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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戀:皇帝、文臣和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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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   
  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   
  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監如妾   
  相互猜忌,相互傷害,也相互依存   
  這種微妙的關係,持續了近三百年……   
  導讀:   
  《閒看水滸》之後,十年砍柴再度發力,從江湖中國轉向廟堂中國   
  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王朝興衰的全程解說,透視三百年歷史詭秘定律   
  評 語:   
  天涯社區網友是比較喜歡思考的一個群體。他們熱烈追看十年砍柴的讀明史系列,除了欣賞作者獨具洞見的史識,還可以從中學到一種學歷史、用歷史、觀察現實世界的方法,這為作者的博客帶來了超旺的人氣。   
  ——天涯社區編輯  老盾   
  史學的意義是反照自身的時代,研究皇帝的起居注除了浪費時間外,狗屁都不是。唯因為如此,作者的書才是有價值的。因為他看到了字縫中的東西,並連接了歷史,讓歷史活到了今天。歷史的價值在此,作者的悲哀也在此,話語的合適載體,找起來艱難如此!   
  ——知名網友  五嶽散人   
  從2005年一開始,我就需要無數遍地給人家解釋誰是十年砍柴,沒辦法,這個陳米熬粥的專欄讓他擁有了眾多鐵桿粉絲,也是本報的品牌專欄。比較之下,同是講明史,他總不甘心只單純地講故事,卻還偏就對讀者的胃口——聰明的用詞和比喻、古代政治規則觀察、還有許多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我原以為讀者一貫喜歡娛樂化、生活化的專欄,卻發現他們極易對砍柴似的明史解讀上癮。他們上了他的道兒,他觸著了他們的歷史興奮點。    
  ——蔡曉輝( 本書部分內容在《燕趙都市報》連載的責任編輯)      
明朝的三隻螞蚱   
  文/韓□    
  歷史學家曹聚仁先生說,大學裡有三種力量,教師,學生和行政,如果任意兩方合作起來對付第三方,第三方就完蛋。另一位西方思想家哈貝瑪斯說,在行政、司法與立法中,絕對不能出現二合一的局面,否則就會出現腐敗。我的老師黎鳴先生也說過,三,是一個奇怪的數字。   
  《皇帝、文臣和太監》這本書,同樣是從「三」這個數字中,去發掘某種平衡和趣味。大明朝在砍柴先生的筆下,變得十分曖昧,原本殘酷的政治被作者以家事戲仿,突然呈現出前所未見的微妙景觀。「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監如妾,相互猜忌,相互傷害,也相互依存,這種微妙的關係持續了近三百年……」封面的幾句話,直接地傳達給讀者這本書所提供的視角。治大國如烹小鮮,皇帝、大臣與太監也就構成了這麼三種相互制衡的力量。說來滑稽,但也貼切,男主人、姨太太和小妾,就是這麼一家子,就是這麼一個糊里糊塗的大明朝。   
  回想起來,我在明史中摸索已有數年,但是從來沒有這麼警醒過。作為一名明史愛好者,似乎一直在宮闈政變中沉浸,始終未能抬起頭來。正是這位機智的兄台,讓我從歷史中幡然警醒,歷史的規律就在於這麼一個玄妙的關係當中。如果以西方盛行的政體,來觀照中國古代的政治格局,或者可以看做是,皇帝立法,太監司法,大臣行政——由此三種力量構成政壇的基本因素。   
  這個比擬並不確切,因為太監的司法功能,在古代社會中更多是以擅權僭越來體現的。但此種三權分立並且監視依存的體系,卻普遍地存在於各種權力場中,哪怕僅僅以潛規則的形式發揮作用。   
  所謂立法,就是定規則權利的擁有者,而司法,則是一種監督履行規則的權利,行政就自然而然地作為規則的履行者。在這三者的關係中,規則的履行者與監督者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對抗的矛盾,而定規則的一方為了保證規則得到履行,從而促使他權利價值的實現,必須做出民主的姿態,對前面兩者的矛盾進行調和。這種三方對峙的關係,維持著表面上的穩定,但總會有人不斷地試圖去打破,以提高自己一方的重量。將近三百年的明代,在十年砍柴的筆下,正是這樣一個漫長而又短暫的爭鬥史。   
  寫歷史有三種等次,第一種等次是敘述歷史,還原真實,這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史說;第二種等次是在歷史中尋找思考,找到值得思考的東西,並且還能借古諷今,這是歷史學家所稱的史思;最高層次的歷史寫作,是高屋建瓴的尋找思考和價值的規律,從而歸納出歷史的生態模式,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生態學。把進化論的生物觀點引入歷史、哲學、文學,賦予人文社科靈性和靈感,可以說是一種絕好的創意。   
  史學的意義就是反照自身的時代,《皇帝、文臣和太監》一書的意義也就是反照我們現今的時代,這是寫歷史的最高層次。十年砍柴先生承襲《閒開水滸》的借古言今,於細節中見真奧,於歷史中窺定律,在今天有關明清歷史類書記車載斗量之時,他並沒有趕時髦再去演繹那些歷史故事,而是用讀書筆記的形式,還原歷史的走向,闡述自己對明代政治格局的獨特看法。   
  綜觀眾多談解大明朝歷史的名家,不難發現,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在語言上略見淺顯,多了一份侃勁,多了一份好玩,雖然文本通俗卻也把讀者群置於低齡化的層面;黃仁宇先生則是學究氣濃重,趨向書面而嚴肅,讓讀者只敢遠觀而不敢靠近;惟獨十年砍柴先生語言適中,文本紮實,見解獨特,成人會成為他的鐵桿粉絲,大中學生照樣會成為他的擁躉,各年齡階段的讀者都可從中學到一種學歷史、用歷史觀察現實世界的方法。   
  讀畢《皇帝、文臣和太監》,忍不住感歎,三隻螞蚱被栓到一根繩子上,無論是皇帝、太監還是大臣,他們都是權利所有制這個繩子上的螞蚱,為了權利場的力量,你死我活。如果砍柴先生能從更高的境界來思考,百年之後,千年之後,這種權利場消失的時候,這個三種力量相互制衡的因素還會存在嗎?   
  真心期待這位思想家的下一部新作。   
  (韓□,學者、作家、中國戲劇文學獎得主)      
夫妻妾共處一室   
  導讀    
  一提起明朝,稍有歷史常識的人,腦海裡也許會浮現出這樣的印象:殘暴或荒唐的皇帝,悲情與窩囊的大臣,貪權和陰毒的太監。   
  這種圖譜式的感覺並非沒有來由,大明的政局主要由這三種人左右,無論皇帝、大臣抑或是太監,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多多少少有些畸形的性格和古怪的氣質。但我們一旦走進浩瀚的史料,試圖去一點點感知那個時代人物的呼吸與愛憎,我們可能會覺得以上那種感覺太簡單了,而且有些似是而非。   
  歷史就像一條河流,它流經的地方,我們再回首去看,一定能看到河流順著地勢伸展到下游的軌跡,歷史的發展,後人總能看出某些內在的邏輯,儘管其中不乏一個個偶然性事件串起來。   
  那麼,明朝的皇帝、文臣、太監,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吃五穀雜糧,他們怎麼可能不是正常人呢?他們的種種行為,在當時的歷史場景下,再聯繫到亙古不變的人性,是能夠找到合理的解釋的。   
  任何一個王朝的精神氣質,必定會深深地打有開國君主個人的烙印,這太祖、高祖可不是白叫的,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這個崛起於最底層的皇帝,辛辛苦苦打下這份家業,他對整個王朝的延續和發展,是有過精確的設計的,包括殺功臣,廢丞相,讓藩王離京,明令禁止後宮和太監干政等等。皇權的專制,在他手上,發揮到淋漓盡致,整個大明政權機器,基本上按照他的思路運轉了近三百年,儘管有些制度走樣了,比如閹禍之熾,恐怕高皇帝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仔細分析起來,他當初對整個制度的設計,已經為太監的攬權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黃宗羲認為,君臣只是兩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說前後一起拉木頭的雙方基本上要有一種平衡,畸強畸弱這木頭就沒法拉;錢穆認為我國兩千年帝制時代並非大家所說的那樣專制,而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這兩種說法,多多少少有些理想化成分。   
  沒錯,從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皇帝和當官的讀書人,一直是古代中國政治舞台上兩種不變的主要角色,皇帝輪流坐,自不必說,而讀書人,無論通過察舉制,還是科舉制,都會被朝廷吸納進帝國的行政系統。但是,這二者之外,常常會有第三種力量加入,兩端變成了三角。漢代前期加入了外戚,後期加入了宦官;唐代則外面加入了藩鎮,裡面加入了太監;宋代外戚和太監比較老實,文臣的地位很高,則自己內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兩黨。到明代,朱元璋希望每個皇帝時刻抓住那個玉璽不放手,手下的大臣老老實實聽候使喚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狀態,君權畸重、臣權變輕時,太監站出來替萬歲爺分擔一些皇權,幾乎是一種必然的歷史路徑,太監干政甚至可說是一項「歷史使命」。   
  因此,我有個疑惑,太監的出現是加強了君主專制,還是從某種程度上減弱了君主專制?不過事實是明擺著的,當不設丞相後,軍國大事決於皇帝一人,不管這人是能幹還是混蛋,千斤重擔總要有人來替他分擔一些,不交給外廷的大臣,就必然會交給身邊親近的太監。太監就是那個拉邊套的驢,當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報酬。   
  很長的時間內,皇帝、文臣和太監共處在大明那個封閉的大房子裡,他們三者的關係變得有些微妙。從屈原開始,臣對君的關係常用男女關係來比擬,這兩類關係卻有可比性,讀讀《離騷》就知道,被君王疏遠的臣子,那心態和棄婦多相似呀。在大明這間屋子裡,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麼太監是什麼呢?是小妾。這三角之間,丈夫當然是掌握大權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錢財,丈夫是勤儉持家還是荒唐敗家,是這個家庭走向興盛或敗落的關鍵。丈夫對妻妾的態度,決定著妻妾在家庭中的實際生存狀況。而妻與妾之間,常有一種緊張的吃醋關係。按大家族的規矩來說,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應當挑戰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寵愛,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權力交給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黃妾正當華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對家庭的責任不一樣,從而對丈夫的態度也不一樣。妻子總覺得這份家業來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責任規勸丈夫,保持這個家庭的興旺發達,而妾不一樣,她無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丈夫的態度,所以不管家業將會怎樣,首先是以媚術邀寵,取悅於丈夫。諍臣總和賢妻一個樣,可敬未必可愛;而閹豎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設法親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強的丈夫,就會遠妻子而親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點規矩都不講、暴戾非常、時不時毆打妻子的丈夫,妻子為了生存還得忍氣吞聲去討好得寵的小妾。當然,小妾因為得寵而忘乎所以,不但將丈夫和妻子的權分了許多,而且可能浪蕩無度,紅杏出牆,或者導致了整個家庭有崩潰的跡象,丈夫明白過來了,不管教不行,於是在那位已經疏遠很久的黃臉婆幫助下,用家法懲治小妾。   
  我們要看到,到明代皇權專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監的關係,和漢、唐是有區別的,到了明朝這個家庭裡,夫權的絕對地位已經確立,妻和妾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丈夫的當家地位,漢代可能出現董卓、曹操那樣的權臣,漢末與唐末宮中的太監可以操縱皇帝的生死,決定誰繼承皇位,如漢有「十常侍」之禍,唐有「甘露之變」。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騙,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監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著超過皇帝的權力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說劉瑾和魏忠賢,夠飛揚跋扈的,但皇帝一旦決定收拾他們,比漢、唐收拾權監容易多了。所以說明代宦官在歷史上為害國家最厲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權最厲害的,至少不像唐代憲宗、敬宗那樣,被宦官殺害,宦官完全控制宮廷。   
  妻妾吃醋爭寵的常態之外,有沒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這需要一個特別能幹的妻子才行,比如《紅樓夢》中王熙鳳和隨自己陪嫁過來的妾平兒,組成統一戰線,把老公賈璉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這樣的時候,比如萬曆初期張居正和太監馮保的合作,泰昌帝駕崩後,在保證熹宗順利即位的「移宮案」中,大臣們和大太監王安密切配合。   
  在這個大屋子裡,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時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勸諫,更有小妾不安婦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種動態平衡,但這種畸形的平衡是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來維持的,家庭財產在夫、妻、妾之間的明爭暗鬥中不斷被浪費,家庭抗風險的能力越來越差,有一天出現大的變故,比如外面的豪強來奪產,或家中的佃戶聯合起來造反,夫、妻、妾的固有關係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傾亡了。   
  用夫、妻、妾同處一室的關係來比喻皇帝、文臣、太監之三角,未必十分貼切。但在家國同構的中國古代,我暫且這樣比擬,也許有助於我們透過一大串歷史故事,去觀察大明政局最本來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們看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覺得那個妻妾成群的舊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樣,以現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們同樣難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樣殘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聽話,「大禮議」中眾大臣為何要那樣冒死和皇帝對抗,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其生祠怎麼能在神州大地處處開花?我們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歷史上也許人們習以為常。我們今天難以理解,說明我們的時代在進步,社會的文明程度越來越高。   
  盡量以當時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舉止,是我這個歷史票友喜歡用的方法,但從明亡開始計算,歷史的長河已經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們已經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畢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見,究竟能得到讀者多大的認同,已非作者本人能決定的了。      
第一編 皇帝之專政從合夥到獨資的轉變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    
  解讀「狗烹定律」: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創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給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這個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後大批大批地殺功臣。   
  我們先來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場。胡惟庸、藍玉這些欽定的重點叛國案件的主角,被殺被滅族自不用說,就說那些並沒有多少反叛的實證,而被找個理由滅掉的元勳。   
  李善長、汪廣洋、馮勝、傅友德、廖永忠、華雲龍、韓政等等不是被滅族,就是被賜死,甚至連徐達這樣的第一武將,野史中也說他背上有疽,據說吃蒸鵝就會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蕩,欽賜蒸鵝一隻,徐達為了子孫後代計,當著使者的面把蒸鵝吃完。縱然徐達吃了蒸鵝無事,但朱元璋賜蒸鵝即賜死之意,徐達只好服毒自盡。   
  朱元璋在位時,大臣能得其善終是例外,被殺則在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個叫花子出身的皇帝為什麼心狠手辣到這個地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國古代歷史總在循環的一個規律,我斗膽命名為「狗烹定律」。這一定律從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在封建王朝歷朝歷代都發生效應,像宋太祖那樣杯酒釋兵權,把一幫「功狗」圈養起來,幾乎是閃耀著人道主義光芒的奇跡。而朱元璋,則是把「狗烹定律」的效應發展到極致的一個皇帝。   
  我覺得解讀這個定律,關鍵要看新帝國產權和組織結構必須轉變,以及如何轉變這一事實。   
  一個新王朝定鼎之後,皇帝必須處理也最難處理的問題,便是如何對待那一幫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辦法不外乎三個:一是如宋太祖那樣杯酒釋兵權;二是如漢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樣,威懾並籠絡管住那些宿將勳臣;還有一個辦法更乾脆,那就是殺。找個罪名把他們一點點殺光。第三個辦法是最常用的。   
  民國時期的學者薩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後李逵的命運如何》寫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當然封王封侯,這是普通人的見解。若據我的觀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誅之時。」他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公卿出身的皇帝對功臣寬大,平民皇帝對功臣很殘酷。因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經有了一種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數是他的家臣,平時對他,已經『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則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邊幅,不講禮貌,他的功臣,大多數都是他的朋友,平時對他,只有友誼,沒有名分。」   
  從禮儀和君臣名分來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論。但我以為,除了打江山的戰友對老大沒有及時從兄弟之情轉變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國這家從無到有的大公司,產權逐步發生了改變,最開始大夥兒合夥做買賣,後來變成萬歲爺一家控制的獨資公司。那些原來的合夥人,在公司做大後,反而沒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賞賜的高級打工仔。這是顯失公平的,皇帝也擔心原來的合夥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後,兒子當了董事長,這幫人吵著要回自己的股份。那麼只好從肉體上消滅他們。   
  李淵、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從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軍隊這個最實在的資本,以及名望這類無形資產,也就是說,一開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資者,因此前來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態來應聘,可以說大唐公司創立時,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統天下後,儘管尉遲恭這類武夫因為排座次問題當庭咆哮,被太宗訓斥:「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屬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這「非分之恩」是什麼?我理解為工資之外的股份。尉遲恭本是從別處投奔李氏的,一開始就是打工仔,他沒有資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裡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樣,他們都是在亂世中為了混口飯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無非在經營的過程中,朱元璋業績更加突出,成了這一幫人的老大。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份產業名義上的董事長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脫離了與小明王的君臣關係,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長,別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級打工仔。原來兄弟們拚死拚活把產業做大,都以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擔心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嗎?   
  朱元璋創立明朝和劉邦與豐沛一帶的兄弟創立漢朝非常相似。劉邦剛剛得江山後,還沒有天下全姓劉的自覺,在宮殿裡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談笑,叔孫通創建禮儀後,讓他感覺到皇帝的威風。但大漢公司的產權還沒有完全清晰,直到殺白馬為盟,非劉姓不得為王的「鐵律」出來後,公司才完全成了劉姓家族公司。《三國演義》雖是小說家言,但可以反映歷史上王朝的產權關係。劉備和關羽、張飛桃園結義,開始合夥做買賣。割據西南成立王朝後,關、張依然把朝廷當成自家的,所以讓他們遠離成都鎮守邊州。在「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建國方針下,蜀漢處於生死存亡之秋,產權問題被擱置了。如果劉備能北伐成功,光復漢室,該如何處置這兩位兄弟?諸葛亮才智比關、張強百倍,但他是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來的職業經理人,蜀漢沒有他的股份,劉備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劉備死在關、張之前,他能向兩位有蜀漢股權的弟弟托孤嗎?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諸姓的,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異族功臣。這倒像個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裡面諸侯王自己說了算,周王無非是總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漢代消除異姓王以後,歷代王朝基本上是獨資公司,由皇帝說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義上的「獨立董事」,很少有讓他們有自己的地盤、養自己的軍隊、設自己的官吏。漢代初期的「七國之亂」便是因為同姓的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認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後控股,自己當董事長。明朝從朱棣以諸侯王的身份控股後,便讓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義,而不給實際股份,更不讓他們參與公司經營,避免靖難之變重演。清朝以一個跨國公司吞併本土公司後,開始讓大功臣吳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吳被封平西王並能養兵選官。但這個股份只能給吳三桂本人,算是個新舊公司交替的過渡性措施,如果想將股權傳給子孫繼承,董事長是不會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愛新覺羅氏的獨資公司。所以袁世凱以小站練兵起家,手下有一幫如馮國璋、段祺瑞、曹錕這些小兄弟幫忙,能耍了大清,當了民國大總統。理論上民國是一個國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舊部願意給這個大總統即民國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復辟帝制,當洪憲皇帝,把江山傳給袁克定這樣的殘疾人,馮國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樣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國,和老大哥袁項城之間有總經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級之分,可以接受,而將民國變成袁家的獨資公司,繼續伺候你家兒子,給小袁當臣子,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凱復辟後,蔡鍔西南舉兵,只是個反袁的引子,真正給他致命一擊的,是那些北洋系眾大將的反對。   
  北洋系眾將領的反對在情理之中,已經有比獨資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選擇,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誰願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變成一家某個人控股的獨資公司?這樣的話,眾功臣的安全更沒有保證,很難說不會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勳的下場。      
叫花子的胃口越來越大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這點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當皇帝沒什麼稀奇的,在勝王敗寇的中國古代,誰坐上金鑾殿那把龍椅,就是受命於天,沒誰不服氣。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個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陳勝早就說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大凡一個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貴後,就會有很多傳說,證明他生來就不是等閒之物。比如漢高祖劉邦,《史記》說他媽媽「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就是說劉邦不是他爹劉太公生的,難怪項羽要烹太公,他還說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紀》說朱元璋出身沒有劉邦那樣邪乎,至少不是人獸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確是他父親朱世珍的兒子,但也有神跡,說元璋的母親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在他少年時,就顯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在小夥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當領袖。據說他當了和尚後,雲遊天下,途中得病,有兩個紫衣神仙跟著照顧,等他病好後就消失了。這類忽悠人的把戲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某些中國人還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場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   
  他小時候比別的孩子更調皮、更有主意應當不假,可非得說他從小就多麼非同尋常,那是扯淡。所謂「賤時豈殊眾,貴來方悟稀」,一個人發達了,總能找出他少年時許多不平凡的事跡來,連一個從草根層走出來的富商,也會在自己的傳記中,吹噓青少年時種種比別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況一個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並起的動亂年代,決定脫下袈裟穿戰衣,冒著殺頭的危險去投奔造反的部隊,其實很偶然,取決於一卦。《明通鑒》記載,朱元璋二十五歲那年,正在皇覺寺當一個小沙彌,思量去他鄉躲避戰亂,在菩薩像面前占卜,決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來也無處躲。那麼第三條道路是什麼呢?朱元璋自言自語:「難道讓我參加造反這樣的大事嗎?」再卜一卦,大吉。當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興的義軍。   
  老朱本來只想苟全性命於亂世,可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來做一場豪賭,結果賭出來國祚延續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買的彩票,中了大獎。   
  陳勝和一幫戍卒因為大雨,不能按時到達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條,這些被逼上絕路的漢子只有在大澤鄉揭竿起義。劉邦也差不多,亭長這樣的基層官員當了多年,也就盼著混吃混活,揩點油養活老婆兒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對下層的壓力越來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沒法活了,連大多數小官吏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上峰命令劉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時沒有火車更沒有高速公路,靠兩條腿走路,誤期是經常的,他面臨和陳勝一樣的命運,於是便帶領這些人躲進芒碭山,瞅個機會造反了。   
  在古代中國,科場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懸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數可能像羊羔一樣逆來順受,要麼死填溝壑,要麼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麼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賭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為之動盪。   
  這些人本來是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為帝王,成為歷史上的風雲人物。然而得隴望蜀,人之常情,一個人的胃口是越撐越大的。就如一個乞丐,開始只想乞討幾個窩窩頭,等到衣食不愁後,便自然想到蓋個大宅院,娶個媳婦,過上僕從如雲的生活。朱元璋當年去投奔郭子興的心思大約也是這樣,可後來覺得自己不比人差,舉目一看,張士誠、陳友諒這些人不過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鯨吞天下了。一則野史說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在剛修好的宮殿裡自言自語說:我朱重八原來只想亂世中有碗飯吃,沒想到打下了這一片花花世界。說完抬頭看見一個工匠正在樑上刷油漆,覺得失言的皇帝決定把工匠叫下來滅口,可怎樣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後讓人把他拽了下來。——原來那個工匠急中生智,假裝自己是個聾啞人,逃過了一劫。   
  後來的人只看到劉邦、朱元璋這種絕處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們的成功和個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關,也有許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賭的,多是血本無歸,這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和現在買彩票一樣,大夥兒只注意那個中頭獎的人,可多數人買了彩票,連個末獎也沒撈著。   
  打江山也好,做企業也好,這種因為絕地反擊而成功的,會帶來不小的副作用。他們是賭成功的,那種窮人乍富的心理往往決定他們時刻擔心到手的財富丟失掉,也決定他們更依賴於賭一把的路徑,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權和企業的運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難走上健康的循環。      
皇帝為什麼善待廚師   
  洪武帝登基後分封自己的一大幫兒子為王,晉王拜辭鳳陽祖陵後,去封國的路上,鞭笞他的廚師。洪武知道了後,怒斥晉王,說你老子戎馬一生,對手下的將帥十分嚴格,可二十三年來唯獨對自己的私人廚師沒有斥責過。   
  這番話頗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義,殺功臣毫不手軟的皇帝哪有什麼仁義?只是手下的將帥所圖者大,要封妻蔭子,要開府建衙,用現在的話來說,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所圖者大,必須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著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將帥,沒有誰是省油的燈,都是些能載舟也能覆舟的主,當然要恩威並施。而廚師獨掌自己的飲食,就是個手藝人,雖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資方和僱傭的工人關係,圖的是一份豐厚的薪水,以及額外的賞賜,頂多是告老還鄉時給一個虛銜。廚師只管做菜不覬覦實際權力,作為帝王沒必要對人家那樣嚴酷。   
  大部分開國帝王沒有成功前,能和戰友一起稱兄道弟,彼此間有友誼。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將有友誼?因為友誼意味著平等,一旦成為君臣,只有「寵幸」和「疏遠」的不平等關係,嚴子陵不應光武之召當一個高官,而是回家垂釣,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臥,保留一份較為獨立的尊嚴。李泌對唐肅宗,方苞對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編制內的宰相名分,他們這樣做能最大限度避免體制內君臣的尊卑關係,說白了,這是給皇帝幫忙而非臣子對帝王盡本分。   
  歷代帝王為了駕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辦法,有明太祖這樣找個理由誅殺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 一句話,軟辦法也好硬辦法也好,都是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對身邊的僕人,大多和洪武一樣,恩寵有加。這就是帝王之術。項羽有婦人之仁,對普通士兵的傷痛格外憂心,可不能給身邊文武僚屬想要的東西,所以韓信這樣的人去楚就漢。而劉邦是個沒教養的流氓,年輕人偷雞摸狗的事情沒少干,見了慕名而來的文士,張開大腿大咧咧坐著迎接。可他知道這些文臣武將想要什麼,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頭哄著他們好好幹活。   
  朱元璋善待廚師還有一個原因,在於侍食、侍寢之人,離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無異,他能運籌帷幄,可日常生活離不開這些人,對自己肉體能直接威脅的往往是這樣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須籠絡,否則廚師想辦法整你,你防不勝防。   
  兒時在鄉下聽老人講,過去的地主在農忙時雇短工給自己收割,讓他們吃得不錯,而讓自己的妻子兒女吃粗糧。看上去對別人比對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義,仔細分析則不然。自己財產妻兒有份,可以享用繼承,因此他們有勤儉節約的義務,節省下的錢他們也有份。而雇工純是拿錢幹活,財產增益和他們沒什麼關係,他們僅僅出賣勞動力。因而要讓他們賣力氣幹活,就不能怠慢,否則人家可能趁東家不注意,給你偷工減料。   
  我以上說的是安於本分的侍食、侍寢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貼近權力擁有者的人,一旦動了政治上的念頭,後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監弄起權力來,政權框架內預設的制約機制,如對文武大臣準備的監察制度,對這些人幾乎不起作用。因為他們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僕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內,而實際權力可以打著皇帝的旗號不斷擴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監專權,搞了許多防範措施,甚至選用的生活上的僕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後的大明成為歷史上閹禍最厲害的朝代。——無他,帝國專制使然!      
收養義子是很划算的買賣   
  小時候看《隋唐演義》時,對第八條好漢、忠心耿耿保大隋江山的靠山王楊林,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武藝,而是他廣收義子。他一旦看到哪個年輕將領武藝、智謀出眾,是可造之材,就將他收為義子。連後來大唐功臣秦瓊也做過他的十三太保。   
  我們去關帝廟,會看到關帝塑像背後站立的兩員大將,一個是貼身保鏢周倉,一個是他最器重的兒子關平。——這兒子也是關羽收養的義子。   
  元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各地義軍將領有收養義子的習慣。朱元璋收養的義子,見諸史冊的不下十餘人,如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輝、朱文剛、朱文遜、徐司馬、真童、金剛奴等等。   
  朱元璋最有名的兩個義子,一個是外甥李文忠,一個是世代鎮守雲南邊陲的沐英。朱元璋從皇覺寺出來造反,是做提著腦袋吃飯的勾當。家中親人的死活也沒法顧及。在天災加兵禍的時代,朱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死光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已經自領一軍、羽翼豐滿了,那一年他的侄兒文正、外甥文忠來投奔他。他的姐姐、哥哥都死了,兩個孩子能找到手握兵柄的親人,便有了活下來的希望了。當時外甥十四歲了,連個大名都沒有,大家叫「保兒」,他牽著朱元璋的衣服玩耍——大概怕這個舅舅走掉了吧。一向嚴酷冷漠的朱元璋也感歎道:「外甥見舅如見母也!」戰爭年代正需用人,上天把已經快成年的侄子、外甥送回來,自然會加以好好培養,作為倚重的將領。   
  古代的將帥大多喜歡收養義子。分析其原因不外乎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宗法社會,人和人的親密程度是靠血親或姻親維繫的。在殘酷的戰場上,這種關係就更為重要,所謂「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自己的兒子是最放心的。可是一個人生育能力有限,就是廣納妻妾,也不可能太多,而且不可能一一養活。朱元璋生了幾十個兒子,已經是很了不得了。況且這些兒子要麼年齡太小,要麼有可能是個紈褲子弟,不能堪當大任。尤其是軍旅中,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讓自己的親生兒子冒著生命危險衝鋒陷陣,老爸有點於心不忍。亂世用「物競天擇」的規律給篩選一遍,而那些亂世中能倖存的孤兒呢,在十分惡劣的環境中長大,生存能力極強,這樣的人,完全可以培養成擔當一方大任的將軍。他們父母早亡,四處流浪,只求能有口飯吃,苟全性命而已。又因為受盡了顛沛與欺凌,對別人給的恩惠格外感念。一旦被某個頭領收為義子,大多會誓死效忠。後人評價元末頭領廣收義子,是「以為將帥之儲備,或為監軍。皆看中其忠誠度」。   
  認乾爹、收義子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是很普遍的現象。實際上是將沒有血親關係的人用「擬血親化」、「准血親化」的方式固定下來。比如說過去農村裡,兩家人相處很好,那做好朋友不是很好嗎?不行,朋友關係太不靠譜了,總覺得不太牢固。要麼就對個娃娃親,你家閨女許配我家小子。如果雙方沒有條件結成兒女親家,怎麼辦?那就認干親吧,你家孩子叫我乾爹,兩家就有了虛擬的血親關係。——好像不這樣做的話,那種投緣的好朋友關係就會不穩定,叫人放心不下。   
  朱元璋廣收義子便是這個道理。讓那些被收養的孤兒,為自己賣命,光給他們恩惠還不夠,必須有父子的名分。——這就是為什麼朱元璋讓外甥都改姓朱,按著朱家輩分起名「朱文忠」。這外甥本來就夠親的呀,外甥半個兒呀。可是外甥畢竟是外姓人,讓他成為義子,不是顯得更親密嗎?——沐英、何文輝原來叫朱文英、朱文輝,大明建立後因勞苦功高,皇帝特賜恢復原姓。恢復原姓在皇權時代,是莫大的殊榮,說明給他光宗耀祖的機會了。   
  但「義子」畢竟不是自己生的,戰爭中讓他們領兵打仗沒必要像對親兒子那樣擔心安危,朱元璋義子在革命尚未成功時犧牲的不少。而那些九死一生活下來的義子呢?天下一統後,又擔心他們能力太強、功勞太大,危及自己親兒子的江山。李文忠在朱元璋的功臣中,列第三,僅次於徐達、常玉春,自己又有皇帝義子加外甥的這層關係,可他非常低調。他死後,他的兒子李景隆還是捲入了朱家叔侄的江山爭奪戰。先是帶領南軍,奉表哥孝文帝之命,北上討伐表叔。等表叔朱棣的部隊打倒南京城時,又反戈一擊,開門投降。   
  義子平安,父親從朱元璋起兵,戰死後,平安被朱元璋收為養子,驍勇善戰。靖難之變,率軍與燕王戰於白溝河,差點俘虜了燕王朱棣。朱棣即帝位,懷恨在心。永樂七年(1409年)三月,朱棣巡北京。快到達北京的時候,翻閱百官前來朝拜的奏章,看到平安的名字,對左右曰:「平保兒尚在耶?」平安聽到後,知道皇帝不想自己活著,為了子孫考慮,便自殺。永樂帝看到這個干兄弟倒還知趣,命令平安的兒子襲了父職。   
  沐英是眾多義子中下場最好的。他很早就去守邊疆,遠離了宮廷鬥爭,得以免禍。馬皇后死時,他哭到嘔血的程度。幾年後太子朱標又死在朱元璋前面,他又傷心大哭,因此得病去世。早年他在朱元璋帳下,乾爹要求嚴格,動不動就處罰這些義子,全靠慈祥的義母馬皇后和仁厚的大哥朱標說情,減輕處罰。對一生依仗的兩個親人的死,從親情來說,哀慟是自然的。另一個因素大約是以後朝廷裡少了兩個可以維護自己的重量級人物,對乾爹朱元璋的暴戾,義子們恐怕比天下臣民瞭解得更透徹。別看沐英已經開府建衙、威震西南,可還是害怕喜怒無常的乾爹。   
  從朱元璋和義子們的關係來看,大約可以明白,古時候大人物收乾兒子,是個一本萬利的買賣。      
帝王對糟糠妻的情分   
  君主有糟糠之妻的,此人一般說來是開國皇帝,並且青年時處在困厄微末之中。那些從老爸那裡繼承皇位的人,娶妻時不管身為太子或者是已登九五,天下美女供他一人選擇,何來糟糠之說。而晉、唐這些王朝的開國之君原來就是舊王朝的達官貴人,早有三妻四妾,妻無糟糠之實。   
  那麼縱觀歷史,帝王有糟糠之妻的,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最典型,他們都出身窮困,在亂世中起事,最後得到了天下,他們的正妻呂後和馬皇后是不折不扣的糟糠之妻。而且這兩位糟糠嫁給兩位窮小子,都有相同的原因,是她們父親或養父的一種投資行為。   
  呂後的父親是位避仇到沛縣的大富豪,《史記》說他「善沛令」,屬於那種與縣長、市長在一起喝酒作樂、稱兄道弟的民營企業家。沛縣的小吏們都去呂公家送錢拍馬屁,按照官場送禮的規則,禮越重在酒席上的坐席越尊。可劉邦在門口謊稱「賀錢萬」,實際上一分錢不拿,坐到上席。如果呂公是個一般的土財主,那麼這劉邦估計會飽受侮辱,弄不好會讓呂家叫來幾個如狼似虎的保安,暴揍他一頓再拖出去。《水滸傳》中的雷橫便吃過這樣的虧,他去看縣令的二奶白秀英的演出時,大咧咧坐在VIP包廂中,卻忘了帶錢,解釋說自己是本縣的捕頭,白秀英的老爸不但不給面子,還諷刺他是個「驢筋頭」,最後惹出風波,雷橫打死白秀英上了梁山。   
  呂公不像白秀英父親那樣目光短淺,他有著自己同宗呂不韋那種眼光開闊的大手筆。大凡亂世,能成事者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有幾分潑皮無賴勁頭,而且能說大話忽悠別人的漢子,老老實實守規矩的人很難有大的出息。劉老三「身無分文,敢坐首席」,這一下就征服了閱世很深的呂公,連後來成為劉邦股肱大臣的蕭何當時都沒看出來劉邦會有多大的出息,他對呂公說「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呂公不顧自己老伴的反對,堅決把女兒嫁給了這個整天不事產業、游手好閒的無賴。   
  朱元璋娶馬氏時,情況差不多,他家父母兄弟都死光了,一人投奔郭子興當了名親兵,那樣的大頭兵有今天沒明天的,苟全性命於亂世就不錯了,哪還奢望娶妻生子呀!可這位朱元璋作戰勇敢又有謀略,郭子興覺得他超乎常人,想籠絡他。——戰火紛飛中的軍閥,身邊的保鏢絕對要可靠,於是將老朋友臨死前托付給自己的女兒馬氏嫁給了朱元璋。郭子興此時僅僅是希望讓朱元璋死心塌地替自己打仗,肯定沒有呂公對劉邦那種想法。他自己也有女兒,年齡比馬氏小不了多少,只把養女而不把親閨女嫁給朱元璋,看來他是認為這筆投資風險很大,養女是別人的,投資失敗也就認了。誰承想後來真正得天下的是這位大頭兵,朱元璋得勢後收羅了郭子興的部屬,連他的親生女兒也做了妃子。我估計馬氏寄養於郭家時,基本上是郭家小姐丫環的角色。這下丫環成正宮,小姐變妃子,怪只怪她的父親捨不得下注,讓養女佔了大便宜。   
  呂後和馬後都等到了老公打下江山坐龍廷的那一天,享受了「母儀天下」的無比尊貴。史載馬後和呂後都是不讓鬚眉的奇女子,但馬氏寬厚仁愛,呂後剛毅嚴酷。這大概可以套用一下曾風靡神州的「出身論」,這呂後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從小嬌生慣養,對人頤指氣使慣了;而馬後很小就成了孤兒,寄人籬下,受夠了生活的艱辛,能設身處地替人著想。   
  呂後在劉邦駕崩後,自己主政多年,讓呂家的子弟裂土封侯,權傾一時,最終招來了滅門之禍。這馬後,就賢德多了,朱元璋要去尋找馬家的後人給高官,據《明史‧后妃傳》記載,馬後勸阻道:「爵祿私外家,非福。」朱元璋暴戾無常,好幾次都是馬後救了功臣的命。可惜她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死了,否則的話也許能匡正一下朱元璋晚年的殺戮成性。   
  劉邦對呂後的感情如何,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從一些事例中可看出他倆更像一對利益搭配。有一次劉邦被人追殺時,嫌馬車載人太多,行走太慢,將自己和呂後生的孝惠帝、魯元公主推到車下,幸虧當司機兼保鏢的夏侯嬰伸出援手。對自己的親生兒女都這樣,那麼對兒女的媽媽可想而知。因此劉邦富貴以後不喜歡這個黃臉婆是自然的事情,他寵愛和戚夫人所生的兒子趙王如意,常常說如意像自己,和呂後所生的孝惠太懦弱,不像自己,幾次想廢嫡立庶,多虧留侯張良等人力爭,惠帝才能順利繼位。劉邦先呂後而去,呂後當然會瘋狂報復,把戚夫人挖掉眼睛,砍斷手足,灌下啞藥,放到廁所裡,命之為「人彘」(人豬的意思)。仇恨會使人失去理智,甚至有幾分滑稽,就如清代雍正皇帝登基後,把當年和自己爭皇位的兄弟賜名為滿語的「豬」、「狗」,試想想,和自己同是一個爸爸所生的人是「豬」,那麼自己是什麼?劉邦得志後,對呂後情感應當是很淡了。呂後的仇恨難以罷休,自己的兒子孝惠帝先自己而死,又沒有留下孫子,所以她想盡辦法將劉家天下變成呂家,後來呂後一死,就引起了血雨腥風不是沒有緣由的。   
  而朱元璋和馬後,在患難中結下的夫妻之情沒有隨著地位的變化而變化,這和馬後的為人很有關係。《明史‧后妃傳》中記載,朱元璋當年在郭子興麾下,羽翼漸豐後,被郭子興猜忌,馬皇后拍郭子興老婆的馬屁,朱元璋才能免禍。有一年軍中糧食不足,老朱打仗回來又沒飯吃,馬皇后從養父那裡偷來剛出鍋的炊餅,藏在懷裡給朱元璋吃,熱餅將自己的肉都燒焦了。這是一位聰明女人的正確選擇,女嫁從夫她必須如此。尤其這個仰人鼻息多少年的孤女,被養父送給一個志向遠大勇謀兼備的男人做老婆,當然是她一生的依靠,要想方設法維護老公。   
  老朱對大臣子女都很橫,而對馬皇后非常尊重,馬皇后死後,「帝慟哭,遂不復立後」。在皇位繼承上,可看出朱元璋對馬皇后的情分。他和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標,也很仁厚,像劉邦和呂後所生的孝惠帝一樣,子不類父,但朱元璋從來沒想過找一個性格像自己的兒子接班(朱棣性格最像朱元璋)。當太子先自己而死後,太子還有一大串同父異母的弟弟,而且已成年,完全可以按長幼再選一個人做皇位繼承人。而朱元璋偏不這樣,立太子的兒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死後把皇位隔代傳給孫子,而且怕那些如狼似虎的叔叔造反,遺詔他們留在封地別動,不要進京奔喪。朱元璋這樣做,一個最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他一定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和馬皇后所生的後裔。奪了侄兒皇位的燕王朱棣,也稱自己是老爸和馬皇后所生的兒子,《明史》中也是如此記載。而後來的史家如孟森等人,經過詳細的考證,這朱棣是朱元璋和其他妃子所生,甚至有人考證為俘虜來的高麗妃,朱棣得天下後,篡改了皇家檔案。朱棣這樣做正是因為心虛,從另一個角度證明馬皇后的地位。   
  劉邦和朱元璋,都能讓糟糠之妻享受到男人成功帶來的富貴,不是因為他們兩人品德多高尚,而是當時納妾的制度和文化能給這些成功男人在情慾方面得到公開的補償,如此反而保護了糟糠之妻的利益不受損害。      
朱元璋的忌諱詞   
  中國人避皇帝或長輩的名諱,不知從何時起。不過直到今天,對長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禮貌的。農村小孩之間罵架,互相指著鼻子叫對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種侮辱對方的精神勝利法。過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輩、師長的名字時,總是稱「諱某某」。不過屈原在他的《離騷》中說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說「諱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樣,寫母親的名字「敏」時,故意缺筆。是否當時名諱之規矩還不是很盛行?   
  也許,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著特殊的魔力,和這個人的生命狀況息息相關,所以巫師作法,詛咒一個人,就會做一個小人,寫著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後惡毒地行法,比如《紅樓夢》中的馬道婆受趙姨娘委託,如此來對付王熙鳳和賈寶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權力越大,他的名諱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沒什麼勢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別人直呼其名他也無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國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諱範圍最廣,皇帝的名字,簡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歷朝歷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詞並不多,秀才們做文章時,只要留心別去碰聖上名諱這個大地雷,不用煞費苦心給更多的詞找一個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樣了。出身貧苦的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忌諱就格外多了起來。除皇帝的名諱外,許多詞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會掉腦袋。   
  朱元璋早年參加郭子興的隊伍,靠殺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別忌諱人家拐著彎子罵他是「賊」,他對「賊」字的警惕簡直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給人當槍手,寫上表叩謝聖恩,中有「作則垂憲」。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賀冬表,文中有「儀則天下」。常州府學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賀表中有「聖德做則」。這洪武皇帝大概當時講的老家濠州方言,「賊」和「則」同音,懷疑是諷刺他做過賊,便將這些拍馬屁的人全部殺死。他年輕時當過和尚,因此也忌諱別人提起他這段自認為不光彩的歷史,臣民們的上表中不許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則就會龍顏大怒,殺意頓起。因此那時候連「醫生」都改成了「醫士」。而且他這種忌諱擴大得讓人摸不到邊,一個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發」,去發不是當和尚嗎?又是諷刺老子龍潛時當和尚那段經歷,沒說的,讓人把這人推出去「卡嚓」一聲砍掉。   
  說白了,朱元璋這心理和阿Q沒什麼區別,因為自卑、因為不自信,總懷疑別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為頭上有癩瘡疤,便忌諱別人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直至忌諱說「光」、「亮」。別人犯了他的諱,力氣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罵。可這樣一個流浪漢,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裡,連王胡、小D這樣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諱,他只能肚子裡罵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樣當上皇帝,有無限的權力,估計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諱太多,多得連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國、君、臣、聖」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醫」也在禁止取名的範圍之內。這麼多的敏感詞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嚇壞了,這拍馬屁風險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丟了。可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禮部官員斗膽懇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規定哪些字、詞不能用,讓臣民心中有數,便於遵守。這洪武帝還不算太混賬,便讓翰林學士設計了一份謝恩表的格式,頒布給各有關部門,以後要上表謝恩,就照著這份填空就行了。這下文武百官心頭的石頭落了地,拍馬屁的風險一下子就降低了。      
識相的老夥計湯和   
  讀《明史‧湯和傳》,我發現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傳神地寫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對大臣是否忠誠皇室極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識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無事,魏國(徐達)、曹國(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並為諸公、侯治第。」   
  這湯和是何許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幾大元勳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長大的小夥伴,可謂總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標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兒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搞隔代繼承。這兩人都為人仁厚,沒有朱元璋那種嗜殺嚴酷的遺傳,朱元璋當然不放心自己死後,還留下一幫戰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設法把那些舊臣殺掉,為子孫後代的江山永固鋪平道路。   
  湯和是少有的幾個得其善終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歲的高齡而逝,追封為東甌王,謚襄武,可說是備極哀榮。人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湯和能善終,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來,和他低調、不貪權的性格有關,他讓老大放心,有一種安全感。《明史》裡說,湯和長大後,「身長七尺,倜儻多計略」,「沉敏多智數」。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興麾下效力,應當說兩人的資格是一樣老的。而且朱元璋當和尚時,湯和捎信給朱元璋,建議他參加造反隊伍,湯和可說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後來朱元璋脫穎而出,逐漸成為首領,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將領看到朱元璋當老大,難免心裡不服氣,而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甚謹,太祖甚悅之」。在關鍵時刻,他率先承認朱元璋的領導地位,這是何等的功勞,晚年又能主動交權,回家養老,能活到七十歲決不是偶然的。當然在和朱元璋的相處中,他並非沒有犯過錯誤,在朱稱帝前,和張士誠的對峙中,湯和鎮守常州,曾經有事請示朱元璋,沒有得到批准。鬱悶的他喝完酒後,口出怨言,說:「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上司最忌諱的便是部下主動表功,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離開他就不轉了。因此朱元璋聽後十分生氣,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個岔子只封他為侯,其他同等條件的人封為公的爵位。後來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並向皇上作出誠懇而深刻的自我檢討,才被寬恕。進封為信國公的時候,皇帝還不忘他歷史上的錯誤,歷數他鎮守常州的過失,並將這段歷史鐫刻在鐵券上頒賜給湯和,讓他子孫後代牢牢記住,為人臣者別翹尾巴。——部屬的過失,往往成為上司的殺手鑭,時不時要拿出來敲打一下。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改封建制為郡縣制後,皇帝如何處置開國功臣,一直是道歷史性難題。周王室裂土封侯,這個問題好解決。因為將土地轉包給各位諸侯,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稱孤道寡,自成體系,周天子並不干涉內政,天子作為諸侯們的共主,也就是維持名義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接受諸侯定期的進貢,大多數時間內,政令不出王畿,稱霸的諸侯沒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這樣反而會惹火燒身。因此暴發戶楚子,自忖帶甲百萬,地廣兩千里,便有問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鼎之輕重,不可問也」。自討了個沒趣。這也是周朝國祚能有八百年之長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廢除諸侯,各地設流官治理,功臣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王國了,只能老老實實扛活,任皇帝驅使,這一下子,君臣之間就有天壤之別。皇帝當然要時時刻刻提防擁兵自重的大臣,不甘於人下來奪自己的那把龍椅,因此處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門高深的帝王術,而如何在皇權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須知曉的學問。從始皇帝橫掃六合開始,王翦就明白這個道理,帥兵出戰前,還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賞賜,手下的將士不明白,認為大元帥擁有如此的兵權,為什麼還要貪圖那樣的小利呢?王翦此舉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問捨,沒有別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讓他帥兵出戰。君臣這種演戲似的默契,在秦朝剛剛開始之時,所以王翦手下的將士不太明白,到了後來,皇權越來越重,對大臣的防範越來越縝密,大臣也越來越知趣了。趙匡胤被部下黃袍加身,一個殿前都指揮一下子做了皇帝。這皇位能否坐穩,他心裡是很擔心的,因為五代十國期間,帶兵的人政變是家常便飯,坐在龍椅上的人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他只得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擁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權,厚賜他們讓他們好好養老。——如果說宋太祖還需要主動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權。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湯和這樣十分主動交出兵權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權被分割後,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而歸於單列的考課院。「這是宋初皇室在一種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   
  從秦漢到明清,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一個趨勢:皇帝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多疑,對大臣們的防範越來越嚴密,大臣們為了避禍,表面上越來越恭順。劉邦建立漢代後,儘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種「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儘管韓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運,但高祖釋放了勸韓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漢高祖有這番度量,沒把功臣都殺完或者全部剝奪權力,所以他死後,諸呂為亂,周勃和陳平才能誅殺諸呂安定漢室。   
  到了朱元璋,乾脆廢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權力是收回來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權必然被宦官蠶食。所以黃宗羲感歎道:「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權力集中於一人會帶來弊病,但他沒辦法信任大臣們,不得不如此。用錢穆的話來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確實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情或法術」。從漢代到明清,制度的東西越來越少,法術的東西越來越多。二者有什麼區別呢?砍柴不揣簡陋,大膽打個比喻。比如一個國家有總統府,有內閣,有參眾兩院,不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國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如何產生,他們的權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大家按著程序來辦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個總統不放心總理,自己很隨意地再設一個龐大的辦事機構,把內閣的權力奪過來,這就是法術。清朝比明朝更進一步,不但不設宰相,到後來連內閣六部的權力也削奪了,直接搞一個軍機處這樣的私人秘書機構。   
  所謂「法術」,就是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說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因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裝寶物的盒子在哪個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備這個寶盒是不是被人覬覦被人偷盜,黃宗羲說:「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這樣的多疑皇帝控制術再嚴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順,也不能保證江山萬年長。      
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爭奪其侄兒建文帝皇位的戰爭(史稱「靖難之變」)進入第二個年頭,也是最激烈最關鍵的相持階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馬大元帥李景隆是個草包,——這個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開國元勳李文忠的兒子,典型一個志大才疏的紈褲子弟,還不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可由於朱元璋生前要給後世繼位者「拔釘子」,將一個個身經百戰功勞赫赫的武將殺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誰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兒子,他的長孫建文帝已經找不出一個堪當大任的領軍者,於是乎「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大概也算是報應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隊一敗於北京城下,再敗於德州,只好領著潰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濟南城,被朱棣親率的部隊包圍成鐵桶一般。濟南的戰略位置實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鑒》中講到:「(燕王)惟自以得濟南足以斷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畫疆自守,亦足以徐圖江、淮。」當年朱元璋命令徐達、常遇春領軍北伐,也要求他們首先佔領山東,斷掉元大都的左臂。濟南在南北戰爭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現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著要拿下濟南,可守濟南的山東參政鐵鉉是個有勇有謀的忠臣。先是詐降,準備等朱棣進入城門時,放下鐵板砸死他。可天不絕燕王,鐵板放早了,只傷了燕王的馬頭,燕王換了匹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當時從西洋引進來的「紅夷大炮」轟城,眼看濟南城不保,這鐵鉉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來,「書高皇帝神牌,懸之城上,燕師不敢擊」。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謚號,太祖是他的廟號。後世臣子恭恭敬敬寫他的神位大約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來,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可亂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爭「造反有理」的合法性。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幫主張「削藩」、離間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齊泰、黃子澄等人,他要「清君側」,來保衛老爸留下來的萬里江山。建文帝維護自己正統地位打的是爺爺朱元璋的旗號,朱棣造反,打的同樣是老爸朱元璋的旗號。如此,朱棣私下裡可不把死去的老爸當回事。——他本來就不把朱元璋當回事,否則哪能起兵造反。但當眾不能用炮轟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響,他這個「貳臣逆子」的惡名更是坐實了,造反更沒有理論支撐了。   
  鐵鉉何嘗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謂「靖難」、所謂忠於死去的老爸都是用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這騙人的pose擺出來了,我就當成真的對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畫皮自食其言。這朱棣心裡估計恨死了鐵鉉,但表面上只能收兵,不敢炮轟先皇神位。所以後來鐵鉉被殺,朱棣還覺得不能洩憤,將他和另外一些建文帝忠臣的妻女發配教坊司做妓女,被凌辱致死後,他還御筆親批屍體的處置辦法:「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鐵鉉堅守濟南數月,打亂了北軍的部署,為南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南軍收復德州,取得了東昌府大捷,這場戰役本來應當是奠定南軍勝局的決定之戰,朱棣被圍,可南軍因有建文帝「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的旨意,放虎歸山,最後讓燕王東山再起,直至攻破金陵,建文不知所終,自己的兩歲兒子被圈禁到五十餘歲,成了個連牛馬都分不清的白癡。直到明英宗奪門之變後復辟,大約想起自己在大漠中當俘虜的苦楚,才下旨釋放。      
因肥胖症差點丟失皇位   
  一個的老實人   
  明仁宗朱高熾,是永樂皇帝朱棣的大兒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歷代帝王中最窩囊的。老爸健在的時候,不受老爸喜愛,又受兩個弟弟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的擠兌,繼承權幾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駕崩,四十七歲的他終於繼承了皇位,龍椅還沒有坐熱,當了八個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終明一代,他當皇帝的日子,僅僅比後來才坐了一個多月龍椅的泰昌帝時間長一些。   
  朱棣不喜歡大兒子高熾,一個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實仁厚,說得損一點,就是有點懦弱。沒有他爺爺、他爸爸那種英武之氣,不像個君臨天下、讓臣民戰戰兢兢的君主。第二則是因為身體不好,患了嚴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須要兩個人攙扶。他的爺爺和爸爸,江山都是馬上得來的,朱棣自己上馬能開弓,下馬能治國,沒辦法喜歡這樣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這窩囊的老大卻有了兩個能幹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興兵南下,和建文帝奪江山時,身先士卒帶領軍隊做先鋒,直逼南京,功勞赫赫。在這場戰爭中,有一次朱棣對自己喜愛的二兒子許諾,你大哥身體不好,你好好幹,江山遲早是你的。   
  高熾最終能入承大寶,一是嫡長繼承製對朱棣的約束;二是因為他娶了個好老婆,生了個好兒子,朱棣喜歡仁宗的長子朱瞻基。高熾的皇后張氏也有朱元璋的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風,見識遠大而乖巧伶俐,是個不折不扣的賢內助,用古代命書的說法,有「旺夫命」。   
  《明通鑒》記載,張氏自從嫁給仁宗後,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這對公婆的喜愛。明仁宗在東宮做太子的時候,多次被漢王、趙王兩位弟弟挑撥離間,又因身體肥胖,不能騎馬射箭,明成祖很生氣,命令減少太子在宮中的膳食,太子幾次險些被換,然後最終能被保全,據說是因為張皇后的緣故。——婆媳關係是大家庭第一大難題,這張皇后能讓婆婆開心,憑這點就知道她不是等閒之輩。明朝和宋朝一樣,外戚很難干政,而且多賢後。   
  老爸給仁宗規定的減肥計劃沒見什麼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減肥何其難也,減肥無非是個姿態,做給老爸看看。高熾當了皇帝後,雖然因為封建禮法,不能公開對老爸有非議,心裡恐怕腹誹不少。由於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陰影下,對老爸喜歡的長孫——自己的大兒子朱瞻基,大概有點怨屋及烏的因素在裡面,反而不喜歡,自己喜歡被封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顯示他立高熾為太子是因為自己喜歡長孫,而且明確向臣民表明他的態度,將來繼承高熾皇位的,只能是長孫瞻基。——這種隔代指定繼承人的行為,剝奪了仁宗自己選擇繼承人的權力,對他自尊的傷害可想而知。   
  史載,永樂帝朱棣數次出征,都帶著皇太孫瞻基。永樂十二年(1414年),「庚寅,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語諸侍臣曰:『皇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勞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每日營中閒暇,卿等仍與之講論經史,以資典學。』」對孫子的培養遠比對兒子用心。   
  因為沾兒子的光才當上皇帝的仁宗,對兒子有種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後世有人斷言如果仁宗再多當幾年皇帝,可能會廢除太子,我認為純屬臆猜。仁宗對兒子感覺不爽是一回事,可廢除長子繼承權再選另外兒子繼位又是一回事。因為前者是個人的感情,後者涉及整個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後的評價,朱高熾不會這樣冒險。在父皇在世時,他在幾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驚無險,證明他是個老實人,但毫不糊塗,做事極有主見,且「忍」的功夫一流,關鍵時刻形勢非常理智。   
  這樣的老實人才是大聰明。   
  朱棣帶領二兒子揮師南下時,建文帝的部隊搞了個「圍魏救趙」,派奇兵直搗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軍在外,如果貿然班師來救,得勝之勢將功虧一簣。朱高熾這時不顧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帶領老弱將士堅守北平城,自己冒著弓矢上城督陣,激勵將士,南軍終於無功而返。他這保護根據地的功勞成為日後得到繼承權的重要砝碼之一。   
  永樂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窩北京城(當時稱「行在」,還沒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讓朱高熾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監國。他懷疑太子有什麼不軌的行為,命令禮部侍郎胡濴暗中去監視太子的行為,並叮囑他說:「人言東宮多失德,汝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這老皇帝對太子已經有傾向性意見,一般的辦事人員會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軌」言行。而胡濴被太子的老實折服了,「以皇太子誠敬曉謹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釋」。   
  這老實人最聰明之處是認清了父親的為人和自己的處境。面對永樂帝這樣文武兼備而又陰險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瞞過他?一味地去討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變應萬變,老老實實夾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後熬到皇帝位置,和兩個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後,其制勝之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時候,這樣的笨辦法更管用。   
  仁宗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停止了永樂帝開始的大規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復興,讀書人的待遇比洪武、永樂兩朝要好。因此後世對他的評價很高,痛悼他在位時間太短。如果從個人的能力來說,他顯然不屬於有鋒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漢武乃至他的祖父、父親,相對平庸。但他最大的特點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盡量少地去命令臣民這樣或那樣。這樣平庸的皇帝,帶給百姓的福祉遠甚於那些個人能力很強、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紂、秦始皇、隋煬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歡胡折騰的皇帝。所以,朱高熾的廟號為「仁」。      
小兒把戲引出的大禍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陰毒或乖戾或懶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於聽取不同意見。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為清明、經濟最為繁榮的時代。《明通鑒》評價道:「即位以來,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這樣一位性格溫和的皇帝,殺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卻殘忍之極。史載,他命令將一個大銅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積炭燃燒,火旺銅熔化,朱高煦在裡面被活活燒死。朱高煦的幾位兒子也一併被殺死。   
  導致宣宗如此對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類似兒童玩打架的把戲。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當皇帝的侄兒不注意,出腿使了個絆,將其鉤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兒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樂朝。永樂帝朱棣三個兒子,高熾、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歡大兒子高熾,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種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熾為皇儲,但老二聯合老三,千方百計想把太子搞倒。高熾即位,是為仁宗。對於這一既成事實,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駕崩時,太子瞻基正在南京,聞訊往北京趕。兩個叔叔陰謀發動政變,圖謀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沒有得逞。這時仁宗裝著不知道,並未計較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樂安後,未嘗一日忘記反叛,約好山東都指揮使靳榮一起造反。宣宗親征,大兵駐紮在樂安城外時,還想給叔父一個機會,寫了封信送過去,說,現在大兵壓境,王若交出陰謀策劃你造反的人進獻朝廷,則朕與王盡釋前嫌,施恩禮待和過去一樣。並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國,就想借造反謀取更大的富貴;要是事敗不成,又會反咬一口,把責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圖活命。王如果執迷不悟,大軍往前推進,一戰就能把你擒獲;你手下的人也許會把你作為奇貨,綁來獻給朝廷邀功,那時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這封信可謂寫得有理、有力、有節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勢已去,獻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脅從之人,將朱高煦軟禁起來。——這已經夠寬大了。   
  朱高煦要是個明智的人,此時應當徹底認輸,老老實實頤養天年。永樂帝沒死的時候,和哥哥仁宗爭繼承權,雖然以弟弟覬覦長兄,有悖禮法,但畢竟機會均等。可等哥哥當了皇帝後,再傳給侄子,此時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確確,再造反沒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執政深得民心,此時反叛基本上是自取滅亡。   
  朱高煦當年在老爸和孝文帝爭江山時,立下很大的功勳,應該不會太糊塗。可在世上最大的誘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時已經成了個囚犯,沒有任何翻本的機會,侄子表面上還客客氣氣來看望自己。為什麼使出那種幼兒園小孩打架的伎倆,絆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護衛,這個小把戲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這種行為僅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惡氣,可代價實在太大了。   
  大約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興兵造反,侄兒都原諒了,現在搞這麼個小動作,估計他不會放在心上。錯了,他沒有正確地認識自己這位深孚民望的侄兒。宣宗一再原諒兩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約還因為他考慮到,自己能坐上的這個龍椅,有叔父的貢獻,當年靖難之變中,叔父確實功不可沒,他不服氣總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說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殘的惡名。這一回看上去是個兒童打架的小把戲,可直接傷害的是皇帝的身體。——說一千道一萬,身體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這一下脾氣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殘忍的手段殺了叔父的全家。   
  歷史上有許多此類因為小事而影響大局的故事。闖王進北京城後,吳三桂還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銳的部隊駐守山海關,他的選擇直接關係到李闖和清朝的力量消長。此時,李闖和清朝都向吳三桂伸出橄欖枝。經過再三考慮後,囿於夷夏之別的吳三桂已決定投奔李闖,可在這關鍵時刻,京城傳來消息,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被李闖給霸佔了,於是演出了「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個時代再美麗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著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嗎?   
  這件事和朱高煦鉤倒宣宗罹禍可以類比。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自己身體和自己女人的安全與否,最能直接、集中體現自己的尊嚴是否有保證,自己的權益是否有保障。一個連皇帝身體都敢傷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認罪伏法?一個連自己的女人也敢搶的造反頭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穩後寬厚而誠心地對待自己?何況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齒,而吳三桂也在大順和清朝之間徘徊了好久。兩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吳三桂做出了最終的抉擇。   
  朱高煦和李闖,也算是一代梟雄,可為什麼犯這種低級錯誤呢?大約再叱吒風雲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難抑制住男童式衝動: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搶過來。這種衝動沖淡了作為一個政治動物的深謀遠慮。      
少年皇帝的職業困惑   
  打心眼裡說,我一直喜歡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間的戲曲和傳說,有關正德皇帝的實在太多,小時候看過《游龍戲鳳》,講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讓一個正處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無限的遐想:多麼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長大後我才知道,對皇帝來說,浪漫是最不應該具有的一個特點,浪漫幾乎是政治這個行當的最大軟肋。政治只有得失計算和合縱連橫,而浪漫是出自真實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著來的。史書對正德皇帝的評價是荒淫無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歲登基,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讓他掌握億兆黎民的命運,讓他帶領文武百官堅守大明的萬里江山,實在是一件艱巨而無趣的事情,一點也不好玩。   
  當然,有人會說康熙這樣的天縱英才,童年時就登基,學著當皇帝,十六歲就剪除鰲拜,成為一代英主。這只能說,在做皇帝這項特殊職業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適而已,他生下來就是職業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都能找到合適的答案。一個正處在躁動而鬱悶的成長期的孩子,突然給他最大的權力,他把這權力當成一個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說,他一次在元宵節賞燈,不慎宮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搶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煙火。」他不喜歡那個束縛他的紫禁城。——這樣被圍牆圍起來的小天地,少年人誰也不會喜歡,包括《閏土》中的魯迅。他喜歡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邊疆宣府鎮國府,他把這兩個地方稱為「家裡」,其他人看來這是錯認他鄉當故鄉,而對一個少年來說,這才是的精神和肉體的真正故鄉。豹房有無數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鎮國府,則是他自封「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的府邸。這是少年人的另一個夢:成為一個戰功赫赫的將軍。——情慾和武力,是少年男兒最鍾情的兩種美。那些說正德皇帝荒唐、頑劣的人實在不能理解,後宮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夠了,為什麼還要去勾搭民間的村姑?皇帝是這個世上最有權的人,為什麼還要做皇帝管轄的將軍?   
  指責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複雜的。職位、美色、財富並不能帶來成就感。因為是孝宗的獨子,他自然要繼承皇位。皇帝這個職業不是他憑本事得來的,而是他的血統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權力和後宮,只是權力的附屬物。這對一個不安分的少年來說,是很沒有意思的,如果憑自己的才貌去誘惑一個陌生的村姑,憑自己的本事去帶領一支軍隊,這才能真正獲得成就感。   
  此類的荒唐皇帝還不少,比如說明朝的熹宗,不喜歡當皇帝喜歡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詞人卻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書畫和蹴鞠高手,可是當皇帝太昏庸。後人感歎他們沒有干自己合適的職業。應了一句古話: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   
  這類有著另類天才的皇帝,有個共同點,他們的性格和愛好在少年就顯露了。但是為什麼沒有因材施教,而趕鴨子上架,釀成個人和國家的悲劇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江山打下了,當然只能傳給自己的兒子。可當皇帝是個從政的行當,不是哪個人都合適。而在明朝是嫡長繼承製,也就是說,皇長子哪怕不具備從政的潛質,也要把他培養成一個皇帝。有的培養是成功的,有的培養的是失敗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當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誰也不能去爭,不管這太子合適不合適,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婦,逍遙一生。對這樣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氣,比如洪武帝的四兒子朱棣,於是起兵南下自己奪了皇位。如果只有一個皇子,那就沒有選擇了,不管是烏龜還是王八,江山只能給他了,哪怕是正德帝這樣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繼承不同於以前的朝代,它立賢不立長,老爹觀察很多年,感覺到誰最合適當皇帝治理萬民,然後在「正大光明」牌坊後留一道遺詔,把天下交給這兒子。所以今天看來清代的皇帝敬業的多,因為人家選擇的就是適合皇帝職業的人。當然這種制度也帶來一個後果,老皇帝的兒子誰都有機會,於是就會上演爭奪繼承權的大戲。到了清朝後期,皇帝子嗣不蕃,就一根獨苗,不管合適不合適,江山都得給他。最後江山給了和正德皇帝差不多的同治,這個愛逛八大胡同的少年皇帝,沒留下後代便死了。   
  中國過去的老百姓,養兒子也有點清朝皇室量才培養的味道。幾千年來讀書應科舉當官是男人最大的出息。一家有幾個兒子,肯定是優先培養那個讀書種子去趕考,如果家境不太寬裕的話,別的孩子恐怕就會被犧牲讀書的機會,所謂「秀者讀,樸者耕」。當然如果家境好,就廣種薄收,兒子們都去讀書,總會出來一兩個。   
  到了今天,雖然大家都摒棄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但眾家長還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讀名校好專業,然後出國當海龜。二十年前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在是法律、金融、計算機、藝術吃香。尤其是現在大多數人只有一個孩子,不管這孩子是否適合當律師、金融職員、歌星還是IT從業人員,都軟硬兼施把孩子往這些路上引。   
  獨生子女們,承受著父母先入為主的職業要求,其實和那個充滿幻想的浪漫皇帝正德帝一樣,你不喜歡也得硬著頭皮做下去。否則就是沒出息的兒女,正如史家指責正德帝的荒淫一樣。      
正德元年君臣對抗的遊戲   
  上文講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對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別無選擇。孝宗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皇位只能傳給他。如果他在當皇子時處心積慮和眾兄弟進行競爭,好不容易才坐上龍椅,大約會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如唐太宗經過「玄武門之變」,剷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奪嫡中勝出,即位後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過競爭贏來的蘋果吃起來才香呀。如果是個五六歲就登基的兒童,如後世的順治、康熙,他們當皇帝時因為太小,不能自主,有攝政王、顧命大臣或太后看管著,明明白白當若許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個兒童,沒有能力去幹荒唐事。   
  這正德皇帝的皇位來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處於好動好玩愛幻想的時期,且又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兒童,他這個年齡可以名正言順地親政。就如一個不知道稼穡之難的少年突然繼承了萬貫傢俬,家裡的其他人自然很擔心他敗家,於是想方設法把他往勤儉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遺留下的文臣集團,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務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禮法和道德來約束少年皇帝,來將這個貪玩的少年訓練成堯、舜那樣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論上皇帝有無限的權力,制約皇帝的只能是給他一遍遍講大道理,讓他自省,讓他慚愧,讓他明白眾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學士劉健為首的文臣集團,和皇帝的緊張關係從正德元年就開始了。撇開他們的君臣關係,來考察雙方的「交鋒」,就感覺到是姥姥、姥爺、叔叔、阿姨等長輩聯合起來,一起教導一位父親早逝而繼承家產的少年,要好好讀書,做爸爸和爺爺那樣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嚴厲的老師,整天看著頑劣的學生,讓他呆在教室裡好好做試題,或閱讀健康向上的文學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黃色書籍或進網吧。   
  這種「望子成龍」的拔苗助長培養方式,往往加劇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會上的「損友」唆使下,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想辦法逃避大人的教導,或者陽奉陰違,或者乾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無賴樣。最終的結果則是因為教導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簡單,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產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與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何況這些相當「帝王師」的文臣,面對的不是個普通少年,而是萬歲爺,教育的難度就更大了。   
  《明通鑒》記載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個月裡,文臣上書措辭嚴厲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個明君的,就是幾十條。   
  眾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導正德帝的主要內容有:   
  一是要好好讀聖賢書,學會做聖賢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劉健奏請皇帝恢復經筵(大臣給皇帝講古典經史)。因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為理由暫停了經筵。可恢復沒幾天,三月,劉健又上奏,說經史開講以來,皇帝您不時傳旨暫免,理由是要去朝拜兩宮太后,然後講了一大套道理:「兩宮以宗社為念,見皇上勤於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舉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講讀,劉健等人又上表說,先帝的舊例,每日要再進講一次,而且「四書」是聖賢治國的大道理,實在應該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於政事,不要貪玩。文臣們把一個少年看成天生就對社稷江山負有無限責任的職業皇帝。四月,英國公張懋聯合六部和五軍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憂勤而興,驕佚而壞者。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成王初政,周公作《無逸》以訓之。誠見夫廢興之機,於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類奏章多不勝數。   
  三是要儉樸節約,不要奢靡浪費。少年人喜歡胡亂花錢,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動輒就隨便賞賜,或者以孝敬兩宮太后為名、操辦婚禮等理由要戶部掏巨款。戶部會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給皇帝算賬,告訴他國庫銀根吃緊,不可隨便花錢。   
  四是要有安全意識,好好呆在宮裡,要遠小人親君子,不要隨便出宮鬼混。這位好動的少年皇帝喜歡出宮騎馬打獵,這個愛好並非一無是處,至少是鍛煉身體,熟悉行伍,當年漢武帝年少時在上林苑也玩這種遊戲,關鍵在於好好地引導。可文臣們上書都從很高的政治高度來指責皇帝這是不良嗜好。張懋進諫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這樣注意安全是因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豈止是千金之子?萬一騎馬有失,那該怎麼辦呀?兵科一名給事中說得更加明白:作為皇帝不應該有其他嗜好,騎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們不能明明白白說皇帝道德品質太差,把所有的責任推到身邊的太監身上,張懋就說:皇帝天生聖明,原來並無這個念頭,一定是左右的太監引誘走入非道。因此文官們屢屢勸諫皇帝遠宦官。十月,劉健、謝遷、韓文等文臣上奏誅殺劉瑾等太監,以失敗告終。   
  對文臣們的勸諫,正德帝的態度則是打太極拳,一推二拖。要麼是說一句「知道了」,就沒有下文;要麼乾脆就留中不發,裝著不知道這回事,氣得大臣們只能以告老還鄉要挾。皇帝也不著急,你要走就走唄,大明不缺當官的。文臣們所依靠的禮法的力量、聲名的考慮、對祖宗的敬畏等等,對少年皇帝沒多大的約束作用,好比拳頭運力卻打在了棉花上。   
  這些大道理擱在一個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會招致反感。這幫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標準來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堯、舜,漢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標準來要求正德帝的。——這又是明代以預設的理想化模式來執政的一大體現。他們以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別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別的少年能幹的你不能幹。皇帝不能有一點個人愛好,只能每天呆在宮裡讀聖賢書,看奏折,與大臣廷對。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後適得其反。正德皇帝執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萬百計要逃出宮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為了逃避文臣們的視線。最終壯年暴亡,沒有留下子嗣,繼位的嘉靖帝繼位,惹出了震動朝野的「大禮議」之爭,君臣徹底決裂。如果在正德帝繼位初期,因勢利導,尊重一個少年人的心理特點和個人愛好,文臣集團和皇帝乃至皇帝身邊的太監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營壘分明,不是那麼緊張,也許正德帝會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軌道,不會那樣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兩個皇子,不會給死後朝廷亂局留下導火線。   
  這些想當「帝王師」的文臣不瞭解人性,只瞭解道德,望君成龍的心思太迫切,他們對皇帝的「教導」結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適合當可汗的皇帝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運河上一個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開闊的水面上划船打魚,這些人衣著華貴,舉止優雅,周圍旌旗蔽日,侍衛如林,顯然這不是普通漁民為了謀生的漁業活動。誰知道樂極生悲,船突然翻了,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進水中。旁邊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窩似的,叫聲震天,許多人不顧一切地跳進水裡,把青年人搭救了出來。   
  青年雖然保住了一條命,但受到了極大的驚嚇,染上了重病。這個人就是當時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鍾愛的豹房,沒有留下一個子嗣,也沒有過繼任何一個侄兒輩作為兒子。皇位繼承問題出現了危機,群臣商議,將他皇族的一位堂弟從封地湖北鍾祥弄到北京,作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過繼兒子繼承大統,是為嘉靖。最後才鬧出了把整個大明朝廷折騰得天翻地覆的「大禮議」事件,朝局元氣大傷。   
  正德皇帝為什麼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現在了大運河上面呢?這個歷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熱愛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愛他最應該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時間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從哪裡弄來的美女以及寵愛的太監、衛士廝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臨幸的後宮以及總想給他講治國之道的文臣。   
  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為江西南昌的寧王造反,他聽到後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這位酷愛舞刀弄槍的萬歲爺總算找到一個機會可以率兵打仗了,於是決定御駕親征,可是出了北京不遠就接到快報,寧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沒必要親自動手了。可好不容易有這樣一次機會,哪能放棄?他毫不理會,照原計劃南下,於是在「御駕親征」的名義下,去錦繡江南鬧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經給自己起了另一個名字朱壽,並自己封朱壽為威武大將軍,總領天下兵馬。他曾帶領部隊去了宣化、大同一帶,和蒙古騎兵真刀真槍地打了一仗,讓皇后、大臣們擔心個半死。   
  到了明代,中國農耕文明發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將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國的理念下帝國靠各種繁文縟節的禮儀運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應當是一個溫和文雅、喜歡文牘和政事的謙謙君子,最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整天在皇宮裡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國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專門和這種禮儀文化、農耕文明反著來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華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遊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愛好和審美觀接近草原而疏遠耕地。   
  比如說他從小就愛騎馬射箭,愛身履險地,甚至親自去馴服獅虎。這用大明的流行價值觀來說,不是一個皇帝應該做的,這種冒險是胡鬧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孫們從小就跟著長輩出去打獵,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不配做騎士,更不要說繼承汗位了。   
  在遊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親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勵士氣。成吉思汗一生無數次帶頭衝鋒陷陣,即使他統一蒙古高原後,對他的子孫也是這樣要求的。橫掃歐亞大陸,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遠征就是著名的「長子西征」。從大可汗開始,王公貴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兒子去參加那最艱苦最危險的征伐。遊牧民族沒有千金之軀不履險地的說法。   
  漢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實際上是個大囚犯,被無形的枷鎖捆在皇宮裡,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帳可設在草原上任何一個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歡去的一個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邊塞宣府的大將軍府。那個地方離草原最近,時時可能受到蒙古騎兵的侵擾,在那裡正德帝也許更能感覺到一種金戈鐵馬的氣息。   
  明帝國是個典型的宗法社會,特別講親疏之別、講婦女的貞節,一般男人結婚對新娘的要求是,悠悠萬事,處女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講這個。他對那些以處女之身選進皇宮的少女不感興趣,而對已婚婦女、寡婦卻興趣頗高。有一個軍官叫馬昂,他的妹妹已經嫁了別人並懷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於騎射,並擅長胡樂。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歡的,他一見傾心,便把這個懷孕的有夫之婦納入豹房,倍加寵愛。這在文臣們看來,可是關係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麼女人沒有,哪能愛上一個懷上別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還沒有親生兒子。於是上書苦諫,並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說呂不韋將懷上孕的趙姬獻給秦國公子子楚,最後生下了「野種」,竊取了秦國的江山,可正德帝絲毫不當回事,這真有成吉思汗之風。鐵木真年輕時,剛剛結婚的妻子孛兒帖被敵人搶走,懷上了敵人的兒子後又被鐵木真搶了回來。敵人的兒子生出來後,鐵木真不但沒有遺棄,反而把他作為長子養大,後來成為鐵木真征戰四方的一個得力助手,鐵木真照樣給這個兒子很大的封地,這在漢族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當回事。自己沒有兒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過繼同族侄兒,可他也不這樣幹,卻到處認異姓的乾兒子。    
  我估計,正德皇帝沒準羨慕自己北部的敵人——那些遊牧民族首領,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率領騎兵四處征戰。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獨的,他羨慕的生活方式,在飽讀孔孟之書的文臣看來,是沒教養的,是落後野蠻的。   
  朱厚照生錯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統、朝野有尚武之風的大唐,他也許會有一番作為。   
  朱厚照也生錯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廬莽蓋四野的草原上,沒準是個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紀的中國,生在那個被紅牆圈起來的紫禁城,變成個「荒唐皇帝」。      
繼承資格的解釋權   
  拙文《莫問帝王家務事》在博客上發佈後,引發了一些朋友的爭論。皇家的家務事該不該管?如何管?我們都知道,帝制時代皇室是家國一體的,家事即是國事,家事如何直接關係到國家政治清明、國家安定與否。為臣民的都希望繼承皇位的是扶蘇而非胡亥,是楊勇而非楊廣。所以才有那麼多的士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皇室家務事。拙文筆調有點揶揄葉伯巨、解縉,但絕非諷刺挖苦這兩位。因為我們都知道,一代人只能辦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稟賦和思維方式,何況那個年代距我們已經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討論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誰,弄得要死要活,整個朝政也為此搞得很不堪,這場爭議直接影響此後大明朝的興衰。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禮議」之爭。   
  一個人他的父親是哪個,現在看起來很簡單。可在那個時代,父子關係絕不僅僅是血緣關係,不能簡單地用生物學的知識來判定,而是用禮法來判定。直到民國時期,一個大家族的長房如果沒有兒子,那麼其他房的兄弟家兒子,必須過繼一個給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長子。錢鍾書的大伯沒有兒子,他就是被過繼給大伯的,童年時大伯對他的關愛遠甚於他的親生父親。   
  「大禮議」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   
  明孝宗享國十八年,以勤政寬厚尊重士人儒獲得臣民特別是士林的讚譽,可他和大多數明代皇帝很不一樣的是他不怎麼好色,不納妃子,這一夫一妻的結果是孩子不多,生了兩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個肚皮生出五個孩子已經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兒子繼位後,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這是個從小患多動症的憤青,和他父親相比完全是兩個極端,不安分,行事怪異,又好聲色。他父親因為女人少,兒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身旁的女人太多,把身體掏空了,三十一歲就死了,沒留下一男半女,而且他又沒有兄弟和侄兒。孝宗一房的皇祚看來到這裡就斷了。大臣們一商量,就把孝宗的兄弟興獻王德兒子,十五歲的朱厚熜過繼給孝宗,變成了武宗同一房的弟弟,入承大寶,是為嘉靖帝。按照禮法,既然給伯父做兒子了,那麼自己的親生父親就是叔父了,是自己臣子。——這把戲在清代的光緒、宣統兩朝也都玩過。如果是剛生出來不久就過繼給伯父,那麼情況要好一些,畢竟有養育的親情。可現在人家已經十五歲了,懂事了,又在原來父母府中長大,讓他把昨天還叫爸爸媽媽的改叫叔叔嬸娘,而把死去的伯父叫爸爸,心裡很彆扭。從嘉靖登基的第一天起,這個大難題就圍繞著明廷的君臣。開始皇帝還給那些效忠孝宗、護衛禮法的文官一點面子,虛以委蛇,可等位子坐穩了以後,就不客氣了。他把自己至死也是個藩王的親生父親追認為皇帝,入享太廟,親媽自然就是太后了,而把他所承繼皇位的孝宗稱為「皇伯考」。——這就意味著孝宗這個大夥兒很感恩的皇帝是個絕戶了。而且在以禮法治國的明代,這是皇帝帶頭壞了規矩。為此,許多官員辭職回家,一些官員被打屁股打死,或者被流放。   
  當然,嘉靖皇帝要破壞祖宗禮法,也一定會在禮法中讓馬屁官員尋找理由,而且強調的還是百善之首的「孝」,強調人倫之情,不能讓自己的媽媽給自己稱臣。   
  嘉靖皇帝最真實的意圖是「繼統不繼嗣」,也就是說當皇帝當然可以,給別人做兒子沒門。而那些不想讓孝宗絕後的文臣的理由是,這龍椅是孝宗傳下來的,不當他的兒子,就沒有繼位的資格。而嘉靖認為,龍椅最早是老祖宗太祖高皇帝傳下來的,大家都有份,我也能繼承,我爸爸也有資格追認為皇帝。   
  這一場現在有人看來很無聊的爭端,在那時在看來可是悠悠萬事,唯此最大。它涉及在誰手裡——你說這事大不大?   
  因為在帝制時代,手握兵權和禮法的解釋權是最重要的兩件事。兵戎相見是最後的解決辦法,是不能隨便用的。漢代劉家、明代朱家自家人動刀搶也是最後不得已而為之。而且在同一家族裡,奪了兄弟的江山後,必須用解釋權去修飾,去抹平,顯得自己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非得位不正。這和第一代皇帝打江山不一樣,那是搶了別人的江山,一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便能解釋。   
  明代的第三個皇帝永樂帝朱棣就給他們的後代子孫做了一個如何解釋自己具有繼承資格的範本。   
  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死在自己前面,傷心之餘他把皇位給了朱標的兒子,也就是皇太孫——建文皇帝。建文登基後,便追認自己的父親為孝康帝,進太廟。因為直接從爺爺那裡接班總是不太順,而父親雖然生前未登基,可是有皇帝之名,自己繼位後,這個權力傳承的路線圖就清楚了,祖孫之間的空檔被補起來了,權力來源經得起禮法和臣民的考問。   
  朱棣把自己侄子的皇位奪取後,就面臨一個憲法性難題,叔叔總不能繼承侄子吧。當然,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他首先廢除了哥哥朱標的皇帝稱號,依然稱故太子,這就等於在建文帝繼承權力的流程中間挖了條人工河讓原來的水改道了——你老爸沒有當上皇帝就死了,你沒資格繼位。那時候你爺爺還在,太子死了別的弟弟可以頂上去,我是你老爸的弟弟,所以我當皇帝是繼承我老爸也就是你爺爺的,與你無關,當皇帝我比你更有資格。因為這種考慮,朱棣廢除了建文紀年,朱元璋只當了三十一年皇帝,建文帝當了四年,可建文四年被朱棣變成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向天下宣佈:這四年,洪武帝雖然死了,但是還佔著皇帝的名號,接下來便是他的四兒子朱棣的永樂紀年了。   
  那麼,假如後人會問,這四年建文帝是幹什麼呢?朱元璋死了好幾年,為啥還用他的年號?那麼解釋為:朱允炆那小子雖然在龍椅上坐了四年,但只是一個過渡性人物,是替朱家暫時看管了幾年江山,他不算真正的一代帝王。   
  為什麼朱棣那樣恨方孝孺,要誅他十族,方的不合作可非同尋常,是在質疑朱棣掌握最高權力。而另一位臣子楊榮在朱棣攻佔南京,迫不及待去皇宮即位時,擋住朱棣的馬,問:殿下是先去即位還是先去拜謁先帝陵墓?一語驚破夢中人,這句話是提醒朱棣要去馬上「補課」,先拜謁了父皇的陵墓,便是合法即位了。朱棣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當然從善如流,而且從此十分器重楊榮,因為楊榮的及時提醒是在修補他的合法性。   
  帝制時代最高權力承繼,要合乎「三統」:道統、法統、血統。道統看上去很簡單但卻最玄妙,天意還在某某家。法統則是權力來源程序合法,是老爸指定繼承的,不是自己搶的。——而明朝明確的嫡長子繼承製,連皇帝確立皇儲也不是隨心所欲,永樂帝和萬曆帝都想把皇位傳給更鍾愛的非長子,在強大的「程序法」面前,只好作罷。「三統」中血統最重要,必須是老皇帝生的,前兩個統可以「補課」,這個統沒法補課。要異姓為帝便是改朝換代的大動靜了。   
  儘管嘉靖皇帝違背禮法,永樂皇帝奪侄子皇位,用皇權來控制解釋權,但畢竟人家還是血脈相連,勉強說得過去。      
「大禮議」與現代西方選舉   
  「大禮議」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僅影響到嘉靖和整個文官集團的合作關係,中斷了嘉靖繼位之初勢頭很好的中興氣象,也影響到嘉靖皇帝執政後的心態以及對身後大事的安排,直接影響到隆慶、萬曆兩朝。那麼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明之衰亡,始於嘉靖,萬曆朝將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禎朝見到了最後的惡果。   
  所謂「大禮議」,就是繼位後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稱自己的伯父孝宗為父親還是伯父,稱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父親還是叔父。現代人看起來是個很無聊的問題,誰是真正的爸爸,人誕生後第一天不就明確了嗎?這是「現時觀念」導致對歷史的不正確判斷,用現在的流行價值觀去看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事件,往往謬之千里。(前文已詳述)   
  可是大明朝沒有如現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國、西班牙那樣,將老國王的子孫輩按照血緣、長幼排了序:誰是第一王位繼承人,誰是第二、第三……第一繼承人死了,後面依次遞補就行了。大明朝首先當然得重視血緣,血緣關係是維繫皇權社會家天下最重要的關係,但這不是唯一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實際上就是把血緣關係進行精美的包裝,使其符合禮制。   
  武宗死了後,內閣大臣楊廷和等人起了遺詔,以大行皇帝的口氣,讓武宗的堂弟弟,遠在湖北安陸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當時十五歲的嘉靖帝已經表露出他執拗而不妥協的風格。因為當時大臣準備以迎接皇太子的禮儀請嘉靖進從東華門進皇宮。嘉靖說,我是來做皇帝的,不是來做皇子的,堅決不幹,寧願不進紫禁城,這下大臣們沒辦法,只好折中一下,讓他從大明門進,以朝見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為名進宮,規避了這個難題。   
  但實際的問題是規避不了的,多數文臣認為嘉靖帝是首先過繼給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兒子,然後因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沒有後代,他才獲得即位的資格。這樣自然要稱孝宗為爸爸,改稱自己的親爹親媽為叔父叔母。這對一個已經長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來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誠可貴,親情價亦高。嘉靖帝認為自己只是繼位,而不是過繼給伯父當兒子,即「繼統不繼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給自己的堂哥哥當兒子吧,那麼又憑什麼拐個彎一定要給死去的伯父當兒子?伯父這個長房,但凡有男性後代,你們怎麼繼承皇位,嘉靖沒資格眼紅。可是伯父這個長房成了絕戶了,自己的爸爸也是憲宗的親兒子,自己是爺爺活著的孫子中年齡最大的,當然有資格自然繼承爺爺傳下來的江山,為什麼非得給伯父當名義上的兒子,才有資格?嘉靖此類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繼承的順序依次遞補的做法很接近,也沒什麼不對。可是大臣們不幹,認為有違禮制,一定要讓嘉靖帝把自己的父親當成叔父(皇叔父興獻大王),嘉靖帝很生氣地說:「父母的稱號,怎麼能改來改去?」嘉靖帝這種感情,應當是很符合人倫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倫基礎上而將其理論化的禮制,卻讓人違背最基本的人倫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兩難,尊重禮法是孝,維護人倫感情也是孝,如果這兩者衝突了,該怎麼辦?   
  這幫大臣以為嘉靖這個從湖北小地方來到京城的農村青年,很好擺佈。他們錯了,皇權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經過很多年的拉鋸戰,最後是嘉靖完勝,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稱號,還追認親父為皇帝。——至今還埋在湖北鍾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墳墓稱陵。也就是說,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還多出這樣一個由兒子為死去的父親爭來的帝陵。   
  「大禮議」誰是誰非,後來的史家爭論不休,硬要給歷史事件作出簡單的對錯評價,是沒多大意義的。「大禮議」事件之所以影響這麼大,可見明代所謂的禮制是多麼重要。誰是爸爸誰是伯父叔父關係到嘉靖帝皇權來源的合法性問題。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鬥爭,沒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持。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並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歷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合乎禮制,可他們的說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規矩的做法。比如永樂帝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爭奪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進了南京還假惺惺對方孝孺等人說他是要做輔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燒死了,他這個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這個說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孫把孝文帝的兒子圈禁了半個多世紀。「禮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終決定勝負的還是手中的暴力。說白了,有關禮制的爭議,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標這個長房還有男性後代的時候,就敢自己做皇帝,並認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傳下來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時,伯父孝宗已沒有男性後代,他為什麼就不能直接繼承,非得給伯父做兒子,拐個彎才有資格入承大寶呢?   
  嘉靖帝和文臣們各執一詞,誰都有理。對這場爭端,沒有一個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決機構來裁決,因為皇權至高無上,嘉靖皇帝贏了「大禮議」是很正常的事情。   
  現代國家,國家元首產生過程中也可能出現一些危機,但由於政治文明的程度遠高於中世紀,在憲法的框架下,有一整套公開透明的解決程序。如對美國的總統在任時死亡或被罷免的處理辦法,非常清楚。總統任期中死了,副總統繼承,副總統同樣死了,後面還有眾議院院長。   
  在幾年前共和黨候選人布什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競選總統中,選舉人票非常接近。最後一個州的計票極為關鍵,結果是布什以微弱優勢險勝,走進白宮。民主黨當然不服氣,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布什的總統合法性會被人質疑。而布什和戈爾是爭議的兩方,他們之間誰也不能做裁決者,最後由中立的最高法院,一錘定音,裁定選舉合法。對法院的裁決,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服從。   
  嘉靖朝「大禮議」之爭,儘管皇帝贏了,但當時和後世不服氣的很多,那是因為在這場爭執中,嘉靖帝既當了運動員,又當了裁判員。      
假客氣的遊戲   
  大明天啟七年(1627年),明熹宗駕崩,沒有留下子嗣,遺詔宣佈由他生前十分喜歡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這當然是個順理成章的事情,無論是遵循先帝的遺願,還是按照皇室血統的排序,朱由檢都有十分充足的資格入承大寶。   
  作為一個很想有作為的年輕人,朱由檢自己又何嘗不想當皇帝。年少無知時,他和已經登基的哥哥熹宗在一起玩耍時,童言無忌對哥哥說,你這個官能不能以後讓我也做做。那個時候他就知道凌駕於萬民之上的威風,這個危險的玩笑竟然沒有引起忠厚的熹宗震怒,反而樂呵呵地哄著弟弟說:行呀,我做幾年後再給你做。——真是一語成讖,這位子果然留給他坐了。   
  按照帝制時代的慣例,有了遺詔並不等於就可以馬上即位,還必須有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的勸進表才行。這個容易,新主子即將上台,下面有的是表現積極、想給將來的皇帝留下好印象的人,草擬勸進表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勞苦功高的前朝大臣,且這也是他為官生涯中莫大的榮譽。   
  可是,勸進表上了三次,前兩次都被朱由檢即後來的崇禎帝回絕,理由不外乎是,皇兄剛剛崩駕,自己內心異常悲傷,哪能在這種情形下做皇帝,聽起來誠摯而能讓人感動,可見做弟弟的友悌之情。大臣當然不會就此罷休,將繼續上表,直到即位者答應為止,等到第三次上表,崇禎帝裝出一副沒辦法了,大伙太殷切我不得不挑起重擔的樣子,答覆說:   
  「卿等合詞陳請,至再而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以所請。」   
  好一個「勉以所請」!其實箇中奧妙,即位的人明白,勸進的大臣們也明白,彼此誰也不點破,煞有介事、心照不宣地玩一場,這個遊戲越逼真效果越好。每次先帝駕崩新皇即位前,都會有這麼一場戲,千百年來都這樣玩著,沒誰覺得荒謬,似乎已成了歷代帝王必須要遵循的習慣法,江山可以易主,而這個把戲玩起來的程序卻幾乎沒有變化,這大概是我中華文化燦爛輝煌之處吧。不僅僅是同一皇室的皇位更替,即使是異姓之間的革命、篡位都是如此。崇禎的祖宗朱元璋,帶領眾人打下一片錦繡河山,目的還不是自己當皇上?哪個大臣如果覬覦就要到手的龍椅,他必定死亡葬身之地,而且朱元璋當時完全可以不當皇帝,他和龍鳳王朝的皇帝韓林兒有名義上的君臣關係。可他讓廖永忠等人去迎接韓林兒,讓這位傀儡皇帝不明不白淹死在江中,掃除自己當皇帝最大的一個障礙。就這樣一個想當皇帝都快想瘋了的人,當皇帝的理由是「以群臣推戴不已」。曹丕篡了劉家的皇位,也就罷了,還非得讓獻帝自己下禪讓的詔書,講天命已不在劉而在曹,自己德薄才鈍不堪人主,為了天下蒼生須讓位給曹,曹丕照例要推讓兩次。   
  如此殘酷的權力爭奪,外表非得要蒙上假客氣的套子,何其滑稽。所以曹丕在登皇帝位時,恍然大悟,被後人稱頌不已的堯舜禹禪讓佳話,當初可能也就是在武力威逼下的假客氣。因為那時候的史料很少,後人誤以為所謂上古三代的政治文明建設真的那麼好。   
  蒙元帝國興起之初,在我們中原人已玩了千年的勸進把戲時,他們還是赤裸裸地打江山、做大汗,不會講假客氣。《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創業的歷程,非常詳細,寫到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源頭被尊為成吉思汗,獨獨少了大臣們勸進,大汗推辭再三的記載。   
  當時蒙古貴族不會玩。成吉思汗當時大封功臣,他媽媽的一個養子,號稱六弟的失吉‧忽禿忽認為大汗哥哥給博爾術、木合黎等人的封賞太厚,自己心中憤憤不平,找成吉思汗理論,歷數自己的功勞。成吉思汗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封他大斷事官(最高司法官)。這在我們漢民族看來,簡直是太野蠻了,太沒有文化了。從下往上勸進,要玩,從上往下賞賜,也常常玩這類遊戲。開國君主大賞功臣,許多人照例也會推辭的,皇帝心中也很明白,會再次下詔讓功臣「勉為其難」地接受封賞,像成吉思汗手下那樣直白要封賞的,就會被人看成沒教養的,且很有可能龍顏大怒而失寵。等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後,對這一套遊戲很快也就駕輕就熟了。   
  直到今天,西方的洋人都沒學會這種謙遜的美德。清朝的黃遵憲在美國目睹總統選舉,他認為那些競選工作太難讓人接受了,競選者一方面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一方面攻擊對方的缺陷,黃遵憲認為這樣的人怎能當一國之主?2006年的德國總理大選依然是這樣,默克爾領導的基聯盟以微弱多數贏了施羅德的社民黨,誰當總理,如何組閣還沒有商量好,便急不可待地宣稱自己的政黨取得大選勝利,哪有我們這種崇尚謙遜的中華文化先進?   
  我們這裡不但皇帝即位需要勸進,皇帝自己想退休,大臣們和皇位繼承者也要慰留,因為大家不知道老皇帝這樣表示,真實的意思如何,是不是來測試一下大家的忠誠。誰草率地將其當成真客氣,就該倒大霉了。乾隆即位之初,就發誓在位時間不能超過他爺爺康熙的六十一年,因此等他當完六十年皇帝時,便想做太上皇,將皇位傳給後來的嘉慶。包括嘉慶在內的臣子們,那可是苦苦哀求乾隆收回成命呀,似乎沒了乾隆主政,清朝的早晨就可能升不起太陽,好在乾隆這次是真的想退休,嘉慶得以順利即位。      
崇禎帝即位初期的忍   
  皇帝是天下第一人,看起來口含天憲,權力無邊,有時候也得忍耐。崇禎皇帝即位後,就不動聲色地忍了很長時間。   
  崇禎帝朱由檢是天啟皇帝明熹宗的弟弟,哥哥做皇帝時他被封為信王按祖制居留在外藩。這天啟帝是個沒讀多少書的糊塗皇帝,在位七年最大的樂趣就是干木匠活,朝政委託伺候他長大的太監魏忠賢。魏忠賢最後權傾天下,稱「九千歲」。天啟帝雖然糊塗但性格厚道樸實,他特別喜歡自己的弟弟由檢,因此魏忠賢數次想構害信王時投鼠忌器,這一點在帝王之家是少有的。   
  天啟帝駕崩後沒有子嗣,遺詔命信王進宮繼承皇位。朱由檢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獨身進宮,被魏忠賢這些太監環伺,名義上握有天下之權,實際上連自身的安全未必有保障。剛剛進宮為天啟帝守靈時,崇禎帝吃的是從家裡帶來的乾糧,忍著渴不喝宮裡的水。真是難為這位十八歲的新皇帝。這番防備並非多慮,斧聲燭影的宮廷變故史書上有的是。   
  當崇禎皇帝感覺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證時,還是不敢得罪魏忠賢。魏忠賢投石問路,讓另一個權監王體乾提出辭呈,崇禎帝好言慰留,穩住魏忠賢一派,可另一方面慢慢地消除魏忠賢的爪牙和強援,並巧妙地向天下散佈某種信息。比如他將魏忠賢的對食(太監和宮女結成非實質性的伴侶關係)、天啟帝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宮,這個客氏是魏忠賢能掌握大權的關鍵人物;把上書主張將魏忠賢的名位移入國子監和孔子一起拜祭的兩位監生逮捕。   
  這兩位監生估計是讀書讀得一腦袋糨糊。一個大字不識的太監,竟然有那麼多讀書人給他建生祠,把他奉承為和孔子、周公一樣的人物,本身就是夠無恥的,無恥也罷了,不能無腦呀。新皇登基,必定會進行大規模的人事變動,才能真正坐穩龍椅,舊朝的寵臣繼續被寵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何況魏忠賢搞得天怒人怨。這時候還要拍魏公公的馬屁,不是自找麻煩嗎?   
  崇禎帝的一番行為,立刻讓大臣們嗅出點什麼,特別是當年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殘餘以及他們的同情者。明朝的權爭,基本上是閹黨和文官集團之間展開的,皇帝靠文官來治理天下,卻靠閹黨掌握特務、警衛人員,監視百官,二者之間的爭鬥是皇帝願意看到的。但文官集團道義的資源比太監多得多,太監完全依附皇帝一個人,皇帝一旦死去幾乎就是無皮之毛了。天啟朝閹黨雖然贏了東林黨,但東林黨卻一直博得民間輿論的同情,這時候要清除閹黨,這種輿論的力量是很有用的。   
  魏忠賢此時只能步步敗退,他能仰仗的技法就是「死人壓活人」,因為他做的那些缺德事,都是打著先帝天啟帝名義的,而天啟帝待崇禎特別好,如果崇禎帝剷除魏黨,平反錯案就等於否定自己哥哥天啟帝當年的施政,也等於說天啟帝當年是個糊塗蛋。   
  魏忠賢不得已只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崇禎帝順水推舟答應了。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沒有職務,真是牆倒眾人推,彈劾他的奏章雪片似地飛到崇禎帝的案上,幾乎人人皆欲殺,崇禎帝利用輿論的力量趁熱打鐵將魏忠賢貶到鳳陽替皇家看守祖陵,看到大勢已去的魏忠賢,在半路上自殺。   
  魏忠賢死了,按理說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壞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員還把持朝廷要津,崇禎帝如果不把這場鬥爭引向深入,將魏黨除根,他的權力佈局意圖是很難達到的。魏黨餘孽當然要反擊,他們的招數還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這世上總是活人最終勝死人的,聰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繞過先帝已經做出的決定,將先帝的靈位高高供起來,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來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中國的封建傳統政治中,新的權力佈局、政治變革總是從平反冤獄開始。此舉既能打倒舊勢力,又能收拾民心,爭取輿論。   
  此時,翰林院的編修倪元璐向皇帝連上奏折,不但要求為東林黨平反,而且要求搗毀《三朝要典》。儘管這招有風險,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兩個在魏忠賢快完蛋時還拍馬屁的監生聰明多了。因為平反冤獄、新政實施不僅是人事上的變遷,還必須有理論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這《三朝要典》是天啟朝在魏忠賢的主持下修訂的國史,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當時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進行定性的「正名」之舉。在這個「正名」過程中,東林黨人被當成奸邪之徒,魏黨則是忠貞的國家柱石。當年修纂成功後,魏黨也希望《三朝要典》成為永不翻案的東西,它一旦翻過來,魏黨餘孽就沒有了再在政治場上生存下去的正當理由。   
  崇禎帝很聰明,面對因毀棄《要典》而可能有人質疑他辜負亡兄天啟帝的信任,他說有了熹宗皇帝的實錄,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輝形象在實錄中留給後人景仰。然後下旨說:「從今以後,官方不要以天啟朝東林黨人事件來決定好壞醜惡的評價,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來決定進退。」   
  理論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順風順水了,魏黨還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禎帝大勝。也許是崇禎帝在當信王和即位之初時裝孫子,憋了很久,一旦釋放就控制不住。魏黨除掉後,崇禎很快就顯露出他剛愎自用、狹隘多疑的本性,急躁冒進,鬧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興之君最終成了亡國之君。   
  崇禎帝即位後,先忍耐靜觀,再進行人事調動,然後解決魏黨首要人物,最後憑借「正名」,以求根本解決魏黨的殘餘影響,這是封建政治中常見的套路了。      
家法即國法   
  崇禎當上了皇帝後,除掉了罷斥朝政的魏忠賢以及魏氏的對食——熹宗乳母客氏。一個團體的頭腦除掉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這項工作一定會搞成轟轟烈烈的運動,否則怎能保住撥亂反正的成果?   
  「閹黨」逆案最後由皇帝欽定,罪犯分三級,首逆當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賢、客氏莫屬;第二等為首逆同謀,是魏忠賢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兒子。第三等罪名為「交結近侍」。這個罪名仔細分析起來經不起推敲,魏忠賢連皇帝都可以操縱,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於這樣權傾天下的九千歲,朝廷能有幾個人能潔身自好不去想辦法結交呢?這種天下朝廷命官爭相巴結一個自宮的廢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誰造成的?當然是皇帝的昏庸、制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禎不能去責備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爛的責任只能由魏忠賢和巴結他的大臣來承擔。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劉志選,此人已經七十多歲了,萬曆年間,任合肥知縣時,吏部考察不合格,罷官回家。——當時京官和外官的考察,儘管摻雜著派系鬥爭,但程序上還是非常嚴謹的,決不是認認真真走過場。劉志選在浙江老家閒居了三十年,曾嘗過做官威風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卻起復。   
  魏忠賢當政後,劉志選通過跑關係,得以復出,這類好不容易重新戴上烏紗帽的人,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位置,處事更是利字當頭,不講廉恥。《紅樓夢》中的賈雨村便是這樣一個人,考中進士,第一次進入官場,手段還欠圓通,心中還殘存著一絲讀聖賢書所培養的榮辱觀,因此得罪上司,罷官回家。後來投奔賈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後的雨村便吸取教訓,很快成為一個辦事老到、趨炎附勢的標準官僚。劉志選和賈雨村一樣,三十年的閒居,痛定思痛,為官之術爐火純青,努力奉承結交魏忠賢,自然是他的最佳選擇。由於他替魏忠賢做爪牙十分賣力,短短一年內就提升為正四品的順天府府丞,帝國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這人還不滿足,大約是因為自己來日無多,決定賭一把。熹宗的正宮娘娘張皇后,十分賢良,對魏、客的野心洞若觀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賢十分痛恨張皇后。魏忠賢一直想設法讓皇帝廢掉張皇后,把自己侄兒魏良卿的女兒嫁給熹宗做皇后,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后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動皇后,風險極大,一般人不敢出來攻擊皇后。關鍵時刻,劉志選這位老將出馬,上書參劾皇后的父親張國紀,這攻擊國丈爺也不是鬧著玩的,大概是劉志選罷官後,家人飽嘗了世態炎涼,比劉志選更能感覺權力的含金量,於是鼓勵劉志選冒險,劉的兒子們竟然如此開導老頭子:你年紀這麼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頭,只要魏公公在,劉家的富貴就有保障。將來萬一魏公公敗落了,你已經死了,很難被追究。   
  劉志選的上書主要內容是攻擊皇后不是張國紀所生,而是他收養的一個囚犯的女兒,顯然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別的方面糊塗,唯獨對皇后,對弟弟信王——後來的崇禎帝十分愛護,連魏忠賢身邊的人都勸他做事不要太過分,萬歲爺別的可欺,唯獨重伉儷、手足之情。   
  魏忠賢完蛋後,劉志選被論罪,最大的罪行是「傾搖國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雖然是不折不扣的帝制,但司法官員還得費盡心思從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後有聰明人提議,法律雖無「傾搖國母」的罪名,但有「子罵母律」,以德治國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罵父母最高刑可以判處死刑。既然皇后是母儀天下,是天下人的媽媽,劉志選攻擊皇后,就是罵自己的媽媽,罪該萬死。劉志選自知難逃一死,乾脆學習魏忠賢,上吊了斷一生。   
  七十多歲的兒子因為罵二十多歲的媽媽而論死,現在看來很荒謬,但在宗法社會這很正常,宗法社會是家國同構,國就是擴大的家,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家長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陽還讚揚這個判決十分公平,他認為,「法律貴乎有彈性,尤貴乎言簡而意賅,漢高入關的約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於此三章約法出於人人謂然的人情」。   
  高氏這番論斷我不敢苟同,儘管這番話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這種判案方式在家長制的皇權時代,儘管能應付,但禍患無窮,法律彈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權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權者利用這彈性傷害弱勢者。   
  《明史‧后妃傳》載,「一日,『馬皇后』問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後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朱元璋極力防範后妃干政,因此他認為馬皇后不該問老百姓是否安寧這類政事,可馬皇后的回答讓他啞口無言,既然國即家,國法即家法,國事乃家事,父親可以管兒女,母親為什麼不能問兒女的生活狀況呢?   
  所以說,國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時候也不能自圓其說。當然,人家照樣可以解釋:夫唱婦隨,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說了算,但當母親的「過問、關心」是否應該在允許的範圍內,因為這是「慈母」的分內之事呀。      
崇禎帝身旁的「陸秀夫」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歷史記載中,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將北京城圍成鐵桶一樣,崇禎帝還在御案上寫了一句「文臣個個可殺」,密示近侍。儘管隨即抹去了,但可見此時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種地步。這種情形下,很難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國。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問太監為什麼沒有京營兵護駕,太監回答說:「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走投無路的崇禎召新樂侯劉文炳等帶家丁前來護駕。劉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劉文炳說的是實情,明朝從洪武帝開始,對大臣監控甚嚴,大臣如果自己訓練家丁,那就有私練武裝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家僕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此時崇禎嘗到了祖宗之法結下的苦果。   
  當日崇禎將長平公主的胳膊砍斷,歎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裝逃到民間。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陽門,要出城,守門的不放行,說天亮再說。——這也是規矩,但此時李闖大軍在外,稍微有點良心的人不會拘泥於成法,無論是城中哪一個達官貴人,能放出一個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時守門的已生了異心,他們在為李闖守門不讓人逃命,好日後邀功。崇禎扈從想奪門而出,守門的反而用大炮回擊。他命令人去叫負責守朝陽門的朱純臣來開門,可朱府看門的人說老爺赴宴未歸。——此時哪能有閒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辭。走安定門,門閘太堅固,打不開。太子叩嘉定門想外逃,守門的官員周奎自顧自睡覺,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個皇帝連自己都城的門都打不開,這說明幾乎所有基層辦事人員都知道大明將亡,紛紛為自己找後路了,崇禎除了投降,絕無生路了。   
  孔尚任寫的《桃花扇》,雖是戲曲,但真實地再現了明亡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提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聽說崇禎駕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頓足對著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曲《勝如花》道盡了孤家寡人崇禎帝殉國的淒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飄蓬斷梗」。   
  李闖進城後,有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駙馬自殺。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為他們不降於賊是報朝廷之恩,未必報崇禎個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學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工部侍郎等眾多高級官員。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識》中列了個長長的名單,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還特意點了幾個關鍵的投降者的所為: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內閣首輔)、朱純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禎不開朝陽門讓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內閣首輔)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楨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繼盜糧,盡為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這些大臣,還有崇禎很器重的守城太監,後開門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禎屍體被李闖軍隊發現後,停靈數天,《烈皇小識》載這些已投降的舊臣對先帝屍體的表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過之。」——斜著眼睛瞟一眼就過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兩個和尚自願前來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兩大重要部屬宋獻策和李巖經過此地。巖對宋說:「何以戴紗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紗帽原是陋品,並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員強。」李巖再問:「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為什麼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獻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因此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新進者心想,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於事無補。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認為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   
  這段對話,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當時一些有見識的士人對明朝情感之冷薄。科舉是表面上的原因,本來明室僅僅把八股制藝作為籠絡也是控制讀書人的手段,讀書人也只把它作為敲門磚。所謂忠義之說,遠不能遮掩利益驅動的本質。所謂明朝養士三百年的「養」,和用草料養牛馬差不多,多數士人哪會給它盡忠?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謚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殘暴,也不像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而是很敬業、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嗎?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我們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殲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背著八歲的小皇帝蹈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與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後,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的士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岳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以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清朝,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是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是當權者在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士人。經過仁宗、宣宗等相對仁厚的皇帝執政,士人的正氣也漸漸地又被培植起來,打屁股不再是恥辱,因為直諫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榮譽。孟森先生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明史講義》)   
  真正對士氣產生根本性摧殘的事情是明中葉以後兩件大事:嘉靖朝嚴嵩當權殺直諫大臣,天啟朝魏忠賢當權殺東林黨人。此後雖有復社上接東林、匡正士風的努力,但一切來得太晚,真正能顯達的總是那些無恥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嚴重的逆淘汰生態。   
  先說嚴嵩殺諫臣。嚴嵩父子當權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十大罪」,被定為死罪,行刑的那天,圍觀民眾皆流淚為之送行。高陽為此評論道:「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蕩,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亡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奸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   
  魏忠賢誅殺東林黨人是明史上對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圍剿,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報私仇的文臣也不少,東林黨人在政治鬥爭的技術層面幾乎是不合格的,純粹靠一股浩然正氣支撐,而閹黨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隨便把人處死的東廠和錦衣衛。東林黨諸君子被拷掠的慘狀,可說是空前絕後。東林黨被滅後,士大夫正氣幾乎蕩然無存。死在北鎮撫司獄的東林黨人之一黃尊素,他的兒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君權提出質疑,對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復有父輩的愚忠,他們對異族入侵、文化毀滅感到痛心,但對朱家皇朝的完蛋並不痛惜。這不能說沒有父輩遭遇帶給他的教訓。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再說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   
  崇禎接手的是一個病入膏肓、危機四伏的王朝,對於這樣一個幾乎是絕症的「病人」,首先是應該慢慢地調養,先維持生命,再如抽絲般一點點減輕病情,或許大明帝國還能延續幾年,可感覺到時不我待的崇禎,想用霹靂手段救帝國於沉痾之中,反而欲速不達,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崇禎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頗相似,勤於政事而人不夠通達,對臣下過於苛刻。如果崇禎和雍正一樣,繼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樣留下來的全盛帝國,他未必不是一個有為之君。一個人身體健壯抵抗力強時,對體內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藥也無妨,而對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謹慎。崇禎面臨的不是雍正那樣沒有根本危機的帝國,但也採取和後來雍正一樣的剛猛之法,是他執政的失誤。   
  一位號鎖綠山人的明朝遺民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這番話很有道理。崇禎剛即位能清除閹黨,很有一番勵精圖治的樣子,天下人對他寄予中興大明的厚望。可到後來覺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監,如開門投敵的曹化淳。經過他父親、哥哥的那些年折騰,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為他的剛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職,袁崇煥被冤殺,盧象昇孤立無援戰死疆場,重用的都是溫體仁、楊嗣昌這類治國禦敵沒本事、搞權爭卻手段高明的大臣。遠因和近因交雜在一起,明亡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崇禎帝自殺時身旁沒有陸秀夫,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讓文人變成奴才的報應。——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還是姓李甚至姓愛新覺羅有什麼區別呢?      
普天之下並非王土   
  當明朝滅亡後,黃宗羲隱居鄉間著書,拒不出仕。但仍然有人苛求他為什麼不學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叔齊,還要活在大清的治下。黃宗羲辯解道:「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若後世之田,為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   
  苛求黃宗羲的人,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土地制度是會變的,在周朝時,由於技術、制度等許多原因的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表述,可能還是一種產權現實。明清之際遠不同於周朝,明清的土地產權已很明晰,自己靠買來的田養活自己,當然不是新政權的恩賜。   
  2006年6月上旬,我去太原公幹,順便拜謁了心儀已久的晉祠。走過號稱中國現存最早的立交橋魚沼飛梁,我在宋代興建的聖母殿前徘徊良久,仰著頭看大殿走廊上方懸掛的一塊塊不同時期的牌匾,大多數內容是頌揚三千年前一段史實:「桐葉封弟」。如:「三晉遺封」、「桐封遺澤」、「惠洽桐封」等等。   
  這個典故稍有些文史知識的中國人應當熟悉。《史記‧晉世家》是這樣記載的:「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這個典故引起我對中國土地制度的一些聯想。   
  太史公這段話敘述了兩次土地流轉。一次是通過戰爭的形式,「唐」這塊地方被周王室收回去;一次是成王與弟弟兩個小孩過家家,假戲成真,通過分封的形式,又把這塊土地給了唐叔虞。   
  如果用現代法律的、經濟的眼光來分析這段史實,晉祠所在的這塊土地的流轉究竟是所有權轉移,還是使用權或是其他權的轉移?用武力搶奪固然是財產轉移的一種非常古老的形式,而分封也很古老,它屬於哪一類財產轉移?   
  我想是不是可以將成王封唐叔看成一次贈予的行為?成王的戲言,是一種贈予的口頭合同,而桐葉代替珪成為雙方履約的憑證。這一贈予合同的內容和履行,是有著禮制的嚴格規範。《漢書‧地理志》說:「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成王封叔虞為第一等「公」,所以封地是方圓百里。而接受贈予是有附加條件的,即諸侯必須定期向王室上貢,王室受到戰爭威脅時,諸侯要起兵勤王。所以春秋戰國時,楚國貢包茅不入,齊國帶頭提議伐楚;周幽王能烽火戲諸侯,以博寵妃褒姒一笑。   
  那麼,由此能不能說在周朝就真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小雅‧北山》)?周朝版圖內的所有田土、山川、灘涂等等都是周天子的私有財產,他有任意處置權?一般人是這樣認為的,海外史學家唐德剛也說,周朝封建之時(此封建非我們常說的五大社會形態之一的「封建社會」),「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將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晚清七十年‧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但另一位研究土地制度非常有成效的史學家趙儷生則認為遠古的周朝,還沒有後世那麼純粹的土地國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他說:「井田制到頭來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完整的『王』有和貴族所有制的混合體。」(《中國土地制度史論要》)他認為周天子裂土封侯,「遠遠不是像後世那樣按清楚不移的頃畝分授,而是極其粗略地按『族』的居地劃線(如『少昊之墟』、『殷墟』、『有閻之土』、『相土之東都』等)。由此可見,當時土地的『王有』、『君有』或者『國有』,很大程度是名義上的,而實質則仍然屬於一個古老的共同體」(《有關井田制的一些辨析》)。   
  唐、趙兩先生的論點,我比較認同趙先生所說。具體對照「桐葉封地」這段史實,我們就發現,封地的界線也是很模糊的。「河、汾之東」究竟指哪些地方?汾河從南向北流,在新絳拐了彎變成由東向西,在河津注入黃河。那麼字面上的理解,「河、分汾之東」則是汾河以東、風陵渡至河津黃河段以東到太行山以西這片廣袤的地區,何止方圓百里?可見經濟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在內必然受制於生產力水平和技術。也就是說成王只能粗略地將一塊封地送給弟弟,不可能將田畝、人口登記造冊,產權明晰、數目清楚、界線明確地將土地所有權轉移給唐叔。自然不可能按照現代產權制度的概念去理解,認為封地內所有的土地都是唐叔虞的,只能是象徵意義上屬於他。比如,在那些被晉國君主又轉手賜給貴族的「公田」之外,小老百姓在荒涼的地方自己開墾一小片「私田」究竟屬於誰的呢?《詩經》、《左傳》中不乏「公田」、「私田」的並行記載,《孟子》中說道周朝井田制盛行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土地所有權真正公私分明應當在秦漢廢封建、置郡縣以後,趙儷生把漢代的土地所有制分為「國家所有、土地大量私有、土地小量私有」三種狀態,若從所有制來說,也就是公有、私有兩種並存,這應當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中宗族集體擁有少量的族田、墳山,但這種集體所有本質上是私有。   
  那麼此階段土地流轉有哪幾種形式呢?憑借手中的暴力非法或合法搶奪,仍然是重要的方式,比如政權沒收私人土地。同時也有封贈,當然不是周朝那種模糊的土地、人口捆綁在一起的贈送,而是田畝比較精確地授田給農民,或者獎賞給大臣。另外一種常見的土地流轉形式就是買賣。   
  自從秦漢土地國有和土地私有之間界線分明以後,朝廷當然不可能像周朝那樣分封了,一個人通過買賣得來的土地憑什麼被皇帝賜封給另一個人?那麼朝廷要賜封土地或授田,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戰爭過後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閒置,可以將這種無主地收為國有,然後再行分配或賞賜;二是利用政權的力量沒收大量土地歸朝廷所有。也就是說,在承認私人能擁有土地的前提下,一個政權並不自然擁有土地,他只能先「化私為公」,然後才可能再「化公為私」。比如朱元璋將大富翁沈萬山找個理由充軍,沈家大量的動產、不動產歸朝廷沒收,土地所有權發生了轉移。   
  一旦承認土地可以私有,中國歷朝歷代憑借政權的力量來主導、左右土地流轉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為緩和社會矛盾,抑制土地兼併可能引起動盪;同樣,朝廷要想大量賜給功臣宗室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明朝萬曆帝寵幸鄭貴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而不喜歡長子朱常洛,在大臣的苦諫下才很不情願地立長子為太子,封第三子為福王。鄭貴妃和福王要求得到補償,請求賜田四萬頃,最後討價還價變成兩萬頃,這依然是個驚人的數目。周天子能把河、汾以東的土地給弟弟,產生不了什麼社會震盪,反而幾千年後三晉鄉親還在傳誦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賜田萬頃給心愛的兒子,卻不能隨心所欲。因為周朝的土地國有、私有之間並不很明顯,除了當時地廣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給弟弟並不會產生現代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權轉移,所以可以將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說弟弟,這個禮物送給你了,包裡大多數人並不會感覺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損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線分明,不像周朝那樣模糊,朝廷沒有那麼多的公田賜給福王,就必須先「化私為公」,就如萬曆帝早年沒收了死去的老師張居正大量良田,賜給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時,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沒收,那麼就只能侵佔普通農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這樣就必然激發社會矛盾。   
  承認土地私有必然就會承認土地買賣合法,土地買賣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併。中國歷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沒有改革前,解決土地兼併的辦法只有一條:暴力。像王莽這樣的野心家兼理想主義者,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乾脆恢復過去的王田,讓朝廷擁有所有的土地,然後進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時勢異也,自秦漢後私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已十分明確,怎麼可能開歷史的倒車回到西周時期?   
  朝代更替後,通過戰爭減少人口,用政權力量沒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與地的關係出現一種較為理想的平衡狀態。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參加交易,就必然會重新出現土地兼併,而土地兼併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了,會產生失地流民,引起社會動盪。      
第二編 文臣之輔政千古文人策士夢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荒矣。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夢   
  陳平原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俠客夢》,文弱書生,幻想著縱橫江湖、策馬中原,大致是難以實現的白日夢,而做輔佐聖君、成就大業的策士,則是千古文人更為現實的一個夢。   
  大到開國君主,小到幫會頭目,一般說來得有流氓性格、賭徒氣質,而飽讀詩書的士人,大多不敢出頭造反,他們最好的選擇是因人成事,傍一個有政治前途的主公,當一個搖鵝毛扇的軍師,主公成功了他則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數是沒有膽量和氣魄做英雄的,他們頂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數書生,有自知之明,不去當那個領頭的英雄,而是在波譎雲詭的大變革中擇良木而棲,倚明主而仕。   
  選擇主公的重要性,對立志當策士的書生來說,不亞於一個花容月貌的女子選擇夫婿,要把一輩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張良遇上劉邦,算是君臣風雲際會,成就了一段歷史佳話,而范增碰上了那個只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的項羽,最後只能生悶氣,背疽發作而亡。   
  不過即使找對了明主,當穩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場,就以明朝開國三大策士:李善長、劉基、宋濂為例。這三人性格、特長不一樣,輔佐朱元璋的重點也有差別,李善長管行政,劉基出奇謀,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長跟隨朱元璋時間最早,出力最多,下場也最慘。   
  《明史‧太祖紀》載: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長傳》則是這樣寫的:「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裡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可見這次君臣相會決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長策劃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時才二十六歲,只是郭子興麾下一員初露鋒芒的將軍,當時天下板蕩,群雄並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盤廣、聲勢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長相中了朱元璋,可見他目光如炬。「跟對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門學問,張良跟對了范增沒跟對,兩個智商、謀略差不多的人功業判若雲泥。   
  李善長認準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見面就給朱元璋打氣,以漢高祖的偉業激勵這位起於阡陌的窮小子,對元璋說:「秦亂後,漢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為人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殺人,五年內就成就了帝業。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經紊亂,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離高祖故鄉沛縣不遠。山川的王氣,公應當承受。傚法漢高祖所為,天下就可以平定。」   
  這一碗米湯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終誰能捉住那隻鹿呢?李善長歸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對朱元璋的觀察和對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賭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險的一次賭博,是他剛到朱元璋軍中,據《明史‧李善長傳》記載:「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稍奪其兵柄。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謝絕朱元璋頂頭上司郭子興的橄欖枝,說明他看出了子興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險,這種堅決的態度當然讓朱元璋很是感動。果然不久郭子興亡故,幾個兒子也先後陣亡,郭子興和小張夫人所生的寶貝女兒,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諸文臣中,李善長從龍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綁得最緊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經打敗了陳友諒,在長江中下游站穩了腳跟,李善長率領群臣勸進,朱元璋沒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長再次勸進,朱元璋終於不客氣了,進位九五,李善長自然是開國第一文臣。事實這個人也有蕭何之才,李善長當年主動追隨朱元璋得到了回報,晉封為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爵位為韓國公,子孫世襲,頒發免死鐵券。   
  和李善長的主動積極相比,劉基和宋濂觀望了許久,而且擺足了架子。朱元璋攻佔了金華後,聽說隱居在家的劉基、宋濂的大名,史載「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說李善長是穩定後方的蕭何,劉基就是足智多謀的張良,他對朱元璋的認識始終比李善長更為清醒。《明史》說李善長「習法家言」,而劉基則是個謙謙儒生,還受一些黃老術的影響。更近於法家的李善長,為了目標不擇手段,可以主動去拜謁朱元璋,毛遂自薦。但這類功名性太強的法家知進不知退,難有好下場,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劉基初次拒絕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國傳統策士一種自漲身價的公關方式,就如躲在戰火紛飛的南陽等著被請出山的諸葛亮,一定要擺出「不求聞達於諸侯」的姿態,讓劉備三顧茅廬。劉基看起來沒有李善長那樣積極主動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進士,都當過元朝的官員,後看出了元朝氣數已盡,和宋濂回鄉隱居。   
  但對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來說,隱居永遠只是一種暫時休整,當策士、建功名才是他們永遠的夢,有機會他們一定會冒出來的。只是李善長是一介布衣,就如當時在上蔡的李斯一樣,是廁中的老鼠,為了跑進穀倉中,沒有資格矜持,因此主動將熱臉貼過去,和主公共命運。而劉基當過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舊權貴本質上沒什麼差別,只是在歷史的潮流下,不得不棄舊從新。因此,他對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靜地保持距離,最後功成身退,告老還鄉。   
  李善長是儒表法裡,《明史‧李善長傳》說他,「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嫉妒刻薄)。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即按其罪奏黜之。與中丞劉基爭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請告歸」。而劉基比李善長氣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責備丞相李善長,劉基說:「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連朱元璋對劉基這番話都感到驚訝,說李善長幾次要害你,你怎麼還給他說話?朱元璋準備讓劉基代替李善長為相,劉基力辭。   
  劉基此舉固然是他知進退,善保身的表現,也是由於他對帝王清醒的認識。天威難測,對帝王來說,賞罰恩怨只是一種帝王術,帝王沒有真正的恩與恨,一切都為了統治的需要。賞一個人未必是好事,罰自己的政敵,對自己並不意味著是一種勝利。劉基能參透這些,而李善長不能,最後自取其禍,以七十七歲高齡被滅族,「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只有他那個駙馬兒子和公主生的兩個孫兒,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長參與胡惟庸謀反顯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長的侄子李存義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長曾經請求免除自己的親戚丁斌的罪過,而丁斌曾經在胡惟庸家供職過。大案總是從大官身邊的人打開缺口,朱元璋親自審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義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謀反。大明辦案有種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義,而在大臣李善長,最後如願以償地把第一從龍文臣李善長牽連進去了。   
  善長被滅族當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為了剪滅勳臣有計劃的行動。善長死後的第二年,一個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國用上書,說了公道話。王國用說,李善長和陛下「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是國公,死後會封王,兒子娶了公主,親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頂峰,而要圖謀不軌造反,成敗尚未可知。有人說他想輔佐胡惟庸造反,大謬不然,一個人愛自己的兒子肯定甚於愛自己的侄子,善長與胡惟庸,是侄兒結親,與陛下則是親子親女結親。他即使輔佐胡惟庸造反成功,無非封太師國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給王子而已,難道能比今天的富貴更加進一步?而且善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能僥倖奪取的嗎?   
  太祖看完這封上書,竟然沒有怪罪這個大膽的郎中,大概說得他啞口無言。李善長被滅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長參不透帝王心有關,「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殺時,和李斯與兒子一起被綁縛至刑場的心態是否一樣?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長,參與軍機的劉基相比,宋廉作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書,教育太子,對江山的威脅應當不如兩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洩漏宮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與客人飲酒,朱元璋派人秘密偵查,第二天,皇帝問宋濂昨日是否飲酒,客人是誰,用什麼樣的下酒菜。宋濂具實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這麼回事,宋濂沒有說謊。—— 一個大臣連私生活都這樣受到皇帝的關注,這樣的策士富貴以後又何如?宋濂下場也不好,他的長孫被勾連入胡惟庸案,朱元璋準備殺他,馬皇后對朱元璋說,老百姓為子弟請老師,尚且以禮儀對待始終,何況天子。況且宋濂住在家裡,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是被發配到茂州,最後死在四川夔州。   
  楊度這位曠代逸才,之所以那樣積極地籌安,把袁世凱推上帝位,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策士夢,想做最先從龍的文臣,最後身敗名裂。我們設想一下,即使袁世凱復辟帝製成功了,楊度這位有功策士,就能順順當當拜相,或得享天年?朱元璋剛當皇帝時,論功行賞,封國公者六人,其中「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這夠皇恩浩蕩的吧。在策士生長的土壤依然豐饒時,自古都沒有幾個策士有好下場,何況時勢異也,帝制已成了國人共同拋棄的罪惡之淵藪,楊度這類策士還做著殘夢,豈非刻舟求劍?   
  文人,固然做不了英雄,可做策士,風險也是很大的。      
兩位袁大人的難題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明朝發生一件很有戲劇性的小事,一位機靈的官員從嗜血好殺的朱元璋刀下苟全了一條性命。   
  《明通鑒》是這樣記載的:「丙申,錄囚。上命御史袁凱送皇太子復訊,多有矜減。凱還報,上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以凱老滑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這件事在《明史》中亦有記載。吳□先生在《朱元璋傳》中更引用了一些野史,將袁凱僥倖活命寫得很有趣。說袁凱裝瘋,朱元璋認為瘋子不怕痛,讓人用錐子刺他的皮膚,袁凱強忍著不喊痛。回家後用鐵鏈鎖住自己的脖子,瘋言瘋語。卸官回家後,朱元璋還派使者去他家鄉看他究竟真瘋還是假瘋,袁凱事先得到消息,將砂糖和黑炒麵攪拌,做成狗屎狀,擺在籬笆旁邊,使者來了後,袁凱蓬頭垢面地在籬笆旁邊捧著一堆堆假狗屎大吃。使者回去覆命:這連狗屎都吃的人,真的是瘋了。   
  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是大儒宋濂教出來的,和他那位陰險狠毒、嚴酷無情的父親正相反,他寬厚仁慈(開國皇帝剛猛,第二代則仁和,中國帝制時代這樣的例子很多)。父親搞嚴刑峻法,兒子就想辦法寬赦罪犯。在自己還沒登基前,這樣做顯然是有悖於父皇的既定方針政策的。可朱元璋很喜歡這個兒子,不能把他怎樣,便問和兒子一起去辦事的大臣。   
  事隔六百多年,我佩服袁凱的機智之餘,更同情他,這個問題實在太難回答了。一個是一言決人生死的當朝皇帝,一個是日後要登基的皇儲(朱標後來死在他父親前面,沒能當皇帝,這是當時袁凱等大臣很難想到的)。要評判誰是誰非,換了你我生活在當時,敢嗎?兩面討好、誰也不得罪恐怕是在那種專制時代,為人臣者唯一能想出來的辦法,就這樣都差點掉了腦袋,你叫這做大臣的怎麼活呀。   
  袁凱裝瘋騙過了老皇帝,我有點不太相信。《水滸傳》中刺配江州的宋江題寫反詩,事發後裝瘋到屎堆裡打滾,可連在閒通判黃文炳都騙不了,這把戲哪能騙過出身底層、經過無數大風大浪的朱元璋。大概是朱元璋放了袁凱一馬。我認為袁凱能躲過屠刀,一是朱元璋和朱標雖然性格迥異,但有父子之情,朱元璋對這個兒子寄以厚望,兩人沒有大的權力之爭,無非是辦事風格不同而已,因此沒必要殃及池魚;其二,袁凱既不是傅友德、廖永忠這樣有開國之功或掌握皇帝見不得人秘密的宿將,也不是宋濂、高啟這樣名聞宇內的文人領袖,對皇帝的權威威脅不是太大。   
  朱元璋父子之間沒有根本矛盾,袁凱當「騎牆派」尚可活命。五百年後,他的一個同宗面臨了同樣的難題,因為爭執的不是辦事嚴格或仁厚這樣的小事,而是大權歸誰的重大問題。這個人便是比袁凱名字多一字的大梟雄袁世凱。戊戌變法時,「帝黨」、「後黨」的權力之爭已不可調和,擁戴光緒皇帝的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決定先下手為強,圍攻慈禧居住的頤和園,用逼宮的方式讓老佛爺交權。可這些書生手裡沒兵,便打起了掌握北洋六鎮精銳之師袁世凱的主意,譚嗣同深夜訪袁,讓袁世凱做出決斷。這可是你死我活的勾當,不是幾句雙方都不得罪的話就能打發的。在光緒和慈禧之間,老袁必須做出選擇,根本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稍有差錯可不是裝瘋賣傻能避禍的,弄不好就會掉腦袋甚至殃及家人。經過權衡,袁世凱終於選擇倒向老佛爺,便有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夭折的結局。   
  袁世凱是否真的告密,至今歷史學家還聚訟不已,但百年來民間輿論傾向於是老袁告的密。今天我們做事後諸葛亮,替袁世凱出出主意,當時他不告密,把寶押在光緒身上如何?成了他不會是首功大臣,光緒大半會認為功勞首先是出主意搞部署的帝王師康南海,其次是冒死做說客的譚嗣同,而且向母后逼宮,光緒是要背「不孝」罪名的,沒準老袁成了明代在朱元璋授意下害死小明王的廖永忠,事成之後被皇帝找個理由滅了口。而且政變的風險也極大,慈禧掌握了絕對的權力,榮祿等一幫能臣干將早就對這些光緒身邊的「憤青」以及帶兵的袁世凱有了提防,很有可能出師未捷身先死。而投靠經營朝廷多年、親信遍佈各衙門的慈禧,保險係數大多了。這神仙打架,很容易殃及旁邊的小鬼。   
  當然,袁世凱選擇投靠慈禧是躲過了初一,可留下了躲不過十五的禍患,有一天老佛爺死了,光緒大權在握,他肯定要掉腦袋。可是與其馬上招滅門之災,不如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以後的事情便騎驢看唱本——走著瞧,沒準會有變數。果然,老袁押對了,不知是天意還是人為,光緒和慈禧幾乎同一天死去,老袁躲過了一劫。儘管攝政王載灃也有殺袁之意,可是畢竟不如光緒等人對老袁恨得咬牙切齒,袁世凱便傚法明代的同宗,不是裝瘋而是裝病、作秀,躲到河南安陽裝成一個不問世事的洹上漁翁。最後武昌之變後,出來收拾殘局,搞「兩頭敲」的買賣,在皇室和革命黨中討價還價,當了大總統,還過了一把八十三天的皇帝癮。   
  其實,在那樣的時代,官場上幾乎每個人都得多多少少學會兩位袁大人那樣走鋼絲的本領,否則會死得很慘。      
莫問帝王家務事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家務事不是真的難斷,而是沒必要去斷,斷了也沒多大的意義。自古疏不間親,人家夫妻、兄弟打得不可開交,你去給評個是非曲直,當時可能有一方覺得你這人說得在理。可勝負一分,兩造過兩天又和好如初,就會說你這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所以說夫妻鬧矛盾別人是勸和不勸離,親人之間的爭端,第三者最好的態度是和稀泥,盡量不要去管那些家務事。   
  管一般人的家務事,也就頂多是賣力不討好而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家——帝王的家務事呢?那可不僅僅是被人埋怨、責備,還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因為帝王的家務事可不是爭奪老父親傳下的那兩畝地、三間瓦房,而是金鑾殿上那把龍椅,誰做君誰做臣,差別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兩個傻鳥,就是因為愛管帝王的家事,遭了無妄之災,丟了性命。   
  這兩個傻鳥便是葉伯巨和解縉。說他們傻,可能有人會持異議,這兩人可是書讀得好,文章寫得好的才子,可大才子在關鍵時刻因自作聰明,便犯了傻。   
  葉伯巨是浙江寧海人,大老遠跑到山西的平遙縣做訓導,大約就是個縣教育局局長的小官。在這個位置上你好好地管好學校,收點家長、教師的孝敬不就得了嗎?離南京城裡的朝廷十萬八千里之遠,可這哥們生就一顆紅心,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生怕朱家的國祚不能長遠。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後,把兒子們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尤其是老二、老三、老四這幾個年富力強的兒子被封為秦王、晉王、燕王,手握重兵駐守北疆,稱塞王。對諸侯王的坐大,這個葉訓導憂心忡忡。   
  洪武九年(1376年),皇帝下詔天下,徵求直言上諫。這皇帝主動要求納諫,大多是做一種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秀,顯示自己虛懷若谷,是不能當真的。這老葉卻拿著個棒槌當真了,上了一道聽起來很不順耳的書。   
  葉伯巨一開頭就直戳朱元璋的心窩:「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然後細細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諸王,大概是鑒於宋、元皇室孤立,宗室不能援助的弊端。然秦、晉、燕、齊、梁、楚、吳、蜀等諸侯國,無不是幾十個城邑相連,城郭宮室,僅次於天子的都城。皇帝又允許他們擁有強盛的甲兵衛士。臣擔心數代之後,尾大不掉,那時候再削其地奪其權,諸王必心生怨恨,嚴重的還會趁機而起,再去防範就來不及了。有人說,諸侯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儘管分封的地域廣闊、訂立的法律繁瑣,但他們豈能和朝廷抗衡呢?然而,難道沒有看到漢、晉兩代之事嗎?孝景帝,是漢高祖的孫子,而七國的諸侯王,也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孫,可一旦削他們的封地,則立即舉兵西向長安。晉朝的諸王,也都是武帝的子孫,可沒過幾代,就互相攻伐,釀成了劉淵、石勒之患。   
  本是一番忠君愛國的好意,可捅了一個大馬蜂窩,這皇帝家務事,能讓你隨隨便便議論的?朱元璋讀完大怒,罵道:「這小子想離間我父子的骨肉之情,快給我捉來,我要親手射殺他!」葉伯巨被押到京城後,皇帝的怒氣稍稍平息了,沒有立即要他的命,可他最後病死在大牢裡。   
  有關解縉才思敏捷的故事,至今還有許多故事流傳於民間。如「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對聯就是他和一人鬥智隨口吟出的。可這解大才子,還真是個頭重腳輕根底淺的書生,好發議論,瞎給皇家事務出主意,最後不得善終。他為官歷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年輕時因為洪武帝大興文字獄,上了一道語氣諷諫折子,話說得很重。皇帝看了,雖然不高興,但還是沒有懲罰他,反而大呼:才子,才子。以朱元璋的脾氣,他留下一條命不能不說是僥倖,大概因為當時解才子年紀不大,有股初生牛犢的銳氣,皇帝不計較他罷了。可這次驚嚇後他沒有長記性。永樂帝奪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後,自己的三個兒子又開始爭奪繼承權了。   
  大兒子朱高熾並不得父皇的歡心,而二兒子朱高煦在老爸和堂哥爭江山的戰爭中,衝鋒陷陣,勞苦功高。朱棣一次探詢解縉的意見,解縉說:「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接著又補了一句:「好聖孫。」因為老大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聰慧好學,很得祖父母的寵愛。解縉這句話提醒皇帝:不但要考慮下一代接班人的問題,還要更長遠地考慮第三代接班人的問題。因此朱棣主意方定,立朱高熾為太子。如此說解縉是立儲君的大功臣。可功與過,往往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涉足儲君爭奪這個天下第一名利圈中,一招不慎就招殺身之禍。朱棣立儲後,還是不喜歡高熾,對老二高煦則恩寵有加。解縉頭腦發昏,去勸說皇帝不能對二兒子比對太子更好,這樣有悖於禮法。大概是以為皇帝立儲聽了自己的建議,得意忘形了。朱棣又和他老爸一樣,指責解縉離間皇家父子。此時還是給他留下一條性命,畢竟解縉名滿天下。一次朱棣北伐,留下太子在京城中監國,解縉去和太子套近乎。背著還活著的皇帝去主動討好儲君,這是帝制時代的大忌,分明是不把今上放在眼裡,去給自己的將來找退路呀。恨死瞭解縉的二皇子朱高煦自然不放過這個機會,在父親面前告了一本。皇帝本來就在找合適的借口,來結果這個對自己家務事瞭解得太多的才子,便讓錦衣衛將解縉抓到獄中,嚴刑拷打,最後埋在雪堆裡凍死。   
  解縉在皇帝咨詢立皇儲的意見時,投機了一把,站在老大那一邊,提醒皇帝老大有一個很好的長孫——即後來在位十年,使明朝達到空前繁榮的宣宗。此時必須見好就收,那句話一說出來,就已經給了皇長子最大的幫助,也徹底把二皇子得罪夠了,埋下了奇功之因緣的同時,也隱藏了莫大的禍根,因為爭皇位的兩造,哪一個都有能力要他的命。這時候再在朝廷呆下去,只會有過不會有功。如果當時他想個辦法辭官回家,閉上那鳥嘴。有朝一日龍馭賓天,太子繼位後,還愁自己不被重用嗎?當然,這只是筆者的事後諸葛亮,在官場上玩得正來勁時,讓他主動放棄,何其難也。    
  以明成祖的性格,我估計解縉被殺還有一種可能,老皇帝早就想從肉體上消滅這個關鍵時刻提出重大建議的臣子。因為如果他在位時不殺解縉,老實得像個田舍翁的太子即位後,解縉難保不恃擁戴之功而自傲或攬權,而新皇帝又難以駕馭,這個麻煩不如自己親手解決。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帝王的思維和正常人大大不同。   
  這葉伯巨比解縉更不識時務,人家解縉好歹是皇帝身旁的近臣,有時不得不表態,你一個芝麻官,湊哪門子熱鬧?你提醒皇帝要記取「七國之亂」、「八王之亂」的前車之鑒,自己怎麼就忘了晁錯的下場呢?   
  漢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個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錯又很得景帝的重用。況且這晁錯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為朝廷社稷著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訂削藩法令時,已經在自取滅亡。《資治通鑒》記載,晁錯父親知道此事後,從老家趕來教訓兒子:「皇上剛繼位,你當權處理政事,卻要削弱諸侯,疏離人家骨肉,輿論對你很不利,你為啥這樣做?」晁錯卻說:「就應當這樣。不這樣做,天子不尊貴,宗廟不安寧。」父親歎息道:「這樣做的話,劉家天下倒安寧了,我們晁家就危險了。我回家去了。」他父親回家後就服毒自殺,臨死前說:「不忍心看到大禍降臨。」最後人家兄弟間打架,打出的旗號就是「誅晁錯,清君側」。諸侯造反,一般不會傻到明明白白說是要奪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號也是「靖難」,把矛頭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張削藩的齊泰等人。這一下子,晁錯的替罪羊是當定了。景帝在決心殺晁錯之前說:「我不能愛惜他這個人才而向天下謝罪。」——人才算什麼?割了一茬還有一茬在後頭等著,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後晁錯被滅族了。   
  葉伯巨死後好些年,朱元璋的兒子和孫子為江山終於大打出手了,有人說還是當年葉伯巨有先見之明。這都是廢話,這算什麼先見之明!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還有玄武門之變呢?骨肉情誼在權力面前又算得了什麼?藩王擁兵自重的後果,當時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說這話的風險,所以都一本正經地說,各個藩王之間手足情深,孝順友悌,陛下大可高枕無憂。只有葉伯巨是那個什麼也不考慮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說出口了。      
金鑾殿上的「群眾暴力」   
  明朝是個重禮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個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開場合,總要擺出「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非禮弗言,非禮勿動」的樣子。廷臣為了進諫皇帝,把頭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絕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難想像當著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灣地區的議會那樣,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這樣的話不但是有礙禮法,更是藐視朝廷的權威和帝王的尊嚴。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變」後的非常時期,明朝的金鑾殿上上演過一曲全武行,遠甚於台灣地區議會的群毆。由於英宗聽信了權奸大宦官王振的話,輕率地親征瓦剌,被俘虜了,史書上稱「北狩」。——中國歷史上,「北狩」的還有宋代徽、欽二帝,明明是自己當了獵物,被「蠻夷」抓獲了,應當是「被狩」,可我們老祖先用傳統的阿Q法如此為尊者諱。   
  國中不可一日無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鈺代行國家元首的職責。後來他在于謙等人的擁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絕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貨來要挾明廷的念頭,是為代宗。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後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為攝政王上朝理事,當時王振也跟著英宗出征,死在亂軍中了。受夠了這個大太監鳥氣的官員們,這下可以放開嗓門一訴委屈了。右都御史陳鎰(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聯合大臣提議: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請誅殺其族來安撫人心。   
  這時候其他大臣哭聲震動大殿。——中國文官動不動就哭哭啼啼,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這時候一個沒有眼力的王振同黨馬順站出來呵斥陳鎰,他大概還以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當權時期。一幫大臣本來就恨王振恨得想寢其皮食其肉,這下一個王黨「餘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來維護老大的利益,豈不是送上門來?   
  給事中王竑憤怒了,他和刑科給事中(給事中是派駐在六部的監察官,類似今天監察部駐各部委的監察官員)曹凱,看到陳鎰被王黨的人斥罵,且王振當權時,監察機構形同虛設,新仇舊怨湧上心頭。兩人揪住馬順的頭髮,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幫助王振作惡,狐假虎威,現在事情這樣了,誰還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將這馬順打死在金鑾殿上。   
  反正已經出了人命,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黨毛、王二人。這時候有個太監金英,腦瓜子比馬順活絡多了,關鍵時刻以實際行動來立功,爭取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諒,便主動把這兩人揪出來,一陣亂拳兩人被當場打死。大夥兒還不解恨,把三具屍體拖到東安門陳列。不一會兒,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佔某死去指揮的小妾,陷害薛瑄,後來做了錦衣衛高級官員的那位)抓過來,反綁雙手讓他跪在庭上,讓眾人唾罵。剛剛攝政的朱祁鈺哪見過這架勢,嚇呆了。還是于謙比較鎮定,他扶住朱祁鈺坐下,在請示攝政王后,向百官宣諭:「馬順等幾人罪當死,其他參加毆打的人不以殺人罪論處。」   
  這樣一下大家就安靜了。群眾暴力經過事後追認,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鋤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將屍體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滅族。   
  這場金鑾殿上的武鬥餘波未平,代宗登基後的景泰元年(1450年),鎮守浙江的宮中宦官李德上書道:諸臣擅自殺死馬順,等於侵犯朝廷。這樣的賊臣不能再用。——同樣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這樣的上表不足為奇。而且他說得很有道理,頗有點依法辦事的味道,這馬順等三人即使罪該萬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審理,再判處相應的刑罰。大臣自己動手將人打死,當然是犯罪行為。我想從古至今,這是個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識。   
  可是牽扯到那麼多大臣,一一追究起來,大敵當前,這代宗剛剛坐上的皇位能否穩固還難說。於是代宗再次安撫參加武鬥的大臣:「誅滅亂臣,目的是安定眾志,愛卿們的忠義,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話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確認了那場金鑾殿上武鬥的合法性。   
  這個故事或許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態。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們,竟然能在朝廷不顧法度,將人打死。本來可以通過正常方式解決的問題,往往只能通過極端方式解決,這說明在這些讀聖賢書,知朝廷禮法的文官的潛意識裡,正常方式沒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為眾怒難犯的原因,對於此種群眾暴力,還得事後認可其合法性。法度之嚴肅性必須讓步於現實的政治利益。      
不吸取岳飛教訓的于謙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的《石灰吟》所吟詩句,今天讀過中學的國人大約都熟悉。這首詩歌是少年于謙托物言志,但一詩成讖,作為大明的一個關鍵時刻保衛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奪門之變」後,被殺死在刑場,全家被籍沒。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聽信太監王振的建議,冒然親征瓦剌,被敵人俘虜,瓦剌騎兵一直抵達到北京城。于謙主持國務,否決了遷都南京的建議,帶領軍民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因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挾明朝,于謙等人擁立英宗的弟弟代宗為帝,粉碎了瓦剌的圖謀。   
  于謙因此成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也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的隱患。他要避免此禍,只有一個前提:讓英宗永遠不要回來,或者乾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在英宗失去利用價值後,瓦剌讓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謙此時應當極力勸說代宗,讓英宗永遠滯留在異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當年洪武帝朱元璋對待小明王一樣,授意手下部將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權在手,誰敢說個「不」字,無非腹誹而已。可是他們好好地讓英宗回了北京,儘管軟禁了英宗,防止他東山再起,儘管英宗也發誓不再復位。——僥倖活了一條命的英宗,此時在弟弟的屋簷下,他當然什麼話都能說。但權力的誘惑實在太大了,誓言算什麼?親情又算什麼?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臥床不起,而太子這時已經早逝,皇位繼承權發生了問題。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大臣勾結了起來,在正月十六日凌晨發動政變。擁著英宗登上御輦到東華門外。守門禁軍見是太上皇,不敢阻攔,石亨揮軍直入東華門,扶英宗入奉天殿。這時天已啟明,群臣進宮早朝,見英宗已端坐在寶座上,均大吃一驚。英宗安撫群臣說:「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復位,你們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過了一個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歲。   
  英宗復位成功後。徐有貞和石亨唆使諫官彈劾于謙、王文,謀劃迎接親王之子入宮繼位。都御史蕭維禎說:「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難以倖免。」於是羅織罪名,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罪,當處以極刑。奏報到英宗那裡,英宗說了句:「于謙實有功。」徐有貞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要證明復位的合法性,于謙必須死,儘管從英宗到構陷他的眾臣,以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于謙是冤死的,但在最高權力的歸屬這樣大的利益面前,一個人的生命算得了什麼?   
  于謙以「意欲迎立外藩」獲罪,和岳飛因「莫須有」罪名喪身如出一轍。岳飛手握重兵,本來就遭到趙構以及南宋文官集團的提防,他還不知趣地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他公開宣稱要北伐,迎接徽、欽二宗回來。這趙構能不著急嗎?他父親和哥哥回來了,他這個皇位就不穩固了。岳飛是軍事天才卻是政治弱智,等待他的當然是「莫須有」罪名,這罪名能不能服眾,當然不是趙構、秦檜首先要考慮的,現實的權力總比身後歷史評價重要些。手握絕對權力的人,要搞死一個人,安個什麼罪名還不容易?   
  史載:「及(于謙)籍沒,家無餘貲。」當初瓦剌首領也先要歸還英宗,大臣商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可見代宗是很擔心自己的哥哥回來的。可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代宗只好說:「從汝,從汝。」   
  于謙不但沒有阻止迎接英宗,反而勸說猶豫不決的代宗把英宗接回來。禍根是他自己種下來的。于謙自取其禍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剛直忠貞,心裡只有朝廷的威望,而沒有考慮個人的安危。這樣的人,在中國殺機四伏的宮廷政治中,被殺掉是情理之中的事。   
  詩以言志,大多數人熟悉于謙那首《石灰吟》,他還有一首七律,知道的人不多,從這首《岳忠武王祠》,可見他對前輩忠臣的景仰和傚法,沒想到他倆的結局都是那樣相似。詩曰: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   
  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奸臣主議和。   
  黃葉古祠寒雨積,清山荒塚白雲多。   
  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薛瑄的「不識抬舉」   
  薛瑄是明代的大理學家,創立了河東學派。他是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   
  正統年間,他因為得罪了權勢熏天的大太監、自己的同鄉王振,差點被處死。他得罪王振,原因用現代一些人的眼光來看,是他不識抬舉。   
  正統八年(1443年),王振問三朝元老、大學士楊士奇:「我的同鄉誰可以重用?」楊士奇推薦了學問和官聲都不錯的薛瑄。於是皇帝下旨,把他從提學僉事(大約相當於教育部一個督學)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審判機構的二把手)。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鄉,顯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號紅人攀上老鄉關係,對別的官員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這老兄陞官後,毫無謝恩的表示。楊士奇這個官場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見王振。薛瑄一口拒絕,理由是:「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中國歷朝歷代,官職這個公器常常被有權勢的人用來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願意遵照這個潛規則行事。一天,在東閣議事,公卿們紛紛上前拜見,薛瑄屹立不動。王振過來向他行禮,他也不還禮。升你的官,你不謝恩,這倒罷了,場面上你都不給人家面子。這下薛瑄徹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員是如何巴結王振的。據《明通鑒》記載,公侯勳戚都稱呼王振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結王振被很快升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陳鎰,都跪在門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為尚書。一時間士大夫喪盡廉恥,卻怡然自得。   
  對這個不識抬舉的同鄉,王振一直想找機會陷害打擊。兩年後,王振的侄兒王山和一個剛死去的指揮的小妾通姦。王山想娶這個妾,指揮的大老婆不同意,於是小妾誣告大老婆毒死了丈夫。這個案子到了大理寺由薛瑄審判,經審訊小妾承認自己是誣告,薛瑄秉公替指揮的大老婆洗冤。都御史王文(就是那個跪著迎接王振的監察部長。監察官員都這樣,大明吏治可見一斑)等人誣蔑薛瑄故意替人開脫罪責,又彈劾他受賄。薛瑄被逮捕入獄,判處死刑。   
  在監獄裡等待處死的時間內,薛瑄還讀《易經》,毫無懼色。到了行刑那一天,王振的家奴在灶邊哭泣。這個王振大概還挺關心下屬的,問家奴哭泣的原因。這個家奴說:「聽說薛夫子今天將受刑,所以傷心。」連自家的奴才都同情薛瑄,王振也有點感動,再加上別的官員求情,薛瑄被釋放回家,罷官為民。後來「土木堡之變」後,王振死在戰亂中,薛瑄又起復,做到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薛瑄這樣硬骨頭的大臣,在太監的淫威下能夠不死,完全是靠運氣。大明一朝,忠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計其數。連張居正這樣有作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穩腳跟,也不得不黨附大太監。頗有戲劇味道的是,那麼多大臣給王振抬轎子,幫他整治薛瑄,他的家奴倒還敢實話實說。這奴才的心地和那些讀聖賢書的大臣相比,差別咋這麼大呢?      
一個大學士的地域歧視   
  在中國古代,地域歧視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因為古人極為重視籍貫,古人稱一個官員往往稱其籍貫而不是直接的名號,如熹宗朝被殘害的忠烈之士,趙南星稱趙高邑,楊漣稱楊應山,他倆一是北直隸高邑縣人,一是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而大奸臣嚴嵩是江西分宜人,阮大鋮是安慶府懷寧縣人,便被人稱為嚴分宜和阮懷寧。如此,這個人流芳百世,當地的人跟著沾光;這個人臭名遠揚,當地人同樣跟著丟臉。明代正德年間一個內閣大學士,任過吏部尚書的大官焦芳,曾不遺餘力地推行地域歧視。   
  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正德年間,這位大學士是河南人,他歧視的是江西人。   
  焦芳依附大太監劉瑾,為虎作倀干了很多壞事,兩人合謀將在內閣中對劉瑾有所制約的正直官員如大學士劉健和謝遷以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削職為民,獨攬了朝局。從此,他和劉瑾更肆意妄為了。   
  還在正德皇帝的爺爺憲宗為帝的成化年間,焦芳受到一個案子的牽連被流放。他懷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華等官員在背後策劃的,因為在此之前彭華經常譏諷焦芳沒有才華。於是他對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權在手,便開始進行報復。恰好當時有一個南洋的小國滿剌加派使臣來大明朝貢。一個叫亞劉的使臣,本是江西萬安人,原名蕭明舉,在中國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換姓,沒想到混出來了,還當了使臣。這個人確實品行不好,他和另一個滿剌加土生土長的使臣端亞智同來天朝,途中他密謀到渤泥國(即加裡曼丹島北部文萊一帶的古國,金庸在《碧血劍》中,編了個故事,說到袁崇煥的兒子袁承志最終流落到這個國家)索取財物,大約端亞智認為這破壞了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動。這個蕭明舉便把同行的使臣端亞智給殺死了。這當然是件大事,作為宗主國、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過問。   
  有大臣立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獲至寶,把蕭明舉的犯罪行為和他的籍貫聯繫起來,大肆地攻擊江西人。他在奏章的末尾批示說:「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多被物議。且其地鄉試解額過多。」於是奏請皇帝批准,減少了江西五十名鄉試名額,並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焦芳還把古人拉出來給自己的地域歧視作理論根據,他說:「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濫用江西人。」   
  這個荒謬的說法連另一個老資格大學士楊廷和都看不慣,替江西人抱不平說,因為一個奸民的行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確的。江西已經被裁減鄉試舉人錄取名額,難道還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來審查懲治嗎?   
  焦芳不僅僅歧視江西人,對其他南方人一併歧視,就是談到古人也忘不了詆毀南方人,他專門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獻給劉瑾。因為劉瑾是陝西人,他拍馬屁增加了陝西鄉試名額,當然也不忘給自己的家鄉謀福利,將老家河南的鄉試名額增至九十五,同時給山東、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為劉公公和自己的家鄉造福,別的北方省搭便車利益均沾。直到劉瑾、焦芳事敗,被皇帝懲治後,各省鄉試名額才恢復到原來的數額,一個大學士,如此明目張膽地搞地域歧視,看起來源於個人恩怨,實則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這種將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綁在一起,共享榮光和恥辱的落後觀念,和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有關。   
  古代中國是個立足於鄉土的社會,多個朝代都有家鄉五百里以內不許為官的迴避規定,就是要防範地方勢力。一個人通過科舉出來做官,同鄉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官員鄉土情結割捨不斷,因此官場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見而以籍貫論是非。同鄉總是互相提攜,互作奧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每個朝代,以籍貫為營壘的權力暗鬥都很厲害。而科舉是士子進入官場最主要的路徑,哪個省科舉成績好,哪個省在官場的勢力就會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於北方,這和北方開化更早,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有關。宋代以後風水轉過來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躪,所謂「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鄉也在異族統治下。反過來南方的經濟文化空前發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圖中的份額越來越重,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南方人的科舉成績越來越好。   
  宋代簡直是江西人的朝代,無論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翹,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曾鞏、文天祥、晏殊父子這樣的人舉不勝舉。明、清兩代,包括江西在內的整個南方,科舉成績更不得了,這和南方更重視教育的傳統有關,而重視教育的基礎是這些地方經濟上更為發達。明、清兩朝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勢力,在鄉試份額上已經對北方有所照顧,南方有所抑制。即使這樣,江西、江蘇、浙江這些省在科舉中,成績還是遠遠地超過其他省。焦芳裁減江西鄉試名額是釜底抽薪的毒計,因此每三年江西參加會試、殿試的基數大幅度減少,那麼中進士的人數必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中進士的人一減少,那麼當知縣,入翰林院,最後做部院大臣,直至進內閣的人就會減少,當地的政治影響也會隨之減弱。   
  焦芳所謂南人奸邪,不能為相的論據其實是非常可笑的。因為南方科舉的成績好,進入官場的當然更多,這有什麼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貪贓違法的官員絕對數也會比別的地方多。楊廷和所說「因為一個奸民的行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確的」,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清末有一個故事,戊戌變法失敗後,專門舉行一次經濟科的會試,廣東舉人梁士詒文章寫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來想錄取為第一名的,上報給老佛爺批示,老佛爺看到他是廣東人,心裡就不高興,康、梁這些「亂黨」多出自廣東。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啟超同姓,和康有為同名(康有為名「祖詒」),更是極不舒服,大筆一勾,這個「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孫山了。而第二名是後來給袁世凱復辟帝制吹喇叭抬轎子的楊度,他也來自「亂黨」很多的湖南,同樣受到連累,丟了功名。老佛爺這番行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複合型歧視。      
嚴嵩的才氣和乾隆的自知之明   
  嚴嵩是明代嘉靖年間的權臣,和明代弄權的太監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相比,嚴嵩是個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僅那些宮內宦官難以望其項背,即使是在同時代的文臣中間,也為世人公認。可惜他和嚴世蕃父子兩人是有才而缺德,這樣的人幹起壞事來水平更高。   
  史書記載嚴嵩長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長有玉樹臨風之態,且聲音洪亮,出生江西卻不說方言,一口標準的官話,儀表為文臣中的第一流,且在當兵科給事中的時候,政績不俗。這是當然是他發跡的本錢,但他最大的本錢是「一意媚上」,揣摩皇帝的心思。在皇權時代,應當說這不是個特別恥於提及的毛病,而是生存的必須。皇帝欣賞他一是青詞寫得好,嘉靖希望長生不老,好道教,喜歡用青詞來向上天祈福,當時入閣的大臣大多寫得一手好青詞。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帝讓人制了五頂道士戴的「香葉束髮巾」,賜給大臣。同在內閣的嚴嵩的同縣老鄉夏言認為有失體統,不願意戴,因此得罪了嘉靖。而嚴嵩不但美滋滋戴著這頂道冠去拜見皇帝,而且在道冠外籠上輕紗,以示御賜之物,當倍加珍惜。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對,那時候講「雷霆雨露,皆是聖恩」,君有賜不能不受。嚴嵩之壞,在於他利用皇帝的信任賣官索賄,將夏言、楊繼盛等耿直之臣迫害致死。後來嚴嵩的兒子被殺,孫子充軍,家產被沒收,而他活到八十多歲,晚年乞食於墓地。——即向祭奠祖宗的人討剩餘的供品果腹,下場夠慘的。   
  這個大奸臣,不但文章寫得好,書法也非常棒,和宋朝兩大「奸臣書法家」蔡京、秦檜的水平相若。可以想像,他當權時,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寶,其書法的潤筆費用絕對是讓人咂舌的價碼。政治人物的書法價碼隨著權勢的消長而漲落,是一條規律。嚴嵩身敗名裂後,他的書法盛名也被他的奸惡之名淹沒了,但畢竟還是有些手跡留在後世。   
  據齊如山在一本書裡記載,清代京城有順天府鄉試的貢院,順天府鄉試為「北闈」,乃天下鄉試第一,皇帝非常重視,主考官都是尚書銜的。可這個貢院的大殿匾額上三個大字「至公堂」,是嚴嵩所書。   
  這樣一個為朝廷選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懸掛的竟然是大奸臣題寫的匾額,誰也會覺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換掉,便命令滿朝書法好的寫這三個大字,他自己作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寫過無數遍「至公堂」,後來他發現,自己的御筆和滿朝文臣所書,都不如嚴嵩,只好罷了,仍然讓奸臣的字高高懸掛。   
  以我有限的歷史知識,總以為乾隆皇帝是一個很驕傲的皇帝。當然,這個號稱「十全老人」的富貴天子有資格驕傲,他當政六十年間,至少表面上的文治武功超過前代。因此他很喜歡風雅之事,比如吟詩題詞什麼的啦。   
  說老實話,儘管他留下了一萬多首詩,但沒有人把他當詩人,因為他的詩大多是詠太平盛世的順口溜,沒什麼詩味。他的字,是典型的「富貴體」,粗大、媚俗、中規中矩,現在許多地方還能看到。乾隆的字雖然沒有風骨,有「墨豬」之嫌,但一筆一畫和字的構架的基本功還在,放到今天也算是上品了。   
  可驕傲的乾隆帝面對前明奸臣嚴嵩的題字,他竟然是就書法論書法,沒有因人廢字,自己的「富貴體」不敢取而代之。——難得這個「十全老人」此番頭腦清醒了一次,沒有驕傲到自認為老子什麼都是天下第一。      
海瑞這樣的官有一個足矣   
  和揚帆出海的鄭和一樣,海瑞也是個回族。今天人到中年的人對他恐怕不會陌生。   
  《明史》說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這老兄「憨直」得實在是可以。他在淳安當縣令的時候,頂頭上司胡宗憲的公子,前呼後擁經過當地,因為驛站的小吏觸怒了胡公子,這個衙內便將驛吏吊了起來。海瑞知道了,將胡公子捆了起來,說:「曾經胡總督巡視,下令沿途地方官不可鋪張。今天這一行如此豪華,一定不是胡公子。」並沒收胡公子數千兩銀子納入公家倉庫,然後再告訴胡宗憲。史載:「宗憲無以罪。」   
  哪怕胡總督心底裡對海瑞恨得咬牙切齒,但表面上確實不好怪罪海瑞。海瑞玩的這一招很高明,他用「顯規則」來對「潛規則」。上司你不是說要輕車簡從,不鋪張浪費,只搞「四菜一湯」嗎?如果承認這個利用父親權勢的人是自己孩子,那在官場上多狼狽呀。私下了該怎樣做,彼此心照不宣。只有憨直的海瑞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拿領導檯面上的話當真。   
  海瑞敢這樣對上司,是因為他有本錢。這個人沒有後代,自己兩袖清風,道德上沒有什麼瑕疵能讓別人抓住。史載海瑞當縣令時,「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給母親過壽,也就是從菜市場上買兩斤肉。如果哪位有權勢的人硬硬地去整這樣一位公共輿論給予高度評價的清官,等於自己毀自己的名聲。只要和海瑞沒有你死我活的利益衝突,誰也不至於這樣傻。所以對於做出捆綁胡公子這類小事的海瑞,上司不但不能怪罪,在公共場合還要表揚他,提倡他的精神和做法——雖然說這話的人知道自己和大多數官員不可能像海瑞那樣。   
  海瑞這樣的官員,在當時是另類,是稀罕物。他不但沒被搞倒,後來還升任了戶部主事。在這個位置上你好好地為大明朝廷整頓財政不就得了,他不,也許財政這類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並不適合他。海瑞在官場,唯一的目的似乎是用自己個人道德操守來襯托別人的不堪。他對上司胡宗憲那一招又用到了所有人的上司——嘉靖皇帝身上。   
  當時嘉靖帝享國日久,荒於政事。海瑞上表,演出了一出「罵皇帝」的戲。他說嘉靖皇帝「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   
  這簡直把皇帝比作商紂王、隋煬帝那樣的主,皇帝看完後,大怒,將奏章扔到地上,對左右說,馬上去把他抓來,不要讓他跑了。   
  天子震怒,要殺他不是一句話嗎?皇帝身邊的宦官黃錦倒不糊塗,勸諫皇帝,說「此人素有癡名」,聽說他上疏時,知道觸忤當死,買好了棺材,和家人告別,把家中僕人遣散,自己根本不跑,就等著皇帝去抓他。   
  這一提醒讓皇帝明白過來了。人家根本不怕死,殺死他倒成就了他冒死上諫的千古令名,自己反成了殘暴之君。所以皇帝說,此人像比幹那樣,可是朕不能當紂王呀。但心中的怒火還是熄滅不了,只好把他抓進大牢裡,不處理他,讓他呆著。不久皇帝駕崩,新皇即位,給海瑞也給天下百姓一個面子,赦免海瑞出獄。   
  明代皇帝雖然專制,但是受禮法約束。皇帝的權力是硬的,而禮法的力量則是軟的。如果皇帝什麼都不顧,心想老子就做個桀紂之君又怎樣,海瑞死十次也不夠。可大多數皇帝對歷史評價還是有敬畏感的,尤其當皇帝的年頭越長,越考慮身後名聲。殺了他,等於毀自己名聲成就人家。不殺他,他好好地活著,還有了讓人傳誦的千古美名。怎樣做,都是海瑞賺了皇帝賠了。大概因為皇帝發覺海瑞是有意擊中自己的軟肋,因此讓他呆在牢房裡,反正老子在位一天你一天別想出來,以後誰怎麼處理老子管不著。   
  雖然皇帝和大多數官員不喜歡他,但朝廷總得需要這樣的官員來裝裝門面。葛劍雄先生說海瑞「非常不得官心」,說他在官場是非常孤立的。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在民選時代,這種人倒能像馬英九那樣,靠「不粘鍋」這類人格魅力來吸引選民投票。而在帝制時代,政治是對上不對下,誰能和這樣令官場同仁避而遠之的人做同道?   
  海瑞這樣的官員,朝廷有一個來起道德楷模的作用,就足矣。大多數人不可能都像楷模一樣,這類先進典型在朝廷中沒有推廣的可能,《明史》說他「誠為人所難能」很恰當。      
張居正不可能重用海瑞   
  張居正和海瑞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而且兩人有過交往。《明史》記載:「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捨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此時,兩大名臣的權勢是天壤之別,張居正以帝王師的身份為首輔,權傾天下,萬曆皇帝幾乎是個擺設。而海瑞在官場卻是空前的寂寞,作為以耿直忠貞之名聞於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僅僅是個符號,他在政壇沒有朋友,更不可能有黨徒,自己的政治抱負沒有實現的平台。   
  張居正因為害怕海瑞的「峭直」,儘管面對輿論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為此後人很是詬病張居正,認為他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拚命地打壓海瑞。   
  我以為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海瑞望塵莫及,以海瑞這種個人道德高潔得讓人不敢親近的官場異類,在那個大染缸裡面,不可能威脅張居正的地位。張居正根本不用擔心海瑞這個政壇的「低能兒」在權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擔心的是,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頭,一旦進了中樞,又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潔癖的人,很容易獲得輿論的支持,但讓他真正去辦大事,可能處處碰壁,從而一事無成。   
  張居正對海瑞的棄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場中要幹大事,僅僅憑道德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對這點張居正深有體會,他在官場上的發達已證明了要有大的作為,是不能保持個人品德的高潔,有時還得不擇手段,自污名節。   
  對張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評價不高。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後,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高拱秉權後,「兩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為首輔。於是他又私下裡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曆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可見,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麼樣,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幹,毫不在乎什麼名節。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麼樣。他好色縱慾,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後,為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後,必須丁憂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   
  就這樣一個公德和私德一無是處的人,卻是奠定大明短暫中興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明史》載:「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評價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   
  當然,因為二十一歲以前的萬曆皇帝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對他有著父親般的畏懼,所以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於爆發了,抄沒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權威,終於在死後引起了禍患。   
  張居正是個悲劇人物,無論是他生前的作為還是死後的子孫的遭遇。可是在那個時代,張居正不這樣做,他能掌握權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嗎?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說明,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不堪一擊的。張居正死了,應該沒人擋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偷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這樣的官員,沒人喜歡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個閒官,誰在他手下當差誰倒霉。海瑞這樣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來,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倫理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和政治目標的實現總是矛盾的。儒家對士人有著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為道德完人,在政治場上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作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們真的像張居正那樣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還能說「仁者愛人」,「吾養吾浩然之氣」嗎?      
廟堂是非 天下反之   
  顧憲成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大學者,東林學派的創始人。他一生仕途並不順利,他於萬曆八年(1580年)三十一歲的時候中進士,開始了宦海生涯,可一直是個級別不高的京官。四十三歲那年才當上了吏部考功司主事,這是個要害部門的中級官員,職責是考核文官的政績。接著他進入了仕途的快車道,一年多的時間,升到吏部文選司郎中,這是朝廷六部中最重要的司局長,掌管天下文官的選拔,看起來前途似錦,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內閣輔臣,晉陞為侍郎、尚書,然後進內閣做大學士,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顧憲成這短時間順風順水只是他仕途的「迴光返照」,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他因廷推閣臣得罪了皇帝,被革職為民,回到了老家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集聚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開始收徒講學。   
  什麼叫廷推?就是選拔重要官員,照例要由吏部提出候選名單,然後進行討論,呈報皇帝定奪,在形式上這種做法對皇權可算是某種限制。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首輔大臣(相當於宰相)王錫爵告老還鄉,要新的首輔接任。皇帝以內閣輔臣地位重要為理由,想「特簡」——不按規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書力爭,認為廷推是慣例,宰相(明自洪武帝廢宰相後,沒有了名義上的相,但習慣將內閣中首輔稱為宰相)如果不經過廷推,「恐開捷徑」,整個大明帝國的官員選拔制度將受到極大的破壞。萬曆帝雖然擅權,但祖宗傳下的習慣法對他還是很有約束力的,並不是人們想像那樣,皇帝完全能為所欲為。因此萬曆帝只好聽從吏部的建議,仍由吏部提出候選名單。   
  提出名單的權力主要集中在吏部尚書、侍郎和文選司郎手中,由此可見顧憲成當時級別不高,但地位重要。他們幾人一商議,將兩年前因「冊立東宮」之事得罪皇帝而辭職的首輔王家屏列入候選名單。   
  萬曆朝皇儲之爭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萬曆帝想捨長子而立寵妃鄭氏所生的次子為太子,但在眾位耿直大臣看來,這和嘉靖帝追贈生父為皇帝一樣,是對禮法的破壞,當然要極力反對。——帝制時代,沒有比皇位繼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這個問題上尖銳對立,而大臣中間也產生派系,直接後果是朝局動盪,許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為了維護禮法而去位。   
  禮部給事中李獻可,看到皇帝沒有立長子為太子的意思,決定迂迴一下,建議舉行「豫教元子」的典禮,即皇長子正式接受學校的教育,因為當時皇長子已經十一歲了,以此來提升皇長子的地位。皇帝很惱火,抓住奏折中一個筆誤大做文章,御批他「誣戲君上,好生可惡」,要求降級罰俸,調到京外。   
  這御批當然要交給首輔大臣王家屏去辦理,誰知道王家屏這位山西人,有著一股驢子的倔勁兒,他公開支持李獻可,竟然封還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這樣大膽的首輔,從明清以後,確實不多見。一些言官前赴後繼上書為李獻可說話,而且言詞十分激烈,指責皇帝「坐視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說皇帝坐視長子失學,是對老祖宗傳下來的江山不負責任,皇帝這下忍不住了,命令錦衣衛將這個諫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為首輔大臣,救不了這些言官,乾脆辭職。皇帝早就看他不順眼,自然批准。   
  這次顧憲成等人繼續將皇帝不喜歡的王家屏列入名單,皇帝不高興,下令再擬一份名單。可再次擬的名單,王家屏大名赫然在列,而且顧等人理由很充分,說沒有哪條規矩說已經辭官的人不能作為首輔的候選人。可以想見,萬曆帝該是如何的窩火,心想你們這些老小子,分明是公開給朕叫板嗎!於是顧憲成被革職回家了。   
  那個時候,一個士人的聲望和他的官職並不成正比,有些入閣大員,被天下士人嘲諷,有些品秩不高的官員,其道德學問卻被天下士人景仰。顧憲成雖然官最高只做到司局長,但他的清名早就為朝野所熟知,這也是他回鄉入東林書院,能引起那麼大動靜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在朝的時候,內閣大臣們並不因為自己級別比這個「小顧」高得多,就在他面前頤指氣使,或者擺出一副上級對下級關心愛護的樣子。許多大臣對顧憲成,採取的是一種平等的態度進行對話。   
  還在顧憲成當員外郎(副司長)的時候,大批言官上書請皇帝早封長子為太子,這種意見符合禮法——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充分尊重憲法的建議,但和皇帝的意願完全對立。皇帝又不願意公開違憲,希望大臣們站出來替他說話,或者分擔壓力。當時的首輔王錫爵,他既不願意得罪皇帝,但是也不願意公開建議皇帝破壞祖制,而成為千夫所指,夾在中間十分難受。那個時候小官比閣臣好當,級別低的官員可以暢快地上書闡述自己的意見,得罪高層大不了回家,還博得了好聲名。而做了內閣大學士可不能這樣隨便,因為他權大,責任也重,要小心翼翼地維持和皇帝的關係。   
  有一次他碰見顧憲成,王是蘇州太倉人,兩人算是大同鄉,王很誠懇地向顧提出自己的疑惑:「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意思是說現在怎麼這樣邪性,朝廷對某件事的是非判斷,天下人必定反著來。   
  顧憲成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話:「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   
  顧在這裡承認朝野對立,是非判斷滿擰這一事實,朝廷頌揚的、提倡的,民間必定嘲笑、反對,但因果關係和王錫爵所說的倒置。首先是朝廷罔顧民意,民間喜歡的、推崇的、堅持的,朝廷一定要反對,要限制,朝野關係緊張的責任是在廟堂而非天下。   
  這種民間輿論和朝廷的是非觀完全反著來的情形在大明晚期處處可見,被廷杖和貶官的人士,回到民間,被公眾當成英雄一般看待。可謂是「權力在朝廷,道義在民間」。被削職為民的顧憲成正是由於這種朝野的分歧和對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道德資源在老家辦書院,不但當地士子、商人支持,連無錫知縣這種中低級官員也鼎力相助。這種對立到了熹宗朝達到頂峰,已經不是輿論上的對立了,當權者對反對者的處罰也不僅僅是申飭和罷官了,而是利用專政機器,將反對者從肉體上消滅。東林書院被毀,東林諸君子被殺。幸虧顧憲成已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壽終正寢,免於他的學生兼同道高攀龍那樣自殺的命運。而明帝國,也臨近崩潰了。      
朝局穩定重於尋求真相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黃昏,北京城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一位男子企圖闖宮襲擊太子。《明通鑒》是這樣記載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至前殿簷下,為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使朱雄等收系。」   
  慈慶宮居住的是當朝太子、後來的泰昌帝朱常洛,這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儲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稱「梃擊案」。這樣的案子,絕不是一個地方司法機構能夠審理的,當時的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初審後,拿出一個初步意見:「罪犯叫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察其行跡似乎有瘋癲症狀,而仔細看他的容貌實乃狡猾之人,請交給刑部嚴加審訊。」   
  巡察皇城的官員並非沒有審察一件突發案件的能力,而是這個案子牽連到太子,一個流竄進京的農民,去襲擊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尋常,背後的曲折之處可以想像。這個負責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聰明,他將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對嫌疑人的初步判斷。他知道再往下深究,就不知會牽連出什麼來,乾脆把這個皮球踢給了最高司法機關——刑部。而且劉廷元給這個案子的發展留下了有意思的活扣:張差行動好似瘋癲,但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樣做都可以。不愧是一位長期在皇城辦差的老練官員。   
  劉廷元和當時的大多數官員心裡肯定知道,這件案子很可能有重大政治背景,如此則不是辦一件普通刑事案那樣簡單,亦非可以簡單地尋求真相。案涉太子,則是超級政治案件,如此大的政治案件之走向,一個小官員哪能做主。   
  這個案件一發生,就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聯想。因為萬曆帝喜歡和鄭貴妃所生的福王,但迫於祖制和群臣的壓力,不得已立長子為皇儲,但對太子仍然很疏遠。大家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歡好不容易才去洛陽就藩的福王,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頭,福王肯定會順利登基。就在大家都擔心太子安危時,發生了這樣一個蹊蹺的案件,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朝廷內外懷疑這件案子背後的指使人是鄭貴妃和她的兄弟、當朝大臣鄭國泰。   
  案件由刑部複審後,郎中胡士相順著案犯瘋癲這條線,擬好了奏稟的草稿,說張差在老家收購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燒燬,氣憤地上京申冤。走到東華門遇見一人,告訴他說「持木棍進入可當冤狀」。於是誤入東宮。按律當判死刑,死刑上罪加一等就是立即處決。   
  按刑部的複審意見,無非說他是一個普通的上訪戶,腦子有些不正常,伸冤無門才做出過激行為。如果案犯一死,就一了百了,背後的秘密就會跟隨消失。但稍有司法經驗的人,不可能相信這樣的解釋,世上那樣這麼巧的事情,迅速將張差處死,難免讓人覺得有人希望滅口。   
  刑部主事王之寀對這樣的結案深為懷疑,按理說郎中是司官,是主事的上司,上司如此下結論他沒必要多管閒事。但那時候的官員中還真有這樣較真的人。一天,這位王大人在刑部大獄值班,私下裡去訊問張差,幾番言語往來,張差回答「不敢說」,王大人讓跟隨的人退走,留下兩名吏員再訊問——當時還很講辦案程序,問案和筆錄必須有兩個以上辦案人員在場。張差便交待,他小名叫張五兒,被馬三舅、李外父引薦見到一個宮內的太監,太監說事情要是辦好了,給你幾畝地。然後被帶到京城,進了一個大宅院,一太監讓他吃了頓飯,然後讓他衝進慈慶宮,遇到人就把他打死。於是給他一根棗木棍,領著他從厚載門走到東宮,趁機將守門人擊倒,但侍衛太多,就被抓住了。   
  這樣一個審訊結果,仍然不太符合邏輯,如果真有宮內人指示張差謀害太子,準備不至於這樣小兒科。王之寀將審訊結果寫成揭帖,請代理刑部尚書張問達上奏。——因為他級別太低,還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資格。並且建議將案犯押赴文華殿進行朝審,由九卿、給事中、御史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會審,以求真相。   
  王的奏折送入後,皇帝尚未批復,廷臣接二連三上奏折支持王之寀。這時候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認為王的奏折荒謬,請求皇帝明示辦案方針。朝廷再發文到薊州,命令詳查。當地知州戚延齡查詢後,報告了案犯得瘋癲病的原因:貴妃派太監在當地建佛寺,需要大量燒製磚瓦,於是老百姓紛紛買薪草囤積賺錢,張差將田產變賣買了大量薪草,可有人嫉妒他偷偷地放火將其薪草焚燒,讓他破產。憤怒的他受到了刺激,持著木棍進京告狀。   
  這個結論和郎中胡士相的複審意見差不多,加上這番地方政府的調查,完全可以結案了吧。胡士相便催促代理尚書張問達就此寫成結案意見上書求皇帝批准,他們摸清萬曆帝這位超級懶漢的習性,奏章十有八九不會批復,而被無限期地擱置起來,這個案子一拖,就不了了之了。   
  可那時認真的官員不止王之寀一人,刑部員外郎陸夢龍力爭在奏報皇帝前,還是大家公審一次案犯,查出真相。看來當時除了皇帝專權外,官僚系統各部門的一把手還不能一手遮天,下屬可以和上司據理力爭。   
  陸員外郎的建議合情合理,尚書無法拒絕。於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個司局近二十名官員一起公審案犯,那天張差一點也沒有表現出瘋癲的樣子,在刑具的震懾下,他畫出了進東宮的路線圖,並交待了案情,比王之寀私下訊問的結果有所差異,據張差交待,在朝陽門外劉成家的大宅院裡,太監龐保、劉成養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壺、銀壺各一隻,並讓他打入宮門,打了小爺便有吃有穿。——小爺,是宮內太監對皇太子的稱呼。   
  此時真相露了出來,這是一起典型的有預謀的雇兇殺人未遂案,殺害的對象是皇位繼承者太子。太監背後肯定有指使人,如果再查下去,順籐摸瓜已不是難事。於是科道官員何士晉上奏折,將幕後策劃人指向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而且暗示貴妃和此案有牽連。   
  如果一旦查實何士晉的判斷是正確的,貴妃夥同外戚要謀害太子,萬曆帝再寵愛貴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接到這份奏折的萬曆帝大怒,可又不能明確懲罰何士晉,否則的話顯得自己心虛,只好不久後找個理由把他調到外地做官。   
  此時,希望案子馬上了結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後人的貴妃姐弟,還有皇帝和內閣大臣方從哲。貴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釋,而皇帝除了偏愛貴妃和福王外,還有一個理由是從穩定朝局的政治層面出發。你想呀,皇帝喜歡的貴妃和弟弟雇凶害太子,皇帝又偏袒貴妃,這個真相一旦大白於天下,案子牽扯到太子、貴妃和皇帝,將太子和皇帝、貴妃的矛盾擺到明面上,這將帶來多大的危機!大明最高當局可能會發生地震,以當時大明文臣黨派林立、攻訐為常的習氣來看,不知有多少人會利用這個案子興風作浪,大明朝廷從此永無寧日。而萬曆帝已經當了四十三年皇帝,來日無多,他可不想在混亂中交班。內閣大臣未必想討好鄭貴妃,作為輔佐皇帝的相,他們也是從政治穩定的層面考慮問題。   
  可具體辦案的一些中層官員,才不考慮這個層面的問題,他們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諫官,就是靠這個博得聲名的。案子到了這個份上,只能請求聖裁,可皇帝此時也犯難了,天下人早已對他不喜歡太子議論紛紛,而當年妖人詛咒太子的事牽扯貴妃和太監劉成,被皇帝包庇下來了,此番如此重大案件,關係到國脈,他再公開包庇貴妃,強行結案,也擔心天下悠悠之口。於是先諭令鄭貴妃老老實實做人,貴妃此時知道了利害,乞求太子,說明自己毫無惡意。然後讓當事人太子出馬化解,萬曆帝親自臨幸慈寧宮,召見太子,並讓內閣大臣方從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邊做見證——萬歷久居深宮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說明他是何等的鄭重。皇帝拉著太子的手說:「此兒很孝順,朕十分喜歡,如果有別的意思,不就早立別人了嗎?外臣心懷何意?動輒用流言離間朕父子!」同時,他還把太子生養的三個孫子叫到跟前,讓各位大臣看,然後說:「朕的孫子都這麼大了,還有什麼可說的。」並要太子心裡有什麼話當著群臣不要隱瞞全說出來。   
  皇帝都把話說到這個地步,太子當然馬上表態說,那個瘋瘋癲癲的案犯要馬上處決,不能再拖了。並對眾大臣講,他們父子十分親愛,如果外臣議論紛紛,只能使他們成為無君之臣,太子成為不孝之子。   
  當事人都這麼說了,這案子哪還有繼續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諭示刑部,明確給案子的處理定調,說張差是個瘋瘋癲癲的奸徒,闖入東宮傷人,罪在不赦,立即處決。太監龐保、劉成嚴加提審,明確定罪,不許牽連他人。   
  於是張差被凌遲處死,而兩個太監,沒有交給刑部審訊,因為害怕供出後面的指使人,便將他倆在宮內用私刑處死。至此,一件意圖謀害皇儲的大案就這樣成了一個葫蘆案,死了的只是三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沒有更多牽連,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局一場大風波就這樣消弭了。   
  那樣的歷史背景下,萬曆帝那樣做是一個最高統治者的明智選擇,而太子的表態不但贏得了孝順、大度的名聲,而且經過這場風波,他的皇儲地位真正穩固了,鄭貴妃再不敢覬覦其位。至於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員呢?他們的一腔正義豪氣被耗散在政治那個大八卦爐裡,顯不出多少份量。      
一個泣血上訪的忠臣孝子   
  明神宗萬曆朝,有一個著名的孝子,他的孝順行為,和漢文帝時那個進京要求代替父親接受肉刑的孝女緹縈有一比。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有一個叫錢敬忠的舉子,會試中式,卻故意不參加殿試。這當然很蹊蹺,因為會試中了的人,只有參加殿試才能成為進士,而會試者只要不犯觸怒聖顏的大錯,一定會中進士的,只是排名和會試有差別。他為什麼放棄到手的功名呢?   
  原來他想以此舉引起皇帝和朝廷注意,為尚在獄中的父親申冤。   
  他的父親叫錢若賡,曾經在禮部任職,是個司局長級別的官員。因為萬曆帝選妃的事情上書直諫,話說得不好聽,得罪了皇帝,萬曆帝想找個理由殺掉他洩憤。皇帝也不能隨隨便便要臣子的腦袋,如果因為臣子直諫而被殺,皇帝擔心後人的評價,所以一定得瞅準時機。   
  不久,錢若賡被派到江西,做臨江知府。這地方是魚米之鄉,比呆在京城做一個禮部郎官實惠多了,我猜大約這也是皇帝的安排,當一方郡守,權力大,誘惑多,不愁你不犯錯誤。   
  如果錢若賡貪污腐敗,那就最好了,收拾他名正言順。可這老錢還真是個清官,愛民如子,抓不到這方面的毛病。但他對強盜很嚴酷,用嚴刑捕盜,在那個年代,用這樣的工作方法搞治安,從朝廷官員到普通百姓,大多會贊同他是個好官。而有些御史本來就是皇帝一條狗,蹲在宮廷大門口,說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就幾口。他們很善於揣摩皇帝意圖,皇帝討厭誰,就上書彈劾,基本上百發百中。有御史終於在雞蛋裡找到骨頭了,說錢若賡對強盜嚴刑拷打,是酷吏。皇帝見到奏章後,便開始算舊賬,下令將錢若賡處死。   
  那時候官員中並不都是些牆倒眾人推的玩意兒,六部和都察院有許多官員上書救他,萬曆帝不答應。臨江府的老百姓湊錢,連年集體上訪,為自己的好知府申冤,最多的一次來了千餘人。你想想,一千人來到京城為一個地方官員求情多麼不可想像,那時候交通不便,從江西到北京多麼不容易。內閣首輔申時行知道錢很冤枉,把這樣一個既得官心又得民心的好官殺掉,他也不忍心,可天命難違,怎麼辦?他想出來一個折衷的辦法,按照皇帝的旨意給錢若賡判處死刑,但和刑部密議,每年都找個理由給他緩期執行。如此,錢若賡在死囚牢裡關了三十七年。   
  錢若賡被關進大牢時,兒子錢敬忠才一歲。一個囚犯的兒子,被母親撫養大,讀書、應舉,該是何等的不容易。不過那時候科舉有一點讓我讚歎,除了伶人、娼戶等少數賤民,科舉的大門對所有人敞開,一個冒犯皇帝的死囚兒子,硬是通過了政審,從縣試、鄉試、會試,一路通過沒受什麼影響。會試登第後,錢敬忠便捨棄了殿試機會,回家看望還在獄中的父親,然後再返京,穿著囚服喊冤。給皇帝的奏疏送入,主管向上遞交奏折的通政司認為他的言詞太過於激烈了,扣下不報。——當年他父親也是因為上奏言辭激烈罹禍。不甘心的他再次上奏,要求代替父親去死,並且跪在午門泣血求內閣和吏部轉奏,當時在京的江西人也紛紛發表公開信聲援他,催促司法部門重新討論錢若賡的案件。一個會試及第的士子,畢竟不同尋常上訪農民,這件事變成物議沸騰的公共事件,萬曆帝也知道了。那時候他快去見他的列祖列宗了,大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下旨:「錢敬忠為父呼冤,請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於是赦免了錢若賡,讓他回鄉養老。   
  殿試三年一次,會試及第而耽誤殿試者,可直接參加下一次殿試,因此過了兩年錢敬忠參加殿試,授刑部主事,這個泣血替父親鳴冤的孝子開始做官審理案件了。此時,萬曆、泰昌兩任皇帝已經駕崩,進入了天啟朝。   
  古語說,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門,所以萬曆帝覺得這樣的孝子,將來肯定會成為大明忠臣,是有理論根據的。但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忠孝佳話,皇帝找個理由要將一個清官殺死,幸虧底下人搭救才保住腦袋,三十七年的羈押後被釋放,還得高呼皇恩浩蕩、司法公正。所謂雷霆雨露,皆是皇恩,當年要殺你,關你,是正確的,如今放了你,也是正確的,應該謝恩。   
  明代這類悲情孝子還很多,最著名的則是「東林孤兒」。東林諸君子被抓後,他們的兒子紛紛想辦法營救,魏大中的長子要跟隨父親入獄,大中被害後,他扶柩回鄉,悲傷過度而死。崇禎登基後,東林黨的後代們聚在一起,進京替父親鳴冤,其中領袖就是黃尊素的兒子、一代大儒黃宗羲。最後閹黨被清除,東林君子平反昭雪,黃宗羲帶領各位孤兒到父親當年被關押被害死的鎮撫司監獄痛哭祭奠,哭聲飄入宮禁讓崇禎帝聽到後,感歎:「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新皇帝給忠臣平反,當然是大快人心的正確之舉,孤兒們和大臣們頌聖之聲直干雲霄,至於這些忠臣怎麼會死在先帝任上,沒人去細究,把所有的錯誤推到魏忠賢等一干奸臣頭上即可,英主被群小所蒙蔽,一直是對這類平反事件最有效的解釋。   
  黃宗羲的眼光超越了同時代的人,也許因家國的變故,他更能看穿朝廷所提倡的忠臣孝子之類的觀點,所以他在《明夷待訪錄‧原臣》裡有這樣的觀點,天下的治亂,不在於一姓之興亡,而在於萬民之憂樂。由此桀、紂的滅亡,乃是天下得治的開始;秦政、蒙古之興,乃是為亂的開始;晉、宋、齊、梁之興亡,則與治亂者沒多大關係,是單純的改朝換代。如果為臣者對百姓於水火之中的困苦不聞不問,即使能輔君王而興,或者隨君王而亡,這樣的人也未嘗沒有背離真正的為臣之道。梨洲先生已有這樣的認識,所謂真正的忠臣不是忠於一家一姓一人,而是忠於江山社稷天下蒼生。      
親不親,路線分   
  崇禎朝的名臣文震孟,在應黃宗羲之請為其父黃尊素所寫的墓誌銘中,分析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為害極大的原因。他說,劉瑾、王振當權時,小人依附他們,還自認為是旁門曲徑,生怕被別人知道。而在魏忠賢的時候,小人把依附他視為康莊大道,毫不避諱,大家都看在眼裡,明瞭於心,只要是正人君子,為小人所惡,就會被魏忠賢仇恨,不必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賢本人的積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終歸有限,而眾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對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難以倖存。   
  劉、王兩大太監當權時,依附宦官打擊政敵僅僅出於個人恩怨,到了魏忠賢當權時,迫害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路線鬥爭。   
  這種路線鬥爭歷史淵源很深,從萬歷時代的國本之爭,京察之爭開始,就有黨爭的影子。官僚體系中分為浙黨、昆黨、宣黨、齊黨、楚黨、秦黨,這種以地域為門戶本是帝制時代的政治常態,不足為奇。而顧憲成、高攀龍在無錫辦東林書院,二人的道德、學問吸引了許多士人,以弘揚學術為主,兼及議論時政,影響越來越大。   
  東林黨人,當然是以正人君子為主,但並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對壘的派系浙黨等也並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國古代的正人君子有個毛病,《老殘遊記》中有人評論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種以道德標準來劃分敵我的二分法本來就很荒謬,政治遠非道德評價那樣可以黑白分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開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謂「東林」和「浙黨」早期衝突最厲害的一次,原因是東林人佔優勢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貫為大學士的內閣,圍繞人事大權產生的矛盾,卻搞到勢如水火。後來到了泰昌、天啟時,沈一貫早就罷相,顧憲成已死,這種相互對壘的局面應該瓦解了。   
  但在中國古代,兩撥讀書人之間結下了樑子,是很難冰釋的,矛盾還會隨著門生故吏代代相傳。東林人認為在當年京察時,自己公正廉明,而內閣大佬企圖以權謀私。雙方相互攻擊對方結黨。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個多月,因沉溺女色,誤服臣下所進紅丸而暴斃,皇位傳到那個木匠皇帝天啟帝。泰昌崩駕時,泰昌所寵幸的李選侍一直在身邊服侍,她不願意搬離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宮,希望將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啟帝控制起來,達到干政目的。楊漣和一些大臣認為這個李選侍既非先帝的正宮娘娘,又非當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壯年,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皇帝住在一個宮內,禍患無窮,便讓李選侍立刻搬出乾清宮,騰出來讓新皇進駐。這是晚明有名的「移宮案」。   
  「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人對天啟帝掃除親政障礙,順利即位有功,因此東林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經罷官的東林老人趙南星、高攀龍等重新啟用,而且佔據要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高攀龍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監察大權。楊漣也擢升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為右僉都御史,分別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東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員,一時間,朝政基本上被東林人把持,這就是所謂短暫的「眾正盈朝」。其他不合他們法眼,被視為小人的臣僚們當然心懷不滿,而且提心吊膽。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氣魄,此時東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實現鄒元標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簡單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眾臣,更不能以門戶之見來處理政事。但掌握銓敘大權的東林人在提拔自己陣營裡的「正人」同時,不忘打擊報復非自己陣營的「小人」,落下了結黨營私的口實。   
  尤其是吏部尚書趙南星,這人剛嚴清廉,這當然是很好的個人品德,可作為幹部主管部門的首長,太是非、愛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說魏忠賢和趙南星是同鄉,看到趙已有這樣的權勢,希望結納,派自己的外甥登門拜訪,趙不予接納。當時的內閣大學士、魏忠賢的得力干將魏廣微,其父魏允貞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非常要好,在萬曆帝遲遲不立太子時,結成同志,不怕被罷黜,上書力諫,是萬曆朝的名臣。這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應當說是吏部尚書的上司,他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閉門不納,而且對人說「見泉(魏允貞的字)無子」,並讓人帶話給魏廣微讓他好好讀父親的遺著,好將來能在九泉下有臉見父親。那個年代說人違背父教是最厲害的罵人,魏廣微能不痛恨他嗎?   
  雖說是道不同不足與謀,但趙南星等東林黨人此時不是簡單地居家過日子,而是在輔佐朝廷,是非觀當然得有,但行事應當講究方式。像魏忠賢、魏廣微主動親近,虛與委蛇,給人家一個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為臣,維繫著表面上的客氣,沒準能利用自己的影響,使朝局較為平穩地運作。人家魏忠賢和魏廣微等閹黨並不是一上來就要和你刺刀見紅。   
  君子和小人鬥,君子往往鬥不過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為小人善於從權而變,君子剛直不阿,心中有一種所謂的道德底氣,因此比較牛逼。但為政不是講學,看到趙南星等人的表現,就能理解當年張居正,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責為走旁門左道,張居正是多麼不容易。   
  東林諸君子這種「親不親,路線分」的行事方式,終於使矛盾激發,很快不可收拾,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尤其那些不被東林諸人喜歡的「小人」,為了自保,即使內心未必敬佩魏忠賢,也紛紛投靠,結成同盟來對付東林,東林焉能不敗?所以高陽批評趙南星這樣的君子,「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南明擁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鋮,本來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他是懷寧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鄉。吏部給事中出缺,按年資他比魏大中更有資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給事中,但顯然掌管吏部監察的給事中權力更大。阮到處活動,這在當時也很正常。問題是他活動到魏忠賢周邊,趙南星知道了很厭惡他,找個理由將阮調任,阮連原來的位子都沒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嗎?於是,阮乾脆倒向閹黨,這哥們比一般人辦事精細,擔心魏有可能倒台,每次進魏府拜訪時投的名刺或者寫的效忠信,都費重金找魏府的僕人偷出來銷毀。魏敗亡時,他立馬上書攻擊魏忠賢。等有人向皇帝報告阮大鋮也是閹黨爪牙時,竟然找不出一點文字證據。   
  阮被趕到閹黨陣營,崇禎上台後,閹黨被清理時阮同樣受到牽連,沒有文字證據但口口相傳他也只得去南京閒居,在南京他希望東山再起,傾心接納名流。但又遭到東林的延續復社諸君子的打擊,他們到處貼大字報,揭露阮的醜惡,要求「防亂」。《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時候,阮大鋮曲意逢迎復社的吳應箕、楊維斗、沈昆銅、沈眉生等人,誰知被這些憤青打了一頓。這是寫實。阮後來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報復復社諸君子。   
  東林諸人,除了黃尊素外,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們被害時固然正氣沖天,讓後人敬仰其氣節,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來越糟糕,這不是他們的初衷。這樣的君子,其實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搞「親不親,路線分」的鬥爭,最終兩敗俱傷,於國於民都沒什麼好處。正邪不兩立固然不錯,但在具體的操作中不能絕對化。      
一位「范進」式的烈士   
  天啟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賢等人將楊漣、左光斗以及高攀龍等東林人士一網打盡。這些人裡面,多數如楊、左、高那樣少年得志,久經宦海,從小官做到大官(高、楊、左分別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為他們是朝廷監察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常常查閹黨人士的劣跡),最後和閹黨正面衝突情有可原。他們的處在要害位置,樹欲靜而風不止,即使不主動上書參魏忠賢,閹黨也難以放過他們。   
  在死難的烈士中間,有一位六十六歲的新幹部繆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監察大權的科、道官員,也非有實權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請、講讀的左春坊諭德,是個從五品的閒職,當時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裡面,根本沒子嗣,輔佐太子的機構更無事可幹。   
  可老繆硬是沒能躲過這場浩劫,他幾乎是飛蛾撲火,自己主動去當烈士的。他久困場屋,科舉之路走得異常艱險,好不容易像范進那樣,有了功名,卻主動捲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場政治鬥爭,其志節可敬,其遭遇卻可歎。   
  繆昌期是常州府江陰人,現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個遠近聞名的華西村,明清時期這地方也是經濟富庶文化昌明之地。繆被抓進大牢後,感覺到自己可能不能活著出去,寫了一份自傳,希望「生平節略拈出與兒輩知之」,這份自傳講述了一個讀書人科舉之路是何等的艱難。   
  繆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十分讚賞,縣考、府考都是第一,取得生員資格;二十歲補廩生,在圈內已很有文章之名。可連續參加好幾次鄉試,都名落孫山。三十九歲那年,才鄉試中舉,年齡比范進中舉時稍稍年輕一些。中舉後又蹉跎了好些年,直到五十三歲才中進士,入翰林院。這把年紀,在今天對一般人來說都大學畢業三十年,可以退休了,而繆剛成為一名官場新兵。繆家十分貧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為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家純粹是考試考窮的,繆中進士那次進京趕考連盤纏都沒有,去朋友那裡借了三十兩銀子才能成行。   
  尋常人的想法,考了大半輩子,好不容易進了官場,應該有緊迫感,快點做官快點撈錢。這繆昌期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不過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盡快想成就忠臣之名。進翰林院後,他和楊漣等人交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議論朝政。「梃擊案」,很多人懷疑是做太子不成的福王生母鄭貴妃和其兄弟背後策劃,拍鄭貴妃馬屁的官員說這襲擊太子的人是「瘋子」,主張不要再追查下去。老繆對主張這種說法的御史很憤怒,說他們為亂臣賊子開脫,因此把人得罪透了。   
  泰昌做了半年皇帝就死了,熹宗登基,楊漣上疏歷數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當時昏庸之極的熹宗對魏忠賢言聽計從,這樣的奏折上去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可能更快引火燒身。當時的首輔大學士(相當於首相)葉向高,他是繆昌期考進士時的主考官,繆算他的門生。這是個官場老油子,當然明白楊漣此舉太衝動,根本撼不動魏忠賢。他也不想和魏忠賢把臉皮撕破,便對學生繆昌期說魏忠賢也有可取之處,楊漣這疏上去起不了什麼作用。   
  可繆這種內心充溢著道德感的正人君子,容易犯一個毛病,喜歡把朋友、敵人,君子、小人的營壘分得清清楚楚,認為不贊成自己主張的人就不是忠臣就不愛國,他當場頂撞身居相位的老師,說持魏忠賢亦有可取之處觀點的人該殺。這話當然又把恩師得罪透了,相爺恩師最後也不管他了,葉向高看到魏忠賢權勢甚大,乾脆告老還鄉以求自保。   
  至此,繆昌期和楊漣完全成了裸體上陣打仗的許褚,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下,而自己毫無可資保護的戰壕和鎧甲。老繆不管危險日近,和楊漣、左光斗來往更密切,日夜呆在一起,有人便對魏忠賢說,楊漣彈劾魏二十四大罪的折子是繆昌期幫著起草的,魏忠賢自然恨死了他。其實這是冤枉了繆昌期,但給魏叫賢造成如此誤解,是因為他此前的一貫表現。   
  當時繆的官運還不錯,可謂「老來紅」,吏部會推已經準備讓他做掌翰林院的翰林學士,這個職位雖是正五品,但非常重要,是幫皇帝起草詔書的辦公室主任,絕對前景遠大。可就在這關鍵時刻,楊漣、左光斗因得罪魏忠賢,被免官回鄉,這樣的人一般看風使舵的官員躲之猶恐不及,老繆大大方方去為楊、左餞行,送他倆出都門,明擺著不在乎魏忠賢。因此魏得知內閣要重用繆昌期時,派人到內閣威脅道:「你們難道要留住繆昌期專門送客?」   
  這一下老繆官未能升,反而不久就被削職為民,回老家江陰閒住,再過一年被錦衣衛抓到詔獄裡折磨致死。五十三歲進官場,至此如黃粱一夢。   
  繆作為傳統儒家文化養大的君子,立志要做忠義之臣,要養浩然之氣,值得敬佩。但憑一身正氣,不計安危不講技巧就去用血肉之軀堵槍眼,往往會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下場,這不可取,政治不是這樣玩的。那時候的人最大的孝道就是光宗耀祖,讓父母得到封贈,明代官員到一定的級別,朝廷會封贈三代,連官員的祖父母、父母都要贈送官銜,吏部有一個驗封司專門管這事。繆昌期在沒中舉前,父母就去世了,他特意將父母合葬的墓誌銘留下空白,不正式立碑,等著自己當官後,父母得到封贈,再把官銜刻到碑上,以慰泉下之靈。後來做到五品官時,父母有資格得封贈了,卻橫遭大難。因此他在自傳中對死去的父母充滿著內疚:「不謂逢天之譴,並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   
  幸好崇禎即位後,除掉魏忠賢等閹黨,又開始玩千年不變的平反遊戲,來收拾人心。老繆不但被平反被追認為忠烈,而且皇帝還贈送他一個官職,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正詹事是正三品,這下能光宗耀祖了,可獲得這個官的人已經死去好幾年了,只能給陰曹地府下的他一點安慰。      
張溥的志大才高術拙   
  明末蘇州府太倉人張溥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文人領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響很大。中進士後,選為翰林院的庶吉士,這是讀書人飛黃騰達一個極其重要的起點。《明史‧職官志》載:「(庶吉士)選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則為給事中、御史,或出為州縣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沒什麼權力,但作為朝廷的後備高幹培養,前景遠大,明清兩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進內閣,死後謚號帶「文」字。   
  可張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沒有起復,一直通過復社的力量來影響政局。作為一個文人,沒誰願意隱居幕後,都喜歡走上前台做官,實現平生抱負。張溥這樣過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為之,也可以說是一個志大才高卻缺乏從政藝術的文人性格使然。   
  張溥中舉前,已名滿天下,吳偉業等人拜他為師。崇禎三年(1630年)張溥和弟子吳偉業以及復社的同仁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一起中舉,崇禎四年(1631年)他和吳偉業一起會試、殿試中式,吳偉業為榜眼,張溥為庶吉士。復社諸人開始大規模進入政壇,這應當是一個胸懷治國平天下之志的文壇領袖很好的仕途開端,但張溥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按慣例會試的主考官由內閣次輔當主考官,首輔因為要以政務為重,一般不充當主考。但當時的首輔周延儒看到此次會試天下名士甚多,想將他們收羅為門生——門生是當時政壇高官非常重要的資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輔溫體仁當然不高興了。所以張溥還沒有進入官場,已經被動地捲入高層權力鬥爭。   
  張、吳中進士後,按慣例新進士試卷要印發天下,作為《高考作文指南》之類的書供後來的舉子學習,序言一定要由房師來寫,以示師生名分。可吳偉業這位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的科場新貴,稿子出版後不請提攜他的房師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進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張溥作序。這當然壞了官場不成文法,李明睿當時已經是尚書級別的官員,大怒,要削掉吳偉業的門生資格,後來吳偉業負荊請罪,風波才平息。李明睿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官場的體例,並不是仇恨嫉妒張溥。張溥作為文壇領袖,應當很瞭解這個規矩,開始就應當謝絕吳偉業要他作序的請求,儘管他是吳偉業實實在在的授業之師。風波起來後,對李明睿的憤怒更應給予理解,可他卻很不高興,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為要籠絡張溥等復社名士,對他恩禮備至,因此他才可能進入翰林院。此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政壇的新進士,不管民間的聲望多高,張溥聰明的做法應當是擺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歷練,依靠首輔這棵大樹,等待機會。   
  可張溥太過於狂傲。翰林院的規矩,新來的庶吉士見到館長就如見嚴師,見到先進翰苑的前輩要稱晚進,坐在一起開會時只能老老實實坐到角落裡。這和現在軍營裡新兵見老兵,大學中新生見老生沒什麼區別。可張溥大約覺得自己名氣比他們都大,根本不管這一套,替天子草擬誥命敕令時,也語氣太大。同館的翰林當然看不慣,向內閣告狀。首輔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釋,而次輔溫體仁恨烏及屋,就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庶吉士本來就是照例培養的後備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來,不成才就離開唄,讓張溥走人有什麼難的?」   
  被內閣二把手批評了,一個新進士本來就應當自省,及時調整心態。可張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溫體仁結交宮內太監,重用同鄉等事情,草擬奏稿,讓學生吳偉業上書參劾溫體仁。吳偉業比他的老師腦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剛剛進入朝班,去參劾一個內閣二把手實在太有風險,但師命難違,便折中了一下,將張溥的草稿有所增損,改成參劾溫體仁的親信兼同鄉蔡奕琛——當時的一個員外郎。但這事的前因後果怎瞞得過官場老手溫體仁?溫體仁早準備重重懲處張溥,多虧周延儒拉了張溥一把。但張溥已經徹底得罪了內閣次輔溫體仁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時時找他的茬,他沒法呆下去了,崇禎五年(1632年)碰上葬親,請假回家守制。   
  吳偉業作為張溥的門生,會元榜眼連捷,讓天下讀書人羨慕。士林盛傳出自張溥門下的人必定能很快發達,這實際上是把一個品秩很低的官員放在火上烤。張溥還在京師的時候,遠近的士子跑到他太倉的家裡,向著北面遙拜,稱弟子,請掌管復社名錄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張溥告假回鄉時,來拜見他請他收為弟子的更是絡繹不絕。崇禎五年(1632年),張溥在蘇州虎丘主持復社大會,自己任社長。《復社紀略》載當時的盛況:   
  「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歎,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本來守制三年,張溥還有機會東山再起,但他作為一個在籍守制的官員,這動靜實在太大了。任何一個專制政權,對民間結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對張溥這類民間意見領袖防範甚嚴,以在野之身,都能影響朝局,要是讓他佔據朝廷重要位置,那還得了。而崇禎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還鄉,死對頭溫體仁升任首輔,張溥就更沒希望重回官場了。   
  張溥閒居在家最後鬱鬱而終,是個悲劇。歷史上張溥這類志大才高卻終身不得志的文人還很多,蘇轍對他哥哥蘇軾的評價是:才高為累,道大難容。固然說出了一部分的真實原因,但還有一些原因沒有說出來,就是這類大才子,眼高過人,對許多碌碌之輩、鼠蛇之徒瞧不起,不願意引為同道,可官場上更多的卻是這類人。在才氣和志向上,張溥這種人可能高於那些鼠蛇之輩,可在從政的技術層面,張溥這類人往往是低能兒,遠不如他們的政敵。從張溥初入官場的表現來看,他實在不適合從政,過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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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戀:皇帝、文臣和太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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