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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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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作者:梅朝榮                      
   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對華的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中華民族可謂備受屈辱。好在這個民族從未屈服,中國人民用毅力和堅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我們應該不忘歷史,正視未來。本書描述了戰後日本的崛起、右傾、敏感的東海劃界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台海問題;講述了上絞刑架的七個鬼子是怎麼由人變成鬼的以及他們面對死亡的態度。作者梅朝榮先生作為中國第一大法官梅汝璈先生的後裔,為了弘揚中華豪情,不畏鄰邦某些激進分子的明暗威嚇,以其客觀冷靜的筆觸和拳拳之心,通過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鮮為人知的東京審判內幕。此書警醒世人、雪恥快意,會讓我們謹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古訓,粉碎東瀛噪音之蠱惑。   
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               
  第一篇 「靖國」問題   
  前 言(1)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1週年,在這樣的紀念裡,要有勝者的欣喜,要有光榮的回憶,要有團結的感動,要有對死難者的祭奠與緬懷,要有於百死之間覓一活的家國情懷。但這些還不夠,在慶祝勝利的同時,還要牢牢銘記勝利之前的失敗與艱難,記得深刻感受去時不遠的貧弱與屈辱。本書旨在用鐵的史實再現這段嚴酷而真實的歷史,並以此來緬懷英雄、慰藉亡靈、警示世人。惟有如此,在悲喜交集的紀念裡,愛好和平的人們才能捍衛歷史,才能期許未來。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十幾年的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傷痕纍纍,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而中國是被日本侵略最久、傷害最深的國家,日本對華的覬覦之心由來已久,早在明清之際,中國國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時,日本的侵華意圖就已經非常明顯,甚至綿延400年而不絕,每逢時局之變則愈彰。中華民族可謂備受屈辱,生靈塗炭。好在這個民族從未屈服。終於,他們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場。 
  1948年12月23日凌晨,狂熱的軍國主義頭子、二戰的罪魁東條英機等七名罪惡昭彰的日本甲級戰犯踏上了通往地獄的十三級台階,在正義的絞刑架上結束了他們罪惡的一生。而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法官正是我的祖父梅汝璈。祖父全程參加了對二戰期間遠東地區主要戰犯的審理,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1名法官中惟一的中國人。 
  1945年8月15日,隨著窮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屢次抗擊外國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偉大勝利。中國法官也隨即有了首次參與軍事法庭審判的雪恥機會。 
  為了伸張正義、嚴懲戰犯;為了教育民眾、警示後人;為了維護持久的世界和平,中、蘇、美、英等11個戰勝國在日本東京組織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一批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史稱「東京審判」。東京審判聲勢浩大、舉世矚目,令日本法西斯分子威風掃地,使進步人類揚眉吐氣,對戰後60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3月20日,祖父在上海江灣機場登上飛機。當天南京路上的報童揮動著報紙邊跑邊喊:「看報!看報!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飛東京!」東京審判提審的日本戰犯共有28人,主要是策劃、發動侵略戰爭,造成被侵略國家巨大損失,製造濫殺無辜的屠殺慘案的頭面軍國主義分子。 
  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晚上,祖父在日記中寫到:「這些人(戰犯)都是侵華老手,毒害了中國幾十年,我數百萬、數千萬同胞死於他們手中,所以我的憤恨便是同胞的憤恨。我今天能高居審判台上,懲罰這些元兇巨憝,都是我千百萬同胞用血肉換來的,我應該警惕!我應該鄭重!」 
  從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在歷時近兩年半的庭審過程中,法庭共開庭818次,創下了國際刑事審判的記錄;英文庭審記錄4.8萬餘頁,包括日本在內的12個國家共有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人書面作證,有關證據資料達8 000件,其中檢察方提供的證據資料21 200頁,辯護方提供的證據資料26 800頁。法庭判決書長達1 212頁,列舉了詳細判罪理由,用7天時間才宣讀完畢。最終28名甲級戰犯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阪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武籐章、木村兵太郎等7名罪大惡極的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其餘18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 
  在這場馬拉松式審判裡,祖父肩負祖國的重托,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以及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進行著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雪恥的艱苦鬥爭。祖父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理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多個關鍵時刻,竭盡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讓世界記住了這位來自中國的大法官。周恩來總理對祖父的出色表現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梅汝璈先生為中國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已經證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嚴肅、公正的,它向世界表達了這樣的信念: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陰謀侵略是最大的犯罪,這是必定要受到懲罰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存在著無法迴避的遺憾與不足。祖父也一直認為那是「一場差強人意的審判,留有眾多遺憾」。 
  美國政府根據自己全球戰略的需要,在審判前後操縱了檢察和執行大權,不僅將天皇裕仁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而且還基於冷戰需要,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實行了大赦。致使那些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中擔負主要或重要責任的戰爭嫌疑犯再次回到社會,繼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發揮重要影響。 
  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善良老百姓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給他們帶來的災難。但是,美國出於一己之需,在戰後迅速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由勢不兩立轉而大力扶持,致使日本經濟在戰後迅速崛起,實力僅次於美國。隨著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日本的天皇制意識、皇國史觀、軍國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極右思潮重新抬頭。他們變本加厲地為軍國主義歌功頌德,為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歷史翻案。他們極端荒謬的言論、極其猖獗的行為,嚴重傷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這不僅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而且也為戰後日本右翼政要拒絕正視那段侵略歷史埋下了禍根。   
  前 言(2)   
  對於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存在的問題,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早已表明了態度和看法。1948年11月20日,延安就十分明確地、嚴肅地指出:「對於這次審判的結果是絕對不滿意的。」但從大的方面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是中國人民、亞洲、太平洋地區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勝利記錄。它洗雪了中國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不斷受外邦侵略的恥辱,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 
  東京審判這頁歷史,雖然翻過去了近60年,中國和世界的形勢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及各種友好往來也不斷加深,和平、正義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值得世人高度警醒的是,當前,日本政治明顯右傾,屢屢出現修改歷史教科書、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武裝力量為突破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藩籬」而一試再試……作為有侵略戰爭「前科」的日本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對世界多極化格局中的各種政治力量競爭的主戰場———亞太地區,產生重要的影響。因而,阻遏日本社會右傾勢力,防止日本復活軍國主義,是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與責任。 
  梅朝榮 
  2005年8月15日   
  目 錄   
  第一篇 「靖國」問題 
  1.40年代,亞細亞1 
  如此鄰邦1 
  點燃太平洋戰火4 
  大轉折7 
  日本投降,接受東京審判10 
  美國對亞洲重新洗牌14 
  「冷戰」17 
  美日媾和19 
  2.戰後日本22 
  戰爭是把雙刃劍22 
  戰略轟炸23 
  原子彈之痛25 
  3.再度崛起28 
  美國對日政策轉變28 
  「重點生產」計劃30 
  「特需繁榮」32 
  「倍增計劃」34 
  4.「正常」國家37 
  經濟大國地位鞏固37 
  為擺脫「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39 
  「曲線救國」41 
  「先發制人」45 
  5.爭常48 
  聯合國改革48 
  長路漫漫50 
  「障礙」重重53 
  「團結謀共識」對抗「四國聯盟」54 
  日本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錯誤57 
  6.「右翼」當權60 
  日本政壇明顯右傾化60 
  拜鬼———日本政要為戰犯招魂62 
  翻案———日右翼政客為戰犯開脫盡現強盜邏輯65 
  改史———日政府為右翼篡改歷史的教科書開放綠燈71 
  領土之爭———日本與鄰國外交呈現咄咄逼人之勢73 
  第二篇 中國大法官 
  1.緊急受命79 
  天降大任79 
  少年學子81 
  海外留學歸來83 
  2.上任86 
  飛赴東京86 
  寶劍與壯士87 
  起訴89 
  3.用尊嚴維護尊嚴93 
  座席之爭初現93 
  僵持95 
  爭得合理坐次98 
  中國國旗首次插在第一位100 
  大法官的法袍102 
  4.大幕拉開105 
  好戲開演105 
  裝瘋鬧劇107 
  初次較量111 
  5.鐵證114 
  國際檢察局「打出」第一張牌114 
  艱難取證116 
  狡辯119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122 
  一個劃時代的日子122 
  出關之謎124 
  情緒失控126 
  不鑽圈套129 
  鬥智鬥勇131 
  決鬥135 
  7.智斗139 
  唇槍舌劍第一回合139 
  舌戰第二回合141 
  舌戰最精彩的一天142 
  8.慘劇145 
  日軍暴行駭人聽聞145 
  百般抵賴也難逃血債148 
  歷史不能忘記152 
  9.大戲154 
  戰爭元兇東條英機被推向前台154 
  盤問156 
  東條英機袒護天皇裕仁159 
  10.6︰5,好險———大法官沒有跳海162 
  爭寫判決書162 
  戰犯量刑紛爭四起163 
  一票險勝165 
  風波再起169 
  11.遺憾172 
  放虎歸山172 
  近代天皇權力巨大173 
  天皇是日本法西斯統治的中心176 
  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責179 
  美國庇護留遺患182 
  第三篇 送鬼子上路 
  1.送東條英機上路185 
  自殺鬧劇185 
  「打架王東條」188 
  「剃刀將軍」190 
  罪惡的頂峰193 
  罪惡的終結195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198 
  老牌間諜198 
  策劃「皇姑屯」事件200 
  東方的勞倫斯202 
  談「虎」色變205 
  扶植「汪偽政權」207 
  末路209 
  3.送松井石根上路212 
  「中國通」212 
  再度出山214 
  日軍獸行罄竹難書216 
  「信佛」的劊子手220 
  4.送廣田弘毅上路222 
  「出人頭地」222 
  風光無限224 
  內外交困227 
  垂死掙扎228 
  5.送木村兵太郎上路231 
  「冷血工頭」231 
  「緬甸屠夫」233 
  血債血償236 
  6.送阪垣征四郎上路238 
  侵華先鋒238 
  禍亂東北240 
  連遭敗績242 
  「慰安婦」是如何出籠的244 
  7.送武籐章上路247 
  「謀略家」247 
  「馬尼拉慘案」251 
  絞刑落幕依然死不悔改252   
  1.40年代,亞細亞(1)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而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直接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同,東亞是具有世界影響力大國的集中地帶。世界公認的五大力量中的四個國家———俄羅斯、日本、中國和美國都處於該地區或在該地區擁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導致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十分複雜,而且作為地區局勢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間的安全關係以及它們對地區安全的態度和政策取向,會對東亞的整體安全和局勢產生重大影響。 
  ◆ 如此鄰邦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關係歷史源遠流長。東漢時期,日本北九州一位國王,曾派使者向漢光武帝進貢,並獲賜金印一塊,被光武帝冊封為「漢倭奴國王」。在隋唐時代,日本已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來留學,吸收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以及中醫藥、農耕、織造等先進技術,同時,學到中國封建王朝的治國之法,從而使日本穩步發展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 
  早在明清之際,中國國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時,日本的侵華意圖就已經非常明顯,甚至綿延400年而不絕,每逢時局之變則愈彰。 
  日本戰國年代的權臣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就在《答朝鮮國王書》中明言:「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幸而明朝派大軍援助朝鮮,兩國並肩抗日,才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19世紀,在西方霸權爭奪亞洲時,日本幕府也曾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68年,在推翻幕府的腐朽統治後,日本實行「明治維新」,改向歐洲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及科技,建立律令制度,大力發展經濟,因而迅速強大起來。 
  地球自有生物以來,就是弱肉強食。人類歷史更是充滿競爭。強者若不自律,弱者必然倒霉,「落後就要挨打」。強大起來的日本實行了「脫亞入歐」的國策,採取了與強者西方為伍、所謂「遠交近攻」、侵略亞洲大陸的帝國主義政策。明治維新時期的所謂「志士豪傑」,諸如西鄉隆盛、木戶孝允、板垣退助,再提「征韓論」,依然認為「朝鮮北連滿洲,西接中國,使之屈服,實為當前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各國之根本。」而一旦謀定朝鮮,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步驟則正式展開。日本參謀本部在擬定的《征討清國策》中,將北京和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列為「佔領區」,而將從遼東半島到台灣的沿海地區和島嶼以及長江下游兩岸地帶,則列為「吞併區」,中國其餘國土「宜被肢解」,使之成為日本的屬國,或者直接在「中國內地建立一大日本」。 
  最為露骨的《田中奏折》出台顯示,田中義一無疑成為這一脈相承中「再接再厲」的接棒手,並有了「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皆已實現。唯第三期征服滿蒙以征服中國全土……則尚未完成」的總結。奏折甚至明目張膽地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佔領中國之後,「再利用中國的資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並進而征服中小亞細亞以及歐洲」,便是對日本侵略盤算的準確定位。上述的日本人物,不是無知妄想、能量有限的日本「憤青」,而是手持國家重器的政權代表者。同時,甲午海戰、割占台灣、謀求遼東半島、炮製「滿洲國」,頻頻得手,更是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征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囂張氣焰。 
  1929年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僅加深了各國的社會矛盾,而且引起了世界局勢的變化。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影響下,德、日相繼走上法西斯道路,形成歐、亞戰爭策源地,不斷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導致了整個亞細亞局勢長時間的動盪不安。 
  為了擺脫外交孤立狀態、共同對外侵略擴張,1936年11月25日,德國和日本在柏林簽署《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從而形成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實現初步聯合後,進一步相互支持,加緊勾結,國際局勢更加緊張,整個亞細亞隨即被捲入戰爭的深淵。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半壁河山淪陷在日軍的鐵蹄之下。但在中國軍民的頑強抗擊下,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神話徹底破產。日本不得不為進一步擴大侵略尋找出路,它一方面向中國海南島和東南亞一帶推進,加緊向美、英、法等國的勢力範圍滲透;另一方面則開始作「北進」的試探。1936~1938年,侵華日軍對蘇聯進行了230餘次武裝挑釁。1938年7月29日,日軍在中、蘇、朝交界處的張鼓峰(哈桑湖)地區向蘇軍發動進攻,挑起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蘇軍進行猛烈的反擊。日軍被迫同意停止敵對行動,並於8月11日在莫斯科與蘇締結停戰協定。1939年5月11日,日軍和偽滿洲國軍隊又在諾門坎(哈勒欣河)地區向蘇軍發動進攻。日本關東軍主力則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東部集結,企圖伺機佔領海參崴、伯力等地。8月20日,蘇軍進行反攻,日軍大敗。9月15日,日、蘇在莫斯科再次締結停戰協定。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與波蘭有互助協定的英、法兩國對德宣戰。以後,英國的殖民地印度及其自治領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聯邦、加拿大也先後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1.40年代,亞細亞(2)   
  戰爭初期,德軍以「閃擊戰」相繼佔領波蘭、北歐和西歐大片土地。德國橫掃歐洲大陸的軍事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勢力,他們希望進一步在亞洲擴大侵略,同德國共同瓜分世界。由於日本北進的試探受阻,而英、法在東南亞的防禦力量又十分薄弱,致使日本國內「南進派」佔了上風,他們叫嚷「不要誤了公共汽車」,主張抓住千載難逢的南進良機,攫取東南亞的自然資源,切斷英、法對中國的供給線,迫使中國政府投降。1940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處理時局要綱》,確定了南進方針和加強同德、意勾結的路線。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首次公開提出要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處於其控制之下的「大東亞共榮圈」,範圍從朝鮮半島一直延伸至印尼。 
  為此,1940年6~7月,日本同泰國簽訂親善條約,取得在泰國修建軍用機場、倉庫和戰略公路的特權。9月23日,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對此,美國政府立即採取向日本施加壓力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給予中國5 000萬美元貸款和對華實施租借法,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用物資、糧食和各種方便;正式宣告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對若干日本急需的軍用物資實行出口限制。美日矛盾急劇尖銳。但是,美國統治集團確立了「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希望避免在亞太地區同日本發生衝突,而當時日本政府也需要爭取時間作外交和軍事準備。在共同的需要下,日美兩國自1940年冬天起進行了秘密談判。 
  ◆ 點燃太平洋戰火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國在柏林簽訂《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條約規定:日本承認並尊重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德國和意大利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三國承允,如果締約國之一「受到目前不參與歐洲戰爭或中日衝突的第三方國家攻擊時,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相援助」。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國在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寬約1 500公里的戰線上,向蘇聯突然發起全面進攻,蘇德戰爭爆發。蘇德戰爭初期,蘇聯遭受了嚴重損失。截至1941年11月,德軍深入蘇聯腹地850~1 200公里,佔領土地150多萬平方公里。 
  德國入侵蘇聯後,日本統治集團內又發生了「北進」和「南進」的爭論。外相松岡洋右和部分陸軍頭目主張乘機攻佔西伯利亞,與德國共同瓜分蘇聯。但陸相東條英機、天皇和首相近衛文等實權人物則把北進論稱作「澀柿主義」,主張首先「南進」,奪取東南亞的豐富資源,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圈,待蘇聯出現敗勢,便可「像柿子熟透即將墜地時去摘」一樣輕取西伯利亞。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適應世界形勢的帝國國策要綱》,規定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辭對美英一戰」,對蘇德戰爭暫不介入,但要伺機行事。1941年7月起,日本從中國戰場、朝鮮和本土調集大量兵力到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作為掩護「南進」的煙幕。7月29日,日軍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陸,佔領了整個印支。 
  美國對日本的擴軍備戰行動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宣佈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成立由麥克阿瑟將軍領導的遠東美軍司令部,向菲律賓增調部分地面部隊和航空兵。8月,美、英、荷三國宣佈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試圖斷絕日本的能源供應。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會議批准了軍方制訂的「帝國國策施行要點」,規定軍隊在10月下旬完成戰爭準備。8~9月,日軍大本營擬訂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計劃,企圖在開戰後5個月內構成一個以日本本土為中心,包括中國、東南亞資源地區、西太平洋戰略地區的「大東亞國防圈」,從而達到經濟上自給自足、軍事上持久作戰的有利態勢。 
  在開戰日益逼近的當口,近衛文害怕承擔向美、英開戰的責任,於是,辭去首相職務。10月18日,人稱「剃刀將軍」的東條英機組閣,大大加快了太平洋戰爭步伐。11月5日,御前會議通過了「帝國國策實施要點」,決定對美、英、荷發起進攻,進攻日期大致確定在12月初。會議還制訂了對美談判的最後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內容是:日軍有條件地從中國華南地區撤軍,但至少25年內不會從中國華北、內蒙古以及海南島撤軍;日本堅持履行三國同盟條約。《乙案》作為替代方案,只允諾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實行武力擴張。 
  1941年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國遞交甲案。由於日美雙方的條件相距太遠,當月1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正式拒絕甲案。6天後,日本遞交乙案,同樣遭美國拒絕。但談判仍舊繼續進行。直到11月26日,延續近一年的日美談判徹底破裂。 
  1941年12月7日凌晨6時,日本未經宣戰,偷襲美軍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珍珠港美軍因麻痺大意,反擊無力,遭受巨大損失。日軍偷襲成功,大大改變了太平洋日美海軍的實力對比,為日本南進奪取戰略要地解除了海空威脅。 
  日本在襲擊珍珠港後1小時,才正式向美、英宣戰。同日,美、英對日宣戰。隨後,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哥斯達黎加等近20個國家相繼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到了最大規模。   
  1.40年代,亞細亞(3)   
  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還出動了5路陸軍,向東南亞各國和西南太平洋各島嶼發動進攻。英國的2艘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卻敵號」———在同日本爭奪新加坡時被擊沉,英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遭受重大打擊。美國在菲律賓失守後將遠東陸軍司令部撤至澳大利亞。至1942年6月,日軍佔領了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亞、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區域。 
  1942年1月18日,德、日、意又簽訂「軍事協定」,規定了各自的作戰區域和軍事任務。協定規定:日本的作戰區域包括亞洲、東經70度以東直至美洲大陸西海岸的水域、澳大利亞、新西蘭群島、印度尼西亞島嶼和其他島嶼;軍事任務是摧毀英、美、荷在「大東亞」的重要基地並佔領三國的領地。德、意兩國的作戰區域包括東經70度以西直至美洲大陸東岸的水域以及同一經度內的歐洲和蘇聯領土、非洲、中近東;軍事任務是肅清中東、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英美主要基地、武裝部隊和商船隊。三國在印度洋作戰可超出區域的界限。 
  面對德、意、日法西斯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面對危及民族生存的威脅,蘇聯與美國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攜起手來共同對敵,並聯合了其他一些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一同抗擊法西斯侵略。就連一貫仇視蘇聯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公開聲明支持蘇聯。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加、澳、印等26個反法西斯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告:(1)每一政府保證運用軍事和經濟的全部資源,以對抗三國同盟成員國及其僕從國家;(2)每一政府保證與本宣言簽訂國政府合作,不與敵國締結單獨的停戰協定及和約。宣言還聲明歡迎「現在或可能將在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中為同盟國給予物資援助和貢獻的其他國家」加入該宣言。嗣後有21個國家陸續加入。宣言的簽署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正式形成。以後,「聯合國家」在政治上互相協商,在軍事上互相配合,在物資上互相支援,對加速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並為戰後「聯合國」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完全融為了一體。美國對擁有中國這樣一個盟友感到非常的慶幸。1942年春,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其兒子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那麼就會有很多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在近東會師,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羅斯福在給中國的電報中寫道:「貴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的民族的最高讚譽。」 
  ◆ 大轉折 
  1942年6月3日至6月5日,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中擊沉日本4艘航空母艦,1艘巡洋艦,擊落332架飛機,日本聯合艦隊遭到重創。此戰是太平洋戰場轉折的開始,日軍從此逐漸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開始節節敗退。從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美國對日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在軍事上戰勝日本。 
  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蘇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消滅德軍150萬人,迫使德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法西斯國家一旦轉入戰略防禦,其命運就即將完結,因為這種國家的政治生命和軍事生命,是完全建立在進攻上面的。斯大林格勒會戰不僅是蘇德戰場的轉折點,也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要求德、日無條件投降的主張。 
  1943年5月,走投無路的25萬德意軍隊在突尼斯向美英盟軍投降,北非戰事結束。 
  同年7月10日,美英軍隊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登陸。意大利歷經幾個戰場的失敗,主力部隊喪失殆盡,國內經濟崩潰,民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7月24日,法西斯最高委員會開會通過決議要求恢復憲制,由國王執掌軍隊指揮權。翌日,國王召見首相墨索里尼,命令其辭職。不久,憲兵監禁了墨索里尼。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同美英簽訂無條件投降的停戰協定。10月13日,意大利正式退出法西斯集團並宣佈對德作戰,法西斯集團正式開始瓦解。 
  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順利發展,為了協調作戰行動並商討戰後事宜,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舉行第一次開羅會議,並於12月1日發表了《開羅宣言》。宣言指出:「三國之宗旨,在於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於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決定在合適時間,使朝鮮自由獨立」。三國聲明「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羅斯福還在會上答應讓中國成為「四強之一」,使中國獲得「大國地位」。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德黑蘭會議並發表了《德黑蘭宣言》,表示「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戰後和平時期,都將共同協作;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全心全意抱著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壓制的真忱」。1943年12月4日至6日,羅斯福和丘吉爾再次在開羅會晤,決定1944年實施在法國登陸,向德國進攻的政策。1944年6月6日凌晨,美英軍隊在諾曼底登陸,開闢了蘇聯一再要求的歐洲第二戰場。   
  1.40年代,亞細亞(4)   
  為了盡快結束戰爭,規劃戰後世界秩序,1945年2月4日至1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克里米亞舉行了雅爾塔會議。會議在討論對日作戰問題時,據美國聯合參謀部當時的估計,美軍需要付出100萬人員傷亡和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打敗日本,因此,羅斯福希望滿足蘇聯在遠東的部分要求,以換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三國共同簽署的《關於日本的協定》規定:「蘇、美、英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2個月或3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是:(1)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2)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由蘇中合辦公司共同經營,須保證蘇聯的優越權利和中國對滿洲的全部主權;千島群島交給蘇聯。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政府根據美國政府的要求,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條件。 
  面對蘇美英盟軍的強大攻勢,德軍節節敗退。1945年4月,羅斯福病逝後,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這時,德國的崩潰指日可待,日本也敗局已定。隨著共同的敵人行將被消滅,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國開始對本國在戰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給予更多的考慮。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美、英之間並不牢固的聯盟開始出現裂痕。 
  杜魯門總統認識到,蘇聯是其稱霸的障礙而不是合作的對象,遂一改羅斯福生前與蘇聯協調和合作的做法,開始對蘇採取冷淡和強硬的態度。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遠東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對日政策,便圍繞著如何最大限度地排除蘇聯在遠東的影響開始發生變化。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副國務卿格魯向杜魯門建議發佈由美國保證「允許保存日本天皇為國家元首」,以換取日本向美國投降的勸降文告,杜魯門譽之為「真知灼見」。5月29日,格魯讓日本作「軍事的無條件投降」而「不是作否定君主制的無條件投降」的意見在國防部會議上被陸軍部長、海軍部長採納。在美國看來,將「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更改為「日本武裝力量的無條件投降」,這樣既避免了對日本本土進行傷亡巨大的地面進攻,同時也就排除了蘇聯因參加這一進攻而分享對日勝利果實的可能。於是,美國為達到在蘇聯出兵前而使日本投降的目的,一方面加強對日本本土的海空轟炸,以戰迫降;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對日本進行勸降,並準備發表公開的對日勸降文告。 
  1945年4月30日,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畏罪自殺。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國戰敗投降,歐洲戰爭結束。 
  日本法西斯在遠東負隅頑抗的同時,也已開始醞釀媾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分享戰爭勝利果實,如何安排戰後格局,成為蘇、美、英共同關注的問題。 
  為了研究處置德國的問題,商討對日本作戰和解決歐洲其他問題,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後為新任首相艾德禮)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舉行二次大戰期間第三次首腦會議。會議期間三國首腦討論並通過一項決議,即《波茨坦公告》。由於蘇聯當時尚未對日宣戰,此項公告以中、美、英三國政府名義,於7月26日正式發表。中國政府雖無代表參加討論,但在公告簽字發表前,美英兩國曾徵得了中國政府的同意。蘇聯對日宣戰後,也在公告上正式簽字。公告宣佈:盟國對日作戰將繼續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為止;日本軍隊必須立即無條件投降;實施《開羅宣言》的條件,把日本侵佔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中國;日本軍隊完全解除武裝,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剷除;日本戰犯交付審判;永遠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礙;不許日本保有可用於重新武裝的軍事工業。《波茨坦公告》實際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對日本法西斯政府發出的一份敦促投降書。 
  《波茨坦公告》發表後,當時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在軍部頭目的強硬要求下發表聲明說:「政府認為(公告)並無任何重大價值,只有對它『默殺』而已。」美國為了徹底摧毀日本頑抗到底的信心,獨享勝利果實,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剛剛製成的兩顆原子彈,兩座城市頓成一片廢墟,居民死傷無數。而蘇聯為了保障本國在東亞的利益,從1945年2月開始,即已著手準備對日作戰,從歐洲戰場秘密抽調75萬軍隊到遠東地區,使該地區的蘇軍兵力增至158萬餘人。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翌日零時,蘇軍在4 000多公里長的戰線上對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全線進攻。 
  ◆ 日本投降,接受東京審判 
  日本統治集團在走投無路之下,連日開會研究如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問題。東鄉茂德外相主張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海相米內光政則頑固堅持附加四個條件:(1)保證維護國體;(2)戰犯由日本自行處理;(3)自主地解除武裝;(4)避免盟軍佔領日本本土。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由天皇「聖斷」:採取東鄉的以「維護國體」為前提接受公告的方案。1945年8月10日,窮途末路的日本政府通過瑞士臨時代辦格拉斯利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發出了乞降書,宣佈「日本政府準備接受美、英、中三國政府領袖於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發表的,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的《聯合公告》所列舉的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公告並不包含任何有損天皇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之特權的要求。」   
  1.40年代,亞細亞(5)   
  當日,美國政府就收到了日本的乞降書。杜魯門總統當即召集國務卿、陸海軍部長等進行討論,鑒於如果盟軍不答應日本要求保存天皇制的惟一投降條件,日本的好戰派軍國主義分子必然竭盡全力死戰到底,將導致如下三項不利後果:(1)美軍將再付出10萬~20萬人的生命代價才能攻佔其本土;(2)美軍佔領日本後,也許會在較長時期遭受軍事襲擊,難以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政府;(3)如果戰爭繼續下去,蘇聯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勝利很快會發展到整個朝鮮半島直至日本本土,戰後的日本將由美國和蘇聯共同佔領,這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經過反覆權衡,美國政府最終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製作為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條件。 
  1945年8月12日,日本收到美國代表盟國做出的接受日本投降的答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發佈《終戰詔書》,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降書要點如下: 
  一、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中國投降」。 
  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中國無條件投降。 
  四、立即命令所有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中國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及其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機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中國代表所指定之部隊及政府機關代表接收。 
  六、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同盟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中國之節制,並接受中國及其代表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降書所列各款及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及士兵,均須負完全履行此項命令之責。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任何人,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和中國政府及其代表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事宜,各級負責官長及違反命令者願受懲罰。 
  德、意、日法西斯發動的戰爭給全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為了懲處犯罪分子的滔天罪行,早在1943年10月,美國、英國、中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就成立了罪犯調查委員會,籌備戰後審判。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在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曾宣告:「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這是一份確定日本的侵略罪行及戰後處理日本問題的重要國際文件,也是戰後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早的法律依據。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鄭重宣告:「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吾人堅持非將濫不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第六條),「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第十條)1945年12月16日,蘇聯、美國、英國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實日本投降書各主要條款,並要求駐日盟軍最高統帥必須貫徹《波茨坦公告》,嚴懲日本戰犯。對日本戰犯的「歷史清算」最終在東京審判中得以實現。 
  「東京審判」的正式名稱是「遠東國際軍事審判」。1946年1月19日,經盟國授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設立,同時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指出法庭有權審判犯有反和平罪、普通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日本甲級戰犯。經過同盟國的多邊磋商,一致同意組成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等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和檢察官由這11國各派一位,庭長是澳大利亞人衛勃爵士,檢察長為美國律師季南。審判對象是28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甲級戰犯,他們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阪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武籐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貞夫、平沼騏一郎、重光葵、木戶幸一、大島浩、東鄉茂德、橋本欣五郎、島田繁太郎、賀屋興宣、南次郎、梅津美治郎、□俊六、小磯國昭、星野直樹、鈴木貞一、佐滕賢了、岡敬純、白鳥敏夫、松岡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 
  在世界歷史上,組成國際法庭審判戰犯,這是規模最大、審判時間最長的一次。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至1948年11月12日結束,歷時兩年半。在審判期間,共開庭818次,先後有11名法官、88名檢察官和90餘名辯護律師出席審判,審判記錄竟達48 412頁;又有419人出庭作證,779人書面作證,受理證據4 336件,判決書長達1 212頁。加上翻譯人員、採訪法庭消息的記者和衛兵,法庭全部人員已超過1 000人。   
  1.40年代,亞細亞(6)   
  通過慎重選擇,中國政府指派學識淵博、人品高尚、時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法學家梅汝璈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代表受害的4億多中國人民赴任東京,「在侵略者的國度對侵略者實行正義的審判」。 
  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宣佈,確認日本有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及對蘇聯、美國、英國與其他盟國進行類似戰爭之罪。認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日本是中日戰爭中的侵略者。判決書以最大的篇幅敘述了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在國際法的高度上確定了日本侵華的種種罪行。 
  但令人遺憾的是,審判中,美國政府極力操縱法庭,並根據自己全球戰略的需要,在審判前後操縱了執行和檢察大權,不僅將裕仁天皇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而且基於冷戰需要,還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實行了大赦。以甲級戰犯嫌疑犯逮捕的108人中,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只判處了東條英機等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其餘戰犯分別於1949年底和1950年初便全部釋放了。被整肅的21萬法西斯軍國主義軍政人員中,到1951年,除5700人之外,也全部被解除。這樣,為戰後多屆日本政府拒絕正視那段侵略歷史留下後患。 
  ◆ 美國對亞洲重新洗牌 
  其實,美國早在1944年就確定了單獨佔領日本的方針。美國總統杜魯門說:「對日本的佔領不能重蹈德國的覆轍。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劃分佔領區。不容許蘇聯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因而杜魯門於1945年8月13日任命麥克阿瑟為駐日盟軍最高總司令,負責對日軍事佔領和日本的重建工作,並且斷然拒絕了蘇聯提出的由美、蘇分任佔領區總司令的要求。 
  8月1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佈了《一般命令第一號》,劃分日軍向盟國投降的各受降區域。其中日本本土及鄰近各島嶼、北緯38度以南的朝鮮、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日本軍隊向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官投降。這樣,美國在戰爭一結束就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美國對日本的單獨佔領,遭到了蘇聯的強烈譴責和英國的不滿,盟國間的分裂日益擴大。為了使對日佔領在形式上帶有盟國標記,美國最終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同意建立兩個盟國機構:在華盛頓設立「遠東委員會」,由美、英、中、蘇、荷、法、澳、加、印(度)、菲、新(西蘭)等11國代表組成;在東京設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由美、英、中、蘇、澳、新(西蘭)、印(度)等7國代表組成。但是,兩個委員會的決定均須通過美國政府和佔領軍總司令部去執行,因此美國對日政策的決定權並未受到掣肘,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局面並未改變。 
  同時,美國為了維護其遠東利益並支持蔣介石反共抗蘇,曾邀請蔣介石派兵參加對日的駐軍。急於揚眉吐氣的中國國民政府表現還算積極,立即派出以朱世明為團長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率先赴日熟悉情況。1945年8月28日,美軍先遣部隊到達厚木機場。30日,麥克阿瑟乘巴丹號軍用飛機抵達日本,開始實施對日佔領,到10月初大致完成。 
  在佔領日本以後,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共同制訂了佔領日本的基本政策,明確指出對日佔領的最終目的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並要把日本政府建成「一個以支持美國為目的的、負責任的政府」,同時指出「考慮到日本社會的現狀和美國希望以最少的人力、物力來達到上述目的的願望,佔領軍將通過日本政府機構和制度行使自己的權力」。「佔領軍應由美國任命的最高統帥指揮」,「如果主要盟國之間發生意見分歧,美國的政策應居主導地位」。 
  1945年10月,美國致中國國民政府公文,約定中國派一支5萬人的軍隊協助盟國佔領日本,並希望派遣由參加過印緬遠征作戰的孫立人的新軍去。然而,當時蔣介石正指揮國民黨軍隊忙於搶佔抗戰的勝利果實,已經把最精銳的新一軍派往東北,根本沒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國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 000人的部隊象徵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國一再要求中國至少派遣一個師。最終,蔣介石決定由曾在河內擔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務的榮譽一師和榮譽二師合編成的六十七師前往。 
  1946年2月,整編後的六十七師立即被海運至上海江灣駐紮,等待坐飛機運至日本。在此期間,該師進行了嚴格整訓,淘汰了老、弱、矮、醜的官兵,並從其他部隊中選調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學文化程度以上的兵員進行補充。整訓待命期間,部隊特別進行了軍容儀表和國際交往禮節的課目訓練,連以上軍官甚至還進行吃西餐和跳交誼舞方面的訓練。整個部隊忙得不亦樂乎。 
  1946年6月初,國民政府國防部發佈命令:佔領軍先遣隊正式進駐日本,先遣隊由從日本回國述職的「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率領。出國之後,國內各新聞機構都作了熱烈的宣傳報道,《大公報》、《新聞報》、《中華時報》、《自由中國》等均熱情地報道了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揚眉吐氣的歷史事件。 
  但就在中國駐日佔領軍大部隊正在準備進駐日本的時候,蔣介石也開始為發動全面內戰做準備。1946年6月18日,蔣介石發佈密令,電告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命他調集部隊圍殲李先念部。6月26日,劉峙統率30萬大軍,向宣化店地區的中共軍隊發起進攻,點燃了中國全面內戰的戰火。   
  1.40年代,亞細亞(7)   
  與此同時,駐日先遣隊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只等六十七師啟程來日本。隨後朱世明電告南京政府,請調「中國駐日佔領軍」正式出發進駐日本。 
  但是自電報發出之後,國民政府撥給駐日佔領軍的後勤物資遲遲不能到位,這令朱世明焦急萬分,經確證才知道這些物資早已分發至反共戰場上。幾天後,朱世明突然接到國民政府來電,要先遣人員立即全部返回,投入到反共的戰場當中。 
  據當時的重慶《東南日報》記者趙浩生回憶,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其駐日軍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在戰敗後的日本享有各種特權。可惜的是,作為戰勝國最重要體現的中國軍隊沒有進入日本,而英國所派軍隊也不過3 000人,這就使得盟國對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懾力和強制力,而且使得後來中國要求日本反思戰爭罪行的願望沒有實現,東亞局勢更加搖擺不定。 
  就在中國陷入全面內戰的同時,朝鮮半島也處於南北政治對立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朝鮮半島終於從殖民地中解脫出來了。這一天被朝鮮人民認為是從1910年開始持續了35年的日本的黑暗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重獲光明之日」,因此稱為「光復」或「解放」。 
  迎來解放後,朝鮮人民期望社會安定,重新建立國家。剛一解放,全國各地就成立了名為「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的組織。參與這個組織的人們擔負治安和行政等工作,目的是使社會安定。各地區的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支部後來改名為「人民委員會」。 
  但是,對於應該將新誕生的朝鮮建立成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朝鮮人因受美蘇兩國的不同影響而分歧很大。佔領朝鮮南部的美軍不承認人民委員會等朝鮮人自己成立的自治行政組織,希望朝鮮重新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新政權。相反,蘇聯認可人民委員會,同時支持成立共產黨政權。於是朝鮮出現了持續的政治對立局面,期間還發生因南北之爭而導致的濟洲島起義。 
  結果,在獲得解放整三年後的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鮮成立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大韓民國,北朝鮮於9月成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半島最終沒能建立統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這為日後朝鮮戰爭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 「冷戰」 
  二戰一結束,為爭奪世界霸權,特別是各國在東亞的利益,美英和蘇聯長期潛伏的矛盾與鬥爭開始日益激化。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國作私人訪問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來到杜魯門家鄉密蘇里州富爾頓鎮名不見經傳的威斯敏斯特學院,作了一次題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講,這就是戰後歷史上著名的「富爾頓演說」。富爾頓演說揭開了「冷戰」的序幕,標誌著戰時的盟友已成為彼此激烈競爭和對抗的對手。所謂「冷戰」,是指雖然沒有實際的戰爭,卻呈現出嚴重對立的緊張狀態。 
  演說中,英國首相丘吉爾針對戰後美蘇之間出現的緊張局勢,發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維美國「此刻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峰」,「擁有最大的力量」,「對未來負有令人敬畏的責任」,建議「英語世界」和「英語民族的聯合」,建立「以英聯邦與帝國為一方和以美利堅合眾國為另一方的特殊關係」。他隨即又把話鋒一轉,聲稱:「不久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籠罩上了陰影」,「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亞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後面,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丘吉爾的演講實際上是呼籲美英建立反共軍事同盟,以對付以蘇聯為首的「鐵幕」後的國家。丘吉爾的直言不諱說出了杜魯門一直憋在心裡,想說而又不敢說和不便說的話。 
  到了1947年,蘇美之間的摩擦更為頻繁,鬥爭更為激烈。美蘇對立已發展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相對立的局面。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對國會提出的咨文中論述了美國的對外方針,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創造各種條件,以使我們和其他國家能夠促成一種不受強制行徑支配的生活方式……」他攻擊蘇聯和東歐國家是「極權政體」,要求世界人民在所謂「自由」和「極權」兩種生活方式中進行選擇。這就是戰後歷史上著名的「杜魯門主義」。「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標誌著美國政府把「遏制」蘇聯的「冷戰」正式作為國策,吹響了東西方冷戰的號角。 
  隨著「冷戰」局勢的形成和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關係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是擴展到世界規模的冷戰給東亞各國及國際關係都帶來了重大影響,東亞仍持續地動盪不安。由於中國國民黨政府日益衰敗,美國要在亞洲保持軍事力量,只有把日本抓在手中。於是戰敗國日本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兩大集團鬥爭的前沿地區。為了使日本能對共產主義「發揮防浪堤的作用」,在1947年底,美國開始重新估價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修訂對日政策。   
  1.40年代,亞細亞(8)   
  二戰剛結束時,為了消除蘇聯染指戰後日本體制的威脅、抑制日本國內共產黨勢力的增長和滲透,美國對日本實行限制和削弱政策,強制性地改變了日本的戰前體制,實行了「民主化」改革,以求達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尤其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引起了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大仇視和恐慌。為阻止共產主義浪潮的擴展,美國迅速改變了對日政策,轉向扶日反共,並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賠款,這對日本戰後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崛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50年元旦,麥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強調,日本的新憲法並不否定日本的自衛權,這是為美國重新武裝日本製造輿論。 
  由此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並沒有立即來到東亞;相反,對立關係卻不斷加深。日益加深的冷戰體制和南北朝鮮的對立將朝鮮半島推向不斷衝突,最終導致了朝鮮戰爭(1950~1953年)的爆發。以朝鮮戰爭為發端,東亞的冷戰與對立更加激烈了。朝鮮戰爭並非局限於朝鮮半島,給中國和日本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國就參加的戰爭,也有很多的犧牲者,其中包括很多東北的朝鮮族人。另外,戰爭使得海峽兩岸的對立關係進一步尖銳化。 
  戰爭對日本的影響呈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因向美軍提供軍需,日本的經濟受到刺激,擺脫了不景氣狀況。有人將這種現象稱為「朝鮮特需」。其次,在朝鮮戰爭爆發13天後,麥克阿瑟便以加強日本防禦為借口,命令日本政府新建一支擁有75 000人的被稱為警察預備隊的軍隊。到1952年,警察預備隊擴充到11萬人。二戰後,日本前侵略軍的編制被保留最完整的日本海軍,改頭換面以「海上保安廳」的名義恢復編製,成員為8 000人,並在海上保安廳下成立海上警備隊。隨後,又把海上警備隊和警察預備隊統一起來,設立了保安廳。這樣,到1954年,日本通過《防衛廳組織法》和《自衛隊法》,將保安廳改為防衛廳,建立起了陸、海、空三軍組成的自衛隊,日本終於得以重新武裝。 
  雖然,客觀地講,美國對日本的重新武裝,其直接目的並不是復活日本的軍國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確實使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得到了極大的心理安慰。這是因為:在輿論上,朝鮮戰爭的目的,與日本在亞洲「反共防共」的一貫政策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打著「反共」的旗號發動的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這也就是戰後50年來日本始終否認侵略,不肯悔罪的重要原因。 
  ◆ 美日媾和 
  基於冷戰的需要,美國企圖把中國和蘇聯排除在外,實現與日本的單獨媾和,而日本政府也表示了迎合這一企圖的意向。1950年9月,杜魯門將對日媾和的「七原則」送交遠東委員會各成員國,其中明確表示了媾和實現後美軍仍將留在日本的意圖。1951年元旦,麥克阿瑟在新年致詞中強調,應早日實現媾和。1月25日,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為媾和的預備性交涉訪問了日本。同年6月,杜勒斯又赴倫敦同英國政府會談,並於7月12日公佈了《美英聯合對日和約草案》。7月20日,美國通知各有關國家:於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 
  然而,根據《波茨坦公告》等國際協議,對日和約應由有關國家共同商討制訂。在1945年12月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也確定了美、蘇、中、英四國一致對日進行全面簽訂和約的方針。因此,美國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有關國家的強烈不滿。1950年8月,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強調沒有中國參加的對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1951年2月在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也反對單獨對日簽約。同時,日本國內各界人士也對此表示抗議。 
  但是,所有這些均未能改變美國的既定方針。1951年9月4日,對日和會在舊金山如期召開,包括日本在內的52個國家受到邀請。但是,中國、朝鮮、韓國、蒙古、越南被排斥在外,印度、緬甸、南斯拉夫因反對美國的方案而拒絕出席。9月8日,除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外,49個國家的代表在對日和約上簽了字。這個沒有中國、蘇聯等主要對日交戰國簽字的和約,由前言和27條正文組成,主要內容是: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島、千島群島、庫頁島南部以及附近島嶼的權利;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通過聯合國交美國「托管」;盟國可與日本締結雙邊協定,在日本駐軍;放棄對日賠償要求;承認日本對其領土、領海的主權;日本可自願加入集體安全協定,等等。同一天,日美兩國代表又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承認美國在日本有駐兵權,日本對此負有合作的義務等。這個條約以日美不平等的軍事同盟為內容,確定了日本和美國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從屬關係。在上述兩個條約簽訂後,盟軍總司令部宣佈結束對日佔領並自行解散,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也隨之宣告撤銷。這象徵著日本已重新回到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際社會,但與中國及韓國的關係並沒有改善。 
  舊金山和會的召開,正處在朝鮮戰爭打成僵持、兩大陣營關係緊張到了極點的時刻,也正是一手包攬對日和約起草工作的美國最需要日本,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討價還價優勢的時刻。可以設想,在二戰後的冷戰氣氛下,急於把日本納入自己戰略軌道的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是怎樣地寬容。   
  1.40年代,亞細亞(9)   
  首先,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戰中歷時最長、貢獻最大、損失最重的中國被排斥在和會之外。至於日本應該怎樣和中國締結和約,美國主張日本應在會外與中國單獨締約,並強調「應由日本去決定」。這種把中國排除在對日和約談判之外的做法,使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失去了主動權。隨後,日本一方面緊緊跟隨美國長期奉行的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把對中國的侵略和戰敗國的地位拋到了腦後;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待價而沽。台灣當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大作讓步。在這樣情況下,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和約單方面廢止了拆遷軍工設施用於戰爭賠款的賠償計劃,只規定以日本的製造能力和技術服務等方式對東南亞幾個國家作賠償。二戰後,拆遷日本的軍事工業作為戰爭賠償,其意義並不僅僅是為了剷除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進行應有的懲處。日本應該對其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付出應有的經濟代價。只有這樣,日本才能吸取歷史的教訓。然而,不幸的是,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由此而導致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在經濟上迅速強大起來。一方面日本大發戰爭財,其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另一方面,對日作戰的主要國家基於不同的原因,先後放棄了對日戰爭賠款的要求,使日本在沒有履行其在物質上和道義上對被其侵略的國家進行賠償的情況下,就迅速地走上了經濟復興的道路。沒有受到對其軍國主義的懲罰,日本不可能對它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進行真正深刻地反省;經濟上的迅速強大,無疑也刺激著日本一部分人的軍國主義野心。 
  最後,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亞洲國家所特別關心的,是怎樣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然而這些問題在和約中根本沒有提及,怎樣「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約所關心的中心問題。美國對日本像對自己人一樣一手保護起來,規定日本有「單獨和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並得以自願加入集體安全協定」。據此,在舊金山會議上與和約同時出籠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建立了跨太平洋的、以美日軍事同盟為軸心的「舊金山體制」,從此日本成為了美國在亞洲的永久性的軍事基地。美日同盟所要對付的最直接的「威脅」和「假想敵」就是中國。 
  可見,「冷戰」給戰後的東亞帶來了極大的影響,迄今為止仍突出地表現在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和中國的台灣問題上。而美國從其本國的私利出發,在日本投降前後截然不同的對日政策是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右翼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這為日本否定歷史提供了口實,從而使原本就缺乏相互信任的東亞局勢雪上加霜。   
  2.戰後日本(1)   
  戰爭是把損人又損己的雙刃劍,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給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而且使本國國民在戰爭中也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 戰爭是把雙刃劍 
  戰後的日本蒼涼凋敝,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據統計,由於戰爭,日本35%的國家財富受損,陣亡和因災難致死者達350萬人,另有67萬人負傷或下落不明。全國除盟國刻意避免轟炸而倖存下來的京都、奈良等個別文化古城外,其餘100多個城市均遭受美軍飛機的轟炸,約20%的房屋被毀,236.2萬戶居民受災,900多萬人流離失所。 
  1946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戰前的62%,工礦業生產只相當於戰前的31%。在農業方面,1945年,大米產量較常年減少了1/3。在財政金融方面,戰時日本政府為籌措經費發行了大量赤字公債。1945年底,日本的累積公債餘額高達1 439.7億日元。戰後,為了彌補公債發行的缺口和龐大的財政開支,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貨幣。由於貨幣的過量投放,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半年之間,日銀券的發行量,由303億日元增至615億日元,增發了1倍,物價也就隨著漲了2倍以上,萬物齊騰。特別是日本當時處在美國佔領之下,美國大軍建立了幾百處軍事基地,佔據了十幾萬公頃土地,形成國中之國。而美國大兵又常常以戰勝者自居,為非作歹,使日本人民掙扎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線上。 
  事實上,日本國民為戰爭付出代價早從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因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在犧牲國民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的。在將近15年的戰爭年代裡,日本普通民眾的生活因為戰爭而淒苦不堪。日本政府為了把戰爭逐漸擴大到亞洲太平洋地域,大力擴充軍需產業和推進經濟軍事化。1938年4月頒布的《國家總動員法》,把國內一切經濟活動和民眾生活都納入國家統治的領域,把國民也投入到戰爭中。 
  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一切為了戰爭」的口號下:軍需工廠的工人都被徵入軍隊上了戰場,技術學校的畢業生以及日本非軍工企業的工人被強制從事軍需產業,未婚女性和學生不論同意與否也被動員去了軍需工廠。到了戰爭後期,中學以上的學校幾乎就不再授課了。儘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足,還要從朝鮮和中國強擄勞工補充。一旦需要就能轉為正式軍人的預備役軍人在日本被稱為在鄉軍人,他們被組織到在鄉軍人會裡面,在軍隊的指導下從事各項敦促國民協助戰爭的事業,還指導學校的軍事訓練等。當時的日本從小學生到現役兵,從學齡兒童到45歲的男子,都被軍隊組織了起來,隨時準備上戰場。 
  「九一八事變」開始時,日本的現役軍人只有3l萬,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現役軍人的數量不斷增加,到戰敗的1945年,已達到719萬人。戰爭末期,日本的徵兵年齡從19歲一直到45歲,數十萬大學生也成了士兵。儘管如此,兵源仍然不足,所以在日本鐵蹄下的朝鮮、台灣地區也實行了徵兵制。朝鮮和中國台灣的年輕人作為「日本兵」被源源不斷地送上前線。 
  戰爭進行到1940年以後,日本國民的食物、日用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幾乎都實行配給制度。隨著戰局的惡化,配給量也逐漸減少了。這樣一來,國民離開配給,連生活都維持不下去。所以,整個日本糧食缺乏,國民營養不足的極度貧困狀態是一天比一天嚴重。 
  ◆ 戰略轟炸 
  日本法西斯不斷擴大侵略戰爭的結果是遭到了同盟國軍隊更加堅決的反擊。為了狠狠打擊日本法西斯的囂張氣焰,把戰火引向侵略者的巢穴,1942年4月18日,美國杜立特中校率領由16架B25型戰鬥機組成的轟炸機編隊,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轟炸東京、名古屋和神戶等城市,沉重地衝擊了日本國民的心理,揭開了盟國轟炸日本本土的序幕。 
  1944年夏,美國軍隊全殲了關島和塞班島等馬利亞納諸島上的日軍,並以此為基地,出動B29轟炸機的大編隊對日本全土進行了戰略轟炸,空襲的首要目標是飛機工廠等軍事設施。 
  進入1945年,盟軍開始對日本城市實施無差別轟炸,普通市民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傷害。1945年3月9日,美軍出動234架B29型機對東京實行全面轟炸,共投放燃燒彈1 667噸,使l/4的地區燃起大火。以後又對神戶、名古屋、橫濱、大阪等全國150個城市實行空襲。日本政府為了保存所謂的「實力」,被迫決定將城市裡的小學生轉移到農村,稱「學童疏散」。小學3年級(後來是2年級)到6年級的學生離開親人,以學校為單位集中住在各地的旅館或寺廟中。 
  1945年3月9日夜到次日晨,東京下町(今墨田區、江東區)地域刮起開春以來最強的風,而334架B29轟炸機恰值此時飛來投擲燃燒彈,進行無差別的地毯式轟炸,前後進行了兩個小時。所謂地毯式轟炸,就是像鋪設地毯那樣將這些地域全部炸毀。先是對轟炸地域進行圈定轟炸,使人無法逃脫,然後向中間地區投擲燃燒彈。那時剛好遇上強風,下町一帶化成一片火海。兩小時中約有10萬人死去,約100萬房屋被毀,受傷者不計其數。 
  1945年3月26日,美軍攻佔硫黃島,為戰略空襲日本本土開闢了中繼基地。從此,日本本土處於美國飛機的經常襲擊之下。6月17日至8月14日,美機對日本58個城市投下8.5萬噸燃燒彈;向日本煉油廠和油庫投下9 100噸炸彈,使日本石油儲存的l/7被炸毀,煉油能力下降80%。美軍的轟炸打擊了日本軍民的士氣,折損了日本的軍工業生產能力。1945年春夏,美軍在日本本土島嶼周圍佈雷,試圖對日本實施封鎖。日本的海上交通一時陷於停頓,下關海峽、名古屋、橫濱、東京和鹽釜等港口先後被封鎖。   
  2.戰後日本(2)   
  在盟國的沉重打擊下,日軍節節敗退,日本逐漸喪失制海權和制空權。日本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打擊:在工業方面,由於空襲、原料不足和疏散工廠等原因造成日本的鋼鐵、煉鋁、石油、飛機、化學武器等生產急劇下降,已不再具備與美國抗衡的實力。在農業方面糧食嚴重不足,海上供應線路斷絕,糧荒問題加劇,魚類供應銳減。在人民生活方面:絕大多數城市的居民皆因房屋毀於空襲而無家可歸,被動員和徵調到軍需工廠勞動的工人不能進行正常的生產;物資匱乏和大量的軍費開支,又加重了通貨膨脹。戰爭末期與侵華初期相比,日本中央銀行券的流通額增加了24倍以上,零售物價平均上漲一倍半,黑市物價平均上漲約29倍,人民生活遭到了全面破壞。 
  一位日本老人至今對那段噩夢般的日子還記憶猶新:「餓著肚子的我啃著寶貝般的麵包,麵包已經發了霉,便把霉除掉吃下去。到了1944年,大米就根本搞不到手了,1945年……簡直連看也看不到。」 
  可是,那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卻還提出「奢侈是大敵」,「打消慾望,戰鬥到勝利」等口號,號召人們縮衣節食,支援戰爭。1944年同1941年相比,工業生產總指數下降近一半,農業生產下降了l/5;然而同時期的軍費開支卻增加了2倍多,1945年,在日本財政年度預算中,軍費開支竟佔預算支出的85%。由於消費工業品和農產品不斷減少,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11~60歲的人每天只能領取330克糧食,而工人工作時間卻長達每天15~16個小時。1945年起,日本的戰時經濟開始全面崩潰,軍需品產量也急劇下降。 
  ◆ 原子彈之痛 
  隨著日本經濟的全面崩潰,日本失敗的跡像已經越來越明顯。 
  1945年3月23日,美軍開始炮轟沖繩島。沖繩島是南北長120公里的小島,美國軍隊用1 500艘艦艇包圍了島嶼,投入了包括18萬戰鬥部隊在內的共54萬人。而日本的軍隊,包括在當地徵集的輔助兵才11萬人。 
  儘管雙方兵力懸殊,但是沖繩之戰卻持續了3個月之久。1945年4月1日,美軍在沖繩島中部海岸登陸,直到6月23日,日軍有組織的戰鬥才結束。由於沖繩島的中南部有許多石灰岩構成的鐘乳洞,日軍以那些洞為依托,同時又挖掘了新的地下陣地。 
  日本軍隊為什麼要在沖繩之戰中進行「持久戰」呢?當時,日本政府和軍部本來是準備與美軍在本土進行決戰的,但是由於需要時間,準備不充分,所以就在沖繩進行持久戰拖延時間,以進行「本土決戰」的準備。這樣一來,就把全沖繩的居民都捲入到戰爭中。當時,沖繩的居民中,每4人就有1人戰死,而且平民的死亡數多於軍人。 
  據沖繩縣的資料記載,在沖繩戰中的死亡人數總共20萬。美軍死亡1.25萬人,日軍約9.4萬人,而平民的死亡人數也是9.4萬人。但死亡的平民,並不全部死在同美國軍隊的戰鬥中,有因被懷疑是間諜而被殺的,有躲在戰壕裡被軍隊趕出來而死亡的,還有許多是在日本軍隊要求的「軍民共死」的原則下被迫「集體自殺」的。 
  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區試爆成功,其威力相當於2萬噸TNT。由於日本拒絕接受中、美、英三國於7月26日發表的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國分別向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人類世界最初的原子彈。美國急於把剛剛開發出來的原子彈投下來,是要盡早讓日本投降,以便在戰後比蘇聯擁有更重的談判籌碼,但是原子彈給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 
  當原子彈在距離地面500~600米的上空爆炸後,在爆炸中心,頃刻間就「產生了強於太陽3 000倍的光線」,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球。接近爆炸中心的人們連骨骼都被燒盡了,就連三四公里外的人也被嚴重灼傷。原子彈爆炸後炸彈上方的空氣變熱上升,下方冷空氣流入又使其不斷膨脹,掀起可怕的衝擊波。從爆炸中心到周圍0.5公里的地方,衝擊波的速度為每秒280米;到2.6公里的地方衝擊波也為每秒36米,能把人吹到空中,再摔到地上;就是距離7公里遠的房屋玻璃也有被震碎的。由此引起的風暴性大火使超過20平方公里的地方差不多都變為熔渣。 
  一位在爆炸中逃生的日本母親的話,也許會讓許多人對這場災難有更深刻的認識:「隨著強烈的閃光,房子開始稀里嘩啦晃動,我不顧一切地向外跑,在外面抱起兩個正在玩耍的孩子,當時就驚得縮成一團。突然,從沙塵瀰漫、坍塌的房子裡傳出大女兒『媽媽、媽媽』的哭喊聲,我便順著聲音扒瓦塊、拽木板、挪開粗大的木頭,沒有人幫助,也沒有任何工具,大女兒喊著『痛呀!熱呀!』漸漸聲音變弱,火屑傾注下來,把壓在女兒身上的木材點燃。在濃濃的黑煙和灼熱的火焰中,我丟下一句話『好孩子,挺住!』就跑了出來。『媽媽,熱呀!』直到今天,這個聲音還縈迴在我的耳邊。」 
  但即使僥倖在原子彈爆炸後逃脫了死亡,可怕的原子彈後遺症也會終生困擾那些死裡逃生的人們。因為接受大量的放射線,會引起人們牙齒出血、鼻出血、吐血、下痢、發燒、皮膚呈現紫色斑點、頭髮脫落等症狀,而且還會引起多種致命的併發症。佐佐木禎子2歲時在廣島經受到原子彈的轟炸,當時並沒有受傷,可是到了12歲時突然得了原子彈後遺症之一的白血病。禎子入院後盼望早一天治癒,和同學們一起學習。她聽說疊1 000只紙鶴可以治癒疾病,於是開始疊起紙鶴來。然而,她疊到644只時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從發現病症到病逝僅僅只有9個月的時間。   
  2.戰後日本(3)   
  據不完全統計,原子彈轟炸造成廣島死亡14萬人,長崎死亡7萬人。而受害人不僅有日本人,還有被強制抓來的朝鮮勞工和中國戰俘以及許多國家的人。活著的人因失去親人,陷於痛苦之中無法自拔,還有人因受放射線傷害失明或身體逐漸衰弱,終日憂慮,又不得不活下去。 
  在盟軍的空襲以及原子彈轟炸下,日本的敗局已定。戰敗的日本滿目瘡痍,遍地廢墟。死亡人數有668 315人,其中99.5%是空襲的被害者。建築物的毀壞,以當時幣值計算,竟達4 967 000億日元,占日本國家財富總額的42%。工業部門的損害更加嚴重,日本56種產業的生產設備,僅存水力發電等5種尚具生產能力,其他產業全部破壞無遺。由於舊殖民地的喪失,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無法取得,國民的糧食也告斷炊。因此,工人沒工做,國民沒飯吃,簡直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戰敗地獄圖。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給世界和日本本國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親身經歷過日本侵略戰爭時期的受害人卻越來越少了,為了不使那些悲劇再度發生,每個人,尤其是每個日本人,都應當學習和瞭解過去的歷史。   
  3.再度崛起(1)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世界經濟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莫過於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重失敗後,卻出人意料地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異軍突起,一躍成為當時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國和經濟強國。是什麼促成了日本經濟的輝煌?二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何在? 
  ◆ 美國對日政策轉變 
  縱觀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戰後恢復時期(1945~1955年),在這個時期的10年裡,日本經濟不僅恢復到了戰前水平,而且為下一階段的高速增長做了大量的基礎準備工作;第二,高速增長時期(1956~1970年),這個階段日本經濟年平均實際增長率為10%。第三,穩定增長過渡時期(1971年以後),這一階段平均增長率為4.9%。日本經濟經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除農業增長了1倍多外,其他各項均是跳躍式地發展。日本國民收入在世界各國國民收入的總計中所佔比率,在戰後20年內由3%上升到10%(美國約為30%)。從1968年以來,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美國,躍居第二位。可見,日本的再度崛起在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就已完成。由此不難看出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多麼迅速,而這主要得益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改變。可以說,美國對日政策的改變對日本戰後經濟復興起了決定性作用。由於美國的幫助,日本才把產業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 
  二戰剛結束時,日本經濟已處於極度混亂和疲乏狀態,瀕臨崩潰的邊緣。美國佔領日本的初期,對日採取的是「削弱政策」,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以拆遷設備作為戰爭賠償,如:鋼鐵生產量限制在250萬噸以內,其差額部分———1 100萬噸的設備,要作為戰爭賠償予以拆遷。全國工作母機生產設備的1/2,火力發電廠設備的1/2以及其他優良設備,都要作為賠償加以拆遷。當時,日本用作賠償的工廠達1 100個,相當於平時工業生產能力的30%左右。為了防止日本東山再起,並按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對日本加以改造,以利於美國進行控制,美國對日本進行了以民主、法制為基礎,從上至下的「民主化」改革。這一改革涉及日本社會各個方面。雖然這一切都是按照美國自己的意圖去實施的,帶有某些不徹底的痕跡,但為日本戰後走上和平建設,集中精力抓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改革是1945年11月解散財閥、禁止壟斷的改革。盟軍總司令部下令凍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財閥的資產,並確定56個家族為財閥家族,指定625個公司為「限制公司」。1948年2月,325家企業遭分解,其中三井物產被分解成約200個公司,三菱商事被分解成139個公司。儘管改革進行得並不徹底,但它畢竟剷除了日本財閥的封建統治形式,並使原先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體制變為兩者分離的新體制,引起了一場所謂的「經營者革命」。 
  但是,美國對日本的一系列改革在推行的過程中引起日本國內形勢的很大變化,致使群眾運動不斷高漲,特別是工人和市民的反美情緒不斷加強。美國惟恐日本變成非美國家,加之美、蘇之間以及東、西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美國終於在1946年3月實施了杜魯門主義,即對共產主義實行封鎖政策。於是改變了那種削弱日本資本主義的佔領方針,一方面大幅度地修改與此方針有牴觸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路線,另一方面,開始加強扶植日本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為將來的軍事生產打基礎。為此,美國還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資,如:重油、鐵砂、原煤、糧食等等。 
  1948年12月18日,麥克阿瑟致函吉田茂,傳達了美國政府的「穩定日本經濟九原則」,即(1)壓縮財政開支,盡快實現綜合預算的平衡;(2)加強稅收;(3)嚴格限制融資和貸款;(4)穩定工資;(5)強化和擴大現行的各種管制計劃及實施範圍;(6)加強和改善外貿和外匯管理;(7)改善物資分配製度;(8)增加原料及工業品生產;(9)提高糧食徵購效率。「穩定日本經濟九原則」是美國扶植戰後日本經濟自立起來的基本做法。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正是遵循了這九項原則。 
  ◆ 「重點生產」計劃 
  美國剛剛「改變佔領政策」,日本很快就順應趨勢,制定了一個「重點生產」計劃。該計劃是吉田茂內閣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有澤廣己的「傾斜生產方式」構想而制定的。其主要內容有五:(1)進口的石油,以煤炭和鋼鐵為重點供給部門,優先供給。(2)增產的鋼鐵,集中投入煤炭部門的炭坑設備使用。(3)使用鋼材作為出炭設施後,煤炭部門要努力增產。(4)增產的煤炭,優先提供給鋼鐵部門,促進鋼材的生產。其增產的鋼材,再優先提供給煤炭部門。(5)通過這樣的循環操作,增進鋼鐵和煤炭的大量生產。 
  將增產煤炭和鋼鐵列為經濟政策的重點,主要是由於煤炭和鋼鐵是整個工業復甦的基礎。從1946年煤炭和鋼鐵的生產狀況來看,煤炭礦業,由於戰時坑木的亂掘和炭坑的荒廢,包括戰時強制上工的朝鮮人和中國人在內的熟練礦工,有13.4萬人(約佔全部礦工的34%)都因戰爭結束而離開了礦山。因此,煤炭產業陷於癱瘓狀態,出炭能力極為低下。例如,1945年4月,每一礦工每月出煤8.8噸,到了同年10月,降低到2.2噸。生產總量,也由戰時最高的5 630萬噸(1940年)降為2 230萬噸。煤炭的生產量大降,影響了各種產業的煤炭、鋼材的供給。因此,鋼鐵業只能取得1/5的煤炭供給,其他化學業是1/2,纖維業是1/10,電力業是1/5等。情況非常嚴峻,不但影響整體產業的生產重新開展,而且也促使基礎部門進一步崩潰。   
  3.再度崛起(2)   
  鋼鐵業,鋼材不足的情況也是一樣。這是因為大部分的工廠都停產,1946年的平均作業率為:鋼鐵高爐2.5%、鋼鐵平爐8.2%。工人失業率為44%,在職人員只剩128萬人,其中普通鋼58萬人(終戰時僱用總數的33%),特殊鋼70萬人(67%)。當時鋼鐵的需求量約為200萬噸,生產只能提供47萬噸,亦即只有1/5的市場供應量。最嚴重的是煤炭的供給不足,1946年37座高爐中,只有八幡的3座能夠投入生產。 
  針對以上兩個行業的深刻問題,吉田茂內閣於1946年12月27日,特別通過了《煤炭增產非常對策》和《1946年度第四季度基礎物資需求策略及實施要領》。政府的具體做法有四條:(1)把所有資材的庫存拍賣給業者;(2)指定煤炭、鋼鐵為主要生產資材,禁止黑市買賣,實施配給制;(3)進行庫存調查,全面盤活庫存材料以挽救危機;(4)把1947年度的出炭目標,定為3 000萬噸。 
  「重點生產」計劃實施以後,煤炭和鋼鐵生產迅速恢復,並為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基礎,帶動了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日本的工業生產迅速恢復到戰前的60%;「重點生產」計劃的實施還帶動了電力部門和輸送部門的活力,進而影響了一般產業,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從而使日本經濟擺脫了生產萎縮的危機,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1947年5月底片山內閣成立,把吉田內閣的重點生產作了角度修正,推出食糧增產與出口貿易的振興政策。食糧增產與出口貿易,成為鋼鐵與煤炭業之後的重點生產指定產業,通過出口貿易,以確保資材的進口。這樣,日本經濟在短短的3年內就恢復到接近於戰前水平,並走上了擴大再生產的軌道。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實施了「價差補給」的物價政策和「復興融資」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國援助」,補充了產業政策。所謂「價差補給」,就是為了促進基礎生產,廣泛地採用價格差距的補給金製度。因為當時的消費物質,由於軍需改為民需,形成絕對的生產不足,消費物質的價格高漲,生產財反而跌價。生產物質更由於設備的老朽與破損,生產性普遍降低。為了促進原材料的擴大再生產,才實行了基礎生產物質的補貼金製度。從補貼金額來看,1947年166億日元,1948年536億日元。重點放在鋼鐵與煤炭行業,補助金的比重,約為價格的一半以上。「復興融資」是指復興金融金庫的融資而言,該銀行成立於重點生產方式開始實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銀行業務。兩年之間,日本產業金融的1/4,設備資金融資總額的3/4,都由此金庫融資。煤炭產業約占復興融資總額的36%,475億日元,受到最大的優遇。煤炭產業設備資金的98.1%,都依賴復興金融金庫的融資。並且,所有的基礎產業的周轉資金,亦靠此金庫的巨額融資。復興融資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發行復興債,發行額達1 680億日元,由日銀來承擔所發行的復興債。而所謂的「美國援助」,直到1951年,才宣告終止。6年美援總額合計是21.18億美元。 
  ◆ 「特需繁榮」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美國陷入日益不安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為了增強與東亞日益強盛的社會主義陣營相抗衡的力量,開始進一步促進並支持日本經濟的穩定和獨立。 
  為此,在1949年2月,另一位對日本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底特律銀行總裁約瑟夫·道奇作為麥克阿瑟的經濟顧問抵達東京。道奇根據美國政府「穩定日本經濟九原則」,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點是:(1)平衡財政預算,扭轉財政連年支大於收的局面;(2)取消國內重要物資的差價補貼和進出口補貼,堵塞發行公債和向日本銀行借貸的漏洞;(3)停止復興金融金庫的活動和復興金融債券的發行,設立美援對等基金特別會計項目;(4)確定1美元相當於360日元的單一匯率制。這一系列具體方案,簡稱「道奇路線」。此路線實施後,很快取得了明顯效果,它對抑制通貨膨脹,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使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掛鉤,起了積極作用,雖然它同時也具有造成部分貨物滯銷、中小企業破產和工人大批失業等的「穩定危機」的負效應。 
  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是日本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契機。由於美軍的「特需」,日本的出口急劇擴大,失業人數明顯減少,國民生產總值直線上升,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日本產業所受影響之大,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朝鮮戰爭把整個日本產業都帶進了戰爭景氣之中,不但使各種產業的生產量擴大,而且也使低生產率、高成本的重工業品得到發展,增加了出口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總額為5.1億美元,1950年增加為8.2億美元,1951年為13.55億美元。其中特需占極大份量,約占日本國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 000億日元。 
  「美軍特需」,包括美軍的軍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擴大建設及韓國的救濟物資等,例如卡車、火車頭等機械類,鋼材、銅製品、水泥等建設資材,衣料、防寒等紡織品。上述物資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大概有1 500億日元的滯銷品。朝鮮戰爭發生後,滯銷品一掃而空,更以纖維品及金屬類為中心,價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間,上升率竟達90%。由於生產的擴大,礦工業生產在1950年10月突破戰前的水準,翌年3月便超過30%,飛躍上升。這樣,不但使企業利潤、生產量及銷售量急劇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價格也隨之上漲,連帶地促使進口商品的漲價率增加,工資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3.再度崛起(3)   
  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繁榮」,一方面使產業的利潤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資活動更加活躍。前者,除了食品工業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關的紡織工業等消費品的利潤,也有增無減。利潤增加的總額,約從1 300億日元增加為3 100億日元;後者,產業的設備投資總額,亦從1 091億日元增加到4 389億日元,增加了約3倍。從產業類別來看,則以鋼鐵、煤炭、纖維、化學肥料、機械工業、運輸、電力等設備投資的增加,最為顯著。 
  「美軍特需」就像一貼日本經濟的「回生藥」一樣,直接把日本的生產部門搞活了,間接又擴大了日本的出口貿易。同時,日銀的產業資金供給所發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視。1950年,日銀提供給產業的資金總額竟達7 666億日元,與前一年相比,劇增了30%。產業企業內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為1 174億日元,一躍而為2倍以上。產業資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場的外部資金,1950年的外部資金供給額為6 495億日元,與前年度的1 162億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銀的產業資金供給之外,都市銀行也是重要的資金供給來源。從全國銀行的貸款額來看,1950年的總貸款額為4 077億日元,約為整個產業資金的53%,即占產業企業外部資金總額的60%。而都市銀行的貸款額,超過民間儲蓄,約為1 000億日元,這個超過額,便由日銀利用追加信用來彌補。換句話說,日銀的信用膨脹率相當高,否則,都市銀行貸給產業的資金不會這麼多。日銀的信用膨脹便意味著通貨的增加發行,一方面創造了大量的產業資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物價飛漲。 
  朝鮮戰爭發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於日本工礦業生產及重工業生產的突飛猛進,促使國民經濟的積蓄,突破了戰前的水準。結果,一舉提前完成了戰後的經濟復興。其最大的特徵有四個:第一,日本各企業的規模和朝鮮戰爭發生前相比,顯著地擴大,企業的資本調動力,也大大地提高。結果,國民收入和國民儲蓄額的增加,便超過了戰前的水準。第二,由於朝鮮戰爭特需的持續與國內外市場的擴大,日本不但恢復了國民的消費水準,也擴大了產業的生產規模。第三,巨額的特需金額增加了外匯收入,使日本外匯儲備豐富起來。第四,美國的對日援助也隨著朝鮮戰爭的進行而更為增加,因此,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進技術,也就比較容易取得。並且,進口機械所需的大量資金,在一定範圍內也能確保。 
  雖然「特需繁榮」本身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但由此帶動的「消費繁榮」和「投資繁榮」卻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則更加明顯。在戰爭期間,美國每年向日本發出幾十億美元的軍事訂單,把日本作為其生產軍需品的兵工廠和後勤供應基地,這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同時,由於美國忙於戰爭,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這也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場提供了良機。 
  ◆ 「倍增計劃」 
  1949年日本的經常項目收支是3.6億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國5.32億美元的援助,才使國際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國際收支,即使不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為一年之間,已增加了5.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計算在內,日本經常收支也有1.6億美元的盈餘紀錄。由此可見,日本對美貿易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對美的從屬關係從朝鮮戰爭發生以後,便已經確定無疑了。 
  從1946年到195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16倍,年均增長率為8.9%;工礦業生產增長了4.5倍,年均增長率為18.2%;農林水產業生產增長了72%,年均增長率為6.3%;進口和出口分別增加了7倍和18.5倍。以1955年為界,日本從戰後經濟恢復時期開始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在「趕超先進國家」的口號下,至1960年,日本整個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使從60年代開始的以輸出急劇增長為背景的第二個經濟高速成長期,獲得了較堅實的物質基礎。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首相後,繼續推行促使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領導制訂了在日本各項經濟計劃中最有影響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確定在10年內使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並提出了4個方面的具體措施:(1)規劃地區開發,建設社會基礎設施,縮小地區差別;(2)加強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率;(3)重視人才培養,振興科學技術;(4)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倍增計劃》實際只用了7年時間便順利完成,並取得巨大成就。在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裡,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3%(其中1965~1970年達17.2%),為世界之最,並創戰後日本經濟持續繁榮的最高記錄。工業生產水平年均增長率為16%,對外貿易總額從85.46億美元增長到382.09億美元。在1966~1968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先後超過了法國、英國、聯邦德國,西方國家中僅次於美國而居第二位,成為「經濟大國」。另外,日本在這時期不僅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迅速發展了高等教育事業,使4年制大學從245所增加到382所,短期大學從280所增加到479所,在校學生數則增加了2.15倍。   
  3.再度崛起(4)   
  由此可見,二戰後,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復和發展,除自身的努力外,其有利的國際環境,尤其是美國的扶持政策,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可以說,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國內、國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戰後日本政局穩定,日本政府堅持集中領導,實行有力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方針,制訂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並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確定了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實行循序漸進、由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的戰略步驟,同時在日本企業內部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和企業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拉大職工在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企業也十分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係,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從而使職工又具有親和感。如此靈活多樣的管理方法,增強了企業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 
  其次,日本非常重視科技,在經濟發展中廣泛利用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成果,大力引進國際尖端技術。同時還大力發展教育,長期堅持智力投資,不斷改革教育體制。二戰後,日本新建了300多所各類學校,並以最快的速度普及了高等教育,為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技術工人和科技人才。正是因為有這些高素質的勞動者,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識,創造更多的財富,使日本經濟有崛起的一天。「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的能力,是財富的主要源泉。提出「人力資本」理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說過:「高收入國家的財富是什麼構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日本首相吉田茂盛總結二戰後日本崛起創造奇跡的秘訣就是:「日本人由於戰爭而損失了許多財產,可是最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沒有喪失。」 
  再次,有利的國際環境和美國在多方面的扶持是日本崛起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二戰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保證了日本領土的完整性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單一性,有利於日本經濟長期穩定發展。而且美國出於「冷戰」的需要,出於利用日本反社會主義的意圖,不僅沒有索要日本的戰爭賠款,而且還阻礙和反對別國向日本索賠。中國雖非迫於美國的淫威,但1972年,也為了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宣佈放棄500億美元的賠償要求。這一切都大大減輕了戰後日本恢復經濟的負擔,成為日本經濟迅速恢復和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更為重要的是,二戰後,日本作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盟國中的一員,被美國推向了亞洲地區「冷戰」前沿。於是美國從日本的「冷戰安全」和「制約日本」的雙重戰略考慮,為其撐起「核保護傘」,這不僅使日本大大節省了安全防務的費用,而且使其能夠集中資金和精力大力發展經濟。   
  4.「正常」國家(1)   
  某些日本人認為,自二戰後,日本因是戰敗國,一直作為「非正常國家」存在於國際社會中,受到國際社會的不公平待遇。而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經濟地位使右翼分子政治野心不斷膨脹,不能繼續忍受這種與其經濟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卑微」地位。於是,日本開始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地謀求「國家正常」化。但是,日本右翼分子所期望的「正常國家」,與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期待的正常國家並不相符。 
  ◆ 經濟大國地位鞏固 
  戰後,日本經過20多年的復興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初,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強國。但在日本經濟實力穩步增長的同時,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實力則在相對下滑,因而西方其他工業國要求日本分擔其國際義務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1971年,由於越南戰爭,美國面臨巨額財政赤字,於是做出了協調外匯市場的決定,日元匯率因此急速上升。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了所謂「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同黃金的兌換,對進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稅。同年12月,美又迫使日元升值16.8%。這一政策,對以「貿易立國」為經濟發展方針、以美國為最主要貿易合作夥伴的日本,造成了嚴重後果,被稱為「尼克松衝擊」。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石油危機」。從20世紀60年代起即以中東的廉價石油作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石油占總能源70%至80%的日本,更是受到沉重打擊。能源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使日本企業的成本大大增加,制約了其他工業原料的進口。此外,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在戰後的迅速崛起和不斷擴大的對外經濟,使日本的原有市場日益受到威脅,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不景氣,又惡化了出口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許多企業不得不壓縮生產規模,實行「減量經營」,致使大批工人失業。 
  為了應付這一局面,日本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將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作為首要的長期目標,變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方針為「確保安全的生活福利為中心」的方針,並採取了以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投資、減稅、降低利率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等多項「反蕭條對策」,體現了確保經濟穩定,在穩定的基礎上謀求低速增長的戰略意圖。由於上述方針和對策的貫徹,在整個7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和以前相比雖然明顯下降,但仍保持了4%左右的增長勢頭。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從1970年的1 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 688美元,增長3.9倍。 
  日本政府的積極應對使日本經濟在經過「美元衝擊」和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機後,發展勢頭依然強勁。1980年日本貿易的經常收支,便從107億美元的赤字轉為盈餘。1985年貿易激增至491億美金,外匯儲備達到1 298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資產國。雖然近幾年來日本受到其自身泡沫經濟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極大衝擊,但其總體實力依然雄厚。20世紀90年代世界其他國家所欠日本債務達5 000億美元。從經濟規模看,90年代初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9 524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過美國20%;從國際金融看,日元已成為世界上三大主要國際貨幣之一;從製造業看,日本在汽車、鋼鐵等傳統產業方面已把美國拋在後頭,日本產品以質優價廉而橫行世界。 
  從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就結束了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追趕現代化」的歷史。為了適應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日本政府認識到必須「高度重視高深知識」,「通過富有獨創性和先驅性的研究」來發掘「頭腦資源」,並在日本科學技術廳《1979年度科學技術白皮書》和日本通產省《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研究會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立國」的構想。這一構想在1983年8月日本政府發表的《80年代經濟社會的展望和方針》中得到確認,從而正式取代「貿易立國」並使之成為「基本國策」。「科技立國」的主要內容是:發展獨創性科學技術,使之成為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並確定以航空、宇宙空間技術、原子能、情報信息、電子計算機、工程技術、海洋開發、城市開發等8個領域、75個課題作為重點,其中特別強調進行以電子計算機為中心的產業革命、情報信息革命和以原子能、太陽能、煤的液化為中心的能源革命。從此,日本不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也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技術大國」。 
  ◆ 為擺脫「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 
  戰後,日本一直致力於經濟發展,建立經濟強國,並以此來恢復自己正常的國際地位。隨著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牢固確立,其夢想世界性大國的心理也日益膨脹,日本的對外戰略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戰後初期,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曾長期追隨和依附美國。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的對外關係方面,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隨美國的路線。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不再滿足於僅僅爭得一個普通國家的國際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用。 
  為此,日本歷屆領導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為擺脫其「政治侏儒」的現狀做著多方面的努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強調日美關係是「主軸」的同時,逐漸修正了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開始努力謀求其政治大國的地位。   
  4.「正常」國家(2)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以「對美協調為主軸」,以恢復日中邦交為「首要課題」的「等距離多邊外交政策」,力圖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從「依賴」變為「夥伴」關係。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當選日本首相後,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對中蘇兩國「不偏不倚」的「等距離外交」。雖然這種外交表面上是重蘇,但是由於日本和蘇聯存在著「北方四島」的歸屬問題,因此日本的對蘇政策也只能是謹慎從事。 
  1976年福田糾夫首相上台後,對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後的歷屆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貫徹了這一政策。在加強日美合作的同時,為了徹底改變「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本政府將使日本成為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大國作為戰略目標,試圖通過確立「與經濟大國實力相應的國際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為「得到國際公認的、能起領導作用的國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為「西方一員」。1981年,鈴木善幸當選首相,在訪美時他亦宣稱,日本已開始「第三次遠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鄉選民發表演說時宣稱,他執政的目標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份量」。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進一步明確了日本的對外戰略目標。顯然,日本已經把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過渡擺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繼任首相後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與我國實力相稱的積極作用」。此後,繼任的海部俊樹首相,也一直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1989年秋,海部俊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構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願全心全意地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務省制訂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針,強調「東西方冷戰已開始了消除過程」,「日本作為以經濟實力和技術力量為後盾的國際秩序的主要責任承擔者」,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東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倉促制訂了所謂《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試圖加強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90年代初,日本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進行了種種努力。 
  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一直在努力運用「綜合國力」,在以日美關係為主的基礎上,積極協調和改善與各國的關係。 
  在中日關係方面,繼1972年9月29日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雙方又簽署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了1988年,中日兩國的貿易額比邦交剛剛正常時增加了13倍,並一直持續增長。雖然在當時中日關係方面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的右翼勢力也屢屢圖謀阻礙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但是,當時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蘇關係方面,1972至1976年,兩國共進行了4次關於締結和約的談判,但均因「北方四島」問題的存在而擱淺。從1984年以後,日本為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和在蘇聯尋求新的市場,提出要「與蘇聯加強政治對話」,並將打開日蘇關係僵局列為重要的外交課題。而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根據「新思維」積極謀求和日本改善關係,以換取經濟和技術兩方面的合作,兩國關係似出現轉機。但是,由於雙方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均不願做出原則性讓步,因此兩國關係始終難以獲得重大發展。 
  在與西歐各國的關係方面,自田中內閣以後,日本政府一直強調要與之確立「夥伴」關係。1979年,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舉行,日本開始成為「西方一員」。此後,日本和西歐各國首腦多次互訪,加強雙邊關係。雖然雙方存在著貿易摩擦等矛盾,但是,由於存在著互為依賴的政治經濟前提,兩者的關係一直在矛盾中發展著。 
  在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方面,經過兩次「石油衝擊」後,日本為了保證本國的石油供應,放棄了長期以來對阿以衝突保持「中立」的政策,轉而採取了支持阿拉伯國家對有關領土主權要求的「新中東政策」。 
  與此同時,為了建成政治大國,日本還不斷擴充其軍事實力。從1971年至1986年,日本的防衛預算增長了138%,比同期美國軍費增長率高45倍。1987年,日本防衛預算突破了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額。日本軍事力量的不斷增強,已引起了亞洲各國人民的深切關注,特別是在二戰中深受其害的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 
  ◆ 「曲線救國」 
  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的親美傾向又開始嚴重。在日本國內,追求軍政大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成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傾化,狹隘的民族主義再次回歸。這不僅影響到了日本與其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影響了日本政府防衛戰略的調整。日本的防衛方針已經由冷戰時期的「對付蘇聯和重視北方」轉變為「對付朝鮮和重視西方」,為了適應這一防衛戰略的調整,為了早日成為「正常國家」,日本一直在不斷地嘗試突破憲法的限制。   
  4.「正常」國家(3)   
  日本一直認為現有《日本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是制約其走向政治大國特別是向軍事大國發展的桎梏。所以,日本認為「修憲」是其向「正常國家」轉變最主要的突破口,儘管「修憲」因受到國內外和平人士的一致反對而困難重重,但日本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努力。 
  日本一直堅持,真正世界性大國不僅僅是經濟大國,還應該是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是政治大國的基礎,政治大國是經濟大國的加速器,只有兩者合而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 
  客觀地說,日本的現行憲法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處於「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狀態下頒布的。戰後日本政府也曾一再向世界保證,日本絕不會再走侵略的回頭路,因為有「和平憲法」、「非核政策」和「專守防衛」三大法律武器牽制著日本。但隨著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右翼分子野心日益膨脹,右翼分子正在謀求一步步突破二戰結束時的承諾。 
  在「和平憲法」和「專守防衛」問題上,日本右翼勢力要求修憲、要求自衛隊成為真正軍隊的呼聲越來越高。所謂的「修憲」,針對的目標主要是和平憲法第9條,該條憲法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了達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條文中沒有提到「自衛戰爭」的字樣,甚至連自衛的權力都沒有提到,因此可以看到,連自衛隊的存在都是違反憲法的。 
  但是某些日本人對此通常的解釋是:條文既沒有否定「自衛戰爭」,也沒有不能運用「自衛戰爭解決國際紛爭」的解釋。儘管自衛隊的存在是違憲的,但是由於防衛屬於本能,所以不應該予以否定。很顯然,這些人很會為自己找到開脫的理由。應該說,這些人在心理上並不甘心接受這樣一種事實,即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甚至連自衛的權利都不能寫入憲法,這種現象實在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所應該有的現象。特別是看到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現狀,他們不免有被列為三等公民的感覺。因此,修改憲法,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也就自然變為日本政治發展的一項優先選擇。修改憲法也是日本為實現其長遠戰略目標的理想選擇,因為日本不願讓現有的憲法捆住手腳,並引來他國的蔑視。現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72%的議員主張修改和平憲法,而且民眾中也有高達60%的人支持「修憲」。 
  其實,當今日本自衛隊無論是軍費開支還是武器裝備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軍費開支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規武器也達到世界一流水準,可謂兵強馬壯,惟一缺少的就是一個「合法的名分」。沒有合法的名分就不能像其他國家那樣將軍隊派往海外。走不出國門,就難以保障其海外的戰略利益。於是,在修改「和平憲法」阻礙重重的情況下,他們不斷依靠國際上的一些「機遇」,頒布一些新法規,巧立名目「曲線救國」———以「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為名,以參與維持和平行動為突破口,達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早在1963年,日本自民黨政權就已開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從1977年起,日本政府便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於日本國內反對呼聲強烈和周邊國家警惕,因此有關「有事法制」問題一直在暗箱中操作。到了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發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間報告。 
  1991年,日本利用海灣戰爭之機,通過修改自衛隊法和設立《協助聯合國維護和平行動法》,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剛果(金)、戈蘭高地、東帝汶派遣了自衛隊員,首次使自衛隊走出了國門。 
  1997年,日本《防衛白皮書》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問題,並首次將「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作為自衛隊的主要任務。此後,日本三任首相都為建立「有事法制」造過輿論。與此同時,日本還不斷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修改了防衛指針,並於1999年制定出為日本自衛隊開向海外進一步製造根據的《周邊事態法》。 
  2001年秋天,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衛隊支援美軍等反恐法律,再度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事後,日本政府就根據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衛艦,給美軍以後勤支援。 
  根據日本現行的和平憲法,日本不得向海外派兵和執行戰鬥任務;日本在日美軍事同盟中所擔負的軍事責任也是有限的,否則就違背了和平憲法。但是日本政府的「有事法制」相關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卻在2003年5月15日獲日本眾議院批准,而且6月6日又在日本的參議院獲得通過,並立即生效。這標誌著日本在突破和平憲法問題上邁出了危險的一大步。 
  「有事法制」是日本安全戰略調整的象徵,目的是建立日本應對緊急事態的機制,在緊急事態下首相可以跳過內閣安全會議直接下令出動自衛隊。這項法案從醞釀到出檯曆經了近30年的時間。法案通過後,日本首相用兵的權力無限擴大。到底「有沒有事」只是由日本人自己說了算,說明日本長期奉行的「專守防衛」戰略壽終。   
  4.「正常」國家(4)   
  2003年7月26日,日本參議院又強行通過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並宣佈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為日後主動對別國採取軍事行動做法律上的準備。 
  根據《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自2004年3月起,日本便向伊拉克派了近千名自衛隊員參與在伊拉克的「維和行動」,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首次向作戰區國家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 
  2004年3月9日,日本又通過了針對發生戰爭和恐怖事件的7項新法案,並要求國會審議通過。這7項法案規定:當日本進入緊急事態後,地方政府要為美軍作戰創造條件;自衛隊要向美軍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彈藥等在內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權下令將機場或海港等設施優先提供給自衛隊使用;為限制向外國軍隊提供武器等,政府有權要求海上航行的外國船隻停船並接受檢查,甚至強迫其返航等等。此外,日本還準備通過修改《自衛隊法》以擴大自衛隊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法理上,日本配合美國軍事行動的一個個「特別措施法」實際上早已突破了憲法的限制,使和平憲法形同虛設;在行動上,日本所謂「國際貢獻」的內容已從出錢出物發展到出人,不惜流汗,甚至不惜流血。儘管旗號都是維護和平,但這依然引起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的普遍關注。因為,聯繫日本對外擴張的歷史及其否認歷史事實的現狀,人們有理由擔心:其在有和平憲法限制的情況下尚且如此,一旦通過修改《憲法》成為「正常國家」,其軍隊規模必將進一步擴大,憑借其先進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經濟實力,軍事裝備也將進一步發展,加之近年來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思潮抬頭,對歷史問題不能正確認識,一旦時機成熟,不知道會做出什麼舉動。 
  ◆ 「先發制人」 
  事實上,日本實現「正常國家」化的核心目的,無非就是要使其武裝力量成為「國際化」軍隊而不僅僅局限於「自衛」。換句話說,就是要讓自衛隊堂堂正正地走出國門。 
  早在美國實施「先發制人」前,日本就已制定了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計劃。1993年,朝鮮成功發射了「勞動」導彈,日本航空自衛隊就秘密擬定了對朝鮮導彈基地實施空襲的作戰計劃。朝鮮核問題發生後,「先發制人」四個字更是頻頻從日本政要嘴中喊出。2003年5月20日,小泉首相在國會第一次宣稱,「自衛隊實際上就是軍隊」,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所謂的「先發制人」,就是只要其主觀上認為自身安全受到威脅,就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消除這種威脅。小泉的話已經直白地道出了日本想要「正常國家」化的實質內涵。 
  2004年3月24日,日本防衛研究所發表了2004年版《東亞戰略概觀》,正式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觀點,即為了自衛,日本可以採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對敵國的導彈基地進行攻擊。《東亞戰略概觀》主要將朝鮮作為假想敵,認為如果朝鮮著手以日本為目標的彈道導彈發射準備,日本就可以「先發制人」,對其導彈基地進行攻擊,並認為這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自美國開始運用「先發制人」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後,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對此似有默認之傾向。儘管日本這種「先發制人」安全戰略是在朝鮮核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表面上看是出於其自身安全考慮。但是,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這種安全戰略,從整體上看是針對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這種安全戰略必將造成一些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心理恐慌。當今日本的綜合軍事實力居亞洲前列,海軍力量之強大在亞太地區僅次於美國,陸上自衛隊的人數甚至超過了英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總和。這樣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本身對他國就是一種戰略威脅,加之其不光彩的侵略歷史,就更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綜合國力雄厚並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近年來還在不斷調整其海上軍力部署。從中不難看出,日本不僅明確地把矛頭對準了朝鮮,而且很可能也會將其他亞洲國家鎖定為「先發制人」的目標。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日本人自己為其做了佐證。例如,日本高層官員曾頻頻表示要「充分關注」台灣海峽局勢,已將我國台灣納入其「周邊事態」和導彈防禦系統範圍,並多次以「台海發生戰事」為背景進行軍事演習。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擴大軍事力量,執行「先發制人」軍事戰略的意圖越來越明顯,日本自衛隊已不單純是為了「自衛」,其二戰後制定的和平憲法也不再「和平」。在日本國內,追求軍政大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成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傾化,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斷回歸。據日本民意調查顯示,支持修改和平憲法、重新獲得宣戰權力的日本人數量還在逐漸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先發制人」的安全戰略極易引發周邊國家走未雨綢繆之路,即為了避免處於無還手之力的被動挨打局面,走上擴充軍備、特別是構建遠程打擊計劃或提升其能力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如果周邊國家具備遠程打擊能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選擇「先發制人」的安全戰略,其後果必然使得東亞地區乃至世界安全局勢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 
  今天,日本宣稱要成為「正常國家」,其選擇「正常國家」這一中性詞彙的目的就是向人們展示一副「令人同情」的「哀怨」的面具,而面具的背後卻是不顧飽受其侵略之苦的亞洲各國的反對,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覆參拜靖國神社這樣的局部倒退。在歷史問題沒有得到較好解決的情況下,日本要謀求作為「正常國家」的政治權利和相關的軍事權利,就難免會出現重大偏差。   
  4.「正常」國家(5)   
  因此,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必須冷靜客觀地思考日本的歷史和現狀,既不能將日本「正常國家」化看成洪水猛獸而大驚失色、不知所措,也絕不能將其視為平常之事而視而不見、放任自流;而是應該面對事實,積極應對,盡可能地使其成為穩定地區乃至世界安全局勢的積極力量。這樣說與前面的論述似有矛盾,多少有點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是,應該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為「正常國家」,而是成為「正常國家」是遲早的事情,是大勢所趨。關鍵在於,當其成為「正常國家」後,如何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積極力量,將其控制在真正「正常」的範圍,既防其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又防其擴張主義的抬頭。 
  能否實現對日本的制衡主要在於美國。美日關係非同尋常,日本與美國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及諸多共同利益,兩國互為戰略同盟,日本在美國戰略天平中有著特殊的份量,特別是小泉內閣完全追隨美國的政策,要想使它們成為兩股力量絕非易事。但是,畢竟由於各自的國家利益驅使,兩國之間依然存在著一些矛盾和問題。日本國內存在著反對使本國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卒子的強烈呼聲,美國也不願看到日本回到軍國主義或擴張主義的老路。如何利用美國,將美國變成阻止日本對地區乃至世界安全與穩定構成威脅的重要力量,值得認真探討。當然,充分利用地區和國際集體安全機制,特別是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可以限制日本的「超現實」舉措;同時充分利用各種夥伴關係之間的利害關係,特別是大國間夥伴關係的互動和牽制,促使日本朝著有利於地區和世界安全與穩定的方向發展。如若不能,也至少不能使日本變成美國打造單極世界戰車上的一員「虎將」。否則,亞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勢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5.爭 常(1)   
  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戰後經過自身的努力和因緣際會,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於是開始萌生謀求晉陞世界政治大國行列的企圖。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無疑是其目前階段最為現實的一個目標。「入常」是日本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即在實現「爭做正常國家」之後再將日本的國際地位提升一個層次。 
  ◆ 聯合國改革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6大主要機構之一,安理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責任,是惟一有權採取軍事行動的聯合國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國鑒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逐漸萌發並醞釀在戰後建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機構的設想。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會上通過了由美國政府起草,經美、蘇、英、中四國簽字的《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確宣佈,四國政府「承認有必要在盡快可行的日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二戰期間,四國政府第一次共同宣佈、一致贊同要在戰後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稍後舉行的美、英、蘇三巨頭德黑蘭會議也重申了這一設想。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召開了分兩階段舉行的美、英、蘇、中四大國會議,會議決定把德黑蘭會議上擬議的國際組織命名為「聯合國」,並著手具體的籌建工作。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英、蘇三大國首腦同意安理會在做出決定時必須遵循「五大國一致」的原則,即美、英、蘇、中、法5個常任理事國均享有「否決權」,從而為聯合國的建立鋪平了道路。同年4月至6月,50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憲章規定:聯合國的宗旨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其基本原則是「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不得「侵害任何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10月24日憲章正式生效。1946年1月10日,聯合國正式開始工作。當時僅有51個成員國,現在已經發展到191個。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安理會有權調查引起國際爭端或摩擦的任何情況,並可提出解決這些爭端的方式或辦法。會員國及接受《聯合國憲章》的非會員國、聯合國大會秘書長,均可就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提請安理會注意。安理會有權斷定任何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侵略等行為的存在,並可提出採取強制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議並做出這方面的決定,如認為這些措施還不能解決問題,它可以通過採取關於軍事行動的決議去解決這些問題。安理會還有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年度報告、特別報告、對戰略性地區行使托管等職能。 
  安理會由5個常任理事國和10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5個常任理事國是中國、美國、蘇聯(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席位由俄羅斯接替)、英國、法國。非常任理事國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最初為6個,1965年開始增加到10個,席位按地區分配,即亞洲2個、非洲3個、拉美2個、東歐1個、西歐及其他國家2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2年,經選舉每屆更換5個,不能連選連任。根據地域分配原則,每次新選出的5個成員國中應包括來自亞洲和非洲的3個國家、1個東歐國家和1個拉美或加勒比地區國家。每個理事國都有1份投票權,表決問題要至少9票以上才能通過。常任理事國對實質問題都擁有否決權,只要有1票反對就不能通過。非常任理事國無否決權。 
  安理會主席由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按國名的英文字母順序按月輪流擔任。聯大決定停止某會員國權利或開除某會員國均須由安理會事先提出建議。安理會每年舉行兩次定期會議,在安理會主席認為有必要,大會秘書長或任何理事國建議或請求時,可隨時召集會議。聯合國大會根據安理會的推薦,任命聯合國秘書長。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種機制在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地區衝突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截止到2002年,安理會總共批准執行了約55項維持和平行動,有力阻止和減緩了地區衝突的發展和擴大。這一機制在經歷了冷戰後愈發顯示出其生命力。 
  隨著聯合國會員國的增加和世界各地區安全形勢的日益複雜,聯合國改革勢在必行。聯合國的改革其實早就被提出過,但由於難度很大,過去只是議論,沒有提出具體方案。後來,聯合國進行了一次擴大安理會的改革。1963年12月17日,第18屆聯大通過決議,增設了四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目前的改革是第二次。現在時代變了,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應該根據現在的情況對聯合國做一些必要的改革。這一點大家沒有爭議,中國也一直支持聯合國改革。 
  但聯合國的改革,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改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各方面都有分歧。發展中國家強調把和平與發展作為主要部分;而實力比較強的國家,即近五六十年來發展起來的一些國家則強調改革安理會構成,擴大常任理事國數目,而且頻繁活動,以推動這項改革的實現。於是,聯合國在現任秘書長安南的提議下成立了小組,醞釀改革方案。現在的方案就是在小組制訂方案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共有A、B兩套方案:A方案是增加6個常任理事國和3個非常任理事國,B方案是新增8個可連選連任的常任理事國和1個非常任理事國。兩方案均規定新增常任理事國沒有否決權。   
  5.爭 常(2)   
  ◆ 長路漫漫 
  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最早可以追溯至冷戰時期的池田內閣。當時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於1964年3月6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曾公開表示,只要大多數國家歡迎,機會成熟,日本希望能夠成為常任理事國。不過,由於日本戰後一直採取「對美一邊倒」和「先經濟、後軍事」的「吉田路線」,再加上日本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缺乏政策連續性,社會輿論對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興趣也不高,因此,外務省雖然一直在國際上拚命努力,但國際的認知始終是:日本事事追隨美國,又因憲法限制不能派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所以無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 
  日本政府重新從1995年開始實施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戰略,近年來明顯加快了步伐。2004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提出日本已經做出了重大貢獻,完全有資格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在支付聯合國會費方面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日本領導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承擔著聯合國會費19.5%的日本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不可思議的。 
  國際新聞界對日本這種心態作了辛辣諷刺:日本無疑很具競爭實力。作為世界經濟第二、聯合國「班費」繳納份額第二的經濟強國,日本強烈呼籲全班接受他加入「常任班委」。二戰後,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試圖從根本上杜絕再次走上軍國主義老路的可能。經過幾十年的考驗,除去幾個亞洲鄰桌,在其他同學特別是歐美同學的眼裡,日本已經是一個無害國家了。日本對於班級其他同學的誘惑力更大程度上還是來自金錢,如果日本能進「班委」的話,對來那些自貧困山區,指望聯合國援助項目的貧困生而言,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另外,由於一些同學的班費繳納不積極,聯合國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日本同學為了謀求政治利益而不惜血本可是出了名的,一時高興了掏掏支票簿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但聯合國安理會不是董事會。 
  日本鑒於過去和德國一道謀求「入常」難以如願,於是就拉上印度和巴西兩個發展中國家結成「爭常共同體」,企圖以「捆綁銷售」的辦法把自己推銷出去。2005年6月22日,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4個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四國將在今後的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中,相互支持競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聲明稱,安理會必須反映21世紀的國際現實,必須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安理會有必要永久地將一些有意願、有能力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重大責任的國家包括在內。聲明還指出,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成員國數量已增加近4倍,因此,安理會必須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的數量,包括選擇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擔任新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聲明說,巴西、德國、印度和日本一致堅定地認為,他們是擴大後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合理候選國。基於這一共識,四國決定相互支持對方的候選資格。聲明還說,非洲也必須有國家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聲明最後表示,巴西、德國、印度和日本將和其他有著相似看法的聯合國成員國一起,為推動聯合國進行有意義的改革而努力。 
  2005年3月2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式向聯大提交了聯合國改革報告,報告採納了高級別名人小組就安理會擴大提出的A﹑B兩套方案。安南要求,各方要於2005年9月聯合國首腦會議前對方案做出決定,並強調如會員國達不成一致意見,也不應以此拖延安理會的擴大。 
  急於「入常」的日本對此次改革計劃表現最為積極,迅速展開全球拉票行動。一個時期以來日本鉚足力氣,或奔走於四方,或串聯於列國,或號呼於朝野,竭盡甜言拉攏之能事,不擇取巧矇混之手段,力圖在2005年9月的聯大會議上,借助投票表決的方式一舉成為新的常任理事國。特別是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公佈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方案和答記者問時傳達日本可能成為「常任」的信息後,日本更認為它「入常」已是鐵板釘釘。 
  日本公開表明並積極採取行動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事實,可以說是時代變化的結果。以往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礙是日本政府負有的戰爭責任及長期以來又未能對戰爭責任進行徹底反省的現實。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壓力逐步減輕。美國的支持和慫恿是日本的一大精神支柱。美國支持日本,當然不是出於對聯合國改革的支持,而是因為華盛頓在2003年出兵伊拉克問題上違背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意願,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授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除了英國之外,中國、俄羅斯、法國都反對美國攻伊。美國的單邊主義在聯合國肯定是失道寡助,這是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常任」的最重要原因。日本在外交方面惟美國的馬首是瞻,如果日本成為「常任」,等於美國在安理會多了一個鐵票。為使日本更加深入地投入美國的全球戰略懷抱,2004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竟然表示,「日本要想成為在安理會中充分發揮作用的一員,可以考慮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但是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是「口惠實不至」,因為美國不想讓日本擁有否決權。此外,亞洲以外的國家,和日本沒有什麼恩怨,且日本在經濟援助方面頗下工夫,所以這些國家也多支持日本,至少不反對。可見,日本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支柱是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日本曾威脅說,如不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將減少繳納會費。   
  5.爭 常(3)   
  ◆ 「障礙」重重 
  然而,要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畢竟是一件嚴肅和困難的事,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隨著日本向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發起衝刺,反對或阻止日本入常的聲浪從世界各個角落掀起,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的資格受到廣泛的質疑。 
  首先,不服二戰結論的日本何以成為「常任國」?聯合國是由戰勝德、意、日法西斯的戰勝國創立,其初衷就在於防範法西斯勢力東山再起。日本國內長期瀰漫著其本身是「二戰受害國」的氛圍,「東京審判強加論」大行其道。最近,小泉首相還指示部下在其官邸內掛上了「東京空襲」的照片,欲讓每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知道「日本也是二戰受害者」。這豈非怪事? 
  其次,否認侵略歷史,日本怎能代表亞洲?在不遠的過去,日本對朝鮮進行了長達36年的野蠻殖民統治,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發動了侵略戰爭,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百姓,掠奪了無數財富。然而,戰後日本政府高層和政客卻不時做出否認侵略歷史的舉動。直到今天,日本出版的教科書仍在歪曲甚至美化過去的侵略歷史,日本領導人更是不顧鄰國的強烈抗議,屢次參拜供奉日本甲級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人們不禁要問,日本究竟要代表哪個地區成為「常任國」? 
  再次,日本外交毫無自主性,怎能維護國際公正?日本一味追隨美國,嚴重受制於美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採取「不管是非曲直,惟美國馬首是瞻」的方針。美國以「莫須有」罪名繞開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軍事打擊後,日本是其「鐵桿」應聲蟲,成為迄今惟一仍一口咬定「(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等於沒有這些武器」的國家。日本企圖「挾美制亞」,自以為有了美國做靠山就可以爭常了。如果日本以如此姿態成為「常任國」,則只會助長美國的單邊主義,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都無益處。 
  最後,處處與鄰為敵,日本如何取得周邊的支持?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這個昔日軍事帝國的想法也多了起來。「入常」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可謂「凌雲壯志」,一旦實現就是堂堂的政治大國了。但日本政府在爭取實現這一志向的過程中採取了令外界無法理解的態度:它對過去受軍國主義侵略之害最深重、今天對日本不正視歷史意見最大的中國、韓國、朝鮮等亞洲國家,不是放下身段,多做自我反省,緩和關係,爭取諒解;而是相反,處處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什麼問題敏感,就挑釁什麼問題。 
  一個尚未成為「常任」的日本,對鄰國就如此蠻橫,對地區和平、穩定就如此不負責任,一旦成為「常任」,會如何呢?日本的表現不僅使東亞國家更有理由對其質疑,就連被它拉攏的某些國家也開始懷疑日本「爭常」的動機是否純潔。因此,日本要想成為「常任國」,就應在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方面表現出誠意和能力,而不是迷信金錢外交的魔力。 
  2004年9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示,中方理解日本方面希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但欲成為在國際事務中負責任的大國需對涉及自身的歷史問題有清醒認識。聯合國安理會不是董事會,不能按交納會費的多少決定其組成。 
  ◆ 「團結謀共識」對抗「四國聯盟」 
  現在,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以意大利為首的「團結謀共識」運動與積極尋求當上常任理事國的「四國聯盟」,形成相互抗衡的兩大陣營。所謂「團結謀共識」運動(又稱「咖啡俱樂部」)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日、德兩國希望「入常」,意大利等國就表示反對。以意大利為首的這些國家的大使經常在咖啡館商討,這些國家的大使越聚越多,後來被稱為「咖啡俱樂部」。目前,「團結謀共識」運動共有七十多個成員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各國的反對目標其實不同,其中韓國等國反對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是針對德國,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是針對巴西,巴基斯坦等國是針對印度。 
  「團結謀共識」運動於2005年4月11日在紐約舉行「團結一致大會」,參加者多達119個國家代表。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與美國駐聯合國公使也出席了會議。與會國家認為,聯合國的改革應該達到加強該組織的目的,因此,改革應盡量取得一致,不能加深各國的分歧。在沒有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大會如果強行通過只有部分國家同意的改革,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安理會的擴大,不僅應考慮國家的大小和對聯合國的貢獻,還應考慮其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對世界和平是否有利,即所有國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新增的理事國還應有責任心。雖然這些觀點都沒有點名,但似乎都是有針對性的,特別是對日本。大部分與會國家反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的年內確定安理會改革方案的倡議,認為「不宜為改革設定時限」。這次會議還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觀點:一個國家爭取「入常」不應與其謀求大國地位的努力相掛鉤。 
  面對「入常」的巨大阻力,「四國聯盟」一致要求9月份就A方案進行表決,而且它們還於2005年5月中旬,提出安理會改革決議草案,要求增加6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凍結其否決權15年,增加4個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建議聯大在6月份辯論並通過框架決議草案,在7月中旬選舉新常任理事國,並在此後兩周內通過有關修改憲章的決議。「四國聯盟」提交的決議草案雖得到加勒比15國集團的「有條件支持」,但為其主力「票倉」的非洲聯盟卻給「四國聯盟」忙上加亂。「四國聯盟」要求增加6個常任理事國席位,本打算給非洲順便捎帶上兩個,這樣就將有53張非洲選票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不料非盟獅子大開口,要求獲得兩個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兩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而日本等國自己都迫於美國老大哥的壓力,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對否決權的主張!非洲的「非分」之想好似給四國聯盟後院放了一把火,燒得小泉手足無措,哭笑不得,只好再端出一盤在未來5年內增加100億美元對外援助預算的大餐來堵非洲的嘴,買列國的票。   
  5.爭 常(4)   
  2005年6月1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在紐約對國際媒體明確表示,由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國聯盟)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決議草案使聯合國成員國分裂成了兩個對立陣營,危害了聯合國改革進程。如果四國將這一決議草案付諸表決,中國將投票反對。王光亞希望各方繼續磋商,找到一個得到聯合國成員國廣泛支持的安理會擴大方案。如「四國聯盟」強行表決框架決議草案,需要得到聯大至少2/3成員國的支持,才能確保決議草案獲得通過。根據聯大有關規定,美、中、俄、英、法五個現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大表決中沒有否決權。如果這一方案在聯大會議獲得通過再提交安理會,則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王光亞大使就是提前放風,指出如果到了這一步,中國將使用否決權。 
  面對各國圍繞著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方案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的現實情況,為了澄清認識,2005年6月7日,中國政府發佈《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觀點和立場。文件指出,中國認為,聯合國改革應遵循以下原則:改革應有利於推動多邊主義,提高聯合國的權威和效率以及應對新威脅和新挑戰的能力。改革應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特別是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加強國際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在安全和發展兩方面均應有所建樹,特別是扭轉聯合國工作「重安全、輕發展」的趨勢,加大在發展領域的投入,推動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改革應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會員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應發揚民主,充分協商,努力尋求最廣泛的一致。改革應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應有助於維護和增進聯合國會員國的團結。對達成一致的建議,可盡快做出決定,付諸實施;對尚存分歧的重大問題,要採取謹慎態度,繼續磋商,爭取廣泛一致,不人為設定時限或強行推動做出決定。 
  文件特別指出,中國認為,安理會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擴大問題,也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進工作方法等重要問題。安理會改革應遵循以下原則:提高安理會的權威和效率,增強其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的能力;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發展中國家已佔聯合國會員國總數的2/3以上,但在安理會的代表性嚴重不足,這個狀況必須糾正;應讓更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有更多的機會輪流進入安理會,參與決策;堅持地域平衡原則,並兼顧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涉及各地區的改革方案應首先在有關地區組內達成一致。中方認為,一些國家倡導的地區輪任原則值得重視和考慮。堅持協商一致原則,是《憲章》的重要精神,目的是兼顧各方,特別是中小國家利益。只有經過協商一致做出的決定才能贏得最廣泛的信任和支持。中方反對人為設時限,反對強行表決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至此,據來自聯合國的消息人士透露,在看到中國在此問題上的明確立場後,支持改革方案,尤其支持日本「入常」的國家,其實已不到30個,此情況使日本大驚。因此,日本想繞過中國達成其「入常」的意圖,是得不償失的做法,它事實上已封死了自己的「入常」之路。 
  鑒於中國不支持日本馬上入常,意大利反對德國入常,巴基斯坦反對印度入常,阿根廷反對巴西入常,同時,俄羅斯支持中國的立場,法國贊同德國的立場,英國仍在猶豫不決這一現狀,美國國務卿賴斯對新聞媒體表示:「聯合國面臨許多改革,我們認為安理會改革肯定需要考慮,但在所有各方達成共識前需要冷靜和深思熟慮的磋商。」可見,美國明確反對對「四國聯盟」強行推動的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方案進行投票表決,並呼籲其他國家一起反對。 
  2005年7月21日,「團結謀共識」運動提出安理會擴大決議草案,反對新增常任理事國,建議將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從目前的10個增加到20個。擴大後的安理會所有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將為2年或3年,可以連選連任。7月26日,意大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斯帕塔福拉在聯大發言中批評「四國聯盟」中的個別國家不惜通過「敲詐勒索」的手段,不惜以削減對一些國家的經濟援助或是中止援助項目相要挾的方法,為其「入常」尋求支持。他說,這已不是「塞錢」買票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和道德問題,是對聯合國部分成員國的「勒索」。他呼籲各國對這種「勒索」行為說「不」,以免聯合國的信譽及其改革進程受到損害。 
  ◆ 日本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錯誤 
  儘管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試圖對近來的事態發展給予積極的評價,宣稱許多國家在最後一刻才會表明他們支持由日本主導的安理會擴大決議草案的立場,但是,日本外務省一位高級官員的話給了小泉當頭一棒,這位官員說:「目前形勢變得非常困難。就現在的情況看,日本入常根本不可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日本為什麼陷入如此困境?這主要應從日本自身找原因。概括起來,日本的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錯誤: 
  一是日本協調德國、印度、巴西另外三個「爭常」國結成「四國聯盟」。本來反對這四個國家「入常」的國家,都帶有明顯的地區性,有的國家反對某個「爭常」國家「入常」,可能因為自己想「入常」,或可能出於不服氣;有的雖表示反對,但意見並不強烈,還在觀察情勢變化。但當「四國聯盟」形成的時候,就促使反對這四個國家中任何一國「入常」的國家聚集到一起,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統一戰線」,其中有些國家原本只反對四國中的某一個,現在變成了對四個都反對。後來由反對單個國家逐步演變成反對「四國方案」,並且認為「四國方案」是「歷史倒退」,無助於改善聯合國機制運作,而且會在成員國間造成摩擦分裂的危險。有的國家甚至把維持現在的「五常」,不設「准常任理事國」的意見也提了出來。   
  5.爭 常(5)   
  二是日本竭力宣揚「貢獻論」。日本一直宣揚誰繳的會費多,對聯合國活動貢獻大,誰就該是聯合國「當然的常任」。日本交納的會費占聯合國會費的19.5%,僅次於美國,這點是事實。但這種「貢獻」應該由其他成員國去評說,尤其是這並非「入常」的基本條件,或在「入常」中佔多大份量,應由多數會員國根據聯合國的章程、原則來評判。日本在「拉票」過程中沒有一次不強調自己的「貢獻」。這就不得不讓人提出一個原則性疑問:聯合國是什麼性質的機構?它的安理會是不是「富國俱樂部」?是不是誰繳會費多誰就該成為常任,繳得不那麼多的就不能當常任?顯然,日本的論調根本站不住腳,有違聯合國創建的初衷和原則,必然會遭到更多國家的反感和拒絕。 
  三是採取輕近攀遠,押寶美國的投機策略。日本「爭常」採取「押寶」式的投機策略,不僅表現在把「寶」押在爭取2/3多數的表決方案上,也表現在它的工作重點上。 
  日本看待亞洲時,它知道中國、朝鮮、韓國等國會反對現在它就「入常」,但是它認為,只要它爭取到其他地區國家足夠多數的支持,確保 2/3的多數通過聯合國改革方案,亞洲幾個國家反對就不起作用。所以它對亞洲不想「白費勁」,始終把「拉票」重點放在與它利害關係不那麼直接、沒有歷史恩怨的東亞以外國家身上。但是它沒有認識到亞洲國家反對它「入常」理由的正義性、不可辯駁性,可能引起其他地區國家的感情共鳴。 
  在對待幾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態度上,日本尤其相信美國的影響力,相信美國對它態度的忠貞不貳、支持的堅定不移,認為只要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四個大國工作做到家了,它們就會支持日本「入常」,中國就不敢冒否決其他四個大國意見的風險,這樣中國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其實中國反對日本現在就「入常」,主要因為日本沒有承認過去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對二戰暴行不願面對,沒有用行動證明自己是負責任的國家。可見,中國無意永遠反對它「入常」。但有的國家實際上在耍兩面派,它們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只是送口頭人情,骨子裡並非真支持日本,它們斷定中國會站出來反對日本「入常」,所以寧願讓中國去做「惡人」。但這次事情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它們真實的一面就暴露出來了。如果「四國方案」真的通過了,日本「入常」就難以阻擋了。於是,美國和俄羅斯在擴增安理會常任的辯論會上,就表達了與中國十分相似的立場,都反對為改革設時限,更不贊成強行表決沒有共識的改革方案。美國擔任聯合國改革特別顧問的席林·塔克西裡說:美國希望在廣泛一致的基礎上推動聯合國改革,「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某些領域,不會很快或者很容易達成一致,我們不應該被人為設置的最後期限束縛手腳」。日本對美國態度的突然轉變感到非常困惑,失望情緒陡升。 
  日本《朝日新聞》刊文指出,日政府錯在高估美國支持、惡化日中關係。報道稱:日本並未認識到,美國首先仍是著眼於本國利益,而將重要盟友日本的「入常」渴望放在次要位置。 
  其實,這些錯誤是主導當今日本發展方向的右翼勢力的本性使然,要不犯都不可能。 
  時至今日,圍繞安理會改革,各國之間正在展開緊張的博弈,急於「入常」的日本也將繼續施展其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一系列好戲將陸續登場。但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日本不能通過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歷史而取得鄰國的諒解,不將其外交政策由輕近攀遠變為與鄰為善的話,日本的「入常」夢就只好繼續一如既往地無期限地做下去了。   
  6.「右翼」當權(1)   
  近幾年來,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越來越大、越來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動日本奔向「普通國家」、政治大國的進程中,日本政界眾多要員正在通過否定侵略、抹殺不光彩歷史的方式,卸載歷史包袱,樹立其政治大國形象。 
  ◆ 日本政壇明顯右傾化 
  1993年,日本「55年體制」(在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統一起來了,日本在政治上進入了兩大政黨的時代,動盪的社會政治體制開始定型,這給戰後日本的政治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帶來深刻的影響,史稱「55年體制」)崩潰後,以小泉純一郎、山崎拓等為代表,提倡「修憲、強兵、走向國際事務」的新生代政治家們開始活躍起來。他們多在戰後出生和成長,沒親身經歷過戰爭,更沒有老一輩政治家那種沉重的歷史包袱和對侵略戰爭的負疚感、贖罪感。他們雖然願意就過去的歷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亞洲鄰國「翻老賬」。這些抱有「新保守主義」的新生代政治家們已經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脈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現出與前人截然不同的「獨立、自信」,甚至將對歷史問題的強硬態度標榜為執政風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領導人戰略觀念的變化,為日本右翼勢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拓展了其政治影響力。所謂「右翼勢力」,是指戰後日本國內推卸戰爭責任,否認戰爭罪行,甚至圖謀將國家重新引上侵略戰爭歧途的、由極右團體和右翼分子組成的一股社會勢力。日本是一個特別強調愛國心與民族主義的國家,二戰戰敗的歷史在許多日本人心裡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而日本的右翼勢力則正是利用了這種心理,對歷史進行歪曲,對侵略進行美化。這也正好成為某些政治競選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勢力是生長在日本社會肌體上的惡性毒瘤。回顧歷史,日本右翼勢力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兇,它不僅在亞洲各國造成了無數的人間慘劇,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頭山滿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個正式的組織玄洋社以來,日本右翼勢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發展歷史了。20世紀初,在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吞併朝鮮的過程中,這些右翼團體充當了侵略的急先鋒。20世紀30年代,他們又用暗殺、政變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軍國主義步伐,進而把日本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推入戰爭的深淵。 
  在日本戰敗初期,美國曾於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發出備忘錄,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國家主義的右翼團體,革除軍國主義侵略的積極倡導者和右翼骨幹分子的公職,日本政府奉命多次發佈「整肅令」。在當時,大批戰犯受到了應有的審判,20多萬軍、政、財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職,戰時的600多個右翼組織,除大日本獨立青年黨等17個團體改頭換面存續下來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超級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為了早日實現其政治、軍事大國夢,重現昔日的「帝國威風」,右翼勢力不但圍繞著戰爭責任和日軍暴行兩個焦點問題大做翻案文章,歪曲歷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謝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書風波、靖國神社風波、等一系列令人矚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對承認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鳴槍恫嚇和暗殺的程度。目前,日本約有1 000個右翼組織,人數已多達400萬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會、日本遺族會和自民黨歷史研究會、右翼國會議員聯盟,是日本民間和政界右翼組織的代表。這些右翼勢力不僅得到本國「政要」和政府的默認、庇護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結,遙相呼應。民間右翼勢力企圖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護與支持達到自己無法達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則借右翼之口說出自己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並進一步在國民選舉中繼續保持優勢。 
  ◆ 拜鬼———日本政要為戰犯招魂 
  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教專門祭祀歷次戰爭中陣亡者的場所。它建於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原名「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稱為「靖國神社」。「靖國」意即「鎮護國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維新內戰(戊辰戰爭)中效忠天皇的戰死者,改靖國神社後成為享受神社最高規格「別格官幣神社」的待遇,並由內閣的陸軍部和海軍部管轄,在日本大大小小8萬多個神社中有著獨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這裡都要舉行春秋兩次「大祭」。隨著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不斷深入,靖國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靈的祭祀場所,而成為日本動員戰爭,宣揚和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支柱和象徵。 
  在佔地10萬多平方米的靖國神社內,陳列著當年侵華日軍的武器、戰利品、遺物、遺書和照片等,而且供奉著約250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日本國內戰爭和對外侵略戰爭中戰死的日本官兵的「亡靈」。所有這些「亡靈」都被「正式公認」是「為國捐軀的英雄」。 
  二戰後,盟軍佔領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軍最高司令部發佈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與神道的各種聯繫,把神道作為一種獨立的民間宗教處理。從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終結。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準備焚燬靖國神社,但羅馬教皇派出特使勸告麥克阿瑟,稱紀念為國家戰死者是人類「自然法」,故麥克阿瑟保留了靖國神社,但在其「欽定」《日本國憲法》中確定日本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靖國神社改為獨立的宗教法人,國家不再出資維持神社,靖國神社的大小「軍神」也不再受國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對此耿耿於懷。   
  6.「右翼」當權(2)   
  與此同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國國內法庭,對5 000多名日本軍人和政府官員進行起訴和審判,分為甲、乙、丙三級戰犯。1959年,靖國神社為約2 000名死去的乙、丙級戰犯設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國神社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為28名甲級戰犯中的14人設置了靈位,他們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阪垣征四郎、武籐章、松岡洋右、永野修身、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東鄉茂德。從此,參拜靖國神社和復活軍國主義更加密切相關,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話題。而且,二戰以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也一直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其原因:一是靖國神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首相參拜就意味著對侵略歷史的肯定。這不僅與日本憲法中的「和平主義」原則相違背,而且必然會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復活的不安。二是戰後日本實行「政教分離」,靖國神社已和國家脫離關係,成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國憲法》規定:「國家及其機關都不得進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動。」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設施並以宗教儀規參拜神靈,與日本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也是明顯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於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戰後的日本各屆首相都極力避開8月15日這一「戰敗日」,並以公職身份前往靖國神社參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參拜。此後首相及閣僚參拜情況逐漸增多,但在以「公職身份」還是「私人身份」問題上仍含糊其辭。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開始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前往靖國神社祭祀和參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無條件投降日———8月15日定為「追悼戰亡者、祈禱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參拜靖國神社。1996年1月,橋本龍太郎作為首相在參議院會議回答日本共產黨議員的提問時承認,「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和痛苦,這是事實,對此我們必須承認,並在深刻反省的基礎上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然而不久,他卻自食其言,於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種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 
  小泉純一郎自從2001年4月當選以來,作為首相曾五次參拜靖國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他在眾多支持者「萬歲」的歡呼聲中,前往供奉了1 000多名甲、乙、丙級戰犯牌位的主殿進行參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驅車來到靖國神社神殿後面的入口處,坐到台階上脫下皮鞋後匆忙走了進去,不到10分鐘就走了出來。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參加完當天早上的皇宮新年會後,又一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小泉純一郎最近一次參拜靖國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遭到曾經飽受過日本侵略的中國、朝鮮、韓國等國家的強烈反對。這個錯誤的舉動嚴重損害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傷害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廣大受害國人民的感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態和承諾,並且由於小泉首相五次參拜靖國神社,中斷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層互訪仍然無法實現。儘管中方做出極大的努力,促成了雙方領導人在國際會議的場合見面,但日本政府隨後為「台獨」分子李登輝發放入境簽證,再一次給中日政治關係蒙上了陰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圖借屍還魂的腳步不僅沒有停歇,反而越走越遠。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組織「理想考慮會」及印度駐日大使館在東京靖國神社內為已於1967年死去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諾·巴魯立「功德碑」,以「讚揚」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主張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所有甲級戰犯均無罪」的行為。 
  日本《東京新聞》當天報道,包括印度駐日本大使館武官比埃姆·巴裡、日本非盈利組織「理想考慮會」理事長羽山昇在內的40名相關人員參加了在靖國神社內舉行的巴魯「功德碑」揭幕儀式。「功德碑」高2.1米,寬1.8米,上面除了巴魯的半身像外,還雕刻上了巴魯所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所有甲級戰犯均無罪」的謬論。 
  對於在靖國神社內設置巴魯「功德碑」,靖國神社方面稱,「希望(『功德碑』能讓人們)回憶起主張日本無罪論的亞洲學者」。羽山昇在揭幕儀式後聲稱,「在靖國神社設巴魯『功德碑』意義『重大』,(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自虐的傾向根源在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希望(建巴魯『功德碑』)能成為更正這一傾向的契機」。 
  現在就連本已退居幕後的日本天皇也按捺不住跳到了台前,為右翼搖旗吶喊。作為戰爭時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在2005年6月27日親赴塞班島,為二戰期間在該島喪生的4萬餘名日軍和1萬餘名平民「慰靈」。這是二戰結束60年來,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戰戰場死者,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戰陣亡日軍及平民。 
  二戰歷史已經載明,當年美軍奪取塞班島是太平洋戰場上最慘烈的篇章之一,近6萬日軍及家屬在此斃命。此後,美軍又是以塞班島為基地轟炸東京等城市,從而削弱日本防禦和戰爭意志的。日本天皇來此憑弔,與其說是哀悼,不如說是勵志。它將勾起日本民眾作為戰爭受害者的回憶和對武士道精神的緬懷,鼓勵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輩致敬,也鼓勵小泉及其繼任者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6.「右翼」當權(3)   
  中國外交學院日本問題專家周永生教授指出,明仁的海外「慰靈之旅」是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一種側應。天皇畢竟目前還不敢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但他這次祭奠的戰死者與靖國神社內供奉的戰犯是一丘之貉,因此將從輿論上給予小泉巨大支持。周永生認為,不排除今後日本天皇有更加危險的舉動。 
  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苗頭,值得世人警惕。日本憲法規定,天皇為日本國和日本國民總體的象徵。而按日本官方說法,當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萬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對象,決定了他首次海外「慰靈之旅」的性質不同尋常,這必將誤導日本民眾及鼓勵右翼勢力在歪曲侵略歷史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 翻案———日右翼政客為戰犯開脫盡現強盜邏輯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悍然向北平西南的宛平縣發動進攻,拉開了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一場空前慘烈的戰爭宣告結束,一批罪大惡極、雙手沾滿亞洲各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受到正義世界的審判,遭到應有的懲罰。然而,戰後日本國內不時出現為戰犯們招魂喊冤的奇談怪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厚生勞動省政務官森岡正宏的言論。2005年5月26日,此人在自民黨國會議員會議上妄稱「甲級戰犯在日本國內已經不是罪人」,認為「戰爭是雙方都做了壞事」。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預設了這樣的立場:「只有戰勝國才是正確的,戰敗國總是不對的」,並「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進行單方面審判」,因而「這是錯誤的」;而且,在被佔領狀態下,日本被實行了嚴厲的言論控制,貼上了那場戰爭只有日本不好的標籤。次日,自民黨總務會長久間章生公然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果,為日本二戰甲級戰犯開脫罪責。這兩個日本政要的荒謬言論,與當年為戰犯開脫罪責的言論如出一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擔任東條英機辯護律師的清瀨一郎當年在法庭上就曾宣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組建不合法,11國法官都不具備審案資格,戰敗國軍政領導人對戰爭不應負個人責任……半個多世紀前後的荒謬言論竟然如此相似! 
  森岡正宏和久間章生身為日本政府高官,竟然如此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們顯然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奇思怪想,而是說出了一部分日本右翼的心聲,與日本當前的政治氣候相呼應。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說,日本政要發表的荒謬言論,是對國際正義和人類良知的公然挑釁,是對所有遭受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深重災難的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嚴重傷害。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示強烈憤慨,並予以嚴厲譴責。 
  日本否定東京審判不是單純否定一次審判的結果,而是要否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甲級戰犯雙手沾滿亞洲國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鮮血,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歷史罪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果,是構成戰後國際政治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早已成為國際常識,任何企圖推翻這一審判結果的行徑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通過對東京審判的潛心研究指出:東京審判自始至終,都具有不可辯駁的法理依據,其正義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認為東京審判的結果有損其「政治大國」的形象,開始變本加厲地攻擊東京審判,使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日本國內這股否定東京審判、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思潮,已經產生了惡劣影響,將對日本今後的政治走向、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都產生消極影響。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右翼政要總是不時發表胡言亂語,不斷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這不能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日本能否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 
  按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凡是為二戰中法西斯國家反人類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違法的。在德國,為希特勒政權辯護的言行是違憲的,會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為戰犯翻案從東京審判後就從未停止過,現在就連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為戰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改變,使日本戰前的部分軍國主義戰犯、軍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軍界和政界,導致軍國主義和右翼勢力死灰復燃。這些人的軍國主義思想和「皇國史觀」根深蒂固,自然對他們在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戰爭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認賬,埋下了今天日本為侵略歷史翻案的禍根。 
  近年來,「皇國史觀」甚囂塵上,右翼勢力公開頌揚裕仁天皇這位戰爭元兇的「聖德」,認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完全如天皇所言「實出於謀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國主權、侵佔領土之類,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為世界的和平和國民的幸福而祈禱,不忍心看到國民在戰爭中的痛苦掙扎,做出了結束戰爭的英明決斷……天皇的聖德將永遠銘刻在國民心中。」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很有影響,過去比較客觀地對待歷史問題的學者和歷史學家,也一反常態,通過撰寫文章、發表演講,為天皇頌德,為戰爭免責。同時,右翼團體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義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擊和迫害那些批評天皇的人們,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長崎市長本島在市議會上認為,天皇早做結束戰爭決斷,長崎可能不會遭受原子彈之害,因此天皇應負戰爭責任。結果在天皇去世之時,極右翼分子恫嚇與攻擊他,揚言要其辭職,否則對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負責。對「皇國史觀」,不但眾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與政府官員也同樣信奉,甚至在公開場合大肆宣揚。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上坦言:應當讓國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神道政治聯盟就是為此目的而活動了30年,接著又表示,將以政府的立場積極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動。   
  6.「右翼」當權(4)   
  與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種「羞恥型文化」。前者認為,人類儘管有原罪,但是可通過悔罪使靈魂獲救,悔罪行為值得稱道。後者則將失敗與公開認罪視為一種恥辱,主張拚死報復,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核中包含後一種文化心態。「皇國史觀」認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天皇和國家從來都是正確的,那麼按天皇的意願所作所為就根本沒有錯誤和悔罪可言,為遭受「不公正審判」的戰犯翻案就是理所應當的了。 
  因此,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一結束,日本右翼勢力就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緊接著又叫嚷東京審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為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鳴冤叫屈,為他們收集遺骨,評功擺好,為其翻案,並為之樹碑立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戰犯碑的出現。 
  第一座是1960年出現的興亞觀音「殉國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刑場,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籐章、廣田弘毅、阪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次日拂曉,駐日美軍用汽車將七名戰犯的屍體運往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火化。獲得這一消息的日本律師三文字正平、興禪寺住持市川伊雄、軍人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等,趁美軍疏忽的機會,把七名戰犯的骨灰偷出來,分別裝在七個小罈子裡,偷偷跑到火葬場一角燒香祀奉,沒想到被美軍發現,骨灰罈被收回,放在火葬場後院的「供養塚」中。三文字正平等並不死心,又乘聖誕節前夕美軍戒備鬆弛之機,悄悄潛入火葬場,從「供養塚」中偷出骨灰罈,然後設法運到東京以南約50英里的熱海伊豆山興亞觀音裡,那裡也是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故鄉。1958年,在愛知縣前縣議員三浦公山和該縣幡豆町町長牧野健吉等支持下,於幡豆町三根山選定了建碑地址;次年9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聯名發出修碑倡議;1960年7月17日,在興亞觀音塑像背後的矮樹叢中建起一座高4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國七士墓」五個大字,墓誌由甲級戰犯、前陸相荒木貞夫書寫。印發的小冊子《殉國七士奉贊會》說,這塊紀念碑是在日本自衛隊和當地人士協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於1980年。日本政府不顧國際輿論和國內和平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在巢鴨監獄行刑處立了一塊紀念碑,其正面碑文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東條英機……行刑於此」,「故此地為歷史遺跡」。其實,早在1951年,前陸軍少將福島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訂了保存刑場「史跡」的計劃,要求把刑場遺址從監獄裡劃分出來,作為讓「國民自由參拜」的「聖地」,並請一流的設計師和技術人員修建石碑。該計劃經巢鴨監獄負責人川上悍同意後,很快修起了五座墳墓,並從1955年4月開始接受參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賀屋興宣為會長的「日本遺族會」、「刑場遺址保存會」反覆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東京豐島區議會建設委員會根據日本內閣會議的批示,公佈了官方決定,最終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場遺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5月30日在九州出現的「大東亞戰爭陣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岡中央區,高7.3米、重130噸,耗資6600萬日元,碑上刻著全面肯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為萬世謀太平之詔書,吞飲萬斛淚水迎終戰。爾後,孜孜不倦三十六載、致力於祖國之再建,今已成為世界大國。此次大戰乃一場為自存自立不顧日本國之存亡,為解放受虐待之民眾、謀救萬邦共榮之聖戰。雖沉淪於敗戰悲境,然亞洲民眾相繼贏得獨立與自由之榮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莊嚴歷史事實。……我們要把對英靈的崇高精神與偉大業績抱有的無限敬慕和感謝之情,永遠傳祭下去。……」這是一座要為侵略戰爭徹底翻案的罪證,也是一座要亞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與此同時,日本右翼分子為日本戰犯翻案的主張也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其中日本前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的主張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開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於1988年5月被免職。他不但不知悔過,而且活動更猖狂,並在同年7月的《文藝春秋》上發表了題為《關於「侵略問題的發言」有什麼不好》的文章。 
  奧野寫道:「我多年來一直主張,我們要從被歪曲的東京審判史的觀念中掙脫出來。」因為「今天的國際法學界一般認為東京審判是違法的。聯合國在東京審判之後,以對和平犯下罪行為理由進行裁決,判定日本是侵略國家,並將幾個人送上了絞架。東京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懲罰。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可以說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所以,我認為在戰爭時期的法庭上被處以絞刑的人,從國際法來說,應該看作是相當於戰死。」「說起來,追究甲級戰犯的『責任』,並沒有明確是追究戰敗的責任,還是追究開戰的責任。如果說是戰敗的責任,那是全體國民的責任,如果說是開戰責任,那應該是當時煽動得最厲害的是宣傳工具。」「作過東條英機辯護人的清瀨一郎(後來當過眾議院議長)寫道:『東京法庭所說的有一半是謊話,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與之對抗。謊話不僅擴及日本全國,而且擴散到全世界。審判雖然結束了,但是不消除這種誤解就不能夠消除我的責任。』」「錯誤百出的東京審判,規定了戰後的價值觀和戰前的歷史觀,我們必須盡早從這種狀態中擺脫出來。」在文章裡,奧野誠亮完全不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性質,反而顛倒是非,把給中國和亞洲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鼓吹得天花亂墜,竟說:「大東亞戰爭對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做出了貢獻。」   
  6.「右翼」當權(5)   
  1998年5月間,日本還正式上映一部名為《自尊———命運的瞬間》的影片,更把二戰中日本頭號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塑造成「自尊自愛」的英雄,是戰後遠東國際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飾抹不掉鮮血寫成的歷史,任憑日本右翼勢力如何辯解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戰犯永遠是戰犯。 
  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戰爭法體現了人類文明的一種成果,已經得到國際社會認可。日本右翼政客為侵略戰爭罪行開脫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這種國際公約的規範。其言論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絲毫沒有犯罪感,沒有人類道義感,沒有歷史責任感。日本政要的謬論,其言可誅,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對戰爭法的刻意曲解和對國際法的肆意踐踏是在反覆試探中國和其他亞洲二戰受害國的承受底線。它實際上是有預謀地、逐漸地尋求對現有的國際法體系和準則的一種突破。世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右翼勢力的膨脹,無論是對日本國內還是對東亞地區,都是一個不祥預兆。日本戳痛的是歷史的神經,破壞的則可能是東亞的和平與安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說,美國對日本的做法,雖然到目前為止尚無公開反應,但可以預料,一旦日本右翼勢力攪亂東亞合作前景,美國不會坐視不管。一是因為這與美國在東亞利益密切相關,二是日本如果攪局過度,誰也不敢保證日本會不會習慣性地以國內法對抗國際法,以至有一天去挑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 
  ◆ 改史———日政府為右翼篡改歷史的教科書開放綠燈 
  日本文部科學省2005年4月5日下午公佈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公民等教科書的審定結果。由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扶桑出版社出版的嚴重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竟然被文部科學省認定合格。 
  這本新歷史教科書與2001年通過的教科書相比,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提法更加露骨。該教科書污蔑說,中國人「由於受到通過暴力實現革命的蘇聯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出現了過激的特點,抵制日貨、襲擊日本人的排日運動活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三省的原因是由於「中國排日運動激烈」。由於「共產黨潛入國民黨內部,大肆推進將日本引入戰爭的破壞和挑釁活動」,因此中日戰爭是「由共產黨挑唆引起的」。盧溝橋事件是由於「中國一側對日持續射擊,進入戰爭狀態」。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兩名日本士兵被射殺,以此為契機,日中間的衝突全面擴大」,「發展為以後八年的日中戰爭」。似乎日本在戰爭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都是被動和被迫的,戰爭的責任完全在中國。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有3 500多萬人傷亡,其中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就達30多萬。對此該教科書卻隻字未提,反而說「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中沒有任何殺害和虐待非武裝人員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而且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在註釋中寫道:「在後來的東京審判中,認定這是日軍殺害多數中國民眾的『南京事件』,關於這一事件的實際情況在資料上也出現了疑點,有各種各樣的見解,現在仍在爭論。」它甚至還妄言台灣地區一直「在中國統治之外」,中國從沒有對台灣地區行使過主權。 
  此書一出立即遭到中國和韓國等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然而,就是這樣一本任意歪曲歷史、遭到國內外輿論強烈反對的教科書,卻冠冕堂皇地被日本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定為東京都台東區首所初高中連讀的公立中學白鷗高中附屬初中的歷史教科書。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是東京都的政府部門,教委成員從社會各界選定,由東京都知事提名經議會通過。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團體代表說,誰都知道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色彩,他選用的教育委員的政治傾向可想而知。據揭露,為了支持採用扶桑出版社的教科書,政府要員和自民黨議員河村文部科學大臣、自民黨幹事長安倍親自出席為其打氣。安倍公然聲稱「從軍慰安婦不是歷史事實,上次審定教科書時左的勢力對『新編歷史教科書之會』進行壓制,剝奪了言論自由」。被石原任命為公務員的橫山洋吉卻以教育長的身份出席這次集會。在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東京都教委對白鷗高中施加影響,並派遣右翼人士擔當學校的顧問,東京都教委通過右翼教科書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本歷史教科書成為國際問題其實遠不是最近的事情。從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開始,日本政府就想通過審定制度把侵略戰爭的史實和「侵略」字眼從教科書中刪掉。在1982年的審定中,對於在殖民統治、侵略戰爭、南京大屠殺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責任。對此,韓國和中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日本的近現代史與中國、韓國的近現代史有密切的聯繫,日本如何記述過去的歷史,對於中國與韓國來說是重要的問題。因此,從那以後,日本政府在審定標準中追加了新的原則,即「在記述與近鄰亞洲各國的近現代歷史有關的問題時,需要從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的角度考慮」。 
  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再次向著刪除或縮小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責任等方向發展,這是出現上述扶桑社教科書那樣的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的前因。   
  6.「右翼」當權(6)   
  眾所周知,從日本戰敗迄今為止的半個多世紀中,確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億國民總懺悔」的口號下發自內心地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們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細川護熙坦率承認日本的侵略事實。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發表對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表示反省的講話,表示「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而且通過亞洲女性基金會,向150多名原亞洲國家「慰安婦」道歉,並支付了日本國民的賠償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反對「自虐史觀」的右翼勢力逐漸佔據上風,日本右翼國會議員聯盟提出修改現行教科書,刪除南京大屠殺與隨軍慰安婦的內容。日本政府反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於慰安婦問題的調查報告,並拒絕以國家立場向慰安婦謝罪與賠償。由於政府官員的慫恿與推波助瀾,早在1996年12月,岡山縣就有30多個民間團體聯合提出刪除歷史教科書有關南京大屠殺與隨軍慰安婦內容的陳情書,以後熊本、鹿兒島、福井縣民間組織也紛紛提出類似陳情書。在這股上下一氣、共同否定侵略歷史的逆流中,一小撮右翼學者著書立說,將右翼分子的反動行為系統化與理論化,其呼風喚雨的惡劣表現也令人不齒。 
  右翼勢力力圖通過捏造歷史,培養戰前那樣的準備戰爭的人員,而日本政府對此居然大放綠燈,這給了右翼分子極大的鼓舞。因而,目前日本除了「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進行歪曲歷史活動的組織也越來越多,相繼出現了日本會議、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青年議員之會、教科書改善聯絡會議等右翼組織。不僅處於權力中樞的政治家對它們提供政治支持,像三菱、鹿島、住友等幾十家大企業和財團法人也為其提供資金支持。他們互相勾結,不斷向地方議會、教育委員會施加壓力,正在形成一個能夠滲透到全國的網絡,其動向值得警惕。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右翼人士不斷發出否認過去侵略戰爭歷史的言論,人們或許早已熟悉了他們的前赴後繼。過去,任何高官意圖修改歷史的右翼觀點,都會引起輿論大嘩,或引咎辭職或被解職。不斷地「自我犧牲」之後,情勢終於起了變化,現在日本右翼的觀點可以被公開、熱烈地討論,而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容忍,至少發表類似言論的高官已不再革職了。 
  對日本右翼的這種做法,任何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要保持足夠警惕。只有正視歷史,以史為鑒,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才能使人類社會悲劇不再重演。 
  ◆ 領土之爭———日本與鄰國外交呈現咄咄逼人之勢 
  二戰失敗,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放棄傳統天皇制,承認大和民族應與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相待。但是,日本隨著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後,社會中成為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的呼聲逐步高漲,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抬頭,右翼勢力也推波助瀾,並欲將其引向褊狹的民族主義歧途。由於戰後長期的錯誤教育引導,日本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保守主義傾向是非常明顯的。據《讀賣新聞》1982年的輿論調查顯示,將侵華戰爭看作侵略戰爭者不到1/10。中小學生們看了《山丹之塔》、《聽,冤魂的呼聲》等反戰影片後,不但不從反戰角度來欣賞,反而情不自禁地發誓說:「此仇必報!」「下次一定要打一場勝利的戰爭!」以致使仗義執言的家永三郎、本多勝一等進步人士不僅受到右翼勢力的威脅和政府的冷遇,而且還要忍受來自周圍群眾「賣國賊」一類的諷刺和謾罵。 
  時時湧動的褊狹民族主義情緒、難以泯滅的軍國主義野心,是日本右翼勢力的「真情流露」。 
  在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上早已出名的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曾經拋出「新亞洲攘夷論」,主張在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由日本肩負領導東亞各國、建立亞洲經濟圈的歷史責任,「為了休戚與共的東亞,即使引起激烈競爭,日本也應站在前列,奮起阻止美國把亞洲各國變成它金融戰略的殖民地。而且我堅信,這對於保護日本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比其他任何辦法都更加行之有效」。他竭力鼓動亞洲發生危機國家對美國的仇恨,以擺脫與美國的經濟聯繫,由日本取而代之。表面上是為亞洲受害國申冤,實際上是為日本在亞洲經濟發展中佔據主導地位準備條件。石原一類右翼分子的思想本質,是利用日本民族主義情緒來犧牲別國的領土主權和經濟利益,以換取日本更大的國家利益。極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新亞洲攘夷論」與日本昔日發動侵略亞洲戰爭時拋出的「大東亞共榮論」有驚人相似之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日本國民的心理變化,企圖衝開缺口,把民族情緒和青年一代引上歧途。 
  在右翼勢力的鼓動下,日本加快了向政治大國邁進的步伐。由於中美關係、台海局勢、朝核問題的起伏多變,日本政府過高地估計了本國在地區戰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對周邊國家採取了居高臨下、強硬對抗的態度。近期,日本外交更是大張旗鼓、四面出擊,與多個鄰國在不同的問題上發生摩擦。這些摩擦主要表現在:首先,在台海問題、釣魚島爭端以及東海劃界問題上,日本的姿態越發蠻橫。   
  6.「右翼」當權(7)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 
  釣魚島又稱釣魚島列島,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端。中國福建和台灣的漁民,自古以來一直在這裡從事捕魚採藥等生產活動。這裡還是中國東海的一個魚類豐富的漁場,周圍一帶海底還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因島上無淡水,向來無人居住。 
  從經濟方面講,釣魚島附近海域,專家估計石油的蘊藏量可達1 000億桶。這麼豐富的石油資源,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多麼重要的戰略意義。早在60年代,聯合國亞洲遠東委員會提出的調查報告斷定,釣魚島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 
  為此,中國政府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胡錦濤,都一再重申,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日本每一次染指釣魚島,都激起中國人的極大憤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與日本政府嚴正交涉。1992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領海法,寫明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2005年2月9日(農曆大年初一),正當中國人沉浸在歡度佳節的喜悅氣氛中時,日本官房長官細田博之宣佈,釣魚島(日方稱尖閣諸島)上「日本政治團體所建的燈塔,由於其所有者放棄所有權,已經成為國有財產,即日起由海上保安廳保守和管理」。在細田博之宣佈接管燈塔的消息後幾個小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就在北京對中外記者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日本採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非法和無效的。緊接著,外交部亞洲司官員又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指出日方此舉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挑釁和侵犯,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不能接受。 
  此外,台灣本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中國的統一大業不容任何外國勢力干涉。但日本以美日軍事同盟為依托,近年來明顯加緊干預台海問題。1996年4月美日安保體制共同宣言發表;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國會眾參兩院又批准針對朝鮮與中國的「周邊事態法案」,為日本用軍事手段干預中國統一與亞洲事務做了準備。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長和防長「2+2會談」(美日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門的首長共同參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竟把「台灣問題」作為共同關心事項。其干預台灣問題的手法開始由以往的「模糊化」轉向「清晰化」。至此,日本終於一改過去對中國的「慎重」 姿態。 
  與此同時,圍繞海上油氣田開採,中日在東海劃界問題上的爭議也日趨激化。日本主張以兩國海岸基線的中間線來確定專屬經濟區界線,即所謂的「中間線」。但這種主張沒有依據,中方從未承認過,也不可能承認。 
  近年來,針對中國在日本自己提出的「中間線」中國一側開採油氣田的活動,日本政府以本國資源可能被中方抽走為由,要求中方停止開採並提供有關數據。其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方拒絕。2005年7月14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正式宣佈,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中間線」以東的中日爭議海域試開採石油天然氣。試開採的油氣田面積約為400平方公里。據悉,日本經濟產業省4月就啟動了審批民間企業試開採東海油氣田的手續。當時日政府就稱會接受申請,改變數十年因為怕激怒中國而不願開放試開採的態度。對此,中國政府迅速做出回應。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2005年7月15日緊急約見日本駐華使館公使渥美千尋,提出強烈抗議,並稱如日方試圖將自己單方面的主張作為既成事實強加於中方,中方堅決反對,也絕不會接受。同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也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嚴正交涉。由於日本的一系列錯誤做法,中日關係降到了自1972年兩國恢復邦交以來的最低點。 
  其次,在挑釁中國的同時,日本與其他鄰國的關係也急劇惡化。在對韓關係上,日本也加強了與韓國爭奪獨島(日本稱竹島)的攻勢。韓日間圍繞獨島所有權問題的糾紛由來已久。據記載,早在1693年韓日兩國就該島的歸屬問題曾舉行過談判。韓國人稱該島是朝鮮人金自周於1483年首先發現的。當時被命名為三峰島,是流放罪犯和人們躲稅的地方;日本則認為該島歷史上就屬於日方,1616年由日本人大谷川宜首次發現,過去叫松島,後來改為竹島。1905年,日本佔領朝鮮半島後,即宣稱對獨島擁有主權,並把其劃入島根縣轄區。 
  二戰中日本戰敗,獨島曾暫時移交駐韓美軍管轄。目前韓國實際控制著該島,並在島上修建了燈塔和簡易碼頭。2005年3月16日,日本島根縣議會表決通過了「竹島日」的條例提案,正式把2月22日定為「竹島日」。這一天正好是100年前日本強行將獨島納入自己領土的日子。日本駐韓國大使高野紀元也公開說,「竹島明明白白是日本領土」。加上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於4月上旬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繼續否認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罪行,激起了韓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對大部分韓國人而言,這是「對韓國第二次侵略」。因此,民眾的情緒像火山爆發一般激烈,韓國民眾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前抗議示威,斷指、自焚、焚旗、跳河,呼籲抵制日貨、要求斷交,主張以牙還牙。 
  此前一直保持克制態度的韓國總統盧武鉉也「忍無可忍、奮筆疾書」了。他在2005年3月23日發表《關於韓日關係告全國國民書》,強調韓國政府絕不坐視日本將侵略歷史合法化,韓國將在外交上採取果斷措施,同時也將提醒韓國人做好精神準備。這一行動可能導致兩國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倒退,但無論有多大困難都不再退縮。盧武鉉的「超強硬發言」,被韓國傳媒解釋成是「對日外交宣戰」。3月4日,韓國政府宣佈無限期推遲外長訪日,並加強了對獨(竹)島的警備,允許國民登上獨(竹)島———針鋒相對地給日本以反擊。韓國統一部長官鄭東泳,3月22日指出,日本要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必須得到鄰國的信任。因為日本是否是真正謀求和平的國家使人疑慮,日本首先應回過頭來看看自己。韓國已決定展開外交活動,阻止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由於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把釣魚島、竹(獨)島都納入日本國土,國際輿論認為:教科書令日本遠離亞洲各國,對中日、韓日關係產生了消極影響。   
  6.「右翼」當權(8)   
  在對俄問題上,俄羅斯政府本來於2004年表示,準備在1956年俄日宣言的基礎上,歸還齒舞、色丹二島給日本,然後簽署俄日和約。但小泉首相到日俄有爭議的北方四島視察,故意向俄示威。2005年3月11日,日本國會兩院又通過決議,提出簽署俄日和約的條件。不僅要求俄羅斯一攬子歸還北方四島,而且對其他北方領土也提出主權要求,使得俄總統普京和外長拉夫羅夫已無限期推遲本應於2005年春季進行的訪日之旅。 
  本來日本政府和許多日本人想要讓自己擺脫「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局面,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人們是可以理解的;但人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右翼人士企圖以日本本國民族主義倫理修正歷史、背離真實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過去日本的歷史教訓就是:民族主義演進成了軍國主義,進而造成了對東亞和整個世界的災難。日本乃至包括中韓等國在內的東亞有識之士,應當充分認識到,一個和平而安全的東亞秩序,邏輯上和事實上都必須建立在以理性、和解與睦鄰的制度與價值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意識覺醒的基礎上;在這樣一個框架內的日本才會被視作得人心的、「負責任的大國」。日本的右翼人士是否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呢?阻遏日本社會右轉趨勢,除了寄希望於日本在野黨與廣大愛好和平的日本民眾的共同努力之外,更需要日本政府的真誠行動與積極措施。惟有日本政府採取法律手段,才能有效防止為侵略歷史翻案的行徑發生。只有用正確的歷史觀教育日本國民、維護和平憲法、剷除軍國主義餘毒、走和平發展之路,日本才能取信於亞洲各國人民,亞洲才能保持和平。這是日本與亞洲各國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聲,也是人們對日本政府的期望。儘管如此,愛好和平的人們,仍不能掉以輕心,仍須樹立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     
  第二篇 中國大法官   
  1.緊急受命(1)   
  ◆ 天降大任 
  在2003年春,一本關於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記被意外發現了。日記的主人就是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梅汝璈一直都有記日記的習慣。據梅法官的兒子梅小璈介紹,「父親關於東京審判的資料很多,但『文革』中都被抄了。後來只找回了一本日記和半部書稿。」 
  留存的這本從未公開過的日記有40多篇,描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審判。一個中國法官的心路歷程,為人們展開了那段歲月無法湮沒的歷史記憶,揭開了那些鮮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後錯綜複雜的激烈爭鬥……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經過慘烈的抗爭,付出了死傷3 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5 000億美元的高昂代價,終於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是二戰的兩大策源地。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戰爭波及近40個國家,當時世界上平均每5人中就有4人被捲入戰爭苦難。日本對亞洲及太平洋的侵略造成數千萬人死亡,上萬億美元經濟損失。1945年8月15日,隨著窮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屢次抗擊外國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偉大勝利,中國法官也隨即有了首次參與軍事法庭審判侵略者的雪恥機會。 
  為了減輕或開脫戰爭罪責,戰後重組的日本政府曾提出建議,希望仿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德國獨自審判的方式,由他們自己來審判戰犯。但這一主張被同盟國拒絕了。在盟軍總部主持下,由11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成立,日本戰犯最終還是被押上了「東京審判」被告席。 
  深受日本侵略者毒害的中國人民一直盼望著對日本侵略者的正義審判。中國國民政府在1945年12月底,一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參加審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 
  兩部官員立刻從全國範圍內挑選精英。最終選定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有: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浚,顧問吳學義,擔任助理的法律專家、歷史學家裘劭恆、方福樞、楊壽林、劉子健等。當時,梅汝璈是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 
  梅汝璈和吳學義兩人曾經擔任過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助手,參與過和英、美、蘇分別在1943~1945年簽訂《中美平等新約》、《中英平等新約》、《中蘇友好條約》的談判,有著豐富的國際外交經驗,通曉英美諸國法律。 
  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佈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為:美國法官克萊墨、中國法官梅汝璈、英國法官派特裡克、蘇聯法官扎裡亞諾夫、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法國法官柏納特、荷蘭法官洛林、印度法官帕爾、新西蘭法官諾司剋夫、菲律賓法官哈那尼拉、澳大利亞法官衛勃。其中衛勃擔任庭長。 
  從某種意義上講,梅汝璈是因代表中國參與對東京戰犯的國際審判而聞名於世的。但一位國際法學家在接受《望東方週刊》的採訪時道出了根本原因:「事實上,梅汝璈受當時的國民政府指派,作為中國的惟一法官代表參與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與他不屈的民族氣節、深厚的學術功底不無關係。」 
  ◆ 少年學子 
  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朱姑橋梅村是一處極具明清建築特色,歷史文化積澱遠涉漢唐,古風遺韻、民風猶存的江南小村。但與湖廣江浙相比,該地在20世紀初還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經濟不夠發達,思想文化也不夠開放。 
  然而,梅汝璈的父親———梅曉春卻是一位頭腦清醒、見識高超的開明人士。他在自傳中曾對自己的經歷這樣記述:「1891年6歲時牧牛2年,8歲入私塾5年,後事農3年,又讀書3年。1907年考取江西陸軍測繪學校,3年後畢業,後到北京模範測繪學校學習2年畢業。」梅曉春還遠到新疆伊犁參加了中俄邊界勘測。1912年,梅曉春任江西測量局地形科長與教員。 
  梅曉春的學歷、閱歷使他在當時就具有了新思想、新目光。他敏銳地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他認為,要讓自己的子弟成為有用之才,就不能抱殘守缺,不能再讓他們受舊式教育。儘管當時當地尚有不少人鄙薄洋學堂,他卻毅然將自己的長子梅汝璈送進了南昌市內的江西省模範小學。 
  1916年,梅汝璈只有12歲,在父親梅曉春的堅決支持下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開始了長達8年的北地求學。現在的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出國留學,而在當時,一些富貴人家還不願意子女遠走他鄉,讀書受苦。所以,當年幼的梅汝璈遠離家鄉和父母,千里迢迢地獨自外出求學時,在落後、閉塞的農村還引起了不少猜疑和議論。但是,時代的進步、世事的變革,卻是任何人也無法意料的。 
  20世紀初的清華學校還沒有成為舉世矚目的高等學府。190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決定用清王朝所支付的庚子賠款中的一部分到中國來辦學,於是便在北京開辦了清華學校。這所學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門而是由外事部門來管理,學制8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按各省分擔庚子賠款的數額比例分配招生名額。學生畢業以後,絕大部分都會到美國去留學,所以清華學校實際上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這所學校在上課、考試、生活管理及體育鍛煉等方面都對學生有著具體、明確而且相當嚴格的要求,其西化程度遠在一般學校之上,與舊式的學堂、私塾更不可同日而語。   
  1.緊急受命(2)   
  對於家境清貧、毫無背景、不通英語,甚至連官話(普通話)都講得不大好的農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華學校的生活所帶來的種種不便和各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半軍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須嚴格遵守,西式體育鍛煉必須積極參加,任何一門功課都不能馬虎,否則便有留級甚至被開除的危險。最使梅汝璈感到尷尬的,是語言問題。不少外籍教師都用英語授課,多數同學都具備一定的英語基礎,而梅汝璈卻一句英文也聽不懂,一個字母也不認識。 
  由於學校的課業實在太沉重,有的學生不堪壓力,精神都幾乎崩潰了。但有的家長因望子成龍心切,還時常來信批評自己子弟成績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相責問,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負擔。梅汝璈的父親則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為英語基礎太差而焦慮萬分的時候,父親的來信給了他極大的安慰和鼓勵。父親在信中說:對於功課,盡力而為即可。倘若實在達不到要求,我們還可以退學,再報考其他學校———中國的好學校很多,清華並不是惟一的選擇。我們來自窮鄉僻壤,見識、眼界,特別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長在通都大邑的書香門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別的學校念完初中,然後再考進清華從頭學起———這當然要輕鬆一些。而我們則是在小學畢業以後直接入學,文化基礎雖差,在年齡上卻有一點優勢。經過努力完全可以趕上來,而不必一天到晚憂心忡忡,徒增煩惱。接到父親的這封信以後,年幼的梅汝璈放鬆了焦慮的心情。他決心從頭學起,迎頭趕上。 
  梅汝璈的家境在清華學校的同學中算是清苦的。小時候的一件棉袍,隨著他年齡的增長,加長了三次。但清貧的梅汝璈在學習中卻十分刻苦。每當晨曦初露,清華園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華」匾額之下,便會出現這個少年的身影。他口中唸唸有詞,由艱澀到流利,由簡單到複雜。這便是梅汝璈在補習英語。經過一段時間的起早貪黑,他的英語水平不僅趕上了其他同學,而且還處在了領先的地位。語言障礙的掃清,又自然地促進了其他課程的學習。8年之中,他的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優秀。他還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還擔任了清華學校校刊的主筆,令老師和同學們刮目相看。他來自歷史上(特別是宋明以來)人文薈萃、科舉人才眾多,但在近代卻新風遲開、保守封閉的江西省,以自己頑強的奮鬥精神在這個典型的洋學堂中顯示著華夏兒女的智慧和品格。這也為他日後完成國際大法官的任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海外留學歸來 
  1924年,梅汝璈從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留學,兩年後他就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在24歲那年獲得博士學位。有位教他德語的教授曾稱讚他有著「令人驚異的頭腦」。 
  海外留學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國的命運,反而促使他更加關注國內外形勢的發展。為了響應國民革命軍「打倒北洋軍閥」的北伐行動,梅汝璈與先後來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學發起組織了一個名叫中山主義研究會的團體,積極地宣傳革命主張,並開展了與留美中國學生中的國家主義派爭奪留美學生總會領導權的活動。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學業的梅汝璈離開了美國。他把多餘的獎學金用作歐洲之行,廣泛地遊歷了倫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後回到故鄉。以後的十幾年,梅汝璈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等課程。 
  梅汝璈最初應聘到山西大學法學院任教授,主要是由於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山西大學具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因為山西大學也是外國人用『庚子賠款』創辦的。任教期間,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 
  由於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閉關鎖省」,不知「明恥」且「夜郎自大」。因此,不久後梅汝璈又應聘到由張伯苓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併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副部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該校的法律系教授。 
  後來,梅汝璈還兼任過中山文化教育館副主任和《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撰寫、翻譯、編輯了很多外交和國際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還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立法院中擔任委員,在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兼職授課。他留學期間學習的法律專業知識不僅在實踐中得到了檢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為他後來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日本侵華戰爭使得中國山河破碎,民生多艱。「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想到年事漸高的父母和諸多親友正在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擊而東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員正在大發國難財,一介書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慶上空的濃霧,顯得陰鬱、灰暗。儘管呈現在梅汝璈面前的現實生活幾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公平和正義的理想決不會在梅汝璈心中輕易地泯滅,所需要的只是時機而已。   
  1.緊急受命(3)   
  當梅汝璈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時,他才42歲。在當時的中國法學界和司法部門,資望深、年齡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執法東京的重任卻偏偏落到了剛剛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這無不得益於梅汝璈多年來在法學研究、教學和司法實踐方面的出色表現。輿論對他的評價是:精通法學理論,善於雄辯而又頭腦冷靜。 
  梅汝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全程參與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在那場馬拉松式的審判裡,梅汝璈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問題上,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讓世界記住了這位來自中國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日記寫到1946年5月中旬,直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十多天後。最後一篇日記後有行鉛筆字,寫著「以下轉入另外一冊」,但梅小璈說沒有找到這「另一冊」。這樣,後來中國檢察官和顧問在庭上精彩的反詰和辯論,那些只有梅汝璈經歷過的、現在難以想像的11位法官之間複雜的鬥爭和斡旋,那些法官們在宣判前做的秘密討論,以及歷時近3年的審判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中國法官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就都隨著日記的丟失,成為永遠的謎了。   
  2.上 任(1)   
  ◆ 飛赴東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華懋公寓1層的大廳裡,聚集著準備搭乘美國軍用飛機前往東京的旅客。服務員在用英語點名:「Judge Mei(梅法官)。」隨著服務員的呼喚,一名身材不高、西裝筆挺的中國人應聲向前。大廳裡十餘名美國軍官一起把目光轉向這位中年男子。在美國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這位中國法官是怎樣的法官?此時此刻他為什麼要從上海飛往東京? 
  原來,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負祖國重托,飛赴東京。臨行前,梅汝璈向新聞界慷慨陳詞,直抒不辱使命的心志:「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托,作為莊嚴的國際法庭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囑望。」 
  當日,《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等中國最權威的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梅汝璈到達東京後,被盟軍最高統帥部的聯絡官安排在了當時東京最豪華的飯店「帝國飯店」,並且還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宴會,接風洗塵。 
  肩負使命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初到東京時的心情卻極其複雜。這從他當天的日記裡可以看出:「我注視公路兩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總的印象是橫濱和東京的工廠都炸光燒光了。它們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見的已經大不相同了。孰令改之?這是不能不叫我們正要審判的那些戰犯們負責的!他們荼害了中國,攪亂了世界,而且葬送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前途。一個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國家招致這樣的命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梅汝璈作為戰勝國派出的法官,下榻於東京「帝國飯店」的一間三室一套的大客房。出門有專車,車前方漆有派出國的國徽。餐廳裡有法官專席,隨到隨吃。對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嫵媚。 
  優厚的物質待遇,並不能使梅汝璈減輕對祖國命運的牽掛。他每天早晨翻閱侍者送來的英文報紙,看到的是滿目的淒涼:「飢餓的中國人在吃樹皮、鼠肉和泥土」;「300萬中國人在湖南奄奄待斃」;「滿洲大規模內戰爆發,中國殷切期待馬歇爾特使返華調停」。 
  國破山河在,國家尊嚴何在?梅汝璈因此而不願到餐廳去吃早飯,他只有按鈴請侍者把早飯送到房間裡來。其實,各國法官也天天看報,關於中國的壞消息是人人皆知的。梅汝璈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外國法官)修養很好,絕口不談中國政局問題,也絕不談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國際時事。我想,在別的地方,修養差的人們一定不少,真要是問長問短,倒會使我們這「五強之一」的中國人難為情了。美軍某下級軍官曾毫不客氣地說:「報上不是說幾百萬中國人在吃草根樹葉嗎?華僑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給呢?」「止謗莫如自修」,中國還得爭氣才行。不爭氣,人家口裡不說,還不是「心照不宣」嗎? 
  確實如此,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氣凌人之徒並不少見。曾有一位美國青年記者在訪問梅汝璈時,竟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報上說幾百萬中國人在吃草根、樹葉,請問這數字您以為可靠否?」「中國人剛剛打完日本,為什麼自己又大打出手?請問國共兩黨爭的是什麼?」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無可奉告」。那天晚上,梅汝璈輾轉反側,直到夜裡3點鐘才勉強合眼。 
  在梅汝璈的日記裡,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字樣:「處身國外的人,對自己國家不爭氣最感痛苦。8年的慘重犧牲,剛剛換取到一點國際地位,假使我們不能團結一致努力建設,眼見這點地位就會沒落了去。想到這裡,真是令人不寒而慄。身處異國的人這種感覺最是靈敏,這類體會也最是真切。想到這些事,我幾乎有兩三個鐘頭不能閉眼。」 
  ◆ 寶劍與壯士 
  讓梅汝璈感到高興的是,他剛到東京不久就遇到了老友、教育部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秀。顧毓秀受政府之托前來考察戰後日本教育現狀。他們在東京的中國同仁及朋友為梅汝璈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見面後,顧毓秀鄭重地贈送了一把寶劍給梅汝璈,此舉的含義讓梅汝璈既感激昂澎湃又覺使命重大。 
  這是一把裝飾華貴的寶劍。梅汝璈深深鞠躬,雙手過頂,嚴肅而恭敬地接過了寶劍,謙遜地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不是壯士,受之有愧。」顧校長鄭重地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梅汝璈拔劍出鞘,看著寒光閃爍的劍鋒,激動地說:「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之說,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我中華民族素來主張寬恕以待人,但為防止將來再有戰爭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予依法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國人之托,決心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一番話,令在座者無不擊掌稱快。 
  《大公報》記者肖南負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程跟蹤報道。在宴會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和歡欣。他不無擔憂。他以一個記者的敏感以及對社會現實、國際利益的透徹瞭解,預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艱難。畢竟,梅汝璈是一個留學美國,回國後又多年從事教學和法院工作的學者型專家。   
  2.上 任(2)   
  回到飯店後,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將執法東京後吟誦出來的詩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時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敵愾,官讞律長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與傾? 
  梅汝璈還想起了前不久全家在重慶為自己送行時的情景。30年前,自己從南昌赴北京讀書,出發時母親曾經把一袋炒米和鍋巴塞在自己手中:「崽呀,你在路上慢慢吃吧。」30年後,自己從中國赴日本審判戰犯,母親又深沉地對自己說:「汝璈呀,你到了那邊,切記要重重地審啊!」 
  親人的囑托,父老的期盼,四萬萬同胞的血和淚,在梅汝璈耳邊匯成了一個巨大的聲音:伸張正義,為國雪恥! 
  梅汝璈將寶劍敬起,默默起誓:一定不辱使命,依法嚴懲戰犯。 
  這位「壯士」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在這場人類司法史上罕見的大規模國際審判中,受審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除兩名病死獄中,1名因精神病終止審判外,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阪垣征四郎、武籐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處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另有2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 起訴 
  時間一天天過去,東京審判開庭日也因為方方面面的緣故一再向後延遲。盟軍總部的國際檢察局壓力非常大,他們不僅要搜集證據、審訊犯人、錄取口供,還要從日本政府的檔案中查找可以作證的文件,采錄證人證言。 
  到了1946年春天,國際檢察局對在押戰犯的經歷、職務和罪行基本瞭解清楚,對戰犯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更多掌握。此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但撰寫起訴書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麼時間算起? 
  事實上,日本的軍政首腦們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由來已久。被國際檢察局列為起訴對像而應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甲級戰犯,其犯罪開始時間遠遠早於紐倫堡法庭審判的納粹戰犯的犯罪開始時間,儘管其罪行的終止都被認為是在1945年德國、日本宣佈投降之時。但是,日本甲級戰犯的犯罪開始時間究竟應該怎樣確定?國際檢查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因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犯們的罪行,而日本的對外侵略之所以變成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是由於日軍偷襲美國的珍珠港,進而引起了它對一系列國家的戰爭;另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因為日軍之所以偷襲珍珠港並發動對太平洋國家的一系列戰爭,都是為了要打贏它對中國的戰爭,偷襲珍珠港不過是侵華戰爭的繼續和延長;還有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31年9月18日,日軍對瀋陽的侵佔作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因為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不過是「九一八事變」的繼續和延長,中日戰爭從1931年實際上就已經開始。除此之外,一種與事實更接近、更合乎邏輯的主張是中方檢察官向哲浚向國際檢察局鄭重提出的:以1928年日本在中國製造「皇姑屯事件」作為起點。 
  1927年夏天,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組成軍政府執掌政權,控制著山東、河北、平津和東北地區。張作霖曾經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也希望利用張作霖的勢力來進一步霸佔東北。但張作霖畢竟是中國人,對日本越來越過分的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絕就是藉故拖延。此時,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惱羞成怒,決意除掉張作霖。就在張作霖決定從北京撤回關外東北的時候,日本人覺得機會來了,決定在瀋陽車站西北的皇姑屯附近橋洞炸毀火車。1928年6月4日早晨,侵華日軍果然得手,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皇姑屯事件」。 
  其實,要不要把日本軍政首腦們在決定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對中國和亞洲各國實施侵略戰爭的行為作為犯罪行為予以起訴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承擔的犧牲、遭受的損害和做出的決定性貢獻該不該被忽略、被淡忘的問題,是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合法權益能不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問題。簡單地講,對美國開戰是犯罪行為,對中國開戰當然也應該是犯罪行為,其責任者都應該受到起訴和追究,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它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只能說明當時國際社會中有些人(特別是一些大國的代表)對中國懷有輕蔑的態度。 
  國際檢查局內部經過鄭重的討論,向哲浚的主張佔了上風並最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所接受。於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確定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為從1928年開始到1945年為止,總共約18年。當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活動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紀後期的甲午戰爭以前。 
  多年以後,梅汝璈法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寫道:「最後的這個主張無疑是比較正確的,合乎邏輯的。從中國人的觀點來說,也還算差強人意的。當然,這個日期還可以推得更久遠一點,但是推得太久遠了,取證是有困難的。」   
  2.上 任(3)   
  證據難找的原因,首先是由於日本在戰爭中就嚴令保守秘密,違者將會受到制裁;其次,日本投降後,盟軍沒有及時佔領日本,給日本統治者毀滅罪證留下了時間。從1945年8月14日至30日這16天當中,日本有計劃地銷毀了大量侵略證據,東京政府大廈頂上一直濃煙滾滾。在日本各地,在中國和東南亞,凡有日本陸海空兵團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於銷毀文件。他們幹得是如此徹底,甚至連銷毀文件的命令也被銷毀了。而且,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也未注意收集和保留證據。 
  所以,中國檢察官從國內帶來的除了要起訴的11名戰犯名單外,沒有更多的證據。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犯罪,將是整個東京審判中的重頭戲,缺少足夠的證據,後果將不堪設想。為此,工作人員後來多次前往中國過去的敵占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 
  證據之所以在遠東國際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為這裡的審判程序採用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兩種不同的審判方式:大陸法系採取究問制,以法官為中心,犯人一旦被提起訴訟,就基本確定他有罪。英美法系則採取對質制,以證據為中心,犯人在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無罪;控辯雙方就證據進行辯論,法官如果認為證據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當庭拒收。有沒有證據、證據是不是有力、會不會被對方駁倒,對英美法系的訴訟非常重要。 
  由於東京審判為美國所操縱,審判的準備工作完全由美國單方面進行。澳大利亞和蘇聯對此表示不滿。澳大利亞認為,東京審判不應由美國主導,而應由同盟國戰爭犯罪委員會和各同盟國政府共同負責。但在美國的反對和英國的勸說下,澳大利亞放棄了自己的主張。蘇聯認為,根據美國起草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東京審判跟紐倫堡審判有重大差異:法庭沒有像紐倫堡審判那樣設置預審官,陪席檢察官也不能像紐倫堡審判那樣可以獨立行動。因而蘇聯沒有立即派出代表參加東京審判。後經美蘇間多次交涉及美國方面的一再敦請,蘇聯檢察官C.A.戈倫斯基才於1946年4月13日到達東京。另外,姍姍來遲的檢察官還有:荷蘭檢察官鮑格爾霍夫·馬爾泰,1946年3月19日抵達;法國R.L.歐涅特檢察官和菲律賓P.羅佩斯檢察官,均於4月2日抵達。而印度檢察官G.帕爾趕到日本時,法庭已經開庭。 
  在蘇聯等國的檢察官到來之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告確定工作已接近尾聲。蘇聯由於拖延,幾乎未能參與「構成檢察活動核心的被告確定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個失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書的撰寫工作,最終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訴書以美、中、英、蘇、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荷蘭、新西蘭、印度、菲律賓等11國為原告,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犯罪、違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訴。起訴書詳細陳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在國內建立法西斯體制、與德意法西斯共謀瓜分世界、發動「九一八事變」攫取中國東北,繼而侵略全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罪行,以及實施違反人道和國際公法的各種屠殺和犯罪行為,一共55條罪狀。 
  1946年4月29日,季南代表盟軍總部國際檢查局,並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的身份,正式向法庭遞交起訴書。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體法官出席了起訴書遞交儀式。在接到檢察方的起訴書後,衛勃問季南:「你打算把這件起訴書登記歸檔嗎?」季南肯定地回答說:「是的。」 
  衛勃說:「我們命令你,現在就把起訴書和《憲章》副本傳達每一被告,並且通知被告,四天後法庭正式開庭。」 
  一天以後,起訴書被送到巢鴨監獄28名被告手中。28名日本戰犯面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們的正式指控,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交織著陰謀與血腥的往事浮現在他們眼前……喪鐘就要敲響。   
  3.用尊嚴維護尊嚴(1)   
  ◆ 座席之爭初現 
  中國雖然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也是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勝國,但由於國力弱小,審判開始時並未受到他國的重視。最後,經過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爭,才在這一場審判中為中國爭得了一份榮譽和尊嚴。在此過程中,「法官座席之爭」尤其顯得蒼涼悲壯,發人深省。 
  1946年4月,11國法官齊集東京,正式開庭審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擺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將按什麼樣的順序來排列?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前各國法官最為關注的問題。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對助手說:「任何國際場合,爭坐次在所難免,這並非個人名利,而是關係國家、民族地位和榮譽的大事,故應有的位置必須當仁不讓,力爭得到之。」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其敏感,法官會議曾有過激烈討論。按理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各國所派遣,法官的席位當然應該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即按照美國、中國、英國、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順序排列。許多法官,特別是中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法官都贊成這個安排。但是,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庭長———澳大利亞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衛勃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使兩位與他親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別是英國法官帕特裡克勳爵)坐在他的左右手,千方百計地反對和變更這個安排。 
  在法官會議上,衛勃庭長提議法官席次應該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慣例來安排,即以美、英、蘇、中、法為序。但是,有的法官當即指出,按照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是以中、法、蘇、英、美(按照國名字母先後)為序的。這樣一來,兩個非英美派的中國和法國法官將坐衛勃的兩旁,而衛勃所倚重的英國和美國法官便不能居於中央席次。衛勃的提議落空了。於是衛勃庭長又提議:我們不是聯合國的組織,不必按五強居中的慣例來安排,可以適用按國名字母先後為序的辦法。但是,這樣一來,事情就更亂了,因為居中央的將是中、加兩國的法官,而庭長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離他更遠了。 
  這時又有人提議:遠東法庭既然是國際性的法庭,就不必強調法官所屬國家而應該以法官個人的年資深淺為序。但是,此論一出,馬上就有人問道:「年資」是什麼?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後,還是在本國任法官職務時間的長短?何況法官職務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級法院法官是否能夠等於任一年全國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應該如何折算?當律師、當教授的「年資」同任法官的「年資」又應該如何折算?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非得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細緻地調查研究一下各國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於是,大家為此事爭來爭去,莫衷一是。 
  微笑著傾聽良久的梅汝璈終於說話道:「個人的坐次,我本人並不介意,只因與各位同仁一樣,是代表了各自的國家來的,所以我還須請示本國政府。」 
  這一軍「將」得厲害。蓋因預定的開庭日期將至,法官們如果都要請示國內而後定,必拖延時日,準時開庭談何容易?庭長衛勃認定不能開這危險「先例」,忙說:「為確保準時開庭,坐次問題必須盡快排定,希望梅先生從大局出發。」 
  梅汝璈收斂笑容:「同意庭長盡快排定的意見,但中國代表應排在第二位。眾所周知,中國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時間最長,付出犧牲最大,審判的又是日本戰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故我提議,各位都不用爭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實屬順理成章。」他接著報了受降典禮上各簽字國的順序: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儘管當時的中國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國家,亦號稱「世界四強」之一,可國力不夠,徒有虛名。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對於梅汝璈的提議,那幾個西方國家代表心裡根本不願接受,卻又無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國法官一臉尷尬,又帶幾分惱怒,會場氣氛顯得緊張起來。 
  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調侃的口吻緩和一下空氣:「如果庭長和大家不贊成這個辦法,那我們就以體重為標準吧,各自過磅,看看各人的體重是多少,然後按照它來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輕者居後。這樣,我們便可以有一個最公平、最客觀的標準。」 
  話音剛落,法官們哄堂大笑。衛勃庭長對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會講話,是法官更是個幽默大師。你的辦法很好,但是它只適用於拳擊比賽。我們是國際法庭而不是拳擊比賽場。」 
  梅汝璈以笑對笑,綿裡藏針:「若不以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列,還是按體重排列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無怨言,對本國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認為我坐在後邊有辱使命,可另派體重者取而代之,再來較量。」顯然,梅汝早已意識到庭長是在千方百計地排擠他,不讓他佔據法官第二席。 
  這個問題就這樣半認真、半玩笑地在正式開庭前的法官會議上被談論來談論去。衛勃庭長既不做出決定,又不願付諸表決,一任其混亂、僵持著。   
  3.用尊嚴維護尊嚴(2)   
  ◆ 僵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的前一天,衛勃庭長的真實意圖才暴露出來。這一天,法官席次問題的爭執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用梅汝璈的話說就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天。」 
  5月2日上午,法庭書記官緊急通知各國法官,下午4點舉行開庭儀式預演,到時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這是法庭做的最後一次隆重的「綵排」。但就在這次「綵排」中,一場尖銳的衝突幾乎差點兒毀掉即將開始的東京審判。 
  造成這場衝突的原因正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們的坐次安排。下午4時,法官們都按要求做好了準備,在法官休息室集合。這時,衛勃庭長突然宣佈: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蘇、法、加、荷、新、印、菲,並說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同意了的安排。按照這個安排,庭長右邊是美、中、法、荷、印各國法官,左邊將是英、蘇、加、新、菲各國法官。很明顯,英美居中,排擠中國,同時以壓制加拿大作為陪襯(按照受降簽字次序加拿大應排在法國之前)。 
  衛勃庭長這樣一宣佈,大家不禁愕然。中國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最為憤慨。梅汝璈當即指出:「這個安排是荒謬的,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而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裡,應有的席位竟會被降低到一貫只知向日軍投降的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說完,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欲退出預演,以示抗議。加拿大麥克杜哥法官此時也向衛勃提出了強烈反對。 
  衛勃看見事情不妙,便親自來到梅汝璈的辦公室,試圖說服梅汝璈遵從他的安排。他實在沒有料到梅汝璈會以拒絕參加預演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婉轉地對梅汝璈講:「最高統帥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無非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序熟識一些,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並無歧視中國的意思。中國的席位仍然在蘇、法之上,是五強的中堅。」梅汝璈說:「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沒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這種必要的話,何以加拿大、新西蘭等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又被擠在兩旁呢?」庭長又說:「照現在的安排,你的近鄰將是美國法官和法國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國將軍,這會讓你很愉快的。」 
  梅汝璈答道:「我不是為了要愉快而來到東京的。中國遭受日本戰犯們的侵略荼害達50餘年,對中國人來說,審判日本戰犯將是一件沉重嚴肅的任務,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工作。至於說到俄國人,我們中國人並不像你們西方人那樣厭惡或害怕他們。我覺得我們這位蘇聯同事有說有笑,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人。」 
  爭論至此,庭長的話全都碰了壁,於是他向梅汝璈發出了威脅:「這是最高統帥的意思。如果因為你拒絕尊重這個安排而使中美關係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這種行為。」 
  梅汝璈略帶激動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一個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義務,何況一個法官。我不相信中國政府會同意這個安排。同時,我也懷疑這個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統帥做出的。」 
  梅汝璈最後說出的這句話無疑涉及庭長的人格,但他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衛勃聽了之後儘管十分尷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態度堅決。如果自己寸步不讓,這樣的談話無法繼續下去,於是便站起身來,向梅汝璈說:「我去同其他兄弟們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請你千萬別走,至多10分鐘我就回來。」最後這句話是因為看見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國飯店去的姿態而連忙說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鐘,庭長回到了梅汝璈的辦公室。他面帶笑容地說:「我已經同其他兄弟們商量過,他們一致認為今天的預演只是臨時性的,非正式的,我們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變更。至於明天正式開庭時的安排如何,我們今晚可以開個會討論一番。」 
  梅汝璈立即覺察出這很可能是庭長的又一個詭計———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藉故取消晚上的會議,或者到明天又說最高統帥不同意做任何改變,我們應該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樣一來,法官的坐次就沒有辦法改變了,只能聽從衛勃的擺佈。這是絕對不行的。 
  梅汝璈當即答到:「預演固然是臨時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許多攝影和新聞記者都等候在審判大廳裡,他們必定要攝取許多照片,甚至刊登在報紙上。這些照片很可能傳到中國人民的眼裡,他們看到這種於法無據且與中國榮譽地位不相稱的安排,必然會感到驚訝和憤恨,甚至會責難我軟弱無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上雖沒有規定法官座席的順序,但是我們這個法庭之所以能夠設立,之所以有權審判日本戰犯,是根據日本投降書而來的,按照受降國家簽字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辦法。這個意見我已經在法官會議上講過多次,多數同事並無異議,也沒有人提出過更好的辦法。但是,你始終不願將這個問題付諸表決。我看再開法官會議也是沒有必要的,惟一的辦法是預演時就依照受降簽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統帥不同意,我們明天再開法官會議不遲。倘不如此,我絕不參加。至於我個人,我還得慎重考慮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請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辭職,請它另派一個人來接替。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說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馬上要離去的姿態。   
  3.用尊嚴維護尊嚴(3)   
  衛勃自認為毫無破綻的計謀又成了泡影。他面帶焦躁地對梅汝璈說:「請你務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們再商量一下就來。」 
  ◆ 爭得合理坐次 
  開庭預演儀式已經推遲了約半個小時,審判大廳裡的人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此時此刻,沒有人能承擔得起推遲明天正式開庭的嚴重後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佈了。梅汝璈心中有數,知道沒有他的出席,預演是不會舉行的,即使草草舉行,明天的正式開庭也必定會延期。對於這一點,梅汝璈完全有把握。 
  曾經由於蘇聯法官的姍姍來遲,法庭等了很長時間才正常運轉,而且總部和庭長一再宣稱「非候全體法官到齊不擬開庭」。現在雖然蘇聯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國法官拒絕出席,那麼按期開庭仍將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發生了不能按期開庭的情況,那必定會引來日本乃至全世界的驚疑和非難,這個責任無論是庭長還是最高統帥都不願意承擔,也承擔不了。基於有這樣的把握,梅汝璈認為現在是向庭長攤牌的最好時機,因此,他的態度就更加強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鐘。當衛勃第三次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盯著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按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今晚我把情況報告最高統帥,看他是否同意。」說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於是又脫去大衣,換上法袍,走出自己的辦公室。他一回到法官們中間,預演儀式立即開始。這時已經是下午5時了。預演結束之後,法官們還拍了許多照片。 
  第二天上午9時30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將正式開庭。這是轟動東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內外擠滿了新聞記者、攝影記者、盟國來賓及旁聽的群眾。衛勃庭長在開庭前幾分鐘來到會議室,對等待在那裡的10名法官宣佈:「最高統帥已經同意,我們今後的行列和座席順序就按照昨天預演時的順序來安排。」至此,法官們都感到鬆了一口氣,一個爭論多日、僵持很久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在任何國際場合,爭席位、爭坐次的明爭暗鬥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關乎國家的榮譽、地位和尊嚴,絕不能視為細枝末節而淡然處之。當時,中國雖然躋身於世界五大強國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某些國際勢力的壓制和歧視,其權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剝奪,甚至連她在剛剛結束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所做出的決定性貢獻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無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這種情況下,要維護祖國的權益,便需要進行更堅決、更艱苦的鬥爭。中國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麼地方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能不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問題。梅汝璈法官對於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讓,憑著自己的決心、勇氣和智慧,贏得了非常珍貴的勝利。 
  梅汝璈的堅持非常必要,因為法官坐次不僅代表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而且坐次好更便於隨時與庭長交換意見,把握審判,左右局面。加拿大的麥克杜哥法官尤其高興,他笑著低聲對梅汝璈說:「我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你的堅決鬥爭,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國人的後面,這將是很可恥的。我看,原來那個要英美居中的荒謬安排完全是衛勃(庭長)個人的意思,他抬出麥克(最高統帥)來不過是想嚇唬嚇唬我們而已。」至於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意思,還是衛勃庭長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這將永遠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不過,在梅汝璈當天晚上的日記裡,記錄了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在酒吧間裡,遇到庭長老衛,他說:「明天是我們『開張大吉』的日子,早點睡吧。」我們相視一笑。 
  在參與審判工作的11國法官中,只有1人比42歲的中國法官年輕。司法界一貫比較注重年資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鬍鬚,並因此被各國記者稱作「小鬍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學歷顯赫、經驗豐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過坐次爭議這件事,大家對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堅定而頭腦冷靜,推理嚴謹而邏輯性強,英語嫻熟而措辭精當,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備這種素質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報》發表了駐東京特派員劉浦生的一篇題為《介紹東京國際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法官席位之爭的來龍去脈和中國法官梅汝璈的表現。對於那些看不起中國和中國人民、以侵害中國利益為家常便飯的人來說,梅汝璈的所作所為不啻當頭棒。 
  為堅決維護祖國尊嚴和人民利益,為堅持法律原則,梅汝璈不惜與當時的最高總司令部和美國的麥克阿瑟針鋒相對,力爭自己認為合理的「坐次」。這份堅持、愛國情懷和做學問的態度,不單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典範和榜樣,更是每一個法律人之所以能成為法律人的一份依憑。如果說中國法制的發展是一部大書,梅先生便是這部大書封面和書脊上的顯赫人物。每一個中國人要不斷完善自己,一代代繼承和發揚先人對法律的堅持、對道德的正義感、對知識的追求和對國家的犧牲精神。 
  ◆ 中國國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國法官席位之爭的各盟國記者,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儀式預演場內,竊竊耳語。在場的上海《申報》記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訴外國同行:「中國抗戰長達8年,戰勝日本功勞最大,應當佔有這光榮的一席。」   
  3.用尊嚴維護尊嚴(4)   
  可見,當時外界對法官坐次之爭是非常關注的,但法官之間因國旗位置而發生的爭執卻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故事: 
  當11位對日參戰國的法官穿著嶄新的法袍莊嚴地坐在審判席上等待預演開始時,大家都看到在審判席後面插著的參戰國國旗,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中國的法律顧問吳學義一看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勢,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見吳學義的手勢後,馬上心領神會,立即向庭長衛勃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 
  美國法官克萊墨漫不經心、十分傲慢地說:「為什麼?」梅法官當即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纍纍,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17年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 500萬人,財產損失逾2 000億美元,擊斃擊傷日軍達130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 
  隨即,中美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幾番唇槍舌劍,美方理屈辭窮,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有史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是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標誌。所以,當中國國旗剛剛插在第一位,國內新聞媒介就立即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 
  梅汝璈法官從抵達東京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的40餘天時間裡,經歷了數次激烈的爭論。他深深地體會到,他和他的同事們所面臨的是一場艱苦的鬥爭。國家的主權和榮譽,並不因為她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維護,在這樣的情況下伸張正義、復仇雪恥的責任就顯得格外沉重。 
  梅汝璈後來在日記中心痛地寫到:「中國儘管在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受害地區最廣、傷亡人數最多,但在別國眼裡卻是個弱國、窮國,雖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審判工作,卻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些所謂的強國總是想壓制又窮又弱的中國。」 
  其實這並非是頭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巴黎和會,不僅沒有得到什麼「分紅」,還被迫將戰前中國的德屬領地轉讓給日本,並與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由此而引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 
  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中國在審判戰犯上又要遭到輕視與欺侮,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會讓歷史重演的。中國的首席法官梅汝璈雖然是一介書生,卻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為了中國不再被別國欺凌,他總是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據理力爭。 
  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的全體成員始終牢記著祖國的重托,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進行著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報仇的艱苦鬥爭。他們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期望,28名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甲級戰犯被判死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梅汝璈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審判期間,他不喝酒,不打高爾夫,卻每天堅持練「國粹」———太極掌。有一次,法官們出席某個宴會,女主人輪流給11位法官敬酒,轉到梅汝璈面前時被他婉言謝絕了。女主人笑著向大家說:「我發現,東京的國際法庭總算有一個始終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國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記中自我鞭策:「各國派來的同事都是有經驗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業業慎重將事,絕不馬馬虎虎。」 
  梅汝璈的凜然風骨和他那「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學習。梅汝璈先生的兒子梅小璈曾回憶說,他的母親生前曾經談到,他的父親本是一介書生,思想和行為帶著明顯的學者烙印,對於個人的升沉顯隱、進退達窮並不在意。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祖國的千百萬同胞經過長期而慘烈的抗爭,在付出了巨大犧牲之後,終於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勝利者的姿態,以審判者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出現在國際軍事法庭上,而父親個人又有幸承擔了這一使命的時候,那麼,「鄭重將事」、勉力而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選擇。 
  ◆ 大法官的法袍 
  中國國家博物館裡保存著一件綴有英文標籤的法袍,這是一件黑色的絲質法袍,這是一件六十年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中國法官梅汝璈穿過的法袍。這件象徵著權力的法袍是梅汝璈法官審判日本戰犯的標誌。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而中國是被日本侵略最久、受害最深的國家,日本對中國的侵害是史無前例的。 
  從1894年到1945年,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只是彈指一揮間,但這51年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卻是空前深重的,因為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從未停止過:甲午海戰、割占台灣、謀求遼東半島、炮製「滿洲國」,日本步步為營、頻頻得手,繼而再謀華北、華東、華南,扶植「汪偽」。日軍所至,燒殺淫掠,無惡不作。   
  3.用尊嚴維護尊嚴(5)   
  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8年抗戰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川外,中國其他省份皆遭日軍鐵蹄蹂躪,死傷人數達3 500多萬,直接和間接財產損失共計5 620多億美元。 
  這一筆筆血債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慄。在這51年的光陰中,中華民族備受屈辱,生靈塗炭。好在這個民族從未屈服。終於,他們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場。 
  1946年5月3日晚上,梅汝璈法官在日記中寫到:「這些人(戰犯)都是侵華老手,毒害了中國幾十年,我數百萬數千萬同胞曾死於他們手中,所以同胞的憤恨便是我的憤恨。我今天能高居審判台懲罰這些元兇巨憝,都是我千百萬同胞的血肉換來的。我應該警惕!我應該鄭重!」 
  侵略者終究要受到正義的審判,神聖的法袍就是最好的見證。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庭的11位法官一律統一著裝,為區別起見,每件法袍都綴有英文書寫的標籤。在梅汝璈穿過的法袍的領口內側就綴著書有「Judge Mei」(梅法官)的標籤。 
  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國際審判活動。梅汝璈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同行一道,盡心工作,出色完成了這一注定被寫入史冊的光榮審判任務。在歷時兩年半的漫長過程中,梅汝璈始終身著這件法袍,代表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不卑不亢、據理力爭,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開庭前,為抗議庭長不按受降順序安排坐次,硬堅持美英居中的做法,梅汝璈不顧庭長的威逼恐嚇,曾毅然脫下法袍要退出審判。最終,以梅汝璈為代表的多數法官的合理要求取得了勝利。在開庭之日,按受降簽字的順序,中國法官梅汝璈身著法袍坐在緊挨庭長的座位上,居整個審判席的正中央。在判決書起草過程中,梅汝璈也充分發揮了這件法袍賦予的神聖權力,始終堅持立場,毫不動搖,積極爭取有關中國的部分,並促使判決書中專設一章來記載南京大屠殺。為了伸張正義,將戰爭罪犯繩之以法,身披黑色法袍的梅汝璈與其他不贊成死刑判決的法官進行了無數次爭論與磋商,最終以6票對5票的優勢,將東條英機等7名戰爭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就在遠東國際法庭審判休庭期間,梅汝璈還曾將這件法袍借給了審理華僑居所案的中國檢察人員,以示支持華僑利益和民族尊嚴。在梅汝璈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黑色法袍本身就象徵著法律的尊嚴,象徵著法官的身份,而且它也是公正和榮譽的化身。它寄托著法官矢志獻身公平正義的崇高理想,身為法官,就要掂掂法袍的份量,就要無愧於法袍的聖潔。 
  雖然梅汝璈作為戰勝國的法官,身穿法袍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他內心很是不安,這是由於他經常從報上看到國內「飢餓」、「內戰」的壞消息,他對國民黨政府是徹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佈梅汝璈為政務院委員兼司法部長,他拒絕赴任。1949年6月,他由東京抵香港,設法與中共駐港代表、同是清華校友的喬冠華取得聯繫,隱瞞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60年代,梅汝璈開始撰寫極具史學價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一書。 
  「文革」中,抄家的「造反派」在梅家翻出了這件法袍,如獲至寶,馬上質問:「你保存著這東西,是不是盼著國民黨回來變天?」 
  梅汝璈氣憤地答:「國民黨給我那麼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說句笑話,真要是復辟了,我人頭落地恐怕還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覺無理,就要燒掉法袍。 
  梅汝璈義正詞嚴地告訴他們:「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不知道就讓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咱們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物,是民族尊嚴的見證……」在義正詞嚴的梅汝面前,「造反派」終於失去焚燒法袍的勇氣。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囑將厚達尺餘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以此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4.大幕拉開(1)   
  ◆ 好戲開演 
  《梅汝璈日記》中寫道:「5月3日,星期五,今天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參加的這出歷史性戲劇的第一幕。」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備,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拉開帷幕。晨8時,臉色灰暗的戰犯們在手持衝鋒鎗的憲兵監護下,列隊走出東京巢鴨監獄的大門。 
  戰後的東京,70%以上的房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斷井頹垣、枯木焦土處處可見。然而,某些地段、某些建築物卻完好無損,一如沙漠中的綠洲或大海中的孤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佔用的大廈便是如此。這裡原是日本帝國陸軍部所在地。堅固而寬敞的大廳,經過連續幾個月的修整和改造,變成一副美國氣度,傲慢而奢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劃侵略陰謀的帝國大本營,今天變成了審判戰爭陰謀家的國際法庭;曾經在這裡氣吞東亞、飛揚跋扈的帝國將軍們,今天卻要在這裡接受正義的審判。 
  曾經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長、日軍參謀總長、國務總理大臣兼陸軍大臣的侵略戰爭元兇東條英機,多年來就在這座大廈裡辦公。原來屬於他的辦公室,現在坐進了大名鼎鼎的老法官衛勃庭長,真可謂「蓋有深意存焉」。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正方形的,大廳的空間很高,大廳正面高台上是法官席。法官席前面設有斜面站台,供檢察官和辯護人發言。法官右側是辯護人主席團席。正對法官席的廳壁是被告席和辯護人席。另外還有200個記者席和500個旁聽席。記者席上早已擠滿了各國記者,此刻他們個個手持照相機,心情激動地環視著全場,等待捕捉有新聞價值的珍貴鏡頭。樓上的旁聽席也被盟國代表和日本代表擠滿了,各種語言在大廳裡嗡嗡作響。 
  大廳外,沒領到旁聽證的記者和各色人等如潮水般擁擠在大廳正門附近,搞得維持秩序的美國憲兵心情緊張,擔心混入圖謀不軌的人惹出亂子來,因而把守極其森嚴。 
  上午8點42分,法庭外面人群中一陣騷動,在一前一後兩輛白色衛利斯美軍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戰犯的美軍道奇客車來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門口。前面一輛吉普車的門開了,走出一位美軍中校,他是法庭憲兵隊長A.S.坎沃奇,這位中校對記者們交代了幾句。 
  8點50分,中間大客車的門開了,第一個走下車的人穿著一身戰時日本「國民服」,鬍鬚全白,他是南次郎。第二個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廣田弘毅。日本特務頭子、穿一身西裝的土肥原賢二第四個走下車來。第六個人瘦小、乾癟,他就是南京大屠殺的製造者松井石根。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身穿國民服、頭戴神官式國民帽的東條英機。東條英機走在隊伍中間,戴著黑框眼鏡,臉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這條通向法庭的路他再熟悉不過了,當年,只要他一出現,大門兩側的軍官與士兵就會向他致敬。而如今,這裡物是人非,不知他心中作何感想。 
  被起訴的日本戰犯共28人,但從囚車上下來的只有26人,另外兩人阪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這天早上從泰國曼谷的美軍戰俘營起運,將被直接押送到法庭。《朝日新聞》記者對戰犯們的出現做了這樣的描述:「這群戰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隊伍。」 
  戰犯們走得很慢,相互間保持1米左右的距離。坎沃奇中校要求他們以這樣的速度和隊形走進法庭,以便於記者們攝下他們各自的「尊容」。當走在末尾的賀屋興宣進入法庭大門後,厚厚的玻璃門隨即關閉。上午11時13分,一陣鈴聲響過,以首席檢察官季南為首的盟國檢察團步入大廳,嘈雜的大廳內頓時安靜下來。隨後,26名被告在憲兵的押解下列隊走進有圍欄的被告席。戰犯們的表現不盡相同:東條英機昂著頭,故作鎮定地走進大廳;前外相松岡洋右面色蒼白,鬍子亂糟糟的;在「密蘇里」號上簽署日本投降書的前外相重光葵拄著一根枴杖,一瘸一拐地走進審判廳;東條內閣的大藏相賀屋興宣像個小學生一樣,不停地東張西望。 
  當法庭執行官高聲宣佈開庭的時候,法庭裡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場。在一片肅靜中,衛勃庭長率領著身著黑色法袍的法官們威嚴地走入法庭,登上審判席。梅汝璈法官就坐在衛勃的左側,這個位置很顯著,便於和庭長直接交換意見。在以後的庭審中,梅汝璈在這個位置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梅汝璈在當天的日記裡,記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雖然每個法官桌上都擺著一張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這些照片是依照他們的坐次排列的,但我只注意到坐在中間的東條和土肥原,尤其是東條,簡直一動不動,和石膏塑的一樣。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殺」的總兇手松井石根。我的天呀,這簡直就是一個馴服得像綿羊似的老好人。看到他,我想起可憐蟲。英文報上說,這位當年殺人如麻的大將,很像一個失了業或欠薪很久的銀行小書記。這話再恰當沒有了。這些人雖然姓名都曾□赫一時,但是他們此時此地的表現卻很平凡,怪不得《星條報》今天描寫戰犯形態「不像當年一個強大帝國的統治者之一群人」。真的,這群傢伙今日確實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他們平淡得好像你在東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車裡可以碰見的一車搭客一樣。   
  4.大幕拉開(2)   
  ◆ 裝瘋鬧劇 
  庭長衛勃在一片相機快門的按動聲裡致開庭詞。他語調平穩柔和地說:「在來到這裡之前,各位法官簽署了一份宣誓書,要無所畏懼地、不受外界影響地進行審判。我們完全瞭解我們擔負的重大責任,歷史上沒有哪一次審判比這次審判更為重要。」「被控所犯罪行包括破壞世界和平罪、破壞戰爭公法罪、反人道罪和共同謀劃罪。由於所犯罪行不勝枚舉,且情節極為嚴重,特決定成立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審判。」 
  根據《法庭憲章》規定,審判程序是這樣安排的:首先由代表盟國起訴方的檢察官宣讀起訴書,然後作認罪傳訊。之後,法庭進入正式庭審。庭審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檢察方面起訴,提出證據,對質; 
  第二階段,被告辯護方面辯護,提出反證,對質; 
  第三階段,檢察方和辯護方相互辯論; 
  第四階段,檢察方面進行最後陳述和請求法庭量刑。 
  辯護方申訴結束後,法庭就進入最後階段,由法官閉庭進行內部討論,起草判決書,量刑,最後是宣判。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審判程序,充分照顧了被告的權利。此外,審判還規定,每一個被審訊的戰犯除設有自聘的日本律師及辯護人外,還要配置一名美國律師。後來,這些美國律師為一些沒有危害美國利益的戰犯「尋機開脫」,成為東京審判順利進行的一大障礙,嚴重影響了審判的進度。 
  衛勃庭長讀完開庭詞,首席檢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紹了各國檢察官,接著他請求法庭允許他開始宣讀起訴書。起訴書長達42頁。有記者記下了聆聽起訴書時東條英機的神情:他「表情凝固,昂著頭」,「拿出手帕,擤鼻涕的聲音甚至連記者席也聽得到。」 
  讓誰都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宣讀起訴書的時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著坐在他前面的東條英機的禿頭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聲音很大,表情僵硬的東條回過頭去,咧著嘴苦笑了一下。法庭裡的人都笑了。這個戲劇性的場面來得太突然,法庭裡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應敏捷的攝影師迅速捕捉到了這個畫面。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傳家和煽動家,狂熱的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分子,他在日本法西斯運動和侵略擴張活動中是個重要角色。他曾經杜撰神話說:「既然某些歷史學家認為日本是我們這個星球上建立的第一個國家,那麼它的使命就是統治所有的民族。」他還是「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鼓吹者,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製造輿論,被人稱為日本的戈培爾,綽號「大東亞雄辯家」。 
  當時,有一位美國記者對大川作了下列評價:「大川是個狂熱分子、冒險家、典型的惡棍,滿腦子帝國偉大之幻想。他在滿洲和中國內地當過大商務機構的代表,他把這種工作同那種旨在改變日本政治體制的殘暴血腥陰謀結合在一起。大川既是一個厭世絕欲的人,又是個奢侈享樂之徒;他既是一個有才能的狂人,又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他和東條英機、木戶幸一都陶醉於成功、沽名釣譽的行動計劃,都喜歡被人奉承為『大日本』的締造者。」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後,據說受了刺激,精神變得恍恍惚惚。在5月3日上午開庭前,大川周明的辯護律師向法庭提出申請,認為他目前的精神狀況不適於接受審判,請求做精神鑒定。但這個申請被法庭駁回了。 
  其實,大川周明剛被押入法庭時就引起了眾人的注意。他的個頭在日本人中間屬於高個子,他長得瘦削,卻又穿了件寬大的破西服,這使他顯得更高更瘦。令人可笑的是,他身著西服,腳上卻蹬了一雙日本式木屐,走起路來「吱嘎吱嘎」不停地響,使全場人都對此格外注目。 
  法庭憲兵見此情狀,上前命令大川周明脫掉木屐,大川周明順從地脫去了木屐,可是他的動作沒有停頓,竟又把身上的西服也脫下來,上身只剩下一件皺皺巴巴的襯衣。他將衣領敞開,露出了細長的脖頸,他的喉結上下不停地鼓動著。他這副模樣使熟識他的人忍俊不禁。因為過去的大川周明可是個儀表堂堂、文質彬彬的人。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茫然四顧,似乎不知道幹什麼好。過了一會兒,大川周明的身子在座椅上開始扭動。他解開上衣所有的扣子,用手不停地搔撓他那凹陷的胸脯,像在抓捉身上的虱子。 
  法庭庭長衛勃發現大川周明這番舉動後,命令看守人員給大川穿好襯衣。站在大川身後的美國憲兵立即執行命令,將襯衣重新套在大川的身上。 
  但是不一會兒,大川周明又將身上的襯衣脫了,並且又開始了搔撓的動作…… 
  美軍憲兵便再度給大川穿上衣服…… 
  大川再次脫下襯衣,美軍憲兵再次將衣服給其套上…… 
  這樣反覆了多次。整個大廳裡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到大川周明和美國憲兵的身上,有人甚至發出了笑聲,法庭莊重嚴肅的氣氛被破壞了。 
  法官們被氣壞了,嚴令美軍憲兵制止大川的舉動。那位憲兵便把手按在大川的肩上,用力地按住他。大川掙扎了一會兒,不知是累了,還是厭煩了同樣的遊戲,他回過頭來對美軍憲兵笑了笑,表情似乎在說:沒事了,一切恢復正常。   
  4.大幕拉開(3)   
  大川周明不動彈了,法庭內又恢復了安靜,但就在季南剛開始宣讀起訴書不久,就發生了大川打東條的事情。庭長衛勃看到這種情況,立刻宣佈休庭。 
  一個敏感的日本記者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第一天曾經做過這樣的比喻:「看吧,有好戲,每一幕都恰似觀看莎士比亞的名劇!」 
  負責維持法庭秩序的憲兵將又高又瘦、疵牙嬉笑的大川周明帶到了被告休息室。一大群記者立即圍上來:「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東條是個傻瓜,必須殺死他。」大川周明用英語慢悠悠地答道,「給我一支煙,我的身體非常健康,因為我只從空氣中汲取營養。」看守他的衛兵證實,這個靠「從空氣中汲取營養」的法西斯理論家已經連續72天沒有吃東西了。 
  「你們想看看我是怎麼拍東條的禿腦袋的嗎?」他開始拍一位日本記者的腦袋。伴隨著閃光燈「卡嚓」、「卡嚓」地響成一片,他拍得也越來越響。 
  在梅汝璈的日記中,記錄了法官們回到法庭旁邊的會議室裡的情景:我們退出後便到了會議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討論大川的問題。結果是以多數通過了(大川周明律師的)申請。允許把他押回巢鴨監獄,由法院指定兩個醫生檢驗他的神經和身體狀態,看他是否適於到庭受審。 
  第二天,衛勃庭長一開庭就宣佈了法官們的意見,准許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鑒定。幾天後,法醫的精神病學病理鑒定被呈送到法庭。醫學專家所做檢查認定他患有精神病。報告顯示:大川周明,1886年生,因患梅毒性腦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潛伏30年。患者表現為高度興奮、誇大妄想、視幻覺、不能進行邏輯思維、遺尿、記憶力和自我直觀能力差。最後,法醫斷定:該患者無區分是非的能力。難以想像,這樣一個人竟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教父」。 
  法庭決定暫時終止對大川周明的審訊,保留對他康復後的審訊權力。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宣判後不到兩個月,大川周明被釋放。奇怪的是,他的瘋病居然好了,從此逍遙法外。 
  據說,他在臨死前向記者透露:「當時我是裝的。」他說:「我怎麼能讓美國人看出破綻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瘋人的邏輯偽裝自己,才騙過了美國軍醫。」 
  但是,梅汝璈卻以深邃的目光始終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在那天的日記裡寫到大川周明時是這樣說的:「在東條後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裝有神經病,時時作想騷擾的樣子。他是26名被告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個。」 
  在梅汝璈1962年開始寫作的回憶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他對大川周明法庭前後的表演曾經這樣評述道:「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 初次較量 
  大川周明的鬧劇過去了,檢察方面繼續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很長,共42頁,用了兩個庭審日才讀完。 
  1946年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點半開庭,由日本戰犯辯護團副團長、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清瀨一郎向法庭一一介紹了被告辯護團的律師們。為戰犯們辯護的日本律師達百人,堪稱日本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辯護團,另外,法庭還選派了25名「具有充分經驗和資格」的美籍辯護律師加入被告辯護團。被告辯護組織龐大和辯護律師眾多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一大特點,這也直接導致了審判時間被拖得很長,而且從事後對這段歷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是日本辯護團在開始進行辯護時的既定方針:拖延戰略。 
  按照既定程序,法庭準備進行「認罪傳訊」。「認罪傳訊」是指被告必須回答對於起訴書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認有罪。如果承認有罪則直接量刑;否則法庭就開始審判。 
  但就在這時,穿著日本軍靴的辯護律師團副團長清瀨一郎突然站起來給了庭長衛勃當頭一棒。 
  他要求庭長衛勃迴避。法庭氣氛一下子變得驟然緊張起來。清瀨一郎大聲說:「我首先談庭長衛勃閣下的迴避理由。」衛勃問:「什麼理由?」 
  清瀨一郎說:「我們知道,衛勃先生曾經調查過日軍在新幾內亞的戰爭行為,因此,你已經喪失了公正客觀的立場。」 
  衛勃馬上說:「我認為我在新幾內亞和其他地方作的調查和我作為審判長坐在這裡,沒有關係。本法庭宣佈休庭。」 
  話音未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奪過清瀨一郎的話筒說:「要是對法庭有反對意見,應該用書面形式提出。」但清瀨一郎堅持講話,要求衛勃迴避。 
  衛勃打斷了清瀨一郎的發言,不讓他再講下去:「我不和你講條件,現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聽這種議論,休息之後再來,我不來。」說完,衛勃火冒三丈地離開法庭。 
  清瀨一郎說得沒錯,衛勃在來東京之前,的確曾經主持調查了新幾內亞日軍犯罪事實,而且對日本人在那個地區所犯下的暴行瞭解很多。 
  梅汝璈在日記裡記述了法官們在退庭之後發生的事情———老衛聲明這件事關係到他個人,他願意聽候法官同事們的開會裁決。開會的時候他將迴避。我們退到會議室,大家的神經都很緊張,尤其是清瀨一郎似乎說過他對每個法官都有異議。 
  討論時,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很是熱烈,但我不能宣佈或洩露會議上任何法官(我自己除外)的意見,因為我們開庭前都鄭重保證:我們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必定依法秉公行使司法權力,絕無恐懼、偏袒、私愛,並且依照我們的良心,及最善之悟解行之。我們絕不洩露或透露我們法庭任何人對於判決或定罪之意見及投票,而要保持每個人之見解不可侵犯之秘密。這個誓約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   
  4.大幕拉開(4)   
  我們在緊張的空氣中討論的結果是:根據法庭憲章第二條,法官們是由盟軍最高統帥依照各國政府的推薦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法官們自然沒有任何權力決定我們任何人的任免或是迴避。這件事決定以後,我們請老衛來出席,把結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開庭,法官代表把會議的結果通知了在場的人,於是衛勃回到庭長座位,繼續主持審判。清瀨一郎發起的攻擊被暫時挫敗。 
  法庭對被告繼續作「認罪傳訊」。 
  東京審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級戰犯,因為其中3人或病死或發瘋,所以實際只對25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按照戰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順序,第一個站起來回答的是荒木貞夫。荒木貞夫,曾擔任過關東軍司令官和日本陸軍大臣。1931年,他直接參與了陰謀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 
  衛勃:「被告荒木貞夫,你認為有罪還是無罪?」 
  荒木貞夫遲疑了片刻說:「我已經聆聽了起訴書,知道我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有關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對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70年的生涯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梅汝璈看到荒木貞夫拉開架式像要進行長篇大論的演說,就立即小聲提醒衛勃說,趕快制止他!衛勃當即打斷了荒木貞夫的話說,「現在不是演說的時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無罪。」 
  荒木貞夫:「我不承認任何指控。我是無罪的。」 
  東條英機是最後一個被叫起來的。他說:「對全部指控,我,認為,無罪。」 
  儘管站在法庭上的25名戰犯都罪惡滔天,但他們並不甘心認罪。在法庭上,所有戰犯都聲明自己是無罪的。一個日本記者的報道說明了當時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麼明顯,還要在認罪傳訊時宣稱無罪,很容易被人看成恥辱。」 
  然而,被告辯護團並沒有善罷甘休,他們在認罪傳訊結束後立刻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再次發難。辯護團認為,在1946年以前,國際法根本沒有破壞和平罪這一說法,並懷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否有資格和權力對日本戰犯所犯下的破壞和平罪等三大罪行進行審判。 
  對此,首席檢察官季南進行了針鋒相對地反擊。他提醒人們:「同盟國是用武力結束這場侵略戰爭的,日本是無條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爾賽條約締約國,在那個國際條約中,明白無誤地規定了侵略戰爭構成對人類的國際犯罪。所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然有資格對日本戰犯進行指控並進行審判。至於個人,在處罰所有戰爭犯罪行徑中,包括審判戰爭的發動者,追究他們的個人責任是理所當然的。」 
  檢察官還指出:這批戰犯所指揮的軍隊,對世界各國的無數生靈造成了長期而深重的迫害,世界的和諧在這批戰犯手中破滅。對如此天理不容的戰犯,絕對不能夠縱容。審判的目的是主持正義,而這個審判也不同於一般的審判,因為我們要從毀滅中挽救全世界。我們為了文明而開始戰鬥!檢察官鏗鏘有力地結束了發言。 
  1946年5月17日,辯護方面的觀點和異議被法庭全面否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的第一階段就此結束。   
  5.鐵證(1)   
  ◆ 國際檢察局「打出」第一張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一開始就充滿起伏跌宕的戲劇性,火藥味十足。英美法系寬鬆的審判方式漸漸讓日本戰犯和他們的辯護團有了信心和鬥志,法庭上的證據成了左右這場較量的重要砝碼。究竟誰輸誰贏,還要看誰在法庭上能提出更有份量的證據。因為,有沒有證據,證據是否有力,會不會被對方駁倒,是能否判定戰犯罪名的惟一標準。 
  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以來,中國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員就一直為錯綜複雜的法庭鬥爭感到擔憂。 
  在美國人占主導的法庭上,他們更重視對美國發動襲擊的那些日本戰犯,對他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對他們的證據搜集得也更多、更嚴密、更具有殺傷力。但對於像土肥原賢二與阪垣征四郎這樣的侵華老手、陰謀家,重視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審判中,美國政府極力操縱法庭,提出了種種有礙審判工作正常進行的規定,尋機為一些沒有直接危害美國利益的戰犯開脫罪責。有些極其重要的戰爭罪行和戰爭罪人輕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特別是日軍的「七三一」細菌部隊和毒氣施放部隊的罪行就被人為地掩蓋了。有大量證據表明,掩蓋者正是美國,美國軍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為條件,要他交出試驗結果。 
  對於這種錯綜複雜的情況,國民黨政府沒有充分的準備,國內絕大多數人的看法還是維持著千百年來形成的「勝者王侯敗者寇」的老理,以為只要法官、檢察官的金口一開,大筆一落,就能嚴懲戰犯,所以沒有準備足夠的人證、物證材料。審判一開始,中方代表就陷於有冤難伸、有苦難言的被動局面。在戰爭中,中國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軍踐踏,千百萬同胞慘遭殺害,億萬財富被劫掠焚燬。而今,在國際法庭的審判席上,中國卻拿不出證據審判那些曾橫行中國的戰犯。代表們痛心疾首,又氣又急,深感若不能嚴懲戰犯,真是無顏再見江東父老。 
  於是,向哲浚的秘書裘劭恆頻繁地回國,前往過去的敵占區,到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裘劭恆最終找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尚德義、伍長德,目擊者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約翰·梅奇牧師等關鍵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利害衝突,以及有些人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有相當一批日本軍政要人向檢察局提供了各種情報和證詞,那些想百般抵賴的戰犯,在鐵證面前很快就被檢察官駁斥得啞口無言。 
  1946年6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日本戰犯進行歷時一個月的起訴。國際檢察局的檢察官們用令人信服的證據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毒化國民、走上軍國主義戰爭道路的事實。接著,法庭很快就進入了日本侵略中國部分的審理。首先面對的,就是滿洲階段。滿洲階段即日本陰謀侵略中國東北階段。這也是起訴書控訴日本侵略擴張的開始。1946年7月1日,美國檢察官達爾西首先出庭發言,他從日本1928年製造「皇姑屯事件」開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儀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陰謀破壞和平,發動戰爭的過程。 
  在庭審中,被告和他們的辯護團試圖把「皇姑屯爆炸案」的責任推到中國人身上,而且,為了逃避懲罰,被告辯護團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借口,有的辯護律師甚至以戰爭中殺人不應構成殺人罪為由,為被告開脫。一時間,法庭上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1946年7月5日,一個神秘證人突然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讓所有被告和他們的律師感到震驚。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手中掌握著的第一張牌———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從1923年起就在日本陸軍參謀部工作,1927年以後被派往中國,在北京、張家口一帶長期從事侵華活動。1935年任關東軍參謀,1939年任陸軍省兵務科長,1940年晉陞少將,升任陸軍省兵務局長,但是因為跟東條英機意見不合,在1942年被東條英機罷免了。他深悉日本對外侵略內幕,一開始就「全力配合檢察活動」,將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寫成詳盡的供述材料,並在法庭上公開出庭作證。 
  美國檢察官薩蓋特出場訊問。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炸死張作霖的,究竟是誰? 
  田中隆吉作證說,我查過卷宗,張作霖之死,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並實施的。1931年6月3日,在南滿鐵路和京奉線交叉處炸毀了北京開來的列車,車上的張作霖沒有逃過此劫,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的證言極具殺傷力。被告們鴉雀無聲,特別是東條英機,狠狠地盯著過去的部下,滿臉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緊接著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軍部的內幕一一道來。就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策劃成立偽滿洲國、南京大屠殺等侵華罪行做了尤其詳盡的敘述和證明。他的作證使日本戰犯的侵略罪行大白於天下。其實,向東京法庭提供各種情報和協助檢察活動的日本人為數不少,絕非田中一人,只不過大多數人的協助活動是秘密進行的,而田中則是公開以證人的身份出現的。 
  ◆ 艱難取證 
  在法庭上,面對那些戰爭狂人和一批西方善辯的律師,審判將是一場無硝煙的戰場,是另一種形式的較量。證人證據找準了,有說服力,那就是一枚枚拋向惡魔的「重磅炸彈」。   
  5.鐵證(2)   
  然而,隨著審判的進行,中國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越來越發現國民政府方面對東京審判準備不足,出庭作證的國民黨政府官員法律水平低下,只會講些空洞的話。如原國民黨政府軍事部次長秦德純,到了法庭上只會說日軍在中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翻來覆去地講,卻拿不出實際證據,遭到了法庭上許多人的譏笑。 
  過不了多久,庭審就要進入被告戰犯個人辯護階段了,那時將由被告提出證據,檢察方面進行盤問和反駁。如果我方檢察官提不出更有力的證據,而盤問和反駁又不得力,後果將不堪設想。但中國代表團的人手有限,所以急需增援。 
  在東京審判期間,美國投入的力量最大,兵強馬壯;就連僅僅和日本打了兩次小規模邊境戰爭的蘇聯,最初都計劃派出70人的龐大工作班子參加審判。但中國呢?當時參加法庭審判工作的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個人。 
  由於中國檢察方面的力量勢單力薄,國際檢察局已經決定把對土肥原賢二和阪垣征四郎的指控與盤問的任務,分配給了菲律賓檢察官羅貝茨負責。這讓中方人員顏面盡失,無地自容。 
  檢察官對所審理的戰犯,不說有生殺予奪之大權,也有舉足輕重之作用。因此,中方檢察官為嚴懲血腥屠殺千百萬同胞的侵華戰犯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阪垣征四郎,向首席檢察官季南提出請求,將對土肥原和阪垣的指控改由中國檢察方面擔任。但檢察長以已經分了工,在工作過程中改變分工將會影響菲律賓檢察官的情緒為借口,不同意將這兩名日本戰犯交與中方審理。中國檢察官據理力爭,並指出阪垣在戰爭中先後在中國和菲律賓擔任過指揮官,他對菲律賓人民犯下了罪,但他對中國人民所犯的罪行更大、更多。經過幾番爭論,法庭最終改變原來的決定,將阪垣征四郎交與中國檢察官審理。 
  1946年深秋,中國檢察官向哲浚趁法庭進入太平洋戰爭階段審理之際,回國述職。他一再向司法部呼籲,請求派精兵強將支援審判。 
  就在這時候,向哲浚的老朋友倪征燠回來了,這個消息讓向哲浚喜出望外。倪征燠留學回國後一直從事司法工作,1945年曾出國考察歐美司法制度。他剛剛回國,向哲浚就來找他。聽了向哲浚的介紹,倪征燠知道審判進行得不順利,對於中方來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之難,就難在舉證上。特別是像土肥原這樣的戰犯,他本來就是從事陰謀活動的,躲在幕後策劃指揮,小心謹慎,知道不留證據和隨時銷毀證據,所以很難抓住他什麼重要把柄。國民政府軍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向哲浚和倪征燠經過認真地商討,決定組建一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組」,由倪征燠擔任顧問組組長。他們約定,向哲浚先回東京關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帶人在國內繼續搜集證據。 
  時間進入1947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理很快就要進入被告的個人答辯階段了。此時,在東京的向哲浚和梅汝璈急切盼望倪征燠他們帶來證據,支援審判。 
  倪征燠接到外交部的緊急通知,東京方面電催檢察官顧問組能否立刻動身前往東京。當倪征燠看到這封十萬火急的催促電報時,不敢有片刻耽擱,匆匆收拾行裝上路了。 
  此刻,中國檢察官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進行個人答辯的時候進行有效的反駁並提出有力的新證據。在國內舉證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檢察官果斷決定,通過中國政府駐日軍事代表團直接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提出申請,要求盟軍總部讓中國檢察官成員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對華侵略戰爭中有關戰犯的罪證。 
  在得到盟軍總部的同意後,中國代表裘劭恆和劉子鍵(向檢察官的秘書)、以及高文彬、張培季、周錫卿、劉繼盛(稍後來東京的翻譯組人員)等人一起開始在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陸軍省檔案庫的資料中,搜尋證據。日本十幾年的檔案資料,包括文件、作戰命令、來往電報等等,難以數計。要從字裡行間發掘罪行證據,工作強度之大難以形容。這就像大海撈針,他們必須小心翼翼,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盡可能從損毀的公文檔案中拼湊被告犯罪的全景圖。 
  代表們先是摘抄、翻譯、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後根據這些材料進行討論分析,擬出發言材料,為此他們夜以繼日。有些罪行,日本檔案資料沒有記載,只能通過實地調查取得實證。 
  代表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在日本找到了大量可以證明首要戰犯罪行的有力證據,這是那些侵華戰犯始料不及的。其中有日本外務省密檔中的御前會議、內閣會議、五相(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會議的紀錄,偽「滿洲國」密電,以及日本政府元老西園寺的日記等重要材料。他們還查出了《東京日日新聞》報紙於1937年12月,分別以「百人斬大接戰」、「一百人斬超紀錄」為標題,報道日軍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少尉在南京進行殺人競賽的消息。在大量的事實和人證物證面前,日本戰犯們的罪行昭然若揭。 
  除了高強度地搜集證據資料,中國代表團成員還在一起研究對付日本戰犯和辯護律師的策略,模擬可能會在法庭上出現的辯論場面。 
  為了防範日本侍者的竊聽,中國的這些法官和檢察官們在互相交談中,對受審的日本戰犯分別編號,並多冠以「綽號」,如:以「土老二」來稱土肥原;以「阪老四」來稱阪垣征四郎。由此可見,為了在法庭上贏得主動,中國代表們花費了大量心血。   
  5.鐵證(3)   
  ◆ 狡辯 
  隨著審判的繼續,有關各國的檢察官也相繼進行了舉證陳述,歷數了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各個階段上日本戰犯的犯罪事實。其中菲律賓代表的發言,控訴了日本侵略軍在佔領菲律賓時期殘害131 000多名菲律賓人和美國人的罪行,特別是日軍製造的馬尼拉大屠殺等慘案,同樣激起世人的無比憤慨。在莊嚴的國際法庭上和確鑿的鐵證面前,日本戰犯的罪責是根本推卸不掉的。 
  但在庭審中,被告和他們的辯護團總是試圖把罪責推到中國人身上。戰犯們不僅不甘心認罪並且還百般抵賴,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辯護律師所採取的拖延戰術。這些美國律師在辯護中或詭辯狡賴,或橫生枝節,故意拖延審判時間,以便尋機為一些沒有直接危害美國利益的戰犯開脫。梅汝璈法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以十分氣憤的筆調記述了某些辯護律師的這種荒唐行徑並予以嚴正的批判: 
  「辯護律師的無理取鬧簡直讓人不可思議,甚至在1946年5月14日的審判中,被告辯護方居然提出申請取消起訴書中第39項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美國艦隊,殺害美國海軍上將季德及大批美國海軍軍官和水手的罪行。戰犯的美國律師布列克萊強辯說:『如果說海軍上將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謀殺案的話,那麼我們就得知道在長崎動手投擲原子彈的那個人的名字,我們就得知道制訂這一作戰計劃的參謀總長,我們就得知道對這一切負責的總司令。』這無疑是指美國總統杜魯門。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總統是負責指揮全國軍隊的最高司令官,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實際上也確實是由杜魯門決定的。這位美國律師在審判戰爭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國的總統與被告相提並論,實在令人驚異。」 
  1946年8月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應國際檢察處的請求傳喚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證,目的是要證明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通過各級學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輸對外侵略的思想。證人前田作了正面陳述之後,辯護方的美國律師克萊曼便開始對他進行反詰。克萊曼問前田:「你說日本學校的校長在課程問題上都受著陸軍軍官的指揮。請你告訴我,難道在日本的小學課程裡不教日本語文嗎?」這個問題引起了在場聽眾的笑聲。衛勃庭長當即說:「真是沒有道理!難道在日本學校裡能不教授日本語文嗎?」 
  克萊曼頗有紳士風度地搖搖頭解釋道:「如果法庭方便的話,我現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兩個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個問題的答案,即:日本學校的課程究竟是些什麼?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話,我也可以放棄不提。」庭長回答:「我們不希望聽取這個問題。」於是克萊曼不緊不慢地說:「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個問題:學生們上不上數學課呢?」 
  衛勃庭長實在是忍無可忍,制止道:「這扯得也太遠了。克萊曼律師,你應該很清楚,你是站在國際軍事法庭的面前,而這個法庭是審判前日本帝國的領導分子對人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萊曼卻辯解說:「如果您同意的話,我認為,弄清楚日本學生的課程問題對審理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很重要。」庭長衛勃無奈地隨口說道:「那就請繼續發問吧。」克萊曼便繼續向證人發問:「在這些學校裡,有音樂、圖畫、手工、日本歷史等課目嗎?」這個問題引來了更大的笑聲。庭長向證人說道:「證人,你不必回答這種問題。」克萊曼感覺到他精心準備的一連串所謂「問題」已經無法再繼續提下去,便垂頭喪氣地對高坐在審判台上的法官們說:「我再也沒有問題了。」 
  辯護團律師的放肆行為雖然經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駁斥,但是畢竟起到了拖延審判的作用,達到了他們的某些目的。他們之所以敢於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認為,這首先是因為當時美蘇兩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柏林封鎖」的危機似乎看不到解決的前景,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被告與辯護律師都抱有幻想,以為國際陣營組合一旦發生變化,日本必然能夠受到美國的重視,而戰犯們或許還可以受到美軍重用。其次則是因為東京審判的法庭採用了英美法系中規定的「國家律師制」,律師在法庭上享有與檢察官同等的權利,而檢察官也因此被稱為「檢方律師」。 
  正是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辯護律師有權直接質詢證人,所以那些趾高氣揚、有恃無恐的美國律師才會無孔不入、無隙不乘地信口雌黃,甚至能從詢問證人是否犯過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問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於使檢察方面提供的證人名譽掃地,無法正常地向法庭陳述證言。這種做法不僅浪費了時間、拖延了進度,而且給了被告們以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機會,他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慷慨」而冗長地陳述,在法庭上公開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當年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種種荒謬「理論」。 
  梅汝璈早年留學美國攻讀法學4年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對英美法系的程序規定再熟悉不過了,被告律師的搗亂本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對於法庭上發生的情況,梅汝璈仍然憤恨難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裡,梅汝璈回國述職,他特意在國內買了一尊瓷質的大肚彌勒佛帶回日本,為的是在經過了五六個小時的庭審回到帝國飯店時,彌勒佛的笑臉能使自己的怒氣稍稍平息一點。「我就不信,孫悟空能跳出如來佛的手心。天網恢恢,正義永在!」梅汝璈常常這樣自言自語激勵自己。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1)   
  ◆ 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方手中的第一張牌,在偽滿階段的審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動。到了1946年8月,中國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張王牌,這張王牌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1945年8月,當溥儀聽到日本宣佈投降的消息後,草草地宣讀了一個「退位詔書」。1945年8月19日,溥儀乘飛機在瀋陽降落,準備換乘日本政府為他提供的飛機逃往日本,恰好被剛剛佔領瀋陽機場的蘇聯傘兵部隊抓獲。這是極具戲劇性的一幕。隨後,溥儀被蘇軍押往蘇聯赤塔。 
  一個月後,溥儀等人被轉送到蘇聯伯力看守所。對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方面來說,舉證日本陰謀分裂中國的罪行,再也沒有比溥儀更有力的人選了。溥儀對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國最後王朝覆滅的見證者,又是日本軍國主義手中玩弄的傀儡。 
  為了進一步證明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真相,搞清偽滿等問題,國際檢察局通過蘇聯在東京法庭的檢察官,將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傳喚到庭,當面作證。 
  溥儀從蘇聯紅軍的俘虜營中押解到東京後,中國檢察官和國際檢察局的美國檢察人員一起,兩次找溥儀談話核實情況。當時的溥儀與電視劇中中年的溥儀比較像,一與人見面就主動握手,口稱「同志」。溥儀當時膽小,對被押解到國際法庭作證忐忑不安,特別害怕見到中國人。為了取消其顧慮,中國檢察官向溥儀說明,他是作為證人來東京的,鼓勵他大膽地、實事求是地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6日,溥儀第一次出現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聞》把溥儀的出庭說成是東京審判中「一個劃時代的日子」,一個曾經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軍事審判中出庭作證,這在審判史上是空前的。溥儀的出現,在東京引起轟動。 
  由於溥儀出庭的消息事先就傳開了,人們爭著來看,所以這天的法庭便顯得極為擁擠:前台為貴賓保留的座位平常總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卻已人滿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幾乎都是蘇聯人;記者席上則早已坐滿了各種膚色的手持攝影機和記錄簿的記者;特別是台階上邊的旁聽席,簡直是擁擠不堪。 
  上午11點25分,衛勃傳證人到庭。這時法庭執行官維恩米特引導著瘦而高的溥儀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台。整個法庭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這位新證人。溥儀身穿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因為沒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滿頭厚厚的頭髮,其中有一綹垂在寬闊的前額上。通常護送證人的都是一個憲兵,但溥儀出庭始終有兩個美國憲兵和一個蘇聯軍官站在他的身後。 
  當不失當年風度的溥儀剛剛站到證人台上,數十名早已瞄準了他的攝影記者便紛紛按動快門,發出一片爆豆般的響聲。在法庭宣誓之後,溥儀開始用稍微有點嘎聲的北京話,回答季南檢察長的親自訊問。根據季南檢察長請他介紹一下自己經歷的要求,溥儀開始陳述自己的經歷。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構成一篇動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調款款而談: 
  「我1906年出生於北京,名叫溥儀。依滿洲習慣在名字之前另加愛新覺羅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於溥儀發言的時候總是作稍微低頭之態,而他的目光則從近視鏡的玳瑁鏡框旁邊窺視他自己隨身帶來的黑色筆記本。對此,曾有一位美國辯護律師提出異議,於是衛勃審判長宣佈:「不經法庭許可,即使寫了備忘錄也不許看!」溥儀立即申辯說:「因為年月日等記不住,回答這些需要看看備忘錄。我的本子上寫的是中國字。」 
  衛勃微笑著說:「不要緊,我們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認你到底寫的是什麼東西。」 
  溥儀的小本子被拿到審判席上,梅汝璈仔細看了看,發現上面就是幾個數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對此做了說明,衛勃庭長表示法庭不反對。 
  溥儀接著說:「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當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與此同時我便退了位。」 
  溥儀用詞的時髦一時成為當時報紙上議論的話題,比如他管孫中山叫「偉大的人物」,用「腐敗」形容清政府,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時報紙上的奇特新聞。 
  ◆ 出關之謎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須把東三省從中國剝離出去,建立一個包括內蒙古在內的傀儡政權。他們推出了一個重量級人物:已經被廢黜的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但是,在偽「滿洲國」的問題上,當時法庭爭論很激烈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溥儀主動與日勾結尋求保護,還是日本想利用溥儀來進一步侵略中國呢?溥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了日本如何炮製「滿洲國」,如何利用他這個清代廢帝為傀儡侵略和統治東北。溥儀承認,他自己從未擁有真正的權力,偽滿政權完全「由駐滿洲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掌管,「任何時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親自發佈的」。他的長篇證詞成為日本侵略和掠奪中國東北的有力證據。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2)   
  當溥儀講述了他被逐出皇宮、來到天津的經過之後,法庭開始對他如何離開天津進入東北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訊問。季南問道:你是怎樣離開天津到東北去的?是脅迫還是自願? 
  溥儀異常小心地說,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脅。由於有所顧忌,溥儀在法庭上堅持認為自己是被日本人綁架的受害者。他異常警惕地講了下面這段話:「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邊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屬住在一起,到旅順去,同行的人只有鄭孝胥父子,家屬等直到後來才到達旅順。」 
  當溥儀談到在旅順與關東軍上校參謀阪垣征四郎會面的時候,季南檢察長發出一系列的訊問:「阪垣上校對你講了什麼?」 
  溥儀說:「大概談了兩個半鐘頭。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權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 
  其實,早在1930年,阪垣就主張驅逐張學良,在東北建立一個「新國家」,他親自向溥儀提出「新國家」的名稱可以叫「滿洲國」,「首都」設在長春。他從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製好的《滿蒙人民宣言書》和「滿洲國」國旗圖案。「滿洲國」從一開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據此,國際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變」中,身為日本陸軍省大臣的阪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准了對中國兵營和瀋陽的進攻,並且負責實際指揮。「九一八」後不到兩個月,根據阪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裝應「民眾的要求」,把溥儀帶到了東北。 
  季南問:「這是阪垣自己的主張,還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儀說:「他是遵照本莊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說的。」 
  季南問:「他說希望你擔任什麼工作呢?」 
  溥儀說:「他說因為我是滿洲人,請我當新國家的元首。還說日本對東三省沒有領土野心,成立的是完全獨立的政權。」 
  季南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 
  季南問:「為什麼拒絕?」 
  溥儀說:「阪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滿洲國』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南問:「在阪垣請求之前,日本軍隊在滿洲做過什麼?」 
  溥儀說:「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同時在瀋陽由日本人協助組織了地方治安維持會。土肥原便是組織維持會的主要人物。」 
  季南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問溥儀:「你所說的那個被告阪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阪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就是他。」 
  被告席上,阪垣征四郎氣得臉部抖動不止。 
  季南最後問:「你有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 
  溥儀說:「我從小就讓出了政權,一點政治經驗也沒有。」 
  由於溥儀當面作證,阪垣和土肥原再也無法狡賴。每次受審時,他們都掏出手帕,一次又一次地揩著頭上豆大的汗珠……有一篇報道這樣描述了被告席上阪垣的形象:「在法庭聆聽之阪垣,聞提他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他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他運用威脅時,他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他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後,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後根據溥儀的證詞確認:「偽『滿洲國』的實際支配權,完全是在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陸軍省手裡。」 
  ◆ 情緒失控 
  1946年8月19日,溥儀第二次出庭作證。這次作證的時間比第一次還長,法庭的目的在於瞭解溥儀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傀儡。與上次相同的是,無論貴賓席、記者席還是旁聽席,總而言之,整個法庭內座無虛席。當時有篇報道描述了他的神態:「證人溥儀答覆問題時,時而蹙緊眉頭,時而微動著他的身體,而且有時聲調激動,敲打著證人台,大為滿庭觀眾所注視。」 
  當他回答季南訊問在偽滿洲國當皇帝是否有個人行動自由的問題時,溥儀十分惱怒:「所謂『自由』一詞,十幾年中與我毫無關係,簡直就是猴戲。」 
  接著,溥儀開始在法庭上控訴日本人密謀借治病,殺害他的妻子譚玉齡。溥儀和譚玉齡婚後感情不錯。但譚玉齡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見效。在日本醫生插手給她治病的第二天,她就死了。溥儀認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為,不久日本人就張羅著要給他找個日本太太。 
  這是溥儀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緒失控。在他說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時候,他使勁用手連續拍打證人台,吼叫著。在接下來講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的時候,溥儀再次情緒失控。 
  他情緒十分激動地說:「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裡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 
  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立即指責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宗。溥儀聽後大聲咆哮道:「我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法庭哄堂大笑。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3)   
  季南繼續訊問:「對於你這樣一個做了偽滿洲國皇帝的人,你是否向關東軍司令和其他日本人表達了對他們操縱你國家的感謝?」 
  溥儀:「沒有。」 
  季南:「那麼,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向英美宣戰,你提出反對意見了嗎?」 
  溥儀:「沒有。」 
  1946年8月20日,溥儀第三次出庭作證,根據當時的報道,溥儀在作證中「詳細講述了日本人統治東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國人民的情形」,他的證詞重點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季南檢察長首先針對日本在「滿洲國」如何壓迫和掠奪人民開始訊問,溥儀就此談到了偽滿的「儲蓄法」。他說,那實際上是強制學校、事業機關以及其他一切機關團體實行儲蓄。連最貧窮的勞工也必須把他們所有的錢都存入日本銀行。到日本投降時,存款總數已達滿幣600億元之巨,其中大部是強迫貧窮勞工的儲蓄,平均每人約150元。關於人們普遍關注的日本移民問題,溥儀作證說,日本有個龐大的移民計劃,在20年內向滿洲移民600萬人。為了鼓勵日本人向東北移民,日本用很少的錢或乾脆不給錢,強行徵購東北農民的肥沃農田,以安置日本移民,並將失去土地的中國農民驅趕到荒涼的不毛之地。被驅趕的人們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勉強謀生。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每年轉入東北的移民達8萬人之多。 
  溥儀在作證過程中還談到了關於勞工的問題。他說,東北的中國人民年齡在18歲至45歲之間的,都要在勞工服役法之下為日本服勞役。但日本對於這些勞工既不給他們充足的食物也不管治病醫傷。他們還將此稱為「勤勞奉仕」,甚至特意為此頒布了勤勞奉仕公法。就這樣,日本妄圖利用中國東北的人力與資源,把東北建成它在亞洲大陸的一個軍火倉庫。溥儀又談到「滿洲」居民中間存在的等級制度。溥儀說,日本人是上等,朝鮮人其次,而中國人則處在最下等,偽滿的一切配給都按這個等級辦理。 
  接著,季南檢察長又問到了偽滿經濟統製法的問題,其實在經濟統製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專賣問題。溥儀說,最主要的專賣品是鴉片,棉布及其他物品也屬於統製品。一經實行這種經濟統制,一切物質便流入日本人之手,礦業也由日本獨佔,「滿洲人」的勢力遂被驅逐。其次,溥儀又談到在經濟統制下東北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他說,棉布統製法實施的結果,「滿洲人」到了冬天便買不到棉布,凍死的或病死的很多。對中國人,只配給最粗糙的米吃,而食用優質大米則是違法的,一旦被發現就將受到懲罰。溥儀又談到貨幣也由日本壟斷。他說,「滿洲國」的貨幣完全在日本鑄造、印刷,貨幣的規制均由總務廳的日本官吏決定。溥儀最後說,「滿洲國」的經濟統製法,是由關東軍草擬,後經總務廳認可實施的。 
  在季南檢察長就鴉片問題進行的專門訊問中,溥儀說,日本雖然在表面上禁止吸食鴉片,但在另一方面卻獎勵罌粟的栽植,這種計劃是以關東軍為中心而由總務長官負責實施的。罌粟的栽植量年年增加,栽植地域廣達熱河、奉天、吉林各省,以至於栽植罌粟所用的經費竟高達20億元。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麻醉中國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則是為侵略戰爭籌集經費。 
  季南檢察長為了確切瞭解溥儀直接掌握的軍事力量,問他擁有衛兵的數目。溥儀說:「我之前往旅順進入『滿洲』,是具有將來與中國軍隊攜手收復失地的目的的。到了『滿洲』我才想逐步擴大衛兵的人數,最初只有七八個人,後來增至200人,由200人又增到300人左右。我給他們開支並秘密施以軍事教育,以期將來與中國軍隊攜手。不久,這些不屬於軍政部的護軍便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並不斷地被找碴兒。有一天,在長春公園裡日本人和我的護軍衝突起來了。日本方面竟行使警察權拘留我的護軍,並對他們施以鞭打和水刑。」 
  季南檢察長最後還問到了日本在中國東北備戰的情況,溥儀如實地說:「因為他們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中進行的,我不可能直接看到或聽到。不過我曾看到施設鐵路的地圖,在『滿洲』東部和北部的邊境上新築了許多鐵路,這顯然是用以準備對蘇軍事行動的。我認為蘇聯方面絕對沒有侵略『滿洲』的意思。證明這是事實的實例,便是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在這兩個事件中,蘇聯戰勝了。如果蘇聯具有侵略意圖的話,把事件擴大便對蘇聯有利,可是蘇聯並沒有這樣做,事件解決完即了,這正是蘇聯沒有侵略企圖的證據。」由於溥儀在證言中以公正的立場提到蘇聯,因而曾遭到當時一些右派報紙的攻擊,說什麼溥儀又為「新主子」說話了。 
  ◆ 不鑽圈套 
  1946年8月20日上午,季南檢察長對溥儀的直接訊問全部結束了。從這天下午起,由被告律師針對證言對溥儀進行質問。與辯護律師打交道的以後幾天,溥儀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日本被告律師團的首席,亦即前兩天曾多次對訊問提出異議的鵜澤聰明博士第一個上來質問溥儀。這位博士身材瘦小,滿頭白髮,總是繞著圈兒提出問題,有意讓你摸不著頭腦。 
  「證人在1909年繼承皇帝之位後,是在北京天壇行過祭天告祖之禮嗎?」鵜澤慢條斯理的開始了盤問。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4)   
  溥儀:「那怎麼可能,我當時年僅3歲,祭天告祖之禮是由父親代勞的。」 
  鵜澤接著說:「那麼,證人在1934年在『滿洲』稱帝登極,也曾在長春南郊舉行了同樣的告天之禮嗎?」 
  鵜澤博士沒頭沒腦的訊問馬上引起以季南檢察長為首的檢察團的抗議,認為這已超出了訊問的範圍。但是衛勃庭長卻說,既然是針對證人是否是真正的帝王,當然可以問。 
  鵜澤得到庭長的首肯後,更加來勁了:「證人在辛亥退位後考慮再行實現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儀機智地回答:「由偉大的人物辦卓越的政治,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辯護律師鵜澤博士顯然是在玩弄圈套,想引誘溥儀說出他早有復辟皇位的念頭。溥儀對此也已心領神會,因而想方設法繞開了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詞的回答敷衍搪塞。 
  這時,庭長衛勃不耐煩地插言道:「離題太遠了,雙方問答都離題太遠。」整個法庭一片哄笑。可這仍沒有打斷鵜澤博士兜圈子式的質問。 
  「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現代的條件下加以重現呢?」鵜澤繼續在皇位問題上糾纏溥儀。 
  溥儀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這不止他們吧,人們都願意出現好政治。」 
  衛勃庭長終於忍無可忍地下令不許這樣繞來繞去地問答了,他斷然說:「離題太遠了,對法庭審判毫無價值。」鵜澤博士還不服氣,辯解說:「年老的我,以為在這個法庭裡談一談東洋文化的立場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敢於質問。」但是,他畢竟不能再問下去了,他設想的圈套還沒有擺好,就不得不偃旗息鼓。 
  接著上場質問溥儀的是布萊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軍人,這次在東京審判中擔任被告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他雷厲風行、衝鋒陷陣的軍人風度盡顯無遺,當時的東京報界評價說,他的歷時3天的質問是「令人恐怖的衝鋒肉搏式的」。 
  剛開始,布萊克尼一心想從歷史上證明溥儀是自願登上「滿洲」皇位的,圍繞這一點,他和溥儀在你問我答之中捉起了迷藏。 
  「證人退位後仍保留著皇帝尊號嗎?」布萊克尼的提問一開始就讓人莫名其妙。 
  溥儀停頓了一下說:「按照清朝退位時的約定,政府每年支給我400萬元年薪,我同時還佔有紫禁城的一部分,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按照這個約定施行。」 
  布萊緊接著又問:「證人在歷史上是不是曾有過一次復辟舉動?」 
  溥儀:「那是我12歲的時候張勳搞的。」 
  布萊:「後來中國違反了退位條件,在1924年馮玉祥政變以後便停止了皇帝待遇,不再支給年薪,證人對此不滿嗎?」 
  溥儀:「我雖對這種武力政變不大滿意,但我也很想離開宮中。我當時的心境可以由莊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說明。」 
  「1924年『滿洲』不是土匪橫行嗎?」布萊克尼一步步把溥儀引向了自己布好的局。 
  溥儀答道:「治安紊亂,匪賊橫行,這是常見的事,而且別的國家也有這種情形發生。」 
  布萊:「那時『滿洲』治安混亂,外國不是為了保護本國權益而必須出兵嗎?」 
  溥儀:「對我來說這只是報紙的知識。當時的日本在『滿洲』是從事侵略行為的,而且還唆使便衣隊從事不法行為。」 
  布萊:「那時不是俄國侵略北滿嗎?」 
  溥儀:「不知道!」 
  布萊:「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之下能算是善政嗎?」 
  溥儀:「張學良統治時期的滿洲是中國領土,與『滿洲國』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說張學良統治下的狀況不夠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認不夠理想。」 
  「是不是可以說:當時滿洲如果有個善良的統治者出現,也是可以統治好的?」布萊克尼似乎已經看到自己的計謀就要得逞了,他急切地問道。 
  誰知溥儀並沒有上他的當,而是斬釘截鐵地說:「不知道!」 
  這時,季南檢察長表示抗議說:「律師的訊問與審判相距甚遠,早已超越範圍了。」布萊克尼不得不分辯說:「我是試圖考察證人的知識和記憶力的可靠性。」這一辯解獲得了審判長衛勃的接受。然而,布萊克尼已經看出,無論他怎樣兜圈子,溥儀也是不會上套的,他索性轉動話鋒,開始直截了當地質問溥儀是否有復辟的想法。 
  對於布萊克尼律師無休止的糾纏,溥儀用「不記得」三個字,不置可否地對付他,使布萊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卻又毫無辦法。當年的報紙還曾把溥儀「受律師盤詰突失記憶」當作新聞刊登。 
  ◆ 鬥智鬥勇 
  1946年8月21日,溥儀第四次出庭作證。這次出庭,溥儀和他的對手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式的惡鬥,把前幾次已經掀起的軒然大波推向了新高潮。 
  布萊克尼律師一上來就以連續不斷的訊問發起攻擊。圍繞著溥儀是根據自由意志成為「滿洲」皇帝,還是被強制不得不當「滿洲」皇帝這個問題,法庭展開了論戰。 
  由於布萊克尼反覆提出雷同的問題,衛勃庭長非常不滿,遂問道:「律師到底是想證明什麼呢?」布萊克尼坦率地公開聲言,他就是想讓溥儀喪失證人資格。因為在他看來,證人事實上已經成為「滿洲」君主,只是說這並非出於本心,一切行為都是受到威脅被迫的。如果能夠證明溥儀的行為不是被強制的,而是基於他自由意志的選擇,就可以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並宣佈他一直在說謊,是一個說話根本靠不住的人,從而剝奪他的證人資格。自信的布萊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說出了他的這一想法。這時,季南檢察長發言,鄭重提醒律師要注意訊問時採取的方式。他說:「這位證人對於法庭裡的訊問沒有經驗,所以請務必把質問的內容好好整理一番,不要使他陷於答覆困難。」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5)   
  其實,論戰一開始,人們就已經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萊克尼律師所發出的那些諸如張勳復辟、民國背棄、「優待條件」等似乎無關痛癢的訊問,原來都是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務的,都是埋下的伏筆。由此,布萊律師很快便把問題追到溥儀為了當皇帝,曾委派鄭孝胥找阪垣交涉的事上。 
  布萊反覆地繞著圈子詢問溥儀,試圖證明溥儀為了當皇帝,曾親自派鄭孝胥和羅振玉找阪垣征四郎協商。但溥儀始終都表現得很鎮定,堅持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連執政都是後來決定的,更談不上皇帝的問題。」 
  結果,經過一個上午你來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萊克尼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惱。 
  所以,當天下午一開庭,布萊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儀親筆寫給日本戰犯南次郎的黃絹信。他滿以為這鐵的物證一定會使溥儀無所抵賴而低頭認輸了。黃絹信很快便通過法庭傳到溥儀手中辨認。溥儀慎重研究該文件數分鐘之久。此時法庭空氣的緊張,達到了極點。 
  突然,溥儀像彈簧似的從證人台的椅子上站起來,一下子把黃絹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聲嚷道:「各位法官,這信是偽造的!」布萊克尼律師一聽,頓時現出慌亂之狀,忙問:「上面的宣統玉璽是假的嗎?」溥儀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鑒,而蓋在這封信上的是大印鑒。再說,我一直用國產的普通信紙寫信函,從未用過黃絹紙。」 
  局面對溥儀來說,立時從被動轉為主動。季南檢察官顯然也很興奮,立即提出:應把這封信作為集團陰謀的證據,由被告方面負偽造罪責。衛勃庭長表示可以受理這一要求。 
  當時報界曾以《律師多事》為正題,「詆毀溥儀文件變成戰犯罪證」為副題,把上面那個精彩的歷史場景迅速報道出來。其中一篇這樣寫道:「今天午後,東京戰犯法庭中,又展開最驚人之一幕,蓋被告律師所提出之原詆毀溥儀之文件,反變為27名戰犯之罪證也。被告律師提出一函,並稱此函乃溥儀所寫,內要求日人協助其恢復皇座……溥儀憤怒填胸高呼『此乃偽造之函件』時,首席檢察官季南即利用此點,要求將此函件作為日本戰犯之罪證。二被告律師猛烈反對將被告所提之文件作為檢察官之證據,然審判長衛勃壓制其抗議。」 
  然而,布萊克尼律師並不甘心敗北,他繼續追問溥儀,企圖找到哪怕是一丁點兒破綻,以便重整旗鼓,反撲過來。 
  但是,溥儀步步設防,謹慎小心,始終沒有讓布萊克尼律師得到一句他認為完滿的答覆。 
  1946年8月22日,溥儀第五次出庭作證。布萊克尼律師繼續提出質問。不甘心失敗的他經過一夜的考慮,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儀證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轉敗為勝。他決定先從溥儀目前所處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一開始,布萊克尼就訊問溥儀,當日本投降後由長春、奉天輾轉而去勃力的經過。溥儀一一從容作答。 
  當布萊律師發現溥儀的精神開始有所鬆懈時,他突然把話鋒一轉,向溥儀拋出了他的殺手鑭。當時的現場記者們則說是「又投出了一個冒險的質問」。 
  「1931年,中國政府把你當作賣國賊通緝,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最終你自己也要以戰犯身份受到那個國家的審判!」 
  對溥儀來說,這確實是打中要害、刺疼心窩的問題,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問題。雖說不敢想,可連做夢也夢見!為了逃避那終將到來的審判,他在不久前曾寫信給斯大林,要求長期留居蘇聯。現在,布萊克尼少校竟然在嚴肅的法庭之上,以憤恨的口氣,提出了這個足以使他精神崩潰的問題! 
  不過,沒等溥儀啟齒回答,季南檢察長就表示了反對這樣提出問題的態度。衛勃審判長也表態說:「這是讓證人宣佈自己是罪人的問題,是在誤導和恐嚇證人。請律師撤回!」 
  布萊克尼似乎已經看出他所提出的問題在溥儀心中造成打擊,儘管審判長表示反對,他仍換換口氣和角度又提了出來: 
  「證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通謀的,你知道中國也要審判有通敵、利敵行為的人嗎?」 
  在場的被告日本戰犯們,聽到律師提出的問題而感到開心。採訪現場的記者描述道:「被告東條英機與大島治二人均面含笑容,被告阪垣征四郎則略呈微笑,其仁丹式鬍鬚亦隨之翹動。」 
  然而,季南檢察長依法再度提出異議。布萊律師對此極其不滿地向審判長申辯道:「證人之證言是否可信,這當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打聽打聽證人現在處於如何地位,以分析其證言是否因受威脅或默許之故而失其真實性,這顯然是很必要的嘛!」衛勃審判長環顧左右,和幾位審判員簡單磋商幾句,梅汝璈和其他法官對律師的這種訊問方式均表示堅決反對。衛勃便對布萊律師說:「庭上大多數人都反對你這種訊問方式,不過,問一問是否由於威脅或約定才作的證言也好。」溥儀應聲答道:「完全沒有受到威脅,我只是說我所知道的呀!」接著,檢察長季南以挑戰的姿態再度提出那封黃絹信的問題,法庭上又掀起一場新的論戰。 
  以季南為代表的檢察方面認為,那封偽造的黃絹信正是由律師團自行宣佈的被告的罪證。檢察團方面要把這個贗品作為被告共同謀議的證據來提出。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6)   
  布萊急切地說:「若是正式提出作為證據,必須證明它的真實性。」 
  衛勃庭長回答說:「真實與否可以證明。法庭破例允許有關的被告提出作證。」 
  審判長這樣一宣佈,首先提出作證的便是南次郎的辯護律師岡本,他解釋這封信的原委說,這封信是由溥儀的家庭教師遠山猛雄經手,在東京親手交給南次郎的。1934年,鄭孝胥到日本時也看過此件,認為確是皇帝親筆並簽署了名字,這是有據可憑的。接著,布萊律師又提出,不應把這一函件作為與所有被告都有關的證據。 
  季南:「關於這一點,溥儀在昨天已經予以否定。律師先生應將該信上交法庭,這封信將被證明是偽造的,且是成立傀儡國家的一系列陰謀之一。」 
  布萊繼續堅持說:「不過,這封信上標明了寫信日期為1931年10月11日,是溥儀在天津時寫的……」 
  衛勃審判長說:「先將該函上交審判所予以保管,檢察方面若不經過審判所的許可,是不能將其作為證據而提出的。而且,一個證人與一個被告的通信,能否適用於一切被告也有問題。這個事情無妨作為今後的一個問題暫時保留。」 
  當天的庭審即將結束時,衛勃審判長宣佈了法庭審判團做出的最後決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把證人致南次郎的黃絹信採用為證據,而且是作為對一切有關被告———不僅是南次郎個人而提出的證據。 
  ◆ 決鬥 
  1946年8月23日,溥儀第六次出庭作證。這一天,是由被告律師克萊曼進行質問。 
  克萊曼律師的質問主要針對溥儀在8月19日回答季南檢察長直接訊問時曾談到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的情形而開始。律師對此表示異議,但溥儀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複述上次談話的內容說,蘇聯對中國東北並沒有侵略的圖謀。 
  克萊曼為了推翻溥儀的證詞,先是採用旁敲側擊的方法,企圖找到根據,證明那是受人唆使替人宣傳,但溥儀的答覆堵住了克萊曼想鑽的窟窿。克萊曼又立即轉到攻擊的正面,抬出《李頓報告書》來,質問在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之前蘇聯對滿有無侵略企圖。他還談到了所謂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等等。他沒有料到這反而被溥儀抓過來當了口實。 
  溥儀從容答道:「這樣的小事件,一切都在短期間內便解決了。但是,日本卻把這些事件作為侵略中國的口實,這是世界周知的實情。正因為這樣的侵略是犯戰爭罪的,我才作為證人也被喚到這裡。我不是自願來到法庭的,不過我願意說一說日本長期壓迫『滿洲』與中國的事情,恰巧有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的設置,因此在這個機會之下,我想述說的慾望便更強了。」 
  溥儀使用比較的方法,從相同的歷史事件中同時引出蘇聯沒有侵略意圖和日本懷抱擴張野心的兩個結論,以至於現場記者用這樣的醒目標題《以蘇聯比日本,溥儀措辭精警》報道出去。但法庭上被告律師卻非常不滿。克萊曼繼續就此事不斷地發出訊問,直到他黔驢技窮實在問不下去時才不得不放棄,而溥儀始終面帶微笑從容作答。 
  但是,克萊曼並不甘心。接著,他又提到了溥儀那個做備忘錄用的筆記本。由於有人認為它關係到證人陳述的可靠性,所以雙方又發生了辯論,胡攪蠻纏沒完沒了。 
  季南檢察長忍無可忍地插言道:「這是茶碗裡的波瀾,無聊的爭論。只要把證人帶來的筆記全部予以調查不就可以判明事實了嗎?」檢察長的話被審判長衛勃採納了,他要求溥儀拿出他帶來的筆記。溥儀從衣袋中拿出一冊小型的黑皮筆記交給中國代表梅汝璈先生。 
  梅汝璈法官看了看筆記本後說:「檢察方面把這個筆記提出作證可以嗎?」 
  「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現在證人拿來的這份筆記並不是全部筆記,鉛筆寫的那一份仍放在蘇聯國內。」季南檢察長馬上答道。 
  但是衛勃審判長卻說:「這個筆記畢竟不是原始的那本,我們所關心的還是用鉛筆寫的那冊原始記錄的筆記。」 
  辯護律師團成員非常擔心溥儀的筆記會對被告們不利,畢竟溥儀與多名被告都有過密切的接觸,不得不防。於是他們乘機提出這冊筆記不是事件發生時寫的,因此反對提出它來作證。 
  那冊小型的黑色筆記畢竟不是原始記錄,當然不宜作為憑據。因而,季南檢察長也不再堅持提出作證。審判長遂表示同意被告律師的異議,否決了把那冊黑色筆記提出作證的問題。 
  8月26日,溥儀第七次出庭作證。這次出庭主要是回答被告東條英機的律師清瀨一郎博士的質問。這位博士隨身帶來幾份歷史文件,看來是準備經過質問,就把它們作為證據———自然是減輕被告罪行的證據了。 
  清瀨博士首先提出的文件,便是從日本政府檔案中抄來的溥儀致本莊繁的一封信。他企圖證明溥儀與日本是通謀合作的關係,而並非僅僅是被動的。該信全文如下: 
  敬啟者:此次滿洲事變以來,貴國竭力維持滿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貴國軍隊及人民均受到重大之損害。本執政深懷感謝,且確認此後敝國之安全發展,必賴貴國之援助、指導,為此,對於下列各項,特求貴國之允可。 
  一、敝國關於日後之國際及維持治安,委諸貴國,而其所需經費,均由敝國負擔。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7)   
  二、敝國承認貴國軍隊凡為國防上所必要,將已修鐵路、港灣、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權及新路之修築,均委諸貴國或貴國所指定之機關。 
  三、敝國對於貴國軍隊認為必要之各種設施,竭力援助。 
  四、敝國參議府挑選貴國知名卓識的國民任為參議,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貴國人,而其人選之選定,由貴軍司令官保薦,其解職亦應商得貴軍司令官同意。前項參議之人數及參議總數有更改時,若貴國有所建議,則依兩國協議增減之。 
  五、將來由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即以上列各項宗旨及規定為立約之根本。 
  此致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溥儀(印) 
  清瀨拿出這封信的抄件時,溥儀承認了這個事實。但他只是冷冷地說:「把那些條件加在我身上的時候,我早已處在日本勢力的控制之下了。落款雖是我簽了名,然而那不過是日本方面做的。」 
  接著,清瀨博士又提出一份溥儀在1935年訪日歸來後,在長春發佈的《迴鑾訓民詔書》。這份偽滿「國民」能默誦的詔書中有這樣幾句:「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為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清瀨據此而訊問溥儀的本意,溥儀哈哈地發出笑聲,說道:「那是遵照關東軍和吉岡中將的意思寫的。」 
  被告的辯護人幾乎都陸續對溥儀進行了激烈的盤問。他們繼續使用了拖延戰術,他們千方百計試圖證明溥儀在說謊,他的證詞是虛假的,但是溥儀頂住了辯護律師一輪又一輪的威脅與恐嚇,圓滿完成了他的作證。 
  從1946年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8天,每天由上午9點到12點,下午1點到4點出庭,創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8月27日,在最後一次作證結束後,法官們讓溥儀暫時留在東京聽候通知。溥儀在蘇聯和美國憲兵保護下退庭。 
  之後,溥儀沒再出庭,被送回蘇聯關押。1950年他被引渡回國,受到審判。9年後,被中國政府特赦。   
  7.智斗(1)   
  由同盟國組建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一開始就是個錯綜複雜、險象環生的角鬥場。雖然不見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但你來我往的唇槍舌劍一樣夾帶著毫不留情的攻擊與抵抗。一旦中國檢察方面對日本戰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為法庭裁決提供的證據不成立,那麼,公理與正義就有可能沉冤。事關國家榮辱、民族尊嚴,他們沒有退路,必須鬥智鬥勇。人們緊張地注視著,在法庭控辯雙方激烈的對抗中,誰將佔得上風? 
  ◆ 唇槍舌劍第一回合 
  1947年9月10日,法庭進入被告個人辯護階段,這也是檢方反駁、反證的關鍵時刻。雙方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絲毫不敢大意。對於控訴方和辯護方來說,這也是最後的機會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理逐漸走向高潮,日本國內上上下下對審判的關注程度也越來越高。人們早早地就去排隊,希望能在第二天開庭的時候爭取到一張旁聽票。日本《朝日新聞》報道說:「中國檢察團準備了相當龐大的證據,用來對日本在中國的犯罪行為進行嚴厲的追究。」 
  1947年9月16日,審判進入被控犯有破壞和平罪、曾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的土肥原賢二的個人辯護階段。 
  倪征燠登場對土肥原進行盤問和反駁。在法庭上,土肥原顯得十分緊張,臉上擠出的兩個深深的凹坑神經質地蠕動著,瞪大眼睛盯著法庭審理的進行。 
  土肥原的第一個證人,是土肥原主持瀋陽奉天特務機關時的部下、新聞課長愛澤誠。愛澤誠作證說,土肥原為人忠厚坦白,當時他們主要是收集新聞情報,並無其他秘密活動。 
  倪征燠訊問愛澤誠:「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愛澤誠搖頭說:「不知道。」 
  倪征燠問:「既然你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新聞課課長,當時外國報紙對此有大量報道,你怎麼會不知道?」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愛澤誠簽字並上報日本政府的外國報紙出示給法庭。愛澤誠無話可說。 
  倪征燠沒給對方喘息的機會,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證:《奉天特務機關報》。 
  1935年,在日本關東軍出版的《奉天特務機關報》上有這樣一段話:「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阪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倪征燠引用這份文件,巧妙地把土肥原賢二和阪垣征四郎聯繫在一起。 
  這時,土肥原賢二的辯護律師華倫立刻發言表示反對。 
  倪征燠予以解釋道:「之所以要提出這份證據,是因為證人愛澤誠一開始說土肥原賢二為人忠厚坦白,這是證據法裡的『品格證據』的一種,我現在針對證人的陳述,提出被告人為人如猛虎,完全符合證據法則規定的『反駁時所提出的證據必須具有針對性』的要求。」 
  華倫說不出什麼,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師席。倪征燠所提出的這份物證被法庭採納。 
  土肥原的辯護律師們推出的另一個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1931年秋天,當土肥原到天津活動,打算挾持溥儀前往長春時,桑島主計曾多次對土肥原進行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務省擔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動,曾經指示桑島勸阻土肥原。 
  但桑島主計出庭作證卻說,當時他的所有報告都是聽信了社會上的流言寫出來的,不可靠。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從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島主計發給日本外務省的電報。 
  倪征燠質問道:「在打給外務省的電報中,你不是匯報說,你和土肥原有過多次談話,他仍然不聽勸告,一意孤行。這也是外邊的流言嗎?!」桑島主計看著那封電報,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土肥原的辯護律師又提出了許多證人和證據,法庭在你來我往的辯論中接近尾聲。人們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辯護,倪征燠更希望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抓住他的馬腳。 
  但是,土肥原賢二自從在東京審判開始時當庭說了兩個字「無罪」之後,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也不為自己作任何陳述。依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訴訟規則,被告有權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強迫被告發言。 
  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顯示了土肥原賢二的心計和他多年從事間諜活動的過人之處。他不為自己辯護,檢察方面就沒有理由在法庭上對他直接盤問,也就沒有機會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證據並進行反駁。 
  土肥原賢二的這種做法讓中國檢察方面始料不及,但又無可奈何。他們為了對付狡猾的土肥原賢二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搜集了一大批證據,幾乎是成竹在胸,只等著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賢二發起強大的攻勢,但土肥原賢二的沉默使他們無計可施。 
  ◆ 舌戰第二回合 
  1947年9月的東京,秋高氣爽,但中國檢察成員卻無心去感受秋意,他們必須集中精力,因為下一個將要面對的是揚言要和中國檢察方面大戰三百回合的日本陸軍上將阪垣征四郎。他不僅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的元兇,而且還扶植了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策劃了內蒙獨立和華北自治。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書指控阪垣征四郎犯有破壞和平罪,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公訴人季南檢察長還對阪垣征四郎出任日軍駐朝鮮司令官後,強征、拐騙大批朝鮮婦女送往日軍所在的各戰場及佔領地充當「慰安婦」的罪行進行了指控。   
  7.智斗(2)   
  為阪垣征四郎出庭辯護的律師和證人多達15人。他們準備了大量的材料,企圖為阪垣開脫罪責。阪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準備,打算親自出馬,為自己辯護,可謂來勢洶洶。 
  阪垣征四郎的個人辯護從1947年10月6日開始。倪征燠出場,反駁阪垣的第一個證人島本。島本是1931年9月18日晚在柳條溝附近駐紮的日軍一個聯隊的聯隊長。 
  島本說:「我當天晚上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酒喝多了,沒有回去。後來,等我酒醒了回到駐地,我才接到有關柳條溝爆炸事件的報告。」島本這樣說,意思是他們的部隊不可能有什麼陰謀,大家都很放鬆。所以一定是中國人幹的,侵華日軍是被迫還擊。 
  倪征燠立刻打斷他的話說:「庭長,各位法官,證人島本既然聲稱自己當晚喝醉了,那麼,一個糊塗的酒鬼能證明什麼?又怎能出庭作證人呢?」 
  幾句話把島本問傻了。就這樣,島本被中國檢察官出其不意地轟下法庭。 
  接著,阪垣任陸軍大臣時的陸軍副部長山脅上場作證。山脅在為阪垣作證時說了不少頌揚阪垣的好話。 
  倪征燠當即反問道:「你身為次官,所辦之事想必都是阪垣認可的了?」山脅說:「是。」 
  倪證燠問:「那麼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義簽發的《限制自中國返回日本軍人言論》的命令,也是按照阪垣的意旨承辦的吧?」山脅回答:「是。」 
  倪征燠當即指出:「這個文件中列舉了回國日軍對親友談話的內容。如『作戰軍隊,經偵查後,無一不犯殺人、強盜或強姦罪,強姦後,或者給予金錢遣去,或者殺之滅口』,『有時候將中國戰俘排列成行,然後用機槍掃射之,以測驗軍火之效力』等等,都反映了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所犯罪行的實況。日本陸軍深怕這些談話在群眾中廣泛傳播,暴露其罪惡,才下達了《限制自中國返回日本軍人言論》的命令。這種舉動本身,正說明了阪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確鑿無疑的。」 
  這一駁斥,使山脅的作證不僅沒能為阪垣開脫罪責,反而為法庭提供了相當有力的反證。 
  ◆ 舌戰最精彩的一天 
  1947年10月9日,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極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阪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長達48頁的書面證詞。他主要想說明「滿洲國」是根據「民意」成立的;七七事變後,他擔任陸軍大臣時,始終主張從中國撤軍言和。 
  倪征燠於是大戰阪垣征四郎,作為中國痛恨的阪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嚴厲的盤問。面對盤問和反駁,阪垣征四郎則擺出一副不服輸的樣子,當訊問進行中問到讓他難堪的問題時,他就會生硬地頂撞:「不知道!」 
  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阪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檢察官所說的關東軍蓄謀發動的主張,一口咬定像關東軍宣佈的那樣,是由中國軍隊進攻引發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據他們找到的日本外務省秘密檔案中的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日本關東軍與陸軍省的往來密電、關東軍的動員令等重要材料,一連盤問、反駁了阪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對大量鐵一般的事實,阪垣無話可說。他想像不到中國的檢察官為了完成對他的審訊,做了多麼細緻的工作。 
  對於阪垣征四郎說他主張撤退在華日軍一事,倪征燠窮追不捨:「日軍侵佔廣州、漢口,是不是在他任陸軍大臣以後?這是從中國撤軍還是進軍?」 
  阪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點頭說:「是進軍。」但此時的倪征燠並沒有忘記另外那個被告,土肥原賢二。 
  倪征燠後來回憶說:「土肥原賢二不出來為自己辯護,對我來說這一直是個遺憾。按照英美法律,被告可以不出來,當然我也不想放棄我的質問。土肥原賢二和阪垣征四郎兩人搭檔搞侵華、網羅漢奸這樣的事情,我們把它突出來,這樣土肥原賢二雖然不說話,但是在質問阪垣征四郎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土肥原賢二的名字帶出來。」 
  果然,倪征燠在最後總結陳詞中,為了讓法庭注意力不至於因為土肥原賢二不上證人席而受到忽略,發起了新一輪攻擊。 
  倪征燠盤問阪垣征四郎:「你任陸軍大臣的時候,在中國拉攏吳佩孚、唐紹儀時合作的土肥原賢二,是不是就是當年充當瀋陽市市長、扶植溥儀稱帝、勾結關東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獨立、到處唆使漢奸成立偽政權和維持會的那個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個土肥原賢二?」 
  阪垣征四郎不得不點頭說:「是。」 
  倪征燠後來回憶說,在那次審判中,當他對阪垣征四郎作了一連串氣勢如虹的反駁指控時,他當時覺得背後有億萬中國同胞的支持,他幾乎要流下眼淚,全場寂靜無聲。 
  由倪征燠擔綱的反詰盤問整整持續了10天。在這10天裡,倪征燠作為中國檢察官對土肥原賢二和阪垣征四郎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激烈的攻擊,日本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侵華急先鋒阪垣征四郎是絕對不能從中國人手中漏過去的。 
  這是中國檢察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最具鋒芒的時刻。倪征燠高超的智慧、流暢的表達、沉穩的氣度和嫻熟出色的辯論技巧以及對英美法系精深的理解,征服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後,倪征燠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現還常常作為法庭控辯場面的經典,被人提起。   
  7.智斗(3)   
  倪征燠和中國檢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鋒中打贏了對土肥原賢二和阪垣征四郎這一仗。日本戰犯和他們的律師精心組織的辯護防線被徹底摧毀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在對土肥原賢二的判決書中,判定他在滿洲對華侵略戰爭的策劃與發動、陰謀炮製建立偽「滿洲國」有罪;判定他在中國其他地區實行的政治謀略、武力威脅、擴大事態進展上有罪;在對蘇聯以及1941年至1945年實施侵略亞洲各國的戰爭中有罪。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對阪垣征四郎的判決書中,判定他在參與中國滿洲事變、建立偽「滿洲國」傀儡的陰謀中負有主要責任;對建立內蒙古與華北傀儡政權負有主要責任;對擴大在中國的進攻範圍負有很大責任。   
  8.慘 劇(1)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進行中,最沉重、最震撼人們心靈的一幕發生在對「南京大屠殺」審理的時刻。人們需要弄明白:在中國南京被攻陷前後究竟都發生了什麼?那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究竟發生過沒有?為什麼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日本當局要極力掩蓋事實真相?他們害怕什麼? 
  ◆ 日軍暴行駭人聽聞 
  1946年9月,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專門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 
  美國檢察官薩頓首先主持訊問。他在開場詞中說:「南京,在一場違反國際法和全部戰爭法的軍事侵略中淪陷了,被洗劫、炸毀和燒光了。」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國和美國人在內的13人宣誓證詞。 
  第一個在法庭作證的,是當時在南京大學醫院工作的美籍醫生羅勃特·威爾遜。威爾遜醫生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醫術高超,心地善良。在許多中外同事逃離南京避難的時候,他留了下來。 
  他目擊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殺。從12月13日開始,在六七個星期裡,日本軍隊一直在屠殺中國人。就在他的醫院裡,不斷有被日本兵刺傷、砍傷、燒傷和強姦或者死裡逃生的人被送來,這個擁有180張床位的醫院始終爆滿。 
  緊接著,3個在「南京大屠殺」中死裡逃生的中國證人出現在法庭上。他們是南京居民尚德義、伍長德和陳福寶。 
  難民尚德義,在1937年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日軍抓獲,在下關與其他1 000人被機關鎗掃射,死裡逃生。 
  商人伍長德作證,他1937年12月15日被侵華日軍從南京難民區抓走,在日軍大屠殺的血腥日子裡,被日軍押送到漢中門。當時有兩千多人,大多是精壯男子,被分批帶到城外,用4挺重機槍掃射。他在槍響之前倒地,但接著又被日軍刺刀亂捅、煤油焚燒,伍長德疼得滾入護城河,僥倖逃脫。伍長德的證詞,使在場的人聽了毛骨悚然。 
  而難民陳福寶被抓後,日本兵讓他和別的難民摔跤取樂,輸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這些驚心動魄的供詞,給所有在場的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尚德義、伍長德和陳福寶真實確鑿的血淚控訴,也引起了法官們的極度重視和高度評價。 
  曾經到南京等地實地調查的美軍上校托馬斯·莫羅檢察官向法庭提供了8件證據確鑿的宣誓證詞,其中包括一份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在法庭上,這段影像資料被檢察方面作為物證當庭放映。 
  這是一部16毫米老式電影攝影機拍攝下來的歷史膠片,也是迄今為止倖存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影像資料,畫面記錄的是日軍進入南京的情景。拍攝這些畫面的人,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基目睹了侵華日軍燒殺淫掠的血腥場面,他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拍攝了長達105分鐘的真實史料。 
  1938年5月16日的美國《生活》雜誌率先刊登了約翰·馬基由電影膠片沖制的南京大屠殺照片,令世界為之震驚。 
  1946年10月,約翰·馬基牧師出現在東京法庭的證人席上。 
  檢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嗎?」 
  約翰·馬基:「是的。」 
  檢察官:「日軍1937年12月13日佔領南京之後,證人看到日軍是怎樣對待中國老百姓的?」 
  約翰·馬基輕輕地聳了一下肩道:「他們用各種各樣的途徑進行屠殺,剛開始是由個別日本士兵進行的,但很快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屠殺,有數百人是被刺刀捅死的。有個婦女訴說,日本士兵將她的丈夫捆縛後,就在她的眼前被扔到水池裡淹死了,而她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死去……」 
  約翰·馬基神父的作證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資料讓法庭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驚愕不已。東京的日方記者在他們的報道中一連用了「慘慘慘」三個字形容說:「那一刻,令人戰慄不已。」 
  此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作證文件,就是納粹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給德國外交部的一封秘密電報。這封電報是德國投降後,盟軍搜查其外交部機密檔案庫時發現的。梅汝璈回憶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視這份電報,並給了它很高的評價,因為它是來自法西斯陣營內部的,比盟國提供的材料更有說服力。 
  電報在概括地描述了日軍在南京殺人如麻以及強姦、放火、搶劫的普遍情況後,說了這樣的結語:「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副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這種屠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後,晝夜不停地持續了六個星期之久。中國法官梅汝璈在以後的回憶錄中提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於時間倉促,忽略了在南京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屠殺。那次大屠殺發生在日本軍隊攻佔南京後的第5天,即1937年12月18日。 
  那天夜裡,日軍把被圍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總共57 400人全部驅趕到南京下關的草鞋峽,用機槍進行密集掃射殺死。事後,為了掩蓋罪行,日軍把汽油澆到屍骨上點燃,焚屍滅跡。 
  梅汝璈憤慨地指出:「『南京大屠殺』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暴行中最突出的一樁,它的殘酷程度在整個二戰法西斯暴行中或許僅次於納粹德軍在奧斯威辛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但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和南京的大屠殺在性質上和方法上都是不盡相同的。奧斯威辛的屠殺是根據納粹的種族仇視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計劃、有系統的屠殺,並且屠殺是用一種方法(毒氣)進行的;而南京大屠殺則繫在長官的放任縱容下由其士兵不分青紅皂白、隨心所欲地胡幹亂干的。其次,奧斯威辛那個遺臭萬年的『殺人工廠』,是把所有的屠殺對像分批地送入毒氣室用烈性毒氣在幾分或幾秒鐘內殺死的;而南京大屠殺則除了集體屠殺之外,大都是由日軍個別地或成群地隨時實行的,在屠殺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或姦淫。德軍的屠殺大都是單純的屠殺;而日軍的屠殺則是同強姦、搶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結合的,其屠殺的方法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狂虐殘暴的程度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   
  8.慘 劇(2)   
  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整整20天,是整個東京審判過程中最沉重的時刻。除了那些日本戰犯,法庭內外的人們簡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日本軍隊會像野獸一樣發瘋?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自20世紀以來,日本軍隊在侵略中國的每場重大戰役中幾乎總是勝利者,所以日本軍人養成了驕橫暴戾的脾氣。但上海的「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卻讓日軍吃了大虧。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讓日本軍隊感到吃驚又吃力,他們被迫不斷修改作戰計劃,加大作戰力量的投入,同時更是承受了傷亡慘重的代價,這在很大程度上重創了素來張狂蠻橫的日本官兵。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召集參戰軍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戰綱要》。松井石根親自向所屬各作戰部隊下達了這樣的命令:「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 
  攻陷南京前的這道命令,就是鼓勵和縱容他的部下變成失去人性的野獸。 
  法庭調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行讓日本國民深感震驚。由於日本政府與軍部實施了極其嚴格的消息封鎖和保密措施,因而日本國民怎麼也想不到,在他們心目中一向軍紀嚴明、士氣高漲的「大日本皇軍」竟會是一群屠夫、強盜! 
  ◆ 百般抵賴也難逃血債 
  隨著法庭調查的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犯罪事實浮上法庭。梅汝璈在他撰寫的回憶錄中,特別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法庭上作證的約翰·馬基牧師說,有一天夜裡,一個日本兵竟光顧他的住宅達三次之多,目的是想強姦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學生,其次便是想盜竊一點財物。每次都是在他高聲地嚷斥中鼠竄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點值錢的東西走。為了滿足其貪財慾望,最後一次,這位老牧師索性故意讓他扒去衣服口袋裡僅有的60元錢。在得到了這份意外之財以後,這個日本兵便懷著滿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煙似的從後門逃走了。 
  由此可見,號稱紀律嚴明,天下無敵的「大日本皇軍」,非但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無所不為,而且竟墮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法庭在審訊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過程中,空氣一直是嚴肅、沉重的,惟有老牧師的這個故事讓法官同仁和旁聽席中的大量群眾(每庭旁聽的日本人都在1 000人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戰犯們,特別是松井石根表情極為難堪,窘態畢露。 
  1947年9月10日,遠東軍事法庭對松井石根的審理進入辯護階段。乾瘦矮小的松井石根站在了審判席上。 
  在法庭對松井石根的審訊中,他的辯護律師組織了一系列反證證人,試圖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開脫,試圖證明被告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好人」。 
  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伊籐清和馬特斯不僅睜著眼睛說瞎話,而且還拋出了《對檢察官季南之意見書》,強詞奪理說:「季南檢察官所云對俘虜、一般人、婦女施以有組織且殘忍之屠殺姦淫等,則純係誣蔑……」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憤怒至極,他當庭展示了一疊資料,其中有《曼徹斯特威報》駐華記者田勃烈當時的報道,以及南京外國僑民在日記中對當時日軍暴行的大量記述等。向哲浚說:「在中國軍隊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揮下的軍隊控制後,日軍的暴行和犯罪,卻一直無人控制地延續了40多天。」 
  接著,美國檢察官莫羅出庭訊問,他指控以松井石根為首的日軍使中國南京居民深陷極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婦女遭到野獸般的姦淫,一群群日軍暴徒用槍彈、刺刀不停地製造舉世罕見的死亡和恐怖。 
  忽然,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打斷了莫羅的指控,並要求把結論性的言詞從庭審筆錄中刪去。季南起身大聲駁斥:「這個事件就是被稱之為現代戰爭史上獨一無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為什麼要刪去!」 
  終於,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他開始親自為自己辯護。 
  他恬不知恥地辯解說:「我始終堅信,日中之間的鬥爭是亞洲大家庭中兄弟間的爭吵,這同哥哥經過長期忍耐趕走不聽話的弟弟沒有什麼兩樣。」「至於南京有過大屠殺,我是在日本投降後才第一次聽到。此時對此負有責任的人不是已去世就是在關押中,而且有關文件也在一次火災中燒掉了。」 
  松井石根的話音剛落,他的美國辯護律師布魯克斯立即接上話茬:「法庭需要的是證據。可是十分遺憾,竟死無對證了!」 
  莫羅質問松井石根道:「你作為進攻南京的最高指揮官,怎麼能說後來才聽說發生這種『過失』呢?」 
  松井說:「攻打南京時,我正在距該城140公里的蘇州臥床養病,並不知道他們違抗我的命令,竟幹出這般暴行來。12月17日到達南京後,我從憲兵司令部那裡第一次聽到這種意外事件,我立刻下達了命令,敦促各部隊調查此事件並嚴懲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責都加在日本軍官頭上是不公正的。」 
  日軍成立「憲兵隊」,是因為在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工作的西方人士將自己看到的日軍暴行寫成「備忘錄」,通過外交途徑向日軍當局每天提出兩次抗議的結果。 
  檢察官問松井:「看到過這些備忘錄嗎?」 
  松井答道:「看到過。」 
  檢察官問:「採取了什麼行動?」   
  8.慘 劇(3)   
  松井說:「我出過一張整飭軍紀的佈告,貼在寺廟門口。」 
  檢察官再問:「你認為在浩大的南京城內,到處殺人如麻,每天成千上萬的中國男女被屠殺、被強姦,你這樣的一張佈告會有什麼效力嗎?」松井石根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他說:「我還派了憲兵維持秩序。」 
  檢察官追問道:「有多少名憲兵?」 
  松井答:「記不太清了,大約幾十名吧。」 
  檢察官訊問:「你認為在好幾萬日軍到處瘋狂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的情況下,這麼少的憲兵能起到制止作用嗎?」 
  松井想了半天,低聲說:「我想,能夠。」 
  於是,法庭傳訊證人。證人根據他所目睹的事實,證明當時南京全城總共有日本憲兵17名,而就是這17名憲兵,非但不制止日軍的任何暴行,而且他們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 
  衛勃審判長又傳訊了侵華日軍的南京警備總司令中島今朝吾。中島今朝吾原是日軍第16師團長,這次未被作為甲級戰犯起訴,他作證說:「松井大將曾命令第16師團,對中國軍民進行殘酷的掃射……到15日深夜,光是下關碼頭一地就殺死中國軍民兩萬多。此外13師團的山田支隊,更以補給困難為由,把兩萬多中國軍民俘虜通通槍殺。」 
  接著,原在南京國際安全區工作的史波爾出庭作證:南京淪陷後,日軍潮水般地湧進南京城內,殺人、縱火、強姦!第二天,他和國際委員會主席雷勃及秘書史密斯,曾專程到日軍司令部,請求他們阻止這種行為,但並沒有得到響應。於是他們將這種種暴行做成備忘錄,通過外交途徑每天向日軍當局提出兩次抗議。然而日軍當局不予理睬,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但布魯克斯律師仍堅持說:「認定被告松井石根為最高直接責任者的證據仍然不足。」向哲浚早就料到這點,他從卷宗裡取出了《攻克南京城綱要》原件,當庭展示道:「這份資料是1937年12月10日,被告松井石根在進攻南京前夕給谷壽夫、牛島、中島和末松四個師團長下達的命令,上面有他的親筆簽名。他在《攻克南京城綱要》這一作戰命令中聲稱:『南京是中國的首都,佔領南京是一個國際上的事件,所以必須作周詳的研究,以便發揚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國畏服!』請特別注意『畏服』的含意。」 
  在如山的證據和證人面前,松井石根無言以對。 
  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宣告松井石根率領日本軍隊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對戰犯松井石根所犯的罪行做了如下認定: 
  松井石根是日本陸軍的高級軍官,他在陸軍中具有豐富的經驗,理應知道在中國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是知道這類暴行的。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控制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不幸市民。由於玩忽職守,他必須對南京大屠殺承擔責任。 
  日本侵略者製造南京大屠殺的罪行終於大白於天下。 
  ◆ 歷史不能忘記 
  梅汝璈在他的回憶錄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做了詳細的敘述: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最終認定:「1937年12月13日早晨,當日軍進入南京市內時,完全沒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南京市像被捕獲的餌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該市不像是被有組織的戰鬥部隊所佔領的;戰勝的日軍捕捉他們的餌食,犯下了不勝計數的暴行。」「日軍單獨地或三兩成群地在全市遊蕩,任意殺人、強姦、搶劫和放火,當時任何紀律也沒有。許多日軍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對一點也未開罪他們的中國男女和小孩毫無理由地不分青紅皂白地予以屠殺,終致大街小巷都遍地躺著被殺害者的屍體。」「中國人像兔子似的被獵取著,只要哪個人一動就被槍殺。」「由於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在日方佔領南京的最初兩三天的工夫,至少有12 000名非戰鬥員的中國男女和兒童被殺害了。」「在日軍佔領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 
  法庭的語言是慎重的,估計是保守的。但是,考慮到日軍滅跡伎倆的狡黠和多樣化,法庭在判決書中還是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燬了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 
  以上這些認定都是法庭根據確鑿可靠的證言而寫入判決書的。然而,僅僅從以上幾句話裡已經可以看出日軍是怎樣地窮凶極惡、無法無天,以及數十萬呻吟於敵人鐵蹄下的南京無辜同胞其命運是何等地黑暗悲慘!判決書上的這寥寥數語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間地獄寫真圖」。 
  據2003年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公佈的調查統計數字顯示:在南京,遭到日軍屠殺的中國軍民總人數是30多萬人。 
  就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進行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對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同時進行了審判。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製造屠殺慘案的第6師團指揮官谷壽夫在南京被執行槍決。 
  在1937年的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上曾刊登過一張照片,這是在日軍攻入南京不久拍的。刊登這張照片是為了讚頌他們所謂的大日本皇軍攻城掠地的武士道精神。照片上的兩個日本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持刀而立,威風凜凜。他們剛剛進行了一場比賽,比賽的項目是殺人,看誰砍的中國人頭顱最多。   
  8.慘 劇(4)   
  1948年1月28日,中國軍事法庭對向井敏明、野田毅進行審判後判處他們死刑並在南京執行槍決。 
  但是對南京大屠殺事件負最高的直接責任者還是松井石根,他是當時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又是攻佔南京的最高統帥。只要他不故意縱容部下,南京大屠殺事件便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其規模亦會小得很,時間亦會短得很。因此,正如遠東國際法庭所認定的,松井石根應該是南京大屠殺案的主犯和禍首。 
  對這樣一個滅絕人性、不負責任的敵酋,遠東國際法庭判處其絞刑是完全符合正義要求的舉動。 
  其實,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天皇、日本內閣、日本大本營都負有嚴重的責任。因為,假使不是他們有意地默許和放任的話,該事件早就被制止了,也不會持續這麼久。從根本上講,假使不是他們發動侵略戰爭的話,這類的大屠殺或任何戰爭暴行都不可能發生。因此,法庭認定: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 
  每個中國人都不能因時間的流逝而忘卻這樁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浩劫。相反地,中國的子孫後代都應該牢牢地記住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並從中吸取血與淚的教訓。   
  9.大 戲(1)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內幕越來越多地被揭露出來,其獨霸亞洲、統治世界的野心和陰謀一點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隨著太平洋戰爭階段審理開始,法庭進入了庭審中的最後一個高潮:那個自殺未遂的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戰爭元兇東條英機被推向前台。由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東條英機成為二戰後中僅存的最大責任者,也是惟一能說明挑起戰爭真相的人。這是人們期待已久的。 
  ◆ 戰爭元兇東條英機被推向前台 
  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審判以來,輿論一致認為,預計一定會被判處死刑的戰犯只有東條英機一人。作為燃起太平洋戰火的最大責任者,東條英機可謂千夫所指,就連關押在巢鴨監獄的其他戰犯都不想接近他。監獄中的東條英機孤家寡人,只好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寫口供書上。 
  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以來,日本觀眾席上每天都座無虛席。一時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旁聽券洛陽紙貴,甚至還出現了黑市倒票現象,特別是在東條英機受審的那些天,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格竟然賣到了800日元一張。在當時,一個普通日本人一個月的薪水也就是500日元的樣子。 
  美國人摩拳擦掌,他們要一筆筆清算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行。美國檢察方面要全力以赴地在法庭上證明:日本對美國的戰爭行動是蓄謀已久的,他們發動太平洋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是不宣而戰。 
  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裡,檢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150份證據文件,揭露日本在開戰前從事的外交陰謀活動。檢察方面對日美開戰前的日本決策動向做了嚴密立證,並請出了包括美國國務院事務顧問巴蘭坦在內的一批美國高級軍政人員出庭作證。 
  1947年12月26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東條英機進行審理。世界各主要媒體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早早就守候在法庭上嚴陣以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貴賓席、旁聽席都坐滿了人。麥克阿瑟的夫人和女兒、庭長衛勃的夫人也前往法庭旁聽,東條英機的夫人和他的兩個女兒也出現在旁聽席上。 
  整個法庭被緊張的氣氛所籠罩。東條英機自己也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機會。 
  1947年12月26日下午,東條英機的辯護人清瀨一郎穿著高腰軍靴開始陳述。他聲明,除了東條英機自己作證外,辯護方面不打算請任何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證據。 
  清瀨一郎在陳述中概括了東條英機口供書的要點,完全否定了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質。清瀨進一步強調說,不要忽視了口供書中所主張的,即二戰中的日本政策不是侵略,而是為了各民族的獨立,為了使各民族從殖民地中解放出來。 
  清瀨一郎的氣焰十分囂張,此人原本是為日本侵略出謀劃策的「國策研究會」成員,戰前還是議員。公然搬出諸如「中國排日」、「為了防共」、「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等謊言,為罪犯粉飾。他鑽英美法律的空子,胡攪蠻纏。更有甚者,他居然在這份冗長的口供書封面上,偷偷摸摸地擅自加上了「此乃一歷史文件也」的字樣。 
  法庭發現了清瀨一郎的手腳,衛勃當庭嚴厲斥責他說:「1941年10月,東條英機才受命組閣,何以見得這是一篇歷史文件?就這樣一篇東西,還配稱作歷史文件嗎?!」 
  但是,儘管如此,法庭為了維持公平審判的原則,並沒有做過多干涉。接著,法庭傳喚被告東條英機。 
  在例行公事的宣誓後,東條英機開始朗讀自己的口供書。這份口供書長達220頁,四易其稿,瀰漫著一股日本記者形容的「東條腔調」。口供書朗讀了3天,除了開頭部分是他自己朗讀之外,其他部分由美國辯護律師布魯韋特代為宣讀。 
  口供書主要內容是東條英機為自己和日本軍國主義辯護。東條英機的口供書立刻遭到國內外的批判、攻擊。美國的《紐約時報》斥責東條的自衛戰爭論是強盜理論。 
  東條英機的供詞洋洋五萬餘言,敘述了他當首相的四年中有關國家決策及軍事決策等問題,他想方設法迴避自己是主要決策者的事實,千方百計推脫責任,否認侵略性質,把侵略行動硬說成是自衛。 
  ◆ 盤問 
  1947年12月30日,引人注目的首席檢察官季南反駁盤問開始了。季南通過盤問,使侵略者的荒唐邏輯暴露無遺。 
  季南:「被告東條!我對你不叫大將,這你也知道,因為日本已經沒有陸軍了。」季南的問話咄咄逼人,震動了法庭。東條的辯護律師立刻向法庭提出抗議,認為季南的話不合時宜。法庭駁回了辯護律師的抗議。 
  季南:「你是否承認犯有侵略戰爭罪?」 
  東條狡辯地說:「『大東亞共榮圈』不是侵略,日本對外戰爭是『自衛自存』,是為了『解放東亞民族』。」 
  「戰爭在中國進行,那還有什麼自衛可言?殺戮200萬以上的中國人,都是出於自衛的考慮嗎?」季南質問道。 
  東條無言以對。 
  季南:「日本為何肆意破壞華盛頓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九國公約?」 
  東條:「先打個比方,給10歲的孩子一套合身的衣服,可當他滿18歲的時候,衣服綻開了。」 
  季南:「但有可能將那件衣服縫縫補補使它合身———難道你不認為可以這樣嗎?」   
  9.大 戲(2)   
  東條:「但個子長得太快,孩子的雙親來不及縫補。」 
  季南:「1942年的『巴塔丹死亡行軍』,強迫戰俘在酷熱的氣候中長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筋疲力盡的俘虜在『行軍』中遭到毒打、刺殺和槍殺。對此你負有什麼責任?」 
  東條:「按照日本的習慣,執行特定任務的司令官不受東京具體命令的約束,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性。」 
  季南:「據我們所知,經日本最高當局批准,強迫戰俘在惡劣的條件下用雙手修建泰緬鐵路,路基兩旁遺下成千上萬戰俘的白骨,是這樣的嗎?」 
  東條:「我們沒料到會做出這樣的事來。按日本人的性格,我們相信無論天上還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這種罪行。」 
  東條英機在法庭上堅持軍國主義極端立場的頑固形象,激怒了眾法官。受刺激最深的,恐怕要算傲慢的美國人。同時被所有的法官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在甲級戰犯中幾乎只有東條英機一個。 
  接著,季南開始太平洋戰爭階段的盤問。檢察官塔培納指控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9名被告對德、意、日三國結盟和發動太平洋戰爭負有責任。東條英機試圖推卸自己在戰爭中的責任,但季南就是抓住不放,而且他的提問也越來越尖銳,終於把盤問的重點引向日本和美國在開戰前的談判上。 
  日本在對美國開戰前的兩個月裡,頻頻召開高層會議,陰謀策劃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了和美國人周旋,他們制定了兩套最後的談判方案:甲案和乙案。 
  季南就甲案和乙案盤問東條英機。 
  季南:「東條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東鄉外相沒有向野村大使發下面的電報嗎?(電報說)『上述方案不可能達成妥協時,作為最後的對策,準備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報美國方面對甲案的態度。提出乙案時須預先請示。』這個電報是東鄉外務大臣根據你的訓令發出的嗎?」 
  東條英機:「不是我的命令,傳達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東條英機極力想擺脫他下令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責任,所以他才詭辯說這是政府的意思。而季南之所以抓住東鄉茂德11月5日發出的電報不放,就是因為,正是在那一天,東條英機已經明確無誤地確定了內閣總方針:如果這最後兩個方案都談不攏,日本就要和美國開戰。 
  季南通過盤問,達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東條英機主持下,已經決意要陰謀發動太平洋戰爭了,而甲案和乙案的談判,完全是個幌子。東條英機正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 
  於是,在法庭上,檢察方面和辯護方面圍繞著一個焦點展開激烈爭論。 
  檢察官席根斯指控日本違反國際法,不宣而戰,實施了對珍珠港美國海軍的偷襲。 
  席根斯辛辣地說,日本非常狡猾,一面和美國進行談判,一面進行戰爭準備,已經決心開戰,卻又裝模作樣地維持太平洋的和平。席根斯還引用了日本內閣的大量文件證明,日本是蓄意進行對美國的偷襲。 
  這時候,日本辯護團突然組織了一次凌厲的反擊,使出殺手鑭,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檢察官們大吃一驚:為日本人作證的,竟是美國陸軍部作戰局軍事諜報部遠東科科長,布拉頓上校。 
  1941年,日本與美國開戰時布拉頓上校正在華盛頓,他的任務是負責截收、解讀、破譯日本外交電報。 
  布拉頓上校作證說,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在向其駐美國大使館拍發那份宣戰電報的時候,美國陸軍部作戰局軍事諜報部遠東科把電報從頭至尾都截獲了。那個電報很長,一共有14個部分,特別是最重要的第14部分,也就是向美國政府宣佈終止談判的最後通牒,遠東科截獲的時間,要比日本大使遞交給美國國務卿赫爾的時間明顯早得多。 
  布拉頓上校作證起初使檢察官們變得鴉雀無聲,沒有人進行反駁。 
  但是,檢察官們很快就找到了反擊的目標:無論如何,日本駐美國大使館遞交那份電報的時間是在日軍偷襲珍珠港1個小時20分鐘以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沒人可以否認。 
  而且,在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4個小時以後,日本大本營才通過電台宣佈:「帝國陸海軍於今天凌晨於西太平洋與英美軍進入戰爭狀態」。華盛頓時間晚上9點40分,日本電台播發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宣戰詔書。 
  採取偷襲的手段進行戰爭,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擴張的時候素來喜歡使用的手法,在「甲午海戰」、「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中莫不是如此,這早就被歷史所證明。 
  ◆ 東條英機袒護天皇裕仁 
  季南在法庭上繼續盤問東條英機。他突然就日本艦隊準備攻擊珍珠港,天皇是否知道對東條英機進行質問。這時候,法庭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日本天皇是否應當承擔戰爭責任的問題突然間公開在眾目睽睽的法庭上。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理中,人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難道一個東條英機就能發動對盟國的龐大戰爭嗎?他背後的支持者又是誰? 
  1948年1月7日上午,衛勃開始代表法官親自訊問作為證人的東條英機。衛勃突然問道:「是誰最後就開戰問題向天皇進言的?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向天皇建議對英美開戰?」   
  9.大 戲(3)   
  東條緊張地歪了歪腦袋:「我和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和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最後決定去見天皇。我和兩總長說,為了保證日本生存,簡單地說,除了戰爭之外,沒有別的活路。於是天皇接受了建議。」 
  但是,東條英機所說的杉山元已經自殺了,永野修身1947年1月病死在巢鴨監獄了。惟一知道真相的,只有東條英機。但他說的就是事情本來的真相嗎? 
  這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話題。於是,世界各地的輿論紛紛做出猜測,認為盟軍政策將要出現重大變化,日本天皇有可能受到審判。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過程中,日本天皇裕仁的確是一個法庭無法繞開的焦點人物。梅汝璈在日記中曾兩次提到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1946年4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明思(向哲浚)告訴我,說某國檢察官主張把日本天皇列入戰犯起訴,在今天檢察官會議中引起了激辯,結果是這問題暫時擱置,未付表決。我說,這是個政治問題,就純法律觀點來說,我實在看不出天皇對於日本侵略戰爭何以會沒有責任。這個問題在法官們私人談話間屢次討論過,大多數人與我持同樣的看法。」5月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各國輿論對於我們遠東國際法庭這幾天受理起訴和開審情形之反響和批評,歸納言之,日本報紙是表示滿意,因為他們要把戰爭的責任往這班元兇巨寇身上推。美國方面,贊否不一。有一部分人士認為被控的人數太少,許多罪魁都漏網了,有一家報紙(似乎是華盛頓太陽報)簡直說日皇是天字第一號的戰犯,不應讓他逍遙法外。英國自治領的報紙也有這種說法。蘇聯對法庭開審之事論之甚少,但有一家報紙很激昂地主張應置天皇於法。我想:天皇這次因為政治原因雖幸而未被起訴,但這事難免不有『舊話重提』的一天,至少他難免有被傳喚出庭作證的可能。———這只是我個人的一種感受,一個猜想。」 
  但是,就在衛勃直接訊問東條英機的第二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開庭,衛勃庭長就正式宣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起訴日本裕仁天皇。至於上一晚發生了什麼,迄今仍是個謎。 
  季南檢察長曾解釋說:「日本天皇之所以未列入起訴之戰犯名單中,完全系由聯合國各國政治之觀點所決定,此項決定蘇聯斯大林委員長亦已同意,因為此項決定是政治的決定,故本首席檢察官不考慮將日皇列入戰犯之問題。另一理由即為佔領執之便利。」實際上,將裕仁排除在起訴對像之外,主要是麥克阿瑟的主張。這一主張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意圖。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根據全球戰略的需要,美國對日本不但不會把事情做絕,而且還要大力扶持!裕仁本人也曾通過季南檢察長向杜魯門總統轉呈親筆信一封,對美國佔領軍的「寬大」表示感謝,並聲稱將以立憲君主之地位,竭盡所能,發展美國式民主。 
  有研究日本史的學者推測,季南和衛勃是故意在審判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把矛盾引向日本天皇,但他們也知道,如果繼續下去,將得不到美國政府的任何支持,所以也就及時收場了。 
  從開始到結束,東條英機一直不惜一切代價掩護天皇。這也是戰後日本政府和日本戰犯以及戰犯辯護團從一開始就確定的最高辯護方針。 
  在對東條英機的審判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美國最不願看到的小插曲,美國檢察官J.W.費利在被告認罪傳訊階段就毒氣戰、細菌戰的問題訊問了東條英機。 
  問:「在日中戰爭期間,(日軍)是否對殺傷性氣體和刺激性氣體加以區別?」 
  答:「我想後者———促使咳嗽和流淚的氣體在某種程度上使用過。」 
  問:「難道使用這種『刺激性氣體』不是國際法所禁止的嗎?」 
  答:「催淚氣體以及促使打噴嚏的氣體,世界上所有警察都在使用,您的國家也在使用。」 
  問:「使用這種刺激性氣體,在國際法上沒有被禁止嗎?」 
  答:「實際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使用,原子彈怎麼樣?」 
  東條英機拒不承認日軍實施毒氣戰的罪行,不但如此,還借美國使用原子彈一事來反唇相譏,意思是說,原子彈比起毒氣彈來如何,美國不是使用了嗎?你怎麼不去追究美國的責任? 
  事實上,正是由於美國的操縱,在東京審判中,日軍進行毒氣戰、細菌戰犯下的罪行責任被完全免予追究。檢察官一提到這個問題,庭長衛勃就要打斷他的話:「這件事對我們審判官來說可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裡好嗎?」 
  雖然國際檢察局在開庭前就這個問題做過調查,但在起訴書中卻將這部分內容刪除了。法庭在毒氣戰、細菌戰問題上的態度,可以說充分反映了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為何要免予追究日軍實施毒氣戰、細菌戰的責任呢?據云「除了獨吞『科學和武器』的情報外,也許還和投擲原子彈的責任有些關係」。具體說來,就是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就已開始研究細菌戰和毒氣戰,也得到了日本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情報,戰後它懷著特殊的興趣想把日本的研究資料由它一家秘密接收過來,而不願讓其他國家染指,更不願在法庭上加以揭露。二是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擲了兩顆原子彈,它害怕倘若在法庭上追究日軍毒氣戰、細菌戰的責任,辯護方會以提出美國投擲原子彈的責任問題相回擊。美國正是有這些顧慮和擔憂,才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毒氣戰、細菌戰問題。   
  9.大 戲(4)   
  1948年1月7日,對東條英機的審訊結束了。無論東條英機怎樣狡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認定了他的罪行。僅在第一類「破壞和平罪」中,東條就犯有對華實行侵略戰爭、對美實行侵略戰爭、對英實行侵略戰爭、對荷蘭實行侵略戰爭、對法實行侵略戰爭,以及18年間一貫為控制東亞及太平洋進行陰謀活動等六項罪行。在東京受審的甲級戰犯中,東條英機是罪行最嚴重的。法庭對28名甲級戰犯長達數十萬字的《起訴書》中共提出了55項罪狀,而東條英機一人就佔了54項。   
  10.6︰5,好險:大法官沒有跳海(1)   
  儘管那些日本戰犯和他們的辯護律師盡了最大的力量做了辯護;儘管他們想方設法拖延時間,期待世界形勢出現變局,讓審判不了了之,但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還是一步步走向了終點。隨著1948年春天的到來,這些戰犯的最終命運也越來越引人關注。 
  ◆ 爭寫判決書 
  1948年4月13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將結審時,日本《朝日新聞》在頭版頭條意外地登載了一篇美聯社記者莫裡斯·哈里斯對25名被告量刑的預測消息,頓時轟動全球。據哈里斯預測,死刑在25人中約佔半數,監禁刑約為10人,無罪1至3人。哈里斯認為,其中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將不會被判處死刑。看到這一預測,清瀨一郎等日本辯護律師們急忙跑到盟軍國際檢察局去交涉,認為這則消息會使人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美國律師也跟著起哄。 
  這條預測同樣讓中國代表們十分擔憂。 
  1948年4月16日下午5點11分,在檢察方面做了最後陳述並向法庭求刑之後,長達兩年的審理就此結束了。日本戰犯被押回巢鴨監獄,等待法庭對他們做出最後判決。由11個戰勝國所組成的法庭隨即展開秘密討論,書寫二戰日本歷史的終結篇,並決定日本戰犯的命運。 
  按照事先預定的程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入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起草判決書的階段。當時,有人曾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中國法官梅汝璈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最遠可從1874年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算起,直到1945年8月無條件投降為止,歷時達半個多世紀。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中國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法庭判決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 
  經過梅汝璈的積極爭取,經過法官們的討論,判決書最終確定為10章。其中對中國的侵略部分單獨列為一章。 
  作為來自中國的法官,梅汝璈理所當然負責判決書《日本對華侵略》的起草工作。判決書寫得如何,將直接影響到最終的判決結果。 
  面對法庭兩年來的審判,證據證言堆積如山,為了盡快完成工作,梅汝璈和他的兩個助手夜以繼日,竭盡全力,在長達三百頁的初稿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事後,梅汝璈曾經回憶說,那些日子,他們就像鑽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中的蟲子,每天在上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 
  中國法官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向法庭提交了長達兩百多頁的判決書章節。在這次歷史性審判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上,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同胞寫下的10多萬字。這是所有判決書中撰寫得最快的一份。梅汝璈撰寫的部分很快就獲得法官會議的通過。 
  ◆ 戰犯量刑紛爭四起 
  在這之後,法官就將面臨他們使命中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給所有被告量刑。也就是說,根據被告所犯罪行的大小輕重,決定究竟是讓他們死,還是生? 
  在法庭審理結束三天後,國民政府外交部就已發給梅汝璈法官一封「東字1103號密電」。密電指示梅汝璈要代表中國政府要求對土肥原賢二、阪垣征四郎等9名侵華主犯「應從嚴懲治」。與此同時,中國國內輿論也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馬拉松式的審判極為不滿,紛紛致電、寫信給外交部或梅汝璈,強烈要求迅速結束審判,嚴懲戰犯。 
  梅汝璈面臨著巨大壓力。 
  由於對國際法律的不同理解和受各國不同法律體系的影響,11國法官間意見分歧很大,並且逐漸出現對立情緒,特別是在對東條英機等25名戰犯是否應該判處絞刑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來自本國已廢除死刑且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用死刑。 
  儘管歐洲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早已終結,12個納粹德國的戰犯被判處絞刑,除戈林畏罪自殺以外,其餘11人均被執行。 
  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中間,對戰犯的量刑卻紛爭四起,莫衷一是。法官們各自援引本國的法律條款,各自堅持著自己的主張,互不相讓。這也難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制定了必須共同遵守的《憲章》和訴訟程序,卻沒有一個共同的量刑依據。 
  印度法官從一開始就認為,國家行為不應追究個人責任,因此他主張無罪開釋全部日本戰犯,而且他的理由是:「世人需以寬宏、諒解、慈悲為懷,不應該用正義的名義來實施報復。」美國法官克萊墨爾也堅決表示反對採用死刑,但他的注意力緊緊盯在那些發動太平洋戰爭和虐待美軍戰俘的戰犯身上。 
  衛勃庭長頗感為難,於是提出了一個非常古怪而可笑的辦法:「將這些戰犯統統流放到太平洋中某一荒無人煙的孤島上去,就像當年拿破侖戰敗被流放那樣,也算是對戰犯的一種懲罰!」一些已廢除死刑國家的法官和沒有遭受日本荼毒國家的法官表示贊同。蘇聯軍事法官柴揚諾夫將軍反對。中國法官梅汝璈也據理力爭說:「如不能依法嚴厲制裁日本戰犯,既有悖於本法庭的宗旨,又違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他堅決要求嚴懲土肥原賢二、阪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從每個法官的態度中不難看出,力主死刑的是少數派。 
  為此,在法官會議後,梅汝璈專門來到衛勃庭長的辦公室,就法庭嚴懲日本戰犯之事,再次和他磋商。但商量了許久,衛勃庭長仍難改初衷。梅汝璈激動地說道:「審判長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委託,來此懲罰元兇禍首的。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我等都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有集體蹈海一死,方能以謝國人!」「什麼?!」衛勃庭長吃驚地瞪大了眼睛。「當然,個人之顏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萬同胞的血債必須討還。請審判長考慮我們的這一最後請求!」衛勃庭長被梅汝璈真摯的情感深深感動了:「我個人的意見可以收回,只是其他法官……」梅汝璈表示,自己將與其他各國同仁商談。   
  10.6︰5,好險:大法官沒有跳海(2)   
  為伸張正義、完成使命,整整一個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花了許多心血,費了無數口舌,經歷了無數次面紅耳赤的爭論,與各國法官日夜磋商。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向各位法官證實了日軍的暴行,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因此,梅汝璈堅決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並請各位同仁給予理解和贊同。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只要有一線希望,就盡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堅信,要是對罪惡的行為姑息縱容、不加懲處,那就是無聲的默許,而災難就會重新降臨。 
  這是梅汝璈最艱難的日子。 
  梅汝璈在後來和記者的談話中,曾經用了一個典故形容當時他的心情:「伍子胥過韶關,一夜急白了頭。」 
  ◆ 一票險勝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會議一直都是秘密舉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頭進行,不做記錄。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之初,參加審判的法官就曾經共同約定,法官會議上的所有投票、表決和彼此之間的意見均對外保密。所有法官都自始至終嚴格遵守了這一約定。 
  量刑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無法迴避的使命。11名法官必須做出清醒而理智的抉擇。在梅法官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取秘密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戰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7月27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佈,由美國陸軍部9人和日本26個人組成的翻譯團將從8月2日進入東京的服部住宅,切斷一切同外界的聯繫,開始進行翻譯判決書的工作。顯然,這個工作是嚴格保密的。在巢鴨監獄,等待判決的日本戰犯度日如年。戰犯重光葵在他的日記裡這樣寫道:「4月16日休庭以後,已經過去3個月了,這3個月實在是太長了。晝夜在刺眼的電燈下受到嚴密監視,對人的神經是極大的負擔……等待命運之日的到來,人們的心力已經快要耗乾了。」 
  當1948年初冬來臨的時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迎來了最後開庭的鐘聲。那個巨大的謎底就要揭開了。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以東條英機為首的25名甲級戰犯宣判。 
  這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早上,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鬆井石根寫下了一首絕命詩:「天翻地覆世如夢,晝夜之間態龍鍾。」 
  在陸軍部大樓外面,擠滿了人。大樓的走廊裡,頭戴寒光熠熠的鋼盔的憲兵密切注視著走廊裡的每個聽眾。9時30分,11名法官排成一排,神情嚴肅地走進法庭。在各式閃光燈和水銀燈的照射下,審判庭內一片燈火通明。坐在被告席上的戰犯們在頭天晚上已經洗過澡、刮過臉。此刻,一個個都心情忐忑地等待著法庭的最終判決。 
  在最終宣判之前,公訴人作了最後的求刑發言。這個發言很好地概括了這次審判的意義:「追究對和平、對人道的犯罪並予以宣判,只有對和平和人道具有強烈的責任心才能做到。在這個意義上,採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形式的東京審判,應該說是最終意義,等於戰勝國的和平宣言。」「全世界都應該銘記這次審判!」 
  公訴人講完話後,一名法庭工作人員宣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判決書一共宣讀了七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和根源。」 
  判決書共10章,英文文本總長達1 212頁。第一章,總論法庭的設立及審理;第二章,闡述法庭管轄權和被告應承擔的責任;第三章,日本國的權力與義務;第四章,日本軍部對國家的統治和戰爭準備;第五章,對中國的侵略;第六章,對蘇聯的侵略;第七章,太平洋戰爭;第八章,日本被告的普通戰爭犯罪;第九章,法庭對起訴書的認定;第十章,法庭對日本被告有罪或無罪的判定。 
  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宣佈,確認日本有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及對蘇聯、美國、英國及其他盟國進行類似戰爭之罪。認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日本是中日戰爭的侵略者。 
  判決書以最大的篇幅敘述了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在國際法的高度上確定了日本侵華的種種罪行。 
  戰犯們提心吊膽聽著判決書的宣讀,等待著對他們的判決結果。 
  1948年11月12日,星期五,又是陽光燦爛的一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818次開庭。衛勃開始宣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10章「法庭對檢察方面起訴書罪行的認定」。 
  皇姑屯事件、偽「滿洲國」的成立、南京大屠殺、珍珠港事件、巴丹死亡行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各個「訴因」串連出的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統治亞洲、爭霸世界的整個侵略歷史。所有這一切凝結於1948年11月12日下午1時30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衛勃宣判的那一刻:「所有日本被告,有罪!」從那一時刻起,所有日本戰犯就被人類正義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衛勃接著說:「被告在接受宣判前,退席,按照起訴狀排列的名單順序,再一個一個單獨進入法庭。」 
  15分鐘以後,持續了兩年半之久的東京審判最緊張、也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衛勃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最後一次走上法官席。戰犯將翻譯耳機夾在頭上,注意聽著。衛勃的手裡拿著量刑書開始宣讀:「入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繼續進行。根據法庭憲章第15條第4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所有有罪的被告宣判,共判處7名被告絞刑,16人被判處終身監禁刑,1名被判處20年徒刑,1名被判處7年徒刑。」   
  10.6︰5,好險:大法官沒有跳海(3)   
  1948年11月12日下午3點55分,審判長衛勃開始對依次傳喚的罪犯宣佈量刑: 
  被告荒木貞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土肥原賢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橋本欣五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俊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平沼騏一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廣田弘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星野直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阪垣征四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木戶幸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木村兵太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小磯國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松井石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南次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武籐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岡敬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大島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佐籐賢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重光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有期徒刑7年。 
  被告島田繁太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鈴木貞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刑。 
  被告東鄉茂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有期徒刑20年。 
  被告東條英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東條英機最後一個出場,他穿了一身軍服,兩手背在身後,歪著脖子,一直仰視天棚。另有3名被告因病未到,由3位辯護人在自己的席位上起立接受宣判。3名缺席被告,賀屋興宣,處終身監禁刑;白鳥敏夫,處終身監禁刑;梅津美治郎,處終身監禁刑。 
  判決結束的當天,梅汝璈法官在報紙上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他說:「經此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之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今日國際法庭之最後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於今後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 
  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都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進行了報道。《朝日新聞》以《和平決心的世界性體現》為題發表社論說:「這一判決,不論是對日本和日本歷史,還是對世界和世界歷史,都具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事實。」雖然「這場審判是以25名被告為直接對像進行的,但它在追究25名被告個人責任的同時,間接要求支持所謂『國策』並追隨被告的普通國民,進行徹底地反省和清算,還明確規定我們國民未來要建設的日本,是一個和平的國家。而且這種要求和規定,將永遠制約日本國民的行動,使(日本)今後不再有受審的時候。」 
  據以後公開的檔案和梅法官的回憶,法官投票的方式非常簡單,每人在一張統一規格的紙片上劃符號,同意判處日本戰犯死刑的劃上「√」,反對的則劃上「×」,待整個法庭11名法官全部表決後,再由衛勃庭長專送盟軍總部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處。衛勃庭長親自唱票,另有兩名工作人員負責記錄和監票。11張票從信封中逐一抽出,衛勃庭長念道:「同意死刑的5票;反對的5票。」「5:5!」梅汝璈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嚨口。人們都在等待著最關鍵的一票,此刻衛勃庭長親手從信封中掏出最後一張紙片,只見他習慣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鏡,神情嚴肅地念道:「同意死刑的6票!」表決結果最終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對於中國法官和檢察官來說,這真可謂是一票險勝。在梅汝璈接受《申報》採訪時,他告訴記者,最後表決前的一個星期裡,他幾乎睡不著覺,那是驚心動魄的關鍵時刻。他說,「要是對那些罪孽深重、殘害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戰犯們連死刑都判不了,我還有什麼臉面回去見江東父老!」 
  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在回憶東京審判時也寫道:「這場戰鬥,對我來說,是一場殊死戰,因為我受命於危難之際,當時已把自身的生死榮辱,決定於這場戰鬥的成敗。事後追憶,歷歷在目,既有辛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寫到這裡,已淚水盈眶,不能平靜下來。」除了梅汝璈之外,其餘5票是誰投的,由於所有法官宣過誓,而且沒有文字記錄,沒有攝影與拍照,這就成了一個永久的秘密。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與正義得到了彰顯! 
  ◆ 風波再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雖然進行了宣判,但並未立即執行。因為日本戰犯辯護團又向盟軍總部提出申請,要求重新審查對被告的判決。盟軍總部接受了這一申請,召集戰勝國對日理事會在東京的代表商討意見。1948年11月24日,盟軍總部宣佈,駁回一切重審要求,命令美國第8軍司令按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結果執行。 
  但是,意外又發生了,1948年11月29日,由美國陸軍部派出為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辯護的兩個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被告。   
  10.6︰5,好險:大法官沒有跳海(4)   
  12月2日,又有5名被告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同樣的上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國最高法院竟然以5票對4票通過決定,「同意受理」。這無疑是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管轄權乃至整個盟國地位的蔑視。梅汝璈、向哲浚和荷蘭法官羅林,以及各盟國駐日代表團的部分官員紛紛表示,美國最高法院無權受理這個「上訴」,更無權審查東京法庭的判決;美國記者史東也撰文抨擊美國最高法院不是美國自由的保護人,而是日本軍閥的庇蔭。 
  梅汝璈氣憤地對美國記者說:「『同意受理』的決定犯有極大錯誤。如果代表11國的國際法庭所做出的決定還要由一國的法庭重新審理,不管這一國法庭有多高,也不禁會使人擔心任何其他國際行動都同樣會受到一個國家的任意重審和改變,這勢必開創國際間合作之危險前例。」 
  這個消息一經傳出,世界輿論也為之大嘩,譴責與反對的聲音鋪天蓋地。對於尚未完全擺脫軍國主義和侵略擴張思想束縛的一部分日本國民來說,美國最高法院的「同意受理」客觀上刺激了他們對盟國的不滿情緒,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中國輿論界本來就對這次東京審判時間如此之長、判罰如此之寬就極為不滿,對於美國最高法院接受戰犯的上訴更是憤怒至極。1948年12月8日《大公報》發表評論說:美國最高法院受理戰犯們的上訴是對「遠東各國抗戰死難平民的侮辱」,日本戰犯的暴行「鐵案如山,天下皆曰可殺,死罪萬難饒恕」;中國駐美國大使顧維均大使在給國民政府外交部的電報中憤慨地說:「日本戰犯上訴而美國最高法院受理,簡直不可思議!」 
  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柏爾曼以美國政府的名義致函美國最高法院,要求他們不要干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他指出,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的任何干涉,不僅要損害國際司法工作,而且會破壞旨在達成合作的其他努力,尤其是聯合國的工作。 
  美國最高法院迫於國際正義力量的壓力,於12月16日決定延緩對日本戰犯「上訴書」的審理。 
  1948年12月20目,經過數次辯論和投票表決,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l票否決了日本戰犯的上訴申請。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遂告平息,東條英機等7名死刑犯卻因此至少多活了半個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行刑地點就確定在巢鴨監獄內。駐日盟軍總部特地從美國請來三個有經驗的木工設計師並製作了絞刑台。 
  從1948年12月22日晚上8點起,盟軍在東京實施戒嚴。11點30分,7名被告在各自的執行絞刑的命令上簽字。11點40分,從監獄通往刑場的近百米甬道兩旁,每隔10步站著兩個美國憲兵。主執行官和行刑憲兵、法醫,由典獄長率隊進入刑場。按照抽籤先後次序,第一個上絞刑台的是土肥原賢二,第二個上絞刑台的是東條英機,第三個上絞刑台的是松井石根,第四個是武籐章。第二批上絞刑台的是阪垣征四郎、廣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36分鐘以後,最後一個戰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只要了1分鐘,戰犯被處決的消息就通過電波傳遍了世界。 
  為防止東條等人的墓地成為日後軍國主義者的朝聖地,幾個小時以後,12月23日黎明時分,一架美軍飛機秘密起飛,將七名戰犯的骨灰撒入太平洋的狂風巨浪之中,任其「隨風飄逝」。 
  次日,就是西方國家的聖誕夜。7天後,世界迎來了1949年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空前災難,戰爭結束後,對罪大惡極的戰犯進行審判是天經地義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代表所有受害者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討伐,不僅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更是國際正義對侵略罪行的審判。梅汝璈代表中國人民參與的東京軍事法庭審判,不僅為中國人民贏得了正義,而且它和此前的紐倫堡審判一道,確立了國際法上對侵犯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司法準則,對國際法的發展和維護國際正常秩序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東京審判結束後,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中方成員面臨著新的人生抉擇。 
  1949年12月1日,梅汝璈由香港一路輾轉北上,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1950年,梅汝璈擔任新中國的外交顧問。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享年69歲。 
  向哲浚,1949年春回國。拒絕國民政府給他的最高法院檢察長的任命,回到上海,就職於上海財經學院,1978年去世。 
  倪征燠,1956年奉周恩來之命,前往北京,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1985年,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9月病逝。   
  11.遺 憾(1)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已經證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嚴肅公正的,它向世界表達了這樣的信念: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陰謀侵略是最大的犯罪,這是必定要受到懲罰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與不足。 
  ◆ 放虎歸山 
  由於戰後國際形勢和美國遠東政策的變化,東京審判只對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理和判決,對已經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致使這些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中擔負主要或重要責任的戰爭嫌疑犯沒有受到應有懲罰,繼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發揮重要影響。 
  對此,梅汝璈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名列日本「甲級戰犯」者共有約70名,均經逮捕羈押,準備交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當時盟軍總部的國際檢察處(遠東國際法庭的起訴機關)以案情過分龐大複雜,而一案審訊的被告亦不宜太多(那時歐洲紐倫堡國際法庭審訊的納粹德國首要戰犯僅22名),於是遂決定分為兩批或三批向法庭起訴,由法庭作為兩案或三案審理。第一案的28名被告都是20年來在日本政治、軍事和外交上負首要責任的元兇巨魁。至於其餘的那些金融實業界巨頭、大財閥、大軍火商(如岸信介、欠原房之助、川義介等),以及在政治、軍事、外交上地位雖稍低但惡名昭著的那些戰犯(如西尾壽造、安籐紀三郎、兒玉譽大夫、青本一男、谷正之、天羽英二等),則擬留在將來第二案或第三案中起訴受審。但是,由於第一案的審理進程曠日持久,在對第一案25名戰犯的判決執行後,再也沒有提起第二案、第三案的問題了。同時,麥克阿瑟便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份指示國際檢察處(一個完全由美國人操縱的機關)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為借口而把這餘下的約40名甲級戰犯分兩次擅自釋放了。第一批是在1947年秋天釋放的,共有23名(臭名遠揚的上一屆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曾經兩度來華訪問過的久原房子助,都是這一批釋放的)。第二批是在1948年年底釋放的,共19名(參加日本國會議員訪華代表團訪問過中國的須磨彌吉郎是這一批釋放的)。日本所有的「甲級戰犯」已經全部被麥克阿瑟釋放得一乾二淨,遠東國際法庭既已無事可做,只能無形中歸於消散。那時各法官也都歸心似箭,紛紛離日返國(在11位同仁中,我系惟一的例外;由於某些政治原因,我一直在日本逗留到1949年6月上旬)。奇怪的是:在遠東委員會的決議或盟軍總部的文告中,始終找不到任何明文規定法庭解散的日期或其結束的程序。 
  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善良老百姓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給他們帶來的災難,但是,美國出於一己之需,卻在戰後迅速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對日本戰犯的大赦無疑是放虎歸山,這不僅是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極大傷害,而且也為日本右翼翻案否認侵略歷史埋下了禍根。 
  這正應了梅汝璈說的那句話:寬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懼,卻是懦弱。 
  梅汝璈研習國際公法多年,對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中的奧秘是十分瞭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則」的作用與份量。中國前途未卜,蘇俄咄咄逼人,美國的全球戰略決定了它一定會保存天皇扶植日本,至於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民族情感,則很自然地被擱置起來了。作為「五強之一」,作為與東南亞各國很不一樣的文明古國中國,不但其日後的發展不能受到關照,而且連她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做出的慘痛犧牲和決定性貢獻都面臨著被遺忘的危險,這怎能不令人扼腕歎息! 
  ◆ 近代天皇權力巨大 
  1948年11月30日的《申報》刊載了梅汝璈的談話:「在第二輪的審判過程中,我們得到無數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戰爭陰謀的發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個消極的陰謀參加者。這一點,即足夠構成從犯的罪名。」 
  儘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立了若干正確原則,但在梅汝璈看來,仍然是「留有眾多遺憾」,而其中最大的遺憾在於讓日本天皇裕仁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從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民眾長期拒絕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政治上長期右傾化。 
  事實上,天皇裕仁在日本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其具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實際上就是專制主義天皇制,天皇理所當然地應對一切重大國事承擔法律責任。 
  天皇制在日本經歷了古代、近代及現代三個發展階段。 
  日本的古代天皇制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從6世紀末聖德太子攝政時期開始經大化革新至8世紀初制定《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正式確立下來。隨著天皇制的形成,天皇也開始被神化了。公元8世紀初期成書的《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關於天皇傳世肇國的敘述,把天皇說成是天照大神的子孫,來統治日本這一「萬邦無比的神國」。然而,在古代1 0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天皇並非始終處於掌握最高權力的地位,大部分時期成為「虛君」,天皇只是作為神道等某種宗教信仰的象徵而存在,成為日本封建制度的陪襯與裝飾。   
  11.遺 憾(2)   
  日本由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轉變,即近代天皇制的形成是從明治維新時期開始的。明治維新建立了日本地主資產階級聯合政權,並確立了近代天皇制。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是近代天皇制的法律保障。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則以幕府末期尊王思想的大發展為基礎,提高神官的地位,將幕府時期受冷落的神道升為國教,在國民中大力灌輸忠於被神化了的天皇的封建君臣思想。 
  明治年間,日本的御用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關於日本是神國、天皇是神靈的傳說故事基礎上,撰寫了大量進一步神化天皇的文章,說什麼「世間有形形色色的神,既有掌管全面的福運神,更有眾多的分工明細的部門神:即掌管商業的財運神,掌管農業的豐運神,掌管醫藥的康運神,掌管文化的智運神,等等。而天皇則是掌管一切神靈的大集中神,是至高無上的神,是權力無邊的神。」說什麼「天皇的話是神的命令,遵循者一生吉安而榮華富貴,違逆者厄運臨頭而橫遭慘禍。為執行天皇命令而死者,靈魂升入天堂而成為神仙;因違逆天皇命令而死者,將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而後降生為蟲蟻。」說什麼「日本國是天皇的祖先開創的國家,日本的一切都屬於天皇所有。日本人從降生起就用天皇的神水洗澡,死後還要葬在天皇創造的神土上。日本人的智慧、靈魂和軀體都是天皇賜予的,應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天皇。」 
  在日本近代天皇制中,天皇是名副其實的天皇制的代表者。明治維新雖然使日本確立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的國家制度,日本也由此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薄弱,封建意識形態的大量存在和神道及武士道精神的發揚光大,而導致明治維新的不徹底,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成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 
  日本的天皇也如同封建時代的獨裁君主,集一切國家權力於一身,神聖不可侵犯。 
  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天皇掌握了國家一切最高權力,在帝國議會協助下行使立法權,裁決議會所訂法律;有權召集議會,宣佈開會、閉會、休會及解散眾議院;議會閉會時發佈敕令代替法律,決定官制及文武官員薪俸,任免文武官員;統率陸海軍,決定陸海軍編制及常備軍兵額;有權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宣佈戒嚴令,大赦、特赦、減刑及平反恢復名譽;授予爵位勳章及其他榮譽,等等。由此可見,明治憲法作為國家的最高法律賦予天皇管理國務的最高權力,天皇處在國家權力結構的中心。還應該看到明治憲法所形成的日本政治體制與西方立憲君主制的區別:日本近代天皇制下的天皇已不是「虛位」君主,而是制定法律、施行國務的「實君」;近代天皇制的三權分立也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而是內閣、議會、軍部各自為政,分別向天皇負責。 
  ◆ 天皇是日本法西斯統治的中心 
  日本的法西斯統治體制實際上就是以天皇為中心的軍部法西斯獨裁統治體制。在日本法西斯化的過程中,曾經過了兩次所謂「明證國體」運動,天皇的統治和在日本國民精神上的絕對權威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東條英機在法庭上曾這樣談到天皇裕仁的權威:「沒有任何一個日本臣民能違迕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或日本國的高級官員尤其如此。」每一屆日本內閣都按天皇旨意組成,各屆內閣首相及內閣成員,無不對天皇奉命惟謹。而且,天皇還用頻頻更迭內閣的辦法,保持他的絕對權威,以防止內閣權勢過重,威脅皇權。在羅斯福任美國總統期間,日本內閣就換了12屆。 
  然而,日本戰敗後,其統治集團包括天皇裕仁本人,都從維護所謂神聖的「國體」和「現人神」天皇出發,千方百計尋找和編造種種理由及借口,為天皇推卸戰爭責任。日本政府甚至為此專門召開會議並做出了關於戰爭責任問題的決定:「……有關決定開戰、貫徹執行作戰計劃等,天皇陛下只能遵從實行憲法中形成的慣例,不能駁回大本營、政府已決定的事項。……」其主要觀點和理由是根據明治憲法天皇的行政權由國務大臣(即內閣)「輔弼」、軍隊的統帥權由軍部承擔輔佐之責,加上憲法在實施時的天皇「無答責制」,所以「聖上對政務和軍務絕對不承擔責任。……這次大戰實際上是由政府特別是軍部獨裁所進行的」。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如前所述,明治憲法賦予了天皇管理國務的最高權力,是制定法律、施行國策的主體,其他如內閣、議會、軍部都是分別向天皇負責,是副體和協助者。因此,讓副體承擔全部的法律責任而主體則毫無責任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誠然,由於日本的國家體制的關係,日本軍部「統帥權獨立」,即天皇統率陸海軍,軍部直屬於天皇並承擔輔佐之責,軍部大臣的「帷幄上奏權」和「陸海軍大臣現役制」等等,在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軍部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日本的法西斯統治實際上就是軍部法西斯對內鎮壓、對外侵略的獨裁專制,它在日本法西斯化和發動侵略戰爭的過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日本軍部所應承擔的戰爭罪責也理應得到清算。但是,懲處了日本軍部法西斯戰犯,並不能推卸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軍部法西斯無論獨裁專斷到何種地步,也是「輔佐」天皇行使對軍隊的統帥權。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下是不可能完全把持日本「皇軍」的,天皇即使不是日本戰爭機器的惟一操縱者,也是操縱者之一。   
  11.遺 憾(3)   
  關於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的有識之士史學家井上清指出:「天皇是大日本帝國的惟一最高的統治者,尤其他是大日本帝國軍隊的惟一最高的絕對統帥。……他作為大日本帝國的道德和精神的最高權威,要求作為臣民的日本國民,無條件地效忠、服從和尊崇他……所以,他從1931年9月8日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開始,到1945年9月2日簽署對盟國正式投降的文件為止,推動和指導了一連串的侵略戰爭,慘殺了數千萬亞洲人。他是『戰爭罪犯』,是『法西斯分子』,是殺害五千萬亞洲人的罪魁禍首。」 
  然而,裕仁天皇「並沒有以諸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形式出現在大眾面前,而是一直作為竹簾後面的神秘存在並保持著終極權限」。表面看來「行使權力的是軍部,但軍部本身的權限最終還是要靠天皇的最高權威來保證。即使東條,當他失去天皇信任時,也不能不辭職」。正如在澳大利亞提交的戰犯名單上為起訴天皇所附的備忘錄中所說:「按照帝國憲法的規定,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權力在於天皇。因而,批准侵略戰爭便成為戰犯的個人責任。……他如果真是和平主義者,就能夠制止戰爭。……可是,僅僅由於他批准了戰爭,便要承擔責任。」 
  其次,所謂「無答責制」,是指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對臣屬的匯報只聽不答,後果與責任由臣屬承擔。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天皇援用「無答責制」不干預國政,但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和發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重要的人事變動時,天皇都要參與,直至做出最後的「聖斷」。就連天皇本人自己也是承認這一點的。1990年公之於世的1946年天皇的談話記錄《昭和天皇獨白錄》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例如,在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後,「我厲聲對田中說:……你提出辭呈吧!……田中因此提出辭呈,田中內閣也解散了。」1939年「阿部(信行)內閣成立之時,最大的問題是選定軍部大臣。……我命令阿部把梅津(美治郎)和侍從武官長□(俊六)安排在陸軍的位子上。」盧溝橋事變後,「事件又擴大到上海。儘管近衛主張採取不擴大方針,但我感到戰火既然已經漫延到了上海,就很難不擴大。……於是我督促大舉增兵」。另外,他也承認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結成同盟是他同意的,對英美開戰的決定是他同意並下詔宣戰的。 
  可以說,自「九一八事變」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10多年時間內,日本每次大的侵略性軍事行動,都是在裕仁天皇的授權下,由御前會議決定進行的。每次大的軍事行動結束後,日軍指揮官都要回到東京向天皇直接面陳軍情,並接受天皇的賞賜。據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自述,他曾多次在作戰結束後到天皇那裡去報告戰況及受獎:1932年6月,岡村寧次在指揮進攻上海戰役結束後,第一次向天皇報告軍情;1933年春,岡村寧次在參與對中國熱河的軍事行動後,於3月28日回到東京晉見天皇;這年8月8日,岡村再次向天皇面奏大連會議內情及侵華決策,天皇甚表滿意。1940年3月26日,岡村在晉見天皇后,天皇為「表彰」他侵華戰爭中的「功績」,「御賜」帶有皇室紋章的銀質大花瓶一個,現金300元;皇后賜給銀杯一隻,現金700元;過後又有皇太后「賜宴」,贈給銀質煙盒一隻及現金300元。類似這樣的接見和賞賜屢見不鮮。對天皇的戰爭責任,東條英機曾一語道破,他說:「由我下令犯下的一切罪行都經過裕仁的御批。」 
  早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11個月,裕仁就曾親自命令對突襲珍珠港的可能性做出評估。在偷襲珍珠港之前數月,裕仁還詳細詢問了軍事和經濟計劃。1941年7月2日,天皇在東京召集御前會議,計劃在繼續擴大侵華戰爭的同時,以海軍為基本力量,集中陸軍15個師團和空軍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10月間在決定是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關鍵時刻,裕仁天皇明知缺乏堅定信心和勇氣的近衛總理大臣正為處理此問題而不知所措,卻又不做出避免戰爭的裁決,反而不顧日本國內外對東條英機的強烈譴貴,堅持任命東條組閣,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事件發生後的12月21日,天皇在東京召集御前會議,討論制訂了《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而決定處理中國問題的根本方針》,公開打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企圖實現其霸佔世界的野心。 
  ◆ 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責 
  雖然日本天皇對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戰後對如何處置天皇,作為盟國中頭號強國的美國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思索過程。 
  早在戰爭還未結束之時,美國國內在研究如何處理日本天皇的問題上,就出現了很大的意見分歧。以羅斯福為代表的「進步派」認為,只有取消天皇制,才能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而「日本派」則認為,逼迫日本投降,並不意味非要剷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制有利於統治日本,日本人「狂熱」地擁戴天皇,如果外來勢力廢除天皇制,將「帶來嚴重後果」,即盟國「為防止日本復活天皇制」,則需要「無限期地佔領日本」。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羅斯福病逝後,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隨著共同的敵人行將覆滅,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國開始更多地考慮本國在戰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杜魯門逐漸認識到,蘇聯是其稱霸的障礙而不是合作的對象,遂一改羅斯福生前與蘇聯協調和合作的做法,開始對蘇採取冷淡和強硬的態度。奉行「溫和」對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勢,經過反覆權衡,美國政府最終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製作為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條件。   
  11.遺 憾(4)   
  1945年8月11日,美國國務卿向日本轉遞美國的復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損於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之特權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於盟國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確定之」。13日凌晨,日本駐瑞典公使岡本發回報告,透露美英經與蘇聯交涉折衝,實際上已接受日方關於保留天皇制度的條件。天皇據此判斷「關於國體問題,……對方具有相當之善意」,最終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斷,並頒布了「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的《終戰詔書》。繼天皇「玉音廣播」詔書後,鈴木內閣也發佈告示,強調「今國民所應一致努力者在於維護國體」。 
  由此可見,日本最後宣佈投降,是由於美國基本上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實現了美國的「初衷」。就這樣,日本天皇制被保留下來,天皇依舊作為「日本國及國民統合的象徵」,使日本民族自古積澱的天皇崇拜思想沒能得到徹底改造。而這種思想,是一種類似於宗教感召的觀念意識,它比一般的政治學說具有更大的煽動性和迷惑力,對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為了適應政府和軍部對外戰爭的需要,日本逐步確立起軍國主義教育體制,向日本民眾全面灌輸「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這種天皇崇拜思想和軍國主義教育,曾驅使日本民眾狂熱地盲從和協助政府進行侵略戰爭。因此,保留天皇制為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埋下口實,成為其「徹底反省」的障礙。 
  不僅如此,在戰後初期,美國從它的遠東綜合戰略出發,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後,美國獨佔了日本。隨即,由參加對日作戰的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軍國主義主要戰犯東條英機等28人進行了審判。而且當時參戰各盟國也強烈要求公審天皇裕仁,各國政府,如蘇聯、中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都已將裕仁列為戰犯。美國國內意見不一,有人強烈主張把裕仁押上國際法庭;也有人主張勒令這個發動戰爭的皇帝退位,由當時12歲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繼位,並由裕仁的弟弟高松親王攝政;還有人主張建立君主憲政,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共和等等。就連日本國內,從戰爭末期到投降時,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一時間,處決天皇裕仁的輿論沸沸揚揚,天皇陛下或許要被處死的風聲甚至都流傳到了日本偏遠的農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惡極,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將考慮自殺。 
  但處置日本戰犯的問題,輿論歸輿論,真正的生殺大權當時尚獨攬在駐日盟軍最高統帥———美國人麥克阿瑟手裡。 
  麥克阿瑟到東京後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議:立即把裕仁傳到司令部來訓話,一來顯示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絕對權威,二來掃掃天皇的威風。麥克阿瑟對此搖頭,說:「這樣做將會傷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為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是折磨天皇!」他知道,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戰敗的日本國內,天皇仍有巨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許多老百姓家裡仍然高掛著身穿元帥服的天皇肖像。麥克阿瑟想利用天皇對日本人的神秘影響,促使實現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藍圖。於是,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 
  1945年9月27日上午11時左右,麥克阿瑟正在東京第一生命大樓盟軍總部的辦公室裡批閱文件,一個頭戴大禮帽身穿晨禮服的神秘人物來到了盟軍總部,來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求見麥克阿瑟,徒步登門拜訪一個曾是敵人的將軍,向對方深深地彎腰鞠躬,這對於他來講,不僅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打破至尊至貴,還簡直是屈辱,但是裕仁忍受了。這次秘密會談持續了一個小時。 
  事後,裕仁和麥克阿瑟都對此次會談內容絕口不提。1975年,在裕仁天皇慶祝登基50週年那一天,皇宮裡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曾有記者向裕仁提出這一問題。裕仁避而不答,只是說:「當時與麥克阿瑟將軍有君子協定,永不透露。」這一年,麥克阿瑟已經離開人世11年了,而裕仁仍然守口如瓶,可見其內容的重要和保密程度了。 
  會見天皇裕仁之後,麥克阿瑟確信,維護天皇是對日本隨心所欲地進行統治的最方便的方法。麥克阿瑟和他的副手們權衡各種歷史背景和日本的現狀,擬出一份處置日本天皇的備忘錄,其中強調:戰後保留原有天皇制,對裕仁不予戰犯罪名起訴,只承認天皇象徵性的存在,不賦予他主宰國家的任何權力。同時,麥克阿瑟還建議裕仁改變自己在人民中的形象,並說這在盟國佔領期間,對裕仁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麥克阿瑟的授意下,裕仁天皇於1946年1月1日發表《人間宣言》,《宣言》說:「千百年來,日本人民把天皇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把天皇說的話,不論正確與否,一律奉為不可違抗的聖旨。這是封建迷信的表現。當然,責任不在於人民,而在於皇室成員、歷屆內閣、軍事將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種種欺騙宣傳。懇望全國人民切實地覺悟過來,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從封建迷信中解放出來,從那些荒誕不經的欺騙宣傳中解放出來!我鄭重宣告:裕仁我絕不是什麼神,而是個實實在在的凡人,一個食人間煙火,結婚生兒育女,犯有許多錯誤的凡人。現在,我慶幸自己從虛無縹緲的雲霄中、神話中解放出來而回到了人間,恢復了我是凡人的本來面貌。」這為保留天皇裕仁創造了必要的輿論基礎。   
  11.遺 憾(5)   
  1946年1月,澳大利亞政府提出,裕仁作為戰犯應當受審。美國佐治亞州參議員理查德·拉塞爾也有同樣的提議。裕仁再次面臨危機。然而,美國的既定目標是要恢復日本經濟,防止日本崩潰。因此,麥克阿瑟認為,如果天皇作為戰犯受審,日本就會分崩離析,他同裕仁之間發展起來的合作就會完結。於是,他電告華盛頓:「如果天皇受審,美國的佔領計劃就要作大幅度修改,這無疑會在日本人民中引起騷亂,廢黜了他,日本國定將四分五裂。事實上,所有日本人都把天皇說為社會領袖,不管對不對,他們都把《波茨坦協定》理解為旨在保持日本天皇制。他們會把廢黜天皇看作是盟國對日本歷史的背叛,他們由此產生的仇恨情緒,無疑在短期內是無法熄滅的。……最終導致山區和邊遠地區的游擊戰,……一旦結束軍事佔領,也許奉行共產主義路線的某種嚴密組織就會從散沙般的群眾中出現。」這份電報震動了美國當局,尤其日本將出現「游擊戰」和「共產主義組織」,使美國立即打消了審判裕仁的想法。 
  揣摩美國政府的心思,英國政府也對天皇裕仁做出評價,說天皇在日本投降時「發揮了作用」,起訴天皇,與七千萬日本人為敵是「愚蠢的行動」。當時,蘇聯表示反對,美國則反譏蘇聯企圖把日本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在美英兩國政府的影響下,1946年4月3日,盟國同意不起訴天皇。這樣,美國再一次挽救了天皇和天皇制,並落實於1946年11月3日公佈的日本憲法中。作為日本未來的國家框架,憲法允許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但在新憲法中,天皇只能是一種象徵性存在。日本天皇就此逃過了一直籠罩在頭頂的厄運。 
  ◆ 美國庇護留遺患 
  麥克阿瑟為了保險起見,還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採取了保護天皇的策略,即「從速審判東條英機和他的1941年的內閣成員,借此避免擴大調查範圍,以免牽連天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國際檢察局局長美國人季南按照麥克阿瑟的意圖,改變紐倫堡審判的原則,在法庭章程中有意刪去了關於追究被告責任的條款中提到國家元首的部分,從國際檢察局提交給麥克阿瑟的被告名單上去掉了裕仁的名字。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繞開天皇的責任問題,就像避開雷區一樣。但無論是文件證據,還是證人證言、被告口供,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天皇的戰爭責任。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衛勃寫道:「在審訊開始前,我認為天皇作為一個絕對集權的君主,因批准開戰應足以構成起訴,……在審訊中提出的證據進一步證實了我先前的看法。證據表明,天皇確實批准了開戰,因而對戰爭負有責任。」然而,裕仁還是被保護下來,他仍然留在神聖的天皇位置上。對這樣一個讓人大惑不解的問題,衛勃是這樣理解的:「民主國家結成同盟,不惜犧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資,向一個專制政府開戰,而最終卻把這個政府的專制君主留在原來的領袖位置,看來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他也是一個象徵。不管他多麼罪大惡極,他仍是整個國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數日本人以一種宗教信仰的態度,深信日本與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須生死與共。」 
  天皇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從此,裕仁不僅不必為自己的命運擔憂,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公開拒絕承認自己的戰爭罪責。戰後,裕仁「一次也不曾就戰爭責任問題向國民表示謝罪」;而國民所聽到的是1975年10月31日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的答記者問,他說:「關於這種語言的修辭,我對文學方面沒有什麼研究,不太懂,所以對這種問題不好答覆。」 
  日本天皇甚至把戰敗說成「終戰」,在其「終戰詔書」裡沒有隻言片語承認戰敗投降,並把日本的侵略解釋為「當初開戰是為了自存與東亞的安定」,沒有絲毫對侵略戰爭的悔過之意,反而說什麼「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在這種環境下,一旦條件適宜,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便死灰復燃也就不難理解了。 
  出於戰後美國戰略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和麥克阿瑟在權衡各種利益關係後,使日本在戰敗後得以維護其「國體」,並將裕仁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免予追究其戰爭責任,這對戰後徹底肅清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作用。作為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其根本目的就在於徹底摧毀法西斯政權和徹底剷除法西斯的社會、經濟及思想基礎。日本「國體」和天皇得以保留,可想而知,對於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來講是怎樣的一種安慰。這甚至成為了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戰爭罪行的一塊擋箭牌,他們以天皇之「無罪」來論證自己之無罪、日本之無罪。既然統治這一「萬邦無比的神國」的天皇依然故我,實現「肇國精神、八宏一宇」的使命就是必勝的也是神聖的。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精神支柱。正是由於美國的庇護,日本早在1953年就開始修法給戰犯「平反」,給戰犯家屬發放撫恤金、補償金。日本利用朝鮮戰爭、利用美蘇冷戰,妄圖否定東京審判的步子始終沒有停止。 
  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與日本戰後60年來始終不能真正徹底地反省歷史,正確認識侵略戰爭的罪行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這也是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囂張和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的原因之一。對此世人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在日本國內,只有正確對待天皇的戰爭責任,不以感情代替歷史,才能真正客觀地對待歷史、反省戰爭,才能防止軍國主義復活,防止曾給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歷史重演。   
  11.遺 憾(6)   
  梅汝璈在1963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直到今天,仍舊發人深省:「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第三篇 送鬼子上路   
  1.送東條英機上路(1)   
  東條英機:自幼受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熏染,曾宣誓:「在滿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齊名的三大法西斯頭目之一,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侵略中國的頭號戰爭罪犯。在其出任日本陸軍大臣和內閣總理期間,日本軍隊瘋狂侵略、踐踏亞洲10多個國家和地區,造成數以千萬計的生靈塗炭。 
  ◆ 自殺鬧劇 
  1945年9月7日,同盟國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隨即,美國第八軍登陸日本對其實施軍事佔領。9月11日,駐日盟軍總部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簽署了盟軍的第一號逮捕令,下令立刻逮捕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第一批39名日本甲級戰犯。 
  戰敗後一直足不出戶的東條英機預計到卻又懼怕的時刻到了。東條英機非常害怕像墨索里尼一樣也落個暴屍街頭的下場,因而幾天前他就為自殺做好了最後的準備。他讓私人醫生鈴木用墨汁在他的左胸準確地標出了心臟的位置,軍刀更是形影不離地掛在身邊,就連他經常使用的煙斗裡也塞滿了劇毒的氰酸鉀,他自認為是萬無一失。 
  1945年9月11日下午4時20分左右,三十多名荷槍實彈的美國憲兵突然包圍了東條英機的住宅,各國大批的記者也蜂擁而至。東條英機的衛兵打開大院門,憲兵和記者立即一擁而進,但是東條英機的樓門是緊閉著的。這時,二樓書房的長窗突然打開一條縫,露出東條英機霜雪般的微笑和被香煙熏黃的暴齒:「你們來此有何貴幹?」 
  「你是東條大將吧?我們奉麥克阿瑟將軍之命,請你到盟軍總司令部報到。」克勞斯通過翻譯說。 
  東條臉上的微笑即刻散去,硬硬地問:「你有公文嗎?我要看公文。」「請你把門打開,我這裡有文件。」克勞斯高高地舉起逮捕令晃了晃。 
  東條英機的臉刷地嚴肅起來:「我就是東條英機,但沒有政府的命令,我不與任何人見面!」 
  克勞斯聽後滿臉憤怒,不耐煩地對翻譯說:「快點告訴這狗雜種,別再耽誤時間,趕快收拾一下跟我們走!」克勞斯說完就領著憲兵向樓門口跑來。 
  「匡」的一聲,東條英機把二樓的窗戶猛地關上。他明白,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了,而且刻不容緩。他快速地從抽屜裡取出一支0.32英吋口徑的科爾特自動手槍。這支槍,是兩年前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送給他的。他從未使用過,他也沒有想到,第一次使用這把槍,竟是對準自己的心臟! 
  就在克勞斯少校撞開樓門的一剎那,樓上傳來了一聲沉悶的槍響。克勞斯少校迅速向樓上跑去,並踢開二樓書房的門衝了進去。 
  東條英機搖搖晃晃地站在一張安樂椅旁,鮮血已經染紅了他的白色襯衣。他的左手還握著那支槍。克勞斯帶人衝進房間時,冒著藍煙的槍口正直直地對著他。克勞斯驚呼一聲:「不要開槍!」東條英機並沒有聽見喊聲,手槍卻「啷」一聲落到了地板上。他倒在椅子上,左胸血流如注。他的臉痛苦地抽搐著,額上滲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窗前的地板上還扔著一把短劍。 
  守在樓門口的人們本來都準備看美國人怎麼把東條英機的屍體抬出來。但是,門口卻出人意料地開來了一輛救護車,有個日本醫生從車裡下來就急忙衝進了屋裡。 
  記者們隨即不顧樓門口警衛的阻止,爭先恐後擠進樓裡爭著拍照。東條英機歪咧著嘴,一臉痛苦的表情,他那撮小鬍子卻使他顯得很滑稽。 
  4時29分,東條的嘴唇動了,有人開始記錄東條的話。 
  「要這麼長時間死,我真遺憾。」他小聲說。 
  他的臉依然痛苦地抽搐著,但美國人看著他毫不同情。「大東亞戰爭是正當的,正義的。」他說,「我對不起我國和大東亞各國所有民族,我不願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審。我等待著歷史的公正裁決。」 
  東條的聲音大了一些,但吐字並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殺,但自殺有時候會失敗。」子彈幾乎一絲不差地從鈴木醫生在他胸部所標的位置穿進去,但是沒有打中心臟。 
  當醫務人員把東條抬起來時,他小聲地說:「我沒有朝腦袋開槍,因為我要讓人們認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經死了。」 
  東條英機被送到橫濱美軍第四十八野戰醫院救治。為了讓他活下來,美國士兵甚至還主動獻了血。東條英機沒死成,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殺來逃避公理與正義的審判,那就太便宜他了。作為惡果僅存的世界三大元兇之一,東條英機必須活著,必須接受世界的公開審判,讓世人瞭解侵略的真相並徹底粉碎日本軍國主義體制。 
  東條英機自殺未遂,立刻就轟動了世界。作為軍人出身的他在如此近的距離居然把子彈打偏了,真是讓人不可思議。也許是由於他是個左撇子,也許他的心臟恰在開槍那一剎那收縮了,總之他的精確計劃落了空。作為「生當不受囚虜之辱」的《作戰條例》制定者,東條英機自殺未遂成了廣遭世人嘲笑的一出鬧劇。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都以很大篇幅作了報道。 
  與此相反,日本的報紙卻大多只以三四段左右的文字將這一消息刊登在第一版的最下方。對此,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認為:日本報紙此舉,表明東條英機及其行為「對日本人來說,只是已經失去了信用、被拋棄了的傢伙的最後的恥辱」。   
  1.送東條英機上路(2)   
  9月11日晚上,美軍艾克爾勃格將軍奉命前來醫院探視東條英機的傷情。東條英機睜開眼睛,想鞠躬行禮。 
  「我快死了,」他說,「對不起,我給艾克爾勃格將軍添了這麼多麻煩。」 
  「添麻煩———你是說今天晚上還是說過去幾年?」艾克爾勃格將軍不無譏諷地問道。 
  東條並沒服輸,以一種毋庸置疑的口氣回答:「今天晚上。」 
  在美國軍醫想盡辦法的救治護理下,東條英機很快就奇跡般地痊癒了,後來他走上法庭時,顯得又白又胖。 
  就在盟軍大規模逮捕日本戰犯之時,1945年11月20日,在德國納粹發源地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犯的審判拉開了序幕。紐倫堡審判向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號:絕不放過那些發動侵略戰爭的罪人。 
  而東條英機也必將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嚴厲制裁。 
  ◆ 「打架王東條」 
  1884年12月30日,東條英機生於東京山手地區的一個軍閥家庭。其父親東條英教作為日本陸軍大學首屆畢業生,在當時不僅是日本有名的軍事謀略家,而且也是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老劊子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中國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擁有40多艟戰艦的北洋水師最後全軍覆滅。清政府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了台灣島和澎湖列島。 
  在這場戰爭中,東條英教協助日軍參謀總長川上操六精心謀略,使戰爭朝著有利於日軍的方向發展。東條英教先是建議將幾艘大型商船改裝成軍艦,以增加日本海軍總噸位,後又提出陸軍配合海軍作戰。這兩招使日軍的作戰能力大增。戰後,東條英教因其「智勇」而被提升為中將。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東條英教又一次出馬上陣,在作戰中屢建奇功,使日軍最終擊敗了俄軍,控制了中國東北。 
  有其父必有其子。東條英機自幼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從小就勇猛倔強,爭強好勝。而東條英教為使其子成為一名真正的武士,更是嚴酷教練毫不留情。他決心把兒子鑄造得更加鋒利。因此,他強迫在貴族學校就讀的東條英機自帶木食盒,徒步上學;並專門聘請著名武士日比野蠻風教授兒子「神刀流劍舞」。 
  1899年9月1日,16歲的東條英機進入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也就是初級陸校,邁出其軍人生涯的第一步。 
  這時的東條英機,個頭不高,但身體強壯、舉止敏捷,從小就接受的武士道教育使其心靈深處已經浸透了「大和魂」。他決心要像父親一樣,做一個馳騁四方的武將。 
  初進軍校時,東條英機學習成績很不好。雖然學業上名聲不響,但他卻因敢於打架而獲得了「打架王東條」的大名。因為他個子矮,和人打架時他就利用重心低的優勢和對手較量,幾乎在全學校立於不敗之地,就連那些高大威猛的同學對他也望而生畏。 
  有一次,狂妄之極的東條英機竟同時與七個同學交手,但他再凶狠也難敵眾拳眾腿,結果被打倒在地爬不起來。經過這次慘痛的教訓,東條英機意識到一個人力氣再大,也敵不過眾手,要想戰勝眾敵,還得靠學問。 
  東條英機是一個非常有自制力的人,這以後,他就開始在學習上刻苦用功,成績也隨之直線上升。旁人再找他挑釁鬥毆,他也不理會。老師和眾人對他刮目相看。 
  1902年,東條英機順利地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904年6月又升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日俄戰爭爆發時,東條英機還在軍校學習,但他卻急切盼望能上前線,為天皇效力。1905年4月,東條英機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並被授予陸軍步兵少尉軍銜,他帶領第17期300名學員在皇宮振天府前宣誓:「要為天皇而死……在滿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願。」之後東條英機就來到中國東北,趕上了日俄戰爭的尾聲。他的父親當時也在滿洲戰場。 
  1912年,東條英機被保送進陸軍大學學習。陸大是日本培養法西斯高級軍官的中心,日本二戰中對外侵略擴張的許多法西斯將領,都在這裡被「調教」過。 
  三年以後,東條英機畢業了,他獲得了陸軍大尉軍銜,在近衛步兵第三聯隊當中隊長。東條英機在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學習時,總是刻意地鍛煉自己的意志,盛夏他穿著厚裝在烈日下操練,嚴冬穿一身單衣在寒風中挺立,他忍受著火與冰的淬瀝,拚命吸收著軍國主義的毒素。1920年,東條英機被派往德國當了日本駐德大使館的武官。1922年回國後,東條英機便升任了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長,軍銜也升為大佐,可謂是春風得意,步步高陞。 
  ◆ 「剃刀將軍」 
  1928年,東條英機和幾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陸軍內部組織了一個「無名會」,其宗旨是研究未來戰爭和中國滿蒙問題。這個「無名會」後來發展成為「一夕會」。其中的多數成員,後來又組成了叫作「統制派」的日本法西斯軍閥組織,而且這個組織中的成員後來有不少人都成為了日本陸軍中樞的掌權人物。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武裝侵佔中國東北。以後又抬出宣統皇帝溥儀成立「滿洲國」,把中國東北變成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   
  1.送東條英機上路(3)   
  在政局動盪的年代裡,東條英機充當了法西斯主義的急先鋒。他不僅積極支持侵略東北,還狂熱地叫囂要吞併全中國。1933年,東條英機被調任日本調查部部長,專門調查和鎮壓日本國內的「思想不軌者」和「赤色分子」。東條在鎮壓日本人民反戰活動時極其殘酷無情。僅1934年,死於日本軍事調查部和特務課手下的士兵、進步人士達數萬人。東條英機對日本國內反戰人士的瘋狂鎮壓和血腥殺戮,為日本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掃清了道路。東條英機也以其異化的忠誠和激情的殘酷贏得了「剃刀將軍」的惡稱。 
  1935年,東條英機來到了中國,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兼警務部部長。他作為偽滿洲國太上皇的得力打手,對東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政府為實現對偽滿洲國的一元化殖民統治,早在1932年日本內閣就做出了「八八」決議,1934年9月又做出將日本駐滿機構改為「三位一體制」的決定,關東軍統管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等大權,直接受內閣總理大臣管轄和監督,關東軍司令官真正成為偽滿洲國的太上皇。根據這個改革,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兼任日本駐滿行政事務局警務部長。東條正是在機構改革後,承擔這一要職的。 
  東條英機後來就任內閣首相時所推行的「憲兵政治」,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所謂「憲兵政治」就是憲兵監督一切,不僅監督軍隊,而且還要監督政府。 
  關東軍憲兵隊原來只有1個隊,約200人。東條上任這一年,即1935年,增加到5個隊1 000人。當時,日偽軍警聯合進行的屠殺與鎮壓中國人民的暴行,無不有關東軍憲兵隊參加,而且都處於核心和指揮地位。憲兵隊下設:各地憲兵隊、分隊和派出所,其侵略魔爪密如蜘蛛網般地分佈在東北三省各地。 
  東條英機上任後,其「剃刀將軍」殘酷無情的作風得到進一步發揚,他以「治安肅整」為名,在東北大肆實行「三光政策」,屠殺我愛國同胞,殘害我愛國志士。僅在1935年底至1936年3月實行「冬季肅整」期間,日軍就圍剿殺害抗日人員5 999人,打傷5 431人。慘遭塗炭的無辜百姓不計其數。 
  1936年3月9日,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廣田弘毅組閣。這標誌著日本軍事法西斯專制體制的建立。日本法西斯政府非常賞識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職位因而節節高昇,於1936年12月被晉陞為陸軍中將,1937年3月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長,成為偽滿洲國太上皇關東軍司令官的副手。 
  1936年8月7日,廣田內閣舉行五相會議,制訂了旨在擴軍備戰、發動侵華戰爭的《基本國策綱要》。1937年6月近衛組閣後,聯合各派力量,打開了實現侵華「大戰」計劃的道路。近衛組閣後三天,東條英機便迫不及待地向內閣建議,鼓吹「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在目前中國的情勢下要『盡早』發動對華的大規模進攻。」可見,東條英機覬覦中國已久,其心簡直無法按捺。 
  因此,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東條英機按捺不住地呼嘯而起,率日軍直撲察綏和晉北,侵佔張家口、大同、集寧、綏遠、包頭等地,並炮製偽「察南自治政府」。東條指揮的察哈爾之戰,被稱作「關東軍的閃擊戰」。日本陸軍部認為:「關東軍的功勳,得力於東條參謀長。」東條也因此而獲得了第一張「戰功獎狀」。 
  1937年8月中旬,東條英機的部隊在五十門大炮、四十多輛坦克和數十架飛機的配合下,向南口鎮發起潮水般的進攻,一日內發射炮彈五千餘發。中國守軍的一個團上千官兵英勇犧牲,全鎮百姓也無人倖免。「剃刀將軍」寒氣凌人。 
  東條英機的能耐越來越被日本政府看好。「盧溝橋事變」後,他被調回日本國內,一躍成為陸軍省次官。 
  坐在了新的交椅上,東條英機的野心也更大了。他感到如果只對中國作戰根本達不到大日本帝國的疆土目標,最好還應該向北方蘇聯開戰,那裡有遼闊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 
  其實,東條攻擊蘇聯的慾望並非突發而有,他早在偽滿洲國任職時便已三番五次提出過,並且曾經草擬了「新興中國建設方策大綱」,詳細規劃了「參加進行日益逼近的反蘇戰爭之準備」的方案。只是他當時官職不夠大,無法發動對蘇作戰。現在他成了陸軍省第二把手,東條英機認為實現自己計劃的時刻到了。 
  1938年7月16日,在東條英機的大力鼓動下,駐朝鮮的日軍一個營及加強的炮兵大隊偷偷地佔領了中朝蘇三國邊境的軍事高地張鼓峰,次日又武裝強佔了另一個制高點沙草峰。 
  蘇軍豈是能輕易對付的?蘇軍迅速地調集了兵力,出動了重型轟炸機和坦克狠狠地教訓了這些不可一世的日軍。「張鼓峰一戰」,日軍不僅沒有討到半點便宜,而且還死傷了1 000餘人。 
  但這次受挫,並沒使東條英機北進的野心熄滅。他一面積極鼓噪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一面等待時機進一步策劃對蘇軍的進攻。 
  在發生了張鼓峰事件後,蘇聯為了對付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滿洲西部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威脅,根據蘇蒙相互援助條約,派了一個軍進駐蒙古。   
  1.送東條英機上路(4)   
  外蒙是1921年宣佈獨立的,「滿洲國」是1932年成立的,這樣一來,滿蒙之間的邊界糾紛就時有發生。1939年5月12日,幾十名蒙古騎兵進入哈拉哈河東岸,同滿洲國警備隊發生糾紛。13日,正在海拉爾主持會議的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長兼西北防衛司令小松原道太郎中將,獲得諾門坎發生衝突的消息後,以此為由立即決定出兵消滅蒙古軍隊。戰鬥爆發在一個叫做「諾門坎」的地方。諾門坎是位於中蒙邊境上一個在地圖上都難以見到的很小很小的地方。日軍很快就把蒙古軍隊打回哈拉哈河以西。 
  一個師團長竟敢不顧國際影響,派出重兵參與邊界衝突,這是不尋常的。其實,小松原道太郎並無這份膽量,他是剛剛接到關東軍發下來的《滿蘇邊境糾紛處理綱要》。根據這份綱要,日軍部隊可以在不受限制下採取武力行動。關東軍司令部下發的這份綱要,自然要經日本陸軍最高領導人和東條英機批准的。 
  此時的蘇聯,西面有希特勒德國的侵略衛脅,東面是虎視眈眈的日本,因而十分警惕。對於諾門坎事件的發展,蘇聯的判斷是,日軍侵略蒙古的目的在於切斷西伯利亞鐵路,然後進佔蘇聯的遠東地區。基於此判斷,蘇聯決心在諾門坎地區還擊日軍,打擊和警告日本政府。 
  隨後,蘇軍緊急調兵至蒙古國,並派一員勇將朱可夫為駐蒙蘇特別軍軍長。 
  關東軍此時也緊急調兵,被動員的日軍近2萬人,還增派了飛機。陸軍省同意了關東軍的作戰方案,並且充滿了取勝的樂觀情緒。 
  不幸的是,東條英機和他的同夥們這一次又低估了蘇聯人的還擊決心和能力。諾門坎一仗,關東軍遭受慘敗,傷亡近2萬人,重型武器損失慘重。這一仗給東條英機的打擊非常沉重,迫使他不敢再輕易「北進」。 
  ◆ 罪惡的頂峰 
  在「北進」無門的情況下,東條英機侵略的腳步不得不全面南移,他踏著中國人的血和屍體拾階而上,很快就成為了「南進」的首領。1940年2月,東條英機就任臨時軍事參議官;7月就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1940年他擔任了近衛第二次內閣的陸軍大臣。 
  大權在握,東條英機的「剃刀」性格更無阻遏。東條英機一接任陸相,就發表講話,提出了對內要「整頓國內組織,確實使戰時體制臻於完善」。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剛剛上任就迫不及待地立即派遣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 
  在東條英機的支持下,日本的法西斯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近衛內閣又在1940年9月與德、意簽訂了《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形成了法西斯軸心。 
  此刻的東條英機躊躇滿志,他捏著一隻拳頭喊叫要把整個中國置於死地,捏著另一隻拳頭要向東南亞擴張。為了實現這個狂妄的理想,他擴充了「七三一」細菌部隊,擬定發佈了法西斯軍人精神教規《戰陣訓》,強調日軍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應思為常事」。 
  東條英機終於達到了罪惡的頂峰。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逼迫近衛退位,自己登上了首相的寶座。他一上台就盡顯其專橫跋扈的「剃刀」本色,實行法西斯獨裁,打擊排斥異己,獨攬軍事財政大權,一身兼任了內務大臣和陸軍大臣,後又兼任了外務大臣、軍需大臣、商工大臣、文部大臣及參謀總長等要職。他把日本所有的力量都壓進了大炮的炮膛,向一切能夠得著的地方轟擊。11月初,以東條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會議上通過了對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的決定。11月中旬,東條在臨時議會發表戰爭演說,譴責英、美阻礙日本進行侵略擴張,並號召國民節衣縮食,叫囂「一億國民齊上陣」。臨時議會根據東條的要求,通過了38億日元的臨時軍費追加預算案。 
  東條英機在瘋狂備戰中,始終也沒有忘記已經叼在嘴裡的肥肉———中國。當上首相的第一天,他在施政演說中就指出:「完成中國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貢獻於世界和平,為帝國既定的國策……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為完成聖業而邁進。」東條英機高舉戰刀,發出了戰爭的總號令。 
  正是在這種野心的支配下,東條英機於1941年12月8日,命令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同日,日軍根據東條英機的命令,陸續開始對泰國、馬來亞、菲律賓、關島、威克島、吉爾伯特群島及香港等地發動進攻。當天,美國、英國宣佈同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起初,戰事發展對日本有利,東條和他的同夥欣喜若狂。這恐怕是東條英機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東起中途島,西迄印度洋東岸,北鄰西伯利亞,南止澳洲北岸,這一片廣闊地域盡落日本軍隊手中。皇軍的神威似乎是天下無敵,日本的最終勝利似乎指日可待。 
  在日軍鐵蹄的踐踏下,被佔領區內的人民生靈塗炭,無數平民作了日本鬼子的犧牲品。 
  但從1942年夏天開始,整個亞洲和歐洲的戰爭發展,都開始對日本不利了。 
  1942年5月,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軍聯合艦隊佔領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但日軍在中途島戰役中受到重創,損失大型航空母艦4艘、重巡洋艦1艘、飛機400多架、兵員3 500人。 
  1943年2月,30萬德軍在斯大林格勒被殲,歐洲戰事從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希特勒元氣大傷,一蹶不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因盟軍在1943年9月於西西里島登陸而搖搖欲墜,最後被推翻。同月,剛剛成立的巴多格利奧新政權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被人民吊死在街頭。自此,日本失去了一個戰爭夥伴。   
  1.送東條英機上路(5)   
  1944年4月中旬,為加強中國大陸日軍與南洋日軍的聯繫,東條英機命令在華日軍執「一號作戰」手令,盡快打通橫貫中國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這是東條在中國內地發動的最後一次較大的攻勢。同年7月18日,由於日本在與美國的海戰中屢遭重創,在侵華戰爭中連遭失敗,東條內閣被迫辭職。東條英機辭去日本首相、陸軍大臣及參謀總長職務,退出軍政舞台。小磯內閣取而代之。 
  但是,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東條英機不甘寂寞,仍在幕後施加影響,小磯內閣繼續執行著東條的戰爭路線。甚至在盟軍攻陷沖繩之後,東條和其他法西斯軍事頭目仍狂妄叫囂「決戰到底」的冒險性自殺口號,完全不顧日本經濟衰微和人民經受著饑寒的實情。甚至直到《波茨坦公告》發表之後,蘇聯出兵東北,日本內閣在討論無條件投降時,東條還在陰暗的角落裡直接或間接煽動宮廷叛亂。 
  ◆ 罪惡的終結 
  日本戰敗投降後,罪行纍纍的東條英機就開始在絕望的混亂境地中掙扎。他每天都很少走動,總是躲在書房裡,裝模作樣地翻閱書報。當時東條英機的心情忐忑不安、極為矛盾,他想無非就是兩種結果:第一個就是可能不會審判他,第二個就是審判他,但他對此不願意接受,因而他做好了自殺的準備。 
  曾在東條英機手下吃過敗仗、被迫逃離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懷著私仇,把自殺的東條英機救活後,又恨不得即刻把他掐死。他一再要求把東條英機等人作為乙級戰犯,由美國單獨審判。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允准。 
  在所有送交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的戰犯中,東條英機是罪行最大的一個。在審判庭宣佈的判決書中列了55項罪行,東條英機一人就佔了54項。但在審判的庭審階段,東條英機卻公開宣稱自己無罪,並極力為自己開脫。 
  戰犯東條英機在法庭上不僅僅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解,還公然宣稱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自衛,而且就在法庭把他判處死刑以後,他還以遺言的方式,頑固地為其侵略罪行辯護,蠱惑與煽動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圖東山再起。他說:「日本曾是亞洲惟一的反共堡壘,現在滿洲已成為使亞洲共產化的基地。美國人還使朝鮮一分為二,這樣將來必定產生大亂子。」顯然,這個曾經屠殺了千百萬人生命的劊子手,在走到他人生末路的時候,仍然對沒有能實現帝國夢想心存不甘。 
  在莊嚴的國際法庭上和確鑿的證據面前,東條英機最終被判處絞刑。有人看到,當宣判東條英機死刑的時候,東條英機的嘴角流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 
  在宣判後等待執行的時間裡,東條英機獨居一室,受到嚴格監管。也許是「剃刀」精神已在他的內心折斷了,他的飯量驟減,體重急劇下降。但他此時還能克制住內心的不安,表面依然顯得冷靜。 
  東條賦詞曰:此一去,塵世高山從頭越,彌勒佛邊惟去處,何其東。明日始,無人畏懼無人愁,彌勒佛邊惟寢處,何其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剃著光頭、身穿灰色死囚服的東條英機被帶出了牢房。行刑前,他進入了特設的佛堂去向佛祖「報到」。那堂中懸掛著佛像,案上擺著貢果,堂內還有大法師在念誦經文,為死囚懺悔。死囚要一個個走到佛像前簽下自己的姓名,這時候再鎮靜的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就連東條英機這個在法庭上一直顯得鎮定的人,拿起筆時,手也在顫抖。簽名完畢,法師高誦經文。東條英機朝著花山叩頭稱謝,並高呼「天皇萬歲」、「大日本萬歲」等口號。 
  按照慣例,執行人在行刑前均要問一聲犯人還有無要求。這時候,別人都不吭聲了,只有東條英機開口說道:「吾還想吃一碗日本飯。」 
  這個要求不算什麼難題,很快,熱騰騰的飯菜端了上來。監獄送上的不僅是日本飯,還有西餐的麵包和咖啡。 
  土肥原等6人仍是沒動彈,只有東條英機自己埋頭大口大口地往嘴裡扒飯。這一頓飯是留戀活人的生活,還是害怕進地獄後成餓死鬼?只有東條英機自己知道。 
  行刑室設在鴨巢監獄的一間方形的屋子裡。絞刑台高與寬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級台階。 
  東條英機的臉像一張風中的白紙在痙攣著,昔日用以逞威的小鬍子掛上了一層白霜。但他的眼睛裡依然燃燒著仇恨。他用抖動的筆跡,在「赴死簿」上簽下了罪惡的名字。 
  當通往行刑室的鐵門打開之時,戰犯們的口中不約而同地高唱起了「南無阿彌陀佛」,其中,以東條英機的聲音最高。 
  東條英機被蒙上了黑布頭罩,站到了絞刑台上。當絞索緩緩放下時,有人注意到,東條已經淚流滿面。是這個惡魔在懺悔他所犯下的罪惡嗎?不是!他是在後悔自己當初自殺未遂,才落得今天這個「恥辱」的下場! 
  「呼」地一聲,東條英機腳下的活門彈開,他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刷地繃直了…… 
  身材壯實、足蹬馬靴的美軍上校面向監刑官,「卡」地立正報告:「罪犯業已斃命!」 
  東條英機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戰爭狂人成了歷史的陳跡,整個世界一片歡騰!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1)   
  土肥原賢二:侵華間諜頭目。1913年開始在中國從事特務活動。曾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建立偽滿傀儡政權,逼迫國民黨政府簽署《秦土協定》,策劃以分裂中國為目標的「華北自治運動」。「七七事變」後,率日軍第十四師團入侵中國。1948年11月12日,以「破壞和平」、「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反人道」等罪,被判處絞刑。 
  ◆ 老牌間諜 
  19世紀,日本確定以中國和朝鮮為侵略對象的大陸政策後,在中國建立了許多特務機關。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脈相承的日本陸軍三大特務機關:清末時期的青木宣純機關、北洋政府時期的阪西利八郎機關和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賢二機關。 
  土肥原賢二個頭不高,身體肥胖,腦袋很大,肩膀也很寬。他的頭髮總是剪得短短的,這就更突出了他寬大的前額和兩隻微微隆起的大耳朵。他的鼻子像蒜頭,上窄下寬,他的臉部露出一種凶相。他的眼眉濃黑,眼窩深陷,一雙小眼睛只要一瞪,就會射出兩道陰險的目光。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賢二出生於日本岡山縣的一個軍人之家。其父想子承父業,於是就把土肥原賢二送入培養出許多日本陸軍精英的陸軍士官學校。土肥原賢二不負父望,190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步兵科,被授予步兵少尉軍銜。不久便參加了日俄戰爭。戰後,土肥原賢二考取了專門培養日本高級軍官的陸軍大學。 
  可以說,土肥原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和第十三步兵聯隊長。1913年土肥原賢二晉陞為步兵大尉後,就來到了中國,在日本特務機關「阪西公館」給東北軍閥的顧問阪西利八郎中將當了十多年的副官。土肥原就此開始了在中國長達30餘年的間諜生涯。 
  土肥原賢二很快地展現出他的間諜本領。他到北京不足一年,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與中國人交談。他的語言天賦是罕見的,他不僅會漢語,還會英語、德語、俄語甚至蒙古語,並且都能說會寫。他成了日本公使館裡的語言專家。 
  土肥原賢二意志頑強,寡廉鮮恥,具有情報工作的特殊才能。他不僅對中國政治瞭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還同中國軍閥和政界要人建立了微妙的個人關係,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情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利用德國忙於歐戰之機,出兵山東,取得了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不久,日本政府又同袁世凱政府簽訂了「二十一條」。從此,日本企圖滅亡中國、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更加膨脹。土肥原賢二的一切活動,都是從這個目的出發的。 
  當時的中國混亂不堪,各派軍閥連年混戰,力量最強大的是直、皖、奉三大系。當時,美英扶持吳佩孚的直系,日本則支持段祺瑞的皖系。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結果皖系敗北,使日本大失所望。但日本並沒死心,又把目光投向奉系張作霖。土肥原賢二充分施展策動手段,與奉系軍隊首領拉上關係,將日本軍火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奉軍。 
  其實,土肥原賢二同張作霖很早就建立了聯繫,而且兩人的關係特別深。20年代初,日本參謀部曾內定土肥原賢二中佐接替菊池任張作霖的顧問。只是張作霖聽到左右瞭解土肥原賢二的人說,此人作風十分跋扈,才向日本當局提出異議。後此職由本莊繁接任。本莊繁到任後不久,便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1922年4月)。奉軍作戰計劃,多半出自本莊之手,但土肥原賢二也參與了這次戰爭的許多幕後活動。這次戰爭以奉軍敗北而告終。 
  事隔不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土肥原作為關東軍的實力人物,積極活動。在他的策動下,關東軍盡全力援助奉軍。直系頭子吳佩孚在京根基不穩,加上馮玉樣倒戈,只好退出北京。奉系旋即入京掌政。土肥原賢二因在拉攏引誘奉軍上功績顯著而受到上司表彰。 
  土肥原賢二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時和閻錫山曾經是同學,他便利用這層關係,極力拉攏閻錫山為日本在華政策服務。1919~1920年間,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鈴木高橋,受閻錫山的邀請曾兩度到山西同閻會晤,以建立「日閻親善友好關係」。閻錫山並在山西大力推行日本軍國主義統治方法以取悅日本。 
  土肥原賢二在學校時,就以善於測圖而聞名全校,這一點作為同學的閻錫山是再清楚不過了。但當土肥原向閻錫山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時,閻竟慨然應允。趁此良機,土肥原賢二非常有計劃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詳細偵測,尤其把雁門關一帶作為偵測重點,對桑乾河一帶亦極為注意,並詳記了重武器可通過的險要地點。 
  土肥原賢二在山西竊取軍事機密的罪行,在「七七事變」後馬上就暴露出來。當日寇軍隊侵犯山西境內時,國民黨高級軍官均認為雁門關是天險,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鐵甲嶺更是險地,很難使用重武器,絕非日軍攻擊之目標。因此事先既沒構築工事,也缺乏適當的兵力配備,及至日寇從這個空隙中突然鑽進來,他們才大吃一驚。 
  不久,土肥原賢二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了瀋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 
  ◆ 策劃「皇姑屯」事件 
  1926年以後,北伐軍力量向中國北方發展,國民革命的浪潮席捲全國。土肥原賢二受日本軍方的指使,由策動北方軍閥互相混戰,轉變為促進他們的聯合共同「防赤」。他斡旋於張作霖、吳佩孚之間,積極策劃在北京舉行的直奉會議。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2)   
  張作霖最初是以投靠日本起家的,早年在日俄戰爭中曾為日軍效勞,後來當上奉軍首領,所以他一直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靠山。但張作霖非常有頭腦,隨著自身勢力的不斷壯大,他越來越不想完全受制於日本,甚至落個漢奸的罵名。因此他讓英美帝國主義在東北也享有種種特權,平時同他們也保持著來往,其用意很明顯:他想逐漸擺脫日本人的控制。對此日本人早已不滿。在張作霖打算從北京撤兵回東北之前,日本人就緊鑼密鼓地開始實施拋棄張作霖,進而直接控制東北的陰謀。他們首先勸他「隱退」,但遭到張作霖的拒絕。日軍接著威脅說,要解除他的武裝。與此同時,日本人開始四處調兵遣將,抓緊控制東北各戰略要地,等待下手時機。 
  1928年5月的一個晚上,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會見張作霖,提出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吉林-朝鮮會寧)合同的無理要求,張作霖以日本設法阻止北伐軍過黃河為條件,嚴詞拒絕。芳澤見張作霖不上圈套,進一步威脅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張作霖答本人未接到報告。芳澤竟用恫嚇的口吻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負一切責任。」張作霖聽罷此言勃然大怒,聲色俱厲地沖芳澤喊:「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說完之後,扔下芳澤,怒氣沖沖地離開客廳。此事發生後,張作霖與日方關係更為緊張了。此刻的土肥原賢二雖然一直躲在幕後,沒有與張作霖發生正面衝突,但他意識到張作霖對日本已經不再那麼俯首帖耳了。 
  日本始終認為幫助張作霖消滅了對手,張作霖就應該對日本俯首貼耳、應該滿足日本在東北的任何權益,不料卻事與願違。日本人越來越覺得張作霖是其侵佔東北,實現「滿蒙獨立運動」的最大障礙,於是決定用暗殺手段除掉他。 
  1928年6月初,張作霖決定動身回老家東北瀋陽。張作霖臨走前,日本又對他提出了最後通牒,脅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張作霖仗著自己手裡還有幾十萬軍隊,始終不肯鬆口。於是,日本關東軍決定在張作霖回東北的路上除掉這個眼中釘。1928年6月4日清晨,張作霖的專車開到皇姑屯車站以東的京奉、南滿兩鐵路交叉點的橋洞時,轟然一聲巨響,專車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橋下的炸藥炸得粉碎。張作霖身受重傷,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時後身亡。這就是當時轟動中外的「皇姑屯炸車案」。 
  爆炸內行都知道,這是一起計劃周密的炸彈謀殺行動。日本軍部和關東軍一手策劃了皇姑屯炸車案。直接出面策劃這次行動的是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而幕後的策劃者之一就是土肥原賢二。 
  那天晚上,土肥原賢二送走張作霖後,立即把張作霖所乘車廂的號碼用電報密告了日本特務機關,致使爆炸一舉成功。 
  數日後,張作霖遺體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炮車上,幾匹戰馬拉動著,緩緩通過了擠滿觀望人群的奉天大街。同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將軍一同送葬的就有土肥原賢二。他一身素服,臉色顯得沉痛。不知內幕的人不禁為之動容。 
  1928年,張作霖死的時候,土肥原賢二還是個大佐,是個副官,但到了1941年,他的雙肩卻帶上了大將軍階的帶穗肩章,他的胸前掛上了許多金光閃閃的勳章,其中有在日本帝國最受尊敬的「磺寶」勳章和「旭日雙輝」勳章。土肥原賢二的晉陞速度,在日軍中是罕見的。 
  土肥原賢二的飛黃騰達是用無數人的鮮血和性命換來的。 
  ◆ 東方的勞倫斯 
  1928年以後,土肥原賢二一直以天津為中心,進行陰謀間諜活動。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務機關處,自任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中國的活動,被人認為愈來愈代表日本真正的掌權者軍方。土肥原賢二在日本軍政界的地位也愈來愈高。凡有關中國問題的決策,幾乎無不有其參與。 
  1931年8月,土肥原賢二從天津日本特務機關長調到奉天任特別機關長。三年前謀殺張作霖時,土肥原賢二隻是北京公使館武官的副手。現在到了張作霖的老家了,土肥原賢二立志要以自己的行動,使東三省獨立,成為日本的附屬國。 
  土肥原賢二是地地道道的間諜,可他表面上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特務那樣兇惡,而是處處表現得「敦厚誠實」,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的印象,以此迷惑人心。作為中國通,他結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多是上層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雲集,客廳裡時而擺上中國的山珍海味,時而又設日本茶道,只見賓客頻頻舉杯,一派歌舞昇平景象。 
  就在這種人聲鼎沸的時候,土肥原賢二卻靜靜地舉杯不飲。他豎起耳朵,仔仔細細地聽著每一個人的講話,從中濾出有用的東西。就這樣,各種情報好像是自動地跑到了他的手裡。就連土肥原賢二的同夥也都對此欽佩不已。 
  1931年9月,由關東軍和土肥原賢二特務組織策劃的東北事變的陰謀準備就緒。1931年9月18日,隨著南滿鐵路柳條溝的一聲巨響,早已上膛的日軍大炮,對準東北軍大營猛轟。東北軍來不及抵擋,被打得暈頭轉向,爾後又奉命撤退,拱手將東三省讓給了日本。 
  土肥原賢二陰謀得逞,被日本當局扶上了奉天市市長的寶座。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3)   
  1931年9月23日,土肥原賢二出席了關東軍首腦小型會議。當時,日本關東軍首腦對「九一八事變」後滿洲的前途看法並不一致,侵略者們為如何蹂躪中國人民爭吵不休。土肥原賢二此時並沒有急於說出自己的意見,多年的特務生涯使他清楚,此刻只有冷靜的人的意見才能佔上風。他慢慢地品著濃茶,若有所思地搖晃著腦袋。等其他人的爭吵弱下去之後,土肥原賢二才開口:「我看不能再用舊瓶裝舊藥了,不能指望本地人,張作霖就是最好的教訓;而我們自己來管理,國際上的麻煩又會很多,我們的視野放寬一些,用滿蒙王族怎麼樣?」 
  土肥原賢二這一大膽又陰險的想法獲得關東軍首領的贊同。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自被廢黜以後,長住天津「靜園」,坐待復位登基。日本覺得用清帝統治「滿洲」,更加名正言順,而且溥儀手裡無兵也好控制。日本統治者於是決心要把溥儀網羅到手。會議最後定出如下方針:「在我國(指日本)的支持下,以東北三省及蒙古為領域,以宣統皇帝為首建立中國政權,並使其成為滿蒙各民族之樂土。」 
  確定方針後,土肥原賢二於1931年11月初,離開瀋陽潛入天津。他是受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的指派而去的,任務是:「擾亂天津地區,策動溥儀出走。」為此任務,土肥原賢二不惜讓出奉天市長一職,足見其賣命之苦心了。 
  土肥原賢二那年才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就現出了鬆弛的跡象。他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惟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當時溥儀正在天津「靜園」作寓公,陶情於歌舞,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土肥原賢二見到溥儀後,向溥儀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他先解釋日軍行動,然後就煽惑說是只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說什麼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障,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 
  土肥原賢二對溥儀軟硬兼施,並投其所好地鼓動溥儀不要錯過這個時機,早日回到自己祖先的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溥儀一切都可以自主。 
  由於土肥原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份,溥儀開始動搖了。因為土肥原本人就是關東軍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只是溥儀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他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土肥原馬上說:「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溥儀說:「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土肥原順嘴答道。 
  「不,」溥儀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土肥原滿臉帶著極其迷惑人的微笑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可以考慮!」溥儀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那麼就請宣統帝仔細考慮吧,希望您能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土肥原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溥儀行了禮,就告辭了。 
  溥儀雖然嘴上答應土肥原考慮此事,但心裡還有一些猶豫彷徨。 
  一天,他的侍從在別人送的禮物中發現了兩顆炸彈,不禁大驚失色。隨後,形跡可疑的人和恐嚇信就不斷出現在「靜園」,使得溥儀十分緊張。 
  這時,土肥原賢二又現身了,他不失實機地對溥儀說:「炸彈和恐嚇信肯定是張學良派人幹的。您還是早點動身的好。」 
  其實,這些事都是土肥原賢二手下人幹的。 
  1931年11月8日,在土肥原賢二策劃下,漢奸李際春等人糾集流氓、兵痞組成的便衣隊1 000餘人,在駐津日軍的配合支持下,不斷向中國軍警發動武裝挑釁。駐津日軍司令部立即下令斷絕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並將「靜園」封鎖起來。在這番動亂的驚嚇下,溥儀定下了去東北的最後決心。 
  溥儀就像一件走私貨一樣,被藏在一輛汽車的後備箱裡,偷偷地從他的住所運出。然後他又化裝成日軍軍官,坐上日軍的軍車,來到英租界的一個碼頭,乘一艘日本輪船逃出天津,以後才踏上「滿洲國」的土地。溥儀到東北之後,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在偽滿洲國「執政」。兩年以後成為傀儡皇帝。 
  這一番離奇的經歷,完全由土肥原賢二一手導演,堪稱他的「傑作」了。 
  策動溥儀做傀儡皇帝的成功,使土肥原賢二的「美名」傳遍日本朝野。由於那時關於土肥原有種種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傳說,所以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勞倫斯」。 
  勞倫斯是英國人,是世界著名的大間諜。 
  ◆ 談「虎」色變 
  其實土肥原還有許多「傑作」,只是在後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裡都沒有提到。例如1932年熱河戰爭的爆發、1935年5月的豐台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11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他的失敗大約只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投身抗日。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陞遷,日本吞併東北以後,土肥原賢二再次被內定為奉天特務機關長。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4)   
  1933年7月,國民黨政府與關東軍簽訂了《塘沽協定》,關東軍的勢力擴展到長城以南。土肥原賢二也把其魔爪深深地伸向華北地區。日本特務機關為統一領導,將日本在華北的特務組織也劃歸土肥原賢二領導,從而大大擴大了土肥原賢二的活動區域。他肆無忌憚地放開了手腳,決定在華北大幹一場。 
  1935年1月,關東軍迫不及待地在大連召集會議,有阪垣副參謀長、土肥原賢二特務機關長等重要人物參加,協商進佔華北問題,並出動關東軍部隊討伐宋哲元軍隊,迫使宋軍撒出熱河。1935年2月,土肥原賢二策動華北自治。 
  1935年5月,4名日本軍人在察哈爾省由多倫經張北縣沿途偷繪地圖,到達張北時因無證件而被中國軍隊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為由向冀察當局施加壓力,逼迫察哈爾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與之簽訂《秦土協定》。該協定主要內容包括:1.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2.停止國民黨在察哈爾的一切活動;3.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29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4.取締察哈爾省的排日機關及排日活動;5.撤換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務機關進入北京後,繼續策劃以分裂中國為目標的「華北自治運動」。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證,土肥原曾親自與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進行密商,並要求殷「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動下,殷汝耕於11月25日在通縣宣告脫離國民政府,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發表了親日宣言。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土肥原又鼓動主持華北軍政的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國民政府同意後,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土肥原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並安插了一些親日分子充當委員。土肥原賢二的一系列「出色」表現,也使他的肩牌換成了中將軍銜。 
  1936年3月,土肥原賢二調回日本,擔任了師團長。他已經不滿足干幕後策劃的事情了,日本侵華全面戰爭即將開始,他想統兵直接加入戰爭。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了,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了,土肥原終於脫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揮刀。 
  1937年7月的一天,在一個軍用操場上,日軍第14師團的官兵排列得整整齊齊。驕陽似火,烤得地面發燙,但是這支全副武裝的部隊仍然筆直站立著。「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已全面展開,這支日軍部隊就要開赴中國戰場。此刻,他們要接受師團指揮官的檢閱。 
  隨著汽車馬達聲,一輛汽車駛來。停下後,從車上走下了一個大腦袋軍官。他紫紅的臉上不禁露出滿意的笑容,他就是師團長土肥原賢二。站在大操場上,他朝自己的部下大聲訓話,要他的士兵到中國去建立「功勳」。而所謂的「功勳」,就是殘殺中國人! 
  土肥原賢二的部隊從日本大阪港登船,在中國塘沽港登陸,爾後即投入戰場。他們先後攻佔了保定、石家莊、邢台、邯鄲、安陽、新鄉,直抵黃河渡口。因其進軍迅速,被日本媒體稱為「華北戰場上的一顆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黃河,進入隴海鐵路向鄭州方面進攻。中國軍隊為阻止日軍沿平漢鐵路進攻武漢,在花園口掘開黃河堤岸,以黃河之水阻止日軍行進。土肥原部被洪水圍困月餘。黃河決堤造成中國人民數十萬人死亡和1 200餘萬人流離失所。日軍的侵略是該事件的根本起因。 
  土肥原的凶狠行徑令人髮指。中國的老百姓紛紛稱他為「土匪原」,人們對他簡直是「談虎色變」,甚至連幾歲的小孩子,只要一聽大人喊「再哭,『土匪原』來了」,便不敢再作聲,縮進父母的懷裡,驚恐萬狀。 
  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裡,土肥原走到哪裡,災難就降臨到哪裡。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大將。 
  ◆ 扶植「汪偽政權」 
  1938年6月,沒等土肥原賢二過足殺人癮,日本政府又將他召回國委以新任。日本為在佔領區組織統一的偽政權,成立了對華特別委員會,特調土肥原中將負責,稱「土肥原機關」,後改稱「重光堂」。 
  土肥原賢二便再次回到中國。他原想在上海開展活動,沒想到,國民黨軍隊作戰無力,連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都丟失了。土肥原賢二便決定把偽政權的所在地設在南京。 
  但讓誰來充當偽政權的「領袖」,卻頗費周折。土肥原賢二先後對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做工作,但並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衛叛國出走,日本便將汪作為統一中國偽政權的對象。他們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汪精衛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革命投機主義者,年輕時曾經積極追隨孫中山,崇尚革命,在孫中山臨終前他甚至比蔣介石還受器重,得到國民黨內外的一致推崇。 
  然而,當日本軍國主義猖狂進攻中國時,汪精衛卻墮落成一個大漢奸。他一再鼓吹投降理論,說什麼:「不要拿起武器,日本三天就能打敗中國。」 
  汪精衛的投降行徑不僅激怒了普通百姓,也激怒了國民黨內部成員。在國民黨六屆中央全會上,裝扮成記者的國民黨軍官孫奮民開槍打傷汪精衛。後來,汪精衛經救護又苟活下來。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5)   
  當上海、南京陷落後,汪精衛立即為自己的投降觀點平反。他又活躍起來,公開在大會小會上宣揚他的「抵抗無用」論。武漢的陷落更使汪精衛趾高氣揚,擁護他的人也逐漸多起來,他重新被選為國民黨的副總裁,成了國民黨內部僅次於蔣介石的二號人物。 
  面對著汪精衛日益猖狂的活動,面對著複雜的局勢,在美英盟軍的影響下,蔣介石從個人利益和國際利益考慮,最終正式宣佈:中國不投降。 
  日本政府一見拉不動蔣介石,便宣佈: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 
  這樣一來,反而增強了蔣介石的抗日意志。 
  汪精衛在國民黨政府內也遭到了抨擊。汪精衛見自己在國民黨內再也抬不起頭,索性撕掉臉皮,公開投靠日本。 
  土肥原賢二的特務組織在這期間極盡牽線搭橋之能事。看到國民黨政府的二號人物投奔過來,土肥原賢二當然狂喜不已。為了使汪偽政府得到承認,土肥原賢二甚至建議日本政府促使汪精衛「成立新的政府要行動迅速」。 
  「新政府」就是指汪偽政府,這個政府很快成立了。1940年3月,汪精衛拼湊起來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土肥原賢二的目標終於達到。為此,他贏得上司的一片喝彩。不久,他升任成大將。 
  土肥原賢二本人也很得意,他套用《孫子兵法》的話向人吹噓:「別人以為百戰百勝就是最好,其實不對。像我一樣,不戰而勝才是最好。」與此同時,土肥原賢二還用毒品麻醉、毒害中國人民,並從鴉片貿易中搾取巨額錢財,充作侵華日軍軍費和日本內閣的特支費,「這項發明專利的特許證應屬於土肥原賢二」。 
  ◆ 末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的鐵蹄踏遍東南亞。不甘寂寞的土肥原賢二此時覺得,再玩弄間諜技法已無用武之地,而且土肥原賢二一直都想成為日本的民族英雄,於是他擔當起了戰場指揮官的職務。他先是擔任日本航空總監,後又出任東部方面軍司令。1944年,他又調往新加坡,當了日本第7方面軍司令。 
  第7方面軍的戰區管轄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和北婆羅洲。土肥原賢二到任後,採用慣用的恐怖、掠奪和暴力手段,使飽受欺凌的東南亞各國人民受到更沉重的壓迫和蹂躪。 
  就連日本人對其所作所為也著書評論道:「凡土肥原賢二足跡所到之處,必將引起災難。」 
  土肥原賢二本是職業軍人,但在他的身上,已經完全喪失了軍人應有的起碼的準則。對待平民,他濫殺無辜;對待戰俘,他毫無人性。南洋各地幾乎都留下了他血腥的足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45年4月他回國後,竟然出任了教育總監。 
  日本戰敗投降後,鈴木內閣隨即下台,東久遜親王隨之組成新的內閣。三長官會議最初商定由土肥原賢二任新內閣的陸軍大臣。土肥原賢二聞訊後居然沒有拒絕。 
  但是他沒能當上陸軍大臣,新首相東久遜堅持反對土肥原賢二這樣臭名昭著的人入閣。 
  1945年8月24日,東部軍司令官田中大將自殺身亡。經軍方首腦研究決定,由土肥原賢二充任田中遺留的空位。這時候,日本軍隊一片混亂,高級將領紛紛自殺,或者棄職在家躲避。當首腦部徵詢土肥原賢二的意見,問他是否願意「屈尊」接任田中大將的職位時,土肥原賢二竟無異議,說:「如果大家認為我勝任,地位之高低,個人之榮辱,不是當前應該考慮的。」 
  到了9月12日,日本第二軍總司令杉山元帥又自殺身死,遺缺又是由當時資歷最深的土肥原賢二替補,土肥原賢二竟然仍表示同意接受任命。 
  這真是一個死心塌地地替大日本帝國賣命的人。 
  但是這一次他來不及再擔「重任」了。在中國、美國、英國提出的戰犯名單上都不約而同地寫上了他的名字。1945年9月13日,盟軍最高司令部下達逮捕令,土肥原賢二和東條英機等人作為首批甲級戰犯限時入獄。 
  在兩年多的審判中,法庭上只有一次聽到過土肥原賢二的聲音。當庭長衛勃問他是否承認自己有罪時,他斷然答到:「主張無罪。」此外,他再也沒有在法庭上講什麼。他始終以沉默來對抗審判。 
  作為老牌間諜,土肥原賢二比別人更懂得,上絞刑架在所難免,承認不承認都將走向斷頭台,而且,如果答辯會講出更多情況,暴露出更多的罪行。因此,與其認賬,不如拒不承認。承認而後死,會被視為可憐的軟骨蟲;拒不認罪,「慷慨赴死」,會被人當作「民族英雄」來祭奠和敬仰。於是,土肥原賢二像條癩皮狗一樣,乾脆把頭一低,索性放棄了申辯權。 
  為了給土肥原賢二應有的懲處,中國代表團早在東京審判開庭之前,就想方設法搜集土肥原賢二的犯罪證據。中方控訴土肥原賢二在中國、蘇聯和東南亞犯下的滔天罪行都是鐵證如山的,在公訴人與辯護律師無數次你來我往地交鋒中,人稱「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賢二最終只能長歎一聲。 
  土肥原賢二被逮捕之時,美軍憲兵曾到他家中搜查,除想獲取機密文件外,還想看看他這些年掠取的大量珠寶和金銀。孰料土肥原賢二的屋內空空如洗,機密文件自然全部銷毀掉了,珠寶金銀也無痕跡。據查他一生未曾購置財產,足見其替日本法西斯集團效力的專心程度。   
  2.送土肥原賢二上路(6)   
  1948年11月12日,臭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日本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判處絞刑。他在聽到量刑宣判時,臉色死灰,面部肌肉明顯抽搐。由於雙手顫抖厲害,譯意風怎麼也戴不好。可見,這個殺人如麻的大特務頭子是多麼怕死。 
  罪大惡極的土肥原賢二並不甘心認罪服法。他在法庭做出判決後,為了尋找活路積極活動,在美國律師的幫助下居然越過國際法庭,直接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而佔領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也居然把土肥原賢二的上訴書交給了美國最高法院。麥克阿瑟作為盟軍駐日最高長官,雖已於11月22日批准了判決書,但他卻沒有下達執行判決的命令。 
  在國際輿論的強烈抨擊下,美國政府不得不阻止本國最高法院接受土肥原賢二的上訴書。土肥原賢二妄圖通過「上訴」改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的夢想頓時灰飛煙滅。 
  1948年12月23日,在判決書下達41天後,土肥原賢二第一個走上了絞刑台。他由兩名執行憲兵押著,走完13級台階,然後立正站著。執行法官先用英語,再用日語命令道:「土肥原賢二,原地轉過身來!」 
  此時,土肥原賢二的內心深處究竟在想什麼?誰都無法知道。但此時此刻的他一定知道,這裡是他人生的終點,喪鐘正在為他隆隆敲響。行刑憲兵把黑布頭罩套在土肥原賢二的腦袋上,然後向執行官行舉手禮報告說:「一切準備完畢。」 
  執行官立刻按動電鈕。絞刑台上的活動踏台猝然打開,土肥原賢二兩腳懸空,整個身軀沉入絞刑台中……這個魔鬼似的人物,終究未能逃脫正義的審判。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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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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