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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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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帝國的興盛與衰亡:日落圓明園 作者:范偉 金鐵木     
  日落圓明園 簡介   
  日落圓明園 導言(1)   
  百年成毀何匆促,四海荒殘如在目。 
  ——清·王闓運《圓明園詞》 
  青山影裡舊宮牆,浩劫名園劇可傷。 
  玉闕珠樓救不得,獨留一柱峙斜陽。 
  ——浦江清《題圓明園遠瀛觀雕花石柱照像》 
  圓明園是一所廢園,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廢園像她這樣受到如此持久的議論和關注。她留給人們的最後印象是一場沖天大火,縱火的是遠道而來的英法侵略軍。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裡,這是一個巨大的恥辱。除此之外,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打量她,我們知道,她曾經是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宏偉富麗的皇家園囿,在她的鼎盛時期,圓明園是一座佔地五千二百多畝,大約相當於六百多個足球場的巨型園林,比我們所熟悉的頤和園大出近千畝。她包括了一百四十多座偉麗堂皇的宮殿樓閣,差不多有一百多個風格獨具的景觀。關於圓明園的景觀,十八世紀英國皇家建築師張伯斯(WilliamChambers)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談到圓明園的時候這樣感喟:「這種園林景觀是難以描述的,只有用眼睛去看,才能領略它的真實內容。」毫不誇張地說,圓明園是人類在十八、十九世紀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們如今看到的圓明園廢墟只是她極小的一部分,在她的遺址上修復起來供遊人參觀的建築跟原本的圓明園相比,都只能叫做建築垃圾——除了敗壞我們對圓明園的美好想像,它們並無他用。植被也已經完全不同,現在我們看到的樹木大都是1958年以後種植的,當年,品種繁多的花木是構成圓明園美景的重要美學元素,其繁盛與曼妙大可用《無量壽經》裡描寫「極樂國」的句子來形容:「園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單從造園藝術上看,圓明園既是我國造園藝術的最高成就,也是終結的標誌,——在圓明園之後,再也沒有誰有財力、有心境重塑這樣一座園林了。即使外在條件一應俱全,恢復圓明園也已經不可能,因為當年的技術已經大部分失傳。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圓明園從發生、發展到被一場大火徹底毀滅,完成了一個淒美的故事。每當人們回望她的時候,總是忍不住扼腕歎息。從她慘遭毀滅的那天起,圓明園就一直是以愛國為主旨的詩歌和散文的絕佳主題。當然還有電影。把她作為紀錄片電影的主題是我們的幸運,二○○五年,整整一年的時間,我們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在了圓明園身上。我們一次又一次進入這所規模龐大的廢園,依照地圖辨認各處遺址和廢墟,並在頭腦中想像它們當年的輝煌。那個令人歎為觀止的花園世界早已不復存在,我們只能對著虛空和廢墟遙想當年的一切。幸運的是,跟歷史上同樣被一把火燒掉的阿房宮相比,圓明園不但有遺跡遺址,還有保存相當完善的圖譜。借助電腦特技,我們在電影裡復原了傳說中的四十個景點。 
  對多數中國人來說,圓明園的歷史是一個夢魘。在電影拍攝過程中,我們從圓明園裡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九十分鐘長度的電影對我們的表達欲來說遠遠不夠。我們對圓明園的歷史研究越深入,心中的遺憾也就越深重。從本質上看,圓明園是集一國財力、經過一百多年時間精心建構起來的一個頂級安樂窩,在她的身上究竟消耗掉了多少智慧、想像力和財富,沒有人能夠確切做出估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圓明園的歷史是一出完整的戲劇,也可以說是一出完整的悲劇。如同一件傳奇的藝術品,從開始到鼎盛到最後被一把祝融之火燒掉,圓明園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經歷——一個堂皇而又災難深重的過去,一個頹敗的、僅僅作為象徵物存在的現在。 
  還是回到我們的本題吧。把圓明園作為本書的主題對我們和讀者來說都是一個難題,不管是誰,如果你試圖徹底搞清楚她的全貌,你就必須平心靜氣瀏覽她的百十個風格不一的景點,包括湖山、花木、亭台、樓閣,諸如此類。它不適合閱讀,即使快速遊覽也是不合適的,它只適合優哉游哉地居住,這也是她當年的主要功能。當然,欣賞她還需要有相當的品味和修養。我們不會承諾講述有關圓明園的全部故事,也不想在圓明園厚厚的控訴清單上再增添一份報告。我們的寫作是一種作為閱讀的寫作,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沒有一件是新鮮的,我們所做的只是一樁搜奇探幽的工作。當然,在對所有資料詳加分析之後,我們也不乏自己的觀點和結論。在普通人模糊的歷史概念裡,只有紫禁城才是皇帝辦公和家居的地方。事實上,從雍正到咸豐,從興盛走向頹敗的五位清帝,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圓明園內,那是一個「政自園出」的時代,圓明園是當時紫禁城之外又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中心,她是國家政策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在那個時代,作為重要的辦公地點,圓明園的命運和清王朝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她幾乎是大清帝國的象徵和標誌物。「圓明園這座皇家御園的興衰,是清朝帝國史的一個縮影。」(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這句話是不錯的。 
  概括說來,我們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大體分為兩部分:圓明園的建築史和圓明園的興衰史。圓明園是這本書的主角,同時也是我們所講述的故事的主要場景。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打算在圓明園的園林藝術上花費太多的筆墨,我們的聚光燈和著眼點主要集中在那些居住在圓明園、制定政策的人們身上,他們是圓明園真正的靈魂。這樣,我們就有了五位主人公:雍正帝胤禎、乾隆帝弘歷、嘉慶帝顒琰、道光帝旻寧以及咸豐帝奕□。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充當過圓明園的主人。在這一點上,我們和多數讀者一樣好奇: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瞭解這座園子的主人們的性格,瞭解他們平素裡都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在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所棲身的園子身上都發生過一些什麼樣的故事。   
  圓明園,帝國之殤(1)   
  張曉波 
  愛新覺羅·奕□ 
  大清帝國倒數第四位君主,愛新覺羅·奕□,位僅十一年,卻成為大清帝國轉折期最重要的皇帝。奕□的父親道光帝,儘管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讓帝國蒙受了恥辱,但留給他的,依舊是一個外表強大的帝國。因此,奕□即位之初,即堅信自己將繼承大清帝國康熙大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的事業,使帝國安寧太平,永享榮華,是以,以「咸豐」為年號。無論是奕□本人,還是當朝的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士子,都不會想到,這位短命的君主即將以蒙受大清帝國最大的屈辱而一命嗚呼。並且,從此之後,大清帝國走向了衰敗與滅亡。 
  咸豐帝繼承的,是乃父乃祖的宏圖大業,留下的是破敗的帝國。咸豐帝本人,並不算是昏聵的君主,儘管後世一直認為其六弟奕欣的政治才華和創新程度遠在他之上,但如果站在當時的政治角度來看的話,不得不認為,道光帝謹慎而小心地選擇一位保守、尊奉祖制的兒子作為異日帝國的君主,並不能說是一個失誤,而是符合帝國守業期的原則的。自 
  努爾哈赤到乾隆帝,滿洲先祖的功業實在太顯赫,對於繼承者來說,能守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已是莫大的功績。顯然,有些輕佻的奕欣是難以擔當帝國君主的大任的。時人沒能像我們一樣同時擁有幸運與無知,因為我們總喜歡站在歷史後面評論前人決策的正確與失誤。 
  帝國?帝國!帝國。 
  1793年,英使馬噶爾尼朝見乾隆帝。在他的使命失敗之後,說了一番話,是在現在引用頻率頗高的,「大清帝國就像一艘航行在危險海域的舊戰艦,儘管龐大無比,但只要一個尖利的礁石,帝國便極有可能隨時觸礁」。如果不是刻意的話,我們可以理解這位英王使臣的情緒,因為禮節問題而產生的外交隔閡,並最終導致了他的使命的失敗。失落之情轉為憤怒,這是近乎常理的。一位八十歲的天朝老皇帝以他固有的剛愎與自傲狠狠地甩開了英帝國伸過來的手。我相信,英國,即便是工業革命的新貴,但仍舊只能以一個的暴發戶的狡詐打量著這個自負年老的貴族——中華帝國,儘管雙膝下跪還是單膝下跪似乎在這場外交爭端中來得如此的突兀,但並不妨礙中華帝國高層的政治決策:英國,不過是千萬夷狄之中的一個。帝國在延續一個兩千年來一直正確的「中華——夷狄」的政策。現在,這場乾隆末年的「外交」禮儀之爭的意義已經被無限放大到了「落後——進步」的敘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實上,這個敘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話,落後是被迫執行(或半執行)中華禮儀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國。如果非要尋找對於帝國不滿的蛛絲馬跡,我們大約可以從任何一本使節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對清王朝最為忠心的屬國越南與朝鮮。 
  那麼,使馬噶爾尼失望的那個帝國是否處在我們想像中的中衰的帝國?或者馬噶爾尼實際上是指代著對於「帝國」這一意識形態本身的不滿。或者說,是海洋對於大陸的不滿。 
  在從努爾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長達一個世紀的擴張之中,滿洲,這個曾經東北的少數民族現在統治者原先漢族政權帝國所擁有的版圖,甚至更加放大了。建州女真吸納漢族儒學思想,構建了一個在版圖上僅次於元朝的龐大帝國。帝國內部龐大的農業生產系統,不僅滿足了肉食者的滿洲貴族以及帝國龐大的陸軍——八旗和綠營,更使帝國本身無求於外部世界。在乾隆帝充滿自信的拒絕中,實質並不是帝國的衰弱與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國根本無法理解一個新興海權帝國的貿易要求。貿易,在大清帝國看來,可有可無,但卻是海洋國家——英國的生命線。 
  現在有一種說法流傳甚廣,實際上也是「現代」自我合法化的論證方式。清帝國無法接受「現代」的政治規則而終於被歷史潮流淘汰了。總之,帝國及其朝貢體系的政治生存形態,已遠不能適應現代政治。就跟年老的乾隆帝的態度一樣,他對於馬噶爾尼不行雙膝下跪而生氣被一再理解為一種「前現代」的愚笨和鄙陋的傲慢。半個世紀之後,咸豐帝也因為與他高祖父一樣的態度而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下半部分,並由此致使皇家園林 
  圓明園的被焚燬。 
  海洋與陸地 
  在一個自傲的帝國面前,英國開始在帝國的南部通商口岸——廣州輸入鴉片。儘管這種「文明」的貿易是今日所謂「文明世界」所引以為恥的,但正是通過鴉片的輸入終於使英國擺脫了貿易逆差的尷尬。1840年,戰爭開始了。緊接著,陸地帝國與新興的海洋帝國簽訂了一份具備現代意義的條約,道光帝儘管對這份合約很不滿意,但他不願意與一個「蠻夷」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無謂的戰爭。在道光帝看來,最重要的是——帝國的安寧與太平。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的北上使道光帝感到了不安。從來沒有哪一個海洋國家曾經向中華帝國的首都發起過進攻或者威脅,而英國人這麼做了。 
  三百年前,日本海盜的進攻(「搶劫」,或許是更確切的表達方式)被明帝國輕而易舉地化解了,1592—1598年的朝鮮戰爭,也以日本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大陸的自信在康熙帝手裡達到了頂峰。這位皇帝在他的在位期間,他的陸軍徹底掃平了中原和南方的叛亂,肅靜了帝國北部蒙古勢力的威脅,並且,將俄國人在遠東的擴張遏制在雅克薩,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不得不向中國求和。甚至,康熙帝收復了台灣。這是一位自信空前強大的帝王以及一個自信空前高漲的帝國。在這位頗為喜歡西方新科技的君主眼中,西方的新技術是一種可以把玩的玩具,他的基本態度,和他的皇孫弘歷一致。對於帝國來說,這些「奇技淫巧」確實可有可無。龐大的疆土,讓帝國自我想像中的敵人全部是來自於陸地的威脅。蒙古騎兵、南方的叛亂、周邊屬國的安全,等等,這些全部寄望於帝國的空前強大的陸軍,而不是海軍。大陸帝國的特點就是領土擴張與安全,如此而已。而海洋,自秦到清,一直就不是帝國的主要興趣所在。或許,偏安的南宋是一個例外,南宋對於海外貿易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個時代,但是南宋這個例子恰恰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作為一個在名義上繼承了中華帝國正統的衣缽而陸軍根本無法與北方遊牧民族抗衡的「小帝國」來說,宋一直存在著外交辭令與國力的實際差距,漢唐帝國的宏偉氣像在宋人眼中,永遠成為了追慕的對象。由此,她將目光投身於海洋也是希望擺脫來自陸地的恐懼與遏制。宋帝國最終沒有存在下去,一如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例證一樣,她被來自北方的強大陸軍(主要是騎兵)包抄征服了。在這之後的三個帝國,基本上對於海洋缺乏興趣。元朝曾經想要征服不受大陸規訓的日本,但是失敗了。明成祖曾經認為被他篡位的侄子建文帝可能通過海路逃亡到了南亞或者更遠的地區,但鄭和的艦隊並沒有找到建文帝的蛛絲馬跡。或許,在我們今日的重新理解中,又一次無限誇大了鄭和海通的意義。成祖的兒子——仁宗認為,大規模的海通不利於帝國的財政。終於,這一早於西歐的大航海計劃也被徹底停擺了。我們沒有必要以後人的愚蠢與無知來評價明仁宗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遺憾」。如果,帝國不需要海洋,又何必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於無益的海通?如果,帝國的根本不需要殖民擴張,又何必走海外拓殖的道路? 
  現在,一個從北京向四周輻射開來的大陸帝國展現在面前,在這個龐大帝國歷史上,來自海洋的敵人,從來沒有構成過真正的威脅。唯有英國人,開始向帝國的心臟——北京進發了。 
  北京,脆弱的心臟 
  大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通過非法手段入承大統。顯然,成祖不滿意於南京作為首都。 
  成祖的武功,在明代歷史上的僅次於洪武大帝。他的父親開創了一個疆土接近唐代的統一的帝國,但是和西漢一樣,開國君主在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卻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北疆仍然在危險之中,北元雖然已經遠遁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萬」。做為帝國屏藩之一的燕王——也就是後來的明成祖——在與蒙古的戰爭之中認識到,如果北方時刻處於威脅之中,那麼大明朝的即有可能再次傾覆於蒙古人之手。「天子戍邊」,以抗夷狄。另外,建文帝的殘餘勢力也讓新天子感到陣陣不安。 
  於是,一項浩大的建築工程在北京開始了。經過四年的建設,新北京終於建成了。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元旦,宣告國都自南京遷至北京,稱北京為京師。但勇武的永樂大帝未曾想到,他把大明帝國的都城建在北京給了帝國未來以無窮的麻煩。今天再來檢討一個大陸國家的都城建設在靠近邊疆是否正確,或許已經有些離譜。在核武器時代之下探討任何一個城市的安全防禦,似乎都不大具有真正的實戰意義。遷都北京這一舉措,在當日看來,確實是加強了帝國北部的防衛力量,以北京為核心的帝國防禦體繫在此後的兩百年中牢牢地抵禦住了外族的入侵,但是同樣,過於靠近草原民族的棲息之地,也使得北京更容易遭受來自北方的攻擊。蒙古騎兵只要跨越延安——太原——大同——開平一線的防禦體系中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直接向帝國的首都北京展開攻擊。明朝的歷史反正證明著,在明正統年間和嘉靖年間幾乎使帝國遭受滅頂之災。相反,如果選擇南京做為帝國的都城——或者重新遷都南京,這是否可行呢?在中國的歷史上,南京確曾有過首城的歷史,但很快都旋起旋滅了。以南方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對於帝國知識階層來說是不祥之兆,一百年前,南宋的孤臣帶著年幼的一起投海自殺,偉大的宋王朝就因為遷都南方——杭州——臨安而在蒙古的鐵蹄之下淒涼的滅亡了,大明朝不想重蹈宋的覆轍。 
  從首都的選擇就已經可以看出,帝國的最大威脅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沒有人曾經懷疑過北京因為靠近海洋而會受到來自海洋的攻擊。在北京做為首都之後的四百年中,直到中規中矩的嘉慶帝去世,也不可能想像向首都進攻的敵人會來自海洋,更不可能想像這個敵人正是他父親所鄙夷的英吉利人。就在英國人進攻中國之前的三十年,拿破侖也曾滿懷雄心地挑戰一個超級大陸帝國——俄羅斯,但拿破侖的軍隊最終淹沒在了廣漠的俄羅斯平原之中。應當承認,拿破侖那號稱最偉大的陸軍部隊是被俄羅斯的戰略縱深擊敗了。一百年後,更狂妄的希特勒也被俄羅斯的戰略縱深所擊敗。但是中國的情況則恰恰想法,儘管中國擁有廣袤的領土,但只要海洋上的軍隊在天津衛或者大沽口一登陸,整個帝國就一觸即潰了。明成祖選擇北京並不能說是一個致命的戰略失誤,但同樣的是,不僅是成祖選擇了北京,從海洋來的敵人也選擇了北京。 
  做為對帝國的懲罰和一系列的挑釁的回應,並讓咸豐帝牢牢記得違約的痛苦,殖民者在搶劫之後燒燬北京西北角的皇家園林—— 
  圓明園。時間是公元1860年10月18日——1860年10月21日,整整三天三夜的大火終於將這座歷經康雍乾三代近150年時間建築的皇家園林毀於一旦。而這一切的發生,僅僅是因為帝國拒絕了英法的使臣進駐北京,僅僅是因為帝國的軍隊在自己的內海攻擊了英法的海軍,僅僅是因為帝國的官員拒絕英法的軍隊駛入中國的內河,或者,僅僅是因為帝國的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抵抗了文明的侵略者!帝國的邏輯碰上強硬的殖民主義的邏輯,結果是如此的悲壯與沉痛。   
  尾聲:作為象徵的圓明園(1)   
  歌梁舞席今何在,俯仰蜃樓化滄海 
  ——馬雍《後圓明園詞》 
  一八六○年,英國隨軍牧師姆吉(R.J.L.M』Ghee)瀏覽過圓明園之後曾經感歎說:「必須有一位身兼詩人、畫家、歷史家、美術品鑒賞家、中國學者和其他別種天才的人物才能描繪園景,形容盡致。」他的話是不錯的。 
  在英法聯軍方面,面對這樣一個歷經百年營造起來的珍寶園林,竟能肆意劫掠毀壞、甚至用一把罪惡之火全部燒掉,實在是匪夷所思;而在清廷方面,傾一國之力,竟不能保家衛國,實在是可恥復又可恨。 
  對於英法聯軍來說,這大概是他們經歷過的最為輕鬆的戰爭。他們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像樣的抵抗。八里橋戰役之後,英法聯軍看到的大多是逃兵和驚慌失措的百姓。沒有比這次戰爭付出的犧牲更少、得到的戰利品更多的戰爭了。大量的金銀器皿、珠寶玉石乃至鼎彝禮器,數以千計的文玩字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董,在旬月之間慘遭搶劫、破壞,它們中的大部分從此以後永遠消失。人們永遠無法知道,這次空前的劫難給人類文明史造成的損失有多麼巨大。 
  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洗劫、火燒之後,成為清帝一家心中持久的傷痛。後來當政的慈禧太后一直夢想著修復圓明園,使她重現舊日的榮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慈禧太后主持對圓明園做過零星修繕;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為慶祝慈禧太后四十歲生日,同治皇帝堅持並著手大規模重修圓明園,苦苦支撐十個月後,終因國庫空虛,不得不罷手。不過,慈禧太后一生從來沒有放棄過修復圓明園的念頭,光緒年間,她先是挪用海軍軍費重修了萬壽山、頤和園,之後又多次傳懿旨「擇要」修繕、粘補圓明園裡的局部建築。 
  十九世紀後半葉,劫後的圓明園儘管滿目瘡痍,但作為皇家禁園,在管理上尚稱嚴格,仍然有為數不少的衛兵和太監日夜守候著這座廢園,即使寵臣也不能擅入。(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剛剛從美國訪問回來的李鴻章,不知出於什麼動機擅自遊覽了圓明園。事後,李鴻章因觸犯禁園禮法,交禮部評議,禮部對他的懲罰是「革職」,慈禧太后對他格外開恩,下懿旨改為「罰俸一年,不准抵銷。」 
  有時候,歷史好像是在做數字遊戲。在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整整四十年後,(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夏天,外國勢力再次入侵北京,這次來的是八國聯軍。慈禧太后像他的丈夫當年一樣率領皇室倉皇「西狩」,一生中第二次狼狽地出逃。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聯軍指揮部特許部下公開搶劫三天,這一回,八國聯軍官兵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皇宮和頤和園身上。不過,圓明園也未能倖免,由於戰亂無人看管,圓明園這座皇家御園再次遭到巨大的劫難:大量的古樹被砍伐,殘餘的陳設被洗劫,倖存的建築——如一八六○年因地處湖水中心得以倖存的海岳開襟,包括同光兩朝修葺、保留的建築也都被拆毀、劫掠一空。這次毀壞圓明園的多是駐守西郊的八旗兵匪、監守自盜的太監以及當地的地痞惡霸。中國本土「奸民」在圓明園破壞史上似乎很有傳統。王闓運在《圓明園詞》自注裡說,「夷人入京,遂至宮闈,見陳設富麗,相戒勿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言下之意,率先劫掠圓明園的是中國的「奸民」;還有一種傳聞說,當年導引英法聯軍進入圓明園的是龔自珍的兒子龔橙(孝拱)。《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書中記載:「初有奸人龔孝拱者,游海上,以詐通於夷,聞圓明園多藏三代鼎彝,龔故嗜金剛刻,至庚申京師之變,乃乘夷亂,導之入園,縱火肆掠。」。另外,《圓明園殘毀考》有云:「及英兵北犯,龔為響(向)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不管這些資料是否確鑿,不管是否真的是「內奸」導引英法聯軍入侵了圓明園,有一個事實卻毋庸置疑:外國勢力的入侵,是圓明園兩次劫難的實施者和主要原因。 
  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整整一百年的時間,人們對圓明園的破壞一直沒有停止過。清王朝覆滅後,圓明園的管理機構已經形同虛設。多年來,軍閥、官僚、政客對圓明園的遺物巧取豪奪,使得圓明園終成一片廢墟。從一九一七年開始,圓明園附近的農民陸續入園居住、耕作,圓明園的山形水系開始遭到破壞。一九四九年以後,圓明園內居住了有史以來最多的農業居民,另外還增加了一些駐園單位,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對圓明園遺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種狀況,一直到二○○一年才得以改善——這一年,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圓明園內的近八百戶居民以及十四家駐園單位的騰退工作,終於結束了圓明園長期混亂的局面。歷經一百多年的磨難,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圓明園的遺址,已經與圓明園原本的山形水系完全兩樣,算起來,她既不同於民國時期,也不同與八國聯軍入侵時期,更不同於英法聯軍焚掠時期,英法聯軍當年「施暴」的現場,早已被中國人自己親手破壞掉了。 
  也許是因為發生在圓明園身上的故事太過悲愴,屈辱太過深重,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傳統中的「鳳凰」意象來呼喚她的重生和崛起。額爾金在下令燒燬圓明園的時候聲言這是對咸豐皇帝一人的懲罰,這種欺世之論,沒有人會信以為真。事實上,圓明園之火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烙上了屈辱的印記,圓明園遺址是中國百年屈辱歷史的象徵——反思中國近代史,沒有比她更合用的東西了。 
  一九一三年,二十四歲的李大釗在東渡日本 
  留學前遊覽了圓明園遺址,並賦詩一首: 
  圓明兩度晃明劫, 
  鶴化千年未忍歸。 
  一曲悲笳吹不盡, 
  殘灰猶共晚煙飛。 
  玉闕瓊樓接碧埃, 
  獸蹄鳥跡走荒苔。 
  殘碑沒盡宮人老, 
  空向蒿萊撥劫灰。 
  李大釗在題記中寫道:夕陽影裡,笳鼓聲中,同友人陟高崗,望圓明園故址,只餘破壁頹垣,殘崎荒煙蔓草間,欷歟憑弔,感慨系之(《圓明園資料集》)。李大釗詩中所傳達的意緒,基本上代表了中國幾代人在圓明園問題上的複雜情愫。 
  可以肯定地說,全盛時期的圓明園是一個黃金鋪就的世界,是真正意義的寸土寸金。圓明園毀滅後很多年,有不少人竟然以「篩土」為業,據說,篩土賊們經常偷偷出沒園中,往往大有所得,京城當年曾經流行一句民諺:「篩土,篩土,一輩子不受苦。」說的就是這種特別的情形。 
  圓明園大抵具備了一切至高藝術品的形式和命運:完美、易碎、最終毀於無知者之手。回顧圓明園的歷史是一種痛苦的經歷,沒有人能夠改變故事的結局。據說當年下令焚燬圓明園的額爾金男爵的父親,也是一個「殺風景」者,他在任駐奧斯曼帝國大使期間,曾經將希臘「帕提儂神廟」裡的塑雕大理石像運回蘇格蘭老家,被詩人拜倫斥為文物強盜,拜倫甚至在詩中詛咒說:「讓仇恨永遠追索他的貪念」。誰能料到,半世紀以後,額爾金竟然走了乃父的老路,甚至走得更遠:他不僅搶掠了圓明園裡的珍貴文物,而且毀滅了圓明園。 
  圓明園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園林,在歷經劫火和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破壞之後,中國式木製結構的建築都已經消失殆盡,如今在圓明園遺址上赫然矗立的是她的西洋樓部分,這些大理石材料的殘留物,已經成為圓明園遺址所特有的標誌。圓明園以廢墟的方式傳達了中國近代百餘年的屈辱歷史。目睹這些斷壁殘垣,懷想其間的傷心史,足以令人發昨今之慨。 
  透過攝影機鏡頭,透過廢棄的石縫,我們觀察著圓明園,圓明園也在觀察著我們。歷史就是歷史,任誰都無法改變。圓明園的這場劫難,雖然發生在一百多年前,但直到如今,我們依然能夠強烈感覺到它的影響和存在。 
  無論如何,這杯忘情水難以下嚥。 
  對於我們這些後來人——無論什麼國籍、什麼膚色的後來人——來說,我們從圓明園歷史中記取的,也許應該是這樣的聲音:作為一個自命文明的現代人,我們須得時刻保持警惕,時刻檢點自己的行為,盡量避免做出那些給人類理性抹黑、令後世子孫扼腕痛惜的殘暴之事。 
  圓明園以自身毀滅為代價爭得的教訓,理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珍視。     
  圓明園的景觀格局   
  圓明園四十景(1)   
  清入主中華,於馬上得天下。習為樸簡,以騎射為事,園林之樂,非所素耽。 
  ——蔡申之《圓明園景物紀略》 
  神仙宮闕之忽現於奇山異谷間,或嶺脊之上,恍惚似之,無怪其園之 
  名圓明園,蓋言萬園之園,無上之園也。 
  ——(法)王致誠《圓明園紀事書札》 
  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三園在空間排列上狀如倒置過來的「品」字,左邊是圓明園本園,右邊是長春園,下方是綺春園。三園以最大的湖泊——福海為中心。根據近年的詳細勘察,圓明園總共佔地三點四平方公里,周邊長度約一萬米,東西方向長度約三千米,南北方向長度約兩千米。就是在這個廣大的空間區域裡,曾經營建過十六萬平米美輪美奐的人工建築。 
  與現代人所習見的鱗次櫛比的高層建築不同,圓明園絕大部分是單層建築。在傳統的中國式思維裡,高層建築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宮廷畫師、法國人王致誠在給達索先生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樓層在他們看來簡直難以忍受,他們不明白我們怎麼能冒著摔斷脖子的危險,每天上下一百次到五層樓。」當年,康熙皇帝曾經對外國人的居住方式深表同情,他在看過歐洲住宅和西洋樓的平面圖之後評論說:「歐洲一定又小又窮,因為它沒有足夠的地皮來發展城市,因此人們不得不住在半空當中。」(《西方人眼中的圓明園》)。 
  作為一個皇家園林,圓明園自然不會吝惜「地皮」,尤其不會無視「安全」和「景觀格局」,選擇建在「半空當中」。圓明園裡到底有多少景觀,就連圓明園研究專家們也說法不一。有的說有一百一十七景、一百二十三景,有的說一百四十景、一百五十景,更多的意見則說有一百零八景。造成這種混亂的主要原因是劃景標準上的差異。按照園林學上的定義,「景」也者,指的是以建築為中心,配合周圍山水地貌、樹木花卉所呈現出的獨成格局的園林風景群。具體到圓明園來說,因為圓明園的景觀結構太過繁複,很多景觀屬於「園中有園」、「景中有景」的套層結構,無形中給景觀的認定帶來了不小的困難。不過,籠統地說圓明園有一百餘個景觀,大體是可以的。 
  圓明園的建築歷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圓明園本園的建築,第二階段是長春園的修造,第三階段是綺春園的修建。圓明園本園部分是在一七四四年完成的,其後偶有興作;長春園開始興建於一七四九年;而由多座小園林組成的綺春園,則是在一七七二年才歸屬於圓明園的制下。 
  圓明園本園的建造,發端於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到乾隆朝早期大致完成。園內山水景物按照堪輿學的考慮,以西北為首,東南為尾,將九州四海囊括其中,形成了前宮後苑的皇家氣派。 
  雍正皇帝(在位時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對圓明園的擴建,除了早期在南部興修宮廷區,還向北、東、西三面擴展,不斷添加新的景區。雍正後期,圓明園面積已達三千餘畝,建成了「圓明園四十景」中的三十一景。 
  圓明園真正的輝煌局面出自乾隆皇帝之手。即位伊始,乾隆皇帝(在位時間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就對圓明園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改建和擴建。到了一七四四年,經過七年左右的營造之後,皇家御園距離乾隆皇帝想像中的樣子已經不遠。可以想見,這時候的乾隆皇帝對自己在圓明園上的創造非常滿意,政事之餘,他把圓明園裡的景觀擇其要者欽點為「四十景」(其中的十二景是他一七三六年登基之後建造的)他還給每一處景觀都取了雅致的四字名稱,並賦詩一首紀盛。這還不夠,同一年,乾隆皇帝又下諭旨,命令宮廷書畫家沈源、唐岱、汪由敦把圓明園「四十景」摹畫成絹本彩繪,並把他本人的詩作題寫其上,從而製作完成了一套品質精良的御制《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詩畫集。御制《圓明園四十景圖詠》的最後完成,很有些曲終奏雅的意味,標誌著乾隆皇帝的造園慾望得到了暫時性滿足,同時也標誌著圓明園本園建築的基本完成。有《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作依照,我們盡可以順著乾隆皇帝的詩筆,對圓明園本園部分做一番特別的遊歷。 
  圓明園的正門是南向的大宮門,宮門上懸掛著康熙皇帝親筆題寫的「圓明園」匾額。大宮門門前兩側建有東西朝房以及曲尺形轉角朝房,分別是內閣、六部、翰林院、宗人府辦公的地方。二宮門叫做出入賢良門,匾額由雍正皇帝題寫命名,門前有月牙形御河流過,兩旁則有供軍機處辦公以及大臣候旨小憩的朝房。走進出入賢良門,迎面便是正大光明殿,這是雍正皇帝按照紫禁城太和殿建造的,整個建築不雕不繪,樸實無華,一派莊嚴肅穆。與太和殿的功能大致相同,正大光明殿主要用來舉行朝會、宴請外藩等重大活動。此外,這裡還是皇帝舉行殿試欽點狀元以及生日宴會接受朝賀的地方。乾隆皇帝即用主殿「正大光明」的名字來給這片核心景區命名,這也是他在《圖詠》裡命名的第一處景觀。乾隆皇帝在詩中寫道:「只可方衢室,何須道玉津。經營懲峻宇,出入引良臣。」言下之意,皇家的營建不以奢華為務,而以清通親民為要。令乾隆皇帝始料不及的是,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搶掠焚燒圓明園等西郊諸園時,指揮部就設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裡面,一時間,這裡竟成了侵略軍施暴的指揮中心。 
  正大光明的東面,是勤政親賢,這個建築群包括三個寬闊的院落,有大小房屋上百間,主殿勤政殿位於西南部的一個院落,這裡是清帝日常辦公,接見官員、審批奏章的地方,大殿龍座後面的屏風上高懸著「無逸」二字,是乾隆皇帝親筆所寫,旨在提醒自己以及自己的繼任者們要「乾乾始終志」,時刻把軍國大事放在心上。 
  正大光明宮廷區的正北面,是圓明園裡最大的建築群——九州清晏。這裡是清帝的主要生活區,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為幾余游息之所」。九州清晏包括圓明園殿、奉三無私殿和九州清晏三個重要殿堂,其中圓明園殿是圓明園最早的建築物之一,在正大光明殿落成之前,它就是圓明園的正殿。三大殿的西邊,是皇帝的寢宮,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建築是清暉閣,因北面牆壁上掛有郎世寧、唐岱等繪製的絹本圓明園全圖——《大觀圖》而聞名。三大殿的東邊,則是后妃們的寢宮,著名的「天地一家春」和「承恩堂」等建築就在這個區域。 
  九州清晏不但是一個單獨景區的名字,它還是環繞後湖九個景區的總稱。在圓明園前湖、後湖兩片湖水之間,包括九州清晏在內,共有九個美麗的景區矗立在環後湖的九個島嶼之上,象徵著九州四海的和平繁榮。這九個景區依次是鏤月開雲、天然圖畫、碧桐書院、慈雲普護、上下天光、杏花春館、坦坦蕩蕩、茹古涵今和九州清晏。頗值得一提的是「鏤月開雲」,這裡在雍正時期原本叫做牡丹台,宮殿全用楠木構成,楠木保持了原本的紋路和色澤,別有一番清雅自然的況味;殿頂用兩色琉璃瓦砌成圖案,在日光照耀下煥若金碧,尤為壯觀的是主殿前的庭院裡植有數百本牡丹,這也是此處得名「牡丹台」的原因。乾隆帝弘歷在十二歲那年,由父親胤禎引領,在牡丹台第一次見到了前來觀賞牡丹的康熙皇帝玄燁。這次祖孫相見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終其一生念念不忘此事。他在詠牡丹台的詩中這樣寫道:「猶憶垂髫時,承恩此最初。」並題寫了「紀恩堂」三字匾額,高懸於鏤月開雲殿堂之內。 
  圓明園的西南角,有一處難得的空曠之地,俗稱「西園」或「西苑」,乾隆皇帝給它起了一個吉利的名字——山高水長。山高水長樓西面的開闊地帶,是供皇家子弟和衛戍部隊習練武藝的大操場。山高水長以北、九州清晏以西有一處非常特別的景觀——萬方安和,整個建築群呈卍字形,由建築在水中的三十三間殿宇組成,其寓意是祝福大清天下長治久安,這種平面呈卍形的建築,在我國僅此一例。與萬方安和北端相鄰的是以陶淵明詩意構建的武陵春色,武陵春色在雍正時期名叫桃花塢,其中種植的山桃樹竟達萬株之多。 
  圓明園的西北角,與山高水長平行相對的地方,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景觀——月地雲居和鴻慈永祜。鴻慈永祜又名安佑宮,是皇家在圓明園中的祖廟。鴻慈永祜的東邊是匯芳書院,匯芳書院的北面是一座名叫日天琳宇的佛樓,在這座宗教建築的東邊,是一片蓮塘,叫做濂溪樂處,跟濂溪樂處毗鄰的是水木明瑟(水木明瑟裡的裝置可以說是現代「空調設備」的雛形)它大概是西洋「水法」在中國的第一次嘗試,原理是以機械技術將泉水引入室內,以水力轉動風扇,從而達到為室內降溫納涼的效果。 
  圓明園本園的北端有幾處鄉野景色,以示皇帝「勤耕勸農」之意。乾隆皇帝曾經在《映水蘭香詩》裡剖白心跡:「園居豈為事遊觀?早晚農工倚檻看。」按照這幾個景觀的獨特風格,乾隆皇帝分別給它們取名澹泊寧靜、映水蘭香、多稼如雲、魚躍鳶飛和北遠山村。北遠山村的東側景觀叫做坐石臨流,典出晉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這是乾隆皇帝玄想和體驗魏晉風流的地方。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不俗的書法家,他更自命為王羲之千載之下的知己賞音。他在詩中寫道:「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坐石臨流東南數十步之遙是仿照西湖蘇堤建造的曲院風荷,盛夏時節,放眼看去,「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和荷花,是圓明園觀荷的妙處之一。 
  西峰秀色坐落的圓明園本園的東北角,這個建築群是雍正時專為欣賞西山日落修建的,包括含韻齋、自得軒等庭院樓閣。有證據表明,西峰秀色是雍正皇帝最鍾愛的去處之一。據史料記載,雍正皇帝每年七夕這一天都會邀請后妃們流連此處,宴飲作樂,過一過中國式的「情人節」。 
  圓明園內的福海景區,在圓明園的東半部分,是皇家主要的「水上活動中心」。環繞福海,在小島和平地之間,散落著八處特別的建築群,從西向東順時針方向依次是澡身浴德、廓然大公、平湖秋月、四宜書屋、涵虛朗鑒、接秀山房、別有洞天和夾鏡鳴琴。著名的方壺勝境位於福海的東北水灣,而蓬島瑤台,顧名思義,自然處於福海中央的三個小島之上。蓬島瑤台是清五帝都喜歡游賞的地方,乾隆時,每年端午乾隆皇帝都會在這裡侍奉皇太后觀看龍舟比賽。 
  圓明園宮門的東南邊,有一個名為洞天深處的所在,是皇族子弟的校園。這裡的庭院小而幽靜,院子裡植有多本松樹和蘭花。乾隆皇帝做皇子的時候,就曾經在這裡研習課業。在吟詠「洞天深處」的詩歌裡,乾隆皇帝語重心長地告誡自己以及後世子孫們:「願為君子儒,不做逍遙游。」 
  乾隆皇帝做皇子時居住的長春仙館,位於圓明園宮門的西南邊。長春仙館的主建築是五楹寬的「綠蔭軒」,西邊是畫室、禮堂、殿堂和廂房。庭院裡種滿了各種各樣的月季花。乾隆皇帝對他青年時代的「舊居」感情很深(他本人曾經有過一個「長春居士」的法號)即位不久,他就把長春仙館修葺一新,作為皇太后遊園時的「膳寢之所」。十幾年後,當他開始著手在圓明園東側新建屬園的時候,他乾脆把新園直接命名為「長春園」。   
  長春園——園林史上的大手筆   
  長春園不是對圓明園的簡單擴展和內部增建,而是在圓明園東側另辟的一所面積約一千畝的新園。與圓明園本園不同的是,長春園是一個事前精心規劃設計的作品,是乾隆皇帝御制的園林傑作。《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完成之後,乾隆皇帝的建築熱情暫時消歇。不過,僅僅過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的造園熱情再次勃發。這一回,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說法,他是要給自己興建一座退休後宴居的所在,儘管這個時候他還只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因此之故,頤養和休閒就成了長春園最大的主題。不妨這樣說,長春園是乾隆皇帝親手為自己營建的老年活動中心。 
  長春園從一七四五年開始興建到一七五一年基本成型,用了六年左右的時間,之後又屢有興作,最終成為一個中西合璧、堪稱完美的園林。跟 
  圓明園本園相比,長春園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水景園,水面面積佔到全園面積的三分之二,水域的寬度大約都在一二百米之間,適足觀賞遠近週遭的景物。在整體佈局上,長春園也更為合理,用來分割水面的洲、橋、島、堤錯落有致,安排停勻,套用一句現代的流行語:「處處顯示出『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路和情懷。 
  長春園的前宮門有五楹寬,大門兩側的漢白玉座台上有兩隻巨大的銅麒麟。宮門兩翼各有一排朝房。進到院內,經過一座牌樓,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築群叫做淡懷堂,淡懷堂主體建築為九開間,東西各有配殿五間。淡懷堂的北面有南長河流過,通過橫跨南長河的十孔石橋——長達四十米的長春橋,便可登上長春園面積最大的島嶼——中央島。 
  中央島是長春園的中心區域。在這個面積約一百多畝的人工島上,從南向北,依次是含經堂、淳化軒和蘊真齋三個建築群。含經堂是一座巨大的複合式建築,據說是乾隆皇帝打算歸政後寧神養心、誦經禮佛的地方,也可以看作是乾隆皇帝給自己修建的又一處豪華寢宮。含經堂的後面是淳化軒,淳化軒以兩側廡廊鑲嵌淳化閣法帖而得名,是自命書法家和書法鑒賞家的乾隆心愛之地,他在《題淳化軒》一詩裡曾經描述對歸政後生活的憧憬:「撫帖雖無暇,翻書則有緣。他日倦勤處,期之以廿年。」中心島上最北面的建築是蘊真齋。在含經堂、淳化軒和蘊真齋主建築的兩側,另外還有兩組輔助性的建築,東邊是神心妙遠、味腴書屋、大戲台;西邊是涵光室、三友軒、理心樓和焚香樓。其中味腴書屋以藏有《四庫全書》的濃縮本《四庫全書薈要》聞名於世,乾隆皇帝在題味腴書屋的詩中矜誇道:「經史精腴在,真咀味者誰。」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長春園中央島的東西兩側,另有兩座對稱的小島,西側的島上建有「思永齋」;東側的島上建有「玉玲瓏館」。這兩個小島以及島上的建築東西相對,衛星般圍拱在中央島的周圍,為中央島平添了幾分壯美和威嚴。 
  長春園內最壯觀的建築群是園內西湖裡的海岳開襟,海岳開襟位於中央島西側開闊的湖澤之中,四面皆有碼頭,可以憑舟楫往來。主殿高三層,建築在雙層石基之上,周圍的水域裡植有大片的蓮花。論視野,海岳開襟稱得上是長春園裡的冠軍。海岳開襟的西邊,經過一個名叫榴香渚的涼亭,就接近了分隔圓明園本園和長春園的大門——明春門。當年,帝后們多是經過明春門往來於圓明園和長春園之間。 
  長春園的外環景區,頗值得稱道,其中很多建築是乾隆皇帝南巡遊歷回來之後仿建的。長春園外環的南部有如園和茜園;北部有轉香帆、澤蘭堂、寶相寺、法慧寺和獅子林。這些「園中園」的建造,幾乎每一處都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我們將會在後面的章節詳細敘述。 
  被稱為「中國凡爾賽宮」的西洋樓,大概是長春園內最為世人所熟知、也最為世人稱奇的建築群。西洋樓區位於長春園北面的狹長地帶,包括六棟建築物,三組大型噴泉,若干小噴泉以及園林小品,沿著園子的北牆帶狀展開。從西到東依次是諧奇趣、萬花陣、養雀籠、五竹亭、方外觀、海晏堂、大水法、觀水法、遠瀛觀、線法山、方河、線法牆佈景等建築和園景。大型噴泉「大水法」是景區的中心,它跟遠瀛觀以及用來觀賞噴泉的御座「觀水法」構成一條貫通的南北中軸線。事實上,西洋樓區僅僅是圓明園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從面積上看,西洋樓區佔地只有一百餘畝,僅佔圓明三園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從地位上看,西洋樓只不過是圓明園的一個局部的點綴,在總體規劃上無足輕重。從乾隆皇帝修造西洋樓的本意來看,西洋樓不過是滿足「天朝皇帝」好奇心的一個玩物而已。   
  綺春園——圓明園建築余響   
  綺春園(後改名萬春園)位於圓明園和長春園以南,面積大約八百多畝,略小於長春園。綺春園的構成比較特別,它是由若干小園合併而成,分建於不同時期,因此全園並不像長春園那樣有一個統一的總體佈局,大體說來,綺春園是一個小型的水景園集錦。 
  綺春園成園於乾隆中葉,雖然乾隆皇帝是它的始作俑者,綺春園的主要營建工作卻是在嘉慶皇帝手裡完成的。嘉慶皇帝曾經效仿他的父皇,把綺春園歸納為「綺春園三十景」。不過,「綺春園三十景」遠沒有「圓明園四十景」那樣名頭響亮。從功能上來看,道光初年以後,綺春園便主要成為了大清國太后太妃們的園居之地。 
  綺春園的宮門,在園子的東南部,因為比圓明園大宮門和長春園二宮門晚建了半個多世紀,所以被稱為「新宮門」,一直沿用至今。宮門為三開間,前面建有影壁和東西朝房各五間,門內有月牙形的御河流過,通過御橋之後,再往裡走是二宮門,中央是綺春園的正殿——迎暉殿,殿北有兩條長廊與中和堂相連。中和堂北面是一座小型山丘,山北則是皇家的寢宮區,寢宮區是園內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建築群,它的主要建築是集禧堂和後來改名為敷春堂的永春堂。值得一提的是,同治重修時曾設想把集禧堂、敷春堂等舊地改為「天地一家春」,供慈禧太后居住。「天地一家春」本是圓明園本園九州清晏中的一個偏殿,此時重修只是沿用其名,規模和格局都大大超越了舊制。 
  綺春園幾何中心地帶,有幾處別緻的小園,分別是展詩應律、春澤園、生冬室、臥雲軒、四宜書屋等建築群,這幾處小園,由蜿蜒水道的分隔開來,相互掩映,相互藏露,後世評者大多對這裡的佈局推崇有加,認為這裡的風景猶如中國詩畫般雋永,富有韻味。 
  綺春園的西南及東北部以水面風景見長,各有較大的湖面和島嶼,構成獨特的景色,綠滿軒、暢和堂和澄心堂都建在西南島嶼上,鳳麟洲、仙人承露台等著名景區則建築在東北部的島嶼之上。據說,從東西南北任何一個方位看仙人承露台,都可以欣賞到一個仙人衣衫飄拂的瀟灑剪影。 
  綺春園西部的清夏堂,佔地十畝左右,整個建築形狀呈「工」形,是一處清夏閒居的典型園林,主體建築以外,尚有亭台、遊廊點綴,庭院裡植有蒼松修竹,室外則有小巧靈秀的湖山在望,堪稱「別墅裡的別墅」。另外,綺春園的南部還有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建築群——正覺寺,正覺寺是一座喇嘛廟,廟宇本身有獨立對外的南門,它的後門則與綺春園內部相貫通。正覺寺是圓明園倖存下來的極少數建築群之一,單從這一點上看,它的價值就彌足珍貴。 
  此外,在圓明園福園門南,綺春園西牆外,還有一座名叫「澄懷園」的特殊花園,這是專為南書房和上書房詞臣所設的寓所,俗稱翰林花園。從雍正三年一直到咸豐朝,澄懷園一直是南書房和上書房翰林的值廬,這是清廷對漢族官員的最高禮遇,咸豐皇帝曾有詩云:「牆西柳密花繁處,雅集應知有翰林」。澄懷園實際上是圓明園的附屬花園,它的護衛和管理都由圓明園管園大臣統一負責。 
  經過百十年不間斷的營建,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終於成為一個完整的皇家園林,三園「名雖三而實則一」,彼此之間都互有門徑相通,在行政上,也劃歸管園大臣統一管理。 
  這樣,隨著綺春園的完工,大圓明園的格局也終於完成。     
  圓明園第一個立法者   
  「天下第一閒人」(1)   
  園既成,仰荷慈恩,賜以園額曰圓明,朕嘗恭迓慈輿,欣承色笑。 
  ——雍正皇帝《圓明園記》 
  圓明園的歷史開始於清康熙時代。康熙皇帝玄燁在位六十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是清朝一位極有建樹的皇帝,被後世尊為「聖祖」。玄燁少年親政,經過數年征戰與建設,政局漸趨穩定,經濟日益發展,逐漸開創出了一派盛世氣象。大約從一六八○年起,康熙皇帝終於騰出手來,開始進行皇家內部的「家庭」建設。他先是在北京西郊修建了玉泉山靜明園,之後,又於一六八七年,在明代國戚武清侯李偉的別墅(清華園舊址上,建造完成了京城西北郊第一座皇家園囿)暢春園。 
  隨著康熙帝駐蹕「避喧聽政」次數的不斷增多,園居時間的不斷增長,暢春園逐漸成為除紫禁城以外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康熙皇帝在暢春園園居理政之後,為了扈蹕的方便,圍繞著暢春園,相繼在海澱一帶湧現出了一大批貴胄權臣的私人花園。圓明園,即是其中之一。 
  一七○七年,當康熙皇帝把圓明園賜給他的第四個兒子胤禛的時候,圓明園僅僅是一座面積約一千畝的小花園。胤禛是在一七○九年正式入住圓明園的,他以皇子的身份在圓明園裡生活居住了將近十四年時間。這十四年,可以說,是胤禛在圓明園裡韜光養晦的十四年。雍正皇帝胤禛(在位期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是康熙末年帝位爭奪戰中的最後勝利者,但他的登極之道卻極為坎坷。起初,因為出身和性格的原因,胤禛並不在康熙帝玄燁的視野之內,即使在,他也是距離較遠的一個。 
  立儲問題是困擾康熙皇帝一生的大問題,他曾經兩立兩廢嫡出長子允礽。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後十年,儲位一直虛懸,這也成了年邁的老皇帝跟諸皇子鬥爭的十年。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個兒子,除夭亡者外,齒序稱為皇子的有二十四人。康熙末年,在爭儲鬥爭中最具競爭力的幾個皇子分別是: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祀、十四阿哥允□以及四阿哥胤禛。 
  胤禛是一步一步逐漸走進康熙皇帝的視野的。康熙皇帝早年對胤禛很有成見,曾經公開批評他遇事急躁,「喜怒不定」,為此,胤禛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而立之年的胤禛還忍不住懇請皇父「開恩」,將諭旨內「喜怒不定」的四字考語刪去。 
  也許正是由於長期得不到父皇的垂青,胤禛從一開始就低調行事,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清心寡慾、生活恬淡的富貴閒人,他甚至給自己起了個「破塵居士」的法號,經常在閒暇時間與僧衲道士談玄論道,以「天下第一閒人」自居。與此同時,胤禛把自己的御賜私園圓明園經營得有聲有色。 
  為了博得父皇的青睞,胤禛煞費苦心。康熙皇帝一生重視農耕,曾經指導宮廷畫師將宋代名畫《耕織圖》翻畫成《御制耕織圖》,並親筆作序題詩。為了向父皇表明心跡,讓父皇瞭解到自己的生活狀態,胤禛專門請畫工仿製了一套《耕織圖》,進獻給康熙皇帝,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胤禛將畫中的農夫、蠶婦畫成自己與福晉的模樣,謙卑地自況為一個滿足於田園生活的農夫。 
  胤禛真正博得康熙皇帝的賞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初廢太子的時候。當時,玄燁為皇太子問題憂心忡忡,以至病倒,大有不起之勢。當此之時,「日增鬱結,以致心神耗損,形容憔悴,勢難必愈。」眾皇子大多襲用空文,泛泛表示關心,惟有胤禛和三阿哥允祉「特至朕前奏稱:皇父聖容如此清減,不令醫人診視,進用藥餌,徒自勉強耽延,萬國何所依賴?」(《清實錄》)不僅如此,在所有人都對廢太子允礽落井下石的時候,胤禛卻頗有擔當,「便是擔了不是也該替他奏一奏。」(《清代宮廷史》),竟肯上書為允礽說情。第二年,當康熙再次分封諸皇子時,胤禛再次顯示出不俗的氣度。當時,成年皇子中,有人晉陞為王,有人為貝勒,只有皇九子允□、十四子允□僅為貝子。胤禛奏曰「我們一樣的人,尊卑太覺不齊,於心不安,願將我們降一等,他們升一等,庶幾相安。」凡此種種,頗得康熙皇帝讚許。康熙皇帝誇他「能體朕意」,「可謂孝誠」,「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 
  與眾皇子多年廣結黨羽、積極進取不同,胤禛從不公開結黨,而且對皇兄皇弟一視同仁,並無親疏之分。他曾經在一次旅途中寄詩給皇兄弟們,表達手足之情:一雁孤鳴驚旅夢,千峰攢立動詩思。 
  鳳城諸弟應相憶,好對黃花泛酒卮。 
  ——《早起寄都中諸弟》這些僅是表面文章。事實上,胤禛的內心並不像他公開宣稱的那樣恬淡,他有自己特殊的行為方式和交往圈子。多年後,他曾經回憶說:「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柏林寺相近,閒暇之時,曾與僧人談論內典。」(《清代宮廷史》)另外,我們還可以從當年胤禛與身邊謀士們的交接中,看出胤禛的真實心跡。康熙五十二年,戴鐸曾經「當此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給胤禛獻計,建議他在「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對待皇上身邊的人,「主子敬老尊賢,聲名實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為皇上之親信者,不必論,即漢官宦侍之流,主子似應於見面之際,俱加溫語數句,獎語數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賜,而彼已感激無地矣。賢聲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論誰得而逾之。」對待自己的親信下屬,「懇求主子加意作養,終始栽培,於未知者時為親試,於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門人由微而顯,由小而大,俾在外者為督撫提鎮,在內者為閣部九卿,仰籍天顏,愈當奮勉,雖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嘗非東南之半臂也。」看到戴鐸這個機心畢現的條陳之後,胤禛雖然斷然宣稱這些計策「與我分中無用」,並進一步辯解說「我若有此心,斷不如此行履也。」其實他的內心裡是深以為然的(《清代宮廷史》)不少人確信,康熙皇帝最後終於下決心選擇胤禛繼承皇位,跟他去世前遊歷過一次圓明園大有關係。據《清聖祖實錄》記載統計,康熙帝至少五次游幸過圓明園——他首次親游的皇子花園就是圓明園。他最後一次,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三月二十五日這一次游幸圓明園,意義特別重大。這年的三月中旬,康熙皇帝曾經應胤禛之請到圓明園觀看牡丹,不過那段時間因為缺雨花開欠盛,於是,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又專程來到圓明園牡丹台——鏤月開雲,觀賞牡丹。這一次,胤禛把他的兒子、時年十二歲的弘歷帶到牡丹台,謁見了康熙皇帝。這是祖孫二人第一次見面。在這次意義重大的見面會上,康熙皇帝跟皇孫弘歷說了些什麼,弘歷又在「皇祖」面前展示了什麼樣的才藝,我們都不得而知。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康熙皇帝對孫兒弘歷大為喜歡,當即下令將弘歷養育宮中,並親自指導他讀書學習。同年秋季,康熙皇帝秋獮木蘭的時候,又特別命令弘歷隨行。 
  圓明園牡丹台三代天子會見的場面,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對胤禛來說,這次活動不啻是一次頗為成功的獻寶,因為此時正是康熙為選擇繼位者大傷腦筋的時候。如果胤禛本人還不足以讓康熙皇帝下最後的決心,那麼胤禛的寶貝兒子弘歷可是一眼就被康熙皇帝相中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六十九歲的玄燁在暢春園駕崩。臨終前,他宣佈:「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清代宮廷史》)事實證明,胤禛爭奪儲位的策略是成功的。當「蓋子」揭開,胤禛一夜之間成為萬乘之主時,許多人都毫無思想準備。據史料記載,留在京城中值勤的皇十七子果親王允禮聽到胤禛即位的消息,差點瘋掉。他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多年來一直以「天下第一閒人」自居的四哥胤禛,居然即位做了皇帝!大臣隆科多事後將他的所見所聞報告給新皇帝:「聖祖皇帝賓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親王在內值班,聞大事出,與臣遇於西直門大街。告以聖上詔登大位之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第,並未在京迎駕伺候。」(《清代宮廷史》) 
  這一年,胤禛已經是四十四歲的中年人了。 
  隨著胤禛的登極御政,圓明園也不可避免地逐漸取代了暢春園,成為大清帝國新的政治中心之一。   
  御園聽政(1)   
  即位後的雍正皇帝,一反「天下第一閒人」的姿態,很快變成了「天下第一忙人」,雍正皇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皇帝之一。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並沒有入住圓明園。按照大清的祖制家法,老皇帝晏駕後,新皇帝要守孝三年,在這三年之中,不可以大興土木。不過,這三年孝期,並沒有妨礙雍正皇帝對圓明園擴建工程的籌劃和準備。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正月十八日,一個名叫寶德負責採購的郎中奏報,圓明園建築合用樹木只能在圍場和圍場左近找到,這兩個地方都是皇家禁區,不敢擅動。雍正皇帝當即諭令:「此二處雖圍場之地,亦為朕屬。既然柁梁等需用大樹,著內務府總管行文該部,遣一家臣,將所用大樹砍伐送京。」之後,他又命令堪輿學專家張尚忠為擴建圓明園查看風水。張尚忠考察後認為,圓明園是一塊風水寶地,外邊來龍甚旺,內邊處處合法,在奏折裡,張尚忠還從堪輿學的角度詳細描述了圓明園的最佳配置方案。從以後的實施方案上看,圓明園的建築佈局大體遵循了張尚忠的意見。雍正皇帝是打定主意要在圓明園長期辦公的,守孝期滿之後,他立刻著手對圓明園進行全面修建,1725年4月7日,雍正皇帝一次就批准劃撥給圓明園工程款30萬兩白銀。除了修整原有的亭台丘壑以外,本期工程還包括導泉浚池,增設新的亭榭,其中重中之重是在園南建造宮廷區:即大宮門、出入賢良門、部院八旗辦公的衙署、正大光明殿和勤政親賢殿等辦公建築。 
  有關圓明園的擴建,民間流傳著一個美好的故事,據說,雍正皇帝當年認為圓明園的氣魄不夠宏大,希望園中能夠有一個「海」,於是他便命令御用造園家在圓明園東部建造福海。福海開鑿完工後,雍正皇帝很不滿意,他一怒之下降旨要殺掉造園家。這時造園家的兒子,一個美少年跪地求情,他向雍正皇帝保證,一個月之內一定把福海建造成真正的大海,與此同時,美少年也向雍正皇帝提出了兩個請求:一是放過自己的父親,二是請皇帝以後不要過分刁難工匠。雍正皇帝答應了少年的請求。一個月後,雍正皇帝再次來到福海,呈現在他眼前的居然真的是他想像中的「大海」。雍正皇帝對此很是不解,不知道少年用了什麼手法竟使福海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大為改觀。美少年向雍正皇帝說出了原委,原來他和工匠們在福海西岸新造了一座形如海龜的石山,又在北岸建造了一座狀如海獅的小島,另外還在福海四周點綴了一些看似鯨魚、龍蝦、海豚、海狗的景觀,從而烘托出了「大海」的意境。 
  雍正皇帝真正入住圓明園辦公——「御園聽政」,是在雍正三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一八二五年十月三日)這一天。據史料記載,當天,雍正皇帝抵達圓明園之後,立刻向兵部、吏部頒發諭令:「朕在圓明園與宮中無異,應辦之事照常辦理,爾等應奏者不可遲疑。」一開始臣下們並不太習慣在圓明園這樣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辦公,在他們眼裡,圓明園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議政的地方。直到雍正皇帝三令五申,甚至鬧到「龍顏不悅」,他們才真正意識到新皇帝並不是在跟他們開玩笑。自此以後,官員們日常時間在圓明園裡上朝、辦公成為定例。毫無疑問,雍正皇帝胤禛是圓明園的第一個主人,也是圓明園的最初立法者。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他的所作所為與勤政親賢殿裡的「勤政」二字是很相匹配的。在位期間,他自詡「以勤先天下」,圓明園裡面有兩副對聯頗能看出他的為政理想,一副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樂民之樂以和性怡情;另一副在養心殿西暖閣: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僅以朱批奏折的數量來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得驚人。雍正朝現存漢文奏折三萬五千餘件、滿文奏折六千六百餘件,共有四萬一千六百餘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個月,實際約四千二百四十七天,平均每天親筆批閱奏折約十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語竟多達一千多字。 
  後世學者普遍認為雍正皇帝是一位嚴苛多疑的皇帝,這一點,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以外,跟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也不無關係。雍正皇帝從康熙那裡接手的並不是一個太平盛世,康熙朝後期長達十數年之久的儲位之爭,使朝廷政局長期處於動盪和停滯狀態,最高統治集團的混亂和懈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整個官僚階層的腐敗和墮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臨的是沒有爭到皇位的兄弟們的普遍敵意以及長期廢弛的吏治。解決這一連串棘手的問題,雍正皇帝大約花了五年的時間,也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由此看來,他在圓明園勤政殿御座後面大書「無逸」二字自警,甚至在後楹題寫「為君難」三個字作為匾額,應當是他部分心態的真實反映,並非全是虛語。 
  正是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之下,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經存在的密折奏報制度(皇帝特許某些官員直接給皇帝上奏折)調控得更加完善和嚴密,雍正皇帝曾經自謙說自己事事不如父皇,「惟有洞悉下情之處」,比父皇稍好一些。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員有一百多人,雍正朝則增加到了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內容也細大不捐:從社會輿情、官場隱私以至颳風下雨、家庭秘事幾乎無所不包,雍正皇帝本人差不多就是大清國最大的特務頭子。從以下兩則史料故事,足可征見雍正朝安全工作之細之密: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個官員買了一頂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謝恩」,雍正皇帝跟他半開玩笑地說,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髒了;狀元出身的王雲錦有一天跟親朋好友玩「葉子戲」,葉子突然丟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問他昨晚上怎麼打發的,王雲錦如實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狀元郎。」然後從袖子裡拿出王雲錦昨晚上丟失的那片「葉子」,對他說,「拿回去把那一局接著玩兒完吧。」(《嘯亭雜錄》(卷一《察下情》)在這樣明察秋毫的君王手下工作,的確需要「戰戰兢兢,日慎一日」才可以。 
  軍機處也是在雍正皇帝手裡完善起來的。雍正創設軍機處,作為輔助皇帝決策與行政的機構,地點在紫禁城隆宗門內北側,後來在圓明園出入賢良門也專門有軍機處的朝房。軍機大臣沒有定員,少則二人,多則九人。每日晉見皇帝,商承處理軍政要務,以面奉諭旨名義,對各部門、各地方發佈指示。軍機處的建立,逐漸消弱了內閣和議政處的權力,標誌著皇權專制走向了極端,從此皇帝得以大權獨攬,乾綱獨斷。這樣做的後果,一方面確保了政令的通暢,另一方面也使得朝野上下阿諛之聲逐漸強大起來,真正有建設性的聲音卻變得越來越微弱。皇權落在英主手裡還差強人意,一旦落在庸主手裡,這種制度上的缺陷,就會變成一種災難。 
  經過雍正皇帝十數年勵精圖治,大清帝國久已疲頓的政局為之一清,經濟方面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除了政治經濟方面明顯的政績,雍正皇帝留給大清後代的還有一份重要的歷史遺產,那就是秘密建儲制度。具體辦法是:預立皇位繼承人,又不公開宣佈,而是把即將傳位詔書置密封錦匣中預先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到老皇帝臨終傳位的時候再啟匣宣詔。這個特別的制度是雍正皇帝的獨創,也是他對清朝皇帝的繼承人問題長期反思的結果。此舉一出,既有利於在皇子中選優,又避免了皇子們爭奪儲位,相對地保證了皇位繼承的平穩過渡。   
  圓明居士   
  作為一個格外勤政的皇帝,雍正皇帝胤禛並沒有放棄尋歡作樂的權利。事實上,生活中的雍正皇帝倒是一位不乏幽默感的人物。雍正皇帝在位期間,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紫禁城和圓明園裡面度過的。與他的父皇康熙皇帝多次南北巡遊不同,雍正皇帝十幾年間,除了到遵化拜謁祖陵,在南苑和玉泉山檢閱八旗操練以及去昌平湯山行宮游住過一次以外,他幾乎沒有離開過京城,甚至連熱河行宮都沒有去過。從各個方面看,雍正皇帝都算得上是一個勤儉的皇帝,園居是他最好的娛樂方式,修建和美化圓明園是惟一一項比較奢侈的開銷。在一首詩歌裡,他曾經這樣吐露自己的隱秘心事:對酒吟詩花勸飲,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三殿誰為友,皓月清風作契交。 
  ——《花下偶成》無疑,雍正皇帝是一位內斂自省的人物,他更傾向於在宮苑之中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體驗平凡生活的快樂。在至今保留完好的一套《十二月行樂圖》裡,雍正皇帝以各種不同的形象成為「畫中人」,在這些有趣的圖畫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平和自然,富有人情味兒的君主。有時候他一副儒士衣冠,如一位飽學的書生;有時候瀟灑行吟,像一個浪漫詩人;有時候他身披袈裟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僧人;更令人驚奇不置的是,有一次他竟然頭帶假髮身穿洋服把自己裝扮成一位西洋紳士。 
  雍正皇帝終其一生,迷戀佛道,自視為一個不著僧服的野盤僧。在另外一首詩歌裡,他這樣寫道:誰道空門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飛昇。 
  垂裳宇內一閒客,不衲人間個野僧。 
  ——《自疑》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還在故宮和圓明園多次舉行法會,召集全國有學識的僧人參加,研究禪宗理論,並親自說法。這期間,他還招收了包括兒子弘歷在內十四位門徒,並御賜弘歷為「長春居士」,而他自己,則自號為「圓明居士」。 
  雍正皇帝死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農曆八月二十三日,這年他五十八歲,正值盛年。關於他的死因,野史中有種種傳言。其中,最為風行的說法是,他是被明朝遺民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刺殺的,但此說毫無證據,實系出於武俠演義;另一種說法是,他死於丹藥中毒。這種猜測可能更接近事實。雍正皇帝一直對道家藥石感興趣,並在宮中和圓明園蓄養多名道士,幫他煉製丹藥。他不但自己長期服用丹藥,還時常賞賜給他所寵信的大臣,據史料記載,在他死前十二天,送往圓明園煉製丹藥用的黑鉛就達三百斤之多。雍正皇帝八月二十日患病,當天仍在圓明園內照常聽政,召見官員,下達諭旨,第二天病情加重,但仍然照常視事,並不見凶險。不料,到了二十三日,一晝夜的時間他的病情卻突然危重,以至不起。這一變故,就連他每日接見的股肱大臣張廷玉都大感意外,也許正是這種平時用來延年益壽的丹藥要了雍正皇帝的性命,雍正皇帝是死在圓明園內的第一位清朝皇帝。     
  圓明園的最後一個主人   
  跛足皇子   
  四時景物愛郊居,玄冬入內望春初。 
  ——清·王闓運《圓明園詞》 
  咸豐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奕□,道光十一年出生在圓明園的湛靜齋(後改名基福堂),是五帝中惟一出生在圓明園的人,也是圓明園的最後一位主人。 
  道光皇帝一生有九個皇子,前三個兒子都幼年夭折,皇五子過繼給了他的弟弟綿愷,所以,等到選立皇儲的時候,道光皇帝手裡只有兩個合適的人選:一個是皇四子奕□,另一個是皇六子奕訢,其他三個兒子年紀尚小。奕□是皇后鈕祜祿氏所生,奕訢是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所生,奕□年紀長奕訢一歲,不過,從才華方面看,作為哥哥的奕□反而比弟弟奕訢遜色一籌。另外,奕□身體還稍有殘疾。奕□從小文弱,據《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奕□「為皇子時,從獵南苑,馳逐群獸之際,墜馬傷股。經上駟院正骨醫治之,故終身行路不甚便。」因此,在立誰為儲的事情上,道光皇帝頗費了一番周章。據文獻資料記載,奕□奕訢兄弟對儲位的爭奪,最後變成了他們背後兩位師傅之間的鬥智鬥勇。 
  《清史稿·杜受田傳》記載,道光皇帝晚年曾經想立年長的奕□為皇儲,但仍有些猶豫。一次,道光帝帶諸皇子去南苑打獵,皇六子奕訢打到的獵物很多,皇四子奕□卻一箭未發、一物未得。道光帝感到很奇怪,問奕□為什麼不發箭。奕□回答說:「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道光帝聽後非常高興,誇獎說:「此真帝者之言。」於是決定立奕□為皇儲。事實上,奕□這番言語舉動是他的師傅杜受田事先教他的。 
  《清朝野史大觀》裡還有這樣的記載:道光皇帝晚年,身體病弱,一天,他決定把奕□和奕訢都召進宮來,當面面試,確立儲位。兩個兒子接到傳喚後分別向自己的師傅請教應對之法。奕訢的老師卓秉恬告訴奕訢,與皇上談論國事,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杜受田卻給處於劣勢的奕□支了個高招:「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奕□按照師傅的教導做了,果然博得了道光皇帝的好感,道光皇帝根據奕□的表現,認為此子不失為一個仁孝之人,於是決定把皇位傳給奕□。 
  從道光皇帝最後發佈的兩道上諭來看,道光皇帝在立儲問題上的確是很猶豫的,鐍匣裡破天荒有兩道上諭,一條說:「皇四子奕□著立為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總以國計民生為重,無恤其他。」另一條則同時宣佈:「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為恭親王。」   
  苦命天子   
  奕□登極後,更年改元為咸豐,「咸豐」這個年號的涵義,是希望國家富足,天下太平。不過,這個吉祥的年號並沒有給奕□帶來相應的好運。《清史稿·文宗本紀》:「文宗遭陽九之運,躬明夷之會。外強要盟,內孽兢作。奄忽一紀,遂無一日之安。」大意是說,咸豐皇帝生不逢時,命運多舛。事實也的確如此。咸豐皇帝即位的當年,就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起義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很快佔領了南方數省,並於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南京)。幾年之後,英法等西方國家又挑起事端,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間裡,大清帝國內外交困,作為皇帝的奕□幾乎沒有過上一天安穩日子,無怪乎人們稱他為「」。 
  即位之初,咸豐皇帝本來是很有治世之心的,他果斷懲辦了道光朝簽訂《中英南京條約》的大臣穆彰阿、琦善、耆英等人,並重新起用林則徐等能臣。不過,面對國庫空虛,軍伍廢弛,天災不斷,內外交困的局面,這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很快就失去了信心,開始沉湎於聲色。咸豐皇帝所寵愛的妃子先是葉赫那拉氏——後來的懿貴妃、慈禧太后,後來又幾次從滿、蒙兩族的官宦人家挑選秀女,並破除祖宗規制,選漢族秀女入宮。據說,當年在圓明園中曾有「四春娘娘」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備受寵愛。 
  因為國家處於多事之秋,咸豐皇帝曾經一度聽從臣下的建議,長住在紫禁城裡辦公、理事,可是時間一久,他就有些打熬不住,決心搬回圓明園。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在一封奏折裡奏請皇上暫緩幸臨圓明園,結果被降旨交部議處。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咸豐皇帝以「宮中行止有節」為由,下決心移駐圓明園,御史薛鳴皋再次奏請暫緩幸臨圓明園,希望「聖上」非常時期能在宮中處理軍政大事,咸豐皇帝覽奏大為震怒,這回他強調圓明園居住、理政本是祖制,並非他的異想天開,他甚至指斥薛鳴皋上這樣的條陳是為了博取敢諫之名,聲稱:「朕思敬肆視乎一心,如果意在便安,即燕處宮中亦可自耽逸樂,何必臨幸御園始萌怠荒之念耶!當此逆氛未清,朕宵旰焦勞無時可釋,無論在宮在園,同一敬畏,同一憂勤。」他還提出了證據「咸豐二年在園半載,無非辦理軍務,召對臣工,何嘗一日廢弛政事?」咸豐五年,咸豐皇帝不顧物議堅決搬回了圓明園。自此之後,咸豐皇帝很少離開圓明園,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他率皇室倉皇出逃熱河,就再也沒能回來。 
  在咸豐皇帝以及他的群臣眼裡,洋人帶來的麻煩只是「肘腋之患」、「肢體之患」,太平天國和捻軍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不管咸豐皇帝如何區別看待他所面臨的這些「病患」,事實證明,所有這些「病患」對大清帝國來說都是很致命的。咸豐十年(一八六○)九月,英法聯軍由天津登陸,逼近北京,咸豐皇帝置國家危亡於不顧,攜帶皇后、懿貴妃、四春娘娘以及四歲的兒子載淳等宮眷一百多人,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不久,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並縱火燒燬了圓明園。事後,咸豐皇帝派恭親王奕訢出面與侵略軍談判,以割地賠款的代價求得議和。而他本人卻一直滯留在熱河行宮,遲遲不肯動身回京。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咸豐皇帝積年的肺病日漸沉重。十六日,他宣召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等八位大臣進至御榻前接受顧命,並宣佈立長子載淳——懿貴妃所生,為皇太子。第二天,咸豐皇帝在內憂外患中病死於熱河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寢宮內,終年三十一歲。咸豐皇帝死後兩個多月,西太后葉赫那拉氏發動「北京政變」,處置了咸豐皇帝臨終前指派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從此,葉赫那拉氏掌握清政府最高統治權達四十八年之久,成為清末同治、光緒兩朝實際上的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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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寶館與博物館(1)   
  人間的一切快樂因素——權力、財富、美色、藝術,種種可以想得見的快樂因素圓明園都具備了,在這個被世人稱為「萬園之園」的園林裡,大清帝國的皇帝們享受著人世間無與倫比的榮華富貴。 
  法國人伯納·布利賽在《1860:圓明園大劫難》一書中寫道:「不妨大膽打個比方。圓明園之因英法聯軍之過而毀於一旦,很可能相當於凡爾賽宮加盧浮宮博物院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全遭普魯士軍隊焚燬。」他的話並沒有多少誇張的成分。圓明園絕不僅僅以園林建築和園林景色傲世,它還彙集了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菁華以及國內外大量的稀世珍寶,可以說是一座大型皇家珍寶館和博物館。 
  圓明園建築彩畫本身就使得圓明園成為一個精美的美術陳列館。彩畫的樣式分為殿式和蘇式,內容有動物、植物、吉祥福慶等,動物方面以象徵至尊和富貴的龍鳳、仙鶴、麒麟為主;植物方面以代表吉祥如意的富貴牡丹、荷花君子、靈芝仙草、壽星葫蘆為多;吉祥福慶圖案則以壽山福海為主要表現對象。這些彩畫由於採用了特別的著色辦法,因此不怕風雨侵蝕,歷久彌新。 
  圓明園中幾乎所有殿堂樓閣裡都擺放著各種各樣的 
  瓷器、牙雕、玉雕、琺琅瓶等珍寶,以及大量精美的西洋鐘表、燈具和其他用具,每一件都價值連城。在《朝鮮正宗實錄》一書中,朝鮮使臣記載了嘉慶三年在正大光明殿所看到的豪華陳設: 
  自殿內至檻外,皆鋪花紋玉石,螯山制樣,則正大光明殿內,東西壁俱有層桌,桌上作五彩蓬萊山之形,巖壑高闊,樓閣層疊,珍禽異獸,琪樹瑤花,雜讀焜煌,不可名狀。內設機關而外牽繩索,則仙官奼女,自谷而出,繡幢寶蓋,從天而降,扃戶自閉,人在其中,急灘如瀉,帆檣齊動。桌下圍以小帳,帳內設樂器,機括乍搖,止作如法,其聲俱是笙管絲鐘。 
  圓明園內收藏的文物、字畫極其豐富,經過多年的搜求、獻納,我國歷代名家的書畫精品大多匯聚到了皇家之手。其中,圓明園所收藏的書畫,除了少量懸掛在各殿堂供日常清玩以外,大部分稀世珍品都存放在長春園淳化軒的味腴書屋以及長春園鑒園的萬源閣內。從雍正到咸豐,五朝皇帝每年都會接受來自各地的大量貢品,其中包括不少書畫名作。《清代宮廷史》記載,乾隆二十二年弘歷第四次南巡的時候,曾經接受「江南老名士」沈德潛的貢獻,僅這一次乾隆皇帝就收穫了明董其昌行書二冊,文徵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鑒山水一軸,惲壽平花卉一軸,王翬山水一軸共七件傳世名作。 
  圓明園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圖書館,園內藏有許多彌足珍貴的圖書資料。圓明園最大的藏書樓是仿寧波范氏天一閣修建的文源閣,內藏《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叢書和類書,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匯。萬源閣是圓明園第二大藏書樓,樓分上下兩層,藏有歷代極其名貴的圖書和字畫。 
  另外,圓明園內還藏有難以數計的佛事用品。因為歷代清帝篤信佛教,又極重孝道,圓明園內的宗教建築成為大觀。以佛寺、道觀為主題的園林建築差不多佔到全園景群的八分之一,主要有皇家祖祠安佑宮、後湖北岸的慈雲普護、圓明園西北部的月地雲居、日天琳宇(佛樓)、同樂園北側的捨衛城、福海北岸的方壺勝境、南岸的廣育宮、長春園的寶相寺、法慧寺、綺春園的延壽寺、莊嚴法界、正覺寺等,圓明園裡的每一座宗教建築都是一個「聚寶盆」,小件的金銀器皿不算,以含經堂焚香樓為例,僅此一處就有金塔、銀塔、銅塔、琉璃塔、琺琅塔和紫檀木塔等各一座,這六座佛塔均為十三層,通高六尺六寸,其中金塔一件就用了八二色黃金達一百一十五公斤之多,六座佛塔造成後一起供奉在焚香樓內。令人稱奇的是,第二年,又照原樣鑄造了一尊相同的金塔安供在焚香樓下。這樣,單是焚香樓一處這七尊佛塔的價值就難以估算。 
  毫無疑問,如果圓明園能夠保存到今天的話,它將會是全世界最偉大和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隨著圓明園的毀壞,許多價值連城的珍寶和文物也都同時慘遭毀滅,它們就像逝去的風一樣,再也找不回來了。   
  兩個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見,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諭檔》 
  待附庸國之禮,與待獨立國之禮不同,貴國必欲以中國禮節相強,敝使死也不奉敕。 
  ——喬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中國與西方的交往歷史很是久長,西漢時期的絲綢之路曾經遠抵羅馬帝國;盛唐時期,絲綢之路更是空前繁榮,大唐帝國還專門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公元十三世紀末,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遠遊中國,甚至曾經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邊供職;隨後,不斷有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人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來到北京,以其學識和為人深得朝廷賞識,被尊為「西儒」,利瑪竇在中國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後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門,是第一個被恩准葬在中國國都的外國人;此後,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歐洲傳教士遠渡重洋來到中國。 
  西方國家早期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通過馬可·波羅的遊記和利瑪竇的《中國布道記》。十四世紀馬可·波羅的遊記極言中國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極大興趣。《中國布道記》是利瑪竇的意大利文日記,由法國耶酥會士金尼閣(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於一六一五年。如果說《馬可·波羅遊記》具有強烈的傳奇色彩,利瑪竇的日記則帶有紀實性質,大致是可信的。利瑪竇在《中國布道記》裡寫道:「北京十分富饒,大部分物品是從外面運來的,但儘管富饒,除不需節約的富人,生活還是很艱難的。」金尼閣在《致讀者》序中評價說:「迄今寫中國的作者有兩類,一類多憑想像虛構,一類多憑耳聞,不假思索予以發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後期,中國上下對西方世界、甚至歐洲的地理位置還一無所知,直到利瑪竇向明萬曆皇帝貢獻了一副世界地圖——《萬國輿圖》,中國人才知道地球是圓的,才知道萬里之外還有一個歐羅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對此說是贊同的,他曾經評論道:「自古論曆法,未嘗不善,總未言及地球,北極之高度所以萬變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國,方有此說,而合歷根。」(《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遺憾的是,康熙之後,隨著中西關係的變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斷,近代世界觀的萌芽也隨之被扼殺,甚至出現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這樣評價西洋的地理學說:「即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妄。」嘉慶朝撰修的《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仍然堅持「天圓地方」的說法:「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並且堅持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其實這個時候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已經遠遠處在了落後的位置,只是中國的統治者們並不確切知道這一點。     
  戰端重起   
  戰端重起(1)   
  一八五六年,英國政府以「亞羅號事件」為口實,策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法國政府以「馬神甫事件」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國。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國全權大臣額爾金(Elgin)、法國全權大臣葛羅(Gros)率軍攻佔廣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聯軍沿海北上,直逼天津,並揚言進犯北京。咸豐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談判,六月,清政府分別與俄、美、英、法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迎來了表面上的和平,而實際上,這卻是大清帝國被西方列強蠶食的開始。繼《中英南京條約》之後,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與美國和法國相繼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浦條約》,這些條約的簽訂,理論上使中國開始向世界敞開了大門,而實際情形卻並非這樣。在清廷看來,這些不平等條約都是在武力脅迫下簽訂的「城下之盟」——道光皇帝在一個上諭裡說得很明白:「雖憤悶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借作一勞永逸之計。」(《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五十九卷,第三頁)——自然不能作數;而在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看來,既然條約已經正式簽訂,就需得不折不扣地執行,否則就是違背國際法通則。兩者的出發點如此不同:清廷希望對外忍讓一步之後,重新關起門來做自己的天朝大夢;西方諸強則希望從中國謀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交往尺度。因此,在條約簽訂後的十幾年間,清政府跟西方諸國齟齬不斷。 
  為了進一步擴大既得利益,英、法、美三國於一八五四年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其核心內容,除了通商方面的要求而外,還要求清政府同意在北京派駐公使。在英國人看來,只有公使進駐北京,才能表明英國和中國具有平等地位,同時也可以更便利地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北京方面則堅決不同意此舉。這時道光皇帝已於一八五一年去世,主政的是年輕的咸豐皇帝。咸豐皇帝認為外國公使常駐北京之事斷不可行(歷來只有貢使才有資格到北京來朝聖)這是「天朝」不易的規矩,破壞這一規矩,他將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其次,咸豐皇帝也不希望這些外夷在眼皮子底下活動,在遠離北京的地方由代表跟他們交涉已經夠讓人頭疼的了。 
  一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公使駐京都是中外政治矛盾的焦點問題。 
  一八五六年,英國政府以「亞羅號事件」為口實,策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法國政府以「馬神甫事件」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國。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國全權大臣額爾金(Elgin)、法國全權大臣葛羅(Gros)率軍攻佔廣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聯軍沿海北上,直逼天津,並揚言進犯北京。咸豐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談判,六月,清政府分別與俄、美、英、法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這一回,除了開放通商口岸、賠款等條件之外,「公使駐北京,用平等禮節」作為第一條內容寫進了條約。為此,咸豐皇帝非常苦惱。這時候的大清帝國,除了外患,更有「內憂」:太平天國已經在南京定都,佔據了大清國半壁江山。西方諸強也正是利用了清廷急於媾和、不願在兩條線上作戰這一弱點,在談判桌上佔盡了主動。 
  公使駐京問題成為談判桌上一個份量最重的砝碼。為了阻止外國公使進京,咸豐皇帝甚至出了這樣一個主意:全免五口關稅,以換取《天津條約》的廢除。對於臣下的疑慮,咸豐皇帝大加駁斥:「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這個口吻跟乃父當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時實在是太相像了。不過,即使開出了如此優厚的條件,英法等國也不肯退讓半步。 
  一八五九年英、法、美等國借口換約派軍艦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英法聯軍強行闖入大沽口,並對大沽炮台進行炮擊。清守軍奮起抗擊,重創英法艦隊,致使英法聯軍狼狽退出大沽。此次大沽口之戰,是中西交戰史上中國方面取得的第一個勝仗。 
  大沽口之戰的慘敗,促使英法兩國組織了更大規模的報復行動。一八六○年六月,英法再次組成聯軍,以進京換約為名,擴大侵華戰爭:英國方面以額爾金為特使,部隊指揮官是賀布·格蘭特(HopeGrant);法軍方面以葛羅男爵為特使,部隊指揮官是蒙托邦(Montauban)。兩軍總人數在兩萬人左右,其中英國約一萬一千人,法國約七千人。同年八月,英法聯軍避開防衛嚴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陸,進而攻陷大沽,佔領了天津。 
  在英法聯軍凌厲的攻勢面前,咸豐皇帝變得驚慌失措,他一面派員前往天津與英法聯軍議和,一面急令負責大沽和天津防務的僧格林沁率部退守通州,設法阻擋英法聯軍進入北京。   
  兵臨城下   
  天津會談,英法聯軍趁著軍事上的勝利把議和條件開到最高,提出了天津通商、索賠軍費、帶兵進京換約以及派巴夏禮先期進京查看房屋等要求。咸豐皇帝對這些要求非常震怒,他最不能容忍的仍然是英法特使進京入見一事。談判遂告破裂,一八六○年九月,英法聯軍開始向通州進發,逼近北京。 
  這時候,咸豐皇帝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列祖列宗中還沒有哪一位像他這樣被洋夷打到了家門口。得知英法聯軍準備進犯北京,咸豐皇帝的第一反應是命令僧格林沁「嚴密防堵」、「迎頭攔剿」,甚至表示自己要「親統六師,直抵通州。」後來的事實卻表明,咸豐皇帝這樣說只不過一時痛快而已,直到最後一刻,他也沒有放棄和談的希望。 
  在英法聯軍前往通州的路上,英國特使額爾金差不多每天都接到清廷方面請他停止前進的照會,老謀深算的額爾金一概不予理會。九月十四日,英法聯軍在距離通州不遠的地方駐紮下來,這才派巴夏禮(HarrySmithParkes)和威妥瑪(ThomasWade)前往通州拜會清廷派來的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和軍機大臣穆蔭。在談判過程中,英方代表巴夏禮舊事重提,要求進京後覲見皇帝,「親遞國書,立而不跪」。咸豐皇帝得知英法聯軍的新要求後,深感憤恨,表示「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之決戰。」但同時他仍然希望談判「不值因禮節而決裂。」咸豐皇帝的這封上諭還未及到達欽差大臣載垣等人手裡,前方已經開戰了。九月十八日,載垣等人不滿巴夏禮的倨傲態度,命清軍統帥僧格林沁拘捕了巴夏禮,同時跟巴夏禮一同被俘的還有英法外交官、隨軍記者、軍人等共計三十九人。 
  清政府扣押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之事,令戰爭驟然升級。同一天,英軍發起攻勢,很快佔領了張家灣。九月二十一日,清軍兩萬五千名兵士跟英法聯軍四千人在通州和北京之間的八里橋展開了激戰。事實上,這也是兩軍在這次戰爭中的最後一戰。英法聯軍使用了當時最先進、最具威懾力的武器:英國人使用了亞姆斯特隆炮,法國人則使用了拿破侖炮,這兩種火炮射程都很遠,殺傷力極大。而清軍騎兵手裡的武器多是火繩槍、刀、矛、弓、箭之類,清軍在戰鬥中也使用了火炮,不過,清軍的火炮固定在木架之上不能移動,射程也較敵方為小。儘管清軍組織了多次勇猛的衝鋒,但限於武器上的劣勢,無法對敵軍構成更為有效的打擊。 
  八里橋之戰持續了兩個小時左右,雙方均元氣大傷。最後,僧格林沁所轄部隊無法抵禦敵方的強大炮火,終至潰不成軍。英法聯軍方面也差不多耗盡了所有的彈藥。激戰過後,僧格林沁率殘部退駐到安定門、得勝門以外,再也無法組織起像樣的進攻,更無法擔負防守北京的任務。至此,北京城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聯軍的槍口之下。   
  咸豐皇帝逃離圓明園(1)   
  八里橋之戰,不僅挫傷了清軍的精銳,也大大打擊了咸豐皇帝的信心。就在八里橋戰役後的第二天,即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咸豐皇帝倉皇離開圓明園,逃往熱河行宮。《庚申英夷入寇大變記略》記載了八里橋戰鬥的當晚的情形:「上在海澱聞敗信,內外驚懼,徹夜匆忙,立傳預備。」這是說,一聽說部隊吃了敗仗,咸豐皇帝就連夜準備出逃了。 
  其實,咸豐皇帝早在英法聯軍由天津北犯之初,就萌生了離開京城的意思。九月九日,他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召見王公大臣,表示將「暫幸木蘭」,由於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對,幾天後他又為此舉換了個說法,美其名曰「統帶勁旅,坐鎮京北,遙為控制。」不料此言一出,招致了很多大臣更激烈反對。為了「息浮議,定民心」,他又連夜下諭旨表白說:「朕為天下臣民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而事實卻相反,聽到八里橋兵敗的消息之後,他再也顧不得「預行宣示」,一心只想逃命了。 
  咸豐皇帝一生大概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正值秋分日,凌晨時分,咸豐皇帝先是來到圓明園的「鴻慈永祜」,向列祖列宗跪拜叩頭,然後在勤政殿召見了包括恭親王奕訢在內的五位王公大臣,決定由恭親王奕訢留在圓明園暫時主政,主持北京的「撫局」。隨後,他本人則帶領部分皇族成員及親眷隨從護衛,從圓明園大東門出發,逃往熱河行宮。當出逃的人群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時候,一個孩童突然發出「安樂渡、安樂渡」的叫聲。這是咸豐皇帝四歲的兒子、後來的同治皇帝載淳發出的歡叫。平素時間,「皇帝在圓明園御舟徐行,則岸上宮人必曼聲呼曰:『安樂渡!』遞相呼喚,其聲悠揚不絕,至舟達彼岸乃已。」(《圓明園資料集》),此時載淳模仿的就是這種皇家所熟悉的、太平日子裡的聲音。據說,咸豐皇帝聞聽之後,撫摩著載淳的頭頂說「今日無復有是矣」,然後潸然淚下,周圍的人也都淒惶不已。 
  《庚申英夷入寇大變記略》一文記述了咸豐皇帝一行的慘狀:「鑾輿不備,扈從無多。隨行者惟惠王、怡王、端華、肅順等,並軍機穆蔭、匡源、杜翰諸人。車馬寥寥,宮眷後至,詢迫不及待矣。是日,上僅咽雞子二枚。次日,上與諸宮眷食小米粥數碗,泣數行下。」 
  咸豐皇帝出逃的當天,北京城的九座城門全都關閉,城內和城外交通斷絕。儘管恭親王奕訢留守在圓明園裡主政,但是,六部九卿已經沒有一處官署能夠正常開展工作。曾經親歷事變的晚清名士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裡記載:「車駕東出,宮眷懼倉皇行,人心大震。」時任吏部郎中的吳可讀在《罔極篇》裡寫道:「是日,所有在京大臣眷口,及有力之家眷口,借移徙遠避,車價貴不可言。雇涿州單套轎車,須銀二十兩,保定則三十兩。」從這些記錄來看,此時的北京城已經完全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北京的混亂局面完全是由於咸豐皇帝出逃造成的,其實,當時的危機遠沒有咸豐皇帝想像得那麼嚴重。吳可讀在《罔極篇》裡分析說:「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尚遠。」吳可讀的判斷是準確的。事實上,此時的英法聯軍也處於極大的恐慌之中。 
  八里橋之戰,英法聯軍儘管人員傷亡不大,但他們差不多已經耗盡了所有的槍炮彈藥和給養,亟等著後方的補充。他們不光沒有能力攻打北京,甚至擔心清軍隨時可能到來的攻擊。法國特使葛羅在十月三日寫給本國外交大臣的信中這樣描述他們當時的危境:「若彈藥像期待的那樣明天運到,那我們就可向北京進發。我們已經不得不多次對中國政府假意示好,以掩飾我們的無能為力。」 
  不獨如此,在英法聯軍的「後方」天津,城內根本沒有駐軍,城外僅有一個兵營留有數百人,另外,停泊在內港的五艘英法聯軍船艦,也僅有幾百名兵士留守。如果此時清廷能夠組織部隊向彈藥匱乏、糧草不繼的英法聯軍發起攻擊,戰局極有可能顛倒過來。 
  可惜的是,皇帝出逃,官兵潰散,大清朝野上下已成一片散沙,毫無戰鬥力可言。更令人費解是,為了不影響朝廷辦理「撫局」,清軍兵營從朝陽門外東大橋一帶,一直撤退到了德勝門外北頂一線,這樣以來,北京城東北郊數十里區域之內,竟沒有一兵一卒防守,任由英法聯軍偵察襲擾。李慈銘《感事》詩云:「夷酋方喪魄,廷議急和戎。」恰可形容當時的情形。 
  凡此種種,英法聯軍方面也感到奇怪,從任何角度來看,清軍的表現都不像是一個有著悠久戰術傳統的國家軍隊所為,他們的表現更像「黔驢技窮」典故里的那頭既不知已、也不知彼的「驢」。在以後的日子裡,英法聯軍表現得更為跋扈和驕橫,他們有理由這樣做,因為他們再也沒有遇到過任何有效的抵抗。後來,他們中有人回憶這場戰爭的時候,甚至把它形容為一場漂亮的征戰,比作一次浪漫的「軍事散步」。他們的勝利也確實來得輕而易舉,可以說,是以最小的傷亡獲得了最大的收益。     
  洗劫圓明園   
  御園「空城計」(1)   
  夷人直撲澱園,恭邸以下,倉卒出行,澱園想被蹂躪。 
  ——翁同龢《翁文恭日記》) 
  從統帥到士兵,英法聯軍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來到北京。他們之所以敢冒兵家之大忌勞師遠征,是因為他們有著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暢通快捷的海上運輸線作保證。早在開戰之初,英法聯軍就預先定在冬季到來之前撤離中國,以免河流封凍軍隊無法出海。隨著局勢的複雜化以及天氣漸漸轉冷,英法聯軍開始對前景變得擔心起來——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城掠地,而是要從清政府手裡得到更大更多的特權和利益——他們擔心當冬季到來的時候,他們與一貫巧於周旋推委的清政府達不成任何「協議」,不得不兩手空空地撤離中國。 
  英法聯軍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佔領皇家御園 
  圓明園。這次意外的佔領,不但使英法聯軍從官員到士兵全都發了財,而且也使英法聯軍手裡多了一張打贏戰爭的王牌:通過洗劫、焚燒圓明園,英法聯軍徹底打垮了以咸豐皇帝為首的清政府的意志,並且得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他們這次行動所要完成的一切卑下的目的。 
  咸豐皇帝出逃前任命他的弟弟、二十八歲的恭親王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九月二十一日,恭親王照會英國特使額爾金,要求言和,額爾金第二天復照拒絕,聲稱人質未還,決不議和。九月二十五日,額爾金又給恭親王發來照會,說三日內放還全部人質並接受條件,聯軍可以停止前進,否則將一舉奪取北京;恭親王則提出聯軍先撤退到張家灣,然後雙方再畫押、換約,最後釋放巴夏禮等人質。 
  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英法聯軍得到了半個月時間的休整,並充分補充了給養和彈藥。而恭親王在這寶貴的兩周時間裡,卻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戰守準備。他在十月四日給咸豐皇帝的奏折裡仍在抱怨:「目下情形,戰守均不足恃。……至僧格林沁、瑞麟等,屢次來函,總以軍無鬥志,深盼和議速成。相應請旨飭僧格林沁等及守城王大臣,激勵軍心,力求制勝之策。一面再由臣等設法補救,力保危城。」因此,當英法聯軍開始向北京進發的時候,清政府已經錯過了打敗聯軍的最佳戰機。 
  十月五日,得到充分休整的英法聯軍進發到了北京城下。此時清政府方面沒有人敢於出面與英法聯軍接觸,倒是民間商人派出了代表前往敵營議和。《庚申北略》記載,八月二十日(公歷十月四日),「商人樂姓平泉,開同仁堂者,邀集眾商,備牛羊千頭,往夷軍犒師請和」;另據翁同龢八月二十一日(公歷十月五日)日記記載:「商人樂平泉、王海捐備牛羊饋送夷人。」(《翁文恭日記》)。對此,英法聯軍的回答則是:「此國大事,豈商人所得與聞,須恭親王來說話。」(《庚申北略》) 
  十月六日上午,英法聯軍從朝外三間房一帶出發進犯京城。不過,他們並未貿然攻城,而是繞經東直門和安定門外向西北進攻,襲擊駐紮在德勝門外的僧格林沁、瑞麟部隊的後翼。結果,大清守軍聞風而逃,不戰而潰。英法聯軍從俘虜口中得知,僧格林沁部隊撤退到了北京西北圓明園一帶地方,於是決定向北京西北方向追擊,消滅這支清軍機動力量。 
  出發後不久,英國先頭部隊遭遇了清軍大隊騎兵,雙方交火。很快,清軍向西潰逃。英軍因不明敵情,加之不熟悉道路,決定暫時宿營,先頭部隊在德勝門外土城關以西駐紮,大隊人馬則屯聚在黃寺、黑寺一帶。 
  與英國軍隊不同,法國軍隊在行進的道路上沒有遇到什麼障礙,他們穿過海澱,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後來,法國軍隊踏上了一條修整得十分漂亮的寬闊大道,周圍的建築與景物也較別處漂亮很多,到了黃昏的時候,法國軍隊沿著這條大道徑直來到了圓明園的門口。而此時,受命留守圓明園的恭親王已經聞風逃走;僧格林沁、瑞麟殘部也已逃往西直門以南,或者清河以北;圓明園的數千名護軍更是紛紛逃散。至此,昔日護衛森嚴的圓明園大宮門,已經是空空蕩蕩,守衛它的只有一群侍衛的太監,皇家御園圓明園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空城」。 
  法國人本以為在圓明園會遭遇一場惡仗,結果卻完全兩樣。最初,留守圓明園的管園大臣文豐親自出面拒絕了法國部隊進入圓明園的要求。法國軍隊因為不知道圓明園的守備情況,暫時向後撤退了一段距離。法國軍隊走後,文豐急忙召集圓明園的守衛禁兵,竟無一人應命,因為這時對圓明園負有守衛之責的禁兵已經全部逃散。文豐知道洋人不會就這樣乖乖離開,憂心如焚。 
  果然,法國部隊很快又折了回來。幾名海軍陸戰隊員翻牆入內,打開了圓明園的大門。當走在最前列的法軍士兵來到出入賢良門的時候,他們卻意外地遇到了二十餘名技勇太監的自殺式抵抗。衝突雖然短暫,但進行得異常慘烈,結果,法軍方面有數人受傷,其中包括兩名軍官;技勇太監這邊,八品首領任亮戰死,其他人受傷被俘,隨後悉數遇害。當晚七點鐘,法國公使葛羅,法軍司令蒙托邦入踞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管園大臣文豐深感憑一己之力無法保護圓明園,絕望之下,投福海自盡。 
  對於法國軍隊來說,佔領 
  圓明園是一個極其意外的收穫,短暫的狙擊戰過後,圓明園全部落在了他們的掌控之中。 
  十月七日清晨,法軍指揮官蒙托邦在圓明園稍作瀏覽,像所有人一樣,蒙托邦對圓明園的奇觀印象深刻。十月八日,他曾這樣寫信向朋友描述他對圓明園的第一印象:「我們歐洲,沒有任何東西能與這樣的豪華相比擬。我無法用幾句話向您描繪如此壯觀的景象,尤其是那麼多的珍稀瑰寶使我眼花繚亂。」(伯納·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海軍上尉帕律的感受更加具體,他在《1860年遠征中國記實錄》中寫道:「看見夏宮後,聯軍中的所有人,雖然學歷、年齡與思想各不相同,所得出的印象卻是一樣的:再也找不到可與之媲美的花園了。人們都震驚了,都說,法國所有的皇家城堡也抵不上一個圓明園。」 
  十月七日中午,英國特使額爾金和指揮官格蘭特也抵達圓明園,瀏覽之後,他們對圓明園的驚訝一點也不亞於法國人。額爾金評論說:「圓明園確實是一項精緻的文物,像一個英國公園一樣——數不盡具有漂亮的房間的建築,充滿了中國的古董珍品和精美的時鐘、銅器等等。」(《圓明園史話》)英法聯軍中其他人的觀感也都大略如此。不過,大多數人並沒有時間欣賞美景,他們的眼睛全都被園子裡的珍奇寶貝吸引了,搶掠已經開始。 
  英國人和法國人誰都不肯承認自己率先開始洗劫圓明園的行動。法國人聲稱:「儘管他們比英國人先期到達圓明園,不過,他們的指揮官蒙托邦將軍命令『在英軍指揮官到來之前,不要觸動園內物品。』」英國人的說法則相反,他們認為「法國人早已佔據了好久,並且擄取了不少最可寶貴的庫藏。」不過,他們的共同點是,雙方都沒有嚴令搶劫之風的發生和蔓延。相反,兩軍會合之後,搶劫立刻變得合法化了。英軍特許軍官們任意挑選他們所喜愛的物件,作為紀念品。同時,每個軍團分為兩組,兩個組上午和下午輪換進入圓明園。法軍方面也是一樣。 
  多年後,在以各種形式出版的回憶錄中,當事者們詳盡地描述了當年在圓明園裡發生的事情。 
  英軍指揮官格蘭特的翻譯斯溫霍(RobertSwinhoe)在《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裡描述了搶掠的場景: 
  軍官和士兵,英國人和法國人,以一種不體面的舉止橫衝直撞,每一個人都渴望搶到點值錢的東西。多數法國人都拿著巨大的棍棒為武器,遇到不能挪動的東西,就搗個粉碎。在一間屋子裡,你可以看到好幾個各種等級的軍官和士兵鑽到一個箱櫃裡,頭碰頭,手碰手,在搜尋和搶奪裡面的物品;另一間屋子裡,大群人正爭先恐後地仔細檢查一堆華美的龍袍。有的人在對著大鏡子玩弄擲錢的遊戲,另外的則對著枝型吊燈搞擲棒打靶來取樂。尊重身份的事情已經完全看不到,佔優勢的是徹頭徹尾的混亂狀態。 
  法國翻譯官、當年二十歲的德裡松在二十六年之後,寫了一本《一個赴華翻譯的日記》,在書中,德裡松做了如下回憶: 
  這一大群各種膚色、各種樣式的人,這一大幫地球上各式人種的代表,他們全都鬧哄哄地,蜂擁而上,撲向一堆無價之寶。他們用各種語言呼喊著,爭先恐後,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來,賭咒著,辱罵著,叫喊著,各自都帶走了自己的戰利品。 
  德裡松還對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搶掠方面的不同點做了一番對比: 
  法國人堂而皇之地搶,而且都是單獨行動;英國人比較有條理,他們能很快就明白應該怎麼搶,而且幹得很專業。他們都是整班行動,有些人還拿著口袋,都有士官指揮。有個難以置信、但又是千真萬確的細節,就是那些士官都帶著試金石。見鬼!他們是從哪兒弄到的試金石? 
  劫掠和破壞是同時進行的。發了狂的英法兵士們把能拿走的盡量拿走,拿不走的就隨手破壞。對此額爾金採取了冷漠的觀望態度,他在十月七日寫給妻子的信中說:「劫掠和蹂躪這樣的一個地方,已夠壞了,但更壞得多的是破毀。原來總價值一百萬鎊的財產,我敢說連五萬鎊也不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洗劫(2)   
  為了避免分贓不均,英法聯軍專門成立了一個「戰利品管理處」,對所有的「戰利品」進行拍賣,在這場特別的拍賣會上,價值連城的珍寶僅拍出了八千鎊的低價,連同現金一萬八千鎊,分成三股,其中一股歸軍官,兩股歸士兵。作為英軍最高指揮官,格蘭特沒有參與分配,他得到一隻純金的工藝瓶作為紀念;同樣,法軍最高指揮官蒙托邦也得到了一份紀念品,他們還分別給英國女王以及拿破侖三世留了一份禮物。如此以來,英法聯軍從將軍到士兵,人人得到了一份來自中國皇家御園——圓明園的戰利品。 
  搶劫和拍賣持續了兩天時間。到了十月九日,英法聯軍離開圓明園的時候,這支混合隊伍變成了一支運輸大隊。 
  德裡松在他的書裡談到了英法聯軍撤走時的場面: 
  說到車輛,還有一件稀奇事。在走到安定門時,法國軍隊只有一輛車輛——也就是將軍車輛才載有帳篷和軍用箱。而當軍隊開拔時,不知道為什麼竟然出現了大批滿載著的車輛,單是這支車隊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時。至於英國人的行李車隊,那更長得出奇。這一支神話式的車隊足足有兩法裡之長。 
  通過搶劫圓明園,英法聯軍的官兵們全都發了橫財。許多普通士兵回國後,通過變賣從圓明園搶得的珍寶,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富翁;英國陸軍軍官赫利斯回國後,因擁有大批圓明園珍寶甚至獲得了「中國詹姆」的綽號,這筆財富使他享用了一生。一八六三年,法國拿破侖三世在巴黎附近的楓丹白露行宮建造中國館,專門收藏中國珍玩,其中大部分珍寶來自圓明園;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裡也藏有大量來自圓明園的文物,其中東晉大畫家顧愷之的傳世名作《女史箴圖》(唐人摹本)就是其中之一。 
  一八六○年十一月七日,《泰晤士報》隨軍記者從北京發回的一則通訊稱:「據估計,被劫掠和被破壞的財產,總價值超過六百萬鎊。」這只是一個不懂中國文化價值的外國人的初步估算。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圓明園損失物品的清單,不過,現在就開始清點還為時過早,因為圓明園所遭受的更大的劫難還在後面。   
  初劫之後(1)   
  咸豐皇帝是通過奕訢等人十月八日的奏折,得知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洗劫的消息的。盛怒之下,他只好在無能的軍事將領身上出氣,立刻將「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職,瑞麟著即革職,以示懲儆。」同時,咸豐皇帝也被英法聯軍的暴行嚇破了膽:為了防止英法聯軍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紫禁城皇宮,一再諭令恭親王等人速辦和局。 
  英法聯軍撤離圓明園之後,留下的是一片狼籍。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的禮部大臣鮑源深,大概是第一個看到劫後圓明園的官員。他在《三天入直瑣記》裡記錄了十月八日的見聞:「聞夷人已退,乘車回園寓一顧,則寓中窗隔已去,什物皆空,書籍字帖拋散滿地,至福園門,則門半開,三天書籍亦狼藉散於路傍。至大宮門,則閒人出入無禁,附近村民攜取珍玩文綺,紛紛出入不定,路傍書籍字畫破碎拋棄者甚多,不忍寓目。」 
  一直擔任清廷代言人的大臣恆祺也是最早目睹圓明園劫後慘狀的清廷官員之一。十月十日,恆祺陪同剛被釋放的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進入圓明園。看到圓明園的慘狀之後,恆祺痛不欲生。英國皇家炮兵隊隊長亨利·科龍勒斯(HenryKlonllys)在《1860年中國戰爭紀聞》中轉述了這一幕: 
  10月10日,欽差恆祺要求我們允許,偕同巴夏禮,赴圓明園遊覽一趟。……後來巴夏禮告訴我,說看見那個可憐的人,令人難受得很。恆祺坐在小湖的岸畔,雙手抱頭而哭,聲言萬事皆休,他也將要自殺,了此殘生。 
  可以肯定的是,除去英法聯軍,圓明園附近的不法之徒以及聞風而來的土匪也加入了搶劫的行列。英法軍隊退出圓明園後,京城西郊一時成為無人管轄之地,土匪和附近村民趁管理失控之機,大肆入園搶劫。對這些人來說,圓明園始終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苑,現在他們終於有機會進去大撈一把了。儘管英法聯軍剛剛撤走,清廷便派貝子綿勳帶兵兩百人護衛圓明園,不過,這點可憐的武裝根本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劫掠之風。 
  李慈銘在十月八日的日記中寫道:「城外劫盜四起,隻身敝衣,悉被掠奪。又聞有持園中斷爛物進城者,銅龍半爪,金獸玉鑲,俱相傳視玩弄」。十月十一日,李慈銘繼續寫道:「聞圓明園為夷人劫掠後,奸民乘之,攘奪余物,至挽車以運之,上方珍秘,散無孑遺。」 
  其實,十月九日英法聯軍撤走之後,搶掠並沒有停止,他們經常回到圓明園再行搶掠。法國軍人德凱魯勒在他的回憶錄《北京之行》記述了這一情況: 
  10月11日。看起來英國軍隊對它在夏宮所收刮到的那部分東西並不滿 
  意。在英方軍營裡,剛剛又組織好一次大規模的遠征,要去把法國軍隊沒能 
  帶走的東西都收集起來…… 
  這次遠征由1200名騎兵和一團步兵組成,另外還有許多旅遊者伴隨前 
  往。他們帶有成千輛車子和軍隊裡所有的馱獸。 
  此次搶劫延續了整整一天。 
  10月13日。今天早晨,派往宮殿的英國遠征隊剛剛回來,他們隨帶的成千輛車子和馱獸也都滿載著戰利品回來了……他們當時曾深入佈滿豪華住宅和可以與華麗的皇宮相媲美的腹地進行搜索。正是在這些至盡尚未搜索過的地區,他們才搶到了大批物資。 
  英法聯軍在搶掠的同時,還縱火燒燬了圓明園的部分殿宇。十月六日,法國軍隊佔領圓明園的當天,就燒燬了圓明園大宮門外的多處朝房。海澱一帶的民房也多被燒燬。 
  此時,遠在熱和行宮的咸豐皇帝只能在奏折上發洩自己的鬱悶之氣。十月十二日,內務府總管寶鋆在奏折裡說,自己在城裡防護,聞聽夷匪闖進圓明園,不勝憤恨;同一天,寶鋆又上了一個奏折,希望咸豐皇帝再委派兩個人和他一起管理圓明園,咸豐皇帝看完奏折後大怒,憤然批道:「汝系內務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園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顧,尚有人心耶!」 
  十月十二日,恭親王奕訢悲憤地致書法軍特使葛羅:「法國兵士,對於皇帝避暑行宮,仍肆焚掠,其故為何,法蘭西亦文明大國也,其軍士飽經訓練,宜有紀律,今乃焚燬皇帝行宮,所根據者何因,貴統帥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吾兩國所爭者何事,將軍其有以教我。」對此,葛羅公則冷漠地回應說:「聯軍佔有行宮之舉,乃其分內所有之事,兩軍交戰,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戰時公法所許也。」 
  此時的北京已經完全處於混亂之中。受命總攬大局的恭親王奕訢居無定所,先是避居在萬壽寺,之後又逃至豐台長辛店一帶;軍隊將領僧格林沁和瑞麟在京北郊一帶避敵,不敢應戰;守城的王公大臣們則堅閉城門,一籌莫展,坐視著局勢一步步地惡化。     
  火燒圓明園   
  開門揖盜(1)   
  一個北京老人觀察日落在漸漸變紅的北京——(美)斯蒂文斯這幾句詩是二十世紀初一個美國詩人模仿中國詩風創作的,雖然與本書的主題無關,倒是很貼切地反映了一八六○年北京深秋的情景。 
  英法聯軍佔領並大肆洗劫圓明園,使得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大為驚恐。為了表示議和的誠意,十月八日,清廷方面釋放了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並開始陸續釋放扣押的「人質」。 
  十月十日,英法聯軍照會北京當局,要求進城換約,並提出不毀滅北京城的條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開放安定門並交給英法聯軍駐守,最後期限定在十月十三日午時。英法聯軍威脅說,如果中國方面不答應,他們就要用大炮轟城。英法聯軍所做的一切都帶有虛張聲勢的性質,他們的真實意圖是希望通過高壓手段迫使恭親王盡快出面簽訂和約。 
  英法聯軍的恐嚇再次奏效。此時北京城內的守軍尚有一萬多人,城外也有多路外省援兵不斷趕來。無奈留京的文武大臣恐於「撫局」有礙,又懾於英法聯軍的淫威,最後竟「開門揖盜」,將安定門拱手交給了英法聯軍。 
  英法聯軍對能否「和平接管」安定門並沒有把握。十月十三日上午,他們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等待著規定時間的到來。法軍炮兵指揮官朋茨曼上校對格蘭特匯報說,他懷疑他的炮火能不能打開北京城牆的一個缺口,持懷疑態度的絕不止朋茨曼一人。指揮四門攻城大炮的英軍上校華斯萊在他的《一個軍人生活的故事》裡寫道:直到限期前十分鐘,敵人還沒有投降的跡象。我們的炮衣揭開了,炮身經細心地拭淨,裝彈,排列起來,對著要打的城牆瞄準。我屏住氣息,心情沉重,覺得我們是在玩『吹法螺』的把戲,因為我太清楚了,用我們所有的這些炮彈,要打開一個有用的缺口是沒有希望的。 
  到了規定時間,安定門竟然如期打開了。這時的華斯萊們「舒了一口長氣,十分滿意這個結果。」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北京城第一次被外國軍隊佔領。入城後的英法聯軍,駐紮在國子監一帶。 
  當天,一位中國詩人沉痛地寫道:古來和有策,今日戰無功。 
  戒夜鑾輿出,當關鎖鑰空。 
  雲愁鳥啄屋,軍散馬嘶風。 
  秋草金台路,斜陽黯淡紅。 
  ——陳寅《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在另外一首詩裡,詩人對王公大臣「開門揖盜」發出了詰問:郭外貔貅十萬屯,嚴關何事竟開門。 
  凶鋒早裂賢王膽,款議翻邀虜使恩。 
  大吏效忠爭扈蹕,窮民無路亦狂奔。 
  只應一片城頭月,照得書生有淚痕。 
  ——賈樹誠《庚申九月作》當時,並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同意打開北京城門,讓英法聯軍入城。至少他們在事後給咸豐皇帝的奏折裡是這樣說的。十月十五日,在八里橋之戰身受重傷的光祿寺卿勝保憤然奏道:「城內議撫諸臣,信其詭謀,無求不應。」一直躲在北京城外的恭親王奕訢則奏稱:「以都城雉堞堅厚,即逆夷炮火猛烈,尚可憑高自固。如城中於釋放巴酋(巴夏禮)後,盡心防守,共濟艱難,該夷豈能遽行得志。現在天氣漸寒,該夷紮營城外,進退無據。臣等乘機辦撫,亦可冀就範圍。乃該王大臣巧為卸責,輒稱訂期開城為宗社蒼生之福。殊不知開門揖盜,何福可言。」最後,恭親王下結論說,「可見該王大臣等被夷人虛聲恫喝,為一身自全之計,初非為大局起見也。」 
  恭親王奕訢的上述奏折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寫的,當時英軍已經焚燬了圓明園,儘管不免有事後諸葛之嫌,但奕訢的分析卻是對的。英法聯軍在掌控安定門、進入北京城之前,行事還稍有顧忌,一旦擁兵入城,手裡多了北京這個砝碼之後,英法聯軍就已經完全控制了局面。 
  事實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的消息後,恭親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額爾金和葛羅,表示已命令恆祺跟聯軍代表會商《天津條約》,並希望擇日互換1858年所訂的條約。   
  焚園的決定(1)   
  正當清廷答應接受全部議和條件,準備擇日簽約的時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變故:英國特使額爾金就「人質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聲稱巴夏禮等被俘人員遭「凌虐過嚴」,鑒於「圓明園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國人和法國人遭受極為殘酷折磨的地方,必須予以摧毀。」 
  十月十六日,是最後一批人質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軍在九月十八日羈押的三十九名人質,已經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經死去。具體數字是這樣的:英軍被羈押人員二十六人,活著回來十三人,死十三人;法軍方面被羈押人員十三人,活著回來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國《泰晤士報》隨軍記者。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驕橫的英法聯軍。從活著的人身上的傷痕以及他們的敘述來看,英法聯軍確信他們的外交人員受到了粗暴的對待。如果說幾天前,他們因為洗劫圓明園在良心上還有一點點不安的話,現在他們開始變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認為他們自己幹得還不夠。 
  十月十七日晚,額爾金在交給恭親王的最後通牒裡,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准「一八五八年條約」,還要為英國受害者賠償三十萬兩白銀撫恤賠款;法國特使葛羅也如法炮製,要求為法國受害者賠償二十萬兩白銀。至於圓明園,額爾金強調說,「全園余物,將立即予以蕩平。此點無須親王殿下同意,因本軍統帥將立予執行。」 
  事實上,英法被俘人員被押解到北京以後,的確在提督府受到過看守官員的洩憤打罵。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中對俘虜之事曾有記載:「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禮等二十餘人到圓明園,交提督府下處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刑部尚書趙光在其《自定年譜》中的記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禮等人在通州被擒獲後,押赴圓明園,當天晚上關押在圓明園,第二天便被送進刑部南所、北所兩監,其他的被俘人員則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順天府密雲、昌平等縣監獄關押。不過,在當時慣於對囚犯實施暴力的看守人員來說,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況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門口來滋事的「醜陋洋夷」。 
  恭親王等王公大臣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俘虜問題在英法聯軍看來是這麼的重要,竟能成為再起禍端的借口。在清廷看來,巴夏禮是俘虜中的首惡,他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禮一人身上,因為意識到巴夏禮會對和談有用,清廷對巴夏禮實行了非常優待的政策。至於其他人,清廷則根本無暇顧及、亦無心顧及。 
  借口當然不止這一個。總之,圓明園的最後命運就這樣決定了。 
  在焚燬圓明園的問題上,英法方面的意見並不一致,為此,英法首腦之間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十月十六日,法國特使葛羅和軍隊統帥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燬圓明園,他們都認為焚燒圓明園非明智之舉,圓明園只是一座未曾設防的「鄉村景點」,燒掉它未免過分,如果真要燒掉什麼的話,燒掉清政府最高權利機關——紫禁城,遠勝過燒掉一座皇帝用來尋歡作樂的園林;他們還認為,圓明園是清帝行幸的離宮,並未設防,也不是敵占區,焚燬它屬於無益的報復;另外,他們還擔心這樣做會「將使恭親王益增畏懼,不敢進行和議。」作為替代辦法,葛羅和蒙托邦建議焚燬北京紫禁城,並劫取裡面的文物典籍,他們認為這樣做更有價值。 
  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意見恰恰相反。額爾金認為:圓明園是大清皇帝最為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時間都在這裡度過的,毀滅圓明園,是對皇帝一人的懲罰,是對他的尊嚴和感情最強有力的打擊,實則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這當然只是表面上的說辭。作為英國特使,額爾金在這個問題是算過一筆賬的:「若是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壞和約的人們,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被呈獻出來,作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國政府大約不能答應,更決不能實行。尋思推繹的結果,只有毀壞圓明園,似乎是唯一的辦法,而這種懲罰,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與人民無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圓明園內「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裡絕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爭論到最後,額爾金堅持要焚燒圓明園,而法國方面則決定不參與焚燒圓明園的行動。 
  額爾金焚燒圓明園的狂悖之舉是早有預謀的,他之所以這樣有恃無恐地施暴,實在是因為得到了英國國內當權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國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換約時,英國政府就曾發出這樣的訓令:「中國政府願意外國公使駐北京,如遇任何妨礙,須不顧一切,完全達到北京換約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戰敗之後,英國首相巴麥尊就曾給他的外交大臣寫信說:「此時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毀清朝皇宮,然後撤回戰艦。」因此摧毀中國皇宮的主張,早已在泰晤士河兩岸傳開了。「我衷心高興,額爾金和格蘭特決定燒燬圓明園。」巴麥尊事後寫道,「以這種永久性標誌來表示我們對這些韃靼人的奸詐和殘暴的憤怒,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宮遭遇同樣的命運,我會十分高興。」 
  因此,即使沒有得到法國盟軍的同意,英國人也決定一意孤行。他們以格蘭特將軍的名義發表了一則告示解釋自己的行為:余所以欲毀圓明園宮殿之故,今願為左右一陳之。第一,被囚諸人,手足縛系,三日不進飲食,其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對於中國政府不顧國際公法之殘酷行為,不予以久遠之印象,英國國民必為之不滿。若現即與之媾和,訂約撤兵而退,中國政府必以吾國人民為可以任意捕殺無忌,在此點上必須警醒其迷夢也。皇帝避暑行宮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損失,在一月內即可恢復原狀。當法軍自圓明園撤退,中國官吏隨即接管,行劫之中國人五名立為所斬。吾軍邏卒往視時,已園門鎖閉,房屋亦未被毀也。圓明園宮殿之為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中國政府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為此輩而非其國民,故此舉可謂為嚴創中國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英國人把火燒圓明園的日期定在十月十八日。 
  就在行兇的前一天,英軍書記官赫利斯寫道:「十月十七日,聯軍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自由」兩個字在這個特別的語境下顯得如此觸目驚心。聯軍司令部的命令使得圓明園又經歷了一輪更大規模的洗劫。一位名叫鄧恩的英軍上尉評論說:「對圓明園和附近官員府邸的第二次搶劫,比第一次更有收穫。」   
  名園之毀(1)   
  十月十八日清早,英軍中將米歇爾(JhonMichell)帶領一師三千多名士兵奔赴圓明園執行縱火任務。米歇爾把正大光明殿當作他的臨時指揮部,開始有計劃地組織縱火,他們指定的予以搗毀的建築物,除了圓明園裡所有的宮殿和花園以外,還包括萬壽山清漪園的宮殿、花園,甚至更遠處的玉泉山靜明園以及香山靜宜園裡的建築物。 
  一個名叫奧爾古德的英國士兵在寫給他母親的信中這樣描述這場大火:為了讓您對這場大火的規模有個明確概念,我可以告訴你,在這兩天的焚燒當中,被出動的達到3500人。成百上千的建築物全化為灰燼。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英國隨軍牧師姆吉(R.J.L.M』Ghee)在《我們怎樣抵達北京:1860中國戰役紀聞》一書裡回憶道:有一兩師軍隊散佈在鄉間,放火燃燒,四個皇家花園中的一切宮殿,從圓明園開始,其次轉向西邊的萬壽山、靜明園,最後輪到香山。 
  軍隊暫停此處,約一小時左右,各師隊伍接受米歇爾將軍的號令,指示他們進行焚燬工作的地點。……命令發下之後,不久就看見重重煙霧,由樹木中蜿蜒曲折升騰上來。……不久,這一縷一縷的煙聚成一團一團的煙,又集合成彌天烏黑的一大團,萬萬千千的火焰往外爆發出來,煙青雲黑,遮蔽天日。所有廟宇、宮殿、古遠建築,輪奐輝煌,舉國仰為神聖莊嚴之物和其中歷代收藏,富有皇家風味,精美華麗,足資紀念的物品,都一齊付之一炬,化為劫灰了。……從今以往,數千百年為人所愛慕的崇構傑制,不復能觸到人類的眼簾了。這些建築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術和風格,惟一無二,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和它們比擬。你們曾經看過一次,就永遠不能重睹,它們消滅無形,人類不能重新建造。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英軍翻譯官斯溫霍在《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裡寫道:10月19日傍晚,所有地方都已經在燃燒,部隊返回軍營。我們是屬於最後離開的,在歸途中我們從圓明園經過,火焰和冒著煙的火場隨處皆是,使得走什麼道路都困難。不幸的是,緊鄰的許多農舍也被波及,瞬刻化為灰燼。在圓明園的主要通道上,我們以傷感的情調注視著飄蕩的火焰捲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結和花環,並最後攆成一股,環繞在大門上。從屋頂早已覆沒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煙與嘶嘶噓噓、辟辟啪啪發聲正燃燒的紅色火焰,為這副現實的圖畫提供了強烈的背景,好像在為這場遍佈周圍的毀壞歌功頌德。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英軍步兵中校沃爾斯利(GarmetWolseley)在《1860年對華戰爭錄》一書裡描述了對圓明園的最後一瞥:10月19日晚,圓明園已經不復存在。其周圍緊鄰的區域也彷彿地覆天翻一般,只有黑□□的牆垣和一堆堆燒焦的屋架表明皇家宮殿過去所處的位置。環繞著圓明園的松林也已化為灰燼,只剩下一根根被燒成焦炭的樹幹。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英軍火燒圓明園的行動持續了兩天。十月十九日下午三點鐘,作為「收工」之作,英軍燒燬了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和大宮門。 
  這是北京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日子。 
  大火持續三晝夜不熄,濃煙蔽日,本來秋高氣爽的北京,卻被濃重的黑煙籠罩,整個城市充滿了陰鬱肅殺之氣。 
  大火過後,圓明園化成了一片焦土。歷經百餘年精心建構的十六、七萬平方米的園林建築,絕大多數被無情焚燬,全園僅存雙鶴齋、蓬萊瑤台、海岳開襟三個景群以及二三十座殿閣亭廊、廟宇、值房和園門,而這些僅存建築物的門窗也因連日高溫烘烤嚴重變形,裡面的物什也都被洗掠一空。與此同時,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裡的大部分建築,也都慘遭焚燬。 
  恭親王奕訢和幾名官員在西山的一片高地上看到了這場可怖的大火。十月二十二日,奕訢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寫道: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殘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無以自容。咸豐皇帝在奏折上批道:「覽奏何勝憤怒!」 
  十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奏稱:「奴才望見煙氣沖空,寸心如割,即馬步官兵無不憤恨,即欲拚死一戰。因該夷已據守安定門,一經決裂,轉於撫局有礙。此皆奴才督率無方,恇怯無能,以至該夷如此猖獗。」 
  《庚申夷氛紀略》一書記述這場事變時說:各名園「盡付劫灰,火光燭天,數日不滅。」 
  由於火燒圓明園事件,所有的卑劣都在邪惡的階梯上上升了一級。一八六○年的英法聯軍是真正意義上的「殺風景」者,他們的萬達爾式暴行(Vandalism)使得世界上最寶貴的園林毀於一旦。純粹是出於殘暴和無知,額爾金下令焚燒了圓明園,不管他把他的戰時策略說得多麼振振有詞,他的做法是殘暴而愚蠢的。 
  事實上,額爾金根本不知道他的那把殘暴之火到底毀掉了些什麼。後來他在英國皇家科學院的一次宴會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關於圓明園珍藏的毀滅,誰也不比我更真誠地遺憾。」接著,他話頭一轉,「我不以為在藝術方面我們從那個國家有多少東西可學,但我也不是十分肯定地承認,甚至在這個部門,我們從那裡不能得到什麼東西。」由此不難看出,在文化學養和藝術鑒賞力方面,額爾金爵士的程度都是極其有限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聯想到當時的社會背景,既然毒品鴉片能夠作為合法貿易被一個國家政府公開支持,那麼,用一把火燒掉一座園林也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這樣的醜行,真可以作為對人類理性絕望的證據之一。   
  《北京條約》(1)   
  隨著圓明園被一把暴戾之火燒掉,清廷的信心徹底被打垮了。據說,眼睜睜看著圓明園毀於敵手,絕望的恭親王已經準備出走,最後,身邊的人幾乎動用武力才把他強行留在了北京。法國特使葛羅的描述證實了這一點,據他回憶:當時恭親王的眾多隨從車輛已經套上了馬匹,只等一聲令下便可動身。 
  軟弱的清廷沒有像英法聯軍中的某些人擔心的那樣,因為御園被毀、皇宮受到威脅從而奮起與入侵者決一死戰,相反,他們徹底屈服了。 
  英軍步兵中校沃爾斯利在《1860年對華戰爭錄》寫道: 
  摧毀了圓明園,似乎使北京當局甚為驚恐……它表明額爾金的最後一封信絕非空言恫嚇,而是對首都本身的命運發出警告,除非我們提出的各項條件被接受。城內的皇宮尚完好無損,但是,如果他們想要保全這處碩果僅存的宮殿,中國人不應該浪費時間。 
  ——《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 
  事實上,在額爾金揚言毀滅圓明園的同時,咸豐皇帝就已經決意議和了,十月十七日,他在諭旨裡明確指示:「著恭親王等迅即入城,與該夷將本年所議續約畫押蓋印,並將(咸豐)八年天津和約互換。」十月十九日,圓明園被燒之後,咸豐皇帝又諭令軍機大臣:「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往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迴鑾,以定人心。」從這兩封諭旨可以看出,對於英法聯軍,此時的咸豐皇帝沒有心思戰而勝之,只巴望「夷酋」早日退兵,好「保全大局」——咸豐皇帝所說的「大局」指的是大清王朝的安全。據說,此時太平軍距離北京不到三百里,他們深恐太平軍跟英法聯軍聯合起來傾覆大清王朝。在這一點上,咸豐君臣的想法很是一致。曾國藩曾經對英法聯軍做過這樣的評價:「(英法聯軍)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日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兩者皆有德於我。」這話在現在聽起來匪夷所思,卻是當時清朝統治集團的主流意見。 
  十月十八日圓明園火起的時候,俄國公使義格拉底夫(Ignatieff)在清政府和英法聯軍之間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他一邊擔保恭親王的人身安全,一邊力勸恭親王「認明危險,速定和約」,並暗示說,和議簽訂之後,「外國軍隊」可以幫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結果證明,圓明園的大火和義格拉底夫威逼利誘式的調停,對和約的達成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樣,圓明園餘燼未熄,清政府就接受了英法聯軍所提出的全部要求。 
  十月二十二日,恭親王奕訢移駐北京城法華寺內。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恭親王奕訢在禮部大堂,分別與英、法兩國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北京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埠;九龍割讓英國,賠償英、法軍費各八百萬兩,恤金英國三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二十多天後,俄國因「調停有功」,也趁此要挾,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從而霸佔了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八六○年十一月初,英法聯軍分期分批撤離北京,由通州前往天津。 
  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在英法聯軍撤離北京以後的日子裡,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陸續接到了內務府大臣們有關圓明園劫後情況的奏報,在每一份奏報裡面,圓明園被毀建築、丟失物品都被列成了一個長長的清單。 
  洋人攻進京城,御園被毀,成為咸豐皇帝心中難以平復的傷痛。《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咸豐十年,咸豐皇帝在熱河「北狩」期間,整日悶悶不樂,於是御書「且樂道人」四字多副,張貼在各個「行殿」之中,藉以緩解自己鬱悶的心情。後來,咸豐皇帝在十一月七日的一件奏折上批道:「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這番總結,可說是既辛酸又無奈的大實話。在咸豐皇帝看來,外國人以「平等」禮節面見他的具有親王身份的弟弟,實在是太不成體統了。在「夷夏」關係問題上,清政府的平等觀念一直發展得十分緩慢,時間又過了整整三十年,大清光緒皇帝才答應接見外國使節;一直晚到一八七九年,中國才第一次向外國派出了使節。 
  正如額爾金所設想的那樣,圓明園的毀滅的確給了咸豐皇帝致命一擊——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由於健康原因,也許還有別的什麼原因,比如不想看到滿目瘡痍的圓明園——直到一年後去世,咸豐皇帝再也沒有回到過北京。 
  參考書目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舒牧、申偉、賀乃賢《圓明園資料集》,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 
  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張恩蔭《圓明大觀話盛衰》,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陳登原《中國文化史》,遼寧出版社,瀋陽,1998年版。 
  王道成主編《圓明園——歷史·現狀·論爭》(上、下),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 
  張恩蔭、楊來運編著《西方人眼中的圓明園》,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吳伯婭《圓明園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 
  伯德萊(法)《清宮洋畫家》,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2年版。 
  馬廉頗《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 
  萬依、王樹卿、劉潞《清代宮廷史》,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2004年版。 
  伯納·布立塞(法)《1860:圓明園大劫難》,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2005年版。 
  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2005年版。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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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圓明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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