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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的蒲公英 - 國民黨空降兵抗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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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馬甲      
    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誠當過國民黨軍官,因為我小時候曾經看見他被捆起來遊街,胸前掛著牌子、頭上戴著高帽。   
    後來又聽說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義證書」、還補發了好多工資,頓時特別有錢。那時候,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們看完金環和銀環的故事,回來就說:老蔡原來是「關團長」一樣的人物呵,是個好人!於是就有許多熱心的大媽大嬸忙著給蔡先生介紹對象,想讓他續絃。我們這些小孩一見到他就嚷嚷:「大炮一響,黃金萬兩!」——而蔡先生只是尷尬的笑。   
    再後來,蔡先生退休了。一個人在家裡養蘭花、喂金魚,擺弄一些不吵不鬧的小玩意,孤孤單單、自得其樂。再再後來,馬甲我偶然得知這位安靜的老頭居然曾經是中國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驚,連忙和幾個朋友找上門去:「傘兵呵!特種部隊呀!老蔡先生,給我們講故事吧!」   
    這時候,老人家已經得了帕金森病,語言和行動都有些障礙。他坐在籐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邊的雲,許久許久,才嘟噥了一句:「這傘兵嘛,就像是戰場上的蒲公英……」             
    戰場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歲的蔡智誠不想上學了,他要去當兵。   
    蔡智誠是貴州人,家住遵義老城琵琶橋(現名紅旗路),他家的斜對面就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公館,那裡如今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址。   
    蔡智誠有兩個哥一個姐和一個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犧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經出嫁、在「美國援華協會」當醫師,二哥蔡智仁畢業於陸軍輜重兵學校、是交通二團(汽車兵)的連長,妹妹蔡智蘭初中沒畢業就偷跑出去參軍、結果在戰場上失蹤了。   
    蔡智誠排行老四,可實際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鐘(他和蔡智蘭是對龍鳳胎)。44年,蔡家的年輕人中只有他還在讀書,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想工作或者膽子小,而是父母覺得家裡應該留一個「守門的」,蔡老四是長輩們公認的最乖的孩子,應該老老實實的把大學念完、然後成家立業。        
    從家譜上看,蔡家應該算是湖北人。他們祖上是跟著袁玉錫(湖北襄樊人,曾任遵義知府)到貴州來的,先是做幕僚,而後經辦鹽號。貴州是個不產鹽的地方,食鹽大多依靠川省供給,遵義是川鹽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這裡開辦「恆升永」商號,兼營鹽業、布匹和雜貨,很快就發了財。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了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這一輩,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廈門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華僑創辦的大學裡讀了兩年「商學」,沒學到什麼商業技巧,卻樹立了「實業救國」的觀念。回到家鄉,蔡同學下定決心:不做商人,要當農場主,向陳嘉庚同志學習。   
    剛開始,他和廈大同學何輯五(何應瑞,何應欽的四弟)一起合辦茶場、試驗改良茶種。在當時,貴州種植茶葉的人很少,蔡同學與何同學希望用「新型經濟作物」替代盛行於貴州的鴉片,既能挽救家鄉風氣、又能振興地方經濟。   
    從理論上講,這個思路是可取的(事實上,蔡式超當年試辦茶場的湄潭,現在已經成為茶葉生產基地)。然而,在當時,蔡式超的辦法卻行不通。   
    興辦農業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可貴州這裡卻戰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穫就被別人搶跑了。接著,何應欽去了廣州、何輯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沒有了靠山,只好關門大吉。   
    當不成農場主,於是改當工廠主。   
    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只得關張。   
    接著又辦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麼也超不過94度,只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於是蔡老闆不計成本、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光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雖然國軍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儘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像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行經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裡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麼的,好像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闢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志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面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的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面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胡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松、王葆仁、李壽恆、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珍、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像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的在教室裡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裡,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當然,這其中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實驗室主任俞國順(浙江人,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只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於是,電機系的俞教授就準備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發電機和一台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光光」的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試運行的頭幾天,廠房裡來了一個中央軍校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婚了、讓發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回路不可,於是俞國順就沒有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只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吁短歎,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瞭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國民黨海外部長)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做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年青學子們去當兵。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是一方面是因為國民政府《兵役法》規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於「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為只有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才是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塗了,他想:國軍教官的素質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裡,沒想到卻又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44年夏天,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敗塗地,大潰退引發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的人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為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雲南跑;在貴州的人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國軍抵擋不住,又想往雲南和四川跑;而雲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於是乎,位於雲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置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裡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徵用民房、還能調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眾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文件,因此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從政府那裡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會」。他們在廟宇祠堂裡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鄉才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只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年青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裡當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裡突然闖進來幾個國軍士兵,翻箱倒櫃、吵著要什麼「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裡只是個救濟站、沒有那麼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麼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床前聚著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衝著遵義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霉的縣長只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裡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軍隊,方能切實承擔保護國民之重責……」。   
    於是,這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生拿定主意不唸書了,要去「改造舊軍隊」。   
    第二天,他跑到教務處辦理退學手續。浙大的訓導長費鞏(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45年被軍統暗殺)聽說蔡智誠準備去參軍,考慮了一陣,在申請書上批示:「准休學一年」——學校給他保留了學籍。        
    就這樣,1944年6月,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蔡智誠同學棄筆從戎,滿懷著救國救民的願望、走上了抗日的戰場。      
離開學校,蔡智誠就琢磨著到哪裡去報名參軍。 
    按理說,招兵的地方多得很,縣、區、鄉各級公所都在辦理兵役。遵義當地就有個「師管區」(貴州省有兩個師管區,另一個在鎮遠),下設「補充團」,隔三岔五的往前線送人。可蔡智誠卻不願意在那裡報名,因為「遵義師管區」的新兵都是補充到89師、102師、103師和新8師的,他不想進黔軍部隊。蔡智誠的願望是加入「青年軍」——蔣經國主任在浙大演講時說過:「青年軍是高素質的現代化軍隊,是民族的精英、國家的希望」。        
    想進「青年軍」,最簡便的辦法是去找柏輝章。 
    44年,柏中將正在家裡賦閒,手裡無職無權。但是,他先前當贛南警備區司令的時候,贛南專員蔣經國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誠心想:如果請柏將軍寫張條子,到青年軍去找如日中天的蔣主任一定沒問題。 
    蔡家與柏家是街坊,兩家大門距離不過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誠到了柏公館,說明來意,柏輝章笑了笑,二話不說就磨墨捉筆、準備寫介紹信。可正在這時候,柏家大爺從樓上下來了,對柏二爺說:「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沒了,蔡家的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還在前線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萬一出了閃失,老街坊的臉面不好看」 
    柏繼陶是個醬菜鋪的老闆,在琵琶橋邊上賣豆瓣醬和熏臘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這個當大哥的沒出過門也沒當過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對這位土老財哥哥卻十分尊重、隨時隨地畢恭畢敬。就拿柏公館來說,漂漂亮亮的一棟樓,柏輝章和弟弟們住樓下,樓上卻只住著柏繼陶一家人,真的把他當做了家長。 
   (所以,各位到遵義會議址參觀時請注意:樓下的「紅軍機要室」才是柏輝章的住房,而樓上「朱老總、周副主席的居室」不過是醬菜鋪老闆的姨太太的房間。那個舉世聞名的會議室,其實是個晾鹹菜的地方)。 
    柏繼陶對蔡智誠說:「四娃,想當兵,請你爹來講,年輕人不要東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這麼一發話,柏輝章就把毛筆放下、伸懶腰去了,再想批條子,門都沒有。        
    沒有介紹信,還可以到省城去想辦法。 
   「貴州軍管區」也有「青年遠征軍」的報名點,可蔡智誠卻不敢去貴陽。因為這時候的貴陽市長是他父親的老同學何輯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員會」當巡視員,蔡四娃倘若膽敢進城、被老爹「巡視」見了,非給抓起來送回學校不可。     
    無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雲南投軍。 
    只是,去雲南並不容易。公路上聚滿了難民,絕大多數是準備去昆明的,這時候,客車的車票要用金條來換、用鈔票都買不到座位。蔡智誠當然沒有黃金可以買客車票,他給父親留了一封「告別信」,收拾起行裝,然後就和普通難民一樣在路邊招手、找機會搭乘過路的貨車。 
    路口上,每過來一部卡車,都有無數的人擁上去討價還價。貨車的位置和客車一樣緊俏,蔡智誠嘗試了好多趟,次次無功而返。 
    折騰了一整天,傍晚的時候,終於讓他等來了一個熟人——楊三。        
    這位「楊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馬弁,42年因傷回到後方。養病的時候,楊三跟著蔡老二蔡智仁學開車,傷癒之後就進交通二團當了個班長,從此不用再扛槍衝鋒、還得了個發財的機會,因此對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楊三的卡車正好要去雲南的保山,聽說「四少爺」想搭車,這傢伙立刻就張大了嘴、露出一臉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誠安慰他說:「你不用怕,該付多少錢我照給,總之不讓你吃虧,反正一定要在四樓給我留個位置就是了」。 
    「四層樓」是汽車兵的術語。抗戰時期的車輛緊俏,軍車出差時超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車廂的底部隱藏著一些違禁物資,這些走私品大多是長官交辦的,沿途關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見就好,這叫「一樓」;一樓的上面覆蓋著規定運輸的物品,這是「二樓」;在「規定運送物」的上邊又擺放著各「公司商號」托運的零散物件,被稱為「三樓」(三樓的運費是運輸單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車廂的最頂上就是「四樓」,全都是些搭順風車的大活人,由於貨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須把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車一顛簸、人就會掉下來。 
    蔡智誠有個當汽車連長的哥哥,當然懂得這裡頭的名堂。可他這麼一說,楊三反而更尷尬了:「四少爺坐車是看得起我的技術,我高興都來不及,肯定請你坐駕駛室,哪裡敢收錢。只不過剛才接到了命令,有個什麼上校也要坐這輛車,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況再說了。        
    晚上九點多鐘,楊三的卡車來到了約定的路口。 
    只見車廂堆成了小山,頂上還有個木頭架子、密密麻麻的綁滿了人。駕駛室裡的上校探出頭來看了看,然後就有個中尉副官拎著皮帶爬上車頂、老老實實的把自己捆起來,留出車頭的位置給蔡智誠坐。 
    上了車,定睛一看,才發現這位上校原來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煒,難怪這麼客氣。 
   (王光煒是遵義人,黃埔七期畢業,當過國民黨師長,49年12月率部起義,曾經是貴州省政協委員。王光煒有個哥哥叫王光樾,黃埔三期的,是個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說一說)        
    王光樾從小就特別聰明,是個語言天才,在遵義唸書的時候年年英語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談論《聖經》的原文。按道理這種人應該去讀外國語學院才對,可他偏偏要去考黃埔。到了軍校,又迷上了俄語,開口蘇沃洛夫、閉口庫圖佐夫,沒過多久就能和蘇聯顧問聊天了,蔣校長一看,人才啊!於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陪蔣太子讀書。 
    到了蘇聯,王光樾繼續發揮天才優勢,開始自學德文,結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資本論》,評論起馬克思主義頭頭是道。更絕的是,他寫外國字、用的卻是毛筆,一行行清秀的鐵線文就連洋人見了都覺得稀奇,弄得各個班級辦牆報都來找他幫忙。他英文、德文、俄羅斯文都會,世界各地的學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樣樣都能來一套,真是大受歡迎、出盡了風頭。國內的蔣介石校長對他十分滿意,委託嚴重總隊長獎勵給他100盧布和一塊金錶。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國。這時候國共兩黨已經鬧翻,雙方正殺得眼紅,王光樾既是國民黨又是共產黨,坐在從海參崴到上海的輪船上左右為難。船近黃埔港,突然,他把隨身的行李扔進了海裡(誰也不知道那裡面裝了些什麼),然後就和幾個俄國水手打起架來。打著打著就被打昏了,醒來以後直喊頭疼,沒過幾天,他就瘋了。 
    這一瘋就瘋得很徹底,不僅先前學的外國話全部忘光,就連中國話也不會說了。 
    蔣介石親自到醫院去探望他,王同學張著嘴:「呵呵呵,喔喔喔……」。蔣校長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幾百塊大洋、又在他的衣兜裡塞了張字條:「王光樾同志,我來看你,你不說話。我們的敵人已經消滅,請你放心,安靜養病」 
    校長大人帶了頭,其他師生只好跟著學,都來給王光樾送錢、塞字條。王同學一視同仁:「呵呵呵,喔喔喔……」 
    從27年到49年,王瘋子住遍了廣州、南京、重慶、上海的各大醫院,反正中央軍校的薪金冊上有他的固定開支,他可以衣食無憂、輕鬆自在。據說,他平時和小護士還是有說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經人就變成「呵呵呵」了,誰也拿他沒辦法。 
    解放後,王光樾被丟在了大陸,這下子,輪到中山大學的共產黨同學去看望他了。結果見了面,老王還是「呵呵呵,喔喔喔」……無奈,只好再寫字條:王光樾同志,我們的敵人已經消滅,請你放心,繼續養病吧…… 
    於是繼續養病,最後在遵義老家壽終正寢。身後留下兩個謎:其一,27年的時候,他扔進海裡的行李中到底裝了些什麼?其二,王光樾這傢伙到底是個瘋子還是個天才?        
    好了,書歸正傳,接著講王光煒。 
    王光煒原本是「遵義師管區」補充團的團長,這時奉調到遠征軍第八軍軍部,正準備去雲南保山報到。蔡智誠一聽說「遠征軍」,立刻興奮起來,強著王上校、非要他介紹自己進青年軍不可。 
    開車的楊三這時才曉得蔡智誠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參軍,頓時嚇壞了,立馬想掉頭把他送回家去。 
    幸虧王光煒上校十分支持大學生的愛國熱情。他告訴小蔡,遠征軍裡其實並沒有「青年遠征軍」,青年軍這時尚處於組建階段,招錄的大中專學生要先經過「三青團」的審查,如果稀哩糊塗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過,他建議蔡智誠先跟他到103師入伍,再由第八軍推薦去青年軍,他還說,到時候,無論是扎佐(貴陽郊區)的205師、還是昆明的207師,想進哪支部隊都可以——這可把蔡智誠樂壞了,於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參軍再說。        
    王光煒當了好幾年的「補充團」團長,吃盡了招兵的苦頭,現在突然遇到一個自願入伍的冤大頭,不由得十分開心,連連稱讚「年青學生有覺悟」,談話的興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誠向王上校坦陳了自己對軍隊現狀的看法,也解釋了自己對未來的打算。王光煒卻不置可否,他給蔡新兵算了一筆帳: 
    遵義是貴州的大縣,有五十一萬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條件的人最多不過五萬。抗戰幾年來,遵義縣的服役人員已超過四萬三,當地的徵兵總量已達到極限。可現在,「師管區」和「軍管區」給遵義下達的壯丁指標卻提高到每個月一千,完不成任務就要受處罰,怎麼辦?只有亂抓,看到青壯年男子就拖進兵營。 
    過去的規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現在不論了,只要夠條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壯丁入伍前必須進行「國民軍事訓練」,現在也顧不上了,繩子一捆就往前線送。最早只是在鄉下抓「黑腳桿」(農民),到後來,店舖的夥計也抓、工廠的工人也抓、無業的市民甚至外鄉的難民也抓,反正遇見合適的就拉來。 
    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腳搞斷、把手指頭剁掉,還有的裝聾作啞、裝瘋賣傻。43年,「遵義師管區」準備到兵工廠裡抓壯丁,被廠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門一關、就在廠房裡和軍隊打了起來,結果當場打死四十人、接著又判了十二個死刑,最後只征到了八名兵。這樣的新兵送到部隊,怎麼可能提升軍隊的素質?但不送這些人去,又能有什麼辦法? 
    王光煒告訴蔡智誠:你希望改善軍隊的風氣,我也贊成。但這個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後慢慢搞,素質問題要從娃娃抓起,現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腦殼」、教也教不會,就像石頭窩窩裡的「賴包谷」一樣,整不出好菜來。 
    王上校還說:你入了軍隊,早晚也是當幹部,要時刻保持威嚴,不用去和當兵的講道理。軍隊和學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腦殼」不開竅,你客氣、他就以為你好欺負,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來,兵就不好帶了。帶兵就是要打要罵,再不行就槍斃,猛將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時候哪有時間去討論思想問題…… 
    蔡智誠一邊聽著前輩的教導、一邊在心裡犯嘀咕。雖然還沒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經覺得軍隊的實情和自己原先想像的不太相同,但轉念又想,王光煒說的是舊式軍隊,也許「青年軍」這樣的新式部隊,會有更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車開到了雲南保山。 
    快進縣城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進的隊伍,這是103師的309團,於是就停下車來打招呼。 
    309團的團長陳永思是遵義綏陽人(1949年12月率部起義,曾任貴州省政協委員),他與王家和蔡家素有來往,這時見到熟人當然很高興。 
    陳團長說,309團原本是駐守祥雲機場的,剛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著,他拍了拍蔡智誠的腦袋,笑著問:「大學生,逃課不讀書,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王光煒回答:「蔡四娃想參加青年軍,我準備在103師給他掛個號,然後就轉到昆明去」 
    陳永思說:「那沒問題,蔡家的事給何軍長說一聲就行了,好辦得很。不出意外的話,四娃明天就可以拿著介紹信去昆明」      
    可這時候,蔡智誠卻改變了主意。他讓楊三把車上的皮箱拿下來,不坐車了,並且十分堅決地宣佈:「我不去師部掛號,我要跟你們去松山打鬼子!」        
  蔡智誠的參戰願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對。 
    陳永思說:「你現在還是個老百姓,怎麼能夠上前線?」 
    蔡智誠立刻表示:「那麼你趕緊收我入伍!」 
    王光煒樂了:「入伍總要辦個手續。再說,即使你當了軍人,是否上前線也要聽從官長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誠很不服氣,心說:人家那些「棒棒腦殼」「黑腳桿」,繩子一捆就當兵打仗了,怎麼到了我這裡就這麼麻煩? 
    可是,王光煒和陳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顧自走到一邊、商量起公事來。蔡智誠鬱悶得不行,只好找個話茬、把開車的楊三罵了一頓。        
    公路上,309團的隊伍還在行進。這時候,隊列裡忽然有人喊:「四少爺!」,蔡智誠尋聲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這個「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條江,而是遵義城裡的一條小河。(馬甲我也弄不清貴州的河為什麼要取個湖南的江的名字——傳說,遵義會議時,毛主席到河邊散步,問當地百姓:「這是什麼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頓時一愣:「怎麼又是湘江?」,於是就很不開心的回屋睡覺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廚師的兒子,比蔡智誠大兩歲,小時候跟蔡智誠一起上學,每天幫四少爺背書包。不過這個書僮讀起書來既不聰明也不刻苦,所以後來就輟學到工廠裡當學徒,再後來又進了何知重(遵義人,王家烈的表弟)辦的軍士隊,打了幾年仗,如今已升為上尉連長。 
    跟班遇見少爺,當然要聊幾句。游連長聽說蔡同學是來當兵打仗的,立刻大搖其頭:「我們這些粗人打打殺殺是理所當然,你這個搞科學的貴重人也跑出來冒險,損失太大了……」 
    蔡智誠最聽不得這種話,當即就嚷嚷起來:「國家是全體中國人的,你可以上前線殺敵,我也有義務報國!」,幾句話搞得游湘江和楊三都不敢再吭聲,大家不歡而散。        
    下午,隊伍進了保山縣城。王光煒徑直去軍部報到了,陳永思團長則帶著蔡智誠去103師的師部。王光煒原先在103師當過團長,這次到雲南,估摸著自己可能是要接替這個師的師長,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現任師長打交道。        
    那麼,蔡智誠這麼個小青年參軍,為什麼一定要通過師部呢?——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係。 
    民國時期,貴州軍政界的顯要人物要麼是遵義人(比如王家烈、柏輝章)、要麼是興義人(比如何應欽、谷正倫),前者比較「土」,後者比較「洋」。蔡家是遵義名門、與當地的土軍閥素有來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讀過書、與何應欽的兩個弟弟(何輯五、何縱炎)是同學,所以他能夠在「土」「洋」兩邊都說得上話。蔡式超本身是個「辦實業」的局外人,與爭權奪利無關,但傳話送信的事情幹多了,軍界上層也都知道有個「愛管閒事」的蔡老闆,多多少少要給他點面子。 
    蔡何兩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稱何應欽為「世伯」。而這時在保山,第八軍軍長正是何應欽的侄子何紹周,所以蔡新兵與何軍長可以算是世家兄弟,辦理他入伍的手續,當然就需要由師一級的單位經手了。        
    在國民黨的大員中,何應欽的「私人勢力」並不強,直到抗戰中期才勉強拉起一支黔軍班底的第八軍。老何自己沒有子女,所以把第八軍交給了自己的侄兒何紹周(黃埔一期生),可陳誠卻看不過眼,愣是把李彌(黃埔四期生)派到第八軍來當副軍長,從中摻上一把沙子。 
    第八軍下屬三個師,按戰鬥力的排列依次為——榮1師、103師和82師。 
    榮譽第一師是由湘西和貴州籍傷癒士兵組成的部隊,算是半個黔軍。但這個師一直處於「陳誠系」的掌控之下,從師長(汪波,黃埔三期)到團長、營長都是陳誠和李彌的人,何軍長根本就調不動; 
    82師是貴州部隊,前任師長歐百川(就是參加過南昌起義、跟著賀龍打到海陸豐的那個「前敵司令」)、現任師長王伯勳(何應欽的親信弟子,1949年12月起義)都是貴州人,這個師雖然聽從何紹周的指揮,但本身的戰鬥力太弱。所以,何軍長在第八軍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師。 
    103師的前任師長就是何紹周自己,現任師長是熊綬春。這熊綬春(黃埔三期生)也是陳誠的親信,因此,何軍長就總是琢磨著要換掉這個師長。他給103師下命令的時候,經常越過師部、直接傳達到各團,生生的把熊師長給架空了。 
    這樣一來,第八軍總共三個師,一個不賣軍長的帳、一個不賣師長的帳,還有一個實力太弱。作戰效能可想而知。        
    蔡智誠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派系紛爭。在師部,他看見三十多歲的熊綬春師長愁眉苦臉、心事重重,外表比實際年齡老得多。 
    陳永思給熊師長介紹了蔡同學,說了句「這是何軍長的親戚」,接著就和103師的副師長郭惠蒼(遵義人,48年在營口被俘)商量起來,建議「先在師部安排一個書記官的職務,然後報送軍部、推薦到青年軍去任職」。 
    團長和副師長自作主張,師長熊綬春不置可否,皺著眉頭一言不發,一副很不高興的模樣。 
    看見這個情形,蔡智誠心想:「熊師長一定把我當成了投機鑽營的小人」,於是就主動表態說:「兩位師長,你們現在很忙,我本不該來此打擾。蔡智誠到軍隊是來幫忙的、不是來添亂的,大戰將至,個人的小事不勞長官費心,只要請派我上火線殺敵就行了」 
    聽到這番話,熊綬春的臉色開朗了許多、態度也和藹起來,他詢問了蔡同學的情況,然後表示:「你還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最好先去教導隊鍛煉一下,這樣對你有好處。至於是留在本師或者是去青年軍,等訓練完畢以後再作決定吧」,然後,他與這個新兵握了握手,叮囑說:「年輕人,好自為之,我們還指望你給軍隊幫忙呢」 
    熊綬春的手軟軟的、濕濕的,說話的語調不高。這時候,蔡同學還沒有養成行軍禮的習慣,心裡一激動、本能地給師長鞠了個躬,這不倫不類的禮節惹得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蔡智誠不會想到,幾年以後,在雙堆集,他和熊綬春還將會有一次告別——依然是軟軟的、濕濕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語調,依然沒有敬軍禮而是鞠了一個躬——只是,他沒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最終也沒能幫上熊綬春的忙。        
    103師教導隊實際上就是新兵訓練營,蔡智誠在這裡不知道算是個什麼角色。他每天東遊西逛,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沒有人管束他、更沒有誰安排他站崗出操。 
    教導隊裡有一群新到的壯丁。據說本來有兩千多人,可是從師管區送到這裡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僥倖走到兵營的也被折騰得氣息奄奄、就像活鬼一樣,離死也差不了多遠。 
    以前,蔡智誠沒怎麼接觸過貧苦農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幾十個大木桶裝滿了糙米飯,沒有菜也沒有湯,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壯丁們抹著嘴、東張西望、一副意猶未盡的表情,好像再來幾十桶也照樣能幹光。 
    除了吃,別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隊連前後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轉」和「向右轉」就學了兩個鐘頭,教官再喊一聲「向後轉」,這些傢伙卻不知道轉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幾步,把蔡智誠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誠也嘗試著與壯丁們交談,說些「你家在哪裡?」「家裡有哪些人?」之類的話。可這些新兵要麼把腦袋埋得深深的、要麼就睜著驚恐的眼睛不言語,彷彿不是在談心而是在應付審問,弄得蔡智誠十分沒趣。        
    隔了兩天,教導隊的許大隊長找蔡智誠談話,要求他不要和壯丁們那麼親近。 
   「為什麼?」,蔡同學十分納悶。他還一門心思的準備教育新兵、提高他們的精神素質呢。 
   「老弟,在教導隊就必須嚴、必須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對他們凶一點、狠一點,他們就覺得像在家裡一樣,吊兒郎當,如何能養成服從上級、遵守紀律的習慣?再說了,我們這裡太客氣、讓他們把心放寬了,日後進了部隊,遇到厲害的帶兵官,這些人就會覺得受不了,到時候他們有武器有技術,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槍、鬧嘩變,後果不堪設想……」 
    許大隊長還說:「常言道:心慈不帶兵。軍隊本來就是個舔血吃飯的地方,大家的腦門上頂著個『死』字,個個都是打罵出來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幾個人像你有這麼好的福氣!」 
    隊長的語氣很委婉,可眼神卻是冷冰冰的。蔡智誠能夠感覺到,那眼神裡還藏著一句潛台詞:「別忘了,你自己也是個新兵,少來這裡冒充教官……」 
    於是,從這以後,蔡智誠只好離壯丁們遠遠的,再也不主動套近乎了。        
    新兵營裡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過錯的新兵,有的被吊起來打軍棍,有的被拉到操場邊上、「彭」的一槍,斃掉了。沒有審判也沒有記錄,誰也弄不清棄屍坑裡埋的是什麼人,一條人命就這麼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過了幾天,教導隊給新兵發槍,開始練習實彈射擊。 
    靶場的四周架起了機槍,這是防備新兵藉機嘩變。在這樣的氛圍下,人們的心情十分緊張,各種事故也頻頻發生。 
    正在上子彈的時候,「砰」的一聲,操作失誤,後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們頓時驚慌失措、嚇得四散開來,誰也不敢站在前頭。教官拎著軍棍衝過去、劈頭蓋腦一頓猛揍:「怕什麼!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戰場都是這樣,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隨即下令把屍體拖走、繼續射擊。 
    沒過多久,「砰!」,又是一聲,又是什麼人動作失誤,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練了幾天槍,每天都要發生好幾起類似事件。到最後新兵們都麻木了,死了人也無所謂,趴在血泊邊上繼續打槍。 
    於是,蔡智誠漸漸明白了軍人們野蠻粗魯的緣由——因為他們就是被這種粗暴的方法訓練出來的——這樣的訓練,能夠形成服從、恐懼和仇恨,卻不能培養出忠誠、團結和友愛。        
    在新兵訓練營裡,沒有親切的交談、沒有笑聲、沒有歌聲,除了長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這讓蔡智誠覺得很難受,他實在無法習慣這種壓抑的氛圍。幸好,教導隊並不干涉蔡智誠的自由,他可以隨時溜出營地去散心。   
    教導隊是跟著103師行動的,兩個月來,他們從保山縣城移動到了惠通橋附近,已經能夠聽見松山陣地上的炮聲了。 
    新兵營旁邊就是第八軍的野戰醫院,每天都有擔架隊在這裡進進出出。但是,蔡智誠從沒有進醫院去看過,他這時還有點怕見血、怕聽到傷兵的哭喊聲。 
    蔡智誠比較喜歡到惠通橋頭去看高射炮陣地。 
    陣地上有三門高射炮,每門炮都有一個美國兵負責指揮。因為日本飛機難得飛來一次,所以這些炮兵也就無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曬太陽。過路的老百姓開玩笑、衝他們嚷「美國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來了!」,洋人們就「OK、OK」的爬起來,先跑到大炮跟前裝模做樣的用嘴巴發出射擊的聲音,然後又裝成日本飛機的樣子搖搖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樂,他們就繼續曬太陽、睡大覺。 
    蔡智誠很喜歡這幾個美國人,他覺得這幾個外國士兵對中國老百姓的態度,比我們自己的軍隊還要顯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橋附近,來來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們好像也不怕打仗。 
    在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行使權力的基本單位是保甲,保甲制度執行得嚴厲的地方,兵役任務重、稅收負擔也重。可雲南這裡的土皇帝是龍雲,不怎麼買中央的帳,保甲制就有點行不通,雲南人當兵只進滇軍、不補充老蔣的部隊,所以這裡的徵兵數量並不大、稅賦也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年青男女逛來逛去、嘻嘻哈哈。 
    後勤單位最頭疼當地的年青人了,因為他們會偷東西。軍車停在路邊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連車輪子都被卸掉推走,雖然很快就能在地攤上找到這些失竊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錢買回來。龍雲十分袒護雲南人,蔣委員長當時也不敢得罪這個土皇帝,所以中央軍也就拿偷東西的人沒辦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範。 
    當然,當地民眾還是積極支援國軍抗戰的,松山前線的彈藥物資全靠雲南馬幫進行運輸。騰沖這裡的少數民族比較多,男女平等,所以馬幫隊伍裡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說有笑,一副開開心心的樣子,知道的曉得他們是要上前線、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們去趕集呢。 
    有一段時間,馬幫運送的全是炸藥。沒過幾天,就聽男女青年們回來說「好厲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來了」,那份高興勁,就像是看了一場精彩的大戲一般——蔡智誠這才知道,82師實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來了。        
    82師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師卻仍然在打攻堅戰。 
    幾乎每天都有軍官到教導隊來徵調補充兵,新兵營裡的壯丁幾乎被調光了,可蔡智誠卻還是閒著——許隊長就是不點他的名。 
    不過,蔡智誠也不是無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師裝備了一批火焰噴射器(當時叫「噴火槍」),新兵訓練營也領來了幾枝。這以前,教官們誰也沒見過這玩意,都不知道怎麼操作,好在箱子裡有一本英文說明書,蔡智誠能看懂,折騰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機關都弄明白了。 
    「噴火槍」的原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兩個15升的罐子,一個裝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個裝壓縮空氣,油料經過軟管壓迫進噴槍,擊發點火之後就噴射出去,火焰的溫度超過了600度,雖然不能把鋼鐵融化、但是能把鐵燒紅。 
    蔡智誠反覆試驗了好多次,發現教導隊的這幾把噴火槍都不合乎標準。說明書上說可以噴射80米,實際射程只能達到40米;書上說標準射擊能重複八到十次,而實際最多只能擊發六次。這大概是由於壓縮氣瓶不過關,造成壓源的力量不夠,所以,實戰中需要配一個助手、背著補充氣瓶跟著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誠正在教導隊門口閒坐著,突然看見王光煒上校跑了過來,衝著許隊長直嚷嚷:「你這裡還有多少兵?全給我拉出來!」 
    這時,新兵營裡只剩下幾個傻頭傻腦的「歪瓜劣棗」,讓他們上前線簡直是送死。蔡智誠急忙扯住王光煒,一個勁的要求:「帶我去!帶我去打仗!」 
    「你去幹什麼?學會放槍了麼?」 
    「我早就會打槍了,我還會用噴火器,比他們都強!」 
    聽說蔡智誠懂得使用火焰噴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帶上噴火槍,跟我走」        
    於是,從這一天起,新兵蔡智誠就正式踏上了戰場。      
來教導隊的時候,王光煒帶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寫給蔡智誠的。 
    二哥在信裡責備了弟弟擅自離家的「鹵莽草率」,並且告訴他,自己已經受薦擔任戴之奇的副官。戴軍長是個「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將領,必有光榮之前途」,因此讓蔡智誠立刻搭乘交通二團的軍車返回貴陽,以便兄弟倆一同前往十八軍。 
    蔡智誠問:「戴之奇是誰?」 
    王光煒介紹說:戴之奇是貴州興義人,黃埔四期生,曾經是103師的副師長,後任94軍121師師長、駐防貴陽,前不久,戴師長剛被提升為十八軍的副軍長(軍長胡璉)。王上校告訴小蔡,這個十八軍是「中央嫡系王牌」,胡軍長和戴副軍長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隨他們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可是,蔡智誠卻滿不在乎:「十八軍又不是青年軍,沒意思,我不去」 
    王光煒不禁笑了起來:「那好吧,你帶上噴火槍,跟著我們雜牌軍去打仗」        
    蔡智誠沒有想到,幾個月後,戴之奇又改任「青年軍第一師」(201師)的師長,自己當時的這個決定反而是錯過了參加青年軍的機會。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後悔,因為,雖然他錯過了201師,卻趕上了另一場名留青史的戰鬥——松山攻堅戰。        
    如今,「松山戰役」已成為抗戰史上的經典範例,戰役的背景、過程、戰果,甚至雙方的傷亡數字,在書上有、報上有、電視上有,網絡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著馬甲我再囉嗦了——只不過,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殲滅日軍的中國軍隊,並不是蔣系的「精銳王牌」,而是雜牌黔軍的一幫貴州兵。        
    松山戰鬥是於44年6月初打響的,首先擔任攻擊任務的是七十一軍(代軍長陳明仁)的新28師。這個新編28師也是黔軍,由黔南六縣保安團改編而成,雖然號稱「遠征軍」、其實戰鬥力很一般,他們攻了一個多月,傷亡很大、進展很小,於是就調來第八軍的貴州老鄉接著干。 
    貴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門就爬坡,所以黔軍的山地作戰能力相對比較強。抗戰期間,無論是在湖北、湖南還是在江西、廣西,貴州部隊不是攻山頭就是守山頭,反正總是與山隘陣地打交道,因此讓第八軍來啃松山這樣的「硬骨頭」,的確比較合適。     
    松山陣地周圍25公里,防禦體系分為松山頂峰、滾龍坡、大埡口和長嶺崗四個部分,但其實這幾個區域的日軍碉堡、坑道都是彼此連通的,可以互相支援。 
    第八軍於7月中旬接替攻堅任務,戰鬥力最強的榮1師主力隨即被李彌帶去增援龍陵方向,只留下一個榮3團(團長趙發畢),可如果沒有李副軍長發話,何軍長也指揮不動這個團。所以,攻打松山陣地,主要還是靠103師和82師。        
    103師負責攻擊松山滾龍坡、大埡口和長嶺崗。7月底攻下了滾龍坡,但是把307團打殘了;8月初再攻下大埡口,又把308團拼光了;最後還剩下個面積最大的長嶺崗,何紹周留著103師309團,捨不得打了。 
    82師的戰鬥力本來就比較弱,他們圍著松山頂峰沖了一個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後,82師副師長王景淵(貴州貴陽人,49年12月起義,曾任貴州省政協委員)想出個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噸炸藥,搞了次抗戰史上最大規模的工兵爆破,「轟隆」一下掀去半個山頭,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終於於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頂峰。 
    主峰拿下了,剩餘的日軍就全部集中到了長嶺崗。而這時,103師和82師已經筋疲力盡,何紹周只好把副軍長李彌請來當「松山前線總指揮」,意思是讓他把榮一師帶回來打松山。 
    李彌回來了,但沒帶部隊,而是指派103師309團擔任攻堅。 
    8月26日,309團付出三個營長全部傷亡的代價,總算衝上了長嶺崗。部隊剛殺上山頭,李彌就向衛立煌報告:「我軍收復松山!」,可他剛放下電話,日軍一個發擊,309團又被趕下來了。李副軍長惱羞成怒,指責309團團長陳永思「擅自放棄陣地」,遠征軍總部立刻打來電話,命令第八軍槍斃陳永思、即日收復松山。 
    部隊打光了,親信團長還要被槍斃,何紹周軍長頓時火大,當場把電話機給摔了。於是,衛立煌就寫了個條子給他:「紹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說你別以為自己有個陸軍總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應欽是何老三,何紹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務照樣軍法從事。        
    何紹周也知道這事情開不得玩笑。蔣委員長已經下了死命令,「9、18」國恥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則團長師長軍長統統吃不了兜著走。 
    於是,第八軍就拼湊起最後的部隊,有309團、307團的殘部,還有榮3團和82師246團的餘部,總共兩千人左右,先鋒官是誰呢?——王光煒。 
    王光煒這時候還在軍部閒著,沒有職務。他的資歷比團長高一點、比師長低一點,既是黃埔生又是貴州人,擔任這個突擊隊長倒是挺合適。並且,他當先鋒官還擔著一個責任——何紹周暫時壓著「槍斃309團團長」的命令不辦。如果王光煒能把松山拿下,陳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這一仗打輸了,兩個遵義老鄉的腦袋一起搬家。        
    蔡智誠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稀哩糊塗地跟著王光煒來到309團的。 
    309團駐守在松山大埡口。一走進團部,陳永思團長就迎了上來、緊緊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熱淚盈眶,連聲說:「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樣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團部,王光煒告訴大家:「這次行動,309團只接受何軍長的直接調遣,除了軍長本人,軍部和師部所有的電話都不要理睬」——這等於是把前敵總指揮李彌拋到一邊去了。 
    陳永思和309團的軍官此時正恨透了李副軍長,對這個指示當然十分擁護。        
    按照王光煒的計劃,此次攻堅,由309團率先發起進攻,先攻克長嶺崗的竹影山,其他部隊再陸續投入戰鬥。 
    陳永思團長說,他已經把309團的剩餘兵力編成了五支敢死隊,除了他自己親自上陣,副團長周志成也帶一支敢死隊。王光煒聽了以後笑著說:「好啊,給我一個隊,我也當個敢死隊長」。 
    然後,幾個人就趴在地圖上開始算帳:衝到這裡還有多少人,衝到那裡還剩多少人……一邊算、一邊還在紙上記數字。 
    蔡智誠在旁邊看了半天,看不懂。於是就問:「你們怎麼知道什麼地方有多少人?」 
    陳永思說:「你以為只有上大學才需要數學呀,打仗也要靠計算」,他拿著一把尺子在圖上比劃起來:「你看,根據地形,在這麼長的距離上,第一衝擊波將會損失百分之八十,第二衝擊波會損失百分之六十,第三衝擊波……然後再繼續攻擊這一段,第一衝擊波又將損失百分之……」 
    蔡智誠頓時覺得地圖上的數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對於軍隊來說只是勝負的概率,可對個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過了一陣,309團的軍官們來開會了。因為前幾天的損失太大,今天到會的只有兩個副營長和七八個正副連長。 
    陳永思團長說:「這一次,我準備戰死疆場,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們特意趕到這裡與我共患難,你們願不願意陪我一起死?」 
    營長連長們都說願意死。 
    王光煒安慰大家:「打了勝仗就不會死」。根據他的解釋,日軍已經筋疲力盡、肯定擋不住五個波次的攻擊。如果我軍第一、二波接近陣地後堅決頂住不後退,第三波就能夠站穩陣腳,等第四波到達的時候,戰局就贏定了——他還說這是法國拿破侖的打法,絕對沒有問題。 
    王光煒說:古代孫武子吳宮練兵,婦女尚且能上陣殺敵,何況我們這些男子漢。大家要精忠報國,致死地而後生。並且宣佈:「在戰鬥中,如果哪位兄弟發現我臨陣退縮,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過來,如果你們有誰畏縮不前,同樣槍斃,絕不寬恕……」 
    接著,王光煒又當著大家的面給各部隊打電話,約定第二天拂曉前發起攻擊。要求戰鬥開始後,協同進攻的各團首先實施佯攻、掩護309團的突擊隊,當309團的第三波(王光煒本人在這一波突擊隊)衝進敵陣地時,打出三發紅色信號彈,其他各團隨即轉入主攻,一舉攻克長嶺崗。        
    軍官們開會的時候,蔡智誠也坐著旁聽。他覺得經過陳永思的精確計算、再經過王光煒的科學佈置,打贏這一仗完全沒有問題,心裡十分踏實。 
    散會以後,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個連。 
    從團部出來,游連長就開始埋怨:「哎呀哎呀,你來這裡幹什麼喲?」,再看到蔡智誠肩上的噴火槍,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麼扛這個背時的東西!」 
   「怎麼啦?這是新式武器呀」 
   「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敵人抵攏了才能開火,你說,叫我怎麼保護你嘛!」 
   「誰要你的保護?」蔡智誠有些不耐煩了,「我自己會打仗,你給我派個助手就行了」 
    到了連隊,游連長安排一個老兵幫噴火兵扛罐子,並且一再叮囑:「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保存體力。明天衝鋒時一定要跟緊我,千萬不能亂跑啊!」        
    夜深了,四周的人都已進入夢鄉,可蔡智誠卻睡不著。他在想,明天自己會不會死?死的時候是什麼感覺?閉著眼睛想了好久,想來想去都是別人死掉的樣子,橫豎揣摩不出自己陣亡的狀況。折騰了好一陣,乾脆爬起來檢查武器裝備。 
    旁邊的助手發現他在黑暗中擺弄噴火槍,連忙問:「出什麼事了?」 
    「沒事沒事,複習一下」,蔡智誠解釋說,自己有個臨考緊張的習慣,原本學會了的東西,一到考場就忘光了、要過好久才能想起來。明天是他頭一次上戰場,就像進考場一樣,上陣之前再把武器熟悉一遍。 
    聽到這個說法,助手也趕緊過來幫他複習功課。真是的,考試考砸了最多不過挨頓打,這打仗打砸了小命就報銷,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視。        
    蔡智誠的這位助手名叫「羅煙桿」,是個老兵。他參加過武漢會戰,在田家鎮戰鬥中被日軍俘虜過,跑回家鄉後又被抓了壯丁,接著當兵。 
   「羅煙桿」其實並不抽煙,只是因為他曾經當過煙具作坊的學徒、專門製作煙槍,所以才得了這麼個外號。在軍隊裡混久了,這傢伙也成了兵油子,會來事,發覺蔡智誠的派頭和別人不一樣,於是就對他格外的慇勤,有一搭沒一搭的陪著新兵說話。 
    心裡想著打仗的事,蔡智誠就問羅煙桿:「軍隊衝鋒的時候,什麼位置的傷亡比較小?」 
   「太靠前了容易挨槍打,太靠後了容易遭炮轟。靠邊的位置比較安逸」 
    這和陳永思團長的計算公式不大一樣呀?蔡智誠的心裡有點兒打鼓了。接著又問:「你說,日本鬼子打仗怎麼樣?」 
   「霸道。凶得很」 
   「怎麼個凶法?不怕死麼?」 
   「不是怕死不怕死的問題」,羅煙桿回答:「要說的話,我們打急了也不怕死,可還是和他們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來,有一種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像鬼象野獸,反正不像人。和他們打仗就像是和殭屍打架一樣,即便打贏了,心裡也怕得很……」 
    一席話說得蔡智誠直發毛。在這以前,他活的死的日本人全都沒見過,當然更無法想像殭屍一樣的日本鬼子是什麼模樣了。        
    1944年9月2日凌晨6時,松山前線還籠罩在夜色之中。 
    拂曉前,第八軍的炮兵部隊開始向日軍實施炮擊,同時,307團、榮3團和82師的陣地上也響起了劇烈的槍聲,各掩護部隊紛紛用密集的火力壓制長嶺崗,分散敵人的注意力。 
    竹影山上,爆炸的閃光連成了一片。 
    許久,當炮火停息時,天色已濛濛亮了。放眼望去,日軍陣地上硝煙瀰漫、寂靜無聲,敵人沒有還擊。        
    「第一隊,前進!」 
    「第二隊,前進!」……晨霧中傳來了軍官們的號令聲。 
    蔡智誠隨著身邊的戰友跳出戰壕,一步步向前走去,心裡想著:「要開仗了,這就開始了麼?」      
     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前方的日軍陣地依然如死一般沉寂。 
    「天曉得,那上面究竟還有沒有活著的日本兵?」      
先說明一下: 
    對於松山戰役中的防禦陣地,中日雙方的稱呼各不相同。大致說來,我方所說的「松山」,就是日軍記載的「拉孟」(臘猛是松山附近的一個村子);我方稱「滾龍坡」,日軍稱「本道陣地」;我方稱「大埡口」,日軍稱「音部山陣地」;我方稱「松山主峰」(或「子高地」),日軍稱「關山陣地」;我方稱「長嶺崗」,日軍稱「橫股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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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智誠的記憶中,1944年9月2日的早晨,天亮得特別快。 
    炮擊開始時,四周圍還是漆黑一片,而當炮聲平息的時候,天色已漸漸亮了。士兵們從戰壕裡跳出來,走進淡淡的晨霧,不久,竹影山就清晰地出現在了人們的眼前。 
    竹影山,日軍戰史上稱為「西山陣地」。它是長嶺崗的制高點和屏障,在它的背後就是黃家水井,那裡是松山日軍的最後巢穴——「橫股陣地」。 
    以前,這裡長滿了松樹、核桃樹和麻栗果,後來這些樹木都被日本鬼子砍去修工事了。現在山坡上光禿禿的,晨曦中,只看見被炮火犁過的泥土正飄散出陣陣硝煙。 
    遠遠望去,敵人的陣地一片寂靜,看不到有人活動的跡象。蔡智誠心想:「山頂上還有活著的日本兵麼?如果有,他們一定正看著我吧,他們的槍口一定正瞄準我吧……」,想到這裡,他用力地挺起胸膛,努力地在臉上擠出微笑,做出幾分驕傲豪邁的表情。        
    其實,並沒有人注意蔡新兵的神態,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前走著。 
    按照王光煒的計劃,突擊部隊分為五個波次,每個突擊隊又排成四列橫隊,相互間隔三十米,想像起來,進攻隊形應該像層層的海浪一般、有次序地向前滾動。可實際上卻不是這樣,五個突擊隊的出發陣地有遠有近、陣地前的地形也各不相同,士兵們要在途中攀爬峭壁和陡坡,走了不一會,隊形就亂了,各部隊都混在了一起——不知軍官們是否還能做到心裡有數,反正,蔡智誠根本就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屬於第幾波次。 
    泥濘的道路十分難走。九月份,正是雲南的雨季,紅土被雨水濕潤成了膠泥,又粘又滑,一會兒咬住士兵的鞋子、一會兒又滑溜得站不住腳,弄得大家跌跌撞撞、步履艱難。   
    蔡智誠被肩頭的鋼罐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之前,他雖然學會了使用噴火槍,但從來沒有全副武裝的行軍過,現在身負重荷、攀登陡坡,漸漸的就有點力不從心。最煩人的是,背上的兩個罐子還不一樣重,弄得他的重心總是往一邊傾斜,好幾次都差點摔倒。        
    連長游湘江始終關切地看著蔡智誠,他命令說:「羅煙桿,把噴火兵的東西接過去!」, 
    游連長的胳臂上紮著一根白布條,那是「先導官」和「示範兵」的標誌,打仗的時候如果搞不清怎麼辦,就照著「白布條」的樣子學、跟著他們跑就行了。說起來,當官的真是舒服,一手拎著手槍、一手拿著軍棍當枴杖,顯得輕鬆自在——這和小時候剛好倒過來,那時候可是蔡少爺空著手在前頭跑,游跟班背著書包在後面跟隨。 
    聽到連長的吩咐,羅煙桿就伸過手來想幫忙,蔡智誠卻把他推開了。哪有打仗衝鋒讓別人背武器的道理?蔡新兵不願意頭一次上陣就搞得這麼特殊。        
    這時,陣地上的硝煙散盡了,日軍依然沒有動靜。 
    敵人不開槍,氣氛反而更加壓抑。進攻的人慢慢的走著,沒有人說話。大家都知道敵人早晚會開火的,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第一聲槍響,猜測著自己會不會頭一個倒下。 
    終於,槍響了。 
    就像在暴雨中行走的人忽然聽到了一聲炸雷,所有的戰士都聳起肩膀、加快了步伐。軍官們吼叫起來:「散開些,不許後退!」,「跑起來,不要停下!」,「前面的,動作快點!上!上……」     
    蔡智誠也在努力的奔跑。 
    游湘江在前面時不時的拉他一把,還安慰說:「跟我來,不要怕,沒事的」。這讓蔡少爺很不高興,他氣急敗壞地說:「滾開些!我才不怕呢,走你的,少來煩我!」——上尉先導官被新兵頂撞了一頓,弄得游連長十分尷尬。   
    不過,這時的蔡智誠確實不害怕,因為這時候他還沒有對戰場的情況反應過來。雖然前面不斷的有人倒下,但因為離得遠,只瞧見他們身子一歪就睡在地上、好像崴了腳一樣。看上去,這些士兵似乎過一會就能爬起來繼續前進,所以並不讓人感到恐怖。        
    可是,幾分鐘以後,一切都不同了。 
    翻過陡坎、爬上山坡,犧牲者的屍體突然出現在蔡智誠的面前——血!好多血,雨後的紅土地上到處是暗紅色的鮮血。 
    蔡智誠從來沒想到人的身體裡居然能湧出那麼多的血。血水滲不進粘土,順著山坡往下流淌,血水淤積在死者的身旁,一汪一汪的,似乎能讓人漂起來。 
    更可怕的是,除了剛剛戰死的士兵,山坡上還躺著許多早些天的陣亡者。九月的雲南,天氣炎熱,這些屍體都已經腐爛了,再被炮彈的衝擊波掀過一遍,灰白的殘缺的肉體在潮濕的泥地上發出陣陣刺鼻的惡臭。 
    看到的是駭人的鮮血,聞到的是嗆人的屍臭,耳朵裡聽見的儘是淒厲的槍聲。子彈從頭頂飛過,「嗖——嗖——」的鳴叫,從身邊擦過,「嘶——嘶」的呼嘯。就像是有無數的魔鬼正在身旁瘋狂地追殺著、吼叫著,讓人心驚膽戰。 
    頓時,恐怖的窒息緊緊地揪住了蔡智誠的心頭。這一剎那,他知道死亡的感覺了,他說不出話來、邁不動步子,他小腿抽筋、渾身哆嗦,他臉色蒼白、滿頭大汗……他害怕了。        
    游湘江和羅煙桿一個在前面扯、一個在後頭推,七手八腳把蔡智誠拉進了彈坑。 
    游連長還是那句話:「跟著我,不要怕」。 
   「開什麼玩笑?怎麼可能不怕?」蔡智誠心想。        
    四周儘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斷有人中彈倒地,死去的人無聲無息,受傷的人大聲的哭號。可是,軍官們並不理睬這些傷亡者,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誠看見王光煒和陳永思團長也從陡坡底下爬上來了,正敦促著士兵們繼續前進。 
    於是只好前進,可還是害怕。 
    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敵人的位置——只瞧見身邊的人不斷的死去,卻不知道開槍的人在哪裡,那感覺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樣。 
    蔡智誠問:「敵人躲在什麼地方啊?」 
    「他們在坑道裡,這裡看不見,走近些就能看見了」,游湘江回答。 
    再走近些?這裡距離日軍陣地差不多有二百米,再往前走還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誠想起噴火槍的射程只有四十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想,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羅煙桿說:「蔡兄弟,你歇歇氣,我來背東西吧」 
    這一回,噴火兵沒有再反對,順從地讓助手接過自己的裝備。蔡智誠空著身子走路都有些打晃,看見羅煙桿背著三個鋼罐(氣罐二十三公斤,油罐二十七公斤)健步如飛,不由得十分佩服。        
    再往前走,彈坑越來越多,死屍越來越多,敵人的槍彈也越來越密集,進攻的隊伍只能跳躍著、躲閃著,曲折前進。蔡智誠緊跟著游湘江,他這時候已經沒有腦子了,連長喊趴下就趴下、喊跑就跑,就這麼沖了一大截,倒也平安無事。 
    跑著跑著,前面有一個炸彈坑,游連長的手一指,說:「快,到那裡去!」,蔡智誠立刻撒腿狂奔,縱身躍進了彈坑。 
    彈坑裡有一些積水,這沒什麼。彈坑裡有一具屍體,這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蔡智誠跳進彈坑的時候,不小心撞在了屍體上,更可怕的是,當他撞上了屍體——那個死人居然尖叫了起來! 
    「啊!————」,蔡智誠被嚇暈了。 
    剎那間,他失去了聽覺,視覺也沒有了距離感,眼前的人和景物就像照片似的、變成了一個平面,再接著,他就失去了知覺…… 
    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人還在彈坑裡,那具屍體早已經搬走,羅煙桿坐在汽油罐子上,笑瞇瞇地看著他。 
    據羅煙桿解釋,蔡智誠其實並沒有昏迷過去,只是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然後就睜著眼睛發呆,任憑別人怎麼搖晃都沒有反應。游連長說蔡新兵這是丟了魂了,於是派羅煙桿在這裡等候他的靈魂回來,自己到前面衝鋒打仗去了。        
    魂回來了,面子卻沒有了。蔡智誠十分不好意思,掙扎著站起來想繼續出發。羅煙桿卻讓他再休息一會,並且說這是連長的命令。游湘江交待過:如果蔡新兵出了什麼紕漏,就要找羅老兵的麻煩。 
    這時候,敵人的大炮響了。爆炸濺起了泥水,更掀起了一陣屍臭,蔡智誠聞到那股味道就忍不住嘔吐起來——這彈坑的周圍正是前幾天309團攻上陣地、又被反擊下來的地方,所以遺棄的屍體特別多。 
    冷靜下來之後,蔡智誠也明白了剛才「死人尖叫」的原因。那是由於屍體腐敗了以後,有大量氣體積聚在腹腔和胸腔,他跳進彈坑的時候,正好撞在了死者的肚子上,那些氣體被擠壓到喉部,因此就發出了尖銳的「叫聲」。 
    雖然明白了這個道理,可還是忍不住噁心。     
    這屍體讓蔡智誠想起了一件事:昨天,在團部的時候,王光煒的副官曾經約蔡智誠一起去醫療隊打針,他說陣地上的屍體太多,容易引起瘟疫,所以美國人準備了藥品,要求所有上松山前線的人員都要打預防針。當時,蔡智誠正對旁聽作戰會議感興趣,結果就把這件事給忘記了。到現在,他才感到幾分緊張:自己和這麼多腐屍挨在一起,不知道會不會染上瘟疫? 
    但轉念一想:頭頂上炮彈在炸、耳朵邊子彈在飛,在槍林彈雨包圍中的彈坑裡擔心自己是否會得傳染病,這未免有點太滑稽了——想到這裡,蔡智誠又禁不住笑了起來。 
    看見蔡新兵一邊嘔吐一邊笑,羅煙桿覺得莫名其妙。這老兵抱怨說:松山陣地上的日軍原本有十幾門大炮,打了兩個月就只剩下兩門了。可這兩門炮不知是怎麼隱藏的,第八軍用上百門炮進行轟擊、美軍還派飛機來轟炸,卻怎麼也消滅不掉它,真是奇怪了……        
    吐了一陣,炮聲突然停了,槍聲也稀疏了。蔡智誠覺得自己的腦子清醒了、心頭也舒服多了,於是站起身來說:「走吧,我們打仗去」        
    竹影山的日軍陣地共有三個高地,這時候,309團已經攻克了第一個,部隊又繼續向前延伸。 
    陳永思團長正在觀察被搗毀的日軍炮兵工事。只見大炮旁邊倒著一個殘缺不全的日本兵,看樣子,這傢伙的雙腿斷了,他先把手榴彈塞進了炮膛,然後又趴在炮口上,連炮帶自己一起炸了。 
    蔡智誠問團長:「我們連長呢?」 
    「你是說游湘江麼?他在前面。快去通知他抓緊時間,敵人的另一門炮也不響了,可能是出了故障,要利用這個機會拿下山頭」        
    游湘江正在進攻敵人的第二高地。這是一個六十度左右的陡坡,坡上是日軍的陣地,坡下是一堆亂墳崗,蔡智誠他們趕到的時候,游連長正靠在一塊墓碑的後面指揮著士兵往坡上爬。 
    蔡智誠遠遠的喊:「連長,我們來了」 
    游湘江轉過頭,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讓他原地呆著、不要過去。蔡智誠觀察了一下,發現連長的前後左右有好多屍體,而自己的周圍卻什麼也沒有,看樣子自己這裡確實比他那邊要安全的多。     
    突擊隊組織了幾次衝鋒都失敗了,最長的一次在坡頂上停留了大約十分鐘,但最終還是退了下來。 
    一幫軍官正商量著繼續發動進攻,突然,坡頂上出現了幾個鬼子兵,抱著100毫米榴彈炮的炮彈就往下扔。那炮彈蹦跳著滾下山坡,撞上亂墳崗裡的石碑、石塊立刻爆炸,坡底下的國軍官兵急忙四散逃開,游湘江跑得慢了點,被當場炸死了。        
    游湘江是蔡智誠相識多年的朋友。雖然他過去並不太看得起這個小夥伴,但自從從軍以來、特別是開戰後的這幾個小時裡,游連長卻用誠摯的關懷表達了他對以往的友情的珍重,這也使得蔡四少爺突然領悟到:無論是早年的跟班、還是現在的連長,游湘江始終都在關心著自己、照顧著自己,而自己其實並沒有替他做過什麼,只不過是依靠了家庭的關係、無償地享受著別人的熱情。 
    就在幾分鐘前,蔡智誠已經決定要親口對童年的夥伴說聲謝謝,並希望從此以後共同維護一種平等、坦誠、相互尊重的友誼,可就在這時,他卻親眼看到游湘江犧牲在了炮火之中。這讓他十分傷心,因為他再也不能夠對自己的朋友說出內心的感受,再也不能為自己先前的虛榮和驕傲向朋友道歉。 
    對游湘江的歉意成為了蔡智誠心裡永遠的遺憾,這份遺憾使他開始變得堅強、也使他的軍旅生涯逐漸成熟起來。他總覺得,應該在戰場上為自己的夥伴和連長做點什麼。        
    日軍的炮彈給309團造成了很大傷亡,突擊隊不得不重新組織兵力、重新委派指揮軍官。一個多小時以後,新的攻擊部隊再度集結起來,這一次,由309團副團長周志成親自帶隊。 
    蔡智誠全副武裝、參加了新一輪的突擊。   
    開始的情形和前幾次一樣。國軍爬坡的時候,日軍沒有射擊,等突擊隊員攀上坡頂,槍聲就一齊響了,士兵們立刻中彈滾了下來。王光煒和陳永思團長守在坡底督戰,催促著大家繼續往上爬,這樣反覆了幾個回合,攻擊部隊終於在坡沿上站住了腳。        
    蔡智誠是在羅煙桿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上到坡頂,他發現六十米開外就是敵人的陣地,有戰壕、還有一大一小兩個地堡。戰壕裡的鬼子已經被我們的機槍火力壓制住了,可大家對日軍的碉堡卻沒有辦法。 
    地堡露出地面一人多高,大碉堡有三個射擊孔、小碉堡有一個,四挺重機槍噴出的火舌覆蓋了整個陣地前沿,打得誰也無法直起身來。十幾個國軍射手用槍榴彈進行攻擊,可槍榴彈或者打在射擊孔的旁邊落了下來,或者砸在地堡的頂上爆炸,對日軍的工事根本不起作用。 
    國軍爆破隊用死屍當掩體向前推進,剛爬了不到十米,屍體就被打爛、爆破隊員也給打死了。 
    309團有一個噴火小隊,原本裝備有三枝噴火槍,這時只剩下了一個人。那個噴火兵試圖把火焰從敵人的射擊孔裡打進去,他在火力的掩護下滾過來、爬過去,好不容易把自己的位置調整到了地堡的正面,可還沒等他舉起武器、就被日軍擊中了。接著,重機槍又打穿了他背上的壓縮空氣瓶,爆炸產生的氣浪把這個戰士掀起來好高。        
    嚴酷的局面使得毫無戰鬥經驗的蔡智誠措手無策,「天吶,我該怎麼辦呀?」他急得直撓頭。 
    對國軍來說,火焰噴射器是個新鮮玩意。不僅在松山才開始裝備部隊,而且這之前的一個月,它只是在清理戰場、消滅殘敵的時候發揮過威力,還從來沒有誰在攻堅戰鬥中使用過這種武器。因此,蔡智誠身邊的老兵們也不能給他提供什麼合適的戰術建議,大家只好趴在地上乾著急。        
    「小蔡,快過來!」 
    不知什麼時候,陳永思團長也來到了陣地上,他正在坡沿向蔡智誠招手。  
    「也許團長能有什麼好辦法」,噴火兵趕緊朝著長官爬去……   
  蔡智誠懂得如何操縱「新式武器」,但他的兵器知識卻是照著說明書自學的,對實戰技巧一竅不通。因此,當309團的那個噴火兵衝上去的時候,蔡新兵就想先看看老兵如何行動、希望從中學到點經驗,可惜,還沒等他瞧出門道,老兵就犧牲了,這讓新兵蛋子覺得十分沮喪。   
    突擊隊被壓制在陣地前沿。人堆裡,蔡噴火兵背著兩個大鐵罐、還帶著副手,模樣顯得十分誇張。周圍的士兵都望著他,意思是說「你有這麼威風的武器,還不趕緊想個辦法……」,蔡智誠急了,一咬牙,就準備照著前輩的樣子朝碉堡前面滾。   
    羅煙桿連忙拽住他:「不行!沒有火力掩護,一上去就是死呀」        
    這話說得有道理。蔡智誠趕緊請示長官:「掩護我!我衝上去噴火」   
   「小蔡,快過來!」,不知什麼時候,陳永思團長已經到了陣地上,他蹲在周志成副團長的旁邊向蔡智誠招手。   
   「你看見沒有,那裡有一個彈坑」,陳永思指著大地堡的側面,「我們組織火力掩護,給你十秒鐘的時間,能不能衝過去?」   
   「能過去」,蔡智誠看見了五十米外的彈坑,那裡距離日軍碉堡只有三十米左右——可是,噴火槍在那個位置根本無法瞄準敵人的射擊孔,而地堡的側面又沒有門窗或者孔洞,跑到那裡能有什麼用處?   
   「你不用把火焰打進碉堡,只要在地堡前打出一道火牆,擋住敵人的視線就行了。我帶爆破隊上去炸了它!」        
    陳團長說他帶爆破隊,真不是說大話。九個敢死兵分成了三個組,陳永思也拿著爆破筒準備一起上,周副團長立刻就急了,嘴裡嚷著「你不要上,換我上」,伸手就去搶爆破筒。   
    陳永思說:「有什麼好爭的?今天拿不下陣地,回到山下也是死,還不如讓我死在山上痛快些」   
    蔡智誠和爆破兵們頓時十分激動:「團長,要死大家一起死。我們先上,等我們死光了你再上去」        
    羅煙桿在旁邊悄悄地問:「蔡兄弟,我上不上?」   
    「隨便你」,只打一個碉堡用不著後備氣罐,噴火兵的副手上去了也沒用。   
    「那……我還是跟你一起吧」,羅煙桿說。        
    周志成一聲令下,機槍、步槍和槍榴彈的火力一齊射向了大地堡。爆破兵立刻躍出坡沿,滾翻爬跳,衝向各自預先選定的掩體。   
    蔡智誠也朝著「自己的」彈坑奔去。他沒有做複雜的戰術動作,因為他從來沒練過那些技術,只是勾著腰猛跑,心裡想著「千萬別絆倒、千萬別摔跤……」——肩上扛著沉重的鋼瓶、手裡拎著噴槍,再加上長長的油管,要是一不留神摔倒了,一時半會的還真沒辦法爬起來。   
    十秒,只有十秒。在這十秒鐘裡,全副武裝的噴火兵要跑過被炮火肆虐得坑坑窪窪的五十米泥地。這五十米衝刺所付出的毅力和體力,超過了蔡智誠以往在學校操場上的所有運動的極限。   
    當他終於撲進彈坑的時候,覺得自己緊張得快要虛脫了。可是他不能停下休息,短暫的火力壓制以後,那些爆破兵已經被日軍的彈雨攔阻在陣地上了,他們正等待著噴火兵的掩護。        
    這是一個很小很淺的彈坑,勉強能趴下兩個人。日軍已經發現碉堡側面上來了兩個突擊隊員,戰壕裡的步槍手立刻向這裡射擊,子彈「嗖嗖」的從頭上飛過。   
    蔡智誠挪動身子,悄悄觀察碉堡的位置,心裡計算著應該使用多大的噴槍壓力。   
    就在這時候,忽然聽見身後「嘎——嗤」的金屬撞擊聲,他轉頭問副手:「你的鋼盔被打中了?」   
    「沒有啊……」,羅煙桿疑惑地檢查了一下:「媽也,你的油罐子被打了一槍」   
    蔡智誠嚇了一跳,這玩意要是被打爆,兩個人的樣子可就不大好看了,他趕緊把鋼罐卸下來擺在身邊。   
    一切準備就緒,在彈坑的邊上刨出個缺口,伸出槍口、扣動扳機,「噗——噗——噗——」,灼熱的火龍飛出了掩體。三秒種的標準射擊之後,蔡智誠探頭看了一眼,暗暗誇獎自己的數學水平真不賴。   
    噴槍的角度和氣壓計算的非常正確。凝固汽油從斜側方噴出去、劃出一道完美的拋物線、正好澆在碉堡正面的外牆上,熊熊的火焰立刻把射擊口遮蓋得嚴嚴實實。   
    日軍的機槍停頓了。蔡智誠得意地對副手說:「行了,我們的任務大功告成,就等著他們炸碉堡了。小心點,別讓崩起的石頭砸到腦袋」        
    兩個人捂著頭在彈坑裡趴了老半天,卻絲毫沒有感覺到爆炸的震動。到最後終於忍不住探出腦袋張望——咦?奇怪了……   
    射擊口依然被烈火遮擋著,鬼子的機槍隔著火焰盲射,照樣把試圖突擊的敢死隊員攔阻在陣地前沿。可是,這時候,日軍的地堡卻和先前不大一樣了——厚實的頂蓋上熱氣騰騰的冒著煙,看上去就像包子鋪裡的大蒸籠。   
    原來,松山日軍碉堡的材料並不是鋼筋混凝土,而是用幾層木頭鋪上泥土搭建而成的。經過長時間的炮擊,泥土震散了、木頭也震鬆了,凝固汽油噴上去就可以滲進木架的縫隙。松山當地的木料不是松木就是核桃木,所含的油脂比較多,遇到灼熱的火焰,木頭裡的油脂和水分就被迅速蒸發出來,使碉堡的頂蓋變得煙霧繚繞、雲蒸霞蔚,呈現出一派頗為美妙的景象。   
    鬼子的地堡能燃燒?那就好辦了。蔡噴火兵二話不說,抬起槍口接連打了兩個「三秒」,這回也不必考慮落點,只管加足壓力、把凝固汽油直接噴到牆壁上就是了。   
    很快,隨著「彭、彭」的爆裂聲,濃煙裡竄出了一股股火苗——不錯不錯!大蒸籠變成了烽火台。        
    這時候,山頂上正起風,風從地堡的射擊孔灌進去,就像生爐子一樣,把「烽火台」燒的辟哩啪啦的直響。到這個地步,小鬼子再頑強也沒辦法還擊了,陣地前沿的國軍官兵都高興得歡呼起來。   
    幹掉了大地堡,還剩下個小地堡就好辦多了,四五挺機槍同時開火、把它唯一的射擊口封鎖得嚴嚴實實,一粒子彈也打不出來。陳永思團長興奮得嗓門都變了調:「噴火兵,點了它……給我把它點了!」   
    好說!又是兩個標準射擊,小碉堡就變成了大火炬。        
    蔡智誠正在得意,突然,不知從哪裡竄出一個日本兵,惡狠狠地撲上來、伸手就抓住了噴火槍。   
    剛射擊過的槍口灼熱得直冒煙,可鬼子兵卻不管不顧,雖然攥住槍頭的那隻手被燙得「滋滋」響,可另一隻手卻奪過噴槍扣動了扳機——幸虧,這傢伙不懂科學——噴火槍的槍機只是個點火裝置,射擊之前要先調動氣壓旋鈕和油閥門,光扣扳機是打不出火的……   
    愣了一下,蔡智誠才從最初的驚恐中清醒過來,隨即和這個日本兵撕打在了一起。可憐的噴火兵背負著沉重的裝備,被敵人壓在地下翻不過身來,臉對臉的看著小鬼子凶神惡煞的模樣,蔡新兵急了,張嘴狂叫:「老羅哥呀!快來幫我呀……」   
    這喊叫還真管用,「砰」的一聲,小鬼子仰面倒下了。背後的羅煙桿威風凜凜、手裡拎著個壓縮空氣鋼瓶——誰說打碉堡用不著後備氣罐?到這裡就當狼牙棒用上了。   
    羅煙桿扶起蔡智誠,嘴裡訥訥的解釋道:「我怕不小心打到你……我聽說,你有武功的……」,意思是他沒有及時幫忙還挺有道理。   
    說蔡智誠有武功那是游湘江連長亂吹牛,練過功夫的其實是小蔡的大哥和二哥。小時候,哥哥們舉石鎖、蹲馬步、耍花槍,成天折騰得不亦樂乎,而蔡老四卻總是躲在屋裡看書,遇到吵鬧打架的事情一概敬而遠之。在家裡,他除了能欺負姐姐蔡智慧,就連妹妹蔡智蘭也打不過……誰知道,今天剛上戰場,遇見的頭一個小鬼子就要找他貼身肉搏,這不是哪壺水不開提哪壺麼?蔡智誠覺得十分鬱悶。        
    309團的將士們吶喊著衝進敵人的戰壕,竹影山二號山頭拿下了。   
    蔡智誠跟著大家東跑西跑了一圈,發現這裡實際上是個日軍的炮兵陣地。   
    陣地上有幾門100毫米榴彈炮,從道理上講可以用來封鎖遠處的惠通橋,但這些大炮早已經被國軍的炮火所摧毀,彎七扭八的變成了一堆廢鐵。讓人意外的是,有一門步兵炮卻是完好無損的——日軍用木頭做了軌道,軌道的前端是射擊掩體,後端是一個很深的防空洞,打仗的時候把大炮推出去打兩發、然後再拖回洞裡藏起來,難怪國軍的炮火和美軍的飛機都拿它沒辦法。   
    找來找去,二號山頭上好像只有十幾個日本兵,最多不超過二十個人。可就是這麼點兵力,卻把五百多人的進攻部隊阻擋了六七個小時。究其原因,日軍的「玉碎」精神和防禦工事固然起到了主要作用,可國軍方面的戰場分析工作也太不夠細緻了——如果早知道日軍堡壘是木頭做的,用不著打那麼多高爆彈、丟幾枚燃燒彈就可以省事得多。        
    攻克陣地,王光煒上校興沖沖地舉起信號槍,朝天上打了三發紅色信號彈,通知其他部隊向竹影山高地匯合。隨後,他命令309團留下部分人員修築工事,自己帶著大隊人馬繼續殺向三號高地。   
    王上校決定「加固二號高地的工事」是十分明智的舉措。前幾天,309團攻克陣地以後,就因為沒有做好防禦準備,結果被日軍一個反扑打了下來,傷亡慘重不說、陳團長還幾乎被槍斃,這可是個血的教訓。        
    三號高地距離二號高地不遠,沒有大的火力點,只有個炮兵觀察站還算是座堡壘,但也被國軍的炮火摧毀得差不多了,看起來應該不難攻克。   
    實際情況也是這樣,進攻部隊輕而易舉的踏上了高地,沒有遇到多大的抵抗。蔡智誠站在山頭東張西望,心想:「難道日本鬼子都跑光了?這場仗就這麼打完了?」        
    這時候,有人呼喊:「噴火兵,快過來!」   
    三號高地的與眾不同之處是它的坑道特別深,一般的地方在三米左右,有些地段甚至達到了五六米。坑道的側壁上還挖了防炮洞,防炮洞的直徑有一米寬、一米五高,能彎著腰進進出出,從洞口看進去,裡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有多長。   
    「噴火兵,燒一下」,軍官們指著防炮洞。   
    「裡面有人麼?」   
    「有個傷兵,跑不掉了」   
    「那……叫他出來投降吧」,當時,遠征軍司令部有指示,抓住日軍俘虜有獎賞。   
    「你做夢呢!他們不會投降的,鬼子兵都是死硬分子」   
     這倒也是實話,松山陣地上隨處可見日語傳單,那都是些規勸日軍放棄抵抗的勸降書。美軍飛機撒了兩三個月的宣傳品,也沒見一個小鬼子下山交槍。   
     既然如此,那就放火燒吧。接連打了七八槍,小半截坑道都著火了,只聽見幾聲歇斯底里的咒罵和慘叫,卻沒看見日本兵出來。不過,蔡智誠也只有宣佈就此停工,因為他的氣罐子空了、凝固汽油也用光了。        
    陣地上有個炮兵觀察站,有人說這是日軍炮兵指揮所,還有人說這是113聯隊的司令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時候國軍的各個團隊只要攻克了山頭,都報告說自己打下了敵人總部。   
    這個碉堡原本還是挺大的,現在已經被炮彈和炸彈轟掉了大半邊,塌下去的地方露出個洞口,一群國軍官兵正朝裡面扔手榴彈。王光煒上校也在這裡,他看見蔡智誠就喊:「小蔡,快來,點把火」   
    「點不成了,沒汽油了」   
    「哎呀哎呀,哪裡還有油?」   
    「我不知道」   
    「軍部有個噴火大隊,正在子高地那邊清理戰場」,陳永思團長說。   
    於是,王光煒上校就與何軍長通話,軍部很痛快地答應說:立刻把噴火隊調過來。   
    這時候,三號陣地上到處都在扔手榴彈,沒過多久就把鐵疙瘩全甩光了,可那些坑道口、地道口卻還是黑乎乎的深不可測,大家都不敢進去查看。王上校說:「算了算了,等噴火兵來吧」   
    也只好這樣,309團的官兵們都隨地坐下休息,等待後續部隊的到來。        
    等了好一陣,噴火兵沒有來,火頭兵來了。   
    做好的飯菜裝在竹筒裡,用繩子捆上,竹竿子一穿、就成了挑子。火夫在前面領路,十幾個挑夫在後面跟著。蔡智誠說:「這些老百姓也真夠大膽,敢到戰場上來送飯」   
   「要錢不要命」,羅煙桿說:「前些日子,日軍陣地還能向惠通橋開炮的時候,國軍的汽車被打翻了,老百姓就蜂擁上去搶東西,炮彈落在身邊爆炸也不怕」   
    「這算什麼」,陳永思團長接著講:「滇緬公路被阻斷以後,路上到處是死屍,這些人就跑到敵後去揀東西。地攤上賣的那些美式軍用皮靴都是他們扒回來的」。   
    「可是,滇緬公路也是這些人修的啊。我聽說,連美國的羅斯福總統都十分佩服呢」,蔡智誠說。   
    「佩服什麼?還不是一樣。錢唄!給錢就干」,陳永思不以為然。   
    於是就問火夫,送這一趟飯要給民工多少錢?火頭兵卻笑嘻嘻的回答:「他們不要錢勒,男的女的都歡歡喜喜,搶著來幫忙」   
     這讓大家十分意外。        
    竹筒米飯的味道不錯,裡面還有幾片肉。蔡智誠想起一路上遇見的那些屍體,就有點吃不下去,他把肉片拈出來遞給羅煙桿,並且發誓說:「今後再不敢吃肉了,我要向和尚們學習」。   
    旁邊的人都笑:「你還想當和尚?也不想想你今天燒死了多少人……」   
    吃完飯,又等了好久,不見軍部的噴火隊上山,也沒見到其他團的部隊。難道他們沒有看見紅色信號彈?難道他們沒有接到協同作戰的命令?   
    蔡智誠正覺得納悶,卻看見王光煒上校很不高興的罵罵咧咧,陳永思團長拉長著臉一聲不吭,只有周志成副團長在陣地上喊著:「集合集合!跟我走!」   
    原來,王上校和李彌副軍長吵架了。        
    「竹影山」和「松山子高地」是長嶺崗(日軍「橫股陣地」所在地)旁邊的兩個制高點,一個在東邊、一個在北邊。這兩個地段的位置都遠遠高於長嶺崗,所以,無論從哪個高地向日軍最後的「橫股陣地」發起總攻,作戰效果都差不多。   
    王光煒先前的計劃是把總攻部隊集中到竹影山,從東向西攻,因為竹影山是309團拿下的,這樣做,等於是「乘勝追擊」,103師以及他個人的功績都顯得比較大。可這時候,李彌副軍長卻通知變更計劃,要求各團在子高地集結,改成從北向南攻——李副軍長認為按他的做法更科學、傷亡比較小,但在王光煒看來,李彌這是要和他搶「最後勝利」的大功勞,當然就不肯答應了。   
    據蔡智誠說,李彌這個人,打仗還是有一套的,可就是太自私,而且為人驕橫、剛愎自用。在他的影響下,榮譽第一師(李彌是該師的前任師長)也顯得十分驕傲,動不動就是「老子當年在崑崙關」如何如何,不把同一個軍的其他兩個師放在眼裡,搞得彼此之間的關係很不融洽。松山戰役中,103師和82師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榮1師的傷亡卻相對較小,可仗打到最後,他們突然要來搶總攻的主導權,這自然會使得103師有些想不通。   
    王光煒在電話裡先是說「仗打到一半,臨時改變計劃行不通」,後來又講「我與何軍長約定過,只聽他一個人的直接指揮,請副軍長不要插手……」,氣得李彌摔了電話。由於這番通話是用無線通訊機進行聯絡的,所以等於是讓全軍的團以上單位都旁聽了一遍,這事情就鬧得有點大了。   
    何紹周軍長當然也聽見了。何紹周這人,打仗的本事比較差、性格也有點「面」,凡事都聽參謀長梁筱榮的,這時候梁參謀長幫著李彌說話,他也就軟了,自己不好意思出爾反爾,就讓103師副師長郭惠蒼來和稀泥。郭惠蒼也是遵義人,老鄉、老兄兼老闆,309團不好不聽他的招呼,王光煒和陳永思無奈之下,只好讓副團長周志成帶領一幫人馬向子高地靠攏。        
    蔡智誠沒有跟副團長走,他和其他三十多人陪著王上校和陳團長留在竹影山。   
    兩個長官正在氣頭上,當兵的誰也不想去討這個沒趣,大家躲得老遠、東一堆西一堆的躺著休息。   
    噴火兵和副手趴在彈坑裡閒聊天,聽羅煙桿從小時候的貧寒講到現在的艱險,從頭到尾都是「苦啊苦啊」。不過,老兵最後說:「看樣子,明天用不著我們上陣了。不管怎麼樣,這一仗你我都算幸運,沒受傷更沒送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說不定我老羅就要開始轉運了……」   
    天漸漸黑了,戰士們疲倦了,頭一次上陣的蔡新兵聽著羅煙桿的囉哩囉嗦、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半夜裡,陣地上突然響起激烈的槍聲。   
    蔡智誠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支起身子,滿耳朵都是日本人的喊叫聲。他頓時有點懵了:「天哪,從哪裡鑽出來這麼多鬼子兵?」   
    四周圍黑漆漆的一片,既看不見敵人在哪裡也不知道戰友在什麼地方。兩個人在坑裡躲了好久,沒有聽見長官出來下命令,蔡智誠急了,起身想去找團長,可羅煙桿卻一把按住他:「別亂跑,你在這裡趴著,我去看看情況」,說著,離開彈坑向那座炮兵指揮所爬去。   
    老兵走了,留下新兵一個人蹲在坑裡。捧著毫無用處的噴火槍、聽著槍聲和日軍的吼叫,蔡智誠的心裡緊張得要命,暗暗嘀咕著「被鬼子兵發現了怎麼辦」、還一個勁地後悔小時候沒有跟哥哥們一起練武術。        
    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羅煙桿終於跌跌撞撞地回來了。他一把拽起蔡智誠:「丟掉這些破罐子破槍,趕快跑!」   
   「怎麼了?團長他們呢?」   
   「不知道,指揮所裡空空的」   
   「其他人呢?」   
   「不知道,也許都死光了吧」   
    媽也……        
    倆人連滾帶爬逃回到二號高地,遇見了值夜崗的哨兵。那傢伙問:「你們怎麼回來了?不是說明天要發起總攻麼?」   
   「我呸!陣地都丟了,還總攻個屁!」   
    …… ……           
   竹影山高地遭到夜襲,陣地丟了。 
    實施反擊的敵人來自何處?在當時是個引起爭執的問題。根據李彌的判斷,進行夜襲的應該是殘留在坑道裡的日軍,於是軍部命令309團立即奪回陣地;而309團的指揮官則堅持認為三號高地上出現了敵人的援兵、並且還在逐步加強之中,因此要求上級給予增援。 
    從表面上看,這場爭論是對敵情的判斷有所不同,但實質上是在推委責任。因為,如果三號高地上的敵人沒有增兵,說明是309團清查戰場不徹底、警惕性鬆懈;反過來,如果確實有援兵,則說明李彌副軍長臨時變更計劃、把進攻主力調離竹影山的做法是錯誤的。 
    可惜,由於陣地上的日軍都死光了,所以這場爭論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不知薩蘇兄能否查一查日本方面的資料,看看從1944年9月2日夜間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日軍有沒有向「西山陣地」進行過增援?)        
    當然,309團也是在找借口。因為那時候,整個松山陣地上能夠動彈的日本兵最多也只有兩三百人,日軍即使組織增援也派不出多少兵力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國軍應付夜襲的本事太差了一點。 
    說起來,在以前,夜襲本是國軍的常用戰術,那時候日軍的裝備好,國軍白天打不過敵人、只好在晚上進行反擊,103師的不少戰績都是通過夜襲獲得的。然而到了松山戰役期間,國軍換上了美式裝備,槍炮多、彈藥多、兵力多、還掌握了制空權,飛機大炮追著日軍打,情況就倒了過來,國軍白天威風、逼著日軍開展夜襲。 
    依馬甲的看法,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軍隊是真心喜歡夜戰的。戰場上的夜襲其實就是賭博,進攻方的態度雖然很積極,但戰鬥勝負的決定權卻是掌握在防禦方手裡的——如果被攻擊方的責任心強、警惕性高、經驗豐富,那麼,進攻方的主動行為就無異於自投羅網。 
    夜襲,考驗的是防禦方的心理素質和應變能力,可惜國軍恰恰在這個方面比較差勁。松山戰役期間,日軍幾乎每一次夜襲都能夠獲得成果,小鬼子只要湊齊十幾個沒受傷的人就敢在晚上進行反擊,甚至可以越過前沿、跑到第八軍的炮兵陣地上把大炮炸了,搞得國軍一到天黑就十分緊張。        
    其實,9月2號夜裡,竹影山陣地上只有四個國軍士兵遇襲身亡,其他人都是被嚇跑的。蔡智誠和羅煙桿逃到二號高地已經算是不錯了,有的人則更絕,直接跑回了早晨的出發陣地。 
    天亮以後,蔡智誠見到了王光煒,王上校在彈坑裡趴了一晚上,渾身都是泥水;中午的時候,陳永思團長也來了,陳團長當時沒有往二號高地退卻,而是向子高地的方向「突圍」,轉了一大圈才跑回來。 
    蔡新兵覺得有點納悶:王上校和陳團長頭天夜裡不是在一起的麼,怎麼打起仗來卻各跑各的了呢? 
    得知三號高地得而復失,軍部和師部下達命令,要求309團再把陣地奪回來。王光煒很不高興地說:「要是按照我原先的計劃行事,何至於弄到現在這個地步」,他隨即起草報告、說明事情的原委,叫蔡智誠送到軍部交給何紹周——既替自己辯解、順便也把李副軍長告了一狀。        
    蔡智誠並不認識何紹周,而且他也不願意介入長官之間的糾紛,可是,王上校交辦的任務卻又不能不執行。 
    當天晚上,他來到第八軍軍部,報告說自己是從竹影山陣地來給軍長送信的,可值班軍官根本就不理睬他。第二天,蔡智誠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紹周的副官,乾脆說自己是何麗珠的同學,有重要的信件呈交何軍長,那個副官吃了一驚,連忙接過信函遞進去了——何麗珠是何輯五的女兒,因為何應欽的夫人不能生養,所以就把她過繼給三伯當了繼承人。在當時,「何總長家女公子」的招牌還是比較管用的。 
    這麼耽擱了一天,等蔡智誠再回到前線的時候,已經是9月5日的下午。        
    陣地上還是老樣子,309團守住二號高地、日軍控制著三號高地。說起來,國軍已經佔領了大半個竹影山,可是,日軍只要控制住這個最後的山頭,就可以掩護背後的長嶺崗,使得「子高地」上的國軍部隊無法順利地發起總攻。 
    309團先後向日軍發起過四次攻擊,全都以失敗告終。戰鬥中,團長陳永思腹部中彈、被送到救護隊去了,王光煒上校肩部負傷、仍在堅持指揮。蔡智誠在陣地上轉了一圈,沒有看到羅煙桿,問了幾個人,有的說他死了、有的說他受傷了,眾說紛紜、不得要領——這時候,309團只剩下四十多個戰鬥人員,能夠守住既有陣地已經不錯了、根本無力再發起新的進攻。 
    事情到了這一步,李彌副軍長也急了。他親自趕到一線督戰,要求9月6日一定要實施總攻,三天之內必須拿下松山。        
    9月5日傍晚,榮譽三團和82師244團奉命接管竹影山二號陣地,他們帶來了六個噴火小組,一幫美軍顧問也跟著來了,其中有位少校還是個黑人,讓中國的士兵們覺得十分稀奇。 
    根據李彌副軍長的指示,第二天的攻擊任務由榮3團的趙團長負責指揮。這時候,陣地上雖然集結了三個團,但總兵力加起來也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過,三個團聚在一起,立刻就能看出榮3團的裝備要好得多,244團和309團的武器都是「萬國牌」,而榮3團卻是清一色的美式步槍、美式機槍,還配備有高射機槍和直瞄火炮。 
    那天晚上,哨兵們一直在陣地前打照明彈。這種照明彈是美軍顧問團提供的,樣子就跟槍榴彈差不多,可以用步槍發射,打到天上就炸出個小降落傘,晃晃悠悠、明光瓦亮,就像在半空中掛了一盞汽油燈,能有效地阻止日軍的夜襲企圖。        
    9月6日清晨,國軍炮兵首先對竹影山陣地實施炮擊,接著,美軍的飛機也來投彈轟炸。上午九點,爆炸聲尚未平息,攻擊部隊就發起了衝擊。擔任主攻的是榮3團和82師244團,309團沒有參加進攻,蔡智誠他們守在二號陣地上觀摩學習。 
    說實話,人家榮1師平時牛皮哄哄,打起仗來也確實有氣派。 
    榮3團衝鋒時的架勢就和雜牌部隊不一樣——後面有高射機槍和重機槍掩護,前面有輕機槍手抱著「303」(路易斯輕機槍)開道。軍官們一律穿著美式軍用雨衣、手上端著衝鋒鎗,大模大樣,嘴裡喊著:「小鬼子不行了,弟兄們上啊!」,當兵也紛紛響應:「上啊!上啊!」,排著隊、挺著腰板往前衝。 
    進攻的途中不時有人中彈倒地。244團的人一受傷就躺在地上哭嚎,可榮3團的士兵都是傷癒以後再復役的老角色,意志品質比較堅強,他們的傷兵摀住傷口咬牙挺著、愣是沒有人吭聲——榮3團的衛生兵也有個規矩,誰哭誰叫就不給誰救治,因為能哭喊的人就說明還有力氣,要先去救那些體力不支的。 
    所以,難怪82師和103師雖然對榮一師滿肚子意見,可論起打仗卻不得不佩服他們。不說別的,光是人家衝鋒陷陣的這種勁頭,自己的部隊就學不來。        
    那天上午,榮3團和244團輪番攻擊了好幾次,都失敗了。中午的時候,李彌副軍長從子高地那邊打電話來警告說,當天下午必須拿下竹影山,否則軍法從事。長官們頓時急了,榮3團趙團長和244團曾團長都親自上陣組織衝鋒,終於在下午三點鐘左右殺進了日軍陣地。 
    根據以往的經驗,攻上山頭只能算任務完成了一半。如果不及時肅清殘敵,日軍一個反撲就有可能把陣地奪回去。於是,包括美軍顧問在內的所有軍官都跑到陣地上去督戰。 
    蔡智誠跟著王光煒爬上三號高地,看見國軍部隊正在逐一清剿坑道——殘餘的日軍隱藏在防炮洞裡,這些地洞外表不大、內部卻很複雜,有的還分成好幾層,不知道裡面躲了多少人。 
    陣地上,國軍的步槍手掩護著噴火小組搜索前進,發現地道洞口就甩手榴彈。甩手榴彈還有個講究,如果一次只扔一兩個,容易被敵人反扔出來,因此必須集中力量、同時甩進去七八個,搞得小鬼子沒辦法揀。先用手榴彈清理了洞口的敵人,噴火兵就接著往洞裡噴火,或者乾脆實施坑道爆破、朝裡面扔爆破筒,連炸帶燒的,把所有的地洞都整塌,日本兵不被燒死也被悶死了。 
    有的小鬼子在洞裡憋不住、狂吼亂叫著往外衝,坑道兩側早就守著國軍的衝鋒鎗手和機槍手,鬼子兵剛一露頭就遇到槍林彈雨,根本就沒得跑。 
    這樣的打法真可謂乾淨徹底,唯一的毛病是無法統計具體的殲敵數字。到頭來,誰也弄不清有多少日本兵被燒死、炸死在地道裡,大家只好亂估計著匯報戰果。        
    按照蔡智誠的敘述,松山日軍的「最高頭目」金光大隊長就是被榮3團打死在竹影山陣地的——這件事值得分析一下。        
    關於日軍「拉孟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後來追授為大佐)的死亡地點和死亡時間,並沒有確切的定論。 
    日軍軍部把金光隊長的陣亡時間定於44年9月7日,這不能算數。因為日本方面把大部分松山守軍的死亡日期都籠統地定在最後一天,目的是為了強調其「玉碎」的規模——金光身邊的人都已經死得精光了,日本軍方也不可能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國軍方面對這事有發言權,可國軍各部隊的說法不一。有說他被打死了、有說他被炸死了、還有說他是剖腹自殺的,雖然繪聲繪色,但其實都沒有確鑿的證據,因為國軍這邊誰也弄不清金光少佐長得是啥模樣,只要發現一具被燒成焦炭的屍體、旁邊再有把指揮刀,都可以說成是這個傢伙。所以各個團隊都聲稱自己擊斃了「日軍守備隊長」,金光少佐的死亡時間和地點也就有了好幾個版本。   
    按馬甲個人的看法,我傾向於認為金光少佐是於9月6日死在了竹影山,也就是日軍所稱的「西山陣地」。 
    松山陣地的守備部隊主要屬於步兵113聯隊(松井聯隊),而這個金光惠次郎卻是第56炮兵聯隊(西村聯隊)第3大隊的大隊長,並不是113聯隊的軍官。當初,之所以由他擔任「拉孟守備隊長」,一方面是由於他的軍銜高,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松山陣地的任務是「封鎖滇緬公路和惠通橋」,而炮兵是實施這個任務的主角。 
    7月份,當松山陣地已經被中國遠征軍包圍,特別是松山陣地上的大型火炮被國軍摧毀之後,鬼子的炮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松山日軍的作戰目的從「封鎖交通線」變成了「固守待援」,這樣,戰鬥的實際指揮權應該就由炮兵主官轉到了113聯隊的步兵軍官手裡。換句話說,7月份以後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只能算是名義上的松山最高指揮官,他的任務不過是鼓舞士氣、然後找個合適的時間和地點戰死罷了。 
    松山日軍原本有兩個炮兵陣地,一個在滾龍坡(本道陣地),已於7月份被國軍佔領,另一個就在竹影山(西山陣地);金光惠次郎隊長曾經有兩個指揮所,一個是大埡口(音部山陣地)的113聯隊總部,那裡已於8月份被國軍攻克,另一個就在竹影山炮兵第3大隊的隊部——因此,如果金光惠次郎能夠自行決定的話,9月6日,也就是全軍覆滅的前一天,死在竹影山的炮兵大隊部應該是十分理想的選擇。 
    當然,這只是馬甲的猜測,我並沒有確切的材料能證實這件事。        
    9月6號那天,蔡智誠也只是聽見榮3團的副團長用無線電話機向軍部報捷:「我團攻克竹影山陣地,佔領日軍指揮部,擊斃敵松山守備隊長……」 
    在榮譽第一師的編制中有一類特殊的職務——政治副團長和政治副營長。這是他們的老師長鄭洞國模仿蘇聯軍隊搞出來的名堂。榮1師的老兵多、兵油子也多,有了這個制度就等於在營一級單位上設立了軍法官,對整肅軍紀、鼓舞士氣是有幫助的。 
    榮3團的政治副團長是個白面書生,瘦瘦的、戴著眼鏡、外表挺斯文,因為趙發畢團長掛了彩,所以在一線指揮部隊的實際上是這位教授模樣的軍官。在蔡智誠的印象中,政治副團長很愛說話、做事也很負責,總看見他在陣地上跑來跑去,一邊檢查情況、一邊叮囑這叮囑那,生怕有誰清剿戰場不仔細、放過了日軍的地洞口。 
    可惜的是,這位副團長第二天在長嶺崗陣地上不小心踩到了地雷,犧牲了。        
    蔡智誠沒有參加9月7日的戰鬥。攻克竹影山之後,309團就算完成了任務,當天下午就移交陣地、到後方休整去了。經過十多天的苦戰,309團最終能夠自己走下山頭的只剩三十五人,這其中還包括了他這個「編外人員」。 
    9月8日上午,蔡智誠正在屋子裡給游湘江連長的家人寫信,突然聽見外面人聲鼎沸,原來是遠征軍總部宣佈:國軍已於當日凌晨四時收復松山、全殲了日軍守備隊。 
    可是,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大家並不覺得特別欣喜,因為部隊的傷亡太大了,倖存的人想高興也高興不起來。103師是各部隊中損失最慘重的,師部僱傭了十幾隊民工到陣地上收容犧牲者的遺體,最後分成三個大坑掩埋了,還在松山上建了一座「103師陣亡烈士紀念碑」。        
    日本方面一直宣稱「拉孟守備隊全軍玉碎」,中國軍方也沒有做過反駁。但按照蔡智誠的說法,第八軍在松山陣地上還是抓到了日軍俘虜的,因為103師回保山休整的時候,卡車上就帶著日本戰俘。那幾個傢伙的耳朵好像被震聾了,押運人員把各項指示寫在紙上,他們看了就乖乖的照辦,一點也不反抗。 
    同時帶到保山的還有十多個慰安婦,這都是些朝鮮人、不能算是戰俘。她們先是被安排在昆明的美軍醫院裡工作,後來就被「朝鮮光復軍」的人接走了。 
   (說句題外話。有文章說,「經法醫解剖鑒定」,松山陣地上的日軍慰安婦是服用氰化鉀自殺的——這完全是在瞎編。第一,攻克松山後,國軍方面連松山守備隊長的屍體都沒工夫進行辨認,哪裡會有法醫去給慰安婦做解剖;第二,氰化鉀這麼高檔的速效毒藥,一般人根本就見不到,作戰部隊裡也不可能裝備這種「軍需品」。日軍的「自殺用藥」其實是昇汞片,那是一種消毒劑,吃多了可以要人的命,但服用效果痛苦無比,還不如抱著手榴彈炸一下更加快樂。所以,除非是受騙上當,不會有人願意選擇服毒自殺)        
    在保山休整期間,國民政府下達了對松山戰役參戰部隊的嘉獎令,103師得到了一面「大功錦旗」,據說這種錦旗總共只有十面,是非常高的榮譽。 
    有意思的是,在嘉獎令中,蔣委員長除了表揚遠征軍,還號召全體國軍向日軍松山守備隊學習,學習他們「孤軍奮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精神;遠征軍司令衛立煌也稱讚日軍是「世上最頑強之軍人」,並且承認「我軍取勝實屬不易」…… 
    這倆人一唱一和地「吹捧敵人」,其實是有說不出的苦衷。 
    44年9月,國軍雖然在滇緬戰事中略有斬獲,但同時,內地的豫鄂湘桂各路部隊卻被日軍的「一號作戰」打得一敗塗地,遭遇了抗戰以來的第二次大潰退。敗局震動了大後方,弄得社會各界人心惶惶,在這種時候,蔣委員長確實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有幾分「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勇氣,能夠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堅決頂住;而剛剛打了勝仗的遠征軍也必須「謙虛」一點,只能盡量美化日軍的「強悍」,以便給在東邊連吃敗仗的同僚們找個台階下。        
    因為獲得了「大功錦旗」,社會各界給103師送來了不少慰勞品。吃吃喝喝二十多天之後,10月初,第八軍接到命令,轉移到雲南陸良休整。 
    蔡智誠不願意跟著隊伍一起走,他希望借這個機會離開103師、去投奔青年軍,於是就去找王光煒幫忙。 
    在軍部,王上校的傷口還沒有痊癒,卻已經穿上了少將的軍服。他笑著告訴小蔡:「別急,想進青年軍完全沒問題,不過要再等幾天,先把你的勳章領了再說」   
    「勳章?」蔡智誠愣住了:「我只打了一天的仗,能有個什麼勳章?」 
  繼中國遠征軍宣佈收復松山之後,日軍也公開承認「拉孟守備隊全軍玉碎」。 
    國民政府隨即公佈了日本方面的「戰敗聲明」,蔣介石委員長、何應欽陸軍總司令、以及遠征軍的衛立煌司令官相繼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中國遠征軍的英勇業績,讚揚他們「完成了神聖的使命,為全軍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實事求是的說,參加松山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是配得上這個讚譽的。        
    1944年下半年,中國的抗日戰場正處於十分窘迫的境地。東線的戰事吃緊,豫湘桂戰役中的國軍接連失利,損失兵力近七十萬、喪失國土二十餘萬平方公里、丟失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不僅整個「大陸交通線」被日軍打通,而且,大潰敗的局勢幾乎迫使國民政府「遷都西昌」……然而,在西線,遠征軍卻是一路凱歌,不僅攻克了騰沖和龍陵,而且在隨後的追擊作戰中相繼收復芒市、瑞麗、畹町,接著又殺入緬甸境內與「駐印軍」會師,並最終打通了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一舉解除了日軍對西南大後方的威脅。 
    雖然國軍在松山戰役中的傷亡很大,並且,西線收復的國土遠不足以彌補東線丟失的面積。但在當時,滇緬戰役的勝利不僅在軍事上使得軍隊避免了全面崩潰的危險,而且在政治上挽救了中央政府的國際聲譽,更在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大後方軍民的抗戰信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松山作戰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是必須的、也是值得的。 
    我們知道,抗日戰爭中,在中國戰場並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轉折點」的戰役,但如果硬要找個「近似的轉折點」的話,以馬甲個人的意見,1944年的松山之戰比較具備類似的特徵——因為,遠征軍的一系列勝利是從松山開始的。在松山,中國軍隊攻克了抗日戰場上最為堅固的防禦體系,並且第一次創造了全殲整編製日軍部隊的記錄。自松山戰役之後,國軍在西線的攻擊作戰連連得手,三個月後,東線國軍也開始轉入反攻,從此以後,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戰場上完全處於被動的守勢,直到戰敗投降,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大規模的進攻行動。 
    因此,雖然從戰術而言,松山之戰還存在著許多不如人意之處,但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國軍在松山取得的勝利確實是十分及時、十分輝煌的,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並不為過。        
    松山戰役的另一個效果,是使得參戰的國民黨官兵直觀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國人在一起,手裡就能有先進的武器、戰場上就有充足的彈藥、天空中有招之即來的飛機、地面上有壓倒對手的大炮;只要獲得了美國人的支持,部隊的裝備就能比日軍更加優良。因此,只要國軍的表現不讓美國朋友失望,就可以變得越來越強大。 
    在1944年的滇緬前線,比任何「精神訓話」更有說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輛的美國汽車,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車上裝載著的槍支彈藥、機器設備、汽油柴油、藥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頭……當各式各樣新奇的、先進的物資裝備源源不斷地從境外運進來,堆積在人們面前的時候,就彷彿有一種無聲的語言不容置疑地告訴大家——只要擁有了美國這個盟友,這場戰爭,中國贏定了。        
    我們能贏,這沒問題。可是,日本鬼子什麼時候才會認輸?大家卻沒有把握。 
    松山戰役,日本軍人用他們的頑強和死亡,給獲勝的對手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其實,駐守松山的第56師團並不是日軍最精銳的部隊,他們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時間不長的「乙類補充兵」,並且,松山陣地也沒有真正被包圍,始終有一條通道可以撤往緬甸方向。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三個月的時間裡,以一敵十的松山守備隊硬是打到全軍覆沒也沒有棄陣逃跑,這給參戰的國軍官兵們造成了極大的困惑。 
    在這以前,中國戰場上都是日軍攻、國軍守,現在終於輪到國軍主動攻擊了,可一仗下來,大家卻發現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們的進攻更加可怕。騰沖和龍陵只不過是西部邊陲的兩個不起眼的小城鎮,如果收復這一小塊國土就需要耗費如此長的時間、承受如此巨大的傷亡,那麼,要消滅全部日寇、實現「打到鴨綠江」收復全部國土的目標,戰爭還將持續多久?還需要犧牲多少人? 
    在當時,蔡智誠和身邊的戰友討論過這個問題,比較得到公認的觀點是:「少則五年、多則十年,拼光我們這一代人、幹掉日本的全部男人,這場戰爭才能夠結束」。 
    於是,剛剛踏上戰場的蔡智誠就開始預測自己還能生存多久。他覺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戰勝利,只是希望可以堅持到反攻武漢——如果能夠看到大哥蔡智明犧牲的地方被國軍收復,自己就死而無憾了。        
    不管戰爭還要持續多久,當兵的只要敢於犧牲就行了,可當官的卻必須不斷地學習新知識、掌握新的戰法。 
    松山戰役之後,針對日軍防禦戰術的特點,國軍組織了大規模的觀摩研討活動,一時間,各戰區都派了高級軍官到松山陣地參觀考察。軍委會的初衷本來是希望大家認真研究「攻克陣地」的辦法,有意思的是,這些黃埔系的軍官們到陣地上看了半天,進攻的新方法沒有想出來,卻被鬼子的堅固工事吸引住了,覺得大開眼界,紛紛認為自己掌握了「防禦的精髓」。 
    只可惜,這個防禦的本事學到手的時間太晚了一點,因為,此時的日軍已經沒有能力再做進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經驗」也沒能在抗戰中派上用場。 
   (不過,這卻留下了一個後遺症——在後來的內戰中,許多國軍將領總是惦記著「松山經驗」,遇到兩軍交鋒,動不動就紮起馬步、埋頭修工事,一門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結果卻輕易地放棄了自己的機動能力,不是被共軍圍點打援、就是被各個擊破,很少能夠守出一點名堂來,真是丟盡了日本師傅的臉——當然,這是後話了)        
    上級軍官考察業務,輪不到蔡智誠這樣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務是接待來訪的民間團體。 
    松山戰役之後,雲貴川社會各界組織了大批慰問團到前線勞軍。一般情況下,軍方不允許這些團體越過惠通橋進入松山,原因是戰區裡還有許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畢的屍體,無法保證民間人士的安全。   
    於是,熱情的人們就跑到部隊營房的門口。握手擁抱拍照片、獻花獻匾獻錦旗、敲鑼打鼓放鞭炮、送煙送酒送火腿。 
    第八軍當時正在雲南保山休整。蔡智誠每天穿著嶄新的軍服、站在軍營的門口,看到中國人就說「你好」、遇見外國人就說「哈羅」,然後再把國軍將士英勇殺敵的光輝事跡背誦一遍。 
    慰問團裡比較活躍的人物,或者是白髮蒼蒼的名士鄉紳、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們對文質彬彬的蔡智誠的印象十分不錯。聽完學生兵講述的戰鬥故事,白髮蒼蒼激動得鬍子直翹,紛紛揮毫疾書,「高歌慷慨赴疆場,壯士彎弓射虎狼」,「三山五嶽擎天柱,萬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們則紛紛要求合影留念,於是,蔡智誠每天都要對著鎂光燈擺弄十幾次造型——鏡頭裡,他手中端著噴火槍,面前擺著汽油罐,一大幫濃裝艷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後左右,真是颯爽英姿、鶯歌燕舞,既威武又風流。        
     慰問團經常提到一個問題:「軍隊裡像你這樣的學生兵多不多?」,蔡智誠總是回答:「有很多,現在他們都執行任務去了」。可他心裡知道,營房裡別說學生兵,就連壯丁兵也沒剩下多少,經過一場松山血戰,103師幾乎被打殘,三個團都成了空架子。 
    營房裡人員稀少,醫院裡卻人滿為患,所以遇到空閒的時候,蔡智誠就去看望傷員。 
    陳永思團長在病床上躺著,精神卻很好。一顆子彈把他的肚子打了個對穿,卻沒有傷到什麼重要器官,算起來運氣真不錯。 
    有一次,蔡智誠說到松山日軍的頑強精神讓人畏懼,陳團長卻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們也會怕死,松山守備部隊之所以始終沒有撤退,不過是因為他們以為會有援軍來救援。過去,我們在上海湖北湖南與日軍交戰,周圍哪怕只有鬼子的一個小隊,他們也會拚命趕過來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隊伍,他就不害怕、死纏著和你打。可這次卻不同了,打到最後也沒見一兵一卒來幫忙,這說明什麼?說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頂不住,硬是把他們丟下了!我給你說,這樣的事情只要多出現一兩次,軍心就懈了,再不會有部隊願意死拚死守,照這樣下去,小日本距離最後完蛋也就不遠了!」 
   「人在江湖上闖蕩最怕什麼?怕沒有朋友」,陳永思接著說:「軍隊在戰場上拚殺最怕什麼?怕沒有友軍協作。敵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們可以鼓起勇氣和他們對殺,可怕的是我們自己彼此間不信任,互相算計、見死不救,這樣的話,仗還沒有開打就先洩了氣,拳頭捏不緊,終究會被別人掰斷了手指頭……」 
    事後想來,陳團長的這番話顯然是有感而發,只不過在當時,新兵蔡智誠還沒有這個體會罷了。        
    在醫院,蔡智誠找到了羅煙桿。 
    羅煙桿的臉上中了一槍。子彈從耳朵旁邊打進去、又從嘴巴裡面飛出來,槍彈進去的時候撕掉了半邊耳廓,出來的時候扯掉了一塊嘴唇,搞得羅煙桿破了相。不過,這個傷勢雖然會使得他今後吃飯喝湯、或者娶媳婦相親出現重大困難,卻不影響他當兵打仗,所以,羅煙桿傷癒之後,還必須繼續扛槍上前線。 
    在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普通士兵並沒有正規的檔案,所以傷兵痊癒之後也許回到原部隊、也許就不回去了。一般情況下,受過傷的老兵具有戰鬥經驗,各個部隊都是搶著要的。 
    醫院的門口擺著好幾張桌子,各路人馬都在那裡招攬老兵。有的喊:「到這裡畫押啦!見面發一個月軍餉!」,有的嚷嚷:「傷兵補助!當場兌現!」……就像吆喝買賣的一樣。 
    第八軍的部隊中,只有榮譽第一師的經費最為充足,既不拖欠軍餉、也能兌現傷兵撫恤,他們的桌子上碼放著一摞摞的鈔票,十分具有誘惑力,引得有些傷員傷口還沒有痊癒就跑去領錢了。103師沒有那麼多現錢,軍餉是「分期付款」的、戰傷補助也需要用實物替代,所以時常可以看見一些出院的傷兵背著半麻袋大米沿街叫賣,活像個二道販子。最慘的是82師,要啥沒啥,他們的辦事人員只好扯著嗓子亂許願:「老兵歸隊,官升一級!」,咋呼了老半天也沒有幾個人願意投奔他們。    
    當兵吃糧,天經地義。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應該領軍餉,只要在戰場上受了傷就可以得到撫恤金,可事實上卻做不到這樣。不同等級的國軍部隊有不同的撥款標準,雜牌部隊的經費似乎永遠也不夠用,在這些部隊服役,傷癒之後能夠繼續扛槍打仗的軍人還勉強可以掙到幾個錢,而那些因傷致殘、無法復役的傷兵就慘了。 
    後方醫院的旁邊有一些低矮破爛的平房,那裡被稱做「陸軍某醫院某某組」,裡面住的全都是傷殘的榮軍。 
    這些榮軍傷員的「標準裝束」就是一件病號服——那時候的「病號服」並不是現在電影裡演的「豎條紋的兩件套」,而是一條薄薄的棉毛毯,中間挖三個洞,把腦袋和胳膊伸進去就成了一件「無袖披肩」,在病號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條縫著一個紅十字,表示該病員是一位光榮的傷兵——無論其腿部是否有殘疾,榮軍的胳臂底下永遠都夾著一根三角枴杖,那是他們的標誌也是他們的武器。傷兵鬧事的時候,滿大街的枴杖如林,再加上「老子們早就不想活了!」的叫罵聲,的確是氣氛悲壯、聲勢懾人。 
    說起來,這些傷殘榮軍真是既可憐又可恨。可憐的是,他們住在潮濕陰冷的土屋裡,醫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點糙米、隔幾周去噴灑一遍消毒藥水,就沒有人理睬他們了。這些傷兵與原先的部隊失去了聯繫,撫恤費和軍餉都沒有著落,他們的生活難以自理,手腳傷殘的人連洗衣服做飯都很成問題,有的人躺在床上什麼時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這些人卻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無辜的平民身上,經常禍害老百姓,不是偷雞摸狗、就是調戲婦女。有的傷兵手裡拿著瓶紅藥水守在路邊,看見有人經過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說人家「打翻了貴重藥品」,非要賠償多少多少錢不可,說不通就開打,還嚷嚷著「要不是老子們在前方賣命,哪裡有你們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對他們真是避之不及。        
    說起來,管理正規、服務周到的榮軍醫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陸軍總醫院。那裡窗明几淨、設備完善,男醫生女護士來往穿梭、細心周到,社會各界的慰問團絡繹不絕,就連蔣宋美齡女士也多次造訪、問寒問暖。不過,那個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夠進去的,要具備一定的資歷和資格,起碼要立過戰功、有勳章的軍人才行。        
    勳章這東西,有的人打了一輩子仗也沒有見到過,可蔡智誠剛上陣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時候,有消息說第八軍要從保山轉到陸良去休整,蔡智誠就想借這個機會離開103師,轉投當時正在組建的青年軍。誰都知道,國軍的部隊是「後來居上」,越晚籌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隊不如中央軍、先前的中央軍又比不上「駐印軍」和「遠征軍」,而現在的這個「青年軍」號稱是「太子軍」,無論裝備還是兵員素質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於是,蔡智誠就跑到軍部去找王光煒,請他兌現當初的諾言。 
    王上校這時已經升為了少將,一顆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見了小蔡,王少將樂滋滋地說:「別急別急,想去青年軍那還不簡單麼?先等著參加表彰大會,把你的勳章領到手再說」……一席話,搞得蔡新兵又驚又喜。        
    松山戰役,第八軍大出風頭,所以中央政府除了獎勵「大功錦旗」,還要給表現優異的參戰人員授勳。 
    第八軍共有四個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頭一個是軍長何紹周,另外三個是榮1師榮3團團長趙發畢、82師244團的營長謝夢熊(已陣亡),再就是王光煒。 
    要知道,這「青天白日勳章」可不一般,它是中華民國最高榮譽勳章,相當於古時候的「免死金牌」,從1929年到現在總共只頒發了209枚(001號的得主是張學良,209號由陳水扁發給了李傑)。「青天白日」不分等級,但一般情況下很少授予師級以下軍官,除了馬歇爾、史迪威這樣的老外,在駐印軍和遠征軍中,能得到這種勳章的都是孫立人、戴安瀾和宋希濂之類的人物。王光煒的這枚「青天白日」是130號,從編號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蔣宋美齡等猛人還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煒此時並沒有在第八軍擔任職務,嚴格的說,他還屬於貴州的遵義師管區,根本不是第八軍的人。所以何紹周軍長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只好把他寫成是「309團代理團長」,可這麼一來,以後介紹松山戰鬥的材料就出現了混亂,在有的文章裡,309團在戰場上同時出現了團長和代理團長,讓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煒說成是「103師補1團團長」,其實103師哪裡有什麼補1團,補1團在遵義,王光煒是跑到松山前線臨時客串「前敵指揮」的,可惜這個「前敵指揮」的差事又被李彌副軍長中途收回去了,王團長也就變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人物。        
    同樣「不倫不類」的還有蔡智誠,這位大學生也是自己跑來「客串」噴火兵的。王光煒覺得不能虧待了自己的小兄弟,決定也給他弄枚勳章掛一掛,可填寫材料的時候卻又犯了難——軍銜填成什麼?說他是個小兵吧,好像太委屈了一點,說他是個軍官吧,又沒有任何憑據。想來想去,最後寫了個「技術准尉」,正好介於官和兵的中間。 
    這份請功材料給蔡智誠帶來了一枚六等雲麾勳章,雖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寶鼎勳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榮譽,畢竟,當時的國軍官兵中能得到這種獎勵的人並不多。 
    獎章一時半會的還不能到手,要等到召開表彰大會的時候才能頒發。這當然無關緊要,大家依然很高興。 
    最高興的莫過於王光煒了,得了「青天白日」、又榮升為少將,103師師長的位置看來已經是十拿九穩。王少將雖然一再叮囑大家「不許胡說」,但終究還是掩飾不住滿臉的得意。 
    這時候,有傳聞說,第八軍的某位首腦將要調任昆明警備司令——底下的軍官們普遍猜測那一定是李副軍長,因為李彌是雲南人,由他出任雲南省會的警備司令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不過,在雲南這個地界,地方大權掌握在龍雲手裡,軍隊調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謂「警備司令」根本是有名無實,遠沒有在部隊擔任主官來得痛快——以李彌的性格,如果到了那個位置上,一定是夠難受的。        
    蔡智誠暫時留在了103師,他在營房裡盼望著自己的勳章,同時也等待著新任師長王光煒的到來。 
    誰曉得,等到11月份,忽然從軍部傳來消息,調任昆明警備司令的居然是何紹周,李彌升任第八軍軍長。這麼一來,王光煒的師長職務就泡湯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勳表彰大會終於召開了,即將離任的何紹周軍長在昆明給第八軍的立功人員頒發勳章。蔡智誠穿著嶄新的制服,雲麾勳章在胸前閃閃發亮——按照規定,准尉階級的軍人最高只能頒發第六等的勳章,「六等雲麾」雖然個頭小一點,只能「襟授」、沒有綬帶,但它同時配發勳標,即便是穿常服的時候也能在衣領下邊別起一個小牌牌,隨時告訴別人自己是個有戰功的英雄,還真是挺威風的。 
    王光煒沒有參加表彰會。李彌升任軍長以後,不僅沒有讓他當師長,反而宣佈他為「榮譽軍部附員」,意思是不承認他是第八軍的正式軍官。這可把王少將氣壞了,他連「青天白日」也懶得領,逕自回貴州享清閒去了。 
    不過,李彌軍長對陳永思團長還是挺不錯的,把他提升為103師的副師長,弄得老陳十分開心。可是,王光煒少將臨走的時候卻惡狠狠地說:「別高興得太早,等他穩定好部隊,早晚會來收拾你們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後,包括陳永思、王景淵在內的一幫師長副師長全都被解除了職務,直接趕出軍隊、打發回家去了…… 
    (直到1948年底,「嫡系將領」們在各個戰場或被擊斃或被俘虜,被消滅得差不多了,國民政府才趕緊重新起用這批「賦閒人員」,給他們陞官加爵、讓他們招兵買馬。然而,這些「臨危受命」的將領們早就對「黨國」寒透了心,手握兵權之後,要做的事情就是——起義)      
    長官們的這些事,蔡智誠管不著、也不十分關心。表彰大會之後,他沒有返回103師的營地,而是留在昆明等著軍部給他出具推薦信,以便能夠參加當時正在組建的青年軍207師。 
    12月中旬,推薦信終於到手了。信裡面把蔡智誠吹捧得天花亂墜,誇獎他是個身家清白、忠於黨國、品德高尚、智勇雙全的大好青年——憑著這份鑒定,別說去青年軍,估計進國防部都沒有多大問題。   
    蔡青年高興極了,於是就請送信的師部副官喝酒。     
    吃飯的時候,103師的這位副官突然問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師更好的部隊,你願不願意去?」 
    「哦?更好的部隊?在什麼地方?」 
103師的這位副官姓王,說起來,他已經是第二次給蔡智誠送信了。 
    上次送來的是蔡智仁的便條。二哥蔡智仁已經隨戴之奇將軍去青年軍201師上任了(201師當時駐紮在四川璧山,戴之奇由十八軍副軍長改任201師師長),二哥邀請弟弟到他那裡去。信上說,201師是「青年第一師」(青年軍各師的番號由201至209),兵源素質和武器裝備都可以得到優先保證,完全能夠滿足三弟的從軍願望。二哥還說,他已經和103師方面通了氣,弟弟用不著開具「推薦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團的軍車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團是蔡二哥的老部隊,當時正承擔著西南地區各兵站之間的長途運輸任務,只要向兵站站長提起一連長蔡智仁的名號,搭個便車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誠卻不想去201師。        
    在103師的這段經歷使蔡智誠有了一個體會:在部隊裡,熟人多了有好處也有壞處。比如,他原本並不想介入長官之間的糾葛,但卻因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關係,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了派系鬥爭的漩渦之中——蔡智誠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設一支純潔的、高尚的新式國防軍」,而這種充滿了封建舊習氣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裙帶之風正是他這個飽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學生極端厭惡的東西——所以,他不願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親屬關係庇護之下的特殊照顧。 
    在103師的經歷也使蔡智誠感覺到:軍隊的種種陋習並不像他原來預想的那樣簡單。不良現象的根源,並不僅僅在於士兵的愚昧無知,更主要的還在於領導階層中遺存著的舊軍閥傳統——以第八軍為例,雖然手裡操縱著現代化的美式裝備,可幹部的思想卻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狀態,信奉的依舊是滿清時候的曾國藩的教條。在這些軍人的觀念裡,忠於「國家」和「主義」的口號其實是虛幻的,效忠於某一位長官或者某一類勢力才是最實際的行為準則——在這樣的觀念的指導下,軍隊不可能真正成為國家和民族的保衛者,只能淪為極少數「精英」表現其個人聲望、謀取小團體私利的工具。 
    蔡智誠雖然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但他卻不知道如何去改變這個狀況。對於一個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顯得無能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夠通過改換門庭、找到一個新型的「好的」部隊,能夠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實現軍隊和國家的進步。        
    蔡智誠的這些想法,103師的那位副官並不理解,或者並不關心。 
    吃飯閒聊的時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羨慕「蔡兄弟」有那麼好的家庭關係,並且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 
    按照王副官的說法,雲南、廣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屬於本地方的集團軍,而惟獨貴州,自從王家烈倒台以後,部隊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國軍裡頭雖然有十多個「貴州師」,在抗戰中的表現也不壞,卻總是在各個軍之間調來調去、無法捏到一起。第八軍原本是貴州籍軍人唯一的希望,現在何軍長調走了、換了個雲南人李彌,各師的師長也調來調去,再也形不成氣候……王副官悲傷地感歎道:「何老總在中央有那麼大的權勢,怎麼就連家鄉的一支軍隊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誠卻比較贊同何應欽的豁達大度。他認為,以地方勢力為基礎的建軍方式根本就屬於封建陋習,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像以往「湘勇」、「淮軍」那樣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會的要求的,軍人的理想,歸根到底應該是為國家和全民族而戰鬥,是否編成同鄉團體、或者由誰來領導其實並不重要。蔡智誠說:「你看,我們貴州人在雲南打了勝仗,還不是一樣能夠得到全體民眾的褒獎?黔軍不黔軍的又有什麼區別」 
   「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痛」,王副官有點急了:「你是個大學生,打幾仗、立個功,然後還可以回去接著讀書搞學問。我們可是軍校出來的,當兵扛槍就是一輩子的職業,沒有一個可以依賴的團體,將來的陞遷甚至謀生還能有什麼指望?」 
   「我就不信全天下的軍隊都要講關係」,蔡智誠十分不服氣:「我偏要找個憑本事吃飯的地方」 
   「但願青年軍是你想像的那種部隊……」說到這裡,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麼:「聽說,昆明有個單位,比207師更加威風,你想不想去?」 
   「哦?什麼部隊?在什麼地方?」,蔡智誠很感興趣。 
   「我也不知道地點在哪裡,只曉得叫鴻翔部隊」 
   「鴻翔部隊?幹什麼的?」 
   「鴻翔嘛,還能幹什麼?坐飛機打仗的唄」 
   「哇——哈!戈曼德!」        
    那時候,蔡智誠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傘兵」這個兵種,但他對「戈曼德」卻早有耳聞。 
   「空中紅魔——戈曼德」是英國特別空勤團的代號,該部隊創建於1941年,是現代特種部隊的鼻祖之一。在德軍「閃電戰」肆虐歐洲的時候,只有幾支「戈曼德」部隊能夠深入敵後展開特種突襲,雖然戰果有限,卻對鼓舞同盟國軍民的戰鬥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當時的中國報刊上也時常宣傳「戈曼德」的英雄業績,把他們吹噓得神乎其神。 
    蔡智誠其實完全弄不清特種作戰是怎麼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坐著飛機去打敵人,然後坐飛機回來接受鮮花」的軍旅生活十分神往,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天兵天將」。     
    蔡智誠沒有想到國軍部隊裡也建立了「戈曼德」。但他知道,能夠參加「戈曼德」的一定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強將,十八般武藝俱全,屬於既能上天攬月、又能下海捉鱉的那種角色——蔡大學生雖然胸懷壯志,卻也清楚自己只有幾斤幾兩,所以,對這個傳說中的「鴻翔部隊」,他只能咽嚥口水,徒抱敬仰和羨慕之心、不敢有加入其中的奢望。 
    說來說去,「鴻翔部隊」的消息只可以用來飽個耳福。吃喝完畢、收拾行裝,王副官開車送蔡智誠去207師——那裡才是他該去的地方。        
    青年軍207師的師部設在雲南曲靖,當時的師長是方先覺。 
    提到青年軍,自然就會聯想到「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於是很多人就以為這「十萬軍人」全都是青年學生,其實並不是這樣。青年軍中的「知識青年」數量最多只能覆蓋到班長一級,基層士兵甚至許多班長排長並不是「文化人」。 
    以207師為例,該師下設三個步兵團、兩個炮兵營,另有通信營、輜重營,以及警衛和衛生單位。幹部來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第五軍(國軍第一個機械化軍)指派的有戰鬥經驗的軍官;二是蔣經國主辦的各類「幹部訓練班」的畢業生(這些訓練班畢業的幹部有的打過仗,有的人根本沒有摸過槍,素質參差不齊)。士兵之中,老兵主要來自新28師,這個師是第一批進攻松山的部隊,傷亡很大,倖存人員基本都補進了207師;新兵則是從四川送來的壯丁,這些人既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上過戰場。 
    207師的「學生兵」大部分是陝西人,另外也有來自江西、安徽等淪陷區的青年學子,其中有大學生、中學生,還有失業人員。在這些人中,「抗日救國」當然是大家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從軍動機,但也有部分人抱著其他目的——按當時的規定,青年軍的服役期限為兩年,「知識青年」服役期滿之後,如果選擇繼續讀書,可以保送進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名牌學府,學費由國家承擔;如果選擇參加工作,可以由政府安排合適的崗位——這樣的優惠條件,對貧困青年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學生被青年軍錄用以後,要經過相應的培訓。 
    大學生(包括大學在讀生)和高中畢業生有權力「選擇專業」。可供挑選的內容有三個,一是「機炮大隊」,畢業後分配到炮兵營和各步兵團所屬的迫擊炮連、排,以及噴火兵分隊擔任基層骨幹;二是「輜汽大隊」,學成後分配到輜重營或者通信營從事技術工作(207師的這批人後來都調到駐印軍的汽車團去了);三是「社會組」,那裡是培養連、排基層教員和政治軍官的地方。 
    蔡智誠選擇的是機炮大隊。他原本就有使用噴火器的基礎,並且,傾瀉在松山陣地上的那些猛烈的炮火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覺得,在今後的戰場上,大炮一定是奪取勝利的主角,自己應該掌握這方面的技能。   
    有趣的是,申請表格遞交上去的第二天,分配通知書下來了。別人領到的只是一張小卡片,而蔡智誠得到的卻是一份委任狀,上面寫著的職務是——機炮訓練大隊少尉教員。 
    蔡少尉頓時急了,連忙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謝剛升,分辨說:「我什麼都沒有學過,啥也不會,怎麼能當教員,還是改成學員吧」 
    謝剛升想了想,就在「教員」前面加了「見習」兩個字。 
    蔡智誠還是有點不踏實,又詢問道:「我這個職務是以『見習』為主,不是以『教』為主的,是吧?」 
    謝剛升樂了,揮揮手:「是的是的,去報到吧。你就是個見習員,好好學習吧」 
    蔡見習員這才放心了。        
   「機炮大隊」的訓練部設在昆明的北校場,這裡也是207師戰防炮營的駐地。 
    通常情況下,部隊的訓練單位都是培養帶兵官的,但是,由「學生兵」組成的青年軍訓練大隊卻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養成遵守軍紀的習慣,教學內容也側重於各種典、范、令。 
    訓練隊的制度是每天早晨4點半起床,整理內務、點名、出操、唱「黨歌」、背誦「總理遺訓」,7點正吃早飯,8點鐘開始上室內課,午飯後休息一小時,下午在訓練場學習軍事術科,晚餐後自由活動一小時,然後又是兩個小時的自修課,晚上9點熄燈睡覺。 
    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得初入行伍的青年學生們覺得很不耐煩,再加上訓練隊長、區隊長都是些老軍棍,遇到不順眼的學員不是打就是罵,這更讓大家對軍事管理產生了牴觸情緒,一些不安分的人就找機會惹事搗亂。晚飯後自由活動,幾個調皮鬼把拖拽大炮的軍馬騎出去玩,結果在大街上撞倒了行人;第二天上炮術課的時候,又有幾個傢伙不按照指令行事,教官正在講解要領,底下已經把炮彈「光當光當」發射出去了,還推托說是「走火了」,教官氣得直哆嗦:「我干了十幾年炮兵,從沒有聽說過大炮會走火……」 
    區隊長召集訓話:「原以為你們這些學生是軍隊的希望,現在看來儘是一幫烏合之眾!甚至連烏合之眾也不如,烏合之眾至少是一種顏色的,依我看,你們中間除了白的黑的,還有赤色分子……」 
    結果,把幾個特別搗蛋的學員當作「共黨嫌疑犯」送交軍法處了。        
    大部分學員還是能夠適應新軍隊的規則的,倒是有些教官一時半會的適應不了。 
    青年軍中有許多專職教官,有的傳授專業知識、有的負責政治教育,這些人原先大多是教書先生或者文人政客,雖然佩帶著校官軍銜,其實根本就沒有當過兵。上課時,教官進入教室,值日官(這是蔡智誠的差事)就大聲喊「立正!」,然後跑到教官面前敬軍禮、報告應到和實到人數,待教官還禮後再轉身下令「坐下」。遇到這種情況,好些文人教官被嚇得手足無措,一邊鞠躬點頭、一邊滿臉陪笑:「各位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與文人相比,行伍出身的教官卻是另一種風格。他們一般不大懂得細緻的理論,隨便講幾句就讓大家自己看書。教官說不出門道來、還不願意學員提問,於是就安排學生兵去跑步,繞著操場一圈接一圈地猛跑,他們站在操場中間,發現有誰偷懶就衝上去揍幾棍子,搞得學生們頭疼死了,暗地裡罵這些人是「跑步教官」。        
    訓練隊的理論課程中,政治課的內容首先是「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其次是「秀才當了兵,有理說得清」(講解青年軍人的責任和義務),這些都很容易領會;與軍事有關的內容,除了彈道學、火藥學之類的教材外,因為207師是機械化部隊,所以還必須掌握內燃機、電機工程和無線電方面的知識。 
    這些內容對文史類的學生是一大難題,他們對高等數學、矢量、燃燒值之類的概念簡直一竅不通,每天都要熬夜研究各種莫名其妙的數據。而這些功課對於浙江大學電機系的蔡智誠同學來說卻是易如反掌,於是,他可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炮兵術科的訓練上去。由於具備松山戰役中的切實體會,蔡智誠在很多方面比從未上過戰場的其他學員有著更強的感悟能力,因此,他各科的成績不是「佳」就是「甚佳」,很快就成了全大隊數一數二的優等生。        
    這樣的學習生活持續了不長時間,訓練基地忽然變得動盪起來。 
    首先是伙食水準急劇下降,每天蘿蔔青菜、青菜蘿蔔,不僅沒有肉、菜湯裡連油星子也見不到,到後來甚至連糙米飯也吃不飽了。按照政府的宣傳,青年軍的士兵待遇和後勤供應標準應該比其他軍隊高一個檔次,現在可好,別說高水準,就連保安團的飯菜都比不上,各單位的官兵紛紛鼓噪起來。 
    不久,師部附近的「社會組」的學員就開始鬧事,因為他們發現「方師長每天要吃一隻小乳豬」。於是,憤怒的學生兵毆打了後勤主任、師部副官和勤務兵,「社會組」率先罷課、並且提出了「驅逐貪污腐敗的方先覺」的口號,很快,其他兩個學兵大隊也響應號召,實行罷課抗議。 
    訓練隊的教官們被弄得啼笑皆非:「見鬼了,從來只聽說學校罷課,這回居然遇到軍隊罷課,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        
   「罷課風潮」持續了一個多星期。搞到最後,方先覺師長真的被調走了,鬧事的軍人們也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其實,這場風波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當時,雲南是遠征軍的根據地,不具備遠征軍或者駐印軍背景的高級軍官根本就別想在這裡帶兵。方先覺雖然算得上是位抗日名將,而且是正宗黃埔生、資歷也夠老,可他從來沒有在遠征軍或者駐印軍裡混過,因此,想在雲南掌管精銳的207師,注定是困難重重。 
    在上層人物的指使下,雲南各兵站斷絕了對207師的物資供應,接著,又有人攛掇著學生兵起來鬧事(207師的軍官大多來自於杜聿明的第五軍)。事情越搞越大,最後鬧到了中央,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覺調到陝西擔任206師的師長,改派遠征軍出身的羅又倫擔任207師師長。 
    羅又倫是杜聿明第五軍的老人,而且當過二百師(杜聿明的老底子)的師長。自從他上任以後,米有了、面有了、豬肉香油都有了,部隊伙食大為改善。        
    可是,消停了沒多久,軍營裡又開始鬧事了。 
    學兵訓練即將結束的時候,杜聿明提出,把207師輜汽大隊的學生兵補充到印度的汽車團。羅又倫師長是杜長官的老部下,當然遵命照辦。「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對於被調動的人員來講,似乎也只有服從軍令的本分。 
    可是,這一次卻不同,207師是青年軍,駐印度的軍隊是遠征軍,兩者間的待遇是不一樣的,政府在招兵的時候就明確規定了不同的政策,所以,把青年軍裡的學生調到遠征軍去,相當於「政府違約」了。輜汽大隊的學員們可都是具有維權意識的知識分子,立刻就鬧騰起來,使用的還是先前的那一招——罷課抗議。 
    其他兩個大隊也覺得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畢竟,大家都是奔著青年軍的招牌來的,誰也不願意自降一格變成了遠征軍,一旦丟掉了青年軍的名號,那些上大學、找工作的優惠待遇不就全部泡湯了麼!更何況,當時還有個傳言,說杜聿明準備撤消207師的番號,把所有人員和裝備分散到遠征軍各個部隊去。這一下,大家都憤怒了,於是紛紛響應輜汽大隊的號召,罷課,示威。 
    訓練基地的教官急得昏天黑地。有位老先生跑到寢室裡動員大家到教室去復課,他老淚縱橫、一雙手在胸前比劃著:「同學們,不能這麼鬧啊!這樣鬧下去,等你們的鬍子像我這麼長了,國家還是沒希望呀……」。 
    可自始至終,沒有人理睬他。        
    這時候,上峰送來了準備發放給「精銳部隊」的美式軍服。但是,沒有人去領那些衣服,更沒有穿戴新式服裝。 
    夜裡,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操場的旗桿上升起了幾隻美式步兵靴,還在牆上張貼了兩幅標語,一條寫著:「我是中國人,不穿美國衣」,另一條是「驅逐出賣207師的羅又倫,恭迎方先覺師長回滇重掌舊部!」 
     ——嗨!這不是瞎折騰麼。        
    折騰到最後,羅又倫沒有被驅逐,輜汽大隊的學生兵終於還是去了印度。但上級同時又補充了一個政策,規定被徵調到遠征軍的青年軍的官兵還可以繼續享受青年軍的各種優惠待遇,這才算是平息了各方面的怨氣。 
    因此,在國軍之中,真正能夠被稱做「青年遠征軍」的只有207師。這支青年軍性質的部隊沒有被撤消,而是被編入新六軍,成為了遠征軍的一部分。抗戰勝利後,207師被杜聿明帶到東北,是青年軍中最先投入內戰的部隊,後來,這支國軍「王牌主力」在遼沈戰役中被解放軍四野全殲……         
    當然,這一切和蔡智誠並沒有多大關係。 
    因為,他這時已經離開207師,參加傘兵部隊去了。      
    「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六軍」。這是1946年流傳在東北地區的一段民謠,意思是誇獎新六軍的服裝好看模樣帥、文武雙全素質高——說實話,新六軍打仗的水平暫且不論,僅從外表上看,確實比「土八路」東北聯軍漂亮得太多。在當時,瀋陽街頭身穿美式軍服、挎著女學生逛馬路的「抗日功臣」,有許多就是45年初在雲南「罷課鬧事」的青年軍學生。   
    大家都知道,新六軍號稱國軍的「五大主力」之一。其實,「五大主力」時期的新六軍,下轄的應該是新22師、14師(黃仁宇先生曾經在這個師當過排長)和207師,這三個師合在一起,實力的確十分強大,解放軍還真的沒有在他們手裡佔到過什麼便宜。可後來,14師調出去組建了新3軍,207師分出去擴充了第6軍,只剩下一個新22師支撐門面,新六軍再自稱是「五大主力」就有些勉強了。   
    遼沈戰役的時候,207師是個「加強師」,下轄三個旅,每個旅三個團,實際相當於一個軍。3旅(許萬壽旅)編入了廖耀湘的「西進兵團」(主攻黑山、大虎山的就是這夥人),該旅最終在胡家窩棚附近被殲滅;1旅和2旅留守瀋陽和撫順一帶,在戰役末期,這兩個旅是「守備兵團」中唯一進行過頑固抵抗的部隊——說起來,207師也算是對得起老蔣和小蔣的一番栽培——因此,蔣委員長後來在台灣又重新組建了「青年軍207師」,當然,這已經和抗戰期間投身行伍的那幫青年學生沒有多大關係了。        
    每當想到這支部隊的結局,蔡智誠總是很慶幸自己及時地離開了207師——要不然,他肯定就和訓練營裡的許多同伴一樣,將自己年青的生命徒勞無益地葬送在東北的黑土地上了。        
    1945年春節過後,蔡智誠在207師炮兵營的公告牆上看見了「第五集團軍」的招兵通告——招募單位是「陸軍突擊總隊」,招收對象是「具備初中以上學歷」的步、炮兵種的士兵——當時,誰也弄不清這「突擊總隊」是幹什麼的。不過,通告上有個比較吸引人的條件是「薪餉從優」。   
    這個告示並沒有引起蔡智誠的注意。在那個時候,軍營內外經常可以見到這樣那樣的招募廣告,有「軍統」的、「三青團」的、甚至「別動軍」的。昆明是個學校雲集的地方,這些廣告上也常常提出各種各樣的學歷要求,蔡智誠最初還以為這個「突擊總隊」也是個什麼「別動軍」之類的組織,所以就沒太在意——他對當特務、打游擊不感興趣。        
    那段時間,蔡智誠經常到炮兵營去。207師戰防炮營與機炮訓練大隊共用一個操場,學兵們上課的時候使用炮兵營的裝備,下課以後如果希望「加練」,炮兵營可以提供「教具」,但陪練人員則要靠自己解決。一門戰防炮需要三個人才能操縱,因此,蔡智誠總是去找潘崇德想辦法。   
    潘崇德是戰防炮營的通信兵,雲南本地人,家境比較貧寒。他參軍入伍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賺錢養家。那時候,當兵的月餉比一般店員夥計的收入要高得多,只要部隊不欠餉、自己又不怕死,用賣命錢來貼補家用也是窮人的一條活路。小潘個子不高、頭腦靈活,每當蔡智誠需要「陪練員」,他總能拉幾個人來幫忙。當然,人家也不能白干,需要付一點酬勞,或者給包香煙、或者給點錢——這是他們撈外快的一種方法。        
    春節過後沒多久,潘崇德就跑去參加「突擊總隊」了。這很好理解,因為那裡的「薪餉從優」,對小潘這樣的士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四月底的一個星期天,蔡智誠又在操場上遇見了潘崇德,這小子穿著一身新制服,正興高采烈地和老戰友們吹牛皮。蔡智誠問他:「小潘,你們那個突擊總隊是做什麼的呀?」   
    「傘兵」, 潘崇德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臂章:「鴻翔部隊」   
    「鴻翔部隊?!」,蔡智誠的腦瓜裡如同響了一聲炸雷:「戈曼德啊!老天,我怎麼錯過了這個機會!」        
    「鴻翔」是「陸軍突擊總隊」的代號。   
    1944年1月,第五集團軍司令杜聿明受到德國在歐洲戰場使用傘兵的戰例的啟發,在第5軍的建制下設立了「第一傘兵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空降兵部隊。   
    「第一傘兵團」對外稱「鴻翔部隊」,下轄三個營,兵力有一千人左右。但是,由於軍界的高層人物對傘兵這個新事物並不瞭解,傘兵第一團也就始終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自組建以來,不僅沒有得到過任何空降設備,更沒有跳過傘,每天只能進行普通的步兵訓練。所謂「傘兵」,不過是有其名無其實,所以大家都弄不清這個「鴻翔部隊」到底是幹什麼的。   
   (說到這裡,嘮叨幾句——挖「蒲公英」坑的這些天裡,有朋友按捺不住,埋怨馬甲寫了五六萬字還沒有見到降落傘——馬甲我嘴裡不說,心裡卻暗暗嘀咕:哼!急什麼,瞧人家「鴻翔部隊」,組建一年多了都沒有見過降落傘,還不是一樣在那裡耗著。咱們也耐著性子,慢慢熬吧,嘿嘿……)        
    慢慢熬,好不容易熬到了45年的春節。   
    有一天,昆明市舉辦「迎春社交舞會」,杜聿明在舞會上遇到了昆明美軍參謀長麥克魯少將,於是就拉著他訴苦,說自己有個傘兵部隊,多麼多麼重要、又多麼多麼可憐。麥克魯少將正在興頭上,立刻就轉告給中印戰區總參謀長(兼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魏德邁大概也是香檳酒喝高了,當場就答應幫杜聿明解決傘兵的裝備問題,並且交代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負責辦理此事。   
    這個魏德邁,根本沒有問清楚第五軍的傘兵有多大規模,稀哩糊塗就承諾負責「包圓」。您想,杜聿明是多精明的一個人呀,豈能放過了這個機會,從舞會上回來,他馬上命令傘兵團擴大編製,將原有三個營十個連擴充為二十個隊(加強連),部隊規模立刻翻了一倍多。   
    編製擴大了,人員從哪裡來?趕緊招募唄!於是,春節剛過,昆明附近的兵營裡就出現了招兵廣告,各路精兵都湧進了傘兵團。   
    二十個加強連的隊伍,再稱為「第一團」就不好意思了,於是改名為「陸軍突擊總隊」(不直接叫傘兵是為了保密),雖然掛上了「陸軍」的招牌,卻仍然在第五集團軍的建制之內。說穿了,其實就是杜聿明手底下的一個傘兵旅。        
    這其中的玄機奧妙,蔡智誠當然無從知曉。但是,他既然知道了「突擊總隊」就是自己嚮往已久的「戈曼德」,就一定要想辦法參加進去——有潘崇德的榜樣擺在面前,蔡智誠已不再擔心自己不夠格。因為,小潘的綜合素質並不比自己強,他能進「鴻翔部隊」,自己就更應該能夠做得到!   
    可這時候,「鴻翔部隊」在207師的招兵工作已經結束了。「招募辦」在昆明憲兵部隊還有最後一場面試,於是,第二天,蔡智誠就帶著申請材料跑到了憲兵十三團。        
    招募現場,除了蔡智誠,其他人都是憲兵。主考官看見憲兵司令部裡鑽進來一名陸軍少尉,不禁愣了一下,解釋說:「我們只招收士兵,不招錄軍官」   
    蔡智誠對此早有準備,挺著胸脯回答:「學生投身國防,並不是為了陞官發財。如果能夠加入鴻翔部隊,我甘願放棄軍銜,從普通士兵幹起」   
    主考官似乎很滿意,拿起蔡少尉的簡歷看了一遍,又問了問207師學兵訓練營的幾位長官的名字,然後遞給他一張表格:「根據你的情況,應當先經過207師政治部的批准。給你一天的時間,辦完相關手續再來報到」   
    蔡智誠拿起表格就往師部跑。慶幸的是,這時候207師的師部已經從曲靖搬遷到了昆明,距離並不遠;更值得慶幸的是,這時候的各學兵大隊正在罷課鬧事、嘈嘈著「驅逐師長羅又倫」,政治部的人對一幫學生兵頭疼得要命,聽說有人想走,真是求之不得,立刻簽字蓋章,在所有的欄目都填上「同意」、「同意」,好像生怕有誰反悔似的……        
    就這樣,1945年4月底,207師機炮訓練大隊的少尉見習教員蔡智誠,終於正式加入第五集團軍陸軍突擊總隊,成為了一名國軍傘兵技術上士。   
    從207師參加鴻翔部隊的士兵很多,主動降銜的人物也不止一個。但蔡智誠卻是207師最後一個報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個來自學兵訓練大隊的學生兵。        
    蔡智誠參加「鴻翔部隊」的時候,陸軍突擊總隊已經組建一個多月了。   
    說來有趣,美國人原以為第五軍的傘兵不會有多少人馬,頂多不過是一支偵察部隊,因此認為從第十四航空隊隨便弄點裝備就足夠打發了。誰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麼大,翻開花名冊一看,林林總總將近四千人!這麼大規模的隊伍,陳納德的航空隊哪裡應付得下來。   
    魏德邁總參謀長吃了個啞巴虧,答應過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鬱悶了半天,最後只得派飛機空運物資,把原本為印度軍隊預備的空降裝備先送給中國傘兵——不過,從這以後,魏德邁將軍再和中國軍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簽個備忘錄、先把細節講清楚,這也算「吃一塹,長一智」吧。   
    話又說回來,美國人的裝備也不白給。他們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顧問團」,團長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顧問不僅要負責中國傘兵的訓練和考核,就連部隊的作戰調遣也要參與指揮,所以,這支陸軍突擊總隊實際上是由杜聿明和美軍司令部共同領導的。        
    傘兵的訓練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   
    蔡智誠屬於突擊總隊的「第四期補充兵」,訓練營設在昆明東南的宜良機場。報到當天,軍需部就送來一大堆長槍短槍,有阻擊步槍、衝鋒鎗、卡賓槍,還有四五式手槍和勃郎寧輕機槍。負責訓練的美軍顧問是個大胖子上尉,他並不組織新兵射擊,而是一人發給一張雨布,鋪在地上讓大家練習拆卸,把這些槍支拆了裝、裝了拆,足足折騰了一整天。   
    第二天上射擊場,剛加入傘兵的這些「新兵」其實都是老兵了,本以為實彈射擊沒有什麼稀奇,可到了現場才知道,美軍的訓練要求和國軍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樣。就拿射擊姿勢來說,美軍顧問特別強調步槍背帶的使用,臥姿、跪姿用「套背帶」(lopp sling),站姿用「挽背帶」(hasty sling),射擊完畢之後還要清洗槍具。而國軍部隊裡決不會允許把槍背帶弄來弄去,更不允許用肥皂水擦洗槍支零件——在當時,《步兵操典》被奉為國軍的金科玉律,也只有這些美國人敢於打破規矩、另搞一套。   
    令蔡智誠印象最深的,是美軍顧問十分重視訓練安全。實彈射擊的時候,每個射手身後都有檢查員,反覆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場練了好些天,用各種槍支從50碼、100碼、打到200碼,彈殼堆成了小山,接著又練投彈、練爆破……從來沒有發生任何事故,這和103師的新兵營簡直有天壤之別。        
    不過,美國佬也有出事的時候。   
    蔡智誠剛到宜良基地沒幾天,訓練營裡就發生一件大事——負責指導汽車駕駛的美軍教官(一個中士)夥同翻譯和油庫看守,把十幾桶汽油拉出去賣了。   
    在當時,後勤的口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盜賣軍需油料屬於嚴重的犯罪。中國軍方偵破此案後,決定槍斃翻譯和油庫看守,沒有處罰美國兵。可美軍司令部卻認為那個翻譯是美軍顧問團聘請的人員(西南聯大的教員,不是軍人),應該由美方審判,又把翻譯從刑場上救了下來。結果,根據美國人的調查,盜賣汽油的主謀應該是教官和看守,於是就把那個美軍中士判了死刑,卻把中國翻譯給釋放了。   
    那時候,美國軍人的事情只有美軍自己可以管,中國方面無權干涉。大街上經常可以看見醉薰薰的美國兵,搖搖晃晃、嘻嘻哈哈、瘋瘋癲癲,根本不把中國軍警放在眼裡。可他們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國憲兵。   
    憲兵繫著白腰帶、手拿短軍棍,鋼盔上寫著「MP」。他們發現酗酒的士兵,就在路邊畫個圓圈,讓醉漢在圈子裡罰站。憲兵寫個小紙條,註明處罰開始的時間和結束的時間、貼在違規士兵的軍服上,然後就走了,那醉漢站在圓圈裡東搖西晃、一個勁地看手錶,卻始終不敢離開,老百姓在周圍喊「哈羅」、喊「OK」,他也懶得答應,一副沮喪的模樣,真是又可憐又好玩。        
    美國的憲兵威風,中國的憲兵就差勁多了。蔡智誠所在的「第四期補充兵」就是從憲兵三團和十三團招來的,絕大部分都是中學畢業生,這些人都沒有打過仗,突擊總隊也沒打算讓他們上火線,準備把他們訓練成「摺傘兵」、補充到後勤單位。   
    5月10日,總隊訓練處主任李宜年(朝鮮人,黃埔生,47年回國後被刺殺)到宜良基地視察新兵。「第四期補充兵」列隊接受長官的檢閱。   
    李上校走過蔡智誠面前的時候,發現了小蔡胸口上的「雲麾」勳標,就問:「你在哪裡得的勳章?」   
    「報告長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憲兵麼?」   
    「報告長官,我不是憲兵。原先在103師,後來在207師」   
    「噢……」,李宜年點點頭。   
    於是,檢閱之後,蔡智誠就離開了宜良機場,轉到巫家壩機場接受跳傘訓練。        
    在昆明,陸軍突擊總隊有三個訓練場,「第四期補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礎訓練營,「崗頭村基地」是戰術訓練營,巫家壩是傘兵營地。當時,「一期兵」已經能上天了,「二期兵」屬於機降部隊、在崗頭村訓練,蔡智誠到了巫家壩,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練習跳傘動作。   
    剛開始,蔡智誠接受的考核比較簡單,單槓、跳馬、立定跳遠,這些都是中學體育課上的內容,很容易完成。後面的項目就比較新鮮了,「天橋行進」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來走去,目的是為了練習平衡能力,免得以後在飛機裡遇到顛簸就動彈不了;「高台跳躍」是從一個三米左右的檯子上往下蹦,主要練習跳傘的落地動作;「機倉躍出」是在一架假飛機裡坐好,掛好傘鉤、檢查傘包,然後根據指令躍出機倉,目的是為了練習離機動作;再有就是「吊傘架」,背著傘包吊在三角架上,練習操縱方向——這些內容也不算難。   
    讓蔡智誠比較頭疼的是「空中飛躍」和「連續飛躍」。前者是從一根木樁上起跳,抓住兩米開外一個晃來晃去的吊環;後者更誇張,一長溜木架子上掛著十多根繩子,抓住第一個繩索蕩過去、再抓住下一根繩索蕩起來……如此循環反覆,像隻猴子一樣蕩悠到終點。蔡智誠總是從繩子上、吊環上摔下來,練了兩個星期、整得鼻青臉腫,好不容易才過了關。   
    不過,令大多數人最為難的「高塔跳下」,蔡智誠卻覺得無所謂——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頂端有間小房子、一根鋼絲繩從塔頂連接到地面,傘兵掛著安全帶、順著鋼絲滑下來,中途還要做幾個技術動作——這其實沒有什麼危險,但問題是新兵們從塔頂的小房間裡鑽出來,一探頭看見腳下離地面那麼遠,頓時就慌了,站在門口不敢動。再加上教官又在旁邊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緊張得不知怎麼辦才好,好多人都是在這個環節上卡了殼。        
    「高塔跳下」之後就來真格的了,上飛機跳傘。   
    空中訓練之前,地面的考核項目必須全部合格。蔡智誠是45年5月30號首次上天的,這時候,許多與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補充兵,甚至許多「傘兵一團」時期的老兵都還在地面上練習,沒有取得上飛機的資格。   
    有資格上飛機的人也不一定能過關——按美軍的規定,跳傘考核實行的是「自願原則」。在進行裝具準備的時候,教官就告訴大家:「不想跳傘的人可以出列,不受處罰,也不會失去下次再跳的資格」,臨出發的時候又說一遍、上了飛機還這麼說,於是就有人卸下傘包離開了。帶隊官急忙朝機艙外面嚷嚷:「還有座位!誰來參加?」,跟著就有其他傘兵自願補充進來……        
    飛機升空,先轉悠兩圈,讓大家放鬆情緒。   
    黃燈亮是準備跳傘,傘兵起立檢查掛鉤和傘具,綠燈一亮就開跳。這時候,有人頂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滿臉鼻涕眼淚,教官是不能逼著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讓他們再坐著飛機回去——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可以原諒,但如果下次還是這樣,就只能轉到其他部隊,沒資格當傘兵了。   
    頭一次跳傘,蔡智誠也害怕。最緊張的是從座位走向艙門的那段路,按條例規定,傘兵跳傘時手掌的四指應該放在艙門的外側,可走到機艙門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雙手頂住機艙的內壁。遇到這種情況,教官只好把這人拉回來重新排隊,反正他一旦採取了這個姿勢,你想推他出去也辦不到。   
    事實上,只要把手伸出機艙,就不再感到害怕,反而會產生躍躍欲試的衝動。教官一拍頭盔,傘兵的身子就往前撲,怎麼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剛離開飛機的時候,強烈的氣流刺激著眼睛,讓人覺得很不舒服。可不一會,「彭」的一聲,背後震動一下,傘衣打開了,降落傘隨即漂浮在空中,傘兵們在天上哈哈大笑、衝著地面狂吼亂叫,真是興奮極了。        
    抗戰期間,國軍傘兵只具備強制開傘(掛鉤跳傘)的手段,沒有裝備備用傘(有也不會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飛機以後只能聽天由命,如果主傘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傘兵的空降高度幾乎是固定的,從600公尺處跳出機艙,就等於有400公尺的距離要任憑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過,在當時,蔡智誠他們並沒有感覺到這其中的可怕。跳傘成功的喜悅蓋過了一切擔憂,每個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將」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傘成功之後,就可以正式編入傘兵分隊。蔡智誠當天就被分配到傘兵二隊的第二分隊。   
    陸軍突擊總隊下設二十個隊(以後又增設了一個特務隊和兩個補充大隊),每個隊的兵力相當於一個加強連,火力卻超過了普通的步兵營。   
    以蔡智誠所在的傘兵二隊為例。該隊編制208人,下設6個分隊(排),1、2、3分隊為傘兵分隊,4、5、6分隊為機降分隊。每個傘兵分隊36人,配備火箭筒3門、輕機槍3挺、狙擊步槍3枝、衝鋒鎗9枝、卡賓槍18枝;4分隊(炮兵分隊)配備60迫擊炮6門;5分隊(機槍分隊)配備0.50英吋氣冷式重機槍4挺;6分隊(工兵分隊)配備掃雷器、爆破設備和建築器材。   
    傘兵二隊配備有美式吉普車(機降車輛),各分隊配備了電台和對講機,組長以上軍官配發望遠鏡,此外,每個傘兵都備有指南針、傘兵刀和四五式手槍。        
    傘兵二隊隊長是姜鍵少校,第二分隊隊長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誠是二分隊的技術上士,任務是負責設備維護。二分隊的傳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師戰防炮營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擊總隊的各個隊都有自己的代號,一隊「諸葛」、二隊「伏波」、三隊「世忠」、四隊「武穆」,這四個隊是「鴻翔部隊」最早完成訓練科目的連隊——不過,說是「完成訓練」,其實有點打馬虎眼。比如蔡智誠只跳過一次傘,連傘兵證章都沒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軍士了。   
    根據美國人的規矩,無論官兵,必須連續跳傘八次(每次的考核內容都不一樣),全部合格,才能頒發傘兵證章。如果中間有一次不過關、或者兩次之間的間隔時間超過一個月,都必須從頭再來。按照這個標準,別說傘兵二隊,就連全突擊總隊也沒有多少人能拿到傘兵證章。   
    當然,這事也不能怪當兵的。傘兵證章是個橢圓型的胸牌,上面畫著個帶翅膀的降落傘,蔡智誠做夢都想得到那個東西,一有空,他就抱著傘兵裝具、揣著跳傘成績表跑到機場上,等著帶隊官喊:「還有座位!誰來參加?」,可等來等去也沒等到機會。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誠和幾個同伴擠在一輛摩托車上,準備去機場當「替補」。車子剛到路口就被攔下來了,一群帶白箍的哨兵擺著手說:「回去回去,機場戒嚴了」   
    傘兵二隊的幾個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還議論著:「機場戒嚴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有什麼大人物要來視察了?」   
    回到軍營,看見傳令兵潘崇德正跑來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開澡堂,要洗澡的趕快去」。那時候,連隊澡堂的鍋爐是燒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飯後開放一兩個小時,現在居然讓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麼事了。   
    晚飯後,兵營裡忽然來了一夥美國軍官。蔡智誠還在想:「今天又戒嚴又洗澡的,難道就是為了迎接這幾個美國佬?」,可就在這時,分隊長周之江傳達命令:「各組進入戰鬥準備,即刻領取戰備物資」。   
    傘兵分隊下設三個戰鬥組(班),組長都是些中尉少尉。他們跑到庫房裡來領彈藥,一邊議論著:「要打仗了,打什麼地方呀?」   
   「嗨!誰在乎那個,當傘兵的,坐上飛機直奔戰場,到哪裡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裡十點,蔡智誠和他的戰友們乘車前往昆明巫家壩機場。   
    ——看過《兄弟連》的朋友應該知道,101空降師506團2營E連的官兵是在佐治亞州訓練了一年多以後才奔赴歐洲的,並且又在英國經過了多次演習才踏上戰場。而國軍第五集團軍陸軍突擊總隊第二傘兵隊,組建時間不到三個月、接觸傘兵裝備只有兩個月,大部分戰士的跳傘經歷不超過四次、沒有進行過任何演習,可他們同樣登上飛機、義無返顧地投身抗日戰場了。        
    傘兵們陸續走進機艙的時候,美軍顧問赫斯少校對中國小伙子說:「年青人,我為你們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們的名字,明天以後,你們的名字將會是中國軍隊的驕傲!」      
  1945年6月6日夜間,「陸軍突擊總隊」第二傘兵隊進入「紅色戰勤(登機)準備」,各分隊根據作戰條例的規定領取軍需物資。這一下,可把蔡智誠忙壞了。   
    蔡智誠是分隊的技術上士,主要職責是保證武器裝備的正常使用——這並不難做到,因為傘兵的武器、彈藥、給養、裝具……從槍炮到子彈、從頭盔到鞋帶,樣樣都是美國貨,而且全是嶄新的。   
    說起來,「技術上士」其實並不需要多高的技術水平——美國人的裝備,只要是用箱子裝的,裡面都有本說明書——手雷箱子裡的說明書告訴你「保險插銷」安裝在什麼地方,罐頭箱子裡的說明書不僅提示你如何正確地打開鐵皮蓋子、還叮囑你注意牛肉的保質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備一點基本常識,誰都能當這個「技術上士」。        
    技術含量雖然不高,可雜七雜八的事情卻有不少,臨戰之前更是手忙腳亂。   
    按照美軍的規矩,士兵的日常裝具是訓練時用的,宣佈「紅色戰勤」之後要另發一套新裝備。這其中包括:   
    一個傘兵頭盔(防震盔,裡面配一頂船形帽),一雙跳傘鞋(短腰皮靴),一雙作戰鞋(帆布膠鞋),一個作戰行囊(裡面裝有一條軍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龍雨衣、一包香煙、一包巧克力、兩個肉罐頭、兩包餅乾),一個急救包(裡面裝著消炎藥、消毒藥、止血藥、止痛劑、止腹瀉藥片……),一把傘兵刀,一把折疊鐵鍬,一隻手電筒、一個軍用水壺(帶飯盒),還有一個基數的彈藥(四枚手雷、50發手槍子彈、200發步槍子彈)。除此之外,傘兵們還需要攜帶其他彈藥,比如地雷、炸藥、機槍子彈或者火箭筒彈……   
    這些東西(包括香煙餅乾)全都是美國貨,需要「技術上士」把各種說明書統統念一遍。而且,上述的這些內容只是最低攜帶量的裝備,如果有誰的力氣大、願意多背多扛,無論是彈藥還是食物藥品,都可以隨便拿——因為傘兵與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戰場,後勤供應就難以保證,最可靠的辦法是把必要的東西都隨身帶著。所以,有些人就拚命領東西,再把降落傘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幾乎都站不起來了。        
    分發裝具的時候,「技術上士」還要給每個人一個防水袋,那裡面裝著一張照片和一張軍人登記卡——美國兵的脖子上有「軍牌」,咱們國軍沒那玩意,只好用這小袋子代替。   
    趁這個時候,大家還要把平時積攢下來的軍餉交到「技術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記家庭地址,這樣,「如果有誰回不來了」,部隊也知道應該把錢和書信寄到什麼地方去。至於作戰期間的開銷就用不著士兵們操心了,軍官那裡不僅有敵占區的鈔票,而且還準備了現大洋——那可是硬通貨。        
    忙完這些事,已是夜裡十二點,傘兵們乘車前往機場。   
    巫家壩機場上停著十多架美軍運輸機,有C46、也有C47。蔡智誠他們在飛機翅膀底下坐著,過了一會,機場外呼啦啦開過來好多輛卡車和吉普車,從車下跳下幾十個美國兵,七手八腳地往飛機上裝運箱子。   
    突擊總隊的司令官李漢萍少將(黃埔六期生,湖南長沙人。49年被俘,66年獲特赦)也來了,和他一起的還有幾個美國軍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當時,突擊總隊的美軍顧問來自兩個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師的,為首的是顧問團團長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來自第十四航空隊,赫斯少校就是他們的頭。第十四航空隊的這批人其實並不是正規的傘兵,但他們在中國呆的時間長、對國軍的情況比較瞭解,所以擔負了機降部隊的訓練任務。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國志願航空隊」搞後勤維護工作的,現在當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這個人四十歲左右,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不過,因為他平日裡不大接觸傘降訓練,所以傘兵分隊的官兵們對他並不十分熟悉。   
    在這一天的夜裡,上級長官對士兵們格外客氣。李漢萍司令挨著個與大家握手,司令部的軍官還把戰士們逐一扶上舷梯(傘兵的裝備太重,爬梯子必須有人協助)。赫斯少校拍著中國傘兵的肩膀,大聲說道:「年青人,我為你們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們的名字,明天以後,你們的名字將會是中國軍隊的驕傲!」        
    蔡智誠和夥伴們登機的時間大約是在凌晨四點左右。   
    隊長的安排是讓大家在機艙裡抽空睡一覺,可戰士們哪裡睡得著。於是就唱起歌來——握緊手中槍,擦亮手中刀,報仇雪恨的時候到,捨身殺敵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運送三十名傘兵,因此,三個傘兵分隊的士兵就佔用了四架運輸機。   
    機艙門沒有關上,戰士們不斷地向外張望,一會兒說:「看吶,機降分隊登機了」,一會兒又喊:「看啊,看啊,美國兵也上飛機了」   
    大家都在猜測空降作戰的地點。有人開玩笑說:「美國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東京喲!」   
    其他人都樂了:「這個主意不錯,讓咱們降落在日本皇宮、把昭和天皇抓起來,戰爭立馬就可以宣告勝利了!」   
    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十分開心,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天色濛濛亮的時候,飛機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轟鳴聲中飛上了天空。從巫家壩機場起飛的十五架飛機,傘兵二隊隊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運載傘兵分隊、五架運送機降分隊和美國人,其餘五架滿載著軍需物資。   
    運輸機在天上轉了一圈,又等來了二十四架護航戰鬥機。接著,龐大的機群迎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浩浩蕩蕩地向東飛去。        
    飛機升空以後,機艙裡立刻安靜下來。大家閉著眼睛養精蓄銳,其實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誠一遍又一遍地回憶著跳傘程序的各個環節,畢竟,這之前他只跳過一次傘,業務生疏,倘若還沒見到敵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給摔死了,那可實在是太冤枉。   
    太陽出來了,陽光透過駕駛室照射到機艙裡,照到人們的臉上。傘兵們睜開眼睛,好奇地打量著駕駛艙裡的飛行員,晴空裡的晨暉在駕駛員的身上塗抹了一層燦爛的光暈,使他們看上去就像仙靈一般,神秘而莊嚴。   
    機艙裡的每個人都在猜測,那駕駛員手裡的方向盤將把自己帶到什麼地方?可是,卻沒有人敢開口問一聲。周之江分隊長一個勁地看手錶,他走到駕駛艙門口對飛行員說:「請你們比規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鐘亮黃燈,我們的動作還不太熟練,早一點做準備比較好」   
    飛行員答應了。飛機的導航員是個中國小伙,他站起來對機艙裡說:「沒問題,一定讓你們準備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氣狀況良好,很適合跳傘的條件,請大家放心吧!」   
    傘兵們一面欣慰地點著頭,一面在心裡暗罵:「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麼地方,你倒是先說出來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時,機艙裡的黃燈亮了。   
    「全體起立!跳傘準備!」,周之江分隊長大聲地吼叫起來——這喊聲意味著,中國軍事史上的第一傘兵空降作戰,即將拉開序幕了。   
    可是,在當時,機艙裡的傘兵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多麼重要的歷史時刻。提前十分鐘亮起黃燈準備燈,也就是要讓戰士們背著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鐘,不過,大家對此並沒有異議,全都認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檢查著牽引索掛鉤和自己的傘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誠這時候絲毫沒有考慮運輸機會不會遇到敵人戰鬥機的攔截,也沒有去考慮地面上是否有敵軍的炮火。他滿腦子擔心的只是降落傘能不能順利地打開,或者,自己會不會掉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傘的時候要抓緊時間!」,分隊長繼續吼叫著:「不許在門口停留!飛機上磨蹭一兩秒鐘,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幾里路,要害死人的!」   
    這句話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機艙門口挪動了幾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給耽誤了。        
    在蔡智誠身上,不僅背負全套傘兵裝備,還攜帶著五十節乾電池(手電筒和火箭筒都需要這玩意),沉重的行囊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很擔心自己能不能及時地跳出艙門。   
    扭頭看看身邊的潘崇德,蔡智誠不禁樂了。傳令兵挎著步槍,背著降落傘包和作戰行囊、胸前還掛著「美式步話機」,那傢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開來、裝在挎包裡也是好大的一堆。        
    傘兵的「美式步話機」是摩托羅拉公司生產的scr300型背負式調頻對講機,馬甲我一時找不到圖片。   
    不過,大家對它應該不陌生,電影《英雄兒女》裡的王成背著的就是這東西,當然,《南征北戰》裡李軍長喊「張軍長,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這個玩意       
    感謝西西河的朋友,幫馬甲找到了圖片。   
    這是scr300型步話機的發射/接收裝置,也就是它的主機。       
    裝上天線、電池、話筒、耳機之類的配件,就可以這樣通話了         
    潘崇德的個子本來就不高,渾身上下被幾個大包袱夾著,只露出半截傘兵鋼盔,看上去就像個能移動的帆布口袋。蔡智誠幸災樂禍地想:這小子一離開飛機,肯定就跟個大秤砣一樣直接掉下去了,多結實的降落傘也不管用。        
    「嘀——嘀——嘀」,突然,跳傘鈴響了起來,頭頂的綠燈亮了。   
    機艙門被打開,分隊長喊叫著、士兵們相互催促著:「快跳,快跳!」   
    艙門邊的傘兵一個接一個地蹦了出去,快要輪到蔡智誠的時候,飛機忽然轉了個彎,機身猛地向右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隊長也顧不了那麼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艙門。   
    蔡智誠幾乎是大頭朝下、從飛機裡倒栽蔥摔出來的。他心想:「完蛋完蛋,傘繩一定打結了,這回我死定了……」,可沒過多久,「彭」的一聲,降落傘在他頭頂上張開了——抬頭看一看,藍底子、綠條紋的大傘花開得真是漂亮。   
    降落傘在天空中飄飄蕩蕩,可傘兵的滋味卻比不上先前訓練時的輕鬆自在。跳傘之前,全部的裝備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帶上,先前背著這些東西的時候還沒感到有什麼不合適,現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誠覺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頭朝地面看看——真不錯,沒人放槍也沒人開炮,一望無際的田野裡種滿了水稻。   
    「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麼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個小時的飛機,反正不會真的飛到了日本」,蔡智誠心想。        
    身上的裝備不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響了方向操縱。快落地的時候,蔡智誠才發現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壞了:「老天保佑,千萬別落進水塘裡呀!渾身上下這麼多東西,掉進水裡就直接沉底了,絕對爬不上來的……」(一周後的「廣東開平空降」,傘兵一隊的士兵就掉進魚塘裡淹死了一個)   
    還好,老天爺真的開眼了。蔡智誠落在一塊田埂上,他緊跑幾步解開了傘包——傘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卻沒有這麼幸運。稻田里覆蓋著好多張降落傘,一個個人形的怪物在傘布底下拱來拱去,就是鑽不出來,有個傢伙急得大嚷大叫:「來人吶!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趕緊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國英,他是個回民,平時最愛乾淨的,一天要洗十幾次手,活像個外科大夫。可現在,這小子的模樣卻淒慘極了,渾身上下全是爛泥,脖子上還粘著一隻小動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來。   
    「這是什麼東西?有毒麼?」海國英齜牙咧嘴地問。   
    「是螞蝗,吸血的」   
     海國英的臉都嚇白了——也難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沒有這個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來了,可是,卻不知道如何處理那些降落傘。   
    以前,傘兵隊的降落傘都由「摺傘兵」負責管理,跳傘兵只管跳、不管收拾。於是,戰場上的傘兵們面對著鋪天蓋地的降落傘,頓時弄不清該怎麼辦了。   
    有人提議:「走吧走吧,不管了」   
    別人不管還可以,但蔡智誠是技術上士,對武器裝備負有責任,他不管可不合適。正在為難的時候,田埂上走來了幾個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們商量:「朋友,幫我們收拾這些降落傘,國軍付錢給你們,行不行?」   
    那幾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應了。蔡智誠又問:「朋友,這裡是什麼地方呀?」   
   「洪市」   
   「什麼洪市?哪個省呀?」   
   「湖南省衡陽縣」   
    嗨!原來是跑到湖南來了。        
    這時候,天上的運輸機和戰鬥機全都沒有了蹤影,只留下一些紅色的、黃色的降落傘繼續在空中飄蕩。按傘兵的規矩,士兵的降落傘是藍底綠條紋,軍官的是白色,這些紅色、黃色的降落傘攜帶的都是武器彈藥和軍需裝備。   
    這麼多武器裝備,該怎麼收拾?收拾以後又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當務之急是趕緊找到部隊的長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務是什麼。   
    放眼眺望,遠處樹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連忙朝那裡奔去。   
   (說句題外話。薩蘇曾經講過,松山的日軍曾經看見佔領陣地之後的國軍揮舞著一面「白旗」。薩老大對此挺納悶的:打了勝仗還舉白旗幹什麼?   
    以馬甲所知,當時的遠征軍,召集部隊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軍官所處的位置——國軍的這個規矩不曉得是從哪裡學來的,確實比較古怪)        
    「召集旗」跟前站著分隊長周之江上尉,傳令兵潘崇德正在旁邊組裝那台步話機。這小子不但沒有「像秤砣一樣」的摔死,而且身上連一點兒泥水也沒粘上,真是夠有本事的。   
    舉手敬禮報到:「報告隊長,上士蔡智誠歸隊!」   
    周隊長點點頭,又接著東張西望。過了一會,他悄悄問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見隊部的人沒有?」   
    「沒有啊,怎麼了?」   
    「嗯,他們好像是飛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是湖南衡陽——怎麼?你不知道?」   
    「見鬼!我怎麼會知道?」周隊長顯得氣急敗壞。        
     蔡智誠不禁愣住了——天吶!那麼,現在有誰知道,我們坐著飛機跑到湖南的這片稻田里來,到底是為了幹什麼?      
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認為傘兵們是在搞演習。這不奇怪,因為網絡上有記載,「傘兵空降洪羅廟」的時間應該是在45年的7月下旬——這個記錄出自衡陽文史資料,而且基本上都源於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   
    李延平是當年的參戰傘兵,他的記憶無疑具有極高的價值。但他的口述與馬甲之所聞在細節上卻存在著一些不盡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時間(這個稍後可以解釋)、比如傘兵的編制(李老人說鴻翔部隊下設一個跳傘中隊、四個機降中隊)、比如美軍的作用(李老人說美國兵是直接加入鴻翔部隊、與中國軍人混編的)、比如赫斯和姜鍵的軍銜(李老人說他倆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還說他在台元寺生擒了日軍師團長三木郎少將,而馬甲我無法確認這個戰果。   
    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見,但我還是決定照著自己的思路寫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風的親身經歷,馬甲我的文字是道聽途說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辭,大伙馬馬虎虎地看著,信與不信都沒有關係,權當做消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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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傘兵首次空降作戰」的殊榮,本來並不屬於第二傘兵隊。   
    早在45年5月份,突擊總隊就擬定了一個「襲擊羅定機場」的計劃。當時有情報顯示,駐海南島的日軍航空隊正陸續向大陸方向轉場,廣東的羅定(有一些資料誤寫為「羅店」了)是他們主要的中轉途徑,並且,這個機場也是日軍飛機支援廣西戰場的重要基地。為此,突擊總隊決定,由美軍顧問團團長考克斯中校親自帶隊、率領第一傘兵隊(隊長井慶爽)對羅定機場進行突襲,破壞敵機場設施、摧毀其作戰能力。   
    第一傘兵隊是陸軍突擊總隊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隊伍,他們有機會進行比較充分的針對性訓練,擔任「首發」任務也就理所當然(所以直到現在,仍有許多人認為「廣東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        
    但是,戰場局勢變幻莫測,計劃經常趕不上變化的節拍。   
    就在第一大隊緊鑼密鼓地實施準備工作的時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會戰」進入了最後的「決勝階段」。國軍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與日軍第二十軍主力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交戰,第74軍(施中誠部)、100軍(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岡、新化、安化三個戰略支撐點,5月底,從第六戰區調來的第十八軍(胡璉部)自辰溪一線展開反攻,6月5日,從雲南趕來的新六軍(廖耀湘部)也陸續投入戰鬥,至此,國軍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   
    這時候,美國空軍的轟炸機、戰鬥機正在戰場上空輪番出擊、忙得不可開交,而運輸機部隊卻顯得十分清閒——他們把新六軍從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後就沒有多少事可幹了。   
    6月6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就是幫著杜聿明說情、給傘兵提供裝備的那個人)離開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線指揮部。這兩位司令是能夠支使中國傘兵和美國空軍的人物,臨行之前,他們要求「陸軍突擊總隊」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戰場的決戰,但具體應該打哪裡、或者怎麼打,卻沒有做明確的指示。   
    由於第一傘兵隊正在準備實施「襲擊羅定機場」的計劃,前往湘西參戰的任務就只能交給第二傘兵隊來承擔了——於是,「中國傘兵首次空降作戰」的殊榮,終於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誠和他的戰友們的頭上。        
    前面講過,到1945年的6月,除了第一傘兵隊,陸軍突擊總隊的其他傘兵(包括第二隊)都沒有進行過實戰演練。但事已至此,必須立刻派遣一支部隊投入戰場——其實,雪峰山戰役這時候已進入了尾聲,從某種角度而言,傘兵參戰的象徵意義遠遠超過了實際的戰術價值。   
    第五集團軍和美軍顧問團並沒有和第二傘兵隊打招呼,當天就確定了作戰方案。他們把傘兵的空降地點選定在湖南衡陽的洪羅廟。        
    洪羅廟位於衡陽市西北約50公里,它並不是一座「廟」,行政地名應該叫「洪市鎮」(高歌「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的夏明翰烈士就是洪市人)。在當時,衡陽縣城已經被日軍佔領,這個洪市鎮就成了國民黨縣政府的所在地,因此,這裡可以算是國軍在敵後的一塊抗日根據地。   
    之所以選擇洪羅廟作為空降地點,除了由於「根據地」的環境比較安全,還因為這裡靠近衡寶公路(衡陽至寶慶,寶慶就是現在的邵陽),以洪羅廟作為出擊跳板,可以封鎖敵後方交通線,阻撓衡陽、零陵的日軍向主戰場進行增援,並攔阻從雪峰山敗退下來的敵人;另外,還有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洪羅廟的附近有一個簡易機場,傘兵二隊的4、5、6分隊可以借助這塊場地完成機降作業。   
    那個時候,國軍沒有裝備滑翔機,所謂「機降」,其實只能是坐著運輸機降落。洪羅廟機場是第10軍(當時的軍長是方先覺)修建的一個備用機場,44年4月份破土動工,剛修了沒多久、衡陽就淪陷了,從此就再也沒有人管理,因此,現在能不能起降DC-3之類的運輸機,誰都不知道。        
    不過,凡事都應該從好的方面著想,美軍顧問還是制定了實施機降的計劃,並確定由赫斯少校負責指揮這次行動,傘兵二隊的姜鍵隊長擔任他的副手。   
    有意思的是,也許因為傘兵空降這種作戰方式對中美軍人來說都是個新鮮課題,上級機關把這次行動搞得非常神秘——從6月6號中午起就封鎖了巫家壩機場,對內對外一點口風也不露,甚至連姜鍵隊長都是夜晚臨上飛機前才知道作戰方案的,其他人當然全都被蒙在鼓裡了。        
    7號凌晨起飛,機群飛進湖南。   
    到達芷江機場上空的時候,地面指揮塔通知傘兵指揮官:「據偵察報告,洪羅廟機場的跑道嚴重受損,不具備機降條件」。赫斯少校一聽這話,立刻調頭返回昆明,帶走了美國兵、三個機降分隊和傘兵隊的隊部(隊部的人員也是屬於機降的),另外,還有一架運送傘兵的C46也稀哩糊塗跟著飛回去了,那上面裝著三分隊的兩個組和他們的分隊長。   
    這麼一來,只有八架運輸機飛到了洪羅廟的上空,其中三架空投大活人、五架空投武器裝備,最後落地的戰鬥人員包括傘兵一二分隊和三分隊的一個組。   
    ——解釋一下:有文章描述傘兵在洪羅廟的「跳傘高度是100米」,這話顯得有點兒外行了。   
    國軍傘兵全裝(帶武器裝備)傘降高度是600米,半裝(不帶武器)高度是400米。強制開傘的低空極限是150米,如果從100米處跳下來,還沒等降落傘打開、人就掉地了——據西西河晨楓兄的指教,現在的美國傘兵,用特殊方法可以實現100米高度的緊急空降——不過,在60年前,蔡智誠他們肯定做不到這一點。        
    剛剛降落到洪羅廟的時候,蔡智誠根本不知道以上這些情況。所以,聽見周之江隊長說「隊部的人好像飛回去了」,他不禁嚇了一跳。   
    這期間,不斷有軍官和士兵前來報到,有二分隊、三分隊的,還有一分隊的,大家都說不但沒有遇見姜鍵隊長,就連兩個分隊長也找不到了。在場的人不免有些驚慌,紛紛嘀咕著:「現在應該怎麼辦呀?」   
    周之江連忙安慰部下:「不要慌,先把武器裝備收攏過來。只要有槍有彈藥,走到哪裡都不怕」   
    說不怕是假話。不過事到如今,即便是害怕也沒有辦法了。   
    分隊長指派機槍手擔任警戒,讓其他戰士都到稻田里、山坡上尋找散落的裝備。蔡智誠卸下行囊、身上只掛著把手槍,跑來跑去的又搬東西又做記錄,忙得不可開交。   
    快到中午的時候,蔡智誠一抬頭,看見姜鍵少校和一分隊隊長劉盛亨上尉沿著田埂走過來了,在他倆的身邊還跟著一群挑著飯桶、端著菜盆的當地漢子,笑嘻嘻地衝著大家揮手,嘴裡還嚷著:「弟兄們辛苦了,先掐飯(吃飯)、先掐飯吧!」   
    傘兵們不由得喜出望外。        
    原來,在昆明登機的時候,姜鍵並沒有和他的隊部在一起,而是上了一分隊的飛機。機降分隊返航後,姜隊長按計劃率領傘兵分隊空降到洪羅廟。可剛一落地,他就拉著劉盛亨去聯絡當地官員了,弄得手下人都不知道他倆在什麼地方。   
    湖南這地方有個現象,叫做「十里不同音」,各地區、各縣的方言差別很大,有時候甚至連湖南人都聽不懂湖南話。姜鍵是東北吉林人,對這些複雜的南方語調當然就更沒有辦法,只好讓劉盛亨來當翻譯,劉盛亨是中央軍校十七期畢業生、湖南零陵人,自稱「精通各種湘音」,有他在旁邊,溝通起來就容易多了。   
    劉翻譯確實有本事,沒花多大功夫就打聽到地方官的下落。衡陽縣縣長王偉能聽說國軍傘兵從天而降,連忙吩咐手下準備飯菜,又帶著一幫隨從把雞鴨魚肉送到現場「慰勞弟兄們」。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這位王縣長,三十多歲的年紀,能說會道、辦事挺熱情。   
  (王偉能是本地人,黃埔六期生,他和戴笠是睡上下鋪的關係。38年,王偉能正擔任長沙警備二團的副團長,因此也是「文夕大火」的主犯之一,火災發生之後,團長徐昆被槍斃,王副團長也就無法再在軍隊裡混下去,只好跑回家鄉、在老同學戴笠的幫助下拉起了一支「別動隊」,七搞八搞一番、又當上了衡陽縣長。45年的這時候,王縣長還兼任著「衡陽縣保安司令」,手上掌握著一股軍統性質的游擊武裝,名稱叫做「鏟共義勇軍」——順便再說一句:解放戰爭期間,王偉能出任「北平青年訓導大隊」的少將總隊長,49年隨傅作義將軍起義,全國解放後回長沙定居,剛進家門就被抓起來、接著就被槍決了……不過,現在又給他平反了。)        
    蔡智誠記得,在洪羅廟的田埂上「掐」的這頓飯,味道真不錯——主食是米粉,葷菜是臘雞、臘魚和臘肉。   
    王偉能縣長在邊上一個勁地客氣:「本縣準備匆忙,委屈弟兄們了。先將就一下,晚上再請各位掐酒,我派游擊隊站崗放哨,讓大家放心睡大覺!」   
    一席話哄得傘兵們十分開心。        
    姜鍵隊長比較關心空投物資的回收情況,一邊吃飯、一邊讓蔡智誠給他報告統計數據。   
    「60迫擊炮彈十箱(100發)……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迫擊炮」   
    「嗯,先挖個坑,埋起來」   
    「12.7毫米子彈十箱(40條彈鏈)……可是我們沒有重機槍」   
    「嗯,先埋起來」   
    「帆布膠鞋四袋、軍用毛毯……」   
    「嗯?……怎麼會有這些東西?」   
    也不知道美國人是怎麼考慮的,空投物資裡面除了彈藥,還包括兩百多雙作戰靴,甚至還有許多毛巾和毛毯——不過,這些東西用不著考慮如何處理,因為它們剛落地不久就被當地老百姓拿光了。        
    傘兵們搜尋空降物資的時候,田間地頭聚集了許多圍觀的群眾。   
    剛開始,老百姓只是遠遠地看熱鬧,後來就有幾個大膽的人拿起鐮刀、偷偷地把傘繩割了下來,那尼龍繩既結實又輕巧,確實深受農民朋友的喜愛。接著,發覺傘兵們並不怎麼干涉,老百姓的興致就越來越高,不僅明目張膽地割繩子,就連降落傘都被他們抱走了。到最後,「果裡果裡!(這裡)——阿里阿里!(那裡)……」,田野中、山坡上,到處都迴響著人民群眾興高采烈的呼喊聲,老百姓搬運物資的幹勁比國軍將士們高漲多了。   
    鄉民們不敢觸動武器彈藥,可一旦發現鞋子、毯子、毛巾之類的「小東西」就毫不客氣了。面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國軍傘兵除了大聲呵斥也沒有其他辦法,只好眼睜睜地目送著滿載而歸的男女老少揚長而去。   
    「慚愧、慚愧,此地民風膘悍,本縣長治理無方啊」,縣太爺連連道歉。   
    「算了算了,沒啥關係」,姜鍵少校也只好表示大度——強龍不鬥地頭蛇,人家衡陽的臘肉米粉豈能白送給你吃,做出一點貢獻也是應該的。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傘兵分隊就駐紮在洪羅廟。   
    有文章說,「為了保密,傘兵空降後隱蔽在山谷中的一座古廟裡」——其實用不著這樣。   
    傘兵空降是在大白天進行的,一兩百個降落傘在天上飄來飄去,不知道被多少人瞧見了,無論再躲在什麼地方也難以保密。況且,6月7日以後,湘西戰場上的日軍主力已被殲滅,國軍部隊正向湖南腹地展開追擊,這時候,中美聯合航空隊的各類戰機整天在衡陽上空飛來飛去,日軍68師團的58旅團在雪峰山被國軍94軍第5師(軍長牟庭芳,師長邱行湘)全殲,只剩下一個57旅團還困守著衡陽,日本鬼子的兵力有限、除了收縮據點、根本不能採取什麼行動,他們即便知道洪羅廟有國軍傘兵,也不敢到「抗日根據地」來騷擾,所以,傘兵分隊完全沒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不過,後來,傘兵們確實是搬到山上去了。   
    駐紮洪羅廟的傘兵是散居在民房裡的。這以前,洪市的老百姓從沒見過如此器宇軒昂、相貌堂堂、衣甲鮮明、從天而降還掛著外國手槍的大頭兵,頓時十分羨慕、十分好奇。而有的傘兵也不自覺,有事沒事就和房東家的姑娘亂吹牛,五迷三道的,把自己說得像是個腳踏風火輪的哪吒一般。「湘女多情」呀,您想,鄉下大姑娘哪裡經得起這麼忽悠,三下兩下就弄出點故事來了。   
    房東老頭拎著棍子猛揍自家閨女:「哈里哈氣、蠢起甲豬一樣,人家是穿降落傘的兵,搞完事開起飛機就跑了,未必你還追得到他……」   
    這事鬧得有點尷尬,甚至連當地的游擊隊員都對傘兵們產生了怨氣。姜鍵隊長擔心引起矛盾,就把隊伍拉上了牧雲峰。   
    牧雲峰距離洪羅廟大約兩公里,風景很不錯,據說明朝文人王夫之先生曾經在這裡讀過書寫過字。山上有座牧雲庵,是個尼姑廟,傘兵隊的指揮部就設在廟裡頭。於是,有的士兵就覺得不甘願了:「姜隊長不許我們和細妹子說話,可他自己倒好,和小尼姑住在了一起……」        
    當然,傘兵在敵後也不儘是這樣瞎胡鬧,還是要辦正經事的。   
    空降洪羅廟的當天,美軍聯絡小組就找到了傘兵隊——有文章說「化裝成傳教士的諜報人員潛入空降地域進行偵察」,大概指的就是這個聯絡組——其實,這個聯絡小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諜報人員,他們也不是專為傘兵服務的,剛成立不久的陸軍突擊總隊還沒有這麼大的權威。   
    湘西的芷江機場是中美空軍的重要軍事基地,有「遠東第二大機場」 之稱(宣告結束抗戰的「洽降會議」就是在那裡舉行的)。45年2月,隨著中美空軍進一步加強了對日軍的空中打擊力度,在湖南戰場上空失事的盟軍作戰飛機也就相應增多,為及時營救遇險的飛行員,芷江空軍基地就向敵後派遣了若干組「盟軍聯絡員」——與傘兵打交道的就是其中的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裡有四個美國人,組長叫拉漢(不知道軍銜是什麼),另外還有個姓伍的翻譯,是個印尼華僑。他們的任務是聯絡各地游擊武裝、搜尋並營救遇險飛行員,負責的範圍是衡陽至祁陽之間,這正好是傘兵選定的空降地域。   
    一般情況下,美軍聯絡小組並不從事情報偵察工作,但如果有緊急需要,他們也必須盡其所能。比如這一次,拉漢小組就接到了緊急任務:「探查洪羅廟機場是否適合DC-3飛機降落」,於是,他們立即趕赴洪市,通過現場考察、及時傳回情報:「機場跑道嚴重受損,不具備機降條件」,從而使得赫斯少校迅速調頭、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的發生。        
    但是,光報告「跑道受損」是不夠的。機降分隊終究還是需要降落,必須盡快把跑道修好才行。   
    在這方面,傘兵是外行。姜鍵少校是中央軍校出身,以前當過炮兵和戰車兵,論起破壞跑道很有心得,可對修復跑道卻一點招數也沒有,只好拜託「美軍聯絡小組」多多指教。   
    拉漢他們這幫人其實也是半吊子,但畢竟是在空軍基地領工資的人物,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事到臨頭無可推脫,只好一咬牙、趕鴨子上架,由「諜報組長」變成總工程師了。        
    「洪羅廟簡易機場」位於洪市鎮的太山村,這地方如今已變成了一片橘子林,可在當時,那裡還是一片坑坑窪窪的開闊地,面積大約有500畝左右。   
    空降後的第二天上午,「跑道修復工程指揮部」的一幫人來到施工現場。   
    姜鍵隊長負責勘查周圍環境,他拿起望遠鏡四處張望了一番,然後回來對大家說:「弟兄們吶,看來,開工之前還得先打一仗才行喲」。 
 所謂「洪羅廟簡易機場」,其實是一片面積約500畝的開闊地。在這片場地中間有條尚未竣工的跑道,20米寬、600米長,如果修整完畢,應該可以滿足運輸機的起降需要。可問題是,這個機場在去年曾經遭到過敵機的轟炸,一年來沒有進行過任何維護,再經過春夏季節的雨水沖刷,跑道上遍佈大大小小的水坑、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溝塹,要想在短時間修復這條荒廢的跑道、就需要動用相當的人力,這樣一來,如何保證施工人員的安全就成了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   
    機場所在的太山村靠近衡寶公路,三公里外的公路旁有個日軍的檢查站。姜鍵隊長決定,在工程開工之前拔掉這個鬼子據點。   
    預定的作戰計劃是由傘兵分隊主攻敵人據點,游擊隊則在公路兩端設伏、警戒可能出現的援兵。姜隊長反覆向大家強調:「攻擊速度要快,不能給敵人以固守待援的時間,爭取在一個小時內拿下據點」。   
    隊長多慮了,實際上,傘兵們不到十分鐘就解決了戰鬥。          
     日軍的這個檢查站方圓兩畝半,外面是個大院子、圍著磚牆和鐵絲網,裡面有個三層高的炮樓,住著七八個日本兵。   
    6月9日上午,傘兵從太山村出發、分兩路向敵據點逼近,由於公路兩側沒有遮蔽物,蔡智誠他們一上公路就被敵人發現了。可那些小鬼子也真怪,傘兵都跑到離院牆不到一百米了,他們也不敢開槍,好像不願意打仗、指望國軍大搖大擺走過去就算了。   
    一分隊的劉分隊長問姜鍵:「要不要勸他們投降?」。   
    劉盛亨這人除了「精通各種湘音」、還會說幾句日本話,不僅是個內語專家、還是個外語人才,一有機會就想顯擺一下。   
   「勸個屁!打他狗日的」,姜隊長對勸降不感興趣。        
    於是就開打,火箭筒首先開火,「通!通!」兩下就把據點的院牆炸出個缺口,國軍官兵們發一聲喊,全都衝了上去。   
    蔡智誠和潘崇德緊跟著周之江隊長。周分隊長一邊跑一邊說:「這幫鬼子是新兵,槍打得不如從前了」   
    鬼子的槍法確實不行,炮樓裡的機槍「咕咕咕咕」響了半天,國軍這邊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子彈都不知飛到哪裡去了。   
    衝到院牆跟前,周之江指著鬼子炮樓,命令道:「火箭筒,打掉射擊點!」   
    海國英從院牆缺口向裡面探了探腦袋:「太近了,不能打……」   
    周隊長頓時火大:「距離太近就退遠一點,鑽到這裡來幹什麼!」,海國英抱起火箭筒就跑了。   
    其實,火箭筒手也為難。這小炮樓的個頭太矮,離遠了被院牆擋著、湊近了又頂在面前,確實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射擊角度。        
    在機槍火力的掩護下,戰鬥組長和幾個戰士衝進了院子,他們準備直接登上炮樓消滅敵人。可這小炮樓造得太奇怪,它的入口沒有建在樓底,而是開在了樓頂上,平時放個梯子下來,打仗的時候把梯子一收、什麼人也爬不上去。五六個傘兵繞著炮樓轉來轉去,乾著急卻沒有辦法。   
    這時候,一分隊的人也從另一個方向衝進了院子,他們帶著兩個炸藥包,事情立刻就好辦多了。可是,正當突擊手緊張地擺弄炸藥包的關口,海國英卻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射擊角度,「轟」的一下把炮樓打了個洞,樓頂的土塊石塊辟哩趴啦直往下掉,嚇得底下的幾個傘兵抱著腦袋猛叫喚:「別開炮,還有人在這裡吶!」   
    引爆炸藥,炮樓塌了,日本兵全被壓在廢墟裡頭。再用機槍、衝鋒鎗、卡賓槍來回掃射,一個活的也沒留下。算一算,從槍響開始到結束戰鬥,總共不超過十分鐘,大家都說「這幫小鬼子真不經打」。   
    蔡智誠仔細觀察了日軍屍體,發現這些人的體格都很瘦弱,有幾個簡直就是半大孩子。他因此認為:「日本男人剩下的不多了,抗戰勝利大有希望」        
    戰鬥結束後,傘兵分隊沒有收繳戰利品,而是把它們全都留給了游擊隊。可游擊隊員們見識了美式武器的威力,居然得隴望蜀、瞧不起日本裝備了,非要弄幾件美國槍炮不可,姜鍵被纏得沒辦法,只好向上級請示,最後總算替他們空運來了一批物資。   
    洪羅廟一帶的游擊武裝,名義上歸「保安司令」王偉能領導,但實際上分為幾股勢力。這其中,王偉能的後台最硬、路子最廣、實力最強,既有縣政府的招牌、還能在「根據地」發行自己的「金庫券」,有錢又有勢,衡陽縣周邊比較弱小的地方武裝都被他以「通共」的名義剿滅了(被清剿的隊伍裡,有的確實受中共的領導,也有的與共產黨沒有關係);除去王偉能,其次就要屬「挺進軍突擊總隊」了,這支隊伍的頭領是黃埔四期的畢業生夏建寅,夏司令與張靈甫是同學,頭上有頂「七十四軍少將高參」的官銜,尋常人奈何他不得;剩下的其餘各路統稱為「兩衡游擊司令部」,人馬雖多、但屬於草台班子,號召力比較差。   
    這三股勢力雖然規模不等、號令不一,但抗日的願望還是很強烈的,對國軍傘兵也十分支持。解決掉日軍據點後,他們紛紛組織力量、幫助國軍修復機場。        
    工程施工沒有什麼機械設備,全靠鋤頭鐵鍬扁擔籮筐,拉漢擔任總工程師,工人就是那些游擊隊員。蔡智誠他們不用幹活,偶而出去轉一轉警戒瞭望,大部分時間都在屋裡打撲克。   
    說起來,施工的進展還是很順利的,跑道上的大坑小坑陸續被填平了。就在這時候,從祁陽方向來了四個美軍飛行員。   
    這幾位美國空軍是B-25轟炸機組的乘員,其中有個上尉受了傷。他們原本應該有六個人,可有兩位跳傘以後就不知飄到什麼地方去了,是否被日軍俘虜了也弄不清楚。拉漢「總工程師」聽說這情況,立刻放下施工業務、帶著伍翻譯到祁陽去找人。   
    據蔡智誠說,美軍飛行員都隨身帶著一本小冊子,開篇第一句話是「我是美國空軍,幫助中國人抗戰」,再就是「請問教堂在什麼地方?」、「這裡有懂英語的人嗎?」之類,另外還有「東南西北」、「山坡河流」、「房屋橋樑」、「五公里十里地」等等,有一兩百段句子。書寫的格式為左邊英文、右邊漢字,美國佬指著左邊,中國人就能明白右邊的意思,反過來也一樣——四位美軍飛行員就是依靠這個辦法從祁陽找到了衡陽,也真夠難為他們的。        
    拉漢走了以後,就由美軍聯絡組中一位叫「加納」的人接著指導施工,可沒過幾天,這位加納又生病了、發燒嘔吐說胡話,必須趕緊送到後方治療。這時候,機場已經修復得差不多了,於是美國人就發電報,讓空軍派飛機來接他們。   
    第二天,天上飛來一架能坐10個人的DC-2,剛一落地就栽到跑道上、把推進器給撞壞了。原來是機場的土質太鬆軟,承受不了飛機著陸時的衝擊力。傘兵們趕緊把受損的飛機拖去隱藏起來,游擊隊員則重新返工、往跑道上鋪墊石子——這下可好,想走的美國兵沒走成,反而又增加了三個新夥伴。   
    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跑道的加固工作終於大功告成。於是美國人又派來一架飛機,這一次很順利,不僅接走了加納和飛行員,還把姜鍵少校也一併帶走了——傘兵隊長奉命回昆明匯報情況。        
    不過,這架飛機也帶來了兩樣東西——新的《國民黨黨章》和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從這些文字裡,蔡智誠第一次意識到:抗戰勝利之後還要和共產黨打仗。   
    1945年的5、6月份,國共兩黨都召開了「歷史性的會議」。國民黨這邊開「六大」、共產黨那邊開「七大」;國民黨修改《黨章》,取消了軍隊中的「黨部」,共產黨也修改《黨章》,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並且,蔣介石在重慶連任了國民黨總裁,毛澤東在延安當選了共產黨主席。   
    這時候,希特勒德國已經投降,日本鬼子眼看也支撐不了多久,政治家們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戰後的局勢。在這一邊,蔣總裁發表講話:「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見蔣介石的「六大」開幕詞);而在那一邊,毛主席則發表文章:「現在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見毛澤東的「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雙方都已經做好了再動干戈的心理準備。   
    所不同的是,共產黨的「七大」是一個「團結的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而國民黨的「六大」卻吵得不可開交,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僅辭去了行政院長的兼職(由宋子文繼任),並且允諾在45年年底之前召開國民大會,弄得全國政壇一片混亂。   
    經過八年抗戰,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戰爭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當了漢奸,而一大幫「政壇新秀」正初露鋒芒、躍躍欲試。這個時候,誰都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為戰後的政治前途謀取一個制高點。於是乎,大家相互譏諷漫罵,前方的指責後方「腐化墮落」、後方的揭露前方「謊報戰績」,當權的堅決反對「聯合執政」,在野的就遊行示威「抗議獨裁」……抗戰還沒有勝利,人心就已經亂了。   
   (插句題外話。馬甲我有個觀點:國共雙方勝負的分水嶺並不在於哪一場或者哪幾場戰役,而是45年5、6月間的這兩次會議——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在政治上已達到了最成熟的階段、而國民黨則恰好遇到了無法克服的瓶頸。所以我覺得,體會「六大」和「七大」對分析解放戰爭的結局是有重要意義的——當然,這些話說來太長,就不在這裡囉嗦了)        
    政壇上爭權奪利、吵得很熱鬧,可處於前線的湖南戰場卻十分平靜。自從6月9日攻剋日軍據點以後,傘兵們就沒有再打仗,而且,不僅洪羅廟這裡平息了戰火,就連集結在湘西的國軍精銳也停止反攻、紛紛轉入了休整。   
    不打仗就賭錢,牧雲山上的尼姑廟頓時變成了賭場。   
    傘兵在昆明訓練基地的時候是不允許賭博的,但現在姜隊長不在、兩個分隊長帶頭打牌,當兵的也就放開了手腳。   
    參與賭錢的還有游擊隊的小頭目們。說起來,賭桌上是個語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誠他們在輸贏的過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陽方言。當地有個口頭禪,叫做「媽拐」,這其實是句罵人的髒話,但重複的次數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聽來聽去,到最後,傘兵二隊的每個人都能熟練使用這個單詞,以至於幾乎成了他們的標誌、比任何暗號都管用。如果在戰場上忘記了口令,只要嚷一聲「媽拐!」,對面的哨兵就立刻會笑著說:「哈!自己人回來了」。        
    蔡智誠也參與過賭博,但他更多的時候是去釣魚。洪羅廟這裡有一條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邊垂釣一天,總能收穫十幾條鯽魚或者鰱魚。   
    漁具是向別人借的,蔡智誠的「釣友」名叫周治,是王偉能手下的連長。這傢伙外表忠厚木訥、本事卻不小,曾經把方先覺軍長從衡陽城裡營救出來。   
    1944年8月,守衛衡陽的第十軍在付出巨大犧牲後終於戰敗。軍長方先覺被迫投降,接著又接受偽職、出任了偽「先和軍」軍長。但方將軍身在曹營心在漢,10月份,他通過衡陽青幫的關係聯絡上在郊區活動的王偉能游擊隊,提出了逃離牢籠、重返國軍部隊的願望。在報經戴笠老闆批准之後,王偉能就著手實施營救計劃、派周治到衡陽城裡開展活動。   
    當時,「先和軍」裡已經有好幾個師長團長跑掉了,所以方先覺軍長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緊,幾乎沒有單獨行動的機會。「先和軍」的軍部在衡陽天主教堂,日軍司令部在羅家祠堂,方軍長每天除了來往於這兩個機關之間,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傷兵醫院。第十軍的傷兵醫院設在衡陽小西門外的蓮湖學堂,老長官來這裡看望部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於是,周治就偽裝成雜役、混進醫院,從鍋爐房的牆角挖地道,一直挖到醫院高牆外的「西湖」邊。   
    44年10月底的一天(農曆的9月),方先覺以安撫傷員的名義來到蓮湖學堂,然後趁敵人疏予防備的時機鑽進地道。這時候,湖邊早就有游擊隊員裝扮成採蓮人,而且預備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來、立馬就走。當天正下著大雨、脫逃人員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蹤不到行跡,於是,方軍長就經層層護送來到洪羅廟根據地,又從這裡前往芷江機場、坐飛機去重慶了。   
    方先覺成功脫逃之後,民國的各大報紙都發表頭條評論表示祝賀,也有文章透露說這是軍統局的傑作,可有誰知道,報紙上所謂神秘的「特工人員」,其實就是周治這樣的「土鱉」游擊隊呢?   
    因為這個功勞,周治得到了軍統戴老闆獎勵的一根金條,王偉能也獎給他十萬元「金庫券」——這種「金庫券」蔡智誠也有,傘兵剛到洪羅廟,王偉能就給每個人發了好多張,這種紙幣的票面是粉紅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兩種面額,其實就是王縣長自己印刷的私鈔,只能在衡陽縣的幾個鄉鎮使用。傘兵們賭錢時贏來輸去的全是這玩意,誰也沒把它認真當回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七月中旬。   
    這時候,戰場上的槍炮聲突然激烈起來,全國各地的國軍部隊紛紛向當面的日軍發起進攻,就連傘兵部隊也陸續出動了。   
    7月12日,準備已久的傘兵一隊終於在廣東開平實施了空降。本來,他們應該在6月份就執行這項任務的,可當時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隊的司令陳納德將軍正與上級鬧矛盾、吵著要辭職(結果還真的辭職了),弄得大家臨上飛機又宣佈「待命」,整整被延誤了一個月(所以現在的資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兩種說法)。至於「襲擊羅定」的傘兵一隊為什麼要在兩百公里以外的開平空降?原因和二隊相同,因為開平是「敵後根據地」、那裡還有個小機場。可是,這個「進攻跳板」也選得實在太遠了,傘兵部隊一路被敵人追著走,根本不可能達成對日軍機場的「突然威脅」,最後只好把任務改成了「對西江渡口進行騷擾」。   
    7月18日,傘兵8、9、10隊在柳州實施空降,任務是襲擊位於廣西平南縣的日軍丹竹機場(這裡以前是個美軍機場)。馬甲曾經介紹過,在當時,陸軍突擊總隊完成科目訓練的只有1、2、3、4四個隊,所以,這8、9、10隊其實不會跳傘,只能機降。柳州是6月30號被國軍收復的,機場保存完好,三個傘兵隊在柳州落地以後,與一隊同樣、也需要奔波兩三百公里才能夠趕到目的地——不過這回還不錯,打了場惡仗,完成了破壞敵機場的任務。        
    1945年7月,國民黨軍在抗日戰場上掀起了戰略大反攻的高潮。國軍在廣西、湖南和華東各地展開凌厲攻勢,相繼收復桂林、嘉興、溫州等大中城市,並且奪回鎮南關、切斷了東南亞日軍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一連串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意志。   
    國軍這次大反攻的舉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蘇三國背著中國政府秘密簽署了一個《雅爾塔協定》,內容包括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種種特權轉讓給蘇聯,目的是換取蘇聯盡快向日本宣戰,以減少美國在亞洲戰場上的傷亡——美國人這麼做,確實有點缺德。可話又說回來,1945年2月份以前的國軍的表現,特別是「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也真讓美國人覺得中國軍隊靠不住、非得請蘇聯人援手不可。   
    但無論如何,《雅爾塔協定》的這個內容是有損於中國權益的,對同一條戰線上的中國盟友是不公平的,於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把協議中的有關內容透露給了中國政府,立刻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蔣介石當即派專使與三國首腦交涉,斷然拒絕這個不平等協議,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抗議活動。   
    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軍事高層的自我反省。弱國無外交,國家利益之所以會被外國出賣,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自己的軍隊沒能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而這個時候,國民政府又獲得情報,美、英、蘇三國近期內還將再次舉行會晤(波茨坦會議),依舊是把中國拋到了一邊。大家頓時預感到,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現出中國軍隊的能力,不知又將導致什麼不堪的後果。因此,何應欽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鼓勵國軍集中一切力量向日軍發動進攻,以戰場上的佳績換取外交談判上的主動。   
    事實證明,這次軍事行動是卓有成效的。戰役的戰果和透過戰鬥表現出來的高昂意志,不僅使中國政府收復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國際威望,而且還促使英、美、蘇三國在8月初公佈的《波茨坦宣言》中籤署上了並未出席會議的中華民國的名字,使得積弱多年的中國在剎那間擠身「世界四大強國」之列,陡然增添了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當然,此時身在洪羅廟的蔡智誠還無從知曉這些事情。他只是聽說湘西的國軍部隊已經開始向衡陽方向進攻,並且聽說傘兵第三隊已空運到了芷江機場、準備配合二隊作戰(這個隊後來參加了「芷江洽降儀式」)。   
    7月26日,傘兵們接到總隊電令:「中美聯合部隊」將在洪羅廟地區實施空降,各分隊著即向洪市周邊區域展開警戒,以確保空降行動順利完成。       
    當天夜裡,蔡智誠和戰友們拔營出發,沿公路向兩翼佈防,分別警戒北邊的雙峰縣和南面的衡陽縣城方向。   
    陣地上靜悄悄的,大家時不時地向西邊的天空仰頭眺望,心裡想:「中美聯合部隊,那該有多少兵力呀?」      
 7月26日,根據總隊的命令,傘兵分隊加強了對洪羅廟周邊地域的警戒防禦,而當地游擊隊則承擔起接應空降人員和物資的任務。可是,游擊隊員對設置空降場地的「業務」並不熟悉,需要給他們提供技術指導,因此,蔡智誠就被派到了周治的那個連。     
    王偉能游擊隊各部的番號很奇特。他們以連為基本單位,不按照數字編序、而是給每個連賦予一個挺漂亮的詞語作為頭銜,比如「光榮」、「勇敢」、「堅強」、「勝利」之類。「周治連」的漂亮名稱叫什麼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喊他們「瞌睡連」——因為這個連隊的主要任務是搞偵察和夜襲,官兵們平日裡總是一副迷糊困頓、還沒有睡醒的模樣。     
   「瞌睡連」的戰士到了晚上就來精神,所以夜間守候的差事就交給他們了。     
    其實,這幫傢伙對飛機並不陌生。湖南衡陽是抗戰期間中日空戰的主戰場之一,從1938年起,這裡的天空就佈滿了各類飛機的航跡,中美混合大隊首次擊落「零式飛機」的戰績是在衡陽上空創造的,44年底的「衡陽大空戰」更是號稱「空中皇軍的末日」,一舉終結了日軍在華南戰場的制空權。     
    抗戰八年,「瞌睡連」見過的飛行員太多了,蘇聯的庫圖佐夫、美軍的忒布、中國的吳國梁、曾家棟……扳起指頭可以數出一大串,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過,最讓大家津津樂道的還要屬45年元月份的那一次,一架給第三戰區送軍餉的運輸機墜落在樟樹山——「媽拐!八個大箱子全都裝著錢、地上鋪滿了新嶄嶄的鈔票。啊喲喲!就像是沖夢(做夢)一樣……」        
    關於「中美聯合部隊」空降的情況,傘兵們當然不能直接透露給游擊隊,只是告訴他們說:「姜鍵隊長在上峰面前講了好話,美國人答應空投一批武器裝備,請大家準備接收」——這讓隊員們十分高興,大家立刻情緒激昂地投入了各項準備工作。     
    空降場地很快就佈置好了。可是,26號晚上飛機沒來,27號也沒來,等了兩三天,有些人就開始發毛了:「拐!莫是拿老子們耍寶、逗霸場的吧……」     
   「莫性急,耐點煩。人家從美國飛到中國,總要花費幾天時間不咯」,還是周治連長比較有水平。     
    7月29號凌晨,天還沒有亮,遠處隱約傳來了飛機的引擎聲,嗡嗡嗡、嗡嗡嗡……起初象蚊子叫,後來象蒼蠅響。守候了一整夜的人們紛紛站起身來仰頭眺望。     
    「來了!來了!果下子只怕是來了」     
    「加把火,趕緊加把火」,蔡智誠急忙指揮大家往篝火裡添加柴草。     
    「看吶!是飛機,一架,兩架……」。這時候,夜空中的運輸機也發現了地面的指示,開始投放降落傘。     
    「是果裡啦!對準果裡丟啦!」,游擊隊員們手舞足蹈、歡呼雀躍。     
    「姜隊長夠霸氣!美國人說話上算!」     
    「老子們打仗,再也不用害怕小鬼子了」     
     …………     
     29號這天,除了王偉能游擊隊,還有另外幾支游擊武裝也得到了美軍的空援物資。因此,一個月以後,衡陽街頭就出現了這麼一夥人馬——穿著草鞋、叼著旱煙,可手裡卻拎著卡賓槍、腰上掛著小手雷、肩上還扛著火箭筒——氣得七十四軍的官兵直跳腳:「哪裡來的游擊隊?比我們王牌主力的裝備還要好」        
    可在當時,蔡智誠卻顧不上替游擊隊員們高興,他趁大家忙著收揀降落傘的時候,趕緊跑回自己的陣地、打聽這個「中美聯合部隊」到底有多少兵力。     
    潘崇德告訴他,所謂「聯合部隊」其實只有傘兵二隊的3、4、5、6分隊和三十多個美國兵、總共一百多號人,姜鍵隊長和三分隊是跳傘下來的,其他人員都是機降。不過,由於天黑看不清地面,有兩個傘兵在降落時崴斷了腿、立馬又坐著飛機回去了。     
    由此,我們可以分析出,為什麼各種資料對「衡陽空降」的時間有6月、7月的不同說法。馬甲估計,當年參戰的李延平老人應該是三分隊的傘兵,他們的確是45年7月底空降到洪羅廟的,老人家的記憶並沒有錯。     
    可是,李老人明明說自己是「被編入第二隊」的呀,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中美聯合部隊」降落以後就駐紮在牧雲峰。但傘兵一、二分隊卻沒有回到先前的兵營,他們奉姜鍵隊長的命令,向渣江村(今渣江鎮)方向轉進。     
    渣江村位於洪羅廟以東二十公里。如果把蒸水作為一條航運紐帶的話,這條小河經洪羅廟向東流淌,在渣江村附近轉了個九十度的彎,又繼續向南奔流二十公里,就到了台源寺鎮。從地圖上看,渣江村、洪羅廟和台源寺這三個地方,正好處在等邊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上。     
    當時,洪羅廟附近有兩個較大的日軍據點,一個是西南方向的金蘭寺鎮、一個是東南方向的台源寺鎮。接到「轉進渣江村」的命令,傘兵們立刻就明白下一步將要攻打台源寺了。        
(貼張地圖。馬甲我沒有雙石兄那樣的製圖本領,只好隨便塗抹幾下湊個意思)              
    這時候,部隊重新進行了編組。一、二分隊編為一隊,三、六(工兵)分隊編為二隊,迫擊炮分隊、重機槍分隊和美軍合為三隊——顯然,這是預先制訂好的作戰計劃,蔡智誠所在的一隊的任務是繞到台源寺的左翼實施突擊。     
    李延平老人可能就屬於這個階段的「二隊」。因為在口述中,他和美軍官兵一同在右翼作戰、依靠工兵破壞鐵絲網、還有迫擊炮的掩護。另外,他在文章中詳細描述了從空降前到戰鬥結束的各個過程,可是卻沒有提及渣江村附近的伏擊戰,而那正是由一隊(一二分隊)單獨實施的。         
    有一些資料介紹過這場戰鬥,但大多都把戰場說成了「衡寶公路」,其實,從上面的圖示中可以看到,這場伏擊戰的地點並不在衡陽至邵陽的公路上,而是發生於衡陽通往衡山縣的渣江村附近。   
    嚴格說來,這應該算是一場遭遇戰。7月30號上午,一二分隊向渣江村搜索前進,走到蒸水河上的一座公路橋附近,擔任尖兵、領先本隊將近一公里的戰鬥組(班)發現前方出現了日軍的汽車,隨即在橋頭埋伏下來實施阻擊。     
    不一會,敵人車隊到了。傘兵的火箭筒首先開火,把開在最前面的卡車掀到橋底下去了,接著又是一陣猛烈的槍彈掃射……戰鬥進行得很順利,等蔡智誠他們趕到現場時,三輛滿載稻穀的軍車都已經報銷、隨車的六個鬼子兵也被打死了。     
    這之後還發生了一件趣事。一分隊的劉盛亨隊長用電台向姜鍵少校報告戰果,順便提到戰鬥中有個日本鬼子叫喊:「別開槍,別開槍」,好像是東北口音。劉盛亨原本是想炫耀自己分辨各地方言的本事,卻沒想到姜鍵聽了以後卻很不高興,埋怨道:「明知道是東北人,你還打死他幹啥?」——劉盛亨這才反應過來:原來那傢伙不是個「能講中國話的日本兵」,而真的是姜隊長的老鄉。     
    當天中午,一二分隊進入渣江村,發現村裡的鬼子兵都已經撤走了。很明顯,日軍已經得知國軍部隊逼進衡陽的消息,正迅速收縮兵力,企圖固守縣城和台源寺等重要據點。        
    台源寺鎮位於蒸水河畔,是日軍在湖南的軍需糧庫。這個地方有一座宋代的古剎(現在已經變成中學校舍了),因為是佛教「天台宗」的傳播源地,所以稱為「台源寺」,小鎮也因此而得名。     
    駐守台源寺鎮的日軍頭子是個少佐級別的軍需官,統領著一個步兵中隊和一個馬隊,總共有二百多人和百來匹馬。小鎮的兵力雖然不多,卻並不容易攻打,因為日軍第20軍(阪西一良中將)的軍部就設在衡陽,台源寺實際上是整個20軍的糧食總站,而在當時,衡陽駐有日軍68師團的第57旅團(前任旅團長志摩源古戰死,現任旅團長為黑獺平一少將),不遠處的邵陽還有116師團(師團長菱田原四郎中將),一旦傘兵的進攻行動打成僵局、就會有遭到敵援軍合圍的危險。     
    但總的來看,局勢對國軍是十分有利的。日軍第20軍主力已經在先前的「雪峰山戰役」中消耗殆盡,新補充的兵員都是45年3月份緊急徵集、剛參軍不久的「菜鳥」,許多人甚至連「乙類兵役條件」也達不到,簡直算是半殘疾人。比如被傘兵俘虜的一個日軍機槍彈藥手,上千度的近視眼,眼鏡掉了連路都沒法走,可這樣的傢伙居然可以當上機槍副手,原因不過是他有點力氣、能夠扛得動子彈箱,那麼,其他人的本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個時候,國軍74軍已封鎖了衡寶公路,第100軍正在攻擊衡陽縣城(不是衡陽市)。傘兵部隊的任務是迅速奪取日軍糧食總站,只要攻克了台源寺,敵20軍的三個師團和四個獨立混成旅團就都得餓肚子了。        
    台源寺戰鬥是在45年8月2日凌晨打響的。攻擊部隊分成三路展開進攻,一路是「中美聯合部隊」的國軍和美軍共一百七十多人、外加王偉能部的幾個連;一路是夏建寅率領的「挺進軍突擊總隊」以及「兩衡游擊司令部」的人馬;另一路是傘兵一二分隊(一隊),配合他們行動的是周治的那個「瞌睡連」和「洪市青年堅強連」。     
   (這裡解釋一下:在馬甲看過的材料中,各路人馬都說自己是「主攻部隊」。弄得我也搞不清是怎麼回事,只好採取《亮劍》裡李雲龍的說法——「每個方向都是主攻!」     
    另外,有材料說74軍也參加了這次戰鬥。這其實是個誤解,夏建寅本人雖然是「74軍少將高參」,但他的「挺進軍突擊總隊」卻屬於游擊武裝、並不是正規軍——這一點,從戰後74軍拒絕他們接管衡陽縣城就可以得到證明了)        
    一二分隊進入攻擊位置的時候,天還沒有亮。四下裡非常安靜,只是隱約能聽到從二十多公里外傳來的陣陣炮聲,那是100軍正在轟擊衡陽的日軍陣地。     
    與往常一樣,蔡智誠和傳令兵潘崇德依然緊跟在周之江隊長的身後,不過這一天他們的旁邊還多了一個人,是狙擊槍手陳保國。     
    陳保國是湖北人,以前是當陽玉泉寺的和尚。1940年日軍在湖北當陽槍殺寺院僧眾、還縱火燒燬了玉泉寺,小和尚走投無路、一氣之下就脫掉袈裟當了兵。他只記得自己俗家姓「陳」,卻不知道本名是什麼,於是就給自己取了個豪情萬丈的稱號,叫做「保國」。可惜,軍隊裡卻沒有人理會這個響亮的招牌,上上下下都喊他「唐僧」,因為《西遊記》裡的唐三藏和尚原本也是姓陳的。     
    書上的唐三藏愛念緊箍咒,這軍隊裡的「唐僧」也很囉嗦。那段時間,傘兵們手裡攥著許多王偉能的「金庫券」、生怕用不掉,所以每天都買魚買肉、殺雞宰鴨,在大快朵頤的同時也整得烏煙瘴氣、滿地葷腥。「唐僧」對此很看不慣,從早到晚、人前人後總嘮叨著「作孽、罪過」之類的難聽話,搞得大家頗不耐煩,都不願意和他在一起吃飯。     
    周之江隊長的飲食比較清淡。也不知是因為信佛還是為了養生,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吃一吃素,這個習慣倒是十分符合和尚的要求,於是就把「唐僧」喊來搭伙。分隊長的身邊也就因此多了個狙擊兵,正好可以湊成一個戰鬥小組。        
    8月2日凌晨,二分隊和一分隊繞到了台源寺的東面。     
    台源寺鎮沒有城牆,外圍設有一道水壕和一道鐵絲網,路口處有兩個土垛子,小土垛上建了個炮樓,大土垛上建有明的、暗的幾個碉堡。     
    清除水壕障礙是游擊隊的任務,「瞌睡連」很快就在壕溝的內壁架上了梯子——據游擊隊員自己神吹,他們的周治連長用「無聲手槍」幹掉了一個鬼子哨兵,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蔡智誠沒有見過那個傳說中的稀奇武器。     
    解決了水壕,接下來就該對付「電網」。游擊隊把所有的鐵絲網統統稱為「電網」,無論其是否真的帶電,一概不願意招惹,這個任務只有交給國軍自己去完成。傘兵派出幾個尖兵,在鐵絲網上布設了炸藥包,開闢前進通道的準備工作就算完成了。        
    天色濛濛亮的時候,天空中升起了三枚黃色信號彈,戰鬥正式開始。     
    首先發起攻擊的是傘兵一二分隊(由東向西攻)和夏建寅「挺進軍突擊總隊」(由南向北攻),西側的「中美聯合部隊」暫時沒有動作。     
    伴隨著炸藥爆炸的巨響,鐵絲網被撕開了幾個大缺口,蔡智誠和戰友們迅速躍過壕溝、突破封鎖,吶喊著向日軍陣地衝去。     
    小土垛上的炮樓很快就被摧毀了——它突兀地立在鐵絲網的旁邊,五六枚火箭筒彈同時打上去,這座小磚塔當場就斷作了幾截。     
    可是,大土垛上的碉堡群卻不容易對付。土垛的兩側壘築著沙包、還挖掘了戰壕,日軍憑藉著掩體和工事,用猛烈的火力把傘兵們攔阻在兩百米開外。火箭筒這玩意,距離遠了就沒有準星可言,再加上地堡的目標本來就比較小,海國英他們天一發、地一發地打了老半天,就像是在放焰火,整來整去也不見成效。     
    分隊長沒辦法,只好呼叫炮兵支援。   
    四分隊開火了,可炮兵陣地的距離太遠,60迫擊炮從兩公里外打過來、彈著點根本就沒個譜,有的落在碉堡後頭,有的又砸到了游擊隊的頭上。氣得周治連長直罵娘:「開大炮的是漢奸!」     
   「周連長,指揮炮兵的是美國人」,潘崇德趕緊提醒他。     
    瞌睡連的頭頭把眼睛一瞪:「媽拐!美國人也是漢奸!」        
    不過,這陣炮火倒是起到了掩護的作用。趁日軍的注意力受到迫擊炮的干擾,周之江隊長藉著彈幕的遮蔽,帶領五六個戰士繞過路口、從側翼迂迴到了鎮子裡面。     
    周隊長在前頭沖,蔡智誠就跟著猛跑,跑著跑著,一扭頭:咦?怎麼鑽到大土垛子的後面來了?——他自己也弄不清是如何突破敵人火力封鎖的。         
    這一招果然奏效。日軍的防禦工事全都集中在正面方向,碉堡後頭只開了一個入口,背面的牆體上居然沒有預設槍眼。這時候,小鬼子們突然發現傘兵轉到了自己背後,只能倚在門邊射擊、或者從胸牆上探出半截身子開槍,頓時成了狙擊手的活靶子。     
    周之江一邊命令潘崇德:「去把火箭筒喊過來!」,一邊命令阻擊手上房頂。     
    蔡智誠也趴在房脊上用卡賓槍猛烈開火,他的戰鬥位置名義上是「掩護陳保國」,說穿了就是預備當狙擊手的替死鬼。不過,這個替死鬼也不能白當,狙擊兵幹掉五個目標之後,他也跟著打倒了一個——這是蔡上士在戰場上真正用槍打死的頭一個敵人。很久以後他還記得,那傢伙是個軍官,上身穿著軍服、下身穿著一條短褲衩,被子彈擊中胸部位置、當場就斃命了。   
    打中這個鬼子的時候,敵人已經醒過味來了。他們不再死守在土垛子上與民房對射,而是組織起一幫人衝出碉堡向街道反撲。敵人太多了,幾個傘兵根本就抵擋不住,周之江只好掉頭往巷子裡跑,蔡智誠和陳保國也趕緊從房頂上溜了下來。        
    幾個傘兵撞開房門,躲進一間民房。周隊長說:「守住這裡,我們的人很快就來增援了」     
    這戶人家有四口人,一對夫妻和兩個小孩,那個小男孩一點也不認生,瞧見傘兵手裡的槍、高興得直撲騰,嘴裡還嚷著:「吧公,吧公,嘟嘟嘟……」,逗得當兵的哈哈笑。可兩位家長卻驚恐得要命,抱著孩子一個勁地打哆嗦。     
    陳保國的「唐僧脾氣」又犯了,他一邊張羅著讓主人家往床鋪底下鑽,一邊還勸導說:「唉呀,人到這個時候,什麼也不要想了,只管掩護好自己,不被槍彈打到就是萬幸……」     
    屋子裡有兩孔窗戶,蔡智誠正趴在其中的一個窗沿上向外張望,「唐僧」又跑過來勸他:「兄弟呀,莫要在這裡望,這個位置容易被人發現……」     
    蔡智誠被他連哄帶嚇唬地扯到了一邊,那感覺真是哭笑不得,心裡想:「這和尚可真夠囉嗦的,難怪大家都對他不耐煩」。一回頭,卻又看見周之江也把腦袋湊到了那扇窗子跟前,蔡智誠正琢磨著要不要奚落「唐僧」兩句,忽然聽見「砰」的一聲,隊長一個跟頭就栽倒在地上了。         
    子彈打中了周之江的脖子,鮮血象噴泉一樣的往外湧,大家連忙打開急救包,把止血藥、止痛劑、棉花繃帶全都用上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時候,外面儘是小鬼子,幾個傘兵能守住屋子就不錯了,想衝出去求救是根本辦不到的事。   
    頂了半個多小時,其他傘兵和游擊隊才陸續衝進鎮子。劉盛亨分隊長聽說周之江負了傷,趕緊跑過來探望,一看見他的傷勢就立刻吩咐:「趕快往西邊送,那裡有美國軍醫,也許還能有救」     
    蔡智誠和陳保國把周隊長綁在一副床板上,抬起來就往「中美聯合部隊」的方向跑,任憑敵人的子彈在身邊飛來飛去也不管不顧。只可惜,等他倆好不容易跑到目的地,美國軍醫檢查之後卻搖搖頭,宣佈周之江上尉已經犧牲了。     
    蔡智誠癱軟地坐在地上,帶著幾分後怕對陳保國說:「唐僧啊,真的要謝謝你,你今天救了我一命」     
    陳保國卻歎了口氣:「唉,我應該再提醒隊長一句的……」        
    這時候,三個攻擊方向的傘兵和游擊隊都已經衝進了台源寺鎮,小鬼子龜縮在據點裡死守頑抗。     
    日軍在鎮子裡修建了三個「堡壘群」,式樣基本相同,都是外圍一圈鐵絲網、再加幾處沙包掩體和一段戰壕,中間一個大地堡和兩個小地堡。這樣的防禦體系雖然有助於敵人固守重點目標,但卻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各防禦點之間無法進行聯繫,缺少相互配合支援的機動兵力。國軍部隊只要圍住這三個地方、逐個實施攻擊,就能一口一口地把鬼子吃掉。     
    日軍雖然在地堡的頂部加蓋了鋼板,增強了工事的防炮能力,而且他們的前沿掩體也能夠有效地阻攔火箭筒手接近陣地,但他們顯然不知道傘兵們還擁有另一樣新式武器——大口徑重機槍。     
    蔡智誠事先也沒料到重機槍居然能有這麼強悍的威力。四挺大口徑機槍布設在距日軍據點二百米遠的陣地上,由幾個美國兵親自操縱,當時,周圍的國軍還有點犯嘀咕:「美國人的膽子小,離那麼遠怎麼能打中目標?」,可等到機槍「通通通」地一開火,頓時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12.7毫米槍彈像一條兇猛的火龍直撲向敵人的堡壘,火舌舔到陣地前沿的掩體,那些裝滿泥土的沙袋立刻就被子彈撕開,沙土和破碎的布片四處飛揚,可憐的掩體眨眼間就散了架;火龍又繼續衝向地堡,強勁的子彈居然能夠穿透磚牆、直接鑽進地堡裡去!貌似堅固的的防禦工事在幾挺重機槍面前顯得完全不堪一擊,經過一番恣意肆虐,大小碉堡就如同破火柴盒一般、牆體內外都被打成了篩子。因此,當國軍士兵們歡呼著衝殺上去的時候,陣地上的日軍守敵已基本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下午一時許,台源寺戰鬥勝利結束。國軍全殲守敵二百餘人,其中擊斃一百七十人、俘虜了六十多名日軍官兵,這個俘獲比率在以往的戰例中是十分罕見的,顯然,美式武器的威力在摧毀敵人鬥志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這場戰鬥中,中美傘兵部隊陣亡6人,負傷10人。     
    不過,這其中有個情況,馬甲我始終沒有搞清楚——陣亡人員中是否包括美軍的赫斯少校(Whynot兄提供的材料說,赫斯的軍銜應該是上尉)——赫斯是和三分隊的分隊長韓承璋少校(後任傘兵六隊隊長)同時負傷的,一顆子彈穿透了前面的韓隊長、又擊中了後面的赫斯。戰鬥剛結束,赫斯等人就被空運到昆明進行救治,這以後,有文章說赫斯只是受傷、而又有人說他陣亡了,莫衷一是。馬甲我不敢在這個問題上開玩笑,只好表示存疑、並求教於各位方家。        
    說起來,傘兵在台源寺鎮的傷亡損失並不算大,但對二分隊的影響卻不小,因為他們的周之江隊長犧牲了。     
    在那段時間裡,蔡智誠的心情特別沮喪。參軍整一年,算起來只打了兩仗,頭一仗在松山跟著連長,結果犧牲了游湘江;這一仗在台源寺跟著分隊長,結果又陣亡了周之江,而且這倆人的死都多多少少和自己有點關係。     
    他把這些事情講給陳保國聽,唐僧和尚的判斷是「蔡老弟的命太硬」、並且還玄的虛的解釋了一大堆,搞得「蔡凶神」的心裡十分忐忑。於是,繼任的分隊長還沒有指派下來,蔡智誠就開始成天價提心吊膽,暗自嘀咕著:「別又遇見一個水字邊的呀,再讓我克掉可就太慚愧了……」        
    幸好,還沒等新的倒霉蛋露面,電台裡先就傳來一個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這激動人心的喜訊頓時沖走了蔡智誠腦海中的一切陰霾。     
    台源寺戰鬥結束之後,傘兵二隊就撤離了戰場,把清繳武器、轉運軍糧以及處置戰俘之類的事情都交給了游擊隊。   
   (有網友問馬甲:國軍是如何處理和對待日軍戰俘的?國共雙方所俘虜的最高級別的日軍將領是什麼級別……說實話,我在這方面也屬於孤陋寡聞。但既然被提問了,也只能拋磚引玉的講幾句,希望能夠得到高人的指教。   
    應該說,國軍對待日軍戰俘還是很不錯的。廣西和湖南戰場上被俘的日軍士兵,一般都送到貴州鎮遠的戰俘營,這個建築群就設在鎮遠縣城裡面,如今是個旅遊景點,裡面有宿舍教室、禮堂操場,還有「反戰同盟俱樂部」什麼的,比一般的軍營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鮮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戰俘,甄別之後單獨組隊,經過整訓穿上新軍裝——草綠色制服、船形帽——編入金九領導的「光復軍」。這些人於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後就由美國海軍陸戰一師用軍艦送回朝鮮去了。   
    至於「國共雙方所俘虜的最高級別日軍將領」,以馬甲所知,八路軍方面,晉東南分區的武工隊在正太鐵路炸火車的時候,俘虜了一個「中將旅團長」鈴木川三郎,時間是45年的1月中旬,但後來又有人說這個「鈴木中將」是偽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顧問,屬於「文官掛軍銜」,因此這個「中將」難免有點兒含糊;不過,國軍方面就更含糊了。據稱,他們俘虜了一個少將軍官,而且還正是在這次台源寺戰鬥中抓獲的,講得有鼻子有眼,是個「副師團長」、名字叫三木郎……可馬甲我覺得日軍編制中好像沒有「副師團長」這個職位,而且我在45年的湖南日軍將官名冊中也沒找到「三木郎」是個什麼人物,所以不免有點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誤看成少將了——除此之外,馬甲就沒聽說過在戰場上還俘獲過其他的將軍級別的日軍軍官。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自己並沒有抓到過日本少將。當時只是把戰利品交給游擊隊處置、俘虜兵也由他們移交給100軍了)        
    傘兵部隊之所以迅速撤離台源寺鎮,是因為擔心日軍增援部隊有可能進行反撲。「陸軍突擊總隊」從建立之初就被定位為「攻擊兵團」,訓練和作戰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換句話說,打防禦戰不是傘兵們應該干的活。   
    部隊回到了洪市鎮。「中美聯合部隊」的營地設在機場旁邊的太山村,一二分隊則與大隊人馬隔著蒸水、單獨駐紮在河對岸的鄧家台。   
    周之江陣亡以後,二分隊沒有任命新的分隊長,而是統歸一分隊的劉盛亨隊長指揮。對傘兵而言,這樣的指揮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為空降作戰時、官兵們經常會在戰場上散佈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時就十分強調「服從軍銜」的理念——只要是幾個傘兵聚在一起,誰的軍銜高誰就是領導——前些日子空降洪羅廟的時候,大家一時找不到姜隊長和劉分隊長、就紛紛向周之江靠攏,現在周隊長不在了,聽從劉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裡,傘兵們每天的任務就是大吃大喝。   
    聽說國軍收復了台源寺,四里八鄉的老百姓都來表示祝賀,慰勞品成筐成擔地送進軍營,上面貼著大紅紙、寫著「鬼子肉」,實際上全都是豬肉。於是乎,當兵的整天捧著肉丸子、紅燒肉,從早吃到晚,由於油水太大,搞到最後都拉肚子了。   
    蔡智誠發現陳保國也在大口大口地啃豬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麼也喜歡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屬於超度,沒有罪過反而有功德」,這傢伙倒還滿會找理由。   
    後來相處久了才知道,陳保國這個和尚只是單純反對殺生,對喝酒吃肉卻是很願意接受的。          
    劉盛亨隊長每天都要用對講機與隊部聯繫。有一天,他聽到一個好消息,說美國空軍在日本扔了兩顆「新式炸彈」,日本鬼子頂不住、已經打算投降了。   
    美國人的武器厲害,那是所有人都親眼見過的,可要是說才丟兩顆炸彈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裡多少還是有點兒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誰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幫多麼亡命的傢伙,豈能夠如此輕易就認輸。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號下午,姜鍵隊長開著一輛美式中吉普跑到鄧家台來了。這種吉普車是和機降部隊一起著陸洪羅廟的,總共有兩輛,在攻打台源寺的時候沒有使用,現在另一輛由美國兵駕駛、這一輛就成了姜隊長的座乘。姜鍵少校站在車子上得意洋洋地宣佈:奉上峰指令,傘兵即刻開赴長沙,協助國府特派專員洽談受降事宜。傘兵二隊將成為收復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隊!   
    姜隊長說:「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大家要注意維護國體,不卑不亢、小心審慎,既不可信口開河、也不許譏笑漫罵對方,遇到重要問題應及時向帶隊長官報告」。他還提醒部下:「為壯觀軍容,每個人都必須準備一套乾淨禮服,以便在進城的時候向長沙市民展現我軍的蓬勃士氣」        
    這下子,大家終於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戰勝利了。   
    那天晚上,幾乎所有的傘兵都沒有睡覺。官兵們擦洗槍械、熨燙軍服,不停的講話、還一個勁地傻笑,其實誰也沒注意別人在嚷嚷什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反正每個人都在喊叫、每個人都在用激動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我們在這裡!我們贏了!我們是勝利者!」        
    8月12日上午,傘兵二隊啟程前往長沙。一二分隊乘坐三輛卡車緊隨姜鍵隊長的中吉普在前頭開路,其他人員的汽車則間隔一兩公里、跟在後面。   
    這些道奇十輪卡車是通過「潭衡戰區指揮部」調集過來的,開車的司機好像還不大弄得清狀況,疑疑惑惑地問道:「是長沙的日軍要投降了,還是整個湖南的日軍都要投降了?」   
    傘兵們告訴他:「是全中國的日軍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車司機撇撇嘴:「切!空起吹……」   
    車隊開過湘潭附近的時候,天上出現了幾架盟軍的飛機。那幾架戰鬥機在空中盤旋了一陣,又猛地俯衝下來向城裡的日軍據點「噠噠噠」地掃射。   
    看見這個場景,卡車司機難免有點兒擔心起來:「喂!你們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邊的日軍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對這個問題,傘兵們也有點吃不準了……        
    汽車開到長沙南郊的楊家山,正式進入了日軍控制的區域。   
    公路邊有個日軍兵營,一大幫小鬼子正光著膀子在場壩上操練,「嘿喲——霍喲」的整得蠻起勁,對轟隆隆開過來的國軍部隊不理不睬。於是,姜鍵隊長就把吉普車停下了,傘兵們也紛紛下車,機槍、衝鋒鎗、卡賓槍全都對準了這群光膀子。   
    很快,從據點裡跑出來一個日軍大尉,手扶著軍刀、撅起屁股敬禮。姜鍵少校就給他講解我軍的任務和政策,他講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聲,從頭「哈咿」到尾、卻還是一臉的茫然,一句話也沒聽懂。   
    只好讓劉盛亨分隊長來做翻譯。誰知道,劉盛亨這位「外語人才」是個半吊子貨,平時模仿兩句「枯啦」、「八嘎」還將就,一旦遇到這種專業性較強的政策詞彙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聽越迷糊,最後還是把漢奸翻譯官叫來才把事情說清楚了。   
    原來,駐紮在楊家山兵營的是日軍第11步兵大隊(大隊長高宮正輝),他們已經接到了「國軍洽降官員護衛隊」將要進入長沙城的指令。但日軍司令部原以為車隊要在8月13日才能到達,卻沒想到傘兵們提前來了,因此,這位高宮正輝大尉就徵求姜鍵少校的意見: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導車」來迎接國軍?   
    姜鍵趕緊通過電台請示上級。國府特派專員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時進城恐怕驚擾市民」,讓傘兵二隊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進入長沙。        
    原地休息,在哪兒休息呀?當然是在日本軍營裡。   
    姜鍵對日軍大隊長說:「我看你的兵在操場上練得挺來勁,很好很好。這樣吧,你們完全可以在訓練場上歇息,營房就騰給我們住了」   
    於是乎,當天晚上,傘兵們就在日軍炮樓裡東蹦西跳地尋開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場壩裡「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軍司令部派來一個叫大西的中佐聯絡官,傘兵們興高采烈地進了城。而那些在操場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卻像霜打的茄子,再也沒有繼續操練的勁頭了。   
    說起來,姜鍵隊長對第11步兵大隊算是很客氣了。幾天以後,楊家山兵營來了幾支「別動軍」游擊隊,一大群穿草鞋的農民不僅收繳了高宮大隊的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甚至把皇軍身上的襯衫都扒了下來,活生生把幾百位「太君」搶成了丐幫——那模樣才真叫做淒慘呢。        
    傘兵進長沙的時候,國府的特派專員已經在城裡了。   
    其實,這時候的長沙城裡已經聚集了好幾撥「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長官指派的18軍(胡璉部)高魁元小組、有第九戰區薛岳長官指派的99軍(梁漢明部)王相國小組,另外,防線離長沙最近的93軍(韓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聯絡組,就連失蹤一年多的前長沙市長王秉丞(51年被鎮壓)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區的新軍路掛起了辦公的招牌。   
    傘兵二隊奉命協助的這路「特派專員」打的旗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組長是軍統湖南站的站長金遠詢,副組長居然是蔡智誠的姐夫羅照。羅照這個人雖然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但卻沒怎麼帶過兵,他底子上屬於中統,先是在「戰地黨政委員會」裡搞政工,後來當了「軍法執行總監部」的督察官,現在又跑到長沙來擔任「接收大員」。   
    蔡智誠對自己的姐夫並不十分在意,他比較感興趣的是聯絡組的另一位專員——掛著少將軍銜的向愷然。   
    說起「向愷然」,也許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筆名「平江不肖生」,名聲可就響亮多了。向愷然是現代武俠小說的鼻祖,而且這位大俠和金庸先生還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會武功的,筆下的一招一勢全都有來歷。記得薩蘇兄曾經寫過一篇介紹老電影的文章,說到過「火燒上海灘」、「火燒紅蓮寺」和向愷然,這《火燒紅蓮寺》就改編於向愷然的武打小說《江湖奇俠傳》。   
    向愷然是留學日本出身的,日語呱呱叫;他是湖南人,還擔任過「長沙自衛團」的團長,對當地情況很熟悉;而且這時候他正在報紙上發表連載小說《中國武士道》,說明其對武士道精神也頗有研究。因此,由他來出任這個「洽降專員」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不過,讓大家感興趣的並不是向先生的學問,而是向大俠的武功。所以,每當遇到給向專員當扈衛的差事,傘兵們都搶著去,一個個興致勃勃、聚精會神、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生怕一不留神、這位大俠就躥到哪家的房頂上去了。        
    剛進城的頭兩天,傘兵們的任務主要是擔任「洽降專員」的儀仗。   
    在當時,長沙城各路大員中最威風的人物,一撥是傘兵扈衛著的這一組,另一撥是十八軍高魁元的那一組(順便說一句,這個高魁元當時只是18軍的參議官,後來卻不得了,當過台灣的陸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官至一級上將)——因為這兩個組不僅配有美式裝備的衛隊,而且還有美國軍官當隨員。想像一下就知道,在那時候的長沙街頭,前面開著敞棚中吉普,後面跟著十輪大道奇,身邊還坐著美國大鼻子——那是個什麼派頭!   
    城裡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門道,紛紛假借各種渠道向特派專員「表達敬意」。羅照督察官在長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還沒過去,房契就已經送到了手上,等他一進門:喝!連傢俱都換成新的了。   
    蔡智誠曾經在姐夫那裡遇見過偽「長沙市長」唐令歐,這位唐市長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學校十七期的畢業生,曾經當過何健部的團長,日軍佔領長沙後,他不僅擔任了偽長沙市長、「復興會主任」,還署理過偽湖南省長。可他這時候卻找到軍法督察官,解釋說自己是「奉軍統秘令出任偽職的」,還表白自己有「懲治漢奸」、「救助美軍飛行員」等等大功勞。   
    羅照當面敷衍說:「很好很好,你們地下工作者都是無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歐出了門,他就在屋裡破口大罵:「戴雨農這傢伙,自己幹了缺德事,卻讓我來給他擦屁股!」   
    後來,唐令歐名義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實際卻沒進監獄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雖然能夠化險為夷、得享天年,卻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禮,光是蔡智誠就從姐夫那兒轉手撈到了一塊「勞力士永動型金錶」,也就是不用上發條的自動手錶,在當時是十分新潮高檔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備長沙城的日軍部隊是第2獨立旅團(代號開部隊),下轄從第7到第12總共六個步兵大隊。可在8月15日以前,日軍好像對是否投降還頗有點拿不定主意,因此,不僅第20軍的首腦不願意與「洽降專員」正式接觸,就連長沙市的警備司令岡島重敏少將也躲起來不露面,只派了一個中佐級別的大西參謀,人前人後的上竄下跳胡亂應酬。   
    這種狀況維持了沒幾天,形勢就發生了變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佈《終戰詔書》。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岡島重敏司令官終於出現了,他跑來向國民政府的「洽降專員」報告:長沙日軍已經接到了派遣軍總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嚴格遵從中國政府的各項指示——這下好辦了,專員們再也不必「洽談」什麼,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個長沙城都沸騰了。   
    抗戰期間,長沙市經歷了「四戰一火」的劫難和日寇佔領的蹂躪,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變得滿目瘡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湘江兩岸滿是焦土廢墟,處處是一片破敗荒蕪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這一天,街道上卻聚滿了歡呼雀躍的人群,人們跳著、叫著、笑著,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傘兵們的手裡,一個被日軍毒氣熏瞎了雙眼的傷殘軍人撲上來、摸著傘兵的衣服和武器,嘴裡說著「打得好,你們打得好啊」。蔡智誠還看見,一位白鬍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給國軍將士們磕幾個頭……   
    路邊的樹上掛滿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長,在樹杈上繞了好幾圈,傘兵們走到哪裡、爆竹聲就響到哪裡。整整一天,蔡智誠的耳朵裡都充滿了這喜慶的「辟啪」聲,許多年以後他還幸福地回憶說:「從來沒有聽到過那麼多鞭炮,湖南人就像爆竹一樣的熱情剛烈,湖南省真是個花炮之鄉」。        
    從這一天起,傘兵二隊就擔負起新的任務,他們首先接管了日軍憲兵隊。   
    長沙日軍憲兵隊設在教育會坪(今湖南省農業廳),隊長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鍵少校正式宣佈接受日本憲兵的投降,命令對方提交人員、武器、裝備器材和軍需物資的清單,並提供軍事設施和辦公機構的位置圖,同時強調:不得藏匿、隱瞞任何檔案材料,更不得毀壞、丟棄任何武器裝備。   
    日本憲兵隊裡除了日本人還有中國漢奸,並且還兼管著偽警察局。對這些人,傘兵二隊當時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轉移到軍營裡管理;把憲兵隊裡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隨「開部隊」進入長沙的湖北人,他們大多是武漢「復興會」總部的漢奸)羈押起來(這批人後來都被槍斃了);而憲兵隊和警察局裡的長沙本地人則繼續留用、照常上班。   
    這個辦法顯得有點偏袒本地人,但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傘兵們都來自於外鄉,連長沙的街道都認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沒辦法維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漢奸」之一的鄧篤恭,日軍到來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長,長沙淪陷期間他也是警察局長,日本投降以後他依然還當著警察局長,真是捧上了鐵飯碗。        
    蔡智誠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資。   
    日本人實在是討厭,他們的清單內容十分龐雜,連一雙竹筷子、一個破臉盆都要羅列上去,真是煩瑣得要命。可對方既然寫出來了、自己就必須查驗,於是,蔡智誠就被這些雞毛蒜皮搞得焦頭爛額。可是,查了幾天之後,蔡上士才突然發現,表面上很細緻的日本人原來並不老實,他們把許多裝備物資、甚至一些秘密倉庫都隱瞞起來,沒有開具在清單裡。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來是想利用臉盆筷子做掩護,企圖瞞天過海呀!蔡智誠氣得拍案大罵,當即報經金遠詢專員批准,把古川憲兵隊長關了禁閉。        
    憲兵的手裡除了物資清單,還有人員名單。監獄犯人的檔案全都移交到軍統的手上,由金遠詢站長決定放誰或者不放誰。   
    在那段時間裡,警探們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頭天接到舉報說某人是漢奸,隔兩天又說證據不足讓他回家了。蔡智誠埋怨說:「這不是瞎折騰麼?」,而潘崇德卻看出了其中的門道:「你別看這些人進進出出、來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錢呀……」   
    還真是這樣。   
    比如,長沙城裡有這麼兩個人物,一個叫張芝文,原先是雜貨店的老闆,一個叫凌雲卿,是黃包車工會的頭目。44年日軍佔領長沙時,這兩個傢伙就打著「歡迎皇軍」的旗號主動上門討好,據說,他倆的初衷是想得到日軍的許可、組織人手收埋在攻城戰鬥中遺棄的屍首(當時城裡的屍體確實很多),可沒想到,日本太君一高興,就讓張芝文當了「治安維持會」的會長、讓凌雲卿當了副會長,這兩個傢伙也就變成了漢奸。   
    國軍接管長沙警務之後,張、凌兩人當然就被抓了起來,可沒過幾天又被釋放了,說是證據不足。蔡智誠對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發牢騷:「他們都當上維持會長了,還有什麼證據不足的?」,可羅照卻笑著說:「你不懂的就不要議論」   
    原來,這兩個維持會長有「立功表現」——他們透露了日本「亞光公司」秘密倉庫的地址,那裡面存有不少日軍從湖南各地掠奪來的貴重物品——接收大員們因為這個情報收穫頗豐,光是羅照的手裡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書的曾國藩日記(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親筆),後來送給了谷正倫。        
    傘兵們只負責監管日本憲兵,對其他日軍部隊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並不主動管理。   
    長沙市東區的二里牌,有一個停放日軍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國老百姓從這裡經過的時候都必須對著房門三鞠躬。現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來去砸爛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傘兵的車隊正巧經過二里牌,看見幾個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門口對峙,其中有個鬼子軍曹的手裡還握著軍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軍官兵在兵營之外持有武器是違犯規定的行為,姜鍵隊長立刻沒收了這把軍刀。不一會,日軍大隊長也趕來了,一照面就「辟哩啪啦」給了軍曹幾耳光,逗得圍觀群眾呵呵直笑。   
    第二天,傘兵們又從二里牌路過,看見「神社」門前橫眉豎眼地站著一夥日本兵,四周的群眾卻畏畏縮縮地不怎麼敢靠前。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昨天的那個軍曹在小屋子給自己開了膛、剖腹自殺了。   
    姜隊長覺得再這樣鬧下去不是個辦法,就通知日軍大隊長把那屋裡的罈罈罐罐全都清理乾淨,再用粗繩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車一發動,立刻就把這座混蛋「神社」給拽倒了。        
    不過,日軍中像這個軍曹一樣的死硬分子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都還比較守規矩的。   
    那時候,在日軍兵營門口站崗的還是日本兵,只不過手裡沒有槍,而是拄著一根兩米長的細木棍,看見有人來了就站得筆直、立正敬禮。   
    日軍的軍需倉庫都被查封了,因此,兵營裡很快就斷了糧。國民政府的接收專員懶得理睬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頓沒下頓,最後餓極了,只好學著「做買賣」。在那段時間裡,長沙市民晚飯後的一大樂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賣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單之類,還有食鹽(湖南也是個缺鹽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煙」,老百姓就用食物來交換。   
    傘兵和警察也不願意眼看著日本人餓昏了鬧兵變,所以對這類買賣並不制止,反而還幫著他們維持秩序。   
    蔡智誠看見一個賣「炸糕」的小販用大米換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憐、又白送給他幾塊「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動得直鞠躬:「中國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販樂呵呵地摸著鬼子兵的腦袋(日本兵都剃光頭)說:「娃仔,你們要早曉得這個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圍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對付,游擊隊卻不大好辦。   
    長沙城外有幾十路游擊武裝,什麼「自衛團」、「別動軍」、「正義軍」、「挺進軍」、「復仇隊」……五花八門,從8月15日以後就自發地進城來接受投降。   
    這些人進到城裡,見到物資就搬、見到好房子就貼標籤,甚至連中山東路的何鍵私宅也掛上了十七個單位的接收條。國民政府的特派專員們頓時著急了,連忙在各個路口張貼佈告:「各地下軍速回原地駐防待命,在指定區域等候國軍先遣軍入城……」,傘兵二隊也因此增添了一個新任務——「勸阻」地下軍。   
   「勸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擊隊的一幫豪傑們請到飯館裡喝酒(當然是由長沙商會買單),在酒桌子上詳細講解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吃飽喝足之後,如果覺悟提高了,就由傘兵派大卡車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對不起,傘兵的美式裝備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飯館門口繳掉槍械,照樣押送出城。   
    游擊隊沒防備國軍會來這一套,所以剛開始這「勸阻」的辦法還比較有效。可是,這幫人物哪裡是這麼容易聽「勸」的,這一撥剛哄走、那一撥又來了,到最後,乾脆嚷嚷著要「武力進城」……   
    簡直是無法無天!政府官員們氣得直拍桌子。        
    游擊隊想進城,政府高官可以發脾氣、傘兵們也可以盡量「勸阻」。可正規國軍部隊也想進城,大家可就攔不住了。   
    99軍想進長沙,因為他們奉有第九戰區薛岳長官的指令;93軍也想進長沙,不僅因為他們距離長沙城最近,而且還因為他們都是湘中子弟、在歷次保衛長沙的戰鬥中付出了巨大犧牲(長沙市裡現在還有93軍的陣亡將士墓)。這兩路人馬開到城下,傘兵也好、專員也罷,統統沒有辦法。   
    小官沒辦法,大官卻有辦法。王耀武在蔣總裁面前告了一狀,薛岳長官的老臉終究比不上嫡系的學生,只好收兵撤退——於是,王司令長官一聲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軍負責接收,第18軍開進長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軍開過來了,沒想到,剛開到長沙城邊卻又出了事。   
    按18軍軍長胡璉的意思,首先進城的應該是他最親信的第11師(陳誠、黃維和胡璉都擔任過這個師的師長,這時候的師長是楊伯濤)。可誰知道,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18軍118師師長戴樸是個長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門口,心裡一激動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帶著自己的人馬搶到了11師的前頭,大搖大擺的準備衣錦還鄉了。   
    城裡的高魁元參議官見此情形,趕緊給胡璉發電報。胡軍長是個陝西人,哪裡會在乎戴師長的鄉情,立馬命令118師停止前進,戴師長不服氣,胡軍長就立即上報方面軍總部、直接撤了戴樸的職——倒霉的戴樸後來只好投奔了湖南老鄉廖耀湘,遼沈戰役時的青年軍207師師長就是這位想搶11師風頭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燦爛招牌、國軍精銳中的精銳、嫡系中的嫡系、號稱馳騁疆場無敵手、打了勝仗很正常打了敗仗純屬意外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在他們的英明領袖,那位得到無數後人景仰崇拜和懷念的、除了運氣不好渾身沒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軍覆沒也能孤身突圍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最後成功守住金門島的——胡璉胡伯玉陸軍少將的帶領下,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長沙城。   
    而就在11師進城的當天,傘兵二隊也接到了開拔的命令。        
    有文章記述:「傘兵部隊參加了長沙的受降儀式」,這個說法並不準確。   
    傘兵二隊只是參加了在湖南長沙與日軍「洽降」階段的活動,受降的工作是由18軍完成的。   
    第四方面軍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軍阪西一良投降的時間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這時候,蔡智誠和他的夥伴們早已經飛到南京,觀看崗村寧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國各戰區受降單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兩個現象:一個是,在這張分配表中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份額;另一個是,國軍的受降單位除了「戰區」,還有「方面軍」,似乎是來自於兩個系統。   
    抗戰時的「戰區」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嶽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游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通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部長陳誠)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   
    總的來看,軍政部領導著各大戰區,兵力多、地盤大。而陸軍總司令的人馬雖然少一些,但顯得更加精銳,武器裝備也比較好。「陸總」下轄四個方面軍,一方面軍盧漢、二方面軍張發奎、三方面軍湯恩伯、四方面軍王耀武,另外還有杜聿明領銜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隊為「遠征軍」)——在當時,絕大多數「美械師」都集中在「陸總」的麾下,番號為「陸軍突擊總隊」的國民黨傘兵當然也屬於「反攻指揮部」的一分子。        
    抗戰勝利後,軍政部方面,除第八戰區(甘青寧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日受降;而「陸總」方面,四個方面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系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國軍隊接受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性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佔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何應欽屬於既有日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系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日語流利、並且熟悉日軍的編制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於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後簽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裡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象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   
    既然是由「陸軍總司令」出面受降,當然就不能讓第三戰區的部隊跑龍套,可「陸總」的精銳兵馬此時都在大西南後方,怎麼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運。       
    蔡智誠他們是9月7號接到開赴南京的命令的。當時,18軍11師正在舉行入城式,姜鍵隊長在辦理移交手續的同時,又命令管理人員必須在一天之內把手頭的「剩餘物資」處理掉,這可把蔡智誠愁壞了。   
    所謂「剩餘物資」其實是日偽倉庫裡的庫存品。別人手頭的物品還好辦,可蔡智誠管理的那單物資中有五十噸錳礦沙,這原本是日軍從湘潭礦區搜刮來、準備運往日本的軍工原料,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願意花錢買這種沒用的東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難處講給長官們聽,可隊長和分隊長都不肯罷休:「再難辦也要辦,趕緊想辦法,能賣幾個錢算幾個,不然留給別人也是浪費……」   
    想辦法,還能有什麼辦法?只有去找幾個冤大頭。   
    這時候,監獄的事務還沒有移交完畢,蔡智誠連忙把偽商會(萬昌商社)的四個漢奸買辦從號子裡提出來,對他們說:「只要把這些錳礦沙買過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現,可以放你們回家」。   
    那四個傢伙有點兒不放心:「錳礦是軍需物資,被別人知道了難免還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們先把礦砂拿過去,回頭再交給18軍,豈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誰還會再抓你們?」   
    漢奸買辦想了想,覺得這個破財免災的辦法還是比較划算的,於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誠從金遠詢專員那裡弄來放人的批條,漢奸家屬也已經把款項籌集到手了,整整一萬塊現大洋。   
    按當時的長沙市價,一塊大洋相當於四百元法幣。姜鍵少校看見一大堆沒用的礦沙變成了四百萬現鈔,頓時樂得合不攏嘴,連連誇獎「老弟聰明!真能辦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傘兵二隊從長沙北部的新河機場登機,分乘六架C46、直飛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點,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這時候,已經有一位陌生的中校軍官在跑道旁邊等候大家,他就是突擊總隊的新任參謀處長劉農畯。劉處長是傘兵二隊空降湖南以後才調來的,所以連姜鍵隊長也不曾見過他,不過,這位中校處長待人挺和氣,傘兵們對他的印象都很不錯。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有的資料介紹他畢業於中央軍校某某期,其實並不準確。當年他就讀的是國民黨軍事交通技術學校——這所學校後來被併入了中央軍校,劉農畯也因此擁有了「相當於黃埔」的資格。       
    在機場旁邊的庫房裡,傘兵一邊整理軍容,一邊聽候劉農畯佈置任務。   
    劉處長說:這一次,傘兵部隊的使命是擔任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儀式的儀仗護衛。原先計劃調集的是兩個隊,前些天,傘兵三隊已經由芷江飛抵南京、四隊也從昆明來到這裡——這兩個隊都是第一批通過考核的隊伍,集中訓練的時間最長、專業技術水平也最高——但「陸總」卻覺得他們在組建之後沒有打過仗,比起新六軍派來的「百戰雄師」略有不足,所以又臨時要求增加一個具備戰績的隊伍。而這時,傘兵一隊已確定要參加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在廣州的受降儀式,因此,到南京看崗村寧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隊的頭上。   
    劉處長說:「你們有戰功、有殺氣,由你們出馬,一定能鎮住日本人!」   
    傘兵三隊的李海平隊長也說:「何總司令的飛機等一會就要到了。本來我們三隊已經做好了迎接專機的準備,但現在你們來了,露臉的機會就交給你們二隊」   
    一席話說得大家好高興。        
    收拾完畢,傘兵二隊在劉農畯處長和姜鍵隊長的帶領下,邁著整齊的步伐走向停機坪。   
    這時候,明故宮機場已經聚集著來自社會各界的上萬名群眾,他們手持鮮花和鑼鼓、揮舞著國旗和歡迎條幅,個個興高采烈。   
    停機坪上排列著新六軍的儀仗隊和軍樂隊,傘兵二隊就和他們站在一起。   
    新六軍是從湖南芷江機場空運南京的。他們這次派來了兩個師,第14師(龍師)擔任南京市區的守備任務,新22師(虎師)接管鎮江和揚州,另外,74軍的57師(虎賁師)也臨時抽調給新6軍指揮,負責常州和無錫的防務。       
    貼一張老照片,當年的「明故宮機場」就是這個破爛模樣。   
    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機場,有兩條跑道,位置在現在的南京航空學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臨近中午的時候,從候機樓裡走出一大幫高級官員。走在前面的海軍司令陳紹寬穿著白色的上將禮服,看上去特別顯眼,在他身後的還有顧祝同(第三戰區司令、江蘇省主席)、湯恩伯(第三方面軍司令、京滬衛戍區司令)、鄭洞國(三方面軍副司令、京滬衛戍區副司令)、廖耀湘(新6軍軍長)、牟廷芳(94軍軍長)……   
    過了一會,何應欽的專機在九架戰鬥機的護航下飛臨南京機場。   
    飛機並沒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盤旋了好幾圈。機群每低空盤旋一次、地面上的民眾就歡呼一陣,真是熱鬧非凡——何總司令的受降專機很有講究,前一回他從重慶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號」,這一回到南京簽字,座機又換成了「美齡號」,的確是面面俱到。        
   一點鐘左右,專機終於落地,何應欽走下舷梯,與他同機抵達的有谷正綱(社會部長、接收委員會主任)、賀衷寒(社會部次長,甄審委員會主任)、丁惟汾(社會部次長,撫恤委員會主任)、李惟果(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另外還有傘兵部隊的老熟人、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中將等人。   
    這時候,機場上鑼鼓喧天、軍樂悠揚、彩旗飛舞、花束搖動,伴隨著萬千民眾的呼喊雀躍,頓時變成了歡樂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學生向何總司令獻上了一束鮮花和兩面錦旗,一面旗子上寫著「日月重光」、另一面寫著「黨國干城」,一大幫記者湧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洩不通。   
    折騰了好久,何應欽才「突出重圍」,在陳紹寬和顧祝同的陪同下檢閱了新六軍和傘兵儀仗隊。   
    檢閱之後,原本以為何總司令將會發表重要講話什麼的,可沒想到他在隊伍前面站了兩分鐘,一句話也沒說、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機樓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原來崗村寧次也到機場來迎接何應欽了,因為不方便出頭露面,正在候機室裡等候大駕呢。        
   從機場出來,傘兵二隊乘車前往預先安排好的駐地。剛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智誠就被隊長喊去開會,原來,他已經被選中擔任受降簽字儀式現場的「場內警衛」工作。   
    能夠成為受降會場內部的儀仗護衛是十分難得的際遇。分配給傘兵的名額總共只有十二個,其中四名軍官、八名士兵,蔡智誠能夠得到這個機會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他有戰功(那枚雲麾勳章又起作用了),二是因為他懂英語、可以和外國人打交道。   
    擔任「內衛」的人員必須在「陸軍總司令部」集中住宿,姜鍵隊長開著他的吉普車,一定要親自把大家送過去。蔡智誠疑惑地問:「你剛到南京,能找到地方麼?」,姜隊長哈哈大笑:「放心吧!閉著眼睛也能開到那裡」   
    原來,舉行受降儀式的「南京陸總司令部」其實就是原先的中央軍校。抗戰之前,中央軍校在南京先後辦了八屆班(從6期到13期,其中6、7兩期仍稱為黃埔),傘兵部隊的絕大多數軍官都是這期間的學員,姜鍵本人就是第11期的畢業生,所以他當然知道母校的位置。          
    汽車開到中山東路和黃浦路的交叉處,看見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為三層,頂端懸掛著中英美蘇「四大強國」的國旗,中間鑲嵌著國民黨黨徽,底下是一個橫匾,寫著「和平永奠」四個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條花束、蒼松翠柏裝飾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還站著威風凜凜的衛兵。   
    從這個路口進去,經過中央軍校大門、軍校廣場,直到軍校大禮堂,沿途的牌坊一座連著一座,而且每隔不遠就立著一根旗桿,上面依次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這些旗桿和牌坊下面都守衛著頭戴鋼盔的哨兵,一側是新6軍14師的戰士,肩負背包、手持步槍;另一側則站著傘兵,戴白手套、端衝鋒鎗或者卡賓槍——只不過有很多人(包括記者)都不知道那是傘兵,把他們誤當成憲兵了。       
    吉普車開到軍校門口就不讓進了,姜鍵少校只好掉轉頭回去,蔡智誠他們則被領到禮堂東側的一座二層小樓裡接受面試審核。擔任考官的是「典禮總指揮」、新6軍的副軍長舒適存,他捧著報名材料反覆查看、問來問去的十分仔細,好像生怕混進了什麼不良分子。蔡智誠當然經得起審查,十分順利地過了關。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舒適存,30年的時候曾經擔任過紅八軍(軍長黃克誠)的參謀長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的參謀處長,是個從紅軍隊伍裡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試之後,發給大家一張特別通行證,並進行了任務分工。分派給蔡智誠的差事是擔任「記者區」的警戒服務,在這個崗位上可以走來走去,比死站在一個地方的儀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電影,影片內容是歐洲戰場上的受降儀式。先放映英美部隊受降,場面比較輕鬆,美國人很隨和,與德國兵有說有笑就像朋友一樣。指導官解釋說:「這代表了軍人的紳士風度」。接著又演蘇聯部隊,那場面就嚴肅多了,俄國大鼻子板著面孔發表演講,「嘰裡咕嚕」地把德國兵整得像灰孫子一樣。指導官評價說:「這反映了歐洲人民對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總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麼我們照誰的樣子學呢?蔡智誠提議:「我們對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們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導官卻不同意,他講解了實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戰爭過後還要長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間的和睦親近是實現長久和平的前提……最後,長官還提醒大家務必遵守紀律、愛護名譽、潔身自好、尊重對方,如出現玩忽職守的現象,定當嚴懲不貸。   
    會後,指導官又把蔡智誠叫到一邊,叮囑說:「蔡四娃,別人都不吭聲、你站起來亂冒什麼皮皮?以後注意一點……」        
    這位指導官名叫夏祿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祿敏是遵義三中(今遵義師專)的學生,他們這個班出了兩個外交人才,一個是共產黨的韓念龍,當過新中國的駐瑞典大使,另一個就是夏祿敏,二十多歲就出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抗戰期間,夏武官先是在貴州防空指揮部工作,與蔡智誠的父親是同事,現在又調到「陸總」辦公室,負責受降儀式的總務管理和業務指導。   
    幸虧指導官是熟人,蔡智誠被教訓幾句之後就沒事了。否則,就憑他剛才的那番信口開河,能不能參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禮都很難說。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點鐘,全體內衛人員進入簽字大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舉行受降簽字典禮的場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本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大禮堂」,現在是解放軍南京軍區大禮堂。   
    禮堂大廳的一面牆上佈置著國民黨黨旗、國旗和孫中山像,畫像下端還鑲嵌著一個英文字母「V」和兩個中國字「和平」;另一側的牆上掛著中英美蘇四國領導人的畫像以及這四個國家的國旗;天花板上掛著彩條,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大廳北面是受降席,擺著一排寬大的長桌和五張帶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擺著一個文具盒和中央廣播電台的麥克風;南面是投降席,擺著一排比較窄的長桌和七張沒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個文具盒;西面是貴賓觀禮席,東面是記者觀禮席,只設了幾排座位,沒有桌子。   
    另外,東西兩側的樓上還有觀禮台,那上面由新6軍的警衛負責管理,蔡智誠沒有上去過。   
    蔡智誠的崗位在記者席的一側。當時,東、西兩面觀禮席的前面都用藍布圍起了屏障,他的任務就是提防著有什麼人衝過帳幔,跑到簽字場地中間去。   
    擔任內衛的傘兵都佩帶著手槍,但蔡智誠腰間掛著的其實是空槍,至於那些軍官的槍裡是否有子彈,他就不知道了。       
    這是現在搞的「復原現場」,太簡略了。不僅沒有黨旗、國旗,面積也不夠大。            
    當時的場面應該是這樣——這是從南向北看。            
    這是從北向南看。注意會場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槍、老老實實排隊的是新6軍,散亂站著、胳膊上有段紅布條的就是傘兵。            
    這是一幅油畫,雖然漂亮,卻有點誇張了。觀禮席後面的傘兵其實不應該端衝鋒鎗,端衝鋒鎗的傘兵都站在外面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點正,中外記者檢錄進場。   
    因為以前曾經發生過刺客假扮記者到會場行兇的事件,所以這次的受降典禮儀式對記者的盤查特別嚴格。會場的入口處設置了兩個檢查台,左邊的檯子查身份、右邊的檯子查設備,進到大廳裡面再由蔡智誠他們核對採訪證、指定觀禮座位。   
    只有少數官方新聞單位能夠獲得現場採訪的資格,中國記者主要來自《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和「中央社」,外國記者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總計八十八人。   
    與記者打交道之後,蔡智誠才明白要讓這些人老老實實地坐著是件多麼困難的事,他們根本就不理會什麼座次表,全都蹦來蹦去的東張西望,像群猴子一樣沒有一刻安生,惱得傘兵們恨不能找個籠子把他們固定起來。   
    嘉賓們也在陸續進場,進會場觀禮的門檻很高——武職軍銜需少將以上、文職級別需「簡任官」(相當與現在的廳級)以上——具備這樣資格的人物都是老謀深算的傢伙,不會有誰願意在這時候搶風頭接受記者的採訪。於是記者們只好自己採訪自己,中國記者問外國記者有什麼感想,外國記者問中國記者是什麼心情。有個美國人向蔡智誠打聽:「這裡有沒有日本記者?」,看見傘兵搖腦袋,他就覺得十分失落:「遺憾遺憾,太遺憾了」   
    過了一會,這小子又突發奇想,拉著中央社的記者提建議:「日本戰敗了,經濟肯定破產。你們可以把讀賣報知社(現在的《讀賣新聞》社)買過來,這樣立刻就能獲得一個亞洲最大的新聞社團……」,周圍的人聽了直笑,心想:「真是個傻老外。中國人自己的一攤子事情都沒有搞清楚,哪裡還有閒工夫去管日本的報紙」。       
    記者們閒扯的時候,觀禮嘉賓都已經入席了。在大廳西側就座的除了湯恩伯、鄭洞國、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綱、賀衷寒等中方高級官員,還有美軍的麥克魯中將、英軍的海斯中將以及法國和澳大利亞的什麼官員。樓上的觀禮台也擠滿了來賓,兩層樓加起來大約有三百人。   
    8點40分,崗村寧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輛黑色轎車來到大禮堂外,記者頓時激動起來,紛紛擠向大門口,舉起照相機「辟里啪啦」地拍照。那幾個鬼子軍官倒也挺配合的,規規矩矩地站了幾分鐘,讓記者們爽了個夠,然後才沿著走廊進到休息室裡面去了。   
    在門口拍夠了,記者們又跑回到會場裡。他們本來是有固定座位的,可這時候也沒人管了,你擠我、我擠你的搶佔有利地形,滿大廳就看見他們在亂折騰。蔡智誠急得滿頭大汗,其他的衛士也來幫忙維持秩序,可根本就沒人聽他們的。這些記者都是關係通天的人物,別說區區一個蔡上士,就是換成蔡上校也沒人放在眼裡。        
    8點50分,樓上樓下的燈光全部打開,整個大廳一片通亮。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從北面入口走進會場,在他身後跟著的是海軍司令、海軍上將陳紹寬,江蘇省主席、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空軍作戰指揮部參謀長、空軍上校張廷孟,陸總司令部參謀長、陸軍中將蕭毅肅,以及擔任現場翻譯的軍令部二廳科長王武上校(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   
    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記者們又是「辟里啪啦」的一陣忙亂。蔡智誠這時候已經顧不上什麼「固定座位」,只要沒有人衝進布幔屏障裡去就算阿彌陀佛了。       
   看這張照片。在中間寫字的是何應欽,左邊的白衣服是陳紹寬,再左邊的張廷孟的官太小、沒有進畫面,右邊的是顧祝同(猛一看還以為是蔣總裁),最右邊的是蕭毅肅,站著的上校是王武翻譯。   
   在後面拎步槍的是新6軍的儀仗兵。對比一下就知道,當官的和當兵的在營養狀況方面存在著明顯差別。        
   8點55分,崗村寧次帶著七個部下從正門(南門)走進大廳。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軍服,沒戴軍帽、沒帶武器,另外還有一個穿淺灰色西服的翻譯官。   
   在八個日本人的身後跟著八個新6軍的士兵,荷槍實彈,就像是押送俘虜一樣。   
  (順便說一句。有文章描述:崗村寧次在投降儀式上向何應欽呈交了軍刀,這個情節並不存在。   
    七個日本軍官的佩刀全都留在汽車裡,進入大廳的時候,手裡只抓著自己的軍帽——不許投降代表帶刀進入會場是中國方面的要求,原因是擔心有人在簽字大廳裡當場自殺、影響了受降儀式的瞻觀——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崗村寧次才派人向何應欽轉交了軍刀,另外,日軍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的軍刀交給陸總參謀長蕭毅肅中將,日軍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的軍刀給了陸總副參謀長冷欣少將——這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崗村寧次等人進入會場後,首先列隊、向受降席鞠躬。經何應欽點頭示意之後,他們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個翻譯官(木村辰男)獨自站著。八位新6軍的士兵在他們背後排成一列、擔任看守。        
    1945年9月9日上午9點,受降簽字儀式開始。程序很簡單、也很簡短。   
    何應欽問:「貴方的證明材料帶來了沒有?」,王武翻譯接著說一通日語。   
    崗村寧次回答:「是,帶來了」,木村辰男翻譯再說一遍中文。   
    其實,何應欽的日語很流利,崗村寧次是個中國通,翻譯的話都是講給別人聽的。   
    然後,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捧著日本政府和大本營的授權投降文書,走到受降席前面、準備呈交給何應欽審閱。   
    可是,就在這個動作上出了點問題。當時,何應欽的面前擺著一個中央廣播電台的麥克風,小林淺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彎得太深、就會碰倒那個玩意,所以只能半欠著身體。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寬,搞來搞去夠不到何應欽,何總司令一著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結果就出現了那個「倆人互相鞠躬」的場面。            
    就是這副模樣,怪寒磣的——但這事也確實不能太責怪何應欽,人家也是頭一回受降,缺乏經驗,相信咱們中國下次再受降的時候就不會發生這種遺憾了。        
    接過證明文件,何應欽坐下、裝模做樣地看了看,然後就從公文包裡拿出兩份《投降書》、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淺三郎雙手接過《投降書》,鞠躬、轉身,回到崗村寧次那裡讓他簽字蓋章。   
    辦完手續,還是由小林淺三郎把文件呈交回來,這一次是由蕭毅肅參謀長接過《投降書》。他的面前沒有礙事的麥克風,完全可以讓小林使勁彎腰。老蕭的模樣長得帥、動作也很瀟灑,只可惜,記者們好像只對總司令感興趣,不大樂意給參謀長拍照。   
    簽完《投降書》,再簽《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第一號命令》,遞來遞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記者的鎂光燈閃爍不停,拍下來的畫面其實都是一個樣。       
    忙完這些事,時間是9點15分。何應欽起立宣佈:「自本月9日起,取消貴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名義,由10日起改稱『中國戰區日軍善後總聯絡部長官』,任務是接受或傳達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發佈任何命令……」。   
    崗村寧次站起來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這個命令」。   
    於是,何應欽就命令日軍投降代表退場。        
    八個日本人站起身來就走了。蔡智誠看著他們消失在大門外,心裡有點莫名其妙:「怎麼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現在又搞了這麼大的排場,隨隨便便鞠個躬就放他們走掉了?」   
    記者們也有點弄糊塗了,全都眼巴巴地望著受降台,等待著還有什麼精彩節目。   
    只見何應欽總司令從公文包裡掏出一份講稿,開始大聲朗誦:「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於中華民國34年9月9日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   
    於是,大家終於確信這個儀式真的結束了。       
    何總司令沒有關注周圍的聽眾、埋著頭念著自己的講稿,他這時的演講對像其實只是面前的那座麥克風。稿子不長,很快就念完了,何應欽隨即離開了會場,他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的確是個十分謹慎的人、是個十分低調的人。   
    蔡智誠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勞力士自動表,時針正指向9點20分。   
    整個儀式滿打滿算不超過半個小時,真夠高效率的。        
    受降儀式結束了,可蔡智誠他們的工作卻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對社會各界民眾開放,每天都有無數的群眾到會場來參觀,衛士們依然需要留在現場維持秩序。   
    不過,這時候的「受降現場」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了許多日本刀、日本槍和日本膏藥旗,擺在走廊裡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後特別提精神。   
    參加受降儀式的官兵都獲得了一枚紀念章,內衛人員還得到一張紀念卡,上面寫著——民國34年9月9日9時南京受降紀念,末尾有何應欽的簽名。        
    9月中旬,傘兵二隊的全體官兵也來參觀受降儀式會場,蔡智誠就想趁這個機會歸隊。   
    他到「典禮指揮部」去找夏祿敏辦理調動手續。可是,夏老鄉卻笑著對他說:「別急別急,今天晚上跟我去個地方,讓你先瞧瞧幾樣好東西,也不枉到這裡來忙碌一趟」。      
這是國民黨「勵志社」總部,它位於中山路和黃埔路的交叉處,現在是南京市鍾山賓館。   
    這裡曾經作為中國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等人就是在勵志社的大禮堂被宣判死刑的。        
    45年9月中旬的那段時間,蔡智誠一直在「勵志社總部」裡吃住。   
    勵志社總部就在中央軍校的旁邊,大致相當於一個高級俱樂部。當時,人們都把這棟建築叫做「勵志斌館」,意思是這裡實行文武結合,是武官們開展文娛活動的好地方。   
    「斌」館的條件很不錯,白天有美味的膳食,晚上有跳舞會。華燈初上的時候,南京城的社交名媛在大廳裡裊娜穿梭,奼紫嫣紅、鶯歌燕舞,一片快樂昇平的景象。不過,蔡智誠很少參加舞會,他一個當小兵的,不大願意去湊那個熱鬧。   
    小兵不在意,當官的卻很嚮往。   
    9月20日上午,姜鍵隊長帶領傘兵二隊參觀投降簽字儀式現場,活動結束之後,一大幫中央軍校的畢業生就站在勵志社的大門口咬牙切齒:「娘的,老子當年讀書的時候,成天盼望著有朝一日能進去開開眼界,現在總算逮著機會了!」,於是豪情萬丈、紛紛發表雄心壯志:「今天中午在這裡吃!下午也在這裡吃!晚上還要跳個西洋交際舞!」   
    蔡智誠只好去幫隊長們辦手續——勵志社可不像「馬祥興菜館」,不是想進就能進的。女人必須臉蛋漂亮、男人必須要有出入牌。   
    那天剛好是45年的中秋節,到總務處開條子的人特別多。蔡智誠找到總務處長夏祿敏,趁他批條子的時候提出請求:「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事了,你乾脆讓我歸隊吧。這樣的話,我也可以陪隊長他們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   
    可是,夏祿敏卻說:「今天不能喝酒,晚上跟我去個重要的地方」   
   「什麼地方?非要今天去不可?」   
   「你別管,去了就知道」,夏祿敏還說:「你有西服沒有?趕緊去找一套」        
    蔡智誠是從湖南戰區空降到首都的,哪裡會帶著什麼西裝。從總務處出來,把「出入卡」交給姜鍵隊長,他就去尋找賣西服的成衣店。   
    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遠是世界上知識最淵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從國家大事名人佚聞、到街井傳言雞毛蒜皮,無一不曉。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樂於助人的人,蔡智誠站在路口、剛把自己的意圖講了個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幫男女老少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種線索。   
    三分鐘過後,蔡智誠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應該到夫子廟去買,又好又便宜,保證不吃虧;第二、應該選定「亨生」、「培羅蒙」之類的優質品牌,而且必須認準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紅幫大師」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價,高檔西服進了成衣店就像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沒有那麼尊貴了,一萬塊法幣就可以敲定……   
    於是乎,蔡鄉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車直奔夫子廟而去。       
    這就是南京夫子廟。        
    夫子廟是當時南京城裡最重要的商業區,這裡既有高檔的西餐館,也有撂地攤的大排擋,處處人頭攢動、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們總是顯得很悠閒。早晨起來泡茶館,一個燒餅一壺茶就可以從上午對付到下午,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聽說書、品彈詞、看雜耍,傍晚再去澡堂子裡泡一泡,這叫「水包皮」,多麼輕鬆自在。   
    京城的人們也很熱情,看見國軍上士就親切地打招呼:「回來啦?辛苦啦!」,好像蔡智誠是他們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圍著身穿美式軍服的傘兵,興奮地又唱又跳:「美國凶、美國狠,美國幫我打日本;一打打到日本家,日本急得喊媽媽;一打打到日本去,日本國裡發瘟疫……」   
    自9月9日的受降儀式以後,新6軍就解除了南京日軍的武裝,並且把他們全部移送到城外的戰俘營裡集中。這時候,首都的街道上到處聳立著慶典的牌樓、到處飄揚著勝利的彩旗,到處張貼著「和平」、「復興」、「日月重輝」的標語,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跡,昔日的漢奸走狗更是惶惶不可終日,京城的市民們又一次驕傲地站立在自己首都的地面上,人民在揚眉吐氣的同時、對凱旋而歸的政府和軍隊充滿了深深的感激。        
    蔡智誠在人群裡東鑽西竄,終於找到了一家成衣店。這店舖的門面不大、口氣卻不小,招牌上寫著——南口北口皮貨兼備,東洋西洋服飾俱全。   
    進了門,老闆聽說國軍將士要買西裝,立刻說:「啊喲喲!鋪面上的不要看,統統配不上先生的氣派……」,接著就從櫃檯底下掏出個皮箱,打開一看,是「培羅蒙」西服。   
   「道地上海貨!英國料子、紅幫師傅手藝」,老闆吹噓道。   
   「培羅蒙西服都是量身定做的,你這裡怎麼會有成衣呢?」   
   「嗨!這衣服都是那些人(漢奸)定做的,現在你們回來了,他們只好跑路,哪裡還敢穿這麼高級的衣裳……」   
    定做一套新的「培羅蒙」需要三兩黃金,即便是成衣鋪裡的二手貨也價值一萬法幣,相當於一根「小黃魚」。不過,這是名牌服裝,倒也物有所值。   
    穿上新行頭、回到勵志社,人人見了都喝彩:「喲!好一位漂亮的小開」        
    傍晚,蔡智誠跟著夏祿敏出門,他看見轎車的座位上還放著一個大木頭箱子。   
   「咱們去哪裡?」   
   「鬥雞閘四號」。   
    鬥雞閘四號位於漢口路附近,是何應欽的公館。這棟別墅在戰爭期間曾經受到過飛機的轟炸,抗戰勝利後,聽說負責受降的人是何應欽,日本人連忙對何公館進行維護裝修,意思是想拍一拍馬屁。可經過小鬼子這麼一折騰,何總司令反而不好意思住進去了,到南京以後就搬進了西流灣8號的周佛海公館,把鬥雞閘的公館空閒了下來(後來租給了美軍顧問團)。       
    這就是位於鬥雞閘四號的何應欽公館,現在只剩下一棟主樓,成了南京大學的外事辦。        
    中秋之夜,何公館燈火通明。雖然何總司令並不住在這裡,可樓上樓下照樣聚滿了貴州老鄉,大家都在這裡開「同鄉會」。   
    樓上的客廳裡坐著何縱炎,他是何應欽最小的弟弟,也是蔡式超的同學,蔡智誠喊他「叔」。「何叔」是剛從貴陽來到南京來的,看見小蔡很高興,說了幾句長高了長壯了有出息了之類的客套話。   
    客廳裡還有谷正綱、牟廷芳(遵義人,94軍軍長)、劉健群(遵義人,三青團書記長,他和康澤、陳立夫是三青團的創始人,48年出任「立法院院長」)以及其他幾個陌生人。蔡智誠雖然沒有和這些人打過交道,但知道他們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谷正綱就不用說了,他是中央政府的「接收委員會主任」;牟廷芳也不得了,94軍奉命接收上海,接收完上海又去接收天津,兩個大肉包子都讓牟軍長一個人啃了,真是富得流油(不過,何應欽下野之後牟廷芳也立刻倒霉,被撤職查辦了),另外,劉健群主管「甄別」和「肅奸」,一言九鼎、手握生殺大權。   
    至於何縱炎,那更是財神爺。   
    抗戰期間,蔣委員長可以獨攬政治和軍事,但卻控制不了經濟。當時,全國的金融機構(四聯總處)分為七大塊,中(央)、中(國)、交(通)、農(業)四家銀行,儲匯(儲金匯業)、中信(中央信託)兩個局,另外還有個「合作金庫」。這個何縱炎就是儲金匯業總局的常務副局長(後來是局長)。   
    在客廳裡,蔡智誠聽見這幾個高官正在議論什麼「平准基金」的事情。好像是中央從美國弄來了一筆款子,有幾千萬美金,官面的牌價是20法幣兌換1美元,這簡直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樣。於是,不僅孔、宋兩家帶頭搶購,就連其他官員也都想分一杯羹,這幾個人來找何副局長,就是商量著如何才能多弄到一點美金指標。        
    蔡智誠上樓的任務是幫助夏祿敏抬箱子。這時候,把大木箱打開,才知道裡面裝著的是崗村寧次上繳的物品。   
    箱子裡除了字畫和書籍,最顯眼的有四樣東西。一把日本軍刀,上面標有金質的菊花紋飾和崗村寧次的名字,看樣子是日本天皇賞賜給他的;一柄西周時期的青銅戈,已經斷成了兩截;一個鎦金的老虎雕塑,不知道是哪個朝代的;還有一副鑲嵌著菊花徽章的馬鞍子,大概也是御賜的物品。   
    客廳裡的幾位官員一邊欣賞、一邊發表評論:這表示崗村寧次已經決心馬放南山、止戈罷戰了。   
   (據夏祿敏介紹,這一箱子東西是崗村寧次上繳給何應欽的,何應欽看過以後就由陸軍司令部總務處保管,後來「陸總」撤消了,這些東西又轉交到「聯勤司令部」,49年的時候還在南京,現在應該在台灣才對)       
    崗村老鬼子的軍刀不見了        
    高官們鑒賞戰利品,蔡智誠既不能插嘴也不方便圍觀,於是就到樓下去玩。   
    樓下大客廳裡十分熱鬧,一幫老鄉正聚在一起煮火鍋、吃螃蟹,餐桌上的中心人物是韓文煥(貴州安順人,時任首都警察廳廳長)和龔愚(遵義人,軍令部二廳副廳長),另外還有何紹周的大舅子黃瀛,是個少將。   
    在這群人當中,韓文煥的路子最廣,他是管抓人的,手裡有全南京市的日偽檔案,所以大家都向他打聽「在哪裡能找到漢奸的汽車和房子」。韓廳長嘻嘻哈哈的不肯說實話,還搪塞龔愚說:「你已經接收了十幾棟房子、二十多部車,怎麼還嫌不夠麼?」   
    龔副廳長連連叫屈,扳起指頭細數著這個司令、那個總長的名頭,辯解說自己雖然弄了不少房子和車子,可那都是「放牛娃兒牽韁繩——幫東家老爺幹活」,忙碌到現在,他這個少將副廳長的頭頂上還沒有一片瓦呢!   
    說來說去,轎車洋房的數量畢竟有限,大家更關心的還是如何搶購物資。   
    在當時,也不知道是誰定的規矩,法幣與偽幣的兌換比價是一比二百,這樣一來,南京上海的物價就要比西南大後方便宜得多。以黃金為例,昆明的金價是六萬五千元一兩,而南京的一兩黃金才賣一萬塊,蔡智誠的月餉是兩萬法幣(相當於新6軍的中尉),在雲南只能買個手鐲子,到南京卻能換兩根小金條。   
    其他東西也便宜,什麼棉紗、絲綢、煤炭、糧食……價格都只有雲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人人都知道這些東西很快就會漲價的,現在多買一點、過些天就能有幾倍的利潤。可是,接收大員們到南京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帶了幾十萬塊錢,採購一番就囊中羞澀了,於是,大家一邊吃螃蟹一邊又商量著怎麼找何縱炎貸款。   
    蔡智誠這時才明白了何家這場「聚會」的含義。原來,樓上的那幾個人是來找美金指標的,而樓下的這一幫人是來弄法幣貸款的,什麼「同鄉聚會」,其實是「千里做官只為財」呀。        
    整棟房子裡,只有一個女人對「金子」「房子」「車子」和貸款之類的事情毫不關心,她跑來跑去的為大家端菜斟酒,笑盈盈地奉承這個奉承那個,就連蔡智誠也被她誇獎了好幾句。   
    蔡小伙子被這份突如其來的熱情弄得莫名其妙,悄悄打聽:「這女人是誰呀?」   
    龔愚笑得很曖昧:「你當然不知道了。人家是早年的遵義城關一枝花,年輕的時候俏式得很呢」   
    原來,這女人也是遵義老鄉,她的丈夫是日本明治大學的留學生、內政部長陳群的秘書,抗戰期間跟著陳群當了漢奸,曾經擔任過江蘇什麼地方的專員。日本投降後,陳群(汪偽政府考試院長)自殺了,專員大人也嚇得躲起來不敢露面,只好讓自己的老婆四處鑽營、托關係幫他消災,真是既可笑又可憐。(不過,經過太太的一番努力,該專員還真的化險為夷了。不僅沒有判罪,還被派到台灣去當了個教育局長——到底是「城關一枝花」,辦交際的能耐確實不小)。        
    在這個中秋的夜晚,蔡智誠的肚子吃得很飽,心裡卻很不舒服。   
    從何公館出來,坐在汽車裡,夏祿敏笑著問他:「怎麼樣?沒想到在南京有這麼多貴州老鄉吧?」   
    蔡智誠沒有回答,心裡卻暗自嘀咕著:「什麼老鄉?南京城裡還有個更著名的貴州老鄉呢,再這樣搞下去,大家全都跟他一個樣!」   
   (註:馬士英,明末奸臣,貴州貴陽人。他賣官鬻爵、貪贓誤國,南明政權覆沒後被清軍擒殺。據史書記載,馬士英的官邸就在南京市雞鵝巷)        
    參加受降儀式的儀仗兵大多都留在了「陸總」,但蔡智誠卻選擇了歸隊。當時,他正考慮著要不要退伍,所以對養尊處優的司令部後勤工作不感興趣。   
    傘兵回二隊,姜鍵隊長很高興。他拍著蔡智誠的肩膀說:「好兄弟,真不錯。快換上西裝,我帶你去閱兵!」   
    閱兵?閱什麼兵?   
    十幾個人擠在一輛中吉普上,逕直衝到了夫子廟。軍官們嘻嘻哈哈地走向碼頭,登上一條大號的樓船,蔡小伙這才明白,原來是要「艷游秦淮河」。       
    這就是當時的秦淮河        
    蔡智誠沒有來過南京,但他很早就已經從詩歌和散文裡知道了秦淮河的名聲。在他的想像中,秦淮河應該是迤儷的畫、哀婉的歌,是俞平伯筆下的「燈月交輝」和朱自清文中的「煙靄朦朧」,而且,秦淮河的歌女也應該是清雅的、嬌柔的、才藝兼備的,粉白黛綠之中還帶著幾分書卷氣……   
    可一走到河邊,蔡智誠就失望了。放眼四周,所謂「蜿蜒的」河道其實是狹窄的水溝,所謂「碧陰陰」、「厚而不膩」的河水其實黝黑一片,還咕嘟嘟地泛著泡沫、散發出令人生厭的惡臭。登上畫舫,甲板前聚集著一群女子,尖利的嗓門、傻傻的笑,艷紅濃綠、吵鬧潑辣,哪裡顯得出「裊娜的倩影」和「夢幻般的情絲」,簡直活脫脫的一個人肉市場……蔡大學生幾乎快要崩潰了。   
    不過,姜鍵他們倒顯得很滿意。一幫人翹著二郎腿、坐在太師椅上,饒有興趣地視察著妓女們列隊而過……   
    哦,鬧了半天,這就是「閱兵」呀!        
    傘兵們在秦淮河「閱兵」挺開心,可沒過幾天,何應欽總司令也要閱兵了。   
    1945年的10月10日,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國民政府決定在首都南京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內容就包括大閱兵。   
    那天早晨,傘兵部隊在南京大校場機場(軍用機場)集合,分成三個批次登機,然後飛到明故宮表演空降。機場上來了許多記者,「喀嚓喀嚓」地拍相片,據說,在傘兵們降落的地方還有電影公司等著拍電影,這讓蔡智誠覺得十分好笑——自己總共只跳了三次傘,第一次是訓練,第二次是打仗,第三次就可以上電影了,真是進步神速。       
    傘兵登機了。       
    跳下去了       
    飄在天上的樣子挺好看        
    落地了。藍底綠條紋的是小兵,白底綠條紋的這位是軍官。        
    只可惜,蔡智誠的落地很不理想,他掉到機場外面去了,所以,電影攝像機的鏡頭裡肯定沒有他的影子。等他好不容易跑到召集旗跟前,新6軍已經開始操練分列式了。        
    「雙十節」這天,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廣場上樹立著中美英蘇四國領導人的巨幅畫像,畫像前面搭了一個巨大的檢閱台,在台上校閱部隊的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   
    擔任閱兵指揮官的是新6軍新22師師長李濤(後任新6軍軍長,遼沈戰役中被俘),新22師的全部人馬都參加了分列式。整整一個師的部隊在大街上開步走,場面確實十分壯觀。   
    受閱隊伍從明故宮機場出發,走到新街口檢閱台,實際上就是沿著中山大道行進了三公里。走在隊列前頭的是軍旗護衛隊和師長副師長,然後依次是軍官隊、騎兵隊、步兵團、戰防炮營(由二十四輛吉普車牽引)、山炮營(用騾馬拖拽)、通訊營、輜重營(戰車部隊)……傘兵部隊乘坐著卡車接受檢閱,經過標兵位置的時候,軍官大吼一聲:「敬禮——」,頓時軍樂大作,全體官兵向校閱台行持槍禮,那架勢真是有模有樣。   
    新6軍第14師的部隊在中山路兩側擔任警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個個威風凜凜。拍照片的記者和拍電影的攝影師在人群之中跑來跑去,氣氛激動人心。後來,這些場景都被收進了一部記錄片,片名叫做《還都南京》。        
    最後說句題外話。   
    在「蒲公英」(十)中,馬甲曾經念過這麼一段民謠:「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六軍」,當時就有朋友說不對,說應該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軍」,因為很多書上都是這麼寫的,而且新一軍的實力也比新六軍強……朋友們說的很對,但馬甲也沒有講錯,咱們各有各的道理。   
    「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六軍」這句話,最早並不出自東北,而是出自《還都南京》這部記錄片,而且它也不是電影編導的創作,而是南京市民當時的口碑。原因是新六軍的軍容、軍紀和裝備不僅比日偽軍高出一截,比第三戰區的其他國軍部隊也漂亮不少。        
   瞧瞧,在當時,新六軍的美式軍服還是比較扎眼的。        
   說起來,「吃白菜心」之類的話,原本就是江蘇一帶的俗語(後面可以連綴各種人生理想),比如早些時候還有「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的說法。   
    對新六軍的這句褒獎,隨著電影從江蘇傳遍了各地、也跟著新六軍傳到了東北,所以,有一段時間,東北的女學生都比較樂意嫁給新六軍的軍官。        
    新六軍的小伙娶媳婦——新六軍第一屆集團結婚典禮        
    而「打仗要打新六軍」這句話,則出自南滿軍區三縱,時間是47年初的四保臨江戰役期間。歌詞的全文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軍;菜心味甜營養好,消滅新六軍建功勳。同志們大家來競賽,看看誰是大功臣」。   
    後來,這段小調傳唱到整個四野,而裡面的「新六軍」也根據敵情變化改成了「新一軍」,這大概是因為新一軍與東北解放軍各部隊交戰較為頻繁的緣故吧。   
    總之,無論是新一軍還是新六軍,都是四野嘴裡的「白菜心」,因為,他們最終都被人民解放軍吃到肚子裡去了。           
  1945年的「雙十節閱兵」,也許是何應欽宦海生涯的最頂峰。從這以後,如日中天的何總司令就開始走了下坡路。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於他此時的聲望過高,已隱隱地對蔣委員長構成了威脅,但其中還有一個導火索——在年底的「整編會議」上,何應欽提議把陸軍總司令部遷移到北平。這個建議得到了許多黃埔系將領的支持,使得蔣介石覺得「何婆婆」有另立山頭的企圖,所以當機立斷,撤消陸總司令部、改派陳誠接替參謀總長,並且把何司令準備帶到北平的精銳部隊統統打發到東北去了。   
    於是,1946年,何應欽只好帶著老婆和五個隨從「出國考察」。在美國住了一年多,何家老兩口別的沒學會,卻雙雙昄依了基督教,並從此成為了虔誠的基督徒……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傘兵部隊參加南京「雙十節閱兵」的這一天,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重慶簽定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雙十協定」。   
    事實上,在這之前,蔡智誠他們已經知道毛澤東主席到了重慶、正與蔣介石總裁一起商討國家大計。當時,大家都對談判的進程十分關心,都盼望著國共雙方能夠談判成功、盼望著劫後餘生的中國再也不用打仗。   
    在進行和談的那段時間裡,南京四郊的槍聲依然沒有中斷。國民黨軍和新四軍二師(羅炳輝部)在蘇南地區多次發生武裝摩擦。剛開始,新六軍和七十四軍都不知道如何對付游擊隊,幾次衝突都吃了虧,湯恩伯(京滬衛戍區司令)頓時火大,緊急起用汪偽政府的「首都警衛軍」,並且以這幫「清鄉專家」為主力、實施突擊掃蕩,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區的共產黨武裝打跑了。   
    ——順便介紹一下。汪偽政府的「首都警衛軍」是偽軍的精銳,下轄三個師,裝備水平和訓練水平比較高,有「清鄉專家」和「支那第一軍」之稱。他們在日本投降後沒有被繳械,而是直接受「陸總」的指揮,後來,偽警一師被編入74軍51師(即整74師51旅),警二師則被編入74軍57師(整74師57旅)——所以,被消滅在孟良崮的整編74師的官兵並不全都是「抗日英雄」。   
    當然,共產黨這邊也有類似的情況——「警三師」師長鍾健魂(解放後曾任上海鐵路局副局長)對國民黨的改編方案不滿,於是率領一個團投奔了新四軍二師,後來,這七個連被編入華野7縱55團(該團的1營有紅軍底子),從而使55團一舉成為7縱的頭號主力。而這個7縱55團,就是後來的11縱31旅91團、解放軍29軍85師253團——也就是在金門島被國民黨軍吃掉的徐博團。        
    當時,傘兵部隊的主要任務是擔任南京江浦方向的偵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躍的新四軍逐漸銷聲匿跡、失去了蹤影,南京城周圍也顯得太平了許多。於是,三支傘兵隊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進行休整。   
    臨離開南京之前,蔡智誠又去了趟何公館、向何縱炎先生道別。「何叔」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小蔡回答道:「準備回學校繼續唸書」,何先生就說很好很好,還說「回去勸勸你家老爹,社會形勢變化了,腦筋不要那麼死板……」。蔡智誠這才知道父親與何家兄弟鬧翻了。   
    事情是這樣的。45年,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在貴州郵政儲金匯業局分管郵政儲蓄業務。這時候,通貨膨脹現象已經十分嚴重,面對嚴峻的形勢,銀行系統採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納社會存款、另一方面盡量減少對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盡全力推行「愛國儲蓄」、「有獎儲蓄」、「節約建國儲蓄」的同時,何縱炎等人卻依然肆無忌憚地大量放款。   
    抗戰勝利之後,政府高官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實業公司」,這些公司打著「農業補助」、「恢復製造」之類的「民生」旗號,申請的全都是低息、甚至無息貸款,可事實上,他們一拿到錢就去採購物資、囤積商品,沒有一分一厘用於實業建設。這樣一來,少數有權有勢的官僚藉著「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而市場物價卻直線飆升,通貨膨脹的勢頭再也難以抑制。   
    為了這件事,蔡式超多次與何縱炎發生爭吵,但始終不見成效。45年10月,蔡經理發現,從9月中旬到10月初的這段時間裡,貴州儲匯局的放款金額達到了創記錄的120億法幣,而該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總量也不過400億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當即在牆上貼了一張告示,宣佈與何家兄弟斷絕往來,然後掛印而去、回遵義老宅睡大覺了。   
    就這樣,蔡何兩家從此中斷了私交。以後,蔡家人留在故鄉自食其力,何家則移居到了海外、繼續發展和發財。(順便「八卦」一句。幾年前,有位叫溫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門」,她的闊丈夫就是何縱炎的孫子)        
    1945年11月,蔡智誠回到昆明。   
    這時候,昆明城裡的氣氛十分緊張。因為就在前不久,國軍嫡系精銳在杜聿明的指揮下用武力解決了滇軍警衛部隊,把「雲南王」龍雲趕下了台。   
    龍雲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來,雲南地面上的政治、經濟、軍事、行政都由他說了算。抗戰時期,不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龍主席,就連美國人也要對這位土皇帝禮讓三分。當地警察不僅敢揍中央軍,就連軍統特務也敢抓;地方保安團在路上設個關卡,國軍過去要收費、美軍過來也要交錢,真是在老虎頭上拔毛的角色——實在霸道。   
    於是,抗戰剛結束,蔣總裁就對「龍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軍的四個軍調到越南去受降,然後指派第5軍(軍長邱清泉)對昆明城裡的幾個警衛團實施突襲,再把龍雲弄上飛機、送到重慶去當了個有名無實的「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軟禁了起來。   
   「昆明事變」的總指揮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昆明崗頭村的傘兵總隊司令部。在此次「戰役」中,傘兵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總預備隊,不過,由於行動進展比較順利,這支預備隊最終沒能派上用場。        
    蔡智誠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後果卻有著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國軍巡邏隊只要遇到雲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龍雲發行的雲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挺,可如今已經宣佈取締,成了一堆廢紙——這時的雲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並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通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讚揚的、也有反對的。蔡智誠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他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領」居然能有這麼好的文采,實在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裡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毛澤東是一個不願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慾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後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後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智誠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著「和平」、真心地期盼著「民主」和「自由」的到來——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裡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和工學院,以及雲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裡「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智誠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並沒有提出什麼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並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智誠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制個人私慾的蔓延。蔡智誠認為,只有權力才能夠制約權力、只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制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麼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後任邱清泉兵團參謀長,於淮海戰役中被俘),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智誠上士也變成了蔡智誠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智誠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智誠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軍隊裡了。   
    讓蔡智誠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佈告。那佈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消息給了蔡智誠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裡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佈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國軍校進修的卻只有十六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智誠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名叫鍾漢勳。   
    鍾漢勳是湖南人,中央軍校十三期畢業生,他是剛從第五軍調來的,與參謀處長劉農畯的關係很好(他倆是老鄉),因此,他去美國留學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蔡智誠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智誠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裡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聯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雲南師大附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煉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瞭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台、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總長罵到鄉長、從上將罵到上士,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面對著同一個中國,在國民黨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錢」(出門搞「接收」、處處能發財),在共產黨的筆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語出毛澤東《沁園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裡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麼些年裡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鍵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洩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後任93軍軍長,在錦州被俘),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被撤消編制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國軍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只有編製的一半。抗戰勝利後,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系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有點像是現在的「人民武裝部」)。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只有軍隊裡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智誠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裡拍桌子大罵:「獨裁!專制!」,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面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   
    真是好玩極了。        
    不過,「軍官總」雖然能和讀書人罵成一堆,卻走不到一塊。   
    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校園裡開大會,邱清泉第五軍的政治部組織了一幫特務軍人去搗亂,用對天鳴槍的手段驅散了聚會民眾。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抗議,為了防止第5軍再來搞破壞,學生們關閉了校園大門,還組織了糾察隊。   
    西南聯大的新校區位於北校場以南,剛好處在訓練基地與昆明市區之間。12月1日上午,「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的一夥人準備到昆明城裡去玩,經過聯大校門的時候,學生糾察隊以為這些軍官是來搗亂的特務,就趴在門楣頂上罵他們。   
    這還了得!「軍官總」原本就是一幫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著到哪裡找岔打架呢,他罵別人還差不多、豈能讓別人稀哩糊塗地罵幾句。於是,雙方就打了起來。   
    剛開始,「軍官總」砸石頭、學生們丟磚頭,雙方勢均力敵。可打來打去,不知哪個混蛋二百五掏出幾顆手榴彈,一傢伙就扔到校園裡去了,結果當場炸死三個學生和一個教師、炸傷了十幾個——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學生被殺,事情鬧大了。昆明城裡的校長和老師們全都站了出來,無論是正統派、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大家異口同聲:「還我學生,還我孩子!」   
    蔣委員長沒有辦法,只得命令昆明軍方限期破案。   
    第五軍主管軍訓的趙家鑲參謀長(就是在金門炮戰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場來追查兇手,「軍官總」又端槍又抬炸藥包、堵住大門瞎起哄,差點沒把趙參謀長給綁架了。邱清泉沒辦法,只好找了兩個死刑犯冒充「軍官總」,還讓他們招供說是共產黨給了經費什麼的……   
    可知識分子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幾個搞法律的、搞心理學的教授隨便問一問,立刻就把那兩個傢伙問得露了餡,於是,大報小報全都登出號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著急,乾脆把嫌疑犯提前槍斃了,想來個死無對證。西南聯大對此當然不答應,雙方鬧到最後,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和雲南省長李宗黃都被撤了職,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個爭論的話題。在馬甲看來,這件事,如果往深裡分析,時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確實十分複雜;可如果往簡單裡說,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遇到「軍官總」,更加說不清。        
    被「軍官總」這麼一折騰,傘兵們也沒有辦法安安心心學英語了,只好先到巫家壩機場練跳傘。   
    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的人必須具備「傘兵證章」的資格。當初,蔡智誠只跳過一次傘就上戰場了,沒有得到那個橢圓型的胸牌,現在,鍾漢勳、劉農畯他們這批新調來的軍官正在進行訓練,蔡智誠也就跟著大家從頭學習。   
    其實,重練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留美預備班」的器材換了新裝備,由原先的T4傘換成了現在的T5傘。   
    T4和T5都是二戰早期的美式降落傘。T4是世界上第一種可以利用傘繩操縱方向的軍用降落傘,但它有個明顯的缺點:傘包體積太大、份量也太重。T5傘改進了結構和材質,輕巧了許多,但由於它的傘面較小、下降速度比較快,對傘兵的操縱技能和降落動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預備班」的學員當中,蔡智誠是跳傘次數最多的幾個人之一,一周之內就跳了十六次,次次成績為「優」,順利地獲得了「傘兵證章」。可是,跳完規定動作之後,美國顧問又鼓勵大家跳「備份傘」,這不免讓傘兵們感到幾分恐懼。        
    T5傘的結構輕巧,傘兵在背負傘包之後、還有餘力和空間加裝其他裝備,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種能夠攜帶備份傘的軍用降落傘。從道理上講,備份傘是在主傘失效之後的救生設備,但事實上,備份傘的傘面更小、結構更簡單、完全依靠手動開傘、拋傘,對操作技能的要求極高,稍有失誤就完蛋了。   
    在當時,包括美國傘兵都是使用強制(掛鉤)跳傘方式作戰的,可幾位美軍顧問卻認為,利用手動開傘實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進入戰場,因此建議大家掌握這個「先進的作戰手段」——這理論雖然聽起來不錯,但實踐起來卻很困難:「切!進入戰場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幹呢」   
    鼓勵動員的效果不明顯,美國教官就決定親歷親為。他們登上飛機進行示範表演,讓中國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機場上空盤旋了幾圈,不一會,從飛機裡躍出十個黑點,沒有使用主傘,降落速度確實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實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體,「彭」的一聲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煙塵,摔得慘不忍睹。   
    這一下,現場觀看的人們更加害怕,就連美軍顧問也覺得十分尷尬,不敢再慫恿中國兵玩特技了。   
    馬師恭司令發覺氣氛不對,就走到美國佬身邊,顯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這個……訓練中出事故是難免的,我們當軍人的,時刻都面臨著危險」,然後,他指著預備班的學員說:「來十個軍官,上飛機照著練」   
    全傘兵總隊的軍官中,估計只有馬司令自己沒有跳過傘,現在卻跑出來說什麼「直面危險」,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可人家是司令,說出來的話就必須執行。全總隊派十個人,傘兵二隊這樣的「戰功單位」無論如何也必須湊個份子呀,蔡智誠看看劉盛亨分隊長,發現他正用殷切熱情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沒辦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掛裝備,後面背著主傘,胸前掛著備份傘。爬進機艙的十個倒霉蛋不言不語,都在默默地記憶著操作程序。   
    飛機在天上轉了幾圈,黃燈亮了。美國顧問說,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強制跳傘或者備份傘跳傘,他對任何一種決定都表示同意——話音剛落,立刻就有四個人把掛鉤掛上了。   
    蔡智誠猶豫了一下,沒有碰掛鉤,因為他看見李行和莫永聰都坐著沒動。   
    李行是西南聯大地理氣象系的學生,莫永聰則畢業於中央大學體育系,這兩個人的經歷與蔡智誠有點兒類似,在預備班裡也是競爭對手。三個學生官彼此間卯著勁,硬要比一比誰的膽量大。       
    綠燈亮了,沒帶掛鉤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離開艙門,蔡智誠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鎮定,並竭力調整身體的平衡。可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滾、自由墜落,連自己的手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折騰了半天,蔡智誠總算解開了背帶、把主傘包從身上卸了下來(早期的備份傘在結構上不夠完善,如果不先拋掉主傘,副傘就會與主傘繩相互抽打、纏繞,使備份傘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拋主傘的動作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蔡智誠有些著急:「不知道還夠不夠時間開副傘?」   
    墜落時間越長,開傘速度就越大。開傘速度一方面有利於降落傘迅速展開,但另一方面也會增強空氣對傘面的壓力,因此,越晚開傘、對傘兵的技術要求就越高。          
    拋開主傘之後,蔡智誠伸手去抓副傘拉環。   
   「抓住拉環,沿側後方向扯開保險鎖銷,待確認備份傘已經拉出後,朝順風方向拋撒……」,蔡智誠一邊默念著操作程序,一邊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邊是順風,我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淒厲的寒風撲面而來,刺得蔡智誠睜不開眼睛。憑感覺,他知道自己此時的下降速度已經超過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鐘下墜一百米的高度。       
   「開傘、趕緊開傘,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須開傘,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誠閉著眼睛在身上亂摸一氣——可就在這時候,他發覺副傘的拉環不見了!           
蒲公英(十八)裡講到了「昆明12.1血案」。有網友查了資料,看見書上寫的是「國民黨省市黨部、三青團省市團部、雲南警備司令部便衣隊、軍官總隊部分學員,第五軍 688 團部分軍人和鴻翔傘兵部隊少數人員組成的隊伍,分頭出發,進攻各學校……」,於是就問:怎麼還有傘兵啊?   
    既然問到了,馬甲就試著回答幾句。   
    一、國民黨黨部、三青團團部、中統雲南站,以及「雲南警備司令部」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主要力量,但事發的時候,他們沒有在血案現場。   
    二、第5軍沒有688 團(下轄200師598、599、600團,45師133、134、135團,96師286、287、288團),這個「688團」估計是96師288團之誤。在西南聯大附近確實有第5軍的兵營,「軍官總」鬧事的時候,這個軍營裡的士兵還用板車幫著「軍官總」運石頭(這群混蛋,純屬添亂),那幾顆手榴彈說不定也是他們送的。   
    三、肇事的兇手是「軍官總」,這已經勿庸置疑。   
    而資料中所稱「鴻翔傘兵部隊少數人員」,指的是蔡智誠他們。其實,「留美預備班」的這四十多個人並沒有參加鬧事,他們只是和軍官總隊住在一起,所以就受牽連了。   
    當然,這只是簡單地說說,如果仔細分析,情況還要複雜得多。        
    ——好了,不囉嗦這些了,咱們接著講蔡智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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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掉主傘包,蔡智誠立刻去抓副傘拉環,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來摸去,卻找不到那個救命的機關了。   
    備份傘傘包的外形有點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從四面對摺過來,中間的位置上裝有一個拉環。只要撤除鎖銷、拽動拉環,就可以把副傘扯出來。   
    副傘包的體積比主傘小得多,用十字帶綁在胸前。正常情況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那個拉環。可問題是,T5型降落傘和備份傘都是按照美國佬的胸圍設計的,而中國兵的個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貼後背,這十字帶掛在身上就變得鬆鬆垮垮。蔡智誠是第一次穿戴這個玩意,缺乏經驗,在空中翻了幾個跟頭,那個小傘包就溜到左邊的胳肢窩後面去了——他閉著眼睛用右手摸,哪裡能夠摸得到。   
    伸手抓了個空,蔡智誠嚇出了一身冷汗,心裡一著急,眼睛也睜開了。低頭看一看,發現十字帶還在身上,連忙順著綁帶往下捋,這才找到了那個要命的拉環。   
    他一把扯開鎖銷,也不管順風不順風了,拽出傘衣就往外拋。   
    從理論上講,逆風拋傘,傘衣很有可能會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誠現在的下墜速度實在太快,側面的風力已變得無關緊要。傘布從包裹裡掙脫出來、滑過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竄,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傘兵,強烈地震動扯得他五臟六腹都移了位,差點沒有吐出來。   
    與主傘相比,備份傘的傘面小,穩定性和可操縱性也比較差。傘衣打開之後,傘繩和吊帶依然抖動不停,幾秒鐘之後,還沒等蔡智誠調整好自己的著陸姿態,他就一頭撲進了水田里。   
    幸好,那塊水田剛經過翻犁,土質比較鬆軟,蔡傘兵翻了幾個跟頭,雖然摔得七葷八素,卻沒有傷筋動骨。他坐在泥地裡,頭腦還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傘兵刀割斷傘繩、把副傘留在降落點,然後爬上田埂抬頭張望,這才發覺自己居然是頭一個降落的。   
    不一會,教官開著吉普車跑過來了,美國佬興高采烈、豎起大拇指一個勁地喊叫:「頂好!頂好!」,誇獎中國傘兵的技術高超。   
   「哼!隨便你怎麼吹,反正老子堅決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誠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漢。   
    不過,美國人也聰明,懂得見好就收,從這以後,他們再也不提備份傘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個傘兵總隊只有「留美預備班」的六個人具備手動開傘的資歷,其中就包括了蔡智誠。        
    說起來,45年底的這次集訓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解散之前的最後一項任務。這T5傘、備份傘、以及這次跳傘訓練,都與「租借法案」有關係。   
    「租借法案」是抗戰期間的同盟條約,其核心內容是由美國向中國軍隊提供30個師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指導。這個方案從43年開始實施,剛裝備了20個師,日本就投降了。從道理上講,戰爭結束、法案就應該廢止,可中美雙方又搞了一個《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把尚未交付完畢的軍用物資繼續提供給中國政府。   
    美援裝備的總數到底有多少?有說30個師、39個師的,也有說45個師、64個師的,各執一辭,就連國民黨自己也沒有定論。這說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國軍的物資分配沒有明確的計劃、通常是派系鬥爭的結果,因此,除了少數的「全美械師」,還有許多「半美械師」,而那些「半美械」部隊的武器配置標準不一、數量不等,非常混亂,很難確定他們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裝備」。        
    當然,不管怎麼算,傘兵部隊都應該屬於正宗的「全美械」。可話又說回來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難處。   
    首先是開銷大。美軍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幹活是要收錢的。他們每上一次飛機的「勤務補貼」是五十美金(中國官兵是兩美金),辦一個月的培訓班,光是這筆開支就要耗費四萬多美元,把傘兵總隊整得直喊受不了。   
    而且,花了錢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東西。比方說,在當時,比較先進的降落傘是T7型(《兄弟連》裡101空降師用的就是T7),可美國人只肯提供T5。傘兵部隊需要400瓦的大功率無線電發射機,他們也不願意給,最後還是通過蔣宋美齡親自說好話,才從第十四航空隊弄到了一台。        
    抗戰時的「租借法案」期間,美國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嶄新的,可到了抗戰勝利以後,《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移交的裝備大都是些舊貨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彈、戰車沒有配件、機槍的槍機也是斷裂的,汽車和飛機都要先經過修理才能夠使用。機場上,B29之類的先進戰機一架也不給,狀況好一點的B24、B25全都飛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運輸機。   
   「租借」到這樣的「新式裝備」,緊接著就需要維修。可是,機器設備和各種配件都堆放在美軍倉庫裡,需要另外花錢購買。   
    美軍基地存放著大量的剩餘物資,有油料、彈藥、被服、機械設備、零件配件,以及各種型號的發電機和電動機,甚至還有做飯的炊具,嶄新的鍋碗瓢盆和鐵皮爐子堆積如山,用幾十輛卡車也拉不完。   
    這些東西都是從太平洋那邊空運過來的,現在再運回去也不划算,美國人就尋思著賣給中國政府。剛開始,國民政府挑三揀四、報價給得很低,美國人一生氣,就在設備物資上澆汽油,放火燒掉了不少。昆明雷達站有幾十匹軍騾,平時由中國老百姓負責飼養,美國兵撤走的時候,先付清草料錢,然後對準騾子腦袋就是兩槍——真是夠缺德的。   
    這麼折騰了一陣,國民政府只好認慫、簽了個《剩餘物資購買協定》,用一億七千萬美元的價格把價值九個億(美國人的估價)的剩餘物資全都買了下來。   
    這筆買賣看起來挺佔便宜,可細算起來卻不一定——「剩餘物資」其實都是美國的洋垃圾,除了艦船、汽車和飛機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煙、以及過期的水果罐頭。南京碼頭堆著幾萬噸美國水泥,是塞班島基地的剩餘物資,運來的時候就已經失效,國軍再拿去修工事,共軍的炮彈落在陣地旁邊、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   
    這些「洋破爛」充斥中國市場,讓中國政府欠了不少外債、讓中國的政局越來越混亂,卻對中國人民的生活沒有任何幫助。從這個時候起,老百姓對美國人的印象不那麼好了,覺得這些外國大鼻子見利忘義、全都跟奸商惡霸似的,充滿了帝國主義的味道。於是,昆明的大街上開始出現了反美標語——「Go home Yankee!」,「USA滾回去!」        
    不過,這時候的蔡智誠還沒有什麼反美覺悟,當時,他正盼望著出國留學,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充滿了興趣。   
    昆明市有一條曉東街(在南校場附近),是個著名的繁華地段,街上有家「南屏電影院」,專門放映好萊塢大片。那時候的美國電影都是「原聲片」,也沒有字幕,所以劇場就安排一男一女兩個翻譯拿著話筒進行同步解說。   
    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誠跑到曉東街去看《出水芙蓉》,這是當時的熱門影片,電影院裡人山人海、座無虛席。銀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進女人堆裡瞎胡鬧,劇院的女翻譯忽然在擴音器裡大聲嚷嚷:「蔡智誠先生,請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頓時十分鬱悶:美國人幹的風流勾當,關我什麼事?   
    稀哩糊塗走到門口,卻看見劉盛亨隊長坐在吉普車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來哭長城了,你還在這裡出水芙蓉……」,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蔡智誠在遵義老家有個未婚妻,那女孩姓陳,父親與蔡式超是好朋友,兩家很早就定了親。蔡小伙雖然知道這門婚約,可他從來也沒往心裡去,不僅退學參軍的時候沒有和人家商量,當兵以後也沒有給別人寫過信,壓根就把這件事情給忘記了。   
    蔡哥哥上前線打仗,陳姑娘就在家裡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戰勝利也沒見未婚夫回來,反而聽說他報考了什麼「預備班」,眼看就要去美國了。大姑娘頓時覺得情況不妙:「這傘兵成天飛來飛去的已經夠麻煩,如果再飛到美國去、怎麼可能找得回來?」,情急之下,揣著地址就追到昆明來了。   
    到了昆明城,瞧見滿眼的美國海報,畫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見滿大街的美國兵,車上坐著風情萬種的「吉普女郎」——陳未婚妻更加慌神:「在昆明就這麼荒唐了,到美國去怎麼得了?」,於是進了兵營就開始哭,哭得姜鍵中校手足無措,只好立下軍令狀:「本隊長一定讓小蔡與你成親,不先結婚決不讓他去美國!」   
    於是乎,等「蔡留學生」回到營房,姜鍵隊長已經把休假手續辦好了。長官命令蔡智誠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婦,「不把婚事辦妥不許歸隊!」   
    就這樣,46年的春節,蔡智誠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後的人生歲月裡,蔡老先生從來不曾後悔自己娶了一位聰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點埋怨劉盛亨沒有讓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幾十年都不知道電影的結局」。        
    結婚休假期間,蔡智誠在遵義住了四十天,新婚燕爾的這段日子,並沒有讓他覺得特別快樂。   
    父親蔡式超對時局不滿,動不動拍桌子發脾氣,甚至看見兒子身上的美式軍服也覺得不順眼:「沒有自尊就不能自強,靠別人援助的國家成不了強國,穿外國衣服的軍隊太沒有志氣!」;   
    姐姐蔡智慧也顯得很鬱悶。有傳言說,當接收大員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個什麼女人,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蘇州女子,新媳婦從照片上看很漂亮、卻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媽媽對此事十分擔心,找了若干個算命先生研究這個課題,結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讓母親感到難過的是,大兒子蔡智明的骨骸還沒有找到,小女兒蔡智蘭也沒有下落,當時,家裡人都認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卻只有當媽媽的堅信自己的直覺:「妹肯定還活著,她是遇到了什麼難處回不來」。   
    剛剛過去的一場戰爭,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漸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興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場戰爭即將來臨,未來的前景讓蔡智誠憂心忡忡。        
    1946年的3月,傘兵總隊移防到了南京,部隊編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時候,因為何應欽的「陸軍總司令部」被撤消了,傘兵部隊就劃歸空軍司令部領導,名稱也由「陸軍突擊總隊」改成了「空軍傘兵總隊」。   
    傘兵總隊進行了整編,原先的二十個隊合併成四個大隊和一個補充隊,新來了一大批步兵軍官,部隊的指揮層也進行了重大變動。各大隊的主官全都是新調來的生面孔,個個都不會跳傘、更沒有空降作戰的經驗,而抗戰時期訓練出來的軍官卻只能擔任副職,有的甚至被調出了傘兵部隊——蔡智誠始終不大明白馬師恭司令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這個舉措的後果完全是顛覆性的:主官不懂業務,傘兵總隊也就失去了傘降作戰的能力,從此由一支特種兵變成了普通的輕裝摩托化部隊。   
    傘兵整編以後,蔡智誠被分配到總隊參謀處,職務是參謀三科的附員。總隊參謀處總共有四個科,二科負責情報、三科負責作戰,「留美預備班」的學員全都集中在這兩個科裡。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這一期留美學生的進修方向是「參謀業務」,留學之前必須具備一年以上的參謀閱歷(順便八卦一句:由陸軍選送的黃仁宇先生也是這一期的「預備生」,他也是先當了一年參謀,然後才進了美國陸軍參謀學院)——因此,總隊參謀處的「附員名單」就成了留美預備班的花名冊,如果有誰被派到基層單位去當帶兵官,就說明他已經被淘汰了。        
    傘兵總隊的隊部設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今解放軍空軍氣象學院),四十多個「參謀附員」聚集在參謀處裡,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閒,參謀們就不務正業。一幫人為了迎接「國民大會」,鼓搗出了一首「新中國傘兵」歌(後來還真的成了國軍的《傘兵進行曲》),蔡智誠他們還被「三青團」借調出去,幹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46年3月的南京,已經和舉行受降儀式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幾個月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45年9月的一百法幣可以買兩隻雞,46年1月卻只能買兩個雞蛋,到了3月份就只夠買兩粒煤球了……人民群眾的情緒從歡迎政府回歸時的興高采烈逐漸轉變為極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連小孩子見到國軍官兵都躲得遠遠的、現出一副厭惡的表情。   
    這時候,南京城裡每天都在舉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有以市民為主體的、也有以學生為主體的。   
    市民鬧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業」。   
    淪陷期間,南京市裡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廠,這些企業雖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偽性質,但員工是中國人、車間廠房也在中國的地面上,抗戰勝利後,只要稍加整頓就可以恢復生產。但是,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來自四面八方,「接收」行為就如同哄搶一樣的毫無計劃,這個收倉房、那個收原料,今天搬機器、明天割電纜,甚至出現了「一輛汽車五個人接收」的笑話(一個人接收車身,其他四個接收車輪子),經過這麼一折騰,好端端的工廠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終能夠恢復運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裡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業,生路斷絕的市民們不得不走上了抗議鬥爭的道路。   
    而學生鬧事,則是為了「反甄審」。   
    淪陷期間,南京市裡依然有「中央大學」等院校在日偽的教育體系下繼續開課,抗戰勝利後,真正的「國立中央大學」回來了,國民政府就把「偽大學」撤消、改稱「南京臨時大學」,並且不承認「偽校學生」的學籍,要對他們進行「甄審」——「甄審」的辦法就是考試,基礎課補考英語,政治課補考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考試過關以後才能夠重新入學——理工學院和醫學院合併到上海的學校,其他院系則留在南京、併入「正牌的中央大學」。   
    這麼一來,南京城裡的「偽學生」們就不幹了,他們遊行示威、絕食抗議,堅決不參加「甄審」考試,並且針鋒相對地提出:「丟失首都的責任不在學生身上,甄審的對象應該是政府的官員」。        
    46年3月,原「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正在南京述職,他因為「一二、一血案」丟了差事,正等著接受新的任命。這時候,大概是希望自己「從哪裡跌倒,再從哪裡爬起來」,關將軍看見南京學生鬧事,居然決定親自去校園訓話、開展思想工作。   
    走進中央大學(當時叫南京臨大),學生們正在集會。大家一看見這位披斗篷、穿馬靴的將軍就發出了陣陣噓聲,再聽說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禍首,更是罵聲四起。「關鐵拳」一介武夫,說話全無遮攔,在昆明的時候就信口開河,說什麼「學生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當兵的有開槍的自由」,結果被趕出了雲南,現在到了中央大學,他登上講台、開口就說:「和你們學生打交道,真比對付十萬敵人還麻煩」,還說:「你們學生一張嘴,沒道理也變成了有道理……」   
    學生哪裡肯吃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們學生是講道理的,你這個反民主的劊子手才是真正的強詞奪理!」,然後,一陣陣口號震耳欲聾,罵得關麟征瞠目結舌、真的變成了「紅臉關公」,最後只好跳下講台、落荒而逃。   
   「關鐵拳兵敗大學校園」的典故一時成為京城的笑談,弄得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關雨東的政治是弱項……」。可沒過多久,老蔣居然任命關麟征為中央大學的教育長(關麟征也因此成為繼蔣介石之後的第二任黃埔校長),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說句玩笑話——網上有人說,關之琳是關麟征的孫女。如果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關不受大學生的歡迎,但若是換成現在,讓關之琳再到大學校園裡走一趟,絕對能把關家的面子找回來。)        
    關麟征去中央大學的時候,蔡智誠他們也在場,關司令被哄走以後,傘兵軍官卻沒有走。大學生衝著他們喊:「軍人滾出校園去!」,蔡智誠就報出自己原先的學校、專業、年級和老師的名字,並且說:「我們是軍人、也是學生,大家都是中國的青年,總可以坐下來交流的嘛」,學生們這才不起哄了。   
    雖然不起哄,卻仍然無法溝通。   
    蔡智誠的「說服對像」是工學院的學生,他解釋說,自己在後方考大學的時候也考了英語和《中國之命運》,所以「甄審考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學生聯誼會的代表卻認為,「甄審」的實質是對淪陷區青年的侮辱,必須取消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並且撤換不稱職的教育官員——雙方各講各的道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當時,蔡智誠只是覺得這些學生的組織性很強,很不容易對付。可他哪裡知道,他面對的「聯誼會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更不會知道,會場上的43級機電系「談話代表」竟然是未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當時是中央大學「反甄審」運動的骨幹,王嘉猷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因此,他執行的這項「說服工作」,其實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不過,如果以為只有共產黨人才懂得發動學生,那就錯了。蔡智誠他們也是到校園裡來「點火」的。   
    點火的契機在於東北。   
    抗戰勝利後,東北就處於蘇聯軍隊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蘇軍應該把東北地區移交給南京中央政府,並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軍,可是,一直到46年,蘇聯人都沒有撤出的跡象。   
    46年1月中旬,「東北行營」的八名官員在撫順被東北民主聯軍的散兵槍殺,這件事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籲請蘇聯「約束中共武裝」、要求蘇聯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2月份,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條主張」,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北民主部隊」、要求「限制進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卻沒有要求蘇軍撤出東北——這就給後來的「反蘇反共運動」提供了口實。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印象很不好,這不僅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蘇軍佔據東北,並且不斷壓迫國民政府在外蒙問題和新疆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樣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的發展,但在本質上卻傷害了中國的主權,這就深深刺傷了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經——於是,當國民黨當局把共產黨的曖昧態度與蘇聯軍隊的沙文主義聯繫起來的時候,當蔡智誠他們指責「某黨為了實現武裝割據,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時候,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被點燃了。   
    「為了國家主權,不懼赴湯蹈火」,「只知有國,不知有黨」——這是46年反蘇運動的主要口號。   
    國民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主持調停的時候,馬歇爾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如此「民主的、愛國的呼聲」,立刻就對蘇共和中共的行為提高了警惕。於是,隨之而來的政治脅迫和國際壓力不僅迫使毛澤東決定「讓開大路、佔據兩廂」、放棄了「獨佔東北」的計劃,也迫使蘇聯最終從東北撤了軍。   
    46年3月的這次「點火」可以稱得上是國民黨和三青團最為成功的政治運作之一。在這場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頭,繼而又走上了內戰的戰場,而與此同時,由中共主導的「聲援一二、一學生運動」和「反甄審」運動卻被完全壓制,學生中的共產黨員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們被要求不得參加反蘇運動),於是,中央大學的鬧事學生們最終被迫服從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唸書去了。        
    這次進校園,蔡智誠他們的功勞不小。但事實上,僅憑蔡智誠他們這一夥軍官是不可能「點火」成功的,真正在運動中發揮作用的是混雜在學生中的「人民服務隊」——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從」。   
    所謂「青年從」,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從軍退役人員」。馬甲在前面的段子裡講過,「十萬青年十萬軍」時期有個政策,青年軍從軍人員退役以後可以選擇進學校讀書,由國家提供學費——現在抗戰結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團領導的「青年從」就湧進了各大校園。他們的學習基礎不好、學習成績更加不妙,卻可以不在乎考試、不在乎紀律,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叫做「人民服務隊」),實際上卻淪為了流氓學生和學生特務,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公害。   
    「青年從」有點像是「軍官總」的孿生兄弟。在校園裡,他們的組織性不亞於學生會、攻擊性卻更加殘暴,他們兼有學生的輕率和兵痞的野蠻,卻失去了理想的單純,犯起渾來無法無天。在三青團的指使下,他們可以打老師、打同學、大鬧課堂,可一旦對上級不滿,他們也敢打警察、罵官員、圍攻政府。        
    1946年4月,剛在「反蘇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青年從」就轉而大鬧南京總統府,有個傢伙居然還在總統府的牆上畫了個大王八。   
    而這位敢在蔣委員長辦公室的大門口表現漫畫才能的傻大膽,就是蔡智誠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後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鬧劇的大舞台。     
    一方面,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出各種各樣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間卻充滿了天怒人怨,集會遊行和抗議漫罵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不滿的情緒,往往又是因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說,蘇聯從東北撤軍了。     
    可是,外國的撤軍並沒有換來中國的和平,蘇聯人前腳剛走、國共兩黨後腳就打了起來,4月份以後的東北地區成了軍事衝突最激烈的戰場,而就在這時候,南京城裡的東北人也紛紛上街請願。     
    抗戰勝利後,大批的東北籍軍人、學生和陣亡將士遺屬滯留在國統區,他們無法返鄉(華北的鐵路和公路全都被共產黨阻斷了)、沒有經濟來源(部隊番號被取消了),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東北軍人舉著「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請救濟,還有的孤兒寡母打著招魂幡討要撫恤金,個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鍵的母親是位心善的老太太,她經常守在兵營的門口,遇到軍官就問:「孩子,您有沒有用不上的東西呀?都送給大娘吧」……然後就踱著一雙小腳去救濟老鄉。姜鍵這時候是二大隊的副隊長,他自己不好出面辦這種事,卻也經常在私底下發牢騷,責怪政府虧待了東北人。     
    當時,與東北有關係的共產黨人幾乎全去了「滿洲」,一般人並不知道東北民主聯軍的司令是林彪,卻都知道張學思出任了遼寧省主席,藉著「張大帥」的名頭、招兵買馬的號召力很大。於是,許多人都認為國民黨只派「外鄉人」去東北是搞不過中共的,最好的辦法是把張學良放出來,讓他帶著老部下去和中共和蘇共爭地盤——憑著張少帥的影響力,且不說能不能趕走「民主聯軍」、至少能夠讓共產黨發展不起來——這樣的話,中央政府在東北既不花錢、也不費力,國軍可以把精銳部隊集中在平津地區,先南北夾擊、解決華北問題,再圖謀恢復東北……     
    這個想法或許有道理,但實際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戰期間,東北受到的破壞比較小、比中國其他地方富裕得多,為了能去滿洲發「接收」財,中央嫡系自己都爭破了頭,誰還會讓這個美差落到「東北破落戶」的頭上?更重要的是,46年,正是蔣總裁滿懷壯志準備一統江湖的時候,他剛剛把拜把哥哥龍雲軟禁起來,又怎麼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張學良放了出去。     
    因此,盼望回家的東北軍人們只能留在南京城裡苦苦煎熬。一直熬到47年底,陳誠頂不住了,政府才趕緊組織「回鄉總隊」,把這兩萬多人送回瀋陽去打仗。可這些人早就對「黨國」寒透了心,一回家就找去共產黨、還沒來得及整編就跑光了,就連總隊長張國威都投了林彪,打老蔣的勁頭比正宗的八路還要猛。        
    46年4月,「第一屆國民大會」(制憲國大)的代表選舉工作即將完成,這對渴望「民主」的人們來說也是個好消息。     
    其實,早在46年1月10日,全國各黨派就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的代表名額為國民黨8人、共產黨7人,青年黨5人,民主黨派(民盟、民社黨、救國會、職教社、村治派、第三黨)9人,無黨派賢達9人,這樣,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聯合力量就超過了國民黨和「青年黨」。結果,執政黨提出的議案經常被在野黨否決,而在野黨的主張又得不到執政黨的履行,這就使得所謂的「政治協商」流於形式,於是,制訂憲法、召開「國大」就成了當務之急。     
    即將在年內舉行的「制憲國大」的名額為國民黨220名,共產黨190名,民主黨派120名,青年黨100名,社會賢達70名,再算上按地區分配的1350名代表(國統區的面積比解放區大),國民黨的勢力就遠遠地超過了共產黨。     
    於是,共產黨人就反對召開「國大」,認為這違背了「政治協商」和「黨派平等」的原則,是要搞「蔣記獨裁」。而事實上,國民黨內部也有許多人不願意「制憲」,他們覺得在大戰當前的時候搞一部「憲法」只會束縛政府的手腳,不如沿用戰時條例,先消滅了「共匪」再說。可是,美國人卻堅持要求中國走「民主」的道路,他們認為,制定憲法、建立西方式樣的議會是幫助中國「溶入國際社會」的最佳途徑,為此,馬歇爾將軍甚至採用了「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的手段壓迫國民政府就範,這就更讓共產黨人覺得國民黨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國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十分優厚,這使得各地士紳紛紛踴躍參選。為了當上這個「軍機大臣」,候選人之間拉幫結伙,漫罵誣陷、威脅利誘、打群架下黑手,什麼卑鄙手段都用盡了,4月份之後,當選的代表們跑到首都準備「進內閣」,落選的傢伙也趕到京城來抗議「選舉舞弊」,一時間,南京裡的大報小報成天刊登各類「內幕消息」,把國大代表們祖宗八代的醜事全都抖露了出來——結果,「國民大會」還沒有召開,國大代表的名聲先就臭了街,弄得「國大代」也成了「社會五毒」之一。        
    當然,46年4月,最讓大家高興的「好消息」莫過於「全民漲工資」了。     
    抗戰結束後的物價飛漲使國統區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強烈不滿,為了平息民怨,政府就決定給公務員和軍人增加薪水,甚至還給私營企業的職員和工人規定了最低收入線。     
    「全民漲工資」雖然是通過加印紙鈔實現的,但人們手裡的鈔票多了、畢竟感覺不錯。就拿蔡智誠來說,傘兵少尉的軍餉從兩萬法幣猛增到十萬,揣在挎包裡沉甸甸的一大坨,頓時覺得自己成了個財主(當時的匯率為一美元兌換三千五百法幣,十萬法幣大約相當於三十美元)。     
    然而,「漲工資」讓職員和工人們高興了,卻讓資本家覺得受不了。當時,南北交通阻斷、城鄉道路隔絕,民營企業失去了農村市場、正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困境,一方面,本土的原料價格高昂、商品銷售不暢;另一方面,大量美國貨物湧進中國,從汽油到汽車、從電燈到電影、從麵粉布匹到棉紗白糖,從女人的口紅絲襪到男人的領帶皮鞋,甚至連鐵釘和香煙都是USA……而現在,政府的一紙公文就讓工人的工資提高了好幾倍,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資本家的經營成本,使得民營企業在洋貨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於是,私營業主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抗議不見效果,他們就把廠子關了、放棄實業、投資商業,大家都去炒黃金、炒美元、囤積外國貨,這樣一來,就更加劇了物價的飆升,結果是工資漲得再快也趕不上物價攀升的速度……        
    在那段時間裡,五花八門的抗議活動是南京城裡的尋常風景,參加遊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撈取外快的發財手段。     
   「青年從」的無賴們就是這樣——三青團出錢打學生,他們就動手;地方士紳出資「揭露選舉舞弊」,他們就上街遊行;資本家僱傭人手「抗議政府壓制民營企業」,他們就跑到總統府門口靜坐……這幫傢伙今天裝學生、明天扮職員,舉著各種各樣的橫幅、喊著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成了政治鬧劇中的龍套演員。     
    潘崇德也是這樣的「群眾演員」,只不過,他演著演著就演砸了。     
    小潘這個人太貪財,只要遇到「客串」的機會就不放過,有時候一天要跑好幾個場子,從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來跳去,時間一長就被軍警們認熟了。有一天,他剛參加完「上海商界」的抗議,又來參加「河南士紳」的請願、胸前還掛了個「民意代表」的牌牌,總統府的門衛攔住他問:「你到底代表什麼地方的民意?」,潘代表答不上來,門衛官就罵他無理取鬧、是個王八蛋。     
    潘崇德惱羞成怒,頂嘴說:「當兵的是王八蛋,當官的就是王八」,為了增強表現效果,他還用粉筆在總統府的牆上畫了個大烏龜——軍警們顯然對這幅繪畫作品十分不滿意,當即就把「潘王八蛋」抓起來、關了幾個月。        
    當然,在公共場合亂塗亂畫是不文明的表現,但是,潘崇德的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當時,瞎扯淡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報紙上每天都要發佈「軍事調停組」的聲明,國軍和共軍的代表都講著同樣的話——都在呼籲和平、都喊自己委屈、都在指責對方、都在「自衛反擊」……一邊說不忍心打仗,一邊又不懼怕犧牲;一邊要求停戰、一邊又集結軍隊,一幫代表拉著馬歇爾這裡瞧瞧、那裡看看,也不知道是在忽悠美國人還是在忽悠中國人。     
    民主黨派也很活躍,大講合作、大談和平。許德珩發起成立「九三學社」,居然在這個時候提出「各黨派解除武裝」、「實現思想絕對自由」、「完成國家工業化」……就連賣菜的小販都覺得是在癡人說夢,可一幫專家教授卻喊得十分起勁,真不知道是他們被別人忽悠了、還是想要忽悠別人。     
    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的十一名團員到南京來請願,剛下火車就被「蘇北難民團」的人圍毆,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人被打傷,釀成了歷史上著名的「下關事件」。事件發生以後,周恩來、馮玉祥等人立即趕到醫院慰問傷員,蔣介石也嚴令追查兇手,一時間,各地的聲援、抗議、譴責、質問鋪天蓋地,可南京城裡的老百姓卻顯得無動於衷,因為誰都看得出這裡面的名堂——事實上也是這樣,偽裝「蘇北難民」的是中統特務,而「上海人民請願團」的11位代表中有3個是中共地下黨。        
    大家都在裝模做樣。有人義正言辭地「支持民主」,就有人大張旗鼓地「救助難民」。8月份,杜月笙在上海舉辦「選美大賽」,打出的旗號就是「賑濟蘇北民眾」。     
    這次選美號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良家婦女」參加的選美比賽,從電影明星到社交名媛都踴躍報名,比賽不設門檻、實行「海選」制度,選票要花錢買(一萬元一張)、投票次數不限,誰的背後有大款撐腰誰就是冠軍,和現在的「手機短信投票」是一個道理(所以,別以為選「超女海選」是模仿外國電視,咱們中國的上海灘六十年前就開始這麼玩了)。     
    1946年的8月20號是「上海小姐總決賽」的日子,經過激烈的拉票競選,「名媛組」的冠軍由王韻梅(「傻兒師長」范紹曾的姨太太)獲得,「名星組」的冠軍是京劇花旦言慧珠(這個不用介紹了),而「歌星組」的冠軍是韓箐箐(就是後來嫁給梁實秋先生的韓箐清),都是些不得了的風雲人物。         
海選現場       
「上海小姐」王韻梅       
「平劇皇后」言慧珠       
梁實秋與韓箐清        
   「上海小姐」比賽,結果選出了「上海太太」,有錢的大款很開心、沒錢的觀眾也覺得很好玩,但不管怎麼樣,「選美大賽」為蘇北難民籌集了九億法幣的賑災款,終歸是一樁善事。蔡智誠也花了五萬塊錢去投言慧珠的票,他覺得,藉著難民的旗號選美總要比藉著難民的旗號打架更為合適一些。        
    蔡智誠是特意請假到上海看望二哥蔡智仁的,這是他們兄弟倆分別幾年後的第一次聚會。蔡二哥來上海的目的是帶著新媳婦買衣服,蔡智誠也因此見到了自己的嫂子,覺得她模樣很漂亮,卻有些嬌滴滴的,好像不大適合嫁給軍人。     
    蔡家兄弟在上海的開銷全部都由楊三負責承包,這位蔡大哥的馬弁、蔡二哥的部下、送蔡四少爺上戰場的楊司機如今可大不一樣了,成了上海灘上的暴發戶。     
    抗戰勝利後,楊三隨94軍接收上海,然後就退役留了下來,開始「做買賣」。他幹的營生其實就是投機捐客,每天都去交易所裡折騰「期貨」——市場的物價越沒有譜,期貨交易的生意就越火暴。賣家在檯子上喊「三天後的棉紗一個……」或者「十天後的汽油一個……」,底下的人就拚命出價競爭。由於物價的漲幅總是比捐客的預期更加「理想」,所以做投機買賣的人都發了大財。     
    可是,幹這種買賣是需要現金本錢的,楊三的辦法是到鄉下去「攬會」。     
   「攬會」也叫「搭會」,屬於私營的金融活動(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許的,現在再搞就違法了)——大家湊份子、輪流當「會頭」,「會頭」請會友們吃頓酒,大家就把錢交給他,這其實是一種民間的集資方式——當「會頭」的次序有先後,待遇也不一樣。比如一個一百萬的會,第一個會頭只能收八十萬、第二個八十五萬,依次類推、越靠後的錢越多,最後一個能收到兩百萬也說不定。鄉下人的眼皮子淺,都喜歡排在後面收大錢,可楊三卻永遠是搶頭一個,他一拿到現金就去炒期貨,三兩下就贏得了暴利,而後面的會友卻倒了霉,排在最後的甚至連會費都不敢要,因為物價漲得太厲害,等到「收兩百萬」的時候,恐怕連「請會酒」的飯錢都不夠了……        
    炒期貨的人比一般百姓更關心時局,楊三就經常向蔡家兄弟詢問:「內戰會不會真的打起來」。     
    46年的8月,按中學課本上的說法,解放戰爭已經爆發了。可是在蔡智誠的概念中,當時並沒有正式開打,因為這時候共產黨的報紙還在國統區裡發行、中共的軍隊還叫做「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軍事調停小組」還在繼續工作、「國民大會」的籌備名單中也依然有共產黨人的名字……     
    這時候,社會各界也沒有放棄和平的最後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給孩子們寫信,講來講去都是「避免戰亂、休養生息」的大道理,甚至還引用了趙藩的名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蔡家的兩個兒子看了以後哭笑不得,心說:打不打仗,豈是我們這樣的小軍官能夠決定的,恐怕就連蔣委員長也沒有多少辦法。        
    在當時,政府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共產黨阻斷了華北的交通線——從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輪船和飛機,江蘇的陸路到不了山東,濟南到青島的鐵路也無法通行,政府官員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為蘇北就屬於共產黨……交通的堵塞使國民經濟陷入癱瘓,解放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又使大批地主逃離家園。於是,南方的資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連天,紛紛要求中央「採取行動、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的最佳途徑是進行談判,可國共雙方的談判總是不見成效。國民黨要求「恢復交通」,共產黨就要求政府「先承認交通沿線的解放區的民主政權」;國民黨說政權問題要由「國民大會」決定,共產黨就反對召開國大,要求「先進行充分的政治協商」;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進行整編,中共同意整編、但要求國軍先「退回到1月13日(調停小組成立時)的位置」,也就是要國軍撤出關外;蔣介石急了,一傢伙撕毀停戰協定、還發佈「最後通牒」,可毛澤東卻不怕,寫文章說「美帝國主義極其走狗都是紙老虎」……     
    於是,蔡智誠和蔡智仁都認為內戰已經不可避免了。他們覺得,事情鬧到這一步,其實不是哪一方或者哪個人的一相情願,而是國共雙方基於各自目的的共同選擇。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誠和蔡智仁都沒有想到今後的內戰將會演變成席捲全國、並最終奪取政權的全面戰事。     
    他倆以為,所謂「國共內戰」,無非是圍繞著交通線的打打談談。頂多用上半年時間,國軍就可以完成軍事目的、把各條鐵路線貫通起來,到時候共產黨沒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解決問題就容易多了。     
    雖然都是國軍精銳部隊的基層骨幹,但蔡家兄弟其實對自己的對手一點也不瞭解。他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國軍的力量比八路軍強大得多,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失敗的,這場戰爭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軍趕到山裡去打游擊,以後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倆的心裡很清楚,以國民黨當時的狀況,不僅沒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在經濟上也難以承受長期的戰事。但他們也同時認為,國民黨無法辦到的事情,共產黨就更不可能辦到,所以這場戰爭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面這麼難堪,打一打試試看,或許還可以打出點希望來」。蔡智誠記得,這是他二哥最後的觀點。        
    9月1日,蔡智誠送哥哥上輪船。     
    在碼頭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臉,笑著說:「趕快到美國去讀書吧,打仗的事就用不著你操心了」。     
    蔡智誠也叮囑道:「二哥,在戰場上要小心一點」     
    「放心吧,我在軍部當差,就像進了保險箱一樣安全」。     
    蔡智仁聳聳肩膀,轉過身,米黃色的風衣就混入了擁擠的人群。從此以後,這件風衣的顏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遠地留在了蔡智誠的記憶中。        
    1946年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黨派聯合抵制了由國民黨包辦的這屆不民主的大會。     
    當月,中共代表宣佈不再接受美國政府的軍事調停,周恩來等人隨即離開南京、返回延安。        
    ——在蔡智誠的觀念中,從這個時候起,全面內戰爆發了 
 46年9月中旬,參謀總長陳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視察了岔路口傘兵總部,並且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國民政府準備在雙十節那天舉行閱兵儀式,而且,閱兵演練的主角已經選定為「空軍傘兵總隊」——這對軍人而言真是個莫大的榮譽。   
    說實話,這個突如其來的「榮譽」確實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因為,當時的傘兵雖然名義上屬於空軍編制,但實際上不僅指揮體系不統一,而且駐地也很分散——司令官馬師恭帶著副官處和六個主力分隊去了瀋陽,馬司令本人兼任「東北行營警備總隊司令」,只聽從杜聿明的調遣;而其他的戰鬥分隊則散佈在寧滬鐵路沿線的各個火車站,有的受湯恩伯指揮、有的受陳大慶指揮;留在南京城裡歸空軍領導的只有副司令張緒滋和參謀處的幾十號人——什麼閱兵、什麼演練,根本就無從談起。   
    這個時候,「空軍傘兵總隊」的軍心很不穩定。大部分基層官兵願意留在空軍,因為空軍的待遇比較好、也顯得比較威風漂亮;可高級幹部們卻希望回陸軍,因為李漢萍、馬師恭、張緒滋以及大部分處長和隊長都是從第五軍出來的,他們願意都跟著杜聿明而不大樂意在周至柔的手下(周至柔是十一師、十八軍出身,屬於「土木系」)。所以,部隊的歸屬問題正處於模稜兩可的狀態,如果不搞這次國慶閱兵,傘兵部隊還真有可能被拆散了。   
   「雙十節閱兵」是蔣介石委員長欽定的重頭戲,這個「天字號的任務」就連杜聿明和湯恩伯也抵擋不住。因此,空軍總司令部藉著這個理由召回了駐東北的傘兵,守衛火車站的各個分隊也迅速回到南京,接著,參謀總部又從「無錫中訓團」(第十七軍官總隊)抽調了五十多名軍官擔任傘兵的各級骨幹,自此以後,國民黨傘兵部隊就完全脫離了杜聿明系統,逐漸成為由陳誠控制的機動兵團。        
    當權者勾心鬥角,可基層官兵卻並不關心部隊受哪個派系的指揮。這個時候,蔡智誠只是對即將到來的閱兵典禮充滿了喜悅,他熱心地期盼著能夠親眼見到蔣委員長。   
    閱兵演練的場地設在南京明故宮機場,從9月份以後,機場周圍就成了傘兵們的訓練營地。九月下旬,傘兵訓練營裡來了一位陸軍指導官,他就是蔣委員長的二公子、裝甲兵戰車一團的副團長蔣緯國少校。   
    蔣緯國曾經當過德國兵,在軍事訓練方面很有一套,畢竟是在外國軍隊裡闖蕩過的人物,他的行為舉止都有些洋氣。比如,國軍的敬禮姿勢應該是「五指併攏、掌尖指向太陽穴」,而蔣少校卻是用手指頭在額頭中間碰一下。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搞不懂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後來,蔡智誠看見邱清泉軍長也是「碰腦門子」敬禮的,這才明白蔣副團長其實是想表現自己的「德國派頭」。   
    不過,除了有點「洋派」,蔣公子並沒有特別的紈褲習氣。在明故宮機場訓練的那段時間裡,這位高幹子弟和傘兵們一起值班一起出勤,對人對己的要求都十分嚴格。   
    當時,訓練營門口的路面不太平坦,右邊高左邊低,低窪處經常積水,於是,傘兵就把哨位設在了大門的右側。蔣緯國到任的第一天就發現了其中的弊端,他說:哨位處於大門右側,當哨兵向來賓敬禮的時候,如果長官還禮、抬起的右手就會遮住自己的面孔和視線,這樣不僅有損於首長的儀態,也使得哨兵無法看清進門者的相貌,既不禮貌也不安全。   
   (從電視上可以看到,迎接貴賓的時候,儀仗兵和衛兵都應當站在來訪者的左側,只有那些等著獻花、握手或者擁抱的人才在右邊排隊,這是警衛禮儀的常識。各位逛街的時候也可以再瞧瞧,現在隨便什麼單位的門口都站著幾個外表挺威風的保安,其中有多少門衛室的位置和警衛的哨位是弄反了的)   
    有天夜裡,輪到蔡智誠在大門口值哨,天上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當時,有幾位軍官的家眷正巧從城裡回來,瞧見蔡少尉被淋得十分可憐,就借給他一把雨傘。過了沒多久,蔣緯國開著吉普車給哨兵送雨衣來了,發現門衛官打著傘,就訓斥他不應該接受路人的物品,蔡少尉辯解說:「那幾個家眷都是熟人……」,蔣少校回答道:「熟人也不行,軍隊的規則都是用血的教訓換來的。在戰爭環境下,一個送東西的小舉動就可能要了哨兵的命!」,然後,他脫掉雨衣站在門口、冒著大雨親自給值班軍官做警衛示範,瞧他那副嚴肅認真的勁頭,還真有點像是個「德國軍人」。        
    蔣緯國是坦克軍官,對傘兵的業務其實不大懂,但他見過的洋玩意比較多,所以總能夠想出一些新鮮招數來。照以往的規矩,傘兵檢閱無非就是跳傘表演——飛機在天上轉幾圈,把降落傘丟下來就算完事了——可蔣少校卻認為傘兵既然是「突擊部隊」,就應該加上「進攻演練」的內容。為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實彈演習的方案,還說是德國黨衛軍的辦法,既有觀賞效果又有實戰意義。   
   「在蔣委員長閱兵的時候搞實彈進攻演習」,若是別人想出這個餿主意,非被長官罵死不可。可這建議是蔣公子提出來的,那就大不一樣了,傘兵總隊只好向上級做請示,沒想到,陳誠總長還真的批准了。        
    46年10月10日,通往明故宮機場的道路上聚集了十多萬南京市民,中山大道兩側人頭攢動、彩旗飛舞、鼓號喧天,那場面比頭一年的雙十節還要熱鬧。   
    蔡智誠站在觀禮台的前面,全副武裝,衣兜裡揣著黨證、傘兵證、《軍人手冊》和《總理遺訓》。傘兵總隊沒有派「留美預備班」的學員參加演習,而是讓他們在觀禮區擔任儀仗,一方面是為了向記者們提供咨詢服務、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付蔣委員長的考察。年青參謀們熟悉業務、舉止得體,在大人物面前能夠穩得住心神,不至於捅出什麼婁子來。   
    上午10點鐘,蔣委員長在軍樂聲中登上了檢閱台。這是蔡智誠第一次見到蔣介石,他的心情十分激動,這時候,閱兵場上的照相機和攝影機的鏡頭全都對準了全身戎裝的特級上將,人們興奮地鼓掌歡呼、有的人還流下了幸福的熱淚,在當時,雖然社會上「反蔣」的呼聲很高,但依然有許多人十分崇敬蔣介石,依然有許多人把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這位黨國領袖的身上。   
    那一天,在觀禮台上的人還有宋美齡、於右任、蔣經國、蔣緯國、國防部長白崇僖、參謀總長陳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以及南京政府的一大幫要員。蔣宋美齡女士還把張緒滋的夫人也拉上了台,因為張副司令今天將要第一個躍出機艙、在蔣委員長面前表演高空跳傘。        
    嘉賓登台的時候,兩架偵察機引導著九架運輸機和九架戰鬥機已經在天上兜圈子了,隨著蔣總裁一聲令下,跳傘表演立刻開始——剎那間,天空中傘花綻放、飄飄蕩蕩,有的降落傘扯出了國旗、黨旗和軍旗,其他傘兵則紛紛開打信號槍,紅的、綠的信號彈漫天飛舞,既像天女散花、又像神仙下凡,場面煞是好看。   
    在傘兵空降的同時,地面上炸起了煙霧彈,很快,演練場就被籠罩在一片濃霧之中。降落傘剛剛落地,演習總指揮周至柔就向主席台報告:「空降部隊準備完畢,請求發起進攻!」,蔣總裁把手一揮:「開始攻擊!」,頓時,衝鋒號響起、槍炮聲大作,嘉賓和記者們紛紛讚歎:「動作真快呀,真是神兵天降」。   
    其實,這個「行動神速」的過程是哄人的,表演跳傘的和表演進攻的並不是同一批戰士。傘兵空降以後的散落面比較廣,在短時間之內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戰術集結,於是,部隊就在演練場四周挖了許多戰壕,空降人員落地以後,只要藉著煙霧跑進附近的戰壕裡趴著就行了,「攻擊行動」則由預先準備好的機降分隊負責實施。        
    隨著煙霧逐漸散去,實彈演練場露出了猙容。   
   「戰場」上布設了八道屋頂式鐵絲網,一米二高、一百米長、四十米寬,鐵絲網的前面是壕溝,壕溝的前沿是「敵方陣地」。也就是說,突擊部隊將要通過八道鐵絲網、越過八道塹壕、攻破八個防禦陣地,最後佔領敵方據點。   
    攻擊令發出之後,傘兵們從己方戰壕出發,採用「低位進攻」的姿勢,以滾、爬動作鑽進鐵絲網。與此同時,輕重機槍、火箭筒和火焰噴射器的火力掠過他們的頭頂,猛烈地射向敵方標靶,迫擊炮也開始轟鳴,打得對面工事上的木頭和磚頭亂飛。攻擊部隊通過鐵絲網、躍入塹壕之後就投擲手雷、然後衝進敵陣地用衝鋒鎗掃射,再然後,掩護火力又向前延伸,傘兵們又鑽進了下一道鐵絲網……   
    外行看熱鬧,記者們都為那些在槍林彈雨裡摸爬滾打的突擊隊員們捏了一把汗,連連驚呼「真勇敢,真了不起」。可實際上,進攻動作並不難完成,只要有足夠的膽量,誰都可以去鑽那個鐵絲籠子,真正考量技術的是實施火力掩護的射手們,機槍和火箭筒的彈道必須控制在一米三到一米五之間(這也是戰車和「裝甲汽車」射擊孔的高度),既不能打到鐵絲網、還要準確擊中敵方目標,真是不容易辦到。   
    四十分鐘後,傘兵們終於在瀰漫的硝煙中佔領了敵人的據點。雖然有兩位士兵不幸陣亡(一個是被跳彈打死的,另一個是被迫擊炮崩起的磚塊砸死的),但觀禮台上的嘉賓依然對演習的效果十分滿意。也許是因為第一次在閱兵典禮上看到實彈演練,記者們對這種「逼真的表演」感到特別新奇,以至於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對「戰場景象」的描繪遠遠超過了對「蔣委員長國慶講話」的報道。   
    說實話,那一天,蔡智誠也弄不清楚蔣委員長到底說了些什麼,他老先生在檯子上滿嘴的奉化方言,嘟嘟噥噥地講了半天,台底下的人卻不知所云。蔡智誠只聽懂了一句「繼往開來,繼往開來」,回來以後問李行:「除了繼往開來,蔣總裁還說了些什麼?」,李行笑著回答:「一個繼往開來的任務已經夠艱巨了,你還想要怎麼樣?」——原來,他也沒整明白。           
     蔣委員長訓話             
    閱兵之後,別的官員都走了,只有陳納德將軍興致勃勃地跑到傘兵總隊來視察。   
    不過,嚴格地說,這時候的陳納德已經不是將軍了,應該稱為陳納德董事長才對。   
    抗戰結束之前,原第十四航空隊司令官陳納德少將就辭職回國了。在中國的時候,這位飛虎隊的領袖一直是民眾的崇拜偶像,可回到美國以後,居然沒有人願意搭理他、就連他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裡,這讓出慣了風頭的老頭子覺得十分失落、十分鬱悶。結果,一生氣,他就離了婚、又跑回中國來了。   
    這次回來,老陳不知道從哪裡弄到了幾十架舊飛機,敲敲打打修好了以後,又把原先飛虎隊的部下召集起來,成立了一個「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簡稱CAT,從此不當將軍改當了董事長——因為陳納德名字的起首字母也是C,所以人們弄不清這「CAT」是怎麼回事,還以為是「陳納德航空公司」,再加上老陳頭本來就是個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於是就將錯就錯了。   
    可話又說回來,這「陳納德航空公司」還真不能算是單純的「民用航空公司」。從「CAT」成立之日起,它就始終幫著國軍打內戰,從46年到50年,各大戰場上空都有「CAT」飛機的影子,除了沒有直接扔炸彈,其他的任務幾乎全都參加了。比如這次雙十節閱兵,傘兵空投時乘坐的運輸機就屬於「CAT」,頭一架飛機的領航員還是由陳納德本人親自擔任的。   
    46年10月,正值陳納德董事長「商場情場雙豐收」的時候,他到傘兵部隊來視察,身邊也陪著那位中央社的女記者。當時,陳香梅還沒有嫁給陳納德,可南京上海的報紙早已把這件事情炒的沸沸揚揚,都說是「蓋世英雄愛上絕世美人」什麼的,搞得一幫年青軍官們對故事中的女主角十分神往。等親眼見到了真容,大家才知道,所謂的「漂亮美人」其實是個「美國話說得很漂亮的女人」。        
    蔡智誠對陳香梅女士說美國話的本事十分欽佩。因為他自己的英文水平是只能看、不能念的,而11月份,傘兵總隊將選派一批參謀到北平參加赴美留學前的集中培訓,這時候,如何能聽懂美國教官講授的專業內容就成了困擾蔡智誠的一大心病。   
    1947年,國民黨軍計劃派遣2200人留美,其中空軍的名額就佔了將近一半。這些人分屬於空軍的各個系統,進修的方向也不一樣,但卻有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只進過中國的學堂、不知道外國學校是怎麼上課的。因此,空軍司令周至柔就想了個辦法,讓「留美預備生」在北平集中培訓三個月,請美國人當教官,仿照美國軍校的模式進行管理,實際上是搞一次出國之前的適應性訓練。   
    傘兵總隊最後確定了留美的十六人名單,其中有鍾漢勳、蔡智誠、李行和莫永聰,而劉盛亨等人卻落選了。原本掛靠在參謀處的「留美預備班」也宣佈解散,蔡智誠由見習參謀改任「總隊直屬特務隊」的分隊長,軍銜也由少尉升為了中尉。   
    可巧的是,這時候正遇上傘兵換裝,所以,蔡智誠剛剛摘下陸軍少尉的肩章、立刻就穿上了空軍中尉的行頭。        
    46年以前,「遠征軍」和「駐印軍」(傘兵屬於「遠征軍」)穿戴的是進口的美國軍服,那衣服雖然比較正宗,但畢竟是按歐洲人的身材裁剪的,穿在中國兵的身上、怎麼看都顯得有些彆扭,而且,美國貨的數量有限,就連十八軍、七十四軍這樣的嫡系主力也穿不上,因此,直到1946年底,新軍服實現了國產化,各整編師才終於全部換上了新式樣的「美式軍裝」。   
    大換裝以前,國民黨傘兵除了「胸牌」(一個鑲紅邊的布質標識牌)以外,其他的服飾全都是陸軍樣式,46年10月以後就改成了空軍制服。其實,內戰期間的國民黨陸、空軍軍裝的款式差別不大,只是在細節上略有不同。        
這是陸軍尉官服。46年10月以前,蔡智誠穿的就是這種款式        
這是陸軍校官服        
這是空軍尉官服,46年10月以後的蔡智誠改穿這個。可以看出,空軍尉官制服與陸軍校官服十分相似,這大概代表了陸軍和空軍的地位。        
陸軍的大帽徽。        
空軍的帽徽和胸牌。蔡中尉戴上面那個帽徽,但不掛下面這個胸牌。        
傘兵胸牌應該是這個樣子(沒有找到實物照片,只好用圖代替),實際上就是把空軍胸牌上的國徽換成了降落傘        
陸軍的肩章        
空軍的肩章。可以發現,陸、空軍校官肩章的差別較大,尉官的差不多        
蔡智誠,小中尉,只能戴這個             
    好了,換上新軍裝,打扮齊整,蔡智誠就該去北平上學了。   
   「軍官訓導大隊」設在北平的南苑鎮(現在屬豐台區)。當時,北平有兩個機場,西郊是民用機場,歸「中航」和「華航」使用;南苑是軍用機場,有夜航指揮塔,駐紮著空軍一大隊(B—25C中型轟炸機)和四大隊(P—51D戰鬥機)的各一個中隊,另外還有個六大隊,裝備的是日本的輕轟炸機和運輸機,雖然機型很雜亂、卻一天到晚忙碌得很,每天都載著達官貴人的家眷到東北去倒騰黃金白銀。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南苑鎮就是個大兵營。這裡的駐軍很多,既有中國兵也有美國兵,這裡的居民也大多是退伍兵或者是軍屬,與軍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駐軍多,南苑人說話有點南腔北調,沒有那麼濃的北平味,由於駐軍的歷史久遠,南苑鎮的商舖買賣也多與兵營有關。   
    這裡最常見的行當是小飯館子、大澡堂子和縫補攤子。每天下午訓練完畢,吃不慣饅頭窩頭的南方軍官們就到鎮上找一家飯館,點幾樣酒菜、吃兩碗米飯,然後踱進澡堂子裡。夥計們自然會把軍服送到縫補攤上去,估摸著晚點名的時間快到了,澡堂的老闆就把軍官請起來、遞上一根煙,這時候,洗過的衣服已經烘乾了、磨破的袖口已經補好了、揉皺的褲腳也已經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著錚亮的皮鞋回營去,那感覺真是舒坦極了。        
    李行和莫永聰能夠在澡堂子裡呼呼大睡,可蔡智誠卻不行,他在那種地方睡不著,所以總是帶著一本書、趴在床上看。   
    訓導大隊分成十個隊,傘兵總隊和通訊、氣象、防空、警衛部隊的人分在一起,所學的課程涉及輜重、工兵、交通、爆破、戰術、防毒、地形、情報和無線電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國人選定的,採用「混合教學方式」上課,先由中國教官做一遍指導、再由美國教官講解同樣的內容,學員們可以從中揣摩到兩國之間的教育方法有什麼差異。   
    訓導隊的美國教員其實是陸戰一師的軍官,並不是真正的軍校教師,但即便是這樣,蔡智誠他們也能感受到中美軍隊在觀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戰術課的時候,中國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時間講進攻、三分之一的時間講防禦,可美國人卻用了一大半的時間講如何撤退,好像他們打仗的目的就是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國的參謀業務主要是算帳,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資、多少兵力,再算算對方有多大力量,然後才考慮怎麼辦;而中國教官一上來就讓大家判斷敵人的弱點在哪裡、我們的優勢是什麼,如何以長擊短。   
    46年年底,正是國軍在各大戰場「高奏凱歌」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大舉出擊,向中原、蘇北、魯南、冀魯豫、華北、西北、東北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作戰目標幾乎涵蓋了共產黨的全部根據地。有一天,陸軍大學「戰術研究院」主任游鳳池中將到訓導隊來做報告,他對蔣委員長的「英明決策」評價很高,認為「流寇每獲負隅則易成功,一旦流竄則歸於失敗」,所以必須「中央突破,全面開花」,一舉剷除共產黨的糧食產區和兵源補充地,「使其陷入無依托的流動作戰」……可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鮑威爾少校卻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筆帳,覺得蔣委員長的辦法不科學,按他的計算結果,國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資源、只能供應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圍殲主力、只是搶佔地盤,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個小半年,國軍就沒有機動兵力了,到時候共產黨真的跳出外線「流動作戰」,招架不住的不是共軍、反而是國軍。   
    游鳳池急了,搬出歷史經驗教訓,從太平軍講到紅軍、從石達開講到毛澤東,反覆證明「共產黨離開根據地就是死路一條」;而鮑威爾就是不服,也找出這個戰例那個理論,從拿破侖講到麥克阿瑟。兩個人在台上爭得面紅耳赤,就連翻譯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搞到最後,游鳳池乾脆衝著學員們嚷嚷:「你們學習外國理論,先要明白中國的情況,不能什麼話都聽信洋人的!」,鮑威爾弄不懂游中將在嚷些什麼、直扯著翻譯問「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鳳池先生是貴陽人,是貴州陸軍學堂培養的「土專家」,從24年起就在黃埔軍校教書,弟子滿天下,國軍裡的中將少將見了他都是畢恭畢敬的,如今卻被一個美國少校頂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氣得不得了,離開會場的時候還在一個勁地念叨「真不像話!美國軍人不像話」。      
美國軍人不像話,比鮑威爾少校更不像話的是皮爾遜軍士長。   
    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誠在教室裡看書,李行和莫永聰從街上跑回來,手裡舉著份《北平日報》、激動得大吼大叫。原來,24日夜晚,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皮爾遜軍士長在東單廣場強姦了北大女學生沈崇,報紙上把這件事情給捅了出來。報上說,做案的美國兵跑了(實際上,皮爾遜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倫普利查),而美國軍隊企圖包庇罪犯、阻撓北平警方的刑事調查——這立刻就引起了中國青年軍人的強烈憤慨。   
    既然是海軍陸戰隊的軍士長,皮爾遜就肯定屬於美國海軍陸戰一師。   
    當天正是聖誕節,訓導大隊的美國教官們都在南苑大紅門舞廳參加聯歡會,蔡智誠他們立即趕往大紅門,上百名空軍軍官一起闖進了會場。   
    舞廳裡除了美國人,還有許多中國高官和官員家眷。莫永聰一進門就高喊:「請各位太太小姐趕緊離開這裡,免得被可惡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接著,李行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報了一遍,並強烈要求美國海軍陸戰一師交出肇事罪犯——教官們顯然事先不知道這個情況,頓時被震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過了好一陣,大家才漸漸緩過神來,三三兩兩地展開議論,有美國人說應該開除軍籍,也有的建議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國軍的態度卻是異口同聲:「按中國的軍法,槍斃!」   
    蔡智誠問鮑威爾少校對此事有什麼看法,鮑威爾回答說:「站在美國人的立場,我感到遺憾;站在軍人的立場,我感到羞恥。但我不是司法專業人員,對軍事審判沒有明確的意見」        
    第二天,北平的大學生開始上街遊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發的抗議浪潮就席捲了全國、並逐漸演變成為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頁。不過,南苑「軍官訓導大隊」的學員們並沒有參加其後的活動。   
    在當時,對「沈崇事件」感到強烈義憤的主要是大學生或者與大學有關的知識青年,行伍出身的軍人以及大多數普通百姓都對這樁強姦案比較淡漠,甚至還有些老頭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處亂跑,那是自招禍害」,居然責怪女學生不守規矩。蔡智誠雖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還是覺得這只是個「孤立事件」,與其他美國人無關,只要通過法律程序、實行軍法處置就行了,所以並不認同學生運動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   
    47年3月,南京學生成立了「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發動全國幾十所大學起來罷課示威。蔡智誠剛從北平回來就被派去和大學生對話,他主張的還是「孤立事件」、「適可而止」、「不要受異黨分子挑撥」那一套,結果被學生代表罵了個狗血淋頭。蔡智誠被罵急了,一把奪過話筒:「沈崇小姐在北平遇害,你們鬧了三個月還嫌不夠,蘇聯人在東北侮辱了那麼多中國婦女,怎麼沒見你們出來抗議一聲?蘇聯大使館就在南京城,有本事你找他們講理去……」,然後,雙方就在台上搶麥克風,差點沒有打起來。        
    說實話,蔡智誠之所以和大學生發生衝突,並不是因為不理解學生的愛國熱情,只是由於他剛剛得到了二哥蔡智仁陣亡的消息,心情不痛快、想找個機會發洩罷了。   
    46年12月份,蔡智誠收到了二哥的來信,蔡智仁在信上說自己已經隨戴之奇調到了整編第69師,擔任副官處的主任。   
    整69師的前身是第99軍,屬於薛岳的基本部隊(馬甲在前面的段子裡講過,薛岳曾經想派99軍接收長沙),他們於46年7月完成整編,10月份就遭到粟裕部隊的重創,三個整編旅報銷了兩個半,結果,師長梁漢明、副師長甘清直雙雙被解職,改派青年軍第六軍副軍長戴之奇接任師長,饒少偉(原整4師副師長)任副師長。蔡智仁是11月中旬到任的,剛到師部不久,部隊就接到了進攻沭陽的命令,於是就趕在出發前給弟弟寫了一封信。   
    在信中,二哥對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很不樂觀——整69師的師長和副師長接觸部下的時間不到一個星期,只知道旅長的名字,就連身邊的參謀都認不全,更無從瞭解各部隊的素質特點。而且,整69師的建制也很成問題,預3旅是從整57師「借」來的,原本屬於李默庵的「游擊突擊隊」,以前沒有打過正規戰;第41旅是從整26師「借」來的,戰鬥力比較強,可旅長董繼陶卻性情孤傲、不聽從戴之奇的調遣;而第60旅則是由整69師的殘部湊起來的,都是些剛吃過敗仗的槍底遊魂,驚恐未定、軍心動盪。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上任的戴之奇師長卻居然搶著要當先鋒,不僅聲稱「一個69師能打共軍三個縱隊」(結果惹得粟裕真的拿三個縱隊打他),還提出「以蘇北戰績向國大獻禮」(戴之奇是三青團中央委員)——這可真是盲人瞎馬,前途叵測。   
    蔡智誠對二哥的憂慮十分理解,但他卻並沒有感到特別擔心。因為,在46年12月,國民黨軍正處於全面進攻的高潮時期,半年來,國軍已經連續奪取承德、張家口、淮陰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鎮,在華東戰場上,國軍更是控制了蘇中、殺進了蘇北,「成功地」把共軍擠向了魯南(電影上的解放軍戰士有句牢騷話「反攻反攻,反到山東」,說的就是這個時候)。所以,蔡智誠覺得,雖然整69師的狀況不大好,但完成「追窮寇」的任務應該還是沒有問題的。        
    47年的1月份,蔡智誠忽然在報上看到了「整69師沭陽受挫」的消息,聯想起二哥的那封信,這才感覺到有點慌神。他連忙四處打探詳情,搞了半天終於知道,就在上個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來信的時候,整69師已經在宿遷附近「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師長戴之奇自殺(他是解放戰爭中頭一個「成仁」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副師長饒少偉被俘。   
   (註:宿北戰役——1946年12月13日,國民黨整編第69師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鎮、整編第11師沿宿沭公路向沭陽攻擊前進。15日,山東、華中野戰軍抓住兩股敵軍行進間隙過大的戰機,組織三個縱隊另兩個師的兵力在曉店鎮、嶂山鎮地區向整69師發起突擊,於19日凌晨將其全殲——這是解放戰爭初期華東解放軍由被動轉為主動的轉折性戰役,也是粟裕大將自敘「平生最緊張的三個戰役」的第一次)   
    師長陣亡、副師長被俘,副官處主任也肯定沒有啥好下場。   
    李行和莫永聰幫著蔡智誠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戰死,即使脫逃回去也躲不過軍法處置,存活的唯一希望就是當俘虜——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蔡智誠就誠心誠意地盼望著哥哥投降了共軍,只可惜,一封遺書最終還是斷絕了他的希望。        
    蔡智仁是46年12月18日自殺身亡的。   
    從12月15日黃昏時起,整69師師部就被山東野戰軍2縱(韋國清部)和華中野戰軍9縱(張震部)包圍在人和圩(今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侍嶺鎮吳圩村),戰至18日下午5點,9縱突擊部隊衝進了村內。此時,預3旅和第60旅已被山東野戰軍1縱(葉飛部)和8師(何以祥部)殲滅,而東南方向的胡璉整11師(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軍,戴之奇曾經是這個軍的副軍長)卻依然不見蹤影,駐守苗莊的董繼陶41旅也呼叫不通。   
    苗莊村在人和圩的北面兩公里,連續幾天,那個方向都十分安靜(據《張震回憶錄》記載,從16日起,2縱和9縱就集中力量進攻人和圩,只派了少量部隊對41旅進行監視),所以,戴之奇就命令蔡智仁帶著他的手令去苗莊找董繼陶,請41旅趕緊來救命。     
    沒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麼突破封鎖的,反正他於傍晚時分到達了41旅旅部。可董繼陶接到命令之後卻並不願意服從,他認為這時候靠近師部等於是去送死(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肯發兵。蔡副官沒有辦法,只得寫了幾句遺言,然後對著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槍。   
    夜裡9點,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幾句忠於黨國的口號,也朝自己腦袋開了槍(他的左輪手槍被9縱繳獲了,後來由張震將軍收藏著,直到79年才按規定上交)。   
    19日凌晨4時,整編69師師部被2縱和9縱攻破。   
    第41旅旅長董繼陶最後跑出去了(在台灣以少將軍銜退役),他還算是不錯,專門派了個副官把蔡智仁的遺書送到遵義,蔡家人這才知道了二兒子的結局。那封遺書只有一百多個字,主要講了兩個意思:一是說自己已經無力回天,只有以死盡責;二是希望家裡人把他妻子接回遵義去,並要求蔡智誠過繼一個孩子給他的遺孀——看樣子,他還是堅信妻子會為自己「守節」的。   
    可送信的副官卻告訴蔡家老人,他已經去找過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帶到貴州來,可蔡夫人聽完丈夫死亡的經過,只說了一句話:「他尋死之前沒有想到我,死了以後再安排這些有什麼用?」,然後就收拾東西回娘家了……   
    蔡式超先生流著眼淚感歎道:「她說得對、說得對,不必再去打擾人家了」。   
    一年以後,蔡老人也去世了。        
    1947年2月,蔡智誠結束了北平訓導隊的學習,準備返回南京。   
    按計劃,這批「留美軍官」將在7月份再度集中,並進行最後一次考核,考核時必須呈交一份「業務報告」,大致相當於專業論文。蔡智誠的作戰經驗不多,所以選定的研究方向是「傘兵部隊的基本訓練」,他覺得自己在這個方面倒還滿有心得。   
    在當時,空軍司令部已經規定傘兵的補充兵員主要來自各軍用機場的警備部隊,也就是「場兵」,可蔡智誠卻對場兵的情況一點兒也不瞭解。正巧,與他同在南苑訓導隊學習的有兩個濟南場站的軍官,兩位同學熱情地邀請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於是,蔡智誠就到空軍第二軍區(空軍訓導大隊的教務由他們代管)開了張證明,坐上飛機、直奔山東省會而去了。        
    這以後的一段故事,已經寫在《國軍空軍罷工事件趣聞》裡了,大家也許都知道了吧……      
 1947年3月,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轉折點。這時候,人民解放軍已經度過了最初的艱難階段,而國民黨軍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後,不得不將「全面進攻」改成了「重點進攻」。   
    以華東戰場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團放棄華中根據地、與陳毅兵團共同組成了華東野戰軍,兵力更為集中、機動範圍更大,從而可以攥緊拳頭、打擊處於分散狀態的國民黨軍——46年12月,解放軍在宿北戰役中殲滅整編第69師;47年1月,在魯南戰役中全殲整26師、整51師和第1快速縱隊;2月,在萊蕪戰役中又一舉殲滅整46師和第73軍,並俘虜了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創造了開戰以來的新記錄。   
    三個月之內被消滅了十五萬人馬,薛岳長官明顯不是粟裕司令員的對手,蔣委員長無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綏靖公署,改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統一指揮華東和華中(徐州、鄭州)的戰事。   
    「徐州陸總」的設立,標誌著國民黨「全面進攻」戰略的結束,也標誌著「重點進攻」階段的開始。          
    當時,顧祝同有兩個任務,首先是「黃河歸故」——抗戰期間,蔣介石扒開了花園口,決口的黃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蘇形成了千里黃泛區。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就計劃重新合龍花園口,使黃河恢復故道、讓災民回歸家園。   
    這件事從民生角度來講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關鍵在於軍事上。   
    黃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斷流了。抗戰期間,八路軍在乾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而現在,一旦河水「歸故」,這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區勢必將被分隔在黃河兩岸,從而在軍事上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這項工程從「國共和談」到「全面進攻」時期都沒有能夠辦成,一直拖到「重點進攻」的47年3月才最終得以實現。(因此,換個角度來看,劉鄧大軍於1947年的雨季離開根據地、挺進大別山,除了戰略上的主動選擇之外,其實也有受「黃河歸故」影響的被迫無奈)   
   「徐州陸總」的第二項任務是對山東發動「重點進攻」。這件事,一開始幹得也不錯。   
    在當時,顧祝同的手下真可謂是兵強馬壯——二十四個整編師、四十五萬大軍,其中還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師、整11師和第五軍——這麼多的精銳主力集中在一起,採取「齊頭並進、穩紮穩打」的策略,呈縱深梯次向前攻擊,解放軍一時還真沒有辦法對付。   
    很快,臨沂、泰安等戰略要地相繼被國軍攻佔,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車終於可以開到北平了。   
    而就在這時候,又從西北傳來了一個更為「激動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佔領延安!        
    說起來,進攻延安的事情差一點就與傘兵有關係。   
    47年春節過後,傘兵總隊抽調五個戰鬥隊(加強連)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準備對延安實施空降突襲。部隊先是在南京進行傘降訓練,然後又轉到西安郊區進行地面模擬,並針對不同情況擬定了數套作戰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團接近目標的同時,迅速控制延安機場(機場是乘車離開延安的必經之地),並對楊家嶺、王家坪等重點目標實施攻擊。   
    3月15日,各項工作準備就緒,配合行動的運輸機和轟炸機部隊也已經到位。可到了18號,地面部隊逼近延安的時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轟炸機起飛作戰,卻沒有讓傘兵出動,特種部隊最後無功而返,於3月底回到了南京。   
    這次行動夭折的原因,西安綏靖公署的解釋是「走漏了風聲,延安方面已經有所察覺」——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為從《汪東興日記》上看,當時,解放軍在延安機場挖了壕溝、佈置了警戒部隊——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號下午,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依然堅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澤東主席最後還是經飛機場撤退的,真是夠有膽魄!        
    當時,傘兵的行動計劃十分保密,甚至連參謀處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內情,蔡智誠當然也就更無從知曉。從濟南回來以後,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團的工作隊、參與對付「鬧事」的學生。   
    幫三青團幹活屬於「特務工作」,可以領取「特別費」,但這筆外快其實並不好掙,社會局勢動盪不安,學生們的情緒又很激動,稍微有點良心的軍警都會感到左右為難、無從下手。   
    整個三月份,「蔡特務」都在為了沈崇的事情和別人吵來吵去,直到美國強姦犯皮爾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學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幾天。誰知道,四月中旬,學生們又開始上街遊行了,這回的抗議主題換成了「反飢餓,反內戰」,甚至連大學教師也參加了進來,還打出一個很有名的橫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飢餓」運動是內戰期間國統區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最為成功的民主風潮,因此被毛澤東同志稱為「有利的敵後戰線」。這場運動最初發端於47年4月,正式爆發於47年5月,並一直持續到了1948年底,運動的主力軍始終是全國各大學的師生。        
    大學師生們為什麼要帶頭鬧事呢?算一筆帳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為例。47年4月,該大學普通教員(助教)的月薪為100萬法幣(蔡中尉此時的軍餉為60萬法幣),這筆錢如果全部用來買米,可購糙米400斤,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六百元;如用來買肉,可買豬肉100斤,相當於人民幣一千元;但若是用來購買黃金,即便按照47年「黃金浪潮」的黑市最高價,也可換得純金55克,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元。由此可見,物價上漲,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生活物資方面,物價高的情況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是內戰,戰爭的兵員需求使農村勞動力匱乏,戰爭的破壞又使農田荒蕪,造成糧食產量下降。戰爭阻斷了城鄉之間的交通,使農副產品無法進入城市市場,隨著戰局的惡化,基本生活品的價格也就越來越高。   
    這樣的物價對有錢人的影響不大,肉價再高也觸動不到富翁的神經;軍政人員也覺得無所謂,因為在軍隊裡吃飯是不花錢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時間內也有辦法,因為只要膽子大一點,多到鄉下去跑幾趟,就能夠買到比較便宜的糧食。真正難以承受壓力的是社會工薪階層和大學的師生們。   
    1947年,「中央大學」的學費是每學期二十五萬元法幣,政府每個月發給學生八萬元生活費。在3月份以前,大學生依靠國家補貼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現在卻不行了,隨著糧油價格上漲,4月份的伙食費需要十萬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學生伙食費為14萬元,更高),這樣一來,學生們到了月底就要餓肚子了。   
    單身漢的大學生吃不飽,需要養家餬口的教授也不得不為了柴米油鹽而精打細算。雖然政府向大學教員低價供應美國糖果、牛奶和麵粉,但教授們都知道那是嗟來之食,既不能保證長久也不符合道德規範(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堅決不領美國食品),解決問題的根本還在於必須停止內戰。   
    於是,一場新的民主運動形成了。抗議者提出了十幾項要求,有的比較天真(比如要求「將教育投入提升到國家總預算的15%」),有的卻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師待遇,要求學生的生活補貼費用隨物價水平上調)。剛開始的時候,遊行隊伍還只是在街上轉一轉、喊喊口號,並沒有惹出什麼大亂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卻突然發生了惡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和示威。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學生們的情緒反而更加激動起來,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的萬名師生齊聚首都,準備到「國民大會堂」舉行示威,結果在中山東路遭到軍警的野蠻毆打,一百多人被打傷,二十多人被捕,從而引發了歷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遊行學生與國民黨軍警在中山路口爭搶高壓水龍,隨即發生血案。        
    從這一天起,「5.20運動」就伴隨著那首《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曲席捲全國,運動的口號也在「反飢餓,反內戰」之外新增加了一條——「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這天,從山東傳來了整編第74師全軍覆滅的消息。   
    內戰以來,整74師一直是華東戰場的開路先鋒,特別是在「重點進攻」的這兩個月裡,他們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戰」的名聲已經蓋過了驕傲自負的第五軍和謹慎保守的整11師,一舉成為國軍中功績最為顯赫的王牌主力,蔣委員長讚譽他們「代表了革命軍人的精神」,甚至認為「只要有十個74師,三個月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可是,就在前方「連連告捷」的時候,這個「革命軍人的標誌」卻突然被消滅得乾乾淨淨,這不免讓大家驚愕萬分。   
    整編第74師是在國民黨軍處於進攻高潮時期被殲滅的,這使得它的滅亡不像其他「幾大主力」那樣狼狽,甚至還帶了幾分悲壯的色彩。在當時,傘兵總隊組織軍官進行了相關討論,蔡智誠他們並不清楚戰場上的詳情,只是從通報上看到74師是「被敵重兵合圍」、「彈盡糧絕」、「力戰而亡」的,因此認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友鄰部隊應變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師攜帶的彈藥基數太少,難以應付孤軍作戰的局面——直到這個時候,軍官們仍然不願意承認,人民解放軍已經強大到了可以戰勝國民黨精銳主力的程度。        
    傘兵之所以討論整74師的教訓,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接到了開赴徐州的命令——隨著戰局的惡化,原本「扈衛首都」的空軍特種部隊也要被投入戰場了。   
    也正是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誠的留學夢的破滅。   
    5月22號下午,參謀處長劉農畯傳達通知:根據作戰任務的需要,傘兵部隊原定1947年的留美計劃停止執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聽到這個消息,會議室裡一片死寂。一年多來,「留美預備生」們時刻都在盼望著能夠出國進修,誰知道,就在行期臨近的最後關頭卻發生如此變故,真讓大家欲哭無淚。   
    直到多年以後,蔡智誠先生還在感歎:「如果張靈甫晚一個月被消滅,我們就可以出國了,那正好可以避開內戰……」        
    5月24日,傘兵總隊奉命離開南京,這時候正值「5.20運動」的高潮。   
    這一天,全國各民主黨派紛紛發表宣言、抗議國民政府鎮壓民主的暴力行為,來自華東各省市的學界代表聚集南京,慰問受傷學生、聲援民主運動。一時間,中山大道上擠滿了遊行的隊伍,人們用抗議的橫幅、用反戰的口號、用「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聲,「歡送」著走出軍營的官兵。   
    傘兵部隊在群眾的咒罵聲中艱難行進,大家都顯得灰溜溜的。莫永聰鬱悶地問同伴:「咱們到底為什麼打仗?是為了保護他們、還是為了消滅他們?」   
    蔡智誠只好苦笑著回答說:「為了國家,勉為其難吧……」        
    「不管民眾,只顧國家」,這就是蔡智誠當時的心態。   
    內戰不得人心,這是國統區裡的每個人都能夠親身感受到的事實。當初挑起戰事的時候,國民黨根本就沒有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他們原以為半年之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結果一年下來,前方陷入僵持,後方混亂不堪,政治糜爛、交通阻塞、農業破敗、商業崩潰、廠礦企業的開工率不足20%。社會上民不同心、政府裡官不同德,經濟狀況和國民情緒甚至不如抗戰最艱苦的那幾年。   
    人民反對內戰,因為內戰破壞了社會的安定、影響了百姓的生活;許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內戰,因為蔣介石正利用內戰排除異己、實行獨裁,阻礙了民主的進程。不過,這時候,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其他政客或者學者都沒有料到,這個局面繼續發展下去,國民黨軍隊將會遭到全面潰敗、國民黨的政權也將會徹底垮台——而這時候的蔡智誠當然更加預測不到歷史的未來。儘管已經意識到共產黨難以戰勝,但他卻認為「如果就此停戰,中國將面臨分裂」,「唯有軍事才能夠挽救時局」,他覺得,政府雖然陷入了困境,但「黨國」的力量依然比較強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幾場「決定性的勝利」,或許就可以使社會局面出現轉機。   
    抱著這樣的心態,蔡智誠走向了戰場。   
    當這位知識青年投入內戰的時候,他的內心並不是無意識的。在「民主協商、和平建國」與「三民主義武力統一」的兩條道路之間,他選擇了武器;在「社會安定的願望」與「集權統治的需要」之間,他聽從了獨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對著震耳欲聾的反戰呼聲,蔡智誠並沒有放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信條,因此,當他作為國民黨軍人走進內戰的戰場的時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敗、走向了今後的痛苦。        
    1947年6月,國民黨空軍傘兵總隊在徐州編為「第三快速縱隊」,由馬師恭出任縱隊司令官。   
    在馬甲我的印象中,傘兵的這個「第三快速縱隊」也許是國軍編制中的第一個「全美械機械化部隊」。   
    47年10月以前,國軍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隊只有第一批裝備的5個師(新一軍30師、38師、50師和新六軍的14師、22師)以及第二批的4個師(第五軍的45師、96師、200師和青年軍的207師)——而這三個軍也只是實現了「美械化」,並沒有達到「機械化」水平,因為他們的大部分人馬還是靠走路的——至於那些帶「整編」字號的單位,包括整74師和整11師都只不過是「半美械」,也就更談不上什麼「機械化」了。   
    那時候,國軍中的「機械化部隊」有個特別的名字,叫做「快速縱隊」。它的編制規模通常相當於加強旅,實際上是由摩托化步兵與坦克兵合成的臨時結合體。        
    說到國軍的坦克,大家應該並不陌生,電影上經常可以看到國民黨坦克被手榴彈或者炸藥包整得東倒西歪的樣子,總是顯得特別倒霉。但其實,國民黨的裝甲兵(那時候叫「戰車部隊」)也有表現不錯的時候,比如抗戰期間在崑崙關和緬甸北部、內戰時期在金門島的古寧頭,都曾經立下過赫赫戰功——按說,這山嶺、叢林、海灘都不大適合使用坦克,可國軍戰車卻在這些地方打得挺好,反而是開到了大平原就不知道該怎麼玩了,真是個怪胎。   
    內戰期間,國民黨裝甲兵總部下設三個戰車團。第一團在徐州,全部裝備美式坦克,蔣緯國就是這個團的團長;第二團在鄭州,坦克為英國的「維克斯」和蘇聯的T26;第三團先是在北平,後來去了東北,全都是日本坦克。   
    從道理上講,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家應該都明白「集中使用裝甲部隊」的常識,可國軍卻十分古怪,他們愣是把坦克團拆解成連、排單位,分散到步兵部隊裡去——也不知道蔣緯國他們怎麼會從德國人那裡學來了法國人的辦法。   
    國軍坦克「集中使用」的最大單位是營,集中使用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縱隊」。在傘兵之前,曾經有過三個快速縱隊:「第一快速縱隊」是由整28師80旅和戰車一團的一個營聯合組建的,這個整28師屬於日械部隊,所以「第一快縱」是日本的槍炮加上美國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機械化」,他們於47年元月在魯南被殲滅;「第二快速縱隊」是由整27師49旅加上戰車二團的一個營合編而成,中國槍、日本炮、豐田卡車、英國和蘇聯的坦克,簡直就是個萬國博覽會,他們於47年4月在豫北被殲滅;另外還有個「第三快速縱隊」,由青年軍207師第1旅加上戰車第三團的一個營組成,美國的槍炮、日本的坦克,這個老的「第三快縱」被207師收編了,後來在遼沈戰役中被殲滅。   
    就這樣,一直到了47年的6月,國民黨傘兵與戰車第一團合編,國軍歷史上的第一支真資格的 「全美械」快速縱隊才算是隆重出爐了。        
    新的「第三快速縱隊」以傘兵總隊為基幹,由十二個傘兵隊(加強連)和四個直屬隊組成作戰集團,其餘人員則劃歸「輸送團」,負責後勤保障、並在戰時對一線部隊進行人員補充。此外,「快縱」還配屬了汽車團、炮兵營、戰車營、工兵營、裝甲車連、空中支援大隊和兵站部。   
    汽車團(即輜汽26團,淮海戰役中被殲滅)下轄三個營,裝備三百四十輛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車,再加上傘兵原有的六十多輛中吉普,部隊就實現了摩托化;炮兵營設山炮連(105mm榴彈炮4門)、戰防炮連(37mm炮6門)和迫擊炮連;工兵營由傘兵的工兵分隊組成,擔任掃雷、爆破和修建任務,並配備了橡皮衝鋒舟;裝甲車連配備15輛輪式裝甲車,這種「裝甲車」其實是由兩噸半的GMC卡車(美國通用汽車)改裝的,車子前面焊5mm的鋼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頭裝一挺重機槍、後頭架一挺輕機槍,於是就變成了一件攻堅的利器。   
    當然,真正的「攻堅利器」還是戰車部隊。配屬「第三快速縱隊」的是戰車一團第一營的兩個連,總共有20輛美制M3A3「史都華」——這種M3A3屬於輕型坦克,戰鬥全重十二噸半,裝備37mm炮一門、7.62mm機槍兩挺,標準乘員三人(駕駛手、射擊手、彈藥手),也可以再擠一個人進去當指揮手——蔡智誠就曾經鑽進坦克裡面過乾癮,結果在鐵罐頭裡悶了一個小時,出來以後卻吐了十多分鐘,從此就再也不願意遭那份洋罪了。       
快速縱隊裡的M3A3            
M3A3坦克進了解放軍的博物館        
    戰車一營的營長是趙志華中校,這位趙營長是蔣緯國的鐵桿親信,當時的名聲並不大,後來的名氣卻不小——蔣介石在台灣期間曾經遇到過兩次「未遂兵變」,一次的主角是「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另一次就是「裝甲兵副司令兼第一師師長」趙志華。1964年,趙將軍決心發動「湖口事變」,提出「反台獨」、「清君側」(也就是要殺蔣經國),結果兵變沒搞成功、自己卻被抓了,害得蔣緯國也丟了兵權、只好遠離政壇、回家唱「哥哥爸爸真偉大……」去了——當然,這已經是後話。        
    在當時,「第三快速縱隊」雖然裝備精良、兵力雄厚,但指揮系統卻是一塌糊塗。   
    「第三快縱」的主體是傘兵,但汽車、炮兵和兵站部屬於徐州陸總,裝甲車和坦克車屬於裝甲兵司令部,空軍支援大隊(兩架偵察機、一個戰鬥機中隊)則由空軍司令部指揮。陸總、裝甲兵和空軍各派一個代表擔任「副參謀長」(蔣緯國也是其中之一),馬師恭司令調動部隊的時候必須經過各方面的協商,而這幾位「副參謀長」又都是兼職的,平時並不在「快縱」辦公,結果遇到緊急情況的關頭、找得到這個卻找不到那個,打起仗來就難以同時出動,也就更談不上進行有效的戰術配合了。   
    不過,傘兵是「第三快速縱隊」的基幹,蔡智誠所在的特務隊又是「快縱」直轄的戰鬥集團,所以每次出動都必須首當其衝,想躲也躲不掉。        
    47年的6月,正值夏麥成熟的季節,這時候的國民政府正急需徵調糧食供應城市、以解決「反飢餓」浪潮形成的政治困境,因此,傘兵們剛到徐州就接到了「武裝護糧」的任務。   
   「武裝護糧」,換個角度說就是「武裝搶糧」。而蔡智誠他們的行動目標又恰恰是蘇北的「恢復區」,也就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和解放區。        
    這事情可就難辦了……          
    整編74師的覆亡並沒有抑制住國民黨的囂張氣焰,47年5月下旬,「徐州陸總」重新集結起九個整編師(二十五個旅),對山東解放區發起了第三次「重點進攻」。國軍自萊蕪、蒙陰一線向東北方向推進,企圖與華東解放軍(二十七個旅)在魯中地區進行決戰,一舉打通膠(青島)濟(南)鐵路、攻佔煙台和蓬萊,並最終達到切斷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聯繫的目的。   
    與前兩次的「重點進攻」不同,這一次,國民黨軍在對正面目標發起攻擊的同時,也派遣部隊對戰線後方進行了治安清剿。            
    馬甲我畫地圖笨手笨腳的,只好胡亂描幾筆,大家將就看看吧        
    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遇到強勢攻擊的情況下,解放軍主力通常都採取大踏步後退的方式避開國軍的進攻鋒芒,只留下地方部隊在戰線後方周旋、襲擾敵方的交通和補給——前兩次「重點進攻」,國民黨軍吃夠了這樣的苦頭,特別是在5月上旬的孟良崮戰役之後,各路將領都把救援不力的原因歸結到「土八路的破壞」上,因此,從5月下旬開始,國民黨就對山東魯南軍區發動了大規模圍剿。        
    6月5日,正在徐州進行整編的第三快速縱隊接到命令:「沿台兒莊、嶧縣、棗莊方向搜索前進,尋機殲滅共軍張光中(魯南軍區司令員)部」。當天下午,蔡智誠他們整裝出發——這是快速縱隊組建以後的頭一次行動,裝甲兵和炮兵都沒有參加,真正上前線的只有汽車團和一幫傘兵。        
    蔡智誠這時的職務是特務隊第三分隊的中尉分隊長。   
    「總隊直屬特務隊」下轄五個分隊,相當於一個加強連,隊員主要來自傘兵二隊和十六隊,全都是抗戰期間的老兵。特務隊長遊樂智少校以前是十六隊的隊長,副隊長則是原先的二隊隊附劉盛亨,而蔡智誠的這個第三分隊則是以衡陽空降時的二隊二分隊為基本班底,海國英和「唐僧」陳保國等人都在這個隊裡,因此,蔡中尉既可以受到老上司的呵護、又能夠得到老部下的支持,分隊長的差事並不難當。   
    6月7日,快速縱隊通過台兒莊、嶧縣,沿台(兒莊)濰(坊)公路向北推進,傘兵第七隊和特務隊共同組成縱隊的前衛,交替突前、互相掩護。   
    傘兵七隊隸屬於二大隊(第六至第十隊),是有名的「模範單位」,每次競賽評比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戰鬥力很強。他們的蔡振武隊長和特務隊的遊樂智隊長都是湖北黃石人,而且好像還是什麼親戚,所以,兩位隊長一路上都在對講機裡說說笑笑,「哥哥」「弟弟」的叫得十分開心。   
    相對而言,劉祝多中校的「聊天」就不那麼痛快了。劉祝多是參謀三科(作戰科)的科長,當時,支援大隊的兩架偵察機輪流升空、在天上配合傘兵行動,劉科長就帶著空地電台跟著前衛部隊一起走、專門負責與飛機進行聯絡——大家都說他這是真正的「聊天」。   
    劉科長一路走一路對著天上喊話,飛行員每次都回答「一切正常」,到後來,地面上都開打了,天上還是「沒情況」,劉祝多頓時有點火大,開罵說:「笨蛋,瞎眼睛,什麼破偵察機!」,空軍一聽見這話,掉頭就把飛機開回了徐州——結果是,臨陣耍脾氣的飛行員屁事沒有、出言不遜的劉中校卻挨了個處分,從此以後,誰再擔任「聊天」的工作都變得客客氣氣的了。        
    其實,6月7日那天,有沒有偵察機都無關緊要,因為地面部隊已經咬住了目標。   
    下午三點,前鋒部隊在公路上遇到魯南軍區特務團的阻擊,雙方打了十幾分鐘,等蔡智誠他們趕到戰場的時候,第七隊已經突破了解放軍的防禦。蔡振武少校正在馬路邊上審訊俘虜,瞧見遊樂智就揮揮手、指著蒼山縣的方向說:「大哥,張光中就在前面,你先去追,我馬上跟過來」。   
    聽到這個消息,特務隊沒有下車、直接越過第七隊向前搜索。   
    追到墩村附近,前面的卡車被地雷炸翻了,全體隊員立刻就展開了攻擊隊形。   
    試探性進攻之後,遊樂智判斷出對面的兵力大約是一個連,除了輕機槍以外沒有重武器。於是,他命令三分隊先繞到墩村背後進行攔截,「堵住當官的,別讓張光中溜了」,並且說:「給你四十分鐘時間做準備,我這裡十分鐘後發起攻擊,半個小時解決戰鬥」。   
    蔡智誠答應一聲,帶著部下就開跑。當他迂迴到墩村北面的麥田里的時候,主陣地上的槍聲已經響成了一片。   
    等了半個小時,沒看見陣地方向有敗兵退下來,卻發現從後面來了一群人,有的背著口袋、有的扛著擔架,正急匆匆地朝墩村方向走。他們一看到麥田里的傘兵,轉身就往回跑,蔡智誠高聲喊道:「不許跑!誰跑打死誰」,接連打倒了幾個不聽話的,其他人才丟下東西,站住了。   
    這群人的布口袋裡裝著大餅子和煮熟的麥粒,看樣子是支援前線的民夫隊,隊伍裡面大多數是老百姓,只有兩三個士兵。其中還有個十五六歲的小戰士,沒有槍、腰間挎著個黃銅軍號,大概是個通訊員或者司號員。蔡智誠看見他光著腳丫、腿上劃出了血印子,就問他:「赤腳大仙,你的鞋子呢?」   
    「昨天跑掉了……」,赤腳大仙低著頭、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那可不行,當兵的怎麼能沒有鞋子穿」,蔡智誠覺得這小兵滿好玩的,就叫一個民夫把鞋子脫下來給他,可那小傢伙卻堅決不干:「不要不要,我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呵呵,這小東西還挺懂規矩」,圍觀的傘兵們全都樂了。        
    遊樂智隊長說他半個小時就能夠解決戰鬥,可打了三個多小時也沒有突破墩村。蔡智誠聽見陣地上傳來隆隆的炮聲,知道後續部隊已經投入進攻了,因為特務隊是沒有迫擊炮的。   
    天擦黑的時候,傘兵的車隊終於從墩村方向開了過來,領頭的吉普車上坐著二大隊的副大隊長姜鍵。蔡智誠迎上前去報告:「特務隊三分隊奉命攔截潰兵,但沒有發現目標」   
    姜鍵中校回答說:「本來就沒有潰兵,整個連都打光了,這幫共軍還真夠硬氣」   
    (註:防守墩村的是魯南軍區三分區十九團三營七連,該連除二十人被俘外全部陣亡,三營營長王嚴文是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他於第二天,也就是47年6月8日犧牲)   
    卡車開到了麥田跟前,那位小「赤腳大仙」卻還在一個勁地東張西望、不肯上車:「老總,我們連長呢?」   
   「別找了,打死了」 蔡智誠告訴他。   
   「王八蛋!把我們連長害死了,你們這群王八蛋」,光腳的小俘虜放聲大哭、不顧一切地咒罵起來。        
    攻佔墩村之後,快速縱隊兵分兩路,主力進攻楊莊,二三大隊和特務隊繼續向東推進、於當天夜間控制了沂河西岸的南北新汪村(註:《山東革命史》上說,新汪村駐紮著國民黨軍兩個團,其實是傘兵的兩個大隊、共十一個加強連)   
    至此,魯南區黨政軍機關和五萬多民眾就被國民黨軍圍住了。        
    事情是這樣的。   
    47年5月,面對國民黨的前所未有的大舉圍剿,魯南區黨委、魯南行政公署和魯南軍區決定分路突圍。第一批機關人員輾轉到達了渤海區,第二批(也是主要人員)原準備轉移到微山湖西岸的金鄉、魚台一帶,結果半路上被整八十三師給堵了回來。   
    整八十三師是由第一百軍改編而成的,也屬於國軍精銳,在5月中旬的孟良崮戰役中,八十三師消極怠工、坐視七十四師被殲滅,結果師長李天霞被蔣委員長請去喝茶了。也許是因為受了這個刺激,代理指揮的周志道副師長在「清剿」行動中極為賣力,一路窮追不捨。   
    魯南機關西行不成,只好退回抱犢崮根據地,而整八十三師也隨即跟了過來。這時候,周圍的運河縣(今台兒莊以北)、邳縣、棗莊、嶧縣、費縣、臨西、鄒縣、騰縣、平邑、泗水、臨城、雙山……的縣區鄉村幹部、民兵骨幹、軍隊家屬和群眾積極分子得知總部轉移的消息,也全都往根據地跑,逃難民眾就像滾雪球一樣越聚越多,總數超過了七萬人。   
    行署和軍區事先完全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情況,但迫於形勢,區黨委書記傅秋濤(開國上將)和軍區司令員張光中只好帶著大家一起走。於是,這支編制混亂、拖家帶口、規模龐雜、熙熙攘攘的軍民隊伍就在四面圍堵之下吵吵嚷嚷地東奔西走,既不能保證行動秘密、也無法加快行軍速度。   
    擔任掩護的部隊只有六個團,除特務團和三分區十九團戰鬥力稍強以外,其他團都是剛由民兵改編的游擊武裝(此時,軍區直屬特務團的團長就是鐵道游擊隊的大隊長「劉洪」劉金山),部隊武器差、經驗不足,前突後擋的保護著七萬人突圍,實在是力不從心。   
    6月7日,逃難大軍通過磨山鎮的時候還剩下五萬人左右。當天夜裡,從北邊追趕而來的整八十三師佔領了沂河邊的東蔡村,南邊的快速縱隊控制了楊莊至新汪一線,而整三十三軍(馮治安部)則據守在沂河東岸,從而把共產黨的幹部群眾包圍在耿墩、湧泉等十幾個村子裡——既無險可守、也無路可逃,形勢危在旦夕。              
    按計劃,國民黨軍將於第二天凌晨發起三面合擊,如果真這樣做了,傅秋濤、張光中等人恐怕是凶多吉少。   
    可就在這時,老天開眼。6月8日清早,魯南地區突然迎來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        
    蔡智誠從沒有見過那麼大的雨。暴雨從拂曉時開始下,剛開始還能分辨得出刷刷的雨聲,到後來就變成了一片鋪天蓋地的水霧,滿耳朵儘是「轟隆隆」的嘈雜,四周的一切都被籠罩在銀亮的迷茫之中,兩三米以外就看不清人了。   
    士兵們都躲在屋裡不願意出去,各級軍官也都紛紛要求取消行動。下這麼大的雨,不僅瞧不見目標、就連路也走不穩當,還能打個什麼仗?   
    下午四五點鐘,雨小了一些,可部隊還是沒法出動。蒼山縣南部一帶儘是黏土,大雨之後道路又爛又滑,汽車根本就無法行駛,傘兵的彈藥都是由卡車運輸的,如果改成徒步作戰就必須重新調整裝備基數,折騰下來起碼需要兩個小時,到時候天已經黑了。   
    於是,整整一天,蔡智誠他們都沒有出門。   
    國軍各部之所以輕易地推遲原定的合圍計劃,一方面是因為不願意吃苦,另一方面也是以為共軍反正已經無處可逃,晚一兩天動手似乎無關緊要。他們沒有料到,6月8日,魯南數萬名黨政軍群眾冒雨渡過了暴漲的沂河,並於9日突破了河東岸的國民黨軍的封鎖,完成了山東解放史上艱苦卓絕的「6.9大突圍」。        
    9號上午,天氣放晴,傘兵們離開新汪村,沿著沂河徒步向北搜索前進。   
    部隊剛出發,蔡智誠就發現河岸邊有許多從上游衝下來的屍體和物件,於是估計到包圍圈裡的共軍已經冒險渡河了。不過,這時候,大家並不擔心共軍渡河,因為河東岸駐守著整三十三軍的兩個師,幾道防線密封得跟鐵桶似的,突圍的人群即便是過了河也沒處跑——可沒想到,幾萬軍民過了沂河以後、居然立刻就像泥牛入水似的失去了蹤跡——直到後來,當蔡智誠知道了三十三軍副軍長何基灃和參謀長張克俠的真實身份以後,才對當時的一切恍然大悟。   
    沿著沂河向北行進,特務隊和第七隊依然擔任前衛,雖然一路上不斷發生零星槍戰,但此時的對手已經沒有什麼抵抗能力了。中午,部隊接近馬灣(當時叫「麻灣」),前哨發現一股共軍,幾個傘兵分隊立刻圍了上去,蔡智誠看見十多個解放軍戰士趴在地上死戰不退,掩護著一個領導模樣的人朝河裡跑。暴雨過後的水流很急,那位領導稍微猶豫了一下、就被狙擊槍手打死在河邊了。從這人的身上搜出了張光中的一個筆記本,蔡智誠還記得上面寫著「應該高度重視民兵建設,不能簡單地派犯過錯誤的幹部去民兵隊伍裡工作……」之類的話,傘兵們於是就認為自己打死了共產黨的魯南軍區司令員,南京的報紙也很快登出了「擊斃魯南匪首張光中」的消息,特務隊長遊樂智還因此受了獎。   
    犧牲在河邊的當然不是張光中,因為張光中和傅秋濤已經於頭一天夜裡渡過沂河了。這位烈士也許是軍區或者某分區的幹部、也許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領導,在當天的包圍圈裡,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9號中午,快速縱隊與八十三師在馬灣「會師」,接著又轉向西面進行掃蕩。   
    從核桃園、湧泉、耿莊、一直到磨山鎮,隨處可見丟棄的行李包裹、一路上儘是遇難者的屍體。大部分死者的身上並沒有彈痕,很多人都是因為在暴雨和泥濘中長途奔跑,筋疲力盡、氣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裡,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連抹去臉上的淤泥的力氣都沒有,就這麼給憋死了。在曠野裡,蔡智誠發現了一百多具擔架,擔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漿裡死去了,可醫護人員卻仍然靜靜地坐在旁邊、陪伴著他們。遊樂智隊長下令不許傷害那幾個衛生兵——大家都是扛槍打仗的,誰都希望自己能夠遇到如此盡責的護士。   
    在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難,不知道。蔡智誠的印象是「至少上萬」,可馬甲我並沒有查到具體的數據——這也許是無法查清的,因為當時的逃難群眾並沒有統一的編制。死掉的人,國民黨埋了一些、當地民眾埋了一些、共產黨回來以後又埋了一些,所以沒辦法進行準確的統計——但有個數字可以參考:6月8日,僅魯南軍區機關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幹部在突圍途中「累死」(不是陣亡);十九團九連是突圍成功的隊伍(九連長曹會蘭曾任空一軍後勤部長),但這樣的主力連隊也有十三名戰士「累死」在泥濘裡。組織嚴密的軍區機關尚且如此、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區的、地委的、縣區鄉的幹部,那些民兵、傷病員和軍隊家屬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無論如何,總部機關衝出去了,大部分領導幹部和黨政軍骨幹也渡過沂河、完成了突圍。   
    現在回過頭來想這件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幫忙,但十九團七連的艱苦阻擊卻更為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個小時,快速縱隊6月7日下午就可以進抵湧泉村,那將會使得逃難軍民無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圍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        
    寫到這裡,說句題外話。   
    前些天看《集結號》的時候,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軍的征戰史上,究竟有多少個「九連」一樣的隊伍呢?   
    如果僅僅從「掩護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生命的價值,陣亡者的結局無疑是委屈的,但如果從「捍衛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一切都將變得十分坦然——「九連」或者七連、姜茂財董存瑞或者譚嗣同秋瑾,當他們面臨犧牲的時候,其實只有一個信念能夠真正支撐起他們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們相信,在他們身後,活下來的人將會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實現——這個高於生命的覺悟,是泛泛的「人性關懷」所無法解釋的。   
    能夠安慰死者的不是勳章、不是墓碑,而是他們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衛、是他們的理想是否成為了現實——斯皮爾伯格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讓大兵瑞恩站在戰友的陵墓前說:「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個好人」;而《集結號》的導演卻似乎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只在銀幕上看見了血肉橫飛和哥們義氣、只在逼真的音效裡聽見了淒厲的軍號和狂野的吼叫,卻沒有領悟出犧牲的目的。   
    導演其實並不明白「九連」為什麼犧牲,所以他讓焦大棚提出了一個請求:「撤吧,給九連留點種子」。這話聽著有點耳熟,因為分明也有人曾經喊過:「撤吧,給西北軍留點種子」……但是,什麼是「種子」?對軍閥而言,「種子」是兵、是槍、是番號,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對於獻身理想的戰士而言,「種子」是精神、是覺悟、是高於生命的信仰,在最艱難的時刻,只有堅持戰鬥、付出犧牲,種子才有可能發芽開花。   
    並不是所有的陣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稱號的。是否為信仰而戰,這是烈士與炮灰的區別。   
    因此,當烈士逝去之後,墓碑上的名字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來的人們應該捫心自問,先烈的理想的「種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靈魂裡了——這才是犧牲的價值、這才是精神的力量、這才是最偉大的人性的光輝。   
    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闡釋得出犧牲的真諦呢?      
 6月9日,總部機關突圍了,但仍然有許多人被困在了包圍圈裡。   
    快速縱隊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盡的被圍困者,從中甄別出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區長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產黨幹部,並隨即就把他們移交給了保安團(7月2日,國民黨費縣縣長楊均亞將其中的210名黨員幹部活埋殺害了)。          
     傘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裡的戰俘,是因為他們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麥成熟的季節,國軍對魯南的清剿雖然全面告捷,但由於沒有建立起組織機構,一時半會的還無法進行徵糧。而這時候,全國各地的「反飢餓」運動正整得政府焦頭爛額,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蘇北和蘇中,指望著用「恢復區」的麥子給城市救急。   
    蘇北和蘇中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這時雖然被國軍佔領了,但共產黨的政權仍然在堅持活動,從解放區失陷之日起,淮海區黨委就發動群眾進行「反徵兵、反納稅、反交糧」鬥爭,進入麥收季節後,又組織民兵武裝開展「保麥運動」,使得國民黨的徵糧計劃無法落實。因此,當魯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總部就立即調遣快速縱隊趕赴蘇北各地「武裝護糧」,為地方保安團撐腰打氣。   
    特務隊和二大隊被分派到了蘇北的東海縣。   
    東海縣毗鄰連雲港,在隴海鐵路的邊上,這裡的國民黨保安團隊有兩股勢力,一部分屬於「還鄉團」,他們缺乏訓練,只會打人不會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軍獨立旅三團的舊部,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軍心渙散、與國軍部隊貌合神離。   
    「獨三團」的團長劉慶余(劉福龍)原先是青幫出身的土匪,歷史上有血債,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參加了新四軍。1946年,劉部到潼山根據地休整期間,潼山的幾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狀、揭發劉慶余曾經殺害過無辜百姓,縣委一調查,情況屬實,當即就召開公審大會、把劉團長和幾個部下都槍斃了。這個舉措當然是為受害群眾報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同時也讓許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於是他們就拖槍叛變、投奔了保安團。這批當過新四軍的國民黨保丁與其他國軍有隔閡、與「還鄉團」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來總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東海縣保安團組織了十一支徵糧隊、還設置了七個「麥場」,但他們一下鄉就被民兵游擊隊打了個落花流水,結果損失了一百多號人馬只收來四斗麥子,把第八行政區的夏鼎文專員氣得不行。夏專員是東海縣人,還是位國大代表,家鄉的征麥情況關係到他的政績聲譽,看到保安團不頂用,他就請整編第28師(李良榮部)的國軍幫忙「護糧」。整28師派來一個團(52旅155團),到東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個營長,立刻就嚇得縮在縣城不敢出門了,夏專員沒有辦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這才把傘兵部隊調到了東海縣。        
    快速縱隊是國軍精銳,蔡智誠他們剛剛在魯南打了大勝仗,趾高氣揚,根本沒把「土八路」游擊隊放在眼裡。一到駐地,軍官們就催著問「什麼地方需要護糧?」,保安團說,東北方向的游擊隊比較活躍,如果先把那邊的麥子收回來,更能夠打擊共產黨的士氣——那好吧,部隊就往東海縣的東部開去。   
    幾十輛卡車載著六個傘兵隊,車隊後面還跟著保安團、復仇團以及國民黨的區長鄉長們,馬車、騾子車排了一長串,踏得馬路上塵飛土起,真是浩浩蕩蕩、威風十足。   
    行進途中,蔡智誠發現路邊的麥子已經被收割了一半,就問那是什麼人幹的,保安團回答說: 「還有誰?土八路唄,他們出來轉一圈,大片的麥子就不見了」。   
    第二天,隊伍來到蘇魯交界處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莊稼地裡空蕩蕩的,一顆麥穗也見不到。復仇團的一幫鄉紳地主絕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麥子□,我的果園□,我的房子□……」   
    於是,保安團就衝進各個村莊,翻箱倒櫃、掘地刨坑,抓人、搜糧食。        
    實際上,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已經頒布了《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明確規定「經非法分配的農地,一律由縣政府徵收,然後再放領給佃農」,並要求「地主不得對土地使用者採取報復行為,不得藉口收回土地」,這個《辦法》的目的是維持解放區的土改結果、不影響農民在中共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並以此與共產黨爭奪民心——但事實上,這個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產黨是通過「直接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而國民黨則恰恰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通過中間層、也就是通過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實施土地改革,這就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因為,依靠「既得利益群體」對權利集團自身實施改革,無論規劃多麼完善、口號多麼動聽,都不會有本質性的效果。   
    一旦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對綏靖區的統治,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還鄉團」和「復仇團」的凶殘暴行。地主武裝肆意追討財產、瘋狂殺戮民眾,官員則聽之任之、軍隊則助紂為虐,國民黨政府的《土地辦法》最終也就成了一紙空文,除了加深民眾的仇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護糧」隊在沙河住了兩天,這兩天,保安團在當地追得雞飛狗跳,所到之處儘是哭喊聲和叫罵聲。   
    特務隊並沒有毆打民眾。傘兵畢竟是受過西洋訓練的隊伍,素質比較高一點,有「不體罰士兵,不剋扣軍餉,不打老百姓」的傳統,蔡智誠他們雖然不去制止還鄉團的暴行,卻也不至於破壞了自己的規矩。   
    不過,蔡智誠也被共產黨的民兵折磨得夠戧。國軍白天要到各村去「護糧」,到了晚上,游擊隊卻不讓他們休息。夜裡剛躺下,外面忽然響起了「光光當當」的機槍聲,大家急忙全副武裝地跑出去搜索,才發現是個破鐵桶子裡面放炮仗。反覆折騰了幾次,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正準備在鞭炮聲中睡大覺,「光當」一下,真的來了,哨兵被打翻在門口,床上的人只好又爬起來繼續搜索……蔡智誠接連兩個晚上都沒能合眼,整到最後,腦袋瓜子暈暈乎乎的,走路都有點打漂了。   
    忙碌了兩天,總算翻出了兩萬斤麥子,「護糧隊」大功告成、準備凱旋回營。國軍撤退了,沙河區的區長也要跟著跑,臨走的時候,這位區長老爺還四處交代:「我先把徵糧款埋在區公所的院子裡,過幾天再來發給大家」。   
    蔡智誠覺得挺納悶:「嚷得那麼大聲,別人不都知道藏錢的地方了麼?」   
    二分隊的隊長石家勇笑著說:「別信他的,那院子裡要是真的有錢,我把腦袋輸給你」。   
    石家勇是從軍官總隊調來的老兵油子,區長的貓膩當然瞞不過他的眼睛。據他介紹,綏靖區的各個縣區都有一筆錢,名義上是「徵糧款」,實際上根本就不會發到農民的手裡。區長之所以高聲透露藏錢的位置,無非是想找個「公證」,等國軍開拔、共產黨回來,這區公所自然就成了游擊隊的地盤,逃回縣城的區長可以推脫是「共軍搶走了糧款」,那筆錢也就合情合理地被他獨吞了。        
    不管怎麼樣,只要弄到了糧食、這一趟的任務就算是完成了。可雖然是「凱旋」,回城的路途卻並不順當,老百姓在馬路中間栽了木頭樁子,卡車過不去,只好不斷地下車清除障礙,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的時間還沒有停的時間長。遇到停車的時候,游擊隊就躲在路邊打冷槍,一會兒打中了馬、一會兒又打死了騾子,整得卡車上的傘兵也不敢露頭,趴在車箱裡十分緊張。   
    車隊經過一個隘口,坡坎上站著一個傻小子,鼻涕邋遢、褲子破得露了□,傘兵們指著他直樂:「嘿嘿,瞧傻子嘿」,沒想到那傻小子突然從破褲襠裡掏出一顆手榴彈,「嗖」的一傢伙就扔了下來,等當兵的反應過來再追上坡坎,人家早就跑得沒影了。   
    手榴彈落在二分隊的卡車上,當場炸死了兩個人,石家勇上尉氣得直罵:「這是什麼邪門地方,連傻子都會甩手雷!」        
    在路上,蔡智誠發現先前那些被收割了一半的麥子地,現在居然連一顆麥穗也不見了,保安團的人直歎氣:「壞了壞了,土八路肯定又出來轉了一圈」。   
    這情況讓「護糧隊」覺得十分沮喪,早知如此,何必跑到沙河區去窮折騰,把這裡的麥子割了、怎麼也不止幾萬斤呀。遊樂智隊長連忙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快回縣城去,別東邊的糧食沒收到,西邊的麥子又被割光了」。        
    幸虧,東海縣西部的麥子還是好好的。   
    可是,麥子雖然在地裡,老百姓卻全跑不見了,找不到人收割。   
    傘兵不會幹農活,保安團也不幹,還鄉團的一幫地主又割麥又打場、成天累得跟狗一樣也整不回來幾袋糧食。   
    人手不夠怎麼辦?去抓。一天早晨,有個地主喜滋滋地跑來報告,說他發現了勞動力,蔡智誠立刻帶領部隊圍追堵截、把那些老百姓全抓了回來。原來,這三十多個農民都是本村人,因為逃出去的時間長了、有點不放心家裡,所以想溜回來看看情況,結果就被傘兵給逮住了——這下好辦了,有了壯勞力,那一天的成果大為增加。   
    到了晚上,「部隊上士」(相當於軍士長)陳保國向蔡智誠請示:「這些農民怎麼辦?要不要關起來?」   
    蔡智誠說:「關老百姓幹什麼?那不成了綁票的土匪了麼?」   
    於是就讓農民們回家睡覺。到了半夜,哨兵跑進屋報告說「村民跑了」,蔡智誠連忙追到村口,看見陳保國正在那裡鳴槍警告,他不朝天開槍還好,越打槍、老百姓跑得越快,蔡智誠急了:「你這個狙擊手,倒是認真瞄準一個呀」   
    「唐僧」把槍一收,板著臉回答:「殺老百姓?那不是比土匪還壞了麼?」   
    蔡智誠也就沒再說什麼,回屋睡覺去了。        
    抓來的農民跑了,只好去招募臨時工。   
    位於東海縣和沭陽縣之間的潼陽鎮是蘇北的旱碼頭,南來北往的流動人口很多,蔡智誠他們就開著大卡車、跑到鎮上去招人。一幫傘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麥子,管吃管喝」,看看沒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麥子一天,包吃管飽!」,咋呼兩個小時,總能忽悠來一卡車打短工的。   
    七月上旬的一天,傘兵又去潼陽鎮「招工」,吆喝一通之後,就到館子裡吃午飯。那天也不知是個什麼鬼日子,「唐僧」非要吃齋不可,飯館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鍋炒的、葷腥味太重,寧願就這麼餓著。   
    到了下午,軍車往回返,經過一個小村莊、看見炊煙裊裊,好像是有人正在做飯,蔡智誠就讓車子停下來、鑽進屋裡問「主人家,有沒有素食?」,那屋裡只有一個老頭,他回答說:「我家裡從來就只有素菜,不見葷腥」,蔡中尉頓時很高興,趕緊讓唐僧到這戶人家來化緣。   
    但是,老頭的飯菜還沒做好,讓整車的人等著唐僧吃飯又不太合適,陳保國就說:「你們先走吧,我搭二分隊的車回兵營」。那天,石家勇他們也在潼陽鎮招工,大概一個小時以後就能經過這裡,蔡智誠於是就跳上車走了。   
    車子一路開得飛快,可蔡智誠卻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陳保國是他的老戰友,抗戰期間還救過他的命,所以他對這個囉哩囉嗦的部下始終帶有一種特別的關心。卡車已經快到軍營了,蔡智誠還是命令立刻掉頭,回去接唐僧。   
    可是,已經晚了。那個小村子空空蕩蕩的,只有陳保國一個人躺在院子裡,脖子被砍斷了,步槍也不見了。   
    蔡智誠說,戰爭期間,他見過無數的死人,但他只為陳保國一個人哭過;在戰爭期間,他做過許多壞事,而最壞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親手點火、把整座村子都燒掉了。        
    燒房子的滋味並不好過。   
    那天夜裡,蔡智誠想起自己棄筆從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經痛恨過那些毆打平民的軍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經盼望著投身一支利國利民的高素質軍隊,而如今,自己卻成了一個縱火報復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過之而無不及。內戰的瘋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條邪惡的不歸路。   
    蔡智誠燒房子的時候,他的部下看見了,二分隊的石家勇他們也看見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誠與陳保國關係比較親密,所以並沒有誰出來阻攔他或者責備他。晚上,姜鍵大隊長還特意跑來安慰小蔡,好像對他的野蠻行徑十分理解。   
    不過,蔡智誠的心裡依然很不痛快,他對姜隊長說:「咱們成天不是搶糧食就是抓老百姓,與其這樣折騰,還不如去山東找共軍主力干一仗,總比在這裡和民兵傷腦筋要強得多」。        
    結果,兩天以後,他的這個願望就實現了。      
 1947年6、7月間,國共雙方互有攻守,但總的來看,國民黨方面的局勢更加樂觀一些——國軍在華東(山東)和西北(陝西)採取攻勢,在中原和東北採取守勢,攻得精彩,守得也很不錯。   
    先看防守。中原戰場,國軍背靠湘鄂兩省、與劉伯承部反覆拉鋸,雖然各有勝負,但自從「黃河歸故」之後,冀魯豫解放區被河水一分為二,隨著雨季的到來,中原解放軍的「內線作戰」就變成了「背水一戰」,除了退到黃河以北、似乎已別無出路。   
    東北方面,杜聿明挫敗了林彪的夏季攻勢。經過激烈搏殺,國軍最終守住了四平街,使民主聯軍遭受了重大損失,而71軍的陳明仁軍長則因此榮獲了青天白日勳章。   
    再看進攻。在頂住共軍反撲的同時,國軍的鐵拳更顯得虎虎生風。在陝北,胡宗南繼攻克延安之後,又集中六個整編師追擊彭德懷部,拉開了浩浩蕩蕩的「武裝大遊行」;在華東,國軍掃蕩魯南、激戰魯中、攻克沂源、奪占沂蒙山區、控制了膠濟鐵路,陳毅粟裕部隊只剩下膠東、濱海、渤海三片狹長地域,大有被「趕進東海喝海水」的態勢。   
    面對著如此的大好形勢,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頒布了《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決心調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氣蕩平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同月,中共中央軍委宣佈「八路軍西北野戰兵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正式確認了共產黨軍隊的統一名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至此,已經開打一年的國共內戰也終於被賦予了兩個歷史性的稱謂:「戡亂戰爭」,或者「解放戰爭」。        
    這時的局勢十分微妙。從表面上看,國民黨在山東和陝北連連告捷,但仔細分析一下卻可以發現:國軍「重點進攻」的方向一個偏東、一個偏西,而中間的蘇淮直至南京一線卻顯得空空蕩蕩,就像個搏擊場上的莽漢,雙拳伸出去了、胸腹卻暴露在對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腳,立刻就要栽跟頭。   
    共產黨人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破綻。47年8月,就在華東、西北戰事正酣的時候,位於中原地區的劉鄧大軍果斷出擊、千里躍進大別山,從河南東部直撲南京側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國民黨軍一個措手不及,從而徹底粉碎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點進攻」、迫使其轉入了「全面防禦」。   
    從戰爭史上看,中原野戰軍的這次破釜沉舟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但細說起來,這場序幕還有個序曲,那就是華東野戰軍的「七月分兵」。        
    1947年7月,華東野戰軍已經得知劉鄧大軍即將展開對大別山的戰略突擊。但這時,他們在山東戰場上正面臨著兩大困難,一是戰略防禦的縱深不足,在國民黨的重兵壓迫下、可以迂迴的地域越來越小;二是國軍在進攻中的隊形銜接得十分緊密,在「以集中對集中」的情況下,解放軍一時找不到各個擊破、殲滅敵人的機會。在這種形勢之下,陳毅粟裕決定分兵(這也是中央軍委的主張),他們的戰略意圖是「先分路出擊、把敵人扯散,而我軍再由分散轉為集中、殲滅孤立分散之敵」。   
    於是,7月1日,華東野戰軍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種兵縱隊,留在魯中戰場與敵人保持正面接觸、「待機殲敵」;第二路由陳士渠、唐亮率第3、8、10縱組成「陳唐部隊」,挺進魯西、配合中原野戰軍行動;第三路則派遣戰鬥力最強的第1、第4縱隊(葉飛陶勇兵團)迂迴魯南,向敵後的戰略要點發起攻擊。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敵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實現了,原本抱成一團的國民黨軍在魯中留下四個師、分出七個師向西追擊。可是,扯散了敵人的解放軍也無法立刻「再由分散轉為集中」,一時間也只能「以分散對分散」——而以當時的實力,在國共精銳的捉對廝殺中,華野部隊很難佔得上風。   
    留在戰場正面的華野主力先是沒啃動胡璉的整11師,接著又沒打贏李彌的整8師(也就是松山戰役中的第八軍,蔡智誠曾經服役過的103師此時是整8師的103旅);而突向魯西的「陳唐部隊」則被尾隨的國民黨軍一路追著走,站不住腳,差點沒跟著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   
    七月上旬,只有戰鬥力最強的1縱(葉飛)和4縱(陶勇)表現比較好一些,他們迂迴魯南,攻克了費縣、棗莊和嶧縣,但到了七月中旬,這兩個縱隊卻在鄒縣和滕縣碰上了硬釘子。        
    快速縱隊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縣的緊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誠他們正在縣城裡開會。傘兵在這一帶駐紮了一個多月,東海縣的麥子被國軍和共軍各收了一半,「武裝護糧」和「保麥運動」打了個平手,這對國民政府而言已經是個不得了的成績了。夏鼎文專員高興得滿面紅光,連連表示要給傘兵弟兄們請功。   
    會上進行了傷亡統計,特務隊三分隊死了兩個、傷了兩個、病了一個,關鍵是缺了「部隊上士」。蔡智誠要求上面再給他補充一位軍士長,遊樂智卻撇了撇嘴:「補五個戰鬥兵好辦,想要老總,門都沒有」——這倒也是,在當時,少尉中尉之類的軍官隨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卻少得可憐,像陳保國那樣的老軍士都是從死屍堆裡淘出來的人物,補充團裡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後備兵員。   
    一幫人正在扯皮,總部的電報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隊和特務隊立刻趕往台兒莊集結。        
    7月17日,第三快速縱隊和「第二交警總隊」經台兒莊北上,救援滕縣。   
   「快縱」的隊列十分壯觀,戰車來了、裝甲車來了、十輪大卡拖著榴彈炮,天上飛機偵察、地面坦克開道,全體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裝備,浩浩蕩蕩、殺氣騰騰。   
    相對而言,交警總隊就顯得比較寒磣。他們扛著「萬國牌」槍炮,有的乘日本豐田、有的趕馬車、有的只能步行,跟在傘兵的後面、走得亂七八糟。   
    國民黨交警部隊是由「別動軍」改編而成的治安武裝,總共十八個總隊(47年7月時還剩十五個)。他們名義上屬交通部、實際上是軍統的隊伍,分佈在國統區的各條鐵路幹線上。第二交警總隊負責把守隴海鐵路的徐州至黃口段,總隊長是張績武(48年被俘)。   
    一般情況下,交警總隊的規模相當於一個加強團,兵員大約兩千多人,主要裝備輕武器,防守能力還不錯,進攻能力比較差。但是,這個第二交警總隊卻與眾不同——張績武總隊長原本是湯恩伯的部下(十三軍少將參議),並非正宗軍統出身,他對保密局的工作不怎麼感興趣,總想著要把隊伍拉進正規國軍的編制、混個師長旅長什麼的當當。因此,第二總隊的規模擴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較強,除了四個大隊(其他交警總隊只有三個),還有直屬隊和炮兵支隊,兵員將近六千,幾乎相當於一個旅,是軍統中戰鬥力最強的單位。   
    第二總隊的實力再強,傘兵也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   
    交警總隊的軍官大多是「別動軍」的骨幹,所以帶出來的隊伍也跟游擊隊一樣吊兒郎當。行軍路上,這幫人個個敞胸露懷、滿嘴髒話,槍頭上挑著雞鴨,大車上堆滿了搶來的糧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裡折騰到哪裡,打人罵人、騷擾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連還鄉團都不如。   
    軍紀差,軍容也差。第二交警總隊的服裝各不相同,軍統訓練班畢業的骨幹穿著美式軍服、裝備美式武器,被稱為「洋狗隊」;警察學校畢業的就穿黑制服、領章上還有編號,叫做「黑狗隊」;另外還有一幫屬於「土狗隊」,他們原本是宿縣、懷遠縣一帶的還鄉團或者保安團,穿戴五花八門、武器各式各樣,要不是頭上有顆帽徽、胸前有個番號牌,還真看不出他們屬於正規軍隊。   
    你說,這樣的人馬,怎麼可能讓「天之驕子」的傘兵瞧得上眼。        
    不過,傘兵瞧不起別人,別人也看不慣傘兵。   
    幾乎所有與快速縱隊打過交道的單位都對傘兵有著相同的評價:「傲慢嬌氣」、「少爺兵」、「花架子」……雖然不中聽,確是老實話。   
    傘兵的訓練時間很長,實戰經驗卻不多,再加上經常接受這樣那樣的檢閱,一舉一動都顯得十分洋派。傘兵乘車時,無論站著或者坐著,身體必須挺得筆直(這是飛機機艙裡的待命姿態),下車走路也必須保持隊列嚴謹,後面的人踩著前面的腳印(這是為了躲避地雷)。這些日常訓練的基本要求在傘兵看來是天經地義,在別人的眼裡卻成了裝模做樣。   
    有些舉動確實屬於裝模做樣,比如,幾乎每個傘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鋼筆,而實際上,傘兵作戰的時候很少需要寫字,這樣的做派只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是個「高素質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隊的反感,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有些「裝模做樣」卻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傘兵這樣的特種部隊一般不允許借住民宅,所以他們外出時都攜帶著美式帳篷和尼龍睡袋,而其他部隊的人卻不認識這些洋玩意,就指責傘兵「嬌貴」,說他們「打仗的時候還帶著蚊帳和被褥,不願意吃苦」。   
    說起來,最容易引起矛盾的還要算是傘兵的補給。傘兵總隊屬於空軍,物資供應是根據空軍的標準發放的,外出作戰的時候,由兵站部配備給養,從餅乾、香煙、糖果,到豬肉、牛肉、胡蘿蔔罐頭,林林總總一大堆,讓陸軍看了直眼紅——這其實並不是傘兵矯情、而是美國人定下的規矩,按照美軍的條例,傘兵不許在戰場上就地徵糧,就連飲用水都必須預先消毒、燒開、集中灌裝,所有吃的喝的不僅有衛生標準、還有營養標準——其他部隊沒有這麼多窮講究,他們看見傘兵刷牙就覺得不順眼,再看見美國罐頭就更加不痛快,認為這幫「公子少爺」的日子過得太舒坦,不是來打仗的倒像是來旅遊的。   
    在戰場上,傘兵與周邊部隊不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間的矛盾、還存在著兵種待遇之間的隔閡,所以始終無法與協同單位和睦相處。空軍的呆板的條例和傘兵們高高在上的驕傲心態,使得第三快速縱隊這支裝備精良的隊伍總是與友鄰部隊格格不入,難以發揮出應有的作戰效能。        
    不過,在當時,蔡智誠並沒有與其他部隊改善關係的願望,他們覺得,保持高傲的架勢是自己理所當然的派頭。   
    七月份,正是魯南的雨季。通往滕縣的道路泥濘不堪,第二交警總隊的官兵個個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傘兵們卻披著美式雨衣、穿著高腰皮靴,軍容嚴整地安坐在大卡車上、對路邊的叫罵聲不屑一顧。              
    7月19日中午,快速縱隊到達滕縣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橋鎮,從這裡已經可以聽見北方的傳來的陣陣炮聲。打開電台,接收機裡立刻就響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縣守軍不停地央求援兵趕緊向縣城靠攏,說他們正遭到共軍主力的圍攻,已經快要頂不住了。   
    位於津浦鐵路上的滕縣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戰期間,這裡曾經是台兒莊戰役的戰場(122師師長王銘章犧牲),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滕縣,45年12月,滕縣被八路軍攻克(山東八師師長王麓水犧牲),直到47年2月,國民黨才在重點進攻中奪回縣城,而五個月之後,滕縣又再次受到華野1縱和4縱的圍攻。   
    這時候,守衛滕縣的是整20師(楊幹才部)的四個團,他們屬於楊森的川軍,戰鬥力很一般。不過說來也怪,川軍部隊在滕縣這個地方總是特別能打硬仗,華野1縱從7月14日起發起攻擊,打了一天沒拿下來,4縱接著加入總攻,又打了四天還是沒拿下來——雜牌川軍愣是頂住了華野攻擊力最強的兩個縱隊。   
    19號這天,抵達官橋的快速縱隊如果照常行進,兩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投入戰場。可馬師恭司令一邊要求守軍繼續堅持,一邊又命令傘兵「以接觸隊形前進」,這樣一來,快速縱隊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達滕縣。        
    軍隊的行進受到多方面的制約。同一支部隊在同樣的道路上運動,由於任務要求不同、裝備攜帶量不同、戰場環境不同、行軍隊形不同,移動速度會有很大變化——從根本上說,部隊能走多快、走多遠,並不取決於士兵的素質,更大程度上是由領導的意志決定的。   
    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敵距離是五公里,從官橋到滕縣縣城大約三十公里,如果採取救援急行,一個小時就可以投入戰場,但這樣的方式警戒性較差,容易落入「圍點打援」的陷阱。而在當時,快速縱隊並不知道圍攻滕縣的解放軍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採取謹慎保守的移動方式是比較穩妥的選擇。   
    所謂「接觸隊形」實際上是個環形隊列,由步兵分隊把裝甲和輜重包在圈子中間,前衛和側翼都是徒步搜索的偵察兵,主力集團則相互呼應著慢慢往前挪。   
    坦克車也縮在保護圈裡,走一走、等一等,真像是烏龜一樣。泥濘的路面影響了戰車的性能,那些洋機器開開停停的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煙不動彈。蔣緯國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會開車不會修車,馬師恭司令沒有辦法,只好讓傘兵和汽車兵中懂得機電知識的人都去參加「坦克會診」。蔡智誠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還趁機坐了一回坦克,不過,那鐵疙瘩雖然外表很威風、其實並不舒服,蔡修理工在裡面呆了一個小時,出來卻嘔吐了十多分鐘,從此就再也不願意遭那份洋罪了。   
    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後,蔡智誠連汽車也不願意坐了,乾脆在田埂上散步。   
    行軍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顯得十分清閒,只有炮兵們忙得不行。隊伍每前進兩三公里就停下來備戰、等待警戒分隊的偵察結果,這時候,炮兵就趕緊把大炮拖到田野裡佈防,還要挖一條圓形的助鋤溝——因為誰也不清楚敵人將會從什麼方向出現,所以必須保證360度都能夠開炮——等他們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車隊卻又開始挪動了,炮兵們只好罵罵咧咧地收拾東西……整個下午都看見他們這樣來來回回地瞎折騰,逗得蔡智誠呵呵直樂,他心裡想:幸虧當初我沒有留在207師裡當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進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營,滕縣方向的槍炮聲響了一夜。   
    20號凌晨,傘兵們正在吃早飯,頭頂上突然「咻—咻」地飛過幾排炮彈,嚇得蔡智誠丟下飯碗就往隊部跑。這時候,直屬隊的隊長們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門口,大家相互打聽了一番,好像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正琢磨著這幾排炮是什麼意思,參二官(負責軍情的參謀)出來通報說:「滕縣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樣子共軍要撤了」。   
    所謂「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經過試射修正、直接多炮齊射的炮兵戰術。這種方法當然更具備戰場打擊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預備了精確的坐標,否則根本就沒有什麼準頭,只能起到干擾的作用。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採取這樣的射擊方式往往是要棄陣轉移的先兆。   
    得知共軍要撤,國軍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輛戰車率先衝鋒,引導著傘兵攻擊前進,在連續擊潰了華野後衛部隊的兩道阻擊之後,終於進入滕縣與守軍會師。當天中午,快速縱隊和整20師向南京和徐州報告了「滕縣大捷」的喜訊。   
    雖然是「大捷」,但滕縣的局勢其實夠玄的。解放軍已經炸垮了北門,其他幾座城牆也被掏得千瘡百孔、搖搖欲墜,援兵如果再晚來一會,整20師肯定就完蛋了。   
    滕縣的城牆是夾層構造,外殼是青石磚、裡面包著的是夯土,解放軍的坑道穿透了外側的石牆,再在夯土底下掏藥室、埋炸藥。通常情況下,炸藥一爆,夯土往下塌、城牆也就垮了,可是魯南這一帶的土質特別黏,連日大雨之後,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塊,怎麼炸也不塌,這才保住了大段城牆、救了整20師的命。   
    但即便是這樣,解放軍也攻克了北門、佔領了火車站。快速縱隊進城的時候,鐵路旁邊的倉庫全都燃起了大火,馬師恭司令趕緊指派第二交警總隊的人去救火——他們是鐵路警察,幹這活是他們的老本行。        
    戰場上到處是彈坑。攻守激戰的時候,由於雙方的距離太近,國軍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夠,榴彈炮乾脆立起來變成了迫擊炮——蔡智誠他們瞧見20師的炮兵陣地都嚇得直咋舌頭:這要是再聳高一點,炮彈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簡直跟自殺差不多。   
    滕縣城裡一片狼籍,幾乎沒有一棟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國共兩軍的陣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軍遺體比較集中的地方在20師師部附近——據說,華野1縱3師的一個營突破到這裡的時候被阻斷了後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來,結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沒合眼,全都累暈了,一個個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樣。有的人躺在死屍旁邊就睡著了,怎麼搖也搖不醒,所以清理戰場的時候必須先用煙頭在鼻孔上燙一下,看看他動不動,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塗地把睡覺的人給活埋了。   
    不過,也有睡不著覺的。蔡智誠就遇到一個老兵,他坐在廢墟上、拿著一截草根放在嘴裡嚼,說自己被硝煙熏得舌頭發苦、連酸味甜味都嘗不出了,於是,蔡中尉就摸出兩顆美國水果糖遞給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紙包裝的高檔貨,老兵從來沒見過,他欣喜地端詳了半天,卻又仔細地用布包好、揣進懷裡,說是等回家的時候帶給孩子吃。   
   「你家在什麼地方?」   
    「四川瀘州,五年沒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幫你寄回家去」   
    幾天以後,蔡智誠按照老兵的地址,用軍郵往瀘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縣之戰是十分慘烈的,整20師守軍遭到嚴重打擊,華野的損失也很大。據《粟裕回憶錄》記載,「第1、第4縱隊的傷亡各約五千人,非戰鬥性減員亦各約五千人」——這其中,「戰鬥傷亡」主要出現在滕縣周邊,而「非戰鬥性減員」的情況則比較複雜。   
    7月20日之後的幾天,蔡智誠他們尾隨著「葉陶兵團」,在滕縣、嶧縣和棗莊一帶兜圈子。快速縱隊並不擔心第1、4縱隊在附近打轉,只要他們不能到魯西與「陳唐兵團」會合、不能回魯中與陳毅主力聚集,等國軍的五個整編師趕到魯南以後,就可以將這兩支華野戰鬥力最強的部隊消滅在運河和沂河之間。   
    那幾天,快速縱隊始終與「敗退的共軍」保持著適當的距離,白天接觸襲擾、夜晚就後退到解放軍的攻擊範圍以外,用總部的話說就是:「不攻堅、不守點、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纏鬥的過程中,與傘兵交手比較多的是廖政國的第1縱第1師。   
    有天上午,特務隊在行進途中遇到一幫從解放軍那邊跑過來的投誠士兵,訊問過後才知道,這夥人原先都是整編第74師的國軍,現在又「嘩變反正」了——這樣的好消息當然使得馬師恭司令十分開心,他吩咐特務隊騰出帳篷、拿出罐頭和餅乾,讓「起義」的弟兄們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時候,一個貴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誠的興趣。   
   「兄弟,是貴州人麼?」   
   「是啊,老鄉,我叫羅華,鎮遠的」,那位老兵顯然也聽出了蔡中尉的鄉音。   
    抗戰期間,貴州鎮遠有個「鎮獨師管區」,是專門為74軍補充新兵的後勤基地,李天霞、張靈甫等人都兼任過這個師管區的司令。1942年,羅華在鎮遠縣入伍,先是在師管區進行了四個月的訓練,然後就被編進了58師。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戰役中,這個74師58旅機槍手的子彈打光了,只好舉手投降、加入了共軍,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攜槍逃回了國軍。         
    這幫人物,看上去還是挺猛的        
    華野1縱和4縱的「非戰鬥性減員」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馬甲我沒有確切的數據。但根據蔡智誠的回憶,僅由直屬隊(特務隊和偵察隊)收容的原74軍官兵就超過了四百人,這些脫逃人員大都被送往徐州、編入了重新組建的整74師——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誠的貴州老鄉就被留下來當了傘兵。   
    剛開始,參一官(主管人事的參謀)還有點不大同意,因為按照規矩,傘兵缺員只能從補充團裡調撥,各戰鬥隊是不許自行招人的,而且,這個羅華也不會跳傘,不符合傘兵的標準。可蔡智誠卻表示:「不會跳傘可以學,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閻王爺教會的,一時半會地學不成」,遊樂智隊長也說:「如果你們參謀處能給我幾個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煩」。   
    那個參一官猶豫了好半天,最後總算答應了。於是乎,羅華就成了特務隊三分隊的軍士長。   
    可是,這位新來的部隊上士剛上任就提出一個要求:遇到華野1縱1師的時候,他只參戰、不打槍。理由是「人家饒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馬」——還真有點關雲長的味道。        
     不打槍就不打槍,蔡智誠挺爽快地答應了。   
     這時候,國軍五個整編師已經匯聚魯南、對葉陶兵團展開了圍攻。   
     徐州總部給華野1縱起的代號是「西瓜」、把4縱叫做「麵包」,反正都是嘴邊的美食——所以,吃幾塊「西瓜」,簡單得很,不勞羅上士動手也沒有多大問題。           
孟良崮戰役期間,華野1縱1師的損失很大(據《葉飛回憶錄》敘述,在天馬山阻擊戰最危急的時刻,1師師長廖政國的身邊只剩下了幾個警衛員),所以,戰鬥結束後,1師補充的俘虜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納的俘虜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羅華所在的1團1營3連4班為例,全班8個人、有6個來自74師,簡直快變成國軍部隊了,結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長和副班長。而那個倒霉的光桿班長是誰呢?是「華東一級戰鬥英雄」、「三級人民英雄」、「全國戰鬥英雄」、志願軍「特級英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志願軍的模範指揮員——楊根思。   
    說起來,連這麼優秀的班長都擋不住羅華開小差,這傢伙也確實夠資格當傘兵的軍士長了。        
    「解放戰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當然是他們接觸革命軍隊的時間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夠、政治覺悟不高;其次也是由於「七月分兵」以後戰事頻繁、戰場條件惡劣,在撤退的環境下,部隊的管理出現了混亂;而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則在於國共雙方「土地改革」的差異。   
    瞭解現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國民黨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期間搞的把戲。但實際上,早在1947年,國民政府就已經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區內屯田條例》,聲稱要把「匪區內的荒地」分給國軍士兵——從概念上講,這些「荒地」是指解放區裡的「無主田地」,總面積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們都在共產黨手裡——長官們鼓吹「打完仗後享清福,一手領錢(遣散費)一手分田」,哄得當兵的興高采烈,滿心希望著衝進解放區去當地主。   
    衝來衝去、衝到孟良崮,雙手一舉,地主沒當成、先當了「解放戰士」,羅華他們也總算瞧見了解放區的土地。可看見歸看見,卻沒有他們的份——共產黨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給貧苦百姓、不分給當兵的——羅華問領導:「什麼時候分地給我們?」,指導員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們家鄉的時候就有了」。幾個貴州人掐指一算,這裡距離西南老家還隔著十萬八千里,輪到自己分田不知還要等到猴年馬月去,不如就近開溜、回國軍那邊混一混來得更快當一些……於是就開路逃跑了。   
    雖然只當了兩個月的共軍,可羅華掌握的情況卻不少,分析起政策來也是頭頭是道:「共產黨的土改對我不合適。他們那邊分了地,只許種、不許賣,實在不方便」——這傢伙原本是內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會種地,他「授田」的目的無非是想弄點本錢做買賣,要是讓他拿鋤頭當農民,他才不幹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縱隊收復嶧縣,羅華也在這裡穿上了傘兵的制服。   
    收復嶧縣其實很容易,因為縣城裡僅僅駐紮了解放軍的糧秣站和宣傳隊,國軍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牆壁上留下了許多標語口號。   
    那些日子,葉陶兵團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鎮或者主要交通線,總是在嶧縣(棗莊)以北、滕縣以東、費縣以西的「滕費邊」地區游弋。說起來,這「滕費邊」原本是抗日老根據地,共產黨政權的時間很長(抗戰時期曾經叫「雙山縣」,後來為了紀念八師師長王麓水,又改名為「麓水縣」),所以,解放軍在這一帶運動也應該屬於「內線作戰」才對。可是,6月份,根據地的幹部骨幹和積極分子幾乎全部參加「六、九大突圍」、跑到濱海區去了,弄得地方組織分崩離析,當地老百姓也有些惱恨八路軍丟下他們不管,結果,第1、4縱隊在老區活動,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補充,「內線」條件就變成了「外線」,根本站不住腳。   
   (由此可見,如果魯南軍區先前不那麼慌張、再堅持一陣,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這麼被動的)         
    45年12月,山東八師師長王麓水在滕縣戰役中犧牲,「滕費邊」一度更名為「麓水縣」        
    這時,「滕費邊」地區既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也沒有國民黨的政權,純粹是個真空地帶。國軍快速縱隊則充分發揮機動性能較強的特點,成天尾追纏打,搞得葉陶兵團十分難受。   
   (著名作家鄧友梅先生當時就在1縱文工團,他寫了一篇《追趕隊伍的女兵們》,講的正是這時候的故事)。        
    電影上的解放軍經常有兩句話:「我們的兩條腿,賽過了敵人的汽車輪子」,「把敵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這是實情、也是革命樂觀主義的表現。但話又說回來了,能把帶汽車輪子的國軍拖垮,兩條腿走路的共軍也輕鬆不到哪裡去。   
    傘兵們每天都能抓到許多俘虜。其實,與其說是「俘虜」、不如說是「掉隊人員」更加準確一些,因為抓來的人全都筋疲力盡、衣不遮體,不是有傷就是有病,個個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嚥了氣。   
    不過,也有個別精神特別好的。   
    有天早晨,特務隊擔任側翼搜索,突然發現路邊的瓜棚裡探出幾個腦袋,尖兵連忙舉槍咋唬:「站住!幹什麼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氣壯。   
    看瓜的?想蒙冤大頭呢——延綿數日的大雨、接二連三的打仗,各鄉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爛在了地裡,哪裡還用得著看守瓜棚——蔡智誠二話不說,把一幫「疑犯」提溜上了車。   
    上車一打量,四個小孩,兩男兩女,年齡最大的也不過十四五歲。板起面孔一嚇唬,立馬就招認了:他們是某縱「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實是個隨營學校,娃娃兵們除了學習文化以外,平時還幫著搞搞宣傳、或者給衛生隊打個下手什麼的——這幾個小孩是一個組,組長是個女孩,頭天夜裡跟著大部隊宿營,組長姐姐睡過了頭,爬起來一看,別人都走光了,只好稀哩糊塗地亂追,追餓了想找幾個西瓜填肚子,結果吃著吃著就遇到了國軍……   
    從這樣的娃娃身上也問不出什麼情報,只好裝模做樣教訓幾句:「不老實在家呆著,跑出來搗什麼亂?」   
   「我們不是搗亂!我們是主動出擊,消滅蔣匪幫!」   
   「主動出擊?怎麼出擊到西瓜地裡去了?」   
    幾個小傢伙乾瞪眼不說話,卻還是一副很不服氣的樣子。   
    羅華以前曾經看見過他們表演節目,這時候挺來勁地鼓動說:「娃娃兵唱歌滿好聽,唱一個,唱一個」   
    唱一個就唱一個,四個小共軍亮開了嗓門——   
    天上下雨地下流,萬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裡跌倒哪裡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體國軍熱烈鼓掌,還拿出餅乾和罐頭慰勞他們:「來來來,吃東西,我們也優待俘虜」。        
    說是優待俘虜,可蔡智誠的心裡卻有點犯嘀咕。   
    對於內戰,共產黨的定義是「解放」,國軍被抓了就等於是「被解放」了,所以有「優待俘虜」的規矩;而國民黨方面的定位卻是「戡亂」,因此要把戰俘當做「叛亂罪犯」對待。從道理上講,國民黨軍也反對殺俘,但實際上,所有的戰俘都要經過軍法處的審判,雖然對「脅從人員」的判罰比較輕(有的遣散、有的甚至還補充進軍隊),但對黨員幹部和宣傳人員的量刑卻很重。這幾個小娃娃少不更事、口無遮攔,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會被判個十年八年的(山東戰區的戰俘監獄在江西、河南戰區的監獄在湖北),那可就太慘了。   
    蔡智誠私下裡和劉盛亨商量這件事,劉副隊長也明白他的意思,笑著說:「幾個小孩子,又不是戰鬥兵,隨便處理吧」。   
    於是,四位可愛的少男少女就從卡車上蹦下來、飛快地跑進田野,只在迷濛的雨霧裡留下了他們稚嫩而堅強的歌聲: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裡跌倒哪裡爬……」        
    戰爭的急流偶爾也會泛起溫馨的浪花,但戰爭的本質依然是殘酷的。蔡智誠他們雖然放走了西瓜地裡的娃娃兵,卻絕對不肯放過更大的「西瓜」——在當時,「西瓜」是華野1縱的代號,4縱的代號是「麵包」。   
    西瓜和麵包已經被包圍在魯南的泥濘之中了,等待他們的只有困守和突圍兩種選擇。   
    困守堅持,沒有希望,魯南根據地的共產黨組織已被掃蕩得支離破碎,共軍的兩個縱隊既沒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沒有可依靠的民眾,絕地游擊、斷無生機,於是就只剩下了突圍一條路。可是,往哪個方向突呢?北邊有國軍的四個整編師,重兵集結、嚴陣以待;南邊是徐州「剿總」大本營,虎視眈眈、守株待兔;西邊津浦鐵路,國軍部隊來往調動迅速;東邊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濤洶湧、形成天塹。   
    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共軍只能選擇東西兩向,極有可能往東走」。道理很明顯,首先,六月份的時候,魯南軍區就曾經向西突圍過,結果沒有成功、最後還是折向東邊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麵包」應該會吸取這個經驗教訓;其次,東邊雖然有沂河擋道,但衝過了沂河就可以進入沂蒙山區,那裡是共產黨的鐵桿根據地,按照以往的習慣,共軍「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圍,即使穿過了津浦鐵路,共軍依然處於外線態勢,國軍照樣還可以把他們圍起來——剛衝出一個包圍圈、再掉進一個包圍圈,已經十分疲憊的「西瓜」和「麵包」決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各路國軍相繼趕到魯南戰區,大家在步步推進的同時都在觀察、猜測著葉陶兵團的動向。   
    7月24日,整7師、整48師與包圍圈裡的解放軍發生交火,老7軍和48軍都是桂系主力,戰鬥力較強,打了一整天,共軍有些支撐不住了。7月25日,整57師(段茂霖部)和整84師(吳化文部)這兩支雜牌弱旅也加入戰團、大打出手,快速縱隊就被替換下來、返回嶧縣休息(這有點像是籃球場上的「垃圾時間」)。   
    可是,剛睡了一晚上的安穩覺,26日上午,傘兵又接到了指示,說是「西瓜」和「麵包」已於25日夜間突破當面防禦、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竄。「徐州剿總」命令魯南國軍全力追擊,務必將其殲滅在沂河沿岸——打了這麼些天,答案終於揭曉,共軍果然向東突圍了!        
    蔡智誠記得,那天的天氣很惡劣,大雨從頭天晚上開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快速縱隊在雨水和泥濘中艱難行進,不斷有車輛發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強到達齊村鎮一帶。這時候,前方已經完全被泥漿淹沒、根本無法分辨路面,卡車或者翻進了道溝裡、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無奈之下,全體官兵只得棄車步行,傘兵部隊也從摩托化步兵徹底淪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後,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規矩,部隊應該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這時候,上級一直催促傘兵盡快探明共軍去向,而傘兵們也記得,前不久、也是因為遇雨休息、結果讓魯南軍區趁夜脫逃的教訓,於是稍事休整之後就離開了齊村鎮,繼續向前追擊。   
    這個「堅決的舉動」實際上救了傘兵的命——因為就在7月26日晚間,葉陶兵團突然兵分兩路:4縱第10師繼續向東佯動、吸引追兵,兵團主力則藉著雨夜的掩護轉頭向西、以急行軍方式直奔津浦線——而當天夜裡,華野兩個縱隊的六個師就恰好經過了齊村,如果傘兵們還在鎮子裡面睡覺,非被共軍全殲了不可。   
    說起來,傘兵總隊那天晚上的運氣還真是不錯。他們一路向東猛走,不僅與掉頭西行的葉陶主力擦肩而過,而且還稀哩糊塗地超過了4縱10師、跑到了佯動部隊的前頭,居然一直沒有與共軍遇上面。        
    相對而言,傘兵副司令張緒滋少將的運氣就比較差一點。   
    那一天,張副司令的身體不大好,在雨地裡一瘸一拐、漸漸就落到後衛大隊去了。半夜,部下們不知從哪裡找來了幾匹馬,老張就帶著三兩個隨從、騎著牲口追趕中軍。走著走著,遇到一溜隊伍也正朝著同方向行進,人家發覺背後來了騎馬的大官、連忙閃在一旁讓路,張緒滋還以為他們是傘兵,高高興興、大搖大擺地就跑到中間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對呀,頭上戴的怎麼是日本鋼盔?」,這才知道是小鬼出門見鍾馗,遇上八路了。幾個傢伙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趕緊脫離接觸,等好不容易找到了傘兵總部、才指著身後大喊大叫:「共軍!有共軍!」。         
   戴日本鋼盔,拿三八大蓋的華野戰士        
    說起來,共軍沒能認出國軍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狀況;二是張緒滋他們都穿著雨衣,從頭到腳包得嚴嚴實實,沒有露出領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軍根本沒想到傘兵部隊會打破常規在雨夜裡出動,他們還以為這時候摸黑趕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結果,陰差陽錯地把送到嘴邊的少將俘虜給放跑了。        
    在總部,傘兵們聽說那路共軍只有七八十號人,頓時十分火大:「豈有此理,小小的一個連就膽敢嚇唬我們副司令,真是沒有王法了!」,於是留下偵察隊擔任警戒,特務隊則群情激昂、直撲目標而去——為長官雪恥壓驚,正是咱們直屬部隊的光榮職責。   
    黎明前的曠野烏漆麻黑、伸手不見五指,幸虧張司令的副官的記性好,帶著二百名特務隊員三轉兩不轉的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摒氣細聽,果然,從刷刷的雨聲裡傳來了行軍動員時的呼喊,那口號的內容絕對不是國軍弟兄的腔調。   
    特務隊立刻展開隊型,嚴陣以待,準備開打。   
   「開火!」——「嘟嘟嘟……噠噠噠……辟辟啪啪……」,遊樂智隊長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機槍、步槍、衝鋒鎗同時射擊,十多顆照明彈也升上了夜空,把對方的陣營照得一片通亮——這不照還好,照明白以後嚇死人——前面的曠野裡人山人海,哪裡只是一個連?起碼能有一個團!   
    這下子,傘兵們知道自己惹禍了,也用不著隊長下命令,大家扭頭就往回跑。一邊跑還一邊罵那個副官:「你的腦袋進水啦?奸細!想害死大爺啊……」   
    好在解放軍那邊也沒有思想準備,猛的一下讓照明彈搞得有點慌了神,還沒來得及組織起反擊,國軍就已經跑了個精光。   
    這以後,熱鬧了。傘兵各單位不斷與共軍發生交火,夜空中,這裡跳起一顆照明彈、那裡飛出一顆信號彈,槍炮聲此起彼伏,打開步話機,到處都在嚷嚷:「報告,我碰到共軍啦!……我也遇到共軍啦……」   
    黎明前的那一個多小時是最難捱的時候,傘兵們被善於夜戰的解放軍整得焦頭爛額。蔡智誠他們提心吊膽地蜷在地上,兩眼一摸黑,只能聽見三八大蓋在周圍響個不停,時而「吧——勾」一聲從頭頂掠過、時而「的——嘟——」一下竄進泥漿……搞得大家戰戰兢兢、頭皮發麻,不知道哪顆子彈會撞到自己身上。        
    《葉飛回憶錄》裡說,「敵傘兵縱隊向東追擊……天亮以後,敵人才發覺追趕的只是一個師,知道中計,趕緊掉頭,連即將渡河的彭德清師(應為盧勝師)也不追了。但敵人失策了,要追上我們談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們六個師已乘虛向西突圍。而由於敵人改變部署,我們原先估計將受到重大損失的彭德清師(應為盧勝師)完整地順利渡過沂河、躍入沂蒙山……」   
    ——4縱10師的師長是廣東人盧勝、政委是蔡智誠的遵義老鄉韓念龍——葉老將軍誤記成自己的福建老鄉彭德清了,彭德清當時是12師的師長。        
    其實,如果僅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圍部隊並不一定能夠甩掉追兵。因為整7師、整48師當天夜間都沒有挪窩,而葉陶兵團主力在黑暗和泥濘裡一晚上也走不了多遠。可問題的關鍵是,傘兵總隊直到第二下午才向總部提交戰情通報,這就使得國軍各追擊部隊在天亮以後又繼續向東跑了大半天、從而與西向急行的解放軍拉開了雙倍的距離,於是就徹底追不上了。   
    說起來,傘兵軍官還不至於愚蠢到連「聲東擊西」的戰術也弄不懂。實際上,7月27日清晨,傘兵各隊就已經判明當面的共軍只有三個團,分別是華野4縱10師的28、29團和1縱1師的第3團——兵力雖不多,卻居然有兩個縱隊的番號——到底是不是佯動集團?真讓戰情參謀們傷透了腦筋。   
    在此之前,參謀部門曾經有一個預案,認為「西瓜」和「麵包」如果採取佯動,擔任「掩護標靶」的一定是1縱的獨立師。理由很充分:一,1縱有四個師,4縱只有三個師,由1縱分兵比較「公平合理」;二,1縱獨立師不是葉陶的基本部隊,他們原本是中原軍區的「皮旅」,並且在「中原突圍」時也擔負過相同的任務、有類似的經驗,這時再讓他們犧牲一回,於公於私都「理所當然」——所以,馬師恭司令要求傘兵各隊擴大搜索範圍,一定要找到「1縱獨立師」的蹤跡才敢做定論。   
    這事情也確實不能怪馬司令優柔寡斷,要知道,「敵方佯動」的結論非同小可,報晚了最多挨一頓批評、報錯了可是要掉腦袋的。於是,蔡智誠他們只好越過4縱10師繼續向前追擊,一直跑到沂河邊上也沒有發現共軍的影子,這才趕緊回頭報告戰情,但時間已是27日的下午4點了。   
    ——事實上,從現在的各種資料上看,葉陶兵團當時並沒有「用番號迷惑敵人」的企圖。牽制任務是陶勇主動要求的(葉飛擔心其力量不夠,又給他們補了一個團),這三個團都是葉陶的絕對主力,在當時,無論是葉飛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軍區的「非基本部隊」去充當自己的「替身」——國民黨軍之所以產生了「意料之外」的錯覺,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軍隊傳統和政治覺悟上與共產黨人有著巨大的差距。   
    戰場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機械化裝備進行追趕,而軍隊政治素質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種物質手段也無法彌補的,這就是國共兩黨武裝團體的高下之分。        
    確認共軍「聲東擊西」之後,國軍各部紛紛調頭,傘兵總隊也匆忙向西邊趕去。事實上,傘兵此時的位置距葉陶主力最遠,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馬師恭司令必須採取這樣的姿態,要不然,日後向上峰解釋起來,他可就麻煩了。   
    但是,傘兵放棄當面的佯動部隊,並不是忘記了面前的三個團的共軍。當時,沂河邊正駐守著整33軍(整59師和整77師)的十二個團,所有的人都以為,憑藉著雨季暴漲的沂河天險、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勞困頓的小股共軍應該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可沒想到(就連葉飛和陶勇也沒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圍」的情形一樣,「原先估計將受到重大損失的」華野佯動部隊居然未經交戰、直接就從33軍的眼皮子底下過了河,順利地進入了沂蒙山區。   
    整33軍是張自忠的隊伍,抗戰的旗幟、正宗的「西北軍的種子」。在當時,對這支部隊的任何一項處置都有可能引發非常複雜的政治後果,因此,從「剿總」到國防部再到蔣委員長,誰都拿「老西北軍」陽奉陰違的做派無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黃百韜被他們搞得在碾莊自殺,蔣介石才氣急敗壞地撤消了59軍和77軍的番號、最終結束了這支部隊的命運。        
    7月28日深夜,華野葉陶兵團主力冒雨越過了西線的津浦鐵路——「西瓜」和「麵包」從魯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縱隊奉命移防河南商丘,準備對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西兵團」發起合圍。           
1947年7月28日夜,華野「葉陶兵團」穿越津浦鐵路、跳出魯南,連續強渡滕河、戰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圍;與此同時,游弋於魯西南地區的「陳唐部隊」也努力擺脫當面攔阻、積極向東接應,8月1日下午,華野的兩路「外線出擊主力」終於在山東嘉祥實現了會師。   
    中共中央對這次會師甚感欣慰,毛澤東主席特意從陝北發來嘉獎電報,稱讚「我軍實力更厚,領導更強,對於爭取新勝利極為有利。中央特向你們致慰問之意,並問全體將士安好……」。因此,在以後的黨史資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這個表揚作為魯南突圍的最終評價,也把葉陶兵團和陳唐部隊的勝利會師視為「七月分兵」的完美結局。   
    但事實上,艱難的戰事並沒有因此嘎然而止——華野外線兵團雖然突破了魯南的重圍,卻又陷入了魯西的合圍,國民黨正繼續調集重兵,準備對葉陶、陳唐部隊發起更大規模的進攻。        
    包圍圈裡的五個縱隊似乎已經「窮途末路」。   
    自7月初,陳士矩、唐亮率領何以祥3縱、王建安8縱和宋時輪10縱進入魯西南以來,在二十多天的時間裡,三個縱隊攻擊汶上失利、攻擊濟寧也失利,減員過半,始終沒能建立起穩固的落腳點。而剛剛突出重圍的葉陶兩個縱隊的境況也很糟糕,4縱只剩下四個團,1縱雖然號稱四個師,其實也只有五個團還保持著戰鬥力……所以,這五個縱隊合在一起、力量還是不夠強大,依舊被各路追兵攆得站不住腳。   
    更為嚴重的是,極度被動的華野兵團仍然處於外線狀態。傷病員送不出去,彈藥和糧秣也無法補充,經過長途奔波和反覆征戰,部隊的體力已經基本耗盡、幾乎喪失了機動能力——因此有人認為,陳唐葉陶此時的局面比長征的時候更加困難,因為長征時的紅軍至少還可以鑽進山裡去隱蔽躲藏,而這時候的華野外線兵團,上有空中打擊、下有地面追逐,部隊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間疲憊招架,戰鬥力和體力都接近了極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隊還潛在著一大隱患——陳唐的三個縱隊起源於山東的八路軍,而葉陶則來自於華東的新四軍(粟裕的基本部隊為華野葉飛1縱、陶勇4縱、王必成6縱),兩路大軍雖然在形式上實現了會師,卻沒有形成具有絕對權威的領導核心,仍然處於各自行動的分散狀態——正因為如此,8月4日,中央軍委電令粟裕趕到魯西南指揮部隊,粟裕隨即回復:一、請陳毅司令員同去,加強領導;二、帶6縱同去,加強力量——中央立刻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國民黨的戰場形勢卻顯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師、整48師、整57師和整84師從魯南追到了魯西的濟寧、兗州一線,與此同時,歐震兵團的整75師、整85師趕來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師和第五軍也趕來了,再加上整32師、整70師、整72師……各路重兵背靠濟南、鄭州和徐州,憑借津浦鐵路和隴海鐵路兩大交通樞紐,兵員充備、調動靈便,不僅切斷了魯西與外界的聯繫,並且殺過運河以西、把包圍圈裡的陳唐葉陶一步步趕向黃河岸邊……   
    在那些日子裡,徐州戰區捷報頻傳。快速縱隊每天都能聽見抓了多少多少俘虜、擊斃多少多少敵人的消息,這些消息使傘兵們相信:窮途末路的華野主力很快就會被殲滅,「山東匪患」很快可以解決,不久之後,黃河以南就不會再有大的戰事了。   
    可惜,正在高興的時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誠在商丘「聖保羅醫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醫院)拔牙齒,剛躺上手術椅子張開嘴巴等著上麻藥,羅華和海國英突然跑進來報告說「出事了,整11師造反了」。   
    天哪,整11師,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術室裡頓時就亂了套,蔡中尉也顧不上牙疼、連忙捂著腮幫子跑回了營房。   
    蔡智誠他們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門戶、隴海鐵路的戰略要點,歷來為兵家重地,從古到今,只要中原開戰,這裡就一定是軍需物資的集散地(淮海戰役期間的二野總兵站也設在這裡)。解放前,商丘分為「商丘縣」和「朱集市」兩個部分,1947年8月,快速縱隊的四個戰鬥大隊就駐守在朱集火車站,而總部和直屬隊的營地則設在商丘縣城裡面。   
    縣城是「第六綏靖區司令部」(司令官周巖)的所在地,除傘兵之外,還駐著整11師的118旅33團——這118旅是以前的18軍118師(也就是兩年前在長沙受降時搶著進城的那支隊伍),現任旅長為王元直(後升任第11師師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而這個33團就是在淮海戰役中「血戰大王莊」、給解放軍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個「老虎團」(好像《集結號》在做宣傳的時候還在拿這個團的「戰績」說事),當時的團長是李樹蘭(金門古寧頭戰役中的118師師長),屬於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強悍。   
    8月初,118旅從魯中轉到了商丘(整11師的11旅和18旅暫時還沒有來),王元直旅長在朱集車站下車以後就把「老虎團」留在了縣城,讓他們敦促著第六綏靖區兵站趕緊往前方運送彈藥——按道理,像33團這樣的虎狼之師從來都是橫著肩膀走路、沒有人敢惹的,更何況就在十多天前,他們剛剛在南麻戰役中打了大勝仗,正顯得趾高氣揚、意氣風發,辦理催促軍需這樣的小事應該不費吹灰之力才對。可誰曉得,連續幾天,朱集火車站都忙著為邱清泉的第5軍發貨,愣是沒有人理睬整11師的急切要求,這可把「老虎團」給惹毛了。   
    說起來,整11師和第5軍都是「五大主力」,但這兩支王牌部隊在傘兵的眼裡是有親疏之別的——整11師屬於陳誠的「土木系」,而第5軍則屬於杜聿明的「遠征軍系統」。快速縱隊的軍官大都來自第5軍,就連蔣緯國副參謀長也是從遠征軍裡出來的,因此,傘兵守在火車站,所有的彈藥糧秣都往邱清泉那裡送,誰也不願意搭理胡璉的人馬。   
    8月10號,118旅開到了山東成武,可計劃補充的彈藥卻連影子也沒見著,王元直旅長沒辦法,只好把部隊停下來不動了。而商丘這邊的33團被上司罵得狗血淋頭,情急之下就犯了「老虎脾氣」,他們乾脆在城門口設卡,看見運彈藥的軍車就貼上「整11師徵用」的條子、直接押往曹縣……   
   接連被搶了好幾輛車,快速縱隊很不高興——別人害怕整11師,可傘兵就根本不賣他們的帳:你是「五大主力」、我也是天之驕子,你剛贏了南麻戰役、我還剛贏了「滕縣大捷」呢!你敢堵著城門搶東西,我就敢派裝甲車砸了你的場子——於是,12號一大早,也不知道是奉了誰的命令,第4大隊的第20隊就開著幾輛裝甲卡車到城門口去「清除障礙」,沒想到那「老虎團」還真夠兇猛的,拖出戰防炮就是幾傢伙,當場打翻了領頭的裝甲車、還打死了二十多個傘兵。   
    這下子,事情搞大了。20隊隊長李貴田(中央軍校十五期生,中共地下黨員)回去就報告說「整11師反了!」,朱集火車站的各個大隊聞訊立刻出動,坦克車裝甲車榴彈炮迫擊炮各就各位、把商丘城圍了個水洩不通,非要繳了老虎團的械不可。33團發覺情況不妙、趕緊退進城裡準備打巷戰,而留在城外邊來不及招回的一個連就被傘兵一鍋端掉了,還當場打死了三十多個人。   
    戰鬥大隊在城外面鬧得歡,可快縱的總部機關還困在城裡頭呢!司令部和直屬隊完全弄不清狀況,只好壘沙包、架機槍、守住工事,生怕老虎團衝進來報仇。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大門外開來幾輛大卡車、速度還挺快的,蔡智誠他們也不管來人是誰、「通通通」就是一通機關鎗,打得車上的人舉著白旗直嚷嚷:「別誤會!別誤會!我們是綏靖司令部的……」   
    「第六綏靖區司令部」也在商丘城裡,司令官周巖是個老行伍,見多識廣、沉得住氣,他親自出面、上下調停,折騰了一整天才算是達成了協議:快速縱隊解除對縣城的包圍,33團撤出商丘、移防曹縣,綏靖司令部擔保對肇事雙方都不追究、不處罰——說又說回來了,兩支黃埔嫡系鬧摩擦,他保定軍校出身的周司令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了——不過,這件事情卻把整11師的胡師長給得罪了,以至於後來到了台灣,胡璉上將動不動就罵國軍傘兵是「會飛的豬」。   
    不管怎麼樣,在47年的8月12號,一群「會飛的豬」總算是擺平了整11師的「老虎」,扣了他們的彈藥、殺了他們的人、還把他們趕出了商丘城,真是過癮極了。        
    8月13日早晨,蔡智誠又去「聖保羅醫院」拔牙齒,剛躺上手術椅子等麻藥,羅華和海國英又跑進來報告「出事了!」,蔡智誠只好又捂著腮幫子爬起來。手術室裡的醫生護士啼笑皆非,就連牙科大夫也哭笑不得:「蔡先生,看來您這顆牙齒還真不能拔,一拔就要出事情」。   
    齜牙咧嘴跑到火車站,看見第5隊的於振宇少校正垂頭喪氣地坐在站台上,一打聽才知道,原來第5隊在隴海鐵路上遇到了共軍,打了兩小時,只跑回來十多個人,幾乎全軍覆滅。   
    說起來,第5隊的這場災禍是他們自找的。   
    頭天夜裡,調停糾紛的第六綏靖區周巖司令官帶著慰問品到朱集火車站來安撫傘兵將士,正在開茶話會的時候,突然接到保安團的報告,說是隴海鐵路遭到襲擊,張閣(今商丘市張閣鎮張閣莊)以東的電話都中斷了。本來,這種「游擊隊襲擾地方」的事件根本用不著快速縱隊插手,可周巖因為正在和傘兵們聊天,就隨口問了一句:「哪位兄弟願意協助本司令綏靖治安?」,在座的大隊長和隊長們都悶頭不吭聲,只有5隊副隊長於振宇站起來大吼一聲:「有!」——於是,第5隊就光榮受命、領銜出擊了。   
   「又不是正職,充什麼好漢?」,滿會場的人都覺得於振宇莫名其妙,只有5隊隊長段超群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原來,開會的時候,於振宇睡著了、歪在牆角邊上扯呼嚕,周巖司令發出「戰鬥邀請」的那一瞬間,會議室裡鴉雀無聲,段隊長怕別人聽見於副隊長打鼾、連忙伸手捅了他一下,於振宇猛一醒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發現周司令官正盯著他看,還以為是點名呢,稀哩糊塗蹦起來答應了一句……於是就惹禍了。   
   軍中無戲言,答應的事情必須干,第5隊只好登上列車開始搜索。這「搜索列車」是反過來開的,前面有一截敞棚車和一截悶罐車,後面用火車頭推著走。車隊「嘁哩卡啦」開了二十多公里就遇到了伏擊,剛開始,第5隊還頂著打,可打來打去、越打越難堪,敞棚車打爛了、悶罐車也打著了火,眼看快要被共軍活捉了,段超群隊長連忙摘掉車廂掛鉤、開著火車頭就往回跑,跑回商丘再一數人頭,只剩下十二個兵了……   
   (段超群後來移居美國開診所,提起於振宇就搖腦袋。但其實,即便不論開會打瞌睡這件事,對「振宇兄」搖腦袋的恐怕也不止段隊長一個人——於振宇到台灣以後官運亨通,當過蔣經國的辦公室主任、還當過台灣警備副總司令,而他當官期間辦的最精彩的兩件成績是:一、民國60年,介紹李登輝教授加入中國國民黨;二、民國61年,推薦李登輝同志進入政界、出任中央政務委員——愣從黨外「空降」一個能把本黨搞垮台的黨主席,這於振宇還真不愧是傘兵出身的大笨蛋)        
    不過,47年8月的時候,傘兵們並不知道於少校以後能有這麼大的本事,在當時,大家只是對他提供的情報半信半疑。於振宇認為自己遇到的是共軍主力,可上級的戰情通報裡卻明明說「中原共軍主力已退縮黃河以北,華東共軍主力已被國軍團團包圍」,隴海鐵路附近根本就不可能鑽出共軍的主力兵團來。   
    雖然不大相信,可第5隊的慘狀卻又是擺在眼前的事實。琢磨了老半天,馬師恭司令決定再派隊伍偵察一番,點兵點將,特務隊也攤上了出門搜索的差事。   
    這次出動就不敢再坐火車了,傘兵各隊分頭前進,特務隊沿著隴海線北側向張閣車站方向迂迴。           
     臨近中午的時候,蔡智誠他們徒步行進到張閣鎮西北面的夏廟村,走進村子一看,各家各戶空蕩蕩的、橫穿村莊的道路卻被踩得稀爛,一看就知道是剛過了兵。遊樂智隊長立刻命令展開追擊,可軍士長羅華卻指著路邊的茅房犯嘀咕:「蔡隊長,追不得呀、追不得」   
    「怎麼了?」,蔡智誠覺得莫名其妙。   
    「你想想看,要有多少人才能把這些大缸子尿滿……」——當時,農村的茅房裡都有一口糞肥缸,平常情況下,只要糞缸裡能湊出一小桶肥料就會被老百姓澆到莊稼地裡去,可這時候,家家戶戶不見人煙,而那些尿缸裡卻全都裝得滿滿當當,幾個傘兵估摸著一算,起碼得有上千號兵馬才能夠在短時間裡創造出這麼壯觀的成績。   
    蔡智誠連忙把這個「重大發現」報告給遊樂智,游隊長考察一番之後也有點發怵,於是,幾個校官尉官就愣在茅房門口拿不定主意:怎麼辦呢?繼續追擊,搞不好是羊入虎口,就此收兵吧,又好像是被共軍的幾泡尿就嚇回去了,說起來實在難聽……   
    正在犯愁的時候,忽然從北邊和東邊傳來了「辟哩啪啦」的槍炮聲,接著又聽見步話機裡猛叫喚:「我隊發現共軍,請求支援!」、「遭遇共軍主力,請速向我隊靠攏」……   
    支援?靠攏?聽那槍聲的密度,現在跑去湊熱鬧恐怕是凶多吉少,可這時候也不能撤退,因為拋棄友鄰擅自逃跑是要上軍事法庭的。情急之下,還是遊樂智隊長有經驗,他命令機槍手上房頂負責掩護,三分隊前出兩百米進行試探、一分隊後撤兩百米佈置警戒、二分隊則留在村裡準備應變——如果局勢和緩就往前挪一挪、如果局勢不妙扭頭就跑,真是可進可退、機動靈活。   
    三分隊的差事比較倒霉,蔡智誠只得領著部下向前搜索。夏廟村的東面有一條自北向南的土路,路旁的窪地裡滿是茂密的蘆葦,軍士長羅華鑽進去偵察一番,立刻就從蘆葦蕩裡揪出了幾個老百姓。當時,隴海鐵路附近屬於國統區,當地人還是比較親近中央政府的,那些村民一見到國軍就趕緊報告:「老總,北邊的八路部隊開過來了,有好多好多人」……蔡智誠聽說這情況,嚇得更不敢往前走了,於是就在蘆葦叢裡埋伏起來、進行戰鬥準備。          
    豫東的沙地和窪地間隨處可見茂密的紅柳和蘆葦,這些植物平時是老百姓編筐編籃、織席做墊的材料,在戰場上就變成了可靠的掩蔽物。        
    三分隊剛把陣地設置完畢,道路的北邊就出現了幾百號人馬,這支隊伍裡有男有女,有扛槍的也有挑擔子的,隊列比較鬆散、行軍紀律也不夠嚴謹,一路吆喝喊叫、嘻嘻哈哈,看上去不大象是正規的作戰單位。   
    共軍的隊伍走進伏擊區,戰鬥打響了。夏廟村房頂上的重機槍首先開火,猛烈的火舌「通通通」地在路面上犁出了一道道深溝,50大口徑子彈擊中人體以後立刻就能把軀幹打成幾截,剎那間,在槍彈掀起的塵土裡,破碎的布條、木屑、紙片和著殘斷的肢體在血花之中四下飛濺。   
    馬路上的人似乎沒有料到會在這裡遭到襲擊,頓時被打得措手不及。他們驚恐地撲向路邊的蘆葦叢,可蔡智誠等待的就是這個時機,一聲令下,衝鋒鎗、卡賓槍和輕機槍的彈雨迎面橫掃過去,又把共軍趕回到了開闊地帶。   
    路面上躺倒了許多人,暗黃色的沙土被染成了一片血紅。遇襲的隊伍完全亂了套,有的人往回跑,有的人趴在地上還擊,還有的被嚇慌了神、挺著身體站在馬路當中無所適從,結果很快就被打倒了。   
    但是,在這片血腥的混亂之中,卻閃現出一群女性勇敢的身影,面對死亡,她們沒有躲避,反而一次次衝進彈雨之中搶救受傷的戰友。女人的力氣不夠大,她們就拖著、拽著、爬著,帶著傷員往急救點的方向挪,其實,急救點的掩體也不過是幾處紅柳樹叢,別說頂不住重機槍的掃射,就連步槍的子彈也抵擋不了,可衛生兵們卻全然不顧身邊肆虐的死神,一個人倒下去、另一個接上來,毫無畏懼地為傷員們包紮、止血……那慘烈的場景,給端槍掃射的蔡智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孽啊……」,直到多年以後,蔡智誠依然不忍回顧自己在那場戰鬥中的表現,因為,多年以後他才知道,就在那一天,在他槍口下浴血拚搏的女性之中,居然有他的孿生妹妹蔡智蘭。        
    遭遇襲擊的解放軍部隊在經過了最初的慌亂之後、很快就展開了反擊。傘兵三分隊只有六十多個人,雖然設置了伏擊陣地,但由於兵力不足,漸漸地有點難以支持,這時候,一分隊發現西北方向出現了共軍援兵,遊樂智趕緊命令蔡智誠撤退,夏廟村裡的二分隊也跑出來接應,掩護著三分隊向後收縮。   
    傘兵剛剛退出陣地,解放軍就衝進了蘆葦蕩。蔡智誠邊打邊撤,斜刺裡突然飛來一陣彈雨,一顆子彈打在衝鋒鎗的護鐵上,「光」的一下把他的武器砸飛了,還沒來得及彎腰揀槍,又被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胯部,猛烈的衝擊力把蔡智誠撞了個跟頭,他心說「完了完了」,可沒想到爬起來以後試試身手、居然還能接著跑。   
    跑回夏廟村,渾身上下摸一摸,前胸後背都沒有見血,撩開衣服一瞧,腰間好大一團烏青的血印——原來那顆子彈正打在蔡智誠的槍套上,勃郎寧手槍被打壞了,卻救了他的性命。   
    身體沒受傷,嘴巴裡卻覺得怪怪的,拿舌頭頂一頂——咦?兩次手術都沒能拔掉的那顆牙齒不見了,也不知是吐出去了還是被吞進了肚子裡……   
    這時候,夏廟村的東北和東南方也都出現了解放軍部隊。幸虧遊樂智早有準備,特務隊立刻朝西南方向奪路而逃,經袁莊、沈牌坊村,退回商丘去了。        
     8月13日,特務隊在夏廟村附近遇到的是晉冀魯豫野戰軍二縱(陳再道部),與此同時,傘兵各隊也發現了劉鄧的其他縱隊。根據已知情況判斷,中原共軍並沒有退縮到黃河以北,反而正「突破隴海鐵路、向長江流域進犯」。   
    劉鄧大軍的行動毫無預兆,完全出乎國民黨高層的意料之外,南京、徐州方面一時難以判斷共軍的戰略企圖,又鑒於快速縱隊和交警總隊根本無法阻攔解放軍主力的南進步伐,不得不從山東戰場緊急抽調重兵支援隴海路。這樣一來,原本已經合攏的魯西包圍圈也就自行解體,華東野戰軍的五個縱隊脫困而出,與陳毅、粟裕帶領的野直機關、6縱(王必成)、特縱(陳銳霆)和冀魯豫11縱(王秉璋)匯合,組成了日後橫掃豫皖蘇戰場的「華野西兵團」。        
    事實上,在當時,包括蔡智誠在內的許多國民黨軍官也在分析應對「突變」的辦法。   
    有人提議能不能首先集中力量消滅魯西包圍圈裡的華野主力、再回過頭去追趕南下的劉鄧部隊,從而實現「各個擊破」——但討論之後的結果卻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做」。原因一,國民政府是中央政權,這就決定了它在國內戰爭中只能傾向於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任何執政黨都難以承受放棄經濟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風險;原因二,經過兩年內戰,國民黨的兵力已嚴重不足,長江以南基本上沒有國軍正規部隊,如果放任戰線延伸到長江流域,江南各省勢必要採取全面動員、進入極端狀態,這不僅會進一步動搖國民的信心、也將在國際上造成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因此,在蔡智誠看來,劉鄧部隊躍進江淮,屬於「圍魏救趙」、攻政府之必救,而國民黨軍是非接招不可的。   
    且不論蔡智誠們的評論是否正確,毫無疑問的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的重要轉折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此拉開了戰略反攻的序幕。雖然從時間上看,華東野戰軍更早一點開展了外線攻擊,但華野的「七月分兵」並沒有遏制住國軍的進攻勢頭,最終是晉冀魯豫野戰軍的破釜沉舟之舉才使得國民黨軍喪失了戰略上的主動權,從而陷入了「全面防禦」的困境。   
    其實,如果換個角度來看,華野外線兵團先前若是打得好一些,國民黨主力則極有可能退守到隴海線附近,那樣一來反而會給劉鄧大軍的南下造成很大困難。可現在,華野部隊打得不如人意,結果卻把國民黨重兵吸引到了山東西部,給趁虛南進的中原野戰軍留下了絕佳的運動空間,而劉鄧的大踏步躍進又反過來化解了華野方面的危機——陳粟丟了山東、卻又在豫皖蘇獲得了空間,劉鄧丟了河南、卻又在大別山站住了腳跟。兩大主力都在被動局面下完成了大區域的戰場轉換,連同陳謝兵團,在中原戰場上形成了「三箭齊發」局面,從而創造了聯繫更為密切、協作更為靈活的戰略態勢。   
    戰爭的規律,有時候真是出人意料、奇妙非常。        
    在47年8月份以後的那段時間裡,蔡智誠一直是稀哩糊塗的,不知道局勢應該算好還是算壞。   
    根據「重點進攻」的計劃,徐州國軍的主要目標是山東,待山東戰場大功告成之後,再分兵河南、增援東北——這計劃說起來應該沒有啥毛病,可莫名其妙的是,眼看著山東的共軍被打跑了、河南的共軍也「逃跑」了,國軍大獲全勝,卻不得不由重點進攻轉入了全面防禦。   
    「被打敗的共軍」跑得到處都是,說他們是「流竄」吧,既抓不住也擋不住;說他們是進攻吧,又不知道到底要攻擊哪裡,搞得國軍處處設防、時刻緊張。打來打去,「山東問題」解決了,可徐州剿總不僅抽不出人馬支援其他戰區,反而覺得兵力越來越不夠用……這可真讓蔡智誠們傷透了腦筋——國軍到底是打贏了、還是打輸了呢?   
    戰略上的局面撲朔迷離、搞不清楚,而眼前的場景卻是一目瞭然的。   
    8月下旬,整編第11師的大部隊開到了河南商丘。第11旅和第18旅的官兵們早就從118旅那裡得知了快速縱隊的「暴行」,一下火車,人家就直接控制了朱集車站,一大幫強兵悍將虎視眈眈,把機槍和大炮全都對準了傘兵的營房,搞得蔡智誠他們出門進屋的時候頭皮直發麻,生怕從背後的什麼地方飛出一顆子彈來。   
    快速縱隊當然不敢和整11師硬碰硬,但傘兵們也有自己的辦法。惹不起還躲得起,胡璉不給好臉色,他們就請求調防,於是,沒過兩天,南京方面就發來電報:即刻移防上海。        
    商丘呆不住,改去大上海,真是不錯啊!   
    傘兵們興高采烈、拔營出發,就連倉庫裡的罐頭餅乾都不要了——美國大老闆又來了一批新的,回去就換。到了十里洋場,那還不是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嘛。   
    坐火車,到上海,出了車站又轉往港口。蔡智誠看見碼頭上停著好多軍艦,「傘兵總隊南京留守處」的一幫參謀們正在艦橋上嘻嘻哈哈地招手。   
    「又要搞什麼名堂?」,大家滿懷好奇地登上艦船,心裡覺得十分好笑——坐了飛機坐坦克、坐了火車坐兵艦,才當過空降兵、摩托化步兵和鐵路警察,現在又要充當海軍陸戰隊了。打了幾年仗,天上地下海裡全都轉了個遍,這國軍傘兵快要變成「全能部隊」了……      
在碼頭上看見軍艦,蔡智誠們就知道又有新任務了。可這次是要去哪裡呢?大家都猜測是去東北,因為47年8月份這時候,陳誠正好調任「東北行轅主任」,他是名義上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是「代理總司令」,到48年8月才轉正),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親信,所以派傘兵坐兵艦去東北當陳誠的衛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誠在艦橋上遇到參一科的科長鍾漢勳,連忙向他打聽:「我們這是去哪兒呀?」,鍾漢勳還故作玄虛:「暫時保密,先參加完普陀軍演再說」。   
    「普陀軍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島的普陀山表演搶灘登陸。這是國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海陸空聯合軍事演習——水裡有軍艦、天上有飛機、步兵乘坐登陸艇和衝鋒舟,與美國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軍陸戰隊的既不是海軍也不是陸軍,而是空軍的傘兵部隊。   
    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傘兵總隊南京留守處」鼓搗出來的。        
    5月份,傘兵總隊開赴徐州組建第三快速縱隊,在南京岔路口營房留下了一幫處長科長和後勤行政人員。戰鬥部隊上前線以後,留守處的參謀們沒啥事情可做,於是就寫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戰爭的資料翻譯翻譯、再添加幾句評論就成了自己的分析體會——二戰期間,美國人在亞洲戰場其實沒有實施過什麼像樣的空降作戰,所以傘兵的參謀們抄來抄去的都是麥克阿瑟的那一套,什麼「遮斷」啊、「蛙跳」啊、「側翼打擊」啊……結果就和海軍搞到一堆去了。   
    這時候,國民黨海軍正計劃著在山東的長山島搞一次「蛙跳」行動。   
    長山島位於渤海海峽的廟島群島,在山東和遼寧之間。在當時,膠東半島的龍口、蓬萊、煙台都是華東野戰軍的根據地,而遼東半島的大連和旅順則屬於蘇聯紅軍控制的「自由港」,兩地之間相隔不過七八十海里,坐上大電船(帶馬達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達,所以,遼南的旅大地區幾乎就相當於山東解放區的後院。   
    47年8月,有情報顯示,設在大連境內的「建新公司」將在年內恢復生產,這將會對東北和華東戰局產生嚴重影響——「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於1905年至1945年期間在大連、旅順地區建設的一系列重工企業。蘇聯佔領東北後把其中的主要設備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華東局派朱毅、張珍、吳運鐸等幹部到大連,通過民間收集、折價購買、自主研製等辦法收拾殘局,用一年的時間使陷於癱瘓的兵工廠恢復了運轉。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屬企業的正式員工已超過八千人,淮海戰役中解放軍消耗的二十萬發炮彈和大部分的子彈、炸藥全都來自於該公司,所以陳毅同志總結說「淮海戰役的勝利,一是靠山東人民的小車,二是靠大連的炮彈」——其實,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東北、華東野戰軍與另外兩路野戰軍在1948年的表現,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產以後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試圖在「建新公司」恢復生產以前切斷其水路運輸線,但國軍海軍並不敢招惹大連的蘇聯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準備佔領山東的長山島、割裂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的聯繫。恰在這時候,他們聽說傘兵的一幫參謀正在鼓吹「向麥克阿瑟同志學習」,立刻一拍即和,決心實行海空攜手、搞一次兩棲登陸作戰,共創「蛙跳」戰例的新篇章。        
    國軍傘兵從前只練過從天上往地下跳,沒有試過從水裡往岸上蹦——這無所謂,國軍海軍也沒有登陸作戰的經驗。大家決定在正式開打之前搞一次軍事演習,先找找感覺再說。   
   「普陀軍演」名義上的總指揮是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但實際的指揮官是「峨嵋」艦艦長粱序昭和「海軍檢點長」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海軍干將,他倆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馬尾海軍校的畢業生,美國人贈送給中國的「九大艦」( 「峨嵋」、「太康」、「太平」、「永勝」、「永順」、「永定」、「永泰」、「永寧」、「永興」)也是這倆人一起開過太平洋的。說起來,「普陀軍演」或許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後一次共事,因為演習結束之後,粱序昭就調到青島去當海防第一艦隊司令,後來又到台灣當了海軍總司令;而林遵則率領海防第二艦隊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權(陳水扁前些天視察的太平島基地就是林遵創建的),後來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義,徹底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記得薩蘇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國民黨海軍佚聞》中介紹過粱序昭和林遵,稱他倆為「閩系復辟運動」的帶頭人——這當然沒錯。但其實,1946年以後,國民黨海軍除了「馬尾系」與「雷電系」之爭以外,還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屬於留美系、林遵屬於留英系,雖然是同鄉卻並不是同派。   
    在當時,與海軍接觸不多的人或許搞不清「馬尾系」與「雷電系」之間的門道,但對於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區別卻可以一目瞭然——國民黨海軍在軍艦上的樣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開了。留美的穿著美軍制服去美軍俱樂部喝可樂,留英的穿著英國軍服去英國俱樂部喝紅茶,穿著中國軍服的本地土鱉只好跑到小飯館裡喝燒酒,真正是涇渭分明——在一個艦隊裡面可以穿出三個國家的軍服,也只有國民黨海軍能把派系紛爭整得如此誇張。   
    「留美系」掌管著美國軍艦,數量多、體系完備(其代表是「九大艦」);「留英系」則控制著英國兵船,數量雖少、但比較先進(其王牌是「重慶艦」);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駕駛著日本賠償的破爛貨,顯得十分落魄。        
    蔡智誠乘坐的「黃安艦」就屬於本土系。這「黃安艦」是1944年下水的輕型護衛艦,雖然艦齡比較新,但從日本開回來的時候只剩下了動力設備,火炮和魚雷管都被拆光了,青島造船廠只好在艦首安裝了一門13.5毫米高射機槍,所以這所謂的護衛艦其實只相當於一艘武裝運輸船。       
   「黃安艦」為日本第一類丙型海防艦,滿載排水量810噸,原本應該裝備兩門120毫米主炮——這是同型號的「吉安艦」,可以看見火炮也被拆掉了。   
   「黃安艦」於49年2月起義,是第一艘棄暗投明的國民黨軍艦,加裝蘇式100毫米主炮之後,成為人民海軍的「瀋陽號」。        
    當時,「黃安號」隸屬於海防第一艦隊,操艦軍官是沈鴻烈的東北海軍、而士兵則來自汪偽海軍,一幫「土鱉」爹不親娘不愛的,沒有人願意搭理他們。按理說,海軍的待遇應該很不錯才是,可這「黃安艦」上的人卻經常餓肚子,他們每天拿著個鐵皮盒子按定量分米、然後各自到伙房裡蒸飯,開飯的時候餐桌上只有一盆小魚,幾十個人你爭我奪的搶破了頭。蔡智誠他們覺得挺納悶:「海軍想吃魚,隨便釣就是,何必這麼搶呢?」,那些海員回答道:「不是搶魚,是搶菜盆裡的油水呢……」,傘兵們這才恍然大悟。        
   「普陀軍演」期間,傘兵各單位分乘登陸艦實施攻擊,只有蔡智誠他們搭乘「黃安號」先行登島,原因是特務隊被分配擔任演習中的「假想敵」。   
    普陀山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面積12.6平方公里,是著名的佛教聖地。按軍事演習的預想,「守島共軍」的兵力為兩個步兵團加一個師屬炮兵營,傘兵特務隊的官兵就扛著小旗扮演這「五千共軍」——用紅色小旗代表班、排、連,用黃色小旗代表營部、團部或者炮兵陣地。   
    島上除了特務隊還有一個「裁判部」。演習開始以後,進攻部隊把自己的射擊諸元喊出來,島上的裁判們就跑到相應的地點宣佈「被擊斃多少」、「被擊傷多少」、「被毀損多少」……同樣,軍艦上也有一個裁判部,每當守島部隊宣稱自己向什麼地方開火了,登陸部隊也要統計相應的傷亡——雖然不開槍不開炮,卻搞得像真的一樣。   
    蔡智誠的職務是「共軍炮兵司令」,帶領6個兵冒充三個炮兵連(8門75山野炮和4門105榴彈炮)。蔡中尉之所以能夠擔任這項差事,很大原因是由於他曾經在207師學過專業炮兵,對火炮參數比較內行、不至於弄出什麼洋相來。但大家都知道這個「炮兵司令」肯定是最先陣亡的角色,遊樂智隊長還拍著小蔡的肩膀開玩笑說:「好好幹,臨死之前給他們點厲害瞧瞧」。   
    既然要「給點厲害的」,那就露一手漂亮活。炮兵蔡司令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演習剛開始,他就製造了一場「彈幕射擊」。   
    按理說,海岸炮兵在實際炮戰中是很難對移動目標實施集中射擊的,因為各炮連的位置分散、火炮口徑不相同、炮彈的射速也不一樣,山炮野炮榴彈炮即使都朝著同一個方位打、彈著時也是有先有後的「下餃子」,很難同時擊中運動中的軍艦——但這個難題在理論上卻可以得到解決:目標進入射程之後,各炮位試射一發確定基點,觀測手每分鐘測一次目標坐標,連測3分鐘,然後就可以算出第4點的方位,再把各種炮彈的飛行時間考慮進去,各炮位的射擊參數和射擊順序也就可以計算出來了。這時候,只要本方的炮兵陣地還沒有被摧毀、對方軍艦也沒有採取規避動作,那麼,全營的炮彈就將在下一分鐘同時落到既定目標的頭上,從而形成慘不忍睹的「彈幕射擊」效果。   
    實施這個動作需要三個環節的保證,一是敵人不躲不閃不改變行進方向;二是炮兵的戰術動作熟練準確;三是計算手的算術能力足夠強——這都不成問題。一,海軍艦隊排成一溜橫隊,根本就沒打算躲閃;二,普陀山上本來就沒有炮,完全可以把炮兵想像成絕頂高手;三,蔡智誠是理工科的高才生,「滾加滾乘」的心算題對他來講是小菜一碟……        
    不過,雖然理論上什麼目標都能打,可實際操作起來還是要斟酌一下的——蔡智誠也明白這只是一場演習,有些船可以瞄準有些船卻惹不得。   
    比如,傘兵司令部設在「中興」號登陸艦上,而「海權鼎興、訓練建業」這八艘船全是一個模樣,在弄不清誰是「中興」、誰是「中權」的情況下,所有的大型登陸艦最好都不要招惹;再比如「峨嵋艦」是這次演習的海軍旗艦,總指揮部和總裁判部都在那上面,一旦打了它,「普陀軍演」也就泡湯了,這種傻事絕對幹不得。       
    「峨嵋艦」原本是美軍「Maumee」號後勤補給艦,是艘1915年下水的「老媽咪」(尼米茲上將剛參加海軍時就在這條船上服役,可見她有多麼老),該艦排水量14500噸,46年加裝火炮後送給中國,成為了國民黨海軍唯一一艘萬噸以上的艦船。這條船上有高高的吊桿,好認得很,一般不會搞錯的。        
    小船不好打、大船不能打,蔡智誠找來找去,終於選中了艦隊左翼的一艘驅逐艦。這艘軍艦,個頭不大不小、速度不快不慢、方向不偏不斜,體型優美、彩旗飄揚、威風漂亮,真是做靶船的好材料——「炮兵司令」心中竊喜,腦子裡算計了一番,拿起話筒向裁判部報告了射擊諸元。   
    很快,普陀山上的裁判員就在電台裡喊叫開了:「十二秒!彈幕射擊!某某某方位,75口徑榴彈8發、105榴彈4發,同時被彈!」   
    聽見呼號,對面軍艦上的裁判員拿起望遠鏡朝目標方向一看,頓時傻眼了——老天爺!這輪彈幕正好打中「長治艦」,那可是民國海軍桂永清總司令的旗艦……       
「長治艦」原名「宇治艦」,是日本橋立級江河炮艦的二號艦。41年下水,滿排水量1350噸——這是「長治」的原型「橋立艦」。            
這是「長治艦」的線圖,艦上裝備130毫米主炮。            
黃浦江上的「長治艦」            
「長治艦」於49年9月起義,改為人民海軍「南昌艦」,70年代退出現役。這是毛澤東主席於1953年視察「南昌艦」。        
    「宇治艦」曾經是侵華日軍的旗艦,因為這個身份,抗戰勝利後,桂永清經常把「長治艦」當成自己的旗艦,即使有了大噸位、新型號的軍艦也不願意更換座駕。可蔡智誠哪裡知道海軍司令的這個習慣,再加上他也不認識海軍的官銜標誌旗,只覺得這千把噸的鐵皮船比較適合瞄準,結果就把它當作目標了。   
   「長治艦」總共只有80米長、10米寬,若是猛地砸上去12顆榴彈炮彈,軍艦沉不沉的暫且不論,艦橋上的人肯定全部報銷了。只是,裁判部的軍官哪裡敢宣佈「海軍總司令陣亡」呀,一幫人愣了好半天才通知普陀山指揮所:「喂喂!射擊無效,重新演練」   
    聽說精彩射擊不算數,蔡智誠也猜到自己可能是打錯了人。他哪裡還敢再搞什麼玄的虛的,隨便報告了幾個衍射數據之後,炮兵陣地就被海軍的一通艦炮「徹底摧毀」掉了。         
   「共軍炮兵」被消滅,蔡智誠這個「炮兵司令」也就沒事可幹,他離開陣地,正好可以去普濟寺裡逛一逛。   
    浙江普陀山是中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這裡是觀音菩薩的道場,所謂「普陀」在梵語中的意思是觀音座下的小白花——《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一遇到麻煩就翻跟頭去找「觀音娘娘」幫忙,而「觀音菩薩」居住的「南海仙山」其實就是東海上的這個普陀山——齊天大聖經常造訪的地方,傘兵當然也應該探望一下,大家都是騰雲駕霧的人物嘛。   
    按理說,蔡智誠不信佛,並不喜歡逛寺廟,但這普濟寺卻有些與眾不同。孫中山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游普陀志奇》,說他在普濟寺看見「仙葩組錦,寶幡舞風,奇僧數十,窺厥狀來迎客者……見其中有一大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成以何質,運以何力……」,還說當時在場的胡漢民、朱執信都沒有發現,只有他一個人瞧見了,真是神乎其神——既然堂堂的中華民國國父能在這裡遇到菩薩顯靈,其他三民主義的信徒再來此地參禮膜拜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善舉。   
    想去普濟寺燒香的人很多,羅華也是其中的一個。蔡智誠看見他在「主陣地」上抓耳撓腮,就笑著問道:「你死得怎麼樣了?」,羅軍士長數了數身邊的旗子,十分不耐煩:「死了一個連,還剩兩個連,游隊長說還要給我增援四個排,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死乾淨呢……」,正嘀咕著,技術上士(軍械長)海國英扛著一捆小旗回來了,他在海灘上遇到了飛機轟炸、兩個連的人馬全體陣亡死翹翹了,羅華羨慕得要命、連忙跑過去求情:「老海老海,我替你死一把,你幫我守陣地,好不好?」,海國英樂呵呵地表示同意——這老海是個穆斯林回回,真主安拉不允許他和觀音菩薩套近乎。既然不能參拜佛寺,多守守陣地也就無所謂了。        
    一行人來到普濟寺,這是一座元代的古剎,廟宇恢弘、建築雄偉。有意思的是,普天下的寺院主殿當中供奉的都是如來佛,唯有這裡的大圓通殿供著觀音大士、反而把釋迦牟尼擠到了邊角旮旯——真不愧是觀世音菩薩的老家。   
    廟裡的人都忙著燒香磕頭,只有蔡智誠不理會神仙、一個勁地向和尚討茶喝。   
    蔡家老爺子早年在貴州試辦茶場,蔡家子女耳濡目染、也多少懂得一點茶經,蔡智誠知道這「普陀山佛茶」生長在海島仙山,終日被雲霧縈繞,歷經千年、不同凡響,茶形似圓非圓、似眉非眉,故稱「靈霧鳳尾」。此茶一年只取一季春芽,而且全由僧人采制,茶湯明淨、氣息清馥,平常只在談論佛經時酬謝施主,鬧肆茶坊根本就見不到這世外仙茗——既然有緣來到了觀音腳下,菩薩拜不拜尚在其次,這佛茶仙茗卻是一定要品嚐品嚐的。   
    蔡智誠雖然不禮佛,卻也讀過《華嚴經》,知道觀世音菩薩的祖籍是印度洋上的「洛迦山」,於是就一邊品茶一邊與和尚討論觀音的行蹤。正在神聊的時候,忽然看見傘兵七隊的蔡振武隊長拎著挺輕機槍走了進來,原來是先頭部隊已經登陸了。   
    蔡智誠半開玩笑地說:「佛門聖地,當兵的不許入內!」   
    蔡少校有點兒不服氣:「不讓我進,你們怎麼能在這裡享受?」   
    「我們已經死翹翹,是鬼是神仙雖然還說不準,但反正不能算是軍人了」   
    蔡振武無話可說,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沒過多久,卻又見他笑嘻嘻地跑了回來,機槍不見了,手裡拎著鋼盔(在演習中脫下鋼盔就表示已經「陣亡」了),來到茶桌前,樂滋滋地拍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兩個大字——「地雷」。大家紛紛表示祝賀:「死得夠精彩,來來來,喝茶喝茶……」。        
    從普濟寺的山門朝海邊望去,登陸部隊正在飛機和炮艦的掩護下實施搶灘。普陀灣裡佈滿了世界各國製造的軍艦,其中有「中」字頭的坦克登陸艦(LST);「美」字頭的中型登陸艦(LSM);「聯」字頭的步兵登陸艇(LCI);還有「合」字頭的通用登陸艇(LCU)——組在一起就是「中美聯合」……各路艦隊浩浩蕩蕩,國軍官兵殺氣騰騰。蔡振武得意地問和尚:「怎麼樣?沒見過這個陣仗吧」。   
    「沒有見過」,那位僧人訥訥地回答:「從前,本寺也曾經歷過戰火。一次是在明朝嘉靖年間,抗倭名將俞大猷率兵登島,把倭寇包圍在普濟寺(當時叫寶陀禪寺),血戰兩天、大獲全勝,從而保住了百姓平安;另一次是在清朝康熙年間,荷蘭人襲擾普陀山,島上軍民被番鬼殺戮殆盡,普濟寺也被一把火燒得精光,現在的建築都是雍正以後重建的,想起來真是痛心疾首……如今,你們的軍容比以前更加壯觀,想必各位施主必能抵抗外侮,保護黎民蒼生、求得國泰民安」   
    一席話弄得傘兵們啞口無言,只好在心裡暗自思忖:「這老和尚是在誇我們還是在罵我們呢?」        
   演習仍然繼續著,寺院裡的鐘聲卻響了起來。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焰;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寺院外,艦船的馬達聲、戰機的呼嘯聲和士兵的吶喊聲震耳欲聾;寺院內,《妙法蓮華經》的禪音卻伴著木魚的節奏裊裊飄蕩,緩慢、輕柔、安祥、莊嚴,優美平和的頌唱之中,普濟寺裡喝茶的人們不由得有些癡了……        
    第二天,演習部隊離開普陀山,準備開赴山東戰場。   
    1947年9月,膠東半島戰事正酣,國民黨軍對華野「東兵團」發起了「九月攻勢」,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率領整8師(李彌)、整9師(王凌雲)、整25師(黃百韜)、整45師(陳金誠)、整54師(闕漢蹇)和整6師(黃國梁)部的二十萬大軍,把華東解放軍2縱(韋國清)、7縱(成鈞)、9縱(許世友)、13縱(周志堅)的十五萬人馬切割在諸城、膠東的兩個狹窄區域內,9月中旬,國軍相繼攻佔日照、平度、掖城、龍口、萊陽、招遠、諸城、蓬萊……全面突破共軍防禦,大舉向煙台和威海進逼。   
    這時候,華野「東兵團」的態勢十分危急,范漢傑判斷山東共軍有「渡海流竄遼南」的可能(據《張震回憶錄》記載,高級幹部的家屬此時都已經轉移到大連去了),陸軍緊急請求海軍採取行動、要求海防第一艦隊迅速截斷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的聯繫。   
    接到戰報,海軍桂永清總司令立即率領「長治艦」和六艘速度比較快的戰艦趕赴膠東。不過,他們並不是去打仗的,而是要到山東青島觀看美軍的軍事演習——當時,青島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美海軍陸戰一師正在膠州灣進行實彈演練,國民黨海軍在「普陀軍演」之後再去觀摩美國人的示範,準備從中吸取經驗、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   
    觀摩演習是高級軍官的任務,蔡智誠當然沒有這個資格,不過,這次演習其實並不成功,美國人出了個大洋相就草草收場了,他們的演練不看也罷——美軍的軍演剛開始,一架偵察機就出故障掉到解放區的地盤上去了,海軍陸戰一師的美國兵不知道土八路的厲害,倉促派部隊去搜尋飛機殘骸和飛行員,結果被東海軍分區的兩個連伏擊,當場打死了幾個、被抓了幾個。事情告到國民政府,蔣委員長沒辦法解決,美國人只好和共產黨的東海軍分區談判,軍分區司令員彭林(55年中將,曾任海軍航空兵政委)非要美國政府公開認錯不可,美國人沒辦法,只得在《青島日報》上刊登了道歉信,這才把屍體和俘虜要回來,原本轟轟烈烈的軍事演習也就此不了了之——這件事,毛澤東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是這麼評價的:「在膠東半島,美國軍隊和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多次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顯然十分滿意。        
    相對而言,國民黨政府遇到類似的情況就沒辦法滿意了。   
    普陀軍演之後,海軍艦隊向渤海海峽進發,剛開到青島海域就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同時,收音機裡還播放了外交部的聲明:「前日傳聞國軍將在長山島登陸作戰,純屬惡意造謠」   
    傘兵們聽了直納悶:海空軍的作戰計劃,怎麼到外交部的嘴裡就變成謠言了呢?   
    事情是這樣的。   
    還在浙江搞演習的時候,共產黨方面就已經掌握了國軍的軍事計劃。艦隊剛離開杭州灣,蘇聯大使館就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你們要進攻長山島,這是違反國際條約的行為,絕對不能允許!」外交部長嚇了一大跳,連忙到參謀總部去探聽情況。   
    原來,大連附近有兩個長山島,一個在大連的東邊,屬於大連市(現在叫「長海縣」,是個旅遊區),當時是蘇聯遠東紅旗艦隊的錨地,那是絕對碰不得的;另一個在大連的南邊,屬於山東蓬萊(現在叫「長島縣」,也是個旅遊區),國軍的蛙跳目標就選在這裡。在當時,這兩個地方都叫「長山島」,外交部的官員只好向蘇聯大使做解釋:我們要攻打的是這個長山島、不是那個長山島……   
    老毛子聽得頗不耐煩:不管哪個長山島,反正大連和旅順是自由港,周圍50海里之內不能受到威脅,否則,我們的紅海軍絕不袖手旁觀!   
    接到這個警告,外交部、參謀總部和海軍司令部只好用海圖尺比來比去。測量了半天,大連的那個長山島當然在50海里範圍之內,可山東的這個長山島居然也在50海里的邊上——如此一來,傘兵和海軍謀劃的「蛙跳」方案就只能中途夭折、悄然作廢了。        
    折騰了一個月,傘兵部隊最終沒有能夠當成海軍陸戰隊。   
    這場夭折的兩棲登陸計劃在軍事上沒有形成任何戰果,但在事後看來,卻對包括蔡智誠在內的許多國民黨傘兵的前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為,在這次演習的準備過程中,「傘兵南京留守處」參謀們一直是在「中字號」坦克登陸艦上工作的,這使得他們對這種美式4000噸級大型運輸船的結構和操作有了全面的瞭解,從而為他們今後組織海上起義奠定了必要的技術基礎。   
    更重要的是,為了適應兩棲作戰的需要,傘兵總隊從此改為旅團編製,而這種新編製又產生了一個獨立於主力作戰單位之外的「傘兵第三團」,中共地下組織也因此有機會掌握住一個遠離傘兵總部的新團隊,逐漸醞釀、發展、壯大,並最終形成了走向起義的中堅力量。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蒲公英」(二十七)中提到了長山島的事,西西河的northerst兄對我說:長山島後來還是被國軍佔領了很長一段時間。感覺馬甲兄應該把這一點寫上,否則會讓讀者過高的看重長山島的作用了:因為後來共軍方面在失去了長山島這個重要「中轉站」以及煙台這個重要港口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海上交通」的暢通,具體細節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聽有的網友講過一點,大意是沒了大港口、還有小港口,即使是在敵人進攻膠東最猛烈導致膠東解放區的各個港口暫時全都無法使用的時候,渤海解放區的小港口依然在起作用……   
    northerst兄的批評有道理。   
    馬甲原本覺得「長山島後來」的事情與傘兵沒有多大關係,寫在「蒲公英」裡顯得太拖沓,再加上事先也沒有對這方面的資料進行過認真的考證,寫起來頗沒有把握,所以就準備偷工減料、跳過去算了。但現在既然有河友提醒,馬甲我也只好趕緊寫一個段子,對不對的不敢保證,權當做閒聊解悶就是了。             
    1947年9月,第三快速縱隊取消了「蛙跳」長山島的作戰計劃,可國民黨軍隊卻並沒有因此放棄奪取廟島群島的企圖,他們轉而把攻佔長山島的希望寄托到了陸軍的身上。   
    廟島群島是渤海灣的門戶、拱衛平津的咽喉,無論是海軍或者陸軍都不會忽視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對陸軍而言,長山島及周邊島嶼是渤海海峽上的跳板,如果不切斷這條交通線,遼寧和山東之間不僅物資供應能夠暢通無阻、兵員調配也可以往來自如——過去,這條海路曾經幫助山東八路軍迅速到達東北,而今後,這條海路也可能使得東北解放軍突然出現在山東——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對海軍而言,廟島群島就像是橫亙在渤海海峽上的鎖鏈,鎖鏈的一頭是不能觸犯的大連和旅順、另一頭則是華東解放軍的根據地。如果不切斷這條鎖鏈,國民黨海軍就只能龜縮在美軍保護下的青島基地,前往渤海的時候必須繞道膠東半島的最東端、還必須攜帶雙程的燃料和給養,不僅航行時間長、還容易在中途受到攻擊。如果共軍再在長山島上設置大口徑炮台,那將立刻使得國軍艦隊無法進入渤海,等於是一舉切斷了秦皇島、葫蘆島、營口和天津大沽港的海上通道——前景十分恐怖。   
    陸海軍都迫切需要奪取長山島,可這時候,國民政府卻難以預料蘇聯軍隊可能採取的干預行動將會達到什麼「烈度」。海軍不敢貿然派艦隊進行試探,只好把出擊廟島群島(當時叫「長山八島」)的差事交給陸軍——因為此時的陸軍恰好具備了進攻長山島的條件。        
    47年9月,國民黨軍對膠東半島發起了「九月攻勢」。范漢傑指揮整8師(李彌)、整9師(王凌雲)、整25師(黃百韜)、整45師(陳金誠)、整54師(闕漢騫)和整64師(黃國梁)部攻城掠地,壓迫著華野「東兵團」連連後退。   
    從常理上看,國民黨「膠東兵團」下轄六個整編師二十個旅,人馬二十萬;而共產黨的「東兵團」有四個縱隊十四個師,兵力十五萬,如果再加上民兵和地方部隊,人數並不少,而且華野背靠著長期建設的老根據地,民眾基礎深厚、物資儲備豐富,實施內線防禦應該沒有多大問題才是,可出人意料的是,一個月下來,日照、平度、掖城、龍口、萊陽、招遠、諸城、蓬萊……全部失守,幾乎日丟一城,最後連煙台和威海都丟掉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8月底9月初的時候,陳毅和粟裕帶領華野總部、6縱和特縱去魯西與「陳唐葉陶」部隊組建「西兵團」,把 2縱(韋國清)、7縱(成鈞)、9縱(許世友、聶鳳智)和新組建的13縱(周志堅)留在根據地,合成了「東兵團」。陳粟臨走時委派許世友和譚震林擔任「東兵團」的負責人,但這項匆忙的人事安排中卻存在著一個問題——許和譚當時並不在一起,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帶領9縱和13縱在膠濟鐵路以北、華野副政委譚震林帶著2縱和7縱在膠濟鐵路以南,而且兩個人一位是八路軍一位是新四軍,共事的時間比較短,相互配合不夠默契。   
    倆人還沒有見面,國軍就發起了進攻。於是乎,譚政委在路南、許司令在路北,各自提出一套作戰方案、都要求對方向自己靠攏,而這時,華野總部(陳毅、粟裕)支持許世友,華東局(饒漱石、黎玉)支持譚震林,四大機關電報來電報去的,最後鬧到了陝北的中央軍委。還沒等大家把事情扯清楚,國民黨軍就已經切斷了膠濟線,把譚和許分隔開來了。   
    這個局勢實在不妙——本來,當初「七月分兵」的設想是外線分兵、內線集中,結果兩個月打下來,該分兵的「陳唐葉陶」損失慘重、不得不在外線會師,而該集中的根據地內線卻被敵人截斷、陷入了分散抵抗的困難境地——結局和計劃正好弄了個顛倒,讓人措手不及。   
    形勢嚴峻,好在「東兵團」的各路將領都是打游擊的高手,對付圍剿頗有心得。各縱隊在國軍的追擊下一邊撤退一邊反擊,雖然丟掉了地盤、部隊並沒有被打散,但這樣一來,卻終於讓國民黨軍打到了海邊、有了進攻廟島群島的機會。        
    47年9月23日,整8師166旅的498團攻佔蓬萊縣城,隨即向廟島群島發動試探性進攻。   
    整編第8師是抗戰時期的何紹周第8軍,此時下轄42旅、103旅、166旅和獨立旅。這四個旅中,42旅(就是「榮一師」)和103旅(就是蔡智誠當過噴火兵的103師)屬於遠征軍部隊,美式裝備、戰鬥力比較強,而「獨立旅」是李彌到山東以後收編的偽軍雜牌,國防部的名冊上並沒有他們的編號,屬於整8師的「私營武裝」,力量很弱。   
    166旅在整8師中排行老三,它原本為166師,底子是由河南民團改編而成的部隊。這個師的前任師長名叫王之宇(河南人),是陳賡的黃埔同班同學,曾經是個共產黨員、當過賀龍教導團(團長侯鏡如)的營長、還參加過南昌起義,46年的時候不知道犯了什麼事被蔣委員長通緝拿辦、跑到蘇州躲了起來,師長的位置就被黃淑(黃埔三期生,後任第九軍軍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接替了。   
    166旅的實力一般,但498團的團長劉君立(在淮海戰役中陣亡)卻是個十分能打的角色——9月18日,498團在招遠的道頭鎮鑽進了許世友布下的「口袋」,激烈的巷戰中,解放軍都爬上了498團團部的房頂,劉君立卻還在報話機裡喊:「沒問題,我可以堅持」。結果是打了兩天,華野部隊愣是沒能吃掉這只「煮熟的鴨子」。   
    這場戰鬥,華野的參戰部隊是9縱和13縱,主攻道頭鎮的是9縱26師(張郅秀)的三個團、25師(聶鳳智)的73團,以及13縱37師(高銳)的三個團,並且還使用了榴彈炮部隊——也就是說,498團是在以一敵七的情況下守住了陣地,這劉君立還真不愧 「有朝氣、有辦法」(李彌的評價)。   
    據華野27軍軍史記載,道頭戰鬥「斃敵3000多」,可馬甲我覺得這個說法有點兒懸——166旅498團統共也不到三千人,就是全死光了也湊不足這個數。依馬甲個人的猜測,498團是否受到了「重創」都難說,因為道頭鎮戰鬥之後,他們不僅仍然有能力單獨攻佔蓬萊縣城,並且還可以分出兵力去進攻長山八島。        
    498團攻佔廟島群島的行動出人預料地順利。   
    按理說,共產黨對長山島地區還是比較重視的,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長山島特區工委」,抗戰勝利後又增設了「長山人民武裝指揮部」、「長山武裝大隊」,土改之後還組建了「子弟兵團」,島上的武裝力量超過兩千、物資儲備也很充分(僅麥子就有幾十萬公斤)——可是,47年10月2日,劉君立只派了一個營(不到500人)在長山島進行試探性登陸,「長山島特區工委」聞訊立刻實施「戰略轉移」,工委機關的一千多幹部全都跑到大連去了、21個黨支部也撤了個精光,廟島群島頓時變得空空蕩蕩。   
    498團在長山島觀察了幾天,既沒有遇到抵抗、也沒發現蘇聯人有什麼反應,膽子頓時壯了,劉君立帶著五百人馬連續出動,在一個星期之內就佔領了整個廟島群島——平攤下來,每個島上的駐軍還不到一個排。   
    一個月以後,國民黨海軍終於確定蘇聯人先前的狠話不過是虛張聲勢,於是就正式接管了廟島群島,並且在島上設立了一個海軍巡防處——這就是northerst兄所說的「長山島後來還是被國軍佔領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由來。        
    很明顯,華野膠東軍區是主動放棄長山島的,並且也確如northerst兄所言:共軍方面在失去了長山島這個重要「中轉站」以及煙台這個重要港口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海上交通」的暢通。沒了大港口、還有小港口……   
    但是,海上交通沒有中斷並不能說明長山島的的價值不高。事實上,長山八島的丟失對海運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廟島列島是遼南到山東的捷徑,失去長山島之後,海上運輸就只能中轉山東的榮城灣(龍鬚島、俚島、諸島),這些港口的位置都在山東半島的東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共產黨的運輸船隊從大連出發之後必須先向東進入朝鮮海域,再回頭轉向山東,不僅路途遠、時間長、風險大,而且還需要裝扮成外國船隻——雖然歷經艱辛完成了任務,但比起先前的途徑還是困難了許多,而且說出來也不大好聽。   
    換個角度想,如果長山島依然控制在共產黨的手裡,不僅解放軍的海運效率將會大大提高,國民黨軍在增援天津和東北的時候也將遇到極大的困難。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遼沈戰役戰役時長山八島上有華野的炮台,那葫蘆島以北的「塔山阻擊戰」就不太可能發生、營口的國民黨軍也將無路可逃;如果平津戰役時能封鎖住這個平津地區的海上門戶,大沽口就會變成一個「死港」,解放天津也會容易得多……當然,歷史是不能夠假設的。        
    長山島是在「九月攻勢」時被國民黨軍奪占的,但這個「九月攻勢」到底算是誰打贏了卻有點兒不大好說。   
    47年9、10月份的戰場的態勢大概是這樣:在膠東,國民黨二十個旅攻擊華野「東兵團」,接連獲勝;在大別山,國民黨二十個旅追擊劉鄧大軍,兵力明顯不足;在豫皖蘇,國軍的八個旅對付陳毅粟裕的「西兵團」,實力最弱的整57師(段茂霖部)在沙土集戰役中被殲滅、實力最強的整11師在土山集戰役中擊敗了共軍,雙方打了個平手……而就在這時,共產黨的陳賡兵團又從豫西一路殺將過來,「徐州陸總」實在找不到部隊去堵這個缺口,只得從「膠東兵團」的頭上抽兵。   
    於是,從11月起,整25師(黃百韜)奉調返回徐州、整9師(王凌雲)受命增援東北,國民黨軍只好在膠東戰場上轉入了防禦,華野「東兵團」南北兩路順勢會師、並隨即展開反攻,膠東局勢從此大為改觀。至48年的4月,國民黨「膠東兵團」陸續撤出山東,華東野戰軍就完全控制了局面。   
    所以,如果把「九月攻勢」算到47年10月份截止,無疑是國民黨贏了,因為當時的國民黨軍不僅攻佔了膠東幾乎全部重要城鎮、掠奪了解放區儲藏的大量軍需物資,而且還利用戰俘和壯丁擴充了部隊(整8師就是在山東擴編為第13兵團的);而如果把這場戰役算到11月結束,只好認為是國共雙方打平,因為這時候的國軍佔據了山東半島的主要港口,而解放軍則切斷了膠濟鐵路、奪回了萊陽城,兩邊各有得失;再如果一直算到48年4月,那就肯定是許世友將軍大獲全勝,因為此時的國民黨只剩下一個103旅(已升格為39軍)還困守著煙台,其他人馬都被解放軍趕跑了,膠東根據地已重新恢復了活力——因此,國民黨方面願意把這場戰役的時間往短裡算,共產黨的軍史則願意往長裡算,雙方各有各的理由。        
    長山島是山東境內最後得到解放的地方。48年8月,解放軍攻克濟南,49年6月,收回了青島,到49年的8月,連長江以南的南京和武漢都解放了,可山東的長山島卻依然控制在國民黨軍的手裡。   
    這時候,守島的部隊是海軍陸戰隊2團的兩個營。   
    好像很少有資料談到解放前的海軍陸戰隊,但其實,中國出現這個兵種的歷史蠻早的,早在宣統年間就有了。民國早期的海軍陸戰隊分為「北洋系」和「南洋系」兩大派,「北洋系」沒有什麼建樹,抗戰之前就散了伙,「南洋系」留存的時間相對長一些,鼎盛時期發展為兩個旅,掌權的大多是馬尾海軍校畢業的福州人(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廣東人葉劍英就當過海軍陸戰隊的上校營長)。   
    在馬甲我的印象中,這「南洋系海軍陸戰隊」幹過好事也幹過壞事。壞事是參加過「廣州叛變」、幫著陳炯明攻打大總統府,害得宋慶齡女士流了產,實在有點兒缺德帶冒煙;好事是參加了抗戰,在閩江沿岸與日寇血戰、還在長江上布設水雷,建立了不少功績。   
    「南洋系」與黃埔師生沒有親情,所以陳誠當上海軍總司令以後就把陸戰隊的編制給撤消了。因此,蔡智誠他們在普陀島表演搶灘登陸的時候並不是搶人家海軍陸戰隊的飯碗,而是當時的中國軍隊裡確實沒有這個挺時髦的兵種——新的海軍陸戰隊是在1947年9月16日(也就是「九月攻勢」開始以後)在福州的馬尾基地重建的,9月16日也就從此成為了國軍的「海軍陸戰隊日」,這意思大概是說,如今在凱撒格蘭大道上閱兵的那幫水鬼與先前的「北洋系」和「南洋系」沒有任何關係。       
現如今的國軍海軍陸戰隊,蠻酷的。       
   再來一張,像不像忍者神龜?        
    國軍海軍陸戰隊雖然是在福州馬尾港重建的,但其實與「閩系」和「馬尾系」無關。陸戰隊的司令楊厚彩(湖南人,黃埔六期)和副司令周雨寰(四川人,黃埔八期)都是桂永清的老部下,還和桂永清一起去德國軍校留過學——這兩個陸軍軍官能「擔此重任」當然是因為了桂永清的關係,但自從他倆開了這個頭,國民黨海軍陸戰隊的歷屆司令就都由陸軍將領出任,搞得海軍陸戰隊幾乎變成了「陸軍海戰隊」——直到1988年才終於有了一個海軍出身的馬履綏司令,總算與國際慣例接了軌。   
    在49年8月,海軍陸戰隊完全是桂永清的天下,負責守衛長山島的陸戰隊第二團團長何相臣上校就是桂永清的小舅子。   
    蔡智誠曾經見過何相臣,當時他還是海軍司令部警衛營的少校營長。1947年在上海造船廠參觀的時候,大家看見從軍艦上拆下來一個鐵傢伙,都不知道是什麼玩意,何相臣愣說那東西是「加速機」,其他人感到很懷疑,打聽以後才曉得是魚雷發射器——這事情讓蔡智誠他們覺得挺好笑,空軍傘兵不認識魚雷管倒也罷了,沒想到海軍軍官也是稀哩糊塗,從此對這個何相臣的印象很深刻。        
    何相臣雖然糊塗卻比較頑固,解放軍給他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可這小子依然不肯投降,鬧到最後只好開打(把24軍從長江以南調回來打,的確是比較麻煩)。不過,長山島戰役的經過實在太過簡單,馬甲我就不準備一一細述了。   
    這場戰役的總指揮是許世友,主攻部隊為解放軍24軍72師(軍長王必成,師長康林)和山東軍區警4旅、警5旅,外加24軍軍屬炮兵團山炮營、華野特縱榴炮13團以及地方武裝力量,總兵力超過三萬人;守島之敵為國民黨海軍陸戰隊第2團的第1營(原海軍警衛營)和第2營(由警察大隊改編),加上長山島的保安團,總共約一千五百人左右——以這樣的力量對比打這樣的仗,除了開繳獲清單之外確實也沒啥好說的。   
    當然,還可以講一點「花絮」:   
    長山島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首次「海陸軍聯合作戰」,海軍方面派出了一艘「秋風號」炮艦。這「秋風艦」原本是國民黨的「201號掃雷艇」,日本貨,排水量215噸,安裝有4門機關炮和兩挺重機槍,49年2月在煙台起義,是人民海軍的第二艘軍艦(第一艘是蔡智誠曾經坐過的「黃安艦」),長山島戰役時,許世友特意把這艘「海軍主力」調過來,希望他們消滅國民黨的「美宏艦」(千噸級登陸艦)和「冀平艦」(天津港務局的破冰船上裝了一門炮)。   
    用掃雷艇打登陸艦和破冰船,估計實力不相上下——可問題是當初的「201號掃雷艇」是趁軍官老爺們上岸的時候起義的,因此,軍艦上的輪機兵和槍炮手多得是、惟獨缺少指揮官,共產黨雖然在「秋風艦」上安排了政委和指導員,政治方向沒問題、可航海的時候還是沒有掌舵的。長山島戰鬥打響以後正巧遇到颳大風,海流很亂、能見度很低,「咱們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哪裡會怕颳風下雨」,於是政委就命令勇敢衝鋒,結果還沒見到敵人、自己先在沙灘上擱了淺,許世友將軍只好派一個營的步兵和好多條木頭船去保護這艘寶貝戰艦——萬一它被國民黨拖回去,那可就太划不來了。   
    共軍的「主力艦」變成了固定炮台,國民黨的兵船就可以來去自如了。何相臣在撤走自己部隊的同時,一不做二不休,把島上的居民也帶上了船——據說,這批老百姓到台灣以後定居在基隆郊區的「長山榮民村」,如今國軍的水鬼部隊裡有不少骨幹都是「長山島榮民」的後代,作戰勇敢、反攻大陸的意志十分堅決,名聲挺大的。        
    呵呵,不知哪位朋友有機會去這個榮民村探訪一番?如果能收集些故事寫幾個段子,肯定特別有意思。           
普陀島演習之後,傘兵部隊就變更了番號,先前的「空軍傘兵總隊」改名為「空軍傘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隊編制也改為五個直屬營和兩個戰鬥團,總隊司令馬師恭調任整編第88師師長,由副司令張緒滋升任傘兵司令兼快速縱隊司令。   
    馬師恭司令變成了馬師恭師長,自然希望多帶些人馬去新部隊壯壯聲勢,可惜那整88師原本是「傻兒師長」范紹曾的川軍,雖然被黃埔系接管了卻依然脫不了雜牌的底子,實在難以引起傘兵的興趣。特務隊裡只有劉盛亨一個人願意跟著馬師長走,雖然也有人給蔡智誠做過思想工作,許願說過去以後可以連升三級、讓他當個少校營長什麼的,但蔡中尉考慮了半天還是沒有答應——整88師已經重組過了好幾回,當兵的早都被解放軍嚇破了膽,一聽見槍聲就逃跑,別說是營長,就連團長旅長也是三天兩頭的當光桿,確實沒有多大趣味。   
    蔡智誠當時的願望是想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舊中國的全運會是從1910年開始創辦的,到1935年辦了第六屆,以後遇到抗戰就停辦了,事隔十三年,國民政府又計劃重整旗鼓、準備在上海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並以此作為第十四屆(倫敦)奧運會的選拔賽。這場「亞洲第一體育盛事」得到了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各省市、各軍兵種和海外團體都組隊參加,場面空前的熱鬧,傘兵也受邀在開幕式上進行跳傘演練——蔡智誠雖然覺得自己沒有上場競技的本事,卻自以為滿有資格參加開幕式跳傘,於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灘去出出風頭。        
    當時,快速縱隊駐防在徐州一帶,全運會的跳傘表演是由「傘兵南京留守處」籌備的,經辦此事的頭頭是留守處長劉農畯。可是參謀出身的劉處長對跳傘的業務不太內行,所以只好把經驗比較豐富的姜鍵上校請去當總教官,還挑選了二十幾個骨幹參加表演隊——這些人在參加完運動會之後就留在南京組建「補充團」(即後來的傘兵第3團),由劉農畯當團長,姜鍵當副團長,其他表演隊員則充實為各級軍官。   
    說起來,蔡智誠原本也可以加入傘3團的,因為跳傘表演隊的名單裡有他的名字。可誰曉得,臨出發的時候正巧遇到「徐州陸總」開展「黨團合併」活動,上峰一道命令下來,生生地把蔡智誠和其他幾個「積極分子」給留住了。        
    所謂「黨團合併」就是解散三民主義青年團,把三青團員併入國民黨或者青年黨。這件事情原本並不複雜,可當時的「徐州陸總」秘書長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傑,這傢伙對「政訓」和「民訓」工作重視得很,極力主張「借黨團合併之東風,完善軍隊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縱隊的張緒滋司令又是個新官上任的角色,滕傑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結果就在傘兵部隊裡設立了「政治指導室」,蔡智誠也從中尉連長變成了搜索營的上尉指導員。   
    國軍部隊裡的「政治指導員」和共軍的指導員並不完全相同——共產黨的規矩是「支部建在連上」,指導員主管政治,與連長一起上班、各司其職、地位相當;而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室」是建立在營級單位的,指導員是隸屬於營部的連級軍官,平時到各連隊去訓訓話、打仗的時候就幫著營長押陣督戰,有點像是個軍法官。   
    國軍的指導員當然也要從事政治工作。蔡智誠的業務就分為兩大塊,一塊是「政訓」,監理軍人;另一塊是「民訓」,督導百姓。   
    「政訓」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糾察和訓話。先說糾察,當時,徐州是華東軍事中心、陸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不僅兵多官多難民多,各類報社也很多,黑頭髮黃頭髮的記者滿街亂竄,隨便一點小事都有可能驚動社會視聽,所以上峰對軍紀問題十分重視。大街小巷佈滿了糾察哨,火車站和汽車站更是指導員們雲集的地方,糾察官發現軍容不整的要處罰、遇到欺負老百姓的更要嚴懲。有一次,汽車第5團的一輛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輪車,司機一踩油門就想跑,周圍的糾察隊立即出動,幾十部吉普車摩托車前堵後追的,愣是把那傢伙拖回到肇事地點、當眾給槍斃了。   
    訓話是政治指導員的基本業務。指導員除了要主持連隊的「總理紀念周」(每週一上午的政治例會)、領著大家朗誦「總理遺訓」之外,還要到有關單位去進行「精神訓話」。蔡智誠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訓練總隊」和「青年集訓總隊」——前者收容著被解放軍遣散回來的國民黨官兵、後者則關押著被國民黨俘虜的解放軍戰士。   
    據蔡智誠講,徐州的政訓單位對兩邊的俘虜都還是比較客氣的。比如徐州市長張希道在訓話的時候就經常表示:「拿起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點餘地,今後總還有見面的時候……」,真是態度真摯、語氣誠懇,搞得大家十分感動。後來探察一番才知道,原來這張市長以前也當過解放軍的俘虜,他的這一套全是從共產黨那裡學來的。   
   (註:張希道曾任整51師的政治部主任——老51軍是於學忠的部隊,屬於東北軍,47年初在魯南戰役中被全殲,師長旅長參謀長統統被俘。這張希道當時混在俘虜堆裡沒有被人認出來,讓共產黨教育一番就釋放了)        
    「政訓」可以採取集中訓話的方式,「民訓」工作就必須變點花樣才行了。那時候,徐州城裡經常遇到上訪申冤的外地難民,有時還要搞搞示威遊行什麼的,每當出現這種情況,蔡智誠他們就穿上便服、裝扮成老百姓混在隊伍裡瞎起哄,手裡舉著「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小旗子,嘴裡嚷嚷著「擁護綏靖政策!」、「還我民眾安居樂業!」之類的口號,一個勁地把鬥爭矛頭往蘇聯人和共產黨的頭上引,企圖混淆視聽、忽悠人民群眾。   
    說起來,徐州的老百姓還真是十分的淳樸憨厚。這裡古稱彭城,曾經是楚霸王項羽的根據地,民間習俗也透著一種很特別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見年紀大的要喊「大爺」或者「三爺」、遇見年輕的則應該叫「二哥」,因為「大爺」是魏征、「三爺」是徐茂公,都屬於多福多壽、智慧賢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錯,聽起來讓人覺得爽氣。「二爺」不能喊,因為秦瓊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勁了,那是武大郎,簡直就跟罵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們客氣,女人就更親切了。只說一條,這裡的女子對男性的尊稱是「達達」,怎麼樣?光打個招呼就能讓大老爺們酥了小半邊,難怪好多專家都認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關係。        
     內戰時期,處於戰場中心的徐州是國民黨的「政治模範區」。這裡的民眾不僅自發地組織各類保安武裝(俗稱「小保隊」)配合政府「綏靖地方」,甚至到了國軍敗退的時候還能夠「追隨政府」、棄家逃亡。這種情況在全國也是十分罕見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誠看來,一方面是由於國民黨對徐州的管理比較不錯,另一方面也是共產黨人幫了大忙。   
    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陳粟兵團和陳賡兵團也相繼挺進豫皖蘇。三路大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的縱深,為了補給軍需,就同時採取了紅軍時期的「走馬點火」政策——部隊每到一處,立即開展「斗地主」、「分浮財」運動,把有錢人家的財物分給窮人,並沒收地主富農的糧食供應軍隊——這樣的「急性土改」當然可以最快地喚起貧困農民的革命熱情,也能夠迅速解決部隊的臨時需要,但它卻也存在著一些毛病。首先,這種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經過猛烈的「點火」,下回再來的時候就無錢可收、無糧可征了;其次,這種方法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軍隊「走馬」所過之處,中農以上的人家幾乎跑光,流離失所的難民紛紛逃往國統區,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被簡單地推向了鬥爭的對立面。        
    這個時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還比較平靜。於是,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這個小城市(徐州是銅山縣縣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萬,新開了上千家店舖,設置了近百處慈善機構,城裡的街角空地搭滿了大大小小的「窩棚」,隨處可見神色慌張的難民。   
    在這樣的城市裡,泥菩薩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們心靈的導師,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熱門的職業。黃河故道邊的南馬路是徐州卦攤最為集中的地方,從早到晚都圍滿了憂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種卦攤名叫「燈下問鬼」,功效是可以通過各路鬼魂探聽戰場上的消息,因此能夠預測失散人員的下落——戰爭年月的冤魂多、失蹤人口也多,這種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攤上擺著籤筒,簽子上刻有記號,分別代表了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樣、拿著個拂塵晃來晃去,遇到顧客上門,他就開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喚鬼魂來問話。先生作法以後顧客就開始搖簽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聽東邊的消息、東邊的「鬼魂簽」就能跳出來,如果想詢問西邊的情況,搖出來的肯定是西邊的簽子。連搖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顧客們對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馬甲破解:算命簽子從外表上看兩頭都一樣,但其實是一頭輕一頭重的。只要將其中一根的重頭朝上,先搖出來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觀言察色。碰到身體結實的顧客,可以適當地弄點玄虛、一驚一詐地多騙點錢,但遇到那種體質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報喜不報憂,趕緊地把人家打發走算了。可也有個別的新手不曉得輕重緩急,逮著主顧就胡說八道,唬得農村老太太連害怕帶傷心、還沒來得及掏錢就哭死掉了,結果錢沒騙到還攤上個人命官司。        
    蔡智誠從來就不去理睬這些迷信的名堂,但羅華卻信得不行。這小子簡直是見佛就拜,才跪了觀音又求上帝、抽空子還跟海國英念叨幾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戰場的時候能夠召集菩薩開大會,從土地公公到聖母瑪利亞全都守在他身邊。   
    自從傘兵把大隊編制改成了團營連,原先的「軍士長」職務就取消了,羅華不願意留在連隊當排長,死纏著蔡智誠、硬是到「政治指導室」當了一名協理員。按羅協理員的說法,連以下的軍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進到營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時候可以在後面督戰,彷彿進了保險箱一樣。   
    說實話,這個時候的蔡智誠他們確實像是在保險箱裡。當時,傘兵一團駐守黃口,傘兵二團駐守碭山,經常在隴海鐵路線上與共軍發生接觸,而司令部直屬的搜索營、工兵營、通訊營和輜重營卻住在徐州城裡,不開槍不打仗,日子過得十分安逸。   
    當時,傘兵搜索營的任務是保護城裡的電力安全,這個差事說難不算難、說易也不易。那時候,徐州號稱是「馬路不平、電話不靈、電燈不明」,讓人很傷腦筋——大馬路成天被軍車和戰車碾過來壓過去的,想平也平不了;電話局裡只有20部交換機,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門的容量卻要應付三千多門電話,遇到前方打仗的時候總機房裡就像炸了鍋,把交換員累死也沒有辦法;供電問題就更難辦了,徐州原本依靠賈汪電廠供電,那是個日本人建造的廠子,距離徐州60公里,裝機容量1250千瓦,不僅電量不夠而且還經常被游擊隊切斷線路,弄得電燈時暗時明。為了保證電力供應,徐州「陸總」只好從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弄來一台1000千瓦機組(是美國軍艦上拆下來的舊設備,滿出力只能達到800千瓦),在「張勳官邸」(今徐州供電局)開辦了一個專用發電房,而搜索營的職責就是保證這個新電廠與「重點用戶」之間的線路暢通。   
    當時,徐州是華東軍政中心,各類「重點用戶」著實不少。搜索營的遊樂智營長考慮來考慮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後再委派下屬分頭負責,蔡智誠承包的是「花園飯店」、「裝甲兵之友」和「空軍俱樂部」——這倒是三個好地方。         
    花園飯店建造於1916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徐州最高檔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後來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在這個飯館裡拜把子,倆兄弟一高興就把「按察街」改名為「大同街」了,意思是說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後,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倆的說法,於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還把「花園飯店」也改成了「淮海飯店」,以此來紀念淮海戰役的勝利——其實,這花園飯店與淮海戰役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倒是在台兒莊戰役期間,這裡曾經是李宗仁的指揮部。   
    花園飯店是各路高官途經徐州的首選下榻之地,一般人是進不來的。不是吹牛的說,1948年的春節,能在這個飯店開房間的少將以下的軍官只有兩個人,一位是蔣緯國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誠上尉——只不過蔡上尉所開的房間是配電房,雖然面積挺大,到底還是寒磣了點。   
    寒磣歸寒磣,照樣可以進餐廳吃西餐,並且因為與服務員的關係好,牛排更厚一點也說不定。   
    當時,徐州「陸總」下轄濟南、賈汪、蚌埠三個綏靖司令部和一個(鄭州)前進指揮部,來此開會視察或者中轉的各類官員絡繹不絕,每當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璉、孫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時候,「陸總」副司令韓德勤或者參謀長郭汝瑰總要招待他們一頓,而其他官員住店就只有自己進餐廳吃飯了。   
    軍人吃飯是不花錢的,高官們更可以隨意點菜,雖然政策一樣,但有的人比較節儉、有的人卻比較隨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園飯店,開飯的時候一人只點了一碗麵條,搞得一幫屬下也只好有樣學樣、個個埋頭喝麵湯;可吳化文軍長就大不相同了,頓頓擺滿海蟹湖蝦,還要喝法國白蘭地,服務員說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條,飯量真是不得了。   
    這麼高檔的地方,一般人能進來逛一逛就覺得很有面子。當時徐州的紅燈區在一個叫「金谷裡」的地方,據說那兒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園飯店裡住一夜,寧願不收嫖客的錢,於是某些隨從人員就悄悄帶著妓女回來鬼混。有一天,服務員收拾房間的時候笑得半死,原來他在牆上發現了一首打油詩:「奔波勞頓到徐州,金谷艷遇把情留,雲雨方交正濃厚,長官來到俺床頭。垂首立正遭訓話,一訓就是倆鐘頭……」,真是個倒霉蛋。        
    在花園飯店裡搞風流是不合適的,但在「裝甲兵之友」和「空軍俱樂部」卻可以和風塵女子們打交道。   
   「空軍俱樂部」是徐州空軍指揮部開設的娛樂館(今徐州市中山堂),「裝甲兵之友」是蔣緯國創辦的休閒處(今徐州市文化宮),這兩個地方幾乎門對門,都是跳舞廳。相對而言,「裝甲兵之友」更加熱鬧一些,因為蔣緯國經常在那裡指揮樂隊,有時候還親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來捧場。蔣緯國的太太石靜宜女士也常去那兒助興,而且每次都帶著好多外國糖果,一邊分給大家還一邊叮囑說:「少喝酒呀,時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像是哄小孩子一樣。   
    蔣家兩口子玩到九點來鍾就走了,接下來就可以喊舞女們進場——當時徐州有幾個從上海來的交際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劉茵,是個揚州人,空軍和裝甲兵都搶著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劉小姐又沒有分身之術,只好兩頭敷衍。約定俗成的辦法是:蔣緯國和夫人在「裝甲兵之友」的時候,劉交際花盡可以去和空軍飛行員打情罵俏,可等到九點鐘以後,她就應該來安慰鐵甲戰士了。   
    說起來,這劉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開飛機的和開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難為她能夠應付得下來。   
    當時,駐徐州的裝甲部隊是戰車第一團,前任團長是蔣緯國,現任團長是趙志華。這趙志華是個只認識蔣緯國、連蔣經國都敢抓的二愣子,一幫部下也都是些混帳二百五,所以號稱是「火牛」;而徐州的空軍主力是第三驅逐機大隊,這第三大隊下轄四個中隊,三個在徐州、一個在濟南(就是和憲兵開仗鬧罷工的那個第28中隊),他們的前任長官是苑金函,現在歸徐煥升指揮,這徐煥升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曾經開著轟炸機到日本東京去撒傳單,膽子可真夠大的。   
    這兩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難。   
    每年的春節前夕,徐州市都要舉辦「迎新籃球比賽」,往屆的冠軍都是徐州寶興麵粉廠,他們有幾個專業隊員,水平著實很高,48年的這一次,寶興廠雖然主動把自己分成了甲乙兩個隊,照樣過關斬將,在決賽中勝利會師。可就在這時候,空軍和裝甲兵突然向組辦單位提出了參賽申請,主辦方哪裡敢拒絕,寶興麵粉廠也只好表示歡迎,於是就派出甲乙兩隊分頭接招。   
    頭一場半決賽,「寶興甲」領教裝甲兵的「火牛隊」,剛開場就被打傷了好幾個,從此就不敢碰球了,結果是9比105,輸得一塌糊塗;第二場開鑼,「寶興乙」乾脆棄權當了縮頭烏龜,讓空軍「飛虎隊」直接進入了決賽——「火牛」和「飛虎」爭奪冠軍,這下子就有好戲看了。   
    比賽的場地設在雲龍山體育場,一大早,裝甲兵就把戰車開到了比賽場,坦克的履帶壓著球場的白線,場外邊還有幾輛裝甲車來回地轉悠,等空軍「飛虎隊」來到的時候,吉普車就被堵在了鐵壁銅牆的外面,非得下車徒步進場不可。飛行員吃了一個下馬威,氣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於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現了兩架P51戰鬥機,來回俯衝、低空盤旋,就像玩特技一般,機翼捲起狂風呼嘯、引擎震得地面亂顫,觀眾們嚇得抱頭鼠竄,飛行員卻在強大的空中掩護之下得意揚揚地穿過坦克的包圍、走進了比賽場——賽前熱身,雙方打了個平手。   
    比賽開始,火牛隊由團長趙志華領頭,拴著寬皮帶、穿著大皮鞋就下場了,飛虎隊一看對方是這副打扮,知道來者不善,趕緊去取武器,一幫「籃球運動員」有的把手槍綁在腿上、有的別在腰裡。決賽的裁判是體育場的經理劉玉邦,他看見這架勢嚇得渾身直哆嗦,哪裡還敢吹哨子,丟下球跑進辦公室、死活也不肯出來了。場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還在那裡對峙,不像是打球倒像是要打仗。   
    就這麼僵持了好一陣,蔣緯國才趕到了現場,說實話,徐州城裡也只有他能吹這場球的裁判。果然,蔣裁判一到,火牛隊的皮帶和皮鞋就脫掉了,飛虎隊也解下了手槍,40分鐘比下來,空軍贏了裝甲兵幾分。不過,主辦單位倒也是挺會做人的,頒發的冠軍亞軍錦旗是一個模樣,全都寫著「勇冠三軍」,獎品也完全相同,都是兩箱汽水——雙方把手言歡、哈哈一樂,親親熱熱上館子喝酒去了。        
    48年春節,蔡智誠收到了一封家書。妻子在信中詢問能不能到部隊來探望親人——自從新婚蜜月以後,小兩口已經兩年沒有見面了,她實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對於妻子的要求,蔡智誠猶豫了很長時間。   
    從規矩上講,國民黨軍隊並不限制官兵結婚,也不禁止軍人家眷到駐地探親。徐州城裡就住著許多軍屬,有的開心有的不開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卻顯得惶恐悲傷。   
    幸福開心的人總歸是少數。在蔡智誠的印象中,最為志得意滿的莫過於邱清泉夫妻了,邱軍長講究排場、態度傲慢,走到哪裡都繃著個臉、身後總跟著一大群副官和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婦隨,架子同樣大得不得了。這女人姓葉,但不許別人稱她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葉廠長」才行,因為她擔任著一個什麼被服廠的廠長,大小也算是個幹部。「葉廠長」對下屬十分嚴厲,蔡智誠常常看見她在花園飯店的走廊裡訓人,語調尖利、目光炯炯,開口閉口「我軍我軍」的,好像指揮國軍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這個衣著光鮮的貴婦人一樣。所以,淮海戰役之後,蔡智誠聽說了邱清泉陣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軍長的下場、而是琢磨著「葉廠長」的眼神是否還會如以前那樣的威嚴懾人了。   
    相對而言,其他人則要顯得謙和得多。那時候,邱清泉的副軍長高吉人也住在飯店裡,有天晚上,高副軍長的三歲的兒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屍體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著不讓送,老高就對她說:「我是帶兵的人,戰場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個孩子沒關係,叫我怎麼哭大家去……」,高夫人聽見這話以後,硬是把眼淚給忍回去了。   
    當然,飯店裡面也有終日哭泣的人,比如馬勵武的太太。馬勵武是整26師師長,魯南戰役時全軍覆沒、被解放軍給俘虜了。他太太只好帶著個六歲的孩子住在花園飯店,成天指望著國軍能夠打個勝仗把他的丈夫換回來,這孤兒寡母對戰局十分關心,遇見軍官就打探消息,聽說打贏了哭、聽說打輸了也哭,然後就發誓:「以後子孫長大成人,說什麼也不讓他們當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麼樣,能住進花園飯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終歸還是不錯的。更多的軍屬則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窩棚裡,終日提心吊膽、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裡,「陸總」司令部和徐州火車站是這些女人孩子們最常守候的地方,每當前方發生戰事,通訊大樓前就圍滿了徹夜不安的人群,每當有軍車從前方歸來,火車站的出口就聚滿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這是1948年美國《時代》雜誌上的照片,拍攝於徐州火車站,畫面上的這位女子無疑也是個軍屬,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運如何。        
    蔡智誠曾經多次在徐州火車站附近值勤,在這裡,他聽到過太多的號啕大哭、看見過太多的悲痛欲絕,也感受過太多的生死離別。   
    他當然希望妻子能夠陪伴在自己的身邊,但他也知道部隊在安全島裡養尊處優的時間不會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戰場,留給妻子的將會是難以言喻的等待的焦慮和痛苦的折磨——因為了這個顧慮,他遲遲沒有給家裡寫回信,也沒有答覆妻子的要求。        
    蔡智誠的顧慮沒有錯,不久以後,快速縱隊就接到了增援前線的命令,他很快就隨著搜索營離開了徐州。           
蔡智誠在徐州享清閒,傘兵一團和二團卻在隴海鐵路與共軍交戰。   
    這個時期,劉鄧大軍雖然已經在大別山站住了腳,但在與國民黨軍反覆征戰的過程中損失很大。根據地新開闢不久,惡劣的環境使得解放軍既缺少糧草也難以補充兵員,在嚴峻的形勢之下,先前留在河南擔任「牽制策應」任務的中野11縱(王秉璋部)只好不斷地從老解放區徵兵,然後強行穿越隴海線、把新兵和軍需物資送往大別山區。   
    第三快速縱隊的任務是巡弋鐵路沿線,發現目標就予以截擊——這個差事並不難辦。因為共軍的新兵普遍缺乏訓練,不僅戰鬥素質不高、而且每個班只有一桿槍,既打不過傘兵也跑不過傘兵,所以國軍每遇上一千人就能截下五百來個,真是費勁不大戰果不小,十分輕鬆愉快。   
    48年2月,駐碭山的傘兵第二團又發現了共軍的新兵部隊,照舊是一番窮打猛追。可沒想到,這次中野11縱派了兩個主力團護送這兩千新兵,結果傘二團追著追著就追到人家老八路的口袋裡去了,兩個前衛連被殲滅,擔任先鋒官的蔡振武中校也當場送了命。   
    蔡振武原先是傘兵七隊的隊長。七隊是所謂的「常勝冠軍」,蔡振武也是赫赫有名的功勳悍將,所以他的死立刻震驚了整個快縱。前線的傘二團一邊交戰一邊呼喊救援,弄得張緒滋司令也慌了神,連忙率領司令部直屬營(駐徐州)和傘一團(駐黃口)登上火車奔赴戰場。   
    蔡振武是被地雷炸死的。當時解放軍總共只在戰場上埋了兩顆雷,其中一顆失效了、另一顆就把蔡中校炸上了天。這難免使大家想起普陀山軍演期間蔡振武為了混進普濟寺裡喝佛茶,愣是弄了張「踩地雷」的條子冒充陣亡的事情,不由得感歎這冥冥中的一言成讖……   
    羅華一邊議論一邊直喊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怎麼敢在觀音菩薩面前開這種玩笑」。可回頭突然想起他自己那天也是頂替別人陣亡的,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沒有睡著覺。        
    蔡智誠他們趕到柳堤圈(今河南省夏邑縣和虞城縣之間)的時候,共軍主力已經撤退了。傘兵們四處搜尋只找到百十個掉隊的新兵。這些新兵穿著新棉襖、手上沒有槍,一人扛著一根棗木扁擔,不像是打仗的倒像是一夥送軍糧的挑夫隊。   
    雖然沒有武器,但共軍新兵的思想覺悟卻不低。國軍「政治指導室」給他們做「精神訓話」,幾個俘虜居然反過來搞鼓動宣傳,他們私底下扯著羅華拉家常:「朋友,看你也是個苦出身。咱們天下窮人是一家,不要為地主老財去賣命……」。羅華從小就在船上拉縴,風吹雨打弄得滿臉滄桑,看上去確實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可他這人階級覺悟太低,最不喜歡別人說他窮,被揭了老底之後就有些惱羞成怒:「去去去!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老子才不和你們一家人」。   
    那時候,共產黨正在軍隊裡開展「三查」「訴苦」運動,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階級,通過「訴苦追根」查出階級根源,然後讓「剝削階級思想向無產階級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隊,全都站到了勞動人民一邊……國軍軍官對這種做法雖有耳聞,但卻鬧不清是怎麼回事,於是就組織共軍俘虜進行現場表演,讓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員和政治協理員在邊上觀摩旁聽。   
    訴苦會的效果真是驚心動魄,震得國軍將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說共產黨的這一招實在太厲害了。   
    可厲害歸厲害,最後還必須批判才行,這講評的任務就落到了指導員的頭上。於是蔡智誠就指出:共軍訴苦的實質不是「哭窮」而是「均富」,這是長毛造反的老招數,共軍把貧窮的仇恨都推到有錢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當成了讓懶人致富的捷徑,這分明屬於違背社會傳統道德的行為……蔡指導員在台上講得口乾舌燥,底下的聽眾卻應聲寥寥,因為明擺著的情況是共產黨那邊歡欣鼓舞、國民黨這邊怨聲載道——不能給老百姓分地分糧食,扯什麼傳統道德都無濟於事。   
    羅華被解放軍的訴苦代表搞得眼淚汪汪,光顧著哭了,結果共產黨的宣傳沒弄懂、國民黨的道理也沒聽清。他懵懵懂懂地問指導員:「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後來被我爺爺耍錢輸光了,你說這賭博到底算不算是剝削?」   
    「……」,蔡智誠也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處於「戡亂戰爭」的全面防禦階段。對國軍而言,這種形勢雖然比較被動卻不用太動腦筋——反正共軍沒有打來的時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軍打到哪裡再去哪裡救火,一切行動聽共產黨的安排。   
    這期間,「徐州陸總」將原先的三個綏靖區增加為十一個,把戰區劃成了一塊塊「責任田」,從表面上看是用「點線防禦」的辦法謀求面面俱到,但其實是處處設防、處處分兵,根本無法集結力量。遇到突發情況的時候只好由一兩個整編師臨時組成戰略機動單位(也就是通常所稱的「小兵團」)四處應付,結果是遇到小股共軍圍不住、遇到重兵集團又吃不消,顧此失彼、疲於招架,幾個月下來就身心疲憊、士氣低落了。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自從48年的春節過後,突然一下子就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了好多共軍主力。這個時期,各地紛紛傳言「共產黨正在全面徵兵,青壯年男子都加入了軍隊」,而鄉村道路兩旁的赤色標語也從原先的「奪取民主自衛戰爭的勝利」變成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徐州的形勢陡然變得萬分緊張,蔡智誠他們在城裡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戰。        
    48年4月,徐州城裡的各軍政單位正忙著熱烈慶祝蔣介石當選「行憲」之後的首任總統。在剛剛結束的國民大會上,老蔣在兩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間得到了兩千四百多張贊成票,真正是眾望所歸、如願以償,值得全國人民歡欣鼓舞。   
    可共產黨人卻一點兒也不給蔣總統留面子。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大會,共軍的蘇北兵團(司令員韋國清,政委陳丕顯)就在首都的邊上開仗。華野2縱(滕海清)、11縱(胡炳雲)和12縱(陳慶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著又向鹽城發起猛攻,整得國軍雞犬不寧、不得不抽調重兵進行圍堵,從而引發了「第二次鹽南戰役」(也稱「鹽南出擊戰役」)。   
    參加此次戰役的國軍南線兵團由整4師和整25師組成,司令是黃百韜;北線兵團由整72師和整83師組成,司令是張雪中,第三快速縱隊擔任戰役總預備隊,主要在射陽河一帶活動。應該說,國民黨軍在這次戰役中的表現還是很不錯的,南北兵團兩面夾擊,到5月下旬就擊退了共軍的進攻、奪回了先前丟失的城鎮,並且還佔領了蘇北軍區的根據地合德(今江蘇射陽),以至於解放軍方面也承認「鹽南出擊戰役是一次不成功的進攻作戰」。   
    這次戰役失利的原因,華野方面認為是「戰線過寬,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誠看來卻是蘇北兵團的訓練水平不夠強。蘇北兵團是48年3月剛剛組建的部隊,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東人,這些戰士基本上都不會游泳,在南方的水網地區殺來殺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還多。雙方軍隊在射陽河兩岸穿梭交戰,共軍很快就失去了機動能力,跑也跑不動、聚也聚不攏,豈有不吃敗仗之理。        
    不過,土八路雖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離開了河網地帶,他們的行軍速度就快得嚇死人。   
    第三快速縱隊5月27日剛剛佔領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華野11縱正在圍攻黃口!——黃口(今安徽蕭縣黃口鎮,當時屬於江蘇省)與射陽之間的直線距離大約330公里,行軍路途還至少兩倍於此,傘兵們實在想不通共軍怎麼會在幾天之內就飛到那邊去了?   
    那黃口是傘兵部隊的防區,傘一團離開之後就只剩下一些地方武裝在那裡站崗,憑他們無論如何也擋不住共軍主力的圍攻。快速縱隊只好趕緊掉頭回去增援,蔡智誠他們坐在車上直犯嘀咕:「這伙共軍真難纏,剛在東邊吃了虧、轉眼又跑到西邊去搗亂,活像一幫打不死的孫猴子……」   
    其實,解放軍戰士並沒有鋼筋鐵骨,幾個月來,他們一直是以頑強的意志和犧牲的精神在支撐著自己堅持戰鬥。先前,蘇北兵團不斷攻擊蘇中和蘇南地區是為了吸引國民黨軍主力東移、配合劉鄧大軍轉出大別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於48年3月轉出大別山,5月份在洛陽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的中原軍區),而現在他們再度不顧疲倦地發起新的攻勢,是為了破壞隴海鐵路東段交通,遲滯國民黨軍西援進程、配合即將展開的豫東戰役——蔡智誠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共軍的戰略意圖,但即使是知道了,他們也無法理解共產黨人的團結協作精神,更無法理解解放軍的那種為了全局而甘願犧牲自己的高度覺悟。        
    第三快速縱隊從合德趕回徐州、再從徐州趕往黃口。這時候,前方的道路已經被共軍破壞了,傘兵的大卡車開著開著就翻下了路坎,各種物資撒得滿地都是,無奈之下,大家只好扛著大包小包徒步行進。   
    穿著傘兵大皮靴走路本來就是件很受罪的事,再扛著沉重的軍需裝備就更讓人舉步唯艱。這狼狽的模樣引得路邊觀看的整77師指指點點:「瞧,一幫公子少爺,出門打仗還帶著帆布帳篷鴨絨被,簡直不像個當兵的樣子……」   
    整編第77師(王長海部)是西北軍馮治安的老底子,原先人馬挺多的,如今被老蔣裁得只剩下整37旅(旅長吉星文)和整132旅(旅長過家芳,中共地下黨員)。37旅是打響盧溝橋抗戰第一槍的29軍37師,而132旅就是曾經血戰南苑的趙登禹132師,這兩支部隊依然保留著老西北軍的傳統,衣著樸素、吃苦耐勞,好多官兵的肩上還扛著大刀。但他們普遍對內戰抱有牴觸情緒,極不情願為蔣家王朝賣命,比如這次救援黃口,他們就堅持要求讓傘兵在前頭開道、自己留在後面負責側應。   
    於是,第三快速縱隊只好沿著公路向黃口方向攻擊前進,傘一團(附戰車營)在左翼突擊、傘二團(附裝甲車營)在右翼進攻,部隊從6月4日下午開始與共軍發生接觸,之後接連攻克夾河寨、郝寨、沙塘、周莊、北新莊、楊樓、蔡莊、李莊……「計斃匪1900餘、俘302名,鹵(虜)獲步槍機槍衝鋒鎗擲彈筒等武器彈藥甚多,另步話機1台、電話機5部、騾馬若干」。戰至6月15日,華野11縱主動放棄黃口,第三快速縱隊遂告完成救援任務。        
    在這些天裡,蔡智誠沒有上前線與共軍交火,但他卻碰巧「立了一功」。   
    6月14日下午,蔡指導員去衛生大隊慰勞傷號,正當他帶著兩個勤務兵走到唐樓村附近的時候,迎面遇到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挑著兩大桶米飯,女的擔子一頭裝著醬蘿蔔、另一頭盛著白菜湯,倆人一看見國軍官兵就嚇傻了,愣在那裡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蔡智誠發覺情況不對,立刻把他們扣下來進行審問。   
    男的挺痛快,沒費什麼事就招供了。他說四五里之外的窪地裡藏著兩百名解放軍,其中有個人給了三塊大洋,委託他們兩口子置辦飯菜,說好了送到以後再給五塊洋錢……那男的一頭說,他老婆就一頭在旁邊打岔:「老三!老三!不能亂講,要遭報應的」   
    可這老三卻不肯住嘴,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得乾乾淨淨,一邊坦白還一邊申明:「我可沒有說瞎話,長官你可以去核查」。   
    核查?說得輕巧。蔡智誠他們只有三個人,哪裡敢跑到窪地跟前去看一眼。當時共軍蘇北兵團的一個連通常不過六七十人左右,這兩百號人馬差不多就是一個營了,要想核查也必須找大部隊來幫忙才行。   
    離唐樓最近的隊伍是132旅的396團,蔡智誠於是就跑去報告情況。那位團長名叫王剛(黃埔六期生),皺著眉頭半信不信的、好像覺得很麻煩,而副團長賈宗周(中共地下黨員)卻一個勁地潑冷水:「詭計、詭計,我看是詭計,八成是共軍的圈套」。蔡智誠也弄不清那位送飯的老三講的是真話還是假話,只好向兩位團長表示:「反正我把情況都告訴你們了,該怎麼處理你們自己負責」。   
    王剛團長琢磨了老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帶部隊去看一下。結果396團摸到窪地附近的時候正好遇到共軍往外面走,雙方隨即展開近距離交鋒,一場拚殺下來,解放軍吃虧不小。   
    窪地裡的這些解放軍屬於華野11縱33旅98團一部,他們撤出陣地以後實在走不動了,所以想先找個地方躲一躲歇歇腳、吃點東西再接著趕路,卻沒想到走漏了風聲,讓396團揀了個大便宜——據蔡智誠回憶,當時共軍官兵的鞋子全都磨爛了,一雙腳血肉模糊,經過蘇中蘇南的數月鏖戰再加上從射陽到黃口這幾百公里的強行軍,即便是鐵人也被拖垮了,何況他們只是剛組建不久的新部隊,因此敗給第三快速縱隊這樣的精銳嫡系或者132旅這樣的百戰勁敵也實在是情有可原。   
    PS幾句:   
    一、《亮劍》中說李雲龍的部隊是「華野11縱2師」,其實無論是華野11縱還是中野11縱都只設了31旅、32旅和33旅,並沒有「師」級單位。不過華野11縱(編為29軍)後來倒確實是駐紮在福建前線的,比如這裡提到的11縱33旅,他們的旅長梁靈光就曾經擔任29軍參謀長、廈門市市長、福建省副省長和廣東省委書記。   
    二、原國民黨整77師132旅396團於淮海戰役期間參加了「賈汪起義」,團長王剛在起義的中途逃跑了。396團後來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4軍102師304團(團長賈宗周),再改為公安13師39團,最後被撤編。   
    以馬甲所知,目前我軍唯一仍保留的具有西北軍底子的部隊是第27集團軍235旅(機步旅)的第4營(戰車營),它的前身是整132旅的395團,國軍時期的編號是「代字5392」,共軍時期屬於「51002部隊」。        
    黃口解圍之後,傘兵們鬆了一口氣。大家一邊和傘一團團長張信卿打趣「好不容易幫你們收回了駐地,快請我們喝酒」,一邊議論著司令部將要返回徐州還是將遷到新安鎮去。   
    有天上午輪到蔡智誠值勤,他在大院裡遇到整25師(黃百韜部)的一個副官,覺得十分希奇:「咦?你們不是去兗州了麼,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5月份的時候,整25師和快速縱隊都在鹽城附近打仗,可打著打著共軍就不見了。接著就聽說黃口被包圍(屬於蘇北兵團「隴海路東段戰役」),傘兵連忙回來救黃口;然後又聽說華野7縱、9縱和13縱正猛攻兗州(又稱山東兵團「津浦路中段戰役」),黃百韜於是趕快跑去救兗州。兩路人馬就此分道揚鑣,卻沒想到又在這裡碰了頭。   
   「唉,剛到兗州的邊上就讓我們往回走,說是先去河南救第七兵團……」,整25師的副官悻悻地回答。   
   「啊呀,老兄,你們可真夠辛苦的」,蔡智誠顯得十分假惺惺。   
   「呵呵,我們辛苦,你們也清閒不了,反正大家是一起去」。那副官冷笑起來,倒讓蔡上尉大吃一驚。        
    其實,蔡智誠對河南的情況已有所耳聞。   
    早在幾天前,傘兵就聽說開封城防被共軍攻破了,開會的時候張緒滋司令講起自己的黃埔同學李仲辛(整66師師長,在開封戰役中身亡)還眼淚汪汪的。沒過兩天又聽說邱清泉的第5軍收復了開封,但區壽年的第7兵團卻一不留神被共軍給包圍了……這區壽年也是張緒滋的什麼陸大同班,所以7兵團的命運同樣惹得張司令牽腸掛肚。   
    遊樂智開玩笑說:「張司令流年不利,他的同學都挺倒霉的,不是這個出事就是那個出事」   
    但蔡智誠卻有不同的看法:「你們『正期班』的在戰場上好歹還有些同學照應,若是我們這些『養成班』的遇到了麻煩,連個關心的人都沒有,那才叫做慘呢」   
    國民黨的軍官有「正期班」和「養成班」之分。所謂「正期」是指經過正規軍校訓練的軍官,大致相當於職業軍人,退休的時候可以得一筆養老金,而蔡智誠這類半路出家、只上過什麼培訓班的貨色只屬於「軍團養成」,比起「正牌正期」真是差老鼻子了。   
    蔡指導員的一番話激起了游營長的虛榮心。「那是,我們正期生一輩子都要在行伍裡拚搏,不講究點精誠團結怎麼行?哪像你們養成的,打完仗還可以去幹別的行當,不必把軍隊當靠山」   
    蔡智誠卻只有暗暗苦笑:什麼「正期」也好、「養成」也罷,事到如今大家還不是一樣的在戰場上拚殺。說是打完仗還可以去幹別的行當,可天曉得這內戰什麼時候才能夠打完呢?        
    不說別的,眼下的這一仗就躲不過。   
    6月27日,蔡智誠他們接到徐州陸總的正式命令:第三快速縱隊配屬整編第25師指揮,即刻趕往河南睢縣。   
    說實話,傘兵上上下下都不大願意立刻就出發參加戰鬥。這一方面是因為部隊自4月份以來連續征戰太過疲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經過黃口戰役之後軍需物資還沒有進行補充,各單位的手裡都只剩下不到兩個基數的彈藥,應付小規模衝突還算勉強,仗打大了就肯定不夠用。   
    快縱司令部的電報一通接一通地發往徐州,請求等彈藥和油料補足了以後再動身。可當時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在南京辦公,徐州的戰事都由參謀長郭汝瑰統籌安排,等了兩天,郭參謀長沒把物資送來卻派來了第一補給區司令朱鼎卿(朱懷冰的弟弟,1949年在四川起義),朱大軍需一個勁地向官兵們保證已經預備好了一萬加侖汽油和一萬發炮彈,還有彈藥糧食什麼的,請大家先行出發、物資隨後運到……信誓旦旦地講了老半天,傘兵們這才於29日夜間登上了火車。   
    在站台上,蔡智誠發現戰車和裝甲車並沒有隨隊出發。打聽以後才知道,原來裝甲部隊的行動必須經過蔣緯國的批准,小蔣讓部下徑直返回徐州休整,就連郭汝瑰也拿他們沒辦法。        
    裝甲兵可以肆無忌憚地回家睡覺,其他人卻沒有這個運氣。   
    6月30日上午,軍列開進商邱的朱集車站,只見月台上站滿了第二交警總隊的隊伍,一幫穿著五花八門的官兵正等著上火車。這情形讓蔡智誠他們覺得十分納悶:商邱是第六綏靖區司令部的所在地,而現在六區的整75師已經在戰場上被包圍(區壽年就是第六綏靖區的副司令),如果再把第二交警總隊派上去,商邱頓時就變成了一座空城,第六綏靖區司令部不要命了?怎麼敢這麼干呢?   
    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快縱副參謀長羅國英上校給大家解開了其中的玄機——原來這第六綏靖區的司令官是周巖,而被共軍圍困在龍王店的區壽年兵團正是周巖的基本部隊,老周丟掉這點老本就要成光桿,有道是有兵好做官、沒兵就沒勢,所以他現在拼了老命也要把本錢搶回來,哪裡還會在乎商邱是不是空城。   
    但那第二交警總隊是軍統的隊伍,他們怎麼會願意幫著周巖去扳本呢?羅副參謀長接著解疑答惑:「張績武(交警總隊長)哪裡是去救區壽年,他只是希望和我們混在一起。想想看,要是連我們都擋不住共軍,他們守在商邱也是死路一條,還不如趁早跟著大部隊跑……」   
    參謀長的一席話說得部下連連點頭,大家齊聲稱讚上校就是上校,確實比少校上尉們站得高看得遠。        
    上校的水平不低,但比起中將就差遠了。   
    據羅國英透露,快速縱隊剛編入黃兵團,黃百韜中將就把快縱的炮兵部隊統統收了過去,並且還要求傘兵把大口徑機槍也全部交給整25師管理。張緒滋司令堅決不答應,結果兩人就吵了起來,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這消息弄得大家很不高興。蔡智誠學過炮兵,知道集中使用火炮的好處,但黃百韜要了大炮還想要大口徑機槍就太過分了。傘兵已經交出了榴彈炮和迫擊炮,如果再連一挺重機槍也沒有,那不就跟警察部隊差不多了麼?   
    於是立刻有人嚷嚷起來:「他黃百韜一個陸軍老雜牌算什麼東西,憑什麼指揮我們傘兵?散伙散伙,不跟他們干了!」   
    …… ……   
    就這樣,軍列在一片嘈雜聲中駛向了豫東戰場。           
6月30日下午,軍列到達河南省寧陵縣的柳河鎮   
     站台上守候著整25師的聯絡副官,他手裡拿著一紙手令,十分認真地通知傘兵張緒滋司令和第二交警總隊張績武總隊長立即到程莊的「兵團司令部」去參加軍事會議。張績武很快就動身了,但張緒滋卻不樂意從命,他只是打發參謀長戴傑夫(湖北人,黃浦八期生,後任蔣介石侍從武官、台灣特種部隊總隊長)去當自己的代表,而且還滿不在乎地說:「我們快速縱隊是來協同整五軍夾擊杞縣共軍的,不是他黃百韜的部下!」   
    張緒滋做這番表態是有原因的。   
    被困在睢縣包圍圈裡的是區壽年兵團,它的官方招牌是「第七兵團」,這本來是個只有兩個整編師(整75師、整72師)的小兵團,規模與邱清泉整5軍(整5師、整70師)或者胡璉兵團(整11師、整3師)差不多。豫東戰役爆發前,國民黨軍事高層已經意識到戰爭的決戰階段即將到來,以往的小兵團編製已經不適合形勢的需要,所以決定把屬於雜牌性質的區壽年兵團兼併掉、重新組建一個由四個整編師合成的大兵團——這對於掌管兵權的將軍們來說當然是個擴充實力的大好機會,可是,由誰出掌未來的「第七兵團」呢?杜聿明提出的人選是邱清泉、而陳誠則推薦胡璉,搞得蔣總裁很是拿不定主意。就在這時,正等著被兼併的區壽年兵團卻被解放軍給包圍了,於是邱將軍連忙從北邊趕來救援、胡將軍趕緊從南邊跑來解圍,大有點誰先揀到區兵團就歸誰指揮的意思。   
    解放軍早就料到這兩路人馬有可能跑來湊熱鬧,於是華野部隊在杞縣擋住了邱清泉、中野部隊在淮陽頂住了胡璉,兩路援兵連攻數日毫無進展,這就給了黃百韜一個機會。   
    抗戰時期,顧祝同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黃百韜是他的參謀長,現在老顧正以陸軍總司令的身份主管徐州戰區,當然願意找個機會照顧照顧自己的親信部下。本來,黃百韜已經內定為「第一綏靖區司令長官」,這個職務只有虛名沒有兵、還不如整25師師長的位置更實惠一些,所以顧總司令趕緊想辦法,提出讓黃百韜也參加救援區兵團的競爭,蔣總統一高興、居然就答應了,於是黃師長就興沖沖地從山東兗州趕回來搶這把「第七兵團司令長官」的交椅。可這時候老黃的手裡只有一個整25師,份量明顯不如小胡和小邱,於是乎,顧總司令就配上了第三快速縱隊和第二交警總隊,湊足一個「黃兵團」,讓他上陣大幹一場。   
    這麼一來黃百韜高興了,張緒滋卻很不痛快——堂堂傘兵屬於空軍的編制,且不論願不願意改行當陸軍,即便一定要加入什麼兵團,也是寧願回到遠征軍系統的整五軍,至少也得歸屬黃埔嫡系才行,豈能夠在雜牌將領黃百韜的手下幹事。因此,張司令從一開始就和黃師長磕磕絆絆的,反覆強調自己只是「客串」不是「加盟」,搞得整25師的一幫人都很煩他。        
    好多人都認為整25師(第25軍)是黃百韜的「基本部隊」,其實,老黃哪裡有什麼家底。整25師根本就是由不同來路的三個旅拼湊起來的大雜燴,不僅與黃埔嫡系無關,而且與黃百韜自己也沒有什麼淵源——第40旅是由「財政部稅警總團」發展而來的(關東嬌子MM最崇拜的孫立人將軍就在這支部隊裡幹過),這個旅的戰鬥力比較強,是25師的主力;第108旅原先是東北軍108師,王以哲的隊伍,曾經參加過西安事變;第148旅則屬於川軍「袍哥部隊」,旅長廖敬安是「范傻兒」的把兄弟,這個旅的特長是抽大煙,沒有鴉片就不會打仗,搞得黃百韜無可奈何,最後只好請他們回家,而他們回到萬縣以後就參加了和平起義,廖敬安還當了四川省政協常委,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所以,這樣的軍隊怎麼可能讓自視甚高的「傘兵精銳」瞧得上眼,他們又怎麼可能願意加入「黃兵團」的編制。在當時,不僅張緒滋對黃百韜愛理不睬的,就連蔡智誠這樣的小上尉都不把整25師的中校上校放在眼裡,結果弄得兩家的關係特別僵,以至於幾十年以後寫回憶錄的時候,黃百韜的隨員們還在罵傘兵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說起來,黃兵團的人揭發國軍傘兵怕吃苦打不了硬仗,並不完全是瞎話。只不過蔡智誠他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外強中乾——傘兵自組建以來就一直沒有吃過什麼大虧,反而還經常攆得共軍到處跑,這使得他們自以為本領十分高強,再加上邱清泉和胡璉這兩大「王牌主力」距離戰場並不遠,所以大家都不認為將會遇到多大的困難。   
    快速縱隊離開柳河車站之後,隨即乘車前往邏崗村(今寧陵縣邏崗鎮)。負責運送傘兵的是汽車第28團,這幫司機也是些勢利眼,只願意給「嫡系精銳」開車卻不肯幫黃百韜拉大炮。寧陵、睢縣這裡屬於黃泛區,地面上的黃沙堆積有一尺多厚,整25師裝備的是日本武器,大炮都是鐵輪子的,一旦陷進沙裡就動彈不了。汽車司機不肯幫忙,人家的炮兵只好用駱駝拽,而那些駱駝儘是些抗戰以前就「入伍」的老牲口,一個個光禿禿的、毛都掉光了,孬貨拉破車,看上去既可憐又可笑——蔡智誠這才明白黃百韜為什麼非要把快速縱隊的炮兵裝備硬搶過去,因為傘兵的美式大炮是膠皮輪子的,比較輕快,否則光憑著整25師自己的日本家什,等仗打完了炮兵也難以到位。        
    邏崗村是個很大的莊子,第40旅的旅部就駐紮在這裡。一進村,蔡智誠就瞧見幾個年青人正往牆上刷標語:「劉茂恩是頭大笨豬!」,旁邊還圍著一群國軍官兵,都在哈哈地笑。   
    劉茂恩是國民政府的河南省主席,這麼糟踐他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這幾位青年是開封市的學生。早在6月上旬,省城裡就有傳言說共軍要發動進攻了,校長們連忙向政府請求轉移學生,可劉茂恩主席卻拍著胸脯保證「城池固若金湯,共匪斷不敢侵犯」,什麼預防措施也不肯答應。學校只好繼續上課,結果幾天以後解放軍就圍了城,雙方大炮猛烈對轟,炸得古城內一片狼籍,好幾所學校都變成了廢墟,劉茂恩這時候才宣佈讓大家「自主疏散」,自己也化裝成老百姓逃出了開封……學生們死傷慘重,好不容易才脫離戰火,心裡氣憤極了,於是一路寫標語臭罵劉茂恩的無能無恥,還揚言要把混在難民堆裡的省主席給揪出來,送到南京去公審。   
    這件事情滿有意思的,當兵的都覺得挺好玩。蔡智誠看見這幾位學生衣冠楚楚、白白淨淨,顯然是殷實人家的子弟,又想起「訴苦大會」上解放軍戰士對有錢人咬牙切齒的樣子,就忍不住問他們:「從戰區裡出來的時候,共產黨有沒有為難你們?」,那幾位年青人回答:「沒有啊,共軍的方針很寬鬆的,遇到學生就放行,不搜身也不阻攔……」   
    這個消息有點出乎蔡智誠的意料之外,他想不通共產黨為什麼會對學生格外的客氣。當然,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幾個月之後,這條隨意打聽來的經驗會在戰場上救了他的命。        
    當天,快速縱隊在邏崗村附近宿營,7月1日早晨繼續出發。   
    現在有的文章把黃百韜兵團投入睢杞戰場的過程吹噓得急如星火、雷厲風行,好似天兵天將一般,其實根本沒有這麼玄。   
    黃百韜當時的實力並不強——整25師的兵力只有兩個旅(148旅沒有參加豫東戰役),第三快速縱隊也僅有兩個團(一團和二團),而第二交警總隊只不過相當於一個團,因此,所謂的「黃兵團」其實就和一個整編師差不多。以這樣的兵力去迎戰華野的幾大主力縱隊,當然只敢步步為營、處處謹慎小心。   
    但出人意料的是,邱兵團和胡兵團被解放軍阻擊得很厲害,而黃兵團的行動卻沒有遇到像樣的阻攔,黃百韜的部隊幾乎是兵不血刃地進入了戰場,到7月1日傍晚, 108旅和25師師部推進到帝邱店(帝邱鄉),第二交警總隊推進到陳崗村,而第40旅和第三快速縱隊則推進到和樓村一線,前鋒佔領了田花園。           
    田花園、帝邱店距離區壽年兵團被包圍的龍王店和鐵佛寺只有十公里遠,而這時候,邱清泉兵團也已經推進到包圍圈以西二十公里處的過莊、張閣一線。也就是說,區壽年部隊的大炮如果向東打,可以直接掩護黃百韜兵團,如果向西打,又可以與邱清泉的炮火連成一片。   
    仗打到這個份上,連蔡智誠都覺得共軍一定是非撤退不可了。        
    華野部隊是否撤圍?對解放軍而言,這是關鍵時刻。   
    粟裕將軍回憶說,在他戎馬生涯期間曾經有過三次最緊張的時候,第一次是宿北戰役,第二次就是豫東戰役(第三次大家都知道,淮海戰役)。   
    綜合各方面情況來看,粟裕這一次之所以如此緊張,主要是由於他事先沒有料到黃百韜兵團會投入睢杞戰場,而且來得這麼快。因為事實上,整25師先前已經被山東兵團吸引到兗州去了,而且蘇北兵團也已經發動隴海線戰役、切斷了鐵路,可誰知道顧祝同居然會突發奇想、讓黃百韜跑來搶「第七兵團」的交椅,而國民黨軍在擊退華野11縱之後又很快地修復了隴海鐵路,這才使得這股「預算外」的部隊奇跡般地出現在了戰場腹地,以至於粟裕一時之間抽不出任何兵力進行攔截,結果讓黃百韜兵團輕而易舉地靠近了包圍圈。   
    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刻——7月1日這天,區壽年兵團已是窮途末路,但經過開封戰役之後的華野各縱隊也已經十分疲勞,如果不能迅速解決包圍圈裡的敵人,解放軍很有可能被東西兩向的援兵反包圍,讓國民黨軍實現「中間開花」。而即便是消滅了區兵團,華野部隊也可能被邱、胡、黃的重兵集群團團咬住無法脫身,從而落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何去何從?危急關頭方顯英雄本色。粟裕大將斷然決定:打!大兵團決戰應該改變過去那種「有多少本錢做多大生意」的舊觀念,只要戰機在握就堅決地打下去!   
    華野總前委號召全軍指戰員克服疲勞、不怕犧牲、頑強戰鬥,不僅要迅速殲滅區壽年,還要痛擊邱清泉、消滅黃百韜,以一搏三,奪取豫東戰役的全面勝利!        
    這時的蔡智誠當然不會知道粟裕將軍的決心。1948年7月1日的夜晚,他正在睢縣田花園村的一所民房裡翻看《聊齋誌異》。   
    田花園是豫東鄉間極為普通的村莊,當時屬帝丘店鄉(現在屬於董店鄉)。村裡住著百十戶人家,因為打仗的緣故,老百姓幾乎都跑光了。傘兵搜索營是作為快縱的前鋒部隊抵達田花園的,官兵們一進村就忙著號房子,營部的目標自然是全村最大最氣派的宅院。   
    大宅院的主人已經逃走了,只留下一個老長工在家裡當看守。這老頭是個十分忠心的「義僕」,他院裡院外的來回奔忙、這也不許拿那也不許碰,營長想住進上房,老頭兒死活也不答應,跪在門口猛磕頭,好像非要把他殺了才能夠跨過那道門檻。大伙都勸他:「等會打起仗來,什麼房子也保不住,你何必這麼死心眼呢?」,可那老頭卻哭著回話:「東家給了一身壽衣,俺知足了!死也要對得起老爺和太太……」   
    傘兵們被鬧他得沒辦法,蔡智誠只好說:「算了算了,人家這也是守土有責」,遊樂智營長也衝著老頭直豎大拇指:「佩服佩服!要是當兵的能有您這份精神,打仗的時候就好辦了」。   
    這麼一來,營部的軍官就只好住在下房和偏房。蔡智誠住的不知道是什麼房間,屋子裡擺著一本《聊齋誌異》,於是他就揀起來翻看,什麼狐仙啊蛇妖啊男魔啊女鬼啊,見到有趣的就念給羅華聽,聽得羅華直捂耳朵:「呸呸呸!在戰場上講鬼講怪,真是晦氣」。   
    羅華不願意聽聊齋,只好到院子裡亂逛。逛了一會又嘻嘻哈哈地跑了回來,說他趴在上房的窗子上往裡瞧,發現那老長工穿著一身綢緞衣裳,正直挺挺地躺在寧式床上等死呢。「描金繪銀的蘇州大床,拔步雕花紅木架子,要不是因為我們打仗,這老窮光蛋一輩子也別指望穿上綢緞壽衣、更別想睡上那張床!」,蔡智誠趕緊囑咐協理員:「各人有各人的志向,你可不要欺負那個老實人」。   
    「我才不去理睬他呢!呵呵,這老頭是個傻蛋。好死不如賴活著,到時候一刀砍在腦袋上,穿著皇帝的龍袍又有什麼用?」,羅華彷彿哲學家一樣地總結說。        
     7月2日,烈日當頭,空氣十分乾燥。   
    上午九點來鐘,搜索營到達何莊附近,聽見尖兵報告「前方有情況」,幾個軍官趕緊捧起望遠鏡仔細打量。大家發現何莊西面的高桿植物都被砍倒了,村口外面還堆著一些新土,很明顯是已經有人清理了射界、修築了工事。   
    毫無疑問,前面是共軍的阻擊陣地,但國軍一時還搞不清對方陣地上的兵力。若是有戰車部隊在旁邊,只要把坦克開過去就可以探明虛實了,但現在裝甲兵還在徐州睡大覺,所以只好由傘兵親自去試一試火力。   
    一連承擔了出擊任務,士兵們呈扇形隊列搜索前進。走到距村口約百米遠的地方,何莊陣地上開火了,一連立刻實施還擊、並組織了兩次進攻,效果都不大。遊樂智營長在步話機裡喊:「怎麼樣?能衝過去麼?」,一連長石家勇回答:「夠戧,不好辦」,游營長於是命令:「不好辦就回來吧」。   
    看見國軍往回撤,解放軍就展開反擊,村子裡忽啦啦衝出來好幾百人,又喊又叫的想抓俘虜,傘兵的機槍陣地立即實施火力壓制,十多挺 M2機槍從一公里之外猛掃過去,生生地在追兵面前豎起了幾道火網。蔡智誠一邊用望遠鏡觀察彈著點,一邊指揮機槍手調整參數,根據他的判斷,共軍追出村口的這個營最多只跑回去了一個連。   
    傘兵一連回到出發地,石家勇氣喘噓噓地對二連長說:「我們已經玩過了,現在輪到你們上」,可二連長卻嬉皮笑臉地回答:「我們也不上去,讓大部隊來玩」。   
    搜索二連剛才已經偵察過周邊的環境,發現這裡到處都是共軍的陣地,起碼能有一個團的兵力。   
    何莊、劉樓一帶的村落很奇怪,它的民房並不是聚在一起的,而是三三兩兩的散落成一大片。因此,從地圖上看應該是相隔幾公里的兩個村莊,實際上卻是十多個連在一起的小建築群,在這樣的地形上很容易囤積重兵、也可以利用民房建立起相互策應的防禦體系,讓攻擊方難以下手。   
    搜索營本來就不是攻堅部隊。它擔任前鋒的主要任務是偵察警戒,發現目標之後只要先判斷情況,然後控制住戰術支撐點、掩護後續部隊展開就行了,所以蔡智誠他們遇到小股共軍的時候可以打一下,但碰到硬骨頭就不敢惹了,大家趕緊退到安全的地方,一邊向炮兵和空軍報告方位坐標、一邊呼喊大部隊快來幫忙。   
過了沒多久,一團上來了。張信卿團長笑呵呵地與搜索營的軍官們一一握手打招呼,還特意問遊樂智營長:「怎麼樣?吃虧了沒有?」,聽說只傷亡了十幾個人就高興地點點頭,好像很寬慰的樣子。   
    張信卿上校是黃埔八期生,以前不是當參謀就是當副官處長,心慈面善脾氣好,特別關心人,可帶兵的本事卻很一般。當時的傘兵部隊也不知是怎麼考慮的,三個團長張信卿、郭志持和劉農畯都是從總部機關選出來的好好先生,而基層出身、比較能打的井慶爽(抗戰期間的一隊隊長)、李海平(三隊隊長)和姜鍵(二隊隊長)反而都只當了副團長。   
    一團擺開架勢、辟里啪啦開打了,打下了何莊又接著打劉樓,二團趕到以後就插不上手,閒著沒事幹。   
    何莊和劉樓在地圖上看隔著一大截,但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按照張信卿的那個磨蹭性格,挨家挨戶的逐個攻擊不知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所以張緒滋司令就命令傘兵二團繞過劉樓、迂迴側翼,直接進攻馬口莊(殷莊)。        
    下午四五點鐘,傘兵一團和二團的戰鬥仍然陷於膠著之中。這時候接到空軍的情報,說是從窪口(皇台村)一帶出來了兩千多名共軍,正朝著馬口(殷莊)方向跑步增援,空軍進行了轟炸攔截,但共軍不顧傷亡繼續前進……   
    張緒滋司令聽見這消息就有點慌了。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共軍是很少在白天進行大規模反攻的,這說明前方局勢已經到了十分緊張的時刻。他立即命令羅國英副參謀長率領搜索營去馬口支援二團,要求各部隊盡最大力量發起總攻擊,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拿下劉樓和馬口莊。   
    搜索營下轄五個連(四個搜索連和一個營部連),除了沒有迫擊炮,別的條件都不錯,特別是官兵的身體素質非常好,接到命令之後立刻開始狂奔。對蔡智誠他們來說,十公里以內的負重越野簡直屬於家常便飯,可羅國英參謀長卻不行,他是個大胖子,跑著跑著就落到後面去了,遊樂智營長只好讓政治協理員羅華去陪著羅上校,除了幫他背東西、還時不時地扶他一把。   
    跑到半路上,斜刺裡竄出來一兩百個身穿草黃色軍服、胳膊上帶紅袖標的士兵,渾身的打扮就和整25師的108旅一個模樣。蔡智誠正納悶「他們怎麼也鑽到這裡來了?」,忽聽得前面喊「打!打!」,這才明白是遇到了共軍——這夥人是從劉樓陣地上退下來的敗兵。   
    於是就開打,衝鋒鎗象颳風一般的猛掃過去,共軍躺倒了一大片,剩下的只好掉頭又往劉樓跑。可就在這時候,天空中出現了戰鬥機,空軍三大隊的一幫傻小子把地面的人全當成了解放軍,撲下來又是俯衝又是掃射的,把傘兵們打得連滾帶爬。蔡智誠他們趕緊掏出反射鏡向天上發信號,折騰了老半天,那些瞎搗亂的飛機才晃晃翅膀飛走了。                
    這就是傘兵的信號鏡。由史庭淞先生提供,他的祖父曾經是傘兵上尉分隊長。        
    戰鬥機飛走了,地面上卻一片狼籍。搜索一連的損失最大,他們的連長和副連長都被打死了,石家勇的頭部中彈,脖子上還掛著個破鋼盔、腦袋卻不見了,那樣子真是奇怪。遊樂智只好讓蔡智誠去代理連長,因為老蔡原本就是從一連出來的,對那裡的情況比較熟(搜索營一連是由原特務隊第二、三分隊合併而成的,蔡智誠曾任一連中尉副連長)。   
    蔡指導員成了蔡連長,當然要拉著羅協理員一起回去。可當他好不容易找到羅華的時候,卻見這小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迷迷糊糊地報告說「羅參謀長不見了……」。   
    說起來,先前遊樂智營長派羅華去跟著羅國英其實是個挺合適的安排,因為羅華的體力好、戰場經驗豐富、而且還在解放軍那邊混過幾天,在亂軍之中當個保鏢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可事情的關鍵是誰也沒有料到國軍的飛機會突然跑過來搗亂——羅華是從陸軍部隊直接過來的,到現在連降落傘都沒見過,對飛機就更加害怕,空軍將士在天上亂搞一氣的時候,這小子埋頭翹□、恨不能挖個洞鑽到地裡去,等第三大隊的戰鷹折騰夠了,他才抬起頭來尋找長官,結果就怎麼也找不到了。   
    國民黨傘兵副參謀長羅國英上校到底跑到哪兒去了?沒有人知道。國軍這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而解放軍那邊也沒有發現曾經俘虜過或者擊斃過這麼個人物,反正從1948年7月2日以後,這傢伙就算是徹底失蹤了……        
    總攻還沒開始,先把負責指揮進攻的參謀長搞丟了,這事情鬧得挺尷尬。   
    搜索營氣喘噓噓地跑到馬口莊前沿,遊樂智報告說:「我部在增援途中遭到空軍誤擊,羅國英上校失蹤……」,郭志持和李海平聽了都是一愣,大家不約而同地望了望天空,好像有點懷疑羅參謀長會不會是坐著戰鬥機飛走了。   
    郭志持連忙向司令部匯報這個噩耗,而李海平副團長卻陰沉著臉說:「不管那些了,抓緊時間準備,十五分鐘後發起攻擊」,然後就對表。   
    戰鬥開始前,團長營長連長們總要對對表,這是規矩。傘兵部隊裡有手錶的人很多,別說是軍官,就連士兵也有不少戴表的,不過,打仗的時候永遠只有一塊表管用,甭管你是什麼名牌,誰的官大誰的表就准,蔡智誠的「勞力士永動型金錶」也得按照團長的指令調指針。        
    下午六點零五分,又一輪進攻開始了,這次由搜索營和二團的第一營投入戰鬥。   
    士兵呈散兵線向馬口莊陣地攻擊前進,一連代理連長蔡智誠走在隊列的中間,在他左側的是羅華,一連一排長海國英走在他的右邊。   
    前方,尖兵已經用指示牌標出了預先擬定的突破方向。這種指示牌其實是手帕大小的一塊布,兩端各有一根小棍,插在地上以後,朝前的一面是迷彩、朝後的一面是紅黃相間的格子,不容易被對方發覺、本方的部隊卻看得很明白。   
    攻擊發起之初,傘兵的隊形散得很開,解放軍的攔截炮火打過來造不成太大的傷害。接著,國軍的炮火也響了,遠處的飛來的榴彈炮彈顯得有些漫無目的,但從近處發射的迫擊炮和重機槍卻集中傾瀉向了預定的突破地段,頓時,馬口陣地被籠罩在了一片硝煙之中。   
    三百米開外,共軍沒有還擊,兩百米以內,零零星星地有些擲彈筒打了過來,到了一百米左右,前方突然閃起一片亮光,伴隨著「喀——喀喀——咯勾——」的槍聲,馬口陣地上的守軍開火了。   
    隊伍裡不斷有人中彈倒地,身邊不時地響起幾聲哭嚎或者幾句咒罵。蔡智誠覺得這場景很像是在松山,只不過面前的不是他痛恨的日軍卻換成了他很不理解的共產黨人,而他也不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已經成為了當年的游湘江一樣的連長。「打了這麼幾年仗居然還活著,今天不會死在這裡吧?」……他一邊想著,一邊把拳頭舉過頭頂、上下屈伸了幾下,然後指向右前方——全連士兵立刻奔跑起來,衝向了預定的突破口。        
    寫到這裡,閒扯幾句:   
   《集結號》裡有個場景是焦大棚向姜茂才比劃戰術示意手勢,有朋友批評不真實,認為咱們中國軍隊是不玩這些動作的。   
    確實,早先的中國軍隊很少使用戰場手語,因為咱們的重火器少、火力不猛、戰鬥隊形也比較緊湊,打仗的時候吹喇叭、吹哨子甚至喊話罵人彼此都能聽見,沒必要搞得這麼費事——很多中國兵連槍都不會用就上了戰場,哪裡還有閒工夫學手語。   
    不過,凡事都不能絕對。雖然用的少,但國軍中間仍然有部分訓練較好的精銳部隊是懂得使用手語的,比如第五軍,比如傘兵。因此解放軍裡有人願意在高興的時候顯擺一下手語暗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畢竟咱們抓過那麼多的俘虜,從中找個教官學兩招,並非完全辦不到。   
    但電影導演還是搞錯了。焦大棚經常比劃的一個動作是用食指和中指戳自己的眼睛(小心!),這顯然是美軍的式樣,而國民黨軍雖然使用美式裝備、但手語(包括其他基本戰術規則)卻都是德國式的。也就是說,除非九連能抓來個把正宗的美國顧問,否則谷子地他們從國軍那裡學不到這種動作。   
    德國的手語是用拳頭揮來揮去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們那兒比較冷,打仗的時候經常要戴手套,所以太細膩的漂亮動作就比劃不了。不信大家可以看看二戰片,《虎口脫險》裡頭那個德國軍官去追修女的時候,在汽車上揮舞的那幾下動作就和蔡智誠現在的姿勢一樣——意思是「向我靠攏,快速前進」,說簡單點就是「跟我衝!」。        
    炮火向前延伸之後,原本分散的攻擊隊伍就集中兵力衝向了預先選定的幾個突破口。這時候,擔任掩護的機槍也不再直接掃射突破地帶,而是轉向兩側射擊、用火力隔斷試圖填補缺口的守軍援兵。   
    由於行動迅速,搜索營很快就突破了共軍陣地。蔡智誠看見營部連(特務連)連長馬佐相手裡拎著一桿三八大蓋,正笑得合不攏嘴,原來傘兵衝進馬口莊的時候,有個解放軍戰士守住民房往外打槍,馬大個子跑到跟前伸手一拽,居然連槍帶人地把那士兵從窗子裡給扯出來了……   
    角落裡蹲著幾十個俘虜,遊樂智正在審問他們:「是哪個部隊的?村子裡有多少人?」   
    「11縱33旅的,有兩個團……」   
    咦?11縱33旅剛從黃口敗退,怎麼又跑到這裡來了?   
    再問一遍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中原野戰軍的第11縱(王秉璋部),和先前的華野11縱不是同一路。        
    搜索營攻上了陣地,可二團一營卻沒能打開突破口,他們被壓制在一片窪地裡,沖也衝不上去、退也退不下來。從步話機裡可以聽到周益群營長正一個勁的嚷嚷,老周是個廣東佬,國語本來就不好,再一著急就更加亂套了,誰也聽不懂他在喊些什麼。   
    羅華說:「周營長好像是在哭臉哦」,蔡智誠趕緊打斷他:「不許胡說!」——不說歸不說,但大家都知道老周這時候的腔調跟哭也差不多了。   
    李海平急忙帶著二營趕上來支援,團長還一個勁地要求搜索營繼續向縱深突擊、以減輕一營的壓力。   
    一營的壓力大,搜索營的壓力也不輕。為了把突破口的傘兵打回去,共軍正不顧重機槍火力的攔截、拼著命地從陣地兩側向缺口衝過來,三連和四連各守一邊、幾乎快要頂不住了,二連和營部連又補上去幫忙。這時候再聽見團部催促「向縱深發展」,遊樂智只好說:「老蔡,你往裡面打打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趕快退回來」。   
    一連先前被空軍掃射了一通,損失不小,而且蔡智誠這個連長又是代理的,所以游營長一直把一連當作預備隊用。可沒想到預備來預備去,現在卻用在了最傷腦筋的地方——別人在缺口這裡守著打,打不贏了還可以退下去,可蔡智誠他們這麼稀理糊塗地往裡闖,萬一背後的突破口被共軍堵上了,整個連就得被關在裡面,想跑都沒處跑。        
    頭疼歸頭疼,可軍令如山,既然任務派下來了,再怎麼樣也得去試一試。   
    越過陣地,傘兵們進入了馬口莊,大家小心翼翼地摸索前進,東張西望地尋找著共軍的防禦陣地。搜索的基本陣形是「三角換位」,也就是未遇到敵情時兩人在前交替偵察、一人在後提供火力支援;發現情況以後就反過來,一人在前開路突擊、兩人在後面提供支援。這種行進方式需要大家保持相同的步幅、協調一致,可別人都是躬著腰往前走,只有羅華出洋相,走兩步就趴在地上、走兩步又趴到地上,結果走的時候還沒有爬的時候多,搞得和他配合的傘兵都蹲在旁邊笑。   
    蔡智誠在後面看著,實在忍不住火,追上去就踢了他一腳,可羅華不但沒有站起來,反而抓住長官的小腿猛地一拽,愣是把蔡智誠掀了一個跟頭。蔡連長還沒來得及尋思這小子是不是瘋了,就聽得「嗖——」的一聲,一顆子彈從他的頭上掠過。蔡智誠嚇了一跳,再回頭一看,全連的官兵都趴在地上了。   
     村裡的槍聲響成了一片,剛開始讓人摸不著頭腦,但對打一陣之後,蔡智誠就判斷出村子裡並沒有多少部隊,而且也沒有什麼重武器,於是就決定主動發起進攻。   
    「彭——彭——」,火箭筒接連發射,爆炸震起了漫天塵土,未等塵埃落定,噴火槍射出的烈焰就從牆體的破裂處灌了進去。在濃煙、烈火和輕機槍火力的掩護下,傘兵逐屋搜索攻擊,很快就佔領了半個村子。在一個大院子裡,海國英找到了許多紗布、繃帶和醫療器械,還發現牆角處停放著很多屍體——顯然,那裡是解放軍剛剛放棄的急救所。   
    蔡智誠立刻向上級報告:「已查明,共軍未設置縱深防禦,現正在撤退過程中,請迅速發起追擊」。   
    得到這個消息,二團三營立刻投入了戰鬥。        
    至7月2日傍晚,40旅攻佔王老集(王集村)、108旅攻佔董口(董店鄉)、第三快速縱隊攻佔何莊、劉樓、馬口(殷莊)……黃百韜兵團的前鋒距龍王廟和鐵佛寺已近在咫尺。   
    擔任阻擊任務的中野第11縱隊丟失了除柴寨以外的幾乎全部重要陣地,並且承受了重大的傷亡。當天夜間,11縱退出豫東戰場、轉到後方休整,第33旅的番號從此撤消,縱隊只保留了31旅和32旅。        
    48年7月2日的白天,黃百韜兵團可以稱得上是大獲全勝,但夜幕降臨之後,睢杞戰役(豫東戰役)卻進入了新的轉折點。      
 1948年的7月2日是區壽年第七兵團歷史上的最後一天。   
    區兵團是由整75師和整72師組成的。整75師(原第75軍)起源於周鳳歧的浙軍。周鳳歧是浙江湖州人,但他和蔣介石的交情卻十分差勁,老周但凡只要逮著機會就拆老鄉的台,搞得老蔣很生氣,於是軍統就把周鳳歧給暗殺了,所以這75軍雖然屬於浙江人的隊伍,但蔣介石並不拿他們當鄉親看待,整75師也就成了一支雜牌。   
    整72師(第72軍)原本是王陵基的隊伍,川軍,這支部隊的戰鬥力不怎麼樣,但有個貢獻卻特別突出——三年「戡亂戰爭」,他們47年在楊文泉的指揮下被全殲一回,48年在余錦源的帶領下再投降一回,49年底又在郭汝瑰的領導下起義了一回——這樣算一算,他們在內戰期間幾乎盡忙著搞重建了,徵兵、訓練、發餉、發槍,然後就上戰場交槍……結結實實地為解放軍提供了一個兵團的裝備,功勞不大苦勞不小。   
    區壽年雖然是兵團司令,其實與這兩個整編師沒有多少關係。   
    粵軍出身的區壽年應該算得上是雜牌將領中比較出色的人物了。說起32年的「一二八」事變,國人都會想起十九路軍,想到蔡廷鍇和蔣光鼐,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打響上海抗戰第一槍的是78師的第6團第1營,血戰三十天、打得日軍數易其帥的國軍主力是十九路軍的第78師,而78師的師長就是區壽年。   
    很少有人知道區壽年曾經參與發動了「福建事變」,還擔任過「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軍事部長;更少有人知道區壽年曾經作為24師70團的團長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而當時24師的教導隊裡有一個剛入伍不久的小兵,名字叫做粟裕——所以,現如今,當粟司令聽說前方抓了區壽年,即便軍務再繁忙也要趕緊跑去見他一見,而當了俘虜的區壽年居然也可以大喇喇地教訓解放軍的司令員:「年輕人,你的胃口太大,這種打法不對頭……」,粟裕也只好將就聽著——沒辦法,人家老區的資歷擺在那裡,當年他要不是犯糊塗跟著蔡廷鍇跑了,自己這司令的位置說不定就是他的。        
    可話又說回來了,區壽年提出的批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粟裕這一次的動作確實搞得有點「太大」。   
    當初,華野兵團(華東野戰軍第1、第3、第4、第6、第8縱隊和兩廣縱隊、特種兵縱隊及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南渡黃河、挺進外線的目的是想在豫東找個機會消滅國民黨的第5軍,可解放軍轉悠了老半天,邱清泉就是不肯上當,所以粟裕只好臨時改變計劃,順手把開封給打下來了。開封當時是河南的省會,這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攻克由國民黨重兵把守的省會城市,消息傳到南京,正在參加「國民大會」的河南籍代表頓時炸了鍋,大家紛紛請願抗議、聲討軍事失利,逼得剛剛上任的蔣總統一天三個電報地催促部下「收復失地」。   
    開封戰役屬於正面強攻堅固城市,雖然打贏了,華野部隊的損失也不小,這時候如果「見好就收」,不僅沒有什麼風險、結局也顯得很漂亮,但粟裕司令卻覺得不過癮——好不容易才把這麼多縱隊湊在了一起,又是頭一次單獨指揮整個華東野戰軍(陳毅這時已經調到中原軍區去了),不大幹一場怎麼可以善罷甘休,於是就接著展開了睢杞戰役。   
    老實說,經過開封攻堅戰之後的粟裕兵團想要再打邱清泉已經打不動了,所以只能選擇相對較弱的區壽年兵團開刀。但華野各部隊實在太過疲倦,以至於打到7月2日晚上,雖然殲滅了龍王店的整75師,卻沒有能夠解決鐵佛寺的整72師,而這時候,黃百韜兵團已經突破到包圍圈以東三公里處、邱清泉的第5軍也推進到包圍圈以西二十公里,戰局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   
    接下去該怎麼辦?如果繼續攻擊鐵佛寺,包圍圈內的整72師一定會拚命突圍,包圍圈外的黃兵團和邱兵團也一定會全力向心攻擊。戰場地域狹窄,解放軍根本就沒有防禦的縱深,很可能被敵人一衝即破,陷入反包圍的窘境;而如果就此停手、組織撤退,第5軍、黃兵團甚至整72師都會立刻展開追擊,華野兵團此時正處於外線態勢,遠離根據地,長時間作戰之後又攜帶著大批傷病員,在這麼近的距離之內想要擺脫第5軍和第三快速縱隊的糾纏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被纏住,等胡璉兵團再趕到戰場,華野各部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所以,區壽年雖然被俘虜了卻依然不服氣,他認為粟裕太「貪功」,認為解放軍為了「硬吃」第七兵團已經錯過了撤出戰鬥的最佳時機,   
    但區壽年猜錯了,他沒有料到面前這位從沒有進過正規軍校的湘西漢子居然還有一記破釜沉舟的殺著——7月3日凌晨,粟裕從龍王店戰場抽出了部隊、從鐵佛寺包圍圈抽出了部隊,甚至還從阻擊邱清泉的陣地上抽回了隊伍,他集中一切可以調動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殺向了黃百韜——粟裕斷定,國民黨絕對不會料到解放軍的「疲憊之師」會再度發起新的攻勢戰役,他斷定,受到猛烈攻擊的黃百韜一定會慌亂、退縮、先求自保;他斷定戰場中央的整72師即便是在解圍之後也會嚇得躲在鐵佛寺裡不敢出來;他斷定西線的邱清泉在東線告急的時候一定會猶豫、遲疑、袖手旁觀——而華野兵團正可以趁著敵人混亂、觀望的機會,一鼓作氣消滅黃百韜,以全勝的姿態傲然凱旋。   
    這是一著妙棋,但不客氣的說,這也是一場豪賭。因為如果情況不如粟裕所願,如果黃百韜不計得失地與解放軍對攻,如果整72師在解圍之後大舉反擊,如果邱清泉第5軍不顧一切地趁虛殺入側翼……戰場的天平將在頃刻間逆轉,華野兵團將不可避免的被切割、被衝亂,將有可能敗得很慘——但粟裕將軍還是堅決地賭了這一把,他賭的是自己多年來的軍事經驗,賭的是國軍將領的戰術呆板、思路狹隘,賭的是國民黨軍隊中嫡系和雜牌之間的深刻矛盾——事實證明,他的見解完全正確,他賭贏了。        
    1948年7月2日晚上,解放軍華野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展開了穿插行動,粟裕司令員正處於他軍事生涯中最為緊張的時刻,但國民黨傘兵的蔡智誠上尉卻全然不知道這一切,當時,他正在睢縣馬口莊的民房裡睡覺。   
    蔡智誠所住的宅院就是解放軍先前的那個急救所。半夜裡,一陣槍聲把睡夢中的蔡連長從床上驚起,尋聲打探過去,他看見海國英帶著幾個士兵堵住了一孔地窖——原來,游動哨在巷子裡發現了可疑人物,聽到查問口令,對方扭頭就跑,海國英他們一路追趕下來,結果就追到了急救所後院的地窖裡。   
    這是豫東常見的地窖。睢縣這裡出產紅薯和也特產煙葉,當地的老百姓經常在院子裡挖幾個地洞來儲藏東西,只不過因為先前打仗的時候太匆忙,再加上後院裡又擺滿了死屍,所以傘兵們誰也沒有注意到這裡還有個地窖。   
    地窖的外口很狹小,裡面卻很深,國軍不敢進去,只好從洞口朝裡面放槍。   
    正打著,洞裡有人喊:「不要打了!有傷員,快要流血流死了」   
    「不想打了就投降,把槍丟出來」   
    「我不繳槍……讓我們走吧,以後再不來了還不行嗎?」   
    「不行,要想出來就先繳槍」   
     裡面不說話了,於是又接著開打。兩顆手雷扔進去之後,洞裡的人哭了起來:「別打了,再別打了……」   
    「不想打就出來,繳槍投降!」   
    「我不出去……你們也別進來……」   
    「少廢話,快出來!再不出來就用噴火槍燒你」,蔡智誠威脅說:「一把火把你和紅薯一起烤熟了」   
     聽見這話,洞裡面很久沒有動靜,可就在大家都以為那解放軍戰士快要投降的時候,地窖裡卻傳出了一聲怒吼:「國民黨!我操你八輩子祖宗!」   
    然後就是悶悶的一聲槍響……   
    海國英鑽進洞裡,拎出來一把駁殼槍,搖著頭說:「哎呀,還只是個孩子呢」。        
    這事情弄得蔡智誠一晚上沒有睡覺。站在房頂上,他可以清晰地看見三公里外的火光和爆炸的閃亮,可以清楚地聽見從龍王店方向傳來的槍炮聲,那是華野4縱正在對整75師第16旅發起最後的攻擊。   
    在這個夏日的夜晚,幾個傘兵在農家宅院的地窖裡堵住了一個可憐的小衛生員,而在不遠的地方,卻有更多的解放軍圍住了更多的國民黨兵。這就是戰爭,這就是兩股素不相識的人群之間的生死搏殺,戰爭早已讓仇恨和死亡變得習以為常,可今晚發生的一切卻依然讓蔡智誠感到痛苦和迷茫。   
    地窖裡的小戰士寧願吞槍自盡也不願意投降,他臨死之前還在咒罵國民黨,可是,蔡智誠卻不知道這孩子的仇恨到底來自於哪裡,就如他也不明白那些共軍士兵為什麼願意忍受那麼大的艱苦、不顧一切地與自己拚殺。「他們恨我們,但我並不恨他們啊!我不恨那個小衛生員、不恨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難道不知道,我不過是在盡自己的職責而已呀……」。   
    蔡智誠不理解共產黨,他甚至也不大理解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對不理解的東西他既愛不起來也恨不起來,這使得他的心裡只剩下了迷惘、只剩下了疲憊和厭倦——在這繁星滿天的夜晚,他覺得自己越來越討厭這場戰爭、討厭這場戰爭中的每一樣行為和每一個人,也十分討厭他自己。        
     7月3日上午,傘兵們向董口(董店)搜索前進。按照預先的計劃,快速縱隊當天的攻擊方向應該是龍王店,但從頭天夜裡開始,整75師與黃兵團的聯繫就中斷了,拂曉之前,龍王店附近的槍炮聲逐漸平息,這讓大家意識到那裡的國軍可能已經完蛋了,黃百韜於是命令快速縱隊向董口陣地的108旅靠攏。   
    搜索營照例走在縱隊的最前面,隊伍剛到董口,就看見108旅正稀哩嘩啦地往回撤,聽他們的旅長楊廷宴(後曾任25軍副軍長)說:黃兵團的側翼和後方都遭到了突然襲擊,田花園和邏崗鎮已經被共軍佔領,大事不妙了……傘兵們頓時吃了一驚。        
    寫到這裡,插幾句閒話:   
    關於田花園戰鬥,有文章是這樣說的:傘兵在田花園村附近遭到路邊高粱地裡的解放軍射擊,由於事先未做戰鬥準備,所以槍聲一響就慌亂無章。傘兵第一團團長被打死、參謀長羅某(大概是指羅國英)下落不明,整個快速縱隊土崩瓦解,田花園村也為解放軍所佔領。   
    文章接下來還說:帝邱店距離鐵佛寺不過十五六華里,只因快速縱隊把田花園失掉了,黃兵團就被解放軍擋住了去路。而要想靠攏鐵佛寺營救整72師就必須佔領田花園、打通出路以後才能逐次前進,於是,黃百韜將整25師特務營和108旅的兩個營拼湊成一個團,自己帶隊向田花園發起攻擊。   
    7月4日晨,黃百韜親自上陣指揮,副師長、參謀長都勸他不要去,黃說:「我不能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仗打不好,我們就垮了,我已是50歲的人,寧願在戰場被打死,也不願意受軍法裁判」,部下於是痛哭留涕:「請司令官多加小心,早點回來」,黃亦揮淚而去…… 
    ——這段故事最早的版本出自於黃百韜兵團在豫東戰役後的請功材料,「原創者」是整25師的政工處長廖輔仁,這篇文章後來又被多人引用過,流傳很廣,以至於成了今天某些人頌揚黃百韜、評價傘兵表現的重要依據(想必很多網友也曾經看到過)。所以,馬甲我覺得有必要對這份材料稍做評價。   
    廖處長宏文的篇幅很長,毛病也很多,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只說兩條:   
    第一,丟失田花園陣地的不是快速縱隊。   
    田花園戰鬥發生在7月3日凌晨,按傘兵的記錄,這時候快縱司令部和傘二團在馬口(殷莊),傘一團在劉樓,田花園附近根本就沒有快速縱隊的隊伍。   
    如果傘兵的記錄不能夠採信,還可以參照解放軍的報告。在發起攻擊之前的7月2日夜,華野前委、四縱、六縱的敵情通報都顯示,田花園和邏崗鎮的守敵屬於整25師的第40旅。再如果偵察員的報告仍然不足以說明問題,那還有親歷者的回憶,袁俊將軍(88年中將,陸軍指揮學院院長,國防大學副校長)當時是4縱12師36團3營營長,在他撰寫的《憶田花園戰鬥》一文中不僅詳細地介紹了整個戰鬥的過程,還明確地指出:7月3日拂曉,攻擊並佔領田花園村的華野部隊是4縱12師的35團和36團,當面之敵是整25師40旅118團。   
    那麼,廖輔仁為什麼要撒這個謊呢?道理很簡單,「親自率隊反攻田花園」是黃百韜在豫東戰役中最為燦爛的「亮點」,但如果承認當初是因為整25師自己弄丟了陣地,這個功勞就顯得不那麼光彩了。所以,先把責任推到號稱「國軍精銳」的傘兵頭上,再由黃司令親自去收拾殘局,效果就會漂亮得多。   
    第二,黃百韜反攻田花園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想靠攏鐵佛寺」。   
    田花園的位置當然很重要,要不然黃百韜也不至於親自出馬。但政工處長廖輔仁編出來的假話只能蒙一蒙蔣總統,我們在地圖上看一下就知道:田花園並不在帝邱店與鐵佛寺之間,它的位置處於帝邱店的北面,正好卡住黃兵團司令部退往和樓、邏崗和柳泉鎮的道路——也就是說,解放軍佔領田花園其實是擋住了整25師撤退的通道,所以,黃百韜的反攻之舉根本不是為了救援鐵佛寺的整72師,他是想朝隴海鐵路方向逃跑。                              
    7月4日,黃百韜確實攻下了田花園,但華野4縱和6縱這時候已經佔領了和樓、邏崗等地,依然切斷了整25師的退路,所以老黃只好又回到了帝邱店……事實上,從7月3日凌晨受到解放軍的攻擊開始,黃百韜兵團就再也沒有朝鐵佛寺方向靠近一步,而廖輔仁之所以愣要把田花園和鐵佛寺扯在一起,無非是希望把老黃的「撤退」說成是「救援」,想往司令的臉上貼金罷了。        
    不過,廖輔仁有一點並沒有說錯:7月3號那天,傘兵一團的確吃了個大敗仗——廖處長只是移花接木,把發生在劉樓的事情挪到了田花園。        
    7月3日中午,蔡智誠他們撤出了董口。   
    搜索營是最後一批離開陣地的,大家一邊走一邊罵罵咧咧——董口這裡原本是108旅的地盤,可如今,當兵團側翼遭到攻擊的危險時刻,黃百韜卻首先通知自己的人馬往回收縮,讓遠在馬口的快速縱隊趕過來掩護他們。這讓傘兵們覺得自己既受了騙又受了氣,心裡當然很不高興。   
    好不容易等108旅走光了,黃司令長官才下令讓傘兵離開董口——快縱司令部和傘一團轉移到帝丘店,二團則後退到楊橋村(楊喬),防守兵團部的右翼。   
    接到命令,部隊開拔。大家的心裡雖然對黃百韜充滿了怨氣,但無論如何,撤退的差事總比進攻的任務更讓人樂意接受一些。   
    可沒想到,傘一團就在撤退的時候出事了。   
    當天上午,一團駐紮劉樓,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快縱輜重營和汽車28團的車隊,得到轉場帝丘店的通知之後,一幫人就亂哄哄地準備動身。按道理,在戰場上實施敵前移動應該盡量避免乘車才是,但現在既然是撤退,傘兵們也就懶得走路了,大家紛紛爬上卡車,或者躺著或者坐著,優哉悠哉地享受清閒,就在這個時候,共軍殺來了。   
    殺進劉樓的是華野6縱(王必成)的第16師(張雲龍)和第18師(饒守坤)。這兩支部隊原本是準備在馬口村圍殲快速縱隊總部的,可當他們趕到殷莊的時候,張緒滋已經帶著直屬營和傘二團轉到南邊的董口去了,解放軍不知道這個情況,憑感覺繼續向東追擊,於是就在劉樓附近撞上了傘一團。   
    6縱16師的先頭部隊最先發現情況,戰士們瞧見路口上停著一長溜汽車,還以為是抓到「大魚」了,沒等報告上級就動手開打。後面正在行軍的部隊聽見槍響也全都往前衝,結果是大家蜂擁而上,不但沒有人理會什麼「主攻」「輔攻」「戰場分界線」,甚至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單位參加了戰鬥,反正是全都殺亂了套。   
    雖然是「亂殺」,但各位想一想,這夥人可都是「王老虎」的兵啊!就連當年孟良崮上的張靈甫都抵擋不住這些厲害角色,劉樓村的國軍傘兵哪裡受得了。   
    說起來也有意思,如果16師的先頭部隊早一點兒到,傘兵的警戒崗哨還沒有撤,可能會提前發出警報;而如果再晚到一點,傘兵的車隊就開跑了。可巧不巧的,就在傘一團的全體人員剛剛上車、要走還沒有走的時候,幾十個解放軍突然出現在路口,一通手榴彈就把張信卿團長的吉普車給掀翻了,順帶著還把整個車隊都堵在了路上。   
    傘兵原本是專門突襲別人的,現在卻輪到自己被別人突襲,官兵們以前訓練的那套本事一下子全都忘光了,有的人胡亂開槍抵抗、有的人跳下車往野地裡跑,全團人馬都炸了鍋。        
    蔡智誠得知這個消息是在下午一點左右。當時張緒滋司令拎著衝鋒鎗、戴傑夫參謀長抱著輕機槍,兩個人跑到搜索營的隊列前大發牢騷,說是傘一團遇到襲擊,黃百韜卻不肯派兵增援,整25師只圖自保,見死不救……然後又問:「他們不救我們救,弟兄們敢不敢同我一起去?!」   
    那還用說,大家都喊「同去同去」。於是就同去。   
    搜索營抵達劉樓附近的時候,四面八方都在響槍,國軍和共軍早已經攪成了一團,東一堆西一堆的你追過來我趕過去,根本就分不出哪裡是戰線。張緒滋司令趕緊命令發信號,「通通通」地幾顆信號彈升空之後,情況立刻就發生了變化——傘兵是經過特種訓練的,知道那信號是在通知己方的集結地點,而共軍卻都是些土包子,看見天上的紅色信號彈,還以為國民黨兵要發起總攻了呢,他們轉身就往村子裡跑,決心守住陣地、與來犯的敵人大幹一場——這下子,原本被追得像兔子一樣亂竄的國軍官兵也就化險為夷了。   
    雖然脫險了,但傘一團的倖存者們卻都是一副驚魂未定的樣子,就連號稱「勇將」的井慶爽副團長也是面如土色、沮喪得抬不起頭來。畢竟這是傘兵部隊自組建以來吃的第一個大敗仗,頭天還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自以為可以所向披靡的「國軍精銳」,轉眼之間就被共軍打得落花流水,連怎麼輸的都沒弄明白,這可實在叫人灰心喪氣。   
    井慶爽問張緒滋:「我們怎麼辦?現在去帝丘莊麼?」,張司令回答說:「算了,你們回商丘休整去吧」。於是井慶爽就帶著一團的人馬撤走了。   
    現在想來,張緒滋當時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表面上看是因為傘兵受到重創之後情緒低落、士氣渙散,已經無法保持應有的戰鬥力,根據特種部隊的作戰原則,的確可以臨時解除任務、退出戰鬥;但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老張在跟黃百韜賭氣,張司令覺得既然整25師可以不派部隊來救傘一團,他也可以不讓一團去幫老黃打仗,這也是保存實力的一種考慮。   
    其實,黃兵團這時候已經被華野部隊包圍了,離開戰場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大家都認為井慶爽能夠把隊伍帶出去,因為他在抗戰期間就曾經率領傘兵一隊在敵後(廣東)進行過長距離的大範圍穿插,這方面的經驗比較豐富——事實上,這一次他也同樣做到了。   
    再PS幾句:   
    有人說豫東戰役是「快速縱隊垮得快」,認為在7月3日的這場戰鬥中,「傘一團被殲滅,團長張信卿被擊斃,傘兵部隊徹底瓦解,張緒滋帶著殘部逃回了商丘」,從而影響了全局……這其實是受到了廖輔仁的那份請功報告的誤導。   
    張緒滋並沒有逃到商丘,他一直堅持到了戰役結束;張信卿也沒有死,他因傷調離了傘兵部隊,後來到國防部任職去了;傘一團也沒有被全殲,當時在劉樓遇襲的部隊包括傘一團、快縱輜重營和汽車第28團一部,總共約三千人左右,而傘一團撤到商丘以後還剩一千五百多人,除了團長張信卿和二營長(姓潘)負傷,其他的主要幹部並沒有多大損失。   
    但劉樓戰鬥卻有一個重要的環節被人們忽視了——劉樓車隊的卡車一輛也沒有能夠開出來,快速縱隊的全部輜重物資都落到了華野6縱的手裡。        
    失去了卡車上的輜重物資,傘兵們很快就沒有彈藥了。   
    部隊出征的時候總要根據任務的需要配備彈藥,所謂「基數彈藥」有的隨身攜帶、有的歸營團管理、有的由兵團負責運送。不同部隊的彈藥基數的具體數量不同、攜帶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整25師的士兵,不管是幹什麼的,身上要帶步槍子彈、挎包裡要裝機槍子彈,屁股後頭還要吊著一枚迫擊炮彈……但傘兵卻不一樣,他們更強調輕裝機動,所以衝鋒鎗手只揣幾個彈匣、重機槍手只拎一條彈鏈,其他的東西全都丟在汽車上。   
    這次到豫東參戰之前,快速縱隊的彈藥本來就沒有補足,所以兵團的兵站裡一點兒存貨也沒有,現在輜重營的物資連同卡車一起全部交給了共軍,傘兵們立馬就傻眼了。   
    怎麼辦呢?只有去找整25師打商量,可張緒滋司令又拉不下這個臉來,只好讓戴傑夫參謀長去求情說好話。        
    下午四五點鐘,蔡智誠他們退到了楊橋村。張緒滋不願意去帝邱店看黃百韜的臉色,所以決定帶著快縱司令部和傘二團一起在這裡守陣地。   
    可是,這陣地也不是好守的。傍晚的時候,戴參謀長和工兵營的人還沒有把彈藥借回來,華野6縱的「王老虎」們卻已經殺到了楊橋跟前。   
    共軍的第一輪攻擊就上來了三個團,正北面是16師46團、正西是18師53團,再加上從東北方向衝過來的6縱直屬特務團……          
    哎呀呀!國軍傘兵要完蛋。      
楊橋村位於帝邱店西北四公里,一條東西走向的公路把村莊分為南北兩個部分。這個村子在7月3日上午曾經被華野6縱特務團攻佔過,下午又被傘兵二團奪了過來。     
    傘兵進村的時候,村子裡空蕩蕩的,老百姓全都跑光了,不僅看不到牲畜、糧食和農具,就連水井上的轆轤都被人藏了起來——睢縣這裡在抗戰時期曾經是新四軍的「睢杞太根據地」,現在,老百姓又用當年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來對付國民黨,堅壁清野,搞得國軍將士連一把鋤頭、一根扁擔都找不到。     
    找不到鋤頭扁擔就修不成工事,傘兵正好可以偷懶。     
    在當時,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習慣分為兩個流派。一類以「土木系」十八軍為代表,強調「穩紮穩打」,無論走到哪裡,隊伍停頓下來之後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建造工事,什麼鹿砦陷阱梅花樁、地堡戰壕鐵絲網,先把陣地搞好了再吃飯睡覺。黃百韜的整25師基本上也屬於這個路子,他們行軍打仗的時候除了要扛槍扛炮,還要帶上鐵鍬洋鎬斧頭鋸子,部隊開到哪裡,哪裡的民房就變成了炮樓、哪裡的樹木也被砍得精光。     
    相對而言,「遠征軍系統」的部隊就不太注重建造工事,他們更崇尚火力和機動性,認為那種「背著碉堡走路」的做法是「戰略上的進攻,戰術上的防守」,因此新1軍、新6軍或者第5軍這樣的隊伍在行軍的過程中很少花大力氣修建防禦陣地,一旦搞急了就和共軍對攻對沖,沖好了可以大獲成功,沖得不好就只有稀哩嘩啦,一敗塗地。     
    很難說這兩種流派哪一個更高級。比較起來,隨時隨地修工事的辦法當然穩妥一些,而且國軍確實有不少「經典戰例」是靠「守」出來的,但這種「穩妥的」辦法也存在著過分耗費士兵體力、制約戰場機動能力的缺點,很容易弄得部隊筋疲力盡、士氣消沉,所以也有許多國軍主力是被「守死」的。     
    快速縱隊的「少爺兵」都是些寧可被打死也不願意被累死的人物,他們的作戰原則是「不攻堅、不守點、不停留」,只求快不求穩,當然也就用不著修工事。傘兵們以往在戰場上能刨個散兵坑就算是很不錯了,對挖溝壘牆築碉堡一點兒興趣也沒有,可這一次,黃百韜愣是給快速縱隊派來一個姓王的上校督察官,那傢伙成天拿著根木棒子到處跑,一會兒說要在這裡堆沙包、一會兒說要在那裡挖戰壕,簡直把大家煩透了。     
    因此,楊橋村的老百姓把農具都藏了起來,真是符合傘兵的心意。蔡智誠他們的折疊鐵鍬都丟在輜重營的卡車上,連同帳篷被褥和行軍鍋一起統統送給了共軍,現在官兵們的手裡只剩下一把傘兵刀,想刨個單人掩體都困難,更別說挖戰壕了。大家看著王督察官無可奈何的樣子,都像揀著了什麼大便宜一樣,開心得不得了。   
    可惜,開心了沒多久,麻煩就來了。     
    傍晚的時候,蔡智誠帶著部下在村子外面破壞老百姓的莊稼——夏至過後,地裡的高粱和玉米都已經長到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青紗帳遮擋了視野,非得把它們都砍倒了才能清理射界。     
    一夥人揮舞著傘兵刀,正忙著左右開弓地糟蹋糧食,忽然看見幾個偵察兵慌慌張張地從遠處跑回來,嘴裡還嚷嚷著:「共軍上來了!共軍上來了……」,大家一聽,扭頭就往村子裡跑。     
    跑到村口,遇到張緒滋,張司令問:「共軍來了多少人?」     
    「不清楚,聽說多得很……」,蔡連長也是稀哩糊塗。     
    於是張緒滋就捧起望遠鏡這邊瞧瞧、那邊看看,蔡智誠也只好不跑了,陪著他東張西望。     
    看了老半天,沒看見共軍大部隊,卻發現兩公里外有幾個人正手腳並用地往一棵大樹上爬,張司令就說:「讓狙擊手把他們打下來」     
    「狙擊手恐怕沒把握,不如用重機槍打打看」。     
    蔡智誠知道張緒滋是想出口惡氣。幾個小時前,老張在劉樓指揮作戰的時候被躲在大樹上的解放軍戰士偷襲了一把,幸虧身邊的衛士反應快、撲上來替長官擋了子彈,結果司令官沒事,副官和警衛卻被打死了,所以老張現在恨透了爬樹的人。     
    搜索營裡射擊水平最高的要屬海國英了,他操起重機槍「通通通」地打了一陣,遠處那棵樹上的人就掉了下來,這讓張緒滋司令覺得十分滿意:「好好好,就這樣打,就這樣打」,大家也興高采烈地誇獎老海幹得漂亮。     
    正高興著,就聽得「咻——」的一聲,一顆炮彈飛過了頭頂。「榴彈炮——」,傘兵們頓時有點傻眼,心說:「那幾個爬樹的人物不會是炮兵的觀察員吧……」     
    緊接著,又一顆炮彈「光」地炸在了前方——媽□!兩發校正彈,一顆靠後、一顆靠前,接下來的炮火就該要落在自己頭頂了,大家知道大事不妙,嚇得抱著腦袋四下狂奔……剛跑出去幾十米,就聽見耳邊傳來「轟隆隆」的呼嘯,就好像從頭頂上開過了一列火車,剎那間,沙石飛崩、硝煙瀰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爆炸的氣浪把蔡智誠掀了個跟頭,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等他好不容易收拾心神抬頭張望,發現村口附近已經被炸平了,海國英的那挺重機槍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進攻一個不足百戶人家的村莊,居然可以動用12門野炮和10門榴彈炮進行火力預備,這是國軍精銳部隊也難以辦到的事情。鋪天蓋地的彈雨把楊橋村炸成了一片廢墟,也把傘兵們先前的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勁頭炸飛到了九宵雲外。     
    好在這時候解放軍的步炮協同技術並不熟練,炮擊停止之後很長時間,步兵都沒有發起進攻,傘兵各單位趕緊趁著這個機會檢查傷亡、佈置防禦。搜索一連在這場炮擊中傷亡了十幾個人,這樣再加上先前的損失,蔡志誠的手下就只剩下五十來號人馬了,他乾脆把一連編成了兩個分隊,由海國英帶一個隊,自己親自帶一個隊。     
    本來,讓羅華當分隊長可能更合適一些,可這小子正發著高燒,眼神迷離、面頰通紅、嘴唇上全是火泡,看上去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蔡志誠很擔心他是不是染上了瘟疫——七月的豫東,每天都是艷陽高照,地面被烈日曬得滾燙,從馬口、劉樓、董店到楊橋這裡到處都是腐爛的屍體,龍王店、鐵佛寺那邊就更不用說了,隔著老遠就能聞到刺鼻的臭味。這樣的環境特別容易誘發流行病(事實上,豫東戰役也確實引起了一場瘟疫),蔡志誠想起當初在松山打日本鬼子的時候還有美國人幫忙打預防針,可現在在中原腹地打內戰,卻連一點預防措施也沒有,真是無可奈何。他只好派兩個士兵緊跟著羅華,免得他頭昏腦熱的暈倒在什麼地方都沒有人知道,至於這傢伙的瘟病會不會傳染給別人,現在是顧不上了。   
    按照張緒滋司令的安排,傘二團負責防守村北,司令部和直屬部隊負責防守村南,搜索一連的位置在楊橋村的西南角上,蔡志誠的連部設在一座被轟塌了半邊的二層小樓裡,這是這一帶的制高點。     
    晚上八點鐘,一陣刺耳的尖嘯劃破夜空,解放軍對楊橋的進攻開始了。     
    據說,華野第1、4、6縱(葉陶王部隊)發出攻擊指令的方式並不是吹衝鋒號,而是用一種經過改造的信號槍不停地射擊,當子彈通過特製槍管的時候,這種槍就能發出一段響亮而怪異的聲音。馬甲我曾經問過幾位老人,請他們模擬一下信號槍聲的效果,可老人們想了半天、結果卻都是搖頭:「學不出來,反正很怪就是了」。蔡志誠倒是描述過自己的體會,他說:「那是一種用尖刀刮骨頭的感覺」。     
    1948年7月3日的夜晚,這種「尖刀刮骨」般的槍聲響徹了楊橋村的四周。傘兵二團報告,「東北方向和正北方向各受到了共軍一個團的進攻」,就在大家都以為解放軍的主攻方向可能是在村北的時候,正西方向也出現了攻擊部隊,傘兵觀察哨報告,「共軍的規模是一個團」。     
    好傢伙,第一波進攻就上來了三個團,粟裕和王老虎可真夠看得起國民黨傘兵的。   
    華野6縱如此慎重其實是有原因的。     
    在當時,傘兵集團是國民黨軍「碩果僅存」的一支快速縱隊,也是唯一一支從「戰略進攻階段」到「戰略防禦階段」都沒有受到過重大打擊的摩托化突擊集群。兩年來,第三快速縱隊在華東戰場上橫衝直撞、耀武揚威,雖然沒有打過什麼硬仗卻也沒有吃過什麼虧,弄得華野各部都不太清楚這伙外表十分誇張的人馬到底能有多大本事。     
    「葉陶王部隊」是華野的絕對主力,這以前,傘兵曾經打過1縱、追過4縱,惟獨沒有和6縱交過手,傘一團今天下午在劉樓與16師和18師的狹路相逢才算是雙方頭一次照面。     
    按以往的情況,國民黨部隊在遭遇戰中被解放軍的優勢兵力包圍,肯定立馬就一敗塗地了,但出乎6縱意料的是,傘一團雖然被衝亂了卻並沒有潰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傘兵還沒嘗過解放軍的厲害,心氣比較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傘兵接受過分散狀況下和被動狀態下的特殊訓練,三五個人靠在一起就能結成戰鬥組、幾個戰鬥組湊成一夥就敢打反擊。所以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共軍追得國軍到處跑,但真打起來的時候,一個班甚至一個排的解放軍確實還很難收拾這東一堆西一攤的亂兵,折騰到最後,16師和18師又被那幾顆紅色信號彈欺騙了一把,結果就愣是讓「煮熟的鴨子飛走了」。     
    6縱的「老虎」們哪裡受過這份窩囊氣,當然是追著攆著也要把逃走的敵人抓回來再揍一頓。可解放軍並不知道傘一團已經徑直回了商丘,還以為他們跑去和傘二團會合了呢,於是就迅速趕到楊橋,並於當天晚上發起了全面攻擊。     
    楊橋戰鬥的現場指揮員是華野16師副師長黃光裕(55年大校,曾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參戰部隊有16師46團、47團,18師52團、53團和6縱直屬特務團,另外還有三個野炮連、兩個日式榴炮連和一個美式榴炮連配合作戰。在7月3日晚8點發起的首輪攻擊中,由北向南進攻的是6縱特務團和16師46團,由西向東突擊的是18師53團——全縱隊戰鬥力最強的16師48團(老虎團)並沒有來,18師戰鬥力最強的52團(彭沖團)也沒有上,這多少說明了王老虎此時對傘兵的能耐還有些吃不準,所以留了一招後手。   
    在蔡智誠他們當面的是18師的53團,也就是後來的解放軍24軍72師215團。     
    這53團其實是很能打的,當初曾經搶佔垛莊,立下了「孟良崮戰役第一功」。但這個團也有個「發揮不穩定」的毛病,狀態好的時候神仙妖怪都擋不住,狀態差的時候遇到小鬼也沒轍,有點像是籃球場上的「神經刀」,所以上級總是讓52團在邊上陪著他們,因為52團有個特別能幹的彭沖政委,十分善於總結經驗。比如抗美援朝期間守上甘嶺,「冷槍運動」就是由215團最先發明的,剛開始的時候,這幫「神經刀」指哪打哪、戰果顯赫,可打著打著就突然沒狀態了,從此再也不開胡,旁邊的214團(52團)照著學,邊學邊琢磨,結果學出了一個「狙擊大王」張桃芳,天下聞名,反而是先開張的215團什麼好處也沒撈著。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人家53團的狀態再沒譜也是華野的「大功團」,傘兵的腦袋再硬,讓這把「神經刀」砍兩下也要喊吃不消。   
    7月3日的晚上,53團剛開始進行接敵運動就被傘兵發現了,觀察哨藉著照明彈的光亮發現了遠處晃動的人影,立刻就判斷出攻擊方的人數和移動目標,隨即,快速縱隊的迫擊炮就實施了密集射擊。     
    早在下午的時候,傘兵司令部就對楊橋村周圍的地形環境做了現場勘察,預判出各個方向的進攻部隊在攻擊發起之前可能集結兵力的地點,並測出了相應地點的射擊諸元。因此在實戰之前,炮兵根本就不需要進行試射,直接就用密集的炮火覆蓋了對方的集結點。     
    這一招果然奏效。從望遠鏡裡,蔡智誠看見共軍的身影暴露在一片火光之中,他們的傷亡慘重,他們在爆炸的氣浪下奔跑……但是,這些解放軍戰士並沒有因為炮擊而潰散,他們衝出了炮火,雖然隊形混亂,卻目標一致、不顧一切地向著國民黨軍的陣地衝了過來。   
    信號槍響了,淒厲的尖嘯令人膽寒——那是蔡智誠所說的「尖刀刮骨」一樣的聲音。     
    照明彈升上夜空,傘兵們開火了。機槍、卡賓槍急促地射擊,密集的火網把進攻的人群阻擋在百米開外。53團的衝鋒停頓了,但他們並沒有就此撤退下去,而是趴在地上開始挖坑。     
    不一會,一個散兵坑挖成了,再過一會,一個個散兵坑連在一起變成了坑道。剛開始,坑道是雜亂無章的,可不久以後,這些坑道就逐漸靠攏、逐漸向前延伸,一步步接近了傘兵的陣地。     
    豫東這一帶是早先的黃泛區,地面一兩米的地方都是浮土,很容易挖掘。解放軍戰士躲在那坑道裡面,國軍的子彈打不到、手榴彈又夠不著,乾著急沒有辦法,只能眼看著進攻的隊伍一點點的向自己靠近。一百米、九十米、八十米,夜幕下的坑道就像幾個恐怖的黑色的箭頭,清晰地指向了防守方的命門要害,傘兵們慌了,他們明白,只要這坑道再前進幾十米,解放軍就會蜂擁而出,在這麼短的距離上,根本就沒有實施火力攔截的時間和空間。     
    就在這時候,那位姓王的上校督察官又跑來了,他依然拎著根木棒子,聲嘶力竭地吼叫著:「後退二十米!快挖攔阻坑!」     
    事情到了這份上,原本最討厭乾土工活的傘兵們也不敢再偷懶了,無論當官的當兵的,大家全都七手八腳的忙碌起來。沒有鋤頭沒關係、用刀子戳,沒有鐵鍬沒關係、用鋼盔刨,國軍官兵拼盡全力地和解放軍比賽施工進度,終於在那幾個「黑色箭頭」的前方挖出了一道四五米寬、兩米來深的塹壕。     
    解放軍顯然也沒有想到陣地前沿會突然出現這麼一道臨時性的障礙,當他們衝出坑道之後,猛地發現面前的敵人不見了,橫亙在腳下的是一條無法一躍而過的壕溝,正準備繞道過去(那壕溝只有三十多米長)就遭到了兩側火力的猛烈夾擊。剎那間,機槍、衝鋒鎗、火焰噴射器甚至火箭筒都集中傾瀉過去,頓時,從坑道出口到塹壕之間的空地上屍體成堆、血流成河,有的解放軍士兵跳進了塹壕,四面八方立刻飛來一大堆手雷,炸得壕溝裡面血肉橫飛。     
    但53團真不愧是王老虎的隊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依然死戰不退,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接著上,一波又一撥的人馬踏著血泊愣往前衝,蔡智誠親眼看見有個戰士的雙腿都被打沒了,只剩半截身子戳在地上,可他卻仍然堅持著舉槍射擊!     
    就在這個時候,傘兵的機槍突然沉寂了,陣地上一片驚呼:「糟了糟了!沒子彈了!」     
    上午出發的時候,重機槍只帶了一條彈鏈(250發),輕機槍只帶了四個彈匣,打了這麼一陣,參謀長還沒有回來,彈藥就已經用光了。   
    失去了重火力的掩護,開闊地就守不住了,傘兵們轉身就朝村子裡跑。     
    蔡智誠剛跑進自己的連部,後面的解放軍就追了上來,他往樓梯上爬,53團就用刺刀戳他屁股。傘兵的手裡不是衝鋒鎗就是卡賓槍,全都是不帶刀的,貼身肉搏的時候就連燒火棍也不如,哪裡是人家三八大蓋的對手,無奈之下,只好再跑。     
    跑到樓上,已經無路可逃了,兩個解放軍戰士挺槍大喊:「繳槍不殺!舉手投降!」              
    蔡智誠急了,摘下鋼盔砸過去:「黨國文天祥,打死不投降!」     
    這傢伙,他要和共軍死扛。           
《亮劍》裡有這麼一個情節: 
    「李家坡戰鬥」中,李雲龍命令獨立團一營以土工作業的方式實施攻堅——「你們營有360人,我把全團的手榴彈都調給你,每人帶上10顆手榴彈,應該是多少?唔,3600顆,部隊全部運動到坡下,誰也不准露頭,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槍法不賴,老子才不觸這個霉頭。只要掘進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個娘們兒也能把手榴彈扔進環形工事,我這裡信號彈一上天,你們全營一起扔手榴彈,每人兩分鐘之內要把10顆手榴彈扔光,嘿嘿,3600顆手榴彈可夠山崎那小子喝一壺的」…… 
    這個辦法聽起來很提精神,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因為李雲龍只記得「小鬼子的槍法不賴」,卻忘記了小鬼子也是可以甩手雷的——如果李團長真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讓部隊這麼傻干,最後「夠喝一壺」的多半是他自己——想一想就知道,小鬼子在山坡上守著,獨立團在山坡下挖坑,一旦進入了手雷的投擲範圍,八路軍的3600顆手榴彈根本就沒有機會扔出去。 
    交通壕掘進戰術,如今被有些影視片和文學作品吹得神乎其神,但其實這種戰術的使用是有條件的,它不僅要求圍攻的兵力佔絕對優勢、還要求攻擊的正面比較寬大,並且經常需要在夜幕的掩護下才能夠實施(比較典型的範例是石門戰役和錦州戰役)。而在「李家坡」這樣的攻擊面比較狹窄的山坡地帶,特別是在對方高度戒備、隨時有可能實施反擊的大白天,再生搬硬套地採取土工掘進的辦法就顯得不太明智了。          
    1948年7月3日夜間,華野18師53團在進攻楊橋村的戰鬥中也採用了土工掘進的戰術。 
    那天晚上,沒有月亮,繁星滿天,不時有幾顆照明彈竄入夜空,把陣地前沿的開闊地照得一片通亮。 
    傘兵搜索營在楊橋村南門外擔任警戒防禦,通訊營則後退二十米,在整25師的那位姓王的督察官的指導下挖掘「攔阻坑」。傘兵政工處長周世鳳上校也帶著一群擔架兵跑來幫忙,這些擔架兵其實是衛生隊僱傭的挑夫,雖然穿著軍裝,卻是只幹活不打仗的,連槍也不會用。當天下午在劉樓與共軍遭遇的時候,傘兵輜重營和衛生隊全都被消滅了,傘一團也損失慘重,反而是這幫拎著木頭棒子的傢伙一個不少地跑了出來,真是奇了怪了。 
    周世鳳處長抱著鋼盔親自參加刨坑修工事,一邊幹活還一邊給大家鼓勁:「共軍已經是疲憊之師,困獸猶鬥,他們想要從楊橋村突圍,沒那麼容易!邱軍長的隊伍馬上就會趕到,我們守到天亮就大功告成……」 
    那時候,傘兵們也弄不清外面的局勢到底是國軍包圍了解放軍、還是解放軍包圍了國軍,但大家還是對邱清泉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很多人覺得,以傘兵與第5軍的深厚淵源,「咱們邱軍長」無論如何都會拚死相救的,但蔡志誠的心裡卻對國軍部隊之間的「血緣關係」不太放心。他想起一年前的宿遷戰役,當時戴之奇的整69師和胡璉的整11師並肩推進,戴之奇還曾經是胡璉的副手,彼此關係可謂十分親近,可是當69師被圍困的時候,近在咫尺的整11師卻沒有能夠及時救援,結果是戴之奇戰死、整69師被全殲,連帶著蔡同學的二哥蔡智仁也自殺身亡了……所以現在,雖然第三快速縱隊的軍官大多來自於第5軍,但蔡志誠也不敢指望邱清泉能夠採取什麼立竿見影的措施。   
    搜索營在陣地前沿擔任警戒,透過照明彈的光亮,蔡志誠可以清楚地看見解放軍那邊的情況:兩條交通壕正一點點地向前延伸,那壕溝彎彎曲曲的,在傘兵的眼中看來就像毒蛇一樣的可怕。 
   (戰場上的壕溝必須是彎曲的,否則遇到對方反擊的時候一梭子就被打通了。電影電視劇裡的那種筆直的戰壕雖然比較好看,其實屬於偷工減料的做法)     
    這是蔡智誠第一次親眼看見解放軍的土工作業,但他在北平參加培訓班的時候就曾經聽教官講解過這種戰術。按照美國顧問的說法,坑道掘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套路,屬於應該淘汰的東西,因為這種戰術存在著致命的弱點:一是進攻方的兵力大部分隱藏在坑道裡,雖然相對比較安全,但自身的火力也難以展開,無法實施有效的火力壓制,削弱了攻擊部隊的戰鬥力;二是交通壕溝限制了進攻兵力的分佈和移動,決定了攻擊方的運動途徑只能是線性的,既無法調整進攻的方向、也無法掌控進攻的波次,只能以「人海戰術」強行發起衝鋒,而衝鋒的出發位置又只能集中在坑道前端的幾個點上,容易受到密集火力的打擊…… 
    蔡志誠鸚鵡學舌地把這番道理說了一遍,而這時候,搜索營的傘兵們正被共軍的坑道作業嚇得半死,聽見蔡智誠的講解,遊樂智營長高興壞了,趕緊讓蔡上尉擔負起宣傳的重任、向廣大指戰員全面傳達美軍專家的真知灼見。於是,蔡宣傳官在搜索營講完了又跑到通訊營去講,搞得弟兄們士氣大振,就連政工處長也覺得很提精神。豫東戰役結束後,周世鳳上校在他的總結報告中還特意提到了蔡指導員的這次「精神講話」,稱讚其效果「善莫大焉」,愣是幫蔡智誠弄到了一枚雲麾勳章。        
    蔡智誠可以東跑西跑的吹牛皮不幹活,其他人可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上峰有令,讓搜索營組織突擊隊,爬出去打反擊,騷擾那些正在挖坑道的共軍。 
    搞突襲是傘兵的老本行,可人家共軍也不是好惹的。突擊隊剛開始動作,對面的機關鎗就開了火,猛烈的彈雨打得突擊隊們趴在地上不敢動彈——當然,這樣的情況在傘兵的訓練教程中早有預案,機槍一響,那些在暗夜之中閃爍著的火光立刻就成了狙擊手的目標。傘兵的訓練水平是比較高的,基本上兩三槍就能讓對方的機槍啞火,於是突擊隊員又接著往前爬——但片刻之後,共軍的機槍居然又響了起來,突擊隊員只好再趴下,狙擊槍手只好再射擊……幾個回合下來,共軍的機槍手被打掉了不少,可傘兵的突擊隊也全部報銷了,搜索營只好無奈地停止了反擊。 
    搜索營在前面搞騷擾,後面的炮兵也沒有閒著。當天晚上的第一輪炮擊(轟擊解放軍的出擊集結點)之後,傘兵的彈藥就打光了,幸好在楊橋村裡還有整25師留下的幾十箱炮彈,可當炮兵連打開箱子以後才發現,那裡面的東西全都是日式50口徑迫擊炮(小鋼炮)的炮彈,與快速縱隊的迫擊炮不匹配。這種炮彈雖然填進美式60迫擊炮裡也可以發射,但打出去之後的準頭根本就沒個譜,東一鎯頭西一棒的,氣得傘兵們直罵。    
    不過,國軍的炮彈沒準頭,共軍的大炮也差不多。解放軍方面的問題估計是出在了炮兵的技術上,白天的幾炮打得還不錯,可天黑以後就差勁多了,接連兩排炮彈都砸到了村子前面的開闊地上,把自己人打了一頓之後就再也沒敢開火了。     
    傘兵們前前後後忙活了幾個小時,雖然沒有能夠破壞交通壕,但這幾番折騰也確實給解放軍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華野53團的作業進度明顯放慢,並且,為了能夠在己方的火力掩護下進行施工,兩條交通壕也越挖越靠攏,彼此的間隔還不到十米,這就給國軍的攔截阻擊帶來了有利條件。 
    子夜時分,解放軍的交通壕終於挖掘到了距離陣地前沿五十米遠的地方,他們轉而向左右兩側掘進,開挖橫向坑道。從道理上講,平行於防禦陣地的戰壕延伸得越長,進攻部隊的攻擊正面也就越寬,能夠給防守方造成更大的困難——可是,這條橫向的壕溝剛挖了大約二十米,也許是因為預定的總攻時間到了,華野53團就突然地發起了衝鋒。        
   「那些人真是勇敢啊」,許多年以後,蔡智誠依然對當時的情形感歎不已。        
    淒厲的信號槍響起之後,解放軍立刻躍出了坑道,第一批跳出戰壕的十幾個人幾乎還沒有站直身子就被打倒在土堆邊上了,可後面的戰士卻依然毫不猶豫地衝了上來。 
    傘兵們拚命地開火。蔡智誠聽見遊樂智營長聲嘶力竭地喊叫著:「機槍壓住後面!機槍壓住後面!」,輕重機槍隨即向後延伸射擊,死死地壓制住縱向交通壕的兩側,逼迫共軍只能從坑道前端那段只有二十米寬的攻擊正面發起衝鋒。 
    前面的這段橫向壕溝雖然比較短,但卻是最接近國民黨軍陣地的地方,華野53團的戰士們通過兩條交通壕運動到這裡,只要再衝過五十米的開闊地就能夠突破國民黨軍的防線、殺進楊橋村——但這五十米的開闊地段現在卻成了死亡的煉獄,傘兵的衝鋒鎗、卡賓槍、火焰噴射器、火箭筒,全都對準這裡狂掃亂射,攻擊的人群一批批地衝上來、又一批批地倒了下去,這段「撕開防線的捷徑」很快就鋪滿了屍體、浸透了血跡。     
    在瘋狂射擊的時候,蔡智誠發現衝在前頭的共軍士兵幾乎全都沒有拿槍,手裡只拎著幾顆手榴彈,這讓他在很長時間裡都以為共產黨是讓民兵老百姓在前面當「擋箭牌」和「替死鬼」,覺得真是殘忍。直到解放以後他才明白,這其實是土八路的戰術習慣,解放軍在實施進攻作戰的時候經常把部隊分成投彈組、火力組、突破組、梯子組……遇到大的攻堅戰鬥還有投彈排、投彈連,他們的任務就是用手榴彈或者炸藥包打開缺口,為後續部隊創造突破陣地的條件。 
    為了快速通過火力封鎖區,負責投彈的戰士精簡了一切有可能妨礙奔跑的裝備,甚至包括槍械,從躍出戰壕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全力向前猛衝,因為他們完成任務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最快時間內接近敵人的陣地(戰場上手榴彈的投擲距離一般為25米左右)。許多戰士倒在了那五十米的地段上,可當剩下的人衝到盡頭的時候,才突然發現面前橫亙著一條無法跨越的攔阻溝——這才是真正的死亡地帶。     
    這條攔阻溝其實只有三十多米長,可這時壕溝周圍都已經被噴火槍打著了,兩側的烈焰隔斷了解放軍戰士的視線,他們根本就弄不清這道塹壕到底有多長,幾乎沒有人試圖衝過火牆、迂迴繞道,大多數士兵都站在溝沿盲目地向前甩手榴彈,也有人跳進深坑裡喊叫著:「梯子!梯子……」 
    後面的隊伍又繼續湧了上來——這就是坑道掘進戰術的弱點:觀察面窄,後面不知道前面的情況,無法控制進攻波次,難以調整攻擊的方式——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被堵在攔阻溝前,越來越多的人被打倒在地,而那些冒險跳進塹壕的戰士也被傘兵的手榴彈炸得血肉橫飛。      
    遊樂智營長的傳令兵跑來跑去地通知大家:「準備反擊!準備反衝鋒!」 
    蔡智誠知道,共軍馬上快要垮了,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不撤退。而在共軍後退的時候立刻發起反衝鋒,攻擊受挫的隊伍絕對來不及躲進那條窄窄的交通壕,必將被傘兵擊潰在大片的開闊地上。 
    然而,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華野6縱18師53團並沒有後退。陣地前沿的解放軍戰士們依然在死亡的呼嘯中前仆後續、奮勇攻擊,他們用集束手榴彈在塹壕的溝壁上炸出了一道斜坡,試圖從這裡衝過攔阻溝。蔡智誠親眼看見一個士兵的雙腿都被打沒了,只剩半截身子戳在地上,可他卻仍然堅持著舉槍射擊!事實上,在他身體的周圍儘是燃燒著的火焰,他根本就看不見前方的目標,可他還是端起武器,一槍一槍的打著,直到最終倒下。        
    那位解放軍士兵倒下了,塹壕四周火勢也逐漸減弱了——傘兵火焰噴射器的燃料用完了——攻擊部隊終於發現面前的攔阻溝其實是很容易繞過的,進攻隊形一下子就散開了。 
    陣地上的傘兵們都在喊:「機槍——機槍!」,蔡智誠這才發覺,機槍陣地已經有好一會兒沒有了動靜。 
   「沒子彈了——」,不知道是誰嚷了這麼一聲,大家頓時就慌了。傘兵們曾經接受過這樣那樣的訓練,全都是以「火力」為第一要素的,誰也不曉得沒有彈藥以後應該怎麼辦才好。 
    陣地前沿的火焰漸漸熄滅了,四周越來越黑,傘兵的心裡也越來越涼。遠處,影影綽綽的身影越來越多,沒有了機槍火力的壓制,攻擊部隊紛紛躍出交通壕,大張旗鼓地衝了上來。 
    「頂住——頂住!」,軍官們拚命地喊。可哪裡還頂得住,陣地右側的通信營沒過多久就垮掉了,突破防線的共軍隨即向左迂迴,搜索營的側翼受到打擊,頓時再也支撐不住。這時候聽到有人喊:「撤——」,所有的人立刻就往村子裡跑。     
    蔡智誠剛跑下陣地就遇到了營長遊樂智,游營長問他:「是誰讓你撤退的?」 
    「不是你喊撤的麼?」 
    「我沒有命令撤退呀,你們怎麼跑了?」 
    「……,……」 
    「算了算了,先回村子裡再說吧」,遊樂智說完這句話,扭頭就跑得沒了影。 
    營長這話是什麼意思?蔡智誠愣了半天才想明白——遊樂智既想撤退又怕擔責任,所以下達命令以後又不肯認帳,剛才這一番裝模做樣的責問其實是想讓蔡指導員給他當證人呢——這傢伙,真夠老奸巨滑的。        
    相對而言,蔡智誠就沒有那麼狡猾了。 
    這時候,由於側翼的陣地已被突破,搜索營在撤退的途中不得不與共軍攪在了一起。四周圍全都亂了套,蔡智誠拎著手槍邊打邊往前衝,雖然是夜裡,但敵我雙方的模樣還是比較好辨認的,槍頭前面亮閃閃的肯定是共軍,而那些沒有刺刀的就是傘兵了。 
    跑到連部附近,看見前面牆根底下蹲著一群人,旁邊還站著兩桿三八大蓋,不用說,這絕對是國軍弟兄被共軍活捉了。蔡上尉腳不停步,抬手就是幾槍,嘴裡還嚷嚷:「大家快跑!」,一幫俘虜立刻就炸了營,嗷嗷叫著四下裡撒了秧子。那兩個解放軍戰士被氣昏了頭,俘虜也不管了,挺著三八大蓋就來追罪魁禍首,「抓住這個當官的!」 
    說時遲,那時快,蔡智誠幾步就竄進了連部的大門,回頭扣動扳機,「哇靠!沒子彈了」,再看看院子裡面,一個人也沒有,這才開始後悔不應該多管閒事——救了幾個俘虜兵,自己的小命卻要報銷了。 
    心裡雖然後悔,手腳依然利索。這連部大院裡面是個被炸塌了半邊的二層小樓,樓梯也垮了,樓板外臨時搭了個木頭梯子,蔡智誠順著梯子往上爬,共軍就在後面拿刺刀戳他的屁股,他好不容易才爬到樓上,抬腳蹬翻梯子,再回頭一瞧:「哎呀完蛋!沒路了」。 
   (要說,解放軍跟蔡智誠這個小連長費那麼大勁幹什麼,一槍撩倒不就完事了麼——這裡面有個原因:那一天,別人穿的都是作戰服,不大看得出軍銜,只有「代理連長」蔡智誠還嚴格遵照政工督察人員的規矩穿著軍官制服。傘兵的尉官服與陸軍將校服的面料、顏色十分相似,兩位土八路瞧見蔡智誠的肩膀上星星槓槓的一大堆,不知道他只是個破上尉,還以為他是個師長旅長之類的角色,覺得這傢伙比先前的那一幫俘虜兵值錢多了,於是就下定決心要抓個活回去——這是人家解放軍自己講的) 
    等兩個解放軍上到二樓,蔡智誠已經爬到房頂上去了。共軍在下面喊:「繳槍不殺,舉手投降!」,國軍就在上面答:「老子不投降!」,兩個戰士沒辦法,只好上房頂去抓他,蔡頑固分子抓起瓦片就往底下砸,搞急了連頭上的鋼盔也扔了出去,嘴裡還大呼小叫:「黨國文天祥,打死不投降!」。 
    ——這個混蛋傢伙,不投降就不投降唄,幹嘛要扯到文天祥的身上去呢?事情是這樣的: 
    抗戰期間有一部大型話劇,名字叫做《文天祥》(編劇吳祖光),1948年,國民政府為了鼓舞士氣,又把這部話劇拍攝成彩色電影,改名為《國魂》,當做思想教育的大片。按照當時國民黨的宣傳,共產黨解放軍是替蘇俄老毛子賣命的,相當於幫著元軍打宋軍的張弘范,那麼在戰場上總是吃敗仗的國軍當然就屬於文天祥一類的人物了。於是這《文天祥》和《國魂》就在綏靖區輪番上演,話劇的主演是石揮,電影的主角是劉瓊,表演水平高,吐詞清楚、形象瀟灑,讓人百看不厭,傘兵駐紮在徐州的時候,一個月要看好幾次,看到後來連台詞都會背了。 
    歷史上的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所以舞台上的文天祥在危急關頭說了這麼一句話:「江西文天祥,打死不投降」。每當人家演員念到這段台詞,政治指導員蔡智誠同志就必須帶領全體官兵高呼響應:「黨國文天祥,打死不投降!」,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堅定信念。所以現在,當蔡指導員被兩個解放軍用刺刀逼得竄上房頂的時候,心裡一著急,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這句口號,張嘴就嚷了出來。        
    也別說,這一嚷嚷還真管用。話音剛落,從院門外呼啦啦跑進來十幾個傘兵,衝鋒鎗、卡賓槍的槍栓拉得「喀吧喀吧」直響,一個個窮凶極惡,衝著房頂上猛叫喚:「快放下槍、放下槍!不許傷著我們連長」……        
    領頭衝進院子的是海國英。 
    從陣地上撤下來以後,海分隊長帶著自己的殘部東轉西轉,既沒找到連長也沒找到營長(從這一點來看,海國英比他兩個上司的責任心強多了。蔡智誠和遊樂智都是只顧自己逃跑,根本沒有注意部下在什麼地方),一幫人繞了個大圈才跑到連部,可是又不知道這院子是不是已經被共軍佔領了,只好蹲在大門外觀察動靜,正打算偵察一下呢,忽然聽見蔡連長在裡面嚷嚷「黨國文天祥」什麼的,大家頓時膽氣十足,稀哩嘩啦的全都跑了進來。 
    兩位解放軍正在房頂上陪著蔡智誠打瓦片仗,一回頭看見那麼多桿槍對準了自己,頓時就傻了——這下子,想抓俘虜的人反倒先成了俘虜。不過蔡智誠也沒有為難這兩個糊塗小子,他覺得人家先前沒有開槍實在是很給自己面子,如果自己反過來再虐待別人就顯得太不夠意思了,所以傘兵們只是繳了他倆的械,然後就把人給放了。     
    蔡智誠之所以釋放俘虜,是因為他也準備跑了。看眼前的局勢,這連部大院肯定是守不住的,而這時候村子北面的槍聲十分激烈,說明傘二團那邊還沒有出太大的問題,蔡連長和海分隊長商量一番之後就決定跑去跟他們匯合。   
    可這時候去找傘二團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村南的防線已經被華野18師53團突破了,村北也被16師46團撕開了個口子,第三快速縱隊在楊橋村裡被分割成兩個集團,靠北一點的是傘二團,靠南一點的是快縱司令部和情報隊(連)、迫擊炮連(炮兵營的兩個重炮連被黃百韜調走了,只剩下一個連),而傘兵搜索營和通訊營的殘部則在這兩個包圍圈的外面東奔西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蔡智誠的屁股被刺刀戳了兩個洞,鮮血淋漓的,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他帶著手下人轉了一通,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路徑,只好躲在一個牆角等待機會。牆腳下正好橫著一架梯子,不知是誰提議:「咱們上房頂吧」——這倒是個好主意,解放軍在路口上跑來跑去,十幾個傘兵即便是躲在這角落裡也難免被發現,還不如爬到高處更穩妥一些,誰也看不見。 
    於是就去搬梯子,可擺弄了半天,梯子就是立不住,仔細分析一番才發現,是那幾個笨蛋把梯子拿倒了,大頭朝上、小頭朝下,梯子底端長短不齊的,怎麼可能站得穩。正折騰著,忽然聽見有人喊:「快來人吶!這裡有敵人啊!」——原來那房頂上本來就趴著一個解放軍,聽見旁邊嘁哩卡拉的梯子響,探腦袋一看,瞧見底下儘是傘兵的鋼盔,立刻就咋呼了起來。 
    這下子可就麻煩了,傘兵們丟下梯子就開逃。     
    從路邊的民房裡衝出幾個共軍,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就被傘兵打倒了,蔡智誠立刻指著那屋子喊:「衝進去!」,他知道,這時候如果繼續在街上跑,幾分鐘就會被消滅掉。 
    但房子裡也不安全。傘兵剛進屋,外面就被共軍圍上了。子彈從窗子外面嗖嗖地飛進來,幾顆手榴彈扔到門口,把木頭門板給崩開了,大家只好從外屋退到了裡屋,又頂了一陣,聽見外面砰砰彭彭地響,知道那是共軍在鑿牆……四面楚歌,無路可逃了。 
    海國英抱著衝鋒鎗,面目猙獰地說:「拼了,拼了!誰孬種我打死誰!」,士兵們先前就聽蔡連長嚷過「打死不投降」,再看見海排長又是這麼個態度,也只好咬緊牙關不吭聲,紛紛擺出了一副頑抗等死的亡命模樣。      
屋外的共軍在鑿牆,那「砰砰彭彭」的響聲在傘兵們聽來簡直就是末日降臨前的喪鐘。   
    屋子裡的人眼巴巴地看著連長,蔡智誠當然知道部下正期待著什麼,可他這時候既不願意投降、又想不出逃命的招數,所以只好咬緊牙關不吭聲。在這片絕望的氣氛中,只有海國英還在說狠話:「拼了拼了,誰孬種我就打死誰!」。   
    無路可逃了,生命似乎已到了盡頭。十多個人緊縮在狹小的房間裡,外面那「砰彭」的鑿牆聲彷彿就是死神的腳步,它附在那堵磚牆的背後,幾分鐘、甚至幾秒鐘之後,就會隨著爆炸的轟鳴和崩塌的灰屑向傘兵們猛撲來……   
    但就在這時候,鑿牆的聲音突然停止了。        
    援兵到了,7月4日凌晨2時許,傘兵工兵營和交警二總隊的一大隊趕到了楊橋村。   
    傘兵工兵營是頭天下午跟隨戴傑夫參謀長去帝邱店領取彈藥的,大家原本以為這是件比較容易的事情,但結果卻弄到半夜也沒有辦成,這是為什麼呢?   
    ——記得曾經在某網站上看到一位網友提問:「國民黨第25軍(整25師)到底是美械還是日械,為什麼各個資料的說法不一樣呢?」,馬甲在這裡可以回答他——整25師在豫東戰役之前是日械部隊,黃百韜升任第7兵團司令以後將其改為半美械,到了48年底的碾莊,第25軍已成為以美式武器為主的部隊了。換句話說,25軍(整25師)從開始裝備美式槍炮到最後覆亡,總共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   
    在豫東戰役期間,整25師還屬於「新日械部隊」,也就是說,他們配備的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後上繳的那批武器,其裝備水平和日軍的甲級師團差不多。按照蔡智誠的觀點,「全日式」其實比「半美械」的作戰效率更高一些,因為日式裝備雖然火力不夠猛,但射擊精度較高、彈藥消耗較慢,對後勤的依賴性比較小,更適合黃百韜的這種以防守為主的打法。如果硬要換成外觀威風的美式兵器,卻又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適應性訓練,結果反而不太妙。   
    蔡智誠的觀點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在1948年的7月3號,黃百韜使用的依舊是日本人的槍炮,帝邱店的倉庫裡根本沒有美式的子彈和炮彈。這讓戴參謀長覺得十分惱火,因為6月28日臨出發的時候,第一補給區的朱鼎卿司令明明向傘兵承諾過「部隊先行出發,物資隨後運到」,結果卻弄到現在還沒有運來,後勤部門的這些官僚可真是害死人了。   
    從帝邱店搞不到彈藥,戴傑夫只好去找交警二總隊想辦法。國民黨交警總隊是隸屬於軍統的單位,有「袖珍王牌軍」的稱號,他們的裝備雖然不如傘兵,但比起一般部隊還是要強得多。交二總隊下轄的四個大隊(營)中有一個大隊是全美械,彈藥應該是比較充足的。   
    當時,交二總隊駐守在馬莊和陳崗(今睢縣袁王莊東南),總隊長張績武是戴傑夫的黃埔同期,看到戴參謀長親自跑來求情,於是就答應了同學的要求。這時候,從電台裡傳來了傘兵的呼救聲,得知楊橋村正遭到圍攻,張總隊長索性幫忙幫到底,乾脆派交警一大隊護送老戴回部隊,免得他在半路上被共軍消滅了。       
交警一大隊的前身是「別動軍第一支隊」,大隊長羅其陶(後接任總隊長,49年5月率交二總隊在上海投降),下轄三個步兵中隊和一個機槍中隊,大約有七八百人的樣子。這一大隊是交二總隊的主力,全美械裝備,士兵全是上士級別的老行伍,軍官全是抗戰時期「游擊訓練班」的畢業生,曾經接受過葉劍英教育長的指點,屬於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徒弟,戰鬥力比較強。   
    更提精神的是,戴參謀長這次還帶來了四輛裝甲戰車。   
    本來,黃百韜的整25師並沒有「戰車」,第二交警總隊也沒有,但徐州邊上的安徽宿縣卻有個國民黨的裝甲兵學校,而且那裡還有個十分樂意上戰場建功立業的軍統少將,名叫朱庚揚。聽說軍統的交警二總隊要去豫東開仗,這朱特務就帶著二十四輛戰車前來助陣,雖然剛到睢縣就被黃百韜「借用」了二十輛,但朱少將卻並不氣餒,依然帶著剩下的四輛戰車打得十分起勁,結果「豫東大捷」之後論功行賞,朱庚揚被委任為交警第九總隊的總隊長,從此有兵有權,總算是沒有白忙活。   
   (順便提一句:前些時候,在天涯的「尋親欄目」裡看到一則告示,有網友問「哪位好心人知道朱庚揚的下落」,語氣十分懇切,於是我就告訴他:淮海戰役期間,朱總隊長在撤退的時候一不小心掉進了澮河,由於當時天很冷,大家又忙著跑路,所以沒有人願意下水去救他,結果就淹死了——不開玩笑,這是真的)        
    朱庚揚落水的時候蔡智誠不在現場,否則他一定會去救的。因為不管怎麼說,人家朱總隊長畢竟也算曾經救過他一命。   
    7月4日凌晨2時,在裝甲戰車的掩護下,傘兵工兵營和交警一大隊從東南方向殺進了楊橋村,與此同時,村子裡的傘兵也由北向南展開反攻,華野53團在兩面夾擊之下抵擋不住,不得不退出了村子,這樣一來,原本在黑屋子裡等死的蔡智誠們就揀了一條命,趁機跑去與司令部會合了。   
    司令部大院一片狼籍,院牆垮塌了,周圍滿是彈坑和血跡,國軍和共軍的屍體隨處可見。張緒滋司令雙手叉腰、站在廢墟頂上咋咋呼呼,一副蓋世英雄的豪邁模樣。據說,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共軍已經突破外牆衝進了院子,是張司令親自帶隊實施反擊、才終於把對方趕了出去。   
    遊樂智營長也在院子裡,他手中拎著一桿三八大蓋,半截槍管子上全是血跡,好像剛和別人拼過刺刀。一回頭,蔡智誠發現羅華居然也在這裡,這小子渾身髒兮兮的,正有氣沒力地坐在門檻上,見面就問:「老蔡啊,有沒有水啊?給我喝一口……」   
    蔡智誠遞過水壺,嘴裡沒說什麼,心裡卻十分服氣——自己帶著十幾個人轉悠來轉悠去、差點被共軍消滅了,可羅華這個半死不活的病號卻能夠順順當當地跑進司令部,看樣子,即便是接受過美國顧問的特種訓練,真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他這個傘兵上尉還確實比不上人家74軍的老行伍。        
    工兵營送來了彈藥,傘二團打通了與快縱司令部之間的通道,國民黨軍又重新控制了楊橋村的南部,這時候,只是村北的一個制高點還被華野16師46團佔領著,傘兵連續突擊了幾次都無功而返。   
    搜索營的士兵抓到了一個共軍俘虜。這人三十出頭的樣子,腰間繫著寬皮帶、胸前插著鋼筆,看上去是個營級幹部。他的肚子被刺刀紮了個大洞,傷勢很重,一幫國軍軍官圍著他又吼又叫,一會兒說:「朋友,把情況講出來,我們給你治傷」,一會兒又喊:「再裝啞巴就槍斃你!」,可那俘虜卻只是閉著眼睛不吭聲。遊樂智營長蹲在他身邊語重心長:「兄弟,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的內臟被扎壞了,無論如何都是個死。如果你把部隊的情況告訴我,咱們就給你尋個棺材、寫上名字,好讓家裡人知道你在什麼地方,要不然,只好把你剝光衣服丟到野地裡,那你可就成了孤魂野鬼,多冤啊……」   
    那俘虜始終沒有言語。但是,當傘兵們動手扒去他身上的軍裝的時候,蔡智誠分明看到,有幾滴眼淚從這漢子緊閉著的雙眼裡悄悄地滑落了下來。        
    打了大半夜,快速縱隊遇到過華野16師的番號(46團)、18師的番號(53團)、還有6縱直屬單位的番號(特務團),這使得傘兵們一直弄不清村子外面到底還有多少解放軍部隊,從而給作戰佈署造成了很大困擾。   
    長官們聚在司令部裡商量對策,有的主張立即向北攻擊、收復被共軍佔據的制高點,有的則提議向西攻擊,擊潰已遭到重創的華野53團、掰斷共軍「兩路合圍」的一支鉗子……各種主意都不錯,可是當羅其陶大隊長問到「共軍有沒有第二梯隊?萬一預備隊上來了怎麼辦?」,大家立馬就傻眼了。   
    說起來,羅其陶和朱庚揚都不大樂意替傘兵打前鋒,因為他倆的任務只不過是護送戴參謀長回家而已,根本就犯不著來踩楊橋村這淌渾水。特別是現在又發覺快速縱隊對當面的敵情稀哩糊塗,自然就更不願意在這裡沒事找事地瞎參合,當即就找出一大堆理由,非要立刻返回陳崗駐地不可。老羅和老朱都是少將,而且人家還是軍統的人物,張緒滋這個少將司令也拿他倆沒辦法,一幫人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還是讓這伙「袖珍王牌軍」揚長而去了。   
    缺少了裝甲戰車和生力軍,先前的「反擊計劃」只好泡湯,傘兵們又回到陣地上老老實實地整修工事,準備繼續防禦共軍的進攻。   
    幸好,工兵營從交警總隊弄回來差不多半個基數的機步槍子彈,支撐到天亮應該沒問題,工兵營長殷維軍(黃埔11期生)還特意搬來了二十箱手雷,專門分發給軍官——48年的時候,美式手雷已經很少見了,就連傘兵們在戰場上用的也只是國產的手榴彈,大家看見軍統的手裡居然還有這麼多正宗的洋玩意,真是既羨慕又嫉妒。   
    凌晨三四點鐘,正是容易犯困的時候,蔡智誠在陣地上跑來跑去、發現有誰打瞌睡就抽一皮帶。正忙著,忽然看到游營長慌慌張張地跑過來,陰沉著臉對大家說:「不好了,司令和參謀長跑了」        
    沒有人知道張緒滋等人究竟是怎麼逃跑的。在此之前,蔡智誠一直覺得張司令是個有魄力、負責任的長官,要不是親眼看到司令部裡人去屋空,他還真不敢相信堂堂國軍傘兵司令居然會在戰場上做出這樣丟人的事情。   
    根據張緒滋自己的敘述,他是跟傘二團團長郭志持商議過後才離開楊橋村的。這是個死無對證的說法,誰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事實上,司令官開溜的時候,傘二團還在村北與共軍爭奪制高點,直屬部隊則正在村南維修工事,大家都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而跟張緒滋一起逃走的只有參謀長、副官和幾個衛士,就連政工處長周世鳳都被蒙在了鼓裡,更別說基層部隊的其他官兵了。   
    主帥臨陣脫逃,部隊的士氣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直屬部隊的幾位營長首先就發了脾氣,逮著特務連長馬相佐開罵:「共軍的兵力你搞不清,司令官走了你也不知道,你這個情報隊長是幹什麼吃的?」(情報隊和特務連是合併在一起的,有五個排),馬大個子被罵得七竅生煙,只好去找機關的主任參謀們發牢騷,埋怨他們辦事不認真,怎麼會莫名其妙地把司令和參謀長給弄丟了……最想不通的是二十五師的那位王上校,人家王督察官原本是到傘兵部隊負責聯絡協調的,可誰知道聯絡來協調去,傘兵司令自己逃之夭夭了,卻留下他這個「客人」在陣地上頂缸,實在是太沒道理了。   
    一幫人又氣又急,趕緊向帝邱店報告情況,黃百韜在電台裡問:「楊橋陣地還能守得住麼?」,傘兵這邊異口同聲:「守不住!」,黃師長只好同意大家撤退。   
    但是,敵前撤退並不是件輕鬆的事。村南這邊還好辦,因為華野52團當時正在接替53團的陣地,戰場上暫時還比較平靜,蔡智誠他們恰好可以藉著夜幕的掩護開溜。可村北那邊就困難了,傘二團正與華野46團和6縱特務團在制高點附近打來打去,只要稍微往後一退,共軍立馬就會跟上來。   
    二團團附(大致相當於團參謀長)梅濟南中校跑來請直屬部隊幫忙、希望他們掩護二團脫離接觸。這事情要換在以前肯定是沒問題的,但現在直屬各營營長們的心情都十分不爽,誰也不樂意幫忙,結果梅團附好說歹說,總算才說動了馬相佐——馬大個子和梅濟南是黃浦十四期的老同學,實在抹不過這個情面。        
    梅團附和馬連長往村北去了,其他人則朝著南邊的帝邱店開拔。照例是搜索營在前頭開道,通信兵、工兵和炮兵在後面跟著。   
    傷兵也一同上路,能走的自己步行,不能走的由同伴抬著,可就是沒有人願意搭理羅華。羅華原本就拉肚子發燒,再加上先前的激烈戰鬥,結果就「瘟病發作」了,這小子躺在個彈坑裡,兩眼直不愣登、嘴裡「咿咿呵呵」,張牙舞爪的,好像是瘋狗一樣。周圍的人都弄不清羅華得的是什麼傳染病,紛紛建議把這傢伙丟在這裡算了,可蔡智誠卻不答應,他把這倒霉的老鄉五花大綁地捆在根木槓子上,然後和海國英一起抬著他走,遊樂智營長在旁邊看了直笑,說在他們湖南鄉下,趕集賣豬的時候就是這麼個架勢。   
    在以往,遊樂智是個比較沉穩內向的人,可那天晚上卻顯得特別激動,東跑西竄、指手畫腳地咋呼個不停。部隊摸黑行進,走到距離帝邱店不到兩公里的地方,大家忽然聽見游營長在前面嚷嚷:「老蔡!蔡智誠在哪裡?快來幫忙修汽車」。   
    路邊停著一輛裝甲兵學校的戰車,不知什麼原因熄火了。這東西說是「戰車」,其實就是個渾身加裝了鋼板的美式十輪卡,車頭裝了一門直射炮、兩側開了機槍射口,但輪子還是橡膠的,所以你說它是「帶□轆的裝甲車」也行,說它是「冒充坦克的大卡車」也不錯。這玩意是上海、南京幾家造船廠的發明創造,雖然質量不穩定、規格也不統一,但在中國的戰場上卻依然顯得十分威風。   
    蔡智誠是學機電出身的,懂科學,大到汽車摩托、小到收音機手錶,他敢拆開也能裝回去,傘兵隊裡的機器出了問題經常會請他去看一看。可現在,聽見游營長喊他修理戰車,蔡連長的心裡卻是十二萬分地不願意。   
    凌晨四點鐘,正是夜幕最深的時候,四下裡一片漆黑,可那幾個裝甲兵卻打著手電筒檢查機器,手電的光亮在暗夜裡一閃一閃的,就像是燈塔一樣,倘若被共軍的射手發現了,誰在那附近誰倒霉——人家裝甲兵學校的學生不懂這個道理還有點兒情有可原,可遊樂智這位受過訓練打過仗的老行伍也跟著這麼瞎胡鬧就太不對勁了,所以,蔡智誠任憑他怎麼喊叫也裝著沒聽見,只是埋著腦袋往前走,拿定主意不陪著營長發神經。   
    正走著,只聽得「咚——咚」的幾聲響,傘兵們嚇了一跳,隊伍立刻就亂了。        
    其實,傘兵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經猜到那盞亮閃閃的燈光遲早會引來麻煩,可是他們沒想到,這首先響起的爆炸聲居然來自於幾具擲彈筒。大家明白,共軍擲彈筒的射程最多不過一百米——這意味著追兵已經殺到跟前了。   
    很快,共軍的側射火力響了起來,剛開始的槍聲比較凌亂,似乎是邊行進邊射擊的,但隨後就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密集。   
    一聽見槍聲,撤退途中的隊伍就立刻失控——其實,從張緒滋司令私自脫逃的那一刻起,傘兵經過多年訓練所形成的信任、服從精神和「精銳部隊」的榮譽感就已經徹底崩潰了——官兵們在彈雨中奪路狂奔,不斷地有人倒下,其他人則踏過他們的身體繼續奔跑,這時候,傷員的哀號、軍官的呵斥都不再發生任何作用,所有人都只顧著自己逃命,真是兵敗如山倒。   
    蔡智誠在逃跑的途中始終抬著羅華,讓他驚訝的是,海國英也沒有丟棄自己的夥伴。在黑暗中狂奔,兩個「抬豬」的人時不時地會被什麼東西絆倒在地,可老海每次都是一爬起來就重新把槓子扛在肩頭——與海國英一起共事好些年,蔡智誠知道這穆斯林回回是個十分講究衛生的人,可現在,這位平常間每天換衣服、一天要洗幾次手的傢伙不但不在乎羅華的「瘟病」,而且還心甘情願地扛著這骯髒的泥猴子在槍林彈雨中穿行,實在是讓人倍感意外。   
    好不容易逃到帝邱店,蔡智誠累得幾乎快要虛脫,他雖然沒有吃子彈,但屁股上的傷口卻裂開了,痛得要命。正趴在地上大喘氣的時候,二連連長跑過來說:「知道麼?營長完了」。   
    遊樂智報銷了,這是蔡智誠的第三個頂頭上司。他的首任連長游湘江在陣亡前正向他揮手,第二任長官周之江在中彈之前正跟他一起湊在窗戶前向外張望,而游營長在臨死的時候正滿世界地嚷嚷著他的名字……這一切的巧合讓「蔡凶神」不寒而慄,他覺得自己或許真是個「煞星」,專門和三點水的長官過不去。   
    營長死了,但搜索營的損失其實並不大,倒是跟在後面的通信營和工兵營傷亡過半,末尾的迫擊炮連更是一個也沒有逃出來。更可怕的是,共軍的追擊部隊就此切斷了楊橋村與帝邱店之間的道路——傘兵第二團喪失了南撤的通道,他們被包圍了。        
    7月4日中午,傘二團團長郭志持的棺材被抬到了帝邱店。   
    據說,楊橋村是在凌晨4點過鍾被共軍攻陷的,傘兵特務連在村子裡硬頂了十多分鐘,結果連長馬相佐陣亡,團附梅濟南自殺了。但這十分鐘卻也為其他人爭取到了一線生機,當時楊橋村北、西、南三面都被封得很嚴,無路可逃,傘二團只好朝東面突圍,可好不容易衝出楊橋跑到田花園附近,又被共軍堵住了。   
    經過之前的幾番攻守,田花園村早已經被打平了,廢墟上的火光沖天,把暗夜照得十分慘烈。守衛陣地的共軍部隊把國民黨兵的屍體全都丟在村外的開闊地裡,陰森森地擺了一大片,傘兵一瞧見那場面就崩潰了,鬥志完全喪失。而這時候,後面的華野46團、52團再追趕上來,兩下一夾擊,傘二團立刻灰飛煙滅,除副團長李海平和二營長張光湯帶著百來號人僥倖脫逃外,一營長周益群、三營長賴晉智被俘,團長郭志持也被打死了。   
    那些解放軍也有意思,他們找到郭志持的屍體之後並不自行處理,而是弄了個棺材裝殮起來,又讓七八個傘兵抬著、舉著白旗送到了帝邱店,意思是想挫一挫國民黨軍的士氣,迫使黃百韜的部下早點投降。        
    棺材停在一間馬棚裡,算是靈堂,傘兵殘部在那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弔唁儀式,張緒滋也來了。   
    自從到帝邱店之後,張司令就很少露面,他成天呆在整25師的師部裡,好像是被軟禁了一樣,傘兵各直屬部隊也無法再接受他的指揮,而是根據黃百韜的命令、被安排到陣地前沿擔任一線防禦。這要換在過去,心高氣傲的「天之嬌子」們絕對不可能容忍如此「無禮的蔑視」,但到現在卻都無所謂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傘兵們對自己的司令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景仰;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帝邱店此時正受到共軍主力的四面圍攻,生死存亡之際,再去計較這些面子上的得失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1948年7月4日傍晚,激烈的戰鬥再度打響。   
    解放軍華野部隊在清除了帝邱店側翼的各個掩護陣地之後,終於對黃百韜整25師師部發起了最後的總攻。      
帝丘店位於睢縣的東北部,是個二百多戶人家的大村落,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村北有座封土丘,據說是帝「嚳」的陵墓(「嚳」是上古「五帝」之一、「堯」的父親)。   
    這一帶屬於黃泛區,遍地積沙,風吹過處塵土漫天,迷得人睜不開眼。蔡智誠不明白皇帝老兒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墳墓建在這麼個環境惡劣的地方,參加過郭團長的祭奠儀式之後,他就和海國英坐在沙地上,一邊揉眼睛、一邊討論著神仙鬼怪的問題。   
   「靈堂」外的角落裡躺著氣息奄奄的羅華。自從到了帝丘店,這小子就一直人事不知地昏睡,讓大家對他傷透了腦筋——繼續捆著吧,怕把他勒死了;鬆綁放了吧,又怕他醒來以後亂跑;最後把他抬到衛生隊,人家軍醫不但不給治、反而建議「趕緊把這犯瘟病的傢伙拖出去埋嘍」,傘兵只好又把他扛回來,丟在「靈堂」(實際上是個馬棚)旁邊一個陰涼的牆角、等著他自己嚥氣——那些營長連長們走過來走過去的時候都要伸頭瞧上一眼,然後就驚奇地說:「咦?怎麼還沒死啊,這小子的命真硬!」。   
    蔡智誠也在等著羅華「壽終正寢」。他一邊忍受著肆虐的風沙,一邊挺納悶地問海國英:「我幫羅華是因為老鄉的關係,你為什麼也願意救他呢?」   
    海國英的答覆十分簡單:「羅華信菩薩,是個好人」   
    「哈——那麼,我這個不信佛的就不算是好人了嘍?」   
    「你當然也不錯,不過……」,海回回十分認真地建議說:「老蔡,如果這一仗沒被打死的話,你還是試著入教吧」   
    「得了吧,入什麼教。我即便是拜佛也絕不去拜你那座菩薩,我吃不慣羊肉」   
    「沒有關係的,信奉什麼教義並不重要。雖然通往天國的道路各不相同,但信徒們最後走進的是同一個天堂」。   
    「喲?……真的嗎?」,蔡智誠還是頭一回聽說這樣的謬論。   
    於是,海國英就先知後知、上帝撒旦、神仙妖怪、天堂地獄、輪迴轉世什麼的講了一大堆,吹得雲山霧罩。蔡智誠原本就為了自己「剋死上司」的事情而有點兒忐忑不安,再被他這麼一通神侃,不由得徹底懵了。   
    不過,還沒等蔡信徒弄明白「真主」和「上帝」到底是不是同一碼事,他就接到了新的任務。          
    7月4日下午,帝丘店被解放軍徹底包圍了。   
    村子的東面是華野8縱(王建安)、南面是1縱(葉飛)、西面是6縱(王必成)、北面是4縱(陶勇),四周重兵壓境,而村子裡頭除了整25師師部(黃兵團部)和108旅的一個團之外,就只有第三快速縱隊殘留的這五百多人。   
    根據黃兵團司令部的指令,快縱的殘部被編成了四個組,分別派往各個方向擔任預備隊——這說明黃百韜其實還是比較看重傘兵的。因為根據防禦作戰的慣例,在陣地一線承受首輪打擊的往往是素質較差的炮灰,而在二線準備進行反擊的卻是能力較強的精銳——但問題是這些傘兵畢竟是新敗之旅,士氣低落,而黃百韜又沒有共產黨那樣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本事,所以事到臨頭只好加派人手進行監督。蔡智誠於是也就成了督戰隊的執行官,手拿小黃旗、臂戴黃袖箍,在北門方向站腳押陣,發現有誰退縮就是一槍。        
    在北門附近負責防守的是108旅的322團,蔡智誠到陣地四周轉了一圈,覺得這整25師真不愧是擅長搞土建的隊伍,修建防禦工事的水平確實高出傘兵一大截。   
    早在被包圍之前,25師就砍光了周邊五華里範圍內的樹木和高桿植物,並且破壞了一切有可能成為攻擊隱蔽物的房屋建築。這時候,村外已經挖出了一條深一丈二、寬兩丈二的環形外壕,這外壕既難以徒手爬越(太陡)、又難以搭設跳板(太寬),是守軍防禦的重要屏障。322團的一線陣地就緊挨著壕溝,陣地上佈滿了散兵坑,這些散兵坑全是半月形的,不僅能夠封鎖正面、也很方便進行側射,各掩體之間還有交通壕相連,可以相互支援,沿著交通壕又設置了許多暗堡(半截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的低矮碉堡),暗堡的四面都開設了槍孔,不僅可以正射、側射,還可以倒打,幾乎沒有射擊死角。   
    村口處拉起了兩道鐵絲網,這是一二線陣地的分隔標誌,也是督戰官的監督線,從原則上講,村外一線陣地的官兵是絕對不允許退過這條生死線的。   
    村子裡面就是第二道防線。帝丘店的民房院落已經被整25師改建成了一座座防禦堡壘,房頂上架著機槍、負責掩護村外的陣地,屋牆四周掏出了槍眼,各種槍械組成的高中低層火力網封鎖住了村內的街道。街面上設置了攔阻工事,甚至在街角處和院子裡也壘築了地堡,黑洞洞的槍口從四面八方對準了解放軍可能進入的通道……   
    傘兵預備隊的集結點就設在一二道防線之間,他們的任務是根據上峰的指令,或者突出村外實施反擊、或者退回村裡參與防守。        
    自7月3日夜間以來,322團已經擋住了華野4縱12師(彭德清部)的多次攻擊,這時的陣地上隨處可見雙方陣亡者的屍體,最為顯眼的是,陣地前沿還有一溜塌陷的大坑正冒著青煙,似乎是剛經過爆破——據322團的軍官介紹,那是被他們破壞的共軍坑道。   
    事情是這樣的:頭天夜裡,華野12師的攻擊目標一直鎖定在帝丘店的東北方向,正北面始終比較平靜,這反而引起了322團的懷疑。今天凌晨,偵察兵搜索村北前沿,發覺有幾處野地裡的草葉子上沒有露珠,而把這些乾草的位置連接起來就恰好是一條從12師陣地指向帝丘店外壕的直線,國軍指揮部於是斷定共軍在東北方的佯攻是虛招,目的是掩護在正北面挖掘地下坑道(幸虧如此,因為蔡智誠他們先前就是從正北方向逃進帝丘店的)。   
    322團的工兵隨即實施反向掘進,在共軍坑道的前端設置了爆破室,一下子就炸毀了整條暗道。第12師見「暗渡陳倉」的計劃失敗,只得強行發起攻擊,結果損失很大,最終也沒有能夠突破國軍的外圍防線……        
    蔡智誠來到陣地上的時候,華野12師已經撤退休整了,帝邱店北面的共軍換成了4縱第10師(盧勝部),雖然打走了一個師又來了一個師,但108旅322團卻並不顯得害怕,一幫傢伙心氣十足、躍躍欲試的,似乎很願意與共軍的王牌主力較量一番。   
    說起來,這108旅和華野四縱算是老冤家了。   
    華野四縱的前身是新四軍總部的「新編第3縱隊」,他們曾經在皖南事變中遭受重創,部隊被打散,一年之後才重建為新四軍1師第3旅。而在當時,攻擊茂林新四軍總部的國民黨主力正是第32集團軍108師,並且,在西坑村烏龜山扣押新四軍葉挺軍長的隊伍恰恰是108師的322旅,也就是眼前的這個108旅322團。   
    108師雖然是東北軍出身的部隊,但他們在抗戰期間一直配屬於第三戰區,因此基層士卒大多是淮南一帶的子弟。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之後,這些人的家鄉就被共軍「侵佔」了,而國民黨上層又反覆宣傳共產黨在解放區「燒殺搶掠」「塗炭民生」什麼的,搞得不明真相的士兵十分憤懣,個個都咬著牙想和解放軍拚命。這會兒,政訓官和督戰官們又滿世界地嚷嚷:「弟兄們吶!報仇的時候到了,咱們早就抓了他們的軍長,如今再加把勁,把他們的司令也抓來吧!」,底下的一幫嘍囉頓時興奮地嗷嗷直叫,好像真可以讓皖南事變再重演一遍似的。        
    國軍軍官在這邊加油鼓氣,共軍那邊也沒閒著。   
    從對面的陣地上不時地傳來宣傳勸導的呼喊:「張三啊!我是李四呀,解放軍這邊優待俘虜啊,我現在已經覺悟了,你也別為老蔣賣命了……」,「王二麻子,我是劉老五,咱們家鄉解放了,分了糧食分了地,日子過得好極了,你可不要再上國民黨的當了……」   
    從望遠鏡裡,蔡智誠可以清楚地看見對面的情況。4縱第10師正在實施土工迫近作業——戰壕從四五華里以外就開始挖掘了,剛起頭的地方只有一股道、非常寬,向前延伸一段之後就一分為三,然後再向前延伸又一分為三……這樣不斷地延伸、不斷地分岔,前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一眼望去,那壕溝網就像是一棵平躺在地面的大樹一樣,樹梢全都指向了帝丘店。   
    整25師的督導官告訴大家:這種土工作業方式是共軍大規模攻堅時的常用辦法。那遠端最寬的溝口是他們的師指揮部,接下來的分岔處依次為團部、營部、連部……這樣等戰鬥開始之後,政委或者指導員在岔口上一站,下屬部隊就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了,比什麼督戰的招數都管用。   
    蔡智誠發現,「樹狀網」的旁邊還有幾條比較奇怪的壕溝,這種壕溝不分岔,從頭到尾都是兩三米寬,就像是特意挖掘的戰場分界線一般。督導官解釋說,那是「撤退通道」——網狀壕溝是專門用於進攻的,只許進不許退,所以那些往回抬傷兵的擔架隊就必須另有道路,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下撤人員與前出人員在戰場上發生擁擠堵塞,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攻擊部隊在遇見傷員之後影響士氣。   
    「那些通道沒有戰鬥兵,來來去去的儘是些傷號,打仗的時候不必理睬它」,督導官講解得十分詳細,蔡智誠聽得連連點頭:「哎呀,這土工作業的名堂還真不少呢」。        
    步兵對地面的工事很有把握,可對天上的飛機就沒有辦法了。   
    幾乎整個白天,帝丘店的上空都能夠見到國民黨的飛機,時而是戰鬥機飛來掃射幾梭子,時而是運輸機飛來空投白面大米。那些戰鬥機飛行員還比較大膽,敢俯衝到低空嚇唬共軍,可運輸機就差勁多了,一個個飛得高高的,把補給物資扔得到處都是。25師的那位督導官氣得直罵,對蔡智誠說:「你讓他們丟准一點呀,不要都丟到共軍那邊去了呀……」,可蔡上尉也無可奈何,因為那些運輸機飛行員根本就不理會地面的指示信號,他們只管把東西甩出去就算完事,傘兵在陣地上怎麼擺弄反光板也不起作用。   
    空軍飛來飛去的好像很辛苦,可他們把大部分物資都送給了解放軍,簡直是在幫倒忙。到了傍晚時分,天上又飛來一架飛機,「刷」的一下又甩出個物件,那東西的降落傘比較小,下墜的速度很快,儲物箱是紅色的、並且還加裝了指示燈,蔡智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特別物品,立刻衝出隱蔽部向外奔去。   
    「特別降落傘」晃晃悠悠地落到了外壕的外沿,正好處於兩軍陣地之間。海國英跟在蔡智誠的後面,一邊跑一邊問「怎麼辦啊怎麼辦?」,蔡督戰官回答說:「什麼怎麼辦,拼了命也要搶回來,絕對不能落在共軍的手裡!」   
    衝出陣地、跳進外壕,幾個傘兵又搭起人梯往外爬,可就在這個時候,華野第10師開始了總攻之前的炮擊。   
    支援第10師進攻的共有六個山炮連(10師、11師、12師各兩個)和兩個榴炮營(4縱、特縱各一個),45門大炮同時開火,密集的炮彈猛烈地砸向帝丘店、砸向了322團的陣地。那炮彈也落進了外壕,壕溝內外頓時硝煙瀰漫、沙石飛濺,剎那間,就連四周的空氣也彷彿被劇烈的爆炸擠走了,大家憋得喘不過氣來,每個人的胸口都像要被撕裂了一樣的難受。   
    突前的士兵膽怯了,轉身就想退回壕溝裡,蔡智誠立刻拔出手槍頂住他的後背:「給我上!不搶回東西就斃了你」,可憐的小兵萬般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又爬了出去。        
    歷經折騰,九死一生,幾個亡命徒總算找到了那件「特別物品」。這時候,炮擊停止了,但緊接著,那淒厲而又熟悉的信號槍聲卻再次尖嘯起來,如同催命的魔咒一般,撕破了短暫的寂靜——大家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立刻掉頭就跑。   
    華野第10師發起總攻了。   
    戰場上槍聲大作,一夥傘兵夾在雙方陣地的中間,他們翻壕溝、越彈坑,拖著那紅色的「重要箱子」連滾帶爬,彈雨在他們的耳邊呼嘯,攻方和守方的槍彈在他們的身旁飛過來撞過去,每一瞬間都有可能要了他們的性命……可是,就在蔡智誠好不容易逃回本方陣地、即將躍入隱蔽部的那一刻,他卻鬼使神差地站住了腳,並且還回頭望了一眼。   
    在傍晚的昏暗之中,蔡智誠看見——遠方有一位解放軍的阻擊手,正單膝跪地、平端著三八大蓋,氣定神閒地朝他打了一槍。   
    (馬甲我曾經對這幅畫面表示過懷疑,因為根據常識,蔡老頭的這段描述幾乎是不太現實的。可老蔡先生卻十分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堅持認為確實看見了那位向自己射擊的解放軍戰士,不僅看見了他的相貌和表情,看見了他半跪的膝蓋下墊著的「像背包一樣的東西」,甚至還看見了他扣動扳機的動作……既如此,我只好把他的感受照錄下來。因為這畢竟是蔡智誠在戰場上的唯一一次中彈負傷,他能因此而看見什麼或者想到什麼,都是可以理解的)   
    這一槍把蔡智誠打了個跟頭,子彈從他的左胸穿過,創口高出心臟位置約一公分,血流如注。部下們趕緊把他拖進工事,連敷了兩個急救包,然後就把他抬到村子裡去了。        
    和蔡傷兵一起被抬回村子的當然還有那個紅色的空投箱。   
    海國英小心翼翼地把這拼了小命搶回來的寶貝送到了司令部,打開以後才知道,裡面裝的是南京小學生寫給前線官兵的慰問信以及「首都婦女界」獻給立功將士的小紅花。   
    小孩子的文字很感人,婦女們製作的絹花也十分精緻,但這些玩意對蔡智誠來說卻沒有什麼實際用處。        
    蔡智誠被送進醫院的時候,救護所裡已是人滿為患。   
    急救站設在一所大宅院內,天井裡搭著大棚,煤氣燈下擺了三張手術台。從蔡傷兵進入院子的那一刻起,這三張手術台就沒有空閒過,頭一個剛抬下來、下一個又搬上去,護士們忙得連清理檯面的時間都沒有,那血水就順著檯布不停地往下滴。大院的各個角落都擺滿了等候救治的傷員,全都是血淋淋的,擔架上的血和手術台上的血不停地流淌,把地面的泥土染成了一片腥紅,整座院子就像浸泡在血泊中一樣,走路的時候會發出「呱唧呱唧」的聲音。   
    蔡智誠就在這一片腥紅之中看著醫護人員忙來忙去。他看見醫生劃開了一個傷兵的肚皮,用手掏弄了幾下,然後就說「肝破了,換下一個」,護士立刻上來把傷員肚子外面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塞回去,連傷口也不縫就把人搬走了,而那醫生則把滿是血污的雙手在同樣滿是血污的水盆裡涮了涮,又拿起刀片接著給下一個人劃肚皮……   
    在蔡智誠的旁邊躺著一個老兵,他大概是被爆炸震傷了內臟,外表沒有創口,只是不停地咳嗽,而且每咳一陣就從鼻子和耳朵裡流出血來。在咳嗽和吐血的間隙,這老兵總是竭盡全力地央求著:「醫生,快來看看我吧,快點救救我吧」,可醫生護士跑來跑去忙得不可開交,誰也沒有工夫瞧他一眼,慢慢地,這老兵的央告聲和咳嗽聲也就漸漸停止,他終於徹底安靜了。   
    村外的槍炮聲越來越猛烈,救護站院子裡的呻吟聲也越來越多。入夜以後,帝丘店的四面八方都遭到了共軍的猛烈攻擊,隨著戰事的膠著,不斷有新的傷兵被送進了醫院,手術的場面也就愈加慘不忍睹。這場面讓蔡智誠感到一陣陣的噁心,他覺得寧願去死也不願意躺上那張恐怖的手術台,因此,他最終放棄了救治的等待,強撐起虛弱的身體、慢慢地挪出了這地獄般的大院。        
    救護站的院子外面是一個池塘,雖然面積不大,但在夏日的夜晚也還算是個比較涼爽的地方。池塘邊上躺滿了傷員,幾個醫務兵(不具備醫士和護士資格的衛生人員)正忙前忙後的給大家餵水、喂止痛藥。   
    也許是因為吃了止痛片的緣故,也許是因為失血過多,蔡智誠覺得自己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覺。7月2日晚上在馬口莊,他被地窖裡的共軍吵醒之後就沒有睡好,7月3日又在楊橋村折騰了整整一宿,到現在,他終於再也支撐不住了。   
    迷迷糊糊地喝了幾口水,蔡智誠很快就失去了知覺,倒在地上睡得像個死人一樣。這一覺就睡過去將近二十個小時,再醒來的時候已經是7月5日的下午了。   
    把大家鬧醒的是整25師的一位中校督戰官,這小子的頭上纏著繃帶,手裡拄著根棗木扁擔,一瘸一拐地闖進傷兵堆裡大吵大嚷:「起來,起來!能動彈的都爬起來,陣地吃緊了,都給我上前線拚命去!」。蔡智誠坐起來試了試身體,發現左胳膊腫得老粗,右手還能動,再看見自己的臂膀上也掛著一道黃色的督戰官標誌,頓時覺得不好意思再接著睡覺了,於是就硬撐起身子,一步一挪地向村北走去。   
    這時候,所有的人都動員了起來。醫務兵給傷號們灌滿了水壺之後就扛起了步槍,增援前線的「補充隊」裡有文書、有馬弁、有火夫、有運輸兵(國軍打仗沒有老百姓幫忙,所以必須自備運送彈藥的後勤人員),蔡智誠看見有幾個通信兵還帶著電線拐子,結果被帶隊的長官臭罵一頓:「把那破玩意丟了!換成手榴彈」,的確,戰場已經縮到了村子裡面,有什麼情況隨便喊幾聲就能聽見,還要那些電話線做什麼。   
    黃百韜師長也來給這幫補充人員加油打氣,他站在隊列前,大致說了些「革命軍人應該勇敢去死」之類的話。蔡智誠離得比較遠,沒有聽得很清楚,但他覺得,黃師長在這時候能夠出來走一走、露露面,確實是一個十分英明的做法——因為在目前這樣狹小的戰場空間裡,決定戰鬥勝負的指揮者其實只是連排長而已,師長旅長們的謀略策劃已經失去了意義。在這種情況下,高級軍官與其躲在司令部裡瞎指揮,還不如走出來跟基層官兵打個招呼,或許對穩定軍心、鼓舞士氣、扭轉局面更有幫助一些。        
    蔡智誠沒有參加補充隊,因為他還記得自己的職責是傘兵突擊隊的督戰官,他的崗位在北門。   
    7月5日下午6點,帝丘店北門的外線陣地已經失守了,322團被迫退進村內的二線陣地,但這時,猛攻了一整天的華野4縱第10師也因傷亡過大而轉入休整,改由4縱第11師(譚知耕部)接替攻擊。   
    ——說明一下:從表面上看,帝丘店108旅以一個團的兵力頂住了華野四縱三個師的進攻,戰鬥力似乎很懸殊。但實際上,四縱先前已經過了攻克開封和圍殲區壽年兵團的長時間連續苦戰,部隊十分疲勞,病號急劇增多,再加上華野在豫東戰役中屬於外線態勢,缺乏當地民眾的有效支援,陣地上每出現一批傷員都需要調動相應的兵力進行救助,這樣在攻堅作戰時的戰鬥減員現象就特別明顯。反之,黃百韜在受到打擊之後立刻採取了「以磨為主」的戰術,固守待援,一心想把華野主力拖垮,兩相抗衡,這才出現了一方攻得急切、一方守得堅決,雙方拼老命的情況。          
    蔡智誠回到北門,發現這一帶的房屋大部分都被炸垮了,有的院子還著了火,突突地冒著濃煙。陣地上的士兵都顯得十分疲憊,這也難怪,照以往的慣例,共軍是很少在大白天發起進攻的,但這次卻怪了,帝丘店外圍的華野各部從昨天傍晚一直猛攻到現在,這一撥下去了另一撥接著來,沒日沒夜的,打得國軍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更別提休息了。   
    海國英還活著,只不過渾身被硝煙熏得漆黑,髒得像鬼一樣。看見蔡上尉回來,這小子高興得呲牙咧嘴,見面就問:「有水沒有?」   
    「有啊」,從醫院出來的時候,醫護兵剛給灌滿了一壺。   
    海國英接過水壺,自己並不喝,卻一轉身鑽進了街角的地堡裡,蔡智誠跟過去一看,才知道是羅華趴在裡面。   
    羅華還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只是眼睛睜開了,懷裡居然還能抱得住一桿槍。   
    「你怎麼把他弄到這裡來了?」蔡智誠問。   
    「不是我讓他來的,是他自己醒來之後亂叫喚,結果就被督戰隊拖到陣地上了」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像蔡智誠這樣胸口中槍的不一樣也上戰場了麼,「可是,你怎麼不讓他呆在房子裡,這地堡裡面多悶啊」   
    所謂地堡,其實只是用沙袋壘築起來的土圍子,既低矮又狹窄,裡面不通風,在烈日的暴曬之下更是悶熱異常。但海國英對此卻另有解釋:「守在房子裡不妥當,那些房屋目標大,一炮就轟塌了。老羅的腿是軟的,遇到情況根本就跑不動,還不如躲在這沙堆裡,即便是被埋了也能夠刨出來呀!」   
    有道理有道理。其實對蔡智誠而言,老海把老羅藏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個老朋友都還活著,有了這兩位得力部下在自己的身邊,他覺得一切都好辦多了。   
    「怎麼樣?你們覺得還能守得住麼?」   
    羅華哼哼了幾聲,不表態。海國英卻搖搖腦袋:「玄,再抵擋一陣還勉強,時間長了怕不行」   
    「管他呢,能守多久算多久,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次要是真能夠活著回去,我就跟著你們拜上帝、信菩薩!」   
    一番話說得大家都樂了。        
    只是,能不能活著回去似乎並不取決於上帝,這要看共軍是否答應才行。   
    7月5日傍晚,激烈的槍炮聲再度響起,華野4縱11師對帝丘店北門又發起了新的一輪進攻。      
豫東(開封、睢杞)戰役期間,華野總前委曾經下達過三次總攻擊令,除了第一次是針對區壽年的,後兩次都是為了黃百韜。   
    7月2日「一打黃百韜」,華野總前委的命令比較籠統:「查敵黃百韜部僅來25師40旅、108旅及快三縱一部、交警二總隊」,「我軍應乘黃部立足未穩,於本晚(2日)完成包圍,隨即發起攻擊」,「望各首長遵葉司令之部署,務必於明日(3日)晚殲滅黃兵團」——顯然,在這個時候,華野總部還沒怎麼把老黃放在眼裡,以為猛衝幾下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吃掉,因此指揮這次總攻擊的甚至不是粟裕本人,而是一縱的司令員葉飛。   
    猛攻三天沒能夠殲滅黃百韜,於是再次發佈攻擊令。這一次不僅由粟裕司令親自掛帥,命令的篇幅也比先前長得多了——   
                                   命令   
                      「戰字第8號」(1948年7月5日12時)   
    一、為貫徹決心,展開戰役,決集中一、四、六、八4個縱隊主力及特縱一、二、三炮兵團全部,堅決圍殲困守帝丘店地區之黃百韜兵團,決定於今日(5日)會攻帝丘店,力求速戰速決,於7日拂曉前解決戰鬥。茲將攻擊部署決定如下:   
    (一)一縱負責攻殲帝丘店以西王老集,並由帝丘店西南面(南門含)攻擊;   
    (二)四縱負責攻殲帝丘店東北何莊、孫莊,並由帝丘店北面(包括東北角、北門含)攻擊;   
    (三)六縱負責攻殲帝丘店西北王莊,並由帝丘店西北面(西門含,包括西北角)攻擊;   
    (四)八縱負責攻殲帝丘店東南方向陳崗、袁莊、王莊,並由帝丘店東南面(東門含,包括東南角)攻擊;   
    (五)特縱以四個野炮連配屬一縱、三個榴彈炮連配屬六縱、三個野炮連及一個榴彈炮連配屬四縱、一個榴彈炮連配屬八縱,該縱自行控制兩個榴彈炮連。除壓制敵炮兵陣地外,主要加強突擊方向動作;   
     ……   
    二,為保障作戰安全決定:   
   (一)以廣縱並統一指揮總部特務團、騎兵團,迫近寧陵以東,監視、阻擊商丘方向可能來援之七十四師。   
    十一縱調柳河地區整理。   
    (二)三縱全部並指揮豫皖蘇獨立團,十縱全部並指揮豫五區七十一團,仍於現陣地負責阻擊五軍(註:即整5師)、八十三師之東援。   
    (三)劉鄧九縱由陳留向五軍、八十三師側後進擊,配合三、十縱正面抗擊。   
    (四)冀魯豫獨立旅(註:即獨3旅。河友「小伙學飛翔」府上的程書勳老英雄是這支部隊的創始人之一)負責監視鐵佛寺地區之七十二師並展開政治攻勢。   
    (五)本部仍位混子集指揮。   
    (六)口令聯絡信號自本月5日18時改用通字第6號。   
     ……   
     ——從這個命令中可以得到幾點信息:   
    1、至7月5日,除在柳河地區轉入休整的冀魯豫11縱之外,粟裕手上已沒有預備隊(華野各縱當時的傷亡都很大,但唯一獲准休整的卻是中野的部隊——共產黨的「派系風格」與國軍的區別就在於此);   
    2、華野以1、4、6、8、特縱五支戰鬥力最強的部隊圍攻只有兩百多戶人家的帝丘店,只要時間足夠,黃百韜必死無疑;   
    3、華野對帝丘店的圍攻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線國民黨援軍的態勢。從粟裕當時的判斷來看,有可能對包圍圈造成威脅的敵人為兩股:一路是商丘方向的整74師,另一路是邱清泉的整5師和整83師(注意,該命令中完全沒有提到邱部的整70師);   
    4,如果情況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根據華野總前委的計劃,對帝丘店的攻擊至少可以持續到7月7日拂曉。        
    1948年7月5日19時,也就是華野部隊改用「通字第6號」口令之後的一個小時,總攻前的火力打擊開始了。   
    華野的大炮比黃百韜多得多、彈藥也更充足,但在當時,他們的炮火威力卻並不太大。這是因為白天的戰場上空有國軍飛機的襲擾,解放軍不敢明目張膽地把炮兵擺出來猛打,到了晚上黑燈瞎火,他們的技術又顯得「潮」了點——象帝丘店這麼一丁點兒大的地方,四面重兵合圍,只要手底下稍有偏差,那炮彈就能飛過村子落到自己人的頭上。瞎搞了幾次之後,連炮兵自個兒也覺得有點含糊了,夜間開火的時候就不怎麼放得開。   
    (其實,按照蔡智誠的看法,共軍的指揮官好像也不大懂得用炮。帝丘店這樣的戰場原本就不應該分散使用炮兵。如果把大炮集中起來,連搞幾次齊射,整個村莊立馬就被打平了,哪裡還用得著圍攻好幾天)   
    不過,共軍炮兵的手藝雖然比較「潮」,但他們的膽子卻足夠大,敢把105榴彈炮推到距離陣地前沿一兩百米的地方,抵近射擊——說起來,這還是蔡智誠頭一次嘗到「大炮上刺刀」的滋味。        
    7月5日傍晚快7點的時候,322團的一個姓范的營長肚子餓了,打算到團部去弄點吃的。他問蔡督戰官要不要一起去,蔡智誠探頭望了望,看見那團部設在土坡上的一座樓房裡,四周還用沙袋壘起了高高的屏障,蔡上尉受傷之後身體虛弱,一遇到樓梯坡坎什麼的就覺得腿發軟,所以寧願餓著也不願意受那份累,揮揮手讓范少校自己去了。   
    范營長大搖大擺地朝團部走去,身後凝聚著不知多少羨慕的目光。羅華和海國英坐在地堡裡直髮牢騷:「老蔡啊老蔡,你怎麼不讓他帶幾個美國牛肉罐頭回來嘛」。蔡智誠正覺得好笑,忽聽得「轟」的一聲,只見322團團部憑空地跳了起來,等煙塵散去以後再一看,哪裡還有什麼美國罐頭,就連那青磚洋灰的二層小樓都沒影了。   
    炮彈是從村外的壕溝裡打來的。當天下午,共軍佔領322團的外線陣地之後,就把幾門105榴彈炮通過那條運送傷員的「撤退坑道」拖到了陣地跟前,並且在外壕裡設置了秘密炮位。那外壕的位置距離村口不過一兩百米左右,榴彈炮在這麼近的距離上直瞄射擊,真是一打一個准。   
    當時正值傍晚,共軍的「尖兵」已經藉著昏暗的掩護潛行到了村口,他們的手裡拿著信號槍,對著322團的防禦工事猛打信號彈,後面的炮兵看見信號槍的指示,大口徑炮彈隨即就跟了過來……105榴彈炮的理論殺傷面積是20米×30米,實戰中雖然不見得真有那麼厲害,但一炮打上來,半個籃球場的範圍之內肯定是吃不消的。這樣搞了沒幾下,守陣地的國軍官兵全都被嚇破了膽,只要看見有紅色信號彈朝自己飛來,立刻轉身就跑,什麼碉堡啊、據點啊、機槍陣地啊……統統顧不上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大炮上刺刀」的威力雖然比較猛,但其實也是有缺陷的。首先,由於距離近,炮彈的速度快,打擊磚混目標時的效果還不錯,但如果遇上那些土坯房,一炮就貫穿了,除了在牆上留下兩個窟窿,並不能造成多大的破壞;其次,榴彈炮平射,等於是拿大炮當小炮用,彈道軌跡受到了很大限制,炮火只能摧毀比較高大顯眼的建築,對付地堡之類的低矮目標就沒有辦法;更為重要的是,重型火炮近距離發射,在提高了自身射擊精度的同時也就很容易遭到對方輕武器的反擊,105炮隱蔽在壕溝裡,一旦開火就暴露了目標,而且它又不能夠迅速轉移,等帝丘店裡的國軍回過神來,迫擊炮、輕重機槍好一陣猛打,那幾門榴彈炮很快就沒有了動靜。   
    就這樣,華野四縱雖然損失了幾門炮,雖然損失了那些捨身為炮兵指示目標的「信號兵」,但他們的戰術目的卻已經達到——他們摧毀了322團的主要火力點和最堅固的工事,打開了突破北門的通道。        
    炮擊剛剛停止,步兵就衝了上來。   
    讓大家詫異的是,這些共軍在衝鋒的時候居然還推著木架子車,上面裝著桌椅板凳之類的東西。剛開始,蔡智誠弄不懂打仗的時候需要這些亂七八糟的傢俱做什麼,可不一會兒就明白了——遇到壕溝,共軍把桌子椅子往坑裡一扔,立馬就能填出通道,遇到鐵絲網,把那木頭車子翻過來往上面一搭,大隊人馬立刻就能踩著「跳板」躍過來,真是簡單便捷。   
    與楊橋村的六縱相比,四縱在作戰的時候比較喜歡吹哨子、敲鑼。他們的排長嘴裡叼著小銅哨,連長手上拎著小銅鑼,這邊「雎——雎——雎」地吹、那邊「叮咚光啷」地敲,也不知道傳達的是什麼信息。   
    那天夜裡,這哨子聲和銅鑼聲始終響個不停。從5日傍晚到6日凌晨,華野部隊先後七次衝進北門、又七次被反擊出去,在雙方的攻防之中,國軍的裝甲戰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門陣地是帝丘店北部的防禦重點,戰鬥剛開始,北門正面的主要據點就被105榴彈炮摧毀了,但黃百韜很快就派出裝甲部隊前來支援(有人說黃百韜本人也來了,但蔡智誠沒有看見),這十多輛「戰車」立刻構成了臨時的火力支撐點,與殘存的地堡和戰壕相配合,很快築起了一道新的防禦屏障。   
    ——說起來,黃兵團的所謂「戰車」雖然只不過是「冒充坦克的大卡車」而已,但這樣的東西在當時的戰場上還是十分厲害的。有這麼個例子:7月5號的晚上,裝甲兵學校的一位教官受了傷,軍醫檢查之後認為沒得救了,可戰車兵們卻不同意,於是幾個學生就把老師塞進車子裡,逕直從帝丘店的東門衝了出去。而這輛「鐵殼大卡車」居然能夠所向披靡、從雎縣一路開回了商邱,共軍的幾道包圍圈愣是沒有擋住它,足見其「戰鬥力」之威猛。        
    國軍的裝甲戰車雖然厲害,但畢竟數量有限。子夜過後,解放軍的圍攻一浪高過一浪,6日凌晨四時許,帝丘店的南門被華野一縱突破,裝甲車隊不得不緊急移防救援,他們前腳剛走,華野四縱就再次對北門發起猛攻,322團抵擋不住,正面防禦被突破,共軍插入了北門的陣地縱深。   
    北門陣地背後的縱深地帶是一片民房,這裡早已經被國民黨守軍改建成了防禦據點。街道上構築了攔阻工事,房屋裡埋伏了守衛人員,以傘兵為主的預備隊也被佈置在這裡,準備在巷戰之中對共軍實施反擊。   
    解放軍巷戰的特點是「逐屋攻擊」,他們並不把部隊暴露在街面上,而是首先搶佔街頭的房屋,然後在裡面鑿牆,逐間向前推進,一步步地打通整條街道……對此,整25師早有防範。他們事先就有選擇地推倒了相鄰的建築,這樣,當共軍鑿通一堵牆之後,洞口對面的不是隔壁的房間而是一塊五米寬的空曠地域,而那片空曠地又處於國軍的火力控制範圍之內,這就使得「鑿牆推進」困難重重。   
    黎明之前是夜色最暗的時候,在這期間,帝丘店的上空幾乎一刻不停地閃爍著照明彈。迫擊炮打出來的照明彈大概能夠在天上掛五六分鐘,晃晃悠悠的,可以照見比較顯眼的目標,卻難以看清隱蔽在角落處的身影。夜戰是共軍的強項,為了防止他們進行偷襲,國軍早就準備了應對的武器,他們把裝有辣椒面的布袋子綁在手榴彈上,隔幾分鐘就朝黑暗處甩兩個,如果那附近有人,一定會被這氣味嗆得咳嗽,各火力點再尋著聲音集中掃射,效果十分顯著。   
    雙方在暗夜中較量,雖然322團準備充分、屢佔便宜,但華野11師卻不屈不撓,依然堅持採用鑿牆攻堅的辦法向前推進。街道兩側的房屋裡不時發生激烈的槍戰,時不時地會有國軍官兵從房門裡衝出來,在大街上連滾帶爬地奔逃。眼看著越來越多的房屋被共軍佔領,北門防線的國軍指揮官終於下令使用預備隊,派遣第一批突擊人員進行反擊。   
    第一突擊隊由傘兵組成,三十六個人分成四個組,每個組攜帶兩具噴火槍。這些火焰噴射器是7月5日上午空投到帝丘店的,總共六十具,有一半配備給了傘兵。突擊隊的行動方案是事先預謀過了的——共軍的「鑿牆攻擊」戰術雖然簡單有效,但它最大的缺陷是放棄了對街道正面的控制,而在巷戰中,街面上雖然比較危險,但寬敞的大街畢竟還是最為便捷的機動通道,傘兵就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在夜色的掩護下,四個突擊組迅速摸到了街道的盡頭,還沒等共軍反應過來,八管噴火槍就往著牆上噴射油料,等他們再跑回出發地的時候,街道兩側已經被塗上了一層凝固汽油。   
    自五月份開始,豫東地區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下雨,經過盛夏的酷熱,乾燥的民房幾乎是一點就著,幾顆照明彈打上去,茅屋土捨在汽油的助燃下頃刻間就曼延成了沖天的大火。烈焰映紅了夜空、照亮了街道,火舌發出「呼——呼」的咆哮,原本躲在屋裡鑿牆的解放軍戰士呆不住了,紛紛逃出了房門。        
    依據事先的設想,共軍在遇火之後肯定是要撤退的。因此,眼見烈焰騰空,預備隊立刻按照原定計劃展開追擊,322團的官兵也跳出掩體投入反攻,將士們鬥志昂揚,滿以為可以將共軍再次逐出帝丘店。可誰知道,剛剛衝上街道,華野11師那邊哨子和銅鑼「叮呤光啷」的一陣響,他們不但沒有後退,反而嗷嗷叫著向前衝了上來。正準備「乘勝追擊」的國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一下子就亂了。   
    蔡智誠是督戰官,起先,他的位置在街道右側的一幢條石基座、青磚墁牆的民房裡。在豫東,有很多財主的住宅都是這種樣式,為了防禦匪盜的侵襲,這類房屋的牆基建得很高、屋牆也很堅固,房頂是平的,上面可以曬糧食也可以存放雜物,國軍在房頂上架起幾挺機槍,立刻就能用火力覆蓋周邊的大片地域。   
    負責防守這個據點的是「人民服務隊」的一幫學生,看見國軍大舉反攻了,這些頭一次上戰場的新兵蛋子紛紛請教:「蔡長官,我們應該怎麼辦呀?」,蔡智誠說:「你們先守著,我下去看看」。   
    好不容易從房頂下到街面,剛走幾步就發覺情況不對了。剛才還在追擊共軍的傘兵現在卻反過來被共軍追著跑,華野11師的戰士挺著亮晃晃的刺刀,正從熊熊的火光之中蜂擁而出、衝殺上來。國軍士兵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慌了神,個個像沒頭蒼蠅似的在街上亂跑,這時候,大家的耳邊傳來了指揮官聲嘶力竭的喊叫:「展開火力——展開火力——不要亂——給我頂住!」        
    「展開火力」是指打開全部的火力點。   
    與一線正面陣地不同,側翼陣地和縱深陣地的火力點是有明暗之分的,明火力點的功能是掩護、支援主陣地,很早就暴露了,而暗火力點則要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才能夠使用。通常,暗火力點有兩類,一類是隱蔽在角落處的地堡暗碉,另一類是隱藏著的射擊口,這種「暗射孔」的裡側在事前已經掏空了一大半,等到臨要開打的時候再把最外層的一塊磚捅掉,槍口就正對著預留的「射擊死角」,而那裡往往就是攻擊部隊的聚集地。   
    啟用暗火力點,對守軍而言還意味著另一道指令,那就是從這一刻起,所有的人都必須堅守在現有的位置上,誰也不許撤退或者換防。從這時起,各射擊點將向一切移動的目標開槍,無論其是不是自己人,也無論其是官還是兵。   
    聽見「展開火力」的命令,大家都抓緊時間尋找掩體、各就各位,蔡智誠也不例外。他受傷之後渾身無力腿腳發軟,再想爬梯子返回先前的財主家的房頂已經來不及,情急之下,只好匆忙鑽進街道正中的一個攔阻工事裡——這個位置可不太妙,既顯眼又沒有退路,完全不是督戰官應該呆的地方,可他這時候已經沒辦法再選擇了,只好蜷縮在沙包後面,硬著頭皮冒充敢死隊。   
    這街心工事是個「明火力點」,裡面擱著幾箱機槍子彈,可機槍卻不知道被誰搬到什麼地方去了。蔡智誠拎著把手槍趴在這裡「一夫當關」,眼看著共軍越衝越近,心裡又急又慌,一伸手就摸到了身上的手雷,那還是在楊橋村時工兵營送給他的「禮物」,這時候也顧不了許多,撥開保險就投了出去。   
    美式手雷的觸發引信很短,幾乎落地就響。衝到近前的共軍士兵以前大概沒見過這種圓不溜秋的洋玩意,被炸得一愣神,頓時氣極了,爬起來甩手就扔出一個炸藥包:「蔣該死!給你嘗嘗這個」。沒想到工事裡頭的蔡智誠也不服輸,又從沙包後面丟出個比手雷還要大一號的圓傢伙:「土八路,給你嘗嘗這個」,解放軍弄不清那是個什麼新式武器,嚇了一跳,趕緊散開臥倒。   
    這個「比手雷更大的圓傢伙」其實是蔡智誠的水壺,當然不會爆炸,但共軍的炸藥包卻是貨真價實的,轟隆一下把街心工事崩塌了一塊,也把蔡智誠給震暈了過去。   
    (隨著火炮數量的增多,到了1948年7月,電影裡的那種夾在腋下的20公斤大炸藥包已經很少見了,但後來名震江湖的「飛雷」在這時也還沒有普及。當時,解放軍最常用的爆破器材是「手擲炸藥」,這是一種裝藥三四公斤的小炸藥包,如果將數個捆紮在一起照樣能夠摧毀堅固工事,而單獨使用時則可以用手拋投,比手榴彈要厲害得多——華野11師讓「蔡蔣該死」品嚐的就是這麼個東西)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蔡智誠一直在那座崩塌的工事裡昏睡著。   
    這期間,他曾經醒來過幾次,但他並沒有動彈,而是躺在原地繼續裝死。在模糊的潛意識裡,蔡智誠覺得自己似乎已經死掉了,周圍的那些吶喊聲、槍炮聲和爆炸聲都已成了別人的遊戲,不再和自己有任何關係。冥冥中,他甚至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隨著硝煙和塵土在晨風中蕩來蕩去,飄飄欲仙,彷彿隨時都能夠融入通往天國的道路,飛往海國英給他描述過的美麗安祥的天堂……   
    但他終究還是沒能夠死去。當徹底清醒過來之後,他發覺自己依然還在戰場上,依然還留在這殘酷的、充滿了血與火的人間裡。   
    天色漸漸放亮,共軍撤退了。   
    此時的帝丘店北門就如同慘烈的修羅場。遍地都是死屍,共軍的、國軍的,完整的、殘缺的,橫躺豎臥血肉模糊,倒在一起混成一堆;遍地都是彈坑,倒塌的戰壕、倒塌的地堡、倒塌的房屋被烈焰燒灼成一團焦黑,銅的彈殼、鐵的槍械散落在殘垣斷壁之間,在縷縷的硝煙中閃著冷冷的光。   
    一片廢墟之中,唯有蔡智誠先前呆過的那幢大房子還突兀地立著,四面的牆壁都坍塌了,只剩下三根裸露的柱子還支撐著一塊破敗的屋頂,搖搖欲墜。據守在這裡的「人民服務隊」隊員已經全部陣亡,屋裡的被炸死、房頂的被震死,一個也沒剩下。   
    (有人說「人民服務隊」是軍統的機構,這並不準確。嚴格地講,國民黨人民服務隊應該是國防部領導下的特務組織,最初的成員是抗戰後復員的青年軍官兵,亦即當時「社會五毒」之一的「青年從」。48年以後,「人民服務隊」開始大量招收反動學生,這些黨員學生被授予軍銜,派往軍隊中開展宣傳和監視工作,又被稱為教員或指導員。當時,傘兵部隊裡並沒有「人民服務員」,但綏靖區和雜牌部隊裡卻有不少這樣的人物,黃百韜整25師裡的「服務員」大多來自於浙江大學,所以遇到蔡智誠的時候總是「學長學弟」的十分親熱,彼此間關係很不錯)        
    在廢墟中尋找同僚,蔡智誠發現了海國英。老海的胸部和腹部中了三槍,蜷伏著倒斃在一個豬圈的圍牆下面。他的表情非常痛苦,身後拖著長長的血跡,顯然是在重傷之後又爬行了一段距離——他在最後的時刻仍然希望那段矮牆能給自己提供藏身的庇護,這是老兵的戰場本能。不過,一位穆斯林回回居然會死在一個養豬的地方,終歸還是叫人覺得說不出的怪異。   
    羅華還剩一口氣。當蔡智誠找到他的時候,這傢伙依然窩在街角的地堡裡,右手被炸斷了,半截身子被崩塌的沙袋壓埋著,動彈不得。蔡傷兵也沒有力氣把他拖出來,只好坐在老鄉的旁邊,幫他趕走覆在身上的蒼蠅。   
    「老蔡,我的樣子肯定很慘吧……」。說真的,羅華此時的模樣就像一隻被夾子鉗住的老鼠。   
    「不算很慘,不過是顯得有點傻」。   
    真的是傻。   
    看著眼前的羅華,蔡智誠想起前幾天在田花園遇見的那位倔強的長工。當時大家都認為那老頭蠢笨得不可理喻,可結果呢?田花園村終於被炮火打平了,那個「傻蛋」也終於如願以償地穿著他珍愛的綢緞壽衣死在了紅木大床上,但與此同時,「聰明的」羅華卻像只待斃的老鼠在沙堆中奄奄一息,愛乾淨的海國英則渾身污穢地喪命在豬圈裡頭,還有那麼多人在烈焰和焦土中粉身碎骨,死得甚至連屍首和姓名也沒有留下——兩相比較,究竟是誰更傻一些呢?   
    海國英曾經說過,通往天國的道路不同,但人們最終走進的是同一個天堂。蔡智誠想,那麼,今天早晨,當人世間製造了這麼多的犧牲者之後,天堂的門口一定非常擁擠,在那樣擁擠的地方,還會不會再發生爭鬥呢?   
    天堂的主人是誰,蔡智誠不知道,因為他始終也沒有弄清「上帝」與「真主」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上帝會眼睜睜地看著人世間發生戰爭的慘劇?究竟是什麼樣的真主會坐視人類的相互折磨和彼此殘殺?   
    海國英是那麼虔誠地信奉著他的「先知」,而他的上帝或者真主卻要在他受盡痛苦之後才肯打開天堂的大門。那麼,在信奉這個冷酷的上帝和信奉那件綢緞的壽衣之間、在信賴那個虛偽的天堂和信賴那張華麗的寧式大床之間,究竟誰更聰明、誰更愚蠢呢?   
    蔡智誠百思不得其解。在這劫後的修羅場上,他覺得所有的人,生者和死者,包括老海、老羅和他自己,在命運面前都像是個無可適從的傻瓜。        
    天亮了,晨風吹拂。   
    經過昨夜的槍林彈雨,這充滿了死亡和血腥的寂靜的早晨似乎又給倖存的人們帶來了一絲生的希望。   
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了一聲雞叫,那是一陣雄雞報曉的啼鳴。   
    「聽吶,還有雞在叫喚」,一瞬間,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抬了起頭,充滿喜悅地側耳傾聽。   
    在這個經過生死搏鬥之後的戰場,在這個遍佈殘骸的人間地獄,居然還能有一隻活著的公雞在歌唱,居然還有一個蓬勃的生靈正情緒高昂地向剛剛經歷了痛苦磨難的大地報告著黎明的訊息——對士兵們而言,這就是神靈的聲音,這是比耶穌、安拉或者王母娘娘的旨意更接近天堂的信號。   
    蔡智誠輕輕地拍了拍羅華的臉頰:「老羅啊,要堅持住,要活下去,我們應該比那只公雞活得更久才對」。        
    終於能夠活下去了。   
    彷彿冥冥中有天意的安排,7月6日上午,國軍官兵等待中的「最後一擊」並沒有發生。粟裕的部隊撤退了,解放軍最終沒有能夠按照原定計劃將圍攻持續到7月7日,這使得蔡智誠們終於得到了繼續活命的機會。   
    7月8日,快速縱隊從帝丘店返回商邱休整。   
    一周前出發的六千多人現在只剩下了不到兩千(含先期退出戰場的傘一團),但對於倖存的傘兵們而言,惡夢一樣的豫東戰役總算是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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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幾句多餘的話:   
    關於黃百韜兵團各部在睢杞戰役中的表現,馬甲的感覺是整25師較好,交警第二總隊其次,第三快速縱隊最差。至於整25師和交警二總隊到底比傘兵強多少,馬甲說不準,也覺得沒必要評價,反正第三快速縱隊不久就被解散了,25師和交二總隊很快也被全殲了,現在說什麼好聽不好聽的都屬於白搭。   
    不過,網上有篇文章卻很替第二交警總隊吹捧了一番,把他們在睢杞戰役中的業績說得跟戰神似的。這本來這不關馬甲什麼事,但前幾天,有朋友問我對那段「回憶錄」的看法,並且一個勁地慫恿我無事生非,既如此,馬甲就說幾句多餘的話:   
    那篇文章的標題叫《硬戰》,應該選自台灣出版的《彈雨餘生述》,作者是張贛萍。文筆挺不錯,值得一看,只是不必太當真(馬甲的「蒲公英」當然也是一樣的)。   
    文章是以第一人稱寫的,主人公在文中的角色好像是交二總隊四大隊的隊長,所以有人稱作者為「張贛萍將軍」。但其實四大隊的隊長是謝植民(上校),副隊長是李德馨(上校),而且別說四大隊,就是整個交二總隊的校級軍官中也沒有「張贛萍」這麼個人。張贛萍是香港的一位作家,除了寫《彈雨餘生述》,他還寫過《關麟征傳》、《江青的醜聞和艷史》、《三十六計古今談》等等,因此,似乎不能把《硬戰》當成是真正的「回憶錄」。   
    當然,文人寫的戰記也可以有好的軍史價值。在馬甲看來,《硬戰》中值得借鑒的東西很多,但也存在著美中不足的地方。試舉幾例:   
    首先,文章的「重點情節」是描述交二總隊在睢杞戰役中堅守陣地的過程,但作者並沒有把這場戰鬥的特點講出來。交二總隊之所以能夠守住陳崗,關鍵之處是他們在村外設了埋伏,用共軍的游擊戰術對付共軍,這本是豫東戰役之後被廣為宣傳的成功範例,作者卻好像不知道似的沒有寫。總是衝啊殺啊不怕死啊,顯得缺少技術含量,也顯得和其他國軍的「彈雨餘生」十分雷同。   
    其次,對於交二總隊的「重點對手」,作者花了很大精力進行描繪和渲染,但遺憾的是,他把對手的番號弄錯了。他說共軍是「劉長勝縱隊」,但其實攻擊陳崗的部隊是華野八縱二十四師(前身為魯中警備旅,後來是26軍78師),當時的縱隊司令是王建安、師長是周長勝。此「長勝」非彼「長勝」,當然,為了烘托氣氛,如果改一改,含混一點地說成是「長勝部隊」也還是可以的。   
    再就是,作者把交二總隊長在睢杞戰役後獲得的榮譽也搞錯了。他說「黃伯韜與張績武也因那一仗而同獲青天白日勳章。我也曾獲寶鼎勳章」。其實,豫東戰役後獲得「青天白日勳章」的只有黃百韜一人,交二總隊長張績武得的是寶鼎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幾十年來總共只發了兩百零幾枚,獲獎名單在台灣的雜誌上很容易查到,這樣的疏忽只能怪作者實在太馬虎了。        
     《硬戰》的文字中「崇敬黃百韜、讚揚交二總隊、對傘兵不甚感冒」的情緒十分明顯,這倒並非作者的首創,而是基本延續了黃兵團一幫人在豫東戰役後對各參戰部隊的態度。只不過,作者還是在文章中放了邱清泉一馬,這大概是因為老邱已經追隨老黃成了「黨國烈士」,所以就不方便繼續罵他了。   
    至於「大勝」之後的國軍各部隊為什麼會出現自我吹噓、相互責備的情況,這個問題,容馬甲我喝口水之後再說……      
 1948年的豫東戰役是一場被國共雙方都稱為「大捷」的戰事,這在戰爭史上還真屬於比較少見的現象。   
    總的來看,這場戰役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打開封、第二階段打區壽年、第三階段打黃百韜——這其中,第二階段的「龍王店生擒區壽年」無疑是解放軍獲得全勝,但開頭部分的開封城先是被華野攻克、接著又被國軍收復了,而最後階段的帝丘店戰事正酣、解放軍卻突然撤出了戰鬥,這就讓人有點兒難判勝負。   
    照馬甲的看法,如果說「國軍大勝,共軍潰敗」顯然是講不通的。因為國民黨方面的司令、師長和旅長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共產黨抓了去、而自己卻只逮到了對方的幾十個連營級幹部,並且不久之後,剛從豫東戰場上下來的華野各部就紛紛投入了濟南戰役,而與其相對應的國軍部隊卻都沒有能夠緩過勁來——兩下一比照,誰吃虧更大就是明擺著的事情。   
    但如果說粟裕是「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瀟灑一擊,從容凱旋」,似乎也不夠客觀。因為華野部隊向淮陽「乘勝收兵」的時候,後勤機構被邱清泉給截住了,俘虜、輜重甚至傷病員都丟了不少,而華野各部卻沒有辦法回頭去救,顯然撤退得十分匆忙。並且,在隨後爆發的濟南戰役中,原本是華野絕對主力的第1、4、6、8縱擔任的都是打援的任務,反而讓9縱、13縱和「排炮不動,必是10縱」這樣的以防守見長的隊伍在濟南城頭硬闖猛衝……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解放軍在豫東戰場上所付出的代價。   
    因此,馬甲的觀點是——豫東戰役的結果當然是共軍戰勝了國軍,但這是險勝,華野部隊的損失也很大——不過,比衡量戰果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場發生在解放區外線、國統區腹地的鐵路幹線周圍的大兵團戰役,能在這樣的條件下佔得上風,說明華東解放軍已經具備了在敵占區實施大規模決戰的能力,其戰略意義遠高於戰果的價值。   
    豫東戰役其實是幾個月後的淮海戰役的預演,這場戰役的結局確立了共產黨人的信心,並直接導致了那場角逐中原的戰略大決戰的提前到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因此,從1948年的7月6日起、從華野部隊撤離帝丘店外圍的那一刻起,戰爭留給黃百韜、邱清泉、黃維、杜聿明乃至蔣介石的時間就已經不多了。        
    但在當時,黃百韜和邱清泉顯然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正為了爭權奪利而爭吵不休。   
    從表現上看,在豫東戰役前期收復開封城的是邱清泉的整編第五軍,在戰役過程中始終保持攻擊態勢的也是整五軍,在戰役最後拯救黃百韜整25師和余錦源整72師的仍是整五軍,並且,部隊傷亡最少、俘虜和繳獲最多、戰果最大的還是整五軍。7月6日早晨,當邱清泉開始追擊華野各部的時候,黃百韜還在帝丘店裡驚魂未定,胡璉兵團以及從徐州趕來整74師距離雎縣戰場還有將近一天的路程,所以,邱清泉認為自己的功勞最大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但仔細探究一下就有問題了。   
    當時,邱清泉的整五軍下轄整5師(師長邱清泉兼)、整70師(師長高吉人)和整83師(即第100軍,師長周至道),但是,在救援區壽年兵團的過程中,邱清泉卻只讓整5師和整83師在前面輪換著打來打去,始終不派整70師上陣,這樣一來,雖然號稱一個軍、實際卻只出動了一個師,當然難以突破共軍的阻擊。   
    那麼,邱清泉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來,區壽年兵團的整75師原本是配屬整5軍的,但他們的師長沈澄年卻與邱清泉搞不來,成天鬧著要分家,結果吵來吵去就給調到區兵團去了。沒想到,部隊才過去了沒幾天,沈澄年的人馬就被圍在了龍王店,邱清泉聽說此事頓時火大:「整75師要是跟著我,共軍哪裡敢招惹,沈澄年願意跟老區在一起,就讓他嘗嘗挨打的滋味!」,於是整5軍就把事情整得磨磨蹭蹭的,一心想讓解放軍替邱軍長出口惡氣。   
    從道理上講,區兵團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應該固守待援才對(就跟黃百韜一樣),所以邱清泉也一直大大咧咧地覺得時間還很夠用。可誰知道,區壽年會在7月3號凌晨搞了一場別出心裁的「反向突擊」(老區好久沒有打仗了,不曉得共軍的厲害),結果立馬就被活捉了去,等邱清泉7月5號聽說之後才知道情況不妙——玩笑開大了。   
    這下子,邱清泉真的急了,趕緊把部隊全放了出來,整5師在右、整70師在左、整83師在中間,呈品字型實施寬正面大迂迴。粟裕先前還以為「邱兵團在我打擊之下傷亡較大,攻擊正面縮小」(語見《張震回憶錄》),一看到這架勢才發覺局勢不對,立刻就下令撤退、不陪邱瘋子玩了。   
    結果,整5軍好一番緊趕猛追,最終只截下了華野的部分後勤單位。        
    事後,邱清泉給陳毅寫信(他不知道華野的指揮員已經是粟裕),想用手裡的俘虜去換區壽年和沈澄年,可見他並不是真的願意讓區老頭和沈老弟被人家抓走,而且他先前與黃百韜也沒有什麼矛盾,所以更不是故意要讓老黃在帝丘店坐蠟。但「邱瘋子」這麼二百五似的亂搞一通,不僅害了區壽年,也連累得整25師差點被全殲,黃百韜實在是氣不過,就在蔣總裁那裡告了他一狀。   
    邱清泉中了別人的「暗箭」,自己還不知道,還美滋滋地在戰場上等著陞官當兵團司令。   
    等來等去,消息傳下來,七兵團司令委派的是黃百韜,邱瘋子頓時就氣炸了。以前,整25師經常在整5軍的統率下作戰,黃百韜的地位沒有邱清泉高、戰績也不如邱清泉,這一次要不是整5軍「營救及時」,黃師長說不定早就死翹翹了,可誰知道這老雜牌居然會莫名其妙地竄到了邱軍長的上頭。更為可氣的是,黃百韜七兵團竟然還把整83師給要了過去,這等於是硬生生地搶了整5軍的一支精銳主力(整83師歸屬黃兵團後恢復第100軍的番號,幾個月後在碾莊被全殲),你說讓邱清泉如何能接受得了。   
    於是,邱瘋子就徹底地發了瘋,他丟下部隊跑回溫州老家睡大覺,連國防部的「總結會」也不願意參加了。沒辦法,副軍長高吉人只好代替他去。   
    開會的時候,蔣總裁來了,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劉峙、薛岳、杜聿明、上官雲相、周巖……甚至連宋子文、鄭介民都到了會場,真是濟濟一堂。   
    黃百韜起立做匯報,先說自己如何如何地奮發努力英勇頑強,接著又埋怨整5軍對區兵團的救援不力,於是老蔣就問高吉人是怎麼一回事。   
    高吉人當時兼著整70師的師長,他的部隊根本就沒上陣打仗,除了最後一天參與過追擊,其餘的時間都在後方呆著,對前線的情況不大瞭解。再加上老高又屬於「拘謹內向、嘴笨口拙」型的人物,遇到關鍵時刻更是唧唧歪歪的一句利索話也講不出來,結果惹得蔣校長火冒三丈,差點沒把高副軍長拖出去崩了。   
    如此一來,黃百韜得了枚「青天白日」,邱清泉卻挨了個處分。邱瘋子這才弄明白是老黃在背後擺了他一道,依著他的脾氣,怎麼可能不記仇。   
    幾個月以後,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團司令(前任司令是杜聿明),而恰好就在這個時候,黃百韜的第七兵團又被共軍圍在了碾莊,還是要麻煩老邱前去救援——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於是乎,邱清泉再次使出了豫東戰場上的老招數,他只派第5軍(整5師)在前面打打鬧鬧,讓其他三個軍在後面磨洋工。黃百韜當然明白這其中的玄機,心裡有苦說不出,結果折騰了老半天,最後只好給了自己一槍……        
    邱清泉的跋扈驕橫和心胸狹隘是十分有名的,為了這個緣故,幾十年過去,黃百韜的部下提起「邱瘋子」還是一百個不滿意,並且順帶著對第三快速縱隊也沒什麼好話可講——這理由很簡單,國民黨傘兵原本就是從第5軍起家的,他們和邱清泉屬於一路貨。   
    不過,整25師與傘兵之間的矛盾,還有個另外的原因。   
    在雎縣的時候,黃百韜曾經有個打算,想把第三快速縱隊和第二交警總隊都收編到自己的旗下。對此,交二總隊長張績武是十分願意的,因為他本來就不屬於軍統的人,在毛人鳳的手下混得很不開心,所以早就希望把隊伍拉出去幹正規軍。豫東戰役結束之後,黃百韜立刻向上頭要了個番號,準備把交二總隊改成整25師的163旅,讓張績武當旅長,蔣介石剛開始的時候也答應了(PS一下:163旅原本是川軍整56師下轄單位的番號,這個旅在襄樊戰役中被劉伯承的隊伍殲滅了。有趣的是,川系163旅的前身是「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其祖師爺恰好是劉伯承本人)。   
    張績武的旅長關防還沒弄到手,毛人鳳就先知道了,他趕緊跑去找蔣校長,堅決反對把交二總隊調出軍統。而這時候,傘兵司令張緒滋也來抱怨黃百韜「強行扣留」快速縱隊的人員和裝備,蔣委員長一生氣,就把163旅的番號給收了回去。結果是黃百韜白忙一場,張績武的「正規軍夢」沒有做成,反而把總隊長的職務丟了(由一大隊長羅其陶接替),他被調去當了個有職無權的「津浦路南段護路指揮部中將副司令」,另外還委了個「交警第一旅」的旅長官銜,但那個「交一旅」其實只是個空頭番號,手下連一個兵也沒有,純粹是讓張旅長自己過乾癮用的——這毛人鳳還真是夠幽默。   
    張緒滋壞了張績武的好事,但張緒滋當初是怎麼忽悠黃百韜的就沒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時候,老黃對老張還是滿不錯的,不僅讓他在司令部裡休息、待他客客氣氣,而且在隨後的「國防部總結大會」上也沒有告他的黑狀(說實話,如果老黃在那會場上揭發幾句,張緒滋弄不好會被槍斃的)。   
    但是後來,既然張司令不樂意做黃百韜的部下,老黃也就翻了臉,他立刻揭露傘兵司令臨陣脫逃的惡劣行徑,並強烈要求嚴肅軍紀。幸好,這時的徐州戰區指揮官已經由顧祝同換成了杜聿明,而杜長官當第5軍軍長的時候張緒滋是他的參謀處長,彼此關係十分親近,他見黃百韜才告完老邱又來告老張,不禁有些惱火,心說「怎麼只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漢,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帳王八蛋?」,當即打斷老黃的話頭:「我對張緒滋很瞭解,他不是那樣的人」,這才把事情壓了下來。   
    饒是這樣,整25師還是扣著傘兵的大炮和重機槍不還回去,並且還在各類報告中把快速縱隊的表現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憐的張緒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黃百韜的手裡,雖然覺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鬧大,只得忍氣吞聲、最後不了了之。          
     但話又說回來了,邱清泉、黃百韜和張緒滋雖然狗咬狗整得很厲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卻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責怪徐州剿總的指揮失誤、共同抱怨後勤供應的效率太低,結果這樣折騰了一通,負責戰役指揮協調的「剿總參謀長」郭汝瑰被調回了國防部,負責軍需供應的「第一補給區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職(郭和朱後來都在四川起義)。   
     就這樣,原本是一場被吹噓得沸沸揚揚的「大捷」,最後居然會鬧得上上下下都充滿了怨氣,國民黨軍的內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了,上層人物之間的爭鬥與蔡智誠並沒有什麼關係,長官們忙著吵架,他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加自在。   
    為了表彰傘兵指導員在「震懾內亂」中的傑出功績,上峰發給蔡智誠一枚六等雲麾勳章,這和他剛參軍時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樣。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連同勳章一起獎勵給他的還有五百塊錢金元券。   
    於是,蔡功臣就揣著這剛剛發行的嶄新的鈔票,財大氣粗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離開帝丘店,蔡智誠被送到商丘醫院,他在這裡遇見了一團團長張信卿,張團長的腿斷了,一張笑瞇瞇的胖圓臉也變成了瘦長的苦瓜。經過豫東一仗,快速縱隊的傷亡慘重,先前出征時的七千人馬只活下來了不到兩千,劫後相遇的人們彼此面面相覷、長吁短歎,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在那段時間裡,商丘醫院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言,有的說第三快速縱隊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說傘兵即將被空投到「匪區」作戰……搞得病房內外人心惶惶。   
    這些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8年7月2日,襄樊戰役爆發,國民黨第15綏靖區(康澤)的三個旅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在襄陽一帶。戰至7月10日,國軍的外線陣地被突破,康澤急忙向南京求援,並提出調遣傘兵參戰——按當時的戰場情形,從地面增援襄陽和樊城已經來不及了,由傘兵實施空降倒確實不失為一條捷徑——南京國防部覺得康司令的主意實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這個計劃。但這樣一來,卻讓傘兵們犯了難。   
    那時候,國民黨傘兵的頭上頂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空軍傘兵總隊」,受空軍總司令部管轄,另一塊是「第三快速縱隊」,屬徐州剿總的編制。所以調動傘兵的時候光有國防部的指示並不能算數,必須經過空軍和徐州方面的協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讓傘兵去送死,他們認為國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當時,徐州這邊勉強還能夠跳傘的官兵只剩下不過千把號人,大敗之後士氣十分低落;南京訓練基地的人馬雖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剛在地面練習蕩鞦韆的新兵,若是派他們實施空降,恐怕立刻就會被摔死一大半。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傘兵部隊增援襄樊,純粹屬於紙上談兵——於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和徐州剿總就來來回回的猛扯皮,你說我消極膽怯我說你鹵莽愚蠢,一直鬧到7月16日襄陽被攻破(康澤被活捉),也沒能確定最終的「解救方案」。   
    但這場扯皮卻也給高官們提了一個醒:先前把傘兵部隊混入陸軍使用的辦法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門、用非所長,傘兵平時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關鍵時刻又上不了天,到頭來得不償失。因此,從48年7月下旬之後,「第三快速縱隊」就被撤消了,傘兵單位改稱「空軍傘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進行整補,依然由張緒滋擔任司令,下轄三個團,井慶爽任一團團長,趙位靖任二團團長,另外將「南京留守處」改編成傘兵第三團,由劉農畯擔任團長。        
    8月初,原本在商丘養傷的張信卿、蔡智誠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準備參加「8、15」抗戰勝利三週年紀念活動。據說,蔣介石總統屆時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閱兵,還要給豫東戰役的立功人員授勳。也許是考慮到傷兵身上纏著的繃帶比較容易出鏡頭,司令部還特意讓蔡智誠他們在操場上列隊演練了一番,意思是想讓這幫「掛了花的功臣」為慶典場面增添幾分悲壯的色彩。   
     傘兵們考慮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幫忙。從48年7月開始,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水量達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蘇、江西和福建各地接連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圍幾乎變成了澤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削減了慶典儀式的規模,把原定的「總統授勳」改為給立功人員發放一筆慰勞金,蔡智誠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塊錢金圓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說明一下:「8、15」期間,何應欽、顧祝同、杜聿明、關麟征、余漢謀等高官曾經視察過岔路口基地,蔣介石也在慶典結束後的10月份接見了張緒滋、井慶爽、趙位靖和劉農畯——這次「總裁面訓」後來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說成是老蔣準備讓傘兵做自己的「御林軍」什麼的,其實並沒有那麼玄——國民黨普通部隊的師以上軍官、特種部隊的團以上軍官在任職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經過老蔣的「面試」,而在當時,井、趙、劉三位團長都屬於剛剛上任的「新官」,所以這次面談只不過是一場例行的任命儀式罷了)        
    在上海,蔡智誠養傷的地方是「聯勤第二總醫院」(今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當時這裡是專為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提供醫療護理的高級場所,設備條件好、伙食也很不錯。蔡傷兵的床頭卡上的官銜是「空軍少校」,剛開始他還以為是聯勤司令部搞錯了,過了幾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經從上尉變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職位是傘兵司令部參謀處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員。參一科是負責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門,當時傘兵部隊正在進行補充和整訓,科裡的上上下下一頭忙著填寫陣亡通知書、一邊還要製作新的官兵花名冊,誰也抽不出空來,只好委派正在上海療養的蔡副主任勉為其難,充當新任副參謀長張干樵上校的聯絡官。   
    張干樵原本是「東北剿總」作戰處的科長,廣東人,黃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軍軍部當參謀的時候曾經和杜聿明一起爬過「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長官的信任。前不久,傘兵的羅國英副參謀長在豫東戰役中失蹤了,老杜就把張干樵從東北調回來接替他,但張副參謀長抵達上海之後卻沒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徑直回廣東老家探親去了(等他從廣東回來之後,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當幕僚)——人家是參謀副長、是參謀處的頂頭上司、又是杜老總的心腹,參一科當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個副主任級別的「聯絡官」在上海守著,隨時準備替他傳話。   
    這聯絡官的差事其實很不錯,既沒有風險又十分好玩。蔡智誠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針換藥之後就跑出去閒逛,一直要折騰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醫院裡,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價穩定、市場供應充足,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日子最好過的時期。   
    國民政府從8月19日開始實施貨幣改革,強制推行金圓券,禁止任何商品漲價、禁止任何人囤積物資。「太子欽差」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戡亂建設大隊、經濟警察大隊和「人民服務總隊」遍佈大街小巷,發現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立刻嚴懲不貸,就連榮德生的侄兒榮鴻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藩以及商界巨頭詹沛霖這樣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來,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嚇得沒了蹤跡,剛剛發行的金圓券頓時就成了統治十里洋場的硬通貨。   
    這個時期的金圓券真的很值錢。按照行政院的條令,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二百元金圓券價值一兩黃金,兩元金圓券等於一塊銀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圓券購物的時候,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必須保持在「8、19」(金圓券發行日)當天的水平上,這樣一來,一塊錢可以買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圓券就相當於一個美金,並且所有的物價明細表都已經事先刊登在政府的佈告上,如果有哪個商販膽敢缺斤少兩、討價還價,立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可真是板上釘釘、童叟無欺。   
    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裡,蔡智誠的衣兜裡正好揣著立功受獎的犒勞費。那時候,金圓券的鈔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塊硬扎扎的新式鈔票把小伙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撐起了小伙子的享樂慾望,於是,他就財大氣粗地一頭撲入了夜上海的紙醉金迷之中。        
     在這個時候,蔡智誠迷上了跳舞。當時,上海灘的各類舞廳星羅密佈,一流的舞廳聘請菲律賓樂隊,一塊錢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廳使用白俄樂隊,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廳的樂隊是中國人擺弄的,花一塊錢跳個整晚上都沒問題。   
    高檔舞廳的樂隊好、舞女漂亮,但紅舞女的架勢也不小,她們擅長的是「摸衣領、貼臉蛋、搔手心」,纖纖玉指搭上客人的肩頭,一摸襯衫領子就知道是窮鬼還是闊佬,那態度立馬就不一樣。蔡智誠懂得這裡面的名堂,他早就從「聯勤總醫院」的門口淘來了全套的行頭,當時,虹口頭壩浪(今吳淞路)的潮州幫販子專門做電影演員的典當生意,他們的貨箱裡從各類新舊洋裝到真假「派克」鋼筆、「浪生」打火機,應有盡有,只要花上個三四十塊錢,打扮成「小開」的模樣絕對沒有問題。   
    舞廳裡時興「標準舞」,也就是現在的探戈狐步之類,而最時髦的舞步叫做「強丁巴」,幾個男男女女對頭對腦的抽肩膀。這些舞姿其實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誠卻滿不在乎,他上竄下蹦地滿場飛,拎著威士忌和舞女瘋鬧,不喝個爛醉不罷休,折騰夠了之後再出去狂吐,低頭一看,胸前的傷口又掙裂了,鮮血浸紅了衣衫。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10月份。有一天,羅華到上海來向蔡智誠告別——他失去了一隻胳臂,終於可以退伍還鄉了。老蔡請老羅吃西餐、喝洋酒,又帶他去舞廳裡娛樂,但這土包子卻一點兒也不開心。   
    夜裡,兩個老戰友漫步在燈紅酒綠的街道上,羅華突然停住腳,十分嚴肅地對蔡智誠說:「喂!你這樣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過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薩,我也不想進海國英的天堂,與其被別人殺死在戰場上,還不如死在這東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間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後,蔡智誠依然記得田花園村的那個長工,依然能夠想起帝丘店的那個淒慘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共軍朝你扔炸藥包的時候,我在旁邊看見了的……」沉默了許久,羅華才又接著說道:「剛開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後頭的人是你,等看見你甩出來的大水壺,再開槍已經來不及了。   
    共軍後來就發現了我,炸毀了我的地堡,然後又炸掉了周圍的房子。我看見他們在街面上殺來殺去,看見海國英被他們追著打,可我卻被壓在沙袋底下一點也動不了。當時,我以為你已經死了,我以為自己也要死了,但是當我醒來的時候看到你居然坐在我的身旁,看見太陽正從你的背後升起來,我真的覺得你是菩薩派來的人……   
    我以前拜佛求神的時候總是祈願發財啊享福啊什麼的,但直到那天早晨我才突然明白,菩薩拿走了我的一隻手,就是讓我不用再去打仗了,他讓我能夠活下來,讓我從今以後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這是菩薩給我的恩惠,是比陞官發財更大的好處。   
    老蔡啊,你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相信菩薩。但菩薩的道理其實對誰都是一樣的。菩薩讓你活,你就應該好好地活下去。經過戰場的人每活一天都是上蒼賞賜的,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的好意,不要再去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        
    顯然,羅華看不慣蔡智誠的醉生夢死。他的理論很簡單,但這淺顯的話語卻給蔡智誠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一直以來,蔡大學生都是以「軍隊中的士大夫」而自居的,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要遠高於羅華之類的同僚。對於近些日子的所作所為,他覺得自己的「荒唐」無非是在發洩內心的鬱悶,這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魏晉才子的風流,甚至還帶有幾分高雅脫俗的情趣,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羅華這個船工出身的粗陋的下屬恰恰就站在「道德」的角度批評了他。   
    「不要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蔡智誠當然知道自己在舞廳裡的放縱表現是一種自虐,但他卻忘記了這樣的自殘其實是建立在欺辱比自己更為弱小的女性的基礎之上的。羅華沒有多少文化,更沒有經過系統的修養訓練,但他卻基於最樸實、最人性的立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蔡士大夫」的道德上的漏洞,這讓傘兵少校覺得無地自容。蔡智誠這才意識到,經過了戰場的血雨腥風,經過了幾年來的近朱近墨,他已經從一個「立志建設新式軍隊」的理想主義者淪落成為了舊軍隊中的兵痞,他的軍銜和職務並不意味著對社會的貢獻,他的傷口和勳章對於平民百姓和那些舞女而言,絲毫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分。   
    於是,從這一天起,蔡智誠就再也沒有踏入過風月場合。   
    在醫院裡,他給家鄉的妻子寫了一封四十六頁的長信,在這封厚厚的家書中,蔡少校講述了自己幾年來的戰場經歷和心路歷程,他覺得對自己而言,終老天年已經成為難以奢求的夢想,等待他的命運恐怕只能是橫屍荒野,因此,他建議妻子應該認真地考慮今後的生活,並且無論她做出什麼樣的決定,自己都會表示理解和支持……        
    送走羅華之後,蔡智誠的行為安定了許多,但是,他個人的生活安靜了,社會環境卻開始變得日益不安。   
    10月中旬,經警大隊在上海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積物資的大倉庫,報紙上立刻披露說那倉庫屬於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這下子社會上可就熱鬧了,大家都在等著看蔣經國將如何處理他的表哥。過了幾天,報上同時刊登出兩則消息,一是東北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飛機去了香港,結果,「金圓券」與「袁大頭」的比價當天就從二比一變成了二十比一,銀行的門口也立刻排起了擠兌的長龍。   
    11月初,蔣經國發表《告別上海父老兄弟姐妹書》,廣播電台的餘音未了,金圓券與銀圓的比價已經變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從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兩千元、暴漲一百倍,各種商品價格也全面大幅上揚,經濟崩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到這個時候,1元5元的鈔票已經變成了輔幣,市面上全是些100元面值的金圓券,而國軍各精銳部隊就連「百元大鈔」也拒絕使用了,蔡智誠的軍餉基本上都以銀圓作為結算單位——不過,也有一次比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從杜聿明的辦事處那裡領到津貼居然是黃金。        
    當時,杜聿明的公館設在上海的愚園路,那是一棟磚混結構的三層小樓,西洋式樣,南側有個大花園。杜長官一般都不在家裡,樓上住著杜夫人曹秀清,樓下就是張干樵等一幫親信幕僚辦公的地方。蔡智誠因為是張干樵的聯絡官的緣故,所以時不時地也要去那個地方點個卯。   
    第一次進杜公館是48年的中秋節(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團圓飯,正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時候,電報員忽然送進來一張條子,馮石如(此人被俘的時候是「徐州剿總」辦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時的職責類似於杜府的管家)打開一看,是王耀武發來的——「共軍主力開始圍攻濟南,東側茂嶺山陣地正在激烈爭奪之中……」——飯桌上的人立刻就沒了食慾。   
    過了幾天再去愚園路,一進門就看見馮石如拿著張電報在那裡發抖,打聽之後才知道又是王耀武發來的消息:「吳化文部叛變,機場失守,74軍無法降落。現商埠已失,普利門、大水溝仍在激戰中……」,大家都說王佐民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張干樵從廣東探親回到上海之後,蔡智誠去杜公館的次數也就更加頻繁,高級幕僚們商討軍機的時候,他時不時的也能夠旁聽幾句。   
    10月底至11月初,國民黨的偵聽機構發現共軍的幾十部電台正由濟南向臨沂方向移動,判斷其有進攻徐州的傾向。當時,國防部應對此類狀況的既定對策是「以主要城市為戰略要點,同時以精銳主力組成機動應援兵團」,按照這個方針,徐州戰區的骨幹主力當然是邱清泉兵團和黃百韜兵團,輔助力量是李彌兵團和孫元良兵團(李、孫兵團當時只有兩個軍,而邱、黃兵團各有四個軍),可一旦將這四個兵團都收回徐州,東側的第九綏靖區就孤懸在外了,原本駐守在連雲港的第44軍就必須立即撤退。   
    第44軍撤退的方式有兩種選擇,一是沿陸路向西,直接朝徐州靠攏;二是由水路船運上海,再經內線回徐州歸建。愚園路的一幫幕僚們趴在地圖上琢磨了半天,覺得走陸路的距離太遠,肯定會遭到共軍主力的側擊,於是就給杜聿明上了一個條陳,建議讓44軍走水路。   
    但問題是當時「徐州剿總第一副司令」杜聿明正在葫蘆島指揮東北的敗軍撤退,並不在徐州指揮部,而「剿總」的正司令劉峙又是個裝門面的泥菩薩,什麼事也做不了主。於是,參謀總長顧祝同和國防部的作戰廳長郭汝瑰就趕到徐州客串指揮,他們主張讓第44軍從陸路返回徐州,並提出將該軍(原屬李延年第6兵團)劃歸第7兵團建制。   
    聽說這個情況,張干樵立刻就問蔡智誠:「你跟黃百韜打過交道,覺得他會怎麼辦?」   
    蔡智誠回答說:「黃百韜是最喜歡抓兵的,給他一個軍,他什麼都會答應」   
    果然,11月5日,從徐州那邊傳來消息,黃百韜表示支持「陸路方案」,並且同意讓自己的第7兵團暫時停止行進、在原地等候第44軍歸建——這樣一來,有可能受到共軍側擊的就不止是44軍了,還包括整個黃兵團——杜公館的幕僚們頓時急得跳了起來:「不好了,郭小鬼會害死黃百韜的……」   
    到了這個時候,有可能促使計劃改變的只有杜聿明本人,張干樵他們急忙找了架飛機,當天就趕往葫蘆島去了……(以後的結局盡人皆知:杜副司令長官最終沒有來得及修正方案,黃百韜雖然等到了第44軍,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向徐州收縮的時間。1948年11月22日,第7兵團在碾莊一帶被解放軍華野主力全殲,淮海戰役由此拉開了序幕)   
    蔡少校當然沒有張上校那樣的「面陳計策」的資格,他只好留在上海做俯臥撐,剛剛做到第三個,黃百韜就自了殺——這可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11月中旬的時候,蔡智誠最後一次去愚園路杜公館。當時,公館裡只剩一位姓何的秘書在收拾文件,他看見蔡少校就說:「張干樵已經發表為徐州剿總的作戰處長了,叫你自行回原單位去」   
    蔡智誠問何秘書為什麼沒有去徐州,他指一指樓上:「夫人的身體不好,需要照顧」,然後又說:「徐州那邊不去也罷。你看,原本的計劃是主動出擊、先發制人,現在搞得一開始就忙著救援黃百韜,以後還不知道會怎麼被動呢」。   
    接下來,他就給蔡少校結算這幾個月的「差勤補助費」。起初準備給「袁大頭」,但銀圓的比價在那段時間裡變來變去的,不知道該怎麼換算才好,只好決定給黃金。算盤珠子辟里啪啦,得出的結果是九錢多一點,於是倆人就找出戥子和剪子,又稱又夾的忙得不亦樂乎。   
    「我早知道市面會大亂,誰也頂不住」,何秘書的手裡忙活著,嘴裡的話還挺多:「你想啊,國家全年的總收入還不到五千萬美金,可一年之中光是軍費的開支就要超過一個億。即便是別的事情全都不管,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拿來打仗也只夠支撐半年的時間,剩下的日子都要靠印空頭鈔票來對付,怎麼會不出現通貨膨脹?市面怎麼可能不混亂……」   
    的確,要想穩定社會就必須停止內戰,這已經是國統區的所有人的共識。   
    但大家同時又感覺到,只要蔣介石還在總統的位置上,共產黨就不會答應和國民黨談判。在當時,可能促成談判、爭取和平的途徑只有兩條:一是在軍事上打個大勝仗,逼迫共軍接受和談;二是在政治上壓迫蔣介石下台,讓共產黨同意和談。作為蔣系嫡系部隊的成員,蔡智誠他們一方面實在不希望內戰再繼續下去,另一方面又期望老蔣在政治上能夠保持比較有利的地位,所以大家的內心裡雖然十分厭倦戰爭,卻又暗自期盼能在戰場上出現什麼轉機。   
    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轉變時局」的救命稻草似乎正掌握在兩個人的手裡——一個是北平的傅作義,一個是徐州的杜聿明,前者需要擋住林彪,後者必須頂住劉伯承和陳毅。   
    但是,僅僅一個月之後,這兩根救命的稻草也明顯地靠不住了。        
    1948年12月,蔡智誠的職務是「南京陸軍訓練處」的中校教官。   
    南京陸軍訓練處又稱「第一訓練處」。在國民黨軍隊中,這樣的訓練機構有兩個,一個在台灣的鳳山,一個在大陸的南京。鳳山的那個訓練單位其實比南京的更早一些,創辦者是陸軍副總司令孫立人,其機構的名稱十分響亮,叫「陸軍訓練司令部」。1948年的下半年,另一位陸軍副總司令關麟征也要在南京設立訓練機構,他大概是不願意讓自己的牌子比孫立人的顯得寒磣,所以也給這個新單位取了個不錯的名號——「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訓練處」。   
    孫立人是美國軍校的留學生,所以他的「鳳山軍校」十分洋派,不僅有美國顧問,就連中國教官也以留學生為主,訓練的時候嘰裡呱啦的全是英語(請參看薩蘇大作《孫立人手下的八國聯軍》。這「鳳山軍校」的一把手是孫立人,二把手副主任是「美國老爺」賈幼慧,三把手參謀長就是「法國大姑娘」葛南杉,原本與賈、葛同級的新一軍30師師長唐守治因為是黃埔5期的,不懂洋文,只好去當軍官隊的隊長。當時鳳山人稱「孫少爺」的脾氣大,「賈老爺」的派頭足,「葛小姐」是蘇州人,誰也不怕他)。   
   「南京軍校」則比較土氣,從主任到職員都是國產貨。但關麟征是黃埔一期的老大哥,他是杜聿明的同鄉、同窗兼好友,有關大鐵頭在南京辦學堂,不僅關係到哥們義氣、還關係到黃埔的聲譽,大家自然應該全力幫忙,於是傘兵就把自己的岔路口基地讓給「第一訓練處」當鋪面,並且還派了好多軍官去關老闆那裡當夥計。   
    蔡智誠剛從上海回來就被調到了訓練處。也許是因為空軍的軍銜要比陸軍的更值錢一點,所以傘兵的蔡少校在改換工種之後就變成了陸軍的蔡中校。   
    但蔡中校並不是正規軍校畢業的,能在這學堂裡教點什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京陸軍訓練處的學員其實都是潰敗部隊的軍官。這些人有的是從戰場上逃回來的、有的是被俘虜後又釋放的,所以不來則已、一來就是成撥成批,因此,軍校的「生源情況」完全取決於人家解放軍的戰績,這裡與其說是個訓練處倒不如說是個收容隊。   
    在這樣的地方當老師,心理輔導的內容恐怕比軍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師上課的那幾天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著學生在院子裡聊天,順便還抬頭望一望飛機——第一訓練處的旁邊就是岔路口機場,前往淮海戰場空投糧食和彈藥的飛機每天起起落落、來來往往,引擎聲整耳欲聾。運輸機飛出去的時候都關著機門,回來的時候卻是機門敞開,這讓學員們覺得十分好奇,蔡老師反正也是閒著沒事可做,於是就隨口給大家講了講跳傘的故事。        
    可沒想到,這一講,講出麻煩來了。        
 48年12月初,淮海戰役進入了第二階段。   
    在那些天裡,收音機裡成天講的都是「守江必守淮」,從早到晚都在闡述「淮河流域對於長江防線的重要意義」,各大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地報道淮北戰場上「國軍大捷」的消息,並且對各路豪傑的「蓬勃進取精神」大加讚揚,就好像杜聿明放棄徐州的舉措不是軍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戰略上的什麼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這些鬼話當然欺騙不了明白人。第一訓練處的校舍緊鄰著岔路口機場,運輸機震天動地的轟鳴聲早就暴露了前方戰局的窘迫,在這個時期,各種各樣的傳聞不絕於耳,今天說黃維兵團被包圍在宿縣以南了,明天又說杜聿明集團被堵截在宿縣以北了……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搞得人們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終日。   
    戰局難堪,士氣低落,教官們只好另尋話題來鼓舞學員的情緒。於是,當過遠征軍的就猛講緬甸和越南的趣聞,幹過別動軍的就亂吹打游擊的事跡,在各種話題中間,大家比較感興趣的內容有兩個,其一是聽龍驤上校揭露武林秘聞,其二是聽蔡智誠中校傳授跳傘技法。   
    龍驤上校是貴州松桃人,看上去五十來歲的樣子,他是訓練處的副官長兼「高級進修班」的班主任,這老頭出身於武術世家,既當過警察也搞過緝私,闖遍大江南北、會過白道黑道,對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曉。而蔡智誠則是在天上飄過的人物,既跳過掛鉤傘也跳過手拋傘,對那種晃晃悠悠的體會十分深刻。因此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個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說得空前絕後,一個把自己在天空的經驗講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樂乎。   
    可沒想到,忽悠來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48年12月9日,被圍困在雙堆集的黃維兵團決定突圍。得知這個消息之後,裝甲兵司令部的蔣緯國參謀長立刻將一部地空電台送到了岔路口,準備把這玩意空投給戰車第二營。   
    當時,蔣緯國的裝甲部隊只剩下了兩個營,其中戰車一營的25輛坦克配屬給第96師(戰車團長趙志華,師長鄧軍林),結果隨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縣的陳官莊;戰車二營的22輛坦克配屬於118師(營長龍海濤,師長尹鍾岳),結果隨黃維兵團被圍在了濉溪縣的雙堆集。這四十多輛M3A3是小蔣最後的寶貝疙瘩,戰役期間,他經常坐飛機去視察戰況,而戰車二營現在即將充當突圍行動的開路先鋒,蔣參謀長自然就更需要加強與部下的聯繫。   
    空投電台的差事非傘兵莫屬,但問題是傘兵的戰鬥部隊當時並不在南京,他們到安徽銅陵幫助第88軍「協防」去了——第88軍原本是「傻兒師長」范紹增的隊伍,這支部隊的袍哥氣息很濃,對四川籍以外的長官毫不買帳。解放戰爭期間,安徽人方先覺曾經當過該軍的軍長,指揮不靈,於是又換成了山東人高魁元,可高軍長沒過兩天就被氣病了,軍長的職務只好再派給陝西人馬師恭。馬師恭同樣也玩不轉這群袍哥,但他曾經當過傘兵的司令,可以請老部下來幫忙,所以傘兵部隊就奔赴銅陵,用武力威懾的辦法去幫助馬軍長開展「整頓改革」……(49年初,傘兵移防上海,沒有了保鏢的老馬說話頓時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辭職不幹、把88軍交給了四川籍的副軍長楊寶轂)   
    傘兵總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組建的行動小組需要過好幾天才能從安徽返回南京(該小組由李行少校帶隊,他們後來於12月16日傘降陳官莊,給戰車第一營送去了地空電台),而這時雙堆集的第十二兵團馬上就要開始行動了,眼見銅陵那邊的遠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陸軍訓練處裡的從傘兵部隊調來的一幫教官。        
    從名義上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訓練處」的主任是關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體的事務其實都由參謀長方先覺一人操辦。12月9日下午,方先覺將軍召集辦公會議,現場詢問:「可知我處教官之中,誰的跳傘技術比較好?」   
    副官長龍驤上校立刻起身稟報:「鄙人同鄉蔡智誠。該小伙身高體壯、面闊額頤、口齒伶俐、武藝精通、歷經百戰、業績不凡……實有萬夫不擋之勇」,眾幕僚亦皆連連點頭贊同。   
    方將軍聞訊大悅,隨即吩咐:「開中門!傳蔡壯士進帳!」   
    於是乎,陸軍教官蔡牛皮就臨危受命,被打發去跳傘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機場的塔台亮起了綠色的導航燈,十二架C46運輸機在跑道上魚貫滑行,迎著凜冽的寒風飛上了天空。   
    這十二架飛機隸屬於「陳納德空運隊」,也就是簡稱「CAT」的「民用航空公司」。當時,國民黨空軍的運輸部隊大都用於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戰場的空中補給工作就只好請陳納德來幫忙(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說「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指的就是這件事)。「CAT」公司號稱擁有中國天空技術最優秀的飛行員,但他們的設備卻非常破爛,這些運輸機都是由沖繩、關島或者馬尼拉的廢舊部件拼湊而成的,能在天上飛來飛去簡直就是奇跡。   
    蔡智誠乘坐著的是「杜蒂」號,這大概是機長的某位女性親友的名字。   
    機長是個美國佬,紅頭髮綠眼睛,精力十分旺盛,這傢伙一邊嘁哩卡啦地搬弄著操縱桿、一邊還咿哩哇啦地唱著歌:「我們去看大法師,了不起的大法師……」,但別人卻沒有他那麼好的興致。   
    運輸機的引擎有毛病,左邊的一台不時地發出刺耳的尖嘯,右邊的一台卻不停地咳嗽,好像隨時都會熄火似的,機械士十分緊張地趴在舷窗前看來看去,生怕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斷了氣。   
    機艙裡冷得要命,傘降小組的三個人被凍得縮成一團。本來,跳傘的時候應該穿防風夾克才對,可方先覺參謀長卻非要讓部下穿上陸軍的常禮服。方將軍在抗戰期間曾經有過被包圍而且當俘虜的經驗,根據他的理論,困境中的軍隊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嚴,傘降小組代表的是陸軍總司令部,所以在這個時候必須拿出上級機關的派頭來,以嚴整的軍容給戰場上的官兵們提提精神。   
    蔡智誠頭戴鋼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領章腰帶皮鞋擦得錚光瓦亮,另外兩位跳傘員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僅僅在胸前掛了個副傘包,而其他兩個人卻背著體積很大的主傘。   
    傘降小組的成員之中,只有蔡智誠跳過備份傘。相對而言,主傘(掛鉤傘)比較容易操作、承載的負荷也比較大,但掛鉤傘的問題是離機一秒鐘之後就強制開傘,降落距離很長,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這在被圍困的戰場上空就極容易被當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誠在反覆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採用操縱難度較大的副傘(手拋傘),他寧願摔死也不樂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組奉命攜帶的電台是用電子真空管製作的,外表有點像是七個燈八個燈的收音機,這種100~156兆赫的「甚高頻地空通信機」是美國軍隊的最新裝備,據說只售給中國十多台,每台價值上萬美金。現在,這機器被分成了三攤,蔡智誠負責攜帶發信機,其他的收信機、共用器、收縮天線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交給了另外兩個人,每個人的背囊上都掛著幾顆手雷,有命令說如果在降落時發生意外,必須引爆炸彈破壞設備——這是美軍顧問的要求。        
    機艙裡還堆放著準備投放到戰區的軍糧。空投的時候,這些糧食不用繫掛降落傘、直接從飛機上扔下去就行。為了不至於摔壞,大米和麵粉被分裝成了一個個小口袋,可這些袋子全都是濕漉漉的,再經過飛行過程中的顛簸和積壓,甚至能夠淌出水來。   
    蔡智誠聽說過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機場,負責管理空投物資的是「傘兵軍械所」。這軍械所原本就是傘兵的摺傘處,下轄百來號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給彈藥箱子捆綁降落傘、二是把糧食裝進軍用空投袋。從美國進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裝的,每包九十來斤重,軍械所在拆散分裝的時候就往糧食裡摻水,這樣實際只裝了八十斤不到,他們再把剋扣下來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賣,於是就發了大財。   
   (軍械所的主任是新調進傘兵部隊的陳家懋中校,蔡智誠沒有和這人打過交道,只知道他是黃埔十五期的畢業生、張緒滋司令的湖北老鄉,以前還曾經做過老張的副官什麼的。在當時,蔡教官當然想不到陳家懋的身份其實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貪污軍糧」的做法是對敵鬥爭的一部分,「倒賣糧食」也是為了給地下黨籌集活動經費)   
    空運隊的機組人員顯然也得到了剋扣軍糧的好處,所以他們對機艙地板上的積水熟視無睹,滿腦子裡只關心著戰場上空的雲量。聽見無線電裡通報「空投地區的雲量為一」,陳納德公司的僱員們立刻手忙腳亂地穿上了防彈衣。   
    雲量為一,意思是雲層只遮蓋了天空的百分之十,這樣的氣象條件當然可以實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機槍同樣也能夠瞄準天上的飛機。「杜蒂」號的美國機長一邊繼續唱著:「我們去看大法師……」,一邊把帶有鋼片的防彈背心墊在屁股底下,蔡智誠向他打聽空降點的風力是多少,這傢伙聳聳肩膀,表示不知道。        
    上午九時,運輸機群抵達目的地,十二架C46從雙堆集的東南方向進入戰場上空。   
    艙門打開了,蔡智誠探頭向下望去,只見茫茫的大地上連一棵樹也沒有,儘是一團團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積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過的土地,在這灰與白的色塊之間還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細線,那是戰壕,是攻方和守方的幾乎連在一起的坑道。   
    空中的氣象晴好,地面的標誌物十分容易判斷。雙堆集周邊的地形一馬平川,只有兩座三十來米高的土堆,一個叫尖谷堆、一個叫平谷堆(這一帶當時叫做「谷堆集」,雙堆集是解放後取的新地名),第十二兵團的空投點就設在土堆的東北面,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條簡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飛機起降,可自從陳賡的中野4縱於12月9日攻克沈莊(沈家湖)之後,這個小機場就處於解放軍的炮火射程之內,無法繼續使用了。   
    運輸機群的飛行高度為1200(規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飛機通常都飛得很高)、航向10點,十二架C46保持隊形,以相同的速度沿著東南—西北軸線相繼跟進。領航機投下第一袋物資後,其他飛機也開始把機艙裡的貨物往下扔。這「CAT」公司是只送糧食不送彈藥的(淮海戰場負責空運彈藥的是空軍第十大隊),所以從飛機上丟下去的東西全都沒有帶降落傘,成百上千的物品從艙門裡傾瀉出來,密密麻麻、一串接著一串,就像投炸彈一樣,蔡智誠他們當然不敢在這個時候實施跳傘,否則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   
    扔完貨物,機群開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號單獨向右轉向、從雙堆集的東北方再次進入戰場——現在該輪到傘降小組行動了。   
   這時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機槍子彈時不時地擊中飛機的外殼,發出「呯呯彭彭」的聲音。機組乘員都用焦躁的眼光盯著跳傘小組,那表情就好像恨不得一腳把他們都踢下去似的。   
    終於又能夠看見雙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誠一揮手,兩個部下就接連躍出了飛機。這倆人使用的全是掛鉤傘。那時候的T型降落傘沒有引導傘裝置,拉繩一端的彈簧鉤掛在機艙鋼纜上、另一端連著傘包鎖。傘兵離艙後由拉繩直接把主傘拽出來,人在開傘時的身體姿態是傾斜的,甚至還會被拽得翻跟頭,所以經常出現傘衣打結、人變「粽子」的情況。   
    四秒鐘之後,兩位組員的降落傘都張開了,蔡組長這才親自跳進了空中。   
    蔡智誠的背上沒有系拉繩,躍出艙門之後,水平慣性和飛機氣流的力量使得他接連翻了好幾個觔斗,但這時候的蔡中校已經不是昆明軍訓時的那個小少尉了,他立刻張開雙臂,很快就將不規則的翻滾轉變成了垂直墜落。   
    從理論上講,使用手拋傘時的最佳速度為每秒40—50米(也稱平衡速度)。通常情況下,經驗豐富的跳傘員應該能夠通過調整身體姿態將自己的下墜速度維持在這個水平上,但蔡智誠這時卻難以辦到,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練習跳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背上正馱著一台通信機,那個掛著手雷的累贅弄得他在空中的動作十分彆扭,也使得他的下墜速度越來越快,於是,在倉促之間,蔡智誠終於忍不住扯開了傘包的拉環。   
    手拋傘很快就打開了,開傘位置距離地面還有三四百米,時機的選擇顯然是太早了一些。但這樣的高度已經比別人的狀況理想多了,因為這時候,另外兩名組員的降落傘還在八百米以上晃悠呢。   
    幾乎就在開傘的同時,蔡智誠感覺到了強勁的風力,一股來自西南方向的氣流正把他的降落傘向北面推去——從一般規律而言,冬季的華中平原通常是刮北風的,所以傘降小組在不瞭解地面風力的情況下就選擇了從戰場的東北角離艙。因為這樣既可以利用飛機航行的慣性、也可以借助東北風的吹送向包圍圈中心移動,正好可以落在空投點的附近——可誰知道,1948年12月10日的上午,雙堆集的天空刮起的居然是西南風!        
    這下子可就麻煩了。抬頭望去,高空中的兩朵傘花正斜斜地飄向北邊的共軍陣地方向,蔡智誠一眼就斷定他倆已經沒救了。   
    40年代的降落傘雖然已經配備了方向操縱裝置,但效果其實是十分微弱的,傘降的軌跡主要還是取決於空中的氣流。特別是象繩拉傘這樣的主傘,傘面是圓的,投影面積接近七十平米,遇到氣流就亂飄,遇到上升氣流甚至還會往上飛,抵禦風力的能力非常差。所以按照當時的規定,風力4級(和風,每秒6米)以上就不能實施傘兵空降,而在12月10號這天,蔡智誠他們遇上的竟是每秒10米的5級勁風!   
    迄今為止,能夠有效抵禦每秒10米風力的只有翼型傘(這種運動傘是上世紀70年代才發明的,蔡智誠當然沒有用過),而40年代的手拋傘是圓形的,它的傘面只有二十平米,受風力的影響不像主傘那麼明顯,而且由於傘面小,操縱索可以更容易地改變傘布的形狀,所以操縱性能比大傘要好一些。   
    降落傘的操縱原理其實很簡單——當拉下傘布一側的時候,空氣就會朝上翹的另一側排出,降落傘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就朝著傾斜的一方飄移。所以一拉左邊繩子降落傘就往左邊跑、一拉右邊繩子降落傘就朝右邊跑(兩邊一起拉?你不想活啦?!)   
    也別說,蔡智誠當時確實就是兩邊繩子一起拉的。   
    由於風力過大,操縱方向已經失去了意義,降落傘無可控制地朝著北邊飛去。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可能避免被俘的辦法就是盡量加快降落的速度,在飄到共軍陣地上空之前就落到地面上,於是,蔡智誠只好孤注一擲地同時拉下了兩側的操縱繩。手拋傘的傘面本來就小,再把四角朝下一拽,空氣阻力面就更小了,降落傘立刻呈半墜落的方式往下掉,並且出現了搖擺和旋轉現象,這在傘兵的術語裡叫做「側滑」。根據條例,側滑的速度不能超過每秒12米,而且傘降人員必須在150米高度以上改出側滑,但蔡智誠這時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他在80米的高度仍然沒有放手,下墜的速度達到了每秒30米以上。   
    說實話,蔡中校之所以如此玩命,並不是因為具有「黨國文天祥,摔死不投降」的決心,他實在是沒有辦法——從飛機上蹦出來的三具降落傘中,只有蔡智誠最接近地面。人家步兵打傘兵的習慣從來就是「打低不打高」,所以地上的步槍機槍全都對準了這倒霉蛋,而蔡傘兵在空中的位置又正好處於共軍陣地的前沿,等他下降到二百來米的高度時,解放軍發覺想抓住這個俘虜恐怕有點玄了,當即就開了火,頓時,半空裡的彈雨橫飛,二十平米的傘面立刻被穿了十七八個洞,要不是降落傘正在側滑、而且又搖擺又旋轉的,蔡教官也許早就被打成了篩子,所以,在這麼多催命的子彈面前,他怎麼敢放鬆下降的速度。        
    雖然沒有被打死,但弄不好卻是會摔死的。傘兵規定的安全著陸速度應當控制在每秒八米以下,但蔡智誠此時已經超過了上限的三倍,他自己十分清楚這樣摔下去會有什麼後果,所以也在拚命地尋找著救命的方法,正當降落傘距離地面只有80米左右的時候,他發覺右前方出現一片反光,好像是個水塘,於是立即就鬆開了左操縱索,孤注一擲地朝著右邊俯衝過去……   
    幸好,那裡還真是個水深一米多的池塘。蔡智誠一頭扎進了塘底,等他再從水裡面爬出來的時候,從頭到腳全是腥臭的淤泥,活像一隻黑色的落湯雞,先前的那副「能夠代表陸軍總司令部」的漂亮軍容也就徹底地失去了蹤影。   
    池塘邊上圍滿了國軍官兵,個個的臉上都帶著幸災樂禍的表情。   
    蔡智誠問:「這是什麼地方?」   
    「楊圍子」   
    「你們是哪個部分的?」   
    「第十四軍」   
    「這裡離兵團部有多遠?」   
    「四公里,可是現在過不去」   
     雖然暫時去不了第十二兵團部,但畢竟只有四公里的距離了。   
     蔡智誠解開身上的背囊,發現裡面的發信機完好無損,可當他抬頭仰望天空的時候,卻看見那收信機、共用器以及收縮天線之類的東西已經飛得越來越遠,漸漸飄到共軍那邊去了……   
     ……             
————————————————————————————————        
    說到傘降和氣象的關係,想說幾句題外話:   
    大家都知道,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曾經在茂縣實施過傘降。當時有報道說,15名傘兵使用「翼型傘」在茂縣實施了空降,而裝備「圓傘」的其他93名官兵則隨機返航了。   
    ——就這件事,馬甲我胡亂分析一番。   
    「翼型傘」是新型滑翔傘的一種(現代跳傘運動都使用這種傘),它也屬於手拋傘。而所謂的「圓傘」則是傳統的繩拉大傘,現在都帶有牽引傘。   
    從現場的電視畫面上看,先期跳傘的15名傘兵其實都配備了兩副傘包,胸前帶著小傘、身後背著大傘,而且艙門處還掛了牽引鋼索,傘兵出艙0.9秒,牽引傘就打開了……這說明先頭分隊在傘降開始時使用的也是繩拉的圓傘,只不過這些圓傘在隨後的下降過程中被甩掉了,傘兵們最終還是拋出了翼型傘。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我估計,多半是因為遇到了強勁的氣流。   
    茂縣空降是在無地面指引的環境下實施的,傘兵對地形和氣象條件在事先並沒有準確的預知,因此,先期跳傘的分隊就要擔負兩項任務,一是調查地面情況,向中央報告災情;二是偵察空中氣象,向後續部隊發出行動指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條件許可,先頭分隊肯定會堅持使用主傘(圓傘)完成整個空降,而一旦他們不得不拋出抗風性能更好的翼型傘,也就意味著後面的大部隊不可能再實施空降了。   
    翼型傘是目前各類降落傘中抗風性能最好的一種,但和其他手拋傘一樣,它的傘面小、負載能力比較弱。先頭分隊執行的是偵察和聯絡任務,空降時只需要攜帶電台就行了,所以丟掉圓傘改用翼型傘是可以的,但後續的93人卻不能夠這樣了。   
    這不是說那93人不會使用翼型傘(那也未免太小看我們的解放軍了),問題的關鍵是這93人應該屬於真正的救災應急部隊,他們必須配備相應的救援工具,這就非得使用圓傘不可。圓傘的傘面大,負載能力強,但大傘抵禦風力的能力差,如果地面的風速過大,他們就沒有辦法了——通常情況下,從4000米高度開傘後的滯空時間大約為十五分鐘。茂縣空降的高度是4900米,圓傘如果遇到四級以上的側風,在這十幾分鐘裡會被吹出去五六公里遠,這在崇山峻嶺之間幾乎就是一整天的路程。而如果遇上了亂流,降落傘群更會飄得七零八落,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集中起來,所以,是氣象條件決定了使用主傘的後續人員只能返航。   
    退一步說,即便放棄救援工具,讓後續的93人輕裝上陣、全都使用翼型傘降落,這也是不現實的。因為翼型傘的抗風能力強、機動好,但它需要的活動空間也就特別大。大家知道,在跳傘運動中(用的全是翼型傘),十人以上的集體項目都屬於世界級高手的動作,而且還必須在氣象條件非常好的條件下才敢玩,持續的時間也不會超過十秒鐘……大家也能注意到,茂縣空降先期跳傘的15個人雖然技術絕對是全軍最頂尖的,但他們也必須分成兩撥出艙,這是因為翼型傘遇到強勁氣流時是必須在天上「亂竄」的,如果隊形密集、拉不開層次,就很容易出現攪拌、碰掛現象,在空中打起架來,這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事——15個人的先頭分隊尚且如此,93人的大部隊就更加麻煩了,因此,上級讓後續人員返航是十分明智的選擇。        
    說起來。傘兵的空降行動總是與氣象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現在如此,過去就更是如此。所以有時候想想也覺得:蔡智誠這傢伙雖然幹的是國軍,但在當時還真是挺不容易的……呵呵      
 池塘裡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層淤泥。蔡智誠從空中扎進泥塘,雖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卻骨折了。當他從烏黑腥臭的泥漿裡爬出來的時候,四周圍已經聚滿了好奇的眼神——這也難怪,「從天上掉下個大活人」的景象畢竟不是隨便什麼時候都能夠見到的。   
   「這是什麼地方?」蔡智誠問。   
   「楊圍子」……「楊圩子」……「楊家莊」……池塘邊的人七嘴八舌地報出了一大堆地名。   
   「你們是哪個部分的?」   
   「十四軍的」,這次的回答倒很乾脆。   
   「咦?你們是貴州人?」,蔡智誠忽然發覺這些士兵講的是自己的家鄉話。   
   「那當然,我們是八十五師二五五團」   
    ……        
    池塘所處的地方叫做楊圍子(或者楊圩子、老楊家、楊莊……),這是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落,當時並沒有確切的行政名稱。在1948年的12月初,這裡是黃維兵團第14軍軍部的所在地。   
    國民黨第14軍的首任軍長是衛立煌,在國民黨的嫡系部隊中,這路人馬與共產黨的關係算是比較特殊的——抗戰之前,他們追剿紅軍十分賣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據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縣」;抗戰時又和八路軍非常友好,不僅給115師提供彈藥而且還跑到延安去搞慰問,害得衛立煌被戴上了「親共」的帽子;抗戰之後卻再與解放軍殺得你死我活,從西北、華東一直打到華中、華南,共產黨的四大野戰軍全跟他們交過手(4野在廣西打的是重建的14軍)。   
    在淮海戰役期間,第14軍其實並不滿員,他們雖然號稱一個軍,實際上只有四個團,是黃維兵團中人數最少、實力最弱的一支。   
    ——PS:   
    14軍原本下轄第10師、第83師和第85師,共計三個師九個戰鬥團另一個補充團。48年9月,83師調往陝西榆林(後轉山西,在太原戰役中被全殲),國防部因此另給了一個303師的空番號,指定的編練地點在湖南耒陽縣。而當時的14軍駐紮在河南省駐馬店,所以就派遣10師30團、85師253團和軍直補充團到湖南去整訓新兵,計劃是「派去一個師,帶回來兩個師」。但到了48年11月,14軍受命緊急馳援徐州,正當部隊集結的時候,「華中剿總」白崇僖長官卻扣住了湖南耒陽的人馬不肯放回來(這些部隊後來編進桂系集群,在廣西戰役中被殲滅),新上任不久的熊綬春軍長無可奈何,只好帶著10師的28、29團和85師的254、255團披掛上陣。        
    區區四個團頂著一個軍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經打的。戰至12月10日,楊圍子村裡建制完整的部隊就只剩下了85師的255團。   
    85師的老底子是黔軍第43軍(李燊),首任師長是遵義人陳鐵(黃埔一期生,49年起義),官兵也大多來自於貴州。蔡智誠的表姐夫劉眉生(遵義人,黃埔五期生)在抗戰期間擔任過這個師的團長,在忻口會戰中犧牲了,所以他對這支隊伍並不陌生。   
    255團團長李劍民上校也是遵義人,他和蔡中校交談了幾句,發現兩人之間居然還有點拐彎抹角的親戚關係(老李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當即十分開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誠,把他連人帶電台都送到軍部去了。   
    14軍的軍部設在一所民房的背後,這是一個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擋著,共軍的觀察哨看不見、炮火也打不進來,既隱蔽又安全。地洞裡面十分寬敞,牆上掛著煤氣燈,桌子和椅子上擺著軍用地圖和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旁邊還有幾張行軍床。14軍副軍長谷炳奎就在這些桌子椅子和行軍床之間轉來轉去,一邊聽著蔡智誠的匯報、一邊不停地報以冷笑:「哼哼,說得好聽……風往共軍那邊吹,你管不了,人往共軍那邊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個樣,你們都能找到借口……」   
    谷副軍長的猜疑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就在頭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據守小王莊一線的85軍的五個團以及軍直屬部隊在23師師長黃子華的帶領下全體投誠,把陣地移交給了解放軍。這樣,連同11月29日起義的廖運周110師,第85軍的三個師八個團(216師只有兩個團)居然在十天之內就全部「叛變」了,只給吳紹周留下一個儘是傷兵的軍醫院。   
    部下集體叛逃,身為12兵團副司令兼85軍軍長的吳紹周當然難咎其職。吳紹周是貴州人,蔡智誠也是,但蔡貴州並不認識吳貴州,跳傘的人與85軍也沒有什麼關係。吳軍長的部下跑了屬於「人禍」,蔡教官的部下飛了屬於「天災」,兩者根本就不是一碼子事,可谷炳奎現在非要把他們扯到一起指桑罵槐,這就難免讓蔡智誠覺得十分的不痛快。   
    於是,在軍部地洞裡憋了一肚子氣的蔡貴州就去找自己的老鄉發牢騷。他原本還覺得在私底下埋怨別人的上司有點不太合適,卻沒想到李劍民拍桌子摔板凳的,罵得比他更凶。        
    255團的團部裡面除了李劍民,還有254團的團長何玉林,也是個貴州人。據這兩位團長介紹:第14軍是9月份才由「整編第10師」恢復軍的番號的,當時,整編師的副師長熊綬春升任軍長(前任師長是羅廣文),副軍長的職位本來擬由85師師長譚本良接任。譚本良的資格很老、聲望也夠,但他卻是貴州講武學校畢業,所以這個提名到了黃維那裡就沒能通過,最終還是讓黃埔出身的10師師長谷炳奎擔任了副軍長。於是乎,譚師長一氣之下就跑回貴陽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義),85師只好臨時由副師長吳宗遠(黃埔10期生)負責指揮。   
    踏入淮海戰場之後,10師和85師交替擔任14軍的前鋒和後衛,剛開始的時候還算正常,但後來,部隊先是在澮河南岸遭到共軍突襲,輜重和行李全部丟了,接著又在李圍子吃了個敗仗,10師師長張用斌負重傷、29團團長鄭汝弼陣亡……於是,兵團部傳令:「第14軍軍長熊綬春指揮無方、撤職查辦,由副軍長谷炳奎代理軍長職務」(在這個通令中還有一條:「兵團副司令胡璉免兼18軍軍長,由副軍長楊伯濤代理軍長職務」——因此,熊綬春臨死的時候已經不是14軍軍長,而楊伯濤的18軍軍長也只不過才當了半個月而已)。   
    谷副軍長走馬上任,但他的第10師已經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師的前身是45師,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組成,歷任師長方振武、鮑剛、衛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張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佔一半),這時候14軍裡還能打仗的部隊只剩下85師的兩個團,其中255團負責守衛楊圍子,254團隨85師師部在北面的沈莊擔任外圍防禦。12月初,254團在沈莊陣地上連續頂住了共軍的多次進攻,但代理師長吳宗遠也身負重傷,按道理,這時候怎麼都應該讓85師的人繼續指揮才對,可谷炳奎卻硬要讓10師28團團長潘琦來接替師長,結果搞得一幫貴州兵很不服氣,不僅很快丟掉了沈莊,就連剛上任沒幾天的潘師長也做了解放軍的俘虜。   
    ——寫到這裡,說明一下:   
    一、丟失沈莊的責任其實並不能賴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後一次「沈莊攻堅戰」發生在48年12月8日,攻擊部隊為中野4縱(陳賡部)第10旅的29、30團,13旅38團和22旅的66團,四個團打一個團,別說是讓潘琦指揮,就是請拿破侖來當師長也照樣是要完蛋的。   
    二、有材料把潘琦說成是「10師代師長」,錯了。潘琦是10師的團長,他代理的卻是85師的師長——這大概是因為85師在幾天之內接連被俘虜了兩個「代理師長」(吳宗遠和潘琦),而第10師卻一個師長也沒有被抓,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誤會。   
    相對於同在黃維兵團的10軍、18軍和85軍而言,現有資料對淮海戰役中有關第14軍的介紹比較少也比較亂。究其原由,或許是由於其他三個軍的六個正副軍長統統被俘虜,所以他們有足夠的精力進行反省、研究和爭辯,而14軍的軍長一個陣亡、一個脫逃,結果就沒有人撰寫回憶錄了。        
    實際上,剛到楊圍子的蔡智誠對14軍的情況也並不瞭解,只不過當時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個機會發脾氣,既然有親戚和老鄉們願意陪著他起哄,他也就樂得跟著亂罵一通。   
    隆冬臘月,華中平原上寒風刺骨,255團的團部裡點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從墳地裡刨回來的棺材板,又硬又濕,弄得滿屋子儘是嗆人的濃煙。蔡智誠坐在火堆邊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滿淤泥的軍裝已經不能穿了,李劍民給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襖,在當時,14軍在戰場上全都穿著這種「戰鬥服」,除了頭頂上有個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軍銜或者兵種標誌。   
    按道理,國民黨軍的戰鬥服雖然不佩掛領章和肩章,卻依然是有等級符號的。它的胸口部位應該縫著一個標明身份的布牌子,將官的套紅邊、校官套黃邊、尉官套藍邊,士兵的胸牌是黑邊,而且胳膊上還必須有個註明部隊番號的臂章。但第14軍卻早已經把這些標誌統統拆掉了,當官的和當兵的全是一個模樣,再加上連續征戰許多天之後,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鬍子拉茬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誰是誰了——這樣的做法當然就會導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幾天,10師師長張用斌在前線督戰。當時陣地上的情況十分混亂,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張用斌只好一邊走一邊嚷「我是師長!我是師長!」,結果喊著喊著就被共軍聽見了,人家解放軍用機關鎗打了個招呼,「嘟嘟嘟」,張師長就變成了張鐵拐……     
在蔡智誠的觀念中,軍官對榮譽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軍隊的品質。臨離開南京的時候,方先覺將軍也再三強調「困境中的軍隊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嚴」,然而,自從在14軍軍部看見谷炳奎軍長居然也穿著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樣的灰棉襖,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楊圍子村裡的這支隊伍已經完蛋了。        
    這時候,楊圍子陣地的東面、北面和西面都受到了解放軍強大兵力的壓迫。在西北方向,中野4縱10旅的28、30團以及11旅的32團和13旅的38團正蓄勢待發;在東面的則是新換上來的兩支生力軍,中野9縱(秦基偉部)27旅的79和80團。   
    當時,守軍對攻擊方的兵力部署情況十分清楚。這倒並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做得好,而是由於人家解放軍根本就沒打算隱瞞。從早到晚,對面坑道裡的鐵皮喇叭一個勁地嚷:「14軍的弟兄們,我們是某縱某旅,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優待俘虜!不殺不辱!我是某旅某某團,奉勸你們趕快繳槍投降……」,「某縱某旅宣傳隊,現在宣讀告蔣軍官兵書……」,「張老三!我是李老四啊,我現在參加某縱某旅某某團了!這邊有吃的有喝的,你也快點過來吧!」……各種各樣的聲音不絕於耳,讓人想不聽都不行。   
    如果喊話聲突然停止,那就說明共軍立馬就要開炮了。4縱和9縱在東西兩邊各佈置了一個炮兵連,八門化學炮(重迫擊炮)輪流發射,炮彈在楊圍子陣地上捋過去捋過來,一打就是個把小時,國民黨兵被逼得躲在地洞裡不敢動彈,解放軍就趁機在外面挖戰壕,等炮火停息之後再聽廣播宣傳,那鐵皮喇叭的喊話聲又靠近了幾十公尺。   
    「共軍的大炮真是厲害……」   
    「那有什麼辦法,要怪也只能怪我們自己。先丟了開封,讓人家拿著開封的大炮去打濟南,打下濟南,又拿著濟南的大炮去打徐州,現在連徐州也丟了,全部的大炮都拿來打我們,這樣下去誰還能吃得消」   
    確實是吃不消。14軍的炮彈早就用光了,炮兵們守著廢鐵一樣的大炮無可奈何,他們的武器早晚也要交到共軍的手裡。特別滑稽的是,包圍圈裡的國民黨兵還不敢隨便破壞這些沒有用處的裝備,因為人家解放軍已經通過鐵皮喇叭叮囑過了:凡是「破壞武器彈藥及其他軍用器材者」一律按戰犯處置(解放軍總部48年11月1日發佈的《懲處戰犯命令》)。也就是說,在戰場上抵抗一下倒還沒有啥關係,可毀壞東西就不能原諒了——國軍這邊無論當官的還是當兵的個個都希望日後能夠享受到「優待政策」,所以誰也不敢輕易違犯共產黨的規矩,只好乖乖地把那些寶貝給解放軍留著。   
    讓蔡智誠十分納悶的是:共軍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彈藥和兵力——根據以往的規律,攻擊部隊所攜帶的彈藥基數頂多也就能夠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隊通常只要撐過這段時間基本上就可以過關了。而這一次,解放軍是大兵團的外線作戰,並且又沒有鐵路或者空中的運輸補給條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個月,他們卻依然顯得兵員充足、物資充沛,絲毫沒有懈怠的樣子,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和兩位團長老鄉商討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劍民也覺得想不通。大家琢磨來琢磨去,總覺得共軍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強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撐兩天或許就有可能出現什麼轉機。        
    按照蔡智誠的看法,戰場的形勢雖然十分被動,但如果彈藥充足的話,第14軍再堅守個兩三天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楊圍子的防禦工事建造得確實非常完善。   
    楊圍子村的東西長一百五十米,南北寬不到一百米,地勢平坦,西邊是一片墳地,東南角上有個水塘。14軍在村子周圍築起了高度和厚度均為一米五的寨牆,寨牆之內以四個母堡為防禦核心,每個母堡又由四至六個子堡拱衛,共同組成了內線陣地;寨牆之外是三米寬、兩米深的壕溝,再往外是縱深一百多米的外圍陣地,那裡不僅構築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塹壕,並且還在各種工事的前沿設置了鹿呰和地雷。內外防禦體系由交通壕和蓋溝(暗壕)密切連接,兵力運動便捷、可以相互策應,在火力配置上則採用正射、側射和倒射打擊組成交叉封鎖網,使整個陣地表面沒有任何射擊死角。   
    防守陣地的除了255團,還有14軍軍部直屬隊和第10師的殘餘人員,總共大約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楊圍子村的面積而言,這樣的兵力並不算少,可問題是部隊嚴重缺乏彈藥,炮彈和手榴彈完全告罄,各種槍彈也所剩無幾,步槍兵的子彈平均下來還不到二十發,以這樣的軍需狀況,別說是堅持三兩天,就是再守兩個小時都有點靠不住。   
    仗打到這個時候,戰場的補充完全依賴空中運輸,整個第12兵團都缺少彈藥。雙堆集的空投點設在18軍的地盤上,後方送來的糧食和彈藥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裡,分配物資的時候就顯得親疏有別——彈藥和糧食首先滿足18軍,其次再分給由18軍派生出來的第10軍,而14軍和85軍都屬於「旁門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臉色求一點施捨。先前,14軍軍務處的蔣漢廷處長到雙堆集去討要彈藥,剛走到半路就被18軍用衝鋒鎗頂了回來,東西沒拿到還挨了一頓臭罵,蔣上校氣得直跳腳,差點沒把隊伍拉出去搞火拚。   
    其實,空投場地就在楊圍子的西南角,距離14軍並不遠,但18軍卻把那片區域設成了自己的禁區,根本不許其他部隊靠近。這樣一來,各部隊與18軍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當解放軍準備封鎖空投場的時候,14軍也就放任不管——自從攻克沈莊之後,解放軍就不停地挖戰壕,那工事從楊圍子的西北逐漸延伸到了西南。本來,如果14軍的彈藥充足一點、或者他們多少能夠發揚一點協作精神,只要主動出擊一兩次,共軍的戰壕也就不至於挖得那麼順利。可這幫傢伙卻只顧著跟18軍賭氣,愣是眼睜睜地看著中野4縱把坑道從沈莊一直挖到了空投場上,結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斷了,你們也別想再得到糧食和彈藥!」      
戰事險惡、軍情危急,包圍圈裡的國民黨部隊之間不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斷,在心理上也存在著嚴重的隔閡。派系的紛爭加劇了內耗,絕境中的官兵的士氣愈加顯得低糜。   
    12月10日下午,雙堆集方向的國軍部隊向空投場附近的華野4縱發起反擊,雙方在楊圍子西邊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辟里啪啦地打了兩個鐘頭,可14軍卻始終袖手旁觀,就好像這近在咫尺的戰鬥完全不關他們什麼事似的。   
    14軍不願意去配合「土木系」。不過,在蔡智誠看來,同屬於「土木系」的18軍和第10軍之間的配合也並不默契。本來,裝甲部隊在進行塹壕爭奪戰的時候,應該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擊、戰車在後面實施火力壓制才對,可第10軍的步兵們卻遠遠地躲在坦克的背後,距離突前的先鋒足有二三百米。而18軍的那些戰車也沒有擺出攻擊時應該採取的楔形陣勢,他們排成縱型的偵察隊列,彼此的間隔拉得很開,這樣就只有一輛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無法衝開塹壕的防禦。   
    而共軍方面卻是鐵了心的要守住陣地。坦克剛接近戰壕,華野4縱的戰士們就抱著麥秸垛子衝了出來,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頭的坦克幾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圍了,其他的鋼鐵怪獸也被攆得到處亂跑,而跟在後面的步兵這時遠還在百米開外,既衝不上來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擊陣地的火力打擊之下……如此折騰了兩三個回合,第10軍的一個營就報銷了。        
    反擊部隊無功而返,在楊圍子「觀戰」的官兵們也顯得無可奈何。蔡智誠問李劍民:「照這樣下去,你打算怎麼辦?」   
   「怎麼辦?守在這裡,拼光打盡」,李劍民的回答十分簡單。   
   「固守原地,拼光打盡」是十二兵團的政策。在雙堆集包圍圈裡,除了18軍之外,其他部隊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誰也不許擅自移動。85師254團1營長金澤(遵義人,黃埔16期生)就是因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軍114師的地盤上,結果被軍法處抓去槍斃了,黃維司令還將他作為「典型案例」通報給全兵團,搞得85師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隨便亂動——用李劍民團長的話說就是「前頭沒出路,後頭沒退路,只有坐著等死」。   
    事實上,雖然沒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還是有的。在那段時間裡,解放軍每到天黑之後都要釋放一批俘虜,他們總是讓俘虜帶回來許多勸降信,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給某位長官的、有的則沒有寫抬頭,但信件的落款卻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國民黨的軍官只要有了這封信,能拉隊伍「反水」就算作是起義,實在不行的話,自己繳槍也算是投誠。   
    楊圍子裡的255團還剩下千把號人馬,團長李劍民多少還有點「起義」的資格,但他並沒有打算這麼做。在私底下,李團長倒是給蔡智誠預備了一封「保命信」,並且叮囑說:「我們是強盜大學畢業的,拚死了就算,你是正規文化人,打完仗還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費在戰場上」——那意思是讓蔡大學生趁著夜色跑到共產黨那邊去投誠。   
    這讓蔡智誠非常猶豫。從常識上判斷,他知道楊圍子絕對是守不住的,能夠在共軍發起總攻之前及時投誠當然是一條求生的良策,但是,經過多年的軍旅生涯、特別是在傘兵部隊裡接受的「黨化教育」又使得他難以做出臨陣脫逃的舉動,思想鬥爭了很長時間,他最終還是決定留下來聽天由命。        
    夜幕降臨了,對面的共軍停止了炮擊,楊圍子陣地上頓時安寧了許多,在坑道裡蜷伏了一天的國民黨兵們紛紛走出藏身的工事——現在是「放風」的時間。   
    255團團部的邊上就是14軍的戰地醫院,那是一條兩米來寬、一米多深的壕溝,士兵們把挖掘出來的泥土堆積到壕溝的兩側,希望借助土牆的掩護為傷兵遮擋四下飛濺的彈片。醫院裡沒有床位、沒有繃帶,也沒有任何藥品,傷員們全都躺在潮濕的泥地裡。有的人被霜雪覆蓋著,那說明他已經死了,有的人則還在大聲地哀嚎:「痛啊……慘啊……」,軍醫在壕溝裡跑來跑去,所能做的只是給傷員喂一點水,就如同部隊守不住陣地一樣,他們和死神之間的戰爭也是毫無勝算。幾個女醫助拿著紙和筆,藉著馬燈的光亮幫傷兵們寫信,寫完之後就塞在傷兵的衣兜裡,不知道由誰去投遞、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交到他們的親友的手中。   
    空地上生起了幾堆篝火,炊事隊的人正在那裡煮馬肉。楊圍子的軍糧已經斷絕了,14軍宰殺了輜重隊的軍馬,官兵們吃的全都是這個玩意。就餐的人群之中還混著一條幾個月大的小狗,這小土狗胖乎乎的,模樣十分可愛,無論是什麼人招手,它都跑到跟前去搖屁股。據說,14軍退到楊圍子的時候,整座村子逃得只剩下了這隻小狗,它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地主代表」,每次遇到炮擊的時候,陣地上總有七八個地方在喊:「小地主跑到哪去了?小地主藏好沒有?」,好像非得把這個小東西隱蔽好了,大家才能安心地躲炮彈。   
    吃飯的時候,熊綬春中將也來了,這位已經被撤職查辦的前任軍長站在篝火前面微笑著詢問:「怎麼樣,馬肉的味道還可以吧?」   
    有的人不吭聲,有的人則附和著回答:「還不錯,滿好吃的」   
    「不好吃也要吃啊」,軍長鼓勵說:「大家再堅持一下,空軍很快就給我們送糧食和彈藥了……」雖然這很明顯是句假話,但也並沒有誰去戳穿它。   
    李劍民團長向熊綬春介紹:「這位是蔡智誠中校,今天剛剛空降下來的」。   
    蔡中校的右手正打著夾板,他沒有辦法敬禮,只好鞠了個躬,「報告師長,我是在松山入伍的,是你的老部下」。   
    熊綬春立即握住蔡智誠的左手,親切地招呼道:「很好很好,謝謝你的幫忙」。   
    這一切和當年的情形是多麼的相似啊。同樣的動作、同樣的話語,同樣是在貴州人的隊伍中,同樣是大戰之前的低沉的語調,同樣是沒有敬軍禮而是鞠躬、握手,熊綬春的手也同樣是那樣軟軟的、濕濕的……但是,當年的志氣昂揚的蔡新兵如今已成了精神低靡的蔡中校,當年的那個被架空的熊師長如今已成了被撤職的熊軍長,戰場的形勢也顛倒了過來,他們所在的部隊不是在攻擊對手,而是被對手困在了狹小的包圍圈裡,既沒有糧食也沒有彈藥、既沒有前途也沒有退路,成天被鋪天蓋地的炮彈壓著打,就像當年松山上的日軍一樣。   
    熊綬春很快就離開了,從背影上看,他的步履比以前蒼老了許多。但蔡智誠卻發現,這個面容憔悴、外表十分虛弱的人卻佩帶著領章和肩章,他是第14軍之中唯一的戴著大蓋帽、穿著常禮服的軍官。        
    夜深了,楊圍子村裡燃起了堆堆篝火,寒夜中的士兵們都圍坐在一起取暖。   
    探頭望望四周,解放軍那邊也亮起了點點火光,那些光亮密密麻麻的連成一片,把14軍的東面、西面和北面圍堵得嚴嚴實實。晚風吹過,從對面的陣地上傳來了陣陣笑聲和歡呼聲,蔡智誠不免有點兒擔心:「不知道共軍會不會發動夜襲?」   
    「放心吧」,李劍民苦笑了一下,「他們明天白天的時間足夠,犯不著在晚上費這個工夫」   
    是啊,明天……   
    對共軍而言,明天將會是他們的勝利日。而對楊圍子村裡的國民黨兵來說,到底還會不會有另一個明天呢?        
蔡智誠的任務是給戰車部隊送電台,但他並沒有能夠完成這項差事——地空電台總共被分成了三攤,最後落到國軍地面上的卻只有一台發信機,這玩意連電源和天線都沒有,當然也就不可能和天上的飛機進行「聯絡」。而且,電台原本應該送往雙堆集、交到18軍118師的手裡,但現在卻辦不到。楊圍子的北面、西面、東面,甚至西南角和東南角都被解放軍圍得嚴嚴實實,只剩下正南方向還有一溜狹窄的通道,而那條「通道」從早到晚都被偵察兵和狙擊手的眼睛盯著,沒有重兵的掩護根本就別想衝過去。   
    無奈之下,蔡傘兵只好把發信機交到14軍軍部,自己留在255團聽天由命。對他而言,這樣的選擇其實並不算太壞,因為反正不管跑到什麼地方都是被包圍,還不如跟親戚老鄉們混在一起更加痛快一些。        
    255團的團部是一座由民房改建而成的「母堡」,地面以上是堡壘,地底下挖了個三米來深的大洞。12月10日的晚上,蔡智誠就住在這團部的地洞裡。   
    「地下室」裡除了蔡智誠,還有另外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宿縣職校的彭晉賢先生。   
     宿縣職校的全稱是「安徽省立第四中等職業學校」,這個學校現如今已經改成了「宿城一中」,高考的升學率在安徽省名列前矛,但在那時候卻是一所培養蠶桑人才的農校,這彭晉賢就是專門研究桑樹病蟲害的老師。48年的11月份,彭先生正在鄉下搞田野調查,沒想到宿縣戰役恰巧就在這個時候爆發,國共雙方在宿州城外殺得烽火連天,老彭只好帶著學生往南邊跑,他原本是打算逃到蚌埠去的,結果卻在澮河邊上遇到了第14軍,然後就和黃維兵團一起被困在了包圍圈裡。   
     從宿縣來到楊圍子,彭晉賢的幾位弟子全都死於非命,有被子彈打死的也有被炮彈炸死的,還有一個更倒霉,被飛機上丟下來的一摞報紙給砸死了。這讓彭老夫子受到了很大刺激,整個晚上,他一直神經質地喋喋不休:   
     「各位官長,我是研究農桑的,知道麼?『犢健戴星耕白水,蠶饑沖雨采青桑』。斯農桑之業,乃民衣食之源、國富強之本,所謂不待耕而食、不待蠶而衣,則無所事焉。古人云,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誠如是也……諸位大人,我不想看你們打仗,我只想去看桑樹,『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洩洩兮』。常言道,勸農者為善,好戰者不祥,你們兩軍交鋒,把桑樹砍光了、把鄉民趕跑了、把我的學生也打死了,這又是何苦來哉……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矣,雖得土地而無民,其誰與居?嗚呼!征伐連年,世無寧日,實乃吾國之大不幸也……」   
      寂靜的夜裡,只有彭老夫子始終不停地嘮嘮叨叨,而其他人卻都默默不語。蔡智誠明白,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地洞裡的每個人其實都願意離開戰場、跟著彭老頭去看他的桑樹,但這卻是根本辦不到的,所以,一幫軍官只好以沉默來表示自己的無奈,用這種無言的方式傳達著「好戰者」對「勸農者」的歉意。            
     那天晚上,彭先生弄得大家都沒有睡好。蔡智誠在被窩裡聽了大半夜的「農桑輯要」,乾脆爬起來看《福爾摩斯探案集》,結果,這一看還就看上了癮。   
    那「福爾摩斯」大概是彭先生的某位弟子的課外讀物,全套12冊。254團何玉林團長捧著本第2集讀得津津有味,蔡智誠又行李堆裡翻出了第5集——書的扉頁裡夾著一張宿縣職校圖書館的書籤,看來這培養農業人才的學堂還真是夠開明,不僅實施農桑教育,還十分鼓勵學生在偵探方面的興趣。   
    幽深的地洞裡不見天日,何上校和蔡中校在昏暗的油燈底下被柯南道爾弄得如癡如醉,等到李劍民團長喊他們上去吃東西的時候,才發覺已經是12月11日的上午9點多鐘了。   
    倆人爬出洞口,何玉林在觀察口前張望了一下,詫異地說了句:「咦?共軍今天沒有喊話也沒有開炮哦?」,然後又接著看他的福爾摩斯。蔡智誠也忙著翻書,一邊看還一邊頗不耐煩地責怪李劍民,「你少在窗口晃來晃去的,擋光遮亮,我這裡還沒有找到兇手呢」   
    李團長被兩個福爾摩斯迷氣得無可奈何,「在這個地方還用得著找兇手?我們一屋子人,除了種桑樹的彭先生,個個都是殺人犯」   
   「是不是兇手,自己說了不算」,何玉林雖然只讀了半本書,但學問卻已經提高了一大截,「看看這一段:『在當今世上,你做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認為你做了什麼』,按照小說家的觀點,你老哥只曉得端起機槍嘟嘟嘟,頂多只能算個殺手,比起書上的人物還是不夠凶」   
    一席話惹得滿屋子哄堂大笑。但就在這個時候,外面的大炮響了。        
    「嗚——嗚——嗚——」   
    上午10點,頭一輪炮彈從北面飛來,首先打破了戰場的寂靜,那彈頭劃破空氣,發出有點像是女人哭嚎般的聲音,大家知道,這種奇異的尖嘯屬於107毫米重迫擊炮(化學炮)。但緊接著,又有更多的炮彈從各個方向打了過來,周圍的爆炸聲很快連成了一片,從這以後,蔡智誠就再也無法分辨炮彈的型號和落點,他甚至無法估計,到底有多少門火炮對準了這塊長寬不過二百來米的陣地。   
    ——註:48年12月11日上午,解放軍中野部隊從西面(4縱10旅28、30團)、北面(4縱11旅32團、13旅38團)和東面(9縱27旅79、80團)同時對楊圍子發起攻擊。其中東面的張圍子方向配備山野炮三十二門,發射炮彈約三千發,另外兩個方向的火炮數量不詳。   
    楊圍子村立刻就被炮火覆蓋了,陣地上的一切完全籠罩在硝煙之中。   
    炮彈如成串的驚雷在四周炸響,密密麻麻,讓人分不清先後、分不出遠近。爆炸綻起耀眼的光亮,白色的、橙色的、藍色的、紫色的……忽明忽暗,閃爍在人們的臉上,使每個人的面孔都如同鬼魂般的怪異。灼熱的氣浪捲著刺鼻的煙霧從窗口撲進屋內,熏得人幾乎窒息,衝擊波撞擊著碉堡的四壁,在255團的團部漫起了沙石的風暴。   
    炮擊剛開始的時候,團部裡的人們還顯得泰然自若。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家都是久經戰陣的老兵油子,膽子比較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團部所在的「母堡」十分結實,大家比較放心——楊圍子原本有近百幢民宅,第14軍佔據這裡之後就拆掉了村裡的大部分房屋,只留下最牢固的幾間。國民黨兵在民房外牆的四周壘起了重重沙袋,又在房頂上縱橫交錯地加設了多層梁木,把普通的磚房改成了堅固的堡壘,除非被大口徑榴彈炮直接命中,否則是無法摧毀的。在當時,解放軍的炮兵水平很一般,平常開炮只能打個大概齊,想要實施精確射擊幾乎是辦不到的,所以碉堡裡的上校中校們都覺得十分踏實,一個個挺起腰桿裝模作樣,誰也不往地洞裡鑽。   
    但是,漸漸地,情況就不一樣了。   
    炮擊持續了個把小時,國軍的耳朵都被震聾了,可共軍那邊卻絲毫也沒有消停一點的意思。255團的作戰參謀趴在觀察口的邊上,隔一會兒就轉過身比個手勢,李劍民根據他的手勢在地圖上做記號,蔡智誠湊到跟前一看,只見那張佈防圖上劃滿了叉叉和槓槓,幾十分鐘下來,楊圍子的明碉暗堡被幹掉了一大半,外圍陣地上的火力點更是一個也沒剩下。   
    蔡中校的心裡頓時就涼了半截,他經歷過帝邱店的圍攻戰,當然明白這情況將會意味著什麼——失去了外圍火力的掩護,共軍的榴彈炮就可以推到近前實施直瞄射擊了!   
    果然,過了沒多久,大炮彈就砸了上來。「匡!」的一下,屋裡桌椅板凳全部被震翻,團部的碉堡搖晃得就像是暴雨中的小船。還沒等大家緩過勁來,又是一聲巨響,強烈的白光閃過,母堡正面的沙袋壁壘被炮火掀開了,蔡智誠只來得及做了個轉身的動作就被氣浪摔到了牆腳,這下子,他再也不敢領教第三發炮彈,立刻抱頭撲進了地下室。        
    何玉林已經躲在地洞裡了,這傢伙逃跑的速度真是快,難怪他的254團全打光了而他這個當團長的卻能夠毫髮無損。彭晉賢先生蜷臥在角落裡,渾身上下裹了兩床棉被還依然一個勁地發抖,這老頭從昨天起就沒有上過地面,也不知道他已經在這裡哆嗦了多長時間。   
    地下室裡貓了七八個人,其中卻沒有李劍民。這時候,外面的爆炸聲接連不斷,氣浪捲著破碎的磚石不斷地從洞口處砸落下來,255團團部肯定已被共軍的榴彈炮摧毀,蔡智誠心想,他妻子的姑父多半也是報銷了。   
    上午11點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狂轟,共軍的炮擊終於停止了。震動剛剛平息,蔡智誠就從地底下鑽了出來,他看見先前堅固的母堡已經變成了一堆廢墟,三面的圍牆都倒了,幸虧從房頂上垮塌下來的圓木正好頂住了洞口邊的殘壁,否則,地下室的出口被埋住,洞裡的人非被悶死不可。   
    廢墟周圍血肉橫飛,到處是殘缺不全的軀體。磚土堆裡露出了兩隻腳,何玉林大聲喊著:「那雙皮鞋是老李的!」,然後伸手就拖,蔡智誠也跑去幫忙,倆人一使勁,結果只拔出個屁股來,腰以上的部位還埋在土裡,蔡智誠懊惱得直跺腳:「壞了壞了,應該先挖頭部的,我把姑父搞死了!」,何玉林說:「別傻了,他的腦袋早就炸爛了,從哪一頭開挖都沒有用」。   
    兩個人正在那裡發愣,忽然聽見有人喊「團長團長」,回頭一看,卻見李劍明好端端地站在他們背後,一點事也沒有——原來,人家李團長的經驗最豐富,早就知道母堡靠不住。第一發榴彈炮打上來的時候他就從後門跑了出去,先是順著交通壕爬進子堡,在防彈坑裡躲過了炮火,然後又到各處視察部隊,已經忙活了好一陣了。   
    看見姑父安然無恙,蔡智誠鬆了一口氣。   
    有人問:「團長,你的身上全是血,是受傷了麼?」   
    李劍明從衣服上扯下幾塊碎肉,氣乎乎地說:「三營長被轟死了,我沒事。他媽的,剛開戰就炸掉我一半人馬,這個仗簡直沒辦法打!」        
    沒法打也得打。炮擊停息之後,共軍就發起了進攻。   
    淮海戰役期間,解放軍的裝備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在進攻的時候卻依然是「炮停——開槍——衝鋒號」的老一套,一時還達不到「五大主力」的那種「跟著彈幕往前走」的水平。這也難怪,步炮協同的培養需要長期的演練配合,對步兵和炮兵都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而解放軍的擴充速度快,基層官兵的養成時間比較短,雖然思想覺悟高、主動性強,但在戰術協同方面缺乏足夠的默契,軍事技術與國民黨的老牌部隊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按照蔡智誠的觀點,如果單從訓練水平上來講,中野的一些主力部隊甚至還比不上第85師。85師雖然是黔軍底子,但在本質上卻屬於國民黨嫡系,他們從中原大戰時起就隸屬於蔣介石的核心集團,十多年來一直保存著完整的編制,老兵多,防禦作戰的經驗十分豐富。就拿先前的這一輪炮擊來講,如果換作新建隊伍早就被炸垮了,可255團卻沒有亂,雖然表面工事被摧毀,但剩餘人員依然躲在戰壕裡隱蔽堅持,等炮聲一停再跳出來繼續抵抗。   
    這時候,楊圍子的外線陣地正處於激烈的攻防之中。   
    當時,解放軍的攻擊模式通常是「機槍在兩側掩護、步兵在中間猛衝」(即所謂的「人海戰術」),這樣進攻的速度很快、也便於實現前點突破,但與之俱來的缺點是隊形過於密集、進攻的線路十分容易被判斷。當時,對付這種戰術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盡快打掉進攻方的機槍陣地。蜂擁而上的「人海」如果失去了火力的掩護,其後果可想而知;二是盡量把攻擊的隊形打亂。「人海戰術」在進攻的時候呈一個正梯形,梯形的兩條邊就是機槍射擊的彈道,如果這個固定的形狀被打散了,重武器就很難進行有力的掩護,攻擊的效果也會遭到破壞。   
    但在12月11日的中午,85師255團卻壓制不住共軍的機槍火力。這是因為14軍的迫擊炮彈早就打光了,陣地上的主要據點又已經被炮火摧毀,255團的機槍和機槍手不是被炸得稀爛就是被埋在土裡,只能靠步槍兵勉強支撐。反過來,解放軍那邊卻給機槍加了「盾牌」,那盾牌是一米高、一米寬的雙層木板,底下裝輪子、裡面填土、中間用竹筒做了個洞,共軍機槍手可以直接推著那玩意到開闊地上進行射擊,而國民黨兵卻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發起首輪攻擊的中野部隊起碼有兩三個團,那些號手排成一長溜,把衝鋒號吹得震天響。於是,攻擊部隊幾乎沒受到多大阻攔就殺進了外圍陣地,把防禦線上的士兵攆得直往後跑。在楊圍子村裡觀戰的蔡智誠們都知道這下子麻煩大了,如果不立刻制止住後退的勢頭,不僅外線陣地立馬要丟,還會沖得內線陣地全面崩潰。   
    李劍明往自己頭上扣了頂鋼盔,罵罵咧咧地拎起一桿衝鋒鎗,「漢子死了卵朝天!軍士隊,跟我上!」   
    255團的軍士隊有兩三百人,它是按每個班抽三名士兵、每個連抽三名軍官的比例組成的,也就是所謂的「種子」。通常情況下,這支隊伍都被留在後方不投入戰鬥,但今天卻不同了,頂不住共軍的突擊,別說255團全部完蛋,就連85師和第14軍也要一起報銷,所以戰事才剛開張,李團長就把這幫寶貝軍士全都押了上去。   
    「種子」上陣,立竿見影,共軍攻擊的進度明顯地停滯了下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實是有原因的——外線陣地的前沿是一片開闊地,進攻部隊在那樣的地方只要向前猛跑就可以。但衝進陣地之後卻不一樣了,地面上遍佈彈坑和鹿呰,各種坑道和暗溝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全是彎彎曲曲的,看上去毫無規律,如果事先不瞭解守軍的佈防習慣就往交通壕裡亂鑽,很容易東竄西走的搞錯了方向。在這種複雜的地形條件下,攻擊部隊的建制被跑散了,而軍士隊又恰在這個時候衝殺進來,一幫老兵對陣地情況很熟悉、單兵技術好、意志也比較頑固,幾枝槍交叉掩護一下就能封鎖一片區域,所以雖然人數不多,卻不僅穩住了自己的陣腳、而且還把共軍給打亂了。   
    共軍一亂,他們的輕重機槍也就失去了作用。那時候共產黨的軍服是灰中帶黃,國民黨的軍服是黃中帶灰,再到雪地泥漿裡一滾,隔遠了很難分得清楚。兩邊的識別標誌都是在胳膊上系毛巾,而且還系的都是左手,頭上的鋼盔又是一樣的,在戰壕裡你冒出來一下我露出來一下,機槍手傻傻地看著,根本不知道該打哪一個才好。但這畢竟是兩軍交鋒,如果杵得近了還是可以弄得明白——因為國軍的頭上頂著一顆青天白日呢——所以,戰壕裡的步槍衝鋒鎗一直打得挺歡,搞急了還有拼刺刀的,那手榴彈的爆炸聲就更是響個不停。   
    共軍有手榴彈,而且多得不得了,有的用籃子拎著,有的前胸後背掛得渾身都是。那玩意在打塹壕戰的時候實在太順手了,只要發現有什麼地方的情況不對,立刻鋪天蓋地的飛過去一大堆,而國軍這邊連一顆手雷也沒有,如果隔著戰壕被對方發現,除了挨炸就只有逃跑。搞了沒多久,就連在遠處觀望的機槍手也開了竅,他們瞅見哪裡發生爆炸就往哪裡打,簡直把那手榴彈當信號彈用了。        
    就這麼打了個把小時,李劍民讓人抬了回來,他的臉部受了重傷,嘴唇和牙齒全都被炸飛了,鼻子底下只剩個窟窿,舌頭還在裡面亂動。看見何玉林,李團長掙扎著「咿咿哦哦」了好一陣,那意思是讓254團的團長接替他指揮255團。   
    由何團長來指揮李團,從技術上講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在於目前的時機十分尷尬,眼看快要全軍覆沒了還請人家來負責,這幾乎就和拉人陪殺場差不多。可是,何李兩人畢竟是共事多年的老鄉兼老友,在當前的情況下實在不好拒絕,何玉林於是只能點頭答應了這個差事——他在沈莊連自己的254團都丟下了,卻在楊圍子把性命綁在了255團的身上。   
    外線陣地顯然是守不住了。但經過這一個小時的阻擊,255團已經重新組織起了內線防禦。被磚石掩埋的輕重機槍從廢墟中掏了出來,散落的沙袋也被壘成了工事,垮塌的戰壕再度疏通,交叉火力又繼續封鎖住了陣地前沿。殘存的官兵們聚集在楊圍子村裡,把攻擊部隊壓制在了外壕一帶。        
    自下午一點鐘以後,共軍先後發起了兩次試探性進攻,結果都被守軍擋了回去。   
    大約兩點過鐘的樣子,從西南方向突然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沒過一會,何玉林就跑來對蔡智誠說:「軍部突圍了,你也趕快走,不然就來不及了」   
    蔡智誠當然願意參加突圍。誰都知道楊圍子是絕對守不住的,天黑以前肯定要完蛋,與其留在這裡坐以待斃,還不如衝出去求一條生路。   
   「那……你們呢?」   
   「我們沒有接到撤退的指示」,何玉林說。   
    固守原地,拼光打盡,這是兵團部的死命令,255團看來注定要被犧牲了。   
    何玉林其實是可以跑的,但他現在既然接受了老友的委託,也就把自己的命運和255團捆在了一起。蔡智誠一方面很替何團長難過,另一方面也十分慶幸李團長沒有給侄女婿加封個什麼副團長之類的官銜,這讓自己擁有了能夠隨時逃跑的自由。   
    「要想辦法活下去,不要犯傻」。蔡智誠知道,何玉林這是在勸自己不要學習二哥蔡智仁。「還有,如果遇到炸藥包炮,一定要蹲著,千萬不能臥倒」   
    「炸藥包炮」是個什麼東西,蔡智誠當時並不清楚,他正準備打聽一下,忽然看見彭晉賢先生從地洞裡探出頭來。想起這老頭也是和255團沒有什麼關係的,於是就問了一句:「彭先生,我要和軍部一起突圍,你想不想走?」   
   「我要走!我要走!在這個鬼地方,我一刻鐘也呆不下去了」   
如果不計算「軍醫院」裡的傷兵和輜重隊裡的挑夫,楊圍子的戰鬥兵員大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村子的北面和東面由85師255團把守,那一帶是主要的作戰方向,各類防禦體系比較完備,而西邊則是第10師殘部和14軍軍部的所在地,原本屬於「後方」,所以陣地也就相對馬虎一些,只設置了內線陣地卻沒有外線陣地,可誰知道中野4縱在攻佔沈莊之後竟然一直把坑道挖了過來,愣是把這「後方」變成了「前方」,無奈之下,軍部的一幫人只好匆忙上陣、守住寨牆和共軍打來打去。   
    打到11日下午的兩點來鐘,255團那邊的外線工事已經全部丟失,而西線這邊的兵力也已是損失近半,但因為楊圍子的面積實在太小,所以剩下的這些人馬守在村落裡不僅依然能夠進行防禦,甚至還可以尋找機會實施反擊、組織突圍。   
    當時,位於楊圍子北面和西面的是解放軍中野4縱、東面是9縱、東南面是11縱,只有南面一兩公里遠的楊文學村(又稱前楊家、小楊家、楊文學家)還被第10軍的部隊控制著,因此這個方向也就成了14軍突圍的唯一途徑。但這條通道卻遭到了西南和東南兩側共軍陣地的猛烈夾擊,必須在強有力的掩護之下才有可能衝得過去。   
    負責組織突圍的是14軍的代理參謀長詹璧陶中校。   
    說起來,14軍的參謀長原本應該是梁岱少將,但梁參謀長在前些天的澮河南岸戰鬥中被共軍俘虜過,雖然很快就被釋放了,但終究還是有點「叛變投敵」的嫌疑,沒被軍法處抓走就已經很不錯了,當然更不可能立刻官復原職,於是,代理軍長谷炳奎就把第10師的參謀長詹璧陶提拔起來、讓他代理梁岱的職務。詹璧陶是谷炳奎的湖南老鄉,黃埔13期生,當時才三十出頭,以中校的資歷躍升為軍一級的參謀長實在是非常破格的,所以詹小弟的心裡萬分感激谷大哥的知遇之恩,他親自帶隊衝殺在第一線,非要把軍長大人送出險境不可。        
    詹參謀長的策略是用主動進攻的辦法壓制住西南側陣地上的共軍,並借此掩護突圍人員從南面衝出去。   
    這個策略並不容易實施。楊圍子西南方向的共軍是中野4縱13旅38團(即後來的13軍38師113團,現已改為武警部隊),這支隊伍的防守能力特別強,有個號稱「鋼鐵營」的第一營,營長是特級戰鬥英雄張英才(張英才後來曾擔任過13軍副軍長和重慶市委書記——順便八卦一句:全國十大傑出女性、解放軍第一位裝甲兵女團長、13軍149師裝甲團的張可中校就是老張家的女兒,真是虎父無犬女)。   
    頭一天,人家第10軍在坦克戰車的幫助下都沒能夠啃動38團的陣地,現在僅憑著14軍的這麼一點力量去進行攻擊,簡直是自討苦吃。但詹璧陶卻不管這一套,他發起的只是「佯攻」,但求聲勢不求結果,所以每一輪衝鋒都搞得大張旗鼓、煞有其事。   
    南邊的楊文學村裡駐紮著第10軍的75師,還有個美式榴彈炮團。那75師(師長王靖之)原本是整編第11師的75旅,其實就是18軍的老部隊,所以他們的彈藥比較充足、炮兵的技術也很不錯,依然保持著「土木系」的氣派。「佯攻」開始的時候,楊圍子這邊一發信號,楊文學那邊就「匡匡匡」地打炮,14軍立刻冒著炮火往上衝,衝到對面陣地跟前亂搞一通之後又往回跑,75師的炮兵再接著「匡匡匡」地打十幾炮……而就在西邊這番猛折騰的同時,突圍的小分隊就趁機悄悄地向南邊「偷渡」了。   
    每一輪「偷渡」的人數都不能太多,突圍的人員在事先經過了選擇。第一批被抬出去的是身負重傷的第10師師長張用斌,第二批逃跑的是代軍長谷炳奎等人,蔡智誠和詹璧陶一起被安排在第四批,只可惜,他們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   
    正所謂事不過三,就在詹參謀長依樣畫葫蘆地組織第三輪進攻的時候,共軍突然發起了反衝鋒——這也難怪,當時楊圍子的國民黨軍在各個方向上都處於守勢,惟獨這個西南角卻接二連三地大舉出擊,這就難免會引起對方的警覺——下午四點過鐘,中野4縱把10旅28團(今13軍37師109團,汶川地震時,在映秀鎮高舉「紅軍團」大旗的就是這個團)從北面調到了西面,而9縱27旅79團(今天的空降兵15軍45師133團)則從東南角向西穿插突進、一舉切斷了楊圍子南邊的通道。   
    經過先前的幾次折騰,詹璧陶的人馬已經損失慘重,而解放軍的力量卻在這個時候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此消彼漲,勝負立判,國民黨兵的「佯攻」立刻被共軍的反擊沖得七零八落,不但「偷渡」的小分隊沒能夠跑出去,就連出擊的陣地也丟掉了,一幫人只好退回到楊圍子的中心地帶,準備和對方打塹壕戰。        
    一看見共軍的反擊,蔡智誠就明白自己已經沒有突圍的機會了。不過,彭晉賢先生卻依然對前途充滿了希望,他的雙手拎滿了大包小包、身上還披著一件又肥又大的羊皮襖,每隔幾分鐘就催問一遍:「蔡長官,我們可以出發了嗎?應該輪到我們了吧……」   
    小蔡不知道應該如何向這位迂腐的教書先生解釋局勢的凶險,只好勸他把手上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丟掉算了。但彭老師卻堅決不肯答應,他反覆說明,包裹裡的破樹皮和爛樹根全都是了不起的寶貝、是他和學生們的田野調查成果,意義重大、價值非凡,與國計民生有著密切的關係……蔡智誠被這老夫子聒噪得無可奈何,只好想辦法找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讓他和他的寶貝能夠躲過即將爆發的戰鬥。   
    楊圍子的南部有一塊面積不大的窪地,這裡丟棄著一些沒有彈藥的大炮和沒有汽油的卡車,炮車的輪胎和車廂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們拆去當燃料了,只留下幾堆光禿禿的鐵架子還在雪地裡趴著。按照蔡智誠的估計,如果攻守雙方在內線爭奪村落,這裡是唯一有可能不會發生激烈槍戰的地方,因此,他在那些廢鐵之間給彭晉賢弄了個隱蔽部,並再三叮囑他不要隨便跑出來。   
    「蔡長官,你千萬不要把我丟下不管啊……」,彭老頭可憐兮兮地哀求道。   
    「不會的,到了突圍的時候,我一定先來喊你」,蔡智誠一面隨口敷衍著,一面朝255團走去。   
    走到軍醫院的附近,看見幾個士兵正把85師代理師長吳宗遠抬了過來,吳師長在沈莊戰鬥中負了重傷,他原本是被安排在第三批突圍的,現在「偷渡」不成、只好又被送回到醫院。   
    救護站裡的男醫生和女護士紛紛跑上前去迎接師長大人。但就在這個時候,村子外面響起了一連串沉悶的「雷聲」。        
    那「雷聲」最初是從楊圍子的東邊傳來的。剛開始的時候,蔡智誠還以為是共軍在爆破什麼工事,但很快,北邊和西邊也發出了同樣的聲音,天空中隨即就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炸藥包,那些被油氈包裹著的象磨盤一樣的東西從四面八方躍入蒼穹,帶著火焰和濃煙,飛舞著、翻滾著、呼嘯著,在空中劃出一道道恐怖的軌跡,然後又密密麻麻地墜落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了已經被炮火摧毀成廢墟的國民黨陣地……   
    炸藥包炮!!!   
    幾乎完全是出於本能,蔡智誠立刻縱身躍入了附近的一個彈坑。而與此同時,劇烈的爆炸就發生了。   
    衝擊波肆虐著大地,先前被重迫擊炮掘出的巨大彈坑在一連串的爆炸之下彷彿變成了賭桌上不停搖晃的小小骰盅。坑裡的一切都被攪得天翻地覆。地面變形了,地表的土層被炸藥的強力推動著、如同波浪一樣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繼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塊在地震的擠壓之下居然能從泥土裡彈射出來,迸得老高,砸得人頭破血流……蔡智誠的眉骨裂了、牙齒掉了,但他這時卻並沒有感覺到疼痛,他在彈坑裡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後卻又立刻掙扎著爬了起來——「遇到炸藥包炮,一定要蹲著,千萬不能臥倒」。何玉林的警告一直迴響在腦海,蔡智誠拚命地提醒自己:不能臥倒,不要摔倒,不能讓衝擊波震壞了內臟,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   
    耳朵已經聽不見了,整個人就像是潛入了深水之中,耳膜裡只剩下「嗚嗚——咕咕」的雜音。視線也變得模糊,四周圍混沌一片,天地間充斥著一團棕紅,分不清哪些是瀰漫的塵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呼吸十分困難,空氣似乎全都被燒光了、被擠走了,努力地張開嘴,隨著每一次喘氣吸進體內的卻儘是嗆人的硝煙。那些炙熱的TNT煙霧在喉管之中、在肺葉之間灼燙著,火辣辣的,就好像要在人的胸膛裡再一次爆炸一樣。蔡智誠覺得自己彷彿是被困在了一隻棕色的瓶子裡,瓶子外面是血紅色的煉獄,而煉獄的風暴正一遍又一遍地敲擊著瓶壁,要把他的生命從這脆弱的藏身之所裡拖拽出來,拋入莫名的深淵中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震盪的大地終於平靜了。   
    蔡智誠揉揉眼睛、抹去臉上的血跡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兩隻手掌卻腫脹得很厲害,帽子飛了、鞋子掉了,衣服敞開著,褲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丟到了什麼地方。他艱難地爬出彈坑,剛一邁步就覺得雙腿發軟,頭暈噁心,渾身一個勁的發抖,於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嘔吐起來。   
    楊圍子村被炸平了。寨牆完全坍塌,碉堡支離破碎,各種建築蕩然無存,陣地上的鹿呰被衝擊波掀到了遠遠的角落裡。軍醫院不見了,那些充當救治所的壕溝被泥土掩埋著,只在個別地方露出了傷員的腳,幾個醫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邊,他們的任何舉動都已經無濟於事。戰壕內滿是屍體,一摞一摞地疊成一堆,有的蜷臥在土中,有的從廢墟裡探出了半截身子,這些人的外表都沒有血跡,顯然全是被衝擊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積雪被融化了,凍土被炸得蓬鬆,一條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異地躺在殘磚碎石之間。原先的彈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跡又重新佈滿了周圍,有的黝黑、有的焦黃,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雜著斷裂的木片和殘破的軍服,甚至還夾帶著沒有爆炸的炸藥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點40分,圍攻楊圍子的中野部隊各自組織了30架以上的「飛雷發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輪、每個「飛雷」裝藥二十公斤計算(這是當時的標準做法),六個主攻團在二十分鐘之內至少向面積不過一萬平米的楊圍子內線陣地拋射了上萬公斤的炸藥——這也就是國民黨兵所稱的「沒良心炮」。   
    顯然,「沒良心」的稱謂是帶有抱怨情緒的,但按照蔡智誠的說法,他們反感的倒不是「飛雷炮」的驚人效果,而是不滿於這種武器的戰場使用方式。   
    發明「飛雷」的當然是個很聰明的人,但這種「大炮」的設計思路其實是和近代武器的發展原則相違背的。因為第一,炸藥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壽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無法成為固定有效的打擊手段;第二,這種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彈藥消耗量極大,作戰效能並不合理;第三,實施「飛雷」攻擊的時候,大量的炸藥包都堆積在發射陣地上,一旦遇到敵方的炮火逆襲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戰場風險太大。因此,如果反過來看,使用「飛雷炮」就需要具備相當多的前提條件,首先,本方的軍需物資必須十分充沛,可以不考慮彈藥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時間也必須十分充足,可以把軍事工事推進到距敵一百米以內,並建立起安全的發射場;其次,敵方的陣地必須被圍困在一個狹小的區域之內,目標固定而且集中,並且敵方必須不僅無法使用炮兵進行反擊、同時也必須沒有能力進行步兵逆襲……可想而知,一旦戰局出現了這樣的態勢,戰場雙方的勝負其實早已經確定了,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卻還要繼續採用高密度的毀滅性打擊手段,那的確是夠「狠心」的。   
    這場「沒良心炮」對蔡智誠的肉體傷害並不大,但卻給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他總覺得共產黨做事好像有點得理不饒人的味道,這種陰冷的感覺一直積壓在他的心頭,從而也就困擾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   
    ——講到這裡,想說幾句廢話。   
    今天再去討論「沒良心炮」道德價值其實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解放軍也只是在淮海戰役中,為了打擊國民黨最頑固的精銳兵團時才集中採用了這種比較特殊的戰術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於最大程度地摧毀國民黨軍事集團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後,這種辦法就很少使用了。   
    從淮海戰場的「沒良心炮」到上海戰場的堅決不使用大炮,解放軍的建設完成了一個質的飛躍,這種飛躍是符合戰爭規律、符合政治規律、也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軍隊或者戰爭行為並不會單獨地存在於戰場之中,它永遠是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確地評判軍事行為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今天,我們是否應該尊重戰爭法制體系的要求、是否應該把「化裝偷襲」作為軍隊的常規手段、是否應該大力宣傳「飛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應該鼓勵「無限戰」的天才思想,都應當放在國際政治的框架內來通盤考慮。   
    其實,所謂的「襄公之仁」,並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爆炸剛剛平息,解放軍就衝進了村子。   
    究竟是誰最先突破楊圍子的內線防禦,現在的資料眾說紛紜,各種回憶錄或者人物傳記都說是自己的部隊打下了14軍軍部,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個講的更加準確一些。但實際上,中野司令部在戰鬥結束之後只表彰了兩支隊伍,一個是4縱10旅28團第5連(洛陽英雄連)、一個是13旅38團第1營(鋼鐵營),而這兩隊人馬其實本是一路,都是從村子西面突進來的,那裡也恰好是14軍軍部的所在地。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線最先被共軍突破。當時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暈頭轉向,身邊突然就出現了一隊解放軍,全是從14軍軍部那邊衝過來的。幾個小兵比比劃劃的說了些什麼,蔡智誠一點聽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覺得這小子滿臉鼻涕眼淚、既沒有武器也沒有戰鬥力,並且還又聾又傻的不像是個當官的材料,於是就接著朝東邊跑去了。那時候,255團的陣地上還有人在進行抵抗,蔡智誠雖然聽不見槍炮的聲音,卻可以看見爆炸的閃光和子彈打在泥土上濺起的塵煙。   
    西邊被佔領了,東邊和北邊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等著當俘虜。蔡智誠忽然想起應該把自己的證件、手錶、鈔票和金條趕緊都埋進土裡,因為這些東西是會暴露軍官身份的,在當時,國民黨的宣傳是共軍只優待貧苦的士兵,抓住軍官統統砍頭,把腦袋插在木棍上,就像處理張輝瓚一樣。   
    伸手在衣兜裡一陣亂摸,七掏八掏的就發現了一張《福爾摩斯》的借記卡,上面還蓋著宿縣職校的大印,那本小說早已經不知道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可這張小紙片卻鬼使神差地被揣進了口袋裡。這東西突然給了蔡智誠一個絕妙的啟發——早在豫東戰役的初期,他就聽說共軍對學生的態度十分寬容,不僅不殺不關不刁難,而且還允許他們穿越封鎖線到國統區去。現在,如果自己可以裝成學生和彭晉賢老師混在一起,說不定就能夠打著田野調查的旗號溜之大吉!   
    可是,當蔡智誠回到那片窪地的時候,卻發現彭晉賢先生已經死了。他側臥在一輛卡車的旁邊,褲子掉了、大衣飛了,腦袋上有個大洞,很顯然,這老頭終究還是忍不住從隱蔽的地方跑了出來,結果就被爆炸的衝擊波掀翻、一頭撞到了汽車的鐵架子上……事已至此,蔡智誠只好獨自偽裝下去,他脫掉身上的軍服,換上彭先生的羊皮襖,然後就坐在地上等候收容——從現在開始,他準備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按照何玉林說的那樣,「想盡辦法活下去」。   
    1948年12月11日的下午6時許,楊圍子戰鬥終於結束了。        
    12月12日中午,蔡智誠在戰場東北十來公里遠的忠義集接受解放軍的審查。這裡是中野9縱的一個轉運站,楊圍子戰鬥後,被俘虜的國民黨官兵全都交給9縱進行處理,蔡智誠也就和大家一起被押送到了這個地方。   
    「忠義集」這個地名今天已經不存在了,這一帶如今屬於宿州市的埇橋區,位置大概在蘄縣鎮的白庵村附近。但事實上,忠義集過去是澮河南岸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鎮,秦代以前叫大澤,當年曾經有人在這裡亂喊「大楚興,陳勝王」,結果招來了楚霸王項羽;漢代以後改叫蘄城,劉邦討伐淮南王英布的時候把這裡當作了大本營。淮海戰役期間,第10軍和14軍在澮河兩岸與中野部隊激烈交火(熊綬春就是因為在這一帶吃了敗仗被撤職的),雙方打過來打過去,沒過幾天就把忠義集打平了。蔡智誠在這裡的時候,集鎮上連一棟完好的建築也沒有,老百姓也全都跑光了,從前線下來的俘虜和傷兵只好睡在廢墟上。   
    說到傷兵,戰鬥結束過後,戰場上雙方的負傷人員自然全都要往下抬,但兩者之間的待遇卻是不可能一樣的。解放軍的傷員送到忠義集以後要進行分選,受輕傷的留下來、重傷號則經過緊急處置之後再轉送到後方的大醫院去,而對國民黨的傷兵則不必這麼麻煩,來到忠義集就算是到了站。   
    戰敗方的傷兵通常都不敢哭,缺胳膊斷腿的都咬牙忍著,實在熬不過了就破口大罵,罵長官罵部隊或者罵國民黨蔣介石,這一方面是因為心裡確實有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怕由於受傷被共軍給槍斃了。當然也有一些傷兵顯得啥也不在乎,他們或者一個勁地嘔吐、或者從早到晚的不吃不喝只睡覺,蔡智誠還看見一個傢伙坐在地上猛搖頭、卡住他的脖子都停不下來,這些人的腦袋都被震壞了。   
    寒冬臘月,躺在露天裡的傷兵特別容易死掉。死掉了就埋,當時忠義集的周圍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墳墓,裡面大多是國民黨的兵。        
    11號的晚上,蔡智誠是和俘虜兵呆在一起的。從其他人的口中,他得知14軍的前任參謀長梁岱舉手投降、代理參謀長詹璧陶受傷被俘,85師代理師長吳宗遠和254、255團的兩個團長都被共軍活捉,而熊綬春則已經陣亡了。   
    說起來,熊綬春臨死的時候只是個被撤職查辦的罪人,但是當他死掉了以後,國共雙方好像立刻就忽視了這個情節,大家全都煞有其事把他當作大權在握的14軍軍長。這一邊說他即將醒悟、正準備和參謀長一起領導起義,那一邊說他英勇神武意志堅定、決定追授他為陸軍上將。這麼看來,老熊這個人帶兵打仗的水平雖然很一般,但最後的陣亡卻是夠漂亮的。   
    關於熊綬春死亡的原因,目前有多種說法。   
    其一是解放軍方面的記載,認為他是被擊斃的。自稱擊斃他的部隊也不少,個個說得有名有姓,而且時間越長、冒出來的功臣也就越多,讓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麼樣,「擊斃熊綬春」這樣的事跡肯定是要記大功的,至少在1950以前,能夠在軍功簿上明確記錄這項功勞的人物只有兩個,一位是4縱10旅28團5連的副班長楊傳任,一位是13旅38團1營的營長張英才;   
    第二種說法則來自國民黨,主張熊軍長是自殺的,並且他用的是什麼槍,打得是什麼部位,講得有鼻子有眼,可就是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採取的自裁行動;   
    不過,有個人卻知道熊綬春的死亡時間,那就是14軍的參謀長梁岱。梁參謀長當時也是個被撤職查辦的倒霉蛋,所以和熊綬春住在同一個地洞裡,按照他的說法,熊軍長是在共軍進行炮擊的時候突然跑了出去,然後就被炮彈給炸死了……梁岱少將願意這麼講,自然有他的理由,只是這樣卻讓熊綬春顯得有點蠢,好像這位黃埔軍校的熊中將和宿縣職校的彭先生是同一個水平,都不懂得如何躲炸彈似的。而且他也沒有能夠解釋,為什麼他們兩個沒有跟著軍部一起突圍?   
    於是就有了另外一種觀點,說熊綬春和梁岱兩人當時正準備組織起義,連計劃都擬好了,只是還沒來得及下命令……這其實並不大可能。熊綬春是江西人,梁岱則是粵軍出身,他們到第14軍任職的時間都不長,不像谷炳奎等人是從當連長時就從這支部隊混起的,所以別說是熊、梁已經被撤職,即便是他們正掌權的時候也很難把這幫儘是湖南人、貴州人的隊伍帶出去搞起義。   
    如果按照馬甲我的推測,熊、梁二人不參加軍部的突圍或許是故意的,只不過梁岱留下來是打算投降、而熊綬春卻是準備等死。至於熊綬春是被炮彈炸死的、長槍打死的、還是用左輪自盡的,誰也說不清楚。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把老熊的屍體刨出來看一下,但這個辦法卻已經行不通,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江淮地區大搞防治血吸蟲,到處都在進行挖新坑填舊坑的「送瘟神」運動,結果邱清泉的墳墓被挖成了池塘、熊綬春的墳墓乾脆不見了蹤影,所以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正好可以隨便我們大家亂猜。想一想,這倒也不錯,挺有意思的。        
    不過,蔡智誠中校大概不會覺得這些事情裡面會有什麼趣味。   
    當時,他穿著彭先生的大衣、混在一幫軍服中間冒充「披著羊皮的狼」,正戰戰兢兢地等待著接受共軍的審查呢。 
楊圍子戰鬥結束後,蔡智誠被送到了忠義集。雖然很不願意做出舉手投降的動作,但此時的他已經完全沒有了幾個月前的那種「黨國文天祥」的氣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聽從命令、在解放軍的指揮下走向了集結的地點。   
    忠義集的路口擺著幾個大木盆、木盆裡邊有毛巾,蓬頭垢面的俘虜都必須在這個地方進行「衛生清理」——也就是在衛兵的監視下洗一洗臉、並且解開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這個舉措當然具有勘驗身份、檢查隨身物品的功能,但經過了如此這般的折騰,原本萎靡不振的人們也確實顯得精神了許多。   
    洗去了臉上的塵土,袒露出來的不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間的幾分羞澀也就同時顯現了出來。世界上大概不會有哪個軍人會對繳槍投降的行為覺得毫無愧疚,即便國民黨兵也是一樣。「清潔」過後的俘虜們面面相覷,一邊尷尬地笑著,一邊為自己的落魄下場尋找著理由。   
   「共軍的炮火太猛了,從沒見過這樣的」   
   「那是,上午幾萬發炮彈、下午幾萬斤炸藥,這個仗根本沒辦法打。我們那個班,還沒有等到正規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個……」   
   「再堅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幾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費。我們的碉堡和戰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像喝醉了一樣,共軍衝過來喊繳槍不殺,可我們的槍都被埋在土裡了,哪裡還找得到……」   
    據說,何玉林團長在共軍總攻剛開始的時候就下令放棄抵抗了,他先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後就坐在個石轆子上等著當俘虜,那石轆子的旁邊還擺著兩副擔架,左邊的是85師師長吳宗遠、右邊的是255團團長李劍民……可奇怪的是,整個陣地都投降了,只有255團第3營還在東北角的外壕附近抵抗了幾十分鐘,這讓大家覺得十分納悶:「喂!你們可真夠可以的,敬禮號吹了那麼久,怎麼還在打?」   
    「哎呀,耳朵被震聾了」,來自3營的俘虜兵立刻顯出了一副特別無辜的表情:「我們趴在壕溝裡放槍,一直把子彈打完了才聽見軍號聲……」        
    過了沒多久,解放軍的代表來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叉著腰問:「這裡面有當官的沒有?國民黨軍官出列!」   
    俘虜堆裡隨即站出來幾個人,很快就被帶走了,蔡智誠埋著腦袋沒有吭聲。   
    那幾個軍官走了之後,幹部模樣的人立刻換了一副輕鬆的語氣,說:「好了好了,反動派已經被趕走,在這裡的都是受壓迫的貧苦弟兄,大家不要怕,你們是被反動派逼著上戰場的,遇到解放軍就是被解放了,你們翻身了、自由了!天下窮人是一家,咱們先吃飯、再拉拉家常吧」   
    於是就開飯。小半斤一個的白面饅頭、香氣四溢的豬肉燉菜湯,用籮筐裝著、用木盆子盛著,一樣樣的抬了上來,在楊圍子餓了好些天的國民黨兵們哪裡經得起這個誘惑,立刻全都撲上前來,有的用手抓、有的用帽子裝、有的用衣服兜,你爭我奪、狼吞虎嚥,那些體質弱、力氣小的就被擠在了外面碰不到飯食,急得哇哇直叫喚。而解放軍的代表卻並不做任何干涉,他們笑嘻嘻地站成一排,在幹部的指揮下齊聲唱起歌兒來:   
    天下窮人是一家,不分什麼你我他,   
    我們吃盡人間苦,養肥富人一大家。   
    天下窮人是一家,蔣介石害我們互相殘殺,   
    要打他就打,要罵他就罵,哪有窮人說的話。   
    天下窮人是一家,窮人翻身力量大,   
    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地主軍閥都打垮   
    ……        
    共軍的「心戰」開始了——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政治指導員的蔡智誠老早就聽說過這個戰術的厲害,他立刻本能地提高了警惕,小心地戒備起來。   
    果然,等俘虜們差不多吃飽了以後,解放軍的政工隊員就坐進了人群之中,態度和藹地跟大家聊起天來,問的無非是「你是哪裡人啊?」「當兵多長時間了?」「在家裡做些什麼呀?」之類。有個解放軍也來找蔡智誠套近乎,可沒想到蔡指導員的回答是:「家嚴生前致力於化學工業,鄙人目前正在鑽研植物學」,那位憨厚的北方大漢頓時就懵了——這顯然超出了該同志的閱歷範圍,他愣了老半天,然後就去找其他人說話去了。   
    其他人的談話氛圍還是非常融洽的。話題從「你們那裡是種稻子還是種麥子?」「收成怎麼樣?」「地租征多少?」說起,然後就漸漸地就罵到了地主的頭上。俗話說,飽吹餓唱,一幫俘虜填飽了肚皮、放寬了心思,暢開膽子海闊天空,三兩下又從罵地主變為了罵軍官。在國民黨的軍隊裡,當兵的挨打受氣簡直是家常便飯,這些窮苦的弟兄們被共產黨慫恿了幾句,立刻就把所有的委屈全都想起來了,大家一個個怒不可遏,就連吃敗仗的原因也從先前的「共軍炮火太猛烈」變成了「國民黨太壞沒良心」……罵著罵著,突然有個士兵站起來說:「報告解放軍,那邊角落裡還混著幾個當官的,快去把他們抓起來!」        
    幾個企圖矇混過關的國民黨軍官被逮走了,但蔡智誠卻安然無事,這倒不是因為有誰放了他一馬,而是因為他剛到14軍沒兩天,士兵們都不認識他。而且,蔡智誠自己也處處小心,他在俘虜堆裡很少說話,即便張開嘴也是用南京口音——在江淮一帶徵戰了這麼些年,他的南京官話早已經模仿得惟妙惟肖,輕易是不會露餡的。   
    但饒是如此,解放軍也沒有放鬆對這個「學生」的警惕。那個幹部模樣的解放軍是26旅76團政治部的辛國良主任(後曾任上海市民航局副政委),他拿著蔡智誠的「借書卡」看了又看,然後問道:「你的胳膊是怎麼受傷的?」   
    「是在逃難的時候摔斷的」   
    辛主任覺得問不出什麼門道,乾脆把被俘虜的團長何玉林喊來對質:「喂!你認識這個人麼?他是幹什麼的?」   
    何玉林團長懵懵懂懂地望著蔡智誠,發現這小老鄉的身上正穿著彭晉賢先生的羊皮襖,於是就撒謊說:「他是宿縣職校的老師」   
    「那他手臂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那是……是我手下人打的……」   
     這下子,辛主任總算是找到了破綻:「你看看,沒有說實話是不?你明明是個教書先生,偏要講自己是學生。我就說嘛,哪有這麼大的年紀還在學堂裡唸書的?再有,明明是被國民黨打傷的,偏要說成是自己跌倒,這些國民黨反動派都被我們打敗了,你還怕他們做什麼?你們這些文化人,就是鬼名堂多,就是不如勞苦大眾有覺悟……」   
    辛國良是陝北人,十四歲就參加紅軍了,這位從槍林彈雨中拚殺出來的老革命一輩子光明磊落,當然想不到蔡智誠這個「文化人」其實還有著更多的「鬼名堂」。但話又說回來,辛主任的看法也沒有錯,人家勞苦大眾的思想覺悟確實是比較高——才幾個鐘頭的功夫,那些士兵俘虜們就已經能夠跟著共產黨喊口號了。   
    「解放軍在北線和南線大獲全勝,我們今天抓了國民黨的團長師長和軍長,明天就要活捉黃維杜聿明!大家說,行不行?」   
    「行!」   
    「我們還要打到南京去,把反動頭子蔣介石也抓起來。大家說,咱們能不能辦到?」   
    「能辦到!」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消滅反動派!建立新中國!」   
     …………   
    夜深了,但疲倦的人們卻並沒有入睡,俘虜兵們圍住解放軍的幹部,有的打聽各地戰場的形勢,有的詢問共產黨的政策,而那些幹部們也都不厭其煩的進行講解,人群裡不時爆發出開懷的笑聲。   
    這笑聲讓蔡智誠感覺到莫名的無奈。幾年來,他曾經許多次在「總理紀念周」或者「精神訓導課」上發表過這樣那樣的講話,但卻從來沒有哪一回能夠獲得如此熱烈的反響。這些外表看上去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共產黨人,剛剛才用「沒良心炮」毀滅了國民黨軍的戰鬥意志,卻緊接著又用幾句簡單的言語就贏得了俘虜們的真心,如果說雙方在戰場上的戰爭物質水平還僅在仲伯之間的話,那麼,這精神感召力量的差異卻是國民黨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在這深夜的曠野裡的歡笑聲中,蔡智誠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國民黨的政權真的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一早,俘虜營裡樹起了一面橫幅,上面寫著「解放大會」四個字。   
    共產黨的宣傳員來了不少,有做演講的、有打快板的、有唱歌的有喊口號的,都在動員俘虜兵參加解放軍。這邊有位大個子說:「共產黨辦事最公平,不靠關係不講金錢,只要你遵守紀律作戰勇敢就能有出息。我原先是99軍的,在鄭州戰役被解放,才不過兩個月就當上了排長,咱們俘虜兵跟著老革命一起衝鋒打仗,照樣可以立功受獎……」,那邊又有位小個子在講:「先前跟著老蔣走錯了路,現在就應該掉轉槍口為人民立新功!讓大伙回家並不難,可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家鄉在國統區,回去了又被抓壯丁,照樣還要吃敗仗;如果你家在解放區,那就更不應該了,鄉親們分了糧食分了地,都在一門心思的支援前線,可你卻頂著個國民黨的爛帽子跑回去,哪還有臉面見人呀?倒不如留下來參加解放軍,等打下了紅色江山,咱們再光榮自豪地回家去!」   
    鼓動了一陣,有人報名了。一個士兵跳上桌子說:「我給老蔣賣命,從西北打到東南,天天挨罵受氣。解放軍對我們夠仁義,體貼客氣,把我當個人物看,我今天決心跟著共產黨,赴湯蹈火,就是死了也不反悔!」   
    「對對對,我們參加解放軍!」,桌子底下的許多人立刻振臂響應,那表情就像是投奔了梁山的呼延灼。   
    「國民黨每月給我軍餉二十萬,被長官七貪八扣,寄回家去還買不到兩斤玉米。共產黨的幹部自己吃雜合窩頭,把白麵饃饃讓給我們俘虜兵,咱們不為解放軍賣命就太沒良心了!」   
   「對對對,共產黨是一把小米養恩人,國民黨是一擔麥子養仇人。那老蔣注定要完蛋!」   
   「各位長官,我扛槍十二年,跟過五個老總,回回都是聽指揮守規矩,現在參加解放軍,我也一定好好幹,絕對不讓共產黨為難……」   
    「對對對,跟著共產黨好好幹!」        
    七嘴八舌地議論到中午,氣氛真是很熱烈。午飯照例是豬肉白菜大饅頭,這時候,宣傳員又跳上桌子宣讀文告,那文告是剛剛發表的《劉伯承、陳毅促黃維立即投降書》——   
    黃維將軍:   
    現在你所屬的四個軍,業已大部被殲。八十五軍除軍部少數人員外,已全部覆滅。十四軍所屬不過兩千人,十軍業已被殲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軍,亦已被殲過半。你的整個兵團全部殲滅,只是幾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孫元良兵團,業已全殲,李彌、邱清泉兵團業已陷入重圍,損失慘重,自身難保,必被殲滅。李延年兵團被我軍阻擊,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難移且傷亡慘重。在這種情況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屬,再作絕望的抵抗,不但沒有絲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軍的強烈炮火下完全毀滅。   
    貴官身為兵團司令,應愛惜部屬與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讓你的官兵做無謂的犧牲。如果你接受我們這一最後的警告,請即派代表到本部談判投降條件。時機緊迫,望即決策。   
                             劉伯承陳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4軍哪裡還有兩千人,活著的全都在這裡了」   
    「連黃維也要做俘虜,我們還猶豫什麼,趕緊參加解放軍吧……」   
    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後的警鐘,徹底擊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禦。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俘虜都湧向了登記台、紛紛要求反戈一擊。但人家解放軍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願意接納的,最受歡迎的當然是精幹的壯丁,因為他們身體好、受過正規訓練、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體格弱小的病號或者滿臉煙氣的兵痞就沒人肯要了,於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來:「長官,我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臉色拉黃了,打起仗來不礙事」,「長官,我身形瘦小是餓出來的,只要吃幾頓飽飯,我也能扛起重機槍……」        
    蔡智誠發現,共軍的戰場補充似乎有一個潛規則:戰後的俘虜通常不會分配到曾經交鋒過的單位中去。比如參與攻擊楊圍子的是中野9縱27旅,而來自這個戰場的「解放戰士」就補給了與楊圍子沒有關係的26旅——蔡智誠當然不會想到這個貌不出眾的9縱26旅後來居然能夠成為新中國空降部隊的主力(15軍第44師),而他如果可以及時醒悟的話,幾乎有機會成為這支「土共武裝」的第一位「傘兵人才」。   
    在當時,蔡智誠完全不曾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麼,他只是冷冷地看著俘虜兵們排成了新的行列,看著他們摘掉了頭頂的帽徽、領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戰士的識別標誌不過是一塊小小的布片,上面寫著部隊番號和個人的名字,這東西本來應該是縫在衣服上的,但現在卻已經來不及尋找針和線了,新戰士把「身份牌」揣進兜裡就踏上了戰場,他們一個個激動地振臂高呼:「打楊四麻子去!打楊四麻子去!」   
    那時候,淮北一帶的村落大都沒有正規的地名,通常是以當地富戶的名號作為地理上的代稱。蔡智誠不清楚這「楊四麻子」的具體位置,但他心裡明白,那個地方距離雙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黃維兵團的末日已經指日可待了。        
    忠義集的俘虜兵們走了,就像他們來時一樣的匆忙。空曠的場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誠顯得特別孤單。辛國良主任還在路口向別人詢問著什麼,他顯然並沒有完全打消對這個「文化人」的懷疑。   
    路口上聚著一群支前的民夫,聽口音是宿縣當地人。「須縣斯校(宿縣職校)?莫望見過,不知曉」   
    辛主任立刻召喚蔡智誠過來接受審查:「根本就沒有宿縣職校,你到底是做什麼的?」   
   「怎麼會沒有職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來搞田野調查,他是個老頭,給桑樹治病的……」   
   「哦——知曉知曉,彭老夫子,鬍子煞白,咋呼(號召)把水塘填土改種桑葉的那個,講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喲!你跟他是一群的」   
   「對對對,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誠這才明白,彭晉賢推行蠶桑的目的是為了防治血吸蟲。   
    安徽北部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如果徹底實施「土改旱」、把水田變成桑林,確實可以大面積地消滅釘螺。但問題是,在戰事頻繁的年月,這樣的辦法其實很難實行,因為水田種稻可以見縫插針、一季就能獲收成,而桑林養蠶卻需要好幾年的培育時間,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報銷了,所謂「種水田大肚子,種桑葉餓肚子」,更何況當時的老百姓並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蟲病)與釘螺之間有什麼關係,所以大家都把這位鼓吹「毀田造林」的老頭當作了瞎胡鬧的「妖業蛋」,彭先生的蠶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願的空中樓閣。   
    鄉民們對彭晉賢的評價並不太高,但這依然可以從側面證實蔡智誠的「學者身份」,於是,辛主任很快就給「蔡先生」出具了證明信、發放了路條,並且略感歉意地說:「讓你受委屈了。昨天開飯的時候,別人都在搶,只有你一個人站得遠遠的,當時我還以為你是個吃飽了不覺得餓的國民黨官僚……」   
    蔡智誠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點就讓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縣解放了,當時是中原野戰軍的後方。根據安排,蔡智誠應該跟著支前的隊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幫民夫們卻在跟管理員吵吵嚷嚷,一個勁地要求繼續留在前線。   
    淮海戰役期間,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擔「運輸」和「擔架」兩項任務。   
    運輸人員分為三類,「挑夫隊」隨軍行動,每副擔子50斤;「小車」(獨輪車)承載200斤,車上裝的是軍糧;而「大車」(畜力車)的載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裝押運,主要負責輸送彈藥。運輸隊的成員大多從老解放區遠道而來,而擔架隊的隊員則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眾。每副擔架配備三人,每支擔架隊有十八副擔架、大約五六十人,這些擔架隊也分為兩撥,一撥負責把戰場上的傷兵抬到轉運站(前方醫療所),叫做「前線隊」,另一撥再把轉運站的傷員抬到後方醫院,叫做「二線隊」,通常情況下,這兩撥任務是輪換著執行的。   
    可忠義集路口上的這支擔架隊卻不願意進行輪換,他們已經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轉為二線,「按窩(很快)就捉黃維了,等捉到黃維再回去」,「我們吼吼的出死力,現在換別人不吱拉聲摘果子,不中不中!」   
    管理員來來回回地做工作,說干二線和干一線都是同樣的重要,但民夫卻有自己的主張:「瞎迷糊嘍!誰不曉得前線立功好光榮!」,鬧到最後,還是轉運站的站長出來說了話,保證北線圍殲的時候一定請他們去收尾,民夫們這才意猶未盡的勉強點頭:「也熊也熊,這邊只瞎一個兵團,北邊卻有兩個,我們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氣彷彿人家蔣委員長的得意門生、國民黨軍的王牌戰將就是他們水缸裡的王八,可以手到擒來似的。        
    民夫們的樂觀情緒是有根據的,轉運站內外的熱鬧景象就是人民軍隊戰無不勝的標誌。   
    忠義集的場院裡擺滿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大車和小車,軍需物資堆積如山。鎮上的建築雖然已經被戰火摧毀,但兵站人員又在廢墟之上樹起了各類標牌,放眼望去,有醫療所、軍械股、糧秣股、運輸股、保衛股、總務股……而管理人員的袖箍也是分門別類,有炮彈組、機槍組、步槍組、手榴彈組、器材組、被服組、鞋襪組、柴草組、米組、面組、菜組、會計組、協調聯絡組……操著各地方言的民眾在各種軍需物資中間穿梭奔走,山東的、河南的隊伍高舉紅旗,「大軍向前進,支前緊跟上」,雪楓、蕭縣、宿懷、宿西、宿東(當時的縣治)的人馬打著橫幅,「翻身做主人,擁護解放軍」。兵站的內外沒有呵斥、沒有催促,到處是歡聲笑語,到處是鼓勵和祝賀,在這有條不紊的忙碌之中,源源不斷的彈藥和熱氣騰騰的飯菜隨著熱情高亢的歌聲被一批一批的送往了前線。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人民的希望,我們是一隻不可戰勝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這首豪邁的解放軍戰歌第一次傳入蔡智誠耳中的時候居然是出自一群北方農民的嘴裡,那些推著小車、挑著擔子的民夫,背上馱著單薄的鋪蓋卷、腰間繫著自家的乾糧袋,衣衫襤褸、風塵僕僕,卻在這遠離家鄉的戰場上把毛澤東的軍歌唱得如此嘹亮。   
    在這充滿激情的歌聲中,蔡智誠終於明白了共軍為什麼會有使不完的兵力、會有打不完的炮彈。因為,這些普通的百姓其實全都是毛澤東軍隊的成員,是他們把解放軍的兵工廠、糧食庫、軍醫院和訓練營全部搬到了戰場上。在這樣的民眾支持下,共產黨的戰爭根本就不會有內線和外線的區別,他們是社會的新興勢力、他們是新世界的主導,每一個戰區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根據地,他們隨時能夠以昂揚的鬥志、充足的物資和充沛的人力在任何一塊國土上較量廝殺,直到把所有敢於抵抗的力量消滅乾淨,直到讓他們的旗幟高高飄揚。   
    從這一刻起,蔡智誠清楚地意識到,他應該離開國民黨軍隊了。他應該離開這條即將沉沒的破船,因為這場戰爭對於他曾經的理想而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        
    蔡智誠的理想破滅了,可擔架隊的民夫們卻還在興致勃勃地開會。   
    會議的主題是「我們為什麼支前?」。這個話題看起來已經反覆討論過許多次,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踴躍發言、並且講得頭頭是道。   
    「支持前線作戰,既是幫助解放軍,也是為了我們自己」   
    「咬緊牙關,傾家蕩產,熬過眼前苦,幸福後代人。支援大軍打勝這場戰爭,趕跑國民黨,我們就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共產黨給窮人分了地,窮人做事要憑良心,不能翻身了以後又忘本」   
    「北方人都來幫我們鬧革命,我們自己也要爭氣,打敗蔣介石,保衛勝利果實」   
    「支援前線最光榮,拿到完工證心裡才踏實,得到立功證全家有面子!」   
     管理員同志顯得十分滿意:「很好很好,小組討論就是好,可以統一思想、步調一致。咱們共產黨為什麼能夠老打勝仗?就是因為有小組!組長帶頭、組員擁護,人人有進步,誰也不掉隊」。他接著又補充說:「咱們現在要把傷員送到宿州去,這批傷員都是經過醫療所救治的,不像剛下戰場的時候那麼急躁,所以我們可以走慢些,但一定要走穩,不能讓傷員同志顛著了、摔著了,不能讓他們感到痛苦難受……」        
    隊伍出發了,十八副擔架排成縱隊向北走去,與他們逆向而來的是滿載著糧食和彈藥的大車小車,還有許多人扛著門板、抬著木料,準備上前線去修工事。沿途的村落有的被戰火焚燬了,有的還完好無損,但幾乎所有房屋的門板都被拆掉了,柴草也被搬運一空,只在牆垣上留下一些告示和借記條。   
    一些外出避難的村民正陸陸續續地返回家園,一位中年婦女左手牽著孩子、右手扯著一頭牛,運輸隊的民夫們想要用那條牛去拉大車,可她堅決不肯答應,工作組的幹部寫了保證書,再三聲明「如有損傷、照價賠償」,卻沒想到那位婦女居然跪了下來:「求求你們了,不要借我的牛呀」,弄得身邊的小娃娃也哭嚎起來。大家只好哄笑著作罷:「好大姐,別害怕,請回家吧。你現在是還沒有覺悟呢,等明天開過會,準保你高高興興地趕著牛兒支援前線」   
    村莊的上空時不時的有飛機掠過,照例是亂丟一通。支前的人們揀到了幾包空投品,那包裹裡的大餅子還是熱乎乎的。田野上立刻就爆發出一陣歡笑:「飛機嗡嗡響,給俺送乾糧,慰勞解放軍,謝謝蔣隊長」。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給解放軍的傷員讓道,無論大車小車還是扁擔挑夫,大家都把平整的路面讓給了擔架隊,擔架隊員們也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絲的顛簸震動到了傷員的痛處。   
    寒風凜冽,氣溫很低,蔡智誠看見一位臉色蒼白的傷兵,因為失血過多,即便裹著棉被也還在不停地發抖,於是他就脫下身上的羊皮襖蓋在了擔架上。這個「人道主義」的舉動很快就被管理員發現了,他立刻十分興奮地大聲鼓動起來:「喂——呀!瞧瞧教書的蔡先生,人家自己也受了傷,卻把皮襖子讓給咱們傷員同志取暖,真是好樣的,大伙給他叫個好!」   
    「好——咧!蔡先生,好樣的!」   
    一時間,就連擔架上的傷號們也抬起頭來,努力地給蔡先生送上了感激的微笑。這些笑容使蔡智誠不由得面紅耳赤,在這一張張蒼白的、親切的、「屬於敵人的」面孔跟前,他突然產生了一種羞愧的感覺。        
    擔架隊員的年齡各異,體質也參差不齊。有個五十來歲的乾癟老頭顯得特別孱弱,所以他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被換下來休息,和蔡智誠走在一起。   
    這老頭兒姓秦,原本是宿縣鄉下一個半醫半巫的「端公」,平日裡只會跳跳大神或者開個草藥方子什麼的,從沒有下田種過地、也沒有幹過力氣活。宿縣解放之後,政府規定十八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的男子都必須參加支前,能夠免除民夫義務的只有專業技師、作坊工匠、商舖販子以及學堂的學生和教員,秦端公既不屬於技師也不屬於工匠,扒拉來扒拉去就被編進了擔架隊,他多少比別人多懂一點醫術,臨時號個脈掐個人中什麼的到底要比一般人強一些。   
    支前的待遇很公平,每人每天補助二斤糧、四錢油、六錢鹽,每個月發一條毛巾一雙鞋,弄好了還可以在軍隊上領一件棉襖當紀念品。但問題是秦老頭抬不動擔架,而且他這個當「端公」的還有個「忌諱橫死」的規矩,害怕「冤鬼附身」,輕易不敢招惹戰場上的陣亡者,因此也就不能夠參加掩埋屍體的工作。這樣一來,雖然同伴們都非常體諒他,但他自己卻覺得十分慚愧,認為是個人拖了集體的後腿,所以就琢磨著要換個行當、另找個門路為人民做貢獻。   
    秦端公的計劃是跑到南邊去做買賣——解放軍來了以後,原先的貨幣制度就變更了,市場上只認北海幣和銀毫子,國民黨的鈔票不能用。但老百姓的手裡卻還有相當多的金圓券,大家總不能讓這些東西都作廢了,於是就把它們集中起來,委託幾個跑江湖的販子到國統區去買糧食,實際上就是搞走私。   
    「解放軍讓去麼?」蔡智誠對這個行當很感興趣。   
    「讓去。在解放區不允許囤集物資,但拿著金圓券到國民黨那邊買糧食回來,人民政權歡迎著呢」   
     根據老秦的解釋,由於淮海戰役的戰事時間長、參戰人員多,淮北一帶的糧食儲備已經非常緊張。「十一月份以來就征了三道糧草,頭一道是打徐州,第二道是打宿州,第三道是打黃維,接下去又要打杜聿明瞭,看樣子還要征第四道」,「鄉下的存糧已經耗光了,現在正主張傾家蕩產為前線。鄉親們都指望打了勝仗之後過平安日子,可如果不趕緊想辦法弄些糧食回來,有的人家打完了仗就只能去逃荒……」   
    秦老頭乾糧食買賣的目的是為了解決鄉民的吃飯問題,但這單「生意」卻給蔡智誠提供了一個逃跑的捷徑,這傢伙靈機一動,當即表示:「秦老闆,我和你一起幹,我在五河縣有親戚,能搞到便宜的糧食,還能幫忙運回來」   
    「啊呀,那敢情好,咱們倆搞合夥、咱們倆搞合夥」,從來沒做過買賣的老秦頭頓時喜出望外,他哪裡會知道,眼前這位精明能幹的合作夥伴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12月13號的凌晨,天色尚未大亮,擔架隊就來到了宿州城。   
    宿縣位於徐州和蚌埠之間,是津浦鐵路上的重鎮,素有「南徐州」之稱,這裡地處中原南北要衝,戰略價值巨大,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秦皇滅楚之前,這裡曾經是楚國最後的領地,而在二十世紀的國共大決戰中,切斷國民黨徐州集團與中央大本營的聯繫、一舉確定淮海戰役最終格局的關鍵戰鬥也就發生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宿縣的西北是被重重圍困的杜聿明集團,宿縣的西南是行將覆滅的黃維兵團,而處於這兩大戰場之間的宿州城就是華野和中野的後勤補給中心。徐州解放之後,津浦鐵路徐宿段被解放區的民工迅速搶通,來自徐州、鄭州、洛陽,甚至濟南、石家莊的軍列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駛入宿縣,列車帶來了軍械彈藥、運走了傷員病號,使這座古老的淮北古鎮變成了連接解放軍後方和前線的重要樞紐。   
    但蔡智誠卻對宿州的景觀沒有什麼印象。還在路上的時候,就有擔架隊員告訴他「解放軍在宿縣抓住了張績武」,這使得這位曾經和張總隊長一起榮獲戰功勳章的國民黨中校十分擔心自己會在城裡遇見什麼豫東戰役時的熟人。因此,從進入城門的那一刻起,蔡智誠就巴望著趕緊離開這到處是共軍的「麻煩地帶」,他覺得,如果能夠在天亮以前就溜到秦老漢的鄉下村子裡去,自己的逃跑計劃就極有可能成功了。   
    在解放軍醫院的門口,擔架隊的管理員顯得十分熱情,他一遍遍地感謝著大家,又一次次地邀請蔡先生進醫院。他想讓軍醫再仔細給蔡先生檢查一下骨折的手臂,但心懷鬼胎的蔡先生卻是百般推脫。   
    在當時,蔡智誠的心裡煩死了這位羅裡八嗦的共產黨幹部,而且也對解放軍的戰勤機構沒有任何的興趣。可是他並不知道,如果他能夠接受建議掀開那扇醫療室的門簾,他將可以立刻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孿生妹妹!   
    ——命運的機會,就這樣又一次和這個自作聰明的傢伙擦肩而過。      
1949年的元旦,蔡智誠是在淮河岸邊的五河口鎮度過的。在那些天裡,他一直忙著幫秦老漢購買糧食。   
    五河口是安徽北部一個歷史悠久的小城,當時屬鳳陽府治(現在屬於蚌埠市),因淮、澮、崇、潼、沱五條河流在此匯聚而得名。這裡的水運便利,航船向北可經宿縣連接津浦鐵路、向南可入長江抵達兩百公里外的南京,是江淮地區重要的糧食集散地。在解放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五河一帶並沒有受到戰火的襲擾,但隨著淮海戰役的爆發,當地的環境也變得日益緊張起來。   
    蔡智誠是打著「為民眾籌辦糧食」的旗號、於48年12月15日離開宿縣解放區的,跟他一起南行的除了那位稀哩糊塗的秦老頭、還有十幾個來自各個村莊的青壯年農民。這些憨厚淳樸的鄉下漢子對外表儒雅莊重的「教書先生」深信不疑,他們成群結隊地跑到區公所、豪氣萬丈地拍著胸脯替「蔡老師」擔保作證,結果愣是幫這個國民黨中校搞到了通過戰區封鎖線的路條。   
    在那個時候,從宿縣到五河口可以沿著沱河走水路、也可以走陸路的「靈五大道」(靈璧至五河),但這兩條線路在當時都需要穿越戰場,所以大家只好遠走泗東和泗南(今江蘇省的泗洪縣),繞了個很大的圈子才又轉了過來,因此也就多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事實上,蔡智誠雖然在村民的面前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但他先前對秦老頭說的「在五河有親戚,能夠買到便宜糧食」的承諾倒並不全是假話——在那個他自己從沒有去過的五河縣裡,確實有一家他從沒有見過面的「拜把子親戚」。   
    事情是這樣的。蔡智誠的妻子名叫陳麗君,娘家是貴州安順的藥材大戶。還是在清朝同治年間的時候,陳家的長輩在行伍之中結交了一位姓馮的拜把兄弟,兩個人打「長毛」弄了一大筆銀子,然後就離開淮軍各自去開藥行,陳家在貴州設起了門面、馮家在安徽也立起了櫃檯,打出的旗號全都是「自選川廣雲貴地道藥材,密制丸散膏丹湯劑飲片」。因為是歃血為盟的結義弟兄,所以陳家的買賣有馮家的股份、馮家的生意也有陳家的權額,雙方平日裡從不相互盤查,只是到了年底的時候各自把帳本和利潤給對方送去。雖然兩家的運氣盛衰有所不同——陳家的藥鋪擴大到了貴州全省,馮家的店面卻被戰亂折騰得只剩下五河縣的一間——但祖上的規矩還是依然保留著,幾代傳人親密無間、彼此關照,就如同真正的親戚一樣。   
    蔡智誠以前只是聽人說起過五河口藥鋪的事情,他自己並沒有見過妻子娘家的「結義親戚」,但馮家人卻顯然早已對蔡小伙子有所耳聞,個個都知道他是「陳家小姐從昆明兵營裡追回來的毛腳姑爺」,所以一聽說這位貴州女婿想在五河縣購買糧食,立刻全都熱情地張羅起來。   
    但這事情其實並不好辦。五河口雖然是淮北糧食的集散地,可現在卻緊挨著戰場。鎮子內外擠滿了各地的難民,全都是來搞糧食的,而國民黨軍隊也在這個時候實施了軍事戒嚴,他們以武力控制住整個市場,強行霸佔了大小糧號的水陸倉庫,嚴格限制老百姓的糧食採購。無奈之下,大家只好在夜裡划著小船到河岔深處的偏僻村落去零打碎敲,今天找回來三斗谷子、明天弄回來兩筐稻米,折騰了七八天也沒能把秦老漢他們的糧袋子裝滿。        
    出於安全的考慮,來自解放區的民夫白天很少出門,全都躲在藥鋪的廂房裡避人耳目。馮家有一台美國造的卡達特牌(KADETTE)四管收音機,那話匣子白天黑夜一直開著,演完戲劇說相聲、唱完歌曲念廣告,叮呤咚嚨嘰哩哇啦的響個不停。秦老漢和他的夥伴從早到晚呆在屋子裡有吃有喝有煙抽,每天守著這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兒逗樂,倒也不會覺得特別無聊。   
    1949年陽曆1月1日的下午,收音機裡的娛樂節目忽然停止了,所有的電台全都同時播放蔣介石總統發佈的《元旦文告》,老蔣在話匣子裡頭說:   
    一年以來,戡亂軍事逆轉,政府未能達到衛國救民的職責,而國家民族的危機反而更加嚴重,現在,和戰禍福的關鍵已不在於政府,「國人對政府的片面希望」也已經難以達成。「問題的決定全在於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老蔣表示,只要共黨有和平的誠意,政府願意開誠相見,與之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辦法,並且提出「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因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切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的最低生活水準……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秦老漢們聽了半天也沒有弄明白總統說的是什麼,於是就向蔡先生請教這「文告」的意思,蔡智誠回答說:「蔣介石提出停戰建議,他想和共產黨談判了」   
    屋裡的人們立刻開心地跳了起來:「老蔣認輸了!這下子不用打仗了,咱們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談判好,還是談判好,內戰太作孽,死了那麼多人,真是比打小日本還慘呀」   
    ……   
    蔡智誠當然也為眼前的「和平曙光」而感到欣喜,但他卻並沒有其他人那樣的樂觀。經過了這麼多年,國民政府終於公開承認了共產黨在國家事務上的領導地位,第一次交出了政治上的主導權,蔣介石也沒有把共產黨再稱為「共匪」,這多少說明總統先生的和平倡議還是具有幾分誠意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文告中提出的那幾條和談的前提——維護憲政,確保國體,繼續法統,保存軍隊,民生自由——這些條件在一年之前或許還有商量的餘地,可現在已經被人家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了再發出如此呼籲,共產黨恐怕是不肯答應的。   
    「不管怎麼樣,和平的信號總算是發出來了,雙方應該會暫且收兵、至少象徵性地停火一陣吧」,蔡智誠一相情願地這麼想。        
    也許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響,原本謹小慎微秦老漢們也變得膽大了許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誠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們居然成群結對地跑出去買糧食,而且公然在碼頭上就和別人討價還價起來,結果被國軍的執法隊用一根繩子全都捆了去,連累著馮家的長子也被關進了大牢。   
    驚聞噩耗,馮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誠急忙帶著馮老掌櫃趕往兵營。   
    說起來,蔡智誠其實並不願意和駐軍打交道。在五河縣的這些日子裡,雖然早已經知道當地的部隊就是39軍103師,但他卻始終沒有透露過自己的底細、也沒有向上級報告過自己的行蹤。他原本的打算是等辦完了糧食的事情就悄悄溜回貴州老家去,最好不要驚動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於自己的一時疏忽給馮家老小惹來了這麼大的麻煩,他也只好改變韜光養晦的低調做派、出頭露面去找門路。   
    五河縣的糧行大多集中在順河街、中興街和大中市附近,這一帶屬於39軍兵站的管轄範圍。所謂的「執法隊」其實就是兵站的警衛連,但「執法官」的權力卻大得不得了,按照《軍事戒嚴法》的規定,警備部隊執掌維護秩序的職能,可以對妨礙軍務的人犯隨行處置,想抓就抓想殺就殺,就像閻王爺一樣。這時候,39軍103師正在五河縣實行軍糧統購,各糧店的老闆全都被押到兵站當人質,執法隊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販子,於是乎,場院內外到處是繩索、鐵鏈和木頭囚籠,搞得兵站簡直成了個監獄,哭爹叫娘、鳴冤喊屈、求情告饒的聲音響成了一團。   
    執法隊長的辦公室就是辦案的大堂,法官老爺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對點頭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懶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個頭大、營養高、味道很好,曾經被朱元璋皇帝讚譽為「天下極品」,冬季裡的螃蟹就更加難得,不是一般人能夠吃得上的。可執法隊的這位上尉長官卻不像個品嚐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邊,喝酒的時候滴湯漏水、吃肉的時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亂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這位豁嘴老爺的面前戰戰兢兢,但蔡智誠卻覺得這傢伙的相貌有些兒面熟,他試探著喊了一聲「羅煙桿!」,結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頭:「啊——是誰喊我?」        
    五河兵站執法隊的這位隊長還真是松山戰鬥中給蔡智誠當助手的那個貴州老兵。   
    抗戰勝利之後,羅煙桿一直就留在103師。說起來,黔軍雜牌103師的戰鬥力其實很一般,但它的運氣卻好得出奇。解放戰爭期間,這支部隊先後受轄於李彌兵團、侯鏡如兵團和李延年兵團,隸屬過華東剿總、華北剿總和東北剿總,參加過全面進攻、重點進攻、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去過膠東的煙台、錦州的葫蘆島和塘沽天津衛,甚至還搞過兩棲作戰、從許世友的手裡搶佔過渤海灣上的長山列島……國民黨「五大主力」被共軍殲滅的時候103師全都在邊上,可次次都讓它給逃脫了,這夥人馬從北邊折騰到南邊,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廣東三水舉行起義,最後被編入了解放軍第4兵團的14軍(李成芳部),並於1950年由雲南進藏——扳起指頭數一數,打滿內戰全場卻沒有遭到過重創的國民黨軍部隊,好像還真只有他們這蠍子拉屎的獨一份。   
    所謂千年的妖怪萬年的精,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翹翹了,二流的貨色也就升格為了一流的寶貝。49年元旦期間,103師正在安徽蚌埠一線實施「攻勢防禦」,這時候的他們全套美式裝備,是李延年兵團的絕對主力,而當初的那個不招人待見的老兵油子羅煙桿,如今也儼然成了軍需處的上尉連長。   
    熟人見了面,事情自然好辦。蔡智誠把情況給羅煙桿一說,這位執法隊長立刻十分爽快地答應放人:「大水沖了龍王廟,蔡四爺的朋友需要糧食,儘管從我這裡拿!」,並且還十分熱情地建議說:「程副軍長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見他一見?」   
    羅煙桿提到的程鵬是貴州畢節人,當時正擔任39軍副軍長兼103師師長(後升任軍長,逃往台灣),抗戰期間,程鵬是103師307團的團長,曾經與王光煒、陳永思和蔡智誠一起在松山打過仗,彼此間的關係還算是不錯的。但蔡智誠在這時候卻沒有他鄉遇故知的興致,他一邊敷衍說:「軍座的公務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擾……」,一邊趕緊領著馮家人和秦老漢們開溜了。        
    蔡智誠不願意在戰場附近接觸當官的朋友,更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重返軍隊。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惡煞的國軍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們使他想起了解放區支前軍民的踴躍和熱情,國共雙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擺在面前,蔡智誠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這場戰爭再有任何的牽連。   
    但是,他不去招惹別人,別人卻會主動上門叨擾。   
    第二天上午,兩輛吉普車忽啦啦地開到馮家藥鋪的門外,前面帶路的是上尉連長羅煙桿,後面跟著103師副師長曾元三(貴州銅仁人,後任103師師長,49年10月率部起義)和師參謀長牟龍光(貴州遵義人,49年起義),幾位老鄉一進屋子就大聲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雖說戰事很緊張,但接風酒還是應該喝一杯的嘛……」   
    曾副師長此番登門的目的是要帶蔡中校到蚌埠的39軍軍部去開會,蔡智誠當然不樂意接受這樣的「盛情邀請」,他連連推脫、死活也不肯去。   
   「走吧走吧!谷正綱部長親自點了你的大名。我們39軍的面子你可以不給,叔常(谷正綱的字)先生的話總不能不聽吧……」   
    於是乎,蔡智誠的「回家計劃」只好泡湯,他逃過了共黨的盤查,卻終究沒能逃出鄉黨的羅網,最後只得在一幫親朋故舊的引領下悻悻然地坐上了開往蚌埠的軍車——但這個場景卻讓躲在廂房裡的秦老漢們驚得目瞪口呆,那些本分老實的鄉下百姓怎麼也想不明白:給桑樹治病的小蔡先生怎麼會和國民黨的軍官們混得如此親熱。   
    臨出發的時候,蔡智誠再三叮囑一定要照顧好那十幾位宿縣的民夫,「他們是我的救命恩人」。羅煙桿當即爽快地保證:「蔡四爺的恩人就是我羅某的恩人,豁出性命也是要幫忙的」——這羅某人的誓言並沒有落空。兩天之後,他親自把民夫們送過了封鎖線,但就在返回的途中,該「執法隊長」遇上了江淮軍區的游擊隊(孫傳家部),頭一粒子彈就把這傢伙給打死了。        
    1949年元月4號,蔡智誠跟著103師的一幫人抵達了距離五河口六十多公里遠的蚌埠市。   
    蚌埠原本是第8綏靖區(夏威)的所在地,駐紮有桂系46軍(譚何易部)。淮海戰役期間,商丘的第4綏靖區(劉汝明兵團)和海州的第9綏靖區(李延年兵團)相繼「轉進」到這裡,再加上從徐州「轉進」而來的劉峙司令長官部,這座小小的城市頓時就變成了大兵營。當時,39軍的軍部設在蚌埠六安街(今建國路)的「匯中煙廠」,這個工廠的主打產品是「真善美」牌香煙,名字十分好聽,但國民黨的軍官們抽著這個玩意的時候卻顯得愁眉苦臉,絲毫也感覺不出「善」和「美」的味道來。   
   (順便說一句:蚌埠解放後,「匯中煙廠」與解放軍三野的「東海煙廠」合併,「真善美」煙卷從此改名為「渡江」牌)   
    投入淮海戰場的39軍隸屬於李延年第6兵團,下轄103師、147師和91師。其中91師和147師都是48年以後新組建的隊伍,只有103師還保存著抗戰時期的基本實力。蔡智誠趕到39軍軍部的時候,國民黨的「中央慰問團」正在蚌埠前線視察,慰問團的團長是社會部長谷正綱,副團長是南京市長滕傑,另外還有個頭銜為「孔聖奉祭官」的「衍聖公」孔德成。   
    在國民黨的官場中,「谷氏三傑」是相當有名的,老大谷正倫、老三谷正綱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為「中常委」,政壇上除了陳門兩兄弟、蔣家兩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還沒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這谷正綱是德國柏林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雙料高材生,當年的考試成績比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學厲害得太多,可如今,這位理學博士卻在政治形勢面前傻了眼,聲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講不出來。        
    還真是沒道理可講。   
    1949年元旦,蔣介石總統提出了停戰談判的請求。呼籲發出了好幾天,共產黨那邊沒有反應、世界各國也不見表態——這也難怪,戰爭或者和平都是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頭等大事,總要容領袖們好好地想一想。   
    想想就想想,但戰場上的局勢卻讓國軍將士琢磨不透——華北那邊,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卻不開始攻城;華中這邊,劉伯承和陳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們只是圍著喊話卻沒有痛下殺手;就連蚌埠這裡也透著蹊蹺,隔著淮河大橋,每天都能看到解放軍在對面河岸上晃來晃去,可他們既不朝前衝也不往回撤,就這麼對峙著——這可真讓大伙犯了難。說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誰知道共軍是不是在調整佈署、養精蓄銳,萬一等別人攢足了力氣再剁你一刀,到時候連哭都來不及;要說開打吧,上級已經在呼籲和平了,別說是打不贏,就算是打贏了也逃脫不了「破壞和談」的干係,弄不好國共兩黨全都拿你來出氣,到時候跑到哪裡都要挨槍斃……因此所以,如此這般,平津那邊只能乾耗著、陳官莊這邊只能幹等著、蚌埠這裡只能幹看著,大家都在聽候共軍的消息,都在心裡嘀咕著:「共產黨會不會放我們一馬?」   
    共產黨那邊到底是什麼打算還不知道,可國民黨這邊卻已經有人發話了。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副長官程潛和張軫聯名呼籲蔣介石下台,河南、湖北、湖南、廣西、江西、安徽各省紛紛響應。一時間,李宗仁在南京宣佈政見、李濟深在香港發表通電,都在搶著當總統——瞧那意思,還不必等人家共產黨打過來,蔣家王朝就已然要完蛋了。   
    從南京來的「中央慰問團」拚命給前線官兵們打氣。孔聖人的玄孫子說:「仁者無敵,克己復禮」,谷正綱部長說:「蔣總統才是真正的黨國領袖,即便下野了也還是國民黨的總裁」,南京市長滕傑說:「不必計較戰場上的一時勝負,我們可以和共產黨比賽搞建設,看看是共產主義管用還是三民主義管用」,這位黃埔軍校步兵科和明治大學經濟系的雙料學生心裡清楚自己打起仗來肯定搞不過林彪,於是就決心放棄「武鬥」、和他的同班同學比一比文的。   
    長官們的學識都很高深,但發表的講話卻儘是無的放矢,在蔡智誠看來,這些個「聖人」或者「博士」的號召力甚至無法與共產黨的基層幹部相比。但話又說回來了,即便這幾位官員真的具有口吐蓮花的能耐,他們也無法解決國軍部隊目前所面臨的難題。        
    安徽屬於國民黨桂系的勢力範圍。自從李宗仁於1938年擔任安徽省主席之後,繼任的廖磊、李品仙、夏威也都是廣西人,安徽各市縣的管理權完全由桂系把持著,就連當地人也無法插足。淮海戰役期間,桂系和蔣系正在鬧內訌,蔣軍所到之處,各地不提供糧草、不提供住所、不提供運輸工具,甚至連政府的醫院也不願意接納傷員,地方官員索性一走了之,害得「中央軍」徵集物資的時候只有自己派兵到處亂抓,用103師的話說,「就好像是在外國打仗一樣」。   
    白崇禧通電「倒蔣」之後,安徽省主席夏威立刻就把省政府從合肥遷到了安慶,並且把桂系的第10兵團(轄46軍和126軍)也撤到了長江以南。江北的大片區域頓時全都成了共產黨游擊隊的天下,淮北一帶只剩下劉汝明和李延年兵團還孤零零地懸在蚌埠,前有虎後有狼,腹背受敵,四面楚歌。   
    「李宗仁是想和共產黨搞劃江而治,但守江必守淮,和談是要靠實力說話的,像他們這樣亂拆台,即便是想演南北朝也很難辦到!」——國民黨軍官都明白這個道理,但事到如今卻已是無可奈何。劉峙、滕傑等人經過商議之後,決定向南京方向靠攏,將劉、李兩個兵團撤退到蘇皖交界處的滁州。   
    大家在1月4日的軍事會議上討論了部隊的後撤事宜,39軍的意見是除了炸毀淮河大橋、防止共軍追擊之外,蚌埠的電廠、煙廠、麵粉廠、織布廠、航運駁船和公私建築一律不做破壞,並且留下警察人員維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退出城市。這個建議得到了各個單位的支持——畢竟是在打內戰,誰也不願意在前途未卜的時候把事情做得太過分了。        
    當天晚上,39軍舉辦了一個小型的聚會,既是為了歡迎谷正綱部長到戰地視察,也是為了慶祝蔡智誠從絕境裡脫險歸來。出席聚會的大多是貴州老鄉,有39軍軍長王伯勳(貴州安順人,49年12月起義)、程鵬、曾元三、牟龍光、91師師長劉體仁(貴州安順人,49年10月率部投誠)、副師長裘建之(貴州遵義人,49年投誠),唯一的「外人」是147師師長張家寶(天津人,49年底在湛江戰場上失蹤)。   
    席間,大家講起103師的老師長熊綬春,都是面色唏噓,再想起李彌和42師(就是松山戰役時的榮譽第1師)還在包圍圈裡生死難測,更是慼慼滿懷。   
    有同鄉安慰說:「蔡老弟回來了就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先前叔常先生說你被困在了雙堆集,我們都很擔心,昨天知道你終於跑出來了,大家都高興得很」。   
    「蔡老弟,到我們39軍來吧,91師還缺個參謀長,請軍座和叔常先生發個話,大家聚在一起多快活」   
     ……   
    蔡智誠知道眼前的這些人對自己如此客氣多半是因為了谷正綱的緣故,但他同時又覺得十分納悶:自己和谷正綱從沒有打過交道,蔡家和谷家的關係也並不很熟,可為什麼身居高位的谷大部長會知道自己去了雙堆集,並且還會對自己這個小小的陸軍中校特別關心呢?   
    參加聚會的人們顯然把蔡智誠當作了谷家的近親,他們一邊肉麻地誇獎蔡小伙的英勇,一邊起勁地拉攏他加入91師。那91師原本屬於廖耀湘兵團的第71軍,在遼沈戰役中被殲滅了,39軍剛剛得到這個空番號,眼下正忙著滿世界的抓壯丁,且不說蔡智誠根本不想回軍隊,即便是繼續在行伍中混,他也不願意跑到這支破部隊來當軍官。   
   「我的傷還沒有好……而且,我不是學軍事出身的,當參謀長恐怕不合適……」   
    正當蔡中校百般推托的時候,谷正綱走到了大家跟前。「小蔡,我記得,你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吧?」   
    「是的,大哥蔡智明在抗戰時陣亡了,二哥蔡智仁在宿北會戰時陣亡了」   
    「你還有個孿生妹妹?聽說是我大哥親自批准入伍的?」   
    「是的,她在抗戰的時候失蹤了」   
    「你家裡還有其他男丁麼?」   
    「沒有了,家裡的男丁只剩下我一個」   
     ——這下子,39軍的老鄉們誰也不再勸小蔡入伙了。        
     但蔡智誠的心裡卻更加迷惑,這位谷部長怎麼會如此清楚自己家裡的情況呢?        
     隔了好一陣,谷正綱才趁著沒人的時候說了句:「明天跟著我回去,你太太在南京等你呢」。   
蔡智誠妻子的娘家是貴州安順人,與谷正綱是同鄉。   
    谷家祖上是賣豆腐的,家道不過小康而已,直到谷正綱他爸爸谷用遷考中了舉人之後才逐漸闊了起來。谷用遷和嚴寅亮(嚴寅亮也是貴州人,頤和園大門上的匾額就是他寫的)一起在家鄉開學館,可他自己的三個兒子卻都跑到外國去唸書,老大在日本學炮兵、老三在柏林學經濟、老四也在德國上學,只有二兒子谷正楷還留在家裡背誦四書五經,一輩子沒有做過官。   
    谷正楷這個人比較忠厚老實,一手毛筆字寫得很不錯,平常間除了收個租子算個帳之外也到私塾學堂裡講講課,蔡智誠的妻子陳麗君就是他的女學生。陳麗君的娘家在安順街上開藥鋪,與谷家是近鄰,谷家老爺谷用遷、老老爺谷毓壽以及老老老爺谷騰霍遇上個頭疼腦熱什麼的都要請陳家老爺或者老老爺開方子,彼此間來往很密切。特別是谷府上的三個小子在外面跑江湖混社會,經常被別人追得東奔西逃,家裡的事情也就難免要請陳家多多照應幫忙。   
    先前,蔡智誠在上海養傷的時候給家裡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這封信在路上耽誤了好久才寄到遵義,他妻子看完信之後就著了急——原以為夫君是個傘兵,整日裡只在天上掛著、共軍既摸不到也碰不著,卻沒想到這傘兵卻也要落到地面真刀真槍的開干,不僅流血拚命而且內心十分痛苦,這可怎麼得了!一定要想辦法把老公給救出來!   
    陳麗君的小名叫「蛋蛋」,意思是模樣白白胖胖就如同雞蛋一樣。可她的性格並不像雞蛋,雖然受的是舊式教育,但畢竟是買賣人家的千金,見過世面,不怯場,當初敢到昆明把未婚夫從兵營裡拖回家成親,現在也能夠去京城把丈夫從危險中拯救出來。於是乎,「蛋蛋」女士先從谷家老大那裡討了一張飛機票(谷正倫當時是貴州省主席兼綏靖區司令),然後就飛到南京去坐在谷家老三的家裡哭。那谷正綱被這小妮子折騰得七竅生煙,只好跑到岔路口去幫忙找人,結果聽說蔡智誠已經空降到雙堆集、並且還是下落不明,嚇得他連家也不敢回了……因此,局外人當然弄不清谷大部長為什麼會跑到蚌埠前線滿世界的打聽一個小小的國軍中校,就連蔡智誠自己也是回到南京以後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在谷家的客廳裡,谷正綱問小兩口今後有什麼打算。陳麗君的宗旨是只要跟老公在一起就心滿意足,對其他的一切都無所謂,而蔡智誠則表示希望能夠脫離行伍,做一些經濟建設方面的工作。   
    谷正綱說:「唔……不想打仗了……以你的感覺,共產黨會答應和平的建議麼?」   
    蔡智誠想了想,他想起了楊圍子陣地上的沒良心炮,於是回答道:「不會的,除非我們投降,他們不會停戰」。   
   「是的,不會有和平。在政治面前,不能存任何的僥倖」,谷正綱也同意他的看法。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的1月6日,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對被圍困在陳官莊一帶的杜聿明集團發起了總攻擊,沉寂了十多天的戰場又再度喧鬧起來。   
    炮聲擊碎了許多人幾天以來的幻想,炮聲又激起了剛平靜了沒幾天的物價。這炮聲使得國統區的大學生們重新湧上了街頭,他們遊行示威,高唱著「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這炮聲使得桂系的政治家們變得更加活躍,他們發表講話、聯名通電,宣稱只有讓李宗仁上台掌權才是實現和平的唯一途徑。在這炮聲之中,國民黨的飛機一趟趟的飛往北平,把那些知名的學者和顯赫的士紳們接回南京;在這炮聲之中,殘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向南撤退,這時候,杜聿明集團的周圍已經沒有援兵,北平和天津更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援救,等待他們的命運只有失敗,只有投降或者死亡。   
    1月10日,杜聿明集團被殲滅了,淮海戰役結束了,但共產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卻依然沒有答覆。   
    世界列強也沒有任何表態。國民黨曾經接連向美、英、法、蘇四國政府提出請求,希望他們能夠出面主持和平調停,但最終都被拒絕了——號稱「世界五強」之一的中國向聯合國的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乞求干預國內事務,竟然得不到別人的理睬,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可想而知、民眾對政府的失望可想而知,抗戰勝利時套在國民黨頭上的那一圈虛幻的光環在此刻已經蕩然無存,接下去,他們只能面對更多的屈辱和沉淪。   
    1月14日,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對華北重鎮天津發起了總攻,僅用一個晝夜的時間,天津的十三萬守軍被殲滅,主將陳長捷被俘虜,北平已經完全成為了一座孤城。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他針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實現和平的八項主張——第一、懲辦戰爭罪犯;第二、廢除偽憲法;第三、廢除偽法統;第四、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第五、沒收官僚資本;第六、實行土地改革;第七、廢除賣國條約;第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看見這態度強硬的和平宣言,蔡智誠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完了……毛澤東根本不在乎老蔣的意見,他要的是無條件投降。        
    同樣是在49年1月14日這天,谷正綱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務委員會主任,與湯恩伯配成文武搭檔。蔡智誠也隨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在這個時期,國統區已經亂成了一鍋粥。程潛、張軫和陳明仁加入桂系集團,在白崇禧的統率下控制了廣西和湖南;孫科、宋子文、張發奎、薛岳等一幫廣東人也聯合起來,把嶺南(包括海南島)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桂系和粵系為了爭奪物資和錢財動輒兵戎相見,而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盧漢對中央的指令也是陽奉陰違,蔣介石總統真正能夠使喚得動的只剩下了京滬杭和台灣。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發表以後,社會上更加亂了套。老百姓在街上遊行,官員們在政府吵鬧,蔣介石主張「先停火,再談判」,李宗仁則說「蔣不下野,沒有和談」,孫科在廣東提出「以平等的談判爭取光榮的和平」,而民主人士則抗議「談判不能由國共兩黨包攬,其他黨派也應該參加」,更有些社會精英竭力地鼓吹「軍隊國家化」,建議共產黨和國民黨先解除各自的武裝,然後再由議員們慢慢商量國家的前途……真是污七八糟。   
    在這種情況下,1月21日,蔣介石下野了,他公開裡說「既不能貫徹戡亂的主張,又何必再為和平的障礙」,私底下卻罵:「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是被國民黨打倒的」。谷正綱等人更是如喪考妣:「我們再無能也和共產黨鬥爭了這麼長時間,換李宗仁執政,不出一年就要滅亡」。   
    蔡智誠的心情也頗為沮喪,他倒不是對蔣介石有多麼眷戀,而是覺得這場不合時宜的內訌使國民黨喪失了最後的爭取「體面」的機會。在他看來,國軍雖然在戰場上以處於劣勢,但畢竟還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國民黨的發祥地,政權穩固、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沒有遭受過太大的戰爭破壞。與在抗戰時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礎的北方不同,共產黨在華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沒有很強的政治勢力,如果國民黨在戰敗之後能夠知恥後勇,團結起來痛改前非,以穩健的政績去應對軍事上的壓力,或許還有可能在談判桌上有所作為。但像現在這樣的搞法,長江防線還沒有被突破,自己的陣營先就已經亂了,道德淪喪、信仰喪失、軍心喪失、民心喪失,黨國的前途必將萬劫不復,落入難以救贖的深淵……   
    果然,國民黨的混亂使共產黨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華社發表廣播講話:「我們老實告訴南京的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的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聲明中所提的四十三個戰犯。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處,絕不姑寬……」,並且又接著宣佈了第二批內戰戰犯名單。   
    頭一批的戰犯名單中有貴州人何應欽,這第二次又補上了個谷正綱。在上海的辦公室裡,谷戰犯正綱面對著佈告只有連連苦笑:「各位還是少和我來往,否則下一批的名單上你們大有希望」。        
    蔡智誠倒不擔心自己會成為戰犯,他在那時候已經離開了軍隊,到俞季虞那裡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紹興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與蔣經國、谷正綱、谷正鼎是同學,當然也和王明、鄧小平等人一起念過書。這俞季虞屬於「太子系」的人物,長期擔任蔣經國的助手,蔡智誠46年在「南京市黨部」的麾下壓制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在他手底下當過差,彼此間還算是熟人。49年再度見面,俞季虞已經被內定為高雄市的市長,正準備押運一批黃金白銀到台灣去,由於時間緊迫,俞市長只好委派蔡同志先在上海臨時承擔「運台物資」的籌措工作,等他到高雄就任以後再做另行安排。   
    蔡智誠的任務是從上海籌集十萬匹花紗布運往高雄,其職務相當於社會局駐中國紡織公司的聯絡員。   
    這個差事可不好幹。中紡公司是由經濟部直轄的國營企業,棉布產量佔全國總產的60%以上,產品主要用於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集團之一,公司董事長是經濟部長孫越崎,常務副董事長是經濟部次長簡貫三、總經理則是「美援物資委員會」主席顧毓瑔,都是在位的高官。在當時,市面上的物價飛漲,鈔票失去信用,能夠兌換外匯的棉毛織品就顯得十分寶貴,各方巨頭都希望用棉布來穩定市場,小蔣需要布匹去台灣、郭德潔(李宗仁的太太,號稱廣西王)需要布匹去桂林、孫科則想把布匹搬到廣州去,但中紡公司的老闆們卻誰也不願意給,每天都能找出無數個理由來拖延和拒絕。   
    說起來,孫越崎(解放後任民革中央主席)、簡貫三(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和顧毓瑔(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都屬於智商超群的人物,在什麼情況下應該做什麼事,心裡明明白白。這時候的他們早就把家屬送到了國外、把財產轉到了香港(其中有四百萬美金交給了解放軍),並且已經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正在華東局統戰部長吳克堅同志的領導下準備迎接解放。   
    老闆們開了竅,員工的覺悟自然就更高。在當時,中紡公司是以實物替代工資的,每週用「龍頭細布」發薪水,護廠有功則發毛呢料子,可如果物資被運走了,那大家就什麼也得不到,所以工人們都玩了命似的守護庫房,蔡智誠每到廠子裡轉一圈,起碼有上萬雙眼睛在盯著他,想拿走一縷紗線都不可能,更別說是十萬匹花布了。        
    倒霉的蔡聯絡員既惹不起中紡公司的官僚老闆,也不敢招惹紡織車間的革命工人,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劉鴻生先生出面幫忙了。   
    劉鴻生號稱上海灘的「企業大王」(解放後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經營的產業涉及火柴、水泥、紡織、煤炭、發電等各個領域,他名義上掛著國民政府的公職,兼著「中紡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頭銜,自己也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紡織企業,叫做「章華毛紡廠」(今上海章華毛紡織公司)。與孫越崎、簡貫三、顧毓瑔等人不同,劉老闆的廠子是自家的,口頭喊一喊「救國救民」還可以,真的拿老本出來搞「共產」就未免覺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像幾位部長次長那麼慷慨豪邁,總要想辦法把資產轉移走了才覺得放心。   
    對於轉移資產,劉鴻生很有心得。他的錢多、廠多、子女也多,有十幾個孩子可供差遣,調度起來游刃有餘。抗戰的時候,老劉就把財產和子女一分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慶,「共榮」的「共榮」、抗日的抗日,直線曲線雙救國,兩邊都不耽誤。淮海戰役之後,他照樣依葫蘆畫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灣,岸上水裡全有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做大買賣的人都有未雨綢繆的本事,劉鴻生也是如此。抗戰之前,劉家就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日的,遇到哪國的鬼子都有辦法應付,到現在這時候,劉家除了有國民黨的官,還有共產黨的幹部——侄女嫁了新四軍,兒子是個地下黨(劉家老六劉念悌,又名劉公誠,1938年在父親的幫助下送藥品去延安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在重慶和上海等地開展工作,解放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但即便是這樣,劉老闆的心裡還是不踏實,他覺得應該把動產都轉移走,於是就讓章華毛紡廠的總經理程年彭(此人是個很有名的企管專家,後定居香港)來找蔡智誠。   
    按照程年彭的說法,章華廠庫存有二十幾萬碼精紡呢絨(薄嗶嘰),打包起來將近一萬匹,劉鴻生願意把這些東西運往台灣,但問題在於共產黨事先打過招呼,工人護廠隊又看守得很嚴,廠方自己不方便出面,需要蔡聯絡員帶人「硬搶」才行。   
    老闆既然點了頭,搬運物資就是小菜一碟,這事情難不倒蔡智誠。章華毛紡廠的位置在埔東區的楊家渡,那裡是37軍202師(王大均部)的防區。202師屬於「青年軍」序列,37軍軍長羅澤闓也是太子系的門生,聽說是幫俞季虞搶東西,他立馬派出了一個團,卡車戰車機關鎗,三兩下就把倉庫給騰空了。        
    雖然沒弄到花紗布,有「嗶嘰呢」充數也很不錯。但問題是這些呢絨料子堆在碼頭上就如同在馬路邊上放著一大捆美鈔,隨時都有可能被別人揀走了,必須趕緊裝船起運才行。   
    照規矩,所有「撤台物資」的運費都由政府來承擔,付款的辦法是先由公務部門出具證明,等到下一個財政季度再作結算。可事到如今,天曉得國民政府還能夠支撐多長時間,到底有沒有下一次財政結算誰也不知道,所以私營的航運公司一律拒絕白條,而國營的航運公司不是借口沒有船隻就是推脫沒有船員,想弄到貨運艙位比登天還難。   
    蔡智誠上竄下跳也找不出門路,只好去求邱秉敏。邱秉敏是中紡公司運輸處的副處長,人家不僅很痛快地把這件「苦差事」承攬了下來,並且還吩咐小蔡啥也不用管、安心在屋裡睡大覺。結果沒過兩天,事情辦成了,邱副處長拿著兩根「大條子」回來分紅,小蔡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連忙討教這其中的秘訣。   
    老邱啟發道:「你想想,這批毛呢料子的財產權是屬於誰的?」   
   「當然屬於章華廠,我只是幫他們運到台灣去」   
   「那就對了。東西是劉家的,丟在碼頭上,劉家最關心。先前有你在外面使勁忙活,人家犯不著出頭,等看見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他們自然也就著了急。於是乎,我逼著劉鴻生自己掏錢付運費,船東還必須由我來挑選,他們怎敢不聽從?」   
    蔡聯絡員這才恍然大悟,心說:發財的門道真是隨處都有啊。        
    滯留上海的這段時間,蔡智誠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飛路(今淮海路)的「寶康裡」,因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伙。雖說是搭伙過日子,其實就跟住旅館差不多,兩家合租三間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塊大洋,一間共用、兩間當作各自的臥房。邱秉敏是個好吃美食的廣東人,卻娶了個不懂家務的德國老婆,而蔡智誠的「蛋蛋」同樣也是啥都不會,所以兩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飯館,清潔衛生工作也統統交給了女傭。   
    在那些天裡,蔡智誠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過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著邱家夫婦下飯館,不是在大來飯店啃德國豬蹄、就是在杏花樓上吃廣東燒雞,然後就陪著老婆去逛「世界花園」。上海的高樓實在是多,裡面設有這個「世界」那個「花園」,蔡家的「蛋蛋」爬過了七層的先施大廈又去爬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站在瞭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像螞蟻!」   
    那時候,上海的居民確實就像是螞蟻一樣。三大戰役期間,大批的人流從北方各地湧進上海,使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幾倍。流亡者的身份各異,有官有兵、有富有窮、有商人也有農民;各自境況也不同,有的閽閽噩噩隨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齒等待復仇,有的上下鑽營謀求東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準備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則是被戰爭的浪潮席捲而來的難民,他們傾家蕩產、囊中空空、妻離子散、無所適從。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走投無路的北方人,手裡舉著過去的嘉獎令、胸前掛著求助的哀告牌;車站碼頭貼滿了「尋父」、「尋夫」、「尋子」的紙條,內容無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隊從軍,某時某刻在某地方失蹤,有知悉者請告知下落」……   
    在這號稱「東方巴黎」的城市,每個角落都擠滿了惶恐無助的人群,他們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飯食、有的在找一片棲身的場所。那時候,上海市的「違規建築」已經密集到見縫插針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應求。「寶康裡」原本是一處中西合璧、兩層樓高的石庫門,現在卻已經不知道變成了什麼結構——房頂加了又加、樓面擴了又擴,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臥室,甚至連樓梯上也架起了床鋪,蔡智誠進出房門的時候都要在別人的被褥或者馬桶之間穿行,就像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裡演的一樣。   
    但無論如何,能在房簷底下擁有一塊棲身的床板都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有許多的「Empty cents」(癟三)不得不露宿街頭。雖然地處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無分文的人們被凍得受不了,只好在夜裡故意打架,用違犯「戒嚴法」的方式讓警察把自己關起來。男人可以在牢房裡躲避凜冽的寒風,女人和兒童就無計可施。霞飛路上有座法國人辦的育嬰堂,接受棄兒的大抽屜(那抽屜是裝在牆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來、再一推抽斗就進屋裡了)每天都放滿了嬰兒,到最後連牆腳下都擺著孩子。   
    棄兒太多了,育嬰堂應付不過來,修女們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媽,並且呼籲有善心的教徒們主動幫忙。蔡智誠的妻子也跑去當志願者,忙活了一天還十分興奮,回來說是有幾十個人做了義務保姆、另有一百多人應聘奶媽。   
   「怎麼會有那麼多奶媽?」蔡智誠覺得很納悶。   
   「傻瓜,那些人其實就是棄嬰的母親,把孩子丟掉了又捨不得,所以再來育嬰堂當奶媽。這樣雖然孩子不屬於自己了,但至少不至於死在街頭,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給你說,育嬰堂裡有好幾百個嬰兒,每天換四次尿片,那布條子掛得鋪天蓋地,啊呀,比萬國旗還要複雜!」   
   「你又不會做家務,能在那裡能洗尿片麼?」蔡智誠十分懷疑妻子當保姆的本領。   
   「我才不做那種事,我請了一個蘇州娘姨,一天給她一塊錢」   
   「哈!這種事要自己動手才有誠心,請人幫忙,功德減半」   
   「……」,陳麗君頓時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帶上兩位娘姨出發了。        
    一月份的最後一天,解放軍接管了北平。   
   共產黨並沒有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把「頭等戰犯」傅作義抓起來法辦,而是態度客氣的禮遇有加,這就給了其他戰犯們極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紛紛傳言:「美國人和蘇聯人出面說話了,共產黨收斂多了!」,「老蔣幫杜威搞競選,得罪了杜魯門,現在換了李宗仁當總統,美國人還是要照看國民政府的……」,一時間,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立刻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他的每一個手勢和每一個微笑似乎都成了時局前景的風向標。   
    然而,這個夢囈般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2月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撤退到上海,他們放棄了青島,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會為了國民黨的利益和共產黨進行抗爭。於是,南京政壇的最後一點底氣終於徹底喪盡,同一天,國民政府宣佈將「行政院」遷往廣州。消息傳來,上海的市面頓時崩潰,物價在當天暴漲十倍,混亂的人群如潮水一般的湧向機場和碼頭,人們哀告著、哭嚎著、瘋狂地拋撒著鈔票,千方百計地尋找任何一個遠洋的座位,絕望地乞求盡快離開上海、離開這個即將成為戰場的「東方巴黎」。        
    那一天,蔡智誠的情緒也十分低落,他沒有去公司上班,也沒有出門閒逛,而是躲在屋裡和邱秉敏一起喝悶酒。   
   「餐廳」是兩家共用的,所謂客廳、書房或者小孩的活動室也都是這一間。邱秉敏的女兒當時還在上小學,大人喝酒的時候她就在旁邊唸書——   
    刀兵動,戰事起,   
    報道齊國打魯國,魯國人人都著急,   
    派遣鄉兵去抵禦,孩子汪踦也出力,   
    打退敵人回來時,點名不見小汪踦,   
    原來已經陣亡了,真是可敬又可惜……   
    這是根據《禮記  檀公篇》改編的課文,說的是孔子讚譽童子汪踦「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故事,放在小學語文課本裡原本還是很不錯的,但蔡智誠這時卻實在聽不下去,他對小女孩說:「愛倫,別念這個了,換一本吧」。   
    換一本就換一本,邱愛倫又捧起了另一本書——   
    可愛的中華,我同胞的家,   
    人口眾多,土地廣大,   
    氣候最適宜,物產冠東亞,   
    有世界最長久的歷史,有世界最發達的文化   
     ……   
   「別念了!」醉意朦朧的蔡智誠一把奪過課本,發現這《小學常識》其實就是兒童地理手冊,每一頁都有一個省的地圖,旁邊再用詩歌介紹相應的情況。他歇斯底里地扯掉了東北各省的地圖、扯掉了北平、扯掉了河北、山東、河南、江蘇……   
   「這個已經沒有啦!不用念啦……這個也沒有啦!不用念啦……」,他一面痛哭著,一面舉著被他撕得支離破碎的課本,指著殘留的幾頁問邱秉敏:「請你告訴我,剩下的這些還要念嗎?南京還要念嗎?上海還要念嗎?你們廣東要念嗎?我們貴州還要念嗎……告訴我,誰能告訴我啊?!」   
    邱秉敏哭了起來,兩家的女人哭了起來,就連被嚇得手足無措的邱愛倫也驚恐地大哭起來。   
    陳麗君摟著這梨花帶雨般的小姑娘,一邊替她擦去臉上的淚水、一邊憐惜地安慰著她——在那時,在場的人們哪裡能夠想到,這位漂亮伶俐的混血女孩會在八年之後嫁給了蔣緯國,成為名動一時的「台灣王妃」。        
    在那個時候,蔡智誠完全不清楚未來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黨國」的命運又終將如何,他只知道自己即將要告別故土、去往海峽另一端的陌生的高雄,至於今後是能留在台灣當「島民」,還是要流落海外做「白華」,一切都只有聽天由命。   
    在那些日子裡,蔡智誠整天借酒澆愁。他坐等著台灣方面給他來電報,可一直等到2月中旬,俞季虞的電報沒有來、卻傳來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消息:蔣經國太子的得力干將俞季虞先生在輪船事故中被淹死了,屍骨無存!   
    ——這下子,蔡智誠去高雄做官的計劃只好就此泡湯。      
1949年1月27日夜間,中聯公司的兩千噸級「太平號」客輪與建新公司的兩千噸級「建元號」貨輪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後沉沒,除41人獲救外,其餘近千人遇難。蔡智誠雖然在事發的第二天就聽說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條太平輪上。   
    俞季虞死了,「高雄計劃」就此泡湯,而谷正綱也恰好在這個時候跑到奉化陪蔣介石去了。當聯絡員的與「上線」失去了聯繫,前途頓時一片迷茫。   
    蔡智誠當時的職務類似於上海市社會局的「特派專員」,但社會局的名冊上並沒有這個官銜。他在中紡公司既沒有部下也沒有辦公室,公司裡每個月發給他四百塊大洋的「車馬費」,說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賄賂,拜託他不要無事生非、少給大家添麻煩——這樣的差事臨時干一干還算不錯,但長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論人家中紡公司願不願意,就是這上海的局面還能夠維持多久都很難說,所以蔡智誠只好另尋出路,又開始琢磨著是不是溜回貴州去算了。        
    不過,陳麗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實,她每天去育嬰堂轉兩圈,表示過愛心之後就拎著個布袋子滿世界的採購大米。當時上海市場的稻米分為好多類,有常熟的糙米、太倉的白米和泰國的暹羅米,其中泰國米是用機器烘焙過的,比較乾燥耐儲存,所以陳麗君就專門搜集這種進口物資,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鋪底下儘是糧食,再過幾年也吃不完。   
    當時,市面上物價飛漲,金圓券貶值得很厲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圓券發行日)時的價格是十五塊錢,49年1月一百五,2月漲到一千五、3月漲到一萬二(到上海解放時的5月底漲成一億七千萬);40碼一匹的「龍頭細布」(紡織企業用它發工資,是比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價格為三十塊錢,49年1月三百二,2月漲到兩千、3月份一萬五(到解放時漲成一億二千萬)……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較愛逛交易所的,但這時候的黃金只漲不跌,無從下手;股票只跌不漲,毫無指望;期貨市場空空如也,只好關張,於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裡瘋狂採購,拚命囤積物資。   
    市面上的任何東西都搶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糧食的、囤藥品的、囤棉紗的、也有囤白報紙的,「寶康裡」的二房東專門收購鋼材,鐵絲也要、鐵釘也要,到後來連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鐵皮上。更多的人則是見東西就收,火柴要收、紐扣要收,油鹽醬醋更要收,甚至連冥器店裡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闆賣棺材的時候都要先去顧客的家裡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沒有。   
    金圓券崩潰的根源當然是貨幣發行過濫、經濟體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誠的觀點,這種狀況的出現也與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方面,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丟失了大片的領土,東北、華北和華中的工業基地和農村稅源全部落入了共產黨的手中,財政收入急劇減少,而與此同時,北方的難民大量湧進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國範圍」發行的金圓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縮的國統區,此消彼長,政府調節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戰場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間的內訌和爭權奪利更使得民眾喪失了信心,國民對政府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貨幣也就失去了儲蓄的功能,於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讓鈔票「砸」在自己手裡,所有的金圓券全部上市流通,這就給原本就瀕臨破產的經濟環境造成了致命打擊。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49年的這場金融災難是從2月份開始進入高潮的,那時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國民黨財團不支持桂系、共產黨方面也不給李宗仁面子,新一屆政府又沒有表現出政治和軍事上的過人之處,經濟崩潰也就成了理所當然。但49年的這場災難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戰後期的市場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物資匱乏,那時候用法幣買不到的東西、用銀圓同樣也買不到,而49年初的社會物資總量卻並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積了起來,老百姓寧願以貨易貨也不相信鈔票,市場上的價格暴漲也僅僅是針對金圓券而言,如果用銀圓購買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沒有漲價反而還降價了。   
    那時候,商舖和飯館既想囤積貨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對顧客十分挑剔,倘若抱著金圓券進館子,老闆只肯賣一碗飯,如果把袁大頭拍在桌面上,雞鴨魚肉立刻就端了上來。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貸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會,兩下子就被整破產了,真是惡有惡報。   
    蔡智誠的薪水是現大洋,市面風波對他的影響不大,但事實上,能夠像他這樣「瀟灑」的人物畢竟是少數,有更多的百姓在這場金融災難中飽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貨易貨之外就難以維持生計,大批的學生、教師和基層工薪人員淪為饑民,最不幸的還是那些從外鄉來的逃亡者,顛沛流離、無依無靠,腰包裡揣著的全都是廢紙,那才是真的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終於派出了「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團員黃紹竑(後任全國人大常委)、劭力子(後任全國人大常委)、章士釗(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李蒸(後任全國政協常委)、劉斐(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其中,張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黃紹竑和劉斐屬於桂系,章士釗和李蒸是社會賢達,連一個能夠代表蔣系和粵系的人物都沒有——所以別說是談不出結果,即便能夠簽訂個什麼協議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很難得到執行。   
    當時,李宗仁已經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八項主張」,因此所謂的談判不過是把「無條件投降」改為「有條件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無非是兩條,一是把「懲治戰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國民黨交出政權,但解放軍不要過江。共產黨顯然不答應第二條,談判還沒開始,新華社就表明了態度:堅決粉碎國民黨的「和平攻勢」,並且說解放軍打過長江輕而易舉,奪取全國勝利的步伐不可阻攔,共產黨不但政治要過江、軍事也要過江,國民黨不僅要交出政權還必須放下武器,可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時候,上海的廣播公司多如牛毛,一兩百個頻道的信號互相干擾,收音機裡各種聲音亂七八糟,不動旋鈕就能竄出四五個台來。幾乎所有的電台都有「時政評論」,有的說「完蛋完蛋沒救了」,有的說「不怕不怕,我們有無敵的空軍、我們有忠誠的海軍」……說著說著,海軍最大的重慶號軍艦就起義了,電台裡只好又說「不急不急,陸軍還有江陰要塞,海軍還有第二艦隊,當年八百壯士能在四行倉庫堅持那麼久,現在守住長江更沒有問題」。   
    但蔡智誠知道長江是守不住的,這不僅是因為國民黨的兵力不足,也是因為高層長官根本就沒有守江的決心。   
    從歷史上看,長江最重要的防禦地帶應該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這個地域一旦被突破,不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廣東面臨威脅,而且整個華南也被切成了無法顧及的兩半。反之,如果守住了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較厚的戰略縱深,攻擊方在東西兩端會受到較大的制約,戰局就還有可期盼的餘地。但現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縮到湖南廣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營;湯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僅圖維護上海一隅;而廣東方面則希望把海南島變成台灣第二,寧願去香港也不願守長江……結果漫長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幾支雜牌弱旅在裝腔做勢,共軍豈有不「輕而易舉打過長江」之理?   
    (PS: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的百萬雄師正是從江陰至九江段突破了長江天險)        
    49年3月,「北平和談」拉開了序幕,但雙方心裡都明白這不過只是個幌子而已。共產黨那邊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國民黨這邊喊「積極備戰,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大家其實都知道「長江防線」形同虛設,那道「天險」根本靠不住,於是就開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谷正綱從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經得知俞季虞遇難身亡的消息,於是就建議蔡智誠離開上海到福建去。   
    谷正綱的這個提議是有原因的。   
    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之後,與原本就芥蒂很深的行政院長孫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以至於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結果老李就和老蔣商量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由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何應欽內閣的時間雖然很短(才兩個多月就被閻錫山取代了),但在當時卻顯得十分賣力,他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軍備方案,準備徵召百萬壯丁組建「二線兵團」,並且把整軍的重點放在了福建。   
    福建屬於黔系政客把持的地區。1926年,何應欽統率北伐軍東路軍由潮汕入閩打敗了孫傳芳的部隊(周蔭人),成為福建軍政委員會主席,後來,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何縱炎,谷正綱和他弟弟谷正鼎,包括蔡智誠的老爸蔡式超等貴州老鄉都在那裡做過官,與當地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49年這時候,福建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是朱紹良。朱紹良祖籍江蘇,從小在福州長大,考入武昌陸軍中學後和同班同學何應欽、谷正倫一起被選送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又一起去貴州混跡,朱紹良與何應欽先後擔任過黔軍參謀長、而谷正倫則做過黔軍總司令,三個人在蔣介石麾下的地位雖然有所變化,但彼此的交情擺在那裡,始終是一根籐上的螞蚱。   
    不過,谷正綱推薦蔡智誠的原因倒不完全是為了人際關係。   
    福建的方言與中原語系大相逕庭,可當地的軍政大權卻掌控在外省人的手裡,官員操北腔、百姓唱南調,咿哩哇啦鬧了半天誰也不知道對方說的是啥東西。長官在台上訓話,台下目瞪口呆,忽然有人自告奮勇申請當翻譯,長官當然很歡喜。於是就聽翻譯說福建話,台下鼓掌台上也鼓掌,鼓掌過後,當兵的扛起武器「呼啦」一下全跑光了,當官的愣在台上莫名其妙,問過別人才知道——原來剛才那「翻譯」是在鼓動大家造反呢。   
    蔡智誠會說閩南語,因為他的親生母親是蔡式超在廈門大學時娶的姨太太,老人教育自己孩子的時候總是使用別人聽不懂的家鄉話,蔡智誠和蔡智蘭也因此掌握了這一般人都弄不懂的奇特方言。谷正綱的妻子也是福建人,老谷曾經見過蔡智誠和她用閩南話拉家常,所以他覺得這小子是個「精通內語」的寶貴人才,派到朱紹良那裡一定能夠發揮所長。        
    那一天,谷正綱的辦公室裡還有一個人,他是原國防部史料局局長、新近被委派為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的吳石中將。在得知蔡智誠的情況之後,吳副主任立刻表示出十分歡迎的態度,並且提出可以讓蔡中校在綏署的兵役部門負責軍訓業務——蔡智誠之前從沒有和吳石見過面,當然不知道這位國民黨的中將其實是中共的地下黨(代號為「密使一號」,50年在台灣被捕犧牲)。在那時,他只知道吳副主任與白崇禧的關係十分密切,雖然名為朱紹良的副手,其實是桂系與黔系之間的聯絡員。   
    從個人興趣上講,蔡智誠並不反感去福建、也不計較在誰的手下做什麼官,但他卻很不願意在這內訌不斷的時候充當政治派系之間的幫手或者潤滑劑,更不願意在這大勢已去的時候再拉壯丁上戰場送死。他討厭這禍國殃民的權利紛爭、更不希望這毫無意義的戰爭再繼續拖延下去,於是就拒絕了谷正綱和吳石的建議,坦率表示自己對兵役工作既缺乏經驗也缺乏熱情,擔當不起這軍事訓練的重大職責,然後稱謝告辭而去。        
    從市政府大樓出來,蔡智誠就決定離開上海、回貴州老家另謀出路。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妻子,出乎意料的是,陳麗君顯得特別高興,她立刻動手收拾行李,笑靨如花:「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回家喂金魚」。   
    原來,自從丈夫出征之後,陳麗君就在房前開闢了一個小小的花園,種桃樹、栽蘭草、還養了許多金魚,每天用這些不吵不鬧的玩意來打發獨守空房的無聊和寂寞。在南京上海的這段日子,她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那些花草沒有人澆水、金魚沒有人餵食,不知變成了什麼模樣,現在忽然聽說可以回家了,如何能不欣喜若狂。   
   「這時候回去正好呢,園裡的桃花就要開了,紅紅白白的可好看!」   
   「以前怎麼沒有聽你說過花花草草的事?我還以為你滿喜歡上海呢」,蔡智誠覺得很奇怪。   
   「你在這裡求事業,還說要到台灣去,心裡那麼苦,我怎麼能拿這種小事來煩惱你……」        
    接下來的日子,蔡家小兩口都在忙著做行前的準備。   
    49年4月4日,前往海防的船票終於辦好了(當時比較安全的返程線路是由越南經雲南回貴州),蔡智誠就帶著妻子去向谷正綱告別。   
    那一天恰好是舊中國的兒童節(現在的「六一國際兒童節」是49年11月在莫斯科國際婦女大會上決定的),也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個兒童節。上海市鑼鼓喧天、歌聲嘹亮,宋美齡、李宗仁和市長陳良都發表廣播講話,向兒童們致以節日的祝賀,原本被搶購得空空蕩蕩的商店櫃檯上也罕見地掛滿了糖果,用細線串著,每個童子軍都能分到幾顆。大街上彩旗飄揚,五顏六色的標語橫幅寫上了各式各樣的口號:「保障兒童教育」,「豐富兒童的精神享受」,「重視兒童福利」,「營造兒童幸福生活」。   
    陳麗君被這節日的氣氛感染得熱淚盈眶,「哎呀,好可愛,多麼漂亮的小孩,我要能做他們的媽媽就好了」。蔡智誠的心裡也在想:如果結婚的時候就離開軍隊,現在一定也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將會是多麼快樂。   
    但就在這時,迎面開來了一隊童子軍,年齡各異高矮不等的少年們穿著小號的軍服、扛著木製的馬槍,吹著喇叭、喊著口號走得威風凜凜,可隊列前的旗幟上卻寫著一個特別的番號——「遺族子弟學校」。蔡智誠於是又想,幸虧還沒有孩子,否則讓自己的子女成為這支隊列中的一員,那將是多麼的心酸。          
    兩夫妻就在這快樂與感傷的氛圍中來到了谷家的府邸。走進房門,剛說明來意,谷正綱就拿出兩封電報。   
    頭一封電報是福建後勤司令部(聯勤總部第一補給區司令部)司令繆啟賢發來的,他在電文中熱情邀請蔡中校出任該部的參謀長。其實蔡智誠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位不知為何方神聖的繆司令,他明白,這是吳石副主任經過利弊權衡之後的考慮。而第二封電報的態度就明確多了,方先覺中將命令「第一陸軍訓練處中校教官蔡智誠接電後著即前往福州,向第二十二兵團司令部報到」。   
    第22兵團是國民黨在福建新組建的部隊,因為陳嘉庚在籌建過程中出了不少錢,所以根據他的要求,由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李良榮出任兵團司令(陳和李都是福建廈門集美村人)。該兵團下轄的各個單位全是戰敗之後重建的,其中就有原「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軍,新任軍長是從遼沈戰場上跑出來的福建人沈向奎(原103軍軍長,後兼任金門防衛副司令)。原本設在南京的「第一陸軍訓練處」也奉命轉往福建,教員和學員全部編入第22兵團,軍校副主任方先覺被任命為兵團的副司令,實際掌管編練工作。   
    先前,蔡智誠就是被方先覺打發去雙堆集跳降落傘的。蔡教官一去杳無音訊,方中將還以為他肯定已經死翹翹了呢,卻沒想到這小子居然從俘虜堆裡跑了回來,而且還攀上了谷正綱這門高枝。方先覺自己是當過俘虜又逃跑的,知道這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