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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來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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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來雍正
  作者:張研


  引子 雍正之死

  引子 雍正之死(1)

  有人說,世上最可怕的人,是將他原來面目隱藏起來的人。
  然而,有的人是自己隱藏,有的人是被他人隱藏,有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自己隱藏、還是被他人隱藏,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原來面目是什麼。
  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這後者中的一位。
  雍正可能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神秘的一個皇帝,提起他,總使人聯想到陰謀、暴力、血滴子、殺人慘劇,而讓人感到脊樑骨升起陰惻惻的涼氣。
  的確,雍正的一生,都與一個一個的謎團相連,就是他的死,也死得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雍正十三年(1735年),陰曆八月二十三日子時,雍正死在了圓明園。
  關於雍正的死,《雍正朝起居註冊》這樣記載: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辦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寶親王、和親王朝夕侍側。戌時,上疾大漸,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大學士宣讀硃筆諭旨,寶親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黃輿返大內,申刻大殮。
  也就是說,據官方記載,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偶感不適,但還好好的,照常辦公。二十二日雍正發病,晚上就不行了,趕緊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大亂之中,雍正於夜半時分一命嗚呼。
  軍機大臣大學士張廷玉,在他的《自訂年譜》中,心有餘悸地描繪了他所親歷的這一震驚朝野的歷史事件。
  八月二十日,雍正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張廷玉也照常進見,未有間斷。
  二十二日夜,漏將二鼓,張廷玉剛剛就寢,突然大宅正門有內侍「咚咚」砸門,急宣張廷玉即刻進宮。張廷玉慌忙疾馳至圓明園西南門,門前已有三四名太監翹首而待。一見張廷玉到,兩名太監向內飛奔而報,餘人將張廷玉等徑直引向寢宮。
  寢宮燈火通明,太醫內侍急進急出。張廷玉驚駭欲絕,他萬萬沒有想到,深夜受宣召,竟然是因「上疾大漸」!白天尚勤政如常的雍正,竟然已瀕臨彌留的關頭!
  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等先後到齊。張廷玉與眾大臣按班次排成兩行,屏息躡足,入寢宮御榻前三叩九拜、恭請聖安。燭光昏暗,帳幔重重,御榻上的雍正向內而臥,看不清頭臉,沒有任何反應。眾大臣顫抖起身,強壓緊張焦慮的心情,躬身退出,在階下等候消息。
  時交子時,突然宮門大開,哀聲大作——「大行皇帝龍馭賓天了!」
  眾大臣原以為心裡已有準備,噩耗一出,方發現同應召進園時一樣,根本就是毫無準備,不少人癱倒在地,所有的人均放聲慟哭。混亂中張廷玉與另一位軍機大臣大學士鄂爾泰記起,雍正為避免骨肉爭位的慘劇重演,立下了秘密立儲的規矩,將傳位密詔藏在「正大光明」匾後,並將密詔副本藏於宮中,以備萬一,遂上前厲聲道:「現下不是哭的時候!國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曾書密詔,示我二人。這密詔就藏在宮中,應急請出,以正大統!」亂了方寸的兩位王爺如夢方醒,立傳總管太監,責其為何沒有馬上請出傳位密詔。總管太監慌得雙膝跪倒在地,搗蒜般叩頭:「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大行皇帝未曾諭及密詔之事,奴才不知密詔所在!」張廷玉道:「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的即是!」「還不速去找!」「庶!」一會兒,總管太監急匆匆捧出黃封一函,諸王大臣們打開一看,正是雍正硃筆親書傳位乾隆的那道密詔……
  袁枚撰寫的《鄂爾泰行略》,以鄂爾泰為中心,如此記述了此事:
  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褲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促時為騾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
  雍正死期,官書記載為二十三日。但雍正死於子時,記二十三日凌晨屬實,記二十二日深夜亦可。二十二日雍正發病,官書不記二十二日去世,而記二十三日「賓天」,至少感覺上隔了一天,是否要造成一種錯覺,有意掩蓋雍正之死的突然呢?
  雍正自發病至死,野史記載中時間縮短在二十三日半天之內,這明顯與史實不符。官書記載,二十三日奉大行皇帝黃輿返回大內,申刻大殮,是公開的國家喪典,不會有誤。召受遺命諸臣,擁戴乾隆登基,野史將數人說成了鄂爾泰一人,加重了緊張神秘的氣氛。然而,被野史抓住而誇張渲染的、人們關注的核心,正是雍正之死的突然。
  雍正死期的拉長與縮短,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雍正之死屬於暴亡。
  雍正為什麼會暴亡?張廷玉、鄂爾泰看到了什麼使他們驚駭欲絕的可怕景象?沒有人知道。
  於是,有傳說說皇陵中的雍正沒有頭,是安了一個金頭;還編出了不少似《江湖三女俠》之類的小說、像《雍正命喪少林門》之類的電視劇。
  而不管怎樣,分析雍正暴亡原因的不同觀點,倒是認識「原來」雍正的最佳途徑。
  一種觀點認為雍正是因病暴亡;一種觀點認為雍正是煉食金丹暴亡;一種觀點認為雍正是被他的仇人兼俠客砍去了頭顱。


  第一章 雍正身心

  怪病突襲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雍正暴亡,不能不存在疾病突發的可能。一個鐵血鐵腕、旋乾轉坤、叱吒一世的風雲皇帝,一個胸懷凌雲壯志、頑強進取、精力過人的豪傑,完全有可能是由於中風、腦溢血、心臟病突發,頃刻之間變為神志不清、眉歪眼吊、口角流涎、四肢抽搐的廢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奉召入圓明園的張廷玉之所以「驚駭欲絕」,倉皇間騎煤騾趕往宮中以致髀骨磨穿血濕馬背的鄂爾泰之所以「脫口驚呼」,很可能看到的就是這樣一派詭秘恐怖的情景。然而人們不能相信這種可能,不管是雍正的擁護者還是反對者,不能相信的原因是:突然。
  突然,又何嘗不是必然?人的肌體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人每時每刻都不再是原來的自己。死的因素在悄悄地積累,積累的過程中,人還保持原有的軀殼,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這軀殼便轟然崩潰。問題在於某些人把自己緊密包藏在重重面具之下,人們沒有發現其軀殼下漸變的過程。雍正正屬於這種人。
  事實上,雍正早已經得了病。雍正八年五月,雍正曾面諭諸王文武大臣:「朕自去冬即稍覺違和,疏忽未曾留心調治,今年三月以來,間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常,夜間不能熟寢,如此者兩月有餘矣。」
  這病來得怪,病狀據雍正自己說,是「似瘧非瘧,或徹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飲食,寒熱往來,陰陽相駁」。也就是忽冷忽熱、驚悸不安、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為什麼會得這樣的病?他曾向鄂爾泰透露:「朕今歲違和,實遇大怪誕事而得者。」 究竟遇到了什麼「大怪誕事」,雍正沒有說,只說待明後年鄂爾泰來京陛見時,再當面詳細諭之。而且,後人也沒有查到有關雍正這一段病狀的醫療檔案。而從雍正接著延請道士誦經唸咒、驅邪治病的情況看,他不願說出口的病根,竟是白晝見了「鬼」,出現了令他無端恐懼的幻聽、幻視。
  其間,雍正的病狀曾一度減輕,究其原因,竟是他最親密、最知情的兄弟怡親王允祥(按:雍正即位後,為避他的名諱,康熙諸皇子之名中的「胤」字均改為「允」,如允祥原名為「胤祥」,雍正即位後,改為「允祥」)去世。雍正親臨其喪,痛哭一場,哀傷之情發透,胸臆間一時倒覺暢快了,他說:「五月四日,怡親王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觀察,覺體內從前不適之狀一一解退,今日漸次如常矣。」
  然畢竟病根未除,雍正略感輕鬆不過數日,那病又突然轉生凶險之象。六月,雍正竟至危殆,已然留了遺囑。據他的兒子乾隆帝后來回憶道:「八年六月,聖躬違和,特召臣及莊親王、果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內大臣數人入見,面諭遺詔大意。」
  俗話說,「病自心生」。鐵腕的雍正因為什麼陷入了一種莫名的極度恐懼中無法自拔?因為什麼得了這種心慌心悸、以至於要命的重病呢?
  人們自然聯想到雍正是否謀父篡位、做了虧心事,也就是雍正繼位是否合法的問題。這一問題,被冠以「雍正奪嫡」,成為同「太后下嫁」、「順治出家」、「乾隆身世」並列的清初四大疑案之一。

  無解的疑點(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兩三點鐘,在位六十年的一代英主康熙大帝宣告病危。
  關於康熙之死和雍正繼位,《清聖祖實錄》的記載與雍正本人在《大義覺迷錄》中的陳述相似: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康熙偶染風寒,在暢春園靜養。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赴齋所,準備代行十五日南郊冬至祀典。
  十三日丑刻(凌晨1~3點),康熙病危,急召在齋所的雍正(時為雍親王)入見。命吳爾占代行祀典。
  寅刻(凌晨3~5點),雍正尚未趕到,康熙又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諄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祀、皇九子貝子允□、皇十子敦郡王允我、皇十二子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及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到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時除恆親王允祺因冬至奉旨往孝東陵行禮不在京師外,皇十五子貝勒允禓、皇十六子莊親王允祿、皇十七子果親王允禮、皇二十子貝勒允禕等都在康熙寢宮外等候。
  巳刻(上午9~11點),雍正趕到,急入寢宮問安。康熙告訴雍正自己病情日增之故。雍正含淚勸慰老父。這天,雍正曾一連三次進見請安。
  當晚戌刻(晚上7~9點),康熙駕崩。
  正在雍正「哀慟號呼,實不欲生」之際,隆科多宣佈康熙遺詔,胤禛承繼大統。雍正「聞之驚慟,昏僕於地」,誠親王等向雍正叩首,勸其節哀,雍正「始強起辦理大事」。
  大行皇帝康熙的遺體被連夜運回大內。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護佑下提前馳回紫禁城,以哭臨大行皇帝梓宮。接著,皇城九門緊閉,隆科多親守朝闕,非有旨令即親王也不許入內,一直到二十日國喪。
  十七日,諭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繼位登極的康熙遺詔自宮中捧出。禮部堂官於乾清門外跪接,從中道捧至午門外,安於層台上,張黃蓋。百官著素服,行三跪九叩禮,跪聽宣詔。宣詔畢,百官起立默哀,再行三跪九叩禮。禮部堂官將詔奉放於安龍亭內,又從中道出大清門捧至禮部,由禮部派員頒布天下。
  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賀,詔告天下,以明年為雍正元年。
  而各種指斥雍正以陰謀手段矯詔奪嫡、謀父篡位的謠言,幾乎同時沸沸揚揚地傳佈開來,甚至遠播海外。康熙六十一年朝鮮使臣李混等回國後,報告朝鮮國王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情況時說:「或稱秘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秘,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
  在有關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官方記載中,確有不能解釋的很多疑點。
  首先便是「八人同受遺詔」的說法。
  官方記載,康熙臨終有允祉、允祐、允祀、允□、允我、允祹、允祥、隆科多八人,在病榻前同受命雍正繼位的遺詔,另有允祿、允禮、允禓、允禕在寢宮外等候。這確是雍正即位名正言順最有力的證據。然八人中,允祀、允□已經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經被禁錮而亡;允我正在禁錮中;允祉、允祹,一個被革親王、一個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正是雍正的心腹。沒有一個人可能出來對證。
  「八人同受遺詔」正是出自雍正本人之口,從雍正對八人同受遺詔的不同說法,可以看出某些蛛絲馬跡。
  「八人同受遺詔」,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成書的《大義覺迷錄》,在這以前,從沒有過相同的記載。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在一篇上諭中說,康熙命他繼位,是在病危之時倉促間「一言而定大計」,並沒有一字提及「八人同受遺詔」的事。
  在雍正五年十月的一篇上諭中,雍正才開始說到諸皇子同受遺詔的情節,但也只是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並沒有具體指明是哪些皇子入見。
  即便是八人同受遺詔的說法出台之時,雍正仍一方面說,允祀、允□久蓄邪謀、希圖爭位,若不是親受傳位遺詔,怎麼肯「俯首臣服於朕之前」?一方面又說,「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時,塞思黑(允□。按:允□後被雍正改名為「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而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允祀。按:允祀後被雍正改名為「阿其那」。)並不哀戚,乃於院外依柱,獨立凝思,派辦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憤可知」。這顯然反映出他們對雍正繼位全無思想準備,如已受遺詔,又如何會有此種表現?
  當然,在雍正前後矛盾的敘述中,可能有兩種謊言:八人同受遺詔可能是假的;雍正所述塞思黑(允□)、阿其那(允祀)在康熙辭世之日的反常表現,也可能是假的。後者,也有可能是雍正捏造事實、誇大其詞,以置塞思黑(允□)、阿其那(允祀)於死地。
  但又有以下疑點:
  康熙病危之時,十萬火急召雍正進見。雍正從天壇齋所趕赴暢春園,為什麼竟用了五個時辰(九至十個小時)?
  假如在雍正進見康熙之前,已有八人同受遺詔,為什麼在他進見之後十個小時,包括一日三次的請安,康熙僅和他談論病情緣起,並無一字提及傳位大事,八人之中也並無一人向他透露傳位遺詔之事,使他在康熙死後得知命他繼位的遺詔時,竟至「驚慟昏僕於地」?
  為什麼宣佈傳位遺詔時,除皇子外,只有康熙並不欣賞、也並非唯一皇親國戚及重臣的隆科多一人在場?
  為什麼雍正一即位,即迫不及待地殺掉康熙晚年經常傳達康熙旨令的近侍趙昌,而使全國震驚(據當時在京的傳教士馬國賢言)?即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諭旨,聲言「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現斷不寬恕,定從重治罪」呢?
  這些似乎都隱示雍正即位的不合法性,都隱示雍正的即位是一個陰謀。
  那麼,雍正既背叛其父康熙的意志陰謀篡位、做了虧心事,便似乎埋下了他日後犯發心病的病根。
  一輩子要強的雍正,不會將內心深處的「病根」告訴任何人。持有雍正篡位觀點的人,是從一些反常事件中,強烈感到了這一錚錚鐵漢內心中無可名狀的虛弱和恐怖,特別是只能由他自己一個人強忍獨擔的那種無助的虛弱和恐怖。
  康熙生前居住的暢春園,是規模最大、最為富麗堂皇的皇家園林。雍正即位後棄而不居,另撥巨款營建圓明園,作為自己經常居住的行宮。
  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是北京以外、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自康熙開始,幾乎所有的清帝,每年平均約有一半時間在那裡處理朝政,接受各少數民族王公貴族的朝覲,在那裡行圍打獵、摔跤較射、賽馬火戲。雍正為皇子時也經常陪侍康熙前往避暑山莊。然他即位後直至去世的13年間,卻再也沒有去過一次避暑山莊。
  京東馬蘭峪,是清入關後帝陵陵區所在,雍正祖、父——順治、康熙均葬於此。雍正則一反常規,不入祖墳,將自己的陵寢建在了數百里以外的京西易縣。這給他的子孫出了個難題——死後歸葬何處?最後乾隆帝立了隔代間葬兩陵的規矩,才有了後來「清東陵」、「清西陵」之分。
  雍正遠遠地避開了他的父親康熙。
  雍正相信世上有鬼。他曾說:「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於天人感應之間,信之甚篤,知之甚明。」俗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鬼,在心中,按照「雍正奪嫡」的觀點,他正是做了虧心事,心中有鬼,方才不敢也不能面對父親的亡魂。
  與之對立的一種觀點,則認為雍正並非「篡位奪嫡」,而是正常承繼大統。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包括持有相反觀點的人),很輕易地批駁了以下數種雍正「篡位奪嫡」的說法:
  一是改詔說。關於雍正即位,民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康熙傳位遺詔上原來寫的是「傳位十四子」,雍正與隆科多勾結,將「十」字,改為「於」字,成為「傳位於四子」。經考證,此說屬明顯訛傳。清朝詔書向來用滿漢兩種文本,康熙辭世,事起倉促,遺詔用一種文本亦可理解,但這一文本恰恰是滿文。為此,宣讀遺詔的鴻臚寺官員,還受過御史湯保等人參劾。滿文無法以上述說法進行更改,即算有漢文遺詔,改詔也不容易。清制,稱諸皇子時,一定要有一個「皇」 字,如「皇長子」、「皇二子」、「皇十三子」,不能稱為「長子」、「二子」、「十三子」。若將「十四子」的「十」,改為「於」,則成為「傳位皇於四子」,於理不通。況且清代「於」、「於」並不通用,「傳位於四子」當時應為「傳位於四子」,以「十」字為基礎,難以改成「於」字。後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之弟溥傑也曾說過:「從當時情形看來,康熙即便有遺詔,也是用滿文寫的,不可能用漢文書寫。因此,所謂雍正把『十』字改成『於』字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一是矯詔說。關於雍正即位,民間有另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康熙臨終之時召哪一位皇子前來,便意味著將傳位於他。康熙本來是想降旨召十四阿哥允□前來——當時十四阿哥允□以大將軍王的身份,正在西部領軍進行平定準噶爾之戰,但這道聖旨被隆科多藏起來了,沒有發往西線。隆科多另擬了一道聖旨,即所謂「矯詔」,將四阿哥雍親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康熙一看來的是四阿哥,再召十四阿哥已來不及,生米做成熟飯,沒有辦法,只得將皇位傳給了雍正。經考證,此說法也屬明顯訛傳。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式,康熙若想召皇十四子前來,應由內閣承辦,撰寫詔書,再由兵部經驛站發送至西線。隆科多既不是內閣學士,又不是兵部尚書,沒有可能隱瞞這一聖旨,矯旨召雍正前來。
  一是下毒說。關於雍正即位,民間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雍正毒殺了其父康熙。康熙本來已經痊癒,雍正進了一碗參湯,康熙喝完就死了。經考證,此說法仍屬明顯訛傳。康熙從不喝參湯,也從不贊成喝參湯。
  持雍正正常即位觀點的人們認為:
  康熙病危,事起突然。即使他本來想傳位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遠在數千里之外,傳詔、來京需二十八日,國不可一日無君,況諸皇子激烈紛爭,勢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豈不要大亂!以康熙的聖明,沒有可能在此時傳位十四子。於是,康熙十一月十三日病危時,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
  康熙偶感風寒,當日即發透了汗,病情確屬不重,然這並不能說明他一定死於非命。六十九歲高齡,久病之身的康熙,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諸疾並發,不治而亡。
  雍正齋戒期間,康熙將其召至寢宮。當天雍正三次進宮請安,這確屬非常行動,但非常行動是否有可能負有康熙的特殊使命?
  康熙多年不准立太子。他可能如朝鮮使臣所云,將頭頂所掛念珠賜給雍正,對他說:「這是順治皇帝臨終時贈朕之物,今我贈你,其中之意,你自己體會得。」卻不會在身體感覺尚可之時,當面立雍正為太子。既如此,康熙也有可能要求同受遺詔的八個人,在其死後再宣佈傳位旨意。
  這些,一條一條反駁了「雍正奪嫡」的說法,昭示雍正是正當的合法繼位。
  疑案,是康熙諸皇子儲位相爭的結果。
  那麼儲位相爭、儲位相爭中的雍正,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康熙朝原有儲君。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立嫡長子(皇二子)、正宮孝誠皇后所生的允礽為皇太子。據說,皇太子「儀表英奇,天資粹美」。他通曉滿漢文字,琴棋書畫無所不能;他嫻熟兵馬,八歲即可左右開弓;他精明幹練,二十歲即可代父處理朝政;他「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
  然而,太子的地位越來越尊崇,權勢也越來越大,臣以索額圖為首,為希圖將來的榮利,自然而然趨赴太子門下,結黨營私,成為太子黨人,形成了朝廷以外的第二個權力中心。在特殊環境下長大並形成自己勢力的太子,日益驕橫,搶班奪權的急迫心情時有表露,甚至曾口出怨言:「古今天下豈有四十年太子乎?」
  更嚴重的是,康熙甚至覺察到了太子及太子黨謀害自己、發動政變的端倪!康熙不得不採取果決行動,於康熙四十七年廢掉了太子。但為制止諸皇子紛爭儲位,第二年,康熙重立太子。然而由於矛盾無法調和,康熙忍無可忍,又於五十一年再廢太子。
  儲位虛懸,給諸皇子造成了爭位的機會。
  雍正沒有機會。以排行論,雍正是老四,除皇二子允礽外,上面還有皇長子允禔 、皇三子允祉;以才能、財力、黨羽論,下有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
  然而他們——皇長子允禔 、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太瘋狂、太性急了。
  皇長子允禔背後,也聚集了一個「皇長子黨」,首領原來是允禔生母惠妃那拉氏之兄、權臣明珠。時有謠言:「要做官,問索三(索額圖)。要講情,問老明。」明珠被罷黜後,又有兩位外戚,即侍衛內大臣鄂侖岱、一等侍衛隆科多支援允禔。在廢太子之前,允禔自以為按照「立長」的原則,皇太子非己莫屬。不料康熙在廢太子同時明確宣佈:「朕前命允禔保護朕之安全,並無立允禔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頑,豈可立為皇太子!」
  允禔見自己爭位無望,轉而黨同皇八子允祀爭位。皇八子允祀在皇九子允□等人的支援下,上躥下跳瘋狂結黨,其能量之大,甚至尚在拘禁之中,仍能與諸大臣暗通消息,控制廷議局勢。康熙下令廷議舉奏皇太子,諸大臣手心寫一「八」字,相互示意,結果滿朝文武均保奏皇八子允祀,書「八阿哥」於紙,全然不顧康熙曾不止一次說過,「八阿哥允祀向來奸詐」,「八阿哥到處妄博虛名」,如有一人稱道八阿哥好,「朕即斬之」!
  皇八子允祀集團不能不受到康熙的唾棄。康熙為允祀下了定論:「八阿哥系辛者庫(按:辛者庫的意思是「管領下食口糧人」,也就是內務府管轄下的奴僕。)賤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即找人謀殺二阿哥,他想殺二阿哥未必不想殺朕!他與亂臣賊子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見朕年老,歲月無多,或者逼宮篡位,或者等朕死後、因曾有群臣所保誰敢爭執,而自以為萬無一失了!朕深知其不孝、不義行為,自此朕與胤祀父子之義絕矣!朕只怕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為之興兵構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祀者。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歿已耳!朕深為憤怒!特諭爾等眾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兒臣之理。不然,朕日後臨終時,必有將朕置乾清宮,而你等執刀爭奪也。胤祀因不得立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
  皇長子允禔因謀位無所不用其極而被禁錮高牆;皇二子允礽兩遭廢黜,成了一具政治殭屍;皇八子允祀露骨謀位,受到了康熙的唾棄,他們已與儲位絕緣,唯有向隅而泣。皇三子允祉年長有學識,卻無政治遠謀與行政才幹,並非康熙心目中的繼承人。
  可能成為康熙屬意的人選只剩下了兩個——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十四子允□。
  雍正似乎有了機會。雍正於康熙十七年(1687年)十月三十日出生。像一切「真命天子」出生時的記載一樣,官書記載雍正之母「夢月入懷,華彩四照」,「誕生之夕,神光煜瀹,經久弗散」,然這樣的記載,卻掩蓋不了雍正之母家世的微賤。
  雍正之母烏雅氏,在雍正出生時還沒有正式封號,翌年方被冊封為「德嬪」。傳說,她並非康熙宮人,而是衛氏之妾,康熙偶見幸之,才有了雍正。
  雖然雍正出生後即為貴妃佟佳氏領養,但他仍然彷彿自幼就籠罩一種與生俱來的自卑的陰影。這陰影使他的慾望反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膨脹十倍;這陰影使他學會隱忍。
  雍正習慣於冷眼旁觀與冷靜思考,動心忍性與斂氣自守。他提醒自己承認、也確實表現出絕無雄心大志,絕無力量參加爭位角逐,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孝順父親、友愛宗親之上。
  父親康熙和所有的皇子均不把雍正當作對手,也就是均不把雍正當作敵人。雍正便在「天下第一閒人」的招牌下,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最有效的奪位準備工作。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康熙開始對雍正另眼相看,稱讚雍正「能體朕意」,「可謂誠孝」。常令雍正代替自己參與祭祀活動、處理政務和宮中事務。據載,雍正曾代表康熙參與大祭二十二次,為其他皇子所無。康熙晚年,經常臨幸雍正花園,由雍正陪同散心解悶,對雍正表現了不同尋常的情感。而且康熙尤其鍾愛雍正之子弘歷(後來的乾隆帝),稱其母為「有福之人」。
  然而,雍正仍然難說有了機會。「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雍正儘管多次被委以祭祀的大事,卻並未得到過康熙軍事上的重用。從這一點說,康熙似乎更中意於皇十四子允□。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破格任命貝子允□為撫遠大將軍,用正黃旗纛,親王體制,稱大將軍王,率師西征。出師典禮極其隆重,康熙親諭青海厄魯特各部:「大將軍是我皇子,確係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故令掌生殺重任,爾等或軍務,或鉅細事項均應謹遵大將軍王指示……與我當面訓示無異。」
  皇八子允祀嗣位無望,允祀黨人全數轉而倒向皇十四子允□。他們稱道允□「才德雙全,我兄弟們內皆不如」,「現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將來之皇太子一定是他。」於是與允□緊密勾結,聯成一黨,極大地增強了允□的力量。
  當然,也並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康熙將十四子允□視為皇八子允祀一黨,以允□為「行同狗彘之阿哥」,將允□委以高位重權調出京師,一為分散他們的力量,減少身邊威脅,一為麻痺允祀、允□之黨,緩和爭位的緊張局勢。
  康熙臨終,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雍正被派往天壇齋所備行南郊大祀,允□遠在西線,兩個人均不在康熙近側。
  於是有各種流傳的說法,於是各種流傳的說法構成了——疑案。
  在各種說法中,有一種說法得到了較多人的贊同,這就是康熙因鍾愛其孫即雍正之子乾隆,而傳位雍正。乾隆帝自己對此深以為然,晚年時多次說,小的時候,皇祖對他特殊眷愛,「已隱有托付之意」。朝鮮《李朝實錄》說得更明白,康熙去世後,朝鮮遠接使金遠迎接赴朝頒發訃告的清朝敕使時,從敕使「譯舌」(翻譯)口中得知:康熙皇帝在暢春園病劇,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 (按:乾隆即弘歷為雍正第四子。因雍正前二子早逝,故以乾隆為雍正第二子。)
  無論雍正,還是允□,都不是康熙心目中「堅固可托」的理想人選,直到臨終前,康熙還在他二人之中舉棋不定。或許彌留之際,愛孫弘歷的形象總是在康熙眼前盤旋,使他終於下了決心:有條件地傳位雍正。這個條件,便是以其子弘歷(乾隆)為皇太子。這一選擇,即對爭儲失敗的諸皇子也算有了公平的交代,表明了康熙既愛其孫,又愛其子的良苦用心。那麼,康熙這一重大決策為何不見於官書記載,當事人雍正及大學士馬齊為何也隻字未見透露呢?若從雍正的面子想,應該不難理解。
  一位清史專家絕妙地評論:「康熙晚年諸皇子爭儲棋局可能將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薈萃了中國古代政治權術的精華。而其中最動人心弦、最富戲劇性的,竟是以一枚過河小卒的出現,了此殘局。」
  棋是需要人來下的,小卒過河,是高手雍正經過處心積慮的計算、佈置、鋪墊,在關鍵時刻下出的決勝一手。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康熙因諸子爭位、骨肉離間而整日心灰意冷、悲憤難當之際,雍正請老父臨幸他的圓明園,觀賞牡丹。在襲人的牡丹花香中,雍正為老父引見了已十一歲、至純至誠、雍容聰慧的弘歷。彷彿不經意間,弘歷在百餘皇孫中脫穎而出,被康熙帶回宮中撫養,成為康熙在孤寂晚年得到的唯一溫馨慰藉的掌上明珠。乾隆帝晚年透露,「皇考」雍正在一年前即有心安排了這一幕,此時從容「奏皇祖」,令他「隨侍學習」。
  但是,這些均屬皇位繼承已成定局後的推測,特別是有利於既成事實的推測。上述諸如「八人同受遺詔」之類的疑點,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
  而且有的清史專家認為:鍾愛幼年子孫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邊經常有子孫陪侍,弘歷只是其中的一個,且陪侍時間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孫陪侍時間更長,也得到寵愛。如康熙幼子允祕、允禧均素為康熙「所鍾愛」。孫輩中,康熙最為鍾愛的應是廢太子允礽的第二子弘皙。時弘皙已經成人,作為皇長孫,地位與眾不同,且他的人品才能,遠近稱讚。據朝鮮國使臣說:「皇長孫頗賢,難於廢立。或雲太子之子甚賢,故不忍立他子。」弘皙必定與康熙有一段更為親密的關係,且賢名聞於異國。如果挑選儲君要考慮第三代繼承人的話,膺選者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不是童稚的弘歷。
  況且,在繼位問題上也有可能發生非常事件。
  非常事件的發生——或是多疑的康熙對雍正的試探;或是已無法再忍的雍正對康熙下手,其結果都是一個,康熙被害。康熙的確從來不喝參湯,但有一種情況除外,這就是非常事件發生的時候。所謂非常事件,便是血腥政變。讓我們假想一下下面的情景: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季過早降臨。寒風呼嘯著從枯木荒草、馬鬃盔纓、大旗槍尖上掠過。像一個瘋婆娘發出陣陣似哭似笑的怪聲。
  大隊人馬在寒風中肅立,絕無聲響。為首的是統治大清朝六十年的一代英主康熙。
  康熙已老。自五十歲起,康熙身體每況愈下,自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以至於形神憔悴,怔怔健忘,「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到了晚年,更是疾病纏身。頭搖,手顫,腿腫,「觀瞻不雅」,心悸之時「容顏頓改」。但他仍舊率隊圍獵,八月,他已率隊冒酷暑在熱河行圍一個多月,返京後又專在這隆冬季節來到南苑行圍,彷彿在圍獵之中,他才能找到原來的自己。
  寒風掠過,馬上的康熙打了個寒噤,畢竟六十九歲了,他覺得有些支不住,低聲道:「迴鑾。」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康熙因身體偶感不適,提前從南苑圍場返回暢春園。八日康熙傳旨:「偶冒風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靜養齋戒,一應奏章,不必啟奏。」
  天賜良機。康熙的病,特別是康熙五日靜養的安排,對於覬覦皇位已久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來說,不啻於天賜良機。雍正一直在等待、尋找這樣的機會,如今它來了。
  機會本不屬於雍正。康熙朝原有皇太子,康熙兩立兩廢皇太子,儲位虛懸,給諸皇子造成了機會。
  機會仍不屬於雍正。有允禔、允祀、允□ ……他們利令智昏、急於求成,失敗了。
  然而,機會還是不屬於雍正。康熙似乎更中意於十四阿哥允□,更重要的是,康熙六十年十月允□「輕裝赴京,恭請訓旨」,在京停留五個月之久,儘管《聖祖實錄》沒有這五個月關於允□的隻字記載,但康熙對西線問題做出了重大決策——開始試探和平解決的途徑。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末,西線戰事將平,允□將功成名就返回京師。人們推測,接下來,便將是冊立皇太子的大典。
  隨著年月的推移,隨著康熙的老衰,坐順風車的機會已與雍正無緣。雍正不能再等待這沒有機會的機會。允□即將功成返京。留給雍正的時間已不多,他轉而等待、找尋另外一種機會。沒有人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機會,但如今,這機會來了。
  康熙偶感風寒,在暢春園齋戒靜養五天。負責暢春園警衛的,是早已暗中成為雍正親信的步軍統領隆科多。
  康熙不理朝政,不閱奏章,不見臣工。與外界隔絕,他覺得輕鬆了許多。窗外的寒風也變得柔和,然而他睡不著,或者說不想睡。人上了年紀,越發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害怕生命在睡眠中不知不覺滑過去。他寧肯就這樣站在窗前,眺望漆黑夜幕下的荒園,想像春意在枯木中的萌動。
  「隆科多?」 康熙並沒有回身,忽然道。剛剛閃進寢宮的隆科多一怔,略一遲疑,趨前幾步,跪下道:「奴才在。」康熙慢慢道:「已經三鼓了罷?」隆科多道:「是,奴才隆科多特來護衛。」康熙道:「外面情形如何?」隆科多道:「無事。」康熙道:「既無事,這裡不用伺候,你可退下。」隆科多道:「是。」
  聖旨,任何人不能違抗。奇怪的是,隆科多一動未動,沒有一點退下去的意思。
  康熙皺了皺眉:「你還未走?」 隆科多道:「奴才有事上稟。」康熙道:「你說。」隆科多道:「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奉詔來見。」「什麼?」康熙驚訝得揚起了眉毛,道:「朕何曾下過詔書?」話音未落,門簾一挑,雍正已跪在康熙面前。
  三更半夜,不召而至。難道雍正忘了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難道這是小心謹慎、活了四十五歲的雍正做出的事情?
  緊張的沉默,過了很久,康熙沉著臉,道:「你不在天壇齋所持齋備祀,來此做甚?」
  「兒臣得知皇父病重,五內俱焚,遵旨馳赴宮中見駕。」雍正道。
  康熙道:「你一日數次派來請安的人,有沒有將朕的諭旨帶給你?」
  雍正道:「有。」
  康熙道:「你是不是知道朕的病一日好於一日,如今已近痊癒?」
  雍正道:「知道。」
  康熙大怒,道:「既如此,你們豈非矯詔!你們豈非撒下彌天大謊!」
  雍正道:「如若皇父今夜病重,臣等即非矯詔,即非撒謊。」
  康熙冷笑道:「朕如何病重?」
  雍正道:「兒臣得知皇父病重,五內俱焚,遵旨馳赴宮中見駕,特熬參湯一缽,侍候皇父服用安寢。」
  康熙臉色鐵青,道:「你知道朕一向不服參湯。」
  雍正亦鐵青著臉道:「那便是十全大補湯,橫豎一樣。」
  康熙聲色愈厲:「朕若不服呢?」
  雍正不語, 隆科多趨前兩步,劍尖已斜斜指向康熙的咽喉。
  康熙氣得指尖冰冷、呼吸急促,半晌,方高聲道:「反了!來人!」
  雍正淡淡道:「無人。」
  康熙道:「無人?御園、大內、京城、九門警戒森嚴,固若金湯,只怕你們進得來,出不去。」
  雍正道:「不錯,只是這御園、大內、京城、九門,恰巧都是隆科多的人。隆科多,恰巧是兒臣的人。」
  康熙對隆科多道:「他收買了你?」
  隆科多不語。
  只要是人,都喜歡為今後長遠穩固的利益著想,都喜歡既得金錢,又得權位,隆科多亦是如此。
  康熙忽然大笑,笑聲奇詭怖人。他說:「好,好。朕竟看輕了你,以為你不過中人之才,讓你瞞了朕幾十年。朕本為儲位時時煩惱,幸而老天有眼,保佑朕有你這樣雄才大略、忠孝兩全的兒子,大清朝後繼有人了。來來,把你的大補湯端上來,朕服了,也好睡個安穩覺去。」說著,竟笑出了老淚。
  雍正也淚流滿面,但還是顫抖著捧上湯缽。
  康熙凝視雍正,眼中現出奇怪複雜的表情。良久,他舒心地長出一口氣,像卸下千斤重擔,從容地接過湯缽一仰而盡,隨即陷入昏迷狀態。
  兩個時辰以後,諸皇子同時接到康熙病危即刻進宮的諭令,奉詔趕到,然均被引到他所,等候召見。一兩個皇子心急如焚,想出去打探消息,立刻被侍衛擋了回來。這豈不是被軟禁了?皇十四子允□遠在西線,鞭長莫及。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等隱約感覺到這其中藏著可怕的秘密。但他們有再強的勢力、再大的能量、再多的黨羽,也無法集結、組織,也無濟於事。正當他們坐臥不安,扼腕歎息的時候,康熙賓天的凶信傳出,接著是宣佈雍正承繼大統的傳位遺詔。
  木已成舟。
  諸皇子被這突來的變故驚呆了,甚至顧不上舉哀。允□突至雍正面前,箕踞而坐、怒目而視、傲慢無禮;允祀於院外依柱,獨立凝思、激憤異常、萬事不理;在大內值班的允禮於西直門大街碰見隆科多,得知上述消息,竟驚駭至類似瘋狂,逃回家去。
  而所有這些人,在後來雍正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中,都曾親受(!)康熙遺詔,成了雍正正當繼位的見證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登極,下即位詔書,以明年為雍正元年。

  心口的傷疤(1)

  雍正贏了,彷彿中了一張人生的彩票。但這彩票燙手,不管是正當繼位還是陰謀篡位。他高居皇位,四面都是怨毒、嫉恨、輕蔑的目光,人人都抱著拒不承認他的態度,都認為他是謀父篡位的野心家。
  雍正曾經漠視這一切,曾經在同對手的生死較量中、在以鐵腕鎮壓對手和他視為對手的人的血腥中,體驗勝利的狂喜。但當雍正沒有了對手,終於一個人孤坐在皇位上時,所有原被皇權強光遮掩的恩仇怨恨、宮闈秘聞,便有如陰森慘淡的冷霧,瀰漫逸出,幽幽繚繞在他的皇帝寶座周圍。雍正無法漠視,特別是無法漠視冷霧中他父親的身影和目光。雍正曾對人說,「心病乃須心藥醫」,他的心藥在哪裡?他只有時時感覺心口處一陣陣痙攣般的絞痛在蔓延……
  圍繞雍正繼位合法性的問題,又有雍正是否「逼母」、「屠弟」的問題。
  雍正的生母是烏雅氏,康熙先封她為德嬪,後晉封她為德妃。烏雅氏生了四阿哥、六阿哥、十四阿哥三位皇子。其中六阿哥早殤,所餘四阿哥胤禛(即雍正)、十四阿哥允□這一母同胞的兩兄弟,正是「奪嫡」疑案的主角。
  有學者考證,十四阿哥初名胤□,後改名胤禎。出師西北被任命大將軍王時,便是胤禎,雍正即位以後,又改回允□。
  天下事真是十分巧合,胤禛與胤禎讀音相同,有人,包括當時的朝鮮人、後來民國時的小說家等都以為胤禛就是胤禎,而將雍正的名字寫作胤禎,四阿哥、十四阿哥又都有個「四」字,這便給人們對雍正改詔矯詔留下了充分想像的空間。
  不管怎樣,雍正即了位。德妃烏雅氏被尊為皇太后,而皇太后烏雅氏的作為卻令人狐疑滿腹。
  兒子做了皇帝,烏雅氏卻不願接受「天子以四海奉養聖母一人」的威福,竟然悲痛欲絕,不飲不食,想要身殉大行皇帝康熙而去,此事有皇太后懿旨為證。
  而當新皇帝雍正登基前依例前來向皇太后行禮時,又遭到她的拒絕,使登基大典幾乎無法開場,她言詞激烈地表明自己與新皇帝雍正登基沒有關係:「皇帝誕膺大位,理應受賀。至與我行禮,有何關係?概免行禮!」
  此事也有皇太后懿旨為證,而後不到半年,烏雅氏竟突然崩逝。
  怎麼能沒有謠言!
  人們本就忖度,烏雅氏偏愛小兒子,小兒子的皇位卻讓大兒子奪了去,真是骨肉相殘!且本來皇太后的名分堂堂正正,一下變成了篡位賊子封的偽太后,又如何不令她氣惱?
  關於烏雅氏猝死,人們傳言:「皇上將允□調回囚禁,太后要見允□,皇上大怒。太后見允□而不可得,於鐵柱上撞死。」「皇上令九貝子(允□)往西寧去見活佛。太后說:『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太后怒甚,就撞死了。九貝子之母親,亦即自縊而亡。」
  對此,雍正進行了激烈的辯駁。
  他以「八人同受遺詔」,駁斥「允□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的流言,說,若不是親聆康熙傳位遺命,允祀等怎麼可能「俯首臣伏於朕之前」?
  他以最猛烈的火力攻擊他唯一的同胞兄弟允□,說他「庸劣狂愚,無才無識」;「酒色宣淫,不知檢束,以領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蕩」;「威不足以服眾,德不足以感人」。他甚至刨出了允□曾黨附允祀、幾乎被康熙「手刃」的老賬。至於康熙欲傳位允□的流言,他說:「允□歷來不受聖祖皇考待見,未嘗聽到一句皇考稱讚他的話。皇考與太后閒談時曾說:『你那個小兒子,即給你大兒子當護衛使令,他也不要。』太后宮內人所共知,聖祖皇考鄙賤允□到了如此地步!逆黨說什麼聖意欲傳大位於允□,獨不思皇考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里外之理?雖天下至愚之人,也知不可能存在這樣的事實!只因西陲用兵,聖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虛名坐鎮。知允□在京毫無用處,況秉性愚悍,素不安靜,實借此驅遠之意也。」
  以上似乎從反面更說明了當時朝野輿論認定允□是當然的皇位繼承人,而他本人甚至沒有進入人們的視線。
  那麼,雍正與允□這一母同胞的兩兄弟,在風雲突變的當時,其內心深處各有怎樣的感受呢?
  我們只能根據各種記載,再現出以下場景: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死後的一個月零四天。因雍正召他,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王、固山貝子胤□——為避新皇帝名諱,他現在叫允□,終於趕回北京。
  宣佈康熙傳位遺詔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康熙梓宮返回大內,京師戒嚴,九門皆閉,雍正傳詔允□來京奔喪。
  允□麻木不仁地望著遠方,機械地拍馬疾馳,看起來和一個死人沒什麼區別。他本是舉朝上下一致公認的皇位合法繼承人,突然的變故,使他一瞬間失去了父親,失去了江山,失去了一切。他只有承認:敗了。
  如果雍正將他視為可怕的對手、眼中釘而拒之京城之外,乃至命人殺了他,人們肯定會加深對雍正即位合法性的懷疑。但是現在雍正以手足親情急迫地召他,那就不僅證明雍正光明磊落、心中不存芥蒂,而且可以贏得人們對雍正寬宏大量、顧全大局的敬佩與尊敬。
  允□不得不承認:直到現在他才認清了這位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諸皇子紛爭不已,竟不知對手在哪裡。原來從不被人注意的四阿哥才是最狡黠、最縝密、最可怕的敵手。可惜晚了。
  看到敵手坐在本來屬於他的寶座上,獲得了本來屬於他的殊榮和權力,那是一種什麼心情?但他不能不去,這是遵旨奔喪。況且他不願逃避,逃,又能逃到何處?就算是敗,他也要面對面地站著說出「敗了」這兩個字來, 然而他卻說不出來。舉朝上下一致公認他是皇位合法繼承人,可是證據在哪裡?憑感覺嗎?那不是證據。就像高踞皇位上的敵手,同樣拿不出應該高踞皇位的證據。都沒有證據,現實的皇位就是證據。雍正有皇位,雍正就有證據。他允□沒有皇位,就沒有證據。就算他有,已經繼承皇位的雍正難道容得他舊事重提?難道可能將皇位再拱手讓給他?
  城池關隘,雄偉壯麗的紫禁城忽然已在眼前。允□勒馬佇立,空視前方。良久,他終於不能控制淒憤的心情,鐵青著臉,緩緩令道:「行文禮部,詢問進見儀注。」 明擺著的事,雍正已是皇帝,卻還詢問以什麼樣的禮儀進見雍正,表示允□對剛剛即位的雍正有一種公然的、挑戰式的蔑視、鄙視、敵視。這是允□在形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所能發出的最大限度的抗議。儘管無濟於事,他卻忍不住要讓雍正知道:他敗了,但不是呆子。
  「舉朝無不駭異。」
  雍正除外,他似乎看不出或不在意其中的含意,他就是呆子。他不必為允□講解進見皇帝的儀注,只傳諭允□先行拜謁大行皇帝梓宮。
  景山壽皇殿父親康熙的靈柩之前,哭奠畢,兩個同胞兄弟,兩個勢同水火的敵手,相見了。縱有千仇萬恨,縱有千言萬語,面對父親的靈柩,還有什麼?絕妙的設計。
  設計者雍正,在肅穆的大殿中顯得高貴尊嚴。昔日那「懶問沉浮事」、「適志即逍遙」,誠摯友愛、甘為人下的四阿哥已不復存在。站在這裡的是奉天承運大清朝第四個皇帝——雍正,九重天子的威嚴,任何人不容輕慢。
  允□在心裡告訴自己:記住這一點。然後他遠遠跪下,免冠叩首。雍正表現得似乎過了一點,親熱地上前趨就,口稱「十四弟」。允□卻恭謹客氣,不敢近前,只盡臣禮。然其一舉手一投足,都使雍正感到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一種尖針般的譏誚。
  雍正侍衛拉錫面現忿色,一把拉住允□的胳膊,想把他拽到雍正面前。允□如火山爆發,咆哮道:「我乃當今皇上親弟!你是什麼東西!一個下賤的奴才,也配動我!我若有不是,皇上將我處置。我若無不是,皇上應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
  雍正微笑,他的眼中也露出了尖針般的鋒芒。如果沒有十一月十三日的突變,或許他們的位置是顛倒的,或許允□會遠遠勝過自己,他原本拿不準 。現在他的心很平靜,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允□不配。意氣用事的人永遠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永遠扭轉不了歷史的進程,允□既不配承繼大統,也不配做自己的對手,他甚至從內心湧出一種對允□的憐憫、同情之感。
  然而很快,雍正發現自己錯了。允□成了一面旗幟,一塊招牌,一個中心。圍繞雍正的,是無窮無盡的惡毒的謠言、誣蔑、怨恨,是對他皇位的動搖。人心有如地獄,在地獄面前,一切猶豫、怯懦都無濟於事,雍正知道應該怎麼做。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率王公大臣送康熙靈柩至遵化景陵安葬。四月二日行禮,隨即命皇十四弟貝子允□留遵化守陵,名為守陵,實為監禁,有副將李如柏奉旨監視並限制允□活動。與此同時,雍正開始羅織允□罪名,剪除允□羽翼。他傳問允□家人向雅圖,侍衛孫泰、蘇伯、常明等,道:「向日貝子在軍,聞有吃酒行兇之事,你等從實奏來。」 向雅圖等回奏:「並無此事。」雍正大怒,命將他們拿送刑部永遠枷示,連他們十六歲以上的兒子也一併永遠枷示。又以行為不端之名,將在貝子府教書的天津監生徐蘭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的心收緊了。
  收得最緊的,是一個女人。雍正與允□的生母——仁壽皇太后烏雅氏,一個出身微賤的女人在深宮中苦熬,兒子是唯一的希望。幸而她有了這樣兩個兒子,不幸她有了這樣兩個兒子。兒子是母親心頭的肉,儘管有的兒子疏遠母親,看不起母親,甚至虐待母親,母親對兒子卻總是始終如一,以慈愛寬容的目光深情關注兒子的身影。天啊,為什麼會是這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變故(康熙駕崩)已使烏雅氏遭受了極大的打擊,大兒子與小兒子的手足傾軋,更使她悲痛欲絕、肝腸寸斷。
  雍正元年四月二日允□被囚景陵後的一個多月她做了些什麼?官書沒有記載。她可能一反柔弱順從的做法,以母親的憤怒嚴厲切責雍正。她可能聲淚俱下,哀求雍正放過允□,甚至要求只見允□一面。不管哪種,她都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官書記載: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辛丑,仁壽皇太后烏雅氏逝世,終年六十四歲。
  傳說烏雅氏因允□之事與雍正發生爭執,雍正大發雷霆,烏雅氏悲憤至極,傷心絕望,一頭撞死在宮中柱上。
  宮中柱上沒有血跡,沒有血跡難道就沒有血?母親心中的血,是不是已化作血霧,在肅穆的紫禁城飄散?
  允□奉詔來京奔喪,母親仁壽皇太后的靈柩之前,哭奠畢,兩個同胞兄弟,兩個勢同水火的敵手,再次相見。雍正面無表情,當即在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詔封允□,諭曰:「貝子允□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晉封允□為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澤;若怙惡不悛,則國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雍正知道,允□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二十二日,雍正本已遣使召允□來京。然看守允□的副將李如柏以部文旨意不明,又無印信,將來使拘留請旨。待使臣再至,李如柏才放允□來京,然皇太后已去世多時了。為此李如柏得了千兩白銀的賞賜,升為總兵官。允□也因二十二日未堅持來京,受到雍正「遵法可嘉」的表揚。
  一個被禁錮在陵墓中的活死人,封號,又有什麼意義?雍正以此告慰母親,也告慰自己。
  「屠弟」,弟,不只允□一個。
  人們關注後來被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被逐出皇族的允祀、允□的命運。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皇帝大殮,諸王文武大臣入乾清門舉哀。皇八子允祀還沒從十三日事變的驚駭、恨悔、怨仇之中緩過勁來,又一樁詭異的事情降臨到他的頭上。雍正命以皇八子允祀、皇十三子允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封皇八子允祀為和碩廉親王、皇十三子允祥為和碩怡親王、皇十二子允祹為多羅履郡王,廢太子之子弘皙為多羅理郡王。
  這是什麼意思?允祀福晉沉著臉道:「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領耳。」允祀口中道:「你懂得什麼?」心中卻打了個冷戰。他本能地認定這是一個陷阱,一個陰謀,一場自己躲不過去的劫難,但卻束手無策。
  他敗得太慘,在瘋狂的爭位活動中,他曾距儲位只有一步之遙,卻因操之過急,痛失良機;他轉向允□,以為允□繼位大局已定、確信無疑,卻沒想到皇位被別人佔據了,「機會已失,悔恨無及」。他的聰明、才幹、周密的計劃、整套的班子、眾多的支持者全部付之東流。敗了,就是別人砧上的肉,只得任人砍、任人剁。如若勝的是他,敗的是雍正,他也會這樣做。
  雍正做了什麼?封任允祀等一定就是一個陷阱、一個陰謀、一場躲不過去的劫難嗎?並不一定。雍正需要支援,特別是自己手足的支援。然而人們總是喜歡從壞處忖度別人,積怨、嫉恨、偏見,使允祀集團不可能支援雍正。以恨為導引,無論什麼路,都一定會通向陷阱、陰謀和躲不過去的劫難。
  雍正不一定要將過去的敵人趕盡殺絕,卻一定不放過現在的敵人。允祀集團成了政治謠言的集散地,成了與新皇帝離心離德的朋黨的核心,雍正不能不採取行動。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雍正發出了警告,將允祀集團的主要人物、允□生母宜妃的太監張起用、允□太監何玉柱等十二人發往邊外,籍沒家產,諭曰:「彼等皆屬極惡,且極富。如其不肯遠去,即令自盡,護送人員報明所在地方官驗看燒燬,仍將骸骨送至發遣之處。」
  接著,以大將軍允□到京,西寧不可無人駐紮之由,命允□前往西寧軍前。
  允□惱火至極,道:「我犯了什麼罪,斥我萬里之外?」
  雍正詫異道:「允□犯了什麼罪,皇父斥他萬里之外?」
  允□道:「居喪不及百日,至少也要等皇父下葬了再說!」
  雍正凝視他,緩言道:「你是不是沒聽說過抗旨不遵的罪名?」
  允□臉色嘴唇一齊發白,甩袖上道。
  事情都有多種層面,雍正派允□到西線軍前,未必沒有一箭三雕的考慮:一、拆散允祀集團的核心,削弱其勢力;二、任用允□,給他效力建功的機會,顯示新皇帝的寬仁之心;三、打擊允□的囂張氣焰。然而允□只看到了:這是發配,這是報復!
  揚眉吐氣無望,平安度日無望,甚至返京無望。允□索性破罐子破摔、放蕩不羈。當地人稱他為「九王」,他的兒子將他的話稱為「旨意」,他欣然而受,仰天狂笑。允□的優勢是有錢,活動能量大。他一向對爭儲位躍躍欲試,但又自認頭腦簡單、頑愚鬥狠,只是輔臣的角色。於是先是支援允祀,後又跟隨允祀支援允□。現在他懊悔透頂,跑了的魚最大,「如果不是允祀、允□而是我,何以會落到這種田地!」他自創了一種類似西洋字母的密碼,與親信密通消息。他經常流連於老相識西洋傳教士穆經遠處,並命自己的心腹領洗入教,捐資建教堂。他不能忘記,皇父在世時,穆經遠曾到處遊說:「允□相貌大有福氣,將來必定要做皇太子,皇上看他也很重。」他願意沉溺在一種神秘的氣氛中重溫舊夢。允□的所作所為必然受到地方官的奏報,必然受到朝臣的參劾,結果是惡性循環,他的確是在發配中度日。
  雍正手詔切責允□,歷數允□種種行為,問允□有何話要說,允□發狠道:「上責我皆是,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行將出家離世!」出家,即斷兄弟之誼;離世,即無君臣之義。
  雍正元年二月十日,雍正再次發出了警告:
  朕即位以來,施政受阻。外間匪類捏造謠言,妄生議論;朝內佞臣朋比為奸,結黨營私,蠱惑人心,擾亂國是。
  朕發遣一人,即謂朕報復舊怨;擢用一人,又謂朕恩出於私。
  允唐奉命往西寧,怠慢不肯啟程,屢次推逶,耽延時日,卻有人庇護,代為支吾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以至諸事掣肘。懲治一二奸惡太監,又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悖亂極矣!
  朕即位以來,對諸弟兄及大臣等一些過犯無不寬宥,但眾人並不知感。百日之內,擾亂朕心者百端!
  爾等謂朕寬仁,不嗜殺人,所以任意侮慢朕麼?是否希圖逼朕開啟殺人之端呢?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允祀集團拒絕合作,不僅玩忽職守,索取民財,而且重利賄買,內外交結,繼續散佈謠言,擾亂國家,竟刊刻散發傳單「報房小抄」,說雍正日日飲酒,日中即醉。
  人心洶懼、政局動盪。有一個叫蔡懷璽的人,向允□院中投書,上寫「二七(意為「十四」)變為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為太后」等。有一個叫令狐士義的山西人投書允□,稱:「願輔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欲糾合山陝兵民以救恩主。」有一個叫郭允進的人作書投入塞楞額轎中,因雍正屬馬,書中指馬「造出異言詈罵」,又云「十月作亂,八佛被囚,軍民怨新主」,並說雍正即位以來天災饑荒不斷。還有人「各處黏貼謠言,內雲災禍下降,八月內有八千猛虎進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等。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命將允祀等交諸王大臣廷訊。
  允祀等自以為絕無生理,豁出一切,作困獸之鬥,氣焰十分囂張。他們對於所指控的種種罪行,斷然否認。允祀口含小刀,發狠指天設誓道:「若有虛言,一家不得善終!」
  雍正即位之初,曾嚴令將聖祖御批奏折全數交出,不得隱匿,允祀自稱均已燒燬,也曾如此設誓。當時雍正即指出:「一家」二字輕言不得,所指者廣,朕也包括在內。此時允祀仍如此設誓,雍正大怒,厲聲道:「重設前誓,明系咒詛!」他轉向諸王大臣,正言道:「昔允祀奸險不法,聖祖明諭『朕與胤祀父子之恩絕矣』。今允祀既自絕於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有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當即祭告奉先殿,「遵先朝削籍離宗之典」,詔將允祀、允□、蘇努、吳爾占等,革去代表皇族身份的黃帶子,削除宗籍。
  二月,允祀及允祀諸同黨被除爵,監禁高牆。
  三月,敕令允祀、允□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有說在滿文中是「狗」、「豬」之意)。
  五月,派兵提解允□來京,禁錮在景山壽皇殿附近。雍正發佈長篇諭旨,歷數允祀、允□及黨羽罪狀,殺其黨鄂倫岱及阿爾松阿,戮蘇努、七十之屍,將一批允祀黨人革爵、監禁。
  六月,將允祀、允□及黨羽罪狀頒示中外。
  八月,允□病故。九月,允祀病故。
  夜霧忽然籠罩了紫禁城。
  夜濃,霧淡。靜靜的紫禁城裡環繞著森嚴的殺氣和似隱似現的血腥。
  允祀、允□竟是「病故」?現存李紱密折中,說:「是。」
  官書記載,時雍正詔解允□回京治罪。都統楚宗、侍衛胡什禮等用三條鎖鏈鎖拿允□,到保定,奉旨就地拘禁,允□時患痢疾。胡什禮到京,說直隸總督李紱有言:「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雍正聞之駭異,朱批斥責李紱,說斷為不可,並命揀名醫用心調治其病。李紱密折奏稱並無胡什禮所說之言,詳述了允□遭拘禁、患病及庾死獄中的經過。雍正以楚宗、胡什禮先未請旨,擅用三條鎖鏈將允□鎖拿,後又故意將所寬鬆,任其脫卸,系有意欺罔;而楚宗在令狐士義投書及西洋人穆經遠從窗戶出入與允□密商等事件上,均為之隱瞞,不行奏聞等罪,將其分別發往阿爾泰等處軍前效力。
  允□死後,雍正表示不忍,欲從寬曲宥允祀,上上下下徵求意見。其時,允祀已患嘔病,有旨令其「用心調養」。九月初五允祀病重,十日身亡。
  看來無懈可擊,只是忽略了一點,二人何以致病?
  那李紱將允□囚於小屋之內,「鐵索在身,手足拘攣」,「屋小牆高,暑氣酷烈」,幾中暑暈死,用冷水噴漬才甦醒,允祀的處境想必也相差無幾。臣下希旨,法外用刑。殺與病,並無區別。
  然而,又有區別。區別在於,殺,是雍正要殺;病,是他二人自病。雍正既不殺,是不是他不想殺?不,他二人既病故,是不是正合雍正之意?不。
  雍正在關於二人一篇長長的上諭中曾說:允祀在拘所十分狂傲囂張,叫嚷他向來每餐只吃一碗飯,如今加吃兩大碗,要殺就殺,斷斷不願全屍以歿!允□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而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務令朕誅之而後已,以玷污朕名譽於萬一,以洩其忿。
  雍正可以殺很多人,卻不想、也不能殺他的弟弟。這不是從親情考慮,而是從他自己考慮。雍正確無必要殺他的弟弟,他們與死人又有什麼兩樣?他們已不值得雍正去殺。

  人言可畏(1)

  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與其他英主相比, 雍正好像格外看重自己的名節。他曾說,「自古有大志之人,豈有不願聲名美善之理」,「我之名節,關乎千古」。
  這話聽來有些虛,也許,他希望擁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沒有的。
  沒有,不一定應該沒有。雍正不但要找回應該屬於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該屬於他所有的。本來單單是前者就已經很難達到,加上後者,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甚至適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誘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鬧劇——曾靜、張熙投書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陝總督府門前,一個書生模樣的人猛地闖過警戒,攔住川陝總督岳鍾琪車駕,向其投書。
  岳鍾琪接過書信,剛掃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驚,只見上面赫然寫著:「天吏元帥岳鍾琪大人親啟。」他撕開信封,抖出信紙,匆匆讀了一遍,不覺大驚失色。原來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內容大致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論證清朝統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懷疑誅忠、好諂任佞十大罪狀,繼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說明雍正即位後連年災害,民不聊生,反清起義已勢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動岳飛後人岳鍾琪繼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執掌重兵、駐紮要地之機,樹立反清旗幟,恢復漢人政權,為宋明復仇。
  此事干係重大,岳鍾琪一方面密報雍正,一方面升堂嚴加審訊。審訊中投書人只說自己名張倬,書是其師夏靚所寫,其他堅不吐實。岳鍾琪無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鍾琪改變了態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書人。又口稱自有難處,一則清人耳目甚多,二則真假難辨,不得不防,得罪之處,望先生海涵。二人邊喝邊談。岳鍾琪似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老友,滔滔不絕,從祖上的英名,到亡國的恥辱,指天誓地,數黑道黃,說到慷慨激昂之處,涕淚交加。酒至半酣,二人擊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約定共舉反清義旗。
  到這個時候,張倬可以將實情向岳鍾琪和盤托出了。原來張倬真名張熙,是湖南一個偏僻鄉村鄉塾塾師曾靜的學生。曾靜,就是化名夏靚的撰信人。為了準備科舉考試,曾靜讀過浙江呂留良的《時文評選》。因僻處窮鄉,無書可讀,他遂派學生張熙等人去浙江呂留良家訪書。時呂留良已死,張熙結識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和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向他們求取了呂留良的很多詩文,帶回湖南。曾靜讀了呂留良的詩文,大開眼界,對其中許多聞所未聞的觀點,「始而怪,既而疑,繼乃信」。特別是有關「華夷之辨」的論述,引起了曾靜強烈的反清共鳴,使之擊節讚賞。此時,雍正新立,民間流言四起,政局動盪。曾靜等以為舉事反清的時機已到,他們探明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岳飛之後,於是修書策反,派張熙投書並附《生員應詔書》一份。曾靜、張熙等躊躇滿志,口出妄言,告訴岳鍾琪,他們在湖廣、江西、兩廣、雲貴六省都已動員了人馬,「在我一呼可定」。張熙沒有想到,什麼跪天盟誓,什麼約定共反,是岳鍾琪為套他的口供,演給他看的一齣戲。
  那岳鍾琪以漢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諸多嫉妒誹謗。他的出身——岳飛二十一世孫,更使他陷入極其不利的境地。「岳飛之後」成了岳鍾琪政敵攻擊岳鍾琪的重要依據。一時,關於岳鍾琪的流言蜚語比比皆是。有說他與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說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報復」。上奏的謗書竟裝了滿滿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勢力也從「岳飛之後」這一點出發,認為岳鍾琪必定能成為反清復漢的英雄,或者就只當他是反清復漢的英雄而以他相號召。雍正五年,一個名叫盧宗漢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爺帶領川陝兵馬要造反了!大夥一起反了罷!岳鍾琪本來就如履薄冰,有口難辯,出了這樣的事,就好像吃了一隻蒼蠅。幸虧雍正回護他,諭內閣曰:「岳鍾琪功勳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陝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語,讒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對於如此的浩蕩皇恩,岳鍾琪肝腦塗地也難以報答。誰知事隔一年,又冒出來曾靜、張熙,緣由仍是「岳飛之後」!
  岳鍾琪幾乎暴怒,但他知道沒用,隨即鎮定下來,給雍正上了密折,請求「恩准將張倬解送到京」,讓皇上親自處理。雍正認為張倬既敢攔駕投書,必定是一個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訊何用?因在岳鍾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關,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當緩緩設法誘之,何必當日追問即加刑訊?伊既有是膽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過如此審問。」岳鍾琪心領神會,隨即演出了與張熙盟誓之戲。
  而這一切,都使預藏在暗室之中的滿員按察使碩色聽了個清清楚楚。緊接著,按圖索驥,順籐摸瓜。
  雍正接到岳鍾琪密報他誘出的張熙的口供後,立刻於十月間派副都統海蘭、十一月間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為欽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撫王國棟、浙江總督李衛、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獲。拿獲的人犯有:曾靜,曾靜的好友、原永興縣教諭劉之衍,劉之衍的學生陳立安,陳立安的兒子陳達,曾靜的學生張勘、曹玨,張熙的哥哥張照,同曾靜一樣崇拜呂留良的七十二歲的譙中義,譙中義的兒子譙大谷,張熙旅途相識的毛儀、車鼎豐、車鼎賁,張熙稱其學問好(其實並未見過面)的孫用克,以及呂留良的兒子(時呂留良已死)呂毅中、呂黃中,長孫呂懿歷,嚴鴻逵(呂留良的學生,時已死)的學生沈在寬等。前後數十人鋃鐺入獄,一百餘人受到牽連。
  張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這便是他老師曾靜的「師表」。張熙投書上路,曾靜曾為他壯行。當時,曾靜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貫日,竟無軻入秦!」與張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荊軻,並在身著長衫上大書:「曾靜死於此!」然對簿公堂,曾靜卻軟成了一攤稀泥,不但招認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搖尾乞憐,主動慇勤地寫文章檢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張熙尤其目瞪口呆。當九卿大臣會議一致擬定將曾靜、張熙等凌遲處死、株連九族時,雍正卻獨出心裁,認為曾靜、張熙使「造書誹謗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將他們免罪釋放,並囑咐將來子孫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們!
  曾靜跟著欽差大臣杭奕祿,遍走江南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到處現身說法,宣講雍正親自編撰的《大義覺迷錄》,逐條駁斥自己「妄加」給雍正的十大罪狀……張熙則跟著尚書史貽直遍走陝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樣的事情。
  一場鬧劇,又是一場慘劇。由此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以大逆謀反罪結案。已死的呂留良、呂留良的兒子進士呂葆中、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戮屍梟示;呂留良另一個兒子呂毅中、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斬立決;「刊刻逆書」、「往來契厚」、「陰相援結」的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斬監候,秋後處決;呂、嚴兩家眾多孫輩從寬發配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其他從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責,或給功臣家為奴。
  鬧劇,慘劇,由一個人導演出來,這個人便是雍正。
  在處理整個案件的過程中,雍正的情緒與作為均有耐人尋味的反常之處。
  當獲悉曾靜致岳鍾琪的策反書時,雍正竟至反常地「驚訝墜淚」。他說:「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平心而論,雍正對社會上關於他的種種非議,應該有思想準備,也確實有思想準備。他清楚,「從來仇敵之人,造為誹謗,以洩其忿者往往有之」,這種人「必有怨望之詞」。
  但是,其時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這個時候,非但允□、允祀、允□、允我等異己勢力已被先後剷除,即使是年羹堯、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響皇權的前功臣也已先後伏法。而像曾靜、張熙這樣居於僻處窮鄉、無書可讀、消息閉塞的人,卻瞭解或自以為瞭解宮廷鬥爭錯綜複雜的細節,而仍在指斥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懷疑誅忠。雍正「不料其誣蔑詆毀、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不料有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為實,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對於岳鍾琪與張熙假意盟誓的舉動,雍正過份激動和感激,表現出近乎矯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鍾琪密折上批道:「覽虛實,不禁淚流滿面。卿此一心,天祖鑒之。此等盟誓,再無不消災滅罪、賜福延生之理。朕嘉閱處實難筆諭。朕與卿君臣之情,乃無量劫之善緣,同會自乘願力而來,協朕為國家養生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閱之至。」「朕之誠實,卿必盡知,而卿之忠赤,朕實洞曉。朕惟朝夕焚香對天祖叩頭,祝願祈我良佐,多福多壽多男子耳。」
  對於張熙、曾靜投書案的處理,雍正小題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親自主持編纂了四卷本的《大義覺迷錄》,其中包括十道上諭、審訊詞、曾靜四十七篇口供、張熙二篇口供、曾靜一篇《歸仁說》等文件在內,逐條駁斥了加給他的十條失德之罪。他將此書刊刻頒發至府、州、縣學,大張旗鼓地組織宣傳學習。同時,雍正竟然力排眾議,釋放了曾靜、張熙。他對寵臣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對天下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
  事實果真如此嗎?將張熙、曾靜投書案與由之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連起來看,可以發現,雍正辯解的重點在前者,懲處的重點在後者。雍正實際是製造了一個呂留良政治謀反案,將人們的視線,從雍正個人有沒有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懷疑誅忠等具體問題,轉移到「華夷之辨」、清朝統治中國的合理合法性之上,從而從大的角度證明自己繼統的無可非議。雍正用心可謂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設想進展,事情的結局卻不一定像雍正設想的那樣。
  的確,雍正本沒有必要在大清國已鞏固統治數十年、他本人已經當了七年皇帝的情況下,因為一個普通屬下正常履行職責、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為幾個無足輕重、空喊造反、手無縛雞之力的窮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為自己辯護,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一段本來多數人聞所未聞的「秘史」,變成了家喻戶曉的談資,朝野上下、全國城鄉全都知道了,原來還有雍正篡位及種種毫無根據的說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辯解,卻使更多的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黑狗黑狗越描越醜」的感覺。
  曾靜張熙投書案、呂留良文字獄案在高壓下順利解決。雍正卻由此陷入一種「身敗名裂」的鬱悶之中,並從未有過地計較看似無關緊要的輿論與聲譽。
  曾靜張熙投書案結案兩個月後,雍正下了決心,遠離京東遵化馬蘭峪父祖的東陵,在京西河北易縣營造自己陵寢的「萬年吉地」。
  與之同時,雍正「稍覺」不適。
  該死的人已死,該清的賬已清,該說的話已說。紫禁城的金頂依舊燦爛奪目,皇帝的寶座依舊是萬民伏服、高入雲端的集權象徵。改變的只有寶座上的那個人——雍正,從年富力強,到老邁衰弱;從氣吞山河,到心虛膽怯。這其間的轉變,竟來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壓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頂著各方面巨大的壓力,勞心勞神。他加上謀父、害母、弒兄、殺弟的罪名,無從分辨真假,時間長了,精神與心臟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場病,實際是一個信號。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於心臟病突發或腦溢血——人們通常說的「中風」,應該是十分有可能的。


  第二章 雍正信仰

  神秘的破三關(1)

  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風,這僅僅是一種可能,一種觀點。對於雍正因病而故,官書記載十分簡單,而且並沒有言及雍正的病情。於是又有一種觀點:雍正是煉服金丹而亡。
  這一種觀點的依據,是雍正去世前後一些使人費解的跡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時,雍正去世。皇四子弘歷(即乾隆)拜接雍正傳位遺詔受命,當天,率諸王大臣奉雍正遺體自圓明園返回大內。
  事起倉促,喪禮繁縟,嗣位、哭臨……百事忙亂,應該是折騰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僅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時宜地下了一道諭旨,曰:「皇考萬幾餘暇,聞外省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雖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行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賞賜之御書、朱批、字跡等,一律交回,不許私藏。」
  就是說,雍正於日理萬機的閒暇之時,聞聽外省有祛病延壽的煉丹之術,雖明知其非,卻抱著遊戲消閒、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想法,聊且讓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於西苑空閒之地豎爐煉丹。雍正不過將張太虛、王定乾等當作排遣取樂的優伶小丑,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多次當面向乾隆及各親王說過,這些人是市井無賴,最好造謠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諭旨,命將這些人逐回本籍。並嚴令他們上繳雍正賞賜給他們的御書、朱批、字跡等,警告他們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搖煽惑,否則,「一經訪聞,定行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接著又下了一道諭旨,諭內監宮女,禁其妄行傳說國事,「恐皇太后聞之心煩」,「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舉,為何驅逐煉丹道士成了頭等大事?除非煉丹道士與雍正之死有某種關聯。不僅如此,諭旨的每一句話都有疑點。說雍正在日理萬機之際,聽說外省有煉丹修煉之術,心裡明知其非,卻把這些道士召來,想試試以為遊戲消閒,不過將他們視為優伶一樣。既如此無足輕重,又為何引起乾隆這般重視?說雍正並未聽信他們的一句話,服用他們的一粒丸藥。這似乎是無端地解釋,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說雍正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並多次向乾隆與和親王說過。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夠容得他們在宮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嚴禁道士、宮女、內監「捏稱」「妄傳」的又是什麼?是否與雍正猝死有關?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煉丹道士就被驅逐出宮。被驅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時還下令讓超盛、元日兩僧來京瞻仰梓宮,被驅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兒子乾隆並且不問自答地強調雍正沒有服過丹藥。也許這就是一些人推測雍正死於丹藥中毒的來由。
  那麼,分析雍正死於丹藥中毒說,對認識原來雍正又有什麼關係呢?煉丹,牽涉到雍正的信仰。從身心到信仰,從所做到所思,這應該是我們解讀「原來雍正」的思路。
  雍正對佛道鬼神的態度經歷了三個階段:當皇子時,精研此道,以康熙國師章嘉呼圖克圖活佛為「證明恩師」,在章嘉的點撥下,勤修苦練,直透「三關」;當皇帝後,「十年不言佛事」;最後三年,重新大張旗鼓,推崇佛道,以致親自「開堂授徒」。
  第一個階段,可冠以一個標題:天命何歸。
  人們往往在把握不住命運的時候相信命運;在萬般無奈的時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諸皇子逐鹿儲位之時,大約都是這種心態。
  皇八子允祀「每訪得九流術士有些異樣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於密室,「到打發去的時節」,便叫人送他一二百兩銀子,「這種人也多得緊」。皇九子允□對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著僥倖希冀之情,而與之來往密切的西洋傳教士穆經遠,竟然也會看相。皇十四子允□,康熙五十八年三十二歲時,在軍中請臨洮人張愷張瞎子為他算命。
  冥冥之中,天命何歸?諸皇子均虔誠而利慾熏心地默禱於天、希冀於天,雍正與他們相同。
  雍正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似乎胸有成竹——「爐中若無真種子,縱遇神仙也枉然。」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正值太子二度廢立。緊鑼密鼓,明槍暗箭,結黨陰謀,誣陷、詛咒、暗害,儲位爭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雍正同其他皇子一樣緊張、焦躁、憤恨、激動、不安。但他終於意識到:他無望,也無奈。他需要的仍是隱忍。於是,他拋開了一切,禮佛參禪。
  雍正參的是禪宗,禪宗是佛教一派,「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所謂「傳佛心印」,即是說沒有可以言傳的聖諦。那麼,雍正是怎樣「向心修煉」的呢?晚年時雍正描述了自己鮮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覺悟過程——參透三關。
  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十一日,雍正延請禪僧迦陵音(即性音和尚)陪同他打坐參禪。
  雍正盤膝趺坐,全身鬆弛,雙目微合,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斂神入定。香煙裊裊,一切都化作了似醒非醒、霧一樣的朦朧。
  雍正覺得自己彷彿真正離開了骨肉相殘、凶慘冷酷的奪儲戰場,在無垠的林莽中行走,已走了許多年,走了一生。
  靜如平湖的林莽,動如大海的林莽,與時間、宇宙一起,凝滯在雍正眼中、心中。
  他反觀自己的心,心中彷彿慢慢騰起一小朵火花,外罩一塊柔軟飄逸的紅綢。那火花在他的胸腹緩緩飄移,將他的五臟六腑照得通明,映出溫暖柔和的紅黃色光芒,使他感到一種由衷的愉悅。火花沿著他的十二經絡緩緩飄蕩,將這種愉悅的感覺傳遍他的全身,使他的全身均映出溫暖柔和的紅黃色光芒。火花飄回丹田,從丹田順著他背後的腧穴慢慢向上走,通過大椎穴升上百會穴,從百會穴倏地升到了空中。
  無邊林莽,山河大地,十方虛空,全都消殞了,只剩下一片紅黃色的光芒。光芒中他彷彿趺坐在一朵巨大的蓮花上,漂浮空中,觀望自己的七尺之軀。他看到自己的身軀,彷彿看到一個赤裸的嬰兒,那嬰兒週身放著紅黃色的光芒,與宇宙間的光芒融為一體。他恍然感動而頓悟,自覺已經沒有了一切自卑,優柔,怯懦,煩惱。
  他極其滿足地緩緩飄回自己的身中、心中,斂氣定神,睜開眼睛。
  正是五炷香的功夫。
  雍正還停留在剛才興奮愉悅的心緒中,口中自語道:「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掛一絲……你並不比誰低,誰也並不比你高。封王、稱帝、登仙、成佛,全在自心。」
  迦陵音雙手合十,歎道:「啊,恭喜王爺,賀喜王爺,王爺已徹悟了。」雍正沉吟良久,自覺沒有完全參透,故以此叩問康熙敕封的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喇嘛。章嘉道:「此乃初步破參。如王所見,好比針破紙窗,從針孔窺天,雖雲見天,然天體廣大,針孔中所見,可謂偏見乎?佛法無邊,王當勉之!」雍正似有所悟,緩緩頷首,道:「謝恩師指點。」
  二月十四日,月已圓。雍正似往常一樣,脫開白日拚殺的羈絆,趺坐合十,參禪入定。
  明月平靜地懸在空中,銀光如水,從雍正頭頂百會穴灌入,洩至雍正週身,使雍正的五臟六腑洞若映雪。如雪的月光,在充滿了陰謀的夜中顯出澄靜、嫵媚和溫柔,點明了那夜的漆黑。
  雍正又來到了無垠的林莽。他用心中的火花,點燃思想的火炬,沿著血脈的河向上走,細細觀看林莽的夜,那流了一河的漆黑的夜。火炬忽然放大光芒,他頓悟:「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香味觸法者色香味觸法,儘是本份,皆是菩提。」不覺中,出了一身透汗,竟自回到了趺坐所在。
  雍正不卜凶吉,再次問證章嘉。章嘉微笑,道:「此是王爺於大死大活之中參破二關了,可喜可賀。知萬物之所異,而後知萬物之所同。既無一物是我己,亦無一物非我身。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為透重關。王今見處,雖進一步,比如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際,畢竟還沒有完全參透,佛法無量,王當更加勇猛精進。」雍正心中會意,叩謝章嘉。回來後雍正將此語試問迦陵音,迦陵音茫然不解,雍正也不解釋,微笑而已。
  翌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於堂中靜坐。「無意之中,忽踏最後一關。」所謂:「家捨即在途中,途中不離家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往斯,體斯用斯,空斯有行,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
  無意盡在有意中,他胸中全盤計劃已經成熟,他已經知道該如何做。雍正真正感受到「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暢快平生!他興奮異常,直赴國師章嘉處禮謝。
  章嘉望見雍正即道:「王得大自在矣!」雍正進而問道:「還會有事嗎?」章嘉笑容滿面,伸展兩手道:「還會有什麼事呢?」接著,他將手從外向身內揮道:「就是有些小麻煩,也不在話下了。」天命何歸?盡在心中。
  雍正以章嘉為證明恩師,自信自己已直透三關,得成正果。自此他方立了大志向,下了大決心,有了大計劃。自此方真正寵辱皆忘,懷著對上天,也是對自己的神聖的使命感,成竹在胸地去做應做的每一件事。

  「釋主」與「天殺」(1)

  雍正為雍親王時,雍王府鄰近柏林寺,他常與僧人和尚往來,所謂「偶值朝來遐,留師品茗泉」。雍正還建造大覺寺,招攬佛徒。他自號圓明居士、破塵居士,鑽研講論性宗之學,造詣高深。當然,參禪論道、機鋒對答之中,或者有弦外之音;僧房密室、帷幄佛堂之內,或者有機要密謀,這些均非外人所知。
  然後人們知道,雍正一即位,迦陵音和尚即退往廬山隱居寺修行,「謹守清規,謝絕塵境」,不涉官場一步。四年後圓寂,雍正賜謚,追贈國師。後來,《大義覺迷錄》出台前後,雍正對迦陵音和尚一反初衷,由褒而貶,削其封號,刪其語錄,命地方官嚴查、嚴禁迦陵音門徒私記、存留雍正當年為雍親王時的舊跡,違者重治其罪。
  雍正的信仰的第二個階段,也可冠以一個標題:天人之際。
  雍正即位後十年不言佛事,這是他自己的追憶。雍正十一年,雍正曾說:「朕即位後十年來,辦理政事,於釋典一函一軸實未曾批閱。」這與他即位之前有如此大的反差,未免顯得他過於實用。
  實用有實用的道理。雍正已參悟了正果,已證實了自身,已驗明了結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是天命所歸、代天行事的真龍天子。他自信這一點,還用談什麼佛事呢?
  當時京中有一姓劉的道士,名氣很大。都說他有幾百歲,壽不可考,能知人之前世。有一次怡親王允祥去見他,他說怡親王前生也是個道士。怡親王將此告訴雍正,雍正大笑,道:「不錯不錯!的確的確!這是你們前生的緣法,是這麼回事兒!但只是為什麼你這道士商量著來替我這和尚出力?」怡親王老實,不明白禪宗的機鋒,答不上來。雍正道:「你我不是這樣真佛、真仙、真聖人,只不過是為利益眾生而栽培福田的。若力量不夠,還得回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庭,方使得。」君臣大笑。雍正是說,他們是比佛、道、儒有更高境界的人,如不行,方回去做和尚、當道士。雍正即興吟了一首詩:「誰道空門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飛昇。垂裳宇內一閒客,不衲人間個野僧。」雍正以為自己是不著僧服、奔走四方、為眾生謀福利的野僧,是比空門更上乘的佛爺皇帝。
  雍正五年,黃河水清了一段,人們以為是「祥瑞」,群臣朝賀,蒙古王公要求誦經賜福,雍正興致勃勃道:「你蒙古地區因做福事而人畜興旺,乃受朕之賜,朕亦即釋主。准奏。」雍正以為自己即是釋主,即是佛爺。
  既是佛爺,雍正認為自己能夠洞悉他人的休咎,也不時想試試自己是否能夠洞悉他人的休咎,是否具有常人不具有的特異功能,因而他喜好為人推算八字。
  鄂爾泰於雲南任上患病,雍正下旨,讓他呈覽八字。看過鄂爾泰的八字,雍正御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痊癒矣。」李衛咯血,亦有御批:「將你八字隨便寫來朕看。」
  不單單是對寵信的重臣、封疆大吏,即使是對一般官吏、將領,雍正也有看其八字的癮。如有御批令李衛「將李燦、秦介二人八字寫來朕看,隨便問來,不可令知朕意」。如岳鍾琪進呈屬下八字,有御批:「王剛八字已看過,命甚好,運正旺,將來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壽不能高。」
  以上這些只是區區小事,真正執掌天殺、代天行事的要數年羹堯、隆科多之案。
  年、隆之案震驚朝野,是雍正朝第一大案。在雍正來說,或許他記住了早年破三關時章嘉國師最後對他翻手覆手的警示,他是以天的身份自行其事。而於他人來看,則覺得如晴天霹靂,使人疑竇叢生,反倒更加疑惑雍正「天」的身份。
  對於雍正突然以鐵血手段,除掉他即位之初的功臣或者說是寵臣年羹堯和隆科多,通常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滅口」;第二種看法是「集權」。
  以下試按兩種看法的不同思路,再現年、隆之案的始末:
  其一,「滅口」說。這是基於雍正奪嫡的說法,也是反證雍正奪嫡的說法。
  假如一個人要想奪位做皇帝,他至少要有兩個幫手。一個在內,一個在外。隆科多和年羹堯恰巧是雍正的這樣兩個幫手。
  隆科多、年羹堯蒙蔽了當時和後世的許多人。康熙逝世之前,隆科多與年羹堯似乎同雍正——當時的雍親王都沒有過深的關係。
  隆科多一家均屬雍正敵黨,他開始「與大阿哥相善」,明珠被罷黜後是皇長子黨的主要人物。大阿哥胤禔奪位無望,隆科多又隨大阿哥一起倒向八阿哥,成為胤祀之黨,為此屢受康熙斥責。隆科多本人是諸皇子之舅,時為理藩院尚書兼步軍統領,權貴已極。按照《大義覺迷錄》、《實錄》說法,是唯一承受康熙末命的大臣。以他的權位,無論哪位皇子登基,都必為重臣,似沒有必要像民間流傳的那樣,不顧身家性命,以種種陰謀手段幫助雍正非法奪位。
  年羹堯原來倒是可以說與雍正有一些特殊關係——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側福晉。年羹堯的妹妹嫁給雍正後,年家從屬於下五旗的鑲白旗升入屬於上三旗的鑲黃旗,從此年羹堯對於雍正,既為妻舅亦為屬下。但年羹堯出任四川巡撫,與雍正相隔既遠,聯繫漸疏。在諸皇子激烈的爭儲角逐中,年羹堯又好像採取一種不偏不倚、模糊游離的態度,甚至有逃人孟光祖詐稱是皇三子胤祉派來的,他也給銀給馬。雍正對年羹堯大為不滿,曾公開斥責他,說他「六、七個月無一請安啟字,視本門之主已為陌路人矣」。
  然而,康熙逝世雍正即位的關鍵時刻,在內,卻正是隆科多,成了承受末命八人中除去七個皇子之外的唯一大臣。從諸皇子後來的表現看,未必有八人承受末命之事。這樣,隆科多就成了唯一的有關傳位遺詔內幕的知情人,成了雍正正式即位之前關閉九門、拱衛京師紫禁城的關鍵人物。在外,卻正是年羹堯,鉗制了胤□,接管了西部重軍大權,使反對力量不可能從外部率軍顛覆新皇帝的寶座。
  事後反思,隆科多、年羹堯成為雍正的幫手,絕非橫馳黑馬,全在情理之中。
  隆科多一家的確原黨附大阿哥、八阿哥,但二人已遭康熙唾棄,儲位無望。隆科多只能在胤□和雍正之間選擇。胤□年輕不穩重,容易意氣用事。康熙年邁病發之時,胤□遠在數千里之外,趕回需二十餘日。國不可一日無君,隆科多必輔雍正。
  年羹堯更有可能是雍正埋伏臥底的一招殺手之棋。與雍正疏遠,遭雍正斥責,均為作戲給人看。雍正運籌帷幄,統觀全局,深知西線軍權的重要。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四川巡撫年羹堯有恃無恐,竟敢自請西線軍權,奏曰:「若想盡除弊端,將鎮協各營整頓一新,非假臣以虛銜不能也。伏祈聖主暫加臣以總督虛銜,並求賜以孔雀翎子,令臣節制各鎮,一年之後營伍必當改觀。事竣,臣即奏繳總督印信,不敢久忝其位。」十月十二日,胤□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率軍駐西寧;二十日年羹堯被任命為川陝總督兼四川巡撫,節制各鎮,協助胤□。在此前後,年羹堯給雍正上了個折子,說:「今日之不負皇上,即異日之不負王爺。」這過於暴露了一些。小心韜晦的雍正十分警覺,生怕壞了大事,立責道:「是何言歟!以無法無天之談,而誘余於不安分之舉也,豈封疆大臣之所當言者!『異日』兩字足以誅羹堯全家!」雖然如此,但是,難道看不出年羹堯的本心嗎?
  假如一個人已經奪位做了皇帝,對於他的功臣和知情人,至少在一個階段之內會採取安撫政策,為了酬謝,為了封口,也為了掩天下人耳目,而後必出殺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絕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任何一個奪位之君,都不能長期忍受走狗的居功自傲、僭越擅權,都不能長期忍受擔憂、猜疑、恐懼與被要挾、被訛詐之感的煎熬。任何一個奪位之君都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可以保守秘密,這種人便是死人。
  隆科多和年羹堯恰巧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命隆科多與怡親王胤祥等總理事務。二十三日,雍正登基大典後的第二天,雍正將冊封生母為皇太后的事置於一旁,迫不及待地諭令內閣:隆科多襲一等功爵。二十五日雍正又諭:隆科多應稱舅舅,嗣後啟奏處書寫「舅舅隆科多」。雍正後又賞封隆科多阿達哈哈番世職,授其為吏部尚書加太保,仍兼步軍統領,兼管理藩院事,並賜雙眼孔雀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鞍馬紫轡……雍正甚至對他恭維感激得無以復加,道:「舅舅隆科多,此人朕先前不但不深知他,而且沒有看出他來,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世大臣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召胤□回京奔喪,同時命年羹堯與輔國公延信同管西北軍務。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年羹堯奉雍正之旨赴京叩謁大行皇帝梓宮,授三等公爵。後雍正授年羹堯撫遠大將軍,在青海西線統軍平定準噶爾之叛。叛平,雍正命加授年羹堯一等公爵。雍正甚至不著君臣形跡、對年羹堯肉麻籠絡道:「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
  然而,天威難測。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發出了第一個警告。他指東道西,話裡有話地指斥朝中弊政,道:「舉薦人才之人,要是存一絲市恩望報之心,即屬植黨營私!受薦之人懷私恩,黨同附和,致昧君臣大義,即屬亂臣賊子!皆罪不容誅。」「凡有保舉,不過憑各人日常所知,誰也不能盡保將來。比如廣西布政使劉廷琛,原是年羹堯保薦的,現在罷斥。在年羹堯,不過一時誤舉,無大關係;在朕,則所任非人,費無數焦勞!」「用人理財,難在人有私心。私心一萌,狡詐百出。比如近日賞兵,便出了這樣的謠言,說這是大將軍年羹堯的主意。朕不是三歲小孩,難道必待年羹堯指點!又難道是因年羹堯強為陳奏,朕才賞兵的麼?」「前朕所頒諭旨,揭露了阿靈阿、揆敘之奸,此乃朕數十年來真知灼見,卻聽說有人懷疑這是年羹堯的意思。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有餘,安能具備天子的聰明才智!」雍正指斥的是「市恩」,「植黨」,「奪皇上恩威賞罰之權」,年羹堯理當心驚。
  同時,雍正開始在密折的朱批中造輿論。直隸總督李維鈞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為宋師曾乞恩是你的意思,還是年羹堯的意思?若是你的意思,朕即施恩。若出於年羹堯之意,朕則不施此恩。近日年羹堯陳奏數事,朕甚疑他居心不純,大有舞智弄巧、潛蓄攬權之意。朕既疑他,則明白告你,宜漸漸遠之,不必令他知覺。」四川巡撫王景灝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年羹堯今來陛見,甚覺乖張,朕有許多不取處。你川省屬員,須你自行甄別優劣,不可全聽年羹堯之指揮以定去留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下旬,雍正發出了第二個警告。年羹堯回西安後,上了奏報到任日期一折,雍正於其折上朱批道:「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至於危險,方可謂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反恩為仇!」
  雍正三年三月,清算開始。當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內外臣工上表稱頌。年羹堯不慎將「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天授其柄,雍正抓住不放,大做文章,道:「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於朕耳。觀此,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接著,雍正將年羹堯川陝甘親信黨羽一一撤換。四月,命年羹堯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年羹堯具折謝恩,雍正朱批冷嘲道:「朕早就聽說有謠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朕今天就用你此任!況你也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免。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五月,雍正將年羹堯、隆科多罪行曉示群臣。六月,雍正下令革年羹堯杭州將軍,將其降為閒散章京,同時削隆科多太保銜。九月,雍正下令鎖拿年羹堯。十一月,年羹堯械系至京。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獄成。雍正定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款,下令年羹堯自裁。
  雍正四年,刑部議隆科多挾勢婪贓,罪擬斬決。得旨:令隆科多往阿爾泰料理邊防事務。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發,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獄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論死。雍正免其死,下令於暢春園外築屋三間永行監禁。一年後,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於囚所。
  不管是誰,只要不是傻子,都會從一開始便看到這事的結局,看到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險情。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時」。但當時,康熙辭世的當時,他別無選擇。
  年羹堯卻有弱點,弱點在於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權力(軍權!),太相信自己與雍正的舊情,弱點在於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權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給的,除了毫無用處的舊情,皇帝什麼都可以收回。年羹堯最後似乎明白了一點,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地給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哪一條、哪一件皆可問死罪而有餘。除了皈命竭誠懇求主子,臣再無一線生路。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但是,沒用。
  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堯自盡時,作了一番長長的解釋,說看到年羹堯罪行時「不禁墜淚」,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負恩悖逆至此,還有臉與世人相見嗎?今寬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
  雍正並非在安慰年羹堯,而是在安慰自己。
  他必須滅口。
  其二,「集權」說,這是基於雍正正當即位的說法。這種看法認為不存在雍正奪嫡的事實,隆科多和年羹堯也與雍正即位無關,隆科多、年羹堯獲罪完全是由於他們結黨營私、擅作威福、權傾朝野、尾大不掉,威脅了雍正的皇權統治。
  雍正在疑霧重重之中即位。造謠、誣蔑、暗箭、明槍,反對勢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孤家寡人。他渴望輔佐良才,股肱之臣。
  恰巧,有這樣兩個合適人選。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國舅,統領步軍,執掌吏部、理藩院,皇考臨終時唯一的承領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時刻從大局出發,毅然擁戴雍正承繼了大統;年羹堯,雍親王藩邸舊人,妻舅,進士出身的儒將,文武雙全,戰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撫、川陝總督、定西將軍,他在非常時刻統帥重兵,坐鎮西北,拱衛了京師。
  一內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這兩個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這兩個人身上。不料,這兩個人借雍正的殊寵,極力發展自己的勢力,朝野內外遍植黨羽。由他們引薦任命的官吏稱作「年選」、「佟選」,與先朝吳三桂之「西選」合稱「三選」。並招權納賄,違法亂紀,僭越、專擅、貪污、欺罔,無所不用其極。
  雍正一一優容待之。然而事情總有極限,越過極限,則忍無可忍。
  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內外竟洶洶傳言,說大政皆出於隆科多、年羹堯,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個言聽計從的傀儡。笑話!自古皇帝專權,大政皆出於己,不容任何人覬覦、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點!
  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堯竟然在他眼前結黨營私,招降納叛,另立中心。年羹堯返京後,薦升他的心腹陝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恆為甘肅巡撫。胡期恆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堯所薦。後年羹堯事敗,雍正特召胡期恆面考,大發雷霆道:「觀其人甚屬卑鄙!所奏之言甚屬荒唐悖謬!」嚴斥年羹堯:「你實在昏聵了!胡期恆這樣東西,也是你年羹堯混奏保舉作巡撫的人麼?豈有此理!」
  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經營的耳目網、情報網,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堯處失靈,派出監視年羹堯的御前緹騎侍衛,竟成了為其擺隊墜蹬、前引後隨的隨從!
  越對統治的穩定性擔心,便越要強化統治。雍正不能不採取決斷措施。他將年、隆罪狀公佈於朝,撤了年羹堯撫遠大將軍,調任杭州。
  破鼓萬人捶。揭發年羹堯罪狀的奏章雪片似的飛來,不少觸目驚心,也有的詭秘離奇。如有說年羹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圖謀不軌。那鄒魯供:「小的對年羹堯說:『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權,大貴極矣,或者還要封王。』年羹堯說:『封王還不止,只看五六年後,我又是一個光景。到分九鼎時,我已有川陝兩省,據天下上流,更兼兵馬強壯,誰人敢當?』靜一道人對我說,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對他說:『從奇門上論起來是好的。』」雍正當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堯啟程赴杭州,沿途官員密報,說他是「一車兩馬,僕從數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狀,其資財產業多在各處藏匿,各省督撫等嚴查。出首者免罪,隱漏者照逆黨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撫一併從重治罪。」直隸總督李維鈞隨奏:「年羹堯未動身前騾馱車載出關者已不計其數,起身後尚有一千馱未行,現仍在西安、三原、涇陽等處捉取騾車。」署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堯共用騎、馱、轎之騾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頭,騾車共二百三十三輛。運送物資前往京師、直隸、湖廣、江南、寧夏、山西、蘭州、山東等地,騾車每輛載重一千三百斤,進京者五十九輛,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輛,另有四十輛聲言進京,後去襄陽。」七月七日,鎮海將軍何天培報:「年羹堯六月二十日渡江過江口,前往丹陽,前後船隻甚多,陸續而往,不知其數,船窗皆閉,船中人等故為藏匿,並無一人出面。甚屬詭秘。」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撫甘國奎報:「年羹堯於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將軍氣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餘艘,聞未到者尚有四十餘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後來者尚未知其數,所住衙門人已住滿。」後署浙江巡撫福敏又報:「年羹堯到浙之日,隨從尚有千餘人,馬匹亦多,署中難容,另造房屋百餘間居住。傳說,年羹堯以閒散章京閒坐杭州湧金門,賣薪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門,謂:『年大將軍在也。』」隨著奏報傳說紛沓而至,雍正的臉色愈見陰沉,天殺之意遂決。
  至於隆科多,滿朝文武並無人敢碰。
  傳說,一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府中來了一位紹興師爺鄔先生。鄔先生對田文鏡道:「公想作尋常督撫,還是名督撫?」田文鏡道:「必作名督撫。」鄔先生道:「名督撫鬚佐以名幕賓。」田文鏡道:「誰?」鄔先生道:「鄔某。」田文鏡道:「如何相佐?」鄔先生道:「鄔某將為公草擬一疏上奏。」田文鏡道:「何疏?」鄔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見,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鏡心知其異,首肯。疏稿早已擬好,署田文鏡名即上,原來正是參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獲罪,田文鏡自此寵眷日隆。有人說鄔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傳說雍正左右有文覺禪師參與了誅殺年、隆的決策。內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採取了何種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須集權。
  「滅口」說與「集權」說,著眼點都集中在雍正誅殺年羹堯、隆科多的緣由。而無論哪一種緣由的說法,都忽略了一點:雍正不顧前後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誅殺兩名重臣,是因為他自信自己天子、釋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殺」之權。
  殺年羹堯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野虎,十二月初三從東便門上城,跑到前門,下馬道,直入年羹堯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門提督率兵放槍,老虎從房上跳下,竄入年家後花園。官兵追上用槍扎死。相傳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為此,雍正興奮激動之極,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堯究竟殺不殺,朕意實未決。然竟出了這樣的奇事!對年羹堯,朕正法之意實決矣。上天如此明彰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雍正再次參悟了正果,證實了自身,驗明了結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歸、代天行事的真龍天子。

  信仰的終結(1)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個階段,可冠以一個標題: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後,又覺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後,又覺得什麼都是虛的,需要用來世彼岸來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祀、允□已死,隆科多、年羹堯伏法,《大義覺迷錄》頒發全國,一次次的文字獄,一次次的打擊朋黨,整飭吏制,已高度集權,他已沒有政敵。從任何角度來說,他都已獲得了全勝。他應該輕鬆,但他很累。他本來是一個容光煥發、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現在卻頹然老矣,頜下、頰上、眼皮的肉鬆垂,兩眼渾濁不清、暗淡無光。他勉強在回憶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霧中,忍受一陣陣心悸、心絞痛的侵襲。
  為了擺脫這種痛苦,他開始尋覓。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鍾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終南山查詢一個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還曾召見白雲觀道士賈士芳。後因賈士芳只通心性之學,不懂其他,而略加賞賜使退。
  兩次輕描淡寫的試探後,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撫憲德、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雲南總督鄂爾泰、署川陝總督查郎阿、山西巡撫石麟、福建巡撫趙國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訪名醫、道士的諭旨。曰:「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竭力代朕訪求之,不必預存疑難之懷。便薦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試用之道。如有聞他省之人,可速將姓名來歷密奏以聞,朕再傳諭該督撫訪查。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問廣訪,以副朕意,慎密為之!」
  當時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個名叫龔綸的人,年九十,善養生,強健如少壯,八十六歲猶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黃術,步履如飛,善騎馬用劍,在當地有龔仙人之稱。雍正立命四川巡撫憲德優禮榮待,速安車送至北京。憲德回奏:「此人已無疾而終。有子四人,幼子方四歲。」雍正還不甘心,又問:「其子中有沒有得其父秘傳的?必須優禮婉轉開示,方能得其實。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來。」憲德答以「沒有,醫道也平常」,雍正方罷。急迫如此。
  看來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醫,而且求道士。這只可能是兩種病:一是心病,疑神見鬼;一是陽衰,荒淫過度。
  朝鮮《承政院日記》記載朝鮮臣工向其主報告清朝情況說:「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運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後,雍正開始生活放縱了嗎?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慾,即位以後宮人甚少。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較有可能的是「心病」與「陽衰」的結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見鬼,而陰盛陽衰。雍正精於佛、道理論,又以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作為自己的證道恩師,想必明瞭道教的「玉女喜神術」、密宗喇嘛教的「大喜樂禪」,想必會欲以房中術採陰補陽,守生養氣,祛病延年。然而採陰補陽談何容易,舊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惡性循環,這也許就是雍正急於訪求道士的原因。
  白雲觀道士賈士芳在浙江巡撫李衛的舉薦下,二度進宮。賈士芳屬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張煉養,「清靜無為」,「除情去欲」,不講究服用丹藥。他初次應召進宮不稱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醫,賈士芳未進丹藥,僅予以按摩,並授秘咒之法。雍正試行,頓覺心神愉暢,肢體安和。但好景不長,雍正不能保持「清靜無為」,「除情去欲」,病情時好時壞,卻懷疑賈士芳手握其柄,操縱他的健康,加之賈士芳咒語中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供我驅使」詞句,於是將賈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處斬了。賈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婁近垣得寵。正一派煉養服食兼重,婁近垣更不喜言煉氣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藥。有效,即稱旨。賈士芳處斬後,雍正命大學士馬爾賽寄語各督撫,傳旨:「從前所言修煉養生之人,不必送來。若有醫學精通之人,仍送來。」雍正並非仰仗婁近垣為他煉丹。婁近垣也是個十分謹慎的人,恭王曾請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請教如何成仙,婁近垣道:「王今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問如何養生,婁近垣指席上燒豬,笑道:「今日食燒豬,即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經歷了一個複雜、矛盾、痛苦的思想過程。他為自己的鬱悶、沮喪、神不守舍,為自己求助江湖術士、遊仙野道而羞愧,自責,無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覓,何須向外求玄。」一個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說意志、志氣,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覺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討教人生的根本。不過,他已不再是那個雍王府中初出茅廬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釋主。
  他不會再求於他人,他的丹爐,已經立起來了。
  他曾賦詩道:
  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
  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光芒沖斗曜,靈異衛龍幡。
  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鸞。
  道教的修煉包括內外煉丹法。
  內丹術是將人體視為一個鼎爐,通過服氣、行氣、胎息、導引(肢體按摩、運動)、房中術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使人體先天稟賦的元精、元氣、元神,在臍下一寸三分名為下丹田(又名下黃庭、氣海)之處,凝聚成「類如雞子」形的金丹(又稱丹珠、大丹、仙丹、聖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術又稱煉丹術、金丹術、仙丹術。是「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煉丹服食以求長生的辦法,是白日昇天的捷徑。所謂「不死之藥,道在神丹」,丹藥一般用丹砂、金、鉛、雄黃、曾青、鞏石、磁石、水銀等煉製而成。
  雍正煉的是什麼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內外丹」,他自年輕時起打坐參禪,能破三關,服氣、行氣、胎息等是駕輕馭熟之事。老來有病,又嘗試了房中術,並有道士賈士芳指導其行,大有收穫,想必內煉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氣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熱衷於修煉外丹。一個人,端拱而坐。在青煙紅焰的丹灶旁,在肅穆清雅的音樂中,在抑揚頓挫的祝誦中,在神秘夢幻般的意境中,忘記一切。
  他日日熱衷於此。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種寄托。或者說,他的精神、靈魂,已隨著那青煙,那雅樂,那夢境,飄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這樣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視朝時略感不適。退朝後,他像往常一樣擯退從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煉。沒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麼,他想到了什麼。入夜時分,丹煉成。
  他幾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許他自信是真丹,也許他並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離開這迷霧繚繞的世界,飛到彼岸。
  子夜時分,金石躁烈,鼎湖龍升,天崩地裂。
  這種推論似乎也不算失之武斷。歷史上服丹藥而死的帝王很多,唐朝有五個,明朝十六帝中有一半,他們都希求長生。雍正希望長生之外,似乎還有一些別的什麼。
  他曾信佛道儒,他曾只信自己,最終,他信什麼?他的確心力交瘁,病入膏肓。
  按這種推論,雍正或者不是自然了斷,而是他自行了斷的。


  第三章 雍正功過

  被刺的傳說

  除雍正突發暴病而亡、煉食金丹而亡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說法,便是雍正被刺身亡。其中呂四娘刺殺雍正的傳說流傳最廣。
  呂四娘,有說是呂留良的女兒,有說是呂留良的孫女。總之,呂留良慘案發生之時,呂四娘年方十三歲,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倖免於難。傳說呂四娘血書「不殺雍正,死不瞑目」八字,不辭而別,只身前往京城報仇。她「曉行夜宿,風雨兼程」,歷盡千辛萬苦,途經洛陽白馬寺時,飢渴交加、精疲力竭,不慎摔成重傷。有白馬寺高僧搭救療傷,問其所往,呂四娘如實相告,高僧遂收呂四娘為徒。四年後,呂四娘絕技在身,她辭別師傅,施展輕功潛入京師圓明園,用悶香將宮女熏倒,換上宮女服裝,混入宮中,手刃仇人,割下雍正的頭,神不知鬼不覺地提頭而去。宮中報雍正大漸,鄂爾泰等入宮見駕,驚駭欲絕,見到的就是這樣一具無頭屍首。
  呂四娘的事,究竟有沒有根據和可能?當然首先是有沒有呂氏孤兒。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發現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詩,道:
  走狗狂惑不見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徹世事渾如許,頭髮衝冠劍欲鳴。
  詩後有文,說:「曾靜可殺不殺,呂晚村無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為此感憤,傾吐血性,倘好義君子與我同心,請將此詩傳佈宇內,俾當途聞之轉奏天闕,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梟曾之首,存呂之孤,則刑罰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呂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關於呂氏孤兒的傳言。雍正對此事十分重視,特諭浙督李衛,道:「外邊傳有呂氏孤兒之說,當密加訪察根究,倘或呂留良子孫有隱匿以致漏網者,在卿干係非輕。」李衛則密折覆稟:「呂氏一門不分男女老幼俱皆嚴禁,連呂氏墳地也派人監視。」李衛以擅長偵緝得寵於雍正,呂氏孤兒漏網的可能性極小。
  那麼,有沒有犯人妻女,特別是十五歲以下女子,沒官為奴而入宮中的呢?有這樣的例子。然重犯眷屬,均發邊遠之地。如呂留良孫輩盡數發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假若有呂四娘這個人,她以「沒官為奴」的方式混入宮中也絕無可能。再說,圓明園雖為御園,卻是雍正主要駐蹕之地,警戒森嚴,絕非可輕易往來出入之處。
  但是,人們卻熱衷於添油加醋地傳播雍正被刺的故事。這固然由於故事本身實在離奇、刺激,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對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個充滿陰謀、暴力、殺人慘劇的黑暗王朝;一個主宰著黑暗王朝,製造所有陰謀、暴力、殺人慘劇的元兇和暴君。人們寧肯希望事實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頭顱,似乎那樣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們留下上述印象的緣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後陰森血腥的迷霧、父子手足相殘的傳聞,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間,方方面面的作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緊張、重負、恐懼、窒息。

  雍正的作為(1)

  雍正心裡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確鑿證據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無法徹底消除朝野上下對其人品的懷疑、對其統治的反感與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採取高壓、嚴猛的做法——「忠我則臣,背我則敵」,對那些「不篤誠敬,如禽獸者」,不可以寬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這種做法,不僅止於與雍正奪位爭權的對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統治的各個方面。
  首先,便是權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對清朝政治影響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與軍機處的設立。
  過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兩種,一種叫做「題本」,內容是地方公事,加蓋官印;一種叫做「奏本」,內容是個人私事,不蓋官印。兩種奏章均交由通政司進呈。在皇帝之前,有關官員已先過目,因而是公開的。奏折,又稱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達於皇帝的奏章。據說順治年間即已出現,但未見實物。康熙中期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等奏報當地情況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之後,還寫奏帖奏來。凡有奏帖,萬不可與人知道」,「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屬與康熙有密切關係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請安折中密陳地方官民動態,康熙表示代為保密,原折朱批後發還。然當時密奏範圍不廣,有密折權的官員不多,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嚴密並推廣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賦予全體封疆大吏密折權,下令各省總督巡撫密上奏折,只遭處分時停止其權。「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輪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無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敷陳,即或無事可言,折內亦必聲明無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撫布按、將軍提督保舉州縣官員,「才幹素著,廉潔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會同商酌」。後來雍正又給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學政全體官員密折權,甚至特許一些「品級卑微」、「無奏對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將之類的小臣徑上密折之權。雍正並對這些「從無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氣說:
  「朕今准你奏折子,就是你家裡有什欺侮,教他們寄信與你,你繕折子,面上寫一密字,差妥當家人賚來,門上人不敢不替你轉奏,欽此。」
  密折可隨時隨事奏聞,「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伍是否整飭,雨暘是否時若,百姓之生計若何,風俗之淳澆奚似,即鄰近遠省以及都門內外,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以風聞入告也。」
  雍正推廣奏折制度,使處理國家大小事務的權力全部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封疆大吏及內閣職權同時削弱。地方事務稍大一點,都要上奏折請示,秉承皇帝旨意辦理。這種奏折並不通過內閣所屬的通政司專呈,皇帝對奏折的批示並不同內閣大臣商討,完全出自御撰。如當時內閣中書葉風毛所云:「國朝擬旨有定例,內外大臣言官奏折則直達御前,天子親筆批答,閣臣不得與聞……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雍正推廣奏折制度,改變了過去皇帝僅靠少數官僚或機構獲取政治情報的傳統,廣泛增加了耳目和資訊渠道,密折人因此也不敢謊報政情,這便為其洞悉下情、決斷決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雍正曾不無得意地說:「今許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過欲廣耳目之意。」「然諭你打聽的事,也不是你奏來就是了,朕還另有訪問打聽。」各種不同身份的官員背對背從各種不同角度秘密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奏折,使雍正成為從內到外、全面掌握中央、地方情況的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一人,從而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斷。
  奏折制度取消中間環節,提高行政效率,成為雍正推行革新大政的有力工具。諸如「耗羨歸公」、「攤丁入地」、「改土歸流」等被雍正稱為「機密緊要之事」,通過「無不立達」的奏折和朱批諭旨,往復討論,迅速決定,雷厲風行地予以推行;並繼續以「無不立達」的奏折和朱批諭旨指導和監督其實施。
  奏折制度令各級官員彼此監督、互相告密,成為雍正控制官員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奏折制度把官員秘密言事或者說充當特務,變為其本職工作的一部分,迫使他們彼此各存戒心,不敢放膽妄為,迫使他們對雍正更存畏懼之心,俯首為奴;另一方面,奏折制度使雍正可多方瞭解、掌握臣下的思想、心術乃至隱衷,由於密折具有高度機密性,其內容只有皇帝和上奏折之人知道,故雍正可以充分利用密折,或多方籠絡、予以鼓勵和教誨;或挑撥離間,予以孤立打擊,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操縱、控制各級官員。
  雍正通過密折朱批,對群臣極盡籠絡之能事。如對寵臣鄂爾泰朱批道:「默祝上蒼厚土、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朕實含淚觀之。卿實可為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頁。朕實嘉悅而慶幸焉。」對寵臣田文鏡朱批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間有何區別?」對其他官員也透著親近。如在湖廣岳常道楊晏奏折上朱批:「是何言歟為?如何教朕料理起你家務來了,如此撒嬌兒使不得,你弟兄們共商量速完結好,可惜你們功名與朕恩典。」在山東登州總兵官黃元驥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你去年來少覺有點老景,打起精神來做官,若以年老廢弛,使不得。」在宣化總兵官李如柏奏折上朱批:「朕安,聞你吃酒任性,若如此,大負朕恩,自暴自棄矣,當惜自身,可惜下半世功名人品。」
  雍正通過密折朱批,對群臣挑撥離間,分化瓦解。如他欲興年、隆獄之初,雍正二年十一月,在湖南巡撫王朝恩奏折中朱批:「即隆科多、年羹堯亦不能致汝禍福也,二人就曾在朕前奏汝不可用。」雍正二年十二月,在河道總督齊蘇勒奏折中朱批:「隆科多止論爾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歲數奏你不能料理河務。」雍正三年二月在雲貴總督高其倬奏折中朱批:年羹堯曾「奏你不稱雲貴總督之職」,「若有與你作梗為難,只管密以奏聞」。
  雍正通過密折朱批,對群臣不稱旨之舉,冷嘲熱諷,濫發天威,嚴責痛斥,不留餘地。如在廣州左翼副都統吳如澤奏折上朱批:「胡說,看你有些瘋癲。」在甘肅巡撫石文焯奏折上朱批:「無恥之極,難為你如何下筆書此一折。」在陝西巡撫西琳奏折上朱批:「汝捫心自問,何為立於天地間也,滿洲大臣官員之不廉無恥見小之愚風,再不能改革,朕實不解。朕聞此奏各處訪問,你雖無大貪之處,小取挾私之事,不可枚舉。總言福量淺薄,擔荷不起朕恩,滿洲為面著汝等畜類不如,良心喪盡之人壞盡矣!」 雍正朱批御旨常常出現「混賬」、「糊塗」、「狗彘」、「惡種」、「愚頑」、「卑鄙」、「濫小人」、「厚顏無恥」、「可笑之極」、「豈有此理」、「庸愚下流」、「草率孟浪」、「不是東西」、「禽獸木石」、「朽木糞土」等污言穢語。
  雍正常勉勵大小官員:「為人只要清晨出門時抬頭望天,至晚歸寢時以手捫心,自得為人之道矣。」天,即是天子,即是雍正,雍正極具威懾力地要求大小官員每一件事,都要抬頭看天,捫心自問,是不是忠於雍正。
  在這樣險境叢生、禍福莫卜的環境中,大小官員誠惶誠恐、人人自危,紛紛以謹慎自勵、以雍正奴才自居,不敢錯言一句話,錯行一步路。
  雍正七年,在平定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之役中,雍正更設立了軍機處(按:原名「軍機房」,後改名「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設軍機大臣(按:正式稱呼是「軍機處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統稱「辦理軍機大臣」,簡稱「軍機大臣」),無定員,由雍正從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員中特旨選任。另設軍機章京,無定員,由雍正從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等衙門官員中揀任。軍機處只有值房,沒有正式衙門,因此人說軍機處「無公署,無專官」。
  軍機處是皇帝私人的秘書班子。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雍正以來,軍機大臣「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軍機大臣只對皇帝負責,只是承旨辦事,不能成為與皇帝抗衡的宰相;軍機章京是兼職人員,很難與軍機大臣結成死黨,因此軍機處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只能絕對聽命於皇帝。
  軍機處與奏折制相輔相成,雍正親自批答奏折,向軍機大臣面授機宜。軍國要務由雍正一人決定,且通過軍機處,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空前強化的皇權能夠真正充分地落到實處,這使雍正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最大、從而也最可怕的獨裁者。
  其次是進行吏治的整頓。與推廣奏折制度同時,雍正以極大的力度進行了吏治整頓。吏治整頓主要圍繞經濟問題進行。

  查補虧空錢糧

  康熙晚年貪官橫行,錢糧虧空的現象十分嚴重。雍正即位後一個月,即下令全面清查虧空錢糧,矛頭明確指向各級貪官。雍正的態度十分強硬,表示「朕今不能如皇考寬容」、「斷斷不能姑容」,要求各省督撫必須將所載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藉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決不寬貸。」虧空的錢糧,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分別處分外,其實在貪污者,一經查明,「即行正法」。若「循私容隱」,「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
  精明的雍正使出「趕盡殺絕」之辣手:
  第一,兩地抄家。抄家,不只在犯官官衙抄,而且在其原籍老家同時抄,以防被抄之人將財產「隱匿寄頓」。雍正道:聽任這些貪官「以貪婪橫取之資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朕將奇貪極酷之吏,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
  第二,不但抄家而且罷官。以往官員虧空經常是革職留任,彌補虧空。雍正尖銳指出:「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以催追」,「不取於民,將從何出」?「必致貽累百姓」,嚴諭不准復留原任。若果為官尚好,徹底清還完畢後,可再由大吏題請復任。
  第三,虧空錢糧不准代賠。以往官員虧空有當地官民代為清償之例,雍正五年,新任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該省官員,欲助前任總督趙弘燮清補虧空,雍正不准。他認為合州縣之力代為賠補,其中必有隱情。不是不肖官紳上下勾結、希圖將來犯官「題留復任」後相互利用,便是不法吏胥企圖藉端科斂百姓。他不無揶揄道:「你州縣官若富裕有錢,准為地方興利,然不准為他人補漏。」
  第四,虧空錢糧卻著落犯官宗親戚友連帶賠補。雍正以犯官宗親戚友平時分用贓銀贓物、又有窩贓可能,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雍正四年以前,均連帶抄沒犯官宗親戚友的家產。而若犯官畏罪自殺,則「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加重處罰其家屬,向其家屬追賠。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被參虧空錢糧,未及審理便自殺身亡。雍正尖刻地說:這些犯官以為「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產子孫之計」,狡計難逞!他嚴令廣東巡撫楊文乾、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等,將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所有贓款著落追賠」。
  雍正嚴厲查補以往虧空錢糧的同時,遇有新的貪贓,更加嚴懲不貸。雍正五年、六年,退職回原籍吳江的原禮科給事中、山西學政陳沂震,丁憂回原籍華亭的原翰林院侍講、江西鄉試主考官、山西學政廖賡謨,被人告發放考時貪贓受賄,雍正命前者出銀一二十萬兩助修吳淞江;命後者出銀八萬兩疏浚蘇淞河道,另出銀二萬兩送直隸正定府助修城牆。雍正十年,河南學政俞鴻圖被人告發「納賄營私」,資財累萬,雍正斷然將其處以斬刑。
  雍正抽緊了繩索,大小貪官(清朝幾乎無官不貪)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積怨蓄恨,對雍正暗結陰毒慘刻之仇的大有人在。

  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1)

  清代賦稅中的「地丁錢糧」徵收銀兩,銀兩形狀大小不同、成色不同,需統一熔銷鑄造為大小形狀一致、成色相同的銀錠上繳戶部,熔銷過程中的損耗稱為「火耗」;清代賦稅中的「漕糧」徵收糧食,糧食晾曬、簸揚及長途運輸中遭雀吃鼠啃的損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運錢糧入庫所需費用叫做「腳耗」,這些統稱為「耗羨」。清朝實行低俸祿制度,一品大員總督年俸僅一百八十兩,二品的巡撫、布政使僅一百五十兩,以下遞減,七品縣令只得四十五兩,吏役錢糧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兩。這一點薪俸,不但要養家活口,還要聘請不可缺少的幕府師爺,應時打點孝敬各級上司的禮金,日常送往迎來、交際應酬的費用,直如杯水車薪,絕不足以維持官員正常的家庭生活、幕府的費用支出及龐大的禮金、招待、交際費用。於是康熙時許州縣官取一分為限的火耗,「意在養廉」;而地方官則將耗羨的私征、私派、私用視為約定俗成、合理合法的地方權利。耗羨徵收的實際數量難於限制。火耗率從江西、浙江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五至十,一直到山東、河南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八十。
  耗羨的濫征、濫派,雍正心知肚明,雍正元年元旦諭地方官文告中即提出:「今錢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朘削何堪。」五月,湖廣總督楊宗仁奏請,將原屬地方官私派、私用的耗羨提出二成,以充地方「一切公事之用」;山西巡撫諾岷則奏請,將每年收取五十五萬兩左右的火耗銀全部歸公,以其中二十萬兩,為墊賠實無可追的虧空及地方其他公用、以餘下二十三萬五千餘兩,為各官養廉,受到了雍正的嘉許,得以首先實行。其後,山東巡撫黃炳、河南巡撫石文焯,也先後奏請並在其屬地實行提取耗羨之舉。但多數官員認為耗羨乃州縣之私,若耗羨歸公成為國家正稅,一有加賦之嫌,二有縱貪之害,表示反對,直到引發了激烈的廷議。
  雍正二年八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具折全面批駁了反對意見,指出:「耗羨是百姓之錢糧、朝廷之財賦,非州縣一己之資。正賦以供國有,耗羨以養廉員,治人食人,相維相系。耗羨銀兩自當提解司庫,由大吏分撥養廉。況耗羨提解於上,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費則可支應,而不必分派州縣,州縣則無由藉端科索裡甲,於是私派亦可禁絕。請敕下各直省督撫,俱如山西巡撫諾岷所奏,將耗羨歸公。」
  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爭不可,指耗羨歸公為「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不是善法,「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雍正詰問:「你作縣令時,收不收火耗?」沈答:「收,那是為養活妻兒。」雍正道:「你豈非為一己之私?」沈答:「妻兒不能不養,否則即絕人倫。」沈近思之意並非不征耗羨,而是耗羨歸公無理,私征耗羨有理。雍正冷笑。
  左都御史、吏部尚書朱軾等也以耗羨歸公不便於民,紛紛反對。
  雍正見廷議不能一致,於雍正二年七月頒發上諭,宣佈實行耗羨歸公的決斷。上諭開頭先點明了「廷議」的實質:「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亦屬平心靜氣,但所見淺小,與朕意未合。」
  「與朕意未合」的廷議等於零,「朕意」是剔除積弊,實行耗羨歸公:
  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在州縣,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取給於州縣。以致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借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參,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養州縣乎?
  有人提出先在山西試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廣。雍正斷然道:「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為可行,則可通之於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於山西。」表明了實行耗羨歸公不可動搖的決心。自此,各省相繼實行耗羨歸公。
  提解歸公的耗羨主要用於三項:一充作官吏「養廉銀」。耗羨提解,等於斷了地方官的財路,「恐各官無以養廉,以致苛索於百姓,故於耗羨中酌定數目,以為日用之資」,各省文職官員養廉銀總計二百八十餘萬兩,於各官常額俸祿之外按規制給發,各官不得再行需索擾民;二為彌補地方虧空;三為地方其他公事之費。耗羨按地丁銀的一定比例徵收,隨地丁銀的固定而固定,而各官養廉銀、地方公費也固定下來,所謂「皆有定額」。雍正六年,雍正又清理各項陋規,歸於公款。
  如果說雍正本人不在乎承擔「加派」罪名,那麼,他乾綱獨斷的耗羨歸公涉及到內外官員的切身利益,他與多數官員、至少在他們尚未理解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又結了一層怨。
  而賦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攤丁入地,則從經濟上給了不法士紳沉重的打擊,實現了「士民一體當差」。
  賦役不均,是入清以後長期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及發展的嚴重問題。雍正元年七月,山東巡撫黃炳、直隸巡撫李維鈞先後疏請按地攤丁,以蘇民困。群臣奉旨熟籌利弊、詳細規劃之後,雍正下令於明年為始,將丁銀均攤地糧之內,造冊徵收,在全國推行單一賦役標準的「攤丁入地」。此後,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陝西、甘肅、雲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等省陸續實行了攤丁入地。山西、貴州兩省至乾隆年間始行。奉天情況特殊,一直丁糧分征,遲至清末方實行攤丁入地。攤丁入地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通省為單位,有的以州縣為單位。總之是將丁銀總額(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銀額)平均攤入地畝或田賦徵收(從此田賦又稱「地丁」、「丁糧」、「錢糧」),各地因丁銀不同,攤入數量也不同。大致每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左右。地丁合一,統一收納,原交田賦一兩,現即交地丁一兩二錢。
  實行「攤丁入地」,時人謂之有四利:第一,田多則丁銀多,田少則丁銀少,按畝徵稅,無從欺隱;第二,民間無包賠之苦;第三,編審之時照例造冊,無需再為稽核;第四,各完各田丁銀,蠹吏不能上下其手。這四利對於不法士紳來說,則不啻是四害。這次是基層社會的士紳,與上層政權的官僚一起,對雍正蓄積了怨恨,而雍正將「賤籍」「小戶」「開豁為良」等影響士紳利益的措施,則更加重了這種怨恨。
  除上述外,自曾靜、呂留良案後,雍正更加重視對人們思想的嚴密控制。血腥殘暴、接踵發生的大獄,從因政見而起,蔓延到純因文字而起——如刑部尚書徐乾學之子庶吉士徐駿,因一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的詩,被說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照大不敬律斬決,文稿盡行焚燬等,吹起了清代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風。同時,雍正大刀闊斧地改革八旗旗務,削弱旗主權力,取消下五旗的私屬關係,將權力進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處心積慮打擊漢員所謂的「科甲朋黨」,以刑戮相威脅:「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凡屬匪黨,若恃強必不肯解散者,朕立志不肯寬宥,必加誅戮」;在城鄉基層社會推行保甲、宗族、鄉約月講制度。另一方面,雍正更加加強了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控制和治理。對西北兩路用兵,經營青海和西藏;對東南,實行「改土歸流」,廢除了數百年的土司制度。

  千古一帝(1)

  雍正的所作所為,使他在中央、地方、上層、下層、滿漢、邊疆、官僚、士紳等中均樹立起自己的仇敵,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緊張、重負、恐懼、窒息。加之雍正即位前後陰森血腥的迷霧、父子手足相殘的傳聞,雍正的仇敵們對雍正的作為進行負面的渲染和詛咒,人們對雍正王朝和雍正確乎形成了負面印象。
  但是,雍正難道不是勤於政事的千古一帝嗎?
  雍正曾回憶即位之初的情景,說:「時諸臣多未識面,朕費無限苦心,鑒別人才,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亦不愛惜。」
  雍正在朱批中,也記錄了自己「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的情景:「日間刻無寧晷,時夜漏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燈下批寫,字跡可笑之極。」「又系燈下串筆,字跡更屬可笑。」「因燈燭之下,字畫潦草,恐卿慮及朕之精神下到,故有前諭,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朱批動輒萬言。這些朱批諭旨收於保和殿東西廡中,堆積如山。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來,即有三百六十卷,奏臣達二百二十三人。雍正這樣述說自己如此勤政的原因:「(朕)仰荷皇考詒謀之重大,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鉅細,務期綜理詳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欽承列祖開創鴻基,體仰皇考付託至意,為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
  雍正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從方方面面奠定了乾隆盛世的基礎嗎?
  耗羨歸公及養廉銀政策的推行,扭轉了康熙後期地方官狂征濫派的狀況,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羨率。浙江耗羨率從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東耗羨率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耗羨率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而耗羨銀按地丁銀的一定比例徵收,因地丁銀的固定而固定;官員養廉銀和衙門辦公用銀,也固定下來,即是說,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國庫的錢糧,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這就具有了近代財政預決算的色彩,是地方行政的一大進步。如歷史學家孟森先生所說:「自前代以來,漫無稽考之贍官吏,辦差徭,作一結束。雖未能入預算決算財政公開軌道,而較之前代,則清之雍乾可謂盡心吏治矣。」徵稅權力的集中化、統一化,地方經費的明確化、預算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對整頓吏治、減少貪污產生了一定正面作用。
  攤丁入地是將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雙重徵稅標準,變為以土地作為單一徵稅標準的重大賦役改革,它簡化了稅收的原則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平均賦役的嚴重情況,增加了地主的賦役,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減少了戶口隱漏,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發展,使國家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改善了財政狀況。同時,農民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之上,大量剩餘勞力可以流動,從事租佃、傭工、經商、手工業,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活躍。
  實行奏折制度、設置軍機處,打擊朋黨、整頓旗務,對西北的用兵和對西南的改土歸流,無一不提高了行政效率,鞏固了統一多民族的國家;整頓吏治、查補錢糧、士民一體當差等,無不打擊了貪官污吏、不法士紳,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雍正年間國家財政歲入增加一倍;雍正本人躬行節儉、量入為出;更重要的是他以嚴治國,吏制整肅。於是國庫豐盈,存銀最高達六千多萬兩,經西北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仍有二三千萬兩。
  雍正王朝的確有陰森血腥的迷霧,有陰謀、暴力和殺人慘劇。但於其中,雍正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勉力開創和成就了前無古人的大事業。
  然而雍正暴亡於子夜。
  如若雍正死於他的上述仇人之手,或者在他上述仇人營造的恐怖、仇恨氣氛中,死於其他什麼人之手,那麼他可以說是悲壯地殉了他的事業。
  而反言之,如若雍正並非被刺,他頂著如此之大的內外部壓力、即位前後的心理壓力,不顧一切、拚死拚活日理萬機,卻得不到絲毫慰藉,以他心高氣傲、急躁剛烈的個性,緊繃的心弦勢必有崩斷的一天,暴病中風、丹藥中毒,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麼,雍正的反對者會不會刺殺他?能不能得手?有沒有非常事件的發生?雍正的棺槨裡究竟有沒有頭呢?那真要等發掘之後才能見分曉了。
  但是,總體上,通過對雍正暴亡原因的分析,我們應該已經摸清了雍正的心脈。應該已經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看到了——原來的雍正。

<<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來雍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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