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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侵華罪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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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1)

    日本關東軍侵華罪惡史緒章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對外侵略擴張政策    
    一個國家制度,占主導地位的統治力量,決定了一條對外發展路線,這是一種體制論思維方法。從這種思維出發,考察近代日本的發展,我們會發現日本關東軍是近代天皇制的產物,是日本軍國主義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急先鋒。它的存在及其發展,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縮影。    
    為弄清日本關東軍侵華問題,我們有必要弄清與之密切相關的近代日本天皇制,日本軍部在統治結構中的地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等問題。    
    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    
    1867年12月,日本發生了「王政復古」政變,成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此後,新政權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是由以下級武士為主導所進行的一次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意義,並帶有近代民族民主運動鮮明特點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萬峰:《日本近代史》第3頁。它的任務是實現近代民族獨立和建設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明治維新」是一次歷史的進步,被稱為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飛躍(第一次是「大化革新」)。由此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成為亞洲獨一無二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明治維新又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如天皇君主制、寄生地主制以及財閥等的存在,都是明治維新不徹底的表現。因此,可以說近代日本是在進步與反動的並存、鬥爭中發展的。走的是一條畸形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即在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同時,也走上了一條軍國主義的發展道路。由明治維新所形成的近代日本的存在方式是,以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為國體,以君主立憲形式的近代君主獨裁為政體的近代天皇制。正如馬克思評論普魯士軍事專制時所說,是一個「以議會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2頁。由此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同時確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至1945年日本戰敗,近代天皇制的確立和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明治新政權成立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是近代天皇制的雛形期。這一時期,明治政權成立伊始,就發佈了《五條誓文》和《政體書》,確定了近代日本的發展目標和方針、政策。接著進行了「廢藩置縣」、「奉還版籍」、「秩祿處分」、「地稅改革」等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並平定了封建士族的暴亂(以1877年西南戰爭為突出點),從而確立了近代天皇制的經濟政治基礎。    
    第二個時期,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到1890年明治憲法的頒布,明治政府提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國策,大力推進近代天皇制的建設。在政治上,由於自由民權運動和人民群眾反對藩閥專制統治的鬥爭,明治政府於1885年改太政官制為內閣制,開始正式實行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政治制度。至1889年以欽定方式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於次年實施,並開設了議會,至此,標榜資產階級民主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大體完成。在經濟上,以國家資本為主導大力推進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出現了早期產業革命熱潮,農村的寄生地主制也基本形成。在思想文化上,1882年頒布了《軍人敕諭》,1890年頒布了《教育敕語》,確立了天皇主義的思想統治體系。以上標誌著近代天皇制的正式確立。    
    第三個時期,從19世紀90年代初至20世紀10年代初。這一時期,日本對外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修訂了不平等條約;對內完成了產業革命。這表明日本資本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並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近代天皇製作為資產階級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最終完成。萬峰:《日本近代史》第202頁。    
    第四個時期,從20世紀10年代初至30年代初,這一時期,伴隨著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日本也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同時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也伴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對近代天皇制產生了巨大衝擊。但另一方面,隨著世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天皇制軍國主義,向著法西斯化的方向發展。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近代天皇制政權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權力向帝國主義法西斯專政轉變的過渡時期。    
    第五個時期,從30年代初至1945年。這一時期,日本法西斯發動「九·一八」事變,首先在東方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開始了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並在戰爭中把日本推向國家法西斯化。1936年「二·二六」事變後軍部法西斯獨裁政權的確立和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標誌。至1941年東條英機內閣的全面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確立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標誌著日本法西斯化達到最高潮。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近代天皇制最反動的時期——法西斯帝國主義時期。或者說,因為日本法西斯的基礎是近代天皇制,其突出表現形式是以軍部勢力為主導,所以又稱日本法西斯是天皇製法西斯主義或軍部法西斯主義。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2)

    日本近代天皇制始終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這是從近代天皇制的階級屬性或者國體來加以認識的,因此也可以說,近代天皇制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這是對近代天皇制的總的概括。但另一方面,近代天皇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變化既有日本國內的內部因素,也有國際的外部影響。這種變化主要是指社會結構和功能,以及統治方式和機能的變化。這種結構功能性變化反映出的基本特徵,就是近代天皇制的兩重性。從上述階級性質和結構功能兩個方面認識近代天皇制,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天皇制以下的主要特點。    
    (1)天皇總攬大權和多種政治力量集合體的集團統治方式。戰前的日本天皇既不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的「虛君」狀態,也不像美國總統那樣握有國家的重大權力,但是天皇作為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僅總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統帥權,而且實際上還擁有財權(財權指天皇以擁有大量財產的經濟權勢來干預政局)和文權(指天皇作為「國君」和「國師」,有權為國民規定思想道德準則,如發佈《軍人教諭》和《教育教語》等)。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第1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3條);天皇「總攬統治權」(第4條);「天皇批准法律,並命令其公佈和執行」(第6條);如此等等。    
    在天皇總攬之下,作為行政機構的內閣,其國務大臣的職能是「輔弼天皇」,即輔佐天皇施政,只對天皇負責,而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國家那樣,對國會負責。立法機關的議會,由貴族院和眾議院組成。貴族院是敕任議員,眾議院是選舉議員(選舉資格限制很嚴,在第1次選舉時,有選舉權者僅佔日本人口的11%)。兩院表面權力相等,實際上貴族院牽制眾議院。司法機關的「裁判所」(法院),亦「以天皇名義,依照法律行之」。上述被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稱為「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在日本雖有其形,但其「實」卻大打折扣。此外,在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中還有兩種佔有特殊地位的力量,一是軍部勢力,它代表著「統帥權獨立」(詳見下節)。一是宮中勢力,包括元老、重臣(內大臣)、樞密院等。其中樞密院作為天皇的最高顧問府,是天皇意志的重要體現。除具有對重大國事進行咨詢的職能外,甚至可以否決議會的決議和內閣的政策。有學者認為,「像日本樞密院這樣的機構,是其他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的。它和帝國議會、內閣,同為支撐天皇制統治的三根支柱」。萬峰:《日本近代史》第188頁。    
    由天皇總攬大權,各職能部門分權構成的近代天皇制,是一種既集權又分權的雙重統治結構,這樣各種勢力之間相互牽制、相互制約,而由天皇掌握最終決定權,從而根本反映天皇制的集體意志。    
    (2)近代天皇制的性質始終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但各政治力量並不平衡,不同時期各有消長。其中主要有藩閥、財閥、官僚、政黨、軍部以及宮中勢力等幾種政治力量,其統治形態也相應出現過藩閥政治、政黨政治和軍部法西斯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是由藩閥和軍閥(兩者經常渾如一體)為主導的藩閥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1932年出現過短暫的政黨政治,其後是軍部法西斯專政。需要明確的是,各統治力量在維護天皇制統治的根本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經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的。    
    (3)在對外關係方面,日本近代天皇制走的是一條從屬與侵略並存的道路,即所謂「失之於西方,取之於東方」。明治維新時,日本仍然面臨著半殖民地的危機,擺脫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勢力的壓迫,實現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成為明治新政府頭等重要的外交課題。明治政府成立後,立即開始了實現民族完全獨立自主的鬥爭。這一鬥爭集中體現在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上。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問題是「治外法權」和「關稅自主」問題,然而在明治初期,日本收回國權的鬥爭並不順利,西方列強以日本「不開化」、「沒有資格修改條約」為由,拒絕交涉。為迎合西方列強的口味,日本曾經出現過「鹿鳴館外交時代」(19世紀80年代,日本通過建洋館,穿洋服等洋化手段,討好西方國家)。到19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逐漸向帝國主義過渡,西方列強的矛盾鬥爭為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創造了條件。1894年7月,英國率先簽訂了日英新的通商條約,美、德等國也相繼重訂了新條約。通過這次修改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關稅自主權也得到很大恢復。進而到1911年,日本再次與美、英等西方各國全面修訂條約,完全實現了關稅的獨立自主和法權上的獨立平等。至此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得以完全實現。    
    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歷經40年,其成功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日本人民要求實現民族獨立自主的結果,但也要注意到,新興的日本資產階級也有維護民族獨立,擺脫西方列強殖民壓迫的要求。雖然他們的態度較之於人民顯得十分軟弱,但比較注重瞭解西方情況(如派遣巖倉使節團),重視發展自身實力,善於利用國際矛盾,在完成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國家的完整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和歷史功績。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3)

    與對西方列強的態度相反,日本對亞洲各國採取了蔑視和侵略的態度。從1874年發動侵略中國台灣的戰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多次發動戰爭,對亞洲弱小民族、國家和地區進行武裝侵略,將別國的領土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對那裡的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奴役,對那裡的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其野蠻性和瘋狂性,比起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始終是近代天皇制對外發展的主導方向。    
    上述近代天皇制的對外發展模式,稱之為「脫亞入歐」方式,其具有代表性的論調,是福澤諭吉所寫的《脫亞論》。該文說:「我國不可猶豫,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隊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這個論調集中反映了近代天皇制的對外發展戰略,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理論指南。    
    (4)在經濟方面,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及壟斷資本的形成,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有許多特異之處。    
    第一,跨越式的發展模式。一般來說,資本主義的發展,由原始積累開始,經過產業革命,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然後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由於各種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作用(如日本資本主義的因素極為薄弱,而西方資本主義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等等),日本要追趕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就不能亦步亦趨,而必須是跨越式的追趕。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看,自明治維新開始至19世紀80年代初,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明治政府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大力引進西方工業文明,建立近代企業制度,為資本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其突出特點是,後進國移植型資本主義。從19世紀80年代到甲午戰爭,是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早期產業革命階段。其特點是產業革命和原始積累同時進行。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是第一次產業革命高潮和日本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其特點是在產業革命過程中已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從日俄戰爭後到20世紀10年代初,日本出現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高潮,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同時壟斷資本主義也大體形成。因此,可以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循序漸進地發展,而是交錯跨越式發展。    
    第二,與上一個特點相適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國家政權和國家資本的作用極為突出,因此有人稱日本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上是以資本家階級為主體,是自由資本主義自然而然地開展和實現的。而日本的情況是,從原始積累到工業化實現,一開始就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組織和推進的,在這個意義說,日本幾乎不曾有過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且國家資本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私人資本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性很大,從而決定了國家資本在日本資本主義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資產階級亦有其特點。在幕府末期存在著擁有特權的「政商」,明治維新後他們與政府聯繫密切,轉化為新興資產階級。還有許多封建領主出身的華族,通過改革俸祿制度,也轉化為金融和產業資本家。這樣的資產階級結構殘存著相當濃厚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資本主義帶有一定的封建性。他們在政府的保護下,形成了少數特權資本,從而控制了各個部門的支配權,使日本資本主義很快出現了壟斷現象。到日俄戰爭前,已經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和古河、澀澤、大倉等二流財閥。他們幾乎壟斷了工業、金融業和交通業等重要部門。日俄戰爭後,這些壟斷組織很快發展為康采恩性質的壟斷組織,形成了多角經營形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財閥資本已經壟斷了國家經濟,標誌著日本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確立。財閥壟斷資本是帶有濃厚封建性的現代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企業集團,其組織經營形態一般以「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關係,結成「家族康采恩」。因此也可以說,日本壟斷資本主義是「家族康采恩」式的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從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內容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是從輕工業向重工業發展。而日本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毋寧說是從國營重工業部門開始的。雖然從私人資本主義來說,工業化還是從紡織業等輕工業部門開始的,但從整體上看,由於日本資本主義一開始由國家組織和推動,以軍事工業為「龍頭」的國營重工業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牽引車」。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可以說是以軍工生產為主的國營重工業的近代化帶動以紡織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實現近現代化。這種軍事工業的主導性,決定了日本資本主義帶有明顯的軍事性質。同時也是近代天皇制具有明顯軍事性的重要表現。    
    第五,日本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瘋狂的侵略性和掠奪懷,可以說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殖民侵略擴張中實現的。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例如,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獲得了大量殖民權益和戰爭賠款,從而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第1次產業革命高潮。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4)

    (5)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天皇主義和軍國主義,近代天皇制通過國家政權,向國民灌輸「天皇國體觀」和「武備第一」的思想,以此來支配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統治首先是對軍隊進行思想統治。1878年和1882年,日本相繼頒布了《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強調軍人必須信守「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貴儉樸」的武士道信條,以此來為天皇制軍國主義效忠、賣命,後來還把所謂「戰功者」如廣瀨武夫、乃木希典等捧為「軍神」和「聖將」,宣傳純屬自殺式的「肉彈攻擊」,愚弄軍隊士兵充當軍國主義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確立時,還以天皇名義發佈了《教育敕語》,強迫人民「尊崇天皇」,「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這個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統治的指導方針。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義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還借用西方哲學思想為天皇主義粉飾。如西村茂樹所作《日本道德論》,主張以西洋哲學補充「東洋儒教」;受命解釋《教育敕語》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語衍義》中把德國的國家主義嫁接到日本家族主義之上,提出了「家族國體觀」、認為「國家至上的忠孝倫理乃是敕語的核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第130、161頁。。這樣,天皇主義披著「西洋」外衣,成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    
    (6)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天皇制軍國主義很容易地與法西斯主義結合起來,使近代天皇制進入了最黑暗最反動的法西斯天皇制階段。    
    在政治上,軍部法西斯通過發動侵略戰爭,不斷強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統治結構日益法西斯化。軍部法西斯不僅對無產階級革命進行鎮壓,而且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踐踏。1932年軍部法西斯發動「五·一五」政變,宣告了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結束。1936年又發動「二·二六」事變,確立了軍部法西斯獨裁政權。到1940年所謂「近衛新體制」,代表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形式已經不復存在,議會制度形同虛設,實際上完成了「一黨一國」的獨裁政治體制。1941年東條內閣的上台,更使軍部法西斯主義政治獨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階段。    
    在經濟上,軍部法西斯推行經濟軍事化和經濟統制政策,將國民經濟納入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軌道。首先,以軍費開支為核心的國家財政膨脹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推行「高橋財政」,在1931~1936年期間,財政支出由148億元上升到228億日元,其中軍費由45億日元增加到103億日元,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率由30%上升到47%。在龐大軍費支持下,日本不斷擴充軍備,使侵略戰爭不斷升級。其次,運用國家權力,對經濟實行全面控制,使經濟發展完全為侵略戰爭服務。1931年日本頒布《重要產業統製法》,開始對重要經濟部門實行統制,而後又提出了《日滿經濟統制方案要綱》,實行「日滿一體」的統制經濟。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經濟軍事化和統制經濟全面展開,頒布了《臨時資金調整法》、《國家總動員法》等一系列軍事性統製法律,標誌著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業已確立。到近衛內閣時期,頒布了《確立經濟新體制要綱》和《重要產業團體令》,確定了將國民經濟作為國家整體的原則,按各產業類別設立統制會,對經濟運行實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成立了軍需省,頒布了《軍需會社法》,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體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義戰爭體制,強制推行經濟軍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學工業的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實際上這完全是戰爭需要帶來的「跛行景氣」,造成了經濟結構的畸形化,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失去平衡。龐大的軍事工業和軍事財政,只能用於戰爭消耗。軍需生產的擴大必然是對社會總財富的掠奪。這種消耗性掠奪性的經濟方式,獲利的只能是大壟斷資產階級,最終國民經濟必將走向崩潰。戰爭經濟還必然導致國民生活貧困化。法西斯將沉重的戰爭負擔轉嫁給人民,一方面必然是勞動強度不斷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斷下降。人民經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總之,軍部法西斯推行的經濟軍事化和統制經濟,是近代天皇制發展的極端表現,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極端反動。    
    在思想上,天皇主義、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結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義和「高度國防國家」的軍事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以「超國家主義」理論提出「天皇赤子觀」,強調「君民一如」是日本國體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幹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義論」,鼓吹由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權威統治「道義的國家」日本。高素之也接過墨索里尼的國家集權主義論調,認為「萬世一系」和天皇國體是日本「獨一無二」的精華,宣揚「英雄獨裁主義」。軍部法西斯政權建立後,法西斯天皇主義意識形態日益強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發佈了《國體之本義》和《臣民之道》,強調以天皇的「聖德」永遠統治日本,國民盡「臣道」維護國家,是「萬古不易的國體」。橋川文三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187頁。    
    另一方面,軍部法西斯從現代軍事理論出發,提出了「高度國防國家」理論,強調在天皇的絕對權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國防國家」,即法西斯主義的「總體戰」體制。「九·一八」事變後,這種「高度國防國家」的思想形成高潮。軍部法西斯通過在鄉軍人會等法西斯團體,大力開展「國防思想普及運動」。對人民進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統治。1934年軍部發佈了《國防的本義及其加強國防的倡議》的小冊子,全面闡述了法西斯主義的「高度國防國家」思想,並廣泛向社會進行宣傳,毒化人民。當時民主人士評論:這是「以筆為劍的『五·一五』事件」三輪忠公編《再考·太平洋戰爭前夜》第88頁。;同時,軍部法西斯更為注重對軍隊的思想控制。1941年軍部發佈了被視為「皇軍座右銘」和《軍人敕諭》戰場版的《戰陣訓》,強調軍人必須視勇武為「皇軍精神」之根本,以對天皇的絕對服從為「軍紀之精髓」,愚弄士兵為法西斯侵略戰爭賣命。總之,法西斯天皇主義是各種反動思想的大雜燴,它以極端集權主義方式,用天皇主義的封建倫理和法西斯的國體意識統治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一部分:前言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1)

    二日本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化過程    
    1「軍部」的概念    
    「軍部」一詞,在戰前日本曾經十分流行。據日本學者井上清研究表明參見《日本軍國主義》(三)第5~14頁。,「軍部」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最初出現在1913年2月田中義一少將(時任第2旅團長)致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的信件中。不久陸軍省軍事課長宇垣一成在其撰寫的《關於陸海軍大臣問題》一文中,多次使用了「軍部」一詞。當時軍國主義分子使用這一詞彙,主要是指軍令和軍政等國家軍事機關而言,其含義是要表明,將國家行政部門(政府)與軍事部門對立起來,即表明統帥權獨立。另外,針對社會上將陸海軍政治勢力稱為「軍閥」這種帶有貶義的稱呼,而儼然自稱為「軍部」,以表示「國家之正統」。這樣「軍部」就成了「軍閥」的代名詞。後來「軍部」一詞逐漸成了一般社會上的普通用語。但是其含義已超出特指軍事機關的歷史概念,系指以軍事機關為核心的軍事實體,不僅壟斷國家軍事(不許議會、政府等介入),而且在政治上與政府分庭抗禮的「某種特殊的政治勢力」。    
    井上清對「軍部」所下的定義是,「軍部」包括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以及關東軍和其他軍事機關。或者甚至可以說,「軍部」是由「少壯派軍官」、「中堅軍官」等組成的一個集團。它依靠陸海軍或其總體的軍事力量,恣意操縱全部國政。《日本軍國主義》(三)第5頁。這個定義指明了構成「軍部」的人及其組織的結構範圍;明確了「軍部」的功能和作用。在這個定義基礎上,我們認為,其一,「軍部」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時期的一種歷史現象,它是近代天皇制的產物,與近代天皇制和軍國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其二,「軍部」又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作為近代天皇制國家統治機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具有一般軍事上國防上職能的軍事力量,而且是對內政、外交等國家政治具有重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政治力量。其三,「軍部」既是一種統治機關(如陸軍省、參謀本部等),又是一種軍事的政治的勢力集團。「軍部」勢力不僅包括軍事機關和軍隊等軍事力量,還包括准軍事力量(如在鄉軍人會等)。它是一個以軍事機關為核心的政治力量集合體。    
    2「軍部」的「獨立」    
    「軍部」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其形成和發展是與近代天皇制的形成與發展相伴隨的。由於明治維新後所形成的近代天皇制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所以也就規定了天皇制下的軍隊只能是為這種專政服務的工具。    
    明治維新一開始就是打著天皇「王政復古」的旗號進行倒幕維新運動,因而造成了近代社會變革運動的極不徹底性。這種歷史的局限性決定了明治新政權及其軍事制度帶有極為濃厚的封建性和專制性。明治政府成立時,雖然在機構上設立了陸海軍科(不久改為軍防事務局),但幾乎沒有自己的軍隊,只能利用各藩(封建諸侯)的軍隊。後經過「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明治政府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解散了各藩的軍隊,將藩兵改為鎮台兵(地方軍隊),並組建了中央直屬的天皇「御親兵」(約8000人,1872年改稱「近衛兵」)。這樣的軍隊,「首先是為了保衛天皇和官僚的政權,防止國內人民和士族反抗政府,尤其是針對一般人民的武力」。《日本軍國主義》(一)第169頁。在此基礎上,1873年初日本頒布徵兵令,建立起天皇制常備軍制度。這種制度形式上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建軍制度,實質上是「天皇制軍國主義的欺壓人民和侵略鄰國的軍隊」。到後來在明治憲法的規定下和軍國主義的軍隊教育下,日本軍隊成了「天皇的軍隊」,成了近代天皇制對內鎮壓人民和對外進行侵略的重要工具。    
    與軍隊建設相適應,軍事機構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明治前期日本實行太政官制度(1868~1885),太政大臣作為天皇最高輔佐者,總攬政治、軍事大權。太政官下的軍事機關初為兵部省,其首腦兵部卿在太政官領導下負責處理海陸軍一切軍務。1872年兵部省撤銷,分設了陸軍省和海軍省。這一時期日本陸海軍的軍政、軍令是通過各自的一元化組織機構實施的,即軍政、軍令的統一。而且軍事機關隸屬於太政官、實行的是法國式的兵權從政主義。有一種例外是,在非常時期臨時任命「討伐總督」,賦予軍政、軍令上發號施令的權限,如西南戰爭時任命有棲川宮熾仁親王為討伐總督,負責指揮討伐的軍事事務。討伐總督在官制上不受太政大臣節制,有某種「獨斷專行權」,從而造成了政治與軍事的一元化組織的破壞,為後來軍部專橫跋扈埋下了種子。    
    至19世紀70年代中期,由於受國內自由民權運動的衝擊,以及歐洲普法戰爭德國勝利的影響,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閥頭目認為,為防止政治運動波及到軍隊,加強天皇對軍隊的實際統帥權,應當倣傚德國的兵權獨立主義,將軍令機關獨立出來。1878年12月,由太政官發佈命令,撤銷了原隸屬於陸軍省的參謀局,新設了天皇直轄的參謀本部。根據條例規定,參謀本部長作為天皇在陸軍軍令方面的最高參謀長,負責處理規定的軍令事項,即有關用兵的軍令權從太政官制中獨立出來。這是軍部獨立的重要一步。1886年軍部機關進行改組,成立了陸海軍聯合的中央軍令機關。該機關在皇族參謀長之下,由陸海軍將官各一名任副參謀長,其下並列設置了陸軍部和海軍部。但這種軍令統一隻經歷了三年,明治憲法頒布不久,陸海軍軍令機關分開,陸軍恢復為軍令獨立的參謀本部,而海軍參謀本部重歸海軍大臣管轄,海軍仍實行軍政、軍令一元化組織。    
    


第一部分:前言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2)

    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日本加緊進行對朝鮮和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準備,為此1893年日本軍事機關進行了一次重大調整。一是成立海軍軍令部,實行海軍軍令機關獨立;二是制定了《戰時大本營條例》,確定戰時實行以參謀總長任長官、由陸海軍的軍令、軍政機關首腦組成的統一軍事體制。第二年日本就發動了甲午戰爭,隨即第一次成立了大本營。至此,日本軍事機構的框架基本確立起來。這是軍部「獨立」的重要標誌。    
    與軍部機構確立相適應,軍部的權力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其根本點就是所謂「統帥權獨立」。狹義的統帥權是指用兵權,即軍令權,包括制訂國防方針、作戰計劃,動員、調動、指揮部隊等。廣義的統帥權是指包括軍令、軍政等軍事事務的權力,軍政權包括編製、訓練、後勤保障等內容。我們說軍部的「統帥權獨立」是指廣義的統帥權。    
    近代天皇制國家的軍事權力的法律基礎是由明治憲法確立起來的,憲法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第11條,指軍令權),「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第12條,指軍政權)。即天皇掌握國家的根本軍事大權,這種軍事大權的實際運用是通過輔佐天皇的軍事機關進行的。這種軍事機關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在戰時集中軍令、軍政大權,統一軍事的機關,即大本營。第二種是軍令機關。即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1933年改為軍令部)。第三種是軍政機關,包括陸軍省、海軍省、教育總監部等。這些軍事機關通過相應的法律、條例,各自執行部分統帥權。概括地說,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統帥權是指由天皇總攬,由各軍事職能機關運行的國家軍事權力。    
    所謂「統帥權獨立」,就是指國家軍事權力從國家政治中分立出來,脫離政府的制約,獨自推行其政策的歷史現象。軍部的「統帥權獨立」主要有兩個方面和兩種方式。    
    在軍令方面,軍部主要是通過「帷幄上奏權」方式取得「獨立」。如前所述,在1878年之前,軍令權由太政官掌握。作為軍令權的運用機關,早在兵部省時期就設立了陸軍參謀局,它的成立表明軍令機構開始出現了「獨立」的萌芽。1878年參謀本部的設立,標誌著軍令權獨立的開始。但這只是陸軍軍令權的獨立,當時海軍的軍令權機關是海軍省內的軍務局等,仍然由海軍卿負責掌握海軍的軍政、軍令權。1886~1889年,曾出現過短暫的陸海軍聯合參謀部時期。到1889年明治憲法的頒布,標誌著軍令權由國家根本法確定下來。即天皇行使軍令權,不受國務大臣的輔弼,而由軍令機關長官(頒布憲法時為參軍,後為參謀總長和管轄海軍參謀部的海軍大臣,後為軍令部總長)進行帷幄輔佐。就是說有關軍令的事項,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可以不經過內閣直接上奏天皇。這種權力被稱為「帷幄上奏權」。至1893年海軍軍令部成立,標誌著軍部的「帷幄上奏權」完全確立。    
    在軍政方面,軍部主要是通過現役武官專任制以示「獨立」。這主要是指作為內閣構成部分的陸軍省和海軍省。在太政官制度時,對於擔任軍事機關長官的資格並沒有明確的規定,1872年陸軍省和海軍省成立時,出任第一任海軍大輔(相當於海軍次官)的勝安芳就是文官。隨著軍部勢力的增強,軍部也不斷強化在軍政方面的「獨立」地位,但到內閣制度實行前,也只有陸軍卿規定為「將官」,海軍卿並沒有明確的規定。1885年內閣制實行後,在陸海軍官制中規定「職員由武官擔任」。這是第一次陸海軍同時在法制上確定了武官專任制。但是到明治憲法頒布後,這種情況又發生了變化,1890年修改海軍軍官制時,對海軍大臣的任用資格沒有明文規定。1891年改革陸軍軍官制時,也取消了另表中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資格限於將官的條文。這樣直到1900年陸海軍大臣的武官專任制在制度上並沒有明確規定。這是因為在民主主義運動的衝擊下,軍部不得已做出了某些妥協。但從實際情況看,陸海軍官制,明文規定其大臣的次官只能由現役將官擔任。至此軍部的武官大臣一直由武官擔任。1900年藩閥山縣有朋內閣時期,便伺機修改了陸海軍官制,明文規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現役將官擔任。至此軍部的武官專任制正式確立起來。然而到20世紀10年代初期,日本民主運動再次出現高潮。資產階級民主派對軍閥統治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輿論的壓力下,山本權兵衛軍閥內閣不得不做出讓步,將陸海軍大臣、次官的任用資格放寬,規定可由預備役將官擔任。但這只是策略上的妥協,實際上仍繼續由現役將官充任陸海軍大臣和次官。不過從法制角度看,武官專任制中止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36年軍部法西斯政權確立之後,才恢復了軍部大臣武官專任制。同時也標誌著近代天皇制在政權形式上進入了最反動的時期。    
    軍部的「獨立」,表明軍部勢力在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中佔有特殊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明治維新的不徹底,明治政權一開始就是以天皇為元首的帶有濃厚封建性和軍事性的政權。把持政權者基本上是藩閥、軍閥和官僚。他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共同的利益。他們主張天皇集權的專制主義,當然不肯將作為國家重要政治權力的軍事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民主勢力。另一方面,由於資產階級民主力量的薄弱,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雖然出現過幾次高潮,對近代天皇制及軍部專權給予了很大的衝擊,但總體上仍然很難撼動天皇制。再者,第一次大戰後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其自身發展存在很大缺陷,沒能引導人民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形成統一戰線,也就未能對天皇制產生有力的衝擊。相反與共產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相對抗的法西斯主義,與天皇主義和軍國主義相結合,在日本形成了一股反動逆流,特別是統治階級上層的法西斯主義傾向日益嚴重,使天皇制軍國主義朝著法西斯天皇制的方向發展。天皇制的獨裁日益增強,軍部「獨立」的政治地位也自然得到加強。    
    


第一部分:前言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3)

    3軍部的政治化過程    
    如果說軍部「獨立」所顯示的特殊政治地位是靜態考察的話,那麼軍部政治化就是軍部「獨立」的動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軍部「獨立」意味著什麼呢?那就是政府對軍部的要求和行動無法制約和控制,相反軍部可以利用其權力和手段干涉或主導國家政治,從而造成國家政治二元化。這也是近代天皇制政治的一個特點。    
    按照西方政治學原理,國家政治應該是一元化政治,國家的內政、外交等方針、政策應該是統一的協調一致的。因此作為國家權力的統一,應實行政府一元化領導。軍隊應是政府的工具應服從政府的領導。這就是所謂「兵權從政主義」。與此相匹配,就要實行「差別主義」。所謂「差別主義」,就是在履行憲法和所規定的權利和責任方面,軍人與普通公民有所差別。要求軍人不得干預政治,應採取中立主義。這一點在明治憲法、選舉法、陸海軍刑法等法律中都有規定。但另一方面法律也規定了「帷幄上奏權」和「武官專任權」。所以法律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在政治實踐中,權力的轉移和消長,並不完全依賴於法律的規定。法律所確定的差別主義原則,在實際上由於缺乏文官控制的必要條件,可行性基礎薄弱。差別主義在根本上無法抑制軍部的「獨立」,相反軍部倒是利用「介入主義」,不斷增強自身地位和實力,控制了國家政治權力。    
    所以說,軍部政治化就是突破差別主義,干預國家政治,實行軍人專權,軍部左右政府的過程。而「帷幄上奏權」和「武官專任權」則是軍部政治化的兩把利劍。軍部政治化的範圍包括內政、外交兩大方面,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大時期,即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是第一個時期,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是第二個時期,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是第三個時期。各時期還可分為若干階段。    
    明治前期是近代天皇制藩閥政治時期,執政者多是長州、薩摩等藩出身的維新功臣。他們既是藩閥、又兼有軍閥、官僚的性質,因此軍閥(軍部)與藩閥是渾然一體的。軍部勢力依附於藩閥,尚未顯現出獨立的政治勢力。毋寧說統治階級所擔心的是防止「軍部政黨化的危險」《明治軍制史論》下,第505頁。。軍部勢力處於孕育階段,還談不上政治化的展開。    
    明治後期,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軍部政治化已開始嶄露頭角。這主要表現在對外關係特別是殖民地政策上。甲午戰爭後,日本將中國台灣變為其殖民地,設立了台灣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總督由武官擔任,掌管軍政、民政大權甚至還有立法權。這樣軍部政治化首先在殖民地打響了第一炮,「軍隊把台灣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日本軍國主義》(三)第64頁。。這種總督製成了日本進行殖民地統治的模式。後來日本在朝鮮、關東州(旅大租借地)進行的殖民統治都是這種模式的翻版。這種模式的重要特點是,軍人總督勾結軍部中央,越過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可以說軍部通過總督統治的殖民地,已經掌握了日本對外政策主動權的一大半。    
    進入20世紀,隨著「武官專任制」的確立,軍部干預國家政治更加有恃無恐。其中一個重要的舉動是1907年制定的《帝國國防方針》,這個方針及相關文件屬於國家政治的重大方針政策,遠遠超出了「軍令」的權限。但是在「方針」確定之前,軍部既不與內閣協商,也不向議會報告,而利用「帷幄上奏權」單獨上奏天皇后,再由天皇下旨給內閣總理,作為國家的意志和方針確定下來。日本學者井上清對此評論道:「國家存亡攸關的最高政治方針——國防方針,只由軍部來策劃,首相只能就天皇下達的方案發表意見,這就等於首相只能承認陸海軍的決定。」《日本軍國主義》(三)第72頁。這樣,軍部將其權力置於政府之上,擅自決定國家大事,露骨地干預國家政務。因此可以說軍部是「政府之上的政府」。    
    此外,像軍部利用「武官專任制」倒閣事件也不勝枚舉。如1912年,因西園寺內閣不贊成增設兩個師團,陸相上原勇作單獨辭職。而軍部拒絕推薦後繼人選,致使內閣垮台。還有在對外政策方面,特別是對華政策,軍部介入國際政治的趨勢日益增強。    
    


第一部分:前言軍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4)

    這一時期軍部勢力增強及其政治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日本在鄉軍人會的成立。前面提到軍部政治化不只是統治上層的政治權力的轉移,而且包括對社會基層的政治控制,通過在鄉軍人會自下而上地推動軍部政治權力的強化,是軍部政治化的重要途徑。早在甲午戰爭後軍部就產生了組織在鄉軍人會的想法,日俄戰爭後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興起,對統治基礎的農村產生了很大影響。統治階級認為這是「國民思想的惡化」。為解決這一問題,軍部提出了「良民良兵主義」(即以良民來保證良兵),於1910年建立了在鄉軍人會。這個組織既是軍國主義的戰爭後備力量,也是軍部政治化的基層力量,在從思想上組織上控制國民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軍部法西斯主義的「高度國防國家思想」的形成,在鄉軍人會成了軍部政治化的極端形式——軍部法西斯化的重要工具。    
    但是,軍部政治化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方面資產階級民主勢力代表人民的呼聲,反對軍部干預國家政治。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內部也為爭奪權力互不相讓,因此軍部政治化在某個時期、某個方面也表現出退縮和妥協。特別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到20年代末,在世界格局變化的影響下,日本國內的各種矛盾鬥爭錯綜複雜。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此起彼伏。日本社會政治處於一種變動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軍部政治化在一些方面表現出退縮。如1913年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擴大到預備役軍官,1919年殖民地官制改革中軍政與民政的分離,以及20年代的兩次裁軍,都是軍部退縮和妥協的表現。還有出兵西伯利亞的慘敗,更使軍部威信掃地。但是這種退縮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軍部的政治地位。同時軍部勢力加緊與民間法西斯勢力勾結,積蓄力量,伺機反撲。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標誌著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這種歷史的衝擊,給軍部政治化創造了條件。從1930年倫敦裁軍會議引發的所謂「干犯統帥權」問題開始,軍部法西斯展開了全面的反撲。特別是1931年軍部法西斯發動「九·一八」事變,把日本的國家政治引上了戰爭的軌道,軍部的政治地位和發言權大為提高。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的「權力核」正在癌變。通過發動侵略戰爭推進軍部政治化,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特點和表現形式。同時,軍部法西斯在國內製造了一系列軍事政變和暴力恐怖事件,牽動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向法西斯化轉變。到1936年「二·二六」事變,軍部法西斯獨裁政權建立,軍部壟斷了國家權力,內閣和議會成了軍部的附庸,從而標誌著軍部政治化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此後近代天皇制進入了最黑暗最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專政時期。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政策(1)

    對外政策或稱外交政策,是國家處理對外關係的準則。在世界近代資本主義擴張和殖民的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就是強權政治外交。在明治維新前,日本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殖民的對象。明治維新後,日本首要的任務就是克服半殖民地危機,實現近代民族獨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又倣傚西方列強對周邊亞洲國家進行了更為殘酷的侵略和掠奪。近代日本的對外發展,實行的是一條從屬與侵略的雙重路線,而軍國主義侵略則是近代日本對外發展的主線。    
    從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來看,實行的是「脫亞入歐」的發展模式,即摒棄亞洲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伍。這種模式既有吸收西方資本主義先進文明的歷史進步的一面,也有對亞洲國家進行侵略和掠奪的反動的一面。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正是這種模式中反動一面的反映。    
    明治政權建立之初就以天皇的名義發佈了作為施政綱領的《五條誓文》和《御宸翰》(天皇御筆親書的文件),規定日本對外發展的總方針是:「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就是說要以武力把天皇的「肇國」神威普及到全世界,表明日本確定了一條侵略擴張的對外發展路線。    
    這種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封建社會,是以武士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實行的是「武家政治」。武士階級的政治信條,一是認為「日本為萬國之本」的神國,天皇是君臨天下的神君,神君以神威理所當然地統治天下。二是崇尚武力,認為「武力是立國之本」。他們以殺伐征戰、窮兵黷武為榮耀。到了幕府末期,在西力東漸,日本面臨殖民地危機的情況下,這種封建軍國主義的思想發展成為「進取」的攘夷主義——「海外雄飛論」。其代表人物有佐籐信淵和吉田松陰。佐籐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中宣稱:「皇國(日本)乃天地間最早形成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號令、征服世界各國乃天理使然」。因此,要以武力「先吞併滿洲……繼而再將朝鮮,中國全部劃入日本版圖」。《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6頁。吉田松陰也鼓吹,對於美、俄等國,「勵行條約,敦厚信義」於此之損失則由朝鮮和「滿洲」補償之。養蓄國力,一旦強盛,就向北開拓蝦夷(北海道),奪取堪察加,割取「滿洲」;南則掠取中國台灣及菲律賓群島,進而君臨印度《吉田松陰全集》,引自《日本軍國主義》(二)第7頁。。上述論調為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脫亞入歐」模式和制定侵略擴張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也是近代天皇制國內政治發展的延續和外部表現。    
    由於日本是個島國,資源貧乏、市場狹小,資本主義因素十分薄弱,日本發展資本主義缺少必要的條件,所以通過對外侵略擴張來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也是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這一點比起西方殖民侵略更為突出,更為凶殘。    
    明治維新後,日本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國策。其中「富國強兵」是其核心。所謂「富國強兵」,其意是「強兵為富國之本」。按照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給天皇的上奏書《鄰邦兵備略》中的解釋:「兵強,則國民志氣始可旺,國民勞力始可積,然後國民之富貴始可守。」《山縣有朋意見書》第93頁。也就是說,國家要富裕,武力乃先行之道,侵略擴張是增強國力的先決條件。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政策(2)

    1890年,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山縣有朋,對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做了更為明確的闡述。他在《外交政略論》及議會施政演說中反覆強調:「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為守衛主權線,二為保護利益線。所謂主權線者,國家之疆域也;所謂利益線,乃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相關之區域也……而今介入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只守衛主權線已非充分,還必須保護其利益線。」《山縣有朋意見書》第203頁。對於所謂「利益線」,山縣指出:「我方利益線之焦點在於朝鮮。」這種公然宣稱將鄰國納入其利益範圍的主張,表明日本已決心向大陸進行擴張,與其他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劃分勢力範圍。山縣的「二線說」集中體現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總方針,標誌著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業已形成。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是近代天皇制統治階級總體意志的體現。一般來講,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由外交機關掌握,實行一元化外交,但是,由於軍部在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中的特殊地位,對於外交方針、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外交活動,主管外交事務的日本外務省有時無法確定統一的方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各時期有所不同)必須聽取軍部的意見。而軍部或者要求外務省接受其意見貫徹之;或者另行一套,獨斷專行。這樣就形成了外交二元化。當然這並不是說外務省不主張侵略擴張,而是說在侵略總目標一致的前提下,為達到侵略目的所採取的具體方針、實施方式、手段等方面,兩者有所不同。從近代日本外交總的情形看,決定對外政策方向的有三大力量。一是以資產階級政黨勢力為代表的政府(通過外務省體現)力量;二是軍部勢力;三是民間勢力,其中民間右翼團體(如黑龍會等)在侵略擴張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在一般情況下,資產階級政黨勢力主張以政治、外交、經濟等相對溫和的手段進行侵略擴張、故稱其為「穩健派」,而軍部和右翼團體強調以武力實現侵略目標,故稱之為「激進派」或「強硬派」。但我們要注意到,在資產階級政黨勢力中,在不同時期亦有相當部分的「激進派」。    
    與上述政治力量相適應,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外交方式也可以分為「強硬外交」和「協調外交」。這種外交方式的變化,既有受國際格局和國際關係變化影響的外部因素,也有近代天皇制政治體制,特別是軍部政治化進程的內部因素。    
    總的說,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是近代天皇制發展的外部表現,是由軍事性封建性帝國主義這一近代天皇制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點:    
    第一,從侵略的方向和目標看,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政策是以日本列島為基點,向中國、朝鮮等鄰近大陸國家和海洋地區輻射出去的侵略擴張,史學界通稱為「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    
    第二,從歷史發展的事實看,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和階段:第一步,向南征服中國的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第三步,征服中國的東北(「滿蒙」地方);第四步,征服中國內地;第五步,確立「東洋盟主」地位;第六步,欲圖稱霸世界。    
    第三,從侵略的方式看,有「強硬外交」和「協調外交」兩種方式,總的看是以武力征服為主,輔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    
    第四,從近代日本的發展軌跡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侵略戰爭相伴隨的。以戰爭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如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兩次產業革命高潮的興起。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孕育著新的戰爭。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0多年裡,日本幾乎是每隔10年左右就發動一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近代日本是戰爭促發展,發展又促戰爭,最後在戰爭中遭到慘敗的歷史過程。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戰爭與日本軍國主義對大陸的侵略(1)

    一侵台與征韓——軍國主義初試鋒芒    
    明治政府成立後就確定了一條對外侵略擴張的路線。其首要目標便指向了中國台灣和朝鮮。1868年12月以木戶孝允為首的日本領導層就提出了所謂「征韓論」。木戶向政府建議說:「遣使朝鮮,責其無禮,若其不服,則興問罪之師。」《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第3頁。於是,日本遣使向朝鮮遞交了國書,其中使用了「皇」、「敕」等字樣,以上國自居,遭到朝鮮拒絕。日本視此為「無禮」,大肆叫囂「征韓」,並制訂了征韓計劃。當時朝鮮與清朝有宗主關係,日本也擔心征韓會遭到中國的反對。於是日本採取迂迴策略,於1871年與清朝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1873年互換批准書)。該條約本身是一個平等條約,但其政治用意是,以中日平等來顯示日本對朝鮮的「上國」地位,並試探中國對台灣和朝鮮的關心程度,以便準備向中國台灣出兵或征服朝鮮《日本軍國主義》〔二〕第67頁。。此後日本便加快了侵台、征韓的步伐。    
    1871年,琉球漁船在海上遇難,漂至台灣。一部分漁民遭當地土著居民殺害。餘者由清政府送回琉球。當時,琉球是個獨立國,明清以來與中國保持朝貢關係,對此事並未提出異議,事件本已平息。但後來日本得知此事,便借口說琉球人是「日本人」,大肆鼓噪「征台」。1874年5月,日本派出以西鄉從道為首的侵略軍,在台灣登陸,大肆燒殺搶掠,並設立殖民機關「都督府」,企圖霸佔台灣。但是,在清軍和台灣人民的英勇抵抗下,日軍遭到慘敗,於是,日本又將侵略圖謀轉到談判桌上,9月日本派出外交代表來北京談判,歪曲事實地提出台灣是「生番地」,妄圖加以霸佔。清政府對此予以駁斥。但是,在英美等國偏袒日本的「調停」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們的條件,於10月31日與日本簽訂了《北京專約》(亦稱《台灣專約》),默認了琉球人為日本人;並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這為日本吞併琉球合法化提供了依據。此後,日本便將琉球劃入了日本的版圖,於1879年4月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    
    侵台戰爭結束後,日本便把矛頭指向朝鮮。1875年夏秋之際,日本多次派出軍艦侵入朝鮮西海岸,燒殺搶奪。1876年初,日本派出黑羽清隆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率領海軍陸戰隊到朝鮮,以武力威脅迫使朝鮮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即《江華條約》),日本由此獲得了貿易免稅權和領事裁判權等特權。這成為日本侵略朝鮮的開端。1882年7月,由朝鮮士兵起義引發成反對朝鮮封建統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起義。起義者火燒日本公使館,打死日本侵略者,日本駐朝公使狼狽逃竄,史稱「壬午事變」。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緊急動員,編成混成旅團,大兵壓境朝鮮,迫使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除索取賠款之外,還取得了在朝鮮的駐兵權。1884年12月,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利用朝鮮「開化黨」發動政變,日軍協助其佔領王宮,挾持國王組成新政府,宣佈斷絕與清政府的關係。駐朝清軍應朝鮮方面的要求,立即興兵擊退了日軍,閔妃集團重新掌權,史稱「甲申政變」。但日本卻藉機於1885年1月以武力逼迫朝鮮簽訂了《漢城條約》,並於4月誘迫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這些條約不僅使朝鮮主權受到極大損害,而且使日本攫取了在朝鮮擴張的「合法」權利和與清政府的對等地位,日本更加得隴望蜀。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戰爭與日本軍國主義對大陸的侵略(2)

    二日本發動甲午戰爭    
    日本軍國主義侵台,征韓,還只是在亞洲初露鋒芒,要稱霸亞洲就必須與中國進行決戰。為此,日本軍國主義加緊擴軍備戰,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首先,大肆製造侵略理論和侵略政策。日本軍部在19世紀70年代末派出大批間諜和特務到中國搜集、刺探情報,據此於1880年完成了《鄰邦兵備略》的報告。該報告分析中國的國情及軍備狀況,指出「為對抗清國陸軍,擴充軍備乃當務之急」,並提出了對華作戰方針和戰略。1887年,日本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提出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二線說(參見前章),將朝鮮和中國劃在了利益線範圍,宣稱必須「防衛利益線」,即對中國和朝鮮發動戰爭。    
    其次,加緊戰爭體制的準備。1878年日本設立了參謀本部,實行軍令和軍政分離,使其成為直屬於天皇的獨立軍令機關。這使軍部在天皇制統治結構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強,為發動戰爭奠定了軍事指揮基礎。爾後又經過幾次調整,到甲午戰爭前,又設立了海軍軍令部(1893年),頒布了《戰時大本營條例》,完成了戰爭體制的準備。此外還將軍隊編制由守備性的鎮台制改為野戰性的師團制,使日本軍隊處於戰爭準備狀態。    
    再次,擴充軍備,加強軍事力量。日本陸軍於1882年制訂了「軍備擴充計劃」,至甲午戰爭前改建完成了7個師團(6個野戰師團,1個近衛師團),現役總兵力達123萬人,戰時總動員,加上預備役可達23萬人。海軍於1883年制訂了「八年擴充計劃」,針對清朝北洋水師的主力鐵甲艦「定遠」和「鎮遠」號,著重建造了被稱為「三景艦」的嚴島、松島、橋立三艘主力艦。至甲午戰前,海軍擁有軍艦31艘,魚雷艇24艘,總噸位達7萬多噸。    
    此外,在軍費開支,武器裝備,情報偵察等方面的軍備都得到很大加強。    
    最後,為了爭取西方列強對日本發動戰爭的支持,日本向英美等國保證,不侵犯其在華利益。於是,英國率先支持日本,於1894年簽訂了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而「美國政府對日本的幫助已不亞於一個同盟了」。參見米慶余《日本近代外交史》第118頁。這樣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日本便可以放心大膽地發動侵略戰爭了。    
    1894年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提出了「滅盡權貴」、「逐滅倭夷」的口號,矛頭直指日本殖民侵略者。對此,日本玩弄外交手腕,先是誘使清政府出兵,然後援引《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如果清政府出兵朝鮮,日本亦可出兵的條款,以保護僑民為名給侵略披上「合法」外衣,派遣1個混成旅團在朝鮮登陸,佔領了漢城、仁川一線的戰略要地。    
    這時東學黨起義已經平息,清政府提出雙方共同撤兵,但遭到日本的拒絕。相反日本提出要改革朝鮮內政,清政府以「不干涉內政」為由,拒絕了日本的要求。雙方形成對峙。於是日本一面不斷增兵,一面通過外交手段瞭解到列強不會干涉日本侵略,遂凶相畢露,於7月23日佔領朝鮮皇宮,7月25日在豐島海面襲擊中國軍艦,挑起了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    
    這次戰爭,中國是為了阻止日本入侵朝鮮和中國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而日本則是以侵佔朝鮮將其變為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但是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清軍作戰連連失利。9月,陸戰中清軍敗於平壤,退守中國境內。海戰中於黃海作戰中失利,退入旅順軍港,後又轉移到威海,坐困待敵。    
    而日軍在控制了黃海的制海權之後,於10月向中國發起大舉進攻。一路由朝鮮越過鴨綠江,進攻安東、岫巖等地;一路由莊河登陸包抄旅順、大連。11月下旬,日軍攻佔旅順後,對清軍俘虜和當地居民進行了瘋狂屠殺,有兩萬餘名中國同胞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全城僅有36人作為掩埋屍體者才倖存下來。詳見《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第29~33頁。    
    至1895年3月,清軍北洋艦隊在威海被日軍包圍殲滅;陸路日軍攻佔了牛莊、營口、田莊台等地,大有長驅直入北京之勢。至此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了。4月17日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主要內容有: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2億兩;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從事製造業;並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實際是默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    
    《馬關條約》觸犯了其他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特別是沙俄早就對東北垂涎三尺,於是俄國聯合法、德,向日本發出「勸告」,要日本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日本在比它更強的列強面前,只好忍氣吞聲,與中國簽訂了《遼南條約》,歸還了遼東半島,但又索取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金」。    
    《馬關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侵略擴張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日本攫取了中國的台灣、澎湖列島,控制了朝鮮,實現了侵略擴張的第一步,為以後向亞洲大陸特別是中國東北的擴張奠定了基礎。日本從中國勒索的巨額賠款和殖民權益,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從而加速了日本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進程,並且使國際關係和世界列強的爭霸出現了新的形勢。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俄戰爭與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角逐(1)

    一日俄戰爭——帝國主義爭霸的戰爭    
    甲午戰爭後,世界資本主義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瓜分熱潮。老牌殖民強國英國仍然保持著強勢,強佔九龍,控制長江流域;法國將雲南、海南島等劃入其勢力範圍;德國強佔膠州灣,而俄國的擴張最為瘋狂。在甲午戰爭前,沙俄就推行「遠東政策」,謀求建立「黃俄羅斯」,1890年開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加快了向遠東的擴張。甲午戰爭後,沙俄憑借干涉還遼獲得了清政府的好感,企圖稱霸中國。《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為給日本賠償金而不得不向外國舉債,沙俄搶先勾結法國金融資本,於7月與中國簽訂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而後又強拉中國入伙,成立了華俄道勝銀行,企圖在財政金融上控制中國,同時又加緊實施稱霸遠東的政治圖謀,1896年春,借李鴻章參加沙皇加冕典禮之機,沙俄進行賄賂和誘騙,於6月簽訂了《中俄密約》,其要點是:如果日本對俄國或中國或朝鮮有所侵犯,中俄兩國即行互相軍事援助,不得單獨議和,俄國兵艦可駛入中國港口;為禦敵之需要,允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吉、黑地方接造至海參崴。這個《密約》實質是,沙俄打著共同對付日本的軍事同盟的名義,妄圖對中國實行全面的控制和侵略。繼《密約》之後,9月沙俄又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中東鐵路的修築權、經營權,以及鐵路沿線的採礦權和工商業權等殖民特權。而後沙俄以中東鐵路公司為殖民侵略工具,把東北變成了沙俄的半殖民地。1897年底沙俄借德國強佔膠州灣之機,派軍艦佔領了旅順。1898年3~7月,沙俄又先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旅大租地續約》和《東省鐵路公司續訂合同》,進一步攫取了旅大租借權,中東鐵路支線權等殖民權益,中國東北完全被納入了沙俄的魔掌。    
    日本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浪潮中,由於其實力相對較弱,因此把侵華的重點放在中國南部,以台灣為據點,向福建等地進行擴張。1898年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交換了《關於不得割讓福建的換文》。同時對太平洋地區的動向表示了極大關注。如1897年反對美國兼併夏威夷,1898年美西戰爭中,日本派出軍艦到菲律賓,企圖分得一份殖民利益。參見《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第70~76頁。但日本的侵略重點仍然在朝鮮。於是日本的「大陸政策」與沙俄的「遠東政策」的衝突日趨激烈起來。    
    甲午戰爭中,日本迫使朝鮮簽訂了《暫定合同條款》和《日朝盟約》,攫取了京釜等鐵路築路權,強迫朝鮮與日本搞「攻守同盟」,為日軍作戰提供一切方便,並推行所謂「國政改革」,企圖把朝鮮變為日本的屬國。這種強盜行徑,不僅激起朝鮮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且在朝鮮統治階層中也威信掃地。1895年7月,朝鮮閔妃集團與俄國駐朝公使勾結髮動政變,將親日派趕出政府,解散了日本所控制的新軍。日本侵略強硬派不甘心,於10月在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梧樓的指揮下,出動日軍衝入王宮,殺死閔妃,裸體焚屍,挾持大院君組成傀儡政府。這種殘暴行徑,激起了朝鮮人民的極大憤怒。日本被迫召回三浦,並假惺惺地進行了審判。1895年底朝鮮爆發反日義兵運動,朝鮮國王乘機於1896年2月「蒙塵俄國使館」,下詔廢除了親日政府,成立了由俄國控制的傀儡政府。    
    這樣,日俄在朝鮮的爭奪愈演愈烈。為了取得利益平衡,日俄開始了討價還價的交涉。1896年5月,日俄兩國駐朝公使在漢城簽訂了《小村·維伯備忘錄》(即「日俄漢城協定」)。這個協定限定了日本在朝鮮的軍隊數量,並且俄亦可有同等數量的駐兵。在這個日本做出退讓的條件下,俄國「勸告」朝鮮國王返回王宮。6月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到俄國參加沙皇加冕典禮,又簽訂了《山縣·羅巴諾夫協定》(即「日俄莫斯科協定」),確定對朝鮮的政治、經濟各方面,俄國和日本具有同樣的干涉權利。同時,俄國暗中與朝鮮簽訂了有關軍事和借款的密約,使俄國在朝鮮的擴張明顯得到進展。1898年4月日俄又簽訂了《西·羅森協定》(即「日俄東京協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優越的經濟利益。但在政治、軍事方面雙方仍堅持對等權益。俄國之所以讓步,是因為前不久俄強租了旅大。為使日本承認其權益,俄國才進行了這筆「滿韓交換」的政治交易。    
    1900年,中國爆發了反抗殖民侵略的義和團運動,英、俄、日、德等八國組成聯軍出兵鎮壓。其中日、俄出兵最多,野心最大。日本最初打算「少出保險費」,變成「大股東」,但當俄國大舉進兵東北後,也迅速增兵達2萬餘人,成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俄國一面出兵北京,一面借口保護中東鐵路,派10萬大軍很快佔領了東北,日本不甘心落後處境,提出了「北守南進」策略,製造了「出兵廈門事件」,企圖霸佔中國東南沿海,由於英、美等國的「勸告」等原因,未能得逞,但日本對沙俄佔領東北耿耿於懷,雙方矛盾日趨激烈。    
    自甲午戰爭後,日本就把俄國作為頭號敵國,提出了「臥薪嘗膽」的口號,積蓄力量,伺機打敗俄國。為此,日本加緊擴軍備戰。首先,軍費開支龐大。在日本從中國奪取的36億日元的賠款中,有22億日元用於擴充軍備。《日本軍國主義》(2)第161頁。1896~1903年間,每年國家預算支出的40%~50%是軍費開支。其次,制定和實施擴軍計劃。陸軍從7個師團擴大到13個師團。平時兵力達20萬人,並進行了各種新式武器的研製和生產。海軍按「六六艦隊」進行擴充,新建艦艇106艘,還從外國購進了先進的戰艦,至1903年,海軍擁有軍艦76艘,其中戰艦8艘,巡洋艦23艘,總計達258萬噸。還有重魚艇76艘。再次,擴大軍事工業及其相關產業。1894~1903年的10年間,軍事工廠的職工數增加了42倍,達5萬多人,動力增加了8倍。在全國10家最大的企業中,軍事工廠佔半數。與軍事工業關係密切的鋼鐵、造船業也發展迅速。最為突出的是1901年建成投產的八幡制鐵所,對於軍事工業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此外,在軍隊編制、訓練、情報搜集等方面,日本都做了充分準備。    
    同時,俄國的軍備也在加速擴充,特別是俄國佔領東北後,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兵力擁有4個西伯利亞軍團和2個獨立師。庫羅巴特金:《俄國軍隊與對日戰爭》第73頁。至日俄戰爭前,俄國擁有野戰部隊31個軍,總兵力達207萬人。海軍擁有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等,軍艦總計80餘萬噸。萬峰:《日本近代史》第249頁。而且由於西伯利亞鐵路和中東鐵路的建成聯通,戰時可從歐洲運兵達百萬以上。在軍事設施方面,俄國加緊建設海參崴和旅順兩個軍事要塞。甲午戰爭後,俄國開始建設海參崴要塞,建立了兩道炮台線,各要衝共有炮壘23座,並建立了部分永久性工事。穆景元等:《日俄戰爭史》第141頁。俄國佔領旅順後,將其作為遠東第一要塞,在幾年中就修建了長約9公里的海防線和25公里長的陸防線,修築各種炮台54座,堡壘14座,配備各種大炮500多門。此外還有兵營、船塢、發電所等,使旅順要塞成為世界一流遠東最大最堅固的軍事要塞。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俄戰爭與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角逐(2)

    日俄雙方在加緊擴軍備戰的同時,也展開了外交活動。日本吸取三國干涉還遼的教訓,最初企圖以《英德協定》爭取西方列強支持,但德國表示《英德協定》不適用於滿洲,英國雖堅持《英德協定》適用於滿洲,但因無法從英布戰爭中脫身,表示在滿洲問題上不能幫助日本。而後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與英國結盟以對抗俄國,這一派以山縣有朋、桂太郎等人為核心。另一種意見認為,應以「滿韓交換論」的方式與俄國達成妥協。這種主張以伊籐博文和井上馨等元老為主。最後日本決定實行日英同盟,於1902年1月簽訂了《日英同盟協定》,這個協定,規定了日英兩國針對俄國的軍事攻守同盟關係,同時也是共同鎮壓中國和朝鮮反帝民族鬥爭的條約。    
    有了英國的支持,日本對俄態度強硬起來。1903年4月,日本首腦舉行了「無鄰庵會談」,確定了對俄強硬外交方針。8月開始與俄談判,至1904年2月初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在此期間,日本完成了戰爭體制的準備。俄國也增兵東北,戰爭已成劍拔弩張之勢。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戰,突然襲擊旅順俄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    
    這場歷時20個月的戰爭,完全是一次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戰爭,交戰雙方都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奪東北亞地區的霸權。這裡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這場戰爭的陸戰是在我國東北進行的。它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屈辱和災難。由於清政府的沒落、腐敗,在帝國主義的挾持下,根本無力保護國家的安全。開戰後,清政府竟發表了所謂「中立」上諭,議定出一個《兩國戰地及中立地條章》,允許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廝殺。而日俄兩國根本沒把中國的「中立」放在眼裡,他們肆意搶掠財物,殺害中國官員和百姓,設立軍政府進行殖民統治。中國毫無主權可言,這既反映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也表明了一個國家和民族落後就要被欺凌的歷史法則。    
    1905年3月奉天會戰和5月日本海海戰,俄國在陸海兩方面都遭到慘敗。同時,俄國國內的工人運動高漲,民族矛盾尖銳,沙皇政府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日本雖然打了勝仗,但也是國力消耗嚴重,軍力疲憊。而英美等國雖支持日本,那是為了削弱俄國,但並不願日本過於強大。在這種情況下,由美國出面斡旋,日俄兩國在美國的樸次茅斯舉行談判。幾經討價還價,於1905年9月5日,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正約15條,附約兩條。其主要的利益交換內容:1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佔利益(統治權)。2俄國將遼東半島租借權和南滿鐵路(旅順至長春等支線)及有關特權轉讓給日本。3俄國將庫頁島南部讓給日本。其中關於中國東北權益事項,規定「須商請清國政府承諾」。這個條約為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經營滿洲」,設立滿鐵奠定了第一個國際法基礎。但是,我們應該明確,這個條約是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完全無視中國是個主權國家,事前根本不同中國商量,擅自簽訂的條約,它對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是「合法」的,但對中國人民來說是絕對不合法的。    
    在這個條約的背後,反映著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利益關係。日本通過這個條約所獲得的對朝鮮的統治權和在中國東北南部的特殊利益,是得到了英美等列強的諒解的。在條約簽訂之前,日本與美國簽訂了《桂·塔夫脫密約》,其內容是「韓國·菲律賓交換論」。日本與英國簽訂了第二次日英同盟,同樣得到了英國對日本在朝鮮統治權的承認。但是,英美並不允許日本獨佔滿洲利益,要求日本恪守「門戶開放」原則,這就為後來日美矛盾的發展留下裂痕。    
    日俄雖然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但要把條約上獲得的利益,變為實際利益,必須得到清政府的允諾。於是,趕快與中國交涉,落實《樸次茅斯條約》的利益,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    
    眾所周知,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居然對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戰爭竟無法阻止,只能採取所謂「局外中立」的態度。雖然幾次聲明,要求日俄保證中國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在日俄媾和開始之際,也曾照會兩國:「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但日俄兩國根本置之不理,背著中國簽訂了《樸次茅斯條約》,肆意劃分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1905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制定了對華交涉的基本方針,提出了七項要求,其中將日俄和約中的旅大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的利益作為「絕對必要之條件」;此外,還提出了在東北開埠16處,安奉、新奉、吉長鐵路的修築或經營,甚至改革東三省政治的無理干涉中國內政的要求。    
    11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率領參加日俄和會的原班人馬來到北京,由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此人後任滿鐵總裁)輔佐,同以慶親王奕匡為首席全權代表,以及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人參加的清政府代表舉行談判。從17日開始,談判歷時月餘,開會22次。在談判期間,小村完全按照「強權就是公理」和「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法則,蠻橫無理地強迫中國無條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談判伊始,日方根據對華交涉基本方針提出大綱11款,其要求完全超出了日俄和約所規定的權益,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圖長期霸佔東北的野心。對於日本的強硬態度,清政府軟弱無力,同意就日方提出的方案進行商討,中方提出關於俄國轉讓日本之利益應加以具體化,以明確中國應保有的權利。而日方竟強詞奪理,拒絕討論中方的細目方案。最後,由於中日雙方實力的不平衡,中國迫於日本的壓力,於1905年12月22日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東三省事宜條約》。該條約正約3款,附約12款。正約第1款規定:「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5款及第6款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概行允諾。」日本完全實現了「絕對必要條件」。正約第2款規定:「日本國政府承允按照中俄兩國所訂借地及造路原約實力遵守,嗣後遇事隨時與中國政府妥商釐定。」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4),第220頁。此款限定了日本取得的特權,不能超過俄國據約所得之權利,同時也限定了日本須遵守中俄原約所規定的俄國應履行的義務。正約對日本獲得在東北的權益做了總體上原則性的承認和限制,使日本繼日俄和約之後又一次加強了侵佔東北的國際法基礎。    
    而附約各款幾乎都是向中國敲詐勒索的新權益,諸如在東三省開埠16處,及在商埠劃定日本租界;安奉鐵路由日本經營;對東北森林的採伐權;南滿鐵路所需各項材料豁免一切稅捐釐金等等。此外,日本在條約簽訂之後,煞有介事地對外宣稱,中日還簽訂了一個凡17條的「秘密議定書」。其實所謂「秘密議定書」,僅僅是中日談判時的會議記錄。這個會議記錄,或是對正約、附約的補充、解釋,或是雙方對某些問題達成的初步諒解。它未經雙方代表正式簽字,根本不具備正式條約的效力。而後來日本動輒拿出這個根本沒有法律效力的東西作為交涉的法理依據,充當為鞏固和擴大日本在東北利益的說辭。會議記錄的主要內容有,中國允於該(南滿)路附近不築並行干路及有損於該路利益之支路;日本同意中國自行籌款修築吉長鐵路,但修路不敷之款「允向日本貸借」;新奉軍用輕便鐵路議價售與中國,中國自造該路允向日本借款等等。這些本來就是屬於意向性的條款,後來都為日本攫取路權、干涉中國路政種下了禍根。    
    《東三省事宜條約》是《樸次茅斯條約》的繼續和補充。這兩個條約以國際法形式確定了日俄戰爭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新格局。沙俄的勢力大為削弱,日本的勢力大為增強,日本實現了對朝鮮的獨佔,把中國東北南部變成了勢力範圍,實現了夢寐以求的「重占遼東」的夙願,形成了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南北新對峙。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俄戰爭與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角逐(3)

    二日俄戰爭後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角逐    
    日俄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的實力消長有所變化,各列強間的利益關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作為爭霸遠東兩大主角的日本和俄國,都感到無法單獨稱霸遠東。為確保由《樸次茅斯條約》所確定的殖民地權益,阻止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在遠東的增強,日俄之間出現了緩和趨勢。1906年5月,日本政府做出「忘卻舊怨與俄親善」的決定。年底,俄國也表示為改善日俄關係,願意妥協讓步。1907年春日俄開始進行談判,於7月簽訂了第一次《日俄協定》和《日俄密約》。公開的《協定》宣稱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及承認各國在華工商業之機會均等,但在非公開的《密約》中規定,將東北的北部劃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南部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佔地位,日本承認俄國在蒙古的特殊利益。結果日俄以犧牲中國和朝鮮的利益達成妥協。    
    在此前後,各列強從自身殖民利益出發,還簽訂了《法日協議》(1907年6月)、《英俄協定》(1907年8月)。這樣,戰前日英與俄法兩大對立同盟的矛盾大為緩解,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合作局面。而日美之間的矛盾逐漸突出起來。    
    20世紀之前,美國在華勢力較弱,其他列強搶先瓜分了中國。於是美國為打進中國市場,提出了所謂「門戶開放」政策,企圖在列強的勢力範圍中搶奪利益。對於東北,美國也早有打算。在日俄戰爭前,美國或明或暗地支持日本,企圖通過戰爭削弱日俄在遠東的影響。羅斯福曾在日俄開戰不久說:「(日俄戰爭)最好的結局是俄國人與日本人雙雙受到削弱,繼而面對面地互相牽制下去。」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第158頁。    
    1905年9月初,正當日俄兩國代表緊張地進行《樸次茅斯條約》的最後簽訂的時候,在太平洋西岸日本的橫濱港卻有一位美國人登台亮相,此人名叫哈里曼,是美國鐵路行業的巨頭,有「鐵路大王」之稱。哈里曼到達東京的第二天,美國駐日公使特意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日本政界和財界的頭面人物全部到會。可見此人影響之大。那麼日本為什麼會如此重視哈里曼來訪呢?我們從他「鐵路大王」的身份不難猜到一定與某條鐵路有關,那就是日俄兩國正準備簽約的南滿鐵路。其實哈里曼的計劃還不只一條南滿鐵路。這時的哈里曼已經擁有橫跨美國的鐵路公司和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輪船公司,他所要實現的是一項在美國控制下的環球運輸線計劃。這個計劃把南滿鐵路作為亞洲的遠東部分之一,首先以美國資本對其進行控制,進而收買中東路;再進一步獲得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輸權,形成橫跨歐亞的大鐵路,然後再從波羅的海與美國的輪船聯接,跨越大西洋到達美國,由此建立起環行世界一周的全球交通線。看來哈里曼計劃確實宏偉龐大,全球意識強烈。那麼這個計劃能實現嗎?哈里曼很有自信地登上了島國日本,從那隆重的歡迎場面,哈里曼心裡已經有了七分把握。果然不出所料,僅僅一周時間,哈里曼便說服了日本政界和財界的重要人物,於9月12日與日本首相桂太郎簽訂了有關南滿鐵路的預備性協定,史稱「桂·哈里曼備忘錄」。其要旨是:由日美組織一個辛迪加,共同出資購買南滿鐵路,產權和利益均等共享。哈里曼揣著草約文本,心滿意足地回國了。    
    然而,剛剛過了三天,卻出現了變故。10月16日,參加日俄談判的日本全權代表,外相小村壽太郎回到了日本。當他瞭解到桂哈協議後立即表示反對。其理由是,根據樸次茅斯條約規定,俄國轉讓南滿鐵路,須徵得中國的同意。在取得所有權之前,日本無權與第三者協商。但真正的意思是,用「20萬國帑和10萬人鮮血」換來的滿洲利益,絕不能輕而易舉地讓予他人。    
    其實,小村的反對,反映了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即關於戰後如何經營滿洲問題,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是日美共營論,理由是:1擔心俄國復仇,有美國參加可以起擋箭牌的作用;2雖然滿洲戰略意義重大,但經濟前景不明,日美共營有利可圖;3當時日本因戰爭消耗,財力不足,而美國的資金可解燃眉之急。桂哈協議實際是這種認識的反映。另一種是日本獨營論,其前提也是基於俄國復仇論。但主張解決辦法只能依靠獨立自主的經營,以不斷強化在滿利益,形成以主制客的對抗態勢,認為吸收美國等第三國勢力,不利於日本自身勢力的發展,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小村的反對是這派意見的一個代表。但是小村並不是絕對排斥美國,而是企圖在完全掌握滿洲利益主導權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吸收美國資金。據研究,小村在美逗留期間,美國的摩根財團曾提出給日本經營南滿鐵路提供資金,或許這也是小村反對哈里曼計劃的一個原因。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俄戰爭與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角逐(4)

    由於小村等人的強烈反對,日本政府決定放棄與哈里曼的合作。當哈里曼剛剛回到美國,就接到日本的通告,合作暫緩。1906年1月,日本正式通告哈里曼,桂哈協議作廢。這樣,美國資本第一次企圖介入南滿鐵路的計劃宣告破滅。    
    於是,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形成了新的爭奪局面,特別是圍繞中國東北日美關係日趨緊張,其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東北鐵路問題上。日俄戰爭後,東北鐵路形成了由英、日、俄控制的京奉鐵路,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三大系統,而美國沒有份額。哈里曼計劃失敗之後,美國繼續圖謀插足東北。1907年春,清政府擬修建新民至法庫門鐵路,英美對此表示了極大關心。美國駐奉天領事司戴德與奉天巡撫唐紹儀幾經磋商,於8月簽訂了一項備忘錄,擬定由美國資本(尤其是哈里曼)貸款,建立東三省銀行,以興辦實業,修築鐵路。在司戴德的攛掇下,清政府於11月與英國公司簽訂了《新法鐵路草合同》,決定新法鐵路作為京奉鐵路支線,由英國公司修建,並預定將來展修至齊齊哈爾。日本得知此事,竭力阻撓,日本向清政府多次提出抗義,聲稱該路是南滿鐵路平行線,損害了南滿鐵路的利益,要求中國停建該路。後又提出如果中國放棄新法鐵路之修建,作為補償可從滿鐵幹線修一條至法庫門的支線,結果由於日本干涉等原因,新法鐵路夭折了。    
    之後,司戴德並不甘心,繞開「平行線」,制訂了錦(州)璦(琿)鐵路計劃。1909年8月,司戴德以美國銀行代表的新面孔再次來到中國,經其斡旋,中英美達成默契,於10月簽訂了《錦璦鐵路草合同》,規定由中美英合辦錦璦鐵路。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諾克斯也提出了一個「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亦稱「諾克斯計劃」)。其內容:一是為推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組建國際銀行團,收買日俄在東北的鐵路,實行國際共管。二是若前項方案實施困難,可先行就錦瑗鐵路組建國際銀行團,其後再圖東北鐵路中立化。美國的上述動向很明顯是要打破日俄對東北鐵路的壟斷地位。對此,日俄表示拒絕。日本還威脅清政府「於決定辦法之前務須商允敝國政府」,否則「兩國關係上惹起何等事故殊難預料」。《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五)第270~273頁。英國見日本態度強硬也不願冒犯之。法國則表示「在中國與俄國達成妥協之前」,反對這一計劃。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第170頁。只有德國支持這一計劃。最終,錦璦鐵路計劃和諾克斯計劃均告失敗。    
    美國積極介入東北的舉動,促使日俄反而加緊了勾結。1910年7月,日俄簽訂第二次《日俄協定》和《密約》。這次改訂較前次訂約又前進了一步。一是隻字未提「承認中國之獨立與領土完整」;二是規定為保持滿洲現狀,兩國有必要協商對策,共同採取防衛此種利益的辦法;三是強調了日俄各自的特殊利益範圍,進一步表明了日俄共同瓜分遠東利益的企圖。第二次日俄協定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前述計劃,從而使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此後,美國當然不肯善罷甘休。1910年11月,在美國的倡議下,組成了美、英、德、法四國對清銀行團。名義上是用於清政府改革幣制和振興實業,實際上是為挽救清政府的財政危機,以確保四國的在華利益,並帶有明顯抵制日俄的意圖。1911年4月,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了借款合同,其中規定在對東北的企業投資上給予四國銀行團以優先權。對此,日俄共同提出抗議,百般阻撓。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日俄乘中國政局混亂之機,於1912年3月加入四國銀行團,其目的是為了防止銀行團染指其「滿蒙」特殊利益。美國見日俄加入銀行團,認為銀行團已失去意義,遂於1913年3月退出銀行團。銀行團已經名存實亡。而後實力雄厚的列強便紛紛自由地進入中國。這對競爭力較弱的日本是一個打擊。    
    在此期間,日本和英國從各自利益出發,簽訂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條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該條約限制不適用於對付美國。這對日本來說,受到很大掣肘。於是,日本加緊了與俄國的勾結,於1912年7月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進一步瓜分了在中國內蒙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俄進一步勾結,於1916年7月簽訂了第三次《協定》和第四次《密約》。這次改訂進一步強化了兩國軍事同盟的性質,並將整個中國劃定為其勢力範圍。其「鋒芒不僅指向中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國」。《列寧全集》第23卷,第127頁。    
    總之,日俄戰爭後,由於英法的重點在歐洲,在遠東以支持日俄來確保其既得利益。日俄為確保其在遠東的「雙霸」地位,勾結更為密切。美國則企圖在遠東插進一隻腳,但結果在日俄的對抗下未能如願。特別是日本的態度十分強硬,與美國的擴張計劃日益衝突,日美爭霸漸次成為遠東國際關係的中心。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1)

    如果說日俄戰爭前日本在某種程度上還需要英美的支持來充當「遠東憲兵」的話,那麼日俄戰爭後日本已經成為遠東霸主之一。其侵略擴張也隨之瘋狂起來。    
    一吞併朝鮮    
    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立即強迫韓國簽訂了帶有軍事佔領性質的《日韓議定書》(朝鮮於1897年改國號為「大韓帝國」),8月又簽訂了第一次《日韓協約》,把持了韓國的內政、外交。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決心把朝鮮變為日本的殖民地。為取得西方列強特別是影響力較大的英國和美國的支持和諒解,日本於1905年7月與美國簽訂了《桂·塔夫脫密約》(備忘錄),以日本承認美國對菲律賓的統治權,換取美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統治權;8月與英國簽訂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日本以擔負協助英國在印度統治的義務,取得了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佔權益。之後,日本便加快了吞併朝鮮的步伐。    
    1905年11月,日本以武力威逼朝鮮簽訂了第二次《日韓協約》(亦稱「乙巳保護條約」),規定日本在朝鮮設立「統監」,掌管朝鮮的外交事務。但實際上,日本按照統監府官制已經把朝鮮的全部內政、外交都置於了日本的軍事力量的威壓之下。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第229頁。1907年7月,日本借「海牙事件」(朝鮮派使赴海牙,謀求萬國政府和平會議干涉日本壓迫朝鮮),迫使朝鮮國王讓位,強迫朝鮮簽訂了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約」),規定統監擁有「指導」內政的權力,朝鮮的法令、國策的制定,以及高級官吏的任免,都必須得到統監的同意。此後日本不斷增加駐朝軍隊,解散了朝鮮軍隊,瘋狂鎮壓朝鮮人民的反抗。1909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吞併朝鮮,指使朝鮮賣國賊上書要求「日韓合併」。1910年8月,在日軍的警戒下,迫使朝鮮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的國名被日本廢除,稱之為朝鮮,設置朝鮮總督府,實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在政治上,總督直屬於天皇,統帥駐朝日軍,掌管朝鮮的立法、行政、司法大權,實行殘酷的軍事警察統治。在經濟上,頒布「公司令」,壓制朝鮮民族工商業;強制推行「土地調查」,掠奪土地,壓迫朝鮮農民;設立東洋拓殖會社和朝鮮銀行等,壟斷了朝鮮的經濟命脈;修建鐵路,使之成為搾取朝鮮人民血汗和侵略中國的大動脈。總之,日本吞併朝鮮,「第一把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據點;第二向朝鮮輸出資本攫取殖民地利潤;第三獨佔朝鮮為本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原料資源、糧食供給地和商品的銷售市場」。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上,第284頁。    
    二日本的「滿洲經營」政策與「三頭政治」的確立    
    日俄戰爭後日本推行大陸政策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採取什麼樣的統治方式,一個是採取何種經營方式。    
    對於第一個問題,包含兩種壓力,一個是中國人民的反抗,一個是美英等列強的態度。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在南滿遲遲不肯撤兵,並於1905年10月設立關東總督府,實行軍事管制。對此,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甚至公認的親日派袁世凱等人也表示出極大的不滿,一再催促日本撤兵。同時日本利用軍事管制,為日本商人大開方便之門,而對英美商人嚴加限制,也引起了英美的不滿。從1906年2月開始,英美接連提出抗議,要求日本履行保證「門戶開放」的諾言。對於來自兩方面的壓力,日本必須做出抉擇。或者甘冒與中國及英美激烈對抗,繼續實行軍事管制;或者撤回軍隊,解除軍政統治,利用新近取得的條約徐圖擴大在東北的利益。如何抉擇?在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基本有兩種意見。以軍部為首的強硬派,認為所謂「滿洲利益」是軍隊打出來的,絕不能拱手讓出;而以外務省為主流的協調派,認為以目前日本的實力,難與英美相抗衡,如果強硬實行軍政統治,恐怕會引起第二次干涉還遼事件,反而對日本不利。    
    於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在東北鞏固和擴大其侵略利益,就成了繼日俄和約和中日條約簽訂後的最重要的問題。為此,1906年2月,日本政界首腦及元老在大磯召開了「七巨頭」會議。接著,4月首相西園寺秘密率團赴東北巡視日本佔領區實況,與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舉行了會談,企圖消除中國對日本的不滿。在此基礎上,1906年5月22日,由初任韓國統監的伊籐博文出面召集軍政首腦及元老重臣,召開了「滿洲問題協商會議」,這是日本關於處理中國東北問題的一次最高級決策會議。會上,以伊籐博文為首的協調派分析了日本面臨的形勢,認為如果繼續蠻幹下去,則不僅中國終將反對日本,而且面對俄國復仇的戰爭壓力,得到英美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日本在「滿洲」立足未穩,採取強硬態度絕非良策。而以兒玉源太郎為首的強硬派,顯然不甘心放棄把「滿洲作為日本的屬地」的主張,但面對目前的局勢及伊籐等人的反對,不得不同意對佔領地的統治現狀進行調整。會議決定:1從除旅大租借地以外的東北地區撤兵,撤銷設在各地的軍管機構,將主權交還中國;2將現時的關東總督改為關東都督,統管旅大租借地實行民政統治;3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營從俄國接收的南滿鐵路及其一切附屬權益。    
    關於第二個問題,經營方式,1906年初西園寺內閣上台伊始,便把「滿洲經營政策」列為議事日程,成立了以兒玉源太郎為委員長由政府各部門委員組成的「滿洲經營委員會」。其任務就是研究侵略中國東北的任務,審議和起草所謂「經營滿洲」,特別是利用鐵路的計劃和方案。在這個委員會中,兒玉首先將他委託後籐新平起草的題為《滿洲經營策梗概》的方案提交出來。後籐時任日本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頗受兒玉的賞識。早在日俄談判期間,兒玉就讓後籐來東北一次,專門就未來滿洲經營問題進行考察,「梗概」就是這次考察的結果。其核心內容是,模仿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南滿設立殖民統治機關,即在掌管租借地的總督府之外,另設一個由政府直轄的表面上經營鐵道,暗地裡實行多種設施的公司。也就是,一是鐵路官辦,二是以鐵路為核心多種經營。這個方案是典型的「官營方案」。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2)

    對於後籐的方案,外務省和大藏省的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根據有關條約,不能採取官營方式,而以私立公司擔任為宜,提出了所謂的「民營方案」。在外務省制定的《滿洲鐵道紀要》中,主張成立一個民間股份公司(株式會社),政府將獲得的鐵路及其他特權所附帶的利益財產折價入股,在股東形式上,名義上作為日中(清政府)兩國的共同事業。這個方案雖然以民營案為基礎,但吸收了官營案中的以鐵路為核心多種經營的方針,為日本在東北殖民侵略機構的設立奠定了基調。    
    根據「滿洲問題協商會議」確定的原則,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設立了若干侵略機關。主要有關東都督府(前身為關東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日本領事館,史稱「三頭政治」。    
    1906年8月,日本將關東總督府改為關東都督府,按其《官制》規定,關東都督由陸軍大將或中將擔任,掌管關東州(日本繼俄國強佔之旅大租借地)和滿鐵附屬地的行政統治權;負有對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的守備權和軍事指揮權;以及對滿鐵事務的現地監督權。它集殖民侵略的民政與軍政於一身,其下設有民政部和陸軍部。陸軍部設參謀長,輔佐關東都督掌管軍事,其職能是租借地的「哨兵」和南滿鐵路的「鐵道衛士」。關東軍就是從這裡脫胎出來的。至1919年關東軍獨立,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的內政干涉、軍事侵略等活動,主要是由關東都督府指揮實施的。    
    關於滿鐵的設立,1906年6月7日,以敕令第142號公佈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之件」,7月13日成立了滿鐵設立委員會,指定了兒玉源太郎為委員長及80名委員。8月1日以秘鐵第14號向設立委員下達了由遞信、大藏、外務三大臣簽署的命令書。    
    敕令共22條,對會社做了框架性規定,其根本點在於確定了政府與會社的關係,諸如幹部任命權,業務監督權,股票發行權,財務管理權,財產處理權等,都做了原則性規定。這樣,從籌辦開始就是完全由日本政府一手包辦的會社,形式上雖然是株式會社(股份公司),實質上必然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機關。更為重要的是三大臣命令書,其特點是它所規定的許多內容是公開的敕令所不能公之於世的秘密事項,它才是滿鐵一切經營活動所必須遵循的根本大法。命令書共26條,從第1~6條是關於會社經營事業內容的規定。其事業除以鐵路為核心的運輸業之外,還附帶有礦業、水道業、電業等經濟性事業。值得注意的是第5、6條所規定的有關土木、教育、衛生等事業及其相應的行政權和徵稅權,這是對中國主權的明顯侵犯。從第7~17條是關於會社股份及社債的規定。其中對資本規模規定為2億日元,日本不出分文而以侵佔的鐵路等財產實物充占總資本的半數,以確保日本政府對會社的控制權。特別重要的是從第18~25條的規定,明確規定了日本政府對會社的強制性干涉權,會社經常的重要事項必須向政府報告,並根據政府的指示調整業務。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會社完全是國家強力編制下的機構,會社對國家的行動(特別是軍事行動)必須全面協助」。    
    如果說敕令和命令書是滿鐵產生的指導理念上的精神母體,那麼滿鐵設立委員會則是滿鐵的組織母體。在所任命的80名委員中,有22名政府高官,其他主要是兩院議員及大資本家,而委員長的要職初由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擔任,後由於兒玉於7月突然死去,改由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繼任。這樣,委員會的最高職位始終由軍閥頭目把持,說明軍部在制定侵略東北政策的優越地位,這就使得滿鐵的產生必然帶有較強的國策性和軍事性的色彩。滿鐵設立委員會與京釜鐵路發起人會相比,其成員結構明顯不同,政府官員特別是軍部成員佔有重要地位,寺內所指定的8名常務委員全部是政府官員,13名定款調查委員中,政府官員近半數。可見,這樣由政府官員控制的委員會,所產生出來的滿鐵,其國策性質是一目瞭然的。而且,設立委員中的民間代表,或是經常參與國事的特權大資本家,或是與殖民地經營有密切關係的財界巨頭,他們在根本利益上是與政府一致的。這種所謂「官財抱合」的財閥體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因此,第一銀行的澀澤榮一被推舉為定款調查特別委員長也就不足為怪了。    
    作為日本外務省的派出機關,於1906年5月正式設立了「駐奉天總領事館」,其職責是負責對中國東三省的外交事務,除一般外交權力之外,滿鐵附屬地的警察權也歸其掌管。    
    這樣,日本形成了關東都督府、滿鐵、領事館三個平行的機構,史學界將其稱為「三頭政治」,它們之間職權雖有分工,也有交叉之處,三者都企圖擴大自己的權力,因此也經常圍繞權力之爭產生矛盾,使得日本在「經營滿洲」政策上或方法上也出現了某種不協調或者意見不統一的情況。例如滿鐵監督權問題,成為後籐就任滿鐵總裁的最大難題。從敕令到章程都對滿鐵監督權做了規定,監督實體來自中央和現地兩方面。最初在中央由遞信、大藏、外務三大臣共同監督,在現地由關東都督負責。後來在中央又先後改為遞信大臣、總理大臣、鐵道大臣、拓務大臣等負責監督,在現地繼關東都督之後又有關東長官和「駐滿全權大使」的監督時代。這種對滿鐵監督權的實施及其變化,是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侵略機關聯繫在一起的。應該說,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滿洲經營」政策的核心,是獲取和擴大在經濟上的權益,置於首位的乃是鐵路權益,因此,滿鐵的核心地位和突出作用十分明顯。但是,滿鐵又位於「三頭政治」之中,也必然受到來自都督府和領事館的影響,在1919年以前的「三頭政治」體制中,1916年因後籐進入寺內內閣,在他的力促下,當時的滿鐵總裁中村雄二郎被任命為關東都督,暫時形成了所謂「一元化」經營時代。但是這個體制僅僅存在了三年便解體了。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3)

    三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劇    
    從日俄戰爭後到1919年日本關東軍成立前後,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清朝垮台,中國社會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東北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逐漸形成。東北局勢處於錯綜複雜的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局勢極大震盪。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對整個世界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種時代變化、世界動盪的形勢下,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瘋狂起來。日本以「兩地一線」為據點,即由關東州(旅大租借地)、滿鐵附屬地和南滿鐵路,展開蛇形擴張陣勢,以滿鐵和關東都督府等為侵略的主導力量,加快了侵略東北的步伐。這一期間日本侵華活動主要有:攫取東北的鐵路權益,逼迫北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進行「西原借款」,製造所謂「滿蒙獨立運動」,強拉中國搞軍事同盟等。在這些侵華活動中,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侵略者的突出目標。    
    1攫取東北鐵路權益    
    根據《東三省事宜條約》,清政府承認日本繼承俄國轉讓的權益,但同時規定日本政府須遵守中俄原約,根據中俄原約,中東鐵路(包括南滿支線)系中俄合辦鐵路,中國擁有部分投資權和經營權。而日本根本無視上述條約,擅自成立滿鐵。成立滿鐵時,日本表面上打著「日中合辦事業」的旗號,實際上事先根本未與中國商討,待天皇敕令發佈後才將滿鐵章程抄送清政府,並假惺惺地詢問清政府是否應募滿鐵股份。清政府雖然有人力陳日本設立滿鐵之弊害(如盛京將軍趙爾巽等),但清政府只是發出了一個軟弱的照會,而日本未予理睬之後,便坐視其成了。參見蘇崇民《滿鐵史》第26~31頁。這樣,滿鐵成了日本獨家經營的公司,南滿鐵路成了在東北的日本鐵路。此後,滿鐵以南滿鐵路為基幹,大肆攫取東北鐵路權益。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強行修築了安奉(安東至奉天)、新奉(新民至奉天)軍用輕便鐵路,戰後便欲圖加以霸佔。安奉鐵路是聯接中國與朝鮮的所謂「滿韓聯絡鐵路」的重要線路,是日本將侵略勢力由朝鮮向東北擴張的重要通道。在中日北京會議上,日本便強迫清政府同意日本改良並經營安奉鐵路。而後日本偷梁換柱,將「改良」改為「改築」,於1909年8月,出動軍警,強行改築。使之成為繼南滿鐵路之後日本霸佔的又一條鐵路。    
    新奉鐵路在當初修建時,並沒有多大軍事價值,日本急於修建新奉鐵路的真正用意在於戰後經營。特別是為向遼西發展創造條件。原來這條線路是以英國資本為背景的京奉鐵路的預定線,由於俄國的阻撓,只修到了新民。日俄戰爭後,這條鐵路的歸屬及連通,就成了英日對抗的最初問題。在東三省善後會議上,日本企圖獨佔新奉鐵路,遭到中方拒絕,至會議結束未有定論,只是達成如下諒解:新奉鐵路公平議價售與中國,另由中國改造,其遼河以東所需款項允日本公司借貸半數。後在英美的抗議下,日本估計到難以取得新奉鐵路經營權,便以該路作為攫取其他鐵路權益的籌碼,提出將新奉鐵路與吉長鐵路進行對等交換。直到1907年4月和1908的11月,中日簽訂了《新奉、吉長鐵路協定》和《新奉、吉長鐵路借款續約》,中國以吉長鐵路的巨大讓步,以及高額售價和高息借款等苛刻條件,才收回了新奉鐵路。但京奉鐵路展修至奉天城以及與南滿鐵路相聯通,又成為新的問題。直到1911年9月,中日簽訂《京奉鐵路延長協定》,才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    
    這樣,日本通過在日俄戰爭中強行修築的軍用鐵路,攫取了在東北的部分鐵路權益。    
    2「滿蒙五路」計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日本在企圖保持清朝統治的打算破滅後,轉而以袁世凱北洋軍閥新政府為對手,展開了新的對華侵略攻勢。1912年11月,日本外務省制訂了《關於對華外交政策的綱領》,其中「關於滿蒙的方針」,規定為「以我現有的地位為基礎,在經濟方面確保和平的發展」。其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使既得利益永久化,即解決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等的租借、使用延長問題。第二個方面是,向遼西和東蒙及北滿擴大新利益。其首要的一條,就是計劃新建一條從南滿鐵路的四平街向東蒙的洮南府的鐵路。恰在這時,英美也在積極策劃將京奉鐵路向東北腹地延伸以及其他支線的建設。1913年2月,英國向日本打探修建錦州至朝陽的鐵路的可能性。這條鐵路是以前爭論過的錦璦鐵路的一種變向鐵路,即向熱河地區發展的鐵路。對於英美的這種新動向,日本擔心落在後面,立即決定了一項有關南滿與東蒙鐵路的方針。3月12日,日本外務省就這一方針徵求滿鐵的意見,要求滿鐵搞清,第一,日本在南滿及將來向東蒙應建的鐵路;第二,對於中國及其他列強要建的鐵路,確定哪些是應當阻止的。3月26日,滿鐵很快做出答覆,提出希望修築的鐵路如下:    
    一是四鄭線,由南滿鐵路的四平街向西北至鄭家屯的鐵路。    
    二是鄭洮線,由鄭家屯向北延伸至遼西重鎮洮南府的鐵路。    
    三是開海線,由南滿鐵路的開原向東至海龍縣城的鐵路。    
    四是吉海線,由海龍向北通到吉林省城的鐵路。    
    五是從南滿鐵路撫順向東至山城子或興京的鐵路。    
    此外,還提出了一個新鐵路構想:從南滿鐵路經過遼西,再轉向熱河,最後通達長城地方的鐵路。    
    堅決阻止的鐵路是,以奉天為起點的任何鐵路。    
    這個計劃是所謂「滿蒙鐵路網計劃」的開端,其特點是,以奉天以北的南滿鐵路為基軸,路西向東蒙擴張,路東將吉林省的富饒地區聯通起來。同時,很明顯是針對英美的以京奉鐵路為基幹的向吉林的延長線和向熱河的錦朝支線的計劃,採取的對抗措施。    
    於是,日本政府根據滿鐵的新計劃,向袁世凱政府展開了攫取新權益的攻勢。而袁世凱為了獲取日本的承認,以便推行「武力統一」的政策,很快與日本達成一筆政治交易,於1913年10月雙方互換了《借款修造鐵路預約之辦法大綱》,即所謂「滿蒙五路秘密換文」。根據換文,日本取得了四洮、開海、長洮(長春至洮南)三路的借款修築權,及洮熱(洮南至承德)、吉海(吉林至海龍)兩路的借款優先權,完全滿足了滿鐵計劃的鐵路建設和構想的全部要求。這是繼東三省五案協定之後,日本在東北獲得的最大一筆權益,或者說是從北洋軍閥手中獲得的第一筆鐵路權益。但是,後來中國發生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五路合同的交涉不得不中斷,北洋政府與日本僅簽訂了《四鄭鐵路借款合同》,其餘四路均未簽訂合同。日本向東北腹地和內蒙擴張的計劃,雖然暫時未能實現,但「五路換文」卻成為後來日本繼續擴張的所謂依據。其中前三條是以滿鐵幹線的一站為起點的培養線,後兩條與前兩條延長線聯接,成為與縱向的滿鐵幹線相平行的衛星線。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4)

    日本原擬定的四洮路,由於交涉困難,暫時變成了其中一段四鄭路的修建問題。1915年8月開始交涉,至12月簽訂了《四鄭鐵路借款合同》。規定由日本正金銀行貸款500萬元;鐵路總會計師、總工程師、行車總管等都要由日本人充當,實際上成了日本控制的鐵路。四鄭路於1917年4月開工,11月鋪路結束,1918年1月開始臨時營業。不久即同滿鐵簽訂了貨物聯運章程和直通貨車暫行合同。1919年9月,又由滿鐵直接出面與北洋政府簽訂了《四洮鐵路借款合同》,完成了「滿蒙五路」中第一條鐵路的最後法律形式。這個合同基本沿襲了《四鄭鐵路借款合同》,只是債權人由正金銀行變成了滿鐵。借款額為4500萬日元。滿鐵首先於1921年4月開始,修建了鄭通(鄭家屯至通遼)支線。並準備由通遼向北展修至洮南,這實際上成了原英美錦璦鐵路的一段。後來由於中國的強烈反對,滿鐵不得不讓步,按原案(鄭家屯至洮南)修建四洮路。至1923年10月全線完工,1924年7月正式營業。四鄭路和鄭通路同並於四洮路。    
    四洮路的建成影響十分重大。第一,它是繼吉長鐵路之後,日本以借款方式取得的第二條鐵路,作為滿鐵的重要培養線,可以將北滿中東路附近的貨物,尤其是糧食重要產地安達附近的貨物吸收到南滿鐵路。第二,它是滿鐵幹線西側通向內蒙的第一條鐵路幹線,對於日本向內蒙擴張勢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條鐵路繼續往北延伸(即後來的洮昂鐵路),可以穿越中東鐵路,到達北滿的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是原英美設想的錦璦鐵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俄抗爭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    
    3對華「廿一條」與滿蒙權益    
    與上述以「滿蒙五路」為中心的日本殖民權益擴大化相對應,辛亥革命後日本侵華的另一個動向是殖民權益的長久化,也就是將已獲得的殖民權益永遠為日本所霸佔。日本在中國東北所獲得的殖民權益,主要是根據日俄和約和中日條約取得的。根據條約,旅大租借地、南滿鐵路等殖民權益,是有時間限度的,到一定期限必須歸還中國。對此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會心甘情願的。    
    首先,南滿鐵路是根據日俄和約由俄國將中東鐵路南滿支路的一段轉讓給日本的,日本經營期限和中東鐵路的租借期限是相同的。根據1896年中俄原約第11條規定,中東鐵路開始營業後80年無償返還中國,36年後中國有權收買。中東鐵路是1903年開始營業的,36年後即到1939年,中國有權收買該路。又根據中日條約,中國只承認俄國轉讓給日本的權益,而沒有賦予日本新的租借期限。因此,日本經營南滿鐵路的期限,只能繼續俄國的經營期限,即從1903年開始到1939年為止。    
    其次,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強行修築的安奉鐵路,根據中日條約,該路改良期三年,改良竣工後由日本經營15年,即至1923年須估價售與中國。其後日本雖然強行改築安奉路,但並沒有改變安奉路的經營期限。    
    再次,作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基地,所謂「滿洲入口」的旅大租借地,也是由日俄和約轉讓,由中日條約承認得到的,但不得超過中俄原約,即租借期限為25年,從1898年起至1923年到期。    
    這樣,從1912年算起,日本還可以經營南滿鐵路27年(至1939年),安奉鐵路和旅大租借地都是再經11年至1923年到期。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說,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叫囂:滿洲權益是以「20萬國帑和10萬人的鮮血」為代價得到的,日本絕不放棄。他們從獲得這些權益之始,就根本沒想交還中國,企圖把這些權益永久由日本保持。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便企圖乘中國混亂,使他們的殖民權益永久化。武昌起義後10多天,日本西園寺內閣就決定了乘中國混亂之機,根本解決滿洲問題的方針。首要的課題就是延長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和旅大租借地等殖民權益的期限。    
    在1913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對華外交方針中,提出以南滿所有的鐵路及滿洲和內蒙古的權益為基幹,不僅滿鐵本線,而且所有支線,都要由日本永久掌握經營權,因此必須抓住時機與中國交涉,延長其租借期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認為此乃「大正時代之天祐良機」,必須抓住機會,確立對東洋之權利。於是,日本以英日同盟為招牌,對德宣戰,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等地的權益侵吞。進而日本認為確立它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和「根本解決滿洲問題」的時機到來了。1914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滅亡中國為目標的「二十一條」對華要求,於1915年1月向袁世凱政府正式提出。其中有關「滿蒙權益」的要求集中在第二號,主要內容是,將旅大租借地並南滿鐵路及安奉鐵路,均展至99年為期;及其他在滿蒙的特殊權益。「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參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第73~77頁。此後,中日交涉數月,20餘次,至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9日袁世凱屈服,25日簽訂了有關山東、福建、滿蒙等大量權益的兩個條約及13件換文。在《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相關換文中,規定南滿鐵路等展限99年,這等於宣佈日本要永遠佔有這些權益,是「滿蒙權益」永久化的重要表現。此外,有關鐵路的權益還有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南滿與東蒙鐵路借款和稅課抵押借款優先權等等。    
    這樣,日本通過1913年的「滿蒙五路換文」,獲取了滿蒙鐵路新權益,而「二十一條」則側重於滿蒙權益永久化。兩者相輔相成,使以滿鐵為主導形式的日本對中國東北及內蒙的侵略大大推進了一步。在這一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戰」,歐美無暇東顧,是造成日本如此猖狂的原因之一。但是,「二十一條」之簽訂,仍然引起了英美的極大關注,並使英美與日本的矛盾進一步加大。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上,英美強烈反對「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了所謂「第五號要求」。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5)

    4「滿蒙四路」與「滿鮮統一」政策    
    「二十一條」簽訂之後,袁世凱企圖依靠日本推行帝制,但復辟不得人心,反袁運動興起。日本也見風使舵,轉向支持倒袁,並在東北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企圖侵佔東北,但又遭到失敗。日本大隈內閣一片狼藉,終於倒台。繼之,1916年10月,寺內正毅上台組閣。針對大隈內閣露骨的侵華政策,寺內改變策略方針,決定採取從財政上支持皖系軍閥段祺瑞政府以武力統一中國的方針。寺內的股肱大藏大臣勝田主計將這種政策比作「菊分根」,意即日本利用「一戰」中撈取的大量資本,以秘密政治借款方式提供給北洋政府,從而獲得更大的在華權益。「西原借款」就是這種政策最突出的產物。在這筆以經辦人西原龜三而得名的龐大借款中,涉及東北權益者,主要有吉會鐵路墊款,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滿蒙四鐵路借款等。    
    日本寺內政府與中國段祺瑞政府,最先達成的鐵路交易是,1917年10月簽訂的「吉長鐵路借款續約」,這在「二十一條」中已經有所規定。接著,1918年6月,中日簽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後述),日本為實現「滿鮮聯絡鐵路第二通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9月,在寺內政府臨近垮台之前,先由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後籐新平(即滿鐵首任總裁)簽訂了「滿蒙四鐵路換文」,後又簽訂了《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所謂「滿蒙四鐵路」是指,1開吉線,開原——海龍——吉林;2長洮線,長春——洮南;3洮熱線,洮南——熱河;4洮熱路某一點到達某海港的鐵路。這四條鐵路是日本滿蒙鐵路計劃的重要發展,即對1913年「滿蒙五路換文」的擴充和確認。原「滿蒙五路」中,只有四洮路的一部分四鄭路已經修建,其餘四路尚未訂立合同。而這次的「滿蒙四路」在重申和確認原「滿蒙五路」的基礎上,新增了從洮熱路之一點至某海港間的鐵路,表明日本欲把鐵路權益向遼西擴展,並為掠奪內蒙資源,尋求新的出海口。後來因段祺瑞政府垮台,正式合同未能簽訂。而且「滿蒙四路」墊款,是以「西原借款」為形式的日本壟斷財閥借款之一,引起了英美的強烈抗議。1920年10月,由英法美日組成的新四國借款團成立時,日本不得不把「滿蒙四路」中的洮熱線和洮熱路一點至某海港鐵路的借款權轉讓給新四國借款團。    
    與上述以鐵路為核心的滿蒙權益擴大化政策相適應,寺內政府調整大陸政策,推出了「滿鮮統一」的新政策。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強化以滿鐵為主導的日本在東北亞的殖民侵略體系。其重點是統一「在滿」機關,解決所謂「三頭政治」問題。如前所述,早在滿鐵設立之時,兒玉和後籐就主張在中國東北實行「滿鐵一元化」的殖民體系,並將鮮鐵劃入滿鐵經營範圍,企圖同時推進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殖民地化進程。但由於日本政界意見不一,未能實現,而形成了關東都督府、滿鐵和領事館的三頭政治殖民體系。後來隨著安奉鐵路和鴨綠江橋的修成,形成了「日滿鮮滿聯絡通道」,即從日本過海峽與朝鮮釜山聯接,再通過朝鮮半島縱貫鐵路,越過鴨綠江,經安奉鐵路到達南滿中心奉天,使「滿鮮一體化」的重要性突出起來。但是,滿鐵主張堅持大連中心主義的經營方針,將主要精力傾注於強化阪神、大連港、長大線的運輸網,對「滿鮮一體化」沒有重視起來。然而到「一戰」前後,滿鐵進入了中村雄次郎時代,再次出現了「滿鮮統一化」傾向,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所謂「三線」(日本國鐵、滿鐵、鮮鐵)聯運問題,最積極的策動者是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1913年寺內提出了三線聯運統一方案,其重點是強化朝鮮鐵路與安奉鐵路的聯絡運輸,寺內企圖將在朝鮮的日本資本打入滿洲,由朝鮮市場來推動滿洲市場。    
    當寺內上台組閣後,便積極展開「滿鮮統一」政策。首先,統一殖民地行政,在日本中央政府新設拓殖局,統一掌握殖民地行政;在東北,指令關東都督統掌滿鐵業務,滿鐵不設總裁,改設理事長秉承都督之命執行業務。領事業務設特別任用制度,使之與都督和滿鐵相協調。其次,加強在東北的金融力量,使東洋拓殖會社在奉天開設支店,總攬在東北的日本不動產金融業務;使朝鮮銀行增設分行和營業所,成為專門的商業金融機構。再次,由上述兩點作為保證,實現滿鮮鐵路統一化。寺內沿襲滿鐵設立之初的國營化方案,提出由政府與滿鐵訂立協定的方式,實行滿鮮鐵路及附屬事業的委託經營,使滿鐵在職能上作為國家在殖民地的鐵路管理機關,在奉天設立鐵道廳,在東北和朝鮮分設鐵路管理局,確立以鐵路為核心的「滿鮮統一化」殖民體系。    
    但是,寺內的「滿鮮統一化」政策,受到日本政府中穩健派的批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容易引起與歐美列強矛盾的激化,不贊成以滿鐵為主導形式的「滿鮮統一」。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確定了滿鐵委託經營案。1917年7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90號宣佈,以滿鐵與朝鮮總督府締結委託契約的形式,將朝鮮總督所轄的朝鮮鐵路的一切業務轉由滿鐵委託經營。一直到1925年,滿鐵才將委託經營權交還給朝鮮總督府。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滿鐵在委託經營的7年多時間裡,雖然取得了3800萬日元的總收益,但按照契約中必須確保朝鮮總督府投資6%的利潤的規定,反而要拿出230萬日元,向總督府上繳4070萬日元的繳納金,滿鐵等於做了虧本的買賣。但是,由於滿鐵委託經營的實質,在於強化侵略的大陸政策的整體效益,所以讓滿鐵做出一點犧牲也就不足為怪了。實際上,在滿鐵委託經營期間,修建了朝鮮北部的鹹鏡、京元和南部的湖南鐵路,並增強了釜山港的運轉能力,使「朝鮮聯絡通道」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同時,這期間又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滿鐵的委託經營在保證軍事運輸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橫臥東北腹地的吉長鐵路是日本所要攫取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陸海交通構想中,提出了所謂「三港三線」體系。即由大連港通過南滿鐵路伸向東北,由釜山港經京釜路、京義路、過鴨綠江再經安奉路到達中國東北的政治、經濟中心,這條線路也稱為「滿鮮聯絡第一通道」;由清津港經中朝邊境的會寧跨圖們江,再經吉林通往東北腹地長春,這條線路又稱「滿鮮聯絡第二通道」。吉長鐵路是「滿鮮聯絡第二通道」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日俄戰爭後,日本利用中國急於收回新奉路的心理,提出將新奉路與吉長路一併解決,幾經交涉,於1907年簽訂了《新奉·吉長鐵路協定》,規定吉長路所需資金的半額向日本借款。1908年又簽訂了《續約》,規定借款額為215萬日元,並附加了進款存入日本銀行,任用日本為技師長、會計主任等條件,從而使日本控制了技術和財會大權。後在吉長鐵路的修築和經營中,多次遇到資金困難,日本又乘機於1917年10月簽訂了《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日本增加借款451萬日元,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接管了吉長鐵路經營權。吉長鐵路是中日間第一條借款鐵路,為後來日本以借款方式控制中國鐵路開了先河。日本不僅利用這條鐵路進行軍事侵略,而且還進行資源掠奪。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擴張的加劇(6)

    5所謂「滿蒙獨立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乘中國局勢動盪之機,圖謀分裂中國,吞併東北。武昌起義不久,日本政府就決定了《關於對華政策》,聲稱「為根本解決滿蒙問題,帝國政府必須不懈地策劃,待有可乘之機,則採取斷然措施加以利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第356頁。。在革命開始時,形勢不明朗,因此日本統治階級內部意見也不一致。而且由於統治機構的多元化,元老、軍部、政府等大都各行其是。但以軍部和民間右翼最為活躍。軍部很快就制定了《關於對華用兵問題》的文件,決定向東北增派兵力,以便形勢有變之時佔領各地要衝,同時派出大批軍事間諜刺探情報。    
    在東北的關東都督府和滿鐵也十分積極,他們以滿鐵附屬地作為策源地,通過給「革命黨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企圖造成東北局勢動盪,為日本出兵創造機會,對此軍部中央十分支持。12月初軍部擬定了《滿洲派遣師團編製要領》,計劃向東北增派一個師團,並與關東都督府商討了用兵事宜。參見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三),第98~99頁。但是革命形勢急轉直下,1912年2月清朝宣統皇帝遜位,軍部和關東都督府感到「利用革命黨擾亂滿洲的陰謀也到了限度」,遂放棄了出兵東北的打算。    
    另一方面,一部分民間右翼勢力勾結軍部中央及關東都督府,策劃利用滿清貴族的反動組織宗社黨,進行分裂中國的「滿蒙獨立」活動。最為典型的就是川島浪速與軍部相勾結製造的「滿蒙獨立運動」。川島浪速早在甲午戰爭時就參加了對中國的侵略,後來與清朝肅親王善耆結識,稱為兄弟。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清朝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川島與善耆勾結,決定在東北發起勤王軍,先行「滿蒙」獨立,而後再圖中原。為此,川島制訂了行動計劃,並向軍部做了報告,要求軍部和關東都督府給予大力援助,軍部認為這一陰謀可行,遂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人通過關東都督府和北京守備隊協助川島,在軍部中央則由參謀次長福島安正負責組織指揮。另外,軍部還與外務省勾結從大倉財閥弄到一筆借款,充作叛亂武裝經費。    
    1912年2月,在川島、高山等人的策劃下,肅親王等一批宗社黨人被秘密護送到旅順,關東都督府協助其制訂了叛亂計劃,並提供武器支持,準備糾集蒙古王公和土匪舉兵起事。但由於運送武器途中被奉天當局查獲,陰謀敗露。加上日本政府對這種冒險未抱希望,而加以阻止,使得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歸於失敗。但是,這種陰謀伎倆卻成為後來日本製造偽滿洲國的藍本。    
    1916年春,中國人民反袁鬥爭高漲,政局動盪。於是,日本乘機搞起了第2次「滿蒙獨立運動」。3月,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決議,認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於帝國」,因此,對於日本「民間志士對中國人進行反袁活動給予同情或財物援助,政府雖不能公然鼓勵之,但將予以默許」《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第418~419頁。。實際是支持侵略分子進行顛覆活動。根據這一方針,軍部派遣土居市之進和小磯國昭等軍官,令其在關東都督府的協助下,重新武裝宗社黨人,並勾結蒙匪巴布扎布,準備於4月中旬舉事。在資金方面還得到了大倉財閥的幫助。    
    這時,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對如何舉事卻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主張支持奉天實力派張作霖,特別是在張作霖驅逐段芝貴前後,甚至原本支持川島浪速的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也改變了主意。但關東都督中村覺等人堅決反對拉攏張作霖計劃,他們制訂了暗殺張作霖的計劃,於5月下旬,派三村豐等人前去刺殺,但由於張作霖機智,倖免於難。而后土居等人修訂計劃,準備在6月中旬在東北和華北同時舉事。然而6月6日袁世凱突然死去,日本決定支持黎元洪,使其投靠日本,遂說服軍部及川島等人被迫同意中止武力行動。    
    但這時在內蒙由青柳勝敏指揮的巴布扎布匪兵仍在活動,7月下旬,叛匪在突泉附近被洮遼鎮守使吳俊升部擊敗,「勤王軍」面臨被殲滅的境地。為保住這支今後尚可利用的武裝,關東都督府一面給叛匪武器支援,一面出兵掩護叛匪撤退。這期間,日本還先後製造了鄭家屯事件(8月中旬)和朝陽坡事件(9月初),又一次扮演了武裝干涉中國的醜惡角色。    
    6「中日軍事協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在「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於8月對德宣戰,日軍迅即對山東半島的德軍展開了攻勢,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與清政府一樣宣佈「中立」,要求日本「保全東方」。而日本根本無視中立,在戰區及其以外燒殺搶掠。至11月德軍投降,日本在華勢力大為擴張。這種形勢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脹起來。右翼團體黑龍會於1914年秋提出了一個備忘錄,要求強迫中國訂立軍事同盟。這一想法深得軍部贊同。後來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個問題也有所體現,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原來日俄共同稱霸遠東的局面結束了,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世界現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醞釀參加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武裝干涉。為此,軍部認為「必須把中國作為對蘇作戰的前哨基地,取得軍事上自由使用的權利」。《日本軍國主義》(三)第113頁。於是,從1918年初開始,軍部一面利用在中國政府中的軍事顧問等誘使北洋政府與日本共同防禦;一面讓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威脅中國,迫使馮國璋同意親日的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段上任後於3月25日與日本互換了「共同防敵公文」。雙方約定,對於日漸蔓延的「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7)第251頁。    
    經中日雙方磋商後,段祺瑞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於5月中旬與日本簽訂了陸海軍《防敵軍事協定》,9月又簽訂了「補充協定」。這些協定統稱「中日軍事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在「共同防敵」的名義下,將中國境內(主要指東北、內蒙)劃入「軍事行動區域」之內,日軍可在區域內行動,適時要求中國地方官憲予以協助;中國須為日軍提供交通、通訊、武器裝備等保證,以及相互交換軍事情報等。「補充協定」還規定,境外(主要指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國軍隊「應納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    
    「中日軍事協定」是中日關係史上僅有的一次軍事協定,明顯帶有軍事同盟的性質,其目標明顯是針對蘇聯的。因此它是一個反對社會主義的軍事協定。同時通過這個協定,日本取得了可在中國境內進行軍事活動的權利,從軍事上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在當時中日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況下,只能加劇中國的附庸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1)

    第一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新格局與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各種矛盾鬥爭激化的最高表現。然而戰爭引起革命,各國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侵略壓迫的鬥爭蓬勃高漲。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俄國人民首先突破了國際帝國主義陣線,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而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毛澤東選集》第628頁。    
    現代,世界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但世界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不僅原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增加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其後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又形成了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矛盾。這些矛盾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不同表現。在這些矛盾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法西斯主義等各種力量相互鬥爭,世界局勢錯綜複雜,形成了波瀾壯闊的世界現代歷史進程。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表明俄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蘇聯人民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的反革命叛亂。很快從戰爭的創傷中解脫出來,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相繼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在短短20年趕上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站了起來,而且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力量,特別是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下,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蓬勃興起的局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取得了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和統治的重大勝利,對帝國主義體系給予了巨大衝擊。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衝擊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極大動搖。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尋找擺脫危機的辦法和途徑。一些國家通過緩和階級矛盾,謀求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使資本主義危機出現了緩和的局面,如以美國的「柯立芝繁榮」為突出表現的相對穩定和發展。而另一些封建性和軍事性較為濃厚的國家,法西斯主義出現後,與反動傳統相結合,帶動國家政治朝著法西斯化的方向發展。由於法西斯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民族解放運動,推行極權主義的獨裁和瘋狂的侵略戰爭,因此,法西斯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的矛盾鬥爭,成了世界現代史各種矛盾的焦點。    
    在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一面干涉和對抗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面繼續壓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國家和人民。但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衝擊下,加上帝國主義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一體系也隨之宣告破產,帝國主義的矛盾又以新的戰爭形式來加以解決。    
    二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上述時代因素影響下,日本帝國主義很快從「大戰景氣」轉變為危機四伏。在國內,1918年發生了「米騷動」,這次運動雖然是群眾自發的社會運動,但「具有了破壞資本主義運動的濃厚色彩」《日本現代史》(二)第121頁。。1921年春夏爆發了戰前最大的工人運動——神戶工潮。1922年7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日本共產黨,日本工人運動有了很大發展;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農業組合,組織農民與地主展開了租佃鬥爭;被歧視的部落民,為爭取自主解放,於1922年3月成立了全國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權利和自由民主。在國外,朝鮮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於1919年3月,爆發了全國規模的全民族獨立解放鬥爭——「三·一運動」,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同時,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企圖霸佔原屬德國的中國山東權益,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由此爆發了「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使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出現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國主義內外全面危機的情況下,日本統治階級謀求以新的統治方式來挽救危機,而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正迎合了天皇制統治的需要,使之朝著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發展。    
    法西斯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歷史現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日益強烈的尖銳化和勞動人民大眾的日益革命化,統治的資產階級就日益乞靈於法西斯主義……執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資本的極端反動、極端沙文主義、極端帝國主義的公開恐怖獨裁。」《季米特洛夫選集》第39~41頁。就是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再能夠以資產階級民主和國會制度的舊方法來維持他們對廣大群眾的專政」《季米特洛夫選集》第39~41頁。。統治階級為了鞏固他們的政權,欲求以極端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恐怖專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主義、反對民族解放,建立超國家的世界性獨裁體系,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基本內涵。    
    由於各國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法西斯主義在各國亦有不同的類型。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根本特徵是,法西斯主義與近代天皇制相結合,促使統治階級內部的軍部、官僚、政黨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轉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過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的社會運動(包括民間的和軍隊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動了國家法西斯化進程。也就是說,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內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發展的極端形式。因此說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在這一過程中,軍部勢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導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軍部法西斯化,軍部法西斯通過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對內進行恐怖政變,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國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軌道。因此也可以說日本法西斯主義是軍事的法西斯主義。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2)

    20世紀10年代末,法西斯主義在西方的德國、意大利泛起的同時,在東方的日本也盛行起來。如「超國家主義」、「天皇日本主義」、「農本主義」、「國本主義」等等。其中最有影響的應首推北一輝的「超國家主義」。1919年,北一輝寫成《國家改造原理大綱》(後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以下簡稱《法案》)。主張對內動用「天皇大權」,憑借軍事力量,實現「國家改造」,建立軍事獨裁政權;對外以「國際無產者」的姿態,執掌世界聯邦的牛耳。橋川文三編《超國家主義》第293頁。另一個法西斯主義巨頭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義」。他認為:日本是以「皇統連綿」的天皇為最高元首的道義國家,天皇至高無上;日本文明是「世界無以倫比的精神」,「是整個亞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體現和有力保護者」。《日本歷史》20,第89頁,巖波講座。法西斯「農本主義」者權籐成卿宣揚「社稷國家論」,鼓吹社稷是人類社會的本源,基於「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國體的真髓。主張「信考古典,重歸社稷,勸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義者群像》第202頁。,恢復到大化革新的社會。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義,各派都提倡以天皇為核心,建立絕對權威的專制統治,維護日本國體,振興日本精神。    
    隨著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日本的氾濫,各種各樣的法西斯團體紛紛出現。從1919年日本第一個法西斯團體猶存社成立開始,到1933年已達500餘個。江口圭一編《體系·日本現代史》(1),第149頁。這些組織大多各樹一幟,隨立隨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樣的統一強大的法西斯黨。這是造成軍部掌握法西斯運動主導權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於軍部是天皇制統治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天皇制賦予軍部的「統帥權獨立」,決定了軍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義者非常明確軍隊是「國家權力的實體」《現代史資料》4,第37頁。,極為注重爭取軍部勢力。著名的軍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稅就是猶存社的重要成員。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貞夫、板垣征四郎等軍部骨幹分子,被稱為「日本法西斯大本營」的國本社,有東鄉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鐵山等一大批高、中級軍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研究》第60頁。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學寮為基地,與軍部上層往來密切。故大學寮有「昭和軍閥儲水池」之稱。北一輝則通過西田稅將《法案》傳入軍內,許多下級軍官接受其思想後,遂成為法西斯主義分子。    
    另一方面,由於軍國主義的傳統。軍人「對國際形勢最為敏感」。《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第397頁。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形勢變化,軍部中產生了「高度國防國家」思想。主要內容一是軍備現代化,二是經濟軍事化,三是國民總動員。1917年8月,時任參謀本部中國課兵要地誌班長的小磯國昭起草了《帝國國防資源》,其中指出:「為保證帝國生存,於平時就應做好戰時經濟自給的準備。」《陸軍軍需動員》(1),第40~42頁。1920年5月,永田鐵山寫成《關於國家總動員的意見》的報告,提出建立國家總動員體制,這個報告後來成為軍部「幕僚派」改造國家的理論依據。同年佐籐鋼次郎發表了《國防上的社會問題》,提出了「國民軍隊化」、「軍隊社會化」的國防國家構想,意在建立軍部獨裁體制。可見,軍國主義的專斷性與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性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軍部需要用法西斯主義武裝自己,鞏固天皇制統治,建立世界霸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法西斯主義也就成了軍國主義的代名詞。這樣,法西斯主義與軍部勢力結合,更加增強了其維護天皇制的「使命感」,認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軍隊運動而成乃是歷史性規律」末松太平:《私昭和史》,第24頁。。「國家改造」的歷史任務理所當然應由軍隊擔負。於是,在軍隊上下形成了所謂「軍內革新派」。    
    早在1921年,當時在歐洲的永田鐵山、小敏四郎、岡村寧次等人集會於德國的巴登巴登,商討了「總體戰」體制問題。以此為起點,軍部法西斯「幕僚派」著手建立「高度國防國家」的準備。他們回國後於1923年組織了「二葉會」,後又組成了有東條英機、鈴木貞一等人參加的「木曜會」。1929年,「二葉會」與「木曜會」合併為「一夕會」。成員包括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河本大作、石原莞爾等著名法西斯軍人,在第一次會議上,決定了三項議案:1刷新陸軍人事;2以解決滿蒙問題為重點;3擁立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三將軍,建設正規陸軍。安部博純:《日本法西斯主義研究序說》第190頁。他們明確地把「國家改造」和對外侵略緊密聯繫起來。與軍部幕僚派相對應,以部隊下級軍官為主體,形成了「青年軍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稅為頭目組成了「天劍黨」,包括陸海軍軍人40餘名。該組織聲稱是「以《法案》為經典的實行之劍」《田中五郎》《北一輝》第282頁。,形成了以北一輝、西田稅為首的「青年軍官」法西斯運動軸心。還有成立於1928年的「王師會」,以籐井齊為首,包括古賀清志、中村義雄等40餘名海軍軍人。他們與民間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聯繫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統帥權」論爭和「滿蒙危機」的形勢下,以橋本欣五郎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軍事法西斯主義團體「櫻會」組成。重要成員有阪田義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彌、長勇、田中清等人。他們大多是重要軍事部門的軍官。「櫻會」在其《趣旨書》中指出:「本會以國家改造為最終目的,為此,必要時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辭」。《現代史資料》(4),第58頁。他們還認為現在的外交家已經墮落為「國際妓女」,有損於無與倫比的國體。中野雅夫編《橋本大佐手記》第15頁。因此,必須實行「國家改造」,振興天皇國體,「櫻會」有這樣一個特點,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員,也接納了「青年軍官派」人物,還同海軍法西斯團體「王師會」、「星洋會」等有著密切聯繫,與民間法西斯保持著經常往來,從而決定了它在激進法西斯運動中的突出地位。至此,從中央軍事首腦部門到地方部隊的日本軍隊中,法西斯主義從思想上、組織上與軍部勢力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動逆流。此後,軍部法西斯便開始了瘋狂的侵略戰爭和凶殘的軍事政變,推動國家法西斯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關東軍的獨立與張作霖的崛起(1)

    一關東軍的獨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發的「米騷動」,是「一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要表現。這次運動導致了軍閥寺內正毅內閣垮台,繼之上台的是被稱為「平民宰相」的原敬,組成了日本第一個正式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面對動盪不安的局面,決定「用有秩序的變遷來制止國內的變動」。《原敬日記》,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備交通、振興實業和充實國防」的四大政綱。在對外政策方面,由於朝鮮「三·一」運動的衝擊,迫使日本首先進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於1919年4月將關東都督府一分為二,設立了關東廳和關東軍司令部,「三頭政治」變成了「四頭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實,為日本軍國主義以武力侵略開闢了一條捷徑。按照《關東軍司令部條例》的規定,關東軍司令官由陸軍大、中將擔任,直屬於天皇,受參謀總長(軍令)和陸軍大臣(軍政)的指揮。其職責是「統帥駐關東州及南滿陸軍部隊,防衛關東州和保護南滿鐵路及沿線」。這種規定便於關東軍秉承軍部旨意,動輒以「防衛」和「保護」的名義,獨斷專行(日語叫「獨走」)地行使武力。事實上關東軍從誕生之日起,便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急先鋒。    
    二張作霖的崛起與日本    
    從1919年關東軍獨立到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主要表現在與以張作霖為首的東北當局的關係上。張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於奉天(今遼寧)海城,青少年時流浪江湖,作過貨郎、獸醫、小買賣等,與賭徒流氓廝混。甲午戰爭時,曾一時充軍,後加入「綠林」,在遼西割據一方。1902年受撫於清政府,任游擊馬隊營管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張作霖率部由洮南進入省城奉天,以軍事力量為後盾,逐步控制了奉天軍政。從此,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1912年1月,張作霖拜訪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滿洲有許多特權,而且和滿洲有特殊關係」,「如果(日本)對我有何吩咐,我一定盡力而為」。《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訪了路經奉天的日本關東都督福島安正,亦表示「願按日本指示行動」。對於張作霖的表態,日本侵略者很滿意,一種意見認為「在對滿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張作霖是必要的」。此後,扶植張作霖就成為日本侵略東北的一項重要政策。張作霖也進一步與日本勾結,壯大自身實力。    
    1915年10月,張作霖借赴漢城參加日本召開的所謂「始政紀念博覽會」之機,拜會了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極力「表白自己的意見,與寺內肝膽相照」園田一龜:《怪傑張作霖》第86頁。張作霖在這次活動中贏得了寺內的好感,增加了日本統治階級對他的重視。不過這時日本還沒有把張作霖作為唯一的支持對象,還有一些人主張利用宗社黨搞所謂「滿蒙獨立運動」,為此還實施了暗殺張作霖的計劃,未能得逞。    
    1916年6月,張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奉天督軍兼省長,進一步攫取了奉天軍政大權。10月,寺內正毅上台組閣,決定支持張作霖統一東北。張日勾結更為密切起來。張作霖對其日本顧問菊池武夫說:「我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願意「與日本提攜,維持東三省及東蒙的安寧秩序」。《日本外務省檔案》MT117。日本內務大臣後籐新平(曾任滿鐵首任總裁),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而在滿洲則有特殊之勢力與地位。……張氏心中唯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彼認日本在滿洲有絕大勢力,反對日本於彼不利,傾向日本於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張氏」,則日本在「滿洲」就可以「為所欲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七)第55頁。這段話對張日關係說得非常明白了。    
    此後,在日本的支持下,張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軍權的馮德麟,驅逐吉林督軍孟恩遠,於黑龍江省內亂之中奪取了黑省軍政大權。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張遂成為東北王。在此期間,日本還幾次從朝鮮銀行給張作霖貸款,在財政上援助張作霖。    
    張作霖雄踞東北之後,又企圖問鼎中原,爭霸全中國。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數次進軍關內,窮兵黷武,進行軍閥戰爭。而日本帝國主義則通過支持奉系軍閥的武力擴張,達到攫取「滿蒙」權益,控制中國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兩系軍閥發生衝突,張作霖乘機派兵入關,助直倒皖,與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來。於是奉張企圖依靠日本爭霸中原。1920年9月,張作霖訪問關東軍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懇請日本給予大力援助。為此,張派於沖漢為特使赴日,往訪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腦。日本政府遂專門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必須使張放心,並給予相當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記中寫道:「其實,張雖欲以日本為背景擴張其勢力,而我欲於東三省發展,亦必須對張優待,此乃雙方利益不期諧和之事也」。《原敬日記》第9卷第138頁。這是對張日相互利用關係的極好註釋。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關於對張作霖的態度》決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滿蒙實權的張作霖,以此來確保我國在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第524頁。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兩軍在長辛店,馬廠等地激戰7天,結果奉軍大敗,退回關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聽候查辦。然而,張作霖雖然兵敗,但實力猶存,特別是有日本的撐腰,張作霖竟宣佈東北「自治」,仍然割據東北。並整軍備戰,企圖東山再起。對此,日本對奉張給予了極大支持,除供給大批軍火外,日本還幫助張作霖擴建奉天兵工廠,增派軍事顧問,協助訓練軍隊。日本政府在1924年5月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中強調,「目前對東三省實權者張作霖,依據既定方針,繼續給予善意的援助,以鞏固其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第61~62頁。    
    在日本的支持下,奉軍經過兩年整備,決心與直系決一雌雄。1924年9月,以江浙戰爭為導火線,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在戰爭中日本施盡伎倆支持奉張,不僅在軍事方面派出軍事顧問團指揮奉軍作戰,供應武器彈藥,出動軍艦到秦皇島,伺機干涉,而且通過軍事間諜策劃倒直聯盟。在日本軍部的攛掇下,馮玉祥於10月23日發動北京政變,導致直軍迅即瓦解。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關東軍的獨立與張作霖的崛起(2)

    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系勝利而結束。    
    不久,張作霖進入北京,擁段祺瑞為「執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勢力擴展到了華北,進而伸展到了長江下游地區。但是,奉張連年窮兵黷武,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並且瘋狂鎮壓工人運動,反對革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一些軍閥也乘勢發起反奉戰爭。這種局勢導致奉系內部矛盾不斷激化,釀成了郭松齡反奉事件。    
    郭松齡,字茂辰,遼寧瀋陽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參加過辛亥革命。後加入奉軍,在兩次直奉戰爭中功勳卓著,成為奉軍中舉足輕重的將領之一。1925年11月,郭對張作霖鎮壓革命,窮兵黷武極為不滿,與馮玉祥訂「合作密約」七條,舉兵反奉。郭軍很快攻佔了錦州,兵刃直指奉天。當時奉軍大部都在關內,張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數衛隊,奉張政權岌岌可危,於是張作霖便向日本求救。日本「在滿」各機關認為,郭軍舉事使「滿洲受到赤禍威脅」,並有破壞日本「滿蒙」權益之虞,主張「援助陷於困境之張作霖,使之東山再起」。參見滿鐵檔案:「總體部3083卷」。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決定,令關東軍「速施警告,做適當配置」,實行武力干涉。於是,關東軍一面發出警告,禁止兩軍在南滿鐵路沿線附近作戰,以阻止郭軍進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軍提出所謂「援助」條件,企圖誘使郭松齡承認奉張與日本簽訂的一切條約,遭到郭的拒絕,關東軍遂調動部隊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滿洲」的決定,從日本和朝鮮增派部隊進入東北。當郭軍進抵奉天附近時,省城已由日軍把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張作霖得到喘息,調來援軍,在巨流河會戰中,郭軍兵敗,郭松齡夫婦被俘,慘遭殺害。    
    上述事實表明,張作霖的崛起及其發展,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得以實現的。作為回報,日本則利用張氏權力攫取了許多權益。在鐵路方面,1922年張作霖批准日商在吉林省合辦天圖(天寶山至圖們江)鐵路。1925年張作霖實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與滿鐵簽訂了《吉敦鐵路承造合同》。這兩條鐵路是日本長期策劃的「滿鮮聯絡第二通道」重要線路吉會(吉林至會寧)路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1924年奉日簽署了《洮昂鐵路承造合同》,使日本勢力伸向了黑龍江省。在礦業方面,1916年在張作霖的許可下,以滿鐵資金成立了中日合辦「振興鐵礦公司」,使日本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鐵礦。由日本大倉財閥控股的本溪鐵礦,得到了張作霖允許減稅的好處。在「土地商租權」方面,日本通過「二十一條」獲得了該項權益,但在袁世凱死後中國未予承認。而張作霖卻在1917年以奉天督軍兼省長的名義發佈「訓令」(《奉天省長公署訓令》第306號),承認該項權益。此外,張作霖還聘用日本軍人為軍事顧問,至皇姑屯事件止,張作霖聘用的日本顧問達10多人參見陶尚銘《張作霖和他的日本顧問》、《文史資料選輯》第51輯。,日本顧問是日、張勾結的重要紐帶。    
    張作霖在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的同時,還鎮壓反日運動,為日本侵略者效勞,當然也包括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中國人民掀起了反日鬥爭高潮,張作霖對革命運動進行了瘋狂鎮壓,派出軍警監視學生,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張作霖》第78頁。1920年在延邊地區發生了「琿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駐朝鮮軍隊出動,進入琿春地區進行鎮壓。張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還派兵協助日本進行鎮壓。這些充分暴露了張作霖賣國求榮,為日本效勞的醜惡嘴臉。    
    當然,張作霖作為一個大軍閥,勾結帝國主義是由其本性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但這種關係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發生轉變。還不能說張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賴於日本,當他勢力較弱或出現危機時,他會極力討好日本,而當他羽毛豐滿,勢力強大起來,就不那麼聽話了。概括地說,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一方面張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一方面日本企圖利用張作霖擴大「滿蒙」權益,控制中國。兩者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他們從各自利益出發,在一些問題上可以達成妥協,在一些問題上也存在著矛盾。總的來說,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張作霖對日本投靠的一面較多,從1924年張作霖第二次入關以後,隨著其勢力的增強,不能不考慮與英美等國的關係,不願聽任日本的擺佈,張日之間的裂痕擴大起來。而日本隨著法西斯勢力的興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傾向日益嚴重,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更加瘋狂起來,徹底解決所謂「滿蒙」問題,也觸及到了張作霖的根本利益。因此張日矛盾也不斷激化起來。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東方會議與皇姑屯事件(1)

    一東方會議1927年日本爆發了空前規模的金融危機,使國內矛盾日趨尖銳。與此同時,中國北伐革命蓬勃高漲,席捲長江兩岸,北洋軍閥統治搖搖欲墜。在這種國內外極度動盪局勢下,日本成立了以軍閥頭子田中義一為首的政友會內閣,外務次官由與軍部和右翼團體關係密切的森恪擔任(實際代理外相),田中內閣剛上台,就改變若內閣所奉行的協調外交,實行對華武力干涉的強硬主張,於5月第一次出兵山東。接著,為加快推行大陸政策,於6月末至7月初召開了「東方會議」,專門研究對華積極政策。會議由田中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外務省方面的森恪、出淵勝次、亞洲局長木村銳市、通商局長齋籐良衛、歐美局長堀田正昭、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以及駐奉天、漢口、上海總領事;軍部方面,陸海軍次官、參謀本部和軍令部次長、關東軍司令官武籐信義;此外還有殖民地重要官員和內閣的重要成員。    
    會議分析了中國的局勢,重點研究了所謂「滿蒙政策」。制定了公開的《對華政策綱領》,共計8條,其要點:第一,當日本在華之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措施」,這表明日本決心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第二,「滿蒙」權益是日本的特殊利益,「萬一動亂波及滿蒙……不論來自何方,均將予以防衛」。第三,為確保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將對「東三省實力派」予以支持,這表明日本決心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建立親日政權參見《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第101~102頁。。    
    會議還研究了實施「滿蒙」政策的策略問題,出現了兩種策略主張。穩健派主張採取「內科方式」,即以強硬外交為手段,以經濟滲透方式,逐步擴大其利益,他們較為擔心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與歐美列強的直接衝突。強硬派主張實行「外科方式」,即在強硬外交的基礎上,不惜動用武力侵華,準備必要時與英美進行戰爭。當時,關東軍司令官武籐信義曾探問田中,推行「滿蒙政策」如引發世界戰爭怎麼辦?田中表示:「有決心和準備」《蔣介石秘錄》中文本,第7冊,第66頁。。    
    會議還就解決「滿蒙」問題的關鍵——如何對待張作霖政權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逼張從日」(因張作霖已經不太聽話了,故需讓其順從)或放棄張作霖,另外擁立「東三省實力派」的意見。總的看,「放棄論」已成為主導策略,但如何「放棄」意見有所不同。田中等人認為,應在張作霖衰敗之前,做最後的勒索,然後再拋棄之。為此,田中與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和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進行了密謀策劃,決定從所謂「滿蒙」問題中最突出的鐵路問題著手,逼張就範參見町野武馬《張作霖被炸前後》。而軍部中央和關東軍則主張乾脆換掉(其中一些人主張除掉)張作霖,另立順從於日本的「適任者」。    
    實際上,以上政策和策略在東方會議召開之前已經進行了充分醞釀。日本外務省亞洲局長木村銳市曾提出一份《關於中國時局對策的考察》的報告《年表及文書》(下),第98~100頁。,其中重點談了對待張作霖問題,認為以前那種「總是以張作霖為唯一(支持)目標的作法是極其短見的」,應「及早將張作霖之沉浮與帝國在滿蒙特殊權益之維護區別考慮」,因此,「對他不僅不應給予援助,必要時還應對他施加壓力」。就是說,日本侵略者已經認識到,在北伐革命的形勢下,已經不可能繼續扶持張作霖,需要改弦更張了。關東軍則更為積極,提出了《關於對滿蒙政策的意見》,主張「滿蒙乃我帝國多年奮鬥之基業……我既得權益絕不允許侵害」;為確保「滿蒙」權益,如果張作霖不能滿足日本的要求,就要另外擁立「適任者」,並由日本顧問掌握外交、財政、軍事等行政主權;這個政權應從中國獨立出來,實行「自治」。對此,如果中國方面敢於抗拒和排斥,關東軍將不惜行使武力。參謀本部:《昭和三年中國事變出兵史·附錄》第46~47頁。關東軍的這一論調被東方會議所採納,成為田中內閣對華政策的主要內容。    
    「東方會議」後,日本內閣和軍部將會議所決定的內容,彙編成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給天皇,作為日本的最高層決策。這就是在史學界眾說紛紜的被稱為《田中奏折》的文件。雖然對這一文件的真偽,歷來爭論不休,但文件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侵略構想,與歷史發展的史實十分吻合。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東方會議與皇姑屯事件(2)

    二皇姑屯事件    
    1陰謀的策劃與實施    
    根據「東方會議」所確定的「對華積極政策」,日本加快了以解決「滿蒙問題」為首要目標的侵略步伐。東方會議後,田中將原來的「保張」策略改為「逼張親日」。為此田中頗費苦心地「贈張作霖人偶一具」,暗示你為我掌中之孩童,必須從命《時事新報》,1928年6月14日。。隨即田中加緊逼張活動。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駐華使領館,採取外交手段;二是通過與張關係密切的日本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有關東北鐵路的交涉。據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供認,田中和町野及「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經過密謀策劃參見町野武馬《張作霖被炸死的前後》,《中央公論》,1949年9月號。,逼張草簽了「滿蒙新五路協約」。山本得意地說:「這等於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森義彪:《炸死張作霖與町野武馬》,《日本週報》,1957年3月25日。。沒想到皇姑屯一聲巨響,把他們的美夢炸飛了。    
    日本軍部與田中的想法有所不同,認為只有以武力才能根本解決「滿蒙問題」。東方會議期間,武籐司令官強烈主張「滿洲問題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決,除依靠武力之外別無他途」森克己:《河本大作大佐談話》1942年12月,《滿洲事變內幕史》(下),圖書刊行會,1976,第264頁。。會後武籐就把這種主張作為「內訓」在關東軍內傳達了。當1928年春國民革命軍再次北伐後,日本軍部認為使用武力的機會來到了。但尋找什麼樣的契機行使武力,軍部中央頗費思慮。這時河本大作認為:「當目前南方派北伐方酣之際,採取於滿蒙方面內部使之發生動搖之手段,使奉天軍閥陷於內外形勢壓力下只有崩潰之境地,乃為解決滿蒙問題之契機,較之僅依靠搖搖欲墜之蔣介石、馮玉祥等外力,期待形勢發展,更為可靠。」河本的意圖是,應趁南北雙方酣戰之際,造成奉系內部瓦解和崩潰態勢,乘機在東北建立「親日政權」,從而根本解決「滿蒙問題」。不要等到張一敗塗地時再做手腳,那樣將會「喪失千載良機」參見《河本大作致荒木貞夫、松井石根的信》1928年4月27日。。    
    河本的想法代表了整個軍部的意向,但又與軍部中央略有出人。軍部一種意見認為,當奉軍敗退關外時,以維護治安之名義,將其全部解除武裝,然後「再以赤手空拳的張作霖為對手」。據此,日本政府於5月18日分別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了「覺書」(備忘錄)。聲稱:「當戰亂發展至京津地區並禍及滿蒙時,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將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軍部中央隨即命令關東軍主力向奉天集中,準備向錦州、山海關方面出兵。然而,出兵的「奉敕命令」終未下達,反而接到了「中止既定方針」的命令。    
    關東軍企圖「名正言順」地動用武力的計劃破產了,便窮凶極惡地開始實施暗殺計劃。1928年5月下旬,關東軍決定「卸磨殺驢」,幹掉張作霖。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指派參謀竹下義晴去北平,與駐華公使館武官建川美次(實為日本軍部特派監視張的大特務,後來「九·一八」事變前夜以第二〔情報〕部長身份秘密來到瀋陽)和駐天津日軍指揮官聯繫,準備在華北除掉張作霖。河本得知這一情況,認為「華北方面有沒有敢幹這種事的人,實在不無疑問」,便自告奮勇地說:「讓我干吧!」河本大作:《我殺了張作霖》,《文藝春秋》1954年12月號。    
    河本認為:「只要把這個頭子幹掉,他們(指奉系軍閥)就會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殺了張作霖》,《文藝春秋》1954年12月號。。「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來總賬之決心來對待,滿蒙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河本大作致磯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除此之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二條道路」。所謂「二十年總賬」概指自1904年日俄戰爭以來的「中日懸案」。所謂「滿蒙問題」是指與我國東北地區(民國初年主要包括遼、吉、黑、熱四省)有關的諸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日本與袁世凱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此外還有東北鐵路、商租權、移民問題等等。也就是說解決所謂沉積「二十年總賬」的「滿蒙問題」是謀殺張作霖的根本目的。    
    於是,河本立既著手制訂暗殺計劃。暗殺地點最初選在新民以東的遼河鐵橋,經偵察發現奉軍戒備森嚴,無從下手。後經多方研究,最後選定瀋陽城西北的「三洞橋」。暗殺手段有兩種,一是襲擊列車。在鐵軌上安置脫軌器,造成列車脫軌,組織「撥力隊」襲擊列車。二是用炸藥炸車。為了「不留痕跡地達到目的」,河本選擇以第二個方案為主,第一個方案為輔。接著,河本把負責「三洞橋」地區守備任務的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四中隊長東宮鐵男找來,佈置實施方案,命菅野工兵中佐負責準備電氣工具和炸藥,派神田大尉和桐野中尉協助實施《河本大作筆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至5月底,一切準備就緒,靜待張作霖闖入「必死之陣」。    
    為了準確掌握張作霖返奉時間,河本除派竹下去北京偵探外,還在京奉線沿途山海關、錦州、新民等地,派出石野芳男、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等密探,使用軍用電話與關東軍參謀部聯絡。為了混淆視聽、嫁禍於人,河本還自作聰明地導演了一出「南方便衣隊」的戲。他通過憲兵隊和特務機關,騙來三個中國遊民,其中一人覺得不妙,中途僥倖逃跑。其餘二人被帶到「三洞橋」,刺殺現場附近。據事後調查,二人各持有俄國制炸彈一個,衣袋中查出密信三封,內容暗示他們要在東北舉事。河本沒想到這件事後來反倒弄巧成拙,敗露了馬腳。    
    6月初,張作霖不甘心情願地發表了「出關通電」,於3日離京返奉,當他以為已安全到達家門口時,不曾想卻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6月4日凌晨,河本得到張作霖即將到達奉天的準確消息,親自坐鎮設在東拓大樓內的臨時關東軍司令部,密切注視著「三洞橋」方面的動靜。5時23分終於傳來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河本心喜若狂,後來回憶說:「隨著轟燃的爆炸聲,黑煙騰空飛起200米,我以為張作霖的骨頭也飛上天了,這可怕的黑煙和爆裂聲,令人毛骨悚然。」河本大作:《我殺了張作霖》,《文藝春秋》1954年12月號。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東方會議與皇姑屯事件(3)

    據當事人張作霖的隨從溫守善回憶:「火車離開皇姑屯車站,張作霖坐的那節專車,只有張作霖、吳俊升(黑龍江省督辦)和我。由於當時正是早晨五、六點鐘,張和吳都望著車窗外的晨光和莊稼,邊看邊談。當這節專車穿行老道口交叉點時,轟隆一聲,煙塵滾滾,沙石紛飛,把車箱炸碎。……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咽喉處有一個很深的窟窿,滿身是血。」《遼寧文史資料》第22輯,第161~162頁。關於被炸情形,據事後調查報告,張作霖所乘列車共計20輛,由機關車算起第9~12輛共4輛被炸毀。「第10輛大包車系大元帥、吳督辦、儀我(也寫作儀峨)顧問等所乘,車身幾乎全部毀壞,僅剩前方門及門框並框側木板,而後方脫落一軸,二輪向右傾斜,並有火燒痕跡」。「北首鐵橋完全墜落,其欄杆正壓在飯車右側,其副橋則墜落於其南首。副橋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處,口徑均逾尺」。報告判斷:「足證藥性之猛,用藥之多,決非手腕之力所可拋擲,必系預先裝置」。檔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評析    
    這樣一個凶狠而陰險的陰謀,有人說是河本大作的個人行為,或者說僅僅是關東軍的獨斷專行,那麼,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認了策劃皇姑屯事件的陰謀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圖……我認為……我選定……」等一連串的「我」來供述,最後說:「總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問題,其全部責任應歸我擔負《河本大作筆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裝出一副「唯我獨行」的樣子。現在的日本人也有這樣的認識,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的個人獨斷行為。或者認為,皇姑屯事件是以河本為主謀的關東軍的獨斷行為。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也是不夠準確的。    
    事件發生後,日本軍部於6月12日發表聲明,誣稱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隊」所為,但僥倖逃跑的那個人已被東北當局控制,說出了事實真相。東北當局又根據現場調查及事前的種種可疑現象,已判明爆炸是關東軍干的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巖波書店,1950,第22頁。。只是為了穩定局勢,才未予公開。    
    另一方面各種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日本,在日本統治階級內部掀起了所謂「滿洲某重大事件」的軒然大波,甚至觸及了最高統治者昭和天皇,並導致了田中內閣的垮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個在日本統治階級內部「路人皆知」的重大事件,最後對肇事者未作嚴厲處置,僅以「警備疏忽」為由,給予關東軍司令官村岡和河本等人行政處分而了結。對外未予公開,使之成了一段歷史之謎。直到戰後才真相大白。十分明顯他們是在袒護兇犯,掩蓋罪行。    
    對於這個問題,從當時昭和天皇異乎尋常的表現,就可以看得更為明白。據近年來一些新史料披露,關於皇姑屯事件,田中曾兩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說:「關於張作霖被炸事件,竊以為似乎我帝國陸軍軍人中,於某種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兇之嫌疑,目前正責令陸軍大臣調查」。田中腹案打算將河本交軍法會議,從嚴處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時,卻來了個180度大轉變,奏曰:「鑒於事件發生於關東軍守備區域,乃進行慎重調查,然可確認其真相之證跡一無所獲,於我軍部軍人中亦未確認出與之有關者。……鑒於無重大影響波及他者,故依行政處分,匡正軍紀。」《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臼井勝美著,劉立善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第31~34頁。天皇聽了頓時震怒道:「此話與上次所言迥異……這不是有違前言嗎?你提出辭呈吧!」《昭和天皇獨白錄》,《文藝春秋》,1990年12月號。田中終於灰溜溜地下台了。由於天皇發言而導致內閣垮台,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事情。    
    天皇為何如此憤怒呢?有人說是「觸撫了天皇的逆麟」,天皇自己則解釋說是「由於年輕氣盛」。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真的觸撫了什麼「逆麟」?天皇雖然表面上訓斥了田中,但卻於翌日立即批准了迴避公開事實真相不做嚴厲處分的方針。可見用心良苦。因為他知道,如果公開真相,「召開軍法會議進行審判,河本將把日本的計劃全部暴露出來」《昭和天皇獨白錄》,《文藝春秋》,1990年12月號。,怒斥田中不過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計」。或許美國人的看法更為直觀,稱昭和天皇是「一個可怕的戰爭魁首」,「一個搞陰謀的領袖」。皇姑屯事件正是天皇指使其親信的「陸軍黨羽」干的〔美〕戴維·貝爾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陰謀》(上),中文本,商務印書館,1984。    
    


第二部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早期侵略東方會議與皇姑屯事件(4)

    天皇究竟「知情」多深?姑且不論。而他親統的「陸軍黨羽」是完全知曉的。據最新資料表明,事件一個月之前的4月27日,河本曾寫信給時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的荒木貞夫(後成為日本軍中法西斯「皇道派」首領)和第二部長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一封信〔《河本大作致荒木貞夫、松井下石根的信》(1928年4月4日)〕。信中提到「如蒙二位閣下關照,暗示中央有必要於滿洲方面進行某種策動之意,餘者皆由我方(指關東軍)適當解決可也」。信中所言「某種策動」,就是要在東北製造混亂,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殺死張作霖。此前的4月4日,河本在寫給摯友磯谷廉介(台兒莊戰役時的侵華主將)的信中表白了他的決心:「死他一、兩個張作霖算什麼!這次一定要干!」「去年,前年都很想幹,但未能如願,今年一定要達到目的」《河本大作致磯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看來河本要除掉張作霖的決心由來已久。島田俊彥認為,河本早在1927年12月已有殺張企圖(參見《關東軍》),如從河本致磯谷信看,大概從1926年3月,河本上任關東軍參謀時已有此想法。他給軍部中央的信意在取得上面的支持,同時也證明了軍部中央與皇姑屯事件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    
    當然,要暗殺張作霖絕不單單是軍部勢力的想法。其他侵略分子也早有此意,並與軍部密切配合。前述的所謂「便衣隊」的由來,據研究,在大石橋賣煤炭和滑石的伊籐謙三郎曾往訪關東軍參謀長齋籐恆和河本,向他們提出了「除掉張作霖,擁立吳俊升」的計劃。河本對此十分贊同,後來當他策劃皇姑屯事件時,便通過伊籐等人找來了「便衣隊」島田俊彥:《關東軍》中央公論社,1965,第64頁。。另據日本戰犯城野宏筆供,當河本加緊策劃陰謀時,「北陵地方的地主原某(搶佔中國農民土地非法經營者)和伊達順之助(大陸浪人)等人,早已醞釀這一計劃,並已做好充分準備」《城野宏筆供》,1954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    
    以上說明,皇姑屯事件絕非一時的、個別的行為,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產物。關東軍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河本則是急先鋒中的馬前卒。    
    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侵略政策,編造了「滿蒙特殊論」、「滿蒙生命線論」等荒謬的侵略理論。或曰:「滿洲並不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東英譯,新華出版社,1997。或曰:「吾人耗費20億國帑,流了23萬人之鮮血,此事欲忘不能。」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記》(上),原書房,1981,第547頁。或曰:「日本為解決每年增加的100萬人口,自然要利用滿蒙新天地。」這完全是一條帝國主義的侵略邏輯:「滿蒙」非中國領土——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    
    綜上所述,我們對皇姑屯事件應有以下一些歷史認識。    
    第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產物。侵略事實不容否定,侵略罪行罄竹難書。當今在日本仍有一小撮極右勢力,歪曲歷史事實,為軍國主義塗脂抹粉,諸如「南京大屠殺虛構說」、「七·七事變」是「中國的陰謀」等等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東英譯,新華出版社,1997。,對此我們必須給予嚴厲駁斥。    
    第二,帝國主義的侵略,從來就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他們一方面採取經濟滲透、外交逼迫的軟方式,另一方面施以陰謀暗殺、武力干涉的硬方式,兩者互為呼應,不可分開。    
    第三,當時日本正處在法西斯化的胎動期,尤其是在軍事部門和軍隊中出現的所謂「昭和新軍閥」是一個重要標誌。我們認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形成過程中的突出表現。    
    第四,帝國主義者的信條是:能為我所用者,刮盡其肉;不能為我所用者,卸磨殺驢。皇姑屯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證。    
    第五,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一次重要嘗試。從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和瘋狂;另一方面反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和抗日情緒,張學良毅然「易幟」就是最有力的回擊。在這個意義上說,皇姑屯事件的陰謀是失敗的。但它卻又成為日本侵華的重要教訓。此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動員,陰謀策劃得更加周密,終於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達到了侵佔中國東北的目的。正如侵略者坦白的那樣,如果那時(皇姑屯事件)策劃周密,獲得成功,「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或許在那時就已經爆發花谷正:《滿洲事變是這樣策劃的》,〔日〕《理性》1956年12月號。。這告誡人們,對帝國主義絕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抗爭(1)

    第一節東 北 易 幟——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抗爭    
    一皇姑屯事件後的東北局勢    
    皇姑屯事件的發生,使東北政局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一方面,日本法西斯製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東北的動亂,以便借「維持治安」和「保護僑民」的名義,行使武力,建立親日政權。事件發生後,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製造了多起爆炸案參見遼寧檔案館編《皇姑屯事件始末——張作霖被炸的檔案資料彙編》,同澤出版社,1998,第238~251頁。。關東軍主力陳兵奉天,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皇姑屯事件始末——張作霖被炸的檔案資料彙編》,第276頁。,給東北當局施加政治壓力和軍事威脅。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進佔京津地區,大兵壓境,仍有向東北進攻的趨勢。加上灤東地區的直魯聯軍欲圖不軌,戰爭形勢仍然十分嚴峻。面對這種形勢,東北當局審時度勢,採取了「冷處理」策略。首先,對張作霖被炸情形嚴密封鎖,秘不發喪,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虛實,未敢輕舉妄動。其次,對日本的屢屢挑釁和軍事威脅,採取了忍耐、克制的態度,避免造成中日衝突狀態。再次,對南京政府息兵謀和,緩和國民黨軍與奉軍的對抗態勢,陸續將奉軍撤回東北,鞏固東北邊防。最後,張學良爭取新、舊兩派勢力,謀求子繼父位佔據政治中心地位,掌握東北軍政領導權。經過短短兩周時間,張學良運籌帷幄,於6月17日秘密返奉前後,將各方面事件相宜處置日本NHK採訪組:《張學良昭和史最後證言》,角川書店,1991, 劉立善譯《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28~47頁。,穩定了東北局勢,才宣佈張作霖的死耗,並隨即就任奉天督辦;不久又經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舉掌握了東北軍政大權。    
    張學良成為東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東北的政治從休克狀態中得以復甦,使日本法西斯製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陰謀歸於失敗。按照河本的邏輯和設想:第一,奉系軍閥「只是由頭目、嘍關係所結合的私黨」,「只要把這個頭目(張作霖)幹掉,他們便會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殺了張作霖》,〔日〕《文藝春秋》1954年12月號。;第二,正所謂「樹倒猢猻散」,造成「奉天軍閥陷於內外形勢壓力下只有崩潰之境地」《河本大作致荒木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貞夫關係文書》,東京大學法學部藏。,從而引起「滿洲」大亂;第三,奉張沒落,「滿洲」大亂之時,「將成為於東三省建立新政權之契機」《河本大作致荒木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貞夫關係文書》,東京大學法學部藏。,即乘機樹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權,使其完全聽命於日本;第四,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出現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結果。這一方面是由於東北當局的冷靜處理,另一方面當時日本法西斯勢力羽翼尚未豐滿,各方面的準備和協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國內政,企圖肢解東北的行動並沒有停止。    
    張學良執掌東北政權後,面臨著一大難題,兩種抉擇,三種關係。即面臨著東北何去何從的大問題;是選擇有條件的南北妥協與南京政府合作,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還是選擇屈服於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據之路?這就關係到如何處理原奉系內部各派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的關係;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關係。這是東北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歷史問題。危難之時方顯英雄本色,歷史將張學良推到了緊要關頭。    
    當時,張學良面臨的形勢是,從國民黨方面來看,北伐軍攻佔京、津後,北洋政府已經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勝利。國民黨力圖乘勝前進,使東北地方政權「歸順」,謀求全國統一。至於如何統一,有兩種方式,第一是武力統一,即以戰爭形式決出雌雄,實現統一。但這種方式有兩大問題,其一,奉軍實力並無大損,且佔據東北地利之優;其二,日本向以東北為「特殊權益」之地,此前已有山東出兵干涉,對於東北日本絕不會袖手旁觀,毋寧說日本正期待著戰亂,以便借題發揮。因此,這種方式斷不可取。第二是和平統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勢利導張學良,通過和談,使其服膺南京政府,這是既可避免生靈塗炭,又能達到國家民族統一的最佳選擇。而且在奉軍退出關外之前,張學良也表示過息兵謀和的意願,因此,南京方面決定採取和平統一方式,積極爭取張學良。    
    在奉系內部歷來就有元老派(舊派),青壯派(新派),以及陸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見不一。元老派主張息兵議和,保境安民。這種主張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就實行過,不過那是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實行的。此時元老派中對日本好感者為數不多,他們主張獨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確保在佔有東北地盤基礎上的獨立政治、經濟權益。以張學良為首的新派,在「息內爭、御外侮」的思想指導下,主張停止內戰,實現國家民族統一,自強自立。兩派之間在息兵議和的觀點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濟南事件後,張作霖於5月9日發出「息兵議和」佳電遼寧檔案館編《皇姑屯事件始末——張作霖被炸的檔案資料彙編》,同澤出版社,1998,第1~57頁。,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軍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權。而張學良在其後發出的若干通電中,表示「息爭救國、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達成國家民族的統一,共同抵禦外侮。張學良執政後,一面耐心說服元老派放棄割據思想,使他們逐漸贊同統一救國的方針,一面樹立威信,堅決抵制親日派和阻撓派。在張學良的努力下,國奉合作談判進展很快,至7月中旬東北易幟大計基本確定。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東北易幟是對他們的「滿蒙權益」的重大損害,百般加以阻撓,於是張學良與日本之間展開了一場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鬥爭。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抗爭(2)

    二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硬幹涉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期待的東北混亂的局面沒有出現,使其動用武力的陰謀落空,但對誰人主政東北十分關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劃皇姑屯事件時已對這一問題有所議論,或有提出「以吳俊升取代張作霖」計劃者島田俊彥:《關東軍》,中央公論社,1980,第64頁。,或有「視張學良為親日派化身」者《河本大作致磯谷廉介的信函》,《民國檔案》1998,第3期。,還有的將張景惠、楊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單,他們期待一旦東北有變,就推出這些「意中人」,建立親日政權。事件發生後,在張作霖生死不明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也對將來誰人主政東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測。田中曾推斷:「萬一張作霖不能復起,東三省之將來恐怕多事多難,張學良年輕不負眾望,又因吳俊升已死,無股肱相助,權且只能與楊宇霆協調善處。」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記》,原書房,1981,第958~962頁。他認為,東北未來之政權將是以張學良為代表,由實權派楊宇霆輔佐之。當張學良執政形勢明朗後,這種認識基本成為日本對奉策略的主流。當然這其中也有「排楊擁張派」和「排張擁楊派」,但將張、楊作為日本「意中人」的兩個主要目標是確定無疑的。於是,圍繞張、楊,日本對東北當局展開了「爭取」工作。    
    日本採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軍事威脅施加政治壓力,由外交官打頭陣,軍政要人輪番阻撓,企圖壓服張學良聽命於日本。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不久,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於6月25日向張學良進言:「為今之計,東北當以保境安民為重,切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林久治郎:《滿洲事變奉天總領事》,原書房,1978, 王也平譯《「九·一八」事變——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頁。張學良對這種「進言」未予理會,於7月1日發表「東電」,表示東北「決無妨害統一之意」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第102頁。,並密派代表團赴平與南京政府談判易幟事宜,不日旋即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易幟氣氛十分濃烈。這種形勢使田中政府極為恐慌。7月5日田中電訓林總領事:「東三省此際對南方派採取迎合態度,於種種關係上乃失策之舉,應告誡其採取維持現狀,保境安民,觀望時局之策,此乃東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場。」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記》,原書房,1981,第958~962頁。田中的意圖是,對張先施以安撫、懷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處,放棄與南方之接觸,推行老派主張的保境安民路線,為日本控制東北政權做準備。張學良接到林轉達的田中的「勸告」,對日本之伎倆十分清楚。但鑒於南北妥協正在談判之中,還不到與日本針鋒相對的時候。因此,張學良表示「與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見解」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記》,原書房,1981,第958~962頁。。至7月中旬,國奉妥協談判達成協議:東北當局答應改旗易幟,服從中央。南京方面承諾暫緩東北黨部之工作,東北地方政權之人選概由張學良提名,呈送國府任命。於是,張學良決定命湯玉麟於7月19日先行熱河易幟,以此作為對國民黨方面表示的具體行動,並試探日本對易幟的進一步反應。如形勢允許,則於7月下旬再實行東三省易幟。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訪張學良,張學良沉穩地告訴林:關於東北新政府的方針政策,「南京政府不斷勸告實行統一合作,(東北)政府內部也大體傾向於此」。並徵求林之「高見」。林十分露骨地說:「(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同我國對抗。」進而強調「關於這個問題,日本政府不能不給予極大的關注」。林久治郎:《滿洲事變奉天總領事》,原書房,1978, 王也平譯《「九·一八」事變——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頁。這次會談張學良向日本放出了「試探氣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東北的野心。林顯然是虛張聲勢,對張學良易幟加以阻止,但覺得力度不夠。回去後一面與關東軍司令官村岡商討「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電請日本國內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訓電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記》,原書房,1981,第958~962頁。,其主旨是「堅決阻止東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並提出軟硬兼施的兩種方法。一是向張學良強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協,將嚴重傷害兩國關係」;二是採取收買策略,「假如張學良不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態度的話,日本願支持張學良的現在地位,並考慮協助抵抗南軍的進攻」。翌日,林訪張學良,轉達了田中的上述意見,並遞交了政府的照會馬場伸也:《滿洲事變道——幣原外交田中外交》,中央公論社,1972, 第220~221頁。。張學良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對日本的意見可以繼續加以考慮。    
    緊接著,7月20日關東軍司令官村岡又出馬「勸告」林久治郎:《滿洲事變奉天總領事》,王也平譯《「九·一八」事變——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第95~98頁。。村岡先是假惺惺地對張作霖逝世表示哀悼,然後擺出一副「友好」的姿態,表示對張學良「今後將給予充分的幫助」,接著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張學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視眈眈、暗懷陰謀,企圖伺機取而代之。」暗示在張學良與楊宇霆的對立中,關東軍完全支持張學良,排斥楊宇霆,以此拉攏張學良投靠日本。最後,村岡凶相畢露地「勸告」張學良:「停止南北妥協」。對於村岡的拙劣表現,張學良看得十分清楚,但表面上卻做出一副「感激得聲淚俱下」的樣子,似乎對村岡的「勸告」大為感動。後來據王家楨披露,張學良之所以如此激動,是因為「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還得俯首致禮,反躬自問,實在太不爭氣,悲憤之極,不禁淚水湧流」。的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而張學良為民族大業,卻必須堅忍克制,這表現出張學良對侵略者鬥爭的高超藝術。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抗爭(3)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張學良考慮到灤東軍事尚未收束,奉系內部仍有動搖、不穩的傾向,此時易幟難保關東軍不會尋釁鬧事,引起衝突,難以控制局面。因此,決定採取拖延觀變的策略。7月22日東北當局做出決議,同南京談判轉為秘密進行,公開易幟暫緩。張學良就此通知日本方面,表示南北妥協可以停止,但東三省政治仍依民意而決。既不封門,又留有迴旋餘地。同時電告蔣介石,雖因日本干涉暫緩議和,但統一意志並無改變。    
    由於日本的干涉,易幟被迫第一次延期,但日本對張學良的曖昧態度仍很擔心,並對南北妥協暗中進行有所掌握。於是,日本決定利用張作霖葬禮之機,對張學良施加更大壓力。這次田中請出侵華老手林權助,行前二人商議制定了新對策:1將東北與內地之聯繫完全切斷;2絕對阻止南方勢力進入東北,為此日本不惜做出犧牲;3若張學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線,日本將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全力協助之馬場伸也:《滿洲事變道——幣原外交田中外交》,中央公論社,1972,第220~221頁。。在參加張作霖葬禮期間,林權助等人先後4次與張學良會談,對張進行極為霸道的「勸告」。尤以8月9日的晤談最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電訓林久治郎,提出對張學良的最後通牒:「如果張學良不停止南北妥協,日本將改變以往對張的善意態度,必要時採取自衛措施。」馬場伸也:《滿洲事變道——幣原外交田中外交》,中央公論社,1972,第220~221頁。因此,在會談中日方態度十分強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們就是不准你掛旗!」王家楨:《日本鼓動張學良搞獨立王國》,《文史資料選輯》〈6〉。但張學良始終沒有一個正經的答覆。在會談後的筵席上,張學良還十分巧妙地給林權助等人以有力回擊。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聽了很高興。但張學良話鋒一轉說:「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沒有替我想到。」林驚訝地說:「哪件事情沒替你想到?」張說:「我是個中國人呀!」弄得林無可奈何日本NHK採訪組:《張學良昭和史最後證言》,角川書店,1991, 劉立善譯《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28~47頁。。    
    這次會談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強權政治,干涉中國內政的絕妙表演,同時也是張學良以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和聰明睿智與侵略者進行的頑強鬥爭,但是敵人已經把軍刀擺在了桌面上,東北當局也不能不有所考慮。經保安會議討論,為避免與日本最後決裂,釀成重大事件,決定易幟暫停三個月。林權助接到這個消息,也無可奈何只好接受,總算保全一個面子,悻悻地回日本去了。經過這次鬥爭,雖然易幟被迫再次延期,但實際上等於日本默認三個月後東北可以易幟。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抗爭(4)

    三日本帝國主義的「謀略」    
    如果說日本的威脅,恫嚇,粗暴干涉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硬方式的話,拉攏引誘,陰謀煽動則是帝國主義侵略的軟方式。在東北易幟過程中,日本也採取了這種軟方式的對策。    
    挑撥離間是日本帝國主義慣用的陰謀伎倆之一。在奉系軍閥中歷來有陸大派與士官派之爭,其代表人物就是張學良和楊宇霆。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執掌東北政權,張、楊之間矛盾愈加激烈。於是,日本企圖利用這一矛盾造成奉系內部混亂,為日本控制東北創造機會。據盧廣績先生回憶,林權助在完成「弔喪使命」,回到日本後,曾對記者說:「今天的東北實際情況,同我們當年幕府時期德川家康時代很相似。」德川家康原是豐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時將其子秀賴托孤於德川等重臣。後來德川殺秀賴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楊宇霆為德川家康,將張學良視為秀賴盧廣績:《張學良將軍一夕話》,方正等編《張學良和東北軍》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果然,張學良對林的講話「確很注意」,並感覺到楊「儼然同我分庭抗禮」,大有取而代之之勢。這成為後來楊常事件的誘因之一。從當時的情形看,林權助的講話確實是別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張楊為爭權而火並,造成東北動亂,以便日本有可乘之機。    
    另一擾亂事件是,當時日本人在奉天辦的《滿洲報》,居心叵測地搞了一次東北民意測驗,在報上將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萬福麟、常蔭槐等數十人列出一表,下面印有選票讓讀者投票評選。據高紀毅回憶,楊宇霆每日大量購報,在選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報館,以顯示他是民意所歸之人。張學良知道後自然十分不滿高紀毅:《楊常事件的前因後果》,《文史資料選輯》〈52〉。。這件事的作用就是要造成東北軍政要人之間的互相猜疑,破壞東北的穩定局勢,可謂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在日本齷齪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張學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記者採訪時憤然地說:「態度最壞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採訪組:《張學良昭和史最後證言》,角川書店,1991,劉立善譯《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28~47頁。此人表面上總是一副溫和的面孔,大談什麼「中日親善」,但骨子裡卻十分陰險狡詐。眾所周知,「九·一八」事變時,土肥原曾施陰謀詭計,誘騙、挾持溥儀充當傀儡皇帝。其實早在東北易幟過程中,他就施展過這種陰謀,曾假施善意地寫了一份叫「王道論」的長篇文章,其主旨是讓張學良當「滿洲皇帝」。張學良非常氣憤地質問道:「你這不是要用這一套叫我叛國嗎?」後來張學良乾脆對土肥原一概不見,可見對其憎恨之深。    
    與此同時,被稱為「日本法西斯實幹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訪過張學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聞名。這時他粉墨登場,為軍部法西斯助威,對張學良侃侃而談什麼「王道政治」。他說:「中國與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畢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須為共同之理想而戰。」 日本NHK採訪組:《張學良昭和史最後證言》,角川書店,1991,劉立善譯《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28~47頁。其意在規勸張學良與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實際是要把張學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義軌道之上。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施盡千般詭計,萬般陰謀,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是不可阻擋的。張學良以民族大義為重,順應民心,順應歷史潮流,毅然於1928年12月29日實行東北易幟,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從當時時代發展的歷史情形看,東北易幟是一次民族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殖民侵略鬥爭的偉大勝利。張學良初掌政權,就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正義精神和非凡的外交鬥爭藝術。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始終處於主動地位。首先,堅持民族要獨立、國家要統一的根本原則。意志堅定,不屈不撓。在涉及民族生存、國家興亡的根本問題上據理力爭絕不讓步。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的凜然正氣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審時度勢,維護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權利,並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鬥爭的有利地位。如對路權保護運動的支持即是明證。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敵人凶狠時不魯莽對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敵人的陰謀,又使其無可奈何。張學良不愧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們通過「東北易幟」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嘴臉和陰謀伎倆。在日本的應對中,既有軍部的武力威脅論,也有內閣的強硬外交論。既有公開的壓服「勸告」,也有暗中的挑撥離間、「親善論道」。可謂軟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國際關係中,帝國主義從來都是推行恃強凌弱的強權政治和霸道主義。在他們眼裡,弱小和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只有服從於他們的意志,而絕不允許其獨立、統一、平等。東北易幟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證。以史為鑒,在今天人們企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我們應該明確「落後就要挨打」是處理國際關係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強才能不被人欺侮。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日本法西斯稱霸世界的構想(1)

    第二節石 原 構 想——日本法西斯稱霸世界的構想    
    皇姑屯事件後,河本大作眼見陰謀失敗,但賊心不死,又重整旗鼓,把稱為日本陸軍「鬼才」的石原莞爾調進關東軍做他的助手,開始制訂新的侵略東北的陰謀計劃。這就是後來發生的「九·一八」事變。這個陰謀當時除少數法西斯分子之外無人知曉。後來1942年河本在與偽建國大學教授森克己的談話中略有表白。但世人真正瞭解「滿洲事變」的陰謀還是在戰後。我們認為,從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變,是軍部法西斯發動侵略的繼續和發展。    
    一所謂「石原構想」    
    石原莞爾,1889年1月18日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崗市一個舊藩士家庭。其父石原啟介曾任警察署長,對石原莞爾從小就進行「武士道」教育,對於培養石原莞爾的性格有著重要作用。1902年石原13歲時,進入陸軍仙台地方幼年學校,1905年轉入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907年又升入陸軍士官學校,1909年畢業(第21期)。在此期間,石原莞爾全面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他特別重視戰史、政治、哲學方面的學習。他還目睹了日俄戰爭中日本軍隊的情況,這使他開闊了眼界,開始注意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形勢的變化。這些都為後來「石原構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15年石原莞爾進入日本軍人的最高學府——陸軍大學(第30期)學習,於1918年畢業。此後開始信仰佛教,1919年加入田中智學主持的佛教團體國柱會,成為日蓮宗的信徒。1920年4月,他被派遣到中國漢口,在華中派遣隊司令部任職。在這裡與板垣征四郎相遇,兩人「情投意合,肝膽相照」〔日〕《人物昭和史》(3),築摩書房,1928,第52頁。,為後來相互勾結,共同策劃「九·一八」事變奠定了基礎。1921年7月,調任陸軍大學教官。1922~1925年被派往德國留學,深入歐洲「戰爭現場」進行考察,對歐洲戰史和軍事理論進行了研究。回國後繼續擔任陸大教官。1928年10月,即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四個月,根據河本大作的推薦,調任關東軍參謀,作戰主任。    
    石原莞爾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軍人,在軍事理論和戰略預見方面有其獨到的見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對軍事理論和戰史的研究較為重視。他在陸大期間對日俄戰爭進行了仔細研究,認為日本取得勝利,「僅僅是建立在僥倖之上」。當時日本所實行的戰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敵人屈服的德意對法作戰」的模式,「如果俄國再稍加堅持抵抗的話,日本很難取勝」。《石原莞爾全集》第一卷,第15~17頁。在這裡他對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戰略提出了疑問。後來他在漢口時,對戰爭又有了新的認識,形成了「將戰爭分為決戰性和持久性兩種形態」的想法。    
    石原莞爾軍事理論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學德國期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新式武器被使用於戰場,促使戰略戰術產生了新的變化,戰爭形式以及軍事科學出現了飛躍發展。石原莞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了德國。他不僅詳細考察了現代戰爭的實況,而且對軍事理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穫是,接觸到了德國軍事史學家、柏林大學教授漢斯的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軍事理論,並依此對從古代到現代的軍事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使他以前對戰爭的認識和軍事理論有了新的突破。在這個理論基礎上,石原莞爾回國後結合日本的實際情況,逐步形成了所謂「石原構想」。    
    「石原構想」的初步形成,主要體現在1927年他在陸大所寫的《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國防》和到關東軍後於1929年發表的《戰爭史大觀》兩篇文章中。見《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74~86頁。在這兩篇文章中,石原闡述了他的荒謬的軍事理論。認為:「戰爭的進化與人類一般文化的發展,其步調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進步,可以推斷戰爭發展的狀態;同時,瞭解戰爭進行的大趨勢,可為判斷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獲得有力的證據」。「戰爭破壞文明,但同時又是產生新文明之母」。可見,他是把戰爭史和文化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他從文化史的角度分析:「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揮其特點不斷進步,而最近兩三個世紀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時至今日,這兩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這兩大文明各有一個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過去是英國,而現在「正由歐洲向美國轉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倫敦轉向美國的同時,各種西洋文明正以全速開始向美國集中」。東洋文明的中心在哪裡?石原沒有明確回答,只是說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為中心綜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國體綜合世界所有文明,並給予他們所憧憬的絕對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業」。這很明顯是說日本應該成為東洋文明的中心。他接著斷言:東西兩大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發生這樣的戰爭的時機有三個條件:「1、日本完全處於東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國完全處於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飛機能不著陸環球一周。」當這三個條件成熟時,「以日美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戰爭」即將爆發。石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各民族的最後決戰,稱為『世界大戰』是不妥當的」。這次以日美為中心的戰爭才是「真正世界大戰,人類最後的大戰爭」也就是日蓮(日本鐮倉時代的僧人,佛教日蓮宗的創始人)在《撰時鈔》中所指出的,為了實現世界和平即人類宗教信仰的統一,首先必將「於閻浮提(梵語,指人世間)發生前所未有的大鬥爭」。通過這樣的戰爭,東西文明才能得到統一,從而「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使人類進入「黃金時代」。    
    所謂「石原構想」,簡要地說就是日本要同美國通過世界大戰,爭奪統治世界的霸權,實現「神武大帝八一宇之皇謨」。而作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佔領滿蒙,確立「以戰養戰」的基地;第二步征服中國,威壓蘇聯,確立東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東洋文明的代表日本與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國進行總決戰,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見,石原構想與《田中奏折》一脈相承,因此得到了關東軍和軍部中央的贊同,成為軍部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主導思想,石原構想是法西斯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宗教思想的大雜燴參見張勁松《石原莞爾軍事思想初探》,《軍事歷史》1994年第3期。,是軍部法西斯侵略理論的突出代表。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日本法西斯稱霸世界的構想(2)

    二「石原構想」的落實    
    石原莞爾為實現其「構想」,他剛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擬定了《攻取奉天城計劃》,提交關東軍幕僚討論。這個計劃有三個方案。1在奉天集中兵力;2不可能時,在渾河以北地區集中兵力;3不得已時,在渾河以南地區集中兵力。經幕僚會議討論,決定採用第一方案,即「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島田俊彥:《關東軍》第81頁。「萬一發生事端時」,將「閃電般地消滅奉天附近的軍隊,推翻其政權」。 《太平洋戰爭道》第363頁。後來「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一夜之間就佔領了瀋陽城,其實它的計劃在三年前就已經制定了。    
    1929年4月,當河本調離關東軍時,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調來關東軍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於日本巖手縣。少年就讀於陸軍幼年學校,1904年10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隨即參加日俄戰爭。1913年入陸軍大學(第28期),畢業後長期從事侵華活動,是軍部中「中國通」之一。1929年5月由第33聯隊長(時駐瀋陽)轉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於是板垣和石原這兩個老相識聯手合作,成了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這兩個侵略分子狼狽為奸,形成了所謂「實行的板垣和智謀的石原二人的合作」。島田俊彥:《關東軍》第75頁。曾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瞭解內情的花谷正認為:「如果說滿洲事變是由於板垣的實力與石原的周密結合而成,那也是不過分的。」《文獻昭和史》(2),第74頁。    
    1929年5月,在板垣的主持下,召開了關東軍情報會議。會上石原對目前形勢進行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除非加以佔領,使之成為日本領土,別無他途。」《滿洲事變內幕史》,第72~73頁。為了進行武裝侵略東北的準備,會議決定以「研究對蘇作戰計劃」為名,進行北滿參謀旅行。此行從7月3日開始,到7月14日結束。石原在這次旅行中因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大顯身手。從長春到滿洲裡,一路上講解了《戰爭史大觀》,提出了《扭轉國運之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和《關東軍領有滿蒙計劃》(以下簡稱《計劃》)。這些方案和計劃使「石原構想」開始具體化。    
    石原在《方案》中明確提出:「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的唯一活路」,而「滿蒙問題的解決,只有由日本領有該地才能完全實現」。《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86頁。所謂「領有」實際就是吞併。《計劃》則具體規定,首先對中國軍隊要「巧妙地解除武裝」,即以武力推翻東北政權,由關東軍佔領。並且對佔領後的統治方針、行政制度等也都做了詳細規定。《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87~88頁。石原等人認為,佔領東北並非難事,重要的是如何進行統治?為此,石原責成佐久間亮三專門對佔領東北後的統治問題進行研究。一年後,佐久間亮三完成了《對滿蒙佔領地區統治的研究》(下稱《研究》)的草案。這一《研究》的根本原則是對佔領地實行軍政統治,並對實施軍政的要領,以及相關的交通、產業、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詳細規定。參見《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91~95頁。這個《研究》不僅得到關東軍首腦的贊同,而且也得到了軍部中央的批准。《目擊者談昭和史》第3卷,第64頁。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後來說,這一研究「在處理事變後面臨的各種問題時,做出了巨大的基礎性貢獻」《秘錄板垣征四郎》第47頁。。如果說河本把石原和板垣弄到關東軍來,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組織準備的話,那麼這次北滿參謀旅行則可以說是理論準備和軍事準備的開始。    
    1931年4月,為了適應陰謀策劃的需要,新設了關東軍調查班。為了貫徹「石原構想」,重新印發了石原的《現在與將來的日本國防》和《戰爭史大觀》,作為調查班成員的學習材料。關東軍調查班幕僚在學習了上述兩個文件之後,作為總結,石原做了題為《歐洲戰史講話的結論》的講演,同時散發了一個附錄:《對美戰爭計劃大綱》,又名《為解決滿蒙問題之戰爭計劃的大綱》。「石原構想」在這兩篇材料中又有了進一步展開。石原指出:「現今我國國策在於迅速獲得東洋文明的冠軍」。為此,對外第一目標:「在於解決緊迫的滿蒙問題」,而「滿蒙問題只有靠使之成為我國領土才能解決」《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96~99頁。。5月,石原又寫了《滿蒙問題之我見》一文,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強調了「滿蒙的價值」,認為「滿蒙實為發展我國國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96~99頁。    
    通過上述一系列文章、文件的發表、制訂和宣傳貫徹,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國東北的理論準備和策略方案基本完成。在軍事準備方面,繼1929年7月北滿參謀旅行之後,1929年9月組織了一次遼西方面的參謀旅行,實際是一次軍事演習。演習的課題是「新民的渡河攻擊」、「向錦州追擊」。1930年春季進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領」的實地研究;夏季進行了「夜襲弓長嶺」的實地研究;秋季又進行了「東部國境方面現地戰術」的研究。1931年7月又組織了第二次北滿參謀旅行,對我國東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區從軍事部署、兵要地誌、鐵路交通等各方面進行了詳細考察。到1931年7、8月間,關東軍策劃武裝侵略東北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世界經濟危機與日本法西斯狂熱(1)

    第三節世界經濟危機與日本法西斯狂熱    
    一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對日本的衝擊    
    1929年10月,以美國紐約股市暴跌為開端,世界資本主義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金融危機、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持續時間長達4年之久,從而打破了2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32年與1929年相比,平均下降44%,幾乎倒退了20年。危機造成了大量企業倒閉,各國失業總人數達4500萬。國際貿易縮減了1/3,國際貨幣體系嚴重混亂,許多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實行通貨膨脹,建立關稅壁壘,進而造成了危機的深刻化和持久化。    
    這次經濟危機對日本的衝擊尤為嚴重。自20年代以來,日本在連續不斷的經濟危機打擊下,陷入了長期慢性蕭條之中。在1921~1929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只增長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僅高於英國的17%。樊亢、宋則行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人民出版社,1997,435頁。而且在1927年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擺脫的情況下,又陷入了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之中。這樣就使本來相對脆弱的日本資本主義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危機。    
    危機首先襲擊了日本的商品市場和股票市場,造成價格銳跌。在商品市場上,1931年與1929年的物價相比,兩年間下跌了30%;在股票市場上,由於受市場價格下跌的影響,人們對企業的投資失去信心,致使股價暴跌,甚至一些主力股跌到了最低點。從證券市場一般指數看,以1914年第1季度為100,到發生危機的1930年第3季度,已經降到了69。在整個危機期間,股票價格持續低迷。    
    在對外貿易方面,由於日本對外國市場的依賴性很大,危機發生後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使日本的對外貿易受到沉重打擊。從進出口貿易額看,1930年與上一年度相比,出口減少315%,進口減少302%,入超達7600萬日元。進入1931年,對外貿易進一步惡化,與1929年相比,出口減少46%,進口減少40%。入超達8800萬日元。主要輸出品生絲價格暴跌,從1929年平均每捆平均1350日元,跌到1930年9月每捆約500日元,而且絲價低落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35年仍未恢復。    
    出口銳減,貿易不振,加劇了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31年與此1929年相比,工業生產總產值下降了329%。一些主要工業部門的開工率僅為50%,許多中小企業因競爭力較弱陷入困境,紛紛倒閉。由此造成了嚴重的失業現象。據日本官方統計,1930年末失業人數為362萬人,比1929年增加148%,1931年末為47萬人,比1929年增加493%。而據一些學者推測,1931年失業人數達170萬人,平均每6個職工中,就有1個失業者金原左門等:《昭和史》有斐閣,1987,第20~21頁。。    
    危機對農業的打擊尤其嚴重。作為農業生產兩大支柱的蠶繭和大米的價格,1931年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雖然1930年稻米獲得大豐收,但因米價暴跌,農民無法收回生產投資,從而出現了「豐收饑饉」的怪現象。農民入不敷出,債台高築。在危機的3年中,農家負債總額由40億日元升到60億日元守屋典郎:《經濟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61,第264頁。。農民被迫外出逃荒,賣兒賣女,甚至全家自殺。    
    在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下,國內階級矛盾迅速激化,工人和農民為爭取生存權而展開鬥爭。1929年和1930年,東京電車和汽車工人兩次舉行罷工,震動了整個日本。1930年被稱為紡織業之王的鍾淵紡織公司數萬女工舉行大罷工,持續兩個多月。勞資糾紛頻繁發生,從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農民要求減免地租,確立耕作權的鬥爭也不斷高漲,租佃糾紛從1929年的2434件增加到1931年的3419件。此外,市民鬥爭和學生運動也此起彼伏,連小資產階級也發出了不滿的呼聲。日本社會處於極大的動盪之中。    
    在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同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轉嫁經濟危機的惡果,使那裡人民的反抗鬥爭也不斷高漲。在朝鮮,1929年11月發生了朝鮮學生反日罷課和遊行示威,1930年擴大到全朝鮮的學校數萬人的反日鬥爭。同年在漢城、平壤、釜山等地還爆發了工人罷工,發生了流血衝突。在中國台灣,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壓迫,舉行了大起義(史稱「霧社起義」),日本統治者出動大批軍警,動用飛機、毒氣等殘酷鎮壓了起義,殺害起義者千餘人。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中國人民反日鬥爭蓬勃高漲。突出表現在以鐵路為中心的回收利權運動。1928年秋,東北人民組織起「路權保持會」(或稱路權自主會),反對日本侵佔東北鐵路權益。後來又成立了「遼寧國民外交協會」等反日團體,反對和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當局順應民心,借助民力,對日本進行了堅決抵抗,使日本攫取「滿蒙新五路」的企圖破滅。並制訂了「東北鐵路網三大幹線計劃」,使之與滿鐵相抗衡。張學良還訓令「禁止中日合辦各項事業」,大力發展民族經濟,加強與歐美的經濟往來。這些舉措對日本推行大陸政策是一個沉重打擊,這種所謂「殖民地危機」使得日本軍部法西斯加快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步伐。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世界經濟危機與日本法西斯狂熱(2)

    二日本法西斯的狂熱    
    30年代前後的日本,在國內外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法西斯主義更加猖狂起來,從民間到軍隊,從官僚到政黨,法西斯化傾向日益嚴重。    
    首先,軍部法西斯發展迅速,從「二葉會」到「櫻會」,已經形成了從軍部中央到軍隊基層的軍事法西斯勢力。他們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義的「高度國防國家」的口號,推動日本朝著法西斯化方向進展。一方面對外突出強調「滿蒙危機」,加快侵略東北的戰爭準備。一方面對內打著「昭和維新」的旗號,進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改造」運動。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國海軍裁軍會議在倫敦召開,海軍強硬派主張必須突破華盛頓會議所確定的比例,否則「國防就發生危險」。而濱口內閣壓制海軍強硬派意見,接受了美國的妥協案。於是軍部認為這是對天皇統帥權的侵犯,引起了所謂「干犯統帥權」爭議。雖然最後日本批准了倫敦裁軍條約,但導致了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分化的加快,軍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來,法西斯化傾向日益嚴重,加速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改造」運動。在陸相宇垣一成、陸軍次官杉山元、參謀次長二宮治重、參謀本部情報部長建川美次等軍部首腦的授意下,1931年2月,「櫻會」頭目橋本欣五郎與民間法西斯骨幹大川周明,策劃於3月在東京製造動亂,然後以保護議會為名。出動軍隊,迫使內閣辭職,建立以宇垣一成為首的軍事獨裁政權。但是,陸軍省補任課長岡村寧次、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等軍部法西斯幕僚派認為,應先從對外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再推動國內「改造」更為合適,並已經與關東軍的板垣和石原等人達成諒解,於是勸告杉山元等人暫時放棄政變計劃。這時宇垣也傾向於首先解決「滿蒙問題」,遂使政變流產。史稱「三月事件」。這次事變雖未成行,但軍部法西斯統一了意見,將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決「滿蒙問題」上,從而加速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步伐。    
    與此同時,軍部法西斯認為,要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必須改變目前「反軍空氣和裁軍論」的高漲情況,尋求促使國民對軍部「內外理解」的方案。為此,1930年6月軍部制訂了《關於昭和五年度普及國防思想計劃》,開始了所謂「國防思想普及運動」。《資料日本現代史》(8),第202頁。到1931年春,在「滿蒙危機」的喧囂聲中,軍部又強調:「陸軍應當抓住內外形勢進展的時機」,「擴大國防思想的普及,使國民充分理解陸軍的立場」。《資料日本現代史》(8),第205頁。於是,在軍部策劃和指導下,於8月成立了「普及國防思想委員會」,制訂了三期計劃,以在鄉軍人會為主體,通過報紙、廣播等媒體,大肆煽動「滿蒙危機」,激發國民的「對外危機」意識,轉移國內矛盾,在國民動員方面為發動侵略做準備參見張勁松《「九·一八」事變與日本軍部的「國民動員」》《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軍部法西斯與民間法西斯勾結更為密切。民間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原動力,為日本法西斯運動提供了理論指南,隨著軍部法西斯成為「國家改造」的主體,軍部與民間法西斯的勾結日益密切起來。在前述的「干犯統帥權」爭議下,1930年11月發生了民間法西斯右翼團體「愛國社」(屬於玄洋社系統)成員佐鄉屋留雄刺殺濱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則是「櫻會」與大川周明等民間法西斯勾結的結果。    
    再次,統治階級內部的官僚和政黨的法西斯化傾向日益明顯。這突出地表現在「外交強硬論」上。前滿鐵副總裁、政友會議員松岡洋右,在1931年1月的議會講演中,叫囂「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他說:「我認為滿蒙問題關係到我國的存亡,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在國防上、經濟上都是如此。論及滿蒙問題,如果只注意到20萬日本人,或在那裡擁有鐵路等等,這很不充分。滿蒙問題的全部意義在於,它是我國的生命線。」不久,松岡又發表了《動盪之滿蒙》的小冊子,強調必須確保和死守「滿蒙生命線」,為此「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個人」。也就是說不惜與世界為敵,也要霸佔中國東北。政友會另一個對華強硬分子森恪也乘機鼓噪,他在所著的《危急的滿蒙》一文和其他講演中,否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說什麼「滿蒙非中國的領土……是滿族的領土」,在這裡,「日本消耗了20億國帑,以10萬同胞之鮮血,好容易才把俄國勢力從日本之生命線和滿洲人故鄉的滿洲驅逐出去」,是日本「施國威於滿蒙天地的結果」。強調「如不確保滿蒙,日本的生存權就將受到侵犯」山浦貫一:《森恪》第993~996頁。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時代抗爭的焦點(1)

    第四節「九·一八」事變——時代抗爭的焦點    
    一戰爭迫在眉睫    
    在「滿蒙危機」的鼓噪聲中,到1931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加緊準備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1軍部法西斯加緊組織陰謀集團,確定侵略戰爭計劃    
    1931年4月,參謀本部擬定了一份以解決「滿蒙問題」為中心的《形勢判斷》,提出分三個階段把中國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第一階段,「建立一個取代張學良政權的親日政權(置於中國中央政府主權之下)」;第二階段,「使親日政權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第三階段,實現「日本領有滿蒙」。參見《現代史資料》〔7〕第161頁。但無論哪個階段,都要以行使武力為絕對保證條件。在討論《形勢判斷》的過程中,軍部法西斯還提出在挑起事變之後,進而推動「國內改造」。即政府若不追隨軍隊,軍隊就發動政變。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63頁。    
     根據《形勢判斷》所確定的根本原則,軍部中央和關東軍加緊制訂具體方案。為此,軍部成立了解決「滿蒙問題」秘密委員會,由參謀本部情報部長建川美次牽頭,成員有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補任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製課長山脅正隆、歐美課長渡久雄和中國課長重籐千秋,即所謂「五課長會議」。後來又增加了今村均、東條英機和磯谷廉介三課長,又稱為「八課長會議」。這個委員會經過多次研究,於6月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下稱《大綱》)。決定「採取軍事行動」來解決「滿蒙問題」。為確保軍事行動成功,《大綱》強調在策略上要「取得國內外的諒解」,並要求關東軍「慎重行事」,聽從軍部指導,統一制訂作戰計劃,規定準備一年後實施。《現代史資料》〔7〕第164頁。這個《大綱》是軍部法西斯發動戰爭的行動綱領。    
    與此同時,關東軍制訂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規定要解決的目標,一是將東北完全「日本領土化」,二是變為日本的保護國,三是達到「二十一條」的程度,四是至少要達到山本條太郎所提出的鐵路和商租權的重大懸案問題的解決。關東軍主張一舉達到「日本領土化」的目標。關於解決滿蒙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方案」規定,一是直接交涉法,即以強硬外交和武力威脅,迫使張學良政權滿足關東軍的上述目標;二是利用政情變化法,即利用張學良政權與某方衝突之機,或打倒張學良,或將其變為傀儡,使東北成為保護國;三是製造陰謀,行使武力法,即在東北製造動亂,尋找口實,動用武力,一舉佔領東北《現代史資料》〔11〕第287~288頁。,關東軍傾向於實行第三種方法。    
    軍部中央在決定了《大綱》之後,密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回日本,向他詳細解釋了《大綱》的要旨,並命其傳達給關東軍。關東軍在接到《大綱》之後,提出了修正意見:1「要立即動手」,不能再等一年了;2「佔領滿蒙,立即使之領土化」;3「不能坐等機會,要主動創造契機」。《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第73~74頁。由此可見,關東軍的主張,在根本精神上與軍部中央完全一致,但在行動策略和方法上比軍部中央更為積極。    
    這時,關東軍實際上已經在策劃實施第三種方案,具體確定了《柳條湖計劃》、《間島獨立計劃》、《蒙古獨立計劃》等,決定首先在東北的政治、經濟中心瀋陽製造事端,然後迅速出動軍隊,佔領預定地區。在制訂這些陰謀計劃過程中,關東軍「吸取張作霖被炸事件的教訓,將計劃制訂得十分周密」(花谷正語)。為落實上述計劃,關東軍組織了秘密班子,串通奉天特務機關的花谷正、獨立守備隊的中隊長川島正、小野正雄、第29聯隊長名倉刊和奉天憲兵分隊長三谷清等人,分別實施陰謀計劃。另外,關東軍還與「朝鮮軍」進行了聯繫,要求其在事變發生後給予支援,得到「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慨然應允。並且,關東軍秘密聯絡退役軍人甘粕正彥、和田勁等法西斯分子,要其組織「浪人」等配合關東軍行動。    
    與此同時,關東軍更加密切與軍部中央和政府等的聯繫以爭取其支持。從7月到9月上旬,關東軍派板垣、花谷、土肥原等人多次回日本,一面與「櫻會」等的法西斯分子密商,計劃在武力侵略東北的同時,在日本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軍部獨裁政權。當時在軍部法西斯內部,對於如何建立法西斯體制有所分歧。以關東軍為主的一派認為,應以發動對外戰爭推動「國內改造」,即所謂「外地先行論」;以「櫻會」為主的一派則主張,「先把日本國內搞好之後再採取對外行動為宜」,即「內地先行論」。三月事件就是這種主張的突出表現。此後在「滿蒙危機」的狂熱下,「內地先行論」轉向了「外地先行論」。另一方面,關東軍向軍部中央匯報了陰謀計劃,進行了磋商,取得了軍部首腦和「中堅幕僚」的支持。    
    8月初,日本陸軍進行了一次人事調整,其特點是將本莊繁等「中國通」和法西斯激進分子充實到軍部中央和關東軍等要害崗位,形成了從軍部中央到關東軍的順暢的指揮體制。接著,8月3日召開了由駐外軍(中國台灣、朝鮮、中國東北等)司令官和師團長等軍隊首腦參加的軍事會議,討論了根據《形勢判斷》所確定的解決「滿蒙問題」的方針、政策,陸相南次郎發表了根據《大綱》精神所擬定的「訓示」,強調「滿蒙之地,在國防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對帝國的生存和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為徹底解決「滿蒙問題」,全軍上下要「恪守職責,不可稍懈」。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5頁。實際是對日軍進行了戰前動員。會下,軍部首腦和法西斯骨幹分子還在「湖月」和「精養軒」飯店進行了秘密聚會,對軍事行動方案進行了磋商。會後,軍部有意將南次郎的「訓示」在報紙上發表,其用意,一是表明軍部對「滿蒙問題」的積極態度,給政府施加壓力;二是喚起輿論對「滿蒙問題」的關心,煽動戰爭情緒。對此,《東京朝日新聞》發表評論說:「這是要把滿蒙外交納入一夥軍人所設想的軌道。」但是政府卻裝聾作啞,暗地裡表示在必要時「日本可以仗劍而起」。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8~79頁。實際上,在推行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的根本點上,政府與軍部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所擔心的是,行使武力恐怕會引起與歐美列強的激烈衝突,反而對日本不利。然而,一旦軍部下定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決心,政府也就隨聲附和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時代抗爭的焦點(2)

    2加緊軍事部署和演練    
    為保證在發動戰爭時迅速擊潰東北軍佔領東北,關東軍多年來對東北的兵要地誌,軍事設施和部隊配置等情況進行了詳細偵察。1931年7月,又組織了一次「北滿參謀旅行」,讓新調來的軍官瞭解東北情況。對於瀋陽更是關東軍攻擊的重點目標。為此,關東軍參謀長親自率領石原等人,以訪問為由,進入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進行了偵察。關東軍為增強進攻能力,還通過軍部中央的永田鐵山,秘密運來兩門24厘米榴彈炮,架設在獨立守備隊兵營內。從1931年初開始,關東軍還加強了軍事演習,特別是在瀋陽地區的演習更為頻繁。另外,關東軍還和與東北緊鄰的朝鮮軍秘密勾結,多次把朝鮮軍作戰參謀神田正種請來,密商在事變發生時請朝鮮軍給予支援,神田表示同意。    
    3加緊與民間侵略勢力相勾結    
    與日本國內法西斯動向相呼應,在東北當地的法西斯分子也大肆興風作浪。最活躍的是「滿洲青年聯盟」,他們編寫了《滿蒙問題及其真相》、《滿蒙三題》等小冊子,在中國東北和日本、朝鮮到處散發,鼓吹「滿蒙危機」日益深重。並組織「遊說團」要求日本政府和軍部制定有力的「打開滿蒙時局的對策」。還有「大雄峰會」等法西斯右翼團體,也大肆煽動戰爭輿論。    
    這些右翼組織的成員大多是滿鐵職員,滿鐵是日本帝國主義設在東北的侵略機關,「九·一八」事變前,是日本侵略東北的主要力量;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它是關東軍的最得力的幫兇。關東軍也知道僅以自身武力難以順利實現侵佔東北的陰謀,因此,與滿鐵及其內部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加緊勾結。板垣、石原等人多次竄到滿鐵,鼓吹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並聘請宮崎正義、松木俠等人為關東軍的顧問,為侵略東北出謀劃策。滿鐵調查課長佐多弘治郎也被請到關東軍做講演,鼓噪把「滿蒙」置於「大日本」之下的必要性。這樣,關東軍與所謂「在滿」右翼勢力的結合,大大增強了關東軍製造陰謀的後備力量。    
    4策劃陰謀,牽制張學良和東北軍    
    從關東軍的兵力看,關東軍司令官指揮的部隊有1個師團(當時為第2師團,有一部分留守日本)和獨立守備隊6個大隊(相當於半個師團強)總兵力約14萬人。而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陸海空軍齊備,總兵力約30萬人。如此懸殊的兵力對比,對於關東軍來說,要動用武力,不能不有所顧忌。於是,軍部法西斯策劃陰謀,利用中國的軍閥混戰,牽制張學良,造成東北防務空虛。    
    1930年中國爆發了蔣、馮、閻中原大戰,當時張學良擁兵幾十萬,雄踞東北,對於戰事之進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雙方都極力拉攏張學良。最後張學良決定援蔣,出兵10萬入關,助蔣取得勝利,張學良也乘機控制了華北。但東北軍入關使東北防務受到削弱。    
    為進一步牽制張學良,1931年春,日本軍部中央和關東軍密商派遣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組成天津特務機關,策劃在華北製造動亂。土肥原先是策動閻錫山從大連返回太原,讓其發動叛亂。但閻老奸巨猾,未敢輕舉妄動。參見《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同時,土肥原又策動石友三反蔣倒張。石於7月發動叛亂。為與石友三作戰,張學良又從遼寧、黑龍江急調東北軍精銳入關。雖然討石戰爭很快結束,部分部隊返回原駐地,但仍使東北防務陷入了更加空虛的狀態。    
    5尋找發動戰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動侵略戰爭,不斷製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兩個最突出的事例。萬寶山是長春縣的一個小村鎮,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田轉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並在其他農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地農民,雙方發生衝突,但均無傷亡。而後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當地農民遭受巨大損失。就是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肆意捏造數百名朝鮮農民被害,釀成了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並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10頁。    
    於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成了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遊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大肆鼓噪日本人和朝鮮人在中國東北的生存權已被中國政府蹂躪。日本國內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太平洋戰爭道》第1卷,第414頁。一些狂熱的法西斯青年軍官還在靖國神社前,「喝血」以示侵略決心。執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於侵犯既得權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權」。如此等等,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經席捲了整個日本列島。    
    1931年8月,本莊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於「滿蒙」情況的匯報和作戰計劃報告,隨即發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本莊繁日記》第348頁。接著,本莊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並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還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在這一過程中,本莊多次訓示,明確提出對於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參見《日本外務省檔案》PVM34,第4~8頁。並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痺」。到9月18日事變發生當天,本莊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於臨戰狀態。經過長達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期已經迫在眉睫。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時代抗爭的焦點(3)

    二「九·一八」事變爆發    
    關東軍原訂計劃是於9月底發動事變,已經按各自分工做好了準備。參見《滿洲事變內幕史》第72~73頁。儘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鑒於這種情況,軍部中央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於未然」。《橋本大佐手記》,見中野雅夫《滿洲事變十月事件》第255~256頁。對於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度,與其說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參見《日本天皇的陰謀》中文本,(上),第558~561頁。於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橋本大佐手記》第122~124頁。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於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板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僅過了幾個小時,板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於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如此變故,並不是因為板垣、石原等人因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了防止洩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於是,陰謀計劃便付諸實施了。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是中國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這一天,在中國瀋陽,日本法西斯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從柳條湖事件開始,日本關東軍的鐵蹄迅速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佔熱河,東北四省區全部淪陷,史稱「九·一八」事變。    
    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瀋陽,但他並沒有去對關東軍首腦進行「勸說」,而是在一個叫做「菊文」的日本飯館裡酒足飯飽之後,躺在了藝妓的懷裡。就在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經全副武裝出發了。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瀋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裡當時叫做柳條湖村(很長時間曾訛傳為「柳條溝」)參見《「九·一八」事變史》第135頁。。川島中隊到達這裡之後,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藥,然後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其炸壞的狀況,據後來滿鐵調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以鐵軌接頭處為中心,向長春方向切斷10厘米,向大連方向切斷70厘米,在鐵軌連接處兩根枕木延伸在鐵軌以外的部分,幾乎全部被炸碎飛散。其他無異常。《檔案資料選編》第1卷,第107頁。關東軍只進行了小規模破壞,是有其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場,防止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場留守少數人員,可以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也便於以後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後,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起攻擊。並用電話向早已等候在特務機關的板垣進行了報告:北大營以西鐵路被中國軍隊破壞,並向我柳條溝(湖)分遣隊攻擊前進,目下我巡邏兵正與中國軍隊交戰。兒島襄:《滿洲帝國》第1卷,第212頁。板垣接到報告後,遂根據事先的計劃,以代理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攻擊北大營,第29聯隊攻擊瀋陽城;駐鐵嶺的獨立守備隊第5大隊從北面支援第2大隊,要求第2師團以主力增援之。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按演習多年的《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瀋陽城。    
    然而,這時東北當局和東北軍卻是群龍無首,不知所措。軍政長官張學良時在北平,東北軍政委與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代行。由於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來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局勢下,蔣介石不但不加強東北國防,反而於8月致張學良「銑電」,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力避衝突,勿逞一時之憤」《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24頁。,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來密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遼寧文史資料》,第18輯,第57頁。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那麼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自己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中文本、第71~73頁。。對於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但是,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張學良自身判斷失誤也好,當時張學良是推行了不抵抗政策。這在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禦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在敵人進攻面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了。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時代抗爭的焦點(4)

    由於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參見《吉林文史資料》第11輯,第5頁。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鬆懈,官不守職。事變發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趙鎮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准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後來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佔領北大營,並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日軍以區區4個中隊數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然而結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敢於迎頭抗擊,完全可以消滅敵人,日本的侵略計劃將難以實現。可見不抵抗政策,辱師害國,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隊從滿鐵附屬地出動,侵入商埠地,向瀋陽城發起攻擊。由於中國軍警接到了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軍的進攻沒有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雖然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有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滿洲事變奉天總領事》中文本,第129頁。,並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第246頁。結果,日軍第29聯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瀋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到19日晨6時左右,已佔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瀋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瀋陽後,立即投入戰鬥,很快佔領了瀋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後又向瀋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於接到不抵抗命令,亦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佔領東大營。至此,瀋陽內外全部淪陷。    
    「九·一八」事變標誌著中日之間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同時對整個世界現代史進程有著重大意義和影響。這個事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格局變化的重大事件,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各種矛盾鬥爭的突出表現。第一,它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矛盾鬥爭的激烈表現。它在給中國帶來民族生存災難的同時,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促使中華民族在與帝國主義的抗爭中走向解放和新生。第二,它是日本國內各種矛盾鬥爭激化的產物。日本法西斯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加速了日本國家的法西斯化,把日本拖入了一場日益孤立的民族毀滅之路,使日本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災難。第三,它打破了由華盛頓體制確定的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均衡,日本與英美等列強的矛盾日益激化。第四,日本侵佔東北,將其作為戰略基地,把侵略的矛頭也指向了社會主義蘇聯,反映了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總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法西斯也是世界法西斯發動全球性侵略戰爭的開始,是法西斯主義向所有愛好和平、民主和進步力量的挑戰,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和序幕。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攻佔滿鐵鐵路沿線

    第四章關東軍侵佔東北四省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目標,就是要使「滿洲日本領土化」,即完全佔領東北四省區,將其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但在事變初期,關東軍兵力有限,以及考慮各種因素,關東軍的作戰方針是,先佔據點(主要城鎮)、線(交通線),再全面佔領。其作戰計劃是,第1期攻佔東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瀋陽及滿鐵鐵路沿線;第2期攻佔吉林、哈爾濱,向東滿和北滿擴展;第3期攻佔黑龍江省,控制東三省大部;第4期攻佔遼西,完全佔領東三省;第5期攻佔熱河,將整個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一節攻佔滿鐵鐵路沿線    
    柳條湖事件爆發後,板垣立即向關東軍司令部做了報告,本莊司令官立即召開會議,斷然做出了「關東軍全線出動,對中國軍隊發起攻擊」的決定,命令各部隊迅速佔領滿鐵鐵路沿線各主要城鎮,消滅中國軍隊。所謂「全線出動」意味著把事態擴大下去,「發起攻擊」就等於向中國宣戰。就是說,關東軍從事變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將「柳條湖事件」就地解決,而是要發動一場全面侵略東北的戰爭。同時本莊還命令關東軍司令部移往瀋陽,並向朝鮮軍請求支援。關東軍本來的任務之一是就是「防衛」南滿鐵路,在其沿線駐有重兵。當本莊命令下達後,關東軍各部隊迅速出動,很快佔領了瀋陽、長春、安東、營口等滿鐵鐵路沿線的主要城鎮。    
    營口位於遼東灣北岸,是東北南部重要的海上門戶之一和京奉鐵路營溝支線的南端終點。9月19日晨5時許,駐大石橋的獨立守備隊第3大隊長巖田中佐,根據本莊的命令,率領2個中隊乘火車到達營口,然後分兵兩路,一路直撲中國海防練軍營、縣政府等軍政機關。由於有不抵抗命令,日軍「未遇任何抵抗,即將之佔領」。一路進犯車站、碼頭等地,控制了交通樞紐。至上午8時許,日軍完全佔領營口。其後,日軍對營口實行軍管,發佈佈告稱:「市政須在日本軍政官指導下施行,日本軍政官有權取締集會、報刊、廣告等。」《滿鐵檔案·興業部》(50)。    
    安東(今丹東)是中朝邊境重鎮和遼寧東部的重要交通樞紐。柳條湖事件當夜,駐安東日本領事即前往縣政府,威脅縣長王介公等同意日軍進入。王等召開會議,以一縣無能為力……決定坐待日軍入城。《遼寧文史資料》第31輯,第141頁。並向日領事聲明,已命令中國軍警「絕對不准輕舉妄動」。日軍得知縣政府態度後,於19日上午5時許開進市區,解除了中方軍警的武裝,佔領了縣政府、縣公安局,以及銀行、報館等,安東落入日軍魔掌。    
    鳳城是安奉鐵路線上的軍事重鎮,當時駐有省防軍姜全我部1個團。19日晨2時許,駐連山關的獨立守備隊第4大隊長板津中佐率部向鳳城進犯,於7時許進入城內,包圍了縣政府、公安局等機關,同樣由於奉不抵抗命令,均無反抗。姜全我素有親日傾向,即時俯首聽命。中國軍警悉數被日軍繳械,鳳城亦被日軍佔領。    
    長春,地處東北腹地,是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和吉長鐵路的交會點,是通往吉林、哈爾濱和洮南的重要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日雙方均有重兵駐守。東北軍方面,在長春以南的南嶺兵營,駐有炮兵第19團穆純昌部,步兵第25旅任玉山團,兩部合計兵力約4700多人,各種炮40餘門;在長春以北的寬城子兵營,駐有步兵第23旅傅冠軍營;長春市內尚有馬錫麟部1個營,東北軍駐長春部隊總兵力約7000人。關東軍方面,在滿鐵附屬地內駐有:以長谷部照吾少將為指揮官的第3旅團司令部,部隊有第4聯隊(2個大隊),獨立守備隊第1大隊1個中隊,兵力約1500人。此外在長春以南的公主嶺,駐有騎兵第2聯隊,獨立守備隊第1大隊2個中隊。    
    9月19日凌晨過後,長谷部得到「奉天日中兩軍衝突」的報告,便按預定計劃命第4聯隊派出一個大隊攻擊南嶺,其餘部隊準備南下增援瀋陽。不久,接到本莊要其攻佔長春的命令,遂調整部署:攻擊南嶺部隊任務仍舊,第4聯隊主力進攻寬城子,駐公主嶺騎兵第2聯隊增援長春。    
    第4聯隊駐地離寬城子兵營數里之遙,聯隊長大島陸太郎率部很快於4時半進抵中國兵營,但被我軍哨兵發現,遂變為強攻。首先將營長傅冠軍擊成重傷,(關於傅被擊情形說法不一)隨即衝進營內。中國士兵雖然接到了不抵抗命令,但眼見營長被殺,群情激憤,憑借營房、院  牆進行還擊。雙方激戰至8時半,敵增援部隊趕到,從東、北攻入兵營,戰鬥更為激烈。 這時我軍又接到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的「不許抵抗」的命令,使我軍官兵戰意受挫,但仍有部分官拒絕繳械,且戰且退,突出敵人包圍。一部被敵繳械,至11時,日軍佔領寬城子兵營。    
    由黑石少佐率領的第2大隊進攻南嶺  ,於5時許從西北突然向炮兵團發起攻擊,守軍猝不及防,有16門大炮被敵破壞,穆、任兩團長見狀急向熙洽請示,熙洽仍令「急速撤走,不准抵抗」。《吉林文史資料》(11),第57頁。然而日軍圍攻甚急,我軍士兵怒不可遏,一部官兵砸開庫房,取出彈藥,向敵人還擊。但因重武器庫被敵封鎖,我軍槍彈不濟,又接不抵抗命令,遂且戰且退。在撤退中,炮兵第3 營營長張瑞福,急迫之中,不顧不抵抗命令,以山炮射擊日軍10餘發,將敵攻勢壓住,使得部隊安全撤出。    
    黑石大隊攻擊炮團後,暫退袁家窩棚待援。9時許,從公主嶺趕來增援的由小河原指揮的獨立守備第1大隊,到達袁家窩棚。黑石大隊和小河原大隊匯合後,於10時從西面和東南向步兵團發起攻擊。我軍依托工事頑強抗擊,打退敵人數次衝鋒,獨立守備隊第3中隊長倉本被打死,整個中隊傷亡殆盡。中午時分, 敵在炮火掩護下再次攻擊,衝入營內,雙方展開激烈的肉搏戰。隨即,敵將預備隊投入戰鬥,戰鬥達到高潮。只因我軍迭次接到不抵抗命令,遂於戰鬥稍緩情況下,放棄抵抗,撤出戰鬥。14時許敵騎兵第2聯隊亦趕來增援,至14時30分許南嶺  兵營失陷。    
    日軍在進攻我軍兵營的同時,即著手解除長春城內的中國軍警武裝。當時長春的最高行政首長是市政籌備處處長周斗欽。事變發生後,周已得到熙洽的「不准抵抗」的命令,遂於19日上午派公安局長修長余等,通過日本領事館,向日軍表示中國方面不抵抗之意。日軍提出:須解除城內軍隊武裝,治安在日軍指揮下由公安局負責。下午,周斗欽等同意了日軍要求。日軍隨即派部隊進城,佔領了各軍政機關,並派憲兵隊指揮公安局。城內的馬錫麟部1個營放下武器,退出城外。至此,長春被敵佔領。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出兵吉林 進犯江垣(1)

    一朝鮮軍越境    
    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於19日零時左右下達了「全線出動,攻擊中國軍」的命令後,又向日本人指揮的朝鮮軍發電報請求支援,並向軍部中央報告了戰況。於是,軍部中央連夜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事變。至8時許,軍部中央得出結論, 認為「關東軍的行動是完全合理的行動」,初步擬定應急動員朝鮮軍一部和駐姬路的第10師團,派往中國東北增援關東軍。這時卻突然接到了朝鮮軍的電報,內容是:「我軍鑒於奉天方面情況,已派飛行第6聯隊(2個中隊)增援關東軍,又正在準備派遣第20師團1 個混成旅團向奉天出動……」《現代史資料》(7)428頁。    
    朝鮮軍行動如此迅速,是因為事先關東軍早就與其串通好了。其實也是軍部中央應付「滿洲危急」時的既定計劃。但問題是,按慣例出兵須經內閣會議批准,由天皇下達敕命執行。而朝鮮軍在未得到敕令的情況下,就擅自決定出兵,一時弄得軍部中央好不難堪。但越境行動完全是為了協助關東軍擴大侵略的需要,軍部中央很快便對這一行動予以「追認」了。    
    二出兵吉林    
    關東軍很快攻佔了滿鐵沿線,控制了南滿,又得到朝鮮軍的越境協助,遂決定實施第二期作戰計劃,即東取吉林,北攻哈爾濱,向東滿和北滿推進,擴大佔領範圍。為製造出兵借口,關東軍指使特務機關,在吉、哈等地製造了多起日本僑民被襲擊事件。然後以僑民會的名義,要求關東軍出兵保護。本莊隨即於20日命令第2 師團主力向長春集中,準備實施下一步侵略計劃。根據建川美次的建議:「鑒於中東路的性質和目前一般形勢,雖然不可向長春以北派兵,但對吉林、洮南等地盡快加以打擊,應該說是有利的。」《現代史資料》(7)第187頁。關東軍於9月21 日決定首先出兵吉林。第2師團隨即乘裝甲列車向吉林進犯。    
    這時,由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為其父奔喪在錦州,吉林軍政由軍署參謀長熙洽代理。熙洽是前清「閒散皇族」,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第2 師團長多門二郎有「師生關係」,且素有復辟清朝的野心,因此,事變爆發後,熙洽在召集軍政兩署的緊急會議上,確定了「絕對不抵抗」的方針。會後熙洽一面通過日本駐吉總領事石射豬太郎,向日軍轉達中國方面絕對不抵抗的決定,一面向所屬各部隊下令:「我軍應萬分容忍,幸勿端自我開,中日事件由外交解決。」《吉林文史資料》(11),第41頁。當時,駐吉林市東北軍有:第25旅張作舟部2個團和馮占海指揮的衛隊團。20日,熙洽得知關東軍主力正向長春集中,推測有可能進犯吉林,急令駐市各部隊撤出。馮占海質問熙洽:「為何命令部隊撤出省城? 」熙洽以奉到「避免衝突的電令」為招牌,還大談了一通「抗戰亡國論」《吉林文史資料》(11),第44頁。,逼得馮占海只好率部退出省城。    
    而後,熙洽又與劉知政等人密商投降事宜。21日,多門師團由長春出發不久,熙洽即派軍署中將參議安玉珍等人前往土門嶺迎接。下午熙洽再次召開軍政緊急會議不顧省府委員誠允等人的反對,強行通過了「不作抵抗,迎接日軍入城」的決定。這樣,日軍於當日傍晚兵不血刃開進省城,隨即佔領了各軍政機關。次日完全佔領了吉林市。    
    接著,多門將熙洽召至下榻旅館,要求3日內解除吉林省軍隊武裝,撤銷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組織以熙洽為首的吉林省「獨立政府」,並與日軍合作。對此,熙洽唯諾連聲而出。這樣,關東軍從吉林開始了「跨出滿鐵線以外」的第一步。在這一過程中,熙洽等民族敗類,為了個人私利和政治野心,利用手中權力,引狼入室,賣國求榮,助寇為虐,成為千古罪人。漢奸們的投降賣國活動,極大地幫助了日軍的侵略,成為東北淪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歷史教訓值得人們很好地思考。    
    三所謂「軍事佔領範圍」    
    事變爆發第二天,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表面上確定了「不擴大方針」,但暗中卻在商討「如何保護在中國各地的日本僑民的安全」《太平洋戰爭史》(1),第270頁。,也就是說,一旦出現「僑民危機」,就要出動軍隊「保護」。實際上是為了使侵略「名正言順」。關東軍出兵吉林就是這種伎倆的開始。而且在軍部的威脅下,內閣於22日對朝鮮軍越境和出兵吉林的侵略行動也予以承認,這都表明在侵略的根本點上內閣與軍部完全一致。    
    在軍部中央和內閣的支持下,關東軍更加狂妄起來,繼侵佔吉林之後,又準備進犯哈爾濱。於是,由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百武晴吉和甘粕正彥等人,在哈爾濱製造了爆炸不穩事件,日本駐哈總領事大橋忠一極力配合,要求關東軍出兵保護日僑。關東軍遂於22日致電軍部中央,準備出兵哈爾濱。《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24頁。關東軍的判斷是,目前蘇聯在外交上採取不干涉政策,固然存在與關東軍交戰之可能,但日軍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戰行動,則蘇聯將處於被動作戰之境地。因此,出兵哈爾濱是可行的。    
    軍部中央接到關東軍的報告後,對於出兵哈爾濱自然擔心與蘇聯發生衝突,造成不易收拾的局面。軍部中央的意見是,關東軍一旦打破「滿蒙」現狀,就要對滿鐵線兩側及東滿地區實行軍事佔領,使南滿、東滿與朝鮮連成一片。對於蘇聯勢力較強的北滿和張學良控制的遼西地區暫不佔領。據此,軍部中央急電關東軍,要其「放棄北進之企圖」,並於23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了《關於軍事佔領範圍》的文件,規定了三道軍事佔領範圍。第一道是絕對必要的最小限度,西面以遼河劃線,即以鄭家屯、新民、營口為界,東面以吉林、海龍為界。第二道是進一步擴張線,西面以洮南、通遼、大虎山劃線,東面以敦化、延吉(間島)和琿春為界。這是軍事佔領的必要範圍。第三道是哈爾濱和延、琿地區。對於這兩個地區,「為保護僑民之出兵,須根據當地我外交官憲之請求」,才可採取行動。《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26~127頁。這個「軍事佔領範圍」的提出,雖然對關東軍一舉攻佔東三省的急迫企圖有所限制,但表明了日本決心完全佔領東北。    
    軍部中央決定了「軍事佔領範圍」的第二天,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一次「關於滿洲事變的聲明」,顛倒黑白地把事變原因歸於「中國軍隊破壞了南滿鐵路,襲擊了我守備隊,以致發生衝突」。並假惺惺地宣稱:「日本在滿洲沒有任何領土慾望」,「竭力不使事態進一步擴大」。《年表與文書》(下),第181~182頁。但事實上,這時關東軍已經侵佔了遼吉兩省省會及30餘座城鎮,控制了12條鐵路線。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出兵吉林 進犯江垣(2)

    四轟炸錦州    
    關東軍北攻哈爾濱的企圖,由於受到軍部中央限制暫時停止。於是又採取了一個新的軍事行動,以擴大戰火。10月8日,關東軍突然出動2個飛行中隊,6 架偵察機和5架戰鬥機,轟炸了錦州市內的政府大樓和兵營等重要目標。投下了75枚25 公斤重的炸彈。同時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搭乘一架運輸機,隨同機群飛抵錦州,觀察轟炸效果。關東軍的理由是,設在錦州的張學良政權及東北軍,「不僅擾亂滿蒙治安,也妨礙新政權建立運動」因此,「驅逐錦州軍政權是絕對必要的」。《現代史資料》(7)第208頁。在此之前,關東軍發表一個「公告」,明確宣佈「不與舊東三省政權進行外交交涉」。並正在各地建立地方偽政權,轟炸錦州就是貫徹這種侵略構想的具體行動。    
    的確,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於9 月下旬在錦州重新設立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一面通過南京政府,依賴國聯迫使關東軍撤兵;另一方面也預感到外交前途渺茫,調集東北軍加強遼西防禦,並派出部隊進行反擊戰。這些當然是關東軍所不能容許的。關東軍認為,要樹立偽政權,就必須剷除張學良政權,這是刻不容緩的第一急務。所以必須給錦州以重大打擊,但關東軍地面部隊有限,難以迅速實施打擊。因此決定實施空中打擊。    
    除這一主要原因外,轟炸錦州還有其他用意。一是給呈現「後期癌症」的幣原外交動一次「大手術」,迫使內閣完全按軍部意志行事,全力支持關東軍的侵略。二是向中國政府顯示,如果中國不痛快地讓出東北,日軍就有可能對其他城市,甚至首都南京實施空中打擊。三是向歐美列強警告,日本將不惜一切代價獨佔「滿蒙」利益。    
     果然,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向日本提出了嚴重抗議,並將此事提交國聯。這時歐美各國才斷定日軍的行動屬於侵略,向日本提出警告。國聯在10月的全會上邀請美國列席,共同解決「中日衝突」,英、法等國提交了一個旨在促使日本撤兵的議案。這時日本撕掉遮掩的面紗,以1票對13票,公開拒絕接受國聯的決議案。10月26日,日本又發表了第2次《關於滿洲事變的聲明》, 聲稱「為確保在滿洲帝國臣民的安全」,不能「把軍隊全部撤回南滿鐵路附屬地內」。這表明日本侵吞中國東北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國聯的決議又一次成了一紙空文。在此期間,軍部法西斯還在日本國內策劃了「十月事件」,企圖建立軍部獨裁政權。雖未成行。但對統治上層法西斯化起到了推動作用,促使內閣更加追隨軍部了。    
    五進犯江垣    
    關東軍進行轟炸錦州的試探後,對遼西採取一種「威懾陣勢」,而把進攻矛頭指向了黑龍江。這次關東軍為避免直接刺激蘇聯,採取了迂迴和由漢奸打頭陣的策略。即指使洮遼鎮守使張海鵬進攻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    
    張海鵬,遼寧黑山縣人,土匪出身,與張作霖是結拜兄弟,為東北元老派之一,任洮遼鎮守使,坐鎮蒙邊達10多年。皇姑屯事件後,自忖資格最老,企圖坐上江省第一把交椅未果,憤憤不平。「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關東軍派遣滿鐵洮南公所長河野正直和今田新太郎等,策動其投降日本,許諾擁張為黑省主席,接濟軍械、錢款。張海鵬利慾熏心,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於10月1日宣佈脫離原東北軍政當局「獨立」,自任「東北邊境保安司令」,借助關東軍援助的槍械、錢款,大肆擴充軍隊,將所部由原來的4個騎兵團,擴編為8個支隊,準備進犯黑龍江省。    
    這時,東北邊防軍駐黑省副司令長官、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在北平,省政由其子萬國賓代理。但萬國賓難負其責,幸有軍署參謀長謝珂積極主持,一面電請張學良派大員來省主事,一面調動部隊,加強防務。張學良接黑省告急,欲以蒙疆督辦職位穩住張海鵬,未能奏效。遂於10月11日任命黑河警備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長馬佔山為黑龍江省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主持黑省軍政大計。    
    張海鵬聞訊,氣急敗壞,欲乘馬占山尚未到任之際,圖謀省垣。10月15日,張指派徐景隆率3個團偽軍由洮南向齊齊哈爾進犯。同時,關東軍派出第29聯隊一部協同前進。16日晨,敵軍進抵江橋,向黑省守軍發起進攻,守軍英勇反擊,將偽軍擊潰,徐景隆觸雷斃命。關東軍利用偽軍北犯的陰謀遭到失敗。守軍為阻止敵軍再犯,將嫩江鐵路橋破壞數孔。於是,關東軍便借口洮昴路是日本借款鐵路,中國軍隊毀橋,嚴重損害了日本權益。便從幕後跳到前台,聲稱要以武力保護修橋。實際是發表了進攻黑省的聲明。為進犯江垣,關東軍一面調兵遣將,下令組成嫩江支隊,準備武力進攻; 一面於10月19日新設了齊齊哈爾特務機關,任命林義秀為機關長,擔任刺探黑省軍情,誘降馬占山的任務。    
    同月19日,馬占山抵達省垣,次日通電就任黑龍江省代主席,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擾亂治安者,決以全力剷除之,以盡我保衛地方之責任」。陳覺:《「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痛史》(上),第123頁。隨即組成黑龍江軍臨時指揮部,積極部署防務,準備抗擊敵人。    
    10月26日,林義秀到達齊市,即於次日向馬占山提出一份「要求書」,限期中方於一周內至11月3日將橋修好,否則日方就以「武力保護」搶修。林義秀明知一周內橋樑根本無法修復,實屬故意刁難。其真實意圖正如其給關東軍的報告中所言:「我軍在援助保護修理的名義下出兵齊齊哈爾,實乃機不可失。」《現代史資料》(11),第360頁。同時,軍部與外務省相勾結,由駐齊日領提出了內容相同的「通告」。《現代史資料》(11),第361頁。上述「要求書」和「通告」實際是日軍進攻黑龍江省的宣戰書。面對日方的挑釁,馬占山一面嚴詞加以拒絕,一面加強防務,在江橋至昂昂溪間設立了三道防線。    
    11月3日,敵嫩江支隊到達江橋,佔領南岸陣地。是日夜至5日,敵軍在飛機支援下,多次發起攻擊,黑省軍隊奮起抗擊,英勇殺敵,將敵擊退。5 日黑省軍一部對敵右側實施突襲,於敵重創,日軍支隊長憂懼至極,欲剖腹自殺,被部下急救而止。《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第1卷第1冊,第506頁。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出兵吉林 進犯江垣(3)

    日軍原來十分輕視黑省軍隊,估計不會遇到抵抗,就可長驅直入。猝然遭此重創,十分震驚,遂決定增派步兵、炮兵5個大隊,由第3旅團長長谷部率領火速增援。5日晚以後,敵增援部隊陸續趕到。6日拂曉,敵軍在飛機、大炮、戰車的掩護下,向守軍發起猛攻,守軍各部不畏強敵,浴血奮戰,其激烈程度為事變以來所未見。後守軍傷亡較大,於下午撤出大興陣地,轉入第二道防線。    
    日軍在江橋受到重創,佔領大興後,未敢輕舉冒進。同時,軍部也擔心由此引起日蘇衝突,遂暫停了積極的武力作戰方針,轉而通過政治誘降手段,迫使馬占山屈服。11月8~12日,林義秀奉關東軍命令,幾次與馬占山交涉,提出「馬占山下野,黑省政權和平移交張海鵬,黑省軍隊撤出省城,日軍進佔龍江車站」等無理要求。馬占山即電北平請示張學良,得復電「飭死守,勿退卻」。 孫邦主編《「九·一八」事變資料彙編》,第432頁。據此,馬答覆日方:「本主席下野亦可,唯須中央派人接替……如張海鵬者決不能交與政權;關於撤兵,在我領土以內自有主權,非任何外人可以干預;齊克路(指龍江站)中國建築,不能讓與,尤在法律上、事實上,亦非日軍所應要求佔有者。」《檔案選編》(1),第230頁。馬占山據理駁斥了日方。    
    日軍見外交壓服未能奏效,便決定再次使用武力。11月13日,軍部中央給關東軍發來訓令:「馬占山軍必須撤至齊齊哈爾以北」,否則,「帝國軍隊將採取必要有效之手段」。《現代史資料》(11),第389~390頁。同時,又下令增調空中和地面部隊進入東北,加強關東軍。於是,關東軍一面調整進攻部署,將第2 師團全部投入江橋戰場;一面讓林義秀將軍部命令轉達給馬占山,並限定16日午前予以答覆。    
    17日,馬占山答覆拒絕撤兵,於是關東軍便發動了更為瘋狂的進攻。守軍面對強敵,英勇抵抗,鏖戰之烈,前所罕見。中國軍人以血肉之軀奏出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壯烈戰歌。炮兵龐振海操炮向敵猛射,當炮身毀壞時,索性徒手跣足衝向敵陣。    
    至18日上午,三間房陣地被敵突破,守軍被分割,無法應援,不得不且戰且退至昂昂溪防線進行抵抗,馬占山亦親臨前線指揮,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午後,敵攻勢更為猛烈,昂昂溪亦失守。敵分數路向省城進犯。    
    在戰事無望的情況下,馬占山決定按原定之商議,軍政兩署向海倫轉移,各部隊退至克山、拜泉等地。19日晨,馬占山率部撤離齊齊哈爾,午後,日軍侵佔省垣。    
    至此,「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大規模抗擊日寇的戰鬥結束了。江橋抗戰,黑省軍隊以塞外孤旅堅持抗戰半月之久,沉重打擊了關東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日禦侮的鬥爭精神,顯示了中華民族不甘屈辱的英雄氣概,使國際社會主持正義的人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認識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真面目。江橋抗戰雖然失敗了,但愛國軍民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將永垂史冊。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西侵錦州 北攻哈爾濱(1)

    關東軍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後,東三省的重要城市尚有遼西的錦州和北滿的哈爾濱未被佔領,兩地遂成為關東軍佔領作戰的第4期目標。    
    一侵攻錦州    
    關東軍在轟炸錦州之後集中兵力攻取黑龍江省城,對遼西採取了 「威懾陣勢」,其主要方式是通過拼湊偽政權來對抗設在錦州的張學良政權。10中月旬,關東軍指使預備役軍官倉岡繁太郎等人,收買漢奸凌印清,組織所謂「東北民眾自衛軍」,在遼西地區以維持地方治安為名,進行侵擾。凌匪聲稱:要「剿滅東北軍……佔據錦州城,將張學良驅逐於關內。」《盛京時報》1931年10月22日。對於為虎作倀的凌匪叛逆,東北軍在黃顯聲的指揮下,說服了附逆師長項青山、張海天等人,於11月初突然襲擊凌匪司令部駐地三道溝,將凌匪及倉岡等日本顧問俘虜,一舉殲滅了日本侵略者苦心經營的漢奸武裝。    
    之後,關東軍扶植另一漢奸張學成。張學成是張學良的堂弟,素有親日倒兄之野心。11月初,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親自出馬,拉攏張學成協助關東軍剿滅東北軍,並保其成為「東北軍政兩方面的大首領」。張學成背兄忘祖,「當即向本莊表示願作犬馬」。《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第105頁。於是,本莊委任張學成為「東北自衛軍」總司令,拼湊起一支偽軍,在黑山縣一帶,為關東軍搖旗吶喊。由於張學成是張學良的堂弟,使錦州政府不免投鼠忌器。後在黃顯聲請示張學良之後,東北軍一部於高山子一戰,即將張學成及日本顧問擊斃,消滅了叛匪。關東軍組織偽軍的陰謀再次失敗。    
    為消滅錦州政權,關東軍又變換新招,與駐天津日軍勾結,製造暴亂,為關東軍出兵尋找借口。10月底,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去天津活動,一為「推動正在醞釀的反張(學良)運動」,二為將「溥儀盡快迎到滿洲」。《現代史資料》(11)第350頁。11月,土肥原策劃了兩次暴亂事件,一時間搞得天津衛火藥味甚濃。於是,關東軍以天津軍被中國軍隊包圍,需要緊急援助為名,於11月下旬調集混成第4、第39旅團等部,沿北寧鐵路向錦州方向進犯。27、28日,在白旗堡、饒陽河一帶,日軍遭到東北軍阻擊,雙方展開激戰。這時,由於中國正在向國聯建議在遼西設立緩衝地帶,日本軍部和政府恐怕因此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對,遂命令關東軍將部隊撤回遼河以東。關東軍不得已中止了侵攻作戰。    
    到12月,隨著形勢的變化,關東軍決定一舉攻下錦州。12月中旬,日本內閣更迭,組成犬養毅內閣,軍部法西斯皇道派首領荒木貞夫任陸相。不久,皇族載仁親王上任參謀總長,統治結構的法西斯化日益嚴重,預示著侵華戰爭將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內部鬥爭激烈,12月15日,在粵派的逼迫下,蔣介石被迫下野,張學良改任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這對東北抗戰產生了重大影響。    
    12月中旬,軍部中央致電關東軍,表明了軍部關於攻佔錦州的意圖,並決定增派混成第8旅團、第20師團司令部等,加入關東軍序列。13日,關東軍根據軍部中央意圖,制定了《攻擊錦州計劃》。15日軍部中央來電,同意關東軍以「討伐匪賊」的名義,對錦州實施進攻《現代史資料》(7),第299~301頁。。內閣也表示「與軍部協力,積極解決滿蒙問題」。日本侵攻錦州已如箭在弦上。    
    這時,張學良在北起通遼、南至盤山、西達大凌河等地設置了防線,廣大愛國官兵也有「與敵決一死戰」的高昂鬥志,還有眾多抗日義勇軍的支持,完全可以與敵一搏。但南京新政府,表面上高唱「積極抗戰」,幾次電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然而除一紙空文外,沒有任何實際援助,這不能不對張學良的抗日決心有所影響。    
    12月17日,關東軍分三路,沿北寧、打通、營溝三線西進,拉開侵佔錦州的序幕。21日,關東軍擺開了全面進攻的陣勢。24日,本莊下達了全面進攻錦州的命令。《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1),第74~75頁。在此緊急關頭,張學良接連致電南京政府,要求給予支援,均未果。這使張學良的抗日決心產生動搖,未能開展積極防禦作戰,東北軍主力龜縮在大凌河一線,消極待敵。第一線主要是抗日義勇軍在田莊台、大窪、盤山等地,對敵進行了英勇抗擊,但在強敵面前難以支撐。29日,沿營溝線進攻之敵第2師團攻陷盤山。30日,沿北寧路西進敵軍混成第39旅團攻佔打虎山。31日,敵軍佔領三條鐵路的要衝溝幫子,錦州完全暴露在了日軍面前。    
    在敵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張學良處境非常艱難,雖然曾有過與敵決戰的決心,但不能不考慮:第一,正面敵我力量懸殊,且有日寇天津軍和海軍出動山海關,切斷守軍退路的可能;第二,要與敵決戰,必須是全國抗戰,目前僅以東北軍之力,無異於以卵擊石;第三,華北各地軍閥已有反張跡象,或許趁火打劫,使張失去立足之地。在這種情況下,為保存東北軍實力。張學良不得不下令在遼西的東北軍全部撤至關內。    
    1932年的新年來臨之際,設於錦州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相繼遷往河北灤州,正規軍各部也退入關內,只有黃顯聲領導的公安總隊和義勇軍留守掩護。敵探知東北軍主力撤退,本莊命令第20師團迅速攻佔錦州。1月3日,敵軍進攻錦州,公安總隊略作抵抗即退,錦州陷落。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西侵錦州 北攻哈爾濱(2)

    二進犯哈爾濱    
    哈爾濱,是中東鐵路「T」字形的樞紐點和北滿最大的國際貿易市場,其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東北當局在這裡專門設立了「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公署」和「東省護路軍總司令部」,由張景惠任特區長官和護路軍司令,主持軍民兩政。但是,「九·一八」事變後,張景惠暗中投敵,組織治安維持會,為關東軍北犯哈爾濱進了一顆釘子。事變不久,關東軍就打算攻取哈爾濱,如前所述由於種種原因未能行動。關東軍佔領錦州之後,認為攻取哈爾濱的時機已經成熟。其一,進攻齊齊哈爾是關東軍對蘇聯施放的一個試探「氣球」,蘇聯反映並不強烈;其二,關東軍在上海製造動亂,已經火藥味甚濃,列強的注意力都被轉移到了那裡;其三,軍部與內閣的勾結日益緊密,關東軍的後盾更強了;其四,有張景惠作內應。    
    這時,哈爾濱及其周圍的形勢十分複雜。一方面,張景惠借助關東軍佔領齊齊哈爾的威勢,於1932年新年伊始,發表「獨立宣言」,宣佈黑省「獨立」;另一方面,在哈市和吉林之間,出現了由國民黨中央任命的抗日的吉林省臨時政府與日本扶植的偽吉林省政府的對抗。當時,哈爾濱成了「三不管」的地方。張景惠仍為特區長官,雖未公開投敵,但其利用治安維持會,為關東軍效勞。丁超身為濱江鎮守使、哈綏路護路司令,握有兵權負責地方綏靖,但其並無抗日決心,暗中與關東軍有所往來。李振聲被張學良委以吉省軍政大員,但其不負眾望,又與吉林臨時政府主席誠允意見不合,難以駕馭全局。而駐哈及周邊各部隊長態度不十分明朗。這樣哈市成了誰也不服從誰,誰也管不了誰的各自為政的局面。再加上偽吉林省政府極力拉攏各部將領,並組織偽軍蠢蠢欲動。這些對關東軍進攻十分有利。    
    但是,如何解決哈爾濱問題,在關東軍內部有兩種意見。以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百武晴吉為首的一派,主張利用張景惠,誘降丁超等人,企圖不戰自破;而以吉林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為首的一派,主張由熙洽指使於琛澄等偽軍,掃蕩抗日軍,攻佔哈爾濱。後來本莊等人見懷柔手段難見成效,恐久拖不利,遂決定讓偽吉林軍打頭陣,進攻哈爾濱。    
    1932年1月中旬,偽吉林「剿匪」司令於琛澄,指揮5個旅偽軍,向駐守舒蘭、榆樹一帶的張作舟、馮占海部發起進攻。關東軍派天野旅團作後盾。防守榆樹的張作舟部,由於守城團長投敵,張不幸被俘,所部潰散。進攻舒蘭之敵,被馮占海部擊潰,而後馮見榆樹失守,側背受敵,遂退往阿城、賓縣一帶。於逆乘機北上,逼近哈爾濱。同時,熙洽發佈偽令,免去丁超、邢占清等人職務,要駐哈部隊3日內撤出城外,在哈埠危急時刻,依蘭鎮守使第24旅旅長李杜,率部到達賓縣,會同馮占海,商議進兵哈市,聯合丁超、邢占清共同抗敵。1月26日,李、馮率部入哈,與丁、邢及張景惠(當時尚未公開漢奸面目)等召開會議,決定共同討逆抗日。    
    1月27日,於逆進抵哈市東南郊,李杜、邢占清、馮占海等部一齊出擊,將敵擊潰,並擊落日軍飛機一架,擊斃飛行員清水大尉等2人。駐守雙城的護路軍趙毅部也殲滅偽軍1個旅,哈爾濱保衛戰初戰告捷。    
    關東軍見走狗先鋒不頂用,遂決定親自上陣。1月28日,本莊以日機被擊落為口實,下令第3旅團沿哈長路北犯哈爾濱,混成第4旅團從齊齊哈爾方向進行夾攻。    
    駐守雙城的抗日軍趙毅部,得知敵來犯的情報,決定出其不意,阻擊敵人。30日晚,敵兩列軍車開進雙城車站。因事前熙洽等以為趙毅不敢阻擋日軍,便向日軍保證雙城駐軍已撤走,故敵軍警戒放鬆。這時趙毅部以猛虎搏兔之勢,猛襲日軍,敵被打得措手不及,遭到重創。敵後續部隊聞訊,迅速增援反撲,趙部未能及時撤離,又處在開闊地帶,在敵飛機、大炮、坦克的猛烈轟炸下,損失慘重。餘部退往哈爾濱。    
    日軍受到沉重打擊,變得窮凶極惡,對遺留在戰場上的守軍官兵進行了野蠻報復,傷者皆被刺死。對陣亡屍體剖腹、挖心、剜眼,手段極為殘忍。還不准老百姓埋屍,暴屍數日之久。而後,敵未敢輕進,在雙城掩護第2師團集結後,才向哈市推進。    
    在強敵兵臨城下的時候,為統一指揮抗敵作戰,1月31日,李杜、丁超聯合各部隊在哈市成立了吉林抗日自衛軍總司令部,李杜任總司令、丁超任護路軍總司令。並發表了抗日討逆宣言,決心「一致團結,共赴國難……敵愾同仇,義無反顧,成敗利鈍,非可逆期……望我父老子弟,念國土之垂危,痛淪胥之將及,互相救危,共策進行」。《檔案選編》(1)第299頁。同時,調整防務,嚴陣以待。    
    2月4日,敵第2師團兵分左右兩路,在偽軍的配合下,向哈市發起全面進攻。整個哈爾濱炮火連天,彈如雨下。守軍將士奮勇抗敵,李杜親臨前線,激勵將士,多次擊退敵人進攻,至傍晚仍將敵軍阻擊在市區以外。5日晨,敵發起更為猛烈的進攻,日機輪番轟炸,抗日將士仍頑強堅持戰鬥。中午以後,丁超部的中央陣地被敵突破,各部與敵混戰,漸次不支,相繼撤走。下午,北滿重鎮哈爾濱陷落。    
    哈爾濱保衛戰,是繼江橋抗戰之後,又一次大規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鬥,再次顯示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雖然在東北的愛國官兵,前赴後繼,屢屢抵抗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結果卻是孤軍奮戰,未能形成聯合的全面抗戰,最終都先後失敗了。哈爾濱抗戰失敗後,使東北形勢發生了很大轉變。作為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安全的東北軍出現大分裂,一部分退入關內,一部分轉為抗日義勇軍,一部分投敵附逆。以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戰走向沉寂,抗日義勇軍成為抗戰的主體力量。同時,哈爾濱的失陷,標誌著東北三省和特區全部陷落。關東軍的佔領作戰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攻取熱河(1)

    一日本圖謀熱河之野心    
    熱河省地處塞外,所轄15縣、3設治局,屬於東北行政區劃。自1928年東北易幟以來,由湯玉麟主持軍政。湯視熱河為自己的領地,為所欲為,野心昭然。當東北三省一區失陷後,熱河之重要地位突出起來,成為我抵禦日軍侵犯華北及察綏的天然屏障。    
    其實,日本吞熱之心,早為世人所知,在日本侵略「滿蒙政策」中,已將熱河劃在其內。「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關東軍就明確將湯玉麟作為利誘對像之一,「要適時領有熱河」。《現代史資料》(7)第189、199頁。偽滿政權成立時,委任湯玉麟為參議府副議長兼熱河省主席,將熱河劃入了偽滿洲國的領土。    
    關東軍在侵佔錦州之後,曾企圖乘勢攻取熱河,但因忙於樹立偽滿政權和討伐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以穩定佔領區的統治秩序,未能付諸實施。到1933年春,東三省大規模抗日義勇軍鬥爭相繼受挫,日偽統治秩序相對穩定之後,便開始攻取熱河,佔領全東北的第5期佔領作戰。    
    在此之前,關東軍對熱河採取「暫以支持湯玉麟,使之從速服從滿洲國的統治為首要措施」。《現代史資料》(11)第788頁。多次派遣特務、漢奸,對湯進行誘降,企圖以謀略手段奪取熱河。由於中國人民抗日呼聲高漲,且有東北軍的武力威脅,湯未敢公開投敵。    
    同時,關東軍還不斷製造事端,為侵攻熱河創造條件。1932年7月,關東軍派遣特務石本權四郎,往來於奉熱之間,進行誘降湯玉麟工作,被義勇軍李海峰部(屬朱霽青領導的「遼吉黑國民救國軍」)得知,將其在錦朝路列車上捕獲。關東軍聲稱此為「第二中村事件」,並以「救出」為名,從錦州、義縣出動裝甲列車部隊,向朝陽寺進犯,一度佔領南嶺,後在義勇軍不斷襲擊下撤回。「石本事件」是關東軍圖取熱河的一次武力試探,為後來的大舉進攻做準備。事後,關東軍向軍部中央報告:「熱河經略固然早晚必行之,但鑒於目前(關東)軍整個形勢,尚不可能對熱河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為經略熱河,(關東)軍至少要將2個師團用於該方面」,要求軍部中央「至少增派1個師團及騎兵1個旅團」。《現代史資料》(7)第490~491頁。根據關東軍的要求,9月至年底,軍部增派騎兵4旅團、混成第14旅團等進入東北,加入關東軍序列,完成了進攻熱河的軍事準備。    
    二榆關事件    
    在日本加緊侵略熱河的準備中,各方面局勢發生了變化。在日本,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發動了「五·一五政變」,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政友會本部和三菱銀行等政財界要害部門,槍殺了首相犬養毅。事件後,軍部借口「時局非常」,拒絕政黨繼續組閣,組成了在軍部指導下的齋籐實「舉國一致」內閣。標榜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政治」宣告終結。日本法西斯主義體制正在進一步形成。軍部、官僚、財閥的勾結更為密切,預示著侵略戰爭將更加瘋狂。8月,軍部進行人事大調整,由武籐信義接替本莊繁任關東軍司令官。武籐上任後,一面加緊鎮壓抗日武裝鬥爭,一面積極部署侵攻熱河,聲稱可以「調頭把聖戰指向熱河省了」。《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134頁。    
    在中國,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堅持對外不抵抗和對內進行反革命內戰的總方針。但在全國人民抗日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也不敢將熱河戰事公然置於不顧。1932年7~12月,蔣介石几次電令張學良,將部隊調入熱河邊境,佈置對日防務,以安定北方局勢。並稱「已密備6個師,隨時可運輸北援」。秦孝儀:《史料初編》緒編一,第561~562頁。這時,張學良已改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由於熱河是東北的最後一個省份,乃其生存的根本之地,所以他的對日政策也有所改變。由原來執行不抵抗政策和依靠國聯,明顯轉向抵抗政策,決心保住熱河。1932年7月,張學良擬定了進兵熱河計劃參見《史料初編》緒編一,第560~561頁。,調東北軍第8、第16、第19、第29、第30旅進駐熱河,著手建立熱河防務體系。為解決抗戰軍費問題,張學良等還多次向南京政府請示撥款。而專心剿共的蔣介石對抗戰經費十分吝嗇,所撥少量經費不敷支應。糧和服裝等久拖不決,直到熱河戰事已發,南京政府有關部門還在開會討論,待其有了決定,熱河已經丟失半月了。軍科院:《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第243~244頁。    
    在上述形勢下,日本法西斯侵略與中華民族反侵略鬥爭的焦點,首先集中到了東北軍與關東軍臨界的山海關。    
    山海關即榆關,號稱「天下第一關」,雄踞長城東端,扼東北與關內交通之咽喉。自古即為軍事要地。關東軍佔領錦州後直逼關下。張學良為加強防禦,於1932年7月設立了臨永警備司令部,統轄臨榆、撫寧、昌黎、盧龍、遷安5縣及都山設治局。任命駐榆第9旅旅長何柱國為臨永警備司令,並指揮駐該地域內的步兵第20旅、騎兵第3旅、炮兵第7旅一部等。第9旅轄3個團,625團駐九門,626團守榆關,627團在秦皇島。    
    日本利用辛丑條約所給予的駐兵權,在榆關和秦皇島駐有守備隊和憲兵隊分遣所。隸屬於天津軍。當時山海關守備隊約300人,隊長落合甚九郎。在榆關至錦州鐵路沿線,關東軍第8師團配置於此。榆關至秦皇島海面,經常有日本軍艦游弋。榆關之地可謂處於被敵四面包圍之中,其重要性就更為突出,也就成為日軍進行挑釁的首選之地。    
    1932年5月以後,日軍多次在榆關挑起事端,製造侵略借口。到10月進一步升級。10月1日,日軍指使偽滿國境守備隊闖入榆關,尋釁鬧事,與何部發生衝突,雙方各死1人。12月第8師團第5聯隊裝甲列車以追擊義勇軍為名,駛入車站,聲稱「遭到城上中國軍隊射擊」《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128頁。,遂開炮射擊。這兩次事件在落合的干涉下,以中方賠償、謝罪並取締排日活動為條件,才使事態免於擴大。在此期間,落合還多次誘迫何柱國,要求建立灤東和熱河的「緩衝區」,企圖以政治手段達到肢解和控制榆關地區的目的,未能得逞。於是,日軍蓄意挑起更大事端。    
    1933年1月1日晚,落合甚九郎策劃了日軍營房爆炸事件,反誣我方所為,隨即一面發起進攻,一面提出「南關歸日方警戒」等項要求,遭我拒絕。日軍即以武力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雙方成對峙狀態。    
    關東軍聞訊後,第8師團立即出動第5聯隊,增援日軍守備隊,2日上午敵步、炮兵約2000人趕到榆關,逼我交出榆關,我軍未允。敵便於10時許發起進攻。我軍為自衛奮起抵抗。敵攻城未逞。於是關東軍又命第4旅團及第16旅團一部出動增援,攻取榆關。3日,敵增援部隊投入戰鬥,飛行第10大隊、第2遣外艦隊也出動配合,形成陸海空立體作戰攻勢。我軍將士不畏強敵,英勇血戰,營長安德馨以下300多人陣亡,全團傷亡半數以上。團長石世安曾多次組織反擊,但眾寡懸殊,均未奏效,乃率餘部於午後撤出榆關。    
    榆關之戰,我軍以一團之眾,敢於與強敵搏鬥,表現了中國軍人保家衛國的英勇獻身精神。它是中國軍隊在華北第一次打破不抵抗政策,以武力抗擊日寇侵略的民族自衛戰。而其失利,完全是國民黨政府和東北軍政當局採取消極防禦戰略,缺乏堅決抗擊決心所致。榆關之戰,是日本侵攻熱河及長城的第一槍,同時也揭開了中華民族華北抗戰的序幕。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攻取熱河(2)

    三熱河戰役前中日態勢    
    日軍佔領榆關後,加快了進攻熱河的步伐。1月,軍部聲言:「熱河為滿洲國之一部」,對「該省內擾亂治安者,當以討伐手段解決之」。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貴族院議會發表演說:「所謂熱河問題,純粹為滿洲國之內部問題」,「對滿洲國領域內之治安,兩國(指偽滿和日本)有共同維持之責任」。參見日本外務省《滿洲事變及上海事件關係公表集》。為關東軍侵略熱河大造輿論。    
    關東軍則積極進行軍事部署。1月28日,關東軍司令官武籐信義下達了「關於進攻熱河的作戰準備命令」(關作命第466號)《經過》(二)第135~137頁。,命令第8、第6師團迅速向熱河邊境集結,騎兵第4旅團,混成第14旅團待命出動。此前軍部還下令增派部隊,充實關東軍。2月9日,關東軍完成了「熱河經略計劃」,指出「熱河經略之目的在於使熱河省名副其實地成為滿洲國的領域」,並確定了各部隊的作戰方向和時間。《經過》(二)第140~141頁。2月17日,武籐下達了「進攻熱河的作戰命令」(關作命第473號)規定於2月23日開始,分熱北和熱南兩個地域展開作戰。同時下令編成進攻熱河部隊,主要有:第6、第8師團,混成第14、第33旅團,騎兵第4旅團,以及飛行、鐵道、通信、兵站等部隊。    
    為配合關東軍侵攻熱河,偽滿政權組成了「討熱軍」司令部,偽軍政部總長張景惠為總司令,張海鵬為前敵總指揮,軍事顧問有多田駿、佐佐木到一等人。此外,關東軍還組織偽軍程國瑞、李壽山、劉桂堂、李際春等部,也參加了熱河及長城作戰。日偽進攻熱河總兵力約10萬餘人。    
    中國方面,張學良於1933年1月8日對中外新聞界發表談話,表示放棄不抵抗政策,決心「以吾人之精神和血肉」,抵抗日本的侵略。天津《大公報》1933年1月9日。18日,張又聯合西北軍、晉軍將領發出「巧電」,表示要用「武力自衛」進行熱河抗戰。《國聞週報》第10卷第8期,1933年2月。國民黨政府對熱河問題也表示出某種熱心態度。1月22日,外交部長羅文干發表談話1933年1月23日《中央日報》。,對內田演說進行了駁斥。2月11日,宋子文、何應欽等北上,17日宋偕張學良視察了熱河,正式發表抗戰言論1933年2月18日《大公報》。。此時各界民眾的抗日情緒十分高漲。2月中旬,救國會和後援會聯繫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東北熱河後援協進會」,動員民眾支持抗戰。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保衛熱河,保衛華北的氣氛十分濃烈。    
    在熱河防務方面,張學良認為僅以東北軍之力難以阻擋日軍,遂多次致電蔣介石,請調中央軍及晉軍增援冀熱。參見《史料初編》緒編一,第580~581頁。但蔣以剿共為急務,只派楊傑赴平襄助張學良。張學良無奈,遂以北平軍分會名義,將退往熱河的義勇軍馮占海部改編為第63軍,調獨立第106師沈克部至凌南一帶,第41軍孫殿英部調往熱河。2月初,張學良倉促擬定了「確保冀熱鞏固平津」的作戰計劃《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22~224頁。,擬從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和中央軍抽調部隊,共同組成華北抗日軍。初步編成第1~7軍團,以及預備軍團。其中第4、第5、第6軍團擔任熱河防禦。    
    不久,張學良又將在熱河的東北軍及義勇軍編成2個集團軍。參見《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第27~28頁。第1集團軍總司令由張學良兼任,指揮第4軍團及若幹部隊,計5個旅(根據軍委會2月命令,東北軍編制由旅制改為師制,為記述方便,熱河戰役仍按旅制,長城戰役以後按師制記述),1個獨立師。第2集團軍總司令為張作相,指揮第5、6軍團、第63軍,以及義勇軍7個軍團。參見《「九·一八」抗戰史》第373~374頁。參加熱河作戰的中國軍隊(包括義勇軍)總計約13萬人。其防禦部署為,以凌南——凌源——平泉——承德公路為作戰分界線,以北為第2集團軍防區,以南為第1集團軍防區。張學良委任張作相全權統帥熱河戰事。    
    中國軍隊雖然在形式上做了防禦部署,但實際上軍隊混雜,指揮不靈,人心不齊。張作相手中無兵,是個空頭司令。擁兵最多的湯玉麟冥頑不訓,不服從其指揮。許多部隊也未按期調動,開戰時尚有一半未到達防地。張作相的總司令部也是勉強湊起來的,開戰後數日才進入承德。因此,所謂熱河防禦體系並未真正建立起來。熱河抗戰表面上轟轟轟烈烈,實際上是在倉促和混亂之中開始的。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攻取熱河(3)

    四關東軍攻取熱河    
    1933年2月23日,日本駐華領事向中國提交一份「節略」,聲稱「張學良及其他反滿軍隊在熱河之存在,不但與滿洲國主權牴觸,且與熱河之治安,稅收不能兩立」《史料初編》緒編一,第600頁。,威逼中國軍隊退出熱河。這等於向中國發出了進攻熱河的最後通牒。日本政府的「節略」完全是為了配合關東軍的侵略行動。關東軍原計劃就是於此日開始軍事行動。但由於發現我已得知其作戰意圖,遂提前於20日開始行動《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149頁。,熱河戰役由此開始。    
    熱河戰役,從作戰範圍和敵之進攻部署看,可分為熱南和熱北兩個作戰方向,敵以第8師團為主力組成南部集群,主攻承德方向;以第6師團為主力的北部集群,主攻赤峰一線。從作戰時間上看,2月20日敵開始行動至25日敵占朝陽,為第一階段;2月25日至3月4日,敵占赤峰、承德為第二階段;3月4~10日前後,敵進抵長城一線,為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熱南戰線,敵第8師團先遣隊早川支隊等部,於2月21日到達朝陽寺,然後向北票、朝陽進攻,沿途與東北軍董福亭旅和義勇軍朱霽青、耿繼周等部展開戰鬥。因董旅某團(該團主官說法不一)陣前降敵,守軍被迫撤退。至25日,北票、朝陽相繼失守。熱北戰線,敵第6師團於23日分三路,從通遼、彰武等地向開魯、下窪方向進攻。開魯守軍崔興武旅,早已與敵暗中往來,李守信團開城引狼入室,崔棄城逃跑。只有義勇軍劉振東、鄧文、李海青等部頑強抗敵,終不能支,開魯陷落。進攻下窪之敵亦突破守軍馮占海部防線。至28日,敵各部於下窪集結。    
    第二階段,熱南戰線,敵第8師團分兩路向平泉推進,配屬第8師的混成第14旅團從綏中向凌源方向夾攻。第8師團川原挺進隊在葉柏壽遭到守軍於兆麟旅和義勇軍的抵抗,後於旅不支退走。但其684團仍堅持防守。敵混成第14旅團在紗帽山等地受到我軍第19旅抗擊,後又在廟嶺附近遇我第8旅阻擊,受到重創。3月2日突破我軍防線,與第8師團匯合,攻佔了凌源。接著敵第8師團以裝甲車為先導,向平泉追擊。由於凌南守軍潰退,造成熱南防線動搖,各部爭相逃命。敵於3日佔領平泉。此時,湯玉麟仍握有幾旅兵力,且有黃土梁險要地勢可守。但湯畏敵如虎,不肯應戰。反而徵用軍車搶運私產。4日凌晨倉皇出逃豐寧。張作相成了光桿司令,無奈逃向古北口。當日敵僅以少數騎兵就佔領了熱河省會承德。    
    熱北戰線,敵第6師團和騎兵第4旅團分路進擊赤峰,3月1日在赤峰以東與守軍孫殿英部第117旅及退守的馮占海部展開戰鬥。2日敵突破守軍防線,猛攻赤峰城,守城軍民奮力抵抗,傷亡慘重,孫下令撤退,熱北重鎮赤峰亦告陷落。至赤峰、承德失陷,敵已攻佔熱河主要城鎮及交通要道,隨即向長城沿線推進。    
    第三階段,武籐得知作戰順利,於3月2日下達新的作戰命令(關作命第479號),命令第8師團佔領承德後,向古北口長城沿線推進;第6師團向圍場、隆化方面進擊;混成第33旅團由綏中攻取清河沿線以東長城關口。《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156頁。同時,關東軍司令部由長春移至錦州,督導前方戰事。    
    熱南戰敗,承德失守後,張學良命第7旅前進至青石樑反擊敵人。敵第8師團探知後,派第16旅團前往攻擊,雙方在長山峪一帶展開激戰,後敵增加援兵,我軍不支後退。此前,敵混成第14旅團,於攻佔凌源後即轉攻長城沿線,其米山部隊與我軍稍有戰鬥,於3月4日佔領冷口。旅團主力經茶棚向喜峰口進攻,9日先頭部隊抵達喜峰口。混成第33旅團分數路向界嶺口、義院口長城沿線推進,其先頭部隊於3月11日佔領界嶺口長城一角。    
    熱北戰線,敵第6師團主力於3月5日進入赤峰,而後派高田支隊和騎兵旅團向圍場方面進攻,在朝陽地區、糧捕府等地遭遇孫殿英部抵抗,力戰數日,孫部不支撤退。敵於9日佔領熱西要地圍場。另外,敵兩支部隊在偽軍配合下,於3月9日和14日佔領了熱北要地全寧(烏丹)和林西。至此,熱河全境陷於敵手,熱河作戰基本結束。    
    熱河淪陷,全國嘩然,同聲譴責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並指責張學良未盡守土之責。在一片譴責聲中,張學良於3月7日電請南京政府引咎辭職。而蔣介石為防火燒身,更把失地之責完全推給張學良。3月9日,蔣介石偕宋子文約張學良至保定車站蔣的專車會晤,勸其辭職,張表示「這次熱河之變,我更是責無旁貸」。《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第72頁。10日,張學良正式通電下野,東北軍改編為5個軍,分由於學忠、萬福麟、王以哲、何柱國、馮占海等統轄。《東北軍史》第268~269頁。    
    3月12日,國民黨政府明令准予免去張學良本兼各職,由何應欽兼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全權指揮華北軍事。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長城戰役(1)

    長城,中華文明的象徵之一,古代軍事防禦之傑作。山巒疊嶂,地勢險峻,是抵禦日軍南進華北的天然屏障。日本侵略者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初,就確定了侵佔東北四省,將所謂偽滿洲國的「國境」劃在了長城線上。關東軍明確提出,為確保偽國的安全,必須把中國軍隊遠遠驅逐於長城線以南,因此進犯長城是關東軍的既定目標。    
    一戰前敵我態勢    
    首先,我們要明確,自1933年春以來日本的侵略攻勢,是一次連續的軍事行動。其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完成所謂偽滿洲國的疆域,即完全佔領東北四省;二是建立偽國邊境的安全地帶,一方面鞏固佔領地,一方面為以後擴大侵略戰爭奠定基礎。因此,熱河戰役與長城戰役在時間上沒有嚴格的分界,關東軍的作戰行動是連續進行的,直到簽訂《塘沽協定》,才宣告戰事告一段落。長城戰役總體上應包括長城沿線作戰,以及察東戰役和冀東戰役。本節主要敘述長城沿線作戰,察東和冀東戰役在下節敘述。    
    如前所述,關東軍在攻佔承德、赤峰等地之後,隨即命令各部隊撲向長城沿線。其部署是:第8師團由承德進攻古北口,混成第14旅團由平泉向喜峰口進擊,混成第33旅團由凌南向界嶺口、義院口推進,第6師團當時在赤峰一帶,3月下旬轉入冷口方面作戰。    
    中國軍隊的防禦部署是:根據2月初擬定的作戰計劃,石門寨至界嶺口一線,由何柱國指揮所部第57軍等防守;喜峰口一帶由萬福麟第53軍一部駐守;古北口由第107師(原第7旅)王以哲部和第112師(原第12旅)張廷樞部駐防。並下令調西北軍第29軍宋哲元部編為第3軍團,開赴喜峰口增援;晉軍第32軍商震部增援灤河一線,後轉冷口方面。    
    在熱河戰事接連失利的情況下,蔣介石也不得已做出某種抗日姿態。下令調第2、第25、第83師北上,由第17軍軍長徐庭瑤指揮,加強華北防禦。3月初,各部先後到達密雲、通州等地集結。於是在古老的長城上,形成了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和中央軍聯合抗日的局面。中國軍人以血肉之軀抵禦外侮。    
    何應欽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後,秉承蔣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制定了一個消極防禦計劃,以長城和燕山為依托,自東至西做了縱深配置。3月15日,重新編成了華北抗日軍戰鬥序列,共計7個軍團,13個軍(含騎兵軍1個)、36個師(含騎兵師6個),又15個旅及軍師直屬部隊,共約26萬人。其部署是:第1軍團於學忠部(轄第51軍等)防守天津、大沽及津浦鐵路;第2軍團商震部(轄第32、第57軍)擔任灤河以東及冷口附近防務;第3軍團宋哲元部(轄第29、第40軍)負責喜峰口、馬蘭峪方向之防禦;第4軍團萬福麟部(轄第57軍等)在原駐地整理,以3個師協助第57軍固守冷口以東要隘;第6軍團張作相部(轄第41、第63軍)和第7軍團傅作義部(轄第59軍、騎兵第1軍)擔任察東防務;第8軍團楊傑部(轄第17、第26、第67軍)擔任古北口方面作戰。    
    長城戰役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1階段為長城關口爭奪戰。從3月上旬至3月18日關東軍暫停攻擊。第2階段為冷口、灤東戰役,從3月下旬至4月19日關東軍下令撤歸長城線。第3階段為南天門、興隆縣戰鬥,從4月21日至月底我軍撤出南天門。第4階段為冀東、平北戰役,從5月初至5月25日雙方停止戰鬥。    
    二長城關口爭奪戰    
    長城在河北與熱河接壤地段,通稱長城東段。其古北口、羅文峪、喜峰口、冷口、界嶺口等均有公路通過。故以上各關口首先成為敵我爭奪之目標。    
    古北口爭奪戰。古北口扼承德至北平最近通道,長城在此成凸狀,形勢險要。在熱河戰役後期,東北軍第107師王以哲部於長山峪激戰時,張學良命第25師關麟征部由密雲速援古北口。3月10日,關部到達古北口後,與王以哲商定,由第112師張廷樞部於古北口設一線陣地,25師佔據第二線陣地。當日敵第8師團一部到達古北口後,即展開試探性攻擊。11日,敵第8師團主力發起攻擊,第112師未盡力抵抗後撤。敵即佔領關口,並向25師右翼龍兒峪陣地包圍攻擊,關師長急率預備隊增援,將敵擊退。12日,敵再次發起猛攻,戰況激烈,25師各部聯絡中斷,各自為戰。午後各部相繼退至南天門陣地,敵未再追擊。而後第2師接防南天門陣地,敵我形成對峙。    
    喜峰口爭奪戰。喜峰口為平泉至遵化之孔道,扼灤河上游,亦為險要之地。3月9日,奉命接防的第29軍第37師馮治安部抵達喜峰口附近,即聞敵第8師團一部追擊萬福麟部至關門,便立即投入一個團進行戰鬥,穩定了關口戰局。10日,第29軍主力陸續趕到。10~11日,敵我雙方在喜峰口兩側展開激戰。我軍雖然裝備較差,但士兵敢於拚搏,手持大刀與敵短兵相接,使敵飛機、大炮失去效應。11日夜,我軍主動出擊,趙登禹、佟澤光兩旅迂迴夜襲敵軍,摧毀敵炮兵陣地,予敵重創。敵受此打擊,此後數日未有行動。17日敵增援部隊到達後,再次發起攻擊。我軍因喜峰口正面過大,乃主動縮小戰線。敵於18日攻佔潘家口。此後敵守住既占關口,雙方停止攻擊。    
    羅文峪爭奪戰。該口位於喜峰口西南,有承德至遵化道路通過。敵於喜峰口受挫後,企圖從羅文峪包抄我軍。3月14日,敵第4旅團早川支隊向羅文峪襲來。我軍在關口內外有暫2師劉汝明部和騎兵第5旅,但騎5旅見敵進攻,不戰自退。敵遂向劉部猛攻。我軍依托城牆、碉樓,與敵激戰數日,戰士們手持大刀,與敵展開肉搏戰,多次將敵擊退。18日,我軍迂迴襲敵,迫敵向北退卻。以至該口5公里內已無敵蹤。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長城戰役(2)

    界嶺口、義院口爭奪戰。界嶺口由我軍第4軍團第116師繆澄流部防守。敵混成第33旅團到達該口後,於16日分兩路向我進攻。我軍前沿兵力較弱,稍事抵抗即後撤,敵突入關口內。而後敵以岡村支隊確保界嶺口,以人見支隊轉攻義院口。18日,我軍進行反擊,奪回界嶺口。24日,敵復攻界嶺口,我軍不支後退。同時敵人見支隊於20日向義院口發起進攻,由於該口地位突出,我軍主動撤至邱子峪一帶。以後兩軍處於相持狀態。    
    冷口戰鬥。冷口位於界嶺口與喜峰口之間,由第32軍商震部擔任防禦任務。商震派第139師黃光華部於冷口一線設防。3月4日,敵一部已佔關口,黃部聞知急進,途中與敵混成第14旅團米山先遣隊遭遇,經過戰鬥,敵轉向界嶺口。我軍出關進至蕭家營子。中旬敵於喜峰口陷於苦戰,為策應該方面作戰,敵第6師團組成迎支隊向冷口進犯,22日到達蕭家營子與我139師一部接戰,我軍稍戰即退至關口主陣地。後敵我互有攻擊,終將敵逐出口外,於蕭家營子一帶採取守勢。    
    至3月中旬,關東軍相繼攻佔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嶺口等主要關口。武籐認為作戰目的基本達到,於18日下達「關作命第488號」命令《經過》(二)第181~182頁。,鞏固佔領關口態勢。據此,關東軍各部隊暫時停止進攻,轉而鞏固關口防禦,未向長城線以內進攻。長城關口爭奪戰暫時休戰,長城沿線戰役告一段落。    
    三冷口、灤東戰役    
    灤東地區,北倚長城、東臨渤海,灤河在喜峰口附近自西北向東南流入大海,形成一個三角地帶。長城戰役開始後,北平軍分會認為該地突出,命何柱國部除以第115師和騎兵第3師扼守石門寨一線外,其主力撤至灤河西岸。    
    關東軍在佔領長城主要關口,稍作休整之後,認為必須對中國軍隊進行有力打擊,完全佔領長城沿線,決定再次發動攻勢。3月27日發佈「關作命第491號」命令,發動了冷口、灤東戰役。從3月底開始,敵從喜峰口、冷口、界嶺口、石門寨等4個方向展開進攻。    
    由獨立守備隊組成的巖田支隊,於3月31日首先從石門寨發起進攻,守軍115師、騎3師稍加抵抗退往海陽鎮,敵跟蹤追擊,4日海陽鎮亦失守。何柱國立即組織57軍各部反攻,於7日奪回海陽鎮。    
    冷口方面,敵從赤峰調來第6師團,並由混成第14、第33旅團各一部配合,於4月9日向我第32軍商震部發起進攻,經三日激戰,敵突破我軍防線,我軍退至灤河西岸,敵於建昌營集結。武籐見進攻冷口順利,於11日下令「給敵以鐵錘般打擊,將其趕出灤東地區」。《經過》(二)第190頁。於是,敵分數路向前推進。宮崎支隊向抬頭營方向東進,途中與我第119師孫德荃部交戰,14日孫部後退。古谷支隊向西推進,15日進佔灤河邊上的東營附近。神代支隊南下追擊,13日在永平東北遭我軍阻擊,後我軍退往灤縣,敵於17日追至昌黎西北才停止前進。    
    石門寨之敵也於11日以後反攻,因冷口失陷,界嶺口動搖,何柱國部奉命向昌黎撤退,敵於15日侵佔秦皇島、北戴河。此間,第8師團採取牽制性攻擊,以炮火轟擊我望樓、南天門陣地。喜峰口敵混成第14旅團於7日起實施佯攻,12日敵集結重兵,在飛機配合下猛攻我灤陽高地,激戰數日,得而復失,後我軍撤至灤河西岸。界嶺口敵混成第33旅團於4月10日開始向我軍116、108師等部進攻,至13日,因冷口失守,界嶺口左後背受敵,我軍遂南撤。至17日敵攻佔撫寧、昌黎。至此灤東地區被敵佔領。    
    此次戰役開始後,何應欽急調第67軍王以哲部,以及高桂滋、翁照垣等部增援灤河一線。17日前後,以上各部及潰退我軍集結於灤河西岸,統由第2軍團長商震指揮。設立防線,伺機反攻。《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長城戰役》,第191頁。敵我隔灤河形成對峙。    
    這時,日本天皇突然對灤東戰事表示「關心」參見《現代史資料》(7),第531頁。,關東軍遂奉敕命於4日19日下達「關作命第498號」命令,將佔領灤東部隊撤回長城沿線。天皇究竟為何「關心」,原因不明。不過關東軍發動灤東戰役,除軍事打擊目的之外,還暗藏著政治陰謀。    
    四南天門、興隆縣戰鬥    
    長城東線戰鬥剛剛結束,關東軍又在西面的南天門、興隆縣發動了新攻勢。長城戰役第三階段開始。    
    自3月中旬以來,我軍組成第8軍團,加強南天門防禦,以421高地為核心,縱深構築了多道陣地。與敵相持月餘。4月20日,敵為配合「板垣工作」,命第8師團主力「對當面之敵予以痛擊」。自21日起敵出動第16旅團等對我第2師發起猛攻。至25日,敵反覆攻擊均未得逞。我第2師苦戰5晝夜,傷亡慘重,由第83師接替防務。敵久攻未克,於26日將第4旅團投入戰場,再次進行猛攻。雙方激戰3日,我軍工事全毀,傷亡甚大,我83師於28日退守新開嶺第二道防線。8晝夜血與火的較量,敵以付出重大代價,攻佔了南天門。    
    與南天門戰鬥同時,敵第31聯隊島村大隊向興隆縣進犯,4月21日佔領縣城。駐守這一地區的我第26軍蕭之楚部,決心消滅這股敵人,組成4路縱隊,分由馬蘭關、黃崖關等地出發,於27日將敵包圍。29日正待全殲該敵之時,何應欽命蕭部向牆子路轉進。蕭乃命132旅暫留興隆,余皆轉移。30日敵增援部隊趕到,我132旅隨即撤走。是役島村大隊傷亡達38%。《太平洋戰爭道》,第23頁。    
    至我軍撤出南天門,長城沿線關口均陷敵手,長城沿線戰役結束。在3月初至4月底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我軍浴血奮戰,沉重打擊了號稱「皇軍王牌」的關東軍的囂張氣焰,特別是古北口,喜峰口的戰鬥尤為激烈。驕橫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在雄偉的長城前,第一次遇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長城戰役是關東軍與中國軍隊規模最大的作戰。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入侵冀察(1)

    關東軍佔領熱河,攻取長城沿線,其氣焰更為囂張。然後一面南進威逼平津,一面西進入侵察東,欲以武力和謀略,佔領和控制察東和冀東地區。    
    一侵犯察東    
    察哈爾省緊鄰熱河,亦在日本「滿蒙政策」的圖謀範圍。東境多倫,扼內外蒙入關通道,有塞外「小上海」之稱,為商業和軍事重鎮。關東軍在制訂進攻熱河計劃時,已將多倫作為攻佔目標,命偽軍劉桂堂部向林西、多倫方面作戰。關東軍佔領熱河後,以主力南犯長城,同時命騎兵第4旅團,糾合偽軍張海鵬、李守信、劉桂堂等,準備侵犯察東。    
    我軍在察省的防務情況為:根據2月上旬制訂的華北防禦計劃,察省防務由第7軍團(總指揮傅作義)擔任,所轄傅作義第59軍、李服膺第61軍、趙承綬騎兵第1軍。第59軍擔任張家口、張北、寶昌等地的守備;第61軍防守赤城、獨石口、沽源一帶。騎1軍駐守多倫。    
    另外,湯玉麟第5軍團放棄承德後,收容殘部編成步兵3個旅、騎兵3個旅等,退至上黃旗、花營子一帶。雖國民政府已下令通緝查辦湯玉麟;但湯擁兵自重,拒不離職。軍分會無奈令其立功自贖,防守沽源一帶。由赤峰退入察省的第6軍團孫殿英、馮占海部;3月間集於寶昌、沽源一帶,軍分會令其與湯共同防守察東。其餘散敗部隊編為騎兵挺進軍由劉翼飛任總指揮,分駐張垣、商都、康保等地。並有義勇軍多部退集察省。    
    4月下旬敵開始向多倫進犯,騎1軍於25日派出第5團前往阻敵。在小湯河一帶且戰且退。28日敵全線攻擊,三江窪、磴口橋陣地等被敵突破,我軍退守第2道防線,敵包抄迂迴,進入多倫,雙方巷戰,我軍不支退走,5月1日多倫失守。接著敵進攻沽源,7日馮占海部在大梁底將偽軍劉桂堂部擊退。下旬敵再進攻,湯玉麟欲圖投敵未成,南逃赤城;馮占海部抵敵不住,退往張垣,5月24日敵攻佔沽源。後敵分兩路繼續進犯:一路擬由多倫西侵寶昌、康保,然後轉而南下圖取張北;另一路由沽源南進獨石口、赤城,然後向西威脅張家口。在察省面臨危機之時,愛國將領馮玉祥毅然奮起,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保衛察省,收復失地。    
    「九·一八」事變以後,馮玉祥就積極主張抗日,1932年10月,馮在共產黨員吉鴻昌的動員下,由泰山移居張家口,聯絡舊部,積極準備抗日。1933年3月,原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在晉南揭起抗日旗幟,於5月中旬率部艱苦跋涉到達宣化。馮舊部孫良誠、高樹勳、張凌雲等也先後到達張家口。宋哲元留察部隊也紛紛響應馮的抗日號召,退入察省的東北義勇軍馮占海、鄧文、李海青、檀自新、劉震東、耿繼周等部也表示服從於馮。察省的抗日情緒極為高漲。馮玉祥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共產黨和民眾及各界的廣泛支持。    
    在日偽準備深入察省的情況下,5月26日察省各界在張家口召開民眾禦侮救亡大會,正式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以下簡稱「同盟軍」)。公推馮玉祥為總司令,方振武為副總司令,邱山寧為總參謀長。馮即通電全國,表示「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眾,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馮玉祥通電全文見《國聞週報》第10卷第22期,1933年6月5日。    
    同盟軍成立後發展迅速,先後所掌握的軍隊主要有:第1軍佟麟閣部,第2軍吉鴻昌部,第6軍張凌雲部,第16軍李忠義部,第18軍黃守中部,第5路鄧文部,第6路劉桂堂部(於6月底在沽源反正後加入同盟軍);騎兵挺進軍孫良誠部,察哈爾自衛軍張礪生部,抗日救國軍方振武部,蒙古軍等,總計約8萬人。據馮玉祥自述:同盟軍總數有12萬人,但只有8萬槍支,1/3的人均為徒手。    
    6月初,日機轟炸獨石口,偽軍張海鵬、崔興武部西進,4日陷寶昌,8日占康保,原駐守察省的騎1軍趙承綬部,第61軍李服膺部則奉閻錫山之命撤向大同一帶。於是,張北告急,張垣震動。馮玉祥急命張礪生、李忠義等部馳往張北佈防;抗日救國軍張人傑部赴獨石口應戰;張凌雲率部策應。至中旬將敵攻勢遏住。    
    6月15日,同盟軍召開第1次軍民大會,討論了軍事、政治、經濟等重大問題,決定「組建北征大軍,收復被佔領土」。馮玉祥委任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鄧文、李忠義分任左、右副總指揮,率軍剋日北上,收復察東。後又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統一指揮作戰。吉鴻昌將所部編為3個梯隊,集中張北,準備北進。自衛軍張礪生部也受命出征,配合作戰。    
    同盟軍部署後,梯次北上出擊。6月22日,自衛軍王德重部等首戰康保,偽軍崔興武部潰敗東逃。康保克復,首戰告捷。接著同盟軍又分兩路出擊,一路由吉鴻昌、鄧文、張凌雲及自衛軍一部挺進寶昌;一路由李忠義部直趨沽源。26日偽護國游擊軍司令劉桂堂在沽源通電反正,使偽軍張海鵬一部陷於孤立。7月1日同盟軍將其擊潰,克復沽源。同日在寶昌方面,經過戰鬥,偽軍張海鵬、崔興武部逃往多倫,寶昌亦告收復。同盟軍連克三城,聲威大震,決定乘勢進軍,收復多倫。在吉鴻昌指揮下,北征軍向多倫前進。    
    多倫戰略地位重要,日軍派出騎兵第4旅團2000餘人及炮兵部隊,並由偽軍崔興武、李守作等協助固守。城內外築有碉堡等堅固工事。在豐寧至多倫一帶,有日軍第8師團一部及偽軍索華岑部等以為後援。    
    7月4日北征軍到達榆樹溝,並得知敵正在調動,吉鴻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先發制人,攻取多倫。其部署是:張凌雲部為左翼,李忠義部居中,劉桂堂部任右翼,吉、鄧兩部為預備隊。7日夜展開外圍戰,翌日午後,敵不支退入城內。9、10兩日我軍數次攻城,敵據城固守,並派飛機轟炸,我軍傷亡很大,暫停進攻。吉鴻昌施特洛伊木馬計,潛兵數十人化裝入城。12日晨,趁敵機不能起飛,再度攻城,吉鴻昌身先士卒,率隊猛衝。城內部隊內應四處鳴槍,敵聞變大驚,同盟軍乘勢衝入城內,經3小時激戰,敵從東門潰走。多倫復歸於我。同盟軍自誓師北征,兩旬之間就收復四城,擊斃日偽軍千餘名,同盟軍亦傷亡 1600餘名。《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第123頁。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入侵冀察(2)

    自同盟軍成立伊始,國民黨政府就企圖扼殺同盟軍。察東勝利使其更加恐慌,一面加強政治壓力,威逼馮玉祥辭去同盟軍總司令職務,一面先後調龐炳勳、馮欽哉、徐廷瑤、王以哲等部進兵察省,以武力威脅同盟軍。至7月底,國民黨入察部隊已達6個師、15萬餘人。    
    蔣介石集團的如此行徑,正合日軍之心願。同盟軍收復多倫不日,日駐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走訪何應欽,聲言同盟軍收復多倫,「有違《塘沽協定》,請予注意」。《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第124頁。駐承德第8師團派出一部增援,茂木旅團聯合偽軍張海鵬、崔興武部等共約2萬人,向察哈爾反撲過來。    
    同盟軍面對內外敵人,被迫採取兩面作戰。馮玉祥一面命張凌雲、劉桂堂部堅守多倫至獨石口一線,並派出乜玉嶺等3個師增援,以阻止日偽軍反撲;一面命方振武、吉鴻昌回駐張北、宣化,派孫良誠部進駐宣化辛莊子(平綏路經此),以防止國民黨軍進攻。    
    至7月底,國民黨的政治壓迫越來越大,軍事進攻更加緊迫,並施展「銀彈攻勢」,以高官厚祿引誘同盟軍將領,使同盟軍內部出現混亂,許多將領或脫離或動搖或被暗殺。在這種情況下,馮玉祥為保存抗日實力,經與何應欽等多次交涉,最後表示:由宋哲元回察主政,取消同盟軍。8月5日;馮玉祥通電宣佈,「忍痛收束軍事」馮電見《國聞週報》第10卷第23期,1933年8月21日。,9日馮撤銷同盟軍總部,14日馮離張垣再赴泰山。同盟軍大部接受改編,唯方振武,吉鴻昌部堅持抗戰。至9月底,在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夾擊下潰敗。8月中旬偽蒙軍李守信部重佔多倫。察東戰事告一段落。    
    二進攻冀東    
    關東軍自4月下旬從灤東撤退後,命偽軍李際春、程國瑞等部駐守灤東一帶,我軍遂實行反攻。4月23日李杏村師收復遷安,翁照垣師克復盧龍。27日騎3師王奇峰部、翁照垣部分別收復昌黎、撫寧。至30日,67軍各部一直反攻到北戴河。    
    關東軍見我軍反攻,遂欲再開攻勢。這時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於5月2日從東京返回長春,帶來了軍部的新作戰方針,即對我軍實行毀滅性打擊,迫使我停戰求和。5月3日,武籐司令官發佈了向關內再次進兵的命令(關作命503號)。《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4~205頁。    
    第8師團向石匣鎮方面實行連續進攻;混成第14旅團配屬於第6師團,攻擊正面中國軍隊;第50聯隊調往山海關方面歸第6師團指揮;第14師團派1個步兵旅團及騎炮聯隊至山海關,列入第6師團指揮;第6師團以一部佔領永平、遷安,以主力從遷安灤河上游對中國軍隊實行沉重打擊。    
    5月6日,參謀本部向關東軍通報了《華北方面應急處理方案》。《現代史資料》(7)第515頁。指出此次作戰之目的,是以武力強壓為手段,使華北當局徹底屈服。通過在長城沿線反覆打擊中國軍隊,並繼續輔以內變工作,促使華北、華中、華南自行分裂;在時機成熟時,迫其簽訂停戰協定。其停戰線規定為宣化、順義、三河、玉田、灤縣、樂亭以南、以西地區。    
    5月8日,武籐發表進軍聲明,聲言關東軍「一忍再忍,至今已不能坐視華軍之挑戰,故斷然奮起,痛擊敵人,徹底挫敗其挑戰意志」。《滿洲事跡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5頁。於是,關東軍除整頓補充原在長城線上的第8、第6師團和混第14旅團等部外,又增派第14師團之第28旅團等部(5月18日以後又增派騎兵集團)並糾合偽軍各部,總計約10餘萬人,沿長城線從東西兩面再次向關內發起全面進攻。    
    西線第8師團於3日完成攻擊計劃:以第4、第16旅團主力分為左右兩翼,實行主攻;鯰江支隊由興隆縣西進迂迴攻擊石匣鎮;騎兵隊掩護師團主力前進。10日黃昏,敵向平頭峪我軍陣地攻擊,被83師493團擊退。入夜敵左右兩翼增兵,向稻黃莊,湧泉莊及其以南高地猛攻。敵我混戰,雙方傷亡均重。11日拂曉,敵加強炮火並在飛機支援下再攻,我軍苦鬥,傷亡慘重。補充團及494團傷亡約3/4,498團傷亡約1/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638頁。陣地工事悉被毀壞,八道梁高地至上旬子以南之陣地相繼被敵佔領。83師基本喪失戰鬥力。於午間後撤,由2師接替防務。12日敵繼續向南香峪等陣地進攻,戰至午後,2師傷亡2千餘名,漸次不支後退。敵占香山峪及小新開嶺一帶。13日敵追擊進攻,我軍在搖亭一帶堅持抵抗,傷亡亦重,決定撤往石匣 鎮以南九松山一帶。敵進佔石匣鎮。    
    東線第6師團決定首先打擊我在灤東地區的反攻部隊,7日起開始進攻。平賀、常岡部隊在偽軍李際春部配合下,由山海關、北戴河擊退我軍西進。8日攻佔撫寧,翁照垣師退往盧龍。爾後常岡部隊向建昌營轉進。平賀部隊繼續西進,10日進佔永平以南,後向吳莊方面轉進。松田部隊由界嶺口南進,7日在抬頭營集結後向五達營前進,8日與我軍一部遭遇戰鬥後轉向建昌營。高田部隊7日由建昌營出發南進,8日擊退我騎3師後佔領遷安。喜峰口之服部部隊出擊至灤河,威脅西岸撒河橋之我軍。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入侵冀察(3)

    敵擊退灤東地區我軍之後,於建昌營完成集結。10日下達了渡過灤河向灤西進攻的命令。12日第6師團主力松田、高田兩部隊由西寨莊一帶攻擊渡河;常岡、平賀部隊由小營、吳莊一帶渡河,我軍王以哲、何柱國部略作抵抗,即奉命向唐山、豐潤一線以西撤退。    
    5月13日,武籐得知戰況順利,為擴大戰果,發佈「關作命第506號」《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6頁。。命各部隊向密雲、平谷、玉田、豐潤、永平之連接線前進,掃蕩華軍後確保要地,構成對平津地區威壓態勢。    
    第8師團按軍令於16日準備完畢。當時我17軍各師與敵屢戰,傷亡慘重,已無力再戰,除25師一部擔任警戒任務外,其餘各師調回後方休整,由26軍蕭之楚部接替防務。敵探知我軍退兵,18日師團主力分兩路出擊,右路第4旅團沿羅屯——嶺屯——白沿莊大道追擊;左路第16旅團沿通往北平的公路前進。途中在南省莊、九松山一帶遇我26軍阻擊,突破後於19日佔領密雲。    
    第6師團按軍令於14日命松田、高田、平賀各部隊迅速向豐潤、玉田推進。高田部隊居中,突破67軍在豐潤北的防線,16日黃昏攻佔豐潤。平賀部隊為左翼,自吳莊渡灤河後,在蠶姑廟、鄭家莊連遭我軍阻擊,15日夜突破我軍防線,16日進入豐潤。松田部隊為右翼,14日突破新莊以北我軍防線,向我軍左側背進襲,16日進抵沙流河鎮。    
    位於喜峰口的服部部隊,13日向我龍井關口東南高地進攻,奪得關門一角。由於灤河防線失守,防守關門已無意義,29軍向遵化退卻。敵跟蹤追擊於15日逼近遵化,29軍王淦塵團奮力抵禦。16日敵攻佔遵化。29軍退往薊縣。    
    敵占豐潤後,北平軍分會命王以哲、何柱國等部退守薊運河西岸;命宋哲元部由薊縣退往三河。擬在東自寧河,經薊運河、至三河、順義、昌平一線,再行抵抗。    
    武籐見我軍節節敗退,決定突破《華北方面應急處理方案》所規定的停戰線,於18日下達「關作命第508號」命令《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7頁。,第8師團擊潰當面之敵,進佔密雲;第6師團以一部向薊運河線(此線超越了原定停戰線)追擊敵人;調騎兵集團主力迅速轉進玉田附近,以徹底掃蕩密雲、平谷、薊運河以東之敵。20日又發佈「關作命第510號」《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8頁。,命各部推進至規定線後,集結兵力保持對平津地區的強壓態勢,造成停戰的有力局面。    
    第8師團佔領密雲後,依軍令做進攻懷柔部署:第4旅團由西面山裡莊繞攻懷柔;第16旅團以一部於懷柔東北陳各莊一帶佯攻,主力正面攻擊懷柔;騎兵第8聯隊配合第4旅團作戰。    
    我軍第59軍傅作義部於4月底由察東調至昌平,此時奉令進駐懷柔一帶佈防。所部218旅為右區隊,210旅為左區隊,211旅為預備隊,防守第二線陣地,軍部設於蕭家村。    
    22日夜敵第16、第4旅團分左、右兩路發起進攻。23日我軍左翼210旅傷亡嚴重,211旅趕來增援,將敵遏住。午後我軍奉命後撤,敵續攻至順義一線。25日敵收到「關作命511號」停止戰鬥的命令《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09頁。,原地停止攻擊。    
    第6師團據軍令於17日命各部繼續向西推進。松田部隊於18日由玉田附近出發,20日進抵平谷,後奉令南下於23日主力集結在上倉鎮,一部進佔寶坻。服部部隊主力18日進佔石門鎮,19日占薊州,爾後並指揮由黃崖關南下的鯰江支隊,於20日攻佔三河。22日先頭部隊佔領白河東岸,主力集結於夏店,威脅通州。高田部隊22日從玉田出發,主力進至林南倉,一部進至新安鎮。平賀部隊22日從豐潤出擊,26日主力進入豐台,一部佔領寧河。    
    至此,北路第8師團已進至順義一線;東路第6師團打到薊運河一線。北平、天津已是兵臨城下。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停戰交涉與《塘沽協定》(1)

    關東軍連續發動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等,其目的一是要完成所謂「滿洲國」的疆域;二是要使華北地區特殊化。為此,一方面大舉實行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又施展陰謀伎倆,欲圖以武力和謀略相配合達到其目的。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日軍的進逼態勢十分恐懼,一面不得不抽出一定兵力組成華北軍進行抵抗;一面又積極開展外交手段,欲與日本妥協。於是,在炮火硝煙軍事較量的同時,一場幕後的政治謀略戰也在展開。    
    一「板垣工作」與停戰交涉    
    早在關東軍準備進攻熱河之時,日本軍部就已經著手「擾亂華北」工作。2月中旬,板垣征四郎從關東軍被臨時調任參謀本部附,趕赴天津主持所謂「板垣工作」,即以天津特務機關為據點,物色北洋軍閥殘餘人物等,進行策反,擾亂華北。企圖一舉「使華北准滿洲國化」。島田俊彥《關東軍》,第118頁。    
    板垣把當時華北軍政人物分為四類:蔣派、反蔣派、現狀維持派和觀望(首鼠兩端)派。欲引誘收買後三派,排除蔣派在華北的勢力,組成所謂「華北聯治政府」。其屬意人物首推段祺瑞,次為吳佩孚、孫傳芳,再次為張敬堯、白堅武、石友三等。為此,板垣勾結永田鐵山等人,數月之間從陸軍省機密中融通資金300萬日元《現代史資料》(7)第568頁。,用做活動經費。但這項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段祺瑞為躲避板垣,剛到天津便移居到上海。吳佩孚、孫傳芳也不為所動。板垣只好用25萬元(一說為30萬元)參見李雲漢《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收買了張敬堯。張化名常世玉,潛入北平陰謀活動。石友三、白堅武等也受板垣指使,在平津地區騷擾作亂。    
    關東軍逼近長城後,根據板垣的意見,確定了「謀略為主,作戰為輔」的政戰方略。4月間的灤東戰役和南天門戰鬥即為配合板垣工作而採取的作戰行動。關東軍先是發動灤東戰役,企圖為叛亂分子挖出一塊立足之地,以鼓動聲勢。4月18日,關東軍已侵佔灤東大部,板垣高興得急電關東軍,聲稱「宋哲元預定4月21日在平發難」《現代史資料》(7),第530頁。,要求關東軍加緊進攻,促其成功。由於天皇責命灤東戰事告停,關東軍轉而於4月21日在南天門發起攻勢,以策應板垣工作。在此期間,板垣多次發電,或言張作相起事,或言宋哲元發難,然至南天門戰鬥結束無一實現。關東軍及軍部對板垣工作逐漸失望。    
    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投降活動也在加緊進行。「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奉行依賴國聯的外交政策,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而日本根本不聽國聯的「勸告」,竟於1933年3月27日正式發表聲明,宣佈退出國聯。南京政府所依靠的「國際政府」也無濟於事了。蔣、汪等便通過各種渠道接觸美、英、法等國,企圖讓歐美列強出面調停。但美聲稱實行不干涉主義,其他各國也顧慮重重,而日本軍部則明言反對第三國干涉,致使第三國調停之路被堵死。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只好暗中尋找中日直接交涉之路,首先在上海打開了突破口。4月19日,黃郛、張群與日本駐華武官根本博會談,只廣泛討論了中日大局,未言及停戰問題。27日,軍政部政務次長陳儀再晤根本,探詢如何停戰,根本暗示如中國軍自南天門後撤,並解除對興隆日軍包圍,停戰可有希望。陳將此意轉告何應欽,何遵此照辦了。29日陳告根本我軍已撤,要求開始談判。但根本據關東軍回電稱,南天門為日軍所奪,不能作為停戰條件,但如果中國軍隊自動撤至密雲、平谷、玉田、灤河西岸一線,日軍攻勢可以緩和。似乎中日停戰有了一線曙光。    
    不料,這時北平和天津卻又橫生枝節。在天津的板垣得知上海方面情況後,感到如果停戰,他的「謀略計劃」將白費力氣,遂於4月30日電告關東軍,認為停戰議和與既定國策相違。「目前華北的反蔣活動已處於飽和狀態,唯有捕捉發動點火工作的微妙機會。……今聞日本軍與中國軍之間欲行妥協,實為荒唐無稽……前灤東撤軍一時造成反蔣方面意志沮喪,最近古北口關東軍勇敢行動已重鼓士氣,亦準備在近期內我軍反擊適宜時,捕捉表面化機會,促進反蔣各派活躍……」《現代史資料》(7),第536~537頁。    
    駐北平的武官永津佐比重與板垣意見不謀而合。永津久駐北平,深知中國軍閥之內幕。他認為目前華北局勢,雖何應欽接張學良主持軍政,但東北軍、西北軍和晉軍等未必能與之融洽。永津雖不屬關東軍,但積極支持其侵略活動,此時便跳出來與板垣同唱一調,於5月2日通電關東軍指出,停戰不合時宜,當利用各派分歧造成混亂,再由日本增派1個師團進逼平津,並以飛機實施威脅,即可使華軍不戰自退。《現代史資料》(7),第540頁。    
    此時,關東軍得到了軍部允許進攻關內的新精神,遂採納板垣與永津的意見,放棄根本博之前議,同時將前定的「謀略為主,武力為輔」的方針,改變為「武力迫和為主,內亂策反為輔」,於5月3日下令大舉進攻關內。    
    同日,國民黨政府明令撤銷北平政務委員會,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簡稱北平政整會),任命黃郛為委員長。這是蔣介石對日本投降妥協的一個重要步驟。早在上海方面接洽時,南京政府已在考慮收拾華北局勢,其案有三:1起用段祺瑞,以張群、黃郛佐之;2重用閻錫山予以華北大權;3組成由地方軍將領參加的軍委分會及政治分會,以黃郛主其事。《現代史資料》(7),第534頁。蔣認為黃郛與日本關係較深,又非國民黨,易為各方(實為日方)所接受,決定採用第三案。於是政整會便出現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停戰交涉與《塘沽協定》(2)

    黃郛出山首先於5月6~14日,在滬三次晤談根本博三次談話內容參見《現代史資料》(7),第544~548頁。,表明妥協意願,探詢關東軍虛實,「如果中國軍隊撤至密雲,關東軍是否停止追擊」。關東軍答覆:「務盼中國軍隊撤至日軍守備區域炮程不及之地為要。」虞奇:《抗日戰爭簡史》(上),第83頁。黃郛將此線理解為密雲、平谷、薊縣、玉田、唐山一線,並將此意轉告何應欽,何表示同意。有以上交涉為基礎,黃於15日離滬北上。    
    此時,關東軍在西線已進佔石匣鎮正向密雲逼近,東線突破我灤河防線,向《華北應急處理方案》之規定線推進。武籐認為該是表明關東軍態度的好機會(雖然仍有反對),遂於15日發表聲明:「中國軍隊如斷然放棄從來之挑戰態度,由國境線(指長城線)遠退,則我軍迅速復歸長城線。」《現代史資料》(7),第516頁。武籐聲明可以視為關東軍願意停戰之表示。    
    何應欽據此判斷關東軍有談判之意,一面促黃郛盡快北上加緊交涉,一面派熊斌與永津接觸。15、16兩日熊斌三次訪晤永津,表示願意按日方要求,西線撤至密雲以南,東線退至蘆台、寶坻,但日軍不得追擊。永津由此窺測出國民黨政府已喪失抵抗意志,便電告關東軍繼續進軍。幾日間關東軍便攻佔了密雲、平谷、薊州、三河、玉田,先頭部隊到達薊運河一線。    
    關東軍一面加強武力進攻,一面催促板垣加緊內亂工作。板垣、影佐禎昭等人活動更加頻繁。從4月底至5月中旬,板垣連連電告關東軍,或言××將發難,或者×××將宣佈自治,其電文竟有9通之多。《現代史資料》(7),第534~552頁。然其中大多並未實現。板垣最得意的張敬堯於5月7日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刺殺於北平六國飯店。但板垣仍搞出了一些鬧劇:5月18日石友三舊部於灤州發表獨立宣言;19日李景林舊部在天津海光寺投彈;駐平日海軍武官門前有菊花紋章毀損等。但這些舉動未能造成大勢。    
    正當關東軍威逼日甚的局勢下,黃郛抵達北平,於18日對報界聲稱:「希望(中日)於互相諒解之程度下,謀一和平解決辦法,藉以維持大局。」《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長城戰役》第437頁。表白其對日妥協停戰之意。但關東軍為爭取更有利的局勢再行談判而未予理睬。永津閉門拒洽,黃郛束手無策。20日敵機飛臨北平上空示威。是日又發生刺傷日兵事件,天津之日軍借此向北平增派2個中隊。此時到處傳聞日軍將進攻平津,何應欽、黃郛等甚為惶恐,22日已做出軍政機關撤出北平之準備。黃郛致電蔣、汪,歎息「既往工作,盡付流水」。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51頁。    
    二《塘沽協定》之簽訂    
    就在北平當局走投無路準備逃亡時,關東軍認為時機已到,遂打破停戰交涉僵局。5月18日,參謀本部下達《華北停戰指導要領》,指定關東軍為簽訂停戰協定當事人,由永津在關東軍指導下負責接洽。於是,關東軍於19日急電板垣,告之關東軍已準備談判停戰,內變工作已到最後機會。板垣無奈於21日電告關東軍,托出內變工作四大困難:1華北無可發號施令之中心人物;2反蔣各派內容複雜難於合流;3反蔣派未必就是親日派;4中央威力仍大,反對中央者猶豫不決,缺乏果敢勇氣。《現代史資料》(7)第553頁。關東軍立即將此呈報軍部,22日軍部電告關東軍,轉令板垣停止內變工作,立即開始談判。武籐當即電令永津接洽停戰事宜,並提出條件三項:一是中國軍隊速撤至延慶、順義、寶坻、寧河、蘆台一線以南及以西,以後不得越線前進;二是中國軍隊照此線退卻,日軍不越線追擊;三是日方確認第一項實行後,自動撤至長城線。    
    是日夜,黃郛攜李擇一到丁香胡同日本海軍武官宿舍,與永津、籐原喜代間、中山詳一等晤談(關於此次晤談經過及參加者,說法不一,本稿取一說)。永津據武籐電令修改增加提出停戰條件四項:1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以西及以南,而後不得有一切挑戰行為;2日軍不越上述線追擊;3何應欽正式任命之停戰全權代表往密雲,對日軍表示停戰之意志;4以上正式約定後,關東軍司令官指定之日軍代表與中國方面軍事全權代表,於某日某時在北寧線某地點,締結關於停戰之成文協定。《現代史資料》(7),第563頁。恰此日,汪精衛來電曰:「只要不涉及承認偽國割讓四省問題,一切條件均可商訂。」《史料初編》緒編一,第645頁。黃郛據此電完全接受永津所提條件,至23日晨6時雙方達成停戰初議,並口頭約定分三步進行。    
    第1步,停戰之申請。黃郛回來後即與何應欽、黃紹、張群、熊斌等商議,均表示接受日軍條件。何、黃一面將停戰交涉、處置情況及日方條件電告蔣、汪,一面通過李擇一向永津轉達函告:「茲決定派分會上校參謀徐燕謀前往密雲接洽停戰。」《現代史資料》(7),第563頁。永津回函表示接受何應欽的「正式承諾旨意」。停戰申請完成。    
    第2步,簽訂停戰覺書。24、25日,蔣、汪分別連電何、黃電報內容詳見《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54~258頁。,表示願對停戰之事同負責任。但最好「避免文字方式」,不得已簽訂條款時,絕不能有「承認偽國及放棄東四省」之類似文字。實際已同意簽署停戰協定。何、黃等據此精神商議後,於25日派徐燕謀前往密雲日軍第8師團司令部,與關東軍代表永津達成覺書五項。《史料初編》緒編一,第649~650頁。其要點:中國軍隊撤至永津所提之線,而後不得越線並不為挑戰行為;日軍以飛機偵察等方法視察中國撤軍;在以上確認後雙方代表做停戰成文協定;至協定成立為止,在中國不挑戰之限度內,日軍不越前記線追擊。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戰爭停戰交涉與《塘沽協定》(3)

    第3步,簽訂停戰協定。何、黃等對日方條件等研究後,決定委派熊斌以軍分會總參議名義作為正式談判代表,讓黃紹急赴廬山向蔣、汪請示。29日,蔣、汪聽取黃紹報告後,分別回電何、黃,表示「欣慰」,准許談判。    
    5月30日,關東軍派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為代表,率永津等7人;中方派熊斌為代表,率錢宗澤等6人,於塘沽正式舉行談判。日方中山代辦,籐原武官列席。下午舉行第1次會議,雙方交換委任狀。31日上午召開第2次會議,正式開始談判。岡村拿出擬定好的協定案,聲言一字不得更改,限中方1個半小時內答覆。熊斌閱後認為不違背中央所定原則,便提出《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書》,希望共同討論,遭到岡村拒絕。熊斌屈服於限定時間內在日方所提停戰協定上簽了字。其主條文如下:    
    (1)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南以西;而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得有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2)日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方對此應加以保護及予以各種方便。    
    (3)日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線追擊,且自動歸至長城線。    
    (4)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之地域內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任之,但上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軍之武力團體。    
    (5)本協定自簽字後即生效力。《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第940~941頁。    
    協定簽字後,午後又以懇談方式召開第3次會議。熊斌  針對協定內容提出說明性「協定節略」三項《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80頁。,幾經磋商雙方同意作為協定附件簽署了一項備忘錄:萬一撤兵地域之治安發生擾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鎮壓時,應由雙方協議後再行處置。《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82頁。    
    此外,尚有當時未予公佈的日方口頭提出的希望四項:豐寧西南之騎2師應即撤至限制線以南;速將平津附近華軍40個師他移;白河口之防備違背案約,應即撤去以示誠意;排日為中日紛爭之源,望厲行取締。《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83頁。熊斌對前3項表示允諾,第4項當代轉達。    
    從軍事角度看,從日軍進攻熱河開始,繼之發動長城沿線戰役,進而侵犯冀察,是一個完整連續的軍事行動。《塘沽協定》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從東北到華北、從關外到關內進行侵略的一個階段總結。至此關東軍大規模的軍事侵略基本告一段落(此時察東仍有戰事)。但不能認為這是日帝侵華之停止或割斷。就連日本軍部也不把《塘沽協定》看作是「滿洲事變」的終結,而將1933年6月以後的死傷者,仍按「滿洲事變」的死傷者對待。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第63頁。    
    《塘沽協定》形式上是交戰雙方(中國華北駐軍、日本關東軍)軍事首腦委派代表簽署的軍事協定,但實際效力與兩國政府間協定並無差別。其政治含義遠遠超過軍事意義。其一,它確認長城一線為日軍佔領線,等於默認了日本對東四省的非法侵佔;其二,設定由長城線至中國撤軍線之間為非武裝區(停戰區),使中國喪失了冀東、平北19縣與2設治區(一說22縣)之完全治權,日本得以涉足干涉,成為日本進一步侵犯中國的前沿陣地。美國女學人多羅西·博格(Dorothy Borg)曾評論:《塘沽協定》「等於授給日本侵襲華北之特許狀。」《1933~1938年的美國與遠東危機》第37頁。而後日本利用這張「王牌」繼續侵略,終於發動盧溝橋事變,進行全面侵華。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偽滿傀儡政權的建立(1)

    一「新國家」的設想及方案    
    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那麼採取什麼方式進行殖民統治呢?對於這個問題,關東軍和日本軍部中央早有設想和打算。    
    早在1929年日本關東軍策劃侵略東北的陰謀計劃時,石原莞爾就在《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中提出了「軍政佔領案」,主張佔領東北後,立即實行領土「合併化」,與朝鮮、台灣一樣,設立軍政合一的總督府,推行總督全權制的殖民統治方式。同時也強調採取「以華制華」的策略,給當地中國人以必要的位置,來保證日本殖民統治的順利實行。《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87~89頁。這是關東軍對佔領東北後如何進行殖民統治的基本構想。    
    軍部中央與關東軍的想法有所不同。1931年4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在《昭和六年度形勢判斷》中曾提出過三個階段的方案,即:1組織親日政權;2建立「獨立國」;3吞併「滿蒙」。到1931年末,建立「獨立國」的方案成為既定方案,這是有一個形成過程的。    
    事變發生時,在關東軍內部主張立即吞併「滿蒙」的論調佔優勢。事變第二天,關東軍立即對瀋陽實行軍管,成立了由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任偽市長的軍政府。對此軍部中央有所顧慮。時正在瀋陽出差的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建川於9月19日夜,曾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和作戰主任參謀石原發生爭論。翌日,建川向關東軍司令官建議說:「推翻東北現政權,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統皇帝為首領的政權為上策。」為解決這一問題,9月22日,關東軍召開會議,商討如何統治東北的問題,土肥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的方案,大家認為這一方案在當時情況下,可以收到實際效果且易於實現。結果,綜合土肥原的方案和建川的建議,制定了《滿蒙問題解決方案》。該方案內容分《方針》和《要領》兩部分。其方針是:「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統皇帝為元首的新政權。」其要領是:1「新政權」的國防、外交、交通、通訊由日本掌管;2國防及外交的經費由「新政權」負擔;3起用與關東軍有聯繫的熙洽、張海鵬、湯玉麟、於芷山、張景惠為地方鎮守使;4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權」的縣長。該方案是關東軍於事變後提出的第一個方案。    
    與關東軍方案相對應,軍部提出了建立親日的「獨立政權」的方案。9月30日,軍部通過了《關於解決滿洲事變之方針》,決定「為使滿蒙在政治上從中國本部分離出來,建立獨立政權。在初期,建立三四個地方政權;在適當的時候,建立中央政權。帝國要對這一政權進行內部指導和操縱,使其信任和依賴帝國。」《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31頁。據此,10月8日,陸軍三長官會議還決定了《處理時局方案》,規定「滿蒙問題,擬同將在滿洲建立的與中國本土相分離的新政權進行交涉,以求根本性解決。」《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35頁。    
    關東軍與軍部中央的兩個方案,雖然有所區別,但要把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的目標是一致的。關東軍依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使其建立偽國的意見逐漸為陸軍部中央和政府所默認。    
    接著,關東軍加緊制定建立「獨立國」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方案。10月24日,關東軍參謀部制定了《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策》,規定解決滿蒙問題的方針是:「我們的目的是建設一個以東北四省和內蒙古為領土的獨立的滿蒙新國家,它與中國本土斷絕關係,表面上由中國人統一管理,其實權掌握在我方手中」《現代史資料》(7),第232~233頁。,並設想了具體政策和步驟。這一方案立即上報給了軍部中央,成為日本法西斯擬定各種「獨立國」方案的藍本。在此前後,關東軍勾結滿鐵中的侵華積極分子,炮製了若干有關「新國家」建立和治理的具體方案。主要有滿鐵職員關東軍囑托松木俠起草的《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滿蒙自由國建設方案大綱》和由滿鐵的金井章次炮製的《東北自由國建設綱領》等。這些「新國家」方案的要點是,第一,建立一個完全脫離中國行政統治的「滿蒙獨立國」;第二,「新國家」的疆域首先包括中國東北四省區,將來擴大到內外蒙;第三「新國家」採取「文治主義」的所謂「民主政體」;第四,最重要的是「新國家」的內政、外交大權(包括軍事、行政、外交等),必須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從這些方案可以看到偽滿洲國的基本輪廓已經成形了。    
    1932年1月初,日本佔領了錦州,東北三省絕大部分已經淪陷。這時,國際聯盟決定派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日本感到必須在國聯調查團到達之前將一個「新國家」產生出來。於是,軍部中央要求關東軍派人回日本匯報,做最後的敲定。關東軍決定派板垣前往東京。行前的1月4日,關東軍研究確定了「新國家」的最後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    
    (1)設置偽「滿蒙中央政府」,以溥儀為「元首」,給以總統之類的稱號;在偽中央政府中設置參議府,以便由日本參議傳達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志。    
    (2)建立名副其實的「獨立國家」,以脫離中國本部。但為避免與《九國公約》及《國際聯盟章程》相牴觸,應偽裝成中國人本身的內部分裂。    
    (3)「國防軍」以日本充任,其費用由「滿蒙中央政府」負擔。    
    (4)駐「滿蒙」的日本官廳,要採用都督制或總督制,但如不可能時,則在關東軍內部設置政務部,在關東軍司令官的直轄下掌管產業及交通等。《現代史資料》(7),第333~334頁。    
    板垣於1月6日到達東京,這時,軍部中央已經制定了《處理時局要綱案》,其基本精神與關東軍方案完全一致。進而由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共同制定了《處理中國問題方針要綱》。該要綱有關「滿蒙」方面的主要內容如下。    
    (1)根本方針是運用帝國的威力,使「滿蒙」成為在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各方面,為日本的永久生存發揮更重要作用的地區。    
    (2)當前,要引導「滿蒙」從中國本部分離出來,使其逐漸具備「獨立國家」的形態。為此,要確立、穩定各省的偽政權,使其在適當時機聯省合併,宣佈成立「新的統一政權」。    
    (3)讓日本人以顧問或其他身份參加「滿蒙」的中央和地方機構,以加強日本的政治統治力量。    
    (4)當前「滿蒙」的治安,主要由日本負責,今後,日本也要起指導性的骨幹作用。    
    (5)「滿蒙國家」的國防由日本負責,使該地成為日本對俄對華的國防第一線。駐該地的兵力至少要增加3個師團。    
    (6)通過「滿蒙」地方官民乃至「新的統一政權」,恢復和擴展日本在該地的權益。    
    (7)實行上述措施時,為避免與國際法或國際條約相牴觸,「要盡量採取中國方面自願的形式」。    
    (8)徹底改變「滿蒙」的經濟結構,使之與日本成為共同的經濟體系。《太平洋戰道·資料篇》第171~172頁。    
    這個要綱,成為製造偽滿洲國的指導性文件。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偽滿傀儡政權的建立(2)

    二所謂「地方自治」與「獨立」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按照其設想,一步步把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到1932年3月偽滿中央政權成立前,有過一段過渡性政權時期。最早有過極短的軍政統治階段,爾後在各地建立了地方性的所謂「自治」和「獨立」的政權。    
    關東軍在佔領瀋陽後的第二天,即實行軍政統治,將瀋陽改名為奉天,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任「奉天市長」。這一舉動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國際輿論的譴責。同時,日本陸軍中央部和外務部門也覺得這樣赤膊上陣,過於露骨。陸軍中央部認為:「關東軍直接實行軍政不夠妥當,關於地方行政,只應做到維持治安的程度。」《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第181頁。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也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提出建議:「市政機關必須由中國人出面組成,即使由日本人在背後加以實際指導,形式上也必須由中國人組成。」《滿洲事變奉天總領事》中文本,第142頁。在這種形勢下,關東軍不得不改變策略,加緊網羅漢奸,以維持治安為名,搞起了地方的所謂「自治」與「獨立」。    
    在遼寧省,事變後關東軍逮捕了省長臧式毅,企圖誘降未逞。於是,關東軍糾集了早就與日本方面來往密切的親日分子袁金鎧、於沖漢、闞朝璽、趙欣伯、丁鑒修等人充當其組織地方偽政權的工具。1931年9月24日,在關東軍的操縱下,「奉天地方自治維持委員會」宣告成立,袁金鎧任委員長,於沖漢、闞朝璽任副委員長,丁鑒修、趙欣伯等9人任委員。25日,這個偽組織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提交一份媚日賣國的「請願書」,要求日軍「切勿撤兵」,「維持秩序」。26日,「奉天地方維持委員會」改名為「遼寧省地方維持委員會」,設立省實業和財政兩廳,暫時代行偽省政府的職能。關東軍派金井章次、甘粕正彥等人為顧問,直接加以控制。10月,關東軍撤銷了土肥原的奉天市軍政府,將市政移交給了維持會,成立了以趙欣伯為市長的偽奉天市政府。11月,又將遼寧省改名為奉天省。此間,關東軍還指使漢奸組織了偽「遼寧四民臨時維持會」和偽「東北紳民時局解決方案討論會」等偽組織,共同發表了「獨立宣言」,宣佈脫離國民政府。    
    由於這些偽組織,是由「為虎作倀」,「認賊作父」的民族敗類所組成,因而遭到了遼寧人民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同時,他們之間,勾心鬥角,互相拆台,無法有效地貫徹關東軍的意圖。還有當時設在錦州的遼寧省政府仍以臧式毅為省長。因此關東軍決定換馬,加緊誘降臧式毅出山。在關東軍的多方威脅和利誘下臧終於投敵變節。緊接著關東軍於1931年12月16日,解散了偽「遼寧省地方維持委員會」,成立了偽奉天省政府,由臧式毅出任偽省長。同時關東軍派出一批日本顧問,擔任偽省政府顧問。通過這些日本顧問,關東軍掌握了遼寧省政治、經濟、交通、司法等大權;臧式毅等漢奸則成為日本關東軍嚴密監視下的傀儡。    
    在吉林省,偽政權建立較早,而且也沒有經過「地方維持會」階段。它是在原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投敵後,由關東軍直接操縱而成立的。    
    熙洽,姓愛新覺羅,是清朝皇帝溥儀的本家。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在東北軍及吉林省任要職。他還是進行復辟清朝活動的宗社黨的頭目之一,不僅與清朝遺老遺少來往密切,而且還和日本人暗中勾結,企圖依靠日本的勢力,復辟大清王朝。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關東軍向吉林進犯,熙洽根本不做抵抗,迎接日軍進入吉林省城,隨即投降了關東軍。    
    9月28日,在關東軍操縱下,熙洽召集原吉林省軍政兩署要員及社會團體頭面人物開會,正式宣佈與南京國民政府和張學良政權脫離關係,將原軍政兩署合併成立偽吉林省軍政長官公署,關東軍向偽政權派遣了以大迫通貞為首的日本顧問。這樣,關東軍便通過日本顧問嚴密控制了吉林省軍政大權,熙洽只不過是一個傀儡。    
    偽政權成立後,除少數漢奸附逆外,廣大群眾表示了強烈不滿與反抗。許多愛國將領都不承認熙洽的偽政權。同時,張學良為反擊偽政權,於1931年11月12日,在賓縣另組了吉林省政府,與熙洽的偽政權對峙。吉林全省共42個縣,熙洽偽政權當時只能控制10餘個縣。    
    在黑龍江省,事變初期,關東軍兵力有限,又因礙於與蘇聯等國際關係,未立即對黑省武力進攻,而採取了先控制東省特區哈爾濱,進而攫取全省的策略。因為哈爾濱是北滿的政治、經濟中心。恰好事變時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正在瀋陽,在關東軍板垣等人的誘降下,張景惠叛國投敵。於是,關東軍出錢出槍,指使張景惠於9月27日在哈爾濱組織了治安維持會。但由於黑省政權的存在,張未敢公開投敵,但已成為關東軍攫取北滿的馬前卒。1931年11月19日齊齊哈爾陷落後,關東軍即授意漢奸趙仲仁、吉祥、李維周等成立了齊齊哈爾地方維持會,並由該會推薦在哈爾濱的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為偽黑龍江省主席。張景惠鑒於黑省人民的抗日情緒高漲,並且漢奸內部的鬥爭也很尖銳,不願前往赴任。因此,慫恿關東軍誘降馬占山,以馬占山維持黑省局面。關東軍也覺得馬占山在黑龍江省享有威望,是理想的人物。於是,便加緊對馬占山進行誘降工作。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偽滿傀儡政權的建立(3)

    1931年12月7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與張景惠密議之後,逕赴海倫與馬占山會晤,企圖誘降馬占山未果。其後,關東軍又利用張景惠繼續誘降馬占山。12月中下旬,在關東軍的策劃下,張景惠與馬占山進行了極秘密的會晤和多次接觸,但馬的態度不十分明朗。關東軍迫不及待,逼迫張景惠自行「獨立」。1932年1月1日,張景惠在哈爾濱發表「黑龍江省獨立宣言」,聲稱就任偽黑龍江省省長,與南京國民政府脫離關係。此時,馬占山看到抗日形勢的惡化,錦州即將不保,已經產生了動搖的心理。1月6日,再次與張景惠會晤,表示願意與張景惠合作。翌日,張景惠在齊齊哈爾舉行就職儀式。儀式結束後,返回哈爾濱,與馬占山商量,以黑省富紳吉祥為偽代理省長。而將省長一職留給馬占山,這樣,偽黑省傀儡政權登場了。它的實權也完全操縱在日本顧問村田等人的手中。    
    關東軍除在省城相繼建立了偽政權之外,還在一些地區和內蒙東部拼湊偽政權,搞「獨立運動」。在遼寧西部拉攏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張海鵬是奉系軍閥元老之一,早在日俄戰爭時,就與日本有勾結。事變前擁兵於遼西,自霸一方,備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睞。事變後,關東軍為進攻黑省,與滿鐵勾結派人拉攏張海鵬。張利慾熏心,於1931年10月自任邊境保安司令,脫離張學良政權。而後在關東軍的支持下,擴充兵力,充當了關東軍進攻黑省的馬前卒。在遼寧東部,東邊鎮守使於芷山,是個實力派人物。事變後,關東軍派大矢進計拉攏於芷山,於初腳踏兩隻船,取觀望態度。不久見日軍勢力強大,於10月15日成立「東邊道自治保安司令部」,發表《獨立宣言》,投入了關東軍的懷抱。對於內蒙,早在「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就利用蒙古族的個別敗類,搞過「獨立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又利用巴布扎布的兩個兒子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繼續搞所謂「蒙古獨立」。先是供給其槍支,幫助籌建反動武裝「蒙古獨立軍」,並派和田勁充當其顧問。後來又改編為「蒙古自治軍」。在這支武裝遭到當地抗日武裝沉重打擊後,關東軍又派去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接替和田勁,妄圖挽回敗局。其結果失敗更慘,松井被擊斃,「蒙古自治軍」也垮了台。此外,關東軍還指使呼倫貝爾盟副都統凌升在呼倫貝爾等地勾結土匪,發展武裝,搞「獨立」活動。同時,還利用偽「奉天地方維持委員會」下設「臨時蒙旗維持委員會」,以圖控制哲裡木盟、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等地。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雖然操縱漢奸、賣國賊成立偽地方政府,控制了一些省、市的政權,但是由於各地抗日情緒高漲,各偽省政權的政令無法下達到所屬各縣。為了控制各縣和指導籌建偽滿傀儡政權,關東軍決定成立「自治指導部」。1931年10月中旬,關東軍與滿洲青年聯盟、大雄峰會等民間法西斯分子共同制定了成立「自治指導部」的方案。為了粉飾「自治」的門面,11月3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親自出面指派於沖漢充當部長。11月10日,「自治指導部」在瀋陽正式成立。指導部成員,除於沖漢、於靜遠父子外,都是日本人。    
    「自治指導部」表面上實行「自治」,實際上完全由關東軍控制,不受省、市偽政權領導。其性質正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所指出的那樣:「該部為日人所組織,雖有一中國人為領袖,但其中職員大部分為日本人,其功用在為關東軍陸軍總司令部第四部之機關,以扶助獨立運動為主要目的。」「一切政策與活動,都必須得到關東軍承諾。」《東京裁判》〔上〕第344~345頁。    
    「自治指導部」主要任務是培訓、監督和指導漢奸,組織「自治執行委員會」,奪取縣級政權,同時成立縣「自治指導委員會」,由日本人任委員長,控制縣政權。其具體情況是:1931年11月27日,首先在瀋陽縣設置了偽自治執行委員會;接著,又先後在昌圖、本溪、安東、開原、鐵嶺、鳳城、梨樹、蓋平、瀋陽、海城、洮南、營口、新民、錦縣、綏中、興城、北鎮、撫順、彰武、遼源、台安、法庫等縣設立了偽自治機關。到1932年3月初,設立偽自治機關的縣已有30餘個。    
    「自治指導部」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宣傳、指導籌建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因此,其活動範圍已超出了遼寧省,影響到了吉林、黑龍江及內蒙地區。「自治指導部」曾在東北各地偽造民意,大肆開展「促進建國活動」。    
    「自治指導部」的建立及活動,按其《條例》是在「依據善政主義,改善各縣之縣政,確立完全自治的制度」陳覺:《日本侵略東北史》商務印書館,1933,第307頁。,但這不過是打著「自治」的招牌,利用漢奸,進行殖民統治而已。其實,各縣的「自治執行委員會」,都必須按日本人的旨意辦事。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偽滿傀儡政權的建立(4)

    三「新國家」亮相    
    1溥儀登場    
    溥儀,姓愛新覺羅,滿族,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生於1906年,1908年被慈禧太后冊立為帝,第二年即位,年號「宣統」。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1924年馮玉祥把溥儀驅逐出宮,並廢除了他的皇帝稱號。後在日本侵略者幫助下移居天津,仍夢想恢復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根據建立「新國家」的構想,對未來「元首」規定了四項條件:一是滿洲民眾敬仰之德高望重者,二是家族為滿洲世系者,三是與國民政府未有聯繫者,四是能與日本合作者。這些條件只有溥儀是最合適的(有材料表明,除溥儀之外,日本侵略者還物色過前清皇族和軍閥,如溥偉、段祺瑞等)。因此,從事變一開始,關東軍就著手進行了挾持溥儀的陰謀。首先,關東軍要求天津軍(駐華北日軍俗稱)將溥儀嚴密控制起來。接著從9月末開始,關東軍製造一系列陰謀事件,把溥儀挾持到了東北。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駐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溥儀在其司令部會見了關東軍派來的上角利一和羅振玉。上角鼓動溥儀前往東北,羅振玉還轉交了漢奸熙洽給溥儀的信。信中誘勸溥儀:「勿失良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在日本人支持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但是溥儀周圍的陳寶琛、胡嗣瑗、陳曾壽等親信,怕上當受騙,反對去東北,溥儀也想再觀望一下形勢發展,決定「暫不出行」。《我的前半生》第266~276頁。    
    關東軍為急於把溥儀弄到東北加以利用,於1931年10月27日,又派土肥原去天津進行陰謀活動。11月3日夜,土肥原到「靜園」秘密會見溥儀。欺騙溥儀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溥儀「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他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當時溥儀問:「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土肥原答:「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溥儀說:「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土肥原要求溥儀「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達滿洲」。《我的前半生》第280頁。    
    第二天報紙登出了土肥原會見溥儀的消息,並揭發了他要溥儀去東北的陰謀,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同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對溥儀的看法也不一致。海軍態度消極,外務省也採取了嚴密監視措施。    
    鑒於是上述情況,土肥原決定採取「特殊手段」,逼迫溥儀離開天津。幾天之內,靜園連續接到裝炸彈的果籃、恐嚇信、警告電話,令溥儀毛骨悚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溥儀終於同意隨日本人出走。為了掩護溥儀出走的行動,土肥原製造了「天津事件」。11月8日晚,指使漢奸張璧、李際春等人組織便衣隊在天津華界大肆騷擾,天津日軍則乘機宣佈戒嚴。隨後,於11月10日晚,在混亂的煙幕中,由日本天津駐屯軍翻譯官吉田忠太郎將溥儀藏在一輛敞篷車的後箱裡,偷偷地運出靜園,與鄭孝胥父子會合,登上一艘小型運輸船,強行闖過白河上中國軍隊檢查站,駛抵大沽口。又換乘日本「淡路丸」號商船,渡過渤海,於13日到達營口的滿鐵碼頭。當時,溥儀曾把此行視為「奔向海洋彼岸,尋找復辟外援的通路」《我的前半生》第285頁。,因此,異常興奮。但抵達營口後,卻被關東軍封鎖起來。負責「迎接」的關東軍特務甘粕正彥,先把溥儀送湯崗子溫泉旅館——一座日本風格的歐式洋樓,軟禁起來。繼而,又把溥儀遷到旅順大和旅館,限制其行動自由。溥儀在這裡一直住到偽滿傀儡政權成立前夕。    
    2所謂「建國運動」    
    1932年1月初,關東軍侵佔錦州後,認為在東北建立偽中央政權的時機已到。1月13日,板垣從日本回到東北,根據日本政府籌建偽國的指示,頻繁同漢奸張景惠、熙洽、臧式毅、趙欣伯等密謀。1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在其辦公室,召開了所謂「建國幕僚會議」,進行了「新滿蒙自由國最高機關」的研究。1月27日,板垣在湯崗子擬定了所謂《新國家建設順序綱要》,對偽「中央政務委員會」的組成,所謂「獨立宣言」,以及偽政權的樣式等做了規定。《現代史資料》(7),第356~357、367頁。接著從2月上旬到下旬,關東軍連續召開了「建國幕僚會議」。關東軍顧問駒井德三和松木俠等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討論了如何建立偽政權,如何控制偽國行政、財政、軍事、交通以及起用日本人充當偽國官吏和移民、警察制度等等問題。與此同時,2月16日晚,關東軍又糾集偽奉天省長臧式毅、偽吉林省長熙洽、偽黑龍江省長張景惠及馬占山,在瀋陽舉行偽建國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漢奸於沖漢、袁金鎧及趙欣伯也出席了會議。關東軍參謀長三宅、高級參謀板垣及顧問駒井德三列席了會議。會議在關東軍的控制下,成立了偽「東北行政委員會」,張景惠為委員長,臧式毅、熙洽、馬占山以及熱河湯玉麟、哲裡木盟的齊默特色木丕勒、呼倫貝爾盟的凌升為委員。並對偽國的國體、政體、元首、宣言等諸問題提出初步意見。18日,在關東軍的操縱下,偽「東北行政委員會」又發表「獨立宣言」。宣佈同南京國民黨政府脫離關係,東北完全「獨立」。這個宣言雖然是以「東北行政委員會」7名委員名義發表的,但在這7名委員中,湯玉麟、齊默特色木丕勒及凌升並沒有到場,馬占山雖然到會,卻沒有簽字。實際上在宣言上簽字的只有張景惠、臧式毅及熙洽3個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偽滿傀儡政權的建立(5)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建國會議」,未來的元首溥儀卻沒有出席,而是在會後(2月23日)由關東軍派板垣將會議討論的「新國家」的情形通知給了溥儀。板垣說:「這個新國家名號是『滿洲國』,國都設在長春,因此,長春改名為『新京』。這個國家由5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日本人在滿洲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別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樣可以充當新國家的官吏。」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第72頁。板垣讓溥儀出任元首,元首的稱號為「執政」。一心想當皇帝的溥儀則「反覆表示,不能放棄皇帝身份,不能就任執政」。第二天板垣把鄭孝胥、羅振玉等叫到大和旅館,讓他們向溥儀傳達:「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否則只能看作是敵對態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做答覆。這是軍部最後的話!」在關東軍逼迫下,溥儀答應出任偽「執政」。    
    板垣從旅順回來後,又與關東軍參謀片倉、和知密謀,2月25日向「東北行政委員會」提出一個方案:國家政治——民本政治;元首——執政;國號——滿洲國;國旗——新五色旗;年號——大同。《現代史資料》(7),第391~392頁。    
    根據上述方案,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了《新國家組織大綱》,其主要內容有:    
    偽國名,滿洲國;偽國土,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及內蒙自治領;偽國旗,紅藍白黑滿地黃;偽元首,稱執政,由溥儀擔任;偽年號,大同;偽國都,長春,改稱新京;偽國政治,民本主義。    
    在此同時,日本侵略者為了欺騙世界輿論,假造民意又指使漢奸大搞所謂「促進建國運動」。為此,關東軍專門炮製了《建國促進宣傳運動計劃》,在各地方偽政權中設立了宣傳機構,利用報紙、廣播等媒體大造輿論。還通過社團和宗教團體進行集體宣傳。至2月底,偽建國運動搞得醜態百出,烏煙瘴氣,東北人民對此深惡痛絕。    
    3偽滿政權出籠    
    在進行了上述準備之後,一個歷史的怪胎——偽滿洲國終於出籠了。第一步是於3月1日,以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偽「建國宣言」,聲稱:「滿蒙舊時,本另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謀自立,應即以三千萬民眾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立滿洲國。」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上第705頁。接著,日人及漢奸狂歡數日而止。    
    第二步,此時,溥儀還在旅順等待。為使溥儀的就任更像是出於東三省的「民意」,在關東軍的指揮下,漢奸們還上演了一出「懇請」溥儀出山的醜劇。1~5日,在關東軍的導演下,一群漢奸、走狗分幾批到旅順「懇請」,溥儀表示「暫任執政一年」。遼寧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秘檔》第3頁。    
    走完了這「三顧之禮」過場,3月6日,溥儀及鄭孝胥、羅振玉等人,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彥監視下,乘車秘密到達湯崗子,住進對翠閣旅館。    
    第三步,舉行所謂「開國典禮」。1932年3月8日,溥儀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彥等監視下,由張景惠、熙洽等一幫漢奸陪同乘專車由湯崗子前往長春。3月9日,由關東軍操縱,在前吉長道尹公署衙門內舉行了溥儀就任「執政」典禮,參加這個活動的有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統治部長駒井德三、日本駐奉天代理總領事森島守人、偽奉天省政府首席顧問金井章次、偽黑龍江省政府首席顧問村田等一批日本人;參加典禮活動的還有漢奸鄭孝胥、羅振玉、張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鎧、趙欣伯、張海鵬,已經投敵的內蒙古王公貴福、凌升、齊默特色木丕勒,以及清室餘孽胡嗣瑗、陳曾壽、寶熙等人和關東軍糾集的各偽省「民眾代表」。當時溥儀身著西式大禮服,由偽侍從武官長張海鵬引入會場,張景惠、臧式毅代表「滿洲民眾」分別獻上用黃綾包著的「滿洲國印」和「執政印」。鄭孝胥代為溥儀宣讀了「執政宣言」,其文略云:「今吾立國,以道德仁愛為主,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王道樂土,當可見諸事實。凡我國人,望共勉之。」《我的前半生》第313頁。從宣言內容可見,它是打著「道德仁愛」的幌子,宣揚媚日思想,反對抗日鬥爭,鼓吹建立日本的殖民地——「王道樂土」而努力的漢奸賣國宣言。典禮進行約30分鐘,即草草收場,而長達14年之久的傀儡戲卻由此開場。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1)

    由關東軍一手製造的偽滿政權建立以後,關東軍在這個「新國家」中處於什麼地位?日本與「滿洲國」是個什麼樣的關係呢?關東軍又是怎樣處理這個「新國家」的呢?本節對上述問題進行闡述。    
    一關東軍與偽滿政權的法基礎及「日滿」關係    
    1溥儀·本莊書簡    
    偽滿政權建立後,如何處理「日滿」這種所謂的國際關係,是關東軍必須解決的問題。其實早在偽滿政權成立前,關東軍已經策劃好了陰謀。1932年3月6日,當溥儀在板垣等人的「陪同」下到達湯崗子溫泉後,板垣拿出一份「書信式」的文件,迫使溥儀簽了字。據日文資料記載,「這天板垣參謀到達湯崗子,決定了最後的人事並與溥儀簽署了與軍司令官之間的有關國防、交通等問題的文件」。《現代史資料》(7),第407頁。這份文件被稱為《溥儀致本莊函》其內容如下:    
    逕啟者:此次滿洲事變以來,貴國竭力維持滿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貴軍隊及其人民均受重大之犧牲,本執政深表感謝,且確認關於以後敝國之安全及發展,貴國之援助並指導,絕對之必要。為此,對於左開各項特求貴國援助。    
    一、敝國關於敝國之國防及維持治安,委諸貴國,而所需經費,均由敝國負擔。    
    二、敝國承認貴國軍隊認為國防上必要,已修鐵路之管理並新路之布設,均委諸貴國或貴國所指定之機關。    
    三、敝國對於貴國軍隊認為必要之各種設施,竭力援助。    
    四、敝國參議府就貴國人選有達識名望者任為參議,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有必要之官吏,亦會用貴國人,而其人物選定,委諸貴國軍司令官,其解職應得貴軍司令官之同意。前項參議人數參議總數更改時,若有貴國希望則依貴我國協議增減之。    
    五、希望並誓約於貴國希望之時期,由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即以上開各項之精神及規定為基礎。    
    此致    
    大日本帝國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溥儀印    
    溥儀在上面簽字蓋章的這封「書簡」,無異於簽訂一分賣身契。「書簡」所開各項,即把東北的國防、治安、交通、官吏任免等權交與日本,也就是將整個東北賣給了日本做殖民地。這一「書簡」是偽滿後來與日本簽訂的「日滿議定書」的母約,屬絕密文件。溥儀簽字於3月6日,而日期卻署為3月10日。這是因為日本關東軍考慮到,溥儀將在3月9日就任偽執政,把簽字日期署在溥儀就任之後,可以使這一賣身契具有「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莊給溥儀的復函,是在時隔兩個月後的5月12日,本莊在回函中寫道:    
    3月10日的尊函確已收悉。    
    我方對此無異議。謹復。    
    《溥儀致本莊函》和本莊給溥儀的復函,合稱「溥儀·本莊書簡」,又稱《溥儀·本莊密約》。    
    據日本學者研究,關於「書簡」一事,日本樞密院審查委員會曾進行過討論,但目前未發現文件記載。內閣方面也是經過審慎的議論之後,於4月15日才得以承認。看來本莊復函是日本統治者內部統一意見後做出的決定。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東北中國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不斷高漲,4月初馬占山反戈一擊,偽滿政權極其不穩。二是國際輿論普遍譴責日本製造偽國的行徑,國聯調查團也將要到達東北。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暫緩了「日滿」關係的進展。    
    2《日滿議定書》及其密約    
    至1932年5月以後,日本齋籐內閣成立,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進一步加強;日軍在東北對義勇軍的「討伐」逐漸得手;國際社會正等待國聯調查團的調查結果,對東北問題的關心暫時淡薄。日本遂認為承認傀儡政權的時機到來了,於是加緊了各項準備工作。當年6月14日,日本眾議院首先通過了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8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武籐信義陸軍大將擔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和關東廳長官。8月25日,內田康哉外相在日本第63屆議會上發表臭名昭著的「焦土外交」演說,主張不懼一切外國干涉,承認偽滿洲國。9月6日,日本內閣決定承認偽滿洲國。9月13日,日本樞密院通過承認滿的法案。    
    9月15日,日本政府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武籐信義和偽滿洲國代表偽國務院總理鄭孝胥在長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該議定書正文計兩條:    
    (一)除日滿兩國將來另行簽訂的約款外,所有日本國及日本臣民,在滿洲國領域依據既存之日中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合同所獲得之權益,滿洲國均應承認並尊重之。    
    (二)日本及滿洲國確認:凡締約國一方之領土與治安之威脅,同時亦是對締約國他方之安寧與存在之威脅。雙方約定,兩國共同負擔國家之防衛,為此一需要,日本軍隊應駐屯於滿洲國境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第215頁。    
    《日滿議定書》的正文雖只有這兩條,但作用頗大,第一條是確定了日本先前在東北已經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侵略權益,實即將東北的一切主權奪去。第二條是確定了日軍在東北的駐軍權和永久佔領權。這樣,就確定了偽滿洲國作為日本的傀儡的地位和中國東北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地位。    
    《日滿議定書》是公開的文件,此外,還有3個秘密附約。    
    (1)《關於滿洲國政府鐵路、港灣、航路、航空線等的管理和鐵路線的敷設、管理的協定》(1932年8月7日本莊繁與鄭孝胥簽訂);    
    (2)《關於設立航空公司的協定》(1932年8月7日本莊繁與鄭孝胥簽訂);    
    (3)《關於規定國防上必需的礦業權的協定》(1932年9月9日武籐信義與鄭孝胥簽訂)。    
    這3個秘密附約,具體確定了日本侵略者在交通、礦業等方面的侵略權益。密約內容參見《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第217~233頁。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2)

    《日滿議定書》及其附約,是日本侵略者非法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最富有侵略性的協定,它是日本霸佔中國東北的罪證,也是偽滿漢奸出賣中國東北主權和領土的罪證。    
    關於《日滿議定書》簽訂的過程,參加過簽訂工作的時任日本駐偽滿大使館書記官的米澤菊二寫道,當時場面十分緊張,到鄭孝胥致答詞時,竟一時語塞,「面部表情極度緊張,顯出一副要哭的樣子」,直到開始簽字,鄭「好像剛剛抽完羊角風」。《皇帝密約》第129~130頁。由此可見,賣國者心裡也十分清楚,賣國是要承擔歷史責任的。    
    3「日滿」關係及其變化    
    從日本侵略者來看,偽滿政權是一個「獨立國家」,通過簽訂《日滿議定書》等條約,從國際法上確定了「兩國」關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滿洲國」的國家安全竟委之於日本國軍隊來防衛,這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反映出了偽滿政權的傀儡性,以及所謂「日滿一體」的特徵。那麼這種「一體化」究意是怎樣的呢?我們僅從「滿洲國」元首(1934年改行帝制後,稱為「滿洲帝國皇帝」)溥儀與關東軍等的關係可見一斑。    從溥儀當上「執政」之日起,到宣佈「滿洲皇帝」退位止,在他身邊始終有一個特殊的日本「服務人員」,初期叫「侍從武官」,改行帝制後,名稱叫做「帝室御用掛」,由日本現役軍人擔任。其中吉岡安直從1935年擔任此職一直到1945年,10年間其軍銜由中佐升到中將。這在日軍晉陞中是很罕見的,可見這一職務的重要。其實,吉岡一邊掛著「帝室御用掛」的肩牌,一邊又是關東軍參謀,也就是說吉岡是關東軍安插在溥儀身邊的特別監視人。溥儀回憶說:「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給我的。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的前半生》第354頁。可以說溥儀的一言一行,都必須聽從吉岡的吩咐。溥儀所居內宮,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出。然而吉岡卻是例外,而且只要吉岡來了,溥儀從來不敢延遲,立刻出見。那麼溥儀為何對吉岡如此唯命是從呢?按吉岡的口頭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由此可知,溥儀與關東軍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奴僕與主人的關係。    
    如果說溥儀對吉岡帶有某種懼怕的色彩的話,那麼對關東軍司令官則表現出一種畢恭畢敬的媚態。按照關東軍的規定,關東軍司令官平時每月都要按慣例「晉見」溥儀,實際是對溥儀進行訓導。對此曾一身兼三職(日本駐偽滿大使館書記官, 偽「宮內府行走」,關東軍囑托)的林出賢次郎, 在其撰寫的《嚴密會見錄》中有過詳細記載。其中在武籐信義任關東軍司令官期間,一次「晉見」溥儀,談到如何對待採訪時,武籐大談了一通日本如何「援助滿洲國」的功績,而後溥儀諾諾連聲地說:「我也這樣講吧。」《皇帝密約》第142~143頁。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的關係,正如許多人所描述的那樣,是「兒皇帝」與「太上皇」的關係。    
    另外,我們從稱呼上也可以看出「日滿」關係的變化。偽滿初期稱日本為「友邦」或「盟邦」,到1942年頒布《建國十週年詔書》時,便改稱為「親邦」了。「親邦」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一種長幼有序的親子關係。按照吉岡的話說:「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所以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一樣,稱日本為友邦、盟邦、應稱做『親邦』……日本猶如陛下( 溥儀)的父親,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 」《偽滿宮廷雜憶》第136頁。在1936年9月關東軍炮製的《滿洲國的根本理念和協和會的本質》中, 第三項專門闡述了「天皇、軍司令官和皇帝之間的關係」,說溥儀是基於「天意(即天皇之意)」而即位的,因此必須「以天皇之意為己心」。文中還形象地把溥儀與天皇的關係形象地比喻為像月亮借太陽發光那樣。而關東軍作為「天意」的體現者和天皇的代理人,必須是「皇帝的師傅和監護人」。    
    關東軍作為這種「監護人」,不僅對溥儀的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進行嚴密的控制,而且在精神上將「八弦一宇」的肇國精神強加於溥儀。關東軍誘迫溥儀說,「日滿親善」也應該精神一體,「滿洲國在宗教上也應該與日本一致」,應該「把日本的祖先迎過來,立為國教」。於是,1940年5月,溥儀以慶祝日本紀元2600 年慶典的名義,第二次訪問日本,專門將日本的天照大神請到了東北,建立起「建國神廟」加以供奉。這樣,「滿洲國」完全在「天照大神之神庥」和「天皇陛下之保佑」之下了。    
    所謂「日滿」關係,說到底,對溥儀等漢奸賣國賊來說,是一種唯命是從的主僕關係,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種被奴役被壓迫的關係。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3)

    二關東軍的法西斯殖民統治體制    
    偽滿政權建立後,如何治理「滿洲國」,是關東軍的一個重大課題。一方面關東軍要憑借武力鎮壓抗日運動,維持偽滿政權;一方面又要治理好「滿洲國」,為侵略戰爭服務。治理好「滿洲國」,關東軍需要解決好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解決所謂「在滿機構」的統一問題,即完成以關東軍為首的一元化統治體制,一個是如何貫徹「以華制華」的策略,打著「滿人治滿」的招牌,實際由關東軍進行殖民統治。這兩個問題相互交錯,構成了關東軍的法西斯殖民統治體制。      
    1關東軍統一「四頭政治」    
    偽滿洲國建立前,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機構有關東軍、關東廳、領事館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等4個機構,分別受日本內閣和陸軍、外務、拓務等省管轄和監督,當時稱之為「四頭政治」。    
    這4個機構在侵略東北的過程中相互勾結,共同幹了不少壞事;但因所屬系統不同,也常常不能協調一致,甚至爭權奪利,各自為政,日本政府難以統一控制。對於「四頭政治」,日本統治層中早就有人指出其對侵略東北的不利影響,並主張加以統一。但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前,這種統一「四頭政治」的想法,一直未能實現。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憑借武力侵略的功績,其勢力與野心急劇膨脹。日本政府和陸軍中央部試圖利用關東軍的威力,改變「四頭政治」的分立局面,實現以關東軍為中心,對我國東北殖民統治的一元化。關東軍本身則更為積極。1931年12月,關東軍制定了「滿洲都督府官制案」《現代史資料》(7),第287頁。,提出在東北實行都督制,由「滿洲都督擔負全滿洲的國防和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主張把關東廳改為民政廳,把滿鐵改為鐵道廳,作為其屬下的「國家機關」。這是關東軍統治東北的基本設想。1932年5月關東軍炮製了《對滿蒙方策》(第四次案);6月炮製了《滿洲國指導要領》(草案),提出了統一日本在東北的殖民機構的方案,主張以關東軍司令部為中心,將關東廳、領事館、滿鐵等方面統一起來。《現代史資料》(11),第636~637頁。日本政府採納了關東軍的意見。1932年7月26日,日本內閣做出決定,由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偽滿洲國大使和關東長官。並於8月8日,發出兼任命令,邁出了統一「四頭政治」的第一步。    
    但是,這僅是駐「滿」機關首腦的一體化,其下屬的事務系統,依然是軍事、外交、行政不相統一。而且其上的指揮系統陸軍、外務、拓務3省,也難以步調一致,問題仍未解決。1934年9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將駐「滿」機構改為「二位一體制」,廢除關東長官,在關東州設敕任知事。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全權大使。駐「滿」全權大使在外交上接受外務大臣的命令和監督,擁有對關東州知事、滿鐵等行政監督權,設置關東局作為辦事機構。此外,在日本內閣設置對滿事務局統一調整各省對滿行政事務;由陸軍大臣兼任事務局總裁,並附設參與會議,由各省有關局長參加。至此,「四頭政治」結束。「四頭政治」的統一,加強了日本軍部在日本統治中國東北中的地位和作用,確立了關東軍主宰偽滿傀儡政權的實權。    
    2所謂「內部指導」    
    偽滿政權建立後,日本侵略者對其操縱的方法是:使其在外表上保持「獨立國家」的姿態;而在內部,則在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大使的統轄下,通過參加偽政權的日系官吏,對其嚴加控制,這就是所謂的「內部指導」。「內部指導」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實現的。一是所謂「總務廳中心主義」,即偽滿政權的實際操作,不是實行「總理或部長(後為大臣)責任制」,而是由其屬下的總務廳掌握實權。二是「日系官吏要職制」。與「總務廳中心主義」相配合,偽滿政權中的重要職務(如總務廳長官等)均由日系官吏擔任。由此構成表面上是由以溥儀為元首的「滿洲國」,實際上是關東軍為最高統治者的法西斯殖民統治體系。這在近代政治史上可謂一大「奇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和政府就一直研究利用日本人參加偽政權,實行「內部指導」的方法。早在「溥儀·本莊書簡」中,就取得了偽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可任用日本人,並由關東軍司令官直接任免的權力。3月12日,日本內閣通過《處理滿蒙問題方針綱要》中又規定:「為了貫徹執行帝國有關滿蒙的政策,必須迅速設置統治機關。應設法建立或改革新國家維持治安機關,特別要使日本人成為領導骨幹。」《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第204~205頁。同一天日本內閣通過的《滿蒙新國家成立後對外關係處理要綱》中也提出:「為了在外交和內政上掌握實權,最初應盡可能使之採用少數日本人作為官吏或顧問,並逐步地加以充實。」《現代史資料》(7),第495頁。同年6月,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助炮製了《指導滿洲國綱要(草案)》,更提出了一整套如何控制偽滿政權的辦法,其中有:「為實行帝國對滿洲國的國策,不特別設立文治機關,專使關東軍擔當其任;實施中,努力保持新國家為一獨立國的體面,而在滿洲國名義下通過日本人系統的官吏,特別是通過總務長官以求實現。」「在承認滿洲國前,以關東軍為中心,在我駐滿政治機關的合作下,擔任滿洲國的指導與談判;在承認滿洲國之後,則改組或廢除舊有我國行政官署,在關東軍司令部內設置駐滿政治指導機關,由關東軍司令官負責指導滿洲國政府;此外,關於外交手續,則由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全權大使,使領事等為其下屬,掌管外交事務;關東軍司令官仍保留關於滿洲國日系高級人事的決定權。」此外,關於日本對偽滿的要求事項,「一切均由帝國政府通過關東軍司令官(駐滿全權大使),通知滿洲國使之付諸實施」。偽滿洲國政府的重要事務,不許脫離日本的監督。「其國務院會議之決定事項,於提交參議府會議前,必須使總務長官向關東軍參謀長通報」。「日本人參議應經常領會關東軍司令官的意圖,參加參議府會議,加以指導」等。《現代史資料》(11),第640~641頁。1933年8月8日,日本內閣又通過了一個《滿洲國指導方針要鋼》,即所謂「八·八決議」。該決議則更加明確地規定了對偽滿的指導方針、指導重點、指導方法等問題。其指導方針是,「基於《日滿議定書》的精神,把滿洲國作為與大日本帝國有不可分的關係的獨立國家」。在此方針下,規定對偽滿國的指導,「要順應滿洲國社會的特性,尊重其獨立的體面和舊有習慣」,同時,「要保持帝國的指導威力不斷地潛在躍動」。其指導的重點是,「關於滿洲國的國家根本組織、國防、治安及外交方面的事項,以及關於日滿經濟運營方面的特別重要的基礎事項,以及關於確立國家基礎的重大內政事項」等等。其指導的方法是,「在現制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大使的內部統轄下,主要通過日系官吏來實質地進行」;同時要求「為了使日系官吏成為活動的中心,便於其統制,要維持以總務廳為中心的現行制度」。《現代史資料》(7),第589頁。總之,「八·八」決議確定了關東軍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對偽滿傀儡政權進行「內部指導」的制度。這種制度是在日本既要把東北變為與日本有不可分的關係的殖民地,又要它在外表上保持「獨立」的假象的情況下,所實行的新殖民統治的一種方式。這種制度的實行,充分表現了日本侵略者虛偽、陰險、狡猾的特性。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4)

    關東軍對偽滿洲國的「內部指導」,主要是以「總務廳中心主義」來實現的。偽滿洲國的《國務院官制》規定,總務廳為偽國務院的幕僚機關,凡偽國務總理主管的內部機密、人事、財會、需用等事項,由總務廳處理。但實際上,由清一色日本官吏組成的總務廳,是偽國務院的真正主宰機關。總務長官的職權遠遠超過偽國務總理之上,偽國務總理要秉承總務長官的意旨行事。凡偽國的重大行政事務,一律須經總務長官裁決,方可施行。總務長官不但統轄偽國務院各部、局,還統轄各偽省公署的重大行政事務。偽國務院各部都設置總務司,由日本人擔任司長;各局相應設總務處,由日本人擔任處長;各偽省公署都設置總務廳,由日本人擔任廳長。偽國務院總務長官對各偽部、局、省公署的統轄,就是通過這些日系司、處、廳長實現的。這種以總務廳為偽國務院中心的偽行政組織的特點,被稱作「總務廳中心主義」。    
    日本侵略者自偽滿政權成立之日起,就「在軍部掌握下推行總務廳中心主義」,把偽國的實權掌握在自己手裡,把滿人官吏變成傀儡。對此,當時代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的森島守人曾說:「雖然任命滿洲人擔任國務總理大臣和省長,但那不過是個傀儡,而實權是握在由日本人充任的總務長官和次長手裡。」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中文本,第83頁。按照偽滿國務院《官制》,凡屬政策法令、條約、財政預算等重要國務,都必須經過偽國務院會議審議,即所謂「內閣會議」。然而實際上這個會議是徒有其名的。因為凡是提交到這個會議審議的議案,事先必須得到關東軍的同意才能提交出來。為此,關東軍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個「火曜會議」,出席會議者主要是總務廳長官、各部次長、總務司長等日系官吏,關東軍也派人列席。這個會議成為討論決定偽滿重要「國務」的常設會議,也是偽滿最高決策會議。而「內閣會議」只是對「火曜會議」決定的事情舉手通過罷了。難怪偽執政溥儀後來曾說:「國務院的真正『總理』不是鄭孝胥,而是總務長官駒井德三。」《我的前半生》第319頁。    
    總務廳所以有這麼大的權限,是因為其背後站著關東軍。在關東軍內設有負責統治偽滿洲國的第三課(後改為第四課)。關東軍司令官通過第三課,「利用總務廳作為窗口,對滿洲國進行指導和統治」,第三課是統治偽滿洲國的真正政治中樞。正如森島守人所說:「主管指導滿洲國事務的關東軍第三課,事實上,就是滿洲國政府這種說法,並不言過其實。」日本侵略者對偽滿洲國的統治,實際上是憑借武力實現的。    
    這樣,就形成了日本對偽滿洲國的統治體系。即由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大使代表日本政府與軍部,通過關東軍第三課,以偽國務院總務廳為窗口,對偽國務院和所屬各部、局及各偽省公署,進而對各市、縣,進行操縱和統治。在這一體系中,日系官吏是真正的掌握實權的統治者,而「滿人官吏」則是用以遮人耳目的傀儡。這一體系的維持,完全仰仗日本軍國主義的刺刀。    
    關東軍對偽滿實行「內部指導」的另一條途徑是,通過「日系官吏要職化」實現的。從偽滿政權的人員組成看,大致可以分為「滿系」和「日系」兩個部分。無論何者,其人事決定權完全由關東軍掌握。具體業務由關東軍第3課(後為第4課)決定,再通過偽總務廳進行實施。按關東軍的規定,薦任以上偽官吏的任命,都必須經過關東軍司令官的批准。如果從日本國內任用課長以上官吏,必須由關東軍與日本陸軍省協商決定參見《現代史資料》(11),《滿洲國採用日本人重要職員要領》,第836~837頁。,這個權力是不容改變的。    
    關東軍通過這種權力,打著「五族協和」的旗號,將大量日本人充任為偽滿高級官吏,並佔據了重要崗位。日本政府最初的設想是,以較少的日本人官吏把偽滿洲國控制起來。在偽滿初期的約700~800名高級官吏中,計劃日本人官吏占70~80人,為10%。這就是所謂的「比例制」。與此相適應,日本人官吏必須充任重要職位,如總分廳長官以及偽中央政府各部門副職等重要崗位均由日本人官吏壟斷。「日系」官吏佔據的職位是不能更改為「滿系」官吏的。這就是所謂的「定位制」。在偽滿初期,日本政府規定的在偽滿中央政府機關必須任用日本人的高等職位就有71個。其中偽國務院總務廳長和各總務司長是最重要的日本人人事。偽滿初期,到偽政權中任職的日籍官吏一般都是由關東軍選派的。而被選派的人大都是積極支持關東軍侵佔東北的投機分子,包括退役軍人、關東廳職員、法西斯團體「滿洲青年聯盟」和「大雄峰會」成員、滿鐵的職員等,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滿鐵職員。據統計,到1933年3月,關東軍已從滿鐵抽調244人充任偽政權中的日系官吏,有11人擔任偽國要職。由於這些人素質較低,不適於在偽中央政權從事政治與經濟管理工作,不久,日本政府便和關東軍協商調換了這部分日籍官吏。1932年6月,日本政府從大藏省抽調星野直樹等7人進入東北,分別充任偽滿洲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主計處長、文書以及關稅、會計司長等職。此後日本政府又陸續選派一些行政和技術人員到偽政權中任職,從而加強了日系官吏的力量。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5)

    3偽滿行政機構的演變    
    由關東軍炮製的偽滿傀儡政權,在其存在的14年中,所謂「國體」以及行政機構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時期若干階段。    
    (1)在「國體」方面,偽滿成立初期,實行所謂「民本主義」的民主共和制,元首稱為「執政」。根據《組織法》(偽滿政權沒有憲法,最高法律是《組織法》),執政之下設偽國務院、立法院、監察院、法院和作為執政咨詢機關的參議府。這種體制在形式上效仿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和三權分立,並保持了中國所獨有的監察權,實行所謂「四權分立」。然而實際上這些機構都是虛偽的點綴,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    
    1934年3月,偽滿政體由共和制改為君主立憲制。根據新的偽《組織法》,「滿洲帝國由皇帝統治之」,「皇帝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皇帝不負刑事責任,在國務上實行無回答制,還擁有統帥權等等。這些與原《組織法》相比,明顯增加了封建專制色彩。按新《組織法》,偽國務總理改稱為國務總理大臣,各部總長改稱為各部大臣,偽國務總理大臣是皇帝輔弼者,統轄各部大臣,並在認為必要時可以停止或取消各部大臣的命令。原有四院一府繼續保留,又增設了宮內府、尚書府、侍從武官處,軍事咨議院等機關。    
    (2)隨著偽滿國體的改變,偽中央行政機關也不斷調整。作為偽滿政權最高行政機關——偽國務院,在偽滿成立時,下設有民政部、軍政部、財政部、外交部、實業部、交通部、司法部等7個部。1933年初又增設偽文教部。1934年實行帝制時,仍沿襲8個部。1935年初將原直屬於偽國務院的偽興安總署改為專門處理蒙族事務的偽蒙政部。    
    以實行帝制為契機,關東軍著手在行政人事上進行了大手術。偽滿成立時,為了拉攏漢奸,關東軍平衡各地區勢力,使其各得其位。但這種格局並不利於關東軍推行的中央集權制。於是,1935年5月,關東軍對偽滿從中央到地方的各重要職位又進行大換血。偽國務總理大臣由死心塌地的漢奸張景惠接任,原遼吉兩派漢奸巨頭臧式毅、熙洽被調離重要崗位,臧轉任參議府議長,熙擔任了毫無實權的偽宮內府大臣。其他各部都相應做了很大變動。這次人事大調整使偽滿政權更加傀儡化了。    
    1937年,為進一步加強法西斯殖民統治,日偽當局進行了所謂「行政大改革」,5月8日偽滿政府公佈了《行政改革大綱》,6月5日,又發表了修改後的《組織法》,同時公佈了新的《國務院官制》、《國務院各部官制》和《省官制》、《興安省官制》、《新京特別市官制》等,從7月1日開始實施。    
    這次行政機構改組的宗旨,表面上是為實現偽滿機構的「簡素化」、「一元化」、和「效率化」,特別要防止政治上的「分立化」;實際上是要進一步強化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偽滿各級政權機構的全面控制,使之日本化。為此,日本殖民統治者把目標放在加強偽國務院對各部局的橫的控制和對內外的縱的控制上,即加強偽總務廳對偽滿政權進行橫的和縱的統轄權力,使總務長官更有效地總攬偽滿的一切行政大權。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為了加強對抗日力量的鎮壓和對人民的統治,對一些機構也進行了調整、合併與加強,並協調軍警與行政間的關係。在經濟方面,為適應大規模經濟掠奪計劃的推行,強化了經濟機構對一些重要工業及農產品的統制職能。此外,還強化了地方行政機構的職能,加強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繫。    
    這次機構改組的具體內容是:將偽國務院的原9個部減為6個部,即治安、民生、司法等行政3部和產業、經濟、交通等經濟3部,將原來的實業部改為產業部,財政部改為經濟部,軍政部改為治安部,取消民政部、文教部、外交部與蒙政部,新設民生部,同時在偽國務院內設置內務、外務、興安等3個直屬局和審計局。    
    此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偽滿的行政機構,還有一些小的變動,主要有:1939年1月設立直屬於偽皇帝的軍事咨議院;1940年6月將產業部改為興農部,7月設立直屬於偽皇帝的祭祀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滿行政機構隨著時局的變化,又做過一些變動。主要有:1942年外務局再次升格為外交部;1943年4月將治安部改為軍事部,警察業務移歸總務廳所屬的新設的警務總局,同時,恢復文教部;9月設立了司法矯正局;1944年8月在總務廳設立防空部;1945年3月,民生部改為厚生部,國民勤勞奉公局變為國民勤勞部等。    
    (3)與偽滿政體變更、中央機關改革相適應,地方偽政權機構也發生了變化,偽滿剛成立時,只有遼、吉、黑三省,1933年日軍佔領熱河後增至4省,此外,還有興安三個分省,北滿特別區,偽新京、哈爾濱兩個特別市等。對於地方政權,關東軍確定的原則是,偽滿政權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統治,「不得擅政於地方」。為此,在省級偽政權,開始即實行軍、政、財分權,限制地方的「自立」傾向。但為籠絡漢奸,也採取了某些退讓措施。主要是偽省長兼任偽中央某部總長。實際上,在偽滿初期,一些地方實力派仍然各霸一方。特別是吉林的熙洽拒絕將省庫納入偽國庫,還養私兵3000人,曾引起關東軍的不安。    
    偽滿實行帝制後,於1934年10月公佈了新的《省官制》,原地方公署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而成了偽中央與縣旗間的中間機關。一些地方實力派的偽省長之職也被解除,並將省細分化,即將原4省劃分為14省,以關東軍信任的漢奸充任省長。通過新省制,偽滿加強了中央集權。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6)

    1937年偽滿進行行政改革時,地方行政機構也做了較大的變動。在原有的14個省的基礎上,又增設了偽通化、牡丹江兩省,以及安東、撫順等10個普通市。而後又增設了偽北安省、東安省和四平省,以及阜新、海拉爾兩個普通市,至此,偽滿地方行政機構由19個省、1個特別市、17個普通市組成。在這次行政機構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動向是在各地方機構推行了次長制,原總務廳(司)長一律改為省次長、副縣長、副市長等,這些職位仍由日本官吏擔任,把持著各地方行政的實權。    
    偽滿行政機構雖經幾次整頓、改組,但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和完善法西斯殖民統治。隨著日本殖民統治體系的形成,偽滿政權的中央集權性也不斷得到加強,偽滿的傀儡化也日趨加深了。    
    三關東軍法西斯殖民統治的「國民組織化」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獨裁。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獨裁,就是由法西斯政治集團壟斷國家政治權力,實行法西斯統治。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國民組織化」。即法西斯通過由其操縱和控制的各種「國民團體」,強行將人民的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納入到法西斯統治體系之中,對人民實行專制獨裁統治。這一點日本法西斯表現得尤為突出。從日本國內到日本佔領下的殖民地,都廣泛地推行了「國民組織化」。可以說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東北所實行的法西斯「國民組織化」是最為典型的。其中由關東軍一手炮製和操縱的偽滿協和會,是最突出的代表。它作為關東軍和偽滿政權的別動隊,在日本法西斯對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之前,在東北就有「滿洲青年聯盟」、「大雄峰會」等日本民間法西斯團體,他們與關東軍勾結密切,大力鼓吹「滿蒙危機」,支持發動侵略戰爭。「九·一八」事變後,這批人成為關東軍製造偽滿政權的最得力的幹將。偽滿政權建立前後,雖然關東軍傾注全力鎮壓抗日武裝鬥爭,但抗日烽火仍然如火如荼。這使關東軍認識到,單靠軍事力量根本無法維持其殖民統治。於是,關東軍決定利用民間法西斯,推行「國民組織化」政策,通過宣傳以所謂「建國精神」、「民族協和」為核心的思想戰,來保證其法西斯殖民統治。    
    偽滿政權剛一成立,在關東軍的石原莞爾等人的支持下,「滿洲青年聯盟」骨幹山口重次、小澤開策等召集一批漢奸,籌建協和黨,制訂了以「協和主義」取代和打破「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實現滿洲現住民之協和」,「確立國家統制經濟」等為目標的建黨綱領。4月初,山口、小澤以及漢奸於靜遠、阮振鐸等人,在瀋陽成立了協和黨。不久,關東軍就承認了該黨的「合法性」,並命偽滿政府撥款支持。但是,關東軍不能允許任何脫離於政府之外的政治組織的存在,而且對「黨」這種帶有民主意味的稱呼有所忌諱。於是,關東軍決定改組協和黨,使之成為輔助偽政權的組織。在關東軍參謀片倉衷的指導下,以協和黨為基礎創立了協和會。1932年7月該會在偽都新京成立,關東軍司令官、偽執政溥儀等日偽首腦出席了成立大會。    
    大會推舉偽國務總理鄭孝胥為會長,偽執政溥儀任名譽總裁,關東軍司令官任名譽顧問。其骨幹都是滿洲青年聯盟、大雄峰會以及原自治指導部的成員。並拉攏了一些漢奸以示「協和」。大會發表了協和會《成立宣言》和《綱領》,宣稱成立協和會的目的在於「遵守建國精神」,宣揚「王道政治」,實現「民族協和」。並標榜該會的宗旨是,以「融合民族感情」和「共存共榮」為出發點,剷除「軍閥餘毒」,肅清「赤化思想」,輔助「政府建國」,以及「振興農業」,「改革產業」等等。《宣言》和《綱領》的詞句雖然冠冕堂皇,但其實質是為日本關東軍進行法西斯殖民統治塗脂抹粉,麻痺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以鞏固法西斯殖民統治。    
    那麼協和會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與偽滿政權是什麼關係呢?    
    協和會成立伊始,關東軍和偽滿當局就對其進行了定性,溥儀按照關東軍的旨意發佈了《訓詞》和《敕令》,委婉、含蓄地表達了一個意思:建立協和會是為了進行思想統治。關東軍也表示協和會是「國家機構的團體」。但是,在協和會成立初期,由於吸收許多地方實力派入會,曾與偽滿地方政府產生了某種對抗,引起了關東軍的不安。因此,1934年9月,關東軍對協和會進行了第一次改組,由偽國務院總務廳次長阪谷希一接替山口重次兼任協和會中央事務局長,其他首腦人員也幾乎由偽滿政府中的日本官吏充任。通過這次改組,協和會日益變為「准政府機關」的組織,走向與偽滿政府的一體化。經過幾年的試驗,關東軍認為以協和會作為組織工具,是推行法西斯「國民組織化」的有效方式。於是不斷加強協和會的建設,到1936年出現了所謂「大躍進時期」。是年7月在關東軍的主導下,協和會進行了第二次改組,重新制定了《綱領》、《章程》和工作方針,確認協和會是「惟一永久的舉國一致的實踐組織」,與偽滿政府「表裡一體」。接著9月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的名義,發表了題為《滿洲帝國協和會之根本精神》的聲明,對協和會的性質及與偽滿政權的關係做了定論。文中指出:協和會是體現和維護「建國精神」的進行思想教化的政治實踐組織,它「並非政府之從屬機關,亦非對立機構,乃政府精神之母體」。即如阪谷希一所比喻的那樣,偽滿洲國好比一件衣服,偽滿政府是面,協和會是裡,兩相結合而成為一件裌衣。經過這次改組,協和會發展迅速,1936年時有分會1800個,會員數37萬,翌年就猛增到分會數2607個,會員數81萬人。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偽滿政權被納入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體制之中,為進行「總體戰」的需要,關東軍加快通過協和會進行「國民組織化」的步伐。1937~1938年協和會進行了第三次改組,謀求把協和會真正變為「全體國民」的組織,拓展了吸收會員的廣度,並改變原來的按職業和階層建立分會的原則,規定以地區和崗位建立分會,開展活動,使協和會的活動更加廣泛。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關東軍的法西斯統治體制(7)

    到1940年底,隨著日本法西斯體制的進一步強化,關東軍在東北推行的「國民組織化」運動也更加深入。從1940年底到1941年4月,協和會又進行了第四次改組,重點是徹底實現偽滿政府與協和會的「二位一體制」。通過這次改組,協和會各層次的頭目均由偽政權相應首腦兼任,使偽政權各級官吏獲得了「國民動員指導者」的資格,協和會完全成了「官民一體」的機構,從而實現了「舉國一致」的體制,到1942年5月,協和會的分會數達到4298個,會員數為289萬人。關東軍推行的「國民組織化」基本得已完成。    
    協和會作為與偽滿政權「表裡一體」的政治組織,其根本任務就是通過「國民組織化」運動,把偽滿政權的所謂「國政」貫徹到人民生產與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通過「宣德達情」等活動方式,維護日偽統治,這是日本法西斯推行殖民地化政策的重要表現形式和特徵。    
    協和會在成立伊始,就在其《綱領》中提出了「宣揚建國精神」、「實行王道政治」、「促進民族協和」的任務。其根本點就是要把東北人民變為日本法西斯統治下的「順服臣民」。所謂「建國精神」,就是強迫人民接受偽滿建國的「合法性」;所謂「王道政治」,就是以君主立憲裝飾門面,以中國傳統的「王道治國論」作招牌,實則實行法西斯政治獨裁;所謂「民族協和」,就是強迫東北人民承認「日本是優等民族」,並服從其領導。為完成上述任務,其根本方式就是所謂的「宣德達情」。按照協和會骨幹小山貞知的解釋,「宣德達情」不是簡單的上意下達,下意上達,「宣德就是宣揚帝德,而達情則是將奉仰這種帝德的草民的心情上達」。也就是說,皇帝要愛惜其子民,百姓要尊崇皇帝,上下一心一德。不難看出,這完全是日本天皇至上主義和封建君臣論的翻版。其目的就是愚弄和麻痺東北人民的意志,聽任日本法西斯的擺佈。    
    為實現「宣德達情」的目的,協和會可謂不遺餘力。其主要表現有:1協助日偽當局鎮壓和瓦解抗日武裝。在日偽對抗日武裝進行軍事圍剿過程中,協和會派出了大量隨軍宣撫班,挑撥民眾與抗日武裝的關係,進行各種招降、策反工作。2出版各種讀物,如《協和》、《新青年》、《王道月刊》等,鼓吹「日滿一體」、「王道政治」,腐蝕、毒化東北人民。3發展外圍團體,控制和奴役人民,特別是青少年。早在協和會成立之初,就組織了「滿洲童子團」和各種青年團,1938年將各青少年團體一律改為「協和青年團」,並規定「滿洲國的青少年無論其屬何民族,不分男女,都由協和青年團、少年團予以一元化組成集體」。同年還組織了「協和奉公隊」,強迫人民為偽滿政權服務。此外還有國防婦人會,軍人後援會等團體,都是協和會的外圍組織,協和會對這些團體負有監督與指導責任。4大搞「國民運動」,支持侵略戰爭。如所謂「振奮精神」、「奉獻勞力」、「捐獻錢款」 等各種「國民運動」,大肆搜刮民眾血汗。5大肆進行反共反蘇「防止赤化」的活動。1936年12月,原協和會內設立了「排共委員會」,在各地舉行「排共大會」,還專門培訓對蘇思想戰的骨幹人員,充實到邊境地區開展反蘇活動。    
    總之,協和會的活動遍及東北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次,可謂無孔不入,成為關東軍推行「國民組織化」的主導力量,是日本對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力量。當時東北人民把協和會稱為「蠍虎會」或「協和壞」,表現了人民對它的厭惡與痛恨。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1)

    第六章關東軍的軍事圍剿與東北人民的民族抗爭    
    以日本關東軍為首的日偽軍事圍剿,與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東北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法西斯統治與反法西斯統治的鬥爭。這場長達14年的鬥爭,從關東軍進行圍剿的角度重點分析,大致可以分為四大時期。第1個時期,從「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春,關東軍軍事圍剿的主要目標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第2個時期,從1933年春至1936年春,關東軍軍事圍剿的主要目標是抗日義勇軍等部和由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個時期,從1936年春至1941年春,關東軍軍事圍剿的主要目標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第4個時期,從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關東軍軍事圍剿的重點是所謂「西南地區」的八路軍。下面按各時期敘述日本關東軍瘋狂殘酷的軍事圍剿和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抗日鬥爭。    
    第一節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1931年9月至1933年春)    
    一東北抗日義勇軍奮起抗戰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侵華戰爭,同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隨之開始。中國共產黨率先發出了抗日救國的號召,主張「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愛國人士也積極反對內戰,主張一致抗日。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對日本侵略者的仇視,形成了全國範圍的抗日救國浪潮。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鼓舞下,東北愛國官兵和廣大民眾,衝破國民黨政府的阻撓,以武裝鬥爭與日寇殊死搏鬥,前赴後繼,開闢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東北戰場,用血肉之軀與日寇戰鬥了14年。與此相對應,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政權,為撲滅抗日烽火,以武力和「謀略」等手段,對抗日武裝進行殘酷鎮壓,一場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在東北大地展開。    
    東北抗日戰爭初期的基本特點是,具有全民性和自發性。    
    在東北的愛國官兵、各民族各階層的民眾群起抗日,在各地自發地組織起許多抗日武裝,東北義勇軍是淪陷初期各種抗日武裝力量的統稱。從組成上看主要有:1由原東北軍愛國官兵轉化而來;2由綠林武裝發展而來;3由各階層愛國人士、青年學生組建而成;4由大刀會、紅槍會等幫會組織發展而來。從武裝性質看,可分為:1正規性武裝(原東北軍);2地方性武裝(如自衛團);3民間、社會性武裝(如大刀會等);4綠林武裝。從成分上看:愛國農民約占50%;原軍警官兵約占25%;綠林出身者約占20%;政、工、商、知識分子等約占5%。從組織指揮系統看主要有:1東北軍系統(名義上仍服從國民政府);2救國會系統;3後援會系統;4其他分散各自獨立的系統。從特點上看,義勇軍未能建立統一的領導體系和建制,發展不平衡,帶有較強的自發性和群眾性。從時空看,義勇軍遍及東北四省;大規模武裝堅持到1933年2月,小規模活動持續到1935年。義勇軍累計總人數達55萬。參見孔令波《對東北抗日義勇軍人數為55萬人論證》,《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遼熱地區的抗日義勇軍    
    在遼西、由愛國將領黃顯聲(時任遼寧警務處長)等人在由瀋陽向錦州撤退途中,將散在的抗日武裝編成「遼寧抗日義勇軍」, 為東北義勇軍成立最早的。後由救國會繼續組織,於1931年12月改稱為「東北民眾自衛義勇軍」,委任22路,約6萬人。較為著名的有耿繼周、王顯廷、潘士賢、鄭桂林等部。此外,綠林武裝高鵬振部等也有一定的影響。還有朱霽青組織的「遼吉黑國民救國軍」活動於遼西、熱邊,其中馬子丹、李海峰部較為活躍。    
    在遼南,最早有項青山,張海天、王全一等,後李純華在救國會的幫助下,將各部聯合起來,於1931年底組成以海城為中心的遼南義勇軍,逐漸發展到8路。4個支隊,總人數達3萬人。    
    在三角地帶(遼寧三角地帶系指「滿鐵」路,安奉路所夾面臨黃海的地區,主要有鳳城、安東、岫巖、莊河等縣),卸任警官鄧鐵梅,回故鄉鳳城發動抗日,於1931年10月組成「東北民眾自衛軍」,初時二、三百人,不足1個月就發展到1700人,到1932年3月總兵力達16萬人,編成18個團,3個支隊,1個大刀隊。後被救國會委為第28路。還有劉景文、李子榮,鞠仁清等部也相當活躍。三角地帶的義勇軍總數達到3萬人。    
    在遼東,原東邊鎮守使於芷山投敵後,駐桓仁第1團團長唐聚五起而反抗。在救國會的幫助下,聯絡東邊各縣實力人物及抗日武裝,於1932年4月成立「遼寧民眾自衛軍」,推唐聚五為總司令,初編18路,加上王鳳閣部為第19路。直接控制兵力為7路,約7000人。8月發展到37路,13個大隊(支隊)編成7個方面軍。兵力達10萬人。成為遼寧義勇軍最大的一支隊伍。    
    在遼北、熱邊,1931年10月原東北軍軍官高文斌受張學良之命組建遼北蒙邊專員行署,收編蒙古軍包善一、韓色旺部,組成遼北蒙邊騎兵。還有於德霖、張士林、賈秉彝、趙殿良等部在這一地區活動。    
    遼寧義勇軍的興起與發展,與救國會和後援會的關係密切。至1932年3月,接受救國會委任者發展到54路,27個支隊,6路騎兵,人數達到10餘萬。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編《東北義勇軍概況》。6月初救國會整頓所屬義勇軍,設立5個軍區。遼西為第1軍區,彭振國為總指揮。轄16個梯隊、6個支隊,約7萬人;遼南為第2軍區,王化一為總指揮(由李純華代行),轄17路、6個大隊,約3萬人;遼東為第3軍區,唐聚五為總指揮;遼北、吉南為第4軍區,熊飛為總指揮(因熊時任東北軍騎2師團長未能到任,故該指揮系統未建立),主要隊伍有孫光烈、趙亞洲等部,約萬餘人;遼北、熱東為第5軍區,高文斌為總指揮,編成9個梯隊,10個支隊等,約數萬人。9月,救國會與後援會合作,將軍區制改為軍團制。遼寧境內的5個軍團及接受兩會指導的義勇軍達30餘萬。    
    2吉林省抗日義勇軍    
    關東軍進佔吉林後,原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投敵,原東北軍李桂林、吉興、趙芷香等隨之附逆。但馮占海、李杜、張作舟等部堅決反對。9月24日,馮占海通電表示「堅決與逆寇抗戰到底」《吉林文史資料》(1),第24頁。。隨即率部進軍舒蘭、五常一帶,收編綠林武裝宮長海、姚秉乾部,開展抗日鬥爭。11月12日,吉林省臨時政府在賓縣成立,張學良命原省府委員誠允主持政務,任丁超為護路軍司令,馮占海為吉林警備司令,所部編為3個旅。李杜、張作舟、趙毅等亦服從賓縣政府。    
    1932年1月,關東軍指使逆軍進攻哈爾濱及賓縣政府,馮占海、李杜率部進軍哈埠,聯合丁超、邢占清、趙毅等部禦敵。1月31日,以上各部將領會於哈市,成立「吉林自衛軍」,公推李杜為司令,馮占海為副司令兼右路總指揮,邢占清為中路總指揮,趙毅為左路總指揮,王之佑為前敵總指揮,丁超為護路軍司令。形成了一支以原東北軍為主的抗日隊伍。    
    這支義勇軍基本是與吉林抗日政府同時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接受國民黨政府領導。1932年7月1日,南京政府任命李杜代理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長官,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馮占海為哈綏警備司令,王德林為寧安警備司令,均受副司令長官節制。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2)

    1932年5月,依蘭失守後,馮占海部脫離自衛軍,成立「吉林抗日救國軍」,馮任總司令,全軍編成6個旅,9個支隊,不久發展到12個旅,4個支隊等,最盛時達10萬餘眾,活躍在哈長路,吉敦路之間,給日偽很大打擊。    
    在吉東另有一支較大的義勇軍,是王德林領導的「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王部原為東北軍27旅676團3營,駐守延吉甕聲砬子。1931年12月,王部阻止日軍測量隊,斃敵2人。敵欲消滅王部。王德林毅然奮起,於1932年2月8日宣佈起義,成立國民救國軍,王德林為總指揮,孔憲榮為副總指揮。初為千餘人,後發展迅速,3個月時已達2萬餘人。該部在吉東敦化、汪清、寧安等地非常活躍,成為吉東地區的抗日勁旅。    
    此外,原東北軍營長田霖率部起義,聯合大刀會及綠林武裝,成立了「吉林人民抗日自衛軍」,轉戰於樺甸、蒙江一帶。吉南有宋國榮,毛作彬等義勇軍。吉西有姜榮耀、張廣文、任子青等部活動。還有規模不等的大刀會、紅槍會及綠林武裝等也紛紛組成義勇軍抗擊日寇。    
    3黑龍江省抗日義勇軍    
    1932年2月,馬占山一度降日,黑省軍隊大部隨之。但原綠林出身的新編旅旅長李海青和張錫侯部憤然起義,各率部衝出省城,首舉義旗。張部開往蘭西、青岡等地。李海青率部3千餘人南下,於3月上旬進軍扶余途中,將所部改稱為「東北民眾自衛軍」,李自任總司令,進而克復扶余,圍攻農安,對偽滿震動很大,不到一個月就發展到萬餘人,成為黑省義勇軍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月初馬占山反正,於黑河重建黑省軍政兩署,並成立「黑龍江省抗日救國軍」,馬自任總司令,聯絡各地義勇軍,將所部擴編為9個旅,達6萬餘人。轉戰於北滿,成為黑省義勇軍的主要力量。    
    其後,原省防軍第2旅旅長兼中東路哈滿線護路司令、呼倫貝爾警備司令蘇炳文和省防軍第1旅旅長張殿九,於9月底在海滿舉起義旗,成立「東北民眾救國軍」,通電表示決心「敵愾同仇,共行國難」。《東北血痕》第52頁。蘇炳文任救國軍總司令,張殿九為副司令,謝珂為參謀長,張玉挺為前敵總指揮。此後救國軍聯絡馬占山、李海青等各路義勇軍,在哈滿線一帶與日寇展開血戰。    
    二關東軍的「治安」戰略及措施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依其作戰目的可分為兩種作戰形式,一種是佔領作戰,即以侵佔城市、鐵路交通沿線及軍事要地為主,隨之建立偽政權。另一種是討伐作戰,以消滅抗日政權和義勇軍等抗日武裝為主要目的,鞏固和擴大統治區域,兩種形式是相輔相成,並行發展的。但在偽滿成立前以佔領作戰為主,其後討伐作戰全面展開。    
    隨著關東軍侵略擴大,抗日烽火也愈燃愈烈。消滅義勇軍等抗日武裝,確保所謂「治安」逐漸成為關東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關東軍承認:「兵匪跳梁日甚,鐵路交通幾乎阻斷……甚至奉天亦受兵匪威脅。」《現代史資料》(11),第860頁。對此,關東軍最初採取「以武力根絕」的一邊倒強壓方針。早在1931年10月,參謀本部就已明令:增加賦予關東軍擔負滿洲方面治安維持新任務。至1931年底,除混成第39旅團外,又先後增派混成第4、第9旅團、第20師團等部進入東北。    
    1932年4月,馬占山反正,日軍又增派第8、第10師團進入東北,以增強其侵略力量。4月15日,本莊下令關東軍重新配置:第2師團由哈爾濱退回南滿;第10師團進駐哈爾濱;第8師團進駐遼西,警戒關內及熱河方面;第20師團交接後返回朝鮮;混成第38旅團向敦化、寧安方面討伐。關東軍重新部署後,仍感難於確保「治安」,又向軍部中央請求:「鑒於目前形勢惡化,為確立滿洲國基礎,請再增派1個師團和騎兵1個旅團。」《現代史資料》(7),第485頁。    
    同時,關東軍制定了《平定滿洲方略》《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80~181頁。,規定:1第10師團(轄混成第38旅團)於5月中旬大體完成「平定吉林東部」的任務,爾後分別集結於寧安、哈爾濱。2從5月下旬開始「平定黑龍江省」,由第8師團於齊齊哈爾集結向訥河進攻,再向黑河方面展開攻勢,「消滅敵根據地」;第10師團派出一部向海倫方面掃蕩,策應第8師團;獨立守備隊及第2師團一部警戒沈長、吉長地區。    
    關東軍的戰略企圖是,針對吉、黑兩省義勇軍力量較強這一情況,首先消滅以吉林自衛軍為首的吉林義勇軍,使松花江流域、哈綏路沿線至吉敦鐵路以南,與朝解連成一片,形成吉東治安區。然後調頭肅清黑省中、西部義勇軍,確立黑省治安區。    根據上述計劃和部署,關東軍大規模(動用1 個旅團以上)討伐作戰正式開始。 第10師團由哈爾濱分兩路討伐。一路為村井支隊沿哈綏路向海林、掖河方面出動,後由混成第38旅團接替。另一路中村支隊利用松花江水運向方正、依蘭方面進剿,後村井支隊由哈綏路轉進支援。第2師團主力由吉林向敦化方面討伐,配合作戰。至5月下旬吉東方面的討伐告一段落。此間第8師團在遼西進行了小規模討伐。    
    根據關東軍的要求,參謀本部於4月底下令調在上海作戰的第14 師團轉進東北,承擔原擬由第8師團擔當的討伐北滿的任務。該部5月中旬到達哈爾濱,立即投入到哈綏路討伐戰中。這時吉、黑兩省義勇軍聯合反攻哈爾濱, 關東軍在擊潰吉東義勇軍之後,決定討伐黑省義勇軍。5月23日本莊由瀋陽到達哈爾濱,親自指導平定黑省作戰。24日下令:第14師團從哈爾濱分兩路討伐,一路沿呼海路向綏化、 海倫進攻;一路沿齊哈路向齊齊哈爾出擊,爾後轉齊克路作戰。第10師團伺機返回哈爾濱,接替第14師團防務。於是,關東軍的黑省平原討伐作戰開始了。不久,騎兵第1旅團進入東北,加入第14師團討伐作戰。至7月底此次作戰基本結束。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3)

    6、7月間,第2師團和獨立守備隊在遼寧還發動了第1次東邊道討伐戰。自「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9月,關東軍在朝鮮軍一部配合下,進行討伐作戰大小戰鬥905次,供認死亡約400人,負傷875名。《日本帝國主義滿洲支配》第99頁。    
     6月8日,關東軍根據討伐情況,修改制訂了《關東軍治安維持方針》《現代史資料》(7),第486~487頁。,上報給軍部中央。其中指出:「到1932年未,徹底摧毀具有政治基礎的反滿武裝集團,完成滿洲國治安的總體性建設。」其軍事行動順序為:先確立奉天省治安;5 月消滅李杜、丁超反吉林軍;5月下旬開始平定黑省中原作戰;6至7 月實施剷除馬占山根據地的黑省北部作戰。初秋以後準備熱河作戰。    
    原來關東軍預想,採用大兵團圍剿,各個擊破的戰略,一舉消滅大規模的義勇軍,確立偽滿的治安穩定局面,以便騰出手來解決熱河問題。但春夏季攻勢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義勇軍不但未被消滅,反而有了發展。9 月時東北的抗日武裝達到36萬人。王輔:《日軍侵華戰爭》(1),第254頁。關東軍的估計數為21萬。《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2),第1頁。1932年8月關東軍首腦及幕僚進行大調動,武籐信義新任司令官。 他總結以往的作戰情況,做出了新的戰略決策。在總戰略方針上,改變以前的單純依靠武力圍剿的策略,採取「積極行使武力與以此為背景的合理的政治工作相結合」的治安方針,在作戰方法上,「鑒於在滿皇軍兵力少,不可能到處實施積極討伐」,將以往的全面出擊改為治安重點主義,即「限定各師團任務,節省兵力,集中某一地區進行徹底討伐,爾後逐步肅清其他地區」。在作戰方向上,當時有兩種情況,一是討伐邊境地帶的義勇軍,確立偽滿的疆域安定;另一種是「平定南滿各地群匪,鞏固治安基礎」。武籐決定以後者為主。在討伐期限上,原定至1932年底完成治安總體建設,現改為到1933年夏「殲滅具有政治色彩和強大勢力的匪賊」。《滿密大日記》1932年第11冊(後又延期到1933年末「結束全滿的平定」)《續·現代史資料》(4),第52頁。    
    關東軍根據以上方略,主要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第一,組建和利用偽軍。「九·一八」事變後,原東北軍張海鵬、於芷山、熙洽、吉興等部叛國投敵。偽滿政權建立後以這些軍隊為基礎組建了「滿洲國軍」。初設偽奉天、吉林、黑龍江警備軍等。1932年時偽軍達到31個旅(內騎兵12個旅),14余萬人。王輔:《日軍侵華戰爭》(1),第254頁。在對遼寧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馮占海、黑龍江的馬占山等義勇軍討伐中,偽軍出動,配合了日軍作戰。但此時偽軍初建,素質極差,「指揮官能力甚低」,「部隊營(大隊)以下缺乏獨立戰鬥能力」多田駿:《滿洲國軍政指導狀況報告》。,未能達到協助關東軍進行討伐作戰的水平。    
    第二,設立偽警備區。關東軍為有效討伐義勇軍,實行分片劃區,重點討伐的辦法。1932年7月,偽奉天警備軍設立了沈海、中央、鴨綠江、安奉、遼河、 奉山6個警備區。在偽吉林省先設有「剿匪」司令部及濱江、延吉警備司令部。1933 年4月,新設了吉長、濱江、延吉、綏寧、農安5個地區警備司令部。    
    第三,成立清鄉委員會。1932年10月關東軍為推行所謂「廣義治安對策」,協調日偽軍警各方面鎮壓抗日武裝,成立了從偽中央到地方省縣的各級清鄉委員會。中央由偽國務總理擔任委員長,省縣由偽省縣長擔任委員長,以當地日偽軍警頭目充當委員,其任務是:「負責該地區內的匪賊、自衛團的收編、宣傳及其他治安工作。」《滿洲國史·總論》第327~328頁。為徹底完成討伐作戰及準備對熱河用兵,關東軍多次向軍部中央提出增兵要求,從1932年9月至年底,先後有混成第14旅團,騎兵第4旅團,第6師團進入東北,隸屬於關東軍。混成第38旅團、第2師團撤回原編成地。    
    關東軍按其新戰略,於10月動用混成第14旅團、騎兵第1、第4旅團、獨立守備隊及第2 師團一部等部隊,首先在南滿進行了東邊道討伐。接著在北滿的第14師團、騎兵第1、第4旅團等發動了黑省中原討伐作戰。12月,又增加混成第14旅團進行了討伐蘇炳文作戰。同月,第2、第6師團及守備隊等進行了遼寧三角地帶討伐。1933年初,第10師團及第6、第14師團一部發動了吉東邊境討伐戰。至此,東三省大規模的義勇軍受到嚴重挫折。    
     從「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春,關東軍討伐作戰的主要對象是義勇軍。從時間上看,以1932年9月為界,大致可分為前期和後期。 下面就按時間順序分述關東軍討伐作戰的實況與抗日義勇軍英勇鬥爭的歷史史實。    
    三第1期前期(1932年初至8月)關東軍的討伐作戰1對吉林抗日義勇軍的討伐作戰1932年初哈爾濱保衛戰之後,以李杜為首的吉林自衛軍退守依蘭、方正一帶。2月下旬,李杜、馮占海等部匯合,召開抗日聯合軍會議,商討了佯攻哈爾濱,進襲吉林的作戰計劃,但由於王之佑與敵妥協,使這一計劃流產。敵我雙方形成對峙狀態。    
    3月中旬,關東軍調集第2師團,增援偽吉林軍,向抗日軍發動進攻。西路第3旅團,配有偽軍5個旅,由哈爾濱向會發恆等地進犯;南路第15旅團並指揮偽軍4個旅,由烏吉密向北進攻夾信子等地。    
    西路敵軍於4月初進入桶子溝,受到馮占海部阻擊和迂迴攻擊,偽軍李文炳旅被全殲。後敵重整隊伍再度進犯,雙方在會發恆一帶展開激戰,由於敵過於強大,自衛軍漸次不支,撤出會發恆。南路敵人在夾信子受到邢占清、丁超等部自衛軍的頑強抵抗,後敵增加兵力,自衛軍為避免損失退走。接著敵逼近方正,自衛軍為避強敵,退往依蘭。關東軍於4月上旬佔領方正。    
    自衛軍退出方正後,休整隊伍,準備伺機反攻。此前4月初,馬占山在拜泉召開吉黑兩省軍事會議,商定兩省抗日軍聯合進攻哈爾濱。根據這次會議精神,4月中旬李杜在依蘭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分兵三路反攻哈爾濱。右路由馮占海指揮,中路由楊耀鈞指揮,左路由張振邦指揮(張未出征,由馬則周和劉萬魁代行)。    
    此時,關東軍也調整了部署,由新調入東北的第10師團接替第2師團,擔任哈爾濱地區以及哈綏線的防衛。4月底又將混成第38旅團增調至哈爾濱。於是,從4月下旬開始,敵我雙方在松花江流域和哈綏線之間展開了激戰。4月底,自衛軍以強大攻勢,打得敵人措手不及,一度收復了方正、賓縣、珠河等地,對哈爾濱構成了極大威脅,並使哈綏線處於被我分割包圍的境地。5月初,敵增加兵力後,水路和陸路並進,向依蘭方向發起進攻。由於這時自衛軍主力均在前線作戰,後方留守兵力薄弱,李杜被迫率部向梨樹鎮一帶轉移。丁超心懷異志,獨向寶清一帶退卻。5月16日,關東軍佔領依蘭。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4)

    自衛軍失去後方基地,前方攻勢同時受挫,各路部隊進退維谷,中路和左路部隊相繼退往牡丹江以北地區,右路馮占海部孤軍陷入敵後,掉頭南下重新開闢抗日局面。    
    馮占海部脫離自衛軍後,改稱為「吉林抗日救國軍」,於6月上旬反攻哈爾濱,一度收復阿城,後轉向雙城、榆樹等地,又揮師東進五常,南下舒蘭,與關東軍第10師團及偽軍展開了運動戰,給日偽統治以沉重打擊。8月下旬,馮占海在舒蘭召開軍事會議,制訂了攻取吉林的作戰計劃。月底,救國軍各部已運動到松花江左岸。關東軍得知後,判斷有可能進攻長春或吉林,急忙從敦化、遼陽等地增調兵力,集結於吉林和長春,準備在哈長路和吉敦路之間設立防線,在松花江地區圍堵救國軍。    
    在這種情況下,馮占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仍然決定繼續進攻吉林。9月上旬,救國軍分5路進攻吉林,宮長海組織「決死隊」一度攻入吉林市區,在敵反撲下,前功盡棄。在久攻未克的情況下,馮占海決定撤攻吉林,除留田霖等部在原地牽制敵人外,救國軍主力穿越吉長路,向遼西、熱河轉進。至此,吉林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裝退出了東三省。    
    2對吉東地區「中國國民救國軍」的討伐    
    1932年2月,王德林領導的「中國國民救國軍」成立後,決定首先破壞關東軍正在修築的吉會路並進攻敦化。下旬,救國軍發動攻勢,一舉收復了敦化,在東滿給日偽以沉重打擊。於是,關東軍組成了清水支隊,在飛機的掩護下,發動進攻,經過激戰,救國軍向蛟河方面轉移。後又向寧安一帶發展,與吉林自衛軍聯成一片,從南面對哈綏路構成威脅,使關東軍感到極大不安,遂於3月調集第15旅團和上田支隊等,從哈綏線和吉林、敦化一線向寧安方面夾擊救國軍。面對強敵,救國軍毫不畏懼,利用地理優勢,在鏡泊湖一帶連續伏擊敵人,取得了「鏡泊湖連環大捷」沉重打擊了關東軍的囂張氣焰,被民眾譽為「鐵軍」。    
    關東軍討伐失敗後,調整部署,確定以海林、敦化、延吉為討伐基地,集中第38、第15旅團和第14、第2師團一部,並請求朝鮮軍協助,於4月中旬開始對救國軍再行討伐。在寧安方面,敵第38旅團由哈爾濱沿哈綏線東進,經海林南下進攻寧安,先後與救國軍劉萬魁、張治邦等部展開激戰,因敵過於強大,寧安失守,救國軍總部遷往東寧。在敦化方面,救國軍自4月下旬以來,破襲吉敦路,關東軍遂命第2師團第3旅團組成敦化支隊,向寧安等地討伐,以確保吉敦線安全。救國軍雖與敵奮力戰鬥,但由於寧安失守,各部相繼轉移。敵占寧安後,企圖夾擊寧安至敦化間的救國軍。待增調的第14師團到達哈爾濱後,於5月中旬發動了掖河戰役。救國軍在團山子、胡什哈等地頑強與敵激戰,終因力量懸殊,被迫向穆稜等地撤退。6月救國軍為扭轉不利局面,決定兵分4路強攻敦化。姚振山部一度攻入城內,但因其他部隊進展不利,相繼退出戰鬥。救國軍第2次攻打敦化,雖未克服,但對敵震動很大,迫使關東軍增調部隊,以加強吉敦路的守備。    
    救國軍自成立以來,在北起哈綏路,南至延吉、安圖一帶,英勇抗擊日寇,使關東軍討伐連遭失敗。救國軍南攻北襲,給敵軍以重創。    
    3關東軍追剿馬占山(黑省中原討伐作戰)    
    1932年4月,馬占山反正後,至黑河途中於拜泉召開吉黑兩省抗日軍聯席會議,商討了聯合作戰反攻哈爾濱的計劃。會後各部按計劃,分別向哈爾濱展開攻勢。程志遠等部由齊齊哈爾向東進攻,吳松林、鄧文等部由呼海路南下進攻,李海青部由扶余北上增援,李杜吉林自衛軍由依蘭向西反攻。5月初各路義勇軍相繼發起進攻,對哈爾濱形成包圍態勢。此時,關東軍討伐的重點在於進攻吉林自衛軍和哈綏路,防衛哈爾濱兵力較弱。但此前關東軍為迅速完成在北滿的討伐作戰,已調第14師團進入東北。該師團主力於5月10日到達哈爾濱,敵我雙方在哈爾濱周邊展開激戰。哈埠局勢連連告急。關東軍不得不調整部署,將第14、第10師團集中到哈爾濱,全力對付義勇軍。下旬,關東軍出動平松支隊向肇東方面李海青部進攻,第28旅團沿呼海路向綏化進攻,並調偽軍張海鵬、吉興等部進行堵截。在強敵面前,義勇軍進行了英勇戰鬥。李海青部與敵在三肇地區戰鬥數日,因後方基地扶余丟失,轉向豐樂鎮一帶。吳松林、鄧文等部在呼海路,冒雨頑強抵抗敵軍,激戰後退向海倫。5月底,馬占山抵海倫,召開軍事會議,分析目前形勢,決定採取游擊戰術,堅持抗戰。不日,關東軍分數路逼近海倫,馬占山各部略作抵抗後,撤出海倫,關東軍於6月1日佔領海倫。    
    而後,關東軍認為,馬占山部是確保偽滿治安的最大「匪患」,決定徹底消滅之。6月上旬,關東軍得到情報,馬占山在海倫西北……於是,本莊司令官下令第14師團全體出動,並指揮偽軍,分三路夾擊馬占山。然而馬占山巧妙穿過敵間隙,轉移到了拜泉一帶。關東軍第1次討伐撲空而歸。由於馬占山部多為騎兵,行動敏捷,飄忽不定。關東軍為有效對付馬占山,要求軍部中央增派騎兵旅團。於是,軍部下令將日軍惟一的騎兵第1旅團調往東北。該部隊於6月中旬到達齊齊哈爾,加入關東軍序列。接著本莊親自到哈爾濱佈置第2次討伐馬占山行動,布設了三道封鎖線,以騎兵旅團為討伐主力部隊,向拜泉方向追剿馬占山。然而除與馬軍小部隊遭遇外,未有戰果。    
    面對關東軍實行的大兵團圍剿的戰術,馬占山則採取游擊戰術,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成幾十個獨立隊,每隊300~500人,這種小部隊行動靈活,對大股敵人進行襲擾,打完後無影無蹤;對於小股敵人則聚而殲之。這樣,關東軍雖來勢兇猛,結果卻是「空跑龍套」。在7月間,關東軍又出動部隊,在慶城、東興鎮、安固鎮等地連續追剿馬占山,前幾次總是跟在馬占山的屁股後面跑,直到7月底才於安固鎮伏擊成功。當時,馬占山率部800多人渡過海倫河,以為已突出敵包圍圈,放鬆了警惕,遭到敵人襲擊,經三天激戰,義勇軍損失慘重,馬占山僅率少數人突圍進入深山老林,然後輾轉40餘日,於9月上旬在龍門重新出現。    
    關東軍對馬占山的圍剿,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討伐。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親自出馬督戰,動用了第10、第14兩個師團和1個騎兵旅團,以及海軍派遣隊和飛行部隊,並有偽軍相配合。可謂陸海空立體作戰,步騎炮全兵種協同,動用兵力占當時關東軍總兵力的一半。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5)

    4對遼寧義勇軍的討伐    
    如上所述,1932年8月以前,關東軍的大規模討伐,主要針對力量較為強大的集團性抗日武裝,如吉林的李杜、丁超、馮占海、王德林,黑省的馬占山、李海青等,其重點在吉黑兩省。對於遼寧,關東軍於1932年1月初佔領錦州後,東北軍撤入關內,省內的義勇軍尚未形成大集團抗日武裝,多以幾百人至幾千人的小股武裝抗擊日軍,只有唐聚五領導的「遼寧民眾自衛軍」是較為強大和集中的抗日武裝力量。遼寧義勇軍雖然規模較小,但抗擊日寇的時間較早,程度也相當頻繁和猛烈。與此相應,關東軍在遼寧的討伐也多是小規模的,其特點是以確保鐵路沿線和重要城鎮為基點,而採取戰略上的守勢性討伐。至1932年8月關東軍在遼寧的主要討伐有:1931年12月中下旬,關東軍為進攻錦州,穩定後方進行的討伐。1932年1月,第2、第20師團對瀋陽地區和遼西的討伐。5~7月,第8師團對遼西的討伐;日偽軍對東邊道的第一次討伐,8月初對遼南的討伐等,其中以東邊道討伐規模較大。    
    遼寧民眾自衛軍成立以來,聲勢浩大,日偽當局將其視為「東邊之患」,十分恐慌,著力討伐。1932年5月,偽軍於芷山部3個團向新賓進攻,被自衛軍李春潤等部擊潰。6月上旬,駐朝鮮日軍協助關東軍越境討伐,佔領了長白、臨江、輯安等地,從東面圍攻自衛軍。同時關東軍出動平田支隊和佐籐支隊向新賓和朝陽鎮討伐,於19日攻佔新賓。後在自衛軍的反攻下向山城鎮退走。此外,還有偽軍田德勝部和廖弼宸部向金川和三源浦討伐,均被自衛軍擊退。最後日偽對東邊道的第1次討伐以失敗而告終。    
    日軍在遼寧的討伐中,古賀騎兵聯隊被殲是一件頗為重要的事件。日軍佔領錦州後派第38旅團騎兵第27聯隊長古賀傳太郎中佐率騎步兵百餘名進剿遼西。1月6日進佔錦西縣政府所在地江家屯。當地民眾得知敵兵侵入,集會龍王廟,推舉劉存起為首領,組成5個中隊,決心消滅敵人。古賀驕矜狂妄,未把義軍放在眼裡。9日古賀率隊出動,午前在龍王廟附近受到義軍伏兵迎頭痛擊,後撤至西園子,再次遭到襲擊,古賀企圖奪取村中炮樓的制高點,被劉國忱等12勇士擊中死去。殘敵逃回縣城。同日由松尾秀治少尉率領的25人補給隊,由錦州返回錦西途中,被當地農民全殲。兩次戰鬥共殲滅古賀聯隊長以下60餘人。敵驚呼這次事件,「實在是滿洲事變以來最大的悲慘事件」《協和》1932年第2期。。這個事件完全是當地民眾,依據自己的武裝,以劣等兵器抗擊裝備精良的日軍大隊,一次戰鬥就殲敵幾十名,說明了民眾力量的強大,擊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四第1期後期(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關東軍的討伐作戰1932年8月前,關東軍的討伐作戰,主要是針對馬占山領導的黑龍江抗日救國軍和李杜領導的吉林自衛軍、馮占海領導的吉林抗日救國軍等較大規模的抗日武裝集團進行討伐。但由於關東軍兵力有限,戰線過長,其效果並不明顯。東三省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仍然如火如荼,對日偽統治構成極大威脅。    
    1932年8月,日本軍部對關東軍首腦機關進行了調換,任命武籐信義大將接替本莊繁為關東軍司令官,其他骨幹人員,除板垣征四郎繼續留任外,均進行了大換血。武籐上任後,提出了新的「治安方針」,決定「逐次恢復和鞏固滿洲國內地的治安」,將原有的防禦性討伐改變為進攻性討伐。其戰術特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其作戰順序是,由南滿轉向北滿再轉向東滿。其討伐手段仍然是「武力第一主義」。其討伐作戰主要有:東邊道討伐作戰,「吉京奉龍」四角地帶討伐作戰,黑省中原地區討伐作戰,東滿地區討伐作戰,遼寧三角地帶討伐作戰等。    
    關東軍為增強討伐力度和準備進攻熱河,在司令部機關大調動的同時,所屬部隊也不斷加強。1932年8月至1933年春,有第6師團、騎兵第4旅團(1933年初與騎兵第1旅團組成騎兵集團)混成第14旅團等部隊調入關東軍。此時關東軍兵力為4個師團(「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主力部隊第2師團於12月調回日本)、2個騎兵旅團、1個混成旅團。    
    1第2次東邊道討伐作戰    
    遼寧民眾自衛軍挫敗敵第1次討伐後發展迅猛,8月隊伍擴編為7個方面軍,在沈海路發起破襲戰,並向偽軍於芷山老巢山城鎮發動了進攻,對日偽震動很大。其中第11路軍梁錫福部於9月15日襲擊撫順對敵破壞很大;次日關東軍為進行報復,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平頂山慘案。接著開始了對東邊道的第2次大討伐。10月初武籐下達了討伐命令,關東軍出動了兩個騎兵旅團、1個混成旅團和第2師團一部,以及守備隊、偽軍等從東西兩面分數路進行討伐。西路敵騎兵第1旅團,在柳河、金川、輝南等地與自衛軍展開激戰,其中自衛軍第16路一部在二密附近與敵拚搏,全部壯烈殉國。西路另一路敵人混成第14旅團向新賓方向進攻,與李春潤部進行激戰,李部抵抗後撤往桓仁一帶。東路敵第2師團等部由中朝邊境向通化進攻,很快突破自衛軍防線,逼近通化,唐聚五隻好下令向撫松轉移。10月中旬敵東西兩路匯合,佔領通化。同時南路敵騎兵第4旅團從安東等地向桓仁方面進攻,自衛軍在太平哨等地略作抵抗後轉移。敵於10月20日佔領桓仁。    
    唐聚五率部抵達撫松後,由於駐撫松的王永成暗中投敵,唐已無法立足,遂決定自衛軍各部分別行動,唐本人化裝入關。至此,自衛軍大部潰散,一部由郭景珊率領,歷盡艱險,轉進熱河,關東軍對東邊道的討伐作戰告一段落。    
    2「吉長奉龍」四角地帶討伐作戰    
    緊接東邊道討伐作戰之後,關東軍又開始對由奉天、海龍、吉林、長春構成的四角地帶進行討伐。10月27日,武籐下令集中混成第14旅團以及偽軍,統歸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井上忠也指揮,按地區分成三個討伐隊,由東向西「梳篦」式掃蕩,至11月下旬基本結束。這次討伐使活動於這一地區的三江好、殿臣、宋國榮等義勇軍遭受較大損失。    
    3黑省中原地區討伐作戰    
    1932年9月,馬占山脫險後,重整隊伍,再次掀起抗日高潮。是月,馬占山在雅魯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分四路攻打齊齊哈爾,從下旬開始各部按計劃行動起來,關東軍承認,「9月下旬群匪叛軍迭出,擾亂該省中原的治安」。當時關東軍在北滿的配置是,第10師團負責哈爾濱及哈綏路、呼海路的防衛;第14師團集結於齊齊哈爾,負責哈滿路、齊克路的安全。於是,義勇軍的反攻作戰和關東軍的討伐作戰,在黑省中原展開。    
    戰鬥首先在昂昂溪展開,南路救國軍李海青部於9月下旬發起進攻,敵急派原支隊、松田支隊等增援,李部與敵激戰數日,終因寡不敵眾,於10月初轉向安達。此役李部傷亡較重,義勇軍鄧文部於10月初攻打安達,殲敵千餘,佔領縣城,切斷了中東路。中旬,敵調動第27旅團,平田支隊等部,分幾路向安達反攻,鄧文部漸次轉入沼澤地帶,敵未敢追擊。而後敵轉攻肇東李海青等部,義勇軍採取游擊戰術,向西轉移,此次敵軍討伐未達到圍殲義勇軍的目的。11月初,鄧文、李海青等部再次向安達發起攻勢,重占縣城,敵急派岡原支隊及偽軍出動討伐,但在義勇軍的策反下,偽軍檀自新部起義,配合義勇軍將日軍擊潰。後因拜泉危機,鄧文率部回師。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6)

    東路義勇軍樸炳珊部於10月中旬由拜泉向泰安鎮進攻,偽軍薩團倒戈,配合義勇軍殲滅日軍守備隊長林輝人以下40餘人,收復泰安鎮,敵得知後,增派戶支隊、種村支隊,以及克山警備隊,增援反攻。雙方在貝子府展開激戰,是役義勇軍全殲了由川崎長雄率領的一中隊日軍58人。後由於敵克山守備隊突襲泰安,義勇軍力戰不支,退出泰安鎮。    
    南路義勇軍徐海亭等部,於10月初開始破襲齊克路,並很快包圍了關東軍拉哈警備隊。敵無法與拉哈聯絡,陸續增派部隊前去解圍。至月底,義勇軍圍攻拉哈達半月之久,由於敵增援部隊陸續趕到,義勇軍彈藥不足,疲憊不堪。遂放棄圍攻。此役殲敵600餘人,其中尉官以上十幾名,義勇軍也傷亡900餘人,團長田俊峰等犧牲。    
    到11月初,反攻省城的各路義勇軍相繼受挫,原計劃已難實現。而關東軍鑒於北滿情況日益嚴重,於東邊道討伐結束後,急調騎兵第1、第4旅團等部隊北上至齊齊哈爾。黑省中原形勢開始發生逆轉。義勇軍由攻勢轉入守勢,關東軍則開始了進攻性討伐。    
    11月上旬,關東軍首先從拉哈向泰來進攻義勇軍徐海亭部,義勇軍在諾漠爾河一帶抗擊日軍後撤往嫩江方面。之後敵全力進攻義勇軍抗日基地拜泉。11月中旬敵集中騎兵兩個旅團等部隊,分五路四面合圍拜泉,黑省中原的最後大戰展開,敵騎兵第1旅團是這次討伐的主攻部隊,該部隊由克山向拜泉進攻,義勇軍鄧文、檀自新部與敵在癩馬溝一帶激戰數日,雙方損失相當。同時,敵黑田支隊,谷支隊、騎兵第4旅團等從南面和東面一齊壓向拜泉。至19日,義勇軍被壓縮在拜泉附近。在此緊要關頭,鄧文等將領仍決心抗戰到底,進行了積極的佈防。從20日起,敵在飛機、戰車的掩護下,發動猛攻,義勇軍與敵浴血奮戰,後鄧文率隊向南突圍。此役敵傷亡千餘人,義勇軍也傷亡或潰散6千餘人。而後,敵繼續追擊義勇軍到中東路以南,於12月上旬才停止追擊。至此,義勇軍喪失了在黑省中原的抗日根據地,隊伍受到較大損失。    
    4海滿地區討伐作戰    
    所謂「海滿」即海拉爾和滿洲裡,該地區原屬黑龍江省呼倫貝爾區,「九·一八」事變前駐有省防軍步兵第1、第2旅和東北騎兵第2旅。馬占山就任偽黑龍江省省長後,該地區也掛上了偽國旗,但實際上仍保留了一塊淨土,由原第2旅旅長蘇炳文掌握實權。8、9月間,關東軍企圖更換具有抗日傾向的將領,引起廣大官兵的義憤。9月27日,在蘇炳文的領導下舉行起義,一網打盡了該地區的日軍勢力,組成抗日武裝——東北民眾救國軍,通電全國,決心共赴國難,收復失地。並立即調動部隊準備反攻省城。    
    關東軍聞訊後,立即調集第2聯隊等部隊,組成中山支隊,向救國軍進攻,雙方在富拉爾基展開爭奪戰。我軍苦戰7天後,富拉爾基於10月9日失守。不久,蘇炳文聯絡馬占山,決心共同反攻省城。經整頓後蘇部進行反攻,於下旬奪回富拉爾基,向省城逼近。    
    這時,由於關東軍討伐重點在南滿,北滿兵力相對較弱,對於救國軍的進攻疲於應付。因此,關東軍一度採取「以武力為背景的政治工作」,製造「和談」騙局,企圖誘降蘇炳文,然而這一工作未能奏效。    
    11月下旬,關東軍的黑省中原討伐作戰基本結束,遂調過頭來欲以武力解決呼倫貝爾問題。於是,關東軍調集第14師團、騎兵第1、第4旅團、混成第14旅團等,從11月底發起大舉進攻。救國軍偵知敵情後,將前方橋樑樞紐破壞,並將部隊撤至碾子山第三道防線,準備抗敵。    
    12月初,關東軍分三路開始進攻,服部支隊擔任主攻,直撲扎蘭屯,救國軍雖奮力抵抗,仍未能守住。平賀旅團進攻碾子山,我軍兩千餘名官兵浴血抗敵,死傷300餘人,由於退路已被切斷,該部剩餘官兵在張玉挺等率領下,向南轉進熱河。而後,救國軍又準備在博克圖設立防線,但現有兵力已無法與敵抗衡,蘇炳文決定保存實力退入蘇境。12月4日晨,蘇炳文和馬占山率官兵及民眾4000餘人退入蘇境。行前發表通電,仍決心「與寇周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救國旬刊》第30期。。5日,關東軍攻佔海拉爾,6日佔領滿洲裡。至此,蘇炳文領導的海滿抗戰和關東軍對東北民眾救國軍的討伐基本結束。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1期(7)

    5吉東邊境討伐作戰    
    王德林救國軍主力退守東寧後,整頓隊伍,於8、9、10三個月向吉敦路和寧安一帶反攻。僅據關東軍承認,此間吉敦路遭襲擊達27次。《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1),第292頁。9月初救國軍收復安圖,中旬第3次攻打敦化,激戰10餘日,功敗垂成。此時,由於關東軍主力在黑龍江省集中討伐馬占山,因此在東滿採取了防守戰略,在救國軍猛攻下,忙於應付。    
    12月,關東軍結束在北滿的討伐後,調集兵力,轉向討伐東滿抗日軍。12月24日,關東軍下達第453號作戰命令,調集第6、第10、第14師團,並指揮憲兵隊及偽軍,向王德林救國軍發動進攻。敵之企圖是,沿哈綏線突擊,將李杜的吉林自衛軍和王德林的救國軍南北分割,然後各個擊破。    
    李杜率領的吉林自衛軍,自依蘭失守後,以梨樹鎮為中心的抗日基地,仍控制著穆稜、寧安、密山、勃利等8縣全境。    
    1933年初,關東軍第8旅團首先向哈綏路要隘磨刀石進攻,救國軍李延祿部奮力抗擊後撤往五虎林一帶。關東軍繼而進攻穆稜,救國軍鄭興等部抵抗後退向東寧。接著關東軍兵分幾路,分別向密山、梨樹鎮、綏芬河等地進攻。竹本支隊於1月5日進抵綏芬河,自衛軍關慶祿部不戰降敵,中東路被敵控制。關東軍第10師團主力園部支隊,向吉林自衛軍總部進攻,自衛軍雖節節抵抗,仍無法阻敵。李杜由梨樹鎮退往密山,再轉虎林。日軍跟蹤追擊,於1月9日攻進虎林,李杜被迫乘雪橇過烏蘇里江退入蘇境。飯支隊由佳木斯向寶清丁超部進攻,丁超見敵大兵壓境,本來抗日意志就不堅定,遂投降日軍。    
    關東軍在進攻中見吉林自衛軍無力抵抗,遂調整部署:除小部繼續跟蹤追擊外,園部支隊由梨樹鎮南下,向東寧方面王德林救國軍進攻,同時要求駐朝鮮日軍配合作戰。救國軍在敵進攻面前,積極設防進行抵抗,終因寡不敵眾,面臨「彈食告絕,萬難支持」的局面。經各將領商量,決定化整為零,伺機再起。王德林率親隨退入蘇境,東寧於1月14日被敵佔領。後吳義成、周保中等收容潰散部隊,編為1個游擊軍,繼續戰鬥。    
    至此,關東軍宣稱「盤踞東部國境方面的叛軍兵匪已大部殲滅」《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1),第121頁。,吉林抗日自衛軍和救國軍所進行的大規模抗日戰爭遂告失敗。    
    6對遼寧三角地帶及其他地區的討伐    
    遼寧三角地帶,是指安奉路以西、滿鐵路以東、南臨黃海的安東、鳳城、岫巖、莊河等地區,在這裡由鄧鐵梅領導的東北民眾自衛軍,以及救國會所屬的李子榮部,劉景文部等相當活躍。偽軍多次圍剿均告失敗。關東軍在東邊道擊潰唐聚五的遼寧民眾自衛軍後,把「南滿治安」的下一個重要目標指向三角地帶。    
    1932年12月上旬,關東軍調集第2師團主力、獨立守備隊,以及偽軍組成岫巖和莊河兩個討伐隊,圍剿抗日義勇軍。岫巖討伐隊在大偏嶺、關門山等地與義勇軍劉景文、李純華等部進行了激戰,義勇軍利用地理優勢,多次伏擊敵人,在黃花甸戰鬥中擊斃了日軍中隊長,殲敵140餘人。莊河討伐隊於12月中旬進入莊河境內,受到大刀會的圍攻,偽靖安軍隊顧問森秀樹被擊斃。而後敵增加兵力,從東西兩面夾攻自衛軍根據地龍王廟,鄧鐵梅由於缺乏對付大規模圍剿的經驗,被敵各個擊破,義勇軍被迫轉入山林地帶。    
    12月中旬以後,由於第2師團換防撤回日本,敵攻勢有所減弱,自衛軍再度出擊,劉景文部於21日夜襲岫巖縣城,予敵重創。月底,敵增加騎兵第6聯隊等加入討伐,集中進攻岫巖,使劉景文部損失不小,劉部被迫向東轉移,接近鄧、李。敵遂跟蹤追剿,在文家街、紅花嶺等地,遭到義勇軍襲擊 。1933年1月,敵疲於追擊,逐次收兵。    
    這次討伐使義勇軍損失較大,劉景文部減員近半,李子榮部基本瓦解,鄧鐵梅部由戰前的15萬餘人減少到5000餘人。關東軍亦有相當損失,據其自稱,戰鬥50餘回,傷亡80餘人。據我方資料,戰鬥傷亡不少於200餘人。    
    繼遼寧三角地帶討伐之後,關東軍又於1、2月間在遼西和遼河地區進行了大規模討伐,其目標是王全一、老北風等義勇軍。經過激烈戰鬥,義勇軍損失不小,李純華率領的主力部隊,突破敵人包圍,轉進熱河,餘部在當地仍堅持游擊戰爭。    
    這期間東北民眾自衛軍得以休整,於3月再次掀起抗日高潮,第3次攻打岫巖,雖未攻破,但對敵震動很大。4月,敵對三角地帶進行了第2次討伐。在反討伐鬥爭中,義勇軍浴血奮戰,劉景文部損失較重。鄧鐵梅部被迫離開老根據地,轉入山區,抗日武裝鬥爭轉入低潮。    
    至1933年3月熱河淪陷後,東北地區大規模的抗日義勇軍相繼失敗或瓦解,總人數由最盛時的30萬人(也有40萬之說)銳減到7萬人左右。抗日義勇軍的武裝鬥爭雖然失敗了,但是其在抗日戰爭史上的作用和意義十分重大。首先,義勇軍的鬥爭衝破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響了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極大地鼓舞了中華民族的抗日鬥志,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其次,義勇軍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以關東軍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緩了日本侵華的進程。據日偽官方報告,自「九·一八」事變至1933年2月,日偽軍戰死人數為6541名,平均每月討伐150多次,陣亡官兵73人,日軍屍體從中國東北經神戶運回日本者,平均每月50具。《救國時報》第9期。這個數字顯然是日偽當局縮小了的統計。據周保中估計,到1933年上半年,日軍被擊斃總數在25萬人以上。再次,義勇軍的鬥爭表明了中國人民不願做亡國奴的心願,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製造偽滿洲國的陰謀。最後,義勇軍的鬥爭為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積累了經驗教訓。反映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寫下了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光輝篇章。抗日義勇軍的將士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1)

    第二節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1933年5月至1936年3月)    
    一東北抗日義勇軍繼續戰鬥東北人民革命軍興起    
    熱河戰役後,東北四省全部淪陷。各大集團抗日義勇軍相繼潰敗,抗日武裝鬥爭受到很大挫折。但東北人民並沒有屈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新的抗日鬥爭局面開始形成。一方面原有的一些抗日義勇軍繼續頑強戰鬥,一方面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越來越強大,逐漸成為東北抗日戰場的主導力量。1抗日義勇軍繼續戰鬥    
    抗日義勇軍繼續在各地堅持戰鬥的主要隊伍有:    
    在遼東,原自衛軍系統的王鳳閣部較為完整,仍有3千人,活躍於通化、輯安等地;方春生、梁錫福、徐達三、英若愚等部也擁眾千人,堅持鬥爭。在遼寧三角地帶鄧鐵梅部仍英勇抗戰。1934年5月鄧鐵梅殉國後由苗可秀組成「少年鐵血軍」;後由白君實等領導繼續戰鬥。李春潤部由新賓轉到鳳城一帶,會同李春光部堅持鬥爭。劉景文也重整隊伍與敵鬥爭。在遼南張秉林(小北風)、顧冠軍(靠天)、盧士傑等部,各率隊5000餘人開展游擊戰爭。在遼西有高鵬振(老梯子)、賈秉彝等,在遼北欒法章領導的「遼寧中央地區民眾抗日自衛軍」威震一方,其隊伍發展到4000餘人。 還有金山好、趙亞洲等部也都頑強抗擊日偽。    
    在熱河較有影響的有:藍天林創建的「抗日滅滿救國軍」,發展到3000餘人。李天德領導的「熱東抗日救國義勇軍」,在喀左、朝陽、建昌一帶打擊敵人。郭文聯領導的「仁義軍」,人數幾百,但威震敵膽。王文福(王老鑿)率領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隊伍,在朝陽山區一直堅持抗戰到光復。    
    在吉東,原救國軍由代理司令吳義成和總參謀長周保中,將所部整編為4 個路軍和1個救國游擊軍。主要有吳義成、周保中、姚振山、柴世榮、李延祿等萬餘人。在下江地區原自衛軍孫朝陽、陳子鄂、郭懷堂、劉化南、李華堂等部5000餘人堅持鬥爭。陳大凡等在綏濱、樺川組織抗日軍1700人, 高玉山在虎林成立東北國民救國軍,擁眾5000~6000人。吉南宋國榮有千餘人等。    
    此外,大刀會、紅槍會、綠林武裝等離散後潛伏各地,成為小股的反日山林隊或百十人、或幾百人,大小數百支,出沒無常,襲擾敵人。    
    2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堅決抗日的決心,但當時黨在東北的力量薄弱,且受錯誤路線的影響,黨的影響和作用並不大,但仍派人深入義勇軍開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同時也組建了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    
    在南滿地區,磐石游擊隊創立較早。在中共磐石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得到滿洲省委等的支持和幫助,於1932年6月4日,在磐東小金廠成立了「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對外稱「滿洲工農反日義勇軍第1軍第4縱隊」。11月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楊靖宇到南滿巡視,將隊伍整頓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南滿游擊隊」。1933年初再經整頓,由袁得勝任總隊長,楊靖宇任政委,下設3個大隊,1 個教導隊。 到1933年5月底,隊伍發展到300餘人。成為南滿抗日骨幹力量。    
    南滿另一支游擊隊為海龍游擊隊。抗戰初期,中共海龍縣委派人到遼寧民眾自衛軍第9路包景華部開展工作。1932年底第9路瓦解, 海龍工農義勇軍獨樹戰旗。    
    1933年1月經楊靖宇整頓,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7軍海龍游擊隊」。後與義勇軍蘇劍飛部會合,發展到80餘人。    
    在東滿地區,有4支黨創建的抗日隊伍。1931年12月,中共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提出創建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在延吉、琿春、汪清、和龍等縣開始創建游擊隊。    
    在汪清縣,1932年3月在小汪清成立了以金哲為隊長的游擊隊。在王德林救國軍中成立了別動隊。11月別動隊及從寧安、安圖退下來的抗日隊伍加入游擊隊,組成汪清游擊大隊,梁成龍任大隊長,下分3個中隊。    
    在琿春縣,以先期成立的別動隊和赤衛隊為基礎,於1932 年夏,在大荒溝成立了以姜錫煥為隊長的嶺北遊擊隊,在煙筒砬子成立了以姜一武為隊長的嶺南遊擊隊。11月兩部合併為琿春縣游擊隊。1933年4月, 吸收救國軍吳義成部30餘人,成立了琿春遊擊總隊,孔憲琛任總隊長,樸泰益為政委。隊員120 餘人。    
    在和龍縣,1932年春夏,在開山屯、大砬子、平崗、三道溝組建了4支小游擊隊。同年秋各隊集中組成和龍縣游擊隊,1933年春擴大為游擊大隊,大隊長張承漢,政委車龍德。隊員80餘名,槍械50餘支。    
    在延吉縣,1932年春,在依蘭溝和老頭溝成立了兩支游擊隊,後吸收花蓮裡赤衛隊及山林隊,於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縣游擊大隊,大隊長樸東根,政委樸吉,分3個中隊,130餘人。    
    在以上游擊隊的基礎上,1933年春,東滿特委組成東滿游擊隊,王德泰任大隊長,各縣游擊隊編為中隊,總計200多人,槍械80餘支。並在4縣地區建立了10塊抗日游擊根據地。    
    在吉東地區,先後組成了綏寧救國游擊軍、饒河農工義勇軍、密山游擊隊、寧安游擊隊等。    
    綏寧救國游擊軍:1932年冬王德林救國軍趨於瓦解,綏寧中心縣委決定將李延祿領導下的補充第1團和赤衛2團3營從救國軍脫離出來,於1933年1月組成抗日游擊總隊,後聯合救國軍王毓峰、馮寧臣部,成立「東北抗日救國游擊軍」,李延祿任司令、孟經清任政委、張建東任參謀長,下轄3個團,2個獨立營和1個游擊支隊,全軍共800餘人。後轉進密山地區。    
    寧安游擊隊:1932年4月,黨派周保中到寧安開展抗日鬥爭。5月寧安中心縣委組建了綏寧工農義勇軍,不久加入了汪清游擊隊。同時派人到抗日隊伍「平南洋」中開展工作。1933年5月,將其改編為「寧安工農義務隊」,大隊長李荊璞,下轄6個分隊。1934年2月,周保中聯合救國軍柴世榮部等,與寧安工農義務隊組成「綏寧反日同盟軍」。5月寧安縣委又組建了寧安反日游擊隊。一度受挫,8月重建,隊長馬連山,政治指導員陳翰章,有隊員62人。    
    饒河農工義勇軍:1932年10月,在饒河縣委的領導下,組成了以崔石泉為首的6人特務隊。1933年4月發展到40餘人,在大葉溝成立了「饒河農工義勇軍」,崔石泉任隊長,金文亨為政治部主任。不久加入救國軍高禹民部,編為第1 旅特務營。1934年2月重新獨立,改為「饒河民眾反日游擊隊」, 成為活躍在虎饒地區的抗日中堅力量。    
    密山游擊隊:在密山一帶,中共密山縣委於1934年3月20日組建了密山游擊隊,隊長張寶山。隊員34名。不久,張寶山叛逃,改由周子岐任隊長。    
    在北滿地區,黨創建的抗日武裝主要有巴彥游擊隊、珠河游擊隊、湯原游擊隊、海倫游擊隊等。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2)

    巴彥游擊隊:共產黨員張甲洲回故鄉發動抗日,於1932年5 月組成「東北工農義勇軍」江北騎兵獨立師,下設2個中隊,200餘人。6 月滿洲省委派軍委書記趙尚志等人幫助整頓隊伍,趙任參謀長,下轄3個大隊和1個模範隊。8月攻下巴彥縣城時達700人。11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6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師長,趙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轄3個團。後屢遭挫折,年末減至70餘人。    
    珠河游擊隊:1933年春趙尚志到義勇軍孫朝陽部工作,任參謀長。同年秋孫部潰敗,趙等7人攜槍到達珠河。在縣委的支援下,於10 月在三股流組建了「珠河反日游擊隊」,全隊13人,趙尚志任隊長。年底發展到70餘人,轄5個中隊。1934年6月改編為「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趙尚志任支隊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轄3個總隊及直屬部隊,共400多人。    
    湯原游擊隊:1932年10月,湯原中心縣委在省委秘書長馮仲雲的幫助下,以反日同盟會為基礎,成立了「紅33軍湯原游擊中隊」,中隊長李福臣,轄3個小隊,由黨團員40餘人組成。不久受挫潰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發展到60餘人,又遭失敗。是年冬在縣委書記夏雲傑的領導下,第3次建立「湯原反日游擊隊」,戴鴻賓任隊長,夏雲傑任政委。由80人很快發展到600 餘人。    
    海倫游擊隊:1932年夏黨派人策動偽軍嘩變,組成以顧風為首的抗日義勇軍,編成1團,約200人。不久顧風犧牲,隊伍瓦解。1934年春,黨員孫玉久將義勇軍「全友」隊改編為海倫游擊隊,發展到200餘人。1935 年春夏海倫縣委派張雲峰爭取「明山」、「草上飛」兩支隊伍,組成另一支海倫游擊隊,共百餘人。後張雲峰犧牲,隊伍潰散。    
    中國共產黨直接組織和領導的抗日游擊隊,至1934年建成15支,活躍於東三省各地,雖然人數不多,武器也較差,在當時的抗日隊伍的總數中微不足道,但黨的領導有明確的政治綱領,組織紀律嚴明,個人的政治素質較好。為後來黨建立統一戰線,發展抗日武裝奠定了基礎。    
    3東北人民革命軍的建立    
    1933年初,中共中央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簡稱《「一·一七」宣言》),又發出了《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簡稱《「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滿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決議,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從而把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推向了一個新階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繼建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6軍。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1933年夏,磐石游擊隊與義勇軍、 山林隊組成了「聯合參謀處」,9月18日正式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獨立師」,轄2個團等,約300人。10月海龍游擊隊也加入獨立師。1934年2月,獨立師與另外16支抗日隊伍代表在臨江縣三岔子附近召開會議,決定成立「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楊靖宇為總指揮,除獨立師外,其他隊伍編成8個支隊。11月中共南滿臨時特委成立,正式組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軍長兼政委楊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鐵巖,參謀長樸宗翰,轄兩個師約800人。活動於臨江、通化、新賓、江 、金川、撫松等南滿地區。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1934年3月東滿特委在延吉縣張芝營召開會議,決定將4縣游擊隊合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獨立師,朱鎮任師長、王德泰任政委,轄4個團,約900餘人。同年秋與10餘支抗日武裝聯合, 成立了「東滿抗日聯合軍指揮部」,推王德泰為指揮,朱雲光為副指揮。1935年5 月獨立師正式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軍長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參謀長劉漢興,政治部主任李學忠,轄4個團及軍直屬部隊,約1200人。活動於綏寧、寧安、敦化、安圖等東滿地區。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 1935年1 月,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軍長趙尚志,政治部主任馮仲雲,暫編1個師,轄3個團及軍直屬部隊,共500餘人。3月與土龍山農民抗日武裝謝文東部和吉林自衛軍李華堂部,組成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推趙尚志為總指揮,李華堂為副總指揮,謝文東為軍事委員長。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4軍:1933年6月,李延祿率領救國游擊軍一部,由寧安北上密山地區,在滿洲省委吉東局和密山縣委的幫助下,聯合10餘支抗日武裝,於7 月組成「東北人民反日革命軍」。1934年3月,密山縣委創建了密山游擊隊。9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吳平到吉東巡視工作,將反日革命軍和密山游擊隊合併組成「東北抗日同盟軍第4軍」,軍長李延祿,參謀長胡倫,政治部主任何忠國,轄1個師,3個團,230餘人。1935年8月饒河游擊隊200餘人加入第4軍。到1935年9月,發展為7個團及2個獨立旅,1600人。活動於密山、寶清、依蘭、勃利等9縣。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5軍:1934年8月,重建的寧安游擊隊加入由周保中領導的「綏寧反日同盟軍」,轉戰於寧安、汪清等地,力量不斷壯大。1935年2月, 根據黨的決定,將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5軍,軍長周保中,副軍長柴世榮,參謀長張建東,政治部主任胡仁,轄2個師,7個團,近千人。以八道河子為根據地,活動於寧安一帶。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湯原游擊隊於1933年底重建後發展迅速。1934年9月湯原太平川偽自衛團張傳福部反正,加入湯原游擊隊,當年秋在亮子河擴編為湯原反日游擊總隊,戴鴻賓任總隊長,夏雲傑任政委,轄3個中隊,500餘人。年底發展到700多人,時人民革命軍第3、4軍等相繼來到湯原。在他們的幫助下,1936年1月底,以湯原游擊總隊為基礎,正式編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 軍長夏雲傑、代理政治部主任張壽(李兆麟),參謀長馮治綱,轄4個團及軍直屬隊,約千餘人。    
    此外,活動於五常一帶的「雙龍隊」自1935年春以來,經常與人民革命軍第3軍共同抗擊敵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縣委和第3軍的幫助下,將該部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8軍,軍長汪雅臣,參謀長王維宇,政治部主任侯啟剛,所部800餘人。    
    從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隨著抗日游擊隊的發展和人民革命軍的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不斷壯大為6、7個軍共6000餘人,逐漸轉變為東北抗日戰場的中堅力量。南滿、東滿、吉東和北滿4大抗日游擊區聯成一片。黨貫徹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 團結各抗日武裝,使東北抗日游擊戰爭走向一個新階段。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3)

    二關東軍分散配置,一齊討伐    
    《塘沽協定》簽訂後,關東軍向關內的進攻暫告結束,把目標轉向偽滿洲國內地,實行「治安第一主義」的根本方針,企圖徹底消滅東北的抗日武裝,穩定偽滿的統治。    
    1933年6月上旬,關東軍制定了《以恢復治安為目的的用兵計劃(要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二),第238頁。和《關於治安維持之一般指導方針》《大討伐》第3頁。,提出了新的治安方略。第一,在討伐方針上,要求「在關東軍統轄和指導之下,日滿兩國各機關共同協力剿滅匪賊」。以前的討伐是以關東軍為主體,部分偽軍配合,而此次則提出「全面協作、共同討伐」。第二,在以武力討伐的基礎上,加強治安的行政、法律方面建設。通過完善警務機構,解除「不良」武裝,收繳民間武器,組建各村落自警團組織,健全並鞏固「滿洲國之治安維持機構」,逐步達到由偽軍「獨立」完成治安任務。第三,在討伐方式和用兵要領上,由原來的大兵團重點討伐,改為「分散配置,一齊討伐」。即首先劃分各兵團(師團或守備隊等)的警備區域。其次,將各大區域再劃分若干的警備隊。各警備隊再以步(騎)兵1個中隊為標準的兵力,分駐於「交通、經濟、政治等要點,或兵匪策動之根據地」,形成「治安維護網」,同時進行討伐。第四,由日軍援助和訓練偽滿軍警,提高其警備力,使之逐漸代替日軍,擔負起「維持治安」的任務。    
    關東軍各部隊於7月初大體完成分散配置。10月中旬獨立守備隊的力量得到增強,由原來的1個增加到3個,至12月初編程完畢,並做了重新部署。到1934年4月,關東軍兵力有所變動,第7、第3、第16師團和獨立混成旅團先後進入東北,第6、第8、第10、第14師團和混成第14旅團,返回日本。關東軍的兵力保持在3個師團,1個騎兵集團(轄2個騎兵旅團),1個混成旅團,3個獨立守備隊及飛行隊等,總兵力約4萬餘人。    
    關東軍為貫徹新的治安方針,於6月重申了《關東軍討匪手段概要》《大討伐》第5~6頁。,指出「恢復治安的手段,有討伐、有招撫、有政治工作。討伐是軍隊恢復治安的惟一手段」。在武力討伐基礎上,施以招撫和政治工作。並對討伐的方法,招撫的條件和處理等做了明確規定。    
    為建立新的治安體制,關東軍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強偽軍的建設。在偽軍政部最高顧問多田駿的指導下,偽軍經過一段時間的裁減和整備,到1933年8月,總兵力為11萬餘人,初具規模。在此基礎上,1933年9月,日本參謀本部下發了《滿洲國陸軍指導要綱》《現代史資料》(7),第590頁。,規定「滿洲國陸軍平日處於駐滿帝國陸軍(即關東軍)指揮官實際領導下,承擔該國內治安之任務」。根據這一要綱,關東軍主要通過大量派遣退役將校充任偽軍官的途徑來控制和指揮偽軍,充當討伐的幫兇。    
    第二,加強治安行政機構建設。關東軍為貫徹所謂「軍官民一致」的治安方針,於1933年6月10日,成立了「治安維持會」。其目的在於:「統制有關維持治安的關東軍、滿洲國及其他有關各機構間的聯絡和計劃。」《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41頁。其組織構成:基本設中央、省、縣三級委員會,若干地區設地區委員會。在中央,由關東軍參謀長擔任委員長,偽軍政部、民政部次長擔任副委員長,委員由關東軍,偽滿各有關機構人員組成,並設幹事長,由關東軍參謀部第一課長擔任。在地方,委員長由關東軍各地區部隊的參謀長或守備隊長擔任。各級治安委員均聽從關東軍的旨意。這一點與此前以偽軍政部為核心組成的清鄉委員會相比,有了很大發展,正式形成了關東軍指揮下的「日滿一體化」治安體制。治安維持會既是有關治安的行政機構,同時也負責有關治安的咨詢、立法和審議。    
    第三,建立保甲制度,日偽為使「匪民脫離」,用中國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於1933年12月偽滿頒布了《暫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頒布了《暫時保甲法施行法》和《關於實行保甲法須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統治的保甲制度。保甲法由保甲制組織、適用連坐法和自衛團組織三部分組成,保甲組織以10戶為1牌,以村(或相當於村的區域)內的牌編成甲,以警察署管轄區內的甲組成保。保、甲設正副保、甲長,牌設牌長。統由警察署長指揮監督。牌內住民如違反法規,除處罰本人外,牌內各家長負連帶責任,一併受罰。保甲內由18~40歲的當地居民組成自衛團,逐漸從原來有薪(職業性)常備制改編整理為義務輪換制。自衛團負責人團總、團長等受警察署長、保長、甲長的指揮和監督。    
    從1935年起,偽滿採取重點主義,實施「保甲特別工作」,計劃三年內完成163個縣保甲特別工作。第一年指定偽首都警察廳和哈爾濱警察廳所轄的50個縣為特別工作重點縣,第2年又有52個縣被指定為重點縣,第三年又進行了其餘61個縣的保甲特別工作。偽滿宣稱:「在建國初期的治安維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績很大。」「達到了預期的維持地方治安」的目的。偽滿洲國治安部:《滿洲國警察史》(中文本)第218頁。    
    以上表明,自1933年以後,以關東軍為首的日偽治安肅正工作有了新的變化。由單純依靠武力圍剿向軍事、政治等多種手段並舉轉變;由以關東軍為主導力量向「日滿合作」轉變;由以軍警等武裝力量為主體向「軍官民一體化」轉變。整個治安工作開始走向體制化和多樣化。按照關東軍的說法,治安工作分為「治標」和「治本」(後又加上思想工作,統稱政治工作)兩項工作。《滿洲國史·分論》,第50頁。所謂「治本」指武力討伐以外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等各種手段。從1933年開始,關東軍採取「治標」與「治本」二者並用的方針,以達到完成治安肅正的目的。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4)

    三日偽1933年夏至1934年秋的討伐    
    關東軍及偽軍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期間,主要在以下地區展開討伐。    
    東邊道地區,關東軍主要討伐楊靖宇領導的第1軍獨立師和王鳳閣等義勇軍。王鳳閣在日偽兩次討伐東邊道之後,率部退入臨江、通化、輯安三縣交界的山林中,依山築寨,與敵鬥爭。1933年7月上旬,日偽軍警在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井上忠也的指揮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動討伐。其中約3000名日偽軍撲向老爺嶺。王鳳閣避實就虛,躲開敵人主力,在南陽盆地殲滅敵一股小部隊,而後又轉入山林與敵周旋。敵未捕捉到王鳳閣蹤跡,敗興收兵。10月,漢奸紀大作出任通化縣偽警察署長,率軍警200餘人到大廟溝討伐王鳳閣,中王部埋伏,死傷30餘人。紀大作僥倖逃走。    
    楊靖宇領導的獨立師成立後,活躍於磐石一帶。10~12月,敵以日軍第10師團為主力,糾合吉黑偽軍,總計約1萬餘人,連續發動討伐。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楊靖宇將獨立師化整為零與敵周旋。11月在金川縣旱龍灣戰鬥中滿洲省委常委金伯陽同志不幸犧牲。獨立師主力在旱龍灣戰鬥後向三源浦轉移。11月24日奇襲了駐該地的偽軍邵本良部第9連,一舉攻佔了三源浦。而後轉進大小荒溝一帶的山林中。    
    1934年2月,在獨立師的領導下,於臨江縣三岔子18支抗日軍組成了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推舉楊靖宇為總指揮,隋長青為副總指揮。除獨立師外,其餘抗日隊伍編成8個支隊。隨後獨立師分兵北自磐石、樺甸,南至臨江、通化地區,聯合各抗日軍,在較短的時間中粉碎了日偽軍12萬人的圍攻,開闢出8個縣的新游擊區。人數發展到370餘名。    
    在遼寧三角地帶,在日偽1933年春季的討伐中,鄧鐵梅、劉景文、李春潤和李子榮各部損失均重。但經過一段恢復,6、7月間又活躍起來。於是日偽發動了第3次大討伐。從7月中旬至11月初,歷時3個多月。敵採取步步為營,分兵進剿的戰術,以鳳城、岫巖兩縣城為據點,企圖將義勇軍分而擊之。義勇軍則採取游擊戰術,忽而集中兵力攻打村鎮,忽而化整為零轉入山林。在這次討伐與反討伐的鬥爭中,可分為南北兩個作戰地區。    
    南部戰場以龍王廟和紅旗街等地為中心展開,義勇軍以李春潤部為主戰鬥較為激烈。終因敵眾我寡,李命各部轉移至湯山城、高麗門和哨子河左岸及沙裡寨等地。    
    8月在與敵搶奪軍火的激戰中,李春潤身負重傷,於9月上旬轉至山東煙台治療,14日施行手術後不久便溘然長逝,時年33歲。在其臨終前遺囑中,仍鼓勵大家繼續抗日,「以期最後成功」。《李春潤抗日殉國紀實》第77頁。    
    在北部戰場,劉景文部除將一部派往大洋河兩岸配合李春潤部作戰外,劉率一部在北至黃花甸南到哨子河一帶與日偽軍展開游擊戰。鄧鐵梅部主力則集中在尖山窯根據地。8月上旬鄧派出部隊連續襲擊了鳳城車站等地。有力打擊了敵人討伐部署。    
    至9月底,敵人的討伐告一段落。至11月初日軍逐漸撤出三角地區,偽軍也調整了防地,第3次討伐結束。李春潤、李子榮部損失較大。李子榮在李春潤殉國後留在了關內,所部只有敖喜山、閻生堂等堅持鬥爭。劉景文在艱苦環境中失去抗日信心,化裝入關,所部由任福祥、曹國仕等指揮。只有鄧鐵梅部較為完整,仍有千餘人在鳳、岫交界的山區堅持鬥爭。    
    1934年1月下旬,日偽又發動了第4次討伐。主要攻擊鄧鐵梅部。敵人在義勇軍活動的地區,實行集村並屯,建立保甲,進行經濟封鎖,使義勇軍陷於極為艱苦的困境,鄧鐵梅為保存實力,將部隊編成30~50人的小部隊,分散隱蔽活動,尋找有利時機打擊敵人。    
    日偽為達到徹底撲滅義勇軍的目的,公開懸賞捕捉義勇軍領導人,宣稱:有能捕獲或密報者,「賞給大洋壹萬元」《盛京時報》1933年8月14日。,同時進行策反工作。曾任鄧鐵梅衛隊長的沈廷輔經不住誘惑,投降了敵人。1934年5月底,鄧鐵梅在鳳城縣小蔡溝張家堡子(今屬岫巖縣大營子鄉)養病時,被沈廷輔帶領敵人捕去。1934年9月28日,鄧鐵梅被秘密殺害於瀋陽,時年43歲。    
    鄧鐵梅殉國使義勇軍遭到極大損失,其後隊伍在苗可秀、劉壯飛、閻生堂等領導下,繼續堅持抗日鬥爭。    
    在東滿(間島)地區,由黨領導的汪清、和龍、琿春、延吉各縣游擊隊不斷發展壯大,1933年10月達到700人。並聯合山林隊,開闢了東滿抗日游擊區。11月,日偽發動了「第1期討伐」動用了第10師團和大批偽軍,以及各地的偽自衛團。敵採取「設點封鎖」,「騎兵游動搜索」,以及跟蹤追擊等戰術,進行瘋狂圍剿。初期抗日軍戰術不靈活,多採取打「硬仗」的辦法,死守根據地,結果在強敵面前反而使根據地損失不小。但也有的游擊隊採取伏擊和迂迴戰術,對日偽軍打擊很大。抗日軍在戰鬥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漸改變了局面,到1934年初,東滿游擊隊發展到900人。    
    1934年1月,日偽又集結6000餘兵力發動了「第2期討伐」,重點進攻汪清、延吉游擊根據地。在延吉縣,延吉游擊隊在王德泰的指揮下,採取伏擊和突襲的戰術,與日偽軍作戰20餘次,在3月底八道溝伏擊戰中,擊斃日本警察巡察部長大武等數人。    
    在汪清縣,汪清游擊隊在東滿特委的領導下,聯合其他抗日軍,頑強抗擊敵人。3月敵集重兵在十里坪追剿中共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領導的機關和群眾,在突圍戰鬥中,童長榮不幸身受重傷,光榮犧牲。    
    在敵人進攻汪清、延吉時,和龍、琿春遊擊隊多次出擊,配合了汪清、延吉兩縣的反討伐鬥爭,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期討伐」。此後,在東滿特委領導下,各縣游擊隊正式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第1獨立師,並向安圖開闢新游擊區,於7月攻佔安圖重鎮大甸子,同十餘支抗日隊伍組成了「抗日聯合軍指揮部」, 8月中旬,聯合軍猛攻安圖縣城,對敵震動很大。    
    據日偽供稱:1934年4~10月間,抗日武裝出沒次數103次,人數3537名。《滿洲評論》第8卷、第7號。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5)

    在吉林省,由日軍第10師團擔任「治安維持」。在這裡自衛軍和救國軍餘部還有相當數量;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也逐漸發展起來,使得「這一地區的治安比起其他地區極為遜色」《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二),第244頁。。於是,關東軍決定進行「吉林省秋季討伐」。10月,關東軍調集第14師團一部和1個騎兵旅團,以及大量偽軍,並要求在琿春的朝鮮軍協力討伐。    
    在這一地區活動的主要有原救國軍李延祿部、周保中部和吳義成部等。    
    日偽軍於10月中旬開始進攻以後,孔憲榮(於1933年9月潛回東北)、吳義成指揮各部退守汪清大甸子一帶,在敵人的重兵圍攻下傷亡、潰散嚴重,各部大多獨自行動。年底大甸子失守後,吳義成所部僅剩百餘人,轉入東寧老黑山一帶的山林。    
    周保中部則以游擊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1934年2月中旬,周率部返回寧安,聯絡各抗日軍,成立「寧安東南鄉救國軍第1游擊區同盟軍辦事處」(簡稱「反日同盟軍辦事處」),3月初改為「綏寧反日同盟軍聯合辦事處」。同盟軍以周保中部救國軍和寧安工農義務隊為基幹,吸收救國軍柴世榮、王毓峰、傅顯明、王汝起、裴振東等部,組成了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隊伍。5月寧安縣委又組成寧安游擊隊,增強了同盟軍的力量。不久,敵就發起進攻,在同盟軍密營——平日坡、團山子、八道河子等地發生戰鬥,各有傷亡。為保存實力,同盟軍決定分兵活動。由周保中率領柴世榮旅,傅顯明團等組成東滿派遣隊,赴綏芬大甸子協同2軍獨立師作戰;由胡仁、李荊璞率一部向石頭河子等地西征;由孟澤清率少部分人留寧安活動。    
    在哈東地區,自衛軍大部隊失敗後,仍有10餘支抗日山林隊活動,其中孫朝陽率領的「朝陽隊」較為著名。1933年6月孫朝陽率部進入賓縣以南山區,隊伍很快發展到近千人。中共派人到該部工作,其中趙尚志以其軍事才能被提拔為參謀長。8月孫部攻佔了賓縣,日偽軍在飛機的支援下大舉圍攻。孫部撤退時發生混亂,損失較大。孫率殘部退入葦沙嶺山林中。9月敵特誘騙孫朝陽入關,並鼓動除掉趙尚志,趙得知後率6人攜槍出走。孫受騙到達哈爾濱時被敵逮捕遇害。隊伍潰散。    
    趙尚志脫離孫朝陽部以後,在滿洲省委和珠河縣委的幫助下,於1933年10月創立了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在珠河地區和哈綏路沿線,展開活動。游擊隊在發展中注意團結其他抗日武裝。1934年3月,在哈綏路北的秋皮囤,趙尚志根據縣委的指示,聯絡10多支抗日軍首領,成立了「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推趙尚志為總司令。4月聯合軍發展到近500人。5月下旬聯合軍攻打賓縣,激戰一晝夜,未能攻克。聯合軍的這一行動對敵震動很大。    
    敵人的軍事進攻未能消滅抗日軍,又採取暗殺手段,敵特周光亞混入我軍內部,企圖刺殺趙尚志未遂。為粉碎敵人的瓦解陰謀,鞏固聯合軍,1934年6月底,對各抗日軍進行改編,正式編成了「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趙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梁佐術為參謀長,全軍編成3個總隊,9個大隊,共450餘人,其中9個中隊180餘人為黨直接掌握的部隊。    
    在三江地區,自衛軍餘部於1933年下半年陸續活躍起來,成立起各種名稱的山林隊,中共遂派黨員進入各山林隊開展工作。於8月上旬,聯合各山林隊成立了「東北民眾反日義勇軍」,青山為總指揮,高裕堂為參謀長,共產黨員張文藻為政治部主任。全軍編為3個大隊,共550餘人。中旬,聯合軍向湯原縣城發動猛攻,雖未攻克,但鼓舞了抗日士氣。不久各部在轉移中失去聯繫,聯合軍實際解體。10月間,湯原、鶴立的日本憲兵隊進行大搜捕,使湯原縣委和各地黨員損失很大。不久,夏雲傑領導重建縣委,並於11月末建立湯原游擊隊。    
    1934年2月,關東軍為消滅吉東北及下江地區抗日武裝,命第10師團(含第2獨立守備隊)、第14師團在各自的警備區域內展開討伐,特別對下江地區要求兩師團密切配合,「以期徹底剿匪」。面對敵人討伐,湯原游擊隊避其鋒芒,轉入敵後,粉碎了敵人的「2月討伐」。7月,游擊隊擴編為湯原游擊總隊,戴鴻賓為總隊長,夏雲傑為政委,李仁根為參謀長,轄4個隊,150餘人。    
    在依蘭縣,1934年3月爆發了轟動一時的土龍山農民暴動,殲滅了由日軍第63聯隊長飯朝吾率領的日偽軍討伐隊100多人。參見《吉林文史資料》第2輯。暴動發生後,敵調集大批兵力,對暴動農民和當地群眾瘋狂報復、屠殺。從3月12日起,幾日內就血洗12個村屯,屠殺居民1100多人。在敵大兵壓境下,暴動農民隊伍轉移到半截河一帶,於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眾救國軍」。推謝文東為總司令,景振卿為總指揮,轄5個大隊,共1400餘人。3月19日,敵第10師團平崗部隊前往討伐救國軍,在九里六屯遭到救國軍阻擊,日軍死傷北川大尉以下74人。救國軍傷亡約30人。此後,救國軍以橫岱山為屏障,與敵展開游擊戰,多次襲擊日本移民團和礦山。在5月初攻打湖南營移民團的戰鬥中總指揮景振卿壯烈犧牲。不久謝文東率隊東去虎林,在敵軍的圍剿和「政治工作」之下,部隊離散嚴重,到7月底謝率部返回土龍山時,隊伍僅剩300人。     
    在完達山區,自衛軍將領陳東山收集餘部,並聯絡救國軍餘部,組織起2000人的隊伍,在密山一帶活動,另一支自衛軍高玉山部於3月初在虎林成立「東北國民救國軍」,吸收各抗日隊伍,很快發展到10個旅,約5000多人。5月下旬連克饒河、撫遠,控制了三個縣地區。中共組建的游擊隊也加入高部,編為特務營。    
    8月,敵松田聯隊率日偽軍千餘人討伐高部,先占黑嘴子,再圍虎林城,高部奮戰未能抵住,8月23日虎林陷落。高部經過整頓,於 1月下旬反攻包圍虎林,與敵激戰,特務營3連幾乎全體陣亡,高率殘部於1月底退入蘇境。此前陳東山部在密山一帶亦受到敵人重兵壓迫,由密山縣南進入蘇境。日偽軍繼續向北推進,於2月初和中旬佔領了饒河和我國最東北角的撫遠,至此,東北的縣城全部陷落。    
    到1934年春,東北抗日武裝的特點是,義勇軍和綠林抗日武裝日趨衰弱,而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逐漸壯大起來。整個抗日武裝的數量有所減少,但質量卻不斷提高。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6)

    四日偽1934年秋冬季大討伐    
    1934年2月的日偽討伐以後,關東軍認為:「反日滿政治匪群幾乎消滅,而且紅匪的根據地大部覆滅……滿洲的治安急速恢復,概已樂觀。」佐佐木到一:《關於對滿洲治安現狀的悲觀事態》東洋文庫藏。於是關東軍按既定方針,除在少數地區仍然分散配置外,從1934年3月開始,撤收分散配置,各兵團集中訓練,轉向對蘇作戰準備,治安任務則逐漸由偽軍警等承擔起來。偽滿改稱帝制後,計劃將東北4省劃分為10省,偽軍的治安警備也根據這一變化,於7月撤銷原警備司令部,改設軍管區制(參見偽軍一章)。從1934年秋到1935年春夏,日偽的重點討伐主要指向東邊道、東滿、哈東、綏寧及錦熱地區。    
    在治安措施方面,為與關東軍的集團配置相配合,日偽認為治安維持會仍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但「在主體上應轉到滿洲國方面上來,日軍處於指導和支援的地位」。《滿洲國警察史》第292頁。在防衛地區治安維持會下,增設了地區治安維持會,縣治安維持會也進行了改組,基本上由偽縣長擔任委員長。其他各項「治本」工作,宣傳工作等也得到加強。雖然敵人的力量更加強大起來,討伐更加殘酷,但東北人民沒有屈服,頑強堅持抗日。    
    一方面黨領導的武裝不斷發展壯大。「它是目前滿洲反日隊伍中最堅強和最有戰鬥力的隊伍,在幾個重要游擊區域(南滿、東滿、珠河等)人民革命軍與赤色游擊隊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隊伍中的中心力量和運動中的骨幹與領袖。」《中共滿洲省委為粉碎冬季大討伐給全黨同志的信》。連敵人也承認:「他們的幹部具有一定的覺悟,在共產黨領導下保持著思想上的宣傳性,在這一點上同一般土匪或政治匪有所區別。」《滿洲國警察史》第294頁。    
    另一方面,義勇軍、山林隊等抗日軍,隊伍越來越分散縮小,許多首領在黨的幫助教育下,帶領隊伍加入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也由於黨加強了在抗日軍中的基層工作,使許多武裝接受黨的領導,壯大了統一戰線下的抗日隊伍,許多較小的武裝往往幾股聯合起來,共同抗敵。    
    由於黨領導或受黨影響的抗日武裝不斷壯大,日偽的討伐重點也逐次指向這些隊伍及其所在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軍及其抗日統一戰線武裝,成為這一時期抗擊敵人討伐、開展游擊戰爭的主力軍。在東邊道地區,楊靖宇率領的獨立師忽而南下,忽而北上,攪得敵人不得安寧。敵為徹底「治安肅正」,於8月初制定了《東邊道特別治安工作實施要領》。9月初,日軍在三毛司令官的指揮下,出動本間、淺野、川村、板津、脅阪、巖永等支隊,以及大批偽軍警和自衛團,開始「東邊道聯合秋季大討伐」。東邊道軍民不畏強敵,開展游擊戰爭,在9月至11月初的兩個月中,與敵戰鬥158次。    
    在對敵鬥爭中,黨注意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和改造各抗日軍,在江南先後建立起6個游擊大隊。在江北9月時被改編的直屬游擊連已達18個。使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壯大起來。    
    11月上旬,在粉碎了敵人秋季討伐攻勢的形勢下,在臨江縣(今渾江市)四道二岔地方召開了南滿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轄2個師。爾後第1師以龍崗山脈為後方根據地在通化,臨江、柳河、新賓等地活動;第2師以江、金川、撫松為後方根據地,中心活動區域為磐南、海龍、西安、樺甸等地。    
    1935年1月,日偽又展開冬季討伐。我軍分散活動,與敵游擊周旋,軍部在楊靖宇率領下,1月中旬在臨江縣紅土崖伏擊偽軍1個騎兵連,繳獲槍馬甚多,但軍參謀長樸翰宗不幸犧牲。敵人的冬季討伐未獲成果。    
    4月,楊靖宇率軍部和1師一部,第3次進入桓仁寬甸游擊區,5月中旬在桓仁樣子溝戰鬥中,1師師長李紅光身負重傷,光榮犧牲。5月底,除留一部開闢遼東遊擊區外,楊靖宇率部返回臨江根據地。敵除集中主力討伐楊靖宇部外,還用相當兵力,討伐了王鳳閣部。    
    在東滿地區,日偽討伐的主要目標是2軍獨立師。討伐開始後,獨立師實行戰略轉移,各部主動撤出延吉、和龍、汪清、琿春原根據地,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反擊敵人的討伐。從1934年冬到1935年4月,較大戰鬥達40餘次,其中較著名的戰鬥有,1月的安圖車廠子戰鬥,4月的大荒溝包圍戰和安圖伏擊戰等。    
    1935年5月30日,根據滿洲省委的指示,獨立師正式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2軍成立後,注重恢復和發展與各抗日軍的關係,在《告各反日部隊的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聯合軍的四項主張,得到各抗日軍的擁護,關係較為密切的主要有救國軍吳義成部、孫團、李團、史旅等約1500人;反日山林隊有久戰、愛民、靠友、青山等部。    
    在2軍成立前後,根據3月聯席會議的決定,1、2團挺進敦化、額穆地區。3、4團進軍寧安,東寧地區。其中,1團在西進途中,於5月2日在哈爾巴嶺顛覆了從朝鮮會寧開往長春的202次國際列車,敵報道這是「京(長春)圖(們)線開通以來發生的最大慘事」。《協和》第9卷第148號。3、4團在北進與4、5軍取得聯繫開闢新游擊區的進軍中,6月間,在東寧縣老黑山痛殲偽靖安軍1個連百餘人。    
    在綏寧地區,主要是周保中率領的綏寧反日同盟軍的活動地域。日偽為消滅同盟軍等抗日武裝,除在交通要道和重點城鎮加強守備外,還調來靖安軍進行專門討伐。日偽還提出「專打平南洋和游擊隊,收降山林隊」的口號,企圖從內部瓦解同盟軍。9月開始,日軍出動若幹部隊,配合偽靖安軍等發起討伐攻勢。我軍各部隊化整為零,轉入敵後,粉碎了敵人的秋季攻勢。    
    1934年底,敵又開始進行冬季討伐。重點指向東南山(二區)和西南山(三區),採取分割包圍與游擊戰相結合的戰術,企圖誘我軍決戰。我軍仍堅持游擊戰,與敵周旋。其中較大的戰鬥有岔溝、二道河子和猴石戰鬥。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7)

    1935年2月10日,根據黨的指示和決定,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反日聯合軍第5軍。原同盟軍大部基本接受改編,至3月編成2個師,7個團,19個連,近千人。其中黨團員占20%~30%。這支部隊由此成為黨直接領導的統一編製的抗日武裝的基本隊伍之一。    
    5軍成立後,積極展開破襲戰、伏擊戰,有力地打擊了日偽軍。較著名的戰鬥有石門子和二道河子伏擊戰。5軍在作戰中還大力進行宣傳工作,連偽靖安軍也出現厭戰和動搖。偽軍嘩變屢有發生。5軍聲威日高,隊伍不斷壯大,僅1師就由200人擴充到千餘人。    
    1935年4月,5軍分析形勢,決定組成兩個派遣隊,擴大游擊根據地。東部派遣隊,由軍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領東進。曾到達穆稜、勃利等地,與4軍配合作戰。西部派遣隊,於1935年7月由副軍長柴世榮率領西征,開闢額穆,敦化新游擊區。其餘留原地活動。    
    在哈東地區,1934年秋趙尚志率領的哈東支隊,在哈綏路兩側的珠河、延壽、賓縣、五常、雙城等縣相當活躍,建立起了以三股流為中心的道南遊擊區和以秋皮囤為中心的道北遊擊區。敵人污蔑這塊抗日根據地是「共匪的哈東樂園」。在1934年秋季的討伐中,哈東地區也是重點地區之一。日偽採用佔點拉線,分段圍剿的手段,企圖將抗日武裝分割殲滅。然而,敵之討伐連遭敗績。    
    在11月的肖田地戰鬥中,我軍殲滅日偽軍百餘人,敵人驚歎:此戰「必有名將指揮」。然後我軍化整為零,四處襲擾,敵人的秋季討伐以失敗告終。    
    11月以哈東支隊為基礎,正式組建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軍下暫編第1師(獨立師),轄3個團。第3軍剛剛成立,日偽又調集偽軍千餘人,展開對哈東地區的冬季討伐。3軍各團分別在各地區中打擊敵人,其中1團在劉海濤率領下,在延壽新開道與偽警察大隊的遭遇戰中,將敵延壽縣日軍指導官擊成重傷斃命。我軍取得了冬季反討伐的勝利。    
    3月初,趙尚志在方正與原自衛軍李華堂部和土龍山救國軍謝文東部等會合,經協商成立了「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謝文東任軍事委員長,趙尚志任總指揮,李華堂任副總指揮,3月8日,聯合軍450人突襲方正縣城,之後,又東征牡丹江沿岸。    
    在錦熱地區,自《塘沽協定》後,大股義勇軍的活動基本消失。但藍天林領導的「抗日滅滿救國軍」,郭文聯的「仁義軍」,李天德的熱東義勇軍,以及高鵬振、劉振東、周榮久等部仍然堅持鬥爭。1933年12月,一支聲威大震的抗日軍在熱南誕生。這就是孫永勤領導的「民眾抗日救國軍」。1933年11月間,日偽強行收繳武器,興隆縣黃花川自衛團總孫永勤早就不堪忍受日偽統治,遂聯絡民眾,於12月11日舉起抗日旗幟,成立「民眾軍」,孫永勤任軍長。1934年1月隊伍發展到500餘人,轉戰於黑河川,黃花川一帶。5月初,在中共京東特委成員王平陸等人的幫助下,隊伍改編為「民眾抗日救國軍」,轄4個總隊,約4000人。孫部自抗日以來一年間,先後拔掉敵據點百餘個,殲敵1500人。孫文炳等:《民族英雄孫永勤》。1934年8月,敵企圖誘降孫永勤遭到拒絕。之後敵調集1500餘人,施以毒氣戰等殘酷手段圍攻救國軍。孫率部浴血奮戰。1935年2月,被敵包圍在承德老梁山,救國軍頑強戰鬥,殲敵甚眾,但我也傷亡600餘人;後向黃花川突圍,又有千餘人失散。    
    2月下旬,孫永勤考慮到在熱河孤立無援,敵人圍剿日甚,決定進軍長城內爭取援助。孫率3000人南下,到達灑河川一帶,敵遂調集第7師團及偽軍進行圍追堵截。此時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支持孫部抗戰,反而配合日偽「協剿」救國軍。5月22日,日偽軍越過長城大舉進攻,南面國民黨保安隊等出動堵截,救國軍被圍困在遵化東北的茅山、吳家溝一帶。經過激戰,救國軍一部衝出包圍,但孫永勤,關元有等官兵300餘人壯烈犧牲。近400人被俘後也慘遭殺害。孫永勤英勇戰死時年僅42歲。衝出重圍的救國軍餘部,繼續戰鬥在熱河,不久相繼失敗。    
    孫永勤領導的民眾抗日救國軍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中共在「八一宣言」中稱讚孫永勤是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    
    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期間,日偽除對上述東邊道、東滿、哈東、綏寧地區以及孫永勤等部進行重點和大規模討伐外,在其他地區也有不同規模的討伐。在遼寧三角地帶,繼鄧鐵梅殉國後,苗可秀率中國少年鐵血軍繼續奮戰。6月中旬鐵血軍在鳳岫交界的羊角溝被敵包圍,突圍中苗可秀負傷。不久被捕,於7月25日壯烈犧牲,時年30歲。在密山地區,李延祿率領的抗日同盟軍第4軍,活動頻繁,敵於同年春發動一次較大規模討伐,被我軍挫敗。在黑省中原,原黑省救國軍張錫武所部,在日偽1934年秋季的討伐中潰敗,張錫武於1935年10月被捕,壯烈犧牲,時年35歲。在嫩江地區,一些小股義勇軍在敵多次討伐下,或潰散或潛伏。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8)

    五日偽1935年秋冬季討伐    
    經過日偽1934年秋季到1935年春夏的討伐,義勇軍和山林隊抗日武裝受到較大損傷,仍在堅持鬥爭的較大的隊伍有:在東邊道有王鳳閣;在遼寧三角地帶,有繼苗可秀之後由趙同等率領的少年鐵血軍和義勇軍閻生堂部;在吉省東境有吳義成、姚振山部;在遼西和熱河、有藍天林、劉振東、老梯子、周榮久等部。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經受挫折鬥爭中不斷壯大起來,到1935年秋季時,已成立了人民革命軍第1~5軍,成為東北抗日戰場的主導力量。1935年底,各地抗日武裝共有5萬多人。    
    從1935年9月開始,日偽又展開了秋冬季「治安肅正」工作。關東軍分析當時的「匪情」認為:經過數次討伐和治安工作,大多數「政治匪」和土匪已嚴重衰落,「只有共匪還殘存著,試圖進行激烈的抵抗」。《滿洲國警察史》第296頁。「特別是共產思想之影響日益擴大和加深,實乃治安維持上極為憂慮之事」。《東北大討伐》第12頁。關東軍總結以往的討伐情況,指出歷來討伐效果不大的原因在於:「大多數的民眾還沒有與匪賊完全分開……這些匪賊精神上的友軍,雖不敢持槍反抗我們,卻是撫育匪賊之母體。」《東北大討伐》第12頁。關東軍根據這種分析,決定此次治安肅正的策略方針為:在以武力討伐為主的原則下,加強以「匪民分離」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工作。「討伐工作」以日偽軍警為主體,在日軍統一指揮下,「對於共匪及反滿抗日之類的政治匪,須依靠堅決徹底的討伐行動,在局部地區將其殲滅,並徹底消滅有根據地的匪徒」。《滿洲國警察史》第297頁。「政治工作」以偽滿各機關為主體,各機關要密切聯繫,並達到「軍民協調一致」地開展治安肅正工作。關東軍按照以上方針,在各討伐部隊中,專門設立了「治安工作班」。偽滿也根據關東軍的指令,在《康德2年(1935)秋季治安工作綱要》中規定:「縣以縣長,縣參事官為中心,動員各方面組成以行政警察為主體的治安工作隊。」《滿洲國警察史》第297頁。配合討伐行動,徹底搞好治安工作。    
    這次治安肅正的重點地區是偽奉天、安東、吉林、間島、濱江、三江6省。日軍出動的部隊主要有:「以三毛部隊為基幹的部隊,擔任三角地帶和東邊道等偽安東、奉天兩省的討伐;以尾高部隊為基幹的部隊,擔任京(長春)圖路沿線地區之偽吉林、間島兩省的討伐;以巖越部隊為基幹的部隊,擔任哈綏路沿線地區以北至松花江之間的討伐;川岸部隊討伐錦熱地區;澀谷部隊向齊北路出動;兒玉部隊向洮南西部和通遼西部討伐。」    
    在東邊道地區,楊靖宇率領1軍軍部在柳河、金川一帶活動,偽軍邵本良部緊緊追蹤。8月下旬,楊靖宇率部於柳河黑石頭設伏,殲敵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縣寒蔥溝(今屬渾江市)截擊偽軍,繳獲了許多彈藥和被服。之後,楊靖宇率部到達那爾轟,與由2軍政治部主任李學忠率領的西征隊伍會師,由此開始了兩軍聯合作戰,使東滿和南滿的游擊區連成一片。    
    這時,敵人的秋季討伐已經開始,日偽一面調動部隊加強城鎮守備和封鎖道路;一面推行保甲制度,隔離我軍民聯繫;還派奸細打入我軍內部進行破壞。並在戰術上採取「剿殺匪首」的辦法,專命偽靖安軍(俗稱「紅袖頭」)和教導隊等3000餘人,圍攻楊靖宇的司令部。楊靖宇率部避實就虛,南征北戰,在寬甸、本溪、通化等地打擊敵人。1軍各部經過數月南征北戰粉碎了敵人的秋冬季討伐,並得到發展,1935年底總人數已達1600餘人。    
    在遼寧三角地帶,趙同繼苗可秀之後,任鐵血軍總司令。敵人秋季討伐開始後,鐵血軍一度受挫,後總結經驗教訓認為今後「應當互相幫助,彼此輔助,組織統一,行動一致,以長補短,共同發展」。趙同:《東北義勇軍》,轉引自《東北抗日義勇軍史》(上),第299頁。12月初,鐵血軍與其他義勇軍各部舉行了聯席會義,決定各部義勇軍一律以「少年鐵血軍」為軍號,設立總司令部。這次義勇軍各部的大集合,推動了這一地區的抗日鬥爭。    
    1936年1月初,敵再次集結日軍百餘人及大量偽軍,從鳳城向龍王廟方向討伐鐵血軍。趙同、白君實率部300餘人幾次與敵遭遇、損失較大。3月中旬,鐵血軍在周家堡子被敵200餘人包圍,突圍中參謀長趙偉壯烈犧牲。    
    1936年春,在敵人殘酷圍剿下,趙同失去抗日信心,將鐵血軍指揮權交給白君實,隻身入關。此後由白君實、閻生堂、趙慶吉等形成了鐵血軍新領導核心。5~8月間,鐵血軍幾度出擊,取得了一定勝利,但在高力橋子戰鬥中損失百餘人。    
    入秋以後,敵加強討伐,並施行歸屯並戶,鐵血軍再度遇到困難。10月間趙慶吉在戰鬥中犧牲,曹國仁進入關內,隊伍受到較大影響。12月中旬,閻生堂在沙裡寨被敵包圍,突圍中身負重傷,飲彈自盡,時年26歲。    
    此後只有白君實領導餘部頑強堅持鬥爭。在公開活動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白君實就在山林等地挖築地洞堅持抗日。就這樣鐵血軍利用地洞戰,輾轉迂迴,出其不意打擊敵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達數年之久。    
    1938年冬,白君實在李家園子前山地洞堅持鬥爭時被敵包圍,突圍後被捕,1939年1月,白君實壯烈殉國,時年32歲。至此,遼寧三角地帶的抗日武裝鬥爭,堅持8年之久,最後失敗了。但中華兒女不屈的精神永垂史冊。    
    在東滿地區,人民革命軍第2、5軍聯合作戰,共同抗擊敵人。8月召開了兩軍聯席會議,組成西征軍共200餘人,由周保中統一指揮,向額穆、敦化一帶開闢新游擊區。11月上旬,在額穆縣青溝子,老頭口等地,西征軍與敵松井討伐隊及偽軍發生戰鬥,我軍取得勝利。12月上旬,西征軍向敦化官地發動進攻,取得大捷。月底,敵調動兵力企圖將我西征軍圍殲在敦圖路以北。1936年1月上旬,雙方在額穆索等地展開戰鬥我軍殲滅偽軍50餘人。《東北抗日聯軍第2軍》第108頁。    
    以安圖為中心的2軍留守部隊1、2團,在軍長王德泰的指揮下,分成小股部隊,抗擊日偽討伐。至1936年1月中旬,敵再次集結兵力,發起更猛烈的進攻。終因力量懸殊,為保存實力,我軍主動放棄東滿最後一塊根據地,轉移到撫松境內活動。但是,2軍各部仍積極戰鬥,並與1軍2師配合作戰,有力打擊了敵人,挫敗了敵人的秋冬季討伐。    
    在寧安地區活動的5軍一部,同樣反擊了敵人的討伐。5軍的基幹部隊和2軍的部隊,取得了較好的戰績。但5軍非基幹部隊的5、6團等受到較大損失。5軍領導於1936年1月對全軍進行整編,共編為2個師、7個團、21個連,總人數630人,雖然人數有所減少,但素質有較大提高。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2期(9)

    2軍丟失奶頭山根據地後,揮師北上,於1936年1月中旬到達寧安鏡泊湖根據地與5軍軍部會師。2月上旬,2軍政委魏拯民由蘇聯返回東北到達寧安根據地,與周保中進行了會晤,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的指示,討論了進一步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東北抗日聯軍等問題。之後,魏拯民動身前往額穆,與王德泰、李學忠率領的2軍部隊會合。東滿地區的抗日鬥爭又走向一個新階段。    
    在三江地區,趙尚志領導的第3軍和李延祿率領的第4軍,攜手團結並聯合李華堂、謝文東等抗日隊伍,粉碎了敵人1935年秋冬季討伐,3軍還幫助湯原游擊隊組建成人民革命軍第6軍,使這一地區的抗日鬥爭有了較大發展。    
    趙尚志率部東征受阻返回珠河根據地後,將1團留在方正、延壽一帶活動。1935年6月,李延祿率4軍軍部西征,創建了大羅勒密根據地。8月,李延祿部與劉海濤、張壽率領的3軍1團及李華堂部,在大羅勒密會師。9月以後,三支部隊聯合在松花江沿岸打擊敵人,取得了林口戰鬥勝利,擴大了游擊區。    
    9月上旬珠河中心縣委召開會議,鑒於老根據地被敵破壞嚴重,決定由趙尚志率3軍主力部隊向松花江下游地區開闢新游擊區。10月,趙尚志率軍部及4、5團等共500餘人,從珠河道南根據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區遠征。於10月下旬與在大羅勒密一帶活動的1團會合。    
    此時敵人的秋季討伐已經開始,沿哈綏路沿線,由南向北推進,並在松花江沿岸設點堵截。我軍各部分別抗擊敵人。3軍1團堅持在大羅勒密山區。    
    3軍2、3團仍然堅持在珠河根據地,但在敵人的瘋狂圍剿下損失較重。11月中旬,2團在春秋嶺遭敵500人包圍,團長王惠同和政委趙一曼負傷被俘。趙一曼被捕後受盡敵人酷刑,仍堅貞不屈。1936年8月2日,抗聯女英雄趙一曼被敵殺害於珠河,犧牲時才31歲。2團餘部突圍後過道南與3團會合,轉戰於大泥河一帶,頑強堅持戰鬥。    
    李延祿率領4軍軍部於林口作戰後返回依蘭五道河子,10月底趙尚志率3軍軍部及4團東來,在勃利西九龍溝與4軍3團會合。11月初,兩軍發生誤會,造成內訌。1935年11月中旬,趙尚志率3軍軍部從勃利到達牡丹江五道河子,經1團劉海濤和張壽介紹,與李延祿會見,消除了兩軍的誤解。    
    聯合軍北渡松花江後,於12月中旬奇襲了二道河子,然後向湯原縣境挺進。1936年1月,在湯原吉興溝召開了東北反日聯合軍軍政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組織東北反日聯合臨時政府和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的決議。    
    會議前後,在3軍的幫助下,湯原游擊隊於1936年1月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軍長夏雲傑,3軍派張壽到6軍任代理政治部主任,軍下轄4個團,近千人。    
    吉興溝會議後,李華堂、謝文東各率部返回松花江南岸,在依蘭、方正地區獨立活動。李延祿也率隊南返,於2月上旬回到大羅勒密溝裡陳家亮子4軍後方。3月李延祿奉調去蘇聯,軍長由從蘇聯學習回國的李延平代理並兼1師師長。    
    在1935年日偽秋冬季討伐中,3、4軍原有的老根據地,在敵瘋狂圍剿下,受到較為嚴重的損失,但各部聯合,協同作戰,創建了松花江北新游擊區,建立了北滿統一的軍事領導機關,使三江地區的抗日鬥爭不斷發展。    
    在遼西、熱河地區,藍天林領導的「抗日滅滿救國軍」聲勢浩大,1934年6月,吸收義勇軍各部,總數達4000餘人。《抗日救亡》第16頁。敵為消滅這支隊伍,進行多次討伐。10月,敵人開始秋季討伐,集中6個縣的偽軍,並由松井指揮的日軍配合,分數路向大黑山一帶的救國軍進攻,藍天林等部損失較大,但仍堅持鬥爭。直到1937年7月,藍天林率數人在北票縣南平安地被敵包圍,藍天林頑強拚搏2個多小時,英勇戰死,時年39歲。此後救國軍潰散。    
    「老梯子」高鵬振,活動於阜新、彰武、法庫等地。高鵬振率部以機動靈活的游擊戰,使敵人的討伐「屢戰屢敗,堪堪束手」偽《大同報》1934年12月26日。。1935年夏,敵再次組成討伐隊圍剿高部,在7月的一次遭遇戰中,高部損失慘重,此後高部未能重振。1937年5月,高率十餘人在阜新縣境內陷敵包圍,突圍時高負傷。不久在養傷處被叛徒「雙勝」誘騙殺害,餘部潰散。遼西熱河地區的抗日武裝鬥爭再次轉入低潮。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1)

    第三節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1936年4月至1941年3月)    
    討伐東北抗日聯軍    
    一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1935年夏,東北各路抗日武裝戰鬥方酣,但由於缺乏統一指揮,基本上是各自為戰,只能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區進行一定程度的配合。而面對的卻是在統一指揮下的日偽軍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圍剿。因此,統一建制,以便統一指揮,就成了亟須解決的問題。正當此時,中共中央,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路上,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消息傳來,東北各路抗日武裝紛紛響應,並著手進行組建東北抗日聯軍的準備工作。    
    1935年9月,2軍西征部隊在蒙江那兒轟與1軍會師。1、2軍領導幹部舉行了聯席會議,就聯合作戰和籌建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等問題交換了意見。1935年11月11日,東北各抗日武裝以東北抗日聯軍的名義,發表了《致關內軍政領袖及各法團電》。1936年1月,2軍一部在軍長王德泰率領下北上,到達鏡泊湖與五軍軍部會師。1月20日,在北湖頭召開了2、5軍黨委特別會議,討論了兩軍配合作戰和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等問題。    
    在南滿的1軍、東滿的2軍和吉東的5軍加緊聯繫的同時,北滿與吉東的部分抗日武裝,包括人民革命軍第3軍、第4軍、湯原游擊隊、民眾救國軍謝文東部和吉林自衛軍李華堂支隊,也於1936年1月26~28日,在湯原縣吉興溝召開了「東北反日聯軍軍政聯席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趙尚志、李延祿、張壽、夏雲傑、謝文東、李華堂、馮治綱等人。會議通過了關於組織東北反日聯合政府和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部的決定,推選趙尚志為總司令,張壽為總政治部主任,李華堂為副司令。    
    1936年1月,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工作的中共東滿特委書記兼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政委魏拯民返回東北。2月5日到鏡泊湖與周保中會晤,並在南湖頭召開了第2軍與第5軍黨委聯席會議。會上魏拯民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決議和中共代表團的指示,討論了加強二、五兩軍的合作和籌建東北抗日聯軍等問題。    
    上述一系列會晤和會議,為東北各地抗日武裝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了《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議草案》,提出全東北抗日軍隊要統一名稱,一律改為「東北抗日聯軍」。    
    2月2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了由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李延祿、周保中、謝文東和湯原游擊隊、海倫游擊隊署名的《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下稱《宣言》),宣佈廢除抗日武裝不同的名稱,將東北的人民革命軍、反日聯合軍、反日游擊隊一律改為東北抗日聯軍、抗日游擊隊,並隨時準備參加正在醞釀的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宣言》的發表,把東北人民抗日武裝鬥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根據《宣言》的規定,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自1936年2月至1937年11月,陸續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11軍。    
    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1936年7月,中共南滿特委在金川縣河裡後方基地會家溝密營,召開了南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把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軍長兼政委楊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鐵巖,參謀長安光勳。下轄第1、2、3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2軍:1936年2月,魏拯民同周保中會晤後返回安圖縣2軍游擊區。3月上旬,在安圖縣迷魂陣召開了2軍領導幹部會議,決定將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改編為抗日聯軍第2軍。軍長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學忠,參謀長劉興漢。    
    迷魂陣會議後,2軍軍部率主力經敦化、樺甸兩縣,到達撫松、蒙江一帶開展游擊活動。魏拯民,為了向中共南滿特委和1軍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研究1、2軍建立集中統一指揮中心等問題,於1936年6月到達金川縣河裡地區會家溝與楊靖宇會晤。7月上旬,南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緊接著由魏拯民和楊靖宇共同主持召開了東滿、南滿黨的特委和1、2軍主要領導幹部聯席會議(即河裡會議)。會議鑒於抗聯第1、2路軍主力業已勝利會師,經常互相配合作戰,活動地區已經連成一片,決定成立第一路軍總司令部,以便統一指揮。總司令楊靖宇,副總司令王德泰,政委魏拯民。轄抗聯第1軍和第2軍。第1軍轄3個師,番號不變;第2軍各師改為第4、5、6師。另外第2軍增設獨立旅、旅長方振聲,政委尹俊山。轄兩個團。    
    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1936年8月1日,當《八一宣言》發表一週年之際,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軍長趙尚志,政治部主任張壽。轄7個師,到10月又編成3個師,共轄10個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東北抗日同盟軍第4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軍長李延祿奉命進關開展統戰工作,由李延平代理,政治部主任黃玉清。轄3個師。1936年11月,4軍第2師擴建為抗聯第7軍,抗聯四軍又以原5團為基礎組建了新的第2師。後又將原自衛軍2旅殘部編為第4師,至1937年春共轄4個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5軍:1936年2月,在鏡泊湖南湖頭召開第2軍和第5軍黨委聯席會議之後,東北反日聯合軍第5軍立即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5軍。軍長周保中,副軍長柴世榮,政治部主任胡仁,參謀長張建東。轄1、2、3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6軍:1936年9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6軍,軍長夏雲傑,轄8個團。1936年11月,軍長夏雲傑犧牲。由第4團團長戴鴻賓代理軍長。1937年2月2日,在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馮仲雲的主持下,在湯原境內6軍軍部召開了軍政聯席擴大會議,確定戴鴻賓任軍長。藍志淵任政治部主任,馮治鋼任參謀長。部隊擴編為4個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7軍:1936年11月,中共下江特委將活動在饒河地區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4軍第2師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7軍。軍長陳榮久,參謀長崔石泉。下轄3個師,每個師各轄一個團,共9個連。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2)

    東北抗日聯軍第8軍: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將謝文東的民眾救國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8軍。軍長謝文東,副軍長籐松柏,政治部主任劉曙華,參謀長於光世。原有的4個團編為2個師,自1936年底到1937年5月又編成4個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9軍:1937年1月,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將李華堂支隊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9軍。軍長李華堂、參謀長李向陽,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轄3個師。    
    東北抗日聯軍第10軍: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湯原中心委和3、6軍黨委在湯旺河溝裡帽兒山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將東北人民革命軍第8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0軍。同年冬正式成立。軍長汪亞臣、副軍長齊雲祿(後叛變被處死、由張忠喜接任),原參謀長王維宇任政治部主任。    
    東北抗日聯軍第11軍:1937年10月東北抗日聯合軍獨立師,在富錦縣二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1軍。軍長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國、參謀長白雲峰。下轄1個師。第1師代理師長李景蔭。師下轄3個旅。    
    1936~1937年,東北抗日聯軍第1~11軍先後成立後,分別活動在南滿、東滿、吉東和北滿地區。活動在各個地區的抗聯部隊,為了更好地配合作戰,需要集中統一指揮。因此,南滿的第1軍和東滿的第2軍,在1936年7月,即已聯合起來成立了第1路軍。    
    吉東的抗聯部隊,也於1937年10月,根據中共吉東省委的決定,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第2路軍是以第5軍為骨幹,以第4、5、7軍為基礎,聯合第8、9軍和姚振山的東北義勇軍及王蔭武的救世軍組成的。總指揮兼政委周保中,副總指揮趙尚志,參謀長崔石泉、政務主任黃玉清。    
    北滿的抗日部隊,早在抗聯成立之前,於1936年1月26~28日在湯原縣吉興溝召開的東北反日聯合軍軍政擴大會議上,已決定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    
    1938年6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第八次常委會議決定,組織抗聯第3、6、9、11軍向黑嫩平原遠征,並建立西北指揮部。1938年底,抗聯西征部隊先後到達小興安嶺西麓的海倫後方游擊根據地。1939年1月,建立了東北抗日聯軍西北指揮部。總指揮張壽,政委馮仲雲,副總指揮許亨植,參謀長馮治綱。西征部隊編為4個支隊兩個獨立師。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滿省委決定撤銷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以抗聯第3、6、9、11軍為基礎,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總指揮張壽,政委馮仲雲,參謀長許亨植。轄東北抗聯第3軍、第6軍、第9軍第2師郭鐵堅部、第11軍李景蔭部。    
    東北抗日聯軍的成立,標誌著東北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日偽對抗日武裝的圍剿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日偽的「治安肅正三年計劃」    
    「第二期治安肅正工作的結果,雖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仍很有限,原因是反滿抗日匪團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中共和蘇聯的領導,這些匪團轉入共產黨的指導(意為『領導』——筆者)下,聯合戰線日趨加強」。這是日本出版的《滿洲國史》的作者們的評價。不錯,進入1936年以後,東北抗日武裝的確發生了質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東北人民革命軍發展為東北抗日聯軍;二是以共產黨領導的抗聯為核心的統一戰線的加強。經過日偽1935年秋冬大討伐,抗日武裝雖然受到不少損失,數量有所減少,但卻更堅強了。所有堅持下來的主要抗日武裝,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抗聯也好,或是義勇軍(如王鳳閣等)也好,都抱有抗戰到底的堅定意志。因此,對於日偽來說,這些抗日武裝並不是一掃可滅的。針對這種情況,關東軍一改過去按季度(某年某季)制訂討伐計劃的做法,於1936年2月制訂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為期三年的《滿洲國治安肅正計劃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妄圖確立長期的治安對策,有步驟有計劃地徹底剿滅抗日武裝。其總的設想是:「第一年,以鐵路沿線和某城為中心,對其周圍一日行程之地區實行完全整肅。第二年,對二三日行程內之地區,第三年,大致實現確保全國的治安。」    
    《大綱》有以下三個特點。    
    (1)是長計劃、短安排。長計劃,主要是關東軍制訂的三年治安肅正計劃。此外,偽滿政府根據關東軍的三年計劃,也相應地制訂了《三年治安肅正計劃綱要》。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為貫徹執行關東軍的三年計劃,又制訂了《關於昭和11年4月至昭和14年3月警憲施行之滿洲國治安肅正計劃大綱》。這些都是長計劃。    
    在貫徹執行三年計劃的過程中,每一年都訂有年度計劃,稱為《××年度關東軍治安肅正計劃綱要》。年度期限為當年4月至第二年3月。還分期,例如1936、1937年度,都分三期,第一期為4月1日至7月末,第二期為8月1日至11月末,第三期為12月1日至第二年3月末。這就是短安排。    
    此外,有的地區,還根據不同的情況,訂有一定時期的計劃。例如1937年6月,關東軍司令部制訂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東北防衛地區治安肅正綱要》和與此相適應關東憲兵隊制訂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東北防衛地區警務機關治安肅正計劃綱要》。    
    (2)點面結合。三年計劃期間,以重點討伐為主。重點討伐地區是偽三江、濱江、吉林、間島四省及奉天、安東兩省之一部(即東邊道和三角地區)。同時兼顧面上的討伐。重點地區之中還有重點,南部重點地區之中的東邊道北部,北部重點地區之中的三江地區是重點的重點。重點討伐也不是同時進行的,而是有先有後。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先對東邊道北部進行所謂「獨立大討伐」;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對三江地區進行所謂「特別大討伐」。    
    在面上,關東軍將東北劃分為東、西、南、北、中、東北、東南、西北、西南,9個防衛地區,每個地區駐有日軍師團或獨立守備隊,由師團長或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任防衛司令官,統一指揮駐該防衛地區內的日偽軍警。每個縣分散配置一定數量的日軍,負責並組織駐當地的日偽軍警維持治安,隨時進行討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3)

    (3)治標、治本、宣撫、思想工作並行。    
    偽滿的《三年治安肅正計劃綱要》規定:「以剿滅既存匪賊的治標工作為首位,並行以普及貫徹建國精神的宣傳宣撫和警防鎮壓共產主義、反滿抗日及其他不良思想的政治工作,以及通過適當施政,來分離匪民,控制和穩定民心的治本工作。」《滿洲國警察史》第300頁。    
    所謂治標工作,就是由日偽軍警對以抗聯為主的抗日武裝進行武力討伐,由日本關東軍和偽軍政部(1937年7月1日改為治安部)組織進行。    
    所謂治本工作,是與治標工作相配合的各項工作。其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妄圖徹底切斷抗日武裝的糧食、物資、武器、彈藥和軍事情報的來源,使之陷於困境,如建立集團部落,劃定無人區,收繳民間槍支等;二是最大限度地為日偽軍警防止抗日武裝的襲擊和對抗日武裝進行討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加強警備公路建設和通信網絡等。治本工作,主要有以下各項。    
    第一,建立「集團部落」。治本工作的核心是建立「集團部落」,切斷群眾與抗日武裝的聯繫,即所謂「匪民分離」。其具體做法是,強迫散居山林峽谷的群眾,集中到日偽軍警監視範圍內的開闊地區,建立「集團部落」。    
    每個部落中心都設有警察派出所,配備有10人以上的武裝警察,對群眾進行監控。有的重要部落還駐有日本守備隊。    
    部落中的18~40歲的男子,都被強迫編為自衛團,受軍事訓練,拿著棒子站崗放哨。實行嚴格的保甲連坐制度,一家出事,十家連坐。12歲以上,不分男女都發給居民證、通行證、購買攜帶物品許可證,出入大門必須持有這些證件。    
    集團部落,實際上是變相的集中營。    
    第二,劃定無人區。與建立集團部落同步進行的是劃定無人區。無人區規定為「匪區」。無人區劃定之後,無人區內的居民必須在限定的期限之內搬到指定地點,建立集團部落。逾期不搬或未搬完者,房屋、物件一律燒燬。以後凡進入無人區者,必須持有規定的證件,否則一律以「匪」論處。    
    第三,建設警備公路。警備公路與一般公路不同,它是專門為所謂「治安肅正工作」來修建的。警備公路大體分為三種:1聯繫縣城及日偽軍警駐地的公路,主要是為了便於日偽警備機關的聯繫;2由省、縣或日偽軍警駐地通向抗日武裝根據地或抗日武裝活動頻繁地區的公路,主要是為了便於「討伐」;3聯繫警防所(設於由集團部落接近抗日武裝根據地及其通路的無人區,由50~200名偽警組成)及防衛(集團)部落的公路,主要為了便於警防所及防衛部落之間與警備本部之間互相聯繫,互相支援。    
    「治安肅正三年計劃」制訂之後,鑒於抗日武裝基本上活動在交通不便的地區,為了便於「討伐」,急需整備警備公路。因此,與「治安肅正三年計劃」相適應,制訂了「警備公路三年計劃」,工程預算總額為18724萬元,1936年新建公路35665公里,1937年新建56825公里,1938年新建25223公里,三年合計新建警備公路117713公里。    
    第四,建設警備通信網。日偽軍警的通信設備有三種:有線通信、無線通信和信鴿。    
    有線通信(警備電話),線路分為幹線和支線。幹線為中央機關與省、省與縣和縣與縣之間互相聯繫的線路;支線為縣與警察署與分駐所之間互相聯繫的線路。    
    三年計劃期間,先後由民政部警務司撥款總額為1663397元,新建線路10121公里。    
    無線通信,1935年以前,偽滿共有無線電台68台,報務員75名。1936~1939年新增電台114台,報務員184名。電台多數為固定電台,也在討伐部隊中配備有少數隨身攜帶的移動電台。固定電台,除配備在偽中央機關、省政府、縣政府外,有些國境警察隊、海邊警察隊,森林警察隊和一些「治安肅正」辦事處、警察署,也逐步配備了無線電台。    
    信鴿,1935年開始使用,當年從日本購進信鴿300只。1936年增加1440只,1937年增加960只,1938年增加1200只。主要配備國境警察隊、森林警察隊和警防所。    
    第五,收繳民間槍支。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槍支、彈藥流入抗日武裝手中,同時還可以用來武裝日偽的群眾性武裝團體。例如1937年撥給三江省1萬支洋炮。用來裝備集團部落的自衛團。後來又撥給日本開拓團步槍2萬支。短槍發給偽警察和部分偽軍,總數不下3萬支。    
    收繳民間槍支,從1933年即已開始,到1935年末已收繳98萬支。1936~1938年又收繳了79萬支。到1940年共收繳205萬支,包括各種槍支。以1938年為例,在收繳的22萬多槍支中,步槍16386支,短槍6583支,自動短槍53支,輕機槍27挺,重機槍5挺,獵槍96支,洋炮198089支。    
    第六,鐵路、公路兩側禁止種植高棵作物。日偽為了防止抗日武裝利用鐵路兩側高糧、包米等高棵作物,襲擊火車,1933年開始禁止在鐵路兩側各500米之內種植高棵作物。後來又鑒於抗日武裝經常在公路上襲擊日偽汽車,1935年又規定在「國道」和警備公路兩側各200米內禁止種植高棵作物。由於農民的強烈反對,不得已於1937年將公路兩側的禁種範圍由200米減到100~50米;1938年將鐵路兩側的禁種範圍由500米減到400~200米。    
    治本工作的其他有關措施如保甲制度,自衛團等,在集團部落中都有所涉及,不再詳述。    
    所謂宣撫工作,就是由宣撫小委員會,通過廣播、電影、講演等手段,進行「建國精神」、「王道樂土」、「日滿親善」、「一德一心」,以及「通匪」、「縱匪」、「窩匪」、「濟匪」、「反滿抗日者要受到嚴厲制裁」等反動宣傳和恐嚇活動,並通過醫療、救助等手段,施以小惠,恩威並用,妄圖籠絡民心,控制群眾,從思想上切斷群眾與抗日武裝的聯繫。從這個意義上看,也是一種「治本工作」。但日偽一般不把它包括在「治本工作」之內、而是單列一項。    
    所謂思想工作,主要是鎮壓共產黨和一切反滿抗日的「不法思想團體」及個人。這項工作在關東憲兵隊的統一指揮下,由日偽憲兵和警察進行偵察、逮捕、刑訊、審判和處置。    
    三東邊道「獨立大討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4)

    所謂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就是沒有日軍參加,完全由偽軍「獨立」地對東邊道進行討伐。    
    過去日偽對抗日武裝的大規模討伐,都是以日軍為主,偽軍輔之。但關東軍一直想讓偽軍能夠早日擔負起討伐抗日武裝,維持「治安」的擔子來,以便使分散配置的日軍集中起來,進行訓練,準備對蘇作戰。這次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就是一次嘗試,一次檢驗。偽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1936年11月24日在通化軍政部討伐指導部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此次所以單純以滿軍獨自力量肅清這一地區,是因為要檢驗滿軍以現有機構——有顧問以下日本人交織在內的現有機構的討伐肅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試驗性質。」「現在皇軍仍在各處流著鮮血,並且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極大的力量,犧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這種費力之事委之於滿洲國各機關,由其承擔,皇軍便可以減輕負擔而從事其本來任務。」《東北大討伐》第315頁。    
    所謂「獨立」大討伐,其實也並不是完全獨立的,從上到下都是由日本顧問、指導官,教官控制和指揮的,偽軍仍然是傀儡。關東軍的這一招兒,不過是為了「減輕負擔」,減少流血「犧牲」,讓偽軍去當炮灰。    
    東邊道「獨立大討伐」,是關東軍根據「治安肅正三年計劃」決定的。1936年7月10日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命令偽滿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貴官在第二期中,指揮盡量多的滿軍,主要在東邊道北部(輯安、通化、柳河、輝南、金川、江、臨江、撫松、長白各縣和磐石縣東部、樺甸、安圖兩縣南部),以滿軍獨立徹底進行治安肅正。」這裡的「第二期」是指1936年度治安肅正計劃的第二期(8~11月)。關東軍1936年度第二期《治安肅正要領》規定:「軍政部最高顧問……盡量將滿洲國軍向北部東邊道方面集中……使之獨立擔任樺甸、安圖兩縣南部和北部東邊道的治標工作。」據此,偽軍政部於1936年8月26日發佈《滿作命第1號》命令,對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做出了部署。10月1日,在通化設立了討伐指導部,佐佐木到一任指導部長,偽第1軍管區主任顧問河崎大佐全面負責組織指揮(相當於參謀長)。偽第1軍管區司令官於琛澄也在通化設有討伐司令部,在討伐指導部的「指導」下具體指揮。下轄5個地區司令部,參加討伐的偽軍共計12個旅(包括教導隊和靖安軍)、2個團,約25萬人。此外,在樺甸、安圖地區還有偽第2軍管區的配合。    
    敵人把討伐部隊分為:堵擊部隊、掃蕩部隊和游擊部隊。他們的任務是:堵擊部隊:凡抗日軍行動要路、出口一律封鎖;掃蕩部隊:遇有情報時,或出「奇襲」,或在抗日軍意料以外進行搜索;游擊部隊:經常在山裡穿梭般行動,以使抗日軍的活動受到阻礙。    
    東邊道「獨立大討伐」,1936年10月1日正式開始,而組織準備工作從8月就開始了。討伐的主要對象是抗聯第1路軍和王鳳閣的自衛軍。還有吳義成的救國軍。    
    當時,抗聯第1路軍總司令、第1軍軍長楊靖宇組織第1軍第1師第3師西征、不在東邊道;第2軍第5師留在綏寧地區;在東邊道的有第2軍軍部、第4師、第6師和第1軍第2師,在第1路政委魏拯民和第1路軍副總司令王德泰率領下,活動在江、安圖、撫松、臨江、長白一帶。    
    王鳳閣部活動在通化、輯安、臨江西部一帶。吳義成部活動在樺甸、安圖、撫松一帶。    
    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分3期進行。    
    第1期,10~11月,全面鋪開討伐,重點是抗聯第5、第6團和王鳳閣部。7日討伐指導部下達「滿作命第8號」,各地區部隊都編組了「游擊隊」。經過半個月左右的「游擊」,王鳳閣在輯安縣的根據地遭到破壞。但沒有發現抗聯部隊。    
    10月21日,敵討伐指導部又下達「滿作命第11號」:從10月25日開始,各游擊隊同時向臨江西北地區王鳳閣部發起總攻,至11月20日結束。結果還是沒有捕捉到王鳳閣。    
    在此期間,抗聯第2軍第4師200餘人,於10月10日在安圖縣南部東清溝與偽第2軍官區第7旅第10團發生戰鬥,擊斃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以下數十名。    
    東清溝戰鬥後,敵糾集5000餘名兵力,對抗聯部隊緊追不捨。王德春率部轉戰於撫松、臨江、江各地,出沒在林海雪原,與敵人兜圈子,終於把敵拖得疲憊不堪,被我軍甩掉。    
    10月末,王德泰率抗聯第2軍軍部和第4師主力,進入臨江撫松地區活動。11月初,拔掉了大陽岔據點。而後,王德泰又率部來到撫松縣小湯河。敵探知後,立即糾集偽軍600餘人,利用夜間襲擊小湯河村。王德泰沉著指揮部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殲敵60餘人,但我軍也犧牲了軍長王德泰以下13人。    
    討伐的第一期,據日偽的記載,共進行戰鬥350餘次,使抗聯、王鳳閣部隊一些小股抗日武裝,受到很大的損失,但其主要目的並未達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歎道:「遺憾的是本期討伐的主要目標東邊道匪首王鳳閣未能捕獲。」《東北大討伐》第266頁。    
    11月15日,討伐指導部下達「滿作命第25號」,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第二期討伐。討伐的重點地區是臨撫地區的撫松、臨江、長白三縣。12月上、中旬重點討伐臨江、長白一帶的抗聯。抗聯有時避其鋒芒,有時主動出擊。在此期間的主要戰鬥有:五道河戰鬥、十三道溝戰鬥、七道溝戰鬥、黑瞎子溝戰鬥等。    
    12月下旬,敵討伐重點轉向吳義成部。敵人判斷,吳義成「在瞎子河南方地區」,遂分幾路向吳部基地進攻。吳義成部受到很大損失。    
    1937年1月敵開始第三期討伐,到3月末基本結束,重點是在臨撫地區圍剿抗聯,在臨撫以西地區圍剿王鳳閣部。    
    1936年12月31日,討伐指導部下達「滿作命第48號」,部署偽軍進行討伐。抗聯為了粉碎敵人的計劃,決定只留一部分主力在長白和臨江縣堅持鬥爭,以吸引敵人;其餘部隊轉移到撫松縣境,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並相機打擊敵人。從1月至3月,2軍各部進行了小夾皮溝伏擊戰,明水溝伏擊戰等戰鬥,到3月下旬,基本上粉碎了敵人的討伐,抗聯2師、4師、6師主力在撫松縣東滿大牛溝密營會師,總結了1936年秋季以來反討伐鬥爭的經驗。    
    敵在臨撫地區圍剿抗聯部隊的同時,在臨撫以西地區瘋狂搜剿王鳳閣部,1937年1月,敵下達「滿作命第50號」,要求「全力搜捕匪首王鳳閣,同時徹底殲滅小匪團」。敵此次討伐採取拉大網的辦法。集中10幾個旅團四面圍剿王鳳閣。敵人如此興師動眾,搜尋兩個月,始終未能找到王鳳閣。到3月上、中旬,敵終於「得到了王鳳閣部隊約100餘人在八道溝東北山地密林中活動的情況」,於是出動2000餘人將老虎頂子團團圍住,激戰三晝夜,王鳳閣部損失嚴重,迫不得已於3月26日夜突圍,進入通化縣第三區六道溝東方約6公里的王鳳閣溝。敵又跟蹤追來。由於連日苦戰,已經人困馬乏,彈盡糧絕,王鳳閣及其妻兒和5名戰士在突圍中終於被俘。4月1日在通化被殺害。    
    歷時半年的東邊道「獨立大討伐」至此基本結束。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5)

    四三江地區「特別大討伐」    
    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基本結束以後,日偽將討伐重點移向三江地區。    
    偽三江省,轄14個縣。當時,抗聯的11個軍,除1軍、2軍在南滿,10軍在五常、舒蘭、葦河一帶外,其他8個軍,基本上都集中在三江地區。    
    1937年3月8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下達「關作命第965號」命令及所附《1937年度關東軍治安肅正計劃綱要》。其「方針」是「除三江省外,滿洲國全部地區,準備在日本軍人後援下,初步以滿洲國各機關的力量,獨立擔任肅正工作。」「對三江省,在適當的時期進行特別工作。」這是因為,在三江地區,抗聯部隊集中,不僅數量多,軍政素質也較好,戰鬥力較強。所以,關東軍在《綱要》的「方針」中,不得不把偽三江省除外。對三江地區,還是得關東軍親自出馬,赤膊上陣。而且不僅指揮軍事,連偽行政權也一併統攬,帶有非常時期的軍事管制性質,即所謂「具有濃厚的軍政色彩」。與其他地區相比,這些都是特別之處,所以叫「特別大討伐」。    
    1937年6月11日,植田謙吉又下達「關作命第995號」命令,及所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東北防衛地區治安肅正計劃綱要》,部署偽三江省特別大討伐。根據這一命令,關東軍特派當時在東北的5個主力師團之一第4師團前往三江地區,第4師團長松井任東北防衛地區司令官,全面負責三江地區的特別大討伐。與此相適應,又調整了偽軍管區司令官,派遣日本顧問進行指揮。    
    特別大討伐,仍採取「治本」與「治標」相結合的辦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1937年7~10月,為第一階段,以治本工作為主。治標工作主要是分散配置部隊,收集情報,就地進行討伐。    
    治本工作以建設集團部落為主,妄圖隔絕群眾與抗日武裝的聯繫,以斷絕糧道,切斷情報來源,使抗日武裝陷於困境。日偽特別修訂了集團部落建設計劃,將康德4年(1937年)度預定數目78個增加150個,共228個。集團部落的建設,給抗日武裝在糧食、衣物和藥品的補給、情報的獲取以及作戰行動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1937年11月,敵人的軍事佈置已基本完成,對集結在三江地區的抗聯部隊形成包圍之勢。於是開始進入治標為主的第二階段。所謂治標,就是武力討伐。日偽軍武力討伐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破壞密營,妄圖消滅抗聯的根據地;二是捕捉抗聯部隊,妄圖消滅抗聯的有生力量。    
    從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敵多次向抗聯密營發動進攻。例如:1937年11月上旬,敵2000餘人進攻七星砬子,抗聯第8軍4師、6師和第11軍的密營遭到破壞。其中5軍某連在抗擊日偽討伐中譜寫了壯烈篇章。1938年3月,敵300餘名向5軍密營進攻。我軍3師8團1連在小孤山頑強戰鬥,激戰竟日,敵始終未能突破。是役擊斃日軍27名,偽軍20多名。我1連連長李海峰、指導員班路遺等12人壯烈犧牲。為了紀念12名烈士,第2路軍總指揮在追悼大會上宣佈,將小孤山命名為「十二烈士山」。    
    面對敵人兇猛的攻勢,為了打破敵人「聚而殲之」的陰謀計劃,跳出包圍圈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打通與其他抗聯部隊的聯繫,1938年4月,中共吉東省委決定第2路軍向西南遠征。敵得知我軍動向,四處圍追堵截,我軍損失嚴重,但仍英勇抗敵。其中,1938年10月發生了「八女投江」的壯烈事跡。至年底,4軍軍長李延平、副軍長王光宇先後犧牲,部隊全部潰散。第5軍也損失慘重,第二路軍西征失敗。    
    1938年6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決定,組織抗聯第3、6、9、11軍,向西北進行第二次遠征。以3軍、6軍為主體的西北遠征部隊一路上擺脫敵人的尾追,衝破敵人的堵截,經過千辛萬苦,浴血奮戰,終於跳出了日偽軍在三江地區的包圍圈,保存了抗聯的一部分主力,粉碎了「聚而殲之」的企圖。於年底分別抵達海倫縣境,在黑嫩平原開闢了新的游擊區。1939年1月,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西北指揮部,將兩次遠征到西北的抗聯部隊,編為4個支隊,決定依托小興安嶺山區,在黑嫩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1938年初,日偽軍開始向饒河地區大舉進攻。抗聯第7軍為了避敵鋒芒,決定除留軍部與敵周旋外,1師、2師轉至同江、富錦地區,3師轉至寶清與5軍3師共同開展游擊戰爭。    
    抗聯各部隊在反討伐戰爭中,在防禦作戰的同時,也相機出動進攻,積極打擊敵人。例如:1937年8月,在5軍副軍長柴世榮的指揮下,抗聯各部向剛剛駐在三道通的日軍發動進攻,擊斃擊傷敵人40餘名。8月20日,抗聯5軍、8軍和獨立師各一部,在周保中的指揮下,在樺川縣孟家崗截擊日軍黑石部隊,擊斃敵300餘人。1938年9月28日,抗聯第7軍參謀長兼代軍長崔石泉率部,在撓力河下游的西風嘴子,伏擊了歸敵日野支隊支隊長日野武雄少將的汽艇,擊斃敵日野以下39名。    
    敵人對抗聯在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加強了政治瓦解工作,由日偽憲警組成的田中工作隊和日軍各部隊中的特設游擊隊,通過偵察、誘降等手段,圍剿抗聯。第8軍軍長謝文東,第9軍軍長李華堂等,就是在敵人的「特別工作」下叛變投敵了。    
    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歷時21個月,日偽軍出動數萬之眾,對三江地區的抗日聯軍進行的大討伐,雖未完全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但也使抗聯部隊遭到嚴重的損失。在三江地區的8個軍,有3個軍(4軍、8軍、9軍)完全解體,其他各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特別嚴重的是損失了不少優秀指揮員,他們絕大多數是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也有個別病逝和被叛徒殺害的。    
    日偽軍三江大討伐基本結束以後,轉戰到黑嫩平原的3、6、9、11軍部隊,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繼續開展游擊戰爭。第2路軍的5軍在牡丹江下游和穆稜、寧安一帶,7軍仍在虎林、饒河、撫遠、同江地區,堅持戰鬥。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3期(6)

    五「東南部治安肅正」    
    在日偽軍開始三江地區「特別大討伐」的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在關內先後發動了「七·七」事變和上海事變,把從「九·一八」開始的侵華戰爭,擴大為全面侵華戰爭;對此,中國也開始了全面抗戰。隨之,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也發生了變化,由局部的獨立抗戰,變成了全國抗戰的一部分。因此,在日偽軍三江地區「特別大討伐」期間,抗聯第1路軍為了配合全國抗戰和策應三江地區抗聯部隊的反討伐鬥爭,在南滿和東滿地區,積極地進行遊擊作戰,以牽制敵人。他們四處伏擊火車和汽車,破壞交通線,襲擊偽警察署、分駐所和集團部落以及進攻城鎮和日偽軍據點。例如:1937年10月25日,魏拯民指揮2軍夜襲輝南縣城,打死日偽軍數十名,繳獲大批物資;10月31日,楊靖宇指揮1軍,在寬甸縣雙山子和四平鄉之間伏擊日軍守備隊,擊斃水出大隊長、陸島小隊長以下20多人;6月6~12日楊靖宇和魏拯民,共同指揮了伏擊偽軍李(景清)旅的戰鬥,殲敵140多人。由於抗聯1軍1師師長程斌於1938年6月底叛變投敵,1軍和2軍改編為3個方面軍和1個警衛旅。1938年8月2日,楊靖宇指揮所部,在老嶺山區長崗,痛殲偽李旅,偽旅長李景清僅帶少數殘兵逃走。至此,這個號稱「滿洲剿匪之花」的偽軍李旅,被抗聯消滅殆盡,對敵人的打擊是很沉重的。    
    總之,在日偽軍進行三江地區「特別大討伐」期間及其以後,抗聯第1路軍,在南滿地區積極作戰,給敵人很大打擊。因而,到1939年3月日偽的「治安肅正三年計劃」,雖然隨著三江地區「特別大討伐」的結束而告結束,但遠未達到「大致實現確保全國治安」的預期目的。於是,日偽不得不以抗聯第1路軍為目標,繼續進行所謂「東南部治安肅正」。    
    「東南部治安肅正」,亦稱「通化、吉林、間島三省日滿軍警聯合大討伐」,又因其討伐的頭目叫野副昌德,所以也叫野副大討伐。在引文中,為了方便,將視情況分別使用。    
    「東南部治安肅正」,早在1938年底就開始策劃了,1939年5月,在吉林市成立了討伐司令部,司令官為第2獨立守備隊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將。    
    參加討伐的日軍有:獨立守備隊,6個大隊,約6000人。偽軍有:7個旅,2個教導隊和1個團,約25萬人。討伐的對象是楊靖宇、魏拯民領導的抗聯第一路軍,據敵人掌握「約有3000餘人」。討伐的範圍,為偽通化省和間島省全境以及吉林省東部。    
    在討伐正式開始以前,敵人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一是調動、編組和部署部隊;二是出動軍警強迫農民在9月末以前進行秋收,嚴禁糧食外運,以斷絕抗聯的糧源;三是搜索無人區,摧毀山寨,使抗聯無處藏身;四是向整個討伐地區的居民發放按有指紋的居民證,以便在討伐過程中搜捕潛伏在居民中的抗日人員。    
    整個討伐,從其過程來看,大體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討伐的主要目標是楊靖宇及其率領的第1路軍司令部、警衛旅和第1方面軍。    
    敵討伐開始後,1路軍決定採取化整為零,分散游擊的辦法,粉碎敵人的討伐。楊靖宇率軍部及警衛旅,轉戰於樺甸、金川、江等地,多次粉碎了敵人的追剿。1940年初,由於叛徒出賣等原因,楊靖宇行蹤被敵發現。敵集結重兵追捕。2月23日,在江縣三道崴子,楊靖宇與敵進行了最後的英勇搏鬥,壯烈犧牲。爾後,第1方面軍餘部仍在艱苦環境下堅持鬥爭,直到4月損失嚴重而解體。敵在集中兵力討伐抗聯第1方面軍的同時,也對第2、第3方面軍進行了討伐。第2方面軍主力,在金日成的指揮下,於敦化、撫松、樺甸等地與敵周旋。1940年2月又轉進和龍、安圖,打了幾個漂亮的伏擊戰和殲滅戰,取得了反討伐鬥爭的勝利。第3方面軍以團為單位,進行遊擊戰爭,在敦化、延吉、樺甸、寧安等地,時而隱蔽,時而出擊,粉碎了敵人的討伐。    
    第2階段,1940年3~9月,楊靖宇犧牲以後,日偽軍認為在偽通化省的討伐任務已基本完成,3月開始把討伐重點轉向吉林省東部和偽間島省北部地區,偽第2混成旅調歸偽第2軍官區指揮,偽通化省的警察大隊,大部調到間島省。討伐的主要目標是第一路軍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第2方面軍指揮金日成和第3方面軍指揮陳翰章。    
    這一階段第1路軍各部仍分散進行遊擊活動。    
    警衛旅一部由政委韓仁和率領,轉戰樺甸、敦化、安圖、延吉、和龍等地。警衛旅另一部約200人,由旅長樸德范率領,在東寧至汪清間活動。9月樸德范在汪清縣天橋嶺西方被敵逮捕叛變。    
    第2方面軍活動於安圖、撫松、敦化、琿春等廣大游擊區,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與敵周旋,較好地保存了自己,並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    
    第3方面軍為避敵鋒芒,於1940年春由敦化向五常遠征。7月,為了尋找魏拯民,陳翰章率部回師敦化,與敵幾次戰鬥,損失很大。去敦化不成,遂轉入寧安縣活動。    
    第3階段,從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這一期間,魏拯民因病在樺甸縣抗聯密營休養,金日成率領第2方面軍,韓仁和率領警衛旅活動在敦化、寧安一帶;陳翰章率領第3方面軍活動在鏡泊湖地區。    
    敵人為徹底剿滅上述「匪首」,制訂了《1940年度第二期修正討伐肅正計劃綱要》。規定,討伐重點是偽間島省,特別是偽牡丹江、間島、吉林3省省境和汪清、琿春、東寧、穆稜4縣縣境地區。    
    根據這一「綱要」,日偽調集大批部隊,組成4個地區討伐隊,日偽軍警總兵力至少在3萬人以上,而敵判斷我軍「只有300人左右」。面對百倍於我的強敵,抗聯將士們頑強鬥爭。陳翰章率部轉進寧安縣境,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下,堅持與敵周旋。最後於1940年12月在南湖頭遭敵包圍,壯烈犧牲,年僅27歲。    
    爾後,敵將追剿目標集中到金日成和魏拯民等抗聯領導人身上。敵人判斷,金日成可能在「五道陽岔西馬鞍山北部山區」,魏拯民在「吉林、通化、間島三省省境地區」。於是,敵於1940年底至1941年1月上旬,調整了部署,制訂了《1941年度吉林、間島、通化各省討伐肅正計劃綱要》參見《東北大討伐》第584~591頁。,開始了新一輪討伐。其實,金日成早於1940年11月就擺脫了日偽圍剿,進入了蘇境。敵人自然沒有收穫。追捕魏拯民的敵長島工作班,於3月8日發現魏拯民等12人,在激戰中魏拯民等8人壯烈犧牲。3月15日,韓仁和率部在寧安縣境與敵戰鬥中犧牲。    
    至此,抗聯第1路軍主要領導幹部,除金日成外,全部犧牲或被捕叛變,部隊損失殆盡。餘部在中共吉林省委幫助下編成第1路軍第1支隊。到1941年3月,敵「東南部治安肅正」的目的已基本達到,遂撤銷了野副討伐司令部,結束了討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4期(1)

    第四節圍剿抗日武裝第4期(1941~1945)    
    ——「西南地區特別肅正」    
    所謂「西南地區」,是指偽滿疆域西南部的偽熱河省和奉天省西部(後改為錦州省)地區,這裡以長城為界限,形成了所謂「西南國境地帶」。    
    「七·七」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特別是地處「滿華」交界的冀熱地區,其抗日烽火越燒越旺。根據抗日游擊戰爭的理論,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紅軍可出一部於冀東,以霧山靈山為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的建議《聶榮回憶錄》中冊,第398頁。,據此,中共中央決定建立冀熱邊抗日游擊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1938年春,晉察冀軍區從第一軍分區和120師抽調部分幹部和部隊,組成了八路軍第11支隊(鄧華任司令員兼政委)和第12支隊(宋時輪任司令員兼政委)。不久,又將兩支隊合併為八路軍第4縱隊,深入冀東、熱南、察東北,創建冀熱察抗日根據地。    
    6月,第4縱隊出長城進入熱南地區,攻克興隆縣城,連戰告捷。在八路軍挺進熱河攻勢的推動下,中共冀熱邊特委組織領導了冀熱邊人民武裝大起義。從7月中旬開始,冀熱邊人民相繼組織起抗日武裝,舉行反日大起義。至7月下旬起義達到高潮,在冀東、熱南22個縣,有20多萬群眾參加起義,有組織的武裝達10萬人,其中由中共直接組織和領導的武裝有7萬餘人。起義隊伍先後攻克了玉田、樂亭、盧龍、薊縣等7座縣城,解放了數以百計的集鎮,在長城內外的廣大農村掀起了抗日武裝鬥爭的新高潮。    
    八路軍挺進冀熱邊區,以及冀熱邊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引起了日偽統治者的極度恐慌,驚呼「延安觸角伸進滿洲,擾亂了滿洲的秩序」。於是,關東軍及日偽當局不斷加強對八路軍和抗日武裝的討伐。一場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在長城內外展開了。    
    自1936年春開始,關東軍為徹底圍剿東北的各抗日武裝,將偽滿境劃分為6個防衛地區,在各野戰軍司令官的指揮下,由各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擔任地區治安防衛司令官,指揮日偽軍圍剿抗日武裝。1939年8月,關東軍又調整所謂「防衛體制」,將偽滿全境劃分為「作戰地區」和「防衛管區」。「作戰地區」主要指北滿和東滿與蘇聯國境鄰近的地區。「防衛管區」則包括偽滿全境。西南地區在關東軍1936年防衛體制中屬於第1 獨立守備隊管轄的南部防衛地區,在1939年體制中屬於第9獨立守備隊管轄的西南防衛地區。    
    由於西南地區地處所謂「滿華」交界,從日本侵略者統治範圍看,長城關外屬於關東軍的「防衛」範圍,而關內冀東地區屬於華北方面軍管轄,所以關東軍在進行「西南地區肅正」時,往往與華北方面軍相互配合,共同行動。但同時也存在著指揮和行動難於統一的問題。因此,八路軍也經常利用日軍管轄區域間隙,與敵周旋,開展游擊戰爭。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冀熱察挺進軍,進一步加強和擴大根據地建設。1939年2月,挺進軍以第4縱隊為基礎,於平西野三坡正式成立,由蕭克任司令員兼政委,程世才任參謀長,伍晉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主力部隊第11和第12支隊,以及冀東抗日聯軍部隊。9月,又將抗聯部隊及游擊隊改編為挺進軍第13支隊,李運昌任司令員,李楚離任政委,曾克林任參謀長,劉誠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時對冀東地委等黨組織進行了整頓,實現了黨和軍隊的統一領導。冀熱邊根據地出現了重新高漲的局面。至1940的年春,根據地的建設由原來的小股游擊隊和小塊游擊區,轉變為大股游擊隊和大塊根據地。八路軍和中共各地黨組織抽調精幹力量,深入農村,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抗日鬥爭,使得偽滿的「西南地區」不得安寧。    
    關東軍和偽滿當局,為了消滅八路軍,剷除抗日根據地,從1938年以後,將西南地區作為軍事圍剿的一個重點地區,逐步加強了所謂「西南地區治安肅正」。    
    1938年9月,關東軍制訂了《西南防衛地區治安肅正計劃》(「西南防作命第65號附件」),1939年1月和6月,又對這一計劃做了調整和補充。規定:「為今秋(1939年秋)前根絕在熱河省內殘匪,西部、西南部及南部國境方面,仍集中日、滿軍和警務機關的綜合力量,進行討伐」,「其主力集結於鐵路沿線,轉入駐屯態勢」。並提出「必要時可以越境到鄰近滿洲的地區」,與駐華北日軍協力,共同圍剿冀熱邊抗日武裝。關東軍根據以往的討伐經驗,還提出了「精選少數人員編成挺進隊、便衣隊,堅持追擊,或通過潛入虎穴等辦法」,消滅八路軍。在「治本」方面,提出與武力討伐並行,「迅速完善警備道路和通訊網,調查戶口,收繳武器,分離匪民,宣傳宣撫等工作」。《東北「大討伐」》,第597~599頁。    
    根據這一計劃,關東軍成立了以西南地區防衛司令官為首的防衛委員會,統一日偽軍警憲特各鎮壓機構,實行所謂一元化徹底肅正。肅正的重點地域主要是鐵路沿線和所謂邊境地區。為此,關東軍抽調一部分軍隊,並增調偽軍和鐵路警備隊,在所謂邊境地區建立了100多個哨所,加強對鐵路周邊和「國境」地帶的軍事圍剿。僅1940年上半年,就進行討伐290次,屠殺抗日軍民2900多人。《歷史的毒瘤》,第265頁。    
    面對日偽的瘋狂圍剿,八路軍和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英勇的鬥爭。1940年春冀熱察挺進軍開赴冀東、熱南和熱西等地。第10團和第7團一部進軍至熱河省西部的豐寧、灤東地區,創建了豐灤密抗日根據地,猶如一把尖刀插入偽滿「西南國境」。對此,日偽當局極為恐慌,糾集4000多日偽軍,採取多頭並進,合圍聚殲方式,進行大討伐,企圖消滅八路軍。挺進軍第10團在當地武裝的配合下,採取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轉移至外線作戰與敵周旋。1940年11月,10團在馮家峪殲滅日軍哲田中隊70餘人。1941年2月在灤平縣馬營西山殲滅敵「道田討伐隊」117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4期(2)

    在熱南、冀熱邊區,包森支隊以五指山為中心,相繼創建了遷道興、遷青平、平密興等3塊抗日游擊根據地。使抗日根據地不斷向長城以外擴展。至1941年夏,在熱河境內已有抗日根據地的8個行政區,在我方控制的基本村,建立了抗日政權(一面政權),在敵偽力量稍強的地區,則採取「兩面政權」政策,表面上保持著日偽的行政組織形式,實際上進行抗日活動。至1940年底,在游擊隊活動地區,兩面政權已達半數以上。《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中),第469頁。    
    越燒越旺的抗日烽火,極大地震動了日偽的「西南邊境」。於是,從1941年春開始,日偽進一步加強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從5月開始,關東軍與華北日軍進行了聯合大討伐。各抽調1個旅團,並糾集偽滿軍和華北偽治安軍6萬餘人,企圖一舉摧毀冀熱邊抗日根據地。冀熱察挺進軍和根據地軍民,與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掃蕩鬥爭。但由於敵眾我寡,挺進軍第13團受到重創,第12團在苦鬥中,陳群團長不幸犧牲,根據地遭到重大破壞。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部企圖實施「北進戰略」,舉行了「關東軍特別演習」,準備發動侵蘇戰爭。為配合這一戰略,關東軍從9月開始進行了「時局應急西南特別肅正」,以達到「殲滅在國境附近地區逐漸恢復匪勢的各匪團,剷除國內治安的禍根」的目的。《東北「大討伐」第199~600頁》。但是,關東軍的屢屢討伐,始終未能根除所謂「匪患」,「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攻勢日趨頑強」。《滿洲國史·分論》(上),中文版,第515頁。為徹底解決所謂「西南地區治安」問題,關東軍於1941年12月提出了以3年為期的《西南肅正大鋼》,並根據所謂「西南邊境」的特殊性,決定將「西南肅正工作」長期化、系統化。1強化鎮壓機構的一元化體制,即在「西南防衛委員會」的統一指揮下,由日偽軍警憲特各機構協同配合進行「肅正」。2加強「治標工作」的力度,一是增調軍警力量,將偽通化省的所謂「討伐功績」顯著的班子及警察隊調至熱河;二是加大了討伐規模,僅1942年參加討伐的兵力即達66816人次,掃蕩次數366次。《歷史的毒瘤》第266頁。三是加強與華北日軍的協同討伐。3在「治本」工作方面,一是關東軍實施所謂「匪民分離」策略,在長城沿線建立「集團部落」和製造無人區(詳見暴行節)。二是建立所謂「國境防衛組織」,即在所謂「國境」沿線,以日偽軍中、小隊(連、排)的「防衛據點」為核心,並與「集團部落」的行政據點相結合,形成所謂「軍警民」聯防體系。《東北「大討伐」》,第601~603頁。三是加強道路交通、通訊設施等建設,以保證「肅正」的硬件基礎。    
    關東軍進行的「西南地區肅正」是日偽期間最後一次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大討伐、大逮捕、大鎮壓。日本侵略者在這裡實行非人道的「集團部落」,推行 「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    
    殺光、燒光、搶光,「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在討伐中最常用的手段。    
    我們從日本戰犯植松猶藪的交代,便可見一斑。《東北「大討伐」》,第655~663頁。屠殺:1943年3月19日,日本承德憲兵隊在興隆縣進行討伐時,將未及躲避的留在村中的病老者及兒童39人全部屠殺,並焚屍滅跡。焚燒:1942年4月17日,植松所在憲兵隊在興隆縣西南討伐時,以該地區為八路軍宿營地為由,放火燒燬民房約70餘戶。1943年9~11月,植松以掃蕩分隊長身份參加討伐,在七溝村附近,燒燬抗日民眾房屋200餘戶。搶掠:1944年3月,植松率領憲兵,以搜捕八路軍為由,在下板城村,將從事耕牛貿易的農民強行趕走,掠奪了全部耕牛,私下委託偽村長將牛賣掉,搾取錢財。    
    進行大逮捕。鎮壓抗日軍民和愛國人士,這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瘋狂暴行。據關東憲兵隊檔案,僅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憲兵所進行的所謂「一齊檢舉」就達154次,逮捕人數1292人。1943年9~12月,日偽又在西南地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總計逮捕人數達1250人,其中被起訴者524人,判處死刑38人,無期徒刑30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251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國家」圍剿抗日武裝第4期(3)

    據不完全統計,在日寇進行大討伐受害最大的興隆、青龍、寬城、承德、豐寧、灤平、隆化等縣,共有33萬多間房屋被燒燬,16萬多頭耕畜受損,近40萬畝土地荒蕪,75萬人喪生,近3萬人被捕。承德黨史辦《暴行與血淚》第169頁。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雖然關東軍法西斯的暴行瘋狂至極,但並沒有使中國人民屈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八路軍和抗日軍民同敵人展開了英勇不屈的反掃蕩鬥爭。1941年秋至1942年秋,關東軍進行「西南肅正」較為瘋狂的階段,在春夏秋季連續發動了討伐攻勢。同時華北日軍發動了第3~5期「治安強化運動」,企圖撲滅冀熱邊的抗日鬥爭。針對敵人兵力強,來勢猛的形勢,我軍採取避強就弱的方針,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離開長城沿線,轉移到長城以外與敵周旋。冀東軍分區第12、第13團,轉移到熱河興隆、青龍以及承德以南地區,與當地游擊隊相配合,開展破襲戰、游擊戰。1942年4月,我主力部隊抓住時機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戰役出擊,在熱河南部及錦承路周圍破鐵路,拔據點,給日偽統治以沉重打擊。    
    針對日偽大搞「集家並村」,企圖割斷中共和八路軍與群眾的血肉聯繫,中共冀熱邊黨組織領導根據地軍民展開了英勇的反「集家並村」鬥爭。在凌青綏地區,我黨發動群眾拒修圍子,或採取敵人白天強迫修,我方夜間破毀的辦法,與敵頑強鬥爭。許多優秀黨員在這一鬥爭中獻出了寶貴生命。如青龍五總區區委書記兼區長海瑞祥等,在反「集村」鬥爭中被敵包圍,為掩護同志突圍,吸引敵人,光榮犧牲。《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下),第391頁。    
    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的英勇鬥爭,使日偽的「集家並村」計劃接連受挫,於是敵人把討伐的矛頭指向以中共凌青綏工委所在地——青龍縣花廠峪為中心的地區。1943年,日偽軍5000餘人合圍花廠峪地區,到處實行「三光」政策,以武力強行「集家並村」,在此期間日寇屠殺凌青綏地區群眾1萬餘人。《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下),第392頁。    
    在敵人的強力逼迫下,熱南人民被迫進入「人圈」,抗日鬥爭進入困難時期。面對這一形勢,冀熱邊特委決定把拆「人圈」鬥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一方面積極開展瓦解爭取工作,開創兩面政權;一方面對死心塌地為敵偽服務的漢奸進行嚴懲,如在群眾的支持下,處決了加巖偽甲長路長恩和大北溝「部落長」王占一,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抗日情緒。同時我軍還以機動靈活的游擊戰打擊敵人。1943年10月,我軍在龍王廟伏擊敵輜重車隊,消滅日偽軍80餘名,繳獲大量軍用物資。    
    此外,在承平寧(城)、承興密地區,中共和八路軍領導抗日軍民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反「集家並村」、反「人圈」的鬥爭。在1942~1944年日偽瘋狂進行「西南肅正」期間,八路軍不但未被消滅,抗日烽火反而越燒越旺,先後在熱遼地區開闢若干塊游擊根據地,建立了十幾個區的抗日政權,沉重打擊了日偽統治。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對日本侵略者進行反攻。1945年1月,在中共晉察冀分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冀熱遼區黨委和行署、冀熱遼軍區。重建了政軍各組織,為反攻熱遼地區奠定了組織基礎。5月冀熱遼區黨委決定,組織「熱北(東北)支隊」,擴大熱遼解放區,為收復全東北做準備。自6月中下旬起,我軍組成3路挺進支隊,分頭向熱北、遼西出擊。由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率領的東路部隊,7月初已進至遼西綏中的大王廟一帶,並對敵予以重創。在1945年的頭半年,在中共的領導下,不僅恢復了原有的游擊區和根據地,而且還開創了大片新解放區,為我軍挺進東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礎。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憲兵隊的建立與發展(1)

    第一節關東憲兵隊的建立與發展    
    在關東軍進行陰謀侵略和法西斯統治中,關東憲兵隊是其得力打手。憲兵隊的發展大體上與關東軍的發展同步,可以分為兩大時期,若干階段。即前期為從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後期為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早在日俄戰爭時,日本就在「滿洲派遣軍」中配置了憲兵,後在此基礎上於1906年建立了關東憲兵隊,隸屬於關東總督府(後改隸於關東都督府)。其任務規定為:對日本駐東北的軍隊執行軍事警察任務,以及對關東州、滿鐵附屬地執行行政與司法警察任務。業務上受日本國內憲兵司令部的指導。1917年由於日本實行憲警合一體制,關東憲兵隊長兼任警務總長,使其成為日本在東北殖民行政及軍事司法的主導者。    
    1919年關東軍獨立時,關東憲兵隊改由日本憲兵司令部直轄,其任務主要承擔對關東軍執行軍事警察業務。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東憲兵隊有本部(在旅順)1個,分隊7個,分遣所8個,人員共計218名。《滿鐵秘檔選編》,第308~314頁。在此期間,關東憲兵隊的侵華活動主要有:    
    (1)從保護所謂日本權益出發,對當地的中國人進行監視,並搜集各種情報。包括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思想的等各個方面。並對各要點地區,分別開展不同業務。如對「間島」(延吉)地區,特別注重朝鮮民族獨立運動與共產主義活動等情報。    
    (2)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日本憲兵和警察打著「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幹著非法侵略的勾當。如關東州租借地的不斷擴大,就是日本憲警的侵略活動之一。據統計,日本佔據旅大期間,通過欺騙、強佔手段,非法違約擴展租借地262平方公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憲警是侵略的主要執行者。    
    (3)鎮壓反日活動。在旅大租借地,日本憲警對反日活動十分恐懼,大肆進行鎮壓。如1922年旅順師範學堂的學生舉行反日愛國示威活動,遭到日本憲警的鎮壓。有30餘人被捕,其中5人被判刑。《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第92~93頁。在延邊地區,日本憲警於1919年製造了「三·一三慘案」,對紀念朝鮮「三·一」運動的示威群眾進行血腥鎮壓。1927~1930年,日本又製造了四起所謂「間島共產黨」檢舉事件,殘酷鎮壓反日活動。    
    (4)積極配合關東軍的侵略活動。皇姑屯事件時,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是河本大作的得力助手。曾製造借口拒絕奉軍執行警備任務,及提供所謂「南方便衣隊」,企圖混淆視聽,掩蓋罪惡。戰後河本在其供述中承認:這場謀殺做得如此周到,是「事前取得了憲兵隊長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諒解」。《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第50頁。「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製造萬寶山事件,關東憲兵隊都積極參與和協助。此外,關東憲兵隊還積極配合關東軍在東北舉行的軍事演習,為關東軍組織在鄉軍人會等軍事後備力量。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出於侵佔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需要,將關東憲兵隊升格,改為關東憲兵司令部。直接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成為關東軍進行「佔領地統治」的骨幹。不久,關東憲兵司令部在奉天、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錦州等地設立了5個憲兵隊,17個憲兵分隊。總人數達500多人。這時,關東憲兵隊的任務規定為:「在關東軍司令部的指揮下,在關東軍行動的區域內,執掌治安與軍事警察業務」。並同時執行原有的在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與司法警察業務。其工作重點在於,有效地配合關東軍的行動。為此,日本軍部通過了《戰時憲兵作戰要務令》,規定關東憲兵隊的具體任務為:保護關東軍的軍事機密;防範和偵破針對日本的間諜活動;檢查郵政通信;監視民眾的言行。    
    1933年關東軍攻佔熱河後,又設立了熱河憲兵隊,延吉地區原由朝鮮軍管轄的延吉憲兵隊也劃歸關東憲兵隊司令部,關東憲兵隊的規模又有所擴大。這時,由於中國人民抗日鬥爭激烈,關東憲兵隊的任務重心又有所調整,轉變為積極配合關東軍的討伐作戰,鞏固所謂「治安戰」的成果。其具體任務:一是協助關東軍對抗日武裝進行討伐;二是加強對反滿抗日活動的鎮壓,包括監視、偵察、搜捕各反日團體和人士,破壞反日活動;三是協同偽軍警確保重要城鎮、交通、軍事要地及重要設施的安全,特別是加強了對長城沿線和邊境地區的防範。初步形成了法西斯殖民統治的憲兵網絡。    
    1935年關東憲兵隊的機構和力量進一步得到加強和充實。在機構上,被稱為「剃刀將軍」的東條英機調任關東憲兵隊司令官,同時又調來一批憲兵骨幹,如荻根丈之助、齊籐美夫等。司令部機構也大為擴充,新設為二部四課,即總務、警務二部,經理、第一~三課等四課。這些表明關東軍為進行法西斯殖民地統治,注意加強了憲兵等的鎮壓力量。至1937年初,關東軍在「新京」、奉天、延吉、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承德、海拉爾等地設有8個憲兵隊,人員為3000人左右。    
    與此同時,關東軍加快在偽滿政權內部建立偽滿憲兵隊,使之成為日本憲兵隊的助手,輔助關東憲兵隊加強對偽滿軍的控制和對東北人民反日鬥爭的鎮壓。    
    早在偽滿成立不久,日偽就在偽都新京設立了偽京師憲兵司令部,並在偽遼、吉、黑三省警備司令部下設立了督察隊,執行憲兵業務。後又在偽軍政部設立了憲兵課,掌握偽滿憲兵業務。1934年在偽滿軍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等人的策劃下,於瀋陽的偽中央陸軍訓練處設立了憲兵練習部(又稱憲兵養成所,不久該部遷往吉林,改稱憲兵訓練所)專門培養偽憲兵骨幹。1935年3月第一批約300名憲兵學員畢業,偽滿公佈了《陸軍憲兵令》,開始正式組建偽憲兵隊。其組織機構為:偽滿憲兵司令部(設在吉林),偽首都和第1~5憲兵隊(分別設於偽都新京和5個偽軍管區司令部),每隊初建時設有1個連,約50人,後陸續增加第2、第3連。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憲兵隊的建立與發展(2)

    1936年以後,日偽又新設了牡丹江憲兵隊(第6憲兵隊),佳木斯憲兵隊(第7憲兵隊),並在偽興安各省設立林西、海拉爾等憲兵分隊,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偽滿憲兵隊擴展到8個憲兵隊,共有偽憲兵約1700名。《長春文史資料》(2),第128頁。在偽都新京、瀋陽、吉林、哈爾濱等東北主要城市和軍事要地都設立了偽滿憲兵隊。這樣,由日本關東憲兵隊和偽滿憲兵隊兩個系統,構成了關東軍在東北進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憲兵雙重體系。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為鞏固侵華戰略基地東北,進一步加強鎮壓體制,日偽憲兵隊也相應得到擴展和加強。關東憲兵隊司令部將原有2部4課擴展為2部5課,即將原庶務經理課分為庶務課和經理課。在警務部中於1939年4月又分設了第4班(又稱通訊器材班),專門擔負反諜報器材的研製工作。所屬憲兵隊也有所增加,1939年8月,在南滿重鎮大連設立了憲兵隊,其主要任務一是保護重要軍事設施,防範和鎮壓反日謀略活動,二是監控中國大陸與東北的海上通道,擔負防衛東北南大門的任務。    
    為加強對蘇作戰準備,關東軍加緊在國境地帶設立憲兵隊。1939年7月,在東部邊境設立了東寧憲兵隊,主要任務是協助關東軍第3軍防衛東寧至綏芬河段國境線。1940年2月,又新設了東安和北安憲兵隊。這3個憲兵隊屬於國境憲兵隊,其主要任務是保護關東軍在國境地帶的重要軍事設施,以及對蘇開戰後配合關東軍作戰部隊進入蘇境活動。此外,關東軍還於1940年在「滿鮮」邊境地區設立了通化憲兵隊,主要擔負監視和鎮壓抗聯的活動及朝鮮民族解放運動。    
    為加強憲兵防諜和鎮壓的力度,關東軍加緊建立特設憲兵隊,1939年8月,以前述通訊器材班為基礎,於偽都新京設立了代號為13986部隊(通稱86部隊)的特設憲兵隊,這是一支以無線電和化學技術等武裝的秘密憲兵隊,專門擔負以「各種科學手段」偵破鎮壓抗日活動的任務。隊長由警務部第2課長山村義雄兼任,下設6個分隊。工作內容包括無線電探查、指紋採集和鑒定,毒品檢驗,文字筆跡鑒定等。    
    為加強所謂思想戰,關東軍從1940年5月開始組建思想憲兵隊,制定了《思想對策服務要綱》和《思想憲兵隊服務要領》。其中規定,思想憲兵隊的目的是「為加強滿洲的思想防衛而組成統一的偵察網,以此來完成思想對策工作,同時確立將來戰爭發生時的思想、情報、宣傳、謀略之基礎」。《檔案資料選編》(4),第288頁。根據「要綱」和「要領」關東軍陸續組建了思想憲兵隊本部和下屬的7個分隊及15個分遣隊,計有憲兵、憲補、憲兵補350人,另配有工作員,總計約500人。    
    至1941年8月,關東憲兵隊擴大為15個憲兵隊,57個分隊,41個分遣隊,10個分駐所。另有1個特設憲兵隊,下轄6個分隊;1個思想憲兵隊,下轄7個分隊,15個分遣隊;1個憲兵教習隊,轄5個訓練中隊。《檔案資料選編》(4),第30~37頁。關東憲兵隊的總人數由1935年的1800人增加到1941年的3800餘人。《長春文史資料》(2),第11頁。此外,日本軍部於1941年7月在日本國內編成的第1、第2野戰憲兵隊,亦開赴東北。關東軍還以憲兵教習隊為基礎編成了第3野戰憲兵隊。這三支野戰憲兵隊每隊兵力約為400人,參加了關東軍對蘇作戰準備的特別演習。    
    關東憲兵隊在調整機構,增加兵力的同時,還普遍強化了特諜力量。即在憲兵隊內普遍 設立了特高課,各憲兵分隊分設特高班,以此有針對性地強化對偽滿高級官吏的監控,以及對反日地下活動的偵破和鎮壓。各憲兵隊根據所在地區的不同,特高業務也有所區別。如新京憲兵隊特高課主要負責搜集偽滿中央的情報,奉天憲兵隊主要針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哈爾濱憲兵隊專門負責監視白俄人的活動等。關東憲兵隊通過這種秘密警察形式來維護法西斯殖民統治。    
    這一時期偽滿憲兵隊也得到充實和加強。在原有第1~6憲兵隊和偽首都憲兵隊及偽興安憲兵隊基礎上,隨著偽滿行政機構的改組,偽軍新軍管區的設立,以及對蘇作戰準備的需要,偽滿憲兵隊兵力又有所增加,並設立了特種憲兵隊。1938年5月,偽滿憲兵隊進行了改組,分成甲乙兩種憲兵隊,即從偽憲兵訓練處的學員和各憲兵隊中抽出約700人組成獨立憲兵隊,稱作乙種憲兵隊,該隊在本部之下設有10個連,每連80餘人,經過訓練之後,先由第1~5連開赴烏雲、呼瑪、歐浦、漠河、饒河等5個邊境地區,由當地的日本特務機關指揮,擔負搜集蘇聯情報,進行國境監視,以及準備戰時進入蘇境執行破壞橋樑等謀略任務。第6~10連與本部駐在哈爾濱松浦鎮,作為備換部隊。《檔案資料選編》(4),第330~433頁。    
    獨立憲兵隊屬於執行謀略任務的特種憲兵隊,其裝備相當精良,除配有軍馬、機槍等一般裝備外,還配有折疊艇,無線電等特種裝備。該隊連以上軍官均由日本人擔任、訓練極為嚴密。1939年8月諾門坎戰爭期間,駐哈爾濱的5個連曾進行了輪換,並配備了登陸艇6艘,侵蘇企圖十分明顯。但由於關東軍很快遭到慘敗,這支部隊未有行動。其後由於軍心不穩等原因,關東軍於1940年8月將偽獨立憲兵隊解散。    
    各隊餘下人員則編成甲種憲兵隊,繼續留駐原地,但其任務由原來側重承擔地方警務與防衛轉變為側重承擔軍事警察業務。1939年5月,為便於與日本憲兵隊有所區別,日偽當局公佈了偽《憲兵總團令》。將偽憲兵隊司令部改為偽憲兵總團司令部,各甲種憲兵隊改為偽憲兵團及憲兵分團。警務課是憲兵團的主要機構,較大的偽憲兵團警務課下設有警務、特務、司法三個系,分別承擔軍官風紀等軍事行政警察業務,思想對策,防諜任務,以及懲處軍人違法業務等。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憲兵隊的建立與發展(3)

    偽滿憲兵隊改組為偽憲兵總團後,其數量也有所增加。1939年以後,相繼在佳木斯設立了偽第7憲兵團,在通化設立了偽第8憲兵團,在通遼設立了偽第9憲兵團,在海拉爾設立了偽第10憲兵團,在密山設立了偽第11憲兵團。到1939年秋,偽憲兵總團人數達1900餘人。《長春文史資料》(2),第129頁。後由於1940年獨立憲兵隊解散,偽滿憲兵人數一度有所減少,但1941年以後又有所增加。    
    這一期間,偽滿憲兵除組成了對蘇作戰準備的獨立憲兵隊之外,還臨時組成了若干專門憲兵隊。1偽憲兵特別工作班,亦稱特別技查班,共組成了三個班,專門從事無線電偵察及其他諜報業務,配合日偽軍特務機關搜集情報。曾先後被派遣到內蒙錫林郭勒地區、三江地區、通化地區等地,進行特務情報活動,以及搜捕抗日地下人員。《檔案資料選編》(4),第391~397頁。2冀東地區憲兵派遣隊。1938年6月,偽憲兵總團司令部派出以憲兵上尉石川與一為隊長由30餘名憲兵組成的偽憲兵派遣隊,隨同偽興安南警備司令部派遣的偽騎兵3個團,到冀東薊縣等地,進行討伐作戰,搜捕八路軍和抗日群眾。3三肇地區憲兵派遣班。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間,日偽對三肇地區實行大討伐,為此從偽憲兵第4團中抽出30餘名憲兵組成派遣憲兵班,在偽第4軍管區主任顧問皆籐大佐的指揮下,配合日偽大討伐。期間曾協助日偽軍警鎮壓王崗偽軍飛行隊起義。《檔案資料選編》(4),第355頁。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偽滿洲國被納入日本法西斯「戰時體制」,日偽的鎮壓更為殘酷。1942年1月,關東憲兵隊司令部向下屬各憲兵隊發佈了《昭和17年度思想對策服務要點》的命令,要求下屬憲兵隊將「思想對策」轉入戰時體制。其要點是:1警防與鎮壓蘇聯和中國關內對偽滿的思想策動;2重點搜捕與鎮壓在東北知識界中的共產黨及抗日組織;3徹底調查漢滿蒙朝等各民族的反日思想動向,並予以防範和鎮壓;4警防與鎮壓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東北人民對日偽經濟統制與掠奪的「擾亂」與反抗。《檔案資料選編》(4),第240頁。    
    關東憲兵隊為把「思想對策」深入到社會基層,認為必須弄清各階層民眾的心理狀態和思想情況,徹底開展「思想秘密戰」。為此,關東憲兵司令部於1942年7月又拋出了《關東憲兵隊警務工作指針》,作為「思想秘密戰」的指導方針。其要點是:1要把特務情報網安插到各民族各階層的各個生活領域,把握民眾對日偽統治的真正思想動向;2注意區分各民族的特性,把握各民族的思想動向;3注意通過流通、消費等各生活領域中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捕捉民眾動向的實質;4把握地區特點和特殊人,以此來弄清當地民眾的思想傾向;5在商社及社團基層機構建立「可靠而持久」的秘密情報網,監視民眾動向。參見傅大中《關東憲兵隊》,第222~227頁。    
    為貫徹這項「指針」,憲兵隊錄用一些效忠日本的朝鮮人和中國人為憲補和憲兵補,在各階層、各領域精心培育了許多「優秀可靠」的特務和密探,在東北各地實行白色恐怖的特務統治。首先,憲兵隊利用對其他警務機構和業務的統制權,在各機構,團體建立起秘密情報網,監視官吏,魚肉百姓。如在偽都新京,由特高課特別情報班班長渡邊千之等控制、利用呂榮寰的長子等人監視偽滿高官;由思想對策班在建國大學、法政大學、師道大學等大學中發展密探,監視愛國師生。其次,通過密佈各地的諜報網,加強對各民族,各階層民眾思想動向的偵察和監視,對社會傳言嚴加追查,甚至連學生轉學、百姓娛樂等生活瑣事也不放過,動輒就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民眾。再次,將「思想對策」與防諜業務結合在一起,即把在邊境地區對蘇防諜業務與在東北內地破壞中共等反日地下組織結合在一起。一面派假情報員擾亂民心,一面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目標的監控。為此,關東憲兵司令部於1943年6月發佈了《如何查明蘇聯思想策略的真相》的文件,提出採取先入為主的積極工作方式,從調查和研究民眾思想動向入手,發現線索,果斷處理,並確定了四類地區和六種重點人,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    
    這一時期,偽滿憲兵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強,特別是加強了特高(特別高等警察)課業務。從1939年偽滿憲兵隊改編為偽憲兵總團後,各憲兵團就設有特高系(有的稱特務系),隨著戰局日趨緊張,偽憲兵團不斷強化特高業務,除加強原有對偽滿軍的監控等業務外,又增加了思想對策、防諜、基礎調查等業務。所謂「思想對策」,主要指對偽滿軍內部思想言行的監控,研究和制定各種防範措施和對策。所謂防諜,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偽軍內部的防諜,即防止反日活動從外部影響偽軍;一方面是外部防諜,即對偽軍的外部聯繫進行調查、監視,以消除偽軍周邊的反日因素。1943年以後,偽憲兵團中的特高系升格為特高課(後稱特務課),在偽憲兵總團參謀處第3課的指揮下,特務警察活動進一步加強。    
    與此同時,偽憲兵數量也不斷增加。1943年以後,在錦州設立了偽第12憲兵團,在內蒙科右前旗設立了偽第13憲兵團,在鞍山設立了偽第14憲兵團。至偽滿垮台前夕,偽滿憲兵團共有15個,分團37個,偽憲兵總人數達2700多人。《日偽憲兵與警察》,第219頁。    
    偽滿憲兵作為日本憲兵隊的幫兇,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務活動有:1監控偽軍和搜集情報。偽滿憲兵對各地的偽軍軍事機構及軍人,以及偽滿政府機構中與軍事相關的部門等實行監視偵察,調查其思想動向,將掌握的情報通報給日本憲兵隊等警務機構,採取壓制、逮捕和鎮壓活動。中央軍事機構、軍隊等是其重點監控對象,而且連與軍事部門相關的宗教團體、娛樂場所等,都設有偽滿憲兵的秘密偵探網,對偽軍的內部和外部均實行嚴密的監控。2強化思想對策,偽滿憲兵通過四處密佈的偵察網,密切注意偽軍內部及外部聯繫的思想動向。這項工作主要由特高課負責。其方法是,及時捕捉各種可疑線索,展開秘密調查,並與其他警務機構協同鎮壓。其實偽滿憲兵往往捕風捉影,巧立罪名、濫殺無辜。3防諜工作是偽滿憲兵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對偽軍內部來說,家屬探訪,僱用員工等,都要經過憲兵的審查;對那些受過懲處的官兵,都由憲兵嚴密監視,防止進行反日活動。從外部關係看,涉及軍事設施的工程,偽軍對外聯繫的有關團體等,都受到憲兵的監控。總之,偽滿憲兵以偽軍為主要監控對象,從內部到外部,從軍官到士兵,以及與偽軍和軍事設施相關的各領域各層次,都受到憲兵的監視、偵察。    
    日本關東憲兵隊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工具,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成為關東軍進行法西斯殖民統治和鎮壓抗日的凶神,通過密佈情報網的特務方式,以極其殘酷的手段,屠殺中國人民,鎮壓抗日力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1)

    一瘋狂鎮壓反滿抗日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日本法西斯則動用軍警憲特等鎮壓機構,以殘酷的手段鎮壓反滿抗日運動。關東憲兵隊除配合關東軍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之外,在平時指揮其他鎮壓機構,成為實行白色恐怖的主導力量。    
    在日本統治東北的14年中,以憲兵隊為首的日偽當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逮捕與鎮壓。    
    1「六·一三」事件    
    1936年6月,日本關東憲兵隊下達命令,對北滿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了一次有預謀,有計劃的大規模逮捕和鎮壓。    
    1936年初,中共在東北建立了東滿、南滿、北滿、吉東4個省委和哈爾濱特委,領導東北抗聯和人民堅持抗日鬥爭,對日偽統治給予了沉重打擊。因此,日偽當局始終把中共作為鎮壓的主要對象。是年春,齊齊哈爾憲兵隊偵知當地新聞、教育界有反滿抗日活動。經調查判明,在滿洲裡、齊齊哈爾、牡丹江等北滿地區,有大量的共產黨人秘密活動,於是關東憲兵隊決定在北滿實行大逮捕。為此,由時任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思想對策」主任兼警務部第3課長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偵察計劃和命令方案,並向各個憲兵隊進行了傳達。    
    6月初,關東憲兵隊向關東軍司令部報告了偵察結果,得到實行大逮捕的批准。原定於6月底某日實施,由於6月6日海拉爾軍隊抓捕的北滿特委任福路等人於押送途中逃跑,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提前於6月10日下達了逮捕命令。並召開緊急會議,制定了《以哈爾濱為中心的一齊檢舉共產黨計劃一覽表》進行了周密部署。《檔案資料選編》(8),第42頁。    
    從6月13日開始,日偽警憲特在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牡丹江等地,一齊出動實行大逮捕。僅第一批抓捕人數就達149人,其中哈爾濱52人,齊齊哈爾38人,海拉爾11人、牡丹江48人。此後繼續在各地抓捕,總人數達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名《黑龍江文史資料》(28),第14頁。,大多是教育界、報界的愛國人士。如黑龍江《民報》社長王甄海,《大北新報》畫刊社編輯金劍嘯,偽龍江省教育廳長王憲章(國民黨黑龍江省黨部常委),教育廳體育股長姜賡年,龍江省立日語專修學校教師麻秉鈞,省立第一師範教師王柱華等人。    
    日偽當局對抓捕的愛國抗日人士進行殘酷刑訊,據時任齊齊哈爾憲兵分隊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採用灌涼水、上大掛、棒打等酷刑殘害被捕者,有的被當場迫害致死。在日本憲兵隊審訊王憲章時,他高聲怒斥敵人:「士可殺不可辱,頭可斷不可侮」,並揮拳與敵搏鬥,當即被憲兵槍殺。《黑龍江文史資料》(2),第14頁。日本憲兵隊對被捕者進行刑訊折磨後,分別做出了死刑和不同刑期的判決。1936年8月,日偽將在齊齊哈爾被捕者王甄海、金劍嘯、麻秉鈞、王柱華、閻達生等5人判處死刑,26人被判徒刑;8月15日,王甄海等5人於齊齊哈爾北郊英勇就義。10月,日偽對丁立足等52名在哈爾濱被捕者,判處死刑15名,無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緩刑。《檔案資料選編》(8),第31~50頁。    
    這一事件是日偽鎮壓共產黨及反滿抗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2「四·一五」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偽憲警特對北滿以哈爾濱為中心,以及南滿奉天、撫順等地的中共地下組織又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和鎮壓,並殘害了一大批無辜群眾。    
    1937年3月,哈爾濱日本憲兵隊從叛徒的供詞中,獲得了中共哈爾濱特委的組織機構及有關人員的活動情況,於是召開警憲特務鎮壓機構會議,制定了大逮捕計劃,確定在日本憲兵隊的統一指揮下行動。從4月15日晨開始,日偽當局在葦河縣等哈東特委活動地區,逮捕中共抗日人員及無辜群眾207名,其中中共葦河縣委書記楊樹森、地下黨員偽葦河縣警務科警長張靄如等均被逮捕,使哈東特委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同時,在哈爾濱逮捕哈特委書記韓守魁等110人,在安達、雙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數十人。《檔案資料選編》(8),第117頁。接著又將逮捕擴大到奉天、大連等地,至11月,共有中共黨員、團員及愛國群眾745人被捕入獄,其中198人被殺害。《東北淪陷十四年大事編年》第228頁。中共哈東特委、哈爾濱市委、奉天市委、大連市委,以及海倫、呼蘭、撫順等縣委、特支等遭到嚴重破壞。    
    在「四·一五」逮捕中,日偽還製造了「法政大學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據時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張瑞麟的回憶,市委宣傳部長馮策安與交通員艾風林根據市委決定,假扮夫妻建立臨時家庭,以掩護地下活動。其行動被偽哈爾濱警務廳特務科密偵郎樹勳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時,馮策安被捕後在敵嚴刑下出賣了原法政大學畢業生、中共黨員於維范和劉芳聲。敵在逮捕2人時,從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學同學名錄和結義金蘭譜,認為是中共地下組織名單,於是敵人按名單抓捕了趙魁(中共黨員)關文明等12人。    
    口琴社是成立於1935年的進步群眾文藝團體,地下黨員姜椿芳、金劍嘯等參加其活動。該團體曾演奏進步抗日樂曲,在群眾中有很大影響。在「四·一五」日偽抓捕馮策安時,將同院的口琴社職員唐嘉偉捕去,唐在敵嚴刑拷打下,供出口琴社活動及其成員。於是日偽從4月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員10餘人,並將這一事件當成共產黨案件上報偽中央警務司。    
    日偽對「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盡吊刑、電刑、上大掛等種種慘不忍睹的酷刑,使被捕者輕者失去健康,留下終身傷痕和殘疾。如對艾風林刑訊時,日本憲兵泉屋扯開她的外衣,赤裸出她的胸部,用木棍撥打她的乳房,狂笑不止。對法政大學學生趙魁審訊時,殘忍地往生殖器上狠踢,當場被活活踢死。僅法政大學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訊致死。《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分卷》第178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2)

    3「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變後,抗聯和黨領導的抗日救國會在三江地區十分活躍,給日偽以沉重打擊。於是日偽將「思想對策」的重點由濱江地區轉向以佳木斯、湯原、依蘭為中心的三江地區。對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領導下的反日組織及抗日救國會,進行了一次大檢舉、大逮捕。    
    1937年7月,佳木斯日本憲兵隊組成的「特務工作班」和偽滿警特別搜查班,在湯原縣偵察、逮捕了中共湯原縣委宣傳部長尹洪明,瞭解到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及其領導的反日救國會組織的情況。接著在湯原日本憲兵分隊隊長籐原廣之進的指揮下,日偽憲警逮捕了湯原、勃利等縣的中共幹部,並將這一情況上報給佳木斯日本憲兵隊。於是日偽決定對三江地區的中共及抗日組織進行大逮捕。    
    1938年3月,在佳木斯日本憲兵隊本部召開了日偽憲警各有關人員的聯席會議,研究制定了實施大逮捕的計劃。據佳木斯憲兵隊《關於「三·一五」大逮捕的報告》中說,「對於本管區內的(中共)北滿省委和吉東省委的領導機關、黨員及其外圍團體,預定以3月15日為期,進行全面逮捕」。《黑龍江黨史資料》(9),第155頁。    
    3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憲兵隊所屬各憲兵分隊為主,並糾集軍警特等千餘人,採用各種手段實施大逮捕。或對重點地區和目標包圍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認逮捕,或伺機密捕。僅三天時間就逮捕中共地下組織和抗日救國會成員315人。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組織部長趙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書記董海雲(董仙橋)等黨員和抗日群眾60餘人。日偽在這次行動中,共逮捕了黨員、幹部、群眾387人,其中中共地下組織和抗日救國會成員330多人,抗聯人員50多人。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346頁。    
    這次大逮捕,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所屬的湯原、依蘭、樺川、勃利、富錦、佳木斯五縣一市的中共地下組織和愛國群眾組織均遭破壞。湯原縣委因縣委書記高雨春、組織部長周興武、宣傳部長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幹部全部被捕、下屬各區委及抗日救國會分會均遭破壞。依蘭縣委書記劉洪泰、樺川縣委書記趙明九、富錦縣委書記劉善一等被捕,其所屬基層組織受到嚴重破壞。    
    日偽統治者對被捕的中共黨員和愛國群眾,進行了極其殘酷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訴:「毆打是最普遍的,另外還有灌涼水、老虎(凳)、跪磚頭、舉大棍、過電等等。」日偽對中共佳木斯市委書記董仙橋實行「疲倦轟炸」,晝夜不停審訊3天,不給水喝、不讓睡覺,並施以酷刑,使其幾次昏厥,又用冷水噴醒,繼續審訊。對於年僅18歲的樺川中學生李樹昌,敵人採取誘供不靈之後,便採用灌辣椒水、上大掛、坐電椅……最後用燒紅的烙鐵燙在他的脊背上《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卷》第183頁。,但是敵人滅絕人性的獸行並沒使共產黨人屈服。    
    在進行酷刑審訊之後,對抓捕的300多人中的112名中共黨員和愛國群眾,進行了所謂審判,將高雨春等18人判處死刑,其中2人在刑訊中被折磨致死,其餘分別被判處無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稱是日本關東憲兵隊有史以來對中共實行鎮壓的規模最大和最凶殘的一次,據憲兵隊的一份報告,「中共東北黨(匪)於游擊區之抗日共產運動,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時處於頂點。由於實施思想對策,其下屬地方組織大都被逮捕消滅」。《東北抗日運動概況》,第77頁。    
    4「安東事件」慘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偽統治者以「肅清東邊道」一帶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為借口,在這一地區瘋狂抓捕愛國知識分子,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安東教育大慘案」。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界民眾紛紛組成抗日組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是其中之一。該會詳情參見王駒、邵宇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救國會是由各階級各黨派愛國人士自發組織的有愛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救亡團體。1932年救國會成員,原安東林科中學校長李獻庭,曾秘密潛返安東開展救國會活動。    
    1935年12月,偽安東省教育廳在安東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借此機會由偽安東省教育廳長孫斗南(孫文琢)召集參加會議者中主張抗日救國的各縣代表李雲霖、左秀海等13人,「名義上是研討教育工作,實際上是秘密組織抗日救國會」。會議一致同意以安東省教育會為主,成立安東救國會。孫斗南、秦有德(林科學校校長)分別擔任正副會長。之後,在偽安東省莊河、鳳城、桓仁、岫巖、寬甸等縣,成立了救國會分會。各救國會成立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並影響到工商界及民眾之中,這種情況引起了日偽當局的恐懼和注意,派出特務密探,尋找線索,羅織罪名。    
    1936年由於漢奸的出賣,桓仁救國會的活動被敵查知,實行了兩次大逮捕,抓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餘人,進而又查出救國會與安東教育局有關係。於是大逮捕從桓仁波及到安東。11月12日夜,安東日偽當局出動憲兵、警察幾十人,在安東市和安東縣大肆抓捕抗日愛國者,先後抓捕了偽安東縣教育局長鄧士仁,教育局學務股長劉國安、禮教股長宋安東,以及各學校長及骨幹張鎮藩、於學禮、秦有德、李慶善等三四十人,偽安東省教育廳長孫斗南、偽安東總商會會長孫榮明也遭到逮捕。不久,大逮捕從教育界株連到工商界,「榮慶常」經理雪志山,「合興義」經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東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與此同時,日偽當局在安東各縣,出動大批憲兵、警察,大肆抓捕各縣愛國人士。在岫巖,敵抓捕了縣教育局長江敦友,教育會長關桂生,農務會長於瑞庭,內務局長夏治生等14人。在鳳城,日偽抓捕了縣教育局長何泮林,中學校長李雲霖,職業中學校長左秀海,鳳城女中教務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學校長、教務主任關子榮、姜振昌、趙際清、馬慶貴、李紹巖等19人。在寬甸,日本憲兵隊在漢奸的指引下,逮捕了萬字會長王冠五,亞新醫院院長王錫忱,偽寬甸縣教育會長、縣師中學校長叢樹春、職業中學教師李秀等。後又抓捕了縣財務局長欒繼先、職業中學校長吳鳳宸,縣女中校長鄒紹南、縣內務局長楊春華,農務會長呂武臣,商務會長李銘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莊河、輯安等又相繼抓捕了很多愛國知識分子。據偽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編的《在安東省內破獲秘密結社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的情況》統計,這一事件被捕者達311人,其中安東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寬甸21人、鳳城19人、岫巖14人、莊河14人、輯安3人,臨江、長白各1人。《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88~89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3)

    日偽當局將被捕的愛國者,當作「思想犯」和「國事犯」,分批押到安東憲兵隊,進行「突擊審訊」或採用「勸誘」方式,或嚴刑逼供,或殘酷折磨愛國者。在敵人的淫威面前,絕大多數愛國志士和救國會成員表現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國志不移」的愛國精神。日偽在審訊偽安東縣教育局長鄧士仁時,威逼他說出「同黨」,不成便用皮鞭打、灌涼水、灌煤油。鄧士仁被折磨得遍體鱗傷,幾次昏死過去,但仍沒有一句口供。敵氣急敗後,竟將鄧空吊起來,致使其當場死亡。然後敵殘忍地將鄧士仁屍體送到連山喂狼狗了。《鐵嶺文史資料》(4),第120頁。    
    偽安東總商會會長孫榮明,在敵審訊中英勇不屈,對任何事情均不承認,只承認為函館震災募捐一事。並怒斥敵人:「函館地震只是幾萬人受災,是小災;東北失陷是三千萬人受了大災,難到不應當救嗎?」偽岫巖縣農務會長於瑞庭被審訊時,怒罵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實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長關英華在敵嚴刑拷打時,乘敵不備,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敵人,當場壯烈犧牲。敵在審訊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貢生時,見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對其用刑,孩子不忍父親受摧殘,便勸其父招認,王則厲聲說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被敵人活活打死。寬甸縣萬字會會長王冠五備受酷刑,仍意志堅定,一字不吐,被敵折磨致死,扔進狗圈餵了狗。此外,左秀海,叢樹春等愛國志士都表現出了捨生救國,以身殉難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在敵人酷刑審訊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89~91頁。    
    日偽經過刑訊逼供和初審後,將主犯解往奉天(今瀋陽)陸軍監獄,進行所謂複審,給愛國者扣上了「反滿抗日」、「叛國犯」、「國事犯」等莫須有的罪名,強行進行了非法判決,除在刑訊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處死刑,140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91~92頁表。    
    被判極刑的愛國人士,在法庭上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左秀海在給其妻鏡青的遺書中說:「……所恨者,未能殺敵首萬千,以消我胸中豪憤耳。」他在赴刑場的刑車上高呼:「中華民族萬歲!」「抗日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壯舉使日偽憲警十分驚恐,忙將刑車開回監獄,用棉花將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雙眼,又押赴刑場。其他愛國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慷慨就義。《丹東文史資料》(3),第27頁。    
    這次慘案主要集中在安東教育界和抗日救國會,但株連甚廣,達300~400人,很多是無辜群眾。此案在時間上延續達三、四年之久,在地區上除安東地區外,還波及到奉天、海城、鐵嶺等地。這次慘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統治東北14年中對教育界愛國知識分子進行的最大規模的鎮壓和極為殘酷的血腥大屠殺。    
    5大連「放火團」事件    
    所謂大連「放火團」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大連地區陸續發生的放火破壞事件進行偵察,對大連國際反帝情報組織和抗日誌士及無辜群眾進行迫害、屠殺的事件。    
    日本佔領東北後,中國人民展開了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在大連地區,1934~1940年,建立起由愛國進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黨員)組成的國際情報組(又稱大連國際反帝情報組)。該組織接受蘇聯紅軍參謀部軍事情報組領導,以破壞日軍佔領區的軍事設施為主要目標,主要活動於大連地區。1933年底,該組織主要負責人紀守先、趙國文、黃振林等,經在蘇聯進行秘密訓練之後,回到中國,在大連、上海、青島等地開展工作。至1937年,該組織在大連的工人中間發展組織,隊伍擴大到幾十人,多次成功地進行了放火、破壞鐵路等抗日活動。據不完全統計,該組織從1935年開始第1次實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約有57次放火行動。《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92頁。其中較大的行動有:    
    1938年4月,由秋世顯領導,對甘井子石油會社第15、16號倉庫實施放火,將日軍儲存的6萬桶石蠟、石油燒掉,其損失最低估計約在70萬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顯、鄒立升領導下,放火焚燒了碼頭4個倉庫,大量布匹、糖、紙張、罐頭、水銀、機器等物資全部被燒燬。其後又兩次焚燒了偽滿石油會社工廠、關東軍被服倉庫、大連火車工廠、大連市內東澤木材工廠、特許品製造工廠各一次。1939年夏,大連台山屯滿洲油漆株式會社起火。1940年2月,大連日清、三泰兩油坊起火。    
    這些接連不斷的放火,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日軍遭受毀壞和損失的軍需物資達2300萬日元左右,並擾亂了日本在關東州的統治秩序,使得日本統治者談「火」色變,加緊對放火者的偵察和調查。由於大連國際情報組成員,在放火過程中表現得機智勇敢,技術高超,最初日本統治者一直以為是自然火災,後來因從現場發現了化學藥品引爆的痕跡,才開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應建立起一套防諜機構,大規模搜捕放火者。其機構主要有:1特殊警察隊。1938年4月,關東州警察部組成一個專門對付抗日放火人員的特殊警察隊。由警察部長任隊長,各警察署長為班長,設有特別班,負責化學藥品的檢驗,以及採用科學辦法(如無線電搜索)偵破。2防諜委員會。1938年6月,為加強對重點設施、工廠的防備,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廠均成立了防諜委員會,除加強警備設施、防火設備等建設外,還對工廠和重要地點實行嚴密監視。3水上警察署。1938年關東州警察部設水上警察署,加強對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斷絕大連與華北、華中等抗日力量的聯繫。4關東州勞務協會,成立於1938年10月,「關東州」廳長官親任會長。其目的在於強化對勞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實行工人登記制度等,以此來偵察工人中的抗日動向。5外事警察課,由鎮壓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務組成,其任務是檢舉、取締「侵害日本帝國利益」者,特別是外國人間諜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還在工廠、碼頭等重要場所,利用漢奸作為耳目,採取廣佈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圖破獲放火事件。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4)

    1940年6月,福昌華工株式會社的漢奸工頭得知大連國際情報組的活動,報告給了關東州警察部外事課,於是日本統治者開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繼在大連、瀋陽、上海等地逮捕了國際情報組成員紀守先、趙國文、黃振林、秋世顯等13人,以及受牽連群眾100餘人。    
    日寇對被捕者實施了殘酷的刑訊。在審訊黃振林和趙國文時,警察將黃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並用竹棍毒打趙國文,以至棍子都打斷了。在殘酷的毒打下輕者全身浮腫、出血,重則被打成殘疾,甚至慘死。灌涼水是又一種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將受刑者衣服扒光,綁在長凳上強行將自來水灌入腹中,日寇稱之為「請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腸病和肺病。還有一種吊刑,即將受刑人反綁架吊起來懸在半空,然後進行毒打審問。還有一種稱之為「皮衣」的刑具,給受刑者穿上勒緊,可以將人活活憋死。此外還有火刑等等。《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96頁。    
    日本侵略者對國際情報組成員秋世顯,進行毒打和灌涼水之後,又用煙火燒炙,使其面孔被燒爛,還用刑夾斷了十指。鄒立升也遭到了同樣的刑罰,手皮都被剝掉了,痛得死去活來。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顯、吳成江、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國際情報組的成員雖然受到殘酷的精神上和肉體的折磨,但他們大多數都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在法庭上義正辭嚴,痛斥敵人。當法官問紀守先「你們為什麼放火?」紀守先嚴正反問道:「你們為何侵略中國?為什麼侵略我們東北?為什麼殺害我們同胞?」駁得敵人啞口無言。《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97頁。    
    最後經過長達5個半月的審訊之後,日寇於1942年3月判處紀守先、黃振林、趙國文、秋世顯、鄒立升等12人死刑,李澤民、周文禮、丁蘭盛等17人被判處7~10年徒刑。紀守先等人面對死亡,仍然繼續鬥爭,寫下了氣壯山河的詩篇:「國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獄志愈堅,頭可斷志不轉……」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順監獄絞殺了大連國際情報組成員紀守先等9人(其餘秋世顯等3人已被折磨死於獄中)。    
    在破壞國際情報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並進行殘酷迫害。1937~1940年間,日本憲兵警察就進行過幾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達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會社著火,日寇便將工人集中起來,調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將工人李境、吳學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處徒刑15年,工友盧某在刑訊時被活活打死。由於日寇濫捕過多,以至於拘留所內過於擁擠,造成傷寒等傳染病流行,許多人因得不到治療,被迫害致死。    
    大連放火團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又一個血證。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偽當局出動大批憲兵、特務、警察,在奉天、新京、哈爾濱等東北各地,對各階層的愛國抗日人士和組織進行了有計劃的大逮捕和瘋狂鎮壓。先後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35頁。    
    偽滿政權建立後,日本法西斯為鞏固其統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國人民,在偽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許多大學,如建國大學、法政大學、大同學院等。在這些學校裡,一部分具有愛國精神的進步學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深深感到做亡國奴的痛苦,自發地組織起來,開展反滿抗日活動。1936年6月,陳樹滿、王國賢、李逢春等一批進步青年,在新京財務職員養成所成立了「讀書會」,啟發學生的愛國民族意識,培養反滿抗日的愛國精神。這些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各地,仍繼續保持聯繫,發展擴大力量。至1940年底,該組織建立了齊齊哈爾核心小組,並在偽新京軍官學校等偽滿機構和學校中發展了成員,遍佈東北各主要城市,人員達200多人。還與中共和抗聯等取得了聯繫,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秘密抗日組織。1941年8月,讀書會更名為「鐵血同盟」,明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偽滿傀儡政權」的宗旨。以助樂讀書為形式,傳播抗日救國思想,激發青年的愛國熱情,並開展搜集情報、張貼反滿抗日傳單等抗日活動。    
    1940年5月,由偽新京陸軍軍官學校學員呂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孫景庚等人發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反滿抗日組織「恢復會」,其意為恢復失地。該組織發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發展會員36人,占軍校第1期中國學員的五分之一《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138頁。,該會秘密傳閱進步書刊,編演話劇、歌曲等,積極開展反日活動,並尋求與中共的合作。很多人還以個人名義參加了讀書會。成為在偽滿軍事部門中的一個重要抗日組織。「青年讀書會」是由《大同報》編輯李季風發起組織的以左翼文藝工作者為主體的秘密反滿抗日組織。於1940年6月成立,該組織成員利用編輯等有利條件,以筆作刀槍,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抨擊時政,其作品對青年影響很大。    
    在偽建國大學內,由大學生柴純然、楊增志等發起組織了「建大幹部會」,並與國民黨地下組織「東北抗戰機構」建立了聯繫,積極開展抗日宣傳、鼓動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愛國青年自發地開展反滿抗日活動。上述以「讀書會」為突出代表的抗日組織及其活動,使日偽當局極為恐慌,加緊對其進行偵查和鎮壓。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5)

    1941年7月,「讀書會」成員王國賢以「貪污」罪被捕《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222頁。。敵人通過這一線索、掌握了一些讀書會的情況,遂派遣特務和叛徒偽裝成中共負責人,打入讀書會,進一步瞭解到讀書會的活動十分廣泛,有青年知識分子,軍校學生,感到讀書會等對日偽統治有極大的破壞作用。決定採取集中檢舉的方式,將讀書會等組織一網打盡。    
    12月30日,特務朱冠軍等人,假稱由「中共中央代表」作報告,將「讀書會」主要成員從各地騙來開會,全部逮捕。以此為開端,日偽當局在東北進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鎮壓,在哈爾濱抓捕了「讀書會」主要成員馬成龍、常吉、崔立福、徐連漢等人,在偽都新京逮捕了「讀書會」的絕大部分成員,「恢復會」的領導人和《大同報》副刊主編李季風,以及建國大學學生柴純然等。還在奉天和錦州等地進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對被逮捕者實行殘酷刑訊,灌涼水、上大掛、電刑、跪鐵索、夾手指等,可謂五刑俱全。最慘無人道的是燒女人乳頭、陰戶、將男性生殖器拴住牽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貞控訴說:「特務對我實行嚴刑拷問,最初是打嘴巴,以後將我所有衣服完全脫掉,週身用火燒,用火燒陰毛,用竹籤刺陰戶……給我過電,燒得遍體鱗傷,衣服與皮肉黏在一起……」《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40頁。    
    除酷刑摧殘外,日寇還採取「非人囚籠」、「思想禁錮」、敲詐勒索等手段,對被捕者進行肉體上、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馬成龍被關在「非人囚籠」中,折磨得身心失調、雙目失明、慘死在獄中,孫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寧死不屈,憤然從三樓跳下,血濺街頭。《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223頁。崔立福有時被連續兩晝夜不停刑訊,多次昏死過去。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讀書會」成員有五人死於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監獄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頓吃的高糧米粥,也被剋扣得儘是些稀米湯,菜有時是爛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醫治,偽建大學生柴純然得了傷寒,不給醫治,很快就死了。《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44頁。張輔三、王覺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於獄中。日本看守還動輒行兇毒打,從1942年到1945年光復,僅長春監獄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殘害致死。    
    7「巴木東」事件    
    「巴木東」系指偽濱江省巴彥、木蘭、東興等縣,這一地區是抗聯第3路軍的主要活動地區,並帶動群眾和抗日救國團體的活動也十分活躍,對日偽統治給予了極大打擊。為鎮壓抗日鬥爭,關東軍在偽濱江省設立了「治安工作委員會」,並組織特別搜查班,監視和偵察抗聯及反日團體活動。還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國團體內,誘捕抗日人員。1932年8月,抗聯第三路軍參謀長許亨植不幸在一次戰鬥中犧牲,敵人從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東」和齊齊哈爾地區中共及抗日會的地下組織名單。《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分卷》第220~221頁。根據這一線索及此前後的偵察,敵人掌握了「巴木東」地區抗聯和抗日救國會大量情報。從1942年底開始,日寇連接召開會議,決定對「巴木東」地區的抗日活動進行鎮壓,並相應設立了行動組織,從抓捕到看守,每縣都設有5個班。至1943年春,一場有計劃的大逮捕行動準備就緒。    
    3月15日,在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長的指揮下,日偽當局調集哈爾濱憲兵隊,以及巴木東地區附近各市縣偽警察和特務,計500餘人,出動汽車幾十輛,組成「巴木東肅正工作指揮本部」,一起實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聯人員和反日群眾540餘名。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餘人。共計逮捕抗聯和抗日秘密組織人員以及愛國群眾近千人,使「巴木東」三縣14個抗日救國會、13支青年義務隊和農民武裝受到破壞。    
    日寇對被捕者實施酷刑審訊,逼迫承認與抗聯有聯繫或同情抗日活動。火刑,電刑,灌涼水,把人裝在麻袋裡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據原哈爾濱憲兵隊本部保安局派遣憲兵高見忠夫戰後供認,因酷刑和虐殺,死者就達60多人。《檔案資料選編》(8),第576頁。據倖存者趙清林回憶:與他同監的畢文祥由於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獄中;李樹文被敵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慘死在獄中。《黑龍江文史資料》(9),第243頁。    
    經過酷刑審訊之後,日寇將550餘名被捕者上送偽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對其中403人進行了起訴。後將閻繼哲等66人,判處死刑。被判無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檔案資料選編》(8),第571~595頁。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東」三縣,但敵抓捕的行動規模相當大,被捕受害者數量也是很大的。這在東北淪陷期間,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慘案。    
    8「三省黨部」事件    
    中國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無論何黨派何階層,只要是愛國者都會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這其中,國民黨也在東北建立了地下組織,開展秘密反日活動。「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在東北設立的秘密組織主要有東北協會,東北黨務辦事處和東北黨務專員三個系統。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偽的嚴重破壞,被捕人數達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難與鬥爭》(下),第53頁。於是國民黨中央決定更改組織系統,分設三省黨部,派李光忱、石堅、肖達三分任遼吉黑三省黨部主任委員,重新開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國民黨駐哈爾濱市聯絡站負責人王友忱,由於疏忽,其活動被偽哈爾濱警察廳特務查知,王即被捕。之後,日偽利用這一線索,開始大規模鎮壓國民黨在東北的地下組織。為此,偽滿各省專門成立了特別工作班,稱這項工作為「桃園工作」。3月12日,日偽實行集中抓捕。國民黨在東北的主要成員均被逮捕。在偽濱江省,由特務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長,在特高科股長那須高義等的指揮下,逮捕了黑龍江省黨部主任委員肖達三,黨部委員兼蒙旗黨務特派員書記李宗周等100餘人。在偽新京地區,由偽首都警察廳副總監三田正夫等指揮,出動憲警特60餘人,逮捕了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石堅等國民黨員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偽奉天省,由偽地方保安局長三宅秀也指揮,逮捕了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等350多人。《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234~238頁。國民黨在東北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不久,大逮捕又擴大到京津地區,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國民黨東北三省黨部主要負責人除羅大愚、關大成等少數逃脫外,其餘全部被捕。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6)

    日寇對被捕者進行了嚴刑審訊。國民黨延壽縣黨部書記長李芳春被捕後,日寇用燒紅的鐵鉤子烙其腿部,李當即昏死。有的被澆上涼水凍成冰砣。被捕的無辜群眾也慘遭迫害。據李芳春回憶,黑龍江省黨部委員柳國棟回哈爾濱時被敵跟蹤,他便躲到綏化的表弟關鐵峰家,敵人未追捕到柳國棟,便將關家父子逮捕入獄,並嚴刑拷問。關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給治療,不幾天就死去了。《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分卷》第229頁。    
    被捕者經過在拘留所的審訊之後,日寇將所謂「重要者」送交偽省高等檢察廳起訴,繼之由偽法院判決。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委員王育文、督導員侯天民等3人被判處死刑,督導員崔榮,李繼武等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幹事傅乃新未及審判即病死獄中。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石堅,以及張滔等人被偽新京特別法廳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龍江省黨部主作委員蕭達三在哈爾濱被判處死刑。    
    日偽當局在對被捕者進行司法處理的同時,又策劃了新的逮捕行動。即所謂「曉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偽在偽都新京召開會議,陰謀策劃了大逮捕計劃。5月27日再次對國民黨地下組織及其有關係者實行大逮捕。在偽奉天省,僅據敵偽檔案記載,抓捕人數就達322人。《檔案資料選編》(8),第657頁。日本戰犯溝口嘉夫也供述,在偽濱江省預定逮捕的約有60名。此次大逮捕,國民黨東北黨務專員羅大愚、黨部負責人張寶慈等均遭逮捕。《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分卷》第230頁。    
    更多的是許多無辜百姓被逮捕,受盡酷刑折磨,慘遭迫害。營口的被捕者萬枝榮控訴:「在被關押的70多天當中,曾受到警察們用灌涼水、上大掛、皮鞭抽打、壓槓子、夾釘板、拳打腳踢等刑罰,慘無人道地對我進行拷打,打得遍體是傷,昏迷不醒……」《檔案資料選編》(8),第671頁。日本戰犯時任偽遼陽市警察局特務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認,為調查遼陽市康德新聞社記者任某(縣黨部幹部),將其妻(21歲)逮捕,當時拷問的方法是讓其光腳跪在削尖鋒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進小腿,使人劇痛。《檔案資料選編》(8),第660~661頁。許多被捕者在刑訊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體虛弱,出獄後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殘廢,有的受刑過重導致各種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遼陽的趙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經吃了長休飯,正準備行刑期間,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他們才免於一死。《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245頁。    
    二製造屠殺血案    
    日本關東軍侵佔東北後,在瘋狂鎮壓抗日武裝鬥爭和反滿抗日活動的過程中,還對平民百姓進行了血腥的屠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殺人罪。下面僅列舉較大規模的案件,揭露關東軍的罪行。    
    1平頂山慘案    
    平頂山位於遼寧省撫順市南郊,距離市區約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於撫順西露天煤礦的開採,許多礦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將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頂山。「九·一八」事變時,村子裡住有400多戶人家,3000多口人,多為礦工和小商販。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人民展開了英勇的抗日鬥爭,遼寧民眾抗日自衛軍是眾多抗日義勇軍的一支隊伍。1932年9月15日(農曆中秋節)夜,該義勇軍分三路攻打撫順,擔任主攻的中路自衛軍1200餘人,在梁錫福的指揮下,從撫順東南的千金寨,經平頂山向市中心進攻,沿途在楊柏堡殺死採礦所長日本人渡邊寬一,搗毀了煤礦的機械廠、變電所和老虎台事務所、汽車庫等,打死了敵自衛團長平島善作等日本人,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引起日偽當局極大震動。加上前幾天偽撫順縣公安大隊一部嘩變,日偽當局認為在守備森嚴的礦區居然被襲擊,「治安」問題十分嚴重,遂決定實施一次大屠殺,以殺一儆百,鎮壓抗日鬥爭。    
    以駐撫順日軍守備隊隊長川上精一,憲兵分遣隊隊長小川一郎等人為首,開始策劃實施大屠殺。9月16日晨,關東軍駐撫順的幾個頭目在小川辦公室召開緊急會議,據參加會議的偽縣公署外事秘書兼縣長翻譯於慶級回憶,日軍認為,「昨夜大刀匪的進攻,是由栗家溝分所報告的,平頂山周圍那幾個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們未向分所報告,所以肯定他們是通匪的」。會議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處理那幾個村的問題。川上斷然地說:「只有把他們全部燒光、殺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並初步商定了實施辦法。《不能忘記的歷史》,第89頁。兩個小時後,又在撫順煤礦會議室召開了所謂「機關首腦」會議,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參加會議的還有警察署長前田信二,參事官山下滿男,以及偽政權方面的偽縣長夏宜、撫順警務局長佟世勳等日偽首腦人物。會議在川上的主持下,決定對平頂山周圍村屯實行「嚴懲」。屠殺任務由守備隊和憲兵隊負責,屠殺地點定在平頂山東山坡,同時將全村燒燬。會後敵憲警偽各自分頭準備。為保證順利實施屠殺,漢奸王長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採納,守備隊出動了大部分兵力6個小隊(共8個小隊)約190人,憲兵隊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親自驅車前往平頂山附近指揮。    
    16日中午12時左右,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200多人乘車開進平頂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時按原先計劃好的哄騙辦法,便衣特務進村挨戶叫人出來,到指定地點「照相」。但這一辦法收效甚微,許多群眾並不願意出來「照相」。於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裝進村,用刺刀逼,槍托打,強行把全村人趕向東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燒房子啦!」人們回頭望去,濃煙瀰漫,大火沖天。然而手無寸鐵的人們,面對全副武裝的強盜又有什麼辦法呢?據夏廷澤等人回憶說:「當時以為房子已被燒掉,就算是壞到頭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場!」《遼寧文史資料》第4輯。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7)

    人們擁擠著被趕到了東山坡窪地,這裡西面是斷崖陡壁,高約二、三丈,北面是養牛場的鐵絲網,只有東、南兩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劃屠殺陰謀時,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決定把這塊既便於把守,又便於屠殺的坡地作為屠場。    
    這時,人們南面站著手持上著刺刀步槍的日本兵,東面山坡上放著幾個用紅布蓋著帶支架的東西,許多人都誤以為是照相機,其中有的機警的群眾發現有些不對頭,欲逃離現場,這時蒙著布的東西被揭開了,忽然有人一聲尖叫:「不好了,是機關鎗,快跑哇!」這時一個日本軍官一擺手,機關鎗和步槍雨點般射向群眾,剎那間,人如牆倒,血肉橫飛,尚活著的人們高喊著:「衝出去,快逃命啊!」拚命往外衝。可是東、西、北三面是絕路,只有南面一個缺口,而在日軍的封鎖下,衝出去的倖存者甚少。大屠殺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當劊子手停止射擊準備撤走時,突然發現屍體中有呻吟聲和人體蠕動,於是又重新開進屠場,挨個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將嬰兒挑起拋向空中,真是慘無人道,令人髮指。這場屠殺直到當日傍晚,歷時3個多小時,奪去近3000名無辜居民的生命。    
    日軍為掩蓋屠殺暴行,於次日派人用鉤子將屍體拖到山崖下堆積起來,當時尚有受重傷不能行動者,也同屍體堆在一起,澆上汽油焚燒,然後用炸藥把山崖崩塌,掩埋屍體,銷毀罪證痕跡,後來又在燒燬的廢墟上製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圖掩人耳目。《檔案資料選編》(8),第10頁。    
    從此,往日熱鬧的自然村屯變成了人骨堆積的荒山,一個由人群流動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殘暴地消滅掉了。後來人們悲痛地編出一首歌謠:    
                  當年平頂山人煙茂,    
                  一場血洗遍地生野草。    
                  揀起一塊石頭,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殺死我們的父母同胞,    
                  血海深仇永難消!《遼寧文史資料》第4輯。    
    日寇在平頂山施以大屠殺之後,又對其周圍的村屯進行了屠殺和燒劫,這也構成了平頂山慘案的一部分。    
    栗家溝、千金寨(堡)是抗日義勇軍經常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地方。9月15日遼寧自衛軍攻打撫順時也經過了這兩個地方。因此,日軍在平頂山進行大屠殺之後,又血洗了栗家溝和千金寨。這些地區的居民得知平頂山屠殺事件後有所警惕,聽說日軍要來掃蕩,紛紛出逃。於是日軍便直接採取野蠻屠殺的方法,一進村逢人就開槍,這樣栗家溝有130多人,千金寨有40多人慘遭殺害。千金寨1000多棟房屋全部被燒光。《日軍暴行錄:遼寧分卷》第36頁。曾經「日出千金」的繁華村莊,剩下一片瓦礫。此外,日軍還計劃燒平撫順周圍10公里以內的村屯,這個計劃已部分實施,如撫順南部的前孤家子村已被燒劫。有的村汽油已經運到,只待點火,後來日寇顧及到煤礦開採,才停止野蠻行動。    
    平頂山慘案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製造的無數慘案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件。戰後在平頂山挖出了纍纍白骨,撫順市政府保存原樣建起了紀念館,用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    
    2海蘭江慘案    
    在吉林省延吉市以東35里,有個地方叫花蓮裡,海蘭江和布爾哈通河在此匯合,是通龍井、走圖們的必經之地和水陸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紀30年代初,這裡有12個自然屯,200多戶人家。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成立了海蘭區委,發動群眾鬥爭惡霸地主,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對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花蓮裡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敵人叫嚷:「剝花蓮裡的天,覆花蓮裡的地」。為撲滅抗日烽火和革命鬥爭,自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偽軍警及自衛團(敵偽地方武裝),對以花蓮裡為中心的延吉縣海蘭區進行了大小94次討伐,屠殺中共黨員和愛國群眾1700多人《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頁。,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江大慘案。    
    1931年10月30日,駐龍井日本領事館警察和保安隊,在自衛團的配合下,突然襲擊了花蓮裡各村落。凶殘的敵人用刺刀刺死了7歲兒童金石松,用火燒死了金學善懷孕的妻子和他的3個兄妹,殺害了金明浩等27名抗日幹部和無辜群眾。    
    面對凶殘的敵人,抗日群眾並沒有被嚇倒。1932年春,在中共東滿特委的領導下,花蓮裡人民發動「春荒鬥爭」,揪地主,鬥惡霸,掀起了新的反日高潮。於是敵人開始了新的鎮壓。5月3日,延吉日本守備隊50人突襲花蓮裡,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南花蓮裡的金龍珠、中村的大夫金道濟,以及過往行人共18人慘遭殺害。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112頁。    
    敵人越凶殘,抗日火焰越高漲。1932年7月,海蘭區農民響應中共的號召,建立了海蘭區游擊隊(又稱花蓮裡游擊隊)經常襲擾敵人,給日偽統治造成了極大威脅,敵人更加氣急敗壞,叫嚷要剷平花蓮裡,並鼓動自衛團懸賞屠殺共產黨員和抗日幹部。    
    9月6日(農曆八月初六),中共海蘭區委負責人和游擊隊幹部在柳亭村李三達家開會,商議奇取敵鐵路護路隊武器的計劃,不料,這次會議被叛徒原縣委宣傳委員白昌憲密告給敵人。於是,敵人調集日本守備隊、河東自衛團等70多人,組成討伐隊,於八月初六夜包圍了柳亭村,佔據制高點,架起了機槍和迫擊炮,初七凌晨敵人開始攻擊,我游擊隊雖然被困在屋內,但奮力抵抗,一直堅持到上午9時,終因力量懸殊,遭受重大損失。區委書記李相根,組織委員張相淳,宣傳委員金正奎,以及游擊隊員28人,村民20人光榮犧牲,僅李三達一家就有11人殉難,只有張時雨等30多名游擊隊員和一些老人突圍出去。敵人闖進村後,挨家挨戶搜查,放火,無論男女老幼一個都不放過,柳亭村頓時變為一片廢墟。日本侵略者的這次討伐,共屠殺了53人,燒燬了柳亭村,這就是震驚東滿的「八·七」慘案。    
    此後,敵人的討伐不斷升級,從1932年9月到1933年2月,對花蓮裡地區的討伐多達幾十次。1933年1月7日(農曆臘月十二),日本守備隊,警察和自衛團再次討伐花蓮裡,用殘忍手段屠殺了百餘名革命者和群眾。有5名養病的革命者被敵抓住後,放在柴垛上活活燒死。樸元石被割下四肢扔進沸騰的開水鍋裡;金奎植被挖出雙眼後亂棒打死;俞一男被刺刀刺死,他的妻子被扒光衣服,受盡凌辱後,拖到山溝裡弄死。《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4頁。接著日寇又活埋了幾十名抗日幹部和群眾。    
    這一筆筆血債,人民不會忘記。抗戰勝利後,人們揪出了18名主犯,崔南順等7名首惡分子當即被處決,其他判處有期徒刑,清算了一部分歷史血債。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8)

    3老黑溝慘案    
    老黑溝地處吉林省舒蘭縣東部,在呼蘭河上游,又稱呼蘭川,現為舒蘭縣榆樹溝鄉。溝谷成東南西北走向,全長約40公里,兩側山巒起伏,樹密林高,地勢險要。30年代這裡散居著300餘戶農民,「九·一八」事變後,在舒蘭、五常一帶山區活躍著一支抗日武裝,就是以宋德林為首的反日山林隊。老黑溝是這支隊伍的根據地之一。宋德林部隊利用這裡的有利地理條件,養兵藏身,不時襲擊日寇,開展抗日武裝鬥爭。    
    1932年3月,宋德林部第3支隊,在隊長邢文奎的率領下,混入敵營,將保護修築鐵路的日軍58人擊斃,拔掉了牛頭山炮樓,繳獲大批武器和彈藥、築路資材和糧食物品。同年農曆五月初十,義勇軍1支隊在上營東干溝埋伏,擊斃日軍12名,炸掉了碉堡。抗日義勇軍神出鬼沒,使日軍惶惶不可終日,於是日軍調動兵力,一面加強防守,一面加緊圍剿。但義勇軍依靠人民群眾,利用有利地形,與日寇展開游擊戰爭。時而突然出擊,然後無影無蹤,打得敵人暈頭轉向。1934年,有48名日軍討伐隊,到碾子溝掃蕩,遇到一個老農,要其帶路。老農將敵引進溝谷,然後以找水為由,不知去向。這時槍聲大作,日軍被圍溝裡,亂作一團,除1人逃走外,47名日軍全部被殲滅。    
    日本侵略者屢次討伐,屢次失敗,對抗日義勇軍恨得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甚至貼出佈告,以高額懸賞捉拿義勇軍頭領。同時派出奸細,深入山裡,刺探我軍情況。根據密探報告:「老黑溝沒有好人,都是鬍子。」於是日軍決定對老黑溝進行瘋狂圍剿。1935年春,關東軍從齊齊哈爾調第38聯隊(第38聯隊又稱奈良聯隊)第3大隊進駐舒蘭和蛟河,專門執行討伐任務。日軍第3大隊進駐蛟河之後,根據守備隊提供的情報,制訂了討伐計劃,進行了強抓苦力,招聘翻譯,「安撫」百姓等討伐準備。經過周密的討伐準備之後,第3大隊於1935年5月15日從蛟河出發,向老黑溝進犯,開始了春季大討伐。5月29日,第3大隊到達額勒赫,然後分兵三路進入老黑溝。至6月7日撤出老黑溝。在10天之內,日軍對平民百姓進行了血腥屠殺,並放火燒燬了大部分民房,使老黑溝成了人間地獄。據《老黑溝案件》約略統計,死難者合計1017人。《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40頁。主要屠殺場所有樺曲柳頂子,柳樹河子,榆樹溝,青頂子等處。    
    在樺曲柳頂子(現為長安)日寇屠殺我平民百姓200多人,其手段,一是將百姓堵在屋裡殺死,然後燒房焚屍;二是將老百姓驅趕到樺樹林邊,挖坑活埋,待人埋到半截時,用刺刀亂刺,把人殺死。據調查,這裡有7個坑,每坑埋10人左右,其中村西北角一個大坑就發現人頭骨30多個。《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28頁。    
    柳樹河子胡家店是一個大筒屋客店,這裡成了日軍的又一殺人場所。5月31日,日軍將抓來的老百姓72人,先在西院老孫家「過堂」,然後一個一個帶到胡家店進行槍殺,又把客店燒燬。屍體被燒得扭曲萎縮,無法辨認。    
    青頂子屯坐落在呼蘭河北岸,南岸有一個月牙形的水泡子,人們稱為月牙泡。這裡成為日軍血洗老黑溝時最大的屠殺場。在5月31 至6月2日三天時間裡,日軍在這裡殘酷屠殺百姓300多人。在月牙泡岸邊,日軍讓抓來的百姓面向月牙泡跪下,用機槍掃射殺死,然後將屍體推入月牙泡,清淨的泡子水立刻變成了紅色。據一位日本留學生的調查採訪,至20世紀80年代末,人們在打魚時,網上還不時掛上人骨。在月牙泡西邊的樹林中,日軍將百姓每人捆在一棵樹上,然後端著刺刀猛刺,日軍野獸般的狂叫和被害者的慘叫聲交織在一起,迴盪在寂靜的山林,慘不忍睹。在月牙泡南200米處,日軍採取了另外一種屠殺形式,將老百姓雙手背過去,用鐵絲擰住,從兩臂間穿一根水曲柳桿子,每根桿子穿20人左右,排成排跪下,然後日軍用機槍掃射,木桿壓在死者的背上。日軍就是用這樣殘暴的手段屠殺我百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當年手持屠刀的劊子手,至今對於這一血案竟緘口不言,不肯認罪。據日本朝日新聞披露,一位有良心的日本人籐森研,曾對此事做過調查採訪。通過《隨軍史錄》、《奈良聯隊戰記》等史料,以及採訪當時服兵役者的談話,已經明確第38聯隊曾於1935年5月在老黑溝進行過討伐。但對於是否進行過屠殺一事,除史料中有片斷記載之外,被採訪「證人」,或是遮掩搪塞,或是矢口否認,籐森最後感歎到:「當時的中國」,「當時的日本」,隨著「現在的中國」準確地將「老黑溝」暴露於光亮之處時,只有「現在的日本」將記憶拚命地推向黯淡而在掙扎著。日本《朝日新聞》1988年2月12日。這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日本對戰爭的態度。    
    4土龍山大慘案    
    土龍山原為吉林省依蘭縣東南部的一個行政區(現在黑龍江省樺南縣),地處依蘭、樺南、勃利三縣交界。這裡土地肥沃,宜於農耕,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視為移民的首選地區。1933年初,以關東軍武力威脅做後盾,日偽當局在依蘭、樺川等地強行「徵用」土地,一律按每□一元價格徵購,這實際等於無償剝奪。同時,日偽當局還以「治安肅正」為名,強行收繳民間槍支,闖進農戶打砸搶,逼得農民走投無路。於是不堪忍受的土龍山農民,於1934年3月上旬發動了反日武裝暴動,組成了東北民眾自衛軍,攻佔了偽警察署,伏擊了趕來鎮壓的關東軍第63聯隊一部,擊斃了聯隊長飯朝吾。土龍山農民暴動震動了中外,引起了日偽當局極大恐慌和仇恨。關東軍參謀長西尾聞訊後大吼著:「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滅敵人是不會收起的。」岸信介:《啊,滿洲》第147頁。於是,日偽當局調動大批軍隊,動用了飛機,對土龍山地區進行了瘋狂的討伐,對這一地區的百姓進行了報復性屠殺,製造了土龍山大慘案。下面截取一段史料《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卷》第113~119頁。,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惡暴行。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9)

    (1)血洗北半截河子。    
    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一支日本騎兵隊和彌榮開拓團守備隊,以滿載日本兵的3輛汽車開路,馬隊緊隨其後,帶著機關鎗、迫擊炮向北半截河子殺來。日軍先到了後居園屯,一進屯就開始燒殺。屯裡有二十幾戶人家,在家的人,都被日軍用刺刀、機槍殺害了,所有房屋都用火點著。吳和當時只有12歲,家住前居園屯,在院子裡望見後居園濃煙滾滾,火海一片,就和屯子裡的人逃到了前面小門傅家去了。後來他回憶道:「日軍在後居園屯燒殺後,接著血洗馬青山、崔和、秦奎武、韓國文、王德花(現在的團結村)、藍四先生(現在的曙光農場一分場)等村屯,把村子裡人殺光,把房屋等燒光。尤其是血洗韓國文院套時,把附近村屯逃難到他院裡的200多鄉親們,全部用機槍掃射打死。」    
    韓國文是當時依蘭縣土龍山區六保六甲甲長,其家有一個很大的院套,院套四角有4個炮台。       
    許多逃難的人紛紛躲進大院。3月12日剛過晌午,滿載日本兵的3輛汽車,後面是馬隊,在屠殺完別的村屯後,又殺氣騰騰地向韓家大院開來。手無寸鐵的逃難的人們驚慌失措,亂成一團,有的忙著套車逃跑。韓國文看此情形對慌亂的人群喊:「大家不要慌,我這院套的4個炮台裡,有快槍、洋炮、母豬炮等10多根,鬼子來到跟前還能抵擋一陣子,一時半會兒是進不來的。」說著就拿起大槍上了東南炮台。馬龍江是這次洗劫的倖存者,他回憶道:    
    那時我在東北炮台裡,眼見日軍的汽車越來越近,只離裡把地時,炮台裡的小伙子們沉不住氣了,洋炮、抬桿子呼通!呼通!一齊向日本人開了火。怎奈離得太遠,沒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進。他們停下汽車,從車上抬下機關鎗,對著逃難的大車掃射起來。這時,幾十輛大小不等的馬車,長蛇似的從韓國文門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到前頭的不知是誰家的馬車的轅馬「打壓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車輛都堵在橫壟地。這一來,日本人的機關機更得把了,噠噠爆豆似的響著,馬被擊中倒下了,車上的人在一聲聲慘叫聲中都倒了下去。    
    韓國文從炮台裡撤出來往西北跑去。這時,我看到有兩個便衣特務領著兩個日本人指著韓國文說些什麼,只見一個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槍瞄準,一聲槍響,韓國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頭栽倒在高粱椽上。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個小子逃出去了,其餘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這時,日軍從望遠鏡裡看見王乃花屯方向來了大排隊,才匆匆撤走。    
    日軍對韓國文院套洗劫不到半小時,從韓國文門前到西溝子,這6里地的大道上,死屍橫躺豎臥,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兒媳婦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還趴在死去媽媽的懷裡找奶吃;有的還剩一口氣,呻吟著。日軍在此次血洗韓家院套中,各村屯來逃難的村民,慘遭殺害的有60餘戶的216人。    
    日軍這次不到10個小時的燒殺,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帶的8個村屯。殺害無辜百姓440餘人,燒燬大小房屋200餘間,燒燬糧食20餘萬斤,牲畜約180頭。    
    (2)燒殺五保地區。    
    徐萬福、尚春岐、闞運章是親眼看到日軍對個地區的燒殺的。有的親人在這場日軍的暴行中喪生。他們分別口述了日軍的野蠻行為。    
    徐萬福說:    
    日本人派往白家溝收斂飯等人屍體的河野部隊,於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現在四合村東二華里)附近,遭到了民眾抗日救國軍馮丙辰部的阻擊。馮部撤走後,日本兵獸性大發,向屯子裡猛烈射擊。孟大騾子屯(現在的小四合村)的張人貴,正走在路上,被一槍打死。我的父親徐振明在屋裡坐著,也被機槍打死。日本兵一進屯就燒房子,點柴垛。趙延祿的3間房和王學忠的兩間房全給燒了。屯子裡火光沖天,哭聲一片。後來一連下了好幾天雪,足有4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幾口人,四、五天以後,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說:    
    日軍燒完徐爽屯,汽車繞道來到我們四合屯,一進屯個個拿著火把燒房子。李義、魯學賢、宣洋、王子楊、孔憲禮、老錢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給點著了。整個屯子濃煙滾滾,一片火海。全屯共燒掉70多間房屋,大人孩子都嚇跑了。衣服、傢俱、糧食全燒光了。    
    闞運章說:    
    日本兵燒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溝。路過梁喜春院套時,遭到抗日救國軍20餘人的阻擊,打了不到一小時,救國軍撤走後,日本兵就砸開院門,進院就開槍把梁振東等3位老人打死,然後放火燒了15間房屋和院內的一切東西。    
    (3)血洗九里六。    
    當時九里六,分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上九里六是現在樺南縣八浪鄉九里六屯,下九里六是現樺南縣閻家鄉老街基南2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東西長3華里、南北寬2華里,有好幾條大街。正街兩旁有油坊、粉坊、雜貨鋪、成衣鋪、飯店、皮鋪、大車店、磨房、鐵匠爐等工商業門市,當時也是一個熱鬧的集市。日軍血洗九里六後,這裡成了一片廢墟。當時的慘景使許多當地老戶記憶猶新。    
    梁文秀老人當年只是個三、四歲的孩子,其父當年是土龍山地區三保五甲甲長。他在世的時候經常對孩子們及其他人講日軍血洗九里六的罪行。    
    1934年3月10日,九里六的老鄉聽說日軍在北半截河子一帶一天就血洗了8個村屯,還要對土龍山全區進行血洗,人們都提心吊膽。後來,一連下了幾天大雪,積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車馬難行,人們的心才稍稍放下。可是剛通車的3月19日早8時許,有3輛日軍軍車從閻家方面開來。看樣子是日軍的偵察車。當時屯裡有駐守的抗日武裝,他們把日軍停在屯裡的兩輛汽車打壞了。屯邊的那輛車跑回湖南營報信去了。當日下午2時許,日軍又開來四、五十輛汽車,對九里六進行了大反撲。抗日民眾救國軍帶領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軍見屯裡槍聲不響了,乘半夜衝進屯子,他們手拿汽油火把,見房就點,連下屋、豬圈、狗窩、柴草垛都不放過。整個屯子火光沖天,日本兵藉著火光,見人就殺,沒死的就補捅一刺刀,鑽進炕洞的人都被揪出來,用刺刀捅死,躲在草垛裡的人被活活燒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的房子全部燒燬,屍橫遍地、慘不忍睹。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10)

    許慶老人說:    
    我今年67歲,日軍血洗九里六時,我13歲,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還挺晴,過午就下起雪來了。大約兩點多我聽到汽車聲,爬上土牆一看,日軍來了48輛汽車,車上架著機關鎗、大炮,大約有千把人,不大一會兒,雙方就接火了,戰鬥打得十分激烈,從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後來抗日軍撤走了,日軍闖進屯子開始燒房子,當時大人哭、小孩叫、豬叫狗咬,牛馬在圈裡燒得亂叫亂撞,真是令人心驚、慘不忍睹。    
    天剛放亮時,日軍開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對逃難的群眾尾追不放。他們追上逃到東南山根下的28名群眾,用草繩子把人一個個捆起來,叫並排跪在地上,然後用機槍都給打死了。接著日本兵又把東山坡的老王家圍了起來,老王家是3間大草房,80來名群眾躲在裡面,危急時刻,一個老頭走出屋,想向日軍為大家說情,沒等開口,就被日軍開槍打死了。屋裡人誰也不敢再出來,日軍就把門窗封嚴,用機槍往屋裡掃射,然後放火燒了這所房子。事後,房框裡只見一大堆燒焦的人骨露著白碴,橫躺豎臥,好不淒慘。    
    李福申老人說:    
    我今年已76歲,下九里六經過那次大難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了。那年我25歲,家住在下九里六屯東頭山根底下,日本兵是從西頭進來的,聽到炮響, 我們全家就從東頭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殺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聽到炮響,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發現後,用槍把他們都打死了。事後我到現場,看見他家十幾歲的小女孩死後手還捂著眼睛,可見,是在恐懼狀態中被日軍槍殺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著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門前,一家12口橫躺豎臥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進豬圈,也未能逃脫敵人的魔掌,全部被槍殺。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軍用刀都挑死在屋裡,兩個20來歲的大姑娘,被他們禍害後也被槍殺。余永錄一家躲在蘿蔔窖裡,敵人發現後,用機槍都給突突(掃射)死了。其餘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沒遭到殺害外,沒有一個倖免。    
    日軍撤走的第二天,我們回去收屍,當時看到遍地是死屍,到處是血腥味,屍首能認出來的就單埋了,認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時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誰死了,誰傷了是說不清的。但能在敵人屠刀下活過來的人,據我知道只有4個,一個是老徐頭,嘴巴被子彈從左邊穿到右邊,算是倖存者;另一個是王貞,他的大腿被打個眼子,當時昏死在血泊中,日軍走後,他醒過來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倆,在炮轟時,她們躲在一條土牆下,塵土把娘倆身上蓋了一層,沒被日軍發現,算是揀了兩條性命。    
    日軍在九里六的暴行,據樺南縣政協文史辦根據當地老戶提供的情況和縣志記載統計,被日軍殺害的群眾有600多人,全家滅絕的近一半。燒燬房屋700多間,死傷牲畜100多頭(匹),毀掉糧食20多萬斤。    
    土龍山農民暴動是日本侵略者野蠻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鎮壓這場暴動中,關東軍出動的飛機使「土龍山附近十七個村莊被炸平,五千多農民被炸死」。從3月12日起,日軍的瘋狂報復和野蠻屠殺就開始了。據樺南縣政協文史辦的調查材料,土龍山慘案中,日軍先後血洗村屯12個,燒燬70餘萬斤糧食,死傷牲畜290餘頭。日軍用機槍掃射、刺刀捅、戰刀砍頭,以及火燒、水溺、嚴刑拷打等多種手段殺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慘景使倖存者不能忘懷。這次大慘案的倖存者和見聞者的回憶,使我們彷彿又看見了當年日軍的殘暴,土龍山無辜百姓的慘死,歷史怎能忘記?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1)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除推行「三光政策」這一較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外,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本節通過矯正院、萬人坑、無人區三個較為典型的表現形式,揭露以關東軍為首的日本法西斯在統治東北期間的罪行。    
    一矯正院    
    矯正院,全稱矯正輔導院,有的叫做「保護監察所」、「更生訓練所」等,雖然名稱各異,其實質是一樣的。1943年9月,日偽當局公佈了《保安矯正法》和《思想矯正法》,標誌著日本法西斯在東北推行矯正制度的法律基礎的確立。    
    矯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為維護其殖民統治和進行侵略戰爭的產物。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所謂「日滿一體」的體制進一步加強。為了確保「大東亞聖戰」,日本法西斯不斷加強對海外殖民地的統治和掠奪資源。對於關東軍來說,維持偽滿統治的穩定,加緊掠奪東北資源,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關於維持偽滿統治穩定問題,雖然在關東軍的強大武力圍剿之下,大規模的抗日武裝鬥爭有所減緩,但由於日本法西斯的殘酷統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難,各種問題不斷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仍在增長,因此關東軍認為需要採取更為有效的治安對策。關於掠奪資源問題,日本佔領東北後,就將東北作為侵略戰爭的戰略基地。在關東軍的控制下,偽滿當局制定了兩次「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和「北邊振興計劃」等戰爭計劃,以確保侵略戰爭的需要。為此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加以保證。雖然日偽當局在「七·七」事變後就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和《勞動統製法》(1938.12),推行強制的戰時勞動體制,但仍無法滿足勞動力需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問題更為突出。於是日偽當局決定,在強化政治統治的同時,通過各種刑法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也是《保安矯正法》和《思想矯正法》出籠的一個重要背景。    
    為了達到鞏固偽滿政權,獲取充足勞動力以保證掠奪的需要,兩個「矯正法」別出心裁地打著預防犯罪的名義,提出通過「保安矯正」、「預防拘禁」等措施,「以資達到治安保持之目的」。為此,對於「有犯罪之虞」者,必須進行矯正。所謂「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勞動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這裡提到的「浮浪」和「勞動嫌忌者」,表面上是指無業者和流浪者,實際上是為搜刮勞動力找借口。總之,只要被認為「有犯罪之虞」者,都會被押送到矯正院,接受無限期的「精神訓練」,即長期服苦役。這個「大東亞聖戰決戰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鎮壓中國人民的殘酷手段,又可以獲得大量無償的勞動力,滿足侵略戰爭的需要。    
    為實行矯正制度,日偽當局在原偽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礎上設立了司法矯正總局,任命原刑事司長中井久二任局長。該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偽滿監獄(刑務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矯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東北各地設立矯正輔導院。最初一批矯正院設在奉天、哈爾濱、鞍山、本溪湖、撫順等五個城市,以後又陸續在鶴崗、密山、佳木斯、阜新等地增設了一批矯正院,至1945年,日偽當局在東北各地設立的矯正院達幾十所。在有的地方雖然名稱不同,如奉天的「濟生院」、偽新京的「更生訓練所」,但其實質基本相同。在一些較大規模的矯正院之下,還設有矯正分院。如鞍山的矯正輔導院本院有1500人,分院有800人;撫順的矯正輔導院本院有800人,分院有250人左右。1945年3月,甚至還在撫順設立了「少年矯正輔導院」,不到一個月,就關押了500人。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日偽當局還計劃在西安煤礦建立一個輔導院。《滿洲動亂下矯正》第424~425頁。    
    矯正院中如此之多的「嫌疑者」都是以什麼「罪名」被抓進來的呢?    
    日偽當局抓捕「嫌疑者」採取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平時的「個別索出」(即個別逮捕)。李春榮是一個被扣上「莫須有」罪名抓進矯正院的例子。李春榮是家居綏中的小販,由於對日偽警察的敲詐不滿,去縣裡告了一狀,便引來的災禍。1944年9月,李正走在串親的路上,被警察帶走,在毒打逼供下,被扣上「經濟犯」的罪名,送進了千山矯正院(後又轉到弓長嶺矯正院)。在矯正院裡受盡了折磨,直到光復才得以回家。《綏中文史資料》第2輯。有的人就因為賣了自家西瓜,就被扣上「經濟犯」罪名關進了矯正院。二是集中的「一齊索出」(即成批抓捕)。1943年11月,在哈爾濱道外船廠做工的40多人,突然被抓了起來,未經任何審訊,就被繩索捆住,用悶罐車送到了弓長嶺矯正院。《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下),第56頁。又如1944年春,日偽撫順市警察局,在撫順鬧市區以「抓浮浪」為名,一次就抓捕無辜群眾300多人,經酷刑審訊後,將其中250多人送進了撫順矯正院。偽滿史料叢書《偽滿社會》,第131頁。    
    為了使用勞動力方便,日偽當局大多將矯正院或其分院設立在礦山、工廠附近,並建有嚴密的防範設施。如偽奉天矯正院周圍設有電網。進了矯正院與進監獄是大同小異。矯正院可以說是日本法西斯統治和迫害人民的別出心裁的產物,是德國法西斯集中營的又一翻版。被抓進矯正院的人,不僅在肉體上受折磨,擔負沉重的勞役,過著非人的生活,而且在精神上要強迫接受「矯正」,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嚴重摧殘。    
    首先,進了矯正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日本法西斯驅使的「奴隸」。各矯正院周圍大都用高牆和電網圍著,派有重兵把守。被矯正者進入矯正院後,都要強制換上寫有醒目「犯」字的號衣,外出勞役都由荷槍實彈的軍警押送。為防止被關押者逃跑,有的矯正院對被關押者剃眼眉或割衣袖。    
    其次,處於非人的生活狀態。據曾被關押在弓長嶺矯正院的劉萬忠回憶《綏中文史資料》第2輯。:住的地方是對面大炕,破玻璃窗戶四面透風,睡覺時以鞋當枕,和衣而臥。冬天牆壁掛滿霜雪,凍得睡不著,起床時身邊都是霜雪。夜間大小便時必須幾個人一起去,還得赤身裸體,與睡覺時必須穿衣服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廁所忘了脫衣服,被輔導士發現,打了一頓耳光。吃飯是一日兩餐,都是發霉的秫米稀粥,副食是每頓一條一指寬一寸長的鹹菜。吃飯前都要盤腿正坐,低頭默禱,然後才准吃飯。由於飢餓人們不得不以吃樹葉和爛棉絮,甚至有的人竟把監房裡的老鼠抓住吃了下去。《不能忘記的歷史》第276頁。就連當時擔任過偽司法矯正局保健科長的日本人松岡功也認為,犯人是處於最低的生活水準之下,已經到了「人類的極限以下」。《滿洲動亂下矯正》,第13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2)

    第三,除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外,日偽當局還人為地製造苦難。例如,關押密度極高就是一個嚴重問題。據在偽奉天監獄擔任過文書的鈴木信司回憶,本來只能關8個人的監房,卻硬塞進去30~40人,結果犯人只能人挨人地坐著,動彈不得。如果有人出去「方便」,回來就沒有自己的位置。在這種環境下,有的人竟是這樣坐著死去的。《滿洲動亂下矯正》,第356頁。    
    第四,沉重的勞役。由於日偽設立矯正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所以儘管矯正院的條件極端惡劣,但日偽當局始終實行「矯正即勞動,勞動即矯正」的原則,強迫被矯正者進行沉重的勞役。據劉萬忠回憶,每天4點鐘起床,在每道深30米的礦井裡干12個小時活,常年不見太陽。作業任務是每人每天裝3車,共計18噸,完不成不許出井。延長一、二小時是常有的事。不僅勞動時間長,強度大,而且還不許休息,如因疲乏直直腰就要挨打,有一次我一直腰,立即挨了3鎬把。更嚴重的是在掌子面不許四下觀望,因此常有被落下的礦石砸死的。最危險的是冒頂,有一次冒頂,正在作業的全小隊90人都被砸死了。《綏中文史資料》第2輯。更甚者還有給「輔導工人」帶著鐐銬迫其工作的。    
    第五,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施行殘酷的「矯正輔導」。所謂「思想矯正」,實際就是進行奴化教育,宣傳所謂「大東亞聖戰」。而對於敢於反抗或破壞「院規」者,則施以酷刑。按照《矯正輔導院令》,對「輔導工人」必要時可以使用刑具。毒打、帶銬、上滾籠等刑罰手段多種多樣,在酷刑下致死者不計其數。    
    第六,由於生活條件惡劣和輔導士及看守的殘酷迫害,矯正院中疾病流行嚴重。幾乎所有的被關押者普遍患有浮腫病。對於患病者,矯正院不僅要減其食糧,而且不給及時治療,或根本就不給治療。因此,被關押者最擔心的就是患病,一旦患病就等於宣判了大半個死刑。劉萬忠就親眼看到,許多重病號不能出工幹活,被活活打死。在這樣的殘酷迫害下,矯正院的死亡率驚人之高。一些曾在本溪工作的日本人說道,那裡的死亡人數同每年新進來的人數基本上是相同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幾人死亡,而到了日本快要投降的1945年6~8月,每天竟有近30人被抬出去,3年就死了1萬人。整個矯正院的死亡率為1000︰240。《滿洲動亂下矯正》第165頁。另據日偽當局對通化矯正院調查統計,僅在押500名「輔導工人」中,即先後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達40%。偽滿史料叢書《偽滿社會》,第134頁。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據日偽檔案記載和有關案犯供認:「被輔導關押者,因不堪奴役的悲慘境地,起而反抗暴動和逃跑事件也多起發生。」1944年以後,在撫順、鞍山、本溪湖等矯正院或勞役作業場,陸續發生過13起集體暴動和逃跑事件。1945年1月,撫順矯正院的被「輔導工人」,在原八路軍幹部張繼武、宋慶昌的率領下,組織了兩次集體暴動和逃跑事件。他們手持木棒、鐵鍬,同日偽警察和看守展開了殊死搏鬥。偽滿史料叢書《偽滿社會》,第136頁。    
    矯正院是日本法西斯製造的人間地獄,當時曾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矯正輔導院,活賽閻王殿。活著抓進去,死後算出院。偽滿史料叢書《偽滿社會》,第134頁。這座「活閻王殿」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重大暴行之一。    
    二萬人坑    
    萬人坑,一般是指日本帝國主義在掠奪資源(主要是礦產資源),修建工程(主要是軍事工程)過程中,殘酷使用或迫害中國勞工,從而形成的屍體集中地。其實從廣義上看,應當包括由於日本侵略者進行屠殺所造成的拋屍地,即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所造成的屍體集中地。從時間上看,萬人坑的形成可以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三種情況。短期形成的萬人坑,大多是由於日本侵略者在討伐過程中進行大屠殺,而形成的萬人坑。如平頂山萬人坑就是日本在半天之內屠殺我平民百姓3000餘人,然後焚屍棄於溝中,便形成了萬人坑。中期形成的萬人坑,一般是在建設某一工程,在數年中日本侵略者殘害中國勞工等形成的萬人坑,如豐滿水庫和「國境陣地」的萬人坑。長期形成的萬人坑,是指日本侵佔東北後,在礦山、工廠等地長期奴役中國人民所形成的萬人坑。可以說,日本侵略者不僅對活人進行殘酷的迫害,而且對死者也採取非人道的肆虐,萬人坑就是最好的證明。下面通過幾個典型的萬人坑,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1白家堡子慘案及其萬人坑    
    這是一個典型的屠殺型萬人坑。    
    白家堡子是吉林省通化縣興林鄉的一個村屯。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以討伐為名,在這裡屠殺了平民百姓400餘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白家堡子慘案。參見《通化文史資料》第1輯。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東滿地區是抗聯一軍的活動地區。興林鄉大部分地方是當時河裡後方基地,醫院、被服廠等後勤部門都在這裡,部隊整訓等也都到這裡來。於是興林鄉地區便成了日偽的眼中釘。1936年日偽制定了「治安肅正三年計劃」,其中對東滿的討伐是一個重點。    
    1936年7月,我抗聯部隊在雷家門溝伏擊了日軍的討伐隊。日軍認為白家堡子周圍方圓50里是「通匪區」,決定對這一地區進行報復性討伐。7月14日,日軍通過地方保甲的排長,欺騙老百姓第二天都到大荒溝去開會,給老百姓分糧食。但一般老百姓擔心不知日本人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都沒打算去。    
    次日晨,日軍中山大尉帶領一個中隊,突然闖進白家堡子地區,見人就抓,用繩子捆住,趕往大荒溝一帶。一些反抗不走和行動不便的孕婦、老人等,當時就被殺死了。中午,日軍將抓捕的400多老百姓集中到大荒溝警察署院內,分批進行刑訊,一些被宣佈為「通匪」者,當即就用刺刀捅死或勒死了。然後日軍分批將百姓押到刑場,用刺刀殺死,屍體如山。最後剩下不多的人被趕到東山根,日軍用機槍掃射,全部殺死。在這次屠殺中,日軍殘忍地用刺刀挑破孕婦的肚子,將嬰兒挑在刺刀尖上玩耍。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3)

    第二天,警察派人到東山根去掩埋屍體,先後挖了九個大坑,掩埋屍體總數為374具,加上原在家被殺者和重傷後死亡者,總計殺害平民百姓400多人。解放後,通化縣人民政府於1965年在白家堡子建立了死難同胞紀念碑,在碑後建一座水泥圍砌的墳丘,將死難者的屍骨埋在了裡面。1983年12月,吉林省政府將白家堡子慘案地列為吉林省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讓人們牢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惡。    
    2豐滿萬人坑    
    吉林市南20公里有一座聞名遐邇的水力發電設施——豐滿發電廠。高91米,長1100米的重力攔江大壩,攔住了滾滾的松花江,使壩上形成了一個長達200公里的人工湖——松花湖。豐滿大壩是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期間,自1937~1943年,用了長達6年的時間建成的。這座被日本侵略者稱為「亞洲第一工程」的施工現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奴役和殘害中國人民的罪惡之地。可以說豐滿大壩是由中國勞工的血淚和屍骨堆成的。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將東北作為侵略戰爭的戰略基地,急於開發動力資源。經過勘查,選定豐滿為最佳位置,並很快制定了建設計劃。1936年關東軍兩次指示偽滿政府,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豐滿水力發電所。1937年9月,這項工程正式動工。根據工程設計,壩體為210萬立方米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重力型大壩,最高水位標高266米,最低水位標高248米,總儲水量125億立方米;壩下廠房內安裝最大為7萬千瓦的巨型發電機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完成2台),總發電量為120萬千瓦。如此龐大的工程,在當時機械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需要的勞動力是相當多的。據偽水利電氣建設局的一份資料披露,為修建豐滿發電所,每天要有12萬勞工被分成日夜兩班勞動。另據偽吉林省永吉縣警察局警務科副野田茂供認,從1936年10月至1943年9月,7年使用勞動者2250萬人次,平均每天使用1萬~12萬人。總計使用勞工約8萬人左右。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535~536頁;《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67頁。    
    一項工程使用如此龐大的勞工群,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他們或是被欺騙或是被強抓來的。    
    (1)1941年以前,主要是從關內騙招勞工。    
    1937年關東軍決定由日本法人大東公司負責供應修建豐滿發電所所需勞工。該公司在豐滿設立了吉林工人管理所。在天津設立了招工處,進行欺騙招工。據許多豐滿勞工倖存者回憶,欺騙手法之一是,謊告做工地點。如1939年大東公司以到青島做工為謊言,從上海欺騙陳文連等150餘名勞工。1940年5月,以到天津做工為名,騙招金孝發等500多名勞工。《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68頁。欺騙手法之二,以假編的優厚待遇為誘餌,引平民百姓上鉤,如宣揚到豐滿修「水磨電」可以發大財,有大米、白面吃,住單身宿舍,帶家屬給安家費,每天可以掙到一塊多錢等等。《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68頁。許多人在這種騙人的誘惑下,懷著過好日子的心願到寒冷的東北,結果是招工時所說的條件一條也沒有實現,反而將性命扔在了豐滿大壩。除在關內騙招勞工外,在吉林等地也用了同樣方法騙招。    
    (2)收編保安補充隊,充作勞工。    
    「七·七」事變後,日軍將冀東保安補充隊(國民黨地方武裝)繳械收編,收編後說:凡是願意到錦州修馬路的可以留下,每月開雙餉,修完後負責將大家送回唐山。當時有約2000名士兵被騙,由大東公司將這批人裝進悶罐車,連錦州的土地一下都沒踏,就被押到了豐滿。《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69~170頁。    
    (3)強制使用勤勞奉公隊和攤派勞工。    
    日本法西斯在國民組織化過程中,於1942年11月頒布了《國民勤勞奉公法》和《國民勤勞奉公隊組織令》,規定不能被征為「國兵」者,都有義務參加「勤勞奉公隊」(即所謂「國兵漏」),從事每年4個月「國民皆勞」的無償勞動。從1943~1945年日本投降,每年都有大批的勤勞奉公隊在豐滿勞動。攤派勞工也是根據「國民皆勞」體制,強行按行政區劃要民眾出勞役。據統計,每年有250萬人被強征從事無償勞動。《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70頁。在豐滿鄰近的旺起鄉,就有百餘人被攤派到豐滿做勞工。攤派時規定干6個月,實際上干了8個多月。而且不止攤派一次,有的被攤派多次。《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72頁。    
    (4)驅使犯人,抓「浮浪」,充當勞工。    
    日偽統治者肆意抓人,扣上各種罪名,將許多人投入監獄,這些囚犯成了他們任意驅使的「無料勞力」(即不付報酬的勞力),而且從事危險和繁重的勞動。據當事者回憶,1939年在豐滿大屯采沙場,經常有400~500名犯人在勞動,他們身穿囚衣,有的戴著腳鐐。此外,日偽當局還以抓「浮浪」為名,濫捕平民百姓充作勞工,有的被抓後送到矯正院,強迫勞動,有的抓住後直接送到豐滿工地。農民劉福田就是在住店時被日偽警察抓住,送到了豐滿充作勞工。    
    這些被騙招、被強征、被抓來的勞工,在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從事著繁重的勞動,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殘酷迫害。僅從勞動情況看,在地面築基工程中,冬季機械無法作業,全憑勞工一鎬一鎬地刨。為加快工程進度,日偽當局強迫勞工掏洞取土,但不採取保護措施,所以塌方事故此起彼伏。據刁歧山回憶,有一天,「掏窟」時出現塌方,100多人被捂在土坑裡,小鬼子知道了不讓救,這些人全被壓死了。《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92頁。據勞工徐子臣親眼所見,1943年一次塌方,就有30多名勞工死於非命。《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73頁。高空作業同樣令人毛骨悚然。隨著大壩增高,勞工必須爬到壩頂作業面幹活,其危險性極大,勞工要求裝軟梯以保證安全,日本人概不予理睬,結果經常有勞工從壩上摔死。張英林是死裡逃生的一人,他回憶道:「每天爬呀爬,最高爬過17層,每層20米高,手攀在木框上火辣辣的,手指已僵硬得不能彎。等到手挽著上面的一根立柱,邁腿跨上去,心這才落下底,可是再往下一看,心又會撲騰撲騰跳起來。」在這樣的惶恐和勞累中,災難終於降臨了。一天夜裡「仍然順著水泥蓋子往上爬,當我爬上最後一塊,手已握住了上面的立柱,就在這時,彷彿立柱隨著身子歪了下去,結果自己一傾斜,就從壩上摔了下去」。《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73~174頁。幸運的是張英林落在了一個水泥坑的空地,才算揀了條性命,如果稍錯開一點位置,那就粉身碎骨了。    
    後來,鬼子為了減少上壩時間,讓勞工站在「洋灰盒子」(簡易吊材料用的裝置)裡往上吊,經常有勞工被從「洋灰盒子」上甩掉,或撞在大壩上摔死。1943年8月,一次吊機事故,「洋灰盒子」碰在大壩上,20多名勞工全部摔死了,有的身子竟穿在大壩的鋼筋上,其狀慘不忍睹。《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74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4)

    大壩合龍時,鬼子不顧勞工的死活,帶著一批勞工拿著棉被和木板等堵截江流,然後澆築混凝土。由於水面不斷上漲,水壓越來越大,只聽「轟」地一聲,江流把人牆衝開,200多名勞工被捲進漩渦沖走了。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540頁。    
    在豐滿的勞工,每天幹著12小時沉重的勞動,同時還受著日本侵略者的殘酷迫害。在豐滿有日本憲兵隊,偽滿憲兵分團、警備隊、勞務股,以及數千名監工、拉桿、工頭等。他們像毒蛇一樣,對勞工隨意打罵,抓人,把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勞工頭上,施以毒刑,進行殘酷的人身和政治迫害。    
    一年秋天,有6個山東勞工在勞累和生活困苦之中,不由得勾起了思鄉之情,正談論間被拉桿發現,將6人叫出工棚外,不由分說綁了起來,然後掄起木棒劈頭就打,嘴裡還叫著:「看你哪個還敢想家,想家我就讓你們回老家。」結果這6名勞工被活活打死。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541~542頁。    
    為了脫離火炕,勞工逃跑事件時有發生,然而在日偽的嚴密看管下,逃出去的人很少,許多被抓回來的勞工慘遭迫害。據曾任豐滿警察署特務系主任的金澤武夫在戰後供認:「任職時,對當時豐滿修壩工人進行了殘酷統治。在這期間,我親自或指揮部下,逮捕了大東公司及正島組逃跑的工人300餘人,並進行了毒打,因拷打致重傷者50多名。我親自拷問10餘名,然後強迫其做苦工。……並令水電局警備隊逮捕所謂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餘名,經過嚴刑毒打,送回水電局做苦工,並對這些人進行監視。這些人因勞動條件不好慘死的有30多人。」《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85~186頁。    
    日寇對被抓回來的勞工施以酷刑,其刑法有:「打棒球」,即將勞工裝進麻袋,吊在樹上,用木棒猛打;「凍冰棍」,冬天被抓回來的逃跑者,被扒光衣服捆在樹上或木桿上,然後往身上澆冷水,活活凍死。「鬼推磨」,用大筐裝土反扣於地下,讓受刑勞工扒在筐上,身上橫一條扁擔,然後兩人在扁擔兩頭壓,直到扁擔壓折,五臟六腑被擠壓碎了。即使在酷刑下沒死的勞工也難逃厄運。據勞工劉瑞祥親眼目睹,鬼子把沒打死的勞工,用鐵絲擰住雙手雙腳,把傷口撒上鹽,扔到江裡去了。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542~543頁。    
    由於沒有勞動保護措施,生活條件極端惡劣,所以在豐滿勞工中傷病屢發,疾疫流行。勞工一旦得了傷病,不僅得不到醫治,反而受到更殘酷的虐待,能夠活下來的極為少見。    
    1941年,上海勞工金孝發所住工棚中,有28人因生病被隔離在小屋裡,因不給醫治,有19人死亡。1938年夏,在堤壩基地東側,有3名勞工推「□轆馬」運土,連同「□轆馬」一起從十幾米高的山崖上滾了下去,3名勞工受了重傷,但還活著。可是日本監工硬是把他們扔進了松花江。1943年春,在火車站東8棟工棚裡發生疾疫,每天都有幾名勞工生病。日偽當局為防止疾病蔓延,一天清晨,突然有一輛汽車送來30多名日本警備隊員,把住兩棟工棚的房門,不許勞工出來。然後將汽油澆在工棚上,用火點著,硬是將工棚裡的勞工當作傷寒病人活活澆死在裡面。其中僅有一名勞工死裡逃生。《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81頁。    
    豐滿勞工在危險、沉重的勞動和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每天都有大批死亡者。建壩初期,勞工的屍體在大壩周圍就近掩埋。時間長了,屍骨異味薰天,日偽當局決定把大壩北面,距離豐滿街鎮約2公里的地方專門作為埋屍地。後來人們將這塊地方叫做「豐滿萬人坑」,現為豐滿陵園。日本侵略者將這塊地方叫做「中國人義地」。在設義地之初,死亡勞工尚有一口薄木棺材,後來死的人多了,就用蓆子卷,或用麻袋(也有草袋)裝成「套合卷」,扔在萬人坑裡。再往後連草袋也不給了。夏天用車把屍體拉到坑裡一扔了事。冬天則進行「集中處理」,將屍體用鐵絲捆住,堆在一起,存到一定數量,再用爬犁拉到「義地」。有的勞工得了重傷病,還沒死也被扔到了萬人坑。    
    開始時,屍體還掩埋一下,有個墳丘。時間長了,禿墳纍纍,「義地」已經屍滿為患。於是日偽當局就搞了一次平墳,將淺埋或暴露出來的屍骨,集中歸成大堆,挖了幾個百米長,數米寬的大溝,把屍骨像扔柴火一樣往溝裡一扔。1974年,豐滿階級教育館(今豐滿勞工紀念館)在發掘豐滿勞工遺骨時,就曾在一條溝裡發現一處平墳後的勞工屍骨堆。在屍骨堆中,有的屍骨是無頭的,頭顱碎裂的、斷肢的、頭顱上釘著釘子的,還有的張著大口,其狀令人慘不忍睹。《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91頁。    
    1940年以後,日本侵略者對死亡勞工的屍體基本不做掩埋,拉屍隊把死者拉到溝裡一扔,任憑野狗、烏鴉為死者殯葬。據勞工張海林回憶,其父得了重病還沒斷氣,就被把頭從工棚裡拖了出來,拉到萬人坑,張海林再三請求拉屍隊長挖個坑把父親埋了,拉屍隊長硬是不准。張海林無奈,只好用幾塊石頭壓住蓋屍的棉被,含悲離去。3天後,張海林不放心父親的屍體,借口幫忙又去了萬人坑,結果他父親的屍體不僅被犬雀食盡,而且連骨頭也不全了。《日軍暴行錄:吉林分卷》,第191頁。到了夜晚,萬人坑裡狼嚎狗叫,陰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當時,在勞工中流傳著這樣一首催人淚下的歌謠: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當人,    
    凍餓摔死上千萬,    
    豐滿東山有個萬人坑。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543頁。    
    豐滿萬人坑究竟有多少勞工長眠在這裡?準確數字是無法統計的。根據前述野田茂供認估算,平均每天有2人死亡,7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從豐滿勞工紀念館多年的調查看,野田的估算顯然不夠。有材料認為,埋進萬人坑的死難勞工有1.5萬多人。《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下),第294頁。可以說,豐滿萬人坑是名副其實的「萬人」坑。它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證,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見證,是人類歷史上不該發生的悲慘的歷史往事,值得人們很好地深思。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5)

    3五頂山萬人坑    
    這是因日軍修築秘密軍事工事——「國境陣地」而形成的萬人坑。    
    五頂山又叫烏爾古力山,是赫哲語孤山之意。位於富錦縣東南20公里。在一望無際的三江平原上,它是惟一的一個突兀支撐點。因其地理位置險要,關東軍決定在這裡修建永久性軍事工事,稱之為日軍在東北的「陸路航空母艦」。為修建這一軍事工程,關東軍使用了兩萬多名勞工。這些勞工除一部分是從熱河、遼寧、吉林抓來的之外,基本上是從關內河北、山東等地抓來的抗日武裝人員和所謂「政治嫌疑分子」。他們大都被戴上「黑帽子」,秘密運到五頂山。    
    被抓來的勞工一旦進了五頂山就難以活著出去。當時這項工程是絕密的,就連在山外設防的偽靖安軍也難進山一步。勞工的看守全部由日軍擔任。日軍將全勞工分為區、棚、隊、班。山內分為東西南北4個區,每區下設若干棚,每棚有120餘人;棚下設有2個隊,每個隊4個班。每棚設一個日軍小隊看押,每區設有狗圈(30餘條狼狗)和醫務所各一處。    
    2萬餘名勞工被集中到指定地點勞動,由武裝日軍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頭的黑帽子,每天左手扯一條繩子行走,右手持工具,到勞動現場時帽子方可摘下,既不知道去現場的往返路線,更不知具體的作業地點,看管和監視極為嚴厲。    
    五頂山上的勞工是絕不會活著出山的,挖山洞、修碉堡、建秘密軍用倉庫等重要軍事絕密工程,工程結束後全部勞工將被秘密屠殺。開山打石、築路蓋棚的勞工雖可移往他處繼續勞作,但也別想活著出五頂山,只是時間的早晚罷了。    
    日本法西斯屠殺勞工的方法是極其殘酷的。富錦文化局的劉學讓同志根據其調查在《白骨纍纍五頂山》一文中記述了日軍屠殺中國勞工的手段如下:    
    一是勞工「醫療所」和「狗圈」:勞工每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紙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倒的勞工甚多。但是勞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著出工,勞工們也幫忙隱瞞,一旦被發覺(多半是臥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著送去「醫療所」,有去無回。勞工們把「醫療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碼事,生病的勞工加上傳染之名後便是狼狗圈的「美餐」。日本人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時發出慘叫聲,事先給病人打上麻醉針,而後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對山裡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他食物,大都以中國勞工骨瘦如柴的身軀為食,個個吃得膘滿肉肥,皮毛髮亮,整日瞪著一雙血紅的大眼。    
    二是貽害勞工的大煙土: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勞工惟一的「優待」是勞工自入棚編號起,每人每日發一個大煙分,半年後發兩個,超過一年的每日發3個大煙分。因此勞工全染上鴉片煙癮,就是離開五頂山勞工區也無法生存。名義上「優待」,「治病」,實際上是慢性殺人。一項絕密工程竣工,不費一槍一彈,只要3日停發大煙,全棚勞工便就地長眠。    
    三是慘死於日本屠刀下:日本兵對勞工的要求異常嚴格,無論現場幹活、往返路上,或住地食宿,勞工稍有違紀、反抗、逃跑的跡象,便當眾用戰刀砍頭示眾。在施工現場,對「磨洋工」的,不慎損壞工具的,輕者一頓毒打,重者砍頭。    
    四是摻有毒藥的飯菜:一項工程結束後,日軍借開「慶祝會」名義給勞工準備一份平日吃不到的飯食,勞工們常年不見米面,狼吞虎嚥地吃下摻有毒藥的飯菜,時間不長,勞工便一排排「規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以「勞工得了傳染病全部死亡」為名,為防止傳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是集體送勞工「回家」:日軍為殺人滅口,軍事工程結束時大講:勞工辛苦大大的,送勞工回家種地多多「出荷」。讓勞工到指定地點集中點名上車,戴上黑帽子後用汽車送往「萬人坑」集體槍殺。    
    日軍屠殺勞工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就是對山下村屯裡抓來的馬車伕也不放過,住富錦市大榆樹鄉定屯的馬運榮,就是被日軍抓進山裡用戰刀屠殺的13名車伕中,倖免逃脫的見證人。    
    1945年8月,關東軍日暮途窮,作垂死掙扎,到處抓捕勞工修築五頂山未完工事。8月9日,馬運榮同13名趕車農民被日軍抓住,強迫他們搶修工事。運送準備撤退的軍用物資。這時蘇軍已經進攻,飛機不時在山上盤旋、轟炸,這天下午,日軍將這批勞工帶到南山坡上,用軍刀砍殺。馬運榮脖頸被砍成重傷,肋下被連刺數刀,幸好主動脈沒被砍著,馬運榮半夜醒來爬出了魔窟,僥倖逃生。《黑龍江文史料》第19輯。    
    從1942年至1945年8月,在五頂山軍事工程中有兩萬多名勞工,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    
    4鶴崗東山萬人坑    
    鶴崗煤礦自1932年8月淪陷於日本侵略者手中到東北光復,侵略者共掠奪原煤1554萬噸。「萬人炕」,作為日本侵略者殖民掠奪的產物,在鶴崗主要有大陸和東山兩處。    
    東山「萬人坑」位於今鶴崗東山區東崗路北側現新一煤礦辦公大樓東800米處,它是日偽時期鶴崗死難勞工遺骨埋葬地,在長40米、寬30米、深有7米的範圍內拋棄了近萬名死難礦工的遺體。1968年10月,掘開東山「萬人坑」一角,在長10米、寬8米、深2.5米的坑內,就堆積著死難者的屍骨千餘具。1981年東山「萬人坑」被列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站在鶴崗礦務局東山「萬人坑」的展覽館內,面對眼前的堆堆白骨,我們彷彿看到40餘年前這裡荒蕪、悲涼的淒慘景象。    
    現今的「萬人坑」原是長滿柞樹、樺樹、青草的亂屍崗子,勞工死亡後被棄屍山野隨處掩埋,任憑鳥獸啄食,風吹雨打。當時扔死難勞工的坑並非是為扔人而專門挖的,據老工人魏文元回憶:當時井下采空區需要沙子回填,挖沙後形成的坑,以後便成為專扔死人的坑。日本投降後,鶴崗煤礦工人自覺組織起來去揀死難者的屍骨,用了3天時間將揀到的大量屍骨埋入7個坑裡,「萬人坑」的名稱就由此而來。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6)

    日本侵略者為加緊對鶴崗煤炭資源的掠奪,為多出煤炭滿足侵略戰爭的需要,大量增加採掘工人,他們不計資源損失,採取廣開井口,多設工作面,加大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進行掠奪式野蠻開採。因勞工生活條件艱苦,缺少衛生設施和生產安全措施,造成勞工大批死亡。東山「萬人坑」內勞工的死亡多由以下幾方面造成:    
    一是在嚴酷的勞動統制下井下礦工勞累致死。    
    日本侵略者為大量掠奪煤炭,實行「人肉開採」、「以人換煤」政策,每條巷道每車煤都凝聚著勞工的血汗。井下工人作業極為艱苦,原始的手刨肩扛,操作環境惡劣,礦工嘴叼油燈,背荷重載,要從百米甚至幾百米深的坑下爬出坑口,一不小心就會連人帶煤滾下坑去。每人每天必須用鎬頭刨二三噸煤,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完不成任務不准出坑並減少伙食供給。    
    據老人廉成山回憶:「1942年興山二坑從關內招來1000多名18~30歲的工人,因幹活時間太長,吃的全是橡子面和發霉的包米面,喝臭水溝裡的水,到後來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餘的人都被活活累死了、餓死了。」鶴崗礦務局礦史辦材料。    
    南山礦退休工人許延嶺說:「康德六年(1939)為修南一東線鐵路,從天津招來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為加速對我煤炭的掠奪,不顧工人死活,逼迫加快施工進度,工人們吃不飽、穿不暖,披星戴月幹著繁重的體力活,鐵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全部扔到東面的荒山坡上。」《鶴崗文史資料》第1輯。    
    二是野蠻的掠奪式開採、井下事故不斷發生,導致礦工大批死亡。    
    日本侵略者為掠奪煤炭資源,採用「高落式」、「殘柱式」等野蠻落後的采煤方法,塌方、冒頂、瓦斯爆炸等惡性事故使無數勞工葬身井下。據老工人姜長旺回憶:「我在興山二坑幹活,我們7個人下山(下坡的坑道)送40多米,我因去取釬子,等我回到場子時,40米無棚區全部塌方,那6個人全被埋裡了。待我爬出來後,日本人硬說我偷懶沒在井下幹活,不容分辯就毒打一頓。」老工人盧本忠講:1945年6月,西三槽作業場一次就冒頂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幹活的5人外,其餘30多名礦工全被砸死,葬身井下。    
    惡性事故屢有發生,令人髮指的是一項事故發生後,日本人竟人為地將發生事故的井口堵死,井下死難的礦工和事故後僥倖活著的人全堵在井下,生者被活活悶死。1943年1月6日鶴崗南山三坑發生瓦斯爆炸,事後日本人為保住井口,置井內工人生死於不顧,硬將井口堵死。以後清理現場時,好多人都死於井口附近,此次事故死亡礦工94人。原偽滿鶴崗陸鏡采炭所計劃系、今鶴崗礦務局科研所退休幹部,68歲的吳文海講:「只要瓦斯爆炸,日本人都採用封住井口的辦法,那年南山爆炸後,我跑去看到封住的井口,待井口重新打開後,抬出的死屍一大片。」    
    三是生活和醫療條件惡劣、瘟疫流行導致礦工大批死亡。    
    鶴崗煤礦工人生活極端貧困,吃的是玉米面、豆餅面、橡子面摻一起的「雜合面」。如果礦工有病或誤工還要扣發口糧,勞工穿的是更生布或麻袋片,飢寒交迫,勞工染病又得不到治療,死者甚多。    
    據老工人李春秋控訴:「偽滿時期吃水困難,工人吃水溝裡的水,水溝裡經常漂著馬糞和死屍。1939年霍亂病流行,哪一座房子裡有人生病,鬼子和把頭就用鐵絲網將房子全圍上,不許裡面人出來,等人死了就抬出來扔到荒山坡。我們工棚就在現在萬人坑下邊,工棚死了人就扔進大坑裡。」《黑龍江文史資料》第19輯。礦工孫永山說:「康德十年(1943)傷寒病流行,我們工棚裡的工人李連義得了病,夜裡把頭來抬他,他還會說話,硬把他扔到工棚後邊野狼出沒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只看到一隻鞋。」1942年,從華北招來的勞工400餘人,因天天吃橡子面,拉肚生病,最後只剩下30多人。    
    四是政治壓迫、日偽把頭隨意殘害礦工。    
    日偽法西斯統治機構遍佈整個礦山,工人毫無人身安全保障,隨時都有被抓、被打甚至坐牢喪生的危險。幾個人小聲說話是思想犯,談論時事是國事犯,走路低頭是嫌疑犯……軍警把頭看到勞工不順眼抬腳便踢,揮手就打。山東勞工李根生因病臥床不起,催工的把頭揮鎬,雨點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支撐病弱的身子爬到井下,最後死在作業場上。礦工李道立病臥板鋪,日本把頭舉鎬便打,李頭部被打破兩個窟窿,腦漿迸裂,頃刻身亡。    
    據老工人陳學增回憶:1943年我在南山五坑七片當維修木匠。一天,開壓風機的礦工老張來到坑口,日本監工小野見到他,就讓他快點給風,小野惡狠狠地將老張推到壓風機旁,隨即給了電,老張被絞進壓風機內。當我們趕到現場時,只見老張全身擠在壓風機皮帶的大輪之間,僅露出一個血淋淋、被擠偏了的頭,他痛苦地發出救命的微弱呼聲,五官被擠扭曲,臉完全變了型,嘴裡淌著血……《鶴崗文史資料》第2輯。    
    在鶴崗東山「萬人坑」展覽館內堆堆白骨中,有帶手銬腳鐐的屍骨數十具,其中有的軀體被鐵絲捆綁著,有的屍骨上留下刀痕,日偽把頭像惡狼吞噬著礦工的骨肉,似毒蛇吸吮著礦工的血汗,真可謂:    
    腥風慘慘天日暗,惡狼野狗繞骨堆,    
    烏鴉老鷹噙人肉,荒山枯樹也傷悲。摘自鶴崗東山「萬人坑」展覽館簡介。    
    日本帝國主義驅使中國勞工,掠奪東北資源,造成大量中國勞工死亡,這種情況以礦產業最為突出。鶴崗煤礦的東山萬人坑就是這種罪惡的真實寫照。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7)

    三無人區    
    村莊本是人們在生活和生產勞動中自然形成的人群居住地,然而在日本侵佔東北時期,許多自然村落被人為地除掉了,原住民被強行搬遷,原住地變成了荒涼的原野。這就是日本法西斯製造的無人區。其過程是,首先破壞原有自然村屯,然後歸屯並戶,建立「集團部落」,結果使原住地變成無人區。按時期劃分,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團部落」方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33~1935年,為初期建立階段。第二階段,1936~1941年,為建立「集團部落」高峰階段。第三階段,1941~1945年,為次高峰階段。無人區形成的基本特徵是:「集團部落」的實施、轉移,以及時間高峰的出現,與軍事圍剿緊密聯繫。即隨著「治標」工作的實行,「治本」工作亦隨之展開。    
    日本侵略者侵佔東北以後,中國人民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日本侵略者便動用大量軍隊和各種鎮壓工具,進行了瘋狂的軍事圍剿和暴力鎮壓。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武裝鬥爭此起彼伏,從未間斷,給日偽統治以沉重打擊。這種情況迫使侵略者感到,僅僅依靠武力圍剿這種「治標」方法是無法徹底剿滅抗日武裝力量的,還必須採取綜合性的「治本」措施。「歸屯並戶」,建立「集團部落」就是所謂「治本」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日本侵略者鎮壓抗日武裝鬥爭,鞏固偽滿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    
    建設「集團部落」的構想,最早是由偽吉林省磐石縣參事官前島升於1933年11月提出的。有的著作如《苦難與鬥爭》(上)第363頁、《暴行》(遼)第343頁,指出:磐石縣參事官荒谷千次和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最早提出建議「集團部落」的方案。而《滿洲國史·分論》(上),第3編「地方」部分指出,是前島先提出來的。當時該地區的抗日武裝鬥爭十分活躍,日偽當局雖經多次武力討伐,收效甚微。因此,前島認為:「若將分散於山林地區的農戶集中於一地,可以截斷匪賊(日偽當局對抗日武裝的稱呼——筆者)的糧道,切斷敵人的情報網,而對我方來說,則可成為討伐隊的據點,進行部落的聯合防衛。」《滿洲國史·分論》(上),中文本,第316頁。之後,繼任前島的參事官荒谷千次,經與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等人研討,制訂出建設「集團部落」的計劃,報告給偽滿中央政府和關東軍。關東軍認為這一方法對強化「治安肅正」是切實可行的,決定先在偽間島省的延吉、和龍、琿春3縣進行試點。偽間島省在朝鮮總督府的協助下,在上述三縣以毀房、槍殺等殘酷手段強制實行「歸屯並戶」,將原地居民強行遷入8個「集團部落」。由此,日本侵略者推行「歸屯並戶」、「集團部落」政策,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生態和人們的習慣生活,製造了大量無人區。    
    經過在偽間島省進行建設「集團部落」試點後,日偽當局認為,這措施對於治安肅正卓有成效,在全東北各地進行推廣。1934年12月,偽民政部以第969號訓令下達了《關於建設集團部落之件》《東北「大討伐」》第174頁。,規定「將星散住戶加以整理,使之結成互相聯絡之集團部落」,並配以強有力的防衛設施和警備力量。通過這種集團化和半軍事化的行政形式,以實現徹底的「匪民分離」,斷絕抗日武裝賴以生存的生活補給之路,「使其欲穿無衣,欲食無糧,欲住無屋,杜絕其活動之根源,使其窮困達於極點,俾陷於自行消滅之境」。《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暴行》第544頁。    
    在《關於建設集團部落之件》頒布之後,日偽當局加快建設「集團部落」。偽間島省當年建成36個「集團部落」。從1935年開始,便從個別省份,逐步向抗日武裝鬥爭活躍的偽奉天、安東、濱江等省推開。至是年底共建成1524個。1936~1937年兩年,日偽當局將建設「集團部落」推向高潮,範圍擴大到東北全境,總計建成10646個。之後幾年,建設「集團部落」有所減緩,1938年新建886個。至此,共建成「集團部落」13451個,強制收容農民群眾350萬人《滿洲國警察史》第383頁。,1940年以後,日偽當局又將建設「集團部落」的矛頭指向東北西部的偽熱河省和北部的偽北安省,從1939年冬至1941年秋,日偽當局在熱河西部進行了兩次小規模的建設「集團部落」的試行工作。1941年,日偽當局開始強化西南地區治安肅正,制訂了三年肅正計劃。為此,日偽當局在長城沿線大搞「集團部落」(即「人圈」)掀起了製造無人區的又一次高潮。至1943年,日偽當局僅在承德、平泉、寬城等地區設置「人圈」667個,被驅趕至「人圈」的人數達百萬之多。《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暴行》第544頁。    
    日偽當局建設「集團部落」的樣式,參照了日本陸軍《野戰築城規範》,據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關於集團部落建設》資料《東北「大討伐」》第183~186頁。,部落的形式「避免多角形,原則上以正方形為準,作為防衛設施修築炮台、壕溝、土牆、鐵絲網」。炮台設於圍城四角,壕溝標準深10尺。土牆標準高10尺,「圍城」南北開兩個大門,東西開兩個小門。防衛十分嚴密。每個部落的規模,小的40~50戶,大的以100~200戶為準,其面積以邊長200~400米的正方形或長方形為準。實際上有的部落大大超過這一標準。    
    日偽當局在進行「歸屯並戶」,建立「集團部落」,製造無人區的過程中,殘酷迫害和屠殺中國百姓,犯下了極大罪惡。    
    首先,「歸屯並戶」完全違背原住民的意志,破壞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生態。散居東北各地的農民在原居住地靠自己的血汗開荒種地,從事農耕,維持著生活上的溫飽。「集團部落」建設強迫他們放棄原有的家園,遷入新的陌生的地域,是每個中國農民所不願接受的。在牡丹江憲兵隊長中井轉給關東憲兵隊司令官東條英機的報告中(1936年6月3日牡憲高第91號)有如下記載:    
    東寧縣當局為確立治安,計劃在縣內23個地方建設集團部落,指令偏僻地區居民於本年4月末前遷移到集團部落。但山區偏僻地區一部分居民認為如果到集團部落,對農民生活有威脅,故皆不願遷移,或者請求延期。《東北「大討伐」》第201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8)

    報告中列舉了數名農民反對遷入「集團部落」的起因,並附有民眾請願書一分。    
    從該請願書上我們看到「集團部落」之建設影響了民眾的正常生活,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集團部落」建設不僅給人民群眾生活帶來不便,造成巨大損失,同時也給抗日武裝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其結果隔離了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斷絕了抗日武裝對人民的保護和群眾對抗日武裝的支援,使抗日武裝在給養、宿營、兵員補充、情報等方面均遭受到極大的困難;尤其是在冰天雪地、密營被燒、儲糧被毀的情況下,飢餓和寒冷嚴重威脅著抗日武裝的生存,使他們不得不離開游擊區另辟新區。    
    日本侵略者為徹底切斷抗日武裝的經濟來源,實行經濟封鎖。對居住在部落內的農戶,耕種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圍,4公里以外禁止種植糧食,4公里以內也不得種植可以直接食用的農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秋收時必須查實地田,顆粒歸倉,嚴防農民藏匿送給抗日武裝。秋季莊稼尚未成熟就強迫農民早割,唯恐抗日武裝獲得地裡的糧食,由此造成糧食嚴重減產。收割後的莊稼也由偽警察統一看管。    
    其次,對不滿和反抗的群眾和地區,推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    
    如前所述,「歸屯並戶」是在日本侵略者殘酷的燒殺政策下進行的。他們以武力強迫民眾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園,遷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絕搬遷的,都遭到殘殺。日本侵略者又將原來的村莊燒燬,慘死在他們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燬的民房、土地、財物不計其數。    
    「無人區」裡的土地大片荒蕪,僅據日偽統計,自1934~1936年,偽通化縣拆毀民房14萬間,放棄耕地33萬畝。《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第419頁。偽汪清縣羅子溝一帶的「集團部落」,歸屯前有7500□熟耕地;歸屯後,由於大片土地與村莊變成「無人區」,荒棄耕地高達3800餘□,占原有耕地的517%。《偽皇宮陳列館年鑒》1984年,第111頁。偽柳河縣,自1936年8月28日全縣實施了並戶法,設立了199處「集團部落」,強制12萬戶居民遷入部落,並將其房屋全部燒燬。在偽湯原縣,日偽在太平川地區大搞歸屯並戶,1936~1937年兩次圈屯,殺害110餘名無辜百姓,有12個自然村落被毀掉,燒燬或扒掉的民房1668所,4490間,還燒燬了民眾大批糧食和財物。279戶被趕入「集團部落」,574戶的農民被迫流落他鄉。《不能忘記的歷史》,第195頁。在偽樺南縣,1937~1938年,日偽建立170個「集團部落」,燒燬村屯120多個,燒燬或拆掉民房24萬多間,被殺害或凍餓而死的群眾13萬人,荒蕪或放棄耕地2100多□,傷害耕畜4800多頭(匹)。《不能忘記的歷史》,第198頁。流落他鄉的人家,除少數投靠親友,絕大多數既無住處,又無土地耕作,難以維持生活。    
    再次,被驅趕到「集團部落」的民眾,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集團部落」裡的民眾,不僅喪失了自由和權利,人身經常受到威脅和摧殘,而且還陷入了飢寒交迫、徭役繁重、疾病纏身的苦難深淵。由於土地荒廢,糧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草根、剝樹皮充飢。日偽也不得不承認:在偽通化縣,「本年(1936年)夏季缺乏包米,居民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飢,將苞米核食盡後又以草根樹皮填腹。更嚴重的是,素不悲觀自殺的滿洲人,亦竟由於生活窮困而縊死者時有所聞」。《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第419頁。「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縣已有13萬餘名的饑民,預料在春耕時期整個居民將要陷入飢餓狀態」。在偽輯安縣,「縣城以外地方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農曆正月已斷口糧……目前居民的半數,日無食,寢無被……」在偽柳河縣,「食糧之缺乏尤甚」,到1937年二三月前後,「農民的糧食有斷絕之虞」。《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第420~421頁。    
    居民不僅缺吃少穿,而且住房條件十分惡劣,甚至無處安身。居民被趕入「集團部落」時,往往居住的民房沒蓋起來,為了安身,搭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十分簡陋。以偽通化縣為例,僅就日偽治安工作委員會的調查所說:「房屋的建築亦甚簡陋,屋頂多數以樹皮、乾草鋪蓋,牆壁儘是窟窿,風雪之日當然難以擋寒。」由此便足以看出當時「集團部落」裡民眾的居住條件的惡劣狀況。    
    部落居民還承擔繁重的徭役:修圍牆、築炮樓、鋪道路等等,並受苛捐雜稅的盤剝。如延吉縣茶條溝仲坪村「集團部落」居民,在歸屯前「每年負擔700個勞動日徭役,歸屯後每年則增為3598個勞動日,增長了4倍多。其保甲稅則由歸屯前5946元猛增至歸屯後的14365元」。陳本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史》,第399頁。    
    「集團部落」內衛生條件很差,致使傳染病蔓延,許多居民被奪去了生命。據日偽統計,1936年「通化街的傳染病患者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縣為1505人,死亡137人;柳河縣為4385人,死亡315人。傳染病蔓延地區並不止於上述各縣,同時也波及東邊道各縣」。《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第421頁。    
    下面以黑龍江省湯原縣太平川「集團部落」和長城無人區的實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太平川「集團部落」    
    位於湯原縣城東35里處的太平川「集團部落」,是日偽統治中國東北期間建立的一處規模較大,比較典型的部落。    
    太平川在「歸屯並戶」前約有500餘戶人家。1936年,日偽當局為切斷抗日武裝與民眾的聯繫,在「地紅三尺」的抗日游擊區太平川屯,劃定了東西寬600米,南北長660米的範圍建立「集團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餘戶1800餘間民房和大量糧草、傢俱等財物全部被燒燬;東部民房全部被扒掉。僅將中部10餘戶住地劃進「集團部落」的範圍內,東西部居民全部趕入部落內。同時,太平川屯周圍遠至17里,近至3里範圍內鄰近的齊家屯,姜家屯等12個村莊的居民也一律併入部落內。除部分逃散他鄉外,約有270餘戶被趕入太平川「集團部落」,周圍村屯全部被扒掉或燒燬。《東北「大討伐」》,第196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9)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軍在太平川進行過兩次大規模清鄉圈屯行動,製造無數起駭人聽聞的血案。殘忍的日軍端著上了刺刀的大槍,挨家逐戶清查,對拖延和反抗「歸屯並戶」者實行殘酷的殺光或集體抓捕。一些民眾不願離開家園拒絕搬遷,他們或被抓進縣城日軍守備隊,施以各種酷刑折磨;或被殘忍地集體扔進水井中悶死。太平川「歸屯並戶」中,前孔家井裡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董家大井僅靠在一堵伐子牆下,歸屯時沒有人知道井裡埋過人,天長日久,見牆根井旁總有野雞逗留,並且飛下去啄食,人們下去探查,才發現井下面埋有6具屍體;安洪富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屍體。《黑龍江文史資料》,第19輯。    
    只有15戶人家的劉盛金屯農民不願搬遷到太平川,日軍守備隊就將全屯的男女老少驅趕到村頭場院,全體跪下,逐個用木棍毒打,人們被打得頭破血流,皮開肉綻,然後日軍放火點燃所有房屋,劉盛金屯的人們無奈被趕進太平川。太平川「歸屯並戶」中被日軍燒燬或扒掉的民房約有4000餘間,糧草、傢俱和其他財物大部被焚燬。    
    太平川「集團部落」動用民工4500餘人,修築了高9尺、寬6尺、長達2532米的圍牆,牆內築有兩層台階,晝夜設哨巡查,牆外挖有15米深、3米寬的水溝,水溝外面安設5尺多高的鐵絲網,還築有大、小炮台9個,分佈於部落四門(每門各一)、圍牆四角(每角各一)和部落中心(一個),炮台和四門均有崗哨。部落內設有警察署和日本守備隊、拘留所各一處,以監視人民的行動。    
    日本侵略者強制東北人民「歸屯並戶」後,對部落內的群眾實行殘暴的法西斯殖民統治,建立各種控制、鎮壓和奴役群眾的機構。部落內設有偽警察署或分駐所、拘留所,配備10人以上的武裝警察,同時駐有日本守備隊、偽滿軍、治安隊。部落內實行嚴格的保甲連坐制,組建偽自衛團,設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從事各種軍事訓練。偽警察和偽自衛團一方面要擔負部落的防衛,同時還實行戶口調查、收集民情,崗哨盤查等各項活動,協助武裝「討伐隊」搜查部落內的通「匪」者和所謂的「潛伏匪」,即反滿抗日地下工作者。    
    被趕入「集團部落」的群眾在部落內受到嚴格控制和監視,毫無人身自由。日偽當局為使「匪」民分離,對部落居民中16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子採取指模,進行指紋登記,作為分辨民「匪」的重要憑據。部落內無論男女,凡12歲以上都發給居住證、通行許可證、購物證等,隨時受到軍警憲特的檢查,如無有證件者,則以通匪罪懲處。    
    日本守備隊、警察和特務在「集團部落」姦淫燒殺,無惡不作。據張和等人控訴:「日軍守備隊在太平川竭盡殘暴,晝夜侵入百姓居室,強姦婦女。張祿之妻被日軍強姦致死;汪某之妻被7名日軍輪姦後,夫妻被迫逃散在外,至今沒有下落。」太平川居民劉蕭氏控訴:「日軍毫無人性的殘害和侮辱婦女,太平川東門外劉正剛的女兒就被日本軍給強姦了。」《東北「大討伐」》,第199~200頁。    
    日本侵略者對「集團部落」內的人民殘酷的殖民統治,使人民群眾過著艱難、痛苦的集中營式的悲慘生活。「歸屯並戶」給人民造成了苦不堪言的災難。    
    首先是耕地的迅速減少,甚至大量荒蕪。太平川在「歸屯並戶」時荒蕪土地4000多□,大量土地和村莊變成「無人區」。人們被集中在部落內,耕地又被嚴格限制在一定區域。耕地的嚴重缺少使得民不聊生。    
    其次是嚴重的缺糧造成群眾飢餓而死。被劃定歸屯範圍的百姓,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拋棄自己苦心經營的家園和土地,強行遷往指定的地區,許多人來不及帶上口糧,大批糧食連同房屋被日軍一併燒燬,以致許多人因無糧可吃被活活餓死;秋收季節青壯年全部派去修建「集團部落」,剩下老幼病殘無力收割致使大片莊稼爛在地裡。太平川大圈屯正值春播季節,農民無暇播種,況且開墾荒地又需相當長時日,農民不要說當年的收成,就連口糧也難以保證。耕地的減少,相應造成糧食的嚴重短缺,缺糧的後果致使餓殍遍野,許多人不得不尋覓草根、樹皮充飢,來維持生命,有的因草根和樹皮被吃光而活活餓死。    
    「歸屯並戶」使農民住房簡陋,擁擠狹小。部落內的民房只有極少數是歸屯前築成的,大多數是在沒建成部落內住房,就放火燒了農民的原有住房,強行遷入部落的農民無處容身,只得在露天搭小草棚安身,有的挖個「地窨子」(半洞穴式的簡易房屋),陰暗潮濕,由此得風濕病者甚多。    
    被趕入「集團部落」的農民過著悲慘的生活,還要承擔各種勞役和繳納各種苛捐雜稅。「集團部落」中的各項工程都是以部落居民的義務勞動進行的,部落內的青壯年被迫編入自衛團或警備班,參加義務性的軍事訓練和勞役活動。據張和等人控訴:    
    白天強迫婦女站崗,晚間男子接班。經常要官工、官車、出勞役、修水壕、圍牆和警備路。每年一戶一般要被強征30餘次人工。官車次數則無法計算。每當日軍搜山『討伐』時,即強征青壯年為其背給養,並施以殘酷虐待。如偽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在太平川一次就強征20多人,去了一個多月,長途爬山越嶺背120餘斤,每天只給5兩麵餅吃,還不給水喝,人們飢渴時,還要避開日本人眼目,偷喝水溝裡的髒水,有時四五天連不足一頓食的5兩餅也不給了,日軍就命令和逼著人們吃草喝髒水。晚間睡在山地上,肩背磨出水泡,忍痛挨餓不敢吱聲。因此,有90%的人患腰痛、腿痛等疾病,有的還成了殘疾,還有死亡的。20~50歲的男人一律強迫去當勞工,每年要二期,每期3~6個月,還有的人一年被迫去兩次,不去就抓,對患病不能勞動者也強迫去當勞工。太平川在偽滿去當勞工的就有五六百人,均脅迫至鶴崗煤礦和佳木斯日本兵營……除此還實行苛捐雜稅,任意攤派,搜刮民脂,人、畜、土地和房屋均得納稅。如土地大租金、人頭稅、保甲費、協和會費、牲畜稅、車牌子稅、儲金、門口費、天照大神費、狗牌子稅、飛機獻納金、道德會費等10餘種。全屯農民每年要付出約300噸糧食的雜稅負擔。《東北「大討伐」》,第195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10)

    2長城無人區    
    長城無人區系指在東起山海關至偽蒙疆地區的長城沿線,由偽滿,偽蒙疆和偽華北當局協同製造的無人住居地區。從空間概念看,以長城為界,長城外側是偽滿疆域,長城內側為偽華北、蒙疆地區。由關東軍和偽滿政權製造的長城外側無人區,據《熱河抗日簡史》記載,至1944年敵寇製造的無人區及集家區,東起山海關,西抵獨石口,南至長城,北到圍湯,東西長達千里,南北寬約250里,面積17萬平方里,包括8縣地區。當時偽熱河省人口約400萬,被驅入「人圈」的就達105萬人。偽滿史料叢書《日偽暴行》,第139頁。華北地區的無人區,主要分佈在偽冀東道和燕京道。據日本編的《華北治安戰》記載,「長城無人區包括76個村,1235戶;暫時無人村28個,2342戶,12036人」。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長城內華北地區的無人區數量和規模。據陳平研究,當時敵人沿長城內側製造的帶狀無人區,是沿著山勢走向劃定的,有寬有窄。最窄的地段也有七、八公里,而像遷西縣喜峰口以南的大片山區的無人區,則寬達10~20公里。無人區包括的村莊也不止76個,而是200多個。日寇在長城線上近100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兩萬多座(民房)的村莊夷為焦土。在偽蒙疆地區,針對赤城、龍關、延慶三縣的抗日鬥爭,敵偽於1942年4月制訂了《東部三縣特別計劃》,實施所謂「施政躍進」措施,在平北山區製造了無人區。    
    從時間範圍看,敵偽早在1940年冬就已經開始了小規模的無人區製造。在熱河馬蘭峪陵圈內(當時是偽滿的一個特區),現在有個六合村,就是那時由6個自然村集家並村而形成的。據姚依林同志在1940年所寫的《冀北遊擊戰爭是怎麼堅持的》報告中說:「在我部隊活動的熱河南部承德附近,並村的辦法已開始實行。」到了1941年,日偽開始了大規模製造無人區,1942年和1943年是製造無人區的高峰時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不間斷地進行「集家」,製造無人區。這是因為一方面是敵偽不斷加強「集家」,鎮壓抗日鬥爭;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反「集家」和「拆家」鬥爭。這種鬥爭一直持續到日本投降。    
    由於長城的地理位置處於所謂「滿華」交界,長城內外分屬關東軍和華北日軍管轄,所以敵偽製造長城無人區的一個特點是,長城內外的敵人協同動作,共同製造無人區。據駐冀東日軍第27師團步兵團長鈴木啟久交代,1942年7月,他曾向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報告「強化治安」形勢時,認為八路軍雖然被迫離開了原有的根據地,表面上是看不見了,但他們分散上山了,相反的可以說是增強了力量,仍然是「白皮紅心」。鈴木建議:必須「使治安地區居民同八路軍完全隔開」。《苦難與鬥爭十四年》(下),第66頁。於是,在岡村的策劃指揮下,華北日軍一方面在冀北基本區大挖「遮斷壕」,分別封鎖八路軍;一方面在長城沿線內側製造「無住地帶」,用封鎖溝實行禁作、禁居、禁行,製造了大片無人區。同時,關東軍與華北日軍相互勾結,緩和所謂「圈繩定界」之爭,商定雙方緊密聯繫,允許各自部隊必要時進入對方所轄範圍進行掃蕩。這表明在鎮壓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總目標一致的情況下,關東軍和華北日軍共同製造了長城無人區。    
    敵偽在製造無人區的過程中,推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製造了一起起屠殺慘案。    
    農民們被迫離開的是祖祖輩輩生息的土地,他們不願離開,便躲在山洞裡、森林裡與敵人周旋。日軍規定:在非居住區不許存留一人,對不進或拖延期限進「集團部落」者,一旦搜出,一律砍殺。1941年秋,在興隆南部的前乾澗村,日軍搜出19名村民,便將他們的衣服扒光,在木棒亂抽猛打之下,一個個血肉模糊,然後日軍又殘暴地把他們推入蘿蔔窖內,放入乾柴活活燒死。這個縣有一個僅80戶的村子——秋木林村,一次被搜出110名男人,日軍把他們押到興隆街南土門山溝,用十多挺機槍一陣掃射,109人當場死亡,惟一倖存下來的村民逃回家裡,也因傷勢過重死亡,秋木林村成了「寡婦村」。大黃崖冬水湖的一個小山溝,僅小孩子被日軍刺死和摔死的就有48人。就這樣,在日軍慘絕人寰的屠殺之下,偽熱河省400萬人口,有105萬人被驅入「集團部落」。    
    日軍野蠻地焚燒農民賴以生存的家園,還專門組織「拆破班」,拆毀燒燬房屋。據不完全統計,從1943年3~5月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建昌西南山區923平方公里的「無住禁作」地帶內,有41486間房屋被燒拆毀,約有5292540件器皿、農具被毀掉,650頭驢、馬被宰殺,122萬多斤糧食被搶走。《朝陽文史資料》第2輯。此外侵略者還大面積地放火焚林,填死水井,破壞八路軍與人民之聯繫的一切環境。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所不為,無惡不作,凡有生命的東西像家禽、牲畜之類都不放過,經日軍洗劫的地區,幾乎連一頭驢、一隻雞、一頭豬也見不到。夏秋之交,日軍專門進行大規模的「割青掃蕩」,一次次出動毀壞農民冒著生命危險種的莊稼,切斷農民的一切生路。    
    1943年,日偽製造「無人區」達到頂峰,一年中日偽軍在長城沿線地區前後七次「大集家」。僅凌源縣就燒燬民房46萬餘間,被槍殺的無辜百姓14萬餘人,在獄中慘死的12萬多人,凍餓而死的3000多人。1943年末,日偽當局宣佈「無人區」建設基本結束。據熱河地區資料統計:「無人區」造成長城沿線10萬多人喪生,占該地區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600多畝土地荒蕪,1000個村莊被毀滅。《朝陽文史資料》第2輯。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矯正院 萬人坑 無人區(11)

    日本侵略者在製造「無人區」的過程中,用武力強行把百姓遷入早已劃定好的「集團部落」,人們稱之為「人圈」。日本侵略者視中國的百姓為牲畜,把他們像豬、狗一樣圈起來,任意驅使、奴役、殺戮,所謂的「人圈」就是變相的法西斯集中營。    
    「人圈」四周是高牆,壁壘森嚴。牆上是鐵絲網或棗樹刺枝,圍牆四周和大門頂上有碉堡,像監獄一樣,由日偽軍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軍害怕八路軍的襲擊,如驚弓之鳥,夜裡經常敲鑼吹號,攪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開門,放百姓出去耕作或服勞役。夜晚早早就戒嚴,稍有風吹草動,大門幾天不開。日偽規定:不許居民隨意出入,而且嚴禁串親,走村,做小買賣,誰家來了客人或出入必須報告登記,經許可方可出入門,否則便招來橫禍。夜間,家家必須夜不閉戶,日偽警察夜晚挨門挨戶查戶口,並經常藉機姦淫搶掠、無惡不作。「人圈」裡的人們必須服勞役,修圍牆和炮樓,青壯年被強抓送到外地充當苦力,據統計:僅1944年建昌的要路溝下平方子「人圈」內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當勞工。    
    日偽規定,在「人圈」內劃定範圍自建住房。但被日軍洗劫一空的農民們,失去了一切維繫生存的東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個馬架子窩棚棲身。到了冬季,塞上寒風刺骨,屋外風雪漫漫,屋裡雪花飛舞,僅興隆縣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凍死。由於「人圈」裡空間狹小,人口密集,住房擁擠,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這裡,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細菌,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北方文化》,1946年3月。「人圈」裡到處是糞便、污水、臭泥坑,蒼蠅、蚊子、臭蟲、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蟲迅速繁衍,造成傷寒、瘧疾、敗血病等瘟疫氾濫成災。建昌西南山區要路溝的19個「人圈」內分別住著163個自然村的4100戶,205萬人,僅三年時間裡,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約占「人圈」內總人數的305%。在老達杖子的吳杖子「人圈」內,共居住14個自然村153戶、760口人,三年的時間裡,就有306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總人口的40%。《朝陽文史資料》第2輯。賀杖子小廟溝的一家有8口人,6個大人陸續死於瘟疫,只剩下兄妹兩人,一個7歲,一個5歲。    
    據統計: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區108個「人圈」內的64562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奪去生命的就有12238人。《朝陽文史資料》第2輯。可悲的是,有的人早晨還給別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別人抬走了。當時流傳這樣一首歌謠描繪「人圈」內非人的生活條件:「三間馬架房,四面沒有牆,冬夏都難熬,人人愁斷腸。」    
    不僅如此,住在爛窩棚裡的人們還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由於日偽將距「人圈」5里以外的土地皆劃為「無住禁作」地帶,在「人圈」周圍指定的可耕地很少,農民只能向富戶租種一點土地。就這樣,也難以支付日偽的苛捐雜稅。日偽在「人圈」裡實行的「組合配給制」。比偽「滿洲國」的一般地區更為嚴酷。什麼「大豆出荷」、「民生出荷」、「報國出荷」、「義倉糧」、「糧谷株式會社糧」、「地畝捐糧」等等五花八門;各種捐稅,像地畝稅、協和會稅、門牌稅、戶籍稅、牲畜稅等名目繁多;「獻納」的物品多如牛毛,什麼銅鐵、皮毛、雞、蛋等等皆屬「獻納」之列。再加上送菜、送柴、維持費等十多種「雜項費稅」,農民簡直無法生存。如有違抗不交或所交錢物不如意者,輕則挨打,重則以「反對大東亞聖戰」之名送入監牢。在層層重壓之下,農民只能靠「配給的糧食」——「共合面」維持生計,「共合面」是一種用豆餅,苦橡子和霉爛的糧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糧食」。人們長期吃這種東西,渾身浮腫,連大便都解不出來。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虛弱的,人們為了讓他們活下去想盡一切辦法,冒著很大的危險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嚥的食物。但是一旦被日偽搜出,如大米、白面、紙煙、油、鹽等專賣品,就要作為「經濟犯」,以「通敵資匪」罪被投入監獄。為了生存,許多百姓只好背井離鄉,以討飯為生。建昌西南山區的要路溝土金塔「人圈」的180戶人家中,要飯的有18戶,逃荒的有10戶,90%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飢。    
    布、鹽、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偽當局也實行配給。就拿布匹來說,經過日偽官吏們的層層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幾年裡一尺布也未給過。所謂的布料,都是用舊布爛棉織成的「再生布」,根本無法穿用,放在水裡一搓就爛,人們稱之為「唾沫緞」。「人圈」裡的人們,很多只披一條破麻袋片聊以遮羞。據統計,1945年熱河灤平縣四海村64戶370口人,有20戶150人寒冬臘月沒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戶130人,就有大半數的人沒有衣服。許多百姓全家只有一條褲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歲的大姑娘,腰間竟只圍塊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偽在「人圈」裡還進行殘酷的統治,大搞「大檢舉」,看誰不順眼或有「反抗」言行就隨意扣上「國事犯」、「思想犯」、「經濟犯」、「走私犯」等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殺戮。百姓三人以上結伙閒談或夜間明燈閒談,就會以「謀反」罪將其逮捕入獄;誰家若有灰布衣、飯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認為「私通八路」而難逃厄運。據原日本駐承德憲兵本部特高課長本村光明供稱,1943年2月1日,他親手炮製了「二·一」鎮壓計劃,在全熱河鏡內進行一次全面的「大檢舉」,僅在承德一縣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人。像這樣大規模的「檢舉」每年都要集中進行二三次。承德監獄和設在各地的「留置場(拘留所)」是殘害中國百姓的魔窟,在那裡,有摘肝挖心、軍犬撕屍等駭人聽聞的酷刑10多種。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幹部,日軍屠殺的手段更是殘忍。興隆東河大西山村長被日軍抓去剁成了碎塊。雙廟據點的日軍頭目中川,前後挖了50多位抗日幹部的心,並全部吃掉。像日軍駐古北口憲兵隊長島玉次郎,連日軍都稱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偽建立「集團部落」製造「無人區」,是經過了周密策劃,精心安排的長期的屠殺,或者說是滅絕中國人的行動。「無人區」化政策將人們從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上強行趕走,讓他們移居別處,進行集中管理,有意識、有目的地毀滅人類生命,毀滅土地的生機,它的破壞程度超越了在「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下製造的大量慘案的孤立性和偶發性。它自開始就有計劃地使這種行動盡量做到規模大、時間長,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三光政策。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1)

    第八章食 人 惡 魔——關東軍細菌戰化學戰罪惡    
    日本關東軍不僅是一支擁有大量野戰部隊,使用常規武器的侵略軍隊,還指揮特種部隊,使用細菌和化學武器,違反國際公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和化學戰。        
    第一節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    
    一日軍準備細菌戰罪惡活動的由來    
    日軍進行細菌戰活動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開始的,至1945年戰敗為止,歷經30年。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罪惡之重,是包括法西斯德國在內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在此期間,它在中國的東北及華北、華中和華南等地的細菌戰活動由小到大,不斷升級,惡性發展;由以動物為實驗材料到使用活人進行實驗;由室內實驗到野外實驗,直至投入實戰;由培養、繁殖、傳播細菌到製造多種類型的細菌武器;由訓練細菌戰人員到研究、確定細菌戰的作戰方式;由建立細菌戰基地到在各地大規模地擴充細菌戰特種部隊、完成戰略部署、形成具有一定作戰能力的完整的進行細菌戰的體系與指揮系統。    
    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罪惡活動經歷了初期準備、大規模實驗和實戰3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1916~1933年。這是進行細菌戰活動的初期準備階段。 在此期間,主要由石井四郎等軍國主義分子對細菌戰進行狂熱鼓吹,在日本設立了研究機構,進行多種細菌的培養、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    
    1916年,日本陸軍軍醫學校就在「細菌學」課程的教學中講授如何「進行家畜細菌戰」,並告訴學員將炭疽菌撒在干葉上,是使友軍在不利的情況下撤出危險區的有效措施。安達誠太郎筆供,日本帝國主義侵檔案資料選編《細菌戰與毒氣戰》,第186頁。中華書局,1989。1918年,日軍逮捕了一名在瑞典紅十字會任職的俄國密探亞歷山大,並「在審訊中知道他正在搞細菌研究並擁有大量細菌。於是,日本軍部決定進行細菌戰研究。初由陸軍省醫務局開始研究」。河本大作口供,《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7頁。後曾將任務交給東京科學研究局,要求它「研究出一種或多種為人力所無法抗拒的秘密殺人武器」,然而,限期內沒有完成,致使日軍的細菌戰研究活動一度中斷。    
    1927年,日本召開「東方會議」, 制定了以武力侵佔中國的方針和國策。隨著其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推行和實施,它的細菌戰活動又恢復了,並加快了發展速度。當時,這一活動首先是從日本陸軍省軍醫署課長隆二推薦軍醫大尉石井四郎研製「秘密殺人武器」開始的。    
    石井四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25 日生於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大裡街(今芝山街)的一個有名的地主家庭。讀完高中後,1915年作為陸軍委託生考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大學畢業後,以軍官候補生的身份參加了陸軍。1921年為二等軍醫(相當於中尉),1924年為一等軍醫(相當於大尉)。不久在其岳父東京帝國大學校長、日本著名生物化學專家荒木寅太郎活動下, 進入了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1927年完成關於防疫學的學術論文,獲醫學博士學位, 並任陸軍軍醫學校教官。 1928~1930年,受軍部派遣,石井赴歐洲進行考查,並到了蘇聯。在此期間,他瞭解到許多有關細菌戰的情況,認為「正合我意」。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18頁。從此,石井開始了細菌戰研究的罪惡歷史。回國後,石井一邊擔任傳染病學的教師,一邊利用教學實驗室秘密進行細菌武器研究,並得到了一批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賞識。於是,他開始青雲直上,飛黃騰達。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軍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惡性膨脹。戰爭狂熱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石井四郎研製細菌武器的主張也更得到日本政府、軍部及一批軍國主義分子的大力支持。他們喪心病狂,置國際公法、人道主義於不顧,提出了進行細菌戰活動的計劃,並上報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批准了這個計劃。1932年8月,日本軍部根據天皇的敕令, 晉陞在東京若松町的陸軍軍醫學校擔任「軍陣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為軍醫正(少佐),並配備5名助手, 組建了「細菌研究班」,對外稱「防疫研究室」。從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掩護下,正式開始從事細菌戰的罪惡活動,並親自參與和指揮了日本進行的每一個重大行動,犯下了纍纍罪行。    
    1933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批准,耗資20萬日元,將「防疫研究室」擴建為「防疫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並按照他的「軍事醫學不僅僅是醫療和預防,真正的軍事醫學其目的在於進攻」《東京是細菌戰的中心》,《赤旗報》1950年2月8日。的反動理論,從事霍亂菌、傷寒菌、鼻疽菌、瓦斯壞疽菌的培養、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石井四郎還將其稱為日本「製造軍火工廠的楷模」。《東京是細菌戰的中心》,《赤旗報》1950年2月8日。    
    二731部隊的建立及其機構    
    1933年8月,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建立大規模的細菌戰基地,加緊研製多種細菌武器,使用活人進行室內和野外的實驗,從而使日軍的細菌戰活動發展到了大規模實驗的階段。    
    1禍移中國東北    
    隨著日軍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石井四郎的細菌戰活動也更加瘋狂。他向陸軍大臣荒木貞夫遞交了一份報告,說「由於軍部不斷指導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為首的細菌研究班,對於細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績。現在,我們感到,對細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須加以實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求軍部,把我們全體調到滿洲,使我們用來維護皇軍的細菌武器得以高度的發展。」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2)

    軍部批准了這個報告,決定在中國東北建立細菌戰基地。這個決定,用心是險惡的,其理由:一是在東北容易獲取細菌戰實驗的材料;二是東北靠近蘇聯,氣候等自然環境也相彷彿,可直接對其實施細菌戰,符合「北進」的戰略需要。因此,1933年8月, 在哈爾濱市的南崗宣化街和文廟街的中間地帶秘密設立了一個新的細菌戰基地,即「石井部隊」,其化名為「加茂部隊」,對外也稱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與此同時,在距哈爾濱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縣背蔭河還附設了一個細菌實驗場。    
    當時,石井部隊下設兩個部(又稱大隊),一個是總務部,一個是研究部。研究部分為兩個中隊,一是從事防疫給水研究及其設備製造的「南棟中隊」,隊址在本部院內;二是從事細菌研究及其實驗的「交通中隊」,隊址在背蔭河。    
    石井部隊本部駐地在日本陸軍第七醫院的南院,因此這裡稱之為「南棟」。「南棟中隊」在醫院的掩護下,秘密研究、生產石井四郎發明的「石井式」濾水器。「交通中隊」的駐地背蔭河,在五常縣境內拉(拉法)濱(哈爾濱)鐵路線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很快佔領了背蔭河,並將該地選為細菌戰實驗基地。經偽滿政權批准,強行將該地48戶人家趕走,建立起特別軍事區域。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34頁。它由日軍大尉中馬管轄,因此稱之為「中馬城」。其四周築有高牆、電網、炮樓、護城壕,並有重兵把守,警戒森嚴,與世隔絕,極端秘密,像一座關押要犯的監獄,所以,人們又叫它「東滿大獄」。    
    在這裡,石井部隊曾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實驗,殘害中國軍民。據東北抗日聯軍負責人之一的馮仲雲在《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奮鬥簡史》一書中揭露:中馬城裡關押的人都是日偽當局從中國東北各「矯正院」、收容所秘密押運來的。在牢房裡戴著手銬、腳鐐,沒有人身自由。他們經常被提押出去,提押出去之後就很少能回到牢房了。當監號裡的人減少後,又有新的犯人補充進來。其實,那些提押出去的人是被關進了地下室,並分別綁在牆壁的鐵鉤子上,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軍醫用粗大的針管強行從他們的動脈血管裡抽血。其中,有的人由於抽血過多,身體衰弱,失去了使用的價值,就被騙出去,用斧頭砍死;或以治病為名,給其注射一種劇毒藥物害死。這些被殘害的人都由專門人員秘密拖到煉人爐焚燒。焚燒後,骨灰也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點痕跡。這個焚爐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剛男(當時化名細谷)負責。    
    1933年,時任關東軍參謀的日軍中佐遠籐三郎(後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在背蔭河視察時看到了使用活人實驗的情況。他在日記中寫道:「被試驗者一個一個嚴密地關在柵欄裡,把多種病原菌移植於人體內,觀察其病情的變化。」《將軍的遺言——遠籐三郎日記》,《黑龍江文史資料》,第24輯,第222頁。在其11月16日的日記中對此做了更詳細的記載:「按第二班擔當毒氣、毒液測驗和第一班負責電氣試驗的分工,分別對各兩名『共黨匪』進行實驗。使用炭□氯在毒氣室進行5 分種的試驗,引起嚴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約20分鐘後即失去知覺。對用2萬伏高壓電流進行多次試驗者,仍未使其致死, 最後注射毒液終將其殺死;第二個人,通過以5千伏高壓電流反覆試驗, 並未使其致死,最後通電流數分鐘,終將其燒死。」《將軍的遺言——遠籐三郎日記》,《黑龍江文史資料》,第24輯,第217頁。當時任關東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也寫道:「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獺動物,當然會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別是在凍傷治療方面,獲得在攝氏37℃熱水中浸泡是最好的結論,這是根據對活人進行生、殺、再生的寶貴試驗而取得的結果。」《岡村寧次資料》,轉引自《黑龍江文史資料》,第221頁。    
    1933年中秋節夜晚,被關押在中馬城中的30多名囚犯暴動越獄,其中王子揚等12人倖存,投奔了抗日聯軍。因此,石井部隊在背蔭河「中馬城」進行細菌戰實驗的秘密暴露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多次對它進行了襲擊。石井四郎在其細菌試驗準備工作發生一次大挫折《將軍的遺言——遠籐三郎日記》,《黑龍江文史資料》第24輯,第216頁。的情況下,將「中馬城」拆毀,遷往「南棟」。    
    2新魔窟平房    
    在「中馬城」的囚犯越獄事件發生不久,石井四郎就向日軍參謀本部提出了遷移擴大石井部隊的計劃。這個計劃適應了日軍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需要。1936年,日軍參謀本部根據天皇的敕令,在中國東北建立起兩支特種部隊:一是在距哈爾濱市區20公里的平房鎮設立「石井部隊」,即「滿洲第731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一是在長春孟家屯設立的「若松部隊」,即「滿洲第100部隊」,對外稱「關東軍獸疫預防部」。對於日軍建立部隊, 進行細菌戰及其與日本天皇的關係問題,日本細菌戰犯們是供認不諱的。據原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醫務處長、中將隆二交代,「第731部隊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發到日軍各部隊,以便使全體軍官一體知悉」。隆二受審記錄摘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第107頁。731部隊第四部(生產)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也供稱:「1935~1936年間, 已由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按照天皇裕仁諸次密令,在滿洲境內成立有兩個用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極端秘密部隊活動。」起訴書,《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第107頁。遷移和擴大石井部隊的計劃被批准後,日本關東軍便在平房火車站以北4 公里的地方,即三家子、黃家窩堡、劉家窩堡、正黃旗五屯、正黃旗頭屯、正黃旗三屯等6個村屯中間地帶進行地質、水文勘測,並圈定了6平方公里的軍事用地。並且,按照5公里之內不准有中國居民居住的規定,將距其不足25公里的黃家窩堡4 個村屯劃為強遷之列。為此,偽哈爾濱警察局香坊警察署平房駐在所貼出告示,限村民一個月內遷出,逾期不遷,民房除由日本軍隊留用之外,其餘全部拆除和燒燬,損失自負,違抗者以「法」論處。強遷民屯,霸佔良田,給平房中國居民造成很大災難。據調查,以上村屯被強遷546戶,拆除和佔用民房1638間,霸佔良田610□。 日本侵略者就這樣把中國人民世代居住的家園變成了屠殺中國人民的細菌戰基地。在新魔窟的「國防道」之外,又設立了「國境地帶」,範圍包括21個村屯,佔地面積3224平方公里。如果再將方圓30公里的軍用倉庫,機場設施算在內, 整個哈爾濱南郊幾乎成了新魔窟的屬地。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64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3)

    1936年初,石井部隊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相繼修築了本部大樓、實驗中心大樓(四方樓)、特設監獄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發電廠、鐵路專用線、專用機場、物資倉庫、鍋爐房等附屬設施以及宿舍、神社、廣場、運動場、花園、醫院、學校等生活設施。1938年6月,石井部隊本部及大部分人員、設備遷至平房。於是,這裡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備的細菌戰基地。它擁有龐大的研究、生產、實驗機構和3000多名人員,年經費1000萬日元以上,具有大量的先進設備和設施。其中,孵育器4500具,幾天內就可生產3萬萬億細菌及傳染媒介物。 其規模和能力遠遠超過了法西斯德國秘密設立的「波茲南細菌學研究院」。所以,連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視察該地之後都說:「那裡製造細菌武器的研究工作與生產活動之巨大規模,竟使我極端驚異。」山田乙三受審記錄摘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第91頁。    
    打著「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隊本部移駐平房後,對外名稱也由「加茂部隊」改為「東鄉部隊」,  番號為「滿洲第六五九部隊」。1941年,啟用「滿洲第731部隊」番號。1945年5月, 又將其番號改為「滿洲第二五二二部隊」。為了便於敘述,以下均使用「731部隊」這一簡稱。    由於731部隊是日本最大的一支進行細菌戰的特種部隊,有著不可告人的特殊的職能和重要的戰略作用,所以,日本關東軍對它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護措施。    
    1938年6月3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發佈了第1539號命令, 將731部隊營區周圍大約40個村屯、12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劃定為「特別軍事區」。 「特別軍事區」內的「甲號地段」為特別控制的「無人區」,不准中國人居住;在它的周邊設立了界牌,上面寫著「非特別軍事區域內的人,未經批准不得入內,如有違者,依法論處」。拉濱線上的火車通過這個區段時,必須在前站放下窗簾,嚴禁旅客向車外張望。包括日本空軍在內的任何飛機都不得飛越其上空,如發現違航者,可強迫著陸,否則予以擊落。    
    不僅如此,731部隊在日本侵略軍中還佔有特殊的地位。軍部對其實行雙重領導。它在序列上屬於關東軍,關於細菌武器的生產,使用等有關問題都由關東軍司令官負責。在司令部內設有專門委員會,主席由參謀長擔任,全面協調731部隊的各種活動,行政指導部門是關東軍司令部第1部(作戰),業務主管部門是關東軍軍醫處,1939~1945年,軍醫處長一直由細菌戰的積極鼓吹者和支持者隆二擔任。同時,731部隊的最終決策權屬於日本參謀本部。其所需科研人員、設備、原料等都由參謀本部直接掌管,細菌戰的研究、生產及其成果等,均由關東軍上報給參謀本部(或大本營)最後裁定。它的配備也與其他部隊不同,人員級別高、機構龐大、設施先進。其中,有中將1名,少將4名、校官(佐級軍官)80餘名、判任官(委任官)和技師300 餘名。731部隊堪稱日軍中開支最大,待遇最優厚,學者最多,技術力量最強的部隊,除部隊自身的專家外,滿洲醫科大學等科研機構的許多學者、專家也無一不在其收羅之中。    
    731部隊的部隊長,1936年至1942年7月為石井四郎少將(後晉陞為中將);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為北野政次少將;1945年3~8月為石井四郎中將。731部隊本部下設8個部。另外,還管轄設在孫吳、海拉爾、牡丹江、 林口等地的4個支隊和設在大連的1個研究所。    
    8個部如下。    
    第一部為細菌研究部,北川大佐、菊地少將等曾任部長。第一部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細菌戰所需各種細菌的特性和培養、製造、使用等方法,以及實驗(包括對人體實驗)。該部下設從事鼠疫菌研究的「高橋班」、從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 從事細菌傳染媒介物——昆蟲研究的「田中班」、從事凍傷研究的「吉村班」、從事赤痢研究的「江島班」、從事霍亂研究的「湊班」、從事病理研究的「岡本班」和「石川班」、從事血清研究的「內海班」、從事傷寒研究的「田部班」、從事結核研究的「二木班」、從事藥理研究的「草味班」、從事立克次氏體(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從事細菌對人傳染適應性研究的「川上班」。    
    第二部為細菌實驗部,初由太田澄大佐任部長。第二部的主要任務是, 在野外條件和戰鬥環境下,實際檢驗由第一部研製出的細菌的使用效能,並製造相應的細菌戰等細菌武器。這個部除用動物和活人進行細菌實驗外,還通過「八木澤班」從事植物病毒研究和傳染試驗;設置了「石井」動物飼養班和培殖細菌傳染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黃旗三屯西南城小溝設立了臨時實驗場,在安達鎮東35華里的鞠家窯附近設置了靶場;還有為細菌實驗服務的「航空班」、「無線電班」和「氣象班」。    
    第三部,為防疫給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長。這個部設在哈爾該市內的原「加茂部隊」的舊址「南棟」。731部隊本部遷往平房後,它改為第三部。其任務是負責關東軍所屬各部隊的用水檢查和消毒事項。它轄有濾水器製造廠和在哈爾該西郊楊馬架子的秘密生產土陶瓷的「石井式」細菌彈殼製造廠,以及在平房的各類細菌武器的研製場所。      
    第四部,為細菌生產部,川島清少將任部長。第四 部是名副其實的細菌生產工廠,經過研製,實驗所取得的效果,都在這裡進行培養和生產。該部初期設4 個生產課,1943年合併為兩個分部。每個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獨立進行多類細菌的製造,由柄澤班、有田班、朝北奈班和山口班完成從細菌繁殖到細菌武器裝配的全套工序。其每月生產能力為培養各種細菌200~300公斤。    
    總務部,部長初期由中留中佐擔任,後期由太田澄大佐擔任。該部是731部隊的中樞部門,權力很大,不僅負責整個部隊的文秘、人事、財務、計劃、後勤和勞工管理等工作,還負責與憲兵隊聯繫和接收供細菌戰實驗使用的囚犯。它下設調查課,包括秋貞班、調查班、庶務班、兵要地誌班、照明班、印刷班、電報室、圖書室、郵政所;管理課,包括勞務班、工務班、建設班;庶務課,包括動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還有人事課、會計課、企畫課、標本陳列室。其中,勞務班是管理、監督、調配中國勞工的機構。731部隊從營建開始,日偽當局就從哈爾濱、阿城、海倫、佳木斯、牡丹江以及錦州、大石橋、海城等地強征和招騙了一批又一批勞工,在這裡從事奴隸般的勞役。據調查, 在731部隊盤踞平房的9 年間, 強征來的勞工達5000餘人。在它的種種非人虐待和殘酷迫害之下,除2000名本地勞工倖存外,其餘3000多名外地勞工基本上都悲慘地死在這個魔窟裡了。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4)

    訓練教育部,部長初期由園田大佐擔任,後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它是專門培訓從事細菌研究、實驗生產和使用細菌武器人員的部門。下設衛生兵教育隊、特種人員訓練隊、少年隊等。據西俊英供述,自1944年以後, 每年都要為關東軍部隊至少要培養300名善於使用細菌武器的專門人才。前陸軍審判材料。    
    器材供應部,部長由大谷少將擔任。它除了負責生產細菌武器的各種器材、設備的貯存與供應外,還擔負著實驗動物的運輸及各類菌苗、疫苗的貯存任務。下設第一、第二倉庫和兵器庫、菌苗庫、血清庫等。    
    診療部,部長由永山大佐擔任。它負責日本人的疾病預防和治療;設有診療室,日本軍人家屬醫院等。佟振宇認為,診療部不是治療一般疾病的部門。它是為在培植細菌過程中,不慎感染細菌的人進行搶救而設立的。因此,在魔窟內即使是日本人也要寫保證書,保證將遺體交總部「處置」。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92頁。    
    另外, 還有一個與各部平行的管理監獄的「特別班」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剛男掌管。    
    德國侵蘇戰爭爆發以後,德、意、日3國結成同盟,日本企圖建立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基於這一戰略目的,它進一步加緊細菌戰的準備。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發佈了敕令, 要求在進攻蘇聯的各個戰略要地建立細菌戰基地,即建立731部隊的各個支隊,擴大731部隊及其細菌武器的生產。據此在由日軍大將、首相、陸相東條英機簽署的《關於建立和分佈石井部隊4個支隊的命令》中說,「在石井部隊下, 分設有許多交由日本關東軍各部隊和各兵團指揮的支隊,它們的任務是準備在戰爭中,實際使用該部隊的細菌武器。」其附件中,日軍參謀本部對建隊的時間、駐地以及配置人數都提出了要求,規定每個支隊名額為300人,並指示各支隊可以接納僱員, 僱員人數不得超過各支隊全員的30%。據此,731部隊在海拉爾、孫吳、牡丹江、林口等地分別建立了4個支隊, 1941年8月, 號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石井部隊及其各支隊改用了秘密番號:本部為731部隊,海拉爾支隊為543支隊,孫吳支隊為673支隊,牡丹江支隊為643支隊,林口支隊為162支隊。海拉爾支隊,支隊長為加籐恆則少佐,駐在海拉爾市西南15公里處, 有從事細菌研究、實驗的日本人員226名。由於該支隊地處內蒙草原,所以海拉爾支隊成為供應細菌和實驗用黃鼠的大戶,儲有黃鼠3萬隻以上。另外,該部隊還經常與第100部隊共同進行細菌戰研究。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112頁。孫吳支隊,支隊長先後由佐佐木少佐,西俊英中佐擔任。它駐在孫吳鎮西山,有從事細菌研究、實驗的日本人員136名。有材料證明,早在1933年春,關東軍就在孫吳建立了細菌部隊,時稱2645部隊。該部隊曾進行了細菌戰的實驗,並以活人為實驗對象。佟振宇:《日軍侵華與細菌戰罪行錄》第49頁。牡丹江支隊,又稱海林支隊,支隊長為尾上正男少佐。它駐在海林縣海林鎮東北的後腰屯(今福利屯),設總務部、第一部(培殖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細菌研究)、供給部、訓練部,有從事研究、實驗的日本人員200名。林口支隊,支隊長為木神原秀夫少佐。它駐在林口縣的林口鎮和古城鎮之間,設總務課(計劃、經理、庶務)、第一課(細菌傳染的研究和動物的培養)、第二課(防疫給水研究)、資材課(各類器材和物品的保管), 有研究、 實驗的日本人員226名。    
        這樣的戰略佈局,不僅可以按品種、數量擴大細菌武器的生產, 發揮各支隊直接進行細菌攻擊的作用,而且還能在戰局不利,哈爾濱的731部隊本部或者某一支隊遭到毀滅性打擊時,使細菌戰不受到根本性的影響。因此,石井四郎到海拉爾543支隊視察時說:「日、蘇戰爭遲早難免,因此我軍亦在生物化學戰上,應特別提高自己職能涵養;對於細菌戰,我們是有信心的。」「為避免敵方轟炸的破壞,要分散培養細菌的設備,供戰時使用」。中央檔案館檔案:湯淺謙的證言。所以,731部隊本部不斷地為各支隊補充人員、更新設備,使各支隊的規模迅速擴大。原731部隊細菌生產部的課長唐澤富雄在法庭上供稱:「1944年上半年,731部隊的設備很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隊去了。」1945年3月,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日本的處境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日軍參謀本部又發出增加細菌武器生產的訓令,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滿足石井四郎提出的條件,不惜任何代價地為731部隊及其各支隊增加了人員和設備,作垂死的掙扎。    
    在731部隊的龐大機構中,除8個部和4個支隊外,還有1個研究所, 即大連衛生研究所。其前身是滿鐵衛生研究所,1925年8月,始建於大連市下葭街20號。 它是日本侵略者設在中國的第一個細菌研究機構,相繼開展了對細菌、血清、疫苗的研製及病理、化學的研究和藥品、飲用水、食物的實驗。「九·一八」事變後,它不斷增加人員,擴大規模,設置了血清貯藏庫、鼠疫研究室及鼠疫預防液製造室等。731部隊本部移駐平房後,大規模的細菌戰的研究和細菌的培殖、細菌武器製造急需防疫及其研究也同步進行。其中,血清和疫菌是至關重要的。因為731部隊在進行細菌戰研究和實驗的過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檢驗細菌和病毒的效能,又能防止隊員被細菌和病毒傳染而喪命。為此,日本關東軍以軍方需要血清和疫苗為由接收了滿鐵衛生研究所,並將它劃歸731部隊管轄,改名為大連衛生研究所,又稱「滿洲第319部隊」單文俊:《深究大連731》。,同時對其業務做了調整。該所所長是安東洪次醫學博士。下設有研究課、製造課、資材課、總務課等,總數約250人。研究課主要負責研究鼠疫、霍亂等約10種傳染病菌,定期到哈爾濱接受課題任務。製造課人員最多達150人,主要擔負製造細菌、 藥劑和繁殖動物,其中飼養跳蚤是一項重要工作。該所與本部一樣,也進行活人實驗。據戰犯潮海辰亥供認,曾批准過一次活人細菌實驗。《細菌戰與毒氣戰》第174~175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5)

    三各種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實驗    
    731部隊進行的細菌戰實驗,從實驗對像上可以分為利用動植物進行的細菌戰實驗和以活人為對象的細菌戰實驗;從實驗場所上可以分為實驗室實驗和野外實驗。        
    1利用動植物進行的細菌戰實驗活動    
    細菌研究離不開對細菌傳染媒介物的研究, 而細菌傳染的最理想的媒介物就是某些昆蟲,這些昆蟲的宿主又往往是某些動物。因此,細菌的研究離不開動物。動物既可以培殖疫菌,又可以檢驗疫菌的效力,還可以充當傳播疫菌的工具。所以,731部隊、100部隊等都非常重視利用動植物進行細菌戰的實驗活動。為此,它們飼養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動物。其罪惡目的就是為了研究和生產殘殺人及牲畜的傳染病菌,進行細菌戰爭。    
    在731部隊,設有石井特別飼養班。由於這個班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班長是由石井四郎的三哥、畜牧師出身的佐級軍官石井三男擔任的。這個班有數十棟動物捨,分別飼養著牛、馬、羊、豬、狗、雞、駱駝、猴、江豬和各種鼠。鼠是從日本專程運來的。由於供不應求,所以,731部隊便極力在中國東北的各種鼠中尋找替代鼠種。當他們通過研究發現黃鼠是一種有效的傳染細菌的動物以後,一面發動大批人馬捕捉,一面組織專業人員進行大力繁殖。    
    在731部隊,還有田中昆蟲研究班,也叫「田中研究室」,班長是田中技師。田中班的昆蟲動物捨專門研究和培殖跳蚤、虱子、臭蟲、蒼蠅、蚊子等。 這裡飼養的紅眼老鼠的特殊用途就是通過它繁殖跳蚤。在這裡,為了保密,日本人把跳蚤叫「粟子」,把虱子叫「穗子」,把老鼠叫「餅子」。    
    在731部隊,老鼠的用途最為廣泛。因此,731部隊及其各支隊,都把繁殖鼠類作為主要任務。石井特別飼養班飼養的老鼠數量最多,連負責它的日本僱員也說不清到底有多少。 所以, 人們稱731部隊為「老鼠部隊」是不無道理的。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當時,日軍參謀本部向731部隊發出了加緊準備細菌戰爭並於短期內必須完成培殖200 公斤跳蚤的任務的訓令。為此,石井四郎立即召開各部部長會議。他說:「一切擴大細菌武器生產辦法之所以必須施行,因為國際形勢已發生變化,已開始的德對蘇戰爭和關東軍準備實施反蘇軍事措施的『關特演』計劃,要求我們軍隊應當充分具有細菌武器,以及在必要時去反對蘇聯。」    
    然而,當時731部隊包括各支隊在內,最大生產能力是3~4個月繁殖出45公斤(約145億只)跳蚤。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目。儘管731部隊具備生產和儲存足以夠用的各種細菌的條件以及隨著戰爭的進展與擴大所需要的細菌,但是,由於跳蚤、虱子、臭蟲等細菌傳染媒介物的生產既需要有計劃地按規定的程序進行,又因為其生命有限,不可能大量、長期地儲存,所以,要繁殖200公斤跳蚤, 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時間。為了在「短期」內繁殖200公斤跳蚤,惟一的辦法是擴大生產規模。然而,由於細菌傳染媒介生產量的增大,存欄的鼠類數量又遠遠滿足不了采血和繁殖跳蚤的需要。於是,根據第二部部長太田澄和器材供應部部長大谷章一的建議,以中國東北的黃鼠、土撥鼠代替日本白鼠,作為跳蚤的宿主進行大力繁殖。    
    1945年5月以後,戰事更加緊張,日軍參謀本部要求731部隊短期內生產1~2噸跳蚤,所以,老鼠更是供不應求了。於是, 石井四郎召開各支隊長及大連衛生研究所所長會議,叫囂為分擔日軍苦戰的困難而全力以赴地加緊準備細菌戰。一時,731部隊飼養鼠類的品種和數量成番論倍地增加,甚至連石井特別飼養班的鼠捨都容納不下了,不得不在本部樓的走廊裡也擺滿了鼠籠子。各個支隊也把主要力量投放在老鼠的繁殖上。    日本關東軍還把飼養老鼠納入了備戰計劃,命令各軍事機構、陸軍醫院以及各軍用倉庫都要飼養白鼠,供給731部使用。為了解決老鼠數量不足的問題,731部隊採取了捕捉黃鼠的辦法。他們分別組成專業捕鼠隊到荒郊野地和城鎮、村屯去捕捉黃鼠。有時還抽調勞工參加捕鼠隊。    
    除飼養、捕捉外,731部隊和日偽當局還採取攤派的方式, 向東北人民強征黃鼠。 731部隊通過偽平房區事務所向「平房特別軍事區域」內的居民索征黃鼠,每月每戶必須上繳5只。鐵路沿線和各支隊附近地區徵收黃鼠的任務量更大, 包括學生在內,每人每月必須上交5只。1945年2月12日,日本關東軍向  偽滿洲國興農部提出了索要黃鼠的計劃。於是,偽興農部次長給四平、奉天、龍江、濱江、北安、錦州等省發出通知,要求在本年內捕捉黃鼠30萬隻,由協和會、青年團協助。    
    731部隊等除大量利用老鼠進行細菌戰的各項實驗外,還用狗培殖狂犬病菌,用馬研究炭疽和鼻疽,用牛和羊以及豬製造牛瘟和羊瘟與豬瘟,用鴿子進行病菌的傳染。在植物方面,它們不定期從事植物病毒的研究。例如用小麥進行「黑穗病」傳染。    
    2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的細菌戰實驗活動    
    日軍在準備細菌戰的過程中,在大量生產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的同時,還進行以活人為材料的細菌及細菌武器效能的實驗。這種實驗是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日軍細菌部隊在侵華期間,通過這種實驗殺害的中國軍民數量之多是十分驚人的。據日本細菌戰犯供稱:「第731部隊內每年因受烈性傳染病實驗而死去的囚犯,大約不下600人。」川島清受審記錄摘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第61頁、第121頁。「本部駐紮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內,即從1940~1945年間,通過這個殺人工廠,因染致命細菌而被消滅的,至少有3000人。」川島清受審記錄摘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第61頁、第121頁。。另外,據當時在平房基地負責印發機密文件的園尾估計,3000人死於這種試驗。731部隊問題專家、日本共產黨《赤旗報》記者下裡估計,「受害者達1萬人」。〔法〕愛德華·貝爾德著、劉漢全譯《天皇裕仁傳》,第172頁。上面的兩個數字,僅僅是731部隊這一個「殺人工廠」的5年間的估計,而不是所有日軍細菌部隊在整個侵華期間殺害中國軍民人數的統計。顯然,日本侵華期間,日軍細菌部隊殺害中國軍民的實際人數遠不止3000人或1萬人,其準確數字不知要比這種估計多出多少倍!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6)

    用活人作為「實驗材料」,早在731部隊初創時的背蔭河實驗場就開始了。他們把這些人稱為「丸太」(日語讀「馬路大」,是「原木」的意思)。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實驗材料」是3名中國抗日誌士。他們從中、蘇邊境的鼠疫傳染疫區捕捉來40只疫鼠,並在其身上取下染有鼠疫跳蚤203只,然後將從這些跳蚤體內提取的液汁注入到3名中國抗日誌士身上。結果:第一個人19天後發燒達394℃;第二個人12天後發燒達40℃。最後,他們都在昏迷的狀態中被解剖了。對此,石井四郎還親自寫了檢驗報告。    
    據原731部隊隊員證實,用活人進行實驗方法五花八門、數以百計,手段更是慘不忍睹。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各種細菌傳染的實驗。細菌傳染實驗方法有四五種,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內服法」。在進行菌液注射或菌液內服時,731部隊隊員對實驗對像採取的是先誘騙,後強制的手段。他們或是說給實驗對像打預防針,或是偷偷地把鼠疫菌、霍亂菌、傷寒菌、赤痢菌摻入牛奶、水、瓜果裡,讓實驗對像吃喝。後來,實驗對像發現了731部隊隊員的陰謀,進行了絕食、絕水的鬥爭。於是,731部隊在其欺騙辦法行不通的情況下,就採取了強制手段。他們先把實驗對像提押出來,然後將其綁架在柱子上,由持著手槍、皮鞭的特別班成員在旁邊監視,如果發現違抗行為就用皮鞭抽打;對特別頑強反抗者,則當場擊斃。這樣,731部隊的實驗人員就把菌液注射到實驗材料的體內,或者灌到其嘴裡。通過灌菌後的觀察發現,霍亂、傷寒等胃腸道傳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顯,死亡率最高。在不治療的情況下,大部分人在3~7天死亡;白喉菌也能產生致人於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過胃腸傳染的效果極差,僅有個別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胃腸道的感染,而是呼吸道的感染所致。    
    1943年5月,由關東軍司令部軍醫部調至731部隊擔任實驗分隊長的山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罪行時說:「我在731部隊是專門負責對活人進行細菌實驗的,特別是搞灌菌實驗。強行灌菌的對象有中國人,還有俄國人,同時還有女的。在我擔任細菌實驗分隊長的一年多時間裡,僅灌菌實驗就使用了100多抗日分子,他們多數死亡了,沒死的又通過另外一種方法實驗把他們都殺害了。」中央檔案館檔案:山下升供詞。    
    第二,三種細菌傳染方法的對比實驗。1942年1~2月間,731部隊的三谷班用45名「馬路大」作為鼠疫菌的注射、埋入和內服3種方法對比實驗的對象。每種實驗又分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3組,每組5個人;埋入量、內服量、注射量相同。實驗結果:注射傳染法效果最明顯,注射最低量(01克)的被實驗者1天以後即死亡中央檔案館檔案:上田彌太郎的證詞。;其次是埋入傳染法;發病最慢的是內服傳染法,被實驗者經過6天才死亡。於是,參加實驗的731部隊隊員上田彌太郎把這3種實驗所產生的效果製成了比較表。從此,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注射傳染法的研究上。    
    1942年10月,731部隊的宇野誠技師在田村良雄的協助下進行了一次細菌免疫的實驗。他們首先對5名被實驗者各抽5CC血液,測定其免疫價;次日,對其中4人注射了4種單純合疫苗;一星期後又注射一次;而對第五個人始終沒有進行預防注射。11月中旬,他們又一次對4個人抽血測定免疫價;然後,對所有的5個人分別注射了含有005克鼠疫菌的1CC液體。三天後,被實驗者都發了病,在隔離期間3人死亡,屍體被送到第一部笠原班,由鈴木啟久執刀,一個一個地解剖了。其餘2名染有鼠疫的人被送到診療部,在「治療」的幌子下,繼續當作實驗材料,最後還是死於「白衣野獸手下」。中央檔案館檔案:田村良雄的證詞。    
    1943年1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課課長鈴木啟之少佐的指揮下,由宇野誠技師負責,田村良雄為助手,以檢測鼠疫菌毒力為目的,對監禁在特設監獄中的2名中國人進行了菌液注射實驗。這兩名中國人頑強反抗並怒罵他們是「白衣野獸」。特別班和田僱員等把他們強行捆綁起來,宇野誠技師將含量003克的鼠疫菌1CC液體注射到了他們身上。3天後,這兩個人感染了鼠疫病,不久便死去了。    
    第三,兩種疫苗的對比實驗。1942年5月中旬,731部隊第四部細菌班成立了一個「A」號人體實驗隊,實驗內容是對渡邊和山內使用超聲波製造的疫苗與中黑大尉和細井僱員使用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方法製造的疫苗進行對比實驗,實驗材料是活人,實驗地點在「特別班」的7號、8號牢房內。他們選定了20名被實驗者,首先由小林囑托(非正式職員)和細井技師對被實驗者進行預防接種,給其中的8個人注射用超聲波製造的霍亂疫苗,對另外8個人注射了用陸軍軍醫學校的方法製造的霍亂疫苗,其他4人沒有進行預防注射。20天後進行人體感染實驗,田川技師和千葉技師把霍亂菌摻入牛奶裡並讓20名被實驗者喝下去。由於這種霍亂菌對人致死量為1□ 克,所以,被實驗者難以活命。然而,實驗結果是,接種超聲波製造的疫苗的8個人中,除1人稍有腹痛、頭痛之感於第二天即復原外,其他人無任何反應;而注射軍醫學校方法製造的疫苗的8個人中,多數吐瀉,3名重症,1名死亡;沒有進行預防接種的4個人都先後發病,並於第三天全部死亡;這次實驗之後,731部隊又改用鼠疫菌進行了多次對比實驗,結果都證明超聲波製造的疫苗具有特效。於是,石井四郎命令用超聲波大量生產疫苗。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7)

    實驗對像被做了各種細菌實驗之後和臨死之前的痛苦、掙扎、慘狀令人毛骨悚然,十分可怕;日本細菌戰犯們劊子手的猙獰面目也更加令人憎恨。對此,一名原731部隊的隊員做了比較真實、詳細的自述,他說:「我走進了研究室。佔有二三層的研究室,全都迷於瘋狂殺人的實驗,研究室裡充滿了動物的屍臭和血腥氣。我進入研究室內巡視了一下,幾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撥鼠,被髒東西污染的毛倒豎著,筋疲力盡的動物在蠕動。人死了,動物死了,對於人來說應該是可悲的事情,但作為細菌戰爪牙的我,卻很高興。這些現象意味著細菌毒性強烈,這和自己的飛黃騰達聯繫起來了。我把這一帶的動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錯嘛!』我一邊微笑著,一邊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開,取出脾臟、肝臟,開始培養。7點鐘是量取中國人體溫的時間。我想動物到這種程度就會死去,有這樣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樣的反抗也許不會有了。跑進消毒室,取來器械,打開特別班進口的鐵大門,遞過出入許可證。我來到監禁中國人的兩棟樓房中的一棟——7號樓。抬著擔架、穿著防菌衣的兩個男人跑到面前來了。在擔架上放著被切開肚子、敲破頭、砍掉腳而成為肉塊的中國人,他的血在滴落著。我看到這個被慘殺的身體,暗自想道:『得趕快干了。是哪個班的?』我用軍官慣用的那種舉動,把頭低下,往當中凝視,快步走近3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國人住著的12號房間,戰戰兢兢地偷看裡邊。中國人由於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難受得渾身亂動,趴倒在床上吐血……『見鬼去吧!這可好了。』過不大一會兒,我開鎖進入裡面。知道我走進來的那個中國人,在口角滴著血當中抬起頭,臉上滿染血污,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知道他們沒有任何抵抗力。『畜生!死去吧!』我用腳上橡膠長靴的尖頭突然踢去,咕嘟咕嘟從中國人口中吐出的鮮紅的血灑滿了床席。『鬼子!一定報仇!』中國人滿身滴答著血,想要站起來,沒有力氣,突然倒了下去。『過一會兒分成八半。把這個澆上。』我用帶來的消毒藥水把中國人的全身澆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話後就走了出去。」    
    第四,凍傷實驗。日軍佔領中國東北後,為了適應嚴寒地區的氣候,鎮壓、討伐中國抗日軍民和準備北進蘇聯,在731部隊第一部專門設立了凍傷研究班,班長為吉村壽人。吉村班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人在什麼樣的氣候下能凍傷和不同程度的凍傷會帶來什麼後果以及怎樣治癒凍傷等。他們感到凍傷實驗以動物為對像不能取得直接效果,所以,就以活人為實驗材料。    
    1943年以前,凍傷實驗是在室外進行的。每年的1月、2月或12月,平房的氣候有時低於零下35℃。這時,他們就把被當作實驗材料的中國人、蘇聯人,也有女人,從特設監獄中押出來,關進桶式的大院裡,在端著上有刺刀的步槍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別班隊員的監視下,露出手、腳、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時間的冷凍實驗。這些實驗對象都陸續失去知覺,甚至吉村班用木棍敲他們的胳膊和腿發出「梆梆」的聲音時,才將其一個一個地拖進室內。    
    1943年,吉村班先後修建了一個小的和一個大的冷凍實驗室。從此,凍傷實驗隨時都可以進行了。吉村班用活人進行實驗有許多方式,如「抗寒」實驗、「耐寒」實驗、解凍實驗、「治療」實驗等。其中,解凍實驗尤為殘酷。731部隊隊員把冷水澆在實驗對像身上,冷水很快結成冰,然後,經過一定時間讓冰融化,被實驗的人發出陣陣痛苦的呻吟。有的凍傷人的手被立即插進溫水或熱水中,燙得脫去皮。經過反覆實驗,被當作凍傷實驗材料的人不是被活活折磨死,就是凍傷部位潰爛,肉和骨頭壞死、變黑而被截肢。即便有人倖存,731部隊也還要繼續把他們當作其他實驗的材料使用。正如《赤旗報》記者下裡所說,「馬路大」無一生存,他們惟一的出口「就是焚屍爐的煙囪。他們只能化為灰燼從煙囪中出來。」〔法〕愛德華·貝爾著、劉漢全譯《天皇裕仁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72頁。    
    第五,毒氣實驗。這是731部隊以活人為材料的實驗方式中最殘酷的一種。石井四郎的司機越貞親眼看到731部隊的隊員每天將被關押的中國人推進密封的玻璃櫃內,分別注入不同濃度(1度、2度、3度)、不同種類的毒氣進行實驗,直至將他們毒死為止。這種實驗對像多是凍傷實驗的倖存者。731部隊除用活人進行毒氣實驗外,還使用毒氣大規模地殺害反抗實驗的被關押的中國人、蘇聯人。中央檔案館檔案:上田彌太郎的供詞。    
    第六,解剖觀察。731部隊對人體細菌傳染實驗,要經過臨床觀察、解剖觀察和病理觀察3個階段。解剖觀察,一般是作屍體解剖,但根據其需要,也進行活體解剖。活體解剖既有對病體的解剖,也有對健康人的解剖,以便作對比觀察。解剖取出的臟器都作為標本陳列保存,供病理研究。    
    解剖室裡,解剖台前,活生生的事實暴露了日本細菌戰犯們劊子手的猙獰面目,證明731部隊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食人魔窟。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8)

    對屍體的解剖,731部隊的劊子手們常常採取亂刀解剖法,即將屍體大卸八塊,在臟器裡取出菌液,然後把空殼屍體投進焚屍爐。原731部隊隊員田村良雄記述了他看到的屍體解剖的具體情景。他說,有一天,他跟著宇野誠技師來到特別班的解剖室,作解剖前的準備。解剖室裡有3張解剖台,一張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在往下滴著鮮紅的血,滴進放在下面的玻璃瓶裡。消毒器裡正在咕嘟咕嘟地煮著解剖器械。這裡剛剛作完解剖。另一張解剖台上,停放著一個奄奄一息的人,一個等待死亡的被實驗者。現在,就要對他進行死亡觀察了。這時,鈴木啟之少佐和帶班的細矢技師走進解剖室。隨著鈴木「開始」的命令,細矢暗示田村遞過瞭解剖刀和止血鉗,已被潑上消毒水的中國人臉龐紫脹、口裡往外流著血,呼吸極度困難,處於昏迷之中。鈴木看了中國人一眼後,又下令注射強心劑樟腦液。這時,被用腳鐐、手銬固定在解剖台上的中國人猛然睜開眼睛,好像是要弄清這次行兇情況似的轉過頭來,但是,身體不自由了;眼裡充滿了氣憤的淚水,凝視著棚頂;極乾渴的喉嚨裡像是要發出追究暴行的叫喊似的,然而發不出聲音,嘴僅是動動而已。與此同時,用左手轉著摸中國人脖頸的細矢,用右手的手術刀沿著中國人的頸動脈「卡嚓」一聲就切了下去,血「吱」地流了出來。遭受鼠疫病折磨和被宰割的中國人的頭左右擺動著,頸部的繩索勒了進去,頭部忽然下垂,昏迷過去了。田村驚慌地擦去血。宇野用止血鉗子攪動著刀口,他一看見頸動脈,「卡、卡」兩下便夾住了血管。細矢馬上用手術刀切斷了中國人的頸動脈。至此,中國人已經不能動了,嘴角微弱地痙攣,從動脈流出的鮮血流進了田村拿著的30CC的軟木塞瓶。不一會兒,忽然停止了。中國人留下了一句滿懷仇恨的話:「鬼子!」於是,他的臉色迅速地變了,嚥氣了。接著細矢倒拿著手術刀,從屍體的上腹部到下腹部,再從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然後,又拉開骨鋸,鋸斷肋骨,露出全部內臟。這時,為了製造細菌,殺害更多的中國人,他們又用培養細菌的銀耳和醫用玻璃器皿,在培養基上使勁地塗抹。20分鐘後,中國人的肉體被分割了,滴著血的肉塊散亂地丟在解剖台上。他們看著這個被慘殺的屍體,像一隻隻吃飽了的狼。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回到解剖室連續「作戰」了。〔日〕田村良雄:《細菌戰——七三一部隊的野蠻行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三光——日本戰犯侵華罪行自述》),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第27頁。    
    1943年,731部隊計劃用一個男性少年作為「實驗材料」,進行一次對比性病理研究。但是,特設監獄裡沒有這種「實驗材料」。於是他們按照北野政次的決定,在長春街頭發現了一個中國流浪兒,並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起來,押送到平房,然後殺害了。原731部隊的一名隊員說:把抓來的一名年僅12歲的少年進行活體解剖,腸、胰腺、肝、腎、胃等各種內臟從睡眠狀態中的少年體內順次取出,經一一分理,砰、砰地扔進鐵桶裡,再立刻把鐵桶裡的臟器放入裝有福爾馬林液的玻璃容器內蓋好。取出的內臟,有的還在福爾馬林液裡不停地抽動。〔日〕森村誠一:《魔鬼樂園》,第一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79頁。    
    除上述實驗外,731部隊以活人為材料的細菌戰實驗還有:    
    人血和馬血換用實驗,即將馬血注入人的動脈血管裡,或把人血注入馬體內,觀察人、馬及其血液的變化。    
    真空環境實驗,即將人塞進密封的實驗室內,用真空泵將實驗室內的空氣抽淨,然後觀察人窒息直至死亡的變化過程。    
    人體倒掛實驗,即將人頭在下、腳在上地倒掛著吊起來,觀察人受折磨而死的過程。    
    移植手術實驗,即將人的手、腳互換接肢,或將直腸直接連在胃上,或將肝、脾、胃摘除,進行觀察。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第731部隊罪惡(9)

    梅毒傳染實驗,多在女「實驗材料」身上進行。    
    細菌武器性能實驗,即將被實驗的人押入坦克內,用火焰噴射器對著坦克噴射,觀察在什麼情況下人能被燒死;或用步槍、手槍對著縱向排列的被實驗的人發射帶細菌的子彈,觀察子彈穿透人體的程度;或使用「手槍式」、「手杖式」的小型細菌武器向被實驗的活人射擊,觀察這種武器的效能。    
    731部隊往往把這些實驗拍攝成紀錄影片或繪製成畫面存檔,同時採集各類標本作為「科研」的成果進行陳列。對於各種實驗結果也都有記錄,例如:往人的靜脈裡注入5CC空氣就是致命量,人就會死亡;馬血注入人體的反應是,超過100克,人感覺到痛苦,而到500克左右,人就會死亡;低壓真空環境中,空氣壓降到05以下時,人的血管就開始破裂,眼睛鼓出來,1分鐘時間就會窒息而死;人體倒掛致死需幾個小時,等等。    
    3以活人為靶子的野外實戰演習    
    731部隊在準備細菌戰、毒氣戰的過程中,還不斷地進行野外實驗,檢驗它生產的各種細菌、病毒、毒藥以及毒氣武器的效能。它把這種實驗稱為「實戰演習」。    
    為了進行野外實驗,它根據實驗的內容、目的的需要及地理位置、氣候條件等,在一些地方設立了實驗場。這些實驗場分為兩種,一種是固定的,如731部隊附近的城子溝和安達、佳木斯、陶賴昭等地的實驗場,較為常用的是安達實驗場;另一種是臨時性的,如在肇東縣的滿溝(今肇東鎮)、呼倫貝爾草原和牡丹江一帶山區等地。在這些實驗場,既進行對各種動物的實驗,又進行對活人的細菌武器的攻擊、傳染實驗;有時進行細菌武器或毒氣武器單品種的實驗,有時還實行細菌武器和毒氣的混合實驗。進行一些綜合性實驗的時候,731部隊、100部隊以及516毒氣部隊、附近日軍的「細菌、毒氣謀略隊」都參加實驗活動。其實,731部隊、100部隊的野外實驗場就是比實驗室規模更大、更殘酷的殺人場。    
    據證實,在城子溝實驗場,有一次進行炭疽菌的傳染實驗,731部隊將馬、牛、羊、猴、兔、鼠等實驗動物運到實驗場,然後,用飛機在200~300米的上空投擲炸彈,炸彈爆炸後,穿著白色防護服的731部隊隊員蜂擁而上,檢查實驗的效果,記錄著有關的數據,他們走後,往往留下尚未燒盡的木炭和被燒焦了的各種動物的屍體。在這裡,731部隊還進行毒氣實驗。他們把被毒死的動物就地解剖,把其內臟取走,剩下的屍體澆上汽油就地燒掉。對活人進行毒氣實驗時,是把實驗的人用特別囚車從731部隊運到實驗場,然後,將其轉移到台車上,台車有手推車的一半大,上面裝有一根柱子,被實驗者被綁在這根柱子上。台車可以在鋪好的軌道上直接進入實驗室,同時,將狗、雞、鼠等動物也一起放進去,然後關上門,開始實驗。    
    在安達實驗場,1944年冬,731部隊隊員曾把五六名戴著手銬、腳鐐的被實驗人從卡車上拖下來,倒背雙手綁在間隔20米左右的木樁上,飛機從低空將炭疽彈投向目標,炭疽彈爆炸後,使被實驗者感染上肺炭疽或皮膚炭疽。然後,將他們運回實驗室檢查感染情況,並使其在「治療」過程中死亡。這種炭疽彈擴散面大,傳染力強。據原731部隊隊員說,參加實驗的汽車上的塵土都沾有細菌,把這些塵土抹在培養基上又會生出菌來。中央檔案館檔案:上野的證言。1945年4月,石井四郎曾組織參加第二次支隊長會議的人參觀安達實驗場的野外實驗。在這次實驗中,一架輕型轟炸機從150米高的空中投下不少顆「石井式」炸彈。這些炸彈在50米高的空中爆炸,裡面填裝的炭疽菌迅速擴散,4名被實驗者被彈片擦破的皮膚感染上了皮膚炭疽菌;吸入鼻腔內染上了肺炭疽。然後,他們「被押回部隊監獄,觀察其病變情況,死後又做了屍體解剖」。中央檔案館檔案:原秀夫的證詞。    
    731部隊在各個實驗場用活人為靶子進行野外實驗的項目、方式、次數是很多的。除上述實驗外,還有在哈爾濱附近的松花江的一個荒涼小島上用迫擊炮向幾十名被實驗者發射用硅藻土製造的炭疽炮彈的實驗中央檔案館檔案:山內豐紀的證詞。和用電流引爆細菌的實驗中央檔案館檔案:田村良雄的證詞。等等。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關東軍第100部隊的罪行(1)

    一關東軍第100部隊的建立及其機構    
    長春市西南10多公里一帶,在東北淪陷時期是日本關東軍的駐地。這裡建築櫛比相連,構成環繞幾十公里的日本兵營網。其中有一塊獨立地帶,東西寬約05公里,南北長約1公里,上面不規則地分佈著平房、樓房。這個神秘的地方就是日本關東軍嚴密封鎖的特別軍事區域,日本侵略者在我國東北製造細菌武器的另一大本營——日本關東軍第100部隊所在地。該部隊是與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齊名的又一細菌惡魔。    
    日本關東軍第100部隊的前身是關東軍臨時病馬收容所,它於1931年11月在奉天(今瀋陽)成立。歷任所長有獸醫中佐小野紀道、獸醫專家安達誠太郎、獸醫中佐高橋隆篤。1933年初準備細菌戰,擴建了病馬收容所。之後又改稱關東軍馬匹防疫部,原所長改稱部隊長。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頒布敕令,要求在中國東北建立兩支專門從事細菌戰研究的部隊,以擔負「特殊的秘密任務」。根據這一敕令,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平房,建立了「第731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在長春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隊」(對外稱「關東軍軍馬防疫給水部」)。    
    1939年至1941年7月,關東軍馬匹防疫部正式改稱為「第100部隊」,不久,獸醫少將、細菌學家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隊部隊長,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隊部隊長後,其下迅速聚集了一批日本陸軍獸醫、軍醫,有生物、植物、細菌、微生物、解剖、工程、化學、藥物、農藝學等方面的專家。他們之中有些還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部隊裡的文官(技正、技佐)也都是相當於陸軍校尉級的具有專業技術的人員,他們手下都配有專業人員做助手。第100部隊成為一支由專家和專業技術人員構成的特殊部隊。    
    第100部隊的人員來自日本在中國的各作戰部隊,一般經常保持在600~800人。    
    該部隊下設第一至第四部和總務部,並管理一個實驗農場和牧場。    
    第一部,主要以關東軍所屬部隊的軍馬為研究對象,同時重點研究各種動物的血漿。通過對軍馬和動物血漿的研究,取得並總結製造鼻疽菌、癰疽菌、傳染性貧血菌的方法;研究能導致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和生產這些病菌的方法。該部下設有若干分部,各分部的細菌研究工作在關東軍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的親自監督下進行。    
    第二部,也稱生產部,主要從事進行細菌戰的研究工作,是第100部隊的關鍵部門。部長更換了幾任,村本少佐、穗阪中佐、雄板中佐等數人曾任該部部長。1943年前,該部下設5個分部:第1分部為「細菌分部」,主要研究與繁殖各種傳染人畜以及植物的病菌,如傷寒、霍亂、赤痢、副傷寒等疫菌;第2分部為「病理學分部」,重點研究鼻疽、羊痘、牛癬、炭疽熱等牲畜病毒。第3分部是管理用來實驗的動物的分部,其實驗材料不僅包括牛、羊、馬和江豚、白鼠等動物,而且也包括用來做細菌實驗的活人;第4分部為「有機化學分部」,主要研究與生產化學毒物和毒藥,以及這些藥物的防治、解毒方法等。第5分部為「植物學分部」,主要研究毀滅植物和農作物的毒物、毒菌,「負責探求用細菌毒害或傳染植物的方法」。    
    1943年,第731部隊石井四郎確認鼠疫武器為主要細菌武器,並得到日本參謀本部批准。為了配合第731部隊加緊鼠疫武器的生產,關東軍司令部決定將原先屬於第1分部的職能以及其他各分部的一部分職能和人員轉交給新成立的第6分部,委任軍醫中尉平櫻全作為第6分部部長。專門生產、製造細菌武器。    
    第三部,與該部隊對外稱謂完全相符,即真正負責關東軍所屬各部隊的軍馬防疫與飲水問題的研究。    
    此外,還有總務部、資材部和訓練部,其職能與731部隊有關的部門大致相同。總務部不僅管理部隊的日常事務,其下還設有設計分部、研究分部等部門。此外還管轄一處佔地60多□的「實驗」農場和一處佔地20多□的牧場。被拘禁在守衛處禁閉室內用來進行細菌試驗的人,也歸總務部管轄。    
    訓練部也稱教育部,主要負責本部隊人員和關東軍各部隊人員在使用研究細菌武器方面的培訓。原第100部隊隊員三友一男,就曾到訓練部培訓過,他在蘇聯伯力受審時說:「我進入該部隊後,進過炭疽熱菌和鼻疽菌培養訓練班。」後來,他一直從事這些細菌的培殖工作。    
    第100部隊科學技術人員佔人員總數的2/3。平櫻全作在蘇聯伯力受審時供認:僅第二部人員中就「計有官佐20名、科學工作員30名及技術人員50名」。擔任該部各分部部長職務的「都是細菌學專家、植物學專家、有機化學專家或病理專家,其中有些是現役軍官,有些則是受雇的科學工作人員」。    
    前關東軍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也承認:「第100部隊各支隊及各獸疫部隊長均由細菌學醫生充任。」    
    第100部隊建立後,它同第731部隊一樣,也在總部之下設立了若干支部。據資料記載,第100部隊分別在大連、拉古(位於牡丹江市市郊)、克山設立了3個支隊。1941年7月又在四平設立支隊。同時在關東軍司令部所指揮的部隊裡,還奉令建立了軍團獸醫部隊,分駐在克山、東安、雞寧、東寧、四平等地區。    
    由於第100部隊也是日軍部用來進行戰爭的保留項目,因而它也成了日本軍部的寵兒,其經費是十分充足的。據原關東軍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在蘇聯伯力受審訊時供認:第100部隊「經費有兩個來源:一部分是日本陸軍省撥給該部隊人員的給養費,另一部分是日本陸軍省撥給關東軍製造防疫藥品的費用」。而「研究和生產細菌武器的款項是按關東軍秘密經費開支路線,由第二偵探部發給的」。與第731部隊的經費一樣,這是國會議員所無法知道的一筆巨大開支。第100部隊僅在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一年時間內,上面就撥給給養費和防疫藥品製造費共計60萬日元,撥給研究和生產細菌武器費共計100萬日元。高橋隆篤供認說:「這個數目並沒有限制過我們,因為必要時可按需要增撥款額。」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關東軍第100部隊的罪行(2)

    二關東軍第100部隊的細菌戰實驗    
    第100部隊主要研究、製作針對動物、植物的細菌武器,同時,也研製人畜並用的細菌武器。所以,在第100部隊,動物、植物、被捕犯人都被稱為「實驗材料」,第100部隊利用這些「實驗材料」進行各種細菌實驗。    
    第100部隊以動物為細菌實驗的主要對象,在20餘棟房舍、1萬多平方米的場地裡,飼養了大批動物,其中以鼠和馬為最多。    
    1950年,長春市政府兩次組團到第100部隊遺址實地調查,他們從飼養場地規模及設備、裝置情況推算:可養20日鼠、荷蘭豬、家免等幾萬隻以上。尤其20日鼠1個月可繁殖一代,拿1萬隻來計算,去掉死亡雄鼠,月可增至15萬隻,經常保持1萬隻活的,那麼每月最低也要有5000只20日鼠供試驗使用。    
    第100部隊每年可有1萬匹馬供試驗使用。在該部隊本部的後面有專門的馬匹實驗室,內設做免疫血清用的解剖台5個,但固定架只有1個,這說明飼養動物,並不是為了抽血做血清,而是為了試驗細菌。每個實驗室裡都有焚燒爐,這毫無疑問是為做細菌試驗而備,試驗後,「實驗材料」就燒掉,避免移動感染。    
    第100部隊對牲畜的實驗過程是這樣的:他們有意將染有傳染病菌的牲畜驅趕到附近的村莊和牧場,以試驗這種病菌的傳染效能。第100部隊有自己的牧場,設在距本部10公里外的八家子一帶。這裡是對牲畜進行細菌實驗的一個重要場所,牧場附近從來不准中國人通行。第100部隊所屬2630支隊技術員桑原明供認:1945年8月該支隊將鼻疽菌摻和到燕麥裡,餵給60匹馬吃。然後,將其全部驅趕到附近村莊和牧場,結果,致使這些村莊和牧場的大批牲畜死亡。    
    第100部隊對利用植物進行細菌實驗也是非常重視的。部隊內有高級植物學家和專業人員組織針對植物的細菌研製工作。第100部隊從毗鄰駐地的大廣鄉農民手中掠奪了60多□土地,作為對植物進行細菌試驗的「農場」。據當地農民回憶,「農場」裡的莊稼長得「挺怪」,有的長勢非常好,有的卻非常糟;有的果實纍纍,有的卻顆粒不結。第100部隊的「農場」實際上是其毀滅農作物的試驗田。    
    第100部隊在頻繁的牲畜及植物的細菌試驗中,取得許多「可喜」成果。原關東軍司令部獸醫處長高橋隆篤曾向梅津美治郎總司令官匯報了第100部隊的生產能力。他說:「第100部隊在一年內能製造的細菌數量是:炭疽熱細菌1000公斤,鼻疽細菌500公斤,銹菌100公斤。」可見該部隊生產規模之巨大。    
    第100部隊最醜惡、也最鮮為人知的活動是它同第731部隊一樣,也用活人做細菌實驗。    
    第100部隊有一個「牲畜掩埋場」,距本部很近,位於西北側,東西約半華里,南北約1公里。1949年春天,大廣鄉的農民到這裡挖取馬骨(賣錢或做肥料),結果挖出來的有馬骨頭也有人骨頭。他們還在焚屍爐旁挖出個大竹筐,裡面裝滿了人骨灰。這些死難者的屍骨暴露了第100部隊用活人做細菌實驗、殘殺無辜的罪惡秘密。日本戰犯的供詞、耳聞目睹者的控訴也證實了這一血的事實。    
    日軍曹長(上士)實驗員三友一男供認,他在第100部隊裡,經常參加用活人做細菌感染或毒物藥殺活動。他證實:「用活人做實驗,通常都以『實驗材料』稱呼他們。」第100部隊與第731部隊也有不同處,即除留少數人繼續做實驗用外,大多數人是「實驗」後被槍殺。    
    特別是研究與製造化學毒物時,第100部隊大多是用活人做實驗。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兩周內對「實驗材料」進行多次實驗。他遵照松井技師的吩咐,曾給「實驗材料」注射了氰化鉀。在注射前,謊稱是給「實驗材料」治病,從不同劑量的氰化鉀注射中尋求效果數據。經過連續實驗,結果,一些「實驗材料」被實驗折磨而死。    
    實驗員木章供認:「第100部隊曾用家畜和活人來試驗細菌效能。這個部隊內專門飼養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並且還單獨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這點,是因為我親自看見過。」    
    獸醫師福住光田供認:「為了確定這種毒藥的效能,曾用動物和活人來進行實驗。」    
    曾參觀過第100部隊的韓尉在《日軍細菌殺人罪行的見聞》中寫道:「我聽說過100部隊是設在長春市郊(石虎洞)的一個專門研究生物細菌的特種保密部隊,也聽說過有些乞丐被弄到裡面去不能活著出來。」在第100部隊工作過的中村吉二也對韓尉說過:「日本憲兵隊,每星期都往100部隊送活人做實驗。」《吉林文史資料》第14輯。    
    曾參觀過100部隊的李野光(他當時是偽滿軍政部直屬陸軍軍需學校學員)回憶說:「那位軍醫大尉領我們到一間陳列室門前……滿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黃色的福爾馬林藥水裡浸泡著人頭、手臂、大腿、心、肝、脾臟和生殖器等,簡直令人無法看下去……」    
    大廣村農民也耳聞目睹了一些第100部隊殘殺活人的暴行。    
    家住大廣村的農民劉萬仁被第100部隊拉去做苦力,有一天,他親眼看到一位姓楊的馬車伕被日本軍醫拖進隔離室,誣說他得了傳染病。當這個姓楊的從隔離室推出來時,渾身已纏上白布,以後,再也沒放出來。大廣鄉農民王會回憶,「1945年,眼看蘇聯紅軍快到了,日本鬼子連忙給每個勞工注射一針。當時有300多人,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夠出去的,也染上嚴重的『虎列拉』,這批勞工是雙陽縣的。」大廣村農民也成為第100部隊實驗的對象,有時,第100部隊藉注射為名,說是給農民打針防病,實際上卻是抽一大管血。日本投降前夕,大廣村農民閻洪喜被日本軍醫抓了進去強行給注射了一針藥物。閻洪喜回家後不久便得了傷寒病,並傳染給了家人,一個三代五口之家,最後只剩下祖孫兩人。    
    第100部隊不僅在本部利用活人做細菌試驗,在支隊也是如此。第100部隊在公主嶺的支隊就設有監獄和禁閉室。在這裡的實驗,經常由水野、木二人執行。在一次化學毒物實驗中,就有3名「實驗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隊到底用了多少活人進行細菌實驗,通過細菌實驗殘殺了多少人?現在還無法統計。不過,從農民挖出的死難者屍骨和火化爐旁積存的人骨灰看,被第100部隊殺害的人是大量的!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日本關東軍第100部隊的罪行(3)

    第100部隊不僅在實驗室條件下和野外實驗場條件下進行各種細菌攻擊武器的實驗,而且還組織別動隊(關於「別動隊」,在第100部隊中有各種不同的稱呼,如「演習隊」、「遠征隊」、「特殊考察隊」、「偵察隊」等等),多次深入前沿陣地進行各種活動,尤其是日本即將戰敗之時,其活動更為猖獗。    
    前第100部隊別動隊隊長平櫻全作在蘇聯伯力受審時供稱:「第100部隊長若松少將曾告訴我說,在一旦發生戰爭時,日本空軍就會根據我所收集的情報,在毗鄰蘇、蒙邊境的各區域內,散播鼻疽菌、炭疽熱菌、牛瘟菌等,以便傳染牲畜。」    
    為此,關東軍司令部發出作戰命令,要求別動隊在中蘇邊境選擇地點,做一次假想的「遠征演習」。1942年夏季,第100部隊奉關東軍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的命令,組織了由村本少佐率領的別動隊。於三河地區結爾布勒河一帶進行了細菌傳染實驗。不僅動用牲畜做各種細菌實驗,而且對河流、水井也進行實戰投放細菌實驗。目的是在最近似蘇聯國境的氣候條件下來檢驗細菌武器的效能。1944年3月,關東軍司令部責成獸醫部長、中將高橋隆篤命令第100部隊組織「遠征隊」到海拉爾地區,偵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場、貯水池,以及當地飼養的牲畜頭數和分佈狀況。其目的是:一旦日蘇戰爭爆發,便在中蘇邊境進行細菌戰,製造牲畜死亡和居民點混亂。    
    這次「遠征隊」寫在軍部檔案上稱「別動隊」。隊長由少將若松次郎部隊長下令,委任中尉軍官平櫻全作擔任。委任令則由第二部長中佐惠阪下達。同時配備了7名士兵和技術員。並要求隊員萬一陰謀失敗,也不要暴露出去。    
    1944年6月,高橋隆篤再度命令,第100部隊組織別動隊到興安北省地區進行活動。其主要任務是調查「毗鄰蘇聯及蒙古的各地區居民的牲畜數量」,確定「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場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況等」。其活動目的是「為了一旦與蘇聯作戰時,便能大量傳染牲畜,藉以進行細菌破壞活動」。1945年3月間,第100部隊又到南崗河一帶進行了又一次遠征活動。這次活動先由雄阪中佐領導,後由山口少佐代替。參加這次遠征的有20餘名科學工作員。    
    第100部隊在上述整個活動過程中,曾先後4次向其部隊長若松次郎少將和關東軍獸醫處長做過匯報。關東軍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對第100部隊的「遠征」活動,自始至終聽取匯報,做指示,並將綜合情況3次向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匯報。山田乙三聽取了匯報後,分別命令關東軍第731部隊、第100部隊加緊研製各種烈性細菌和藥物,探求大批毒殺人和牲畜的辦法。    
    1945年8月9日,蘇軍突破中蘇邊境的日軍防線。第100部隊雖按原計劃執行,將染有病毒的牲畜全部趕到蘇軍後方,但他們自己卻沒有逃脫懲罰,被蘇軍捕獲,送上遠東軍事法庭審判台。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進行化學戰的罪惡(1)

    一日軍化學戰概要    
    生物化學武器是戰爭中對人類和自然傷害極大的破壞性武器。因此,國際社會對以這種武器進行戰爭提出了限制,如兩次《海牙公約》、《布魯塞爾條約》、《華盛頓協議》、《日內瓦議定書》等。日本是這些條約的簽字國,並批准了前4個條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國際規則視而不見。大量使用化學武器,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從歐洲瞭解到化學武器使用情況,著手進行化學戰的準備。1918年,日本軍部在陸軍省內設立了臨時毒氣委員會,聘請22名科學家研究毒氣的生產、使用及化學戰訓練等有關問題。1919年4月,軍部派遣以久村種樹久村種樹:日本化學戰早期倡導者之一,曾任科學研究所調查班長,運用班長,1928年8月任第3部部長,1932年任所長,1936年8月升任陸軍技術本部長、陸軍中將。為首的考察團赴歐洲,調查歐戰中使用化學武器的具體情況。同年8月,軍部又設立了專門進行兵器研製的陸軍科學研究所,其中第2課負責有關火藥化學武器的研製。1921年10月久村回國後給軍部中央提交了一份綜合調查報告,強調「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勝的秘訣之一是科學性的奇襲……製造毒氣是當務之急」。《軍事歷史》1998年第2期,第46頁。軍部對久村的意見十分重視,立即採取措施,在陸軍科學研究所第2課設立了研究化學兵器的專門機構,每年撥給大量經費。由此日本化學戰的準備工作正式開展起來。步平主編《化學戰》,第9頁。    
    日本陸軍進行化學戰的基本情況是:    
    化學戰的研究。主要由陸軍科學研究所承擔,在化學兵器班的基礎上,1925年4月。該班擴大為科學研究所第3部,由岸本綾夫任部長,研究人員有高等官員20名,總員100人。當年研究經費為15萬日元。1941年6月,該部主體改編為陸軍技術本部第三技術研究所,仍然從事化學武器的研究,直至日本戰敗投降。    
    化學武器的製造和裝填。1927年日本軍部決定在位於廣島縣竹原市忠海町3公里的瀨戶內海的無人島——大久野戶島建立生產毒劑的工廠,從8月開始徵用土地,至1929年5月完工。日軍在化學戰中使用的毒劑大部分都是由設在該島上的「陸軍兵工廠忠海兵器製造所」生產的。因此大久野島有「毒氣島」之稱。隨著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進展,1941年時忠海製造所的化學武器生產達到高峰。僅毒氣生產一項,各種毒劑合計1579噸。步平主編《化學戰》,第52頁。繼忠海兵器製造所之後,日本陸軍又在北九州小倉市建立了曾根兵工廠,主要擔負毒劑裝填工作。此外,東京的第2兵工廠、廣島兵工廠也製造和裝填毒氣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又陸續在中國瀋陽、南京、濟南、廣州、漢口等地設立了毒氣彈製造和裝填工廠。有的甚至還製造毒劑。    
    化學戰的訓練。日軍在建立化學研究機構的同時,就開始對部隊進行化學戰教育。這項工作最初由陸軍科學研究所兼任,據時任關東軍參謀的石崎申之回憶,關東軍對化學戰訓練十分積極。「1931年進行化學戰教育時,教育總監部考慮到當時滿洲正值事變前的緊張之際就沒有要求處於國防第一線的關東軍派專修員,但是關東軍教育部主任石原莞爾(『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時任作戰主任參謀)強烈要求派員參加,於是我就被派出參加了這次教育」。石原還說:「等你回來,關東軍必須進行化學戰普及教育……一定要加強化學戰的訓練。」步平主編《化學戰》,第80頁。由此可見,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就已經在積極準備進行化學戰了。    
    「九·一八」事變後,為提高化學戰的能力,日本軍部認為必須大力培養化學戰骨幹人才。為此,1933年4月,由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簽發了《陸軍習志野學校令》(「軍令陸第6號」),在千葉縣津田町成立了陸軍習志野學校。據初步統計,該校培訓的化學戰人員達1萬多名。步平主編《化學戰》,第80頁。這些人員作為化學戰骨幹回到作戰部隊,進行化學戰的教育和實施。這所學校可謂「日本陸軍化學戰的搖籃」。後來,日軍又在各野戰兵團設立了化學部,也擔負化學戰人員的培訓任務。    
    化學戰的實施,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在各野戰兵團設立了化學戰部隊,如迫擊聯隊、大隊等,其任務是使用化學武器進行戰爭。關東軍第516部隊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支。    
    除日本陸軍進行的化學戰之外,日本海軍和空軍(航空兵)也進行了化學戰。日本海軍於1923年就在設於築地的海軍技術研究所中開始進行毒氣研究,以後又轉移到設在神奈川縣的「相模海軍工廠」,進行毒氣的研究和製造。此外,日本海軍在橫須賀,吳市港、廣島、佐世保等地也設有化學武器生產廠。根據日本學者吉見義明研究表明,僅據不完全統計,「二戰」期間,日本海軍生產毒氣至少760噸,戰敗時仍貯存有268噸;生產各種毒氣彈70600發。步平主編《化學戰》,第76頁。日本空軍進行的化學戰於1931年開始著手,主要由設在立川空軍基地的第3航空技術研究所負責。    
    日本侵佔東北之後,為進一步侵略中國,進攻蘇聯,開始加強關於冬季和嚴寒地區毒瓦斯的研究和試驗。為此,日本軍部專門抽調化學戰軍官進入關東軍,開展這項工作。據日本《陸軍習志野學校史》記載:「1933年末以來,一直有一名習志野學校的軍官在關東軍司令部任職,他的任務一是負責關東軍各部隊的化學戰實施及研究,一是負責習志野學校在中國東北的化學戰研究與試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進一步加強了在東北進行化學戰的研究和準備。」1937年8月,為在中國東北試驗兵器,以陸軍技術本部及陸軍科學研究所派駐關東軍的常駐軍人為骨幹,在齊齊哈爾設立了關東軍技術部。有關化學戰的研究、試驗等事務歸新設立的關東軍技術部化學兵器班,而有關教育、訓練的事務仍舊由司令部(參謀部第三課)擔任。步平主編《化學戰》,第136~137頁。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進行化學戰的罪惡(2)

    1939年5月11日,化學兵器班作為化學部(代號516)而獨立出來。第一任部長由技術部部長小野行守兼任。化學部的任務與中央的科學研究所的任務大體相當,即化學戰的運用,化學、醫學、獸醫學方面的研究及氣象的研究等領域。在這之後技術部遷移到新京(長春),化學部佔了原技術部的全部土地與建築。化學部同毗鄰的迫擊第2聯隊(1938年5月設立,部隊代號525)共同成為化學戰研究的中心。    
    1942年10月左右,由一個毒氣大隊和一個迫擊大隊組成的部隊作為化學部的練習隊。於是,歷來是協作關係的實戰部隊成為隸屬於化學部的部隊,關東軍化學部成為名副其實的化學研究的一大中心。    
    關東軍化學部是隸屬於關東軍的重要部隊,在關東軍的勤務令中,有專門關於該化學部的一節,內容為:    
    「第94,關東軍化學部長隸屬於關東軍司令官,負責向關東軍提供化學戰的準備,進行化學戰的資材的調查、研究、試驗。    
    第95,關東軍化學部為執行上述任務,在得到關東軍司令部允許後可指揮迫擊聯隊長、特種汽車隊長,同關東軍氣象隊長及其他隊長協商後,亦可使用其部隊。」步平主編《化學戰》,第136頁。    
    同時,在日本陸軍化學部隊中,關東軍化學部的地位遠較其他的化學部或化學實驗重要,它雖然隸屬於關東軍,但實際上是日本陸軍化學戰研究、訓練機構在中國的支部。該部隊的250名成員大部分是技術軍官,曾在日本習志野學校培訓過。516部隊共設5個課,即總務課,負責以下各課的統籌工作;第一課,負責毒氣探測和毒物合成;第二課,負責毒氣防護研究;第三課,負責毒氣治療研究;第四課,負責化學劑研究。1939年,516部隊在佳木斯建立了一座掛有「三井花園」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島理化研究所」(因該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島和福島掌管,受偽三江省警務廳特務科長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島村三郎所轄,故名「三島」)該所表面上是在進行「科學研究」,實際上從事毒劑、細菌實驗等不可告人的勾當,並為516、731部隊提供實驗對象,是關東軍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的重要基地和秘密監獄。    
    除516部隊之外,關東軍指揮的化學戰部隊還有:    
    迫擊第2聯隊(滿洲第525部隊),該聯隊於1938年5月在齊齊哈爾組建,是日本陸軍第一支迫擊聯隊,也是關東軍化學部隊的骨幹力量。曾參加了諾門坎戰爭。1941年「關特演」時,迫擊第2聯隊改編為迫擊第10大隊,該部隊一直與516部隊關係密切,是關東軍化學部的重要實施部隊。    
    迫擊第10大隊(滿洲第526部隊),1941年由迫擊第2聯隊改編,當時關東軍為準備對蘇戰爭,便以第10大隊為母體組建新的化學部隊。到1942年10月,由於派出人員過多,餘下部隊與特種車第1聯隊合編組成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    
    以上部隊是長期與關東軍化學部協作密切的化學部隊。    
    此外,迫擊第11~14大隊,都是以第10大隊人員為骨幹在東北編成隸屬於關東軍的。後隨戰局變化陸續調往南洋和日本。這些部隊也在關東軍的指揮下進行了化學戰實驗和訓練。步平主編《化學戰》,第123~129頁。    
    二關東軍的化學戰實驗及實戰    
    對於516部隊所進行的罪惡活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個謎。直到幾十年後,曾在516部隊服過兵役的高橋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戰爭的陰影向世人揭露了這個部隊的秘密。據他們回憶,516部隊不僅對外嚴格保密,而且內部各部門之間也不能隨意往來,而且每個加入這支部隊的人都必須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訓練,不僅通過教材瞭解各種毒氣的外形特點,化學性質,還要親身體驗毒氣。有一次在講堂上,軍曹滕川及助手當場將毒氣釋放出來,隊員們沒有人敢動。當10多分鐘後門被打開時,講堂內的人已被毒氣嗆得拚命咳嗽,頭昏腦脹,眼淚、鼻涕橫流,好不容易喘過氣來,只聽軍曹和助手大聲喝道:「好好記住,這就是毒氣!」《東北淪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頁。    
    化學武器是進行化學戰的物質基礎,日本陸軍研製的進攻性化學武器(包括化學毒劑)大致可以分為14類,百餘種。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學毒劑達9種之多。從時效性上看,可以分為一時性毒氣和持久性毒氣。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大量化學武器,造成中國軍民傷亡8萬多人。這中間,關東軍化學部隊也是重要的實施者。    
    由關東軍516部隊生產的毒氣製品有:芥子氣(黃色1號)、路易氏氣(黃色2號)、氰酸(茶色毒氣)、碳□氯□(青色毒氣)、聯苯氰基胂(赤色毒氣)。芥子氣是一種糜爛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氣屬於速效性糜爛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氯□和聯苯氰基胂都屬於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隊研製的這些種類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氣彈外,還把它裝進迫擊炮彈內。這些毒氣彈,首先由與其毗鄰的滿洲第525部隊(即關東軍迫擊第2聯隊)使用。    
    516部隊在其駐地南約600米處設有大型地下倉庫,貯藏著各類毒氣彈20萬發。這些毒氣彈除了供應關東軍和華北、華中、華南派遣軍外,日本侵略軍攻打菲律賓和在沖繩同美軍作戰時也都秘密使用過。    
    關東軍進行化學戰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實驗、活人實驗、化學戰演習,以及化學戰實戰等。    
    撒播實驗,有的是通過演習方式進行,有的直接撒播在東北的村莊、道路、河川等,以觀察效果。據曾在關東軍化學部隊服役的渡邊國義,飛松五男、齊滕美夫等戰犯供述,這種化學戰實驗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和廣泛的地區進行。以下參見《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0~445頁;《日軍罪行錄:吉林分卷》第318~320頁。    
    1940年5月,在遼寧新民縣遼河左堤防附近,日軍對奉天甲種幹部候補生進行瓦斯教育時,隊長南部讓吉少將命令關東軍化學部用輕型坦克牽引散毒車,在長200米、寬400米的地域內散佈持久瓦斯。結果,由於瓦斯蔓延,毒死了100多隻羊,並使48萬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狀瓦斯,使這塊牧地1年內不能使用,同時還毒殺了2名中國人。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關東軍化學部在偽興安北省海拉爾日軍飛機場兩公里草原及村莊道路上秘密散佈了面積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殺傷效力1000名,毒氣有效時間1星期的黃劑(糜爛性持久瓦斯),還在小河裡放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結果有6名中國農民通過放毒地區時,由於身體中毒腐蝕而死。7月中旬,關東軍化學部於黑龍江省富拉爾基東4公里通向中國人村莊的道路和草地上散佈了面積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殺傷效力1000名,毒氣有效時間1星期的糜爛性持久瓦斯,結果有5名中國農民通過散毒地區時中毒後身體受腐蝕而慘死,另有25名中國男女農民的手腳被毒瓦斯傷害。1944年8月,還是在這一地區,進行了同樣的試驗,毒死5名中國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蝕。從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偽興安西省扎蘭屯周圍山地,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先後4次試驗糜爛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國農民,140名中國百姓手腳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蝕傷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在偽興安西省碾子山東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爛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國農民手腳受到腐蝕。    
    


第五部分:血腥屠殺——關東憲兵隊及其暴行關東軍進行化學戰的罪惡(3)

    1943年1月。在扎蘭屯東南8公里山地,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進行山谷瓦斯發射訓練,發射大型「赤筒」50個,大型發煙筒50個,迫擊炮毒彈50發,被害情況不明。7~9月,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在碾子山多次進行「赤筒」發射實驗,許多農民受到毒氣傷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傷。1945年6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第1大隊,在富拉爾基訓練放毒時,曾發射赤筒30發,瓦斯氣體流向距該地300米的富拉爾基通向齊齊哈爾的道路,使過路及耕地的10名中國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損傷。    
    為了取得化學戰最直接明顯的效果,關東軍竟殘忍地以活人為對象,進行化學戰實驗。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駐牡丹江的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兵頭周吉為了實驗毒瓦斯(腐爛性)的效力,將3名農民監禁在外科的小屋內,倒背手綁著,將瓦斯塗在被害者身體上,然後觀察其變化情況,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軍施放化學武器,可以說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日軍獨立守備步兵第九大隊三中隊的一名少尉軍官,僅憑一時的衝動,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處的一位正在勞作的中國農民點放兩枚中型噴嚏性瓦斯,使該農民中毒,之後,觀看中毒後的中國農民慘痛之狀取樂。    
    日軍不但用化學武器殺害中國人民,而且還用來教訓溥儀的「護軍」。1935年夏天,日軍憲兵在偽皇宮大牆外發現偽滿皇帝的護軍正在偽宮西花園假山進行軍事訓練。這支皇帝私人武裝被日本關東軍視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日本憲兵隨即在興運橋外施放起催淚瓦斯,瓦斯越牆順風撲向護軍,護軍噴嚏連連,鼻涕陣陣,痛苦萬狀,跑到水池邊用水清洗,護軍隊長登上崗樓發現正在施放毒氣的日軍憲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關東軍在吉林省下九台進行瓦斯演習,從新京(長春)、吉林監獄提出被日偽收容的200名中國人作靶子,綁在一起,然後施放毒瓦斯全部殺害了。    
    1936年6月,駐紮在吉林省延吉(當時是間島省延吉)的關東軍第960部隊的「第二下士官候補隊」進行「瓦斯化驗訓練」。由於沒有實驗對象就直接向中國居民區施放了5顆小型「赤筒」(噴嚏性瓦斯),毒氣迷漫,散進10多戶居民的家裡,使50多名中國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終生後遺症。    
    1940年4月,日本陸軍技術本部習志野毒瓦斯學校來中國東北試驗毒瓦斯炮彈時,齊籐美夫作為警務長曾抽調憲兵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隊伍,並命令將被捕的30名中國人送給他們作為試驗品殺害了。當時,得到一名叫白濱的大尉報告說,效果很好, 30名中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隊所進行的這些試驗絕大部分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當時的受害老百姓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療。試驗後,日軍通過秘密跟蹤調查,掌握實驗效果。因此,時至今日,除日俘、戰犯的供認外,在許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況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殺戮我同胞罪惡行徑的證人已很難尋找。    
    在用各類瓦斯進行試驗的同時,516毒瓦斯部隊還夥同731細菌部隊進行毒氣的活體試驗。平均每天有4~5名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或朝鮮人被當作試驗品活活折磨死,這種活體試驗至少進行過50多次。516部隊進行人體毒氣實驗的情景,《魔鬼的樂園》一書作者森村誠一曾這樣寫道:「被關在玻璃罩裡的『馬路大』瞪著憤怒的眼睛,想掙扎著衝出來,但身體被牢牢地綁住無能為力。516部隊的隊員們接通電源,打開旋鈕……毒氣進入玻璃罩時,『馬路大』發出聲嘶力竭的叫喊,身體拚命地掙扎;接著眼睛一翻,口吐白沫,頭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結束。」    
    為了適應實戰的需要,關東軍經常組織各種化學戰演習。在演習過程中,關東軍竟拿中國百姓作為假想敵,實施化學戰實戰演習,屠殺了大量無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軍第二獨立守備隊組織瓦斯軍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範圍內散佈了糜爛性毒瓦斯。這次「瓦斯教育後,沒作善後處理,因而使路過該地的4名中國人患了瓦斯症」。《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1頁。    
    據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間,僅《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中記載的在中國東北的演習就達14次之多。步平主編《化學戰》,第99頁。其主要目的是進行冬季化學戰的應用研究和檢驗毒氣隊在極寒地帶的作戰能力。其中包含準備進攻蘇聯的動機,具有明顯的戰略意義。    
    化學戰實戰。關東軍不僅進行了大量的化學戰實驗和演習,而且還將化學武器應用到了實戰當中。1939年7月,在諾門坎戰爭中,日軍第23師團曾在海拉爾兵站兵工廠秘密運送4發甲號瓦斯彈(每發500公斤),供給第二野戰航空隊。四五天後海拉爾日軍第一醫院曾對死亡的蘇軍軍官進行過檢驗,結果是因瓦斯彈中毒。《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0頁。這表明,日軍在諾門坎戰場上使用了化學武器。    
    1945年,正義終於戰勝邪惡,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下,日本法西斯於8月15日宣佈投降。但是,法西斯的戰爭餘毒仍然留在中國的黑土地上。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1)

    一關東軍特務機關沿革    
    自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撰寫的《惡魔的飽食》一書問世以來,人們大都知道在哈爾濱市郊的平房曾經有過一個食人惡魔——日本關東軍「滿洲第731部隊」。但對於在哈爾濱市內還曾經存在過一個絕不亞於731部隊的機關——關東軍特務機關,恐怕知者不多。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開始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走上了「強兵富國」的侵略擴張之路。間諜特務活動就成了日本對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間諜特務活動,大致可以分為由軍部指揮的軍事間諜特務系統,由右翼團體(如猶存社)組成的民間特務系統,以及由外務省領導的外交特務系統。在軍部系統中,又可以分為以參謀本部為首腦機關的陸軍特務系統和以軍令部為核心的海軍特務系統。關東軍特務機關屬於陸軍系統的軍事間諜特務機關。    
    像關東軍特務機關這樣的特務組織是極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稱只記錄在軍部的秘密卷宗裡。軍事間諜的公開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順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顧問,還可扮成商人、學者,甚至和尚、僕人。有人稱之為「穿西服的忍者」。 參見〔日〕山清行《陸軍中野學校》(中譯本),群眾出版社,1984。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服務。他們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個人可以頂上一個師團」。    
    軍部系統的間諜特務,初期或以駐在國武官、顧問的名義公開地進行特務活動,或喬裝打扮秘密刺探情報。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軍部對華特務活動中,曾出現過「青木機關」和「阪西機關」等著名的特務機關。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軍事間諜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規模相對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軍事間諜特務活動才出現了一個新高潮。    
    日本軍國主義推行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始終以中國和俄國作為最大的敵手。日俄戰爭後,日本攫取了「南滿」權益,欲圖向「北滿」和內蒙發展,攫取所謂「滿蒙」權益。為此,對俄軍事間諜活動不斷加強,曾派遣中島正武、石阪善次郎等「俄國通」情報軍官,到北滿和俄國進行間諜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強各國忙於歐戰,日本認為「大正天祐時代」來到了,加緊在亞洲的侵略擴張,軍事間諜活動更為活躍。日本軍部一面派遣大批軍官前往俄國考察軍事和收集戰時情報,一面著手制訂了推進設立諜報據點的計劃。擬定從1916年8月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亞中部和東部、1918年3月在中國西部擴大設立新的諜報據點。西原征夫:《全錄特務機關》,每日新聞社,1980年,第17~19頁。這個計劃表明,日本軍國主義決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有利之機,迅速擴大日本的勢力範圍。其構想是,以朝鮮和南滿為基地,展開扇形擴張攻勢。一面向北取代俄國在北滿的地位,進而向西伯利亞發展;一面向西攫取內外蒙權益,進而向中國西北推進。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更增添了「防止赤化」的色彩。日本為積極準備出兵干涉蘇聯,軍事間諜活動更為猖狂。此前,軍部已在早就建立的軍事間諜據點哈爾濱設立了「黑澤機關」和「武籐機關」。1918年春,軍部決定諜報部門總動員,實施間諜擴張計劃。諜報首腦參謀本部第二(情報)部長中島正武親自前往哈爾濱,俄國班長阪部十寸穗趕赴海參崴。8月,日本發表「出兵宣言」,夥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蘇聯。至年底,日本先後出動第12、第7、第3師團,佔領了遠東地區及外貝加爾的赤塔地區。這期間,日軍派出以武籐信義為首的特務機關進駐高爾察克反動政權所在地鄂木斯克,成為有史以來日軍向西和向北推進最遠的陸軍部隊。    
    但是,帝國主義的支持並不能阻擋紅軍的猛烈攻勢,日軍在各地遭到沉重打擊。最令日軍頭痛的是「如何解決第一線部隊遇到的純作戰以外的各種複雜問題」。對此,軍部經研究認為,有必要在軍隊配置軍事外交機關,以解決上述問題。關於這個機關的名稱,採納高柳保太郎的建議,軍部於1919年2月決定將軍事間諜機關正式命名為「特務機關」。  西原征夫:《全錄特務機關》,第24頁。各機關原則上歸軍司令官統轄,在軍參謀長指揮下開展業務。其任務規定為「統帥範圍以外的軍事外交和收集情報」。日本近代史料研究會:《日本陸海軍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第468、492頁。由此,日軍特務機關正式出現。    
    1919年秋,日軍經過整頓確定以下特務機關,即海參崴、尼科爾斯克、伯力、布拉戈維申斯克、赤塔、伊爾庫次克、鄂木斯克、哈爾濱。同年春,日本調整殖民地侵略體制,將關東都督府一分為二,分別設立了關東廳和關東軍。哈爾濱特務機關轉隸於關東軍。其後,日本雖然幾次輪換軍隊,先後動用了11個師團,最多時達73萬人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85,第214、230頁。,仍無法改變干涉失敗的局面,不得不於1922年6月發表撤兵聲明,10月狼狽地從蘇聯撤出軍隊(庫頁島除外)。日軍特務機關也隨之撤出,只在北滿的哈爾濱、滿洲裡和黑河保留了三個據點。    
    此後,關東軍侵略野心不死,以哈爾濱作為「北向」情報戰略的中心據點,一面加強中蘇邊境地區的間諜據點的建設,密切注視蘇聯的動向,並積極指導所謂「白俄工作」;一面加緊進行對蘇作戰情報資料的研究。其重點一是北滿的兵要地誌,一是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輸能力。為此,關東軍與滿鐵相勾結,別出心裁地搞出了一個「滿鐵囑托員制度」。即選拔優秀的情報軍官出任哈爾濱特務機關助理,並以滿鐵哈爾濱事務所調查課囑托的身份進行間諜活動。首任囑托為神田正種大尉,其後有大內孜少佐。他們所刺探的情報和研究的成果,對日本後來發動「九·一八」事變及迅速佔領東北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說哈爾濱特務機關是關東軍針對蘇聯的「北向」間諜中心據點的話,與此相對應,針對中國的「北向」中心據點就是奉天特務機關。自清末民初以來,奉天就是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俄戰爭後,日本在旅順設立了關東都督府,旅順成為軍部「對滿」間諜特務活動的中心。但由於東北的政權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長莫及。為解決這一問題,關東軍成立後,於1920年5月設立了奉天特務機關。該機關作為關東軍的代言人,在「九·一八」事變前的任務是,刺探東北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干涉、控制和顛覆東北政權。可以說,這一時期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工作重心在奉天。由於奉天特務機關的重要,一直由關東軍直轄。關東軍特務機關「對滿」工作的次重心在吉林。早在關東軍獨立之前,軍部就於1918年6月設立了吉林特務機關。其主要任務是協助「奉天大哥」開展以張作相為代表的吉林政權的工作。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2)

    「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特務機關「對滿」工作的一個主要特點是,通過派遣軍事顧問的途徑「指導」東北政權。自清末以來,日本騙取中國政府同意其向中央和地方政權派遣軍事顧問,大批日本軍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國各級政權的座上客。在東北的日本軍事顧問主要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馬、本莊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賢二等人。這些顧問名義上是由中國各級政府招聘的,實際上是日本軍部安插的耳目。他們打著「顧問」的招牌,成為潛入中國各級政權內部最陰險的間諜。    
    這樣,關東軍特務機關在北面以哈爾濱特務機關為中心,主要開展對蘇間諜活動,在南面以奉天為中心據點,從事對華「謀略」工作。戰後蘇聯獲得一份關東軍特務機關制定的秘密謀略計劃,曾拿到遠東軍事法庭作為重要證據。《全錄特務機關》,第42~43頁。其主要內容是:進行反蘇反共反猶太宣傳;破壞西伯利亞鐵路;在遠東建立反共組織;加強「外蒙工作」;鎮壓在滿洲及中國關內的「赤色」團體;準備通信謀略措施;制訂與北滿作戰一體化的謀略計劃。為落實這個計劃,哈爾濱特務機關在原有俄國班之外,新設了中國班,與奉天特務機關配合,加強「對滿」工作。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後,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工作重心有所轉移,即由「對滿」工作轉向以「對蘇」工作和對華北、內蒙的謀略工作為重心。「對滿」工作本身也轉變為維持關東軍在東北的殖民統治。    
    在「對蘇」工作方面,關東軍加強在所謂「滿蘇」邊境地帶設立間諜據點,主要有琿春、密山、三河、海拉爾等特務機關,下面還有許多分派機關及派出所,形成了以哈爾濱特務機關為核心的較大規模的對蘇情報網。機關本部也不斷刷新,至「七·七」事變前,新設了白俄事務、文書諜報、特別諜報、特殊移民等業務內容。「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在偽滿軍中建立了一支由白俄組成的秘密部隊,稱為「淺野部隊」 《全錄特務機關》,第178~184頁。,實際業務由特務機關的小野少佐指揮。這是日軍最初的非正式的情報部隊。1939年關東軍挑起諾門坎戰爭,哈爾濱特務機關組成兩個戰場情報班協同作戰。事後軍部總結慘敗教訓,對情報業務研究得出四項結論:1情報機構編制化;2刷新提高業務;3設立野戰情報隊;4設置俄語教育隊。根據這個結論,關東軍對特務機關進行了大改組。    
    原來的哈爾濱特務機關,只是在業務上掌握各地的特務機關,而行政人事方面則由關東軍司令部第2課統管。這在實際工作上有很多不便,於是關東軍決定徹底刷新特務機關,於1940年8月正式設立關東軍情報部。原哈爾濱特務機關改為情報部本部,各地特務機關改為情報部支部。本部最初主要直轄「北滿」各支部(同時指揮大連支部),不久又在內蒙設立阿巴嘎支部,活動範圍不斷向西擴展。    
    在「對華」工作方面,關東軍以奉天特務機關為中心,策劃了挾持溥儀、上海事變、製造偽滿傀儡政權等陰謀。1933年關東軍侵佔熱河之後,又將黑手伸向華北、內蒙及西北,策動冀東傀儡政權,製造察東事件,拉攏內蒙王公,策劃建立偽「蒙古軍政府」,發動綏遠戰爭。    
    在「對滿」工作方面,日本佔領東北建立偽滿政權後,關東軍成為日本法西斯在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太上皇」。軍、警、憲、特是其統治的主要支柱。特務機關作為關東軍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工具,在維持偽滿政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偽滿初期的警務委員會等統治機構中,特務機關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加緊開展所謂「秘密戰」。關東軍特務機關一方面加強對蘇諜報謀略活動,一方面加強對「反滿抗日」活動的鎮壓和破壞。為此,關東軍決定在原有特務機關的基礎上,又在偽滿政權內部設立由其直接控制的特務機關——偽保安局。形成「日滿協作」的大特務系統。偽中央保安局由關東軍參謀部第2課控制,偽地方保安局由各地的特務機關指揮。    
    1941年夏,日本為準備對蘇戰爭,實施「關特演」,關東軍間諜特務活動更為活躍,新設了第5課,由原奉天特務機關長池田純久任課長,主持所謂「佔領地行政」研究。此後雖然日軍實行「南方優先」戰略,但關東軍的對蘇工作繼續得到加強。特別是在諜報和謀略方面,新設了磯野謀略部隊、臨時航空隊、一面坡訓練所,以及情報部教育隊、通信班等機構和部隊。特情力量和力度明顯加強。但是,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日益走向窮途末路,關東軍實力大為削弱時,不得不採取「持久守勢」戰略,情報部也相應發生轉變,原有邊境攻勢間諜據點不斷收縮。到1945年夏,日本頹敗之勢已十分明顯,關東軍為負隅頑抗,決定將情報部所屬機關和部隊連同憲兵隊等改編為特別警備隊,企圖以游擊戰和秘密戰的方式彌補不可收拾的頹勢。但未等改編完畢,蘇軍就發起了大舉進攻,關東軍迅即敗亡。二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業務    
    關東軍特務機關是日軍最大的間諜情報機構,業務上受關東軍參謀部第2課指導。奉天和哈爾濱機關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兩大支柱。「九·一八」事變前,奉天機關是主導機關,「九·一八」事變後哈爾濱機關漸次佔據主導地位。至1940年哈爾濱機關改編為關東軍情報部本部,形成了規模龐大、手段多樣、制度較為完善的軍事間諜系統。哈爾濱本部設有6個班,第1班(總務)、第2班(文諜)、第3班(白俄)、第4班(謀略、器材)、第5班(情報)、第6班(宣傳)。下屬支部14個,其下有分派機關、派出所數十個。其他隸屬或指揮的機關和部隊7個。參見《全錄特務機關》,第80頁表。其任務主要有諜報、宣傳、謀略、防諜、人員培養等。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3)

    諜報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主要工作。分為文書諜報、人員諜報和科學諜報。科學諜報主要指用無線電截聽等科學手段竊取情報,這項工作主要由關東軍通信隊負責。特務機關主要負責文書和人員諜報。    
    文書諜報(簡稱「文諜」)是指通過各種印刷物獲取情報。這項工作在1935年前後初步形成規模,由第2班負責。1941年前後已有日本軍官37名,白俄52人。主要分析資料有蘇聯的真理報、紅星報、勞動報以及各種軍事、政治、經濟雜誌。另外還有「音情」和「音秘」資料。前者指高速莫爾斯電報資料,後者指旁聽無線電話資料。各種文書情報資料由資料班集中管理,分析研究。1945年6月,情報本部召開了一次關於日蘇開戰形勢分析會議,文諜班根據資料分析,提出蘇聯會很快發動進攻,但關東軍對這一意見未予採納,而判斷蘇軍進攻時期在入秋以後,結果被蘇軍打得措手不及。    
    人員諜報在關東軍內部稱為「哈爾濱機關特別諜報」,即通過派遣特務打進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竊取情報。這項工作是從1936年安籐時代後期由山本敏少佐開始的。後由小野少佐繼續。最初由山路翻譯官操縱白俄米哈伊諾夫,與總領事館電信員接觸,偷取往來無線電文。關東軍通過這一渠道獲得了大量情報,甚至有南洋英美軍隊作戰構想的情報。曾任哈爾濱機關長的關東軍總參謀長秦彥三郎自我吹噓說:「最近『哈特諜』提供的有關南方的敵情極為重要,就連大本營收集南方情報也要依賴『哈特諜』,為此不勝榮幸。」《全錄特務機關》。其實,有些情報是蘇聯故意透露給日本的,有些則是假情報。但關東軍仍自鳴得意地認為「每月五、六千日元的巨款沒有白花」。    
    與這種平時諜報相對應,還有戰時野戰情報業務。諾門坎事件時,哈爾濱機關派出了兩個戰場情報班,但效果不佳。為彌補這一缺陷,關東軍情報部設立了野戰情報隊,編製為軍官數人,兵力兩個分隊,配有無線電和汽車。    
    關東軍特務機關還有一種極端秘密和殘忍的諜報手段,就是從所謂「越境入滿者」口中獲取情報。這項任務由「保護院」負責。「保護院」實際是非法拘留外國人(主要是蘇聯人和蒙古人)的集中營。本部設在哈爾濱市郊的香坊,主要關押蘇軍戰俘。初由偽哈爾濱市公署負責,1942年2月移交情報部管轄。另一處設在內蒙王爺廟,主要關押蒙古戰俘,由情報部興安支部主管。「保護院」的正式名稱叫關東軍特別調查部內蒙古會編《特務機關》。,分為總務班、情報班、工作班、憲兵班、警備隊(步兵2個分隊)等。這裡經常關押著150~200名所謂「越境者」,大部分是蘇聯軍人,也有蘇聯市民被日本國境守備隊拘留後押到這裡。「保護院」通過刑訊逼供,弄清他們的身份,再分別處理。對有利用價值的進行策反,予以逆用。對一般無價值者充做苦力。約在1943年底有約100人被送往阜新煤礦,後來至少又有兩回。而對態度頑抗或不守「院規」者,則按關東軍的指令,送到平房驛站(即731部隊)去。    
    所謂「宣傳」工作是特務機關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關東軍為達到反蘇反共、發動戰爭的目的,推行民族分離的思想對策。這種宣傳政策的主要對象是俄國人和蒙古人。在「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總方針下,對俄國人主要以反蘇反共、復興俄羅斯帝國為口號,鼓動白俄反對蘇聯。這方面工作,在哈爾濱特務機關的指導下,主要由白俄事務局擔當。其手段有利用廣播,文藝演出以及各種集會等。對蒙古人以吹捧其崇拜的偶像成吉思汗為根本理念。為此,關東軍不惜重金,在興安軍官學校附近的山岡上,建造了一座十分壯觀的成吉思汗廟。這對欺騙「蒙系」軍官為其賣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44年秋,當時在參謀本部第2部任職的昭和天皇的弟弟崇仁親王三笠宮,到興安視察以蒙古人為骨幹的第2游擊隊時,對這支關東軍的「羽翼部隊」非常滿意。《全錄特務機關》。    
    所謂「謀略」,主要是指以非常手段破壞鐵路、橋樑、軍事設施等的間諜活動。日軍稱之為「威力謀略」。關東軍從將來對蘇作戰考慮,認為使用「威力謀略」是確保對蘇作戰優勢的重要手段。為此,關東軍從1936年開始組建白俄謀略部隊。先後組成松花江、橫道河子、海拉爾三支部隊,統稱「淺野部隊」。「關特演」期間,關東軍將淺野部隊一部派往「滿蘇」邊境的漠河地區,準備實施「威力謀略」。同時又在昌圖組建了士兵為蒙古人的磯野謀略部隊磯野謀略部隊初隸屬於偽滿治安部,稱為第868部隊,由關東軍直接指揮,1943年3月改稱第53部隊,轉歸情報部指揮,1944年7月改編為正規日軍,番號為關東軍第2游擊隊。,準備開戰時對外蒙實施謀略作戰。雖然關東軍十分器重這兩支部隊,但一直未能派上用場,最後在關東軍的大崩潰中化為烏有。此外,關東軍還策劃了「K號工作」的謀略計劃,企圖仿造蘇聯艦艇,襲擊伯力的橋樑和江上設施。最終未能實行。    
    所謂「防諜」,對關東軍來說,就是防範敵方(主要是蘇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以間諜方式危害其安全及偽滿的統治。這項工作稱之為「秘密防禦戰」。其任務主要由關東軍憲兵隊負責,偽滿保安局協助。    
    所謂「人員培養」,就是專門系統地培訓間諜人員。「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為加強間諜情報人員的力量,於1933年開始實行所謂「北滿研究員制度」,派遣參謀軍官到特務機關學習和研究諜報業務。諾門坎事件後,關東軍為加強對蘇情報業務,設立了俄語教育隊(第345部隊),分為普通科和高等科,後又增加補習科。主要培養掌握俄語的諜報人員。在專業技術培訓方面,關東軍為提高間諜工作的技術含量和機動能力,從1943年開始組建臨時航空隊(第377部隊),主要培訓遠距離活動的間諜人員。這支部隊被稱為情報部驕子。但由於關東軍在頹敗局勢下採取守勢戰略,不得不於1945年1月將其解散。另外情報部還於1943年建立了諜報和謀略人員的秘密培訓基地——一面坡訓練所(第322部隊),下設一個謀略隊和四個諜報班。1945年3月解散的臨時航空隊並歸到一面坡訓練所,使該部隊成為最主要的間諜培訓機構。最後與關東軍一起敗亡。情報部教育隊(第471部隊)是專門培訓野戰情報人員的機構,於1944年7月成立,下設三個中隊和一個軍官學員班,第2期學員未及畢業就遭至敗亡。三關東軍侵華「謀略」述要    
    關東軍特務機關是日軍最大的間諜謀略部隊,人員最多時達4000餘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來,作為關東軍有力的「羽翼部隊」,通過密如蛛網的間諜據點,以極其卑鄙和殘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4)

    「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特務機關的重心是所謂「對滿」工作,在關東軍參謀部的指導下,主要通過奉天特務機關和日本顧問兩個渠道,相互配合地展開陰謀侵略的特務活動。    
    1925年郭奉戰爭期間,當郭松齡舉兵進逼奉天,張作霖政權岌岌可危之時,關東軍為維護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利益,認為必須「扶張抑郭」,遂派參謀長齋籐前往奉天,通過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與張密商,齋籐表示,關東軍全力支持張作霖政權,要求張出賣東北權益。參見常城《張作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頁。正是由於關東軍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張作霖政權起死回生。    
    1927年東方會議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侵略擴張的新攻勢。關東軍作為侵華急先鋒,積極策劃侵略東北的陰謀,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在這一過程中,特務機關是積極參與者。其一,所謂「南方便衣隊」就是通過特務機關找來的,企圖混淆視聽、嫁禍於人。事發後,特務機關長秦真次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們的懷疑。其二,事件發生後,特務機關在奉天城內製造了多起爆炸事件,為關東軍行使武力尋找借口。其三,特務機關暗中支持日本退役軍人荒木(中國名黃慕),在東北軍中組建所謂「模範隊」,以作為發生突發事件時的內應。    
    皇姑屯事件後,關東軍又將「謀略」矛頭指向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政權。一方面對張學良威逼和引誘,關東軍司令官親自出馬恫嚇,而日本顧問土肥原別有用心地寫了一個叫「王道論」的東西臼井勝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44~45頁。,勸誘張學良當「滿洲皇帝」,遭到張學良的嚴詞拒絕。另一方面,特務機關散佈流言蜚語,挑撥東北政要的關係,企圖造成東北政局的混亂。這是發生「楊常事件」的一個原因。    
    東北易幟後,關東軍不甘心失敗,開始策劃侵佔東北的新陰謀。除在軍事上加緊準備之外,在政治謀略方面更為猖狂。其一,1931年春關東軍制訂了《處理滿蒙問題的方案》《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原書房,1971,第78頁。,其中一個方案就是運用謀略創造解決「滿蒙」問題之機會。根據這個方案,關東軍進而制訂了《蒙古獨立計劃》和《間島獨立計劃》等。其二,軍事間諜活動更加頻繁。從1929年到「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組織了三次較大規模的「參謀旅行」,一面考察戰略要地,收集軍事情報;一面為發動戰爭進行演練。另外還派出大批軍事間諜,深入邊境禁區刺探情報。中村事件就是最為突出的軍事間諜案。案發後,關東軍又將其作為發動戰爭的重要口實。其三,為將東北軍主力牽制於關內,削弱東北的防務力量,關東軍與軍部中央密謀,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動閻錫山、石友三叛亂。閻錫山在關東軍的慫恿下,從蟄居地大連秘密返回山西偽滿史料叢書《「九·一八」事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頁。,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輕舉妄動。石友三則在土肥原的支持下發動叛亂,雖很快被東北軍擊潰,但迫使東北軍增調關內,造成東北防務空虛。日本軍部達到了調虎離山的目的。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很快佔領了東北三省,建立起偽滿傀儡政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於間諜特務活動。其一,日本通過長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許多東北軍政要人見利忘義,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變後經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祿引誘變節投敵。如熙洽、張景惠等人。其二,事變後關東軍利用漢奸,打著「民眾自願」的旗號,在佔領地建立「維持會」,其實權完全操縱在日本顧問或指導員手中。這是關東軍控制地方政權的重要形式。其三,溥儀成為偽滿傀儡政權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主要是關東軍陰謀活動的結果。事變後關東軍研究認為,溥儀是未來東北新政權首腦的最為適任者,於是在土肥原的主謀策劃下,關東軍將溥儀蒙騙、挾持到了東北,然後逼其就範於關東軍的「兒皇帝」。其四,關東軍的軍事行動都有特務謀略活動的緊密配合。如關東軍在進攻黑龍江過程中,就設立了齊齊哈爾特務機關,派遣林義秀出任機關長,擔負勸降馬占山和刺探軍事情報的任務。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也幾次前往哈爾濱等地,開展對馬占山的工作。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鳴得意。    
    偽滿政權建立後,特務機關作為關東軍統治東北的重要工具,與關東憲兵隊構成鎮壓「反滿抗日」的兩把主要屠刀。如果說憲兵隊是明目張膽的劊子手,那麼特務機關就是喬裝打扮的屠夫。偽滿政權的鎮壓機構可以分為兩個系統,即所謂「日系」和「滿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揮和控制「滿系」。在特務系統中,與關東軍特務機關相對應,在偽滿政權內部設有保安局等特務機構和組織。保安局在業務上受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指揮與監督,其成員清一色都是日本人,並被賦予「可以不經審判直接處決」的特權。因此特務機關的罪惡就顯得更為隱蔽和無法無天。如1939年偽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謂「蘇聯間諜」名義,將兩名中國人秘密殺害於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偽製造的「三肇慘案」中,偽濱江保安局將抗聯領導下的5名農民秘密毒死。中央檔案館等編《偽滿憲警統治》,第702、674頁。保安局還在各地設有秘密監獄,如長春的「東亞寮」、「東興寮」,哈爾濱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島寮」等。在這裡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慘死在特務機關的屠刀之下。    
    關東軍特務機關不僅是法西斯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還是積極參與細菌戰和毒氣戰的罪犯。在731部隊進行實驗用的「馬路大」中,有許多蘇聯人和蒙古人就是從特務機關所屬的「保護院」轉運來的。據曾任「保護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稱:1945年內被分批遣送到那裡(731部隊)去的總共約有40名蘇聯公民。《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第154頁。     
    關東軍特務機關不僅是活動於我國東北的惡魔,而且還將黑手伸向內地,遠至西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法西斯為轉移國際視線,保證偽滿政權的出籠,在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的主謀策劃下,由日本軍事間諜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變」。關東軍攻佔熱河後,對華北和內蒙虎視眈眈,夥同日本華北駐屯軍,開展所謂「華北工作」。在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訂了分離華北的計劃。按照這一計劃,日本侵略者或拉攏所謂「名望者」,如北洋將領吳佩孚、孫傳芳等,企圖造成華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漢奸叛亂,如製造了以漢奸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斷挑起事端,逼中國方面就範,如「張北事件」、「察東事件」等。日本通過上述各種謀略工作,迫使中國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屈辱條約,使華北成為「灰色」地區。在經濟領域,特務活動也無孔不入。特務機關夥同滿鐵製定了對華北的經濟蠶食政策,在貿易、金融、關稅等方面展開侵略。對於內蒙,關東軍也早有侵略野心。    
    縱觀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歷史,我們認為:    
    第一,間諜、謀略、特務活動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重要手段,其破壞性和危害性極大。    
    第二,關東軍特務機關作為日本最大的軍事間諜機關,其形成和發展是與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相適應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必然產物。    
    第三,關東軍特務機關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和進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犯下了不可饒恕的侵略和戰爭罪行。    
    第四,在內容上主要可以分為諜報、防諜、謀略等若干方面,其中在謀略工作方面的「功績」是十分顯著的。    
    第五,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工作,在方向上主要可以分為「對華」和「對蘇」兩大方面,「九·一八」事變之前,工作重心在「對華」(即「對滿」)方面,其後轉為以「對蘇」工作為重心。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侵華「謀略」活動(1)

    如前所述,關東軍侵華「謀略」活動,主要是在東北,如製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等。本節主要闡述在東北以外關東軍所進行的「謀略」活動。一關東軍與「上海事變」的陰謀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向中國上海市政府發出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內外人心動搖,形勢不穩,時局惡化,工部局已經宣佈戒嚴,而各國軍隊亦已嚴密戒備。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閘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國方面答覆前,日本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就於1月28日23時30分,按預定作戰計劃,向閘北中國駐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一·二八」事變,在日軍不宣而戰的情況下爆發了。    
    那麼,這次事變是怎樣引發的呢?又與關東軍有什麼瓜葛呢?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民族矛盾驟然上升。中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這種形勢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當時一些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紛紛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國際聯盟也就中國東北問題展開了辯論,而此時關東軍正在加緊製造偽滿政權。在這種形勢下,關東軍認為,有必要在中國南方某個重要城市製造一個事端,一則可以轉移國際社會對中國東北的視線,以便使偽滿洲國順利誕生;二則可以試探英美等國的反應和讓步程度,伺機擴大侵略戰火。於是,在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的主謀策劃下,一個陰謀計劃出籠了。    
    據這一陰謀的指揮者和實施者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893~1972)日本島根縣人,經廣島陸軍幼年學校入陸軍士官學校(第26 期)。 期間板垣任其區隊長。1914年畢業。1927年作為參謀本部中國研究員,在北京張家口活動。1929年在參謀本部中國課任職,1930年10月任駐上海武官。1932年接受板垣命令,製造了「上海事變」。1935年3月任關東軍參謀,1936年指揮偽軍挑起綏遠戰爭。1939年1月任兵務局兵務課長,1940年12月任兵務局長,1942年9月轉入預備役。戰後作為「證人」參加東京審判。在戰後供述:    
    問:田中,社會上說,上海事變的點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問:一語道破。那末,當時有五個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在化緣,而叫人在上海馬路上向這些人襲擊的,就是你嗎?    
    田中:是的,是我。    
    問:那是怎麼樣的經過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發生了滿洲事變。到十一月中旬,大體上平定下來了。日本人想使滿洲獨立起來。可是,外國方面非常麻煩。於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外國的目光很討厭,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就是說打來電報,叫把外國的目光引開,使滿洲容易獨立。這樣,就送了二萬日元來。    
    問:是活動費,是筆大款呀!    
    田中:折合現在的錢,六百萬日元。用這筆錢,我總得搞出些事來。說實在的,因為我也是和滿洲事變有關係的一個人,希望它務必成功。當時有個和我親近的女子叫川島芳子川島芳子(1906~1948)清末肅親王善耆第14女,原名顯,又名金璧輝。1912年善耆將顯送給川島浪速作養女,取日本名字良子,因「良子」和「芳子」在日語中同音,被訛稱為川島芳子。爾後,川島芳子一直在日本生活。1927年回到中國後,與巴布扎布之子甘珠爾扎布結婚。1929年川島芳子與其夫分離,再去日本。1930年回上海,與田中隆吉製造了「上海事變」。此前還受日本軍部之命赴天津協助土肥原,挾迫溥儀妻子婉蓉去東北。偽滿政權成立後,依靠偽滿最高顧問多田駿,組織「定國軍」,自任總司令。1933年夏一度回日本,是秋又潛回京津。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於1948年3月25日處決。。……    
    田中:就把這二百萬日元交給她了。上海有一個叫三友實業公司的毛巾工廠。這個公司是非常共產主義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據地。就托她:「巧妙地利用這個公司的名義來殺死日蓮宗的化緣和尚。」果然就這樣干了。    
    問:干了嗎?    
    田中:一個人被殺,兩個人受傷。於是,我想,這時候,的確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當時,上海有個日本人青年同志會,就叫剛剛到上海的憲兵大尉重籐千春指揮這個團體,襲擊了這個抗日色彩很濃的三友實業公司。我相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引起衝突。果然,以後日華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到了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陸戰隊和十九路軍發生了衝突。    
    田中還供認說,由於他在上海這樣一搞,「滿洲獨立成功了」。「以後,關東軍的板垣大佐寫來了非常懇摯的感謝信」,「我被稱讚了一番」。《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49~51頁。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上海事變」完全是日本侵略者製造的陰謀。    
    其基本過程是:    
    1931年11月,關東軍為保證順利製造偽滿洲國,決定在中國南方挑起事端。於是,由板垣給時任駐上海武官的田中隆吉發去電報,要田中完成「轉移視線」的任務。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電報後,立即與日本特務川島芳子密謀,決定借反日情緒較強的上海三友實業社之手,殺死日蓮宗和尚,製造事端,引發中日決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島芳子指使下,上海江灣路妙發寺日本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等5人,來到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總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故意向義勇軍投擲石子挑釁,引起衝突,發生「互毆」,事後日方聲稱有一名受傷和尚死於日本醫院。    
    田中等人乘機竭力擴大事態。1月20日晨, 田中指使日本憲兵上尉重籐千春指揮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會」暴徒30餘人,襲擊三友實業社,焚燒三友毛巾廠,砍傷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接著又與急忙趕來的公共租界華籍巡捕發生衝突,戳傷巡捕3人。    
    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上海日僑集會,並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籲請帝國陸海軍立即增兵,並要求駐上海的帝國官府( 總領事及海軍陸戰隊)採取強硬手段」。會後沿街挑釁,搗毀中國商店,毆打行人。此種情形和日本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僑請願,向北滿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侵華「謀略」活動(2)

    日本暴徒的挑釁,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極大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團體紛紛發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兇手,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報均顯著登載了日人放火焚燬三友毛巾廠的新聞報道。    
    這樣,事態日趨嚴重。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竟於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書面抗議,並提出四項無理要求:1市長向總領事道歉;2逮捕處罰兇手;3賠償醫療費用及撫慰金;4取締排日活動,解散上海抗日救國會及各種抗日團體。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發表聲明,指責中國「反日」言行,並聲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將採取適當手段,以「保護帝國權益」。同時,虹口一帶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舉行武裝示威,並派飛機在三友實業社上空盤旋;虹口公園附近的日軍和北四川路一帶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處亂竄,隨時準備挑起事端。    
    田中策動在上海進行瘋狂挑釁的同時,日軍也在積極進行武力進攻上海的準備。隨著上海局勢的日益緊張,日本海軍大量增兵上海。集結了軍艦23艘,飛機40餘架,海軍陸戰隊1830餘人及武裝日僑三四千人,分佈在日租界和黃浦江上。    隨著日軍增援部隊的到達,日方態度更加強硬,並為挑起事變製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所為。1月27日,村井倉松向上海市長吳鐵城發出最後通牒,限於28日18 時以前,給予所提四項要求以滿意答覆,否則日方將採取必要的手段。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挑釁,國民黨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對日退讓,以求通過妥協來息事寧人。然而,蓄意在上海製造事端的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中國方面全部接受其無理要求為滿足,終於挑起了戰端。    
    二關東軍的「內蒙工作」    
    早在日俄戰爭後,日本軍部就將蒙古劃分為東部(內)蒙古、西部(內)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塊,決定分步吞併,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謂「大蒙古國」。根據這一戰略,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後展開了「內蒙工作」新攻勢。其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九·一八」事變後至1934年底。早在偽滿政權建立不久,關東軍就在關東軍內設立了直屬於副參謀長的蒙古研究員制度,專門搜集有關內外蒙的情報。1933年關東軍攻佔熱河時,收容原湯玉麟部李守信部隊,組成「興安游擊師」,指使其進犯察東,企圖建立侵攻西蒙的前進基地。但李守信偽軍遭到由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同盟軍的堅決抗擊,狼狽退出察境。    
    武力進攻失敗後,由於關東軍的重點在於圍剿東北的抗日義勇軍,遂暫緩了對內蒙的軍事攻勢,轉而施展謀略手段,對西內蒙展開所謂「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參謀部制定了《暫行蒙古人指導方針要綱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內蒙古及外蒙古「轉向親滿親日」,提出「在西部內蒙古要排除蘇中兩國勢力的影響,促進自治政權建立」,並指導外蒙古「逐漸脫離蘇聯的羈絆,朝親日、滿的趨向轉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卷,《文書》第102頁。    
    1934年1月,關東軍參謀部在《對察施策》中提出,「對察哈爾省,要根據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決定的我軍既定方針進行工作」,強調「本施策的目標在於錫林郭勒盟和察東」,「將來根據形勢的變遷,更使施策範圍向西擴張」。〔日〕《現代史資料》〔8〕,書房,1982,第468頁。    
    為開展內蒙工作,關東軍任命松室孝良為承德特務機關長,其「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迅速建立安定滿洲國西部邊境,對與熱河省相鄰的察哈爾東部居民通過經濟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滿親日的氣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過與一些內蒙王公的接觸,於1933年10月制定出詳盡的《關於建設蒙古國的意見》,其中對建設「蒙古國」進行了充分論證,擬定用三年時間完成「蒙古國」建設。松室得意地認為,這一計劃將「促進全亞細亞民族的興起,(日本)帝國將成為真正的盟主,雄飛於世界」。    
    於是,松室一面擴充李守信偽軍,設立特務機關,一面在多倫召開蒙古代表會議,策劃建立「蒙古國」。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滿洲國鄰接地方佔領統治案》,對所謂「蒙古自治國」的統治區域、政治機構、行政區域、治安維持方法,以及警備軍的編成使用、財政經濟等,都做了更為具體的規定。〔日〕《現代史資料》〔8〕,書房,1982,第472~485頁。    
    這一階段,關東軍謀略工作的重點,就是拉攏內蒙王公中的親日派。「九·一八」事變後,東內蒙四盟被劃入偽滿領域,對西內蒙引起很大震動。一些王公為保存自己地盤,開始打著「邊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號,欲行獨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夢想恢復「大蒙古帝國」。於是,一方面關東軍意欲尋找在西內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關東軍的力量稱雄,雙方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來密切。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德王對國民黨中央的態度越來越強硬,要求內蒙實行「自治」。對於德王的野心,蔣介石雖有覺察,但還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據德王后來回憶說:「這是蔣介石想把我作為他統治內蒙的助手」,並達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國民黨政府通過《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據此,4月23日在百靈廟舉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成立大會,名義上由烏盟長雲端旺楚克(雲王)擔任委員長,而實權則掌握在由德王擔任的秘書長手中。蒙政會的成立,實際上等於在內蒙設立了與華北政委會相似的「灰色」機構。蒙政會成立後,關東軍進一步加強拉攏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務盛島角芳潛入百靈廟,秘密會見德王,表示關東軍願意幫助德王建立武裝。不久,關東軍就給德王送去捷克步槍200支。德王得到關東軍的好處,便一步步走向叛國之路。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侵華「謀略」活動(3)

    第二階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對於內蒙實現「地方自治」,關東軍並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為親日政權和進一步向西北侵略擴張的前進基地。    
    1935年1月,關東軍在大連召開幕僚會議,研究討論並決定要加強對華北和西部內蒙的工作。於是,關東軍夥同駐華北日軍,接連在華北和內蒙製造了察東事件、張北事件等一系列挑釁事件,迫使中國政府達成了「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其中對於內蒙,關東軍要求「必須承認日滿的對蒙工作,援助特務機關活動」等許多承認其侵略的事項。通過這些協定,關東軍實際上已控制了察北地區。    
    7月25日,關東軍參謀部制定出了詳細的《對內蒙施策要領》,其方針是「為了有利於對蘇作戰,以及為準備作戰所需要的各種平時工作,並懷著鞏固滿洲國的國防以便於加強統治的目的,關東軍首先擴大和加強內蒙的親日滿區域,隨著華北工作的進展,而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措施重點指向多倫和西蘇尼特方面」。〔日〕《現代史資料》〔8〕,書房,1982,第492~495頁。關東軍決心實現前項方針,加強軍事、政治工作和經濟措施。    
    接著關東軍首腦相繼出馬,加快了內蒙工作。9月,板垣征四郎副參謀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課長)和田中隆吉參謀赴西烏珠穆沁王府與德王和索王會見,表示支持德王的獨立活動。關東軍派專人常住百靈廟以便於同蒙政會聯絡。而這時德王的心態按照他後來的回憶是:「當時雖已有了在蔣政權隸屬下的蒙政會,但不能滿足我的政治野心,到了1935年冬,我便親自出馬,和日本關東軍直接勾結。」    
    11月底,德王接受關東軍邀請赴長春與關東軍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壽造參謀長會談。結果商定,日本答應幫助西部蒙族先搞一個「獨立局面」,繼而建立「蒙古國」,並送給德王50萬元和5000支槍,作為擴編軍隊之用。德王由長春返回蘇尼特右旗後,確定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此時,關東軍「期望一舉推進內蒙工作,使李守信佔據口北六縣,代替中國保安隊,使該地區成為內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偽蒙軍在日軍支持下,侵佔察東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等8縣,並控制了察東的正蘭、鑲白、正白、鑲黃、太僕寺等8旗,在張北建立了李守信的偽司令部和日本特務機關。德王隨即於1936年2月1日,在張北舉行了「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察哈爾部的蒙人8旗遂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雖成立,畢竟是地方政權,僅能指揮所屬旗縣。為成立統一機構,以號令其他各盟,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乘專機到會祝賀。會後制定了組織大綱,決定由德王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4月24日,在關東軍的操縱下,由德王出面,在錫盟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開了所謂第一次「內蒙古王公全體大會」,拋出「以內外蒙古和青海為一體建立蒙古國案」,「蒙古國體案」和「蒙古軍政府組織大綱」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偽「蒙古軍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雲王為主席,索王、沙王為副主席,德王任總裁。總裁掌握軍政大權,實行獨裁製。同時由村谷彥治郎等日本人組成顧問團,掌握偽政權。日本方面派來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今村、參謀田中隆吉、化德特務機關長田中玖及日本顧問村谷彥治郎等與會。其後,關東軍和偽滿洲國每月補助該偽政府30萬元經費,並編成一支13萬人的內蒙人軍隊。這樣,德王終於與國民政府正式決裂投靠了日本,當了傀儡和蒙奸。    
    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後,關東軍將其作為侵略的馬前卒,出錢、出槍,出顧問武裝起來一支萬餘人的偽軍,唆使其向西北進犯。為實現西侵戰略目標,1936年5月關東軍召開幕僚會議,確定了由田中隆吉提出的《西北施策要領》。8月,借偽蒙古軍閱兵式之際,以參謀長板垣為首的一批關東軍骨幹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了入侵綏遠的計劃。任命田中隆吉為德化特務機關長,全面負責實施謀略計劃。    
    經過數月準備,田中認為必定馬到成功,於1936年11月5日,指使德王向傅作義發出「宣戰通電」,要求「歸還綏東四蒙旗」,當即遭到傅作義和國民黨中央的駁斥。對此,德王認為有關東軍撐腰,掃平綏遠指日可待,於14日命令偽軍王英部向紅格爾圖進攻,沒想到綏遠軍在傅作義的指揮下,出步兵突襲紅格爾圖,殲滅了王英部。又經過百靈廟戰鬥,偽軍潰不成軍,一部起義殺死日本顧問和特務機關人員,日偽全線潰敗。田中隆吉被關東軍調回東北,由關東軍一手策劃的偽蒙古軍「鬧劇」以失敗告終。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建立及整頓(1)

    第十章關東軍與偽滿軍    
    日本侵佔東北,建立偽滿傀儡政權後,關東軍始終是維持偽政權進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主導力量,或者說關東軍是偽滿政權存在的根本保證。雖然關東軍一再增兵,對中國人民抗日武裝鬥爭進行了瘋狂的軍事圍剿,但仍很難撲滅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烽火。而且關東軍還準備著對中國關內和蘇聯進行侵攻。因此,日本侵略者需要建立一支偽軍,充當其鎮壓東北人民和擴大侵略戰爭的輔助力量和幫兇。於是,關東軍在製造偽滿傀儡政權的同時,就組建了一支走卒軍隊——偽滿洲國軍。第一節偽滿軍的建立及整頓[1]一偽滿軍的建立偽滿洲國軍是伴隨偽滿政權的建立而建立的。1932年3月9日,溥儀就任「執政」的同一天,頒布了偽《政府組織法》該法規定:執政統率陸海空軍(第12條),溥儀為最高軍事統帥。作為軍事機關,在偽國務院內設立了軍政部,掌管軍政和軍令,負責有關國防及用兵事宜。同日根據「執政權令」,任命馬佔山為偽軍政部總長(馬占山反正後由張景惠兼任)。4月15日偽滿政府發佈「第1號軍令」,公佈了《陸海軍條例》,其中規定:    第一條,陸海軍負責國內治安以及邊境、江海之警備任務。    第二條,執政統率陸海軍。第三條,執政決定警備司令官分擔區域,令其所需之軍隊,負責維護該區域之治安任務。第四條,執政決定艦隊司令官分擔區域,令其指揮所需之艦隊,負責該水域之警備任務。《滿洲國史·分論》上,第371頁。    
    同時又發佈了「第2號軍令」,公佈了陸海軍分擔區域,設立了偽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警備軍。    
    偽奉天警備軍,司令官於芷山,司令部設於「奉天」。轄廖弼臣、田德勝2個步兵旅,傅布彥、王翰臣、邵本良3個騎兵團和赫慕俠的衛隊團。7月又將王殿忠、李壽山旅編入該軍。警備區域為除洮遼警備軍警備區域以外的偽奉天省。7月16日,偽奉天警備司令部劃分地區,設立了沈海、中央、鴨綠江、安奉、遼河、奉天等6個警備區。    
    洮遼警備軍,司令官張海鵬,司令部設在洮南。先後轄徐景隆、鵬飛、劉茂義、傅銘勳、彭金山、張俊哲、王永清、程國瑞等8個支隊。《東北「大討伐」》第778頁。警備區域為以洮南為中心的偽奉天省西北部的14個縣。    
    吉林警備軍,司令官吉興。轄15個旅,其中9個旅歸吉興指揮,6個旅歸偽吉林「討匪軍」司令官於琛澄指揮。警備區域為偽吉林省。吉興直接指揮的劉金麟、李文炳、王樹棠、梁灃等9個旅,佈防在吉長和延吉地區;於琛澄指揮的李毓久、崔文林、陳德才、白文清、楊秉藻、關琛旅,駐守濱江和依蘭地區。《東北「大討伐」》第828頁。1933年4月8日,偽吉林警備司令部決定撤銷「剿匪」司令部等,新設吉長、濱江、延吉、綏寧、農安等5個地區司令部。12月1日,又進行改編,設「新京」、吉林、濱江、延吉、綏寧、依蘭6個地區司令部。《東北淪陷十四年大事編年》第93頁。    
    黑龍江警備軍,司令官馬占山(兼)。轄蘇炳文混成第2旅(駐海拉爾)、張殿九混成第1旅(駐紮蘭屯)、徐景德混成第3旅(駐海倫)、徐寶珍混成第4旅(駐克山)、樸炳珊(大同)混成第5旅(駐拜泉)、王克鎮騎兵第5旅(駐呼蘭)、程志遠騎兵第2旅(駐齊齊哈爾)、石蘭斌騎兵第55團(駐通北)。警備區域為偽黑龍江省和呼倫貝爾地區。    
    1932年4月,馬占山反正,上述各部大部隨之。偽司令官由程志遠繼任,所部臨時編成3個支隊:第1支隊,張文鑄部;第2支隊賈金銘部;第3支隊王克鎮部。10月,蘇炳文、張殿久等舉旗抗日後,改由張文鑄任偽司令官,重新組建偽黑龍江省軍隊,編成9個旅。《東北「大討伐」》第829頁。在蒙族居住的興安地區,建立了興安南、東、北警備軍。興安南警備軍,司令官巴特馬拉布坦,轄2個騎兵團,司令部設於錢家店,警備區域為偽興安省南部地區。興安東警備軍,司令官綽羅巴圖爾,轄2個騎兵團,司令部設於博克圖,警備區域為偽興安省東部。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烏爾金。轄2個騎兵團,司令部設於海拉爾。警備偽興安省北部地區。    
    江防艦隊,司令官尹祚乾、司令部設於哈爾濱。    
    以上是偽滿軍建立的開始。    
    1932年6月,偽滿接收由關東軍創立並指揮的靖安游擊隊,改編為靖安軍,歸偽軍政部直轄。由瀋陽移駐錦州。司令官為籐井重郎少將。轄步兵2個團,騎兵和炮兵各1個團。    
    1933年春,關東軍侵佔熱河後,又建立了偽熱河警備司令部和興安西警備軍。原洮遼警備軍撤銷。    
    熱河警備司令部,司令官張海鵬。司令部設於承德。轄王永清騎1旅(駐赤峰)、張俊哲騎2旅(駐承德)、鵬飛騎3旅(駐朝陽)、傅銘勳騎4旅(駐圍場)、索化忱騎5旅(駐豐寧)、馮秉忱獨立步兵團(駐承德)、炮兵隊等。    
    興安西警備軍,司令官李守信(偽察東警備軍司令官兼,實際上由參謀長烏古廷代理司令工作)。轄2個騎兵團。司令部設於林西。    
    1933年5月28日,設立江防艦隊司令部,屬海軍建制,歸日本海軍當局派駐東北的「滿洲海軍特設機關」,後改為「駐滿海軍部」指揮。司令官尹祚乾。    
    至此,關東軍完全佔領了遼、吉、黑、熱東北四省,偽滿疆域和偽滿國軍的警備區域確定下來。二偽滿軍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關東軍或是威逼、招降原東北軍,或是網羅地方土匪武裝,或是親自出馬組建浪人隊伍,以各種手段組織起一批反動武裝,為其進行侵略服務。後來這些武裝成為偽滿國軍的基礎。1投敵的原東北軍    
    原東邊道鎮守使於芷山部。事變時轄姜全我、廖弼臣、田德勝3個步兵團和曹秉森騎兵團。1931年10月15日,於芷山打著「保境安民」的旗號,將東邊道鎮守使署改稱為「東邊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將所部擴充為2個步兵旅、3個騎兵團和1個衛隊團。這部分軍隊成了偽奉天警備軍的基礎。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建立及整頓(2)

    原洮遼鎮守使張海鵬部。事變前轄4個騎兵團。1931年10月1日,張海鵬投敵自任「東北保安邊防總司令」,將所部擴編為8個支隊(相當於旅)。1932年4月編為偽洮遼警備軍。    
    駐吉林省的原東北軍第23旅李桂林部、炮兵第10團穆純昌部,事變時被關東軍擊潰後投敵。騎兵第7旅常堯臣部、第25旅劉寶麟團、夏顯文(鴻謀)團,於1931年9月隨熙洽投敵。第27旅旅長兼延吉鎮守使吉興,率梁灃、朱榕、王樹棠3個團,於1931年10月投敵。以上各部成為偽吉林警備軍的主要部分。    
    原黑省駐軍步1旅張殿九部、步2旅蘇炳文部、步3旅馬占山部、騎1旅吳松林部、騎2旅程志遠部、衛隊團徐寶珍部、炮兵團樸大同(炳珊)部等,1932年2月隨馬占山一齊投敵。後來,雖然馬占山,蘇炳文等相繼反正和起義,但仍有相當部分的軍隊降敵,被編為偽黑龍江警備軍。    
    原東北軍江防艦隊,隊長尹祚乾,轄利綏、利捷、江平、江清等5艘炮艦。關東軍攻佔哈爾濱後投敵,編為偽江防艦隊。2漢奸、軍閥殘餘、日本浪人組織的匪軍    
    原被撤職的東北軍騎兵第16師師長於琛澄,事變後在關東軍和熙洽的支持下,組建了2個旅(旅長李毓久、楊秉藻),熙洽也組建了3個旅和1個騎兵支隊。10月底,這兩股逆軍合編為吉林「討匪軍」,於琛澄任司令。後來成為偽吉林警備軍的一部分。    
    軍閥張宗昌的餘孽王殿忠、李壽山、張宗援,事變後得到關東軍的援助,在營口、大石橋、安東等地收羅土匪組成兩支匪軍。一支由王殿忠任司令;另一支由李壽山任司令,張宗援任副司令。1932年7月編入偽奉天警備軍。3關東軍組織的靖安游擊隊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民抗日烽火遍地燃起,關東軍由於兵力不足,撲滅不及。於是關東軍命參謀小松巳三雄少佐,組織起一支3000餘人的特殊部隊,其中2/3是日本人,包括從日本招募的十七、八歲的中學生。《戰史叢書·關東軍》(1),第116頁。由退役軍人和田勁任司令。歸關東軍直接指揮,專門用於圍剿抗日武裝。因其佩戴紅色袖標,被稱為「紅袖軍」。1932年6月,由偽軍政部接收,改編為靖安軍,歸軍政部直轄。4偽內蒙自治軍和偽興安南、東、北警備軍    
    「九·一八」事變後,蒙奸巴布扎布的兩個兒子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要求關東軍幫助組織叛軍。關東軍撥給步槍3000支,子彈60萬發《文史資料選輯》第39輯,第94頁。,並先後派和田勁和松井清助擔任顧問,組建起「內蒙自治軍」。後松井在進攻開魯戰鬥中被打死,關東軍又派去退役少佐盤井文雄、小澤一六八和現役少佐本間誠,組成顧問團。1932年4月,這支逆軍改編為偽興安南警備軍。    
    另外,關東軍派駐興安地區的日本顧問志方少佐和寺田利光中佐,分別組建了興安東和興安北警備軍。《滿洲國史·分論》中文本,第376頁。5李守信偽軍    
    蒙奸李守信,原系熱河省林西鎮守使崔興武部的一個團長。關東軍進攻熱河,崔興武不戰而降。李守信以崔旅為基礎,由關東軍控制,在察東、熱西成立了偽「察東警備軍」。爾後偽滿將熱河省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劃出成立偽興安西分省,將李守信偽軍的新編第4支隊改編為偽興安西警備軍。三偽滿軍的整頓    
    在關東軍的扶植下,東北各地相繼建立起偽軍,至1933年春關東軍進攻熱河前後,總兵力達15萬人左右,這是偽軍兵力的最高峰。但由於受舊軍閥秕政之影響,自成系統,互不服從,編製、番號混亂,軍官和士兵素質很差,戰鬥力低下,甚至「中、少尉軍官中有不少人不識字」。多田駿:《滿洲國軍政指導情況報告》,《滿密大日記》,1933年第18冊。這樣,一來不能配合關東軍完成「治安」任務,二來也使關東軍難以駕馭。為此,從偽軍正式成立開始,關東軍就著手對其進行整頓。    
    1932年5月,以多田駿為最高頭銜的顧問部,制訂了分三期整頓偽軍的方案:    
    第1期,建軍時期。穩定部隊,防止士兵動搖,統一建制。    
    第2期,整軍時期。確立穩定基礎,擔負起治安任務。    
    第3期,練軍時期。從各方面予以充實,有效地完成任務。    
    據此,整頓偽軍的第一步就是統一部隊番號和建制。1933年春夏,主要對偽奉、吉、黑警備軍進行了一次整頓,統一番號,並在各警備軍中設立了獨立教導隊。    
    整編後的情況是:    
    偽奉天警備軍,司令官於芷山,轄混成第1~6旅和第1教導隊。《東北「大討伐」》第846頁。    
    偽吉林警備軍,司令官吉興,轄混成第7~10旅和步兵第2旅、騎兵第2、第3旅、混成第21旅、第2教導隊。《東北「大討伐」》第852頁。    
    偽黑龍江警備軍,司令官張文鑄。轄混成第11~15旅和騎兵第4、第5旅、第3教導隊。    
    偽熱河、興安警備軍仍舊。    
    整頓偽軍的另一個措施是裁減兵員。關東軍根據讓偽軍成為「日滿親善」的可靠支柱,使之成為治安維持的基本力量和對外戰爭的有力支持者的原則,對有軍閥習慣和反滿抗日思想及老弱病殘和那些被視為「不合適者」予以清退。僅1932年4月,就有偽滿軍官及少量日系軍官1600人被趕出軍隊。至1935年8月,原高達15萬的龐大偽軍被裁減近半,僅剩不到8萬人。一般編製1個團約600人,1個旅約為2000人。    
    經過整頓,關東軍認為偽軍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多田駿在「滿洲國軍政指導」的報告中評價說:1934年時,「軍心愈加安定,已完全置於(關東軍)統制之下」。多田駿:《滿洲國軍政的指導》,東洋文庫藏。偽滿軍政部顧問部在《滿洲國軍現狀》的報告中也指出:「滿軍之戰鬥力,伴隨其整備改善已逐漸提高,面目一新;對友軍(關東軍)的信賴也與日俱增,一般能較好擔負起協同剿匪任務。」偽軍政部顧問部:《滿洲國軍的現狀》,1935年12月,《滿密大日記》1936年第2冊。    
    與裁減兵員相對應,關東軍不斷向偽軍中派遣日本人(「日系」)軍官,以增強其控制力。此外還採用各種手段,使偽軍成為更加馴服的工具。四偽滿軍的配置及變化    
    1934年3月,偽滿傀儡政權實行帝制,偽軍政部總長改稱軍政部大臣,仍由張景惠兼任。1935年5月,改由於芷山繼任。由此,偽軍步入「正規化」階段。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建立及整頓(3)

    偽滿中央軍事機關的變化:    
    偽軍政部時期:偽軍政部總長(19323~19343);偽軍政部大臣(19343~19377);偽治安部時期(19377~19434);偽軍事部時期(19434~19458)。    
    軍政部直轄偽軍有:    
    禁衛步兵團,團長郭文林。1936年與獨立騎兵第1旅司令部及其騎、炮各1個連合併,成立禁衛隊司令部。司令官王克鎮。    
    「新京」憲兵司令部。司令官德楞額。1934年10月,成立了以石黑貞藏中佐為顧問的吉林憲兵訓練處,培訓憲兵骨幹360人,以此為基礎,1935年3月,偽「新京」憲兵司令部與偽軍政部憲兵課合編為憲兵司令部,司令官應振復,直屬於偽軍政部大臣。統轄6個憲兵隊,每隊250人。1939年5月改為憲兵總團司令部,司令官王遇甲。    
    靖安軍。司令官籐井重郎少將。1937年由美崎丈平繼任。    
    江防艦隊,司令官尹祚乾。1933年時艦艇10艘。    
    地方偽軍:    
    1934年7月1日,偽滿實行軍政改革,撤銷奉、吉、黑、熱4個偽警備軍司令部,新設5個軍管區。各軍管區下設若幹警備區。偽興安東、西、南、北4個警備軍仍舊。同年底,偽滿實行地方行政改革,實行10省(加上興安4個省為14省)建制,各軍管區隨之有所變動。    
    第1軍管區,轄區為偽奉天省(1934年12月以後為偽奉天省、安東省),司令官於芷山。後任者依次為於琛澄—王靜修—王殿忠—邢士廉—王之佑。司令部設於奉天(瀋陽)。轄1個教導隊:第1教導隊;6個混成旅:混成第1~6旅。    
    下設奉天,安東兩個地區警備司令部。奉天地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官弼臣。安東地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官王殿忠。    
    第2軍管區,轄偽吉林省吉長和延吉地區(1934年12月後為偽吉林省、間島省)。司令官吉興。後依次為王濟眾—吳元敏—關成山。司令部駐吉林。轄1個教導隊:第2教導隊;4個混成旅:混成第7~10旅;1個騎兵旅:騎2旅。兵力13萬人。下設「新京」、吉林、間島3個地區警備司令部。    
    第3軍管區,管轄偽黑龍江省(1934年12月後為偽龍江省、黑河省)。司令官張文鑄。後依次為李文炳—朱榕—王之佑—呂衡—趙秋航。司令部駐齊齊哈爾。轄1個教導隊:第3教導隊;5個混成旅:混成第11~15旅;2個騎兵旅:騎4、5旅。兵力14萬人。下設龍江、黑河兩個地區警備司令部。    
    第4軍管區,管轄偽吉林省濱江、依蘭、綏寧地區(1934年12月以後為偽濱江省、三江省)。司令官於琛澄。後任依次為郭恩霖—於琛澄—邢士廉—應振復—張文鑄—李文龍。司令部駐哈爾濱。轄1個教導隊:第4教導隊;8個混成旅:混成第16~23旅;2個騎兵旅:騎3、6旅。兵力17萬人。下設濱江、依蘭(亦稱三江)、綏寧3個地區警備司令部。    
    第5軍管區、管轄偽熱河省(1934年12月以後為偽熱河省、錦州省)。司令官張海鵬。後任依次為王靜修—邢士廉—應振復—呂衡—吳元敏—赫慕俠。司令部駐承德。轄1個教導隊:第5教導隊;3個混成旅:混成第24~26旅;1個騎兵旅:騎7旅。兵力1萬人。    
    設承德、錦州2個地區警備區令部。    
    以上偽軍中央直轄和地方部隊合計約8萬人。    
    此後,關東軍為適應「維持治安」和「國防」的需要,對偽軍的配置有所調整,並允許偽軍建立空軍和高炮部隊。    
    1936年3月,關東軍將偽滿全境劃分為6個防衛地區。    
    (1)東部防衛地區,轄牡丹江、間島、東安、三江地區,由第4獨立守備隊司令官負責,司令部駐牡丹江。    
    (2)北部防衛地區,轄黑河、北安、濱江地區,由第5獨立守備隊司令官負責,司令部設於哈爾濱。    
    (3)西北防衛地區,轄興安北省、龍江地區,由第3獨立守備隊司令官負責,司令部駐昂昂溪。    
    (4)中部防衛地區,轄吉林、興安南省地區,由第2獨立守備隊司令官負責,司令部駐長春。    
    (5)南部防衛地區,轄偽奉天、通化、安東、四平、興安西、錦州、熱河等省區,由第1獨立守備隊司令官負責,司令部駐奉天。    
    (6)旅大防衛地區,轄關東州地區,由旅順要塞司令官負責。司令部駐大連。    
    與此相適應,1936年7月,偽軍新設了第6軍管區。將偽第2軍管區的偽間島省地區和偽第4軍管區的綏寧地區(1937年7月改為偽牡丹江省)劃出,歸其管轄。司令官為王殿忠。後任依次為王靜修—張益三—美崎丈平—李文龍—賈華傑。司令部設於牡丹江。所轄部隊由偽第2、3、4軍管區撥出。共轄:1個教導隊,2個混成旅和1個騎兵旅;並轄綏寧、間島兩個地區司令部。    
    1937年3月,設偽興安軍管區,司令官巴特拉瑪布坦,轄興安東、西、南、北4個警備軍。開始未設司令機關,1938年1月始在鄭家屯成立偽司令部。    
    1937年5月,偽滿實行行政改革。出於「治安」的需要,將民政部的警務局與軍政部合併成立治安部。任命於芷山為偽治安部大臣。後繼者為於琛澄(19394任)—邢士廉(19429任)。    
    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關東軍為驅使偽軍充當馬前卒,對偽軍的限制有所鬆動,突破了《滿洲國陸軍指導要綱》規定的兵種和數量。偽軍中建立起了飛行隊、高炮隊、汽車隊、特種部隊等。兵員數量也不斷增加。1941年偽滿實行徵兵制,規定服役期限為3年。但由於戰爭形勢的需要,服役期滿的偽國兵,一再延期服役,直至偽滿垮台,無一人退伍。所以兵力有增無減。至1945年幾乎膨脹了一倍,達15萬人左右。其中,約7萬人(包括「鐵石部隊」),配置在熱河。    
    1937年開始建立偽空軍,主要是訓練飛行員。1939年在長春正式成立飛行隊(1個連)。1940年成立偽飛行隊司令部,司令官野口雄二郎少將,轄3個飛行隊。飛行隊長都是日本人,飛行員大部分也是日本人。1942年11月,曹秉森任偽飛行隊司令官。1943年偽飛行隊司令部改稱航空隊司令部。    
    1937年開始建立偽高射炮隊。最初在瀋陽成立偽第1高射炮隊,屬第一軍管區。至1941年又先後成立了4個高射炮隊,計為5個隊。1943年9月,在瀋陽成立了偽高射炮隊司令部,司令官張大任,統轄上面5個高射炮隊。1945年又在鞍山成立了高角炮隊。    
    1938年10月,在偽間島省明月溝成立了「間島特設隊」,300人左右,全部由朝鮮族偽國兵組成,屬第6軍管區,專門用來對付抗聯。    
    1938年和1939年,在偽第3、第7管區成立4個獨立旅,作為偽國防的預備部隊。1939年3月,撤銷各軍管區內的地區司令部,以加強對部隊的直接指揮。    
    1939年5月增設偽第7、第8軍管區。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建立及整頓(4)

    第7軍管區,由偽第4軍管區劃出偽三江省為轄區,偽司令官張文鑄。後任依次為赫慕俠—呂衡。司令部設於佳木斯。所屬部隊為2個混成旅、3個獨立旅和1個教導隊。    
    第8軍管區。由偽第1軍管區劃出偽安東、通化兩省區及若幹部隊組成。偽司令官王之佑。後任為吳元敏—王作震—周大魯。司令部設於通化。    
    1938年11月,日本「駐滿海軍部」撤銷。1939年2月決定將偽江防艦隊改編為江上軍,歸陸軍建制。同年11月改編完成。司令官李文龍。後任為憲原—曹秉森。司令部設於哈爾濱。初下轄兩個地區隊。後於1942年9月進行改編,撤銷地區隊,部隊編為5個戰隊和8個炮艇隊。    
    1940年3月,撤銷偽興安軍管區和興安東、西、南、北4個警備軍,分設第9、第10兩個軍管區。    
    第9軍管區,轄偽興安南、西兩省。司令官巴特拉瑪布坦。後任為郭文林—甘珠爾扎布。司令部設於通遼。轄1個師、2個團等,1941年又在林西成立了興安騎兵旅,擔負所謂偽國境警備任務。    
    第10軍管區,轄偽興安東、北兩省。司令官烏爾金。後任為郭文林。司令部設於海拉爾。轄2個騎兵團。    
    1941年10月,增設第11軍管區。由偽第6軍管區劃出偽東安省及混22旅組成。司令官於治功。後任為王濟眾—關成山—郭若霖。司令部設於密山。1944年冬,部隊改編為步11旅。1945年初,偽第1師由錦州移駐勃利,歸第11軍管區指揮。    
    上述偽軍新軍管區的設置,以及新兵種部隊的建立,是與關東軍的整個戰略相適應的。關東軍逐漸增加偽軍在邊境地區的力量,以讓其在對蘇戰爭中充當炮灰。日美戰爭爆發後,偽軍的建設與配置又有一些變化。    
    1943年4月,撤銷治安部,成立軍事部。任邢士廉為軍事部大臣。    
    1944年3月,偽鐵路警護隊改編為偽鐵路警護軍,司令官瀨谷啟中將。司令部設於瀋陽。轄6個鐵路警備旅。    
    1944年12月,為補充侵略華北日軍兵力之不足,加強對冀熱地區八路軍的圍剿,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簽署了一個「關於滿華國境地帶治安肅正協定」,規定由偽滿軍派一部分兵力進入冀東,歸華北特別警備軍指揮。據此,關東軍命偽軍事部拼湊1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和其他偽軍,組成華北臨時派遣隊,稱為「鐵石部隊」。1945年1月進駐冀東,歸華北特別警備軍司令官加籐泊治(次)郎中將指揮。偽鐵石部隊的指揮機關——聯絡處,設在唐山的華北特別警備軍司令部內。偽鐵石部隊包括鐵血部隊、鐵心部隊和直屬部隊。    
    同時,偽熱河省派出一支由10個警察大隊組成的「一心隊」,偽熱河省警務廳長皆川富之丞任隊長,進駐遵化,負責該地區的警備。    
    1945年3月,又由偽鐵路警護軍抽出3個支隊,組成鐵路警護旅,稱為鐵華部隊,擔任京奉線唐山至山海關的警戒。隊長富永清一少將,隊部駐唐山。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偽軍的編制配置的情況是:    
    偽軍事部直屬偽軍:    
    禁衛隊,司令官張名久,駐長春。    
    航空隊,司令官田中收,駐瀋陽。    
    高射炮隊,司令官劉牧禪,駐瀋陽。    
    憲兵司令部,司令官劉尚華。    
    鐵路警護軍,司令官太田(名不詳)中將。    
    江上軍,司令官曹秉森,駐哈爾濱。    
    鐵石部隊,駐冀東。    
    地方偽軍:    
    第1軍管區,轄偽奉天、錦州、安東、通化4省。司令官王之佑,司令部駐瀋陽。轄步1旅。    
    第2軍管區,轄偽吉林、四平省。司令官關成山,司令部駐吉林。轄步2旅。    
    第3軍管區,管轄偽龍江省。司令官趙秋航,司令部駐齊齊哈爾。轄步4旅。    
    第4軍管區,轄偽濱江省。司令官李文龍,司令部駐哈爾濱。轄步17旅。    
    第5軍管區,轄偽熱河省。司令官赫慕俠,司令部駐承德。轄4個步兵旅。    
    第6軍管區,轄偽牡丹江、間島省。司令官賈華傑,司令部駐牡丹江。轄步兵3旅。    
    第7軍管區,轄偽三江省。司令官呂衡,司令部駐佳木斯。轄步兵7旅。    
    第8軍管區,轄偽北安、黑河省。司令官周大魯,司令部駐北安。轄步兵12旅。    
    第9軍管區,轄偽興安省南、興安西省。司令官甘珠爾扎布,司令部駐通遼。轄第2師。    
    第10軍管區,轄偽興安東、興安北省。司令官郭文林,司令部駐海拉爾。轄興安騎兵第47、48團,均駐南屯。    
    第11軍管區,轄偽東安省。司令官郭若霖,司令部駐密山。轄步兵11旅,配屬第1師。    
    此外,還有3支特殊部隊。    
    (1)朝鮮族特殊部隊——間島特設隊。1938年9月成立,由3個連組成,隊長為日本人。首任隊長為染川一男,軍官為日本人和朝鮮人,士兵全部是朝鮮人,隊部設於偽間島省明月溝(現屬安圖縣)。    
    (2)白俄特殊部隊——淺野部隊(因隊長為淺野節上校故名)。包括松花江部隊,橫道河子部隊和海拉爾部隊。為秘密謀略部隊。名義上屬偽軍編制,實際上歸關東軍哈爾濱特務機關指揮。    
    (3)蒙古族特殊部隊——磯野部隊。1941年9月於昌圖成立,稱為第868部隊,約700餘人,全部為騎兵。隊長磯野實一少佐,軍官有日本人和蒙古人,士兵都是蒙古人。1943年3月移駐興安(今烏蘭浩特),改稱第53部隊,隊長改由松浦友好繼任。1944年7月,改編為關東軍第2游擊隊,成為日本的正規軍。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對偽滿軍的控制(1)

    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傀儡政權,其軍隊是關東軍操縱下的傀儡武裝。關東軍對偽軍的控制,是對偽政權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使之成為關東軍的得力助手,忠實鷹犬。    
    關東軍操縱和控制偽軍主要有下列手法。1攫取指揮權    
    軍隊指揮權是用兵的根本。早在偽政權成立伊始,關東軍就緊緊抓住了這個問題。通過關東軍一手炮製的《溥儀·本莊書簡》和《日滿防禦軍事協定》,已經明確了偽軍「置於日本軍指揮官統一指揮下行動」。《滿洲國史·總論》第341頁。但這兩個文件當時尚未公開,其「透明度」還不夠。因此,在1934年溥儀登基做了「皇帝」之後,又以「第2號軍令」向偽軍公開宣佈:「國軍依據防衛法第29條,當駐帝國內之同盟軍(關東軍)實施共同防衛上防衛準備及訓練時,根據需要應受其節制。」戰史叢書《關東軍》(1),第120頁。這樣,關東軍便公開「合法」地攫取了對偽滿軍的指揮權,「名正言順」地驅使偽滿軍了。2設置日本顧問    
    1932年4月13日,偽滿軍正式成立剛剛1個月,關東軍就派遣了以關東軍司令部附多田駿大佐為最高顧問,由陸軍軍官21人和海軍軍官2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最初的顧問陣容是:    
    偽軍政部最高顧問多田駿大佐(不久升為少將)、主任顧問佐久間亮三少佐、主計顧問住谷悌大尉,顧問小林光俊大尉。    
    偽奉天警備軍主任顧問菅野謙吾少佐和軍事教官2名(大尉)。    
    偽吉林警備軍主任顧問大迫通貞中佐和軍事教官7名(大、中尉)。    
    偽黑龍江警備軍主任顧問林義秀少佐和軍事教官2名(大尉)。    
    偽洮遼警備軍軍事教官1名(大尉)。    
    偽興安南警備軍主任顧問齋籐恭平少佐和軍事教官1名(大尉)。    
    偽海軍顧問伊籐整一海軍大佐。    
    偽江防艦隊顧問1名(海軍少佐)。    
    1934年12月,佐佐木到一任最高顧問後,把顧問人數增加到70名。    
    偽軍的日本顧問,與過去中國軍閥聘請的日本顧問不同。軍閥聘請的日本顧問,一般是起咨詢作用,出出主意,提提建議,是否採納最後由軍閥決定。而偽軍的顧問,則是由關東軍硬塞進來進行「直接領導」,握有軍政、人事、指揮、財務等大權。偽軍政部(後來的治安部、軍事部)總長、大臣和地方的警備軍、軍管區司令官,表面上是軍事部門和部隊的主官,實際上都在日本顧問的控制之下,由日本顧問說了算。偽總長、大臣、司令官只不過是傀儡擺設。在偽軍中設置日本顧問是關東軍控制偽軍的最重要的一環。    
    偽軍的最高顧問,繼多田駿之後是板垣征四郎(1934年8月任),以後依次為佐佐木到一(1934年12月任),平林盛人(1937年8月任)、松井太久郎(1939年8月任)、中野英光(1940年12月任)、楠木實隆,最後一任是秋山義隆。    
    3制訂控制偽軍的方針、政策    
    有了日本顧問,就控制住了偽軍的「神經中樞」,但還需要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通過這種「軟件」措施,進一步控制偽軍。關東軍歷來就把對蘇戰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素有「北向軍隊」之稱。偽滿成立後,關東軍為便於集中兵力準備對蘇戰爭,需要一支能維持偽國內治安和擔負一部分國防任務的偽軍,作為其輔助力量,以便關東軍騰出手來,專心戰備訓練。根據這種戰略,關東軍對偽軍的指導思想是,要把現有成分複雜,系統混亂、素質低劣、裝備落後、軍紀鬆散的10餘萬偽軍,逐步加以改造和訓練,使之成為接受關東軍統一指揮數量不太多,具有較強戰鬥力的得力助手。    
    據此,首任最高顧問多田駿,起草了一份《滿洲國軍整備綱要》,包括偽軍的「組織裝備、警備作戰、教育訓練等方面」,並對偽軍的兵員數量、兵種等做了規定。《滿洲國史·分論》中文本,第369~370頁。力求首先使偽軍成為專門鎮壓抗日武裝,即所謂「治安維持」的武裝。關東軍立即把這份「綱要」轉報給了參謀本部。    
    1933年8月8日,日本內閣通過了《滿洲國指導方針綱要》,其中吸收關東軍的意見,於第6項規定:「滿洲國陸海軍備,應限於維持國內治安之必要限度以內,對鄰國必要之防禦設施,艦船等根據需要逐漸調整。」同年9月,參謀本部以關東軍所定「綱要」為基礎,與內閣的《滿洲國指導方針綱要》相適應,上奏天皇批准發佈了《滿洲國陸軍指導綱要》。其方針為:「滿洲國陸軍,在駐滿帝國陸軍指揮官的平時實際控制之下,積極指導,使之擔任維持該國治安,成為帝國國防之輔助成分。」具體規定:總兵力「以6萬為標準」兵種為步兵和騎兵,其「編製裝備以足夠其執行任務使用為限度」,不得擁有坦克、重炮和飛機。    
    這份《綱要》是關東軍統制偽軍的綱領性文件。它既想利用偽軍充當其走卒,又不敢太放手,怕其反水。所以對總兵力,兵種和編製裝備等各方面做了種種限制,真可謂是「積極而又慎重」的方針了。    
    到1935年,由於蘇聯國力、軍力的增強,遠東蘇軍的兵力和戰備不斷加強。這使日本軍方惶恐不安。1935年8月,「九·一八」事變陰謀的核心人物石原莞爾,上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後,認為「滿洲國之防衛正瀕於危殆」,建議「駐滿兵力」至少要增加3個師團。由於在對蘇戰備上,深感兵力不足,所以對偽軍寄托了一點期望。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關東軍對偽滿軍的控制(2)

    1935年12月,參謀本部對《滿洲國陸軍指導綱要》進行了修改。其方針改為:「培養能以其主力擔任國內防衛及後方之警備,另以一部兵力擔任外征。」以後,關東軍對偽軍的控制和使用,基本是按這一方針進行的。4安插日本(所謂「日系」)軍官    
    關東軍要控制十幾萬偽軍,僅靠幾十名顧問是遠遠不夠的。決定在偽軍事機關和部隊安插日本軍官。初期分三個級別。    
    (1)高級軍官。主要是日軍佐級預備役軍官。就聘任偽軍職後,各按原軍銜提高一級,分別安插在中央陸軍訓練處,各旅司令部和教導隊等。後來這些人官運亨通,在偽軍中佔據了許多高級軍職。當偽師長者,如偽靖安師長籐井達郎,偽興安師長野村登龜江。當偽軍管區司令官者,如偽第6軍管區司令官美崎丈平。當偽軍校校長者,如偽陸軍高等軍事學校校長秋山香、小林贛一;偽陸軍訓練學校校長梅村篤郎;偽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和南雲親一郎、山田二郎。當偽治安部次長者,如薄田美朝、澀谷三郎。當偽軍事部次長者,如真井鶴吉。    
    (2)校尉軍官。主要來自日軍預備役准士官(准尉、兵曹長)、下士官(曹長、軍曹)。應聘後先入偽中央陸軍訓練處接受訓練,其中優秀者作為甲種學生接受教育後,分配到部隊或軍事機關任職。    
    (3)候補軍官。主要來自日軍預備役初級士官,多為少尉,有一部分下士官。1932年第1批招聘120名,1933年第2批招聘97名。應聘後先分配到偽軍各團當兩個月的隊附,然後入中央陸軍訓練處(後來入偽陸軍各學校),接受指揮小部隊的訓練。第1批3個月,第2批11個月。1934年中央陸軍訓練處又招收300名日本候補軍官,訓練6個月。結業後,根據每個人的素質和能力,分別授予偽上尉,中尉、少尉軍銜,分配到基層直接指揮部隊。    
    偽軍中的日本軍官(包括少數文職人員),1933年時包括顧問、教官在內有350人左右;1934年急增到1800名,占偽軍兵員總數79萬人的2%還多;到1941年增至約8000名,約占偽軍總數的10%。這樣從偽軍中央到基層部隊,形成了龐大的「日系軍官網」,關東軍主要是通過他們來控制偽軍。5「培養」中國人    
    為了控制偽軍,除依靠日本軍官外,還成立了各類軍事學校,以培養可供日本軍官驅使的中國人偽軍官。    
    最早的偽軍事訓練機關,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偽軍政部參謀司所屬的中央陸軍訓練處,1940年改為陸軍訓練學校。主要培訓中國人和日本人軍官候補生和軍官學生。總共訓練中國人軍官候補生1970人,日本人軍官候補生1610人;軍官學生數百人。    
    1939年3月,成立了偽陸軍軍官學校。分為預科和本科。預科2年,本科1年又8個月。預科結業後,到偽軍部隊(日本人和朝鮮人學生到關東軍)做隊附勤務6個月。本科畢業後,到偽軍(日本、朝鮮學生到關東軍)做見習軍官4個月,然後,任少尉分配到部隊。1939~1945年共招收新生7期,至1945年3月畢業3期,共800人,其中中國人450人,日本人350人。這是日偽自己培養出來的偽軍骨幹。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在校生為1450人,其中本科生720人,預科生730人。    
    為了培養蒙族(「蒙系」)偽軍官,1933年在鄭家屯成立了偽興安軍官學校,1940年改為陸軍興安學校。也分為預科和本科。前後共畢業9期,約320人,約占「蒙系」偽軍官的60%。    
    1943年10月成立了偽陸軍高等軍事學校。學生是由各軍管區和軍事機關中選出來的上尉至中校級偽軍官,經考試入學。共辦2期,每期30人,其中日本軍官20人左右,漢族偽軍官7、8人,蒙族偽軍官2、3人,第2期學生中有朝鮮族偽軍官1人。學習一年,畢業後派到各軍管區中任參謀。    
    1933年以後,還每年選派一些偽軍官和後來偽軍官學校的預科結業生,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等專業學校留學,其中包括溥儀的弟弟溥傑、偽第7(後轉第5)軍管區司令官赫慕俠、偽第11軍管區司令官郭若霖等人。    
    此外,還先後設有偽陸軍軍需學校、偽陸軍飛行學校、偽陸軍通信學校、偽陸軍汽車學校、偽陸軍獸醫學校、偽鐵路警護學校,培養各種專業偽軍官。6通過偽憲兵控制偽軍    
    1935年3月,正式成立偽憲兵司令部。1939年5月,改為憲兵總團司令部。在每個軍管區中都設有憲兵團。偽憲兵的任務主要有2項:一是充當軍事警察,二是鎮壓人民。所謂軍事警察,不僅僅是維護軍容風紀,更重要的是監視偽軍,特別是偽軍官的思想和行動。這也是關東軍控制偽軍的手段之一。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任務

    偽滿軍作為關東軍控制下的傀儡軍,其任務就是為日軍做鷹犬,當幫兇,為虎作倀;而侵略者則美其名曰為日軍的「輔助成分」。根據日本軍部制定的《滿洲國陸軍指導綱要》的規定,偽軍的任務基本可以分為四項:「維持治安」,「國防警備」,「外征」和特殊任務。    
    一「維持治安」    
    所謂「維持治安」,就是圍剿抗日武裝力量。這是偽軍的主要任務。但總的說,圍剿抗日武裝力量的主要力量仍然是關東軍,偽軍還是輔助力量。    
    偽軍圍剿抗日武裝,主要有三種情況:    
    (1)作為附庸參加日軍對抗日武裝的進攻和圍剿。    
    (2)維持偽警備區內的所謂「治安」,即討伐管界內的抗日武裝。規模大小不等,分別由偽軍管區、地區司令部和駐地偽軍組織實施。    
    (3)增強和協同外省區討伐。主要是對抗日武裝力量較強,活動頻繁而偽軍兵力不足的東邊道、三江地區和熱河(各時期有所不同)。    
    二「國防警備」    
    國防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根本權力之一。早在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不久,就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在1931年9月22日關東軍制定的《解決滿蒙問題策略案》中指出:新政權的「國防外交由新政權委託日本帝國掌管」。    
    在《溥儀致本莊函》中表示:「弊國今後之國防及維持治安均委諸於貴國。」本莊於5月12日回信表示承諾。這樣,偽滿政權便把國防大權拱手交給了關東軍。    
    對於偽滿的國防,在1932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制訂的《關於滿洲國國防之件》中認為:「滿蒙」是日本「帝國國防的第一線」,「滿洲國的國防與帝國在滿蒙的國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事實上兩者幾乎可以視為同義」。同年9月15日簽訂的「日滿議定書」也約定,「兩國共同擔負(偽滿)國家的防禦」。所以偽滿的所謂國防,表面上由「日滿」兩國共同負擔,實際上是日本國防的延伸和擴展,完全由關東軍負責,偽軍不過是「輔助成分」而已。    
    儘管是「輔助力量」,仍在鄰接蘇聯和外蒙邊境的各偽軍管區所轄的偽間島、牡丹江、三江、東安、黑河、興安等省區,偽軍都負有所謂「警備國境線」的任務。    
    1938年以後,偽軍還先後建立了6個師、旅,專門擔負「國防警備」任務。此外,邊境地區還設有若干由偽軍和偽警組成的國境監視隊。    
    1935年以後,在中蘇、中蒙邊界上發生多起所謂「邊境糾紛」,偽軍大多參加了。主要有:1935年1月哈爾哈廟事件,同年12的奧拉霍德加事件,1936年3月的長嶺子事件,1937年6月的干岔子島事件,1939年5月的東安鎮事件等。    
    1939年6~9月,偽興安北警備軍的興安師、偽第3軍管區所屬獨1旅( 旅長石蘭斌,故稱石蘭支隊)、偽第1軍管區的鈴木支隊、偽第8軍管區第8教導隊的炮兵連等部隊,參加了諾門坎戰役。    
    1944年6~9月,美機3次空襲鞍山,12月2次空襲瀋陽。偽高射炮隊和飛行隊,在關東軍指揮下參加了鞍山、瀋陽地區的防空作戰。    
    三「外征」    
    所謂「外征」,主要是指偽軍越出偽滿國境入侵華北的作戰行動。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關東軍組成察哈爾派遣兵團, 同時命令偽軍也組成熱河支隊、興安南軍和石蘭支隊隨之入侵冀察晉。在此期間偽靖安軍司令、熱河支隊長籐井重郎在黑韃營子西側高地察看地形時,被第1機槍連班長李玉峰擊斃。    
    1938年6月,偽興安南警備軍司令官甘珠爾扎布,以興安騎兵第2、第5 兩團組成甘支隊,進入密雲、平谷、薊縣,為日軍做幫兇,與八路軍為敵。12月返回原駐地。    
    1945年1月,偽鐵石部隊侵入冀東。其步兵旅(鐵血部隊) 負責警備唐山至灤縣的鐵路及對鐵路以北山嶽地帶的「治安肅正」;騎兵旅(鐵心部隊)負責鐵路以南平原地區的「治安肅正」,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5年3月,偽鐵華部隊侵入唐山,負責唐山至山海關段鐵路的警戒。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    
    四特殊任務    
    偽軍中主要有3支特殊部隊,執行特殊任務。    
    一是由朝鮮人組成的偽間島特設隊,專門對付抗日武裝和鎮壓朝鮮族反滿抗日運動。    
    二是由白俄組成的淺野部隊,協助關東軍對蘇聯進行謀略。1941年參加「關特演」,準備一旦日蘇戰爭爆發,破壞蘇聯的西伯利亞鐵路。    
    三是由蒙古人組成的磯野部隊,準備一旦戰爭爆發,作為別動隊對外蒙進行謀略。    
    


第六部分:遠東黑手——關東軍特務機關侵華罪惡偽滿軍的造反

    關東軍為了控制偽滿軍,煞費苦心,妄圖使其忠於「大日本皇軍」,至少要做到順從,任其驅使。但出乎敵人的預料,「反叛」事件竟時有發生,使關東軍甚為惱火。據不完全統計,從1932年到1945年8月,偽軍造反事件大小不下百餘起。    
    東北人民,包括偽軍警在內,在日本侵略者長期統治壓迫下,早已怒火中燒,恨不得有一天把日本侵略者通通消滅,以解心頭之恨。但由於力量不足,時機未到,所以還是比較零散的。比如,1935年1月29日,偽密山國境監視隊部分官兵發生兵變,打死2名日本中尉、1名少尉軍官後,攜械進入蘇聯境內。一年後的同一天,1936年1月29日,駐東北東部「滿」蘇邊境全廠溝的偽軍一部108人,在周連長率領下舉行暴動,擊斃日本軍官3人,焚燬營房後,攜械進入蘇聯境內。1941年1月4日,駐哈爾濱西南郊王崗附近的偽軍第三飛行隊的部分士兵,在班長蘇貴祥的帶領下,切斷營區電話線;打開武器庫,取出重機槍2挺、步槍120支、匣槍12支。軍刀100把、各種子彈8700多發;搗毀3駕飛機;打死日本軍官2人和偽軍軍官李德三等11人,率兩個連的85名士兵舉行起義,投奔抗聯。6日,起義部隊在肇州境內遭遇日偽軍堵截,展開激戰。雖然消滅了大量敵人,蘇貴祥等大部也壯烈犧牲,一部被捕,只有少數突出重圍。1943年6月12日,偽滿軍事部大臣邢士廉和軍事部最高顧問楠木隆中將視察駐富錦縣東北五頂山偽軍部隊時,一名士兵突然衝出隊伍,向他們連發數槍;但由於過分緊張,未能擊中。由於事發突然,在場偽軍都愣住了。等反應過來,行刺士兵已騎馬逃離現場。第二天這位士兵被敵人發現,趕到松花江邊,跳江自殺。及至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東北人民,特別是偽軍中的愛國官兵,反抗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在短短幾天裡,大部分偽軍部隊都發生了不同規模的造反事件。    
    首先,在日偽統治的心臟長春,為溥儀保鏢的偽禁衛步兵團、專門鎮壓人民的偽首都憲兵團和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以及偽警察紛紛反正,至8月14 日已控制了市區、掛起了中國國旗。他們還襲擊了偽首都警察廳,打死關東軍總司令部參謀2人。    
    駐東部邊境地區的偽第6、7、11軍管區的偽軍大部反正或逃散。偽第1 師駐勃利的騎兵團(團長靖蘭坡)和炮兵團一部反正,俘虜偽師長秋山秀,殺死日本軍軍官數人,向蘇聯紅軍投誠。駐寶清的偽步兵第11旅第28團於8月13日反正,襲擊了日本開拓團;駐鏡泊湖畔的第30團於8月16日殺死日本軍官4人後逃散。偽步兵第3旅駐東京城的第7團第2營8月17日殺死營長後逃散。偽步兵第7旅駐佳木斯的步兵團,殺死全部日本軍官反正。    
    駐西部偽興安地區的偽第9、10軍管區的偽軍也大部反正,有的逃散。8月11日,偽司令官甘珠爾扎布棄軍潛逃,所屬部隊殺死全部日本軍官反正。同時,偽第10軍管區參謀長正珠爾扎布反正,軟禁了偽司令官郭文林,將65名日本軍官除27人逃走外全部殺掉。12日率部到烏蘭哈爾嘎那向蘇軍投誠。    
    其他各偽軍管區、江上軍,以及在關外的偽軍都有大量反正或逃散者。偽滿軍頃刻瓦解。    
    偽軍造反事件,從時間上看,持續時間長。從1932年到1945年的14年間,基本上每年都有發生,只是次數多少不同。總的來說,是兩頭多,中間少。前頭1937年以前多,是因為日偽統治尚不鞏固,抗日武裝鬥爭比較活躍,造反的條件相對較好。後頭蘇軍出兵東北,關東軍敗勢已成定局,埋藏在偽軍官兵心中的怒火頓時大爆發。中間少,是因為1938年以後抗日武裝力量削弱了,日偽軍事力量增強,日偽對偽軍的控制更加嚴密,造反的條件變差了。    
    從造反空間看,分佈地域廣泛,遍及偽滿20個省市中的17個省市,40多個市縣。其中偽三江、東安、牡丹江、間島、通化、吉林等東部6省共有28個縣,佔地區總數的60%。因為這些地區是抗日義勇軍和抗聯的活動地區,偽軍易受影響,便於聯繫,起義條件較好。    
    從造反人員看,非常廣泛。有偽軍、偽警察和自衛團等。其級別,上自偽軍政部總長下至班長、士兵各級都有。    
    從造反的軍兵種看,相當齊全。有步兵、騎兵、空軍(地面部隊)、江上軍、炮兵、高射炮兵等。    
    從造反的規模看,大小不一。有成旅、團建制的,也有幾個人聯合的。    
    從造反性質看,大部是起義、反正和嘩變,少數是刺殺、逃亡、暴動。    
    從造反人員的去向看,大部分投入抗戰;一部分舉事後進入蘇境;一部分逃散。    
    偽軍造反一方面打擊了敵人,另一方面壯大了抗日武裝力量。對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偽軍造反大部分成功了,也有少數失敗了。即使失敗了,對敵人也是一個打擊。如偽空軍第3飛行隊起義失敗了,但事件發生在日偽控制嚴密的空軍,發生在關東軍特務機關總部所在地、中心城市哈爾濱,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近10年之後的1941年,其對敵人的打擊和國內外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偽軍造反,動機不一,目的各異。多數是出自民族正義,愛國之心,包括一部分因受敵人壓迫深重而進行的報仇雪恨之舉;也有的是迫於形勢而反正、嘩變的;還有個別是進行政治投機。有的是單一原因,有的是兼而有之。但不管他們的動機和目的如何,而對侵略者的「反叛」,給敵人的打擊都是一樣的。一樣使他們震驚,一樣使他們傷心。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一手扶植起來的,一向認為是與「大日本皇軍一德一心」的任其驅使的傀儡軍隊,竟會「背信棄義」,反戈一擊。其實,這正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實行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完全是自作自受。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偽滿軍的造反(1)

    關東軍作為日本法西斯統治東北的主導者,不僅在政治上是偽滿政權的「太上皇」,而且在經濟上推行「統制經濟」和「日滿一體化」政策,將偽滿經濟納入日本法西斯戰爭經濟體制之中,把東北變為「以戰養戰」的戰略基地,大肆進行資源掠奪,奴役中國人民為侵略戰爭服務。    
    偽滿經濟與偽滿政權的發展相適應,大致可以分為三大時期。第1個時期,1932~1937年,是偽滿經濟的形成和確立時期。偽滿的經濟基礎,首先是由關東軍的武裝侵略和劫掠建立起來的。同時關東軍推行「統制經濟」政策,建立起完全由關東軍控制的偽滿殖民地經濟體系。第2個時期,1937~1941年,在關東軍的主導下,偽滿政權提出「產業開發」、「百萬移民」和「北邊振興」三大國策,使偽滿經濟成為適應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需要的掠奪性經濟。第3個時期,1941~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實行「竭澤而漁」式的掠奪,使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經濟達到高峰,東北資源遭到極大破壞,中國人民遭到了極為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第一節偽滿「統制經濟」的確立[1]一奪取東北經濟命脈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完全霸佔東北的資源,把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和擴大侵略戰爭的戰略基地。因此,關東軍在製造偽滿傀儡的政權的同時,便千方百計地掠奪東北的經濟命脈,為其奠定經濟基礎。    
    1攫取東北鐵路交通權益     
    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滿鐵長期以來夢寐以求要攫取東北全部路權。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鐵路可以分為中國、蘇聯、日本和英國四個系統,與日本相關的鐵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日本獨資經營的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第二種是日本借款的中國國有鐵路,即吉長、吉敦、四洮、洮昂鐵路,這部分鐵路滿鐵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經營權,但未全部霸佔。第三種是中日合辦的金福、天圖等鐵路,實際由滿鐵經營。事變後,滿鐵在關東軍的支持下,開始全面攫取東北的鐵路、水運等交通權益和設施。    
    1931年10月10日,關東軍向滿鐵發出了「關於鐵路委託經營及新線建設的指示」《滿鐵史資料》第二卷,第四分冊,第1108頁。,要求滿鐵抓住事變的絕好機會,從速實行下列事項:1滿鐵會社擁有借款關係的鐵路以及其他中國各鐵路之委託經營;2已經同中國訂立合同的鐵路及軍部希望的鐵路之修建。於是,滿鐵夥同關東軍開始攫取東北路權,10月23日,在關東軍和滿鐵的籌劃下,成立了偽交通委員會,名義上委員長由漢奸丁鑒修擔任,實權則掌握在滿鐵理事十河信二、村上義一等日本顧問手中。奪取路權的行動,從事變爆發伊始就已經開始了。在遼寧,事變第二天,關東軍就切斷了瀋陽總站與北寧路的聯繫。陳覺編著《「九·一八」後國難痛史》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第54頁。9月21日佔領了沈海鐵路撫順站,24日又對瀋陽總站實行了軍管。10月11日,軍鐵合夥,利用漢奸拼湊起「沈海鐵路保安維持會」,實際已攫取了沈海鐵路經營權。對於北寧路,因有英國借款關係,關東軍未敢輕舉妄動,但已處於關東軍的監管之下。1932年1月,關東軍佔領遼西後,操縱偽奉天省政府設立奉山鐵路局,接管了北寧鐵路關外段山海關至瀋陽間的鐵路,滿鐵派出700多人控制了奉山鐵路。在吉林,11月初,滿鐵與偽吉林省政府簽訂了《吉長、吉敦鐵路借款及經營合同》,規定合併兩路,並以50年為期委託滿鐵經營,同時交換了「關於建造吉敦延長線等七鐵路的換文」,約定由滿鐵立即建造並委託經營。12月,又簽訂了《吉海鐵路經營合同》和《四洮鐵路借款及經營合同》,不僅攫取了兩路的經營權,還規定將來四洮鐵路之延修需由滿鐵貸款和派遣總工程師。在黑龍江省,由關東軍的板垣出面勾結漢奸張景惠,於12月簽訂了有關協定,將洮昂和齊克鐵路合併委託滿鐵經營,不久又將洮索路並於洮昂路,統由滿鐵經營。1932年1月滿鐵與張景惠簽訂《呼海鐵路經營合同》。至此滿鐵攫取了黑龍江省全部中國所有鐵路的經營權。到偽滿政權出現之前,滿鐵夥同關東軍,通過地方偽政權,陸續將東北境內的中國國有和省有鐵路全部置於了滿鐵的控制之下。    
    1932年2月,日帝拼湊偽滿政權的各項籌劃大體就緒,關東軍認為有必要改變原有的滿蒙鐵路政策。當時曾醞釀三個方案:1除滿鐵的社線之外,偽滿全部鐵路由軍部直接經營;2設一特殊會社,委託其經營;3委託滿鐵經營。最後認為第三方案具有現實的可能性。於是,關東軍與滿鐵緊密磋商,於3月10日簽署了《關於滿洲國政府的鐵道,港灣及河川的委託經營及新建之協定》,確定了對於偽滿交通事業,關東軍與滿鐵之關係,即關東軍將偽滿的交通事業(航空除外)委託滿鐵經營;其經營受關東軍的指揮監督。此前,關東軍已迫使溥儀簽署了一紙賣身契,即所謂「溥儀致本莊繁函」,其中表示,「敝國承認貴國軍隊凡為國防上所必要,將已修鐵路、港灣、水路、航空之管理並新路建設,均委諸貴國或貴國所指定之機關」。復旦大學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頁。這就成了關東軍竊取偽滿交通的管理和新建權的依據。8月,又由關東軍司令官與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簽署了《滿洲國鐵路、港灣、水路、空路管理及新線建設管理協定》,以作為關東軍擁有對偽滿交通的管理和建設權的「法律依據」。但是,上述協定都是見不得人的秘密協定,未敢公開。直到1933年2月,滿鐵與偽滿簽訂了《滿洲國鐵道借款及委託經營契約》等一系列條約和文件,才算完成了滿鐵霸佔東北鐵路所必需的虛假法律手續。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偽滿軍的造反(2)

    這樣,東北鐵路只剩下中蘇合辦的中東鐵路尚未落入滿鐵手中,但早已成為日本所要奪取的目標。為此,關東軍、滿鐵和偽滿相互勾結,採取分割包圍、擾亂破壞中東路等陰謀策略,造成中東路不能正常運行和經營困難。在日偽的逼迫下,蘇聯政府於1933年5月向日本駐蘇大使正式提出讓售中東路的建議。幾經交涉,至1935年3月,蘇「滿」簽訂《關於讓售中東鐵路協定》,規定偽滿以17億元(包括蘇聯職工退職金3000萬元在內)收買全長1700多公里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財產。當時參與交涉的偽滿總務長官星野直樹,曾得意地把接收中東路稱為「滿洲國最輝煌的一天」。星野直樹:《見果夢》,引自小林英夫《滿鐵——「知集團」誕生死》,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157頁。從此至1945年日本投降,滿鐵完全壟斷了整個東北的鐵路交通。    
    對於空中交通,關東軍於事變後向軍部中央提出了設立航空會社的方案,經軍部中央批准,1932年8月,日本與偽滿簽訂了《關於設立航空會社協定》,規定「未經關東軍同意,其他單位不得經營滿洲國內的航空事業」,東北的航空事業完全為關東軍所控制。    
    2奪取海關、稅政    
    「九·一八」事變前,中國海關由上海總稅務司掌管,在東北設有大連、安東、營口、奉天、濱江、延吉、琿春等7關,除大連海關外,其他各關還設有海關監督公署,隸屬於南京財政部關務署。中國海關在形式上存在著兩套相對立的領導機構,但實權掌握在總稅務司。於是,日本侵略者便利用這種情況,首先從各海關監督公署下手,奪取東北海關。1932年2月,偽「東北政務委員會」宣佈:東北各海關屬於滿洲國所有,向各海關派遣海關監督,並通過海關監督公署命令各關停止向上海總稅務司送款,但東北最大的海關大連海關,因其設在旅大租借地內,而未設海關監督公署。於是,日本便策劃強行接收大連海關等。1932年6月,關東軍指使偽滿政權,策動大連稅務司日本人海關長福本順三郎等人脫離中國海關,強行發出通牒,宣稱東北海關由偽滿洲國管理,命大連海關「向總稅務司停匯稅款」,並在滿鐵碼頭另辟辦公地點使原大連海關名存實亡了。至1932年10月,偽滿政權將海關改為「稅關」奪取了東北海關權。    
    東北鹽稅作為償還外債擔保,也有兩套機構,一是擔負鹽務行政的鹽運使,一是鹽稅收納機關鹽務稽核所。其中後者配有債權國外國人職員。偽滿政權成立後,以偽鹽務署強行代替了原有的兩套機構。對於一般稅務,1932年7月,偽滿政府宣佈撤銷原東三省財政廳、吉林省印花稅處、煙酒事務局等,代之於奉天、吉林、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設立稅務監督署。此外還設立了吉黑榷運局、專賣公署等特殊稅務機構,建立起偽滿稅務、專賣體制。    
    3壟斷金融    
    事變前東北的金融機構較為龐雜。既有中資銀行、也有外資銀行。中國金融機構以東北「四行號」佔有突出地位,即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永衡官銀號和黑龍江官銀行。此外,還有國民政府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及民營金融機構(銀行、錢莊等)200多家。在外國金融機構中,日本銀行占壓倒優勢,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和朝鮮銀行為主體,事變前日本在東北的銀行總行、支行、辦事處等共有58處,名義資本31億多元,實繳資本13億多元。解學詩:《歷史的毒瘤》,第131頁。事變前在東北的外國投資中日本占72%強。    
    事變後,日本為壟斷東北金融業,首先奪取以「四行號」為主體的金融機構。關東軍在佔領各主要城市時,便以武力劫收各銀行,名義上打著「保護與監視」的旗號,實際上進行大肆掠奪和監控。如邊業銀行千萬以上的資產,以及張家(張學良)在該行寄存的黃金4萬餘兩和古董等,全部被沒收。《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2冊,第195頁。其他銀行也是如此。    
    在監管和掠奪上述銀行的同時,關東軍還積極策劃建立偽中央銀行。1932年3月,偽滿政權剛剛正式成立,就決定合併「四行號」設立偽中央銀行。6月偽滿政府公佈了《滿洲中央銀行法》,任命原吉林省財政廳長榮厚為銀行總裁,日本人山成喬六(原台灣銀行理事)任副總裁。實權由日本人副總裁掌握。7月,偽滿中央銀行所屬120個單位正式開業,原「四行號」及所屬事業,全部肢解。此後,偽滿中央銀行作為偽政權的「國家銀行」,在關東軍的控制下,壟斷了東北的金融業,為日本侵略者服務。    
    4劫奪郵電    
    郵政、通信事業是人類社會交流信息的神經系統。「九·一八」事變前,東北的郵政事業由南京政府交通部所屬上海郵務總局管轄,設有遼寧和吉黑兩個郵務管理局,郵務長為意大利人巴立地和英國人史密斯。事變後,關東軍以武力干擾郵政事業,闖入郵局,查封郵件。偽滿政權建立後,於3月底發佈接收郵政的命令,派人強行接收各地郵局,迫使中國郵政業務轉入關內,至7月日偽郵政機構開始營業,東北郵政事業為日本侵略者霸佔。    
    對於電信事業,事變後關東軍立即佔領了各城市的通令機關和通訊設施,使東北通訊事業遭到了很大破壞。關東軍為控制電信事業,於關東軍司令部內設立了特殊無線通信部,管理當時的通信,同時還拼湊了偽東北電政管理處,以作為奪取電信大權的工具。偽政權建立後,關東軍便策劃成立統一的電信機構。7月關東軍提出《對滿洲國通訊政策》,明確要求由關東軍「指導」偽滿的通訊政策,參與擬定設立的「滿洲國電信電話會社」的創立與經營,並使會社的實權掌握在日本方面手中。《歷史的毒瘤》第129頁。關東軍的這一方案經軍部中央討論修改後,又經日本內閣於12月通過決議,決定設立由關東軍控制的通信會社。1933年3月,日偽簽訂了《關於設立日滿合辦通信會社協定》,規定設立「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簡稱「滿洲電電」),對全東北(包括關東州、滿鐵附近屬地)的有線、無線電事業實行統一管理和經營,「日滿兩國政府」和「軍事官憲」可下達必要的命令和採取必要的措施。參見《滿洲國史·總論》中文本,第373~375頁。實際上規定了關東軍對電信事業的絕對控制權。9月1日形式上「日滿合辦」的「滿洲電電」成立,很快接管了原有各官營、民營的電信事業。1935年日偽接收中東鐵路之後,「滿洲電電」又奪取了中東鐵路沿線的通信設施。至此,日本侵略者實現了對東北電信事業的壟斷。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偽滿軍的造反(3)

    二統制經濟政策的提出與確立    
    所謂統制經濟,是特指日本法西斯主義為準備和擴大侵略戰爭而實行的一種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種經濟運行體制。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不斷地發動和擴大侵略戰爭,在戰爭中推進法西斯化進程,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全部被納入到了所謂「聖戰」的軌道之中。在經濟領域,通過國家政權的強制的極端的干預,將國民經濟逐漸納入戰爭軌道,使國民經濟軍事化,為法西斯侵略戰爭服務。    
    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以後,其經濟發展也被納入到了日本法西斯戰爭經濟之中,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軍部法西斯把中國東北作為「大陸實驗場」,最先實行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從歷史事實看,東北淪陷時期的經濟,是日本國內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的延伸和補充,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先導作用。    
    關東軍佔領東北之後,為把東北變為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著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體制。1931年10月,關東軍的石原與滿鐵的松木俠、宮崎正義等人商議成立一個制定「滿蒙政策」的機關,但沒有得到滿鐵的響應。12月關東軍決定設立一個研究和制定殖民統治政策的專門機關,於是撤銷參謀部第3課,新設統治部,繼承第3課承擔的經濟和行政業務,下設行政、產業、財務、交通、交涉5個課,實際上成為最初偽滿政權的雛形。其成員主要網羅了滿鐵,「滿青聯」,大雄峰會的人。滿鐵先後派入統治部160多人,部長駒井德三是滿鐵出身,副部長武部治右衛門是滿鐵地方部次長,部副金井章次是滿鐵衛生課長。統治部成為關東軍進行殖民統治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統治部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制定殖民統治的經濟政策。1931年12月,關東軍第3課制定了《滿蒙開發方策案》,其要點是:第一,確保平戰兩時期的軍需資源;第二,實行「日滿一體的計劃經濟」,實際是「以滿蒙的開發促進帝國(日本)的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在計劃經濟下實行統制;第四,統制所涉及的資本、企業和經濟各部門,均需在日本「指導」下進行。《現代史資料》(7),第291頁。提出了所謂「日滿一體」的統制經濟構想,此後沿著這一構想,經濟統制政策逐漸形成。    
    1932年1月,統治部召開所謂咨詢會議,邀請日本的許多專家、學者,就有關「滿蒙」經濟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同時關東軍決定利用滿鐵所擁有的調查機關的雄厚力量,來完成「滿蒙資源調查等國策事業」。在滿鐵總裁內田的支持下,1月26日滿鐵成立了直屬於總裁的經濟調查會(以下簡稱「經調會」),委員長一職根據關東軍的要求,由理事十河信二擔任。下設5個部,第1部負責研究東北的經濟現狀,以及與日俄等國的經濟關係,制定偽滿的根本經濟政策,是經調會的主導部。其餘各部分擔產業、移民、交通、商業、金融以及法政、文化等事項的調查研究。經調會形式上是滿鐵的機構,人員和經費都出自滿鐵,但在業務上卻處於滿鐵規制之外,與關東軍統治部一起構成日帝在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經濟參謀本部。因此人們稱它為關東軍的私生子。《滿鐵史》,第454頁。其任務就是起草和制定殖民地統治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尤其在偽滿政權建立前後,經調會的作用十分突出,其一般流程是,關東軍發出指令或動議,由經調會調查研究,起草文件,提交統治部審議,再經關東軍首腦決定,然後以偽滿洲國政策的形式付諸實施。《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編》,第184頁。經調會在起草偽滿經濟政策過程中,確定了四項基本方針:第一,將日滿經濟融為一體,確立兩者間自給自足經濟;第二,建立國防經濟(開發國防資源);第三,扶植人口勢力;第四,不使滿洲經濟放任自流,而置之於國家統制之下。《滿鐵調查機關要覽》1935年,第216頁,引自《歷史的毒瘤》,第135頁。這四項方針劃定了偽滿經濟的基本框架,即偽滿經濟必須是「日滿一體」的,追求「以戰養戰」國防經濟目標,必須採取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方式。這種由滿鐵和關東軍以公開設立「國立性」調查機關的形式進行的合作,直到1936年9月結束。在經調會存在的近5年中,起草的規劃文件、調查資料等達1882件。小林英夫:《滿鐵——「知集團」誕生死》,第114頁。偽滿初期的經濟政策和法令等幾乎都是由經調會起草和制定的。    
     經調會突出的「成績」是協助關東軍奠定了經濟統制的基礎。1932年6月,經調會根據關東軍在《滿蒙開發方策》中提出的經濟統制構想,提出了《滿洲經濟統制政策要旨》,對統制的範圍和方法規定為:一般經濟實行計劃統制;重要產業實行監理統制;其他經濟實行法制統制。滿鐵經調會:《滿洲經濟統制方策》,引自《歷史的毒瘤》第136頁。關東軍據此於8月炮製了《滿洲經濟統制根本方策案》,其主要宗旨和內容與前述「要旨」大致相同,對與軍事相關的交通、工礦、電力等行業的統制做了更為明確的規定。最後1933年3月,以偽滿洲國的名義公佈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下稱《綱要》),正式宣佈把「經濟統制」作為指導偽滿洲國經濟的根本方針。《綱要》打著「全體國民利益」的招牌,其根本點是以國家的名義,用行政管理辦法,將所有重要經濟部門統管起來,以促進壟斷的形成,彌補資本的不足,根本目的就是在「日滿共存」、「日滿一體」的口號下,把偽滿洲國變為日本的經濟附庸。但是,《綱要》對統制的範圍等不夠明確,致使一些日本資本家有所顧慮。關東軍為吸引日本私人資本,又於1934年6月通過偽滿發佈了《關於對一般企業聲明》,明確規定了統制企業和自由企業的界限,進一步闡明了經濟統制政策。實際上是對日本資本家表示歡迎的聲明書,從而引起了日本產業界對偽滿投資的活躍。1935年6月偽滿又發表《對工商企業家的希望》的文告,擺出歡迎日本民間資本投資的姿態。從1932年到1936年日本對偽滿的投資增加了9億元。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偽滿軍的造反(4)

    統制經濟這一概念,表面上看「是一個抹殺了階級屬性的中性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都可以使用,它不能全面地揭示出社會經濟的性質」。《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二),第221頁。對於統制經濟政策,我們要明確其目的性。即統制經濟政策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推行經濟軍事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日本法西斯實行統制經濟,其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掠奪東北資源,保證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經濟的運行。關東軍在推行統制經濟政策時,曾提出「不許財閥進入滿洲」的口號,這與希特勒上台時所標榜的所謂「反壟斷資本」的把戲如出一轍。實際上,統制經濟並不排除也不可能排除壟斷資本。而只能是更有效地為壟斷資本創造超額剩餘價值。無論新財閥還是老財閥都從統制經濟中撈取了好處,只是程度不同罷了。統制經濟政策,說到底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    
    三特殊會社制度的建立    
    與日本法西斯主義統制經濟政策相適應,偽滿經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企業制度。或者說,作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統制經濟政策的產物,偽滿經濟實行了一套特殊會社制度。    
    這種制度主要分為特殊會社和准特殊會社,在法律上是根據《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確立起來的。《綱要》規定:「帶有國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質之重要事業,以公營或令特殊會社經營為原則」。特殊會社是根據偽滿的特別立法、或與其他國家(主要是與日本)簽訂的條約而設立的會社。它與一般會社不同之處在於「國家」對於企業的監督權和壟斷權,具體表現為人事任免權和資本投資權。准特殊會社,雖然不像特殊會社那樣有特別法依據,但與日偽政府有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主要有:一是由偽滿政府出資,二是偽政權批准成立時附以命令性條款,三是在會社章程中規定有政府干涉權。特殊會社和准特殊會社,在形式上(主要是法律依據上)有所不同,但在實行「國家統制」的實質上基本相同。都是根據經濟統制的「一業一社」的原則,在國家的指導下實行行業壟斷。這種會社實質上是追隨國家政策而行動的經濟機構,是國家的代行機關。由於偽滿的傀儡性和殖民地位,它也就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和經濟掠奪的機構,人們稱之為「國策會社」。特殊會社制度也就是在日本軍事佔領下的完全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形式的經濟制度。    
    在偽滿政權建立不久就開始出現了特殊會社。1932年6月設立的「滿洲中央銀行」就是最早的特殊會社。繼之又設立了准特殊會社「滿洲航空會社」和「奉天造兵所」(兵工廠)等。到1933年《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公佈以後,特殊會社發展迅速。至1936年末,偽滿有特殊和准特殊會社29個,其數量不到新設173家偽滿法人的1/6,而資本總額卻佔2/3。更突出的是在這29家特殊和准特殊會社中,有滿鐵「關係會社」21個,佔據絕對優勢。在總計全東北新設455家公司中,滿鐵「關係會社」為29家,在數量上僅佔627%,而「公營」資本總額卻佔5257%,實繳資本總額占544%《滿鐵史》,第652~653頁。,可見,滿鐵「關係會社」地位的重要和規模之巨大。    
    事實上,1932~1937年,日偽推行經濟統制政策,是以滿鐵為中心進行的。滿鐵通過發展「關係會社」,使勢力大大增強,成為這一階段日偽「經濟開發」的主角和實行經濟統制的骨幹,從資本角度看,滿鐵借助參與制,支配了偽滿國家資本,擴大了滿鐵資本的統治範圍,在這方面關東軍充當了清道夫。從管理和使用資本的角度看,關東軍利用滿鐵資本推行經濟統制政策,滿鐵充當了關東軍的錢櫃和偽滿的助手。滿鐵新設「關係會社」的主要特徵是,這些企業多為日本軍閥急需的「具有國防經濟意義的工業」和化學工業。滿鐵通過以工礦業壟斷為主導,並實行超越「一業一社」的多行業滲透,成為超級特殊會社。加上原有的「關係會社」,在東北的「關係會社」達到67個,遍佈偽滿各主要產業部門。可以說,滿鐵通過「關係會社網」,完全壟斷了偽滿初期東北的經濟命脈。    
    特殊會社是根據日偽的「國策」而設立的,都是偽滿重要產業部門的企業。根據前述的《關於一般企業的聲明》,偽滿逐漸將企業劃分為三大類:一是所謂「國營、公營」或特殊會社經營的企業和事業,共22種,主要包括中央銀行、特殊銀行、郵政、鐵道、電信、電話、航空、礦業、鋼鐵、電力、兵器、火藥等;二是須經許可(認可)才能經營的企事業,共24種,主要有普通銀行、保險事業、地方鐵道、海運、漁業、汽車、煙草等;三是可以自由經營的企事業,共21種,主要有農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制糖、紡織、皮革、一般機械等。    
    在上述分類中,特殊會社和准特殊會社屬於第一類,所經營的都是屬於經濟命脈性質的金融、交通、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等部門。在金融部門,除偽滿中央銀行外,有滿洲興業銀行。在保險部門,有滿洲生命保險會社,在交通通訊部門,有滿洲電信電話會社和滿洲航空會社。電力部門有滿洲電業會社。兵器製造業有奉天造兵所和火藥販賣會社,汽車製造業有同和自動車會社。液體燃料製造業有滿洲油化會社、滿洲動化會社和大同酒精會社。鋼鐵業有昭和制鋼所和本溪煤鐵公司。礦業有滿洲礦業開發會社和滿洲炭礦會社等。電業有滿洲電業株式會社。此外,像日本商事會社、滿洲拓殖會社等,在經濟的流通領域和特殊部門也設立了特殊會社和准特殊會社。    
    從資本構成看,特殊會社是所謂半官半民企業。偽滿政府投資約占1/3。其中一半是以事變時奪取的中國官產的現物作為資本投入的。私人資本主要是日本壟斷財閥的資本。這樣,「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和國家的巨大力量聯合為一個機構」《列寧全集》,第3卷,第75頁。,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偽滿經濟就是這種國家極端統制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典型,也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的重要特點。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偽滿軍的造反(5)

    四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化」    
    與統制經濟相適應,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化」是偽滿經濟的又一特點。如果說「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以滿鐵為主體)在東北擴張殖民權益,企圖獨霸東北的資源和市場的話,那麼事變後日本法西斯便通過武裝佔領把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利用武力控制下的偽滿政權,強制推行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化」,完全獨佔了東北的資源和市場,使偽滿經濟成為日本經濟的附庸。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確定了以「獨立國家」形式把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加緊製造偽滿政權的同時,也著手制定致力於將來「日滿經濟合作」的政策,1932年1月,關東軍最後決定了建立偽滿政權的方案,並經軍部中央批准,確定了《中國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明確提出「徹底改善滿蒙經濟結構」,「使帝國與該地成為共同的經濟體系」。《太平洋戰爭道·資料篇》第172頁。偽滿政權建立後,統制經濟和「日滿一體化」成為日偽推行的兩大經濟政策,加快了「日滿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首先,日本內閣成立了受總理大臣監督的「對滿蒙實行策審議會」,負責起草、審議包括經濟政策在內的「對滿」各項施策。不久還設立了日滿產業統制委員會,專門審議有關「日滿產業統制事項」。到1933年3月,以偽滿政府名義發表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明確提出將「日滿共存」作為四大根本要旨之一,這表明偽滿政權以法律形式承認了「日滿經濟一體化」。9月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強調「滿洲國」經濟的根本方針是:「使日滿經濟合理化,並融合為一個整體;謀求平戰兩時期日滿兩個國家發展和國民生活之穩定。」《滿洲國史·總論》,中文本,第397頁。1934年3月,日本政府決定了《日滿經濟統制方策要綱》,提出了日本與「滿洲國」之間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實際上是日本統制偽滿經濟的總方針和各項政策。其要點:第一,「滿洲國與帝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應「使日滿經濟合理融合為同一組織體」;第二,根據「因地制宜主義」原則,使「我國(日本)資本與滿洲資源有效地聯繫在一起」;第三,對於「帝國國防上要求所制約的」產業和資源,必須「使之置於帝國的實權之下加以統制」。並且對「日滿」各經濟部門的關係及其統制方法、範圍等做了詳細規定。《現代史資料》(7),第593~597頁。其根本點就是在日本的統制下,使偽滿經濟附庸化,實現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化」,為侵略戰爭服務。    
    根據上述政策,日偽加緊進行「日滿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建設。1935年7月,隨著日本「在滿」殖民機關的統一和偽滿行政機構的調整,關東軍撤銷了「經濟統制中樞」特務部,日偽滿間簽訂了《關於設立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的協定》,宣佈成立「日滿經濟一體化」的協調咨詢機構——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協定」規定:該委員會應「兩國」政府之要求,「對有關日滿兩國經濟聯繫上的重要事項和日滿合辦特殊會社業務監督上的重要事項」提出咨詢;凡屬咨詢事項,未經委員會提出意見不得辦理;委員會可對「兩國經濟的合理融合」提出建議。這裡的所謂進行「咨詢」和「建議」,無非是要求偽滿政權貫徹日本法西斯的意圖。從該委員會的組成看,日本方面以關東軍為主要代表,偽滿方面由偽外交、財政、實業三部的漢奸大臣作為主要代表,其實權完全由關東軍操縱。該委員會實際是日本侵略者以「兩國」名義控制偽滿經濟的公開機關。《歷史的毒瘤》,第155頁。    
    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化」,實質是日本資本的壟斷化。「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其在經濟上的突出表現,就是日本把東北變為它所獨佔的投資場所。一方面日偽當局通過各種手段排斥外國資本,一方面千方百計打擊中國民族資本,使日本資本壟斷了東北經濟。事變當時,日本通過各種侵略手段,使日本在東北的投資急劇增長,達到17億多日元,占外國在東北投資總額24億多日元的723%。其他外國資本主要有蘇、美、英、法等國,其中蘇聯資本占各外國投資總額的243%。《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中譯本,(上),第43頁。事變後,日本把蘇聯作為首先排斥的對象,在其精心策劃下,1935年3月蘇聯被迫出賣中東鐵路,使蘇聯在東北的資本數量急劇減少。英、美、法等國資本也大為減少。到1935年5月,日本以外的外國資本額由事變前的669億日元,減少到104億日元。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事變前由於帝國主義資本的排擠和壓迫,中國民族資本力量較弱,只是在一些加工部門,如制粉、制油、釀酒、紡織等行業,具有一定規模。事變後,日偽當局實行經濟統制,以日本壟斷資本排擠與吞併中國民族資本,使之基本處於慢性蕭條狀態。與上述情況相反,日本資本卻大量湧入東北,在1932~1936年五年中,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達116億多日元,相當於事變前25年投資總額的664%。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第53頁。    
    日本資本在東北的迅速增長,是日偽當局推行統制經濟和「日滿經濟一體化」政策的結果。為了使日本投資更為便利,1934年8月偽滿公佈了「關於公司資本」的敕令,允許直接使用日元在偽滿內設立會社。在日本對偽滿的投資中,重點是交通運輸業,其次是工業,再次是金融商業。以1936年為例,當年投資總額為223億日元,在交通運輸業的投資額為143億日元,占總額的641%,工業投資額為53億日元,占239%,金融商業投資額為1億多日元,占45%。滿鐵《滿洲經濟年報》(下),第104頁。    
    與投資增長相適應,在東北的日本法人會社也逐年增加,到1936年時,日本法人會社達2500多家,實繳資本10億多日元,比1931年分別增加878%和432%。《遼寧近代經濟史》,第365頁。    
    這樣,日偽通過推行「日滿經濟一體化」政策,大規模向東北進行投資,使日本資本在東北各類資本中,不僅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而且在國民經濟的各重要部門佔有壟斷地位,使偽滿經濟日趨附庸化。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所謂「三大國策」(1)

    1939年4月,偽滿當局發佈了所謂「三大國策」,即「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百萬戶移民計劃」和「北邊振興計劃」。此「三大國策」的提出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戰爭體制在東北的大調整。其目的就是進一步把東北變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基地,為擴大侵略戰爭服務。    
    一產業開發五年計劃1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醞釀及出台所謂「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是指以1937~1941年為期,日本法西斯為保證進行侵略戰爭所需物資的自給自足,在東北推行資源掠奪的戰爭經濟計劃。其出發點完全是為了侵略戰爭的需要。1935年8月,「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策劃者之一的石原莞爾調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開始著手制定新一輪侵略戰爭計劃。至1936年7、8月間,相繼完成了《戰爭準備計劃方針》和《對蘇戰爭指導計劃大綱》,規定以1941年為期限,做好對華(指侵攻關內)和對蘇戰爭準備。並專門強調為進行侵略戰爭,「要大力發展以日、滿、華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爾省東南部)為範圍的持久戰爭所必需的產業,特別應急速開發滿洲國產業,使之在戰爭準備完成及戰爭開始時,得以在大陸生產」。《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第185頁。石原等人認為,為將來取得持久戰爭的勝利,必須有充實持久的經濟能力和強大的現代化軍隊,為此必須進行國家總動員,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尤其應把「滿洲」建設成為「以戰養戰」的戰略基地。但是,石原等發現,「民間和政府幾乎沒有進行關於日本經濟實力綜合判斷的調查」《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第139頁。,難以振興產業。鑒於這種情況,石原與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和滿鐵總裁松岡等相勾結,在東京成立了以滿鐵參事官宮崎正義為首的「日滿財政經濟調查會」(宮崎機關),著手擬定以生產力擴充為中心建立日本總體戰體制的《增進國力計劃》方案。同時關東軍責令滿鐵經濟調查會制定「滿洲現地」產業開發長期計劃方案。1936年6月,軍部中央提出了《關於對滿洲國的要求》的文件,強調要「促使滿洲產業迅速發展,使之成為軍需的生產基地」。8月初又擬定了《滿洲開發方策綱要》,下發給關東軍,作為制定「開發滿洲」各方案的基礎。同月關東軍作為對案,提出了《滿洲國第二期經濟建設要綱》,以及由滿鐵經調會擬定的《滿洲產業開發長期計劃案》。9月「宮崎機關」根據上述各方案,完成了《滿洲軍需產業建設擴充計劃》,繼而由陸軍省滿洲班長片倉衷等人修改,提出了《滿洲開發五年計劃目標方案》,以上各種計劃、方案的宗旨是,在「日滿經濟一體化」體制下,充實和完備「日滿防衛上必要的各種設施」,使之達到戰時軍需自給自足的目標。    
    1936年10月,根據上述計劃和方案,關東軍、偽滿政權和滿鐵的有關人員在湯崗子溫泉召開會議,研究制定了《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現地案》。後經日本軍部和政府有關部門協商審議,關東軍於1937年1月決定了《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綱要》。與此同時,宮崎機關還完成了《帝國軍需工業擴充計劃》。上述一系列產業振興的計劃的根本設想是,日本軍部法西斯為了實現戰爭準備計劃,認為必須大力振興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產業,首先在「滿洲」進行先導性開發,繼而推動「日滿」產業的振興。值得注意的是,在產業振興計劃出台的過程中,軍部中央和關東軍是制定計劃的主體,而日本政府特別是主管財政的大藏省,對於如此龐大計劃感到出乎意外,甚至主張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馬場一藏相也未能欣然允諾。《滿洲國史·總論》,中文本,第552頁。日本內閣沒有正式批准計劃,而是採取重點主義的逐項實施的辦法來執行計劃。事實上,產業振興計劃是一個不切合實際難以成行的計劃。    
    2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內容及實施    
    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是一個包括工礦、農牧、交通和移民等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的計劃,投資額最初定為25億日元,後增加到28億日元。其中工礦業是計劃的主體,占投資總額的55%,工礦業中又以突出發展煤、鐵、液體燃料等重要基礎工業和兵器、車輛等有關軍備的機械工業為主。計劃擬定在五年期間各種重要工礦產品的生產能力,分別擴大兩倍到十幾倍,有的產品將實現零的突破。比如,煤炭預計擴大2倍多,鋼鐵約為3倍,稀有金屬約為5~10倍,汽車、飛機、機車及車輛等突破零的生產能力,達到一定規模。    
    農牧產品方面的重點是盡量增產大米、小麥、棉、麻等與軍需工業有關的農業資源,以及馬、羊等畜牧業的增產和改良。交通通訊業在原有計劃基礎上,也要進行相當規模的擴建和新建,為其他工業的發展奠定相應的基礎。移民事業也要有較大的發展。    
    《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決定從1937年4月開始實施。5月,軍部中央又決定了日本的《重要產業五年計劃》,強調「在日本、滿洲、華北有計劃地振興產業,一旦有事之際,得以實現重要資源的自給自足」。《滿洲國史·總論》,第557頁。並對《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法西斯戰爭進一步強化,軍部中央制訂了《生產力擴充四年計劃》,並將偽滿產業五年計劃納入其中。根據日本戰爭經濟的要求,偽滿又對原來的計劃(稱當初計劃)進行了修訂。1938年2月關東軍確定了《修正計劃》,後經日本政府審議,於9月確定了最終修正計劃。其規模相當於當初計劃的2倍,重點突出了工礦業的開發,使其投資比重由原來的54%上升到78%滿鐵調查部:《滿洲統制經濟資料》,第71~79頁。,投資總額由當初計劃實際需資29億元增加到修正計劃的496億元,如再加上物價上漲因素,總投資將達到61億元。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所謂「三大國策」(2)

    修正計劃的特點是,第一,改變了原定以滿足滿洲當地軍需資源的自給自足原則,確定為圓滿供應日本軍需資源的需要。第二,當初計劃採取「滿洲先行主義」,而修正計劃明確為「日滿並行」促進產業開發。也就是將偽滿經濟與日本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    
    雖然日偽當局企圖通過擴大產業開發計劃,加快軍需工業的發展,以保證戰爭經濟的運行,但實際上是難以成行的。在1937年執行計劃的第一年,就遭到了炮製計劃時所未曾預料的困難。資材缺乏,技術勞動力不足,運輸效率低下,都影響了計劃的執行。而且由於日本金融市場的不景氣,計劃所依賴的日本投資難以到位,甚至連計劃主體工礦業所需資金146億元,實際只籌措到116億元,致使煤炭、液體燃料、汽車、飛機等新建部門未能按計劃著手進行。其他產品的指標,在日偽調動多年積蓄力量的情況下,大體得以完成。較好的主要有鋼鐵、煤炭、電力等,個別產業如鹽、紙漿、油等達到或超過了計劃指標。日偽當局對這樣的執行情況還感到樂觀。    
    1938年執行計劃的第二年,日偽開始執行《修正計劃》。由於中日戰爭的不斷擴大,日偽都在急速轉入戰時經濟體制,各種矛盾不斷顯現,計劃的執行在人、財、物各方面,都受到了比上一年度大得多的困難。其執行結果,除生鐵、鋼錠等達到指標,鋼材超過指標外,其他均未達到指標。煤炭、液體燃料、輕金屬、化工產品等與指標要求相距很大。像礬土、石棉只達到計劃指標的95%和20%。    
    到1939年執行計劃的第三年,偽滿為適應日本的《生產力擴充計劃要鋼》和物資動員計劃(簡稱物動計劃),再次修訂了產業開發計劃,將鋼鐵、煤炭等指標又成倍提高,企圖最大效率地發揮日「滿」兩國的資金技術,來保證不斷擴大的戰爭需求。為了維持戰爭經濟運行的物資需要,日本於1938年開始實行物動計劃,即調查每年重要物資供應和需求的總量,按軍需、民需向各部門按比例分配。這是日本戰時統制經濟各種計劃中的核心計劃。但是,由於侵華戰爭的擴大化造成國際局勢緊張,日本對外貿易大幅下降,與進口物資有關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一方面在國內加強各種統制政策,進行國家總動員;另一方面,迫使偽滿與其共同實行戰時經濟體制,執行物動計劃。1938年7月,在東京召開了日滿經濟聯絡會議,重點制定「日滿一體」的物資與資金動員計劃。在物資一體化方面,決定由偽滿向日本供應煤、鐵等重工業原料,日本向偽滿供應其所需機械設備。1939年4月偽滿開始正式實行物動計劃。    
    這樣,從1939年度開始,產業開發計劃受到物動計劃的很大限制,一方面日本要求偽滿增大產業開發計劃指標,以保證軍需工業原料的供應,另一方面由於歐戰爆發,從德國進口設備受阻,加上美、英等國對日本實行禁運,日本很難向偽滿提供機械設備,產業開發計劃處於兩難境地。這一年度,只有鋼材、鹽、石棉的生產量超過既定指標,煤炭、電力雖然達到了指標的90%左右,但煤炭欠產的主要是撫順等地的優質煤。其他如生鐵生產指標只完成58%,鋼錠是795%,硫銨是497%。    
    進入1940年執行計劃的第四年,資金、物資、人力都呈現出更大的困難,偽滿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計劃,實行所謂「徹底重點主義」,傾注全力重點開發鋼鐵、煤炭、電力、非鐵金屬等產業,其他部門的計劃不得不縮減或停止。實際上產業開發計劃已經停止執行,而變為只是為了完成物動計劃。即使這樣,指標完成情況仍大幅下滑,生鐵產量只達到五年計劃指標的48%,物動計劃的65%,煤炭分別為80%和87%。    
    1941年是執行計劃的最後一年,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化和泥沼化,日本法西斯提出建立所謂「日滿華經濟圈」構想,把關內淪陷區經濟綁在了日本侵略的戰車上。1940年11月,日本政府發表《日滿華經濟建設要鋼》,公然提出建立「以三國為一體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態勢」。偽滿政權也相應發表了《日滿華經濟建設聯繫要鋼》,以示與日本協調一致,根據「日滿華經濟圈」構想,規定偽滿「今後應特別謀求礦業及電氣事業的劃時期振興,同時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發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並且作為原料和糧食的供應基地,華北則向偽滿提供煤炭和勞動力。在具體實施方案上,偽滿確定將煤炭和糧食作為最優先發展產業,而且生產指標已經不是參照五年計劃指標,而是以大大縮減的物動計劃指標作為基數,但實際產量仍未完成。以重點產業煤炭為例,改定計劃指標為3161萬噸,實際產量是2415萬噸。其他產業的實際產量更是大大低於所定指標。偽滿最為缺乏的銅,計劃指標是3971噸,實際產量只有538噸。至於日偽所期待的作為外匯來源的黃金,實際產量只有2761千克,僅為計劃指標的7%。    
    縱觀整個產業開發計劃的實施,不僅沒有實現「綜合開發」的目標,而且轉向後的「重點主義」目標也未能完成。最初標榜「現地籌措主義」的高調銷聲匿跡了,重又回到「原料滿洲,成品日本」的老路上去了。《歷史的毒癮》,第178頁。究其原因,是由於產業開發計劃本身性質所決定的,即產業開發計劃的目的在於全面掠奪東北的戰略資源,來保證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需要。它是一個具有強制性、掠奪性和瘋狂性等特徵的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經濟計劃。    
    3.產業開發計劃與偽滿統制經濟的變化    
    關東軍在策劃產業開發計劃時就已經考慮到,要實現如此龐大的計劃,就必須有資金、技術和良好的經營作保證。然而當時偽滿的實際情況遠遠滿足不了關東軍的要求。偽滿初期,關東軍與滿鐵相勾結,採取一業一社的統制經濟方式,由滿鐵壟斷了偽滿經濟。日本財閥資本對東北的投入也大都是通過滿鐵的孔道實現的。但是,由於滿鐵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鐵道事業上,使之固定化了。到策劃產業開發計劃時,滿鐵在資金上也遇到了很大困難。而且滿鐵也缺少開發重工業的技術,加上關東軍早就有改組滿鐵的意圖,因此,產業開發計劃的擔當者,只能從滿鐵以外去尋找。於是,關東軍把目標瞄向了日本新興財閥。其原因是新興財閥所經營的事業大都是與軍需生產相關的重化學工業,他們從戰爭中崛起成為暴發戶,與軍部的關係十分密切。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所謂「三大國策」(3)

    1936年秋,在關東軍和陸軍省的策劃下,召請日本新興財閥代表津田信吾、川義介、森矗昶、野口遵等來東北考察。其中日本產業株式會社(簡稱「日產」)的川義介對「開發滿洲」最為積極,在其所寫的《滿洲現地視察報告》中提出,利用東北的礦產資源,特別是作為重工業三大要素的煤、鐵、輕金屬資源,建立一個從地下開發到製造,從煤、鐵等基礎工業到汽車、飛機等製造業的綜合開發的重工業體系。參見復旦大學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56頁。川的意見受到關東軍和軍部中央的關注,認為川是產業開發計劃最合適的人選。    
    而後,關東軍、陸軍省,偽滿與鑽川進行秘密商討,軍部表示偽滿目前實行產業統制方式(主要指一業一社)必要時可以改變。同意日產會社整體遷入東北。「七·七」事變爆發後,「軍財抱合」更為緊密,10月19日,關東軍最後決定了《滿洲重工業確立要綱》,22日日本內閣會議原案通過。29日,日本和偽滿發表聯合公告,宣佈由偽滿和日產等投資設立經營「滿洲國」重工業的國策會社,股份資本為45億元,完全委託川氏經營。12月,日本產業株式會社正式改稱為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簡稱「滿業」),成為偽滿的特殊法人。    
    「滿業」自成立伊始,就是以綜合經營重工業為目的「國策會社」。它作為「國家」的代行機關,對鋼鐵、煤炭、輕金屬以及其他與軍需工業相關的重工業實行支配性投資和壟斷性經營,並以綜合開發方式將偽滿若干重要企業納入其麾下,使之與日本財閥資本融合,造成了日本壟斷資本對偽滿經濟的進一步控制。同時,又通過偽滿以持股方式控制了原屬於滿鐵的昭和制鋼所,滿洲炭礦、滿洲輕金屬,同和自動車等會社,改變了原來滿鐵壟斷偽滿經濟的局面,形成了滿業和滿鐵壟斷偽滿的「雙霸」新局面。而且,滿業以綜合經營形式,打破了原有「一業一社」的統制經濟原則,表明關東軍推行的統制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轉變。    
    此後,在新統制經濟體制下,滿業發展迅速。1941年時,已擁有子會社16家,名義資本達1567億元。到1944年,滿業直接投資會社26家,間接投資會社17家,總資本超過28億元,比初建時增加了5倍以上。控制了東北煤炭業、鋼鐵冶煉業、輕金屬業的80%左右,飛機和汽車製造業的100%。成為名副其實的重工業壟斷大王。    
    川義介顯然野心勃勃,制訂了經營投資30億元的龐大計劃,但是由於戰爭局勢的發展,其引進外資計劃終成畫餅,而且所謂產業合理化計劃也難以推行。經營混亂,各種矛盾日趨尖銳,增產計劃一再擱淺,夢寐以求的飛機與汽車工業難以確立。其根本原因在於,滿業不斷擴大的綜合性經營,同日偽推行的統制經濟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滿業作為日本法西斯戰爭經濟的工具,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在設立滿業進行產業結構和企業制度調整的同時,偽滿還通過法律手段不斷強化統制經濟。1937年5月,偽滿發佈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及相關法律,再次強調了「一業一社」的統制原則,對統制的形式、內容和範圍做了更為明確的規定。該法規定的重要產業有兵器、飛機、汽車、液體燃料、輕金屬、煤炭等21種。其特點是原來屬於自由經營的紡織工業、制粉、制糖等產業也被列入重要產業。據此,偽滿將企業分為三大類:一是作為國防上之緊要產業或國民經濟重要基礎產業,實行特殊或准特殊會社形式;二是上述之外適用於《重要產業統製法》的重要產業;三是不屬於重要產業可以自由經營的產業。    
    《重要產業統製法》實施不久,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進一步推行所謂「日滿一體化」的戰時統制經濟體制,把偽滿經濟完全納入到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經濟軌道之中。以1938年2月偽滿公佈的《國家總動員法》為總綱,在經濟的各個領域實行全面統制。在外貿方面,1937年10月和12月,偽滿修改和制定了《外匯管理法》和《貿易統製法》,以與日本頒布的《外匯管理及輸出入品臨時措施法》相配套。在金融方面,1938年9月發佈了《臨時資金統製法》,規定對5萬元以上的貸款和會社的新設、增資等實行許可制。此前偽滿於1937年6月修改了《產金收買法》,加強了對貨幣基礎的統制。此外,1941年3月偽滿還推出了共同融資制度,使普通銀行與中央銀行聯繫更為緊密,以加強金融統制。總之,隨著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經濟統制愈加強化,在從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運行的各領域和工業、農業等各產業部門,頒布了大量的統制經濟法規,使偽滿經濟完全從屬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經濟。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所謂「三大國策」(4)

    二「百萬戶移民計劃」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政策之一。早在20世紀10年代,日本就在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進行了農民移民。20年代末還制訂了500戶移民計劃。但到「九·一八」事變前,其實際數量很少,總共移民74戶。《偽滿洲國史》第340頁。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向東北移民是從「九·一八」事變後開始的。1932年1月,關東軍的東宮鐵男、日本法西斯農本主義分子加籐完治和法西斯官僚石黑忠篤等人相勾結,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滿蒙移民事業計劃書》,通過移民,使日本人取得「滿蒙新國家」的支配地位。偽滿建立後,日偽遂將移民政策作為國策之一加以推行。8月,日本國會通過決議,決定實施「滿洲試驗移民」。至1936年6月,共有5次9批移民進入東北,數量為2700餘戶,7000餘人。這些移民大都移住到北滿東北抗日武裝活動較為活躍的地區,以配合日偽的軍事圍剿,因此稱為武裝移民。這一階段的移民,大都是由關東軍直接操縱進行的,帶有試驗和準備性質。由此開始了關東軍直接進行的「東方圈地運動」。由於關東軍採取以武力強行侵佔中國農民土地的辦法,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1934年3月爆發了土龍山事件,中國農民以武裝鬥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給關東軍的武力移民政策以沉重打擊。迫使關東軍改變策略,將偽滿政權推到前台,推行新的移民政策。此後日偽兩方面積極展開推行新移民政策的組織準備。偽滿設立了專管移民事務的拓政司,日本組成了「海外拓務委員會」和「滿洲移民協會」,作為具體實施機關成立了「滿洲拓殖株式會社」和「滿鮮拓殖株式會社」。    
    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日本軍部法西斯政權確立,加快了移民侵略步伐。4月關東軍召開第二次移民會議,討論了關東軍制定的《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原文參見《滿洲開拓論》第156~160頁。。5月最後定案,7月關東軍將該案上報日本政府審批。後來通過。至此,「20年百萬戶移民計劃」正式確定為日本政府的方案。8月廣田內閣將移民政策宣佈為七大國策之一。    
    百萬戶移民計劃的主要內容是:20年內日本向東北移民100萬戶,500萬人,使日本人在東北的人口比率達到1/10。這樣,既可以在東北建立起以日本人為「指導核心」的經濟秩序,又可以緩解日本國內的社會矛盾。計劃以每5年為一期,第1期為10萬戶,第2期20萬戶,第3期30萬戶,第4期40萬戶。關於移民種類,區分為「甲種移民」和「乙種移民」。前者由政府經辦,給予優厚補助;後者由民間組織,政府給予一定補助。關於移民佔地,規定每戶為10公頃,共計劃佔地1000萬公頃。其中80%在北滿。這主要是因為北滿土地肥沃,地價低廉,因而投資較少;更重要的是從軍事和政治原因考慮,北滿是抗日武裝鬥爭較活躍的地區,對蘇進攻的前沿陣地。    
    1937年5月,日本拓務省制定了第1期《移民實施要領》對移民的組成、規模、移住地建設和農業經營方針等做了明確規定。8月,日偽又對移民機構進行了調整,將「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改組擴大為「日滿」合辦的「滿洲拓殖公社」,以作為移民活動的政府代行機關。同時又成立了「滿洲拓殖委員會」,以關東軍參謀長為委員長。形成了在「滿洲拓殖委員會」督導下,由「滿洲拓殖公社」組織實施的移民體制。日本國內也相應成立了「滿洲移住協會」等組織,從事移民活動。    
    隨著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日偽不斷調整移民政策,使之為侵略戰爭服務。1939年12月,日偽制定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作為推行移民政策的最高綱領。《要綱》規定:「滿洲開拓政策是日滿兩國為一體的重要國策……以培養和確立道義的新大陸政策之據點為目的。」《滿洲開拓政策關係法規》。這充分表明了移民政策是日本法西斯稱霸亞洲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後,日偽又制定了一系列「開拓」法規,主要有被稱為「開拓三法」的《開拓團法》、《開拓農業協同組合法》和《開拓農場法》。《要綱》和「三法」成為日本推行新移民政策的根本大綱和行動指南。其實質是,為保證把東北作為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穩固的戰略基地,通過移民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確保法西斯殖民統治的穩定。    
    從移民計劃的執行情況看,第1期計劃的10萬戶,因預算關係調整為8萬餘戶,至1941年第1期結束時,5年實際移民45萬戶,加上原有移民,共有日本移民8萬多戶移住東北。1941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滿洲開拓第二期五年計劃》,決定不僅要完成第2期20萬戶的計劃指標,還要補齊第1期未完成部分。計劃到1946年3年間移民21萬餘戶和義勇隊13萬人。《滿洲開拓年鑒》,1944,第86~87頁。但是,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第2期也未能完成。據推斷,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移民總數為10萬戶,30萬人左右。《偽滿洲國史》第345頁。    
    從移民的分佈看,可以分為三個地帶。第一線地帶,從偽間島省到牡丹江、東安、三江、黑河、興安南省等,與蘇聯接壤地區。這一地帶是所謂「對蘇戰備」的前沿地帶,關東軍在這裡建設有「國境陣地」。移住這裡的移民,其目的就是配合關東軍的對蘇戰備。其數量約占總數的40%。第二線地帶,主要分佈於偽通化、吉林、濱江、北安、龍江等省。即沿長白山、哈爾巴嶺、老爺嶺、小興安嶺、大興安嶺的內側及松遼平原外側。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切斷抗日聯軍與江北人民之間的聯繫,以鞏固日偽統治。其數量占移民總數的一半。第三線地帶,是鐵路沿線,重要城鎮和河流沿岸,其目的主要是加強經濟掠奪和防護重要設施,其數量約占總數的10%。這表明移民的軍事性質。    
    


第七部分:關東軍與偽滿經濟所謂「三大國策」(5)

    日本移民的軍事性還突出地表現在青少年義勇隊移民組織上。「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戰爭不斷擴大,其軍隊兵員也不斷膨脹,大批青壯年農民被徵入伍或進入工廠,農業勞動力日趨緊缺。為了確保移民勞動力,日本對移民政策進行調整,提出組建青少年義勇隊。    
    1937年7月,在關東軍的主持下,日偽制定了《青年農民訓練所創建綱要》,決定從日本國內募集青少年農民移民東北。12月,日本確定了《滿洲青年移民實施要綱》,1938年1月,日本拓務省擬定了《滿洲開拓青少軍義勇隊募集要綱》。到1939年12月日偽制定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提出把青少年義勇隊「作為民族協和之核心」,以「培養和訓練各種開拓民特別是開拓農民的基本資質」,並對募集、訓練、管理等有關事項做了明確規定。青少年義務隊基本上是16~19歲貧農家庭中無經營農業繼承權的次子三子等。他們在日本進行三個月左右的集訓後,進入東北的大訓練所,經過一年訓練再轉入小訓練所訓練兩年。訓練按照軍隊編制,過著嚴格的軍事化生活,首先是對青少年進行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教育,在業務上主要進行軍事、農業及其他技能的訓練。其目的就是把訓練生培養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工具。    
    「募集要綱」公佈後,日本動用各種宣傳工具,鼓動青年農民去開拓「滿洲新天地」,不到半年就募集錄取14萬餘人。《滿洲開拓史》,第250頁。到1941年5月,在中國東北的青年移民訓練所達到93所。《滿洲開拓史》,第278~281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種移民人數達8萬多人,約占移民總數的30%。由訓練生組成的開拓團共5批,計279個團。《滿洲開拓史》,第325~333頁。青少年義勇隊開拓團,不僅是一般移民的後備力量,更重要的是關東軍的後備兵源,絕大部分佈在邊境和重要軍事地區,成為協助關東軍守衛鐵路,軍事設施和鎮壓中國人民的別動隊。1945年8月蘇軍發起進攻後,關東軍命令青少年義勇隊全部加入戰鬥部隊,企圖負隅頑抗。另一方面,這些青年又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的犧牲品,成為侵略戰爭的炮灰,在日本戰敗的時候,又被日本統治者拋棄,成為法西斯戰爭的殉葬品。    
    三北邊振興計劃    
    所謂「北邊振興計劃」是1939年日偽正式提出的以進行「國防建設」為主體的綜合性備戰計劃,是日偽整個法西斯主義戰爭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東軍佔領東北後,將其作為侵略戰爭的戰略基地,在積極向中國關內進行侵略的同時,也把戰爭的矛頭指向了蘇聯。1932年8月軍部制訂了《1933年度對蘇作戰計劃》,準備在必要時向蘇聯濱海地區和後貝加爾地區發動進攻。《大本營陸軍部》(1),第338~340頁。為此,從1933年開始,著手在「滿蘇」邊境建立所謂「國境陣地」系統。1936年8月軍部中央又制訂了《對蘇戰爭指導計劃大綱》,規定以1941年為期限,完成對蘇戰爭準備。《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第186~191頁。據此,關東軍於1937年7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滿洲國戰爭準備指導計劃》。在其基本方針中指出「滿洲國政治,經濟各領域,要以近似戰爭狀態進行組織運行」。在其要領中提出,改革行政機構加強各種「國防設施」的建設,完成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加強「日滿一體化」等《滿洲國史·總論》中文本,第688頁。,旨在把偽滿納入日本法西斯戰爭體制。從上述日本對蘇戰備出發,關東軍分析認為,從「國防」上看,目前蘇聯正在不斷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日蘇兵力對比有較大差距,從戰略上考慮,必須加強守勢戰略。「七·七」事變後,關東軍進一步決定將所謂「防衛線」推進到「滿蘇」邊境,在大、小興安嶺外側建立防衛地帶。從政治上看,偽滿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統治力有所增強,但對邊境地區的行政指導力較弱,不利於對蘇戰備。從經濟上看,要在邊境地區加強對蘇戰備,就要有可靠的軍需保證,必須增強交通力,實現自給自足。就是說,關東軍從總體戰認識出發,認為必須增強在北滿的綜合實力。這是北邊振興計劃出台的重要背景。    
    特別是「七·七」事變後,軍部法西斯的侵略更為瘋狂。在攻陷南京之後,軍部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