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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海灣戰爭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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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五十年代,每當學習會上聽到有人振振有詞地批判個人奮鬥時,我心裡就嘀咕:難道這社會只容得下「叫幹啥就幹啥」的聽話幹部嗎?七十年代初在咸寧干校有位專攻古典文學的「五七」戰士在床鋪底下藏了幾本線裝書。於是,早晨「天天讀」時就有積極分子十分激動地指責起他的「白專道路」。在「斗私批修」時,甚至任何個人興趣都在貶斥之列。
  那時我常想,社會有如一輛大篷車,個人的追求也是輪子的轉動。倘若輪子都成方形的了,這社會還如何前進!
  命運(或者說組織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鴨」師曾站在黑板旁執教鞭的。偏偏這不盡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變化太少。他的志向在於背上一台攝影機去闖四方。
  照過去,這可是上好的批判對象。喝,分配你教書,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亂想,豈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來示眾以儆傚尤的反面教員。
  可是當他闖進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時,徐佑珠主任不但沒硬趕他走,更沒通知原單位叫他上大批判欄,反而對他表示熱情歡迎,為他創造最好的條件,重用他,放手讓他去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事實證明,他個人的理想與集體事業非但並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車與輪子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
  理想只是個目標。實現理想則還有賴於毫無保留地拿出個人的才智、天賦和血汗。這也正是有所追求與好高鶩遠的不同之處。
  「唐老鴨」進入新崗位之後,可以說是豁出命來幹。山西地震,淮河水災,尤其比高技術的海灣戰爭,他都背了相機,站在第一線上。他不但攝影技術好,筆頭快,能吃苦,有膽識,而且善於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誰不喜歡這個高大結實、親切、爽快的小伙子!
  如今,他要我為他這個集子寫個序。
  我向來最怕為人寫序了,總是千方百計地推辭。然而這位非凡的年輕同行一定要我為他寫個序,實在不容推托。
  世界在前進。祖國在前進。他還有幾十年可闖蕩。我這名新聞陣線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闖越寬,同時,越寫越有深度。希望繼「唐老鴨」之後,還將出現「張老鴨」,「李老鴨」。讓中國的新聞事業真正走向世界。
  19#1年11月24日
  自 序
  我是攝影記者,不會寫文章。海灣戰爭期間,由於各方面對攝影採訪限制太多,逼得我不得不用特殊方式工作,由於我的「新華」,我有幸在戰時周遊列國,成為戰爭中涉足國家最多的中國人。我到過伊拉克沒見過空中花園,到過以色列沒見伯利恆,到過約旦沒游過死海,到過埃及卻不知金字塔為何……為完成任務,我在拍照、沖洗、傳真之餘,試著寫新聞,想不到受到新華社總編室通報表揚而勢成騎虎。其實我寫得很臭,只不過代表十二億中國人在恰當的時間到了一個恰當的地點而已。如果沒有新華社攝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絕不可能跳在吉普車的引擎上,蹲在長途採訪的旅途中以膝代桌,一篇篇地寫;沒有我老闆命正潤色,我在戰時寫的東西肯定連一篇也上不了版面。
  回到北京,我國唯一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地採訪的北大老前輩蕭乾鼓勵我將戰時激情擴寫成一本小薄書,他願給我寫序。於是在蕭老鼓勵下我坐下來準備動手大幹一場。就連在淮河採訪水災也沒停手。可我生性有個坐不住的尖屁股,沒干三天就洩了氣。關鍵是我已失去戰時的激情。直到接到要我再飛中東任常駐記者的命令時才慌了手腳。
  多虧我的好朋友憶芬慷慨相助,將我自己也辨認不出是什麼東西的戰時日記仔細研究、改正通順、抄寫謄清,造就出這麼一本小薄書。書名叫什麼我現在也想不好,我只相信憶芬會比我幹得更好。
  于飛往中東前夕
  19#1年11月1日 北京
  唐師曾,江蘇無錫人。1961年生於北京,1978年畢業於北京輔仁中學(十三中),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3至1987年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兼讀在職研究生,獲講師職稱。1987年1月,考入新華社任攝影記者。1988年畢業於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1989年畢業於北京警察學院駕駛學校。
  1987年拍攝「中法沿萬里長城步行」,照片為 Sigma 和 Sipa 採用;1988年為美國艾布拉姆斯出版公司在秦嶺拍攝野生大熊貓(19#0年在紐約出版「Secret World of Panda」);1989年負責北京社會新聞;19#0年參加青藏高原可可西裡無人區探險、十一屆亞運會報道;19#1年採訪海灣戰爭。
  自1988年起,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人民攝影報、新聞出版報、濟參考報、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西德魯爾日報、香港明報、商報等先報道過他的傳奇。
  一、從雪山到火海
  一、從雪山到火海
  我們的北京吉普咆哮著衝上封凍的通天河,堅冰在腳下隆隆震響。雖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五千多米的可可西裡無人區還是大雪紛飛。遠方,長江之源可拉母冬雪峰傲然聳立,鉛灰色的冰塔林閃爍著沉重的寒光。腳下,晶瑩透明的西金烏蘭湖平和如鏡,宛若一塊藍色的冰。此次探險,我是作為替補司機加入可可西裡探險隊的。為此,行前特地在警察學院強化訓練了三個多月。此時,熾熱的陽光穿過吉普風擋,強烈的紫外線將我的臉剝去一層皮,用手一碰便紛紛揚揚。由於空氣稀薄,我們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紅細胞增多症。七十五馬力的北京吉普由於缺氧,輸出功率竟不足四十馬力。持續的高寒缺氧加上沒有新鮮蔬菜,我們的嘴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為此痛,我不時將臉貼到冰涼的相機上,萊卡的冷鋼激起我無限的遐想:從「乞力馬扎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83年大學畢業時,我曾找到某坦克師申請當裝甲兵,可他們硬說我是近視眼。直到87年通過新華社攝影部招聘考試,我才幹起了記者這行。我特別崇拜非常富於冒險精神的悲劇式英雄,像凱撒、巴頓和踩上地雷還要再按一下快門的卡帕。
  兩天前,派我來世界屋脊玩命的攝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補充給養的油罐車給我帶來一箱膠卷,想不到中間還夾帶著個松下RF—10短波收音機。8月3日,我和《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峰正縮在帳篷裡聽新聞。「美國之音」乾癟的聲音播送了一條驚人的消息:伊拉克吞併了科威特!我屏氣凝神生怕漏掉每一個字。直到轉播時事經緯節目,我才一個貓跳鑽出帳篷,在雪地上連打三個滾,面對雪山長跪不起……
  我們的社長穆老頭把「攝影」稱作新華社的一個翅膀,我作夢都想當翅膀上的硬羽毛。縮在鴨絨睡袋中,我打著手電起草去海灣的申請。
  「尊敬的部領導社領導:
  新華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訊社的行列,中東是最好的突破口。中東位於三洲交匯五海包圍之地,集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矛盾於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倫與石油命脈糾纏不清。帝國主義殖民經濟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聯、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國受歡迎。
  我83年畢業於北大國際政治系,曾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現代國際關係史、世界大戰史三年半並獲講師職稱;88年畢業於新華社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90年畢業於警察學院駕駛學校。身體健康曾達北大鍛煉標準。盛夏走過長城,嚴冬爬過雪山抓熊貓,世界屋脊探過險,在攝影部新聞中心從事突發事件報導三年半,有豐富的「閃擊」經驗。無妻兒戀人拖累,最適合飛往中東採訪戰爭,我決心為新華社爭光。報答人民哺育之恩。「
  一夜未睡,我又起草了兩封電報。請新華社軍分社王建民幫我準備防彈背心,讓技術局袁滿到北大國際政治系借些有關海灣危機的書。
  熬過一個不眠的寒夜,我彷彿已飛過寒光閃爍的布堪達阪雪山,來到熾熱的中東沙漠。
  西方國家在歷史上以歐洲為中心,把東方各地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這一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東範圍沒有明確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亞為主,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地區,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也門、沙特、阿聯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這一片約74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而富饒的土地,是東西方交通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這一地帶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石油資源,其出口量約占世界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二,故有「石油海洋」之稱。
  中東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使中東一直處在激烈的動盪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規模較大的武裝衝突將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六·五」戰爭、十月戰爭、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以及歷時8年的兩伊戰爭。阿以爭端是中東動盪的重要根源,其中的關鍵是巴勒斯坦問題。另外,塞浦路斯問題、黎巴嫩內戰也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風雲多變、衝突迭起的中東,一直是舉世矚目的動亂地區,也是國際新聞界追蹤的熱點。
  二、上下同欲
  二、上下同欲
  從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熱火朝天的亞運會,光海拔差就有五六千米,跑野的心一時收不回來。亞運報道組沒給我比賽項目,只讓我主管「團結友誼進步」和突發事件,參加亞運會卻無緣進賽場,急得我懷抱無線電話在原地打轉,看見誰都有氣。
  申請去海灣的報告剛交上去,北京市公安局價撥給我的鋼盔和防彈背心就到了。閒瑕之餘,我繼續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夢想一覺醒來已到了中東。北大國際政治系幫我推薦了幾位阿拉伯留學生,友好極了。
  攝影部同事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對外部阿文組在我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 新華社」。
  社長穆青下令「逐項落實」,一下子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我揪著外事局小石的胳膊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我說我估計我的採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就一年。」這位外交官又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外事局分管中東的老魏千叮嚀萬矚咐,還約了曾駐過巴格達的劉順、陸建鑫給我介紹情況。陸建鑫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巴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彷彿送我下地獄。
  因採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聞名於世的國際部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副局長陳伯良闡述外事紀律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記在了頭一頁。
  我找到人事局副局長左毅,硬逼著這位柬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採訪與紀律衝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漂亮的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託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爭只有勝利。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幾年來,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郭超人副社長給我們裝備了無線電話,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們手中。前北京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鬥的總編室幾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攝影部的快速反應理論。那是1987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現有器材的評論》得了獎,88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我們的閃擊部隊》,不料再次得獎。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於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採訪上。
  本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勝論」和馬漢的「海權」理論隨飛機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侖的「巨炮理論」,馬木留支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聖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的巴頓和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種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體現在戴高樂20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優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豐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古德裡安將取勝法則歸納為「通訊+機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併奧地利、捷克,佔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於進攻之中。古德裡安在他的名著《閃擊英雄》一書中,堅決反對把坦克與步兵混編。他認為只有單純的坦克衝鋒才能將「通訊、機動性、火力」充分發揮。坦克的任務是在敵人防線上撕出一道口子,迅速鍥入敵人後方。至於處理潰亂之敵、對陣地實行佔領則是後續步兵的事。他畢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險的飛毛腿海因茨」著名。
  拋開山本五十六等海、空軍不談。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快速反應戰例不勝枚舉。諾曼底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師,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擊師和巴頓集團軍艾布拉姆斯裝甲搜索營都是快速反應、「閃擊」理論的產物。越戰期間,美軍首創以武裝直升機為機動手段的「騎兵師」;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沙龍組建了「202」部隊。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豐富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機等突發事件基本不漏。海灣危機發生後,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採訪經驗的張郇回國,並向中東增派另外兩名攝影記者。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個棋子。」為了將這三個棋子(當時只有張郇一人到位)聯成一張網,攝影部當機立斷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圖傳組長袁滿成了提綱挈領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
  三、飛往巴格達
  三、飛往巴格達
  12月20日,1991年。北京,國際機場。
  沒有比此時飛往巴格達再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媽媽和妹妹幹麼抱著我大哭。像去可可西裡探險時一樣,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師傅拉著哥兒們一直送到機場,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鴨子,一定回來,三個月後我在這兒等你。」
  由於國際封鎖,目前進入巴格達的唯一通道只有約旦,我得先乘中國民航飛到伊斯坦布爾,至於以後的路只有天知道。8:10,起飛,CA943蔡機長雙手緊抓我的雙肩:「小伙子,有什麼要求直說,趁還在祖國的飛機上。」他見我一人帶了這麼多行李,特地給民航伊斯坦布爾孔站長寫信:「老同學,設法幫助這位記者,他要去巴格達… 」烏魯木齊邊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費,並送我一張入境費交訖的憑單:「希望你還從我這兒入境,入境費我先替你交了。」
  19:20途徑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見霍爾木茲海峽外點點油輪游弋於印度洋上。
  臨近煙波浩淼、戰雲浮動的波斯灣,一種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
  連續飛行了十七個小時後,我在伊斯坦布爾著陸,雨夜朦朧,支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機場,民航伊斯坦布爾辦事處幫我寄存了放大機、傳真機和裝有鋼盔、防彈背心的兩隻大箱子。
  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的文明古國,悠久的歷史可溯源到公元前七千年,曾歷經東羅馬、拜占庭及奧斯曼等盛極一時的帝國,隨著軍事采邑制的哀落而淪為英、法、德、俄、奧諸國紛爭之地。
  這次我匆乙逗留轉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就曾為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聽人說,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的城市佈局與我國的長江重鎮武漢有點相似,分隔歐亞兩大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將伊斯坦布爾分成三個部分,成鼎足之勢;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通黑海,南達愛琴海和地中海,形勢相當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根據1923年和1936年的盧森堡和蒙特阿士條約,博斯普魯斯海峽歸土耳其管轄,但外國包括黑海沿岸國家例如蘇聯、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峽被封鎖,黑海頓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這裡比北京時間晚6小時,早晨起床對表,空氣中一股煤味瀰漫著穆斯林的祈禱聲,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還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貯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飲用水得去買。在伊斯坦布爾大橋旁,一條30萬噸級的伊斯坦布爾自來水公司的大船停泊在此,它是專用來運水的油船。
  幾隻棕頭鷗在小樓上盤旋、降落,小雨猶未絕。大喇叭傳來禱告聲。
  土耳其是個穆斯林國家,伊斯坦布爾這個土耳其最大的城市裡的清真寺更是數不勝數。我有幸目睹了著名的古跡——「藍色清真寺」和與其隔街口對峙的「聖索菲亞教堂」,建於十七世紀的藍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個窗門,屋頂呈圓拱型,寺內主要色調是藍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尖塔的清真寺。
  與它遙遙相對的是被譽為「世界七大建築奇跡」之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這座代表東羅馬帝國建築藝術高峰的教堂,外觀宏偉,內部裝飾精緻富麗,為伊斯坦布爾最大的教堂。
  托普卡珀宮(Topkapi palace)則是奧斯曼帝國時期留下的建築,距今約有五百多年歷史。據說宮內有很多房間,可住四千人以上。與北京故宮一樣,托普卡珀宮也設有「珍寶館」,陳列歷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裡,我驚喜地發現還有中國明清兩朝送給歷代蘇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約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飛往安曼。安曼機場的警察將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開,直弄得防彈服上的滑qqqqTransfer interrupted!IGN=「JUSTIFY」qqqq  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飛往巴格達的伊拉克班機。遇上的安檢更加嚴厲,儘管我已把防化服和傳真機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運的行李還有48公斤重,按規定伊航只許托運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記者大把地交超重托運費,我卻分文沒有。我耐著性子娓娓動聽地給工作人員解釋為什麼我現在沒錢,他同情地將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涼油之後,我的機票上只註明行李20公斤。
  自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660、661號決議(8月3日,安理會通過660號決議,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並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8月6日,通過661號決議,下令對伊實行貿易禁運及國外資財凍結—編者注)生效以來,安曼成了伊拉克與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伊航別出心裁地要求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行貨倉,以免有炸彈混入,害得我又一通忙活。坐在身旁的加拿大電器工程師埃爾薩第,是回來整理他在科威特的財產的。聽到我要在巴格達呆上三個月,他猛地吹了一聲口哨,說1月15日以後巴格達就不存在了。在飛機上,我像其它旅客一樣得到一張白色的傳單:「根據革命指揮委員會第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五天之內,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做血液檢查。」
  一下飛機,我和日本NHK記者櫓木丸吾和一名法新社記者就被帶到候機室一角填寫各種表格,並交了一張標準像。我們被告之,所有記者必須住進指定的拉希德飯店,每天費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連連點頭,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國人,我沒有那麼多美元,我的同事們還在等我。」一位西裝男子轉身去請示。日本記者趁機對我說:「我們被軟禁了(we are controlled)。」我朝他擠了一下右眼:「互相幫助(help each other )。」
  我終於獲准暫住分社。巴格達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使館的小客廳卻溫暖如春。大使老鄭是我北大東語系校友,他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字輩。」
  呼吸著冰涼的夜風,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戰一位日本海軍將領的詩句:「戰未畢,雨季之鬱悶天空,猶在頭上。」
  四、並非天方夜譚
  四、並非天方夜譚
  我怎麼也想不到真有不許拍照的城市。曾常駐巴格達的劉順、陸建鑫給我講張郇的傳真機被扣在薩達姆國際機場,他本人在街頭拍照被沒收相機的故事時,我曾將其歸結為「天方夜譚」。四年來,我徒步走過長城、在秦嶺抓過熊貓、上世界屋脊探過險、洪水、大火、地震……連轟動一時被警方嚴密警戒的「長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獨家都弄過的人,會有什麼「不可能」、「不好辦」的事。可與巴格達通了一次長途後,我傻了半天,駐巴格達的李大偉說:「幾年來,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險頂多一百八,而這裡至少三百六。」
  飛到安曼,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給我講了他在巴格達因為拍照,被安全人員抓住,器材被沒收的經歷,勸誡我在大戰爆發前夕,更不可魯莽行事。經與總社林老闆電話磋商,決定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暫存在約旦。我脖子上掛著快門輕得不能再輕的萊卡M4進了巴格達。
  頭一天,巴格達分社李大偉就對我進行形勢教育。在這裡幹活得守規矩,否則極易出事。比如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的馬蒙就被吊銷了護照;七個月前絞死了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英國記者巴佐夫特;還有一名不守規矩的蘇聯記者死於車禍;好搶獨家的意大利記者……,最後是李大偉自己,他因與英美記者過往較密被巴格達「提示過」。巴格達首席朱少華又插進來一個笑話,說是半年前他與李大偉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點起床去釣魚,可耽心早上起不來。待到星期五早上五點,客廳裡的電話響了,拿起聽筒,卻無人講話。以後接連幾個星期五的早上五點,電話鈴都響,李大偉稱之為帶耳朵的友誼的小鬧鐘,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臉發青、眼發直,忙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拍,只要找個新聞官員陪著就行,新聞官員會指點你拍什麼、告訴你怎麼拍的。
  聖誕之夜。我在拉希德飯店伊拉克新聞部的辦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婦女在薩達姆畫像前歌舞昇平、購買聖誕禮物。我的陪同滿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擠到我旁邊,用低沉的英語命令我:「聽著,我不許你拍我的姐妹在那個人畫像下歡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請教老朱,他說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當晚所有教堂在晚九點都關閉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國使館前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跚而行。一位緊靠在我左邊的白人記者邊拍邊問我是哪天來的,我倆肩並肩地跟著人群大喊口號「打倒布什。」事後才知道,這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搶新聞的經驗再次印證了《培爾·金特》中的真理:「當狼群在外邊嗥叫時,最保險的是跟著一起嗥。」
  順著薩東大街往回走,看著兩側空空如也的玻璃櫥窗,我膽子大將起來。我用右手捏著裝了35毫米廣角的萊卡,漫不經心往前走,估計差不多就按一下,從不敢把相機端到眼前。拐過兩條街,一個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還臭的英語問我是不是拍了路邊的櫥窗,我說絕對沒有。我始終拎著這只破相機,準備趕回新聞部發稿,相機裡僅有婦女兒童反美大遊行的壯烈場面。警察說他剛接到舉報,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說那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兄弟,你沒見我身上大寫著「人民中國」嗎?警察說,可能是弄錯人了。我又喊了幾聲「打倒布什,」之後問警察怎樣才能叫到去新聞部的出租車。
  卡迪希亞廣場位於巴格達市中心。廣場四角各有一柄高達幾十米的巨劍,握劍的大手是按薩達姆右手比例放大的,劍柄的流蘇由成千上萬個伊朗士兵的鋼盔堆積而成。四柄巨劍兩兩交叉,像橫亙蒼穹的彩虹,矗立在廣場兩頭。「卡迪希亞大捷」原指古巴比倫戰勝波斯的一次戰役。公元637年(回歷16年),12萬波斯異教徒侵犯巴比倫,波斯人以三十三頭戰象為前導殺到海拉。被囚於卡迪希亞監獄的死囚埃布納赫吉戴罪請戰,率3600名穆斯林大敗12萬波斯人,史稱「卡迪希亞大捷」,這也是歷史上阿拉伯人唯一揚眉吐氣大敗波斯人的勝利。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拉克認為法奧之戰可與卡迪希亞大捷相媲美,建此廣場慶祝勝利。據說一旦臨戰,卡迪希亞廣場可做軍用機場,所以自然被列入頭號保護目標,擔任警衛任務的有陸軍、傘兵和精銳的共和國衛隊。
  我脖子上掛滿了尼康,右手捏著醜陋的萊卡M4徑直向帶班的共和國衛隊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念「薩拉馬利空」與他行了吻腮禮。他的大鬍子弄得我挺癢。接著是「愛赫蘭,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國記者)。」他也極有禮貌地向我問候。我對他舉起萊卡,比劃著按了一下:「索拉蒙肯。」(照相可以嗎?)他連連擺手:「木須蒙肯」(不行)。接著雙手一合,做了個戴手銬的姿勢。我將一堆相機扔在地上,從他們手中的AK—47衝鋒鎗侃起,直侃到敘利亞的女孩最美,可我心裡明白,我有了獨家的卡迪希亞廣場。
  五、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五、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一月十二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當時我已經和指揮我的新華社攝影部失去聯繫有一個多星期。攝影部副主任林川批評我沒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在巴格達的照片。
  伊拉克,這塊土地在學者們眼裡被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古代巴比倫文化的發祥地」。人類於6000年前就在這一位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築了城市,發明了輪子,創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文字以及將各種法律編纂成冊。有證據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出現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要比古埃及早10##年,比中國的夏朝早10##多年。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於伊拉克中部,橫跨底格里斯河兩岸,距幼發拉底河僅30餘公里。40##多年前就是一個重鎮,公元762年成為阿拉伯帝國都城,786—833年成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文化與貿易中心。不同膚色和民族: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伊朗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的人們,持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雜處,使巴格達充滿奇異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以巴格達為背景,因此人們稱巴格達是《一千零一夜》的故鄉。
  可如今,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寶庫卻成了一個硝煙瀰漫、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在巴格達,拍照好比上青天。這裡英文不流行,出租司機、百姓、士兵甚至連長途電話台都說阿語。不光是獲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難,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亞洲人的面孔,為了區別於日本人,我的攝影背心縫上了五星紅旗,還用中、英、阿文寫上「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
  巴格達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國家機關、商店、醫院、銀行、煤氣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集市、廣場、車站、機場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記者把樓頂上的高射機槍拍了去。荷槍實彈端AK47步槍的士兵滿地都是。數不清的眼睛緊盯著你,不時有槍聲劃破長空。
  所有來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全部被當作「客人」住進了拉希德飯店,該飯店與因人質而聞名於世的曼蘇爾飯店遙遙相對。日本記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兩百多美元,而且只許在此停留十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聞部負責。
  伊拉克不許外國記者攜帶傳真機入境。我只得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扔在了安曼。有人告訴我說,美聯社的多米尼克在美國使館有台可以用衛星發照片的機器,聽得我直走神。《巴黎競賽畫報》的勃魯諾壞笑著說他從不用傳真機,而跟隨日本社會黨代表團來訪的共同社大河原利男卻的確帶進一台底片傳真機。我發傳真照片卻必須依靠伊拉克通訊社,花美元且不說,要命的是線路根本沒保障。1月9日國際穆斯林大會在巴格達開幕,我雇了出租顛前跑後地折騰了半天,手捧著10寸傳真照片傳了3個小時就是傳不出去,白交了60美元。不過抱怨歸抱怨,可不能讓美聯把咱們鎮了。
  13日天一亮,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就幫我打聽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行蹤,可毫無結果。在伊通社傳完兩張照片後,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飯店14層的共同社河野,在這裡黃種人相見就有一種親切感,更甭說我們還是北大校友,這老兄也在為聯合國秘書長的來訪急得團團傳。我們倆約定:互通信息,患難與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麼線索也沒弄到,我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分社。首席老朱在洗菜做飯,我一邊打下手,一邊給河野撥電話,可老占線。差一刻8點,我決定再試最後一次,通了。河野張口就問我機場怎樣了?「什麼機場?」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麼還呆在家裡?德奎利亞爾8點到機場。」我扔下電話衝進廚房大喊:「老朱,快開車上機場。」
  分社的奔馳230前幾天才找回來。偷車的槍斃了。可打碎的玻璃由於禁運全巴格達也配不上。據說這種19#0型海豚奔馳的玻璃只有歐洲才有。我們只好開豐田,可這輛破車在高速公路上一過80公里就哆嗦。車燈劈開雨霧,引擎蓋上蒸汽騰騰。老朱把油門踩到底,車輪在雨水中飛轉,水花四濺,雨夜中持槍站立的軍警一閃而過。老朱已經接連三天沒睡覺,此時仍睡非睡地問我:「剛才咱們關了煤氣沒有?」一邊問一邊大口大口地吸煙提神。我故意挪到車座右側,抓緊安全帶,生怕車子一個急轉彎,滑出積水的路基。
  8點12分,我們駛入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老朱讓我先去佔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車。足足有二百多記者擠在這裡,在貴賓樓入口薩達姆像下的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個攝影記者。諾大的一個大廳被香煙熏得霧氣騰騰,靠牆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壓壓一大片也是記者。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打聽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機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衝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籐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見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象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我像那小膽子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貼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人民中國新華社」。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卷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著照完的膠卷,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卷,可剛到面前,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卷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縫說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創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傳真機,「AM120」,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煙。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令共同社攝影記者挨了批,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六、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六、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90年11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678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伊撤軍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擠在一幫記者中立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通過安檢門。過道裡,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台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辟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交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體「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聽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斯(Routh )。」
  11點15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台文件粉碎機銷毀文件。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掛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口的皮轉椅上緊張地打字,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寫「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後,掛著一幅挺大的薩達姆卡通畫,畫中的薩達姆被人從椅子上掀翻在地。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已經回國,在大使辦公室接見記者的是代辦威爾遜,他正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手托一大杯礦泉水。代辦身後有一隻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櫃,鑲著鏤花的金屬片。櫃上擺著枚迫擊炮彈,彈體上塗滿了各色油彩。靠牆的高桌上擺滿了大使家人的照片,還有一張巨幅的性感小貓瑪麗蓮·夢露的照片,片子經電子分色處理,臉部顏色簡化到黑、紅和深綠。與其相對的牆上是紀念美國什麼博物館二百週年的招貼畫,畫面雜亂,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著陸的82空降師傘兵和一頂新疆小帽。大片的紅、綠、藍色充滿了畫面。大使的辦公桌空著。皮轉椅旁是一面美國國旗,旗桿頂端是一隻展翅的金色白頭鷹。當一位白人記者問:「美國使館與一個月前相比有什麼變化」時,代辦懶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變化是,一個月前我們有40多名工作人員,而現在只有5名。」另一位記者又問:「你對昨天薩達姆的建軍節講話有何看法?」代辦面無表情:「當時我睡著了。」接著,他揉揉眼□:「今天早上我還沒睡醒。」
  1月13日2#:10,當面帶倦容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現在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入口時,等了一天的兩百多名記者蜂擁而上,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亞爾表情憂鬱,說話略帶口吃,他只用英語簡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沒有人翻譯。站在他左側的是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身穿黑大衣,面帶訓練有素的微笑。五分鐘後,德奎利亞爾消失在會議室右角的一扇門後,發瘋的記者衝上去,但馬上被身材高大的軍警驅回。記者們齊聲用英語朝阿齊茲大喊:「戰爭要來臨了嗎?」阿齊茲不作回答,面帶微笑,在一群著暗綠色軍便裝的持槍警衛護衛下,鑽進一輛黑奔馳揚長而去。
  入夜,機場至巴格達市區的高速公路實行區域燈火管制。路旁滿是手持AK步槍的士兵和縮在灰色蘭德娃吉普中的共和國衛隊。我們將車開得很慢,以免剌激神經高度緊張的士兵。街面上靜悄悄,一掃往日的繁華,商店很早就關了門。
  天明,我上街搶拍戰前的巴格達。巴格達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排起了買奶的長隊,商業部購物中心大門緊閉。軍警不許記者拍攝排大隊購物的人群和空空蕩檔的櫥窗。貨架上有的貨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樣的包裝紙。
  在巴格達附近的薩達姆城裡,黑市麵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納爾,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時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一名丹麥士兵和一名馬來西亞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納爾的黑市價格與當地人換錢,與官價差近15倍。按黑市價,1美元可購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頭士兵明顯增多,手端AK—47步槍的軍警甚至鑽到公路立交拐角處的水泥洞裡。銀行、政府機關、慶祝廣場、無名烈士墓、超級市場門口還站上了頭戴紅色貝蕾帽的共和國衛隊。總統府大門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裝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驚得鴿子無目標地亂飛。
  由於英、美、法、德等使館撤離,每天去那裡的遊行已明顯減少。我想起前幾日在美國使館門口的一次示威活動。六七個人組成的「和平團」在雨中示威,一個操英文的小伙子對著電視台攝像機慷慨激昂講著什麼,一澳大利亞人頭戴牛仔帽,手握兩把手槍,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這兩把手槍賣給布什與薩達姆:「No chemical weapons !(不要使用化學武器!)」一位德國老太太高擎一塊大牌子,默佇立,我只認識「Ich 」是「我」的意思,似乎還有個詞是紐侖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ernbergerstr.S□  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機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槍。
  出租車司機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350萬人口將不復存在。」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映,老年人則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裡列為攻擊目標,因為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裡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幾台名貴相機賤價拍賣給外國人。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兩點半,伊拉克通訊社就有人下班,三點鐘辦公室已空空蕩檔。我勉強發完了傳真,可由於伊通社財務室鎖了門而沒開成發票,這還算是幸運的。那天去伊拉克議會大廈採訪,進大廈搜身、按快門自不必說,轉身遇見美聯的多米尼克,聽人說他現在通過衛星傳照片,而我兜裡總共才有100美元。採訪結束跑出大廈廈回分社,沖卷、放照片、寫英文說明,再到伊拉克新聞部將打好的英文說明和傳真照片給主管官員審查。之後再到伊通社傳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畢,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兩個多鐘頭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諸東流,好不懊喪。
  沙東大街的巴勒斯坦書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圖:科威特是它的一個省。街上飛跑的科威特汽車也換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慶祝廣場,四座按薩達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亞」之劍。裝備精良的共和國衛隊警衛著這座廣場,他們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充滿必勝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綠白相間的售票廳冷冷清清,因為外國人已幾乎走光。往日雲集於此的外國記者如鳥獸散。住在拉希德飯店的外國記者僅剩三四十人。他們正在討論去留問題,共同社只留下資深的中東首席記者近滕一人。美國之音記者據說已到開羅。瑞典電視台的記者正倉皇離去,連我打招呼都顧不上回答。
  我們在一商店遇見一位伊拉克畫家,他早年曾留學意大利,現在妻兒還在意大利。他自稱是最早在意大利獲獎的伊拉克留學生,現在薩達姆城還收藏著他的畫。他得意地將他用的中國鋼筆給我看,筆帽上畫了一匹徐悲鴻的奔馬,我抓過筆,隨手也畫了一匹馬,他很驚奇。李大偉逗他:「這種畫每個中國人都能畫。」說話間,匆匆撞入一位法國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 )的攝影師。我問他工作方便否,他說如果薩達姆先生和他有什麼關係的話。
  中國使館僅留下以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同志分數批撤出。留守人員在中國大使館頂樓上,畫了一面大五星紅旗。我和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作留守人員處理「後事」。老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台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台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台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奔馳」和「豐田」後背廂裡,老朱開「奔馳」,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幾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兒。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You′ll leave 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錶,「因為懷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打開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1月9日國際穆斯林大會(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釣的,彷彿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傻了半天,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1月14日凌晨,我們全上了「考斯特」,直開機場,撤離巴格達,飛往約旦。我手提鋼盔和防彈背心,這樣可以避免超重。他們將行李全部交紅皮護照人拿進去,避免了開箱檢查。我想進去,士兵攔住不讓。一個小特務惡狠狠說:「為什麼讓你進?!」突然我發現一夥西方電視記者走進來拍電視,一個新聞部的傢伙在前面引路,他們長驅直入而進。我也把三個相機全掛在身上,晃著往裡走。小特務又出來擋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記者。」我推開他就往裡走。
  海關又攔住我,責問我只能在伊呆十天,為什麼呆那麼多天,為什麼,為什麼……幾位同志上去理論無用,甚至被趕出辦公室。鄭大使不得不親自出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格達大使,我擔保這個人……。」我已經數次看到大使親躬擔保勞工等人了。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安曼機場,全體去使館吃飯,我沒去,先回分社趕發傳真照片。下午英文記者李大偉與首席老朱飛往開羅,約旦分社的老楊去大馬士革。我則留守約旦——這次海灣戰爭的「瑞士」。
  七、六百記者雲集安曼
  七、六百記者雲集安曼
  多國部隊加緊空襲巴格達之際,被驅趕出伊拉克的各國記者紛販飛至素有「前線國家」之稱的約旦首都安曼。
  為此,約旦新聞部在安曼的約旦洲際飯店(Jord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開設了接待部,歡迎各國記者光顧。在這裡,各國記者只需填寫一張包括姓名、國籍單位、職業,最後一次到約旦的時間以及發表過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月的簽證。儘管記者們每天都必須到這裡登記註冊,領取當日有效的採訪通行證,但對那些剛剛飛離巴格達的西方記者來說,還是大大鬆了一口氣。在這裡到達巴格達成為一種榮耀,共同社近滕由於1月16日離開巴格達而被當作英雄。
  在洲際飯店主樓8層,美國CBS租用了半層樓作為自己的演播工作室,僱員們手持對講機神氣活現地奔上跑下。在巴格達和我一塊玩過命的共同社河野澈已經在5樓包租了一個大套間作為他的工作室,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在這裡架起了自己的美聯底片傳真機(AP Leafax)。坐鎮聽電話的是共同社中東首席近籐。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約旦傘兵扣留七個半小時,約旦軍方弄不懂,記者為什麼對死海感興趣,而按規定死海與軍事沾邊不得採訪。最後竟驚動了日本大使館。可他們卻洋洋得意:「因為每扣一次,就等於一枚勳章。」
  我自己的遭遇並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經無法統計相機被扣的詳細次數。我早已習慣雙手舉著相機緊貼在後腦勺上走向端槍的大兵聽從處理。
  為了自我保護,唯恐天下不亂的各國記者高招紛呈。日本NTV電視台的記者買了阿拉伯人的包頭「哈代」裝扮起來,希望以此博得好感,方便採訪,但仍寸步難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來搡去,險似風雨中一葉小舟。
  美國記者斯蒂芬·拉曼胸佩兩枚加拿大楓葉徽章,站在約伊邊界難民營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講反對戰爭。在他的前衣襟上還別了一枚大鋁牌上寫「不要為石油流血(No Blood for oil )。」這位自稱在西單路口認識我的美國佬,指著我胸口上的五星紅旗,讓我當眾證明他是加拿大的。
  台灣有三十多個記者住在約旦洲際飯店,可彼此封鎖消息,競爭自然是激烈。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國駐約旦使館呈報自己的名單,懇請予以照顧。章大使在接見台灣記者時還幾次讓我作陪,讓我神氣不少。時報報系、聯合報系、自立報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時報報系的攝影記者林少巖是剛從亞運會上撤出來的,一見我連稱「世界真小。」時報的張升日前又爆冷門,居然得到一張前往巴格達的簽證,引得西方記者又羨慕、又嫉妒。
  瑞典電視台攝影師在自己前胸後背掛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寫:「血比油貴,瑞典電視。」
  財大氣粗的路透社在約旦洲際飯店通過閉路電視向所有房間播放它的英文快訊,引得一幫膽小的白人記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兩眼發酸。這裡還可以看到以色列電視台連續二十四小時的節目,引得一些記者跟著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習。老牌的軍事記者則權威地指著屏幕上出現的場面,這是F—14公貓戰鬥機、那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覺靈敏的記者正暗中準備去以色列,英國戰地記者錢德勒(BIGEL CHANDLER)就是一個。他連聲解釋說是因為英國關閉了駐伊拉克大使館他才沒能進巴格達的,並一再追問我在巴格達是否弄到什麼絕的。幾位台灣記者也在暗中籌劃去塞浦路斯,據說那裡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簽證。而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旦護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跡整本護照就告作廢。我的好朋友日本共同社駐中東首席近籐也將於日內去特拉維夫,安曼的工作由一個新手接替。近籐認為一個好記者必須有天才、學校教育和豐富經驗。他由於多年戰亂經驗而扮演共同社中東「救火隊員」的角色。
  連續三天的陰雨給安曼帶來一絲喜悅,因為謠傳化學武器最怕大雨滂沱。但軍事專家勸告大家不要盲目樂觀,地中海的西風會把以色上空的空氣原封不動地吹到約旦,現代戰爭中沒有倖存者。嚇得約旦人舉家外遷,以避戰禍;各國記者則坐壁上觀,注視中東風雲。
  八、「打起來了!」
  八、「打起來了!」
  公元19#1年1月17日,約旦首都安曼。
  2:10(中東時間),我被新華社約旦分社的小陳叫醒:「打起來了!」新華社安曼首席記者符衛健跑上四樓看電傳。我們用膠條將傳真室、小陳、老符及我的臥室封起來。老符發給我一支EVERYDAY牌手電,紅色的。
  2:30,我給洲際飯店的河野打電話,打不通。BBC報道說,海灣戰爭的第一槍是由美國戰列艦打響的。在1月17日凌晨多國部隊的飛機發起攻擊之前,「密蘇里」號戰列艦和「威斯康星」號戰列艦向伊、科境內的目際發射了上百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據美軍宣稱,命中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密蘇里」號戰列艦是艘歷史名艦,以杜魯門總統的老家密蘇里州命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就是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當時美國五星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國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他共用了五支鋼筆才簽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筆寫了「道格」,將筆送給了母校西點。又用第二支筆簽上「拉斯」,將筆送給了國會圖書館。之後又用兩支筆簽上麥克阿瑟,將兩支筆分送給當年丟失新加坡的英國白華特將軍和丟失菲律賓的美軍中將溫萊特。最後,他用一支小紅筆簽上他的軍銜,這支小筆送給了麥支阿瑟夫人。該艦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海軍唯一未被封存的戰列艦,改裝後曾在海灣為科威特油輪護航。今天,這名「老將」又立下新的戰功。
  4:00,美國總統布什發表電視講話。這不是越南,我決不會束縛將軍們的手腳。直打到獨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權建立。
  4:30,小陳給他的約通社朋友打電話,約伊邊境的伊導彈基地被擊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導彈發射到沙特。
  聽新聞,開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出動各型飛機,發射「戰斧」巡航導彈等實施大規模襲擊,重點是攻擊對美軍和多國部隊嚴重威脅的伊拉克戰略性目標: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指揮中心、通信樞紐、導彈基地、核生化設施、空軍機場等。
  多國部隊的空軍作戰飛機主要由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土耳其起飛從伊拉克南部和北部進入,海軍作戰飛機由波斯灣的3艘航母和紅海的3艘航母上起飛從伊東南部和西南部進入,B-52戰略轟炸機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島和沙特的吉達機場起飛從伊南部進入,「戰斧」巡航導彈由波斯灣的戰列艦、水面艦隻和紅海及地中海的潛艇上發射從伊東部和西部進入。
  5:50,接新華社總社總編室來電,通報表揚我。
  6:00,房東老太太來電話問到底出了什麼事。
  7:30,到使館吃飯,街上靜悄悄,不見異常。
  9:00,與小陳往敘利亞使館辦事。街頭出現戴鋼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門和使館。我在車上用80—200加倍f4 ,1/1000「掃射」。車走到半路拋錨了,請約旦人幫忙。問我們會阿語嗎?我們答「shiwei shiwer(一點點)。」問我布什壞不壞,我看看他的意思,頭由右上向左下,似擺似點,他挺高興:「撒狄克」(朋友)。修車的小伙叫哈利德,我剛拿起相機,就衝過來一個人朝我們怒罵,小陳勸我快收起相機。
  14:00,總社攝影部來電,要求拍機場,可無交通工具。傳了一張四個大兵的傳真。
  晚上,與河野約定,明早7:30去洲際飯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籐一起去邊境。
  夜裡,河野來電,不去了。因為伊拉克襲擊了以色列。
  老符讓打行李,拆機器,凌晨搬到使館。整個約旦彷彿已被化學武器擊中了似的,印度駐約旦大使跑到中國使館問章大使要塑料薄膜。家家戶戶都在用塑料布構築防毒室。
  九、安曼祈禱和平
  九、安曼祈禱和平
  1月18日,週五。
  今天是伊斯蘭教主麻日,在安曼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數千名穆斯林在此聚禮,祈禱和平。下午一點整,在這座以侯賽因國王祖父命名的清真寺裡座無虛席,前來參加聚禮的人一直排到清真寺外的廣場上。穆斯林們的人手一席,富有的用毛毯,貧窮的以一張硬紙墊在身下,幾個小孩專門給赤手空拳者送舊牛皮紙。數千名穆斯林或坐或跪,口中唸唸有詞,雄偉壯觀。幾位正在值勤的警官也暫停自己的公務,虔誠地趴伏在地,引得幾十名外國記者爭相拍照。日本NTV電視攝制組,也穿著阿拉伯民族服裝,頭纏花頭巾,在祈禱的人海中穿行。
  與此同時,在美國使館前,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退休教授艾倫·羅塞爾博士(DR.ERLEN ROS#ER)正在靜坐絕食,抗議布什政府動用武力解決海灣危機。她高舉一塊用英、阿兩種文字寫滿上帝和耶穌教誨的紙牌,朝過往行人大喊:「上帝讓我們人人相愛。」
  在艾倫身旁是一位不肯透露自己姓名的約旦人,他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教徒。這位中年男子手捧《古蘭經》帶著妻子和四個孩子來此靜坐。他對我稱讚「中國是熱愛和平的。」
  青年們則被突然爆發的戰爭弄得不知所措。出租車司機穆罕默德說到激動處竟雙手離開方向盤,任憑汽車象脫韁野馬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他雙手模仿端槍姿勢,口中「噠噠噠」地大喊「我真該去打仗。」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痛苦地說:「我們不是不要和平,他們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中國知道。」
  我也真該去打仗!作為一個戰地記者,鄰國硝煙滾滾、戰火紛飛,我卻安然坐等在這塊「中東的瑞士」的土地上,在街上逛著、在屋裡窩著。我實在忍無可忍,提起了筆寫道:
  總社攝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為士兵我以極不贊成的心情執行這項命令,像一周前服從由巴格達撤出的決定一樣,我再向你們申訴一下。因為,從工作考慮,安曼可上鏡頭的東西已經沒有。將戰地攝影記者放在一個中立國等待轉機,有點浪費時間。在這裡已很難碰到從巴格達撤下來的攝影記者,他們已分數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全、太平靜了。
  1、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達的跳板。伊拉克已關閉了約伊邊界,並停止辦理簽證。我已去過伊拉克駐約旦使館和伊約邊境地區。
  2、巴格達水、電、交通癱瘓,無法攝影採訪發稿。CNN有衛星發稿,而我什麼也沒有。
  3、除非以色列假道代虢,一般在約旦拍不到戰爭場面,這裡太安全了。理由有三:1)伊不願失去西部安靜的邊界,為把陸軍裝甲單位集中在北緯31°線防範美軍登陸,伊希望西部無戰事。2)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國家之險,從國家利益考慮,不會主動進攻約旦河東岸。3)約旦既要維護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線國家」自詡,滿足經濟上的好處。因此,約旦很可能成為中東的瑞士。因此不適合戰地攝影。
  4、以色列參戰與否完全視其國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化學、生物武器襲擊,傷亡重大,否則一般不會因一兩顆「飛毛腿」而反擊。而伊如要動用生化武器應在盟國陸軍深入伊境內,伊瀕臨崩潰時。而盟國在炮火準備未達一個月之前,不會貿然登陸。所以安曼無戰事。
  5、如以色列進攻伊無外乎兩種手法:1)空軍轟炸。這點不可能,因為以的空軍不可能比盟國空軍優秀,一向以出奇制勝的以空軍現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轟炸伊核反應難的奇襲效果;2)坦克奔襲。這點現在也不可能,由於補給線太長,按每小時推進40公里的速度,無法造成突襲效果。故作為戰地記者,在安曼意義不大。
  我現在處境就像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頓,山本五十六反對向美開戰,可既然天皇讓打,他就拚了命打好。我會服從在安曼待命的決定,就像一周前我被撤出巴格達一樣。
  十、魯威謝德難民營
  十、魯威謝德難民營
  1月17日戰爭爆發時新華社攝影部電告我設法採訪位於伊拉克、約旦邊界附近的難民營,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的採訪申請才批下來。這封用英、阿兩種文字簽署的文件註明:「茲有新華社記者唐師曾一人獲特許前往魯威謝德(Ruweished )難民營(沿途一切軍事地點除外)。此證僅供一天使用,必須於當日下午兩時前離開魯威謝德邊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臨的是交通問題,難民營離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兩位文字記者因工作需要必須日夜照看幾台電傳機,收發文字消息,無法陪我去。儘管分社有兩輛奔馳轎車,可都跑了有10萬公里,車況不好,而且我的國內駕駛證還沒有換成約旦執照,無法一人跑長途。可我決不想坐失首批進入難民營的良機。此時,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達工作的共同社記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興致還大,他立即出錢包了一輛出租車,並在電話中告訴我,明早6:00整到我住宿的中國駐約旦大使館來接我,我只需負責準備一些食品。
  1月19日凌晨4點,我悄悄地起床,發動了白「奔馳」,先趕回分社傳照片,可使館的兩條德國黑背(狼狗)一陣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點,河野的出租車準時來到中國駐約旦使館門前。我們立即出發。車內除約旦司機、河野和我外,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大河曾任共同社駐北京記者,也是我的老朋友。約旦司機聲明,沿途嚴禁照相,必須把相機放進包裡。
  汽車駛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時速向正東飛馳,迎面而來是一輪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紅通紅,公路像一條連結我們和太陽的金色飄帶。河野詩興大發,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條金光大道!」大河激動得端起佳能相機就要拍太陽,嚇得司機連忙制止,弄得我們的興致全沒了!
  因為耽心多國部隊轟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時有一輛輛載重40噸的巨型油罐車迎面駛來。河野問是不是從伊拉克來的,約旦司機堅決否認。這些「奔馳」(Benz)、「沃爾沃」(Volvo)和「曼」(Man)牌載重車輪胎邊緣壓得凸起,鋼板彈簧緊繃,顯然是重車。
  在安曼以東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龐大的無線電陣地,天線塔密如蛛網。遠處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車載移動式雷達,雷達天線飛速旋轉,附近是一群群草綠色的拱型掩體,估計是防空導彈發射器。沿途關卡林立,不斷地查驗我們的證件,並在記事本記下我們的姓名、國籍、服務單位、通過時間等。我不斷地用僅會的幾句阿拉伯語與他們打招呼:「薩拉瑪雷空,西尼夏貝,薩哈菲,孰克蘭」(人民中國記者,你好,謝謝)。他們一聽說中國,總是連聲說:「西尼,沙狄克」(中國,朋友)。這些值勤的士兵頭戴美式盂型鋼盔,鋼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美制M式步槍,腰繫帆布武裝帶,腰右側掛子彈袋,穿黑色高腰皮靴,兩腿叉開,呈警戒姿勢。公路上,塗迷彩的蘭德羅娃軍用吉普不時飛馳而過。公路兩側有藍灰色的輕型輪式裝甲車,車身下半截埋在黃土掩體裡。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茲拉克(AZRAQ)附近,我們迎頭碰上從伊拉克方向開來的三輛外交車,上前一問才知道是剛從巴格達撤出來的埃及外交官。這位開白色奔馳280的外交官說:「巴格達情況糟極了(Very bad),各國使館間不能彼此聯繫,我們只能聽廣播,看電視。據我所知除蘇聯使館外,各國在巴格達的使館全都撤空了。」當我們問道邊境地區難民狀況時,這位外交官搖著頭說:「不能說。」河野追問:「為什麼不能說?」外交官回答:「不能說就是不能說。」我忍不住鑽進汽車拿出相機拍下這些場景。共同社大河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陣猛拍,繼而按下快速回片裝置,將照完的膠卷退出。就在這時,一位端M—16步槍的士兵大踏步走來,一把奪走我的尼康相機,同時沒收了我們約旦司機的駕駛證。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覆用阿文說:「中國,人民中國!」這傢伙才稍有鬆動,但堅定地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拍照!」說罷強行打開照相機後蓋,沒收了我的膠卷。出租車司機已嚇得臉上沒了血色,半蹲在地。多虧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顏悅色地向士兵講好話,士兵扭頭走回50十米外的哨位,河野堅定不移地緊跟著他。我拎著被曝了光的相機,遙望河野指手劃腳地懇求那個士兵。約摸過了10分鐘,河野終於要回了出租車司機的執照,可出租車司機再也不肯往前開了!在河野再三地央求下,直到眼看著我把相機裝入器材包,拉緊了拉鏈,才嘟嚕囔囔地發動了車子。我暗自讚歎河野的三寸不爛之舌,更佩服大河快速裝膠卷的功夫。
  在魯威謝德(RUWEISHED)邊防檢查站,我們先到軍方辦理了手續,之後又到邊防站警方辦理手續。這裡十幾輛伊拉克汽車正排成一條長龍等待進入約旦,車頂上捆綁著各種行李。一輛大雪佛萊的右後輪胎紮了,幾個人正在修輪胎。一位自己驅車由伊拉克進入約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靠她的老式別克車(BUIK)休息,她告訴我們: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離開巴格達的,「巴格達到處是飛機、開槍和導彈。我的朋友親眼看見美國飛機被擊落,跳傘的飛行員被抓。」這位少女咬著美麗的嘴唇說:「可我一點兒也不怕。美國人發動的是一場對整個阿拉伯的戰爭。」共同社大河源準備用佳能相機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們拿出軍警簽發的允許拍照的文件給他看,他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難民營再向前開30十公里。」眼巴巴看著列隊的汽車火龍擦肩而過,我和大河源相視苦笑,默無言。魯威謝德,這個名字總讓我想起達豪和奧斯維辛。
  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入口處,邊防警察查驗我們的證件後告訴我們,我們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長官的簽名和軍銜,為此我們必須返回30公里外的指揮部補簽。我們只好順原路返回。
  所謂魯威謝德難民營位於伊約邊境的中立區,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臨時營地,每個營地有面積為近100平米的帳蓬二、三十頂。上百名埃及難民在列隊辦理登記手續。幾名蘇丹人正圍著臨時架設的自來水洗腳。在一座草綠色帳蓬門口,四個蘇丹兒童在吃一種白面做的薄餅。婦女們用黑紗裹得緊緊的,不許記者靠近他們的帳篷。
  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一輛蘭德羅娃警車前,問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麼。他用緩慢的英語說:「營地中的難民。但不許把警察拍進去!」我告訴他那些難民拒絕拍照,如果他們攻擊我怎麼辦?警官面無表情地說:「我想你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抓緊時間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進警察或激怒神經質的難民。我盡量朝每一個人微笑,迅速判斷這個對象是否會允許我按下快門。我耳旁迴盪著大河源佳能T—90快速過卷和回片的馬達聲,緊張而有秩序。河野此時已遠離我們去採訪營地的國際紅十字會官員。
  一刻鐘後,河野跑過來喊我和大河源,已經到返回的時間了。我對準肩扛行李步入營地的埃及難民,按完最後幾張,才戀戀不捨地鑽進汽車。窗外,一隊天藍色掛有聯合國標誌的卡車正駛入營地。可我不敢再冒膠卷曝光的危險了。我摸出帶來的大橙子,用瑞士軍刀切開,遞給河野、大河源和約旦司機。「好吃,真好吃!」河野連聲讚歎。這裡離安曼300多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懶腰說:「還要開幾個鐘頭呢,咱們睡會兒吧!」夢中,我夢見我向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徐佑珠哭訴士兵搶走了我的尼康F4.
  十一、貝卡難民營
  十一、貝卡難民營
  陰雨已持續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變成紛紛揚揚的小雪。約旦一年中最冷的季節終於來臨,氣溫是-1℃。此間大股的外國記者已分幾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記者呆在洲際飯店中冬眠。只有個別不安份的外國記者正不顧風雪,策劃著新的冒險。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麥克·克特(MIKE KIRSCH)是我在巴格達的老朋友,他約好我今早去街上轉轉。在洲際飯店門口,精神抖擻的麥克身背索尼錄音機,穿一件黑色羽絨夾克,在他身旁縮頭縮腦地站著一個小巧玲瓏的亞洲女孩,麥克介紹說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麗(YULI),是印尼《坦波》(TEMPO)的文字記者。麥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車,他得意洋洋告訴我司機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這樣可以保證我們的絕對安全。我們四個不同種族的人,組成了一支小聯合國軍。
  我們先到伊拉克駐安曼使館,使館大門口站著三個安全警察。一輛深灰色輪式輕裝甲車堵在使館正門,車上的重機槍上包著綠色防雨套,操縱機槍的士兵縮在雨衣裡抽煙。我們敲開伊拉克使館的小鐵窗,聲稱要去巴格達,小窗內有三個伊拉克人,他們一言不發地從小窗中遞出一塊硬紙板,上面用黑色記號筆寫滿了楷書英文字:「親愛的旅客,由於北大西洋條約國家和美國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侵略,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您暫停辦理簽證。我們歡迎您在不久的將來到伊拉克遊覽。」任憑麥克和尤麗怎麼說,裡面的人就是不吭聲。
  出租車司機穆罕默德自告奮勇的要帶我們去約旦河東岸的貝卡巴勒斯坦難民營,他說保證絕對沒問題,他的家就在那裡。
  由安曼驅車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車玻璃蒙上一層厚厚的霧氣,司機穆罕默德從汽車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紙,讓尤麗幫他不停地擦前風擋玻璃上的蒸汽。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已進入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搖下汽車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說:「你儘管照相,警察來了也不用怕,這裡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這時,他突然踩住剎車,招手喊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漢子過來,扔給那漢子一枚硬幣。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說,這漢子是個瘋子,「想回家都想瘋了!」
  司機穆罕默德幾乎認識這裡所有的人,路旁一家雜貨鋪的老闆竟是他的親家。他把我們帶到一座圍有鐵欄杆的清真寺門口,就一頭扎進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禱告了。我和麥克、尤麗也分頭行動:我要的是照片;麥克要的是錄音,尤麗自稱有個什麼專訪。
  所謂貝卡難民營建於1967年,是聯合國為安置第三次中東戰爭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難民而修建的,這裡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當地居民每家一般有兩至三間小平頂屋,屋頂堆放著木柴,拉滿晾曬衣服的細鐵絲,屋內用小煤油爐取暖,家家戶戶都有電視,婦女不許外人照相。
  凱米爾說一口漂亮的英語,他一家共有三間平頂屋,一間是廚房,一間正在裝修,我和麥克脫掉沾滿黃泥的球鞋,被引進他家的客廳兼臥室席地而坐。凱米爾年輕美麗的妻子在屋內正中的煤油爐上為我們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夾著只有中國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麥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絲絲的,帶點香茶味。我雙手緊捧滾燙的咖啡杯,生怕撒到嶄新的羊毛地毯上。凱米爾說,地毯是沙特製造的。沿屋內四壁牆根是疊放整齊的毛毯,供晚上睡覺用。房屋正東牆壁上掛著一張巨幅畫像,是薩達姆懷抱一個巴勒斯坦兒童。畫像右下角帖了一張5寸彩色照片,是凱米爾的漂亮妻子。三個蹣跚學步的小孩縮在凱米爾妻子的身後看電視,20寸的索尼彩電正播放美國轟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輪,石油散佈到海面上和海鳥死亡的鏡頭。凱米爾說他用了兩千約旦第納爾(大約兩千五百美元)買了這座房子,這還得感謝約旦當局,而科威特則拒絕了他買房子的請求。
  凱米爾兩手平伸:「薩達姆並沒有給我一分錢,我也並不特別喜歡他,問題是他想著我們巴勒斯坦人。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說到這裡,他朝妻子一努嘴,溫順的小妻子立即跳起來,爬到櫃頂上取過一個小布色。凱米爾拿出一個暗綠色的小本,說,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證。他說他感謝聯合國在貝卡難民營開辦了學校,儘管水平僅僅「OK」,談不上好(It′s just only OK),但畢竟是免費的。說到這裡,他朝我鞠了一個躬:「中國也出錢為我們建了一所學校。」說著他叫過四歲的女兒裡奇·哈丹給我們表演用英文數數,小哈丹可以數到「10」。凱米爾說,他的英文全是跟著電視學的。
  此時,街上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難民湧上街頭開始示威遊行。他們高呼和平,支持薩達姆和打倒布什的口號。隊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畫像。凱米爾說這裡有「15萬巴勒斯坦難民!」這種規模的遊行是經常性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圍著貝卡難民營緩慢行進。
  十二、告別約旦
  十二、告別約旦
  1月28日夜,蟄伏約旦的我,終於盼來攝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領導和總編室批准了我進入以色列的申請。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通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髮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只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還有被佔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定了2月1日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約旦與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谷阿拉伯人與以軍的流血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只好繞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於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陳汝為陪我去取機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機票本身還貴。機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機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浦路斯拉納卡的飛機,這意味著可以爭得3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機。小陳用電話請示了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後,幫我改了機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只鴨子是跳起來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3點到機場。
  回到分社,首席記者老符開上奔馳就往機場趕,此時已差10分3點了。老符把車開到150公里/時,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20美元。趕到機場才知道,飛機推遲起飛了。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周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按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制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蕾帽的士兵和一個戴黑色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氣地說了句:「Go#d aftern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機。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面對強權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哄的難民,我氣得雙手發抖,我不再解釋,只想盡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捨不得扳幾張就把膠卷退出來。現在只能為這個膠卷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和美國、日本記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離起飛還有5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幾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在美國當僱傭兵的傢伙用誰也聽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像我這種一米八幾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它幾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壞到極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5件行李往裡走。一個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麼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來,傻呆呆跟在我身後寸步不離,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離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三道安檢過後,我的防毒面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WTN 電視編輯古斯塔斯(Castas C#nstoatinon )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直到晚上9點,本應下午5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納卡機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浦路斯入境簽證。塞浦路斯是個歐化國家,由於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準備繞道這裡去以色列,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鐘後,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國土。
  十三、另紙簽證
  十三、另紙簽證
  以色列駐塞浦路斯使館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市中心的一條胡同裡。為防備恐怖分子,胡同兩頭俱已被鐵絲網路障封死。我們的奔馳轎車奉命停到兩條街口以外的停車場。把守路口的兩位肩扛AK—M式衝鋒鎗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細盤查後,放我和新華社駐塞浦路斯首席陳德昌穿過路障。
  踏著積水的石子兒路,呼吸著清新的地中海空氣,心中卻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陳就給以色列使館二秘梅隆先生打了電話,將我姓名的英文拼寫和護照號碼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層小樓就是以色列駐塞使館,一面藍白相間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飄舞。四五個塞浦路斯武裝警察平端著衝鋒鎗往來巡邏。使館鐵門緊閉,我們通過裝在門上的對講機與樓內的保安人員對話3分鐘後,鐵門才「卡嚓」一聲自動打開。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道自控門,在經過同樣程序後,進入使館會客廳。
  會客廳不大,正面和左側牆壁上各開了一個半平方米大小裝有數層防彈玻璃的窗口,我們隔著10公分厚的玻璃,通過對講機與裡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語對話。我奉命將填好的表格和護照,通過防彈窗下側的特殊暗道遞到裡面。
  坐等回話的時候,我開始打量這間好似罐頭盒般的小屋。屋內的陳設簡單到不能再簡單,除了書架上的旅遊介紹和宣傳品外,什麼也沒有。門旁整齊堆放著十幾支藍色包裝的滅火器。右側牆上有一個小佛龕樣的東西,上蓋一塊絲絨簾,繪有六角形的「大衛星」。撩起簾子,是個小櫃子,我沒敢打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寶貝。
  對講機裡一個男低音命令我進去,我以為這下子可以見到梅隆了,不料從自控門進去又是一間小隔離室。一名安檢人員用對講機隔著同會客廳一模一樣的防彈玻璃開始盤問:「為了你本人和我們大家的安全,」從我的職業、畢業的學校、訪問過什麼國家、發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幹了什麼到我有什麼慢性病。最後問我,為什麼頭一次到中東地區,護照上就填滿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幾乎所有中東國家的簽證。我直視著大禿頂的眼睛,緩慢地說:「我是個和平主義者。這個古老的學派誕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創始人叫墨子,主張『非攻』。其歷史可能比猶太教還長。基於和平觀點,我走遍中東各國拍照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喚醒人們熱愛和平的本能。為此,我計劃走遍所有有戰火的角落,所以這本護照已經快簽滿了。」禿頂猶太似乎很感動,也許是被中國歷史的悠久懾服。用對講機招呼被隔在會客廳的老陳進去。打開後一道自控門,讓老陳和我通過,輾轉上了二樓。
  二秘梅隆是個30多歲的小伙子,舉止文雅,說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語。他請我們坐下,表示歡迎中國記者去,並答應盡快幫我辦簽證。我翻開護照印有巴格達簽證的那頁指給他看,上面有一段紫色的英文:「該證件一旦印有以色列印記全部作廢。」梅隆只瞟了一眼,說:「我知道。阿拉伯國家全不喜歡我們,我給你做『另紙簽證』,保你不留絲毫痕跡。」
  梅隆說,由於戰爭,飛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家私人小飛機後天(2月1日)中午飛以色列,可有一定冒險性。為保險,可以乘船去海法。老陳問我意見,我說:「越快越好。」
  十四、從拉納卡到本——古裡安
  十四、從拉納卡到本——古裡安
  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學長,經參處二秘小陸是我北大師兄,他開著使館的奔馳260一直把我送到拉納卡機場。新華社分社的陳德昌夫婦象囑咐三歲的孩子,關照個沒完沒了。
  在候機廳問詢處旁的長沙發上,我們終於找到Sun#it公司的代表。這位西裝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議我們先去咖啡廳坐坐,一會兒他會找到我的。
  20分鐘後,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進了咖啡廳,像接頭的地下工作者一樣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機廳廁所旁,已聚集起10來個旅客。兩位便裝的猶太男女逐一檢查旅客們的行李。一位戴眼睛禿頂的猶太男子正用一箱儀器探試旅客們的行李。一位大鬍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夾層被撕開,東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維夫當保姆的波蘭女人正被一位女警察盤問。
  輪到我,那位禿頂戴眼睛的猶太人並不動手檢查我的行李。只是說他是警官,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須配合他一下。他先問我從哪裡來,在巴格達幹什麼,在約旦去了哪裡,住在尼科西亞什麼地方、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沒有什麼陌生人碰過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電子玩具和巧克力,當他聽說我是乘中國大使館的車到機場的從未與任何陌生人接觸之後,表示沒有問題,感謝我的合作。我端起萊卡想要拍一張安檢的場面,這位禿頂猶太立即制止了我,讓我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慮一下。
  一刻鐘後,那位漂亮得像《三個偵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請回答我的問題。」接著,把剛才的提問幾乎重複一遍。提問過程中,美麗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回答完問題,我早已出了一頭冷汗。女便衣說感謝合作,之後掏出一卷不干膠紙,撕下幾片一厘米見方的小黃紙,在上面用記號筆畫上個希伯來符號,逐一貼在我的5件行李上。整個安檢結束,既未開包也未用探測器。
  直耗到晚上七點多飛機才起飛,據說這種不定時的改變時間也是為了對付恐怖分子。飛機是老式的螺旋漿飛機,像二次世界大戰時的B—17轟炸機。機內很簡陋,算上安檢人員,兩個駕駛員、旅客和我共有14人。飛機滑跑時震耳欲聾,我就坐在駕駛員背後,越過他的肩膀,可以看到發著綠色螢光的儀表板。地中海上空細雨濛濛,小飛機在風雨中上下顛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側舷窗上劃出的直線和前排駕駛員膝蓋旁雷達屏幕上飛轉的綠色影像。
  飛行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左前方四十五度天際出現一線金光,駕駛員說那是海法。舉目望去,以色列籠罩在一團桔黃色的燈光之中,若隱若現,神秘安靜。
  特拉維夫(Tel Aviv)是以色列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點。它位於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爾貢河下游,南到雅法灣,面積在50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九點,我們的破飛機吼叫著在本——古裡安機場大雨淋過的跑道上著陸。當飛機起落架平穩地接觸地面,機上旅客齊聲鼓掌。大鬍子的駕駛員扭過頭問我:「飛得怎麼樣?」我問:「你是問駕駛技術還是問飛機?」「兩者。」「飛絕了!」我豎起大拇指,「可美國飛機造的也不錯。」沒想到,這傢伙竟大為不滿:「嘿!這飛機可是我們自己造的,型號叫『阿爾法』。」
  諾大的機場內靜悄悄空無一人,剛才的旅客眨眼間如水銀瀉地不見蹤跡。循著英、阿、希伯來文路標,我扛著被雨水弄得溫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樓敲開移民局辦公室的大門。一位著土黃軍褲的中年漢子開門發給我一個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藥粉,揮動著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飛毛腿,中毒後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將藥粉塗到被糜爛型化學武器弄傷的皮膚上。
  機場問詢處的小姐聽說來了個中國人,一聲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幫人圍著我看新鮮,刨根問底地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我幫他們概括了一下:凡是像我這樣一米八幾的大漢一般都是中國人,其他各國一個比一個矮。
  深夜,在我落腳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我濕淋淋地趕到以色列新聞部辦公室。一位官員正在鎖門,「你是蘇聯人?」他指了指我攝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紅旗。「不,中國,北京。」他「哦」了一聲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對不起,我從未見過北京來的中國人。我馬上就給你辦採訪證。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給你開15天。如果不夠,我再給你延期。」
  十五、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十五、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昨夜(2月1日)特拉維夫沒有遭到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人們在不安中度過了二月的頭一個週末。這天,只有一架為Salamis 私人所有的「阿爾法」式小飛機載著14名旅客在特拉維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灣戰爭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飛行。
  在特拉維夫機場二樓,移民辦事處的民防人員向剛入境的旅客免費提供防毒面具。雖然剛剛晚上九點,機場已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進特拉維夫城區。
  2月2日早晨,特拉維夫陽光明媚,西臨碧波萬頃的地中海,氣候溫濕。也許由於是週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我怎麼也找不著飯吃。我們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的法國大菜貴且不說,我連菜單都看不懂。指揮我的攝影部讓我餓了上街找小飯鋪,渴了喝衛生間裡的水,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說,歐洲自來水符合衛生標準,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於市中心的華人餐館Tenli chow的主人因為怕轟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Hayarkon)的出生於巴格達的猶太人說「飯館全關門了」。他自告奮勇地推薦我去他朋友開的一家小館子Avazin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飽了肚子。
  街頭,行人很少。特拉維夫的王府井——阿蘭布(ALENBU)大街也沒有什麼人。到處是「請隨身攜帶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馬特岡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圍著一處前一天被「飛毛腿」導彈炸毀的民宅發呆。出租車司機說:「到目前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傷。」廢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衛星旗」,旁邊樹立起一塊高4米,長10餘米的藍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書寫著該區區長的一句話:「拉馬特岡在它公民支持下堅強挺立(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廢墟旁,一台推土機正在平整土地,計劃重建一座新屋。
  豪華的希爾頓飯店(Telaviv Hilton)的第六層修建了防毒室。住在這裡的賓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襲警報,應立即進入六樓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聞週刊》攝影記者村田信一由於忘帶防毒面具而不許回希爾頓飯店。
  猶太出租司機ABRAMOVIZ HAIME 的車裡也放了防毒面具,望著明亮的藍天,他自言自語道:「但願今夜平安無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攝影記者喬正漫步德裡希沙龍大街,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鬼哭似的警報聲在四周嗚咽,抬頭仰望,只有高樓叢中一線青天。家住該街99—G —9號的小伙子嘉迪連拉帶拽地把我倆弄上他家的二樓。這是一間大約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門窗縫上貼滿了塑料密封膠條。小伙子最後一個進屋,手忙腳亂地用膠帶紙封死身後的大木門。他命令我們戴上防毒面具,見我沒有,就大聲訓斥:「如果讓警察碰上,非罰你兩百謝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館的小老闆,受過民防訓練,是名志願人員。
  其實並非我有意試探以色列法令的穩固性,因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鏡不可,而這樣我就找不到焦點了。況且單憑一個防毒面具,對薩達姆的兩元化學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裡清楚,防毒面具只不過是穩定民心的鎮靜劑而已。
  與此同時,在有十七層高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工作人員正將所有旅客趕入設在六層的防毒室,然後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膠條封閉進入六層的所有通道。
  而警報一響,閒不住的各國記者則各執採訪器械衝出房間,聚集在希爾頓門外仰望星空,屏氣凝神靜候「飛毛腿」劃破夜空。各國記者還賽著炫耀自己的軍用品,那天,「台視」朱增有左腿上綁著一隻防雨軍包,上面用黑漆噴著:「T3—75式防護面具」,他自稱這種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從巴格達地攤上買來的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也頗使他們羨慕。美國CBS的約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裝,好似一個陸戰隊員,他頭戴藍色美軍防毒面具,綠毛線軟帽,緊裹防雨夾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攝像機,腰纏電池塊,憋得他接連在原地做蹲下站起,還向我招手:「唐,來一張,讓我媽媽看看我有多威風。」
  一個名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後》(l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2月8日中午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開幕。共有40幅黑白、彩色照片從不同側面展示了海灣戰爭以來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幾乎每張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郵報》刊登了一張漫畫:堅守前線的士兵給自己家中頭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電話,詢問戰況如何。這是一場全新的不分前方與後方的戰爭,連特拉維夫海灘上纏綿春宵的情侶也手不離防毒面具。
  據該影展組織者說,他們試圖通過圖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間被拖入了一場戰爭,老人、婦女、兒童全成了士兵,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裝自己。……這是一個不是戰場的前線。」
  2月8日是伊拉克「63年革命節」,也恰逢猶太教安息日(sabbath ),由於巴格達宣稱它擁有比飛毛腿射程更遠、威力更大的SS—12,使參加影展開幕的來賓更加膽戰心驚,人人屁股後面掛著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猶太教聖殿內和哭牆下,成千上萬的猶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禱。人們耽心夜裡會有「飛毛腿」來訪,因為巴格達一定會以此紀念自己的「六三革命節」。
  十六、「飛毛腿」襲來之際
  十六、「飛毛腿」襲來之際
  每當防空警報響起之際,在有十七層高樓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工作人員都將所有旅客趕到設在第六層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膠條將旅客密封在避彈室裡。住在這裡的一幫各國記者據理力爭,終於有幸享受「豁免權」,他們首推CNN、ABC、NBC 的一幫攝影師。CBS 的約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攝影師喬、日本《新聞週刊》的村田信一和我,總是呆在一起,腳邊堆放著防毒面具。我從未穿新華社給我的防化服,早在撤離巴格達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將全套防化服連同面具送給了房東。路過安曼時,試穿補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險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從未用過。現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對付警用催淚彈,連一次世界大戰糜爛皮膚的芥子氣全擋不住。鋼盔我卻從不離身,從北京出發的前一天,解放軍報攝影記者喬天富特別關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戰傷是被彈片擊中頭部,要想多活就別怕沉。
  兩天前,我站在陽台上首次拍到了迎擊「飛毛腿」的愛國者導彈騰空而起,由於用的四分之一秒,彈道軌跡極短,在10寸傳真片上不足兩寸,但這也引起了村田和喬的大力稱讚,喬為了表彰我的勇敢,還送了我一個名牌攝影包,村田在一旁羨慕地說這種「多姆克」專業包在東京賣兩百美元。
  這裡的攝影記者5#%用尼康,30%用佳能,1#%用其他相機,如萊卡。主要型號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萊卡M6.他們都隨身掛有外接高壓電瓶,一色地背村田說的那種在東京賣兩百美元的美國「多姆克」(Domke)牌攝影包。這種包可裝兩台加MD—4的尼康F3,四個中等體積的(如Nikkor80—200F4)鏡頭,兩隻閃光燈,此外還有兩個大口袋可供裝其他物品,開關簡單,具有防水夾層。在國內我只見《中國青年報》賀延光背過這個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當我背著美聯圖片傳真機到一樓新聞中心傳照片時,都引了一大堆外國同行圍觀,這使我很難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裝上機器,生怕給中國人丟臉。澳大利亞News Limited攝影記者Ray strange笑稱我用的是上個世紀的機器,他問我為什麼不用美聯底片傳真機AP Leafax 呢?
  這裡的美聯、路透、法新、共同、時事、讀賣新聞一色的用美聯底片傳真機AP Leafax.我在巴格達就曾向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借用過這種機器。其體積只有一台電動打字機大小,在東京賣一萬五千美元。可用英文打說明,傳一張黑白照片(亦可用彩底)只需6分半鐘,而圖片傳真機傳一張照片則需10分鐘。據東京新聞攝影記者吉岡逸夫講,尼康公司正在試造一種比美聯AP Leafax 更小巧的機器,估計打完仗時會投放市場。
  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說過:「讓一個攝影師拍兩種以上膠卷簡直不可思議。」英國自由攝影師尼爾·錢德勒說:「只拍彩色負片再好不過。第一,可以專心致志。第二,既可傳真,又可給畫報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時快衝店四處可見,而D—76顯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絕跡。可以這麼說,凡是有電話機的地方全有快衝店。」
  日本攝影記者村田說:「紅色中國也應該給你裝備這種機器。」不想,這話惹惱了站在一旁的希爾頓飯店安保人員YOS#Y:「什麼紅色中國,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一個,懂嗎?」
  言歸正傳,一連幾夜,喬、村田和我都站在陽台上迎著地中海的寒風,仰望夜空,靜候「飛毛腿」的光臨。由於白天跑新聞,晚上眼睛都睜不開,可在強烈的競爭心理驅使下,誰都不肯認輸。村田說最好的辦法是我和喬支好相機打開B門,他用煙頭給我們劃一個「愛國者」撞擊「飛毛腿」,我們仨個一塊領普利策獎。氣得喬大罵薩達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喬終於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間去睡覺。可我堅信今夜「飛毛腿」必定光臨,因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猶太教安息日,巴格達的六三革命節聯在了一起。為此,我還與村田打了賭,可連響兩回警報,卻一無所有。
  大約凌晨兩點三十分,我第三次被淒厲的警報聲吵醒。我將頭鑽到枕頭底下,認為這次還是「狼來了」,電話鈴又響起來,聽筒中一個男人用英語命令我閉燈、關水迅速隱蔽。我摸黑爬上陽台,特拉維夫全城仍是燈光燦爛。我返回房內拉上落地式大窗簾,這樣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橫飛,我抄起萊卡戴上鋼盔重新返回陽台上。
  城市中的燈光一片一片的熄滅,正北方一條火龍騰空而起,直衝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幾秒鐘後,再度出現。繼而傳來兩聲沉悶的巨響。樓板跟著一抖,「飛毛腿」真來了。
  我從防火梯跑下一樓大廳,這裡空無一人。門口竟沒有出租車。兩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絕我的搭車請求,絕塵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廳。這時迎面跑出一個法國人,先用法語,後用英語問我看到了什麼。我說,開上你的車,我知道在哪。
  出飯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隊消防車,我們緊隨其後,更多的消防車救護車閃著紅黃藍色的警燈匯入我們的隊伍。
  空中瀰漫著焦糊的氣味,自來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衛——本古裡安街路中央有一個直徑七八米的彈坑,幾輛汽車已燒作一團烏鐵。數名消防隊員正用水龍滅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後一輛嶄新的歐斯謀彪(Oldsomobil)牌車被炸壞的水泥預制板砸破了車頂。牽著德國黑背軍犬的工兵救護隊在廢墟中尋找受難者。
  附近沒有燈,只有消防車頂上的探照燈和亂成一片的手電光,紅黃藍各色警燈閃爍不停。士兵的軍車首尾相連形成路障,上百名身背著M—16步槍的志願者手拉手配合軍警將所有記者趕離現場。救護隊員將5名輕傷員抬上救護車,我衝過去,消防水龍噴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個士兵幾次用手擋住我的閃光燈,氣得我破口大罵。
  路邊一對可憐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臉,求我別照了。一條壯漢朝電視記者大吼:「告訴薩達姆!我們要扔原子彈,炸得他屁滾尿流,我們自己打,我們不用美國人!」
  這是一周來伊拉克導彈首次攻擊拉馬特岡也是彈頭第三次落入該城。共有5座住宅被毀,150座受損,26人受傷,無人死亡。被毀的建築物包括緬甸使館。這是猶太安息日凌晨的首次遭受攻擊。
  對於以色列的反應,外界一直頗為注意。上周公佈的民意測驗表明超過70%的市民主張克制。以總理沙米爾今晨亦在收音機裡發表講話,表示以色列對此次襲擊仍將克制。可如果一旦伊拉克運用化學武器,那就後果難料。他指出,過去5次「飛毛腿」襲擊每次都僅發射一枚導彈,說明伊拉克的發射能力已大為減弱。到目前為止,「飛毛腿」導彈已使4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傷。
  一位房子被毀、名叫Rondi的男子說,警報響後約一分鐘他看到四面牆壁都向內壓來,玻璃碎片向四面橫飛,他說他以為自己死定了,但是儘管房子塌了,可自己僅僅是手臂受傷,還算幸運。在現場協助救護的一名女軍人說,這次襲擊十分萬幸,因為該區不少居民已離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傷。
  我找了輛出租車趕回希爾頓飯店,甩掉鞋趕緊沖膠卷。趁顯影之機,寫了篇「飛毛腿襲來之際」的短文,送到新聞檢查處。再跑回房間,用濕淋淋的底片放傳真照片。攝影部值班室主任老歐聽說此時我僅有一張塗塑傳真片,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時候再用。
  我拎著傳真機和水淋淋的10寸傳真片跑到新聞檢查處,要回審定的《飛毛腿襲來之際》文字稿,傳往新華社巴黎分社,等到新聞官在我的送審照片上蓋完審查章,北京新華社攝影部的林川袁滿已要通了我。我裝上圖片,只聽袁滿大喊一聲:「調幅120轉,開發。」濕淋淋的圖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劃出一條線。我抓起另一台電話向林川口授了圖片說明。林川指示:戰爭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佔領土。
  發完照片,已是早上五點鐘。我收起傳真機,將兩卷彩負交給新聞中心的小姐,請她幫我沖一下。我得抓緊時間睡一會,天一亮好去被佔領土。爬上樓才發現,剛才放完照片忘了關放大機,濕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據官方說,昨夜發射的「愛國者」沒有成功。
  十七、戒嚴中的加沙
  十七、戒嚴中的加沙
  加沙(Gaza)位於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邊境,濱臨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門戶,「加沙」一詞為迦南語,意為「強有力者」。十八世紀末,拿破侖遠征埃及時,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戰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內多古跡。希臘文化鼎盛時,這裡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幾個世紀裡,這裡的學校被認為是講授哲學、修辭學和講演學最好的學校,傳說甚至希臘學生也來這裡留學。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園環抱,產葡萄、香蕉、野無花果、柑桔和橄欖等。加沙附近長約40公里、寬6—8公里,面積約30#平方公里的地區,稱「加沙地帶」。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後,由埃及管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加沙地帶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還有少量以遊牧為生的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區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阿拉伯人。「貝都因」阿拉伯語意為「住帳篷的遊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佈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諾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許部分記者進入戒嚴的加沙地帶。我和《東京新聞》的松川貴、吉岡逸夫、印尼《Tempo》雜誌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亞洲新聞》的袁國強合租一車前往加沙。
  出特拉維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見成群的「愛國者」導彈群,挖土機正在構築新的發射陣地,天空不時有UH—1H 武裝直升機掠過。公路上偶爾可以碰到運送輕型坦克的輪式運輸車。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運輸機正向加沙方向飛去。
  在加沙地帶入口,已經有二、三十位各國記者聚在崗亭旁等候辦理進入加沙的手續。這裡有一家設在麵包車上的快餐店,價格貴得驚人。我買了一塊類似三明治的餅和一聽可口可樂,竟要了我40個謝克,合20多美元。等得無聊,台灣《中國時報》的王麗美小姐索性與端M—16步槍的以軍合影。一位名叫阿米爾的以色列兵纏著王麗美要通訊地址,「因為這是頭一回與姑娘合影。」看到我對步槍很好奇,阿米爾乾脆摘下自己的「加裡爾」讓我過過癮,這種仿製美國M—16的新式步槍具有極好的防風沙性能,口徑與M—16一樣,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動步槍是6#年代後開始裝備美軍的一種小口徑步槍,它集中了許多步槍在結構方面的優點,口徑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輕,殺傷力強。目前,小口徑步槍已成為步兵武器的發展趨向。我國通用「56」、「63」步槍是蘇聯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改進型,與華約集團一樣,口徑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 式最為著名。
  在數輛裝有4米多長鞭狀天線的軍用吉普的護衛下,記者車隊進入神秘的加沙地帶,路邊是一望無際的桔子林。三個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婦女坐在一輛驢車上,車上裝滿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兩個貝都因兒童趕著一群髒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幾乎看不到行人,四處全是開著近光燈疾駛的軍車,汽車風擋上裝了鐵絲編的防護網。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隱沒在桔林裡,旁邊是一群駱駝,還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們的車隊始終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飛馳,聽任兩側景色轉瞬即逝。《東京新聞》松川貴請求司機開慢點,好飽覽秀色。司機說不行,我們必須緊隨車隊,否則會有危險,再向前,成群的駱駝越來越少,司機說這都是貝都因人的,每峰駱駝可以賣一萬六千美元。
  下午一點,我們抵達諾思雷特(Nosserat)小鎮,這裡的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頭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鋼盔、平端M —16步槍的以軍士兵。保護我們的幾輛吉普封鎖了路口,士兵跳下車,平端「加裡爾」步槍,叉開雙腿,隨時準備格鬥。這裡的牆壁上塗滿了五顏六色的反以標語。臨街二層小樓樓頂的一個小窗戶裡,閃爍著幾十雙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關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記者告訴我,自海灣危機以來,加沙實行戒嚴,巴勒斯坦人由於不能離家外出做工,食品來源基本斷絕,每天三、五小時的外出時間無法謀生。
  為了更好地工作,我離開記者車,找到我剛認識的那位叫阿米爾的士兵,請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爾很高興,爽快地讓我擠進吉普隨他們巡邏,吉普車內裝有一部破舊得看不出牌號的軍用電台,嘰哩哇啦亂叫。阿爾米的紫色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緊握橫在膝蓋上的「加裡爾」步槍,左手握著麥克風守護著車隊。在我腳旁扔著一支加了榴彈發射器的步槍和幾聽百事可樂。吉普車的風擋和車頂架著鐵絲護網,以防「恐怖分子」的石頭。可以想像得出,當恐怖分子的石塊雨點般飛來的時候,阿米爾猶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響的鼓裡。我和阿米爾聊起創建以色列202突擊隊的前國防部長阿里爾·沙龍,他問我是否仇恨沙龍。我說我討厭他的殘暴,但喜歡他的性格:誠實、勇敢、狂熱地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有他走險棋的軍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規定,18歲以上的高中畢業生,必須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則無法找到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好職業。阿米爾對自己的軍旅生活很滿意,他讓我多拍些照片,送給他在耶路撒冷的媽媽。
  在埃爾伯利格(El Boreg),我親眼看見一個黑衣人倒剪雙臂被以軍押進一間小屋。這裡的氣氛更緊張。街頭站滿了端M—16步槍、持大木棒、身背無線通訊裝置的以軍士兵。這些士兵除了頭頂鋼盔外,還穿了「開福拉式」防彈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記者身旁環繞一周,虎視眈眈地警戒著四周。我們腳下遍地是雜亂的石塊和彈殼。
  正當大家四處張望之際,突然背後飛來幾塊石頭,我們紛紛四散隱蔽。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正砸在《東京新聞》記者松川貴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聲怪叫。4名以軍士兵撲向飛出石塊的樹叢,我和加拿大記者喬緊隨其後。翻過一堵矮牆,眼前是一大片靜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軍士兵用槍點著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鎮中的保護圈,見我就是不動,摘下自己的鋼盔扔給我。以軍不敢貿然進入桔林,我和喬在士兵保護下,退回到埃爾伯利格小鎮中心。以軍的吉普車圍著我們組成一堵車牆,車頭向外,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突然,離我不遠的一扇小門猛地打開,一位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舉著一隻活老鼠,衝上街頭,邊跑邊用英語大喊:「我們生活不如老鼠,老鼠還能上街。」記者見狀蜂擁而上,但被以軍驅回。我爬上一輛被炸毀吉普車頂,用80—200鏡連扣兩張,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將其推回到院門裡,可他仍在屋裡跺腳大喊:「我們不如老鼠。」我緊張地倒回膠卷,藏在汽車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軍沒收。但以軍並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只是命令我們立即回到車上,因為採訪已經結束。
  十八、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
  十八、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
  應以色列政府安排與眾多的外國記者參觀罷約旦河西岸的小鎮傑維科(Jevicho )後,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經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記者村田信一(Shinichi Murata)卻怎麼也不同意,這傢伙已經在中東跑了許多年。一年前曾與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險。那次淺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軍事區被捕。可淺井面不改色,掏出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指著上面的日文說:「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協會的,我來這裡是考察地形,準備建一所醫院。」以軍被呆頭呆腦的淺井弄得暈頭轉向,結果淺井獲釋。
  村田說我身上的新華社記者證和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記者證。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東北角一座僻靜的小樓,我領到了一張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記者證,我的標準像被壓上紫色的飛鷹圖案,上寫:「外國記者,請予幫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帶到耶路撒冷「美國殖民飯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樓。一位三十幾歲的巴勒斯坦婦女接待了我們。她命令我將相機裝進包裡,然後帶我們鑽進一輛加長的梅塞德斯——奔馳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駛出耶路撒冷,向東北方向開去。
  1964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中,以色列佔領了Judea ,由於位於約旦河西岸而被稱為「約旦河西岸被佔領土」,簡稱西岸,這裡也包括泛指的約旦河谷地。西岸被佔領土約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告訴我:「今天我們去Ramallah.」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Ramallah,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將我和村田交給一個身穿橄欖綠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據說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說這裡戒嚴仍在進行,照相是絕對不許的,被以軍抓住就麻煩了!他說他會安排我們看到真實情況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們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這裡的牆壁象加沙、傑維科和耶路撒冷東城一樣用油漆噴霧器塗滿了反以口號,還有伊拉克、巴解、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及飛毛腿導彈。我們頭頂上是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槍和「加裡爾」式步槍,有的槍口上加了催淚瓦斯發射器。村田說他挨過很多瓦斯彈,其中有一次還碰上了「聲彈」,這種炸彈靠發出巨響震暈敵人。街頭3輛加了鐵絲防護網的軍用吉普緩緩駛過,車門大開露出烏黑的槍口。村田說這裡隨時都可能開槍,比我經歷的「任何危險都危險」。阿里似乎認識這裡的每一個人,接連不斷地朝四處點頭,他把我們帶到一家雜貨鋪內,讓我們別動。
  突然,拐角處冒出三個黑衣人,將兩個汽車輪胎滾到路中央,變戲法似地澆上汽油和一些黃色的液體,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濃煙直衝雲霄。淒厲的警笛呼嘯而起,以軍的吉普飛馳而來,空中石塊如雨,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網上乒乓作響。士兵們發射了催淚彈。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機衝出雜貨鋪,還沒等我按下快門,一輛以軍吉普徑直朝我駛來,車上的士兵用槍指著我喝令別動。我高舉雙手走向士兵,回頭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見蹤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記者證,我背靠吉普躲閃著飛來的石塊。突然一聲口哨響,石雨嘎然而止。以軍士兵記下我的姓名、證號後問我是否照了相,我指著尼康相機的膠卷計數窗給他看。我畢恭畢敬地告訴以軍士兵,我是個旅遊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車司機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這裡,之後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虧您們來救我,請您幫我找輛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車行嗎?以軍士兵將信將疑地說這裡是關閉的,不許人進來,你給我馬上離開!別再讓我碰上你!
  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舖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與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兒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兒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1歲半。他們17歲的大哥納賽爾(Nasel)由於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AL AMAR CAMP難民營,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隻小黃狗。Nafy說,她21歲的兒子19#0年12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毀。據她說3年來以軍在這帶已拆毀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難民營53歲的Muhanmed Yosef由於他十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並被沒收了身份證。由於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AL AMAR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通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莊的。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於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照相。
  下午三點鐘,當我們準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輛出租車。因為四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掛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掛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於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於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坦出租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Al Ram,在那裡可以找到黃牌出租。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12小時後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警」,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裡並不奇怪。
  傍晚,我們終於回到耶路撒冷,在東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們獲知以政府今天又關閉了兩家設在西岸的阿拉伯記者辦事處,它們是JinJin的Hit#een Press 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辦事處(Hiheen Press Office in 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擔心今天下午幫我們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記者,也許她的辦公室將列在明天的名單上。
  十九、坦克,進攻!
  十九、坦克,進攻!
  從我踏上以色列國土之時起,一位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本—阿巴(Irit Ben-aba)小姐就無時無處不在關心著我。據介紹,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中國處的負責人。2月1日,我剛住進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她的電話就追進了我的「戰地指揮所」。本—阿巴建議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為特拉維夫「天天都受『飛毛腿』攻擊,太危險了。」我只是禮貌地謝絕,告訴她我是攝影師,來這裡的唯一目的是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只要特拉維夫還有一個人,我就會堅持下去。
  以後每天晚上,我都會接到本—阿巴的電話,一直到我在特拉維夫堅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過春節的邀請,可我還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欽佩猶太人的聰明、禮貌、勤勞和民族意識,可諸如「摩加迪沙」行動、「巴比倫襲擊」之類的流血,卻讓我總把以色列同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聯在一起。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刻骨銘心的仇恨四處可見。
  鑒於此時此地僅我孤身一人在這片神秘的國土上,以我一個小記者,最安全的辦法是少說多看,奉行「光榮孤立」政策。一時不慎,我命送黃泉事小,給我的國家惹麻煩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趙寶煦教授常言:「外事無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幾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採訪,可我始終以「鄙人乃攝影記者,忙於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無暇他顧」而婉絕。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報》記者袁國強再次找來,轉達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國記者採訪,要我一定同去。我對袁說,我還是不能去,因為我計劃去加沙地帶等正在戒嚴的被佔領土。袁國強說,你若不去,恐怕就沒那麼大意義了。我說,香港不也是中國嗎?你去就行了。你採訪完的筆記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國強真還挺夠哥兒們。次日,我根據他的採訪筆記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向北京發報:
  「新華社特拉維夫2月8日電,記者唐師曾,以色列副外長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報》特約記者袁國強採訪時表示:以色列極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不應成為建交障礙。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對《明報》說,外交關係及政治見解不應混在一起,縱使政見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外交是溝通工具,雙邊可保持不同意見,但若將政見和外交混為一談,實際上剝奪了自己的溝通媒介。法國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政見不同,但兩國關係良好。』
  他說他極希望與中國建交,『但什麼時候建立則視中國而定,我們已準備就緒。』在對台問題上,莫士耶加說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色列仍希望與台灣保持商業往來,『貿易活動增加兩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與台灣亦無外交關係,只保持民間、學術、商業往來。以色列在北京設有學術交流機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莫士耶加希望在九七年以後仍能繼續其在香港的領事館。
  … 「
  回到北京後,我的老朋友、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告訴我戰爭期間他看到過我寫的這段故事。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飯館」去吃晚飯。這是特拉維夫一家價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飯鋪。我每天傍晚都在這花20個美元吃一頓蔬菜沙拉加一種叫「希希利克」的炸雞塊,喝一罐可口可樂。之後揣起吃剩下的兩隻「皮塔」餅當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則在街上買大餅吃。這樣就可以把撥給我用10天的經費用20天,指揮我的林老闆命令我盡量節約每一美分,爭取在以色列堅持到最後一天。以色列的物價實在太貴,我住的飯店僅住宿費一天要收180美元。
  飯後,我和村田照例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層的以色列國防軍(IDO)辦事處轉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新聞。一位以軍少尉告訴我們,可能要有一次裝甲演習。我和村田在登記處報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採訪以色列國防軍裝甲演習的申請還沒批下來。這時,新華社文字記者朱界飛也由開羅經陸路進入以色列,經與他協商,他去搞專訪,我則設法採訪裝甲兵演習。
  以色列從立國之日起就離不開它的裝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康佈雷·亞眠之戰以來,坦克就因集炮火、機動性、通訊能力於一身而成為地面戰場起決定作用的兵種。凡是掌握坦克戰精髓的軍人都獲意外的成功:象法國的古德裡安、美國的巴頓、蘇聯的馬利諾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龍。以色列製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據稱是與美國M-1艾布拉姆斯、英國奇伏坦、德國豹Ⅱ同樣優秀而神秘的坦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古德裡安就命令施圖卡飛行員坐在衝鋒的坦克分隊前導車上以達到空地協同作戰的目的,德軍坦克在衝鋒中一旦遇到敵人戰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圖卡飛行員就呼叫施圖卡飛機空中壓制,從而協同突破敵軍防線。
  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國防軍把空地協作、步坦配合發揮到盡善盡美,戰無不克的程度。直發展到1982年阿里爾·沙龍率以軍鍥入貝魯特,將巴解總部驅趕到北非的突尼斯。
  為了一睹以軍裝甲集團的真容,我最後不得不求助於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松川貴合租一車加入以色列國防軍的一支車隊。此次成行,可能有賴於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預,我成為20位記者中的第18位。
  在我們車隊前面是一輛雪佛萊大吉普,車尾兩根4米多高的鞭狀天線被尼龍繩勒向斜後方。緊貼其右後方的是一輛敞篷吉普,車上坐著端「加裡爾」步槍戴凱福拉鋼盔的警衛。
  進入內吉夫大沙漠後,我們沿著一條用以色列國旗和紅白、綠黑、紅黑、綠白、黃黑相間的標誌旗指引的一條簡易公路飛馳。
  我們租的桑巴路底盤不斷地碰到地面。隨著車隊,我們爬上一處高地。放眼四望,周圍佈滿了雪佛萊吉普。我們被安排在山坡朝陽的一面,頭頂上架好了尼龍防空網。不遠處,幾輛拖曳式炊事車正準備早餐。我走過去,問做飯的士兵哪兒可以撒尿,隨手拍了輛炊事車。一位以軍士兵禮貌地帶我走進沙漠上一處用白鐵修的小屋,這就是野戰廁所,令人吃驚地是廁所還準備了綠色的手紙。
  以軍為參觀的記者準備了免費早餐,飲料從橙汁、熱牛奶到咖啡一應俱全,熱氣騰騰全是那台炊事車變出來的。吃罷早餐,有以軍士兵將丟棄的垃圾雜物裝入黑塑料垃圾袋運走,高地又恢復了整潔。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別著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著一輛雪佛萊吉普用希伯來語派兵遣將,我走過去,一位衛兵告訴我不能拍這位軍官。
  一位自稱「希蒙上校」的軍官用英語簡要介紹今天的演習科目。遠方簡易公路平板拖車載著南非製造的155毫米G-5加農炮沿公路快速突進,消失在遠方的山包後,5分鐘後,這群G-5加農炮開始向遠方轟擊。炮火準備10分鐘左右,我們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動,迷彩布揭去,原來數十輛M-60坦克和M-113裝甲車一直潛伏在我們眼皮底下。
  掛著主動式裝甲的M-60噴著白色煙幕衝向前,行進中利用地勢迂迴躍進,作抵進射擊,M-1#3裝甲車則緊隨其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護。
  我們分乘3輛十輪重型卡車緊隨其後,觀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衝鋒。就在沙漠鏊兵之際,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開始以為是電池沒電,就拆下MD—12馬達,可用手過卷還是搬不動。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因為僅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個膠卷,等於快門開合了25200次。從87年起,我可憐的尼康們已這麼幹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擰下鏡頭,痛苦地發現反光板已翻上去,聯結鈦合金鋼片快門的螺絲釘早已磨斷,快門碎成幾片……
  幸虧我還背著離開北京前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給我的一台萊卡。可這台萊卡只有35毫米廣角。為了拍到大一些的照像,我跳下十輪卡車,趟著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惱了身後一個自稱給法新社幹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燒了你的護照。」我不知道這個白人崽子是在喊我,竟自爬上一輛M-60坦克,不料這小子竟直追過來,用食指點著我的鼻子:「嘿,拿萊卡的,你再往前衝,我們可要合夥兒揍啦。」我猜這小子的爸爸或是爺爺準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他不會把一切黃種人都叫山本。
  兩架AH—1「眼鏡蛇」式反坦克直升機呼嘯著掠過我們的頭頂,用火箭攻擊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於相機壞了而興致大減。從M-60坦克往下跳時,我不知掛在什麼地方,牛仔褲腿被撕開一道半尺長的大口子。
  我坐在光禿禿的沙包上放眼望去,乘M1#3裝甲車的以色列國防軍已跳出裝甲車開始衝鋒,硝煙四起,「加裡爾」自動步槍低沉的點射聲聲迴盪。AH—1「眼鏡蛇」在山脊上懸停,螺旋漿捲起遮天蔽日的黃沙,虎視著步兵掃蕩殘敵。
  第一次世界大戰康佈雷·亞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點舊時的痕跡。第二次世界大戰,壓制敵軍火力掩護坦克進攻「施圖卡」式強擊機也蕩然無存。自越戰期間美軍將UH—1直升機配署給美陸軍騎1師以來,軍用直升機就成了陸軍作戰必不可少的運載工具。
  我眼前的這支部隊充其量不過是個裝甲旅,可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軍事行動中,參加的兵種涉及偵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電子干擾兵、通訊兵、工兵、運輸兵和陸軍航空兵。
  我沒有看到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甚至連M-2布萊德雷式步兵戰鬥車也沒有,更沒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機。由此可見,這場演習,不過是對伊拉克「飛毛腿」襲擊虛張聲勢的政治反應而已,但由此更堅定了我認為以軍不可能從陸上攻擊伊拉克的估計。因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襲速度,也只有每小時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於60公里的時速,在穿越一千幾百公里的阿拉伯領土之後攻入伊拉克。因為500個摩托小時需檢修的坦克主機、坦克單車1000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戰補給線都是無法克服的障礙。從軍事角度上講,這種奔襲將失去以軍神出鬼沒的沙漠突襲效果和主動權,從政治上講失去的將更多。
  3天以後,我終於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機,為換這個該死的快門,竟用了我近三百個美元。我只恨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時候拋棄了我。
  二十、耶路撒冷老城一日
  二十、耶路撒冷老城一日
  我從內吉夫沙漠採訪以色列裝甲兵演習回來那天,想發回去幾張以軍演習的傳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北京的國際長途無論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捧四張照片抓耳撓腮。萬般無奈,我撥通了以色列國際電話局,一聽我要中國,接線員們萬分驚喜,用英文連說:「請您稍候,請您稍候。」俄頃,聽筒裡傳來使我感到親切的漢語:「我叫奧麗特,我現在就幫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間,我收到一張飯店服務員送來的便條:「請給24#101奧麗特小姐回電話,她是今早和你講漢語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薩德女間諜了。我按條子上的號碼一撥,電話就通了。「我是奧麗特,請您在大廳裡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認識從北京來的中國人。」清晰的中文使孤軍奮戰了兩個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樓大廳,奧麗特和她的三位女伴熱情邀請我參加當晚的舞會。我說對不起,我從不跳舞。她們一聽又改變了主意,請我講中國的故事。
  奧麗特是希伯來大學語言文學系的學生,曾到台灣大學學過中文,現在正回國念研究生。業餘時間在電話局當接線員掙錢。奧麗特的最大夢想是爬長城。這幫女孩子告訴我,這裡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國爬過長城,還去了西藏。回來後把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了一部書,於是成了以色列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我見她們這麼喜歡中國。就給她們講1987年我和中國著名的長城攝影師、新華社記者成大林由八達嶺走到山海關的經歷,講1988年冬天在秦嶺跟蹤野生大熊貓,講1990年在青藏高原無人區探險……聽得她們大眼瞪小眼。奧麗特還說她特別想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視片,還問我是否願意入伙。
  次日,應奧麗特之邀,我來到她們在Que#n Hel#n#y NO.5的住處。她和一個學建築的女孩合租這套公寓。那個學建築的女孩正蹺腿蹲在椅子上畫圖,朝我呲牙一笑。
  奧麗特給我看她拍的黑白照片,大都放成8寸,多為風光和老人兒童,之後又給我看她在台灣的紀念照。她的屋裡滿是中國貨。天花板上吊著一把巨大的油紙傘,上面畫的是達摩祖師十年面壁的故事。地上一個巨大的黑色床墊,上面扔了張辛欣的《北京人》、《有趣的漢字》等,牆上掛滿了中國畫,有潑墨山水,也有工筆重彩的鳥蟲。她說這些全是在台大留學時買的。我說學中文得去北大,北京的琉璃廠的字畫是最出名的,比如榮寶齋。
  從奧麗特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座天藍色屋頂的俄國東正教教堂。教堂旁邊是一座圍著鐵網的警察局。我指著警察局門口長廊上排隊的人問她那是幹什麼的,奧麗特說是等候探監的,這些人全是巴勒斯坦人,他們的親屬「由於參與恐怖活動而被捕」。奧麗特說別總找這些不愉快的事。咱們今天去參觀聖城吧。
  人地生疏的我正愁沒人當導遊,便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請。
  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這座舉世聞名的古城,一直被視作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共同聖地。它位於巴勒斯坦中部猶地亞山區之顛,海拔790米,居民主要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全城面積約160平方公里。古稱耶布斯城。
  約在公元前30##年,迦南人耶布斯部落從阿拉伯半島遷來,定居於此,因此得名。相傳公元前102#年,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區建立了第一個希伯萊王國,隨即定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詞來自希伯來語,意為「和平之城」。猶太人曾先後在這裡興建規模宏大的聖殿,耶路撒冷成為古猶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耶布斯國王麥基洗德在位時,建造了耶路撒冷城,並把它命名為「耶路撒利姆」,意即和平之城。阿拉伯人則習慣稱它為「古德斯」,即聖城。
  耶路撒冷分東西兩城區,西區是十九世紀起新建的市區,佈局別緻,景色秀麗。東區則包括集中了許多宗教聖跡的老城,是西區的兩倍。老城歷經戰爭創傷,始建以來,已經重建和修復過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曾為大衛王統治下的古以色列王國老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今伊拉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此城,把它夷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為波斯大流士王侵佔。公元前四世紀後,相繼附屬於馬其頓、托勒密、塞琉古諸王國。公元前63年被羅馬攻佔時,他們驅逐了城內的猶太人。羅馬人在巴勒斯坦對猶太人的暴政,引起了四次大規模的起義,羅馬人進行了血腥鎮壓,屠殺了100多萬猶太人,並有大批猶太人被掠往歐洲,淪為奴隸。劫後餘生的猶太人紛紛外逃,主要去向是現今的英、法、意、德等地區,後來又大批流向俄國、東歐、北美等,從此開始了猶太人悲慘的流散史。公元636年,阿拉伯人打敗了羅馬人,此後,長期處於穆斯林統治之下。
  十一世紀末,羅馬教皇和歐洲的君主們以「收復聖城」的名義,多次發動十字軍東侵,1099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隨後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國」,延續近一個世紀,1187年,阿拉伯的蘇丹薩拉丁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赫澱一役,大敗十字軍,收復了耶路撒冷。從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耶路撒冷一直處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
  1917年盟軍佔領耶路撒冷。1922年起由英國「委託統治」。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號決議,規定耶路撒冷由聯合國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後,以色列佔領了耶路撒冷西區,並在195#年宣佈耶路撒冷為首都。城東區隨由約旦控制。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進而佔領全城。198#年7月以色列議會通過法案,將耶路撒冷定為以色列「永恆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此舉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和國際輿論的強烈反映。
  更有意思的是,三大宗教根據各自的傳說,都奉耶路撒冷為聖地。
  公元前十世紀,古以色列王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繼位後,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猶太教聖殿,教徒們來此朝覲祭神,耶路撒冷從而成為古猶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動的中心。
  公元一世紀,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出現。傳說基督教「救世主」耶穌生於耶路撒冷南郊的小鎮伯利恆,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區傳播上帝「福音」,後為猶太教當局拘送羅馬總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據說耶穌受難後第三天復活,40天後升天。公元33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倫娜太后巡遊耶路撒冷時,在耶穌墓地建造聖墓教堂,因而這裡也是基督教的聖地。
  公元七世紀時,傳說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在他52歲時的一個夜晚,隨天使由麥加來到耶路撒冷,踩著一塊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啟,黎明趕回麥加。這次神奇的「夜行與登霄」,記載在《古蘭經》的夜行篇中。這樣,耶路撒冷又成為伊斯蘭教僅次於麥加和麥地那的第三個聖地。
  耶路撒冷城有三個安息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別是穆斯林、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市內街道和櫥窗裡常標以三種文字——猶太人用的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耶路撒冷悠久的歷史留下了許多宗教聖跡。《聖經·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中提到的人名、事件和有關地方,城中幾乎都有相應的痕跡可尋。在西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有大衛王之墓和「晚餐室」,後者據說是耶穌被釘死前夜和12個門徒舉行「最後的晚餐」的處所。老城區的聖跡更多,東部有塊伊斯蘭聖地,雄踞於摩利斯山,佔地26萬平方米,略呈長方形,四周圍以院牆,有10座敞開的大門和4座關閉的大門。聖地內南側是宏偉的阿克薩清真寺,中央是絢麗的薩赫萊清真寺(即岩石清真寺)以及4座聳入雲霄的宣禮塔、一座圖書館和一座伊斯蘭博物館等。而城東的橄欖山,則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又一聖地。
  從Que#n Hel#n#y大街拐出來就到了耶路撒冷老城。我想進著名的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可奧麗特堅決不幹,因為那裡聚居著阿拉伯人,她說她從小就不去大馬士革門,那裡的巴勒斯坦人會用石塊砸她,猶太人只走猶太人的加法門(Jaf#a gate)。我只有跟在她身後亦步亦趨。
  耶路撒冷老城由四個城區組成,其中東南區最大,在這裡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狹窄的街道上便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場。到處有賣新鮮水果、蔬菜和各種叫不出名字的阿拉伯小吃,菜花、橙子、香蕉都是兩個謝克(合一美元)一公斤。金光閃閃的首飾店四處都是。
  一座金碧輝煌的清真寺矗立在這裡,它就是舉世聞名的「阿克薩和聖石清真寺」(Aqsa Mosque)。這座著名的伊斯蘭教清真寺,僅次於麥加的聖寺和麥地那的先知寺,是伊斯蘭教第三聖寺。「阿克薩」在阿拉伯文裡是「極遠」的意思,這個名稱來源於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一次神奇的登宵夜遊七重天的傳說。這座清真寺始建於公元709年馬利克哈里發時代,公元780年毀於地震,後幾經翻建,現保存的大部分建築,是公元十一世紀扎希爾哈里發時代留下來的。這座清真寺主體建築高88米,寬35米,內聳立53根大理石圓柱和49根方柱。圓頂和北門為十一世紀增建。1099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把清真寺的一部分改為教堂,另一部分當作神廟騎士團的營房和武庫。1187年埃及蘇丹薩拉丁從十字軍佔領下收復耶路撒冷,下令修復這座清真寺,重建神龕,用彩石鑲嵌的圖案修飾圓頂,並在寺內安置木製講台。
  清真寺裡還有一座長方形的大禮拜寺——歐默爾禮拜寺(歐默爾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死後的第二位哈里發)。清真寺的北門有一座高大的門廊,系阿尤王朝的蘇丹伊薩於1217年所建,由7個獨立的拱門組成,每一座拱門又與清真寺大殿的一扇門遙遙相對。清真寺前有「卡斯」水池,人們常常聚集在池邊作禮拜前的小淨(淨身之一種,小淨指洗手足、臉、摸頭、淨下;大淨則洗全身)。
  以色列軍警在這座清真寺門口檢查進入寺內的阿拉伯人,年輕的阿拉伯男子必須把身份證抵押給軍警換得一張白色卡片後才許進入。奧麗特不敢靠近,一個勁兒催我快走。
  緊貼著阿克薩清真寺的西牆,有一條長約50米的隧道,持加裡爾步槍、身穿防彈背心的以色列士兵正在入口處檢查一位阿拉伯女人的菜筐。一位士兵粗粗翻看了一下我的攝影包,就放我和奧麗特過去。穿過隧道,就是著名的猶太教聖跡——哭牆(Wailing Wall,又稱西牆)。
  奧麗特告訴我說,公元前十一世紀古以色列王大衛統一了猶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國,定都耶路撒冷。到了公元前十世紀,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繼位,他用了七年時間,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猶太教聖殿,即所羅門聖殿。它壯觀華麗,所羅門親自主持了聖殿的落成典禮,並代表全體臣民向神主祈禱,這一盛大節日延續了兩星期,聖殿的建成,不僅使所羅門威望大增,而且成為以色列人崇拜的聖地。教徒們來此朝覲和獻祭者不絕,從而成為古猶太人政治和宗教活動的中心。公元前586年,巴比倫人攻佔耶路撒冷,聖殿付之一炬,以後重建。可又被古羅馬人燒燬。阿拉伯人在此基礎上蓋了阿克薩清真寺,僅剩這一堵殘牆。可猶太人仍然珍惜之,這段牆被視為猶太人信仰和團結的象徵。據說羅馬人佔領耶路撒冷時,猶太人常聚在這裡哭泣。此後千百年來,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常從各地來此號哭,以寄托其故國之思,這與中國古代《詩經》中所抒寫的黍離之感相似,此牆因名「哭牆」。如今,每逢猶太教安息日,還有人到哭牆去表示哀悼,進行祈禱。奧麗特說她小時候就常常跑到這裡偷看猶太人許願的紙團。
  「哭牆」有鐵柵欄把前來的男女分開,幾位身著黑衣留小辮子、身後拖兩條長繩的「黑衣猶太」朝我大吼「薩巴斯(Shab#ath)」,一群只有六、七歲的小孩指著我身上的相機,頗認真地說「薩巴斯」。一幫「黑衣猶太」圍著奧麗特大喊大叫並作怪樣。我大惑不解,問奧麗特怎麼了。她臉紅紅的不肯說。在我再三追問下她說他們在罵她,極難聽的罵人的話,。因為她在安息日身背攝像機拍照,薩巴希伯來文意即「休息」,猶太教每週一天的「聖日」,據《出埃及記》所述,上帝訓示摩西:以色列人應刻勞作六日,第七天休息,作為與上帝所立的盟約;凡褻瀆聖日者,應受死刑。猶太教規定該日停止工作,專事敬拜上帝。身背攝像機拍照。奧麗特說,這些「黑衣猶太」自詡為最純正的猶太,他們只講希伯來語和伊地語(Yidish ,一種與德語接近的語言),男人只唸經,女人除生孩子做家務外,還外出工作掙錢,他們在安息日不工作,因此也不許我們拍照。
  在「哭牆」以北的猶太人居民區辟有一處記錄猶太人歷史的遺跡陳列區。穿過該區是著名的大衛王塔。大衛,Dawid或David,為以色列——猶太王國國王(約公元前10##—約公元前960),本猶太部落首領,繼承掃羅Sanl的事業,打敗腓力斯,合併北方以色列,建立了統一的以色列—猶太王國。在位期間,他加強國家政權,建設常備軍,對約旦河以東各部落作戰,定都耶路撒冷,興建華麗王宮、耶和華神廟,力圖統一全國宗教信仰。《聖經·舊約》中把他描寫成戰勝腓力斯人的英雄,統一以色列·猶太的賢君,並被譽為編製獻神頌歌的音樂家和詩人。
  再往前是猶太死難者紀念館,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屠殺的600萬猶太死難者。紀念館旁邊是著名的大衛王之墓。同樣,由於是安息日,嚴禁拍照。
  走出大衛王之墓(Tomb of King David),我指著門框上的一條小木塊問奧麗特這是什麼。因為在以色列的所有門上都有這樣的小木條,甚至在現代化的希爾頓飯店也不例外。奧麗特告訴我這是一種古老的神符。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耶路撒冷,滅猶太王國,燒燬聖殿,俘大批猶太人而歸,史稱「巴比倫之囚」,從此結束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歷史的最後一頁。公元前64年,羅馬帝國的鐵騎闖進了巴勒斯坦,對猶太人實行鐵和火的野蠻統治與鎮壓,倖存的猶太人絕大部分被驅趕出或逃出巴勒斯坦,流向世界各地,從而結束了這個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大批猶太人流亡北非,受盡埃及人的欺侮,上帝為猶太人的苦難所感動,決定懲罰埃及人,降以十大災難。其中一條就是殺盡埃及人的長子。上帝告訴猶太人的首領摩西,讓他在所有猶太人的門框上貼上神符,以保他們的長子無恙。以後,摩西率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神符的習俗傳流至今。據《出埃及記》載,摩西率以色列出埃及時,上帝命令宰殺羔羊,塗血於門楣之上,以便天使擊殺埃及人長子時,見有血之家即越門而過,故亦稱「逾越節」。
  在基督教居民區,奧麗特帶我看了「耶穌見母處」、耶穌墓及耶穌墓所在地的聖墓教堂。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為基督教聖地,又稱復活教堂。聳立於東耶路撒冷老城的卡爾瓦裡山上。傳說基督教救世主耶穌傳教時,被猶太教當局拘送羅馬總督彼拉多處,經判決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死後3天復活,40天後升天。公元3#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母親海倫太后巡遊耶路撒冷,下令在耶穌蒙難、安葬和復活之地,建造了這座聖墓教堂,耶穌的墳墓和墳墓的進口都在此教堂之內。故基督教徒不分教派和所屬教會,都把耶路撒冷奉為聖地。
  在聖墓教堂,一位身著黑衣的神父問我信耶穌嗎?我搖頭。他又問信穆斯林嗎?我又搖頭。「那你信什麼?」他目光炯炯地逼視著我。我說我信科學,信歷史,信人的價值。他掏出十字架掛在我脖子上,接著問:「你有兄弟姐妹嗎?」我說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又摸出兩個十字架塞進我手裡:「耶穌保佑你們。」接著伸手跟我要三十謝克(十五美元)。我說:「我的錢全放在出租車裡了。」他當即毫不猶豫地收回了剛以上帝名義給我的三個十字架。
  聖墓教堂外的花崗石牆壁上塗滿了標語,還有約旦、巴解、伊拉克的國旗,其中最大的一面是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奧麗特說這些全是巴勒斯坦人幹的。我還拜謁了古色古香、由花崗岩石砌成的大衛王飯店。據說四十年前,搞復國運動的貝京曾用炸藥刺殺了七十名英國人。
  由於時間不夠,我們沒能去亞美尼亞教的城區。奧麗特把我領進一家基督教堂,這裡空無一人,靜得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我們坐在一排長椅上,默無言。我雙目緊閉,享受緊張工作中這短暫的寧靜。耶路撒冷這座幾千年的古城,不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也孕育了這裡神奇古怪的民族。為了爭奪這塊土地,幾千年血流成河……
  出耶路撒冷老城加法門西去,可以看見一架古老的風車和一片紅房子。奧麗特說這是最早離校索居人的猶太人的家,為了緬懷他的勇敢,保留至今。現在那一帶已闢為藝術家住宅區:「因為人一旦住在那裡,便會有創作激情。」
  黃昏,我拖著疲憊不堪的雙腿走回住處。明天就要告別這裡飛往塞浦路斯,之後輾轉開羅重返巴格達。我的行裝裡增加了一件奧麗特送我的白背心,上書一句英文:「當海灣戰爭正酣之際,我在以色列。」
  二十一、從本—古裡安重返拉納卡
  二十一、從本—古裡安重返拉納卡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訂上了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只有這家私人飛機肯飛,條件是如果遇特殊情況比如由於戰事或其他原因,飛機不能起飛,機票自然作廢,不作任何賠償。
  次日早5點起床,自己一人分兩次把行李搬出房間。6點10分到以色列本—古裡安機場。我到問詢處打聽,一位乾瘦的男人用更乾瘦的英語問我是不是去拉納卡。他讓我去那邊檢查行李,一位自稱是「Security of#icer」(安檢官員)的女警官過來問我從何來、行李是誰打的、是否離開過、一直住在哪兒、是否有人給你送禮品、到過什麼地方、有無記者證。之後又來了一個比她醜得多的又重問一遍上述問題。我問是否要開包檢查,她們說不必,這是為了我們大家的安全,請我諒解,然後給我的行李貼上了合格標籤。
  輾轉到二樓,還是只有我一個乘客。三個美國空軍在免稅店買寶石,這裡有一個特大櫃檯:「Diamond of lsrael 。」可我只有有數的美元,連條褲子都捨不得買。一周前我老闆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徐佑珠在電話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給我買褲子,感動得我真想哭。
  終於可以登機了。這次的飛機更小,只有七個座位。兩個飛行員、兩個安全警察和三個乘客,只有我們七個人。我最後一個擠進機艙,飛行員是從我身上爬過去的,他幫我關上門,說千萬別碰門旁的機關,不然門一開我就掉下去了。
  小飛機搖搖晃晃顛簸著升了空,上下抖動,向地中海上空飛去,轉彎的時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個身子全壓在機艙門上,緊張得不行,生怕小門打開掉下去。我的座位椅背斷了,沒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險帶使勁捆住自己,綁附在破座椅上,生怕飛出去。由於太疲倦,沒過多久我就沉入夢鄉。
  醒來時,小飛機已經在拉納卡機場上滑跑,機場上風很大,夾有小雨,小飛機象只雨打的耗子似地鑽到候機樓旁。我們還未站穩,一輛塞浦路斯警察的輪式裝甲車就停在身旁,注視著我們三個乘客的一舉一動。安全警察把我帶進一間小屋,命令我脫去上衣,仔細檢查隨身的各種物品。
  海關給我兩周簽證。
  分社老陳已在機場門口等候,風很大,老陳問我飛機飛得如何,我說我睡著了,開始還挺可怕的,飛機上下亂抖,後來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反正我已經把自己綁在座椅上了。
  陳夫人已經把飯做好了,吃得我胃直疼,因為很久沒吃中國飯了。老陳給我留了不少剪報,還有好多不認識的人也來了,由於《人民日報》登了我,他們都想認識一下。
  很睏,很累。
  二十二、「我要上前線」
  二十二、「我要上前線」
  2月23日,小雨。中午吃魚湯,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戰事,讓一個精通二戰史和美軍的戰地記者站在圈外看101師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凱普的時候竟不用。
  我從無貶低他人之意,只是說我有幹得更好些的主觀條件。83年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時,30人投考二次大戰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考了第二名。我會像在以色列那樣博得美82師的好感而與其一起行動,拍來真正的獨家。
  晚上看CN#,我覺得陸上已開始接觸。美軍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鍥入」了。我猜101和82師將降落到伊拉克境內,陸戰一師將在晚些時候搶佔灘頭,「從長灘到牛軛湖。」
  十幾年的準備將付之東流。
  現在《人民日報》會用巴格達廢墟嗎?現在人們感興趣的是戰鬥、格鬥、俘虜……和勝利後的美軍大閱兵、科威特人的狂歡……
  我最煩等,什麼在約旦待命、在×  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軍官打不了勝仗,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有快刀就該現在用,我堅信進攻是永恆的軍事原則,最好的防禦是進攻。巴頓說「進攻,進攻,再進攻。直到汽油用盡,再他媽開步走。」
  夜裡寫故事,一度挺興奮,但老想82師,我瞭解李奇微和這個師,李奇微上前線腰上總帶手榴彈。
  唉,做夢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給攝影部及社領導分別打報告,力陣南線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線:
  昨天曾向北京匯報現在形勢極似1944年的歐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個月前就曾說過:「我決不會束縛住將軍們的手腳。」美國是要徹底摧毀中東一切強大而又不友好的軍事機器。
  美國將領九成是西點的畢業生,一成來自弗吉尼亞軍校或奔寧堡。裝甲部隊、騎兵師、空降師受的全是巴頓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頓1944年8月「眼鏡蛇」行動時的名言:「進攻,進攻,再進攻。」這幫西點們決不會就此住手,他們的信條是佔領,像他們的學長巴頓對德國、麥克阿瑟對日本一樣。因此,去巴格達的大門不在安曼,在101師的搜索營。
  巴頓一直以為自己是拿破侖的騎兵元帥,1943年7月與英軍蒙哥馬利競爭著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後由於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調往英國,在1944年6月6日的諾曼底「霸王計劃」都不能參加。他憤而上告羅斯福總統,喚醒西點校友艾森豪威爾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揮「眼鏡蛇」行動,解放了巴黎、德國、捷克。最後死在曼海姆。當時由於巴頓酷愛攝影而允許卡帕等人隨軍參戰(德國隆美爾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貴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請與101師、82師一起行動,這種可能性很大。
  二戰時101師師長馬克斯韋爾·泰勒,82師師長馬修·李奇微(前者當了越戰司令,後者當了朝鮮戰爭司令,兩人全當過陸軍參謀長。寫了《劍與犁》、《不定的號角》、《朝鮮戰爭》等書)。他們極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樣作戰,即西點標榜的「從牛軛湖到長灘」。英裝甲七旅是蒙哥馬利阿拉曼時的「沙漠鼠」,法國裝甲部隊源於1944年的勒克萊爾。像1945年在歐洲一樣,各軍深入。
  故在這種狀況下,多有幾個戰地記者隨英、美、法軍分頭行動,則可以得到一手的照片,強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請去戰場,爭取隨軍行動,鑽進一輛「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戰地照片。回巴格達的捷徑或許不在安曼,而在101師的搜索營。我想我能爭取和美軍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點進攻。
  服從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師曾
  我想起二次大戰中受了二百處戰傷的尤金·史密斯曾質問不許他上火線的老闆:「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去死。」可我至今還未受過戰傷。
  2月24日,格林威治時間凌晨1時,北京時間上午9時,海灣地面戰爭終於爆發。海灣戰爭進入最後階段。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海空軍火力支援下,分東、中、西路對伊拉克軍隊發動了自二次大戰以來規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戰爭。
  二十三、唐老鴨烙餅
  二十三、唐老鴨烙餅
  3月3日,我憋著一肚子委屈從開羅飛往安曼。與我同機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小原洋一郎,就是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的女婿。我由於情緒不好,一路緘默不語。聽任兩位自稱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個薩達姆倒下去,千萬個薩達姆站起來。最後,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問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沒完沒了,就說:「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卻讓我回巴格達。」這位巴解一聽竟哈哈大笑:「別難過了兄弟,你用不著去沙特、科威特了。它們已經是美國的第五十一、五十二個州了。」
  重返安曼,中國駐約旦章大使一見我就喊:「講故事的唐小鴨回來了。」當晚擠在他的小屋裡侃了一晚上。大使說我講什麼他都愛聽,但千萬別讓約旦人知道我去過以色列了。大使約定以後每晚一回。我當時只有一個請求,求大使盡快安排我回巴格達。
  約旦使館由於戰時疏散,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華社三位記者和我,十個人輪流做飯。我由於無所事事,乾脆頓頓飯全跟著攙和,我本是個大笨蛋,可炒菜捨得放油,馬馬虎虎大家還挺滿意。使館的大狼狗黑背和她兒子對我特親,因為我總偷偷給它們大塊的肉吃。
  3月5日,巴格達的鄭大使由開羅飛到安曼,摟著我連轉了好幾圈。鄭大使不僅給我帶來一萬美金,還保證一定帶我進巴格達。
  次日,鄭大使、司機老王、陳林、李志國、李衛華和我「六條巴格達漢子」,到安曼檢疫所注射了傷寒和鼠疫疫苗,左臂傷寒右臂霍亂,疼得我兩眼冒金星。回到使館就發低燒,由於兩種疫苗同時作用,一會就升到三十八度二,我午飯也沒吃,回到分社就蒙頭大睡。
  傍晚,輪班做飯的阿文記者老楊趴在我耳邊,輕聲喊:「老鴨」。我迷迷糊糊坐起來,問他是否是又來了「飛毛腿」。老楊說約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鄭大使稱讚我烙的餅好,說今天晚飯吃炒餅,可我昨天做的餅剩得不多了。由於只有我一個會做餅,故只有不好意思了。
  我雙手撐床坐了起來,可兩臂疼得穿不上衣服。老楊哆哩哆嗦地幫我伸袖子,不知是冷還是疼,弄得我眼淚都出來了。疼得我直想我媽。老楊看我頂不住,只得一個人先走了。
  我找出車鑰匙,一個人深一腳、淺一腳地摸到了車庫,發動了白奔馳,搖搖晃晃往使館開。可兩眼發黑雙手鬆軟,我只好掛著一檔往前蹭,氣得跟在我後面的汽車一個勁按喇叭。
  黑背和它兒子已經在使館門口等我,兩個站出來差不多是足有一人高的大東西一齊向我撲過來以示敬意。
  我鑽進廚房揉面,四肢無力,猶如死去重生一般。閉著眼睛高一腳、低一腳往來地烙餅,胳膊彷彿是別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說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飛機著陸、似汽車撞車、似與姑娘接吻,麻絲絲地疼,疼得沒了知覺。
  直烙到第七個,鄭大使的司機王師傅進來了,我可盼來了救星。我說:「王師傅,您慢慢烙吧。」一個人開白奔馳回分社接著睡。半夜,老楊給我送來了黃瓜、西紅柿。我說免了吧。掉頭又睡。一夜連做怪夢。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來吃飯,傍晚與老陳去安曼機場,等歐共體三外長來訪,可等到晚上10點半還沒有。老陳說「咱們回吧」。說著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話也說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戰,眼冒金星。我說,今夜星光燦爛。
  半個月下來,我做飯技藝大長,黑背和它兒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體重增長了五公斤,兩位大使都說我比剛從開羅來的時候壯多了。
  3月14日,我們重返巴格達的前夜,巴格達鄭大使揪住我的攝影背心:「鴨子,明天我就帶你回巴格達了。可你哪也不像個外交官,倒像個馬戲團的。」我攔住約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換給我得了,我願出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章大使是個極嚴厲的老頭,在使館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愛聽我講故事,還老笑話我:「唐小鴨不敢吃魚怕扎刺,長不大,乳臭未乾!」我質問:「那你還愛聽我講故事。」他說:「我喜歡你這孩子。」
  二十四、我和河野
  二十四、我和河野
  91年7月底,我從河南災區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北京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的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不是還完整無損,念念不忘海灣戰爭期間我前胸後背的五星紅旗。我弄不清是誰編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攝影記者,遞給他一張我的唐老鴨名片時,他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上北大時的校友,我念國際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亞運會時他又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一個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達拉希德飯店門廳裡再度相會。當時他身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我著一件土色攝影背心,前胸後背各縫了一面五星紅旗,讓他羨慕得不行。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巴格達的政府機關、商店、銀行、醫院、加油站、煤氣站、機場、車站、立交橋、重要路口、集市、廣場一律不准拍照。荷槍實彈平端AK—47步槍的士兵,遍地都是。頭頂上是編隊巡邏的UH—1「北美馴鹿」武裝直升機。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乾脆別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我說這全是新華社我老闆的主意,如果戰爭打完你我還勉強活著,我一定也送你一面這樣的新旗,不過我老闆絕不會在你後背上繪上新華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難與共。」
  在巴格達的日子裡,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新華社播發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的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花重金租了一輛汽車,計劃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魯威謝德邊境地區採訪。我當時囊中羞澀,正發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經心地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車,快去買些咱們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機被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千方百計營救,把士兵請到一邊「單獨談話」,我才得以繼續上路。只有在不斷的危險中,才能體會到朋友的重要。
  在魯威謝德邊境,一位高舉尼康F4的白人記者被群情激憤的難民圍在核心,任憑他怎麼搖晃胸前的大號楓葉紀念章還是被推來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態,這傢伙象看見了救星:「唐!快告訴他們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麼認識我,他竟拚了命擠到我身邊,氣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兩年前在天安門交換過名片。」我終於想了起來,不過,這小子上次是美國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攝影背心:「他能證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侖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Mike Kirsch)、印尼《坦波雜誌》的尤麗、法國嘎瑪的阿利克斯(Alexis Dnclos)一起去約旦河東岸貝卡難民營。熱情的麥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車。途中麥克得意地說只有我們這樣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才沒有被綁架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暗暗地為單槍匹馬去死海採訪的河野耽起心來。
  晚上,急急忙忙地趕回安曼洲際飯店,共同社中東首席記者近籐正守著電話發呆。看到我一頭撞進來,他兩手一攤:「河野與攝影記者大河源被約旦傘兵抓走了。」與兩天前我的遭遇一樣,大河源在死海邊照相,被傘兵抓住,河野上前營救,被一起抓走。近籐說河野在被抓之際,通過電話喊了一聲:「過7小時後通知日本使館。」現在已經7小時了,說著站起來畢恭畢敬地給日本使館打電話。我將電視音量擰小,CNN正播飛毛腿襲擊以色列。
  深夜,在一間不知名的小飯館,近籐作東為恢復自由的戰友壓驚。大河源說這回總算平了上次在東亞某國被拘7小時的紀錄。河野說今天等於又得了枚勳章。
  這是海灣戰爭中我們最後一起吃飯,大家都挺傷感。河野與大河源明天將經倫敦回日本。近籐則將穿過加侖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淚將一大包止血繃帶、鎮痛片和不知名的美軍戰地急救品塞給我:「以後就剩你一個了。遇事要多想,千萬別太猛了。防彈背心、鋼盔、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見面的呀。」
  我們手挽手擠在一起合了張影,可幾個小時以後,我這個膠卷就被約旦警察沒收了。
  河野他們走後,我孤身一人經塞浦路斯進入以色列,親歷了「飛毛腿」的襲擊、加沙地帶的戒嚴和約旦河西岸的鎮壓與反抗之後,由開羅飛安曼再進巴格達。每每恐怖襲來之際,我總是想起和我幾經生死的河野。由於烽火連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東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種神話。直到回到北京,見到90年可可西裡無人區探險隊的隊友,才平息了探險隊風傳的我已中彈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華社新聞大廈頂層,久別重逢的河野與我緊緊擁抱在一起,我甚至懷疑這是在夢中。河野指著我衣服上的小紅旗,追問給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紅旗在哪裡。當我的編輯同事們感謝共同社在海灣戰爭期間對新華社的幫助時,河野辭之以「互相幫助,我們也得到了你們的幫助。」我看到勇敢機智的河野,此時竟滿面通紅,紅得像我送他的紅旗。
  二十五、「死亡之路」
  二十五、「死亡之路」
  我們終於在3月15日凌晨4時告別打擾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達的征程。整整兩個月前,我被中國駐巴格達大使、北大老校友鄭達庸揪著右胳膊最後一個邁出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海關。今天,鄭大使又率隊重返故地,而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內特在內所有外國記者被限令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鄭大使御駕親征,我特興奮。我們一行共有四輛汽車,開道的是伊拉克駐安曼使館的一輛白豐田,車上滿載著大米白面,遠遠地跑在前頭。我坐第二輛車,同車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並不感到寂寞。第三輛車坐著大使和其他隨行人員,最後一輛是二十噸奔馳卡車墊後,裝了滿滿一車食品和四百箱礦泉水,外加我們的兩個文字記者。
  太陽就在我們的前面,安曼至魯威謝德快速路好似奔騰的伏爾加河蜿蜒而去,這段路長292公里,我已跑過兩趟。頭一次是和共同社記者北大校友河野澈往伊約邊境採訪難民,第二次是隨安曼首席符衛建再訪魯威謝德難民營,那天我曾把白奔馳開到一百六,嚇得老符又把方向盤要了回去。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層層盤查,不過比前兩次客氣得多,因為我們車上插了中國國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開道,後有中國大使作後盾。
  中午10點,來到魯威謝德邊防站,在這裡辦完出境手續。再穿過七十八公里的中立區就要進入伊拉克國境了。公路上,十幾輛四十噸的集裝箱車正在等候過關,車身上掛有整幅白布,上用硃筆寫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說寫的是「阿拉伯運輸協會」,運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資。其中一輛白色工具車尤為醒目,車身上畫有紅十字,寫著 Medcin Sans Frontier ,我過去一問,是兩個說法語的比利時醫生,其中一個叫 Dr.Renand Toerk,他們是志願為伊拉克送醫藥的醫務人員。邊防站外,所有開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車都裝得滿滿的,連小轎車的頂蓬上全堆滿了糧食和汽油,用尼龍繩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車都在這裡加足汽油,將備用油桶灌得滿滿的,因為自1月17日戰爭爆發以來,伊拉克就停止給市民供應汽油,黑市汽油比官價油貴九十倍。
  10:30,我們駛入約伊之間的中立區,這段路長七十八公里,兩個月前,國際紅十字會在這一帶沿公路修了三座難民營,專門收容伊拉克難民,安曼首席符衛建曾帶我採訪過這裡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Peter Fierz 。可現在這裡已經空空蕩蕩,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約旦警察照看著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彈皮和其他爆炸物,全是美國轟炸伊拉克的產物,被集中在這裡,向人們展示「美國的罪惡」。其中一個挺新挺大,塗著草綠色的無光漆,由於車速太快,我沒看清是副油箱還是巡航導彈。
  11:00,我們駛入伊拉克邊境,雄偉的伊拉克海關在路北傲然聳立,疲憊的士兵四處可見。趁辦入境手續之機,我想把憋了一路的一泡尿解決掉,可就是找不到廁所,找士兵問,他們全然不懂英語,急得我原地打轉兒。情急生智,我解開褲子模仿撒尿的姿勢,士兵們頓時恍然大悟,甩手一指,我進了一座小樓。這裡根本不分男女,廁內「遍地人遺矢」,毫無立錐之地。我踮著腳尖,尋找淨土無望,只好就地解決。得意時吹著口哨四下亂望,猛抬頭,抽水馬桶的陶瓷水箱上赫然四個大字「中國製造」。
  返回汽車,只見四個阿拉伯人正往我們車頂上裝麵粉,三隻大口袋捆得結結實實,任憑我們怎麼制止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鄭大使親自出馬,用阿拉伯語嘰哩哇啦一嚷,他們才作罷。聽司機講,這幾個伊拉克人由於食品短缺才到約旦來弄糧食,可沒想到截了外交車。按伊拉克法律規定,伊拉克人不准搭乘使團車輛,這幫原想揀便宜,險些惹了禍。
  11:30,我們進入伊拉克境內,大路豁然開朗,又寬又平,與剛才約旦境內的公路形成天壤之別。這裡全是完好的高速公路,雙向車道至少有六條快速分道線,交通標誌醒目,路中央設有水泥隔離裝置和鋼板防護牆,路兩側是停車線和防護網。整齊的防護網將高速公路完好地封閉起來。公路上很清靜,看不到其他車輛,只有我們的車隊風馳電掣,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飛馳。再向前,公路的中心隔離帶被拆掉扔在路北的沙丘上,形成八十多米寬的寬廣路面,曹武官說這完全可以闢作臨時機場,供大型飛機起降。小李則提醒人們注意,這一帶常有人持槍搶劫。這條自約伊邊境開往巴格達的高速公路修得盡善盡美,每十公里一座立交橋,像一條金線將沿途城鎮連接起來。完全不亞於我見過的波恩到科隆的西德公路。
  曹彭齡武官是北大世家、俄語系主任曹靖華之子,文字造詣頗深,家學淵博,睹物言志,不時大發感慨,動人心肺。武官助理小李在北大與我同年級,我在國際政治系,他在法律系,其連襟陳剛是冰心之外孫,亦是我的攝影朋友,侃起居京朋友,感歎世界真小,海闊天空一通神侃,不知不覺出去幾百公里。
  車到Rutba附近,立交橋下出現加偽裝網的雙聯37毫米高炮陣地,操炮的士兵頭頂鋼盔,懶洋洋地在陽光下打盹。公路兩側的高壓輸電線象被刀砍過一樣散亂一團,巨大的架線鐵塔被炸翻在地。路上被炸毀的四十噸油罐車和翻在路旁的巨型集裝箱卡車不時可見。公路上有美國空軍標準裝備20毫米火神機炮掃射的痕跡,一枚火箭命中路中央的隔離帶,鋼板斷裂,扭曲一團,一輛公共汽車斜在路基上,大火後風吹雨打,早已銹跡斑斑,失去了本來顏色。我們的汽車躲閃著彈坑,不料軋在一塊炸彈皮上,右後胎爆裂,司機緊踩剎車,橫扭著衝出一百多米才停住。
  鄭大使指著我鼻子說:「唐老鴨,出門前你胡說八道什麼來著,看你們車先撞壞門,再讓人走私麵粉,現在又放炮,全是你方的!」我朝他大喊:「我是福將。半個月前撞斷十二根隔離樁都沒事!這全賴你們小李昨夜看見黑貓方的!」
  趁換車輪之機,大使、曹武官、小李和我跑到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武官揀了一塊魚形彈片說要拿回家做盆景。我拍了張負片對武官說:「我要把這張照片投給北大校刊,讓她看看她培養出的這幫東西!」
  車到Ramadi和Haditha立交橋,突然拐下普通公路。司機說前方的路面被徹底炸斷。武官告訴我,西方將Haditha列為化學武器基地,屬重點轟炸目標。我們車隊沿一條鐵路緩行,前面是一個小編組站,一列球型油罐車裝的不知是什麼寶貝液體,正靠在站台上。車站未遭襲擊,一群兒童赤著腳在站前沙地上踢足球。十字街頭,一輛大拖曳車正拉著兩輛輪式裝甲車向北開去,裝甲車上的加農炮直指藍天。在一幅巨型薩達姆像前,幾個共和國衛隊攔住我們的去路,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曹武官用阿拉伯語回答說:「中國使館!」一位民兵竟用標準的英語說:「歡迎來巴格達!」曹武官說,這座城就是安巴爾。
  16:48,我們緩緩駛上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舊橋,橋頭掩映在樹叢中的57毫米單聯高炮歷歷在目,我們已進入巴格達遠郊。成行的樹被攔腰斬斷,露著雪白的新茬,有人正用自行車馱著樹幹往家運。遍地是士兵,荷槍實彈,還有戴紅肩章的退伍軍人和持AK-47步槍的民兵。不斷有人檢查我們的證件,我們彷彿在千萬雙眼睛中行走。
  城區一片漆黑,路口站崗的士兵問我們有沒有阿拉伯大餅。
  使館內沒水、沒電、沒汽油。車庫中所有汽車的油箱全被撬開抽乾。我們摸黑卸完車上的二十噸貨物,每人泡了一包方便麵。武官助理小李和我兩個一米八幾的大個兒擠在一張雙人床上共度良宵。入夜,我不堪屈辱搬到地板上,一覺到天明。
  睜眼一看,鄭大使司機老王和報務陳林已在使館上空升起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藍天白雲,分外鮮艷。晴空裡馬達轟鳴,例行偵察的美軍F-5戰鬥機正劃過巴格達上空,像一隻鉛灰色的蒼蠅。
  二十六、我們的家
  二十六、我們的家
  我們一到巴格達,頭一件事是打掃衛生。由於戰爭停了兩個多月的電,我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四隻冰箱全臭了。魚肉化作濃血流得遍地都是,腐肉用手一觸,就化作一攤爛泥,蒼蠅成團地往臉上撞,有一隻竟飛進我嘴裡。清理足足用了一整天。
  我們院子裡也落下過一枚「炸彈」。一個直徑三米多的土坑早已被人填上。可房東說這是一架無人駕駛的偵察機,憲兵在上面發現了個高級照相機。
  夜裡沒有電,房東送來兩包蠟燭,是伊拉克自己產的,長得像我的大拇指,忽粗忽細,蒼白無力,用火柴一點,辟啪亂響,黑煙騰騰,火苗忽大忽小。房東老太太笑著說她家裡還有中國臘燭,可捨不得用。她再三感謝1月14日凌晨撤離前我送給她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清理完我們分社,首席朱少華和我開車出去看看其他中國單位。市中心的解放廣場靜悄悄的,部分商店照常營業。人們在彈坑前做著各種交易,一架帶液晶後背的「佳能小霹靂」相機才30美元。
  從外觀看,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完好如初。可中國民航辦事處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塊,用木板頂住。存在屋後水池中的十幾桶汽油已蕩然無存。我找來一根木棍撈了半天,連空桶都沒有。中建公司可就更慘了,我和老朱翻牆跳進院內,養魚池中一條黑狗朝我們呼救,可餓得已經叫不出聲來。這傢伙大概餓極了跳進乾涸的水池抓魚吃,可體力消耗太大,再也爬不上來。老朱幫我把這黑傢伙抱上岸,弄了我一身臭泥。這黑狗長得很像我在秦嶺拍熊貓時候的獵狗「魁恩」(que#n),當時「魁恩」每夜都和我一個被窩睡覺。可眼前這傢伙卻是一條十足的可憐蟲,把吻緊貼在我鞋上,兩隻前爪平伸,喉嚨呼呼響,不停地舔我鞋上的烏泥。我找來一盆清水給他喝,這傢伙一對水汪汪亮晶晶、清澈見底的大眼睛純潔天真,真像我北京養的老貓「大咪」。
  中建公司後院車庫中的汽車油箱與中國使館一樣全被撬開,汽油抽得一乾二淨。2908豐田皇冠車僅剩一隻車輪,它旁邊的一輛「梅塞德斯300」連引擎蓋上的奔馳標牌也被人掰走。
  正對總統府的「七·一六」鋼索橋被整個摧毀,自由者橋卻完好無損,可在它不到八百米處的共和國橋被炸成四段,墜落江中。事後聽一位朋友講,橫穿巴格達的底格里斯河上共有十座大橋,其中三座被摧毀。
  與中國使館毗鄰的阿富汗使館外的空地挨了一顆炸彈,鐵網圍牆被撕開七八米大的大口子,樹木焦糊,扭曲的彈片嵌進樹幹。中國使館曹彭齡武官和我在樹幹上剝下許多彈片。
  街頭靜悄悄,汽車很少,大都靜靜地停在路邊,開動的幾乎全是軍車。自1月17日戰爭爆發以來,伊當局下令停止向市民供油,每輛車每20天可憑卡購買汽油30升,這僅夠我們奔馳油箱的一半。黑市汽油每升7-10伊第,比官價汽油貴九十倍。
  汽車靠邊,人們紛紛以自行車代步。連巴格達市中心富人區——曼蘇爾區的富豪子弟也開始學騎自行車。我為了照相而去與他們交朋友,與他們一起騎車兜風,發現他們中除伊拉克自產的「巴格達牌」外,還有不少中國的「飛鴿」和「金鹿」。「齋月十六日」大街一家自行車店的普通中國造26飛鴿男車售價竟達四、五百伊第,合官價美元一千五百多塊,而稍好些的台灣造變速軸的自行車售價則在兩千官價美元以上。(官價1伊第=3.228美元)
  糧食因短缺已不得不實行配給制,黑市議價糧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漲了幾十倍。拉希德大街上的白面(精製麵粉)黑市價每公斤七伊第,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時的每公斤0.054伊第上漲了一百二十九倍。在巴格達最繁華的拉希德大街的薩達姆像下,黑市交易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四百克裝Nido奶粉原價0.6伊第,黑市價9伊第。二。五公斤裝奶粉原價3.6伊第,黑市價50伊第。
  自來水奇缺,新華社只有花園裡的自來水才細水長流,用它沖完的膠卷掛著一層莫名其妙的白霜。外國記者一度居住的拉希德飯店一層大廳的公廁全上了鎖,唯有靠近餐廳的廁所開著。我進去撒了一泡尿可是沒有水沖。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二樓以上斷水,只有一樓的水管才有涓涓細流。在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人們手端塑料盆、水桶,圍著街心細細的自來水管排隊取水。中東的烈日高懸當頭。據當地德高望重的哈爾米醫生講,由於缺少消毒劑和殺菌劑,巴格達的自來水已不符合衛生標準,無法飲用。隨著夏季來臨,巴格達白天氣溫可達40-50℃,伊拉克南部一些區盛夏時最高氣溫達70℃,那時缺水現象將進一步嚴重。拉希德飯店的噴水池現已乾涸見底,亭亭玉立的阿拉伯少女噴水雕塑銹跡斑斑。
  入夜,我們驅車橫穿巴格達,但見點檔燈光寥寥無幾,不足巴格達全市人家的十分之一,即便是這些燈光,還有許多是私人小發電機自己發的電。由於巴格達南郊的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被徹底摧毀,巴格達成了黑暗之城。據曼蘇爾區一位著軍裝配手槍的負責人講,政府正設法集中巴格達附近的中小電廠向巴格達供電,但由於能源不足,情況仍很緊張。拉希德大街的發電機市場由此興隆起來,一台四千瓦的二手本田柴油發電機賣價八千伊第(合兩萬五千官價美元)。
  阿卜杜。瓦哈卜廣場的黑市美元一日一變。戰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丹麥人w曾用5.56的價格拋出美元,而今已上漲到6.68.而官方規定1伊第為3.228美元倒掛竟為18倍。
  1月13日我曾光顧的乍巫拉影院已經關門,往日流行的歐美片和電視連續劇已經絕跡。巴格達電視台只播放一套節目,信號極弱,彷彿下小雨,除政府聲音外,全是阿拉伯歷史劇。
  原來16版的官方《共和國報》已減至8版,紙張質量低下,油墨淡,照片模糊不清。英文的官方報紙《巴格達觀察家報》Baghdad Observer已經停刊。
  全城已經沒有電話,因為所有的通訊中心電話局全被美軍摧毀。與外界聯繫全靠架在拉希德飯店的三部衛星電話,分別屬WTN,AP和VIS NEWS(Reuter,NBC,BBC)三家所有。對外開價一分鐘1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薩東大街路口,兩個神色詭秘的青年攔住我,問我支持美國還是支持伊拉克。我說我聽不大懂,我是個攝影師,不懂政治。但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實朋友。這兩人一聽惡狠狠地問:「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應該知道,我們庫爾德人快餓死啦。」
  市內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國衛隊和民兵把守,盤查過往車輛。我們由於是中國人而倍受禮遇,獲免檢待遇。警衛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國家銀行的士兵見我們重返倍感親切,擁抱不止,索要上次我給他們拍的照片。
  入夜,美國飛機轟嗚而來,吵得人睡不著,沒有地面武器還擊。
  二十七、我拍劫後巴格達
  二十七、我拍劫後巴格達
  3月18日,我們重返巴格達的第三天。
  一大早,我像餓紅了眼的惡狼,坐在中國駐巴格達使館門口的馬路牙子上等出租車。可巴格達的出租車好像全跑到爪哇國去了,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連個車影子都沒有。自從1月17日戰爭爆發後,伊拉克就宣佈停止對市民供油。一時間,汽油就成了搶手貨,每升油價從當時的0.09伊拉克第納爾,上漲到黑市的每升7-10伊拉克第納爾,上漲了約90倍。往日街上四處可見的出租也立即鳳毛麟角起來。騎自行車成為時髦,連巴格達的富人區曼蘇爾區的富豪子弟也學起自行車來。中國製造的飛鴿、金鹿和伊拉克國產的巴格達牌自行車四處可見。「齋月十六日」大街自行車店的普通飛鴿26男車竟開價四五百伊拉克納爾,合官價美元一千五百多塊,而稍好一些的台灣產變速跑車每輛則約合兩千美元以上。
  直到中午11點,我總算到了聞名遐邇的拉希德飯店。兩個月前還婷婷玉立的噴水池已乾涸見底。池中翩翩起舞的阿拉伯少女雕塑早已銹跡斑斑。飯店大門口一扇鐵門緊閉,客房大廈的玻璃自動門被一扇僅可一人通過的三合板木門取代。所有的玻璃全貼上了「米」字形防空膠條。飯店裡沒有電,當然就也沒有電梯,312房間NBC 的不干膠紙依然五彩斑斕,可屋內已易主人,幾個伊拉克官員正坐在裡面喝茶。116房間居然還住著個巴解記者,正在吃午飯,桌上地下擺滿了各種方便食品。
  伊拉克新聞部的「小鬍子」見我一頭撞進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唐,你怎麼又來了,不是所有外國記者全離境了嗎?」我說我是上個主麻日(3月15日)隨中國大使一起重返巴格達的。這傢伙一聽竟有些肅然。我說作為人民中國「新華」的攝影記者,我有義務拍戰爭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將其展示給世界人民。「小鬍子」一擺手:「我明白了,你得等我去請示一下。你知道,現在全城沒電話。」
  我一個人被「曬」在大廳裡坐等,又冷又餓憋得夠嗆,連推了幾個廁所全鎖著門,靠近餐廳的廁所終於沒鎖,但「解決」完後才發現,沒水沖。
  踱出大廳,美聯社記者正蹺著大腿用衛星電話發稿。目前與外界聯繫全憑拉希德飯店的三台衛星電話,而這三台電話歸財大氣粗的美聯、路透們所有。我挺在行地問「美聯」,一分鐘多少錢?他翻了翻白眼,「至少一百五十美元,但不能傳圖片。」我衝他隨手摁了下快門,拍了張這小子的尊容。
  返回大廳,「小鬍子」還沒回來。我半躺在大皮沙發上養神,仰面朝天數著天花板上的吊燈,盡量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猛然一陣香風拂面,不知何時對面坐了兩位阿拉伯少女,我們彼此一家,各想各的心事。這時又過來一個小伙子,坐在我旁邊和那兩個姑娘套磁。大概想露一手,他竟用英語問我:「日本人?」我搖搖頭。「朝鮮人?」我又搖搖頭。「台灣人?」我朝他大喊:「怎麼你沒見我身上的五星紅旗嗎?!」小伙子並不生氣,面帶微笑地問我在這兒幹什麼?我告訴他我在等新聞部官員,他將帶我去拍照美國人轟炸民房的現場,那位官員讓我等著「Shiway-Shiway」(阿語:一會兒),可我已坐了兩個鐘頭。小伙子一聽說:「那邊是主管阿拉伯事務的頭兒,你為什麼不直接去請示大人物呢。」
  這個大人物身著筆挺的灰西裝,五十歲上下年紀,頭戴阿拉伯花格頭巾,兩撇鬍子挺像阿拉法特。我用英語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一遍。他聽後大吼一聲。「小鬍子」變戲法似地跳了出來,連說「Nam Nam」(是,是)。
  「小鬍子」把我交給一個高個、戴眼鏡、花白頭髮的斯文男子。「小鬍子」一走,斯文男子就問我餓不餓,我硬挺著咕嚕作響的肚子說不餓。他拍了拍他的肚子:「可我餓了。」我說:「哦。」他又問:「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吃午飯嗎?」我堅決地說:「我吃過了,我可以在這裡等你。」
  又過了半個小時,斯文男子終於回來了,告訴我一小時一百個伊拉克第納爾(合3#2官價美元),我說行,他捅了我胸口一下,「換美元嗎?」我說:「對不起,我的美元已經換給拉菲丹銀行了。不過明天我可以幫你想辦法。」
  我們雇了輛紅「皇冠」,看樣子司機是斯文男子的朋友。我們先到了被炸成四截的共和國橋(Bridge of Umhuriyya )。斯文男子從西裝口袋中掏出個小本子一晃,守橋的共和國衛隊閃開一條路並告訴我只許站在哪個位置、朝哪個方向拍。照完後,我爬上了斷橋,兩個共和國衛隊仍然緊跟著我,我用腳掌走路,後仰著身子,沿斷裂後墜向底格里斯河的柏油橋面往下走,直到陡得往下滑時,才連滾帶爬地回來。士兵見狀哈哈大笑,讓我站直了別動,圍在我背後讀我攝影背心上的阿文字「人民中國新華社」,連豎拇指:「中國,好。」
  地方政府部和司法部座落在同一街口,都已被徹底炸毀,持槍士兵和民兵正檢查過往車輛,一群小孩在廢墟上撿木頭,贓兮兮令人心酸。司法部門口有一座十來米高的薩達姆畫像,可惜太側了,24毫米鏡頭收不進去,我變換著角度,試圖將其和被炸毀的大樓拍在一起。這時來了幾個老百姓,抓住我的胳膊不許照像。幸虧斯文男子走過來,掏出個小白牌向他們一晃,老百姓立即散去。
  市中心長途汽車站附近的一座百貨商店被炸散了架,根父鋼筋直指晴空。由於有斯文男子保駕,我爬上炸爛的混凝土塊鳥瞰腳下清理雜土的推土機。正得意時,只聽「趴」的一響,不好褲襠裂了。我的第一條牛仔褲在以色列內夫沙漠演習爬坦克時掛爛一條腿;第二條昨晚幫使館清理冰庫中的臭肉弄了一身膿水,由於沒水洗扔在了分社;第三條太瘦,致使登高現眼,逗得看熱鬧的阿拉伯人哄堂大笑,窘得我頓時英雄氣短。
  此次海灣戰爭,美國及盟國使用了激光制導的「靈巧炸彈」,它可以精確地命中目標,鑽入建築物腹內爆炸。中國使館附近的一座「阿米利亞」地下掩蔽所鑽進了兩顆「靈巧炸彈」,炸死了「一千五百人」(伊通社數字,西方媒介報道為四百人)。掩蔽所附近的住家門口都掛著黑色幔帳,上書白字。斯文男子說,這些人家就近躲入掩蔽所,結果舉家蒙難。外國記者居住的拉希德(Rashe#d) 飯店安然無恙,可與其只隔一條馬路的伊拉克議會大廈被炸掀了屋頂。許多建築物表面看來完好無損,只是窗口有煙熏火燎的痕跡,但腹內已被炸空。據傳巴格達的能源基地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全是這樣炸毀的,可惜這兩處不許參觀。
  在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為平地,僅他一人倖免,掛著枴杖瘸瘸地走。陪我的斯文男子見我面露憐憫之色,便義憤填膺地朝對面的AHRRAA GERCHOR教堂一指:「他們還轟炸教堂。」
  在廢墟中撿木柴的伊拉克兒童見我照相,竟相圍上來,高擎著手中的破木塊,興高采烈地大喊:「索拉,索拉」(照片,照片)。望著他們純真美麗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淚潸然。
  二十八、去南部——什葉派地區蜂火又起
  二十八、去南部——什葉派地區蜂火又起
  與友惠小姐約好,今天(3月26日)一起去看轟炸現場,所以不到七點就匆匆起來做早飯,沒有煤氣沒有電,只能用礦泉水沖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們十位日本人組成了一個「海灣和平團」,帶了一車藥品和食物來援助巴格達,可來後又挺失望,她「擔心物資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裡」。
  與分社文字記者江亞平一道趕到拉希德飯店,江去樓裡找日本人,我則守在門口,以防與日本人走岔了,北京管這一手叫「蹲坑」。江進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聞部的「小鬍子」走了進來,他朝我一咧嘴:「唐格(Tang),去不去,一千五百伊拉克第納爾。」我說太貴了,我還是跟日本人走,可轉念一想,他要去幹什麼我還沒弄明白,怎麼就拒絕了呢。正巧這時日本朝日電視新聞的伊拉克僱員侯賽因·馬根走過來,我拉住他問今天要去哪,侯賽因朝我大喊一聲:「去南部。」就抱著攝像機鑽進一輛紅「皇冠」,尾隨「小鬍子」的另一輛紅「皇冠」飛馳而去。
  好不客易等到江從飯廳裡出來,我一把揪著他跑到飯店門口,告訴他有更好的買賣了。一位西裝筆挺的男子走過來,張口開價「一千七百五,這是新聞定的官價(Of#icial Price)」。一輛乳白色皇冠開過來,我們一頭紮了進去,一看手錶,早上八點整。
  出巴格達向南,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已成廢墟。兩輛T-72型坦克扼守著通往南方的8號公路,炮口對準公路盡頭。沿途不斷地有憲兵拉住我們,司機用阿語一解釋,立即放行。司機名叫蘇海爾,車開得挺猛,車速一直沒下過120邁,甚至敢鳴著喇叭超軍車。江亞平嘀哩咕嚕地與司機交談,弄的本來會不了兩句半英語的司機蘇海爾直分神,車到尤斯費厄竟開錯了方向。幸虧我瞄了一眼坦克車後面的路標,大喊:「Stop」才撥亂反正。
  沿8號公路南下,不時可見路旁虎視眈眈的T-72坦克。這種蘇制T-72主戰坦克是7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戰後第三代坦克。火炮為125毫米滑膛炮,配用穿甲彈、破甲及榴彈等多種炮彈,採用自動填裝機,火炮發射速度可達每分鐘8發。火控系統則配備有電子計算機、紅外夜視儀、激光測距儀等裝置。火炮口徑大、火力強,裝甲防護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擊中,最大時速60公里/小時,涉水深可達1.8米。
  在泰菲安橋頭,竟看見一輛法國造GCT120毫米裝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車不時從我們車旁咆哮而過。成隊的大型平板拖車載著雙聯37毫米高炮、T-62坦克向北疾馳。路旁可見軍用帳、和帳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婦女。
  九點,我們離開8號公路向東拐入一條岔路,兩輛不知型號、重心極低的履帶裝甲車緊扼路口。右前方45度是一個龐大的無線電陣地。一隊軍車迎面飛速駛來,一輛平架著37毫米高炮的蘭德羅娃吉普開道,操槍的士兵頭戴尼龍軟帽,只露雙眼,大風鏡上是塗了迷彩的鋼盔,令人不寒而慄。
  十點鐘,我們由岔路拐上巴格達到巴士拉的6號公路。顯然這條路正在運兵。大型平板拖車正將數不清的T-62、T-72和「59」、「59改」式坦克由南向北運。為了節油,軍用卡車則由直徑七八公分、長五六米的鋼管做硬牽引,三四輛卡車一個編隊,由大馬力的MAN或奔馳斯堪尼亞牌卡車牽引,余車熄火滑行,緊隨其後。路旁沙地上,一輛T-72坦克和一輛履帶裝甲車沿著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飛沙走石,征塵滾滾。
  十點四十五,進入巴格達南160公里的庫特,關卡告訴我們,的確有伊拉克新聞部的兩輛紅車開過去。庫特城裡的大轉盤上停著一輛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國的「百人酋長」式(Chieftain) 。奇怪的是,由巴格達到庫特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軍的空襲,連路旁的高壓輸電線也完好無損。
  十二點,距南部屯兵重鎮庫特還有六十公里,我們再次被共和國衛隊截住。司機蘇海爾打開車門鑽出車去,與士兵耳語了什麼,我們立即被放行。借停車撒尿之際,我仔細打量了我們的白皇冠,居然掛的不是紅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車牌。
  繼續前進,依然是數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四十五度居然還有一架「米四」直升機在盤旋。顯然,裝甲部隊正在這段瀕臨瀉湖區的快速路上集結,然後搭乘大型平板車北上。我注意到,一些軍車上畫有白底紅字的「紅新月」標誌,一輛法制GCT自行火炮的側裝甲上竟畫了直徑一米的「紅新月」。
  十二點三十四分,我們駛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舊橋,進入位於巴格達東南450公里處的軍事要塞Amara.底格里斯河從該城穿流而下,經過巴士拉後注入波斯灣。Amara 不僅扼守巴格達到巴士拉的水旱路交通,而且東距伊朗邊界僅40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軍事要塞。據伊拉克當局介紹,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葉派控制了該城,伊政府軍3月16日剛收復了該地。
  Amara城外,一座五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彈打成三截匍匐在地。像沿途一樣,這裡也嚴禁照相。雕像背後的十字街頭有槍戰過的痕跡。一座兩層樓被火箭彈擊穿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圓洞,屋角坍塌下來。伊拉克政府軍士兵蹲在雙聯三十七毫米高炮後面,炮口平伸,當作戰防炮使用。
  在Amara市電訊中心的廢墟旁,我們終於追上載有伊拉克政府新聞部官員和其他外國記者的兩輛紅車。而所謂其他「外國記者」不過是西方新聞媒介雇的伊拉克僱員而已,因為伊拉克早已下令外國記者必須離境,連CNN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內特也被趕到了耶路撒冷。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Abudula)的官員不客氣地拉開我們車門,一屁股坐在司機旁邊,揚了揚右手,讓我拍Amara市炸毀的通訊中心,「這些全是美國人幹的,所以伊拉克沒有電話了。」我跳下車,等有幾個伊拉克士兵進入畫面時按下快門。不料阿卜杜拉鑽出汽車直指我的鼻子:「不許拍軍隊,我警告你,你拍了兩張。」我解釋說我需要有些活動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強硬地說「這我不管,但決不許拍軍人。」
  在Amara市政府門前,我們又停車。此次我學乖了,先問阿卜杜拉可以拍哪兒。市政府斜對面馬路中央,一輛掛黑色軍牌的汽車被燒成一堆烏鐵。阿卜杜拉說,「從現在開始全是穆斯林什葉派的暴行。」據他介紹,「3月2日至16日,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葉派叛亂分子在此燒殺搶掠。他們乾脆就是伊朗人,連阿拉伯話都不會講。」
  2月28日,布什宣佈多國部隊實行停火。海灣戰爭基本結束後,在伊拉克南部什葉派地區出現了反對薩達姆政權的騷亂,它幾乎蔓延到南部和中南部的所有城市,嚴重威脅和動搖著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導的薩達姆政權。伊拉克兩大穆斯林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伊拉克兩派穆斯林的矛盾紛爭,由來已久。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可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圍繞繼承權問題,教徒們發生了爭執。多數人讚成阿拉伯的選舉傳統,挑選了巴克爾、奧馬爾、奧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法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以《古蘭經》和六大《聖訓集》為自己的學說,並以此作為立法根據,這一派被稱為遜尼派,也叫正統派。遜尼派由於得到歷代哈里發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傳甚廣,世界穆斯林的85%屬於遜尼派。
  另一派則堅持穆罕默德的領袖應由其後裔繼承,認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繼承人,其餘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這一派被稱作什葉派(什葉,即追隨之意)。什葉派代表了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貴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人民的願望。就這樣,遜尼派和什葉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教派,兩大教派的鬥爭貫穿了以後整個伊斯蘭教的歷史。
  在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中,伊拉克是僅有的幾個什葉派佔多數的國家之一,什葉派佔全國穆斯林總數的60%,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區。在伊拉克雖然什葉派人數較多,而遜尼派人數不多,可後者卻地位優越,在伊拉克政府機關及軍隊裡佔有重要位置。歷史的結怨加上現實的矛盾,如兩派因社會地位懸殊,造成了尖銳的利益矛盾與權力之爭,使得伊拉克兩派穆斯林難以調和。
  再加上伊朗宗教領袖、什葉派的霍梅尼在七十年代初曾流亡到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對伊拉克什葉派造成很大影響,這使伊拉克當局十分氣惱,其間驅逐了四萬什葉派教徒出伊拉克。而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後,伊朗成了海灣國家唯一的什葉派穆斯林掌權的國家,這對伊南部的什葉派是極大的鼓舞。伊當局為此又清洗鎮壓了上萬名反政府活動分子。在兩伊戰爭中,伊反政府組織也曾策動過什葉派反對薩達姆活動,但都遭鎮壓。現在,一度被壓下去的伊拉克什葉派反政府勢力在海灣戰爭後又冒頭了,它趁伊政府軍潰退之機迅速在南部活動起來,並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鎮巴士拉。伊拉克當局不得不又抽調軍隊來對付這股反政府勢力。
  在奪回的Amara市政府門口,一門37毫米四聯高炮橫在路中央,幾位頭戴乳白色鋼盔穿作戰服的伊政府軍虎視著過往行人。他們身後有一輛架著無後座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樓頂一面伊拉克國旗在烈日下懶洋洋地飄舞著。樓前小廣場的四角則佈滿了82毫米迫擊炮,不知是戰利品還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貝蕾帽的陸軍少校陪同下,我走進這座兩層樓的建築物。一進樓門,迎迎面高懸著一個一尺見方的嶄新玻璃鏡框,裡面是一幅薩達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滿目瘡痍中分外顯眼。阿卜杜拉指著滿地的灰燼讓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線太暗,我的SUNPAK30##領時就是二手貨,此時怎麼也不肯「賞光」亮一下。
  出得樓來,陪我們的陸軍少校指著二樓一個被火箭彈擊穿的大洞讓我「索拉」(照相),我朝那邊望去,幾個伊拉克士兵正持槍站在洞口,擺出姿勢等我照。我得先請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瞇:「我已經警告過你。」嚇得我們的陸軍少校一縮脖子,再也沒敢吭聲。
  門外廣場上,乘另外兩輛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聞官、司機及四位為外國新聞單位僱用的伊拉克人,讓我走慢點。朝日電視台(News Asahi TV)的侯賽因·馬恨和VIS News(戰爭期間,NBC、BBC和路透社三家聯合工作的托拉斯)的小瘦猴爭著拍我,還讓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紅旗及後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侯賽因·馬恨說「唐才是徹頭徹尾的外國記者,紅衣服也很漂亮。」
  一點半,我們奉命離開Amara返回。三點半途經庫特停車參觀一家被燒燬的建築物。門口一巨幅薩達姆像,雙手平端一個大簸箕,高達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頭纏阿拉伯頭巾的老頭兒,拄著枴杖領我們進去拍照,老頭手腳亂抖,義憤填膺。
  再往前是庫特的商業街,許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邊居然還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氣刺鼻,這在巴格達是看不到的。滿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聞官只讓我們拍對面被燒燬的超級市場,但我和侯賽因·馬恨對此不感興趣。我們的陪同阿卜杜拉買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帶上車,顯然這裡的食品比巴格達充分。
  阿卜杜拉示意開車,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機的椅背,左腕上一塊金光閃閃的大金錶豁然在我眼前,上面印著:「CNN International」。我故作祟拜地問:「阿卜杜拉你陪過CNN?」他吐了口煙:「當然。皮特·阿內特。」他左腕動了動:「在中國也能看到CNN嗎?」
  沿6號公路返回巴格達,路旁仍是裝甲兵陣地,大約每一公里就有一輛裝甲車在路旁警戒。士兵們們夕陽中升火做飯,炊煙裊裊,令我產生一種「斷腸人在天涯」的思鄉惘悵。
  二十九、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二十九、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4月1日,凌晨四點,巴格達首席老朱把我叫醒,由於沒電,我們摸黑用涼水擦了一下臉,然後扛起鐵鍬去拉屎。由於水電無保障,樓內的沖水馬桶根本沒法用。夜漆黑如墨,我們打著手電仔細挑選地面,因為附近已被我們「拉遍」。
  五點整,我們趕到拉希德飯店。記者們正在樓下靜立,等候伊拉克新聞部官員到來。除約旦記者自己開一輛「尼桑巡邏兵」外,所有西方記者俱財大氣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聞部的汽車。戰時伊拉克規定,所有外國記者外出,必須乘新聞部的車,不許隨便自己僱車,連牛得不行的CNN也得服從。我們受到優待,獲准開自己的奔馳260,但必須讓一個「新聞官員」全陪,服從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給我們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過挨炸的兒童奶粉廠。穆罕默德檢查了我們後備箱裡的150升備用汽油。
  直耗到六點鐘,我們才接到出發的命令。所有汽車全編了號,必須依次行駛,不得超越。約旦記者被編在我們前面,大鬍子攝影記者朝我揮了一下特大號煙斗:「但願跟上別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剛學的法語:「Bon Voyage(一路平安)。」
  由於通往基爾庫克的2號公路正在運兵,我們不得不向右繞另一條路。
  駛過小扎卜河大橋,左側叢林中有幾十輛燒燬的IFA牌軍用卡車。路邊開始出現燒燬的建築物。持AK—M 衝鋒鎗的愛國民防團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檢查我們的證件。
  天氣仍很陰晦,像雨後的湘西張家界,霧氣昭昭,令人懷舊、憂怨、傷感。公路兩側被火燒燬的IFA軍車連綿不斷。公路沿線的制高點都築有碉堡,上插紅、綠、白、黑四色伊拉克國旗。向陽的山坡上架滿了雙人帳篷和班用帳篷,窪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1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邊所有的薩達姆畫像全被毀壞,上面佈滿AK式步槍7·62毫米的彈洞。槍炮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車隊在軍車中蜿蜒穿行。
  中午時分,跟在我們後面的皇冠車直閃大燈,示意停車。原來我們瀟灑的大奔馳右後輪被彈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氣。趁老朱換備用車胎之機,我又給我們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經過六個多小時的飛馳,我們抵達巴格達以北400公里的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這裡是前天剛收復的。街頭不時可見被擊斃的庫爾德人屍體。由於天氣轉暖,有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招得成團的蒼蠅亂舞,絳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龜裂,臭氣沖天。
  一向是伊拉克騷亂根源的庫爾德問題再次引起了國際關注。很多中東問題專家認為,庫爾德問題不但關係到薩達姆政權存亡,而且正在成為關係到伊土、兩伊和敘伊關係的地區性棘手難題。
  庫爾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亞庫爾德斯坦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斯坦地區包括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東北部、敘利亞東北部、伊朗西部和蘇聯的亞美尼亞。庫爾德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絕大多數庫爾德人是伊斯蘭教遜尼派教徒。
  庫爾德人在歷史上主要以遊牧為生,受居住國或居住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因素影響,庫爾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經濟、文化也呈現了不平衡發展的態勢,謀生手段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山區居民一般定點放牧或繼續遊牧,平原居民則從事農業,而居住在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地區的庫爾德人則多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約有2500萬庫爾德人,他們的大體分佈是:土耳其約1200萬,伊朗約550萬,伊拉克約500萬,敘利亞約50萬,其餘的則分佈在蘇聯、黎巴嫩、約旦、阿富汗等國。庫爾德人居住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主體民族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因此說這是個地區性問題。而歷史上殖民主義統治遺留的種種因素,使這種矛盾在伊拉克表現得最為強烈。
  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其餘的則居住在基爾庫克、摩蘇爾和迪亞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戰期間,排外情緒極強的庫爾德人都與英國佔領軍發生過武裝衝突,規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義雖屢被鎮壓,但產生了庫爾德人的民族英雄巴爾扎尼。二次大戰後,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巴爾扎尼率領其追隨者屢屢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請求,遭拒絕後又幾次揭竿而起,幾次簽訂停火和平協議。兩伊戰爭中,各派庫爾德反政府勢力再次發起獨立運動,薩達姆不顧戰況吃緊,冒險從前線抽調重兵對庫爾德人進行大規模驅趕,從83年到88年,約有25個庫爾德鎮及4000個村寨被毀,50萬庫爾德人被驅逐境外,150萬人過著流浪生活,面對庫爾德人的反抗,伊政府軍甚至不惜動用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使薩達姆的戰爭潛力和軍事鎮壓機器遭到嚴重削弱,趁共和國衛隊和伊軍主力東調之機,北部蘇萊曼尼亞、基爾庫克和埃爾比勒三省的庫爾德人再次舉行武裝起義,攻克了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省會並對基爾庫克省會形成了包圍,伊政府被迫緊急調用精銳部隊平息暴亂。
  在記者叢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萊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繡著「AFP」,我倆對視了一下對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華」,「你好法新」。
  80萬人口的埃爾比勒幾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攔住逃難的車輛檢查,竟從一輛豐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八個孩子。人們似匆匆過客,面無表情。四處全是持槍的士兵,把守路口的傘兵戴著巨大的白框架風鏡,身後軍車上的識別符號用黃泥塗抹蓋住。市內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雙聯37毫米高炮,當作戰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彈頭彈卡,全無立足之地。
  沒有任何商店營業,幾位政府軍士兵在櫥窗前張貼薩達姆畫像。民房則門窗緊閉,毫無生息。埃爾比勒購物中心(Erbil Shop#ing Centre )門前的巨幅薩達姆像被挖去雙眼,商店被搶劫後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們拍攝被破壞的薩達姆像。
  當地警察局長穆罕默德·諾瑞Mohamad Nonri向我們控訴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佔領了警察局,燒燬了我的文件。」薩拉丁大學管理系主任阿戴爾稱:「埃爾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戰鬥即將停止,一切都將結束。」他說至少有十萬伊朗歹徒越過邊界到伊拉克來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門口放眼望去,炸彈炸起的黃塵平地而起,炮聲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農炮陣地。坦克拖著沖天的黃色煙塵衝向敵陣。
  市政府左手的十字街頭,五位著黑衣的庫爾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彈孔還在冒血。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立即被新聞官員制止。帶隊的伊政府新聞部官員薩東先生大喊,當他數到「五」時,所有記者必須回到車上去,言罷開始數數。各國記者聽到「三」,就紛紛跑回車上。我因動作稍慢,又遭警告:「新華!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們迎著灰霧中冉冉升起的太陽向伊拉克東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奔馳。基爾庫克的藍天、綠草、小河在我們身旁掠過。石油工人居住的點點英國式小屋,獨門獨戶,內帶花園,溫暖恬靜。豐富的石油資源、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條大河橫穿大沙漠中的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倫文明。
  隨車隊入山,這裡的景色頗似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帳篷連綿不斷,與公路平行的高壓電線全被炸毀。公路上全是軍車、行人全是軍人。一個至少由五十輛軍車組成的車隊,正在路旁休息。車門上的軍徽被黃泥塗抹遮蓋住,偶有剝落,則露出紅三角上的黃色降落傘標誌,這支戴紅色貝蕾帽的部隊,顯然是共和國衛隊的一個傘兵師。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向前推進,四十噸集裝箱拖車上擠了上百名士兵,從齊肩高的車幫向外探著腦袋,像竹簍裡的一群鵝。這些士兵還穿著橄欖綠的冬裝,戴著大風鏡和毛線風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爾。沒有風鏡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圍巾裹住頭,僅露雙眼,渾身上下全是黃土。車身上捆縛了許多白塑料桶,裝的是備用汽油和水。一些擠在軍車頂上的士兵為防止打盹摔下來,用帳篷繩將自己身體捆綁在車頂上。
  二十幾輛軍車組成的小型車隊四處可見,蘭德羅娃吉普上平架著12·7毫米高射機槍,車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彈發射器,頭戴蘇式鋼盔。路邊向陽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曬著軍毯,士兵躺在草綠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陣地旁是蘇制40管車載火箭炮。空中有編隊飛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裝直升機,沿公路呼嘯而過,右側是一個簡易前進機場,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機正在降落,吹得黃沙蔽日。
  行至蘇萊曼尼亞市阿德納斯廣場,「全陪」命令下車照相。我驚喜若狂。此處的軍車與難民擠作一處,亂成一團。我連車門都打不開。80—200鏡頭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環怎麼也擰不動。
  由山裡逃出來的難民目光呆滯,疲憊不堪,肩扛各種破爛行李,一個小孩竟懷抱一隻老鷹。突然身旁響了幾槍,可不見有人倒下。我和B#C的吉姆雙手一撐,爬上一堵矮牆,這時槍聲不斷,人群大亂,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聞聯播」還播了我站在軍車上的一個鏡頭,媽媽因為沒看清楚,直等到「晚間新聞」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納斯廣場被擊毀的薩達姆像下,一個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國衛隊上校柱著枴杖指揮士兵往前走。在他旁邊有一個懷抱嬰兒的小丫頭,還沒有我的腿高,瑟瑟發抖著。我把攝影背心裡能吃的東西全掏給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橋下,T—72主戰坦克和裝甲車封鎖了橋面,逃難的人似潮湧,軍隊猶如防波堤。士兵們仔細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後方許通過。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機用庫爾德語大喊:「一切安全,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橋頂,從這裡俯瞰前進的軍隊和逃難的難民相對而行,似滾滾蟻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慘世界》中的一段話:「士兵和市民的屍體並排靜臥,因為他們同屬於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輛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進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乾脆摘下昨天摔壞的那台尼康相機遞給他們,任其亂按一氣。我用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幾句阿拉伯語,得寸進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剛按了兩張,跑過來一個少尉,大聲命令我下來,兩手比劃著戴手銬的樣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國)。」我被帶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動交出相機,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軍事機密嗎?」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穆斯林兄弟)合個影。」
  「是人民中國嗎?」
  「百分之百的人民中國。」說著我轉了一個圈,讓他看清我前胸後背上的字。
  「下次別往上爬。」
  「知道了。你沒聽昨天的新聞,人民中國正提議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藥品糧食呢。」
  上尉連連點頭「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麼,因為這條新聞是我剛從B#C吉姆那兒聽說又添油加醋發揮的。我趁機收起相機,朝他連揮了三遍「V」手勢,就像我拍反美遊行一樣。
  三十、撞車    再撞車
  三十、撞車    再撞車
  90年受命採訪海灣戰爭,行前,北大氣功師、我的大學同窗石松給我佔了一卦,說我海灣之行不會有大凶,但車禍不斷。這一算可嚇壞了中文系的平島由美,她特地讓弟弟從日本找了個小蛤蟆要我掛在身上,因為日語蛤蟆念「凱露」,與「回家」發音相同。
  我頭一次撞車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災情不重,僅撞癟了出租車的右門。我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靈,從此坐車只坐後排,而且總是繫緊安全帶。
  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的小陸是北大七五級的,為人特仗義,開車技術也高,四年來從未出過事,眼看一筆數目可觀的行車安全獎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轉飛機、辦簽證,他沒少幫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亞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陸開的是使館的沃爾沃740GL,據說是世界上最經撞的好車。小陸輕車熟路,可我總是習慣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遠處海面上三塊巨石,就是愛美女神阿佛洛迪成誕生處。可由於滂沱大雨,什麼也看不清。眼看離尼科西亞還有20英里,我們就要到家。不料斜刺裡鑽出一輛粉紅色的小福特,沒給燈光就上了快行線。當時我們的時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頂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眼前彷彿是在演慢鏡頭,小紅車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轉著滑去,掃斷十二根中心隔離樁,車內雜物飛得滿天都是,小陸一腳剎車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麼從後排座位上飛起來,撞斷前排枕頭的靠墊,又打在小陸脖子上的。路過這裡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長目睹了全過程,立即用他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了中國大使館。警方當即裁決,責任全在小紅車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陸的脖子全不能行動自如了。
  第三次撞車是在伊拉克。當時聽說美軍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難民營,我們就開始摩拳擦掌,由於路途太遠,我們幾個輪著干。首席老朱技術最精,從凌晨五點開到上午九點半,跑的全是沒有燈光的夜路,險情叢生。我照例坐在後排,將自己緊緊捆在座位上,估計我們的新式奔馳260不會撞不過別人,除非有人撞我們屁股那我可就慘了。因為行李箱裡裝了200升備用汽油,一著火我先得變烤鴨。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盤交給了英文記者江亞平,江是新華社駐開羅記者,有兩年開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奔馳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鳴聲。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江亞平大叫了一聲「羊」,幾團黑呼呼的東西就越過奔馳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視群車的奔馳,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騰騰,金光萬丈,彷彿有十萬個太陽從三百六十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奔馳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逐步前進。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奔馳。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上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可好歹把我們的奔馳260與他的龐然大物聯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沒面目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搶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再也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乾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磐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三十一、海灣戰爭和北大人
  三十一、海灣戰爭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怪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樂於助人,一輩子受用不完。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生一樣,幻想當個古德裡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裡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鍥入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美國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還不忘按下快門,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辭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
  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埃爾森徹(EL CENTRO)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白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就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如果沒攝影部老闆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冒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魯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掛著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務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到處是朋友的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89年在北京跑過新聞,90年亞運會上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配寫過文字。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事後,河野告訴我,新華社播發的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機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華的照片,為此共同社攝影記者還挨了批。其實,假如沒有河野校友告訴我德奎利亞爾行蹤,我根本無法及時趕到機場,快速突破警戒線,更不用說拍照傳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再次感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三十二、新聞檢查
  三十二、新聞檢查
  88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後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克親自主考。老鮑勃先問我為什麼來這裡學習,我回答說,我從未想過到這兒來,全是我老闆硬逼著我來的。老鮑勃大惑不解,問我想去哪兒,我從牙縫裡迸出「Berut 」(貝魯特)。想不到老鮑勃一聽竟跳了起來,用缺了指頭的右手指著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訓練得能去貝魯特。」
  以後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幾個月後,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薦信,聲稱要推薦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於要到秦嶺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認多皮肉上磨煉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站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居然,不出兩年,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送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盡量躲著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我場場必到。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瞭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所有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場,因此沒有什麼麻煩。我成了地檔道檔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采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ABC)就因報道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制「愛國者」式反彈道導彈就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IDF)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像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煩了。
  我和法國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FN馬達+30#f4,我用尼康FM2機身+MD12馬達+80—20#m#f4,隔著出租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說,「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卷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諾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田拍的那卷用30#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豐富,不愛錢但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列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豐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勝一次危險,就對自己的能力增強一份信心。這又剌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場危險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愛國者」導彈劃破夜空迎擊「飛毛腿」。前一次我用萊卡M4+35m#鏡頭f1·4,1/2秒拍到的「愛國者」導彈劃破長空的道軌跡由於太短,被新華社攝影部值班室的老歐槍斃。在電話裡,老歐說若用B門會更好些,但叮囑我千萬別再站在樓頂上拍導彈了。可我賊心不死,這次還用萊卡M4+35m#鏡頭f1.4B門,總算拍到了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報解除,文字記者朱界飛跑過來看我是否肢體完好時,我早已沖完膠卷並放好了一張傳真照片。放照片時我故意讓底片藥膜朝上,這樣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張影像相反的照片,使讀者無法正確判斷「愛國者」導彈的飛行軌跡,以推算出愛國者導彈的位置。來不及關閉放大機,我和文字記者朱界飛跑到一樓大廳,他去查看外國通訊社如何報道剛才的空襲,我則提著美聯傳真機衝進新聞檢查辦公室。令人遺憾的是辦公室空無一人,估計躲避空襲的檢查官還沒從避彈室回來。我拎著水淋淋的照片,衝到電話機旁,邊裝我的美聯圖片傳真機,邊撥0#8613073642北京新華社,我朝聽筒中的袁滿恕吼:「袁滿,快收!」美聯社傳真機飛速旋轉起來,水珠灑了我一眼鏡,我終於大鬆了一口氣。因為這種老式的美聯圖片傳真機沒有監控,滾筒一轉誰也看不到滾筒上發的是什麼東西。我將幾張前一天通過檢查已蓋章簽字的照片擺在一旁,似乎傳真機上傳的是它們中的一張。我提心吊膽地守著我的寶貝照片。可就在這張「愛國者」截擊「飛毛腿」的照片即將傳完,滾筒行將停下來時,一名新聞檢查官突然撞了進來。他走到我面前,隨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著問我為什麼拍了這麼多男女士兵接吻、摟抱的照片,我說因為我還沒有女朋友,挺羨慕他們的。說話時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在這關鍵時刻,一向穩重得讓我著急的文字記者朱界飛搖搖擺擺的進來了,我頓時象老羊倌見到了毛主席。我面帶微笑不動聲色地用中國青年報的語言快速地說:「快他媽讓他走,我要河北省『完』縣了。」朱界飛手持稿子,指指點點把眼前的瘟神請了過去。我的圖傳機也恰在此時嘎然而止。待到這位檢查官回過身來看我的,我早已換上了另一張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時,現實殘酷得讓我流淚。我剛才忙於放照片,把那張水淋淋底片始終藥膜朝上地卡在放大機集光箱下,現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著沒趴下。我記得1944·6·6諾曼底登陸時的羅伯特·卡帕也碰上過這麼一回。
  三十三、再見巴格達
  三十三、再見巴格達
  5月7日,我終於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簽發的離開伊拉克的特許證和路條。在此之前,辦理離境申請足足花費了我兩個多星期。由於伊拉克的藥品試劑嚴重短缺,單是血樣檢驗就得等10天。
  可約旦駐巴格達使館的一位小姐拒絕給我辦理過境簽證。原因僅僅是幫我辦手續的老朱對她叫了聲「夫人」。幸虧老朱應變能力極強,馬上感慨道:「我真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這樣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轉怒為喜:「現在就簽。」
  由巴格達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長約90#多公里,由東向西穿過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記者稱之為「死亡之路」。
  沿途被炸毀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彈坑也被填上新鮮的黃沙土。被炸毀的汽車殘骸堆在路邊銹成一團烏鐵。我們嶄新的「巡洋艦」雖然輕快,可因為是新車,引擎耗油極厲害,才跑了一半路,車頂四大桶備用汽油就已見底,此時離約伊邊境還有上百公里。為了節油,我們不敢開空調,撲面而來的熱風至少有50℃,太陽照在沙漠上,朦朦霧氣中,遠處忽然出現一片碧綠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陽在天上還是地下,其實這全是幻覺。
  車到卡迪西亞邊防站,我和司機小朱四處找人買油,回答都是「麻庫」(沒有),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發現一輛掛著使團標誌的「奔馳」。一打聽,是斯里蘭卡駐伊拉克大使的車。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機立即給我們抽油,並堅決拒絕收款,只肯接受兩罐茶葉。他說:「互相幫助,友誼第一。」
  駐安曼使館的小李曾在敘利亞留學,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他送我到安曼阿麗亞機場,辦理各種手續格外順利,直到衛星廳的第三道安檢,小李才被擋在了線外,高大魁梧的邊防警察對旅客逐一搜身。我規規矩矩地先把傳真機遞上去,然後是一大摞傳真照片。幾名安檢官員一擁而上,爭相傳看照片,竟把我曬在一邊。這時走過來一位上校,一聲斷喝,大兵立即畢恭畢敬地將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張辦公桌後坐定,戴上眼鏡,一張張仔細翻看。待聽得上校一聲低吟,我趁機走上前去給上校講解照片的內容。7·14大橋、飢餓的兒童、被美軍炸毀的兒童奶粉廠、被政府軍擊斃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我抬頭朝玻璃門望去,見小李還在緊張地注視著我,我高舉右手做了個「OK」手勢,上校終於將照片全部還給我:「很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戰爭的罪惡。」
  安曼時間5月12日22點30分,我搭乘的約航班機開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問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國人,人民中國。」小姐嫣然一笑:「中國飯好吃。」
  當地時間5月14日11時30分,我飛抵曼谷。我的土黃色的沙漠迷彩褲和笨重的傘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驚異。我看著泰國人的面孔,與中國人的非常相近。面對無數張「中國臉」,我無法辨認誰是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華標誌還不夠醒目,就拿出了張10寸傳真照片,在其背後用「詩德樓」記號筆寫了一尺見方的3個字「新華社」,把它豎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總想翻看方塊字背後的畫面,我可沒心思在這裡辦影展。正當我急不可耐,準備叫出租車的時候,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小邰在人群發現了我。
  中午,我們在乍都扎公園門口吃了頓火鍋,這是我參加海灣報道五個多月以來吃得最美的一頓飯。曼谷分社要留我住兩天,可我們攝影部老闆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則就要扒我的「鴨皮」。攝影部不許記者利用採訪之便遊山玩水。在我撤離巴格達時就已接到老闆要我「保持晚節」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國了,回到親人身邊了,心情卻比戰火下的海灣時更不平靜。我想念曾與我一起日夜奮戰在海灣的各國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約翰·海古德,美聯社的多米尼克,東京新聞的草間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們採訪基爾庫克前幾天的3月29日,美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加德·格羅斯就永遠長眠在那裡,他,只有27歲。我曾在約旦河谷貝卡難民營與他有過一面之交。
  兩年前,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曾對我說:「攝影記者應該是最勇敢、最忠誠的人。新華社攝影記者更應該如此。」張郇和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兩個多夢青年,是歷史的幸運兒,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體。並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們幹得並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
  飛機將我和祖國的距離不斷拉近,我就要見到日夜指揮我採訪的徐老闆、林老闆,幫我保障傳真線暢通的袁滿和新聞中心的哥兒們了。
  走出機場,我一眼就見到了我的老闆徐佑珠,我邁開傘兵靴衝上去,把我髒兮兮的阿拉伯包頭蒙在她的頭上。我心裡默念:緬懷戰爭中喪生的無名英雄,獻給他們的母親。
  (全文完)

<<採訪海灣戰爭141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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