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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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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真實的北洋史:文武北洋  作者:李潔                       
   北洋時代可能並非一個顢頇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淪陷的時代。也許,它是古老中華步入選票時代的艱難廢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讓中國融入世界遊戲規則的笨拙嘗試……作者多年來潛心於尋訪北洋人物的故址、遺跡、收集、爬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發現「歷史」,以嶄新的視角、生動的筆觸,呈現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間的政治生態、人物風采……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               
  關於《文武北洋》   
  開始是興致後來是責任——增訂版序   
  我也沒想到,《文武北洋》會一直有人讀。我是一個喜歡尋找真實歷史境況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塚一樣顏色的「真相」被時代的殘磚碎瓦所埋沒,所以,我大著膽子走進一條條被廢棄的巷子裡,推開那裡面的每一扇虛掩著的舊日宅門,定睛搜看陰影裡的一切——「真相」往往還斜懸在結滿蛛網的褐色的壁上。我懷著敬畏之心描摹我所發現的東西,儘管我努力畫下的也許還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謂的定論更接近本質。我的行囊裡沒有來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導遊圖全部是大陸公開出版發行的圖書。我把國家利益當成評判歷史鉅子和歷史事件的唯一標準。我的直覺每每在史料與遺址的場景切換中得以印證。我行,我記;我思,我寫。開始是興致,後來是責任。每過一段時間,便有了講述的慾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話題比較集中的講述。儘管我的「北洋觀」得到了一些有獨立思想的朋友們的認可,但散落在各章節裡的不少謬誤每每讓我暗自汗顏。書出當年,兩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遺憾。2005年夏天,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將我書中的赳赳武夫與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梟雄篇》與《文武北洋·風流篇》,分兩本出版,使我有機會將原書稿審視和訂正了一遍。我加進了若干新讀到的史料,刪掉了有些不盡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來的失誤。原以為修訂即減肥,卻不料,一通必要的營養滋補後,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沒瘦身,反倒比原來更「碩壯」一些了。因總在行色匆匆地找尋,更因本人功底的淺薄和才氣的不足,我的文字總是丟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還會有種種露怯處。但是,我敢說,我呈現給讀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脈動。我會一直這麼找下去。是興致,更是責任。 
  李潔2006年4月11日於青島凱旋山莊   
  序言   
  敲完本書最末一行文字的時候,2003年的最後一陣秋風已經遠去。不知道我的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時令的班車,把一股稍帶肅殺之氣的「真」帶往遠方,讓喜歡歷史的讀者朋友們能臨風抖擻一下。 
  我不喜歡溫吞而平庸的天氣。在因襲的雲絮下活得太久,會不知道雲外的陽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這些文字能如冷空氣一樣,吹開凝固了很久的傳統的雲團,讓人冷靜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斕的歷史。 
  五年前,我寫那本《百年獨語》時,也是這樣想的。 
  在那本「獨語」書中,我用自己的話,講述了晚清、民國、共和國的幾位歷史人物和事件。可能與人們聽慣的說法相異,故有朋友笑言:你這是對百年歷史的「毒」語。我只笑笑,並不解釋,繼續於本職工作之餘,尋訪百年來一些鉅子的遺跡,並以他們的遺跡為平台,「獨語」我對近代史的一己之見。 
  這本書裡,我集中記錄了我對民國初期,亦即「反動的北洋軍閥時代」的尋找與發現。站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五位武人和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顧後了一番,忍不住又「獨語」起來。 
  鼓勵我用自己的話表述歷史的,是本書主人公之一陳獨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說假話。他說:「我不敢自吹我是敢於說老實話,我只自誓:寧可讓人們此時不相信我的說話,而不願利用社會的弱點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們到了醒覺之時,怨我說謊話欺騙了他們……說老實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說老實話的風氣一天盛似一天,科學才會發達,政治才會清明,社會才會有生氣……」 
  於是,我就想對大家說:北洋時代可能並非一個完全「反動」的無序的時代,也可能並非一個顢頇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淪陷的時代。也許,它是古老中華第一次走上選票時代的艱難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讓中國融入世界遊戲規則中的笨拙嘗試。「武」只是那個時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個時代的追求。所謂好人、壞人,所謂正確、謬誤,還是請讀者自己去評判吧。 
  我還想說的是:我對所有試圖推動中國文明進程的先人,都懷有一份敬意。 
  最後,我要感謝這些年來陪我慢慢走過歷史遺址的各位旅伴,當然,更要感謝在漫長人生旅途中所有扶助過我的人。 
  李潔 
  2003年初冬於青島浮山之麓山海樓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   
  漳洹猶覺淺(1)   
  安陽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陽一遊,因為每從地圖上看到那個地方,就覺得有兩處古跡在幽幽地誘著我,一曰舉世聞名的殷墟,一曰並不廣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廢墟。殷代也就是商代,從一個叫盤庚的君主把國都從原來的「奄」往西遷到了「殷」之後,「商」才結束了不斷搬遷的歷史,餘下的二百七十三年裡,就再也沒挪過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國史冊上,「盤庚遷殷」是個重要的歷史詞條。「奄」,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陽,一個楔入河北、山東兩省之間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這座曾經比曲阜闊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卻只能靠城邊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過去了,「殷」當時是怎樣的繁華,今天的人是無從想像了,倒是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之前,有位叫王懿榮的山東福山籍京官破譯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龜背上的奇形怪狀的符號,並命之為「甲骨文」之後,那些從地底下挖出來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被賤賣了的「中藥材」,而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符號。殷墟也因之成了整個世界研究人類進化的一處驛站。 
  作為一個識字的炎黃子孫,當然想去安陽看看殷墟。 
  但是,盤庚的時代離我們太遠!而且,那些彎彎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實在不好讀!這個擔憂,到了安陽後立時就得到了印證——儘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館是一流的館,內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畢竟太古、太雅、太玄!俯在一方方玻璃櫃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麼門道。隔現實太遠的東西讓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凱,這位葬於此地的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卻因相隔時間不遠而顯得既好讀又耐看。所以,我們從殷墟博物館出來,問清了去袁世凱墓地的路,便駛過洹河大橋,沿河向東駛去。 
  當地人指點:往東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裡。 
  正午的陽光把我們的車影飄飄忽忽地映在河水裡,車影像是移動的磁頭,而洹河則像歷史紀錄片一樣,慢慢為我們播放了安陽數千年的滄桑變遷。 
  洹河,即安陽河,春秋戰國時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漢書上即有這樣的記載。那時「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與附近的漳河、衛河一樣,雖不及南邊的黃河之長大、之長、之深、之濃,但也像血管一樣,滋養著一輩輩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遠未到達的時代,安陽一直是個不可小覷的中原重鎮,除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後還有大小六個朝代在此設國都或畿輔。春秋戰國時這裡是「鄴」,不信邪的西門豹把那些裝神弄鬼的人統統扔進河裡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那位西門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漢一個又一個地派到水裡去請「河伯」出來!淹死幾個可憐蟲後,這一帶再也沒人敢傳播邪教了。秦軍攻克這裡後,此地改稱安陽;晉代時置彰德軍,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兩代依舊制,所以,這塊地處冀、魯、晉、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島咽喉」。至清末,京漢鐵路修經此地後,安陽變得益發重要,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與閱兵式,就是在這裡舉行的——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舉行的「彰德秋操」,讓朝中那些不諳時事的王公大臣們第一次見識了本土的袁世凱所帶出來的新建陸軍(「新軍」)的軍威。袁世凱因這場重要的「秋操」而一躍成為令朝廷內外都刮目相看的實力派人物。 
  你看,說安陽,道安陽,安陽本是大地方嘛! 
  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幾位同事以實際行動響應了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長假的號令,借了朋友單位一輛老式的日產麵包車,從青島一路西進,越濟南,過聊城,風塵僕僕趕到了河南安陽。 
  想像中的安陽,是個不錯的地方:遠有太行聳立,近有洹河環繞,雖非遊人雲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蒼涼之歷史美、淳樸之田園美,還是很可一賞的。 
  有袁世凱的詩為證: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勢新。 
  牆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為鄰。 
  風煙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 
  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蚤浣帝京塵。老袁雖一介武人,終生戎裝,但畢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鄉里組織過群眾文學社團呢!所以,他能以詩言志。儘管他寫詩的水平遠不如其領軍和為政那麼令人瞠目,但總比後來同為軍人出身的民國最高統治者們勝出一籌,從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張作霖,一直數到晚輩的蔣介石、李宗仁,一路數下來,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詩,就是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安陽後寫下的。 
  從文與從政是兩副腦筋,能逐鹿中原卻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國之人君,文武雙全者寥寥無幾。漢高帝劉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後,就再也沒詞兒了;漢朝的冤家曹操倒是個賦詩高手,但他不是名義上的國君;南唐的後主李煜算得上是「詩人皇帝」,然惜為亡國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絕對是君主裡的寫詩冠軍,可他老人家到處亂題的「詩海戰術」卻並沒讓後人把他劃歸詩人的行列,因為他留下的上萬首詩實在太平庸!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雖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樣能於殘酷的階級廝殺中吟著優雅詩文、推敲豪放意境時不忘路線鬥爭的人,即使在世界歷史上也極為罕見。   
  漳洹猶覺淺(2)   
  扯遠了,再說安陽。眼前的安陽,卻全不似老袁詩中那麼引人入勝。 
  面前的洹河,流動著的是說不上什麼顏色來的濁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風塵中蓬頭垢面,怎麼也想像不出「滿目林泉氣勢新」的詩意來。所以,你也就想像不出這樣一個至今還比較窮的小地方,怎麼平地就冒出個不可一世的大總統來。此時,已是過晌,一車人都餓了。見洹河岸邊的柳枝像簾一樣遮著前邊的路,一時望不透,我們便在出城的路邊上停下車。這兒,是城鄉結合部,街頭飯店生意正火。下車逐家看過後,才覺得這一溜設在人行道上的小飯店實在太髒! 
  我見馬路對面河畔上一家有幾磴台階的新館舍,一體的新瓷瓦貼面,加上藍玻璃的鋁合金門窗,顯得很有品位,便一個人先去那兒打探。拾級而上,推開彈簧門,正面是一張人造皮的長沙發,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裡吃盒飯。見裡面過於清靜,且無別的顧客,我便問他:「這裡有飯嗎?」那人把臉一沉:「這是茅房!」我連稱對不起,同時注意到了他左右兩邊的內屋的玻璃門上,的確貼著「收費廁所」的字兒和標準衛生間男女人形的剪影。該公廁管理得夠水平,一點兒異味兒也沒有,難怪人在其間就餐如坐春風。 
  回來後,我把奇遇告訴了同伴們,眾人鹹為「殷」之廁所大大高檔於飯店的文明現象而嘖嘖稱奇。喊我們坐下的飯店老闆娘卻不以為然,她邊麻利地用一塊看不出顏色的抹布轉圈兒擦著油膩膩的圓桌,一邊撇嘴說:「花那麼多錢蓋個沒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裡尿,誰去花那個錢!」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這樣別開生面地開始了。袁林再前行時,天開始飄起若有若無的雨。 
  真怪,我去覓時代鉅子的遺蹤的時候,老天爺總是要朝我頭上撒點雨絲,似乎為了讓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詩意。真的,無論是在福州看林則徐和嚴復的故 
  居,還是在天津和平區找那連片的民國名流的舊居;也不管是在重慶高攀紅巖村,還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歷覽風雲人物的花園洋房;更不必說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尋找。記憶差不多總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連在一起。 
  前行沒多遠,就見到了路邊的「袁林」標誌牌。 
  官員人等在此下車。 
  中國帝王及其後之墳謂之「陵」。可袁世凱的墓為何不叫「陵」而叫「林」?雖說他短暫的「洪憲皇帝」名分因不合遊戲規則而被歷史取消了資格,但他畢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國大總統,這可是兩千多年以來第一位用選票統計出來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啊!死於他之後的那位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嗎?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稱「袁林」,莫非因為眼前這一片茂密的林子?袁世凱是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歸西的。儘管總統府的醫官稱,大總統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們更願稱其為「憂懼而死」,因為自從上一年秋從他執意要做「中華帝國」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討袁軍興,北方眾叛親離,甚至連他一手拉扯起來的北洋部將們也紛紛反對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驚、又恨、又怕,恰疾病猝發,而他偏偏又不信西醫,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動剪子動刀,結果從發病至嚥氣,只有短短的幾天。都知道他生來身強力壯,飯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終生習武,腰不弓背不塌,實不應一病致死啊!袁氏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時五十七歲。 
  是金子一樣光燦燦而又沉甸甸的皇帝夢魘生生把他壓死了。 
  他死了,倒是廢物利用,自此,安陽有了一個比殷墟更招攬人的景點。雖說遊客並不太多且要專程趕來,但總能為安陽帶來些旅遊收入。 
  上世紀50年代初,當家作主未久的毛澤東來河南視察時,也曾來此一遊。隔著黃土,共和國首任主席看望民國首任總統,「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遊人一樣的疑惑,他問陪同的中共安陽地委負責人:袁世凱的老家是項城,他為什麼不回項城下葬呢?是啊,袁世凱為什麼不讓後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彌留之際,兒子們聽他囁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為什麼偏偏是安陽的洹上村而不是項城老家?他的原籍究竟怎樣讓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傷透了心?項城是河南的一個縣,不在豫北,而在安陽以南數百里的豫東地區,與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圖上找了半天,才把這個因為老袁的發跡才屢被史書提起的豫東小縣「打撈」出來。真的,若不是袁世凱,外省人很難知道還有這麼個地方。 
  古時中國人愛把某人的原籍當成其別稱,至清代,此風尤甚,如叫左宗棠為左湘陰,李鴻章為李合肥,張之洞為張南皮,康有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凱也就叫袁項城了。不光朝中的袞袞諸公這樣叫他,連皇帝也如此稱他:有人記錄過,光緒皇帝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裡,百無聊賴時,就「日書項城名以志其憤」——天天在紙上寫著袁世凱的名字以洩心頭大恨。 
  「項城」不回項城的原因,毛澤東不知道,河南的幹部們也語焉不詳。 
  倒是袁世凱的後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兒袁靜雪(袁叔楨,字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中道出前因後果:我父親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餘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親的生母是劉氏。……   
  漳洹猶覺淺(3)   
  後來,我祖母劉氏死在天津。當時我父親任直隸總督。他請了假,搬運靈柩回轉項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認為劉氏不過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墳正穴,可是我父親卻和他爭執了很多次,由於大伯堅決不答應,最後只得另買了新墳地安葬。從這以後,我父親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來。還由於這個原因,以後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項城老家,直到我父親做了總統,他們老兄弟倆還是不相聞問的。原來如此。袁世凱並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親,亦即生父 
  之妾,死後便沒有資格進入袁家祖塋正穴。別看你已是官至正二品的總督大人,而且還是全國八大總督排名第一的直隸總督,但正妻所生(所謂「嫡出」)的大哥還很堅持原則,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凱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憤然遷籍,從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來,這個人還有點兒骨氣。 
  但就是這樣一個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場後,為了自己的仕途,竟會表現出婢女一般的馴順!同僚們背後譏笑過:老袁不惜屈尊與慈禧太后身邊的太監們交往,常給他們袖裡塞錢不說,甚至見了大總管李蓮英時還單腿下跪!這破了規矩的大禮雖讓人們笑冷了齒,但卻挺管用。 
  有人記下了這樣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凱上殿。袁正有一事想稟報,但又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便提前問計於李蓮英。李公公說:看「老佛爺」臉色行事唄!但「老佛爺」乃「天顏」,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觀「天」?於是,李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匯報工作時,不就在我腳下嘛,只看我的雙腳可也——雙腳分立則暗示主子心情不錯,有話快說;雙腳合起則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請免開尊口。老袁唯唯諾諾。 
  你看,匍匐在領導腳下、閹人跟前的袁世凱哪有什麼骨氣!專制體制下的官場,實在是銷蝕脾氣、摧殘個性的泥淖。 
  喏,又扯遠了,話題還回到安陽吧——老袁因兄弟之鬩而遷居安陽,安陽卻因老袁在此而聲威顯揚。一進景點的門,就看到了似曾相識的古陵裡所特有的一些建築,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帶橋。只是,袁墓的規模比隆然於華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寢小多了。畢竟不是封建時期了。 
  比比漫長的封建時代,北洋時代終究算是進步一截子了。歷史的長河如同袁林門前的這條洹河,總在或疾或緩地向前流淌著。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經歷過「文革」洪水洗劫後的袁林。神道兩邊的石像已經不是那麼規矩了,雖然也有石柱、石馬、石獅、石虎,但到底不若從未被破壞過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數石像是被重新修補過的。「文革」的災害又哪是水泥所能彌合的! 
  有意思的是民國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帶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則全是過膝軍裝、圓筒高帽,外加一綹雞毛帚的北洋軍官模樣。逝去了的時代一下子通過這五對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現於世。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守陵者個個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長腿短聳肩無脖——是洋設計師獨具匠心地要表現一種藝術上的古樸美呢,還是有意將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顯形於陽間? 
  吾乃凡人,見當地的孩子們正在一尊武官雕像上攀附嬉戲,便也動了童心,爬上須彌座,扮著鬼臉與那位拄軍刀而立的北洋將軍大人合影一張。和成了偶像的大人物比肩而立時,才發現,我們並不比他們矮。 
  神道之北是鎖起門來的碑樓,樓內循例有巨大的托起的碑石,碑文為故人的老友徐世昌所題的「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既無謚號,便不似皇帝們的碑文那麼複雜(像那個窩窩囊囊的光緒皇帝的謚號,即長得讓人讀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若不斷句而念,非把人憋死不可)。碑樓的外牆塗著厚厚的硃砂色塗料,但依稀能讀出斑駁的「毛主席語錄」,這邊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邊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現在竟在這裡讓我來重溫。 
  碑樓後有殿堂一座,應是供奉墓主人的所謂享殿,雖雕樑畫棟蠻精緻,但其間空空蕩蕩。袁林自建成後,歷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特別是經歷過「文革」洪濤的沖決,豈能不空蕩? 
  出一旁的圓門,繞過殿堂,剛拐過來,便被那座與中國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寬綽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兩扇鐵欄門,門雖殘敗且已銹得不可袁林裡的翁仲,穿著、身材一如其墓主。開關,但鐵骨猶堅,其造型也精美,實為中華大地所罕見;而繞墓台一圈兒的護欄,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過從僅餘的粗鐵鏈來看,那時的冶煉、翻砂技術還是十分高明的。寶頂(墳丘)很大,據書上稱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圓。大則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樣的帝陵卻又小得多。墓室週遭都是鋼筋混凝土砌成的匝牆,若是特意來破壞,也夠費勁的。 
  果然,安陽市博物館的朱愛芹館長告訴我說:「文革」時,當地的「紅衛兵」當然來掘過袁墓,但因沒有炸藥,全憑鎬刨錘砸,所以,「造反」很不徹底,忙了一陣子只好撤走了。 
  嗚呼!幸虧安陽是遠離大城市的地方,「紅小將」們「革命意志」又不甚堅決,所以,中國近代頭號大壞蛋居然極為僥倖地保留了全屍,「陰魂」未散!   
  漳洹猶覺淺(4)   
  墓壙上方是一周探出頭來的青石塊,正面一方石塊上鐫著這樣幾個字:中華民國五年八月興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也就是說,袁林是袁世凱死後的兩個月裡開始施工的,耗時兩年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設計師為死者本人生前聘請的一位德國人。能請洋人為自己的陵寢繪製藍圖,這起碼表明了八十多年前的那個矮胖的河南老頭兒思想並不如後人想像得那麼保守。這可是中華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國人設計的君主陵園。 
  按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規矩,袁世凱的兒子們並沒等墓地全部完工後才將亡父下葬(那樣的話,老袁豈不要遺臭兩年?),而是早在當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就先將那個陰沉木的大棺材送進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設計的建築,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獅頭像——這難免讓人想起歐洲那些老房子門口上方的裝飾性動物雕塑。設計師真的把這裡當成了死者的家。 
  不過,說來也真是和獅子有點緣——袁世凱呆過的地方,門口無不有石獅庇 
  佑。至少我見過的就有這幾處:天安門城下有兩尊石獅,民國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佈就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的儀式就是在天安門身後的太和殿前舉行的,然後,他登上了天安門檢閱了他的北洋大軍;鐵獅子胡同的前清海軍部門前也有一對石獅子,他從天安門下來後就去了那裡辦公——最早的總統府就設在那個大院裡;天安門西側的西苑(即中南海)門前也有兩尊石獅,遜清王室把那裡讓給民國政府後,老袁就把總統府從鐵獅子胡同搬了過去,並把南海南岸的寶月樓破牆改為「新華門」,把該門西側的那條街改叫「府右街」(意為總統府右邊的大街),使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現在。然而,張牙舞爪的東方神話裡的獅子卻沒能保佑他,所以,靈魂出竅的他被用專列運抵安陽,又被八十人的「皇槓」抬到這裡後,便又有了這尊「真」的獅子相伴。 
  石獅上方,墓草萋萋。 
  對了,袁林還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園里外,到處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樹。最初的袁林,因經費緊張,樹稀難成林,是袁家自費移種來很多樹,才使這黃土地上有了一方綠洲。這是袁靜雪告訴我們的。老袁有十個妻妾,三十二個子女,四十九個孫子孫女,若一個兒孫種上十棵樹,那就是八百多棵樹啊!單從綠化工程上來講,還真是多子多蔭。 
  但袁墓稱「林」,不是因為樹多,而是另有故事。這是我在袁林裡的小攤兒上買到的一本小冊子上讀到的。 
  此書說,「袁林」是後來也當過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後,袁的長子袁克定理所當然地請「世伯」徐世昌題寫「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於附近的衛輝縣書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東各縣以當私塾老師和縣政府文書為業,偶然遊歷袁家花園時,與慕名已久的袁世凱相識,兩人「縱談古今成敗、中西奇異」後,遂結金蘭之好(徐大袁四歲)。徐當時就認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後來,正是仗義疏財的袁世凱出資供他去北京趕考,他才一步登天,成為帝都裡的翰林,在袁世凱發跡後又一直與袁共事,並成為袁的頭號心腹。徐世昌精明過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並 
  1918年6月,袁世凱的墓園竣工。樹是其遺屬出資種植的。這是當時拍攝的照片。得到官場認同,其為人可窺一斑。徐世昌告誡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稱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憲」年號,故用「袁陵」不妥。袁克定爭辯說,亡父大斂時即身著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來因老袁死時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屍身暴脹得沒合適壽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稱帝時做的冕服;二來老袁著帝制服飾入殮是藏在棺內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夢擺在陽間炫耀,卻萬萬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經據典:「《說文解字》中,陵與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卻有陵之實,就稱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還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陽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這空前壯觀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這近一百四十畝地外,袁家還買斷周圍泱泱上千畝地為祭田。 
  當年民國政府為先大總統發殯時,只批了五十萬銀元建墓。對這樣一座宏大的陵園來說,這筆錢根本不夠。是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和負責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長)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舊部又共同集資了二十多萬元,「萃袍澤三十 
  年之誼,竟山陵一簣之功」(田向政府報告語),才得以將袁林建成。 
  我見過不少散落在華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式的墓講袁林由德國人設計,後半部墓葬區是開放型的,一目瞭然。的是封閉——大門緊關,高牆屏障,外頭人無論如何是看不到裡面的;而洋式的則是開放型的,鐵欄門和鐵鏈欄杆不是為擋視線的。 
  袁墓為洋式,一目瞭然。 
  雖說袁世凱生前即請風水先生在此選定了位置,不過,沒等破土動工,他就一命嗚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沒料到,故土會提前召他回來長眠。因是洋工程師所繪的藍圖,但又要表現出中國君主的氣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後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前半部祭奠區是傳統中國皇家式的,後半部墓葬區是典型西洋國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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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袁不正是這麼一個半土半洋的矛盾統一體嗎?皇帝夢說袁世凱,怎麼也拋不開「好人」、「壞人」這個古老的命題。袁氏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壞人。細讀他的一生,其實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們在評價歷史舞台上的「角兒」時,往往依據他謝幕前的扮相而認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場扮了回大白臉,這罵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輩輩沿襲,誰也不改口。 
  當初,袁世凱是怎樣動了稱帝的念頭的?一個以「締造民國元勳」而自詡的國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討天下人的嫌,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後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舉實在不值。 
  今人已經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總統」和「大皇帝」之間有什麼不同了。 
  其實,二者之間決不僅僅是名分上的不同。 
  從封建專制到共和國體,從「真龍天子」到「民國公僕」,從向來一人專權變成議會政治與責任內閣制,這一切,對昨天還是大清國臣工的袞袞諸公來說,尤其對袁世凱這個前朝的首席軍機大臣來說,是多麼的不適應啊!不能指望習慣於跪地咚咚磕頭的人們會適應比肩而坐投票表決國是,須知,西式黑呢高帽罩著的是剛剛剪掉辮子的腦袋。現在的人們,若不靜下心來,恐想像不出當年的天大的不同。 
  對袁氏何以稱帝,袁的親屬及親信都說,主要是吃虧於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與所有的專制國度的君主一樣,袁世凱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兒子。但就在其長子極力鼓動他當「中華帝國」皇帝的最熱鬧的時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絕境。 
  事情敗露於偶然。 
  就在袁世凱屁顛兒屁顛兒地忙碌著登基的時候,全家女人們也都跟著樂呵呵地訂製娘娘和公主服飾的時候,未來的三公主袁靜雪瞅著丫環買回來的五香酥蠶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嚴,自家的女人,無論大小妻妾還是哪房女兒,一概不准拋頭露面,所以,袁靜雪想吃蠶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買。袁靜雪無意發現包蠶豆的《順天時報》竟然與自家的《順天時報》完全不一樣!外邊的報紙上多是反對父親稱帝的報道,而自家的「輿論導向」卻全是擁戴老爸當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當晚例見父親時,就把包蠶豆的報紙遞了上去。 
  《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京辦的一張銷量較大的報紙,老袁公餘之暇總愛讀它,以為這就是民心所向。原來,老袁這段時間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為他單獨印製的假報!聯想到這一陣子老有「請願團」(甚至妓女們也組成一團)到「公府」(總統府)門前「勸進」,各地總有電報請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 
  他媽的大兒子搗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凱召來袁克定,越說越氣,甚至親自動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邊撻邊痛罵其「欺父誤國」。 
  遲至此時,袁世凱才明白:他將國體改為帝制,並非「天下歸心」。 
  也有人說,他是上了「籌安會」的當。湘籍才子楊度和內務部總長朱啟鈐等擁護帝制的「六君子」組成的這個勸進組織,一心忙著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們欺上瞞下,大造氣氛,終於使得整日呆在深宮裡的老袁頭腦發熱,「勉順輿情」,放著牢固而舒適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佈要改坐滿人讓出來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中華帝國」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開國元勳了嗎? 
  斗膽稱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喪盡!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3月版的《八十三天皇帝夢》一書中,袁的第七子袁克齊詳細回憶了袁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裡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後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看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老袁後悔了。 
  徐世昌應召從隱居的衛輝趕來,見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懸一線,不禁老淚縱橫。當著袁克定、段祺瑞等人的面,徐世昌輕聲問袁世凱:「總統有什麼交代的?」老袁費盡最後一點氣力,吐出了兩個字:「約法。」這就是袁氏的政治遺言。 
  他死了以後,總統府發佈了「先大總統遺令」: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忠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就在他屍骨未寒時,人們打開了他生前寫就繼任者名字的「金匱石室」——這套由上一任指定傳位於某某人的方式,還在沿用清室的老辦法,但中華民國的約法上就是這麼規定的,只不過候選名單不止一人,而是三個,即大總統可以指定三個人為其繼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辦事。 
  看來,至少在最後的時刻,這個辜負過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總算尊重並維護了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張紙上並沒有傳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寫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總算還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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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袁世凱至死沒弄明白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稱帝」大蠢事,實在怨不得籌安會的「那幾個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幾十載了,難道不知道別人支的梯子不能貿然爬?是你自己靈魂深處爆發皇帝夢了,想盡享個人崇拜了,想獨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頭路上跨了一步。這一步,就讓自己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想想就知道了,對袁世凱這樣一個滿腦子封建意識且個性極強的人來說,他怎麼會喜歡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對政客們的相互攻訐與掣肘,他實在膩了! 
  他不止一次地對身邊的人表示過這種茫然:總統、總理、總長(部長),都是「總」,到底誰說了算? 
  他手下一位要員曾更精闢地大發牢騷:「民主就是無主,共和就是不和!」 
  這話太中聽了! 
  皇帝時代,哪個文人敢公開辱罵「當今聖上」?可改成民國了,報紙上竟總拿他堂堂大總統「說事兒」,公開點名指責不說,甚至有報紙公然刊登了一組題 
  為《老猿百態》的漫畫,其中一幅,畫著一隻猴子舉起寫有「專制」兩字的大刀橫跨於北京城頭,題曰「刀大殺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擊國家最高領導人,實是「惡毒」之極! 
  讓你言論自由,也不讓你這麼自由啊! 
  滿口河南鄉音、一直習慣用衣袖擦鼻涕的莊戶老漢一樣淳樸的袁大總統,終於戰勝不了自己的中國農民的天大願望——自主天下事。內心一直湧動著這種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勢在必然了。 
  看看他晚年的足跡,一步步都是往獨裁的道上走的:先是把主要的反對黨國民黨生生取締,再是胡蘿蔔加大棒地控制國會,讓那些自以為是的各界名流們要麼拿錢說好話,要麼乾脆滾回家;後來,連內閣也覺著礙事了,便把國務院取消,降為總統府裡的政事堂,內閣總理成為國務卿,各部悉成為「公府」裡的辦事處;最後,索性是把總統任期延長到十年一屆,且可以連任——那時,他已是五十開外的花白鬍子老頭兒,再干幾屆,不就等於終身制了嘛! 
  本還有能力為中國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上首任民選大總統,就因一個皇帝夢,終於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絕境。 
  袁世凱因稱帝而成為全民族的罪人。部將蔡鍔潛回雲南首舉義旗誓師「討賊」,西南各省立時群起響應;而京城的政客們也無不怨恨他,因為帝制一恢復,人們推翻滿清的半生努力全廢了。就連他身邊的人也一個個與他翻了臉:副總統黎元洪杜門謝客,面對他派去的說客一言不發;被從青島租界里拉來當國務卿的老友徐世昌也以不吱聲來表示內心的不滿;他一手拉扯起來的北洋軍首領、陸軍總長段祺瑞更是急脾氣一個,當面即拉長了臉,並乾脆自我「下課」——怎麼召也不來見了;而派到南方去鎮壓西南地方武裝的另一位大將馮國璋不光按兵不動,反倒聯絡各軍首領們來了個要求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通電! 
  他四面楚歌,他萬般無奈,他窮途末路。他只好在宣佈實行帝制僅八十三天之後——民國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即通電全國: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 
  為時晚矣!各路人馬不依不饒,非要袁世凱退出大總統位子來不可!皇帝沒當成,總統竟也保不住了,這一下,袁世凱絕望了!此時,死對他和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在此之前還算是英雄的袁世凱,由是成了「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亂世奸雄」。這些頭銜人們讓他一直戴到現在,而且,還將繼續戴下去,誠所謂「骨朽人間罵未銷」。 
  歷朝中國多少雄傑,為圓一個皇帝夢,成了令後世冷齒的跳樑小丑! 
  側身西望長咨嗟:皇帝夢,做不得!高麗朝代興衰,過客毀譽,一部中國近代史真夠人細細觀賞、品味的。 
  縱觀袁世凱的一生,無論是在他嶄露頭角的朝鮮生涯,還是在平定「拳匪」內亂的督撫任上,尤其在脅迫清皇退位的關鍵時刻,他都表現出了一個漢族政治家、軍事家應有的機敏與勇氣。這種機敏與勇氣導致的後果,也可以稱作「功勞」吧? 
  先說老袁早年。 
  那時,老袁還是小袁,不愛唸書愛騎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鄉試失敗後,他既羞且憤地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隨後,他便帶著幾十個家鄉的弟兄們跑到了山東的登州府,投奔過繼父親的好友、「慶軍」統領吳長慶當兵去了。 
  吳長慶顯然未意識到袁世凱是個有遠大抱負的熱血青年,還以為不過是鄉里的一個落榜秀才跑來找碗飯吃呢!因而,棄筆從戎的袁世凱開始時並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負的袁世凱,某天對人大發牢騷,而且,正是這一番抱怨,改變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許喟歎: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無缺,並不是吃不上飯才來從軍的。中國現在正受到列強壓迫——法蘭西侵略安南(越南),擾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戰爭遲早必起,如對法戰敗,列強或將群起瓜分中國。我當初因吳公把守海防重鎮,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報國之秋,不料到此以後,見吳公溫雅如書生,並無請纓殺敵、投鞭斷流之氣概,所以我也沒有久居此地之意。這話說得真夠慷慨激昂的。這一番表白傳到吳統領的耳朵裡,他能不驚喜嗎?於是,未久,袁世凱就開始受到重用,成了吳將軍麾下的營務處幫辦,之後,又隨吳的慶軍一道去駐軍朝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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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的朝鮮,與越南、蒙古等周邊小國一樣,是中國的藩屬國。 
  在朝鮮,袁世凱憑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為吳長慶所倚重的主要佐將。那時,袁世凱才二十三歲,卻表現出了卓爾不群的治軍才幹和靈活而又不失原則的處世手段。 
  抄兩個有關袁世凱在朝鮮的故事可為佐證。 
  第一個故事:某清軍軍官因凌辱朝鮮人而違犯軍規,袁世凱欲照章將其處以極刑。他剛入朝時,曾下令一次斬首七個清軍兵勇,因為這些人在「屬邦」擄掠百姓有辱我中華國譽。吳長慶知小袁治軍嚴厲且執法如山,便親至袁的住處說情。吳將軍怕小袁不給面子,就坐著不走。袁請吳公翻閱案上的圖書,自己藉故出去了一會兒。等回來後,卻向長官叩頭請罪,稟報自己剛才出去已經把那個軍官斬了。吳長慶倒也不愧為領軍人物,非但不責怪部下不給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贊曰:「執法當如此!」過後,吳大人常告誡在營中當兵的親戚們:可別以為在我手下幹事就可以胡來,即使我能饒恕你們,袁某也不會饒恕你們! 
  這樣一位鐵腕帶出的軍隊,能不紀律嚴明?敢不奮勇陣前?日後回中國,袁世凱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練兵,只四年就帶出了一支海內第一勁旅「新建陸軍」,靠的正是這股子六親不認、執法如山的狠勁兒。第二個故事:彼時朝鮮政局動盪,偏偏李鴻章為防遼東半島遭日本人染指,命吳長慶率三營人馬回國駐防,餘下三營清軍由吳兆有、袁世凱和張光前三人統領。高麗人內部已有「親清派」與「親日派」之分。日本人正在那裡拚命培植反清勢力,覬覦取中國而代之,故親日派正在磨刀霍霍,風傳將於近日發動政變,推翻親清的現政權。值此危急關頭,朝鮮郵電總局落成,三位中國駐軍最高長官接到參加典禮的邀請。不言而喻,此為鴻門宴。去則性命難保,不去則有失宗主國之國格,真是進退兩難(不知這一次是不是韓國人利用宴席搞政變的發軔之作,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好幾位韓國總統是在吃飯時被部下刺殺從而使江山易主的)。那二位膽怯,稱去不得也。但袁世凱不懼,他懷揣手槍,提前一小時即突現筵席,令對方措手不及。酒席剛開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辭,並手牽政變頭目樸泳孝一路談笑出了大門。陰謀者的陰謀終於落空。兩天後,圖謀不軌者仍不死心,又宴請了中國駐朝商務與稅務官員和各國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請,可見東道主用心之險惡)。席間,果然有人持刀而入,並有武裝叛亂分子衝入王宮!袁世凱聞訊,未待請示中央政府,便親率二百清兵前往彈壓。豈料,朝鮮軍人已直接出面保護宮中的政變分子,雙方對峙起來,情勢萬分危急!好一個袁世凱,親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宮中,一舉救出被圍困的國王李熙。 
  袁世凱在日本的傳奇情節,若編成戲文傳唱下來,豈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賣國賊」的腐惡名聲早就熏臭了其整個人生,誰還會記得其早年的壯舉? 
  袁世凱憑其超人的膽識和能力維護了該國的國政,受到國王的信賴與多數大臣的擁戴,該國的內政外交,一時悉尊袁意。為了維持政局穩定,他還為王室編練了一支「鎮撫軍」。是年,袁氏僅二十五歲。 
  小袁在兩次政變中表現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領導吳長慶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鮮事務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為袁氏請功:(袁氏)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 
  朝廷果然授予袁世凱五品同知銜,並賞頂戴花翎。一直恥於沒有功名的袁世凱,終於憑自己的實力,實現了為國效力的理想,並獲得多少讀書人奮鬥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個袁世凱豈能挽住既倒之狂瀾?後來,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虛弱的中國政府不得不讓日本分享了朝鮮宗主國的地位! 
  但李鴻章對袁世凱的賞識是毋庸置疑的,他曾為袁下了十六字評語: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李鴻章對袁世凱的評價無法不讓朝廷動心,於是,在李大人的薦舉下,袁世凱再回朝鮮半島,當了中央政府駐守朝鮮的最高官員——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鮮親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除了他一連娶的兩房高麗姨太太尚能為之稍解憂煩外,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萎縮。後來,親日的高麗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門口!可憐的老大帝國,連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屬國?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凱終於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五(1894年7月17日)那天,這個已經沒有任何權力的全權代表,心情無比憂憤地降下了大清國的龍旗,黯然啟程返國。 
  隨之,日軍佔領了王宮,脅迫朝鮮國王發表聲明:「自茲脫離中國,獨立自主……」 
  嗣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 
  袁世凱數度駐守朝鮮凡十二年,在越來越困難的境地中,他有膽有識,有智有勇,竭力維護了大中國的利益。正是在朝鮮半島的樽俎折衝,使這個並無科舉功名的職業軍人成為十八世紀黃昏中國政壇上的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謂「小站練兵」是袁氏嶄露頭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長的不辱使命的駐外經歷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視野的根本原因。小站練兵,是袁世凱從朝鮮回來的事。   
  漳洹猶覺淺(8)   
  甲午戰爭期間,有感於軍力衰敗,朝廷採納李鴻章的建議,以「西法」編練新軍。廣西按察使胡正奉命駐天津督糧台,便受命在距天津城外七十里的小站編練一支定武軍。按察使乃文職官員,並不懂軍事。所以,一年下來,精銳之師並未練成,「胡司令」又轉業回「地方」,當蘆津鐵路督辦去了。 
  再說袁世凱。這位鬱悶的少壯派軍官回到國內後,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朝廷將其外放到了浙江溫州,委他為「溫處道」的道員,亦即俗稱的「道台大人」。道員為正四品,而袁在朝鮮時就已經是三品高幹了,雖說讓袁去東海沿海重鎮的地方官衙當一把手,有鞏固海防上的考慮,但對正急於起用軍事強人來一振國運的清廷來說,這樣的人事安排顯然失當。 
  一邊是小站練兵的成果並不理想,一邊是有「知兵」之譽的袁某將被閒置在甌江邊上。幾位重量級的封疆大吏,便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年富力強的袁世凱身上。 
  且讀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給朝廷密上的薦賢書中的一段話:際此時局艱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凱者,伏願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長,及其年力正強,得以功名自奮,庶立尺寸之效。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薦舉理由更是直截了當:(袁世凱)志氣英銳,任事果敢,於兵事最為相宜。若使該員專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時局!朝廷終於收回成命,令袁世凱留在京城的督辦軍務處聽差。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緒皇帝還召見了這個聲譽鵲起的少壯派軍官,並命督辦軍務處的五位大臣安排袁起草一份新建陸軍的詳盡方案。好一個袁世凱,深思熟慮 
  後,將一整套全新的建軍思想和可行性報告呈送五大臣。其方案馬上得到了榮祿領銜的軍務處的贊同,五大臣隨後上疏光緒: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頗有聲望。因令詳擬改練洋隊辦法,旋據擬呈聘請洋員合同及新建陸軍營制餉章,臣等復加詳核,甚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救亡心切的光緒皇帝登時降旨批准。 
  從此,小站成了袁世凱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餘人,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請德國軍事顧問按全套德式建制與裝備訓練起了這支國內最現代化的軍隊。後又以「新建陸軍」為基礎,創建了「北洋常備軍」,人稱「北洋軍」。練兵數載,終使一支國內最具戰鬥力的現代化軍隊卓然出世,「北洋」這個後來獨霸中央政權十餘載的政治軍事集團也就此走上歷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張勳……那些並無顯赫出身的北洋軍人們相繼成了袁氏的骨幹,後來,竟成為呼風喚雨的軍政巨頭。 
  小站練兵時的袁世凱不僅狠抓軍事訓練,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講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任務交給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則編寫通俗易懂的《勸兵歌》,讓士兵們邊唱邊領悟「咱當兵的人,有啥不一樣」。歌曰:諭爾兵,仔細聽: 
  為子當盡孝,為臣當盡忠。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兵。 
  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 
  軍裝是爾護身物,時常擦洗要乾淨。二要打仗真奮勇,命該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縮干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糧餉全靠他們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姦淫人婦女,哪個不是父母生? 
  爾家也有妻與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見財生歹念,強盜終久有報應; 
  縱得多少金銀寶,拿住殺了一場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違令罪不輕; 
  要緊不要說謊話,老實做事必然成。七戒賭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 
  安分守己把錢剩,養活家口多光榮。你若常記此等語,必然就把頭目升; 
  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 
  你瞧,袁世凱早年寫詩的愛好還真派上了用場! 
  唱著他的歌兒的那些北洋官兵們,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門,走出了直隸,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武裝力量,也因而成為袁氏的絕對資本。三十多歲的袁世凱就是憑著這支軍隊,由北洋軍首領而山東巡撫,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練兵處大臣,而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權傾一時,位極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凱走向權力中心的一個大站。 
  人們總說袁氏靠出賣、靠投機、靠行賄而飛黃騰達,恐有失公允。「亂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個人。史學家筆下的曹操是這樣的人,近代的袁世凱難道不也算是一個嗎?我曾分別去過朝鮮半島上的那兩個國家。 
  因歷史原因,那兩個同民族的國家一直同我中華有著割不斷的關係,在朝鮮和韓國的紀念館裡,我都從二戰前後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大片漢字。「漢城」之名想必也與我們有關吧?前些年,我所供職的《青島晚報》體育部張仁榮主任去漢城採訪,途中因搭錯車而與團隊失散。他處變不驚,用漢字寫明要去的地方在車廂裡四處展示。果然有位年長的韓人識得漢字,遂幫忙聯繫了有關方面,順利地將我同事送回組織的懷抱。就在我敲著這些文字的時候,韓國總統金泳三號召國人學漢語的新聞正在電視上播出。金總統倡導學漢語,是因為中國的國力越來越強大,他的高麗同胞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在漢城和濟州島,好多餐館的玻璃窗上貼著的不再只是韓文、日文和英文,橫平豎直的「歡迎光臨」、「生猛海鮮」等方塊字也揚眉吐氣地標在了那兒。異鄉頻繁遭遇漢字是中國走向繁榮的佐證。   
  漳洹猶覺淺(9)   
  最大的漢字,是在漢城遊覽的最後一站見到的,「景福宮」三個大大的漢字就高懸在重簷之下、宮門之上。 
  景福宮是李氏朝鮮的王宮,也是韓國之遊的重要驛站。此宮是中國式宮殿的「縮號版」,無論從佔地規模還是從建造工藝,都遠不會讓我等中華兒女景仰。中 
  晚清政壇上的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凱 
  國人曾經滄海難為水,看罷長安北京不說宮,所以我對女導遊呶呶而談的景福宮興趣不大,倒是老在四處打量,這兒是不是當年袁世凱攻打過的那座王宮?這些顯得挺粗糙的朱門、紅牆上,是否還有清軍與日軍激戰時的彈洞?從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老袁在這裡耗了偌長的時光,這對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當年他在此街頭戰死或遭日本人的處決,我們會不會在讀傷心百年史的文字裡,發現一個叫袁世凱的民族英雄?即使他僥倖不死而身陷敵獄多少年,我們會不會以「近代蘇武」或「清代文天祥」一類的桂冠來追念他?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一想到這些深不可測的話題,我便記起那首唐詩。 
  是啊,假若袁世凱在稱帝之前身亡,今人對其究竟如何評價,真的很難說哩!法華寺這些年,每去北京時,我總想去抽空找找法華寺,也就是譚嗣同深夜來找袁世凱密談的那座古廟。 
  袁世凱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劇中的大白臉,這座京城名剎應該算是他的第一個舞台。 
  從被指責出賣了光緒皇帝與維新變法志士,到彈壓「義和拳」、「紅燈照」等民間排外運動;從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詭計使自己留在北京當國家元首;從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到悍然宣佈取消共和國體恢復帝制,近代中國的幾乎每一件大事都與袁世凱有關。這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當屬戊戌年的背叛行徑——人們說,不是他在「變法」關鍵時刻的卑鄙出賣,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會一舉成功,年輕有為的光緒皇帝就不會遭黜反倒會在康有為等維新黨人的輔佐下力挽汪瀾,讓中國走進新時代。果若如此,中華民族與現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會拉得太大。 
  這樁歷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軍首領袁世凱奉令晉京,破格受到光緒皇上的兩次召見並被加授兵部侍郎銜(約等同於從一個精銳師師長一躍升為國防部副部長!)。回到旅居的法華寺裡後,浩蕩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暢想之際,忽有不速之客登門造訪,且不待門人通知,就闖進內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軍機處的章京(秘書)譚嗣同。 
  然後,兩人閉門密談。一個是不顧一切要拯救被困於深宮中的明君、並決心以暴力強行推進改良大業的熱血黨人,一個是手握精兵、且身為維新圈兒裡的「強學會」會員的壯年將領;兩人一文一武,均是受「聖上」信任的漢人精英,歲數相差也不大(時譚三十二歲,袁三十九歲),故應能談得來。 
  不期,古廟夜談之後僅兩天,慈禧太后即從頤和園返回宮中宣佈親政,而主持新政僅百天的光緒皇帝卻慼然被囚——「戊戌變法」慘敗。 
  兩位夤夜密談者,一個和其他五位維新同志頭滾菜市口刑場,成了千古凜然的烈士;一個則在民間的罵聲中不斷被拔擢,直至位極人臣的第一漢官。兩位密談者的結局真是相去天淵!我儘管自忖對北京有些熟了,但對譚袁密晤過的法華寺究竟在何處卻一無所知。讀到的相關書中,說起發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談,已十分翔實,但說起其具體方位,均語焉不詳。 
  某次去潘家園「淘」舊書,滿載而歸途中,車經天壇路,驀然見到路牌上有「法華寺」的地名。但箭頭指處,是一座大棚化的農貿市場。 
  停車暫借問,或恐有遺存?一位老人遙指樓群裡,慨歎:有座古廟來著,早沒啦!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我遂對法華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該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樓群中與世長辭矣。 
  然而,就在全然無意間,我結識了北京市東城區文物管理所的所長李志誠先 
  生,他的一番話讓我頓感柳暗花明。老李點撥道:你要看的法華寺不在南邊,就在我們東城,可能老北京的法華寺不止一處。 
  他不光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而且還馬上安排屬下李繼寶專程陪我前往其「勢力範圍」內的法華寺舊址探看。於是,原以為早已辭世了的古剎,瞬間復活了。 
  對了,不能不交代的是,這一次,老天爺還是沒忘朝我頭上灑點陰雨,而且,這回已經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車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黃色的點子。大自然雖寬大無邊,但偶爾也會朝無休止地折騰他老人家的某個地區的人類來點小懲戒什麼的。 
  文管所的司機輕車熟路,一會兒就把車開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東稍拐,便轉到了華僑大廈的停車場。 
  正疑惑,小李已領我從停車場後門出去,走進一條小巷。 
  「到了,就是這個大雜院兒。」他停在了一個極不起眼的小門兒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門框上的小紅門牌:多福巷44號中國的寺廟都是坐北朝南,法華寺應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無套路的老房子擠在一塊兒,分不出個東西南北來了。往院裡走走,我才明白,我們是從最北邊進入了原先的法華寺——我走歷史的後門了。   
  漳洹猶覺淺(10)   
  從後往前看,滿目傷心景。 
  早沒了大雄寶殿和東西配殿,只通往東邊院落的廊門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畫梁。一戶擠一戶的陋室把個京都名剎塞得滿滿當當。從昔日神們住的殿堂飛簷往上看,北面的華僑大廈岌岌乎壓在頭頂。 
  小李三拐兩拐就把我領到了大雜院兒的最南端:一條只容一人通行的細巷裡。躲過身旁一輛輛自行車和頭頂一件件晾著的衣衫的羈絆,他駐足一方巨石前,指點:這是整個廟裡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華寺舊址。戊戌變法期間袁世凱在此居住,譚嗣同曾來此夜訪袁世凱,上演改變歷史走向的一幕。 
  側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龍首大碑。 
  碑已前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裡,正是淪落風塵狀。旁有廢棄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識碑文,碑後褪了色的木門吱呀開啟,一位婦人探出頭來問:幹嗎的?小李申明:文物檢查。婦人乃退回宅中。 
  我長長地吁了口氣:法華寺已經破敗至如此模樣了!東華門外二里許,豹房巷有古剎法華禪林,明正統間,內監劉通舍宅創建……我艱難地摸識著碑文,約略明白了法華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報房胡同,應該是法華寺正門所在的那條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間在此發現過野豹,還是皇家當年在這一帶養過這種敏捷的「大貓」? 
  該廟是太監業最為發達的明代時,一位叫劉通的出宮太監捨棄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廟。不知這位劉公公是什麼「鳥兒」,是畢生含辛茹苦、省吃儉用積了點錢,全部用來修繕的大善人呢?還是本來就是壞蛋,不過是用橫財敷衍老天爺一把而已?從明正統年間算起,此廟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歷史了。「國朝二百餘年間中間迭有廢興……」已經漫漶了的刻字隱約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難。 
  法華寺最富神秘色彩的,當然不是它當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稱的「規模宏敞」和「煥然增麗」,而是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時,前來京城匯報工作的各地官員們沒有賓館或內部招待所可居,要麼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麼就得借寺廟棲身,尤其是離皇宮近些的禪林,更成為住客率較高的賓舍。這王府井一帶,距紫禁城東大門東華門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廟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腳地。隔這兒不遠的現在已經消失了的賢良寺,就是當年李鴻章李大人最後的住處。一向謹慎有餘的老袁奉詔來京後,趕緊在這王府井東邊的法華寺裡住下。 
  其實,若論此廟接待過的要人的級別,只是武衛右軍頭領的袁世凱還不上數,早在他來此下榻的幾十年前,就很有幾位親王、大臣屈尊假此設巡防處——因為咸豐爺已經被蠻橫的英法聯軍打得跑到熱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們不願在別處接待前來談判的可惡的洋大人,便選擇了規模「為東城諸剎之冠」的「敕建法華禪林」與敵酋會談。有人考證說,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國都裡與老外進行交涉,此前,他們都像乾隆爺一樣的德行,以為夷人們來華只為想做我泱泱中華的藩屬,他們的通商要求不過是為了納貢的借口。這會兒,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們終於在這座古廟裡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後世的鄧小平先生總結出的「落後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說來,我面前的這幢石碑的額題「萬代流芳」四個大字就該改改了,實為「萬代銘恥」之地。 
  與東洋人打了無數次交道的袁世凱,理應也曾立於這座碑前悵然而歎過吧。 
  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猜測:正在忙於推行新政的年輕「聖上」為何會對我這般厚愛?初一在頤和園裡接見了一次,緊接著第二天又要召見!為什麼?皇上為什麼給並無顯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說的那句「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是什麼意思?皇上的話讓人誠惶誠恐,不知正對他疑慮重重的頂頭上司榮祿大人會怎樣看他!官場無人不知,文淵閣大學士榮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賴的滿族皇戚,以當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隸總督任上,不就是為了確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隸總督,名列全國諸總督之首,直接拱衛京畿,位置何等要緊!他袁世凱的新軍不才是榮祿麾下的一小部分?據傳榮大人和大批朝臣們對光緒爺在康、梁等人鼓動下的「變法」並不「感冒」,而一直在頤和園頤養天年的「老佛爺」也越來越為兒皇帝的一味胡鬧感到頭痛。時局相當微妙,他袁世凱不能不驚悚。 
  的確,當時宮廷內新舊兩派的鬥爭已到關鍵時刻,兩種風言攪得人心惶惶:一是說皇上已默許維新黨人採取非常措施,即「圍園劫後」(包圍頤和園劫持在那裡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並誅殺老臣;一是說下個月太后將與皇上一道去天津閱兵,屆時在榮祿營中宣佈廢黜光緒另立新帝。無論怎麼說,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凱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為的建議下,光緒皇帝才公開召見了袁世凱,並賜以重恩。皇上和維新黨領袖都希冀,在緊要關頭,讓手握精兵、思想進步的袁世凱挺身前來保衛改良大業。這幾天,可憐的皇帝已經看到了危機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帶出密詔,令康有為速逃往上海「以圖將來」,一面接連召見袁世凱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堅矛與厚盾。這一切,袁世凱哪裡知道?   
  漳洹猶覺淺(11)   
  就在這樣的時刻,公認的皇上身邊的紅人譚嗣同神色異常地出現了!關於譚、袁二位的夤夜密談,世上一直流傳著兩種版本,一是維新黨首領康有為和大將梁啟超的流傳甚廣的追記,一是袁自己於民國時期發表的《戊戌日記》。人們寧肯相信康梁說,也決不願聽信袁的時過境遷的辯白。 
  康、梁不僅是一代改良領袖,還是一代文化巨擘,他們的文字自然極富魅力。 
  試看康有為對這一天的記載(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時與譚嗣同同任四品「軍機章京上行走」)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起程出京……(康寫道:此時,幾位黨人趕來)籌劃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凱)幕府徐菊人(徐世昌,號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字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隊)數百,扶上(皇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梁啟超的文字則更是繪聲繪色,像親歷一樣生動:初三日夕,君(譚嗣同,下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曠代之聖主也。」 
  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意即太后將把皇帝騙至榮祿兵營宣告廢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聞(老袁不掩飾自己已經知情)。」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慈禧太后處)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 
  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軍』)、聶(聶士成,掌『武毅軍』)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 
  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榮祿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殺榮祿如殺一狗耳!」 
  因相與言救上(皇上)之條理甚詳。 
  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 
  乃丁寧(叮嚀)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單從這兩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凱真是大義凜然的偉丈夫——你們黨人拿我袁某當什麼人了?保護我們共同的聖明君主,不光是你們的事,我也會隨你們之後拚死去做的!殺榮祿算什麼?還不就像殺條狗一樣簡單?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須是皇上到我的營中來當面命令我。 
  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都相信,袁世凱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給維新組織強學會五千銀元,而且還在風雲突變之際派幕僚徐世昌專門到康的住處表明其政治態度,所以,他們勢在必然地選擇了袁。 
  那麼,當事人袁世凱是怎麼記述是夜秘談的呢?民國十五年(1926年)2月發表在上海《申報》上的袁氏《戊戌日記》裡,是這樣寫的:(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為給皇上寫奏折在思考),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看門人)持名片來,稱「有譚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余(袁自稱)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 
  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講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但都因榮祿阻礙,所以袁雖「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卻陞遷甚慢的大有挑撥意味的話,之後,話鋒一轉,出示了一紙「如名片式」的救駕方案: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漳洹猶覺淺(12)   
  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諭一道面交公。」 
  予見其氣焰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 
  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見袁推托,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朱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凶器!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托為趕辦奏折,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面見慈禧太后。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新黨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后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儘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只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后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面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嘗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后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癡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面對母后的責罵啞口無言? 
  儘管老袁費了些口舌,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人們從來不屑於聽一個出賣正義的叛徒的申辯。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憐的光緒皇帝,想想身首異處的譚嗣同他們,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華寺裡的僅存的古碑,與其說是數百年古剎的唯一見證,倒不如說是袁世凱的恥辱柱。 
  從法華寺裡走出去的袁氏,自茲背負起了罵名。洹上問洹河水從袁林前靜靜地淌過。這條河並不深,也不清,但挺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到這裡時,正好五十歲。 
  宦游三十載,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圇著身子回籍,換個人來說,這結局也算不錯了。但對袁項城來說,卻極難忍受。 
  佇立洹河邊,他憤然賦詩發問:漳洹猶覺淺, 
  何處問江村?只有瑟瑟林濤在為他歎息。沒人給他回答。 
  儘管他把從一位天津大鹽商手裡買下的這個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樂園,儘管這座深宮大院裡有足夠多的房子(每個妻妾及子女有一個院落),他還是不甘心在此頤養天年。他讓下人們把他手寫的「養壽園」橫匾高懸於村門外,並把自己垂釣的照片送往上海的報館刊發,那都不過是一種姿態,一種只想老死泉林決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讀到這些信息,朝廷也許就不會死盯著自己了。 
  他是從攝政的醇親王載灃的殺機下逃出來的。他驚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為了避殺身之禍。避禍的人只能隨遇而安。人們每每說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窺測方向,以圖東山再起」,這實在太抬舉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漳洹猶覺淺(13)   
  其時的背景恕我再嘮叨一遍。 
  沒有生育能力的載(光緒帝)病死後,氣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親王載灃(載之弟)的三歲的長子溥儀繼位,載灃攝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嗚呼。皇帝與太后僅隔一天相繼過世,自然使皇室內外瀰漫起種種可怕的猜測。有人說是垂危的「老佛爺」或袁世凱通過大太監李蓮英毒死了先皇帝,因為他們怕光緒爺掌握實權後要報戊戌年間的深仇大恨;更有人傳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緒爺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個「誅殺袁世凱」的先帝遺墨!所以,載灃一上台就欲斫袁顱以祭亡兄。幸有軍機大臣慶親王反問奕一句:「殺袁世凱不難,不過若北洋軍造起反來怎麼辦?」載灃才冷靜下來。加上另一位軍機大臣張之洞 
  洹上村內「養壽園」從旁說項,袁才僥倖活了下來,被責令「回籍養痾」。 
  說他有「足疾」並非毫無由來,因為袁世凱的確曾崴過腳且一直沒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過五十大壽(古人過虛歲),因場面過大收禮太多而被某御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見他時大加訓斥,以致他謝罪出宮時,「驚惶失足,從殿階墜地,跌傷右腿」——他給正妻於夫人的家書如此寫道。現在,人家二十七歲的攝政王就拿他的這個無關緊要的毛病「說事兒」了。 
  攝政王以宣統皇帝名義頒諭旨: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 
  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連路都走不成了,才讓你回家「歇菜」吧——官場上的文字遊戲玩兒得真讓人哭笑不得! 
  回到這洹水河邊的老袁,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朝廷賜死或謀害(在封建時代,下野的顯宦又被追殺的事例多得就像這洹河岸上的樹),哪還有什麼韜晦之閒心?至於後來,國內形勢驟變,各方不得不將目光盯上了蝸居此地的袁世凱,正所謂天下歸心,捨袁其誰了,他才重抖精神,頻繁會客,密設的電報房也越來越熱地嘀噠著他的不滿和計謀。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是啊,袁世凱到底不是蛤蟆精(當時滿京城都傳說其父在他出生時夢見過一隻碩大的癩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卻看不透未來。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運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舉升天。就像是一條被晾在旱地裡過久的蒼龍,正在奄奄等死時,卻極為意外地遇上了一場瓢潑大雨。 
  這場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黨人於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發動的武裝起義。 
  武昌首義,南方各省響應,一時間,風雨飄搖。滿洲的八旗、綠營兵勇們早已毫無戰鬥力,而精銳的北洋軍卻全掌握在袁的舊部手裡。氣數將盡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著老臉請出被轟回老家的袁世凱。 
  那些年輕的愛新覺羅親王們先是讓袁世凱出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哪知,從來不開玩笑的河南老頭兒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給朝廷復奏,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維艱」嗎?你們怎麼忘了!載灃等人無奈,只好先把整個國家的軍權都讓給了他,最後,乾脆連自家的王朝也讓給了他。 
  對一條復甦了的龍來說,漳洹實在太淺了啊!今我來思,也在洹河岸上問:我是否把這條蓄納了沿岸太多的髒水的大河看得太淺? 
  老袁在世時,沒有人小覷他。試想,在那個風雲際會龍爭虎鬥群雄競起的紛亂時代,一個屢屢失意於科考的落魄舉子,一個默默奉獻於軍營的下級官員,能力爭上游,贏得時代的認可,並成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大人垂死時,是這樣向皇上推薦自己的繼任者的:「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須知,那個翹著白鬍子的合肥老頭兒可不是會輕易看得上別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變爆發後,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養痾」兩年多的袁世凱方能剿滅革命黨人。而影響著中國政局的外國勢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陽,東交民巷裡傳出的消息更乾脆:「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均表示願意看到袁氏出來掌權。」 
  奇怪的是,最先「鬧革命」的湖北革命軍政府,竟然也把袁當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選。軍政府首領黎元洪甚至許諾: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線上來,未來的國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為證:公果能歸來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其他的革命黨人也致電洹上村,稱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掃虜廷,」則「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 
  更讓今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孫中山在接到袁的贊成共和的電文後,大喜過望,竟然對袁說出如此「刺耳」的頌語來:文(孫自稱)以菲材,辱膺國民推戴,受任以來,拮据張惶,力不副願。……幸得清帝遜位,民國確立、維持北方各部統一,此實惟公一人是賴。語云:英雄造時勢。蓋謂是也。文(孫自稱)徒何功?過蒙獎譽,曷勝愧汗。新舊交替,萬機待舉,遺大投艱,非公莫辦。謹 
  虛左位,以俟明哲,曷勝佇立,翹望之至。把他捧得多高!   
  漳洹猶覺淺(14)   
  而革命黨人說話算話,在此後的民國首任大總統選舉中,代表全國十七個省的十七位議員們,所有的票上都寫著一個名字:袁世凱。要知道,這是連孫中山也未曾享過的一致首肯——先前選舉臨時大總統時,稟性各異的各省議員們就只讓「國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為黃興)。所以,民國元年(1912年)2月15日,臨時參議院在大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以後,當即致電遠在北京的袁世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有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革命黨人對未曾謀面的袁世凱客氣得很吶!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與黃興兩位革命黨首領應袁世凱之邀,先後抵達北京與之共商國是,這是近代中國三巨頭的第一次相見。多次密談後,孫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國,唯有交項城治理。」黃興也表示:袁總統「實為今日第一人物」。這和前清李鴻章的遺言「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有什麼兩樣? 
  後人多稱孫中山不做民國首任大總統是出於革命家的博大胸襟與謙讓精神,而實際上,孫氏當時確沒把握坐穩江山,不然,他哪會如此輕率地犧牲自己浴血奮鬥多年爭來的勝果,而讓一個前清的備受爭議的人物去獨享!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這是「國父」當時的說法,雖內蘊激勵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嘗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觀點的坦白!既然中華民國的開國領袖都這樣講了,你能說這漳洹水既淺薄又粗俗嗎?看來,滿天下傳聞是老袁曾出賣了譚嗣同,捎帶著也出賣了「曠代之聖王」光緒皇帝,但他的聲譽在當時並未受太大的損失;而且,儘管他悍然稱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側面頭像為標誌的民國貨幣——銀元(俗稱「袁大頭」)卻一直使用到他死後的好多年。中國人不光在貨幣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軍閥集團只是在這個首領死了之後,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隸籍的曹錕、馮國璋、吳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遼寧)籍的張作霖的奉系,相繼成為袁世凱身後的北京政權的統治勢力。 
  極為巧合的是,各系獨霸北京政府的時間竟和袁世凱秉政的時間完全一樣,各領風騷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凱之後,他的軍閥小兄弟們明爭暗鬥為的是權力,輪流執政憑的是武力。他們脾氣不同政見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終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即他們誰也不能不高舉著袁世凱的旗幟。儘管他們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塗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統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卻是繼任者們離不了的寶貴遺產。他們自愧弗如,他們一脈相承。 
  只有多變的馮玉祥對先大總統不客氣:愛寫丘八詩的二流軍閥馮玉祥,通過背叛而躋身為一流巨頭,在其獨攬河南省軍政大權之後,就下令將佔地足足有二百多畝的洹上村的「袁氏逆產」用作安陽高級中學。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又將該校改稱河南省第二高級中學。又過了十多年,共產黨與國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時接受外國駐華使節祝賀並與他們合影。民黨的數百萬軍隊展開了人類史上規模空前的內戰,河南安陽一帶乃「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的必爭之地,戰火無情,把這個中西合璧的豪華建築群炸成一地殘磚碎瓦! 
  洹上村沒了,只有瑟縮於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剝蝕,幾近被世界遺忘。袁氏一生,罵名纍纍,而最為國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我一直跟著人們罵,但從未自己解讀過當時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讀到當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後,才知道,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乾脆說吧,即「賣國賊」並非無緣無故而「賣」;而且,我還新知道一點,就是人們所輩輩指責的「二十一條」並沒悉數簽訂。 
  援引曹氏的話,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稱廿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廿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關於當時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國三年(1914年),德與英、法在歐洲交火,中國宣佈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國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遠東的租借地青島,與英國人連手出兵山東,向青島的德軍宣戰。德國無暇東顧,日本如願戰勝。但日本人卻在我的家鄉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賴著不走。袁命人與日本人交涉從山東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個極不平等的《覺書》(外交文件),有五號(項)共二十一條款,故時稱「二十一條」。無恥的日本人瞅準了時機:英、法、德、意、奧、比和美國這些有實力的世界強國正忙於在遙遠的歐洲大戰,一時誰也顧不上東方,而虛弱的中國自身又定然打不過日本,所以,他們乘虛而入。 
  曹汝霖時任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因參加此項條約的談判而一生都被「親日派」和「賣國賊」的惡謚死死壓著,「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燒的就是他的家。該「賊」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漳洹猶覺淺(15)   
  他生前在美國發表的《我與廿一條》是這樣記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 
  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文書,卻要當面交給駐在國總統,且敢令其「速令裁決施行」,可見日本人對我國之蔑視。對這等如此無禮之倭國使節,袁世凱早就在朝鮮見過,所以,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余(曹自稱)四人到府(總統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日本人提出的「覺書」到底都有哪些條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都。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難怪袁世凱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覺書》上批註:荒唐荒唐! 
  實堪痛恨!遵照大總統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長與日本公使等舉行談判,從冬談到春,前後三十多次會議,談判殊為艱難。曹氏的回憶文章中屢屢出現這類記載:「彼此辯論很久,直至散會,沒有解決」,「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爭到舌敝唇焦」,「遂於不歡中散會」,等等。 
  然而,從來弱國無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後通牒,要中方必須於兩日內接受除第五項條款之外的其餘幾條,「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經在山東、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軍艦游弋,關東宣佈戒嚴,日僑準備撤退,戰爭迫在眉睫! 
  高壓之下,袁世凱召集副總統以下的政府要人開會。老袁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性情剛烈的段將軍,此番卻只能實事求是地稟報:「三日即亡。」其餘各位皆默不作聲。外交總長陸徵祥遲到,因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務必傳話給袁大總統,以他在中國四十年、與袁三十年的交情,特來勸中國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陸總長說,這位當年掩護過康有為成功逃離京城的英國老外交官甚至聲淚俱下,要中國忍氣吞聲待十年後再與日本一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凱流淚了,他只能銜恨宣佈:(日本人)現在即已撤回(第五項)。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朱爾典)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這番痛切的表示,讓我看到了一個比較更符合歷史真實的袁世凱。 
  老袁能不大感恥辱?從青年時代駐守朝鮮,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國,他一直在日 
  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沒有一個丈夫願如此苟活,況且是一個大國的最高領導人! 
  果然,批准簽約後,袁氏親書兩道密諭,要各省文武長官勿忘簽約的五月九日為國恥日,密諭號召「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負重」。他還授人寫就《中日交涉失敗史》印行五萬冊,秘存於正處於日本人佔據的山東境內的一所監獄裡。有人說,當時,大總統曾咬牙切齒地說:終有一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即最應該對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凱,哪有什麼賣國之動機?若要親日賣國,早在山高皇帝遠的駐朝時期即可大賣特賣,何苦等成為一國之君後再倒手?他死前寫下的最後一紙,竟是自題的一幅耐人尋味的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 
  看中國再造共和。他認為,自己死了,日本就會少了一個大敵。你看,他給自己的定位與後人對他的定位實在差得太遠。 
  不過,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發牢騷也沒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參與過談判的外交官們還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賣國賊」,沒人願意聽他們的嘮叨,沾在他們花白鬍子上的那幾滴可憐的老淚早就讓世人的唾沫給淹沒了。書讀多了真是麻煩!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條小徑一般,一時不知哪條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實的大路上,只管跟著走到底就是了。讀書多了,就不再願老是遵從別人踏過的路前行,有時難免想冒一點險另闢蹊徑,哪怕是條死路,但獨自發現盡頭的不同別處的風景又有何不可?書讀多了,思想之腳就往往不老實。   
  漳洹猶覺淺(16)   
  說到袁世凱吧,就不再跟著別人一味地罵他從小壞到老從頭壞到腳。依我不愚之見,袁世凱該罵的,還不是他在戊戌變法時的無恥叛賣或曰挺身舉報(這是對一件事情的兩種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對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的無情鎮壓或曰果斷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資萬貫、生活腐化、兒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當選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至於眾口鑠金的袁氏主謀刺殺宋教仁案,近年已經被不止一位近代史專家所置疑,他們考證的結果是:袁與宋案並無直接關係,恰恰相反,他非常賞識國民黨頭號實幹家、內閣農林總長宋教仁先生的才幹,是手下人「為君分憂」自作主張操辦了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後轟動美國的「江南命案」與台灣島上的小蔣並無關係一樣。 
  他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歷史罪人的是,他當上國家元首之後,因一己私慾而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用收買與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著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黨派、解散國會、鉗制言論,終至悍然恢復帝制,從而使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嶇艱履,陰謀政治卻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責難逃!離開袁林時,正遇幾位壯漢在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的指揮下,往西廊房裡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薩像。粗繩網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這尊文物,但它卻永遠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裡。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頭看簷下,才知這排廊房是「安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跟進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歷代文物還真不少呢! 
  靠牆一溜全是神像,剛剛請進來的菩薩將被塞進其中的一個空檔裡。 
  肌肉結實的農民們在不大的空間,隨著一人喊著:「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奇特的號子,左右扭著,生生把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裡展示最多的當然是袁大總統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掛在牆上,是落魄的袁世凱與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釣的寫真。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無意於政治的閒雲野鶴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題詩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歎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這也許是袁詩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別人筆下,或可為傳誦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賦! 
  然而,不是胸負兵甲、蔑視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寫下這般鏗鏘作響的律詩? 
  在「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號子聲中,咂摸著這首詩,我不知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時代第一石像,是否會如同那位無奈的菩薩一樣,不知什麼時候再被後人挪動位置。 
  一時竟忘了身置何時。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誰知國士   
  市井有誰知國士(1)   
  一楊度,字子,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青島還是津門,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也許真的沒有了。當年,為救任教北大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自己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等烈士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裡的房子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只能作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舊居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兩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裡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裡落腳。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胡同是楊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百多米長的胡同裡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訴我:本來胡同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以前的大房子,但現在都拆了。看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豐盛胡同裡,有兩個「國」字級的單位,而這兩個單位,或許與這位奇人有某種關聯。一是中國法學會,一是國家檔案局。楊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學家,他不僅是清朝《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舊交替時代,他活躍於政治舞台二十餘載,其思想與作為又理應留給後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卻沒給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二十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瀰漫的歷史裡。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還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館」。從幽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交車的站牌旁,偶然見一方里弄口的牆上嵌著一塊小小的銘牌,上面刻著四個字:楊度故居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恩來先生,確乎與楊度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楊度在上海的舊居(攝於2000年1月)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 
  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二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裡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捨、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裡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餬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裡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裡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伙,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啟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   
  市井有誰知國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裡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后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裡參加考試。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裡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裡參加了經濟特科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候選郎中」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裡的四品京官。此後話也。初試成績發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的政敵、當過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數日後,他又順利參加了複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楊度等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裡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瞿鴻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員,多系新黨!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也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濤兩次電奏朝廷,指名道姓地舉報梁士詒與楊度與上海的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只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裡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後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的,長詩被同在日本的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刊》上。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干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只能倣傚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 
  炮」之綽號,也無法將其說服。楊度的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很快就贏得了中國留學生的膺服,湖南二百餘學子投票選舉同鄉會會長,楊度得票八十二張,僅比公認的革命黨首領黃興少五張。日後,他又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館幹事長(相當於會長),可見人氣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隨五位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訪的湖南老鄉熊希齡找到他,請他代五大臣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楊度遂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超眾文采一併傾於紙上,寫下《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方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序》兩篇綱領性文章。「答卷」上交後,得到了五大臣的讚賞,其精華悉收入「考察報告」中。對楊度來說,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采的「殿試」,以致連住在養心殿裡的那位老婦人也暗暗饒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緒皇帝於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兩年後,又接受了張之洞和袁世凱的聯名保薦,傳諭:   
  市井有誰知國士(3)   
  候選郎中楊度著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務處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統年,竟由總理大臣親兼一把手。所以說,此機構雖為新設,且是以編譯和制訂新法為主要工作的務虛部門,但級別很高,算是正部級編製吶!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滿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而楊度也應運而生,成為近代中華倡言憲政第一人。為籌建憲政黨,他曾與熊希齡趕往神戶,與梁啟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憲政黨幹事長。所謂立憲,亦可謂政黨政治。無多黨,何來競爭?無競爭,何談監督?無監督,何能不腐敗?因內部人事糾紛,憲政黨沒能搭建起來,他又一鼓作氣創建了「憲政講習所」,後改稱「憲政公會」,他任常務委員長,明確提出以「設立民選議院」為中心目標。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秋,楊度回到湖南為伯父楊瑞生奔喪,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湘省士民入京開展國會請願運動,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今天,距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近百年之後,我認真讀著楊氏的激揚的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標點與段落由筆者所加): 
  ……國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國家之強弱,恆與人民之義務心為比例,斷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尚可立憲者也。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伏於專制政體之下,幾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即其當兵、納稅,亦純出於強力之壓迫,並不知人民對於國家之職務應如是也。東西各國,人思自救,舉國一心,其忠君愛國之忱,我國人民實多遜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獨不然者?即純以民選議院之有無為之關鍵也!蓋有民選議院,則國家對於人民,既付以參政之權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負其責,而彼此無復隔膜,且利害與共,意志自通,關係既深,觀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議制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否則,政府獨裁於上,人民漠視於下,國家成為孤立,君主視若路人,雖日言「立憲」亦安有濟乎? 
  多麼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課本!與今人想像不同的是,被一個三十三歲的「執不同政見者」指著鼻子數落了一 
  通,並具體地教導了一頓,清王朝卻並沒惱羞成怒,反倒將這廝直接調入朝廷,讓他專管憲政的普及和實施了!國運式微,當國者首先著急啊!然而,調入中央機關的楊度,依然像流亡在異國的「反對黨」干將一樣的不「老實」,而且,利用職務之便公然「以權謀私」,到處傳播他那套憲政理論。同樣認定中國必須走憲政道路的袁世凱,曾在頤和園的外務部公所召集會議期間,請楊度前來回答官僚們的相關質詢。現在看來,這顯然是足智多謀的袁氏為楊度擺下的一個挺不錯的講壇,要讓朝中那班守舊的王公大臣們明白,「憲政」到底是怎麼回事。楊度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越說越勇,至後來,竟膽大包天地宣稱: 
  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本人)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辦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真是擲地有聲,響遏行雲!近百年前,楊度即有如許之見解,並有如許之勇氣,實在令人肅然起敬!楊度的政治設計方案是,盡早召開國民會議,即由國民代表們參與表決國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裡的極少數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諾諾地稱「皇上聖明」來決定國運。顯然,這是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認定「國民會議」為靈丹妙藥,彷彿這個會一開,南北就統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國就民主了,列強就知足了。從清末楊度開了頭,直到整個北洋時代,此「會」成了朝野人士的一個心病,無論在朝的黎元洪,還是段祺瑞;也無論是在野的孫中山,還是李大釗,當然更包括位於朝野之間的楊度,都一直在為開這麼個會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結果直到「北洋」像老嫗一樣被凶悍的新婦國民黨趕下台來,這個難產的「會」也沒能降生。雖然楊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實現,但他的才幹卻贏得了那個時代幾位想改天民國三年(1914年),楊度著西式禮服留影。是年袁世凱任命他為參政院參政,並親授勳四位。 
  換地的人的尊重——這邊,袁世凱拿他當心腹;那邊,孫中山、黃興引他為知交。民國元年(1912年)夏秋,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邀請孫、黃二位相繼入京晤面,楊度即因與雙方均有密切關係而專程從青島趕往北京參與巨頭之會。這樣一位天賦很高且資望很好的政治家,卻因篤信君主立憲而成了袁世凱稱帝的頭號幫兇。民國四年(1915年),他和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頗有清譽的名士成立了「勸進」(勸袁氏當皇帝)的「籌安會」(時稱「六君子」),他具體領導了帝制運動,由此得到袁大總統親賜的「曠代逸才」匾額。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裡接受了「百官朝賀」,翌年初,開始按公、侯、伯、子、男五個檔次封授爵位,剛好四十歲的楊度竟然成為最高一級的「公」,且單享「文憲公」的稱號,其地位遠高於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後來當上大總統的曹錕,當時只是十二個伯爵裡的一個;日後做過大元帥的張作霖排名更低,「子爵」還是「二等」;後來不可一世的吳佩孚起初連爵位都沒有,過了一陣子才被追授了個「三等男」。楊度堅信自己會是「中華帝國」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蘭西訂製了一套華貴的宰相禮服!只會舞文弄墨的楊度竟如此□赫,能不遭人忌恨?況且,他幹的本來就是一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大蠢事。於是,當袁世凱一命嗚呼,黎元洪當家作主後,楊度和「籌安會六君子」立即成了新總統下令緝拿的「帝制禍首」——先總統是民國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繼任總統的通緝令是7月14日發佈的。也就是說,楊度從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裡,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若不是他猶豫之後終於遁往津門避難,沒準其生命就中止於四十一歲那年了,因為有人動議開除他的國籍,更多的人則提議誅楊度以謝共和!在國人皆曰可殺的那些日子裡,他不得不躲在青島和天津兩地的洋租界裡,除了研究佛經,就是研墨臨池——漢隸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兒。後來每到潦倒時,他總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潤筆費維持生計。那時的青島,乃德意志帝國的遠東租借地,非中國政府所能管轄。民國既立,遜清的末代恭親王溥偉、前軍機大臣那桐、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一大批總督、巡撫、大臣、副大臣們,便紛紛成了膠澳租界的寓公。那時青島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漁民少,而海邊的房價興許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來的遺老們都能買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態各異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凱延攬入閣當學部副大臣的楊度,在眾多「寓公」裡,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畢竟也有過自己的房產。只是,前些年,青島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風景的高樓大廈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國洋房,現在剩下的寥寥幾幢「原裝樓」,哪有屬於他楊度的只磚片瓦!他被解除通緝後,儘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甚至當過軍閥張宗昌的總參議,但其名聲之惡一直為人們所不齒。後來,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對先總理的這位朋友並不領情,這個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慘兮兮地稱「此後生涯正無住著,意在赴滬鬻文」。後來,他真的跑到上海灘住下,在老友章士釗的介紹下,成了名聲更差的幫會頭領杜月笙的清客,最後,竟正是為杜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但是,有誰能相信,這個聲名狼藉的保皇派頭領,這個縱橫於各軍閥豪門間的北洋遺老,這個委身於流氓頭子門下的過氣人物,竟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黨員,而他加入中共時,正是轉入地下的中共被國民黨當局追殺得血流成河的極為慘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實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隱瞞下來,不光國民黨當政時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產黨坐定天下後的很長時間裡,依然沒被公開認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被親歷者似是不經意地披露出來!謎底是這樣揭露給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回憶前年謝世的周恩來。文中有這樣一段:   
  市井有誰知國士(4)   
  敬愛的周總理在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派秘書來告訴我: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總理說,請你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我聽了以後,一面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一面向許多人打聽。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黨。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認為總理重病在身,還記住向有關同志交代這件事,說明他關心同志,不忘為革命做過任何貢獻的人,確實是胸襟磊落、處處體現黨的政策的典範。 
  這篇《難忘的記憶》,除了讓人們加深了對已故總理的緬懷之外,還意外地讓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楊度的子女們淚流滿面,更讓天下知楊度其人者目瞪口呆——這個注定遺臭萬年的人物,竟是億萬人敬愛的周恩來先生親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嗚呼!「!」 
  三楊度的這聲長歎實在太長了!幽幽穿過七十多年的歷史深巷,隱隱傳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懷才不遇,被世所棄,這是古往今來「國士」的天大不幸!但遺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楊度寫過這樣一句表達自己心境的詩,卻未識這首詩的全部。直至前幾天,我翻閱書架上的存書,無意讀到了有關楊度的文字,方窺知這首完整的七律。詩曰:茶鐺藥臼伴孤身,世變蒼茫白髮新。?江湖容汝作詩人。胸中兵甲連霄鬥,眼底干戈接塞塵。尚擬一揮籌運筆,書生襟抱本無垠。 
  詩寫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名為「和濟南韓虔谷」。那時的他,即將卸任張宗昌將軍府中的「總參議」,心境黯然。他依附於軍閥,並非賣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動機。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跡:度雖有救國之心,然手無斧柯,政權、兵權皆不我屬,則亦無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執掌政權的軍人,讓自己手有「斧柯」,實現自己的「救國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膽了!利用那幾位智謀不足的大老粗對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動曹錕除掉吳佩孚,鼓動張宗昌投靠國民黨!就在他把奉軍的大將張宗昌(時任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軍務督辦兼省長)哄得有些迷糊之際,奉軍第三軍團長張學良奉父命趕到濟南。「少帥」已經知道傻大黑粗的張宗昌身邊的「楊總參」的居心叵測,所以,放出狠話:「請楊子少出主意,當心腦袋!」圖未窮而匕首見,楊度只得藉故請辭。臨別泉城前,他寫下了這首黯然神傷的律詩。他借表揚一位濟南韓氏的同時,發洩了自己的鬱悶:雖胸有千軍萬馬,志在運籌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鹹不淡地做個詩人而已! 
  詩言志,楊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發奇想:若天假大壽於斯人,則許多中老年人爛熟的《毛主席詩詞》裡是否會多出一首《和楊子先生》也未可知。眾所周知,毛澤東也是個喜歡唱酬的詩人,而且,是個不忘年輕時代的有情人,對困窘的青年時代曾幫助過他的湖南故人,他總會想辦法報答的,有「我失驕楊君失柳」的纏綿佳句和對前岳母家人的頻繁問候為證,有每年償還章士釗先生兩千元錢直至章氏西逝為證,有越級重用恩師王季范老先生的孫女王海蓉和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為證。說起來,楊度也有恩於毛澤東。話說當年,年輕的湖南學生領袖毛潤之(毛澤東,字潤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倫理教授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楊昌濟,字懷中,生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年時代即為湘省維新運動骨幹人物,後留學日本、英國,民國初年回國,先後任教於湖南的幾所師範學校,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弟子。民國七年(1918年)秋,四十七歲的楊昌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攜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學系教授。楊先生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裡租了一個小四合院,門外懸「板倉楊寓」木牌──楊教授乃長沙板倉鄉人。毛就被安置在楊宅狹小的門房處棲身,毛與恩師之女楊開慧之戀即始於此時。時楊度為湘籍旅京士紳之首領,自然與楊昌濟多有過往。民國九年(1920年)年初,楊昌濟病逝於東交民巷裡的德國醫院,楊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弔唁,有感於逝者生前清貧,曾著文籲請各界人士對死者遺屬「慨加賻助」。我查閱過楊度領銜的這封「募款倡議書」,在按資歷與聲望排名的二十九個發起者中,前面是出任過政府總長的蔡元培、章士釗、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為人知的「毛澤東」。恩師過世的那段日子裡,默默無聞的毛澤東與盛名赫赫的前輩楊度定然見過,且會與楊開慧一樣,對「楊世伯」的恩德銘刻在心。所以,我假設開國之初的毛澤東會與楊度有一番唱酬,並非毫無由來。楊度無論其資望還是詩才,總比給毛寫頌詩的柳亞子、郭沫若、周世釗他們高吧?不信?有遺聯為憑: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挽袁世凱(民國五年6月)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挽恩師王運(民國五年10月)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從古困英雄。——挽黃興(民國五年11月)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里山川皆雨泣;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挽蔡鍔(民國五年11月)   
  市井有誰知國士(5)   
  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挽孫中山(民國十四年3月)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挽梁啟超(民國十八年2月)帝道真如,於今都成過去事;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挽自己(民國二十年9月)這些輓聯,不僅是傳誦一時的名聯,亦堪稱近代經典對聯。楊度只寥寥數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寫得既明明白白,又頗富餘韻。真乃一代騷人也!饒有意味的是,被他憑弔並稱頌的亡者,多是與他「政見分馳」的人。尤其那位蔡鍔,本是他推薦給袁世凱後才受到重用的,按說對他應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潛往雲南起兵反對帝制之前,曾領銜致電袁大總統,請求「將發起籌安會之楊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時期的法律術語,即今人所謂的「依法判處死刑」。對蔡上將的「恩將仇報」,楊度毫不介意,更未為將軍之死而慶幸,其雅量可窺一斑。民國初期,每有駭俗之舉的楊度,無疑是一面鼓舞熱血青年救國之鬥志的旗幟。與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同窗的蕭子升回憶過,上中專時的毛澤東,「曾對楊度和他的政治行動感到極為興奮和熱切」。所以在未來的岳丈家得見久仰的楊子,當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楊度似乎不記得當年住在「板倉楊寓」門洞裡的那個楊昌濟的未來女婿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的要職(政治討論會專職委員)時,就曾對蕭子升打聽過毛潤之,他知道蕭與毛為同窗好友。他問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寫文章,是否全無人情味,是否有殺父之心;甚至還問及,毛的相貌是否醜陋!然後,楊度諄諄告誡蕭子升:因你與毛澤東關係密切且廣為人知,所以,須要小心。那時的毛澤東,已經娶楊開慧為妻,拿著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筆錢正在家鄉到處發動疾風暴雨式的農民運動呢!楊不會贊同過激的「暴民運動」,他似乎更多地是在關注已故的老友楊昌濟的女兒的命運。有趣的是,蕭子升竟然總結出了楊、毛兩人的共同點:中華民國建立不到半個世紀,在這段時間之內,就有兩個人企圖要推翻它,並且都成功地實現了他們個別的計謀。奇怪的是,這兩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個是楊度,另外一個是毛澤東。 
  只是,楊度的成功只持續了兩個多月——他擁戴的袁世凱只做了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的君主即一命嗚呼,他也因之毀了清名;而毛澤東卻把「中華民國」的當政者們趕到了大陸東南角上的幾個小島子上,讓中國變得誰也不敢小覷起來。楊度沒活到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指點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秋,這位終日誦經的居士即「坐化」於上海灘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長壽於斯人,他還會自覺為毛澤東的高參,因為,這是他所終生追求的「帝道」。 
  四楊度所說的「帝道」,即帝王之學,亦即輔助別人成為帝王之學。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於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僕僕於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帝的康有為不就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學」精神的即應該數這位楊子了,他很把自己當成當代的蘇秦、張儀。晚清時期,他選中要輔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凱。袁世凱對楊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楊度與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讀書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輩當了軍官他們才有機會唸書。1907年,正是老袁和張之洞兩位朝廷中最有份量的漢臣保薦他,稱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躍成為朝廷命官。不料,僅過了一年,風雲突變,光緒帝與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顆肉乎乎的腦袋馬上就被攝政的光緒之弟載灃盯上了。載灃極想用老袁的頭來祭哥哥載(光緒皇帝)。有人考證出,幸虧楊度因參與草擬詔書,提前洩了密,才使老袁通過張之洞與慶親王奕勸阻了攝政王載灃,「項城」項上那頂圓顱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凱,風雨慘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車。無人肯來為這位曾位極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滿官場都以為此人將回到故土了卻殘生呢!不料,汽笛驟響時,蒸氣瀰漫處,卻有兩位官員公然不避人耳目趕到月台話別,其中一位,即楊子。老袁感動得落了淚,慨言:「二君厚愛我,良感!顧流言方興,或且被禍,盍去休!」楊度則回答:「別當有說,禍不足懼!」真是患難見真情。回到安陽後的袁世凱,自然成了臭狗屎,誰都怕粘上惡味。但專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級幹部楊度,卻數次前往安陽看望老袁。武昌首義之後的那幾天,楊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長子袁克定一起建議袁延緩動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後,先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繼為大清帝國第一重臣(內閣總理大臣),後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醉心於「帝道」的楊度自然興奮不已。民國既立,但天下猶亂,楊度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從英、德和日本國的現實看出救國門道,認定只有「君憲」才能救中國,所以,便帶頭精心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別無他,只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楊度的「勸進」一開始便廣遭天下人責罵,尤其可惱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只不過這些各省的「國民代表」,都是擁戴老袁登基的人,此「會」與他數年前倡開的「國民會議」根本不是一碼事!如此一來,袁氏當皇帝,算是「順應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洶洶討伐聲很快就驚醒中南海裡的黃粱夢,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訕訕地宣佈取消帝制。難逃其咎的楊度,何去何從,一時惹人注目。就在此時,《京津太晤士報》發表了楊氏訪談記,這位國人皆曰可殺的怪傑,安坐豐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談:   
  市井有誰知國士(6)   
  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 
  此時,袁世凱已病入膏肓的消息開始在政壇流傳,作為帝制運動的頭號干將,楊度的結局自可想見。社會上已有楊度已逃竄出京欲經天津遠渡美國的消息。針對這一傳聞,楊度的回答是: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 
  真有點敢作敢當的大丈夫的氣概!以楊度之睿智,何以認定「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的死理?原來,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在那篇堪稱經典的《君憲救國論》中,他說: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 
  正是由於國民的政治素質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國成立以來的混亂的政治局面。如欲強國富國,只能擁戴一個英明的君主和制訂一部完備的憲法(君憲)。至於為何帝制中止,楊度認為,這並非「君憲」經捲出了問題,而是君主把這部經念走樣了──他赴「公府」弔唁袁世凱時送上的那幅廣為傳誦的輓聯,即直白表露了他的這種心境。正因他確信自己的「君憲」主張才是挽救中國之命運的唯一路徑,所以,對別人的抉擇,他統統不屑一顧。早年在日本時,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楊自稱)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面對名氣很大的革命黨領袖,青年楊度的口氣更大──既然政見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別互相妨礙!民國肇始,黃興步孫中山後塵,亦抵京城與袁世凱會面。其間,黃興力邀楊度加入生機勃勃的國民黨,但楊又以政見有異恕不同黨的冷面謝絕之!城頭變幻大王旗。但失敗了的國士卻不肯變更自己的信念。中國的政治家,趨炎附勢翻雲覆雨者太多!難能可貴的,是信守政治貞操並一直為之清苦奮鬥的人。到此時,他還堅信他的「楊度理論」:日本不就是君憲制嘛!德國、英國不也是皇帝領導下的責任內閣制嘛!他們能靠此富強起來而為什麼我中華就不能效仿之?這「楊度理論」是否符合中國國情,恐一時說不清楚,但這種捨我其誰肯為國家負責的「國士」精神,卻實堪令人欽敬。就在報紙刊發了「楊度宣言」一個月之後,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一片詛咒聲中命歸黃泉。第二天,不肯認輸的「曠代逸才」即趕赴中南海弔唁,並留下了那幅令人擊節稱賞的輓聯,從「百世而後,再平是獄」的墨跡上,人們看出了他的固執。不過,楊氏的「君憲」主張,決不是復辟舊的王朝,這一點,「辮帥」張勳和那位過氣兒的政治家康有為都想錯了。當時,「辮帥」把黎大總統召他進京「調處國是」顢頇地當成了復辟大清王朝的天賜良機,而因鼓吹君主立憲遭通緝的楊度,無疑是他同一戰壕的戰友。張勳也在青島有寓所,一幢位於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還算完好的德式樓房。不知他與楊度是否在青島見過面,但他對楊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舉國通緝楊度時,他卻自徐州通電北京,為楊打抱不平曰:君主、民主,主張雖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為,而止沸揚湯,究與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楊度讀到這通絕無僅有的說情電文後,沒準兒會一股暖流湧心間。然而,當楊度讀到張勳的最新一紙通電後,卻不惜「恩將仇報」——民國六年(1917年)7月1日,張勳等發出擁戴遜清宣統皇帝復辟的通電,紫禁城裡遂加演了一出時間很短的歷史鬧劇。楊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氣地給張勳、康有為發出電報:……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公等於復辟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陽曆斷不可改,衣冠跪拜斷不可復,乃貿然行之,其誤二也;設官遍地,以慰利祿之徒,而憲政如何進行,轉以為後,其誤三也;設官則惟知復古,用人則惟取守舊,腐朽穢濫,如陳列屍,其誤四也。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於今日共和之後,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即為兩公計,亦不宜一意孤行,貽誤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場堅定不顧友情的。特立獨行者總有自己的做人原則。 
  五民國七年(1918年)3月,北洋政府頒發赦免令,所有「洪憲帝制禍首」和「宣統復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個月的寓公之後,4月26日,楊度終於可以公開回到北京了。四天之後,他去中南海晉謁了馮國璋,當面向這位接任了黎元洪的軍人代總統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後的一年裡,聲名狼藉的他,過得很不順心。且讀民國八年(1919年)夏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度(楊度自稱)年來息影一廬,久不與聞政治,間或經營商業,頗與市井為儔。特以兵禍連年,百業俱廢,因之亦多虧損,政商兩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還讀我書,懶於著書,聊以遣日而已。   
  市井有誰知國士(7)   
  這一年來,他天天悶在家中,參悟佛經、懸腕寫字。他甚至跟著從湖南老家來北京闖蕩的齊璜學起了繪畫。齊璜後自號「白石山人」、「白石老人」,故世稱「齊白石」。齊氏早年在湘潭鄉間為木匠,後廣學書畫,並曾入王運門下學詩,故與楊氏算同門弟子。不過楊度的美術天賦似乎不咋樣,現今的人們沒聽說過誰手裡有楊度的丹青。倒是一方方傳下來楊度之印章讓方家看得佩服,原來這正是他的學長兼老師齊白石為他篆刻的——齊大師對自己的刀功頗為自負,曾自號「三百石富翁」。此題外話也。女兒楊雲慧回憶過:「父親曾寫了六句話,經裝裱以後懸掛在自己的臥室裡,以表明心跡。」這六句楊氏自白是:隨緣入世,滿目瘡痍。除救世外無事,除慈悲外無心。願做醫生,遍醫眾疾。 
  客人們真的看不出,這個天天談佛說經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還是想「入世」!是喲,你想讓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物總是憋在家中,豈不誤人又誤國?於是,一位南方來客的叩門聲,又將楊度從玄妙的佛學世界拉回到紛亂的現實社會中。來人乃劉成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人物,楊度在日本留學時結識的朋友,民國成立為第一屆國會議員,後因參加反袁活動而亡命南方,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他被任命為總統府宣傳局主任。這位不速之客帶來了孫中山的緊急呼救。彼時的南方割據政權,禍起蕭牆,執掌軍事的陳炯明將軍與大元帥孫中山反目且炮轟了元帥府!實力不濟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軍隊奉命與陳炯明聯手,故急遣密使來京找到楊度,請楊盡力設法說服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萬勿讓駐軍湘省的北軍驍將吳佩孚與陳炯明合作。此為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事。真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無人問津,南方卻委以重任,楊度久已熄滅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又被孫中山的求援點燃!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立即忙碌起來,除鼓動在「曹營」當幕僚的好友夏壽田去遊說直系大將王承斌、熊秉崎外,他還親自跑到保定的直魯豫巡閱使署去遊說憨厚的曹大帥。曹錕雖無文化,但崇尚有文化的人,當初楊度遇赦回京貧困潦倒時,他曾特意派人贈其兩千元銀元以度難關。不知是楊度的政治設計太天衣無縫,還是那位布販子出身的曹大帥過於迷糊,前去掃蕩南軍的吳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動了。孫中山和國民黨因此躲過鬼門關。甘心效力國民黨,當然也是為了踐約——當年在日本時不就對孫中山說過嘛:你若成功,我就放棄原來的主張,全力幫你!所以,脫險跑到上海的孫中山曾額手稱幸說:「楊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諾言。」孫中山的信賴,使楊度又看到實現「帝道」的機緣了!他本來已經下定決心,不怕寂寞要做職業佛學家和書法家,現在,卻另有新的奮鬥目標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孫中山,主動提出要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自然樂不可支,但國民黨內卻有人懷疑楊的入黨動機是否純潔。總理連忙通電黨內幹部,親為解釋:這會兒楊度是鐵了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了,希望你們不要拿他往年不屑於加入本黨的事來懷疑他(「傾心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事見疑」)。不過,這事兒曹錕哪裡知道?他相信楊度是「自己人」,甚至還將其委任為自己的政治顧問呢!然而,隨著直系政府的倒台,楊度又成了政壇失業者。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天,不知張作霖手下的大將張宗昌動了什麼心思,將賦閒在家的楊度聘為了本軍總參贊,後隨著張宗昌權勢的增大,他又成了張任總司令的直魯聯軍總參議,僕僕奔走於京、津、濟之間。北洋時代後期,「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楊度,利用自己身為政府高級幕僚之便,不斷遊走於各系軍閥巨頭之間。「義威上將軍」張宗昌對「楊總參」的話似乎言聽計從,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6日張宗昌派兵抓走著名報人林白水後,一時間說客盈門,但統統遭了張的白眼,只有楊度出面求赦,老張才轉出了黑眼珠,打電話給行刑隊:槍下留人。只是半小時前行刑隊已經把林白水綁赴天橋刑場了,楊度的願望才落了空。周旋在軍閥巨頭之間的楊度,倒真有點像日後打入威虎山的楊子榮,二楊都是隻身闖入虎穴,靠離間敵人來贏得己方的勝利。但遠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灘上,楊度對中共的貢獻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個偵察排長要大多少倍呢!只是,為什麼沒有一齣戲文來唱這位卓爾不凡的紅色超級間諜呢?戲檯子上的小楊,終於等來了時機,與解放軍小分隊的戰友們共同殲滅了以座山雕為首的所有土匪;而北洋時代的老楊卻無法殲滅座山雕的前輩同行張作霖——眾所周知,張大帥早年也是匪首。因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軍的大部隊,而是蔣介石統轄的北伐軍。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後,按說,楊度可以公開身份轉入「地上」了,可他並沒被民國新貴們禮遇——也許蔣中正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本黨已故總理生前親自「發展」過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願讓已經亂七八糟的本黨與口碑更差的楊度攪在一起。反正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張後,有功之臣楊度反倒被冷落。最後,只能給名聲比他還不好的杜月笙當起「秘書」。天曉得,就在這個時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級情報人員!變乎?不變乎?你這個政治江湖上的獨行俠!   
  市井有誰知國士(8)   
  六楊度是中共一分子,這事實不惟入黨批准人周恩來惦記著,其介紹人和直接聯繫人潘漢年當然更清楚,只不過,當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綽號)解放後幾乎一直呆在監獄裡,成為莫須有的「內奸」,沉冤二十七年裡性命朝夕難保,哪還顧得上替一個過世並過時的壞人鳴冤?另一位與之有過秘密工作關係的中共高幹夏衍,也是解放後黨內殘酷鬥爭中的親歷者與倖存者,何敢主動供認與臭名昭著的楊度相識?只是到了風雨初霽的「文革」結束後,乾瘦乾瘦的夏衍才敢公開回憶故人——儘管他憶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漢年,但也捎帶著提到了早逝了半個多世紀的楊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有夏衍懷念剛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漢年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說到了楊度: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筆者注)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筆者注),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了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當時的法屬殖民地越南在中國法租界內的警察——筆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 
  夏衍的確該大吃一驚,他萬萬想不到,當年的帝制禍首、軍閥政府的座上客,上海灘無人不畏的青幫頭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黨同志!嘸得了哇! 
  夏衍說的建國中路上的這座建築,就是差點與我擦肩而過的「楊度故居」。前法租界薛華立路155號,現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時分,我在弄堂口駐足,從建國中路公交車站等車的「阿拉」們身後,繞過一個正在起勁叫賣著平板車上的橘子的游販,逕直走進弄堂。 
  這大概就是上海人說的那種民國時代的新式花園裡弄房:住宅不再是臨街的石庫門房,不再以高牆自絕於鬧市,而是以一條挺寬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統一模式的紅磚樓,而這些紅樓又都是不大的宅門和不高的圍牆,不同的只是各家門前種植的一點花草各顯繽紛。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樣是住宅,開放式的洋樓與閉塞著的四合院所體現出來的居民的精神內涵卻十分不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與「京派」之爭,其輸贏其實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築取向上即顯現出來了。弄堂內的第三排小樓,是13號,東、北兩面牆上各掛一面牌子——東面乃樓門一側,掛著一方木牌:建中居委會;北牆上嵌一小塊石牌,讓我頓感釋然:1929年—1931年楊度曾在此居住住過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雜亂的電線與晾衣繩把我的視線割扯得亂七八糟!更為有意思的是,二、三樓的每個窗台上幾乎都懸著長長短短的拖把。若時光倒退七十年,這些窗口外的「裝飾」也許就是房主人報警的信號,但現在,卻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證。我走進樓裡。黑洞洞的樓內深不可測,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樓梯,身邊是幾堆蒙塵的雜物。在把舊時豪門糟踐得一塌糊塗方面,「海派」與「京派」是一派的。左側有一虛掩著的門,很厚很大的那種老式木門。叩門。裡面傳出難得和藹的邀請:請進。從黑暗中一下子被請到陽光燦爛的屋裡,眼睛與心理都難免有所不適。屋裡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盧灣區計劃生育一戶一卡登記冊》。問清我的來訪動機後,她十分熱情地介紹了該樓的情況:現有四家人住在二樓和三樓上,一樓只這間居委會的辦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擾的,而且這麼多年,解放前的東西早都沒有了。倒是這間——她有些自得地環顧了一圈兒——你看,這門窗、上海楊度舊居內景。望著窄窄的樓梯,彷彿又見楊度當年匆匆來去的身影……(攝於2000年1月)地板、壁爐,都是原來的,從來沒動過的。果然,當年的楊度先生的會客廳保存完好,別緻的橢圓形窗戶,華貴的天花板飾線,堅實的木板,漂亮的靛藍色瓷磚,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時的毛澤東標準半身瓷像和牆上掛著的那幾面「二級居委會」、「盧灣區先進單位」等錦旗和標牌,我怕真要陷進七十年前了。那個壁爐是蠻好看的——居委會幹部直誇。是的,西牆裡的那個被藍瓷磚嵌著的壁爐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涼。   
  市井有誰知國士(9)   
  這壁爐裡的火已經熄了多少年了。這兒是楊度的最後住所。這本是杜月笙的一處閒房,只因位於法租界內,比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贈給了其律師章士釗先生介紹來的名士楊度居住。現在大陸人們知道的杜月笙,是個「大流氓」。因為他是上海幫會的頭子,更是幫助過蔣介石反共的急先鋒——「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與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發生了衝突,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借口平息工人內訌而悍然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對共產黨心有餘悸,以致在風雨飄搖的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春,雖有中共地下黨捎話讓他呆在上海灘等待「解放」,他卻毫不猶豫地去了香港,當寓公至死。你看,這樣一個壞人,在楊度的筆下,反倒是「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的「古之遊俠」!不排除楊度收人錢財黑白顛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認傳主或有宋江遺風的一面。杜氏雖始終身在民間,但也有政治頭腦,而且門下羅致各方名士。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請他出任民間抗敵團體的領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會號召力。杜月笙除為楊度提供了這套闊綽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銷。楊度就是靠這筆錢再加上點賣字畫的潤筆費過活的——北洋時代他當國民政府參政員,也不過每月五百元錢補貼。不過,北洋時代他是中樞要員,現在是私人秘書。民國初年的「曠代逸才」,居然淪落到不得不吃嗟來之食的地步了!楊度像被逐出宮的老女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個鄉間土財主為妾。但當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員的楊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為自己的政治集團秘密工作時,你就不覺得他屈尊為杜氏「門人」有什麼不合適了。而且楊度這樣的地下工作者,一定還像從前一樣從容不迫地活著。他不需要自己於天黑時拉上亭子間的窗簾兒開始秘發電報,他也不會像別的同志那樣經常虎口奪食一般地偷走敵人的絕密文件。天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濃茶,吐煙圈,搓麻將——名士們的私生活每每是現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楊度就曾不惜花兩千銀元買回一個雛妓為妾,後因遭人非議,便捨己為人,將此女轉贈他人。楊度有杜月笙這棵黑道上的大樹蔭護,杜月笙有蔣介石這座中國最堅實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這間屋裡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員楊度,只在與故交新朋的聊天時獵取無價的情報(如沙裡淘金),然後,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報轉給潘漢年、陳賡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領導人一夕數驚地不斷轉移的時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員暗舉短槍與國民黨特工殊死廝殺的時候,楊度一直在自己習慣的優裕生活氛圍中,玩兒,並工作著。到現在也沒人給我們講楊度究竟給共產黨提供過什麼重要情報。隨著陳賡、康生、周恩來、潘漢年、夏衍等一個個主持或參與過當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繼過世,晚年的楊度對中共的真正奉獻已經無從知曉。現在想來,一個過時的北洋老人,一個困在青幫「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絕無機會接觸權力中樞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裡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場上撈銀子,也無利用價值了,那麼,精明的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僅排名於總書記向忠發之後)同意臭名昭著的楊度加入本黨,到底有多大意義呢?周恩來一定看重的是楊度的名士身份,因為只有這種身份,才適合出面掩護和搭救被捕的本黨同志!是的,從來沒改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楊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會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這裡變成了上海灘上中共中央一處可靠的避風塘,「特科」成員前來送轉情報,被追得無路可逃的同志還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趕來的安南巡捕悻悻而歸。現在已經破落了的這棟民宅小樓,真該闢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館」啊! 
  七當楊度的棺槨下葬於上海虹橋的萬國公墓中的某個墓壙中後,人們便慢慢地遺忘了他。若不是臨終之前的周恩來終於道破這個心事,楊度到現在怕也是個可憎復可笑的歷史小丑吶!1995年暮春,在鬧中取靜的上海萬國公墓裡,在楊度的墓旁的一塊樹蔭裡,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比鄰排列的,是民國銀行家錢新之、社會活動家楊杏佛和海派京劇大師周信芳。一望便知,這些墓都是「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建的。綠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崗岩石碑植成歷史的樹林,撫著這片堅硬而方正的樹林走下去,我會覺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開竅。我老愛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這裡。這時,我很自然地想起遠在北京萬安公墓裡的另一座墓——楊度的朋友李大釗的墓。 
  那是楊度五十三歲那年發生在京城的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李大釗先生被政府軍警逮捕並被處以絞刑。沒有證據表明楊度像李大釗一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沒找到這個讀著四書五經長大的中國士人對新誕生的蘇聯政權的讚揚的遺篇。在他眼中,無論是李大釗,還是上一年遇害的報人邵飄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當代縱橫家,是靠筆桿子和遊說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堅信「英特那雄耐爾(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國際歌》歌詞),但他尊重朋友的選擇。北洋時代,士人們似乎都如此相處,即:相同社會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問信仰不計利害甚至也不講私德的。朋友可以筆戰,但從不影響私交。他與黃興,即為一例,故他挽黃興才會有「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的佳句。你看,陳獨秀愛逛窯子,李大釗乃模範丈夫,但兩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釗反對新文化運動,胡適公開反駁之,但照樣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樣為日本老婆而翻臉不認老兄的例子,也許絕無僅有吧!前面已經說了,北洋時代後期的楊度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變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寫憲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鄉,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手下的國務總理,後退出政壇專心於香山致力於慈善事業。席間,楊度無意間問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模稜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楊乃追問:此話怎講?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裡,驚聞此訊,迅疾托辭離席。回家後,他偏偏又遇上來客。急匆匆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前往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胡公鄂那裡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的關係更密切。那時的國民黨,還不是後來那個專門追殺共產黨人的專制的黨,他們與共產黨,依然是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同一戰壕戰友。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人多已南下,京城裡公認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兼了北方國民黨的領導之責,其時,正與兩黨同志寄身於蘇聯使館裡。按說,楊度報警的時間並不算晚:從4月4日當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李大釗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時間潛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釗等多位「黨人」並沒馬上逃逸,原因是人們並不相信張作霖政府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外交使團衝突,使館從來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從「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結束之後,還從來沒有誰膽敢闖入東交民巷呢!人們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實性!結果,只有四個「黨人」迅速離開使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如實記錄了楊度在危急關頭的功績:   
  市井有誰知國士(10)   
  其餘四同志能走避,楊之力也。 
  楊度憂心如焚,卻愛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釗被捕後的時間表:4月4日,獲悉情報,當晚報警。4月6日,派長子前往東交民巷觀察,驚悉大釗先生等六十餘人被俘。4月9日,以張作霖所聘政治討論會委員身份出席會議,與人議決將「李大釗黨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審理(避免軍法審判以減輕罪名)。4月10日,與司法總長等同往安國軍總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陳述將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間,他還兩度派長子前往京師警察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並秘傳消息;他甚至變賣了寓所「悅廬」,將所得四千五百銀元悉數充作營救費用。4月28日,李大釗等被軍法會審後立即處決後,他「八方張羅,所蓄為之一空」!「仗義疏財」,「兩肋插刀」,「俠肝義膽」,「毀家紓難」……這些成語到了北洋時期的楊度的身上,全都復活了!變更的是朝代,不變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門下的楊度,已經低調了許多。人們看到,被甩出權力漩渦的楊度開始大談佛經,普度眾生——他先後在上海加入了「中國互濟會」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捐款甚巨。熟悉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中國互濟會」是營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難者的左翼慈善機構,有些已經被關進了聳人聽聞的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極意外地被這個慈善機構保釋出來;流落各地街頭的中共領導者的子女,如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惲代英等的後代,都曾被一個個找到並送進了「互濟會」開辦的「大同幼稚園」裡。楊杏佛、魯迅、郁達夫等社會賢達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宋慶齡、蔡元培這樣頗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應其委託出面保人。但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名為民間慈善組織的機構,卻有著極深的國際背景,即:蘇聯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東」。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僅1925年6月至8月,蘇聯人就從自己的國庫中,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名義,寄往中國上海二十萬盧布!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從這裡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樣的蘇聯去的。不過,這是黨的最高機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黨員不會知曉,黨外的魯迅等社會名流更無從瞭解——難怪敏感的老先生聽人說他拿了盧布便大發雷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楊度毀家紓難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沒人講得清了,這位「地下黨」的可歌可泣的救難業績也大都流於「地下」了,現在人們知道得實在太少!楊度之女楊雲慧講述過這樣一段軼事:當時,楊度已經把妻小安置到蘇州定居,自己則與長子待在北京。某日黃昏,讀中學的楊雲慧放學回家,意外地見到了從北京回來的父親,正關著屋門與母親(楊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說事兒呢——一會兒,我走近房門口,聽聽父親在說些什麼。只聽父親說:「為了救濟這些被難的家屬,我們要籌集一筆錢。我已經把手裡所有的錢都捐助了,但是還不夠,還要想辦法。我想,現在家裡只有在青島的一棟房子可以變賣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讓雲慧陪你去青島,協助你辦理此事。」我生母說:「這棟房子已經破舊了,值不了多少錢。我可以把我的首飾拿去變賣了捐給這些被難的家屬,好不好?」父親高興地連聲說:「好,好!」……幾天以後,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頓了家中弟妹們的生活,又為我向學校裡請了一星期事假,便帶著我坐上火車去青島了。……我家在青島的房子,確是很破舊了,賣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錢。由於在我們來到之前,就已經托人聯繫好,所以賣屋的手續辦得很順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蘇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飾拿去變賣,把錢一起匯給了父親。我問她:「這麼多前拿去幹什麼?給什麼人?」她回答說:「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屬。這些革命家為了挽救國家,被軍閥殺死了,留下的家屬們生活很艱難。你爹爹要收集一筆錢去救濟他們。」 
  楊度當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產來幫助落難的同志?恐怕連當時的黨的負責人也記不清了。所幸周恩來一直記著他的這些功勞,有兩個故事為憑。故事還是楊雲慧女士講述的:一件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慶的左翼藝術團體正在排演話劇《袁世凱》,而此劇肯定要捎帶著罵一罵楊度。楊雲慧聽說後,自然不高興,就在楊度晚年在上海與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為其妻黃華,左為其妾徐粲楞,後排左三為楊雲慧,當時已嫁為人婦。 
  左翼作家、演員鳳子跟前發了牢騷。過了幾天,鳳子通知她,說周恩來同志要見她!周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是共產黨在「陪都」(戰時首都)重慶的最高領導,「國統區」裡的主流文藝人都信賴並聽命於他。見到周恩來以後,周主動提到:聽說她對《袁世凱》有意見?並關切地問及其母及弟妹們的現狀,之後,周還向雲慧討要了一張楊度的遺墨。這次接見不久,《袁世凱》就停演了。個中原委,只有楊雲慧和少數幾個人心裡清楚。還有一事:「文革」時,楊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紅衛兵」揪鬥,不得不拖著七十多歲高齡的病軀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掃弄堂(一定是我去過的建國中路上的那條弄堂)。楊雲慧在北京聞訊,立即去父親的好友章士釗伯伯處求援。章因毛澤東的庇護而極為罕見地未受傷害,且能「通天」。楊雲慧第一次聽章世伯說,父親確是中共黨員,這是毛主席親口告訴他的,但為什麼一直不公開,老人卻不得而知。章士釗急忙將楊度遺孀的悲慘處境轉告了周總理。不久,他回信說周總理已經打電話給上海有關方面,叫楊雲慧和母親放心。事後,楊雲慧長舒一口氣,寫道:「果然,我家從此平靜了下來,再也沒有人來騷擾了。」只是,被黨內外許多人意味深長地稱為「周」總理的恩來先生,為何獨在楊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時方親口告訴外界?這裡面的真實原因,恐為千古之謎矣!   
  市井有誰知國士(11)   
  八民國初年,有許多讓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楊度則是一道最解不開的謎:我真想不出,這個從少年時即壯志堅信君主立憲的頑固政客,怎麼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聰明地以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釗的聖像在絞架上的定格,讓楊度對舊勢力徹底絕望並覺悟,自茲幡然變成革命黨的同路人,並最終成為其中一員。我把這個「發現」寫了出來,被《人物》編輯部的朋友張偉濤拿去發表後,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發表在湖北省委的《黨史天地》上,而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將此稿挺大篇幅地摘發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實,對楊度晚年轉變原因的推斷是十分牽強的,只是按現時的政治標準對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楊度這樣一個舉國聞名的政壇獨行俠,一個只相信自己的「曠代逸才」,怎麼會因一位比自己年輕的朋友的被難而徹底改變信念呢?他從來沒有變,是的,他從來沒有改變志向,也從來沒有改變性格。志在救國,性如遊俠;追求光明,嚮往刺激,這就是楊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學時,留學生們都決心不惜以全體罷課回國為代價,來反對日本文部省的新規定,獨他這個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卻主張和平交涉反對全體回國,他因此而觸犯眾怒並差一點被人刺殺。民國初年,國人都罵楊度為袁氏幫兇,但他卻說:「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這是救國啊,還在乎別人怎麼說?後來,他主動投奔孫中山門下,領受秘密工作,僕僕奔走於各軍閥豪門之間;再後來,他搖身變為中共地下黨員,甘冒殺身之禍從事情報工作,直至謝世,這一切,都不過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的結果罷了——幫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國大業,一詞以蔽之:帝道也。縱橫捭闔,救難助危,獨樹一幟,樂善好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楊度,只是在做古之縱橫家或遊俠所能做的事罷了。隨著北洋政府的垮台,楊度失去了接觸權力中樞的機會,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價值。兩千多年前,荀子即說過:「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楊度無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國了,在幫助了袁世凱和孫中山之後,他便把最後的智慧獻給了最能代表他理想與性情的、尚處於「地下」的中國共產黨。我想,這或許是楊度之謎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還想進萬國公墓一謁,除了再看看「文革」後修復了的民國「國母」及其父母的歸宿外,更想再到楊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綠地前呆一會兒。他的墓碑有兩方,一方是立著的,一方是臥著的。立著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崗岩碑,碑文為:湘潭楊子先生之墓夏壽田題夏氏乃楊度的湖南同鄉兼同學再兼「洪憲帝制」的同黨,兩人私交甚密。夏的從政史比楊度還久遠:慈禧太后當政時即應詔赴京做官,袁世凱時代出任過上海萬國公墓裡的楊度墓「公府內史」,後因「籌安會」與楊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緝,直系當家時他出仕曹錕幕府,楊度得以成為曹大帥的政治顧問,保薦人即這位夏壽田。由夏氏題寫楊度墓碑,最合適不過。只是碑身太新,恐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臥碑是當代居士、書法家趙樸初生前所題,僅四個字:楊度之墓這顯然為重建後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著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紹的文字有了稱謂,第一句即是:楊度同志原名承瓚,字子,湖南湘潭人…… 
  沒錯兒,承認他是「同志」了。不過,竊以為,「先生」也罷,「同志」也罷,都不盡合適;如若能在趙樸初題寫的那四個字前再加上「國士」兩個方方正正的大字,豈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   
  第一次到安慶,只想看一個地方——陳獨秀墓。我是念著唾罵故人的書開始識字的一代人。從小讀到大,「陳獨秀」一直是個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發後,我們初一的政治課程就是天天學「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作業就是按時間順序批判十次「反動路線頭子」,排名絕對分先後。所以,陳獨秀總是頭一名被十幾歲的天真學生們口誅筆伐的歷史罪人,之後,是他的學生輩的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的高崗與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後的那些「左傾」、「右傾」代表和各個歷史時期「反黨集團」頭子,陳獨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又是分裂黨的「托陳取消派」首領,而且,還是「拿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間諜」!等長達遠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難過後,我才一點點覺悟:那是對故人的怎樣的不公平啊!隨著瀰漫了幾十年的極「左」妖氛的不斷消逝,被魔鬼化的陳獨秀開始漸復人形,但遠沒恢復其神采奕奕之真相。與長時間的轟轟烈烈的唾罵相比,為其洗冤的動作實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澤東選集》裡的有關註釋修訂一下(刪除了「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語,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就算是對中共最大的歷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權威(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中,他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托陳取消派」,還要為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的失敗而承擔責任——讓人讀來,只能覺得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被黨所開除只能是咎由自取。於是,無論是每年紀念五四運動,還是慶祝中共華誕,他總是不被緬懷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處的路口上出現了一面金屬雕塑牆。這個曾被毛澤東追授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人總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擺得極不正常——蝕刻的牆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幾個頭像,最上方是魯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給了李大釗、毛澤東,而陳獨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體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點,不要說比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打工者毛澤東,甚至連他主編過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碑」,因未能真實反映歷史人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學界的一些批評。背後的四層樓即這幾位碑上人物待過的北大紅樓。(攝於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受到歷史的清算,聯共(布)黨內的冤案也莫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悉數被平反(當然包括株連人數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們中國的這位屈死的靈魂還未被赦免。沖洗掉強加在這個人身上的污濁怎麼會這麼難!正因此,我特別想到陳獨秀墓上獻一束花。 
  儘管陳獨秀一生漂泊,四海為家,直至病逝他鄉,但他還是讓自己魂歸故土了——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這位傑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僱船順長江而下,漂泊幾天幾夜後,回到故里安慶,與亡母高曉嵐葬在了一起。讓人深感慶幸的是,經歷了漫長的動盪歲月,尤其是經歷過「文革」滔天濁浪的沖決,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來了!我去過北京的「紅樓」和箭桿胡同,箭桿胡同九號(現為20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編輯部,隱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胡同裡,已經破舊不堪。看過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謁訪其歸宿,而且,這種心情越來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終於抽空隨回鄉省親的朋友范學軍去了趟安慶。小范下海前是安慶市博物館裡一位考古專業本科生,曾借調到「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幫助工作,對一代鄉賢自然敬重有加。在煙塵瀰漫的長江邊上的一家飯店裡,他為我請來兩位當地官員,一位是他的前領導、安慶市博物館的館長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慶市文物局的副局長陳長璞女士——後者的身世遠比其官方職位更讓我肅然起敬,因為她正是陳獨秀的嫡孫女。已是中年的陳長璞是個性格直率、談吐爽快的人,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她的「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的祖父。也許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陳女士約1.65米的個頭兒,在安徽女人裡算是高個子,而她的卓立於20世紀芸芸眾生之上的祖父,則只有1.63米的身高,難怪有人背地裡非常北京箭桿胡同20號這座老屋,系陳獨秀任北大教授時的租居地,也是北遷的《新青年》編輯部。(攝於2003年7月)不尊敬地稱之為「矮子」。究竟是什麼樣的家庭誕生了陳獨秀這樣一個風一樣迅疾雷一樣凌厲的人物呢?史料告訴我們,陳家一直是清代安慶府懷寧縣裡的世家。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的陳獨秀曾在自傳中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但考據家稱那只是相對於「大戶人家」而言的自謙之辭,切勿當真。至陳獨秀的叔父中舉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後來竟在東北當上正四品的道員後,陳家才讓安慶的紳士們瞧得起——「道」乃清代設於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級政府機構,當時整個安徽省也不過三個道,即:安廬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陳家在當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見。陳獨秀兩歲時即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道員的俗稱)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無凍餒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漫長的求知生涯的。許多有關傳記中都引用了陳氏自傳裡的那段文字,稱老頭兒極威嚴,哪家孩兒哭,大人只要說聲「白鬍子爹爹來了!」那哭聲立馬會止住。偏偏這位封建大家長特別看中天資聰穎的陳獨秀,恨不得讓他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全讀完,背書背不出,就動手打。於是,陳獨秀的童蒙時代就充滿著痛苦。人們總愛援引的是傳主的這樣一段話:爺爺經常被「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這位白鬍子老頭兒實在有遠見,他用戒尺把生來就倔強的孫兒打出了終生寧折不彎的性格,打成了無論前清還是民國統治者都深為畏懼的「兇惡強盜」,更是把傳統儒家文化砸得亂七八糟的一個「江洋大盜」!果真是「家門不幸」,因其一直是顛覆政府的革命黨首領,致使安慶城裡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先後兩度抄家,至日本侵略軍佔領安慶後,陳家已徹底衰敗。但這位大家長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孫兒長大成人後,居然成為超時代的思想家,不獨生前已名滿華夏令萬眾景仰,而且死後六十多年,愈發顯現出其思想與人格的光輝!他留給中國知識階級的精神財富,又哪是區區三個天井的「陳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歲的陳獨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說過,那完全是一通亂寫蒙住了糊塗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陳獨秀與清軍安慶營統領的閨秀高曉嵐完婚,新郎十八歲,新娘比他還大三歲。門當戶對的婚姻使這對結髮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並得三兒兩女——長子陳延年、長女王瑩、次子陳喬年、次女某(早殤)、三子陳松年。然而,等幼兒松年睜開懵然的雙眼時,父親已離鄉與姨媽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比姐小九歲,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慶陳家大失顏面。後陳獨秀把延年與喬年接走,但小哥兒倆在後媽那兒過得並不舒心,爸爸對他們也頗不慈愛。長大成人後,延年與喬年都成了社會的叛逆,這與他們苦難成長史也許不無關係吧!不幸的是,他們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歲時夭折—國民政府的法庭先後把他倆和許許多多風華正茂的中共黨人送入了墓穴裡。失了夫君,又一連送別了兩個兒子,高曉嵐悲痛欲絕!單從女人來說,這位恪守婦道的傳統媳婦真是不幸!不少陳獨秀傳記中寫到她與陳獨秀關係不睦,且很吝嗇。有例為證:陳獨秀外出,欲索妻子十兩金鐲為游資,妻「堅決不肯」。人們說,這是因為受傳統教育太深的高氏與夫君思想相差太遠所致。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公允,且太有「為尊者諱」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來說不清,單以陳獨秀縱情追求新鮮事物的性情,再溫順的妻子也會生怨。後來,關在南京第一監獄中的陳獨秀曾親口向同案的難友濮清泉承認過:建黨之前,他「確曾放蕩不羈」。所以,當時的高夫人就堅決不肯獻出自己的金鐲,別無它,只因不願夫君離去而已。結髮夫妻同居十餘年,寧無感情?不然,松年就不會在他們結婚十多年後來到人世。然而,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陳獨秀還是順長江水東去了。他與受過現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結為良伴,並有了一雙兒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陽剛的陳獨秀還是不滿足,還曾忙裡偷閒去當時京城裡的紅燈區嫖娼呢!於是,高君曼也開始與他吵鬧。高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而陳夫子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只想壟斷私產之意?)。從北京回到上海後,兩人關係也未恢復昔日的融洽,後來高君曼不得不帶著兩個子女去了南京(那裡有陳獨秀購置的一處房子),由陳的皖籍好友亞東圖書館老闆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費,再將此錢從陳的版稅裡扣除。鐵石心腸的陳獨秀甚至沒給前後兩位高夫人送終,高家姐妹先後在南京與安慶謝世時,他都沒到場,都是親友幫助料理的後事。甚至,他連一首懷舊的韻句也不肯留下,儘管他留給後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舊體詩。高君曼走了,潛伏在上海灘的中共總書記究竟住在了哪裡就誰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時間,他失蹤了!黨內人包括他的秘書都不知道他的下落,連其長子、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黨中央匯報工作,也見不上當總書記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絕,都以為領袖已慘遭反動軍閥的暗算。萬不料,就在延年已經登船離去時,捂得嚴嚴實實的總書記卻出現了,原來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輕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深得陳獨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鄭超麟才意外地獲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醫生,那段時間,曾與陳秘密同居。但鄭超麟不知道的是,這位施醫生是何時出現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還是之後?她與陳同居了多長時間?為什麼最後嫁了別人?這一切,已成千古之謎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後,某次鄭超麟去陳獨秀的秘密住處時,還曾闖見領導屋裡有過舞女模樣的人。陳獨秀難耐寂寞又一證也。被中共開除後的陳獨秀,依然呆在上海。儘管已年過半百,居然又把後樓鄰居的一個年僅二十出頭的小女子潘蘭珍發展為生活伴侶。見過潘氏的人稱,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時尚女性。陳獨秀面對比自己小二十九歲的小潘,倒是堅持組織原則,一直沒告訴人家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直到某次兩人吵架,小潘一氣之下跑回了浦東娘家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了被捕的共黨魁首照片時,才驚悉,原來夫君即那個久被國民政府通緝的大名鼎鼎的共黨領袖陳獨秀!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3)   
  你說,像陳獨秀這樣的大思想家,這樣不肯為世俗改變自己的奇人,和哪個女人能有長久的共同語言?莫道「舊派女人」高曉嵐最終被棄,就是在京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樣嗎?之後的那個連大字也識不幾個的女兒一樣的潘蘭珍呢?陳與潘的結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為何此女願嫁老倌,更驚歎陳獵艷技術之高明」(濮清泉語)。罷罷!莫以俗念論英雄,燕雀安知鴻鵠心?陳獨秀乃時代之超人,曠古之狂才,哪裡是傳統道德觀念所能旌表的良人!因入獄服刑,陳獨秀不得不結束了對異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煙廠女工潘蘭珍成了這位總是駭世驚俗的人的愛情終結者。潘從來沒有妻子的名份(陳獨秀對最親近的人也只稱潘為「女友」),而且,長年不識郎君真面目。按說,被騙久也,幽怨深矣!況且家裡被抄,私物盡失,何不藉機離去?可這位時髦少婦,偏偏忠貞感人,不顧陳的勸阻,頻繁趕往南京探監,後乾脆從上海搬到南京租一處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進獄中照料陳獨秀——對外就稱她是陳的「學生」。陳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見一斑。而受獄方優待的陳獨秀也真叫本色,儘管身陷牢獄,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難耐地與潘氏在囚室裡做起愛!不幸的是,這種極為罕見的獄中「春景」被負有監視之責的看守窺見。監獄長聞報後,左右為難,只得把陳的同鄉晚輩、同案犯濮清泉提來,大發牢騷:「陳先生近來忘了他是在坐監,把我們這裡當作旅館了。此事傳出去,豈不要叫我同他一樣坐牢嗎?」末了,這位先前崇拜過陳獨秀,「以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範」的「黨國」牢頭大為感慨:「現在看來,陳先生文章雖好,道德有限。」而陳獨秀聽到濮的相勸後,竟「毫無赧顏」,反問道:「難道我不能有個伴侶嗎?」喏!這就是陳獨秀,一個我行我素決不肯委曲自己的偉丈夫!除那位若隱若現的施小姐之外,人們已知的陳獨秀的三位女伴,均與他共同生活了十餘年,她們一個比一個年輕,卻也一個比一個短命——潘蘭珍二十二歲與陳同居,三十四歲為陳送終,後與「國軍」一名下級軍官結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歲時因患子宮癌謝世。高君曼二十五歲時與陳結合,不到四十歲時成為棄婦,四十五歲那年因肺病辭別人間。受苦最長的高曉嵐活得也最長:她二十一歲成為陳家的人,三十五歲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歲寂然辭世,守空房的時間長達二十一年。生前,這位將門之女自己在安慶城外的葉家沖購置了塋地,嚥氣前,囑咐身邊唯一的兒子松年說:我與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後,務必與我合葬一起。在第二個兒子被政府處決的兩年之後,她撒手人寰。於冥冥陰間等了十七年,亡夫的遊魂才被小兒帶回故土。歷史將感謝陳松年,因為正是這個陳家唯一沒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來,把父親的形骸帶回了故土,把動盪而詭譎的歷史風雲埋在了長江邊的城外,也把解析20世紀中國歷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這長江岸邊的青山下——只要挖開它,仔細看透了,就一定會明白我們走了怎樣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於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有親歷者回憶過,上世紀30年代初,二十歲的松年在國民政府的南京「模範監獄」裡初見陌生而蒼老的老父時,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見到兒的陳獨秀把眼一瞪,來了句:「沒出息!」僅此一句,即可窺知陳獨秀性情之剛烈。那位坐了一輩子監的鄭超麟也回憶過,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闊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裡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對親生子女沒表現出應有的慈愛,但對他的年輕的同志,如趙世炎、鄭超麟等自歐洲回國的晚輩,卻表現出了由衷的父愛。不知陳獨秀「內外顛倒」的親情,是否與他對兩任前妻的嫌棄有關。人生有情淚沾衣,硬漢也有慟哭時。同樣在監獄,同樣為兒子,他也爆發過山洪般的憶念,只不過,那時,長子與次子已經先他而為共產主義殉命。後來關在共 
  產黨獄中的「托派」骨幹濮清泉在交代材料裡寫過,當初,「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進南京的大牆裡—— 
  陳獨秀對這件事,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他出獄後,國民黨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國防參議會議員甚至政府的勞工部部長,他非但不識抬舉,反倒切齒回答: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有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裝點門面,真是異想天開!你看,他還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兒子已經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沒出息」的兒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戰猝發,日本人的飛機轟炸了南京,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了陳獨秀,而迎接他出獄的,便是松年與潘蘭珍。松年陪父親先到武昌居住,後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學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與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許是個日照江花紅勝火的時辰,陳獨秀卻如深秋之落葉,搖搖欲墜,他艱難地喘息著把松年與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別作了遺囑。他告訴松年,日後將其棺帶回故鄉。兩天後,斯人長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後,陳松年才得以將亡父與亡母的遺願一併完成。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4)   
  陳獨秀歸葬家鄉兩年後,江山易主,他始創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把宿敵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島上,他的學生毛澤東在世界東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滄海桑田,萬象更新,但陳獨秀後人的生活卻一如舊時代。因生計窘迫,在安慶窯廠工作的陳松年甚至不得不將父親在北京的一處房子賣了。「叛徒」、「漢奸」、「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遺屬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三十多元啊!年復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屬的?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那年早春二月,春風滿面的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時代」,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上海與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這一天,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匯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匯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裡有三四十里地。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毛澤東與陳獨秀緣份極深。早在西北的窯洞裡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當初,中共重要幹部大都二三十歲,他們背後稱四十來歲的領袖為「老先生」甚至「老頭子」,有人在黨的會議上記錄陳講話時,乾脆只寫一個「老」字。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雜誌的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裡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直接在陳的領導下工作;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方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而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斯大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毛澤東只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更重要的是,蘇聯人很不瞭解這個湖南山溝裡走出的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只是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儘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但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認為——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裡另有一說。鄭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幾位與會者聽瞿秋白念了由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之後,幾個人發言…… 
  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只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甚主編《新青年》時的陳獨秀麼,但羅亦農制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太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 
  鄭超麟老人特別補充道:有一種傳說,說毛澤東召集和主持八七會議,在會議上長篇大論批評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最後罷免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傳說與歷史事實有多大的出入!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辭去總書記職務了。 
  至於那份明明有毛澤東發言紀錄的「八七會議記錄」,鄭超麟認為,那不過是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讓人補記以向「國際」交差的材料罷了。鄭說,那個年代,會後補記的事並不稀罕。以毛澤東當時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們的具體過節,但其剛強的個性與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與下台的總書記何其相似乃爾!隨著陳獨秀的被迫辭職,茫然登上黃鶴樓的毛澤東,無比悲涼地吟著自己的心境: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5)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誰說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薩蠻》,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控訴」?或者,是對大批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緬懷?不,分明是作者面對黨內驟變的形勢的一種極大的困惑,是對被趕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憑弔—— 
  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潑在地上緬懷故去者的一種古之習俗。民國十六年(1927)春在武昌的毛澤東,面對即將被轟下台去的政治導師,能不「酹滔滔」歟?是的,在「倒陳」的那段時間裡,善於獨立思考的毛澤東不會人云亦云,他也許猜得出,陳獨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羊罷了。性情耿直的「老頭子」的觀點有什麼錯?「中國的事只有靠中國人來辦!」——「老先生」痛徹肺腑的喟歎理應一直迴響在毛澤東的心壁。只不過,一直被共產國際當面領導並監督著的陳獨秀成了斯大林錯誤決策的犧牲品,而毛澤東則利用長征途中與「遠方」失卻聯絡的一段寶貴的時間,成功把中國共產黨引上了勝利之途,讓蘇聯人不得不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現實。 
  毛澤東在遙遠的大西北悄然執掌中共之時,正是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之際。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落入敵手的陳獨秀之所以沒像後來的中共領袖向忠發、瞿秋白那樣一被逮捕便被蔣介石下令就地處決,除因他乃五四時期大名鼎鼎的知識界領袖外,還因他已經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他不過是另類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亦即中國托派)的總書記。該「共黨」只有理論,並無軍隊,全國各地總共也不過百人,並且堅決反對斯大林主義,所以對「黨國」的危害遠不及已在江西蘇區的那個中共。「托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陳獨秀因接受了斯大林在黨內的頭號政敵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而被蘇聯人指責為「托陳取消派」的中國頭子。所以,本以為終將「共匪」首腦一網打盡的國民黨白白歡喜了一場。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適等民國要人的籲請,陳獨秀非但沒被戕殺,倒是按司法程序受了審。次年4月14日上午9:30,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廳,那位誰都得讓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釗大律師自告奮勇前來為被告辯護。陳與章是在日本結交的好友,但自從離開北大後,兩人即沒了交往,相反的,他還曾十分無禮地公開著文罵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計前嫌,毅然接受委託,一時頗受國人稱頌。檢察官朱雋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提起公訴。之後,彭述之等九被告暫退審室,首審陳獨秀。審判長胡善例行公事地問完姓名、年歲、籍貫後,開始從頭問起: 
  問:以前做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問:在何處?答:在北京。問: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學當教授。 
  問也簡明,答也簡明。 
  問:退職後往何處?答:到上海。問:做何事?答:未做事。……問:共黨活動,是否受莫斯科指揮?答:是。……問:當時共黨之活動,第三國際態度如何?是否滿意?答:無所謂滿意不滿意。問:共黨書記是否總秘書長?答:是。問:何時被開除?答:記不清,大約在民國十七年、十八年。問:為何被開除?答:因意見不同。問:被開除後做何事?答:未做事。問:共產黨分幾派?答:分托洛茨基派與史他林(即斯大林)兩派。…… 
  這邊「胡問」,步步緊逼;那邊「陳述」,直言不諱。一問一答,如同一部傳奇,章節越來越引人入勝。 
  問: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即「托派」最終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問: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問:被捕十人中,有幾人認得?答: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報告,作政府偵探,只能將個人情形報告。 
  陳獨秀真乃幽默大師,估計說完這句話,「胡問」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義的化身,遂壓抑住笑意,貌似生氣地發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這下可正中下懷!陳獨秀遂慷慨陳詞: 
  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 
  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時,前來觀賞陳獨秀精彩表演的觀眾爆滿——「旁聽席上,已無地可容」。看客盈門,陳先生格外來勁,這一次,他對強加在頭上的「危害民國」罪名,抗辯得最有道理: 
  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例如滿清政府,曾自認朝廷即國家,北洋政府亦自認代表國家,但是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滿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謂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國,那末國民黨豈非已叛國兩次?……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6)   
  肅穆的法庭上終於爆響了會心的笑聲!人們差一點要為這位被告的抗辯喝彩了!害得胡審判長連忙制止,場面才沒失控。法院審了三天,陳獨秀的精彩答辯也讓旁聽者大叫過癮了三天,而辯護律師章士釗的辯護詞亦十分精彩。兩位老友的辯護詞竟成了經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陳獨秀竟然不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無罪,而且還要求賠償自己「在押期間之經濟上、健康上的損失」!不過,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獨立」已經成了一黨專政時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陳獨秀還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經上訴後改為八年。曾從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見托洛茨基的彭述之,與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領刑五年和兩年六個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陳獨秀即獲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8月27日。「八一三」後,上海已為日軍佔領,南京政府遷都在即。外寇當前,國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條件之一,即釋放一切政治犯。陳獨秀乃全國最大的政治犯,雖已被中共開除,但當然也在釋放之列。於共產黨來說,此翁乃本黨創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領袖,還是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導師,況且堅持反對國民黨政權,故敦其回歸黨內,於公於私,都更為有利。所以,陳出獄後,中共元老董必武馬上銜命登門造訪。於國民黨來說,此人乃一代文壇盟主、獨自於國共之外的思想鉅子,是堅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領袖,不是暴力鬥爭的鼓吹者,故出獄後可供奉高位以招攬人心。然而,要把陳獨秀釋放,政府總得給自己台階下呀!於是,獄方便奉令通知陳寫個悔過書。不料,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聞後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陳獨秀說這句話後的數日,日軍飛機果真夜襲南京,大肆轟炸,僅獄中就挨了八顆炸彈!不悔也罷,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查陳獨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終審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蘇第一監獄執行。該犯入監以來,已愈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 
  因為陳獨秀從被捕至眼下,已經被囚近五年矣,將其刑期減為三年,就等於無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後,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監獄中留影,仍是一副」龍性豈易馴「(陳詩)的軒昂氣宇。照片旁的字為他親筆所題。 
  條件放人。非常時期,當局「依法」辦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國民政府當天就發出指令:「呈悉。應予照準。」第二天,「國府明令」即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上刊出。第三天,陳獨秀這個令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深感恐懼的思想巨獸便從籠中踱了出來。到底是鬥士,陳獨秀出獄後的頭一件事,就給《申報》寫了一紙聲明: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三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像;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銅頭鋼牙,決不言敗,還是那個錚錚硬漢陳獨秀!陳獨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從切身經歷和舊友被屠戮的殘酷現實中,認清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斯大林主義的本質,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同庚,都生於1879年,但兩人素不相識。最早,陳獨秀是從一批自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年輕中共幹部那兒知道了托氏關於中國革命的論斷,而這些論斷與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結果極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半個世紀後方被證實為正確的陳獨秀思想,在當時卻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惡謚大受批判,陳獨秀由此成為與托洛茨基齊名的「托陳取消派」首領。因「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態度,中共理應比國民黨更為痛恨托派的中國領導人。但毛澤東在黨內有了發言權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開始有了變化。陳獨秀提前出獄後,中共領袖們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前提條件是陳必須公開聲明悔過。陳獨秀哪是為了苟活而說違心話的人?他當場就回絕了代表中共前來看望的董必武。董亦為選舉陳為中共首任領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陳慨然曰: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查,礙難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罷。但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斯大林派回來的中共當家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國民黨前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7)   
  ……他(毛澤東——筆者注,下同)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只好遵照實行。……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裡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斯大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斯大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裡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佈,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註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其實,毛澤東哪裡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已成為王明一夥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澤東寫的一通筆記: 
  (王明)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後算賬的時機——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了,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地向王明進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筆記修改後拿給了兩位新當選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與任弼時看,以求得高層間的支持。劉與任都是陳獨秀任總書記時的中共重要幹部。在這之後,中共黨內開展了對黨內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書記」王明的凌厲批判。此時,陳獨秀過世已經半年,遠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毛潤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堅決地與「老子黨」在鬥法了。毛澤東對政治啟蒙老師的感情的確複雜而微妙。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上記載的上面那通在黨的大會上的「最高指示」,難道沒有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惋惜之意嗎?主政中共之後的毛澤東,為何也跟著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責難陳獨秀?他的這種態度的變化曾讓我大感困惑。起初總以為這是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黨的領袖為了討好斯大林的權宜之計,後來我才想明白,這應該源自一個重說黨史的久遠謀劃——我從小就熟記並且還登台表演過的「崢嶸歲月史」,即:毛主席親手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以,1952年頭一回到安慶的毛澤東就沒到他當年的思想導師陳獨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儘管他的一句話讓陳的後人受到了綿綿賞賜。莫非政治家沒有柔腸?難道大人物不講私情?否!就在這一年10月27日,心堅如鐵的毛澤東還曾極為罕見地在濟南「哭墳」,死者雖僅僅是個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憶道,那天,毛澤東讓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專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撫黃祖炎烈士的石碑,不僅喃喃而語:「祖炎同志,我來看你了。」而且還「深鞠一躬」,甚至「淚水順著臉頰慢慢地流下」。誰能令主席如此動情?原來,死者曾在瑞金與延安時代兩度做過他的秘書。看來,一代雄主也有傷心時,只是淚向誰彈而已。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8)   
  毛澤東儘管博學,卻也是在登上安慶的土地上之後才知道陳獨秀名字的來由,可見,陳獨秀不被人瞭解的地方實在太多!陳獨秀的譜名叫陳慶同,官名陳乾生,字眾甫。早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撰寫著名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時,還署名「陳乾生眾甫」,後來廣為人知的「仲甫」即由「眾甫」衍變而來。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釗主持的《甲寅》上發表文章時,第一次使用了「獨秀」這個名字。從此,「陳獨秀」這個大名成了國內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獨秀,這是多麼濃的鄉情,又是何等駭俗的魄力啊!新解密的蘇聯有關文獻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領袖陳獨秀一點錯都沒有!哪一出失誤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國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傾」?何曾「投降」?什麼時候被「嚇破了膽」?為什麼要「分裂黨」?還有,在蘇聯紅軍大舉入侵我中華境內、殺死我一萬多東北邊防軍的「中東路事件」中,陳獨秀反對提「保衛蘇聯」的口號有什麼不對?嗚呼!倒霉的陳獨秀,蒙塵的獨秀峰!孜孜於陳獨秀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寶林先生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細細地數過: 
  1923-1927年,蘇聯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革命做出的無數決議、指示未統計在內——唐注)。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方針,北伐戰略的制訂;到小的如何時結束省港大罷工,何時發動上海工人暴動,如何向中國派遣在蘇留學的中國學生,甚至什麼時候找蔣介石談話,應該找誰一起去談,談時要注意什麼,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 
  中國黨和領袖就這樣被無微不至地訓導著。更可悲的是,這些有自己頭腦的中國精英們,竟連執行蘇聯人大小決策的主動權也沒有!唐寶林繼續寫道: 
  這些決定通過兩個渠道在中國執行:一是直接命令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把這些決定做成共產國際決議或批示、命令、訓令等,讓共產國際在華代表直接執行,或由他們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同時,中共中央還要受駐華大使及鮑羅廷顧問的領導和監督。 
  夫復何言!陳獨秀還有什麼自主權?中國共產黨還算什麼中國人的黨?陳獨秀冤吶! 
  既來安慶,當然想看看當年安慶城裡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陳獨秀在清末民初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但陳長璞女士悲憤地說:「本來還一直存在,只是被當成倉庫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還是被拆除了!」現在,陳長璞女士居住的樓房對面,倒有一座舊衙門樓,殘瓦危柱,一任頹敗,正門外懸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池州軍分區」的木牌,兩側各有四個毛澤東手寫體的大字:這邊是「提高警惕」,那邊是「保衛祖國」。「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譙樓,清朝還當官衙用呢。」學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紹道,「不過一直不屬於地方管,所以也談不上保護和維修。」「安慶市的古建築原來很多,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姚中亮自嘲地笑道,「我們博物館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築,但人家廟裡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蠻像樣子。我們博物館沒錢修,館裡的不少辦公桌還用五六十年代的呢!」陳長璞一聲歎息:「我們『文革』期間『破四舊』破得太徹底了,『文革』之後又拆了不少不該拆的古建築,所以,安慶的歷史遺存太少,向國家申報『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就總也批不下來……」歷代的長江名府,清朝的安徽省會,堂堂的安慶居然不算「歷史文化名城」!震驚之餘,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語——自作自受。然而,當車子駛往北關的陳獨秀墓時,我卻分明看到鬧市區正在新建大片的仿古建築。一邊是大肆拆除歷史建築,一邊卻在偽造古房大興土木,路牌上的「舊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讓人眼冒金星!咳!長江邊上的安慶,正如同黃海邊上的青島——德國建築一條街(廣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築群(遼寧路、聊城路一帶),現在又盯上了民國建築一條街(中山路),一任復一任,文物盡沉淪!然後,再花一大筆錢在原址上蓋一些一點特色也沒有的全國統一模樣的新樓房!想想這種極功利的「開發」與「建設」,真讓人欲哭無淚!其實也不獨安慶與青島,北京的平安大街不也如此嗎?放眼看去,全國哪裡看不到這樣一道讓人揪心的街景呢?陳獨秀墓,會不會也被「改造」得讓人揪心呢?陳長璞淡淡一笑,說:看過你就知道了。 
  北出安慶市區沒多遠,就有一方路標指向西行的公路:「陳獨秀墓」。路已失修,載重卡車、手扶拖拉機來來往往,捲起滾滾浮塵。路兩邊多是些小型企業,院牆上無一例外地描畫著花花綠綠的標語廣告,其中「獨秀武校」和「秀峰房地產公司」的大字格外讓我注目。哦,那座獨秀峰已經近了,聰明的安慶人已經開始知道借用先人的名人效應了。只是,太囂張的塵土和太無序的廠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對完整獨秀峰的仰望的想法過於天真,眼前的獨秀峰是一聯支離破碎的市井組畫:落滿浮土的綠樹,裸出褐石的山坡,雜亂無章的民居,濃煙洶湧的企業……原先我以為獨秀峰該如漓江兩岸的那些綠綠的峰一樣雄奇而青翠呢!作者與陳獨秀孫女陳長璞女士在陳獨秀墓前。(攝於2003年6月)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9)   
  路愈發坎坷,載重車捲起的塵也愈發囂張。經過一座風塵滾滾的水泥廠後,眼前才稍晴。山也漸顯其青,田也漸顯其綠。拐過一片水杉林後,見到一座舊院。司機把車停進了院裡。院內是一座二層小樓,樓欄上橫著一條紅色的布幅:陳獨秀生平陳列館我顧不上參觀陳列館,急急地往杉林那邊走去——因為我已經從翠翠的枝葉間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走過一片水塘,一座兩層墓台上的半圓形大墓出現在眼前。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鐫著一行塗著金粉的大字:陳獨秀先生之墓寬闊整潔的石砌墓道,氣勢不凡的高大墓台,傳統工藝的雕石欄杆,氣度森嚴的松杉林帶,使這座新墓確實很莊嚴也很豪華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隱隱的失望!瞅一眼身邊神色凝重的陳女士,我只囁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陳長璞也點起了頭:「是啊,我們不滿意。」一襲黑衣裙的陳長璞離我遠遠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後,我反倒不願來了,真的,今天不是為陪你,我是不會來的。」直言不諱,真乃獨秀先生之後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陳墓,倒像民國時代的哪位軍政界顯要的陵寢——像我看過的長沙岳麓山中的黃興、蔡鍔的墓?抑或,像南京鍾山裡的廖仲愷、譚延他們的墓?唯獨不像一個畢生鼓吹民主與科學的大思想家、一個倡導並領導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文學家、一個主持過最先進的政黨的大政治家的歸宿。我很快就與陳獨秀的後人有了相同的遺憾:墓應該保持原貌,以昭示陳獨秀先生的平民意識和歷史滄桑感;現在這座高達四米的大塚與闊達九百平方米的兩層墓台,與畢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書法大家歐陽詢的字鐫刻的碑文也讓人略感硌眼——稱「陳獨秀先生」準確嗎?按現時中國的政治習慣,「先生」只用於稱中共以外的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陳獨秀青年時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會時即被叫成「同志」,之後,他手創了中國共產黨,且至死也沒放棄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動,稱「同志」何嘗不可?面對一代先哲的亡靈,面對先哲的襟懷坦蕩的後人,我一時無語。便俯身在腳下的野草地裡覓得幾株無名的黃花,集成束,恭敬趨至墓前,雙手捧至碑座上,然後,為這座新碑輕拭浮塵。正值「七一」期間,沒有官方的大花籃,卻有一簇開敗了的鮮花置於碑座下,一頁白紙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並不講究的毛筆字寫得人心發熱: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飲水思源瞻仰我黨創立人陳獨秀先生陵墓「這些年來,總有人自願地來墓上獻花,也寫這類字,我們也不知道都是誰。」陳長璞有些感動地說。這時,一隊小學生熙熙攘攘地列隊而來。當地的老師們無疑把這裡當成了未掛牌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長璞說,只在爺爺生日或忌日時,安慶市政協和陳獨秀研究會的會員們在墓地舉行紀念活動。看來,性急的安慶人已在民間為自家產生的世紀偉人平反了。從陳長璞的講述和有關資料中,我知道了這座不尋常的墳塋的變遷。 
  陳獨秀墓前,擺放著人們自發敬獻的鮮花…… 
  此地為安慶北郊十里鄉葉家沖,現名林業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層小樓,原先是林場辦公室,1995年被安慶市政府租下,闢為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和陳墓管理辦公室。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陳松年將父母合葬後,並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陳獨秀最早的名與字: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子松鶴年泣立延年與喬年,早已與父親相逢於九泉之下,所以他倆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鶴年乃陳獨秀與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國成立後的頭十幾年裡,松年每年尚能前來掃墓,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陳家人幾乎再未至此。令我頗感意外的是,陳松年一家在那場全民族的劫難中,並未遭受過分的折磨!比比陳長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陳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靈的護佑。陳長璞的那位姑姑叫陳子美,是祖父與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後第二年所生的女兒,也是鶴年的姐姐。「文革」期間,陳子美因系陳獨秀之小女兒而備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後失蹤。世人鹹謂斯人已自盡矣,有的陳獨秀傳記中還註明「陳子美死於十年動亂中」。然而,誰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環球時報》上,竟刊發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對陳子美老人的專訪,原來,陳子美尚在人間,且在美國,時正面臨生存危機!該文披露,當年,陳子美實在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歲的老嫗之軀泅海偷渡,而維繫其性命的,只有綁在身上的五六隻醬油桶!蒼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達香港。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國,未等見其弟(鶴年),陳子美便又經千辛萬苦亡命美國,直至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這個苦命的女人,把兩個兒子接到了美國,豈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後,卻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拿走,從此只好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因積欠房租一萬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若不在規定的期限內繳足欠款,八十八歲的她就只能流落街頭!老人只籌得兩千美元,但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當地報紙披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已應其本人要求提請法院延期審理此案,並資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聞此訊後,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九千美元匯給了陳子美老人。一個月後,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訪問美國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出兩位領事攜鮮花前往老人的住處探望,並表示:以後有事可電話求助。老人遂於次日在住處召見記者,發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陳獨秀之女的困境遂暫告解除。這段真實的故事,是兩位一直研究陳獨秀的專家唐寶林先生和李銀德先生提供給我的。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0)   
  知道了「庶女」陳子美的悲劇,就愈發想瞭解「嫡子」松年一家「文革」時保全之底蘊。問陳長璞:舉國動盪,安徽尤甚,你們一家,憑甚倖免於難?她竟答:我們也不知道。我遂妄自揣測:很可能是偉大領袖當年的那句話還在發揮餘熱,要麼是他老人家乾脆給安徽方面打過招呼而你們依然不知道罷了!陳長璞聽得猶豫了,俄爾,笑笑,說:也可能。 
  197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百年誕辰之日。這一年,安徽省文聯某人要看陳獨秀墓,松年奉命陪同。令松年先生吃驚的是,那一片墳堆幾乎已淪為平地,碑已全不知了去向!是啊,長年無人祭掃的墓丘,怎抵得了春風秋雨的剝蝕?幸好找到當年抬棺的一位老農,才在老農的指點下於樹林叢中找到原墓的位置。殮陳獨秀的是朋友贈的楠木棺,重得很,當年雇了八個壯漢才抬得動,所以老農記得起來。為不再找錯,陳松年特意在身邊的一株杉樹上留下了明顯的刻痕。 
  然而,下次再來,那株大樹卻已隨整個杉林被砍伐!陳松年真真慌了,索性斗膽給安慶有關部門寫信,要求重修陳獨秀墓。那時,舉國一心,「撥亂反正」,他們很快得到了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儘管只有區區二百元人民幣,只夠清理荒蕪培土立碑重壘一座如百姓塚塋無異的墳頭,但這畢竟是共產黨政權對生於斯葬於斯的陳獨秀的正在轉變中的態度啊!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喬年松年鶴年泣立從「乾生、仲甫」,到「仲甫、獨秀」,蒼天在一日日轉晴,公理在一年年復甦。到了1981年5月,如先祖一樣直率的陳長璞為爺爺的「歷史遺留問題」逕直上書中共中央。此信有幸被復出權力中樞的鄧小平讀到,極富政治智慧的鄧公,未對陳獨秀作任何新的評價,只就墳墓一節作出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並望報中央。 
  得鄧小平批示,安慶市財政再撥款二萬元,第二次修墓——比第一次多了一百倍。這一次,土丘加大,直徑三米,週身砌上水泥,但墳頂卻未封,依任黃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蓋棺而論未定。地面鋪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欄,碑也推倒重立,高達兩米的碑上只極簡略地鐫著安徽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既不能稱「同志」也不該叫「先生」,子嗣們的名字也不再出現在碑上。竣工後,陳獨秀墓成為安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陳家人意猶未盡,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復陳獨秀的中共黨籍。後來擔任過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此事:1984年初……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應當恢復陳獨秀的黨籍,但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評價陳獨秀一生活動的文章,澄清過去的歷史是非,使這個黨的重要歷史人物得以恢復其本來面目。 
  鄭文還提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看過送審稿後,親自召集了胡喬木、胡繩和鄭惠等人開會:耀邦同志在會上反覆強調對重要的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非常慎重。……過去很長時期對陳予以全盤否定是不公正的。陳在本世紀的最初二十幾年中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後來犯了錯誤,但也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完全歸咎於陳。 
  不知為什麼,黨的總書記親自組織和審定的這篇《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於一年後才發表,而且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由於學術性載體本身的有限影響,文章中的那些對陳獨秀的空前公允的評價,如「陳獨秀一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等,自然也就沒能成為一種讓全社會聽得到的主流的聲音。上世紀80年代中期,眼瞅著為陳獨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遙了,卻不知為何,又杳無音信了。悠悠十餘載,君問歸期未有期!反倒是正當中共高層討論是否該為本黨的首任總書記恢復名譽的這一年裡,陳獨秀在安慶的故居被拆除了。性情如其祖父的陳長璞等堅信冰雪終將消融,她們一代,她們的下一代,還在安徽省安慶市長江岸邊的陳氏故居舊址。老房子已蕩然無存,現為安慶市自來水公司機關大院。一塊石牌標明此地為「陳延年、陳喬年烈士故居舊址」,隻字未提其父陳獨秀。(攝於2004年4月)致信中南海,要求還陳獨秀一個清白。這位文物局的副局長沒有向我詳說上書中央的過程,更沒談及安慶地方官員對陳獨秀的態度,但我還是從別處知道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安慶政聞」——199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督查局的兩位正局級官員來到安慶,專項督辦李鐵映、曾慶紅關於陳獨秀故居及墓地修復批示的落實情況,並當著安慶市委書記等人的面說過這樣一些措辭嚴厲的話:「1984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過,已不是非常時期,陳獨秀故居為什麼要拆除?」「對陳獨秀墓的維修保護,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這個樣子,兩年是這個樣子,五年還是這個樣子」;「李鐵映、曾慶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的批辦件,不是一般的批辦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市委、市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由於中南海的督促,安慶的「陳獨秀工程」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1999年5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員離去半年之後,安慶市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國家級的「陳獨秀墓規劃設計專家論證會」,通過了安慶市規劃設計院的設計方案,即未來的陳獨秀墓將成安慶市的市級公園,以陳墓為核心,周圍將建起入口廣場、徽式牌樓門、陳列館、紀念廣場、塑像、獨秀亭、詠詩亭、六字軒、延年與喬年紀念亭和碑廊等,佔地面積將達到十一公頃;參拜者若從安慶城裡來,再不必重複我來時經過的那條顛簸不堪的土路,一條寬二十米的高等級公路將從環城路直通過來,路名就叫「獨秀路」!現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國家文物局撥出專項資金,安慶市政府給予配套資金,總投資高達一百二十萬元!國家文物局向來只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撥款,把只是省級文物的陳墓列為「九五」全國重點文物維修項目之一,算是為陳獨秀破例矣!未來的藍圖確實鼓舞人心,只是什麼時候,壓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爛葉才能被徹底清除,把一顆久被壓抑的靈魂釋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脫俗的雕像,讓世人景仰?我瞅著預留的塑像位置犯起杞人之憂:那尊像什麼時候才能被允許立起?它的材料是花崗岩的,還是青銅的?它的風格是寫實的,還是寫意的?它的體量是普通人一樣親切,還是山一樣偉岸?……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1)   
  離開墓地,我們回到了陳獨秀史料陳列館。一個借用的林場辦公室,當然就簡陋得不成樣子,上下兩層樓房,分設五個展廳,收展陳獨秀生平的資料、圖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陳長璞一家為此奉獻多多。在二樓一間佈置成陳獨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裡,我看到了那幀劉海粟老人的奉安慶陳獨秀墓旁的陳列館,遺物多為其後人所捐。(攝於2003年6月)獻——陳獨秀寫給畫家的書法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我知道這幅遺墨的來歷:當年,劉海粟自國外回來,慕名進獄探訪陳獨秀,並求其墨。獄中人揮毫寫下心志,令畫師大為激動!而今,我也實在忍不住激動,趁別無參觀者,央求陳長璞恩准我進入欄杆之內留影志念。陳笑允。我遂進入獨秀先生的「房間」,坐在先哲坐過的舊椅子上,讓小范把我疊印在這幀氣勢若虹的遺墨下。但願今生有此聯醍醐灌頂。安慶的陳獨秀故居不知是否會重建,但故人在上海灘的一處完整的住宅卻一直沒闢為紀念館。早在來安慶謁陳獨秀墓之前的兩年,我即探尋過那幢弄堂裡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場連綿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東找去,尋找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漁陽裡二號」。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確該歸咎於一輩復一輩過於擁擠的生存空間:一條極破敗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個居委會;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裡,老人正哄著孫兒在陶然地看電視。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裡長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雖住處陳舊,但衣著與精神頭兒都十分光鮮,一匯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閨秀春遊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內沒有擎著花傘走出的光鮮小女子。冷雨把許多人堵在了家中。無人可問,我只得自己憑感覺看門牌摸進去:1號?不對!2號?有點像。我收了傘,鑽進了黑黝黝的窄小門洞內,昏天黑地地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旁邊傳出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話。我趕緊自報家門:我,外地的一個記者,來找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眼前亮了,一個壯實與樸實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開了門,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這裡,請進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個人找到了陳獨秀故居! 
  民國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來到了上海。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客居上海。頭一次,十二年前,這個從日本回鄉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亂黨」,因舉辦了一系列煽動推翻清政府的演說而被安徽巡撫聶緝規指名通緝,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時間。次年,潛回安徽蕪湖創辦了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的陳獨秀又來上海,這次是參與「暗殺團」活動。試驗炸藥時,事洩,多人被捕,他僥倖逃逸。但他自此放棄了這種針對某個人的極端行動,認為這不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運動。第三次抵滬,和十年前一樣,還是來避難。儘管已是民國了,儘管他曾任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的實權人物,但因參與了公開反對當朝大總統的「討袁」行動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省長)倪嗣沖的追捕(通緝令上,他名列第一),這位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顧問不得不亡命於十里洋場。那一年,他靠給報章寫文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過得極苦。後來,他曾以「獨秀山民」筆名在章士釗辦的《甲寅》上發表文章,言及滬上生活之慘狀: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後,陳獨秀又告別了高君曼與剛一歲的兒子鶴年,隻身去了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這次的東瀛之行,使他與李大釗等一批發憤改造中國的年輕革命者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也使這位激情萬丈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充足了電。他不再安於躲在異國的榻榻米上靠在別人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來指導人民的思想,他要到爭取民主的最前線親自上陣拚殺!最後一次回到國內的陳獨秀,給自己定好了「崗位責任制」,即:辦一份挽救中國人靈魂的刊物。他的動機十分明確: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誌。 
  他有過辦雜誌的成功經驗:晚清時,他在家鄉辦過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為國內白話報刊之最;在日本時,他幫助章士釗編輯過《甲寅》,與李大釗等的相識,即源自該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國初年,論寫論編,陳獨秀都無愧為國內一流人才;論思想之深刻,更是無人比擬。所以,壯志雄心的陳獨秀借群益書社之殼,於當年的9月15日出版發行了劃時代的《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裡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個人就撰寫了十三篇!後因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週報《上海青年》找上門來,稱有混名之嫌,陳獨秀遂自民國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把刊名改為了《新青年》。眾所周知,《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從此,陳獨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喚醒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睡夢的晨鐘,成了召集隊伍向舊傳統舊文化進攻的傳令書——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精英的那一代人,哪個不曾被陳獨秀的聲音感動得熱血沸騰並因此而投身於自己認定的政治目標?兩年後,陳獨秀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學任教,除了帶去了高君曼及一雙兒女外,還帶去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干將的參與後,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在北京的日子裡,這位風風火火的「總司令」,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所以毛澤東也承認,沒有五四運動,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民國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陳獨秀第一次入獄。北洋政府迫於空前強大的社會壓力,只得釋放了這位知識界的精神領袖。翌年2月,在新一輪牢獄之災降臨之前,李大釗掩護他乘騾車逃離京城,然後南下上海。一如兩年前北上,這次,他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二號的新主人。本來這裡是柏文蔚在滬的寓所。辛亥革命後,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時,聘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差一點讓陳獨秀丟了命的皖省討袁行動,也正是這位柏先生主持的。陳與柏之情誼很有點像後來的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對毛澤東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已為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竭誠拜謁嗎?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張舊沙發佔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臥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鐵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2)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領導當時黨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部在這裡辦公,毛澤東同志也曾一度在這裡工作。 
  居然沒一個字提到陳獨秀!也許,就是嵌這標牌的地方,當時陳獨秀掛了一塊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氣地寫著一行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不知這個「限時令」對革命同志是否適用。民國九年(1920年)春天住進這裡的陳獨秀,把他的家當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更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辦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羅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滿口山東平度口音的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鐘對於主客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亦譯威金斯基),但「吳先生」的來歷只有陳獨秀本人知道,甚至連在北京寫信介紹他來滬的李大釗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釗先生只以為這是俄籍同事介紹來的一位海參崴記者呢!其實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華裔蘇共黨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海參崴的華僑領袖楊明齋。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只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蘇共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文博士。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國民黨的「教父」孫中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只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南陳北李」這些勢力尚小的但卻理想純真的馬克思主義者。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1920)8月某日,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和施存統在此宅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並推舉陳獨秀為本黨總書記。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C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其實最早的一批中共黨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裡寫過。張國燾說,是年8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張申府則寫過,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就住在漁陽裡2號陳獨秀家裡,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這比人們習慣的建黨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週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頻繁聯繫,並分頭致信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裡的召開。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共黨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該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了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1924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陳獨秀而籠罩在中共黨史上空的迷霧實在太濃! 
  民國九年(1920年)的陳獨秀頭上沒有迷霧,這位導師像陽光一樣暖熱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斷接見前來求教者,這其中,就有在北京時見過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澤東,當得知毛潤之欲回湖南興辦文化書店卻囊中羞澀後,陳獨秀甚至親自為其在亞東圖書館作保三百大洋!後來,在大西北的窯洞裡,毛澤東就曾感慨過:就是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次長談之後,他才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啊,對這些如饑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們來說,十五分鐘的時間怎麼能夠?建黨之後的陳獨秀,成了職業革命家,他的《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了本黨的機關刊。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廣州復刊時,主編已是瞿秋白,刊物內容也不再是為全社會所追捧的綜合性雜誌,而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陳獨秀時代的《新青年》不復存在,但由此刊哺養大的一代「新青年」卻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新青年》不朽!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侷促的房間,哪裡是編輯部?我想上樓看看。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的閃光燈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帶回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裡就隱隱發熱。樓上只兩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簾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臥室;另外小間,則是亭子間無疑,陳獨秀把它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3)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裡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8月5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裡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裡被捉拿,只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裡,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志。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只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傢俬宅裡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彆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裡!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裡,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裡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佈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只兩行字:陳獨秀曾在此居住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佔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裡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裡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匯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裡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麼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饑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制、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麼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裡啊!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面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虱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裡每天只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面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麼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巨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持「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4)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不妨再讀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我們對共產國際有兩個要求:一、盡量多派些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同志回國工作。二、為我們追加資助以下事宜的款項:1.《嚮導》200元2.小冊子和傳單200元3.在地方巡視的中央視察代表(2人)240元4.天津黨組織150元5.鄭州黨組織70元6.安源黨組織30元7.長沙黨組織30元8.漢口黨組織60元9.上海黨組織60元10.山東黨組織60元11.河南宣傳專員(2人)60元12.……(以下略)共計1400元把預算增加到這個數字是必要的,請核准。我們希望從4月起,連同以前批准的預算,你們每月按時給我們寄來共計3650元(中國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預算,我們在1、2、3三個月應收到6750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3423美元,僅相當於5887中國元,因此還差863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原理,叫「存在決定意識」。的確如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就一直被盧布「決定」著。 
  民國十六年(1927年)暮春,陳獨秀被迫辭去總書記職。當時黨內指責他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大革命失敗,而原因竟是——因為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實已經證明:恰恰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執行了「遠方」的「英明領導」,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且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罪狀」和七十年後人們才瞭解的事實真相——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主動放棄了中共對大革命的領導權(有指令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中共黨員辭職的文件為憑);在反共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他反對陳延年(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周恩來(中共軍委書記)、毛澤東(中共農委書記)的對蔣介石進行反擊的主張,反倒採取了「妥協政策」(有他公開發表的文章為證);他反對軍事北伐;他放棄統一戰線,屢次提出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他批評急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甚至在「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還反對中共掌握武裝。因此,大革命失敗了,黨的一把手罪責難逃!實際上,聯共(布)中央壓根兒沒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識分子的中共,他們先去拉攏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吳佩孚,失敗後又去聯絡佔據華南一隅的孫中山,他們派給國民黨的總顧問鮑羅廷比國民黨人更不屑於與陳獨秀們打交道。你要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他們就指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裡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讓更多的人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就批評你要「嚇跑中派和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語);你要憤然退出已經拿自己不當東西的國民黨,他們的特使就專程從大老遠的莫斯科趕至上海當面制止,後來乾脆把共產國際遠東局搬到了上海,以便當面管束你!你不是沒提出反擊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決定,更不可能不想擁有自己的武裝,但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一方面決議「關於紅色部隊的問題眼下仍不作決定」,一方面卻決定給廣州的國民黨「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九千支、機槍一百挺、手榴彈一萬枚、一些擲彈炮、飛機六架和無煙火藥等;給馮玉祥和岳維峻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五萬支……」,從政治到經濟,你都一無所有,所以,你徒喚奈何!等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從鮑羅廷、羅易等洋人那兒傳達過來後,你還有能力去讓農民「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嗎?還來得及「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嗎?還有權力「成立以著名國民黨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嗎?所以,你,陳獨秀,只能成為替罪羊,被罩上一頂昏天黑地的「右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陳獨秀離開了領導崗位,但蘇聯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國,於是,就召他去莫斯科「從事理論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國自由,但陳獨秀卻「英明」地拒絕了。直覺告訴他,此去蓬山無歸路。事後發生的一連串人間慘劇也真的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為掩飾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過失,不光抹掉了一個陳獨秀,過後還把蘇共黨內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級幹部殘酷處決!這其中,就有許多陳獨秀所熟悉的人,如鮑羅廷(駐國民黨總政治顧問)、布勃諾夫(蘇共中央書記兼政治局中國使團團長、曾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加倫(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季山嘉(軍事顧問團團長)、加拉罕(蘇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米夫(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羅明那茲(共產國際特使、八七會議的實際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時的蘇聯政府特使越飛是被迫自殺的。而最早引蘇共密使進入中國的我的山東平度老鄉、蘇共黨員楊明齋,曾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國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謂的「肅反」中一併被殺害!當年擁護或反對斯大林中國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說得非常公道: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5)   
  但即使陳獨秀被罵成了「取消派」,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週年的日子裡,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張,改變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線。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會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工人代表向忠發,而是威嚴無比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同志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蘇共負責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同志。蘇聯人直接上台了。斯大林無比莊重地告訴中共:儘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然而,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親自製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開除了這位前任總書記及若干追隨者的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黨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消息。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道: 
  獨秀聽了我的敘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我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強的陳獨秀沒有屈服,沒有驚慌,更沒有像日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樣違心地反覆認罪。他堅信自己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然而,彼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幾個能知道陳獨秀的悲劇正是聯共黨內鬥爭在中國的延續呢?旁觀者清啊!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頂頭上司鮑威爾先生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外國人知道中共的背後,存在著俄國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鬥爭,不過是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國內所作的生死鬥爭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創的黨剔除後的第二十五天,無所顧忌的陳獨秀髮表了披肝瀝膽的《告全黨同志書》,痛陳斯大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種種錯誤。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聚會,將黨名改為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繼續向國民黨政權和斯大林主義同時進行戰鬥。彼時,「地下」的陳獨秀怎麼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時間裡,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義城裡的一幢黔省軍閥的棄樓裡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極要緊的會議上,被蘇聯人指派擔當中共領袖的那幾個從莫斯科回國的後生們,連同牛皮烘烘的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已經被毛澤東聯絡張聞天、王稼祥等轟下台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始走上了陳獨秀所嚮往的獨立自主的道路。連蘇聯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層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故,更遑論隱蔽於上海灘的陳獨秀!兩年後出獄的陳獨秀,本來有可能與中共再續前緣,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葉劍英都曾奉命與之長談過,但最終他還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後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領頭誣為民族罪人——「托匪」。其實,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獄後的「托匪匪首」已經與中國托派決裂,他的思想牢籠已經徹底打破,他不再對斯大林個人進行深刻批判,而是對產生斯大林的整個社會制度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連他曾引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導師列寧,也不再迷信。這位頂著光亮頭顱的中國人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 
  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寧要民主不要專政!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時斯大林譯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 
  他甚至連早年追隨的導師列寧也提出尖銳的指責: 
  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黨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 
  對自己的正在受難的俄羅斯「同黨」托洛茨基,他的責問更是不客氣了: 
  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6)   
  (「無產階級獨裁」)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離騷》。困厄中的陳獨秀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沒有放棄他對真理的追求!他極為深刻地說出:列寧、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的蘇共領袖們所奉行的「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布朗基主義」,他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與馬恩之不同」!驕傲地稱「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的陳獨秀,留給了中國一份怎樣寶貴的政治遺產啊!故人雖乘黃鶴去,但縱觀中國的曲折發展史,哪一步沒在印證著這位先哲的偉大與超然?大哉!這位「終身的反對派」!這位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偉大預言家!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將留有英名的東方探索者! 
  站在陳獨秀墓前,我忽然想起死者的一位故友,想起他的那位故友,身後被冠上的那一大串燦爛的頭銜,稱之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他是「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逐一套試,毛澤東追授給魯迅的每一頂桂冠,也許讓陳獨秀那顆大腦袋戴上更為合適。長期以來,黨史上「揚李貶陳」,新文化運動上「拔魯抑陳」。被捧上天的是別人,被踩入地底下的總是陳獨秀!這是對歷史真實的多大的歪曲啊!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豈不知天堂裡的李大釗、魯迅也會為深陷地獄裡的故友的遭際而感到悲哀! 
  懷著對黃土裡的亡靈的深深的敬意,我們離開了林業村。車過依舊蒙著濃塵的獨秀峰時,我突然走了神兒。我記起美國的那座刻著四位總統頭像的名山。是呀,我們中國的獨秀峰,不也是一座雕塑山?一座理應比大洋彼岸的那座山 
  更為傳神的人像山?讓你不得不仰望的巔頂,自然是他的有稜有角的頭顱;扎根於長江之畔沃土中的整個山體,就是其偉岸的身軀。向陽的峭壁是天然的豐碑,就刻上他在獄中愛給求墨者題寫的另一副對聯吧: 
  海底亂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 
  至於落款,就用他曾喜歡用的一個筆名吧——D.S,因為這既是「獨秀」兩個字的英語縮寫字母,也是他所崇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標識!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賽因斯(Science),科學。總有一天,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習慣這兩個由陳獨秀先生率先舶來的西方詞彙。 
  2003年5月29日2005年8月14日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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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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