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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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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的政治鬥爭:是非曲直 作者:文顯堂    
   長征途中黨內各種政治主張的角力,不僅伴隨著長征的全過程,而且也主導了長征的全過程。本書沿著歷史的脈絡,以紀實手法對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政治鬥爭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歷史進行了全景式的描寫,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艱難歷程。 
  書中濃墨重筆地記述了一批傑出領袖人物的成長、崛起和個別黨內領導人物升騰與墜落的歷程,揭示了人生的真諦,耐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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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長征前夜:漩渦星雲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這個曾震驚世界的壯舉,人們都公認那是一次史無前例的軍事行動。 
  其實,這也是一次中國共產黨內部各種政治主張角力險象環生的鮮為人知的特殊長征,但起點卻不在江西的瑞金,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並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 
  公元1927年,這是充滿血腥的一年。 
  曾經和共產黨人攜手合作的蔣介石,他要獨霸天下,容不得一山有二虎。於是他翻臉不認人,舉起屠刀,向手無寸鐵的共產黨人砍來,一夜之間,血流成河。 
  8月1日,怒不可遏的共產黨人,在南昌城揭竿而起,打響了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踏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這一槍把蔣介石打得心驚膽戰,急呼「赤匪造反了」! 
  如果只是把共產黨當成「赤匪」罵一通倒也無妨,有古語說,動口不動手,君子也。可蔣介石忘記了古訓,竟然動口又動手,糾集幾十萬軍隊進行「圍剿」,發誓要把這幫「赤匪」剁成肉泥。 
  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怎麼辦? 
  共產黨人都在思考著,摸索著。 
  於是,各種主張紛紛出籠,分歧也就在所難免。 
  然而,分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客先生的出現。不幸的是這種人真就出現了,使中國共產黨一度陷入了政治紛爭的漩渦。 
  莫斯科,雖然地處地球的北端,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的時光要被白雪覆蓋,但它卻與「紅」結下了不解之緣,紅場就是這一緣分的古老象徵。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誕生了一支軍隊,稱為紅軍。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把莫斯科尊稱為「赤都」,仍然還是一個「紅」,「紅」得熱烈,「紅」得令人神往。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把「紅」當成一種革命的象徵,她不僅把自己稱為紅色的種子,也把自己的軍隊稱為紅軍,還把自己建立的政權稱為紅色政權。當然還不止這些,諸如赤衛隊、紅小鬼、紅色娘子軍,等等。 
  正因為這種「紅」,把中國共產黨同莫斯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為著「紅」遍世界而共同奮鬥。 
  然而後來,就有了所謂大「紅」與小「紅」的摩擦。也難怪,大「紅」有大「紅」的架子,小「紅」也有小「紅」的位置,大「紅」有大「紅」的道,小「紅」也有小「紅」的路,只是小「紅」經不起大「紅」的折騰。 
  從莫斯科那裡湧來的不僅有「紅」的潮,也有一些「黑」的流。 
  斯大林的邏輯 
  一切政治,都離不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世界大同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一切政治必然會通過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現出來。雖然世界上曾出現過跨國界的政治組織,但也同樣受到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驅使。 
  當1919年3月,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組織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以後,各國共產黨都對這個組織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和期待。 
  但由於各國的情況不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這個組織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而它只存在了17個年頭,其是非功過,各有說法。 
  毛澤東對這個組織曾作過「兩頭好中間差」的評價,中國共產黨黨內尖銳的政治鬥爭,就開始於這個「中間差」的開始時期。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在南昌向國民黨政權打響了第一槍。就在這一天,莫斯科的一間大會議廳裡,正舉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到會的代表正在靜候著他們的領袖的到來,聆聽他的高論。 
  不一會兒,斯大林出現了,雖然他的腿有些跛,但他卻邁著沉穩的步履走向主席台,全場立刻掌聲雷動。他習慣了這種場面,揮了揮手便坐在只屬於他的位置上。 
  他出現在今天這個會場,令世界矚目。 
  他今天來是專門給與會代表談關於戰爭威脅和保衛蘇聯的問題。 
  是的,當時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對抗的局面。德國、意大利、法國、美國,尤其是英國,正開動宣傳機器,對社會主義進行惡毒的攻擊,並揚言要把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消滅在搖籃之中。所以斯大林感受到了戰爭的威脅。 
  武將風度的斯大林,有著鐵塔一般的威嚴,不可侵犯。其實,他也害怕戰爭。當他面臨著西方掀起的一股反蘇浪潮時,他坐不住了。所以,他也就顧不上什麼國際常識,利用他在共產國際中的威望,開始超越國界發號施令。 
  不過,他畢竟還是一個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國界,就不得不尋找到一個讓人對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辦法。為此,他日夜思考,頗費心思。 
  不管怎樣,他今天的到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把他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訴與會者,告訴全世界。 
  「同志們!」斯大林敘述了蘇聯面臨的戰爭威脅之後,話鋒一轉,說:「檢驗某個集團、某個派別、某個政黨的革命性,不是根據它們發表什麼樣的聲明或宣言,檢驗某個集團、某個派別、某個政黨的革命性,是根據它們的行動、實踐和實際計劃。如果人們的聲明和宣言不以行動來證實,如果它們不付諸實施,那麼無論它們多麼有聲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2)   
  接著,斯大林便拿出了一個檢驗的標準,他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們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捍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 
  這就是斯大林的邏輯。他還進一步說:「誰決心不開秘密軍事會議而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要知道,誰想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敵人的陣營裡去。」 
  在他看來,這話還不夠勁兒,因而他又接著說:「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中立,猶豫動搖,提出附帶條件,尋求第三種立場,就是企圖逃避責任,逃避無條件地捍衛蘇聯的鬥爭,在保衛蘇聯的緊要關頭開小差。而逃避責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等於不知不覺地滾到蘇聯敵人的陣營裡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這一天,斯大林以家長的身份,給各國共產黨下達任務,他要求各國共產黨「……組織全力保衛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誕生於1921年7月,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這是開天闢地頭一回,由此給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但中國共產黨建黨才幾年時間,猶如襁褓中的嬰兒,離不開共產國際的幫助,因而列寧為此付出了許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過早地去見了馬克思。 
  斯大林作為列寧的接班人,繼續扶持年幼的中國共產黨。 
  那麼,處在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怎樣對待斯大林的這一邏輯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開始了。 
  1929年10月,在東北中蘇邊境上,張學良的軍隊與蘇聯紅軍激戰不休,自7月份開始的中東鐵路事件,正進入白熱化階段。斯大林把中東鐵路事件看得十分嚴重,認為「這是帝國主義準備進攻蘇聯的一個新步驟」,是「直接的戰爭挑釁」。 
  於是,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號召各國共產黨立即行動起來,保衛社會主義的蘇聯。 
  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國共產黨有更大的動作,直接牽制東北軍閥對蘇聯的進攻行動,以達到保衛蘇聯的目的。基於這一考慮,斯大林從本國的安全利益出發,便通過共產國際,於10月26日向中共發出了關於改組派問題的指示信。信中說:「中國已進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機的時期。」信中還列舉了危機的10大表現,最後的結論是:在中國統治階級已經分裂,其統治一天也維持不下去了,中國已進入直接革命的形勢。信中還指出: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問題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集中全力去發展政治罷工。應當在國民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鬥爭日益發展的地方,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由於滿洲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特別是在滿洲地區。 
  這封信要求中共「應當全力掀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實際上,當時由於大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並無「直接革命」的形勢。毛澤東當時就描繪了這樣的情形:「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運動才有所復興,黨的組織才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在地下進行活動。 
  顯然,斯大林的這封信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的任務也大大超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當時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儘管如此,在中國共產黨內,有的人只聽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話,而不看中國的實際,貿然行動。在莫斯科受過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時間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原因也就在這裡。 
  斯大林,作為當時蘇共和蘇聯國家的領袖,他在考慮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同時,也從本國的安全利益出發,要求各國共產黨無條件地保衛蘇聯,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繼瞿秋白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內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話視為聖經,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邏輯行事。 
  歷史的邏輯與斯大林的邏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入了交鋒的狀態。 
  乘虛而入的幕後人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3)   
  面對斯大林的邏輯,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在頭腦發熱者的操縱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圖行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出了保衛蘇聯和在中國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主張。 
  隨即便轟轟烈烈地行動起來。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六十號通告,提出為武裝保衛蘇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佔大城市的問題。之後,於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黨發出第七十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發動武裝暴動,要求紅軍盡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與城市工人鬥爭相配合。後來還向各根據地和紅軍領導人發出進攻大城市的命令。 
  當時策劃這些重大行動的不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 
  當時黨中央的總書記是向忠發。 
  那麼,李立三為何如此神通? 
  這還得從向忠發說起。 
  向忠發,1880年出生於湖北省的漢川。青年時期在漢陽兵工廠當學徒,後當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曾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1926年後,歷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部長、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武漢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來他被推到中國共產黨「舵手」的地位,是一個偶然的機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發作為「中國工農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10週年。這年他47歲,看起來活脫脫一副老工人的模樣。當時共產國際正打算在中國共產黨內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領袖,向忠發的出現,正合共產國際之意,於是有意培養他。1928年2月,向忠發又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會議,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見了他,頓時身價倍增。於是,他在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共總書記。 
  其實,向忠髮根本不是當「舵手」的料。他當中共總書記期間,從來沒有掌握過實權。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給向忠發講了自己三次遭劫難三次不死又三次開過追悼會的歷險經過。人們都說李立三三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向忠發有些好奇地仔細端詳著李立三,見他那張很中國化的臉,長長的,透著一種誠實,便對他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信任感。當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發的信任,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李立三確有領導才能,擔任過中共武漢區委書記、中共上海區委書記、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工人部長、全國總工會武漢辦事處主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參與了南昌起義,到蘇聯出席過赤色職工國際大會。應當說,李立三為黨的事業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所以,向忠發便自願接受李立三的背後操縱。李立三不甘於這種背後操縱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於周恩來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後來,李立三終於有了走向前台的機會。 
  1930年3月初,因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在許多問題上出現了分歧,爭論不休,中央決定派周恩來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消除分歧。 
  天賜良機,剛剛31歲的李立三自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顯身手,使中國革命在自己領導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來剛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寫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在中央的《紅旗》刊物上發表。之後的兩個月內,他又連續在《紅旗》上發表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條件》、《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論革命高潮》、《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個,那就是在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必須立即在各大中城市舉行暴動。顯然,他的那套想法離中國的實際太遠了。 
  當然,客觀地看,李立三提出這些主張,也是與當時國內連續不斷的軍閥戰爭的情勢有關。1929年3月爆發了蔣介石與桂系的戰爭;同年9月發生了張發奎反南京的戰爭;10月又發生了石友三與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戰爭;1930年春,蔣馮之戰又發展為蔣與馮、閻之戰。軍閥戰爭加深了人民的苦難,加上紅軍有了一定的發展,他便認為革命的成功已為期不遠了。 
  熱血青年,發熱的頭腦,迫不及待地要採取行動了。 
  對於李立三的所作所為,向忠發都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和支持,並以自己的名義,於7月16日致書共產國際主席團,說:「決定組織南京士兵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併力爭武漢武裝暴動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同時還要求共產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特別是聯共積極進行保護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指導工作。 
  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邏輯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產國際很快於7月28日致電中共中央,其答覆是:中國黨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部署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也就在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懷的部隊——紅三軍團,已於7月27日晚攻佔長沙時,便斷然拒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4)   
  雖然如此,中國共產黨黨內一些要人看了共產國際來電後,弄不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認真看了共產國際的來電,徹夜難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們圍繞著保衛蘇聯,讓工運擺脫地下狀態嗎?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階級衝突嗎?不是要我們準備總同盟罷工嗎?但當我們真的這麼做了之後,卻為什麼又給予否定呢? 
  其實,他應該知道這裡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雖然採取了行動,但沒有在滿洲採取行動。這在斯大林看來,李立三隻是口頭上喊保衛蘇聯,在實際行動上,並無誠意。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駐遠東局的代表羅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不同意發出,並向李立三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共產國際正在討論中國問題。中央僅僅根據一個工作人員的報告,便作出這一決議,將來發生問題,如何辦?第二,現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來、瞿秋白不在,向忠發、關向應都病了,你們通過的這個決議,將來政治局內部發生不同意見,如何辦?」根據這兩點意見,決議無論如何不能發出。6月20日,遠東局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再次明確提出決議不能發。李立三答覆道:發出這個決議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麼問題時,由中共中央負責」。並以羅伯特思想右傾,妨礙和干擾中共的領導工作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向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抗議,要共產國際將羅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傷害,而共產國際遠東局實際上並沒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裡。 
  面對共產國際的來電,李立三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的確,他非常明白,共產國際操縱在斯大林的手裡,而斯大林的邏輯又使他心驚肉跳。還有黨內所有的人都在看著他,弄不好會威信掃地。咋個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全國總形勢和共產國際來電,怎麼向大家交待?怎麼向共產國際交待?他想來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如期召開。 
  李立三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搶先發言,他說:「昨晚看電後,我感覺到國際的來電,確沒有知道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切實說起來,國際不僅不瞭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並且沒有瞭解中國革命的總形勢。」 
  共產國際為什麼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形勢?責任在共產國際嗎?他沒有這個膽量指責共產國際,他深知共產國際得罪不起。 
  接著他把話鋒一轉,說:「國際之不能瞭解中國革命的趨勢,恩來同志要負這一責任。」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指責,如果周恩來在場,渾身會像過電一樣,不過此時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並沒有考慮到這是不是符合事實,一門心思既要為自己開脫責任,又要維護自己的主張。於是他說:「恩來同志向國際的報告,一定沒有說明革命發展的總的趨勢,所以使國際不能(瞭解)這一迅速的發展。」 
  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見。 
  李立三還覺得責任推卸得不夠徹底,又第二次發言:「恩來對於這一問題,不僅應負政治上的責任,而且還包含著一切右傾的危險。政治局同志都應在一致的精神上來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絕不是反國際,而是革命群眾的要求。我們應向國際負責,同時應對革命負責。」 
  8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進行。 
  向忠發在李立三作了長篇發言之後,附和著李立三說:「恩來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出他右傾的危險,應在政治上負嚴重的責任。」 
  這一唱一和,把到會的人都拉到了他們的旗幟之下。 
  列席會議的團中央負責人溫裕成推波助瀾地說:「周恩來同志回來,必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我們必須指出他在國際上應負的政治責任。政治問題解決以後,恩來同志可去北方局負責。」他要把周恩來趕出中央。 
  還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對周恩來的鬥爭必然的很堅決的,但必能以實際問題戰勝其不正確的觀念。這種不同路線,在目前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很快的解決,這樣可使革命更快的發展。」 
  周恩來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繼續實施他的主張。 
  向忠發當然要為實施李立三的主張出力。8月5日,向忠發致信共產國際,要求批准武漢、南京暴動計劃和建立全國蘇維埃的計劃。 
  8月6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成立,李立三在會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的報告。 
  8月8日,向忠發又致信斯大林,請求聯共(布)中央給中國革命切實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給長江局發出指示信,命令長江局迅速發展武漢黨的領導力量,在贛東北地區積極組織湖口、澎湖暴動,佔領馬當要塞,切斷長江航線,以支援武漢暴動。 
  8月14日,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提出了29條政治綱領。 
  李立三的冒險事業從此真正開始了。 
  紅三軍團於1930年7月27日晚攻佔長沙後不到一個星期,便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反撲下撤出長沙城。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仍然執迷不悟,命令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再攻長沙。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5)   
  毛澤東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又是在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採取的冒險行動。眼下,從紅一方面軍的裝備條件看,長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麼辦?毛澤東就組織總前委開會,討論是否攻打長沙的問題,他想借助多數人的意見來決定不進攻長沙。而結果卻出乎毛澤東的意料,多數人都主張攻打長沙。 
  毛澤東只得服從,同朱德一起率領紅一方面軍,又一次進攻長沙。 
  紅軍戰士在這次強攻長沙的戰鬥中,勇猛衝殺,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敵軍的一、二道防線。但在進攻敵軍第三道防線時,卻遇到了困難,因敵軍在第三道防線架設了高壓電線網。為了突破敵軍第三道防線,連三國時期的火牛陣也用上了:在從土豪劣紳那裡沒收的和向農民購買的幾百頭牛的牛尾綁上蘸了汽油的棉花,點著火,讓牛群衝開電網,為部隊進攻開闢通道。可牛被火燒痛後亂衝亂闖,四處逃奔,有些牛又衝回自己的陣地,反而造成人員傷亡。後來又想了許多辦法,但由於敵軍設防堅固,這些辦法都沒有奏效,並且還犧牲了1000多名官兵。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不得不決定撤圍長沙。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就是在這期間被敵人殺害的。 
  李立三的冒險行動,不僅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而且也給黨在白區的組織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十幾個黨的省委機關先後遭到敵人的破壞,大批共產黨人被殺,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 
  面對如此結局,李立三應該清醒,但他那發熱的頭腦卻沒有冷靜下來。 
  8月19日,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當天,李立三、向忠發立刻找他並提出質問:為何正值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共產國際還來電批評我們並阻止我們的行動,這究竟是為什麼? 
  面對如此尖銳的質問,周恩來立刻意識到李立三、向忠發對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產生了懷疑和不滿。儘管長途奔波的疲勞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還是耐心地和他們交談起來。 
  「忠發、立三同志,國際之所以來電提出批評,是因為我們有些搞法還不那麼對頭,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調整。」周恩來如實轉達了國際的意見。 
  「國際提出批評的根據是什麼?」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問道,「現在全國的形勢並不是那麼糟的。」 
  「這當然是根據我國目前的政治形勢。」周恩來立刻嚴肅地說,「眼下還沒有直接革命的條件,更沒有進行暴動的政治形勢。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 
  「看來,這是你對我國政治形勢的判斷,國際才提出批評的。」向忠發單刀直入地說道。 
  「坦率地說是這樣的。但我向國際匯報的內容,我們都討論過,基本原則就是要把中國的實際情況向國際作全面的介紹。不然,我們和國際的分歧就難以消除,這對中國革命是極為有害的。」 
  周恩來就這樣同向忠發和李立三接連進行了兩次談話。周恩來通過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於說服了他們,並消除了誤解,李立三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批評了李立三在個別策略上犯了錯誤,但並不認為有李立三主義。李立三也發了言,他說:「聽了伍豪(周恩來)同志的報告以後,將過去所懷疑的主要問題完全瞭解。」同時他也作了自我批評。 
  此時,李立三開始清醒了,但為時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來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此次回國,是受共產國際指派,回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來一起糾正李立三的錯誤。瞿秋白的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來的命運出現了變數。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電共產國際,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和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承認最近期間的策略是有害的」,「堅決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執行策略的轉變」。 
  為傳達貫徹共產國際決議,進一步在黨內糾正李立三的錯誤。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裡秘密召開。會議上,周恩來在作報告時公開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認為李立三在「工作佈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充實了黨中央領導機構,補選李維漢、賀昌、陳郁、鄧發等為中央委員,朱德、陳雲、林育英、陳潭秋、惲代英為中央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張國燾、關向應、李立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坦、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次會議雖然公開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但基本上是一個團結的會議。 
  李立三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經過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他已離開原有的領導崗位,一切暴動計劃已經取消。 
  就這樣,周恩來總算平息了這場政治鬥爭。 
  然而,暴風雨還在後面。 
  禍從「天」降 
  正當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竭盡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殘局時,卻發生了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的政局突變。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準備赴蘇區的王明和博古聯名寫的一封信。信中說: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6)   
  立三同志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線和國際路線是不能並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線的發展,必然要起到脫離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地位上去(事實上已經走到了這種地位)。……但是三中全會的最大缺點就是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線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實質;沒有使全黨同志瞭解過去領導的錯誤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沒有採取必要的方法(各種會議、黨報上的解釋等)迅速地傳達國際路線到下級幹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來以為這只是王明等拒絕前往蘇區的一個借口。因為三中全會是專門批判李立三的,他們對三中全會的報告也舉雙手贊成。現在他們突然反對三中全會,可能是鬧鬧情緒罷了。 
  殊不知,這封信包含了一個政治陰謀。 
  10月間,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寫來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寫道:「共產國際執委會很滿意地接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通知,說在伍豪同志報告之後,政治局已經取消以前的決議,而完全同意國際執委和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所共同擬定的決議。」 
  然而,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後,以下的內容猶如晴天霹靂一般:「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立三同志底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底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中共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中國共產黨必須揭露「立三路線底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 
  這就是著名的「十月來信」。 
  這封信裡的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並不陌生,在中國的大地上曾經鋪天蓋地,隨處可聞。然而在當時,還不曾使用路線鬥爭這個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線錯誤,就意味著這個人要被徹底打倒。 
  但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這裡。 
  李立三的問題,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已經解決,結論是李立三在個別的策略上犯了錯誤。共產國際此時的來信精神,無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無論是瞿秋白、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共領導人,都深知這裡面的厲害。 
  那麼,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為什麼沒有把李立三的錯誤上升到路線鬥爭呢?這裡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兩點:一點是當時中國共產黨處於極其困難的時期,維護黨的團結是當務之急;另一點是周恩來在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李立三的問題時,共產國際並沒有說過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當時共產國際決議案的批評還是比較溫和的。甚至到8月間,共產國際執委《關於遠東局與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及其草案中,仍說「政治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三中全會正是根據這個基調對李立三的問題作出結論的,中央也是根據這個基調維護和修正了六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如今半路殺出這一槍,原因何在? 
  中國共產黨違背了斯大林的邏輯,但禍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曾講過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且還講:「國際在目前形勢,我想必須採取積極進攻路線才有辦法,首先是蘇聯,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古紅軍向平津一帶進攻,蘇聯紅軍向東三省進攻,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行動。在李立三看來,1929年蘇聯與張學良的軍隊開火,那時中國共產黨曾極力支援蘇聯,現在該是蘇聯以實力支持中國革命的時候了。他還聲稱,作為世界革命大本營的共產國際,應本著國際主義精神,配合中國革命一致行動,如果共產國際不能這樣做,他將堅決反對,他忠實於中國革命,就不能忠實於不遵守國際主義的共產國際了。這無疑是向斯大林說:如果你只知道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忽視國際主義,不支持中國革命,那你就犯了錯誤。 
  斯大林決不能容忍李立三對他指手畫腳。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準備戰爭,給中國以實際的援助。這是斯大林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國共產黨保衛蘇聯,而不是他要出兵幫助中國共產黨,這正好擰反了勁兒。 
  共產國際知道了李立三這些講話之後,認為中共不那麼聽話了,所以要給中共一點兒顏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處境格外困難的還不在於這封信的內容本身。 
  正準備赴蘇區的王明、博古等人,通過留俄歸國的學生夏曦、沈澤民、何凱豐、陳昌浩、李竹聲等,先於中共中央知道了國際來信的消息和信的內容。他們認為這是取得中央領導權的極好機會,真是千載難逢,便不肯到蘇區了。於是就寫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發難。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後,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條要求: 
  一、正式公佈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7)   
  二、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佈我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污蔑和造謠! 
  人們萬萬不會想到,第一個吹捧李立三路線的不是別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王明寫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動的文章,為李立三搖旗吶喊。後來,當他得知這個決議遭到共產國際駐遠東代表羅伯特的堅決反對時,便翻手為雨,給中央寫信,指責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傾詞句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及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這使李立三怒火中燒,便以中央名義給王明六個月的留黨察看處分,同時也給參與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嚴重警告處分。 
  現在,王明、博古理直氣壯地提出這三條要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為他們平反。但中共中央對此未置可否,因為還有更重要的問題要解決。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開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來信,承認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線錯誤,是一種調和態度。但認為在目前的特殊環境下,這個問題不宜在黨內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實行中的工作並造成黨的分裂。 
  為此,周恩來在發言中要求:「已經知道國際來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國的),必須召集他們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的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在發言中對三中全會作了定性,他說:「要指出三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傳達國際決議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補充三中全會的決議」。 
  儘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進行小組織活動,周恩來已有察覺。12月6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黨內的不滿情緒,「中心問題是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改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動上可以看出顯然是小組織傾向的」,「首先是陳、秦【ZW(】【HT5"SS】【ZK(】陳,指陳紹禹,即王明;秦,指秦邦憲,即博古。【ZK)】【ZW)】信對中央文件批評,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周恩來還強調:「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礙工作。小組織活動是有計劃的,完全不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政治意見也是不正確的;若是正確的,在組織上便不會如此。」 
  周恩來的話算是重槌敲鑼,但王明等人這時已有恃無恐,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更加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王明又寫了《兩條路線》的意見書,抄成三份,在幾十人中傳閱,宣稱現有中央領導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 
  情況更為複雜而嚴重的是,一些受到過李立三和三中全會批評的地方黨組織成員也紛紛鬧起來,他們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組。 
  這裡有好心辦壞事的。如曾擔任過江南省委書記後被降職的何孟雄,曾當面批評李立三對革命高潮的估計是「過分的」、一系列決定是「過火的」,佔領長沙是「沒有前途的」,「中國革命沒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舉行總同盟政治罷工是「不可能的」,這個口號「已經在群眾中喪失了威信」,再發展下去就要離開總路線,葬送中國革命。這些十分寶貴的意見不僅沒有被採納,相反地他當場被李立三剝奪了發言權,指斥何孟雄為「取消派暗探」,是「機會主義」。後來三中全會繼續對他進行批評和指責。現在有人公開說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緒非常激動,一些同情他的人,跟著他一起強烈要求改組中央。 
  像王明這樣懷有政治野心而長期對中央心存不滿的人,以及控制著全國總工會和上海工聯黨團的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這時十分活躍,到處製造糾紛,並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塊兒。 
  王明又和羅章龍等聯名要求共產國際召開一次緊急會議,解決中共的領導問題。他們把攻擊的矛頭越來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來,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反對中央的風潮。 
  這股風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這股風潮,歷史已經見證。但此時,置身其中的人們卻無法預料這股風潮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結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職務後,他還不知道共產國際有個什麼「十月來信」,更不知道這封信對他的無情判決。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悶,憋得難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馬路瞿秋白的住處,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進門之後,他原以為瞿秋白會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見了他,不僅沒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話也沒有說,神情顯得十分異常。快人快語的李立三忍不住問道:「秋白,出什麼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隨之長歎一聲,說:「共產國際來信了。」 
  「有什麼新的指示?」李立三追問。 
  「共產國際指責你的錯誤是反共產國際,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錯誤。」瞿秋白又歎了一口氣,「還批評了三中全會對你的路線採取了調和態度,沒有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   
  漩渦從莫斯科捲來(8)   
  李立三聽了,如雷轟頂,坐在那裡半晌無語。因為他知道斯大林的邏輯,一旦被扣上反馬克思、反共產國際的帽子,後果不堪設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準備,中央準備馬上開會,研究共產國際的來信,你的錯誤性質看來要升級了。」瞿秋白如實說。 
  「我犯了錯誤,給黨造成了損失,可我決沒有反共產國際、反馬克思主義的動機啊!」李立三難過得泣不成聲。 
  「總而言之,你要勇於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瞿秋白的聲音也顫抖起來,再也無法談下去了。 
  室內,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沒隔多少時日,共產國際命令李立三立即動身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代」問題。 
  當時,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懷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時回不來,便對妻子說:「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揮淚告別了妻子和兩個女兒,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後不久,其妻生下一個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囑,將這個女孩送給了與黨有密切聯繫的老工人謝慶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獄。後來,李立三四下尋找那個女孩,卻一直沒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黨組織幫助找到,這女孩叫謝志佩,在上海某大學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離開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後,開始一段時間似乎平安無事,只是一個勁兒地作檢查。張國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閒居下來,沒有什麼人和他往來,共產國際首腦們大概是要他反省一個時期。我們每天都見面,往往一談就是半天。他在國內採取反對我的態度,但這時我又成為他親愛的大阿哥了。我不公開指責他的錯誤,只鼓勵他安心地住下來學習。這位個性好動而風流倜儻的李立三,雖處逆境,仍若無其事地與女朋友們交往,以沖淡他的苦悶。 
  「李立三來後的第三個星期,共產國際主席團開會討論李立三路線,被指為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李立三,首先發言。他坦蕩而高聲地承認他完全錯了;一切對於他的反共產國際和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責,他都無條件地接受,認為這是幫助他改正錯誤。不過他申述他並沒有做過反共產國際行動,因此他已遵命來莫斯科,接受制裁。他這種從善如流的天才,使人歎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寧之稱的伯拉昆,繼起發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他譏諷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那麼轟轟烈烈地反共產國際,如今又表現得這麼忠誠地擁護共產國際,一夜之間判若兩人!他以自己為例,追述他從前犯過的錯誤,經過好幾年的深思熟慮,才有了相當的瞭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頭承認錯誤就算。 
  「這次會議發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盡致地檢討了李立三的錯誤,不過並沒有作出結論。」 
  李立三就這樣在莫斯科沒完沒了地檢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蘇聯大搞肅反擴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後在監獄裡待了長達21個月的時間。1945年,他見到了訪蘇的郭沫若,並托郭帶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才知道李立三在蘇聯的一些具體情況。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經毛澤東提議,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也許是做給斯大林看的。就在這年8月,李立三回國。這是後話。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鬥爭並沒有平息下來。   
  航船駛進險灘(1)   
  1930年的冬天,是一個多事的冬天,也是一個異常寒冷的冬天。 
  處在極端秘密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因內部政治鬥爭而面臨十分危險的境地。 
  國民黨平息了各地的軍閥混戰,正在調集軍隊,準備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 
  就在這時,有個叫米夫的人來了。他來自於蘇聯,來自於共產國際。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福爾圖,1901年8月3日降生於俄國赫爾松省阿列克謝夫卡村的一個小職員家。中學畢業後,雖年僅16歲,即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不知何故,自此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過了兩年便入莫斯科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因當時蘇聯國內正進行革命戰爭,他遂兩次參加紅軍。1920年,他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翌年畢業,留校任研究員,研究遠東的革命問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1924年,他在烏克蘭做黨和蘇維埃工作,1925年調回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後,擔任了副校長,時年僅24歲。隨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濃縮為兩個字:米夫。 
  此時來中國,他已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的。他的到來,給一個人帶來了機遇,這個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擁有了機遇,中國共產黨這艘航船卻駛進了險灘。 
  王明與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與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識了。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來的。當然,這並不是筆者戴著有色眼鏡來評判王明當時的行為。他當時與米夫拉關係,也許在他看來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結果卻完全相反。事過境遷,歷史自有公論。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滿天墜落的雪花中顯得那麼沉重,似乎一切都處在即將被埋沒的時刻,而那被白雪覆蓋著的古老建築,卻又像童話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這般的複雜,又是這般的簡單。 
  這一天,王明隨同沈澤民、張琴秋、伍修權、蔡和森、孫冶方、王稼祥、烏蘭夫、張聞天、李培之等60餘人,到達莫斯科,來到了位於近郊的沃爾洪卡大街16號,這就是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人才的中山大學的所在地。 
  這裡,一切都顯得安然與寧靜,大學的主樓是一座寬敞的四層大廈,樓前有一個小花園,雖然此時厚厚的積雪壓迫著一片枯萎,卻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學校對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為它的存在,又使這裡顯得十分神秘。 
  這裡,是一個奇特的莫斯科郊外,來這裡的人們,有的走向了輝煌,而有的卻走向了墜落。 
  王明這次進中山大學學習,同其他留蘇學生一樣,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來這裡尋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從此踏上了發跡之路。 
  王明入學後編入了第一班。但因為中國學生都不懂俄語,校方決定辦一個速成班,培養一批俄語翻譯,由於王明記憶力強,又有英語基礎,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長米夫擔任這個班的馬列主義課程。王明學習很用功,對俄語和列寧著作的學習尤其刻苦。他想,俄語是與蘇聯人打交道的工具,學會了對公對私都很方便,列寧是蘇聯人的領袖,如果在對列寧主義的學問上有所造詣,必會贏得蘇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語學得很快,半年內就達到能說會讀的程度。對學習列寧主義所下的功夫也頗深,心思用得也比較多。每當米夫上課講列寧主義時,王明都搶著第一個發言,他滔滔不絕地背誦著列寧的論述,對列寧主義的名詞術語,也講得頭頭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歡心和青睞。由於王明的俄語學得快,發音準確,同米夫交談起來很方便,再加上王明這小伙子模樣也很可愛,尤其是他那寬闊的前額下面閃動著的那雙機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著入迷。這樣兩人的交流逐漸密切,感情也愈來愈深。 
  王明拍米夫馬屁的生涯也從此開始了。 
  中山大學開學以後,來這裡學習的中共黨員與原來的組織關係中斷,中山大學內雖然有蘇聯共產黨支部局,但中共黨員學生沒有入蘇共的黨籍。為了使中共黨員學生過好組織生活,便仿照旅歐留學的中共學生成立的旅歐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山大學莫斯科支部」。任卓宣(葉青)為這個支部的負責人。 
  任卓宣後來叛變了革命,當初他之所以能當上這個支部的負責人,主要是因為他是從法國旅歐支部轉來的,資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氣地擺起了老資格,在支部實行家長制和官僚主義領導方法,而且還照搬留法勤工儉學的經驗,反對學生學俄語和馬列主義理論,並為此制定了一個《訓練工作指導綱要》。 
  旅莫支部這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在學校引起了廣大學生的不滿,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滿。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學生中的不滿情緒,專門召開辯論會,挑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會持續了四天之久,許多黨員學生對旅莫支部脫離實際的工作指導方針和官僚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當然,按照米夫的想法,不只是辯論一番就了事,因而在辯論會後期,米夫把議題轉向中山大學黨組織歸誰領導的問題。   
  航船駛進險灘(2)   
  在這個辯論會上,王明鋒芒畢露,一馬當先地斥責任卓宣,充分表現了他能言善辯的才能。不過,他不僅僅是要表現一下口才,而是要借此進一步向米夫靠近。他已經摸透了米夫的心思,知道米夫早已討厭任卓宣了,早就想從任卓宣手中奪取中山大學黨支部的領導權。於是王明提出了一個新的思想:中山大學黨支部歸聯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區的區委領導。理由是共產黨員不分國界。旅居別國的共產黨員,理所當然地要歸當地黨組織領導。 
  王明的高論,深得米夫的稱讚。 
  最後校方決定:旅莫支部解散,「中大」黨組織歸莫斯科市一個區委領導。 
  王明的這次表現,米夫記在心裡,他將想方設法給王明一種回報。「中大」有一個學生組織,叫「學生公社」,相當於今天的學生會。1926年9月初在舉行「學生公社」改造大會上,米夫將王明抬出來進行了一番吹捧,就這樣,王明一躍成為「學生公社」的主席。其實,按今天所說的德才標準來衡量,王明根本輪不上。當時300多旅莫學生中,資歷深的、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但王明善於揣摩米夫的心思,深得米夫讚賞,使他得到了「學生公社」主席的寶座,這個主席雖然是群眾組織的頭頭,但卻為王明與米夫建立特殊關係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王明不滿足,他覺得現在離米夫還是遠了些,有些想說的話還說不上,因而他在繼續尋找機會。 
  1927年1月,米夫以聯共宣傳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來華訪問。米夫動身來華之際,親自挑選了四個翻譯,這其中就有王明,但貼身翻譯卻不是王明而是潘家辰,對此王明紅眼了,不斷在米夫面前撥弄是非,一會兒說潘家辰捨不得離開妻子,小家庭觀念嚴重,一會兒說潘家辰翻譯的水平不行,不配作貼身翻譯。米夫經王明這麼一撥弄,就把王明當作了貼身翻譯。 
  就這樣,米夫中國之行,王明跟隨其左右,形影不離,感情日深。米夫在武漢期間,多次與陳獨秀會面,並向陳獨秀力薦王明,要陳獨秀批准王明擔當中共宣傳方面的要職,但陳獨秀見王明還是個沒畢業的學生,不僅黨內資歷淺,且沒有參加過實際鬥爭,因此沒有點頭,卻又礙於情面,便讓王明在宣傳部當了個幹事,不久又兼任宣傳部的秘書。 
  6、7月間,國共兩黨開始分裂。國民黨一些要員聲言「禮送」共產黨出境,馮玉祥公開支持蔣介石的「清共」。7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行徑,撤出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時局異常險惡。王明見國內凶多吉少,加之對自己沒有得到重用不滿,便隨米夫回到蘇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想利用與米夫的特殊關係,達到個人的某種目的。 
  這種機會,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後果然出現了。 
  王明回到中山大學的時候,「中大」正陷入「教務派」與「黨務派」之間激烈爭鬥的漩渦之中。 
  1927年春天,校長拉狄克因為參加了托洛茨基反對派被解除了職務,副校長米夫當時在中國,遂由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當時「中大」支部局書記為謝德尼可夫,謝與米夫關係甚好,米夫在去中國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謝。那時阿古爾同米夫有矛盾,米夫為孤立阿古爾,同謝的關係日益密切起來。阿古爾和米夫以及謝德尼可夫為爭取中國學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計地拉攏學生。阿古爾依靠了在中國學生中最有影響的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尤其是俞秀松,為中共上海黨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因為阿古爾是教務主任,負責學校的教務工作,故其依靠的學生為「教務派」。謝德尼可夫依靠的學生有張聞天、沈澤民等,因其是抓黨務的,故稱「黨務派」。 
  這兩派因在學校的許多問題上各執己見,情緒對立,爭論不休,後來有些學生感到厭倦,便退出雙方的爭吵,由此形成了第三派。 
  就在雙方爭論得難解難分之際,王明同米夫一起回到了「中大」。 
  王明認真分析了「中大」的形勢,但他並沒有分析爭論雙方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分析在這場爭論中如何投米夫之所好。他思來想去,認為在米夫面前進一步得寵,就必須想方設法在這場爭論中為米夫撈到好處。那麼怎樣才能為米夫撈到好處呢? 
  阿古爾是代理校長,他的這把交椅坐得不牢,而阿古爾同米夫的矛盾又頗深,因此,王明斷定,這是替米夫掃除官場障礙,推倒阿古爾的極好時機。於是王明向米夫獻計,要米夫拉攏住中間派力量,這樣便抓住了大多數,從而搞垮阿古爾和教務派。 
  米夫採納了王明的計策,結果很靈,阿古爾被撤職,離開了中山大學,米夫便登上了中山大學校長的寶座。 
  此後,王明在米夫的眼中已不是原來的王明,王明原來在米夫的眼中只不過是有點小聰明,善背馬列主義詞句的書生而已。如今,米夫在王明身上發現了新大陸,深感王明在政治鬥爭中手段靈活,有頭腦。由此他又聯想到共產國際在分析中共革命失敗的原因時,苦於中共的領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太低,因而需要培養馬列主義水平高,且又能聽共產國際話的領袖。王明這次一顯身手,使米夫發現了王明是棵苗子,決定對王明下力培養。   
  航船駛進險灘(3)   
  不久,王明就當上了支部局的宣傳幹事。 
  米夫對王明的回報就到此為止了嗎?不! 
  米夫推王明上台 
  米夫決意要為另一個國家的政黨培養一個領袖。於是,他在王明身上使盡了渾身解數。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全力推薦下被安排回國,並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給中共中央下達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重用王明。由於王明從校門到校門,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共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滬西區委做宣傳工作,後調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兼作《紅旗》報通訊員。 
  但此後王明時運欠佳,因為米夫畢竟遠在莫斯科,鞭長莫及,幫不了多少忙。尤其是在李立三掌握中共實際權力時期,提出過不同意見,並因此受到了處分;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入獄,為了能出獄,他不惜暴露黨的機關地址,又受到黨內警告處分。時下,他正在利用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進行奪權而又感到勢單力薄的時候,米夫適時地來了。 
  米夫到中國後,不是先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而是首先見了王明。 
  王明見到米夫,就像見到了救星一般,又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抱住米夫就傷心地哭起來,哽咽著向米夫訴說自己受到的種種「迫害」,可還沒等米夫說幾句安慰的話,他立刻擦乾眼淚,強壓著衝動的感情,挺直身板,示意米夫坐下。米夫有些疑惑地看著比自己小三歲的王明,他不知道這位年輕的東方人為何又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其實,王明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米夫面前有所失態,便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轉而以一個部下的身份,以一個有著深刻見解的中共黨員,以一個中共未來領袖的身份,向米夫匯報近一個時期中共黨內所發生的一切。王明的這一舉動又一次征服了米夫,他覺得一個政治領袖首要的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受了多大的委屈,面臨多麼大的困難,也要表現得泰然自若。於是,米夫便悄悄地告訴王明,他此次來華的目的是趕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掌權的準備。 
  米夫的這種承諾,對王明來說無疑像是注射了興奮劑一樣,幾乎不能自已了。本來,米夫先來看他,就已經使他激動萬分了,現在又讓他做好掌權的準備,簡直就像做夢一般。不過,王明並沒有昏頭,他知道自己現在該做什麼,該怎麼做。 
  王明安排米夫接見了羅章龍、徐錫根等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方方面面的人,這更使米夫進一步下定了要把王明推上台的決心。 
  米夫下定決心之後,他將採取什麼辦法把王明推上台呢? 
  米夫來到中國之後,遲遲沒有見瞿秋白和周恩來,這種舉動必有文章。 
  過了幾天之後,他才同瞿秋白、周恩來晤面。可一見面,米夫就提出召開緊急會議。 
  實際上,瞿秋白已經知道米夫來華後先見了王明等人,一肚子不高興,但也只是不高興而已,米夫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誰能惹得起呢?! 
  當然,米夫的第一步不是要召開四中全會,而是要先給王明「摘帽子」。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取消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主要體現米夫主張的這個《決議》,在大樹特樹王明形象的同時,把大棒懸在了瞿秋白、周恩來的頭上,如果不聽話,那大棒便會毫不留情地掄下來。因而,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一再檢討,並同意公開向全黨承認、檢討自己犯了「調和主義」的嚴重錯誤,因而米夫沒把那大棒掄下來。周恩來也無可奈何,只好本著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原則,同意米夫的主張。 
  在米夫的吹捧下,王明成了「國際路線的忠實代表,反李立三路線的英雄」。 
  12月25日,也就是米夫到中國後不到10天,王明就被提拔為江南省委(即江蘇省委)書記,博古被提拔為團中央宣傳部長。 
  江南省是國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中共江南省委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省委,其黨員的人數,所能領導的產業工人的人數皆為全國之首。米夫把年僅26歲的王明放在這裡,有著他的良苦用心。 
  此時,三中全會的中央事實上已陷入癱瘓,無法繼續開展工作了。但王明和羅章龍等並不就此罷休,更加乘勢猛攻,大吵大嚷。羅章龍等堅決要撤換中央領導,並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1931年1月1日,羅章龍主持制定了《全總黨團決議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開緊急會議」;認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發、項英、關向應、鄧中夏、賀昌、羅登賢等「亦須離開領導機關,施以嚴重的處罰」。 
  羅章龍如此起勁地反三中全會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目的是為了扯起反立三路線的大旗,贏得共產國際及米夫的信任與器重,以便與王明平分秋色。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 
  也許就在羅章龍做美夢的時候,王明和米夫的屠刀就已經向他砍來了。 
  其實,王明與米夫看出了羅章龍的心思,已經開始左右開弓,一面繼續猛烈攻擊中央,一面又指責羅章龍等人為右派。 
  但米夫很快意識到,這樣左右開弓扶王明上台,必然樹敵過多,風險太大,必須盡快採取措施。於是,米夫想出了一個好主意,那就是改變召開緊急會議的主張,因為緊急會議是一種非正式的會議,議而不決的問題,可以再議,而王明本來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而且在黨內沒有什麼威望,要扶他上台,只能一次議決,不可有第二次議決的機會。因此,他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通過黨的全會將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領導的寶座。這樣既合黨規,又極易成功。   
  航船駛進險灘(4)   
  為了王明,米夫可謂絞盡腦汁。 
  米夫便把自己的這一決定告訴了王明。 
  王明望著米夫,半晌無語,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他今生今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飛黃騰達竟是借助了眼前這位來自北方異邦的「欽差大臣」,這真是命運的安排。 
  米夫從王明的眼神裡窺視到了王明此時的心情,便說:「要搞個寫作班子,把四中全會的決議準備好。」 
  米夫的話平息了王明內心的激動浪潮,思緒立刻揪住了於他不利的現實,抿了抿嘴,說:「寫作的事好說,可我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員和代表,不能參加會議,我們寫了決議,萬一通不過怎麼辦?」他沉思片刻,又吐出了一個憂慮,「我斷定,在這個會議上,何孟雄、羅章龍一定會公然反對,瞿秋白麼,雖然不敢公開反對,暗裡也一定會使反勁兒。」 
  「你說該怎麼辦?」米夫問。 
  王明一向心中有謀,但此時卻無謀可出,於是給米夫出了一道難題:「你要設法讓我們這些人參加會議,並有選舉權。再有,羅、何這些人的支持者,盡最大可能不讓他們參加。」 
  米夫聽王明這麼一說,便陷入沉思,因為他知道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會議時間不可開得過長,時間越長越麻煩。」王明補充道。 
  米夫瞧了一眼王明,把手一揮說:「就開一天的時間,目的麼,一是通過決議,二是選你掌權。」 
  王明聽了,連連點頭稱是。 
  如此這般,王明等人便改變了召開緊急會議的主張,要求召開四中全會,而羅章龍仍然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在這關鍵時刻,米夫出來講話了。他說已報告共產國際,決定召開四中全會,而不是緊急會議,並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在這種情況下,瞿秋白、周恩來為了團結各方面反對過李立三的人來執行國際路線,在討論四中全會補選中央委員名單時,提出了讓何孟雄進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但被米夫拒絕。於是瞿、周兩人都提出自己應退出政治局。 
  米夫看了一眼瞿秋白,他沒有想到瞿秋白會這麼自覺,他正在發愁怎樣才能把瞿秋白整下台。但他的目光沒有投到周恩來身上,他覺得周恩來提出這一要求,是受了瞿秋白的影響,並不是真心的。他看重周恩來沒有政治野心,實際工作經驗又很豐富,而王明等都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為了使王明能順利地跨越過渡期,在中共首腦的位置上坐得更牢,就把周恩來留在了政治局。 
  此時,瞿秋白雖然下台了,但心裡很坦然,他是自己要求下台的。最難受的要數羅章龍,他沒有想到自己跟王明一路相互搖旗助威到今天,王明竟然同室操戈,置他於死地。他心想,你王明算老幾,你砸我的碗,別怪我砸你的鍋。於是,他開始醞釀成立第二中央,與王明抗衡。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面臨著分裂的危險。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關向應、羅登賢、賀昌、顧順章、羅章龍、陳雲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22人出席了會議。 
  會前,米夫著實忙碌了一陣,他一個一個地找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談話,要他們選王明為中共首腦,並採取高壓手段,強迫中共中央增加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會議。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澤民、夏曦、王稼祥、陳原道、何孟雄、韓連會、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許畏三、邱泮林、顧作霖、柯慶施。這些人並非都是與王明一夥的,如何孟雄,他是堅決反王明的,米夫之所以讓他參加會議,是考慮到這15人如果清一色的都是王明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與會者的反對。羅章龍派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大都被拒絕在外,非參加不可的,米夫自有辦法,那就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告訴開什麼會。因而有的代表在開會前的幾十分鐘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進會場還不知開的是什麼會,有的代表被告知開緊急會議。 
  按照中共黨章的規定,列席代表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米夫則利用共產國際代表的權力,強行決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米夫此舉,開創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可以憑借手中權力隨意捏弄的先例,但為了王明,他豁出去了。 
  這次全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恐怕是最糟糕的一次全會。 
  向忠發宣佈開會時說:「今天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是在國際遠東局指導下……」向忠發一句話沒有說完,羅章龍派的人就起勁兒地堅決反對召開四中全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於是,圍繞會議的性質和議程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米夫見勢不妙,他面孔一沉,站起來宣佈說:「四中全會是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無論什麼問題,只要用共產國際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會迎刃而解,就是說,共產國際怎麼說的,我們就怎麼做。」 
  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員的心目中,已經是唯一正確的象徵,對它的一切指示,只能唯命是從。因而,米夫正是利用這一心理,扯起了共產國際這張虎皮。這一招果然有效,眾人都不說話了,向忠發便宣佈開會議程,他說:「這次會議議題共八項:一、宣佈開會;二、追悼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三、推選主席團;四、向忠發作政治報告;五、討論;六、國際代表結論;七、補選中央委員和改造政治局;八、閉會。」   
  航船駛進險灘(5)   
  向忠發剛剛說完,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徐蘭芝突然闖進會場,滿面怒容地質問向忠發:「你們是開什麼會?」 
  「四中全會。」不知是誰替向忠發答道。 
  徐蘭芝聽了怒不可遏,拍著桌子大聲質問向忠發:「我是中央候補委員,召開四中全會,為什麼不通知我參加?」 
  原來,這是米夫作祟,故意不通知他來開會,因為米夫知道徐蘭芝是羅章龍派的人,但徐蘭芝偶然得知了開會事宜,他很氣憤,遂闖進了會場,一番質問,使向忠發張口結舌。 
  「這個會議要改期,今天的會議可作為緊急會議。」羅章龍派的余飛站起來大聲地喊。 
  接著又有人支持這一主張。 
  稍後,羅章龍起身發言,質問向忠發,主張立即停止四中全會,改組中共領導。 
  羅章龍乃一派之首領,羅的發言有一定的號召力,他這一講,會場就亂了套,又有不少人指責向忠發搞突然襲擊,弄得向忠發不知如何是好。 
  米夫見狀,怒火中燒,急忙起身,大聲喝道:「都嚷什麼?四中全會是共產國際批准,並要馬上召開的!誰反對四中全會召開,就是反對共產國際!」 
  米夫話音一落,王明、夏曦、博古、沈澤民等都相繼發言支持米夫。還有不少委員見大勢已去,便順水推舟,表態支持米夫。米夫也趁熱打鐵,遂決定對會議是否繼續進行表決,自然支持米夫的人多,會議才繼續進行。 
  於是,向忠發代表中央向會議提出了主席團名單: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郁。 
  經表決,主席團獲多數票通過。 
  由於米夫的高壓,不滿情緒瀰漫整個會場,不僅反王明的人不滿,就連米夫、王明他們對今天這個會議鬧得沸沸揚揚也很不滿。 
  「我的報告完了,請各位代表討論。」向忠發如釋重負地結束了他的報告。與王明意見不和的人聽出這報告不對味,都在緊急思考著。一場舌戰已不可避免。 
  第一位站起來反對的人卻令在場的人們驚訝,她就是女工出身的中共黨員張金保,是參加今天會議的唯一一位女性,她的發言更是語驚四座:「四中全會開得太突然,忠發同志的報告,與許多提法,需要認真的討論,僅一天的時間,怎麼行?如何從立三路線中接受教訓,只有親身參加實踐的同志才有真正瞭解,而我們的會擴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唸書出身。」她指著王明,眼裡充滿著輕蔑,「你們讀書寫文章行,真槍真刀干革命差遠啦!」 
  張金保的發言,極大地刺痛了王明,但他也無言以對,便立即向代表們推薦他的關於立三路線及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的理論與實際的意見書,那意思是說,你們看看就知道我王明能不能真刀真槍地干革命。王明這一招還很靈,把張金保提出的尖銳話題給引開了。 
  當會議進行到「國際代表結論」這項議程時,米夫長篇大論地批評了三中全會以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終於切入了最實質性的問題。他提高嗓門說:「我再講講改造機關,……自然,應該吸收下層工人幹部,但說要他們滾蛋這是不負責的話。」 
  米夫將怎樣把這個話題講下去?他似乎胸有成竹,看了一眼向忠發,接著說:「在改造中,我們要看誰能為黨一致而鬥爭,如忠發、錫根、向榮應、溫裕成,他們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可我們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 
  看來,向忠發繼續任黨的首腦是不成問題了,因為在米夫看來,向忠發一無工作能力,二無理論水平,還很聽話,是一個能為王明服務的傀儡。 
  米夫又看了看周恩來,便改變了口氣,挖苦說:「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接著,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的這番講話,實際上把人事安排的調子已經定下來了。其實,米夫在會前就把名單擬好了,王明、夏曦、韓連會、王盡仁、沈先定、黃蘇、徐畏三、曾炳春八人為新的中央委員候選人;王明、陳郁、盧福坦、王克金、劉少奇五人為新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三中全會時補選的中央委員羅邁、賀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羅邁退出政治局。 
  在進行選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時,米夫要周恩來宣佈了這份名單,米夫隨即作了解釋,他說這份名單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議的名單。他話音剛落,會場就亂了,首先遭到了羅章龍、余飛、史文彬的堅決反對。羅章龍說:「政治局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線執行者,應當徹底改造。」 
  隨後,羅派的骨幹韓連會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羅章龍、何孟雄、徐錫根、顧順章、王克全、韓連會、唐宏經、徐炳根、徐畏三、蔣雲等。 
  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份名單:劉成章、吳雨銘、李振瀛、袁乃祥、孟憲章等。這份名單更厲害,將原來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對米夫所提的名單進行了抨擊,尤其對名單中的王明,批評更為尖銳,並要求王明在會上說清他被捕和暴露機關一事。 
  因各方對名單的人選爭執不下,會場秩序頓時大亂。米夫也不管這些了,當即宣佈對他提出的名單進行表決。   
  航船駛進險灘(6)   
  羅章龍馬上質問:「都有哪些人有表決權?」 
  米夫毫不含糊地說:「所有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 
  羅章龍一聽,當即提出抗議,說:「這不符合黨的紀律。」說完,要拂袖退場,後經人拉住相勸,才作罷。 
  「章龍同志,」米夫喊了一聲,「應當安靜地解決問題,搗亂會場是不許可的。」 
  羅章龍怒氣未消,袁乃祥氣得拍案咆哮,結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就這樣,在米夫的高壓下,選舉終於結束,通過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補選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名單。政治局委員為: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郁、任弼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 
  終於,米夫借共產國際之威達到了目的,使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夜之間進入了中共領導核心,此後不久,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相煎何急(1)   
  王明知道,一種權力既已受到挑戰,而又不能使對方受到懲罰,這種權力便等於被剝奪。 
  米夫也知道這一點。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米夫把反對王明上台的一部分人找來開會,極力美化王明,稱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百分之百地執行國際路線的。他一再強調共產國際是絕對正確的,六屆四中全會是體現共產國際路線的。他聲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產國際;誰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共產國際,就要受到處分。 
  但是,從四中全會開始,反對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頭就接踵而來。全總黨團、江南省委、濟總黨團、上海工聯黨團、上海滬中區委等都先後發表了反四中全會決議案和聲明。 
  出現這樣一個局面,主要是因為米夫破壞了黨內的民主,用高壓手段抬王明,壓制了不同意見。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決心排除異己。 
  何孟雄遇險,王明見危不救 
  曾幾何時,在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中,王明與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擊。而今天,王明卻要翻臉不認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縣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領導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大罷工。1925年創建京綏鐵路工會。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7年後歷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員、省委書記。他當時在黨內也是一位具有較深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領導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為他看透了王明的險惡用心,又有這種能力,便與羅章龍攜手一起反對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會閉會的第二天,何孟雄、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風飛、史文彬、韓連會、張金保、袁乃祥、徐蘭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參加四中全會的代表,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會上通過了由羅章龍主持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這個報告大綱共有十幾個問題,雖然文字很長,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馬,把米夫趕走。 
  米夫和王明又將怎樣對付這種局面呢? 
  米【JP+1】夫為平息眾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羅章龍等「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成員開會,要求何、羅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會。何、羅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來了,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仍然堅持其主張。米夫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後,誰反對四中全會,反對陳紹禹同志,就是反對國際代表,反對共產國際,就應受到處分,以至開除黨籍。」 
  其實,米夫在嚇唬他們的同時,自己也感到心虛,因為如果他們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會被整下台。於是,米夫立即向共產國際報告了四中全會的情況,以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共產國際果然很快來電,表示對擴大的四中全會堅決支持。 
  米夫心裡踏實了,王明也神氣了。 
  依仗著共產國際的支持和米夫的庇護,王明要開殺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發難。 
  1月11日,王明召開了江南省委擴大會議,米夫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開始,米夫首先傳達了共產國際對四中全會的肯定。接著,王明發言,他說:「四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偉大的米夫同志領導下召開的,米夫同志高瞻遠矚,排除了『左』右的干擾,尤其是右的干擾,使大會開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於色,他第一次被人稱為「偉大的米夫同志」,別人聽來不免肉麻,而他卻自感受之無愧。 
  「但是,」王明見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著說,「以何孟雄、羅章龍為首的右派分子,對黨、對米夫同志、對共產國際,懷有成見,公開地、私下地反對四中全會,發表了什麼什麼決議。這是他們長期對黨不滿的爆發,是個人野心的惡性膨脹。何孟雄與羅章龍同流合污,他們是一對老機會主義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發展的一大障礙。」 
  是障礙就要排除,究竟怎麼排除,王明自有他的辦法。他也懂得在政治鬥爭中要站穩腳跟,就必須在政治上把與自己過不去的人判為死刑。於是王明提高嗓門道:「我現在宣佈,何孟雄及其團伙的一切活動,都是非法的。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動進行堅決的鬥爭!」 
  一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個是非分明、敢於堅持真理的共產黨的優秀領導人,就這樣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又宣佈:凡是參加何孟雄組織的活動的黨員,要立即退出,並進行檢查,否則一律開除黨籍;對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機關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並另外建立機關,不與何發生關係;江南省委立即停發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費和工作經費。 
  1月13日,王明又召開了第二次擴大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擁護四中全會,反對何孟雄的決議。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黨發出了《四中全會告全黨同志書》,動員全黨無情地反對何孟雄。 
  這時,王明覺得如此整何孟雄,不僅難以置他於死地,反而還不免讓人看出自己是在報私仇,便把張國燾、陳昌浩等人召到一起開會,共商對付的辦法。王明說:「要打倒何孟雄,必須揭發何與羅章龍的關係,這樣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將何打倒。」   
  相煎何急(2)   
  正在王明苦於不能一下將何孟雄除掉的時候,卻意外地獲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機會。 
  何孟雄等人對米夫、王明這種置人於死地而後快的做法,非常氣憤。遂不斷開會,商討如何與王明小宗派作鬥爭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於東方旅社31號房間內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幹部林育南、李求實、歐陽立安、龍大道、馮鏗、柔石、胡也頻等人開會。此時,中央特科已獲得情報,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開會之機抓何孟雄等人,遂急報王明。王明卻不准特科人員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會議,迅速轉移,而是陰笑了一聲,隨後說:「告訴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東方旅社,既然敵人已經發現了何孟雄他們,特科若要再去人,也會被敵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圖,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敵人的刀殺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裝茶房走進房間,接著七八個持槍便衣湧入室內,將何孟雄等所有開會的人當場逮捕。之後,暗探們又於此處埋伏了數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當何孟雄等被敵人抓捕的消息傳到王明那兒時,王明正主持召開中共江南省委會議。到會的人聽了,無不驚得目瞪口呆,王明卻冷笑一聲說:「天鬧有雨,人鬧有禍,鬧吧,如今鬧到了監獄裡,看他們還再鬧什麼。」王明的語氣惡狠狠,「何孟雄如此結果,是早在預料之中的,是他們反黨反國際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還覺得這話不夠份量,不足以表達心中對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聲音,「何孟雄一夥是在進行反黨活動中被捕的,這與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質有所不同。」 
  就在這一天,王明又下令將何孟雄開除了黨籍。而何孟雄在獄中仍鎮定自若,堅決反對分裂黨的錯誤行徑,並同林育南、李求實聯名給共產國際寫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義活動。可是,他們已身陷敵人的囚籠,無論他們怎樣抗爭,已無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頻、李求實、歐陽立安等26人被敵人秘密槍殺。何孟雄就義時年僅33歲。 
  雖然王明去了一塊心病,但對何孟雄的批判仍沒有放過,他對周圍的人說:「何孟雄等雖然死了,但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還要徹底清算。」 
  王明看起來像是個文弱書生,但其骨子裡卻陰險毒辣、殘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錯誤嗎? 
  竭力反王明,羅章龍越軌 
  王明決不會忘記,何孟雄死了,羅章龍還在。 
  其實,羅章龍也是黨內資歷較深的領導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時為北京大學支部負責人,中共北方區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之一,並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間,參加領導了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和「二七」大罷工。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央秘書和宣傳部長。中共「四大」為候補委員,「五大」為中央委員,「六大」又為候補委員,負責中央工委和全總黨團活動。在王明看來,羅章龍的影響力比何孟雄大,危險性也更大。因此,除掉這一心腹之患,成為王明首要的任務。何孟雄被捕,羅章龍以為是因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於是更加堅定了要同王明對抗到底的決心。 
  為了緩和這種局勢,周恩來想了一個辦法,這是個什麼辦法呢?張國燾在回憶中是這樣寫的:「我第一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約在我到上海後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們三個政治局委員外,還有秦邦憲、張聞天、楊尚昆等。周恩來首先以便於秘密開會為理由,提議由向忠發、張國燾、周恩來等三人組成常委,為最高決策機關,其餘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據常委決定,進行工作,但必要時得列席常委會。這個提議很順利地通過了,其作用是為了使那些新進的領導人物退讓一步,以緩和黨內反米夫派的氣氛。」但周恩來的這一番苦心,對羅章龍並未奏效。相反,他大動手腳,將其為「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主持起草的報告大綱印成小冊子,通過全國總工會系統下發到全國各省總工會所轄之地。同時他還派了張金刃、韓連會、王仲一等到順直,唐宏經到滿洲,李震瀛到香港進行反王明活動,並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帶人強佔江南省委機關,但沒有成功,遂宣佈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瀕臨分裂的邊緣。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共產黨員正處在敵人嚴密搜捕的險境之中,一旦出現分裂,就會給黨帶來致命的打擊。 
  在這危急關頭,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後面不敢出面直接與羅章龍交涉,因為他們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張國燾去做說服工作,但羅章龍拒絕與張國燾面談。沒辦法,又命令周恩來找到羅章龍、王克全,同他們進行談話。周恩來從維護黨的團結大局出發,要他們停止反對四中全會和分裂黨的活動。 
  「王明沒有罷你的官,你就來做說客,來和稀泥了。」羅章龍挖苦著,把手一揮,發怒道,「我不和你談。」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臉怒容,大罵周恩來,說他沒有黨性,沒有原則。周恩來一氣之下,對羅章龍、王克全來了個最後通牒,說:「你們何去何從,五日之內向中央表明態度。」說罷,便轉身而去。   
  相煎何急(3)   
  當米夫、王明得知羅章龍、王克全的態度,預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後看羅章龍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後,羅章龍、王克全不僅沒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繼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這便是羅章龍的悲劇所在。本來,他反王明是一種正義的行為,但他以分裂黨的手段來反王明,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黨內是絕對不允許有這種分裂行為的,不管理由多麼充足,也不管動機多麼善良,在黨內製造分裂就是一種罪過。如果誰企望用分裂的手法來解決黨內分歧,結局必然是一敗塗地。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月27日作出《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 
  同時,中共中央還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風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數日後,又將王克全和王風飛開除黨籍。還有一大批與羅章龍有關係的共產黨員被開除黨籍。 
  此時,羅派成員一見這勢頭,大多紛紛發表聲明書,宣佈退出在「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上推選以羅章龍為首組成的「中央非常委員會」。 
  至此,羅章龍的一切計劃已宣告破產,但他沒有宣佈「中央非常委員會」解散,而由張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員會」的主席之職,此舉是羅章龍的安排,還是張金保主動接任,不得而知。但張金保隨即召開了會議,通過了《非常委員會致中共中央信》,宣佈「中央非常委員會」解散。張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員會主席」名義,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過。 
  其實,張金保完全沒有必要接任這一職務,更沒有必要以「非常委員會主席」名義來悔過,至多以參與者的身份承認與反思自己的錯誤也就罷了。她這樣做,等於把大部分責任攬過來了。但她這樣做,主要是為黨負責,因為羅章龍並沒有宣佈解散「非常中央委員會」,這樣長期下去,對黨的團結非常不利。因此,她考慮這個臨時組織及主要負責人,必須向中共中央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王明不分是非,決心把過去跟著羅的人置於死地,不允許這些人悔過自新,不僅開除了張金保的黨籍,反而還說張金保的「悔過聲明」是向黨發起的新的進攻。 
  王明口出此言,絕非一時氣話,他不僅沒有忘記張金保在四中全會上對他致命的攻擊,而且他還懷疑反對的人會有更大的動作。 
  真有這等事兒嗎? 
  瞿秋白落井,王明下石 
  王明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他同米夫一起把持著中共中央的大權,要把反對他的人統統整倒。接下去要整的目標,便是他視為眼中釘的瞿秋白。 
  瞿秋白待人寬厚、溫善,對事業忠誠,能顧全大局,從不感情用事,也沒有政治野心,因而他與王明並無權力之爭,只是過去有些小摩擦。在王明看來,瞿秋白與他過不去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他們兩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瞿秋白批評過王明搞小宗派的行為,那也只是黨內的一種批評,也只是一個老黨員對一個年輕黨員的批評。另一件事就是瞿秋白回國第二次主持中央的工作,王明因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本想等瞿秋白回來樹他為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然而,瞿秋白不僅沒有對他加以褒獎和重用,而且連李立三給他的處分也沒有撤掉。這些都沒有上升到爭權奪利的高度來看待,只是瞿秋白對王明的人品沒有好感,僅此而已。但王明對瞿秋白幾乎是恨之入骨了。 
  在四中全會上,王明一夥進入中央政治局,這是瞿秋白從前沒有想到的事兒,王明、米夫對他採取了絕不相容的態度,撤銷其黨內職務,這也是他沒有想到的。因為思想準備不足,當嚴峻的現實擺在他面前時,心理上感受到的壓力非常沉重。 
  當然,瞿秋白如果要進行報復,條件和機會是有的。 
  四中全會之後,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在反王明時感到勢單力薄,便四處尋找同盟者。他們首先想到的便是瞿秋白,因為他畢竟兩次出任中共首腦,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力,如他參與反王明的行列,把王明拉下馬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於是他們分別找瞿秋白,向他陳述王明上台的手法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今後將給中共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向他陳述了王明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上台後只能胡鬧,必然會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失。但瞿秋白並沒有為他們的陳述所動,他很清醒,心想:如自己加入反王明的勢力,必然要導致中共的分裂,這對中共是致命的打擊。因此,瞿秋白沒有從個人的恩怨去對待他們所陳述的一切。他想,要與王明斗就自己單槍匹馬地幹,興師動眾對黨的團結不利。 
  當時,王明已知道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找瞿秋白的目的,王明最怕的是瞿秋白同那些反對他的人結成同盟。雖然他也知道瞿秋白當時並沒有與何孟雄等人結盟,但總為此而疑神疑鬼,老是擔心瞿秋白要同何、羅站在一起反對他。所以,米夫、王明總是緊緊盯住瞿秋白不放,逢會就批,批別人時也總忘不了批他一頓,並派人監視其行蹤。 
  本來,瞿秋白準備要和王明好好理論理論,不料心火太重,把肺都燒出了毛病,導致心力交瘁,已無力再與王明、米夫一爭高低。 
  於是,瞿秋白在1月17日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了《聲明書》,書中把自己罵了一通。   
  相煎何急(4)   
  雖然如此,王明、米夫猶覺不夠,在開除羅章龍黨籍的當天,亦作出了決議,警告瞿秋白「必須真正認識自己的錯誤」,還要瞿秋白「須寫聲明表明積極反右派與對立三路線的政治態度」。 
  瞿秋白已把米夫和王明看透了,只不過是「黃小人」與「洋小人」而已,他雖然有與王明、米夫鬥爭之志,無奈重病纏身,只得長歎一聲,於1月28日,再次違心地寫了一份《聲明書》。在這份聲明書中,他仿照阿Q的做法,竭力往自己臉上抹黑,黑得不夠的地方就多抹一些,越黑越好。他說自己在莫斯科時,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學生李劍如等,回國後也沒把王明看在眼裡,這更是極大的錯誤。 
  儘管如此,王明、米夫仍不饒過瞿秋白,繼續對他進行無情的打擊,並且揪住他自己供認的在莫斯科對王明的不尊大作文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專門作出了《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內稱:「秋白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對國際路線的兩面派態度,對國際代表的極不尊重的態度,絕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傾政治意見有密切關係。」 
  在政治上將瞿秋白整倒以後,王明、米夫一夥採取落井投石的辦法,在經濟上卡瞿秋白,當時瞿重病在身,王明等卻停發了他的生活費,每月僅發給十幾元錢,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資,僅能餬口。從此,瞿秋白淪為「流浪漢」。 
  到此,王明的目的已經達到,黨內該平靜一下了,但樹欲靜而風不止!   
  亂雲飛渡的歲月(1)   
  歷史,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進入了一個更加慘烈的時期,意想不到的事情接連發生。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會後三個多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後,在武漢被捕叛變。他長期負責黨的保衛工作,瞭解黨的很多重要機密,掌握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當時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並沒有立即獲悉顧順章被捕和叛變的消息。顧順章向國民黨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這個極端機密而重要的情報,被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獲悉了。他立刻派人連夜從南京趕到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報中央,這才避免了一場災難。 
  同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擅自外出,並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門叫出租汽車時,遭敵人逮捕,不幾日就叛變了,後被國民黨槍殺。他的叛變給中共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周恩來罵向忠發:「他的貞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向忠發的墜落,給王明創造了機會——他當上了代理總書記。 
  這兩起事件的發生,使中國共產黨處於更危險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代理黨的總書記,不僅工作艱苦,而且隨時都有掉腦袋的危險。王明是個怕死鬼,盤算再三,便要求辭去總書記的職務,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米夫的周旋下,他終於如願,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米夫也隨即離開中國。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軍國主義者於9月18日突然以武力襲擊瀋陽,在三個月內強行佔領整個東北。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奉命不戰而退。中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 
  就在民族危機到來的時刻,王明到達莫斯科。 
  王明一走,由誰來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個問題本來只要開一個黨的會議,進行選舉便可解決。但當時,由於白色恐怖,有的中央委員被捕被殺,有的已受到國民黨的通緝而到外地隱蔽起來,無法聯絡。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遠不足半數。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 
  那麼,由誰來牽頭,這就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了。 
  從當時情況來看,周恩來是最佳人選,但他已被任命為蘇區中央局書記,並準備動身去江西瑞金。話又說回來,即使周恩來不準備走,恐怕也輪不上他,因為王明要遙控中共,這個牽頭人必須是他的人才行。 
  當時,究竟哪些人跟王明是一路的?王明自己心裡清楚。 
  挑來選去,王明最後看中了年僅24歲的博古。於是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五人組成,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 
  王明看中博古,這是自然的。他們在反李立三時就相互要好,博古為王明的上台,也立下了汗馬功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和主張相同,並且他們的年齡相當,志趣相投;博古很聽王明的話,說一不二。正因為這樣,博古博得了王明的信任。 
  當然,博古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他14歲進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便開始政治活動,參加了「錫社」,並成為「錫社」蘇州支部的負責人。18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並參加了「五卅」運動,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考入了上海大學社會系,當時這所大學是國共合作辦校,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在該校執教,還建有中共組織,博古入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中共黨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成了米夫的學生,也成為王明的同學,還成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進的革命熱情,並非他出身貧寒。在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下,能夠考上高等學府的人,無疑都與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關。博古就出生於書香門第與官吏合一的家庭。父親秦肇煌,作為清朝秀才,宣統年間當過浙江溫州地方審判廳刑事庭庭長,給他取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秦邦憲。後來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實真正的含義是「上帝」,也許他自己覺得這個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義,所以他很喜歡這個名字,也很喜歡別人稱他為「博古」。無論怎樣,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號而已。 
  王明臨行前,與博古進行了一次徹夜長談,最後囑咐道:「記住,萬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 
  博古望著王明,默默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的厄運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產國際,而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一切聽從共產國際。 
  博古走上了臨時中央總負責的崗位,而博古又屬於王明派系之內的人。 
  從此,開始形成一種特殊的現象:王明遙控指揮,博古堅決照辦。 
  從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線。 
  雖然他們的政敵一個一個地被整垮了,但他們總懷疑在黨內,甚至在整個中國工農紅軍中都還有與他們過不去的人存在。   
  亂雲飛渡的歲月(2)   
  下一個目標究竟是誰? 
  這就要看誰與他們有著不同的政見。話又說回來,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能夠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他們這種做法在中國人看來也許還可以原諒。然而,他們根本就不能擔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蘇聯的經驗,在打擊不同意見者方面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才能」。 
  這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乃至整個中國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有中國的情況,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走自己的路。 
  正因為如此,許多傑出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地進行探索,他們之中表現最突出的是毛澤東。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創立了關於中國紅色政權的理論。到1930年時,開始探索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這時的毛澤東,已經大聲疾呼要反對本本主義,並寫出了對中國革命產生深遠影響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言辭之鋒利,顯示出他對教條主義的痛恨。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一個不僅著名而且永恆的觀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 
  毛澤東有如此見解,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響,以為「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領導的秋收暴動的受挫,使他比別人更早地清醒過來了,於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選擇」,帶著秋收暴動的隊伍上了井岡山,開始走自己的路,經過實踐,他更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同時,他也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一針見血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毛澤東的這番高見,自然觸到了王明、博古「左」傾教條主義的痛處。毛澤東想糾正他們的教條主義,而王明、博古則採取排擠和打擊的辦法來對付毛澤東。 
  1931年11月,中央蘇區召開第一次黨代會,王明、博古派來了中央代表團,這就是著名的「三人團」。 
  在大會前開了一次蘇區中央局的小會,毛澤東按中央代表團的要求,向他們匯報情況。 
  毛澤東報告了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勝利的經過,並談了他對於目前局勢的看法,以及一方面軍的方針路線。可是,沒等他講完,這些代表就對他發起了攻擊,給他扣上好幾頂帽子: 
  富農路線。 
  狹隘的經驗主義。 
  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 
  …… 
  面對野蠻無理的突然襲擊,毛澤東發怒了,他不接受這些「布爾什維克」們給他戴上的帽子。 
  事實是,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卻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主義」。王明、博古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主張「分配土地給一切人」,並採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進行調劑,無論是地主還是富農,只要不是罪大惡極,都要給他一點土地,因為他們畢竟還是人,要吃飯。就這樣一個符合情理的主張,被定論為「富農路線」。毛澤東堅持紅軍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尋機滅敵,進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敗,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責為「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 
  誰是誰非,在後來的實踐中已經得到驗證。但此時,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他們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有著正確的主張。 
  「你懂什麼馬列理論?」有人這樣問他。 
  「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有人這樣罵。 
  即刻,他們解除了毛澤東主持會議的權力。 
  會議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雖然離去,但那種令人壓抑的氣氛仍瀰漫在屋子裡,久久不散。毛澤東一直坐在那裡抽煙,他想不通啊! 
  不譴責勝利者是一條公理。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打退了蔣介石的三次「圍剿」,不容易呀!不說把毛澤東當做英雄,最起碼也應該認這個賬。然而,這個時候,公理全沒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不管你毛澤東打了多少勝仗,但你的主張與我們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類社會,傑出人物在開始時一般都是孤獨的,政治上的傑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蘇區第一次黨代會,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會議上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因為周恩來一時難以離開中央,由項英代理書記,後由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 
  但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影響畢竟還很大,怕惹出什麼麻煩,臨時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會議選舉毛澤東等63人為中央政府執委,接著在27日舉行的執委第一次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於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出現了一個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並存的又一個政府。 
  為了自然而體面地剝奪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又於11月25日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朱德、彭德懷、王稼祥、林彪、譚震林、葉劍英、周恩來、張國燾、毛澤東等15人組成。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不設總政委,這樣就自然解除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領導職務。   
  亂雲飛渡的歲月(3)   
  明眼人一看便知:給毛澤東的是一個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擰不過大腿,毛澤東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對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進了一個無盡的黑夜。毛澤東是一位有著遠大抱負的偉大政治家,他心裡裝著的不是個人的沉淪,而是整個中國革命的成敗。此時他有理寸步難行,並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擠,從而也更加重了他對中國革命的憂慮。 
  這,能不使毛澤東生病嘛! 
  然而,嚴酷的現實卻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擺在了毛澤東面前。 
  於是,毛澤東帶著賀子珍以及警衛班13人到華東山去了。 
  華東山在瑞金東面二三十里處,這裡風景優美,一片蔥鬱。山頂上有一座古廟,毛澤東就住在那古廟裡。 
  從此,毛澤東便隱居在華東山,潛心讀書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馬列主張與王明、博古的馬列主張有什麼不同。 
  毛澤東會在什麼時候走出華東山?他在等待,歷史也在等待。 
  周恩來第一次遇到麻煩 
  毛澤東隱退華東山之後,周恩來到達赤都——瑞金。 
  周恩來的到來,給這裡所發生的一切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可以肯定,周恩來不同於毛澤東。由於他的出身,他在日本、法國、蘇聯的廣泛的革命活動,使他在黨內始終跟各個時期的領導人過從甚密。他一直參與黨內的最高決策。 
  毛澤東個性很強,而且他的思想又都是成熟正確的。現在,他與王明、博古形成了對峙局面,周恩來又將如何來協調平衡? 
  當周恩來出現在毛澤東眼前的時候,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周恩來,幾寸長的鬍鬚連接著那長長的頭髮,把周恩來弄得面目全非,因為他是從白區來瑞金的,不得不如此。 
  「周恩來同志,我真盼著你來呀!」毛澤東深情地望著這位「美髯公」,很希望周恩來能在自己和上海的博古及王明之間扮演合適的角色,因為周恩來一直是毛澤東所尊重的資深的黨內領導人。 
  周恩來理解毛澤東此時的心情,也意識到自己這個角色很難當。難就難在王明等人蠻橫無理,難在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難在眼下正確與錯誤的主張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檢驗。操之過急,可能適得其反;觀望等待,可能使正確的主張失去張揚的時機。現在看來,無論這個角色如何難當,周恩來也要當下去,只有這樣,才能在維護黨的團結的同時,讓正確的主張在實踐中逐步凸現出來,並被全黨普遍接受。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進攻中心城市。 
  曾經反李立三的人,現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來了。 
  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實,他們都是教條主義者,在對待蘇聯的經驗上,他們都是照葫蘆畫瓢的好手。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都是一切照辦,唯命是從,沒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見,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權期間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王明等人當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政治上的分歧,原則上的不同。 
  而毛澤東則不同,他不曾想過自己要撈到什麼政治資本,他是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科學的思維方法,來思考如何奪取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並遵循中國革命運動的規律來提出自己的主張。 
  那麼,周恩來能協調、平衡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之間的政治分歧嗎? 
  還有比較微妙的一點,就是現在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上級。 
  這對周恩來而言,確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很快,這個挑戰就降臨了。 
  為了貫徹臨時中央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中革軍委決定攻打贛州。他們等打下贛州,把工農兵政府搬進去,並向世界宣佈,中國革命已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個夢想十分美妙,可毛澤東堅決反對,也是唯一的一個反對者。周恩來當然也投了贊成票。沒辦法,毛澤東只好提議調當時在前線的將領彭德懷回來,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線的事實來說服大家,周恩來同意了這一提議。 
  結果卻出乎毛澤東的意料。 
  周恩來問彭德懷:可不可以打下贛州? 
  彭德懷說:贛州守軍馬昆旅估計有6000人,地方靖衛團2000人,共8000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語間,彭德懷願意率部繼續攻打贛州,並且很有信心。 
  於是,1932年2月上旬,紅軍開始了對贛州的圍城攻堅,接連打了1個月零4天,仍然沒有攻下贛州。後來蔣介石的援軍趕到,守敵出擊,紅軍傷亡慘重。彭德懷被迫撤圍。 
  贛州久攻不下,周恩來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這是處在水與火的中間,紅軍戰士在流血啊! 
  周恩來決定請毛澤東出山,他顧不得王明、博古對他此舉的看法。 
  此時,靠邊站的毛澤東住在華東山的破廟裡,雖然身在山上,心卻在山下,無論誰到廟裡來,他都要仔細打聽紅軍攻打贛州的情況,戰況的發展使他越來越焦急,嘴唇都燒起了泡。   
  亂雲飛渡的歲月(4)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懷攻城最艱苦的時候,項英奉周恩來之命,帶著他的警衛員,騎馬直奔華東山。 
  「周恩來同志讓我專門請你下山。」項英見毛澤東站在破廟門口等著他們,便催馬揚鞭,快速趕到毛澤東面前,翻身下馬,捨去了昔日的客套話,直述來意。 
  「是不是為打贛州的事?」毛澤東猜他們就是為這事而來。 
  「是的,打贛州很不順利。周恩來請你趕往前線。」項英又補充道。 
  毛澤東沒說什麼,轉身就去收拾文件,準備下山。 
  「潤之,不能晚一天走嗎?天要下雨了,別淋出毛病來。」賀子珍抬頭望了一下天空,只見烏雲翻滾,一場大雨行將傾瀉而下,便跟著毛澤東轉身進得屋裡,柔聲說道。 
  「紅軍需要我,區區幾滴雨水,豈能擋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澤東朗聲說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澤東冒著寒風冷雨,步行下山,趕到瑞金已是傍晚時分。 
  他往前線發了一份電報,就乘一隻小船朝贛州方向駛去。 
  毛澤東的小船經過兩天三夜的航行,在贛州東北的贛縣江口靠岸。此時,敗走贛州城的彭德懷部隊,正集結江口。蘇區中央局的首腦們,也集中在這裡,等待毛澤東到來之後,對這次作戰進行總結。這就是史稱的「江口會議」。 
  主持這次會議的當然是周恩來。任弼時、項英、朱德、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周以栗、陳毅、王稼祥、顧作霖參加了會議。 
  因為有了爭論才開這次會,開會期間又少不了爭論。 
  爭論的焦點是下一步棋怎麼走。 
  按照臨時中央的指示,還得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 
  毛澤東又堅決反對。 
  毛澤東堅持打游擊,打蔣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後啃「骨頭」。 
  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周恩來沉默了,最後宣佈:「按臨時中央的指示辦。」 
  周恩來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還是怕觸犯了臨時中央?但無論如何,在是否還要打贛州的問題上,周恩來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而在是否還要攻打大城市的問題上,周恩來堅持按中央的指示辦。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採取了在服從中央的前提下,盡量給予毛澤東以支持。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也只能這樣做。 
  不過,有人卻在毛澤東反對再打贛州這一點上大作文章。 
  3月17日發佈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就緊緊抓住了這一點。《訓令》說:「如果認為這次攻打贛州是立三路線,那便是不瞭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那便是以反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該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 
  這個「右傾機會主義」是誰? 
  毛澤東。 
  「致命的打擊」降臨毛澤東的頭上。這不是他此次冒雨下山的預期,但他不會改變自己的初衷。 
  然而,王明、博古也不會改變初衷。雖然江口會議決定不打贛州,但要繼續打大城市,他們確定的目標,就是要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創造蘇區,爭取江西的首先勝利。 
  周恩來又該怎麼辦呢? 
  江口會議之後,以朱德為主席的中革軍委發佈命令,將紅軍重新編為三個軍團,即一、三、五軍團,分三路向北進發。 
  周恩來安排毛澤東隨林彪指揮的中路軍行動。這時毛澤東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沒有實際軍職,只好叫「隨軍行動」。 
  這種安排,顯然是周恩來的一番苦心,因為中路的紅一軍團,實際上就是原來的紅一方面軍的一部分,是毛澤東一手創建起來的,包括林彪在內,都是他的老部下。雖然此時毛澤東在軍中沒有職權,但都會聽他的,這樣對毛澤東會有利一些。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林彪當時才24歲,他會聽毛澤東的話。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成了紅一軍團的總指揮。 
  3月18日,在中路軍沿贛江而上的途中,毛澤東一邊走一邊沉思,顯得愁容滿面。 
  「隊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澤東急切地告訴林彪和當時的軍團政委聶榮臻。 
  為什麼?因為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的餘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這裡。如今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向南發展則必然會和國民黨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最有利。向東則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托,二來閩南尚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東的有利,林彪和聶榮臻擁護他的主張,覺得應該按毛澤東的意見辦。於是,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棄原定的北進計劃,改為向東,朝閩西、閩南進軍,並將中路軍改為東路軍。 
  此後,三路紅軍都按照毛澤東的思路運轉,轉來轉去,越轉越輝煌,到4月20日止,僅一個月的時間,就殲敵4個團,俘獲敵軍1600多人,繳獲槍2300多支,飛機2架。 
  這次戰役的勝利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的戰略目光確實高人一籌。 
  沉浸在勝利喜悅之中的毛澤東,他還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週報》第37期、38期合刊發表長文:《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動搖》。   
  亂雲飛渡的歲月(5)   
  誰是黨內的「機會主義」? 
  毛澤東。 
  在這篇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說中央蘇區的同志「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於國民黨統治區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在那個時期,黨內有過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那就是先放風,後整人。 
  毛澤東這次又要挨整了,因為風已經放出。 
  果然,時隔不久,臨時中央給中央蘇區的一份長長的指示電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澤東是「游擊主義」。 
  毛澤東又一次被列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要予以解決。 
  6月17日,周恩來在汀州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 
  周恩來此時又犯難了,因為恢復紅一方面軍,朱德自然當總司令,但誰當總政委呢?毛澤東此時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當不成了。 
  中央局提議由周恩來擔任總政委,但被周恩來堅決謝絕。周恩來太清楚了,他當政委,毛澤東往哪兒擺? 
  於是,周恩來決定:不設總政委。 
  可是,後來周恩來自己又覺得這不正常,一來紅軍歷來堅持黨的領導,既然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建制,怎麼可以不設總政委呢?二來不設總政委就等於不讓毛澤東當這個總政委。紅軍離不開他啊! 
  周恩來著急了,目前蘇區中央局再沒有合適的人選。是的,他自己當總政委都覺得對毛澤東是一種排擠,別人當就更不合適。但目前要說服大家讓毛澤東當總政委是很困難的。 
  於是,周恩來採取了迂迴戰術,他以蘇區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趕到前線,設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 
  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建議設總政委,由毛澤東擔任。 
  周恩來要設總政委,但是他把紅一方面軍的權力分成三個層次,作了這樣的分配: 
  作戰指揮權屬朱德、毛澤東; 
  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朱德; 
  最終的行動方針決定權,則屬周恩來自己。 
  然而,蘇區中央局不同意這一建議,復電仍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周恩來接電後,於7月29日,再次以他個人的名義給蘇區中央局去信,陳述了毛澤東出任總政委的理由。周恩來說:「澤東經驗與長處還必須盡量使他發展」,「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任弼時見周恩來態度這樣堅決,便不再堅持,最後勉強同意。 
  此時,周恩來鬆了一口氣。 
  8月8日,中革軍委發佈通令:特任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後來,等待毛澤東的又是什麼呢? 
  有理寸步難行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毛澤東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蔣介石發動了對共產黨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在指揮前三次反「圍剿」中,毛澤東幹得那般漂亮,瀟灑自如,這一次呢? 
  這一次不同於前三次。蘇區中央局之所以最後勉強同意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的職務,也是出於以觀後效,看他聽不聽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的指揮。 
  可是,後來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就與蘇區中央局發生了三次「頂牛」。 
  第一次是因為蘇區中央局要毛澤東找蔣介石的寵將陳誠的主力決戰,毛澤東不同意,認為那是讓紅軍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為毛澤東根據敵情變化要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蘇區中央局堅決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澤東要向紅一方面軍發佈體現他戰略思想的訓令,蘇區中央局又是堅決不同意,由於軍情緊迫,毛澤東不顧蘇區中央局的反對,就發了這訓令。 
  蘇區中央局接到已發佈的訓令後,大為震怒,並單獨致電周恩來,要他對這種分散赤化的觀點,「給以無情的打擊」。 
  毛澤東又面臨著無情的打擊。 
  10月初,江西寧都城郊。 
  那一天,毛澤東獨自一人站在一農家小屋門前的田間小路上,顯得有些發呆,雖然田野裡一片片金黃色的稻穀在向他顯示赤誠和熱烈,那微風掀起的谷浪溫柔極了,似乎是要抹去人們心中所有的不快,但它卻無法抹去毛澤東胸中的煩悶。 
  過一會兒他就要參加在這個農家小屋裡舉行的蘇區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這就是著名的寧都會議。他預料到這次會議對他很不妙。不過,究竟不妙到何種程度,他還不能作出精確的估計。 
  在周恩來還沒有從前線趕到的情況下,便宣佈開會。 
  果然,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毛澤東,批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有的指責他「不尊重黨領導機關」,不顧後方蘇區中央局的反對發佈《訓令》,是「組織觀念的錯誤」;有的也指責他從打贛州以來都是錯誤的,是右傾的。當時,彭德懷的心態極為複雜,他在贛州吃了敗仗後還要打贛州,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種只顧面子的莽撞而加以阻止。於是,彭德懷嚥不下這口氣。其實,世上哪有常勝將軍呢?但他此時沒有想到這一點,因而他也反對毛澤東。他後來在回憶中檢討說:「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亂雲飛渡的歲月(6)   
  對毛澤東瞭解很深的,除了朱德之外,就是彭德懷。彭德懷的反對,客觀上造成了落井下石之效,引起對毛澤東更加猛烈的批評,使毛澤東當時的處境更加艱難。現存的《蘇區中央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是這樣寫的: 
  「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 
  儘管與會者的批評是那麼尖銳,但毛澤東心裡不服,在他看來,「過去七個月」確實「都錯誤了」:他反對打贛州,果真打贛州失利;他主張東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對,但是打漳州大勝。錯的不是他,而是蘇區中央局。於是他據理反擊,結果又罪加一等,被認為「毛澤東承認和瞭解錯誤不夠」,因而蘇區中央局主張要對毛澤東進行組織處理,撤除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把毛澤東從前方調往後方,讓他專做政府工作去。 
  毛澤東說什麼都是錯。中國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時的毛澤東有理卻寸步難行。 
  就在這時,原是「三人團」成員的王稼祥作了不尋常的發言: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為了排除人們的非議,王稼祥又補充道: 
  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 
  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澤東,不是搞幫派,而是堅持真理。王稼祥極力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毛澤東莫屬。 
  此時的毛澤東,內心已很激動,他沒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過,王稼祥不反對他的主張就已經很不簡單了。 
  人在變化啊! 
  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明確支持,使會議陷入僵局。 
  就在這時,周恩來飛馬趕到。 
  他來的是時候又不是時候。 
  在會議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急需要有一個人出面擔負「裁判」的角色,他作為蘇區中央局的最高領導,他此時到來正是時候。然而,兩個月前是他再三說服蘇區中央局才恢復了毛澤東總政委的職務,現在,相當一部分人堅持要撤掉毛澤東總政委的職務。從這一點來看,他又來的不是時候,使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但無論怎樣,事已至此,周恩來必須要表態,大家都看著他,毛澤東也看著他。周恩來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與會者,等於與屋裡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當他的目光與毛澤東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間,感覺並不那麼輕鬆,他想起了四中全會上米夫在批評他和瞿秋白持「調和主義」時給他的那番話語:「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錯誤。」 
  現在,周恩來該怎麼辦呢? 
  許久,周恩來終於開口: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 
  毛澤東聽著不是味兒,心想,你周恩來就在前線,那裡的實際情況你是清楚的呀!毛澤東這樣責備周恩來也並不奇怪,雖然毛澤東早在1923年底在廣州與周恩來相識,但沒有深交。這次周恩來到中央蘇區,時間也並不長,但周恩來對毛澤東卻有了一些真正的瞭解,特別是毛澤東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使他頗為佩服。正因為如此,在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時,是他再三堅持,終於說服了任弼時,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然而毛澤東也正是憑著這一點來聽周恩來今天所說一切的。 
  當毛澤東在心裡責備周恩來的時候,又聽周恩來說道:「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接著,他提出了兩個方案:一種方案是讓毛澤東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方案是由毛澤東主持戰爭責任,周恩來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 
  聽罷周恩來的話,毛澤東開始理解周恩來的難處。 
  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方案,都是想把毛澤東留在前線,要毛澤東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不主張毛澤東回後方去「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顯然,對周恩來的後一種方案,一些首腦們是不能接受的。最後是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但最後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這裡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是怎麼回事兒?原來,毛澤東面對會議的決議是這樣表態的:既然蘇區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總政委的職務,他很難在前方「助理」。於是,他提出回後方養病,「必要時到前方」。 
  就這樣,毛澤東又一次被剝奪了軍權。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黃泥草屋,當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來隨後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澤東,他要安慰毛澤東,勸他想開一點。但當他在草屋裡見到毛澤東的時候,毛澤東卻沒有絲毫灰心絕望的情緒,反而握著周恩來的手,說:「軍事工作我還願意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亂雲飛渡的歲月(7)   
  毛澤東如此豁達,不是因為別的,也更不是要做個樣子給周恩來看,因為他要重建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與祖國的命運連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計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這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風雲年代,沒有軍隊不行。現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對中國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張,建立一支屬於人民自己的軍隊,走自己設計出來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此,他熱愛紅軍,渴望打仗。 
  但從現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種孕育過程。 
  周恩來被毛澤東的這種豁達情緒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一定!」 
  10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來電,正式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並任命周恩來兼任這一職務。 
  周恩來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說:探望毛澤東時,「在情緒上還沒有看出他有什麼不積極的表示」,他「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何時來」。目前,「因為治病對他確實是十分需要的」。周恩來這樣做,使毛澤東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時運。 
  因為是身體有病,那就意味著病好之後可以官復原職。 
  毛澤東並沒有甩手不幹,而是提出養病,給周恩來以斡旋的餘地,妙也就妙在這裡。 
  毛澤東離開了他終生難忘的給他帶來痛苦的寧都,直奔汀州。因為他的妻子賀子珍在那裡,紅軍的休養所也在那裡。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賀子珍和孩子在一個福音醫院住院。 
  休養所離這個醫院約有半里路。毛澤東經常去福音醫院,在那裡結識了一位病員,名叫羅明。 
  羅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那時,他腰部受傷,在福音醫院動了兩次手術。在病房裡,毛澤東跟羅明聊了起來,談得非常投機。毛澤東雖然被解除了軍職,但他還是蘇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所以便問起了福建的情況。羅明告訴他,自從紅軍打下漳州後千里回師贛南,國民黨的第十九路軍就進軍閩南,眼下只有剛成立的紅軍獨立第八師、第九師共3000人在閩西。毛澤東聽說這種情況,便建議羅明在閩西、贛南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並對國民黨軍隊進行抗日宣傳。毛澤東還詳細地介紹了江西三次反「圍剿」勝利的原因,講述了他的作戰的戰略思想及方針。 
  羅明聽得入神,他坐不住了,還沒有等傷徹底醫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傳達毛澤東的談話,並在上杭、永定和龍巖等地貫徹毛澤東的游擊戰略。 
  他沒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場災難。 
  「殺雞給猴看」 
  毛澤東走了,周恩來就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指揮紅軍作戰,打退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但此時,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行動日見艱難。 
  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中統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並逐日向南京遞送《每日情報》,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的一舉一動。 
  在這種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不得不決定遷入瑞金。這標誌著他們的城市道路已徹底失敗。 
  幾經周折,博古於1933年1月下旬,從上海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途經福建上杭時,遇見了前來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 
  羅明是第一次見到博古。他沒有想到中共總負責人是這樣的年輕,身材是那樣的高大,模樣又是那樣的英俊,圓圓的臉膛還透著稚氣。 
  「好年輕囉!」在寒暄中,羅明心裡感歎著。 
  羅明與博古的見面,將發生什麼呢? 
  「你是省委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上杭、永定、龍巖幹什麼?」博古望著羅明責問道。 
  羅明並不清楚博古問話的意圖,只是以為博古剛進入蘇區,需要瞭解和熟悉情況,便介紹道:「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精神,並經省委研究決定,是來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 
  「你對當前鬥爭有什麼意見?」博古猶豫了一下又問。 
  「當前,重要的是要和各黨派、各軍隊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因為……」還沒等羅明把話說完,博古就很不耐煩地說:「吃飯了,不談了。」 
  博古心想,毛澤東不是被排除在紅軍之外了嗎?怎麼還有如此神通把個羅明支配得團團轉,他預感到毛澤東這個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裡不得安寧,琢磨來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澤東這個人。現在,他從羅明身上已看到毛澤東的影響力,更使他憂慮萬分,便尋思著如何向毛澤東下手。 
  幾天之後,博古便到達瑞金。他的到來,周恩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便隨之消失,26歲的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長官。 
  博古到瑞金後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中央機關選擇辦公地點。當他來到瑞金縣城西面五公里處的沙洲壩時,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楊姓私宅。這幢房子建於1879年,佔地1100多平方米。整個房屋是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頗有些古色古香之氣。於是,博古便把這幢房屋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的機關所在地。 
  附近還有一幢房屋,也是楊姓私宅,眼下成為「少共中央局」(即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的機關所在地。少共中央局書記凱豐(即何克全)、秘書長胡耀邦、兒童局書記陳丕顯、少年先鋒隊總隊部總隊長張愛萍,在這座屋子裡辦公。   
  亂雲飛渡的歲月(8)   
  博古到瑞金後辦的第二件事,便是殺雞給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了《中央局關於閩粵省委的決定》,這個《決定》顯示出一種大禍臨頭,刻不容緩的氣勢: 
  中央局在檢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後,認為省委處於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內部的一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 
  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省委對於這一路線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打擊……立刻撤銷羅明同志省委代理書記及省委駐杭永巖全權代表工作……公佈這一決定,並在各種會議上與黨報上解釋這一決定…… 
  一個省委書記,並且是一個代理書記,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為當時凡是稱得上什麼路線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舉足輕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線」等,可是博古剛到蘇區一個月,就大張旗鼓批判「羅明路線」,令人難以理解,就是羅明本人也都感到納悶。 
  唯一看清博古此舉真正目的的是毛澤東,他覺得博古太過分了。 
  毛澤東沒有看錯,羅明挨批,無非是他在汀州福音醫院聽了毛澤東的長談,便把毛澤東的一套主張在福建進行貫徹。博古沒有直接公開批毛澤東,不是博古不想這樣做,而是共產國際有過一個電報干預這件事,那電報說:「對毛澤東必須採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除此之外,博古還考慮到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影響和威信,怕批出毛病來不好收場,便抓了羅明當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決定》公佈後,第一個作出響應的是凱豐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於2月20日作出了《關於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決定》,號召「在全蘇區團內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 
  接著,新組成的中共福建臨時省委作出響應中央局決定的決議,斥責了福建省委一些人「對羅明路線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 
  兩天後,博古認為時候已到,便從幕後「導演」一下跑到前台,以《擁護布爾什維克的進攻》為題,在瑞金作了長篇政治報告,「深刻揭露」了「羅明路線」的「實質」,號召全黨投入反「羅明路線」的「偉大鬥爭」。 
  經博古這麼一煽動,中共中央的機關報《鬥爭》連續發表火藥味很濃的批判文章。這其中起著定調子作用的文章《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出自當時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張聞天之手。文章稱,「羅明路線是反對黨的總路線,同黨的總路線對立的機會主義路線。」 
  在福建省挨了三天三夜的批鬥之後的羅明,又奉命前來瑞金檢查,一到瑞金就遭軟禁。 
  博古親自找羅明談話。此時,兩人相見,都不免有些尷尬,羅明沉默,博古出於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繼而單刀直入,說明他親自來談話的意圖。在談話中,博古提到了羅明1933年1月底寫的《關於杭永巖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他為什麼要提及這份報告呢?是因為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轉變,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或者請列寧復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殘的地方對群眾大演講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鬥爭的情緒! 
  在這份報告裡,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話,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質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麼能把毛澤東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寧相提並論? 
  至此,羅明才完全明白自己為什麼挨批了。 
  博古還說,不光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領導幹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比你更高級的領導幹部」指誰?指毛澤東。 
  當然,這不是臆斷。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言時,就這個問題作了檢查,他說:「在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 
  其實,博古找羅明單獨談話,目的不在於幫助教育,也談不上需要幫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證據材料,最終把毛澤東徹底整垮。但羅明那裡並沒有別的材料,唯獨就是他寫的那份報告,而這份報告博古早已捏在手裡,大不了就是寫了「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這句話。 
  在博古看來,羅明身上沒有什麼「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罷休。毛澤東已經成為他胸間的一塊心病。因為有毛澤東在,王明的路線就要受到嚴峻的挑戰,在這一點上,博古倒是看得很準。其實,他博古不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嗎?雖然背後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樣,書生氣十足,關鍵時刻恐怕也很難靠得住。博古自己對此心裡也很明白,所以他橫下一條心,一不做二不休,幹到底了。 
  2月20日,《鬥爭》刊載任弼時的文章《什麼是進攻路線》,批評「永吉泰和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 
  這其中的「永吉泰」和「會尋安」是什麼意思?所謂「永吉泰」,就是指永豐、吉水、泰和三縣,位於江西的中西部,紅軍在那裡建立根據地以後,為便於領導,就三縣聯合,設立中心縣委,書記便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所謂「會尋安」,就是會昌、尋烏、安遠三縣,亦聯合設中心縣委,書記便是鄧小平。   
  亂雲飛渡的歲月(9)   
  博古決定抓住這兩個中心縣委做文章。 
  原因同樣簡單,那便是這兩個縣委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這自然與王明遙控下的博古路線是相對立的,特別是這兩個中心縣委堅持游擊戰術,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願看到的毛澤東的影響力。他總感到,你們不貫徹我的路線,而總去執行毛澤東的路線,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於是博古首先拿這兩個縣委書記開刀。 
  鄧小平於1932年7月調到「會尋安」任中心縣委書記,走馬上任就積極推行毛澤東的游擊戰術。特別是在1932年10月以後,原本守衛那裡的紅軍獨立三師奉命調往別的地區,廣東國民黨陳濟棠部隊便乘虛而入,向「會尋安」撲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鄧小平放棄尋烏縣城,開展游擊戰爭。博古抓住這一點,就給鄧小平扣上了「純粹防禦路線」和「江西羅明路線」這兩頂帽子。鄧小平挨批之前已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毛澤覃是在1931年6月擔任「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的。他也是採用了毛澤東的游擊戰術。不過,博古給他扣的帽子,在名稱上與給鄧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責毛澤覃推行的是「諸葛亮式的機會主義戰略和戰術」。說這是一種「怕有傷亡打滑頭仗」、「怕有疲勞反對追擊」的戰術。挨批前,已調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 
  但是,博古仍覺不夠勁兒,他要拔出蘿蔔帶一串泥,帶誰?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謝唯俊和古柏這兩個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這兩個人當時都不在那兩個中心縣委工作。 
  謝唯俊,湖南耒陽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共產黨,長期從事工會和農會工作,參與領導耒陽的肥田暴動,1928年到井岡山後在紅軍工作,後曾任中共贛東特委書記、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1932年時任江西第二軍分區司令兼紅軍獨立五師師長。 
  古柏,江西尋烏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廣州起義,後從事農運工作,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尋烏蘇維埃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1931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兼內務部長、江西省黨團書記等職。 
  這兩個人中,只有古柏在尋烏縣工作過,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當然,這兩個人與鄧小平、毛澤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們那一套。 
  其實,博古看得最重的還不是這個,而是謝唯俊和古柏與毛澤東有密切的交往,並且他們倆的名字都曾出現在毛澤東的文章裡面,這是有據可查的。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就提及他倆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紅軍放棄吉安,19日我和古柏、謝唯俊二同志從吉安往永豐屬之蘅田,會合紅軍主力,21日經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飯,調查了村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謝唯俊與毛澤東同行,是因為他倆當時都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完全是工作需要。當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處的日子長了,關係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艱難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濟,相依為命,特別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況,古柏、謝唯俊與毛澤東早就相識了,並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謝唯俊是1928年隨朱德、陳毅部隊上井岡山,在紅軍中擔任連黨代表、營黨代表、一縱隊政治部主任。後來他成為總前委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他任江西第二軍分區司令員、紅軍獨立五師師長後,還與毛澤東經常保持通信聯繫。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紅軍急行軍途經尋烏縣菖蒲區,古柏連夜趕去,與毛澤東見面,他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澤東在1930年5月去尋烏進行調查工作時,就急著找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古柏。這一次,古柏與毛澤東朝夕相處了二十多天,結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澤東也一直沒有忘記他,並且在自己寫的《尋烏調查》中,兩處提到古柏這個名字,而且還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 
  我是下決心要瞭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總是沒有讓我有瞭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兩位先生…… 
  就因為這些,博古後來就將鄧、毛、謝、古捆在一起推出來批,並指責他們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斷升級,批判大軍也在不斷擴大。有的是別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還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塗地批。 
  當時有個叫羅邁的人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火藥味很濃,但這個人1933年3月才從蘇聯回國到達蘇區,新來乍到的他,見別人在批,他生怕落後,也急忙批起來。博古見他批得積極,便帶他一同去參加江西省委的工作總結會議,對鄧、毛、謝、古進行批判。 
  果然,他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江西的羅明路線,是一條反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條與黨的進攻沒有絲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線。這條路線根本不相信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因而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走上了悲觀失望的取消主義的道路。」   
  亂雲飛渡的歲月(10)   
  羅邁萬萬沒有想到,由於這一錯誤批判給自己留下了終生的遺憾,由此在心裡形成的一種深深的內疚,在他後來的回憶中已淋漓盡致的流露出來: 
  參加會、尋、安活動分子會議後,我還是弄不清楚反「羅明路線」與毛澤東有什麼關係。有一天,博古來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寧都開擴大會議,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寧都,博古找省委負責人談話,要我在旁邊聽。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博古說,毛澤覃、謝唯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裡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當時他還沒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擴大會議上展開鬥爭時才把他找來的。後來博古要到前線去,叫我留下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到這時,我才知道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四個人中我有兩個熟人,即鄧小平、毛澤覃,其他兩人我當時不認識。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的。我一次、兩次、三次地提出要他們作檢討。……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 
  正是有了這些不同心態的批判,打擊面也在不斷擴大,許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處分。 
  中共福建軍區司令員譚震林、蘇維埃主席張鼎丞被撤職; 
  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責為「右傾」; 
  …… 
  並且,博古把反「羅明路線」同已進行長達幾年的蘇區「肅反」結合起來,使大批的中共優秀幹部被清洗或被處理。 
  後來,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於路線的『左』傾錯誤,宗派主義幹部政策,再加上一個錯誤的肅反政策,而使許多同志,在這個時期中,在這個肅反下面被冤枉了,這是無可補救的損失。」 
  1933年5月5日,經中共臨時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內稱: 
  「鄧小平同志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的派別觀念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 
  這個決議還作出了如下規定: 
  省委最後一次責成四同志執行下列工作: 
  (一)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 
  (二)鄧小平同志,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起,經過黨代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聲明書為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允許作任何掩藏。 
  (三)謝、毛、古三同志,必須向黨忠實地從歷史根源起,徹底地揭發反黨的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採取必要的辦法,宣佈小組織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眾工作中艱苦地擔負起自己的任務,來表現忠實地為黨的路線而堅決鬥爭! 
  這個決議,目的就是要讓這四人把博古認為的毛澤東是小組織的頭目供出來,如果當時他們四人中有一人違心地編造事實,說毛澤東是他們的頭目,那毛澤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結束了。 
  好險啊! 
  所以,毛澤東沒有忘記。1972年8月14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是這樣批示的: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 
  這是後話。那麼,當時在批「羅明路線」期間,毛澤東在幹什麼呢? 
  毛澤東在汀州休養了三個多月後,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臨時中央,責成毛澤東負責領導「查田運動」。所謂「查田運動」,是認為中央蘇區農村由於受「富農路線」的影響,有些地方劃錯了階級,導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農村開展「清查階級、清查土地」運動,這就是「查田運動」。 
  實際上,「查田運動」用不著像毛澤東這樣的領導人去管,只須「土地人民委員」,也就是土地部長去做就行了。看來,安排毛澤東去管這項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 
  其實,令毛澤東痛苦的不在於「大材小用」,而在於讓他自己去糾正所謂的富農路線。毛澤東意識到了自己的危險處境,只得服從,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運動」上。 
  在這次人為製造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鄧小平被撤銷了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予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毛澤覃被撤銷軍內職務;謝唯俊被處分調離工作;古柏被撤銷職務並給予「最後嚴重警告」處分。 
  不過,鄧小平被撤職以後,博古仍不放過他,把他關進了禁閉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 
  「我餓壞了。」鄧小平對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憐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隻雞。做好後,她給衛兵捎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隻,把另外一隻拿回禁閉室。 
  鄧小平遭受著苦難,當時毛澤東的日子也很不好過,他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在批「鄧、毛、謝、古」的聲浪中,博古還要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口出此言,誰還敢接近毛澤東?而毛澤東也覺察出這令人窒息的風聲,便不再與別人單獨往來,甚至很少與別人說話,他怕牽連別人。落到這個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後,毛澤東還向外國友人說起過這段最痛苦的時期:   
  亂雲飛渡的歲月(11)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6月上旬,毛澤東出席了在寧都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也許是寧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憶,也許是反「羅明路線」的浪潮稍有些平緩,便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了批評,並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訴。他說:「前次寧都會議對我的批評和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對的,卻硬說我錯了,這哪還有什麼是非,這不是有意整人嗎?」 
  會場一片寂靜,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博古,而博古卻一言不發,沉默了許久,他才說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於是會議繼續進行。 
  毛澤東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博古的不安,他預感到有些不妙,雖然會議仍舊進行,但他的心卻被毛澤東的一席話緊緊地揪住了。 
  會議臨近結束,博古在作會議結論時,提起毛澤東與前次寧都會議這個話題,他不能不提,不提就是一種默認,而默認就意味著要給毛澤東平反,這是絕對不行的。因而他如此說:「前次寧都會議是對的,如果沒有那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說完,他便宣佈散會。 
  毛澤東想結束自己的痛苦時期,但沒有奏效。 
  此後,毛澤東仍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此後,博古心間的危機感加重。然而,不在危機中升騰,就在危機中墜落。 
  歷史,在這種痙攣中艱難地前行。 
  博古沒有拉住夢的手 
  博古雖然有王明在背後撐腰,但畢竟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整日憂心忡忡,惟恐毛澤東的影響超過他。他甚至想,如果王明在身邊就好了。 
  無論怎樣,博古畢竟年輕,且不懂軍事,現在又面臨著蔣介石第五次對蘇區進行「圍剿」的嚴重時刻。他意識到,如果這次反「圍剿」失敗,毛澤東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夢也在想能有一隻手幫助他做好中共中央總負責這個工作。 
  但蘇區還沒有這樣一隻手。 
  博古在焦慮地等待。 
  形勢越來越嚴峻。自1933年4月以來的幾個月,蔣介石都在忙著調集軍隊和飛機用於第五次「圍剿」,其中有50萬大軍用於江西,以求「剿滅」中央蘇區。一切部署妥當之後,便於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廬山,親自給參與「圍剿」的軍官面授機宜。 
  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內稱: 
  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與殘酷的階級決戰,……五次「圍剿」的粉碎,將使我們有完全可能實現中國革命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 
  雖然口號提得響亮,但博古心裡卻不免有些膽怯,他知道這不是耍兒戲。 
  當他等到9月,蘇區來了個德國人。 
  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奧托·布勞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國人。他還有個化名叫「華夫」,意思是中國的男子漢。 
  李德這個人,頗有些傳奇經歷。1900年9月28日出生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鎮,他的童年是在孤兒院度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14歲的李德應徵入伍,兩年後,李德在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進行改造,這竟成了他命運的一個新起點。「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德加入了蘇俄紅軍,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並於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年,他在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從事情報工作。就在這一年,24歲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當他準備再過8天就過自己生日的時候,他和妻子雙雙被捕。妻子3個月後獲釋,而他被囚車送入莫阿比特監獄。18個月後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獄,並秘密逃往蘇聯。 
  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個「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李德自己對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國紀事》中寫到的那樣: 
  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同志(即阿瑟·尤爾特,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尤爾特問我對此有何意見。……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 
  但李德到瑞金的當天晚上,博古、張聞天就跟他進行了長談,即把軍事指揮權交給了李德。 
  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中證實了這一點: 
  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 
  博古為什麼如此器重李德? 
  原因只有兩條,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讓他指揮紅軍,也等於共產國際在指揮紅軍,這是其一。其二,李德是軍事顧問,而博古對軍事又是一竅不通,他相信李德的軍事天才。正因為如此,李德的到來,博古真正抓住了夢的手,心裡踏實多了。   
  亂雲飛渡的歲月(12)   
  於是,博古把李德抬到了紅軍主帥的位置,但如此把整個紅軍的命運繫在一個外國人身上,這本身就意味著悲劇的開始。 
  儘管如此,博古仍覺得毛澤東礙事,放心不下,便想辦法要把他支走。 
  毛澤東因受到博古的排擠而被架空,只當了個空有虛名的政府主席。他此時想到了紅軍的命運,心情鬱悶,導致病魔纏身。博古見此機會已到,就建議毛澤東去上海療養。而李德則建議他去莫斯科休養。毛澤東當然看出了他們的用意,執意不依,並說:「我不離開蘇區,不離開中國。我身體還可以,就到會昌去休息吧!」 
  對此,博古只得點頭同意。 
  其實,博古如此器重李德這樣一個外國人,排斥洞悉中國情況的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並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所為,更不能使他抓住夢的手。 
  博古真正能抓住夢的手在哪裡?在歷史提供的機遇中。 
  說起機遇,機遇就來了。 
  1933年11月20日,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從瑞金的東面傳來: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同蔣介石決裂。 
  這個事變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東華山養病的毛澤東,從報紙上看到1月28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鄭重宣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眾宣言:要真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直接與日帝國主義作戰,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礙民族革命戰爭發展的國民黨反動統治。 
  由於這個宣言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 
  這個宣言發佈以後,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福建事變的發生,便是這一宣言影響的必然結果。這極大地動搖了蔣介石的統治。因而,蔣介石迅速從「圍剿」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 
  這個機遇,對博古來說,沒有第二次,抓住了將使黨和紅軍乃至整個中國的民族革命出現轉機。毛澤東看出了歷史提供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立即向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包圍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如果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實施,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大本營也許就不會設在荒涼的陝北,更不會被迫進行艱苦卓絕的長征。 
  蔣介石最擔心的是紅軍揮師東進,援助十九路軍。 
  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於推行王明的極「左」路線,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淺薄,竟認為像十九路軍這樣的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同時,他還擔心和害怕紅軍轉向敵人統治區會丟失根據地,便拒絕採納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以至於紅軍未能主動及時地援助十九路軍,並錯失了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戰機。 
  博古幫了蔣介石的大忙,讓蔣介石躲過了一劫。 
  失去這次機遇,就決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決定了黨和紅軍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於沒有得到紅軍的援助,勢單力薄,孤立無援,很快被蔣介石壓下去了。 
  蔣介石從容地解決福建事變之後,便回過頭來集中兵力對付紅軍。 
  1934年4月,蔣介石調集十一個師直接向中央蘇區的北部大門廣昌推進,實行「進得一步,即守一步」,「穩穩推進,步步為營」的堡壘戰,在中央蘇區周圍,竟有5000多座鋼筋水泥構築的堡壘。 
  博古把毛澤東支走以後,便和李德一起去廣昌前線。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於統一指揮為名,將原方面軍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組臨時司令部,博古親自任政委,李德實際上就是司令。調集了紅一、三、九軍團的九個師,死守廣昌。李德提出「以堡壘對堡壘」和採用「短促突擊」的戰術,於是紅軍在廣昌也建造堡壘,可紅軍沒有鋼筋水泥,只得用木頭作架子,壘上泥土,就算是堡壘了。 
  廣昌戰役的開始,標誌著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決戰時刻已經到來。 
  然而,經過數十天的決戰,紅軍傷亡5500餘人,占參戰紅軍的五分之一。而國民黨軍隊只死亡600餘人,傷1800餘人,不及紅軍的一半。4月28日,紅軍被迫撤離廣昌這個中央蘇區的北大門。 
  博古、李德親自指揮的這場戰役,以失敗而告終。 
  當廣昌失敗的消息傳來,毛澤東大為震怒。可是,指揮大權握在博古和李德手裡,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時機。 
  廣昌之敗,雖然博古沒有抓住夢的手,但他的夢並沒有破滅。   
  亂雲飛渡的歲月(13)   
  廣昌之敗,紅軍上上下下對博古和李德怨聲載道。 
  紅軍官兵在想念他們真正的領路人——毛澤東。     
  第二章 長征初期:誰主沉浮   
  魂斷瑞金(1)   
  歷史每向前發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而當歷史被盲從的人物所操縱的時候,那代價則更加沉重。 
  中國共產黨,自從將其命運之舵交給了王明、博古這兩個狂熱而固執的年輕人以後,就開始為此而付出代價。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總是陰沉著臉,整個瑞金被籠罩得喘不過氣來,也許是它不忍心目睹這裡所發生的一切。 
  紅軍戰士的鮮血已經染紅了瑞金周圍的山山水水,如果說紅軍戰士的鮮血能夠換來革命的勝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換來的卻是失敗。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當然看不見從紅軍戰士身上流淌出來的血;而博古看見了,可他還在堅持著自己錯誤的主張;李德看見了,興許他已經意識到這是他的瞎指揮帶來的惡果,但卻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啊!毛澤東看見了,但他被博古排擠在決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急得他大病一場。 
  歷史在這裡落腳,又在這裡起步。 
  紅軍戰士的血還在流! 
  廣昌戰役的失敗,給紅軍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損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錯誤路線。 
  在以後的日子裡,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亂了方寸,面對蔣介石的步步進逼,只一個勁兒地要紅軍節節抵抗。 
  廣昌戰役失敗後,紅軍的處境日漸艱難,雖經連連苦戰,但蔣介石的包圍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蘇區已經危在旦夕。 
  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鑒於廣昌失守後,蔣介石的軍隊開始逼近中央蘇區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並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准。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轉移。 
  1934年7月23日,在會昌休養的毛澤東接到來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趕回紅都。 
  那麼,毛澤東被召回瑞金,究竟是為什麼? 
  「意外」的「倒戈」 
  毛澤東告別了會昌,冒著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風塵僕僕的趕到了瑞金,這時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決定派紅六軍團西征,以求與賀龍、關向應的紅三軍(即原紅二軍團)會合。他們斷定,如果此舉成功,紅軍主力在無法守住中央蘇區時,可以西征。毛澤東回來後,博古和李德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倒是毛澤東主動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議,他說:「中央紅軍目前不應固守中央蘇區,也不應該是逃跑,而應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但博古和李德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意見,只贊成紅六軍團突圍向湖南中部轉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壩突然遭到蔣介石軍隊的飛機轟炸,於是中央蘇區黨政軍機關不得不遷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處的雲石山。 
  然而,這一次搬家之後,卻發生了人們沒有想到的事情。 
  嚴格地說,雲石山不能稱其為山,因為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幾分鐘便可到達山頂,平坦的山頂矗立著一座青瓦黃牆古寺,就叫「雲山古寺」。 
  不知為什麼,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機關,都分別駐紮在雲石山下的村莊裡,唯獨把山頂上的古寺分配給政府主席毛澤東和政府「總理」張聞天居住。他們兩人卻不是同時搬進來的,毛澤東和賀子珍遷進雲山古寺時,張聞天正在「閩贛省」巡視,直到8月下旬,張聞天結束巡視後才搬入雲山古寺。 
  毛澤東和張聞天住得這麼近,他們的經歷卻大相逕庭。一個出自山溝溝,沒有走出過中國這塊地盤,一個是幾度越洋留學,到過日本、美國、蘇聯。雖然他們一個是政府主席,一個是政府「總理」,但彼此還不知能否合作。更何況張聞天曾起勁地批判過毛澤東,批判「羅明路線」,批判鄧、毛、謝、古。博古讓他來當這個「總理」,目的之一就是要從毛澤東手裡奪取政府的權力。 
  毛澤東也深知博古派他來擔任「總理」的意圖,即使有話也不願給他講。 
  其實,張聞天也有他的苦楚,因為他與博古產生了裂痕。博古派他來政府任職,也是一種排擠。張聞天後來這樣回憶道: 
  會議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六屆)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回來後),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 
  我當時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 
  也許是張聞天當時已經看出他與毛澤東有同受排擠的相似處境,便主動向毛澤東靠攏。 
  怎麼靠攏? 
  有一天傍晚,張聞天主動約毛澤東到古寺後面的一棵大樟樹下聊天,兩人談起了文學。這是他們兩人的共同愛好,這一談而不可收,一直談到深夜。談來談去,最後談到了對人的認識,話到此處,張聞天終於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把對博古的不滿一古腦兒地倒了出來。   
  魂斷瑞金(2)   
  從此毛澤東開始改變對張聞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們相處僅二十多天,並且在紅軍主力準備轉移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卻離開了這座古寺,離開了張聞天,離開了賀子珍,帶著文書、衛生員、警衛員、伙夫、馬伕,到於都去了。 
  毛澤東為什麼在張聞天向他靠攏時,斷然離他而去,並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雲山古寺? 
  其實,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儘管毛澤東身體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於都搞調查,毛澤東只好抱病前往。 
  毛澤東到了於都,在他的住處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以後,病情突然加重,發高燒到40℃。贛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立即給張聞天打電話:「毛主席病了!發高燒!趕緊派醫生來!」 
  張聞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紅色醫院,並指派醫院院長親自去於都為毛澤東治病,後又天天打電話詢問毛澤東的病情。就因為張聞天及時派去了醫生,才使毛澤東的病情沒有繼續惡化,並很快有了好轉。醫生也說再晚一天就不好辦了。 
  在這關鍵時刻,張聞天給予毛澤東如此真切的關懷,令毛澤東感動。 
  的確,毛澤東此時得了重病,太不是時候了,因為在他離開瑞金到於都的那些日子裡,博古和李德作出了關係紅軍和中央蘇區命運的重大決策。 
  這是一個什麼決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單」 
  經過幾個月瘧疾折磨的毛澤東,已不是原來那副模樣了,深陷的雙頰,高聳的顴骨,披肩的長髮,令人不堪目睹。 
  其實,毛澤東不僅被瘧疾折磨著,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據地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和紅軍的命運。原來有70個縣的中央蘇區,現在只剩下6個縣。現在,中央紅軍只有「轉移」這一條路了。然而,紅軍究竟向何處去才是生路一條?毛澤東為此憂心如焚,徹夜難眠。 
  有一天,毛澤東迎來了他病後第一輪也是唯一的一輪來探望的兩個人——林彪和聶榮臻。他們是回總部接受任務後,順道來到毛澤東住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看望老領導。 
  老部下的到來,使毛澤東臉上綻開了病後的第一次笑容,這是發自內心的笑。 
  「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呀!這一段時間我這裡是門可羅雀喲。」毛澤東開玩笑似地說道。 
  「我們今天才從福建前線回來,到總部接受了新的任務。」林彪聽出了毛澤東的話中話,忙解釋道。 
  「什麼新任務?」毛澤東問。 
  「你應該知道,要作戰略轉移。」林彪似乎有點不理解。 
  「主席,我們要到啥子地方去?」聶榮臻操著濃濃的四川話,焦急的問。 
  毛澤東憂鬱地說:「到命令你們去的地方去。」 
  連軍團一級的首長都不知道紅軍要去向何處,看來這是一次極秘密的行動。這麼大的行動,竟然連軍團級首長都不知道,這咋行呢?毛澤東心裡這樣想著,不免有些擔憂。 
  不行也就這樣了,當時紅軍行動的決定權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手中。這種格局形成於1934年夏天,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一個白種人成為黃種人一支軍隊的最高統帥,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先例。 
  當然,真正決定中共和紅軍命運的不是這次行動本身過於秘密,而是有的人將借此機會排除異己。這是毛澤東最為擔心的事情。 
  歷史總是出現這樣的怪事:越擔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發生。 
  這時,中共中央已決定在江西另設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以便紅軍主力轉移後,繼續開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個人員去留的問題,尤其是中高級幹部的去留。當時誰都明白,跟隨紅軍主力轉移,雖然困難重重,而留下來則處境更為險惡。瑞金周圍的幾十萬國民黨大軍不是揀紅軍破爛來的,它是一隻張著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這一點。因此他規定,凡高級幹部,誰去誰留由「三人團」決定,中級幹部則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由「三人團」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級幹部,便是由張聞天提出名單,呈報「三人團」批准。 
  其實,誰去誰留,在中共內部應該不成為一個問題,作為決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愉快地服從組織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機會把那些與他不是一條心的人甩出去,這就成為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了。 
  留誰不留誰,正在極端秘密中進行選擇。 
  首先要選的是留守的黨政軍領導人。留誰?博古翻開了高級幹部名單。 
  第一個被留下的是項英,擔任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頗為複雜。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面工作的經驗,委任他為留守首腦,是恰當的人選之一。但從博古的需要來看,他不應當留下,他儘管因為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線的排斥,不過當他在贛西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十月來信」後,很快就表示服從王明路線的領導,並受到賞識,最後在博古的提攜下,成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後的日子裡博古更需要他。   
  魂斷瑞金(3)   
  最後,博古忍痛留下項英,也是有他的考慮,因為紅軍主力轉移後,瑞金更需要項英,博古也需要項英忠心耿耿地來守住這個赤都。 
  項英對自己被留下來,沒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堅決服從,願意在危難之際當此重任,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須把他留下來的,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儘管當時他被列入名單時,周恩來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一下,但博古堅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周恩來心裡明白,博古要借此機會,甩掉他不喜歡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澤東正式任命為教育人民委員後的第二天,拖著倦怠的身軀,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跋涉,來到了他日夜嚮往的瑞金。 
  這位紅色領袖,自三年前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之後,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難於魯迅家中。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放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使命,繼續用手中鋒利的筆,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魯迅被他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寫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表達他對瞿秋白的深情。雖然他得到了魯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沒有停止對他的打擊。1933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了《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亦即瞿秋白),《決定》內稱:「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無情的鬥爭……」 
  瞿秋白的到來,博古是不歡迎的,每天只給他一錢鹽,這使他感到憂鬱、苦悶,肺病加重,三天兩頭髮高燒——他承受著政治和病魔的雙重折磨。 
  現在,博古把他留下來,意圖很明確。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體根本不適應游擊戰爭環境,結果不幸落入蔣介石之手,但他沒有向蔣介石屈服,更沒有成為階級敵人的應聲蟲,而是壯烈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繼續翻閱著他那神秘的名單,透過鏡片的目光落在了劉伯堅這個名字上面。 
  劉伯堅是誰?就是那個給張聞天打電話,報告毛澤東病危的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時報告,那次毛澤東就去見馬克思了。看來,他的這一人道主義行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堅定地自言自語:「劉伯堅留下!」 
  劉伯堅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到蘇聯學習過,中共曾派他任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總政治部部長,為北伐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曾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在策劃寧都起義後,任中國工農紅軍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時下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葉劍英長征路過於都時,劉伯堅迎接他,並為他餞行。兩位戰友對酒暢敘,訴說衷腸,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還是跟著走吧!」劉伯堅淚流滿面,哽咽著央求道,但葉劍英說了不算,不過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劉伯堅的這一要求,並正式把劉伯堅的要求向軍委作了匯報,提議讓他隨隊長征。但沒有被批准,劉伯堅只得留在中央根據地,後來在於都突圍時被俘。在獄中,劉伯堅不屈不撓,義正辭嚴地拒絕了敵人的勸降。在移囚時,他拖著沉重的腳鐐,鎮靜自若,氣宇軒昂地走過大街,寫下了壯烈詩篇《帶鐐行》: 
  帶鐐長街行, 
  蹣跚復蹣跚。 
  市人爭矚目, 
  我心無愧怍。 
  帶鐐長街行, 
  鐐聲何鏗鏘。 
  市人皆驚訝, 
  我心自安詳。 
  帶鐐長街行, 
  志氣愈軒昂。 
  拼作階下囚, 
  工農齊解放。 
  就在《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的當天,他倒在了刑場的血泊之中。葉劍英曾賦詩一首,懷念這位戰友: 
  紅軍抗日事長征, 
  夜渡於都濺濺鳴。 
  樑上伯堅來擊築, 
  荊卿豪氣漸離情。 
  博古繼續翻著名單,不時地用手推一推那細細的圓圓的黑框眼鏡。終於,他又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賀昌。 
  賀昌曾參加南昌起義,並擔任過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黨的五屆和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腦子一轉,順手拿起一支筆,在「賀昌」這個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博古為什麼在這個名字上作如此明顯的標記?其實很簡單,意思是他必須留下,別人可以變動,他不可以變動。這是博古對他的信任嗎?不是。 
  博古不會忘記,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賀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錯誤而被取消中央委員資格。現在博古要「重用」賀昌,並任命他為留守的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但這卻成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官銜。 
  留下的賀昌在突圍時,身負重傷,敵人逐漸逼近,叫嚷著要捉活的。這時,他用槍膛裡剩下的最後一顆子彈,舉槍射向自己。 
  那麼,當初挨整的「毛派」——鄧、毛、謝、古這四個人,博古將作何種安排?按照他的想法,這四個人都得留下,但周恩來不同意這樣做。博古考慮再三,覺得周恩來講得有道理,如果他們四個人都留下,人們豈不要說我博某不能容人嗎?   
  魂斷瑞金(4)   
  在究竟留誰的問題上,令博古用盡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鄧小平,這等於把四個人都留下是一樣的效果,更何況周恩來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間,他感到毛澤覃必須留下,因為毛澤覃是毛澤東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澤東肯定會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樣,便可以再給毛澤東一點顏色看看,讓他再老實一些。 
  妙極了,博古一陣興奮,接著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帶領游擊隊在翻越瑞金黃膳口的一座名叫紅林的大山時,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犧牲。後來敵人從他的遺體衣袋裡找出一張染著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澤東題贈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澤東的胞弟。 
  古柏留下來擔任閩粵贛紅軍游擊縱隊司令。1935年3月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和兩個戰友在廣東龍川鴛鴦坑被一百多名敵軍包圍,從清晨堅持到中午,最終因彈盡,三人全部飲彈犧牲。 
  1937年秋,毛澤東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為古柏揮毫題詞: 
  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認為該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這樣他就可以暢通無阻地貫徹他的意志了。 
  但歷史卻戲弄了他。 
  擔架上的「陰謀」 
  博古把誰去誰留安排妥當後,紅軍就開始轉移,向著最高「三人團」決定的目標和方向轉移,這就是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並在那裡建立根據地。 
  這一時刻,被刻進了歷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這一時刻,就是後來稱之為長征的開始的時刻。 
  長征開始前,黨政軍機關及直屬單位編為第一、第二兩個野戰縱隊,總稱為軍委縱隊,由兩個軍團的部隊掩護行軍。中央最高「三人團」隨第一野戰縱隊行動。實際上,第一野戰縱隊就是黨和紅軍的首腦機關,長征的總指揮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們三人分散到各軍團行軍。這無疑是博古的意圖,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博古隱約感覺到他們思想上有些共鳴,就把他們分開,不讓他們有接觸的機會。除此之外,就是不讓他們參與決策圈的活動。 
  毛澤東看出了博古的意圖,立即對這種安排提出異議,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實,毛澤東的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懷疑而適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頂大帽子而使毛澤東沒有翻身的機會,但他為什麼會冒如此大的風險,要求安排他們三人同行呢?這種「同行」對他就那麼重要嗎? 
  毛澤東想過,此次紅軍轉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特別是博古把此次轉移作為一次大搬家,罈罈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憂慮不安。他雖然有自己的正確主張,但沒有人支持也是白費,但這需要有一個交流的過程。在這以前,他不便與他人有過從甚密的交往,那樣會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張聞天對他的主張有了一些初步的瞭解和認識,儘管他與張聞天有過這樣的機會,但還不便談得很深,需要有一個過程。王稼祥雖然在寧都會議上向毛澤東靠攏,但他只是感覺到毛澤東的有些做法和主張是對的,後來也沒有更多機會在一起交換思想。因此在毛澤東看來,轉移中如能與他們兩人同行,那便是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的最好時機,如能得到他倆的支持,對於推行正確路線,扭轉目前極為嚴重的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還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再等下去,萬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揮徹底斷送了紅軍,那就永遠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於是,毛澤東才大膽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張聞天的響應。 
  那麼,博古的態度如何?他能同意他們三人同行嗎? 
  博古思慮再三,最終還是同意了,為什麼?因為博古認真掂量了一下這三個人的份量,毛澤東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負重傷,相信他們也走不了多遠,剩下一個張聞天,也不會出現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們隨第一野戰縱隊行動。 
  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同行,對紅軍的命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偉大的人物,其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夠在關鍵時刻、關節點上,勇敢而機智地抓住機會。 
  事又湊巧,毛澤東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擔架上開始長征的。 
  毛澤東在於都所經歷的那場大病,險些奪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擠後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心忡忡,身體非常虛弱,無法行走。其實,毛澤東最不願坐擔架,他喜歡走路,也很能走路,紅軍的領導人當中,大概沒有誰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體的狀況不允許他步行。所以,過了於都河,毛澤東就不得不坐上了擔架。 
  王稼祥是由於受傷才坐擔架的,這傷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在第四次反「圍剿」時的一天,他正在江西樂安縣的一個叫谷崗村的廟裡召開戰前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彭德懷、譚政等出席會議。正在開會,空中響起飛機轟鳴聲,起初大家不在意,仍舊開會,過了一會兒,敵機又來了,並響起爆炸聲。王稼祥大喊一聲:「快跟我到外面隱蔽!」便衝出大門,仰頭觀察空中的敵機,就在這時,一顆炸彈已經落下來,他在爆炸聲中倒下,彈片鑽進了他的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立即被送往瑞金醫院,但因醫療條件所限,無法動大手術把彈片取出來,只得採取保守療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膿,成了慢性病。正因為這樣,長征開始時,他也只能坐擔架。這一坐,就一直坐到陝北。   
  魂斷瑞金(5)   
  張聞天身體沒有什麼毛病,因而有時騎馬,有時也步行。 
  無論怎樣,他們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中國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偉大時刻,那麼,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此次一路同行長征,則是改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命運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這是當時誰也沒有料到的。 
  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戰縱隊的後面行軍。 
  戰士們抬著擔架,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形影不離,晚上還要在一起宿營。他們走一路談一路。王稼祥、張聞天才真正開始瞭解毛澤東,瞭解毛澤東的主張,他們感到毛澤東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 
  其實,毛澤東在這以前,就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了,為中國革命勾畫了一條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並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上的探索。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也不是在這個時候才亮出來的,王稼祥、張聞天過去也瞭解一些,但那時他們根本不相信山溝裡的泥腿子也會那麼精通馬列,也會有著超人的智慧。現在他們開始相信,是因為處在這樣一個危機的時刻,這正應驗了那句「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老話。 
  無論如何,他們畢竟在向毛澤東靠攏。 
  最高「三人團」中的博古和周恩來,忙於軍事,只有李德忙裡偷閒,時時關注著這三人的一舉一動,已經覺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專門把王稼祥、張聞天找來,以警告的語氣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 
  王稼祥、張聞天已聽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敗言微,他的話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對毛澤東的一舉一動卻不像過去那麼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麼管用。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繫中斷,王明再也不能遙控指揮了,所以他現在不像過去那樣趾高氣揚,目空一切。 
  後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復,有時就不坐擔架,偶爾還到各軍團去看看,瞭解部隊的情況。這一舉動更引起了李德的惱怒,正像他在《中國紀事》中所說的那樣,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張聞天所談的那番話,實際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為他們三人開始還是盡量表現得若無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現在,他們兩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經看出來了,那乾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開行動。於是,當時就有了中央隊「三人團」的說法。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當初王明為了加強對中央蘇區的控制,派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三人團」;長征開始前,博古為便於控制,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來的最高「三人團」。現在又有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這三人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眼下,中央隊的「三人團」是「偶然」形成的,沒有決定權,甚至這三人在一起行軍的權力李德都要奪去。現在,李德已無法將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這三人分開,命運已經把他們拴在了一起。   
  紅軍向何處去(1)   
  紅軍在沒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團」就確定了紅軍的去向。這就是到湘西與紅二軍團會師,那是賀龍的部隊。 
  1932年秋,在蔣介石的重兵「圍剿」下,賀龍不得不率紅二軍團退出洪湖地區,前往湘鄂邊界,暫避強敵,到了1934年6月,便轉移到地廣人稀的湘西黔東地區。最高「三人團」並不知道紅二軍團具體在什麼地方,但在廣昌戰役失敗,瑞金難保的情況下,只能退卻向賀龍部隊靠攏,建立新的根據地。為了探明這條退卻之路,便派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由江西向湘西挺進。 
  當博古、李德得知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的消息,便認定紅六軍團走過的路,就是紅軍主力的西征之路,並決定紅軍主力「大搬家」,搬到賀龍那裡。 
  然而,蔣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斷出紅軍主力西征的意圖,並制定了「剿匪計劃」,布下了口袋,等待紅軍往裡鑽。 
  於是,紅軍向何處去就成為黨內鬥爭的焦點。 
  毛澤東三次諫言遭拒絕 
  紅軍走出瑞金已經一個多月了,衝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走得異常艱難,有二萬多紅軍被蔣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預定的地點越湘江天險不可。蔣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險,築起了第四道封鎖線。 
  毛澤東看著紅軍隊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這樣走下去,紅軍是沒有前途的。他雖然失去了參與謀劃軍事的權力,但出於對中國革命負責,對紅軍負責,仍然不時地提出自己的建議,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絕。就這樣,軍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鬥爭。 
  當紅軍到達湖南寧遠地區之後,敵情越來越嚴重,蔣介石佈置了五路大軍,100個團,40萬人,在湘江東岸、廣西北部一帶追堵紅軍。蔣介石命令各軍:「力求全殲,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對這極嚴重的形勢,毛澤東提出關於紅軍進軍方向的建 
  議: 
  紅軍主力不要過瀟水,不要攻道(縣)江(華)。應沿瀟水東岸經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佔零陵的粟山鋪,再向東北攻祁陽,過湘江,在兩市鎮或寶慶一帶與敵決戰。然後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據地去。 
  毛澤東這個建議的意圖,就是打亂敵人的陣腳,尋找有利的時機、地點與敵人決戰。然而,這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建議,被李德、博古拒絕。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澤東算什麼,不就是一個鄉巴佬嗎?沒有他照樣能闖過去,第一、二、三道封鎖線不是闖過來了嗎?其實,第一道封鎖線的突破,全靠了毛澤東。 
  那還是在長征前,毛澤東在會昌期間,與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陳濟棠曾三次通電反蔣,力圖保住廣東這塊地盤,永居「南霸天」寶座。陳濟棠深知蔣介石為人奸詐,反覆無常,居心叵測。蔣嫡系部隊在鎮壓十九路軍後,屯兵閩西南地區,對廣東虎視眈眈,蔣介石還以重金收買陳濟棠的部下,陳濟棠大為震驚。他看出蔣介石讓他進攻紅軍是「一箭雙鵰」,「借刀殺人」之計。但因蔣介石實力強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陳濟棠只得暫且俯首聽命,派兵圍堵紅軍,但並不真想替蔣介石賣命,消耗自己的實力。因而,他表面上擺出繼續進攻紅軍的架勢,以騙取蔣介石供應他的軍餉,暗地裡卻派人前來同紅軍作試探性和談,採取「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後毛澤東對何長工作了這樣一番交代: 
  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陳、蔣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總的是要擺正「打」和「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要善於利用敵人的矛盾,壯大自己。 
  毛澤東還交代: 
  要向陳的部隊和敵占區人民開展強大的宣傳攻勢,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何長工受到了很大的啟發,並照著去做了,使陳濟棠看到了紅軍的態度。 
  時隔不久,紅軍要轉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線,便是陳濟棠的防守部隊。事又湊巧,就在這時,陳濟棠電約紅軍派代表舉行秘密軍事談判,並點名讓何長工去談。這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決定派何長工為談判總代表、潘漢年為副代表,前往白區與陳濟棠的代表談判。在談判中,何長工以毛澤東的思想為基礎,使談判取得了成功,達成了如下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因無線電不保密);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我們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里。我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正因為達成了這個協議,紅軍轉移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比較順利,只損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於紅軍保存了實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鎖線。但損失卻越來越大。 
  就是這樣一個局面,卻成了李德拒絕毛澤東建議的資本。 
  儘管如此,毛澤東以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以革命利益為重,始終密切關注著黨和紅軍的命運。當我軍佔領道縣以後,毛澤東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紅軍向何處去(2)   
  紅軍應沿瀟水西岸北上,攻板橋鋪、漁濤灣、華江鋪、雙牌、富家橋,再向西攻零陵,過湘江向北取冷水灘,越過湘桂鐵路,進軍寶慶,誘敵決戰,奪取反「圍剿」的勝利。 
  對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顧,頑固地堅持他們的既定方針,按照蔣介石算定的路線走,硬往蔣介石佈置的陷阱裡鑽;他們仍然堅持從桂北渡過湘江,奪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他們似乎非到賀龍那裡,紅軍就活不下去了。當然,如果能與賀龍會合,也確是一件好事,整個紅軍就可以形成一個拳頭同蔣介石作戰。但眼下會合的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甚至要冒全軍覆沒的危險。而李德、博古沒有看到這一點,就像拖兒帶女奔娘家一樣,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軍委發佈命令:我軍兵分兩路渡湘江,渡河點選在界首和鳳凰嘴之間,以紅一軍團為右翼,紅三軍團為左翼,紅五軍團為後衛,八、九軍團等部為側應,從後衛和兩翼掩護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渡過湘江。 
  但就在這時,蔣介石已經準備好了,就等紅軍在全州過湘江時,一舉將紅軍全部消滅在湘江。 
  面對如此的嚴重情況,毛澤東堅決反對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強渡湘江的錯誤主張。這正像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所述的那樣:「我建議,從南面繞過全縣,強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之後,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帶前進,……毛澤東粗暴地反對這個建議……」 
  當紅軍進入廣西時,毛澤東第三次提出了改變進軍方向的建議,並向中央鄭重地提出: 
  紅軍從文市北上攻佔全縣後,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嶺,而應該在黃沙河過湘江,經廟頭,攻白牙(今東安),沿夫夷水東岸北上直取寶慶。接著可以向東攻兩市鎮、永豐,也可以繼續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過湘中丘陵,攻打藍田,並在此擺開戰場進行決戰。待粉碎「圍剿」之敵後,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據地,或返回中央蘇區。 
  在這最後的關口,李德、博古依然沒有採納毛澤東的這一建議。 
  這樣,紅軍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紅軍一路激戰向著湘江挺進。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戰開始了。 
  界首,一個不足500戶人家的小鎮,東臨湘江西靠大山。一時間,這個彈丸之地成為紅軍臨時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鎮指揮,周恩來則在湘江對岸組織渡江。朱德雖是紅軍總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團」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團」的指令行事。毛澤東連發言權都沒有。 
  蔣介石在給他的將領們下達命令時,則引用了戰國兵家尉繚的話:「眾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待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擊溺人。」蔣介石還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發揮優勢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個殲滅戰。 
  蔣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將領們,見時下已有利可圖,也都非常賣命,要搶先撈取消滅紅軍的功勞。 
  就在湘江把紅軍切成兩半的時候,蔣介石下達了總攻的命令。兵書上所謂的「半渡而擊」,是最厲害的一招。 
  一時間,靜靜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從未有過的喧囂。黑壓壓的機群,一波一波地轟炸,那不知從何方飛來的炮彈,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邊揚起的是塵土,那水柱和塵土被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了,像火山噴出的岩漿一樣,落下來便是一條鮮紅的血河。江面上,漂著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寧式制服的紅軍戰士的屍體,這一次漂走了三萬餘名紅軍官兵。 
  湘江,是毛澤東少年時代夢中的河,他萬萬沒有想到,在幾十年後的今天,恰在湘江親身經歷這般悲慘的一幕。 
  毛澤東的肺都要氣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揮,再也無法容忍他「崽賣爺田」了。 
  因而,在一江鮮血還沒有流去的時候,毛澤東就尖銳地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 
  敗北後的最高「三人團」 
  勝利時的心情都是一樣的,失敗後的心情卻各有不同。 
  紅軍主力雖然渡過了湘江,但傷亡損失過半,由從瑞金出發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現在的三萬多人。 
  湘江大敗,在紅軍中激起了極大震盪和不滿。博古、李德受到了全軍上下的強烈指責。從廣昌失敗引起的怒火,此時在紅軍官兵胸中熾烈地燃燒著。 
  那麼,作為最高「三人團」,他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嗎? 
  李德面對紅軍官兵投來的憤怒的目光,心煩意亂。但他此時不是為那一江鮮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將來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厲害。他本想在中國這塊地盤上大展宏圖,不料想弄到這般地步。 
  李德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絕望。實際上,他從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為在蘇聯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國就可以鋪下前程似錦的路,但中國不是蘇聯,更不是西方,更何況他連中國話都不會說,對中國又能知多少?這是他的可悲。 
  現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麼妙,心裡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見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說著什麼,便指著周子昆吼道:「你帶的什麼兵?整個部隊都叫你帶沒了,可老婆還帶著!」   
  紅軍向何處去(3)   
  周子昆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弄得摸不著頭腦,愣在那裡不動。 
  「紅三十四師全師覆沒,你這個師長還逍遙自在!」李德繼續指著周子昆的鼻子吼著。 
  周子昆這才明白,是李德搞錯了。 
  周子昆的確當過三十四師的師長,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間的事,在他離任之前幾個月,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所以他有這個印象。他離任後,已經有過兩任師長,接替他的是彭紹輝,一個多月後,又由陳樹湘接任師長。但陳樹湘卻在湘江戰役中光榮犧牲了,很壯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陳樹湘在戰鬥中因腹部中彈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進腹部傷口,忍痛絞斷腸子,犧牲於押往敵軍指揮部的途中。 
  周子昆剛要張嘴解釋,李德就要警衛班把他綁起來,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可警衛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動手,李德大為惱火。好在毛澤東當時在場,博古也在場,只是博古默不作聲。 
  「把周子昆交給我處理好了。」還是毛澤東解了圍,他揮揮手,讓周子昆走了。 
  博古見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國妻子蕭月華從休養連裡調來,安慰這位狼狽不堪的顧問。本來,按紅軍的行軍紀律,女戰士集中在休養連,行軍途中是不准與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為了安慰這位顧問,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蕭月華的到來,也只是給李德送來了「出氣筒」,她被李德無端地揍了一通。 
  蕭月華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時候,父母迫於子女太多,養活不了,就把她送給一個姓楊的家裡當童養媳。13歲那年,她就到廣東海豐縣一家布廠當童工。在那裡她結識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響。1926年,剛滿16歲的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後不久,她就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擔任她家鄉大埔縣的婦女部長。1931年成為少共閩粵贛特委負責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書科擔任文書。 
  不幸的是,她竟成為博古的犧牲品。 
  李德剛到瑞金時,獨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種方式,討好少共中央一位領導的妻子,不時給她送一些禮物。這種做法在中國是一個極為敏感的事,當博古知道這件事後,生怕這位洋顧問在紅都惹出桃色新聞而身敗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種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為如此,博古才急忙給他找了一個中國姑娘做他的「妻子」。這位姑娘就是蕭月華。受命在中間說媒的是在中央婦委工作的李堅真。蕭月華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們看來,她能做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著樂的事兒了。但此時的蕭月華難以接受,因為她經常見到李德,給她的印象李德是一個熱情下面掩蓋著冷酷的洋人。儘管如此,迫於博古的壓力,她不得不去完成這一「政治任務」。 
  少共中央所在地與李德的住處只有數步之遙。開始,蕭月華只得遵命夜裡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這是屬於那種公開的秘密。後來就徹底公開了,蕭月華被正式調到李德處,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結果,不幸被蕭月華言中,雖然她竭盡所能來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懷疑她偷吃麵包,又是打又是罵,蕭月華受著皮肉之苦。 
  蕭月華多次向博古訴說自己的痛苦,並要求離婚。博古當然不能同意,以「服從組織」來迫使她維持這場政治婚姻。 
  如今,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蕭月華應博古的召喚,例外地從休養連來李德身邊受皮肉之苦。好在戰事急,沒幾天,蕭月華脫離了苦海,回到了休養連。 
  李德徹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風,連發脾氣的對象也沒有了。 
  面對慘敗,面對數萬名紅軍的死傷,博古的心情與李德不一樣,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為他畢竟還是中國人,畢竟還是一名中共黨員。 
  博古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風得意的時候,他做錯了兩件事。本來,他與毛澤東沒有個人恩怨,甚至在他到達瑞金前,還不曾和毛澤東謀過面。在上海時他也沒有親自出馬批判過毛澤東。他完全可以和毛澤東合作。然而,他卻惟恐毛澤東取代他,便無緣無故地批所謂的「羅明路線」,想引蛇出洞,把毛澤東排擠出去。但毛澤東對此卻一直保持沉默,沒有公開與他作對。就這一著棋,博古就已經成為失敗者了。到了紅軍轉移這樣重要的時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澤東這樣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卻把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交給了李德。對毛澤東適時提出的正確建議,又一概不予採納,這就注定他的悲劇命運。這是他做錯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錯的第二件事,則是執行了王明的路線。雖說王明指定博古臨時負責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負責人,那你就得負起這個責任。如果說中央還在上海的時候,因遠離中央蘇區,許多實際情況還不瞭解,執行王明的路線還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但當他到了蘇區以後,卻沒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上,也沒有廣泛聽取黨內外人士的意見,只是王明怎麼說他就怎麼幹。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個失敗者。 
  就因為他做錯了這兩件事,給紅軍帶來了幾乎是毀滅性的災難。 
  博古也感到這個責任他難以擔當。是啊,一個政治集團的領袖,特別是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人類最先進的政治集團的領袖,不是人人都可以當的,必須具有相應的才能、品質和膽略,才能勝任。現在,這些對於博古來說,都是馬後炮,對慘敗的局面已無回天之力,他無法解脫心中的痛苦,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如果不是聶榮臻及時勸說,就可能自決了。後來,聶榮臻把這一幕記錄了下來:   
  紅軍向何處去(4)   
  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我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經過聶榮臻的勸說,博古才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並且還打算繼續幹下去。怎麼繼續幹下去?他想來想去,沒有勇氣放棄原來的設想,如果放棄,那就意味著自己已經徹底失敗。 
  人,在沒有認識自己錯誤的時候改變其錯誤做法比上天還難。 
  最高「三人團」裡還有周恩來。他在「三人團」裡的職責,就是督促軍事計劃的執行,所以紅軍開始轉移後,他就忙前忙後,向各軍團指揮員交代如何執行作戰計劃。在突破第二道封鎖線之後,他親自跟隨先頭部隊的紅一師的三團行動。當時擔任這個團黨總支書記的蕭鋒回憶道: 
  一天早晨,部隊在廣東歸仁、長江圩北一個茂密的樹林裡小憩,周恩來副主席和劉伯承總參謀長來到我們紅三團。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軍裝,披一件舊黃布雨衣,腳上穿著草鞋。從他那張消瘦的臉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夠勞累的了。 
  周副主席、劉總參謀長交代任務後,就加入到我們團直屬隊的行進行列中去了。在急行軍中,周副主席很少騎他那匹黃騾子,經常將騾子給害病的戰士騎或馱武器。他利用行軍小憩和防空時間,找機會同戰士拉家常、講戰史。中午大休時,他也是邊吃飯邊回答幹部戰士提出的各種問題。一宿營,周副主席總是找機會到連隊看一下指戰員,十分關心戰士的思想、生活。來到團部,他總不忘告誡我們及時查看地形,研究敵情,規定緊急集合場,調查行軍路線。常常是他剛回到自己的住房,還沒有來得及休息一下,參謀人員又送來了電報、文件。團領導向他匯報,他總是邊看文電,邊聽匯報,並迅速準確地加以處理。夜裡,我們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著了。當時半夜起來檢查內外警戒時,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裡的小油燈還在亮著。周副主席跟三團行動期間,經常看到他通宵達旦地工作,卻看不到他一絲一毫的倦意。那充滿血絲的眼睛,始終閃爍著充滿精力的光輝。 
  湘江慘敗之後,周恩來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來的他了。他覺得自己作為最高「三人團」的成員之一,當然也有責任,因而他面對紅軍在湘江的失敗,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認為現在最要緊的是如何挽救紅軍。 
  最高「三人團」在失敗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態。那麼,這最高「三人團」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嗎? 
  初次正面交鋒 
  過了湘江,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只是湘江慘敗後,損兵折將,蔣介石的軍隊又尾追甚急,無暇顧得上開會。周恩來許諾稍微安頓一點的時候召集會議,加以討論。 
  是的,紅軍現在仍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後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辦法,只有鑽大山了。 
  天無絕人之路。過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紅軍走出高山密林,攻佔了通道縣城。 
  通道,名副其實,雖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個縣的鎮子,但它地處桂、湘、黔三省交界之處,是通往東西南北的一個通道。 
  紅軍如今到達這裡,從地理上看,是紅軍必須作出選擇的一個地方。因為向北可以進軍湖南,向西則可以挺進貴州,向南還可以退回到廣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來並沒有忘記他給毛澤東許下的承諾,也許他看中了這個地方。12日,周恩來在這裡主持召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 
  會場設在城外一個農民家的廂房裡,因為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所以不能在正堂裡舉行這次會議,但卻時逢一個喜慶的日子。也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要從這裡轉彎。 
  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參加了這次會議,史稱「通道會議」,而李德把這次會議稱為「飛行會議」,因為軍情緊急,紅軍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趕路了。無論稱什麼會議,都是後來的事兒了。現在通過參加會議的人員可以看出,這是一次「三人團」對「三人團」的會議。因此,激烈的交鋒也在所難免了。 
  會議開始後,周恩來要求與會者討論以後的作戰方案。 
  討論未來,就離不開回顧過去。因而大家在討論中就自然觸及到過去的作戰計劃。就在這時,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說出了自己的主張。正像他在《中國紀事》寫到的那樣: 
  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湘江的失敗仍沒有改變李德的初衷,還是堅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線,與賀龍、蕭克部隊會師,依靠二軍團佔據的根據地,創建湘鄂黔川根據地。其實,到此時為止,他應該知道蔣介石已經摸透他的意圖,他也更應該知道蔣介石在幹些什麼。當時誰都明白蔣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紅軍鑽進去。   
  紅軍向何處去(5)   
  按照李德的意圖辦,等待紅軍的是滅頂之災。毛澤東對此看得最清楚。 
  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以來第一次參加中革軍委的軍事會議,他打破了從前的沉默,堅決反對李德的意見,主張放棄與賀龍、蕭克部隊會師的原計劃,改為進軍貴州。 
  毛澤東提出的這個主張,已經是深思熟慮的了。他把李德這一套,蔣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徹,一個佈置好口袋,一個專門往裡鑽,兩人配合不錯,但吃虧的是紅軍。現在必須採取「擇弱軍打」的戰略。弱軍是誰?就是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那是不經打的豆腐兵。毛澤東為什麼作出如此判斷?那是他早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隊號稱「雙槍兵」,即步槍和鴉片槍。更何況,蔣介石對那裡是鞭長莫及。 
  毛澤東的反對,引起了李德的不快,他在《中國紀事》中寫道: 
  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 
  正像李德所言,毛澤東「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實際上是毛澤東終於有了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這機會是幾萬紅軍戰士的鮮血與生命換來的,毛澤東當然要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來挽救紅軍。 
  周恩來代表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紅軍的意志,給毛澤東提供了這次難得的機會,功在千秋。 
  毛澤東抓住了這次機會。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支持,特別是最高「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的支持,使他第一次戰勝了李德。 
  李德見自己的建議遭到否決,毛澤東的建議被通過,他也就無心再聽毛澤東的那番表達自己想法的談話,便氣惱地中途離開了。在場的人誰也沒有去勸他返回會場,走了就走了,會議照樣開下去。 
  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一夜之間,中國共產黨好像成熟了許多。 
  李德中途退出會場,本想嚇唬一下,讓大家屈從他的建議,不曾想當時竟沒有人理他。這樣,會後他便急忙找周恩來、博古打聽他離席後的會議情況,結果使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已陷入孤立的境地。 
  李德已經意識到,最高「三人團」開始分裂。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博古雖然同意紅軍進入貴州,但話中之意,還是要與賀龍的部隊會合。 
  通道,它以其不凡的地理位置,使中國共產黨的要員們在這裡作出了歷史性的選擇。雖然這次會議決定的是純軍事問題,但第一次打破了李德一統天下的格局,打破了「左」的堅冰。 
  有了通道會議,才可能有黎平會議,有了黎平會議,才可能有遵義會議,紅軍慘敗後的真正轉機是從這裡開始的。 
  此時,蔣介石並不知道毛澤東有了發言權,如果他知道了,一定會坐臥不寧,他怕的就是毛澤東掌權。紅軍長征以後,蔣介石懸賞幾十萬元捉拿毛澤東,而沒有懸賞捉拿博古、李德,儘管毛澤東被排擠在決策圈之外。 
  12月13日,紅軍從這裡繼續西行,向貴州挺進! 
  果然,王家烈的部隊像毛澤東所言,是不經打的豆腐兵。12月15日,紅軍一進貴州,就輕鬆地攻佔了一座頗為繁華的黎平縣城。當時黎平縣的縣長是這樣給他上司報告的:「朱毛大股傾巢竄至,12月14日匪由錦屏屬之平茶進竄,分道環攻,縣城遂陷。」 
  此刻,紅軍已經把蔣介石的「圍剿」軍甩在了湘西。因為蔣介石還不知道紅軍已經放棄了與賀龍會合的計劃,還在那裡趕修了四道堡壘防線,等待紅軍鑽進他的口袋。直到12月12日,蔣介石才得到情報:「昨晨長安營之匪,轉向通道……」但他仍然無法斷定紅軍究竟向何處去。 
  現在,紅軍終於有了喘氣的機會。 
  毛澤東在跟隨紅軍向貴州開進的途中,仍感到通道會議太匆忙,好多話還沒有說完,並且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也不能只開軍事會議,要開政治局會議,要作出白紙黑字的正式決議下發全軍。這個決議他已經醞釀好了。 
  紅軍攻下黎平縣城後,中革軍委總部住進了那座德國路德式教堂。這座教堂頗為獨特,門多窗多,窗比門大,顯露了西方人的那種開放的性格。但兩層房簷使整個教堂凝重起來,那刺向天空的房頂兩端的尖角,又使這凝重躍然升騰。這大概顯示了德國人的那種充滿矛盾的心境。無論這座教堂蘊含了什麼,表現了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它已成為紅軍首腦機關的暫時落腳之地,也許它以獨特的目光在注視這裡將要發生的一切。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這座教堂裡召開政治局會議。這就是史稱的「黎平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朱德、陳雲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還有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讀者也許要問:李德先生呢? 
  據李德自己稱:「我因為發高燒沒有出席。」 
  李德不能參加會議怎麼辦?周恩來再一次表現出他辦事的精明,會前鄭重其事地徵詢了李德的意見。但李德仍堅持他在通道會議上的主張。   
  紅軍向何處去(6)   
  周恩來主持這次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是紅軍今後的戰略方向問題。 
  周恩來宣佈會議開始後,會場反而寂靜無聲,很沉悶。 
  博古低頭不語,此時的他與從前的他判若兩人。從前的他愛高談闊論,愛出風頭,處處總要顯示自己的才能,今天是怎麼啦?如果說在通道會議上他沒有思想準備,那麼今天他是有思想準備了,為什麼不先表現一下?在場的人都看了他一眼,隨之都把目光集中在毛澤東身上。 
  毛澤東並沒有發言,也許他是在等博古先發言,因為毛澤東很少先發言的。 
  周恩來耐不住了,又講了講這次會議的目的和要解決的問題。 
  接著有幾個人發言了,都回顧了紅軍的慘敗,但沒有觸及今後怎麼辦的問題,只提出要改變目前紅軍面臨的困難局面。 
  毛澤東隨後在會議上作了不長不短的發言,實際上是他在通道會議上主張的繼續、補充和完善,但中心是今後怎麼辦的問題。他明確主張放棄北進與賀龍、蕭克部隊會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原計劃。同時,他還提出攻取貴州第二大城——遵義,並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他最後指出,要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教訓,也就是他在通道會議以前提出來的要討論失敗的原因。 
  毛澤東發言完畢,與會者都表示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反對,仍堅持他和李德定下的原計劃。於是,博古與毛澤東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現在,我們北上是有條件的,」博古講他主張北上與賀龍部隊會合的理由,「從貴州北上不會遇到敵人大的抵抗」。 
  「你這種想法太天真,」毛澤東說,「紅軍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鑽進蔣介石布下的口袋,去不得」。 
  …… 
  他們就這樣你來我往地爭論起來。 
  博古年輕氣盛,眼珠子在鏡片後面瞪得很圓,圓圓的臉膛漲得通紅。 
  毛澤東則心平氣和,似乎是在以老大哥的身份,有理有據地同博古爭論,只是嗓門有點尖細,但聽起來很清脆。 
  這種爭論,實際上在會前就開始了。周恩來後來說:「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這也許是李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真正原因。 
  會議在爭論中持續了兩天。最後,周恩來決定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並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過一項書面的決議,正式認可毛澤東的意見,表達中共中央戰略意圖的重大改變。於是,便產生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各軍團及軍委縱隊首長: 
  茲將電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此決定經你們傳達至師及梯隊首長為止。在部署中關於本決定之解釋,總政治部另有訓令。…… 
  1.鑒於目前所形成的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並且是不適宜的。 
  2.根據於:甲、使我野戰軍於今後能取得與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同動作。乙、在政治的經濟的及居民群眾的各種條件上求得有利於徹底的粉碎五次「圍剿」及今後蘇維埃運動及紅軍的發展,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以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 
  …… 
  決議終於形成了,這標誌著毛澤東的崛起,標誌著紅軍的命運開始改變,標誌著博古、李德的地位已經動搖。 
  細心的周恩來最後閱讀了一遍決議稿,便吩咐翻譯人員將決議翻譯成俄文。 
  當天夜裡,周恩來親自將決議送給李德過目,這也許是周恩來出於對李德的尊重。 
  周恩來坐在一旁,認真地觀察著李德的表情。 
  李德開始看得比較慢,也比較認真,但看著看著臉色變了,後來他乾脆一目十行地往下看了。 
  「啪」的一聲,李德把決議翻譯稿往桌上一放,隨手一拍,便發洩心中的不悅。原因就是這個決議排斥了他的主張。 
  周恩來心想,這個決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你李德作為一個軍事顧問,把決議給你看是對你的尊重,而你竟然凌駕於政治局之上,說三道四,衝我發脾氣。忍無可忍,周恩來與他頂撞了起來。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後來回憶這一情景時說: 
  吵得很厲害,總理(引者註:建國後的習慣稱呼)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燈都熄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 
  李德看著周恩來發愣了,心想,向來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今天是怎麼啦? 
  周恩來走後,李德暗自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兩手一攤。這一西方人特有的動作在此時無疑是表達著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 
  是的,李德對決議的不滿,沒有擋住決議的下發和貫徹執行。 
  12月20日,中央紅軍離開黎平,分兩路西進,直撲烏江,進軍遵義。 
  烏江,又稱黔江,穿梭於絕壁懸崖中,因而比湘江要險峻得多,在軍事家的眼裡,它是一道天然屏障。當時,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下們聲稱:「烏江素稱天險,紅軍遠征,長途跋涉,疲憊之師,必難飛渡。紅軍或不至於冒險來攻烏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線。」然而,紅軍就是要在敵人想像不可能的情況下渡過這一天險。當1934年還剩最後一天的時候,紅軍已到達離烏江不遠的甕安縣小鎮猴場。紅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烏江,著手搶渡烏江天險。   
  紅軍向何處去(7)   
  然而,就在這緊要關頭,一場新的風波發生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博古、李德因湘江的慘敗,心有餘悸。又聽說烏江比湘江還要險峻,他們兩人就在一起合計開來。當然,他們不僅只是因為烏江太險而擔心紅軍過不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乘此機會來實現其原來的計劃。因此,他們主張不過烏江,再次提出與賀龍部隊會合。 
  真是萬變不離其宗。 
  怎麼辦?博古畢竟還是中共的總負責人,李德也還在指揮著紅軍。周恩來發愁了,他想自己去說服他們,可弄不好又要發生頂撞,即使說服了,萬一紅軍渡烏江時有個什麼閃失,那就不好辦了,他們肯定會借此大作文章,把反對他們的人都排擠出去,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央紅軍就將被徹底斷送。他也想讓毛澤東去說服他們,但毛澤東剛剛才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讓他出面於他不利,於紅軍也不利。 
  開會。周恩來只能這樣決定,儘管剛開過會,但目前只能採取開會的辦法,以多數人的意見來解決問題。除此別無選擇。 
  那麼,毛澤東是怎麼想的呢?他認為博古、李德仍然獨自掌握紅軍的指揮權是危險的,必須對他們有所制約,這樣才能保證「黎平會議」決議的實施。因此,他向周恩來建議,這次不僅要開會,而且還要作出一個決議。 
  周恩來有些不解地問:「在黎平剛作出決議,現在有什麼決議可作?」 
  「就作一個渡烏江後的行動決議。」毛澤東語氣堅定地說。 
  周恩來理解了毛澤東的意圖,點了點頭。 
  於是,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議期間,雖然發生了爭論,但博古、李德的意見很快被否決了,並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這個《決定》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由於我們野戰軍即將通過烏江,跨進我們12月18日政治局會議所預定的新蘇區根據地的遵義地帶,開始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最後階段。因此,政治局關於在通過烏江以後的行動方針,特有以下新的決定…… 
  這個《決定》共七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寫道:「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這實際上已經宣告了最高「三人團」壟斷軍事指揮權的結束。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委員,當然擁有了過問軍事的機會和權力,紅軍就更能夠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意圖行動。 
  不過,眼下雖然打破了最高「三人團」壟斷軍事指揮權的格局,但博古、李德仍然擁有對紅軍的指揮權,毛澤東僅擁有過問的權力,而沒有決策的權力。 
  王稼祥、張聞天感到這樣下去不行,便思考著下一步的行動。   
  生死攸關的較量(1)   
  紅軍並沒有像博古、李德所擔心的會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跡般地渡過了烏江。毛澤東感慨萬千:「莫道烏江天險,看紅軍等閒飛渡。」 
  這時的紅軍已經開始從湘江失敗的痛苦中擺脫出來。 
  然而,領導紅軍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黨內的政治危機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運籌 
  尼采有這樣一句名言:「人類必須為創造孤獨的偉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許多人為他而勞作,這其中的一個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見李德對黎平會議爭論失敗感到非常惱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深為憂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必須變換軍事領導。 
  於是,他跟毛澤東說,要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台,毛澤東聽了,雖然內心裡十分贊同,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又有些擔心,沒有立即表態,沉默著。他在分析,雖然紅軍中對博古和李德的不滿情緒在增長,但跟隨他們的人還佔著多數,並且還有一部分人處在中間狀態,單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要把他們「轟」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沒有多數人的支持,簡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澤東說:「能行嗎?我們人少。」 
  「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王稼祥更加堅定地說。 
  「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毛澤東囑咐道。 
  王稼祥答應了,他深深理解毛澤東的意圖,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鬥爭中,更不能瞎胡鬧,直接關係到黨和紅軍的命運。那麼怎樣去「活動活動」?王稼祥躺在擔架上尋思著,他望著湛藍的天,幾朵白雲飄然而過,似乎帶走了他心中幾多沉悶,幾多惆悵,但同時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幾朵疑雲。這「活動活動」如果有所閃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責為奸臣而遭到無情的打擊。因為這種「活動活動」在歷史上也曾帶來過血流成河的悲劇。想到這裡,他有些退縮了,但此時在他眼前出現了湘江那悲壯的一幕,又堅定了「活動活動」的決心。為了黨的命運,為了紅軍的命運,他只能豁出去了。 
  王稼祥定了定神,他開始一個個地過濾著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過濾的第一個重要人物便是周恩來,因為他是最高「三人團」的成員之一,儘管他與博古、李德有過不少分歧和爭論,但歷史畢竟把他們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壞也是責任同擔共負,更何況他還是中共多年來的核心人物,雖然後來人們一直認為毛澤東是周恩來的上級,但當時他卻一直是毛澤東的上級,現在要他支持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他能接受這一建議嗎?王稼祥想來想去,覺得周恩來為人正直,他對毛澤東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說過,毛澤東有軍事才能,打仗有辦法。興許他能支持這一建議,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會持中立態度,不會在他身上出現其他的不測。 
  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認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他甚至會渴望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朱、毛共事多年,他們在一起帶領紅軍創造過輝煌的業績,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紅軍的美談。以致老百姓以為朱毛是一個人。 
  「朱德沒問題。」王稼祥暗自斷定著。 
  張聞天是王稼祥比較放心的一個人物。 
  王稼祥與張聞天有過長期的個人交往。紅軍轉移以來,他對博古、李德有諸多的不滿,對毛澤東的主張表示了堅決支持的態度。而且王稼祥也瞭解張聞天的秉性,他有著很強的正義感,有話也敢說,他也願意別人對他說直話,不是那種投機鑽營的小人。於是,他下定決心,向張聞天單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無誤的告訴他。 
  幾個關鍵人物他都過濾了一遍,總體看來,風險是有,但問題不大,加上現在的紅軍已經在按毛澤東的戰略行動,並且出現了轉機,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是順理成章。 
  就這樣,王稼祥開始行動了。 
  「應該撤換博古、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你看行不行?」王稼祥首先找到張聞天,一見面便直截了當地問。 
  「好哇,紅軍離不開毛澤東,讓他來領導紅軍是理所應當。」張聞天當即表示堅決支持。 
  「那就到遵義城開一個會,總結一下黨的軍事路線。」 
  接著,王稼祥不顧傷痛,找到了周恩來。 
  「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義了,我們是不是在那裡開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重點研究一下軍事問題。」王稼祥很婉轉地表達了自己的建議。 
  「上次政治局已經定了要開這個會,不能改變,我看在遵義開這個會很好嘛,就這樣定了。」周恩來沒有半點猶豫,當即作了明確的答覆。 
  王稼祥心中的一塊石頭落地了。 
  利用各種機會,王稼祥又找了其他一些中共要人,一一交換了意見。 
  聶榮臻支持; 
  劉伯承支持; 
  彭德懷支持; 
  楊尚昆支持; 
  林彪也支持; 
  …… 
  王稼祥又找張聞天商量,決定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在行軍路上,王稼祥、張聞天通知博古,要他準備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生死攸關的較量(2)   
  至此,遵義會議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緒。 
  至此,李德對於紅軍的指揮權被停止。 
  至此,周恩來開始一人支撐著軍委的工作。 
  紅軍以閃電般的速度,逼進遵義。 
  1月7日凌晨,遵義城全部落入紅軍之手。 
  1月9日,紅軍總司令部移駐遵義。 
  遵義,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唐朝時設遵義縣,明朝時設遵義府。它在城市建築上也徹頭徹尾地表現出中國古代建築的風格,有城就必有城牆,有城牆就必有城門。但這城牆並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城牆那麼高,可一躍而過,似乎是象徵性的,而那幾座城門卻顯得頗有些氣派。毛澤東走進城門時,幽默地說:「進夜郎國了!」 
  其實,在貴州還真有一個古時候叫夜郎國的地方,不在遵義,而在遵義以北的有個縣過去叫夜郎縣(即現在的桐梓縣),西晉時代就叫「夜郎郡」。相傳漢代朝廷派使者到了夜郎,當時的夜郎侯問道:「漢朝同夜郎比,誰大?」這個夜郎侯真夠昏的了,竟然不知道夜郎是漢朝的一個縣,更不知道二者誰大誰小。於是,就有了「夜郎自大」這個成語,藉以嘲諷妄自尊大的人。毛澤東此時也許是想起了這個典故的由來,便有了「進夜郎國」的感覺。 
  遵義被一條江劈成兩半,這條江也叫湘江,但不是紅軍慘敗的那條湘江,湘江西岸是老城,湘江東岸是新城。 
  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來到了東岸,不過,王稼祥仍然躺在擔架上。他們過了遵義新城最繁華的丁字路口,走進了一條僻靜的小巷——古寺巷。毛澤東剛進入這個小巷,便停住了腳步,細心地觀賞著前面的一切。小巷深處有一堵青磚砌成的高圍牆,有一座頗為氣派的門樓,那扇門很寬大。 
  「看來這是大人物住的地方。」毛澤東說畢,後邊的隨從人員便介紹這屋主是「川南邊防軍」第一旅旅長易少荃,他風聞紅軍欲取遵義,早已逃之夭夭。 
  「哈哈,這還得了,把屋主都趕走了。」毛澤東邊說邊笑,邊往前走,隨即便推門而入,裡面是一座用特製的大塊青磚砌成的兩層洋樓,頗為豪華。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就被安排住在這座洋樓。 
  誰安排的?是當時任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安排的,他之所以把他們三人安排在一起,並非鄧發的主意,而是毛澤東本人在未進遵義,就已關照鄧發,在遵義他要跟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起。後來王稼祥對鄧發也做過類似的交代。鄧發是遵命從事。 
  洋樓內,紅漆的地板,寬大的樓梯,明淨的窗戶,令人舒展。他們三人都住在二樓,一樓住著他們的隨行人員。 
  王稼祥被抬著上了樓,他躺在床上就睡著了,看來他是過於勞累了。 
  如果他走進了夢鄉,將會看到什麼?經歷著什麼?當他醒來的時候,又將看到什麼?經歷著什麼? 
  什麼都還沒有到來,一旦到來,那一切都將非同凡響。 
  決戰前的沉默 
  紅軍進入遵義,已經把蔣介石的軍隊甩在了烏江以南、以東,終於有了喘口氣的機會。 
  到達遵義後,紅軍的宣傳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散發了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表的《出路在哪裡》的傳單: 
  工人、農民、兵士以及一切勞苦的民眾們: 
  萬惡的國民黨軍閥蔣介石、陳濟棠、何健等,不但把我們中國出賣給帝國主義,使我們變為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奴隸牛馬,而且他們自己也拚命地屠殺你們,壓迫你們,剝削你們,你們整年整月做著苦工,然而你們總是養不活你們自己與你們的父母妻子兒女。苛捐雜稅,是永遠還不清的,修堡壘,築馬路等各種兵差勞役是永遠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資本家,高利貸,土豪惡棍,對於你們的殘酷剝削,使你們傾家蕩產,出賣妻子兒女,也還不清他們的田租與債款。 
  你們是在忍受著飢餓、疾病、寒冷與痛苦,你們像牛馬一樣,死在道路田野裡,沒有一個人來埋葬你們。 
  你們不能反抗,不能說一句不滿意的話。國民黨軍閥、民團、警察、流氓惡棍,會如狼似虎一樣,鞭打你們,殺死你們,砍你們的頭,把你們放在監獄裡。他們還要說你們是「共匪」,要殺你們的全家老少。國民黨軍閥、地主、資本家都威脅你們,說「共匪」是「殺人放火」,是「共產共妻」。他們要壓迫你們出錢、出力、出生命去幫助他們「圍剿共匪」,要你們組織民團、守望隊、鏟共團,防堵「共匪」。但是你們自己還只是聽到人家罵共產黨、罵蘇維埃紅軍,你們自己還沒有看到過共產黨、蘇維埃紅軍是什麼東西。 
  你們只要知道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的主張,你們就會贊成他們。他們主張: 
  我們窮人,我們工人、兵士以及一切勞苦民眾,不要再受帝國主義、國民黨、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我們要大家團結起來,武裝起來,暴動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豪紳地主的統治,建立我們工農自己的軍隊,工農兵自己的政府。這種工農的軍隊,就是紅軍,這種工農兵的政府,就是蘇維埃政府。 
  我們要立刻取消一切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與兵差勞役,取消一切高利貸,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分配給貧苦的農民,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我們要使每一個工人農民有衣服穿暖,有飯吃飽。取消強迫的僱傭兵役制,改為自願兵役制。把土地分給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罵士兵。保障工農群眾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權利與男女的完全平等。   
  生死攸關的較量(3)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與紅軍,就是你們的出路,你們不但不要反對蘇維埃與紅軍,而且還要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在一切方面幫助我們蘇維埃與紅軍取得勝利。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出路就在這裡。我們貧苦工農大家要合心,要團結,拿我們的菜刀、鋤頭、大刀、木棍、鳥槍、快槍,以及一切武器暴動起來,發展游擊戰爭,去殺盡國民黨、軍閥官僚,號召白軍士兵殺死他們的長官,嘩變到民眾方面來,一同來革命,實現共產黨的主張,創造工農自己的紅軍,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堅決地為了你們自己的出路而鬥爭!不要懼怕賣國賊劊子手國民黨軍閥,不要懼怕豪紳地主資本家,他們那裡只有少數人,我們這裡有著千百萬的工農群眾。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幫助,我們一定會勝利,我們一定要勝利,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 
  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 
  這份傳單,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揭露得淋漓盡致,對共產黨的主張闡述得明白易懂,對工人農民的出路說得清楚透徹,因而它所產生的號召力量,使整個遵義城都沸騰起來了,各種歡迎活動、慰問活動此起彼伏,紅色政權也建立起來了,並召開了群眾大會,毛澤東作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著名演講,把人民的鬥爭熱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義的百姓們並不知道此時的中共內部正面臨著一場尖銳的政治鬥爭,黨內的沉默與外面的熱鬧景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在那沸騰的背後,中共的要員們卻在緊張地進行遵義會議前的準備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義會議召開前,中共要員們並沒有開個什麼預備會,也沒有就這次會議怎麼開法進行商議,而是各自悶頭準備。 
  奇怪的是,除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湘江東岸外,其他中共領導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來、朱德及紅軍總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條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館」。這是王家烈手下一個師長叫柏輝章出資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們稱為「柏公館」。柏輝章知道紅軍過了烏江必取遵義,就發來急電。於是,柏家老小,雇了轎子,帶著細軟,悄悄溜往貴陽。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離「柏公館」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個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裡面,離「柏公館」也不遠。 
  只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的易宅離「柏公館」遠一點,約有一刻鐘的路程。 
  現在都暫時安頓下來了,他們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戰,也不研究遵義會議怎麼開,各自都在幹什麼? 
  博古在悶頭寫他的主報告,怎麼寫,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來和朱德研究一些軍事問題,也在著手準備他的副報告。不過,他也並不輕鬆。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幹什麼?他們肯定不會空度時日,也在進行緊張的準備,至於準備的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是啊,紅軍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怎能不使這些中共的要員們作一次認真地反思呢? 
  在這一時刻,一切都應該靜默下來,讓理智的思維更多地伸展,因為在這裡要鍛造開啟未來的鑰匙。 
  轉眼間,幾天過去了,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著名的遵義會議在「柏公館」舉行,「柏公館」也因遵義會議而著名,這是出資建造它的主人柏輝章壓根兒就沒有想到的。看得出,當初設計「柏公館」的人是頗費了一番心思,儘管是一個住宅,但顯得很有氣勢,尤其是支撐屋簷的那排柱子,給人以頂天立地的感覺,像是專門為召開遵義會議而建造。 
  柏輝章萬萬沒有想到,他留下的這個「柏公館」,會成為舉世矚目的建築。直到今天,甚至在未來的漫長歲月裡,只要人們一提起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就自然會想到它。 
  此時,「柏公館」開始承受歷史之重。 
  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共六人(以姓氏筆畫為序):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 
  陳云: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周恩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張聞天(洛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秦邦憲(博古):中共中央總負責,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實際上,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政治局委員應該還有王明(在莫斯科)、項英(在瑞金)、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任弼時(隨紅六軍團去湘西)、顧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於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五人,其中關向應不在遵義,因此出席遵義會議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稼祥: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國家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長征時為八軍團中央代表。   
  生死攸關的較量(4)   
  何克全(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還有: 
  林彪: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五軍團政治委員。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員。 
  列席這次會議的有: 
  李德: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成員。 
  鄧小平:中央秘書長。 
  伍修權:翻譯。 
  共有20人參加這次會議,他們將在這裡決定黨和紅軍的命運。 
  歷史在等待這一時刻。太陽顯得愈加沉重,快速地西落而去,把整個遵義城拖入了神秘的夜幕。 
  從新城的古寺巷深處,抬出一副擔架,上面躺著王稼祥,他已經醒過來了。跟隨在擔架後面的是毛澤東和張聞天。他們在警衛人員的護送下,朝「柏公館」走去。 
  這段路雖然不長,但卻延伸到歷史的深處,延伸到未來。當時,他們只是靜靜地走著,沒有人說話,那雜亂的腳步聲才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在往前走。那種感覺,在人的一生中也很難遇上幾次,當你向關鍵時刻走去的時候,你就感覺不到腳下的路,也感覺不到自己是在走路。因為你此刻關注的不是腳下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是否在走動,而是那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 
  那麼,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此去的結局如何? 
  毛澤東「發射導彈」 
  當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從新城抵達「柏公館」時,與會者都基本上到齊了。 
  會場設在樓上的一個客廳裡,客廳正中放著一張約二米長、一米寬的長方桌子,四周放著十幾把籐椅和一些木凳,另外還放有一張引人注目的抽腳籐躺椅,下方有一張可伸可縮擱腳用的竹凳,這是王稼祥的專座。 
  博古和周恩來坐在會場中心。會議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隨便找個椅子、凳子入座。毛澤東、張聞天並沒有隨便坐,而是緊挨著那張籐躺椅而坐。那掛在天花板正中的美孚煤油燈,射出黃暈的光芒。 
  「現在開會。」博古宣佈。隨即他拿出一疊紙,開始作報告,免去了那些煩雜的程序。 
  博古以中央負責人的身份,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進行總結。這一階段的情況實際上是他到達瑞金之後的情況,他作為中共中央總負責,這段情況如何,是他政績的基本體現,遺憾的是這段情況很不妙,並且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幾乎斷送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他在報告中也承認黨和紅軍經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對他所推行的王明路線的錯誤及其嚴重危害,對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不僅沒有反省,而且還掩非飾過。他在報告中堅持認為黨中央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導是正確的,並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進行辯護。 
  博古用手推了推眼鏡,提高嗓門,咬文嚼字地來強調他的這些理由,他說:「總之,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蘇區的物質條件極差,黨對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瓦解白軍工作的薄弱,各蘇區紅軍在統一戰略意志之下的相互響應與配合不夠,等等。這在客觀上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在主觀上也是沒有法子粉碎的。」 
  在博古看來,黨和紅軍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他沒有什麼責任,誰當這個頭都是這樣。博古的這個主報告大約持續了一小時,與會者都在細心地聽著。 
  毛澤東聽得尤其認真,在博古開始發言的同時,他就從衣袋裡掏出一疊紙,不時地做著筆記。 
  接著,作為「三人團」的成員,周恩來作副報告,因為他是中央軍委負責人,著重談軍事問題。此時的周恩來是有苦難言,在別人看來,他是「三人團」的成員,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他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際上他在「三人團」裡說了不算,現在只能背這個黑鍋。他有勇氣背這個黑鍋,不像博古那樣為自己開脫責任。他不僅檢查了「三人團」在指揮上的重大失誤,而且還主動承擔了自己的責任。 
  與會者聽出來了,這主報告和副報告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李德也聽出來了,他在《中國紀事》中寫道:「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原因,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 
  周恩來講了半個小時。雖然時間不長,但很有份量,給其他與會者思考問題開拓了廣闊的空間,留下了許多話題。這是史學家們沒有估計到的。 
  此時,在博古看來,該作的報告都作完了,因此他希望與會者就這兩個報告進行討論,最後形成一個決議。 
  「現在,請大家發言,討論一下這兩個報告。」博古環視了一下所有的與會者之後說道。 
  「我講點意見。」博古話音剛落,張聞天立即開腔,他也從衣袋裡掏出一大疊紙。 
  博古發愣似地看著他,意識到有些不妙。他知道,寫過長篇小說的張聞天,思路清晰,擅長表達,除了正式發言,他一般是不寫發言提綱的。看來,今天他是有備而來。   
  生死攸關的較量(5)   
  的確,今天張聞天的發言,是作了充分準備的,但準備這個發言提綱的還不僅僅是他一人。正如楊尚昆後來回憶時所寫的那樣: 
  他作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為主導的。 
  現在看來,他們三人同住在易宅,沒有虛度時光。 
  博古憂慮地等待張聞天開口,他甚至恨不得一下奪過那發言提綱,看看究竟寫了些什麼。 
  坐在門口的李德也伸了一下脖子,看了看張聞天,又聳了聳肩,他很關注張聞天將講些什麼。 
  然而,張聞天的第一句話,就使博古和李德坐不住了,他說:「聽了博古同志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和周恩來同志的副報告之後,我們認為博古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張聞天在發言中用了「我們」這個詞,這就無疑是表示代表了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博古對張聞天此時用「我們」這個詞也異常地敏感,心裡在想,不就是你們那個「三人團」嗎? 
  張聞天沒有看博古、李德表情如何,只一個勁兒地往下講: 
  博古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第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 
  此時博古不由得推了下眼鏡,他聽到張聞天把他的報告稱為「機會主義」,雖然在心裡震盪了一下,但他很快平靜了自己加速跳動的心,仍然表現出政治家的風度,認認真真地記著筆記。 
  張聞天越講越尖銳: 
  由於對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禦路線與華夫(引者註:即李德)的「短促突擊」的理論,卻使我們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對於敵人有利,而對於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 
  博古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被抹殺了。 
  特別指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而且積極地擁護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博古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責任。 
  …… 
  張聞天的發言,完全超出博古的意料。儘管他已經預計到與會者對他的報告提出一些意見,但他絕沒有想到會遭到如此徹底的否定,更沒有想到,與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張聞天會對他這麼不留情面。 
  整個會場籠罩在煙霧之中,李德在抽煙,毛澤東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煙。那縷縷煙霧,在升騰,在瀰漫。此時此刻,與會者的思維馬達都在高速運轉。 
  但與會者沒有想到,在張聞天發言過後,毛澤東緊接著發言。以往,毛澤東在這種會議上,總是等大家講得差不多了再發言,今天卻一反常態。 
  毛澤東稍稍整理了一下手中的那疊紙,那上面記的都是博古所講的觀點。 
  「這次會議應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其他問題暫不爭論。」毛澤東的發言,首先抓住了當時最迫切、最緊要的問題,也是其他與會者乃至整個中央紅軍官兵最關心的問題。因而,正像周恩來後來回憶的那樣「很多人一下子接受了」。 
  這便是一個領袖人物的智慧。 
  毛澤東也深知紅軍到了目前這種狀況,最根本的是博古不折不扣地執行了王明的「左」傾路線。那麼他為什麼不提出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呢?這就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解決政治路線問題需要時間,而當時沒有這個時間,蔣介石的軍隊還在後面緊追不捨。如果倉促地觸及政治路線問題,一些是非就很難理得清楚,就可能造成黨內的分裂,而一旦造成這種局面,對中共和紅軍都是致命的。毛澤東也考慮另外一種現實情況,那就是當時的政治路線的是非曲直,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許多人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能看到本質。而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在黨內在紅軍中,誰都看得很明白,是非曲直一目瞭然。還有更重要的一點,當時紅軍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軍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和紅軍就面臨著死亡的命運。不過,還有更深一層次的原因。毛澤東非常明白,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不是孤立的,其背後有共產國際,有斯大林的因素在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現在否定了這條錯誤路線,必然要導致兩種結果,或者是中共同共產國際、同斯大林關係的破裂,或者是正處於張揚時刻的正確路線被夭折。無論出現哪種結果,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都極為不利。 
  所以,僅從這一點來看,毛澤東發射的是「制導導彈」,並不是亂炸一氣,既方向明確,又有爆炸效應,力求在改變中共和紅軍命運的同時,又能繼續得到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幫助和支持,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   
  生死攸關的較量(6)   
  毛澤東的發言時間最長,大約持續了近兩個小時。 
  毛澤東整整等待了三年,觀察了三年,思考了三年,也痛苦了三年,現在他不能再等待了,他要把這三年的思考都講出來。 
  毛澤東沒有準備發言提綱,三年的思考,時間也夠長的了,三年的所見所聞所思,使他的思想與主張已成熟於胸,達到了出口成章的程度。 
  那麼,毛澤東究竟講了些什麼,原始的記錄迄今未曾查到,陳雲回憶說:「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他的這篇力挽狂瀾的宏論,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註明的時間是一年多以後的1936年12月,那時他正在陝北的窯洞裡。 
  毛澤東為什麼把時間推到這個時候,出於什麼用意,已無從得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這段時間裡,他對這篇文章進行了一些修改。 
  毛澤東的發言,雖然鋒芒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軍事錯誤,但並不是像開批鬥會那樣,言辭激烈而內容平淡,而是像老師面對無知的學生一般,從理論與實踐、勝利與失敗、歷史與現實、國情與軍情的分析中,把自己的看法與觀點、思想與主張傳授給博古、李德,當然也傳授給與會的其他人。因而他的發言很系統,從如何研究戰爭講起,講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講到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講到中國內戰形式是「圍剿」與反「圍剿」,最後講到了紅軍的戰略防禦問題。 
  毛澤東不曾踏進過軍事院校的大門,但現在卻大談軍事問題,在李德面前可謂是班門弄斧了,然而李德也不得不服。 
  毛澤東說: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氣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洪教頭。 
  毛澤東言此道理,博古不知道,李德更不知道。他們就連自己犯了什麼軍事錯誤都不知道。因此,毛澤東依然繼續他那一針見血地發言: 
  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忘記王明、博古、李德過去對他的攻擊。現在他反戈一擊,說道: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並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完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裡產生的,而山裡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博古聽著毛澤東的發言,仍然是悶著頭在那裡記筆記,他沒有勇氣抬起頭。而李德則是邊聽伍修權的翻譯,邊不斷地抽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 
  毛澤東沒有注意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他也沒有必要根據他們的表情來決定自己的發言策略,因而他越講越幽默而辛辣,直到講到最後一個問題,有一段話卻引起了會場爆發揶揄的笑聲: 
  「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工農紅軍來說是不適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 
  毛澤東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唯有博古和李德沒有笑。 
  毛澤東在發言中,不僅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因為他知道,批評一個人如果沒有承擔起啟蒙的任務,那是太不公平的。中國人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只顧得批判,忘卻了自己承擔的啟蒙任務,而啟蒙者本身則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想,新的觀念。一句話,就是要有足以啟蒙別人的東西,假如沒有這種能啟蒙別人的東西,那你就沒有批評別人的資格。如果真是牢記著啟蒙別人的使命,那就沒有隨意的批評了。   
  生死攸關的較量(7)   
  毛澤東沒有忘記自己承擔的啟蒙任務,並且追求著給與會者以更多更深的啟發。因而他的發言,猶如一股巨大的衝擊波,衝擊著每一位與會者,陷入思想混沌的人被沖醒了;關閉思維大門的人被衝開了;極端固守的人被衝垮了;思想清醒的人被衝到了一個新的天地…… 
  這神奇的力量,正來自於毛澤東的啟蒙。 
  博古,不得不服。 
  李德,不得不服。 
  其他與會者,大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如果沒有啟蒙,那遵義會議便不會有希望的曙光。 
  那麼,面對這位來自湘江岸邊的農家子弟,並且有著如此發達的頭腦和深邃的思想的毛澤東,與會者將怎樣對待他? 
  決定歷史的瞬間 
  會議繼續進行。 
  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觀點與主張。但這次會議並不是一個學術研討會,各自亮出自己的見解就完事了,要害的是要決定由誰來掌權的問題。 
  權力,是推行政治主張的工具,沒有權力的政治主張,就很難得到推行,除非被權力所認同。 
  而這四個人都沒有觸及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權力可有可無,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權力太重要、太敏感的緣故,才使他們不輕易提出權力問題。 
  博古不提這個問題,是因為他還想繼續充當中共總負責的角色。 
  周恩來實際上早已作出選擇,他認為領導紅軍非毛澤東不可。他在發言中之所以沒有明確地提出這個問題,並非他自己有什麼野心,而是考慮到誰掌權的問題將要成為這次會議的主要焦點,他要留有調解矛盾的餘地,把握會議的走向,他作為黨內「元老」,有這方面的政治資本,也有這方面的謀略。 
  張聞天不提權力問題,更多的是考慮推舉誰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事情就不好辦了,就可能引起黨的分裂。這決定了他不會輕易提出這個人選問題。不過,如果有人提出由毛澤東來主事,他會贊成的。 
  毛澤東不提人選問題,主要是由其自信心決定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特別是經過對這次失敗的教訓和以往成功的經驗的比較中,使他真正發現了自己。毛澤東不是神,過去王明、博古說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說他是泥腿子,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還真有點理不直氣不壯,因為他確實沒有像王明、博古那樣到過莫斯科的馬列主義的高等學府去專門攻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本。所以,當他自寧都會議遭到排擠以後,他真用功讀了不少馬克思和列寧的書。現在他發現只會背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不會結合實際去運用,只是機械地照搬,對中國革命的危害更大。王明、博古雖然讀了不少馬克思和列寧的書,並自喻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結果又怎樣呢?毛澤東相信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是對頭的。因而他出於對自己的正確估量和一種歷史的責任感,相信自己能夠挽救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也深信黨內多數人和整個紅軍都相信他有這個智慧和能力。一句話,他相信歷史會選擇他的。所以,他要讓與會者來決定由誰來掌權這個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 
  作為與會的其他人,只要會議繼續進行下去,就必須作出選擇。 
  歷史在這一刻停滯了。 
  選擇的結果,正如人們的預期。那麼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是誰? 
  是王稼祥。 
  王稼祥聽完毛澤東那極富啟蒙性的講話後,更堅定了他支持毛澤東的決心。他沒有等待,沒有猶豫,從躺椅上欠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來,激動地發言。周恩來勸他坐下,他就坐著講。他的發言不長,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和軍事理論上的錯誤外,講了三條: 
  第一條,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 
  第二條,紅軍應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 
  第三條,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 
  至此,王稼祥獲得了三個第一: 
  他是從教條宗派集團轉變到正確路線方面來的第一人; 
  他是提議召開遵義會議的第一人; 
  他是在遵義會議上繼毛澤東之後緊接著發言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第一人。 
  這「三個第一」,決定了王稼祥這一票的份量。王稼祥作為從王明、博古「左」的陣營中走出來的人,能夠如此堅定地支持毛澤東,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破產。 
  毛澤東對王稼祥的這一票,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關鍵的一票」。 
  20世紀70年代初,王稼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檢討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並說自己「為此終生不安」。毛澤東看完信後,和周恩來談了很多關於王稼祥的事,並給了很高的評價: 
  王稼祥同志寫了一封報告給我,這樣的老幹部只講過,不講功,很難得,應該很快讓他出來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功大於過。遵義會議後成立了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嘛,我嘛,你嘛(引者註:指周恩來),還有王稼祥嘛,奪了王明等人的軍權。   
  生死攸關的較量(8)   
  王稼祥對毛澤東的這一公正評價極為感動。 
  當然,此時他堅定地支持毛澤東,並非是為了獲得毛澤東的公正評價,而是出於對黨和紅軍的命運負責,投了這「關鍵的一票」。 
  歷史賜給每一個人發揮推動歷史作用的機會並不多,就看你是否善於把握歷史賜予你的機會。王稼祥當時身負重傷,行動不便,在開遵義會議之前,有人勸他,「你正生病,會議不必參加了」。而他卻回答道:「這是頭等大事,比我的病還重要,我要坐擔架去開會。」他牢牢抓住了參加會議的機會。在會場上,所有與會者站起來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卻第一個站起來支持毛澤東。王稼祥如果不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那他這一票的價值無疑地降低了,雖然對歷史同樣具有推動作用,但其作用的歷史回音不免遜色一些。 
  那麼,第一個反對毛澤東領導紅軍的是誰? 
  是凱豐(何克全)。 
  凱豐在會前和會議開始時就很活躍,進行了私下遊說活動,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 
  教條宗派主義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人們做工作。會前和會議中,凱豐——即何克全,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書記——三番兩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我後來聽說,凱豐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當王稼祥講完自己的意見後,凱豐站起來以挖苦的口氣講道:「老毛懂個啥?他懂馬列主義?他懂軍事?他只會看看《孫子兵法》,翻翻《水滸》、《三國演義》!」 
  凱豐的話,極大地刺痛了毛澤東的心,恐怕他在見馬克思的那一天也沒有忘記凱豐的話。在事隔三十多年後,毛澤東還多次這樣提及這件事: 
  當時黨內有同志說我打仗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當時並沒有看過《孫子兵法》。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 
  儘管毛澤東後來談及這件事,心情是很平靜的,但當時他卻是窩著一肚子的火聽凱豐講話的。 
  凱豐攻擊了毛澤東之後,接著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斷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馬克思的話和列寧的話,以證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爾什維克。 
  毛澤東忍無可忍,他反駁了凱豐,但不像凱豐那樣用諷刺和挖苦的語調,而是語調平和地進一步說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條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只有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實際上,凱豐的發言沒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給毛澤東提供了第二次發言的機會,這使得毛澤東的主張更全面更透徹地擺在與會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 
  夜,將被黎明取代。 
  毛澤東結束他的「補充發言」之後,博古便宣佈: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明天繼續討論今天的議題。 
  人世間沒有不散的宴席,同樣也沒有不散的會議。不過,今天的會議雖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個騷動不寧的夜,是一個令與會者難以入眠的夜。 
  16日,會議仍在夜間進行; 
  17日,會議還是在夜間進行。 
  因為大部分與會者軍務在身,白天忙於處理軍務,會議只能在夜間進行。 
  夜間開會,少去了許多干擾,與會者更便於集中精力來思考問題,冷靜地發表意見,作出選擇。 
  繼王稼祥之後,張聞天第二個站出來堅決支持毛澤東的發言。他說:「實踐證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澤東行。」 
  張聞天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澤東後來所說: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別的好多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 
  張聞天的名字就這樣被載入了史冊。 
  與會者的發言在繼續。伍修權回憶說: 
  在我的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李富春和聶榮臻同志。他們對李德那一套很不滿,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很厲害。彭德懷同志的發言也很激烈。他們都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劉伯承說:「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 
  陳雲、劉少奇在發言中,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 
  朱德發言雖不多,但說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話:「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這話落地有聲,整個會場都在震顫。 
  周恩來在會議上全力推舉毛澤東為中共和紅軍的領袖,並強調說:「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來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劉少奇、陳雲、劉伯承、李富春、彭德懷、聶榮臻等與會者的積極支持。   
  生死攸關的較量(9)   
  所有與會者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無論是支持毛澤東還是反對毛澤東,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 
  此時,作為中央紅軍主力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是一個很紅的人物,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自黃埔軍校畢業後,以其聰明才智和卓越戰功,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縱隊司令、軍團長,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著名將領,令國民黨將領望而生畏。此時雖然他在黨內沒擔任什麼職務,但討論軍事問題,他是有發言權的。這次會議專門討論軍事路線問題,他應該發言。 
  此時,作為毛澤東的得意門生並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這關鍵時刻,即使不從黨和紅軍的命運出發,只看在他與毛澤東的情誼上,他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為毛澤東呼與鼓。 
  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種默認,也可能是一種對抗。 
  沉默,令人難以琢磨。 
  林彪在這關鍵時刻保持沉默,已成為一樁歷史公案,人們對此有種種猜測,就連與會者也是這樣。為李德擔任翻譯的伍修權認為: 
  林彪本來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會上被批判的「短促突擊」等等,也是林彪所熱心鼓吹的……會議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實際上也處於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會上,基本是一言不發的。 
  而當時和林彪搭檔、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後來在回憶此事時只是說:「我記得在會上,林彪沒有發什麼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說別的了。 
  不過,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談了由於大力推行以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而陷入被動局面之後寫道: 
  為了從戰術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註:指1934年),我們軍團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軍委提了一項「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這項建議,在我們今天看起來,自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但是,即使這種局限性的建議,軍委也沒有接受。……告誡我們要堅決服從軍委命令……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還寫道: 
  林彪那時(引者註: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發表《論短促突擊》文章……對林彪發表這篇文章,我開始感到突然,仔細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大約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軍團來過一次,在幹部會上大講一通陣地戰。幹部們都聽不懂。林彪說:「你們聽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突然發表《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這時的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林彪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發表了《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因為那時的政治氣候就是誰不推行「短促突擊」,誰就是違抗軍委命令。聶榮臻說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種表態,符合事實。正因為如此,林彪在遵義會議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發言支持毛澤東,否定李德的軍事指揮,李德就會把他當初發表的《論短促突擊》端出來,可能指責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發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澤東的人也可能把《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端出來,並指責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氣了,這無疑將有損於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乾脆什麼都不講,聽聽就是了,這樣連毛澤東也沒有看出他此時的複雜心態,甚至可能認為他年紀輕,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發言更好一些,不發言也是對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這裡,使他終於闖過了這一關。 
  當然,後來林彪對李德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義會議上遭到無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對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指揮權之後,李德提出到紅一軍團去隨軍行動。這個要求被批准。李德拉著馱滿特殊食品的一匹馬,興致勃勃地來到紅一軍團,沒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後,林彪指定軍團管理科長照顧好李德的生活,說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離開了李德。這使李德十分惱火。二進遵義時,翻譯伍修權去看他,他一肚子氣沒處發,見伍修權拿了小桌上的一個核桃,勃然大怒:「你為什麼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關係,沒有吃核桃的關係。」 
  雖然林彪保持沉默,沒有發言,但在最後的表決中,林彪還是舉手支持了毛澤東。這從陳雲遵義會議傳達提綱的手稿記錄中可以看出: 
  擴大會議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引者註:指李德)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由此可見,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凱豐、李德,有17位支持毛澤東,這17位中當然也有林彪。 
  在這次會議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並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權的記憶裡: 
  會議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實際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別人都是圍著長桌子坐的,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我坐在他旁邊,他完全像是處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別人發言時,我把發言的內容一一翻譯給李德聽,他一邊聽一邊不斷地抽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由於會議的時間很長,前半段會議我精神還好,發言的內容就翻譯得詳細些,後半段會議時精力不濟了,時間也緊迫,翻譯就簡單些。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說自己本來只是作為軍事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他把責任推到臨時中央及別人身上,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但畢竟是理不直,氣不壯,沒有說出什麼東西。   
  生死攸關的較量(10)   
  會議進入尾聲,儘管博古、李德為自己的錯誤進行了辯護,但局面已經完全明朗化了。於是會議作出了四項決定: 
  一、毛澤東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現在,還有一個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紅軍向何處去,雖然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決定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根據地,但到遵義實地一看,這個地方也不理想。這樣,劉伯承和聶榮臻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對於今後行動方向,伯承和我在會議建議,我們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因為四川條件比貴州要好得多。從我們到貴州看到的情況,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我們原來在貴州又毫無工作基礎,要想在這裡建立根據地實在太困難了。而到四川,一來有四方面軍的川陝根據地可以接應我們;二來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只要我們能站穩腳跟,就可以大有作為;三來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調兵不容易。 
  會議接受了他們的建議。 
  紅軍的行動方向就這樣確定下來了——北上川西北。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生了變化,除了博古、周恩來、張聞天仍是常委外,此時正在瑞金進行艱苦鬥爭的原常委項英消失了,排在其後的陳雲進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上排在最後的毛澤東也進入了常委。遵義會議專門就毛澤東進入常委作出一條決定。看來,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確實受到與會者的高度器重。不過,毛澤東只是政治局常委,進入了決策圈,但並沒有掌握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 
  這也難怪,直到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仍沒有交出中共中央總負責這個權力。 
  然而,這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陰差陽錯」的權力更迭 
  1月19日,紅軍撤出遵義,毛澤東騎著一匹大白馬走出了遵義城。他實際上已經成為紅軍最高的指揮者。 
  早在1月11日,蔣介石的黔軍總指揮蔣在珍在遵義之北的正安發出的關於遵義動態的電報中稱:「遵義設匪軍總機關,毛澤東當主席。」 
  蔣在珍用詞不準確,毛澤東從1931年11月起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並非進遵義才「當主席」,但蔣在珍的電報意思很明確:「毛澤東當了中共總負責」,因為毛澤東是政府主席這在國民黨報紙上早已披露過,已不是什麼秘密,蔣在珍更清楚。他的這份電報表明,紅軍進入遵義後,毛澤東已是紅軍「總機關」的「主席」,連國民黨的密探都已得到這樣的情報。 
  後來,紅軍撤出遵義,第一個回到「柏公館」的柏章輝的表弟余大勳,卻愣住了,這裡的一切如舊,二樓的餐桌仍放在原處,四周的木椅也整齊地擺放著,只是多了些簡易的木椅和那張籐躺椅。紅軍變了,並不像從前那樣丟盔棄甲,他立刻意識到紅軍沒有潰敗而去,肯定是毛澤東當了紅軍的頭頭。 
  余大勳沒有猜錯,此時的紅軍確實在由毛澤東指揮。 
  毛澤東被壓抑幾年的激情,此刻爆發了。他期望著打一個漂亮的大勝仗。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據偵察,在貴州西北部與四川交界的小鎮——土城,駐守著「雙槍」黔軍,不過2000多人。毛澤東得知這一情報後,於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察看地形,決定消滅這股「雙槍」黔軍,因為在毛澤東眼裡,「雙槍」黔軍是不經打的。 
  在離土城不遠的青槓坡村裡,毛澤東坐鎮指揮,周恩來和朱德在一旁協助。誰知一交手,對方火力很強,人馬眾多。原來對方是川軍,足有1萬兵馬。結果,導致戰役失利。 
  世上沒有常勝將軍,而毛澤東恰恰在他「復出」後的第一仗失利,儘管這是由於情報錯誤,但也使得對他甚高的呼聲頓時跌落下來。這對他的打擊太大了,以至於事隔21年後,毛澤東對土城之敗仍記憶猶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歷數他的「真錯」時,說:「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 
  當時的博古,見毛澤東首戰失利,就對人說:「看起來,狹隘經驗主義者指揮也不成。」此時,他也萌生了另一番想法。 
  遵義會議結束後,博古就意識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這一決定,已經告訴他要交權。因此,他也準備把權力交給毛澤東。現在博古又開始猶豫起來,心想,你毛澤東不是有本事嗎?照樣吃敗仗。這權力暫時還不能交,看一看再說。 
  凱豐也在此時提出了挑戰:「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出現這種局面,只是當初遵義會議期間,因戰事緊,蔣介石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的計劃,要把紅軍剿滅在遵義地區。「柏公館」的主人——柏章輝師已逼近遵義城,由誰接替博古的問題就暫時被擱置起來了。 
  誰知,這一擱置,歷史卻發生了變化。   
  生死攸關的較量(11)   
  張聞天對博古遲遲不交權,頗為不滿,在土城戰役之後,他公開提出要變換領導。周恩來曾十分清楚地談起這件事: 
  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博古得知毛澤東要讓張聞天接替他的職務時,他也斷然決定立即「交權」。因為在他看來,自己下台已成定局,張聞天畢竟與他有過深交,也畢竟是從莫斯科走出來的,並曾經為他搖旗吶喊過,把權力交給他比交給毛澤東要好得多。 
  當凱豐得知博古準備「交權」時,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 
  博古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 
  所以,在土城戰役之後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張聞天便接替了博古。當時,土城戰役失利後,紅軍的處境極為不利,但交權的問題卻在急速地進行著。周恩來回憶說: 
  我們趕快轉到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 
  就這樣,在一間小茅草屋裡,博古把跟隨他三年多時間的象徵「權」的那幾副裝有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 
  話又說回來,當時儘管毛澤東首戰失利,但他的主張是被黨和紅軍所接受了的,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仍然可以出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但毛澤東卻沒有點這個頭,並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這有他的考慮。 
  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更換領導人,需經共產國際批准。毛澤東儘管不服王明、博古等人曾以「山溝裡沒有馬克思主義」這類言辭對他的攻擊,但他此時又不得不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毛澤東出自「山溝溝」,從未去過蘇聯,共產國際缺乏對他的直接瞭解。而張聞天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產國際信得過。更何況,自從張聞天從「左」的陣營中殺出來之後,跟毛澤東緊密合作。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毛澤東看出他「是不爭權的」,容易與別人合作,也能團結別的同志一起共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同博古、李德進行堅決鬥爭,根本目的不是要去坐那個「寶座」,而是為了挽救黨和紅軍,在他看來,只要路線正確了,只要有人有能力來執行這條路線,領導黨和紅軍擺脫目前的困境,無論是誰掌權都是一樣的,不能非我不可。 
  當然,除了上面所說的這兩條原因,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充滿了自信,因為他的思想和主張在黨和紅軍中佔據了領導地位,這是遵義會議之所以產生歷史性影響的關鍵所在,不在乎是否真正當上那個「頭頭」。 
  那個雞鳴三省的地方,不知道它是否刻下了這一幕,反正是張聞天接替了博古。 
  讓張聞天接替博古任中央總負責,這是毛澤東的高明,想想看,當時共產國際是中共的頂頭上司,權力很大,過去它讓誰當第一把手誰就當,在這種情況下,把共產國際信賴的人轟下台來,讓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靠邊站,這樣大的事情如果沒有共產國際信賴的有影響的人出來講話,那是很難辦到的。 
  當時,博古把那個象徵權力的挑子交給張聞天的那一刻,毛澤東坐在一旁,注視著那平淡而不平凡的場面,心裡百感交集,這是多少紅軍戰士的鮮血才換來了這一刻!這是多少次挫折和失敗才換來了這一刻! 
  毛澤東特別注意了博古的表情,他發現此時的博古和從前的博古不是一個人了,好像在一夜之間,他變得成熟了。過去,他因怕失去手中的權力而整日顯得有些惶惶不安,而此刻,他反而沒有失去權力的那種失落,沒有失去權力的那種痛苦,沒有失去權力的那種孤獨。他細心地向張聞天交接每一份文件,耐心地交待注意事項,誠懇地介紹當總負責的一些體會。開始張聞天還顯得有些不自在,後來也就忘記了這是在交權,兩人便談笑風生,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 
  毛澤東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土城之敗的陰影並沒有散去,毛澤東在常委中的角色還沒有定下來。 
  究竟能給毛澤東定個什麼角色?實在難以預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在「雞鳴三省」剛開過常委會,翌日行軍到雲南省東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個鎮——扎西(後成為威信縣政府的所在地),又接著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題有兩項,一項是討論遵義會議決議,一項是討論常委分工問題。 
  遵義會議決議究竟怎麼寫,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儘管現在黨的總負責是張聞天,理應由他來全面把握,但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能在黨和紅軍中牢牢佔據領導地位,他不僅要從眼下的得失去考慮,還要從更長遠的得失去考慮。 
  焦點還是要不要觸及政治路線問題。 
  在遵義會議上只討論軍事路線問題,不討論政治路線問題,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策略是正確的。而形成會議決議,就不能不觸及政治路線問題,但如果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去否定中共中央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不合適的,更何況12名政治局委員只有六名政治局委員參加了會議。   
  生死攸關的較量(12)   
  怎麼辦?毛澤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他在遵義會議決議中加上了這樣一句話:「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鬥爭,證明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正因為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就可以避而不談了。這樣既觸及了政治路線問題,又只談軍事路線問題;既達到了通過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顯示他們下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也達到了以否定錯誤的軍事路線去否定王明「左」傾政治路線的目的。所以,這次會議順利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 
  正當毛澤東為他自己的這一高明策略而感到心裡踏實的時候,常委的分工卻出乎他的意料。 
  會議正式決定: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顯然,土城之敗,使毛澤東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機之中。 
  此時的毛澤東,並不像後來人們說的那樣,當了黨和紅軍的「頭頭」,在黨內只是一個常委而已,在軍事指揮上,他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 
  儘管毛澤東被土城失利的陰雲籠罩著,但他仍然充滿著自信。 
  不過,還有更嚴峻的挑戰在等待著毛澤東。     
  第三章 長征中期:驚雷四起   
  風雲突變(1)   
  在扎西,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與會者舉手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時,標誌著遵義會議最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對失敗的反思是進步的槓桿。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使紅軍長征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轉機,迎來了一縷曙光。 
  然而,奇怪的是,這次會議決定張聞天為黨的總負責,後來人們對此知之甚少,而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又成為後來人們不願相信的事實。 
  毛澤東任政府主席時的副手、現在正領導著目前力量最強大的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遵義會議在推舉政治局常委的時候,他被「遺忘」了,而中央紅軍目前的行動方向就是奔他而去。一旦會面,又將如何? 
  中央紅軍前途未卜。 
  作出決定,是為了打破和超越決定本身。 
  當扎西會議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時候,人們也有理由相信,充滿自信和責任感的毛澤東,他絕不會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謀略和軍事指揮藝術,鎖在自己的腦子裡不用。 
  其他人又將怎樣對待他呢? 
  閃電般的罷官與復職 
  作為高明戰略家的毛澤東,他走出遵義城後的首戰失利,絕不是他天才般的謀略出現了問題。出問題的恰恰是人們對這次失利原因的錯誤判斷。 
  畢竟毛澤東的謀略要高人一籌,別人抓不住的東西,他能抓住,別人想不出的智謀,他能想得出,別人看不透的迷霧,他能看得透。僅憑這一點,就足以使他在事實上成為黨和紅軍的主帥。 
  當然,這是後來人的普遍看法。其實,在當時還有一些人並不這麼看待毛澤東,甚至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許多人對他的謀略存有疑慮。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開負責人會議,研究紅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與會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但沒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發生了激烈爭論。 
  「現在,紅軍應該回兵黔北,因為黔軍易打,且黔北空虛。」毛澤東最後發言,提出了眼下紅軍的行動方針,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於是,毛澤東指揮紅軍「回兵黔北」,在婁山關和板橋之間一下子殲滅黔軍王家烈的8個團,紅軍乘勝再次攻佔遵義城。這一仗,總共殲敵2個師又8個團,成為長征以來最大的勝仗。 
  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一起,追趕落日,登上婁山關。舉目遠眺,那天邊的晚霞正紅,紅得似火,紅得似血,把整個婁山關的一半拋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拋入暮色之中。 
  這裡靜極了,山間沒有了一點兒聲響,也許是剛才激烈的槍聲、炮聲、廝殺聲奪走了這裡的一切聲音。 
  「好一座鐵關啊,終於被我們敲開了。」半晌,周恩來興奮的聲音才打破了這裡的寧靜。 
  「萬峰插天,中通一線。這樣的雄關隘口,能攻下來,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顧盼四周險峻的峰巒,以軍事家的口吻歎道。 
  毛澤東面對此情此景,心潮湧動,百感交集,詩興大發,吟出《憶秦娥·婁山關》新詞一首: 
  西風烈, 
  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馬蹄聲碎, 
  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此次大勝,驅散了土城戰役失利的陰影。1935年3月4日,經張聞天、周恩來提議,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這,無疑正式恢復了寧都會議所撤銷的毛澤東的軍職。 
  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第二天,司令部所發電報,就開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員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了。 
  然而,毛澤東剛剛戴上的「政治委員」這頂「烏紗帽」,沒過幾天就被摘了下來。 
  這是後來人們很難想像的事實。 
  事情發生在毛澤東任前敵司令部政委後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這天凌晨1時許,一軍團給在貴州苟壩的前敵司令部發來一份急電: 
  (萬急)朱主席: 
  關於目前的行動,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方法如下: 
  1.以三軍團之兩個團經安底、兒母洞向三重堰前進,以三日行程趕到,切斷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敵退黔西之路。 
  2.三軍團另兩個團及一軍團之兩個團明日協同消滅西安寨之敵。一軍團之兩個團明日經洪關壩,13時到達津水,斷西安寨退新場之路;三軍團之兩個團經波羅海到西安寨,於14時到達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軍團到達打鼓新場。 
  3.一軍團主力四個團經永安寺、無馬口、巖扎於11日到達打鼓新場附近攻擊,幹部團明日打周渾元敵。 
  4.五軍團為總預備隊,明日由原地出發向打鼓新場前進,限11日到達。 
  5.九軍團仍舊。 
  林聶 
  10日1時 
  這封電報,顯然是林彪的意見。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這封電報的抬頭只寫著「朱主席」,因為朱德是軍委主席,他為什麼不寫「朱司令」?這並不像我們今天有些人為討好領導,在稱呼副職上司時把「副」字去掉那樣,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開毛澤東。如果在這封電報的抬頭寫「朱司令」,就必然要寫上「毛政委」,否則,讓毛澤東看了會有想法,而稱「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寫上了。這封電報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這封電報,無疑要先有個意見,朱德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這一點,也預料朱德會同意他的建議。   
  風雲突變(2)   
  那麼,他的用意是不是就這些?不是。 
  自遵義會議後,在紅軍中還沒有出現軍事指揮上的權威人物,雖然後來毛澤東指揮紅軍打了一個勝仗,但也有土城的失敗。更何況眼下的紅軍仍處在重圍之中,處境很不妙,北有強硬的川軍堵截,長江天塹無翅難飛;南面省會貴陽駐有蔣介石的嫡系軍薛岳縱隊,烏江天險,又擋住去路;東面是突圍的來路,有湘軍緊隨,唯有向西才有一線生機。現在,雖然紅軍第二次走出遵義城,正在向西開拔,但究竟如何向西開進,走哪條路西進,還沒有明確,處在盲目西進的途中。 
  如果說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話,眼下就是表現驚人之舉的時候了。林彪看準了這個時機,他要脫穎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紅軍總指揮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果他的這一建議被採納,並取得勝利,那麼,他就有可能與毛澤東抗衡,最終獲取指揮整個中央紅軍的權力。 
  林彪的預料是准的,朱德接到電報後,覺得林彪的建議可行。但朱德辦事向來穩重,立即將電報交給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等傳看。 
  張聞天看完電報後,搞不清林彪的建議是對還是錯。不過,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個常勝將軍,作為中央紅軍主力的一軍團的軍團長,所提建議無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鑒於過去博古搞獨斷專行的沉痛教訓,就採取了另一種簡單的做法,無論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開會討論,並依據多數人的意見行事。於是,他決定召開緊急會議,對林彪的建議進行討論。此時,張聞天還沒有意識到,他這種做法,也同樣會出問題。 
  在討論會上,朱德首先發言,說:「林聶的建議,我們似可考慮。打鼓新場是通黔西的必經之地,如果攻佔了這個戰略要地,對我們西進極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家都覺得林彪的建議可行,同意進攻打鼓新場。 
  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 
  毛澤東並不是因為林彪的這封電報只發給朱德而沒有同時發給他而感到不快。毛澤東認為,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四個旅,如果紅軍對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進攻,那麼面臨的敵軍將不是只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一開始就有迅速被敵人消滅的危險。 
  雖然毛澤東再三陳述自己的意見,無奈眾人未被說服。在這種情況下,不懂軍事的張聞天,就簡單地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決定是否採納林彪的建議。 
  毛澤東深知,打鼓新場不是可打可不打的問題,而是關係到紅軍的存亡。他急了,拋出了「殺手鑭」:「你們如果堅持進攻打鼓新場,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 
  張聞天一見此情,就採取了表決的辦法。經過表決,眾人不僅採納了林彪的建議,擬出了給林彪的電報,還作出了撤銷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決定。 
  張聞天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宣佈了這一決定。這是他自接過博古那個挑子以來,作出的一個最重大的決定。 
  毛澤東從來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特別是當他堅信自己是對的時候。回到住處,毛澤東輾轉反側,煩躁難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來住處走去,他要再次動員周恩來取消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 
  毛澤東剛推開門,周恩來就急著迎上來說:「澤東同志,你來得正好,剛才一局送來情報,黔軍猶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場是個陷阱。立即發電通知各軍團停止西進,轉頭向南猛撲貴陽。」毛澤東因勢制變,又獻上一計。 
  「好,明早就開會,取消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周恩來果斷地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是這樣說的: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會議上「把大家說服了」,取消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以朱德的名義下達了不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並陳述了理由: 
  據昨前兩天情報,猶旅(引者註:指黔軍猶國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滇軍魯旅(引者註:指魯道源旅)已到黔西,12號可到打鼓新場,安龔兩旅(引者註:指安恩溥、龔順壁兩旅)則跟進。依此,我主力進攻打鼓新場已失時機。因為我軍12日才能到打鼓新場,不但將為黔滇兩敵所吸引,且周川兩敵(引者註:指周渾元的第二縱隊及川軍)亦將出我側背,如此轉移更難。 
  …… 
  一早的會議在採納毛澤東的建議的同時,也恢復了毛澤東的原職。 
  這次毛澤東從被撤銷職務到恢復原職,僅幾個小時,這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撤職又復職間隔時間最短的了。 
  林彪建議引起的風波,雖然平息了,但毛澤東由此悟出了一句名言:「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同時,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建議,「不能像過去那麼多人集體指揮」,軍事指揮不能處處搞「少數服從多數」,不能老是二十來人討論來討論去。毛澤東認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團」也否定掉。「三人團」這種組織形式還是需要的。過去的毛病在於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錯誤,不是「三人團」這種組織形式錯了。指揮作戰,權力必須高度集中。   
  風雲突變(3)   
  張聞天也覺得毛澤東的意見有理,因為這些天的討論會把他折騰得疲憊不堪。他想,往後天天要打仗,天天這麼討論,怎麼行呢?於是,他決定把毛澤東的這一建議提交給大家討論。 
  出乎意料的是,這一建議被一致通過。 
  於是,新的「三人團」就這樣誕生了。其成員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新的「三人團」,是受中共中央委託的指揮紅軍的最高權力機構。 
  新的「三人團」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角色變換了。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複雜尖銳的鬥爭並沒有停止。 
  林彪向毛澤東發難 
  5月8日,紅軍到達四川的會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進行休整、擴軍、籌款。 
  誰料,在這期間風波又起。 
  前一時期,從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過程中,紅軍聲東擊西,大踏步進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隊因連續行軍和作戰確實十分疲勞,埋怨情緒開始漫延起來。 
  到達會理後,這種情緒就以爆炸的方式噴發出來。 
  「彭總,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了。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林彪手持電話,表情極為嚴肅地向對方講道。 
  「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現在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至於我,則更不適當。」彭德懷在電話裡拒絕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電話,苦笑著對聶榮臻、左權和朱瑞說:「彭德懷真倔。」 
  坐在一旁的聶榮臻,他對林彪剛才給彭德懷打電話所表露出來的那種不滿,並不感到驚奇,因為在行軍途中,林彪就流露過對軍事指揮上的不滿。快到會理時,林彪當著聶榮臻的面抱怨道:「盡走弓背,不會走弓弦嗎?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聶榮臻以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煩了,就以開導的語氣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敵人的口袋裡,如果不聲東擊西,如何出得去?」 
  此時,聶榮臻卻又感到非常驚訝,他沒有想到林彪膽子這麼大,竟擅自煽動撤換中央領導。他禁不住站起身來,質問林彪:「你是什麼地位?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紅軍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 
  林彪站在那裡,望著聶榮臻,擺了擺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亂來。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令部隊不執行。」聶榮臻提高嗓門,警告這位年輕的軍團長。 
  林彪並沒有擅自下令部隊行動的打算,他認為聶榮臻誤解了他的意圖,所以就沒有把聶榮臻的話當一回事兒。之後的事態發展,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林彪不肯聽我的話。他又寫一封信給中央三人小組,說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澤東同志下台。他還要求我在信上簽名,被我嚴詞拒絕了。我對他說:「革命到了這樣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參加了遵義會議。你這個態度是不對的。先不講別的,僅就這一點,你也是違犯紀律的。況且你跟毛主席最久。過去在中央根據地,在毛主席領導下,敵人幾次『圍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勝仗。你過去保存了一個小本子又一個小本子,總是一說就把本上的統計數字翻出來,說你繳的槍最多了。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現在,你要我在你寫的信上簽字,我不僅不簽,我還要反對你簽字上送。今天沒有把你說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負責。」最後,他單獨簽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團」隨軍委縱隊到達會理城郊外一個名叫鐵廠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這封信,信中寫道: 
  ……這段時間以來,部隊在雲貴川邊東奔西拐,行軍太多,而且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隊弄得精疲力竭,這樣下去,部隊會拖垮。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換一個人指揮,以改變目前的困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幾個軍委負責人不要直接指揮軍隊,前線指揮最好叫彭德懷負責。 
  毛澤東震驚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驚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會議」不久,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麼走,是走州打府,還是打游擊的問題。毛澤東整整花了五天的時間,給林彪寫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回信。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實,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後來為什麼改了呢?說來這裡面還有一段故事。 
  那是後來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準備出版《毛澤東選集》,這封信也將編入其中,就給當時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的林彪去信徵詢意見,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在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開他的名字,並說這樣可以「不在群眾中引起誤會」,避免國外「種種無端的推測」。 
  中共中央宣傳部接到林彪的信後,立即報告了毛澤東。 
  毛澤東考慮到林彪的面子和顧及黨內團結,同意將信的前面幾段和最後一段刪去,並將《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此,在《毛澤東選集》裡再也看不到毛澤東寫長信批評林彪的內容。直到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問世時,此文的題注才再次真實地寫道:此文是毛澤東當年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風雲突變(4)   
  毛澤東這封回信的第一部分寫得很長: 
  林彪同志: 
  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有些事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麼給你呢?有什麼好一點的東西貢獻給你呢? 
  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著。現在我想到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與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實是現今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使於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般緊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 
  ……我要提出什麼問題呢?就是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行動問題。我以前頗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內也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似乎你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的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得來,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相互爭奪的殖民地一件事認識清楚。 
  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勉勵林彪振作起來,丟掉悲觀情緒,迎接革命事業對他的選擇,不辜負他本人對林彪的厚望。毛澤東寫道: 
  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眺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這一次,毛澤東沒有這種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決定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然而,毛澤東又一次寬恕林彪的同時,竟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他斷定這封信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認為林彪是在比他年長八歲的彭德懷煽動下寫成這封信的。 
  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彭德懷對中央「不滿」的錯誤。 
  彭德懷對這飛來之禍採取了不抗辯、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態度。因為他考慮到大敵當前,應以團結為重,不宜計較個人得失,遂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在困難中有過牢騷,由於魯班場、習水兩次戰鬥沒有打好,也引起對新領導的某些意見,這是不對的。」 
  接著,彭德懷又說:「我們應當堅決擁護新領導,繼續北上,與四方面軍靠近。」 
  彭德懷的話是真誠的,他想用真誠的心去換取毛澤東對他的真誠理解和信任。可他當時沒有想到,毛澤東對此事卻耿耿於懷,在以後的24年中講了4次,並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成了彭德懷的罪狀之一。 
  那麼,毛澤東當時為什麼對彭德懷產生這種疑心?這也是事出有因。 
  在這之前,當時任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少奇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共同署名給中央發了一封電報,反映了彭德懷同劉少奇談到的關於部隊指戰員因連續作戰而產生的一些思想負擔和過度疲勞的情況,以及不同意進行魯班場和習水戰鬥的意見。 
  毛澤東看過這封電報後,並沒有引起他的不快,認為提建議反映問題是每個人尤其是每一個指揮員應有的權利,是正常的,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然而,到了會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複雜性了,認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識到自己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個挑戰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懷。 
  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曾經給他過難堪。 
  讀者也許沒有忘記,在1932年紅軍準備攻打贛州,毛澤東極力反對紅軍去硬碰硬,但沒有說服大家,在無奈的情況下,就建議讓在前線的彭德懷回來介紹情況,他希望彭德懷通過介紹情況來證明他不能打贛州的主張是正確的。結果,彭德懷也主張打贛州,當時使毛澤東十分難堪,他也因此在後來寧都會議上遭到了批判,並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改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從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 
  這件事,毛澤東恐怕不會忘記,也許從此對彭德懷有了疑心。不然,他為什麼如此斷定是彭德懷煽動林彪寫了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麼回事,對此卻緘口不語,儼然是一個受害者,這就更使毛澤東堅信不疑了。 
  其實,毛澤東當時不僅懷疑彭德懷,還懷疑張聞天到三軍團去與彭德懷勾結反他。這種懷疑是毛澤東聽了個別人的猜測和判斷而引起的。也正因為如此,在會議上毛澤東並沒有直接批評張聞天。但這種誤解埋在毛澤東的心裡,直到延安整風時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間的一次小型談話會上,毛澤東批評張聞天的缺點,特別提到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說張聞天「當時挑撥軍隊領導同志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指揮」等。對此,張聞天當場表示「保留」。   
  風雲突變(5)   
  張聞天後來回憶說:「當晚回家後,關於這件事情曾寫了一封申明信給毛,但後來沒有發出,想事情沒有旁證,說也無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及此事,張聞天這回才認真對待。他利用許多同志在延安的機會,做了調查取證工作,在隨後寫的「整風筆記」中作了澄清:「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某同志的造謠!(林、彭同志關於此事有正式聲明)」至此,這一誤解才算消除。 
  當時,毛澤東找到了問題的根子,因而批評林彪時,毛澤東的語氣變得柔和多了,他說:「這段時間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對的,不容置疑。渡過金沙江後,我們不是擺脫了國民黨的追兵了嗎?不是實現了原定計劃渡江北上了嗎?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張國燾、徐向前的部隊會合。為了實現總的戰略目標,我們多跑點路,走了一些弓背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打仗就是這樣,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這值得發什麼牢騷?講什麼怪話?天下的事,有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想這樣做,卻偏偏一下子辦不到。但轉了一圈,事情又辦成了。總之,遵義政治局會議後,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要相信,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和動搖。」 
  從毛澤東這番話中可以看出,他沒有忘記他曾經給林彪寫過的那封信,依然是語重心長。 
  林彪悶坐在條凳上,斜視了毛澤東一眼,解釋說:「我給中央寫信,沒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裡煩躁……」 
  沒等林彪繼續講下去,毛澤東說:「你是個娃娃,懂得什麼?!」 
  毛澤東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說林彪不懂得政治鬥爭是怎麼回事。 
  其實,毛澤東說錯了,林彪雖然年輕,但對政治鬥爭也頗有研究了。 
  其實,毛澤東不是說給林彪聽的,而是說給彭德懷聽的,那意思是說你彭德懷不要利用林彪的無知來對付我。 
  這場風波,以毛澤東那句「你是個娃娃」的話平息了。 
  中央紅軍繼續朝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目標前進。 
  毛澤東與張國燾握手在即。   
  暗渡陳倉(1)   
  從會理出發,中央紅軍過彝族區,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已抵達夾金山腳下,過了夾金山,便將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紅四方面軍也早已渡過了嘉陵江,並派李先念率領三十軍及九軍各一部,正西進小金山地區,掃清敵人,迎接中央紅軍北上。 
  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終於快要到來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官兵都在盼望著這一時刻的到來。 
  這兩大紅軍的主帥毛澤東、張國燾都在加緊思考著會師後的一切。他們兩人都是中共的元老,經歷了不平凡的歲月,如今,興許各自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相會後,他們能接受彼此的改變嗎? 
  兩顆心照不宣的心 
  毛澤東與張國燾是於1918年在北京大學相識的。作為地主的兒子張國燾,是北京大學的註冊學生,而毛澤東則是一個無著落的兼做圖書館助理員的旁聽生。他們的風格和背景相距甚遠。張國燾瞧不起毛澤東,說他脫不了湖南的土氣,而毛澤東看不慣張國燾的目中無人、自以為高明的那種紳士派頭。久而久之,彼此之間就產生了一些互不信任的情緒。不過,後來他們也有合作的時候。那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黨要重視農民運動問題,張國燾對此是持贊成態度的,他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他(引者註:指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當然,這已成為歷史。在時隔多年之後再次相會,他們之間會是合作多於分歧,還是分歧多於合作?現實實難預料。不過,到眼下為止,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是明擺著的: 
  當毛澤東得知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以「肅反」的名義殺害了數以千計的幹部時,毛澤東認為他是一個血腥味極濃的人物。 
  當張國燾瞭解到毛澤東的戰法時,就認為他是陷入了「游擊主義」的泥坑。 
  當毛澤東得知張國燾在北川、茂縣、理縣一帶少數民族雜居地區成立了「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時,毛澤東說:「這又是張國燾的創造發明。」 
  當張國燾得知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時,他認為遵義會議不合法,決定應該修改。 
  …… 
  儘管如此,命運又將要把他們拉到一起。 
  毛澤東又一次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為張國燾自認為自己應該是共產黨的領袖。的確,張國燾屬於黨內的元老派,他參與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推舉為大會主席,他還是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張國燾以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的身份,來到鄂豫皖蘇區,同他一起來的還有沈澤民與陳昌浩。從此,張國燾開始了他的五年游擊生涯。 
  紅四方面軍在蔣介石第四次大規模進攻面前,最終撤出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開發川北新蘇區的千里之行。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輾轉來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從頭做起。終於又開闢出一片新的蘇區。 
  紅四方面軍於1932年底入川之後不久,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紅四方面軍採取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在長達10個月的艱苦戰鬥中,紅四方面軍以付出傷亡2萬餘人的代價,換取粉碎劉湘的「六路圍攻」、殲敵8萬餘人的重大勝利,使川陝蘇區空前擴大。東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營山、渠縣,北迄陝南的鎮巴、西鄉、寧強,總面積達42萬餘平方公里,建立了23個縣和1個市的蘇維埃政權。此時,紅四方面軍已從入川時的4個師、15萬餘人發展到4個軍、8萬餘人,成為紅軍中一支強大的勁旅。 
  張國燾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中央紅軍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開始意識到中央紅軍處境不利,後來他聽說中央紅軍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計到一方面軍經過長途跋涉,定會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隊卻養精蓄銳,兵強馬壯。因而,他在動員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到來。同時,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領導下的紅軍失敗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線錯了。而我的部隊卻越來越強大,證明我的路線是對的,現在到了我挽救紅軍的時候了。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張國燾為策應中央紅軍北上,便揮師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準備過程中,他就對陳昌浩說:「其實,策應一方面軍,可以說是一個戰略行動。」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機會來挽救一方面軍。這在他看來確實是一個戰略行動。 
  作為中共元老的張國燾,當他意識到中央紅軍是因為失敗而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的時候,產生「挽救」中央紅軍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黨和紅軍的使命已經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擔負起來了,並結束了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黨和紅軍的命運已經開始出現轉機。一旦會面,張國燾將如何面對這一切?此時,張國燾還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想到了要實現自己的「挽救」使命。   
  暗渡陳倉(2)   
  毛澤東呢? 
  毛澤東也是中共的元老,參與了黨的創建工作,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他的貢獻要遠遠大於張國燾,雖然他沒有到過莫斯科,更沒有見過列寧,但他摸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於「左」傾機會主義者排擠了他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他的主張無法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如果他一直領導著中央紅軍,也絕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但歷史沒有「如果」,毛澤東只能受命於危難之中。目前他率領的這支軍隊,是他從生死線上拉出來的,已經是「骨瘦如柴」。 
  毛澤東舉目遠眺,那夾金山頂上的千年積雪,使他心裡不免有些惆悵,他意識到,紅軍不僅面臨著蔣介石的追剿,也面臨著惡劣自然環境的挑戰,因為紅軍就要翻越這座雪山。他默默地搖了搖頭。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也是不得已而選擇了這條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兩軍會師在即,毛澤東心頭縈繞著一個問題: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情形會如何?一個是久經休整,兵強馬壯;一個是長途跋涉,人困馬乏。張國燾將如何面對這種反差?為此,毛澤東指示林彪所轄紅一軍團要主動搞好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團結。他親自為一軍團擬定了三條標語,供兩軍會師後用: 
  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 
  會師的勝利證明我們的紅軍是不可戰勝的! 
  歡迎張主席! 
  這三條標語,向我們透出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情。第一條標語「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本來中國工農紅軍就是一家人,都是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軍隊,這不會有什麼誤解,從目前兩軍官兵的情緒看,都在盼望著會師那一刻的到來,因為他們都知道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看來,毛澤東擬定這條標語是要告訴張國燾,紅軍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不是哪一個人的軍隊。那麼,毛澤東擬定的最後一條標語,為什麼只「歡迎張主席」?這同樣在告訴張國燾,我們對你是尊重的。 
  毛澤東沒有管過這麼細小的事,這次他親自擬定這三條標語,看來其用意是深遠的。 
  但標語只能提供一個信息,其作用取決於人對它的領悟。如果不被領悟又該怎麼辦呢? 
  因此,毛澤東電令林彪、彭德懷統領的一、三軍團所部向不同的方向前進。 
  顯然,這是一種防範措施。那就是不能把部隊過於集中在一起,以防不測。 
  毛澤東、張國燾都期待著兩軍的會師,但又都擔心會師後意見不能統一,產生矛盾衝突。 
  毛澤東想的是如何團結四方面軍。 
  張國燾想的是如何幫助中央糾正政治路線上的錯誤。 
  毛澤東鬱悶地想到與張國燾會面時可能發生的一切,焦慮再一次成為生病的前兆。 
  張國燾激動地想到與毛澤東會面時躍升中共首腦的機會可能降臨,「挽救」中央的熱血再一次沸騰起來。 
  這兩顆心,隔著夾金山,就這樣跳動起來了。 
  短暫的擁抱 
  夾金山,以其險峻和高大,滯留了冬來的雪,凝固了夏來的雨,卻沒有擋住北上的紅軍。 
  毛澤東站在雪山之巔,舉目四顧,環宇白茫茫,好像自己的整個身子也被白雪所溶化。當年他戲水湘江,觀賞百舸爭流的時候,絕不會想到在自己的一生中,竟然有機會踏上這刺破青天的雪峰,與這千年積雪接吻。 
  這雪山也絕不會想到此時站立在它頭上的卻將是影響人類半個世紀的偉大人物。在人類的歷史上,也不曾有過他這樣偉大的人物能像探險家一樣,出現在這人類不曾涉足的雪山。 
  毛澤東儘管喘著粗氣,但有一種情愫卻在他胸中湧動,這湧動的是血是淚。當他望著山上艱難爬行的紅軍隊伍時,眼眶濕潤了,他與他的戰友們之所以選擇走雪山這條險路,也是為了盡快與兄弟部隊會合,減少一點敵人的攔截,爭取少流一滴血,少一點犧牲。但他不曾估計到會有那麼多病弱的同志長眠在雪山之上,他為之難過。 
  在下雪山的路上,毛澤東邊下坡邊考慮兩軍會師後的行動方針,因為在他身後有一兩萬人的命運,在他的前面,有紅軍的命運,有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有中國的命運。紅軍下山後,向何處發展最為有利?到底應在什麼地方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邊走邊在尋思,那些青年戰士為了下坡省勁,坐在雪坡上往下滑落時不斷經過他的身邊,他揚起手和他們打招呼,並不停地告誡他們:「小心點,別滑到峽谷裡去了。」 
  「報告,前衛團在山下碰見了四方面軍部隊。」總部的羅參謀急急跑來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吃了一驚,喜出望外地說:「啊!會師啦!是哪個部隊?」 
  「李先念率領的三十軍。」 
  「好啊,走!我們趕快走!」毛澤東邊說邊朝山下邁去。 
  6月初,李先念率領的迎接一方面軍的四方面軍部隊,攻佔懋功,殲敵川軍近千人,繼占達維。一方面軍翻過夾金山,前衛部隊已來到達維。 
  6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到達達維,受到了紅四方面軍同志的熱烈歡迎。一時間,震天動地的歡呼聲響徹了達維,大家都熱淚盈眶地擁抱在一起,儘管他們都不曾相識,但都像久別重逢的兄弟,那種場面絕非能用語言表達的。   
  暗渡陳倉(3)   
  在實現了一、四方面軍直接會合的戰略目的以後,中央根據新的情況,改變了建立川西根據地的方針,決定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6月16日2時,中央發出了《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四方面軍電》。全文如下: 
  張、徐、陳各同志: 
  (甲)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 
  (乙)目前計劃則兄方全部及我野戰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以堅決的打破,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制時,則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 
  (丙)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 
  (丁)我野戰軍於12號已全部通過天全、蘆山之線,18號主力及中央機關可集中懋功、兩河口之線,因糧食極少,不能休息,約月底全軍可集中理番地區,並準備渡岷江。 
  (戊)弟等意見如此,兄意如何,乞復為盼! 
  【JY】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 
  【JY】16日2時 
  張國燾於17日即復電,主張應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為隱蔽作戰企圖,暫時可先向南進攻。 
  初次切磋,分歧就出現了。電報頻傳,羽書交馳,不得而決,張國燾不同意中央的戰略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聯名給張國燾發電報,電報最後一句說:「弟等已至達維,候兄速來一見。」 
  張國燾接到電報,閱罷電文,心情既興奮又複雜。各種思緒,紛至沓來。是啊,對於這些老戰友,算起來有的已經十多年沒有見面了,最短的也有三四個年頭。毛澤東,他還是1923年在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見過面,以後就各奔東西。張聞天是他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後,於1931年在臨時中央匆匆一晤後,他便奔往鄂豫皖蘇區去了。他想著他們這些中共要員,經過數年血與火的苦鬥,想不到今天竟在這荒僻西陲相會,患難相逢,也屬難得,值得慶幸。而眼下,兩軍相會,成為一家人了,究竟誰來當頭,今後的路究竟怎麼走,得有個說法。 
  張國燾的心情是複雜的,他也正是帶著這種複雜的心情,踏上去懋功的路。 
  張國燾此行雖然辛苦,但卻也領略了沿途的風土人情,人文地理,這裡面也夾雜著一種政治眼光。這一帶多系藏族區域,每到一地張國燾都要到藏民家裡看一看,藏族人民的善良和對喇嘛教的虔誠,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他也看到了藏民家裡堆滿的青稞、牛酪和衣物,感覺著這裡適合於紅軍的生存。他想到前些日子,他與中央在兩軍會師後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已經在來往的電報中進行過數次商討,但中央沒有同意他的西進主張,正因為如此,中央才電令他到懋功進行商議。現在通過實地考察,他意識到紅軍不能繼續向西走,但也不能向北走。 
  究竟往哪兒走,他一時還沒有拿定主意。反正會晤在即,見面再議。 
  當中央紅軍得知張國燾已由茂縣出發至懋功途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感到由衷的高興。為表示對張國燾的敬意,實際上也是對四方面軍的敬意,毛澤東等人決定離開撫邊駐地三里多遠的地方去迎接。連在下雪山時感受風寒正在病中的周恩來也去了。他們還帶去總部、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40餘人一同前往迎接。毛澤東想:張國燾是中共的元老人物,四方面軍的統帥,加之他這幾天與三十軍指戰員的接觸中,感到這支兄弟部隊經過數年的艱苦奮鬥,兵強馬壯,裝備也好,精神狀態不錯,比之中央紅軍要強。他深深感到張國燾、徐向前等一批四方面軍將領,領導這支部隊是頗有成績的。今後兩軍合作,共同戰鬥,實現中央未來的戰略方針,開創新的局面,一定大有希望。為今後前途計,為今後更好合作,也應該遠出駐地迎接,以表示尊敬與友好。 
  撫邊這個僅有幾十戶人家的鎮子,從來不曾有過今天這樣的景象,牆上用石灰水刷出大幅的歡迎標語:「歡慶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街上也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有的房屋前還掛著紅旗,紅旗上用白字寫上歡迎口號。村與村之間還裝上了電話,以便隨時保持聯繫。鎮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個講台,講台四周用蒼松翠柏鑲起一個綠邊,綴上一束束鮮花,雖然比不上今天人民大會堂主席台那般的氣派,但在這荒涼的小鎮上,也算頭一回有這般的架勢。 
  當毛澤東等人從撫邊駐地步行三里多路來到一個小山村,這是張國燾到撫邊的必經之地,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來。開始淅淅瀝瀝,繼而點點滴滴起來,不一會兒,便滂沱如注,傾盆而來。隨行人員不得不趕快在路邊撐起油布帳篷,毛澤東等人踅在其中,焦急而喜悅地等待著張國燾的到來。   
  暗渡陳倉(4)   
  不一會兒,雨停了。遠處響起馬蹄聲,漸漸地這聲音越來越近。 
  「來啦!來啦!」有人在喊。 
  毛澤東聞聲定睛一瞧,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張國燾。 
  「國燾兄!」毛澤東趕快叫了一聲。 
  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終於到來了。 
  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一書中寫到了這一刻: 
  6月的一天下午5時左右,在離撫邊約三里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在預先而置好的一張桌子旁,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央致敬,並對一方面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 
  我和毛澤東等旋即並肩步向撫邊,沿途說說笑笑,互訴離別之情。 
  其實,張國燾記錯了,歡迎會是在撫邊開的,而不是在迎接他的地方,也許他當時只顧觀察毛澤東等人的面容了,因為他們的面容實在對不起張國燾那雙小眼睛了。毛澤東臉頰黃瘦,頭髮很長,棉衣的袖口破損,露出的棉花已經不是白色,變得污濁不堪。周恩來一副病容,鬍鬚快要垂到胸前了,儼然是一個老者的樣子。老實厚道的朱德依然和南昌起義時差不多,身子雖然結實,但顯得蒼老。學者模樣的張聞天很瘦,面色青白,像一個教書的窮先生。博古卻由於臉龐瘦削,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顯得特別大,好像眼珠子快要滾出來似的。 
  張國燾深感詫異,難道說一方面軍真的打了敗仗,眼前的這幾位大員,好像都經過大劫大難的那副模樣。 
  於是,張國燾邊走邊向張聞天、周恩來、朱德說了一番問候的話語,便把話題轉向毛澤東,關心地說:「潤之兄,近來身體欠佳吧,看你有些消瘦。」 
  毛澤東立刻意識到這話裡有話,便莞爾一笑:「自從你我上次見面後,就一直是這樣。」毛澤東下意識地轉過頭來,瞧了一眼張國燾,這時他才發現他面前的這個頭不高的張國燾,臉龐白淨肥胖,穿戴整潔,精神也好。比當年在廣州見面時,身體還要強健。便接著說:「國燾兄,看你這副模樣,混得不錯哩!士隔三日,當刮目相看,多年不見,不勝抖擻!」 
  毛澤東的話引起了一片笑聲。 
  「唉,上海一大那時候參加會的人,脫黨的脫黨,叛變的叛變,犧牲的犧牲,剩下繼續干的人,已經不多了,眼下還屬潤之兄是黨內中堅。」張國燾斜視了一眼毛澤東說道。 
  「國燾兄不要誇獎。這些年,老蔣總是與我們過不去,非要把我們置於死地,國燾兄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帶出這麼一支精銳之師,不容易啊!」毛澤東這番深情的話,說得張國燾的心裡熱乎乎,他想到自己到鄂豫皖後這幾年的奮鬥,東拼西闖,南征北斗,最後拉扯起這支七八萬人馬的隊伍,我張國燾也確實不容易啊,還是潤之能理解我。 
  「中央紅軍如果有些減員,需要補充,我可以撥一點部隊,武器裝備也可給一點。」張國燾以動情而慷慨的語調說道。 
  「兩支部隊會合了,就是一家人,好說好商量。」毛澤東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那語氣帶有一點兒不在乎的味道。 
  他們就這樣你來我往地邊交談邊挪動著步子,不知不覺地來到了撫邊。 
  當毛澤東、張國燾等走進事先佈置的歡迎會場,數千紅軍立刻歡呼起來。毛澤東、張國燾、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並肩走上主席台,不斷向歡呼的紅軍招手致意。毛澤東首先致歡迎詞: 
  「一、四方面軍的同志們: 
  中央紅軍突圍西征,半年多來,擊退無數次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了自然界數不清的艱難險阻,為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不惜犧牲,艱苦奮鬥,初步取得了戰略轉移的重大勝利。大渡河邊,蔣介石希望我們變成第二個石達開,英勇的紅軍,沒有讓敵人的陰謀得逞,終於闖過了大渡河,翻過了大雪山,和英雄的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四方面軍的指戰員,為了迎接中央紅軍,作了許多艱苦的努力,為中央紅軍準備了大量物資,熱情支援兄弟部隊。我謹代表中央紅軍全體同志,衷心感謝四方面軍,感謝張國燾同志。兩軍終於會師了。今後,一、四方面軍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為實現黨中央的戰略方針,並肩戰鬥,團結前進。我們一定會成功!我們一定會勝利!勝利永遠屬於兄弟的一、四方面軍……」 
  毛澤東講話完畢,台下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隨即,毛澤東請張國燾講話。 
  「總書記講講。」張國燾謙虛地對身邊的張聞天說。 
  「我不講了,澤東講的代表我們幾個。」張聞天謙和地說。 
  「那好,我講講。」張國燾微笑著用一口江西話講開了: 
  「我們今天在這裡勝利大會師,是兩軍廣大幹部、戰士英勇西征的結果,我們歡慶我們的成功!我們歡慶我們的勝利!我代表四方面軍全體同志,向黨中央致敬。四方面軍,過去一直遠離中央,現在好啦,中央就在我們身邊,和我們在一起。今後我們要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去戰鬥,去奮進。對艱苦奮鬥的一方面軍,我表示深切的慰問。勝利屬於一方面軍!勝利屬於四方面軍!勝利屬於一、四方面軍大會師!」   
  暗渡陳倉(5)   
  台下又是一陣掌聲。 
  開完了歡迎會,已是黃昏。毛澤東等將張國燾送到住處,並向他介紹了自己和各機關的住處。 
  一切安排妥當,毛澤東和張國燾有說有笑地並肩來到了撫邊鎮尾的喇嘛廟,張國燾在這裡設宴款待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 
  按照中國的傳統,款待客人是否真誠,一看宴席便知。今天,張國燾擺的宴席是豐盛的,大殿的地上東一堆西一堆地擺著豐盛的菜餚,散發出誘人的香味。大殿神龕一側的一張長方桌上,大碗大碗的牛羊肉、燉雞、燒肉、辣椒拌酸菜,還有大瓦缽盛的米豆湯。毛澤東、張國燾等人來到桌邊坐下。 
  「今天國燾兄準備這麼多美餚,我等真要大飽口福啦。」毛澤東喜滋滋地對張國燾說。 
  「一方面軍的同志辛苦了,加幾個菜以示慰勞。」張國燾說著從桌上的大罐裡倒出一杯白酒,他開始向毛澤東敬酒。 
  直到此時,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擁抱,已進入無話不談的階段,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裡,多少杯酒都是擋不住的,自然話也就如衝出閘門的水,收不住了。 
  然而,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擁抱恰就到此為止。其間自有原因。 
  張國燾探虛實 
  席間,相互敬酒,流觴交錯,笑聲不斷。 
  歡宴固然顯得有些輕鬆,但張國燾感到有些奇怪,毛澤東等人不說當前的戰略方針,不告訴他一方面軍的有關情況,不說遵義會議的有關細節,也不盛讚四方面軍的成就。他感到不快,感到沉悶,感到困惑。正像他在《我的回憶》中寫的那樣: 
  在當晚的聚餐中,要人們不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甚至也沒有興趣聽取我關於紅四方面軍情況的敘述。毛澤東這個吃辣椒的湖南人,將吃辣椒的問題,當作笑談的資料,大發其吃辣椒者即革命的妙論。秦邦憲這個不吃辣椒的江蘇人則予以反駁。這樣的談笑,固然顯得輕鬆,也有人譏為詭辯,我在悠閒談笑中則頗感沉悶。 
  其實,張國燾感到沉悶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探聽到紅一方面軍究竟有多少人。 
  「恩來兄,中央紅軍現有多少?」張國燾想了想,探過身子,眨巴著眼睛試探著問周恩來。 
  「四方面軍呢?」周恩來也想了想,沒有立即回答,而是反問了一句。 
  張國燾尋思,周恩來不作回答,是否有隱衷?恩來是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難道還不知道部隊的人數?現在卻反問起四方面軍來,是什麼意思?難以揣摩。於是隨便答道: 
  「人馬10萬!」 
  張國燾回答的這個數字有點誇張,有意顯示一下四方面軍的實力。其實,四方面軍是8萬多人。 
  「呵,不錯嘛。國燾兄領導有方。一方面軍西征以來,幾經征戰,有些損失,現在還剩下3萬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幹部。」周恩來高興地說道。 
  周恩來回答的這個數字也有些誇張,實際上,這時的一方面軍由開始出發時的8萬多人,減少到只剩下2萬多人了。那麼,是周恩來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就自己作了這個估計,還是有意不告訴張國燾這個實際的數字,以免他產生輕視中央和一方面軍的思想,今後不好打交道?也許這兩種可能兼而有之。 
  從遵義出發,紅一方面軍一路激戰不斷,並且翻越雪山剛到這裡,究竟還有多少人馬,在那樣的條件下,恐怕一時也很難有準確的統計。 
  其實,兩軍會師,不在於誰兵多兵少,只要會師了,就是很了不起的勝利。但張國燾卻很關心紅一方面軍人馬的多與少,因為他要依此作為採取何種政治策略的基本根據。 
  儘管周恩來把一方面軍的人數誇大了一些,但張國燾的臉色一下變了,頓生疑竇。心想一方面軍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為什麼減員如此程度?不及四方面軍人數的一半,他為之不安,同時也感到自身很有力量。在那必須以武力才能最後解決問題的年代裡,張國燾作為擁有比一方面軍多幾倍的四方面軍統帥人物,感覺到自身的力量也是自然的。不過,這種對自我力量的感覺,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膨脹為斷送事業的野心,另一種結果是凝聚成事業發展的動力。眼下,張國燾對自我力量的感覺,究竟會演化成哪種結果?歷史在這裡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一方面軍既然有那麼多的幹部,今後可調一些到四方面軍中來,我們正缺幹部哩!」張國燾心口不一地說。 
  「不成問題。」周恩來不假思索地滿口答應。畢竟,紅軍是一家人。席間的氣氛是熱烈的,歡宴也在這種熱烈的氣氛中結束。 
  歡宴過後,張國燾便拉著朱德來到他的住處。 
  張國燾住在撫邊北端的一所店舖內,門是敞開的,遠遠就能看見裡面放著的櫃檯,他的隨從人員住在櫃檯外,櫃檯內則是他臨時辦公的地方。張國燾熱情地將朱德迎進櫃檯內,兩人相對而坐。 
  雖然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很早,但張國燾對朱德的瞭解要比對毛澤東的瞭解深一些,尤其在南昌起義前後的一段時間,他經常和朱德在一起。那時張國燾是帶著中央的決定,由漢口往九江到南昌,因張國燾「假傳聖旨」,阻止南昌暴動而受到開除中央委員的處分。這次相見自然有很多話要說。   
  暗渡陳倉(6)   
  朱德在向張國燾介紹紅一方面軍一路過關奪隘、死裡還生的歷險經歷之後,說道:「八年前南昌暴動我們在三河壩分手後,我帶著的那班人馬,在敵軍的壓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慘的時候只剩下28個人。後來逐漸好轉,經過多年奮鬥,才造成一方面軍的局面,現在又與當年不相上下。但這次卻保存了大部分的幹部。現在是幹部多士兵少,幹部甚至降兩級使用。因而一方面軍雖只剩下一副骨架,卻是極可珍貴。」 
  聽了朱德這番掏心窩的介紹,張國燾突然問道:「玉階兄,一方面軍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線出了問題,還是蘇維埃運動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線,遵義會議已經有了個說法,我的看法也在那個說法裡面。眼下最要緊的是軍事問題,也就是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應採取何種軍事行動。這次有勞你遠道而來,就是專門商量軍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張國燾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話題撇開了。 
  「我不知一方面軍還有多少人,裝備狀況如何,但就四方面軍的情況而言,要謀個立足之地,還是不成問題的。」張國燾話中套話,兩眼盯著朱德。 
  朱德見張國燾想瞭解一方面軍的兵力和裝備情況,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紹。朱德這樣做,也是出於一種維護團結的願望,如果不把紅一方面軍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一旦他自己瞭解到以後,反而使他產生疑心,不利於團結,更何況張國燾畢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現在會師了,要在一起共事,應該讓他清楚一方面軍的情況,不然怎麼研究軍事問題呢? 
  但張國燾從朱德口中得知紅一方面軍的情況後,他卻走向朱德良好願望的反面。 
  張國燾從朱德口中得到的並不多,紅一方面軍的情況就那樣,一旦明瞭他反而覺得沒什麼價值。現在他最想瞭解的是中央存在什麼分歧,這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處打聽,找這個談話找那個談話,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談了一些不該談的話。聶榮臻回憶道: 
  在兩個方面軍會合以後,一方面軍中也確有一些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歪曲地把紅一方面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也使張國燾起了歹心。 
  當然,張國燾不僅瞭解到這些,尤其瞭解到了會理會議的情況,瞭解到那時林彪要毛澤東下台和彭德懷在會上受到毛澤東批評的詳細情況,他由此斷定一方面軍內部不團結,並尋思著「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點時刻開始到來 
  在中國,一些政治問題、政治爭論、政治鬥爭,都與地緣有一定的關係。這也許是地域廣闊,擁有太多選擇的緣故。從長征開始引起的爭論,是紅軍向何地去的問題,到遵義會議的爭論,也是紅軍向何地去的問題,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引起的爭論依然是紅軍向何地去的問題。 
  這也不奇怪,因為地理環境是人類能否生存的基本條件,紅軍目前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來,只有生存下來,才有可能談其發展問題。 
  建立根據地,是紅軍生存的一種有效方式,在何處建立根據地才更有利於紅軍生存,這是一個亟待決定的問題。 
  張國燾來懋功與毛澤東會晤之前,中央就感覺到張國燾對軍委決定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持有異議,因而才通知張國燾赴懋功開會解決。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會師後的戰略方針,共商大計。 
  在這一帶地方,舉行大型活動,離不開喇嘛廟,前些天張國燾設宴款待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是在喇嘛廟,這次開會的地方又是一所兩進院落的喇嘛廟。這座廟的四周有高高的圍牆,第一道院落的大門外,有一道影壁。整個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裝嵌,開間很大。警衛部隊駐第一進院落,會議則在第二進院落後面的屋子裡舉行。西征以來,中央已多次舉行了類似的會議,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則不同,雖然彼此都曾經相識,但因張國燾的參加,使與會者都感受到了幾分陌生,因而整個會場的氣氛就顯得有些嚴肅而沉悶。 
  「同志們,」作為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主持這次會議,並拿著一份講話提綱,「野戰軍同四方面軍的會合,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勝利。這一會合,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大大加強了我們同敵人作戰的力量,便於我們更大規模地消滅敵人。由於我們的會合,大大地提高了全體紅軍指戰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的戰鬥情緒、勝利的信心;使兩大主力在過去長期革命戰爭中所取得的豐富經驗,得到了相互的交換與總結;使過去在兩個戰線上分開的兩主力,現在完全放到了黨中央與軍委的統一指揮之下。」 
  講到此處,張聞天雖然有些激動,但他的目光仍然緊緊盯住那講話提綱。看來,他對今天的會有著特殊的感受。不過,他並沒有一絲的緊張,有板有眼地繼續講道:「這一會合雖是在松潘等縣,地形不利於作戰,物質給養上非常困難,但正是這一地區,使我們能夠利用地形,箝制追擊與進攻我們的敵人,使蔣介石劉湘一切阻止我們會合的企圖歸於失敗,使野戰軍得到整理休息的機會,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就有可能實現這一戰略方針。這就大大地縮短了我們野戰軍無後方的大規模的游擊戰,轉到有後方的運動戰的時間。   
  暗渡陳倉(7)   
  「紅軍主力不利於長久地停留在這一地區,在這一地區建立蘇區根據地,顯然也是不利的。因為這種不良的地形,使我們不能以大踏步的進退,去求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這種地形,是便利於我們箝制敵人,但同時也便利於敵人封鎖我們。給養的困難,在這一地區內是不容易解決的,並且在我們的西北與西南,則是廣袤無際的青海草原與西康,很難成為我們後退的依托。 
  「現在,敵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圖把我們封鎖在這一地區。楊森、鄧錫侯的部隊,正在從南面建築工事,逐步推進。東南,劉湘、孫震、李家鈺等部隊,正在完全封鎖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區。胡宗南指揮27個團的兵力,盤踞在平武松潘一線,而蔣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軍的後面集結待機。在我們的西面的西康與丹巴一線,劉文輝、李抱冰也集中了約15個團的兵力,防止我們向西康發展。綜合起來判斷,蔣介石封鎖我們在這一地區內的企圖,是十分明顯不過的。」 
  張國燾聽著張聞天的講話,心想,過去一直認為張聞天是個書生,肚內馬列主義的東西倒裝了不少,但軍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當著大家,竟大談起軍事戰略方面的問題了,不簡單!說明人都在變化。但他隱隱感到不快的是,張聞天明顯不同意他對目前戰略方針的看法,還影射了數日前他給中央電報裡提出的問題。 
  張聞天並不知道張國燾此時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結束自己的講話: 
  「同志們,我們不能長久地停留在這一地區。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戰略方針,朝有利於野戰軍與四方面軍的發展來考慮。下面,請總政委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軍委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然後大家再討論,發表意見。」 
  張聞天的這個開場白,是有所準備的。他在開會前兩天,就認真分析研究了當前敵我雙方的態勢,為了解決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曾寫下《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一文,由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印發向部隊宣傳。這個開場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張聞天講完之後,周恩來開始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代表中央與軍委回顧了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以來,戰略方針幾度變化之後,話鋒一轉,「四方面軍決定西去懋功,再轉到西康,一方面軍決定到岷江東岸,兩個方面軍的戰略方針是不同的,應在什麼地方建立蘇區呢?這是當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周恩來一下端出來一個「怎麼辦」的問題。 
  在一個政治集團內部,一旦提出「怎麼辦」的問題,無論涉及什麼,無論是簡單還是複雜,都已成為嚴肅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張都是在為著「怎麼辦」而產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為著「怎麼辦」而發生和消除。 
  列寧,為著解決俄國革命「怎麼辦」的問題,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麼辦》的論著。 
  中國共產黨人,現在就面臨著關於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怎麼辦」的問題,於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張,也就有了分歧。周恩來在此不僅提出「怎麼辦」的問題,而且他還要回答「怎麼辦」,因此,他的語氣變得越來越嚴肅:「建立蘇區的條件,中央和軍委認為應該是:第一,便於我們作戰,現在一、四方面軍會合了,建立根據地的地區應該比較大,以便於機動。松潘、理番、懋功地區雖然大,但多是狹路,敵人容易封鎖我們,使我們不易反攻。敵人正企圖在這些地方逼死我們。第二,群眾條件,要人口較多,有利於紅軍本身的發展,便於我們做好擴紅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撫邊一帶,據我們初步調查,人口只有20萬左右,其中少數民族還佔多數。第三,經濟條件,應是能解決軍隊供給的地方。而這一帶糧食奇缺,牛羊有限,解決我們的穿衣都成問題,軍事上的補充更困難。因此,在岷江兩岸的懋、松、理地區,是不利於建立根據地的。長久陷在這裡,沒有前途。我們新的戰略方針應是集中向北進攻,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 
  接著,周恩來進行了戰略部署:「至於談到戰略行動問題,目前一、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向南發展不利,向東過岷江對我亦不利,因敵在東岸有130多個團;向西北是廣大草原。現只有轉向甘肅,向岷山山脈以北,背向西,爭取這一地域。這裡道路比較多,人口多,山少。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開展運動戰消滅敵人。可向陝西還擊敵人,再向北行動,背向西發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現有地區可以成為游擊區。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擴大,到時再決定。我們現在反攻,是無後方的運動戰,我們要勇猛果敢,巧妙機動,毫不遲疑地打擊敵人,消滅蔣介石的主力,是我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戰略轉移的具體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戰,向松北轉移,行動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機動。現在敵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們要高度機動,使敵人對我們的估計發生動搖,讓他們的部署趕不上我們。我們不要被敵牽制,不要因此妨礙我們的機動。第三,要堅決統一意志。兩個方面軍部隊大,要特別堅決的統一指揮,如遇困難,也要統一意志來克服。」 
  講到這裡,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說:「關於戰爭指揮問題,我想簡單講三點:一是應集中統一,指揮權要集中軍委。二是為使作戰更有力量,須組成左中右三個縱隊。三是要實現戰略計劃,須有政治的保證,當前的一些困難,須從政治工作的加強來克服。」   
  暗渡陳倉(8)   
  周恩來的報告鮮明地回答了「怎麼辦」的問題,實際上這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共同主張,通過周恩來的口亮了出來。 
  那麼,張國燾呢?他將怎樣回答這個「怎麼辦」的問題?與會者都在等待張國燾講些什麼。張國燾也看出了這一點,因而周恩來的報告結束後,第一個發言的便是張國燾。他介紹四方面軍撤離川陝蘇區,西渡嘉陵江以來的情況後,講道:「兩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恩來同志剛才已經談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關於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決定。但是,目前接近我們的敵人主要是胡宗南與劉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向南,向成都方向進攻,這些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向東發展,我們要受地勢所限制;向西邊發展,要越過茫茫草地,一片澤國。如果過冬沒有帳篷,部隊無法生存。現在松潘以北的情況,還沒有調查清楚,估計胡宗南至少有15個到20個團的兵力牽制我們,我們也要集中20個團在松潘地區對付胡宗南,不然會吃虧。如果我們要向甘南發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幾個團,才能站穩。兩大主力紅軍會合以後,力量增強了,指揮統一了,經驗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敵人也不會讓我們很容易佔領大的區域。」 
  張國燾這番講話,細細琢磨起來,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決定,但同時對兩種戰略方針進行了比較分析,表露了自己堅持的向南的戰略方針。看來,他從茂縣到懋功這段路沒有白走,因為他發現這一帶適合紅軍的生存,由此產生了南下的意圖,並認為紅軍南下才是出路。 
  當然,從張國燾的語氣來看,一切都好像還有商量的餘地。 
  博古發言,贊同周恩來的報告,也就是贊成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是在博古發言後開腔的,他聽出了張國燾的意圖,因而他如此說道:「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毛澤東的意圖很明確,那就是要用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使張國燾放棄南下的意圖。 
  「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國燾當即發問。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中央紅軍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10月之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現在無法通電報。 
  「西北只有寧夏是富庶的區域,防守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不怕外蒙古與寧夏之間那片廣大沙漠的阻隔了。」 
  「為什麼我們要到寧夏去?」毛澤東自己問自己,接著自己答覆說,「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現在蔣介石得意,我們倒霉。他耀武揚威地找我們打,我們不中他的詭計,偏不和他打,我們不動聲色地跑到寧夏,背靠著外蒙古,看他還有什麼辦法?我們的同志不肯老老實實的承認飛機大炮的厲害,現在我們只有變個戲法,也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 
  張國燾對毛澤東講話中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的發音輕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無論怎樣,這次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內稱: 
  (一)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三)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夏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於甘、青、寧、新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地向東發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於大部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小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 
  (五)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這樣,政治局從黨的組織原則上,否定了張國燾的主張,正式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 
  張國燾表示同意這一決定。但他心裡很不得勁兒,本來他是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的思路來挽救紅軍,沒曾想中央完全否定了他的思路,因而散會的時候,他沉默不語地走出了會場。 
  看來,張國燾是口服心不服。 
  6月29日,周恩來根據兩河口會議決定,制定《松潘戰役計劃》,準備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區、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構築完成的時機,消滅胡宗南部,控制作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區。中央常委會議通過了這個計劃,一方面軍立即自懋功一帶北上。 
  那麼,張國燾此後的心思都用在了什麼地方?   
  暗渡陳倉(9)   
  凱豐激怒了張國燾 
  當一個人心裡窩著一股火沒處發的時候,一切都將變成導火索。 
  開完會,張國燾無精打采地回到住處,在與秘書長黃超共進午餐的時候,黃超不言不語地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紅星報》遞給他看。張國燾莫名其妙地接過報紙,看到登有一篇《列寧論聯邦政府》的文章,署名是凱豐。他立刻意識到這篇文章與自己有關,指著文章問黃超:「你看過沒有?說些啥子?」 
  「張主席,你看看再說。」黃超不動聲色地說。 
  張國燾略為瀏覽了一遍,頓時臉紅筋脹起來,內心窩著的那股火便噴射出來。 
  「呵!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寫文章反對我,看來是有預謀的喲。」張國燾咬著牙大聲說道。 
  「張主席,把飯吃完了再說,中央的同志怎麼能隨意批評我們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哩,不像話。」黃超見張國燾生氣了,就勸慰著。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會生硬地拿著列寧的教條來打人。我的西北聯邦政府,有哪一點違反列寧主義?……居然無中生有說我搞西北聯邦政府,是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國燾怒不可遏,拍著桌子大聲叫喊著。 
  生性多疑的張國燾,認為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撫邊之前,就策劃好的一場「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的鬥爭。凱豐,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個馬前卒而已。這篇文章也不過是在兩軍會師表面歡樂融洽的空氣裡升起的一顆信號彈,他彷彿聞到了一點火藥味。他氣得只吃了一碗飯,便急匆匆離開用餐的地方。 
  「張主席,這張報紙是一方面軍的一個幹部私自交給我的。中共中央在兩天前就印發了,規定只發給一方面軍的幹部看,不給四方面軍的幹部看。」黃超跟在張國燾後面,火上澆油。 
  「噢!還有這等事!怎麼將一、四方面軍分別對待?這是小組織活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話了。」張國燾更是怒氣衝天。 
  回到下榻處,張國燾坐臥不安,他決意要找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問個究竟。就在這時,張聞天出現在他的面前。 
  張國燾將這份刊物遞給張聞天,並問道:「中央機關報發表凱豐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開關於西北聯邦政府的辯論?如果是這個意思,那我就準備做篇文章答辯,反對這種不顧實況生硬地引用列寧的話,來反對少數民族與漢族組織聯邦政府的權利。」 
  張聞天被問得啞口無言。 
  張國燾又問張聞天:「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如果是,為什麼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後,再行發表?又為什麼我已到了此地20小時,還不拿一份給我看?撫邊難道在中央機關報上可以隨便公開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員不服從多數決定,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才會有這樣的事。我已公開提到西北聯邦政府這個問題而其他政治局委員並沒有發表批評的意見,現在卻在機關報上公開登載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張國燾當著張聞天的面,質問了一通,指責了一通,多少感到一些快意。 
  張聞天面對張國燾的一番質問和指責,仍然保持平靜的心。他想,一、四方面軍剛剛會師,目前的形勢還相當嚴峻,兩軍應加強團結,一致行動。此時不宜討論這些容易引起爭執的問題。眼下,必須把張國燾心中的不快掃出去。於是,便用一種勸慰的口氣對張國燾說:「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事跡,很值得中央紅軍學習,這次又竭誠擁護同中央紅軍會師。國燾兄領導四方面軍有方,成績斐然。我一看見四方面軍,就感到是一支強壯的部隊,非常高興。中央哪裡會隨便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呢?凱豐同志的文章,是他個人的意見,今後還可以探討嘛。」 
  張國燾一聽,張聞天稱讚他和四方面軍,傾斜的心態彷彿平衡了許多。但他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正像他在《我的回憶》中所寫的那樣: 
  他(引者註:指張聞天)口頭上稱許我和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但又不願用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褒揚四方面軍。 
  在張國燾看來,只有中共中央把他捧為英雄,才算是對他的真誠,否則就是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張國燾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員,何以對中共中央的評價看得那麼重?看來他需要一種對他有利的聲勢,而毛澤東看出了他的心思,對他本人沒有作過多的褒揚。也許正因為如此,張國燾才感覺到張聞天為什麼不願意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他進行褒揚的原因。 
  雖然張聞天的話只是代表自己對他的一種安慰,但也令張國燾無話可說了。不過張國燾心裡仍感到這件事一定有什麼背景,不然,他凱豐何以無緣無故地寫這麼一篇文章?張國燾決定利用這次機會,同張聞天進行一次深談,從側面瞭解凱豐這篇文章的用意。 
  就在張國燾欲要開口的時候,周恩來走了進來,張聞天便隨即向張國燾告辭。 
  周恩來的到來,為張聞天提供了脫身之機。不然,後來的談話會出現什麼情況,實難預料。 
  張國燾沒有同周恩來談起凱豐那篇文章,倒不是張國燾不想在周恩來面前提起此事,而是周恩來帶來了一封電報,內容是:中央政治局決定,任命張國燾同志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所有軍隊概歸軍委會指揮。周恩來還說明這個決定在張國燾未到撫邊之前業已作出,現在是通令全軍知照。張國燾見自己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喜形於色,臉上露出笑容。雖然這個命令事先沒有向他通氣,但他並不認為中央是獨斷專行,相反他感到中央並沒有小看他;也儘管他對這一職務並不那麼滿意,但他覺得這畢竟向前跨進了一步。於是便欣然表示贊成,認為這是兩軍會師後統一指揮的當然步驟。   
  暗渡陳倉(10)   
  剛才還為凱豐那篇文章的事窩著滿肚子氣,現在卻煙消霧散了。 
  這場風波,純係凱豐惹事所致,用老百姓的話說,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當然,凱豐批評張國燾搞西北聯邦政府的錯誤做法,本身是正確的,但不是時候。兩軍會合,本應該多說些有利於團結的話,多做些有利於團結的事,而他卻自顯高明,發表文章談起聯邦政府來,一下就激怒了張國燾,本來張國燾就想找點理由與中央作對,凱豐的文章為他提供了與中央對抗的借口。如果不是周恩來給張國燾送去了那份電報,張國燾還會在凱豐的那篇文章上大做手腳。 
  風波雖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張國燾卻越來越意識到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已到了必須由他來挽救的時候了。 
  張聞天離開張國燾的住處,心裡很不平靜,他很擔心張國燾會因此與中央對抗。所以他決定晚間再找張國燾談談。 
  不料,晚飯後,博古先去了張國燾處,而張國燾對博古沒有什麼好印象,加上博古談話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張國燾的不快。在《我的回憶》中,他這樣寫道: 
  飯後,秦邦憲(博古)找我談軍中政治工作問題。他雖然做了三年中央的書記,也遭受過遵義會議的貶斥,看來歷練似仍不多,說話直率倒是他的可愛之處。他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小伙子,喜歡玩小聰明,仍不改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種「二十八宿」的神氣。他說起話來,滿口這個同志那個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我則多少保有一點中國的傳統風格,稱呼各個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習慣,如對毛澤東只稱他別號「潤之」,對朱德稱「玉階」,有時,還在他們的別號之下加個「兄」字,或者「老兄」。這使秦邦憲有些不順耳,他撇開正題,質問我:「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並且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與布爾什維克的意識極不相稱。 
  博古這次與張國燾談話時,對四方面軍內部存在的一些不適宜的稱呼、打罵士兵的現象進行了批評。這更激怒了張國燾,心想,凱豐寫文章批我搞西北聯邦政府是錯誤的,你又來批我這不對,那也是錯誤的,我簡直成了你們的批判對象了。作為一個中共元老,並自以為是中共領袖,哪能嚥得下這口氣。於是張國燾向博古提出了抗議和警告,使博古沒趣地走了。 
  無論怎樣,自遵義會議以後,博古經歷了痛苦的反思,現在已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並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儘管鬥爭還缺乏策略,但畢竟已走上了正確的路,後來,他在這條路上走出了輝煌。他不僅參加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而且從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在他寫的許多社論和文章中,正確而生動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與王若飛、葉挺、鄧發同志和黃齊生先生參加重慶談判後乘飛機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犧牲。毛澤東在《向「四八」烈士致哀》一文中寫道:「數十年間,你們為人民事業做了轟轟烈烈的工作。今天,你們為人民利益而死,雖死猶榮!」這話語中間,理所當然地包括了對博古的崇高評價。這是後話,此時博古還活著,並且剛從張國燾處走出來,顯得很沉悶。 
  博古走後,張國燾在屋裡來回不停地轉圈。他感到這裡的政治氣候在與他作對,雖然毛澤東閉口不談政治問題,但這些人卻為什麼總在政治問題上與他糾纏,葫蘆裡賣的究竟是什麼藥? 
  正當他緊張思考的時候,張聞天來了。 
  他們倆人面對面地開始交談起來。但張國燾沒有提及博古與他談的那些話,他認為向張聞天說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與張聞天談大問題。 
  「今天,我很想聽聽聞天兄對中共中央遷到瑞金以來的變化情況。」張國燾單刀直入地把話題一下扯到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上。 
  「說起來,也沒有什麼變化。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張聞天謹慎地說道。 
  「聞天兄,兩軍會師後,我有說不出的高興,但從我瞭解到的情況來看,有些問題卻使我感到憂慮。」張國燾板著面孔談道,「蘇維埃和紅軍所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和大炮的厲害,這樣認定的必然結果,將是中共命運注定了要失敗。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例如蘇維埃和分配土地並沒有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有什麼理由肯定蘇維埃政策一定正確,肯定西北聯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確?」 
  看得出,凱豐的文章強化了張國燾另一種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從政治路線上尋找突破口。因為在他看來,一方面軍落得今天這個地步,是中央路線錯誤的直接結果,而四方面軍之所以保持了如此眾多兵力,乃是他張國燾推行了正確政治路線的結果。所以,從政治上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對他是極為有利的,也是他實現「挽救」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最佳途徑。因而,張國燾繼續談道:「由於我們的政治觀念僵化了,軍事觀念也就隨之僵化。我們死守著一個公式,認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無可懷疑的,只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這樣瞭解,他們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什麼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又往哪裡去?我總在想,為什麼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力量的步驟了嗎?1932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這種採取政治方法解決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該切實執行。」   
  暗渡陳倉(11)   
  張國燾在竭力說服張聞天要從政治上解決問題,張聞天也只是聽著不表態。 
  「我知道,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這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情況,擺脫既有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 
  張國燾與張聞天一直談到深夜。張聞天邊聽張國燾陳述見解,邊尋思著:張國燾認為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這一點,與我們的看法一致,中央紅軍之所以遭受這麼大的損失,就是博古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結果。但在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上的步驟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要等待時機來解決,一個是要馬上解決。張國燾急於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是為了達到肯定他推行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因而他甚至對遵義會議提出了疑問。而目前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等待時機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主要是考慮當前形勢危急,急匆匆地討論政治路線問題,容易引起黨內紛爭,更何況當前面臨的最迫切的最主要的是軍事問題。如果軍事問題不解決好,紅軍被蔣介石消滅,又怎能談得上去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於是,張聞天便勸說張國燾從大局出發,目前不要提出引起爭論的問題,等待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再討論政治問題,這也是中央早已決定過的。 
  但張國燾不能等待,他發現目前是他實現領導夢的最佳時機。 
  此路不通,另闢蹊徑。 
  張國燾使離間計 
  張國燾最懂得時機的重要。眼下,他提出的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建議,已被張聞天明確否定了,並給他亮了「紅牌」,怎麼辦? 
  張國燾自有辦法。 
  張聞天找張國燾談話的第二天,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與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突然接到張國燾的邀請,請他們二位吃晚飯。 
  吃飯,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一種交往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這種方式仍然是人們增進瞭解、溝通感情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但是,自古以來,在這種吃飯的過程中,有多少間諜,有多少詭計產生於此。人們不會忘記當年項羽在鴻門設宴款待劉邦時發生的驚險場面。其實,劉邦是幸運的,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葬身於宴席間。 
  聶榮臻、彭德懷應邀來到張國燾的住處。張國燾顯得非常熱情。 
  「聶政委,我們還是南昌暴動時見過面,那時你在起義軍第十軍當黨代表,潮汕失敗後,我潛逃上海,你轉赴香港,一晃就八年啦,想不到今天在這裡,我們又重逢,難得!」張國燾握著聶榮臻的手,寒暄著。 
  「彭軍團長,你的大名,我早有所聞,很早就知道你,但一直沒有機會見面。今天得見,分外高興。」張國燾又趕緊握住彭德懷的手,邊說邊引導他們入座。 
  張國燾說這些,顯然是聲明為什麼要請他們來吃飯的理由。看起來也屬於人之常情。從前相識的,在一起敘敘舊,不相識的借此認識一下,也未嘗不可。所以他們都格外高興。 
  「張主席,南昌暴動那陣子,你是中央特派員,多在起義軍指揮部,我當時在軍中,因戰事突發,我們也只匆匆見過一面。」聶榮臻打量著張國燾,在他身上尋找一點從前的記憶。張國燾沒有什麼變化,只是比那時胖了許多。 
  「林彪與聶政委率領的一軍團,同彭軍團長、楊尚昆同志率領的第三軍團,是一方面軍的主力,開路先鋒,西征以來,立了大功嘍!林彪與楊尚昆,今天因執行軍務,不在這裡,不然,請他們一道來聊聊。」張國燾流露出幾分遺憾。 
  他們漫無邊際地談了一陣,陪客的秘書長黃超走進來,把嘴貼在張國燾耳邊說了一句什麼。 
  「好,那就請二位入席。」張國燾站起身來,以邀請的語氣說道。 
  張國燾準備的這台筵席十分豐盛,除了一些豬肉炒菜外,還有當地的特產牛羊肉。飯食除青稞外,還有幾個白麵饃饃。聶榮臻、彭德懷心想,張國燾的飲食標準不低哩!也可能是特意為我們準備的。 
  「你們太辛苦,很疲勞,今天略備小酌,以示慰勞。」說著,張國燾打開一個土陶瓶子的五糧液酒,笑容滿面地給聶榮臻、彭德懷兩人各斟了一杯,然後又給自己與黃超的杯子斟滿了酒。 
  「這是我們四川的好酒,聽說從明代萬曆年間就開始產這種酒,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你從哪裡弄來的?」聶榮臻拿起酒瓶端詳著對張國燾說。 
  「哦,這還是在江油縣打土豪搞到的,就剩這一瓶了,捨不得喝,留作會師喝。那天,在撫邊迎接朱毛等人共進晚餐時,我都沒有拿出來,今天特意拿出來招待二位將軍。」張國燾以話裡有話的語氣說道,意思是你們是比朱毛還要高貴的客人。 
  「不敢當啊,沒有朱毛就沒有紅一方面軍。我們哪能同他們比。」彭德懷聽著張國燾的話不得勁兒,便糾正道。 
  「是啊,國燾兄如此厚愛,我們真有點領受不起。」聶榮臻也跟著補充了一句。 
  「好啦,我們今天不談這些。二位西征大將請!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塵。」張國燾意識到自己的話有些走嘴了,急忙舉起杯子,便收住了這個話題。   
  暗渡陳倉(12)   
  接下來,他們邊飲酒邊說一些客套性的話,真乃美酒飄香,美言四溢。特別是聶榮臻、彭德懷讚揚了張國燾領導有方,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有戰鬥力時,張國燾更是樂不可支。不過,張國燾要從他們口中得到的不是這些。 
  「年初,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集的會議,你們二位都是參加了的,我們是在寧強地區接到中共中央的來電才知道的。來電說,中央的政治局增選毛澤東為常委,看來,以後便是毛澤東主其事了。」張國燾終於耐不住性子,便開始試探起來。 
  聶榮臻、彭德懷望著張國燾點點頭。 
  「中共中央給我們的來電還說,中央蘇維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只有軍事路線犯了錯誤。我不明白,政治路線如果正確,中央就不至於被蔣介石逼出蘇區,正確的政治路線下又產生了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不知二位作何解釋。」張國燾裝著若無其事地邊進食邊說。 
  彭德懷聽著張國燾這話,感到納悶,心想張國燾今天請我們吃飯,講這些是什麼用意?他很想給張國燾一個肯定的回答,但他自己也說不清楚這個問題。看了一眼聶榮臻,便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來回答張國燾的問話:「我感覺到那時的軍事路線確實錯了,我在前線指揮作戰,深受其害。遵義會議以後,情況就有了很大的好轉。大家都有這種感受。你說是不是?老聶。」 
  「是這個樣子的。那次會議集中解決的是軍事問題。」聶榮臻應聲補充道。 
  張國燾發現,彭德懷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聶榮臻作為一個軍團政委,在這方面比彭德懷明白得多,但他卻不主動回答這個問題。 
  「張主席,今天兩支部隊會合了,親如兄弟,今後鬥爭,大有希望,為這我們乾一杯。」聶榮臻也許是發現了張國燾那若有所思的樣子,便舉起杯子倡議道。 
  「好,感謝四方面軍,感謝張主席,乾杯。」彭德懷也隨即舉起杯子。 
  「不必客氣,今後還望二位多多捧場。」張國燾似如夢初醒一般,慌忙中舉起了酒杯,但很快鎮靜下來,以一種豁達的口氣,繼續說道,「往後兩位有什麼困難,找我。眼下,我知道你們的部隊減員比較多,不要緊,我撥一部分兵力給你們。同甘 
  苦,共患難嘛!」 
  接著,黃超也端起了酒杯,他一是怕張國燾喝多了說話走板,二來讓聶榮臻、彭德懷多喝一點,喝到吐真言的時候再罷休。 
  碰杯聲一次又一次響起來,客人沒醉反倒主人醉了,黃超的舌頭不太聽話了。 
  沒有不散的宴席,碰杯聲消失在夜空中。 
  張國燾一無所獲。 
  送走了聶榮臻、彭德懷,張國燾的頭有點暈乎,腳也顯得有些飄然,但思維是清醒的。他心裡在想,我就不相信一方面軍就是鐵板一塊。不過他又想,看來我親自出馬有很多不便,好多話不好說,如果讓黃超出面,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張國燾獨自冷笑了一下,心裡又想,你毛澤東有什麼,不就是那一萬多兵馬嗎?如果我釜底抽薪,把你手下的大將拉一個過來,你就得聽我的了。 
  拉誰?張國燾首先盯住的就是彭德懷,他認為彭德懷在會理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指責,心裡肯定對毛澤東不滿。今晚彭德懷說的話,是話裡話,毛澤東也可能是避免功高欺主的事情發生,才那樣嚴厲對待彭德懷。於是,當彭德懷在亦念時,張國燾就特派黃超到彭德懷那裡去當說客,進行拉攏和挑撥。《彭德懷自述》敘述了這件事的經過: 
  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乾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幹嗎?黃住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麼。他們為什麼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麼?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燾)很知道你。我說,過去沒見過面。他又說到當前的戰略方針,什麼「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面這些綜合起,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面軍內部關係,陰謀破壞黨內團結。把全國形勢看成黑漆一團,這是明顯的。把王明路線造成的惡果,同客觀形勢新的發展混為一談,否認遵義會議糾正王明路線的偉大勝利。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的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 
  …… 
  在亦念時,黃超談話就說出來了,他說,實際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張聞天(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並沒有放在眼裡)。這話當然不是一個不滿30歲的黃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張國燾口裡吐出來的。 
  此次失敗,張國燾仍不甘心,他又指使陳昌浩對林彪、聶榮臻進行拉攏和挑撥。《聶榮臻回憶錄》是這樣寫到此事的: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飯,吃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吃完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他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麼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麼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已有了態度,這兩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   
  暗渡陳倉(13)   
  正因為如此,聶榮臻憂心忡忡,他擔心林彪這個人被張國燾拉過去。尤其是他獲悉張國燾要把他和林彪分別調到別的部隊去任職的時候,這就更讓他擔心。所以他鄭重其事地對林彪進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說服。為此,兩人吹鬍子瞪眼舌戰了一番。 
  聶榮臻回憶道: 
  我告誡林彪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因為我當時已經獲悉張國燾還有一個方案,要把我調到三十一軍去當政治委員,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去任軍長。總之要把我們調離原部隊,只不過是命令還沒有發出。當時林彪已經有他自己的「立場」。他說,你這是宗派主義。我說,怎麼是宗派主義呢?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警惕。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一貫不一致,我們應該想一想。我說這是路線問題。林彪反駁我說,既然是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這時,我一方面軍的確只剩下兩萬多人。我駁斥他說,蔣介石的人更多哩,難道能說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 
  …… 
  這次爭論,我和林彪都動了氣,拍桌子把一個盤子也打翻了。 
  也許是因為有了這次爭論,林彪才有所醒悟,不然,他就有可能投靠張國燾了。 
  張國燾見這一招沒有行得通,又採取了另外一種手法。 
  最後的妥協 
  到目前為止,張國燾的所思所為,都表露著他的政治野心在不斷膨脹,已萌生了做中共領袖的慾望。因為在他看來,空談政治路線不行,必須掌握黨內最高權力才能有效地去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自中央常委通過《松潘戰役計劃》後,中央就要求張國燾率四方面軍北上,同一方面軍一起攻打胡宗南部。 
  7月1日,張國燾返回四方面軍總部駐地理縣後,卻按兵不動,節外生枝地提出「組織問題」,並致電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要挾說:「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反對右傾」,如果不「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7月初,中央派王稼祥、李富春率領慰問團前往四方面軍進行慰問。張國燾為了表示擁護中央,歡迎中央慰問團的到來,他指示四方面軍總部歡迎慰問團的場面要十分熱鬧。 
  7月6日,王稼祥、李富春等一行在一陣口號聲、歡呼聲中,喜笑顏開地步入歡迎會場。 
  在連續不斷地握手、問好、歡呼、講話之後,熱鬧的場面終歸於冷靜。 
  「兩軍會合,攤子大了,為便於統一指揮,總司令部須充實、改組,須加強總司令部。」歡迎會結束後,張國燾突然向李富春提出他無法回答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張國燾見李富春有些木然,接著胸有成竹地說,「依我之見,朱德仍為總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為副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當總參謀長。這樣便集中了兩軍中的主要軍事人才,有利於今後合作。」 
  「對於這個問題,中央會有考慮的。」李富春也只能這樣回答張國燾。 
  當然,張國燾明知李富春沒有這個決定權,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只是估計到他肯定要向中央反映這個問題。 
  果然,李富春很快向中央報告了張國燾的這一想法。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便與張聞天、周恩來一起商議此事。 
  「看來,張國燾對他任軍委副主席很不滿意呀!」毛澤東不無憂慮地說。 
  「實在不好辦的話,就把我這個位置讓給他吧。」張聞天提議,「不然他會鬧事的。」 
  「不行。」毛澤東的話斬釘截鐵,「如果讓他當總書記,黨內非亂套不可。」毛澤東說完看了一眼周恩來。 
  「把我這個總政委的職務交給他,怎麼樣?」周恩來以徵詢的口氣說道。 
  「可以考慮。」毛澤東說,「今天只是個意向,等下次開會再正式研究這個問題。」 
  7月10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到達蘆花(今黑水縣),鑒於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後提出與中央決定相反的南下川、康邊的主張,並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而延宕四方面軍主力北上,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如來電所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 
  這份電報還要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速到上蘆花集中指揮。 
  張國燾這一手很厲害,一箭雙鵰,既可為他的南下主張服務,又可以催促中央盡快給他更大更高的權力,但要權是他目前採取這種拖延做法的根本意圖。毛澤東對張國燾延遲北上,急得滿嘴都起了泡。 
  「就在這裡開個會,解決組織問題。」毛澤東火啦! 
  雖然毛澤東已經準備交給張國燾更大權力,但張國燾公開要權的活動並沒有停止,而且他和陳昌浩進行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常委會,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參加了這次會議。 
  「現在最要緊的是必須提拔一批新幹部,有的可到軍委。」張國燾在會上首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並開列了到軍委的人員名單。這些人員幾乎都是他手下的人。 
  「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更需要人。目前必須抓緊戰區的工作,迅速打擊敵人。」毛澤東對張國燾的建議提出了糾正性的意見。   
  暗渡陳倉(14)   
  圍繞組織問題,會議陷入僵局。 
  正值此時,參謀人員送來一份急電,直接遞給了張國燾。他掃視了一下,遞給了徐向前,徐向前細細看了一遍,便又轉給了朱德。 
  朱德捧著電報反覆看了幾遍,接著就交給了毛澤東。就這樣,這份電報在與會者中傳了個遍,但都默不作聲。 
  這封電報是陳昌浩專門給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的,電報中提出:「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中政局決大政方針,給軍委獨斷決行。」按陳昌浩的安排,張國燾就成為一、四方面軍的統帥了,並且擁有自決的權力。 
  與會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張國燾更是眼觀六路,看這些人都有些什麼表情。唯獨毛澤東卻自個兒在那裡悶悶地抽著煙。他想,張國燾要權這麼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沒有想到他會借別人的口為他要權。 
  會場一片寂靜。 
  「各位同志,鑒於目前兩軍會合,組織問題需要作一些調整,以便更有利於統一指揮,我鄭重請求中央批准我辭去總政治委員職務,建議由張國燾同志接替這一職務。」周恩來的話音立刻打破了會場上的沉默。 
  張國燾兩眼盯著周恩來,心裡立刻複雜起來,欲說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為他要的不是這個職位。 
  毛澤東深深吸了口煙,看了張國燾一眼。 
  會場又一次陷入寂靜。 
  「我看恩來同志的建議可以考慮。」毛澤東說話了,「國燾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積累了不少的經驗。當前,兩軍剛剛會合,急需要加強團結,由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是比較合適的。」 
  毛澤東發言後,會場立刻活躍起來,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張國燾一言不發,只好默認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雖然張國燾對這一職位不滿意,由於其他同志都贊同,會議就決定同意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並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國燾尚未熟悉情況前,由周恩來暫時協助。會議還決定,中革軍委常委由四人增為五人,增補陳昌浩;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當日,中革軍委發出通知:「奉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還表露了當時的心情:「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按張國燾這話的意思,如果不是為了團結,他是不會屈尊當這個總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職後,畢竟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如何運用這個權力,又成為他絞盡腦汁的一個問題。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1)   
  張國燾由一個方面軍首領擢升為中國工農紅軍巨頭之一,總政委而又兼軍委副主席,權力可謂大矣,而且中央還規定「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這是中央為了能團結張國燾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讓步。 
  與此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對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業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鄭重指出四方面軍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 
  張國燾雖然感到取得權力的道路並不平坦,但眼下卻以勝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為他向中央要權,耽誤了時間,給紅軍北上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本來紅軍北上不必經過險惡的草地,但現在紅軍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條路了。 
  張國燾藉故要解決「組織問題」,拖延了松潘戰役計劃的執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從容集中兵力於松潘,薛岳部也進抵松潘東面的平武、文縣,與胡部相策應,而懋功地區又被敵人所佔領,使紅軍失去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而且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軍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戰役計劃,改經草地北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著紅軍的命運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周恩來主動讓出了總政治委員的職位給張國燾。 
  對擁有權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惡。 
  在善惡之間,張國燾將作何種選擇? 
  裂痕在摩擦中擴大 
  在沒有完全達到目的的時候,張國燾不會就此罷休。 
  眼下,「組織問題」雖然作出了安排,但張國燾一心想當軍委主席的慾望沒有得到滿足,依然尋找種種借口與中央抗衡。 
  蘆花會議後,軍委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即以四方面軍首長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 
  張國燾走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控制一方面軍各部隊,收繳了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及一、三軍團和軍委、毛澤東通報的密電本。《彭德懷自述》中寫道: 
  我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於是,前敵總指揮部成為張國燾控制中央與紅軍聯繫的總開關,也就是說,中央領導想要與紅軍各部隊聯繫,就必須經過前敵指揮部。 
  毛澤東對張國燾的這一做法,沒有任何反應,只是靜觀他今後將如何動作,但心中也不免憂慮。 
  儘管如此,一切已開始趨於平靜。 
  然而,就在此時,風波又起。 
  張聞天在與張國燾的兩次談話中,發現張國燾總懷疑中央北上川陝甘的戰略方針,認為這是逃跑主義,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表現得那麼遲疑不決,總是抱著他的西進川康計劃不放。西進川康,實質上是一條南下退卻避戰的路線。張聞天認為,北上與南下,不是小問題,而是兩條對立的路線,他作為中央總負責人,為此而深感憂慮,他想很多幹部對此一定弄不清是怎麼回事,辨不清誰對誰錯,尤其是四方面軍的一些同志還以為張國燾的主張是對的,是中央與張國燾過不去,「故意為難」四方面軍。部隊自懋功北上進至毛兒蓋、黑水一帶以來,由於沒有解決好糧食供給,戰士體力消耗很大,得不到應有的補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隊減員很大,損失不小。張聞天聽匯報得知,一軍團直屬隊18天行軍中,就減員120人,佔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誰還在北上的問題上產生動搖,老糾纏這個問題,則全黨全軍不能統一意志,不能全力以赴去貫徹黨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針,那就更麻煩了。於是,他就寫了一篇《北上南下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文章。當時,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為了加強政治工作,總政治部辦了一個叫《幹部必讀》的刊物,其編委會由張聞天、凱豐、陳昌浩、博古、楊尚昆幾個人組成,每一篇文章,也無論是誰寫的,都必須經編委會進行討論審定,這是鑒於《紅星報》上刊登了凱豐的《列寧論聯邦政府》一文後引起張國燾反感才這樣做的。張聞天就將這篇文章交由這個編委諸同志討論。 
  討論會上,當張聞天簡單介紹了一下他的寫作動機與文章的要點之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你這是什麼狗卵子文章?什麼狗卵子兩條路線?你如果要發表這篇文章,我就號召四方面軍同志起來反對你這個狗卵子中央。」陳昌浩怒氣衝天,拍桌子叫起來。陳昌浩是湖北人,「狗卵子」是一種罵人的湖北土話,他一到急眼的時候,就愛「狗卵子」這「狗卵子」那的罵起來。張聞天當場被罵得下不了台,愣在那裡不知說什麼好。 
  那麼,這篇文章與陳昌浩有何相干?他為什麼對這篇文章如此反感?氣這麼大?竟然罵起人來。 
  「有話好好說嘛,發脾氣罵人不僅有失於禮節,而且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凱豐出面解圍。 
  凱豐此時勇敢地站出來當調解人,為張聞天說話,是有原因的。他的文章《列寧論聯邦政府》受到張國燾非議的事,他是知道的,這自然是張聞天通的氣。他雖然與陳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一塊學習過,自有一番舊雨情誼,但由於他受到張國燾的指責不服,而他又始終認為陳昌浩是張國燾的左右手,因而對陳昌浩另有了看法。他想,張聞天的文章並沒有點張國燾的名,你陳昌浩何以發這麼大的火?這不是做賊心虛嗎?碰上這樣的時候,凱豐當然要理直氣壯地起來為張聞天說話了。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2)   
  「凱豐同志講得對,更何況我們這是討論嘛,有意見心平氣和地講。」張聞天鎮靜而大度。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文章的觀點對不對,如果有問題,就改正,用不著動那麼大的肝火。」博古也沉不住氣了,接過張聞天的話說。 
  「動不動就扣上路線鬥爭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陳昌浩餘怒未息地問道。 
  「張聞天的文章,無非是想統一全黨北上的思想,我看沒有別的意思。」楊尚昆在一旁也解釋著。 
  「北上就談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個南下來批判。」陳昌浩爭辯道。 
  「黨內有的同志,就喜歡談南下嘛!這是事實,不是人為製造矛盾。」凱豐把陳昌浩的話給頂了回去。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沒有寫好,但沒有什麼不良動機,昌浩同志有意見,我看就不要登載了。」張聞天見陳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發表出來引起一些同志誤解,更增加不必要的隔閡,於是就退讓了一步。 
  其實,張聞天此時沒有想到他的這篇未出籠的文章會引出什麼後果。所以,雖然讓步,仍不服氣地同楊尚昆一起跑到毛澤東那兒去通報此事,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因為他相信毛澤東看問題總要高人一籌。 
  毛澤東聽了張聞天對討論會生動的描述後,哈哈大笑起來,笑得使張聞天真有點莫名其妙。 
  「你這個張聞天,就是個書生,你不懂事,你現在寫這些文章幹什麼啊!一點用處都沒有!」毛澤東笑談中透著一種嚴肅。 
  「統一思想,更好地貫徹黨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張聞天還有些不服氣。 
  「張國燾、陳昌浩等人聽得進去嗎?他們現在是人多槍多,財大氣粗。陳昌浩為什麼動口罵人,還不是仗著張國燾的勢力。」毛澤東仍然是笑哈哈地說。 
  「他們堅持南下怎麼辦?」楊尚昆在一旁忍不住地問道。 
  「忍耐,鬥爭,等待,不可操之過急。」毛澤東這時變得嚴肅起來,話也只能點到這裡為止。 
  張聞天、楊尚昆走後,毛澤東在屋裡來回踱著步子,一個勁兒地抽煙。他知道,張聞天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表,但肯定會傳到張國燾耳朵裡,那將會引起張國燾什麼樣的反應呢? 
  是啊,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眼下,關於北上與南下的問題,實際上已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不過此時張國燾還沒有完全拒絕執行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對他還有團結的餘地,張聞天這篇文章不是一下橫起了一道分水嶺,把張國燾推到了對立面嗎?野心膨脹的人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時候,最希望有人給他提供借口。 
  眼下,一、四方面軍會合,如果沒有精誠的團結,就失去了兩軍會師的意義,沒有團結基礎上的統一意志,就失去了會師的價值。在這極端困難的時候,團結猶如生命一樣的寶貴,也猶如生命一樣的脆弱。此時,最易使團結遭到破壞的就是糾纏黨內的政治紛爭。張聞天的文章雖然在動機上沒有任何惡意,但效果可能給張國燾提供了向中央挑戰的理由。 
  張聞天寫文章談北上與南下鬥爭一事,正像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很快傳到了張國燾耳朵裡。儘管那篇文章已胎死腹中,但卻像一顆炸彈一樣,在張國燾因當上了紅軍總政委而稍微平靜的心海裡炸開了,掀起了狂濤巨瀾…… 
  張國燾回想起會師以來的所見所聞,他似乎感覺自己目前是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自己處處都受到責難,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覺得中央有急於「控制」四方面軍的意圖。他心裡在想,兩河口會議上,那個不知深淺的「小伙子」博古,竟然諷刺我的西進川康方針是「麻雀飛進陰溝裡頭」;那個吹鼓手凱豐也在《紅星報》上寫文章批判我的西北聯邦政府,說是反對列寧主義;現在張聞天又揮筆著文說我西進川康是犯了路線錯誤。這些嘴上沒毛的人,為什麼如此大膽地對我張國燾說三道四,就是毛澤東在背後搞的鬼。既然中央的要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張國燾也不是好惹的,我張國燾在政治舞台上幾經摔打,什麼沒有見過,什麼沒有嘗試過。我這個中共元老有責任出來「糾正」這些要員們的錯誤,挽救中央的「失敗」。今天,我既然在軍內負有要職,又是六大選出來的老牌政治局委員,還有我那龐大的四方面軍作後盾,不解決黨的「錯誤」更待何時,哪怕是頭破血流,也在所不辭。 
  張國燾與中央的裂痕越來越大;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在不斷地膨脹;各路敵軍正步步縮小對紅軍的包圍,敵情向著不利於紅軍方面加速發展。這一切都表明,中共中央與紅軍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危險境地。 
  張國燾左右開刀 
  8月3日,紅軍在因張國燾的拖延而放棄松潘戰役計劃後,軍委不得不發出改為攻佔阿壩、北進夏河流域的指示,也稱夏洮戰役計劃,希望通過實現這一計劃,來扭轉目前的被動局面。隨後,軍委召開會議,採納了張國燾的意見,將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左路軍由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組成,朱德、張國燾率領;右路軍由第一、三、四、三十軍組成,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紅軍各部按照夏洮戰役計劃,北上來到了毛兒蓋,暫時擺脫了敵人,部隊有了一個喘氣的機會。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3)   
  毛兒蓋,位於大小金川之內,當地藏人稱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轄地18寨,方圓800多里,紅軍來時,此地有468戶人家,1200多人。清乾隆年間,這裡曾發生過大小金川之變。藏人憑巢踞穴,對抗清兵,清廷用兵五年,糜費白銀7000萬兩,用反間計,築長圍,斷水道諸辦法,將藏兵困斃於勒烏圍噶爾崖,才將亂軍平息。早在清聖祖康熙年間,大小金川毛兒蓋一帶土司就曾不斷騷亂,清帝又不得不勞師10載,用兵五路,東路由灌縣至懋功,西路由理番至撫邊,南路由打箭爐(康定)至丹巴,北路由松潘至卓克基,中路由木坪至鄂克什,五路會攻,才將土司騷亂平定。兩三百年來,毛兒蓋一帶未嘗綏靖過。今天紅軍至此,是國民黨求之不得的事,他們估計藏人就會把紅軍打得立不住腳。但藏人卻看出了紅軍也是他們自己的軍隊,彼此相處得很好。於是紅軍倒贏得了難得的也是短暫的休養生息之機。 
  眼下無戰事,張國燾在想什麼呢? 
  作為野心正在膨脹的張國燾,他琢磨著如何智奪中央和紅軍領導權的問題,他看出了這是一個進一步向中央要權的不可多得的時機。但空空的伸手要不行,因為那權力的四周都有保護層保護著,尤其是紅一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他們都像鐵板一塊地保護著那最高的權力。因此他想,必須開刀,大動手術,讓權力自然落在自己的手中。 
  從哪裡開刀?他思來想去,覺得首先還必須從政治上開刀,這是他自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就選准的一個開刀的地方,只是時間不允許,所以這一刀沒有開好,現在有時間了。 
  於是,張國燾便向中央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要徹底「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要求「審查中央的路線」。 
  張國燾以正確路線的代表出現了,如果中央承認他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和紅軍就自然要由他來領導。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已看出了張國燾的此番用意,但考慮到張國燾是七八萬大軍的一個統帥,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視。而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戰略方針等問題,也需要開會研究解決。於是,中共中央決定,趁部隊在毛兒蓋地區籌糧,準備過草地之機,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黨內爭端。 
  對於這次會議,中共中央是作了充分準備的。會前,中共中央已經委託張聞天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1935年8月4日晚7時左右,張國燾和陳昌浩偕十餘騎兵,從毛兒蓋策馬去約20里外的沙窩參加會議,那裡是中共中央駐紮之地。 
  一路上,張國燾很興奮,也有幾分得意。他想,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看來我張國燾在中央的影響力大有提高。當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過這次會議達到他的目的。 
  太陽匆匆西沉,張國燾一行催馬揚鞭,不一會兒,便到達了沙窩的山口。這裡是一個藏人居住的小村莊,群山環抱,林木豐茂,自成天地。 
  雖然這裡景色頗具特色,也令人遐想,但由於過度敏感,張國燾自此時開始,心裡就由晴轉陰了。他在《我的回憶》中這樣敘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到達沙窩山口時,張聞天已在山口迎候,他告訴我們:「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我雖然指出陳昌浩系中共中央委員,可以列席會議,但他仍不接納。於是陳昌浩只得暫住在山口外放牛亭裡休息,等我會後一同返回原駐地。 
  我和張聞天還有一個跟隨我的衛士,步行進入山溝,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都有特殊的口令,顯得戒備森嚴。當時中央機關另設了一個中央縱隊司令部,負責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 
  看來,當時的張國燾是患了過敏症了,對什麼都過度敏感,陳昌浩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讓他參加政治局會議,是在情理之中,他不高興了;哨兵口令並無特殊與一般之分,只是一種識別信號,他聽著也變味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集中在這裡開會,並且是中央機關的駐紮地,更何況是在戰亂的年代裡,那嚴密的警衛在他看來也是針對他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接著寫道: 
  會場設置在一間喇嘛廟的外亭中。到會者有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和我五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稼祥二人因病請假),列席者有鄧發、凱豐二人,另由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王首道擔任記錄。會議開始後,毛澤東便拿出一份預先擬好的決議草案交給我看。 
  這個文件不很長,要點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適當地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 
  我讀完這個文件,遞給其他到會者看,他們回答已經看過了。看情形他們不僅看過,也許還討論過,只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會場氣氛,好像有些緊張,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張國燾看了決議草案的內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來,這個決議簡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軍被蔣介石的部隊攆到這裡,在會師後他目睹的「狼狽」狀況,能說明是偉大勝利嗎?這是自欺欺人之談,是在為中央的錯誤路線辯護。他心裡想,本來,中共的蘇維埃政策已經失敗,卻委婉地加以維護;本來,遵義會議連是否合法都是個問題,卻對遵義會議大加讚揚;本來,中央現在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卻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中央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4)   
  張國燾一邊尋思著,一邊瞅瞅這個,瞧瞧那個,在一番察言觀色之後,他發現毛澤東卻若無其事地在那兒抽著煙,他目光停留在毛澤東身上,他要看看毛澤東今天有何表現。 
  果然,毛澤東還沒等煙抽完,就把煙蒂往地上一扔,便要求發言。 
  毛澤東著重談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根據北上的戰略方針,首先對西北地區的形勢進行了分析,他說:「西北地區進攻的敵人主要是蔣介石。蔣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對付我們,受了極大損失。從總的方面看,蔣介石的統治不是強了,而是弱了。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西北地區的困難是人口少、物質條件缺乏、交通不便、氣候條件不好等,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有了總的方向,兩個方面軍會合後,會取得更大勝利。」 
  毛澤東在發言中,還特別講道:「當前必須在部隊中要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具體的表現在對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抱懷疑態度,不敢大膽地前進,而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鬥,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這種有害的傾向,是執行目前戰略方針的最大危險。」 
  最後,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一、四方面軍兄弟般的團結,是完成創造新蘇區的必要條件,一切有意的和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 
  毛澤東這番發言,並非都是針對張國燾的,但張國燾卻以一種扭曲的心態聽著毛澤東的發言,心想,毛澤東就會含沙射影地攻擊別人。今天,他對我的攻擊,充分顯示了他這方面的天才。 
  張國燾環視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著頭,似在深思。博古皺著眉頭在那兒抽煙,眼鏡後面的目光顯得格外冷峻。凱豐瞧著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麼。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煙,慢慢吸起來。張聞天推了一下眼鏡,他的目光卻與張國燾的目光在瞬間猛烈地碰撞一下,結果使張國燾再也忍不住了,他繼起發言,單刀直入:「我們之間發生歧見,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爭爭吵吵並無關係;我們都有很多年奮鬥的經歷,尋求諒解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我們的目的,本來就是要獲得諒解,並不是要擴大分歧。」他反而顯得虛懷若谷,度量如海,這也是為了掩飾他爭奪權力,夢想做領袖的心態。 
  「我惋惜我們沒有在撫邊初會面時,就痛痛快快地把問題談清楚,因而釀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言論。」張國燾轉而裝出一副沉痛的神態講道,「譬如有人說張國燾是軍閥,要憑借軍事實力要挾中央;也有人肯定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或者說張國燾自視資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路線的名義之下,摧毀整個中央;也有人引經據典地說西北聯邦政府反叛蘇維埃;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完全抹殺軍委會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繪得不成樣子。」張國燾採取了惡人先告狀的策略。 
  「這種流言很多」,不等張國燾說下去,毛澤東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說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漢獻帝。有人說中央的政治路線錯了,現在只有用軍閥官僚的手段來統治全黨全軍。這次開會,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毛澤東在這裡緊急插言,不是隨意的,他發現張國燾採取惡人先告狀的策略這一招很厲害,他在竭力爭取主動,使出這一招也很容易得勢。於是,毛澤東也來了個將計就計,順著張國燾的話把張國燾這些日子來的攻擊言論和盤托出,一下使張國燾的這一策略徹底破產了。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澤東的緊急插言,張國燾豈不成為一個受害者了嗎?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嗎?而受害者翻過身來不就是英雄了嗎?而受害者卻偏偏又是一個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著領袖夢,這種反彈的力量誰能阻擋得住? 
  但歷史沒有「如果」,毛澤東已經實施了緊急插言。偉大的人物其偉大之處,就在於面對突然出現的情況,能夠立即作出準確的分析和判斷,並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該怎麼說,該做什麼,該怎麼去做,把握得恰到好處。 
  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這番插言,他還來不及去細琢磨,只是有一種不好再將這些話繼續講下去的感覺,不好講也得講,於是接過毛澤東的話,繼續他的高見:「中央的政治路線可能是錯了,或者是我們執行錯了。再者就是時移勢易,我們還死抱著教條主義不願改變。今天,我們在這裡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絕不等於推翻整個中央。我們大家都經歷過驚人的艱苦奮鬥,都為共產主義賣過一番力氣,黨不能捨棄我們,我們也絕不能捨棄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就有人說犯過錯誤的同志,仍是黨內最好的同志,而且這樣的同志,現在更少了。因此,我們在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不要把責任問題牽連在一起。」 
  張國燾也並非平庸之輩,他的這番話有著極妙之處,這一刀開得不見血。那意思是說,中央的路線錯了不要緊,執行這條路線的同志,雖然犯了錯誤,仍是黨內最好的同志,你們就放下思想包袱,來同我一起共同糾正中央的錯誤路線。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5)   
  張國燾設下這個圈套後,便振振有辭地繼續講道:「這次會議,我們似乎不宜貿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可以肯定一點,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我們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這失敗的事實是誰也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如何厲害,也不能當作只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見,主要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 
  張國燾為什麼對蘇維埃運動那麼仇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搞了個西北聯邦政府。眼下,蘇維埃與西北聯邦政府,誰對誰錯,誰存誰亡,直接關係到張國燾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蘇維埃運動的一些挫折,來極力抹殺蘇維埃運動,維護他的政治生命。 
  「國燾同志說蘇維埃運動完全失敗了,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博古不滿張國燾的說法,當即反駁,「其實,蘇維埃運動的各項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又經過中共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絕不能說它錯了。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只是部分地區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這種看法,是十足的悲觀論調。」 
  「政治路線問題」,凱豐也沉不住氣了,「已經在遵義會議作過結論,當時我的思想不通,經過半年的時間,我認為那次會議所作的結論是對的,現在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毛澤東聽著博古、凱豐的話,覺得是那麼的沒有力量,因而毛澤東又一次來了個緊急插言:「中央的政治路線對錯與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軍來檢討,即使有問題,也只能留待以後有條件,大家坐下來再研討。」毛澤東的話一下收住了可能引起黨內分裂的爭論。 
  張國燾聽得毛澤東此言,嘴像是被封住了似的,無話可說。他只好轉移話題,從別處開刀。 
  「依我之見,中央還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政治局工作,這樣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張國燾開始了他的另一個步驟。 
  「增加政治局委員,必須由黨的代表大會決定,不可能隨便處理。」張聞天插話。 
  張國燾當即借題反駁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也不全是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包括你張聞天在內,就不是六次大會選出來的。而是以後的各種會議增補的。這在中共歷史上,也不是什麼新發明,不值得小題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就可以決定,這樣的事過去是常有的。」 
  張聞天無話可說,他感到張國燾一切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上個月部隊屯駐蘆花的時候,張國燾找他談起遵義會議時,認為那次政治局會議不合法,理由不是黨的代表大會。這主要是對毛澤東進常委不滿。而現在,張國燾又說不通過中央全會可以增補,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就可以解決,典型的實用主義。 
  毛澤東一聽張國燾的話,也理解他的心情,無非就是爭取在中央多找幾個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會議上,他總是處於少數。這樣下去,對於黨內團結是不利的。何況在向毛兒蓋進軍的途中,張國燾已經向中央提出進政治局的四方面軍幹部的名單,還來回商量過好幾次。於是,毛澤東說道:「政治局增加四方面軍的幹部,這個我沒有意見,但不宜過多。是否增加陳昌浩和周純全兩同志就行了。因為中央還包括二方面軍和全國白區的秘密組織。中央委員,可考慮增加一些四方面軍的同志。」毛澤東只同意了張國燾建議的一半,因為在會前張國燾提出四方面軍的六七名幹部可以進政治局。 
  張國燾為什麼要提出四方面軍的六七名幹部進政治局?這是有他的考慮的。目前,在此的政治局委員中,一方面軍就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人,而四方面軍只有他張國燾一人,為了能在政治局與一方面軍平分秋色,他就提出了四方面軍的六七人可以進政治局的名單,如果被通過,在政治局他就可以佔優勢了,他提出的各種方案就可以很容易獲得通過,就可以按他的意志辦事。但現在毛澤東又一次阻礙了他的計劃,怎麼辦?張國燾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提出要召開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他還就自己的這一建議作了說明:「我提議的高級幹部會議,其職權可從長計議,它的作用,有時可類似於中央擴大會議,有時則只向中央提供意見。現在中央事實上與全國各地組織隔離了,實際上只是指導一、四方面軍,因而由一、四方面軍的幹部組成高級幹部會議,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張國燾講到這裡,發現毛澤東臉色有些變化,便繼續補充道:「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由四方面軍的同志佔多數,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聲明,四方面軍的同志絕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要求佔多數。只是想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接著,張國燾又講到他這一建議能否被接納的利害:「實施黨內民主,將使黨內各項歧見易於解決。例如軍事行動問題,經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以後決定下來,將來在執行時可以表現更大的決心與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同志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就無疑阻塞了團結之路。」   
  權力在陰謀中作祟(6)   
  張國燾這番話無疑有著要挾之意,如果中央不表示贊同,那團結是沒有希望了。在一般人看來,張國燾的這一建議並無不妥之處,實際上是他的一個計謀,打著在黨內實行民主的旗號,想借高級幹部會議來取代中共中央行使職權,從而按照他的意志辦事。更何況當時戰事那麼頻繁,不像我們今天開會那麼隨便,說開就開,說開到哪一級就可以開到哪一級,那時不行啊。如果經常集中高級幹部開會,紅軍就只好等著讓蔣介石吃掉。 
  「現在是軍事行動,不能談什麼黨內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澤東堅決拒絕了張國燾的這一建議。 
  張國燾白了毛澤東一眼,沒有再繼續講下去。 
  「國燾同志,你的意見發表完了沒有?」當會場陷入一片寂靜的那一刻,張聞天下意識地問張國燾。 
  「暫且就說這些,以後有機會再談。謬誤之處,請諸位批判。」張國燾的語氣淡淡的,他今天實施的左右開刀的戰略,至此歸於失敗。 
  「我再講幾句。」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隨即吐出一股煙霧,「其實張聞天同志的這個決議草案在開會前同昌浩、傅鍾幾位同志商量過,他們是同意的。國燾同志對蘇維埃運動的看法,與我們略有分歧,如果認為蘇維埃運動是失敗了,將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後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將蘇維埃旗幟高舉起來。捲起蘇維埃旗幟的做法,我們似乎還沒有失敗到這個地步,大可不必。至於對遵義政治局會議的評價,我看,我們也不要勉強國燾同志接受,留待以後黨的會議來做結論吧。」 
  毛澤東看了看張國燾,提高嗓門:「國燾兄說得好,梁山泊好漢不打不相識,今天我們算是又一次相識嘍。」說完,嘿嘿笑起來。 
  張國燾也勉強苦笑了一下。 
  最後,張聞天宣佈:「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這個草案,今天以多數贊成通過了,同志們所提意見,由常委修改後,再轉發下去。」接著,張聞天宣佈散會。 
  張國燾在警衛的護衛下,步出沙窩山口。此時,東方已開始發白,他停住腳步,站在那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抬頭凝望夜空,暗自思忖:「我張國燾在這片天下也算是一個人物啊!」   
  衝突白熱化(1)   
  令人疲倦,催人衰老的,莫過於野心未能得逞。 
  沙窩會議後,張國燾陷入了一種失落的泥坑,浮躁不安,肥胖的身軀,顯得消瘦了許多,白裡透紅的臉膛變成了白裡透黑了,眼窩也凹陷下去。由於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來反對《夏洮戰役計劃》,也不得不勉強執行,這使他痛苦萬分。但他沒有放棄他的南下主張,依然在等待時機。 
  中共中央為了迅速北上,實現《夏洮戰役計劃》,對左、右兩路軍作了進一步調整:左路軍由紅軍司令部率領,領導人有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轄五軍、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三十三軍,以及軍委縱隊一部,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率領,領導人有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以及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陳昌浩等。轄一軍、三軍、四軍、三十軍、軍委縱隊一部以及紅軍大學等,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首先佔領包座、班佑地區,再向夏河前進。 
  然而,當左路軍到達卓克基以後,張國燾的動作就開始離譜了。 
  張國燾借口拒絕北上 
  張聞天、毛澤東對在沙窩會議上沒有說服張國燾,一直憂心忡忡,便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北上問題。 
  其實,這一問題根本用不著再討論。就在8月初,王明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起草了《八一宣言》,主張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這與毛澤東的北上抗日主張不謀而合。但由於與共產國際早已失去了聯絡,毛澤東不知道,張國燾不知道,其他中央要員也不知道。所以,張國燾依然認為北上抗日是「癡心妄想」,毛澤東在說服張國燾北上問題上也因此遇到了困難。 
  因為時空的阻隔,重要的信息不能傳播到這荒涼的高原上,歷史的進程在這裡被延誤了。 
  無奈,北上問題還得繼續討論。 
  8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兒蓋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聶榮臻、李先念。 
  張國燾呢?他以抱病為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朱德因軍務、周恩來因病沒有出席。但會議仍如期舉行。 
  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關於夏洮戰役計劃的報告。會議最後以毛澤東的報告為基本內容,形成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決定指出: 
  (一)在目前敵我具體的情形之下,為實現6月28日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甘陝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繼續發展之有力的支柱與根據地。 
  (二)這個決定是根據下面的理由和考慮出發的,甘陝地區對於我們不論目前與將來的發展上都有利的,而且依據我們現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這些考慮是: 
  (甲)在政治上,我們能夠和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商動作及會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與領導,聯繫存在於甘陝邊之蘇區及游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這給我們可能在短時期中迅速造成鞏固的蘇區根據地,這就能夠迅速地形成在中國西北部以及全中國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 
  (乙)在敵情上,在這個地區中,是幾個軍閥的系統,他們雖然聯合地向我們進攻,然而存在著他們自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敵人一般的戰鬥力之薄弱,及士氣之不振,特別是東北軍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刀鋒前從河北調來以及十九路軍改編的士兵,他們中間反常與不滿的情緒,正是我們革命工作之順利條件,東北軍與陝甘部隊之缺乏與主力紅軍作戰的經驗,敵人現在一般的遠離其現在軍事戰略及政治經濟之中心地區。凡此等等都給我們以順利的條件,在靈活的機動之中,去各個擊破敵人,取得重大勝利。 
  (丙)在居民群眾的條件上,這個地區由於連年繼續不斷的深涸的農業危機,饑荒、沉重的捐稅、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長著偉大的農民革命的先決條件,並已開展著爭土地反捐稅的農民鬥爭和游擊運動。這使我們在當地基本的漢族群眾中,能夠給這種自發的農民鬥爭以組織領導,提高其覺悟程度,而走上蘇維埃革命的道路,並便利於紅軍的擴大與發展。這給在這個區域居住的及其臨近的非漢族群眾(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們自己人民共和國的運動,以大的激勵和推動,並經過我們的幫助、發動、領導,能夠迅速爭取這個運動灌流於蘇維埃運動的巨濤之中。 
  (丁)在物質的條件上,這個區域是西北區域中比較富庶的區域,能夠保證我們現有及繼續擴大之部隊的物質供給的需要。 
  (三)為著實現這個戰略決定,當前的戰役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目前戰役之疏忽與失著,將使整個戰略實現困難,甚至失敗。因之,當前的戰役應力爭控制洮河,首先是其東岸地區,粉碎敵人蘭州、松潘封鎖線之計劃,以處於有利的機動的地位,而便於繼續戰勝敵人,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這個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的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證。機會主義的投降困難,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將不僅喪失這個戰役之勝利,並使戰略的實現成為不可能。   
  衝突白熱化(2)   
  (四)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達這個地區去活動)。因為: 
  (甲)非漢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是醞釀與發展著,但是漢族紅軍之全部的長期的深入這個地區,必然的會引起這些民族群眾之誤解、嫌隙甚至敵視的態度——這在糧食給養困難惡化的條件下,更加容易尖銳。黨在民族運動中的基本方針,應該是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的民族解放鬥爭,而絕不能是強制的蘇維埃化。 
  (乙)這個行動客觀上正適合於敵人的要求。敵人正以全力壓迫我們向著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著黃河構築重疊的封鎖線與堡壘,阻止我們以後向中國本部之發展,切斷我們與其他蘇區紅軍及全國革命運動之聯繫。這一不利的情況,在我們還沒有在軍事上政治上保證克服敵人的堡壘封鎖以前,將不可避免地要到來的。 
  (丙)自然與物質條件之不利。假如紅軍大部的長期的在這個區域行動,將遭到極大的困難。 
  顯然,如果我們目前採取這種方針,將使蘇維埃與紅軍遭受損失,並限制其發展。所以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個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政治局號召全體黨員、紅色指戰員,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以工農紅軍的特有的英勇,團結在中央的路線之下,殲滅敵人,實現赤化川陝甘,而為蘇維埃中國確定鞏固不拔之基礎。 
  這個決定對戰略方針的分析與判斷,其正確性在後來歷史發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這個決定,只分析了張國燾曾經提出的西進方針的錯誤之處,而沒有批評張國燾的南下主張,這是因為毛澤東還確信張國燾只抱住西進的主張,而無其他意圖。 
  毛澤東這種判斷也是有根據的。 
  早在8月中旬,毛澤東就發現張國燾有西進的意圖,就電告張國燾,紅軍不宜深入阿壩地區,但張國燾置若罔聞。所率左路軍一路在佔領阿壩以後,為遂其出甘邊、青海的西進意圖,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壩為中心,大力開展工作,爭取「赤化草地」,使阿壩成為新蘇區之一部。同時命令第一縱隊一部向黃河以北探進。該部以阿壩格爾底寺和尚羅車兒兄弟倆為嚮導,由上阿壩翻山沿結柯河北行,進佔了黃河東岸之齊哈瑪。因缺乏渡河設備,加上黃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窪的武裝阻擊,該部紅軍未能找到渡河點,駐齊哈瑪數日後,只得沿來路返回阿壩。 
  至此,人們也許已搞不清張國燾究竟是西進還是南下。其實,張國燾的西進或南下主張,是圍繞他自己的政治意圖而變化的。開始,他主張南下,被中央否決,並由此產生了分歧,後來他又主張西進到新疆,又被中央否決。於是,他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意欲單獨西進,決定派一支部隊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這條路,先期與共產國際接通聯繫,他的領袖夢就有可能變為現實。但此路不通。 
  這次西進的失敗,使張國燾改變了西進的主張,轉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圖。 
  但不管怎樣,那麼精明的張國燾,他應該相信這個毛兒蓋會議決定是正確的,特別是對甘陝地區敵情的分析,已經入木三分。這個地區的敵軍人數雖不少,但只是幾個相互缺乏信任的軍閥系統,有可以利用的矛盾。況且,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刀鋒前來到這個地區的東北軍,積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滿情緒。張學良因自己落得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而深感恥辱,幾次向蔣介石諫言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絕。張國燾應該看出其中的門道,更應懂得這些情況將意味著什麼。可以說,這個決定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與張國燾心平氣和地談心,講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陳昌浩連電朱德、張國燾,告以中央新的決定。 
  中央知道張國燾北上意志不堅,恐中途發生變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艱難的行進中,於8月24日將毛兒蓋會議所作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電告他,以堅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陳昌浩又以老部屬的身份,致電張國燾: 
  ……目前箭已在弦,非進不可。……弟意右路軍單獨行動不能徹底消滅已備之敵,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前進。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盼立決立復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 
  張國燾在毛澤東、張聞天、陳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斷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於卓克基、馬爾康一帶的左路軍第二縱隊發出向北集中,準備向右路軍靠攏的電令。同時他親率第一縱隊向班佑移動。 
  8月下旬,右路軍歷經磨難,終於越過茫茫草地,從死亡線上闖過來了。接著就要與敵人搶奪包座,打開紅軍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於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銀戈河,群山環抱,地形十分險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補給線,碉堡林立,既是我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地,也是敵我必爭之地。   
  衝突白熱化(3)   
  徐向前、陳昌浩考慮一軍和三軍在長征中減員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澤東建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四軍承擔。 
  毛澤東深情地望著這兩員大將,暗自感歎:紅軍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陳昌浩的建議。 
  徐向前指揮右路軍第三十軍和第四軍一部,經過7小時的激戰,於8月31日,奪下了敵人佔領的包座,打開了北進的必經之路,為兩路軍在此地會合,共同北上,創造了唯一的機會。徐向前、陳昌浩立即電告張國燾包座之戰的勝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軍佔領了包座以後,便等待著左路軍的到來。 
  陳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張國燾的到來,雖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見張國燾的影子,也沒有收到張國燾的隻字片語。 
  黨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澤東在離包座不遠的巴西緊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陳昌浩到他的下榻處,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為我軍佔領,北進已無敵阻攔,你們能否做做張總政委的工作,催他帶左路軍速來。」毛澤東一見陳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開門見山地說道。 
  「如果左路軍過草地有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糧食去接應他們。」徐向前斷然決定。 
  「你說哩?」毛澤東轉而問陳昌浩。 
  「令四軍三十一團準備糧食,待命出動。」陳昌浩也毫不猶豫。 
  「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就這麼辦。」毛澤東當即表態。 
  那麼,此時的張國燾在幹什麼呢? 
  9月1日,張國燾收到陳昌浩、徐向前報告包座戰役情況的電報。然而,徐向前、陳昌浩他們萬萬不會想到,就是這封電報給張國燾那正在膨脹的野心注入了興奮劑。當時,作為張國燾的警衛排長何福聖,親眼目睹了此後所發生的一切。他回憶道: 
  包座戰役,是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打的第一個大勝仗。而且兩軍既是混編,理應視作整個紅軍的勝利。可是,張國燾卻把這一勝利當作了他要挾中央的資本。接到陳昌浩的電報後,他大喜過望,竟當著許多警衛、參謀的面得意洋洋地對朱德、劉伯承說:「這是昌浩、向前同志給我的一份厚禮!看看,誰最能打仗?還是我四方面軍。」 
  這一勝利使張國燾的野心高度膨脹,他開始利用這一大好時機採取行動了。 
  張國燾對毛澤東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邊。當時,因葛曲河水陡漲阻住了去路,擔任前衛的部隊也被擋在了河邊。 
  張國燾、朱德、劉伯承全都到河邊觀察水情。腳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寬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衛排長白全宗下河去試測深淺。白全宗是四川人,會水,他脫得赤條條地往水裡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來。上岸後他說水太深,過不去。 
  張國燾趁機說:「我看,天不助我,我們還是回到阿壩再想辦法吧。」 
  朱德沒有回答,忙著問那位會說漢話的通司。通司介紹說,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條支流,水漲得快也退得快,根據他的經驗,這水最多還有兩天就會退下去。 
  朱德問清情況,對張國燾說:「你聽見了,最多還有兩天我們就能過去。我們好不容易才到了這裡,再掉頭回阿壩,什麼時候才能和中央會合?」 
  劉伯承總參謀長也說:「我看最好還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過去。」 
  「不行。」張國燾一句話否定了他們的意見。他以一種教訓人的口氣說道:「這支部隊是我一手建設起來的,我對他們有感情。進入草地以後,我們已經凍死、餓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條件越是險惡,我必須對左路軍全體官兵的生命負責。」 
  他不顧朱、劉首長的反對,下令全軍原路返回阿壩地區。 
  實際上,張國燾把這河水阻隔作為實現他南下主張的天賜良機,哪裡還聽得進朱德和劉伯承的意見? 
  9月3日,中央收到張國燾的電報: 
  ……葛曲河上游偵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二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且恐多阻礙。 
  毛澤東拿著張國燾的電報,感到非常驚訝,直搖頭,他至此才明白,張國燾不僅不同意北進的方針,連他自己的西進主張也放棄啦,實際上他是要南下。 
  儘管張國燾在電報中列舉了種種理由,但毛澤東認為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無論葛曲河的水怎麼漲,也絕不會超過嘉陵江的水,更何況四方面軍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隊,西渡嘉陵江時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漲,無法徒涉和架橋,這支造船隊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簡便的渡河工具。所謂糧食缺乏,也是個借口。因為阿壩那些地方,糧食與毛兒蓋地區相比要多,張國燾來電也說過。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每人只帶了供兩三天食用的炒青稞,總算越過了草地,那麼大的困難也都克服了,左路軍在阿壩籌的糧食,肯定不會比右路軍的少。為什麼又不能過草地呢?並且右路軍還要帶糧食去接應左路軍。這兩點理由怎能自圓其說?張國燾分明不願意北上,無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衝突白熱化(4)   
  這是毛澤東接到張國燾的電報後得出的結論。 
  苦心彌合裂痕 
  毛澤東捏著張國燾的電報,急匆匆地去找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裡十分焦急,因打開包座之後,如不把握住時機,迅速北進,敵軍向北奔集就麻煩了。機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右路軍中的先頭部隊——一軍繼續乘勝向北,同時再電催張國燾來巴西會合,中央在巴西繼續等待左路軍的到來。於是右路軍中的前敵指揮部命令一軍一師為先頭部隊,向甘肅南部迭部地區的俄界探路開進。而敵在文縣、武都、西固、岷州一線的兵力不多,又築碉堡未成,難以阻擋紅軍的突擊。 
  右路軍久等左路軍不至,陳昌浩也特別心急,他既是新增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前敵指揮部的政治委員,可以說黨內軍內都任有要職,他與徐向前一樣,都希望張國燾率領左路軍趕快越過草地北來,因為這不是關係張國燾一個人的事,是關係全局,關係左路軍命運的大問題。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駐地跑,向黨中央請示如何使張國燾轉彎子,如何說服張國燾迅速北上,尋求出一個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與陳昌浩幾經磋商,最後研究出一個以前敵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的名義,發出一請示張國燾的電報: 
  朱總司令、張總政委: 
  ……胡不開岷,目前突擊南、岷時間甚易。總的行動究竟如何?一軍是否速占羅達?三軍是否跟進?敵人是否快打?飛示。再延實令人痛心。……中政局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南進更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上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如能乘敵向北調時取松潘、南坪仍為上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在研究這封電報的內容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幾個人,頗費了一番心思,這恐怕是長征以來措辭極為考究、內容極為豐富、感情極為誠摯的電報。 
  首先,這封電報說明了包座已打開,北進道路已打通,創造了紅軍向北突擊岷州、南坪的有利條件,告訴張國燾,右路軍中的一軍,已向甘肅南部的俄界進軍,是否繼續向甘南部的羅達前進,讓三軍團跟進,把握時機北進消滅敵人。如果遲疑不決,將貽誤戰機,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動,向張國燾請示,因為他是紅軍的總政委。言辭懇切,態度誠摯,希望北上的心彷彿就在字裡行間跳動。 
  這封電報的又一個意思,就是說中央十分尊重張國燾堅持南下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認為只要南進有利,可以交換意見。這是毛澤東、張聞天採取的一種忍讓的策略,現在團結高於一切,紅軍處於非常時期,這種忍讓是必不可少的。 
  電報說「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把周恩來抬出來,是這封電報的又一個重要策略。周恩來歷來在黨內軍內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選出來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資歷至少可以與張國燾平起平坐,甚至比張國燾這個政治局委員還高一點。張國燾就說過,一、四方面軍中,就只有他與周恩來兩人是六大選出來的政治局委員,其他的都是在以後的會議上增補的。把周恩來這個頗有影響的人物抬出來,看能否「鎮住」張國燾。 
  電報還以徐向前、陳昌浩的口氣,講了何為上策,何為下策。也只有長期跟隨張國燾的諍友才能這麼旗幟鮮明地勸諫張國燾北上,因為張國燾不會懷疑他們有什麼不良動機。 
  這封電報終其一點,就是希望張國燾率左路軍趕快北上。 
  儘管如此,這封電報也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鐵了心要南下的張國燾,接到徐、陳的電報,不為電報上誠懇的言辭所動。 
  張國燾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分析來分析去,他最後認定這封電報是在毛澤東的壓力下不得不發來的。心想,徐、陳二人從來沒有給我這麼婉婉轉轉過,這次怎麼口氣變得如此這般?毛澤東獨斷專行,這次怎麼要跟我商議?他們二人平時與我都是直述意見,這次怎麼把周恩來也抬出來?他奸笑著點了點頭,心裡繼續在想,你毛澤東在我面前玩花招,嫩了一點兒。北上就是對的,南下就大逆不道?!誰對誰錯,讓歷史作結論吧。 
  於是,張國燾在接到徐、陳電報的當天,立刻致電徐向前與陳昌浩,以總政委的身份命令他們率右路軍南下,措辭相當激烈,沒有絲毫考慮的餘地。 
  陳昌浩先看到張國燾的電報,心裡暗暗吃驚,感到張國燾南下意志十分堅決,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他意識到問題的尖銳性、複雜性和嚴重性,左右為難,真不知該怎麼辦才是。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但一旦走進了重大的選擇時刻,卻又猶豫不決,因為人人都背著滿滿的歷史包袱和空空的未來行囊。 
  此時,歷史把陳昌浩推到讓他作出選擇的重大時刻。他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黨即派他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回國後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即開始與張國燾共事,始終是張國燾的左右手,得到張國燾的信任與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接著擔任紅四軍政治委員、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與徐向前一起組織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等戰役,取得重大勝利。1933年初,紅四方面軍到達川北地區後,陳昌浩兼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與張國燾領導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多次反「圍剿」的重大戰役。陳昌浩個人奮鬥的歷史,他的得勢,他的出名,他的功績,雖然來自於他本人的才能,但與張國燾的器重與提攜,也不無關係。以致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他總是追隨張國燾,和張國燾保持一致。他自編入右路軍,成為前敵指揮部政委之後,由於和中央一道行軍,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之下,他不得不聽從中央的號令。在中央與張國燾關於北上與南下兩個相對立的戰略方針的尖銳衝突中,何去何從,對於陳昌浩來說,真是進退兩難,舉棋難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張國燾,這是他不願意的;依了張國燾的,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往前看,北上與南下,究竟往哪個方向走才擁有光明的前途?雖然眼下他覺得往北走有利,但將來能不能成氣候,也很難說。往南走,雖然眼下會遇到一些困難,但紅軍生存下來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也實難預料。   
  衝突白熱化(5)   
  怎麼辦? 
  陳昌浩拿著電報找徐向前,看看徐向前如何處置。 
  徐向前閱罷電報,也大為吃驚,他那顆久經沙場的心,立刻變得沉重起來。他想不到中央的北上方針同張國燾的南下路線會發展到如此針鋒相對不可調和的地步,成為牽動全局和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鬥爭焦點。事情發展得如此嚴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沒有思想準備,心想他和陳昌浩給張國燾的電報,總會多少起點作用,張國燾會聽眾人的規勸,率左路軍北上。但是這封電報所告訴的一切和他的預料恰恰相反。事關重大,不可貿然行事。 
  「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向中央報告不行,你還是跑一趟吧!」徐向前以極其複雜的心情建議道。 
  陳昌浩猶豫了一下,也就聽了徐向前的話,帶著這封與紅軍命運攸關的電報,策馬揚鞭,到中央隊駐地把電報交給了張聞天。 
  當天晚上,徐向前就接到陳昌浩的電話,通知他到周恩來住處開會。 
  徐向前是跑步來到周恩來住處的,一進屋,他藉著馬燈光,看了一眼在座的人,見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都在,他們的表情都極為嚴肅,就連平時比較隨便的毛澤東,臉也變得深沉了。 
  「就等你來了,現在開會。」毛澤東發現徐向前來了,下意識地說道。 
  「國燾同志來電,叫前敵指揮部率右路軍南下,大家看看怎麼辦?」接著張聞天對大家說。 
  「北上的方針,國燾同志是同意的,現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博古的話等於白說,現在不是要搞清張國燾南下的用意。 
  「昌浩同志,你說說看。」毛澤東打斷博古的話,讓陳昌浩出主意。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針,還是要說服張政委北上。」陳昌浩心情頗為複雜地回答道。 
  「向前同志,你的意見呢?」毛澤東問。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見。不過,張政委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們也要想個辦法回答他才好。」徐向前回答得更實際一些。 
  「立刻給國燾同志去一電報,以我們七個人的名義再勸他。」周恩來也別無辦法。 
  「目前只有這樣,別無他法。」王稼祥以一種無可奈何的語氣,表示贊同周恩來的提議。 
  於是,又給張國燾發了一封電報: 
  朱張劉三同志: 
  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的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的結果認為: 
  (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 
  (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里,懋功南700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瀘、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里間,亦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8000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糧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行,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已遠勝西康地區。 
  (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仍空虛,弟等並擬於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二十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面。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即立斷,則革命之福。 
  【JY】恩來、洛甫、博古、向前 
  【JY】昌浩、澤東、稼祥 
  【JY】9月8日22時 
  給張國燾的電報發出後,毛澤東步出周恩來的住處,迎面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他已習慣於摸黑,沿著一條隱約可見的路,朝前走著,走進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ZW(】【HT5"SS】【ZK(】 
  毛澤東後來曾說過,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ZK)】【ZW)】 
  黑夜,少去了許多干擾。這戈壁的黑夜,靜得出奇,更能讓思維馳騁,讓情感奔騰。此刻,毛澤東感到自己的思維似乎更清晰一些。他邊走邊想,感慨油然而生。鬧革命太不容易了,風霜雨雪,生生死死,坎坎坷坷,多少人倒下了,走到今天,留下了這班人馬。兩軍會合後最擔心的就是鬧不團結,而越擔心出現的局面,現在卻出現了。真是多災多難啊! 
  毛澤東不禁潸然淚下。過去遭受排擠的時候,他不曾流過淚。這次他流淚了,因為他知道,張國燾如此鬧下去,正是蔣介石所希望的,當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向紅二方面軍靠攏時,蔣介石拚命地不讓我們會合;當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向紅四方面軍靠攏時,蔣介石又是一路堵截,好在我們經過周旋苦戰,兩軍終於會合了,付出了六七萬人生命的代價,多麼的不容易呀!現在張國燾又要帶部隊另尋出路,可他那條路肯定是走不通的。你張國燾那麼聰明,怎麼就不好好想一想,無論對我有多少成見,也不能拿紅軍當兒戲呀!   
  衝突白熱化(6)   
  抹了一下眼淚,毛澤東還在想,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跟張國燾鬧翻,要盡量說服他接受中央的方針,團結四方面軍一道北進,這關係到全局,關係到革命的前途。如果紅軍分裂,將會鑄成大錯,……今晚雖然給張國燾發去了電報,促他北上,但是否接受,還是個未知數。如果張國燾不願接受北上的方針,下一步該怎麼辦? 
  黑夜還有多長?   
  決鬥時刻(1)   
  歷史,在這裡放下了行囊,重新搭起了舞台,它要讓各懷心態的人盡情表演。 
  歷史,在這裡停住了腳步,重新鋪開了白紙,它要記錄下此時所發生的一切。 
  張國燾從葛曲河畔返回阿壩的刷金寺後,焦急地等待陳昌浩、徐向前南返的消息。 
  毛澤東在巴西,也在焦急地等待著張國燾北進的消息。 
  一樣的等待,不一樣的心情。 
  張國燾尋思著,陳昌浩、徐向前跟我這麼多年,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相信他們接到電報,會立即南返的。 
  毛澤東尋思著,張國燾是中共的元老,受黨的培養多年,雖然有野心,但不會做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然而,他們都落空了。 
  張國燾攤牌 
  張國燾在刷金寺等待陳昌浩、徐向前南返,不料等來的是毛澤東等七人促他北上的電報。他撇下電報,氣呼呼地踱著步子,他沒想到陳昌浩、徐向前竟然把他拍去的讓他們南下的電報,通報了中央,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悄悄把隊伍帶走不就行了嗎?何必多此一舉? 
  「不。」張國燾停住了腳步,他搖了搖頭,心裡暗自思忖著,「難道是陳昌浩、徐向前背叛了我?是不是跟毛澤東跑了?」他不敢往下想了,不過他相信陳昌浩、徐向前不會這樣做的,把令他們南下的電報通報中央,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毛澤東和這些留俄派真是頑固」,張國燾尋思了一會兒,便頗為生氣地對秘書長黃超講道,「一天就是講北上!北上!也不看看當前的環境與條件,我這個總政委的話,沒有誰聽,還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毛澤東就喜歡獨裁,喜歡獨斷專行,發號施令。不行!馬上給他們發電報,要他們南下,為什麼不聽我的?非得按毛澤東的意見辦不可?看來北上南下的問題,和毛澤東等人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了。既然要我當總政委,我就要行使總政委的職權,到底看誰弄得過誰?」 
  張國燾擺出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勢。 
  黃超在一旁聽著,嚇得一聲不吭,因為他知道張國燾這樣做將意味什麼。 
  張國燾立即伏案草擬了一份給陳昌浩、徐向前並叫他們轉中央的電報: 
  (甲)時至今日,請你們平心估計敵力和位置,我軍減員、彈藥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破之;敵是否有續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兩師,每團不到千人,每師至多千五百戰鬥員,內中病腳者占三分之二。再北進,右路軍經過繼續10天行軍,左路20天,減員將在半數以上。 
  (丙)那時可能有下列情況: 
  1向東突出岷、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 
  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 
  4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巖,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言糧不缺。弟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級幹部,均言之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到松崗,約六天行程,沿途有2000戶人家,每日堵陰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察有6000戶人,苞谷已熟。據可靠嚮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蘆均優於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壩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 
  5現宜以一部向東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絕不會做甕中之鱉。 
  6左右兩路絕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為何?立候示遵。 
  張國燾擬完電報,又反覆閱讀了幾遍,頗為滿意,既攤了牌,又客氣,不過他還是不放心,便把電報稿置於桌上,反剪著手,在屋裡踱起步來。他要思考一下行文有無破綻,會不會被毛澤東等人抓去大做文章。因為他想到他一人要對付好幾個人,還是謹慎一點為妙。毛澤東是老謀深算,而張聞天、博古也是厲害的角色,動不動就拿大帽子壓人。這回我倒要看誰壓過誰。 
  張國燾推敲了一下電報稿,覺得沒有什麼問題了,才交給了黃超,要他盡快發出去。 
  就在毛澤東等七人致電張國燾的第二天,陳昌浩、徐向前收到了張國燾的電報。 
  陳昌浩閱完電報,看出張國燾南下的意志很堅定,於是他也就堅定了跟隨張國燾的意念。但他還摸不清徐向前的態度,便找徐向前並試探地問道:「老徐,國燾同志要我們南下,你看怎麼辦?」 
  「你說呢?」徐向前感到問題很棘手,不好表態,就反問道。 
  「我們不行動不好啊!」陳昌浩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中央肯定不會同意。」徐向前頗為憂慮。 
  「那我們只好和他們分開嘍。」陳昌浩雙手一攤,果斷的說道。 
  「這個……」徐向前不好再說下去了。 
  「現在到了關鍵時刻,你我都不能猶豫了。」陳昌浩見徐向前搖擺不定,促催著。 
  「我當然不願意四方面軍分開,要走最好一道走。不過,你最好趕快跑一趟巴西,去中央反映一下我們的意見,最好說服他們。」徐向前又一次把陳昌浩支到中央那裡去了,他只能這樣做,讓中央來處理這個問題。   
  決鬥時刻(2)   
  陳昌浩策馬向巴西奔去。 
  張聞天接到陳昌浩送來的張國燾的電報,立即去找毛澤東。 
  毛澤東一看電報,大失所望。 
  「張國燾這塊頑石,什麼時候才開口哩!」毛澤東心事重重,「目前,我們的處境有點不妙,老五(紅五軍)和老九(紅三十二軍)留在張國燾那裡,林彪的部隊雖然北進到了甘南,但沒有落好腳。現在,我們身邊,只有彭德懷的一點部隊,不過三四千人,張國燾知道我們的力量,才這麼放肆,三令五申要我們跟著他南下,不和我們一條心,我真有點擔心啊!」 
  隨即,毛澤東和張聞天來到周恩來的住處,商量了一下對策,立即以中央的名義給張國燾發了一份電報,嚴令他北上: 
  國燾同志: 
  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中央懇切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不利,將要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JY】中共中央 
  【JY】9月9日 
  電報發走後,毛澤東陷入了極度的沉默。他知道張國燾既然已經攤牌,他是不會改變主意的,下一步將怎麼辦呢? 
  要挾黨中央南下 
  完全被野心支配的人,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9月9日整個上午,張國燾獨自一人在屋裡獨步沉思,想到自會師以來與毛澤東等人討價還價的結果,只解決了一個總政治委員的職位,還是一個虛職,我張國燾說話沒有誰聽!軍隊指揮不動,還是毛澤東獨斷一切,總司令部形同虛設。毛澤東經常徑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都要過問,逕行批定辦法,然後交我張國燾執行。我姓張的不就變成他的幕僚人員了嗎?真是豈有此理! 
  張國燾越想越窩火。四方面軍之所以有今天這個陣勢,弄到七八萬人,不是我張國燾一手搞起來的嗎?不容易啊!時至今日,南下問題看來同毛澤東等人已經商量不通了,他們不會聽我的,要一意孤行,以中央決定的名義來壓我,使我屈服,辦不到!北上!南下!誰對誰錯,現在還不是作結論的時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張就是錯誤的。 
  張國燾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今後怎麼辦的問題。現在,我與毛澤東已經勢不兩立了,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是想辦法從毛澤東手中奪過軍權,把一、四方面軍都置於自己的指揮棒下面?是維持目前這種電報交馳,打筆墨官司的狀況,等待毛澤東回心轉意?他搖了搖頭,這都不行。如果各奔東西,將來他還是要把我吃掉;如果從毛澤東手中奪權,現在都攤牌了,哪裡還談得上把他整下台;如果繼續打筆墨官司,他們那麼多中央要員,最終失敗的還是我。 
  張國燾不願再想下去了。其實,類似的事他已經幹了不少。在肅反的時候,張國燾給當時的紅軍將領許繼慎扣上了「反革命罪」的帽子,並捆綁起來用鞭子抽打,讓他承認自己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但沒有的事,他怎麼能承認呢?於是,張國燾就叫喊著:「將許繼慎綁到馬上,拖!拖!拖死這個傢伙。」曾經馱過紅軍指戰員、紅軍將領的戰馬,而今又拖著一個曾經馳騁沙場、叫敵人聞風喪膽的「罪人」,在沙灘上喋血——許繼慎就這樣被活活拖死。 
  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但張國燾心狠手辣的秉性並沒有改變。就在沙窩會議以後,朱德來到左路軍。張國燾率部來到卓克基後,為了滅口,就將四方面軍曾經和他平分秋色、後來反對他的一個著名將領曾中生,用繩子將其活活勒死。過後,張國燾向部隊說:「曾中生通敵,掉進河裡淹死了。」 
  現在是你死我活的時候了,機不可失。張國燾暗自下了決心,並給陳昌浩發了密電。 
  那麼,張國燾給陳昌浩密電的內容是什麼?是挾持中央南下?是扣押中央領導人?時至今日,也無法考證。後來,毛澤東曾兩次談到此事。一次是在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自己是從葉劍英的報告中得知了這一電報內容。他說:「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另一次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有一天,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對人風趣地說:「葉劍英同志在關鍵的時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了。」 
  據前總作戰科副科長呂黎平回憶,9月9日這一天,張國燾曾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呂黎平得知這一情況後,迅即報告前敵總指揮部葉劍英參謀長。葉劍英立即將這一重要情況報告了黨中央和毛澤東。 
  毛澤東聽罷吃了一驚,脫口而出:「勢頭來得好快!好猛呀!」就在兩個小時以前,彭德懷曾根據一些跡象判斷,張國燾有可能脅迫紅一方面軍南下。 
  隨即,毛澤東從兜裡掏出一個紙煙盒,將張國燾電文很快記下來,然後對葉劍英說:「你幹得好,回去後把電報交給陳昌浩,要見機行事,要加倍小心啊。另外,要設法把那張繳獲胡宗南的地圖帶走。」 
  葉劍英走後,毛澤東此時像喝了一碗烈性酒一樣,心跳加快,但很快鎮靜下來了,思考著如何應付這一險惡的局面。   
  決鬥時刻(3)   
  晚飯後,毛澤東匆匆離開了他的住處。那麼,他要到哪裡去? 
  毛澤東要找陳昌浩試探一下他們的態度如何,如果能把他們爭取過來,問題就還有解決的希望。 
  這不是往虎穴裡走嗎? 
  毛澤東就有這種性格,往往在關鍵時刻,他要按人們習慣思維方向的反面走去。他想,如果在這種時候,不去與陳昌浩談談,避而不見,反倒會使他產生懷疑。如果此時找他聊一聊,可以看看他的態度。 
  毛澤東來到前敵指揮部,找到了陳昌浩。 
  「昌浩同志,今天張總政委來電要我們南下,中央當即復電,懇切希望左路軍一道北上,你的意見呢?」毛澤東平靜地問道。 
  「總政委要堅持南下,我們就南下吧,反正南下也並不是死路一條,誰也不願意把紅軍往火坑裡送,何必在這個問題上糾來纏去沒個完。」陳昌浩以疏導的口氣回答道。 
  「是啊,一切問題都有商量的餘地,上次以你和向前同志的名義給國燾的電報,就已經表達了這個意思,他怎麼就不理解呢?」毛澤東順著陳昌浩的話發問。 
  「其實,北上南下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如果現在能給張總政委一點面子,兩軍南下會合後,召開一次會議,消除分歧,再團結向前嘛!」陳昌浩對毛澤東進行引導。 
  「好,我明天再跟恩來商量一下,要南下,政治局的幾個同志也得碰碰頭,統一一下思想。」毛澤東已經看出陳昌浩是鐵了心要跟張國燾南下,也就不再多談,便告辭了。 
  陳昌浩把毛澤東送到門口,目送著毛澤東消失在黑夜裡。 
  毛澤東從陳昌浩那裡直接來到了徐向前的住處,兩人見面,一陣寒暄之後,毛澤東就把話題引到北上和南下的問題上來了。 
  「向前同志,張總政委要我們南下,你的意見怎麼樣?」毛澤東問。 
  徐向前覺得毛澤東又一次向他提出這個問題,預感到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但他也有他的原則,那就是紅軍會合後再不能分開,最起碼四方面軍不能分開,一分開,就有被蔣介石消滅的危險。 
  「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有不妥。」徐向前思考片刻,就這樣回答了毛澤東。 
  「是啊,合總比分好,合則興,分則傷。」毛澤東以一種傷感的語氣說道。 
  「現在,我們的處境,應該是以合為前提。」徐向前的意思是只要能合,一起南下也是可以的。 
  毛澤東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把話題又扯到別的上面去了。又談了一陣子後,毛澤東才向徐向前告辭。 
  毛澤東探明了陳昌浩、徐向前二人的態度後,他想現在事不宜遲,便約張聞天、博古立即趕往三軍團駐地牙弄,同周恩來、王稼祥商量如何處理張國燾的電報問題。 
  路上,毛澤東把張國燾發電陳昌浩的事告訴了張聞天和博古,他們二人感到震驚。 
  夜,死一般地沉靜,似乎整個地球都停止了轉動。他們三人只感覺著自己的心在跳動。 
  到了周恩來的住處已是午夜,王稼祥也被用擔架抬來了,他從瑞金跟隨部隊到此處,就一直沒有從擔架上走下來過。由於醫療條件太差,他的傷口一直在化膿,有時疼痛難忍,就只得靠吸鴉片來麻醉自己,現在躺在擔架上面的他,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看著這副模樣,大家都顯得有些難過。 
  不過現在不是難過的時候,五位政治局委員便開始緊急商討起來,不一會兒,就列出了幾個方案,但終覺都不那麼妥當而舉棋不定。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們趕快走掉。」毛澤東最後提議。 
  「什麼時候走,怎麼個走法?」周恩來問。 
  「現在就走,以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帶著三軍團出發。」毛澤東胸有成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得這主意不錯。 
  「這樣好,可以避免張國燾鑽空子,攻擊我們。」博古此時顯得成熟了許多。 
  「情況緊急,只好這樣,事不宜遲,今晚2時行動,行不行?」張聞天說完,以徵詢的目光看了一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 
  大家都表示同意,唯獨毛澤東要求留下來斷後,做做紅四方面軍幹部的工作。 
  「一道走吧,留下危險。」張聞天不同意。 
  「不,我相信他們。」毛澤東擺擺手。 
  「我也留下,陪澤東同志。」周恩來也不放心。 
  「不必了,你有病,還是早走一點好。」毛澤東拒絕了周恩來的要求。 
  周恩來望著毛澤東,他似乎預感到了什麼,嘴角蠕動了一下,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來。 
  難道真會發生意外嗎? 
  毛澤東義無反顧北上 
  人,一旦被信仰的力量統治著,他就什麼也不怕了。毛澤東也明知留在後面很危險,但為了黨和紅軍的前途,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為了整個正在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他義無反顧,抱著最後一線希望,要做做四方面軍幹部們的工作,動員他們一同北上。 
  本來,這是一次緊急的秘密行動,卻被張國燾的人發現「告密」,使毛澤東面臨著更大的危險。 
  原來,與三軍團住在一起的軍政大學行動時,被這個學校的校長何畏發現了。何畏原是四方面軍的一位軍長,兩軍會合後,他被任命為軍政大學的校長,此時正負傷養病。他得知一方面軍的行動後,立刻坐擔架親自到總指揮部報告。陳昌浩立即召開了幹部會議,大罵中央「北逃」,說毛澤東「投敵」去了,並下令立即做好戰鬥準備。在這個討論是否追擊的會議上,副參謀長李特堅決主張追擊,但沒有得到絕大多數幹部的支持和贊成。也許是覺得眼前發生的突然事件難以承受,徐向前蒙著一條被子難過地躺在床上。當有人向他請示對中央紅軍是否追擊時,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沒有派兵追擊。   
  決鬥時刻(4)   
  然而,陳昌浩卻做出了不同的反應,他沒有調遣軍隊,而是派出了一個以李特為首的由紅軍大學學員和四方面軍人員組成的代表團,拿著一封信前去勸說三軍團返回。李特是個矮個子,曾留學蘇聯,他經常出言不遜,沾火就著,而且一激動,就愛拔出那支總也不離身的大左輪手槍。他帶著這班人,騎著馬,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隊駐地阿西,發現三軍團及中央機關已經離去。毛澤東、彭德懷及幾個特務人員站在路邊的一座喇嘛廟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 
  李特滿臉怒色地跳下馬徑直走到彭德懷面前,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說:「總指揮部給你的信。」 
  彭德懷接過信,見上面寫著什麼「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線上,已經把一方面軍幾十萬健兒葬送」,你們「跟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於敵」等,最後要彭德懷「率隊轉回阿西」,裡面還有些拉攏的意味。 
  「誰是逃跑路線?北上的方針早就定了,執行北上方針,怎麼就是逃跑路線呢?!」彭德懷看罷勃然大怒,指著李特吼道。 
  李特毫不示弱,他叉腿抱臂說:「中央不辭而別,就是逃跑路線!」然後又用手指著彭德懷說:「你別執迷不悟了,你們就剩這幾個人,北上只能是死路一條!陳政委是好意,你還是好好想一想吧!」 
  「你胡說八道!」彭德懷忍不住了,瞪著眼睛對李特吼道。 
  「好了,好了,德懷,你別跟他吵了。」毛澤東披著破棉衣,右手中指和食指間夾著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紙煙,從人叢中邊說邊走了出來。他鏗鏘有力地對李特說:「北上和南下哪個有出路,哪個是死路可以讓時間來檢驗。捆綁成不了夫妻。不願北上的可以跟你們走,不願意南下的想拉你們也拉不回去。我們人不多,可以作為先遣隊先走一步,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待大功告成,你們再來與我們會合,我們隨時歡迎。我敢說,四方面軍南進,肯定會碰壁。我相信,一年後,你們一定會回來!」 
  毛澤東的話在代表團和四方面軍掉隊的人群中顯然發生了作用,他們交頭接耳,議論著自己的去向。李特見很可能「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氣得暴跳如雷,一手握著腰間的大左輪手槍,咬牙切齒地說:「你毛澤東放棄江西蘇區,實行逃跑主義,現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軍部隊偷偷逃走,你……」 
  「你想幹什麼?」這話是俄語,所以在場的人大部分沒有聽清是什麼意思,因為聲音很高,也都聞聲回過頭來,一看,是李德。他由於不習慣也不喜歡夜間急行軍,故行動遲緩一些,幾乎走在最後。此時,他正好騎馬經過這裡,聽見紅大的學員在喊反對毛澤東的口號,有些不理解,因而跳下馬,看個究竟。李德看見李特怒氣沖沖地站在那兒,對著毛澤東,心想有點不妙,他知道李特的脾氣。而此時被譴責的毛澤東一方,勢單力薄,擔心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也就沒有離開。當他見李特越來越放肆,於是大步跨過去,雙手像把鐵鉗緊緊卡住李特的身子。 
  「不要你管!走開,你這個保皇派!」李特掙扎著用俄語大聲吼著。 
  「你懂什麼,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敵人,膽小鬼!」李德一聽李特說他是保皇派,生氣地說道。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批了你,你還包庇毛澤東!」李特挑撥性地對著李德叫喊起來。 
  「毛澤東現在的主張對,北上沒有錯。」李德反駁著。 
  毛澤東見李特提起遵義會議的事,覺得這樣爭論下去極為不妙,容易引起李德的不良反應,便走過去用手將二人分開。 
  「李特,你休要這般猖狂!少在這裡胡說八道。」毛澤東大聲訓斥道。 
  李特見毛澤東發火了,不再吱聲。 
  「德懷,你給李特寫個收條,四個字:後會有期。」毛澤東吩咐彭德懷。 
  彭德懷按毛澤東的意思寫好收條後遞給李特:「我們等著你們。」 
  李特像是洩氣的皮球,蔫萎了,只好對著他帶來的人喊道:「走!我們回去。讓他們走,看他們有什麼好結果?」 
  接著,擁擠在這裡的人開始背道而馳。 
  李特帶著人馬調頭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澤東帶著人馬朝東北方向急馳。 
  那空曠的高原荒野,目睹著這撕人心肝的分道揚鑣的兩班人馬,掀起了陣陣狂風,隨即飄來瀝瀝小雨——它在落淚啊! 
  真正的共產黨人也在落淚。 
  毛澤東被迫只率一、三軍團北上以後,徐向前不知個中原委,但無論怎樣,他不忍心看到這一局面,傷心地哭了。事隔幾十年後,他仍沒有忘記當時自己的心情,他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然而,那兩天我想來想去,徹夜難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場。我的內心很矛盾。一方面,幾年來自己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點離開他們。兩軍會合後,我對陳昌浩說,想去中央做點具體工作,的確是心裡話。我是左思右想,盤算了很久,才說出來的。另一方面,右路軍如此單獨北上,等於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自己也捨不得。四方面軍是我親眼看著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這麼支隊伍,真不容易啊!分成兩半,無論從理智上或感情上說,我都難以接受。這也許是我的弱點所在吧!接著,中央又來電報要我們帶著隊伍北上。並說: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8日南下電令。陳昌浩的態度很堅決,罵中央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啦,「逃跑主義」,決心南下。我想,是跟著中央走還是跟著部隊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帶上個警衛員,騎著馬去追中央。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於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帶走幾個人。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   
  決鬥時刻(5)   
  由於張國燾拒不執行黨中央北上的方針而造成的分裂,給多少人帶來了痛苦,給多少人帶來了憂愁,沒有置身其間的人,是很難體驗到的。 
  淚,只能往心裡流。 
  正是有了這種痛苦,才沒有發生更大的悲劇。如果當時徐向前下令追擊,如果陳昌浩執意要完成張國燾賦予的任務,那歷史就要改寫了。 
  淚,是一種忍讓的調節劑。 
  然而,黨內的分裂還在繼續,更加激烈的政治鬥爭還在後面。 
  朱德被軟禁 
  張國燾向陳昌浩發出那封電報後,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焦急地在屋裡轉來轉去。他想,陳昌浩接到電報後會立即採取措施,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扣押起來,脅迫著他們南下。如果真是這樣,消息會馬上傳到朱德和劉伯承的耳朵裡,那他們就要立即動手把我也作為人質扣壓起來,出現這種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遲,先下手為強。又一個惡念在張國燾的腦海裡產生了。 
  但是,張國燾當時萌生的這個惡念,卻一直被歷史淹沒著。 
  當時,擔任張國燾內衛排排長的何福聖,【ZW(】【ZK(】一本叫《傳奇·傳記》(1995年第2期)的雜誌上,刊登了一篇題為《篡黨大盜張國燾》的紀實文章。這是根據一位傳奇人物的回憶寫成的,這位傳奇人物已80多歲了,當年跟了張國燾七年,從警衛員一直幹到內衛排長,張國燾叛逃時才在西安火車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聖,1945年從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換姓,賣藥求生,直到全國解放,才老老實實當了農民。新中國成立初肅反時,他被定為叛黨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紅軍的待遇。【ZK)】【ZW)】 
  就為張國燾這個惡念的實施而充當了一個馬前卒。他回憶道: 
  一天的傍晚,總司令部住進了一座喇嘛廟。寺廟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但發生在那裡的一件事情我卻永難忘記,因為,我在這樁不光彩的事情裡扮演了一個雖小卻重要的角色。 
  這天深夜,張國燾命令我和特務營營長徐澤明解除朱德、劉伯承兩位首長衛隊及參謀人員的武裝,把他們全部抓起來。 
  任務是張國燾親口向我和徐澤明下達的,黃超作了補充和具體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澤明聽到這樣一個任務時思想上有過怎樣的震動?但是,他在執行這一任務時的表現證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樣,最初也有過一瞬間的閃念:抓紅軍總司令、總參謀長,弄不好是一件掉腦袋的事!我們都是軍人,軍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絕不允許有與首長不同的想法與選擇。實際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經預感到張國燾在醞釀和策劃一項重大的行動。他平時在我們眼中顯得非常沉著穩重,而那幾天卻常常顯得心神不定、坐臥不安的樣子。有時他會策馬在草地上飛奔一段,然後下馬來一坐老半天,盯著霧氣瀰漫的草地深處,一動不動,像一尊泥塑。他背著朱德、劉伯承頻繁地召見部下,不僅和原四方面軍中的指揮員談話,也和現在編入左路軍中的原一方面軍的一些高級首長談話。這些首長在被張國燾召見時我全都在場。當時,我們以為對張國燾忠誠,就是對黨、對革命忠誠,尤其是在四方面軍,確實是只知道有張國燾,而不知有毛澤東的。我們根本不可能起來反對張國燾,既沒有那個勇氣,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樣的思想覺悟。 
  接受任務後,黃超和我即隨徐澤明到特務營,一起研究行動計劃,決定夜裡2點動手,由特務營封鎖大門;徐澤明帶兩連人解決警衛、參謀人員,他們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衛排抓朱德、劉伯承。黃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們如果反抗,則堅決消滅。朱德、劉伯承則一定要抓活的。 
  佈置完畢,黃超和我立即回到張國燾屋子裡(特務營也住在寺廟裡),向張國燾作了匯報。張聽完後點頭,沒有吭聲。 
  我隨後回到警衛排,向警衛員們傳達了任務。 
  快到兩點時,警衛排已經作好了戰鬥準備。黑暗中,我看不清他們的臉,可是,我卻能感覺到他們的緊張。 
  很快,我派到特務營擔任聯絡的尹中富回來了。他告訴我,特務營已經開始行動。 
  「動手。」我輕輕吐出兩個字,第一個出了房門,沿著一條壁上掛滿經幡的廊道向前奔去。這裡離朱德、劉伯承的住處不到50米,眨眼之間便已到了門口。這時,外面已經響起了喊叫聲,那是徐澤明帶著特務營正在解決警衛和參謀人員。 
  我們用力撞開房門,衝了進去。幾名戰士摁亮了手電筒。我看見睡在門邊一側的白全宗和劉伯承的警衛員已經掏出槍對準我們,進屋的戰士也全都用槍對準了他倆。 
  我【JP3】大聲喊道:「白排長,反抗沒有用處,把槍放下!」 
  這時,朱德憤怒地大吼起來:「白全宗,你們把槍給他們。我看張國燾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電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見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滿怒火。劉伯承也起來了,盯著我說:「你們還算是紅軍嗎?紅軍打紅軍?哪個高興?我看只有國民黨高興,蔣介石高興!」 
  我無話可說,情急間把駁殼槍往槍套裡一插,上前敬了個禮,大聲說道:「總司令、總參謀長,對不起了,張主席請你們過去一趟。」 
  緊接著發生在張國燾屋子裡的這一場大人物的對話,後來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憶文章裡看到過。但是,我能肯定寫這些文章的老同志當時均不在場,他們大都是事後聽人說的,雖然主要事實是對的,但細節上卻不很真實。比方說,他們寫到張國燾時說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他指著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脅道:『朱德,你這個老軍閥,我可以馬上槍斃了你!』」等等,都是一種簡單的、臉譜化的描寫。這是完全不真實的。張國燾既能爬得那樣高,哪裡會這麼簡單?……雖然他把這兩位首長控制在手中,但他對他們仍然保持著一種姿態,這種姿態既能體現出他的「偉人風範」,又企圖達到感化對方為他所用的目的。因為張國燾不會不清楚,對朱德、劉伯承這樣的人來說,動動怒,拍拍桌子完全無濟於事。   
  決鬥時刻(6)   
  而且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對於四川人佔絕大多數的紅四方面軍來說,他們對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劉伯承有一種出自根本的親切感,早已把他們當成了四川人的驕傲。而這一點,也正是決心與中央分道揚鑣的張國燾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於以上這個原因吧,所以當我們把朱德、劉伯承二位首長「請」進張國燾屋子裡時,張請他們坐,然後對他今晚採取的行動進行了解釋,表示這樣做並非他之所願,而是為了挽救中國革命,挽救紅軍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們能予諒解並對今晚的行動原諒。 
  朱、劉二位首長直率地指出張國燾今晚的做法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劉伯承說:「這是紅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惡劣事件。」朱德說了一句很讓張國燾難堪的話:「我看你是想學趙匡胤,來一個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即使如此,張國燾依然沒有因難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請求的口吻勸說朱德和劉伯承,在這場他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央進行鬥爭的關鍵時刻,能夠公開站在他這一邊。他說了許多攻擊毛澤東的話,希望朱德能站出來譴責毛澤東,斷絕和毛的關係。 
  張國燾費盡口舌的挑撥並沒有達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誰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紅軍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兩半,但你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係。」 
  張國燾無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電反對中央的北上決議。 
  朱德明確地回答:「決議我是舉過手的,我反對決議,不就否定了自己?」 
  張國燾無計可施,苦著臉說:「玉階兄,你我都是軍人,在目前這種危急的情況下,我們彼此換換位置,你會把我怎麼處理?」 
  我們在場的人誰都聽懂這是威脅——張國燾式的威脅。 
  朱德的火氣也上來了,凜然道:「你既然已經把我們抓起來了,還假惺惺說這些幹啥子?要槍斃就槍斃,那是你的權力。不過,我不會接受你的任何命令!」張國燾的臉上堆滿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地說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張國燾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無能。好,天已快亮了,你們送總司令、總參謀長回房休息吧。反正還有時間,我們還可以再談。」 
  朱、劉首長的警衛、參謀此時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裝,集中關押起來。兩位首長則由我派警衛排的戰士看守。實際上,他們全部都成了「囚犯」。 
  從何福聖的回憶來看,張國燾當時的政治謀略,就是要爭取朱德和劉伯承同他一起來反對毛澤東,但他突然採取這種激烈的方式,對朱德和劉伯承進行脅迫,應該說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招術。 
  當警衛人員把朱德、劉伯承送走以後,張國燾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他意識到他今晚的這種做法已經失敗。 
  現在,張國燾只好等待陳昌浩來電報告好消息。他在想,如果陳昌浩能夠按照我的旨意把事情辦成,我倒要看看你朱德還能不能那麼硬下去。 
  這一夜,張國燾沒有合眼。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他終於盼來了陳昌浩的電報。但卻令他大失所望。陳昌浩在電報中稱:「毛澤東突然直接下令,一、三軍團以『北上先遣支隊』的名義,單獨向北進發。」又稱:「毛此次行動,完全是秘密的,事前並未通知右路軍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張國燾非常明白,肯定是電報出了問題。他猜測陳昌浩沒有收到那封電報。實際上,直到此時,那封電報還在陳昌浩的身上揣著,張國燾交給他的任務,因行動遲緩沒有完成,怕擔責任,所以就裝糊塗,便問張國燾「原因何在」。雖然後來在延安。黨中央徹底解決他的問題時,他聽到毛澤東讚揚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才明白了一點,但陳昌浩已經收到那封電報的事實,張國燾到死時也不知道。 
  事情既已敗露,張國燾索性撕破臉皮來和中央大幹了。 
  張國燾「黃袍加身」 
  陳昌浩派來「勸說」南下的李特被擋回去之後,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紅軍大學一部沿包座河迅速北進。 
  9月11日,部隊陸續到達了俄界,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就在這一天,黨中央致電張國燾: 
  國燾同志: 
  一、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 
  二、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並已令一、三軍團在羅達、俄界集中。 
  三、左路軍立即答覆左路軍北上具體部署。 
  【JY】中共中央 
  【JY】9月11日 
  這封電報的語氣是嚴肅的,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但此時毛澤東並不知道朱德、劉伯承已經身陷「囚籠」。 
  為了解決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所造成的危局,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中央於9月12日在俄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還有: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楊尚昆、李維漢,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三軍團的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青。作為保護毛澤東有功的李德,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決鬥時刻(7)   
  會場上,與會者都顯得有些沮喪。一個個閃動著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著,彷彿又在焦急地企盼著什麼。 
  是的,自長征以來,沒有大的事情,一般不開這樣的會,不知道內情的與會者,都在想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同志們,這一兩天,張國燾鬧了點亂子。」張聞天開始作會議的開場白,他這麼一講,好多人都驚訝地睜大了眼睛,聽著他講下去,「張國燾這場亂子,可不簡單,他要搞分裂,電令陳昌浩,要脅迫我們南下,不從,就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 
  張聞天的開場白剛剛完畢,葉劍英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來大聲講道:「我提議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現在,張國燾已經與中央攤牌了,這次會議有必要對張國燾做一個組織結論。」博古也贊成葉劍英的建議。 
  「對,應該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我看出他有野心。」彭德懷表示贊成。 
  「張國燾已不配再做一個共產黨員了!」楊尚昆也很氣憤。 
  會場籠罩著一種悲涼、淒愴與義憤的氣氛。 
  是啊,張國燾突然來這麼一手,誰人不切齒憤恨呢? 
  會議,是充滿理智的場所,容不得有半點感情用事的成分。毛澤東見會議的氣氛要被感情所取代,便站起身來講道: 
  「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應採取黨內鬥爭的方法處理。最後做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現在還不要做,因為它關係到團結和爭取整個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也關係到一方面軍在他那裡的很多幹部的安全。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是統率著幾萬軍隊,還蒙蔽著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面了。我們要盡可能地做工作,爭取他北上。」 
  毛澤東的發言,使會上的氣氛立刻變得理智起來。 
  與會同志經過冷靜地分析和討論,都同意暫不給張國燾做組織結論,並要求在一、三軍團中加強教育解釋工作。 
  會議還討論了北上部隊的組織問題,並決定將原有部隊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和林彪組成五人團,作為全軍的最高領導核心;成立了以李德為主任的編制委員會。 
  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但為了教育和挽救張國燾,給他以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決定》只在中央委員中公佈,沒有向下傳達。 
  其實,張國燾此時已不在乎中央對他作什麼決定,在他看來,目前的中央已不存在了。 
  張國燾接到中央9月11日的電令後,只是簡單地看了一眼,便把電報撕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他很氣憤,心想,你毛澤東還跟我中央來中央去,誰是中央?我張國燾現在應該是中央,你們應該聽我的。於是,張國燾拒絕給中央回電,卻致電一、三軍團,稱北上「將成為無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會凍死」,「真會斷送一、三軍團」。他誘令一、三軍團「望速歸來」,「南下赤化四川,該省終是我們的根據地」。同時,張國燾下令所屬部隊即刻向阿壩疾進,並電令陳昌浩率編入右路軍中的原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和三十軍從巴西、包座一帶折頭南下。陳昌浩果然對張國燾唯命是從,將三萬多名不久前剛剛從大草地掙扎出去的紅軍,又帶回這條充滿凶險與死亡的道路。 
  9月15日,張國燾在阿壩一座喇嘛廟裡召開了一次團以上幹部大會。會場上公開打出了「反對毛、周、張、博向北逃跑」的大橫幅。 
  張國燾在一片掌聲中走向主席台,開始了他的長篇講話,講了整整一天。 
  張國燾深知紅軍官兵對分裂行為都很痛恨,因而他就把四方面軍和中央分裂的責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身上,並且對毛澤東的政治品質和人格進行惡毒攻擊,這也是毛澤東所料到的。而對張國燾的表演天才,他恐怕不會料到。會場上,張國燾口若懸河,聲情並茂,有時還作出痛不欲生、愴然涕下的樣子。台下絕大多數幹部並不清楚這場鬥爭的內情,經張國燾這麼一表演,他們都信以為真,情緒激憤起來,反對毛澤東和中央的口號此起彼伏。這還不夠,第二天,張國燾又特地安排「前進劇團」為大會演出活報劇,對中央主要領導進行大肆醜化。 
  朱德參加了兩天的幹部大會。他被請來在主席台上與張國燾「平起平坐」。張國燾開會前介紹朱德時仍稱他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 
  張國燾在想盡一切辦法要利用朱德。 
  張國燾的發言已接近尾聲:「同志們,我們紅軍的道路為什麼越走越艱難?過去是李德、博古有錯,那麼李德、博古已經垮了,現在又是誰的路線錯誤?」他指著會場旁邊的大橫幅說,「很明顯,他們明知道北上走不通,還要逼著我們四方面軍跟他們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斷送整個紅軍嗎?這樣無能又無知的人,還能繼續做黨和紅軍的領袖嗎?他們已經把10萬人的中央紅軍拖垮了,現在又企圖把我們辛辛苦苦壯大起來的四方面軍帶到死路上去。同志們,難道你們願意跟他們走和他們一起完蛋嗎?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同志都會勇敢地起來反對他們。現在,他們居然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悄悄跑了,我認為跑了是上好事,遲跑不如早跑,他們走他們的獨木橋,我們走我們的陽關道。我帶領你們,打到成都吃大米,打進成都過新年!」   
  決鬥時刻(8)   
  張國燾善於利用人的心理,當時在四川籍的紅軍官兵中確確實實存在著不願出川的情緒。在他們的意識中,只有「天府之國」才是中國最好的地方。他們的家,他們的親人,他們的根在這塊土地上,離開四川,他們便覺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為四方面軍中具有這種普遍的思鄉情緒,所以張國燾才敢公開和中央對著幹。而且,在以後的南下行動中,「打到成都吃大米!打進成都過新年!」便成了最能鼓舞全軍士氣的一句口號。 
  在熱烈的掌聲中,張國燾請朱德也講上幾句。 
  誰知朱德當場拒絕,弄得張國燾下不了台。 
  這時候,黃超陡地站起來,指著朱德大罵:「朱德,你這個老右傾,頑固透頂!給你個立功贖罪的機會,你還不識抬舉!你……」 
  「啪」地一聲,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幾隻茶杯,雙眉豎起,怒色滿面地喝道:「你是個什麼東西!閉上你的臭嘴!」壓下了黃超的氣焰,朱德聲音洪亮地向台下說道:「同志們,我們的紅軍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哪個都曉得『朱、毛』,要硬逼著我這姓朱的反對姓毛的,是不行的!我承認我們目前遇到了困難,可是越是這樣的時候,就越需要黨的團結、紅軍弟兄的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分裂是絕對不會有出路的!」 
  朱德的這話終於激怒了張國燾。會後,他下令殺掉了朱德和劉伯承的坐騎,讓他們從此徒步行軍。又授意一幫親信軍官,數次三番去糾纏騷擾朱德和劉伯承,迫使他們聽一聽「全體官兵的呼聲」。 
  當然,張國燾的目的,不只是要做這麼一番宣傳,他認為自己的領袖夢已經到了該實現的時候了。 
  奉張國燾命令分別由阿壩和包座南下的紅軍,逐漸會合於馬塘、松崗、黨壩一帶。 
  在此以前,無論張國燾與中央僵到何種程度,但都可以視為黨內的政見分歧。然而,10月5日,張國燾公開與中央鬧分裂,在卓木碉的喇嘛廟裡召開組建第二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這一天,成為張國燾由中共元老轉變為野心家的分水嶺。 
  會場氣氛沉悶而緊張。每一個到會者在此之前都已經知道了今天這大會的主要內容。也許是都清楚此舉意義非凡,所以心情卻萬難輕鬆。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他一面慢條斯理地作報告,一面察言觀色——他也不那麼輕鬆。發言中,他除了攻擊毛、周、張、博及中央紅軍以外,還提出了成立新的中央的意見,並以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另立第三國際的歷史作類比,為其另立中央的反黨行為張目。 
  最後,大會通過了《關於成立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委員的決議》。這個《決議》決定: 
  張國燾同志任黨中央主席、中革軍委主席。 
  從中央委員會中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 
  大會還通過了向「原黨中央」發出的電文: 
  一、此間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名義對外發表文件。 
  二、你們應該改稱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冒用中央名義。 
  三、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 
  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准。 
  領袖夢實現了,口氣也大了。此時的張國燾正如同朱德譏諷他的一樣,果真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了。     
  第四章 長征尾聲:餘波難平   
  揮淚問蒼天(1)   
  朝思暮盼著會師,會師以後又倏爾分開。 
  紅軍沒有被大自然的險惡所征服,也沒有被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所摧垮,卻因內訌而分裂,使黨和紅軍走上了突圍西征以來最為驚險的道路,也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所走的一段最為艱險的路程。 
  中央紅軍脫險北上,勢單力薄地邁開了艱難的雙腳。 
  張國燾拉著左路軍南下,面臨著絕路一條。 
  更嚴酷的現實,還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兩個中央的局面。這使黨和紅軍處在比面臨蔣介石几十萬兵馬的追殺更危急的處境。 
  每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都為此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 
  因為分裂,紅軍的力量被分割而變得更加弱小。 
  因為分裂,一部分紅軍經歷了更多磨難。 
  因為分裂,在紅軍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亂。 
  …… 
  迷茫、困惑、憂愁、痛苦,籠罩著左路軍官兵的心間。 
  黨中央認為張國燾推行的是退卻逃跑主義路線,而張國燾反戈一擊,指責中央北上是無休止的一種退卻,是害怕敵人的一種逃跑。 
  誰是誰非,許多紅軍官兵一時還難以弄清。但他們都認準一條:分裂對敵人是有利的,對自己是有害的。 
  痛苦也便由此而生。 
  徐向前在沉默中煎熬 
  一個人,當他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時,沉默則是一種必然。但這種沉默,在不同的情況下,所承受的一切卻又不同。 
  為了不介入兩者之間的糾紛而保持沉默,是一種觀望。 
  為了不捨棄任何一方而保持沉默,是一種憂慮。 
  為了在不明原由的情況下避免盲動而保持沉默,是一種等待。 
  為了開脫自己已做出的不情願的選擇而保持沉默,是一種痛苦。 
  徐向前此時就被觀望、憂慮、等待和痛苦一齊糾纏著。 
  在10月5日那一天,徐向前參加了張國燾主持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徐向前猜想,今天張國燾開會,無非又是把中央罵一通罷了,就隨便坐在了一個角落裡,因為他本來話就不多,今天就更不想說什麼。 
  然而,徐向前一開始就感覺張國燾今天的講話味道變了。 
  「現在,毛、周、張、博私自率一、三軍團秘密出走,向北逃跑,黨中央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張國燾提高嗓門,加重語氣地講著。 
  徐向前猛然抬起頭,望著張國燾心想,你張國燾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要另立中央? 
  「我們要倣傚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重新開展工作。」張國燾的情緒變得激動了。 
  徐向前的頭低落下來,他想不到張國燾會搞這麼一套。原來他總是想左右兩路軍分手了,也只是暫時的,總有一天又會走到一起的。這下完了,不可能再有會合的那一天了。他知道張國燾另立中央將意味著什麼。 
  徐向前硬著頭皮聽下去。 
  張國燾也許發現了徐向前那驚訝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幹部不明白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是怎麼一回事,便振振有詞地解釋一番:「1905年,列寧在任第二國際執行局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期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對以調和主義為幌子,販賣取消主義的托洛茨基,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又揭露了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背叛,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誹謗,1919年3月,列寧毅然拋開機會主義者把持的第二國際,主持召開了第三國際成立大會,也就是現在大家所說的共產國際。」 
  徐向前聽著張國燾的解釋,心裡在發問:怎麼能這樣比呢?列寧當時面臨的情況和你張國燾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嗎?你能肯定你張國燾就是正確的嗎? 
  張國燾繼續講著,徐向前也繼續聽著:「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經被毛、周、張、博等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把持,他們的分裂行為,嚴重破壞了黨的團結和紅軍一致的原則,其根源是失敗主義和游擊積習,以致墮落到這樣的程度。他們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陰謀詭計,是自私的,是不名譽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紅軍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可恥行為,已經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們,我們還再跟著這樣的中央做什麼?我們完全有理由拋開原有的中央,成立一個『臨時中央』,挽救中共的失敗,到適當時間,再召集黨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中央……」 
  徐向前不再往下聽了,倒是前幾天他奉張國燾之命率部南下時所經歷的一切揪住了他的心。 
  毛澤東率部北上後,剩下的紅軍分別從阿壩和包座、班佑地區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馬塘、松崗、黨壩一帶集結。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右路軍的四軍、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回頭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騎在馬上,舉目眺望,浩渺沉寂的草地,枯黃漫漫,寒氣凜冽,深秋的風充滿著殺氣。紅軍第一次過草地時留下的行軍、宿營的痕跡,歷歷在目。那些用樹枝搭成的柵子裡,堆著些無法掩埋的紅軍官兵的屍體,橫一個豎一個地窩在裡面,有的遮屍的柵子,已經被狂風刮得不知去向,遠遠看去是暴屍一堆,目不忍睹啊!徐向前淚流滿面,他想,古代那些遠征的將士們,還可以「馬革裹屍還」,而這些遠征中倒下的紅軍將士,卻只能暴屍於此。如果說第一次過草地是被敵人逼到這裡的,而今紅軍又折回頭來重過草地,這是為什麼?   
  揮淚問蒼天(2)   
  抬頭望著烏雲滾滾的濁空,徐向前真想放聲大喊,問一問蒼天:烈士的血跡未乾,革命尚未成功,為什麼要鬧內訌? 
  「徐向前,你對成立『臨時中央』有何意見?」張國燾的話聲,把似在夢境中的徐向前拉了回來。 
  徐向前儘管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不曉內情,但十分痛心。擁護吧,沒有多少道理,原來就有黨中央,這邊又成立一個,算什麼名堂?反對吧,自己有些事情還沒有弄清,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真是左右為難。不過他想,在目前的情況下,分裂就是一種罪孽。但這樣回答張國燾,在這種公開場合,會讓張國燾下不了台,如果鬧翻了,四方面軍將面臨分裂。於是,徐向前只好回答說:「讓我想想。」 
  就這一句「讓我想想」的話,竟引起了張國燾的不快。 
  散會後,張國燾立即找徐向前談話。 
  「看來你對成立『臨時中央』不太理解?」張國燾問。 
  徐向前只是一陣沉默,沒有回答張國燾的話。 
  「其實,我也是不願看到出現這種分裂局面,但毛澤東等人不聽我的勸告,卻秘密北上,這像什麼話?」張國燾耐心地解釋著,「為了挽救黨和紅軍,只能這樣做,不能再讓他們胡作非為。你我同甘共苦這麼多年,難道你還不瞭解我嗎?向前兄!」 
  「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徐向前終於開口了,「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 
  張國燾啞口無言,倒也覺得徐向前說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後一句話,卻提醒了張國燾。他想,眼下新成立的「臨時中央」還不能對外公開,以免引來敵人重兵。想到這裡,他說:「向前兄,你的意見我理解,但在目前情況下,沒有一個有威信的中央來領導,紅軍就可能從此走向徹底的失敗。到那時,你我作為一個老黨員,後悔已晚,與其那樣,倒不如現在勇敢地站出來,團結在新的『臨時中央』的旗幟下,與毛澤東等人作鬥爭,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統一思想,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統一。」 
  徐向前聽著張國燾的話,有些糊塗了,用充滿疑問的目光掃了下張國燾,便不再言語。 
  張國燾以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話題扯到別處。 
  後來的歷史證明,徐向前的那番話,在張國燾心目中是發揮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臨時中央」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沒有公開發表過什麼宣言,但在黨內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對此,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得太輕鬆了一點: 
  我們不願意老在內爭問題上糾纏,因而並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制裁。……而且,我們覺得不承認原有中央和建立「臨時中央」,只是辨別是非、伸張正義的行為,並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個人權力之爭。 
  張國燾如此寫來,很明顯是為自己當時的錯誤行徑辯護。但也可以看出他當時「黃袍加身」以後,心裡並不那麼坦然。不過,徐向前當時並沒有看出這一點。 
  只是後來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張國燾的心態。 
  一天,中央紅軍直接給徐向前和陳昌浩來電,告知在直羅鎮打了勝仗的喜訊。徐向前拿上電報,興沖沖地找到張國燾,說:「出個捷報吧!中央紅軍打了勝仗,對我們的部隊是個鼓舞。」 
  張國燾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們,用不著出捷報。」 
  張國燾的這種心態,讓徐向前很反感。他覺得這人對中央紅軍打了勝仗都要封鎖消息,不讓下面知道,可見他是害怕中央紅軍打勝仗。 
  其實,問題還不僅僅在這裡。徐向前說中央紅軍打了勝仗,這使張國燾聽著極不順耳,如果徐向前說在張國燾的領導下,紅軍開始打勝仗了,你看他高不高興? 
  從此以後,徐向前開始對張國燾進行重新審視。 
  但這仍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迴盪在夾金山的哭聲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張國燾也似乎沒有忘記這句話。新的「臨時中央」成立後,他躍升為「黨中央主席」和「中革軍委主席」,正躍躍欲試。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要一顯身手給已經到達陝北保安的毛澤東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著要向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顯示自己才應該是中共當之無愧的領袖。 
  10月下旬,張國燾統領的部隊,兵分數路,以迅猛之勢,第二次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攀援已遭敵人破壞的棧道,向寶興、天全、蘆山之敵發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蘆、寶全部落入紅軍之手,幾路大軍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勢。 
  在張國燾看來,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饒的川西壩子,便可以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了。 
  張國燾臉上一掃往日的愁容,篡奪黨和紅軍大權的「成功」以及軍事上一連串的勝利,使他陶醉在一種跨越凱旋門時的歡暢之中。 
  誰知好夢不長,毛澤東苦口婆心的勸告,未能使張國燾清醒過來,蔣介石卻做到了這一點。 
  當時,不離張國燾半步的內衛排長何福聖,作為見證人回憶道:   
  揮淚問蒼天(3)   
  11月中旬,紅軍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經之地,一個險要的隘口百丈關,繼而向成都邊緣的邛崍、大邑地區推進,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敵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關反撲,並搶修縱深配置的碉堡群進行封鎖。23日,兩軍在百丈關展開惡戰。第一天,我三十軍、九軍、三十一軍就相繼全部投入了戰鬥。戰鬥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紅軍戰士冒著猛烈的炮火,在機關鎗壓制敵碉堡火力的一剎那,猛撲上去,以手榴彈消滅碉堡裡的敵人。勢不可當的紅軍像浪潮一樣鋪天蓋地向前湧去,連續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越過百丈關,攻下了黑竹關。可是,就在敵人已經開始全面崩潰的時候,他們的增援部隊,尾隨中央紅軍入川的薛岳、周渾元兩支縱隊源源不斷地趕到了。他們在江西曾長期和紅軍作戰,武器裝備和兵員素質遠比川軍為高,再加上敵人不斷有飛機從成都輪番趕來助戰,在我軍陣地上狂扔炸彈。紅軍雖殊死抗擊,堅持兩晝夜後,終感不支。25日,張國燾倉促下令紅軍撤出戰鬥。 
  張國燾在懋功聽毛澤東說蔣介石的飛機大炮厲害,他還當作畏敵情緒、逃跑主義來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認「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的『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 
  何福聖還回憶道: 
  百丈關一役,雖殲敵上萬,但我軍的傷亡也不在敵人之下,使軍隊元氣大傷。迫於無奈,張國燾只好放棄了那塊看得見吃不著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蘆、寶一帶山區裡避戰求存,暫作補充和休整。 
  而此時的蔣介石則是欣喜若狂,以為我軍是江西紅軍和川北紅軍的全部,嚴令各路川軍和嫡系薛岳、周渾元,以及隨後趕到的李換冰縱隊乘勝挺進,務必將中國工農紅軍徹底消滅在天、蘆、寶一帶。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個率部單騎突進。剛經百丈關苦戰未及休整的我軍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戰,不敵。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氣攻克了天全、蘆山,16日,又打下了寶興。 
  張國燾終於嘗到他親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勝利的捷報、雀躍的歡呼、成群的俘虜、堆積如山的戰利品,似乎全都已經成了破碎的氣球,而前後相距的時間,尚不到100天。 
  就在天、蘆、寶被敵人佔領後,紅軍開始執行張國燾制定的《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實際上,這是一場已遭重創的南下紅軍的全面大潰敗。軍事上連遭敗績的現實像沉重的磨盤一樣壓在每一個紅軍指戰員的心裡。他們沒有權利獲知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以及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們目睹了經受了失敗,而失敗是任何謊言也掩飾不了的。 
  在夾金山腳下,1000多名弟兄被張國燾丟下了。 
  我一想到50多年前發生的這件事,眼淚就控制不住,當時的場面,真是太慘……太慘了。 
  這上千名傷員都是在百丈關、天全一帶的戰鬥中負傷的。他們是最勇敢的紅軍戰士。可是,紅軍現在卻要硬著心腸將他們丟下了。他們肯定會在毫無抵抗能力的情況下全部落入殘暴的敵人之手。 
  沒有一個傷員的精神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擊! 
  沒有一個不是傷員的紅軍戰士不被這種慘烈的現實所震撼! 
  同時,所有受傷的未受傷的紅軍指戰員也都明白:這是必然的選擇。 
  當時的情況嚴峻到了極點,一方面,敵人的前衛部隊正在和我軍擔任掩護的部隊戰鬥,激烈的槍炮聲已清晰可聞。我軍只有翻越夾金山進入康定、道孚、爐霍地區才能擺脫強敵的追擊。而高聳在眼前的夾金山,我們已經來回翻過兩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米,山頂終年積雪。上山後冰天雪地,大雪紛飛,風暴夾著成團的雪花、沙石猛獸般向我們撲來,不少戰士連人帶物被暴風雪捲進了深澗,犧牲在這冰雪世界裡。飢餓、寒冷、疲勞、疾病一起向我們襲來。在深及膝蓋的雪地中行軍,我們凍得腫脹的腳像穿了鐵鞋似地沉重難受,每邁出一步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這樣的艱難困苦,即便是身體強壯的戰士也難以承受。把傷員抬上去,無異於將他們送進鬼門關,而且必然會有更多的紅軍戰士陪著他們死去。 
  沒有辦法的事啊,這就是戰爭! 
  已經開始登山的紅軍戰士不忍離去,回頭注視著山腳下密密麻麻或躺或臥地上的一大片傷員,那是他們親密無間的同志、生死與共的好戰友啊!他們之間甚至有親兄弟,親父子。 
  我們的政治工作人員全都流著眼淚,百般安慰傷員,盡量讓他們安心,如敵人有殺害虐待傷員的行為,他們要團結起來據理抗爭。 
  這種安慰是唯一可取的行為,而安慰者和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沒有用處的。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數萬名軍人的哭聲驚天動地,震撼著冰雪覆蓋的夾金山……那是我何福聖今生今世也永遠忘不掉的場面! 
  其實,這種結局並非不在預料之中。張國燾南下的時候,中央一再警告他,南下沒有出路,南下是死路一條。如今,不幸被言中。怪誰? 
  張國燾對自己太自信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斷,相信自己的決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對歷史走向的把握,是唯一可靠的,一切都會按他的意願去發展。但他卻萬萬沒有想到他會淚灑百丈關。   
  揮淚問蒼天(4)   
  但張國燾的自信並沒有因此而衝垮,他認為這是毛澤東使出的「金蟬脫殼的詭計」,把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引到他這裡所致。 
  現在,成都的大米沒有吃上,只好到西康地區去吃青稞了。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1)   
  自左右兩路紅軍因張國燾的分裂而各奔南北之後,北上的紅軍總共只有1萬多人馬了,蔣介石已經集結了30多萬軍隊在陝甘一帶等著,孤軍征戰,不免令人又增加許多憂慮,弄不好真有可能遭到被敵人一網打盡的滅頂之災。 
  一方面軍官兵都在盼望著四方面軍能盡早揮師北上,去尋找立足之地。每前進一步,他們都回頭向南看一看。 
  那一束束期待的目光,穿過浩瀚的空間,投向南下的紅四方面軍官兵。他們興許感覺到了這來自北方的期待目光的價值和意義,但眼下也無法回報這期待的目光,而只是在心裡期待著有再次相會的那一天。 
  毛澤東的預言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率陝甘支隊,於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險臘子口後,便向大草灘推進,已經開始走出岷山山脈,標誌著紅一方面軍已經擺脫了惡劣自然環境的威脅。 
  這一帶是漢族較多的回漢族雜居地區。這裡的群眾聽說過陝西紅軍專門給窮人辦好事,但沒有見過紅軍,今見一支紅軍到來,也就十分熱情,紛紛把房子騰出來給紅軍住。 
  在大草灘稍作停留,紅軍便向哈達鋪前進。到達哈達鋪,紅軍才算真正走出了岷山山脈,走進了另一個天地。 
  那麼,中央紅軍究竟到哪裡去?以什麼地方為落腳點?這是當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其實,就在此時此刻,徐海東的紅軍與劉志丹的紅軍正在陝北握手擁抱。 
  但剛剛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紅軍,幾個月來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就連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已踏遍了大半個中國都不知道。正因為這樣,也就無法確定到哪裡去、在哪裡落腳的問題。當時,毛澤東是準備打長期無後方的游擊戰爭。謝覺哉曾經回憶道: 
  我在過了大雪山的時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談話說:看來咱們的部隊是要長期無後方地打游擊,你們年紀大了,在部隊上長期搞下去,會把你們拖死的。到了甘肅以後,你們可以自找掩護關係,到白區去做黨的地下工作,請予以考慮。 
  黨中央之所以確定中央紅軍去陝北,並在那裡落腳,這是因為在一張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一條令人興奮的消息。謝覺哉這樣談到了當時的情況: 
  闖過了甘肅臘子口,過了大草灘,行軍一天,到了哈達鋪宿營,買東西揀到一張7月×日的《晉陽日報》,上載「陝北劉志丹匪部已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式紅軍五萬餘人,游擊隊、赤衛隊和少先隊20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過了哈達鋪鎮,我想好去蘭州找關係的方案,準備離隊,去請示毛主席。他也把《晉陽日報》的消息告訴我,並說:「看來劉志丹在陝北開闢了一塊革命根據地,到了陝北再說吧。」於是,我們沿途避免打仗,減少戰鬥減員,晝夜兼程地往陝北趕。 
  那麼,這張報紙是怎麼來的?真是像謝覺哉講的那樣是撿來的嗎?不是。 
  在攻克臘子口之後,一軍團領導即向軍團直屬偵察連長梁興初和指導員曹德連交代任務。 
  「你們連立即出發進到哈達鋪,具體任務是偵察敵情,籌集糧食和物資。」左權參謀長指示道。 
  「甘肅是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回族居多,不搞打土豪鬥爭。你們要很好執行民族政策,要很好地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做好北上抗日的宣傳工作。」聶榮臻政委囑咐著。 
  「我補充一點」,毛澤東兩手叉腰地說,「指導員你注意,給我找點『精神食糧』來。國民黨的報紙、雜誌只要近期和比較近期的,各種都給搞幾份來。」 
  接受任務後,偵察連的幹部立即開會研究,確定分工,決定化裝成國民黨中央軍。梁興初戴中校軍銜,曹德連戴少校軍銜,大搖大擺地進入了哈達鋪,受到了哈達鋪鎮長、國民黨黨部書記和保安隊長的迎接。恰好,魯大昌的一個少校副官剛從蘭州回來,路經哈達鋪,帶著幾個馱子的書籍、報紙、衣物等東西,也來拜會了。曹德連他們從副官的馱子裡查獲到一批近期的報紙,其中有一張報紙登載了徐海東率領紅軍和陝北劉志丹紅軍會合的消息,還有「匪區」略圖等。他們如獲至寶,當夜就把搜集到的報紙和敵少校副官秘密押回軍團部。聶榮臻看了報紙後十分重視,立即派騎兵通信員把這些報紙送給了毛澤東。 
  「好了!好了!我們快到陝北根據地了。」毛澤東看了報紙後,滿臉笑容的說道。 
  於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就研究決定去陝北蘇區與陝北紅軍會師。 
  長征的目的地一旦確定,並且這個目的地已近在眼前,那就意味著長征已經勝利。 
  毛澤東看到了這一勝利。 
  9月22日,中央在哈達鋪的一座關帝廟裡召開全軍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宣佈: 
  同志們,今天是9月22日,再過幾天是陽曆10月,自從去年我們離開瑞金,過了於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來,我們走了兩萬多里,打破了敵人無數次的追、堵、圍、剿。儘管天上還有飛機,蔣介石連做夢也想消滅我們,但是我們過來了,過了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過了金沙江、雪山、草地,過了臘子口,現在坐在哈達鋪的關帝廟裡,安安逸逸地開會。這本身是個偉大的勝利!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2)   
  此時,勝利者的毛澤東有滿腹的委屈話要講,他要領導紅軍抗日,有人偏不要他抗日。他說: 
  至於蔣介石,態度仍很頑固,他不顧當前的民族危機,一直不肯接受我黨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國工農紅軍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共同抗日的主張,醉心於打內戰,妄想再次用他的優勢兵力,消滅他們認為「經過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紅軍。 
  …… 
  國民黨反動派把三四十萬兵力部署在陝西、甘肅一帶追堵我們,對紅軍北上抗日,不能不說是嚴重威脅。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忘記張國燾。他說: 
  張國燾看不起我們。他對抗中央,還倒打一耙,反罵我們是機會主義。我們要北上,他要南下;我們要抗日,他要躲開矛盾,究竟哪個是退卻,哪個是機會主義?我們不怕罵,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 
  提起張國燾,毛澤東想起了南下的紅軍。他說: 
  我和同志們都惦念著還在四方面軍的朱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我們也都在惦念著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和五、九軍團的同志們,相信他們是贊成北上抗日這一正確方針的,總有一天他們會沿著我們北上的道路,穿過草地,北上陝甘,出臘子口與我們會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的,也許在明年這個時候。 
  其實,毛澤東他不願立下這種預言,他很希望四方面軍即刻北上,因而在哈達鋪,中央耐心等待張國燾幡然悔悟,率左路軍到來。毛澤東每天都要向南方凝望好多次,那期待的目光,好似要把南面的那片天望穿。然而,就這樣等了幾天,仍不見左路軍到來。當確知張國燾已經率軍南下時,黨中央即決定率領陝甘支隊向陝北根據地前進了。 
  明年這個時候,四方面軍能到陝北嗎? 
  公開的挑戰 
  1935年的10月,是毛澤東長征以來最興奮的日子。 
  紅軍過了岷山,擺脫了惡劣自然環境的困擾,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長征》詩一首: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中央紅軍一路東征,毛澤東心潮起伏,不能平靜。那熾熱而執著的理想與抱負、信仰與情感,那積蓄已久的往事與憧憬、悲涼與歡樂,一起湧入心間,便又作《念奴嬌·崑崙》詞一首: 
  橫空出世, 
  莽崑崙, 
  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 
  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 
  江河橫溢, 
  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 
  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崑崙: 
  不要這高, 
  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 
  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 
  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 
  環球同此涼熱。 
  當中央紅軍於10月初跨越位於寧夏南部和甘肅東部的著名高山——六盤山時。毛澤東登上山頂,又詩興大發,寫下了《六盤山》這首著名的詩篇: 
  天高雲淡, 
  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 
  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是啊,眼下真是到了毛澤東興奮的時候了,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已定,長征即將結束,陝北會師在即,抗日的烽火即可點燃,這怎能不令他興奮呢?! 
  11月6日,中央紅軍與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合編而成的十五軍團在象鼻子灣會師,標誌著長征以紅軍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毛澤東的興奮情緒到達了頂點,他高高興興地理了發,洗了頭,換了一套沒有補丁的紅軍服裝,拂去了一路的征塵,雖然臉龐顯得黑瘦,但也十分的精神、灑脫。 
  在撫邊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會合時,毛澤東也是稍作了一些打扮,但心情顯然沒有今天這麼舒暢。 
  一番打扮之後,毛澤東便匆匆來到由軍委組織召開的全軍幹部大會會場。 
  「同志們,辛苦了!」毛澤東把手一揮,敞開他那悅耳的湖南腔說道。隨之響起熱烈的掌聲,那掌聲經久不息,與會者激動不已,揮淚鼓掌,他們都清楚今天是一個勝利的日子,為了這一天,他們經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難! 
  毛澤東站在主席台上等待著掌聲的停止,然而,這掌聲卻停不下來。於是,他打了打手勢,掌聲才終於停了下來。他說: 
  從瑞金算起,12個月零2天,共367天,戰鬥不超過35天,休息不超過65天,行軍約267天,如果夜行軍也計算在內,就不止267天。 
  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桂、黔、滇、川、康、甘、陝,共11個省,根據一軍團的統計,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前所未有的長征! 
  二萬五千里中,紅軍佔領了幾十個中小城鎮,籌款數百萬元。擴紅數千人,建立了數百個縣、區的蘇維埃政府,我們走遍了五嶺山脈、苗山、雷公山、婁山、雲霧山、大涼山、六盤山,渡過了於都河、信豐河、瀟水、湘水、湘江、清水江、烏江、赤水河、北盤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龍江、渭水河,經過了苗、瑤、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區。我們完成的空前偉大的遠征,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3)   
  …… 
  同志們,長征我們勝利了,但是損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出發時有8萬人,現在大約只剩下1萬人了,人數雖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國革命的精華。現在中央紅軍又與陝北紅軍、陝北人民一起,擔負著更艱巨的任務,我們今後要更好地團結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毛澤東正是帶著這樣一種光榮的歷史使命,進入了陝北,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進入了屬於毛澤東的時代。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隨即,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陝甘支隊改編為第一方面軍,下轄第一軍團和第十五軍團,並發佈命令,委任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林彪為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徐海東為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 
  11月28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主席朱德,發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動員全民抗日。 
  毛澤東滿懷著雄心壯志,開始了屬於他自己的時代。 
  但是,一個月後的12月5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指揮部所在地的東村接到張國燾的另立中央的那封電報。 
  毛澤東閱畢電報,驚呆了。他雖然曾經想過張國燾可能會走到這個地步,但那只是一種可能的判斷。現在,白紙黑字告訴他,這已不是一種可能,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並且他從電報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了張國燾那咄咄逼人的口氣。 
  走出屋外,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像是窒息後的第一次呼吸。他的臉毫無表情,木然得像一尊雕塑。毛澤東有生以來,雖然經歷了許多坎坷與驚險,但他的心理還沒有經歷過這種狀態,也不曾面臨過如此嚴酷的局面。當初張國燾違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軍南下,有人主張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沒有同意,為的就是要為將來見面留下餘地。現在,張國燾自己卻把個餘地給堵死了,這就使中共面臨著大的分裂,紅軍面臨著大的分裂,也是繼羅章龍之後,中共面臨的第二次分裂,但這次分裂造成的局面要嚴重得多。對張國燾這種自絕於黨的公開挑戰,毛澤東心裡怎能不產生揪心的痛苦呢?! 
  「朱老總,你同意張國燾這種搞法嗎?」毛澤東心中又陡然升起另一重憂慮,「不會的,不會的」。毛澤東自個兒搖著頭自言自語。 
  於是,毛澤東預感到張國燾成不了氣候,他甚至想,有朱老總在那裡,紅軍依然是「朱毛紅軍」,他仍對自己的預言深信不疑。 
  「這個張國燾,好大的口氣,竟把中央的旗幟扯到他那裡去了。」毛澤東把周恩來、彭德懷、林彪找來,氣沖沖地說道。 
  「我早就看出張國燾沒安好心。」彭德懷不以為然。 
  「現在,關鍵是要拿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黨絕不能有兩個中央。」周恩來不無憂慮地說。 
  「依我看,現在再不開除張國燾黨籍,已無法向全黨交待。」林彪也很氣憤。 
  毛澤東卻搖了搖頭,依然在那裡沉思。他第一次感受到束手無策是怎樣一個滋味兒。他思來想去,意識到朱德和劉伯承的處境不是很妙,只能再忍耐一下。於是,他說:「現在,我們剛進陝北,事情比較多,等我們安頓一下,再專門開會研究解決的辦法,但有一個總的原則,給張國燾留一個北上來陝北的面子。」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東村,前往瓦窯堡,準備在那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軍事戰略問題,分析全國的政治形勢,確定黨的策略方針。雖然這些大事基本上佔據了他的整個思維空間,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問題,仍然令他頭痛。他作出的四方面軍一年後肯定會到陝北來的預言,受到了挑戰,這樣下去,弄不好張國燾恐怕永遠也不會再與毛澤東見面了。 
  如果真出現這種局面,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將一落千丈。因為後院起火,將會給蔣介石提供難得的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口實,也將使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失去信任。毛澤東最擔心的是張國燾對外公開他所成立的第二中央,一旦外界都知道這一情況,將會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的損失。 
  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 
  毛澤東最後能想出一個拉張國燾北上,並使他取消第二中央的辦法嗎? 
  張國燾把球踢給了毛澤東 
  12月8日,當毛澤東從東村到達安塞時,有一個人的出現,卻令他意外地驚喜。 
  這個人便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1933年化名李復之赴莫斯科,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參加了共產國際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參與制定了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為了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恢復已經與中共中斷了一年多的聯繫,共產國際決定由中共代表團派人回國,擔此重任。 
  從蘇聯回國有東北、內蒙古、新疆三條路線。東北已被日軍所控制,走不通;新疆到內地路途又太遙遠;只有從蒙古入境的路程較近。但這條路線也不好走,要穿過浩瀚的沙漠。最為艱難的是,回國的人身上不能帶一片紙,必須把所有文件印記在腦海裡,找到中國共產黨後再口述出來。因此,派回國的人一定要立場堅定,勇敢機智,有應付敵人的豐富經驗。同時,此人還要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定聲望,被國內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經過反覆考慮,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4)   
  斯大林也同意派林育英回國。 
  季米特洛夫與林育英談話徵求意見時,林育英無條件地接受了這項艱巨而又危險的任務。 
  他裝扮成商人,化名張浩,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跋涉,他於11月初到達陝西定邊縣,並很快與當地黨組織取得了聯繫。然而,定邊縣黨組織的負責人並不認識他,為了慎重起見,定邊黨組織向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告知有一個叫張浩的人要找黨中央,可否送來。 
  當時在瓦窯堡的張聞天接到這封電報後,覺得這個張浩可能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同志,於是便派人去接迎。 
  在定邊縣赤衛隊的護衛下,林育英於11月中旬到達瓦窯堡。 
  「這是林育英同志,他從蘇聯回來。」張聞天向毛澤東介紹身邊這位高大結實的林育英。 
  「育英同志,你的大名早有所聞,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裡相識。」毛澤東見到林育英好驚訝。 
  「你和紅軍的同志們辛苦了。」林育英望著又黑又瘦的毛澤東,很動情地說道。 
  「你也辛苦啊!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裡又多了一員大將!」毛澤東深情地拍了拍比他略高一點的林育英的肩膀,便將他拉到自己的身邊坐下,簡單地詢問了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情況。當毛澤東得知共產國際七大會議決定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與自己的抗日主張不謀而合時,興奮地說:「好,我們常委研究一下,就在最近幾天開個政治局會議。」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在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經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制定和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會議提出的策略路線概括起來就是:「抗日反蔣統一戰線。」毛澤東十分嚴厲地批評了黨內關門主義,甚至說「關門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他著重強調,無論是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什麼階級,只要抗日反蔣就可以而且應該聯合。 
  林育英的到來,促成了「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提出,如果說毛澤東在這之前就有了這種主張,但黨內的關門主義情緒給實施這一主張帶來了一定的阻力,而林育英出現在陝北,無疑是為毛澤東送來了一位助產師。 
  林育英此次回國,還溝通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通訊聯絡。他鬆了一口氣,他慶幸自己圓滿完成了共產國際賦予自己的使命。 
  然而,林育英萬沒有想到,又一個重要角色在等待著他。 
  自從毛澤東在安塞與林育英相識後,他認定林育英是解決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分歧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調解人。雖然他料定一年後,張國燾會揮師北上,但卻沒有料到在這一重要時刻,林育英會出現在他面前。 
  一切都在向著有利於毛澤東方面發展。如果林育英不是先到陝北,而是先到了川康,情況恐怕就會變得更複雜,毛澤東的預言也就可能要落空。當然,林育英當初選擇了從蒙古入境的路線,毛澤東當初在危難之中自己單獨揮師北上,命運注定了林育英必然要先見到毛澤東,毛澤東也必然在安塞認識林育英。 
  這也許是歷史的一種安排。 
  瓦窖堡會議後,大政方針已經確定,毛澤東現在可以有精力來思考和解決黨內出現的分裂問題了。 
  於是,毛澤東約林育英作了一次長談。 
  「你現在回來了,有什麼打算?」毛澤東問林育英。 
  林育英知道,這是毛澤東在徵求他的意見。他對毛澤東說:「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我已傳達。我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也已暢通,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現在,請求中央分配我的工作。我是共產黨員,中央決定我做什麼工作,我都樂意干。」 
  毛澤東點了點頭,又用商量的口氣說:「目前,中央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看怎麼樣?」 
  「什麼重要的事情?」 
  「這件重要的事情還非你做不可。」毛澤東抽了一口煙,心事重重地說,「中央與紅軍領導人鬧了一點彆扭。你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目前只有你做這項工作最合適。」 
  「怎麼回事?」林育英驚訝地問。 
  毛澤東望著林育英那副驚訝的面孔,如實地把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由合到分的經過向林育英作了介紹。最後,毛澤東把張國燾那封另立中央的電報遞給林育英。 
  「他怎麼如此不知天高地厚?過去我還真沒有把他看透。」林育英看了電報,非常氣憤。 
  「目前」,毛澤東接著說,「左路軍指戰員的處境十分危險,要想辦法將他們拉回來。你現在回來了,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配合我們做工作,力爭左路軍早日回來」。 
  林育英聽了毛澤東的敘述,也頓生憂慮,馬上說:「我如能起作用那當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許能起作用」,毛澤東又說,「目前,張國燾與我和張聞天、恩來的關係很僵,我們發電去,他聽不進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裡很為難,也很吃力。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正好你又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你如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聽。更何況你和張國燾在一起共過事,有一定的交情,他會相信你的。」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5)   
  林育英仔細一想,感到毛澤東交給的這個任務很重,責任也很大,為了黨和革命的事業,自己應盡力來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 
  「這樣吧,我盡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裡還沒有多大把握,他只能這樣說。 
  毛澤東點頭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張國燾收到了來自陝北中央的電報,這封電報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詞,只是通報說:「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也已發生聯繫,這是大勝利。」並告訴他共產國際已派林育英來到陝北。 
  林育英也以個人的名義給張國燾去電,向他通報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一書中這樣提及他當時收到林育英給他的第一封電報: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參加1935年7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我接到這個電報,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表示欣慰,並請他暫留陝北,以免途中遭受襲擊的危險,彼此可用電訊商談各項問題。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隻字未提他同時收到的中央給他的電報,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把中央的電報當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沒有給中央回電。他只給林育英回電,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同時以「中央」名義向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了毛澤東等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懼怕敵人,放棄向南發展,實行機會主義的向北逃跑」。 
  中【JP+3】央不見他回電,又給他發了電報,令他取消「臨時中央」。 
  依然無回音。 
  中央還以張聞天的名義去電勸張國燾:「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的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後解決,但另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絕非革命之利。」並特別說明中央對張國燾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直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也不以為然。」 
  張聞天的電報發走後,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澤東等見張國燾既不回電,也不同意取消「臨時中央」,便於1936年1月2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 
  張國燾同志自同中央決裂後,最近在紅四方面軍中公開的成立了他自己的「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團的中央」。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 
  【JY】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這個決定,毛澤東等又建議林育英給張國燾、朱德去電: 
  國燾、朱德二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JY】林育英 
  【JY】24日 
  張國燾接到林育英的電報,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讓他取消「臨時中央」,成立直屬國際的西南局,這看起來可行,實際上還是說陝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後我還要歸他們領導,到那時,就由不得我張國燾像今天這樣可以自己作主來決定問題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產國際的,他的意見不能不考慮。那麼究竟怎麼辦才好呢? 
  張國燾不是飯桶,他有著發達的大腦。 
  經過幾天的思考,張國燾巧妙地把皮球踢給了毛澤東。 
  林育英和陝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張國燾終於回電林育英和張聞天,他一方面表示應「急謀黨統一」,同時提出: 
  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史中留下一個不良痕跡,一方讓步,必是種下派別痕跡的惡根。互相堅持必是把對方往托陳派、羅章龍路線上推。此時或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如一時不能召集七次大會,由國際和代表團商同我們雙方意見,重新宣佈政治局的組成和指導方法,亦可兄處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澤東一看張國燾的電報,就感到張國燾的問題一時解決不了;同時,他也深知此時的黨內政治鬥爭,需要軍事的勝利和根據地的發展作後盾。 
  於是,毛澤東又開始集中精力考慮陝北根據地的發展問題。 
  那麼,毛澤東什麼時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給張國燾呢? 
  張國燾另有圖謀 
  陝北中央與張國燾並沒有中斷電訊聯繫,只是陝北方面改變了口氣,每次發電很少以中央的名義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張聞天的名義。這種變化說明了中央在對待張國燾的問題上,採取了相忍等待的辦法。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6)   
  不知毛澤東後來是否知道張國燾還另有圖謀,反正當時他是一無所知。 
  讀者不會忘記,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為了控制毛澤東等人與紅軍發生直接聯繫,把發電報用的密碼本都收歸張國燾控制之下的紅軍總指揮部。後來,毛澤東等人與張國燾「不辭而別」,這密碼本就留在了四方面軍。中革軍委就只能同四方面軍聯繫,同其他紅軍部隊失去了聯絡。 
  這些紅軍都在孤軍奮戰,他們都盼望著與黨中央、中革軍委取得聯繫。 
  在湘鄂川黔邊的紅二、六軍團,到了1935年9月間,因形勢發生變化,焦急地尋找中革軍委。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及軍委獲得國民黨要「圍剿」紅二、六軍團的情報,便及時給他們發去了《中央及軍委關於戰略問題給二、六軍團的指示》,任弼時看完電報,有些納悶,中央的這份電報,一反原來的調子,很有些像毛澤東過去的提法,這是為什麼呢? 
  任弼時把電報遞給賀龍。 
  「嗯,好!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消滅,這個好!」賀龍一邊看,一邊摸著小鬍子,笑瞇瞇說道。 
  「這份電報跟過去中央的電報提法有些不一樣。」任弼時沉思著說。 
  賀龍這才仔細琢磨起來,發現不光在戰術原則上提法有差別,在戰略發展上也不一樣。去年12月底中革軍委曾電令他們向湘西北發展,接應中央紅軍北上…… 
  於是,賀龍提議:「是不是發個電報問問,中央發生了什麼變化?」 
  「好,立即發電問一問。」任弼時也同意。 
  不幾天,中央就來電通報了遵義會議情況,正如他們猜測的那樣,中央的確有人事變動。 
  賀龍很高興,說:「毛澤東這個人我不認識,但我讀過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蘇區搞成那麼大,這就不簡單,我看他來指揮肯定行。」 
  任弼時此時的心情卻很複雜,他曾是當初中央派到蘇區的「三人團」成員,是他們三人給毛澤東下馬威的。隨後中央到蘇區,把毛澤東扔到一邊,結果很快把蘇區喪失掉了。從這一事實中,他感到遵義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必需的。當然,更重要的是他親自帶部隊與敵人作戰,尤其是與賀龍部隊會合以後,在實踐中逐步對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麼對勁兒。 
  「是應該總結一下了。中央的軍事路線改變和人事上的變動都很正確、很及時,我們擁護。」任弼時旗幟鮮明對賀龍說道。 
  於是,他們堅決按照遵義會議確定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與敵人作戰。結果,紅二、六軍團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有力地配合了紅一、四方面軍的長征。這時,紅二、六軍團發展到21000餘人。 
  紅二、六軍團的節節勝利,震撼了國民黨。蔣介石便糾集132個團的龐大兵力,對紅二、六軍團發動了新的「圍剿」。敵人採取在江西用過的那種辦法,四面包圍,築堡推進。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們決定向中革軍委建議紅二、六軍團主力轉移。因而,他們焦急地尋找軍委電台,但怎麼也尋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們終於同四方面軍的電台溝通了聯絡,因該台用的是中革軍委與二、六軍團聯絡時的規定,二、六軍團的同志遂誤認為這就是中革軍委的電台。當天,即將任弼時給周恩來的一份電報發出: 
  恩來同志: 
  你們現在何處,久失聯絡,請來電說明此間省委委員姓名,以證明我們的關係。 
  【JY】任弼時 
  【JY】9月29日 
  張國燾收到此電後,他應該立即將任弼時的這封電報轉發給正在甘肅榜羅鎮的周恩來。 
  但張國燾沒有這樣做。 
  張國燾收到任弼時的電報,不免有些興奮。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時,不就是往日那個任少共書記的初生牛犢似的小兄弟嗎?他還能不聽我的話嗎?張國燾還想,任弼時不給毛澤東去電,而專門給周恩來發電報,看來他與毛澤東也有矛盾。這兩個軍團如果置於我的指揮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澤東的那支部隊更大了,我張國燾的份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張國燾自個兒笑了。 
  第二天,張國燾即給任弼時回電,說明29日電收到,並說了省委委員姓名,還特別說:「一、四方面軍6月在懋功會合行動,中央任國燾為總政委;我們今後應互相密切聯絡。」簽名是:「朱(德)張(國燾)。」 
  這封電報,既沒有告訴他們中革軍委在何處,也沒有說周恩來為什麼沒有親自給他們回電,只告訴他一、四方面軍在一起行動。實際上,當時一、四方面軍已經分裂了。但因為簽名是朱德和張國燾,給人的印象一、四方面軍的確在一起行動。在此,張國燾充當了一個實足的政治騙子。 
  這樣,張國燾就以紅軍總政委名義向二、六軍團發號施令,而二、六軍團也誤認為中革軍委就在張國燾那裡。 
  後來,朱德從四方面軍電台得知二、六軍團離開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據地,轉戰到滇西北地區,計劃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消息,立即向張國燾建議,四方面軍暫時在原地休整,接應二、六軍團北上。朱德這樣做是有更深的考慮,他想待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會合以後,讓賀龍、任弼時等說服張國燾,放棄原來的主張,一同北上,但朱德並不知道張國燾已經背著他做了手腳。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7)   
  其實,張國燾早已感到這樣遙控指揮總不是個事,必須讓二、六軍團北上,將這兩支部隊拉到自己手裡,因而,在1936年3月25日,二、六軍團剛剛取得烏蒙迴旋戰勝利,進入南北盤江間的地區後,張國燾就以紅軍總部的名義給二、六軍團發了一封電報,說: 
  如趁此時過金(沙)江尚有可能……我們建議在你們渡河技術有把握條件下及舊歷三月水漲之前,設法渡過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你們決定我們即派隊接應你們,如你們尚不十分疲勞,有把握進行運動戰時,則在滇黔邊行動亦好。 
  張國燾在這封電報中還提出了過金沙江的五個渡河點。 
  二、六軍團接到這封電報後,與他們擬在南北盤江間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意圖相矛盾。為了弄清軍委的意圖,3月29日,二、六軍團向軍委發電報請示: 
  在目前敵我力量,於滇黔邊廣大地區內,求得運動戰中戰勝敵人創立根據地的可能,我們認為還是有的。 
  我們的渡河技術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點或最後路線通過,在春水未漲之前,或不致感覺大的困難。 
  國內和國際事變新發展情況我們不甚明瞭,在整個戰略上我軍是否應即北進,及一、四方面軍將來大舉北進後,我軍在長江南岸活動是否孤立和困難均難明確估計,因此我軍究應此時北進與主力會合抑或留在滇黔邊活動之問題,請軍委決定並望在一二天內電告。 
  張國燾接到此電後,感到問題有些棘手,如果明確讓他們北上,將來出了問題不好交待,但又得讓他們北上。經過仔細琢磨,他親自擬了一份電報,於3月30日將這份電報發給二、六軍團: 
  (一)依據國際國內情況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長,蘇維埃運動有些發展,但不可過分估計,蔣敵雖削弱,並不能計算他在何時崩潰;(二)最好你們在第三渡河點或最後處北進與我們會合一同北進,可先以到達滇西為目的,我們當盡力策應;(三)在困難條件下可在滇黔川廣大地區活動,但應有準備較長期的運動戰;(四)究竟如何請按實況決定,不可受拘束。 
  這封電報的措辭是非常靈活而模稜兩可的,但有兩個字卻決定了二、六軍團的戰略行動,這也正是張國燾所希望的。 
  二、六軍團接到電報後,根據電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圖,他們也只能選擇「最好」的來執行,並認為這是出於全國革命戰爭總的戰略要求,因此毅然放棄在南北盤江間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服從大局需要,決定北渡金沙江,以與一、四方面軍會合為戰略目標。實際,他們是在按張國燾的意圖北上。 
  當張國燾正在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軍團北上的問題而勞心費神時,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軍暫時原地休整,接應二、六軍團的建議,正中下懷,他當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議。 
  這正是同樣的目標,卻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態。 
  二、六軍團,就這樣被張國燾以中革軍委的名義誘騙著行動起來了。張國燾心裡也是美滋滋的。 
  不過,張國燾也還有他的難處。他正在為二、六軍團能否接受他這個「臨時中央」而思慮。 
  當紅二、六軍團經過數月的血戰,突出重周,轉移黔東,進至石阡,他們的無線電台在一次同四方面軍通訊時,突然出現一個呼號不明的電台插進來呼叫二、六軍團。經互相詢問,才知是中革軍委三局的王諍局長親自在機上呼叫。為什麼王局長要親自上機呼叫?這是因為中央在召開瓦窯堡會議時,作出決定,「完成與二、六軍團的通訊聯絡」。王諍局長按照二、六軍團通訊的波長和頻率已親自在機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聯絡恢復後,中央發來一份明碼電報: 
  弼兄: 
  我們已到陝西保安,密碼「豪」留老四處……弟豪。 
  由於沒有密電碼,但又為了通訊需要,便用明碼加打啞謎的辦法約定了一個密碼本。通了幾次電報之後,中央突然來電指示,暫停直接聯絡,以後二、六軍團給中央電由四方面軍代轉。任弼時、賀龍還以為中央只是怕約定的密碼被國民黨破譯,也就沒有多想什麼。 
  過了幾天,張國燾專門發電報詢問,賀龍、任弼時回電否認同陝北有聯繫。雖然陝北來電並沒有告訴任弼時、賀龍有關中央同張國燾分裂的情況,但他們已預感到發生過什麼事情。不過,當時軍情緊急,也沒有精力去細想了。 
  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日子,日漸臨近,張國燾卻顯得有些焦慮不安,其中原因還是他那個「臨時中央」,擔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軍團的擁護。這是一個關係他的政治生命的大問題,不得不找陳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們就要同賀龍、蕭克的部隊會合了,你看怎麼辦?」張國燾有頭無尾而憂心忡忡地問,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問的意思。 
  陳昌浩完全明白張國燾的意思,想了想,關心地回答:「我們是否與中央磋商,同二、六軍團會合後,由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組成西南局……」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們的『臨時中央』?」張國燾打斷陳昌浩的話。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協調各方面的關係。」陳昌浩倒顯得有些不安了,聲音有些走調,因為他知道取消「臨時中央」對張國燾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必須如此告訴張國燾。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8)   
  「我們南下遇著強硬的敵軍,否則也不會如此。」張國燾痛苦地搖著頭。 
  「氣候又惡劣,給養也困難。」陳昌浩安慰地補充了一句。 
  「再加上毛澤東鬧分裂。真是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一樣不佔,哪有不輸的道理?」張國燾的臉龐被痛苦的心境拉得有些扭曲了,「你看什麼時候取消『臨時中央』為好?」 
  「越快越好,最好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之前。」陳昌浩直截了當地回答。 
  張國燾不再言語了,他擺擺手,示意陳昌浩離開,自己再想一想。 
  張國燾想取消「臨時中央」,也是有他的另一番考慮的。他在給林育英的一封電報中就提出過把兩個中央都取消,由黨的會議或由共產國際來組織新的中央政治局。他想,雖然林育英沒有同意這個意見,但實際上已經把球踢給了毛澤東,我現在又高姿態地取消「臨時中央」,那麼,我的主張便會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到那時,就看誰手下人多了,我就不相信你毛澤東有回天之力。但他又反過來一想,覺得有些不妙,取消「臨時中央」不等於自己認錯了嗎?他越想越亂,不知該如何是好。最後,他認定一條,取消「臨時中央」,共同組成西南局,可以把二、六軍團爭取過來,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到那時再說。 
  1936年6月上旬,張國燾在西康的爐霍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正式宣佈取消「臨時中央」。 
  不過,他在宣佈這一決定時,還宣稱陝北中央也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代表團暫時代行。他說:「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 
  其實,這只不過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無非是為了給自己搭個台階而已。不然,他不僅自己的面子過不去,更不好向他的下屬們交待。 
  無論怎樣,他已經取消了他的「臨時中央」。 
  這是張國燾獻給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的一份禮物。無論他取消「臨時中央」的動機如何,甚至還有什麼其他打算和圖謀,但這畢竟在客觀上避免了給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造成更大的災難。這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鬥爭所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已指日可待。 
  毛澤東的預言已經開始神奇般地顯靈。 
  張國燾宣佈取消「臨時中央」,給迎接紅二、六軍團的到來,創造了政治基礎。徐向前一掃沉悶的情緒,開始活躍起來,他在率先頭部隊北上之前,親自給部隊作動員,他以樸實的語言,樸實的道理,樸實的感情講道: 
  紅軍是一家人,我們和中央紅軍與二方面軍的關係,好比老四與老大、老二之間的兄弟關係。上次我們和老大的關係沒有搞好,要接受教訓。「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吵架歸吵架,團結歸團結,不能分家。現在老二就要上來,再搞不好關係,是說不過去的。每個部隊都有自己的長處、短處,方針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加強團結,一致對敵。 
  7月1日,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勝利會師。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即從爐霍趕往甘孜,與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等人相會。 
  會師的氣氛是熱烈的,比懋功會師還要熱烈。 
  但這熱烈的背後,那些行伍出身的將軍們,不得不立刻變成政治家,各種意圖的活動緊鑼密鼓地進行。 
  賀龍與朱德在1927年南昌城分別後,就一直未見面,他便與任弼時、王震一起先來到朱德下榻處拜訪。賀龍送給朱德一匹壯實的小馬。這是二、六軍團從雲南帶來的雲南良種馬,這種馬身架不大,但精悍,能負重,性格溫順,特別能走山路,很適合山地行軍。朱德深情地望著賀龍,又看看這匹馬,眼眶濕潤了。張國燾為了防止朱德和劉伯承「跑」了,便把他們兩人的馬給殺了,他便從那時起一直跟著部隊走路。他多麼希望有一匹馬啊,賀龍就好像知道這一切,專門送來一匹馬,這怎能不令朱德感動呢!此後,朱德就是騎著這匹馬走完長征,到達陝北的。 
  朱德熱情地請賀龍坐下,在一番敘舊之後,朱德便向賀龍、任弼時介紹了中央與張國燾產生分歧直至分裂的全過程,把真相告訴他們,並希望二方面軍的同志多做工作,促張國燾北上。他說:「去年的分裂,給紅軍帶來了很大的損失,現在主要是要團結,團結一道,北上會師。」 
  任弼時、賀龍、王震都贊同朱德的意見,並表示要竭盡全力彌合分裂,力促張國燾北上。 
  之後,任弼時、賀龍又去拜見張國燾。 
  張國燾設宴款待了他們。席間,張國燾說:「我們和二、六軍團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現在兩軍會合,更增大了我們的力量。只要我們密切團結,就能吸引陝北紅軍採取配合行動的可能……」 
  任弼時一聽這話不對頭,便打斷張國燾的話,說道:「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開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是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上確定的目標,我們所有紅軍都應在這個目標下團結。」 
  「兩軍會合,過去缺乏瞭解,我們是不是召開一次黨的聯席會議,統一對黨內一些問題的認識。」張國燾把話鋒一轉說。   
  忘卻不了南下的紅軍(9)   
  「我們剛到,情況不瞭解,召開黨的聯席會議恐怕條件不成熟,如果出現爭論怎麼辦?不但不能統一認識,還會出現相反的效果。」任弼時馬上否定了張國燾的提議。 
  張國燾有些驚訝,他沒有想到自己的這個提議當即被任弼時拒絕。看來,讓他們跟自己走的可能性不大。於是,便退讓一步,說道:「這樣也好。兩軍就先開個幹部聯席會吧。」 
  任弼時向賀龍交換了一下眼色,說:「聯合起來開個會,我們不反對,但只能講團結,不能把一、四方面軍過去的分歧再拿來講。」 
  「好啊,我們只講現在兩軍會合要團結的話。我覺得,二、四方面軍不僅要團結,而且還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張國燾這話是一語雙關。看得出,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意圖,當領袖的夢還沒有破滅。 
  這天夜裡,本來很疲勞的任弼時卻無法入睡。因為他瞭解到張國燾懷有政治陰謀,他以中革軍委的名義拉二、六軍團北上,就是這陰謀的一部分。 
  7月2日,兩個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在甘孜召開會議,討論兩軍會合後的任務和行動方針。 
  任弼時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他作了開場白之後,任弼時接著發言,他著重介紹了二、六軍團的一些情況,尤其講到了這次北進會師途中所遇到的困難。最後,他說:「國燾同志,你借用中央的名義調我們是不對的。你把我們調來幹什麼?你要吞併我們!還是想……」 
  沒等任弼時把話講完,張國燾便打斷他的話,辯解說:「因為你們有困難,後面敵人跟著,和我們靠近一點,就能保持力量。」 
  「我現在不是說北上對不對的問題,而是說你不應該盜用中央的名義,就以你總政委的名義又何妨?」任弼時針鋒相對。 
  張國燾啞口無言。   
  樹欲靜風不止(1)   
  自中國共產黨的瓦窯堡會議確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以後,張國燾也取消了他那個「臨時中央」,紅軍的北上抗日已成為唯一的選擇,大勢所趨,不可阻擋。過去政治上的一切分歧與對立,都已失去繼續存在的必要。 
  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林彪要求到陝南闖天下 
  人,都是在人與人的比較中生活的。 
  歷史,也因此留下許多值得人們回味的東西。 
  當紅軍勝利開進陝北吳起鎮後,毛澤東給彭德懷發去了一封這樣的電報: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其實,紅軍能開進吳起鎮,作為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林彪卻似乎被毛澤東忘記了。 
  毛澤東能詩善詞,在他的詩詞中褒獎了許多人。僅就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懷、黃公略三位著名的戰將,有二位曾出現在他的詩篇中,彭德懷自不必說,對於黃公略,毛澤東在他的《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中,有「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之譽。 
  然而,對於自詡為「常勝將軍」的林彪,毛澤東卻未給他寫下隻字片語。 
  林彪對此十分不滿,每當入夜,他躺在床上總要拿出記載著他指揮打勝仗的小本本,那本本上都記滿了,從井岡山一直記到現在。究竟打了多少勝仗,他自己也算不過來了,反正是輝煌的。心想,我林彪的戰功赫赫,誰能與我比?難道你毛澤東就看不見嗎?由此想來,林彪自奪下臘子口以來因勝利而高昂的情緒,便低沉下來。 
  當林彪從吳起鎮繼續往東行的時候,他的心情更顯得低沉起來,一路映入林彪眼簾的是一派荒涼,寒風暴虐中的窯洞,似是古猿人的穴居之處;那無垠的黃色塵土,把天和地攪得渾然一體。林彪是第一次見到如此淒涼的景色,也許是他看慣了南國的山清水秀,當歷史把他裹挾到這陝北高原時,他簡直想不通紅軍為什麼會選擇這麼一個地方作為落腳之地。 
  這樣,一些新的想法在林彪心裡產生了。 
  中央政治局在召開瓦窯堡會議前夕,廣泛徵求各軍團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林彪為之一動,他緊緊抓住這一發表意見的機會,連夜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帶部隊到陝南去打游擊。 
  林彪一到關鍵時候,為什麼不是當面陳述而總是以寫信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主張呢?井岡山時期,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談了自己對局勢的看法,長征中到了四渡赤水那一段時間,他在會理又寫信給軍委,要求撤換毛澤東,現在,他還是以寫信的方式,提出到陝南打游擊。這恐怕有他的考慮,也許寫信比較從容而慎重,可以有時間反覆琢磨話怎麼說,語氣怎麼表達,意圖怎麼更隱蔽一點,而當面陳述就達不到這種效果,一來當面談話,別人可以察言觀色,窺視你心中的秘密;二來當面談話不免有漏嘴的時候,萬一漏嘴,就不好辦了;三來當面談話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及主張全部表達出來。也許,與林彪陰沉的性格亦不無關係。 
  但無論怎麼說,林彪這次還是寫信了。 
  林彪提出這一要求,不僅僅是因為這裡艱苦而要到陝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還有更深一層的想法。 
  人,都有自己的歷史,當他面臨一種新的環境,便會為延續自己的歷史或者為擺脫自己的歷史而產生新的想法。林彪提出要到陝南去打游擊,意在擺脫自己的歷史而獨自去闖天下。他自己常說:「我有時候是虎,有時候是狐狸。」現在,他要決定自己是做虎還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則太不灑脫了。他深深意識到,在毛澤東的身邊,他永遠只能當一隻順從的狐狸。他想,經過10多年的奮鬥,現在的軍事謀略、政治資本已足夠獨自闖天下了。這一次,他渴望著能夠為自己爭得天馬行空的機會,成為一隻稱霸山林的百獸之王。 
  為此,林彪在信中稱,開闢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他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將紅一軍團主要幹部盡數調出,由他率領南下。 
  毛澤東接到林彪的信,為之一驚,張國燾南下的問題沒有解決,現在林彪又提出了一個南下的主張。這無疑在毛澤東心裡投下了一個陰影。但毛澤東很快冷靜下來,他想,張國燾是有陰謀的人,而林彪還只不過是一位剛剛脫掉稚氣的青年人而已,形勢好了就興奮,形勢不好了就悲觀。 
  於是,毛澤東便隨口說道:「林彪又搖晃起來了。」 
  毛澤東以為林彪又是在那裡悲觀了,所以只是嚴厲地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並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希望他及早改變主意。 
  實際上,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指揮員,僅從戰略眼光來看待南下陝南的問題,林彪也不會不發現當時的戰略態勢。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而且陳誠在洛陽及其以西地區控制了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上,專門用來對付紅軍。向南發展,就會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最終會危及陝北的安全。 
  林彪南進的要求遭到毛澤東的批評以後,他沒有就此放棄自己的念頭。幾天後,他又在一封電報裡和毛澤東軟磨硬爭,仍說:「我還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擊戰爭。」這次,毛澤東乾脆沒有理他。這也看出毛澤東仍然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對待林彪,而沒有想到林彪有什麼政治意圖。   
  樹欲靜風不止(2)   
  不見毛澤東的回音,林彪又開始犯疑了,他覺得毛澤東根本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裡。給你寫信,卻不講情面地批一通,給你拍電報,你連個回音都沒有。林彪越想越窩火,成天在軍團部陰沉著臉,耷拉著頭,亂發脾氣。聶榮臻看出了他的心思,勸說道:「我們只有這麼一點部隊,只保有這麼一點骨幹,你能帶多少出去呢?你帶多了,我們這裡能維持下去嗎?我們這個根據地能維持下去嗎?」 
  林彪與聶榮臻共事已經六年了,也是經歷了六年的爭論。林彪總感覺到聶榮臻居高臨下,說話不入耳。但他也無可奈何,因此發生爭吵時,對聶榮臻的話總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 
  「林彪同志」,聶榮臻見林彪的臉色不好,於是放慢語調,和顏悅色地說,「你不要小看目前這幾個破窯洞,它終歸是個根據地,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不是經過兩萬五千里才找到了這個破窯洞嗎?你去陝南,搞不好,連破窯洞都找不到。你別以為四方面軍曾經從那裡經過,打過游擊,條件會好,我看綜合各方面條件來看,不見得一定會強過陝北。」 
  聶榮臻這番推心置腹的話,林彪根本沒有聽進去,但也未再作爭辯。林彪對一些批評和勸告,素來不屑一顧。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這是他多次重複過的一句引以為訓的格言。林彪在談論戰爭和指揮藝術時,就曾這樣講道:「只要有信心,就會勝利。你必須盡可能少依賴別人。不管別人多有經驗,力量有多大。這就是要領。」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滿了那種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倔強。 
  不過,林彪要到陝南打游擊的想法,由於毛澤東採取不理的態度,他也無法實現了。 
  但林彪心中的不滿情緒,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澤東決定遣軍東進,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區,一方面宣傳抗日救亡綱領,一方面解決目前部隊給養困難的問題。3月下旬開始實施這一戰略計劃,紅軍以左中右三路軍向山西腹部進軍,紅一軍團作為右路軍,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這裡的地主除擁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連雲,幾乎佔半個村子,幾十匹騾馬,連雜色的都沒有,把從陝北高原來的紅軍戰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財主喜歡把金銀財寶埋在地下藏起來,紅一軍團的戰士們很快學會了根據敲打地面的聲響來判斷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這裡,紅一軍團擴紅工作發展迅速,補充了5000名新戰士。僅這一點,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滿的情緒。 
  不料,沒過幾天,林彪那陰轉晴的心情又突然風起雲湧。毛澤東給林彪來電,告訴他紅十五軍團在北線作戰艱苦,傷亡過大,加上處於山區,籌款、擴紅等工作開展得不理想,希望紅一軍團能夠撥點兵力給十五軍團。 
  「我還有幾個鳥兵?」林彪氣呼呼地把電報摔到桌上,大聲說道,「不給,不給。就說沒有,不給。」 
  聶榮臻看完電報,沒說什麼,只是向部隊瞭解了一些情況。下邊的幹部們也反映部隊編制還不健全,人員也不滿額。聶榮臻同林彪商量後,打電報給毛澤東,介紹了自己部隊員額未滿的情況,請求免撥。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觀點一樣,臉色稍緩。 
  電【JP3】報發出去以後,仍然是石沉大海——毛澤東沒有回音。 
  聶榮臻感到有點不妙,林彪卻已經習慣了。 
  不妙的那一刻終於來了。5月,毛澤東在紅一軍團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對紅一軍團的本位主義觀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頓時,會場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聶榮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稱,這次他索性一聲不吭,無動於衷地望著屋外的幾株古柏。 
  聶榮臻坐不住了,他主動向大會作了檢討,承擔了責任。 
  毛澤東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目光,看了看在那裡悶不作聲的林彪。 
  不久,中革軍委頒布命令,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任命左權代理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仍任軍團政委。 
  這一調動,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林彪是獎勵還是微懲?人們議論紛紛。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調離紅一軍團。 
  反正,左權是代理一軍團軍團長。 
  任弼時明斷是非 
  二、四方面軍會合後,任弼時瞭解到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一些裂痕,覺得這裂痕後面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就急於恢復同陝北的直接聯繫,並指示二、六軍團總指揮部無線電中隊政委江文專門拜訪了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負責通訊工作的宋侃夫,商談了二方面軍同陝北恢復聯繫的有關事宜。任弼時又親自到朱德處要來了與陝北通報的密電碼本,很快就溝通了聯繫。 
  隨即,中革軍委正式任命賀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任弼時任總政治委員,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總政治委員,李達為參謀長,甘泗淇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議任弼時留紅軍總部工作,以加強紅軍總部與張國燾爭論的對手;而張國燾認為這是把任弼時拉過來,把自己的人插進二軍團的一個好辦法,所以也積極支持朱德的建議,並要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提出任弼時留總部後,給二軍團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時拒絕。 
  看來,任弼時比較聰明,他不願意置身於那種左右為難的境地。   
  樹欲靜風不止(3)   
  但,任弼時並不想游離於這場政治鬥爭之外,他要通過自己的判斷,來對這場紛爭中誰是誰非的問題,作出公正的裁決。 
  於是,任弼時開始緊張地活動,他同陳昌浩、傅鍾、李卓然等人頻繁談話,同傅鍾等黨內老同志甚至作徹夜交談。 
  任弼時的這些活動,引起了張國燾的不快。張國燾在紅軍總部見到了任弼時,半開玩笑地說:「弼時,你搞些什麼『小組織活動』呀?」 
  「你是政治局委員,我也是政治局委員,就許你找他們談話,不許我找他們談?」任弼時也半開玩笑地回答。 
  「你們都談些啥?」張國燾接著又問。 
  「內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時說。 
  「那你是想當包文正喲?」張國燾故作輕鬆地笑了。 
  「我可當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當個魯仲連。」任弼時說著,來到張國燾的屋內。 
  張國燾給任弼時移過一把椅子,兩人便面對面地坐下。 
  「國燾」,任弼時誠摯地對他這位昔日的兄長說,「我是一個沒有參與這一爭端的人,現在我也不想參與。我找了一些人,瞭解了一些情況,研究一下,也許以後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 
  「能將局外人的看法說說嗎?」張國燾也很誠懇地說道。 
  「當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談談。」任弼時嘴裡叼著斯大林式的煙斗,邊「吧嗒」邊不緊不慢地說道,「據我所瞭解到的情況來分析,形成了這樣幾點看法:第一,四方面軍策應一方面軍是真誠的,不能說四方面軍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傾向;第二,雙方的成見和不信任,最先公開表現出來的,是凱豐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見造成的;第四,毛澤東、張聞天等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但他們事先沒有通知紅軍總司令部和總政委就率一、三軍團走了是不適當的,而釀成這個事件是因為四方面軍同志的反對呼聲;第五,卓克基成立『臨時中央』是錯誤的,是分裂行為。『臨時中央』不久就取消了,這是值得歡迎的……」 
  「現在,國際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應急謀黨內團結,解決黨的統一問題。」張國燾打斷了任弼時的話說道。 
  任弼時見張國燾是在有意打斷自己的話,也就不再談這個話題了,轉而說道:「我們在山溝裡呆得時間太長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麼形勢。」 
  「是啊」,張國燾感慨而談,「不過也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變化的倒是你我,時間在折磨人啦!細想起來,人生一世,非爭個你高我低,到最後也落得個掛一身皮去見閻王爺就是了。」 
  「國燾兄,你是我們黨的元老,可不要這麼悲觀,有許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時安慰著。 
  …… 
  他們就這樣「侃」了幾個時辰,任弼時才起身告辭。 
  歸途中,任弼時想了許多,張國燾雖然取消了「臨時中央」,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看樣子還存在許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決,黨內就無法有統一的意志,長期下去,對中國革命極為不利。於是,他開始構思一個解決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關係的妥善辦法。 
  7月10日,任弼時向陝北發出了一封建議解決黨內團結問題的電報,其中說到:「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至少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一、二、四方面軍主要幹部參加,並要求國際派負責代表出席這次會議。議程應列有總結五次『圍剿』鬥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和黨外的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 
  任弼時的這封電報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產生黨內黨外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內分歧就難以解決,因此,召開中央擴大會就顯得非常迫切。 
  當時正在陝北安塞的毛澤東,剛剛開會研究如何讓張學良成為抗日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的問題,他的思緒還沒有從這個問題中跳出來,便接到了任弼時的這封電報,閱畢之後,他問張聞天:「聞天同志,你看弼時的建議可否?」 
  「依我看,開個會是必要的。」張聞天不知毛澤東是什麼意見,也就只表示了這麼一個態度,沒有對建議本身作出評價。 
  「好,那就給弼時回個電,可以開個會,同時也電告共產國際。」毛澤東說完就去忙別的事情了。 
  然而,這個會直到1938年才召開,但那時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不是張國燾,也不是王明。尤其是當時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使黨內的政治分歧煙消雲散: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就這樣,實踐充當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澤東手裡,而任弼時站在了毛澤東一邊。 
  但此時的實踐還沒有作出最終的裁決。 
  張國燾突然宣佈辭職 
  二、四方面軍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開始了。 
  紅軍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實,客觀上說明了南下北上之爭的是非對錯。   
  樹欲靜風不止(4)   
  然而,張國燾還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認他的南下戰略的徹底破產。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軍在道孚召開幹部會時,張國燾在所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中,就花費了很多口舌,來說明當時南下的正確和此時四方面軍的準備北上與當時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詞地講道: 
  這裡來說我們南下的意義吧。 
  在一、四方面軍未會合前,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是打退卻戰。可是當時黨的領導同志非常怕羞,把這一鐵的事實掩蓋起來,不敢說自己受了打擊,自己在退卻,反而說自己勝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張國燾接著在為自己已經失敗了的南下主張進行辯解時,卻又把一方面軍退出中央蘇區的事拿出來證明他的南下主張的正確。他說: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南下到底沒有站好久呀!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還不清楚麼?中央蘇區穩定了四五年。結果主力紅軍還是退出了蘇區,鄂豫皖、湘鄂西、川陝等蘇區發生同樣的現象。……在相當的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 
  看來,事實在張國燾手裡像泥團一般,可以為我所用地任意捏來捏去,結果還是不能自圓其說。聽者也就覺得很勉強,都在心裡問,究竟是誰「非常怕羞」而不敢說自己受到了打擊,遭遇了挫折? 
  張國燾見與會者的眼裡充滿著疑惑的目光,便把話題一轉,說:「至於我們此次的北上,是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以後,我們主動地向北發展,這當然不能與他們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語。」 
  但無論怎樣,失敗者的辯解都是無力的,儘管張國燾也能算得上是一個演說家,也同樣如此。不過,說來說去,他的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南下是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與毛澤東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來,張國燾已經是鐵了心地要北上了。 
  確實,二、四方面軍會合後,於7月1日開始實施共同北上的戰略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軍事和政治形勢都發生了變化。 
  這時,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 
  這時,四方面軍已經是第三次越過雪山,跨過草地,進入甘南地區。 
  這時,四方面軍已由當初的8萬多人,減員到3萬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傷病員。 
  這時,陝北頻頻來電,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戰略基本方針,已由「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 
  這時,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已經開通多時,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這時,張國燾周圍的人開始分化。陳昌浩與張國燾頂牛已不止一次了。 
  這時,張國燾對於與一方面軍再次會合,心有餘悸。 
  這時,蔣介石正在調集重兵,對紅軍進行新的「圍剿」。 
  這時,陝北中央已經與張學良達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就今後的戰略方針致朱、張、任說:「一、二、四方面軍,有配合甲軍(引者註:指張學良的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 
  蘇聯與外蒙早已達成軍事合作協議,蘇聯軍隊可以入蒙。因此,在具體步驟上,陝北中央要二、四方面軍占甘肅和青海。在此以後,「12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趁結冰期渡河,消滅馬鴻逵,佔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 
  當時,張學良東北軍的一個軍駐蘭州,有接防河西三州的便利。所以,陝北中央把打通蘇聯的著眼點一直放在寧夏。蔣介石大軍壓境,紅軍只有這一條出路。 
  就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政治漩渦又起。 
  9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等給朱、張、任來電稱:「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援助。」來電還說: 
  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佔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軍主力9、10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10月底或11月初開始從同心城預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12月渡河佔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之其餘部隊保衛陝甘北蘇區。 
  (二)四方面軍主力立即佔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接近,阻止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 
  這封電報的中心意思是要四方面軍佔領西安至蘭州公路及其附近,阻止胡宗南前進。 
  陝北中央的意圖很明確,控制寧夏和甘肅地區,北出內蒙,從而獲得蘇聯的援助。 
  接到陝北方面的電報後,朱德、任弼時積極主張按陝北的意圖,組織靜會戰役。 
  張國燾這時卻提出西入青海,繞道甘西,背靠新疆,打通國際路線的主張。 
  分歧再一次出現。 
  9月16日晚,張國燾以西南局書記名義,在岷州三十里鋪召開西南局會議。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陳昌浩、傅鍾等人參加。徐向前當時在漳縣四方面軍指揮部,沒有參加會議。 
  會上,除朱德、任弼時等都同意北上,這是張國燾早已料到的事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卻是陳昌浩也同意執行陝北方面的電報指示,拒絕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自從林育英回到陝北後,陳昌浩的態度有很大變化,並不處處聽張國燾的,而對陝北取支持態度,因為情況越來越明顯,陝北中央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同時,他也看出了張國燾不願意同陝北的中央和紅軍會合,想自己單獨開闢一條接通蘇聯的路線。他覺得張國燾這樣做,四方面軍就會受到莫斯科的歧視。這一次,他同張國燾爭論得面紅耳赤,並要張國燾立即去陝北解決黨內爭執問題,幾乎弄得張國燾下不了台。   
  樹欲靜風不止(5)   
  就這樣,張國燾西進青海的意見被否決。 
  18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發佈靜寧、會寧戰役綱領。規定四方面軍先機佔領靜會間的西蘭公路,配合一方面軍在這一地區夾擊胡宗南。 
  但一方面軍兵力有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配合四方面軍執行夾擊任務,只決定陳賡的紅一師向靜、會出動,策應四方面軍行動。這樣就主要依靠四方面軍迎擊胡宗南的大軍。 
  對此,陳昌浩勁頭十足,徐向前勉為其難。任弼時會後即隨二方面軍東去陝南,張國燾在岷州會議一結束,就氣呼呼地去了漳縣四方面軍指揮部,留下一個朱德在岷州紅軍總部部署部隊行動。 
  岷、漳相隔不遠,當天張國燾就趕到了漳縣,但肚子裡的那股氣還沒有消下去。 
  張國燾來到設在漳縣城內一幢官紳宅第的四方面軍指揮部。指揮部的人見張國燾來了,急忙把他迎進作戰室旁的一間房子裡。這是房主人的一間客廳,佈置比較考究,古色古香。 
  張國燾一屁股坐在一張紅木雕花椅上,喘了口氣,便急忙叫人去找徐向前、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 
  不一會兒,徐向前等陸續到來。他們見張國燾情緒不佳,也不知是何原因,都不作聲。 
  「張主席,總部的事忙完了?」徐向前耐不住這沉默,先開腔問道。 
  「我這個主席不幹了,我幹不了啦,讓陳昌浩干吧!」張國燾沒有回答徐向前的問話,而一下子直起身來,氣憤地喊著。 
  在場的人都感到十分突然,一邊勸說,一邊忙問是怎麼回事。 
  張國燾見大家都十分關切,就把岷州會議的情況說了一番,接著說:「四方面軍這支部隊,從鄂豫皖以來,是我看著發展起來的。就像一個小娃兒,是我們大家一手拉扯大的。現在,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讓四方面軍獨自在西蘭通道上去與胡宗南打,這不是往絕路上引嗎?」 
  話到此處,他想起了陳昌浩的異常表現。 
  「四方面軍一北上,昌浩就跟我頂。」張國燾傷感地說,「他要靠近陝北他們,我現在是該被甩掉了。」 
  張國燾說著,竟然悲從中來,傷心地掉下了眼淚。想起那個成立「臨時中央」的事還未了結,陳昌浩現在又隨人家的指揮棒轉了。這使張國燾感到前途黯淡,帶有幾分淒慘的語調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去蹲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他們會讓陳昌浩搞的。」 
  聽著張國燾如此道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陳昌浩不對,安慰了張國燾一番。 
  「張主席是西南局書記,戰略決策你應該作主。」李特如此給張國燾打氣。 
  「靜會戰役,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來,情況有了變化,怎麼行動,還可以繼續商量嘛。」徐向前也只能這樣安慰他。 
  張國燾聽著大家的話,情緒馬上好起來了,他進一步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上靜會地區,在西蘭通道上與胡宗南作戰,我們久疲憊,胡部養銳多時,裝備精良,不但在兵力上比我們為優,而且這一帶地形開闊,交通便利,也於敵有利,於我不利。另外,四方面軍繼續北上,陝甘北地瘠民貧,一方面軍部隊的給養尚且困難,我們數萬部隊擠在一起,就食問題都無法解決,更不要談發展了。如果我軍西出青海、繞道蘭州以北的河西地區,既可以背靠新疆、打通國際路線,又可以策應一方面軍奪取寧夏……」 
  對張國燾的分析,大家都覺得很有道理,表示贊同張國燾的意見。於是,對四方面軍的行動重新作了部署,並電告朱德、陳昌浩來漳會商。 
  朱德接到張國燾改變部署的電報,大為吃驚,他在從岷州出發去漳縣之前,發出3封電報:一封給張國燾,對他改變西南局的決定感到「深為可慮」;一封給陝北的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及二方面軍的任弼時、賀龍,說明靜會戰役計劃「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並表示對此「我不能負此責任」;另一封是給四方面軍的其他不在漳縣的幹部,要他們到漳縣重新開會討論。 
  張國燾以辭職相威脅,達到他西進的目的,終於奏效。 
  陳昌浩趕到漳縣,見其他人意見一致,也表示同意。 
  下午,朱德趕到漳縣,便立即開會,絕大多數人同意張國燾的意見,朱德無奈,只得表示服從會議決議,但要求立即電告陝北林、張、周、毛等。 
  張國燾見自己的主張被通過,便一面命令部隊行動,一面起草電報告陝北: 
  毛、周、彭並賀、任: 
  (甲)我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實現紅軍主力進到寧夏及甘肅北部。 
  (乙)並具體實現一、二、四方面軍在這一地區的會合。 
  (丙)估計到一、二方面軍能夠牽制的敵力和四方面軍的實力,目前與胡宗南之一路軍在靜、會這一四面受敵之地區決戰是不利的。 
  ……時機急迫,千祈採納,並告國際。 
  【JY(】朱、張、徐、陳【JY)】 
  【JY(】22日22時【JY)】 
  張國燾在這封電報中,主旨是四方面軍先渡河西取甘西,然後以一部兵力配合一方面軍主力取寧夏。 
  看來,張國燾執意要從新疆先打開通往蘇聯的路線。 
  電波載著張國燾的這封電報,飛向陝北。   
  樹欲靜風不止(6)   
  毛澤東一看這電報,火了:「張國燾的老毛病又患了。」 
  此刻,怎樣「火」都沒有用,毛澤東隨即冷靜地對張聞天說:「趕快給張國燾發電報,勸一勸。」 
  於是,立即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三人的名義給張國燾發電報,陳述利害關係,指出向西北發展的重點是寧夏,不是甘西,國際答應的援助也只說了紅軍到寧夏後從定遠營取,沒說到甘西去取;國際同意紅軍先從鄉村道路去定遠營,取得蘇聯飛機大炮後再攻打寧夏,甘西的城池,特別是甘、涼、肅三州城池堅固,非大炮難以攻克;一、四方面軍分別攻寧夏和甘西,可能顧此失彼,被敵人各個擊破…… 
  電報發走後,毛澤東又覺得張國燾的這一行動,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因素,有他的政治目的。便接著又於9月24日,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毛澤東聯名給張國燾去電說:「弟等與國燾間之爭論,應該一概不談,集中全力於內部團結,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國燾兄對弟等有何意見,弟等均願鄭重考慮。」並表示,「以布爾什維克精神開展自我批評」。 
  這是陝北第一次給張國燾以許諾和安慰。 
  張國燾接電後,立即與朱德、陳昌浩、徐向前聯名去電陝北林、張、周、毛及二方面軍賀、任等,這封電報仍堅持西進主張,認為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與蘇聯聯繫更為有利,因此佔領甘北更為重要;同時認為四方面軍佔領甘北,可將胡宗南北引,更有利於一、二方面軍合力佔領寧夏。張國燾的意思很明白,他要自己到新疆接通與蘇聯的關係。當然,這封電報在政治上也有了重大轉折,那就是張國燾承認陝北中央的領導地位: 
  關於統一領導問題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的艱苦奮鬥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張聞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 
  從此,陝北開始以中央的名義指導全黨。 
  張國燾雖然在政治上表現出了一種高姿態,一反前一段「只同陝北發生橫的關係」的態度,承認中央的領導地位,但他仍頑固地執行他的西進計劃。也就在同一天,他又給毛、周、彭去電說: 
  四方面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通渭已無我軍。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此計劃實施。 
  於是,入甘後的西進與北進之爭已最後攤牌了。 
  黨內政治鬥爭又一次通過軍事行動上的分歧而白熱化。這是張國燾以辭職相威脅壓制了四方面軍內部分歧後,必然要採取的行動步驟。 
  也許讀者對張國燾一面承認陝北中央的領導地位,一面仍與中央對抗感到不可理解。實際上,張國燾承認陝北中央,是為自己闖到新疆與蘇聯接通而留下的一條後路。因為他想,不能給共產國際留下一個是因為他與中央對抗而跑到這裡來與蘇聯接通關係的印象。他是要以此把自己的企圖隱蔽起來,等到與蘇聯接通關係後再視情況制定自己的政治戰略。從目前的情況看,他只有單獨與蘇聯接通關係,才能談得上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否則,他的政治圖謀只能胎死腹中。 
  這一天,陝北中央又接連發出三封電報,採取說服、讓步與命令並用的辦法,力促張國燾北上。先是以毛、周、彭名義電朱、張、徐、陳及賀、任、劉: 
  (甲)迭接26日兩電,敬悉一切,並有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西渡計劃行動等語。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詳細慎重地討論了這個行動問題,特將結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認為: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佔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均難佔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一、四兩方面軍合力北進,則二方面軍可在外翼制敵;一、四兩方面軍分開,二方面軍北上,則外翼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於褊狹地區。敵憑黃河封鎖,將琰發展困難,且胡敵因西蘭路斷怕我攻擊,又怕東北軍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靜寧,擬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軍西渡,彼將毛軍先行,胡軍隨後,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後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9月18日之部署,迅速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區,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隨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並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仍在外翼制敵,則萬無一失。一方面軍目前確占界石鋪,一面立即出四團以上通過隆、靜線,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敵不敢動作,以便四方面軍十分安全的北上。務請顧及整個局勢,採納此方針,亦即9月18日朱、張、陳三同志之方針。 
  從這封電報裡可以看出,陝北已經放棄了要四方面軍在西蘭大道阻胡宗南的要求,退讓一步:北上同一方面軍一起進攻寧夏。同時,陝北以中央的名義命令張國燾北上。這是自中央與張國燾分裂以來的第一次對張國燾下達的命令。隨後,又以毛、周、彭的名義再次給朱、張、徐、陳去電,商談一方面軍與之配合北上的有關事宜。 
  這樣,四方面軍不得不再次開會研究行動計劃。就在這時,四方面軍西進的部隊已經遇到很大的困難。徐向前所率三十軍的先頭部隊已到洮州,但據當地居民說,黃河對岸已大雪封山,氣候寒冷,道路難行。同時四方面軍部隊中紛紛傳說入青海後又要走雪山草地,這對於曾三次過雪山草地的四方面軍官兵,不免心驚膽顫,士氣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不少高級幹部也產生了牴觸情緒。有的發牢騷說:「張主席總讓部隊朝太陽落的地方走。」這些情況,不得不使張國燾放棄西進計劃。   
  樹欲靜風不止(7)   
  9月27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電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為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決仍照原計劃東出會寧,會合一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決不再改。」29日,四方面軍總部下達了北進靜會地區的命令。 
  張國燾的單獨西進與蘇聯接通的計劃至此宣告破產,不得不揮師北上,直奔會寧與一方面軍會合。 
  但由於張國燾拉著部隊向西移動,進行靜、會戰役的機會已經失去,敵3個軍南下渭河,齊向二方面軍壓來,險些使二方面軍全軍覆沒,如果不是張學良悄悄讓出一條路,那結果便不堪設想。 
  這次紅二方面軍向北轉移,是紅二方面軍長征中經歷的最危險、損失最大的一次。賀龍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張國燾違背中革軍委的指示,二方面軍幾乎遭到全軍覆沒。這是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四方面軍一撤走,敵人就圍過來了。急行軍,掉了幾千人。」「部隊搞得稀爛,後勤都搞完了。」「張國燾整了我們一手,損失相當大。」 
  賀龍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帶著二方面軍向會寧奔襲。 
  紅軍的三大主力會師在即,毛澤東與張國燾將如何見面? 
  溫柔的斡旋 
  張國燾取消西進計劃,率部東出會寧,他見到了一位老戰友——徐海東。 
  徐海東過去在鄂豫皖時期是張國燾的老部下,此次相會,自然也有相會的歡樂。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是這樣寫到他們相會的情景: 
  1936年9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伙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著我…… 
  徐海東在陝北迎來了毛澤東以後,得知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非常氣憤,指責張國燾不知天高地厚,毛澤東卻對他說:「海東,你和張國燾有一段交情,你要多做團結的工作,如果你把他說服了,可就立了一大功啦!」 
  這次相會,徐海東沒有忘記毛澤東的囑托,他向張國燾介紹了他本人對毛澤東的印象。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遊擊區以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徐海東專挑張國燾喜歡聽的講,「而戴季英、聶鴻鈞卻搞起肅反來。陝北許多同志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關起來,做得太過火了。把在陝北很有影響的劉志丹也關了起來。毛澤東一到陝北,聽說劉志丹被關著,就急呼刀下留人……」徐海東就這樣向張國燾介紹著,給張國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徐海東對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季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帶著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志素來對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等都釋放了出來,而且極力號召同志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徐海東還說到,自林育英到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展的情形,對黨內團結有所幫助。……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為團結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這樣,會使前方士氣為之大振。 
  徐海東向張國燾交談的這番話,意在告訴張國燾,毛澤東已經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領袖人物了,你不能再與他爭高低。同時還策略地勸他與毛澤東握手言歡。這無疑打動了張國燾的心,他當時的心情也在《我的回憶》中作了這樣的敘述: 
  徐海東這個樸實的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我同樣覺得戴聶的整肅工作是做得過分了,毛澤東等出面糾正是適當的。我除了對徐海東表示這一點看法以外,也說到我正努力於黨內團結。 
  看來,張國燾真有點回心轉意了。其實,他已經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再行他的分裂陰謀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只得順其自然。當然,此時張國燾放棄他的分裂念頭,應該是毛澤東所期待的。在保安的毛澤東正在與過去不共戴天的張學良商討攜手共同抗日的大計,那麼與張國燾還有什麼恩怨不能暫時擱置起來呢?還有什麼分歧不能解決呢? 
  毛澤東正在以他那博大的心胸在等待張國燾的到來。 
  毛澤東一直在等待張國燾與他握手,只是等得太久,許多人都主張開除張國燾的黨籍,但毛澤東沒有同意,目的就是能等他回來,回到黨中央的懷抱裡來。並且預言一年之後張國燾肯定會來與他握手。但張國燾卻沒有感受到毛澤東的那種熱切的等待,一直把毛澤東作為他的政治對手來對待。就憑這一點,張國燾與毛澤東相比,他已經顯得十分的渺小。這也決定了他不能做也沒有資格做黨的領袖。 
  當毛澤東得知張國燾率部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以後,即電告張國燾,已決定派周恩來到寧夏的洪德迎接他。 
  此時,張國燾已無話可說,即率部奔東,向洪德移動。 
  11月20日這一天,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自毛兒蓋與張國燾分手之後,大家都沒有想到會在寧夏的一個叫河連灣的集鎮握手言歡。   
  樹欲靜風不止(8)   
  在這個集鎮的一個大路口上,張國燾同朱德一起與周恩來相會。 
  「你們辛苦了!」周恩來上前一下抓住他們兩人的手,動情地說道。 
  朱德望著周恩來,眼淚禁不住流淌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使勁兒地搖著周恩來的手。這一年來,他所經歷的一切,周恩來是無法想像的,好在張國燾保全了他一條生命,才有今天的重逢。 
  張國燾則是隨著朱德那搖動的手也跟著搖動。此時,他心裡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說什麼好。這一年來,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向周恩來交待?如何向他表露自己的心跡? 
  其實,周恩來不需要他們說什麼,一切都在理解和意料之中。 
  「國燾兄只是臉黑了些,朱老總也有點瘦了。」周恩來仔細端詳著他們兩人。 
  「革命嘛,那有不吃點苦的?」朱德說道。 
  「有勞你大駕迎接,吾兄頗感不安啦!」張國燾拉著周恩來的手往前走。 
  他們三人邊走邊繼續寒暄,一起來到張國燾的住處,坐下後,周恩來即向他們介紹全國目前的形勢和他與張學良接觸的情況。他說:「我與張學良接頭的時候,張學良的態度很坦率誠懇。當我提出要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作為我們聯合的基礎時,他當即表示贊同。張學良的這種抗日決心,是日本侵略行徑和蔣介石逼出來的。他那個著名的父親被日本人謀害以後,他也被攆出了東三省,而且他本人也被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他雖然擔任著剿匪副司令的名義,而蔣介石卻歧視他,要讓他的東北軍在剿匪中被消滅掉。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 
  周恩來稍作停頓,喝了一口水,繼續說:「這些年來,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日寇猖獗,觸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就拿這位張少帥來說,他能反過來聯俄聯共抗日,一是以往想像不到的事。所以抗日怒濤瀰漫全國,不久以前,西南軍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也借抗日的名義反對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內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緒。因此,我們不能用老眼光來看張學良和東北軍。張學良過去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都知道,而現在他卻奮發有為。東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東北軍就是體現這種願望的部隊。東北軍中的青年軍官最大多數是熱情反日的,東北的青年,尤其東北大學的學生,都群集到西安來,高唱流亡三部曲,這確是動人心弦,張學良本人便成了東北軍和東北人民抗日的號手。」 
  周恩來還向他們介紹了很多情況,使他們耳目一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我自從1931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游擊,與世隔絕,已達五年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為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極少,所告訴人們的,也不免有些抽像,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然而,周恩來向張國燾傳達這些消息,不只是讓他開開眼界,更重要的是讓他領悟到,目前中央的抗日方針已經確定,並在貫徹這一方針上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證明了中央當初確定的北上抗日是正確的。這一點,你張國燾是無法取代的。周恩來還要讓張國燾領悟的是,全國人民都要團結一致抗日,過去黨內的一切分歧都必須擱置起來,不能再鬧分裂了。 
  實際上,張國燾已經理解了周恩來那話裡的意思,所以他表示「須急起學習」。 
  但是,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卻使他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因為現在的一切都告訴他,中央和毛澤東的一貫主張是正確的,而他自己卻一切都錯了,他從內心裡感到自己的分裂行為是一種罪過,但他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失敗和錯誤。他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也無法面對未來。他甚至希望由毛澤東等人主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走到失敗的地步,以便讓他來挽救局面。 
  張國燾正是帶著這樣一種複雜的心情,同周恩來、朱德一起,率總司令部直屬機構人員,踏上去往保安的路。 
  因為毛澤東正在保安等著他呢! 
  11月30日,張國燾、朱德同周恩來一道,到達保安。應該說,這也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這個日子對當時的毛澤東來說,也是值得慶幸的。讀者不會忘記,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預言:明年這個時候,四方面軍一定會北上來與我們會合的。按一、四方面軍1936年10月19日在會寧會師的時間來看,從毛澤東預言的那一天算起,兩軍實際會合的時間只是往後拖延了26天。如果按毛澤東說的「在明年這個時候」,則是準確無誤了。 
  直到今天,人們也不知道毛澤東究竟憑什麼作出了如此準確的預言。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很興奮,他指示紅軍學校校長林彪,親自率所有學員,到郊外列隊歡迎張國燾的到來。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空間距離在縮小。 
  張國燾一行急匆匆地朝太陽升起的方向走著,離保安越來越近,張國燾的心境也越發不可言狀,步履顯得那麼沉重,那是歷史的包袱在壓著他。 
  毛澤東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雙手叉腰,舉目眺望,等待著張國燾的到來。為了這一刻,他精心地為張國燾鋪好了路,留下了台階,並且表現出驚人的耐心。是啊,這種等待已經很久了,整整一年,今天終於把他等來了。   
  樹欲靜風不止(9)   
  初秋的太陽,把全部赤誠灑向了黃土高原的溝溝坎坎,也灑向了這不平凡的時刻,使整個歡迎的場面顯得熱烈而真誠。這樣的時刻,在人世間也不見幾回,它讓人忘掉過去一切的同時,又讓人無法抹去凝固在心中的這一瞬間,就連張國燾本人在事隔幾十年後,也沒有忘記當時的情境: 
  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直屬機構人員到達保安。保安的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率領學生隊伍到郊外歡迎我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會時一樣,站在學生們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個預先佈置好的講台上,我們都發表了演說,互致祝詞。……那時我們談論的,不是那些過去了的事,而是策劃未來。 
  在這次歡迎儀式上,毛澤東發表了充滿熱情的講話,高度讚揚了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對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的前景作了美好的展望。 
  就這樣,毛澤東與張國燾握手言歡。 
  歷史記住了這一時刻,一切是非曲直都在不言中。 
  無論怎樣,長征是由失敗開始,以勝利結束的。其間所經歷的一切,是探索真理,尋求正確道路的一種必然,也正因為有了這一切,才把中國共產黨鍛造得日趨成熟起來,使整個黨和紅軍終於擁有了共赴國難,抵禦外侮的權力。 
  從此,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堅力量。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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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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