輔仁大學理學部讀研究生,同時擔任助教。 
  1945年6月王光美同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聯繫。 
  1945年7月王光美輔仁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助教。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日戰爭獲得最後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1946年2月經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介紹,王光美離開輔仁大學,到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任英語翻譯。 
  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7月至9月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國規模的內戰爆發。8月10日,美國宣佈「調處」失敗。 
  1946年11月1日由於北平軍調部準備解散,王光美乘飛機離開北平赴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 
  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出延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先後離開延安。 
  1947年3月下旬王光美隨軍委外事組人員撤離延安,4月初到山西臨縣,參加晉綏解放區土地改革工作隊。 
  1947年5月劉少奇等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到達河北省建屏縣(今屬平山縣)西柏坡村。 
  1948年3月王光美結束土改工作隊的工作,到達西柏坡。 
  1948年5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西柏坡。 
  1948年8月21日劉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結婚。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25日到達北平。劉少奇、王光美住在香山來青軒。 
  1949年4月10日至5月上旬受中共中央委託,劉少奇去天津視察。王光美隨行。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1年11月27日至1952年1月24日劉少奇離開北京去南方視察和休養。王光美隨行。 
  1952年9月30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應邀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 
  1952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蘇聯同劉少奇會合。11月下旬,劉少奇去蘇聯南部黑海邊休養,王光美隨行。 
  1953年1月7日劉少奇、王光美離開莫斯科回國,12日回到北京。 
  1954年9月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並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劉少奇率調查組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調查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王光美作為調查組成員隨同調查。 
  1957年9月9日至9月20日中國婦女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王光美出席會議並當選為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 
  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王光美年表(2)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劉少奇出席會議。王光美隨行。 
  1959年11月1日至26日劉少奇去海南島崖縣(今三亞市)休假,其間以主要時間閱讀討論蘇聯科學院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王光美參加讀書討論。 
  1960年1月31日劉少奇、王光美邀請王光琦、王光超、王光英等人和他們的子女到家中做客。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劉少奇到湖南省寧鄉縣、長沙縣農村調查。王光美隨同調查。 
  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劉少奇到黑龍江、內蒙古自治區林區考察。王光美隨同考察。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訂《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後來稱為《前十條》),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也稱「四清」運動)逐漸展開。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制訂《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來稱為《後十條》)。 
  1963年11月下旬王光美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參加「四清」工作隊,化名董樸。 
  1964年2月上旬王光美從桃園大隊回家過春節,劉少奇同她談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有關問題。 
  1964年4月底王光美結束桃園大隊「四清」回到北京。 
  1964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劉少奇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等地巡視。王光美隨同。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介紹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經驗。隨後,又在山東、安徽、河南等地幹部會議上作關於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經驗的報告。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並主持修改《後十條》。 
  1964年8月11日至20日王光美在廣州整理修改《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8月19日,劉少奇就批轉王光美報告一事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9月1日,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這個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1964年11月王光美到河北省保定地區新城縣高家鎮大隊參加「四清」工作隊,化名魯潔。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後期在毛澤東主持下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王光美作為代表出席會議。 
  1965年1月劉少奇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1965年底至1966年春王光美到河北省定興縣縣直屬機關和周家莊參加「四清」工作隊。 
  1966年3月26日至4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 
  1966年4月20日劉少奇赴杭州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4日回到北京。王光美隨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旨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等為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成立。 
  1966年6月3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1966年6月19日根據劉少奇指示,王光美參加駐清華大學工作組。 
  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對工作組問題提出嚴厲批評,並決定撤銷工作組。   
  王光美年表(3)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8月5日,毛澤東寫了主要針對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12日,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從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6年12月18日「王光美專案組」成立,謝富治任組長,陳伯達任顧問。1967年3月以後,這個專案組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揮下,成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造反派組織30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並在會前和會後3次審訊王光美。王光美據理力爭。 
  1967年7月18日劉少奇、王光美被隔離看押,失去行動自由。在此前後,劉少奇、王光美通過各種方式申辯、抗爭,均無結果。 
  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27日轉押秦城監獄。 
  1968年10月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造成黨的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逝世。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1978年12月22日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王光美被釋放出獄,隨後徹底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複查。 
  1979年6月王光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五屆二次會議,並在會上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1979年11月王光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 
  1980年1月25日王光美應邀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期間,向出席全會的第一、第二組全體同志和其他各組部分同志,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情況。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1980年5月13日至14日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劉瀾濤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省鄭州、開封,迎取劉少奇的骨灰。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出席。鄧小平致悼詞。王光美率子女出席大會。 
  1980年5月19日遵照劉少奇生前的遺言,王光美等將劉少奇的骨灰撒在大海裡。 
  1981年10月25日王光美致信中共中央組織部,表示將劉少奇的稿費全部作為劉少奇的黨費上交,說:「我鄭重地向黨申明,少奇同志的著作連同版權,我和我們家的孩子們均不能要。我們作為普通勞動者,應完全靠我們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少奇同志是屬於黨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王光美作為代表出席會議。 
  198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長沙、寧鄉等地,參加紀念劉少奇誕辰85週年有關活動,向湖南贈送劉少奇遺物,並在湖南一些地方和江西萍鄉市安源煤礦參觀。 
  1984年10月王光美先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友總會名譽會長、輔仁大學校友會會長。 
  1984年王光美作為全國政協代表團成員,赴羅馬尼亞等國訪問。 
  1985年4月4日王光美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遼寧省委幹部張志新烈士題詞:「堅持真理無所畏懼。」 
  1985年王光美作為全國政協代表團成員,先後赴東北、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視察。 
  1988年3月王光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1988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長沙等地,出席劉少奇銅像揭幕儀式和紀念劉少奇誕辰90週年有關活動。 
  1993年3月王光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王光美年表(4)   
  1993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河南省鄭州,出席「紀念劉少奇誕辰95週年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河南省委聯合舉辦的。 
  199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省長沙、寧鄉等地,參加紀念劉少奇誕辰95週年有關活動,並參觀考察。 
  1995年2月王光美擔任「幸福工程」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幸福工程」是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人口報社發起成立,以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為宗旨的社會公益事業。 
  1995年4月王光美赴浙江省舟山市,出席《舟山日報》創刊40週年慶祝活動。 
  1995年10月王光美赴陝西省大荔縣等地,視察「幸福工程」開展情況,慰問當地貧困母親。 
  1996年11月王光美將其母親董潔如留下的6件古文物拍賣,所得拍賣款50多萬元捐贈「幸福工程」。 
  199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王光美出席在安徽省滁州市召開的「劉少奇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和中共滁州市委聯合召開的。 
  1997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出席在寧鄉縣劉少奇故居舉行的12集電視文獻紀錄片《劉少奇》開機儀式。這部電視片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電視台聯合攝制的。 
  1998年3月王光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三次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3月7日,王光美在全國政協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向中外記者介紹了「幸福工程」的情況。 
  1998年8月王光美赴雲南省昆明,參加「愛滿春城」幸福工程大型義演活動,並在雲南省考察「幸福工程」開展情況。 
  1998年10月8日王光美出席「劉少奇光輝業績展覽」開幕式並講話。這個展覽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的。 
  1998年10月23日王光美出席「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00週年展覽」開幕式。這個展覽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聯合舉辦的。 
  1998年11月8日王光美赴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參加「河南省紀念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60週年暨劉少奇同志誕辰100週年大會」。 
  1998年11月11日王光美出席文獻紀錄片《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首映式。 
  199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劉少奇誕辰100週年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作重要講話。王光美出席大會並在主席台就座。 
  1998年王光美獲得第三屆中華人口獎榮譽獎。 
  2000年11月王光美赴湖北省武漢市,出席在武漢大學召開的「劉少奇與中國社會主義」學術研討會,隨後去長江三峽參觀。這次研討會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聯合舉辦的。 
  2000年12月王光美去天津,參觀摩托羅拉生產廠等合資企業。 
  2001年4月王光美赴上海,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劉少奇與中國共產黨」學術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湖南劉少奇同志紀念館聯合舉辦的。 
  2002年5月18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釣魚台舉行的紀念何寶珍烈士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並講話。 
  2003年11月24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的「紀念劉少奇誕辰105週年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舉辦的。 
  2004年6月王光美及子女劉源、劉亭亭等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及外孫女孔東梅等在北京京都信苑飯店聚會。 
  2005年2月王光美因年事已高,辭去「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職務。 
  2006年10月王光美獲得第二屆中國消除貧困獎成就獎。 
  (黃崢)   
  後記   
  本書的編者是長期從事劉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和在王光美同志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書中彙集的三十八篇王光美一九五九年至二○○三年間的文章、書信、講話等,是編者在王光美同志家中、有關部門的檔案資料中以及各種書報刊物中廣泛收集而來的。這些文稿,有些雖已公開發表,但卻散見在各種報刊書籍中而未能成集,有些則是未曾面世的珍貴史料。由於種種原因,王光美同志的文稿散失較多,編者在編輯過程中儘管費盡周折多方查找,仍難成其全。——這個遺憾只有在今後隨著工作的深入在本書再版時加以彌補了。 
  令編者欣慰的是,書中所收文字相對於王光美豐富多彩的傳奇人生雖然只是一些歷史碎片,卻可以告訴讀者一個真實可敬的王光美、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並成長為優秀共產黨人的足跡。 
  書中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謹以本書緬懷王光美同志。 
  本書編輯組 
  二○○六年十月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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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少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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