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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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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引言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個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這一天,從黃土高坡上殺下來的闖王李自成,率領著被朝廷稱作是「流寇」、「逆賊」的農民軍,徹底佔領了大明朝的京師北京。也就是在這天夜裡,崇禎皇帝在煤山壽皇亭(今北京景山東部)自縊身亡。從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為歷史長河中一個極不平常的日子,因為這一天不僅標誌著大明帝國的崩潰,而且也預示著異族即將入主中原的開始。    
    後人已不太清楚崇禎帝自殺前後的詳細情況,現有的記載也不盡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據說崇禎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後事。在這天晚上,崇禎帝在乾清宮最後召見周皇后和寵愛的袁妃。痛飲數杯之後,崇禎決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們設法保護外逃活命。安排妥當之後,崇禎帝對周皇后長歎一聲道:    
    「大事去矣!」    
    話音剛落,便已是淚流滿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環立周圍的宮女更是哭聲一片。崇禎帝只得揮揮手,命宮女們趕快出宮逃命,自尋活路。這時,周皇后抬起淚眼,無限哀怨地對崇禎說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從來聽不進我一句勸,以致弄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說完,周皇后便摟抱著太子和永、定二王,放聲痛哭。之後,又是千叮萬囑,依依不捨地把他們送走。    
    生離死別之後,各尋歸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寧宮,上吊自殺,乾脆利落。崇禎皇帝見狀連聲稱好。袁妃也回西宮,在崇禎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殺,不料繩子一斷,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連砍三劍,助她上路。15歲的長平公主,也被崇禎召來。公主大概已預感到了厄運難逃,大聲哀號。崇禎帝只說了句「你為什麼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揮劍砍向公主,沒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擋劍,結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禎見此慘狀,再也不忍痛下殺手,便又召集平時寵愛的妃嬪,親手一一砍殺。    
    此時的崇禎帝似乎已處於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他清理後宮之後,竟親自換上快靴,手提三眼銃,率領幾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監們,騎馬在內城中東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擊殺敵寇,還是想突圍逃命,結果是到處碰壁,到天亮時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宮中。    
    後人已無法知道崇禎帝是如何度過最後幾個時辰的。據說到了此日的深夜,他還曾親自跑到前殿,去擊鍾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幾位忠臣,來為他殉節,沒想到竟無一人趕來,令他大失所望。無奈之中,崇禎帝只得遣散了身邊最後幾位隨從,與太監王承恩攜手走入後花園,登上了萬壽山。這萬壽山俗稱煤山(今稱之為景山),上有一個新建的壽皇亭,俗稱紅閣。這紅閣原是崇禎為操練內軍(由太監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時竟派上了用場。他在閣中逡巡良久後,便向他寵愛的太監王承恩提出了一個疑問:    
    「我待大臣向來不薄,今天至此,為什麼竟無一人能像前朝靖難時的程濟那樣追隨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他又為這些文武大臣開脫道:    
    「料想是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趕來!」    
    隨後,崇禎帝便在紅閣邊上的海棠樹下,上吊自殺。王承恩也隨即步其後塵,追隨而去。君臣兩人,就這樣面對面吊在樹上,在景山的夜風中,隨風搖曳。    
    三天後,李自成的人馬終於發現了他的遺體。他的死狀十分慘烈:長髮覆面,光著左腳,衣衫凌亂。據說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書遺詔:    
    「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    
    也有人說,遺詔中還有「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殺盡百官、無殺百姓」之類的激憤之辭。    
    後人大概永遠無法弄清上述的記載是否屬實,但絕大多數人卻寧願相信這些記載是真實的,因為根據崇禎帝生前的所作所為,上述的內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亡國之君能像崇禎皇帝那樣,博得如此廣泛而持久的同情。這倒不是因為他死狀慘烈,也不是因為他死後被降格安葬,與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縣的田貴妃墓中(後稱思陵),而是因為他生前的所作所為,確實不像是一位亡國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歎的那樣:「我不是亡國之君,為什麼會遇上這麼多亡國之事?!」    
    崇禎帝至死也沒有弄明白這個問題。他也無法弄明白這個問題。大明朝的江山雖然在他手中丟失,但應該承擔責任的又何止他一個人呢?!他自稱無顏去見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嘗有臉見他呢?!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正德皇帝

    萬曆帝(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前後長達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還要長些。在隆慶五年(1571)的冬天,隆慶帝(穆宗朱載垕)就為年僅9虛歲的兒子朱翊鈞舉行了成人儀式。沒想到此舉似乎有先見之明,幾個月後,隆慶帝便撒手歸天,龍馭上賓,把大明朝的重擔壓到了年僅10虛歲的兒子肩上。    
    登基時的萬曆帝,實際上還是一位孩子,才剛剛懂事,根本無法行使皇帝的權力,也談不上承擔什麼責任。幼主當政,已屬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幾位皇帝,留下來的已是一付爛攤子了。    
    萬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時年僅15虛歲。正德帝生性愛玩,除了朝政之外,幾乎樣樣喜歡。更糟的是,他認為朝廷文官還不如太監,所以他寧願把朝政托付給太監,也不願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劉瑾,後又寵用江彬、許泰。在這些太監的唆使下,正德帝幾乎做盡了皇帝本不應該做的任何事,視皇帝之位幾同兒戲。    
    正德帝的胡鬧可以說是歷代少見的。他的胡鬧,不僅求新、立異、場面大、刺激性強,更要命的是,他專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開做的那些事,公然蔑視被常人視作是立國之本的那套道德規範。他在內宮操練軍隊、拆房圈地、搭建帳篷、養獅馴豹,無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內宮玩耍煙火,不料引發大火,焚燬大量宮殿,正德帝望著沖天火光,只是開玩笑地說了聲:「好一棚大煙火也!」    
    正德帝到後來已不再滿足於這些。他經常外出巡幸,一度長駐宣府鎮,但又不允許官員們離開北京城。他不願再用玉璽,也不願用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而是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並啟用將軍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給一位名叫朱壽的將軍加封鎮國公。他命吏部道: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    
    這位朱壽,不是別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國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為鎮國公,真可以說是亙古未見。正德帝還跑到山西太原,與晉王府一位樂工的女兒打得火熱,如膠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寧王叛亂,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興奮,因為他不僅可以顯示他的軍事實力,而且還可以借此機會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因此,他決定「親征」。    
    實際上,就在他離開北京後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負責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報,說寧王已經被俘,無需皇帝親征。正德帝哪裡肯就此善罷甘休!他仍率軍浩浩蕩盪開赴南京。到達南京前,他突然頒布一道古怪的詔書,禁止天下飼養和宰殺豬。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為「殺豬」和「殺朱」是諧音。正德帝給江南的這份見面禮幾乎要引起騷亂,因為南方地區幾乎家家養豬,生豬不僅是農家主要副業收入之一,而且豬肉也是當時底層百姓最主要的肉食來源。但正德帝對此全然不顧,依然我行我素,強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8個月,遲遲不肯回北京。富庶繁榮的江南,自然要比肅殺荒涼的北方更令人流連忘返,而美麗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晉王府的樂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裡肯匆匆而過,自然要把他的「浩蕩皇恩」多留些下來。只不過這樣一來,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8個月後,正德帝終於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魚,差點淹死,受了驚嚇,回京後不久便駕崩了。據說正德帝臨終前,也有悔過之意,說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錯,怪不得別人。    
    正德帝做了15年的荒唐皇帝,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許多危機。碰到這樣的皇帝,文官們除了冒著挨板子、丟官甚至送命的危險,拚命上疏要求皇帝改變主意外,再無他法,因為皇帝是無法選擇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換。或許正是如此,許多文官對正德帝的死,倒不見得有多大悲傷,反而有點暗中慶幸。他們認為,無論如何,新皇帝畢竟不至於像正德帝那樣荒唐,而正德帝無後,也給他們在選立新帝時留下較大的餘地。最後,他們選擇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後來的嘉靖帝。在他們看來,這位新皇帝各方面都比較令人滿意,一定會給朝廷帶來希望。然而。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了。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縣)。他的父親朱祐杬是成化帝(憲宗朱見深)的第四子,與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異母的兄弟,被封興獻王,就藩安陸。    
    首輔楊廷和當時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慣例,武宗死後無子嗣,本應從比武宗小一輩即載字輩的宗室中選一位新皇帝。而楊廷和卻力主選同輩的朱厚熜接位。嚴格而言,楊廷和的這種做法,並不盡合大明禮制。他之所以要這樣違例行事,原因當然很多,但有一條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個人的品行和才學。據說朱厚熜自小就天資聰穎,勤奮好學,而且熟悉朝廷禮儀,確實是一個合適人選。何況他當時才15虛歲,楊廷和大概也認為容易駕馭。沒想到正是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單槍匹馬,與幾乎是整個朝廷的文官對抗,並最終達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後,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禮儀上確定他生父母的地位問題。依當時絕大部分文官的意見,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繼位的,理應尊弘治帝為皇考。但這樣一來,嘉靖帝就得稱自己的生父母為叔父母,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來,嘉靖帝的祖母邵貴妃出身低微,被其父賣給了杭州鎮守太監。在接受了一些書法和文學訓練後,她被作為禮物獻給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時,這位貴妃已被打發到類似冷宮的浣衣局,且雙目失明,風燭殘年。嘉靖帝的生母蔣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種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驅使下,嘉靖皇帝與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進行了長達幾年的大禮儀之爭,為他的生父母爭得了滿意的地位和榮譽。    
    從大禮儀之爭中,不難看出嘉靖帝為政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對自己的利益比對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顧後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廢待興,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棄之不顧,為一己之私利而與文官對抗數年,實在是自私之極。    
    其次,嘉靖帝性格殘忍、狠毒。楊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終卻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絲毫感念之情。張太后(弘治帝之後,嘉靖帝之伯母)因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機會隨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為了其母親的尊號,竟一次廷杖了180餘位京官,其中17人因傷重致死。這種做法,在明代可謂是空前絕後。    
    這位嘉靖皇帝在位長達45年。在此期間,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蒙古人在北部屢屢入侵,構成嚴重威脅,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辦法。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給當地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性,朝廷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龐大的軍費開支、皇室的揮霍無度、官吏的普遍腐敗、稅制的混亂和瓦解以及接連不斷的天災等等,造成了朝廷嚴重的財政危機。對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無動於衷,開始時尚能勉強應付,到後來乾脆是消極對抗,甚至還一度把朝廷大權交給了嚴嵩,時局之敗壞就不難想像了。    
    在漫長的40餘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對一件事有著長期的濃厚興趣,甚至可以說是狂熱,那就是向神仙祈禱和覓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長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節的江西道士被他邀入宮中,祈雨禳災,並「順便」通過春藥之類的辦法,為皇帝解決了不育問題。皇帝在即位十多年之後,終於有了孩子,解除了後顧之憂。自此以後,嘉靖帝對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    
    邵元節死後,陶仲文進宮接班。陶仲文擅長配製春藥和扶乩。在他的指導下,嘉靖帝開始在這方面進行長期的修煉。從嘉靖十九年(1540)開始,嘉靖帝幾乎全力以赴地修煉他的仙丹,並由於長期服用這些含有鉛、砷有毒物質的仙丹,而導致了慢性中毒。到後來,嘉靖帝甚至還修煉內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宮內,不知所終。結果引發了一場少見的宮廷叛亂,幾位宮女差點用繩子勒死了嘉靖皇帝。    
    晚年的嘉靖帝幾乎成了一個怪物。由於慢性中毒,他嚴重失眠,以致常常徹夜不眠,批閱奏章。他的情緒極不穩定,記憶力嚴重衰退。他時時冒出一些古怪的念頭,令人難以捉摸。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種種可笑的辦法,如在他睡覺時把桃子放在他身邊,說是仙桃等等。嘉靖帝甚至還用扶乩來決定國家大事。也難怪海瑞要上奏章,大罵他是一位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並要他對帝國的危局負全部責任。據說當時嘉靖帝一讀罷海瑞奏章,就大喊不要讓海瑞跑了,要千刀萬剮方才解恨。當得知海瑞已扛著棺材在外面等死時,他卻又不想殺海瑞了。    
    就是這樣的一位君主,整整統治了大明朝45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過來。是靠帝國的慣性、文官集團的忠誠?還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統治手段?一時難以說清!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給那智力遲鈍的兒子隆慶帝(穆宗)和年幼的孫子萬曆帝(神宗)的江山,已是千瘡百孔。正如當時民謠所講的那樣,是「嘉靖嘉靖,天下已盡」。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隆慶皇帝

    嘉靖帝以後是隆慶帝(穆宗朱載垕)。隆慶皇帝在嘉靖和萬曆之間,似乎只是一個過渡人物而已。    
    隆慶皇帝即位時,年已30歲。他長期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中,而他的父親似乎也沒給過他過多的恩寵。他作為長子,很遲才被立為太子。即使在被立為太子後,也沒有享受到作為太子應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對他和他的異母弟景王,似乎總是不偏不倚,以至於不少人由此猜測,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後順利接位。這種經歷,對隆慶帝的心理甚至生理,自然會產生很嚴重的消極影響。    
    按照傳統的說法,隆慶帝是一位節儉和仁厚的君主。這種說法的真實性,現在已受到質疑。隆慶帝的生活根本談不上什麼節儉,傳統史家筆法中所講的仁厚之類的評語,與其說是稱讚,還不如說是無能的婉轉說法。事實上,隆慶帝智力遲鈍,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懷疑他有輕度的精神失常。或許正是這些原因,才使得隆慶帝在位期間,總是避免捲入家庭和朝廷的爭執之中,也從來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決斷。以至於他手下的那些大學士們,經常要隆慶帝參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禮,並以此來樹立他的威望。    
    不過,這樣的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卻要比正德、嘉靖之類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慶帝的無能或不願干預朝廷具體事務的態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員們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權力,管理帝國。隆慶朝近六年的相對穩定和繁榮的局面,也證明朝廷事務在沒有皇帝的干預下似乎也能維持,甚至在某些時候或許能做得更好。萬曆初期張居正的統治差不多也是這種情形。    
    隆慶帝的統治風格,實際上也為他幼小的兒子萬曆帝的執政初期種下了善根。由於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內閣班子,足以應付朝廷事務,因此,沖齡即位的萬曆帝,雖不能真正行使權力,但仍能依靠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國,不致發生統治危機。但這種做法,也存在缺陷。因為權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現以下的兩種局面。一是由數位權臣共同掌權,其後果是極易引起文官之間的傾軋或黨爭,並必然到影響朝政。二是出現一位大權獨攬的權威型人物,並由他以皇帝的名義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權力,就像萬曆初期的張居正那樣。但在後一種情形下,又有兩個棘手的問題難以解決。一是如何保證這位文官獨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權為自己的圈子或個人謀取私利,甚至威脅皇帝的地位,動搖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這位文官獨裁者的權威一旦失去時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性的後果。後來張居正的統治經歷,不幸印證了這些推測。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張居正的時代

    大明朝歷正德、嘉靖和隆慶三朝而至萬曆,近70年的風風雨雨,已使它千瘡百孔,根基不穩了。當時的明帝國,已到了非徹底整治不可的緊要關頭。開國之君朱元璋留下來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現實需要。200多年前朱元璋的統治政策,是依據帝國當時的實際情形制定的。這位從鳳陽農村殺出來的半文盲皇帝,做夢也想不到200多年後帝國的具體狀況,這事實上也不能歸咎於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國之策仍必須被奉為金科玉律,在帝國推行。儘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朝廷也作過些修修補補,但「祖宗之法」的大義宏旨,無法也無人敢去從根本上觸動。這種制度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導致了一系列問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危機,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這種局面,對於萬曆帝這個不滿十歲的小皇帝來說,自然無能為力。幸好有首輔張居正能承擔輔佐幼主的重任。他在兩位實權人物--萬曆生母慈聖太后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住了局面,使帝國在萬曆初期一度呈現出中興的勢頭。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是明代後期最有作為也是最有爭議的權臣。他屬於那種有出眾才能並且能通過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傑出文官。他的從政經歷,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進士的張居正,熬到隆慶元年(1567)二月,終於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入閣,並在同年的四月晉陞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之初,張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學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層矛盾,踢開了絆腳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學士高拱,趕走了資深的首輔徐階,讓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則伺機而待。隆慶帝死後,張居正終於抓住機會,利用高拱一個言辭不當的失誤,把高拱趕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輔的寶座。在這一過程中,以太監馮保主持的司禮監起了關鍵作用。作為大學士的張居正,去結納一個太監,即使在當時也算不上什麼光彩的事,但張居正毫不猶豫地去做了。因為他深知馮保與萬曆帝、慈聖太后朝夕相處,在宮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這一點上,張居正要比其對手高拱精明得多。這也是張居正做事的一貫風格。    
    張居正的官職是內閣首輔。內閣是明代才開始設立的一種機構。明初丞相一職被廢除後,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權力機構,承擔了大量繁雜的行政事務。事實上,任何一個皇帝,無論他有多麼英明能幹、精力過人,大概都無法做到事必躬親,而必須依靠一個秘書機構來作先期處理,分擔壓力。內閣的出現,正是迎合了這種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書機構,那麼,內閣的權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時候,如皇帝年富力強、精明能幹時,內閣就可能僅僅是一個處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見的秘書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備上述的條件時,內閣就很有可能變成實際上的權力機構,而領導內閣的首輔也就很有可能成為帝國的真正統治者了。    
    張居正就是一位利用各種條件使自己擁有實權的首輔。在萬曆朝最初的10年中,張居正在慈聖太后、馮保的有力支持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到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時,帝國的局面已有了明顯的改觀。如張居正經過數年的努力,給萬曆帝留下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財政積余,南北兩京及一些省分,都有相當數量的存銀。這相對於隆慶時的財政而言,簡直可以說是奇跡。張居正的理財能力,確實令人歎服!也正是有了這筆積累,萬曆皇帝親政後尚能支撐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經得起一番折騰。    
    不過,張居正的做法,在當時就有不少人看不過去。現在看來,張居正之所以要這樣做,除個人利益之外,也實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觀原因。    
    張居正交納馮保,並通過馮保影響慈聖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議。其實,張居正此舉也是傳統做法。張居正的所作所為,必須借皇帝的名義進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時的皇帝,還僅是個孩子,事實上並不具備親政的能力。因此,張居正自然要交結內廷,取得支持,而同時也希望通過嚴格的教育,來引導小皇帝能走正路。儘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擁有至高無上的至尊地位,但張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個孩子,只有嚴加督導才能成為明君。前任首輔高拱曾說當時的萬曆帝,是「十歲幼童何能盡理天下事?」真可謂是一語中的。雖然張居正就是用這句話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裡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實情。他後來對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嚴,其「不敬」的程度遠遠要超過高拱的那句話,以至於萬曆帝只要聽說「張先生來了」,就打心眼裡感到害怕。當然,張居正在死後也為他的做法付出了慘重代價。    
    張居正在任用親信、打擊異己、獨攬大權方面的做法,也招致了許多攻擊。張居正在統治期間,大量安插自己的親信,不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將,如吏部尚書張瀚、王國光、都御史陳玠等等,絕對聽命於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軍隊等部門也安插親信,執行旨意,控制地方。張居正要這樣做,原因自然複雜,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國體制方面的原因。因為張居正雖位尊首輔,但實際上卻不能對現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沒有立法權。不僅如此,即使在具體行政事務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見通知下面的親信,再由這些親信用公文的形式上達,然後張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態,提出處理意見,並用皇帝的名義向下面推行。以張居正為中心的這套非正式的網絡,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機構所難以相比的。    
    因此,從體制的角度來看,張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質上與後來的魏忠賢並無二致。他在內依憑皇帝的信任和權威,在外則廣植親信,自成體系,以避開行政系統的低效率及其干擾。這也是明代權臣首選的政治手法。至於對朝廷的影響,則要看具體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這並不是要替張居正說什麼辯護詞。事實上,張居正也確實做了不少傳統權臣難免要做的事。他的兩個兒子竟先後考中了進士,入了翰林院,別人則自然要起疑心,懷疑張居正是否做了手腳。張居正在其父親去世後,儘管再三要求「丁憂」回鄉,但最後還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奪情」留京,帶孝理政。但在許多人看來,張居正是貪戀權位,不遵孝道。張居正回家省親時,竟用了32人的大轎。儘管這是皇帝特許的,但不少人仍堅持認為,這種行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嚴重的,張居正在家鄉的財產急劇增長,而僅靠他每年數百兩白銀的俸祿,是絕無可能做到這點的,這樣也就難免別人有進一步的聯想了。到張居正一死,這些都成為他罪行中的一部分。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首輔身後淒涼事

    張居正死時,萬曆皇帝已是近20歲的青年了。在痛哭流涕之餘,萬曆皇帝隱隱約約也感到了些許的輕鬆。那位令人敬畏的張先生終於走了。    
    平心而論,萬曆皇帝早年的表現是令人滿意的。他比他的父親隆慶皇帝要聰穎得多。在母親慈聖太后和張居正的督察之下,萬曆帝接受了長期而又嚴格的正統教育,努力把自己培養成一個聖明的君主。儘管他偶爾也因醉酒、騎馬等行為而受到太后和張居正的批評,但總的來講,仍是個合乎傳統道德標準的年輕皇帝。而且在即位初期,他也一直為自己有張居正這樣的輔佐大臣而感到慶幸,並自然而然地在許多方面以張居正為榜樣。    
    但在張居正死後不久,萬曆帝逐漸聽到了不少他原先根本無法聽到的言論。張居正的對立派開始試探性地放出風聲,旁敲側擊地把張居正的所謂種種罪行揭露出來,醜化其形象。萬曆帝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原先那位令人敬佩的「張先生」的形象,已逐步在腦海中消失,代之而來的是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鬻爵、任人唯親、放縱奴僕、凌辱縉紳的奸臣形象。    
    馮保家產的籍沒,似乎已使萬曆帝確信了外面對張居正的閒言。馮保官至司禮監秉筆太監,長期與萬曆帝生活在一起,深得寵信。他與張居正的關係也相當密切。馮保家中被抄出財物之多之精,大大出乎萬曆帝的意料。既然太監馮保尚且能積下如此財物,那麼萬曆帝自然有理由相信,張居正的家產肯定是一筆天文數字。聯想到張居正生前對他的那種「道貌岸然」式的嚴厲教育,以及由此而受的委屈和羞辱,萬曆帝當時的心境是不難想像的。他決定對張居正進行清算。    
    清算是逐步進行的。張居正首先被剝奪了生前所獲的太師頭銜,幾個兒子的官職自然也被罷免。萬曆十二年(1584),萬曆帝決定查抄張居正的家產。聖旨一到湖廣,地方便立即派員封鎖張府,任何人員不得出入,以等待欽差大臣前來查封。此舉本是防止張家暗中轉移財產,沒想到欽差卻姍姍來遲,以致張府中糧薪不濟,餓死了不少人。    
    按本朝慣例,追沒的財產應是張居正死時的全部家產。因此,其家族在張居正死後兩年中的花銷,自然要被追補,甚至還要加上可能被轉移的那部分。這不僅給查抄帶來了技術上的困難,而且也有很大的隨意性。依萬曆皇帝等人最初的設想,張居正留下的家產應該是個大數目,沒想到查抄的結果卻大大出乎意料。欽差大臣想當然地認為查抄數目遠遠不符合實際,便對張居正長子張敬修進行嚴刑逼供。張敬修最後被迫自殺身亡,而張家確實也交不出更多的財物,最後不了了之。張家的財產,後來被運到了北京,共110抬,並沒有什麼值得注目的珍品。不知萬曆帝過目之後有何感想,大概多少有點失望吧。    
    假如按張居正一年數百兩白銀的俸祿來計算,張居正的財產也不能算少。明初朱元璋確定的官員俸祿,本來就低,在後來的200餘年中也基本上沒有動過。官員如果只取俸祿,則連其基本的生計大概也難以維持。因此,絕大部分的官員,往往會在俸祿之外,另辟一些財源。只要不太過分,朝野也視之為合理。當然,也有例外,如海瑞就是典型。不過,能像海瑞那樣吝嗇地生活的上層官員,畢竟是少數,事實上明朝也只有他一個!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海瑞之所以這樣做,主要也是為了博取政治名聲。這種說法有一定合理性,因為在絕大多數的官員看來,即使是聖賢先哲們,也主張「齊家」和「治國」並重,假如官做到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分上,還不如不做。這也就是人人都講海瑞好但沒有人願意自己成為海瑞的原因。因此,在明朝後期的這種風氣下,做了10年首輔的張居正,僅留下了這點財產,即使像要整他的萬曆帝之流,大概也覺得不能算是過分。    
    不過,既然抄了張居正的家,萬曆帝自然要給他安一個罪名。至於是什麼罪名,似乎無關緊要,只要能證明萬歲爺的明察就可以了。    
    在張府被抄四個月後,朝廷終於總結性地公佈了張居正的罪狀,大意是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專權亂政等等。本當剖棺戮戶,僅僅是念其多年效勞,萬曆帝才加恩寬宥。張居正的弟弟和兩個兒子,被送到煙瘴之地充軍,而對其老母則額外加恩,允許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畝予以贍養,以體現浩蕩皇恩。    
    張居正及其時代就這樣淒慘地結束了。許多人在事過境遷之後,尤其是在明末時局日益惡化之時,才紛紛想起了這位權臣的種種好處,甚至盼望大明朝還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樣的人物來扭轉乾坤。可惜的是,大明朝沒有也不可能再獲得這樣的機會了。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萬曆帝親政

    萬曆帝終於大權獨攬了。    
    親政以後的萬曆帝,也未嘗不想有一番作為。他精神煥發,勵精圖治,儼然想成為一位臣民們理想的賢君。皇太后和張居正十餘年的嚴格教育,此時對他仍有一定的影響。他對臣僚的腐化感到憂慮,自己親自草擬手詔,禁止官員互贈。他對於各種禮儀也頗為重視。早朝、經筵也十分講究。他熱心參與各種典禮,充分顯示了自己的誠意;同時,還策勵臣工勤儉篤實。萬曆十三年(1585),萬曆帝為解決長期的旱災,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禮儀。在乾旱炎熱中,他親自步行去天壇祭天祈雨,同時也破例讓京師的臣民親眼目睹這位年輕萬歲爺的天顏。親政之後的短短幾年中,萬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辭辛苦。因此,當時許多人都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寄予厚望。    
    張居正死後,上層文官班子作了重大調整,很快就形成了以首輔申時行為首的新內閣。申時行與張居正共過事,深知張居正為何在死後會落得如此慘局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吸取了教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一方面與皇帝保持良好的君臣關係,另一方面他也一改張居正嚴厲剛正的為政風格,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竭力維護文官集團的團結,協調朝廷方方面面的關係。在他看來,既然朝廷的制度無法作根本性的調整,那麼,只有理順君臣關係,加強文官之間的合作和團結,同舟共濟,才能維持局面。    
    也正因為如此,在萬曆親政後的最初幾年中,朝廷也沒出什麼大亂子,反而頗有些中興的新氣象。包括萬曆帝在內的許多人,在那時也都覺得,張居正死後,天也沒有塌下來。沒有張居正和他的那一套,大明朝的日子照樣一天天地過了下去,而且也似乎過得很不錯。想到這些,大家不由得鬆了一口氣,不少人甚至還暗暗慶幸:倒張算是倒對了!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種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首先感到彆扭的是萬曆皇帝。他在抄沒張居正家產以後不久,就逐漸發現,張居正的倒台並不像他原先認為的那樣簡單。在倒張的文官中,有不少人是出於私人恩怨,挾私報復,也有人是出於個人名利,其動機並不見得就冠冕堂皇。不過,在他看來,這些人雖然可惡,但並不可怕,也不難對付。令他感到可怕而且難以對付的,倒是倒張運動中的另一類文官。    
    這類文官,屬於那種強硬而堅決、頑固又拘泥的道德型人物。他們有一套正統的道德和禮儀規範,並認為這是救世治國的惟一靈丹妙藥。帝國之所以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或危機,在他們看來,正是因為他們的那一套沒有得到徹底的實行。因此,他們絕對不能容忍那些不合乎道德的言行。他們用警惕的眼光,仔細地挑剔著任何人和事,一旦發現問題,便會毫不猶豫地群起而攻之,其道德狂熱和犧牲精神令人生畏。    
    這些人在倒掉張居正後,並不滿足,他們又瞄準了年輕的萬曆皇帝和文官領袖申時行。萬曆皇帝越來越感到,這批文官有著十分傳統和固定的模式,並竭力要引導自己踏上其理想中的「賢君」之路。自己雖有帝王之尊,但實際上往往只是個擺設,根本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更談不上什麼保持個性。自己的行為,只要稍有偏離之處,便會招致群臣們各種各樣的反對。就像有一張無形的網,罩住了自己,令他感到壓抑甚至是窒息。    
    萬曆帝曾想親自訓練軍隊,大臣們便以此舉不合祖制為由,力勸他放棄這樣的念頭。他曾幾次去視察自己的陵墓,大臣們又覺得過於招搖,便以安全為由予以取消。諸如此類的事情,已越來越令萬曆帝不快。而最令他傷心的是,他雖貴為天子,卻不能給自己心愛的女人提供她想要的東西。    
    位尊天子的萬曆帝,身邊自然不缺女人。擁有眾多妃嬪,本是皇帝分內的權利,萬曆帝也不會例外。更何況武宗無後而引起皇位繼承危機這一前車之鑒,也令張居正等人覺得有必要讓萬曆帝早日成婚,免得節外生枝。因此,萬曆六年(1578),在母親慈聖太后的安排下,年僅14歲的萬曆帝娶了一位比自己小一歲的平民之女,即王皇后。在此以後,萬曆帝又冊封了許多妃嬪,其後宮也已頗具規模了。    
    但是,對於周圍佳麗如雲的惟一男性來說,皇帝所需要的並不僅僅是女色本身。當然,萬曆帝也會偶然興起,做出一些與他身份不符的事情來。如在萬曆九年(1581)冬天,萬曆帝看中了慈寧宮一位年長的宮女,並使她懷上了身孕。可能是萬曆帝在事後也覺得自己此舉不太雅觀,所以就一直沒敢向太后啟齒提及。不過,當時的太后,求孫心切,對此不僅沒有責怪之意,反而還很高興。次年秋八月,這位宮女生下了一個男孩,即後來的光宗。母以子貴,這位宮女也一步登天,被封為恭妃。不過,這種冊封,也只是依例而行,倒不見得是萬曆帝的特別眷寵。    
    真正讓萬曆帝動心的,是一位後來被稱作鄭貴妃的女性。這位鄭氏,在萬曆十年(1582)與其他八位女性一起被冊封為淑嬪。當時,她才是一位十三四歲的少女。從一開始,她就贏得了萬曆帝的一往情深,而且可以說是終生不渝。能得到如此恩寵,大概不僅僅是因為她有閉月羞花的容貌,更多的倒是因為她聰明伶俐,意志堅決,喜歡讀書,並能與萬曆帝進行心靈上的溝通。也難怪萬曆帝在眾多的後宮佳麗中,惟獨對她寵愛有加。    
    對於這位鄭氏,萬曆帝自然願意特殊照顧,尤其是在她也生下一位貴子以後。到萬曆十四年(1586),萬曆帝不顧群臣反對,毅然冊封鄭氏為貴妃,其地位明顯高於恭妃王氏。至於萬曆帝是否真得像群臣猜測的那樣,還想進一步提高貴妃及其兒子常洵的地位,不得而知,但他堅決維護貴妃母子應得的權利這一念頭,卻一直毫不動搖。而文官們的做法也與他一樣,只不過他們要保障的卻是王恭妃及其兒子常洛的權益。雙方針鋒相對,毫不妥協,也弄得一心想協調雙方關係的首輔申時行,出力不討好,碰了一鼻子灰。在萬曆帝看來,申時行是壓不住群臣,難以服眾。而大臣們卻又偏偏認定申時行是為了貪圖高位,不堅持原則。如此一來,申時行苦心經營的平衡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三十年不出宮

    萬曆帝選擇的辦法就是消極對抗,不與文官進行合作。    
    他從萬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沒有踏出皇宮一步,直到他駕崩後被扛著去定陵,前後達30餘年之久。    
    他雖是這個帝國的皇帝,卻不大想承擔他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他寧願呆在宮中,與宮女、太監們廝混,喝酒作樂,醉生夢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懶得理會宮外的文官,幾乎到了天塌下來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幾乎不見朝臣,即使像首輔之類的文官首領也很難見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作任何處理。甚至連帝國最神聖莊嚴的廟祀,萬曆帝也不親祭,而是派員代祭。帝國的政治中樞機構實際上處於半停頓狀態。    
    他的這種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滿,他們紛紛提出批評。萬曆十八年(1590)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於仁的大理寺評判,上了一個措詞激烈的奏章,痛斥萬曆帝「聖體違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財氣: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餘,僅朝見過皇上三次。此外只聽說聖體違和,一切皆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自處理,講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聽說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    
    接著,這位大理寺評判一一列出萬曆帝嗜酒、戀色、貪財、尚氣的事實,毫無遮攔,淋漓盡致,把萬曆帝罵得是體無完膚,也罵出了當時不少大臣的心裡話。萬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嚴辦這位膽大妄為的評判。幸虧有申時行從中全力調和,這位評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輔申時行的日子已越來越難過。儘管他竭力調停皇帝與文官之間的緊張關係,竭力維護文官間的信賴和團結,但這種做法已越來越不起作用。至萬曆十九年(1591),申時行最終因立儲問題而不得不離開相位。    
    本來,在萬曆十八年(1590)春,申時行已與萬曆帝就立儲問題達成了默契。萬曆帝當時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繼續打擾他的話,他準備在兩年後冊立常洛為太子,否則,就要繼續推遲。申時行認為皇帝能作這樣的讓步,也算是有了交待,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沒想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張有德的工部主事,又舊話重提,惹得萬曆帝十分生氣。而大學士許國、王家屏竟也順勢舉疏,要求皇帝兌現前諾。可能是為了增加份量,他們竟然把申時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時行本人對此並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態度後,申時行給皇帝上了密疏,說明情況。不想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激進的文官指責申時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請立之議,暗中卻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極不誠實。申時行有口難辯,終於在萬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時行的下台,給朝廷造成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申時行在任之時,朝野幾乎一致認為他過於聽從皇帝,而不能大有作為。很少有人能真正體會到申時行的良苦用心。申時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罷職之後,才逐漸為人所知。申時行的繼任者,已根本無法像申時行那樣,左右逢源,維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時行下台前,文官之間的矛盾已開始尖銳。申時行下台後,更是愈演愈烈。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錫爵被重新任命為首輔。當時萬曆帝計劃同時冊封常洛、常洵兩子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還是不想立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做法引起大嘩,許多文官紛紛反對,新任首輔的王錫爵夾在中間,備受攻擊。最後,儘管萬曆帝暫時放棄了這樣的念頭,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這一年的京察中,當時已掌握相當權力的顧憲成(吏部員外郎),與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一起,操縱吏部,把那些與內閣成員關係密切的官員盡量罷免。顧憲成等人的做法,實際是對閣臣不滿的體現,弄得剛剛回朝的首輔王錫爵很是下不了台。這種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黨爭,結果是王錫爵罷職,而顧憲成之流也被撤職,朝廷從此不得安寧,再也沒有申時行時代的那種局面了。    
    朝鮮戰爭的爆發,也加速了明帝國的衰落。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豐臣秀吉悍然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明朝作為宗主國,自然出兵援助。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九月,雙方簽定了第一次停戰和議。但至萬曆二十五年(1597),豐臣秀吉又重啟戰火,明朝則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並不順手。幸虧豐臣秀吉於次年七月病死,戰局才開始有利於明朝。到年底,日軍基本上被擊退。朝鮮戰爭前後長達七年,明朝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強的國力。    
    其他如播州揚應龍之亂、寧夏哱拜之亂,也給明朝帶來了不少麻煩。而當時尚不太受朝廷重視的努爾哈赤,也已在東北迅速崛起。    
    邊疆的安定與否,歷來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亂相,由此而漸見端倪。    
    財政匱乏的壓力,也越來越沉重。張居正死時,曾給朝廷留下一筆不小的國庫積累,國家財政尚能應付。但至萬曆親政後,朝廷開支日增,而收入卻不見增。像寧夏用兵,耗費180萬兩白銀;朝鮮之役,軍費開支780餘萬;播州用兵,也用掉近200萬兩。這還僅僅是軍費開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開支也是相當驚人的。萬曆帝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筆銀兩。皇長子常洛及諸王子冊封、冠婚用掉了900多萬兩,另加袍服之費270餘萬兩。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萬曆四十年已達60餘萬),使朝廷每年要耗費大量祿米和開支。像這樣的巨額開支,朝廷是無論如何難以承擔的,國家財政也必然難以為繼了。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萬曆帝似乎不太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他依舊出手不凡,照用不誤。如萬曆二十七年(1599),他以諸皇子婚娶為由,要求從太倉銀庫(國庫)取用白銀2400萬兩。這對於當時的朝廷財政而言,幾乎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戶部自然難以滿足。萬曆帝見此,竟盡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積銀,頗有點不刮盡天下財物決不罷休的架勢。此前,萬曆帝向全國派遣稅監、礦使,搜括財物的做法,就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至此,他竟又變本加厲,最終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大動盪。更令人不解的是,萬曆帝把這些錢財斂於內廷,不肯與朝廷分享絲毫。對朝廷的財政危機,他簡直就是視而不見,似乎與他毫無關係!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們也自然要為自己的生計考慮。萬曆後期的吏治,敗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一時期的各級官員,似乎很少有不謀私利的。有些官員所積下的巨額財富,令人瞠目結舌,很難與他們每年幾十兩或至多幾百兩的俸祿聯繫起來。像出身貧寒且在當時(甚至在今天)被認為是清廉之至的東林黨魁顧憲成,在其兄弟分家時,尚獲得數千畝的田產。世風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見。既然皇帝、大臣們的日子是如此好過,那麼,天下百姓日子的難過,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與大臣之間、大臣與大臣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進行,而且愈演愈烈。    
    萬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拚命用錢同時拚命撈錢之外,他似乎對朝政越來越沒有興趣,借口當然還是「聖體違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體恤,不知深淺,竟然還喋喋不休,說些皇帝絕不想再聽的事情。萬曆二十八年(1600)十月,給事中趙德完就給萬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說什麼鄭貴妃陰謀在多病的皇后駕崩後,自立為後,並立其子常洵為太子等等。萬曆帝最不願意聽的就是這件事,自然不免龍顏大怒,命下詔獄,廷杖一百,開除官職,永不錄用。    
    大概是群臣十餘年的不懈鬥爭,再加上趙德完挨的100大棍,萬曆帝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進行了正式冊封。皇長子常洛最終被立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還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陽)、瑞王常浩(封地漢中)、慧王常潤(封地漢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冊封這樣的盛典,而且還要成婚,萬曆帝自然不會過分精打細算,他早就提前向戶部提出了2400萬兩白銀的預算作為開支。可惜戶部拿不出這筆款項,所以最後還算節儉,只用了1000多萬。為這事皇帝還對戶部有點意見,並派宦官到各地查賬,看看是否真的是沒錢。大概是萬曆帝對戶部官員的斂財能力不太滿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稅監、礦使分赴各地,開闢財源,弄得十分不成體統。    
    或許是萬曆帝看透了朝廷這幫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多為子孫(尤其是他最寵愛的福王)謀點產業,免得在他死後受苦。沒想到他的這種做法,恰恰是動搖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後禍及子孫。那位受他百般寵愛的福王常洵,後來在洛陽成為李自成的刀下鬼時,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關係。    
    傷透了心的萬曆帝,在此以後更是心灰意懶,不理朝政。就連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懶得過問。而部院主管大臣之類的任命,又非要皇帝欽命不可,否則,也只能空缺。到萬曆三十四年(1606),大學士沈鯉等就向皇帝訴苦說,吏部尚書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則尚書、侍郎全缺,禮部僅存一侍郎,戶部也只有一位尚書。總計部院堂上官31位,竟缺了24個。如果去掉那些在職不謀事的,幾乎就是無人理政。對此,萬曆帝仍是不聞不問。到最後幾年,像內閣這樣最重要的機構,竟也只有首輔方從哲一人,成了光桿司令。這樣的朝廷,怎麼還能指望它有什麼作為。    
    朝廷的統治能力下降,還不僅如此。更嚴重的是,朝廷官員之間的派性鬥爭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東林黨是萬曆後期黨爭的主角。在張居正統治期間,後來成為東林黨魁的青年官員鄒元標,就上疏攻擊張居正,說他不丁父憂,名為奪情,實則貪位。張居正以後,又有一批年輕官員,像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等等,在朝中互相呼應,干預朝政,並小成氣候。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顧憲成等人操縱吏部,罷免了一大批與內閣關係密切的官員,激化了矛盾,並最終導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後,朝中大權被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等掌握,人稱「浙黨」。但顧憲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們以無錫東林書院為中心,以講學求道為名,裁量人物,諷議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動天下。顧憲成之流及其後繼者,後來被魏忠賢扣上了「東林黨」這一大名。    
    起初,東林黨人大多尚能稱得上正人君子。他們希望重建道德權威,並通過道德手段解決當時的一系列危機。這種激進的道德主義旗幟,加上東林黨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開始時猶如一陣新風,給人帶來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並非無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與之相配套。而且,任何個人或集團都有雙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間搖擺不定。只有實現了相對的利益,才能談得上道德。除了極少數聖人,絕對的道德主義是注定要失敗的。道德還會常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黨同伐異的武器。許多人借道德之名,謀自身利益,並以道德去約束別人,放縱自己。至於他們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開始的東林黨人,就是一些絕對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但當他們的組織一旦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時,其性質就開始發生了變化。東林黨的許多行為,實際上就是黨爭行為,其動機也未必像他們自己當初所標榜的那樣堂皇,更多時候黨派利益要顯得重要得多。他們在野時,對當權者樣樣看不順眼,動輒口誅筆伐;而當他們得勢時,也同樣拿不出切實有效的治國手段來。更嚴重的是,東林黨到後來雖聲勢浩大,實則魚目混珠,不僅招忌,而且也為其對手提供了不少口實。後來的血光之災,其實已於此時埋下了因果。    
    東林的主要對手是浙黨,以及依附於浙黨的齊黨、楚黨、宣黨。兩派在一切問題上似乎都要針鋒相對,並互相傾軋。浙黨沈一貫任首輔時,東林雖居下風,但顧憲成等人仍團結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響朝廷,甚至出位論政。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東林黨人借京察之名,聯合吏部尚書孫丕揚,逐斥浙黨諸人,掌握了主動。但不久浙黨方從哲入閣,浙黨又進入反攻狀態。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京察時,方從哲已居首輔,浙黨勢力進一步加強,東林黨人被紛紛罷免。雖然不久後東林黨人又在天啟初期佔了絕對優勢,可是,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們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這樣的吵鬧聲中被動搖了根基。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遼東守戰(1)

    儘管逼死崇禎帝的是李自成,但最終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滿族人,即女真人。    
    在明王朝相當長的時期內,外族的威脅主要來自蒙古。遼東的滿族還基本上構不成威脅。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遼東的這一不起眼的民族,最終入主了中原,在明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了強大的清帝國。    
    滿族的興起和強大,正是在萬曆朝。萬曆朝在遼東問題上的嚴重失策,以及萬曆朝中央政權的式微,是導致後來滿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洪武初期,明朝不斷用兵東北,打擊北元殘餘勢力,設置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以遼陽(今遼陽市)、廣寧(今遼寧北鎮縣城)、開元(今開元縣城北之老城鎮)為中心,下轄衛所,建立起以軍統政、軍政合一的體制。永樂年間,明朝又在黑龍江西來支流亨滾河(今在俄羅斯境內,名阿姆貢河)口對面的奴爾干,設立奴爾干都司,以鎮撫女真等少數民族各部,護送朝貢。但至宣德(1426-1435)以後,奴爾干都司已名存實亡。明朝在女真各部也廣設羈縻衛所,授其頭人、首領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職,由其各統其部,分而治之,互相牽制。    
    明廷在東北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適度的軍威保持對女真的彈壓之勢,另一方面又通過授以官銜、給予貿易優惠(互市)等恩惠手段,來籠絡住女真各部的首領,並由此間接控制住其所屬各部。這一統治模式的關鍵,在於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領。每年的冬天,明朝官軍往往借「燒荒」的名義,深入女真各部,接見各部首領,賞賜各種物品,讓他們在感受浩蕩皇恩的同時,誠心誠意地替天朝出力,護邊安疆。不難看出,明朝對女真各部的統治,能否有效維持,一方面取決於朝廷派駐東北的長官能否熟練而有效地行使這套駕馭之術,另一方面,也要取決於女真部落能否長期安於現狀,有沒有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因此,其基礎是十分脆弱的。    
    至萬曆年間,這兩個方面恰恰都出現了問題。長期經營東北的遼東總兵李成梁,舉措屢屢失當。而此時的女真族,也正好出了個野心勃勃、才華出眾的努爾哈赤。    
    李成梁,長期任遼東總兵一職,替朝廷經營東北。他是個名副其實的「東北王」。遼東的財政,他幾乎完全壟斷。軍貲、馬價、鹽課、市賞之類,也由他一人說了算。其中到底有多少入了私囊,更是無人說得清。全遼東的商民之利,他也盡籠入己。由於經濟實力雄厚,他就有條件用重金結交朝廷要人權臣,禮送得重,交情自然就深。那些要人權臣,便個個誇他好。就連萬曆皇帝,也對他另眼相待。他的兒子個個得以封官,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李如樟、李如梅,都是總兵官,其他如李如梓、李如桂、李如梧、李如楠也官封參將,可謂是一門虎將。他的部將,也多是私人親信。    
    在遼東,李成梁幾乎建起了一個獨立王國。遼東總兵這個職位,好像就是專為他設置的。一旦換了別人,就難以勝任。如在萬曆十九(1591)年至萬曆二十九(1601)年,李成梁一度被調離此職,但其影響力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於他的繼任者根本無法真正行使職權。十年之中,遼東換了八帥。無奈之中,朝廷大概也看出了遼東問題的癥結,認識到了李成梁在東北的法力,加上其子李如松當時又是朝鮮戰場上的主帥之一,便不得不又在萬曆二十九年,乾脆重新任命他為遼東總兵。當時的李成梁,已是76歲的高齡了。現在看來,明廷在遼東的這種體制,不可避免地使遼東的局面過分依賴於一人。萬歷時的遼東,可以說是成也李成梁,敗也李成梁。    
    努爾哈赤,姓愛新覺羅,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蘇克素護部的寧古塔穆昆。其祖父名叫場(覺昌安)、父親名他失(或譯作塔失、塔克世),雖不是顯赫的氏族貴族,但也大概是指揮使一級的頭目。努爾哈赤10歲喪母,因受繼母虐待,19歲那年(萬曆五年,1577)就分居另過,自立門戶。    
    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帶兵進剿建州右衛阿台部時,竟誤殺了當時與朝廷關係不錯的叫場和他失父子兩人。一下子失去了祖父、父親兩位親人的努爾哈赤,自然是悲痛欲絕。或許是出於內疚,李成梁父子此後一直比較偏袒努爾哈赤。在善後處理中,努爾哈赤得到了明朝的敕書20道、馬20匹,同時世襲其祖父的頭銜,被承認是建州左衛的頭目之一。    
    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努爾哈赤起兵,開始了統一建州女真的戰爭。到萬曆十七年(1589),努爾哈赤最終完成了對建州女真各部的統一,並一躍成為東北最為強大的女真領袖之一。    
    對努爾哈赤的崛起及其威脅,明朝並沒有清楚的認識。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兩點尤為重要。一是朝廷明顯受到遼東前線官員的誤導。對努爾哈赤,李成梁先是扶持、縱容。當其崛起後,李成梁又產生畏懼之感,不敢採取斷然措施,甚至還夢想借其力量安定女真,以致坐失良機。二是努爾哈赤也對朝廷極表「忠順」,絕不得罪朝廷,騙得了信任。到萬曆十七年(1589),朝廷竟授予努爾哈赤建州左衛都督僉事一職。萬曆十八年(1590),努爾哈赤第一次進京朝貢。萬曆二十三年(1595),朝廷加爵努爾哈赤,授龍虎將軍。萬曆二十五年(1597),努爾哈赤第三次到北京朝貢。    
    努爾哈赤在統一建州女真後,開始了對其他女真各部的吞併戰爭。當時的形勢也對其十分有利。在李成梁離開遼東的十年中,遼東主帥竟先後換了八次,根本無法對東北進行有效控制。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央朝政的混亂和懈怠等等,也使得朝廷根本無暇顧及東北。到萬曆三十年(1602)後,朝廷已開始逐步意識到了努爾哈赤的威脅,但此時的努爾哈赤,已是尾大不調了。    
    當熊廷弼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任遼東經略時,已明顯感到了努爾哈赤的威脅,而且認為這種威脅不可能在短時間解除。因此,他主張朝廷與努爾哈赤進行談判,必要時可做出一些讓步,以爭取時間加強遼東防務。這在當時不失是可行之策,但對於許多住在北京的官員們來說,卻絕對不能接受。在他們看來,熊廷弼作為堂堂遼東經略,竟然要與努爾哈赤妥協,天朝顏面何在!因此,他們群起而攻之,不僅熊廷弼的計劃被否決,連熊廷弼本人也被召回。他的繼任者便對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所謂的強硬對策,試圖予以壓服。    
    但這時的努爾哈赤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恭順了。他於萬曆四十四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老城)即汗位,國號大金,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他以「七大恨」誓師討明,出兵攻佔明軍在東北的重鎮撫順,並擊敗其援軍,明軍損失慘重。    
    至此,朝廷才如大夢方醒,倉促應戰。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遼東守戰(2)

    萬曆帝這下子有點著急了。    
    他急命老將楊鎬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楊鎬匆匆調兵遣馬,組建起一支遠征軍。可出兵需軍餉,但國庫空虛,又實在拿不出錢來,因此就有人請求萬曆帝發「內帑」應急。當時萬曆帝在內廷積下的錢遠遠超過軍餉所需,但他堅決不肯拿出分毫。大臣們只得向南京戶部借支,並刮盡天下庫藏積余。拖到八月份,軍餉仍然不足,又有人提出挪用天下田賦稅銀應急,萬曆帝仍然不肯,因為這裡面有他自己的一份。不得已,朝臣又提出加征田賦,這次萬曆帝卻很爽快地答應了。當時朝中官僚機構已嚴重缺員,內閣僅存首輔方從哲一人,許多部院主管大臣位置空缺,根本無法應付大規模戰爭,以至方從哲急得要辭職。在這種情形下,大軍出征的結果如何,是很難預料的。    
    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正月,楊鎬在朝廷的嚴令下,決定分四路出兵,號稱40餘萬大軍。具體佈置如下:    
    北路軍。在開原、鐵嶺一線,由開原總兵馬林為主將,從三岔兒堡出邊,攻敵之北面。葉赫部出兵萬人,也歸馬林指揮。    
    西路軍。在瀋陽一線,由山海關總兵杜松為主將,從撫順出邊,攻敵之西面。    
    南路軍。由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清河在今本溪附近,當時已失),攻敵之南面。    
    東路軍。在寬甸一線,由遼陽總兵劉綎為主將,從涼馬佃出邊,會合由姜弘立率領的朝鮮兵,攻敵之東面。    
    揚鎬自己坐鎮遼陽指揮。他要求四路大軍在三月初二日會師於二道關,合營後再向努爾哈赤的都城赫圖阿拉(興京)進軍。    
    這種戰略部署,看起來無懈可擊,但細究起來,實際上是書獃子式的紙上談兵,沒有不敗的道理。    
    首先,主帥楊鎬本人就無能力指揮這場大戰。楊鎬雖在官場30餘年,但實際上大部分時間是忙於周旋,在軍事指揮上並沒有多少真才實學。他早年在朝鮮戰場上就以無能著稱。身為遼東經略,他當時是外不知努爾哈赤方面的敵情,內不清自己手下將領的詳情。任命他做遼東前敵總指揮,一開始就是大失策。    
    其次,四路出擊,乍看起來可令努爾哈赤腹背受敵,四面楚歌,但到真正實施起來,就會破綻百出。朝廷的軍隊原是臨時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戰鬥力不強,只能以數量上的優勢取勝,但分兵之後,數量優勢就不復存在。而且,當時正值東北早春嚴寒,軍隊進退不便,加上各路指揮之間關係不和,信息不通,根本談不上什麼協同作戰。    
    相反,努爾哈赤對明朝各路大軍的兵力分佈、進軍路線、會師日期、指揮人員等等,瞭解得清清楚楚。他以逸待勞,依靠其天時地利,集中兵力,實施各個擊破。    
    戰役開始後,努爾哈赤首先集中六旗兵力,在薩爾滸山(撫順東南)擊破了山海關總兵杜松的西路軍;隨後迅速回師向北,再擊開原總兵馬林的北路軍。楊鎬得知西、北兩路軍慘敗,急令東、南兩路軍隊停止前進。但此時東路軍已深入敵境150公里。努爾哈赤利用明軍之間消息不通的弱點,佯扮成杜松的軍隊,騙開東路軍的營門,大敗東路軍,遼陽總兵劉綎戰死。最後,四路明軍只有李如柏的南路軍安全撤退。這就是著名的薩爾滸戰役。從此,明廷在東北已毫無軍事優勢可言,不得不進入戰略防禦階段。    
    薩爾滸戰役的大敗,除了明朝軍事部署上的失誤外,還與朝廷內部黨爭激烈、任人唯親、政治混亂密不可分。楊鎬自朝鮮戰爭以來,一再損兵折將,卻仍能被任命為遼東經略,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與沈一貫、方從哲等浙黨有良好的個人關係。不少人曾反對任命揚鎬,認為他實非將才,難當如此重任,但方從哲仍堅決支持楊鎬。而這位楊鎬到達遼東後,不僅顯示出其軍事上的無能,而且也不能做到以德服人,共赴患難。無才已是不能容忍了,但如果能有德行加以彌補,那還有點希望。如果既無才又無德,那就難以收拾了。楊鎬就是屬於這樣的人物。    
    楊鎬到達前線後,對四路大軍將領一開始就搞厚此薄彼。當時的遼陽總兵劉綎,最是驍勇善戰,但由於與楊鎬關係不和,受到打擊報復,被派往東路,孤軍深入,簡直就是讓他去送死。這一點,據說就連當時協同他作戰的朝鮮軍元帥姜弘立也看了出來。他曾問劉綎:    
    「然則東路兵甚孤,老爺何不請兵?」    
    劉綎回答道:    
    「楊爺與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國厚恩,以死自許。」    
    到後來,劉綎也真的戰死,以身報國,不知他的死有沒有解了楊鎬的心頭之恨。    
    不過,楊鎬對於該照顧的將領,也十分照顧。如南路軍將領、遼東總兵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公子,在戰事危急時,他不去全力救應,反而全軍撤退。事後楊鎬對他不僅不予追究,而且還全力保護。李成梁的另一位公子李如楨,在當時被派至遼東,駐防其老家鐵嶺。而作為鐵嶺主將的李如楨,卻先是把自己的家人遷出鐵嶺,後又竟然返回瀋陽。當努爾哈赤的軍隊圍攻鐵嶺時,他在瀋陽擁兵不救,導致了鐵嶺的失守。對於這樣一位將領,楊鎬也能寬厚待之。可見楊鎬待人處事,也真是涇渭分明。    
    薩爾滸之役後,努爾哈赤乘勢反擊,攻城略地,遼東局勢不斷惡化。楊鎬這樣的人物看來是難以應付了,朝廷於是改命熊廷弼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熊廷弼到遼東後,整頓軍隊,彈劾敗將,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積極佈防,法嚴令行,很快取得效果,扼制住了努爾哈赤的攻勢。楊鎬最後也因敗績被下詔獄論死,一時遼東為之一振。    
    當時的朝廷內外,人人都知道熊廷弼是個能臣,他去遼東肯定能扭轉局面。同時,朝廷上下也深知,像熊廷弼這樣的人,也只能在萬不得已時才能使用。熊廷弼性格剛烈,恃才傲物,且不大參與當時的黨爭,不交結權臣,對各路神仙都不買賬。對這樣的能臣,東林黨人不喜歡,浙黨、閹黨也不喜歡。因為他掌權以後,誰的日子都不好過。當局勢危急時,尚可以利用他去應對危局,也只得容忍他的脾氣,但一旦局勢得以穩定,那就誰也容不得他了。到了萬曆四十八(1620)年十月,熊廷弼就被罷免,改由袁應泰出任遼東經略。熊廷弼在遼東的心血也盡付諸東流。    
    熊廷弼不是不知道自己經略遼東所面臨的困難。在赴遼東之前,他曾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憂慮,請求朝廷給足糧食,予以時日,「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一句話,就是要求朝廷給予全力支持。明知不可能,卻還在癡人說夢,由此可見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總以為遼東局勢到了這樣的地步,朝廷總不致於還像以前那樣待他。沒想到他的結局仍像前一次經營遼東一樣,稍有起色即被罷免召回,他更沒想到在數年之後,他又被起用,並且最終成了黨爭的犧牲品,弄得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    
    


第一章崩潰的前奏加 征

    遼東的局勢稍稍緩和後,萬曆帝又故態重現。    
    他依然不上朝。萬曆四十七年(1619)九月,首輔方從哲懇請萬曆帝能出御文華殿,召見群臣,面商遼東戰守方略,皇帝不予理會。吏部尚書趙煥甚至率朝廷百官跪在文華門,請求皇帝能視朝議政。方從哲則在仁德門跪著,等候消息。他們跪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前,萬曆帝才命一太監叫他們回去,上朝的事則免談。趙煥等失望至極,曾上疏責問萬曆帝:    
    「如果有朝一日薊門遭蹂躪,鐵騎踏京郊,陛下您是否還能在深宮內高枕無憂,稱病卻之呢?」    
    萬曆帝不僅不視朝,不批不發群臣奏章,而且他依然不肯出錢充遼東軍費。遼東餉絕,戶部又無銀,朝臣多次懇請萬曆帝能先從內庫借支應急,萬曆帝卻毫不鬆口。戶部尚書李汝華無奈之中,下令扣留當時廣東進解的一筆金花銀(例應入皇室內庫),充遼餉之用。萬曆帝得知後,大為震怒,罰李汝華俸祿一月,並要求他立即補足交入內庫,李汝華只得照辦。    
    為了籌集遼餉,朝廷只有加征。萬曆四十六年(1618)已加征過天下田賦。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朝廷又在前一次加征的基礎上,再次加征。至次年三月,又因遼餉不支,第三次加征。三年之內,加征三次,大大增加了天下的賦稅負擔。這對本已不景氣的農村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萬曆四十八年(1620)五月,萬曆皇帝終於駕崩了,最終躺進了30餘年前就造好的定陵。據說他在臨死前,很是後悔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並要新帝為他蓋愆補過。現在看來,這很可能是朝廷大臣的傑作。他們借死人之口,用遺詔的名義,來對萬曆弊政作一些補救。他們在萬曆帝駕崩後的短短三天內,兩次動用內庫銀二百萬兩急充邊餉,並說這是萬曆帝臨終前的交待。事實上,一毛不拔的萬曆帝是不太可能這樣大方的,不過到這種時候,也由不得他了。    
    萬曆帝就這樣走了,留給自己兒子和朝廷的卻是這副爛攤子。後人至今也弄不懂他為什麼要如此。不少人試圖給他的行為提供一個合理解釋,但至今尚沒有一種解釋能完全令人滿意。    
    三百餘年以後,萬曆帝和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被掘開,幾近剖棺曝屍。他是明代皇帝中獲此厄運的第一人,也是目前為止惟一的一人。在他生前,他事事為自己計較得失,孜孜求利,沒想到三百餘年後竟是這番情形。這是巧合,還是老天的報應呢?!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國本之爭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終於駕崩了。    
    死訊傳出,天下縞素,舉國盡哀。臣民們個個都顯出悲痛欲絕的樣子。    
    然而,不少人心裡想的並不像他們臉上裝的那樣。儘管沒有一人敢說出來,但許多人當時確實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感,因為萬曆帝的時代畢竟結束了。他們寄厚望於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給王朝帶來一些新氣象,甚至扭轉乾坤,擺脫危機。    
    可是,王朝的現實卻再一次令他們絕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僅一個月,竟撒手歸天,追隨其父而去。隨後接位的天啟帝,卻又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無知少年,根本無法理政。魏忠賢也因此逐步擅權,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攪得烏煙瘴氣。真可以說是荒唐歲月有著道不盡、說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艱難、千瘡百孔的大明朝,再經魏忠賢的這番折騰,已是元氣大傷,難以救治了。    
    國本之爭    
    萬曆帝死後約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經過一番虛情假意的推辭後,終於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號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萬曆帝嚥氣前的最後一刻,他們仍擔心這位太子能否順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擔心他能否順利即位呢?    
    原來,這位生於萬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親王氏本是一位宮女,地位低賤。當時年輕的萬曆帝,一時興起,致使她懷孕生下了朱常洛。對於這位兒子及其母親,萬曆帝自然是沒有什麼親情的。萬曆帝寵愛的是鄭貴妃和她的兒子常洵。平心而論,鄭貴妃和常洵,無論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強得多。萬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絕大多數文官們不能同意萬曆帝的這種做法。他們認為,既然皇帝的正宮皇后沒有嫡出,那麼就應該在庶出諸子中立長。朱常洛雖是宮女所生,但他是皇長子,就理應被立為太子。而種種跡象表明,皇帝似乎沒有這樣的意思。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們看來,常洛不立為太子,就是違背了朝廷得以立國的根本基礎——祖宗之制。因此,保證常洛的法定權利,也就是捍衛朝廷的立國之本,絕對不能讓步。    
    萬曆帝見到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樣子,心中就有氣,也懶得理會。這種態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們,加重了他們的擔心。雙方便越爭越烈,只要稍有風吹草動,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亂。這就是鬧了幾十年的國本之爭。    
    開始時,大臣們要求萬曆帝速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以免夜長夢多,給鄭貴妃的兒子常洵佔了上風。萬曆帝就是拖著不辦,任憑他們去爭,爭到不太像話的時候,就拿幾個大臣來懲處,但引起的卻是大臣更激烈的抗爭。一直到了萬曆二十九年(1601)十月,萬曆帝才立常洛為太子,同時冊封福王常洵諸子。但大臣們很快發現,福王常洵仍留在宮中,不去洛陽就藩,而太子常洛雖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們更據此進一步推測,萬曆帝冊立太子不過是權宜之計,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須堅決鬥爭,逼福王常洵去洛陽就藩,以至衝突再起。    
    文官們的這種做法,或許是過於咄咄逼人了。萬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廢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萬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他寵愛鄭貴妃,自然也就不願意鄭貴妃因兒子遠離而終日傷心難過。因為按照王朝的慣例,諸王就藩之後,幾乎就等於放逐,很少再有機會回北京。這種生離死別的滋味,對於任何一個母親來說,也難以接受。萬曆帝自然不想讓貴妃因此傷心,更何況他自己也很寵愛福王,從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親情、天倫之樂。否則,福王諸子一離宮,眼前只剩下一個呆頭呆腦的太子,日子實在也是難熬。因此,萬曆帝開始時不立太子,或許就是不想讓兒子們因冊立而有貴賤之分。後來不讓福王很快去洛陽就藩,也可能是出於親情,倒並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廢立太子,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萬曆帝這樣的君主,決不會不懂這方面的利害關係。    
    但大臣們絕不會這樣認為。他們堅決要求福王之藩,並深信萬曆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鄭貴妃的調唆。他們的這種想法,並不是沒依據。按照歷史經驗,皇帝無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論理本不會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為,假如出了問題,那麼肯定是他身邊出了壞人,不是奸臣,就是權閹。實在找不出這兩類人,那麼就要從他身邊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說過,女人與小人一樣難養!其實,在以男子為中心的傳統社會中,女人哪有什麼資格去做壞事?即使有,也應從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當時的男性是不會也不願意承認這點的。    
    最後,福王只得去了洛陽就藩。但大臣們仍擔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為鄭貴妃還在,並仍深得帝寵,誰能保證鄭貴妃不會惹是生非?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發生了一件對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證實了大臣們的憂慮。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張差的男子,竟手持棗木棍,打進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的宮門內,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衝至前殿簷下,最後被內侍韓本用等人擒獲。    
    儘管從審訊的結果來看,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經錯亂者。他本來是要找鄭貴妃宮中的兩位太監了結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宮中情況而錯跑到了東宮。但許多官員,尤其是東林黨人,卻寧願相信這是個陰謀。他們認為,張差是受了鄭貴妃宮中太監的指使前來謀殺太子的,其幕後主謀自然是鄭貴妃。以首輔方從哲為首的浙黨之所以能審出這樣的結果,顯然是為了包庇鄭貴妃,其動機值得警惕,因此堅決要求重審,追查元兇。    
    現在看來,這實在有點冤枉。鄭貴妃縱然有天大之膽,大概也不敢去謀殺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鄭貴妃要謀殺太子,也決不會出此下策。方從哲之流,也同樣沒有如此之膽。如果鄭貴妃真有謀殺之心,而又證據確鑿的話,那麼,即使是萬曆帝自己,大概也沒有辦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說是方從哲之流了。現在看來,是黨爭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從哲之流,當時是當權派,自然希望盡早了斷此事,不要弄出事端來。相反,東林黨那時正處下風,很想借此機會來反擊浙黨,大做文章。    
    最後的結果是萬曆皇帝破例在慈寧宮中召見有關大臣。萬曆帝讓太子常洛與他的三個兒子出見大臣,並嚴責大臣們的所作所為是離間他們父子親情。他拉著太子的手,對大臣們說,此兒極孝,朕極愛惜。如果朕有別意,何不早作打算,廢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現在,況且朕的諸孫(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現已長成!接著,萬曆帝要太子說話表態。太子也因事涉貴妃,不願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處理張差,並嚴厲指責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親愛,而你們在外廷卻議論紛紜。你們這些無君之臣,是想讓我成為不孝之子麼?」    
    話說到這分上,群臣們誰也不敢再說三道四。結果是張差被凌遲而死,鄭貴妃宮中的兩位太監也被亂棍打死。事情總算平息下來。    
    萬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見群臣。許多大臣,雖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麼樣子。這次萬曆帝竟然為「梃擊案」破例,也說明當時朝廷為太子的事鬧得有多凶。    
    為了這位太子,幾十年來,朝廷不知鬧出了多少風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丟了官職。現在終於等到了登基的這一天,天下臣民此時的心境,就不難想像了。    
    泰昌帝即位後,迅速做了些順應民心的事。如發內廷積銀百萬兩充遼東邊餉,解燃眉之急;罷一切礦稅及監稅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諸臣等等。    
    這一切都是用遺詔的名義進行的,是先帝臨終前的既定方針。其實,遺詔往往只不過是一紙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說出活人想做的事情。萬曆帝臨終前,曾召見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各部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等人。萬曆帝當時還能不能說話,到底說了些什麼,只有這些人知道。在這些人起草公佈的遺詔中,到底有多少是萬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這些人心中明白。    
    但無論如何,遺詔確實給當時的朝廷提供了一個清除舊朝弊政的機會。    
    遺詔首先承認了萬曆朝的弊政甚至萬曆帝本人的錯誤。舉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見朝臣、不親郊廟、不御朝講、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礦稅煩盡、徵調四出、民生日蹙、邊政多事等等,都在檢討之列。這種錯誤也只有用遺詔形式讓躺進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說,否則,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說。因為老皇帝屍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來批評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說出來,則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評一個死人,在「以死為大」的社會中,總讓人覺得有點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則首先要承認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製造者自己去承認。不僅要讓他承認哪些是弊政,而且還要讓他自己說出清除積弊的具體措施,這樣新朝方能依此名義動手。反正老皇帝已死,這樣做既不怕他龍顏大怒,也不會傷他臉面,說不定還能讓他在死後博得知錯即改的好名聲呢。    
    至於新即位的泰昌帝,對此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意見。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們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說三道四呢。更何況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時的許多做法,也確實太不成體統,不除不足以平民憤,開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後,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風,與朝廷同舟共濟,渡過難關。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猝死的泰昌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淺。他才過上幾天大富大貴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著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時已是39虛歲。這在平均壽命要遠遠低於今天的明朝,雖已是不算小的年齡,但也絕對算不上太老。大臣們總指望他能當上幾年的皇帝,順順當當地過上一段日子。沒想到他即位不久龍體就出了問題。    
    或許是壓抑得太久,驟遇放鬆,反而樂極生悲。    
    泰昌帝自萬曆十年(1582)出生以來,就沒過上順心的日子。他雖是萬曆帝的長子,但其母親原本是慈聖太后慈寧宮裡的一位宮女,地位低卑不說,其年齡也要大於萬曆帝,更無相貌、才華或者是家庭方面的優勢。當時年輕的萬曆帝只不過是一時興起,才青睞她過一次,沒想到她竟生下了後來的泰昌帝常洛,拔了頭籌。對於這對母子,萬曆帝從一開始就沒有什麼興趣,也實在談不上什麼親情,態度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從小就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幼兒時代,他雖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覺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視,而同住宮中的鄭貴妃及其兒子常洵(後被封為福王)卻從父皇那裡獲得了寵愛,耳聞目睹,對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後,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緣由,也知道宮外有許多同情他的大臣們正在冒死維護他的權利,與父皇抗爭。他當然不能也不敢說三道四,惟有小心謹慎,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來麻煩,給不喜歡自己的人留下什麼把柄。30餘年來,他沒出宮城一步,猶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長期的壓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他在宮中,就是一個木偶似的人物。沒有萬曆帝的旨意,他絕對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說些違心話。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發生「梃擊案」時,當時尚是太子的泰昌帝,雖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對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順著萬曆帝的意思說話,甚至還嚴責他們是想讓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誰知?直到萬曆帝病重臨終前,太子尚懾於父威,不敢進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宮門外急得只打轉。後來還是在楊漣、左光斗等人的鼓勵下,才敢進宮嘗藥視膳,侍候過一次。位尊太子,年近40,到這種時候尚且如此,可見他在宮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難熬。    
    當萬曆帝一死,局面頓時改觀。泰昌帝從一個囚徒式的太子,一下子成了君臨天下的皇帝。這種地位的驟變,對於一個壓抑了近40年的人來說,在心理上恐怕是難以承受的。猶如一根長期受擠承壓的曲木,突然間負重全釋而很容易折斷一樣,泰昌帝當時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聲色方面,泰昌帝也似乎過於放縱了一點。在做太子時,懾於父威和當時的環境,泰昌帝是絲毫不敢越軌的。而即位之後,約束全無,泰昌帝似乎要把以前的損失補回來。鄭貴妃為了盡釋前嫌,一次就給泰昌帝進美姬8人,泰昌帝照單全收。鄭貴妃還請泰昌帝冊立他最得寵的李選侍(西李)為皇后,而這位李選侍也不忘鄭貴妃提攜之恩,竟向皇上請求冊封鄭貴妃為皇太后,最後只因大臣強烈反對而作罷。泰昌帝與鄭貴妃之間,至此已是母子親情融融,全無往日的怨恨,由此也足見鄭貴妃對這位新皇帝的需求是摸得何等透徹,手段是何等精妙。只可惜那位可憐的泰昌帝,全不懂久餓之人不可飽食、久渴之人不可牛飲的道理,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    
    泰昌帝病倒後,自知病勢兇猛,回天無術,便先後兩次召見內閣首輔方從哲等人。至九月初一日,泰昌帝駕崩,距登基之日僅一個月而已。    
    泰昌帝的暴卒,令朝廷眾臣措手不及。明朝政治重新陷入混亂的局面,最終導致了魏忠賢的擅權。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移宮案與紅丸案

    泰昌帝突然駕崩後,朝廷於倉促之間急忙著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紛紛登場,爭執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剛亮,泰昌帝駕崩於乾清宮。當時,其寵妃李選侍與心腹太監魏進忠(即後來的魏忠賢)試圖把皇長子朱由校挾持在乾清宮,與朝廷官員討價還價。當群臣要進宮入臨時,宮中的宦官們竟然推推搡搡,不讓入內,氣得給事中楊漣大聲斥罵。    
    大臣們最終還是進入了乾清宮,依禮哭拜了泰昌帝,卻發現皇長子朱由校不見蹤影。大學士劉一□追問皇長子下落,乾清宮上下無人應答。劉一□情急之下,聲色俱厲,高聲呼喊:    
    「誰敢匿新天子者!」    
    這話當然是說給裡面的李選侍聽的。這時,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監想了一計,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時的伴讀,歷來與外廷關係不錯。他見此情形,便走到裡面去見李選侍,並騙過李選侍,一把抱起皇長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宮門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著王安跑。宮中的宦官們一看情況不妙,急忙追趕,在宮門處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長子送回宮中。楊漣大聲呵斥,與宦官周旋,劉一□和其他人則乘機把皇長子塞入輦中,急匆匆趕到文華殿。    
    文華殿內,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見皇長子駕到,一片跪倒,口呼萬歲,行君臣大禮。禮畢,群臣們就為新天子即位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有人認為此日午時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護駕出宮出力最多的楊漣,則不同意倉促即位。他說:    
    「今海宇清晏,宮內也無嫡庶爭奪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喪服臨朝也不合禮制。」    
    針對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則天下人心安定的說法,楊漣反駁說:    
    「天下安與不安,不在於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處之得宜,問題也不大。」    
    最後,楊漣的意見佔了上風,群臣們決定,另擇吉日登基。但為防止皇長子落入李選侍手中,皇長子不回乾清宮,而是去慈慶宮居住。    
    楊漣自以為此事處置得當,沒想到被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劈頭蓋臉臭罵了一頓。他們連聲嚴責楊漣不速立新君,是誤了大事。他們指著他的鼻子罵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麼差錯,你死後的一百多斤夠天下人吃嗎?」    
    楊漣這才意識到事態嚴重。    
    其實,楊漣與左光斗,同是東林黨人,後來也同列為「東林前六君子」,慘遭魏忠賢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嚴責楊漣,正是害怕夜長夢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煩。    
    左光斗的擔心,有想像的成分,但也有事實的根據。當時李選侍仍居乾清宮,控制著宮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進乾清宮,由李選侍過目,然後才能再到慈慶宮皇長子朱由校手中。對這種局面,許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剛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無可忍。他上了一個措詞激烈、言語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選侍立即移出乾清宮,到她該去的噦鸞宮去。左光斗說:    
    「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嬪,雖可以依次進御,但不可以常住。這樣做不僅是為了避嫌,也是為了區別尊卑。」    
    然後,左光斗話鋒一轉,直逼李選侍:    
    「選侍既非皇長子嫡母,又非生母,沒有名分,卻至今不早作決斷,搬出乾清宮。這是借撫養皇長子之名,行干政專制之實。武後之禍,將再見於今日。將來之後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這份奏疏,淋漓盡致,毫不掩飾,氣得李選侍派員宣召左光斗進宮嚴責。偏偏左光斗不買賬,說什麼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們算什麼?絲毫不給李選侍面子。大學士中,劉一□支持左光斗,而首輔方從哲則認為這種事能緩即緩,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啟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楊漣再次上疏,指責李選侍明托保護幼主之名,陰圖專權擅政之實,並要求李選侍立即移宮。內閣學士劉一□、韓爌,拉著首輔方從哲,要求皇長子立即降旨移宮,並站在宮門外等旨,大有逼宮之勢。李選侍被逼得沒法,只好乖乖地去噦鸞宮。皇長子隨即移回乾清宮。    
    噦鸞宮是打發妃嬪宮女了卻殘生的地方,與冷宮無異。李選侍年紀輕輕,自然不肯去這樣的地方,所以她開始時要臨終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後又要挾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較好的宮中,倒未必就是像楊、左之流所說的那樣,要駕馭朝政。只不過李選侍做事,總有點胡攪蠻纏,結果給外廷抓住了把柄。話又說回來,像李選侍這樣的女性,年紀輕輕,毫無經驗,滿朝大臣都明著欺負她,她除胡攪蠻纏之外,又能有什麼別的辦法?    
    天啟帝終於正式登基了。    
    為了年號問題,也曾有過一番爭執。泰昌帝即位時,曾議定第二年啟用泰昌新年號,沒想到泰昌帝即位僅一個月,就撒手歸天。新天子天啟帝即位,按理明年就應啟用天啟年號,但這樣一來,泰昌年號實際上就沒有位置。無奈之下,朝臣們想了一個變通之法,即把萬曆四十八年(1620)的最後四個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啟用天啟年號。這種做法,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天啟即位之時,朝廷局面還算過得去。雖然內閣首輔仍是方從哲,但當時被稱作是正人君子的東林黨人,以及不少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官員,在朝廷中也佔據著重要位置,甚至具備一定的優勢。但東林黨人並沒有利用這一有利機會,樹立絕對優勢,反而抓住一些雞毛蒜皮之類的小事,大做文章,鬧得沸沸揚揚,到後來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選侍的問題不放。李選侍移宮時,手下人大概順手牽羊,從乾清宮中盜走一些寶物,被發覺後交法司嚴辦。一時宮中人人自危,謠言四起,說李選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選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賈繼春很是看不過去,便上書內閣,對朝廷的這種做法提出批評。他說:    
    「新天子剛剛即位,不應誘導他違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選侍)。先帝屍骨未寒,而其妻女卻已不保。」    
    因事及移宮,左光斗、楊漣坐不住了,立即紛紛上書,論爭由此再起。天啟帝回想起李選侍凌辱其生母、要挾先帝冊封皇后,以及妄想垂簾聽政諸狀,不禁火冒三丈,當眾歷數其惡,並嚴責賈繼春,鬧得朝廷一時沸沸揚揚,不得安寧。    
    作為首輔,方從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楊漣不太一樣。在他看來,處理這類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反對楊漣、左光斗那種逼李選侍移宮的做法,後來更是反對天啟帝公佈李選侍的罪狀。從其位置來看,方從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東林黨人絕不會同意!他們認為,方從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是貪戀權位!因此,在移宮之事平息後不久,他們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紅丸案」,把矛頭直指方從哲。    
    所謂紅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帝猝死的治療責任。泰昌帝從起病到駕崩,時間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兩粒紅丸,導致病情迅速惡化,所以東林黨人紛紛指責這是誤診誤服,要追究所謂的醫療責任。    
    其實,泰昌帝服用紅丸的經過是許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帝自己點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帝已感不適,召御醫診治。到十四日,內侍崔文升進瀉藥去火,泰昌帝服用後,一晝夜瀉了三四十次,病情惡化。京師一時紛紛傳言,說這是鄭貴妃指使的,是想謀害泰昌帝。於是給事中楊漣、左光斗與吏部尚書周嘉謨逼鄭貴妃移宮,使其不能插手治療,並要求首輔方從哲查辦崔文升,督察御醫慎重下藥等等。首輔方從哲也都一一照辦了。    
    但問題還是發生了。    
    鴻臚寺丞李可灼本無醫術,但不知從何處找到一個偏方,說可以醫治皇帝龍體。第一次進藥時,被首輔方從哲拒絕。但李可灼仍通過宦官把這件事告訴了泰昌帝。泰昌帝在臨終前一天的晚上召見大臣時,就問首輔方從哲:    
    「鴻臚寺進藥者安在?」    
    方從哲當然不敢說泰昌帝是病急亂投醫,只能說鴻臚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沒讓他進藥。泰昌帝堅持要李氏進藥,大臣們不放心,商議再三,決定讓兩人先試服,結果是一人益一人損,沒有把握。正在猶豫之際,泰昌帝堅持服下了第一粒紅丸。服下以後,泰昌帝感覺良好,並連贊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後,病情逆轉,到第二天清晨就歸天了。    
    從治療過程來看,以方從哲為首的大臣們還是十分謹慎的。至少方從哲本人是沒有什麼把柄可以給人抓到的。    
    給皇帝治病,歷來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說,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應萬壽無疆,而不會像凡夫俗子那樣食五穀、生百病的。但事實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這是騙人的把戲,皇帝也一樣會生老病死。但皇帝生病,畢竟與凡人不一樣。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講,至少是不能隨便講,甚至是明知有病卻還要故意講些萬壽無疆之類的謊話,遮人耳目,以免動搖人心。其次是沒人敢主動去治,但被點到後也沒人敢不去治。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賞,但治壞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擔當不起的罪名。所以給皇帝治病時都要組成一個班子,由官員和太醫組成,共同承擔責任。在具體診治時,更是議了再議,先求平安無事,絕不冒險。    
    方從哲自然深曉此事關係重大,絕不會亂來。或許是泰昌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張,先服崔文升進奉的瀉藥,後又堅持要服李可灼的紅丸,導致病情惡化而猝死。    
    所謂仙丹紅丸,極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煉出來的一種紅汞化合物,一般呈紅色,有微毒。這種藥物在當時是一種可治百病但實際上什麼病也治不好的東西,服多了會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為鴻臚寺丞,並不是御醫,本不應該去進什麼藥。他或許是邀功心切,或許是忠心可嘉,硬是進奉此藥,沒想到不僅沒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禍。但細論起來,李可灼也沒有多大罪責,藥是泰昌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後還稱讚李可灼是忠臣。況且泰昌帝要服藥時,不僅方從哲在場,其他大學士如劉一□、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漣,英國公張惟賢等人也在場。服藥之事,眾目共睹,沒有什麼可說的。    
    或許正是出於大局安定方面的考慮,首輔方從哲決定承認既成事實,不去無限上綱,追究什麼責任。開始時,他擬旨給那位進丹藥的李可灼白銀50兩,算是獎勵,同時息事寧人。但很多人對這種處理很不滿意。御史王安舜首先彈劾方從哲,說他先是輕薦狂醫,後又賞其銀兩,自掩罪行。方從哲無奈,只得重新處理,改罰李可灼俸祿一年。不久,御史鄭宗周彈劾那位進瀉藥的崔文升,要求把他移送法司治罪。方從哲認為此舉太過,便改由司禮監處理。沒想到此舉引起了朝臣的群起攻擊。    
    御史馬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祿寺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等,紛紛上書,說崔文升、李可灼罪該萬死,而方從哲竟然徇情包庇,國法何在?給事中惠世揚則撕破顏面,直言方從哲有「十大罪狀,可殺三次」。在這種情形下,方從哲再也無法在首輔的位置上呆下去了。    
    到這一年的十二月,首輔方從哲經六次請求,最終獲准致仕。    
    方從哲的時代結束了。他從萬曆之末開始獨秉朝政,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為,方從哲要對這一時期的所有過失,甚至明朝的滅亡,負主要責任。其實,這多少有點委屈。    
    方從哲作為內閣首輔,自然要對當時的許多事情負責,但不應負全部責任。大明帝國那時已是窮途末日,任何人也難以扭轉乾坤。方從哲之後,東林黨人一度紛紛掌權,在朝廷中佔有相當的優勢,但時局也並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    
    在天啟三年(1623)六月東林黨人楊漣首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與魏忠賢及其閹黨公開衝突以前,東林黨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佔有相當的優勢。遺憾的是,東林黨人並沒有抓住機會,控制住局勢。他們在許多問題的處理上,並不是很恰當,不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亂。同時,他們對當時日益強大的魏忠賢,也沒有採取斷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後來終受其害。在敘述這些以前,須講講天啟初年遼東的局勢以及幾次內亂。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瀋陽失守

    天啟這個新年號的啟用,似乎一開始就預示著凶兆。    
    天啟元年(1621)春三月,遼東戰局大壞。努爾哈赤乘初春之機,大舉反攻,奪取瀋陽、遼陽兩大重鎮,遼河以東大小70餘城,盡降滿洲。經略袁應泰、巡撫御史張銓等人戰死。    
    消息傳來,朝廷大震。    
    本來,在楊鎬兵敗之後,熊廷弼在遼東已逐步立住了陣腳,遼東局勢也有好轉。但熊廷弼與朝廷諸臣搞不好關係,滿朝文武喜歡他的不多。適逢與他有私怨的御史姚宗文赴遼東閱邊,回來後大肆攻擊熊廷弼,姚宗文的同夥也紛紛應和,說熊廷弼破壞遼疆。熊廷弼憤然抗疏求罷,朝廷便派袁應泰這位並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任經略之位。沒想到才幾個月,遼東局勢便一潰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貞巡撫廣寧。在此以前,王化貞以參議守廣寧,在遼河西部頗得人心。遼沈失守後,前線無將,便就地任命王化貞為巡撫。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駐山海關,賜尚方寶劍,節制諸路人馬。熊廷弼竟然在這種危急關頭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國衛疆,求功心切,還是一時意氣用事,全不知其中關節!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於無奈。遼河以東全線崩潰後,朝廷才想起如果熊廷弼在前線,局勢當不致如此。於是在大學士劉一□的提議下,朝廷決定重新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輕率上任。但此次復出,形勢已今非昔比,不僅遼河以東城寨盡失,更嚴重的是,巡撫王化貞並不聽熊廷弼節制,反而處處與他對抗。熊廷弼一到前線,就感到事不可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時已無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線,就發現廣寧巡撫王化貞的戰略大不對頭。王化貞原非帥才,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顧前線的具體情況,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張不切實際的進攻。這與熊廷弼的戰略大相逕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雙方失和也由此開始。    
    然而,王化貞是很有背景的人。當時新任兵部尚書張鶴鳴,堅決支持王化貞。此年十月上任的內閣首輔葉向高是王化貞的座主,兩人有師生之誼,自然也偏向王化貞。或許是朝廷太需要遼東的勝利了,因此當時朝廷上下幾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貞的進攻。王化貞則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廣寧的官軍四萬,合毛文龍的兩萬餘人,先後五次出擊,卻都是無功而還。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關移鎮廣寧前線,但已被架空。他多次要求朝廷節制王化貞,但朝廷絕大多數官員根本聽不進去,反而要求王化貞不要受熊廷弼節制,而王化貞也上書朝廷,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遼東。真是有點癡人說夢!    
    天啟二年(1622)正月,努爾哈赤的部隊突然反攻,西渡遼河,一舉攻破西平堡,並擊敗明朝援軍。王化貞手下最得力的戰將游擊孫得功叛降。孫得功原想生擒王化貞邀功,幸虧王化貞在部將的保護下,倉皇逃出了廣寧。至大凌河畔,王化貞遇到了熊廷弼,便失聲而哭,熊廷弼則微笑著說:    
    「六萬大軍,一舉蕩平,何至如此?」    
    但熊廷弼至此也無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馬交王化貞帶領,殿後掩護,焚燒積儲後全線撤入山海關。此役之敗,使遼河以西包括重鎮廣寧在內的40餘城盡入滿人之手,明軍的防線幾乎退到了山海關一線,並已無路可退。遼東就這樣被糊里糊塗地丟得一乾二淨。    
    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京師大震。最後是熊廷弼、王化貞一起被逮入獄,論死。兵部尚書張鶴鳴不久也被罷免。熊廷弼這樣的結局,多少有點代人受過。不過,連他自己也沒想到的是,他還有被利用的價值,到後來魏忠賢大殺東林黨人時,他還要被當作替罪羊,斷送了性命。    
    從張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難看出,明末的能幹之臣,凡是幹出點成績來的,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遼東的慘敗,已給朝廷敲響了警鐘。不久,朝廷任命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至此年八月,孫承宗親自赴前線經略薊遼。這在明朝歷史上似乎還沒有先例。這說明朝廷已認識到體制上存在的問題。    
    明朝歷來重文輕武,主張文治。武將和兵丁幾乎都是世襲,沒有什麼地位。兵員的招募訓練、糧餉的供給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負責。即使遇有戰事,前線統兵指揮的主帥,也由文官擔任。而最後的決策權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內閣的文官掌握。前線戰將身邊,往往還有文官掣肘。這種體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徵,目的是限制軍人在帝國中的權力,以免太阿倒持。就此點而言,效果當然是很不錯的。    
    但至戰時,尤其像遼東之戰這種大規模戰爭時期,這種體制就很成問題。前線的主帥並無戰場上的絕對指揮權,幾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後決定。任何人物都可以指手畫腳,說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況還有人際關係、糧餉供應、兵員調動補充之類的因素。就是說,前線主帥受到的牽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迅速地制定戰略決策,動用戰爭資源,調動兵力等等。這當然是兵家大忌。相反,努爾哈赤能集政治、軍事、經濟於一體,最大限度地動員人力物力,把他的滿洲搞得像一部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兩者相較,優劣自明。明朝在遼東的失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楊鎬到袁應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貞,朝廷在遼東節節敗退,原因固然很多,前線主帥當然也難逃責任,但責任最大的,仍應是朝廷本身。戰爭是檢驗一個政權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遼東的仗打成這種樣子,而朝廷卻仍沒有改變原有文官制度下的軍事體制。直到遼東丟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孫承宗以全權,但為時已晚。試想,如果熊廷弼幾次經略遼東中的任何一次能獲如此全權,局勢或許就不至於壞到這種地步。這當然只是假設,而歷史恰恰是不允許假設的。    
    更為遺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這些毛病,到後來仍頑固地影響著時局的發展。孫承宗不久就被罷免。而在明朝的最後一朝崇禎朝,當朝廷的軍隊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以及與滿洲軍進行生死決戰時,這樣的事仍是屢見不鮮,可以說是與明朝相始終的。    
    在距此三百餘年以後的1964年農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諳歷史的偉大人物曾即興評點了明史,發表了一些高論。他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是不識字,一個是識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就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這番話雖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也不乏激憤之情,但確實擊中了明朝文官制度下的某些體制性的痼疾。    
    在天啟元年(1621)還發生了另一場大規模的民族衝突,地點是在四川、貴州。此年九月,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徵兵赴遼東之際,突然發動叛亂,殺死重慶巡撫徐可求及道府總兵官20餘人,佔領重慶,並迅速分兵破瀘州,陷遵義、興文,一時川貴響應者無數,最後兵圍成都,並建立大梁國號,封丞相以下官員,大震西南。這次叛亂,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亂,還引發了天啟二年(1622)二月貴州水西土司頭目安邦彥的叛亂。安邦彥自稱羅甸大王,攻下畢節。貴州諸部群起而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彥率軍直逼貴陽,圍貴陽十月之久。城中缺糧,以至發展到饑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人,後吃活人,到最後甚至親友相食。知縣周思稷,竟自殺以身充軍糧。等到外面援軍趕來解圍之時,城中原有的十餘萬住戶已所剩無幾。    
    到天啟二年(1622)五月,白蓮教徒徐鴻儒在山東發動叛亂。明末時,薊州人王森倡導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下設傳頭、會主諸號,傳授白蓮教,一時京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信徒無數。後王森雖被捕入獄致死,但其子王好賢,以及骨幹徐鴻儒、於宏志承其衣缽,繼續發展白蓮教的勢力。至天啟二年,王好賢等見朝廷盡失遼東,人心思亂,便約定是年中秋節起事。後因計劃洩密,徐鴻儒在山東首先起事。他自號中興福烈帝,建元大成興勝,率眾在山東攻城略地,堅持了九個月。徐鴻儒最後兵敗被俘,送京師,磔於市。臨刑前,據說他曾長歎道:    
    「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啟初年的這些外禍內亂,已預兆著天下大亂的日子為期不遠。大明朝的法統地位已受到嚴重挑戰。不僅關外的努爾哈赤已立國有年,對大明朝虎視眈眈,就連四川的永寧土司奢崇明、貴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彥,竟也敢稱王立國,來與明廷一爭。而山東的徐鴻儒,更是自號中興福烈帝,建元大成興勝,公然認為改朝換代的時代已經到來。大明朝的權威,已經開始到了崩潰的邊緣了。    
    從川貴、山東的三起內亂來看,大明朝的虛弱與無能至此也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叛軍在開始時幾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東,在徐鴻儒起兵時,境內幾乎無官兵可調可用。而在平叛過程中,中央政府也幾乎無力顧及,不能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權的權威,在關鍵時刻要有實力作為基礎,否則肯定難以長久維持!    
    那麼,這時候的朝廷官員有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呢?他們又在幹什麼呢?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魏忠賢的時代(1)

    在當時朝廷的官員中,最有實權的是東林黨人及其同情者。同時,魏忠賢的勢力也開始急劇膨脹。    
    在萬曆朝後期,方從哲為首的浙、齊、楚三黨佔據優勢,東林黨人處於下風。但自方從哲下台後,東林黨人便開始在朝廷中佔據上風。    
    在萬曆駕崩到方從哲下台前,先後新增補了史繼、沈灌、何宗彥、劉一□、韓爌、朱國祚、孫如游等七人入閣,另起用葉向高重新入閣。但當時許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師任職的只有劉一□、韓爌、孫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輔方從哲。到方從哲一走,孫如游緊接著在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罷職,內閣中真正任職的只有劉一□、韓爌兩人。這兩位都可以算是東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權力的吏部尚書周嘉謨也是東林黨的同盟者。周嘉謨大量起用萬曆末期被廢籍的官員,逼走浙、楚、齊三黨的骨幹分子。朝廷的形勢立即發生了變化。    
    在此年六月,沈灌、何宗彥、朱國祚到京任職。十月,葉向高、史繼也回京上任。東林人葉向高任首輔。東林黨人仍能控制內閣,在部院要職中也佔優勢。這種優勢一直保持到天啟三年(1623)。    
    不過,在這種優勢之中,也潛伏著隱患。那就是太監魏忠賢勢力的迅速壯大。    
    魏忠賢,原是河北肅寧縣的一位無賴浪子。他從小就在社會底層闖蕩,很有些江湖閱歷,能騎善射,喜愛賭博,擁有賭徒的那種冒險心理。    
    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類人物!他們往往是動亂時代的弄潮好手。他們具備許多常人不具備的稟賦。他們書雖讀得不多,但很精通社會上的各種厚黑之道,正統倫理道德對他們幾乎沒有多大約束。他們做事心狠手辣,絕不拖泥帶水,只要能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們視人生如賭博,敢於冒險,敢下大注。這一點卻正是許多讀書人所缺乏的!中國歷朝歷代,只要一遇亂世,就能看到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開朝立國,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敗者雖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攪得天翻地覆,風光一番。至於身後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對這些人而言,也就無所謂了。    
    魏忠賢就是此類中的傑出人物。    
    當在肅寧老家混不下去時,魏忠賢憤然自施宮刑,到天子腳下去搏殺一番。且不說自殘在當時醫療條件下所帶來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單就當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類道德準則所帶來的巨大社會壓力,就足以讓一般人對這種富貴捷徑望而生畏了。更何況即使做了太監,也未必就能出人頭地。但魏忠賢就敢下這樣的賭注。    
    魏忠賢入宮後,投到太監魏朝的門下。那時他的名字仍叫魏進忠。他曾做過天啟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飲食之類的宦官。後又排擠魏朝,改投太監王安門下,開始在甲子庫供職。當時王安是說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時的伴讀,後又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權力很大。這位王安與外廷關係很不錯,東林派的官員在許多問題上都要依仗於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賢開始時不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還結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興縣侯二的妻子,後來被選為天啟帝的乳媼,即奶娘。這位客氏,開始時也私侍過魏朝,當時宮中稱之為「對食」。這本是宮中宮女、宦官解決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種常用辦法。結成「對食」的兩人一般也地位相當,差距不會太大。魏忠賢擠走魏朝後,便與客氏打得火熱。這位客氏,與天啟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親,在皇帝面前很能說得上話。魏忠賢因此也能通過客氏,親近皇帝。    
    在考察歷史時,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們蒙蔽了眼睛,因為像人情世故之類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類社會的演進,或許從長遠來看是有必然規律可覓,但從短期而言,往往並不是如此有邏輯,有理性,反而顯得混亂、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條不容忽視,那就是人情。有許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樣。當然,這種人情,要比今天所講的人情,無論是在內涵或形式上,都要複雜得多。    
    皇帝其實也是人,不過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慾,與常人無異。不過由於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難以與其接觸、交流。但有兩種人卻不一樣,他們有條件與皇帝建立感情。這兩種人,一種是生理殘缺的宦官,一種是皇帝身邊的女性。    
    宦官並不是明朝的特產,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響之大,卻是有名的,在歷史上大概也只有東漢、唐代後期可以相比。本來,宦官只是殘缺之人,供皇室在宮中驅使,形同奴僕,難以有多高的地位。而歷史上卻屢有宦官干政之禍。究其原因,仍與君主專制集權這一體制有關。天子深居宮中,整日與宦官廝混在一起,關係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許多事情,也離不開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說,就連許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運作環節出現問題,如皇帝或年幼、或龍體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麼宦官在某種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權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權力,宦官干政也就難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歷來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識地抑制宦官的權勢,如不許宦官識字,給宦官的待遇也不高。當時宦官的人數也不多,而宦官的職責也僅是灑掃侍奉。朱元璋曾在宮門立一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之類的文字,目的是嚴禁宦官干政。但時間一長,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樂皇帝時,因宦官在靖難奪權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鄭和之類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軍宣諭海外。同時,隨著內廷制度的確立,太監也獲得一些名正言順的權力,如居「二十四監」之首的司禮監,其秉筆太監與內閣首輔對柄機要,實際上是皇帝在宮中的秘書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統、成化、正德、萬曆諸朝,都曾發生過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細地去探究一下,還會發現,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則必然有這樣一些條件,如皇帝或年幼無知、或消極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這些皇帝從小生活在宮中,與宦官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如英宗(年號正統、天順)、憲宗(年號成化)、武宗(年號正德),以及後來的萬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餘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間,卻無宦官干政之類的事發生,這大概與他少年時代沒有生活在宮中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相對於宦官而言,皇帝身邊的女性擅權的例子在明代則要少得多。能影響皇帝的女性有兩類,一類是皇帝的母親即太后或類似於母親身份的人,一類是皇帝的後宮,如皇后、寵妃等等。一般而言,這類女性深居宮內,不太容易出頭露面與外廷交接。她們干政的辦法只有兩個,或直接出頭露面,垂簾聽政;或利用娘家人,如父親、兄弟,即一般被統稱為外戚的,在朝廷作代理人。這在明代都不太可能。    
    客氏在明代是個特例。她原本是一個乳娘,地位實在不高。一般而言,像這種女性,到皇室的孩子過了哺乳期後,就會被稍作賞賜,逐出宮門,絕不允許再留宮中,以免孩子日久生情,也避免惹是生非。客氏卻例外地被留了下來,這或許是因天啟帝生母王才人早逝,缺人照顧。留在宮中的客氏,如同天啟帝的母親,與兒時的天啟帝結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過,即使如此,客氏也沒什麼翻天的本領。問題就出在客氏身邊有魏忠賢。魏忠賢一方面可以通過客氏取信於天啟帝,另一方面,又可以依此控制司禮監和東廠,並以天啟帝的名義來干涉朝政。這樣一來,天子名義上仍是天啟帝,但其權力實際上已落入了魏忠賢手中。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魏忠賢的時代(2)

    宦官之類的皇室奴才猶如主人豢養的家犬。主人要是馴養得好,他們猶能忠心耿耿,看家護院,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們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於主人地位顯赫,一般人不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順、獻媚,免得它們發起性來咬自己一口。當然,也有少數不知深淺的人,嚷著要主人管管,主人卻不聽,而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樣子,卻又懾於它們主子的威嚴,不敢真的去打。對這樣的人,狗能不咬嗎?    
    其實,又何止太監是這種樣子呢?    
    泰昌帝假如能活長一點,魏忠賢大概還不會這麼快地崛起。泰昌帝即位時,他做太子時的伴讀王安控制著宮中,並與外廷有著良好的關係。可惜泰昌帝即位僅一個月就撒手歸天,並由他的兒子天啟帝即位登基。這樣一來,魏忠賢的機會就來了。    
    天啟帝即位後不久,魏忠賢(當時仍叫魏進忠)、客氏立即獲得殊榮。客氏被封為「奉聖夫人」,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賢的弟弟等俱獲錦衣衛千戶的職位。不久,魏忠賢由皇帝賜新名忠賢,從此,魏進忠被稱作魏忠賢。這在當時是莫大的榮譽!    
    魏忠賢要控制內廷,就須先搬掉王安這塊絆腳石。王安當時任司禮監秉筆太監,權力很大,而且與外廷關係也很密切。魏忠賢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給事中霍維華彈劾王安,羅織罪名。他自己在宮內配合,矯詔發配王安充南海子淨軍,並指使手下將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對天啟初的朝廷政治影響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東林黨人,失去了宮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當時朝廷的許多官員並沒有竭盡全力去營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賢借用天啟帝名義而進行的第一個傑作。當時的天啟帝,只不過是一位十四五歲的少年,處於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齡。在他看來,魏忠賢、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僅如此,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沒弄清皇帝到底是幹什麼的,自然對朝政也不感興趣。他最感興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鋸錐鑿,引繩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樂乎。    
    魏忠賢正是利用這位皇帝,內外勾結,來達到獲取權力的目的。魏忠賢很會籠絡人。他不僅把天啟帝哄得團團轉,而且還糾結了一批死黨。像司禮監的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等等,都是其骨幹。外廷送上來的奏章,先由這些人審閱,然後再請示魏忠賢,只有魏認可後,方能施行。據說魏忠賢往往乘天啟帝在忙木匠活的時候去匯報請示,天啟帝受到干擾,很不高興,於是就會說:    
    「朕已經知道了,你們去好好辦吧!」    
    具體是怎麼辦的,只有魏忠賢自己知道。    
    魏忠賢還善於拉攏結交外廷的官員,投其所好,予以實惠,爭取支持。在這一點上,東林黨人遠遠不及魏忠賢。他們整天擺著一副君子的面孔,動輒仁義道德、臧否人物,拒人以千里之外。除非真正是與他們意氣相投的人,或者是想利用他們的人,才會不計較他們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與其他們互相呼應。一般人對他們大多是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反過來,東林黨人也不屑與那些他們認為品行有問題的人來往。    
    魏忠賢在外廷結交的人,開始並不多。如前述彈劾王安的霍維華,就屬於魏忠賢最早的外援之一。但這些人的地位並不是很高。魏忠賢較早結納的重臣當是內閣大學士沈灌。沈灌,是方從哲的人,浙黨骨幹,早年在翰林院時,曾給宮中的宦官授過課,魏忠賢之流,都算是他的弟子。泰昌帝即位後,方從哲重新起用沈灌,並讓其入閣,做大學士,參預機務。    
    沈灌入閣後,因有早年的一段緣分,便與魏忠賢結為同盟,裡外援手。魏忠賢的羽翼便開始豐滿起來了。    
    對魏忠賢在宮中的這些活動,外廷的東林黨官員也多少有點覺察。侍郎陳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在天啟即位之初,就力主要客氏出宮。客氏也曾一度被遣出宮,但因天啟帝思念不已,竟連飯都不肯吃,朝廷只得又宣其入宮。後來雖仍有官員要求客氏出宮,但天啟帝一概不理。    
    第一個被魏忠賢趕下台的東林黨官員是吏部尚書周嘉謨。周嘉謨是位實權人物,做事很有能耐。他不僅起用了大批在野的東林黨官員,而且還逼走與東林黨不和的許多浙、楚、齊三黨骨幹。他得罪魏忠賢是由於他不滿霍維華的為人,並找了個機會趕他外放出京。魏忠賢因此大怒,唆使給事中孫傑,彈劾周嘉謨是受劉一□之托,要為王安報仇。天啟元年(1621)十二月,周嘉謨被罷免。    
    第二位是顧命大臣、內閣大學士劉一□。此公在方從哲致仕後的一段時間內,與韓爌一起主持內閣,做了不少實事。魏忠賢懷疑他在幕後組織言官攻擊沈灌,便與沈灌處處為難他。到天啟二年(1622)三月,劉一□被罷免。不久又因熊廷弼兵敗遼東事受牽連,被削籍。    
    魏忠賢的這種咄咄逼人之勢,引起了東林黨的反擊。他們先是猛烈攻擊沈灌。不成之後,又轉而攻擊已致仕的前任首輔方從哲,即沈的後台,來達到攻擊沈灌、限制魏忠賢的目的。    
    天啟二年四月,吏部尚書孫慎行上疏追論方從哲進紅丸之罪。天啟帝下其奏疏令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給事中魏大中等一百餘名朝官,紛紛要求治方從哲之罪,一時議論洶洶。不過內廷卻在庇護方從哲,不治其罪。倒霉的又是崔文升、李可灼,兩人被加重處罰,李可灼被充軍戍邊,崔文升被放逐南京。弄成這樣的結果,孫慎行覺得臉面無存,不久便以身體有病辭官而去。這正中了魏忠賢下懷。    
    東林黨人在此種情形下,繼續攻擊沈灌。刑部尚書王紀再劾沈灌,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紀被削籍而去,而首輔申時行也迫使沈灌在這年的七月下台。沈灌的下台是東林黨人的一個勝利。是年八月,東林黨人孫承宗又經略遼東,形勢似乎又有利於東林黨。    
    魏忠賢當然不會罷休。他很快利用首善書院之事,進行反擊。此年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這兩位東林中堅人物,在魏忠賢等人的壓力下,被迫辭職。到天啟三年(1623)正月,魏忠賢又成功地讓他的黨羽顧秉謙、魏廣微兩人入閣(同時入閣的還有朱國楨、朱延禧),彌補了沈灌走後內閣無人的損失,牽制葉向高等東林黨人,並為控制內閣埋下了伏筆。    
    在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仍在朝中佔據著很大優勢。在內閣中,有首輔葉向高、韓爌主政;趙南星居左都御史之位(十月改任吏部尚書),手下有李騰芳、陳於廷兩員大將;科道則有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等人控制;李邦華、孫居相、王之寀、鄭三俊、鄒維漣、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等人則也在各部院佔據重要位置。一時聲勢浩大。    
    然而,這種興盛背後,也潛伏著危機。    
    東林黨人做事過於書生氣。他們的處世標準就是道德至上。他們不僅自己標榜道德人品(事實上,在東林得勢時,已有不少官員是帶著功利目的追隨東林黨的,難免魚目混珠),身體力行,而且也用此標準待人接物,全然不懂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更不知施用政治手腕,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    
    在東林黨人眼裡,是摻不得半點沙子的。凡是他們認為品行不端、行事不正的人,他們決不放過。這種做法,且不論其門戶黨派之見,單就現實而言,也是行不通的。當時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游移在善惡好壞之間,其從善從惡,往往是一念之差,難以絕對化。而東林黨人對他們卻橫眉冷對,拒人千里之外,這勢必導致人人自危,把許多本來可以爭取的官員推到了魏忠賢的懷抱,反受其害。    
    如天啟三年正月入閣的魏廣微,當時雖已上了魏忠賢的船,但開始時並不死心塌地,仍希望與東林黨人結些人緣。魏廣微入閣後,曾三次到當時任左都御史的趙南星家中登門拜訪,以表誠意,因為趙南星與其父魏允貞(字見泉)是多年好友,交情不淺,長期以來也視魏廣微為通家世子,關係很不錯。但趙南星竟然三次拒見,不給任何顏面,還在背後說:「見泉無子也!」意思是說魏允貞怎麼會生到這種兒子的!魏廣微聽到後,對趙南星恨之入骨。從此以後,他死心塌地跟著魏忠賢,跟東林黨人堅決作對。    
    當然,趙南星的這種做法,也可被譽為疾惡如仇(事實上,至今仍有不少人是持這一評價的),但在朝廷當時的這種環境中,作為東林黨魁,這種絲毫不講一點政治手腕的做法,恐怕是弊多利少,至少是不如魏忠賢高明,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假如站在魏廣微等人的角度想想,大概也就可以理解魏忠賢到後來為什麼能網羅到這麼多的幹將,天底下為什麼一下子會湧出這麼多的壞人。    
    東林黨人的政治操作手法,也大有問題。他們寄希望於天啟帝的覺悟,一有什麼問題,就拚命上疏,希望皇帝能給他們一個公斷。他們全然忘了天啟帝只不過是一個熱心於木工活的懵懂少年,更似乎忘了此時的內廷甚至天子,也由他們的對手魏忠賢牢牢控制,傳出來的聖旨也說不清是魏忠賢的還是天啟帝的。更可笑的是,東林黨人往往稍有不合,便憤然辭官掛職,以顯示自己的清白和氣節。自周嘉謨開始,許多東林黨人先後因此掛職而去。這不是正中魏忠賢的下懷嗎?    
    魏忠賢的做法,卻絕無這種書生氣。    
    他自天啟元年開始殺王安,逐周嘉謨、劉一□後,便步步先手,得寸進尺,有效地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天啟二年三月,魏忠賢開始在宮中舉內操,選武閹,練火器。至天啟三年,他的宮中軍隊已達萬人之多。此年初,魏忠賢派出劉朝等四十五人,先後至山海關「較事」,犒賞將軍,控制軍隊,刺探軍情。不久,他又徹底清洗內宮,殺天啟帝選侍趙氏、裕妃、馮貴人,迫害張皇后,牢牢控制住了內宮。    
    天啟三年十二月,魏忠賢開始統轄東廠,不久他又任命田爾耕出掌錦衣衛,許顯純主管鎮撫司。對廠衛系統的控制,標誌著魏忠賢掌握了只對皇帝負責的司法和懲罰特權。對除皇帝以外的天下所有臣民,魏忠賢都可以羅織罪名,通過廠衛組織,採取包括死刑在內的各種手段,而不必通過朝廷三法司的正常司法程序。從此以後,魏忠賢手中便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    
    到這個時候,執政的東林黨人已無退路了。他們必須與魏忠賢攤底牌了。但此時的魏忠賢大概也不怕哪個與他攤牌了。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二十四大罪(1)

    天啟四年(1624)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東林黨人正式與魏忠賢攤牌。楊漣在天啟元年因移宮案被罷官回鄉,到次年又以禮科給事中重新起用,此時已官至左副都御史。    
    在此以前,東林黨人已紛紛向魏忠賢開火,猛攻魏忠賢。御史李應升以內操之事,給事中霍守典以魏忠賢乞祠額之事,御史劉廷佐以魏忠賢濫蔭之事,給事中沈惟炳以魏忠賢立枷之事,紛紛上疏彈劾魏忠賢,但沒有效果。於是,東林干將楊漣親自出馬,上疏痛斥魏忠賢。    
    楊漣這篇奏疏,寫得氣勢磅礡,淋漓盡致,很有震撼力。    
    奏疏一開始,楊漣就點出魏忠賢的痛處:    
    「太監魏忠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    
    然後筆鋒一轉,給魏忠賢的罪惡定性:    
    「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幸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接著,奏疏洋洋灑灑,層層深入,列出魏忠賢「大奸大惡」的具體罪狀。「二十四大罪」基本上可分成這樣幾類:    
    自行擬旨,擅權亂政。魏忠賢擅權以後,從閣臣中奪得擬旨大權,甚至代皇帝內批,壞了祖宗規定的政體。    
    斥逐直臣,翦己之忌。魏忠賢上台之後,先後利用各種手段斥逐了劉一□、周嘉謨、孫慎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阻止孫慎行入閣等等。    
    清洗宮廷,謀害異己。魏忠賢殺王安、馮貴人、裕妃、趙選侍,迫害張皇后等。    
    其餘如重用私黨,親屬濫用恩蔭,利用東廠陷害忠良,生活糜爛腐化、窮奢極侈等等,無一不列。    
    楊漣奏疏所列諸多罪狀,幾乎事事有據,擊中了魏忠賢要害。任憑其中的一條,就夠他受的了。    
    據說魏忠賢一開始很有點緊張,曾求助於內閣大學士韓爌,希望他出面緩和一下,韓爌沒有理他。魏忠賢見事情已無迴旋餘地,便立即進行全力反擊。    
    魏忠賢出手不凡,第一招就佔了先機。    
    他走的第一步自然是先去穩住天啟帝。他跪在皇帝面前,像受了滿肚子委屈的孩子,淚流滿面,哭訴著自己的無辜和清白。他還口口聲聲要辭掉東廠這一攤子事。言下之意,是表明自己只是為皇帝您賣命才接下此事,並不是貪圖什麼權位,而楊漣這些人竟然如此,真是沒法幹下去了。    
    而那位客氏,則為皇帝剖析朝廷格局、人際關係以及魏忠賢為什麼如此招忌的緣由。她要讓皇帝明白,朝廷黨派林立,各為其利,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魏忠賢為皇上盡心竭力做事,哪能不得罪人呢?像楊漣這樣的官員,怎麼能不恨魏忠賢呢?    
    魏忠賢在宮中的那班兄弟死黨,像王體乾等等,也紛紛登場。他們以自己耳聞目睹的種種「事實」,竭力在皇上面前稱讚魏忠賢,敘說他的勞苦、他的高功、他的耿耿忠心,並讓皇上相信,像魏忠賢這樣的忠臣,真是人才難得,也是朝廷的福氣!    
    這些「肺腑」之言,真是絲絲入扣,合情合理,深深地打動了天啟帝。天啟帝放心了,心想原來如此,魏忠賢完全不像楊漣說得那樣壞。所以他溫旨慰留魏忠賢,讓他繼續安心做事。對楊漣等人,天啟帝真是越想越氣。第二天,天啟帝就把楊漣的奏疏下給朝廷,並嚴厲斥責楊漣等人無事生非。    
    天啟帝至此已完全倒向了魏忠賢的一邊,對他更加深信不疑,放手不管。    
    魏忠賢的做法,實在是高明。相比之下,楊漣等人幾乎就不是其對手。    
    楊漣一開始就犯了大錯。像這種事關重大的大舉動,事前本應絕對保密。而楊漣卻沒做到這點。他在起草這份奏疏時,已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而且,像這種奏疏,也應在早朝之類的場合直接面呈天啟帝,不讓魏忠賢有自我辯解的機會。據說,楊漣原先也是準備這樣做的。他寫好奏疏後,本準備在次日早朝時面呈皇上,不料正遇次日免朝。楊漣擔心奏疏之事洩密,竟把奏疏直接送到會極門,進呈入宮。他似乎忘了宮中已被魏忠賢絕對控制,在天啟帝讀到這份奏疏之前,肯定會先落入魏忠賢手中。真是一著不慎,全盤皆輸。    
    楊漣被嚴旨斥責後,自然是激憤不服,也知魏忠賢肯定做了手腳,因此準備再次去皇上面前彈劾魏忠賢。但魏忠賢會再給他這樣的機會嗎?!    
    魏忠賢得知楊漣的意圖後,立即設法阻止天啟帝上朝,連續三天免朝。等到第四天早朝,天啟帝出來了,不過他身邊卻站著幾百名武裝宦官,個個身裹鎧甲,手執兵器,氣勢洶洶,並且敕令文官不許奏事。楊漣等人一見這陣勢,也不敢再說什麼了。    
    楊漣的奏疏公開後,朝中盟友紛紛上疏聲援。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劉業、楊玉珂、帥眾等,京卿如太常寺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如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如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等,共計70餘人,猛攻魏忠賢。內閣首輔葉向高、禮部尚書翁正春等人,也奏請天啟帝遣送魏忠賢卸職出宮,以平息眾議。但這時的天啟帝是無論如何也聽不進這些話了。    
    文官們的這些言行惹火了魏忠賢!他要尋找機會,痛下殺手,給那些文官一點顏色看看,立馬揚威。    
    第一個撞到魏忠賢手上的是一位名叫萬□的工部郎中。    
    這位耿直的南昌人,大概是覺得楊漣這些人沒有把問題說清析透,否則,以皇上之英明怎麼會弄不清這麼簡單的事情呢。因此他便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這樣幾句名言:    
    「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    
    書獃子的毛病大都出在嘴上。這位萬□明知魏忠賢有生殺大權,偏偏還要講出來,以卵擊石,而不從根本上想辦法解決問題。    
    魏忠賢正窩著一肚子火沒地方出。他見小小的工部郎中竟也敢如此猖獗,驟起殺機,心想萬□你說我魏某人手握生殺大權,那麼魏某人今天就拿你萬□開刀,殺給天下臣民看看!    
    魏忠賢隨即矯旨廷杖萬□一百。他手下的廠衛爪牙立即趕到萬□的住所,不由分說,先痛打萬□一頓,然後再把萬□拖到室外,結結實實地打了一百大板,還不時踹上幾腳,打得萬□氣如游絲。四天後,萬□便一命嗚呼,永遠閉上了他愛說三道四的嘴巴。    
    魏忠賢此舉,敲山震虎,直打得朝廷官員心驚膽戰。即使在東林黨人中,也只有像黃尊素這樣的幾位倔強剛烈之士仍敢跳出來仗義執言,痛斥魏忠賢。不過最後是不了了之。    
    魏忠賢至此已完全明白他手中的權力到底有多大了。他也摸到了外廷那些文官的底細。原先令他多少有點敬畏的文官們,現在看來也不過爾爾,並不可怕。他們除了氣勢洶洶、口誅筆伐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別的手段,於是,魏忠賢便肆無忌憚起來了。    
    惡人為惡,關鍵在於走出第一步。一步既出,便不會再在乎多走幾步,不到頭破血流,就不會回頭。魏忠賢既然杖殺了萬□,便不再在乎多殺幾個。殺一個與殺十個、百個,對他而言,已沒有多大差別;而且事已至此,猶如箭在弓上,不得不發,不殺也不行。    
    不過,魏忠賢在開始時,也只敢殺一般官員,尚且不敢殺那些名大位高的大員,就像他剛剛掌權後只敢在宮中偷偷摸摸殺人而不敢公開殺朝廷命官一樣。與萬□同遭厄運的另外幾位官員,地位影響也差不多與萬□一樣,屬於魏忠賢認為的那種殺了也不會有太大麻煩的可殺之人。如中書舍人吳懷賢,在家中私讀楊漣奏章,讀到激憤處,情不自禁,擊節稱歎,忍不住在旁注上什麼要學古人做法,把魏忠賢立即充軍戍邊之類的批示。沒想到傭人告密,他立即被魏忠賢逮捕入獄,活活打死。還有幾位官員,或因考試出題,或因寫詩,或因酒後失言,得罪了魏忠賢,也遭其毒手。    
    在魏忠賢確信自己的實力已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時,他便開始了更大的舉措,即把那批執政的東林黨人通通趕下台,控制朝廷,再一個一個地收拾。    
    擒賊先擒王!魏忠賢自然要把內閣首輔葉向高作為打擊的首選目標。魏忠賢明白,只要能把葉向高趕下台,那麼其他的東林黨官員也就好辦了。    
    這位葉向高,為人光明正大,忠厚有德。天啟初東林黨人能有這樣興盛的局面,是與葉向高主持內閣分不開的。更難得的是,葉向高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外圓內方,不像楊漣這些性情暴烈的東林激進分子那樣,授人話柄。因此,魏忠賢雖恨之入骨,但一時也沒有什麼辦法。在杖殺萬□後不久,魏忠賢終於找到了一個勉勉強強的借口。    
    事情出在葉向高的外甥林汝翥身上。林汝翥是御史,大概是有點仗著舅舅的牌子,做起事來便自然有些盛氣凌人的味道。在萬□被杖殺後不久,這位林御史有一次率員巡視城中,正巧碰上宮中的兩位宦官劫人財物,爭鬥於道,便令手下上去狠狠地給一頓鞭子。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二十四大罪(2)

    這還了得!一位小小的御史竟敢太歲頭上動土,鞭笞魏忠賢的人。魏忠賢自然不會放過這位御史,便令手下去抓來,廷杖一百,而且要狠狠地打,就像前些日子杖殺萬□一樣。    
    林御史一看情形不對,立即潛逃城外。魏忠賢的手下卻認定是葉向高把這位外甥藏在了家中,便把葉向高的住宅團團圍住,逼他交出人來。葉向高無人可交,群閹便大聲辱罵,不斷胡鬧,騷擾葉向高。    
    葉向高是個明白人。他知道,這些群閹如不是受魏忠賢指使、縱容,就是給他們天大的膽,也不敢這樣公然上門侮辱內閣首輔。於是他便給皇上上了一疏,其中寫道:    
    「朝廷立國二百餘年以來,還從來沒有宦官中使圍困內閣大臣住宅這樣的荒唐之事。我還有什麼顏面去見天下士大夫!」    
    葉向高話說得十分明白:像我這樣的天下文官的領袖,你們也敢如此侮辱,斯文何在?    
    天啟帝至此自然不能再不作表示。他優旨慰留葉向高,並撤回中使。不過那位林御史最終還是被抓到,一百棍也照打不誤。大概是礙於葉向高的面子,下手時也略留餘地,那位林御史竟然挺過了這一百棍,真是奇跡。    
    廷杖是明代的創造。自古以來,歷朝雖視文人為走狗,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也很有影響。文臣犯罪,該殺便殺,該刑便刑,但一般不侮辱人格,多少給讀書人留點面子,也有些激勵文人廉恥之心的意思。但到了朱元璋執政時,竟破天荒地用上了廷杖。這位大字不識幾個的皇帝,大概也認為,天子管束文臣,猶如家長管教子女,不打怎行?至於文人氣節、廉恥自尊之類的概念,他也無法理解。他本來就是文盲,沒讀過幾本書,卻要他能理解體會文人的心理,豈不是苛求於人?這與後來的獨裁者明知讀書人最愛面子,卻偏偏不給面子甚至故意打人上臉、罵人揭短的做法,畢竟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不過,明代雖有廷杖,但多數皇帝卻是抱著不到非用不可時不輕易用的態度。像萬曆帝在位期間,除張居正時用過幾次外,也不太用這種手段。因為這種做法畢竟太傷人顏面了。試想:剛剛還道貌岸然、慷慨激昂的文武大臣,轉眼被當眾扒下褲子,劈劈啪啪一頓板子下去,而被打者如還能爬起來,則仍要撅著屁股、跌跌爬爬地回署上班,這樣的情景畢竟太不雅觀!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一般也認為廷杖能不用則不用。    
    魏忠賢當然很喜歡這種方法,但也有所顧忌。不過他試探性地杖殺萬□後,卻發現此法法力無邊,效果奇好,而文官的反對也並不是那麼可怕,所以他毫不猶豫要杖打林汝翥。他也知道,這一百大板雖打在林汝翥的屁股上,卻傷在葉向高的臉上。你葉向高臉皮再厚,大概也不會無動於衷,再安坐在首輔的位子上!    
    魏忠賢的估計沒有錯!葉向高確實再無臉面安於其位,他先後給皇帝上了20餘次疏,要求辭官回鄉。天啟帝最終同意他致仕。    
    葉向高的致仕,後來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在東林黨人中,葉向高屬於那種政治上較為成熟的少數官員之一。他一方面要壓制住魏忠賢等人的勢力,但又要不露聲色;另一方面,他又冒著被嚴厲指責的危險,頂住或緩和了東林黨陣線中那些激進人物的言行,因為這些言行往往於事無補,甚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葉向高在復出之後,基本上是做到了局面的平衡,儘管不少事情尚不盡如人意。    
    但葉向高畢竟還有文人的不少稟性。在魏忠賢向他公開表示不敬後,他還是沉不住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文人心理佔了上風,最後堅決要求掛職而去。或許是葉向高已預計到了後來的局面,才毅然辭職,使自己與魏忠賢之間留下一點餘地,免得以後遭其毒手。假如是這樣的話,葉向高確實是高明之至,並也達到了目的,因為他活到了崇禎初年,在魏忠賢專權的黑暗時代能僥倖過關,未遭血光之災。    
    天啟四年(1624)九月葉向高的去職,使原先本已脆弱的政治平衡迅速打破。失去葉向高的東林黨陣營,很快土崩瓦解,魏忠賢終於達到了目的。    
    或許是蒼天已經預知人間即將到來的災難,而以它特有的方式警告芸芸眾生。就在這時,已過汛期高峰的黃河突然在徐州銅山縣東南的奎山(魁山)決口,徐州城內水深丈餘,徐州府治只能遷到雲龍山辦公。    
    不過,人間似乎並不理會這些警戒,仍一步步地滑向深淵。    
    同年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被罷免。爭端是因御史崔呈秀而起。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一路貪贓枉法,等到還朝時,高攀龍按慣例對他進行考察,發現了他的貪穢之狀。趙南星立即議處崔呈秀充軍戍邊。崔呈秀大急之下急忙跑到魏忠賢那邊,哭訴委屈,並說:    
    「不去趙南星、高攀龍之流,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    
    於是,魏忠賢便開始策劃陰謀,最終逼趙、高下台,同時受牽連的還有魏大中、夏嘉遇。趙、高的下台,使東林黨失去了對都察院、吏部這兩個核心部門的控制。    
    天啟四年十一月,吏部侍郎陳於廷、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被削籍。    
    不久,才當了一個多月首輔的韓也被迫辭職回家。韓爌廉直自持,沒有手段。他當上首輔後,大學士魏廣微竟要求分享他的首輔權力,魏忠賢則公開支持魏廣微。老實巴交的韓爌只有辭職。    
    十二月,與葉向高、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關係密切的內閣中書汪文言,被下鎮撫司獄。魏忠賢希望從這位小人物的身上打開缺口,再行株連,興大獄,全面打擊東林黨人。這一招既狠又毒,後來東林黨人為此吃盡了苦頭。    
    不久,首輔朱國楨罷職。朱國楨才剛剛接替首輔之位,就被魏忠賢的人彈劾。大學士魏廣微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他只得辭職。不過魏忠賢覺得這位老傢伙還算順眼,放了他一馬。魏忠賢對手下的人說:    
    「這老傢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惡,可以讓他體體面面地回去。」    
    有了魏忠賢這句話,朱國楨才保住了顏面,在離京前被加少傅少保,朝廷派行人護送回鄉。朱國楨是這一時期被解職官員中最風光的一個。    
    魏忠賢也並不是無所禁忌。當時最令魏忠賢頭痛的是孫承宗。當魏忠賢在京師力排東林黨官員時,東林黨的遼東督師孫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賀皇上萬壽節(十一月十四日,天啟帝的生日),據說孫承宗是想借此向皇上當面揭發魏忠賢的罪行。魏廣微立即向魏忠賢提出警告:    
    「孫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是其內應。」    
    魏忠賢非常緊張,在天啟帝邊上直打轉,急得直哭。天啟帝也擔心孫承宗此舉,命閣臣擬旨,商量對策。顧秉謙奮筆擬下一道十分嚴厲的聖旨,內稱:「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並連夜打開宮門,召兵部尚書入宮,由兵部尚書連下三道命令,由飛騎連夜送出,嚴令孫承宗停止前進,立即返回駐地。孫承宗接到聖旨和兵部令時,雖已到通州,但他最終還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賢此時也得知,孫承宗並沒有帶什麼人馬隨行,真是虛驚一場。    
    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的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當然,對於像孫承宗這樣的文臣,也難以想像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來。不過,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東林黨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抱著只要是聖旨就須無條件執行的絕對信念。或許也正是如此,魏忠賢以及後來魏忠賢式的人物能如此狐假虎威,猖獗之至。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血洗「東林」(1)

    魏忠賢把那些東林黨骨幹清除出朝廷後,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開始向東林黨全面開刀了。    
    他首選汪文言作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今屬安徽),本是一位布衣。這徽州地區,雖地瘠人貧,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賈,實力雄厚。而且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發家致富,則必然要子弟讀書做官,求取功名。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這樣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萬曆末年游京師,捐納了一個監生的身份。由於他為人俠義,人也聰明有術,所以結交了不少朝廷要員,如開始時與宮中的實力人物王安、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後來又與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關係都十分密切,也難免參與了不少黨爭之事。葉向高對他十分欣賞,破格提拔他做了內閣中書。這個位置,對一個捐納監生來說,當時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賢原先也不會考慮到用汪文言作為突破口,內閣中書這樣的人物畢竟還是太小了一點。問題是出在阮大鋮身上。    
    這位阮大鋮也是安徽人士,極具才華,後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給了他不少筆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戶曉,這是後話。阮大鋮與東林黨人原先並無矛盾,而且與汪文言、左光斗是同鄉,關係相當密切,也互知底細。但問題也就出在同鄉、朋友這層關係上。    
    當時吏科都給事中一職空缺,左光斗有意讓阮大鋮頂這個職位,而阮大鋮論資歷也應該陞遷此職。於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鋮召回。沒想到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幾位東林黨魁,認為阮大鋮性格輕躁,不適合任此職,便改由魏大中擔任,阮大鋮改補工科給事中。興沖沖的阮大鋮猶如冷水潑臉,很不高興,不僅不感激同鄉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記恨起左光斗、魏大中來。東林黨人對阮大鋮的做法,違背了古訓,即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終吃了大虧。    
    阮大鋮心懷不滿,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彈劾汪文言結納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隨即被下了詔獄。然而東林黨人當時在朝廷還佔有優勢,而且汪文言也是葉向高提拔的,所以當時負責此案的鎮撫使劉僑還是就事論事,沒搞什麼株連,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據說御史黃尊素專門給劉僑打了招呼,說是汪文言不足憐惜,但不要由此禍及縉紳,劉僑也同意並照辦了。    
    魏忠賢自然不滿意這種處理,便以劉僑辦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職,起用許顯純主持鎮撫使。不久,御史梁夢環投魏忠賢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舊案再提。魏忠賢隨即指令許顯純將汪文言逮捕下鎮撫司獄,嚴加鞫治。同時,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賢的指使下,上疏糾彈楊漣、左光斗等人,黨同伐異,招權納賄。這樣一來,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複雜起來了。    
    魏忠賢與東林黨人當時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規模打擊迫害東林黨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過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東林黨人在劫難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鋮。他最初唆使同事彈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報私仇,出口惡氣,他大概也沒有想到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後來他活得不尷不尬,遭人唾棄,跟他的這一舉措是分不開的。    
    汪文言被逮捕後,許顯純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誘供,用盡手段,想撬開汪文言之口,株連東林黨人。    
    株連的名單早已初步擬定。顧秉謙、魏廣微兩位內閣大學士在此以前就編定了一份《縉紳便覽》,把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名東林黨人或與東林黨關係密切之人,定為邪黨,同時把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同黨定為正人,交給魏忠賢,由魏忠賢根據這份名冊來定黜徙。    
    不久,王紹徽又根據《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將」的名目,重新編排了《東林點將錄》交魏忠賢。崔呈秀也編了一份《同志錄》,內錄東林黨人名單,另編《天鑒錄》,收錄不附東林黨人的官員名單。這樣,魏忠賢已基本上把當時朝廷的官員分成東林黨和非東林黨兩大類,以示甄別。    
    為了把東林黨誣蔑成人人痛恨的邪黨,魏忠賢又指使手下為「梃擊」、「移宮」、「紅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楊維垣、給事中霍維華提出重新評判三案,痛斥劉一□、韓爌等東林黨人當時的處理方法,並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東林黨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時全都被翻了過來。到後來甚至發展到了凡是對魏忠賢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們不喜歡的人,一概被安上東林黨的罪名,予以打擊。到天啟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實錄》,把上述的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確立下來。    
    對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評價,往往反映了現實政治的傾向,甚至直接就是現實政治的表現。東林黨人當時為整倒方從哲及其同黨,一上來就追論「紅丸」等案,從歷史事件入手,達到現實黨爭的目的。魏忠賢上台後,也同樣採取了這種手法。最可憐的是李可灼,他為了那粒該死的紅丸,開始是獲賞,後來又被罰俸、甚至充軍,魏忠賢重論「三案」之後,他又被免除充軍,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樣的事,同樣的人,因不同的人當政,結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最好不要去摻和,因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鬥爭中的棋子,具體放在哪裡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賢深知,要置東林骨幹於死地,像「移宮」之類的罪行還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啟四年底被捕後,許顯純原準備用「移宮」等罪名來迫害東林黨人士,並於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等。這六人是東林激進分子,被稱為「東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認為原定罪名過輕,殺之不足以服眾,應該給他們上綱上線。於是,徐大化給魏忠賢出了條毒計:    
    「如果只定他們『移宮』罪,則無法與貪贓枉法搭上邊。如果以楊鎬、熊廷弼行賄、他們納賄來定罪,則事關重大,殺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這條毒計,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敗遼東後,被朝廷論處死罪,他為了活命,據說曾托汪文言向內廷許諾行賄白銀40000兩,得以暫緩執行死刑。但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時也沒有什麼積蓄,所以話雖說出,到時卻又拿不出這筆錢,這下可惹惱了魏忠賢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難以活命了。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時不肯貪污納賄,聚斂私財,更不肯給朝中官員饋送分毫,臨死前卻又要放下架子,夢想靠行賄活命!這位書獃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賄送禮之類的事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銀子的。平時要做清官,不貪不賄,囊空如洗,到這個時候竟還想去行賄求人,靠他一年幾百兩銀的俸祿夠麼?    
    熊廷弼此舉,不僅害了他自己,而且還害了那批東林黨人。    
    魏忠賢自然會聯想,熊廷弼既然想給內廷行賄,難道就不會給東林黨人行賄?在魏忠賢看來,天下哪有什麼一塵不染的清官。只要花足功夫,總能找點證據出來,何況還有一個現成的活證據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開口。    
    許顯純便按照魏忠賢的旨意,重審汪文言。沒想到汪文言是條漢子,屢受毒刑,仍拒不承認。被打到實在受不了時,汪文言便仰天大呼:「世上豈有貪贓之楊大洪哉?!」意思就是說,這個世上,像楊漣(字大洪,一字文孺)這樣的清官要是貪贓枉法,真是天大的笑話。他還義正詞嚴地表示:    
    「你們用這種勾當來污蔑清廉之士,我就是死也不會承認!」    
    這些話招來的當然是更慘烈的刑罰。許顯純看到汪文言似乎沒有承認的意思,便按自己的需要擬寫了汪文言供狀。沒想到已昏死過去的汪文言突然睜眼醒來,厲聲斥責道:    
    「任憑你胡編亂造,到時我一定與你當面對質!」    
    事已至此,他竟還夢想對質,真是癡人說夢。許顯純會給他這樣的機會麼?供狀編好上奏之時,汪文言自然也就被亂棍打死了。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血洗「東林」(2)

    在許顯純編造的供狀上,楊漣、左光斗是各受熊廷弼賄白銀20000兩,魏大中是3000兩,袁化中是6000兩,周朝瑞是10000兩,顧大章最多,達40000兩。這樣的數目,是許顯純精心設計的。魏大中之所以只有3000兩,是因為魏大中曾力主要定熊廷弼戰敗之罪,定多了不行。而顧大章之所以要定40000兩,也是因為他曾力保過熊廷弼,不然何必如此?除上述6人之外,供狀還涉及趙南星等15位東林黨人。    
    這紙供狀最後自然要傳到天啟帝手中。天啟帝見到此狀時的心態也是可以想像的。你們這些東林黨人,在朝在野時都口口聲聲仁義道德,罵遍朝廷,沒想到卻是這種東西,不重治怎麼得了?    
    於是,天啟五年(1625)六月,楊漣等6人被下了詔獄。趙南星等15人被削了籍,削籍是刑事處罰以外最重的處罰,對文官而言,削籍意味著永不起用。另外,這些人仍要被追贓。在天啟帝看來,既然受了賄,就要吐出來。這一招更毒!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受賄,家境也多不富裕,哪來這麼多錢退賠?這最終苦了他們的家裡人。    
    既然進了詔獄,楊漣等六人的生死只能聽天由命了。按制,詔獄由北鎮撫司主管。在這裡,審訊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制約,而只對皇帝負責。既然只有皇帝認為有罪的人才會入詔獄,那麼這些人肯定就有彌天大罪,不審就可殺之。但為了印證皇帝的英明,一般還是要審一審,讓這些人自己說出自己的罪行來,或許皇帝還會寬恕待人,給予悔過自新的機會。假如不識抬舉,那麼,詔獄也有辦法對付。譬如說它除了枷和立枷之外,還有許多著名的刑具,常用的就有械、鐐、棍、拶子、夾棍五種。另外,其刑罰也別出心裁,十分厲害,如「晝夜用刑」、「琵琶」、梃棍、烙鐵、「一封書」、灌鼻、釘指之類。這些雖不是明代的專利,但也足以證明明代並不像後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缺乏想像力。    
    正因為如此,明代被投進詔獄的人,幾乎都是兩種結果:低頭認罪或自取滅亡。楊漣、左光斗等這6位東林黨人,雖有錚錚鐵骨,卻也無第三條道路可供選擇!    
    楊漣等進了詔獄,許顯純自然要重點「照顧」,不會心慈手軟,但沒想到這6位東林黨人就是不招。據說左光斗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突然靈機一動,想出一條脫身之計。他對另外幾位說:    
    「許顯純輩,要殺我們,辦法不外兩個:如我們不承認納賄,則繼續用酷刑,直到被折磨至死,此為一;或者乘夜深人靜之際,悄悄派人進來把我們殺掉,此為二。但如果我們暫時承認受了賄,則按例應當移送到法司審訊,這樣一來,我們或許還有見天之日,可以僥倖不死。」    
    其他的人聽了,也覺得有理,竟先後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們到這時候仍抱幻想,認為只要承認了罪行,或許皇帝(或魏忠賢)就會放他們一馬,改由法司來審訊,說不定還能求得一條生路。他們就不想想,假如魏忠賢事事照章去辦,他們怎麼會進詔獄呢?    
    魏忠賢要的就是他們這樣的認罪。不過,魏忠賢卻不會放他們一馬。因為他們既然承認受了熊廷弼的賄,那麼,他們難道就不會受其他人的賄嗎?!說不定還有更多的賄賂被隱瞞了。既然如此,就應該繼續嚴加追比,尤其對這些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    
    嚴加追比就是繼續拷打。魏忠賢令許顯純繼續對他們用刑,及時匯報案情。此時,左光斗等人才知上當,大錯特錯了。至此年七月,左光斗、楊漣、魏大中就慘死獄中。楊漣死狀最為慘烈,死時身上壓著裝滿沙土的重囊,一根長長的鐵釘穿耳而過。左光斗、魏大中死時也是體無完膚,面目全非。過了3天,獄中才報出死訊,3人的屍體已經腐爛,很難辨認出誰是誰了。至八月,袁化中、周朝瑞也在獄中斃命。最後只剩顧大章一人未死,但也並不是他有什麼法術,而是因為詔獄的人怕六人全都打死,影響不好,才把他留下移給法司審訊定罪。沒想到天啟帝最後仍要把他移回詔獄再審。顧大章實在是怕再回那個地方,與其死在那裡,還不如自行了斷,於是便上吊自殺,求得解脫。    
    這6位在京師詔獄中受苦,他們的家人也在外面受盡折磨。    
    楊漣被逮捕時,士民數萬,擁道呼號。囚車所過村莊市鎮,都焚香設醮,為他祈禱。楊漣死後,家產被沒收充公,總數不足白銀千兩。老母、妻子無處可棲,由兩個兒子乞討求食供養,官府還要不斷催逼楊漣的「贓款」,引起了廣泛同情。左光斗死後,地方官對其家族嚴加追比,其兄左光霽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個家族盡破。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洢,暗中隨父至京師,救父不成,扶柩而歸,晝夜哭號,絕食而死。    
    做忠臣的代價實在是太大!這大概也是人人都說忠臣好,但又沒有幾個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賢的做法,實在是令人髮指。甚至在他的黨羽中,也有人覺得太過分了。像魏廣微,本是名臣之後,卻投了魏忠賢,做上了內閣大學士。楊、左之獄,他開始也積極參與。但當吏部尚書崔景榮看到詔獄連連殺人時,心中不安,便要魏廣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廣微便上了一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楊漣等人今天儘管是有罪之人,但從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贓私之事確實,也應轉付法司,依據律令定罪,而不應該令鎮撫司如此嚴刑追比。」    
    他這種良心發現式的建議,魏忠賢自然很不愛聽,而且很生氣。結果是吏部尚書崔景榮立即被罷免,魏廣微也很快下了台。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這兩人反而是因禍得福,沒有繼續助紂為虐。可見魏忠賢的爪牙雖全是惡人,但惡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夥,明日卻可能變成被排擠的對象。惡人作惡,各人因情況不同,其作惡的程度、分寸也會有所差異。魏廣微等人已覺得差不多了,魏忠賢等人卻認為才剛剛開始。結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賢用天啟帝的口氣所說的那樣:    
    「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確,即祖宗之制剛剛恢復,堯舜之治也將開始,你們卻說什麼朝政一日亂於一日,違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豈有之理!    
    魏忠賢當然要一步一步繼續走下去!    
    不久,前遼東經略熊廷弼,被斬首並傳首九邊。而直接導致遼東慘敗的巡撫王化貞卻沒有同時被斬。不僅如此,御史梁夢環檢舉說熊廷弼貪污了軍餉17萬兩,至於他是怎麼核算出這個數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為熊廷弼的賬本早就毀在廣寧。不過這已無關緊要了。另一位御史劉徽緊接著就檢舉熊廷弼有家資百萬,應該沒收以充軍餉。因為在他看來,熊廷弼既然僅貪污一項就多達17萬兩,再加上納賄之類,說他有家資百萬也不為過。置人於死地重在推理和聯想,並依此形成證據,況且熊廷弼這時也不會再開口說話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貪污了17萬兩軍餉,鐵證如山,那麼他的家人就應該退賠出17萬兩來。熊廷弼的家產雖然不足17萬兩白銀,但誰又能保證不是被他的家人轉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兒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殺。而他兒子的畏罪自殺,更證明上述推論是合理的,追贓必須繼續。這下該輪到熊廷弼的姻親族人傾家蕩產了。    
    當然,也有人要為熊廷弼鳴不平。武弁蔣應陽,竟然要為熊廷弼喊冤,結果,被立即處死。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諷刺,也被以誹謗罪處斬。其同鄉長洲人陳仁錫(編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連被削籍。    
    天啟五年(1625)十月,遼東督師孫承宗被罷免,高第代之為經略。    
    孫承宗這位帶有東林黨色彩的主帥,在遼東經營得不錯。他在山海關外,先築寧遠城,進而守錦州、右屯、大凌河(即關外三城),開屯田5000頃,起用名將袁崇煥,基本上穩住了陣腳。但他與魏忠賢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賢雖要用之守邊,但始終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賢才下決心讓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書高第。    
    高第膽子比較小。據說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後,嚇得放聲大哭。到前線後,他首先下令關外軍民放棄堡壘,撤到山海關內來。在他看來,孤零零的幾個堡壘,怎麼能守得住?還不如自己撤退。一時間,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棄,十餘萬石糧粟棄於空城。關外軍民被強行驅趕入關,一路上死傷無數,哭聲震天。虧得當時的寧前道袁崇煥堅決不肯撤退,保住了寧遠孤城。也正是這座孤城,後來抵住了努爾哈赤的猛烈進攻。努爾哈赤也因此急憤交加,病發而亡。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血洗「東林」(3)

    天啟五年十二月,朝廷張榜東林黨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東林黨人如此罪大惡極,就應該把這些人公佈於天下,不僅要讓他們現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讓他們遺臭萬年。御史盧承欽說得好:    
    「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像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於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林、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應該把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讓這些奸佞之徒無處藏身。」    
    盧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這些東林黨人批倒批臭,讓他們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魏忠賢當然大喜,立即把這些東林黨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黨」的古訓,當時的人只要一上黨人榜,便是一種莫大的恥辱。    
    天啟六年(1626)正月,魏忠賢又炮製了《三朝要典》,進一步打擊東林黨人。    
    既然東林黨人是這樣的糟糕,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們對「三案」(梃擊、移宮、紅丸)之處理,更是不能容忍。現在是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了。給事中楊所修、霍維華等人提出,應該把有關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的奏章,仿《明倫大典》編輯成書,頒示天下。於是由顧秉謙、黃立極、馮銓任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任副總裁。至六月,終於編成《三朝要典》。天啟帝還為此書撰寫了《御制序文》(實由顧秉謙執筆),以示重視和支持。《要典》之中,編書者處處拚命詆毀東林黨人,暴露宣揚東林黨人的罪行。如對「梃擊」案,編書者是這樣評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來開骨肉之爭,誣陷皇祖(萬曆帝),有負先帝(泰昌帝),雖碎其骨也不足贖其罪!」    
    對「紅丸」案,論述得則更精闢:    
    「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說,妄說先帝(泰昌帝)駕崩是不得善終,另有隱情;又附『不討賊』之論,誣蔑皇上(天啟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對「移宮」案,則直論楊漣等人邀功:    
    「楊漣等人勾結王安,故意加重李選侍之罪,以邀擁戴之功。」    
    結果是王之寀、孫慎行、楊漣被論為「三案」罪魁禍首。此時,楊漣已死,王之寀則於次年被下詔獄處死,孫慎行被追論遣戍寧夏。當時正在重修《光宗實錄》,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須根據《三朝要典》重新改動。實錄實錄,顧名思義就應據實而錄,但事實上從來就做不到。《光宗實錄》修成不久,魏忠賢上台就要重修。後來東林黨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後共修了三次。好在這也不是明末的獨創,唐初李世民上台後就改過其父親的實錄,本朝成祖朱棣也改過《太祖實錄》。改來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敵人越描越黑。歷史總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證人、審判員,但寫歷史的人又有幾個能不食人間煙火呢?    
    天啟六年(1626)二月,魏忠賢下令逮捕東林黨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這幾位就是「東林後七君子」。    
    他們都是魏忠賢及其黨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龍,是東林黨魁,官至高位,在位時處處為難魏忠賢。魏氏手下干將崔呈秀曾吃過高氏大虧,對他最是痛恨,不殺不足以解心頭之恨。周順昌,也是令魏忠賢頭痛的人物。有人認為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廣鄉試時,又竟然在題目中提到趙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魏忠賢自然不悅。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龍、趙南星被解職返鄉時,這位周順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還與他們執手歎息。魏忠賢已實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順昌也提出休假回鄉,魏便讓一小宦官趕到內閣,帶去一個口信,說:    
    「此人尚可留在這裡送客嗎?」    
    有了這句話,內閣自然也就讓他削職回鄉。沒想到這位周順昌,在老家吳縣鄉居時,仍不收斂。魏大中被捕後,囚車路過蘇州,周順昌不僅請客擺酒,與魏大中同起同臥三天,還要把自己的女兒許嫁給魏大中的孫子。當押囚的旗尉幾次催魏大中起程趕路時,周順昌千不該、萬不該,竟當眾指名道姓痛罵魏忠賢。魏忠賢聽到後,能放過他麼?這幾句話後來要了周順昌的命。    
    周宗建,是滿朝文武中第一個彈劾魏忠賢的,甚至還指責魏忠賢目不識丁,大揭其短。李應升、黃尊素等人,也都是積極追隨楊漣攻擊魏忠賢的。魏忠賢大概至死也不會忘切李應升奏疏中的那幾句令他膽戰心驚的嚴厲之辭:    
    「忠賢之罪千真萬確,無可復辯。千罪萬罪,又不勝辯。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    
    這種殺氣騰騰之語,魏忠賢豈能忘記!儘管魏忠賢人在京師,但對這幾位鄉居江南的宿敵並沒有放鬆警惕。沈灌之弟沈演,時時監督,定期向魏忠賢匯報。蘇杭織造李實,也密切注意江南動向。後來,魏忠賢乾脆找來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貞,用李實的名義填寫上奏,彈劾這一批東林黨人。具體罪名是,周起元為蘇松巡撫時,私吞錢糧幾十萬,並常與高攀龍等人往來講學,圖謀不軌,並順手把周順昌等人的名字寫了進去。然後矯旨逮此七人,下詔獄。    
    在緹騎逮捕這7人時,江南發生了激烈的民變。    
    高攀龍在家鄉無錫得知消息後,知道在劫難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無錫先賢楊龜山祠)拜謁先賢,為文以告。然後回家,與兩位學生及一位弟弟飲酒於後花園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訣別。到晚上,便給皇上寫下《遺表》,然後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遺表》稱:    
    「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    
    高攀龍真正實現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古誡。他以一死抗爭邪惡,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讀書人的尊嚴。不過,他這種舉措及其內涵,不會被那些把自殺一向視作是畏罪、自絕的爪牙、幫兇所看重,也不會被那些抱著好死不如賴活觀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師的緹騎到達蘇州後,遇到了大麻煩。周順昌為官清廉,為人好義,而且為家鄉做過不少好事,所以在家鄉的威望很高。周順昌被捕之日,全城幾萬人不約而同,都舉著香要為周吏部請命。執行逮捕的緹騎,見此情形,十分生氣,大聲斥罵道:    
    「東廠逮人,你們這些鼠輩竟敢如此!」說完,便大呼囚犯(周順昌)何在,還把鐵鐐手銬之類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擲,鏗鏘有聲。這批為天子賣命的打手,原以為只要拿出點氣勢來,便能嚇得住文弱的蘇州人。沒想到一向文弱的蘇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樣,一擁而上,當場打死一人,其餘負傷之人,驚得跳牆逃走。    
    當時另一支準備赴浙江逮捕黃尊素的人馬,也正好泊船在蘇州胥門之外,被蘇州人圍住痛打,船也被擊沉。緹騎跳水而逃,才活下命來,但把捕人的憑據駕帖弄丟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繆昌期、周應升的人馬也遇到了類似的抗爭。    
    周順昌、黃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當地官署,自投詔獄的。    
    據說魏忠賢接到蘇州民變的消息後,也非常緊張。不久又接到報告說,已有5名倡亂首犯自首,城中局勢也已彈壓,他這才放下心來。    
    後來被處決的那5名首犯是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他們是市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備倡亂的號召力,但在政府緝拿兇犯時,自動站了出來,承擔責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蘇州全城的平安無事。魏忠賢垮台後,蘇州人追念其恩德,在虎丘旁為他們造了很有氣魄的合葬墓,並由復社領袖張溥寫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記》。蘇州人還為他們立祠享祭,不過用的是原先為魏忠賢造的生祠,大概是為了廢物利用吧。對蘇州人的這種安排,這5位亡靈有無意見就不得而知了。試想:幾年前尚是為魏忠賢祈禱祝福的生祠,幾年後卻又被改造而用來紀念這5位壯士,而後者卻是因前者而遭慘殺,這種情形,總是有點彆扭,也讓人感歎世事的不可捉摸!    
    下詔獄的6位東林黨人,在許顯純的手中被整得慘不忍睹,斃命於獄中。    
    繆昌期,第一個被送進詔獄。在獄中,他慷慨對簿,言辭、氣勢不屈不撓。他被誣受納3000兩白銀,備受毒刑後,終被活活打死。至於死期具體是何日,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他曾為楊漣起草了那個名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屍體被領出時,他的10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兩袖之中。    
    周順昌,性格最為剛烈。他在獄中仍對魏忠賢罵不絕口。許顯純恨他此時竟仍敢大罵其主子,便用鐵錐硬是把他的牙齒一顆顆給挖了出來。周順昌仍不屈服,把滿口鮮血吐到許顯純臉上,大罵不止。許顯純便在夜中派人將其殺害,時為六月十七日。3天後,屍體被領出,皮肉已全部腐爛,僅存發須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賢目不識丁,被坐贓12000兩,許顯純對他下手也最毒。經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臥在地,不能出聲。許顯純見狀,惡狠狠地罵道:    
    「你還能罵魏公一丁不識嗎?」    
    然後就用沙袋壓在他身上,使其氣絕而亡。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黃尊素入獄後,也備受煎熬。他自知獄卒將加害自己,便叩首謝君父之恩,賦詩一章。當時獄中僅存李應升一人還活著,關在隔壁牢房,黃尊素便隔牆與他訣別,說了聲:    
    「仲達(李應升字),我先走了。」    
    當日黃尊素遇害,時為閏六月初一日。黃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黃宗羲之父,家中赤貧,坐贓雖不足3000兩,但仍然賠不出來。家人為此吃盡苦頭,最後還是靠故舊、同年及鄉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閏六月初二日,李應升也被殺於獄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遠,被解到京師下獄時,前面幾位已經歸天。當時李永貞代李實上疏彈劾周起元貪贓枉法時,隨手寫下數十萬白銀之數。許顯純便以此數追贓,周起元受盡折磨,於九月斃命詔獄。其家產全被沒收充公,因遠不足額,則株連無辜,以至親友無不傾家蕩產。周起元在蘇松巡撫任上,掌管的賦稅成百上千萬兩,只要稍起貪心,便是大富,而他卻一塵不染,嚴於律己。家人親友在他生前未得到什麼好處,在他死後卻為他背黑名,破財遭災,這大概也是做清官的代價吧!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登峰造極(1)

    魏忠賢至此可謂功德圓滿。    
    依當時的邏輯,假如沒有魏忠賢力挽狂瀾,而讓東林黨這批「大奸大惡」之人得逞,大明朝還能這樣歌舞昇平嗎?既然如此,那些真心愛戴他的臣民們就必須表達心中的崇敬之情。    
    東林黨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賢的熱愛者。當然,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熱愛,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職。不過這已是無關緊要的了。當時,顧秉謙、馮銓等人主宰著內閣。其下文臣則有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有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謀殺,號「五彪」;其他如尚書周應秋、太僕寺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兒」、「四十孫」之類的人物。在地方大員中,更是有不少追隨者。對這些人而言,沒有魏忠賢,哪有今天的這般光景?    
    他們自然要對魏忠賢感恩戴德,何況他們的主子也很看重這種感激,並要求他們體現到行動上去。忠誠與否,要看行動,也只有通過行動,才能考察忠誠。當然,也只有被證明是忠誠之人,才有資格和機會,步步陞遷,進一步盡忠。可惜的是這種關係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這種地步,還會嫌榮譽過多嗎?魏忠賢也是人,又怎麼會免俗?問題在於,像魏忠賢這樣功高蓋世的救星,該有的榮譽全都有了,不能總是重彈老調。況且這樣做也不太能讓魏忠賢記得住,對獻媚者而言效果不大。陳詞濫調已不足以頌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豐功偉績。因此必須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有人出奇招了!    
    天啟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上書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賢的生祠,以表其功。    
    這當然是創舉!    
    建祠供奉,早已有之。不過,從前此舉都是表彰死者,而絕無生者入祠之先例。一般人大概也不太願意在活著的時候就接受香火供奉。但這些想法,對魏忠賢時代的人來說,已明顯過時了。非常時代,自然應有非常之創舉。    
    潘汝楨疏請建祠的創舉,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蘇杭織造太監李實不甘落後,也立即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天啟帝則御書「普德」兩字,賜作祠額。內閣大臣們則妙筆生花,為功德碑撰文書丹。杭州臣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襄盛舉。不久,在美麗的西子湖畔,一座富麗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斷,熱鬧非凡。裡面供奉著魏忠賢偶像——這也是惟一美中不足的了。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豈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萬機,朝廷哪能離得開他呢?他只能心臨身不臨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許多人追悔莫及,繼而奮起直追。一時落後還情有可原,永遠落後則絕不允許!他們要比潘汝楨做得更好!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賢的生祠,如雨後春筍,遍及神州大地。一時之間,天底下最氣派、最漂亮的新建築大概都是生祠。    
    薊遼總督閻鳴泰,在其管轄區內建了7所生祠,花費白銀數十萬兩。這錢當然不是出自閻鳴泰的腰包,而是從軍費中開支的。當時前線的軍費已是捉襟見肘,至少沒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誰敢反對如此盛舉呢?又有誰能說這是非軍事用途式的浪費呢?因為前方將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從而激發士氣,再創奇跡。在閻鳴泰眼裡,這幾十萬兩白銀是花在刀口上了。正如生祠中的匾額所言:    
    「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    
    既然是「天心向順」,則戰無不勝,萬事可成。    
    開封城為了建生祠,拆毀民房2000多間。所造生祠,有宮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巡撫朱童蒙在綏延建生祠時,還用了琉璃瓦。劉詔在薊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賢已是金像冕旒。    
    海內聞風而動,除上述這些督撫外,爭建生祠者不計其數。宗室如楚王朱華煃,勳戚如武清侯李誠銘(慈聖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如尚書邵輔忠,詞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魯國楨,諸司如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也都紛紛建祠。甚至武夫賈豎,無賴地痞,也個個攘臂爭先,洶洶然惟恐不及。最可憐的是巡撫楊邦憲。他在南昌造生祠,為了擴充範圍,竟悍然下令拆毀供奉周(周敦頤)、二程(程頤、程顥)的三賢祠,先賢偶像,盡被搗毀,讓出地方來建生祠。沒想到祠還沒建,天啟帝就龍馭上賓了,不久魏忠賢也就倒了台。這位楊邦憲最後也因此被入了逆案。可見做什麼事都要趁早。    
    為造魏忠賢的生祠,各路官員是費盡了心機。富麗堂皇、金碧輝煌自然不必說,最要花功夫的則是魏忠賢的偶像。魏忠賢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內臟,也都用金玉珠寶來做。髻發之上,還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時香花。據說某地生祠中魏忠賢雕像的頭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監給它戴冠時戴不進去。匠人在邊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順手用刀把頭像削小一點,終於把帽子給戴了上去。小太監見此竟然抱住頭像放聲大哭,悲痛萬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賢本人一樣。    
    當時的魏忠賢,真是人人頂禮膜拜。人世中所有讚美的詞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嗇。像「堯天舜德」、「至聖至神」之類的頌詞,一時充斥宇內。無數的讚美詩,也鋪天蓋地而來。督餉尚書黃運泰,在迎接魏忠賢的偶像時,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禮,連呼「九千歲」。    
    千萬不要以為那個黃運泰是個愚笨可笑之人,竟對著一個木頭人頂禮膜拜。這些木頭人有無窮的法力,每個人在它面前的表現,都會如實地反饋到在皇宮裡的魏忠賢的耳朵裡。魏忠賢雖不能親赴各地,但自有無數的宵小為他充當千里眼、順風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為沒有弄清其中的奧妙,或雖然明白了卻又不願去做,而最終遭了殃。工部侍郎葉憲祖看到京城之內生祠遍地,就連東華門外竟也興建了生祠,心中不滿,便發牢騷道:    
    「這是天子臨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賢的偶像)能起立嗎?」    
    不久,這位不識時務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浙江巡撫潘汝楨首先倡建生祠時,巡按御史劉之待因會稿遲了一天,也被削籍。薊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給生祠寫頌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論了死罪。在歌功頌德、萬眾擁戴的背後,這樣血淋淋的事情是屢見不鮮的。    
    就在魏忠賢大紅大紫之時,其手下卻開始鬧起了矛盾。內閣大學士馮銓竟然在此時被罷免。這位大學士一向媚事魏忠賢,深得賞識,卻與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閣做大學士,便令手下攻擊馮銓、以及不肯推選崔呈秀的吏部尚書王紹徽。馮銓、王紹徽被罷之後,崔呈秀並未能如願以償。大概是因為魏忠賢改變了主意。結果是到天啟六年(1626)的七月,施鳳來、張瑞圖、李國?三人以禮部尚書的身份進了內閣。施鳳來沒有什麼主見,惟以和柔自媚於世。張瑞圖則是一味迎合魏忠賢,而且文章書法也不錯。生祠中的碑文,多由這位大學士手書,而皇帝詔旨中褒美魏忠賢的華詞麗語,也是此公的傑作。李國?的情況較特別,他是魏忠賢的同鄉,屬特殊照顧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憤憤不平,但也沒有什麼辦法。他終於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實,馮銓、王紹徽、崔呈秀也不必過於計較,因為失寵的並非只是他們。到天啟六年(1626)十月,連首輔顧秉謙也被罷免。    
    這位顧秉謙,從入閣伊始到做首輔以來,一直是忠心耿耿。東林黨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體策劃操辦,編纂《三朝要典》,他親任總裁,一樁樁,一件件,可謂是勞苦功高。大概是他已預感到魏忠賢的做法將來會出問題,早在處理「東林後七君子」時,他竟提出要依常規把他們交由法司進行正常審訊,魏忠賢對此很是生氣。此時,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內部傾軋日甚一日,開始不安,竟要求卸職回鄉。關鍵時刻,這算什麼行為?簡直就是對魏忠賢沒有信心,甚至是要挾!魏忠賢自然不悅,便同意他罷職回鄉。    
    


第二章荒唐歲月荒唐事登峰造極(2)

    顧秉謙這樣的文臣,雖為一己私利,助紂為虐,但畢竟熟讀孔孟之書,有時心中難免會有一絲善念。對局勢的分析,也不像那些大字不識幾個或者是頭腦發昏的人那麼糊塗。所以此時他才會有這樣的念頭。但這種首鼠兩端的性格,也恰恰是他們這類人的弱點。須知一旦作惡,也就難以回頭,而且必須付出代價。除非改朝換代以後的新主子仍覺得他們有利用之必要或價值。顧秉謙與馮銓,同是魏忠賢的紅人,同為內閣大學士,也差不多同時罷免,但結局迥然不同。顧秉謙晚年境況十分淒涼,客死他鄉。而馮銓卻熬過了崇禎朝,投靠了新王朝,搖身一變,又做了一陣子新朝顯貴,仍然耀武揚威。到那個時候,又有幾個人敢提他在明末所做的那些醜事。    
    話又說回來,儘管鬧了些不愉快,但並不妨礙這些人對魏忠賢的歌功頌德。誰又能保證在這樣的頌歌大合唱中,不會出現幾絲不和諧的雜音呢?    
    天啟六年十月,魏忠賢被進封上公爵位,從子魏良卿也被封寧國公。原來,朝廷興修三殿至此告成。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賢督察有方。於是太監李永貞上奏其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也連聲附和,魏忠賢便被進爵上公,還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監,竟在短短幾年內爵至上公,無以復加,似乎在本朝尚無先例。不過,對魏忠賢,當然可以特例特辦。    
    至於其從子魏良卿的進爵的理由,則稍稍有點見不得人。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肅寧伯、肅寧侯的權貴了,不過總還要找個機會繼續予以提拔,方顯得他魏家的與眾不同,也符合朝廷內舉不避親的用人原則。當然,照顧總是難免的,誰讓他是魏忠賢的從子呢?更何況魏良卿還是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論功而賞的。立功經過是這樣的:    
    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長春的遼陽男子,在逛妓院時,乘著酒興,信口開河說些大逆不道的言辭,被東廠的人抓獲,由許顯純掠審嚴訊。審訊的結果是:如果武長春的案子不及時破獲,那麼肯定會有犯上作亂之舉,後果不堪設想!幸虧賴廠臣忠智,才立此奇勳。魏良卿當然是得了頭功。天啟帝知道後,自然十分高興,論功行賞,給封了肅寧伯,賜了鐵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晉陞為肅寧侯。    
    或許有人認為武長春的案子顯然被誇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實這種情況,也不難理解。且不說在這種時候,滿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這種不合大勢所趨的問題,單就武長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長春在妓院中胡說八道本是事實,誰能保證他後來不犯上作亂呢?更何況犯上作亂本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長春這樣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賊,像後來李自成那樣率兵幾十萬造反也算是逆賊。雖然那位武長春被抓獲時僅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來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問題在於又有誰能保證這位在妓院中被抓獲的武長春今後不會變成另一個李自成呢?既然這樣,算作大功一件也不為過。天啟帝大概也是這種想法。被魏忠賢蒙在鼓裡的天啟帝,想不通在這種堯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還有這樣十惡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虧魏良卿及時破獲,否則一旦得逞,怎麼得了。因此,他到這年的十月份,又詔令給魏良卿進爵,封為寧國公。當然,在幾個月中晉秩三級,快是快了點,但也不違反特例特辦的原則。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緣由後,就不難理解魏忠賢一族及其親信中竟會有那麼多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封賞了。    
    儘管此時的朝廷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國內找些粉飾太平的所謂功績,也不算是件難事。像袁崇煥在寧遠打敗了努爾哈赤、各邊關修建了堡壘、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肅很偶然地打了勝仗、法司緝獲了盜賊,等等,都是不錯的題材,並被上奏京師。    
    既然所有的功績,都是由於魏忠賢領導有方,那麼朝廷就應有功必獎,方能體現獎賞先進、激勵來者的治國宗旨。問題在於魏忠賢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則便有喧賓奪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們,早就對此做出過一些基本的規定,使得魏忠賢的家人們可以分享其榮譽。魏忠賢的族孫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襲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馮繼先,俱為都督僉事。魏忠賢的親信也有近20位獲得了類似的名目。    
    自從督餉尚書黃運泰喊出「九千歲」後,「九千歲」似乎已是魏忠賢的代名詞了。大概是「九千歲」還不足表達心中的祝福,據說後來又有人給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歲」,離萬壽無疆僅一步之遙了。    
    到了天啟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陸萬齡的監生,突發奇想,向朝廷建議:要求把魏忠賢供祠於國子監,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賢的父親,配享啟聖公。陸萬齡是這樣陳述理由的:    
    「孔子作《春秋》,廠臣(指魏忠賢)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了東林黨。禮宜並尊。」    
    這位陸監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誅少正卯,魏忠賢作《三朝要典》、誅殺東林黨,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既然貢獻差不多,魏忠賢也就可以與孔子平起平坐。不過這位陸監生當時尚無資格直接上書魏忠賢,所以只得請國子監司業林釬代奏。林釬閱後,用毛筆一塗,當天就掛冠欞星門辭職而去。另一位司業朱之俊卻代為奏請,朝廷認為陸監生講得很有道理,下令實施。而那位不願代奏的林釬則被削籍。目不識丁的魏忠賢,竟然可以與萬世師表的孔聖人在國子監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這樣的主意竟是由熟讀孔聖之書的一位監生提出來的,不知孔聖人對此有何想法。    
    到了七月,魏忠賢因所謂的寧錦大捷而再次大封特封。    
    他的從孫魏鵬翼被封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魏良棟被封為東安侯,加太子太保;魏良卿被加太師。順便說一句,前兩位當時尚在襁褓之中,還不會走路。    
    魏良卿還代天啟帝享南郊,祭太廟。這些事本來都是由皇帝親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勞的。    
    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啟帝駕崩。臨終之前,這位糊塗的皇帝還在乾清宮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時,誠心誠意地說:    
    「魏忠賢、王體乾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當時有一位名叫黃立極的官員回答說:    
    「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    
    這樣的回答,足以讓天啟帝放心而去了。是啊!有魏忠賢、王體乾這樣的「忠臣」在支撐著朝廷大局,天啟帝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他哪裡知道,正是這些「忠臣」,已乘他在宮中做木匠之際,把他的大明朝攪得天翻地覆。他留給弟弟信王朱由檢的,已不是什麼太平盛世,而是一個絕無復元希望的爛攤子。他更不會知道,在他死後,大臣們給了他一個不太好聽的謚號「熹宗」。而在他死後17年,他的弟弟崇禎帝作為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追隨他而去。    
    可憐的天啟皇帝,至死還覺得魏忠賢是忠臣!是因為天啟帝過於糊塗呢?還是魏忠賢實在厲害呢?大概兩者皆而有之!正所謂上有昏君,亂臣賊子才會當道,也才會有一批又一批的忠臣肝腦塗地!    
    信王朱由檢在天啟帝死後兩天便匆匆登基,兄終弟及。據說魏忠賢曾有過自己做皇帝的打算,不過是因為當時的兵部尚書崔呈秀認為時機未到而作罷。這大概是推測罷了,其實也拿不出什麼真憑實據。    
    年輕的信王,終於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在以後的17年中,這位被稱作祟禎帝的末代皇帝又是如何嘔心瀝血,夢想扭轉乾坤,而最終卻偏偏走上絕路,吊死在煤山的呢?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信王由檢(1)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天啟皇帝駕崩。依其遺詔,皇五弟信王朱由檢,於八月二十四日午時在皇極殿正式登基,改元崇禎。    
    像這樣兄終弟及式的皇位繼承,在本朝已有過兩次先例。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後,郕王朱祁鈺奉太后之命即皇帝位,接替他那位被蒙古人俘虜的哥哥,即英宗朱祁鎮,並改元景泰。不過7年之後,英宗發動「南宮復辟」,奪回皇位,又改元天順。正德十六年(1520)武宗朱厚照駕崩無後,其堂弟朱厚熜以興獻王身份入京繼位,改元嘉靖。如果再加上明初成祖朱棣弒奪其侄子建文帝之位的話,那麼,崇禎帝的繼位已是本朝第四次由藩王入繼大統了。    
    崇禎帝即位時才是一個18虛歲的少年。    
    但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位少年皇帝。他比他的哥哥天啟帝、父親泰昌帝要強得多。他在即位之初,就於不動聲色之中,把那位人見人怕的九千歲魏忠賢及其黨羽剷除,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建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他年少氣盛,做事大刀闊斧,一改父兄甚至列祖列宗的為政作風。他孜孜不倦,勤於為政,事必躬親,令天下臣民感歎不已。最重要的是,他比他的前任,從他哥哥天啟帝一直到他的太太爺爺嘉靖帝,都更有上進心、責任心,他從一開始就懷著強烈的中興之夢。    
    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崇禎帝也絕對不像一位亡國之君!本朝以前的那些亡國之君的特徵似乎在崇禎帝身上找不到。不幸的是,就是這樣一位絕不像亡國之君的君主,恰恰做了一位引起廣泛同情(而不是令人痛恨)的亡國之君。    
    或許這正是報應!蒼蒼上天把他列祖列宗所犯下的所有過錯報應在他的身上,而且讓他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試圖竭盡全力去扭轉乾坤,但卻在百般掙扎後走向注定的失敗。    
    或許這也正是最後的機會!大明朝在連出了五六位各色各樣的荒唐皇帝後,上天終於給它降臨一位能幹之君,來救民眾於水火之中,救王朝於危難之時。遺憾的是,大明朝已是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僅靠崇禎帝一人已是回天無力。    
    此時的大明朝,猶如一架吱吱嘎嘎的大破車,正一步步地滑向深淵。那位剛剛換上來的駕車人崇禎帝則拼盡全力,想停住那下滑的破車,最後卻眼睜睜地隨著它一起跌落深淵,摔得粉碎!    
    「我不是亡國之君,為什麼有這麼多亡國之事?!」    
    這是崇禎帝后來多次發出的哀歎!他似乎已察覺到自己逃不過亡國之君的命運,但他實在是心有不甘。因為他曾擁有一個強烈的中興之夢並為之努力,而天下的臣民也都在他身上寄托著中興的希望。    
    然而,彷彿就在彈指一揮間,中興之夢便灰飛煙滅了。    
    信王由檢    
    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又一位男孩降生於東宮之內。按照「由字輩、木字旁」的玉牒規定,東宮的這位第五子取名由檢。    
    由檢的父親常洛當時仍是太子身份。這位萬曆帝的長子,自從生下來便遭白眼,很不得寵,淒淒慘慘過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才被正式冊封為太子,當時他已是20歲了。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順天府籍的選侍王氏為東宮生下了長子由校。爾後,這位太子的選侍、才人們又先後生下几子,到由檢降生時已是第五子了。當時的太子常洛,在宮中的生活十分壓抑,除了生兒育女,保證血脈興旺外,似乎也無別的辦法來向他的父親萬曆帝證明他的才能。由檢的降臨,對他似乎也無特別的意義,並不像長子由校出生時那麼顯得重要。    
    既然已被冊封為太子,那麼朱常洛就有權利擁有眾多選侍、才人之類的女性。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夠阻止。朱由檢的生母就是屬於上述女性中的一位。    
    這位女性姓劉,當時的身份是選侍。她也是被選入宮的淑女,娘家的身份很一般。按照當時宮中的規矩,劉選侍既為太子生了一位男孩,本應母以子貴,過上舒心些的生活。不幸的是,太子身邊有康妃(西李)之類的人爭寵邀幸。她們的如簧之舌沒有停止過說三道四。太子便漸漸疏遠了劉選侍,到後來甚至動輒尋隙斥責。可憐的劉選侍,並沒有得到應該有的待遇。    
    據說劉選侍為人忠厚賢惠,恪守婦道。她對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毫不辯解,只是將萬般委屈和激憤深藏於心。久而久之,自然是積鬱成疾。就在由檢5歲多時,這位劉選侍終於鬱鬱而死,被太子常洛草草葬在西山。    
    由檢年幼喪母,自然思念不已,但又不敢聲張。他當時住在勖勤宮,曾悄悄向近侍詢問:    
    「西山有申懿王的墳葬嗎?」當得到肯定回答後,他便再加問一句:    
    「申懿王墳旁有劉娘娘的墳墓嗎?」劉娘娘就是他的生母。他曾秘密付錢給近侍,令其前去西山焚紙祭奠。此舉不僅可以看出他對生母的思念,也足見年幼的由檢頗具心機。    
    由檢即位後,立即獻上尊謚,稱其母為「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並把她從西山遷葬慶陵,與其父泰昌帝合葬;並且還封生母之父劉應元為瀛國公,其母徐媼為瀛國太夫人,以表達他的尊親之情。到後來,他還命武英殿中書梁祝根據他人追憶,給其母畫了像。像成之後,崇禎帝下旨備好法駕鹵簿,由專人護送,從正陽門浩浩蕩蕩而入皇宮,他本人則親自跪於午門,迎太后畫像,並把畫像懸掛在乾清宮中,朝夕供奉仰視。由此不難看出母親在他心中的地位。    
    生母劉選侍的早逝,對由檢早期的心理影響是很大的。生母死後不久,由檢改由李選侍(西李康妃)撫養。當時,這位被稱作西李的選侍最得太子常洛的寵愛。在此以前,她已撫養由檢的長兄由校。由校的地位和前途,西李自然明白,因此也頗能傾注心血。由檢在這一點上,難以與長兄相比。西李對他的態度,自然也不大一樣。好在西李不久生下一皇女(皇八妹),無暇兼顧由檢,由檢便改由另一位李選侍(東李莊妃)撫養。    
    在東李身上,由檢找回了許多早已失去的母愛。這位東李,寬厚仁慈,恪守婦道,且膝下也無子女。她給予由檢母親般的慈愛,有時甚至是寵愛、溺愛,這使由檢逐步養成了個性中聰明活潑、任性自信的一面,也使由檢在冰冷壓抑的宮中,享受到了許多少年時代的樂趣。    
    但這僅是由檢性格中的一面。逐漸懂事的由檢很早就開始明白宮中一些他本不該懂得的事。他終生不會忘卻他6歲那年發生的事。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他父親的宮中(慈慶宮)突然闖進來一位後來被認為是有點神經錯亂的男子,手持棗木棍,凶狠地擊傷幾位侍衛。幸好被及時扭獲,沒有傷及他的父親。當時朝廷中沸沸揚揚的抗爭及其背景,對於6歲的由檢來說,還不能理解,但他已不難從當月二十八日祖父的那次不尋常舉措中領悟到些什麼。    
    那天,皇祖萬曆帝在慈寧宮拜見了慈聖太后後,便在慈寧宮召見了朝臣。在此以前,這位萬曆帝已是25年不見朝臣。當時,皇祖、皇父都說了些十分嚴厲的話,訓斥朝臣。皇祖萬曆帝還要跪在地上的朝臣們抬起頭了,讓他們「熟視」即仔細看看當時站在台階上的3位皇孫。由檢就是站在台階上的那3位皇孫中的一位。或許當時的由檢還不能明白大人們的那些言行,但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些不祥的氣氛。    
    到了萬曆四十八年(1620),由檢已11虛歲。這一年,宮中連出大事。先是在七月份,皇祖萬曆帝駕崩。皇父匆匆接位。然而僅僅一個月,也便撒手歸天。皇兄由校再接皇位,改元天啟。大事接踵而至,讓由檢有點無所適從。    
    當時宮中亂糟糟的那些場面,由檢是耳聞目睹的。先是皇祖萬曆帝病重,召顧命大臣匆匆進宮,交待後事。皇祖駕崩後,皇父接位登基,發內帑充邊餉,罷天下礦稅鹽使等等,頗有點新政的味道。加上皇父收了鄭貴妃的幾名美女,也著實讓他忙了一陣。但沒有多久,卻傳出皇父龍體欠安的消息,太醫進出不斷。又有一位叫崔文升的內侍進了一劑瀉藥,皇父服後病情嚴重惡化,鄭貴妃因此被逐出宮禁。大臣們又被召進宮中。到了九月初一日,皇父便駕崩了,據說駕崩前曾服過一位叫李可灼的文官所進的「紅丸」。    
    接下來的事就更讓由檢吃驚了。先是皇兄由校被大臣們從乾清宮搶出,住到了慈慶宮。那位一直撫養皇兄的李選侍(西李),竟被逼得住到了類似冷宮的噦鸞宮去了。接著便是皇兄由校正式登基即位,改元天啟。做了皇帝的皇兄立即做了兩件事,一是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那位與客氏火熱的太監魏進忠也被賜享世蔭。二是公開揭露那位長期撫養他的李選侍(西李)的罪行。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信王由檢(2)

    這一樁樁、一件件的事情,已深深印入由檢的腦海之中。    
    好在做了皇帝的皇兄對由檢這位五弟一直還不錯。    
    天啟帝長由檢5歲。當時同父的親兄弟中,也僅存他們兩人。那位愛做木匠的天啟帝,對自己的弟弟倒是十二分的愛護,兩人關係十分親熱。據說當時還不太明白天子是什麼官職的由檢,竟當面問過剛接位的皇兄由校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    
    「你這個官兒我能不能做?」    
    對弟弟這個罪可至死的問題,由校竟微笑著說:    
    「可以,可以。等我做幾年之後,就輪著你來做了。」    
    這當然是一句戲言,沒想到後來果然應驗。由此也可見由檢在皇兄心目中的地位。    
    天啟二年(1622)八月二十三日,朱由檢被封為信王,仍住勖勤宮。儘管這是正常之事,但對朱由檢而言,仍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以後,他就是宮中的信王千歲爺了。    
    在皇兄的庇護下,信王由檢在宮中的日子過得還算可以。但宮中接連不斷發生的事,還是讓由檢觸動很深。    
    天啟元年(1621)五月,那位原本在宮中說一不二的司禮太監王安,突然被逐出宮禁,充了南海子淨軍,不久就被整死了。魏忠賢的勢力正在急劇上升,逐步控制宮中。    
    到了天啟二年(1622)三月,魏忠賢又在宮中舉起了內操,選武閹,練火器。一年之後,宮中武閹增至萬人,個個裹甲出入,威風凜凜。轟隆隆的征炮之聲,喧震內外。劉朝等內官,也被派遣出宮,赴邊關「較事」。魏忠賢在宮中的勢力如日中天。到天啟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賢竟最終以司禮秉筆太監的身份,提督了東廠,掌握了生殺大權。    
    其實,在此以前,魏忠賢已清理了後宮。天啟帝的選侍趙氏,或許是不順魏忠賢、客氏之意,竟被逼自盡。據說這位趙選侍接到賜她自盡的聖旨後,便把天啟帝賜給她的那些物品列放几案之上。面向禮物,放聲大哭,最後上吊自殺。    
    天啟帝的另一位妃子——裕妃,也被魏忠賢幽禁在別宮,絕其飲食。這位可憐的裕妃,在飢渴交加之下,只得用嘴去接屋簷上滴下來的雨水,最後被活活餓死。還有一位叫馮貴妃的,最得天啟寵愛,魏忠賢竟然乘天啟帝出宮郊祀,令人把她活活打死,宮中也無人敢出聲。不過,有一位李成妃,卻竟然憑自己的聰明逃過了魔掌。這位李成妃,為受冤失寵的范慧妃鳴不平,魏忠賢、客氏知道之後,也把李成妃軟禁在別宮。不過,李成妃預先在別宮的簷瓦之間放置了食物,得以充飢。魏忠賢把她關在別宮中半個月,見她竟然沒被餓死,便放她一馬,斥為宮人。天啟帝的皇后張氏,也因多次在皇帝面前說魏忠賢的壞話,遭了魏忠賢的暗算而流產,從此不育。    
    這些後宮中的是是非非,或許對信王由檢觸動不大。但有一件事對他肯定會有切膚之痛,那就是長期撫養他的養母李選侍(東李莊妃)的死。    
    李選侍是憂鬱而死的。    
    養母的為人,無論宮中宮外,都是讚不絕口的。對信王由檢,也是事事周到,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愛。就是這樣可敬可愛的一位長者,卻憂鬱而死,由檢不能不受到深深的震動。他憑著自己的聰穎和敏感的直覺,逐漸明白了養母的死因。原來,養母為人正直,恪守規矩,不願與客氏、魏忠賢之流同流合污,於是招來忌恨,被百般刁難,受盡委屈。而養母又不願申辯,即使申辯也是無門,過得很不順心,最終積鬱成疾,撒手歸天。    
    養母的死,對信王由檢的打擊是相當大的。他逐漸感覺到了人世間萬事的複雜和不公,並開始對周圍的人和事持懷疑的態度。魏忠賢和客氏一手遮天,也引起了他的警覺。他開始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學會了自我保護。    
    信王更多地把時間用在讀書上。他自小酷愛讀書,並有靜坐頤養的習慣,能久坐不動,口中卻唸唸有詞。除讀書之外,據說還常常溜出宮去,微服私訪,接觸到一些在宮中接觸不到的東西。這些,對信王的成長大概也有一些影響。    
    光陰似箭,轉眼到了天啟六年(1626)年初。按照當時的算法,信王由檢已是17歲了,到了婚嫁的年齡。而實際上,當時的信王仍只是一個15週歲多一點的少年。不過,這已是夠上生兒育女的年齡了。對於皇室來說,多生多育,是每位成員的義務和責任,因為只有宗室繁衍,人丁興旺,朝廷才會有堅實的根基,才會坐穩江山。瞭解了這些,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本朝宗室經過200多年的繁衍,至明末已有60萬人之多的道理。    
    既然已到了婚嫁的年齡,信王由檢自然就應該成婚。天啟帝開始命禮部為信王選婚,尋覓適合做王妃的女子。按本朝的規矩,皇室子弟的婚配,倒不遵門當戶對的古訓,而是從民間選取淑女。這樣做的原因,一來是因為天下雖大,但也絕對找不出能與皇室門當戶對的人家,還不如從普選的淑女中挑一位。二來也是因為皇室擁有獨一無二的絕對權勢,很難保證本已有根有底的大戶人家,在與皇室攀親後,不利用其影響謀求私利。因此,皇室子弟婚配,一般只選那些沒有什麼家庭根基的平民之女。而且也只有在確定婚嫁之後,皇室才會通過朝廷,並視實際情況給予其娘家人相應的封賞,享受該享受的待遇,使得其娘家人在顯赫富貴之餘,也能不忘感念,飲水思源,不至於生出什麼是非來。    
    到了五月十八日,禮部正式奏報皇上,已在順天府共選了77位淑女備選。一月之後,天啟帝令正式選婚。    
    按本朝的慣例,像這種宗親的大婚之選,一般由皇后主持,外加兩位貴妃陪同。淑女們被召進宮後,由皇后等人過目定奪。選取的標準,最重要的倒不是美麗動人,而是要身材勻稱,舉止端莊,再考慮生辰八字是否合宜之類的因素。選中的淑女,則由皇太后或身份類似的長者,用青紗布蒙蓋其頭,再在她手臂上套上金玉手鐲之類的吉祥物,算是信物。而那些未被選上的,則將庚帖塞回那些人的袖中,賜些銀兩,勸慰一番遣還家鄉。這樣的經歷,對落選的淑女而言,不僅無傷大雅,或許還會給日後的婚嫁掙些資本,因為她們畢竟是被召入宮過的淑女!    
    77位淑女,被一一召進宮中,由天啟帝的皇后張氏及陪同的兩位貴妃過目挑選。最後被選中的是大興縣生員周奎的女兒周氏。周奎原是蘇州人氏,後落籍大興。因此她的女兒或許還有些江南水鄉的靈秀之氣,不像一般北方女子那樣粗糙。不過張皇后後來又覺得這位周氏過於弱小,大概是擔心她不像能生善育之輩。當時的這位周氏,也不過是個16虛歲的少女,自然不會像成人那般豐滿。最後還是那位劉昭妃一言九鼎,說道:    
    「現在看起來是稍微瘦弱一點,不過過一段時間就會長得豐滿健壯。」    
    劉昭妃是萬曆帝的妃子,在萬曆六年(1578)就與萬曆帝的王皇后同時冊立,資格很老,而且也深受大家敬重。萬曆四十八年(1620)王皇后死後,這位劉昭妃便掌太后之室,住慈寧宮,說話很有份量。因此,既然她這樣說了,便最後確定周氏,冊封為信王妃。這位周氏後來很是爭氣,先後生了三個兒子,確見劉昭妃慧眼不凡。這九鼎一言,也為劉昭妃積下了人緣,後來升為皇后的周氏,待劉昭妃也很不錯。    
    接下來便開始張羅婚事。禮部奏報信王由檢婚禮儀舉。閏六月,欽天監選出吉日,婚事便依此而有條不紊、恪守禮制地進行起來:    
    天啟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    
    十二月初八日午時當冠;    
    十二月十六日辰時納徵發冊;    
    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時安床;    
    天啟七年(1627)正月二十七日卯時開面;    
    二月初三日卯時迎親,信王出府成婚;    
    二月初五日文武百官身穿吉服赴信王府行禮;    
    二月初六日信王與王妃周氏行廟見禮。    
    至此,婚禮便初告結束。在整個婚禮過程中,信王由檢像個木偶,任人擺佈,沒有什麼發言權,直到最後才出場。這樣的婚姻很難有什麼幸福可言。不過信王后來與這位周氏的關係還算過得去,這真是十分難得的。    
    既然已經結婚,信王便不能再住在大內的勖勤宮了,而應該興建一座像樣的信王府了。四月,皇兄天啟皇帝下令興建信王府第,遣工部尚書薛鳳翔操辦。    
    不過,當時的國庫中實在沒有多少余銀可供大興土木。遼東的邊餉,像一個無底洞,總是填不滿,弄得國庫匱乏空虛。而就在前不久,信王的3位叔叔,即瑞王常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分別被遣至漢中、荊州、衡州的封地,破費了不少錢糧。或許是國庫已空,因此三王之藩的儀物禮數,已是很將就馬虎,能省即省。不過也有人說這是魏忠賢故意以為國節費的名義刻削貶低的,這多少有點冤枉。當時的國庫實在拿不出什麼錢來鋪張浪費,而魏忠賢當然也不會拿自己的錢來為皇帝撐什麼場面。    
    既然無錢,自然就應變通。於是內官監太監李永貞提出把惠王常潤原先居住的惠王府修理裝飾一番,改成信王府,一來惠王府空著也是空著,二來國庫也實在沒有餘銀來新修信王府。這一方案最終得到天啟帝的首肯。經過修葺之後的惠王府,便改成了信王府,由信王搬入居住。    
    這種安排,對信王由檢多少有點屈就。不過,此時的信王已能體諒朝廷及皇兄天啟帝的難處了。為節國用而委屈自己,對信王來說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這年的正月,信王還辭謝了皇兄賜給他的地租銀兩,理由是「邊境多虞,軍費甚匱。」不過,信王也從這些經歷中逐漸懂得,即使位尊天子,也離不開那些白花花的銀子。    
    當信王后來成為崇禎帝后,他便開始嗜財如命,拚命為自己撈錢積財,而且一毛不拔,一如他的爺爺萬曆帝。他的這種做法,不知與他做信王時的這些經歷有無關聯?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崇禎登基(1)

    信王由檢絕對沒有要做皇帝的準備,朝廷上下也沒有人想到他竟然會做了皇帝。    
    在不太懂事時,信王曾不知深淺地問過他的皇兄天啟帝,能否也做做天啟帝做的那個「官」,皇兄當時也開玩笑地說這個「官」可以和他輪著做。不過這畢竟是戲言。據說信王也曾有過諸如夢見烏龍蟠繞殿柱、在宮中花園的兩口井中同時打到兩尾金光閃耀的金魚之類的吉兆。但這些畢竟只是可信可不信的附會而已。懂事以後的信王,熟誦《皇明祖訓》,對其中那些嚴禁諸王非分之想的訓詞,當然不會陌生。本朝為防止諸王亂政奪位,早已作了種種防範,真有點甚於防賊的味道。對這些,信王自然也懂。儘管皇兄天啟帝一直沒有子嗣,但皇兄才過20,年紀輕輕,想來也不至於絕後,而要弟弟接位。因此,信王也一直是安於現狀,沒有什麼非分之想。    
    不過,命運往往就是這樣造化人,由不得你自己!天啟帝的突然駕崩,竟然使信王由檢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形下匆匆登上了皇帝寶座。    
    天啟七年(1627)八月中旬,宮中突然傳出天啟帝病重的消息。    
    天啟帝當時只有24虛歲,按理不應如此。據說在天啟六年(一說是天啟五年)八月,天啟帝祭祀方澤,在回宮途中,曾去西苑盪舟游耍,不幸落入水中。冷水浸襲,加上驚嚇,從此落下病根。不過,一般人是不會知道這些事的,因為萬歲爺的身體狀況,尤其是生病之類的機密,只能是少數的圈內人知道。試想,被臣民口口聲聲頌作萬壽無疆的萬歲爺,突然得病,豈不尷尬?又有誰能保證天下臣民能不由此恐慌而致天下不安?甚至一小撮居心叵測的大逆不道之人乘機搗亂?因此生病之類的話是說不得的、傳不得的。越是有病,越要把萬壽無疆喊得更響。一來算是祝福,二來也是為了掩人耳目,做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事情。    
    不過,臣民們還是能從一些跡象中猜測到一二。魏忠賢的從子魏良卿不久前曾代天啟帝享南郊、祭太廟這一反常舉動,多少證實了這種猜測。果然,到了八月十八日,天啟帝的病情惡化,看來是不行了。於是魏忠賢便與群臣商議,能否用「垂簾居攝」的辦法應對。閣臣施鳳來認為此舉不妥,便說:    
    「居攝遠不可考,且學他不得!」    
    意思很明白,就是此舉行不通,而且群臣也一致要求信王入宮視疾。    
    據說魏忠賢也為此找過天啟帝的皇后張氏商量對策。按魏忠賢的設想,是令宮妃中的某一位假稱有孕,而將魏良卿之子領入宮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賢攝政,就像「新莽之於孺子嬰」那樣。此計關鍵是要有皇后張氏的通力合作。然而皇后張氏與客氏、魏忠賢宿有怨恨,而且張氏為人正直,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會含糊。因此當魏忠賢派來的人剛剛把話含蓄婉轉地說完,張氏便嚴正拒絕,而且把話說得沒有任何餘地。她說:    
    「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命而死,可以見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話說到這種分上,魏忠賢也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信王由檢被召入宮。    
    在此以前,信王只能呆在信王府中,心裡雖然著急,但面上之事則不敢輕舉妄動。按理,皇兄病重,信王作為至親,自然應早早入宮,嘗藥視膳,噓寒問暖,方顯兄弟親情!但事實上,信王絕對不敢造次,除非有皇兄明確的旨意。因為這時的信王,已深知政事的複雜、人心的險惡。如信王入視,當然可以被說成是出於兄弟親情,但如果有人反過來講,說信王在皇兄尚未駕崩之時,就上竄下跳,也未嘗不可。這種做法,輕則可以說成是信王沉不住氣,急於接班,重則可以說成是信王早有異心,妄窺大位,只不過是此時才顯出本色。不過,此時已有皇兄天啟帝明確要他進宮的御旨,情形就不一樣了。    
    信王由檢進宮見到皇兄後,自然是親情盡露,同時也有點誠惶誠恐。此時的天啟帝迴光返照。他側身靠在床上,看著弟弟信王,眼光中包含著無限的哀憐、惜別之情。他對弟弟說:    
    「到我跟前來,你當為堯舜之君!」    
    此言一出,信王直嚇得瞠目結舌,根本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信王才結結巴巴地說:    
    「臣死罪,死罪!陛下說這樣的話,臣應萬死!」    
    信王深知皇兄話中的含義,但又不敢確定真假,誰敢保證這些話不是皇兄乘病之機對信王的考驗呢?不過,此時的天啟帝自知將不久於世,倒是誠心誠意地說這番話的。他對信王再三勸慰,並明確告訴信王說:    
    「善視中宮。魏忠賢可任!」    
    信王聽畢,更是萬般恐懼。他轉而與身邊的魏忠賢搭話,誠懇地稱讚魏忠賢,說他侍候皇兄,勞苦功高。魏忠賢當然是語氣溫和地謙虛一番。隨後,信王立即出宮,像逃竄一般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就在信王入宮之前,天啟帝還撐著病體,召見閣臣和五軍府、六部、都察院等部院大臣,以及科道官員,已把身後由信王接位的意思告諭諸臣,並說:    
    「魏忠賢、王體乾皆恪守忠貞,可計大事。」    
    此言大有他們辦事、朕即放心之意!魏忠賢的死黨、內閣首輔黃立極立即回答:    
    「陛下任賢勿貳,諸臣無不仰體!」    
    話說得很明白,意思就是陛下您放心去吧,群臣會照辦的。    
    至此,天啟帝大概已放心了。就在召見信王后沒多久,即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天啟帝在懋德殿駕崩了。    
    據說,魏忠賢至此仍未死心。他沒有立即公佈天啟帝的死訊。但朝臣們已紛紛聽到消息,在第二天天亮時都不約而同地趕到宮門,要求入宮行哭臨之禮。守衛宮門的宦官卻不准他們入內,說是要換喪服;百官回家換成喪服趕來,宦官卻又說先帝尚未成服,百官仍不能進宮哭靈。如此來回折騰了三四回,氣喘吁吁的百官在百般哀求之後,才得以進宮,行哭臨之禮。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崇禎登基(2)

    百官們進宮之後,只見魏忠賢、王體乾等少數幾人守護著歸天的天啟帝。魏忠賢兩眼紅腫,侍立靈側,不發一言。而王體乾則來回往復,忙著安排禮部官員準備治喪禮儀及器物用品。群臣禮畢退出後,突見內使十餘人急出,傳呼崔尚書(兵部尚書崔呈秀)。崔呈秀一人復進宮內,與魏忠賢密談,具體內容無人知曉。有人推測,可能是魏忠賢與他重談篡位自立之事。因為在此以前,魏忠賢曾召崔呈秀、田爾耕密談過篡位之事,當時田爾耕諾諾連聲,崔呈秀則是不肯表態,魏忠賢再三追問,崔呈秀才說:「恐外有義兵。」魏忠賢於是作罷。此次密談,是否仍是舊話重提,而崔呈秀是否仍是力阻此舉,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後來有關此時的材料,都是不利於魏忠賢的。魏忠賢既是十惡不赦之徒,給他多加幾條罪狀也無礙大事。人們更願意相信,像魏忠賢這樣的人,在此時肯定是有過篡位之舉措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定論。不過細究起來,便不難發現,這種說法也並無多少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不乏推測臆想的成分。好在魏忠賢已死,不會爭辯,當然即使不死,也不會給他這樣的機會。幾年前,魏忠賢在整東林黨人時,也沒給過東林黨人爭辯的機會,就乾脆利落地將他們置於死地。當時朝廷上下也都認為沒有什麼不妥(至少沒有幾個人敢公開提出抗爭),甚至稱魏忠賢是英明果斷,翦除奸黨,可以與孔子誅少正卯相提並論。因此幾年之後,當魏忠賢倒台,人們自然也就用相同的辦法,來對付魏忠賢之流,而且更沒有人會認為這不是順應民心。說穿了,就是被打倒的一方沒有發言權,奸臣迫害忠臣是如此,忠臣打擊奸臣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似乎沒有多少差別,手段也幾乎完全相同。至於誰是忠臣、誰又是奸臣,時間一長當然會弄清楚,但在當時,似乎仍跳不出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    
    平心而論,魏忠賢當時確實沒有走出篡位這一關鍵之步。如果一切是魏忠賢說了算,而魏忠賢又是如此奸惡,那麼魏忠賢篡位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當然,魏忠賢沒有這樣做,並不是就可以說魏忠賢從來沒有起過此心,也不是說魏忠賢也不一定就像原先說的那樣壞,而是要強調,魏忠賢所以能作惡無忌,不僅僅是由於其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朝廷體制方面存在著不足,可供魏忠賢之流利用。魏忠賢儘管能把這種不足最大限度地為其所用,但他的所作所為,仍只是這種體制的產物,即在內依靠皇帝的信任,在外建立自己的親信集團,打擊異己,達到目的。他的做法,與60前權臣張居正的做法,本質上本無二致,只不過張居正是出於公心,而魏忠賢是循著私心。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先前的條件不再存在時,魏忠賢便不能再繼續作惡。崇禎帝即位後幾個月,魏忠賢便乖乖地去了他該去的地方,而不是像當時不少人所設想的那樣要如何如何。原因只有一個,魏忠賢只是依靠了皇權這一至高無上的權威。一旦失去,便無所作為。至於魏忠賢是否想過讓自己成為這個權威,後人不得而知,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魏忠賢並沒有敢走出這一步,原因大概也不是他膽子小,而是體制的制約。    
    既然魏忠賢不敢或不想自己取而代之,那麼他就得讓合法的繼承人信王由檢即位。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賢宣佈了皇后懿旨,將天啟帝的死訊佈告天下。內閣大學士施鳳來、黃立極,英國公張惟賢等紛紛具箋往信王府勸進。原在信王府做過事的太監徐文元,則向巍忠賢自請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宮。    
    這時的信王,大概是悲喜憂懼齊上心頭。皇兄英年早逝,作為兄弟至親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寶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賢當時是勢傾朝野,內宮外廷,都由他控制,能否順利即位,信王也是心中無數,難免憂心;再想到魏忠賢的為人處世,信王又擔心此番進宮,魏忠賢會乘機加害自己,則萬般恐懼,一起湧來。此番心境,真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    
    從信王當時的舉措,不難看出他心中的恐懼。    
    他在入宮前,就預先準備好一些炒熟的米麥之類的乾糧,帶入宮中。進宮之後,他就在乾清官西向而坐,絕不輕易開口。宦官、朝臣們不時地在為一些瑣事爭吵,如天啟帝的靈柩應放在哪裡,皇后是否應該移宮等等,信王也只是在旁冷眼觀看,不發表任何意見,一切任其自然。當時朝臣們的舉止言行,盡入信王眼中,卻沒有人能捉摸透信王的心思。信王既不喝宮中一口水,也不吃宮中一粒米。到了晚上,信王獨自在乾清宮秉燭而坐,不敢合眼片刻。他見一太監持劍而過,便佯裝好奇的樣子,要留下劍來細看,隨後就順手把它放在身前的桌上,並答應日後付錢給那位小太監。當聽到宮中巡邏之聲,信王隨即起身慰勞巡夜太監,連道辛苦,甚至還要左右侍從通知光祿寺賜與酒食,一時宮內歡聲雷動。    
    這就是即位前的信王!    
    當時朝廷上下對信王的繼位意見已經一致,遺詔也已公佈。遺詔稱:    
    「皇五弟信王朱由檢聰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命詔倫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親賢納規,講學勤政,寬恤民生,嚴修邊備,勿過毀傷。內外文武諸臣,協心輔佐,恪守典則,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駙馬、文武百官及軍民耆老等呈勸進表文。    
    依例,勸進表文要先後進呈三次。前兩次總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會「勉強」同意。飽覽詩書的信王,對這套繁文縟節,自然熟知,絕不會出錯。    
    第一次勸進表文呈上後,信王不受。他是這樣回答的:    
    「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憂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話說得很明白,意思是你們的為國之心我很明白,但現在皇兄新逝,我悲痛還來不及,哪裡還有什麼心思來聽你們談那些繼統接位的事。大臣們當然也知道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於是便再次呈上勸進表文,內容依舊,不過是多了幾句勸信王要以國為重、節哀即位之類的話。信王覽後,便又答道:    
    「卿等為祖宗至意,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痛,豈忍遂即大位!所請不允。」    
    這次話說得白了一點。信王儘管在「披覽之餘,愈增哀痛」,但已從「豈忍遽聞」改成了「豈忍遂即大位」,即從原先的聽都不想聽,到了現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轉機!群臣們便一鼓作氣,三呈勸進表文,痛陳利害關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動了,於是他明確表示:    
    「卿等合詞陳請,至再而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以所請。」    
    一天之中,信王對繼位的態度,從不想聽到群臣提起,到終於同意立即登基,變化不可謂不大。大家都知道這是在演戲,卻越演越真。這當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歸咎於群臣,因為這是列祖列宗傳下來的規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時都要上演一番,儘管還從來沒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當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禮儀立國,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禮儀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慾,理順人心,則也不失為一種治國救世之道。否則,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為功利的外衣,私慾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動亂的根源。這種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禮儀,講還不如不講!崇禎即位時的道德,大概就是屬於後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講,包括貴為天子的崇禎帝!    
    既然信王已經勉為其難,同意即位,禮部便把早已準備好的禮儀程式呈進。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檢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靈前那放滿祭品的几案前,親自祭奠受命。接著,朱由檢改穿袞冕,在皇極殿前設香案,備酒果,行告天禮。然後便前往奉先殿謁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劉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禮,在皇后(即皇嫂張氏)前行四拜之禮,最後回到中極殿。另外,他還遣寧國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勳分別祭告南郊、北郊,駙馬侯拱辰祭告太廟,寧晉伯劉天錫祭告社稷。    
    據說信王在午時來到皇極殿行登基大禮時,突然天雷轟鳴,令在場朝見的群臣大驚失色,以為是不祥之兆。朱由檢自然也不高興。不過,即位儀式仍照常進行。君臣俗套之後,新天子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即位詔》,照本宣讀。    
    《即位詔》自然還是那老一套:先頌列祖列宗、皇明基業;再贊大行皇帝,天啟帝幾乎被吹得就像是當今堯舜;爾後是敘述登基經過,公佈新朝「崇禎」年號;最後,《即位詔》以新天子的口吻,說出了新朝的治國方針:    
    「朕以沖齡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變通。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茂新猷。」    
    不過,這個《即位詔》並不是崇禎帝的意思,而是內閣大學士們的傑作。此時的內閣,仍由魏忠賢的人控制,因此在詔書的字裡行間,自然也充溢著這位舊朝權貴的旨意。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份詔書也是魏忠賢及其黨羽給新朝新天子今後的大政方針所做出的一個基本規定,大有既定方針的味道。然而,胸懷中興大志的新天子對此能甘心順從麼?他還能像他的皇兄天啟帝那樣容忍魏忠賢之流繼續權傾朝野、一手遮天嗎?    
    從新天子不動聲色的言行舉止中,群臣們暫時還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賢為首的那些舊朝的既得利益者,此時仍心存一絲僥倖;而他們的對手,卻已開始看到了朦朧的希望;更多的人則是在觀望。    
    對這位新天子,天下臣民都在拭目以待!此時新天子本人的心中到底在盤算著什麼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誅殺閹黨(1)

    崇禎即位之後,一改前幾朝皇帝荒怠不勤的做法,事必躬親,認認真真地做起了天子。    
    即位前的那種喧囂忙亂已經過去了,宮中又趨平靜。魏忠賢仍然做著他的東廠提督。崇禎帝仍像其皇兄一樣,厚待著他本人及其黨羽。該賞的照樣賞,該蔭官也照樣蔭。皇兄原準備賜給魏忠賢的匾額,崇禎帝也照賞不誤。所有這些,再聯想起不久前魏忠賢的從子寧國公魏良卿曾在新帝即位前受遣代天子祭告南郊的榮耀,臣民們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權閹魏忠賢之間有什麼不和的跡象。    
    人們不免也有些懷疑,他們兩人之間果真能如此融洽嗎?新天子對待魏忠賢,果真一如其兄嗎?即使如此,他們兩人也不致在一開始就能如此天衣無縫,不透絲毫隙光吧。新鞍配老馬,尚且需要磨合期,何況是兩個活生生的人呢?    
    魏忠賢也感到不對勁!自然想找機會試探一下。天啟七年(1627)九月初一日,已沉不住氣的魏忠賢便先施一招,以作試探。他給崇禎上書,乞求辭去東廠提督之職,交還印信等等。魏忠賢先出此招,也是有原因的。幾天前,崇禎帝見魏忠賢、王體乾侍立在側,便隨口問起魏忠賢立枷斃人之事,大概是崇禎帝想起了魏忠賢以往用事,動輒以立枷示威,前後被斃殺者以千計之類的往事。崇禎帝此語一出,王體乾立即解釋道:    
    「立枷之法,只是對那些大奸大惡、王法不能治服的人才用!」    
    崇禎帝聽後,默不出聲,好久才森然說道:    
    「話雖然是這樣說,但仍覺得此舉過於殘慘,非國家盛事。」    
    崇禎帝此番言語,雖沒有直接批評魏忠賢等人,但其不悅之情也十分明顯。於是,魏忠賢不久便提出了辭呈,以試探虛實。    
    大出魏忠賢意料的是,崇禎帝不但沒有批准,反而還好言相勸,極力慰言了一番,讓魏忠賢安心任職。魏忠賢這一招如同打在棉花上,沒發出力來。    
    不過,稍後的一件事卻讓魏忠賢更不安心起來了,即崇禎帝命奉聖夫人客氏搬出皇宮。這位客氏是天啟朝宮中一位十分了不得的人物,魏忠賢能有後來這種局面,客氏功不可沒。據說客氏在臨出宮前,起了一個大早,素衣哀服,到天啟帝的梓宮前拜別。她拿出一個用黃龍袱包裹的小盒,內裝天啟帝的胎發、痘痂,以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等,在靈前焚化,放聲大哭。    
    對客氏的出宮,魏忠賢自然不太願意。倒不是魏忠賢還想依仗於她,事實上此時的客氏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價值,而是魏忠賢從中嗅出了崇禎帝對自己的態度,所謂一葉落而知秋。不過話又說回來,崇禎帝令客氏出宮,也不算過分。嚴格來說,以客氏的身份,她早就不能留在宮中,先前只不過是由於天啟帝的眷寵,她才得以破例長期留住宮中,享受特遇。現在既然已是崇禎帝當朝,讓她出宮也未嘗不可。更何況她在京師的住宅,也不比那些王宮豪宅遜色。出宮以後仍是富貴榮華。    
    崇禎帝的這一著,說起來也真是陰毒。在場面上,客氏出宮,合情合理,似乎也與魏忠賢沒有多大關係。而實際上,人人都知客魏兩人關係非常,動客氏就是碰魏忠賢,是讓魏忠賢覺得難受,卻又不好說出來。    
    魏忠賢也自然明白其中的關係。他必須繼續出招,試探崇禎帝。    
    九月初三日,魏忠賢上書乞請免去戶部喪禮香蠟銀30000兩,崇禎帝立即同意,下旨執行。    
    九月初四日,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也向崇禎帝提出辭呈,卻遭崇禎帝拒絕。崇禎帝對王體乾進行一番勸慰,並令他安心留職。    
    崇禎帝的應對仍然是如此不溫不火。他有條不紊地做他該做的事。他追諡生母劉氏為孝純皇后,以示尊親之意。他冊立信王妃周氏為皇后。他還追尊皇父的選侍李氏(即前述的東李)為莊妃,以報答她對自己的養育之恩。不過,此時的崇禎帝,雖仍不動聲色,但似乎也在尋找機會,敲山震虎。    
    依崇禎帝當時的處境,他大概不會先去主動出擊。皇兄生前的諄諄囑托使他多少有些顧忌:皇兄屍骨未寒,而生前重臣就遭貶逐甚至殺戮,情理上說不過去,別人也難免會有忘恩負義之類的看法,以至於留下口實。而且,崇禎帝當時孤身一人入主宮中,不僅周圍全是魏氏黨羽,就連朝廷上下也多是由魏忠賢把持,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連自保都成問題,哪敢貿然出擊?他剛入宮時的那種恐懼之感,至此仍未徹底消除。他於不聲不響之中,暗暗地把信王府中的太監調到身邊,並任命舊侍徐應元入司禮監,委以重任。其防範之心,絲毫不敢放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敢輕易動手麼?    
    崇禎帝深知魏忠賢過去的所作所為,也明白魏忠賢一日不除,他就無法大權獨攬,更談不上什麼中興。既然魏忠賢必須除掉,而自己卻又不能輕易出擊,那麼就只能等待機會!崇禎帝自然清楚,新天子即位之後,總會有人跳出來,或是想翻案,或是想投機,而把矛頭指向魏忠賢及其黨羽。    
    果然,不久便有人跳了出來。    
    國子監司業朱三俊,上疏彈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在幾個月前,監生陸萬齡上書天啟帝,說魏忠賢的功勞已可以與孔子相提並論,要把魏忠賢移入國子監與孔子並祠。天啟帝也同意了。不過因當時有人提出,假如某一天皇帝駕幸國子監,例應拜祭孔子,而魏忠賢的像就在孔子邊上,拜孔子也就是拜魏忠賢,似乎不太方便。所以這個提議就沒有實行。此時,朱三俊便以此事彈劾陸萬齡等人。崇禎帝隨即下令把陸、曹兩人下了獄。先前還有一位叫李映日的監生,也上過一疏,把魏忠賢比作是周公。崇禎帝正好翻到了這份奏疏,也隨即下令把那位李監生逮問。    
    崇禎帝的這些做法,是否算是敲山震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魏忠賢卻坐不住了。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賢上疏奏請停止全國各地為他建造生祠。崇禎帝的答覆是優禮有加,他說:    
    「先前已經賜額同意興建的那些生祠,繼續照常修建。其他的就停下來吧。」    
    崇禎帝還進一步解釋說:    
    天下為魏忠賢建生祠,是出於公心,而魏忠賢居然有功不居,要求停建,真是難得!因此讓後面的那些生祠停下來,是為了成全魏忠賢的勞謙之美,而並不是為了其他。    
    幾天之後,糊里糊塗的江西巡撫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分別上奏崇禎帝,稱魏忠賢功德巍巍,請求在江西為他建生祠。他們為建生祠,也在南昌作了些準備,順手拆掉了三賢祠之類的古跡。據說崇禎帝拿著奏章,邊看邊笑,最後寫下「已有旨了」幾個字,算是答覆。魏忠賢非常緊張,奏請將這筆造祠錢糧解充遼餉,崇禎帝答應了。那兩位江西的官員,真有點不識時務,出錯了風頭,到這種時候仍做這種蠢事。魏忠賢倒台後,這兩位官員很是尷尬,吃了大虧。    
    到了十月初,崇禎帝還先後幾次給魏忠賢、王體乾及其黨羽敘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的免死鐵券做成後,崇禎帝仍命賜給。這些做法,多少打消了魏忠賢等人的疑慮,迷惑了他們。不過魏忠賢等人做夢也沒想到,率先攻擊彈劾他們的,卻是自己陣營中的人。    
    率先上疏攻擊魏忠賢黨羽的是新任南京通政使的楊所修。這位楊所修,本是魏忠賢的黨羽,因不滿自己被外放南京這個清閒之地,加上也預計到魏忠賢集團不會長久,所以反戈一擊,突然發難,彈劾「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崔呈秀當時任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周應秋任吏部尚書,都是魏忠賢集團中身居要職的骨幹。楊所修的突然發難,令崔、周措手不及:崔呈秀立即出面應付。崇禎帝大概認為時機未到,便仍不動聲色。他說:    
    「群臣流品,經先帝分別澄汰已精。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    
    意思是群臣都是皇兄澄汰過的,不致有錯。不要捕風捉影,無事生非!    
    話雖是這麼說,不過既然已有人出頭,自然就會有人跟上來,無人能擋住!    
    繼楊所修之後,另一位原跟魏忠賢不錯的雲南道御史楊維垣,也突然上疏,公開彈劾崔呈秀,話說得也很難聽,而且涉及到了廠臣。崔呈秀依例上疏辯白,並請求回家守制,崇禎帝沒有批准。楊維垣再次上書,揭發崔呈秀的罪行。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也參崔呈秀「奪情為安,忍於無親」。御史賈繼春更是罵崔呈秀道:    
    「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    
    話說到這種分上,崔呈秀再也無顏面在官位上呆下去了。他三次上疏乞歸守制,崇禎帝終於同意他回家丁憂。    
    身為兵部尚書的崔呈秀,幾年來一直是魏忠賢在外廷最得力的同盟者。他的離職使魏忠賢彷彿被斬斷了一條膀子。不僅如此,崔呈秀的下台,也給了朝廷許多官員一種信號,即魏忠賢失勢的日子已不遠了。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誅殺閹黨(2)

    許多官員聞風而動,攻擊的矛頭也開始指向魏忠賢。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有一位叫錢元愨的主事上了一份措辭激烈的奏疏,公開彈劾魏忠賢,把魏中賢與歷史上的王莽、梁冀、王衍、董卓、趙高、武則天等人物的罪行一一作了對比。這位錢主事還為魏忠賢及其黨羽魏良卿等人安排了歸宿,要求崇禎帝或貶或誅,盡快處理。崇禎帝閱過奏章後,僅批了一句話:「錢元愨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這種態度無疑是鼓勵。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位名叫錢嘉征的嘉興貢生上疏,公開揭露魏忠賢的「十大罪狀」,語言更為犀利尖銳,事實更為詳盡。「十大罪狀」依次是「並帝、蔑後、弄兵、無君、克剝、無聖、濫爵、濫冒武功、建生祠、通關節」。錢嘉征最後稱魏忠賢的「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剮不盡」!    
    自楊漣首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慘遭毒手之後,還沒有人敢如此公開尖銳地彈劾過魏忠賢。按理,錢嘉征只是一位貢生,本無資格給皇帝直接寫奏章,所以這位錢貢生在開始時是把奏章送到通政司,按例通政司應負責封進轉呈。可能是擔心這份奏章會惹麻煩,通政使呂圖南便以奏章的格式稱謂有毛病為借口,要求錢貢生重新謄寫,實際上就是不想封進。血氣方剛的錢貢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又彈劾呂圖南是「黨奸阻抑」,呂圖南自然不服,上疏爭辯,把事情鬧到了崇禎帝那裡。崇禎帝便乘機下令把錢貢生的奏疏呈了上來。    
    崇禎帝在那份奏疏上的批語寫得很溫和,只是說,魏忠賢之事,朕自有獨斷。錢嘉征區區一位貢生,不懂規矩,姑且饒過這一回。一位貢生,竟敢這樣彈劾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魏忠賢,而天子竟以不懂規矩為理由,不予追究,這種做法,明眼人自然不難從中揣摩出崇禎帝的傾向。魏忠賢更是意識到事態的嚴重。    
    魏忠賢跑到崇禎帝面前,連呼冤枉,痛哭流涕。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但魏忠賢可能已算不上男兒,而且痛哭流涕也是其家常便飯。想當初,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魏忠賢就是用痛哭流涕來取得天啟帝的支持,從而反敗為勝的。不過這一次在崇禎帝面前,他卻失算了。崇禎帝似乎不怕他的眼淚,反而讓手下當場誦讀那位錢貢生的奏疏,而且還要魏忠賢親耳聆聽。魏忠賢當時的心情如何,就不難想像了。    
    魏忠賢立即上疏,以患病為由要求辭職。病真是一件好東西。說有就有,要無即無。明明有病,卻可以說沒病,甚至十分健康;而本來無病,也可以立即稱病。其目的都一樣,就是為了掩人耳目,利於進退。魏忠賢本想以病為托詞,躲過風頭,以退為進。沒想到崇禎帝將計就計,竟成全了他,收回了司禮監和東廠印信,令他到白虎殿守靈。隨後,魏忠賢像賭氣似的,疏辭公、侯、伯三爵以及誥券田宅,崇禎帝也得理不饒人,竟一一同意。對其黨羽之類似要求,崇禎帝也是一一依此照辦,並乘機調整人事安排。    
    魏忠賢這次徹底失算了。他或許是想以退為進,尋機再起;或許是想遠離榮華富貴,以哀兵之形求得同情,僥倖過關;或許是過高估計了自身的影響,沒有預計到自己會有這麼多的敵人。無論如何,他絕對是走錯了棋。他大概忘了官場上的原則,即只有錦上添花,絕無雪中送炭。既然魏忠賢已是將倒之牆、落水之狗,那麼就絕無不推、不打的道理。    
    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別人!因為別人也有自己的道理。像東林黨人,以前吃盡了苦頭,到了這種時候,哪有不跳出來的道理。而當初為了利益而追隨魏忠賢的那些人,一見魏忠賢已指望不上了,自然要另尋活路,反戈一擊也在所難免。更有不少人則希望在這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奮起一擊,立功樹名,掙下點出人頭地的資本。這樣一來,除了那些與魏忠賢牢牢捆在一起的骨幹分子以外,還有誰會不倒魏忠賢呢?當然,也有個別官員例外,如前述的那兩位江西官員,到了這種時候,還要奏請在南昌為魏忠賢建生祠,如果不是因為江西閉塞、京師信息不通的話,那麼這兩位官員真是糊塗到了極點。像這種糊塗蟲,也活該倒霉!    
    魏忠賢的大錯就是過早地卸職。如果他能頂住當時的壓力,保住其陣營的完整,壓住陣腳,不這麼急促地卸職,那麼,朝廷上下也不致一下子有這麼多人敢跳出來攻擊他,他也不致敗得這麼快。魏忠賢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敗得如此迅速、徹底,總讓人在拍手稱快之餘,不免有這樣的疑問:天啟朝時的魏忠賢,是否真的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擁有如此大的權力?這其中是否存在有意或無意的誇大?這種誇大是為了加重魏忠賢的罪行,還是減輕天啟帝的過失?    
    魏忠賢既然失勢,那麼天下倒魏的奏章自然就像雪片一樣飛進宮中,到達崇禎帝的手中。或許崇禎帝要的也正是這種效果!這位少年老成的崇禎帝明白,只要大局一定,輿論便會迅速取得驚人的一致。這也是本朝政治的特點。幾年前誅殺東林黨人時,天下也是口誅筆伐,幾乎人人喊殺;與此同時,對魏忠賢則是歌功頌德,無以復加。當然,以天下之大,總有那麼一小撮人不合潮流,要唱反調。不過這也沒多大關係,因為這些人已絕無機會發表他們的謬論,而且遲早要被順手打倒。    
    既然魏忠賢的罪行已經被揭發到了這種程度,那麼清算的時機就已經成熟。在十月底,崔呈秀已先被交吏部勘處。到十一月初一日,崇禎帝便公開告諭魏忠賢的罪行。他說:    
    「朕聞去惡務盡,馭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懲大憨,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俱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思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概……」    
    接著便是魏忠賢的具體罪行。最後,魏忠賢被發配到鳳陽祖陵司香,客氏被送到浣衣局監管,兩人家產全被籍沒入官。    
    至此,魏忠賢、崔呈秀、客氏等人已被打垮。不過這樣的處理絕對不是最終的結果。彈劾他們的奏章仍是絡繹不絕,紛紛要求進一步嚴懲。這也不難理解。一來是魏忠賢已成落水狗,不打也說不過去。二來魏忠賢雖然已成了落水狗,但大家仍心有餘悸,擔心突然有一天他會爬上岸,再來咬人,所以要痛下殺手,除惡務盡。就連崇禎帝也有點類似的擔心。    
    魏忠賢當時的做法,也確實授人以話柄。據說他離開北京時,用40輛大車載著珠寶,並有戰馬千匹、壯士八百隨行,依舊是威風八面,那情形,不像是被貶發配,倒像是赴鳳陽做什麼大官。這還了得!群臣紛紛攻之,崇禎帝大為震怒,下決心徹底剷除。十一月初四日,他告諭兵部道:    
    「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擅切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狠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將素畜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崇禎帝下令錦衣衛派員對魏忠賢嚴加押送,赴鳳陽交割,而對跟隨的餘黨,立即擒拿。    
    魏忠賢的死黨李永貞得知崇禎帝的諭旨後,連夜派心腹李朝欽飛騎追趕魏忠賢密報。李朝欽在一個名叫新店的地方趕上了魏忠賢一行。此日晚上,他們一行人到達阜城(今河北阜城,當時屬京畿)投宿。魏忠賢住在尤克簡家。他與李朝欽兩人舉杯痛飲。據說兩人酒至酣處,忽聽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掛枝兒》。曲云:    
    「聽初更,鼓正敲,心兒懊惱。想當初,開夜宴,何等奢豪。進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寞荒店裡,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濃也,怎把愁腸掃?    
    二更時,輾轉愁,夢兒難就。想當初,睡牙床,錦繡衾裯。如今蘆為帷,土為炕,寒風入牖。壁穿寒月冷,簷淺夜蛩愁。可憐滿枕。淒涼也,重起繞房走。    
    夜將中,鼓鼕鼕,更鑼三下。夢才成,還驚覺,無限嗟呀。想當初,勢傾朝,誰人不敬?九卿稱晚輩,宰相謁私衙。如今勢去時衰也,零落如飄草。    
    城樓上,鼓四敲,星移斗轉。思量起,當日裡,蟒玉朝天。如今別龍樓,辭凰閣,淒淒孤館。雞聲茅店月,月影草橋煙。真個目斷長途也,一望一回遠。    
    鬧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氣。正寒冬,風凜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慇勤,寒溫彼此。隨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馬聲嘶。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    
    據說這是京師一位姓白的書生所作。當時魏忠賢、李朝欽在房中喝酒時,這位白書生在外廂房徹夜吟唱,聽得魏忠賢是無限感慨,萬念俱灰。現在看來,這首小曲似乎更像是在魏忠賢死後而作的。不過,這首小曲確實唱出了魏忠賢臨死的心境:    
    「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    
    魏忠賢選擇了死!這天凌晨,魏忠賢在寓所上吊自殺,他的死黨李朝欽也追隨而去。17年後,崇禎帝在煤山也以同樣的方式走上了絕路,身邊也只剩王承恩一人追隨而去。這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同的是,後人在崇禎帝自殺的煤山,還立了一塊寫有「思宗殉國處」字樣的石碑,供人憑弔;而在魏忠賢上吊自殺之處。恐怕就不會有類似的東西。阜城人或許至今仍在耿耿於懷,嫌魏忠賢玷污了他們的寶地。假如說歷史有什麼公正的話,這大概就是公正的一部分。    
    魏忠賢死時,身邊雖不乏李朝欽這樣的人物隨他而去,但更多的人卻不是這樣,可謂是應了那句古語:樹倒猢猻散。當時押送魏忠賢的兩位太監劉應選、鄭康升,原都是魏的部下,關係都不錯。據說劉應選早上起來,看到魏忠賢已死,便把魏氏隨身所帶珠寶席捲一空,還假裝著說:「魏忠賢跑了,我去追!」便帶著心腹幾人揚長南去。鄭康升倒還算上路子,立即報官,申文上司,等候發落。    
    魏忠賢一死,其黨羽人人自危。崇禎帝借此機會,在群臣人人喊打聲中,對其黨羽進行大規模清算。    
    十一月初九日,崇禎帝下旨,命削崔呈秀籍,「追奪告身」。當時已歸薊州的崔呈秀,已知魏忠賢自盡之事,明白大勢已去。據說他當時把姬妾招呼到身邊,把珍寶都放在眼前,呼酒痛飲,然後也上吊自殺。他最寵愛的小妾蕭靈犀也伏劍自殺。    
    十一月十七日,崇禎帝下令在浣衣局掠死客氏,逮捕其子侯國興。    
    到了崇禎元年(1628)正月,崇禎帝又下令對這3位罪魁禍首進一步加重處罰,不過3位罪犯本人已死,因此只能由他們的屍體來承擔這種嚴厲的處罰。好在當時正處冬天,屍體尚不致腐爛。結果是魏忠賢之屍被寸磔,即所謂「凌遲」(民間俗稱「殺千刀」),斬崔呈秀的屍體於薊州,又斬客氏之屍,並把客氏之屍發淨樂堂焚化。這些做法,後人或許體會不到其中的嚴厲,不過在當時確實已是趕盡殺絕的了。    
    受到嚴厲懲罰的還有魏良卿、侯國興。魏良卿、侯國興被立即處斬棄市。其家屬也受株連,不分老幼,滿門抄斬。據說當時被押赴刑場時,有的孩子還熟睡在母親的懷抱之中,不知禍之將至。當時的人認為這是魏、客慘毒的報應,感到人心大快。現在看來,這未免有些太過。不過話又說回來,古人這樣做大概也有古人的道理。試想:如果一人得勢時可以為所欲為,惡事做絕,好處佔盡,東窗事發後卻只要一人承擔,本人一死了之,全家富貴依舊,甚至是痛苦一時,痛快一生,那麼敢以身試法、心存僥倖的人大概仍會不少。所以古人便定下了這樣嚴厲的株連之法,以示警戒,也讓人有後顧之憂。    
    清算的範圍越來越大。在魏忠賢時代春風得意的那班人所共知的骨幹,紛紛落馬。內閣首輔黃立極在這年年底被罷免。部院大臣中先後被罷的有周應秋、張續我、孟紹虞、田吉、閻鳴泰、劉紹、蘇茂相、楊夢袞、孫傑、孫貞、薛鳳翔、劉廷元、吳淳夫、李夔龍等。錦衣衛等一些重要部門也被大換血,田爾耕、孫雲鵬、張凌雲、陳大同、梁夢寰、白太始、魏撫民、李永貞、李實、塗文輔、王國泰、崔應元、王蒞民、魏持衡等等,也先後被罷。其餘如巡撫單明翊、朱童蒙,提督劉志選等也先後被革職。其中田爾耕、許顯純先被「論死」,後被處死抄家。李永貞也被斬。崔應元、孫雲鶴、楊寰等被充軍戍邊。客光先、客璠、楊占奇被判「永戍」等等。隨著清算的加劇,其中有些人所受的懲罰又進一步升級。    
    在大批罷免魏氏黨羽的同時,崇禎帝還做了一些其他的事。如他下令召回諸邊鎮的鎮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擁有兵權。不久。他又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宮門,讓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機會。即位之初的崇禎帝,對宦官深具戒心,所以有如此禁令。不過到了後來,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竟然又重新倚靠宦官,看來宦官之禍,確實是有體制方面的原因。崇禎帝還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啟朝被逮捕處死官員的「贓款」,釋放他們的家屬,為後面的撫恤埋下伏筆。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那就是選拔閣臣。    
    天啟七年(1627)的十二月,崇禎帝為了選拔內閣大學士,竟然用了抽籤的辦法。他先是把九卿科道諸官員召入乾清宮,並把候選人的名單做成籤條放入金甌,然後焚香肅拜,依次從金甌中拿出籤條,被抽到的就算是入閣。依此法第一批被抽到的依次是錢龍錫、李標、楊景辰、來宗道。後來大家覺得入選者太少,崇禎帝便又從瓶中抽出兩簽,周道登、劉鴻訓兩人被抽中。這6人便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選拔內閣大學士這樣的最高級官員,崇禎帝竟然要用抽籤的辦法來決定!這不僅反應了這位年輕皇帝對朝廷大臣結黨營私的做法深懷戒心,也反映了他為政方面的特色。這種特色,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明顯。    
    不久,崇禎帝迎來了用自己的年號命名的時代,即崇禎元年。這位年輕的皇帝,將在這新的一年中,如何來中興他那步履艱難的帝國呢?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倪元璐出頭(1)

    大明帝國步入崇禎時代,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困難,真可說是到了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候。這裡仍先說中央朝廷政治,其他如外敵、內亂等,留在後面再論。    
    魏忠賢等人雖在肉體上被徹底消滅,他的骨幹黨羽們也被紛紛削職懲處,但魏忠賢的陰影仍籠罩在朝廷之上。朝廷對魏氏集團的清算,到底要做到什麼地步,仍是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原先與魏忠賢有些瓜葛的人,此時仍有不少位居要職。他們此時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魏忠賢一案到此為止,不要再深挖下去了,表面上說是穩定人心,實際上還是怕牽連自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一方面大造輿論,另一方面也竭力阻止東林黨人的復出。他們深知,只要東林黨人復出,朝廷局面就會立即改觀。因為東林黨人吃魏忠賢的虧太大了,復出後肯定還要繼續深究,而且肯定要牽連到與魏忠賢有瓜葛的朝中大臣。    
    那位首先跳出來彈劾崔呈秀的雲南道御史楊維垣,此時就力主魏案到此結束,同時竭力阻止東林黨人復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東林黨人與魏忠賢、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黨」。不能因為魏忠賢主持局面、迫害過東林黨人,就能證明東林黨人不是奸黨。東林黨這個前朝欽定的案子不能翻!    
    對魏忠賢之流,此時大概已沒人會笨到去幫他們講話的地步。事情明擺著,誰講誰沾腥,魏逆爪牙之類的帽子正愁沒人去戴!但對東林黨人,情形就不同了。被迫害致死的骨幹分子前後也只有十幾位,而大批被打擊的東林黨人雖都被削職,但人還在,心也未死。雖然此時他們還沒有重大的發言權,但他們的許多同情者自然會為他們出頭說話。    
    崇禎元年,終於有一位叫倪元璐的京官出頭為東林黨人說話了。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1622)壬戌科進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禎即位後,升為編修。這位倪編修看不慣楊維垣的這種做法,便給崇禎帝上了一疏,為東林黨辯護。他說:    
    「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    
    這兩句話擲地有聲,畫龍點睛。然後筆鋒一轉,指出東林黨人與魏忠賢、崔呈秀的本質區別:    
    現在攻擊崔、魏者,都把他們與東林並稱為邪黨。如果稱東林為邪黨,那麼魏、崔之流又算什麼?魏、崔既是邪黨,那麼抗擊魏、崔的東林豈能算作是邪黨?東林是天下才藪,錯在過於刻薄,但絕不是狂狷邪黨。    
    倪元璐接下來的話,對有些人就不那麼中聽了。    
    他說,讀書人處世立身,寧可矯激,也不能忘廉恥。如果以「假借」、「矯激」為大錯,那麼就會有人公然背叛名義,忘卻廉恥,所以會有天啟年間那種天下為魏、崔歌功頌德的場面。而大家還自我安慰,說什麼「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這種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啟年間無所不為的局面。現在朝廷竟能原諒這些隨波逐流之輩,卻不肯替那些剛正不阿的東林黨說句公道話!    
    最後,這位倪編修竟敢點出別人不敢說出的關鍵,把話說白了:    
    經過天啟大獄,倖存下來的東林黨人實在難得。皇帝多次說要酌情起用這批人,而「當事者」卻不肯為東林黨人翻案,不肯讓他們復出。這種做法是怕東林黨人復出後報復嗎?!如果有這樣的想法,則我認為是過慮了。那些借東林之案而媚崔、魏的人,近來已紛紛落敗,難道還要等到東林黨人復出後來報復!?那些原本不附崔、魏,並為擊敗崔、魏出過力的人,實在是難能可貴。對這些人,即使東林黨想要報復,也報復不到!    
    倪元璐的膽子是夠大的!他竟敢第一個跳出來,為東林黨這樣的欽定逆案公然翻案。讓人聽了心驚膽戰。    
    崇禎帝當時看了他的奏疏後,就不太高興。    
    此時的崇禎帝,正為自己一舉粉碎崔、魏集團的英明果斷而沾沾自喜,天下臣民也是讚頌不已,而這位倪編修竟說什麼現在是「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大有藐視明主之意,這還了得。崇禎帝被潑了一頭冷水,當然很不高興。他給倪編修的奏疏下了一個結論,說是「持論未當」,並批評倪元璐說:    
    朕屢屢下旨,秉公斟酌,起用官員,有什麼「方隅未化」、「正氣未伸」?!    
    崇禎帝這樣的態度,也自有他的道理。皇兄天啟帝臨終前諄諄叮囑,要他重用魏忠賢之流。而自己卻在皇兄屍骨未寒之際,把魏氏之流一網打盡。在他看來,已是不易,再搞下去,範圍不僅越來越大,涉及的人也勢必越來越多。更麻煩的是,魏忠賢所做的事,都是借天啟帝的名義,現在用魏忠賢等人去充當替罪羊,還勉強過得去,但要再深究下去,天啟帝大概也脫不了干係。別人就要說閒話了。況且,在崇禎帝眼裡,東林黨人也算不上什麼好東西。    
    正因為如此,崇禎帝此時不太願意再有大舉措。對東林黨人,他不願予以徹底平反,僅是免去仍然欠著的「贓款」,釋放被株連的家屬。對那位很有可能是受東林餘孽指使而出面攻擊首輔黃立極的山陰籍監生胡煥猷,崇禎帝也下令把他除名,以示警戒。在崇禎元年(1628)正月,崇禎帝還下令冊封天啟帝的皇后為懿安皇后,也多少有點安撫未亡人的意思。    
    倪元璐的奏疏還令許多人不安。在當時朝廷之中,許多人都與魏忠賢集團多少有點瓜葛。「九千歲」,大家都跟著喊過,「生祠」,大家也都去拜過,不少人甚至還走過魏忠賢等人的路子,這叫做「無可奈何,不得不然」。現在事情過去了,一切往前看,不要再糾纏這些說起來令人難堪的往事了,大家相安無事算了。這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想法。而倪元璐竟又重提舊事,這不是挑起事端,破壞朝廷的安定團結、同舟共濟嗎?所以很多人開始感到不安。大學士施鳳來給皇帝擬旨時,第一條就稱倪元璐「持論未當」。楊維垣更是上疏指責倪元璐說:    
    「詞臣(指倪氏)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    
    這位楊維垣也是強脾氣,後人對他的評價不高,就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表現。魏忠賢時代,是他力主修《三朝要典》,把東林黨人徹底打倒。崇禎上台後,他又首劾崔呈秀,高舉倒魏旗幟。現在他又跳出來,要維持舊局。當時朝中,與魏忠賢有瓜葛的大有人在,而他卻偏偏要跳出來出頭,招來一身是非。他的所作所為,固然考慮到他自身的利益,但也與他的性格有關。大概正因為如此,當後來清軍攻破南京時,這位當時已是被人不屑一顧的魏氏餘孽,竟也自殺為朝廷盡忠!他的表現並不比那些正人君子差,甚至還比其中的一些好。你說他是忠臣還是奸臣?說不清!    
    偏偏倪元璐也是強脾氣。他不服!他竟再次上疏抗爭。在他的第二疏中,倪元璐筆鋒犀利,用詞刻薄,把歷史老賬全給抖了出來,弄得許多人下不了台,真有點罵人揭短、打人上臉的味道。    
    倪元璐的第二疏內容過多,不能一一列出。這裡只能擇其要者,錄出一二。    
    倪元璐很聰明,他首先聲明上次的奏疏是針對楊維垣而發,言下之意就是說並不是針對皇帝的,他也不敢。然後他開始逐條反駁:    
    聖上說「分別門戶,已非治征」、「化異為同」、「天下為公」。而第一個提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的正是楊維垣。因此,「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    
    楊維垣指責我盛讚東林,理由是東林曾推選過李三才,也擁護過熊廷弼。殊不知東林中也有力擊魏忠賢的楊漣、首劾崔呈秀的高攀龍之類的人物!魏氏窮凶極惡,楊維垣競口口聲聲稱「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那麼東林人推選李三才,則何罪之有?至於熊廷弼行賄之說,實是魏忠賢用來誣陷清流,迫害楊漣、左光斗的借口,天下無人不知,而楊維垣猶因循舊說!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倪元璐出頭(2)

    楊維垣指責我盛讚文震孟。文震孟忤璫(指魏忠賢)削奪,「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確實令人敬佩。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的氣節之士,與那些孜孜求利之徒,孰榮孰辱,不辯自明。正是那些不願「破帽策蹇」之輩,競相歌功頌德,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馳驛」之徒,口呼「九千歲」而能恬不知恥。    
    楊維垣指責我盛稱鄒元標。如果說他在京城講學之舉有錯則可,如果說他講學是別有用心則不可。當時魏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目的正是鉗制學士、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正是從鄒元標被以「偽學」之名驅趕出京以後,魏忠賢才以真儒自命。國子監內,魏忠賢儼然與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鄒元標等人仍在,能如此嗎?    
    楊維垣駁斥我「假借」、「矯激」。當初魏、崔得道時,個個任真率性,頌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矯激」,而能不頌不建,局面或許會有所改觀。    
    楊維垣竟然說什麼,真小人到其惡貫滿盈時,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如果要等到惡貫滿盈,那壞事已做絕,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嗎?即使像崔、魏之流,惡貫滿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聖明之主,誰能翦除!    
    楊維垣還始終以「無可奈何」為那些替魏忠賢頌德建祠者開脫,我認為這也說不過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獻媚稱臣於魏忠賢,魏忠賢能成這樣的氣候嗎!?如果魏忠賢以武力挾持諸臣叛逆造反,諸臣亦能以「無可奈何」而靡然從之嗎!?    
    楊維垣還說什麼,今日之忠臣,不應當以反不反崔、魏作為標準,我認為就應該以此為標準。只有通過崔、魏之案,才能確定人品。因此東林之人,反對崔、魏而遭迫害者,當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擊過東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貶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楊維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為他不敢這樣做!    
    最後,倪元璐提綱挈領地說,東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時至今日,應當體諒他們被殺被壓之苦,而不應當抓住他們的小節不放。魏忠賢之流曾以貶殺東林為首功,而東林黨人今天竟然與魏忠賢之流一樣,同為邪黨惡逆,這算什麼邏輯?倪元璐大聲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郁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開了臉面,把該說的都說了出來。崇禎帝當時尚不想依倪元璐的辦法去擴大打擊範圍。如果依倪編修的嚴格標準,那麼在魏忠賢當權時在台上的官員,大部分都脫不了干係,要是個個嚴查,打擊面自然很大,人事變動就相當劇烈。因此,崇禎帝也就遵從那些穩健派官員(大多是與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見,表達了他不想進一步擴大打擊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說:    
    朕總攬人才,公正清明,你們這些大臣,同舟共濟吧,不要再互相攻擊,糾纏於門戶之見了。    
    但既然開了口子,想壓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繼倪元璐之後,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員,上了一疏,為東林黨鳴不平。瞿式耜,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當時居官戶科給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對往事大發議論,要求把清算運動推動下去。這在當時代表著一種政治呼聲。    
    政治運動一經開始,便會層層深入,剎不住車,想擋也擋不住。既然崇禎帝倒掉了魏忠賢集團,那麼許多與魏忠賢有關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評價。既然魏忠賢是十惡不赦之徒,那麼反對魏忠賢而遭貶殺的那批人就要平反覆出。只要案子一有鬆動,而有人能為他們講話,或有人復出,自然又要牽動一片,繼續造成人事上的變動。原先遭打擊的人越來越多地復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則自然要被貶被罷,而這種人事變動又會推動運動的繼續深入。因此,在魏忠賢剛倒台時,像楊維垣之類還是倒魏的功臣,但隨著運動的深入,楊維垣之流最終成為了運動的對象,淪為魏氏的黨羽或倒魏運動的絆腳石,從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禎帝是否清楚這一點。不過他的態度不久便有了改變。至崇禎元年(1628)三月,崇禎帝下令追恤天啟時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諸臣,像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被魏忠賢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馮從吾、鄒元標、高攀龍等被魏忠賢貶削的舊臣,也都有贈恤。那位敢說敢講的編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禎帝也沒有過分追究。在當時的氛圍中,這無疑是一個鼓勵。    
    當時力主調和並阻止給東林黨人平反的內閣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至此也被罷免。出頭攻擊他們的是御史羅元賓。這位羅御史措詞激烈地說,施、張兩位,身為大學士,卻在魏忠賢擅權之時,貪圖高位,一味遷就迎合,讓魏氏為所欲為:賞公封爵,頌德建祠,誅殺削奪,無惡不作。這實在是誤國徇私!施、張兩位坐不住了,要求辭職,崇禎帝立即同意。這兩位閣臣的去職,更有利於運動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頭,上疏要求崇禎帝焚燬那部給東林集團定性的《三朝要典》。這又是一個驚人之舉!    
    《三朝要典》的內容包括萬曆後期的梃擊案、泰昌時期的紅丸案及天啟即位之際的移宮案。魏忠賢通過《三朝要典》的編修和刊印,不僅給東林黨人定了性,為其貶殺東林黨人提供了歷史和現實依據,而且還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當時為了奉承魏忠賢,有人竟把魏忠賢抬高到與孔子一樣,同是聖賢,列舉的理由就是魏忠賢殺東林、修《三朝要典》,與孔子誅少正卯、編《春秋》可以相提並論。此說雖荒唐,但也足見《三朝要典》的份量。現在魏忠賢既敗,東林人要徹底翻案,就必須搬掉這塊絆腳石。倪元璐是聰明人,所以提出毀掉《要典》。    
    問題在於要毀《要典》,談何容易?天啟皇帝曾為這部書御制了序言,給定了性。《實錄》中有關三案問題的記述上,全都參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張修《要典》、參與修《要典》的當事人,不少仍在位,當時的內閣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就是天啟朝編修《要典》的副總裁。    
    因此,當倪元璐提出毀《三典》時,大學士來宗道趕忙票擬聖旨道:    
    「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史館諸臣詳議具奏。」    
    崇禎帝看了不太滿意,便筆一揮,添了一句:    
    「聽朕獨斷行。」    
    這句話已有明顯的傾向性,所以禮部與史館諸臣商量的結論也就不難預料。就像來宗道這樣的當事者,見風向已變,也竟然要求毀掉此書。當時只有兩人公開站出來反對。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讀孫之獬,一位是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    
    孫之獬當時跑到東閣,力主不能毀《要典》。話說得相當難聽: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    
    孫之獬的話份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禎皇帝你是以兄終弟及的身份繼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啟帝的臣民,即位後更應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屍骨未寒之際,竟要毀掉《要典》這部由天啟帝欽定的傳世之作,叫天啟帝顏面何存?    
    當時孫之獬情緒很激動,說完之後失聲痛哭,響徹殿廷內外。而且他立即要求辭職,不幹了!這位孫之獬或許是通過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變。清軍入關後,他降了大清,最後入了《明史·貳臣傳》。    
    霍維華也力主不可毀《要典》,不過不像孫侍讀那樣激動。其實,當時與《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員,大有人在。像前述的兩位大學士,像這位霍維華,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實在用不著像孫之獬這位侍讀那樣大出風頭,痛哭流涕,弄得貽笑後世。不過,在那種大氣候下,孫之獬竟敢如此出頭,且不論其動機如何,單憑其勇氣而言,也是難能可貴的。    
    崇禎帝倒沒有深究孫之獬,只是讓他解職回鄉,儘管請求嚴懲孫之獬的不乏其人。當時崇禎帝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運動向前推,又要不太傷了皇兄天啟帝的面子。孫之獬的話雖然偏激,但也有幾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禎帝終於下定了決心,下令銷毀《三朝要典》。不過他出言仍相當謹慎,說天啟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過這些光昭盛美的「功績」,已載於《實錄》,不必再用《三朝要典》這樣的書來重複,因此《要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毀掉算了。這些當然都是廢話,但又不得不說。最重要的也並不是這些,而是後面的幾句話:    
    「自今以後,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衷朕清平之治。」    
    此話一出,套在東林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於給東林黨人徹底平了反。東林黨人大批復出立即變成可能。至於崇禎帝所說的「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之類的客氣話,則恐怕就是一廂情願了。復出後的東林黨人,能放過那些魏氏舊黨嗎?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內閣大換血(1)

    首輔李國?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賢的同鄉,能入閣多少沾了點魏忠賢的光,別人一般也是這樣想的。但李國?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論。他繼黃立極出任首輔5個月,日子極為難過。朝廷對魏忠賢集團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卻是天啟舊臣,靠魏忠賢提攜才入了閣,因此有些話也說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見事已不可為,便上疏乞歸,返鄉不久後就去世。臨去職前,他推薦了韓礦、孫承宗這兩位帶有東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國?去職後,來宗道出任內閣首輔。這位來宗道與魏忠賢的關係也說不清楚。他做事詭秘,為人圓滑。在魏忠賢時代,他與另一位內閣大學士楊景辰出任過《三朝要典》的副總裁,而到崇禎帝要毀該書時,他也舉雙手贊成。他對東林一案的平反,態度不是很積極。他曾笑著對倪元璐說:    
    「你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這樣的翰林編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為東林出頭,是過於多事。因此當時朝野給了來宗道一個「雅號」,稱他是「清客宰相」。當時朝廷的氣氛,自然容他不得。東林派的官員,紛紛上疏彈劾。來宗道便與楊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罷免。    
    也就是在這個月,魏忠賢原先的兩位干將魏秉謙、馮銓被削籍。這兩位干將在魏忠賢擅權時,便因內部矛盾,卸職不幹,至此也被處罰。另一位干將許顯純也在此時被斬首。據說在會審許顯純時,後來成為大思想家的黃宗羲,乘隙上去用鐵錐狠狠地刺了一錐,算是為自己慘死在許顯純手裡的父親黃尊素報了一錐之仇。    
    來宗道下台後,劉鴻訓實際上就是內閣的當權派。這位劉鴻訓做事剛正果斷。他利用當時朝廷的局勢,毅然罷斥楊維垣、李恆茂、楊所修、孫之獬、阮大鋮等人,據說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對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劉鴻訓竟被趕下了台,落得個充軍戍邊的慘局。    
    劉鴻訓在開始時深得崇禎帝的欣賞,也多次給崇禎帝出謀劃策,所以他的對手一時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終還是被對手抓住了把柄。    
    劉鴻訓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說起來也是夠冤的。    
    當時惠安伯張慶臻被命總督京營,但在皇帝給他的詔書中竟有「兼轄捕營」這樣的內容。按朝廷成例,總督京營者不得兼轄巡捕軍,免得兵權過於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嚴重違制行為,有一位名叫鄭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議,認為這是不合適的。    
    崇禎帝很生氣,立即要追究責任。當然他不會追究自己的責任。雖然詔書是以他的名義下的,但事實上卻由內閣預先起草好的。皇帝總攬天下大事,日理萬機,像京營總督不能兼轄巡捕軍這樣的瑣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這也情有可原。但對內閣及兵部而言,這樣的事就是大錯誤了。官已做到大學士這分上,就應該知道這些具體規定,絕不應該出錯。現在出了這樣的錯誤,說輕一點是疏忽,說重一點則是難以開口的大問題了,因為這涉及到京師的兵權。    
    處理的結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書舍人,被逮捕下獄,罪名是妄改敕語。這多少有點冤枉,這位中書舍人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妄改這樣的文件,而且中書舍人也只是負責謄寫,即使想改,恐怕也無從改起。這一點明眼人一看即知。    
    劉鴻訓的對手們自然也知道這點。他們立即抓住這一把柄,猛攻劉鴻訓。給事中李覺斯上疏說:    
    「此事由兵部擬稿,再送內閣輔臣審定,中書舍人繕寫。因此僅處理中書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內閣和兵部也應追究責任!」    
    多疑的崇禎帝仔細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親自趕到便殿詢問那些內閣大學士,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學士們個個說不知道。崇禎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這樣一來,朝廷就像炸開了鍋,熱鬧非凡。    
    李覺斯立即上書,說劉鴻訓接受了惠安伯張慶臻的賄賂。御史吳玉也上疏說妄改敕書一事,是由劉鴻訓一手操縱的。細心的崇禎帝則去查閱內閣的有關文書,發現在兵部呈進內閣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劉鴻訓的批語:「批西司房。」這說明劉鴻訓是看過這份文件的,並明確批示把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禎帝立即下令內閣說:    
    「事情已十分明白。內閣立即拿出處理的意見來!」    
    內閣這下子慌了,全體大學士馬上合奏申辯,但崇禎帝此時已聽不進了。他立即下令,大學士劉鴻訓撤職削籍,謫戍代州,最後死在戍所。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惠安伯張慶臻因是世襲之臣,被停祿3年,以示處罰。    
    此案多少有點糊塗賬的味道。劉鴻訓即使有罪,也不至於要被處罰到這種地步。崇禎帝的這種做事風格,也令人不敢恭維。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結黨營私,所以只要稍有跡象,便立即痛下殺手。這種做法,正好被劉鴻訓、王在晉的對手所利用。    
    當時崇禎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為像自己這樣英明的君主,即位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轉乾坤,實現中興。可現實中的許多事情,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簡單。壞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遼東發生兵變,浙江發生海嘯,陝西的饑民鬧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師又發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發生過地震。即位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這莫非是什麼不祥之兆?因此,崇禎帝就更加謹慎從事,尤其對於吏治,更是盯得緊,不想讓朝廷再出現以往那種結黨營私的局面。    
    不過,當時朝廷的形勢,加上崇禎帝自己的為政作風,黨爭的局面在所難免。到十一月,朝廷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時崇禎帝下令廷推閣臣。廷臣推舉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等12人,錢謙益名列第二。錢謙益是常熟人,人稱「東林浪子」,當時很有些聲望,一般都認為他入閣應沒有問題。沒想到未能入圍、心中不滿的吏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猜測到崇禎帝對這一廷推結果有懷疑,便謀劃攻擊這些人中最具東林色彩的錢謙益,阻止他入閣。    
    溫體仁突然上疏,揭發錢謙益在天啟二年(1622)主持浙江鄉試時,曾關節受賄,人品不佳,不應入閣。這一疏,真可以說是毀了錢謙益的前程。    
    這件事說起來還真有點冤枉了錢謙益。當時他主持的浙江鄉試,確曾發生過舞弊行為,舞弊者已被懲處,主持鄉試的錢謙益雖不知情,但因失察之過,也被奪俸兩年。本來此事已過了7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謀深算的溫體仁此時突然重提此事,就是為了迎合崇禎帝肅清吏治、嚴懲貪官的想法,擊中了要害。    
    這一招果然厲害!崇禎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閣部科道大員進文華殿,並令當事人溫體仁、錢謙益到場對質。    
    錢謙益根本就沒有思想準備。到了皇帝面前,他雖想竭力與溫體仁爭辯,說清問題,但似乎言辭頗曲,底氣也不足。而早已精心準備的溫體仁,此時卻口若懸河,言如泉湧。他慷慨激昂地說:    
    「我職非言官,本來不應該在此多說。而且這次會推閣臣,我也沒有入選,就更應避嫌,不能說三道四。但是,在這種關係到宗社安定的選官枚卜大典舉行之際,朝廷上下竟無一人站出來,揭發錢謙益結黨納賄的醜行!我實在不忍心皇上孤立於上,被人蒙騙,因此不得不說!」    
    這一番肺腑之言,說得崇禎帝連連稱是。崇禎帝環視群臣,要他們表態。大部分大臣都說錢謙益無罪,幫他說話,只有周延儒幫著溫體仁。他說:    
    「田千秋(指科場案中那位作弊的舉子)關節是真!」    
    大學士錢龍錫等人則說:    
    「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崇禎帝立即插話道:    
    「關節既真,他為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給事中爭辯最力。他指責溫體仁說:    
    「溫體仁你是熱衷大學士的位置,才會揭發錢謙益的。如果錢謙益應當懲處,你早就應該揭發,怎麼要等到今天!」    
    溫體仁馬上反駁道:    
    「在此以前,錢謙益只不過是個閒曹輕職,問題不大,所以就沒有揭發,而現在揭發他,正是因為他要入閣,關係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謹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說的那樣,在此以前就打擊他,那才真叫黨同伐異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溫體仁道:    
    「黨同伐異之說,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啟朝之事可鑒!」    
    此時崇禎帝已經不耐煩了,大發脾氣,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來,責問錢謙益作弊是否屬實?作弊當然屬實,白紙黑字俱在。問題在於錢謙益並未直接參與,而僅僅是失察,兩者之間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崇禎帝認為,只要你錢謙益承認天啟二年(1622)浙江鄉試確有科場案就行了,至於上述的本質區別,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對皇帝這樣的邏輯,錢謙益還有什麼話可講,只好認罪。既然認罪,崇禎帝更覺得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崇禎帝至此連喊僥倖,慶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斷,沒讓錢謙益這樣的人進了內閣。他大發感慨道:    
    「要不是溫體仁,朕幾乎就要犯下大錯!」    
    他越想越氣,因為對錢謙益這種人,竟還有這麼多人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獄,並嚴厲譴責了那班不識大體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時機地向皇帝進言:    
    「會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來公正,實際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亂講話,否則就會招來麻煩。況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論,不必再費口舌。」    
    周延儒的話,猶如火上澆油。崇禎帝在當天就決定罷掉錢謙益的官,回籍聽勘,最後的處罰是坐杖論贖。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軍,才遇大赦,沒想到又進班房再審,最後丟了性命。為錢謙益辯護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人,都坐了與錢氏結黨之罪,被分別處罰。    
    溫體仁、周延儒兩人略施小計,就讓崇禎帝上了當,從而把當時正得意的東林黨人打得大敗。    
    崇禎帝的本性,此時已開始暴露出來。儘管他登基以來,為政勤奮、辛苦,很有責任心,但他的許多致命弱點也越來越明顯:他性格多疑、武斷,甚至剛愎自用,聽不得不同意見,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斷力,也不熟諳帝王的駕馭之術,除了罷官殺人之外,也沒有什麼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時的他還只是聽信溫體仁罷免了錢謙益,上了一次小當。一年多後,他竟上了滿洲人的大當,把自己最得力的遼東主將親手殺掉。    
    既然這次廷推沒有結果,崇禎帝便任命剛剛還朝的韓礦出任了內閣首輔。    
    韓礦屬於東林派的官員,但處事溫和老成。在天啟年間,他曾出任過首輔,後因與魏忠賢集團不和,便辭職引退。崇禎元年(1628)五月,崇禎決定重新起用韓礦。此時韓礦才到京復職,便被任命為首輔。    
    韓礦到京時,正逢大學士劉鴻訓被重譴,韓礦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禎帝沒有給他面子。當時有御史,如毛九華、任贊化因不滿溫體仁攻訐錢謙益的做法,上疏攻擊溫體仁。崇禎便再召內閣及九卿諸大員質詢。溫體仁竭力攻擊毛九華、任贊化是錢謙益的私黨,崇禎帝同意這種看法。崇禎帝秉燭召韓礦至內殿,嚴加訓導說:    
    「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    
    韓礦在退朝後立即上了一疏,勸誡崇禎皇帝。他說: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黨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隨便以私黨之類的名目來懷疑大臣。貶黜獎拔,應根據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廢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橫分,則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韓礦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動輒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聽偏信,主觀臆斷,隨便貶黜陞遷官員,而應該根據正常的考核原則和手段來定奪。否則,不僅不能消除大臣植黨營私的惡習,反而會引起文官的分裂,於朝政不利。    
    韓礦一向以老成持重而聞名。他對朝廷政治體制及其本質的理解和領悟,自然要比年輕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強文官之間、文官與皇帝之間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濟,方能有希望渡過朝廷面臨的重重難關。如果再這樣吵鬧下去,不僅不會有結果,反而只會於事無補,雪上加霜,使艱難的步履在沼澤中越陷越深。後來的局面,證明韓礦的看法是十分有見地的。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大清洗(1)

    不幸的是,崇禎帝根本聽不進此類勸告。在他看來,局面之所以惡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頓吏治,大概也只有通過重典,別的辦法沒有什麼用。因此,當這年年底有一位叫吳甡的山東御史提出利用崇禎二年(1629)的京察,進一步對閹黨進行清算時,崇禎帝立即採納了他的主意。    
    山東御史吳甡上疏說: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擔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矇混過關。這些余奸的所作所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範圍,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奪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黨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懲處之後,再開始正常的京察。」    
    吳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團的成員或與之有關的官員的舊賬先清一清,該處理的先行處理,不要與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這樣一來,許多官員勢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擊,連京察的機會也沒有,其打擊面是相當大的,朝廷的動盪也在所難免。    
    崇禎帝採納了他的意見,認為此舉不失是改變朝廷政治的一條出路。在崇禎帝看來,帝國的局面,經過他一年多的苦心經營,理應有中興的跡象,至少也應有所改觀,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積重難返。原因到底是什麼呢?他仍認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機徹底整肅一番,且選定魏、崔集團的成員或有關聯的那些人為目標,當時他也只能選此為目標。    
    崇禎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禎帝召閣臣韓礦、李標、錢龍錫及吏部尚書王永光到文華殿。崇禎帝給他們交待了任務。他明確表示要追究天啟時那些附逆人員的罪行。為了確定證據,他發下當時那些有關給魏忠賢建祠稱頌的奏疏,要求上述4人與左都御史曹於汴在內閣秘密評閱,確定名單,分定罪行,並再三叮囑,不許讓中書舍人之類的人員參預。至於具體的範圍和依據,崇禎帝說:    
    「如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並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    
    崇禎帝的話說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懲處那些骨幹成員,而對那些附和之人,則不予追究。但具體執行起來,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禎的真實想法,也不像說的那樣好聽。    
    首輔韓礦、內閣大學士錢龍錫等都不太同意皇帝這種大興刑獄的做法,因此在開始時僅列了四五十位眾所周知的名單,上交皇帝。    
    當時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內,都認為韓礦、錢兩人這樣做,是怕結怨太多。這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這兩位熟諳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團的動盪。試想:魏氏擅權時,真正能不與魏忠賢發生關係的大概只有兩種人,一種就是東林黨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種或許就是魏忠賢等人用不著、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東林君子那樣不顧身家性命而去抗爭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去迎合、應付,這也是文官集團的一種傳統、性格。除那些心懷不軌、藉機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賢的文官,也不見得有多大罪惡。讀書人總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點名堂來,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幾個!更何況魏忠賢當時臉上並沒有刻上大奸大惡之類的字樣,反而是當時的「聖人」,皇帝的寵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義去做的。若真論起來,最大的附逆者應該是天啟皇帝!    
    崇禎帝早已忘了當初進宮接受皇兄遺命時,口口聲聲稱譽魏忠賢勞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剛即位時對魏忠賢的態度。當然,也有人說崇禎帝是迫於形勢,故作姿態,為的是日後翦除魏逆,這足以見其英明之至。那麼試問:崇禎位尊天子,尚且迫於形勢,故作姿態,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禎帝這樣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們這樣做就是附逆,這就是無情的宮廷政治邏輯!    
    這樣說並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論。事實上,天啟朝時確實有一幫無恥之徒,通過種種不齒手段,希圖僥倖。這些人應該受到懲處,付出代價。但崇禎帝打擊的範圍,遠不止這些人。因此,當他看到韓礦等上交的名單時,大為不滿,下令再議。    
    韓等人只得再議。在增加了數十人後,又把名單交給了皇帝。    
    這次崇禎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韓礦等人,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分類擴大範圍,增加人數。他氣呼呼地說:    
    「魏忠賢小小一位宮內宦豎,如沒有外廷助虐,何能到這種地步?另外,那些追隨他的內廷黨羽,也要列入。」    
    崇禎帝說這話時,大概沒有想到他在幾年後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韓礦不服,不軟不硬地頂了一句:    
    「外廷不知內事!」;    
    崇禎帝立即斥責道:    
    「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韓礦對內廷之事,豈能事事不知?只不過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罷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禎帝又把韓礦等人召入便殿。韓礦等見桌上放著一個黃袱包,內裝許多奏疏。原來,崇禎帝竟不辭辛苦,把那些紅本奏疏親自翻出,要韓礦等依此紅本一一取錄入案。韓礦見狀,大吃一驚,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興株連,便立即推托說:    
    「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勝任不了這項工作。崇禎帝便又把吏部尚書王永光召進來詢問,王永光據實回答說:    
    「吏部只習考功法,不習刑名。」    
    王永光講的是實話,他雖是吏部尚書,但只習考功法,同樣不習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與韓礦一樣,不能勝任。王永光的態度之所以也不積極,是因為他自己正被言官彈劾,說他是「陰附閹黨」。在這種情況下,他能積極麼?崇禎帝所定下的標準中的那條「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真是可以無限發揮:即使你未參加祠頌,也可以把你歸入「陰行贊導」之列,因為「陰行贊導」的範圍實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開跳出來反對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屬於廣義上的「陰行贊導」的範圍!王永光就是吃了這個虧!    
    既然韓礦、王永光都這樣異口同聲,崇禎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於是他又詔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兩位懂刑名的大員加入,負責定罪。    
    韓礦等人此時只好遵旨從事,逐一審看奏疏原本、紅本,並根據吏部、都察院兩位長官開進的官員名單及具體事跡,互相參照對比,再按照皇帝欽定的名目分類抄錄,列出名單,酌情擬議,最後由刑部尚書依據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見內閣、部院大臣,把原本、紅本中未列入的65人名單發下,令入案中。皇帝還欽定逆案中各類人等的量刑標準,依次是:謀大逆,判處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孽,判處斬首;逆孽,判處充軍;頌美,判處罷職為民等等。崇禎帝做事十分仔細,他竟發現漏了來宗道、張瑞圖和賈繼春。他便責問道:    
    「張瑞圖、來宗道為何不在逆案?」    
    韓礦立即回答:    
    「張瑞圖、來宗道沒有實狀。」    
    意思是這兩位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崇禎帝立即反駁道:    
    「張瑞圖擅長書法,為魏忠賢所愛;來宗道為崔呈秀的父親請恤典時,奏疏中有『在天之靈』之語,難道不是證據嗎?」    
    


第三章中興之夢的破滅大清洗(2)

    崇禎帝又問道:    
    「賈繼春為何沒入逆案?」    
    賈繼春就是那位在楊漣等人力主移宮後提出要善待李選侍的御史。韓回答說:    
    「賈繼春當時請善待李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有所改口,令人稍覺反覆,但持論也有可取之處。」    
    崇禎帝隨即說了一句:    
    「惟反覆,故為真小人!」    
    在崇禎帝的親自過問下,這3位漏網之魚也被補進逆案。    
    就在這個月,崇禎帝的長子慈烺出生。這當然是件大喜事,崇禎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沒有沾到一絲喜氣。定案工作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三月十五日,韓礦等呈上了逆案名單及其事跡、按律擬定的罪名。隨後南京確定的逆案材料也報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佈《欽定逆案》。崇禎帝告諭廷臣道:    
    「豎逆魏忠賢,狷狡下材,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籍保阿,初不過窺顰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    
    像這樣一位原本只是為「市陰陽」、「饕富貴」的「下材」、「給使」之類的宮內宦官,何以有後來那種權傾朝野的局面?用崇禎帝的話,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    
    崇禎帝把原因歸結到外廷官員的身上。他說:    
    「乃一時外廷朋奸有徒,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圖,扼利權而管兵柄。甚至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稱謂浸擬於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    
    因此便有《欽定逆案》,以示懲處!崇禎帝的話說得一點不錯,如果沒有外廷這麼多人追隨魏忠賢,助紂為虐,魏忠賢是不可能權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過沒有,當時天下的官員又為什麼要去追隨魏忠賢呢?魏忠賢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這樣一位一手遮天、無所不能的大奸臣,怎麼在新皇帝上台後僅憑一紙詔書就可讓他命歸黃泉呢?魏氏擅權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體制方面存在著漏洞,這位大奸臣的最大後台,就是皇權本身!    
    《欽定逆案》對朝廷官員進行了一場大甄別、大清洗。除魏、客兩位依「謀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等:    
    「首逆同謀」6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加上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依謀大逆減等論斬。    
    「結交近侍」19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孫如洌、曹欽程、許志吉、薛貞、吳淳夫、李夔龍、田爾耕、許顯純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級別很低卻能躋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議要把魏忠賢與孔子並祀的監生陸萬齡。依照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洩露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俱為諂附之例律,這些人被判以斬首,秋後處決。    
    「結交近侍次等」11人:魏廣微、徐大化、周應秋、霍維華、張訥、閻鳴泰、李魯生、楊維垣、潘汝楨、郭欽、李之才(孝陵太監)。依照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之例律,減等充軍。    
    「逆孽軍犯」35人:其中魏家佔了8人。這些人都是武官和擔任武官職務的太監。全部充軍。    
    「諂附擁戴軍犯」15人:全是內監,判處充軍。    
    「結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等等。此等人數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員引名之例律,減2等,坐徒3年,納贖為民。    
    「結交近侍減等」(又稱「末等」)44人:像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等。對這些人處罰最輕,僅依照考察不謹例,冠帶閒住。人們往往不把此等與前述6等相提並論。    
    另有魏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50餘人。    
    對《欽定逆案》到底如何看,歷來說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認為這是崇禎帝「除惡務盡」的殺手之著,英明之至。在具體操作上,則有不少分歧。有人說太過了,有人卻說還有漏網之魚。有人說某某不應入案,處罰也太重,有人卻說不僅該入,而且等級還應提高,處罰更應加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其實,《欽定逆案》該不該這樣去辦,以及該不該在這種時候辦,本身就成問題。對魏忠賢及其集團的清算無疑是肯定的,換了別人做皇帝也是如此。問題在於,這樣大範圍的清算是否適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團這樣的動盪和分裂。如果崇禎帝換一種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來的同時,不要過分興刑獄,縮小打擊面,以換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團結,集中精力,上下一致,處理大事急事,結局可能會好一些。    
    現在再來看看這份《欽定逆案》的名單,也確實讓人感到有點不倫不類。這麼龐大並且長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團,其領導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識幾個、出身底層市井之徒的太監魏忠賢,另一位則是因為奶水充足而湊巧選入宮中做奶娘的農村婦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監、一位鄉村老婦,竟能領導這麼多的大學士、部院大臣之類社會上層分子,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啟帝作為這個集團的主犯,反而會更合適一點。事實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權。那麼,天啟帝造誰的反、謀誰的逆?難道造他自己的反、謀自己的逆?當然不是!邏輯上也說不通。因此,說到底,還是朝廷的體制方面存在根本問題!    
    崇禎帝當然不會十分明白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體制。但有一點他當時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體制方面的不足和後果,最大限度地調整理順關係,發揮出體制的最大能量,去應對危局。    
    不過,崇禎帝的做法,似乎並不是如此。這或許有客觀條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觀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弄到後來,連崇禎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這樣的局面:即位以來,朕那樣辛苦勤政,而局面卻無一點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禎帝即位之初,對宦官擅權最為痛恨,嚴懲不貸。沒想到不久以後,他又走上了依憑宦官的舊路,其程度雖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個明朝中也是數得上一流的。    
    崇禎帝即位之後,嚴禁大臣結黨,並屢屢痛懲,沒想到卻是越禁反而黨爭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禎帝即位伊始,便口口聲聲說要重用人才、選拔人才,為什麼弄到後來卻是朝署之中烏合之眾甚多?除了開國皇帝太祖之外,本朝還沒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懲過文武百官。真是貶殺愈多,吏治越壞,局面愈糟。    
    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矛盾,始終貫穿於崇禎帝執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觀因素的作用外,崇禎帝自己應該負多大的責任呢?    
    在欽定逆案之後,朝廷經過了一段大清洗的動盪時期,最終總算初步穩定下來。    
    當時韓礦任首輔,李標、錢龍錫等任大學士,所以便有「東林內閣」之稱。東林內閣執政時期,朝廷諸事尚能勉強維持。儘管崇禎帝是急於事功,舉措常有失誤,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韓及其群輔們的輔佐,在一些大事的處理上,還算妥當,朝廷仍能相對平穩。    
    不過,隨著外敵內亂的不斷加劇,崇禎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極不是時候。在滿洲軍隊於崇禎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長城防線,威脅京畿的關鍵時刻,這位自命不凡的崇禎帝,竟然沒有識破滿人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反間計,逮捕了遼東前線的總指揮袁崇煥,並按照他自己的邏輯,判處袁崇煥極刑,導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煥之事一發,朝廷政局陡然逆轉。周延儒於此年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參預機務,進入最高決策層。大學士錢龍錫卻於此月被罷免。崇禎三年(1630)正月,首輔韓礦被罷免。三月,另一位大學士李標緻仕。六月,溫體仁入閣。不久,周延儒被任命為首輔,原先接替韓礦出任首輔的成基命被罷免。至此,東林內閣徹底解體。    
    袁崇煥之事,影響如此之大。那麼事情的經過又是怎樣的呢?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後金的挑戰

    崇禎帝即位之時,朝廷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後金。    
    後金自萬曆後期迅速崛起,蠶食遼東,而朝廷卻節節敗退,防線不斷收縮。至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在遼東的防線已退到山海關一線,幾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禎帝就把遼東問題看作是頭等大事。能否解決遼東問題,事實上也是崇禎帝能否實現中興夢想的關鍵。    
    為此,他於崇禎元年(1628)起用原遼東名將袁崇煥,總督遼東,全權處理遼東事務。而袁崇煥也是意氣風發,誇下5年平遼復土的海口。但實際情形並不像崇禎帝設想得那麼順利。崇禎帝原以為只要有了袁崇煥,遼東問題的解決就指日可待。而事實上,袁崇煥也非萬能,僅靠他一人並不能扭轉乾坤。戰場內外,原先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甚至反而加劇。困難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虛設的山海關以西的長城防線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後金的攻擊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時由皇太極領導下的後金,其實力和抱負,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並沒有增強,甚至有所下降,而對手卻變得強大了。這樣一來,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在明朝廷毫無思想準備之際,避過重兵防守的山海關防線,借蒙古之地突襲山海關以西的長城防線,撕開口子,殺入長城之內。    
    皇太極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亂。後金軍隊攻入長城之內後,在河北、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地,並兩次圍困京師,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長城一線。期間,朝廷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反擊,連連損兵折將,丟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嚴重的是,自作聰明的崇禎帝,聽信謠言,中了後金設下的反間計,竟在軍情危急之時,逮捕了當時遼東的統帥,也是後金最感畏懼的名將袁崇煥,自毀長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和嚴重後果。    
    袁崇煥被逮捕及最終遭殘酷磔殺後,遼東前線由孫承宗統轄,然而這位昔日遼東名帥至此也無回天之力了。    
    當時朝中大權,已落到周延儒、溫體仁等人手中,而原先東林內閣的成員,如韓礦、錢龍錫、李標等紛紛去職,或回籍,或獲罪。帶有東林色彩的孫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處處受到掣肘。    
    由於戰事不斷,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亂已起,朝廷疲於應付,猶如抱薪救火,弄得焦頭爛額。對遼東前線的支持,無論是兵馬還是糧餉,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孫承宗的防禦戰略根本無法實施,甚至連現狀也難以維持,更談不上反擊、拓展了。    
    至崇禎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與朝廷議和的皇太極,突然出兵圍攻朝廷剛剛收復的大凌河城堡,於長山擊敗了從錦州出動的朝廷援軍後,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孫承宗辭職。    
    一月之後即此年的閏十一月,原毛文龍的部將、登州游擊孔有德叛亂,在攻陷登州後,投降後金,並率後金兵攻取重鎮旅順。    
    遼東形勢繼續惡化,朝廷根本無法控制。    
    至崇禎七年(1634)五月,皇太極故伎重演,繞開山海關,借道蒙古,於六月抵達長城腳下。然後兵分4路,殺入長城。京師再次告急。皇太極在內地左衝右突近兩個月後,從容而退。    
    崇禎八年(1635),皇太極獲得元朝傳國玉璽後,宣佈撤銷女真名號,統稱滿洲。    
    崇禎九年(1636)四月,滿洲、蒙古諸貝勒、漢軍都元帥、總兵官及文武大臣齊集盛京(瀋陽),舉行盛大典禮。由多爾袞、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孔有德分別上滿、蒙、漢文表章。皇太極受「寬溫仁皇帝」之號,正式稱帝建國,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定都瀋陽。努爾哈赤被追諡為承天廣運武皇帝,依漢制上廟號太祖。    
    至此,一個強大的大清帝國已初具規模。皇太極的抱負也不再是遼東,而是與大明朝爭奪天下,取而代之。自此以後,皇太極三次率兵攻入長城防線,在京畿、冀魯地區大顯身手,嚴重消耗了明朝的實力。而且還攻下了山海關外的四座重城,把前鋒推到山海關前。此時,已離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日子不遠了。    
    因此,在崇禎朝,明朝與後金的對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以袁崇煥的冤獄為分界線的。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寧錦大捷

    要說到袁崇煥的冤案,就須追述一下天啟朝以及崇禎帝即位前後的遼東形勢和人事變動。    
    天啟二年(1622)正月,努爾哈赤突然率兵反擊明軍。當時,遼東經略熊廷弼(天啟元年六月復出任此職)和廣寧巡撫王化貞(天啟元年五月由參議升任)關係不和。王化貞憑著首輔葉向高、兵部尚書張鶴鳴等人的支持,不聽熊廷弼調度,力主全線反擊,蕩平建州,並先後幾次組織軍事行動,但都勞而無功。努爾哈赤卻在精心準備後打了王化貞一個措手不及。    
    努爾哈赤此次西擊,先攻下西平堡,然後擊敗明軍援軍,佔領了重鎮廣寧及遠近40餘座城鎮。熊廷弼、王化貞竟率軍全線潰退,棄關外之地而不顧。關西蒙古人喀爾沁諸部乘機佔領關外5城72堡。    
    熊廷弼、王化貞被下獄論罪。後來魏忠賢利用熊廷弼,大殺東林黨人。最後熊廷弼被梟首九邊。直到崇禎初韓礦為相時,熊廷弼的兒子還向朝廷吵著要他父親的腦袋,以便回老家安葬。    
    熊廷弼被逮之後,王在晉任遼東經略。當時山海關外之地,盡被蒙古喀爾沁諸部控制,經略王在晉和薊遼總督王象乾主張利用這些蒙古人守關外之地,作為官軍與努爾哈赤之間的緩衝帶。為此,他們請朝廷發給蒙古人糧餉,予以正式確認。同時,他們又主張在山海關外的八里鋪修築重城,駐兵4萬,等等。    
    這時,有位名叫袁崇煥的寧前兵備僉事提出了不同意見,顯示出他獨到的軍事戰略眼光。    
    袁崇煥,廣東東莞人(一說祖籍東莞,至袁崇煥時已遷居廣西籐縣),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曾任福建邵武知縣。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被監察御史侯恂推薦到兵部,破格擔任職方主事。侯恂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朝宗)的父親,有東林色彩,後在鎮壓明末農民軍的戰爭中被委以重任,提拔過名將左良玉,兵敗後曾被逮捕入獄,後獲釋。後世對此人爭議頗大,說法很多。不過在天啟初,侯恂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東林官員。    
    袁崇煥能破格入兵部任職方主事,除侯恂的薦舉外,可能還有一層關係,那就是他與韓礦的關係。袁崇煥考中進士時,主考官就是韓礦,當時他的官職是禮部右侍郎。因此,韓礦與袁崇煥之間,有「座主」、「門生」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當時官場上是一種很重要的人情渠道。至天啟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被破格調入兵部時,韓礦正是在內閣閣臣的位置上,而且內閣首輔也是東林黨人葉向高。    
    不過,袁崇煥能入兵部,不僅是因為有這層關係,而且更與他本人的條件有關。袁崇煥雖從小就習舉子業,卻同時對武略很有興趣,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本朝的習慣是重文輕武,武人在朝廷中,很難謀得與文官相等的地位,而社會的精英,也很少去走武人這一發展道路。話又說回來,即使想在武略方面有發展,也必須先通過科舉謀得文官的資格。在當時,像兵部尚書、經略、巡撫之類率兵帶將的高級職位,全由文官擔任。就是說,文官做到一定時候,有可能統率武將,而武將卻不太可能去統轄文官。當然,這種體制也有問題,因為文官去管軍事,雖能約束武將,但能精通兵書同時又武略超群的畢竟是少數,一旦選人不當,像萬曆末的楊鎬那樣,就會誤大事。因此,像袁崇煥這樣既長期熟習兵書韜略,又關注邊疆政治的文官,在當時的條件下能脫穎而出,也不算奇怪。    
    袁崇煥的膽子也夠大的。他在王化貞廣寧兵潰後,曾一人單騎走遍山海關內外,考察邊情。當朝廷上下無不談遼事而色變時,袁崇煥卻在兵部揚言:    
    「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卒守此。」    
    意思就是只要給我兵馬糧草,我一人就能守住山海關。朝廷正愁沒有這樣的人,於是便再次破格,給他一個監軍僉事的官職,把他推上山海關前線。袁崇煥赴山海關後,沒過多久便得了個「鐵膽」的稱號。遼東經略王在晉也較倚重他,奏請任他為寧前兵備僉事,正式負責防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和前衛屯二地。這在當時就是明軍的最前線了。袁崇煥力主在此築城,作為山海關外的屏障,而王在晉卻提出收縮防線,在山海關外不遠的八里鋪築城,兩人發生了矛盾。    
    袁崇煥便越級向首輔葉向高稟告,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袁崇煥的不簡單。葉向高接到報告後,也拿不定主意,便與另一位閣臣孫承宗商量。    
    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榜眼,天啟帝即位後,以左庶子充日講官,據說深得天啟帝這位少年皇帝的賞識。天啟二年(1622)初廣寧失守後,遼東形勢危急,孫承宗因平素通曉兵法,而被破格由禮部右侍郎提升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這在本朝歷史上還沒有多少先例。孫承宗的入閣,是由東林黨魁、御史左光斗提議的,葉向高對此積極支持,所以孫承宗一般被認為是東林中的溫和派人物或者是東林黨的同情者。    
    孫承宗看到這種情形,便向朝廷提出自己親自赴山海關,瞭解詳情後再作定奪。孫承宗到達前線後,明確支持袁崇煥的計劃。到了此年八月,孫承宗更是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經略薊遼,這在本朝也是少見的。    
    孫承宗在遼東築城、練兵、屯田、造鎧甲,並進行了一系列人員調整。天啟五年(1625),已被提拔為山東副使、山東右參政的袁崇煥,以寧遠為據點,向東開拓疆域2000餘里,分遣將領據守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等,築城設防,一時形勢頗為有利。不幸的是,此年十月,孫承宗因遭到多方壓力而辭職。魏忠賢乘機以其黨羽兵部尚書高第取而代之,出任經略。    
    這位高第,雖是兵部尚書,但素無膽略。據說高第得知被任命為經略時,嚇得直哭。他到前線後,認為山海關的戰線太長,不易據守,便悍然下令全線退縮,撤入山海關。袁崇煥堅決反對,他說:    
    「兵法有進無退。錦州、右屯(原廣寧右屯衛)動搖,則寧遠、前衛必將動搖,山海關內也就失去了保障。」    
    袁崇煥的反對是有道理的。他的主張就是山海關外應有縱深防禦,避免山海關直接受敵攻擊。而這位高第大概是過於害怕,希望把全部力量收縮在山海關一線,孤注一擲。這與前面王在晉的想法是一樣的。這樣的戰略有兩大問題:一是山海關要直接承受敵方的攻擊,一旦關破,京畿便無險可守,敵軍的鐵騎片刻就能到北京城下。二是即使山海關守得住,敵方也能繞過山海關,在山海關以西的長城防線上尋找攻擊點,切入山海關之裡的京畿之地。由於山海關外沒有縱深防禦,明朝的軍隊就無法對敵軍進行堵截,破壞其戰略實施。後來的情況也確實證實了這種推測。    
    可高第不管這些。他本來就不懂,加上膽子又小,所以要讓他理解、接受袁崇煥的計劃,真是太難為他了。因此,他不僅要撤掉錦州、右屯防線,而且要把袁崇煥的寧遠、前衛一併撤入關中。袁崇煥急得都要跳起來,堅決反對。他說:    
    「我是寧前道,職守在此,死也要在此。我堅決不會撤退!」    
    遇到這種強脾氣的「鐵膽」人物,高第也沒有辦法,所以寧遠、前衛兩城仍由袁崇煥駐守,沒有撤退。朝廷為安撫袁崇煥,還提他做了山東按察使。但錦州一帶的防守據點,如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塔山、杏山等,全部撤守,軍民盡撤入關,哭聲震天,米粟輜重被委棄者不計其數,明軍實力大損。    
    依高第當時的想法,憑袁崇煥駐守的寧遠、前衛兩座孤城,大概也擋不住努爾哈赤的鐵騎。你袁崇煥既然想逞能,不肯撤入關內,那就讓你吃點苦頭,到時候你就會乖乖聽話了。沒想到,袁崇煥竟然依靠孤城,立下了大功!    
    天啟六年(1626)正月,努爾哈赤乘明軍全線撤退之際,率兵西渡遼河,直逼寧遠。袁崇煥得到諜報後,迅速召集將士,誓死守城;書寫血書,激勵士氣;傳檄山海關、前屯,凡自寧遠城逃出者,全部斬殺,以肅軍紀。全城人心始穩,誓死守城。    
    當時努爾哈赤所率軍隊,超過10,而袁崇煥在寧遠的守軍,僅萬人,雙方實力懸殊。袁崇煥在努爾哈赤圍城之初,故意放棄外城,把敵軍放進來。後金軍隊不知是計,便蜂擁而入,攻打內城。袁崇煥立即下令發射剛剛引進的西洋巨炮,配之以滾石矢木,後金軍隊吃了大虧,努爾哈赤本人也受了重傷,只得全線撤退。這就是「寧遠大捷」。    
    當時的朝廷上下,誰也沒想到袁崇煥能打這樣一個大勝仗。袁崇煥一下子名聲大震,先被提拔為右僉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為遼東巡撫。而那位經略高第,因擁兵不救、折辱諸將而遭交章彈劾,被趕下了台。朝廷上下最痛恨的是高第在寧遠激戰時擁兵觀望,不予救援。不過,在高第看來,他是不便去救。他本來就不同意袁崇煥守寧遠孤城,現在仗打了起來,如果袁崇煥打勝了,不是證明他自己原先的戰略是錯誤的嗎?對這種打勝了卻只能證明自己是錯誤的仗,像高第這樣的人能去拚命嗎?    
    高第之後,王之臣出任經略。王之臣與袁崇煥意見不合,朝廷為調和關係,乾脆把遼東的防務一分為二,山海關內由王之臣負責,山海關外由袁崇煥負責。這種做法不免滑稽,因為遼東防務本是一體,現在卻被活生生割裂。對這種劃分,袁崇煥很不滿意,他認為這是對他的不信任或猜忌;同時王之臣也不會滿意,因為他職為遼東經略,本應全線統籌,而現在卻只讓他負責關內。朝廷的原意是調和兩人關係,現在反而弄巧成拙。    
    在寧遠大捷之後,形勢一度對明朝有利。此年的八月,努爾哈赤因在寧遠被擊重傷,久治不愈而亡。努爾哈赤臨終前曾對諸貝勒說:    
    「我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為何單單寧遠一城卻沒有攻下?!」    
    努爾哈赤死後,其第八子皇太極接位。皇太極當時面臨許多困難。自己以第八子身份接位,並無多大合法性,只不過是因為自己統轄2旗,實力最強。而且,努爾哈赤臨終前曾明確告誡,要八貝勒共同治國。因此,當時皇太極急於鞏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寧遠慘敗,加之轄區內的長期經濟衰敗,皇太極也不太想在即位之初,就與明朝大動干戈。更重要的是,皇太極想借正面緩和之機,壓服朝鮮,以解後顧之憂。    
    天啟七年(1627)初,皇太極與袁崇煥之間互派使者,互換書信,進行商談。皇太極在信中列述了「七大恨」,申訴女真在明朝統治下所受的冤屈,表示願重修兩國之好,互贈禮品。所謂互贈禮品,就是要明朝向後金納貢。袁崇煥則要皇太極退出開戰以來侵佔的城池,歸還被俘的軍民等等,也就是要後金恢復到從前的地位。雙方的籌碼不一,很難達成一致。    
    就在和議進行之時,雙方都採取了一些舉措,各打著自己的算盤。    
    皇太極乘議和之機,出兵朝鮮,並攻擊據守在皮島(今朝鮮椴島)的明朝將領毛文龍。朝鮮、皮島同時告急,請求朝廷支援。    
    而此時的袁崇煥,正忙著佈防築城。當時經略王之臣已被罷職,經略一職空缺,由袁崇煥以巡撫的身份全面統轄遼東軍務。袁崇煥掌權後,與總兵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3城,並重新設防。正在此時,朝鮮告急,袁崇煥急命部將增援,而朝鮮卻因敵不住後金軍隊的猛攻,已正式投降。朝鮮的投降,使皇太極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使明軍失去了從東面夾攻後金的有生力量。    
    天啟七年(1627)五月,已取得朝鮮之戰勝利的皇太極,率兵向袁崇煥反撲,說是要報努爾哈赤之仇。在其攻勢之下,大、小凌河守城之卒潰逃,皇太極乘勢圍住錦州。錦州守將趙率教、監軍太監紀用遣使請和。袁崇煥急派祖大壽率精兵4000人,繞到敵後,又派水軍東出,試圖從背後發起攻擊。援兵才出發,而敵兵已至寧遠城下。袁崇煥故伎重演,用重炮打擊攻城之敵。與袁崇煥不和的滿桂,也率兵來增援,合擊敵軍。後金軍隊傷亡慘重,城外濠溝屍積如山,不得已而撤出寧遠,集中力量攻打錦州。錦州守城之兵奮力抵抗,外部援軍也紛紛趕到,後金軍隊便全面撤退,臨撤時,毀掉了大、小凌河兩座城池。這就是有名的「寧錦大捷」。    
    寧錦大捷,對皇太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於明朝來說,似乎是一個轉機。不幸的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再次影響到了遼東局勢。    
    寧錦大捷後,袁崇煥被魏忠賢手下的黨羽交章彈劾。他們說袁崇煥沒有及時救錦州,毛文龍遭後金襲擊,也是因為袁崇煥與後金議和引起的,等等。袁崇煥當然受不了,憤然乞請致仕歸里。朝廷順水推舟,同意袁崇煥之請,而讓王之臣復出,指揮遼東軍事。    
    不過,儘管袁崇煥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寧錦大捷還是要論功行賞的。朝廷文武,因寧錦大捷而被增秩賜蔭者不下百人。魏忠賢的從孫魏鵬翼雖尚在襁褓之中,卻也因寧錦大捷而被封了安平伯。至於袁崇煥,魏忠賢也格外加恩,給他增了一秩。對此,就連魏忠賢的心腹尚書霍維華也覺得太少了一點,因為畢竟是袁崇煥辛辛苦苦打了寧錦大捷,但魏忠賢對這種想法斷然拒絕。後來梁啟超讀到這段歷史,曾大發感慨說: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    
    其實,梁任公只說對了部分。奸臣在內,大概也希望名將能立功於外。魏忠賢在朝廷大殺東林黨人時,東林黨的同情者孫承宗、袁崇煥則在拼著命守住遼東。魏忠賢當然希望他們能立功於外,只不過功勞要算在或大部分算在自己這位「九千歲」頭上,能為自己所用。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就不行了。另外,名將不能立功於外,並不一定要有奸臣在內。袁崇煥這位名將,後來在崇禎帝這位明君領導下,不僅沒有立功,反而丟了性命,而殺他的人,恰恰不是奸臣,而是崇禎帝這位明主。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袁崇煥復出

    到了崇禎元年(1628)二月,薊遼總督王之臣以罪罷免。在朝廷大臣們的紛紛要求下,崇禎帝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此年七月份,袁崇煥至北京,崇禎帝在平台(宮城右後門)召見袁崇煥及群臣。在一番君臣寒暄之後,他即問袁崇煥:    
    「東兵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沒,遼民塗炭。卿萬里召赴,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具實奏聞。」    
    袁崇煥一聽皇帝咨以方略,而且態度親切誠懇,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便頭腦一熱,說出了後來有點後悔的話:    
    「臣受陛下特眷,原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    
    崇禎帝一聽,龍心大悅,連連許諾袁崇煥說,只要收復遼東失地,不要說你可封伯封侯,就連你的子孫也可同沐聖恩。邊上的群臣一聽皇帝這樣說,連忙異口同聲地誇袁崇煥道:    
    「袁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    
    這一誇,直把袁崇煥誇得心花怒放,似乎遼東之復,已是指日可待!    
    崇禎帝此時已累,便先回便殿休息一會。皇帝一走,有位名叫許譽卿的給事中便向袁崇煥請教,問他憑什麼只要5年就可復全遼?    
    袁崇煥被許譽卿這麼一問,也只得老實回答:    
    「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也。」    
    袁崇煥的意思,就是考慮到皇帝為這事日夜操心,我姑且說5年可以復遼,寬寬他的心。許譽卿一聽,知道袁崇煥其實也是心中無底,只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因此他立即責怪袁崇煥道:    
    「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    
    許譽卿說得也有道理。皇帝英明有為,不是糊塗之輩,你袁崇煥隨口說5年可以復遼,到時候皇帝真得按5年之期來考核,你怎麼辦!許譽卿的話猶如一盆冷水,令袁崇煥冷靜下來了。他想起以前治遼的經歷,以及朝中的複雜、遼東的艱苦,不由得後悔剛才的失言。因此,當崇禎帝休息後重新踱出來時,袁崇煥的口氣就有了很大的改變,他說:    
    「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遷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    
    這時袁崇煥把價碼抬高了,不像開始時那樣輕率。他提的那些要求也是實情,如果沒有朝廷上下一致,同心協力,遼東的仗就沒有辦法打下去。崇禎帝覺得有道理,便對身邊的部臣說,要滿足袁的要求。袁崇煥接著說: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這些話很有份量,聽得崇禎帝不知不覺站了起來,當即表示:    
    「卿勿疑慮,朕自主持!」    
    劉鴻訓等閣部大臣見機,也向崇禎帝請賜尚方寶劍,假之便宜,崇禎帝立即同意。此時的崇禎帝,滿懷希望,只要袁崇煥提出來的,他都答應。在他看來,只要遼東一平,中興也就指日可待。而崇禎帝越是這樣,袁崇煥越是擔心。因此他在臨赴任時,又給皇帝上了一個奏疏,把他心中的想法和擔憂,一一寫明。他說: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焉。」    
    說完自己的用兵之策後,袁崇煥話鋒一轉,點出自己對朝廷在邊疆用人方面的擔憂。他接著說道:    
    「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袁崇煥這段話,似乎為他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他所擔憂的,後來幾乎都變成了現實,而親手殺他的,竟也是愛他知他的崇禎帝。    
    袁崇煥赴遼東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寧遠兵變,十分棘手。    
    寧遠兵變在袁崇煥赴任前就已發生。起先是鎮守寧遠的川湖兵因連續4個月未領到軍餉,起兵鬧事,其餘13營也立即響應。叛兵們捉拿了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並把他們拘押在譙樓上,形勢十分危急。    
    剛剛赴任的兵備副使郭廣,與士兵們沒有多少衝突,所以說話尚有些影響力。他竭力保護畢自肅,並千方百計籌集到撫賞等銀兩萬餘兩,交給川湖兵。川湖兵仍不滿足,郭廣只得又向商民借貸,湊足5萬兩,才稍稍壓住叛兵凶狠之勢。巡撫畢自肅也得以逃到中左所(即塔山堡)。他大概是自感罪行深重,或許是對朝廷感到寒心,所以在上書自劾後,便上吊自殺,尋求解脫。    
    寧遠兵變,反映出當時官軍的脆弱。就體制而言,官軍士兵主要是招募而來。明初的那種衛所制度及其兵源徵募的辦法,此時已名存實亡。既然是招募,則兵員素質首先就得不到保證。在當時,只有沒辦法的人才會去當兵,而且絕大多數人是衝著兵餉去的。這些兵,管得好就是朝廷的官軍,一旦管得不好,那差不多就是盜賊。朝廷4個月不發餉,他們能不鬧事嗎?    
    這事也怪不得巡撫畢自肅。他雖有治兵不力之罪,但兵士嘩變,最直接的原因是欠餉。說到底,是朝廷拖欠了前線的兵餉。畢自肅雖為巡撫,但本身拿不出錢,只有朝廷給錢,畢自肅才有銀髮餉。    
    袁崇煥得知寧遠兵變後,立即趕赴寧遠,與那位能幹的郭廣密謀對策。袁崇煥的做法,與別人不同。他竟然寬宥了這場兵變的首惡楊正朝、張恩順,令其充前鋒立功自贖,以穩住人心。但像兵變這樣的嚴重謀反事件,總得有人去承擔責任。袁崇煥便斬了15名從犯,又把預先知道川湖兵要發動嘩變卻沒有及時上報的中軍吳國琦處斬,並罷免了一批軍官,以平群憤。當時只有都司程大樂統轄的一營兵士沒有參加嘩變,袁崇煥特予以獎勵。在這些措施之下,寧遠才算平靜下來。    
    事態雖已平息,但軍餉總得發下去,總拖著也不是長久之計。袁崇煥平定寧遠後,立即上疏朝廷請餉。崇禎帝便召群臣商議。絕大部分大臣都請求崇禎帝發內帑充餉,以解燃眉之急,因為戶部已無銀可撥。崇禎帝一想到要動用自己的「內帑」之銀,心中就不太情願,但不好明確拒絕。正在崇禎帝為難之際,聰明的吏部侍郎周延儒體察到皇帝的心思,便出語驚人,發表了與眾不同的高論:    
    「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嘩,餉之。錦州嘩,復餉之。各邊傚尤,帑將安給?」    
    崇禎帝一聽,有道理!忙問道:    
    「卿謂如何?」    
    周延儒接著說道:    
    「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    
    什麼是經久之策呢?周延儒幾天後又說:    
    「餉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嘩?安知非驕弁拘煽,以脅崇煥邪?」    
    這句話真是說到崇禎帝的心坎上了。當時崇禎帝正疑心邊將以兵變要挾朝廷,請發軍餉,給周延儒這麼一點撥,更是豁然開朗。    
    周延儒這番話,很得崇禎帝歡心。只要能少出他內庫的銀子,他都聽得順耳。但周延儒的話,卻害苦了帶兵的將領們。當時的官軍,都是招募來的,幫朝廷打一天仗,朝廷就得給一天銀子,因此並不像周延儒所講的那樣,有糧無銀也能應付。當時朝廷欠餉普遍,不僅欠遼東的軍餉,也欠其他地方如陝西等地的兵餉。因此,袁崇煥在平定寧遠後,便立即向朝廷請餉。鑒於當時遼東的形勢和袁崇煥的面子,崇禎帝尚能基本滿足。    
    袁崇煥隨即著手整飭遼東的防務,調整人事安排。畢自肅自殺後,袁崇煥上書請求不要再設巡撫。後登萊巡撫孫國楨被罷時,袁崇煥又上書請求罷除不設。同時,袁崇煥把寧遠、錦州合為一鎮,由祖大壽仍舊駐守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替總兵朱梅駐守寧遠(朱梅已被解任),而將駐守薊鎮的趙率教移至關門。這樣一調整,山海關外僅存兩員大將,而袁崇煥自己則鎮守寧遠,基本上做到了事權歸一,理順了人事關係。    
    到了崇禎二年(1629)閏四月,崇禎帝以春秋兩防的功績,詔令加袁崇煥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蔭錦衣千戶。袁崇煥意氣風發,原先的小心謹慎已被拋之腦後。不久,他就做了一件令朝野大為震驚的大事,那就是誅殺毛文龍。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毛文龍被誅

    這位毛文龍,也是當時的一位奇人。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平。因其父到浙江杭州做生意,毛文龍生在杭州,便落籍杭州府仁和縣。一般人都認為毛文龍是杭州人,而實際上他是個地道的山西人。    
    毛文龍雖生在杭州,但仍像當時的許多山西人一樣,天生不愛讀書,也不事生產,而是閱歷江湖,空口談兵,屬於無賴不正之徒。到後來,他出走投奔他的叔父毛得春,世襲其職充百戶,開始到軍隊中去發展。到天啟元年(1621),他已是巡撫王化貞手下的練兵游擊。    
    也就在這一年,毛文龍策動後金的鎮江(九連城)守將陳良策反正,一舉佔領該城,僥倖成功。這次勝利被廣寧巡撫王化貞稱之為「鎮江大捷」。王化貞立即組織兵力,準備一舉剿滅遼東,結果是無功而還。不久,鎮江城也被後金收復。    
    毛文龍因有「鎮江大捷」,而被提升為副總兵,累加左都督。天啟二年(1622)春廣寧失守、遼東全線崩潰之後,毛文龍及其據守的皮島就顯得重要起來了。此年六月,朝廷在皮島設東江鎮,再升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掛將軍印,賜尚方劍。除皮島這一基地外,毛文龍當時尚佔據著朝鮮境內的鐵山,設有營寨。    
    毛文龍一心一意經營他的東江鎮。這皮島(椴島)居鴨綠江口之南,離朝鮮本土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險要。島上居民多是從遼東逃出來的漢人。毛文龍便招募一批手下,做他的「海外天子」。    
    平心而論,毛文龍仍是明朝的將領,因為他確實在打擊後金,牽制敵軍,而且還常常上書朝廷,慷慨激昂,說些中聽的大話。如他在天啟三年(1623)曾上書兵部,說「得餉百萬,明年可以滅奴。」實際上他根本做不到。兩年之後,他又說:「兩年之間,有不平遼滅奴,復三韓之舊業,甘治欺君誑上之罪。」這些大話,他說了不少,不僅魏忠賢愛聽,一般人也喜歡聽。對於一個這樣的朝廷來說,能說些大話的人畢竟還是有用的,至少符合氣可鼓而不可洩的原則。況且,毛文龍也做了一些實事,為遼東的戰局起到了某種牽制作用,儘管他把斬殺6人說成六萬之眾等等。    
    話又說回來,明末說假話、大話的人,也並非毛文龍一人,至少是真正說真話的人不多,因為朝廷上下願聽真話的人本來就不多。事實上,就算毛文龍不說大話,他也承擔不起收復遼東的重任。朝廷的大軍在關外尚且節節敗退,何況毛文龍這樣的烏合之眾。    
    或許毛文龍本人就十分明白這一點。因此,他一方面不斷與朝廷吹些大話,要官要餉,另一方面,也實實在在地為自己做事。他不斷地要餉,不免也吃些空額,落入自己腰包。更嚴重的是,他還利用皮島的地理優勢和軍隊的特權,做些生意贏利,經營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違禁品。他還代朝廷徵收過往商賈的商稅,但不上繳。總的來說,毛文龍在皮島,兵練得不怎麼樣,但錢賺得還可以,很有些經濟頭腦。    
    毛文龍賺的錢,除落入自己腰包外,開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幫兵馬要靠他養活,指望朝廷有時候也的確不可靠;朝廷那麼多官員也得罪不起,需要打點。毛文龍在這方面從不吝嗇,朝廷上下拿他錢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否則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幫他說話。毛文龍的最大問題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總以為朝廷沒有了他,遼東局勢就會如何。他還以為他上下使了錢,朝廷的官員就都會幫他講話,奈何他不得。在崇禎帝剛即位的天啟七年(1627)九月,毛文龍上了一個措辭激烈的奏疏,說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勞,有不平者五事」,具體而言,則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賞罰各異、抹殺戰功、傳言不斷等等,最後甚至以辭職相威脅。崇禎帝拿到這個奏疏後,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龍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個令毛文龍浮想聯翩的詔書,稱:    
    「文龍遠戍孤懸,備嘗艱苦,屢建捷效,心跡自明。東顧方殷,豈得乞身求代。還宜益奮義勇,多方牽制,以紓朕懷。」    
    崇禎帝的這種態度,無疑更加刺激了毛文龍的狂妄自大,以至發展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後人在後金的「滿文秘檔」中還發現了毛文龍與後金往來的密信。毛文龍在密信中曾與皇太極議降,提出所謂「爾(指皇太極)取山海關,我取山東」之類的投降條件。假如這些檔案的真實性沒有問題的話,那麼歷史真是開了個大玩笑。因為明末不少人認為,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就是為了投降後金,沒想到毛文龍卻曾有過降後金的舉措。這真是冤殺了袁崇煥!    
    毛文龍此等狂妄,自認為朝廷缺他不可,不料朝廷新任命的遼東總督袁崇煥也是個敢作敢為的人。這位當時尚深受崇禎帝寵愛的袁崇煥,原本就與毛文龍有矛盾。在任遼東巡撫時,袁崇煥就曾提出撤銷東江鎮的建議,朝廷沒有採納。在天啟七年(1627)皇太極出兵攻擊皮島時,袁崇煥的救援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慢了半拍,令毛文龍吃了大虧,丟掉了鐵山大營。袁崇煥也因此事而被毛文龍在朝廷中的那些代理人猛烈攻擊,最終乞請致仕歸里。    
    袁崇煥此次重掌遼東帥印,毛文龍的問題當然是繞不過去的。所以,在袁崇煥赴遼之前,大學士錢龍錫曾問及袁崇煥赴遼後的具體方略,袁崇煥明確表示:    
    「當自東江始。文龍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    
    此言表明,袁崇煥在赴遼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龍的打算。    
    袁崇煥一赴任,果然就以毛文龍開刀。袁崇煥很精明,知道毛文龍的要害所在,因此他上了《策畫東江事宜疏》,要求朝廷改變運往東江糧餉的餉道,並派兵部部臣參與皮島的糧餉管理,以便用糧餉來控制住毛文龍。毛文龍當然不幹,立即上疏抗辯,而且話說得很難聽。他說:    
    「臣讀畢,愁煩慷慨,計無所出。忽聞哭聲四起,合島鼎沸,諸將擁進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糧餉到、客商來,有復遼之日,各還故土。誰知袁督師將登州嚴禁,不許一舡出海。」    
    毛文龍的話雖有點誇張,但說的也是實情。袁崇煥把山東半島一封鎖,不僅糧餉之船來不了,而且商船也不能赴皮島,加上朝鮮已降了後金,所以皮島就成了海中孤島。難怪毛文龍要說這是「攔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以毛文龍的稟性,話自然不會到此為止,更難聽的話還在後頭。他接著說:    
    「督臣策畫捨近求遠,棄易圖難,臣竟不知故。今事實難做矣,臣之熱腸冷矣,性命危於旦夕矣。每自譬於林畔一日七戰時,今又多活數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願如撫臣故事,又有非議於其後耳。督臣為臣上司,臣辯駁其疏,臣亦自覺非體、非理,聽皇上或撤或留,臣隨(遂)親抱敕印,竟進登州候旨,逮臣進京,悉從公議,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節,免誤封疆大事矣。」    
    這些話明顯帶有要挾的色彩,正在興頭上的袁崇煥自然是恨之入骨,殺心頓起。不過,毛文龍的這番話雖不中聽,到是基本上在後來應驗。他本人不久被誅殺,儘管未等到進京而是被袁崇煥立斬於帳外,應了那句「性命危於旦夕矣」。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來被視作是其降後金的主要步驟和罪證,應了那句「只不願如撫臣故事,又有非議於其後耳」。    
    毛文龍在上此疏時,未必料到他自己真會喪命,而袁崇煥卻真的在佈置誅殺之事。崇禎二年(1629)五月底,袁崇煥乘舟泛海到達皮島附近的雙島,名義上當然是檢閱兵馬。毛文龍在六月初一日由皮島來到雙島,以下屬的身份進謁,後又陪袁崇煥上了皮島。酒足飯飽之餘,袁崇煥也曾試探過毛文龍,給毛文龍一些台階,如整治部隊、返鄉養老等等,讓毛文龍能順此體面收場。不幸的是,毛文龍仍是懵懂不解,失之交臂。於是,袁崇煥便準備痛下殺手。    
    六月五日,袁崇煥終於動了殺手。他預先在一座山上設置大帳,並在帳中埋伏了親兵。接著,他邀毛文龍前來,一起上山。毛文龍趕到山下,袁崇煥與他寒暄道:    
    明天早晨我就要離開此地,你一人擔負海外守禦重任,請受我一拜!    
    毛文龍趕緊回拜。互拜之後,袁崇煥請毛文龍上山,卻把他的隨從兵卒擋在山下,只許一些將官跟隨上山。袁崇煥邊走邊問那些從官的姓名,回答多為毛姓。毛文龍趕緊解釋說,他們都是我的子孫。袁崇煥又笑著說:    
    你們遠處海外,整日辛苦,為國效力,而每月米糧只有一斛,真是令人痛心,請再受我一拜!    
    毛文龍的從官嚇得趕緊叩頭答謝。就這樣你一拜我一拜,一行人就進了大帳。一進大帳,袁崇煥把臉一翻,突然責問毛文龍違反朝命之事。毛文龍哪裡受得了,立即反駁。袁崇煥喝令隨從扒掉毛文龍的冠戴,捆綁起來,並從容不迫,歷數其「十二斬罪」:    
    「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    
    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    
    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    
    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    
    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    
    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    
    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    
    強取民間女子,不知紀極,部下傚尤,人不安室,八當斬。    
    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    
    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    
    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    
    開鎮八年,不能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    
    這「十二斬罪」中,有的確實是事實,有的則有些牽強。如給魏忠賢行賄、在皮島給魏忠賢塑像這一條,就算不上可斬之罪。當時給魏氏建祠塑像,是一種風氣。袁崇煥自己也曾上書朝廷,要求在寧遠給魏忠賢造生祠,不過由於種種原因沒有造成而已。再如開鎮8年未復寸土那一條,也有些勉強。毛文龍未復寸土是事實,但比起那些連連丟失疆土的大吏而言,也算不得彌天大罪。袁崇煥復出之後,好像也是未復寸土,只是一味防禦。所以,要求毛文龍以一孤島之烏合之眾,去收復失地,不免苛求。不過,既然袁崇煥要斬殺毛文龍,那麼,不要說是「十二斬罪」,就是更多的罪狀也能找得到。因此難怪也有人說,袁崇煥捏「十二罪」,矯旨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旨殺岳武穆,是古今一轍。    
    毛文龍至此已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便不再開口,只是一味叩頭求免一死。袁崇煥問毛文龍的從官道:    
    「文龍罪當斬否?」    
    眾官們嚇得連連稱該斬。但也有人為他辯護,說其數年勞苦。袁崇煥勃然大怒,斥責道:    
    「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    
    接著,袁崇煥跪下頓首,請旨道:    
    「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也以誅文龍者誅臣!」    
    此言一出,殺氣騰騰,在場諸官誰也不敢出聲。袁崇煥便取出尚方劍,在帳前斬殺毛文龍。毛文龍當時也有皇帝所賜的尚方劍,沒想到自己卻被另一把尚方劍斬殺。據說毛文龍曾祈過夢,在夢中,他的同鄉前輩于謙授其一詩:「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為伴。」當初大家都不解其意。直到毛文龍被斬,大家才恍然大悟,韓信27歲任大將,文龍52歲作元戎,老了近一半;田橫死在荒島,尚有500人殉死作伴,而文龍被斬時,卻無人作伴。    
    袁崇煥隨即對毛文龍的部隊進行了改編,重新任命首領,並採取了一些安撫措施,算是穩住了毛文龍的舊部。    
    袁崇煥誅殺毛文龍,雖不像後來不少人所誤解的那樣,是出於降後金的目的,但此舉確實有點過分。毛文龍也是一位由皇帝欽命的邊塞大將,袁崇煥雖有尚方劍和崇禎帝「便宜行事」的聖旨,但也不能說殺就殺,不通過正常的程序。這一點袁崇煥本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在誅殺毛文龍後,立即上疏為自己開脫,並向朝廷請罪。崇禎帝雖然沒有追究,甚至還「優旨褒答」,但心中的震驚、疑慮是難免的。袁崇煥後來的命運,或許與此舉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從當時的敵我情形而言,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失策。儘管毛文龍有種種不是,但他仍然是明朝的總兵,他駐守的東江鎮,在朝鮮降後金之後的崇禎初年,是朝廷惟一能在敵人腹背起牽制作用的重鎮。而毛文龍一死,東江鎮失去約束,不久便土崩瓦解。毛文龍的許多部下也紛紛投敵。其中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成為後來清兵入關的急先鋒,立下赫赫戰功。不過令人奇怪的是,這些人幫明朝打仗時似乎不怎麼樣,但到打明朝時卻是勝多敗少。    
    誅殺毛文龍之後不久,遼東的戰局便急轉而下,戰火蔓延到了京畿。袁崇煥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大冤案(1)

    崇禎二年(1629)十月下旬,一直與袁崇煥商談議和的皇太極,突然率兵繞開寧遠、山海關一帶的明朝防線,由蒙古境內開拔,抵達老河。然後兵分3路,分別從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突襲長城防線,並迅速得手,至十一月初二日,皇太極的3路兵馬已到達了遵化城下,形勢告急!    
    皇太極這次突襲,有內外雙重因素。崇禎二年(1628),不僅新附後金的蒙古諸部遭受嚴重災荒,後金本身也遭重災,日子艱難。皇太極為了擺脫經濟困難,鞏固汗位,急於開戰。而當時的形勢,也有利於進攻。雖說袁崇煥統轄的寧遠、山海關防線不容易攻破,但由於蒙古已經歸附後金,後金的軍隊可以在蒙古軍的協助下,選擇山海關以西的薄弱之處,作為突破口,攻破長城防線。而且此時朝鮮也已歸附後金,皇太極不必像原先那樣擔心朝鮮人在後面攻擊他的大本營,沒有了後顧之憂。    
    當時明朝在山海關以西的長城防線十分薄弱。在蒙古喀爾沁等部尚未依附後金前,這段防線尚有緩衝地區,形勢不算嚴峻。但至蒙古諸部歸附後金之後,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因為這段長城防線直接面臨著後金的威脅。對此,袁崇煥已清醒地意識到了,所以,他一再上書朝廷,要求在這一線增兵,尤其要用重兵把守薊州鎮(今河北遷西)、遵化(今河北遵化)、薊州(今河北薊縣)等要地。但朝廷未能依此具體實施。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朝廷無力佈防,二是因為崇禎帝及朝廷上下都認為,對付後金只要袁崇煥就行了,不必再另作籌劃。沒想到,袁崇煥擔心的事,皇太極也想到了,而且迅速實行並一舉成功,把明朝打了個措手不及。    
    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得知長城防線被攻破的軍情後,立即率守關兵馬飛馳3晝夜,趕到遷西西北的三屯營,卻被駐守此鎮的總兵官朱國彥阻止,不得入城。趙率教無奈之下,繼續西行,遇後金軍隊伏擊,雙方激戰,結果趙率教戰死,其部也全軍覆沒。    
    打掉援軍的後金軍隊,乘勝攻打遵化城。巡撫王元雅、保定府推官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天球以及現任、前任兩位知縣和幾位武官,或自盡,或戰死,遵化淪陷。    
    遵化一破,三屯營隨即軍心動搖,一批守將臨陣脫逃。總兵官朱國彥憤怒之餘,在城中張榜公佈逃跑將領的名單,並散盡家財,與妻子張氏雙雙上吊自殺。形勢十分危急。    
    袁崇煥在十一月初一日趕到山海關後,才得知後金軍隊已從蒙古攻入長城的有關詳情。他立即調兵遣將,進行堵截,自己則親率祖大壽、何可剛入衛,於十一月十日趕抵薊州。崇禎帝對袁崇煥「溫旨褒勉」,並發內帑犒賞將士,令袁崇煥統率各路兵馬。袁崇煥立即作了佈置:    
    以原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等守山海關;參將楊春守永平,游擊滿庫守遷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參將邵忠武守豐潤,游擊蔡裕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威仍還鎮護諸陵;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總兵曹鳴雷、遼東總兵祖大壽駐薊州遏敵,保定總兵劉策還駐密雲。    
    同時,袁崇煥命游擊鍾宇,中軍王應忠、李應元為右翼,繼副總兵張弘謨而進;中軍何可剛,游擊靳國臣、趙國忠、孫志遠、陳景榮、陳繼盛,都司劉撫民組成中權,繼朱梅而進;祖大壽為後援,繼何可剛而進。袁崇煥自己率軍居二線之中策應。    
    朝廷當時一片混亂。當後金軍隊突破長城防線的消息報到京師,毫無準備的朝廷上下大為震驚。崇禎帝立即下令京師戒嚴。遵化淪陷後,京師大震,人心惶惶。崇禎帝任命吏部侍郎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又召原先賦閒在家的孫承宗任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督理兵馬,負責京師防衛。一時間,只要聽說有能用之人,崇禎帝便毫不吝嗇,立即給官給錢,予以實權,可見崇禎帝當時的心態。而原任兵部尚書的王洽,則倒了大霉,被逮捕入獄,不久便死於非命。這位王尚書,本是位不錯的文官,沒想到卻丟了性命。王洽被殺,與周延儒有很大關係。在遵化失陷後,崇禎帝召見群臣,周延儒陰森森地說了一番話,而正是這番話要了王尚書的命。周延儒是這樣說的:    
     「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疆敵宵遁。」    
    此言就是要崇禎帝殺一儆百。崇禎帝認為言之有理,便把王洽下了獄。這位周延儒,總是出這樣的鬼點子,害了不少人,最終也害了自己。崇禎帝實用主義的做事風格和變化無常的性格,由此也暴露無遺。    
    皇太極攻陷遵化後,並沒有像袁崇煥所預計的那樣強攻薊州城,而是與薊州城稍有接觸之後,便繞城而過,迅速向西挺進,連陷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直逼京師。在通州以北20里處紮營後,又分兵向彰義門、天津、密雲、居庸關、良鄉、固安推進。形勢已是十分嚴峻。    
    袁崇煥弄清了皇太極的意圖後,立即率兵火速向京師靠攏,於十五日趕到了通州附近的河西務。當時朝廷上下已有謠言說袁崇煥勾結後金,所以朝廷命袁崇煥的駐地不得越過薊州,而袁崇煥此時已越界到了通州附近。因此,部將中有人提醒他,乾脆就把部隊停駐在河西務,不要再往京師靠近,視敵情而作攻守進退。但袁崇煥勤王心切,沒有採納,反而親率9000兵馬,於十六日抵達左安門(外城即外羅城的東南門。外城在內城之南,呈長方形,環抱內城東西角樓,共有7個城門)。    
    除袁崇煥這支軍隊外,京師附近尚有孫承宗駐屯通州,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也率援軍趕到了德勝門外駐紮。京師的守衛則由新上任的兵部尚書李邦華、右侍郎劉之綸主持。督師袁崇煥趕到後,崇禎帝仍賜彩幣和玉帶,命其統轄各路兵馬。    
    十九日,皇太極率兵進至京師之北土城關之東。皇太極巡視京城外圍之後,進兵關廂二里列營進擊。宣府總兵侯世祿避其鋒芒,不與之戰。大同總兵滿桂則獨自率領自己帶來的5000騎兵迎戰。在德勝門城樓上督戰的兵部尚書李邦華,急令開炮助戰,沒想到炮彈無眼,誤傷了滿桂。滿桂被抬下來休息。後來有人誤把傷滿桂的賬算到袁崇煥頭上,這的確是冤枉。    
    袁崇煥急忙令都司戴承恩在廣渠門(外城之東門,俗稱沙窩門)擇地佈陣,祖大壽在南,王承胤等在西北,自己在西,嚴陣以待。此日午時,後金兵馬在外城以東發起攻擊,先由東南方向進攻,祖大壽等人力戰卻敵。後金兵轉而由西面攻擊,袁崇煥親自上陣督戰,戰鬥十分激烈。在敵住後金軍的攻勢以後,袁崇煥揮師合擊,進行反撲,敵軍退卻至渾河。皇太極鳴金收兵,移營南海子。攻城之勢稍稍緩和。    
    在京師被攻之際,崇禎帝詔天下鎮巡官勤王。崇禎帝此時真是有點急了,擔心京師守不住,所以才嚴令各地率師入衛勤王,一時間天下震動。各地援軍紛紛向京師集結,圍攻南海子,後金軍隊開始後撤。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禎帝在平台召見袁崇煥、滿桂等人,對袁崇煥依然是態度和藹,且有賞賜。當時袁崇煥鑒於局勢危急,自感不安,便將傳旨的太監留在營中,自己則青衣玄帽獨自入城進見。依袁崇煥的初衷,他原準備向皇上提出議和的建議,所以開始時把敵情說得很嚴重,讓崇禎帝等人聽得直發慌,但他最終還是沒敢提出議和的建議。後來有人說袁崇煥把傳旨的太監留在營中,是扣為人質,以防不測,真是妄語。    
    不過,此時崇禎帝心中已對袁崇煥起了疑心,儘管他不露聲色。因此,當袁崇煥提出要率兵入城時,崇禎帝便一口回絕。兩天後,當袁崇煥再次提出把自己的部隊開進外城休整,並請輔臣出援時,崇禎帝仍然拒絕。而大同總兵滿桂的部隊卻可以駐紮在外城休整。袁崇煥至此已覺察到有些不對頭了。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大冤案(2)

    崇禎帝之所以不讓袁崇煥入城,主要是懷疑他已勾結後金,入城叛亂。有關袁崇煥暗中勾結後金的傳言,也已有些時日。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後,就有人說他是為了幫後金除掉心腹之患。他與後金之間的談判,也可以被說成暗降後金的具體步驟。更有人說後金從蒙古犯邊,正是袁崇煥的主意,並列出不少證據:身為督師,怎能不預知敵軍這麼大的動作?薊州一戰,後金出兵僅200餘騎,而袁崇煥放炮,連敵人的毫毛也沒傷著,雙方交戰如同兒戲,要不是預先勾結,怎會這樣?朝廷明令袁崇煥不要過薊州,而他卻一直移師到京城腳下,來了以後也不認真備戰,只是做表面文章,這哪像保衛京師?更有人說,袁崇煥的軍隊與後金的軍隊相鄰紮營,形同友軍,朝廷給袁崇煥的軍餉,轉眼便到了後金軍營。滿桂率軍對敵激戰,袁崇煥不僅無動於衷,反而乘滿桂路過營門時,施放暗炮,射傷滿桂等等。這些話難免傳到崇禎帝耳中。崇禎帝開始尚將信將疑,但當他得到從南海子逃回來的兩位太監的密報之後,便堅信不疑了。    
    這兩位太監,一名楊春,一名王成德,職任大堤馬房提督。後金兵駐南海子時,他們成了俘虜。皇太極當時正慮除不掉袁崇煥,便想借此二人使用反間計。此時的皇太極,已不像他的父親努爾哈赤那樣,只能從《三國演義》中借用謀略了,而是擁有無數漢人謀士為他出謀劃策了。像反間計之類,已是小菜一碟,不在話下。於是,皇太極派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兩位手下,來到羈押兩位太監之處,乘他倆似睡未睡之機,故作耳語,卻又讓他們聽到,意思是袁崇煥與皇太極已有密約,大事可成之類。第二天,高、鮑兩人故意讓出空當,放跑太監楊春、王成德。    
    楊、王兩人回到宮中,急忙把這些重大情報向崇禎帝匯報。崇禎帝果然中計,深信不疑,並著手安排有關事宜。    
    十二月初一日,崇禎帝在安排妥當之後,便以議餉名義召見袁崇煥、滿桂、祖大壽等人。袁崇煥一趕到平台,崇禎帝冷著臉劈頭就問:為什麼要殺毛文龍?援兵為什麼逗留遲緩?崇禎帝好像忘記了他自己幾個月來的言行:當初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崇禎帝「優旨褒答」,並下令公佈毛文龍之罪,收捕其爪牙,距今不過幾個月;袁崇煥自山海關率軍增援趕到薊州時,崇禎帝還「溫旨褒勉」,這也是20天前的事。就在不到10天之前,崇禎帝還給袁崇煥不少賞賜,以獎其功。    
    毫無準備的袁崇煥,被崇禎帝這麼沒來由地一問,連話都說不出來,根本無法辯解。其實崇禎帝也不要袁崇煥辯解,當場下令錦衣衛進來捆人,押赴詔獄。    
    閣臣成基命當時在場,預先對崇禎帝的計劃一無所知。他見此情形,立即跪下叩頭,請皇帝慎重。崇禎帝說:    
    「慎重即因循,何益?」    
    成基命再次叩頭,說:    
    「兵臨城下,非他時比!」    
    崇禎帝哪裡聽得進去。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兵臨城下,才要果斷行事,要不是自己英明無比,明察秋毫,豈不是讓袁崇煥得了手,壞了大事!    
    他隨即宣佈由滿桂總理各路兵馬,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馬。    
    這樣一來,祖大壽就呆不下去了。祖大壽與不久前戰死的趙率教,是袁崇煥手下最得力的兩員大將。祖大壽與袁崇煥還有一層更深的關係。當初祖大壽曾犯過大事,罪可至死,全虧袁崇煥保全提攜,才有今天。袁崇煥入獄,無論於公於私,祖大壽都嚥不下這口氣。    
    不僅如此,接替袁崇煥的滿桂,原先也在遼東前線,後因與袁崇煥不和,才被調任。現在滿桂統轄各軍,祖大壽自然擔心受其壓制。事實上,祖大壽的部下已受到了歧視。他們在城下守城,而城上的人卻向他們扔石頭,砸死了幾人。他的手下兵卒,動不動被作為間諜處死。甚至有人揚言要用大炮轟擊他們。在很多人眼裡,祖大壽的部隊幾乎就是叛軍。    
    祖大壽沒法,便不辭而別,突然率軍離開京城,往遼東開拔,至山海關時,破關而出,直奔寧遠。祖大壽這一走,不僅帶走了守城的主力,而且還很可能謀反。    
    這一招令崇禎帝猝不及防。他一面指責袁崇煥的罪狀,同時又褒揚祖大壽等人,說是兩者有別,不搞株連,一面卻又告諭孫承宗說,遼東的兵馬,是我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又是卿舊日部曲,要孫承宗趕緊想辦法。    
    孫承宗沒法,命游擊石柱國飛馳追趕祖大壽,但只追到了其部下,未能見到祖大壽本人。    
    同時,閣臣成基命給皇帝出主意,建議請獄中的袁崇煥給祖大壽寫信,以袁、祖之間的私交和上下級關係,來阻止祖大壽謀反。袁崇煥依令寫了信,朝廷立即遣都司賈登科追趕祖大壽,把此信交給了他。有意思的是,崇禎帝以叛逆罪把袁崇煥下了詔獄,卻又令袁崇煥寫信勸其部下不要謀反,真不知是什麼邏輯!    
    孫承宗還趁熱打鐵,寫密信給祖大壽出主意。他要祖大壽立即上章自列,並且為朝廷立功,幫袁崇煥贖罪,並承諾為祖大壽在皇帝面前開脫。    
    既有袁崇煥的信函,又有孫承宗的許諾,祖大壽便上疏朝廷,自列請罪。崇禎帝當然不會追究,便下詔把祖大壽安慰一番,讓他繼續鎮守寧遠。到後來,崇禎帝還命孫承宗、馬世遠移鎮山海關。孫、馬在遼東將士中很有威信,由他們出面,能安定遼東將士的心。    
    諸招並下,遼東兵馬才稍稍安定下來,沒有進一步生出事端。    
    袁崇煥既然被下了獄,入衛的各路兵馬就失去了統帥。於是朝廷又設文武經略,分別由尚書梁廷棟、滿桂充任,並各賜尚方劍,分駐西直門和安定門,以加強防禦,協調各軍。    
    此時的皇太極,仍率兵在長城之內游弋待機,並兩次派使者與明朝廷議和。後金兵馬,本是長期遊牧的部落,很習慣這種且獵且行的生活。當皇太極得知反間計奏效、袁崇煥下獄後,欣喜若狂。他實在沒想到崇禎帝會這麼輕易地上了他的當,自毀長城。    
    欣喜之餘,皇太極隨即揮師攻下京師西南的良鄉城,知縣黨還醇等戰死。他的另一支兵馬攻下了固安城,然後回兵蘆溝橋。當時駐守蘆溝橋的是副總兵申甫、監軍金聲。這位申甫,本是位僧人,平時好談兵。時局危急後,崇禎帝下令破格選才。庶吉士金聲就把這位申甫推薦給朝廷。崇禎帝立即召見申甫,並參觀了申甫的戰車,覺得申甫是難得的人才,便提拔他做了副總兵,給他錢糧招兵買馬,修建戰車。庶吉士金聲也因推薦有功,被提拔為御史,做了申甫的監軍。    
    申甫招的人馬,都是些地痞無賴,根本沒經過訓練。而他的新式武器戰車,能有多大用處,也只有天知道。就是這群烏合之眾,竟被派去駐守京師外圍的重地蘆溝橋。結果是在後金兵馬的銳利攻勢之下,這支軍隊被全殲,申甫戰死,他的戰車當然也沒什麼用處。    
    佔領蘆溝橋後,後金軍乘勝推進到京師的永定門(京師外城正南門)。滿桂正率兵駐紮在外城之內,他自知兵力薄弱,敵不住後金兵鋒,所以想依托城牆工事堅守。但崇禎帝嚴令滿桂出城迎敵。無奈之下,滿桂揮淚率5000兵馬出城佈陣。至十七日黎明,潮水一般的後金兵馬向滿桂發起猛攻,前後十餘戰。滿桂身先士卒,驍勇無比,終因寡不敵眾,節節敗退。此役滿桂戰死,副將孫祖壽及參將周旗等30餘將陣亡,總兵官黑雲龍、麻登雲等被擒,最後投降。    
    到此時,原先在遼東前線最能打仗的4員大將,已被折騰得差不多了。袁崇煥被下了獄,趙率教、滿桂戰死,祖大壽被逼走,差點謀反。若要論起來,崇禎帝就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皇太極打敗滿桂以後,其手下紛紛要求攻打京師。皇太極卻不急,他笑著說:    
    「城中癡兒,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域)尚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可也。    
    若是讓崇禎帝聽到這番話,真要當場昏過去。他自命不凡,以明君自居,沒想到在皇太極眼中,僅是一位「癡兒」而已。    
    皇太極自知後金實力尚不足守住中原之大,於是再次致書崇禎帝,重申議和之意,然後解了京師之圍。    
    崇禎帝此時仍根本不把皇太極放在眼裡。在他看來,堂堂天朝,怎麼能屈尊與這小小的建州藩屬議和呢?因此他絕對不予考慮!他仍要求各路兵馬剿滅皇太極。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根本不可能。沒有一路兵馬能擋得住後金的鋒芒,更不用說能組織起進攻了。    
    皇太極從京師撤圍後,先揮師攻良鄉,擊潰山西巡撫耿如杞的援兵,再到京師東南的房山,拜謁後金太祖陵,然後揮師向東趨通州,攻下通州以南的張家灣,再東渡運河,攻下香河、三河、玉田、永平、灤州,最後駐紮在三屯營。明朝官員將領幾十人戰死,而各路援兵卻不敢前往救援。    
    當時只有兵部侍郎劉之綸敢率兵去碰後金軍隊。    
    這位劉之綸,原本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他看到官軍節節敗退,心裡著急,便給皇帝上疏陳方略、出計謀,而且還借錢製造小炮、戰車。崇禎帝認為他是個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給他一個空頭官做做。劉之綸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到滿桂戰死後,劉之綸向皇帝請兵一萬,出城迎戰後金,崇禎帝哪裡有這麼多人給他。因此劉之綸的部隊也是些烏合之眾。當他帶著部隊趕到通州時,皇太極開始已過通州,連下香河、永平,勢不可擋。這位書獃子率兵急趕遵化,在遵化城外八里的娘娘廟上紮營,為了牽制皇太極,他還聯絡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要他們增援。    
    皇太極派出3萬騎兵迎戰。馬世龍雖在不遠的薊州,但就是擁兵不救。劉之綸只好單獨應戰,先用自製的小炮轟敵,開始還有點效果。但時間一長,小炮因質量不過關,紛紛自爆,軍隊大亂。手下人一看大事不妙,請求撤退。劉之綸不肯,大聲說道:    
    「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    
    此言一出,無人敢退。戰鬥自辰時打到酉時,異常激烈,劉之綸身先士卒,帶領部下殊死力鬥,弓箭射盡,則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打到後來,劉之綸自知必死,大呼:    
    「死!死!負天子恩!」    
    說完,便解下佩印,交付家人,囑其交還朝廷。不久,他便中矢身亡,其部下也幾乎是全軍覆沒,十分壯烈。    
    攻下遵化後,皇太極以遵化、永平、遷安、灤州為據點,分兵把守。當時朝廷的主力有兩支:一支由孫承宗、祖大壽率領,在敵軍之東,被敵軍切斷了與京師的聯絡;一支由馬世龍率領,在敵軍之西。兩支軍隊之間根本無法聯絡。孫承宗只知京師危急,急募敢死隊繞過敵占區,沿海邊直趨京師,到了京師後,才知京城並沒有戰事。孫承宗分別派兵駐守開平營(在今唐山市西北)、收復建昌營(在遷安城西北),才算打通了與西路軍的聯絡。    
    到了此年的三月初,在關內已轉了近半年的皇太極開始撤退。從冷口(長城關口之一,當時屬遷安縣)出長城進入蒙古境內回瀋陽。他臨撤之前,再次遺書明朝廷,表達了議和的意向,把事情做得有條有理。不久,他又派遣大貝勒阿敏、貝勒碩托率5000兵馬前去換防,駐守永平、灤州、遷安、遵化。至五月初,孫承宗先後收復4城,把後金兵趕出長城,局勢才稍稍平息。阿敏在撤退時,下令對永平、遷安進行了殘酷的屠城,給明朝只留下了空城。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活剮袁崇煥

    與皇太極相比,崇禎帝的表現要差多了。    
    各路兵馬的敗報頻繁傳來,令崇禎帝又急又恨,而更多的是無奈。他一度竟躺倒不幹了。他不理朝政,不見群臣,急得大臣們直跺腳,順天府尹劉宗周上疏勸說道:    
    「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    
    劉宗周說得很對。在這種時候,你做皇帝的一舉一動,對人心士氣影響很大,只能鼓氣,絕不能洩氣。這位劉宗周,也是強脾氣,他從清晨把奏疏呈上去後,就跪在宮門外,等候崇禎帝的答覆,一直跪到太陽落山,崇禎答應召見群臣後才站起來。    
    戰局的每況愈下,又令朝中的黨爭激烈起來。    
    袁崇煥被逮捕後,便有人跳出來挖他的後台。有兩位御史,一姓高,一姓史,率先跳了出來,攻擊閣臣錢龍錫。這兩位御史,本是閹黨,在被起用時,錢龍錫曾竭力反對。因此他們便用袁崇煥之事來攻擊錢龍錫,說袁崇煥斬殺毛文龍,與後金議和諸事,都是錢龍錫幕後指使,要求皇帝治其罪。雙方吵得不可開交。最後錢龍錫稱病辭職。    
    由於錢龍錫辭職,崇禎帝便命禮部右侍郎周延儒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不久再命何如寵、錢象坤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文淵閣,兩人開始不幹,崇禎帝嚴令立即入閣辦事。周延儒從此得勢。    
    到崇禎三年(1630)正月,有一位靠捐資陞官的中書舍人加尚寶司卿的原抱奇,跳出來攻擊首輔韓礦,說韓礦屬無能之輩,又是袁崇煥的座主,請求皇帝罷免他。韓礦的門生、左庶子丁進和、工部主事李逢申也反戈一擊,攻擊韓礦。韓礦感到心寒,再三要求辭職,崇禎帝最終同意。    
    韓礦素以穩重老成、辦事幹練著稱。由他任首輔,文官系統尚能維持。而崇禎帝放他一走,朝政便急劇惡化,正人君子一個個不安其位了。    
    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於汴,被迫辭職。    
    三月,首輔李標即任不到兩個月,也辭職歸里。    
    與此同時,周延儒逐步把持朝政。此年六月,溫體仁與吳宗達一起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溫體仁因誣陷錢謙益,引起不少人的厭惡,朝臣紛紛上書揭發他的醜事。然而,攻擊越多,崇禎帝反而覺得溫體仁沒有結黨營私,值得信任,再加上周延儒幫他敲邊鼓,最終得於入閣。溫體仁一入閣,事情就更糟糕了。袁崇煥當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當後金外患漸漸平息時,陝西的內亂已十分猖獗了。焦頭爛額的崇禎帝窮於應付,登基時的那個中興夢想已完全破滅。這個責任到底要由誰來負?他自己當然不會去承擔這個責任。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失誤之處,局面之所以弄到這種地步,還不全是那些大臣的錯。他又想到了袁崇煥!一個現成的替罪羊。    
    攻擊袁崇煥、錢龍錫的官員,仍不乏其人。那位首先對錢龍錫發難的史御史,此時又有了新的發現。他上疏說袁崇煥與錢龍錫之間還有更可怕的陰謀。除重彈錢龍錫是袁崇煥的幕後主使這一老調外,他還列舉出新的罪證,說錢龍錫辭職離京前,曾把袁崇煥贈送給他的數萬賄賂,轉寄姻家,巧為斡旋等等。據說溫體仁、王永光等人,甚至還想借袁崇煥之事,做一個逆案,把錢龍錫等異己一網打盡。只不過因兵部尚書梁廷棟膽小,不敢出頭而罷。    
    這些新的罪證,對崇禎帝無異於火上加油。他下令以最嚴酷的方式來處死袁崇煥。此年八月十六日,崇禎帝來到暖閣,召見閣臣成基命等人。然後再到平台,召見文武大臣。崇禎帝對大臣們說:    
    「袁崇煥付託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縱敵不戰,遣散援兵,潛攜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今法案罪案雲何?」    
    這種事情,哪個肯亂說話,文武大臣只是頓首唯命。其實,崇禎帝也用不著大臣們發言,他早已成竹在胸。於是他接著說:    
    「依律磔之。家屬歲十六以上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問。」    
    崇禎帝似乎覺得自己很寬容,只磔袁崇煥一人,充軍其妻子兄弟,而沒有像《大明律》規定的那樣,滿門抄斬。群臣們一聽,連忙叩頭感謝皇帝的寬大仁慈。崇禎帝又問諸臣:    
    「更何言?」    
    大臣們一聽,連忙說:    
    「其罪不宥。」    
    意思是說皇帝實在是寬容得不能再寬容了,袁崇煥罪大惡極,絕無饒恕之餘地。於是,崇禎帝下達了正式的聖諭,公佈袁崇煥之滔天罪行:    
    「袁崇煥謀叛欺君,結奸蠹國。斬帥以踐虜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束酋,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效,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    
    於是,刑部侍郎塗國鼎被任命為監決官,在西市設刑場磔袁崇煥。    
    這磔刑是最慘酷的死刑,俗稱「殺千刀」、「活剮」。就是用鋒利的刀刃一刀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來,多達數千刀,受刑之人要承受長時間的煎熬,才慢慢死去。    
    袁崇煥就這樣被一刀一刀地活剮。當時的京師城內,對袁崇煥已是恨之入骨。試想,當百姓在得知身為遼東最高統帥的袁崇煥,竟是通敵的叛徒後,是何等的心情!因此,在袁崇煥行刑時,城中百姓蜂擁而至,都要親眼看看這令人解恨的場面。於是,一塊塊手指大小的血淋淋的皮肉,從袁崇煥身上剛被劊子手削下,轉眼就以一文錢一塊的價錢,賣到了百姓手中。買到肉的百姓,看著袁崇煥血淋淋的身軀,聽著袁崇煥痛苦萬分的呻吟、嘶叫,在用最惡毒的言辭詛咒完袁崇煥以後,再吞下那塊血淋淋的皮肉。這場面真是大快人心!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嗎?未必!試想當初袁崇煥赴任遼東時,京師的百姓是何等感激!感激袁崇煥受命於危難之中,保家衛國。然而在短短的兩年之後,他們又以能生吞袁崇煥一塊皮肉為快事。兩年之隔,竟是天壤之別!    
    至此,遼東前線最能幹的兩位統帥,即熊廷弼和袁崇煥,一個被梟首,另一個則被活剮,皮被剝,肉被啖,血被飲。兩人的家族,也跟著受罪。熊廷弼為官清廉,卻背上個納賄貪污的惡名,讓本不富裕的家族在他死後還要為他退賠那莫須有的贓款,吃足了苦頭。袁崇煥的家族更是不幸。在袁崇煥被磔之後,其妻、子、兄、弟都跟著倒霉,被流放3000里之外,卻還要感謝崇禎帝的格外開恩。細想起來,在明末這個奇怪的時代,凡是有所作為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袁崇煥死後,崇禎帝也沒有放過錢龍錫。當時廷臣根據那位史御史提供的罪證,定錢龍錫「大辟,決不待時」,意思就是斬立決,並設廠於西市以待。不過崇禎帝思前想後,總覺得錢龍錫沒有逆謀的跡象,所以,最終還是手下留情,沒有立斬。正巧有一位名叫黃道周的官員,覺得錢龍錫實在冤枉,便上疏申救。當時沒有人敢為袁崇煥喊冤,因為誰幫他說話,誰就有同謀之嫌。而錢龍錫的問題卻是可大可小的。所以黃道周上疏之後,儘管崇禎帝以忤旨之罪把黃道周降級外調,但心裡還是很受感動,覺得在這種時候黃道周仍敢站出來為錢講話,不容易!或許正是黃道週一疏,打動了崇禎帝。崇禎帝不久便改變了主意,免錢龍錫死罪,戍定海衛。    
    錢龍錫能從崇禎帝手中撿回一條命,實在難得!    
    崇禎帝登基以後的幾年中,遼東的局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越弄越糟。這原本是一場局部邊疆戰爭,至此戰火竟燒到了京師城下。朝廷原先對付的,只不過是一個藩屬,而正是這個原先低聲下氣、稱臣納貢的藩屬,竟強大到把一向居高臨下的天朝打得落花流水。    
    天朝的顏面何在!小小的後金何以能不把堂堂天朝放在眼裡?    
    這是當時不少人共同思考的問題。崇禎帝自然也思考過這一問題。他把罪責都推到了袁崇煥身上,說是袁崇煥誤國,把事情搞糟了,於是,袁崇煥寸磔而死便是不可避免了。    
    不過,袁崇煥被處死之後,遼東的局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一步步惡化下去。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長山、大凌河之敗

    袁崇煥一死,崇禎帝只有依靠孫承宗來統轄遼東戰事。    
    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進士,高陽人。在天啟年間,他曾被重用,以兵部尚書兼大學士的身份,親赴遼東,主持戰局,一度穩住了遼東的局勢。後因與朝中不和,辭職賦閒。一般認為,孫承宗具有東林色彩,魏忠賢曾拉攏過他,但被嚴拒。而魏忠賢大殺東林黨人時,他在前線也沒有多大的表示。因此在魏忠賢時代,他沒有受到迫害。總的來說,孫承宗有才幹,能做事,也深諳朝廷上下的利害關係,處世方式較溫和中庸,但不失機敏。    
    孫承宗重新被召時,年齡已過60,屬三朝元老。他在危難之際重掛帥印,盡心盡職,先後收復遵化等4城,為崇禎帝籠絡住幾乎要叛亂的大將祖大壽,並深得崇禎帝的賞識。    
    崇禎帝給了孫承宗很多榮譽,希望孫承宗能為他穩住局勢。孫承宗在多次辭謝而崇禎帝不許的萬般無奈之下,只得硬著頭皮幹下去,以兵部尚書兼大學士的身份,督理山海關內外軍務。    
    在後金兵退出長城防線後,孫承宗著手佈置遼東的防務,加強邊備。為瞭解前線情況,孫承宗不顧體衰年邁,出巡關外。    
    他從山海關出發,由前屯(廣寧前屯衛)、寧遠抵達松山、錦州;再由三道關歷經石門、燕河、等地;最後由石塘路過平谷,途經盤山,進入薊州而還京師。    
    巡察全線之後,孫承宗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戰略部署,主要有:先任封疆大臣,精擇八部大帥,分別戰守;薊鎮備守,遼鎮備戰;合薊遼戰守,防禦插漢,收復城池等。崇禎帝極為讚賞,立即同意,就像袁崇煥當初上任時言聽計從一樣。    
    崇禎四年(1631)初,遼東巡撫丘禾嘉,要求收復廣寧(今北鎮)、義州(今義縣)、右屯三城。孫承宗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命丘禾嘉先據右屯,修築大凌河城。這樣一來,錦州、大凌河(今錦縣)、右屯就形成犄角之勢,可以相互依托。守住這3個據點以後,再向東北依次推進,收復較遠的廣寧城。    
    總兵官祖大壽、副將何可剛率兵4000,駐守其地。另有班軍1萬餘人,負責修建大凌城。但就在此時,朝廷內部的不同意見再次影響到前線的形勢。由於原先支持築城的兵部尚書梁廷棟的下台,築城之舉引起朝廷的非議。朝廷不少官員認為,大凌河過於荒遠,不應重新修築,浪費人力物力,而應把重點放到薊州一線來等等。朝廷的意見,明顯與邊臣不合,嚴重影響了前線的戰略步驟。    
    到了崇禎四年(1631)八月,皇太極再次突然出兵,攻打朝廷的遼東防線,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皇太極在崇禎三年(1630)退兵之後,曾遣使入朝,要求與朝廷議和。當時朝廷上下沒有一人敢提此事,因為袁崇煥的下場就擺在眼前。而崇禎帝也對此事諱莫如深。至此,皇太極得知祖大壽、何可剛率兵推進,重築大凌河城,便以此為借口,重開戰火。    
    皇太極是不會讓朝廷的軍隊在此重新立足的。因為一旦明軍建立起錦州、右屯、大凌河三角形防線,並以此向廣寧推進的話,那麼進可繼續東進,向後金腹地縱深發展;退可扼制住後金軍隊進入蒙古地區,切斷後金與蒙古的聯繫。因此皇太極此舉,是想乘明軍立足未穩時打個措手不及,純粹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至於他出兵時聲稱的那些理由,如朝廷進兵遼東、破壞和議之類,只不過是借口罷了。皇太極此舉,反過來也證明孫承宗收復大凌河之類的計劃是正確的。可惜遠在京師的朝廷中能理解的人不多!    
    此時的皇太極,實力絕對不可低估。後金軍隊擅長的突然、凶狠的騎兵戰術,已令官軍聞風喪膽。此時,他又經過千辛萬苦,鑄成歐式火炮。在崇禎四年(1631)初,首批40門歐式大炮鑄成並投入使用,由佟養性指揮。這樣一來,後金就將其固有的那種突然、兇猛的騎兵戰術與持續、猛烈的炮兵技術結合起來,實力大增。    
    崇禎四年(1631)八月初四日,皇太極親率滿漢大軍2萬餘人,在大凌河城下集結。鑒於大凌河城防守堅固,為減少傷亡,皇太極下令對該城進行圍困,沿城四周修建柵欄,並挖出一條寬5尺、深7尺的壕溝,以切斷城內外的聯繫。同時他派兵扼守住通往錦州的要道,阻擊錦州方向出動的援兵。    
    當時守城的是遼東名將、總兵官祖大壽和副將何可剛。面對敵兵的包圍,祖大壽幾次派兵出擊,企圖撕開缺口,打通城內外通道,殺出一條血路,但都沒有成功。皇太極隨即下令用新式火炮轟擊城外的台堡。在猛烈的轟擊之下,大凌河城外圍的台堡一一落入敵手,包圍圈不斷壓縮。    
    當大凌河被圍的消息傳來後,督師孫承宗、巡撫丘禾嘉立即組織援軍,急赴前線增援,以解大凌河之圍。孫承宗、丘禾嘉親自率軍,與總兵官吳襄(祖大壽的妹夫)、宋偉合兵,約4萬之眾,由山海關向錦州進發。    
    當援軍前鋒近萬名兵馬趕到松山(廣寧中屯所)附近時,被阿濟格率領的千餘名滿蒙騎兵攔截擊敗,退回錦州城內。九月初,另一支大隊援兵趕到錦州城外,在小凌河對岸紮營時,皇太極親率精兵偷襲大營,打得明軍措手不及。    
    九月二十四日,援軍主力,包括百餘名戰將和4萬步騎,由監軍、太僕寺少卿張春率領,渡過小凌河。3天以後的清晨,當這支兵馬乘夜色推進到離大凌河只有15里的長山時,才被敵兵的前哨發覺。皇太極迅速集合滿、蒙、漢軍2萬人迎敵。當時明軍的數量是後金軍的一倍。    
    當後金軍趕到陣前,見張春已將大軍擺成防禦陣形,大炮鳥銃四面排列。皇太極先令騎兵分兩翼正面衝擊,右翼直撲張春的大營,但因炮火猛烈,傷亡慘重,未能破陣。皇太極隨即加入右翼,重整隊伍,並令佟養性的炮兵移至明軍陣地東側,用火炮和火箭猛轟張春大營,明軍傷亡大增,陣腳開始動搖,張春大營開始潰亂。    
    在這關鍵時刻,由吳襄、參將桑噶爾寨統率的另一支援軍開始潰退。    
    張春在重創之下,仍收拾殘卒,進行抵抗。當時正逢天起大風,張春便下令縱火攻擊佟養性的炮兵陣地。沒想到大火起後不久,風向逆轉,反而撲向自己的陣地,引起陣腳大亂。皇太極乘機率騎兵衝擊,張春的大營便一敗塗地了。    
    3路兵馬中的宋偉一營,在力戰之後,也因勢單力孤,只得撤退潰逃。至此,大軍全線崩潰。    
    長山一役,明軍4萬之眾被皇太極的2萬人馬擊潰,損失慘重。包括張春在內的30餘位高級將領被俘,張吉甫等將領戰死,兵馬損失不計其數。更嚴重的是,明軍再也組織不起像樣的援軍,去解救大凌河之圍。    
    據說戰爭結束後,被俘將領一一被帶到皇太極面前,依次叩拜,只有張春站而不跪。皇太極怒極,從身邊兵士中奪過弓箭,要當場將其射殺。在代善等人紛紛勸說求情之下,皇太極才消了氣,並賜其珍饌。但張春仍予以拒絕,絕食3天後,皇太極竟親自探訪,親手賜其酒食,張春大受感動,終於投降(也有人說張春未降,過數年而卒於遼東)。由此也不難看出皇太極的氣度和手段。    
    皇太極在擊敗援軍之後,加緊對祖大壽的勸降工作。在此以前,皇太極已在軍事壓力之餘,多次勸說過祖大壽。至此,皇太極再次派人帶著23位降清文武官員的招降書,勸說祖大壽投降。被拒絕後,皇太極再次致書城中,反覆闡明自己的用人政策,請祖大壽不必疑心,最後,皇太極言辭誠懇地說:    
    大凌河孤城被困。我並不是由於不能攻取,不能久駐,而要如此苦口婆心。只不過是考慮到山海關外的智勇之士,盡在此城而已。另外,也是因我荷天眷佑,要眾將軍助我成大業。若殺了你們,於我何益?不如與眾將軍共圖大事。所以才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    
    祖大壽仍是不肯投降。皇太極便加緊軍事攻擊,掃清大凌河外圍,收縮包圍圈。隨著冬季的來臨,大凌河城內的糧食供應越來越成問題,平民百姓首當其衝,餓死者無數。而兵士不久也無糧可食,先是殺馬充飢,後開始有計劃地殺人充飢。這些情況被掌握後,皇太極更加緊了勸降攻勢。祖大壽走投無路,開始動搖了。    
    經過反覆協商,祖大壽決定投降。十月二十八日,反對投降的副將何可剛被推出城門,在後金兵營前示眾以後,被斬首。何可剛臨死之前,神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其屍體被拖入城門後,飢餓至極的饑民一擁而上,爭奪其肉而食。    
    斬殺何可剛後,祖大壽派出4名副將、2名游擊出城,代表他與其他37位命官,與皇太極和眾貝勒對天盟誓。盟畢,祖大壽正式獻城投降。此時的大凌河城,在被圍80餘天後,原有的3萬餘人,只剩下1萬人左右了。    
    祖大壽正式投降後,受到了皇太極超規格的接見。諸貝勒出營一里迎接,到達御營時,皇太極出幄相迎,並免其跪拜,而行抱見禮。在並行進幄後,皇太極讓祖大壽坐在自己身邊,親以金盃賜酒,又賜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馬等物。開宴入席時,祖大壽坐在汗兄代善之下,享受了最高規格的禮遇。    
    投降後的第二天,祖大壽依照原先的約定,赴錦州進行策反。皇太極對他並不是沒有顧慮,但考慮到如果祖大壽守諾且能策反錦州,確實是一本萬利之事。而且當時祖大壽的子侄也留在後金營中,實際上近似人質,所以皇太極仍決定冒一次險。    
    然而,祖大壽回到錦州後,並沒有發動策反,他推說人手不夠,時機未到。不過在幾年之後,當祖大壽完全控制錦州時,他仍沒有降金。皇太極這次是看走了眼,祖大壽是詐降!    
    祖大壽獻大凌河城,或許只是金蟬脫殼之計?後人至今也沒弄清。    
    令人奇怪的是,生性多疑、殘酷無情的崇禎帝,竟然也能放祖大壽一馬。對祖大壽在大凌河獻城降金一事,當時駐守在錦州城中的巡撫丘禾嘉,已從逸出大凌河城的兵士口中略知一二,並也上書報告了朝廷。但崇禎帝竟沒有追查,放過了祖大壽。崇禎帝在即位的17年中,不知給其對手送去了多少良將重臣,惟有這一次,卻能把已降皇太極的祖大壽重新收服,為朝廷而用,實在是難得!    
    大凌河之戰後,嚴格意義上的滿漢戰爭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從此以後,後金的對明作戰,實際上已有不少是由漢人主持。這些漢人絕大部分是世代為明朝效力的遼陽土著邊民,是職業軍人。這些人就是袁崇煥所謂「以遼人守遼土」中的遼人。僅在大凌河之役中投降後金的就有:祖大壽之子祖澤潤、祖澤溥,義子祖可法,侄子祖澤洪,以及劉良臣、劉武、孫定遼、張存仁等一批最有經驗的戰將。隨著戰事的進行,越來越多的類似人員加入了投降後金的行列,成為對明作戰、開朝立國的急先鋒,立下了赫赫戰功。    
    正是這些漢人,再加上關內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最終打敗了崇禎帝,傾覆了大明王朝,為明清鼎革創下了條件。如果只憑滿洲軍隊,大概還不足以撼動大明朝的根基。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叛 降

    長山、大凌河之敗,使孫承宗的神話破滅。朝廷中的不滿和攻擊,猶如急風驟雨般向孫承宗和丘禾嘉壓來。    
    在許多朝廷官員看來,朝廷剛與後金開始接觸議和,兵火才息,而孫承宗、丘禾嘉卻要惹是生非,去修築什麼大凌河城,惹惱了皇太極,遂造成了長山、大凌河慘敗。    
    作為前線的最高指揮官督師,孫承宗自然應對長山、大凌河的失敗負一定責任。但所謂「築城起隙」之類的邏輯,孫承宗自然難以接受,心裡很不是滋味。同時,他更看出了溫體仁之輩的險惡,也體會到了在猜忌多疑的崇禎帝手下做事的難處。因此,在長山慘敗後,他便以年老為由,多次上疏,要求致仕。    
    崇禎四年(1631)十一月,崇禎帝批准孫承宗致仕,令驛站車馬送其回高陽原籍。不久,因言官追論孫承宗「喪師辱國」之罪,崇禎帝下令奪其官職閒居,並剝奪寧遠世蔭。到清兵後來進攻高陽時,年近古稀的孫承宗尚率家人拒守。城破後,孫承宗望闕叩頭,上吊自殺,為大明朝盡了忠節。    
    當時已調任南京太僕寺卿的原遼陽巡撫丘禾嘉,也被追論。丘禾嘉以病為由辭職。    
    在孫承宗辭職後不到一個月,即此年閏十一月,山東便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登州游擊孔有德等將領發動叛亂。    
    這批將領,原都是毛文龍的部將。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其舊部由副將陳繼盛統轄。但不久,參將劉興治在皮島發動叛亂,殺陳繼盛等10餘人。總兵黃龍隨即赴皮島鎮壓,皮島亂兵一哄而散。    
    孔有德、耿仲明原籍山東,礦徒出身,曾是遼東海盜,後投毛文龍,與尚可喜一起,被稱為「山東三礦徒」,是毛文龍手下的骨幹將領。孔、耿因不服黃龍統轄,便叛離皮島,率部來投登萊巡撫孫元化。    
    登州(今山東蓬萊)是當時山東半島上的重要軍事要塞之一。在天啟初,為了協調對後金的作戰,在山東設登州、萊州(今山東掖縣)巡撫,援助遼東前線。當時任登萊巡撫的是孫元化,嘉定人,舉人出身,被任命之前曾任寧前道兵備副使。    
    就是這位孫元化,竟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並委以重任。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當時,登州要塞正有一位名叫特謝拉·科雷亞的葡萄牙人率領一些葡籍士兵,幫助明軍試鑄歐式大炮,並獲成功。    
    大凌河被圍後,同屬孫承宗指揮的登萊巡撫孫元化,急令游擊孔有德趕赴前線增援。孔有德奉命北上,抵達吳橋時,因遇雨雪,部隊給養供不上,士兵開始搶劫。在另一位與孔有德有相同經歷的毛文龍舊部李九成的煽動之下,孔有德正式叛亂,隨即殺回山東半島。    
    孔有德還兵大掠,先後攻陷陵縣(今陵縣)、臨邑(今臨邑)、商河(今商河),接著又殺入齊東,包圍德平,不久又捨德平而去,攻陷青城、新城,向半島殺去。    
    山東巡撫余大成、登萊巡撫孫元化聞變,非常緊張,立即派兵來魯北應變。當時,余、孫兩人都不願把事情鬧大,力主安撫孔有德,並令沿途州縣,不得出兵邀擊,以免激化矛盾。孔有德將計就計,假裝投降,迷惑孫元化,而實際上卻率兵直趨登州。由於沿途州縣不敢出兵攔截,讓出通道,孔有德便順利殺到登州城下。    
    孫元化急令部將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總兵官張可大也發南兵抗擊。兩路成合擊之勢。張燾進兵稍勝,卻下令退兵,張可大失去策應,被孔有德殺得大敗。形勢陡然緊張起來了。    
    張燾的兵卒,多是遼東籍,與孔有德部關係不錯。他們見此情形,紛紛投入孔有德的叛軍行列。孔有德便令這些降卒再混入登州城中,作為內應。而孫元化不察敵情,不聽勸告,同意這些早已從叛的散卒進城。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及都司陳光福等,立即策應,舉火開門,讓叛軍從東門攻入登州城,登州便告失陷。此時是崇禎五年(1632)正月。    
    孫元化是南直隸嘉定人,山東巡撫余大成是南直隸江寧人,總兵官張可大是南京羽林衛軍籍。這3位南直隸人,在這場兵變中,根本不是山東、遼東人的對手,被孔有德等騙得團團轉。    
    登州淪陷後,孫元化自殺未成,與同城命官一起被俘。只有總兵張可大在斬殺其妾陳氏後,在其官署上吊自殺。    
    孔有德令孫元化致書余大成,要求和談。余大成見事已鬧大,便上疏朝廷。崇禎大怒,撤掉了余大成、孫元化兩人之職。孔有德見孫元化已無利用價值,念其舊日收留之情,放其出城,放了他一馬。可是崇禎帝卻不會放過他。他與余大成兩人被逮到京師,最後余大成被充軍,孫元化竟被斬首棄市。    
    孫元化是當時朝廷中少數幾個接受西方先進技術的高級官員之一,與徐光啟關係密切。徐光啟、周延儒等曾上書營救,但終未成功。崇禎皇帝這一刀,不僅砍掉了一個巡撫,同時也砍掉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科學家式的高級官員。本來,登州是一個應用先進西方技術的基地,但隨著孫元化的被殺,及其葡萄牙籍炮隊的毀滅(孔有德進城後,特謝拉·科雷亞及其炮手僅有3人倖免於難),這個先進的技術基地也就被輕而易舉地毀掉了。更嚴重的是,許多已學會這些技術的原登州官兵,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在內,不久後投到了皇太極手下,反過來攻打大明。    
    可惜崇禎帝不知道孫元化的價值!在人人知道徐光啟是大科學家的今天,又有幾人能知道孫元化呢?    
    孔有德佔據登州後,推李九成為首領,自己居第二位,耿仲明居第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將領,如李應元(李九成之子)、陳有時、毛承祿、陳光福等。他們有的來自直隸海灣中的島嶼,有的來自旅順。這批海盜、邊民、礦徒出身的職業軍人,在登州儼然建立起自己的「王國」。他們刻印建官,招徠海盜流寇,四出焚掠,弄得山東半島以至遼東前線都人心不定。    
    崇禎帝重新任命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為登萊巡撫。按照原先的安排,謝璉駐萊州指揮,徐從治則駐青州負責供應糧草。而徐從治卻覺得自己駐紮在青州不足鎮撫萊州人心,便主動要求移鎮萊州。沒想到他一去萊州,就被孔有德圍在裡面達數月之久,最後連命也送在這裡。    
    當時孔有德的部隊已先破黃縣(今黃縣)、平度(今平度)兩城,然後增兵攻打萊州。徐從治、謝璉兩位巡撫,與總兵楊御蕃分頭固守城池,拚死抵抗,形勢十分危急。而外圍的各路援兵都駐紮在昌邑,由於山東巡撫徐從治被圍在萊州城內,援軍無人督察,諸將觀望,誰也不肯拚死馳援萊州。    
    開始時,那位膽大的徐從治還敢出城偷襲叛軍,且稍有斬獲。但兵部尚書熊明遇認為此事尚有招撫的餘地,便派主事張國臣去山東處理招撫之事,並要求徐從治不要輕易出兵,破壞撫局。徐從治當然不幹,先後3次上疏朝廷,力主撫局無望,應以武力解決。朝廷認為,兩撫臣都被困在萊州,應增設總督來山東前線,決定撫戰。    
    侍郎劉宇烈於是被任命為總督,赴山東統轄騎、步兵2萬5千人,平定孔有德之亂。但劉總督本無籌略,赴山東後除整天派人去招撫外,不進行任何軍事行動,以免動而取咎。孔有德便故伎重演,說是要降,暗中卻把孫元化鑄造的大炮調到萊州城下,架起猛轟,打死了山東巡撫徐從治。萊州城危在旦夕。    
    兩個月後,孔有德在朝廷的軍事壓力下,突然又向登萊巡撫謝璉提出投降,並約定降期,請萊州城中的文武官員出城開讀。已被困在城中6個月的登萊巡撫謝璉,在不得已之下,決定冒險,便與知府朱萬年出城受降。但當兵出身的總兵楊御蕃堅決不去,大概是因為他深知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見到謝璉等人,連跪帶哭,態度誠懇,並擁之而去。謝璉剛被帶走,叛兵隨即攻城。他們把知府朱萬年押到陣前,要他呼喊勸降。朱萬年大聲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楊御蕃一看形勢危急,下令開炮,殺傷叛軍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喪生。    
    楊御蕃的幾炮,總算保住了萊州暫時不失。    
    消息傳到朝廷,輿論大嘩,舉朝痛憤。於是總督劉宇烈被下了詔獄,兵部尚書熊明遇被撤職。朝廷上下沒有一人再敢提撫議。    
    此年七月,崇禎帝決定不設總督、登萊巡撫之職,而提拔參政朱大典(浙江金華人)任山東巡撫,督各路兵馬數萬平叛。並從遼東調勁旅約5千入關參戰。後來名聞天下的吳三桂(總兵吳襄之子)當時就在這支隊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後,派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斬殺叛將陳有時。大軍推至昌邑時,總兵金國奇、參將祖寬為前鋒,與孔有德大戰於沙河,大敗孔有德。援軍乘勝追擊,直至萊州城下,迫使圍困萊州城的叛兵解圍而去。    
    萊州城中的守軍,開始堅決不相信援軍已打到城下,解了萊州之圍。因此,當援軍向萊州城靠近時,吃盡了孔有德苦頭的守城兵民,還以為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開炮轟擊,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後還是監餉太監高起,派了幾位手下的小太監入城,陳說前因後果後,城中守軍才開城迎接。當時大概也只剩下太監還沒有假冒,所以太監入城,還能取信於人。    
    幾日之後,總兵金國奇等繼續進兵,與叛軍再戰於黃縣,斬殺敵軍上萬人,俘獲近千人,逃散及墜海者無數。此次大勝,扭轉了山東半島上的局勢。    
    朱大典督兵以來,全仗遼東調來的五千精兵,衝鋒陷陣。像金國奇、靳國臣、祖寬及吳三桂等遼籍將領,個個能征善戰。用這些遼將遼兵,來攻殺孔有德手下的山東、遼東兵將,這步棋算是走對了。    
    在黃縣大勝之後,官兵接著向叛軍的堡壘登州城進攻。登州城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大城之北,還有水城與大城相連。只要打開水城門,城中之敵就可以泛海而走遼東。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說起來,登州城築得如此堅固、科學,還是孫元化的功勞。沒想到他的心血,沒有在對金作戰中被用上,反而為孔有德所利用,給朝廷出了個難題。    
    好在叛軍過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戰。叛軍首領李九成率兵掠陣,沒想到被官軍斬殺。這樣一來,原先的五位叛軍首領,已有陳有時、李九成被殺,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毛文龍之子)3人。叛軍氣勢大受影響。    
    當祖寬等奪取水城門外的護牆,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斷的危險時,孔有德感到緊張了。他用海船載著子女財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隨之而去。主帥—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沒有鬥志了。    
    游擊劉良佐派人潛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牆之下,放置炸藥,炸塌了城牆。官兵從缺口一擁而入,打進登州城中。殘敵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萊閣,負隅抵抗。或許是因為朱大典這位文人出身的統帥,愛惜這座建於北宋英宗治平年間的文物名勝,所以心存善念,沒有動武,而是用了勸降之法。干余殘敵無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許多人不願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時,已是崇禎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東之叛,自崇禎四年(1631)閏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禎六年(1633)的二月,前後達16個月之久。叛軍人數從開始時的千餘人,越打越多,最終竟有數萬之眾。由此可見當時朝廷的應變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將士卒,在與外族後金作戰時,總是敗多勝少;在與陝西、山西的叛民作戰時,同樣也是敗多勝少。但令人不解的是,當這些為朝廷效力時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強將的官軍,一旦叛亂或投敵後,卻都不差不弱。將還是原來的將,兵還是原來的兵,為什麼在為大明朝打仗時這麼差,而到打大明朝時卻又變得那麼強呢?!    
    不知崇禎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員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山東的勝利,實在是太重要了。崇禎帝即位後,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大,卻也是越打越輸,越打越糟。這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打敗了崇禎帝起初可能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軍官的游擊孔有德,在當時也算是大功一件,可慶可賀。    
    於是,朱大典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世襲錦衣衛百戶。其他參戰將領,也是賞賜有差。那位追著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卻因慢了一步而被總兵官黃龍邀擊俘獲的毛承祿,被押到了北京。朝廷為此還搞了個獻俘儀式,最後把他寸磔而死。    
    其實,崇禎皇帝和他的官員們,大可不必如此興高采烈。因為就在崇禎帝忙於鎮壓山東叛亂和陝西、山西之亂時,皇太極卻在瀋陽休養生息了一年多,正準備著新的行動。而孔有德、耿仲明的來投,令他大喜過望。    
    於是,皇太極開始了新的一輪進攻。    
    


第四章 後金的挑戰皇太極入侵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退往遼東時,駐紮在旅順一線的明總兵官黃龍率兵邀擊。黃龍的水軍很能打仗,在海上把這支叛軍打得七零八落。李九成的兒子李應元被斬殺,毛承祿、陳光福被俘。耿仲明的弟弟、黃龍的部將耿仲格,試圖密謀叛亂,接應其兄,幸虧被黃龍及時發覺而斬殺。    
    吃了大虧的孔有德、耿仲明,仍憑著勇氣和經驗,帶出了包括一些軍人家屬在內的萬餘名部下,突上了遼東的陸地。他們懷著對明朝,尤其是乘危邀擊他們的總兵黃龍的刻骨仇恨,直奔後金而去。    
    皇太極早就命人率軍在指定地點迎接他們。後金兵幫助他們擊退了明朝的追兵,賜以黃金和酒食,並許諾說,只要歸順後金,就可在遼陽附近居住。走投無路的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正求之不得,自然是一口答應,隨即率軍向瀋陽進發。    
    對這批大明朝的叛兵亂卒,皇太極給予了相當高的禮遇。皇太極親自出瀋陽迎接他們,並免跪拜之禮,改用女真人的抱見禮。而孔有德等堅決不肯,堅持要行跪拜之禮。最後,雙方妥協,先行抱見禮,再由孔有德等行跪拜之禮。接著,孔有德獻上從登州搬來的大炮,皇太極十分高興,允許他們駐紮在遼陽之北的新建城市,並授以要職,予以重用。    
    皇太極之所以對這批人如此另眼相待,除其一貫的用人風格外,還有現實的考慮。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長期生活在遼東,非常熟悉情況,不僅有相當豐富的戰鬥經驗(包括女真人當時尚不太熟悉的海戰),而且還接受過孫元化的系統訓練,能操作歐式火炮。另外,這些人都曾在毛文龍手下任過職,既當過官軍,也做過強盜,有一套籠絡、團結部下的有效手段。他們的軍隊,都是由他們完全控制的私人式部隊,與組織渙散的一般官兵很不一樣。儘管最後突圍到遼東的軍隊僅萬餘人,但骨幹仍在,只要稍加充實,便是能征善戰的悍兵。孔有德、耿仲明後來的經歷,也證明了這點。    
    崇禎六年(1633)七月,已獲補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為報數月前被海上邀擊之仇,率兵攻打遼東重鎮旅順。    
    旅順是當時朝廷在遼東半島上尚存的最後堡壘,由總兵黃龍鎮守。當時,黃龍為支援鴨綠江一線,派出水師增援,導致旅順空虛。孔有德、耿仲明乘機發兵圍攻旅順。黃龍連戰皆敗,獨守孤城,最後火藥矢石俱盡。黃龍拔劍自刎,旅順被攻陷。黃龍部將李惟賢、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等戰死。    
    旅順一失,原與旅順互為犄角的廣鹿島就成了問題。該島守將尚可喜,本是毛文龍部下,與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關係,容易聯絡。於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勢危急之時,加緊與後金聯繫,並於崇禎七年(1634)初,率其數千屬戶,攜帶輜重,乘船離島登陸,到瀋陽降敵。他的部隊被安排在遼陽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極沒費什麼氣力又多了一員戰將。    
    至此,皇太極手下的漢族軍隊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大凌河之戰前,由佟養性率領的舊漢兵已以火炮聞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補充進這支軍隊,加強了其實力。崇禎五年(1632)佟養性死後,這支軍隊由馬光遠統領。這支隊伍後來成為漢八旗的骨幹。孔有德、耿仲明的軍隊,以及尚可喜的軍隊,即分別被皇太極稱之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兩支漢軍,後來也被併入漢八旗,並為清朝開國立下了赫赫戰功。    
    孔、耿攻陷旅順及尚可喜的叛變,給明朝在遼東的戰局造成了嚴重後果。從此以後,明朝在遼東半島及周邊海島已無險可守,殘存的軍隊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對這些在軍事上有重大意義的險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認真對待,坐視其失。這是一個極大的敗招。    
    崇禎七年(1634)五月,皇太極再次對明朝發起進攻。這次進攻的目標,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爾部,然後入邊,進攻明朝的邊防重鎮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與山海關防線正面接觸。    
    戰略確定以後,皇太極兵分兩路,一路從上榆林出發,一路從沙哈出發,攻入蒙古境內。後金部隊這次徹底解決了蒙古察哈爾部的問題。在此以前,皇太極先後幾次西征,試圖壓服察哈爾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禎五年(1632)。崇禎五年的這次西征,把察哈爾部的首領林丹汗打得西逃(死於崇禎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極最終降服了察哈爾部,使其歸順了後金。皇太極對蒙古察哈爾等部的征服,不僅獲得了重要的軍事盟友,而且還獲得了戰馬的供應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徹底失去了長城外的屏障。    
    後金軍隊於六月先後抵達長城附近。根據原定計劃,皇太極將其7萬精兵分成4路,於七月初攻入長城之內。宣、大一線全線告急。    
    宣、大一線的防護,本很虛弱,宣大總督張宗衡、巡撫胡沾恩、總兵張全昌、曹文詔等人的兵馬,在皇太極的凌厲攻勢下,根本抵擋不住。朝廷下令京師戒嚴,同時急遣寧遠總兵吳襄、山海關總兵尤世威率數萬兵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撫丁魁楚移居紫荊關,山西巡撫戴君恩移居雁門關,總兵陳洪範移鎮居庸關,阻擊後金兵馬,保衛京師。    
    皇太極的幾路軍隊攻勢凌厲,勢不可擋。七月初七日,攻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懷來。十三日,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馳入永寧(屬延慶州)。十六日,圍大同左衛(今山西左雲),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鬥。後又攻朔州(今朔縣)、圍渾源州(今渾源)。至八月,各路軍隊彙集應州(今應縣)。皇太極在攻破代州(今代縣)後,分兵出擊,西至三坌、崞縣,東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極則率兵進攻大同。寧遠總兵吳襄、山海關總兵尤世威紛紛馳援。由於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極便轉攻靈邱、保安等縣。    
    閏八月,代王母楊太妃命宣大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等與後金求和。皇太極佈告以申討之意,然後攻殺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再攻佔宣府萬全左衛(今河北萬全),從拒牆堡出塞回瀋陽。    
    些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極雖遇一些抵抗,但總的來講仍是出入自由,無人能敵。皇太極收兵之後,曾自誇說:    
    「朕入境幾兩月,蹂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    
    話雖說得有點誇口,但也沒有離譜。皇太極這次再試牛刀,得勝而歸,充分說明山海關以西長城防線的薄弱,以及後金、明朝之間軍隊素質的差距。    
    遺憾的是,崇禎帝似乎沒有認識到這些,或者是不願承認這些。當後金軍隊攻入宣、大等地時,朝廷仍發佈了一紙檄文,說什麼「滿洲原系我屬國,今既叛犯我邊境,當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禍。」接著便要歸順後金的滿、漢、蒙人,立即投歸天朝,並威脅說:    
    「若不來歸,非死吾之刀槍,則死於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誣而殺之矣。」    
    這種恫嚇詐騙之言,如無軍事上的實力作保證,則顯得毫無意義。而事實上,朝廷的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真是令天下失望。如進攻山西崞縣(在今山西代縣西南,屬太原府)的後金軍隊僅有2千人。當這支軍隊帶著俘獲的千餘人回撤路過代州(今代縣)時,被俘人員指望代州城的駐軍能出兵邀擊敵軍,解救他們。然而代州城中卻不敢發一兵一卒,甚至連箭都不敢發一支,生怕惹怒敵軍。被俘人員見此情景,不禁失聲痛哭。像這種情形遠非一次。當時明朝的軍隊普遍存在恐敵心理,不敢與後金軍隊打硬仗。    
    也正是因為明朝軍隊如此不濟,所以皇太極敢誇下海口。他說:    
    你明朝出兵1萬,我只要用1千人應戰;你明朝出兵1千,我只要用兵100就綽綽有餘。如果你明朝敢在前迎戰,尚且可以說說大話。否則,一味說大話,講假話,卻又不敢硬碰硬地去打仗,可謂是可恥之極!    
    話說得很難聽,卻道出了實情。崇禎帝知道前線詳情後,也只有「頓足太息」,無可奈何!他只有把氣出在前線的將領身上。他下令兵部查核邊臣之罪,結果宣大總督張宗衡,總兵官張全昌、曹文詔,以及巡撫胡沾恩等都被同時罷官遣戍。由於山西巡撫吳甡的懇請,張全昌、曹文詔兩位總兵被保全下來,參加了圍剿山西的農民軍。這種做法,對崇禎帝而言,真是少見的開恩之舉。    
    到了崇禎八年(1635,天聰九年),當崇禎帝被晉陝的農民軍搞得焦頭爛額時,皇太極正在瀋陽籌備開國事宜,一個與天朝平起平坐的新王朝就要崛起了。    
    崇禎八年(1635)多爾袞出征凱旋,獻上了元朝的傳國玉璽。諸貝勒和蒙古各部貝勒合議,為皇太極奉上皇帝尊號。皇太極沒有接受勸進,只是撤除女真名號,統稱滿洲。    
    皇太極對開朝立國一直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他想當皇帝,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但同時又擔心自己的實力能否徹底征服中原,更擔心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後,喪失民族性,而被漢族同化,就像他們的祖先在創建金朝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那樣。因此,儘管他手下的那些文臣,尤其是漢族文臣如寧完我、範文程、馬國柱等,一再勸說皇太極進兵中原,奪取北京,稱帝建國,但皇太極卻不為所動,多次拒絕。至崇禎八年(1635),羽翼漸豐的皇太極仍只是同意改稱滿洲,而不建國稱帝,坐視中原形勢的變化。    
    至崇禎九年(1636,天聰十年),皇太極終於同意稱帝建朝。此年四月,滿洲、蒙古諸貝勒,漢軍都元帥、總兵官及文武大臣,雲集瀋陽,舉行盛大的登基開國典禮。    
    皇太極接受「寬溫仁皇帝」尊號。由多爾袞、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孔有德,分別上滿文、蒙文、漢文表章。建國號大清,立年號崇德,以瀋陽為國都。追諡努爾哈赤為承天廣運武皇帝,依漢制上廟號太祖。    
    皇太極稱帝建國,表明他已有充分的實力和自信逐鹿中原了。不久,皇太極便開始了他更大的步驟。    
    而此時的崇禎帝和他的文武大臣們,正被黃土高坡上下來的農民軍搞得暈頭轉向。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步入深淵的內亂

    儘管崇禎帝即位伊始,就面臨著皇太極的嚴重挑戰,而且最終也是由清朝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禎帝逼上煤山的,卻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從黃土高坡上殺下來的李自成及其同夥。    
    崇禎帝登基後,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遼東,全力對付皇太極及其後金,對帝國內部存在的嚴重危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他總認為只要解決了遼東的問題,其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至少不會像遼東問題那樣棘手。    
    其實,崇禎帝是弄錯了。    
    經過長期的折騰,帝國猶如一座即將傾圮的大廈,充滿危機。朝廷的財政經濟風雨飄搖,入不敷出。各種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負擔不斷加重;天災人禍的接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團的普遍腐敗、無能,也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雖尚能勉強維持,但已處崩潰之邊緣,猶如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機最嚴重的是陝西、山西等邊遠省份。這些地區,自然條件本來就很差,即使是風調雨順,也只能是勉強維持溫飽,更不用說是連年災荒了。崇禎即位前後,那裡正逢大旱,百姓無以為生,紛紛為盜為寇。而此地的民風,一向也是驍勇好鬥,加上邊兵邊寇的推波助瀾,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人口眾多、範圍廣泛的大起義,局勢一發而不可收拾。    
    陝西的動亂,早在天啟末年就有明顯的跡象。新即位的崇禎帝,由於忙於應付遼東戰事,無暇顧及。而陝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來應對,甚至隱瞞實情,給人以陝西太平無事的錯覺。    
    崇禎元年(1628)年底,陝西境內動亂已成燎原之勢。朝廷驚呼陝西「流賊大起」。    
    崇禎二年(1629),朝廷對陝西地方大員進行改組,命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楊鶴主張用「撫」的手段來解決流賊問題,但也有人主張用「剿」即用武力壓服來解決問題。至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原則上仍同意以「撫」為主、以「剿」輔之的辦法解決陝西、山西的問題。他說「寇亦我赤子」,並派御史吳甡帶帑金10萬赴陝西賑濟。督師楊鶴也一度成功地招降義軍首領神一魁。    
    但楊鶴的招撫政策並沒解決根本問題,陝西等地的局勢更加嚴峻。崇禎帝下令逮捕楊鶴。崇禎五年(1632),楊鶴被謫戍袁州衛。此後,崇禎帝調整策略,改「撫」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綏巡撫洪承疇升任陝西三邊總督,四面圍堵,暫時平息了陝西的義軍。    
    崇禎六年(1633)春,鑒於山西局勢的惡化,崇禎帝任命原臨洮總兵曹文詔節制山西、陝西諸路兵馬,討伐山西境內的「流賊」,限3月完成。    
    經過一番激戰以後,農民軍於此年年底成功地渡過黃河,突破曹文詔等人的包圍圈,進入了以鄖陽(今湖北鄖縣)為中心的陝西、河南、四川、湖廣等幾省交界之地。崇禎帝所謂「三月平賊」的計劃徹底破產。    
    仗越打越大。崇禎帝於崇禎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賦以全權,圍剿從陝晉逸出之敵。    
    但這位被崇禎帝寄予厚望的陳奇瑜,在圍剿即將大功告成之際,竟上了農民軍的當,讓農民軍輕易逸出包圍圈,形勢陡然緊張。崇禎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職查辦,並於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出任五省總督,同時,從全國各地調撥精兵,試圖於半年之內把李自成等人消滅在河南。    
    面對朝廷的兇猛圍剿之勢,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將領在河南彙集,其中高迎祥、張獻忠率領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鳳陽殺去,並很快佔領了鳳陽,放火燒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龍興寺,並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旗號,徹底與朝廷撕破了臉皮。    
    鳳陽之變,朝野大震。從此以後,沒有人再敢輕視這支土頭土腦的農民軍了。鳳陽之變,同時也標誌著帝國的內亂已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遼東的外患,與中原的內亂,在崇禎帝心目中,已擺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鳳陽之變後,農民軍內部分裂。李自成隨高迎祥殺向河南,回陝西。張獻忠則下廬州、安慶,經湖廣殺回陝西。農民軍不僅成功地粉碎了官軍的圍堵,而且還發展了力量,斬殺了曹文詔等朝廷的著名將領。    
    為了鎮壓農民軍,朝廷先後任命朱大典為漕運總督,巡撫鳳陽;盧象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等,調集各路精兵,與洪承疇等一起進行圍堵。自崇禎八年(1635)底至崇禎九年(1636)初,洪承疇、盧象升等率官兵與農民軍在陝西、中原展開大戰,並於崇禎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斬殺了農民軍的首領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戰死後,農民軍一度處於低潮。但時隔不久,農民軍在張獻忠、李自成的領導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農民起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可憐的崇禎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關外,皇太極於此年四月在瀋陽登基建國,虎視眈眈,已令崇禎帝焦頭爛額。而在這緊急關頭,後院又偏偏起火,從陝晉開始的農民起義,竟越演越烈,勢成燎原。這無疑是給崇禎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內亂,令一直自視為中興之主的崇禎帝,終於低下了孤傲的頭顱,於崇禎八年(1635)十月下達了「罪己詔」,跨出了令人難堪的第一步。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楊鶴撫陝(1)

    崇禎即位時,天下已逞亂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啟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就發動叛亂。次年二月,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也反叛,策應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禎初年,朝廷在吃盡苦頭後才算把叛亂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也不安寧。先是荷蘭殖民者佔據澎湖列島,騷擾沿海。後經朝廷反擊,荷蘭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盤踞台灣。更嚴重的是,在萬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團,他們亦盜亦商,擁有武裝,勢力強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啟年間,鄭芝龍等人的海商集團,幾乎在沿海地區經營著一個海上王國,根本不受朝廷的約束。直到崇禎初,鄭芝龍才名義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暫時不與朝廷作對。這些海盜雖搖身一變成了官軍,但朝廷仍是無法真正節制。    
    儘管川黔、福建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但至崇禎初算是基本解決了,至少在名義上算是解決了。崇禎帝對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實,崇禎帝及朝廷的許多官員都忽視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北方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啟二年(1622)的五月,山東就爆發過徐鴻儒的叛亂。這場叛亂雖由於組織者的失誤很快就被朝廷鎮壓了下去,但仍是一個大的凶兆。山東與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這樣的大漏子,而且徐鴻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為頭痛的民間宗教,即白蓮教,足見民心的不穩定及北方社會問題的嚴重。    
    由於徐鴻儒之亂很快被壓服,山東的局勢也暫時被穩住,朝廷認為北方大概不會再出問題。其實,就在山東被壓服的同時,西北的動亂已在醞釀之中,並漸見端倪了。    
    陝西的民變,實際上從天啟五年(1625)就開始了。但那時的民變,規模較小,其行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還沒有發展到攻城殺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視作一般的治安問題,不太注意。但至天啟七年(1627),恰恰就是這些小規模的民變,漸成燎原之勢,把陝西攪得天翻地覆。    
    首先動亂的是澄城縣,領頭的據說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層的窮人。正是這位差不多連名字都沒有的底層人,把陝西的反叛之火點了起來。    
    這年陝西大災,米貴民饑,而西安府澄城縣的縣官張斗耀卻不顧百姓死活,又嚴催賦稅。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幾百名窮苦人,用墨塗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聲道:    
    「誰敢殺張知縣?」    
    眾人一齊喊道:    
    「我敢殺!」    
    於是,這群饑民,便在王二的率領下,打下了縣城,處死了張斗耀,然後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佔山為王。他們飄忽不定,四處出擊,先後攻掠到蒲城、韓城、宜君等縣。官軍奈何他們不得。    
    在王二之後動手的是綏德州府谷縣的王嘉胤。府谷緊貼長城,在陝北東北角,也是最窮最苦的地區。王嘉胤開始僅是搶掠富室,後迫於朝廷壓力,走投無路,才嘯聚為亂。    
    王嘉胤闖出名聲之後,王二便率他的那夥人往北流徙,與王嘉胤會合,聚集在延慶的黃龍山,與官軍對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陝西各地的饑民也紛紛動手,形成了幾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禎元年(1628),陝西境內主要有這樣幾股力量:    
    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慶陽韓朝宰等等。    
    到了崇禎二年(1629),情形就更嚴重了。此時的陝西,不僅亂民的數量和活動區域大大增加,而且亂民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用當時的話講,就是「陝西饑,流賊大起」。據當時地方官員的報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諸地外,洛川、淳化、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安化、固原、寧羌、延川、米脂、青澗、安定等地都遭到變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變民往來聚集的淵藪。甚至已有陝西的「流賊」出境活動。    
    從亂人員的結構也日趨複雜。原先參加動亂的,絕大多數是當地的饑民,即「土寇」,作戰能力不是很強。至此,則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進來了。當時有人分析,從亂之人主要為「土賊」、「邊賊」、「回賊」、「礦賊」和饑民。也有人認為,「流賊」主要由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難民、響馬等類組成。總之,參加民變的人員已不再是純粹的饑民了。    
    由於新生力量的加入,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實力大增。尤其是那些邊軍,原本是朝廷的官軍,都是些職業軍人,武器、馬匹齊備,戰鬥力很強。不少「流賊」的首領,都是邊兵出身。他們具有戰鬥經驗,熟悉地理形勢,性格強悍豪放,很有號召力。    
    陝西的動亂如火如荼,終於震動了京師。崇禎皇帝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    
    在饑民紛紛起事之初,陝西的地方大吏,如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總兵岳和聲等,都是持敷衍應付的態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歲已老,很不願意聽到下屬呈報那些打打殺殺的事情。他說,這只不過是饑民鬧事,待明年春後糧食續上以後自然就會平息。沒想到動亂不僅沒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禎二年(1629),陝西頻頻告急,朝廷再也不能無動於衷。於是,崇禎帝命廷推一位總督陝西全省事務的大員,來處理陝西的危急局面。結果左副都御史楊鶴被推舉擔此重任。    
    這位楊鶴,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進士,至崇禎元年(1628)才被提拔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時局危急,便上疏說他那一套圖治之言,主張休兵養民,培養元氣,說得頭頭是道。他這麼一出頭,正巧趕上了好時候。當時三邊總督武之望已死,陝西民變正熾,朝廷上下視之畏途,沒有人肯去攬這檔子事。既然楊鶴有圖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薦他去陝西。    
    楊鶴其實是一個「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裡懂什麼軍事!但正是這樣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卻被委以重任。崇禎帝特意召見他,問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楊鶴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時撫恤邊軍,並沒有什麼新意。崇禎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全權處理陝西軍務。同時罷免胡廷宴、岳和聲的巡撫之職,任命劉廣生為陝西巡撫,張夢鯨為延綏巡撫,協助總督楊鶴。    
    起用楊鶴,說明崇禎帝當時仍對陝西的局勢很有信心,認為這群饑民,只要略加撫勸,再予之恩惠,就會平息下來。而且,當時的崇禎帝也別無他法,遼東的戰事,已弄得他焦頭爛額,他不僅無銀無兵去增援陝西,甚至還想從陝西抽調邊兵來對付後金。因此,他除了能給楊鶴浩蕩皇恩外,實在也拿不出別的什麼來。    
    楊鶴匆匆趕赴陝西,夢想立下奇功。但陝西的局勢,實際上已很難扭轉了。    
    楊鶴的具體辦法,一是招撫,二是救濟。通過撫賑,使這些從亂的流民重新返回家鄉,安定下來。用他的話說,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頻繁,百姓小民元氣大傷。遼東黔蜀的兵事,喪師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氣大傷。縉紳結黨爭權,彼此傾軋,而逆閹乘機誅殺君子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大傷。就像重病初起,百脈尚沒有調和,風邪易入,急當培養。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楊鶴撫陝(2)

    他還對崇禎帝的許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具體的建議。他說:    
    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但閣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問必答;而六部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應。這樣一來,陛下卻又要發怒生氣。因此,臣以為這些做法過分了。現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應該參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責成。寬嚴相濟,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天下能不太平?    
    楊鶴的意思,就是朝廷經過這麼多的折騰,已是元氣大傷,猶如一個久病初癒的人,應慢慢恢復元氣,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過於折騰。一句話,就是要崇禎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順關係。    
    乍聽起來,話說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來,就不會這麼輕巧了。    
    楊鶴赴任陝西後,便想用招撫和救濟相結合的手法來對付農民軍。在總督陝西三邊任內,楊鶴致力於招撫,而不太願意動武。用他的話說,就是:糧餉用之於剿,就一去不返,況且殺人太多,也傷和氣。還不如用之於撫,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條性命。盜息民安,功德無量。楊鶴及其部下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先後用招撫的辦法,招降了10餘支農民軍。具體情況如下:    
    王子順、張聖述、姬三兒因戰敗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掛率200餘人在米脂、清澗向總兵杜文煥投降。    
    苗登雲、苗登霧在鐵葉嶺向總兵杜文煥投降。    
    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綏一帶向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邊向洪承疇、杜文煥投降。    
    田近庵、獨行狼、上天龍等投降楊鶴。    
    拓先齡向榆林道張福臻投降。    
    金翅鵬、過天星向張福臻投降。    
    獨頭虎率數千人向雒川知縣劉三顧投降。    
    劉道海、白柳溪率數千人在慶陽接受朝廷的招撫。    
    點燈子率5千餘人在清澗投降官軍。    
    神一魁、孫繼業、茹成名率頭目60餘、兵卒4千餘人,在寧州接受楊鶴招撫。    
    施冷庵在慶陽接受招安。    
    兩支義軍分別在宜雒、延長向陝西巡撫練國事、御史吳甡求撫。    
    滿天星、不沾泥、雲交月、闖山虎、陳龍等率萬餘人分別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疇、張應昌、王承恩、侯拱極投降。    
    點燈子部卒700餘人在稷山向曹文詔投降。    
    闖王虎、金翅鵬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飛在宜君、同官敗降。    
    趙四兒率萬人在鄜州一帶投降張全昌。    
    張獻忠率2千餘人投降洪承疇。    
    饑民、邊兵近1萬5千人在慶陽向楊鶴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餘人在甘泉向洪承疇投降。    
    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率2千餘人在鄜州向楊鶴、洪承疇投降。    
    郝臨庵、劉六向慶陽道周自強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飛虎、李仁友率2千人在宜川向楊鶴投降。    
    譚雄在安塞乞撫。    
    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疇投降。    
    從楊鶴等人招撫的紀錄來看,幾乎所有的義軍首領都曾向朝廷投降過,或接受過招撫。而且被招撫的人數也不算少。那麼,陝西的亂民怎麼會越撫越多呢?    
    應該承認,楊鶴在陝西的招撫工作做得相當賣力。平心而論,楊鶴也算得上一個既有責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錯的官員。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後兩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義軍。    
    第一次在崇禎三年(1630)六月前後,楊鶴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慶陽的巨大壓力之下,隱匿軍情,堅決招撫,成功地讓王左掛及其部眾小紅狼等投降朝廷。楊鶴給他們免死牌,把他們安置在河曲、延綏一帶。    
    第二次是在崇禎四年(1631)四月,楊鶴在取得朝廷同意後,成功招撫了當時打得最凶的義軍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時已戰死)。這一行動,不僅化解了慶陽之圍,而且還一度扭轉了陝西等地的不利局勢,招降了一大批義軍首領,並斬殺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為如此,崇禎帝及一批朝廷官員也曾支持楊鶴的招撫政策。像新任陝西巡撫練國事、職方郎中李繼貞等都曾在崇禎四年(1631)上書朝廷,要求招撫。崇禎帝也於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華殿召對內閣、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官的機會,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喬林和陝西參政劉嘉遇,詢問山西、陝西的剿撫詳情。杜喬林說: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氣勢凶熾,官軍打得很不順手,現在前線兵力不足,而且嚴重缺餉,非大量增兵加餉不可。    
    杜喬林說的是實話,當時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禎帝轉而又問劉嘉遇。劉嘉遇說得很悲觀。他說:    
    兵餉不足,因此難以剿滅。而且賊寇見官兵實力不足,更是散後復聚,降後復叛。    
    劉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餉,以武力剿滅,言外之意則是不太贊成招撫。崇禎帝聽後,有點不以為然,便說:    
    「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崇禎帝之意,就是說這些叛賊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應該招撫,不要趕盡殺絕。既然皇帝也這麼說,劉嘉遇趕緊改口附和道:    
    現在用的正是招撫之策!    
    崇禎帝接著便派御史吳甡帶帑銀10萬兩前往陝西賑濟。而且在楊鶴上書請求招撫神一魁時,他也明確答覆道:    
    「剿逆撫順,諭旨屢頒。」    
    「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    
    不幸的是,崇禎帝后來在嚴辦楊鶴招撫失職之罪時,似乎忘記了他自己曾說過這些話。    
    就在楊鶴慶幸自己成功招撫神一魁、斬殺王嘉胤之時,形勢發生了逆轉。崇禎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眾的挾持下,降而復叛,重操舊業。王嘉胤的舊部也沒有因王嘉胤的戰死而潰散,而是在新首領王自用(紫金梁)的領導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營」群哄而起,如闖王高迎祥、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八大王張獻忠、過天星(惠登相)、掃地王、整齊王、闖將李自成、蠍子塊(拓養坤)、邢紅狼、闖塌天(劉國能)、射塌天(李萬慶)、閻正虎、一字王、亂世王、混世王等首領,擁兵20萬,與楊鶴作對。一度好轉的晉陝形勢此時又是急轉直下,一塌糊塗。    
    楊鶴頂不住了。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楊鶴撫陝(3)

    他給朝廷上了一份名為《微臣萬苦堪憐事》的奏疏,哀歎自己已是「焦頭爛額」,「賊平無日」。    
    對楊鶴招撫政策早已不滿的朝廷官員,揣摩到崇禎帝此時的心理變化,紛紛上書指責楊鶴。有位叫謝三賓的御史,最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幾個令楊鶴非常難堪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楊鶴說慶陽撫局(指招撫神一魁部)已成,降賊遣散俱盡,為何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難道他們是從天而降的嗎?    
    謝御史的這番話打動了崇禎帝。他立即命當時在陝西的巡撫御史吳甡匯報前線情形。這位不久前還帶著崇禎帝所給的10萬白銀前往山西賑濟,以協助楊鶴招撫的吳甡,此時卻一口咬定楊鶴主撫誤國,並說:    
    為今之計,只有調兵措餉,南北會剿,殲滅賊首,招撫餘眾,秦地才有可救的餘地。    
    崇禎帝接到吳甡的奏疏後,便立即下令逮捕楊鶴,翻臉不認舊賬。他說:    
    「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著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玩縱,定行重治不宥。」    
    可憐的楊鶴,此時竟然還口口聲聲說,他是奉詔招撫,而且也是剿撫並用,有功無罪。他沒想到此時提這些舊賬,實在是揭了崇禎帝的短,讓當時自我感覺良好的崇禎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禎帝竟下令將楊鶴謫戍袁州。要不是崇禎帝當時要用他的兒子楊嗣昌,楊鶴可能連命都保不住!即使後來楊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將之一,並言辭卑恭地懇求崇禎帝寬恕他的父親時,崇禎帝卻仍耿耿於懷,不願給楊嗣昌這個人情,可見崇禎帝對楊鶴的成見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這位楊鶴,在魏忠賢掌權時,就因為禍從口出而被削職,此次復出後又因觸到了崇禎帝的痛處,被加重了處罰。足見這位湖南籍的書獃子確是本性難改,在官場上混了多少年後仍不明白這樣的簡單道理,即無論是魏忠賢,還是崇禎帝,都不願意聽不順耳的話。    
    其實,楊鶴真是有點冤枉。從楊鶴的下場及招撫的失敗,不難看出當時朝廷存在的種種問題。招撫的失敗,並不能完全怪罪楊鶴一人。    
    招撫的失敗,首先是因為楊鶴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招撫叛民,說穿了就是要有足夠的錢。陝西的叛亂,開始時主要是經濟原因,老百姓是因為天災人禍,無以為生,才鋌而走險的。朝廷現在要他們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須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    
    但崇禎帝及其朝廷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崇禎二年(1629),崇禎帝開恩,令陝西巡撫劉廣生留雜項遼餉銀1萬4千兩,就地賑濟。區區萬餘兩銀子,自然不足開銷,因此劉廣生要求增加款項,而崇禎帝卻不肯再拿出錢來了。到了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內庫銀10萬兩,令吳甡赴陝西延長賑濟。當時延長縣城正被亂民圍困著,不過當同知趙鶴宣佈朝廷放賑的消息後,城圍立解,亂民們都拿著賑金回家去了。當時米脂縣參加造反的人數佔全縣總人口的70%,但聽到朝廷賑濟的消息後,也紛紛返鄉,等著朝廷來賑濟。這樣的情形,在鄰縣也曾出現過。    
    難堪的是,朝廷不願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救濟。吳甡的10萬兩白銀,遠遠不夠。當時陝西的米價是7錢白銀1鬥,如每人分得1兩,則最多可支撐50天。即使10萬兩白銀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撐10萬百姓50天的生活。而當時陝西的情形,已慘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10萬白銀只能是杯水車薪。吳甡在延綏19縣間散掉10萬白銀後,發覺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鹽,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經投降的亂民,朝廷也無足夠的資金來安置他們,保證他們不再次叛亂。被招撫的人員,隨撫隨叛,越撫越多。楊鶴多次請求朝廷增加賑濟的力度,安頓好這些災民亂民,而朝廷卻無力做到。就連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區,甚至也不願安頓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論其他地方了。當時真正憂國憂民者,為數不多,沒有多少人有長遠目光,能通盤考慮陝北的問題。多數人認為,陝北的動亂,只是陝北的事,跟自己關係不大。沒想到,陝北的亂民,後來演變成強大的農民武裝,殺出秦界,殃及了大半個帝國。    
    如果在陝北剛開始動亂時,帝國上下能齊心協力、全力以赴的話,事情決不至於弄到後來的那種地步,付出的代價或犧牲的利益也決不會這麼大。遺憾的是,當初能這樣想的人又有幾個呢?    
    楊鶴撫秦的失敗,另一個原因是沒有足夠的兵力。要保證招撫政策的順利實行,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作保證,一來起彈壓威懾作用,二來也能在招撫無效時用武力解決那些鐵了心造反的骨幹分子。可是,楊鶴作為三邊總督,手上卻沒有足夠的軍隊。    
    儘管楊鶴力主招撫,但也深知軍隊的重要。面對風起雲湧的遍地義軍,手中無像樣軍隊的楊鶴深感不便。崇禎三年(1630),當王左掛、苗美率部攻打韓城時,楊鶴竟無將可點,無兵可調,只得命當時任參政的洪承疇率領臨時湊起來的部隊匆匆上陣,勉強解圍。在此以後,楊鶴幾次上書崇禎帝,要求把當時調赴京師守衛的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諸鎮邊兵重新調回,還鎮西北。當時崇禎帝正被後金的入侵搞得焦頭爛額,哪裡肯把西北的部隊放回去。楊鶴無奈之下,只得再請崇禎帝起用前總兵杜文煥,督延綏、固原的3千官兵。這次崇禎帝倒同意了,但仍沒有改變陝西糧餉不足、兵力過弱的局面。    
    撫則缺銀少糧,剿則無兵無餉,楊鶴兩手空空,能幹些什麼呢?    
    楊鶴撫秦的失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體系內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團結。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撫兩派,難以統一。甚至連崇禎帝本人,也是搖擺不定。在晉陝前線,同樣也存在主剿主撫兩派,具體操作不能一致,嚴重影響了整體局勢。    
    如與陝西相臨的山西當局,在對待農民軍的手段上,就與主持陝西的楊鶴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採取討伐政策。    
    山西與陝西有1000多里的相鄰地帶,中間僅有一線黃河相隔。兩省的許多情況都很相似。陝西的動亂,很快也影響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屬「九邊」之一,駐紮著部隊。因長期缺餉,這些部隊就成了不安分的饑兵。崇禎二年(1629),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山西兵馬趕赴京師勤王,因糧餉不足,駐地頻換,部隊發生嘩變,紛紛逃回山西。這批潰卒後來成為山西動亂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攪亂的還是從陝西來的農民軍。崇禎三年(1630)春天,陝西的農民軍由於種種原因,開始渡過黃河,進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間,老回回馬守應、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部渡過黃河,分兵兩路進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佔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鎮河曲,控制了黃河渡口。除此以外,陝西農民暴動的另外幾支主力如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李自成等,亦先後率部進入山西。他們與山西的義軍會合一處,聲勢浩大。當時就有人說:    
    「開始時為寇山西的,多為陝西人。現在作亂山西的,則一半是山西人了。亂起之初的二、三月間,響應的山西人不過十之一,六、七月間,從賊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從賊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對於山西之亂,地方當局主張以武力壓服。當陝西之眾殺入山西時,山西巡撫仙克謹立即移鎮汾州,指揮阻擊。剛從陝西寬鬆撫局中逸出來的王子順等,對強硬的仙克謹恨之入骨,並用重賄買通山西人氏,刺殺仙克謹,仙克謹身受重傷。此後接任的巡撫,也都力主剿殺,並與陝西主戰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僅山西的做法與楊鶴在陝西的撫局不一致,即使是楊鶴的手下,也有不執行楊鶴政策而暗中主殺的。如楊鶴起用的前寧夏總兵杜文煥,曾在寧夏以凶悍好鬥而聞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撫問題上,與楊鶴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後,力主武力解決。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試圖一舉殲滅。沒想到另一支農民軍神一元攻陷寧塞,殺掉了杜文煥一家多口,以報復杜文煥。杜文煥這才解河曲之圍,率兵匆匆趕往寧塞。    
    楊鶴的另一位手下大將洪承疇,也在剿撫問題上與楊鶴也不一致。這位原為參政的洪承疇,幾次殺降,毒辣之至。崇禎四年(1631)四月,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等設酒宴犒勞降卒,等降卒入室時伏兵四起,殺掉了300餘人。這種舉措,洪承疇後來還重複了幾次。    
    當然,當時殺降的並不是洪承疇一人,還有不少其他的將領也做過這種醜惡之事。如崇禎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應期在綏德殺掉了已經投降的義軍領袖苗美、左掛子(即王左掛)。崇禎四年(1631),還是這位李應期,又在榆林殺害了已經接受招撫的義軍首領王子順等。    
    作為朝廷的命官武將,竟幹出殺俘這樣背信棄義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譽一落千丈。吃了苦頭的農民軍,生怕再上朝廷的當,不再肯接受招撫了。對於這種做法,不少人曾提出過不同看法。如費密就說過:    
    「諸路叛賊雖是奸人思亂,但開始時也是為饑荒所迫,勢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撫返鄉的也佔十之八九。後陝西總督某(指洪承疇)招撫數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發兵數千人圍殺。降卒見狀,紛紛拔木舉石,奮起反抗,突圍而出。從此以後,民軍絕了投降之心。」    
    費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殺降的責任歸在洪承疇一人身上了。    
    順便講一句,最終導致楊鶴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復叛,也是因為殺降。神一魁投降後,楊鶴等令神一魁於耀州誘殺另一支義軍首領、當時已降的茹成名,從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終挾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於上述各種各樣的因素,楊鶴的主撫政策最終失敗。他自己也落得個悲慘下場。朝廷上下幾乎沒有人為他辯解開脫。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疇,還不忘舊情,替他上了一疏,說當時主撫,也是「時勢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馬。不過崇禎帝此時根本聽不進了。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山西征剿(1)

    既然楊鶴的招撫政策已徹底失敗,那麼崇禎帝便依照其一貫作風,在拿楊鶴作了替罪羊之後,另找出路了。    
    崇禎帝在崇禎四年(1631)十月正式任命洪承疇為陝西三邊總督,以武力剿滅義軍。此時,崇禎帝對陝晉的義軍已是恨之入骨,希望洪承疇把他們迅速趕盡殺絕,以使朝廷全力對付後金的威脅。洪承疇忠實地執行了崇禎帝的策略。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科(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他23歲就督學浙江,後被提拔為陝西參政,是一位年少老成、有謀有略的能幹之才。    
    洪承疇在陝西出名是在崇禎三年(1630)。當時,王左掛、苗美等率兵分列五營,南下進攻韓城,總督楊鶴手下無將,情急之下,令當時尚是參政的洪承疇率兵進援,斬殺叛兵300餘人,解了韓城之圍,洪承疇一下子出了大名。從此以後,他開始率兵打仗。由於他有謀有略,而且長期在陝西為官,熟悉陝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隊在陝西打得不錯,並贏得了不少聲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後,因原延綏巡撫張夢鯨被義軍的兇猛之勢驚嚇而死,洪承疇一躍而升任延綏巡撫,成為地方大員。從此以後,洪承疇更是賣力,而且心狠手辣,膽大心細,做事利索。到了崇禎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禎帝信任的洪承疇,在楊鶴被捕以後,便順理成章地代替楊鶴,升為陝西三邊總督。    
    升任總督後的洪承疇,忠實地執行崇禎帝的政策,加緊了對陝西義軍的殘酷圍剿,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勢,幾乎是連戰皆捷。陝西的形勢開始好轉。崇禎帝開始嘗到剿的甜頭,全力支持洪承疇。    
    崇禎五年(1632)春,洪承疇留餉20萬,遣甘肅總兵楊嘉謨、固原總兵楊麟、臨洮總兵曹文詔、延綏總兵王承恩、寧夏總兵賀虎臣等,各率其部,大舉進剿陝西義軍。洪承疇首選的攻擊目標是「寧塞遺賊」。他們本都是神一魁的部眾,是當時陝西境內最大的一股義軍,首領是紅軍友、李都司、杜三等。他們與環慶的民變首領郝臨庵、劉六合兵,屯駐在鎮原(今甘肅鎮原),兵勢很盛。    
    在官兵的強大壓力下,鎮原的義軍頂不下去了,便退守東西川、鐵角城、蘆堡壘等地,利用險要地勢拚死抵抗,並威脅慶陽,尋機突圍,試圖殺入平涼府,借道突入鳳翔府。    
    陝西巡撫練國事,急令固原(今甘肅固原)兵備王鎮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府守備徐如翰守住涇州(今甘肅涇州)各關口,防止義軍外逸。    
    同時,總督洪承疇立即從鄜州(今陝西富縣)赴慶陽,指揮會戰。當時,曹文詔率臨洮兵,賀虎臣率寧夏兵也趕赴增援。雙方在鎮原之北的西澳展開激戰,前後數十次。義軍吃了大虧,首領杜三、楊老柴被斬殺,兵卒被殺數千人。戰役以官軍全勝而結束,朝廷稱之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後,洪承疇等率兵乘勝進擊。不久,洪承疇設伏斬殺不沾泥。曹文詔則設反間計除掉紅軍友,後於環慶擊敗可天飛、李都司,於耀州擊敗郝臨庵等。    
    在洪承疇的強大攻勢下,「寧塞之眾」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禎六年(1633),延綏巡撫陳奇瑜繼續分遣諸將,搜剿餘眾,至此年底,陝西的局勢基本上被穩住了。    
    但陝西局勢的好轉,並沒有讓崇禎帝及其朝廷鬆一口氣,因為山西的問題已越來越嚴重了。    
    山西的動亂,雖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為陝西的影響。崇禎三年(1630)春,陝西的義軍如老回回馬守應、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部,分兵兩路殺入山西北部。其後,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李自成等也紛紛渡河,進入山西。同時,入援京師的陝西五鎮兵馬,臨陣嘩變,紛紛逃回山西等地從亂入伙。山西的局勢一下子嚴峻起來了。    
    當時山西境內的義軍,主要分成兩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陽(今山西臨汾)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陝晉交界處)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為據點,分兵轉戰各地,西南攻至延安、慶陽,並殺入山西焚掠,聲勢浩大。這股義軍人數增至3萬餘人,將領百人,並設有左丞、右丞等官職,下轄自號闖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將。    
    山西當局對於這些「亂民」的態度很堅決,就是武力剿滅。至崇禎四年(1631)四月,當時尚是副總兵的朝廷悍將曹文詔等,利用楊鶴大肆招降各路義軍的有利時機,率重兵圍攻駐守在河曲一帶的王嘉胤部。    
    曹文詔用重兵圍困河曲,斷絕其糧餉供應之道。王嘉胤缺糧之下,突圍而出,向南衝殺。曹文詔一路緊追,再敗之於陽城(今陽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將王國忠所殺。    
    當時的形勢似乎對朝廷很有利。在陝西方面,楊鶴招撫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詔等解決了王嘉胤,因此楊鶴曾很高興地給朝廷上書,說神一魁、王嘉胤兩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領不過爾爾,消滅他們指日可待。沒想到陝西神一魁降而復叛,山西的義軍也沒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徹底垮掉。他們經一度低潮之後,又重新集結起來,大攪山西。    
    王嘉胤死後,其部眾並未潰散,而是重新選舉左丞紫金梁(王自用)為首領,重樹旗幟。王自用與各路首領深感相互聯絡的重要性,於是各部眾共推王自用為首領,會合闖王高迎祥、掃地王、邢紅狼、八大王張獻忠、黑煞神、曹操羅汝才、亂世王、闖將李自成、闖塌天劉國能、滿天星、老回回張守應、李晉王、黨家、八金剛、混天王、蠍子塊、點燈子趙勝、不沾泥張存孟、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上天猴劉九思、丫頭子、齊天王、映山紅、摧山虎、沖天柱、油裡滑、革裡眼賀一龍等部,統稱「三十六營」,約有20餘萬。在陝西之亂被平後,「三十六營」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戰火越打越烈,範圍也越來越大。高迎祥、羅汝才(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澤州、壽陽諸州縣,全晉震動。朝廷急命宣大總督張宗衡移鎮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路守扼防禦。並派李卑、賀人龍、艾萬年等率關中兵赴山西入援。許鼎臣把此三將調至手下,但張宗衡又以總督的身份,傳檄三將由他本人指揮,弄得三將無所適從。義軍乘機佔據臨縣之東的磨盤山(一名連枝山),並於崇禎五年(1632)九月前後分兵三路:一路據交城(今交城),窺太原,一路據吳城(今孝義境內),窺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縣),陷武鄉(今武鄉稍東)、遼州(今左權)等,形勢相當危急。    
    崇禎帝急忙採取應急措施,調兵遣將,對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鎮左良玉被急調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遼東名將,雖大字不識一個,但打仗驍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從晉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鄉紳情急之下,聯名上疏朝廷請救。朝廷便急調左良玉率兵2千餘人趕赴懷慶堵截。李自成、八金剛、過天星等後來雖重新殺回山西武鄉,不久攻克遼州,而左光斗卻留在了河南,負責河南的防務。    
    崇禎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詔被賦予大權。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變動。在此以前,山西的圍剿,各自為政,總督、巡撫及各將領之間矛盾重重,無重臣節制。至此,曹文詔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線總指揮,負責節制山西、陝西諸路兵馬。    
    曹文詔絕非等閒人物,他是當時陝、晉前線最能幹的將領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輕時從軍遼東,曾在熊廷弼、孫承宗手下做過軍士。後由袁崇煥提拔,在祖大壽手下任游擊。袁崇煥被逮後,曹文詔也隨祖大壽叛逃,後投總兵馬世龍,升參將。輾轉回山西圍剿農民軍後,因功升副總兵、總兵。他在鎮壓陝西義軍的過程中,屢建奇功,所以當時有一民謠說:「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由此可見他的威望。事實證明,他出鎮山西後,山西的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觀。    
    崇禎帝還特諭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詔等部。當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與曹文詔合作時,他嚴旨責成御史彈劾糾察,重重處罰。此年五月,崇禎帝還命太監陳大全、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等四支勁旅的監軍,其職掌是記功過、催糧餉。為此,崇禎帝還發內帑4萬兩,素紅蟒緞4000匹,紅素千匹,讓這4位太監於軍前給賞,以示支持。    
    曹文詔與部將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率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3500人,由慶陽出發,經潼關渡黃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參加圍剿。    
    曹文詔部,是所有參加圍剿的官軍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詔在河津經短暫休整後,開赴霍州(今山西霍縣)。在霍州與農民軍萬餘人發生了激烈的遭遇戰,曹文詔率領的陝西兵驍勇善戰,擊殺農民軍首領鑽天鷂、上天龍。農民軍潰逸。    
    曹文詔旋即揮師北上,在太原之北展開攻擊。先敗農民軍於盂縣(今盂縣),追擊途中,在壽陽(今壽陽)之東北的方山,再次大敗農民軍,斬殺其首領混世王,其餘部為游擊猛如虎逐走。    
    至此,太原之北的五台(今五台)、定襄(今定襄)、壽陽等地的農民軍基本被曹文詔肅清。    
    為保衛太原,山西巡撫命曹文詔移兵平定州(今平定),備太原之東。總兵張應昌駐兵汾州(今汾城),備太原之西。賀人龍部為遊兵,以備策應。    
    曹文詔便以平定為據點,不斷出擊,連敗農民軍於樂平(今昔陽)、和順(今和順)、太谷(今太谷)、范村(太谷之東一重鎮)、榆社(今榆社),把在太原附近活動的王自用(紫金梁)、馬守應(老回回)部逐走。    
    曹文詔部繼續南下,追擊農民軍,連敗農民軍於高平(今高平)、澤州(今晉城)、潤城(介於澤州與陽城之間)、沁水(今沁水)、陽城(今陽城),猛擊過天星、紫金梁、老回回等部。    
    四月底,「三十六營」領袖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今河南濟源)病死。原本鬆散的農民軍更陷入各自為戰的分散局面,給朝廷的圍剿提供了有利時機。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山西征剿(2)

    曹文詔為解豫北之困境,率部進入河南境內的涉縣(今河南涉縣)山區,圍剿湧入此地的農民軍。然後攻擊河南境內的懷慶(今沁陽)、濟源(今濟源),斬殺農民軍首領滾地龍等。此時,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鄧□及左良玉等,也紛紛率部合擊,戰場形勢一度有利。    
    但到了此年的八月,卻傳來了曹文詔調離前線、赴大同任總兵的消息。前線官軍一片嘩然。    
    曹文詔這位驍勇善戰的良將,沒有敗給農民軍,卻中了自己人的暗箭。當前線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被調離了前線。    
    當時,有位叫劉令譽的巡撫御史,上疏朝廷,以作戰不力、不援友軍、驕橫恣睢、虛報戰況等罪名彈劾曹文詔。曹文詔與這位御史結怨,是在山西洪洞。當時曹文詔與鄉居的劉令譽沒有處好關係。至此,劉令譽巡視河南,曹文詔與他再次相見,仍是話不投機。劉令譽便伺機發難。    
    按理說,曹文詔在陝西、尤其在山西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他率部赴山西作戰後,也幾乎沒有打過敗仗。雖說偶爾也有誇大戰功的嫌疑,但曹文詔連戰連捷也是事實。遺憾的是,朝廷給他的結論卻是「怙勢而驕」,他竟然被調往大同。    
    導致曹文詔被調離的直接原因,仍是崇禎帝本人。崇禎帝做事,一向小事精明,大事糊塗,而且性格褊狹猜忌。那些言官、御史等,大都善於揣摩崇禎帝的心理,順著他的思路辦事,所以這些人提出的彈劾,往往正中崇禎帝的下懷,言無不果。    
    說起來,曹文詔真是一位難得的將才。他不僅能征善戰,而且頗能顧全大局。在陝西打仗時,他屢建戰功,卻總是被洪承疇壓住不報,吃了不少暗虧。御史吳甡很為他抱不平。即使如此,曹文詔仍兢兢業業打仗,沒有意氣用事。    
    陝西的平剿告一段落後,曹文詔又被派往山西,參加山西的圍剿行動。這也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但曹文詔還是立即率兵進入山西,打了近8個月的漂亮仗,扭轉了山西的局勢。沒想到劉令譽的一個奏疏,便讓崇禎帝立即改變了看法,竟把這員大將調離了戰場。    
    更倒霉的是,曹文詔赴任大同不久,便遇皇太極率兵犯邊。曹文詔沒有敵住後金兵的銳利攻勢,丟失了大同附近的城池,被崇禎帝問罪,要撤職充軍。多虧山西巡撫吳甡力保,崇禎帝才勉強同意讓他戴罪立功自贖。至崇禎八年(1635),曹文詔戰死,落得個悲慘下場。    
    或許正是曹文詔在山西用兵太狠太猛,造成了農民軍紛紛避其鋒芒,逸出山西,竄入了豫北、畿南。    
    早在崇禎五年(1632)底,就有部分農民軍在李自成、八金剛、過天星等人率領下,進入河南的懷慶、修武地區,再由此地殺入山西境內的武鄉,並攻陷遼州,有力地支援了其他義軍。這是義軍首次利用山西、河南交界地區流動作戰的成功例子。也正是為了對付河南境內的義軍,左良玉才被調赴河南。    
    到了崇禎六年(1633),農民軍為了擺脫山西境內的重兵圍剿,紛紛開始轉移到山西、豫北、京畿南部的交界地帶。    
    有一部分農民軍,因受曹文詔兵鋒壓迫,從山西平定州東北的固關(故關)附近的磨口山,突破京畿井陘道寇從化的防線,進入京畿南部的順德(今河北邢台)、真定(今河北正定)兩府境內,引起朝廷恐慌。給事中孟國祚對此十分擔憂:    
    「畿南為咽喉重地,順德則是大平原,可以千里直走京師,沒有河山之險可作屏障。現在山西有曹文詔、張應昌,河南有左良玉、鄧□,都有重兵,那麼賊將去哪裡呢?以往是從陝西趕到山西、從山西趕到河南,現在又轉而趕到順德了!」    
    為防止畿南之農民軍威脅京師,朝廷急派通州兵2千、昌平兵2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8千,配合大名兵備副使盧象升佈防,與山西方面會同夾剿。    
    盧象升率兵力戰,農民軍受挫後,自邢台(順德府治所在地)西撤,越過河南武安(今武安)西北的摩天嶺(此地也與山西遼州接壤),進入武安境內,與駐紮此地的農民軍合兵。    
    此時的豫北已是連片烽火。    
    崇禎六年(1633)初,山西東南部的農民軍分兩路殺入豫北。一路南下突破仰原關,殺入懷慶府(府治河內,今沁陽)境內的濟源縣、清化鎮(屬沁陽縣,今名博愛)、武安等地,一度圍攻懷慶府城。另一路則向東殺入河南的林縣(今林縣)、涉縣(今涉縣)境內。河南守將左良玉連忙招架。    
    在涉縣之西,左良玉擊退農民軍。    
    林縣的農民軍,因有饑民響應,聲勢很大,一度圍攻鄰縣臨漳(今臨漳)、淇縣(今淇縣)。但最終也被左良玉擊敗。    
    濟源的農民軍,當時正在圍攻懷慶府城之北的水西關,為紫金梁祝壽。左良玉匆匆率兵從彰德府(府治安陽)趕來解圍,擊退農民軍。    
    出乎意料的是,左良玉不久卻在武安境內被農民軍殺得大敗,手下的7千河南兵幾乎被打得一早二淨。豫北4府烽火遍地,形勢陡然嚴峻起來。    
    崇禎帝急令總兵鄧□率川兵2千,加上土司馬鳳儀之兵,進入豫北參戰。曹文詔也一度從山西進入豫北的涉縣助戰。    
    由於開始時農民軍主要在山西活動,河南當局並沒有認真備戰。像太行山這樣的險地,竟都沒有派重兵設防,豫北幾乎可以說是門戶洞開。曹文詔在山西東南部的銳利攻勢,使山西境內的農民軍大多轉移到豫北。五月份,農民軍盡至磁州(今磁縣),達10餘萬之多,兵陣長達數十里。    
    直到此時,崇禎帝才不得不開始重視起豫北來。他派太監赴曹文詔等部監軍,並要求曹文詔等自山西支援豫北。    
    六月,潞王朱常淓自衛輝府(今汲縣)上疏告急,要求朝廷重視豫北局勢,「早行翦滅,毋輕視賊」,給崇禎帝極大震動。崇禎帝特遣京營總兵倪寵、王樸率卒6千、馬5千,晝夜兼程,在八月份終於趕赴豫北。不久,參將湯九州率昌平兵數千也赴豫北參戰。    
    原在山西作戰的曹文詔、張應昌等,也率精銳的陝西兵進軍豫北參加圍剿。盧象升等則在京畿南部設防,攻擊逸出之敵。    
    由於官兵的優勢兵力,豫北的農民軍開始處於嚴重的不利境地,被官兵壓縮在狹小的豫北地區,連續被動挨打,損失慘重。    
    至九月份,被圍在豫北的一部分農民軍,利用險要的山區地形,突圍到五台山地區。但不久又殺出五台山,重返豫北。左良玉、湯九州以及倪寵、王樸所率的兵馬前後夾擊,農民軍損失慘重,形勢越來越不利,隨時有被圍殲的危險。    
    至十一月,隨著天氣越來越冷,官兵攻勢越來越凶,農民軍的日子也越來越困難。農民軍的首領開始出奇招了。    
    他們選中了京營總兵王樸。    
    王樸的家丁有不少是關中人,與農民軍算是同鄉,其中有些可能還與農民軍相識。農民軍的領袖便通過重賄拉上了這層關係,並聲稱願意接受招安。張妙手、闖塌天、滿天飛、邢紅狼、闖將(李自成)等上書王樸,說:    
    「我們這些人都是良民,因陝西荒旱,致犯大罪。現在誓死歸降,押還故土復業。」    
    王樸剛從京師調赴豫北不久,沒有與這些首領打交道的經驗,也根本不知道這些人早在陝西就有多次投降的經歷,加上拿了他們的錢,於是便與監軍太監楊進朝、盧九德商量,最後竟同意受降。    
    十一月十九日,農民軍首領賀雙全、張妙手等12人,親赴河南彰德府武安縣城面見王樸、楊進朝、盧九德以及兵備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誠意」。楊進朝信以為真,立即上報朝廷,並停止了軍事行動。    
    當時在武安開報的首領有共有61名:    
    賀雙全、新虎、九條龍、闖王(高迎祥)、領兵山、勇將、滿天飛、一條龍、一丈青、哄天星(應是混天星)、三隻手、一字王、闖將(李自成)、蠍子塊、滿天星、七條龍、關鎖(關索)、八大王、皂鶯、張妙手、西營八大王(張獻忠)、老張飛、詐手、邢紅狼、闖塌天(劉國能)、馬鷂子、南營八大王、胡爪、哄世王(應是混世王)、一塊雲、亂世王、大將軍、過天星(惠登相)、二將、猛虎、獨虎、老回回(馬光玉)、高小溪、掃地王、整齊王、五條龍、五閻王、刑闖王、曹操(羅汝才)、稻黍桿、逼上路、四虎、黃龍、大天王、皮裡針、張飛、石塌天(射塌天)、薛仁貴、金翅鵬、八金龍、鞋底光、瓦背兒、劉備、鑽天鷂、上天龍。    
    王樸等人哪裡知道,農民軍首領們使的是金蟬脫殼之計。當詐降在一本正經地進行的同時,農民軍正在為渡河突圍作準備。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氣驟冷,山西垣曲至河南濟源之間的黃河結冰封凍。農民軍乘官軍不備,在一個叫毛家寨的地方開始過河。他們用門板覆蓋冰面,再蓋上泥土,分3路過河。當時駐屯在這一帶的10餘萬農民軍,在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馬守應、惠登相、劉國能等人率領下,迅速渡過黃河,南至河南澠池縣(今澠池)境內的馬蹄窩、野豬鼻等地。    
    朝廷的防河中軍官袁大權倉促戰死。    
    十一月二十六日,天還未亮,農民軍就已攻佔了澠池縣城。    
    十二月初一日,破伊陽(今汝陽)。    
    十二月初二日,再破盧氏(今盧氏)。    
    至此,從山西逸出的農民軍,在進入河南後,猶如水銀瀉地,不可收拾。    
    十二月初四日,接到河南火速報告的崇禎帝在震怒之餘,嚴令各地進行圍堵。崇禎帝怒氣沖沖道:    
    「賊既渡河,豫境鄰壤地方,俱宜嚴防奔突,秦、鄖准各撫通著選調將士扼要截剿,豫晉撫監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擊,仍嚴飭道府州縣等官,鼓勵鄉兵各圖堵御。務刻期蕩掃,如再疏洩誤事,必不輕貸!」    
    崇禎帝雖十分驚恐震怒,但也沒有辦法。因為受農民軍之騙、並與之議撫的,正是他從北京派去的京營統帥及其監軍。當時農民軍最看不起的當然也是最喜歡的就是京營。他們仗打得不怎麼樣,毛病卻不少。這次恰恰被農民軍所利用!    
    崇禎帝連自己身邊下的京營都管不好,還能說些什麼呢!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陳奇瑜之敗(1)

    突破黃河天險而殺入河南的農民軍,終於逸出了朝廷軍隊的重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空間。    
    當時河南的情形是一團糟,正好給農民軍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空間。    
    河南的災荒持續了不少時間,百姓的日子也已過不下去。人心思亂,災民遍地,這為農民軍提供了眾多兵源。    
    另外,河南當局當時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黃河以北的豫北4府上,對黃河以南地區的防禦根本就沒有作周密準備,兵力嚴重不足。    
    因此,當農民軍突破黃河時,河南負責黃河防守的中軍官袁大權根本就沒有料到。他也無兵可用,只有戰死。    
    當農民軍於幾天之內連下河南的澠池、伊陽、盧氏3縣時,河南巡撫玄默雖勉強應戰,但也只是尾追而已。玄默深知河南的實力根本敵不住人多勢眾的農民軍。像伊陽縣城,農民軍抵達時,城中無主管官員,城牆頹敝,所以農民軍不費吹灰之力就殺入城中。再如盧氏縣城,也是因為掌印官金如山事先逃跑,不組織抵抗,而讓農民軍輕易得手。因此,玄默只有火速上報朝廷,要求增援。    
    好在左良玉迅速過河追擊,填補了黃河以南的空虛。到十二月初,湯九州、鄧□、李卑等將領在崇禎帝的嚴令下,也紛紛過河,參加夾擊。    
    農民軍渡河後,真正主動過河迅速追擊的將領只有左良玉。左良玉本是為保衛河南而調過來的,農民軍進入黃河以南的河南境內,他有責任追擊。此時的左良玉還是很賣力的,不像後來那樣有些擁兵自保的味道。當然,其他將領所以沒有如此反應迅速,也有客觀原因,如部分農民軍仍留在晉南、豫北而有待收拾等等。    
    進入河南的義軍,分成了幾大股。有的留在河南活動,有的則衝出了河南,向鄰省挺進。    
    留在河南境內的農民軍,先是向南攻殺,進入南陽、汝州、汝寧3府活動。但不久就被各路官兵各個擊破。    
    湯九州擊敗了過天星部。過天星部在十二月十九日抵達舞陽縣(屬南陽府,今舞陽)境內的吳城鎮,威逼偃城(今偃城),試圖殺入開封府、歸德府。被河南巡撫玄默從床上拖起來的總兵湯九州,冒著風雪,連夜率兵偷襲了吳城鎮。沒有防備的過天星,被湯九州打個措手不及。吃了大虧。過天星乘夜逃竄,湯九州率兵猛追60里,斬殺400餘人。次日,湯九州又追到汝寧府遂川縣(今遂川)境內的橫山鎮,斬殺600人。    
    左良玉則在葉縣(屬南陽府,今葉縣)的保安驛,擊敗一支義軍,擒獲頭目一條龍、上山虎、展翅飛、小李廣等,並乘勝追擊,揮兵進入南陽府泌陽(今泌陽)、汝寧府信陽(今信陽)境。    
    崇禎七年(1634)正月初一日,就連一向不被看重的京營,在劉令譽的督戰下,竟然也在泌陽的牛蹄村也打了大勝仗,斬首千人。    
    後來,總兵張應昌部在靈寶、平山打了幾仗,把殘留在河南的農民軍打得大敗,其首領張有義(即一盞燈)被俘。    
    通過這幾次大仗,留在河南境內的農民軍,除少數逸出外,基本上被朝廷肅清。    
    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民軍借道河南,殺入湖廣、陝西,甚至四川。    
    高迎祥等部自盧氏進入山區。盧氏山區,崇山峻嶺,天高皇帝遠,素來是不法礦徒聚集之地。高迎祥諸部,由礦徒嚮導,進入內鄉(屬南陽府,今內鄉),並由內鄉、鄧州(屬南陽府,今鄧縣)、淅川(屬南陽府,今淅川)向湖廣滲透。    
    崇禎六年(1633)十二月底,高迎祥等率部扮成香客,殺入湖廣鄖陽府所屬的鄖西縣城(今鄖西),接著又攻破鄖西之北的上津。不久,房縣(今房縣)、保康(今保康)諸縣也被攻破。一時間,鄖陽府境內,聚集著數萬農民軍。    
    鄖陽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讓官府頭痛的地方。這裡是一個開發較晚的大山區,其地形是四望峰巒,大山無邊,森林茂密,只有無數龐雜小道、亂流溪水充斥其間,不知盡頭。外人進入,如無本地熟悉地形的嚮導引路,那就根本不分東西南北。對於要躲避官兵的農民軍來說,這真是一個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不僅山區地形有利於農民軍,而且鄖陽的地理位置也便於四面出擊。鄖陽之東北,可通河南之淅川、內鄉;其西北,則可通陝西之平利、興安、洵陽、山陽;其西南,則可通四川之大昌等地;其南面,則可通湖廣之荊門、遠安、夷陵;其東南,也可由漢水直赴襄陽。    
    明初,朝廷在進行過一次大殺戮後,便把此地變成了禁區。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鄧愈為征南將軍,對鄖陽及附近地區用兵長達一年,把該地區不服新朝統治的少數民族及漢族流民幾乎殺戮殆盡,並下令禁山,不許附近州縣的貧民進山墾荒、移居。    
    但禁山政策並沒有能阻止大量流民的移入。至成化前,人數已多達百萬。成化元年(1465),河南人劉通(劉千斤)、石龍(石和尚)率流民在房縣造反,朝廷派兵圍剿,花了相當代價才鎮壓下去。由於官兵進山狂捕濫殺,據說11歲以上的男子皆被斬殺,加上連續旱災,流民大增,至成化六年(1470),劉千斤的部下河南人李鬍子(李原)再次造反。朝廷派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發兵圍剿,殘酷屠戮。項忠還強制遣還山中流民,被迫害致死者多達數十萬。    
    即使是這樣的高壓,仍無法阻止流民進山。至成化十二年(1476),在荊襄地區聚集的流民又增到數十萬之多。朝廷無奈之下,只得改變策略,把湖廣、河南、陝西三省之交的這片山區,單獨析出,設置鄖陽府,下領7縣,歸湖廣管轄。    
    至此,農民軍深入鄖陽山區,真是如魚得水,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也深知鄖陽山區是麻煩之地。因此,當兵部尚書張鳳翼得知農民軍已赴南陽境內的內鄉、葉縣時,就已預感到農民軍進入湖廣鄖陽山區的危險性和可能性了。他於崇禎七年(1634)正月初七日向崇禎帝作了匯報,要求早作準備。    
    等崇禎帝讀到這份報告時,農民軍已經進入鄖陽等地,攪得天翻地覆,並向四周發展。鄖陽撫治蔣允儀手中無兵無餉,只得困守鄖陽府城,並火速向兵部奏報,在請罪、請死的同時。要求增援。    
    蔣允儀的奏疏,說得十分悲慼,也很有道理。他說:    
    「叛賊之禍害越來越深了!自秦至晉,又自晉至豫、至楚,幾乎半至天下了!到一處即焚劫一處,禍害已是不堪。而焚劫一處,也即佔有一處,那些亡命之徒,聞風而起。如此一來,天下將為盜賊,哪裡還有什麼安堵之地?」    
    接著,蔣允儀一再強調鄖、襄地區的重要性,不斷訴苦,請兵要餉,要求立即支援鄖、襄。他最後可憐兮兮地說:    
    「不然,臣惟有延頸待盡,束身俟捕而已。」    
    崇禎帝這次卻破天荒沒有殺掉蔣允儀,而僅僅是把他革職。而蔣允儀對鄖、襄形勢的預測則不幸而被言中。    
    農民軍還向鄖陽府周邊地區攻擊。    
    襄陽府的均州、光化、谷城先後被農民軍攻佔。這支農民軍後來又轉掠該府的宜城,進入德安府屬的隨州、孝感,再攻入黃州府的黃陂、麻城。    
    荊州方向的情況也很吃緊。農民軍一度攻到荊州附近50里處。附近的當陽、遠安等都被攻克。    
    有些農民軍還分路殺入了四川地區。    
    鑒於戰事規模和範圍的不斷擴大,朝廷官員紛紛要求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統一事權,避免推諉、觀望。崇禎七年(1634)正月,崇禎帝終於特進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給予了極大的權力。不久,在畿南立下戰功的盧象升也代替蔣允儀出任鄖陽巡撫。    
    陳奇瑜,字王鉉,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他早年以進士授官知縣,歷任禮科、戶科給事中,出任陝西副使、右參政,再任陝西布政使。崇禎五年(1632),陳奇瑜被提拔為延綏巡撫後,率部掃蕩各路義軍,並用奇兵剿滅佔據永寧關的鑽天嘯、開山斧,名著關陝,深得崇禎帝信任。    
    陳奇瑜總督五省兵馬後,積極佈兵圍剿。當時的形勢已相當緊張。不僅湖廣鄖陽、襄陽地區農民軍勢不可擋,而且陝南、四川局勢也很嚴重。尤其是進入四川的農民軍,在四川西北部連連得手,並攻下夔州府城(今四川奉節)。    
    農民軍自陝西起事以來,雖轉戰秦、晉、豫、湖廣諸省,但攻下的也只是些州縣城池。像夔州府城這樣號稱天險的重要城市,尚無被攻佔的先例。夔州被陷後,其附近的大寧(今巫溪)、巫山(今巫山)也被攻佔。    
    後在四川方面的壓力之下,進入四川的農民軍又回到湖廣鄖陽地區,一部從均州往河南,一部從鄖陽往淅川,一部往陝西的商南。形勢萬分危急。    
    陳奇瑜立即率師從南陽趕到湖廣襄陽府均州城,檄令陝、鄖、豫、楚四撫臣率兵會討。具體安排為:    
    陝西巡撫練國事駐防陝西商洛,遏制農民軍之西北;    
    鄖陽巡撫盧象升駐鄖陽房縣、竹溪,遏制農民軍之西;    
    河南巡撫玄默駐河南盧氏,遏制農民軍之東北;    
    湖廣巡撫唐暉駐襄陽府南漳縣,遏制農民軍之東南。    
    四面包圍既定,陳奇瑜率盧象升等開始進擊。他們從鄖陽府的竹溪開始,連戰於平利(屬陝西漢中府)、烏林關、溝陽界、乜家溝、蚋溪、獅子山等地,10餘戰皆傳捷報。其副將劉遷則攻擊於平利、竹溪之間,游擊賀人龍等追擊至紫陽,分獲大勝。    
    在陳奇瑜的強大壓力之下,農民軍大部分被趕壓到了陝西的漢中地區。陳奇瑜得勢之後,檄令游擊唐通在漢中保護藩王;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守略陽、沔縣(今勉縣),防止農民軍西遁;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漢中之北),防止農民軍北逃;他自己則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駐紮洋縣(今洋縣);另命盧象升、練國事、玄默各守要害。陳奇瑜滿懷信心,夢想在漢中一口吃掉農民軍。    
    陳奇瑜的圍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張獻忠等部主力最終被陳奇瑜圍困在一個名叫「車廂峽」的地方,陷入了絕境。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陳奇瑜之敗(2)

    車廂峽的確切地點至今仍沒找到。一般認為,車廂峽位於興安縣(今興安),但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車廂峽很可能位於漢中附近,是漢中棧道附近的險地。    
    據說車廂峽長40里,四面絕壁。農民軍一入峽口,即遭到地方武裝的襲擊,或壘石斷路,或投石飛擊,或縱火燒林,農民軍吃了大虧。當時正是陰雨連綿的雨季,農民軍處境困難,弩解刀蝕,衣甲浸,馬蹄穿,人饑馬乏,死亡過半。如果陳奇瑜能合兵進擊,可望全殲。    
    但農民軍首領們此時又祭出他們屢試不爽的兩件法寶,即行賄和詐降。    
    被困在漢中的農民軍主力,目前可以確定的只有張獻忠部4 萬多人。至於闖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當時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於證實。    
    農民軍把平時攻掠所得的金銀珠寶聚集起來,用來賄賂陳奇瑜的左右,疏通關係。他們在做好人情後,便向陳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陳奇瑜此時是躊躇滿志,不明底裡,以為身陷絕境的農民軍這次是真的投降。不動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讓他樂滋滋地昏了頭。他竟輕易地點了頭。    
    他立即上報朝廷。在得到批准後,陳奇瑜接受了農民軍的投降。陳奇瑜對投降的農民軍還是相當不錯的。他把收降的3萬6千餘人,每100人編成1隊,每隊派遣安撫官1名,以示督察。不久前還殺得你死我活的官軍和「叛賊」,此時竟相互揖讓酣飲,易馬而乘,一團和氣。原本饑疲不堪、衣衫不整的農民軍,此時也已換上了衣甲,吃上了飽飯,甚至配上武器,整隊出棧,煥然一新。如此戲劇性的場面,不免有些滑稽。    
    陳奇瑜哪裡知道,這些逐漸恢復元氣的農民軍,一旦脫離險境之後,又會恢復本性,再叛朝廷。    
    其實,陳奇瑜本應該知道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們曾多次詐降,讓朝廷吃足苦頭。陳奇瑜也曾在陝西跟這些人打過交道,並不是初來乍到。遺憾的是,陳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如果他那些從陝西跟出來的手下人能及時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於弄得這麼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別人的重賄,哪裡還會提醒他?    
    陳奇瑜好不容易掙出來的聲名和地位,沒想到竟毀在他手下人手中!    
    脫離漢中險境的農民軍,立即翻了臉,重操舊業。    
    事情的起因,據陳奇瑜後來的說法,是因為陝西地方當局殺降激變。    
    據說,當時有一部受撫的農民軍,奉督撫之命,被遣送到鳳翔(今鳳翔)城下,準備在城內安置。鳳翔城中的士民哪裡肯信?他們擔心這些亡命之徒是設計賺城,便死活不肯開城門接納。最後雙方議定,農民軍先派人由城下沿繩紿縋上城,商討有關事宜。結果是被吊上城牆的36人慘遭殺害,屍體被摔下了城牆。    
    城下的農民軍傻眼了,退而走寶雞(今寶雞)。寶雞知縣李嘉彥自然也不肯接納,用武力把他們驅逐。結果被招撫的農民軍重新反叛,陳奇瑜的撫局也徹底破產。    
    不過,殺降激變、持異激變,是陳奇瑜的說法。開始時,崇禎帝相信了陳奇瑜,並下令逮捕了李嘉彥等人。而朝廷上下卻都說這是陳奇瑜推諉責任,自己犯下大錯,卻要別人承擔責任。    
    其實,陳奇瑜撫局的失敗,在當時有一定的必然性。    
    對農民軍方面而言,詐降僅是一種手段,目的只是為了擺脫困境。在漢中求降時,他們或許是真心投降,因為當時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條。但一旦逸出絕境,他們肯定會重操舊業。這些不安分的農民,在起事以前,或許還會逆來順受,過著非人的生活。起事後,他們已嘗到了叛逆的甜頭,儘管這種甜頭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卻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讓他們回鄉種地,重過挨饑受凍的那種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難上加難了。    
    對陝西地方當局而言,招撫這麼一大批降卒,也有實際困難。當時陝西正逢天災人禍之後,倉儲空虛,官軍尚且不能保證糧餉的供給,哪裡還有餘力來供養這麼一大批人。況且在當時許多人眼裡,這些農民軍都是些殺人放火、不講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縣避之猶恐不及,哪裡還敢去招惹?閉城不納、甚至武力驅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實上,當時對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幾股農民軍,一出漢中棧道,便殺掉了監察的安撫官,開始攻掠。這也說明,農民軍在漢中投降時,就計劃了這一手。    
    農民軍的降而復叛,使陝西的局面頓時嚴峻起來。整個陝西給攪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後攻掠鞏昌府(府治在今隴西)、平涼府(府治在今甘肅固原)、臨洮府(府治在今甘肅臨洮)、鳳翔府(府治在今鳳翔)等地幾十個州縣,先後打敗賀人龍、張天禮等部,並斬殺了固原道陸夢龍。在這年的閏八月,李自成還一度把悍將賀人龍包圍在隴州(今陝西隴縣)。賀人龍與李自成有老鄉關係,所以李自成曾派高傑勸降賀人龍,賀人龍不幹。後來因洪承疇率兵解圍,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當時活動於慶陽的另一股農民軍,也乘勢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涇陽(今涇陽)、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帶,西安震動。    
    在陝西境內的其他各部,也紛紛攻掠。河南、畿南的農民軍則遙相呼應。    
    農民軍之所以能如此氣勢沖天,還與這年後金的入侵有關。    
    崇禎七年(1634)五月,皇太極再次率兵,繞過山海關防線,從蒙古地區犯邊,攻入宣府、大同等晉北地區,威脅京畿。朝廷除令宣大總督張宗衡,率總兵曹文詔、張全昌抗擊外,還先後從陝西、河南調動洪承疇、左良玉、湯九州諸部參加抗擊,造成陝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虛,給農民軍提供了可乘之機。    
    直到閏八月後金軍隊撤出長城一線後,洪承疇等才得以回師陝西,陝西等地的局面也隨之有所改觀。    
    洪承疇回師之後,便命總兵左光先率兵赴隴州。當時賀人龍已被李自成的兵馬圍在隴州40餘日,處境相當困難。左光先率援軍趕到後,與賀人龍內外夾擊,大破農民軍。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廣、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陝會攻:    
    河南兵進入同州(今陝西大荔)、華州(今陝西華縣)地區;    
    湖廣兵進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陝西商縣)、洛南(今陝西洛南)地區;    
    四川兵進入漢中府的漢中、平利、興安(今安康)地區;    
    山西兵進入西安府的韓城(今韓城)、蒲州(今山西永濟)地區。    
    此外,朝廷還調集防邊的2萬軍隊進入陝南參加會戰。    
    由於朝廷的圍剿,陝西境內的農民軍被迫開始了新的突圍。到第二年即崇禎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兩路的農民軍主力,已基本上湧入了河南境內。    
    一路通過湖廣鄖陽地區,迂迴殺入河南。這股農民軍,據說多達20萬人,其前哨已抵達鄖陽、上津,後隊還沒有離開漢南,前後綿亙數百里。而當時鄖陽的守軍才不過數千人,根本無法抵擋,農民軍如入無人之境。這支農民軍在鄖陽活動不久後,轉而北上,進入河南地區。後來又往北殺入河南的南陽府和汝寧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攏。    
    另一路農民軍則直接由陝西殺入河南。這支部隊聲勢浩大,當時有人描寫道:    
    「七年冬,賊騎干余西來,立馬西郭麥田中。已而大旗飄颺。遙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盡南山,北盡河曲,波壓雲湧而至。惟聞馬嘶之聲,自朝至夜,連營數十里。……賊過,人畜踐踏,路闊五六里,不知其眾之幾何也。」    
    這路農民軍進入河南後,便兵分三路:一路從陝州(今陝縣)渡黃河北上,到達山西平陽,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懷慶地區,再殺向歸德府(今商丘地區)。另一路從武關殺入南陽,進入湖廣襄陽等地區,一番攻掠之後,再殺回河南南陽、汝寧等地,向北集結。第三路則從河南盧氏縣,直接向東攻殺。    
    至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主力大多集結在河南境內,形勢十分危急。兵科給事中常自裕當時給崇禎帝上了一份緊急奏疏,說明當時河南的局勢。他說:    
    「中原,自古以來就是天下安危所繫。現在農民軍一路從陝西東北境的商南、洛南進犯河南汝州,一路從湖廣鄖西、上津等處進犯南陽。雖有左良玉一旅駐防新安、澠池,陳治邦、喬國柱、張嶷數營扼守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但農民軍人多勢眾,多路出擊,大小七十二營,有二三十萬之眾,蜂屯伊、嵩、宛、洛之間,急於侵犯汝、寧、鄭、宋諸地。上述諸營,除左良玉一軍尚可堵拒之外,其餘各軍都不足以恃,農民軍有何所畏而不長驅直入?!現在雖遣張全昌、曹文詔、秦翼明諸將,然各旅都是兵不滿千,僅僅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常自裕說得十分明白,崇禎七年(1634)底,大批農民軍主力聚集在南陽至洛陽一線,向河南東部和南直隸的西北部進發,而河南境內的官兵根本無法堵截。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餉增兵。速救心腹之患。    
    崇禎帝此時也急了。如果讓農民軍向東移動,不僅龍興之地鳳陽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到長江三角洲地區。這可是大明朝的賦稅重地!    
    崇禎帝於崇禎八年(1635)正月詔令洪承疇東出潼關,進入河南圍剿,並從各地抽兵調將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農民軍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勢。    
    不幸的是,此舉為時已晚,大禍已不可避免地要降臨了。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中原大亂(1)

    崇禎七年(1634)十一月,崇禎皇帝曾作了一次較大的人事調整,那就是把陳奇瑜撤職查辦,代之以洪承疇。    
    陳奇瑜在漢中因撫局失敗而放跑農民軍主力以後,崇禎皇帝並沒有立即查辦陳奇瑜,反而繼續支持陳奇瑜,撤辦那些被陳奇瑜指責為破壞撫局的陝西方面官員,如李嘉彥(寶雞知縣)、練國事及士民50餘人,並派遣李喬代替練國事出任陝西巡撫。    
    崇禎帝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希望陳奇瑜能將功補過,重新扭轉戰局;另一方面,說實在的,也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農民軍脫離漢中險境後,能如此迅速發展,把局面攪成這種樣子。    
    隨著陝西局面的惡化,以及給事中顧國寶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斷彈劾陳奇瑜的主撫誤事,崇禎帝終於發現陳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煩。當時,陝西方面的官員對陳奇瑜意見最大,認為陳奇瑜不僅做事不力,貽害陝西地方,而且還反過來指責陝西方面的官員,使不少陝西官員士紳受到處罰。因此,陝西方面的言論大有置陳奇瑜於死地而後快之勢。    
    不知這些陝西方面的人士當時有沒有想到,陳奇瑜這個外省人,雖貽誤戰機,給陝西惹下麻煩,但農民軍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陝西人。說到底,還是陝西人給陝西惹下了麻煩。    
    在各方壓力之下,崇禎帝決心臨陣易帥,下令逮捕陳奇瑜,同時任命洪承疇出任兵部尚書,持尚方寶劍,總督晉、陝、豫、川、楚諸省軍務,全面負責圍剿農民軍之事。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的防務,仍由其負責。    
    洪承疇當時已是崇禎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陳奇瑜時,朝廷曾考慮過調用洪承疇負責剿「賊」事業,但因西北邊防事重,不能輕易換人才作罷。崇禎七年(1634)五月,後金攻入宣大一線,洪承疇匆匆赴邊作戰,至閏八月才回師陝西,投入對農民軍的作戰。沒想到在這節骨眼上,西寧(今青海西寧)發生兵變,叛軍殺州官,逐守道,鬧得很凶。洪承疇只得親赴西寧平亂。他這一走,本已空虛的陝西,更是擋不住農民軍的攻勢,弄得農民軍盡佔關隴之地。    
    平定西寧兵變以後,洪承疇重回圍剿農民軍的前線,但此時農民軍已逸出陝西,湧向河南,中州形勢十分危急。    
    崇禎八年(1635)正月,崇禎帝詔令洪承疇率兵東出潼關,督各路兵馬,在河南境內撲滅農民軍。    
    為了支援洪承疇,崇禎帝調集各地兵馬近8萬人,進入河南地區。除此以外,歸洪承疇統一指揮的還有當時已在的左良玉、陳治邦、喬國柱、張嶷、陳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張全昌、曹文詔、秦翼明等部,以及從遼東調來的祖寬、鄧□等部進入河南參戰。    
    除調兵遣將之外,朝廷還破例大發糧餉。崇禎帝拿出內帑20萬兩,戶部備餉78萬餘兩,另留湖廣新餉13萬兩,四川新餉2萬兩,以供軍用。    
    崇禎帝此次可謂是用盡了全力。他嚴令洪承疇必須在6個月內肅清農民軍於河南。    
    在這種大兵壓境的情況下,農民軍是如何應對的呢?    
    據說,農民軍主力在崇禎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滎陽(今河南滎陽,位於鄭州之西),並召開了著名的「滎陽大會」,商討應對之策。    
    在滎陽參加會議的是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所謂「十三家」,即老回回、闖王、革裡眼、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說是當時河南境內的農民軍主力。    
    據說,當時各家首領已偵知朝廷大兵壓境,所以坐下來商討對策。老資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農民軍應該進入山西地區,以避鋒芒。    
    張獻忠(八大王)一聽,立即反駁說,這是膽怯之舉,並譏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氣,與張獻忠爭執起來。這時李自成趕緊出面調解,並說了一段後來很是著名的話。他慷慨激昂地說:    
    「匹夫尚可奮臂爭先,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關寧(山海關、寧遠)鐵騎開來,對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眼下之計,只有分兵出擊,各部分頭殺掠,能否奏效則聽命於天。」    
    眾頭目一聽,齊聲贊同。於是各部抓鬮,確定進兵路線。依次是:    
    革裡眼(賀一龍)、左監王向南,抵擋湖廣之兵;    
    橫天王、混十萬(馬進忠)向西,迎擊陝西之兵;    
    曹操(羅汝才)、過天星(惠登相)分屯滎陽、氾水之間,守黃河一線,防禦開封、歸德、河南、汝州諸府之兵;    
    闖王高迎祥、張獻忠東向出擊;    
    老回回(馬守應)、九條龍等作為機動部隊,策應各部;    
    後又擔心橫天王、混世王敵不住陝西過來的洪承疇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後盾。    
    於是,眾頭目於正月壬子日,殺牛馬祭天誓師,約定所獲金帛子女均分,然後分頭出擊。    
    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吳偉業。吳偉業雖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終沒有真正接觸過農民軍。不過,他倒是撰寫了一本專記陝西農民軍的書,名叫《綏寇紀略》。上述的記載,就是出於此書,併入了《明史》,影響很大。    
    不過,如果參照一下當時農民軍的水準和一貫做法,那麼,這樣一個有模有樣的軍事會議,是否真得召開過,就很值得懷疑!    
    不少人認為,這次會議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記載只是個附會。具體的理由有這樣一些:    
    按理說,像吳偉業這種當時與農民軍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瞭解得清清楚楚,那麼,當時在前線的朝廷將領們也應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河南巡撫玄默(後著有《剿賊圖記》)、河南巡撫御史金光宸(崇禎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後著有《兩河封事》)、以及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後也把任職期間的有關軍務的題本編成《樞政錄》一書)等,都沒有提到此事。既然連吳偉業都能知道,那麼他們為什麼反而不知道?    
    從時間上來看,滎陽大會也有問題。據稱,滎陽大會結束於「壬子」日,這一天應該是崇禎八年正月初一日(西曆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會應該是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底召開的。但史料表明,農民軍入滎陽是崇禎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滎陽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沒有到達滎陽的農民軍,又怎麼能開滎陽大會?    
    從會議背景來看,滎陽大會也不能成立。按照吳偉業的說法,農民軍之所以要召開會議,是因為他們已獲悉了朝廷即將向河南徵調關寧、天津等地精銳之師的消息。但根據當時朝廷的機要來看,崇禎帝接到給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時間,以及兵部(尚書張鳳翼)議兵、戶部(尚書侯恂)議餉的時間,都是在崇禎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終批准的時間,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時鳳陽城早被農民軍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確定下來的,而且又是當時最為機密的軍事方案,農民軍又怎麼能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底偵知?    
    另外,後來農民軍各部的實際攻擊方向,與滎陽大會上議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會議決定,橫天王、混十萬本應迎擊從陝西殺來的洪承疇諸部,但實際上這些部隊後來卻南下攻到了汝寧府的上蔡等地,然後又向東攻擊南直隸穎州府境(今安徽阜陽地區)。又如本應南下抵擋湖廣之兵的革裡眼,以及本應策應各部的老回回、九條龍等部,後來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內,其中老回回部又於二月間殺向了湖廣的麻城。再如曹操、過天龍等部,本應留在滎陽、氾水等黃河一線,拖住河南的官兵,但這支農民軍後來並沒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殺入南直隸的廬州、安慶府,攻打霍山(屬廬州府,今安徽霍山)、英山(屬廬州府,今安徽英山)、太湖(屬安慶府,今安徽太湖),然後進入湖廣境內,攻破羅田(今湖北羅田)。由此可見,除了闖王等部東擊之外,農民軍各部實際的作戰路線,與滎陽大會的所謂定向分兵進擊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吳偉業所記的滎陽大會,是漏洞百出。其實,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時河南的情況,就會發現,雲集河南的農民軍,無論開不開那個大會,都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向東南方向挺進。    
    原因很簡單,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進肯定不行,因為洪承疇諸部足以讓他們心驚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為盧象升等人才把湖廣鄖、襄地區的農民軍逼到了河南。那麼往北呢?更不行!因為左良玉的部隊守在新安、澠池一帶,張全昌、曹文詔所帶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進軍。農民軍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詔等人。往東北方向,農民軍則更是無路可走,因為最精銳的關寧鐵騎、天津兵正是從這個方位的畿南、山東開過來。    
    因此,農民軍只有向南、向東南方向挺進,進入河南東部、東南部,以及南直隸的鳳陽、廬州、安慶等地。相對而言,朝廷在這一帶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動的餘地也大。正是因為如此,河南地區的各路農民軍才要一齊殺向東南。    
    如果從農民軍當時的構成、素質和作戰的習慣方法來看,滎陽大會之類的說法,也是不太實際的,說得難聽些,是過高地估計了農民軍的檔次。    
    說到這裡,就有必要再來回顧一下農民軍的一些基本情況。    
    陝西的動亂,雖開始較早,但最早發難的幾乎都是些饑民。這些饑民,參加動亂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生活困難,活不下去。因此,農民軍在開始時,無論是組織方面,還是戰鬥力,都很幼稚,遇到戰鬥力強的正規官兵,還不是對手。    
    不久,隨著邊兵、邊盜等人員的加入,農民軍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邊兵、邊盜本已有之,雖人數不眾,但戰鬥力很強。崇禎二年(1629)十月,由於後金軍隊大規模入侵,崇禎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和總兵張鴻功,率5千人入衛勤王,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陝西巡撫劉廣生和甘肅巡撫梅之煥也遣五鎮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和楊嘉謨等率兵1萬8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隊在北京附近嘩變,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率領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歸。甘肅入援部隊在金縣也發生嘩變。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農民軍。這些邊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經加入農民軍的逃兵等人員,大大加強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儘管如此,農民軍還是處於劣勢。陝西境內的農民軍雖一時風起雲湧,人數眾多,但相互之間並沒有統一的組織。民間流傳著的《水滸》故事和戲曲,當時也是農民軍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此時的農民軍,還處於低水平的層次上。    
    農民軍在崇禎三年(1630)春進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禎六年(1633)冬渡過黃河、殺入河南後,情況開始有了很大變化。如果用一句話來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義」迅速發展。    
    戶部主事張縉彥,曾在崇楨十一年(1638)上疏談到了他對農民軍的看法。他認為:    
    「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賊之得計在以塘馬戰而老營避,在以火光近而真營遠,賊之失計在行營不知備,截殺不相救。」    
    張縉彥依據其親身經歷,精闢地論述了他對兵情賊勢的看法。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中原大亂(2)

    具體而言,渡河後的農民軍的「流寇主義」,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不建立根據地或政權,到處流動作戰,流動不居。農民軍的一切人員都隨營流動,歸附的饑民也入農民軍,婦女也是乘馬以從。因此,號稱有數千或上萬人的一營農民軍,能打仗的實際上只佔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則是老弱婦女之類的人。在戰鬥不順利時,被官軍衝散、俘殺的,也往往是後者。真正的戰鬥人員卻往往能伺機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殺。這也是官軍屢報大捷,而農民軍精銳仍在的主要原因。    
    農民軍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動的。一大股往往被稱作一營或數營,每營有一頭目,其名稱不一。有的稱掌盤子,意思是管營子,下面設總管、掌家或管隊等職。有的營稱總頭目,下面設頭目。隨著農民軍人數的增多,不少營達到幾萬人,其組織形式也隨之改變。有的營被分成若干哨,分設大領哨、領哨、大哨頭和哨總等職。有的營則將管隊分成老管隊、小管隊、管隊三級。也有的營則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農民軍還設置老營,來安頓家屬,管理糧食、器械、旗幟等軍需品。每逢戰事,農民軍往往讓老營遠遠避開,以免受到敵軍的衝擊,損失家屬和輜重。有些農民軍還把依附的饑民分成若干專業隊。一般而言,農民軍對願從者一律不殺,有手藝者分別被編入各類專業隊。    
    由於流動作戰的需要,農民軍很注重騎兵即塘馬。作戰時,騎兵擔任主要的攻擊任務。每一騎兵都有二三匹戰馬,輪流換乘,終日疾馳,猶如急風驟雨。撤退時,騎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馬強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往往令馬少步多的官軍措手不及,處於被動。    
    農民軍各營之間,時分時合,各自為戰。早期在陝西時,農民軍尚處於一夥一夥的自發形式,數目眾多,相互之間的關係也很鬆散,。因此,朝廷也很難弄清楚其具體的情況。進入山西後,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謂的首領,但這些首領實際上也名不副實,絕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擁有很大的權威。    
    農民軍從山西突圍後,這種分散性進一步加強了。有些營是單獨行動,有些營則採取臨時的合營關係,但很不穩定。渡河後的農民軍,甚至連一個名義上的領袖都沒有。高迎祥雖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但各營並沒有正式推選他做首領。他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實力較強、人緣不錯。    
    不過,到了崇禎八年(1635)春,農民軍已出現了比「營」更大的一種組織形式,即「家」。據說在河南滎陽開會時,就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稱謂。自此以後,「十三家」就成為流寇的通稱。「家」的出現,表明農民軍開始出現合股之勢,並最終形成了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主力。    
    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後人甚至是當時的人,包括與他們作戰的朝廷將帥,都無法真正掌握農民軍的詳情。其中最令朝廷頭痛的,就是那些農民軍的頭目。    
    那些頭目們,本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員,在平時實在是上不了檯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沒人會提起他們。但偏偏是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還要學《水滸》中的英雄,起那些讓人弄不清的名號。況且這些名號,也不是某一人的專利,因為一旦原用某一名號的人死了,還會有新人頂用。再加上那些頭目的人數本就很多,幾達百人,情形就更複雜了。    
    當然,現在能勉強弄清楚的,還是不少。自崇禎六年(1633)至崇禎九年(1636)秋的主要農民軍首領,大概有這樣一些:    
    高迎樣:號闖王,崇禎八年(1635)七月擁有部眾7萬,十一月增至12萬。    
    高應登:號闖天王(撞天王),崇禎八年十一月擁有部眾約17萬。    
    拓先齡:號一字王,崇禎八年十一月與張獻忠等部一起,擁有部眾20萬。    
    拓養坤:號蠍子塊(或稱劉哲,亦號蠍子塊),崇禎八年十月擁有部眾3萬,崇禎九年(1636)發展最速,部眾最多,人數在高迎祥之上。    
    張胖子:號整齊王,崇禎八年一月,擁有四股部眾,大約數萬人。    
    馬守應:號老回回(或雲老回回是馬守玉),崇禎七年(1634)擁有萬餘人,崇禎八年三月增至數萬。    
    張獻忠:號八大王,崇禎八年三月擁有部眾數萬。    
    搖天動:姓名不詳,崇禎八年五月擁有部眾數萬。    
    羅汝才:號曹操,崇禎八年後擁有部眾數萬。    
    馬進忠:號混十萬,崇禎九年擁有部眾數萬。    
    李養純:號四天王,或張四天王,崇禎九年擁有部眾數萬。    
    李自成:號闖將。高迎祥死後數載才承襲闖王名號,崇禎八年七月擁有部眾7萬。    
    混天王:姓名不詳,崇禎七年七月擁有部眾數萬,崇禎九年一月誅死。    
    惠登相:號過天星,後降官軍。    
    劉國能:號闖塌天,後降官軍。    
    張大受:號滿天星。    
    張一川:號掃地王(或雲李靖也稱掃地王)。    
    藺養成:號亂世王。    
    賀一龍:號革裡眼。    
    許可變:號改世王。    
    李萬慶:號射塌天,後降官軍。    
    賀錦:  號左金王。    
    王國寧:號興世王。    
    薛仁貴:原名不詳。以旗幟俱用白色,故名,軍中稱「白袍將軍」。崇禎九年秋誅死。    
    此外,主要首領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條、順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蜊圓諸人,姓名不詳。還有張妙手、賀雙全,無名號。    
    次要首領大約有:    
    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以上諸人被擒,姓名不詳。    
    鎮山虎、一隻虎、滿天飛、克天虎、鑽天鷂、五條龍、小天王、烏風鬼、黑旋風、黑殺虎、飛山虎、鬼見愁。以上諸人被戮,姓名不詳。    
    闖虎、黃虎、白虎、頭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蠍子,姓名不詳。    
    許文衡、王九仁、王成龍、祁總管,無名號。    
    留在山西沒有南渡黃河的,則有王剛、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動、領兵王、姬關鎖等。另有高加計號「顯道神(或險道神)」,劉浩然號「鄉里人」,賀宗漢號「活地草」,3人聲勢很大。    
    上述60餘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這些「巨首」之外,肯定還有更多的小頭目。即使是「巨首」之間,實力懸殊也很大。多的達十萬以上,而少的只有數千人。    
    到崇禎九年(1637)秋,農民軍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首領走向了沒落,如張妙手、賀雙泉等人。有些則能始終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張大受、馬進忠、賀錦、賀一龍、李萬慶、橫天王等。有些則能繼續發展,如高迎祥、張獻忠、拓養坤、馬守應等。有些則倏興倏衰,如高應登、拓先齡等。當然,也有在此期間才開始發展壯大而獨稱勁旅的,那就是李自成。關於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情況,留在後面專門介紹。    
    回顧了農民軍的基本情況後,就不難發現,滎陽大會有虛構、誇大的成分。事實上,崇禎八年(1635)春,農民軍正是在官軍的強大壓力下,才依據當時的具體情形,利用流動作戰的故伎,一齊殺向了官軍防守薄弱的東南方向。    
    不過,農民軍這次的攻擊方向,算是選對了。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鳳陽之變(1)

    農民軍攻擊的目標,是南直隸西北部的鳳陽等府,即今皖北地區。    
    鳳陽是明王朝的「龍興」之地,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得天下後,曾在這裡大興土木,先後為自己的父母修建了陵墓即皇陵,擴建了自己少年時代當過和尚的龍興寺,並按南京的規格修建鳳陽城,定其為中都。因此,鳳陽對明王朝有特定的意義。    
    同時,鳳陽府也是南京的北方門戶,如果鳳陽一失,則南京門戶洞開,必受兵鋒威脅。如果南京出了問題,那東南賦稅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難保住,大明朝的氣數也就差不多了。因此,鳳陽一帶,無論從哪方面而言,都不應該出任何差錯。    
    令人費解的是,朝廷並沒有十分重視鳳陽的防守。本來,朝廷在鳳陽設有留守司,以及班軍、高牆軍、操軍和護陵軍6千餘人。鳳陽巡撫督漕駐淮安,兼護泗陵(皇祖陵),太監駐鳳陽。但由於承平日久,已無多少戰鬥力。    
    早在崇禎六年(1633)冬,當農民軍突破黃河南渡河南以後,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就上書朝廷,要求派兵防守鳳陽祖陵。崇禎七年(1634),兵部尚書張鳳翼也請飭鳳陽撫按加強防守。崇禎帝曾召諭兵戶兩部,令淮安巡撫朱大典和楊御蕃扼守南畿和鳳陽祖陵。但總的來說,鳳陽的防守仍很薄弱,尤其是負責防護的巡撫楊一鵬、太監楊澤都不得力。許多人甚至還認為,農民軍大概不會殺向鳳陽一線。    
    不幸的是,農民軍恰恰選中了朝廷防守比較薄弱的鳳陽地區作為主攻方向。    
    在闖王高迎祥、張獻忠等率領下,農民軍經河南汝寧,先南下攻破固始,再攻佔鳳陽府霍丘縣。與此同時,另一支農民軍在掃地王的率領下,也攻佔了鳳陽府的穎州城。    
    霍丘、穎州的朝廷官員,在農民軍面前倒還很有骨氣。霍丘城破時,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以及大豪紳田既庭等,都不屈而死。穎州被破時,知州尹夢鰲親持大刀搏殺,後寡不敵眾,投城下烏龍潭自殺,其弟、侄7人隨之自殺。通判趙士寬,也率家人參與巷戰,後投水自殺。其妻則帶著3個女兒登樓自焚。    
    當時的穎州城中,還住著一位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鶴鳴。天啟年間,當時擔任兵部尚書的張鶴鳴,曾全力支持巡撫王化貞進攻後金而不服從經略熊廷弼的指揮,導致遼東全線敗退,張鶴鳴因此丟官返鄉。這次正好被農民軍逮個正著。據說張鶴鳴和他的弟弟張鶴騰被抓到後,態度十分強硬。農民軍便把張尚書倒懸在樹上,張尚書仍罵不絕口,最後被殺。其弟張鶴騰、子張大同也同時被殺。    
    穎州張鶴鳴大概是農民軍在崇禎八年以前處死的最高級別的官員。說也奇怪,穎州城對農民軍的反抗,也十分剛烈。城破之後,遇難的官紳士庶多達150人,婦女殉節者27人,烈女8人,其「忠烈」之稱,一時獨盛。    
    不過,幾天後發生在鳳陽城中的情形,就與穎州城很不一樣了。    
    農民軍破穎州、霍縣後,一部分南下攻入廬州府境,另一部分即殺向壽州(今壽縣)、鳳陽。    
    鳳陽當時的情形已是很糟糕。不過這倒幫了農民軍的大忙。    
    本來,鳳陽作為龍興之地,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予以特殊照顧,在賦役方面給了不少優惠。但至明末,這種優惠已不復見。相反,鳳陽作為中都,百姓承擔的差役、造作多如牛毛,日子幾乎到了過不下去的地步。    
    崇禎四年(1631)十一月,當時任南京禮部右侍郎的錢士升(後於崇禎七年入內閣),在奉命祭告鳳陽皇陵之後,曾向朝廷上疏匯報了鳳陽地區衰敗的景象:    
    「鳳陽號稱帝鄉,但一入其境,只見土地多荒,廬舍寥落,一望蕭然。    
    究其原因,是因為鳳陽土地本就貧瘠,在江北屬下下之郡。一遇災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戶口本應承擔的賦役,就須讓留在本地的人承擔。如此惡性循環,結果自然是戶口越來越少,荒地越來越多。」    
    所以,錢士升最後要求朝廷對鳳陽予以特殊照顧,蠲免鳳陽的賦稅。    
    崇禎帝在看過奏疏後,也未有多大反應,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一句。他是怕開了先例,各地起而傚尤。當時他正想方設法增加收入,自然不願接受錢士升的建議。    
    既然如此,鳳陽的局勢便不可避免地要惡化下去了。崇禎七年(1634),鳳陽守軍曾發生兵變,皇陵衛指揮侯定國被亂兵殺死。    
    到了崇禎八年(1635)正月,鳳陽守備太監楊澤得知農民軍已圍壽州後,急令留守朱國相準備迎敵,令風陽知府顏容埴領鄉兵防守。這位楊澤,聲名不佳,唯財是貪。鳳陽商民對他很是不滿,便訴告於巡按御史吳振纓。吳振纓哪敢得罪楊澤,當然不接受訴告。群情激奮之下,百姓一擁而至太監署,點火焚燒。吳振纓則伺機逃脫。    
    於是,一些極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穎州去接納農民軍。    
    正月十五日夜,適逢元宵節,鳳陽城中依然是仕女如雲,笙歌徹耳。農民軍的先頭部隊約300人,化裝成商賈、車伕,悄悄潛入鳳陽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聲沖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亂。農民軍乘亂占城,大軍隨後而至。    
    當時的鳳陽本無城牆,無險可守。城中雖有數千兵馬,但根本無法組織抵抗。留守朱國相、指揮袁瑞征倉促應戰而死。    
    據說農民軍首領掃地王、太平王殺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跡於囚犯中的知府顏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殺堂下。推官戴文英等6位文官及41位武官,也被處死。據說士民被殺者多達數萬人。    
    或許是農民軍這麼多年來一直被追殺,吃足苦頭,因此把怒氣都發洩到了鳳陽,以報復崇禎帝和朝廷。    
    他們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們放火燒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區內的30萬棵蟠松,殺掉了守陵太監60餘人,把關押在陵區高牆內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員)百餘人放跑。他們放火焚燒城中的公私邸捨2萬餘間。龍興寺也被點著了大火。一時間,鳳陽城內外火光沖天,光照百里之外。    
    農民軍公開打出「古元真龍皇帝」的旗號,在鳳陽地區恣掠3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過了幾天舒心日子,慶祝他們前所未有的勝利。    
    據說農民軍曾在鳳陽神祠中占枚問神,得了個下簽。一怒之下,剖神像,拔營而去。在分兵撤退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據說李自成曾向張獻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會吹的小太監,張獻忠捨不得給。李自成一怒之下,便與張獻忠分開。當然,這些記載是否屬實,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從農民軍流動作戰的一貫手法而言,農民軍撤出鳳陽地區也是意料中的事。他們根本不會久留此地。另外,鳳陽淪陷後,周邊的官兵紛紛向鳳陽進發。太監盧九德等率川兵3千急馳救援,山東巡撫朱大典也調徐州總兵馬、睢州總兵駱舉率兵進援。南京方面也有進兵動作。農民軍絕不會留在鳳陽等著官軍來進攻。    
    具體而言,農民軍撤離鳳陽地區後的主要攻擊路線,有這樣幾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領,從鳳陽府太和縣進入河南。經河南鹿邑、杞縣,進入密縣山中。    
    一路由掃地王等率領,攻毫州(今安徽亳縣),走河南夏邑,圍歸德。    
    這兩支部隊後在河南歸德地區會師,圖謀西入潼關。    
    一路由張獻忠等人率領,殺入廬州府境內,先後攻陷廬江(今廬江),屠戮巢縣(今巢縣)、無為(今無為)及安慶府的潛山(今潛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後遇應天巡撫張國維的抵抗,又殺入湖北麻城,進入河南境內。    
    張獻忠一支,攻掠最凶,南下廬州、安慶兩府後,除廬江一城未下外,其餘各城無不攻陷,令朝廷無法抵擋。    
    鳳陽失陷的消息傳到北京,朝廷上下一片驚慌。    
    兵部尚書張鳳翼接到敗報後,大驚失色,幾乎要站立不住,暈倒在地!    
    崇禎帝接到中都淪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後,悲痛欲絕。此日本當開講經筵,崇禎帝特傳旨免行。他自己素服避殿,親自赴太廟祭告祖宗之靈,並命百官修省。    
    鳳陽之變在崇禎帝心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創傷。他在默默承受著朝廷上下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之際,不得不面對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來的種種舉措。不過,他更希望他的軍隊能在短期內剿滅農民軍,為他報仇雪恨。    
    為此,他進行了新的部署。    
    他首先作了人事上的調動。    
    鳳陽被焚,總要有人頂罪。漕運御史兼鳳陽巡撫楊一鵬在劫難逃,後被斬首棄市。其實,楊一鵬也有點冤。作為巡撫,楊一鵬因年老多病,是不太稱職。但斬他的罪名,卻是他沒及時救援,或沒有及時從淮安移鎮鳳陽。而在這一點上,楊一鵬卻沒有死罪。鎮守淮安,本是朝廷的規定。而且楊一鵬事先也徵求過朝廷的意見,崇禎帝則明確表示不必移鎮。當然,話雖是崇禎帝以聖旨的名義說的,實際上卻是內閣首輔溫體仁的意見。就此而言,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與楊一鵬一起被迫究的,還有鳳陽巡按吳振纓。他也被逮下獄,最後充軍戍邊。守陵太監楊澤則自知罪孽深重,先畏罪自殺了。    
    楊一鵬被逮後,由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協同洪承疇圍剿農民軍。再發精銳的遼兵3千,由總兵祖寬率領,開赴前線。同時急令洪承疇加緊圍剿工作。    
    但前線的戰事,並沒像崇禎帝所迫切希望的那樣,有迅速好轉的跡象,反而越來越糟糕。    
    洪承疇依據當時的形勢,制定了一個初步的方案,具體佈陣如下:    
    四川鎮撫所屬各部,移駐夔門、達州一線,進援湖廣襄漢;    
    湖廣撫鎮,則分駐承天、襄陽,鄖陽巡撫駐鄖陽;    
    漕運總督移駐穎州、毫州,進援河南的汝寧、歸德;    
    山東巡撫移鎮曹州、濮州,向南支持江北江南;    
    山西巡撫移駐蒲州,進援河南靈寶、陝州;    
    陝西巡撫移鎮商州,以便策應、調度陝西南部的興安、漢中諸地;    
    河南巡撫移鎮汝州、南陽間;    
    保定撫鎮移鎮邯鄲、磁州一帶。    
    洪承疇的如意計劃,是想南北策應,形成一個大包圍圈,把農民軍困在河南,一舉殲滅。    
    然而,農民軍並不會如此「聽話」,留在河南等朝廷來圍剿。他們不久又故伎重演,殺向關中。    
    就在洪承疇出潼關進入河南後,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農民軍便乘陝西空虛,殺回陝西境內。至此,由安徽進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北進入河南的張獻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農民軍,紛紛殺向河南之西部,並重回陝西境內。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鳳陽之變(2)

    忙了半天的洪承疇,急忙修改戰略,由河南回救陝西。他於四月二十日前後在河南汝寧召開了會議,進行了佈置。基本情況是:    
    他本人親率賀人龍、劉成功等部將,殺入陝西,與農民軍決戰,同時命曹文詔由湖廣進入河南,與他共同作戰。    
    總兵左良玉、湯九州率兵5千,扼守陝西商南縣境內的瓦屋、吳村兩個要隘,切斷農民軍進入河南內鄉、淅川的捷徑;    
    總兵尤世威、徐來朝率兵5千,扼守陝西洛南縣境內的蘭草川、朱陽關,防止農民軍由此進入河南的靈寶、陝州、盧氏等縣;    
    總兵陳永福率官兵近2千名,扼守河南盧氏、永寧境內諸隘口,協助河南巡撫陳必謙堵截農民軍南北往來;    
    總兵鄧□、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各以所部防守漢江南北之上津、鄖西、平利、竹溪等縣,防止農民軍從此地進入湖廣境內;    
    同時請敕朱大典防江北。    
    這是洪承疇針對農民軍流動作戰的一貫作風而制定的不得已的策略。他想用拙策死守之法,來對付農民軍的輕逸飄忽。此招雖笨,但如能徹底貫徹,至少能把農民軍困在陝西,並有機會用精銳之師殺入關中,尋機決戰。    
    遺憾的是,洪承疇的計劃,得不到保質保量的貫徹。    
    先是總兵徐來朝的部卒不聽調遣,反叛於盧氏縣,此部不戰自潰。    
    接著,總兵鄧□之部眾因缺餉而叛變於樊城。鄧□越牆逃跑時,不幸落入大火身亡。其部眾一哄而散。    
    網剛張開,卻已先破。    
    洪承疇只有仰天長歎!長歎之餘,洪承疇親率賀人龍、劉成功兩總兵進擊,於四月底進駐河南靈寶。五月,移駐西安之北的高嶺。    
    曹文詔從河南閿鄉趕到陝西商州,並於金嶺川大勝農民軍,把農民軍壓向北部,並一路追擊。農民軍在老回回、張獻忠等率領下,在鳳翔與高迎祥等部會合。然後往北、往西挺進。散佈陝西各地的農民軍也紛紛攻城略地。    
    洪承疇當時實際上沒有多少兵力,根本無法與數十萬農民軍打硬仗。但懾於「六月廓清」的限期,洪承疇雖苦於兵寡,仍令進兵,咬住農民軍,結果是連遭敗績。    
    六月十一日,亂馬川一役,官軍前鋒劉宏烈被農民軍生俘。    
    六月十四日,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奉命引兵3千,前往寧州(今甘肅寧縣)增援,以解農民軍之圍。當時李自成正率兵猛攻寧州城。雙方交戰於寧州附近的襄樂鎮。官軍抵擋不住,被迫撤退,至巴家寨時被農民軍伏擊。艾萬年、柳國鎮均被擊斃,部卒被殲一千多人。而劉成功、王錫命則身負重傷,率殘卒突圍而逃。    
    前線的敗報接踵而至,洪承疇無兵可調,急得團團轉。    
    此時,恰好曹文詔趕到。曹文詔聽到這些消息後,拔劍砍地,發誓要與農民軍決一死戰,報仇雪恨。    
    仗打到這種分上,還有人主動請戰,洪承疇自然大喜。他連忙說:    
    「非將軍不足辦此賊!」    
    但高帽子戴過之後,洪承疇又訴苦道:    
    我手中已無兵可調,不能與你策應。你先行一步,我將從涇陽(今涇陽)趨淳化(今淳化),為將軍作後盾!    
    洪承疇確實無兵可調,只能親率大營為曹文詔策應。    
    曹文詔便帶著兵卒3千向甘肅進發。在真寧(今正寧)境內的湫頭鎮與農民軍相遇。曹文詔命其子曹變蛟為前鋒,自己殿後,進行生死決戰。    
    曹變蛟首先衝殺,斬敵500,並急迫30里。曹文詔率步卒隨後而進。沒想到農民軍數萬騎設伏於此,突然殺出,把曹文詔等團團圍住。一時間,箭如蝗飛,殺聲震天。    
    當時農民軍並不知道曹文詔的真實身份。不巧的是,有一位被俘的小卒,情急之中,大喊:    
    「將軍救我!」    
    這一喊,引起了農民軍的注意。原先做過曹文詔部下的降卒,一下認出了曹文詔,便大喊道:    
    「這位就是曹總兵!」    
    農民軍自然不會放過曹文詔! 不惜一切,堅決追殺。勢單力竭的曹文詔,邊殺邊逃,最後自知難以脫身,便舉刀自刎。    
    一代名將就這樣戰死疆場!    
    如果站在朝廷的角度來講,曹文詔的戰死甚至可以與中都鳳陽的淪陷相提並論。鳳陽之變,雖是慘烈,但毀掉的僅是中都,儘管中都鳳陽的意義非同小可。而曹文詔之死,使朝廷失去了一位非同一般的良將,對朝廷的圍剿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    
    曹文詔在當時被稱為良將第一,忠勇冠世。如果從他的戰績而言,這種說法一點也不為過。他先後在陝西、山西參加對農民軍的圍剿,幾乎每仗必勝,是農民軍最頭痛、也是最害怕的一位將領。後來曹文詔曾一度被調任大同總兵,期間因後金入侵而被朝廷處罰。經山西巡撫吳甡的力保,曹文詔才得以重新出任助剿總兵,戴罪立功,並先後轉戰河南、湖廣、陝西,敢打肯打,讓農民軍吃盡了苦頭。    
    農民軍得知曹文詔的死訊後,一時人心大快,士氣大振。    
    與此相反,曹文詔戰死的消息,卻使前線官兵大受震動,嚴重影響了士氣。    
    洪承疇接到曹文詔敗死的消息後,仰天痛哭,淚血沾衣,追悔不已。洪承疇的功績,多半是由曹文詔為他掙來的。曹文詔在陝西時,打仗屢屢得勝,而作為上司的洪承疇,卻經常不給他上報,而貪為己功。此次曹文詔孤軍深入,洪承疇明知凶險,卻仍同意他冒險。在洪承疇看來,曹文詔大概還沒有打不贏的仗!沒想到這種輕率決定,終使一代良將喪命。    
    崇禎帝接到曹文詔的死訊後,深感痛惜,大概也有點後悔。想當初,曹文詔在山西戰場連連得手時,崇禎帝卻輕信流言,把他調任大同總兵。後又以後金入侵丟失守地為由,懲處曹文詔充軍,幸虧吳甡力保。此時曹文詔戰死,崇禎帝才痛感良將難得。他下令給曹文詔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並令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洪承疇於正月受命出潼關時,崇禎帝曾命他於6個月內肅清農民軍。當時,洪承疇就覺得很勉強。他給皇帝上疏說:    
    「地闊則難固,兵少則弗敵,鞠躬盡瘁,勝負未可知也。」    
    話雖是這麼說,但洪承疇絕沒有預計到6個月後竟竟會敗到這種地步。    
    無兵可用的洪承疇,面對凶狠的農民軍,使盡了渾身解數,保住西安等城。他於七月份曾上疏訴苦道:    
    「官兵不能當賊十分之一,合省寧剿僅四萬餘人,其勢不敵明甚。」    
    洪承疇能保住西安,已是不錯,因為陝西境內的農民軍,已佔絕對優勢。但農民軍不久發現,陝西因連年戰爭、災荒,糧食供應很成問題,於是圖謀東出,進入河南。    
    張獻忠等部試圖從陝西藍田突入河南盧氏縣,遭總兵尤世威阻擊,一度進入商洛山中。參將徐來朝所率部卒3千人,不肯進山追擊,發生嘩變,被農民軍乘機擊潰。徐來朝部一潰,尤世威部失去側翼保護,加上士兵久戍荒山,水土不服,病疫發作,終於被農民軍擊潰,豫西邊界被突破。    
    農民軍遂分營10餘路,一齊殺入河南。除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留陝之外,大部分都進入河南。據說農民軍進入河南時,大隊東行,塵埃蔽天,隊伍寬40里,長百餘里,老弱居中,精騎在外保護,聲勢十分浩大。面對如此浩蕩大隊,總兵左良玉、祖寬竟不敢出擊,眼睜睜地看著農民軍進入河南。河南再次成為中心戰場。    
    身為五省總督的洪承疇,竟然連陝西一省都應付不了。現在農民軍主力又東出河南,更讓洪承疇力所不及。朝廷見此情形,急忙商討對策。    
    崇禎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盧象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特賜尚方寶劍,可便宜行事。    
    朝廷還給洪承疇、盧象升的任務作了分工。洪承疇主剿西北,盧象升主剿東南,如遇農民軍再入陝西,盧象升則進關合擊。同時,朝廷分別任命戴東旻、苗祚士和史可法為河南、湖廣、南直隸監軍御史。    
    盧象升被推到了督師的位置。在明末這個悲劇時代,此次任命預示著他後來的悲慘結局。    
    盧象升,字建鬥,號九台,南直隸宜興人。天啟壬戌科(1622)進士,授戶部主事,因得力能幹再升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二年(1629),因京師危急,募兵勤王。後金兵退後,再遷天雄兵備。當時正逢農民軍由山西進犯河北,盧象升積極備戰,雖身負重傷,但仍能多次退敵,立下戰功,被農民軍稱為「盧閻王」,博得聲名。崇禎七年(1634),盧象升被任命為鄖陽巡撫,調赴湖廣。任職期間,盧象升如日中天,聲名遠揚,並於次年五月被提拔為湖廣巡撫。至此,盧象升終於升為五省總督,不久又升為七省總督,與洪承疇一起,成為圍剿農民軍的兩大台柱。    
    當時盧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廣主客兵約2萬人。洪承疇在陝西,也是捉襟見肘。崇禎帝為增加兵力,竭盡全力。他先調兵7萬,參加圍剿,後又增兵2萬,而且還從遼東前線抽調精銳之師參戰。    
    為了配合剿滅,崇禎帝還採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詔」,擺出一些難得的姿態,來收籠民心。    
    崇禎帝這一切,目的很明確,那就是為了剿滅農民軍,騰出精力來對付關外的後金。    
    


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擒殺高迎祥

    面對朝廷的凶狠之勢,農民軍又是如何應對呢?    
    殺入河南的農民軍,到處出擊。一部自河南府的嵩縣(今嵩縣)殺到汝寧府的郟縣(今郟縣),再進入開封府的禹縣(今禹縣),圍攻密縣,後又放棄,撤圍而去。進入汝寧府的農民軍,圍攻信陽州城失利後,又退而南下,攻湖廣的孝感、應山。蠍子塊的農民軍數萬人圍攻穎州,大敗官軍於瓦店集,俘虜總兵張全昌。然後揮兵南下,一路殺到湖廣境內的蘄、黃地區,經宿松進犯南直隸安慶府境,進攻潛山、太湖。另一支部隊則殺入廬州府,犯英山、霍山,進擾舒城。    
    張獻忠部似乎留在了河南西部地區。    
    留在陝西的高迎祥、李自成部也東西出擊。高迎祥率部西掠,進攻武功、扶風,圍扶風城1個月而未下,明援兵至,主動撤出。李自成則東擊,攻富平、三原以東。十月,李自成與官軍總兵左光先、王世欽和副將曹變蛟大戰於高陵。    
    此間,李自成部發生了一點小插曲,給李自成惹下了麻煩。    
    當官軍與李自成部在醴泉相持時,李自成手下的得力干將高傑,竟投降了官軍。據說,高傑也是米脂人,深得李自成寵信。而李自成妻邢氏則驕武多智,掌軍資,負責分支糧仗。不想日久生情,兩人私通。至此,高傑擔心事情敗露,難逃劫運,便挾持邢氏叛降官軍,給李自成帶來了不少麻煩。    
    高傑之叛,使洪承疇大喜過望。洪承疇親自追剿李自成,大戰於渭南、臨潼。李自成屢敗之後,向東撤逃。    
    此時高迎祥也受官軍壓迫,不斷東撤,經華陰山中,與李自成會合。然後合力東擊,攻破河南盧氏縣境內的朱陽關,於十一月份與張獻忠等部合營於靈寶。不過,也有人說,李自成根本就沒出過陝西。    
    合營諸部隨即猛攻閿鄉,擊敗左良玉、祖寬部,進而攻陷陝州,並東擊洛陽。    
    河南巡撫陳必謙率左良玉立即增援洛陽。攻城受阻的農民軍放棄洛陽,分兵進擊。    
    張獻忠部南犯汝州府,至嵩山、九阜山,被總兵祖寬擊敗,死亡千餘人。張獻忠率部撤走。朝廷稱之為「汝西大捷」。    
    高迎祥等則走偃師、鞏縣,被從汝寧趕來的祖寬大敗於白沙、龍門。這支部隊便南下汝寧府,圍新蔡,攻遂平、確山、光山,最後被總兵祖寬大敗於確山。    
    盧象升曾於此年底給友人寫了一封信,描述了闖王高迎祥部的一些情況。他說:    
    「二個月來,奔命於汝、宛、河、洛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但尚不是蕩平勝著。必須於崇禎九年正、二、三月內,先剿滅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    
    他接著介紹了闖王高迎祥一部的情況:    
    「闖王之賊大約七萬餘,婦女約一二萬,丁壯約一二萬,精騎約三四萬。此賊不亞安(安祿山)、史(史思明),朝廷或許還沒有詳細瞭解。此前曾在陝西與洪亨老(洪承疇)大戰三次。近來入豫,我與他也大戰過兩次,擒斬死傷逃散約兩萬人,至今尚存五萬,依然是勁敵!」    
    盧象升還點出了他的擔憂:    
    「其餘五六股賊眾,見剿兵漸集,紛紛與闖王合營,勢力更大。現在闖王諸部,合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揚,十分危急。因此,我正星馳而南。」    
    盧象升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崇禎九年(1636)正月,闖王等部正向鳳陽方向殺去。    
    闖王高迎祥在確山被擊敗後,有人說他曾一度回到陝西,開年後重新殺出。更有人說李自成根本沒有與高迎祥一起殺入河南,而是始終留在陝西。意見很不統一。    
    現在看來,李自成是否與高迎祥一起殺到過河南,確實還有疑問,但高迎祥在崇禎八年(1635)十二月確山之敗後,沒有重回陝西,而是直殺東部,這大概可以確定。確山之敗後,與高迎祥一度合營的老回回、蠍子塊曾殺回陝西,被洪承疇部擊敗於臨潼,南入商洛山間。或許是有人把這部分農民軍誤認為是高迎祥部了。    
    崇禎九年正月,闖王率部從河南汝寧府的固始、光山殺入南直隸境內,攻擊廬州城(今合肥),閻雄率邊兵急救廬州。農民軍轉而攻下巢縣(今安徽巢縣,屬廬州府)、含山(今安徽含山,屬和州)。    
    接著,農民軍冒風雪攻佔長江之北的和州(今和縣),殺知州黎弘業等。一部分農民軍沿江東擊,攻打南京之北的江浦(今江蘇江浦)。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急派兵防禦,農民軍退卻。闖王、張獻忠等7家數十萬人則聯營攻打滁州。    
    滁州知州劉大鞏拚死固守,城防危在旦夕。盧象升聞警後,立即率總兵祖寬、游擊羅岱、副將李明輔等飛馳滁州城下,與農民軍展開激戰。最後,農民軍被擊潰,屍伏無數,滁河水赤流數里。    
    吃了大虧的農民軍急速向鳳陽、壽州方向撤退。官兵沿路邀擊,農民軍損失慘重,開始分路向河南境內潰退。    
    盧象升急速追入河南,佈置各軍圍剿,一時河南境內,殺聲震天,血肉橫飛。農民軍最後逃入南陽府的內鄉、淅川山中,盧象升奈何不得。至此年三月,闖王等又紛紛殺回陝西。    
    圍剿的中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陝西。    
    朝廷起用孫傳庭任陝西巡撫。孫傳庭出任巡撫後,銳意進攻。其副將羅尚文擊殺整齊王於商洛山中。五月,賀人龍又於安定大敗李自成部。    
    六月,總兵祖寬等率精銳邊兵進入陝西作戰。    
    七月,孫傳庭、洪承疇率部追擊闖王高迎祥於盩屋(今周至),雙方展開激戰。後因部下叛變,高迎祥被俘,被送往京師,寸磔而死。    
    高迎祥之死,對陝西的局勢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久,農民軍首領張妙手、蠍子塊向朝廷投降。李自成部也在崇禎九年九月在漢中失利後,殺入四川,至崇禎十一年(1638)初才重回陝西。但不久李自成部連遭敗績,於此年八月重新躲入川、陝、湖廣3省交界的山區,直到崇禎十三年(1640)冬才突然殺出,進入河南。    
    活躍於河南、湖廣、安徽地區的張獻忠等部,至崇禎十年底(1637)也遇到了困難。    
    崇禎十二年(1639)初,張獻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的招撫。射塌天、羅汝才、混十萬、整十萬、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紫微星、一字王等紛紛投降。    
    此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又重新反叛。李自成也於崇禎十三年(1640)冬鑽出山區,重新發展,直到最後掀翻明朝。    
    有關李自成、張獻忠的詳情,將留在後面敘述。這裡先說說崇禎帝即位近10年來,大明朝為何弄成這種局面。    
    


第六章 罪己詔空空蕩蕩的國庫(1)

    崇禎八年(1635)十月初,崇禎帝走出了他十分難堪的一步,即頒布「罪己詔」,向天下臣民承認局勢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初三日,崇禎帝移居武英殿,並令文武百官一律於各自官署、內閣大臣一律於朝房住宿,日夜值班。同時下達「罪己詔」。詔云: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虜猖寇起。夫建州本屬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撫御得宜,何敢逆我顏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誇詐得人,實功罕覯,虜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不已,閭閻凋累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復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於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佇望執訊殲渠,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猖狂。甚至大軍辱於小丑,兵民敢於無上。地方復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今再調勁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    
    對一向自信剛愎的崇禎帝來說,能下這樣一個「罪己詔」,真是難上加難之舉。假如聯想到他即位之初的那種抱負和自負,更可體會到崇禎帝此時的心境。    
    那麼,一向被認為是中興之君的崇禎帝,登基8年後,何以把帝國弄成這種樣子呢?    
    這確實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難題。300年多年來,有關的說法實在是太多,可謂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那就是大明帝國至此已是積重難返,沒有不亡的道理。    
    前面的敘述,多是刀光劍影,講的是朝廷與外夷內寇的征戰,及被動挨打、屢戰屢敗的過程。至此,讓我們看看崇禎帝統治的大明朝,到底出了哪些問題,這些癥結又是如何把大明朝推向深淵的。    
    空空蕩蕩的國庫    
    朝廷的財政狀況,是一個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壞。    
    崇禎帝接位時,朝廷的財政已呈崩潰之勢。這當然不是崇禎帝的錯。其實,早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政時,朝廷的財政已很難支撐。幸虧張居正這位理財能手,竭盡全力,才初步扭轉了急劇惡化的財政局勢。到張居正逝世時,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尚有不少盈餘。也正是有這些盈餘,朝廷才經得起萬曆帝這麼多年的折騰。而張居正之後,朝廷的財政局勢又重新呈每況愈下之勢,至萬曆後期已很難扭轉。    
    至天啟年間,朝廷的財政更加惡化。崇禎帝即位時,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財政,都已到了崩潰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錢。    
    那麼,大明朝到底有沒有窮到這種地步呢?如果確實窮到了這種地步,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按理說,明朝從中葉開始,商品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口增多,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帝國的經濟實力和規模,都要超過以前。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的財政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弄到崩潰的地步,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必須瞭解明朝賦稅體制的前後變化。    
    明代前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實物)為主,再輔之以勞役征發。這與朱元璋的立國思想是分不開的。依朱元璋的初衷,大明朝應該是一個大家庭。以農為本當然是大前提。天下的臣民,都立足於土地,男耕女織。朝廷則對天下的土地和戶口進行直接而又嚴密的控制,保證財政行為的連續性。財政的基本原則和內容,可以說既簡單又穩定,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稅則交納實物,成年男丁承擔大量的徭役。在貨幣經濟不發達的明代前期,這種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財政體系,雖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基本上還能維持。    
    但至明中期開始,這種體制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統元年(1436)開徵的金花銀,把南方諸省400萬石米麥改折成白銀徵收,開了實物賦稅向貨幣賦稅過渡的先河。從此以後,貨幣賦稅的比重越來越重。至萬曆初張居正全面推行一條鞭法,更使賦稅徵收全面貨幣化,勞役征發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明後期的財政體制已逐步轉化為貨幣財政體制。簡而言之,朝廷從前所征的實物、所役的勞力,現在大部分改成徵收貨幣。    
    這種財政體制上的轉化,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如果轉變得好,也不應出什麼問題。但問題恰恰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轉變沒有能夠取得成功。說得白一點,就是舊體制下原有的優勢在轉變中失去了,而新體制卻沒有解決好舊體制下原本存在的問題,更沒有發揮出應該具有的優勢及其效用。    
    朝廷的財政要不發生危機,至少要能做到兩點:一是要把該收的錢如數收繳上來,二是要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而明後期的財政恰恰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都出了問題。    
    要能把朝廷該收繳的錢都如數收上來,環節當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穩定的納稅人,就是說,該交納賦稅的人要願意交納而且要交納得起才行,同時還要保證交上來的錢能如數流入國庫,不被貪污挪用。    
    在當時的那種條件下,土地是最大的一宗財產,自然也是朝廷徵稅的主要對象。而從明中葉開始,土地佔有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土地兼併的趨勢越演越烈。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社會中的少數人手中,廣大的自耕農、甚至中小地主紛紛喪失土地,淪為無地的佃戶。顧炎武曾說過,明末江南之民,有田者僅十分之一,其餘的都只能靠租佃為生。    
    且不論破產的農民對社會造成的種種嚴重後果,單就賦稅徵收而言,土地兼併就給朝廷造成了毀滅性的危害。道理很簡單,因為那些佔有大量土地的人,多為縉紳地主,他們本來就享有優免的特權,更何況還要通過種種不法手段來無限擴大這種特權,逃避賦役。    
    本來,明初朝廷為體恤官紳文人,規定對那些現任或退休的官員,以及取得各種科舉資格的如舉人、監生或府州縣學生,即有可能或即將步入仕途的那些准官員,給予徭役方面的一些優惠,視等級不同而各有減免。但這種照顧是有範圍的。後來雖有所擴大,但仍有限制,並非無限。沒想到這一特權在明中後期卻被無限濫用,以至成為頑疾而無法根治。    
    這些人物,都是有身份的豪戶,他們佔有大量土地,卻通過優免特權和種種不法手段,逃避賦役。而地方官員一般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更何況這些地方官吏與這些特權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呢!像海瑞敢動徐階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很少見的。    
    特權階層逃稅,那麼沒有特權的小戶就必須承擔原本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的那部分稅糧,而事實上他們又承擔不起。他們要麼遠走他鄉,要麼聰明一點,把自己的田產投獻給那些特權戶,向他們交租,因為租額畢竟要比那些賦稅稍稍輕一點。這樣一來,更是惡性循環。    
    吏治的腐敗也是朝廷財政敗壞的另一重要原因。明末官場的貪污之風十分猖獗。朝廷上下,普遍腐敗。京官壓搾地方官,地方官則又壓搾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百姓和朝廷。若論法定的年俸,明末的官員個個應該清貧,至少不會富裕,但實際上,明末的官員,絕大多數人的日子過得相當不錯。錢從哪裡來,當然是通過貪污等不法手段,把本應流入國庫的錢放到自己袋中。以至崇禎帝多次哀歎,要是武臣不怕死、文官不愛錢,事情就好辦了。    
    其實,崇禎帝還該加上一句,那就是皇帝也應該不愛錢。事實上,從其祖、其兄,再到他自己,似乎沒有皇帝不愛錢。皇室的經濟欲求依憑特權地位而日益惡性膨脹,也是敗壞朝廷財政的重要原因。    
    從表面來看,皇帝及其親屬似乎沒有必要去參與這些掠奪行為,因為皇帝從理論上講擁有王朝的一切。而實際上,當時的財政體制,還是對皇室和朝廷有所區別的。一般來說,供朝廷開支的賦稅,歸戶部、工部、太僕寺、光祿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銀庫;而供皇室開支的收入,如礦冶關榷之稅及前述的金花銀,則流入內承運庫。兩者之間雖有聯繫,但在習慣上還是有所區別的,即皇室收支和朝廷收支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到明中後期,皇室首先在分配領域極度擴大自己的直接利益。大規模分割和侵吞財富,而且往往是以公然掠奪的方式實現的。如萬曆皇帝,為了擴大皇室財源,公然派遣以宦官為首的礦稅監使,赴全國各地掠奪財富,最終激起民憤,引起了不少地方的動盪。    
    皇帝把錢拿去後,也絕不肯輕易拿出來。按照慣例,皇室收入(內帑)與朝廷收入(主要是太倉銀)雖各有用途,但在特殊情況下,二者之間還是可以互相支持、流動的。而從萬曆帝開始,皇室絕不肯拿出錢來支持朝廷。像在萬曆年間,先後用兵朝鮮、寧夏、播州,軍費開支巨大,而萬曆帝卻始終無動於衷,不肯拿內帑出來應急。至萬曆帝臨死前,遼東的仗打得節節敗退,急需軍費支撐,而太倉卻無銀可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萬曆帝仍不理睬大臣們的哀求,就是不出內帑中的一絲銀子。有位膽大的戶部官員,一度截流了一筆金花錢急充軍費,萬曆帝知道後龍顏大怒,嚴令戶部立即補足。至於軍費短缺,似乎與他無關,反正他的錢是不能動的。    
    不僅皇室的錢不能動之分毫用於朝廷,更嚴重的是,皇室反過來還要朝廷為其支付巨額開支。像萬曆皇帝,似乎在賭著氣用錢。太子成婚、諸王冊封、乾清官修建等,萬曆帝用掉了朝廷上千萬兩銀子,把國庫中的銀子幾乎用得乾乾淨淨。到了天啟帝時,皇室還進一步掠奪地方庫存,把各地原先的小家底掏得乾乾淨淨。到崇禎帝時,這種局面仍沒有絲毫改變。自詡是一心為國為民的崇禎帝,在錢的問題上,竟跟其祖萬曆帝一模一樣,死守著他那份內帑,不肯輕易拿出來。    
    除上述人為原因外,明末的災荒似乎也特別多,許多地方幾乎是無年不災,而朝廷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救濟,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災民們連生計都無法維持,更談不上恢復生產,交糧納稅了。    
    順便說一句,這些災荒雖有自然界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人為因素。例如,在當時這樣的農業社會中,水利是命脈。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也是維持和組織水利事業。在明初以實物和徭役征發的財政體制之下,各地的水利事業尚能維持。在費用方面,基本上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分攤,而百姓則出勞力。明中期以後,這一套水利原則就無法維持了。如黃河,原先規定3年一小挑,5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萬曆以後,黃河水利就無法維持了,導致河床淤積越來越厚,河堤經常決口,造成了嚴重損失。又如江南地區,水利更為重要。只要稍有懈怠,立即就有水旱之虞,重則江河決堤,輕則農業生產受到影響。但在明末,江南水利也處於失修狀態,水旱災不斷。    
    水利重要與否,應該是每個官員都能明白的簡單問題,但水利仍連年失修。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經費不足。朝廷不肯出錢,地方無錢可出,豪紳大戶更不肯破財,而廣大的百姓,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白白出力。況且,百姓即使肯出力,也無處出力,因為政府不進行有效的組織。    
    當時也不是沒有人提出過這些問題,但一談到錢字,就沒有人肯出頭了,連崇禎帝也是如此。如在崇禎初年,給事中黃承吳就當面向崇禎帝指出:    
    「東南水患不斷,都是因為水利失修。」    
    崇禎帝立即問道:    
    「水利為何不修?」    
    大學士周道登、錢錫龍回答說:    
    「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需要錢糧。」    
    崇禎帝一聽要錢,立即沉默不語,過了好久才轉彎抹角地說:    
    「要修水利,可否擾民?」    
    意思很明白,要出錢,只有向百姓要,取之於百姓卻又會擾民,那就乾脆不修。對朝廷最重要的財源之地東南地區的命脈之事,連崇禎帝都是這種態度,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的財政收入日益惡化,而開支卻日見增多,收支就很難平衡了。    
    自萬曆朝以來,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多,本已不足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付。    
    軍費開支是最大的一項。萬曆朝打的朝鮮戰爭,先後用掉上千萬兩白銀,其他如寧夏、川貴等平亂,雖是小敲小打,也動輒百萬兩。至萬曆後期,遼東之戰越打越大,從此以後,變成了一個無底洞,越填越深,至崇禎朝時,已不知填進去了多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啟末年西北戰火燃起,朝廷又要於東北之外,再往西北扔錢,而且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軍費開支也越來越大。    
    皇室開支則是另一大項。自萬曆、天啟以來,皇室大事不斷,萬曆帝、天啟帝用掉的錢,可以說是天文數字。其他一些開支,也很可觀。如8年中接連死了3個皇帝,喪葬費就是一筆大數字。不過,最經常的巨額開支還是宗室。到了明末,宗室人數已達60萬,其所需宗祿就超過兩稅的收入,朝廷財政根本無法承擔。


第六章 罪己詔竭澤而漁(1)

        
    竭澤而漁    
    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錢,而朝廷財政又拿不出足夠的錢。拖到後來,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當時已普遍用銀,且輔之以錢,初看起來似乎已有貨幣制度,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現代政府,如財政出現了巨額虧空,尚可以通過貨幣貶值的手段來轉嫁負擔,即通過多發行貨幣,貶值貨幣,來解決或緩和財政壓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但這種手段在明代卻不行。因為明代的主要貨幣雖是白銀,卻並非銀幣。流通中的白銀價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為貴金屬所擁有的價值,而不是朝廷通過銀幣發行所規定的價值,朝廷對貨幣價值的干預力很小,更無法使用通貨膨脹的手段來達到上述的目的。朝廷雖也發行制錢,但一來是數量太少,不是主要貨幣,二來制錢用銅製作,加上手工,價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這說起來也十分奇怪,因為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白銀,無論是其數量還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卻始終沒有形成以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而在同時代的其他國家,如歐洲諸國,卻相繼出現了。    
    這樣的貨幣制度,使當時朝廷的虧空變得十分棘手。因為朝廷的虧空,就如一個家庭一樣,虧一分即是一分,是實實在在的虧,除非拿實實在在的銀子來補足,否則別無他法。在這一點上,這種虧空與後來的赤字很不一樣。    
    朝廷財政在這種虧空狀態下,根本無錢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說難聽一點,就是能賴就賴,能欠即欠。堂堂天朝,做到這種分上,實在讓人難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實際上到了驚人的地步。像前述的水利興修之類的開支,根本無人顧及,並且還算不上拖欠。而有些說起來實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項,朝廷竟也能照樣拖欠。    
    宗室的宗祿,說起來根本就不能拖欠,因為這不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領宗祿的人,都是皇帝的至親,在從前,事實上也不太敢欠。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誤。到後來,經常出現宗祿無法正常兌現的現象。如慶王府,據說到了崇禎六年(1633)才領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的宗祿。代王脈下的一些子孫,竟也8年未領祿米,而靈邱王的部分祿米,竟有缺50年而沒有支到的。這種情形到後來已相當普遍。當然,這與宗室人口急劇膨脹也有關係,但財政困難卻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還大欠軍餉。明末,各鎮士兵、軍官都依靠月餉生活,1個月不關餉,則其生活來源就會發生困難。當時朝廷的邊餉,主要有民運銀和京運銀兩項。邊軍各鎮主要依此為生。但到明季,這些邊餉無法如額到位,拖欠十分嚴重。如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至天啟七年(1627)18年中,僅京運銀一項,朝廷累計拖欠各鎮多達900多萬兩白銀。尤其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嚴重,至天啟末,拖欠數到了驚人的地步。    
    由於朝廷拖欠,士兵根本無法如期關餉。天啟年間,像固原、延綏、寧夏3鎮,經常是數月無餉,經年無餉。像邊遠諸堡,甚至有3年領不到餉的。至崇禎元年(1628),陝西鎮的兵餉竟積欠多達30個月。至崇禎二年(1629),延綏、寧夏、固原欠餉竟達36個月。士兵生活無法維持,導致了大規模的嘩變從亂。    
    上述兩項,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類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這樣的拖欠,不僅使朝廷許多功能實際喪失,誤事壞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掃地,顏面無存,嚴重影響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喪失。試想,連這種基本費用都無法開支的朝廷,又會有多少人真心實意地為它賣命,而能不懈怠應付,甚至不起異心,另謀活路?    
    話又說回來,朝廷雖能用拖欠暫時應對困難,但有些費用卻如燃眉之急,無法不予支出。像在遼東前線的用兵,如不籌軍餉,那麼部隊就無法上前線,士兵也不會去拚命,皇太極的鐵騎也就會長驅直入,那當然不行。朝廷官員為了籌餉,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動腦筋,即提高稅率。    
    加派的手段雖不常用,事實上也確實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歷史上還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師,朝廷興兵防禦,京師和各邊的軍餉,驟增至近600萬兩,一時國庫支絀,於是有加派田賦120萬兩之議。但這次加派,僅限於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區,而且也是臨時性質,事過即罷。在此以後,雖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舉,但朝廷卻沒有在全國境內加派。    
    至萬曆末年,遼東邊患興起後,仗越打越大,時間越拖越長,朝廷財政入不敷出,而萬曆帝也不肯支出內帑充軍費。無奈之下,朝臣只能議增田賦。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連續3年加派田賦,累計每畝增加了白銀9厘,全國增加田賦收入約520萬兩。由於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緣故,朝廷實際每年可增收入350萬兩左右。由於這筆錢用於遼東戰事,因此被稱為遼餉。    
    


第六章 罪己詔竭澤而漁(2)

    因遼餉仍不足軍用,天啟年間又提高關稅、監課及雜項的徵收率,約能每年增加收入240萬兩。與遼餉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760萬兩。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實際能收到500萬兩左右。    
    這種加派,真是空前絕後。當時朝廷的正常收入,應在1500萬兩左右。而在短短的幾年中,朝廷竟加派至750萬兩左右,增加了近一半。從萬曆末年至天啟七年(1627)的前後9年中,朝廷通過加派,實征了近4千萬兩白銀。而且,這種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問題。如雜項,本身就是正賦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質,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實在說不過去。又如,加派依全國統一標準進行,根本無視地區之間的貧富區別,對原本貧窮的地區實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後來的局面,就與此有很大關係。    
    按理說,萬曆、天啟年間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復加的地步。但至崇禎年間,朝廷竟又連加了4次。崇禎三年(1630),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朝廷便於原先的9厘之外,每畝復增了3厘,稱為「新餉」,全國共增田賦銀165萬兩。到了崇禎八年(1635),總督盧象升又請增餉,朝廷便決定加征「助餉」。到了崇禎十年(1637),兵部尚書楊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餉」,每條銀1兩加銀3分。到崇禎十二年(1639),楊嗣昌又提議加征「練餉」,每畝1分,總額達700百餘萬兩。這種加派,無論是數量還是頻率,都是令人瞠目結舌的。    
    這些加派中的絕大部分,最終還是要落在一般的納稅戶頭上。具有優免特權的那些縉紳大戶,仍會像逃避正稅那樣,逃避這種加派。這樣一來,本已十分不穩定的納稅階層,更是陷入了絕境。明朝廷的這種做法,無異是飲鴆止渴。    
    對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禎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當時仍在順天府尹任上的劉宗周,就對朝廷的做法很不滿。他在給崇禎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或許會太平立致!」    
    接著,劉宗周筆鋒一轉,毫不客氣地批評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    
    劉宗周依次列出崇禎帝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兩個方面:    
    「一是遼事。當時天下正是三空四盡之時,而朝廷卻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解決問題,然而戰期遙遙。這是汲汲於近功的表現。    
    一是理財。一味掊克搜刮者為循吏,而撫字之政絕;上級僅以催征為考課,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無寧歲!而又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之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而貪風依然如故。這些都是規於小利的表現。」    
    劉宗周的看法可謂是一針見血。當時朝廷的做法,只顧眼前,而絲毫不計後果,不要說治本,就是連標也棄而不顧。    
    既然最高當政者如此,那麼下面的官員就更是肆無忌憚了。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錢,為了錢,大明朝的基本原則都可以棄之一邊,那麼地方官當然就是無所不用其極了,更何況他們還要撈足自己的那一份呢。到最後,有些地方官竟用帶徵、預征之類的極端手段來搾取搜刮。    
    所謂帶徵,就是把歷年的欠賦積附於當年的正賦和加派之上。一起徵收。所謂預征,就是預先徵收來年甚至幾年的賦稅。每年的正賦帶加派,已是極重的負擔,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礎上,再加重壓,再加上諸如賦稅不均、災荒不斷、貪污私飽等等因素,低層的民眾哪能堪此重負?!    
    早在崇禎元年,戶科給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他說:    
    「計海內用兵已達十年了,其間無事不取之於民間,而郡縣催科苛政,也無一事不入考成。在地方任職的官員,只求征輸無誤,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誰為皇帝體恤那些黎民百姓呢?」    
    瞿式耜接著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賦之下的慘景。他痛心疾首地寫道:    
    「每當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舊的差役四馳,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納的百姓,被杻系枷鎖,不絕於道;復又被鞭笞拶打,叫徹堂皇。至於那些濱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賦稅本來就難以完成,現今又一概增征新餉,倍之又倍。不堪重負的百姓,只能賣子鬻妻,逃亡他鄉。而遺留下來的逋欠,又被加之於其宗族、親戚頭上……」    
    瞿式耜進而又指出,由於加派過重,逋欠日久,所以每當催征之期,新徵舊欠,層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亂,手足忙,心計也惶惶不定:如果補交舊欠吧,卻擔心負責新徵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納新徵吧,則又擔心負責催舊的差役來敲比。    
    瞿式耜這份奏疏所描述的情形,尚是崇禎元年的情形。到了崇禎後期,隨著加派的不斷,低層百姓的處境更是慘烈。不堪重負的農民,大批逃亡,其負擔卻被轉嫁到未逃者的頭上,又引起更大規模的逃亡。這樣越逃越多,最終導致了農村經濟的凋敝,而朝廷也由此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納稅源。    
    在天啟七年(1627),浙江文人吳應箕曾在信中詳細描述了河南農村地區的這種情形。當時他途經河南真陽(今正陽),出城四十里,舉目遠望,都是黃茅白草,一片荒涼,棄耕拋荒已非短期。吳應箕十分驚奇,並問轎夫道:    
    「此縣東南西北,田地荒蕪都是如此嗎?」    
    轎夫答道:    
    「像這樣的十有八九。息縣(今息縣)較好,然也有十之四五的田地像這種樣子。」    
    吳應箕到了驛站後,見有老人、差役,便又問道:    
    「剛才所見一路荒蕪之田,難道沒有差糧嗎?」    
    數人同聲回答道:    
    「這些田地原本膏腴之業,怎麼會沒有差糧呢?」    
    再問:    
    「何以不耕?」    
    對道:    
    「無牛!」    
    又問:    
    「何以無牛?」    
    則又答道:    
    「多被盜賣出境,無牛所以無佃。此是原因之一。另外,本縣馬戶差役苛急,被報之人,不堪苦役,因此先賣牛棄其地,時間一長連人也逃走了。人戶逃跑,則田無主人,所以棄耕。但人雖去而稅糧仍在,則坐賠於本戶,如戶不堪賠,則又坐賠於本裡,或坐賠於親戚。這些被坐賠牽連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補交,而貧窮者無力賠償,則也只能棄戶而逃。這就是村落為墟、田畝盡廢的緣故。」    
    吳應箕又問道:    
    「像這樣有田而棄逃之家,為什麼不在走時把田地賣掉,卻寧願拋荒呢?」    
    當地人回答說:    
    「正是因為有了田地,才為差役所苦,現在這些坐賠者正苦於棄之而不得。何況受此拋荒之田,則這些田地的賦役也隨之而來,哪能受得了?!正由於此,才會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這些對話。吳應箕覺得這種情況地方官員應該設法解決,並又問道:    
    「難道沒有人把這種情況稟告縣官嗎?」    
    當地人則回答說:    
    「此縣縣令多屬貢舉出身,日暮途窮,難有晉陞的機會,因此多以貪得為念。而且衙門弊多,這些官員也自知無力去其積弊,因此日操鞭撲,設法扳坐,只求糧完,哪有工夫去顧及人戶之逃、田畝之荒呢?甚而至於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雖怨聲載道,但都不敢出聲。」    
    吳應箕這位書生竟又天真地問這些當地人:此處為通衢,經常有布道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經過,難道他們就沒有問起過這些情況嗎?當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吳應箕尚覺得甚為遺憾。    
    吳應箕真是書生之見。當時的朝廷上下,又有誰不知底層的這種真實情形。就連崇禎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加派之征,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吸髓以實其橐!」    
    其實,地方官員這種利用加派中飽私囊的事,固然應該指責,但口口聲聲愛民恤民的崇禎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層之苦,而照樣屢屢加派,同時卻又惜財如命,不肯輕出其內帑嗎?其手下臣僚們,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當然,這並不是為那些百官開脫罪責,事實上,明末的文官階層確實也應為明末的劇變承擔責任的。    
    


第六章 罪己詔頹靡的士風(1)

    之所以講明末的文官階層要對明朝的滅亡負責,是因為他們作為當時實際統治全國的精英階層,不僅沒有有效地應對明末的局面,扭轉其崩潰之勢,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滅亡。    
    大明帝國,雖說由皇帝一人獨統,但實際上,即使是能力最強的皇帝,也無法做到事無鉅細,樣樣過問。真正統治大明帝國的,還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為帝國實際統治者的文官集團,其能力、效率、責任心等方面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帝國統治的局面。    
    遺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團的表現,實在是令人失望。    
    自張居正之後,文官集團已無法與皇帝進行有效合作(這當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雙方關係屢屢發生危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的統治能力。同時,其自身內部也無法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長期分裂,門戶森然,黨爭不斷,爭權奪利,到天啟年間竟發展到互相殘殺、血肉橫飛的慘痛地步。崇禎帝即位後,誅殺魏忠賢等權閹,清洗閹黨,雖大快人心,但本質上也是文官內部鬥爭的另一形式。經過幾十年的激烈鬥爭,文官集團已是元氣大傷。更嚴重的是,崇禎帝清除了所謂閹黨之後,文官集團原已形成的這種風氣仍未有絲毫改變,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仍是相當激烈。朝廷的高級官員,能超然於外而潔身自好的,可以說是寥若晨星。    
    依崇禎帝的本意,是要嚴禁植黨,根除黨爭的,但奇怪的是,黨禁越嚴,黨爭卻反而越演越烈。    
    本來,崇禎帝在清洗閹黨之後,曾任命了以韓礦為首的東林內閣。但至崇禎三年(1630)春,韓礦被罷,李標、成命基等也先後被罷歸,錢龍錫竟被逮問。東林內閣解體後,內閣遂被周延儒、溫體仁掌握。    
    崇禎朝的黨爭,導火線是崇禎元年(1628)底的廷推內閣。當時身為禮部右侍郎的東林黨人錢謙益,入閣呼聲很高,並被會推入選。這引起了同樣想急於入閣的吏部尚書溫體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滿,他們先是放風說錢謙益操縱了會推,繼而又翻出天啟元年(1621)浙江鄉試的科場舊案,成功地使崇禎帝輕信錢謙益的人品有問題,而且有植黨嫌疑,最終導致錢謙益丟官,並同時取得了崇禎帝對自己的信任。事實上,真正植黨的倒是周、溫等人。    
    由於在錢謙益入閣問題上佔了上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於崇禎元年十二月、溫體仁於次年六月先後入閣,前者還擔任了內閣首輔之要職。    
    周、溫兩人入閣以後,自然也不會免俗,紛紛培植自己的圈子,鞏固地位。不久,這兩位剛剛還進退一致的同黨,竟發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黨爭高潮。    
    原來,溫體仁雖經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閣,但入閣之後,位居周延儒之下,總覺得不能滿足,於是便想取而代之。當然,溫體仁在表面上是不會露出絲毫聲色來的。    
    周延儒也不是沒有把柄。如他的姻親陳於泰(宜興人,與周為同鄉)被點為殿試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萊巡撫孫元化,恰恰在這時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種種不法行為而激起民變等等;甚至還有傳言說他受了陝西義軍首領神一魁的巨賄。一時輿論大嘩,紛紛上書攻擊周延儒,倒周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些行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溫體仁的暗中支持。    
    溫體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還不像溫體仁那樣,毫無原則。如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確反對,並對崇禎帝說:如王之臣能用,則崔呈秀也可平反了。於是崇禎帝打消了這一念頭。而溫體仁當然要對周延儒產生不滿。由此也可看出兩人之間的一些差別。    
    不過,在攻擊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為周延儒辯護並攻擊溫體仁。如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就是如此。華允誠之疏首先指出:    
    「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有角戶分門之念。」    
    華允誠的意思是,局勢已至如此,朝廷仍是這種樣子,怎麼得了!然後他筆鋒一轉,指責溫體仁干預吏部之權,提拔同鄉閔洪學接替王永光擔任吏部尚書、黨同伐異等罪狀,給了溫體仁一點顏色。    
    但溫體仁並未就此罷休。當時與溫體仁關係密切的宣府監視太監王坤,以陳於泰之事狠狠參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監參劾內閣首輔,本來就不成體統,也史無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為周延儒辯護。周廷儒身處困境,便求助於溫體仁,希望他能出面說句公道話。溫體仁當然不會援手,反而唆使其黨羽陳贊化彈劾周延儒,羅織其罪名。吃了暗虧的周延儒,最終於崇禎六年(1633)六月被趕下了台。溫體仁也就當仁不讓地做了首輔,並一做就是4年。當時朝廷上下都討厭溫體仁,紛紛上書要求重新召回卸職的閣員何如寵,可惜何如寵堅決不肯應召,從而讓溫體仁順利得手。    
    溫體仁此人,工於心計,不露聲色,精通權術,十分了得。自以為英明無比的崇禎帝,被他玩於股掌而不知,竟說他「純忠亮節」。正是在崇禎帝的寵信之下,溫體仁把他的權術發揮得爐火純青,於不動聲色中,把他不喜歡的那些大臣們,一一予以打擊。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擊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聞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擔任皇帝的日講官時,就以敢講、能講而深得好感。崇禎八年(1635),文震孟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作為首輔的溫體仁,對這一任命並不歡迎,但他表面上卻裝模作樣,極力與文震孟搞好關係。每次擬旨,溫體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動也一概聽從。因此文震孟竟覺得溫體仁相當不錯,連說:    
    「溫公相當謙虛,怎麼都說他奸呢?」    
    深知溫體仁本性的大學士何吾騶好意提醒說:    
    「此人機深,不可輕信!」    
    果然,時間稍長,溫體仁就故意設下圈套讓正直的文震孟鑽。溫體仁先唆使吏部尚書謝升彈劾御史許譽卿營求高官,因為這位許御史曾以中都鳳陽失守而重參過溫體仁,溫體仁自然要還以顏色,然後便在謝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處罰程度,擬旨貶謫。深知皇帝性格的溫體仁當然知道皇帝不會如此輕易放過,必定要加重處罰,發回重擬,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幫許譽卿說話、辯護。這樣一來,文震孟就會與皇帝發生對立,撞到槍口上。    
    不出溫體仁所料,崇禎帝果然認為原定處罰太輕,退回票擬要求內閣重議。溫體仁隨即提高了處罰程度,將許譽卿削職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會同意,當即與溫體仁發生了頂撞。溫體仁則以帝意之名堅持己見。幾天後,聖旨傳下,許譽卿果然被削籍為民,文震孟則憤憤不平。    
    溫體仁接著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報說,文震孟到處講,言官(指許譽卿)被罷是光榮之事,這分明是諷刺皇上您賞罰不公等等。崇禎帝哪裡能受得了這種氣,一怒之下,罷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閣僅3個月,就被趕下台,創了崇禎朝的記錄。大學士何吾騶也受到牽連,被罷了官。溫體仁一箭雙鵰,一下趕走了兩個政敵。    
    溫體仁心機很深,手段老辣。當時曾有人這樣描述溫體仁的伎倆:如果他要推薦某人,一定囑咐他人先出來提名,自己則跟附其後,暗處使勁,顯得其正大無私。如果他要排擠某人,則故意予以寬假,但一定設下圈套,讓皇帝發怒生氣,從而改重處罰,他自己還落得人情。此法屢試不爽。從文震孟被罷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誣。    
    當時也不是沒有人奮起彈劾溫體仁的。朝臣如劉宗周、許譽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鍵,勳臣如撫寧侯朱國弼,布衣何儒顯等等,都先後彈劾過溫體仁,但都受到了處罰。更有一位名叫楊光先的千戶,先準備好棺材,然後上書彈劾溫體仁,結果被崇禎帝下令打了80大板,遣戍遼西。    
    自恃英明的崇禎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溫體仁,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崇禎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確實是與溫體仁權術手段的高超有關。    
    不過,溫體仁雖如此工於心計,精通權術,但最終還是露出馬腳。他忘了別人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崇禎十年(1637),溫體仁接到常熟奸民張漢儒狀告其死敵錢謙益、瞿式耜鄉居不法的狀子後,如獲至寶,便想藉機置之於死地,擬旨逮錢、瞿兩人下詔獄嚴刑追查。沒想到一向清高的錢謙益情急之下竟求助於太監曹化淳,請其援手。獲悉這一情節後,溫體仁立即上書崇禎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卻忘記了崇禎帝當時與太監的關係。崇禎帝接到其疏後,竟示之於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極,竭力辯白,並最終弄清了原委,稟報了崇禎帝。深受蒙蔽的崇禎帝,一氣之下,下令枷死了張漢儒,罷免了溫體仁。聖旨傳出,據說北京城中歡聲雷動。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縣的溫體仁,氣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溫體仁之後,朝廷黨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文官內部的鬥爭,到後來幾乎就變成了爭權奪利的代名詞。在這種情形之下,統治帝國的這些大臣們又有多少精力去處理朝政、應對時局呢?更何況他們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無能,可以說是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三言兩語也說不清,這裡僅以內閣為例。    
    內閣是當時最高決策機構,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決策,再由皇帝定奪認可後即付諸實行。按理說,進入內閣的大臣應該個個是精明能幹之人,才不枉擔此重任。然而,縱觀崇禎朝閣臣,真正具有幹練之才的並不多見。    
    閣臣的選拔,雖需一定的程序和條件,但真正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禎帝選拔閣臣,一度曾以抓鬮之法來決定人選,把這種大事視作兒戲。後雖棄之不用,但崇禎帝的個人傾向仍是決定性的。現在看起來,被崇禎帝看中而選入內閣的,似乎也沒有幾個真才實學之人。    
    如在崇禎帝即位之初,通過抓鬮被選入閣的閣臣周道登,就是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禎帝御經筵,問他道:    
    「『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說:    
    「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    
    對這種迂腐之言,崇禎帝開始十分不悅,到後來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著又問:    
    「近來諸臣奏疏中,總有『情面』兩字。何謂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謂也。」    
    這種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閣臣之口,令崇禎帝哭笑不得,就連邊上的太監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再如稍後的另一位閣臣鄭以偉,據說是過目不忘,學問很好,但就是不會票擬。對此,他自己也很著急,曾自歎道:    
    「我記誦萬卷,卻窘於數行(指票擬),竟要被後進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況」兩字,誤以為是人名,竟在票擬中隨手寫道:    
    「何況著按、撫提問。」    
    直到崇禎帝改正發回後,他才恍然醒悟。    
    這種成為一時笑談的書獃子行為,當然只是少數。但當時閣臣之選,多重翰林、進士,卻也是實情。這些人雖有文學之才,但不諳政務,不熟吏事,很難有經世作為,更枉談因時應變以濟時艱了。這確實是當時閣臣普遍存在的問題。    
    像周延儒,狀元出身,出道很早,在當時也算得上一個才子。他在入閣前入閣後也都拿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來應對時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討好外,好像也沒有特別之處。再如在閣長達8年而且做了4年首輔的溫體仁,更是個無能之輩,而恰恰是這種庸才,卻能長居高位。    
    


第六章 罪己詔頹靡的士風(2)

    溫體仁不僅無能,而且還在皇帝面前以無能為榮。當崇禎帝召他詢問兵餉諸事時,他竟然說: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這個位置上。盜賊越來越多,真是萬死不能塞責。然而臣雖愚笨無知,但票擬時卻不說假話。兵餉之事,只有靠聖明裁決。」    
    溫體仁身居如此要職,竟然以愚笨為借口,把軍政職責推得乾乾淨淨,而崇禎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覺得溫體仁笨得可愛,笨得忠誠。說穿了,就是因為溫體仁在說自己笨的同時,襯托出了崇禎帝的英明,崇禎帝聽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餘,崇禎帝大概也覺得有自己這麼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點,也無妨大局。    
    溫體仁所引用的同類,也大都是平庸之輩。對內閣中的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3人,當時有一段民謠,專門予以諷刺,民謠稱:    
    「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    
    溫體仁是烏程人,王應熊是巴縣人,所以取其籍貫諧音,分別被名之為烏歸、王巴,而吳宗達也因無所作為,被人譏之為篾片。事實上,這種說法也沒有冤枉他們。溫體仁等人在閣之時,內亂外患加劇,尤其是農民起義軍越演越烈,而他們不僅未曾有什麼大的建樹,反而誤事壞事不斷。    
    如在崇禎七年(1634),當時農民軍已遍佈各地,形勢相當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溫體仁竟對山西巡撫吳甡說:    
    「流賊,癬疥疾,不足憂也!」    
    但是,就在1個多月後的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竟火燒了中都鳳陽和皇陵,天下震動。溫體仁對形勢判斷的水平,由此可見!    
    又如崇禎九年(1636)九月對盧象升的調動,也可以充分說明溫體仁的為官之道。當時中原戰場的形勢,一度曾十分有利於朝廷。但就在此時,鎮壓農民軍最得力的前線大將盧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師,從而給農民軍以極好的喘息機會。更不可思議的是,盧象升旋即又被改調為宣(府)大(同)、山西總督,負責他很不熟悉的邊事。盧象升的調離,使農民軍失去了一個強勁的對手,而朝廷的剿滅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盧象升的調動,名義上雖是由崇禎帝主持,實際上卻是由溫體仁操縱。溫體仁不滿盧象升不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於是明知其不習邊事,卻仍力推盧象升出任邊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閃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後盧象升戰死邊關,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將帥。    
    像這種內耗,在崇禎朝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潰退以至後來滅亡的原因,與其說是外患與內亂,還不如說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團對此是要負相當的責任的。像上述的這些內耗,嚴重地影響了文官集團的精誠團結和統治能力,使其根本無法來應對時局,挽救危機。    
    文官集團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原先約束該集團的倫理道德——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是該集團用以立身處世、統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勢下淪喪了。道德淪喪,導致文官私慾橫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顧一切追求私利,反過來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敗。如此之惡性循環,最終使局面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    
    明末文官集團的腐敗,真是觸目驚心!真難想像這些自幼誦讀聖賢書的精英們,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對這種情況,崇禎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確提出「文官不愛錢」之語,要求文官自律戒貪。對此,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一針見血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皇上要求文官不愛錢,但現在的世局,何處不是用錢之地?何官不是愛錢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文官本來就是以錢晉官,做官之後自然要把本錢撈回來!」    
    韓一良接著就毫不客氣地揭露當時的官場風氣。他說:    
    「據臣所聞見,要謀得一督撫之位,至少須用銀五六千兩;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兩白銀不可。以至於州縣及佐貳之缺,也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館選之進,半數也是靠錢通關節而獲得的。」    
    韓一良還以自己為例,來說明當時官場賄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飾地說:    
    「臣是從做縣官起步的,現居言路做給事中。對官而言,縣官是行賄之首,而給事則是受賄之魁。現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則全歸罪於州縣官之不廉。然而州縣官又如何能廉?!他們俸薪才多少?而開支卻不少!上司票取、書儀、歲送、薦謝之費等等,無不要錢。近來則發展至每遇考滿朝覲,動輒三四千兩白銀。這些銀子不會從天而降、自地而出,州縣官能清廉嗎?科道上的官員稱之為開市。臣於二月之內就辭謝書儀五百餘兩。像臣這樣交結不廣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韓譬一良敢於直陳其事,自然難得,崇禎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僉都御史。不過,文官集團的腐敗,卻絲毫沒有改觀,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禎六年(1634),崇禎帝在文華殿召見群臣時,又提到了官場的腐敗行為。他說: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來聽說被選官員動輒要借京債若干,一旦赴任,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還不是要靠盤剝小民。這樣怎麼能選到好官?選拔的官員又怎麼會愛吾百姓?」    
    崇禎帝心裡十分清楚官場積弊,但對這種普遍腐敗卻無能為力。所以有人在長安門貼上一首詩謠,來諷刺當時的腐敗風氣。詩云:    
    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員選拔在這樣的氛圍中進行,則整個文官集團難免要散發出嗆人的銅臭味。靠錢謀得職位的平庸之輩們,最關心的自然是如何撈錢。他們不僅要撈回本錢,而且還要為進一步的陞遷準備更多的資金。相比之下,像報效朝廷社稷之類的「瑣事」,則顯得無足輕重了。    
    據說崇禎帝后來自縊身亡而被陳屍禁門之外時,農民軍的軍師宋獻策與李巖偕行散步,見2位僧人在為崇禎帝誦經禮懺,而明朝降臣卻繡衣怒馬,叱道而過,惟恐避之不及,毫無故臣慘戚之意。李巖對此大惑不解,便問宋獻策道:    
    「何以紗帽(指官員)反不如和尚?」    
    宋獻策不屑一顧道:    
    「此等紗帽原是陋品!」    
    李巖仍是不解,又問道:明朝科舉取士,制度周備,為什麼到了國家多事之秋,卻不見多少報效之人?對此,宋獻策作了一段精闢的回答:    
    「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所以到了國破君亡的時候,鮮見忠義之臣。    
    滿朝公卿,哪一個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祿?以至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會說,我這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頂烏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這說明科舉之不得人也。那些舊任老臣則又說,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獨死無益!這說明資格之不得人也。這兩種人都認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也難怪他們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了。可見如此用人,本來就不顯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卻責其報效,不是癡人說夢嗎?    
    而那些依仗權勢、通過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員,驕慢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義?那些夤緣而進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錢,自然要撈錢贏利,哪裡還能顧得上忠義?    
    這就是近來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獻策與李巖的對話,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作為當時朝廷的中堅、社會的精英,文官集團要對晚明的悲劇負絕對的責任!    
    


第六章 罪己詔凋敝的陝北

    明末的內亂,雖遍佈全境,但最終釀成大禍的,卻是陝西殺出來的農民軍。陝北的局勢,之所以會弄到那種地步,則既有陝北的特殊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即邊政的敗壞。    
    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雖風起雲湧,代代不絕,但細究起來,則有明顯的地域性。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動亂總是在某幾個區域首先開始,然後才席捲各地。陝北就是其中之一。    
    陝西北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處於漢民族農耕文明圈與少數民族遊牧文明圈的交匯處。在明代,它的涉及範圍要遠遠大於今天。它北控整個河套地區,西、北則是寧夏、甘肅以及青海,明朝西北的防衛全繫於此。如果陝北出了問題,外族可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威脅京畿、中原,也可南進關中平原,再東擊河南,動搖中原。    
    也正是因為陝北地處戰略要衝,關係重大,所以明廷也十分重視這裡的防衛。明長城自晉陝交界的河曲附近,一直西延至嘉裕關,全都在明代陝北的境內。沿長城一線,朝廷廣設邊鎮、衛所,駐紮重兵,以北鎮蒙古,西控河西、關隴。因此,兵多可以說是明代陝北的一大特點。    
    民悍則是陝北的另一大特點。這裡地處西北,歷來是民族交匯、融合之地。長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種種因素,養成了此地居民獨特的民風。陝北人性格剛毅、凶悍、爭強好鬥,與中原漢民大不相同。他們往往會鋌而走險,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貧窮大概也是陝北的又一特點。且不說明代陝北的那些邊緣地區,單就其中心地區黃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條件之差,經濟水平之落後,也是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黃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溝深。更嚴重的是,這裡屬半乾旱地區,嚴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黃土又蓄不住水。由於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這一地區的用水也十分吃緊,更不用說到了災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幾個月不下雨,則乾旱必至,而饑荒也就接踵而來了。    
    除缺水外,這裡的氣候也很惡劣,其中最嚴重的是農作物生長期短。像懷遠地區,陰曆三月尚未解凍,到九月卻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當種而凍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這種氣候是很不適合農業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惡劣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嚴重滯後。像延安地區,農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產效率很低,即使在豐收年份,畝產也不過數鬥。農民極其貧困。    
    相對於農業而言,此地的工業和商業更是落後。此地民眾,受傳統影響,絕不輕易從事商業。而本地的手工業水平又極其落後,農作物不能製成貨品,如有絲無綢,有棉無布,有毛皮而不能製成毯氈,即便像斧斤爐鍾之類極簡單之手工業,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業貿易全由外地人操縱,本地人只能低價銷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業剝削,十分貧困。    
    像這樣的地區,社會經濟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災人禍,便會不可收拾,歷來就屬於難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員前去撫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話,則局面尚可勉強維持。但是,明末陝北的吏治卻根本做不到這點。    
    陝北一帶,地瘠民窮,交通不便,許多官員都把此地視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職。那些在任的官員,也紛紛托關係、找路子,想方設法要調離。因此,明末陝北的許多州縣,都不同程度存在著缺官難補的問題。到了農民起義爆發後,這種情形則更加嚴重。崇禎二年(1629),延安、慶陽、平涼3府的州縣官竟已缺額半數以上,卻又遲遲補不上去。    
    從素質而言,陝北地方官也是每況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陝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進士出身,但至萬曆朝時,這樣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時的地方官,絕大多數是年老的歲貢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舉人已不多見,進士出身的則更是鳳毛麟角。即使偶爾有進士出身的官員赴任,也往往如蜻蜓點水,速調他處。有人曾對萬曆、天啟、崇禎3朝陝北寧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寧等六州縣官的出身作過統計,結果是該6州縣130位州縣官,只有5人是進士出身,而舉人、貢生出身的卻佔95%以上。    
    這樣的官員結構,是不利於吏治的。在明代,科舉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這些舉人、貢生們都是多年場屋失意,沒有進一步晉陞的機會,才不得已而去補缺的。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窮,已沒有什麼進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過且過的態度。事實上,朝廷對這些人也不甚重視,甚至會因他們的出身低微而歧視、排擠他們。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賈富室,也根本不把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夠的地方官放在眼裡,照樣我行我素,武斷鄉曲,違法犯禁。「官輕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難免了。    
    既然沒有晉陞的機會,又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那麼,這些被放逐到陝北的地方官們自然也就自暴自棄起來,貪污腐化,不問政事,也就是明末陝北地方官的普遍行為了。這對於本已地瘠民窮的陝北,自然是一種災難。    
    不過,這僅僅是明末陝北多災多難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陝北,災難不斷,尤其以旱災為最重。在萬曆朝48年間,陝北有記載的旱災年份達25年。在天啟朝,更是旱災、蝗災不斷。到了崇禎年間,更是年年旱災。如崇禎元年春夏,陝北滴雨未下,莊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禎二年,旱情更加嚴重,延安、慶陽一帶,便是災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馬懋才的陝北人給崇禎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陝北的慘狀。    
    馬懋才是陝北安塞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他先後到過關外、貴州、湖廣等地執行過公務,對各地慘狀比較瞭解。但他認為,各地情形,「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即最慘烈的是陝北。其實際情形遠遠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種「父棄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為食、采白石以充飢」之程度。他說:    
    「臣之家鄉延安府自去年以來,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像糞糠皮,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勉強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後,蓬草已無,只得剝樹皮充飢。榆樹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與其他樹皮相雜而食,可稍緩其死。到年終樹皮啃盡,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塊而食。石頭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點便覺飽脹,幾天後便腹脹下墜而死。那些不甘餓死的饑民,便開始相聚為盜,搶掠財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爾有被捉捕的饑民,也毫不在乎。他們稱:飢餓而死與為盜而死都是死,與其坐而餓死,還不如為盜而死,因為做強盜而死,猶能做飽鬼!」    
    馬懋才接著說:    
    「最可憐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處。此地每日必有棄嬰數人,啼哭號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糞土。到次日凌晨,這些棄嬰已無一活者。而新棄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獨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門,便無蹤影。後來發現,城外之人以人骨為薪,煮人肉為食,才知原先失蹤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於數日之後變得面目赤腫,燥熱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氣熏天。在縣城之外,挖了幾個大坑,每坑可埋數百人,被用來收拾骸骨。我到之時,已葬滿三坑,而數里之外來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縣尚且如此,大縣則可想而知了。」    
    最後,馬懋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為饑民、流民,最終淪為盜賊。這就是秦中遍地是盜的原因!    
    據後來方志的敘述,崇禎朝初期,陝西幾乎年年有大旱:    
    崇禎元年,全陝旱災、霜災,陝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陝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陝旱災,米脂縣夏、秋顆粒無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陝北大饑,人相食,殭屍遍野。    
    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    
    饑荒之年,糧價飛漲。如崇禎二年陝北糧價每石4兩,至三年米脂每石4兩,府谷已漲至每石6兩。崇禎四年,延安等地漲到每石6至7兩,安定等地竟漲至每石12兩。糧價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嚴重,而拿餉銀購糧的兵卒更是首當其衝了。    
    由於陝北駐有重兵,而本地卻沒有多少餘糧可供軍用,所以邊軍供應歷來就是件頭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過屯田、民運等辦法,尚能勉強維持。但至明中期以後,稅制改革,屯田崩潰,朝廷改用餉銀之制,即由政府撥銀給邊軍,邊軍關餉後在當地購買糧食。這種供應制度很不穩定,受糧價波動的影響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餉銀就那麼多,如果糧價上漲,就購買不到足夠的糧食充飢。陝北長期大旱,根本無糧供應軍隊,外地如無糧調運進去,軍隊即使有錢,也無處購糧。更何況自萬曆末年以來,朝廷把注意力放在東北,對西北軍隊無暇顧及,陝西諸鎮長期欠餉,士卒根本關不到足額餉銀,入不敷出。到天啟年間,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甚至到了賣妻鬻子、變賣兵器的地步。    
    既然連最起碼的生活都不能維持,軍紀自然就要敗壞,加上將吏的剋扣、虐待,積怨日深,士兵們便開始思變了。聚眾鬧事、結伙潰逃便不可避免了。這些士兵,原本就是職業軍人,家無私產,也沒有什麼謀生本領,除了做強盜外,別無他法。在天啟年間,這種情形已很嚴重,到了崇禎初年,更是發生了大規模的臨陣潰逃、嘩變。這些邊軍最終都匯入了農民軍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禎帝上台後,還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驛。裁驛之舉,對本已惡化的陝北局勢,無疑是雪上加霜。    
    陝西、山西之間千里有餘,崇山峻嶺,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須依賴驛站、驛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標準予以補貼。在晉陝一帶,有相當多的民眾依賴驛站生存,他們雖度日艱辛,但也還算有一個固定的飯碗。    
    不過,至崇禎帝上台後,突然有一個裁驛之舉。有一位名叫劉懋的兵科給事中向崇禎帝提出建議,要求裁撤驛站,節省費用。崇禎帝本就對驛傳系統中的腐化深有不滿,計劃痛革,劉氏之舉,正合己意,便於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變革萬曆以前的舊章,重新規定驛傳章程,並裁撤了一大批驛站,每年大概能省下60餘萬兩白銀。    
    裁驛之舉是針對全國的,但受影響最大的是陝晉之地。許多藉此生存的民眾,從此失去了謀生的來源,最終投到了農民軍的行列。如明末農民軍首領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員。    
    也正是因為裁驛之舉影響面很大,所以當時有很多官員對此堅決反對。被裁之人都把仇恨集中到劉懋身上,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劉懋受此刺激,不久便鬱鬱而死。他的棺木運到山東後,再也沒有人肯運,以至於只能寄存旅舍,經年不得歸葬家鄉。    
    後來也有不少人認為,崇禎帝此舉,得不償失。更有人認為,崇禎帝沒有能理解祖宗設立驛站之意。他們說,祖宗設立驛站,就是為了控制年輕力強之人,使他們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禎帝卻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驅民為盜。    
    平心而論,崇禎帝改革驛遞、節省國用,原本也無大錯,事實上明末驛遞,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問題在於,崇禎帝此舉,過多地考慮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於不顧。說到底,像驛遞之類的衰敗,其根本原因在於權勢者,百姓並不是獲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們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一責任。然而,在現實中,百姓卻幾乎沒有例外地總是為那些並不是由他們造成的過錯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明末朝廷的舉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們被逼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絕路,作最後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動盪爆發於陝西,並最終導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這固然有陝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癥結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陝北不亂,其他地方同樣會亂,並最終也會釀成大動盪。因為像明末這樣的政局,已沒有不亂的理由!也只有通過一次大動盪的洗滌,中國才會重新出現由亂至治的局面。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李自成受挫(1)

    崇禎八年(1635)十月崇禎帝第一次下「罪己詔」,可以說是局勢嚴重惡化的標誌。於內亂而言,農民軍成功逸出山西,殺入中原,打破了朝廷企圖把農民軍困於黃河以北陝晉地區的計劃。農民軍求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內戰規模大大升級。而於外患而言,皇太極已取得了相當的優勢,並於崇禎九年四月正式建國,表明他將與明朝爭奪天下的決心及實力。    
    「罪己詔」的下達,也說明以崇禎帝為首的最高統治層,已清醒認識到了危局的嚴重程度。因為統治者對臣民的態度,歷來是報喜不報憂,甚至是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肯輕易說出真話!只有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才肯說些真話,作些交待。而他們所以會這麼做,更多的倒不是出於對臣民的負責,而是希望臣民們能為他們的江山作最後的犧牲。    
    《罪己詔》的基本目的就是如此。在此後的數年中,崇禎帝竭盡全力,試圖阻止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挽救敗局。不過,奇跡卻沒有出現。整個局勢在稍有緩和後,便繼續惡化,一步步地滑向深淵。    
    李自成受挫    
    崇禎七年(1634)底,山西的農民軍成功地突破了黃河,進入河南地區,局面開始不可收拾。    
    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攻破中都鳳陽,大震天下。崇禎帝震怒之下,調兵遣將,嚴令於6個月內殲滅農民軍。總督五省軍務的洪承疇移兵東出潼關,坐鎮河南,指揮各路兵馬圍剿。    
    農民軍迫於官軍壓力,又紛紛回師陝西。洪承疇又只得退鎮陝西,與義軍激戰。六月,洪承疇連損艾萬年、柳國鎮、曹文詔等驍將,損失慘重。此年秋天,農民軍又紛紛湧向河南,官兵根本不敢阻擋。李自成等部則繼續留在陝西作戰。    
    鑒於義軍聲勢浩大,到處出擊,洪承疇又力不從心,崇禎帝便於此年八月任命湖廣巡撫盧象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率總兵祖寬、祖大樂,副將李重鎮所統關遼兵和當地駐軍夾剿,並賜其尚方寶劍。這樣一來,西北便由洪承疇督剿,東南則有盧象升督剿。內戰規模大大升級。    
    在崇禎八年底至次年上半年,以闖王高迎祥為主力的農民軍在河南、安徽、湖廣等地與盧象升部廝殺。崇禎九年(1636)正月,闖王高迎祥、八大王張獻忠等部東出河南、安徽,一度曾圍攻滁州,威脅南京。盧象升等拚死救援,才把他們又壓回河南。在河南大戰後,農民軍又殺回到陝西。    
    與此同時,李自成等部在陝西與洪承疇對殺,互有勝負。    
    崇禎帝為了扭轉局勢,先於三月再次嚴令盧象升等限期剿滅農民軍,加強軍事攻勢。至五月,崇禎帝又發佈「大赦山西陝西脅從群盜」詔書,招撫「脅從」,瓦解義軍。崇禎帝希望通過剿撫並取、雙管齊下的辦法,盡快撲滅戰火。    
    在前線,朝廷將領也調整策略,集中力量圍剿高迎祥。盧象升率官兵駐紮在豫西洛陽一帶,扼住農民軍東回中原之路。陝西巡撫孫傳庭、總督洪承疇則在陝西率兵圍剿,充當主力。    
    七月中旬,洪承疇、孫傳庭率軍緊追高迎祥部於盩厔(今周至),雙方大戰,結果高迎祥被俘,不久於北京被凌遲處死。    
    高迎祥遇難,陝西農民軍呈群龍無首之態。不少首領紛紛投降朝廷。實力最強的李自成,被推為「闖王」,成為陝西境內的農民軍主力。至此,後來名震天下的闖王李自成終於脫穎而出。    
    李自成,陝西米脂繼遷寨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繼遷寨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別。它在行政區劃上屬於米脂縣,但距米脂縣城卻有200里之遙,而距橫山縣城懷遠堡卻只有數十里。因此,繼遷寨反而與懷遠堡關係密切,許多人甚至誤以為它是橫山縣的屬地。懷遠堡是明代「九邊」之一的延綏鎮所屬的28營堡中的一座,緊貼長城,是延綏鎮的重要軍事據點之一。據說李自成的母親就是懷遠堡上的居民,因此有人推測李自成早年或許時常往來於此地,耳聞目睹邊塞風情,性格甚受影響。    
    李自成的祖先,已不可考,但據他自己說,他是西夏國主李繼遷的後代。西夏為黨項族所建。黨項族屬於羌族中的一支,早年遷徙至陝甘。至唐末黃巢起義時,拓思恭因助唐室平亂有功,被賜李姓,治夏州,即後來的橫山縣。北宋初,李繼遷大舉擴充勢力,與宋室對抗。後元昊建國,宋稱西夏。直到成吉思汗興起後。西夏才被蒙古鐵騎滅亡。李自成是否為李繼遷之後,已無法考證。不過,從地域而言,李自成的家鄉倒確實是西夏之地。另外,李自成的相貌也不同一般。他身材雖不是很高,但寬大粗壯,而且是高顴深頰,鴟目鷹鼻,不可能是純粹的漢人血統。    
    李自成的世系可上推3代:曾祖李世甫,祖父李海,父親李守忠。對於其父李守忠的情況,說法很多。有人說他家境貧寒,是貧困的農戶。但也有人說李守忠家境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義。不過,在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當米脂知縣在奉命掘掉李自成祖墳及其父母墳後,曾給陝西總督汪喬年寫了一個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其墳葬在荒山野岡之中,沒有墓碑,墳中除一個黑碗外,也無任何隨葬品,由此可見李自成的家境是十分貧寒的。    
    李守忠共生2子,長子李鴻名,次子李鴻基。李鴻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與其兄相差20歲,比其侄子李過也只大幾個月。由於李鴻名早逝,李過與李自成一起,從小就由李守忠扶養。    
    李自成的幼年是如何度過的,至今仍有不同說法。有人說他幼年很苦,曾被捨入寺廟,後來又到地主家放羊。也有人說他曾讀過私塾,但天性卻是厭文喜武。據說他曾對一位叫劉國龍的幼時朋友說:    
    「我輩應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    
    他與李過、劉國龍比試力氣,兩人不如他力大,他因此十分高興,說:    
    「大丈夫應該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    
    從此以後,他便改名李自成。    
    這些傳說是否屬實,現在已無法深究。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像李自成之流,本是社會底層末流,在成名之前,也不會太引人注目。李自成後雖名震天下,也做了幾天的皇帝,可惜的是時間太短,還沒有來得及編造自己早年的那些輝煌歷史。按慣例,如果他能坐穩江山的話,那麼,他就必定會有也應該有許多與他輝煌成就相符合的神話般的早期歷史,就像許多成功的開國皇帝那樣。既然他原先本不受人注目,後來也沒來得及編造,那麼,諸種傳說紛紛而起,令後人不知真假的局面也就難免了。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李自成受挫(2)

    大概是在天啟六年(1626),當時約21歲的李自成去銀川做了驛卒。驛卒生活十分困苦,李自成自然吃了不少苦頭,其反心便漸漸形成。至崇禎二年(1629)朝廷裁驛,李自成被迫離開驛站,生活更無著落。次年,隨著災荒的加重和動盪的加劇,李自成終於加入了造反的大潮。    
    李自成的從亂,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其最初的目的,只是為了擺脫死亡的威脅,絕無什麼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偉大名目。在死亡面前,良民與盜賊僅是一念之差,不是坐著等死,就是鋌而走險,用性命去賭一下,或許還能博得苟延殘喘的機會。當然,李自成後來能脫穎而出,也並非全是僥倖,而與其性格、能力等大有關係。縱觀明末,無論是流芳百世者,還是遺臭萬年者,總是有些不同常人之處。    
    李自成先是投在王左掛手下。崇禎三年(1630)王左掛敗降官軍,其手下部將或降或死,李自成便投了不沾泥(張存孟)。崇禎四年(1631),不沾泥在關山嶺一役被官軍重創後,竟投降了朝廷,其餘部便各奔東西。李自成又率部投了闖王高迎祥。    
    有不少人認為,李自成是高迎祥嚴格意義上的部下,絕對接受高迎祥的指揮。甚至還有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之類的傳說。這些說法未必確當。李自成雖是闖王高迎祥的部下,但並非絕對服從高迎祥的指揮,雙方的關係是鬆散的,有時甚至就是名義上的。對農民軍的首領來說,最重要的是手中掌握的實力。只要有實力,便能立住腳,否則便沒有活路。李自成手中有一定的實力,所以雖不斷改換門庭,但始終不倒。到崇禎四年(1631)夏,王自用在山西大聚群雄時,李自成雖名義上仍是高迎祥部屬,但已屬「三十六營」之一了。至於高迎祥是否為李自成的舅舅,則至今仍很難下定論。有人認為李自成的名號「闖將」與高迎祥的「闖王」之間一定有某種聯繫,其實,這種推斷也是沒有足夠的依據的。    
    至崇禎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殺後,李自成接過了「闖王」名號,成為西北農民軍的首領,當然也就成為洪承疇追殺的主要對象。    
    高迎祥被殺後不久,農民軍的兩位著名首領張妙手(即張文耀)、蠍子塊(即拓養坤)分別從徽州和秦州(今甘肅徽縣和天水市)赴鳳翔投降。陝西巡撫孫傳庭待之有禮。感召之下,張妙手當場率部投降,蠍子塊則在次年三月也遣散部眾,親率頭目12人至會城乞降。李自成等人的壓力明顯增大。    
    崇禎九年春,李自成主要在陝西北部自己的家鄉米脂、綏德一帶活動。他曾一度打算東渡黃河,殺入山西,但明軍已嚴陣以待,無機可乘,只得向西突擊,避入鞏昌府徽州(今甘肅徽縣)、成縣(今甘肅成縣)、階州(今甘肅武都)等地。    
    此年九月,李自成等部向漢中進軍,聲勢浩大。朝廷急調總兵曹變蛟赴漢中,並悄悄進駐府城。毫不知情的李自成等部,誤以為漢中府城中無多少兵力,竟貿然發動進攻。城中的曹總兵不動聲色,等其接近城濠時,突然猛擊,大開殺戒。    
    吃了大虧李自成等部,只得南下四川。此年十月,李自成等先破川陝咽喉寧羌州(今陝西寧強),再破四川七盤關和朝天關,佔領廣元縣。此後,李自成如入無人之境,勢如破竹,在1個月內連破昭化等38座州縣,並擊殺了四川總兵侯良柱。十一月初,李自成等部竟開到了成都郊外,耀武揚威,嚇得四川巡撫王維章等面無人色,拚命向朝廷求救。    
    崇禎帝急令洪承疇火速入川協剿。洪承疇得令後立即率固原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及副將馬科、賀人龍、趙光遠等部官兵1萬餘人進川,又檄調延綏總兵王洪、寧夏總兵祖大弼等部屯駐漢中、略陽、徽州、秦州,準備在李自成等部出川時加以堵擊。    
    崇禎帝還對四川的人事作了調整。四川巡撫王維章被撤職查辦,由傅宗龍接任其職。陳廷謨則被降3級戴罪殺賊。調整之後的四川當局,也立即調集各處川兵約7萬人,佈置在成都至閬中一線,以防農民軍向川東、川南發展。    
    這樣一來,李自成等部基本上被壓縮在嘉陵江以西地區,無法向川東、川南進軍,而川西地區則又是少數民族地區,不利發展。僵持到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李自成等部只得分路突圍,出川北上,重返陝西。李自成等率部殺向臨洮、河州,爭世王等率部則取道陽平關、略陽,北經平涼、固原,直抵慶陽,不久又回陝北。    
    洪承疇入川撲空,急忙率兵追擊。其手下悍將總兵曹變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將賀人龍等部緊緊咬住李自成,連戰連勝,逼得李自成帶著敗兵殘卒向西進入了少數民族地區,以避鋒芒。官兵乘勝追擊,不讓李自成有喘息的機會。四月,李自成只得又折而東返,從鞏昌府屬的羊撤寨渡過洮河,逸向西和、禮縣(今甘肅西和、禮縣)。為了避免讓官兵發覺,李自成只得與部下分路而走。李自成所率一股數百人,一度幾乎被總兵左光先追俘,處境十分險惡。    
    五月間,李自成彙集殘部約3千餘人再入四川境內。痛失戰機的洪承疇,此時急令陝西監軍道樊一蘅,促副將馬科、賀人龍率部進川追擊。他本人則帶總兵曹變蛟、王洪趕到漢中府的西鄉縣(今陝西西鄉),並檄調總兵左光先率部進駐漢中府,同時在階州、徽州、文縣(今甘肅武都、徽縣、文縣)及略陽(今陝西略陽)一帶佈置兵力,嚴防李自成等部再度北逸或西進。四川巡撫傅宗龍也調集軍隊,嚴防農民軍竄入成都平原。    
    李自成在各路官兵夾擊之下,十分被動。八月初,雙方激戰於南江縣(今四川南江縣),李自成大敗之下,奪路北逃,至八月中旬突至陝西城固縣(今陝西城固縣)境內,準備渡過漢水,取道石泉、興安(今陝西石泉、安康),殺向湖廣或河南境內。沒想到在渡河之時,卻被左光先部痛擊,僅剩下千餘人隨李自成僥倖逃逸,退入附近山區。    
    更令李自成傷心的是,他當時最得力的部將之一、六隊頭目祁總管,竟率六百餘人下山,向左光先投降。    
    如此一來,李自成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實力,只得帶著數百名心腹逃入深山密林。洪承疇大喜過望,認為很快就能徹底解決李自成殘部。    
    不過,洪承疇並沒有如願。儘管李自成只剩下殘部數百人,而且終日東躲西竄,不成氣候,但他並沒有像洪承疇所指望的那樣,或被擒於官軍,或餓死於山林,而是成功地擺脫了追捕,逃入了陝西、四川、湖廣3省交界的大山密林中,一直到崇禎十三年(1640)秋天才重新出世,再震天下。    
    至於這兩年中李自成到底躲在哪裡,又幹了些什麼,目前還沒有什麼確論。有人為了彌補李自成在這兩年中留下的空白,編造了許多動聽的故事。其實,在當時的官私文獻中,並沒有留下什麼相關的記載。這也並不奇怪,因為此時的李自成,已基本被擊潰。朝廷也認為他已難成氣候。不久,負責追殺他的洪承疇和孫傳庭,就被調往京畿勤王,對付清軍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張獻忠、羅汝才在這一時期搞得聲勢浩大,成為內戰的主力,幾乎吸引了朝廷的所有注意力。當然,也正是這些因素,才使李自成僥倖熬過難關,並最終能東山再起。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兩年多時間內,李自成的活動是以活命為主,求生是其第一目標。他大概不會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樣從容,甚至會在活一天算一天的窘迫處境下,仍躺在深山老林的草棚中習武修文,運籌帷幄。因此,有關李自成幾次想自殺或投降的傳聞,或許也有符合情理之處。好在李自成最終沒有走出這一步,而是挺了過來。    
    


第七章 深谷寒風張獻忠興盛

    與這一時期的李自成相比,張獻忠佔有絕對優勢。在闖王高迎祥死後的幾年中,張獻忠獨執牛耳,成了群雄中的第一號人物。    
    張獻忠,字秉吾,又號敬軒,陝西延安人,(一說延安衛柳樹澗人,屬軍籍)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九月,與李自成同歲。    
    關於張獻忠的家庭出身,可謂是眾說紛紜,大相逕庭。    
    有人說,他的父親是做鞋的,母親是織席的。張獻忠幼時讀書不成,便隨逃兵為盜。    
    也有人說,張獻忠的父親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隨其父販棗至四川內江縣。他父親順手把驢繫在一鄉紳的石牌坊上,沒想到驢糞弄髒了石柱。鄉紳家的惡奴跑出來痛罵、鞭打其父,並逼其父用手把驢糞捧走。年幼的張獻忠目睹了這一情景,怒火中燒卻又不敢爭,便暗暗發誓:今後必來此地,趕盡殺絕此輩。後來張獻忠入蜀至內江,果真大開殺戒。    
    又有記載說,張獻忠是膚施人,陰險狡猾。其父名快,是一位屠夫,其母姓沈,早亡。張獻忠依靠乞丐徐大過活。他有一次偷吃鄰居家的雞,不巧被撞見遭罵。他憤憤不平地說:我一旦得志,也要讓此地人像雞一樣。其殘忍之心,少年時代已萌。長大後,張獻忠更加無賴。正逢王嘉胤作亂,張獻忠便投其帳下,號稱八大王,又號黃虎。    
    甚至還有人稱,張獻忠本是鐵匠之子,從小剛狠。他一度以承造軍器為生。當時雖有種種陋規,但煤鐵等原料卻有餘,尚能維持生計。到後來不僅煤鐵越來越少,而且工食也遭剋扣,生產期限更是越來越急,工匠不堪重負,紛紛破產,而官府追逼卻更是變本加厲。張獻忠活不下去,便追隨王嘉胤造反。    
    還有一種說法稱,張獻忠為膚施人,隸延安衛籍,將門之後。年輕時從軍犯法,因總兵陳洪範救助而倖免予難,等等。這種說法至今廣泛流傳,為人採用。    
    總之,張獻忠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經歷,至今仍如謎一般令人難解。現在看來,張獻忠早年大概是讀過一點書的,並能粗通文字。據說,在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十三日,張獻忠率部攻下河南寶豐縣後,曾把讀書人都集中到城東河仄龍王廟,一一問過姓名,並勸慰大家不要驚慌。之後,張獻忠竟用陝北方言說了一句:「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說完之後,不語良久,最後把這些文人放回城中,拔營而去。這件軼事說明張獻忠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不完全是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莽夫。    
    按通常的說法,張獻忠在造反之前,先是做過延安府的捕快。張獻忠之所以去做捕快,是因為他與同學鬥毆,一拳打死了同學,家裡為他消災,幾乎是傾家蕩產。他父親一氣之下,把他趕出了家門,於是他便去做了公差。    
    在延安府做公差時,張獻忠常受同事的欺負。據說張獻忠曾歎道:    
    「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    
    依其性格,張獻忠大概是會講出這種話來的。據稱,張獻忠身材高大,狀貌魁偉,臉上有些許麻子,其性情也是不同一般,常常以豪傑自居。像他這樣既有抱負,一心想出人頭地,又極具逆反心理的不安分之人,往往是亂世魔王,不會安於現狀,久居人下的。    
    既然捕快做得不舒心,又不見得能出人頭地,於是張獻忠便去投軍。在軍中,張獻忠勇敢善戰,立功受賞,獲得了不少財物。鄰居們見財眼紅,常向他借貸。只要他稍有不肯,鄰居便以告官來威脅,由此也可見他的財物來得也有些不明不白。縣衙的吏胥,也經常向他敲詐勒索。不巧張獻忠的族人去做了強盜,縣官便把他拿去拷問。張獻忠大怒,說道:    
    「我的資財得之於戰陣,是以身家性命去搏來的,不曾做過有負於人的事情。族人被脅迫去從亂,我怎麼能知道?你們逼迫如此,是驅虎入山耳!」    
    張獻忠竟然敢採取這種態度,結果自然是被重處,坐淫掠罪而被判死罪。幸而他命不該絕,正要行刑之時,主將陳洪範至,見其奇偉狀貌,便替他向總兵王鹹求救,最後張獻忠被鞭打100後釋放,撿了性命。    
    如果此事屬實,那麼,陳洪範真是罪該萬死。要是當時他不去多事,為張獻忠求情,那麼張獻忠必死無疑。砍了張獻忠,至多是陝北多一條冤魂,而放了張獻忠,天下則多了一個混世魔王,縱有10個陳洪範,也無能為力了。    
    崇禎三年(1630),王嘉胤佔據府谷,攻下河曲,張獻忠在米脂以18寨應之,從此開始了他的造反生涯。因他身材高大,面長而黃瘦,加上作戰勇敢,便得了個「黃虎」的名號,又稱「八大王」。與他一起造反的,還有羅汝才。羅汝才足智多謀,人稱「曹操」,其軍隊也被命為曹營。    
    至崇禎四年(1631)王嘉胤戰死,王自用起而代之,率部攻掠山西時,張獻忠已是「三十六營」中之一營的首領,已能算作一位人物。此年冬天,洪承疇督三邊軍務,張獻忠、羅汝才曾率2千人投降了朝廷,不久又重新叛逃,進入山西。    
    此次投降,是張獻忠多次投降中的第一次。在後來的造反生涯中,張獻忠又多次向朝廷投降,並在渡過難關後,又無一例外地重新叛亂,讓其對手吃盡了苦頭。由此也不難看出張獻忠的性格。相比較而言,李自成投降朝廷的次數則要少得多了。    
    崇禎六年(1633)十一月,張獻忠追隨高迎祥,用行賄、詐降之法,偷渡黃河天險,逸出山西進入河南,竄入盧氏山區,然後突至內鄉,經鄧州(今河南鄧縣)等進入湖廣的鄖陽(今湖北鄖縣)、襄陽(今湖北襄樊)兩府,把湖廣西北部攪得天翻地覆。    
    崇禎七年春,五省軍務總督陳奇瑜,一度曾把張獻忠等部圍在漢中棧道(也有人稱之為興安境內車廂峽),幾乎可不費吹灰之力而全殲之。在萬分危急之下,張獻忠又用行賄、投降之法,騙過陳奇瑜,死裡逃生。    
    崇禎七年(1634)底八年初,在新任兵部尚書、總督七省軍務的洪承疇的追殺之下,張獻忠隨高迎祥再次殺入河南,並於正月中旬攻下了明中都鳳陽,大震天下。    
    據說,張獻忠與李自成在鳳陽還鬧下了點不愉快。兩人為爭中都的那些唱曲閹人,傷了和氣。據說後來李自成落難時,曾兩次去投張獻忠,張獻忠都沒有接納,不知是否與此有關?    
    攻下鳳陽後,張獻忠率部南攻,圍廬州、掠舒城、安慶,陷廬江。屠戮巢縣、無為、潛山、太湖、宿松諸城,然後從皖西英山等地進入湖廣境內,弄得羅田、麻城、黃安等地,處處報警,最後又借道河南,轉回陝西。    
    在崇禎八年(1635)底至九年(1636)上半年,張獻忠追隨高迎祥,轉戰於河南、安徽、湖廣,主要對手是剛剛由湖北巡撫升任總督五省軍務的盧象升。    
    崇禎九年正月,張獻忠隨闖王高迎祥東下安徽,一度曾圍攻滁州,大震留都南京,逼得盧象升火速來救。農民軍轉而攻打鳳陽,未果,便又進入河南。至七月,高迎祥在陝西被俘,張獻忠成為勢力最大的首領,活躍在河南、湖廣一帶。    
    至秋天,張獻忠曾與其他各部合攻過襄陽城,沒有成功。於是,張獻忠便與羅汝才等向東移動。至崇禎十年(1627)正月,諸部順江而下,與久踞在皖西英山、霍山一帶的賀一龍、賀錦合營,烽火直達淮揚,攪得江北一片驚慌。    
    張獻忠等部先攻安慶,未果。三月,農民軍復攻蘄州、黃州等地,並在安慶附近重創官兵後,連下數城。    
    不久,張獻忠重回湖廣,殺向鄖陽地區。六月,滇將龍在田、楚將許名世援鄖,擊敗張獻忠。張獻忠被迫北撤,進入河南的南陽地區。在南陽,張獻忠吃了大虧。    
    此年八月,張獻忠部偽裝成官軍,想騙開南陽城的大門,不戰而取之。沒想到正遇上悍將左良玉率部前來,識破了張獻忠之計。張獻忠被左良玉部將一箭射中了肩膀,幸部將孫可望力救,才倖免於難。    
    吃了虧的張獻忠,把部隊拉到了湖北麻城、蘄州一帶,與射塌天劉國能等合營。此時朝廷在軍事攻勢的同時,也展開了強大的招撫攻勢。而張獻忠、劉國能等,最終未能抵得住誘惑,於崇禎十一年(1638)紛紛投降。    
    


第七章 深谷寒風熊文燦的撫局(1)

    在敘述張獻忠谷城受撫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關情況。    
    崇禎七年(1634)正月,因農民軍勢力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朝廷特進延綏總督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討伐之事。沒想到陳奇瑜這位書獃子,在漢中上了張獻忠等的詐降之當,失去了全殲農民軍主力的絕好機會。崇禎帝大怒之下,查辦了陳奇瑜,並重用了洪承疇。    
    十二月,洪承疇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督晉、陝、豫、川、楚諸省軍務。洪承疇依靠鎮壓農民軍,由一位小小的道員接連破格陞遷,至此而極。崇禎帝全力支持洪承疇,並令他於6個月內必須徹底解決問題。    
    沒想到農民軍竟於崇禎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襲鳳陽,一舉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禎帝見洪承疇一人難當重任,便又任命湖廣巡撫盧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並規定盧象升負責東南,洪承疇負責西北,聯手合剿。    
    盧象升接手東南戰事後,敢打敢拚,竭盡全力,其局面雖不能說佔盡優勢,卻至少尚能維持。到崇禎九年(1636)春夏,正當盧象升與洪承疇對農民軍展開東西夾擊,形勢極為有利時,朝廷卻因清兵入侵,不斷抽調中原戰場上的邊兵精銳入衛北京。到九月份,崇禎帝竟下令當時正在鄖西追殺農民軍的盧象升,總督各鎮兵馬對抗清軍。不久,盧象升又被任命為總督,主持宣大、山西軍務,正式離開了中原前線。    
    盧象升的調離,是朝廷的重大損失,直接導致了中原戰場的惡化。這一重大人事變動,雖說是首輔溫體仁暗中操縱,但崇禎帝也難辭其咎。    
    接替盧象升的是王家楨。    
    王家楨,直隸長垣人,天啟年間進士,素喜談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盧象升調赴邊關,王家楨才又被召復出,總督五省軍務,不久又兼河南巡撫。此人少有將才,既無才能,又無魄力,上任後除在河南南陽進剿當地農民軍首領楊四處外,竟然舉兵不知所進,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認為自己的處境比盧象升更難,注定難有起色,於是從一上任開始,便以身體有病為由連上辭呈。崇禎帝先是准他辭去總督之職,專任河南巡撫。不久,他的家兵竟發生了嘩變。一方大將,竟連自己的家兵也約束不住,哪裡還談得上剿匪滅賊!崇禎帝一氣之下,將他革職。    
    當時的西北,因有洪承疇及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力戰,尚可維持。而原由盧象升主持的東南,自從盧象升調離後,則因將帥無能而顯得困難重重,十分被動。除王家楨外,其餘如鄖陽撫治苗胙土、繼任者陳良訓、總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龜縮在鄖陽、襄陽城中,不敢出戰。他們當時寫的報告,內容大多是匪情。不過偶爾也有妙語,說什麼「大小數十戰,我既未敗,賊勢也未衰」云云。    
    在這種局勢下,崇禎帝急於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觀。崇禎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書張鳳翼因清兵入侵損失慘重,不能安於其位,便自請赴邊帶兵禦敵。此舉正合崇禎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張鳳翼之請,同時準備起用新的兵部尚書,即楊嗣昌。    
    楊嗣昌,字文弱,萬曆年間進士,湖廣武陵人。崇禎二年(1629),其父楊鶴曾因力主招撫而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赴陝北招撫農民軍,結果大敗而歸,被崇禎帝逮捕嚴辦,差點丟了性命。當時楊嗣昌為救父親,先後3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僅使其父終免一死,而且還多少感動了崇禎帝,對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崇禎五年(1632),楊嗣昌被任命為永平、山海關巡撫。崇禎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不久,因其父楊鶴去世,楊嗣昌卸職回家守制,又再居母喪,一直賦閒在家。    
    崇禎帝選中楊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楊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對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樹,具有強烈的責任心。早在陳奇瑜主持剿局時,他就曾屢次上書,獻計獻策,頗得名譽。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外放後(不久即自殺),兵樞要職空缺,而朝中諸臣中也無合適之人,崇禎帝便想到了楊嗣昌。此時正好田貴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稱讚楊嗣昌之才,於是崇禎帝便正式下詔,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崇禎十年(1637)三月,楊嗣昌抵達京城,崇禎帝立即召見,君臣相見甚歡。崇禎帝認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為、能以宏大的氣魄徹底解決多年禍患的能幹之臣,因此他屢屢召見楊嗣昌,商討軍國大計,並予以絕對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楊嗣昌決心一傾其才,竭盡全力為崇禎帝出謀劃策,排憂解難。    
    不久,楊嗣昌便向皇帝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計劃,即「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戰略。「四正」,即陝西、河南、湖廣、江北4個地區,此4區被作為正面戰場,由當地巡撫主剿。「六隅」,即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為輔助戰場,由該6地巡撫分防協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網」,由總督、總理協調。這一計劃,是朝廷主動出擊的攻勢計劃。楊嗣昌企圖步步圍逼攻剿,把農民軍一網打盡。    
    楊嗣昌與洪承疇有明顯不同。洪承疇老於世故,對農民軍能剿則剿,不過分強求,有時甚至是抱著「知其可為而不為之」的態度。楊嗣昌則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講條件,不看主客觀形勢,總以為只手也可力挽狂瀾。不過,他的這種態度,崇禎帝當時實在是太需要了。    
    為了貫徹這一計劃,楊嗣昌一方面議兵議餉,一方面物色人選。    
    楊嗣昌建議增兵12萬。其中:鳳陽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陝西三邊總督官兵3萬,總理軍門官兵3萬,作為追剿之用;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1萬,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1萬5千。    
    為了應付新增官兵的軍餉開支,楊嗣昌要求增餉260餘萬兩。戶部尚書程國祥則認為至少需要280餘萬兩。這筆餉銀,崇禎帝當然是拿不出來的,因此楊嗣昌建議按田畝加派。但其具體辦法,卻與盧象升不同。盧象升主張讓地主、富戶承擔重頭,而楊嗣昌卻主張依田畝一體均輸,不計貧富。崇禎帝接受了這一主張,並於崇禎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詔加征剿餉。剿餉之征,可謂是飲鴆止渴,給本已艱難的窮苦小民加上了重壓,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裡的百姓甚至稱崇禎為「重征」。    
    楊嗣昌還竭力推薦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王家楨為總理。他上疏說:    
    「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識,臨機應變之才,非現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    
    熊文燦何許人也? 與他素無交往的楊嗣昌,為什麼卻要如此力薦呢?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籍,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崇禎元年(1628)被任命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撫。在巡撫任內,他成功地招撫了海盜鄭芝龍,得以升任兩廣總督。後又借鄭氏之力,平定了海盜劉香,一時聲譽鵲起。崇禎四年(1631),徐光啟曾向崇禎帝推薦過熊文燦。後來,崇禎帝為了瞭解熊文燦其人,曾以赴廣西採辦藥材的名義派出一位親信太監,赴廣東密訪。熊文燦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饋送宴請。沒想到他酒後一時失言,竟把自己從兩廣總督這個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一日熊文燦宴請太監。席間太監談到了日益嚴重的中原形勢,連稱無人能為朝廷出力。已有幾杯酒下肚的熊文燦,聽到此言,故作姿態,竟拍案而起,大聲罵道:    
    「諸臣誤國!要是我去,怎麼也不會弄成這樣!」    
    太監見到熊文燦義形於色,正中下懷,便推心置腹地告訴他實情:    
    「我此行目的,並不是赴廣西採辦,而是奉旨來專門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這就回去覆命,聖旨很快就會下來,你趕快早作準備。」    
    熊文燦沒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連忙補救,舉出「五難四不可」等客觀原因,希望能推辭掉此職。太監聽後笑道,這些事等我見了皇帝後立即幫你請求解決,如果皇帝能不吝答應,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監回京後,果然如實匯報,崇禎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燦的念頭。楊嗣昌見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薦熊文燦出任總理。    
    崇禎十年(1637)十月,楊嗣昌準備就緒後,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的所謂「三月平賊」的狂妄計劃,經崇禎帝批准後正式下達。    
    楊嗣昌的計劃,十分詳細。其主要內容是,以河南、陝西作為主戰場,並徹底切斷陝、豫之間的聯繫,防止兩地義軍合流。具體分工是,陝西巡撫扼守商、洛,鄖陽巡撫扼守鄖陽、襄陽,湖廣巡撫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陸)、黃安(今湖北紅安),安徽巡撫扼守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扼守住穎州、亳州(今安徽阜陽、亳縣)。同時,應天巡撫應堵住太湖、潛山一帶,江西巡撫應堵住湖廣之黃梅、廣濟一線,山東巡撫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撫應截住河南陝州(今陝安)、靈寶一線,保定巡撫應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帶。    
    各地守住之後,由總理提督邊兵,監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陝西的闖王、過天星諸部殺出潼關,則洪承疇應率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等部進入河南作戰。    
    楊嗣昌的計劃,首先遭到了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反對。他認為,各邊精銳已經調空,各地民膏也已刮盡,增兵加餉只能是句空話,而且農民軍的主力集中在陝西,因此應先集中力量解決陝西的問題,只要陝西一定,各地的農民軍自然就會平定。    
    


第七章 深谷寒風熊文燦的撫局(2)

    孫傳庭的看法,代表了陝西將領的立場。洪承疇、孫傳庭等秦將,與楊嗣昌是有矛盾的。不過,他們也明顯感到了楊嗣昌的壓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紛紛指責洪承疇有意縱寇入川後,洪承疇更是日子難熬,惟有竭盡全力,加緊拚殺。至崇禎十一年(1638),洪承疇、孫傳庭基本擊潰了李自成部,總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疇在川、陝拚殺時,熊文燦也想竭力做出點成績。不過,熊文燦本錢不足,無法像洪、孫那樣風光,無奈之下,他又施出了舊法,最終釀成了大禍。    
    熊文燦走馬上任後,請求以左良玉部6千為親兵,另外招募了2千粵人和精通火器的「烏蠻」作為自衛。十月,熊文燦到安慶。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願受其節制,便縱兵與熊文燦的衛兵發生衝突。熊文燦只得把那些粵兵和烏蠻兵遣開,而左良玉也不受其節制。無兵可調的熊文燦,只得再請調邊兵。朝廷便把馮舉、苗有才部約5千人撥給熊文燦。    
    熊文燦自江北進擊湖廣後,便在通衢大道上張貼招降告示,勸張獻忠、劉國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燦到達了廣濟(今湖北蘄春東南、黃梅之西)後,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馮舉、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勢弱,請求增調邊兵,另一方面又說什麼蘄春、黃梅一帶,農民軍在此活動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雞鶩,食有稻糧,沿江一帶物產豐富,所以招來了農民軍。他竟然建議,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堅壁清野,使農民軍得不到給養,則肯定不戰而退。    
    崇禎帝閱後大怒,連斥熊文燦是在「玩寇」。楊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為熊文燦辯解,並增調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給他。    
    熊文燦此舉,雖遭否決,但從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企圖。    
    熊文燦確實想用招降的辦法來不戰而勝。在他看來,武力解決困難重重,不如走偏鋒,用招安之法瓦解農民軍,說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早在崇禎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盜鄭芝龍,立了大功。崇禎七年(1634),熊文燦曾試圖招撫海盜劉香,沒有成功,還受了處分。不過,熊文燦並未因此而放棄此道。到了湖廣,他便又想再試此法。    
    據說熊文燦赴任時,曾專程上了趟廬山,去拜謁熟識的僧人空隱。空隱見他就說:「公誤矣!」熊文燦急忙令人退避,詢問原因。空隱說:「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意思是說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滅農民軍。熊文燦連說不能。空隱又問他:「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意思是問手下是否有獨當一面的大將。熊文燦對此也無把握。空隱一針見血地指出,兵將既不足於剿滅農民軍,而皇帝卻僅以空名把你推到這樣的位置,一旦失敗,則必誅無疑。熊文燦聽後,呆立良久,然後冒出一句:「撫之如何?」空隱答道:    
    「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隱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燦的命運,並警告他流寇不同於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對重重困難,熊文燦仍決意以撫代剿。    
    崇禎十年(1637)年底,熊文燦即派生員盧鼎進入張獻忠、劉國能營內招降。張獻忠一面表示願意接受招安,一面卻猶豫不決,把隊伍經安陸移到承天(今湖北鍾祥)、襄陽地區。    
    春節前後,太監劉元斌在10天之內,連續兩次向朝廷上疏,報告張獻忠願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張獻忠部移駐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將闖塌天的部隊趕走,並發佈告示,說什麼「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並不傷害百姓」。同時,拘集當地紳士為他具結擔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撫。    
    就在張獻忠積極準備接受招撫時,闖塌天劉國能卻先行了一步。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劉國能在湖廣隨州(今湖北隨縣)正式向朝廷投降。    
    劉國能是與張獻忠、李自成同時造反的,而且此時的實力已與張獻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況與其他首領又多少有點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較富裕,當初捲入造反浪潮,多少帶有點偶然性。數年來,雖轉戰南北,稍具勢力,但畢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談不上建功立業,也不能回鄉安居,與張獻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產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無疑是一條生路,加上他母親也力主投降朝廷,於是便決意立即歸附朝廷。    
    劉國能的歸附,令熊文燦喜出望外。熊文燦立即為他向朝廷乞請赦罪,授予守備職銜,隸屬左良玉指揮。劉國能也是知恩圖報,竭盡全力為朝廷服務,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為副總兵。    
    劉國能的投降,對湖廣的局勢產生了很大影響。劉國能當時有部眾五六萬人,是農民軍的主力。劉國能一降,朝廷頓失重負,官軍不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擊其他的農民軍,局勢因此大變。    
    四月,張獻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撫。    
    劉國能一降,張獻忠明顯感到了壓力,加緊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燦貪財這一信息後,便派孫可望拿著兩塊1尺多長的碧玉和兩枚直徑逾寸的珍珠獻給熊文燦。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燦立即上書朝廷,建議招撫張獻忠,並派張大經為其監軍。    
    張獻忠是位老謀深算之人,深知受撫僅是權宜之計,不論是真降還是假降,保存實力最為緊要。於是,他利用熊文燦等人急於招撫的心理,輔之以行賄等手段,與朝廷討價還價。    
    他堅決不遣散部眾,更不願交出兵權。在乞撫之時,他不說「解散歸農」,而是稱帶兵萬名「剿賊自贖」。當熊文燦要調他4千兵馬時,他卻又以「安集未定」為借口,不肯奉命。    
    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其中的問題。兵部尚書楊嗣昌就很擔心張獻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養虎貽患,所以他主張要張獻忠先襲殺李自成或老回回(馬守應)後,方許招撫,否則就應借此機會「厲兵剿殺」。不過崇禎帝卻在太監劉元斌和總理熊文燦的影響下,惟恐剿之不勝,錯過了招撫的機會。於是崇禎帝便當面駁斥楊嗣昌道:    
    「豈有他來投降,便說一味剿殺之理?」    
    皇帝的話自然是一錘定音,沒有人敢再囉嗦。    
    三月二十五日,鄖陽巡撫戴東旻造報了招獻忠部的花名冊,其中解散歸農的約1萬8千人,精兵約1萬1千人。    
    張獻忠就撫後,把大營安紮在谷城外10餘里的白沙洲,造屋買地,定居下來,並派兵監視谷城。    
    對這種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員表示擔心。有人主張把張獻忠部調至前線作戰,也有人主張予以徹底遣散,以免後患。最後還是崇禎帝發了話,說張獻忠在谷城「造房種田,正是招撫的好處,又要遣散往哪裡去」。    
    有了這句話,張獻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腳了。張獻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賄賂,以求支持。對熊文燦等地方大員,更是大獻媚心。他向巡撫林銘球行跪見禮,求封總兵職務,但又不到駐地襄陽駐防。兵餉不足,他就自立關梁徵稅,並抄沒豪紳大戶家產。張獻忠顯然想通過招撫成為一方霸主,並不是像劉國能那樣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這種局面,真不知是自身無能、腐敗,還是張獻忠神通廣大!    
    對張獻忠的所謂成功招撫,大大鼓勵了熊文燦等主撫官員。熊文燦積極派人去招撫曹操(羅汝才)、老回回(馬守應)、射塌天(李萬慶)、革裡眼(賀一龍)等,其手法也相當妥協、軟弱,以至於當時不少人譏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賊」。    
    至崇禎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戰火又起,雙方互有勝負。    
    但是,隨著李自成在陝西戰敗的消息不斷傳來,湖北、河南的農民軍首領開始動搖。    
    十一月,羅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過天星、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等首領,從均州(今湖北均縣)上了武當山太和宮,向太監李繼政投降。李繼政移文熊文燦,熊文燦立刻派人招羅汝才等至襄陽,大宴於官署,並奏授羅汝才為游擊,分駐其眾於上津、房縣、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羅汝才不肯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過活,並暗中與張獻忠來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順義王就已在河南信陽投降。不久,射塌天李萬慶也在河南投降。    
    一時之間,農民軍投降之風盛行。即使沒有投降的,像馬守應、革裡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劉希堯、藺養成等(即革左五營),也由於勢單力孤而進入低潮。陝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徹底擊敗,不成氣候。10年以來一直困擾朝廷的內亂,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實,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內亂並沒有徹底解決,只不過是暫處低潮。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時機成熟,那些暫時歸順朝廷的首領必將捲土重來,再樹大旗。後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為了照顧到整體性,這裡必須先敘述一下清軍方面的情況。    
    


第七章 深谷寒風盧象升戰死疆場(1)

    崇禎九年(天聰十年,1636)四月,皇太極在盛京(今瀋陽)正式登基即位,建國號大清,定年號為崇德,仍以盛京為國都。    
    皇太極建元立國,充分顯示出他將與大明朝爭奪天下的決心。自此以後,他展開了一系列攻勢,與明朝進行決戰。    
    崇禎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戰的阿濟格率領10萬八旗兵,自喜峰口攻入長城,於延慶集結。然後,阿濟格率部深入京畿,攻城略地。    
    七月初八,清兵攻下昌平,再攻西山受挫後,轉而南下良鄉。十六日,攻下寶坻,二十二日,又下定興,然而攻入房山。    
    面對危急形勢,崇禎帝及其大臣們幾乎是沒有招架之力。清兵犯邊的消息傳來時,崇禎帝首先任命太監分守各關隘。至於為什麼不用大臣而用太監拒敵的原因,崇禎帝的解釋是太監動作利索,赴任速度要比大臣快得多!隨著戰局的發展,崇禎帝除了急命各地邊兵火速入衛外,似乎拿不出什麼辦法來。    
    清兵攻到房山後,京師戒嚴,斗米300錢,人心大亂。崇禎帝在平台召見大臣,希望能議出個辦法來。大臣們仍然是陳詞濫調,老生常談,到最後還是崇禎帝想出了個主意,卻仍然是「蠲助」兩字。兵部尚書張鳳翼無奈之下,只得自請總督各處援兵出師,勉強做出個姿態來。    
    阿濟格一路勢如破竹,連破房山、安肅(今河北徐水),攻大城。至八月,攻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先後進攻漷縣、遂安、雄縣,然後攻香河,進河西務,還涿州,克順義。再繞到京城東北,至懷柔、大安,西陷西和,分兵屯密雲、平谷,再返回雄縣,向北侵擾。直至九月初一日,才從冷口出塞。有意思的是,他在出塞前還在塞上樹了一塊柏木,上面寫道:「各官免送!」    
    此次清兵入關,連陷12城,大小50餘戰,京畿損失慘重。除少數將領外,明朝各處戰將幾乎沒有組織起像樣的反擊。仗打成了這種樣子,也實在沒有什麼好敘功論賞的,但崇禎帝卻仍要獎賞,不過受賞的主要是太監,依次是:太監曹化淳因進馬賜彩幣;太監曹化淳、張國元因守衛京師有功蔭指揮僉事,各世襲;太監高起潛弟蔭錦衣衛中所百戶世襲,等等。仗打到這種份上,不知還有何功可敘?!    
    倒是兵部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深感罪孽深重,先後服毒自殺。而依此兩位的人品和原先的表現,應不至於會有此舉的。不過,他們幸好及時自殺,否則也難逃重罰,因為不久後,崇禎帝又改變了主意,追論其罪,張鳳翼被免職,梁廷棟被處大辟,因其已死,免於實施。張、梁兩位,對此似乎已有先見之明!    
    兵部尚書、宣大總督自然不能久缺,崇禎帝便破例把在家守制的楊嗣昌調來任兵部尚書,又任命剛從湖廣前線趕來勤王的盧象升為宣大總督,負責守邊。    
    這一人事變動,對邊防並無多大積極作用。新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始終認為朝廷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於農民軍,而不是皇太極。他上任後的工作重心,也一直是放在鎮壓農民軍一事上。而出任宣大總督的盧象升,雖在鎮壓農民軍上做出了成績,但對於邊事,則毫無經驗。據說盧象升的這一調動,本是首輔溫體仁對他的算計,因為兩人之間頗有積怨。後來的事實也表明,盧象升在任職期間,確實受到了溫體仁的壓制。即使在溫體仁下台後,盧象升也沒有得到楊嗣昌等人的有力支持,反而處處受制。    
    更嚴重的是,崇禎帝等人對皇太極的勃勃雄心一無所知。對清兵的入侵,崇禎帝仍認為只是一般侵擾,沒有意識到這已是到了兩朝爭天下的關鍵時刻。因此,朝廷尚存僥倖之心,在戰略和行動上自然不會得力、有效。如此次清兵入侵後,崇禎帝也覺得邊關需要加強,否則還要吃虧。但他為此做出的決定,則令人哭笑不得:他竟下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誠銘等借款,以用來練兵買馬,製器修邊,到日後加上利息再歸還。    
    就在崇禎帝舉債借貸之時,皇太極卻又瞄準了朝鮮。    
    早在即位之初,皇太極就出兵朝鮮,以剪除來自東方左翼的後顧之憂,破壞毛文龍從海上進襲遼南的陸上基地。這次出兵雖沒有達到消滅毛文龍的目的,但卻嚴重打擊了朝鮮,逼迫其締結了城下之盟,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朝鮮對後金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    
    朝鮮雖與後金訂約,但並非真心結盟,相反卻力圖保持和明朝的友好關係,維護明朝的利益。崇禎四年(天聰五年,1631),朝鮮國王李倧拒絕後金要求徵調兵船的命令,不肯助後金搶佔原由毛文龍佔據的海島。李對後金使者明確表示:「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同時,朝鮮還減少每年向後金交納的歲幣,收容後金逃人,並議罷遣使、互市等。崇禎五年(天聰六年,1632),朝鮮又拒絕向明朝叛將孔有德等提供軍糧。此後,雙方關係一直十分緊張。    
    崇禎八年(天聰九年),皇太極打算登基,建元開國,希望能得到朝鮮的支持。朝鮮國王堅決予以拒絕。在崇禎九年(天聰十年)四月舉行開國典禮上,朝鮮使者開始不肯參加典禮,後來雖被迫參加,但也堅決不肯行跪叩大禮。最後,兩位使者在遭受百般凌辱後,被迫依皇太極等人的意志行事,並接受了大清有辱朝鮮的國書。兩人回國後,朝鮮上下紛紛怒斥他們是「奉使辱命」,要求予以處罰。朝鮮國王也以檄文形式回擊皇太極,不甘屈服。兩國關係已發展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平心而論,當時的朝鮮對明王朝是相當忠誠。而正是這種忠誠,使得皇太極下決心征服朝鮮,解決後顧之憂。遺憾的是,明朝當時已自顧不暇,無法給朝鮮這個屬國提供任何保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朝鮮罹難。    
    崇禎九年(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皇太極決定親征朝鮮。十二月初,皇太極率領和碩禮親王代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豫親王多鐸、多羅貝勒岳托、多羅貝勒豪格、多羅安平貝勒杜度,共大軍10萬,從瀋陽出發,進攻朝鮮。初九日,皇太極渡江進入朝鮮。岳托部於十三日到達了平壤,多鐸部則於十四日進逼王京漢城,朝鮮國王李倧逃離國都,避入南漢山城,憑險死守待援。雙方僵持不下。    
    崇禎十年(崇德二年,1637)正月,多爾袞出騎兵襲擊江華島(漢城東北漢江入海處),俘獲朝鮮國王及重臣的家屬二百餘名,並以此脅迫朝鮮國王李倧。    
    李被迫於正月三十日出城投降,獻出明朝所頒給的敕印,向清臣服。皇太極也釋放了被俘家屬,只留下了李的長子和次子作為人質。    
    二月初二日,皇太極班師回國。又命碩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進攻當時仍由明朝控制的皮島(今朝鮮椴島),後又派阿濟格前去助戰。四月十二日,阿濟格奏報攻克皮島,殺守島總兵沈世奎,消滅守島駐兵1萬7千餘人。    
    至此,一直制約清政權發展的東部威脅,已被徹底解除。    
    至崇禎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八月,皇太極再次決定奔襲明朝,發動了清朝入主中原前最大的一次入關奔襲戰。    
    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極命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以豪格、阿巴泰副之,統率八旗左翼軍;以岳托為揚武大將軍,以杜度副之,率八旗右翼軍,分兩路攻明。八月二十七日,岳托自率右路軍自瀋陽出發;九月初四日,多爾袞率左路軍從瀋陽出發,浩浩蕩蕩,殺向大明。    
    為配合多爾袞和岳托,,皇太極親率大軍於十月初十日離開瀋陽,向山海關進發,以牽制住遼西的明將祖大壽等入援關內。皇太極率部先後騷擾義州、錦州,一直至中後所,遍擾遼河以西地區,牢牢地牽制住了遼西的明軍。    
    多爾袞、岳托率部分別從牆子嶺、青山口等關隘攻入長城。正在密雲為監視太監鄧希詔祝壽的總兵吳國俊急忙率兵至牆子嶺與清兵激戰,潰敗退至密雲。薊遼總督吳阿衡率兵救援,兵敗而死。太監鄧希詔不戰而逃。兩路清軍會合後,乘勝挺進,越過遷安、豐潤,至通州以西地區,繞過北京,南下涿州,然後分兵8路,在京師南部地區往來掃蕩。    
    面對清軍的凌厲攻勢,崇禎帝急令各地兵馬勤王,並賜盧象升尚方寶劍,總督天下援兵。    
    十月初二日,京師戒嚴。    
    十月初四日,崇禎帝在武英殿召見文武大臣及盧象升,商議禦敵之計。盧象升向崇禎帝明確提出主戰的基本方針。盧象升列舉了消極防守的諸般困難,認為與其處處被動防守,還不如主動出擊。崇禎帝認為言之有理,便命他與兵部尚書楊嗣昌、總督中官高起潛商議具體之策。當時楊嗣昌、高起潛並不同意盧象升的看法,於是雙方意見不一,不歡而散。盧象升返回昌平前線。    
    當時盧象升正遭父喪,本應卸職丁憂,但崇禎帝令他奪情留任,所以他是穿著麻衣草履做督師的,心中不免會有些悲壯。    
    


第七章 深谷寒風盧象升戰死疆場(2)

    初五日,盧象升以3萬兵馬扼守昌平。當時,清兵正在南下,勢不可阻。盧象升偏不信邪,想迎其鋒芒,與其碰一碰。他下令手下諸將,挑選精兵銳卒,約定於十五日夜裡分4路襲擊清軍營地,並下死令:「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這在當時確實是個大膽的計劃,大概也只有盧象升才會有這樣的膽子。    
    總督中官高起潛得知後,很不以為然。他說:「只聽說過雪夜下蔡州,未曾聽說月夜突襲。」意思是你盧象升搞夜襲,也不應該把日子挑在月半。於是,高起潛便以騎師應該少而精為借口,不肯出兵助戰。    
    盧象升哪裡能受得了這種氣,便要求分兵。楊嗣昌便以宣府、大同兵歸盧象升,以關寧諸路兵歸高起潛。如此一來,盧象升手中只剩下不足2萬兵馬。不過,決意要戰的盧象升,仍如期在鞏華城誓師。他慷慨激昂,說到激動處,淚如雨下。    
    楊嗣昌見盧象升真要拚命,心中不安起來,便令盧象升赴通州與高起潛會合,盧象升根本不聽,認為這是有意阻撓他出師。楊嗣昌不得已,便急沖沖趕到盧象升軍中,勸說盧象升不得輕舉妄動。盧象升哪裡能聽得進去,反而痛斥他道:    
    「你們決意要與清軍議和,難道不想想城下之盟是春秋大恥嗎?況且我身負重任,京城中口舌如鋒,如果一開和議,肯定是袁崇煥第二。即使不懼殺身之禍,那麼像我這樣身服重孝之人,現在不去奮身報國,移孝作忠,則是忠孝兩失,我還有什麼臉面立於人世呢?!」    
    楊嗣昌被說得無言以對,過了很久才說道:    
    「你是用尚方劍架在我脖子上嗎?」    
    盧象升接道:    
    「尚方劍須先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自己不能殲敵,尚方劍哪會輕易架到別人脖子上。不戰而言撫,我決不同意!」    
    當時楊嗣昌等人主張與清兵議和。在他們看來,清軍勢不可擋,打起來大概不是其對手。另外,當時陝西的局勢雖趨穩定,但河南、湖廣仍在激戰,朝廷也實在無力兩面開戰。如果讓盧象升一味浪戰,弄不好會把京師丟掉。不過,楊嗣昌也知道,議和畢竟不光彩,危險也很大,袁崇煥就是一例,況且崇禎帝現在也決意要戰,所以經盧象升這麼一說,也就不便再爭下去了。    
    盧象升如期發動了進攻,可惜沒有得手。也就在同一天,高起潛部的劉伯祿也在盧溝橋被清兵擊敗。形勢陡然緊張起來。十九日,崇禎帝下令諸大臣分守京師各門,並火速檄召陝西前線的軍隊入援,於是,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等率15萬大軍匆匆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清兵掠良鄉、高陽、涿州等地,然後分兵出擊,勢如破竹。    
    初八日,崇禎帝再次召集文武大臣等商議戰局。工科都給事中范淑泰說:    
    「現在敵已臨城,朝廷卻無定議,不知是戰?還是款?」    
    崇禎帝反問誰人言款?范淑泰答道:    
    「外面都是如此之說。而且凡有警報,秘而不傳,俱諱其事。」    
    崇禎帝則辯解說,這是因為事涉機密。    
    不過,范淑泰講的確是實情。當時形勢如此危急,朝廷竟態度不明,或戰或和,連許多大臣都弄不清。崇禎帝還以事關機密為由,不向臣民公佈實情。如此做法,豈能讓天下臣民同仇敵愾,奮勇殺敵。    
    范淑泰還針對崇禎帝抱怨糧餉匱乏而發表看法。他說:    
    「戎事在於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天雨金,地雨粟,何濟?」    
    他這句話大概說得過重了,逼得崇禎帝說出了真話:    
    「朝廷何嘗不欲行法!」    
    此言足見崇禎帝的無可奈何。連位居九尊的皇帝也講出了這種話,由此也不難知道當時的朝政了。君臣們討論了半天,仍是拿不定主意。倒是大學士劉宇亮,一時熱血沸騰,站出來自請視師,著實讓崇禎帝高興了一陣。不過,劉宇亮過後又有些後悔自己的一時衝動,便自己把視師改為閱視,令崇禎帝很不高興。    
    清兵繼續攻掠。十一月初九日,清軍圍攻高陽城。原大學士、遼東督師、少師孫承宗就住在高陽城中。當時76歲的孫承宗,親率家人上城抗敵,視死如歸。初十日,高陽城破,孫承宗被俘。清兵不忍加刃於他,而讓他自盡。孫承宗望北叩頭,投環而死。全家子侄男婦百餘口,及家中傭人,除一個6歲的孫子及其母親2人倖免於難外,全部罹難。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數千人,在城陷之時,僅有數十人逃亡。    
    孫承宗之死,令朝野震驚。崇禎帝令有司優恤。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對孫氏的優恤直至第二年才進行,據說是首輔薛國觀、兵部尚書楊嗣昌在暗中壓制。    
    攻克高陽後,清兵連下衡水、武邑、棗強、雞澤、文安、霸州、阜城、平鄉、南和、沙河、元氏、贊皇、臨城、高邑、獻縣等地,而明朝卻始終無法進行有效反擊。督師盧象升處處受制。崇禎帝在薛國觀、楊嗣昌的影響下,打算以孫傳庭替而代之,並拿掉了盧象升的兵部尚書銜,令其戴罪立功,又令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各鎮援兵。    
    當時清軍兵分3路,分頭進擊。盧象升在崇禎帝的壓力之下,分兵救援真定,自己則率兵赴保定,尋敵決戰。當時盧象升只有殘卒數千,缺糧少餉,已無多少戰鬥力。    
    十二月十一日,盧象升進師至順德府的巨鹿縣賈莊,與清兵發生遭遇戰。盧象升居中,楊國柱居右,虎大威居左,列陣迎戰。至次日,清兵合圍,騎兵數萬圍之3匝。盧象升率部奮勇衝殺,自辰時激戰至未時,炮盡矢窮。最後,盧象升在親手擊殺數十人後,身中4矢3刃,仆地而亡。其親兵楊陸凱伏在盧象升身上,保護其遺體,身中24箭而亡。此役,盧象升所部幾乎是全軍覆沒,僅有楊國柱、虎大威等少許人得以脫身。    
    盧象升在巨鹿激戰時,高起潛正率兵自駐地廣平府雞澤縣北上,僅距盧象升50里之遙。當盧象升戰敗的消息傳來,高起潛急忙避退,沒想到中了清軍埋伏,大敗而逃。當時大學士劉宇亮駐紮在定州(今河北定縣),盧象升敗報傳來時,他竟嚇得癱在地上,不能站立,後來匆匆趕到保定孫傳庭的兵營中,以求自保。    
    高起潛竟把盧象升的死訊隱匿不報。楊嗣昌得到死訊後,先是想誣陷盧象升遇敵退卻不戰的罪名,沒有成功,繼而又疑盧象升是否真的戰死,派人驗視。後來,兵部主事楊廷麟派人在戰場上找到了身穿孝服、遍體鱗傷的盧象升遺體。順德知府於穎,據實上報朝廷,這才弄清了真相。    
    由於楊嗣昌的阻撓,盧象升的遺體過了兩個多月才得以收殮。其應該享有的優恤,也是過了好久才給予。天下的人都為他鳴不平,認為是楊嗣昌在暗中搗鬼。這也是難免的,因為很多人都把盧象升之死歸罪於楊嗣昌。如計六奇就認為,盧象升的戰死,原因有六:一是與楊嗣昌不和,二是與高起潛不協,三是以弱當強,四是以寡擊眾,五是無餉,六是無援。後面5條都是因楊嗣昌奸謀所致。所以計六奇說:    
    「雖然,殺象升之身於一時者,嗣昌也;成象升之名於千載者,亦嗣昌也。」    
    不過,也虧得有一位像盧象升這樣的忠臣,才讓後世的宜興人心裡好受些,否則天下還以為明末的宜興人都像周延儒一樣。宜興自古以來人傑地靈,出了不少人物,卻以文人為多,少有帶兵征戰、搏殺疆場的慷慨之士。盧象升實在是周處以後、千年以來的第一人。不過,做忠臣的代價也實在是大。盧象升戰死時才39歲,正是壯年。他的弟弟盧象觀等,數年後又在宜興起兵抗清,最後兵敗被殺。盧氏一門,從此以後一蹶不振。    
    盧象升之死,令天下大震。大明朝自與後金開戰以來,雖多次損兵折將,但尚未有督師戰死的先例。而另一主帥總督高起潛也是兵潰而逃。這真是前所未有的慘敗。    
    清軍乘勝橫掃畿南幾十個州縣,然後突然折向山東。楊嗣昌等急調兵佈防,山東巡撫顏繼祖移師德州。清兵則避開德州,由東昌、臨清等渡過運河,然後兵分3路,一路向高唐,一路向濟寧,一路圍攻濟南。    
    崇禎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正月初二日,清兵攻下了兵力空虛的濟南。濟南城中的德王朱由樞被俘(後被押解至盛京瀋陽),布政使張秉文,副使鄧謙濟、周之訓,運使唐世熊,知府苟好善被殺。濟南城被焚掠一空,城內外積屍13萬。明清開戰以來,濟南是第一個被攻陷的省會。濟南的淪陷,不僅使運河沿岸遭受到嚴重破壞,運河糧道遭到威脅,更重要的是,對交戰雙方的心理影響巨大。    
    崇禎帝急令各軍馳援濟南。大學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祖大壽等率重兵趕赴濟南。清兵則撤離濟南,南下攻擊諸縣,最遠攻到兗州,因安慶巡撫史可法駐屯徐州,才未繼續南下,轉而攻擊滄州、青縣。    
    由於岳托病死,多爾袞率兵趨天津。三月,在幾經衝殺後,清兵最終突破明軍的防線,於青山口出關,順利返回瀋陽。    
    清兵此次入關奔襲,可謂完勝。據多爾袞稱,他的左翼軍,共克城34座,降者6座,敗敵17陣,俘獲人口25萬7千餘等等。右翼軍副帥杜度則稱,他共克城19座,降者2城,敗敵16陣,殺2總督及守備以上官共100餘員,生擒1親王,1郡王,1奉國將軍,俘獲人口20萬4千餘,繳獲黃金4千餘兩、白銀近100萬兩。    
    戰後,崇禎帝對參戰將帥也進行了清算。他令楊嗣昌議文武官員失事罪,分以下5等:守邊失機、殘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帥、縱敵出塞。不久,順天、保定、山東巡撫,薊鎮總兵,山東總兵等32名高級官員,被處死刑。大學士劉宇亮削籍。而作為大學士、兵部尚書的楊嗣昌,竟未受到任何處分。朝野大為不滿,一片嘩然。後來,崇禎帝為平息不滿,才勉強讓其落職冠帶視事。    
    更為嚴重的是,崇禎帝及楊嗣昌等最高決策層,並沒有從根本上去反省戰爭失敗的原因。他們總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文武大臣無能、怕死。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亦應負責任,而且是負主要責任。他們更不會去反省朝廷體制上存在的問題。    
    不過,崇禎帝似乎也沒有時間去反省,因為清兵才退出長城不久,湖廣又出了大事,原先歸順朝廷的張獻忠,竟又在谷城重舉造反大旗了。而那位躲入深山、已銷聲匿跡了很久的李自成,也乘此機會蠢蠢欲動了。    
    已被多爾袞折騰了半年多的崇禎帝及其朝廷,才剛喘了口氣,不想湖廣戰火又起。精疲力竭的崇禎帝和他的那班大臣們,只得再打起精神,來全力對付張獻忠。    
    


第七章 深谷寒風楊嗣昌督師(1)

    張獻忠再反於谷城,令朝廷措手不及,十分狼狽。    
    其實,在當時的滿朝文武中,也有幾位頭腦清醒、沒拿張獻忠錢財的人物。他們對張獻忠始終不放心,認為應抓住機會,予以徹底解決,免得養虎貽患。如鄖陽巡撫戴東旻、襄陽道王瑞柟、鄖陽按察林銘球、總兵左良玉等,都曾提出,甚至已著手準備對張獻忠突襲,但熊文燦堅決不肯,認為不能輕舉妄動。    
    熊文燦等人,一來是拿了張獻忠不少好處,不便多說;二來是,他們力主撫局,如果張獻忠一反,撫局便破,難以向天下交待。因此,熊文燦等便對張獻忠事事優容。而張獻忠也是利用有利時機,招兵買馬,訓練士卒,整肅軍紀,製造火器。他還請人講授孫、吳兵法,研究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戰法等。更可怕的是,他廣行賄賂,廣交文武官員,自湖廣至京城,路路皆通,朝廷的一舉一動,他完全掌握。    
    崇禎十二年(1839)五月初,張獻忠終於再反於谷城。其部下毀城、劫庫、放囚。谷城知縣阮之鈿服毒未死,拒不交印,被農民軍慘殺。阮之鈿對張獻忠再叛早有預感,多次上疏朝廷要求預防,卻無人理他。他只得早早寫好遺書,準備好毒藥等死。在谷城的監軍張大經投降,陳洪範在谷城協防的部將馬廷寶、徐起祚也被脅從。按察林銘球拒絕與張獻忠合作而被殺。    
    接著,張獻忠便率部向房縣進發,與羅汝才會合。臨走之前,張獻忠把他曾行過賄的朝廷官員名單和錢物數目張榜公佈。他對此舉很是得意,並說沒拿過他錢的,只有襄陽道王瑞柟一人而已。    
    五月二十三日,張獻忠率部到達房縣。羅汝才等部一哄而起,紛紛響應。張、羅諸部於次日聯合攻打房縣。    
    房縣知縣郝景春是個非常負責的人。他也早就看出了張、羅等人的反心,曾請求朝廷派兵支援,卻沒有人理會。他只得與主簿朱邦聞、游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且旦夕。農民軍攻城後,他堅決抵抗,固守待援,堅持了好幾天。最後因鄖陽衛指揮張三錫打開北門降敵,郝景春才被俘,他拒絕投降,慘遭殺害。其子也同時遇害。    
    張、羅造反後,均州五營首領王光恩、王國寧、惠登相、常國安、楊友賢聚在一起商議如何應變。王光恩說:「大丈夫各立門戶!今獻忠反,吾輩亦反,是出褲下,吾不為也。」他還當場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以示其不反的決心。後來,惠登相等人發生動搖,而王光恩卻堅決站在朝廷一邊,說話算話,絕不動搖。    
    張獻忠等人的重新反叛,使湖廣撫局頃刻瓦解。最緊張的當然是主持撫局的總理熊文燦。熊文燦命各處巡撫嚴加防守,又急令左良玉進兵速剿,希冀僥倖取勝,能減輕罪責。左良玉只得在炎熱暑天,率河南副將羅岱等,自襄陽進攻房縣。由於準備不足,孤兵輕進,左、羅兩部中了張獻忠、羅汝才的埋伏,被殺得大敗。羅岱戰死,左良玉僥倖突圍。左良玉一向以能戰著稱,沒想到這次卻吃了大虧,被殲萬餘人,連總兵官的印信都弄丟了,手下只剩下千餘人。    
    壞消息接連傳到京師,崇禎帝大怒。他下令把熊文燦、河南總兵張任學革職,左良玉降三級圖功自贖。隨後又嚴令各督撫合力圍剿。    
    熊文燦雖是崇禎帝點的將,但名義上卻是楊嗣昌推薦的。湖廣撫局失敗,熊文燦自然要被治罪,而作為保人的楊嗣昌心中也很不安。楊嗣昌雖於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入了閣,但仍兼兵部尚書。至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新任兵部尚書傅宗龍抵京,楊嗣昌便向他移交了部務,然後向崇禎帝上疏請罪。崇禎帝讓楊嗣昌回內閣佐理。謹慎小心的楊嗣昌便再次上疏請罪,沒想到崇禎帝竟降下御旨,要楊嗣昌出京督師,並讓楊嗣昌沒有一點推托的餘地。    
    於是,楊嗣昌便以禮部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出任總督,賜尚方劍,各省兵馬自督、撫、鎮以下俱聽其節制,副、參將以下即可以賜劍從事。    
    崇禎帝對楊嗣昌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始終認為楊嗣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處處予以偏袒。此次任命楊嗣昌出京督師,崇禎帝一是希望他能力挽狂瀾,做出點成績,以塞眾人之口;二是因為他覺得朝中實在無人,也只有楊嗣昌能擔此重任。楊嗣昌任命之後,崇禎帝又是面諭,又是敕書,但仍覺得不放心,便於九月初四日召對楊嗣昌,兩人秘密商議了半天。崇禎帝要楊嗣昌重點盯住張獻忠,一剿到底,對其他人則可剿撫並用。    
    為了表示寵愛,崇禎帝除賞賜外,還於宮中賜宴給楊嗣昌送行,又賜座,並3次向楊嗣昌舉觴敬酒。最後,崇禎帝還御制詩一首賜給楊嗣昌。詩云:    
    鹽梅今暫作干將,上將威嚴細柳營。    
    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崇禎在位17年,能獲如此殊榮的官員又有幾人!楊嗣昌感恩戴德之下,匆匆赴湖廣前線。    
    十月初一日,楊嗣昌到達襄陽,隨即同革職總理熊文燦、督理中官劉元斌、巡撫方孔炤、總兵左良玉、陳洪範等會商軍務。    
    十月初五日,楊嗣昌向崇禎帝建議,任命左良玉為「大將」、掛「平賊將軍印」。左良玉數年以來為朝廷立下戰功不少,也是最能打仗的朝廷將官。此次他由總兵升任將軍,實際上是被賦予了節制其他各鎮總兵的權力,是楊嗣昌的副帥。崇禎帝還特意從內府中找出一枚已多年不用的「平賊將軍印」給左良玉。左良玉不久前才丟失總兵的印信,沒想到反而補到了一枚將軍印,自然是滿心歡喜。    
    楊嗣昌在籠絡住左良玉的同時,卻對其他將領嚴明軍紀,不講情面。失職副將刁明忠被大行鞭撻,監軍僉事殷大白被斬首,湖廣巡撫方孔炤被逮捕治罪。革職總理熊文燦也被逮解京師。將士們個個心存畏懼,不敢稍有疏忽。    
    楊嗣昌仍是剿撫並用。他廣發輿論,說能捉住張獻忠者准撫,能解散脅從難民各回原籍者准撫,能為良民自耕自食者准撫。也就是說,除了張獻忠,其他人都可以就撫。楊嗣昌把重點放在張獻忠身上。他刊布通緝令,榜上畫著張獻忠頭像,並親作《西江月》一首:    
    此是谷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興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趕上。    
    逃去改名換姓,單衣黑衣逃藏。軍民人等綁來降,玉帶錦衣升賞。    
    榜尾大書賞格:「能擒張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    
    據說張獻忠看到這張通緝令後,曾輕蔑地說:「營中有獲嗣昌者,賞銀三錢!」    
    不過,張獻忠也是精明之人,深知楊嗣昌必會孤注一擲,便率部西進,到達川、陝交界的山區。羅汝才、過天星等部則仍活動於南漳、房山、興山、遠安一帶。    
    楊嗣昌把主力用於追剿張獻忠部。左良玉部在陝西官兵的配合下,終於二月初七日在四川太平(今萬源)瑪瑙山截住了張獻忠的主力,進行了一場惡戰。張獻忠大敗,部卒損失了3千5百多人。他自己用的鐫有「天賜飛刀」字樣的大刀,刻有「西營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字樣的虎符、鏤金龍棍、令旗、令箭、卜卦用的金錢以及妻妾等7口,全被擄獲。其軍師潘獨鰲被俘。十反王楊友賢投降。    
    楊嗣昌旗開得勝,自然是趾高氣揚。崇禎帝也是十分高興。官軍士氣大振,乘勝猛追猛打,連敗張獻忠部。至三月下旬,連連遭挫的張獻忠只得率殘部進入荒山野嶺,處境十分困難。楊嗣昌也認為張獻忠的徹底失敗,已是指日可待。    
    不過,朝廷諸將帥之間的不和及內耗,再次幫助張獻忠渡過了難關。    
    楊嗣昌赴任之初,就重用左良玉,而左良玉在屢立戰功後,卻驕傲起來,漸漸地不把楊嗣昌放在眼裡。於是,楊嗣昌想起用陝西總兵賀人龍,並與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商量,不過後來又認為臨陣易將,為兵家所忌,便又改變了主意。楊嗣昌的做法,既得罪了左良玉,又引起了賀人龍的不滿。兩位大將與總督之間便漸漸失和,追剿之事也就受到了影響。    
    張獻忠正好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躲過官兵追捕,於七月份到達巫巴深處的興山縣(今湖北興山)之北的白羊山,與剛被官兵大敗的羅汝才會合。二人一合計,決定避開官兵主力,向四川進發,打楊嗣昌一個措手不及。    
    張獻忠、羅汝才攻入四川,粉碎了楊嗣昌把農民軍圍剿在湖、川、陝三省交界的企圖。楊嗣昌急令各方將領堵截,他本人也於八月移營入川,指揮作戰。    
    由於四川方面十分腐敗,川軍也毫無戰鬥力,所以張獻忠、羅汝才入川岳打得相當順手。    
    張、羅先是在觀音巖大敗邵仲光,撕開缺口,然後進逼到久昌(在巫山之北)。四川巡撫邵捷春率兵在此駐守,張、羅便繞過欠昌,向開縣、梁山(今梁平)、新寧(今開江)方向挺進。在達縣遇阻後,又轉攻夫昌、大寧(今巫溪),然後再向西衝殺,由達縣攻到巴州(今巴中)、廣元、昭化,再攻劍州(今劍閣)。稍作停頓後,張獻忠、羅汝才放棄入陝的打算,再南攻梓潼,到十月下旬攻至綿州(今綿陽)    
    楊嗣昌率部緊追,於十月二十四日左右趕到梁山,然後經大竹、廣安、岳池,到達順慶(今南充),沿途吃盡苦頭。劍州、梓潼之敗傳報來後,楊嗣昌對四川將領及入川參戰的客將進行了參劾和懲治。四川巡撫邵捷春被革職,後被處死,其職由監軍道廖大亨接任。陝西總督鄭崇儉也因增援不力而被革職,由丁啟睿接任。其他被參懲處的將官也有不少。    
    楊嗣昌和監軍萬元吉見四川的仗打成這樣,便又對前線將領進行了人事變動,提拔猛如虎為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節制、協調各鎮官兵,追殺張獻忠和羅汝才。    
    十一月,楊嗣昌移營重慶。    
    與此同時,農民軍則又攻下成都之北的什邡,接著南下,過漢州(今廣漢)、金堂,從成都之東直下簡州(簡陽)、資陽,再東折至安岳。 「以走致敵」,避實擊虛的張獻忠、羅汝才,至此終於找到了絕好的戰機。    
    十二月初,張獻忠、羅汝才連破隆昌、瀘州,接著沿長江之北西克南溪,轉而北上攻克榮縣,圍井研,克仁壽,於中旬突至成都城下。成都危在旦夕。然而,張、羅卻棄城不攻,突然北上,再破德陽,並繼續北上,於昭化境內渡過嘉陵江,智取巴州(今巴中)。至此,張獻忠、羅汝才已取得了主動權。    
    此時張、羅二人的意圖已十分明顯。他們成功地把楊嗣昌及其主力調入川中,然後擺脫官軍,乘機重返防守空虛的湖廣。張獻忠受撫谷城期間,曾研讀過孫、吳兵法,此番用於實戰,看來效果不錯。    
    楊嗣昌當然也讀過兵法,看得出張、羅的意圖。所以,當張、羅於崇禎十四年正月初自巴州起營,攻下通江,進至達州,焚斷驛捨700里時,東進湖廣的意圖已被楊嗣昌察覺。楊嗣昌深知湖廣空虛,張、羅如一入湖廣,則不可收拾,因此急令堵截。可是,賀人龍率秦兵留駐廣元,拒不出擊。而左良玉則在楊嗣昌的9次檄調下,才勉強入川堵截。最出力的仍是猛如虎。    
    


第七章 深谷寒風楊嗣昌督師(2)

    猛如虎於正月十三日在開縣黃侯城(一說黃陵域)趕上了張獻忠、羅汝才部。當時官軍已連追40日,十分疲勞,諸將請求休整一天後再戰。猛如虎和參將劉士傑卻生怕張獻忠逃脫,立即率部攻擊。由於孤軍追敵,沒有友鄰部隊協調,猛如虎被張獻忠切斷退路,圍住痛擊。結果劉士傑戰死,猛如虎的兒子、侄子自殺,部隊損失大半。最後猛如虎僅與中軍馬智率殘部千餘人逸出重圍。    
    猛如虎經此一擊,已是元氣大傷,無力再戰。而奉檄入川的左良玉,卻在此關鍵時刻,竟率部退入陝西興安地區。如此一來,四川東出湖廣之路,門戶洞開。    
    由於張獻忠行兵神速,且沿途焚燒驛站,大殺傳報塘卒,楊嗣昌已無法迅速掌握川東的戰況,湖廣方面更是消息不通。當張獻忠、羅汝才自夔門(今奉節)突然東入湖廣,並於月底攻克興山、進逼當陽時,湖廣方面尚不知黃侯城之戰和張獻忠東下的消息。鄖陽巡撫袁繼鹹聞警急忙派兵前來防守。    
    張獻忠此時已偵知襄陽空虛,決定長途奔襲襄陽。他留下羅汝才與湖廣兵周旋,自己率精銳輕騎,急行軍直奔襄陽而去。    
    張獻忠真是運氣絕佳。在途中,他正巧遇上楊嗣昌的信使,繳獲兵符。於是,張獻忠靈機一動,派部將李定國(一說是劉興秀)率20餘騎扮作官兵,夜叩襄陽城。鄖襄道張克儉驗過兵符後,放其入城,安排其住在承天寺。二月初四日夜半,這20餘人放火為號,與預先潛伏在城中的人員一起,趁亂襲擊官軍,弄得城中一片混亂。至天明,張獻忠已率主力趕至城下,不費吹灰之力便殺入城中。襄陽城淪陷。    
    襄陽城是湖北重鎮,兵家必爭之地,此次竟被張獻忠如此輕易得手,朝廷損失慘重,湖廣戰局也由此發生了逆變。    
    張獻忠攻下襄陽後,十分高興。他不僅救出了自己的軍師潘獨鰲及自己的7個妻妾,而且竟逮住了襄王朱翊銘、貴陽王朱常法,還得了不少銀子。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鄺日廣、知縣李大覺等也被殺死。美中不足的是竟讓襄陽知府王承恩帶著福清王逃脫了。    
    據說張獻忠當時端坐在襄王府殿上,對被捆綁在殿下的襄王朱翊銘敬酒道:我打算借用你頭,讓楊嗣昌以失陷王藩之罪伏法,你努力喝下此酒。隨後他下令處死襄王,縱火焚屍。貴陽王接著也被處死。    
    當時左良玉諸營的家族就住在襄陽對面的樊城。襄陽失守後,樊城便切斷漢水上的浮橋,希望能自保。張獻忠哪裡能輕易放過,便率兵渡江,攻破樊城,報了左良玉俘其妻妾之仇。左良玉在張獻忠出川時,避而不戰,樊城之破,也算是個報應。    
    張獻忠攻破襄陽,標誌著楊嗣昌的死期已到。楊嗣昌獲知張、羅出川後,火速趕赴湖廣。此時他尚不知襄陽已破,更不知在此以前李自成已攻破洛陽。等他到達夷陵(今湖北宜昌)時,敗報傳來。楊嗣昌驚恐之下,已不能進食,到荊州沙市時,病情加重,已不能行,便在徐園住下。    
    此時的楊嗣昌,心如刀絞,已知死期將至。他在給湖廣巡撫宋一鶴的信中寫道:「天降奇禍,突中襄藩。僕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徐園。也有人說他是服毒自殺的。不過他的兒子事後卻極力辯稱是病死,而非自殺。想來病死也有可能,因為楊嗣昌一向責任心很重,自負且很重面子,遇此大難,病重猝死並非沒有可能。    
    不過,無論是自殺還是病死,楊嗣昌之死也實在令人感慨。他當時才50出頭,正是壯年,位極人臣,不想頃刻之間卻落此下場。再聯想其父楊鶴也因剿撫獲罪而客死他鄉的慘狀,更是令人同情。    
    接替楊嗣昌的是丁啟睿。    
    丁啟睿,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本是文職。崇禎十一年(1638),他代孫傳庭任陝西巡撫。兩年後,因楊嗣昌極力舉薦,丁啟睿接替鄭崇儉出任陝西總督。從其經歷來看,丁啟睿本沒有多大資格接替楊嗣昌。不過,崇禎帝當時也實在找不到合適人選,倉促下便命丁啟睿為兵部尚書,改任督師,總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諸軍,仍兼陝西三邊總督,賜尚方劍和督師印。    
    丁啟睿名為督師,其實並無多少實力。楊嗣昌給他留下約3萬兵力,其中左良玉佔大部,另有川兵、土司兵若干。他從陝西帶出來約1萬兵人,包括賀人龍、李國奇所部6千人,寧夏兵2千人,三邊兵2千。靠這點本錢去與河南的李自成拚殺,他也自知不是對手,於是他便去找張獻忠。    
    丁啟睿在東出潼關後,便從河南進入湖廣,並試圖經承天(今湖北鍾祥)赴荊州原楊嗣昌軍中。湖廣巡撫汪承詔認為,賊寇主力在河南,且荊襄一帶也已息警,就不必再去了。他還下令把漢水沿岸的舟船藏匿起來,不讓丁啟睿渡漢水,弄得丁啟睿5天不得過漢水,只得轉向河南鄧州(今鄧縣)。但鄧州城門緊閉,不讓進城,丁啟睿只得又赴內鄉。內鄉怕其騷擾地方,竟下令市民不准向城外官軍售米賣糧。丁啟睿被搞得狼狽之極,其部下也是饑疾交加。當時李自成部正在豫西,軍勢大盛,丁啟睿自然不敢前往。當他得知張獻忠在豫東南一帶活動時,便靈機一動,率部前往。用他的話說,就是皇帝命我剿豫賊,此亦豫賊也。    
    張獻忠此時也確實是勢弱可欺。他攻佔襄陽後,因懼左良玉,便急渡漢水而東,攻佔河南光川(今潢川),並於四月又回湖廣境內,攻佔隨州(今隨縣)。五月,張、羅又率部攻打南陽,未下,轉而攻打信陽、泌陽。此時丁啟睿急令左良玉入豫追剿,張獻忠卻乘湖廣空虛,轉而西進,於七月打下了鄖西縣城。不過,羅汝才卻沒有跟隨前往,據說是與張獻忠鬧了矛盾,改投李自成了。羅汝才一走,張獻忠頓感勢單力薄。    
    八月,當張獻忠又回到河南信陽時,正好被左良玉部截住,雙方展開一場惡戰。當時左良玉心中正憋著一肚子氣。因襄陽被張獻忠攻陷,左良玉被削職留任,臉上無光,自然耿耿於懷。而左良玉部下諸將,因住在樊城的家族被張獻忠屠殺,更是對他恨得咬牙切齒。此番咬往張獻忠,真是個個拚命,竟把張獻忠殺得大敗。此役張獻忠失去了悍將沙頭目,部下被俘殺者數萬,馬匹也丟了1萬多匹。他自己也受了傷。    
    遭此重擊的張獻忠,急忙逃入山中,間道西進至鄖陽,各處官兵則是窮追猛打,左良玉也率部趕赴鄖陽。張獻忠見無法立足,又率殘部2千人逃向河南南陽,左良玉則緊追不放,處境相當危險。不過,張獻忠仍憑其經驗和機智,僥倖走脫,逃過劫難。    
    據說張獻忠曾想投靠李自成,見面後,李自成要他做自己的部將。張獻忠卻不肯屈居李自成之下,當年李自成落難時,據說也曾試圖投靠張獻忠,不過沒有成功。此時見張獻忠如此態度,李自成一怒之下,便起了殺心。幸虧羅汝才出面勸說,李自成才放他一馬,贈他500騎,令他東進與革、左五營會合。    
    此說之真假已很難斷定。不過從後面的情形來看,張獻忠確實在信陽大敗後,經河南東進安徽,與革、左五營時合時散,共同作戰。崇禎十五年(1642),張獻忠率部轉戰安徽一帶,利用朝廷與李自成大戰中原的有利時機,積極恢復力量,以圖東山再起。    
    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張獻忠攻下了舒城。攻下舒城後,張獻忠痛定思痛,做事有了一些新思路,並做了幾件破天荒的事情。如他改舒城為得勝州,召集農民回鄉割麥子。三河寨的農民殺豬宰羊迎接他,他竟也知道回贈8頭牛、50兩白銀。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竟在舒城設起「六部」來。他任命曾做過太僕寺卿的濮中玉做禮部尚書,自己則兼吏、刑尚書,戶、兵、工3部也任命了官員。    
    這些舉措,與張獻忠先前的做法相比,可以說有天壤之別。在此以前,張獻忠絕對是流寇做法,攻一城則棄一城,經常是大肆殺戮。他打仗也主要是靠金帛、良馬、美女。每次開戰時,必以此來激勵士氣。他自己在這方面也身體力行,竟擁有9個妻妾。    
    張獻忠的改弦易轍,十分有利於其發展。至五月,他攻克重鎮廬州(今合肥)。六月,攻克廬江,並在巢湖操練起水軍,揚言要打蕪湖。七月,於六安擊敗黃得功、劉良佐部,令江南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鄧二陽因此被革職。    
    不久,革、左五營向河南進發,投靠李自成、羅汝才。張獻忠既不願前往河南,也不能在安徽獨撐局面,便想西進湖廣,並預先派其軍師潘獨鰲潛入武昌,瞭解敵情。九月底,張獻忠率部向湖廣、安徽交界的安慶府西部進發。十月,在試攻湖廣黃梅失敗後,張獻忠便率部退至潛山天堂寨一帶,恃險自保。而在武昌的潘獨鰲也被擒殺,張獻忠失掉了一位得力干將。    
    在潛山天堂寨紮營不久,張獻忠遭到黃得功、劉良佐所率官兵偷襲,又吃了一次大虧。不過張獻忠實力尚存。他先率部退入湖廣的薪水(今浠水)境內,後又突入安徽境內,先攻桐城,再陷無為,轉而又殺向兩省交界,攻擊太湖、黃梅,然後借李自成攻擊湖廣之勢,於崇禎十六年(1643)春向西猛攻,終於在此年五月攻下湖廣省會武昌,建立大西政權。    
    不過這是後話。此處先要敘述李自成部的有關情況。此時的李自成,已是名聲大震,並把中原攪得天翻地覆。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東山再起(1)

    李自成在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被洪承疇大敗於陝南後,便率殘部退入陝西、四川、湖廣3省交界的大山之中。    
    也是李自成命大!當時追剿他的陝西巡撫孫傳庭、總督洪承疇,先後被朝廷火速檄調至京師附近,抗擊入侵的清兵。而張獻忠、羅汝才在湖廣、河南等地的衝殺,也吸引了朝廷的主要兵力。李自成居然因此而躲過了大劫。    
    一時間,李自成似乎消失了。甚至到處盛傳著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事實上,李自成並沒有消失!他艱難地挺了過來,並且保留了幾十名骨幹分子,終於等到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躲在山中的李自成到底幹了些什麼,至今仍是謎。有關的傳言也很多。有人說他在走投無路之下,幾次想出山投降,甚至還想到過自殺。細想起來,這不是沒有可能。不過,他終究還是挺了過來,儘管我們尚不太清楚他是怎樣挺過來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們不僅弄不清李自成躲在深山時幹了些什麼,而且也不太弄得清李自成是如何從山中復出,復出後又是如何一下子變得如此厲害的。    
    一般都認為,李自成是在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張獻忠谷城再反後走出深山老林的。出山之後的李自成,不斷召集舊部,擴充隊伍,力量漸漸恢復。    
    李自成是在崇禎十三年(1640)夏季進入河南後才大出風頭的。那麼,他在復出後的一年多中到底在哪裡活動呢?具體的說法就很多了。    
    一種說法是,李自成的活動引起了陝西總督鄭崇儉的注意。鄭崇儉發兵圍剿,並予以重創,但最終還是讓李自成逃脫,進入湖廣鄖陽地區。不過到了鄖陽地區後,李自成又被楊嗣昌大敗過一次,李自成急得差點自殺。最後,李自成才由鄖陽走河南。    
    其他的說法則有所不同。    
    不過,可基本肯定的是,李自成復出後肯定到達過鄖陽地區。潛伏在3省交界大山中的李自成,在復出後由於受陝西方面的壓力,開始向鄖陽方向移動,與張獻忠、羅汝才諸部靠攏。不過,當時鄖陽地區已是重兵雲集,李自成可能在受到重創後,開始向河南方向挺進。這一方向是有利的,因為入川的張、羅吸引了大部官軍主力,李自成逆向而行正好可以避其鋒芒。另外,崇禎十三年河南的形勢也十分有利於發展。六、七月間,李自成率部從湖廣鄖陽地區房縣出發,取道陝西的平利、洵陽(今旬陽)、商州(今商縣),進入了河南的內鄉、淅川一帶。對李自成的入豫路線,至今還有爭論。不過,李自成確實在這年的十月份出現在河南內鄉、淅川地區,而且其部眾也一下子成了數萬,勢力大增。    
    李自成進入河南這步棋,算是走對了。崇禎十三年,全國普遍發生大災荒,而河南就是災情最嚴重的地區。連年的大旱、蝗災以及戰亂,已把河南搞得赤地千里。而朝廷仍不斷增加負擔,逼得百姓幾乎活不下去,紛紛揭竿而起。    
    崇禎十二、十三年河南的情形,就像天啟末、崇禎初的陝北一樣,人人思亂,已處於失控的邊緣。    
    而中原亂,天下必亂!    
    李自成進入河南後,迅速與當地亂民結合,勢力急劇膨脹。在當時的河南,依李自成的經歷、才能和號召力,是不難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面的。    
    十月,李自成率兵北上,與河南饑民土寇一斗谷、瓦罐子等會合,人數激增到數萬人。    
    十二月,李自成連破汝州府魯山、郟縣、伊陽(今汝陽)3縣,然後進入河南府,連下宜陽、永寧(今洛寧)、偃師、靈寶、新安等縣,形勢十分有利。    
    李自成這次復出河南後,有許多做法是與原先不同的。首先,他一改先前不分青紅皂白,動輒殺戮的流寇習慣,只殺官員權貴,不殺貧苦百姓。如攻破宜陽時,他不殺平民,只殺官員。攻破永寧,他把萬安王朱采和地主豪紳100餘人,帶到縣西關過堂審訊,然後處死。這些做法表明李自成已開始注意收攏人心。其次,李自成開始收羅、重用知識分子,充當自己的謀士。其中最重要的是牛金星和宋獻策。    
    牛金星是河南汝州府寶豐縣(一說河南府盧氏縣)人,天啟年間曾中過舉人,後又因故被革去。牛金星雖是文士,但為人慷慨不羈,頗通天文地理,喜讀孫、吳兵法,與一般的文人本就不同。據說他素與姻親王鄉紳不合,兒媳死後,被王鄉紳唆使知縣把他關進監獄,他還不知其因。當他逃出監獄後,無處可去,便投了李自成,很受器用,成了主要謀士。泥腿子出身的李自成,後來能做到有聲有色,頗成樣子,是與這位謀士很有關係的。    
    宋獻策的情況則比較複雜。他的籍貫至今不清楚,一般說他是河南永城人。他本是一位以算命占卦為生的江湖藝人。當他見到李自成時,便獻上「十八子主神器」這一讖語。「十八子」便是「李」字,此語就是李姓能得天下之意。這句話本已流傳很廣,此次被宋獻策巧妙利用而獻李自成,李自成聽了大喜,竟尊他為軍師。不過,這位軍師在後來的「神機妙算」,大多仍是用算命占卦之類的辦法進行,並不見得有多少高超。而李自成卻對他十分信任,留其在身邊,諸事都要請他算一卦。    
    除牛金星、宋獻策外,盛傳李自成身邊還有一位傳奇式人物李巖。李巖據說是河南杞縣原兵部尚書李精白的公子,文武雙全。因受人陷害,李巖投靠了李自成,成為重要謀士,為李自成做了許多事。以至於有不少人認為,李自成之興,是因為用了李巖,而李自成之亡,也是因為殺了李巖。而李巖與紅娘子的故事,更是被傳揚得家喻戶曉。不過,李巖是否真有其人,值得懷疑。李巖很有可能是個虛擬的人物,至少他不是李精白的兒子,因為李精白的兩個兒子,一個早亡,另一個則是專以農民軍為敵,根本與李巖對不上號。    
    牛金星、宋獻策等知識分子的加入,使李自成的檔次大為提高。他原先的部下,絕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民,經過數年造反的磨練,也至多是武夫。靠這些人衝鋒陷陣尚可,得天下則難。牛金星之流的加入,則大大加強了李自成的力量。從此以後,李自成的絕大多數的舉措,就頗有爭天下的味道,很是上路子了。其中攻打洛陽就是一件大手筆。    
    李自成在崇禎十三年底掃清洛陽周圍的據點後,便盯住了洛陽。    
    洛陽是豫西乃至中原的重鎮,其地位非同小可。以前農民軍屢次在河南過境,但從沒有哪一路首領動過洛陽的念頭,甚至往往是繞開它走。現在李自成終於有了攻打洛陽的實力。    
    當時洛陽城中,住著一位十分顯赫的人物,那就是福王朱常洵。福王是萬曆帝與其寵妃鄭貴妃所生,從小深得萬曆帝的寵愛。據說萬曆帝一直有立他做太子的想法,為此曾引起數十年的國本之爭,弄得朝廷元氣大傷。最後萬曆帝雖仍立了那位呆拙而又短命的長子朱常洛(即泰昌帝),卻在其他方面給予福王以巨大的補償。福王府是明末最富有、最顯赫的藩王府。福王府裡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河南,已成了眾矢之的,令人眼紅。    
    李自成決心攻打洛陽城,自然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原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當時正閒居在家鄉洛陽。他十分瞭解局勢的嚴重性,一面急請河南巡撫李仙鳳火速增援,一面請求福王拿出些錢來,解決糧餉,激勵士氣。可是,惜財如命的福王卻不肯出錢救急。福王的這種態度,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因為事情明擺著,李自成如果進了城,第一個開刀的必然是福王府,到時候別說是錢財保不住,就連性命也得搭上。不久前,宜陽、永寧兩城的宗室鄉紳,就是因為一錢不捨,最終被李自成破城而遭滅頂之災。對這些情況,福王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當時洛陽的防守,十分空虛。原駐人馬,根本無法組織防守。城破前,雖有總兵王紹禹率副將羅泰、劉有義進城協防,但這裡的士兵長期缺餉,軍心很是不穩。福王當時不肯讓這些士卒進城,但沒有辦法阻止,只得出3千兩白銀犒軍。沒想到王紹禹獨吞此錢,引起不滿,羅泰、劉有義竟率部叛投李自成。    
    十九日,李自成部抵達洛陽北門,開始攻城。叛將羅泰用他帶去的火炮轟城,洛陽一片混亂。福王這下子有點慌了,於次日再次出錢募兵守城,但局勢已經失控。王紹禹的士兵竟然與城下的農民軍談笑風聲,並於半夜發動了兵變。叛亂士兵用刀架住河南分守道王胤昌索餉,王紹禹勸阻無效,根本彈壓不住。最後,叛卒殺人放火,打開北門,農民軍乘機一擁而入,於二十一日清晨全部佔領洛陽。    
    福王帶著他的兒子朱由崧匆匆逃出皇宮,躲入迎恩寺。體重300餘斤的福王實在是行動不便,最終被農民軍抓獲。其子朱由崧卻伺機逃脫,倖免於難。不過他走得也很狼狽,據說他那華麗的衣服,被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剝得精光,只得裸身而逃。也虧得他走得及時,不僅保住了性命,而且到崇禎帝死後還在南京做了些日子的皇帝(弘光帝)。    
    在農民軍向李自成獻俘時,福王遇到了呂維祺。福王像是見到了救命稻草,忙對呂維祺大喊道:呂先生救我!呂維祺回答說:我自己也是危在頃刻。不過呂維祺也真是個大忠臣,到了這種時候仍不忘提醒福王:你好歹也是當朝皇帝的親叔叔,不要忘了身份而過分出醜。    
    可惜的是,福王卻沒有做到這點。他自小嬌生慣養,哪裡見過這種場面,受過此般委屈。當他一見李自成時,便呈恐懼之態,跪下磕頭求饒。李自成哪裡會饒他?在威風凜凜地把他痛罵一頓後,李自成先令人打他40大板,然後斬首示眾。據說福王最後被砍成碎片,與鹿肉同煮被吃,成了「福祿宴」的原料。    
    不知萬曆帝地下有靈否?當初他對福王百般寵愛,無所不至時,是否能想到他本人正在親手為愛子埋下禍根?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呂維祺倒是錚錚鐵骨!李自成問他道:    
    呂尚書,你今日請兵,明日請餉,要殺我們這些人,現在該怎麼辦呢?    
    呂維祺答道:我身為兵部尚書,自恨無兵可殺你們,現在惟有一死!    
    李自成倒很坦然。他說道:兵部尚書是國之大臣,按情理也應當死。最後,呂維祺被處死。    
    李自成攻佔洛陽,真是見了大世面。從前他雖也打下過不少城鎮,但都是些小縣城,沒法與洛陽比。他沒收了福王府中的大量財產,並把其中的一部分轉移到山區。留下的那些,則任命一位洛陽書辦為副將負責看守,作為募兵防城之用。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東山再起(2)

    他還開倉濟貧,大造聲勢,籠絡人心,一時名震中原。不久中原便開始流傳這樣的歌謠:    
    朝求升,暮求合,    
    近來貧漢難存活。    
    早早開門拜闖王,    
    管教大小都歡悅。    
    吃他糧,穿他娘,    
    吃著不盡有闖王。    
    不當差,不納糧。    
    正當李自成為攻佔洛陽而興高采烈時,崇禎帝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洛陽失守、福王被殺的消息傳來,崇禎帝大為震驚。在召見閣臣、禮、兵部臣及科臣時,崇禎帝竟失聲痛哭:「朕不能保一叔父!」但崇禎帝除了重懲失職官員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在河南的李自成,卻是越打越順手。在攻下洛陽後,他竟又打起了開封的主意。不過,開封畢竟不是洛陽,李自成不僅沒有得手,反而吃了點虧。    
    李自成攻佔洛陽後,並沒有久占的打算。大概是他覺得此時還不具備足夠的實力。於是,他兒戲般地任命一些官員,讓他們守洛陽,自己卻率部退出洛陽。河南巡撫李仙風偵知洛陽已空,便率兵自開封攻佔洛陽。最後,總兵王紹禹被逮捕,送京師凌遲處死。其他失城官員也被懲處。    
    李自成退出洛陽後,獲悉開封空虛,便急率精兵3千、部卒3萬,強行軍3日,於二月十二日抵達開封,隨即展開攻城之役。    
    開封是一個古都,其地位甚至超過洛陽。明初朱元璋一度曾把它作為北京,後雖罷京置府,但仍是明代中原重鎮,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開封城牆也厚達5丈,十分牢固。    
    李自成的到來,令開封城中一片恐慌。洛陽被攻陷後的慘狀,更是令城中達官貴人不寒而慄。不過,與洛陽不同的是,此時的開封城內,卻能在大敵當前之際,同仇敵愾,堅決死守。    
    負責守城的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動員一切可動員的力量,堅決死守待援。    
    住在開封城中的周王朱恭枵,也出其庫銀50萬兩,立下賞格:民間有能出城斬敵1名者,賞銀50兩,射殺1名者賞銀30兩,射傷或用磚石擊傷1名者賞銀10兩。官兵戰死者或重傷者也賞50兩,輕傷者25兩。周王還出資購來米麥,支鍋做飯,送上城頭。這些做法,大大激勵了守城者。    
    同時,河南巡撫李仙風督游擊高謙率兵馳援開封。陳永福則在赴洛陽途中折回,兼程兩晝夜趕回開封,入城參戰。據說左良玉、保定總督楊文岳也各率所部飛馳援汴。    
    李自成沒想到開封竟是塊如此難啃的骨頭,猛攻數日卻沒撈到絲毫便宜。十七日,李自成親臨前沿陣地,察看形勢,未料到被城上守軍認出,一箭飛來,正中其左眼,大傷元氣。於是他下令撤退,第一次進攻開封到此結束。    
    李自成的左眼,從此失明(也有記載說李自成左眼是在第二次攻開封時受傷的,而且也沒有失明)。他對開封城,從此也懷有刻骨仇恨。後來,他捲土重來,二攻、三攻開封城,開封城最終葬身魚腹。    
    李自成自開封撤圍後,向豫西轉移,退入山中。此年七月,羅汝才因與張獻忠不和,前來與李自成合營,李自成實力大增。羅汝才比李自成年齡大,資歷亦很老,此時卻待李自成以兄長之禮,以示尊重。不過,兩人關係基本上仍是傳統上的聯營,李自成並非絕對領導。    
    李、羅合營,由豫西唐縣進入湖廣棗陽,準備攻擊承天(今湖北鍾祥),但不久便放棄原計劃,復入河南信陽,進入豫西南一帶。至九月初,李、羅又開始反擊,首先擊敗了陝西總督傅宗龍。    
    傅宗龍是在洛陽、襄陽失守後被重新起用的。楊嗣昌自殺後,崇禎帝任命陝西總督丁啟睿出任督師,仍兼陝西總督。但丁啟睿兵力不足,不敢與李自成對殺。崇禎帝無奈之下,起用了關在獄中的原兵部尚書傅宗龍,令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任陝西總督。    
    傅宗龍出名很早。他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進士,昆陽人。在天啟年間,他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成功地平息了貴州安邦彥叛亂,穩住了西南。崇禎三年(1630),傅宗龍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出任薊遼、保定總督,但不久即被解職,賦閒家中。直至崇禎十年(1637),在楊嗣昌的極力推薦下,傅宗龍才被重新起用為四川巡撫,收拾四川殘局。崇禎十二年(1639),傅宗龍被召赴京,出任兵部尚書,但因與崇禎帝不合,幾個月後便被解職逮捕。至此,崇禎帝才想起了他,急令起用。與此同時,崇禎帝還命保定總督楊文岳、總兵虎大威率兵2萬進入河南。河南巡撫李仙風不久被解職,畏罪自殺,河南巡撫一職由守衛開封而名聲大震的高名衡升任。    
    傅宗龍此次赴任,注定是凶多吉少。他本人幾起幾落,無辜坐牢,至此已是志氣沮喪;部曲離散,已非當年可比。他雖為陝西總督,而實際上陝西已無兵可帶。先是洪承疇、孫傳庭帶走陝兵精銳,赴京畿入衛,後是丁啟睿帶走了1萬人,陝西兵力幾乎全部調空,陝西巡撫汪喬年幾乎就是光桿司令。另外,陝西經多年的天災人禍,至此也是赤地千里,一片凋敝。在這種情況下去做陝西總督,傅宗龍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傅宗龍入潼關後,朝廷把在河南作戰的李國奇、賀八龍交他指揮,同時又遣保定總督楊文岳率總兵虎大威,與他會師。於是傅宗龍領兵2萬出潼關,陝西巡撫汪喬年為其送行,兩人相泣而行,握手欷歔,猶如訣別。沒想到這真成了最後的死別。    
    傅宗龍領兵出關後,獲知李自成、羅汝才圖謀湖廣承天,便火速趕赴承天佈防。李自成得知後,便虛晃一槍,自棗陽取道應山再入河南。傅宗龍認為李、羅膽怯,便率部猛追,並於九月四日抵達河南新蔡,與楊文岳合兵,共有4萬兵力。次日,傅、楊兩人率兵渡河,北上項城(在今項城境內)。李、羅見狀,便出偏師佯攻汝寧府城(今河南汝陽),而主力部隊則設伏於樹林之中,等待傅宗龍的官軍。    
    傅宗龍、楊文岳果真中計上當。大隊官兵行至孟家莊(今平輿境內)時,竟以為農民軍主力已西進,便於此安營休息。農民軍乘機發動突襲,官軍慌忙集結,倉促應戰。在此關鍵時刻,賀人龍、虎大威、李國奇三將竟率部向沈丘(今沈丘境內)退卻,撤出了戰場。傅宗龍、楊文岳兩總督及其直隸標營,至此卻已無法脫身,被合入重圍。楊文岳於當夜成功突圍。最後只剩下傅宗龍一人及其標營被圍。    
    傅宗龍急令部下就地抵抗,同時命賀人龍、李國奇火速救援。賀、李卻以種種借口拒絕救援。傅宗龍於重圍之中,糧彈俱盡,最後竟到了吃死屍的地步。十八日,傅宗龍率殘部6千突圍,農民軍則層層堵截。十九日中午,已接近項城的傅宗龍,終於被農民軍追上俘獲。    
    農民軍押著傅宗龍,來到項城之下,對守城官兵大喊:「我秦督官兵也;請啟門納秦督。」他們試圖騙開城門,相機佔領項城。沒想到傅宗龍突然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也,毋為賊所紿。」    
    農民軍未料到傅宗龍竟會如此,氣急之下,抽刀便砍。傅宗龍被砍倒地,仍破口大罵,最後被割去了耳鼻,悲慘而死。據說崇禎帝獲知後,很是愧疚,恢復了他兵部尚書之職,加太子少保,予以厚葬。    
    城上守兵見狀,立即開炮猛轟,農民軍只得退卻。傅宗龍之死,保住了項城。    
    李、羅此役大勝,不僅繳獲了大量衣甲器械,而且還收降了不少陝西籍兵卒,聲勢大震。他們接連攻下了開封府的商水、扶溝、洧川(在長葛與尉氏之間)、許州(今許昌)、長葛等縣。    
    十月,李、羅圍攻南陽府的葉縣。鎮守葉縣的是原農民軍首領闖塌天,現朝廷北舞渡副將劉國能。李、羅恨其叛降,猛攻葉縣7天,勢在必得。劉國能眼看難以支撐,便一人縋下城牆,去見李、羅。他們原本就是老相識。見面後,劉國能對李、羅說:葉縣之防守都是我一人所為,與百姓無關。現在我也已盡力,不願看到破城之災,所以特來請死!李自成要他投降,他拒絕道:我奉母命歸國,現在母親雖死,我豈能違背!他還說,我的官是天子親授,我當以死相報!說後,他便拔劍自刎。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東山再起(3)

    劉國能的這種態度,在農民軍首領中是少有的。投降朝廷後,能做到言行如一的,也只有劉國能等極少數幾位。    
    十一月初,李自成、羅汝才又率兵攻下南陽府城。南陽守將猛如虎率兵堅決抵抗,戰鬥異常激烈。城破之後,雙方又進行了巷戰。最後猛如虎、劉如祚等一大批文武官員被殺。唐王朱聿鏌也被處死。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攻下襄城。襄城守將李萬慶,原為陝北農民軍著名首領之一,外號射塌天,此次也步劉國能後塵,堅決抵抗,最後城破,不屈不降,被處死。    
    襄城被攻克前後,李、羅所部又連下鎮平、新野、唐縣、泌陽(以上屬南陽府)、汝州(今臨汝)、許州(今許昌)、禹州(今禹縣)、新鄭、鄢陵、尉氏、通許、陳留等地。十二月二十二日,李、羅再次抵達開封城下,開始了二攻開封之役。    
    李自成、羅汝才此次攻城,勢在必得,其攻勢一潮高過一潮,而其攻城手段也是空前之高。沒料到河南巡撫高名衡、周王朱恭枵等,也是拚死反擊,成功地敵住了李自成的猛攻。雙方激戰了20天,損失慘重,卻不分勝負。李、羅在無奈之中,審時度勢,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主動撤圍,轉攻偃城,二攻開封之役到此結束。    
    李自成、羅汝才雖沒打下開封,不久卻在襄城打了個大勝仗,處死了陝西總督汪喬年。    
    汪喬年本是陝西巡撫,傅宗龍死後,他被提升為陝西總督。當汪喬年得知傅宗龍死訊後,大哭不已,長歎道:「傅公死,討賊無人矣。」沒想到朝廷竟讓他接下傅宗龍之職。汪喬年深知自己凶多吉少。他說:寇勢方張,我卻兵疲餉乏,我出關剿寇,無疑是以肉喂虎。但又不可不去,以持中原之心!他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崇禎十五年(1642)春,汪喬年率領經七拼八湊而得的3萬兵卒,東出潼關。當時李自成正在圍攻偃城,汪喬年自知難與其爭鋒,便轉而改走郟縣赴李自成老營所在地附近的襄城,攻其必救。襄城紳士於二月初領汪喬年進入襄城,汪喬年隨即佈防。    
    李自成得知汪喬年進駐襄城,果然領兵自偃城直逼襄城。李自成與汪喬年之間有一筆私仇,因為汪喬年掘了李自成的祖墳。據說汪喬年出關之前,深感李自成氣候已成,已非一般草寇,便出奇招,密令米脂知縣邊大綬掘其祖墳,壞其風水,糟踏屍骨。他們還於墳中捉到一條小蛇。汪喬年如獲至寶,認為此蛇是即將化龍之靈物,一時間此事被大肆鋪張渲染。在出關之前,汪喬年在西安設壇誓師,斬蛇以徇,搞得很像回事。不知李自成後來登基不久即遭敗亡,是否與此蛇有關?    
    李自成此番得知仇人已至襄城,分外眼紅。二月十三日,李自成部擊殺總兵張國欽於襄城之東。賀人龍等不戰而走,逃回陝西。更可氣的是,原被李自成困於偃城的左良玉,竟也棄汪喬年不顧,率部東走。汪喬年至此已是甕中之鱉了。    
    十七日,李自成攻克襄城。汪喬年等被俘,最後經李自成親自審判後被殺。其死狀十分慘烈,據說先是舌頭被割,最後被凌遲活剮。李自成終於報了深仇大恨。    
    李自成、羅汝才乘勝進軍,連克西華、陳州(今淮陽)、太康,並殺入歸德府(今商丘),攻克睢州(今睢縣)、寧陵、考城、歸德、彰德等州縣,並與另一支義軍即以袁時中為首的小袁營會合。四月中旬,李自成、羅汝才攻佔了杞縣,並於五月初又回到了開封城下,開始第三次圍攻開封。    
    李自成此次攻城,採取圍而不攻之策,試圖把開封城困死。    
    開封城中,高名衡等故伎重演,想盡一切辦法死守待援,居然仍能以孤城一座,敵住李自成、羅汝才的猛攻。    
    朝廷急令督師丁啟睿火速增援。保定總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也奉命前來,一時官兵雲集,號稱18萬,以期與李自成在中原決一死戰。為了使最能打仗的左良玉出死力拚殺,崇禎帝還特地釋放了曾有恩於左良玉的前戶部尚書侯恂,讓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督河南、河北、山東、湖廣諸路援兵。同時,崇禎帝還嚴令接替汪喬年出任陝西總督的孫傳庭出關東援開封。    
    李自成、羅汝才則一面施計令開封城中官兵不敢出城,一面集中優勢兵力,尋機重創增援官兵。    
    於是,雙方在開封之南的朱仙鎮,展開了一場生死決戰。    
    五月十三日,官兵前鋒抵達朱仙鎮,李自成率部迎敵。沒想到官兵主力左良玉部首先撤退,狂奔80里,卻又中埋伏,被農民軍殺得大敗。左良玉僅以身免,逃至襄陽。左良玉一潰,官兵大亂,丁啟睿、楊文岳等隨即潰逃,李自成部猛追四百里,大獲全勝。    
    朱仙鎮之戰,是朝廷的最後一擊。自此以後,朝廷再也無法組織起如此強大的力量,來與李自成決戰。在李自成的強大攻勢下,朝廷幾乎已無招架之力了。    
    李自成、羅汝才在擊潰援兵後,再次圍攻開封。開封城內的官員,見增援無望,便再次徹底動員城內力量,堅決死守。開封推官黃澍在曹門豎起一面大白旗,上書:「汴梁豪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沒過多久,便組織起一支上萬人的隊伍,成為守城的主力。為應付糧荒,開封城中除郡王以上府第外,家家搜糧,戶戶刮銀,以供守城之用。到後來,開封城中已是吃盡了一切能吃的東西,慘烈到人吃人的地步。    
    對開封的被圍,崇禎帝十分著急,下死令要各地進援解圍。可是,無論是陝西總督孫傳庭,還是侯恂,此時都已無力敢與李自成針鋒相對了。    
    孫傳庭本是剿殺陝西農民軍最得力的將領之一。崇禎十一年(1638)夏,即洪承疇大敗李自成前不久,孫傳庭奉命趕赴京畿入衛,抗擊清兵入侵。盧象升戰死後,孫傳庭代任其職,不久卻因與楊嗣昌不和,竟被逮捕下獄。直到十五年(1642)正月,崇禎帝才放出獄,以兵部右侍郎之職總督京營赴開封救援。汪喬年死後,他又接任了陝西總督一職。    
    孫傳庭手下並無多少兵力。赴陝前夕,崇禎帝曾召見孫傳庭,問其需多少兵力才能擊敗李自成。孫傳庭因久居獄中,不知李自成已非昔比,便提出只需精兵5千。可當他路過河南略知敵情後,自覺失算,於四月又向崇禎提出須練兵2萬,請餉200萬。崇禎帝大怒之下,令他領一月餉,出關殺敵。此時孫傳庭哪裡還有實力去與李自成交鋒!更可悲的是,孫傳庭在出關之前,還奉密旨斬掉了陝西大將賀人龍,其罪狀是多次臨陣脫逃。賀人龍與李自成是同鄉,長期與農民軍交鋒,是當時陝西最得力的戰將,號稱賀瘋子。賀人龍被斬,對孫傳庭是一大損失。    
    至於侯恂,更是無兵之帥。朝廷原希望侯恂能調動左良玉部,而左良玉部至此已經潰散,短時難以恢復。其他各部也大致如此。侯恂本人對當時形勢已有清醒的估計,因此他曾上書崇禎帝,要求朝廷放棄中原;而於四周扼守險要,防止形勢進一步惡化。同時,他還正確估計到了農民軍首領之間的矛盾,認為相互火並只是時間問題,朝廷也可伺機利用。    
    然而,崇禎帝哪裡能聽得進去呢?此時的崇禎帝,已是紅了眼的賭徒,一心想去翻本。他一再下令侯恂、孫傳庭、左良玉等反擊。    
    正當崇禎帝與其部臣在討價還價之際,開封終於出了大事!九月十五日,黃河堤岸於朱家寨決口,滾滾黃河水倒灌開封。開封城於頃刻之間成為澤國。    
    那麼,黃河的堤岸,到底是誰扒開的呢?    
    絕大多數人認為,堤岸是守城的官兵扒開的。據說因開封城長期被困,外無援兵,內無糧草,危在旦夕,守城官員十分恐慌。此時有人向巡按御史嚴雲京獻計決河,淹灌農民軍。嚴雲京就與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一起去見周王,最後商定決河。九月十五日,黃澍率兵掘開了朱家寨口的堤岸。依他們的計劃,黃河水可以順城牆分流,淹灌城外的農民軍,不料因城門新塞,土質不堅,洪水反而衝入城中,釀成大禍。    
    但也有人認為李自成是禍首。李自成久攻開封不下,便依開封地勢低、黃河水高之利,決開堤岸,倒灌開封。還有人認為,是官兵先決朱家寨大堤,李自成見狀後,反決馬家口。兩處決堤之黃河水一齊灌入開封。    
    不管是誰決了黃河堤,最後的結果是開封遭受了滅頂之災,一片澤國沒。城中除一小部分官員簇擁周王乘船逃脫外,滿城數十萬百姓盡葬魚腹。李自成方面,據說也有數萬人被漂沒,但絕大部分人因及時轉移到高堤,所以損失不大。    
    開封這個中原古都,至此已是澤國一片,只有鐘鼓二樓、各王府屋脊、相國寺頂、上方寺鐵塔、周王城垣尚孤零零地露出水面。雙方血戰4個月,死爭開封城,結果竟是如此!    
    於朝廷而言,開封被淹,是失去了河南的樞紐腹心、南北咽喉。開封不守則無河南,河南不保則失中原,而中原一失,則河北之咽喉斷,天下形勢由此逆轉。    
    於李自成而言,開封被淹,不僅三攻開封之心血白費,即將到手的熟果頓失,更嚴重的是,他想以開封來爭奪天下的計劃落空了。    
    李自成撤離開封後,率部向豫西進發。因左、革五營也自安徽來合營,李自成的勢力更為壯大,並於十月與陝督孫傳庭打了一仗,大獲全勝。    
    孫傳庭在崇禎帝嚴令之下,於九月率兵進援開封。不料才出潼關,開封已被淹灌。孫傳庭只得改赴南陽。此次出關,孫傳庭以總兵高傑為中軍,並調總兵左勷(左良玉之子)、白廣恩、鄭嘉棟、牛成虎等部參加。    
    李、羅獲知陝兵出關,便率兵迎戰。十月初一日,雙方發生大戰。    
    孫傳庭與李自成等是老對手,熟悉對方手段。他於戰前佈置周密計劃,令牛成虎領兵先戰,誘敵深入,其他各部則設下埋伏,乘機掩殺。開戰後,牛成虎佯敗撤退,李自成部果然中計入伏,被殺得大敗潰退。官兵拚命追殺,卻見沿途甲仗物資很多,便紛紛爭搶,隊形大亂。不料羅汝才正在附近,他見李自成潰敗,而官兵也亂成一團,便突然出擊,打得官兵措手不及,損失慘重。孫傳庭受此重擊,只得退回關內。    
    至此,朝廷在黃河之南,只剩下駐守在汝寧(今汝南)的保定總督楊文岳部尚可一戰了。不過,他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下一個目標。    
    閏十一月初,李自成、羅汝才會合「左革五營」(左金王賀錦、革裡眼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亂世王藺養成、爭世王劉希堯),開始攻打汝寧。    
    汝寧府城是豫東南重地,東可入南直隸安徽地區,南可入湖廣地區。它也是藩王封地,崇王朱由樻就住在這裡。當時負責守城的是保定總督楊文岳,監軍為僉事孔貞會。    
    十三日,李自成等部抵達城下,開始攻城。崇王主張獻城投降,楊文岳等不肯。雙方開始激戰,楊文岳、孔貞會親自登上城頭指揮。第二天,農民軍展開強攻。他們頭頂門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然後架設雲梯、百道登城,終於攻下了汝寧城。    
    楊文岳、孔貞會等全部被俘。楊文岳是個硬骨頭,見了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反而破口大罵。李自成大怒,令人架起大炮,把楊文岳轟成炮灰。崇王朱由樻及其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投降。後來李自成封崇王為襄陽伯,但不久又把他及其家屬全部處死於河南泌陽。    
    李自成攻下汝寧後,已基本上控制了黃河以南的河南地區。此時的李自成,已有爭天下的雄心壯志,其舉措也與從前大不相同。他每攻下一城,便不再放棄,而是設置政權,派遣官吏,儼然與朝廷一般。他還嚴禁搶掠,更不濫殺,公然聲稱: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他的這些做法,大獲民心。    
    李自成等在攻下汝寧後,便乘勝向湖廣進軍。在崇禎十五(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率部連克襄陽、荊門等地。至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又攻克承天、漢陽等地,並又回到襄陽,建立政權。李自成雖未稱帝,但已在為此作準備了。一年之後,李自成果然坐在紫禁城中的龍椅上了。    
    由於遼東的戰事也在同步進行,因此,這裡還得敘述一下明朝與滿清在遼東的戰爭情況。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松錦大敗(1)

    在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禎十二年(1639)三月多爾袞率兵橫掃京畿5個多月、大獲全勝之後,明、清雙方又進入了一個相對僵持階段。明朝為扭轉形勢,全力佈防,而清朝則在積極備戰,伺機發動新的進攻。    
    盧象升死後,朝廷先命從陝西前線趕來的陝西巡撫孫傳庭代督諸鎮援兵,以應付時局。陝西總督洪承疇趕到後,朝廷進行分工。洪承疇任薊遼總督,陝西入援兵馬由其指揮。孫傳庭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    
    孫傳庭為人直爽,敢說敢於,而且在陝西打得也很不錯,於是說話便有些失分寸。當他一趕到京畿前線時,就上書說:「近來疆事決裂,由計劃差謬。事竣,當請決大計。」此言自然得罪了楊嗣昌。楊嗣昌從此對他不滿,並開始羅織罪名進行報復,同時支持洪承疇。可是孫傳庭還是敢說敢講。當楊嗣昌等決定以洪承疇所率陝兵守衛薊遼的計劃時,孫傳庭竟又反對道:    
    「陝西兵不能久留於此!陝西賊未徹底剿滅,陝西兵馬留此不歸,餘賊必會死灰復燃。這是幫了李自成等賊的忙。況且陝籍士卒妻兒俱在陝西,如久留於邊,陝兵必定會嘩變逃歸,甚至從亂。這簡直就是驅逼官兵從賊!」    
    事實上,孫傳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陝西的兵馬不被立即抽空,那麼,中原、湖廣的局勢也不至於會惡化到後來的地步。有人甚至說,如果不是熊文燦力主撫局,姑息養奸;如果不把孫傳庭、洪承疇在大局初定時匆忙抽調出陝西前線,那麼,李自成、張獻忠之亂決不至於弄到後來那種不可收拾的地步!    
    遺憾的是,楊嗣昌根本不理睬孫傳庭的建議。孫傳庭則要求入見皇帝,當面向皇帝匯報。楊嗣昌擔心孫傳庭會在皇帝面前說不利於自己的話,於是堅決反對。孫傳庭在憤恨交加之餘,便以耳聾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楊嗣昌則乘機彈劾孫傳庭托疾。不明緣由的崇禎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孫傳庭削籍為民,同時令人察核孫傳庭是否真的有病。調查者據實稟報,孫傳庭是真聾而非托疾。但先入為主的崇禎帝卻認為其中有詐,竟把調查者和孫傳庭一起逮捕入獄。孫傳庭的被捕,對當時的朝廷來講,真是一大損失!    
    孫傳庭一去,洪承疇自然就成了主持遼東戰事的主帥。崇禎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疇以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的身份,奉命出山海關至中前所,主持遼東戰局。    
    在此以前,朝廷鑒於清兵入侵京畿如入無人之地的窘境,認為不僅應兵多,更應兵精。在楊嗣昌的主持下,朝廷決定抽練各鎮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8鎮,以及薊遼、保定總督所轄之畿輔、山東、河北等共應練兵73萬多名。同時,朝廷還調整地方政府的官員設置,訓練鄉兵。為了練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練餉。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練餉730餘萬兩。    
    這一龐大的計劃,在當時的形勢下,猶如癡人說夢,根本無法真正實施。不過,崇禎帝仍希望這一計劃能給他帶來大批精兵,制虜滅寇,挽回敗局。    
    然而,等到洪承疇出關時,朝廷所練的精兵還不見影子。好在洪承疇久經沙場,籌劃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斬殺總監高起潛的親信千總劉某,雖得罪了高起潛,但倒也整肅了軍紀。他又推薦劉肇基、吳三桂分任都督、都督僉事,其中吳三桂以都督充任遼東總兵,團練寧遠兵馬。    
    就在洪承疇調兵佈防之際,皇太極也在與群臣商討下一步的進攻計劃。經過詳細討論,皇太極最終確定先取錦州、再取山海關、然後直入京畿的戰略。    
    崇禎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極命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八旗右翼主帥,多羅貝勒多鐸為八旗軍左翼主帥,前往距錦州90里處修義州城(今遼寧義縣),駐紮屯田,圍困錦州。四月、五月間,皇太極還兩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極又命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肅親王豪格等率兵前往義州換防。多爾袞、豪格等接防後:除嚴密圍困錦州城外,還攻佔了錦州城西的敵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敵台兩座。    
    錦州城中的駐將是祖大壽。祖大壽是遼東寧遠人,他長期戍守遼東,資歷深厚。在10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戰時,祖大壽曾降過皇太極,不過他又用計脫身,回到了錦州,而且也並沒有像他自己承諾的那樣,為皇太極奪取錦州城,讓皇太極上了一次當。但他的子侄、兄弟,卻有不少在當時就歸順了皇太極,並得以重用。    
    錦州城被圍,自然非同小可。洪承疇急忙率部將曹變蛟、左光考、導科、吳三桂等以馬步兵5萬馳援錦州,在黃土台與清兵激戰,戰敗退還。清兵亦返義州。洪承疇返回寧遠後,又對將領作了調整;把曹變蛟、馬科兩部遣回關內休整;讓左光先返回原鎮,由白廣恩代之;由王廷臣代替拙於調度的劉肇基。同時,洪承疇又奏報朝廷,要求調集附近10餘萬官兵,並請一年糧餉。崇禎帝也深感事態嚴重,立即令調兵籌餉,支援遼東。    
    崇禎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春,洪承疇率曹變蛟、白廣恩、吳三桂、王廷臣4位總兵趕赴寧遠,並巡視到錦州之南的松山。面對清兵的攻勢,法承疇頓感兵力不足,便又急調薊鎮總兵唐通、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督王樸,率兵馬赴援遼東。三月間,大兵雲集寧遠。    
    與此同時,清兵也加強了對錦州的圍困。皇太極令濟爾哈朗換回多爾袞。濟爾哈朗接防後,浚深濠,築垛口,設哨探,把錦州城圍得像鐵桶一般,基本上切斷了錦州城與外界的聯繫。為了加強攻堅力量,皇太極還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隊及所有的神威大將軍炮隊,調到了錦州前線。    
    面對清軍的咄咄之勢,前線主帥洪承疇與後方指揮、兵部尚書陳新甲,就如何應對發生了很大的分歧,並嚴重影響了戰局。    
    洪承疇一開始就主張「可用而後可戰」之策,即用持久的戰略,步步為營,耗其實力,最終拖垮清軍,迫其自撤。當時錦州城雖被孤立,但祖大壽尚能支持,而且他還派人對城外援軍傳語,稱城中糧食足支半年,只是缺乏柴薪,表示了其堅守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他要求援軍不要輕戰,而要用車營逼迫清兵等等。    
    如果能依洪承疇的決策,遼東的局勢或許尚不至於弄到後來的地步。遺憾的是,兵部尚書陳新甲卻持相反的態度,他主張速戰速決,迅速解圍。或許是因為李自成、張獻忠在河南、湖廣鬧得太凶,而此時的朝廷太需要勝利了,崇禎帝最後竟完全同意了陳新甲的計劃。    
    依陳新甲的計劃,洪承疇應分兵3路:一出塔山,趨大勝堡,攻敵營之西北;一出杏山,抄錦州攻其北;一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敵營之東。而正兵主力則出松山,攻敵營之南。    
    洪承疇自然不肯依此進兵。原因很簡單:一是手下諸將除白廣恩、馬科、吳三桂外,其餘各路都不能獨當一面,分兵必然勢弱;二是錦州城內城外尚能且戰且守,短期內尚無大虞,而清兵卻已有糧草短乏之困,如長期拖下去,則必不能支持。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松錦大敗(2)

    崇禎帝開始時覺得陳新甲說得有理,而經洪承疇這麼一說,又覺得洪承疇也有道理,於是搖擺不定。不過在陳新甲及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的極力遊說下,崇禎帝最終同意了速戰速決之策,並下密敕令洪承疇依陳新甲之計劃如期出兵。陳新甲也逼迫洪承疇迅速開戰,並派親信赴關外監督。    
    洪承疇被逼到這種分上,也只有出兵了。七月底,洪承疇在寧遠誓師後,率部向松山集結,總兵力超過10萬。抵達松山後,洪承疇隨即佈陣,令諸將分駐城外各處,自己則坐鎮松山城中,擺出一副解錦州之圍的態勢。    
    在八月初的交戰中,洪承疇部尚略佔優勢。不過,隨著皇太極親率大軍增援,局勢便迅速惡化了。    
    八月初六日,清兵前線統帥多爾袞等人的奏報傳到皇太極手中。皇太極不顧自己鼻血不止,於十五日親率剛剛集結起來的各部兵馬,於瀋陽起程,火速趕赴松山前線,並於十九日到達。皇太極隨即率部插入松山與杏山之間,切斷了松山明軍的後退之路。對松山展開了包圍之攻勢。    
    一時之間,形勢陡轉。    
    洪承疇及其10餘萬大軍,一下子陷入了清兵重圍,被困在松山這一彈丸之地,進不能依錦州,退不得歸寧遠。更嚴重的是,大軍的糧草供應也無法獲得,因為洪承疇為趕進軍速度,冒險把糧草留在寧遠、杏山和筆架山島上。這樣一來,洪承疇被逼入了戰則力量不足、守則糧草已竭的絕境。    
    幾番衝殺後,明軍仍是撕不開清兵的防線,軍心自然開始動搖。洪承疇認為,糧草已盡,守是死,不戰也是死,還不如決一死戰,或許還可僥倖獲勝,因此他極力鼓動手下諸將率兵奮戰。但諸路總兵至此已是心態各異了。    
    決戰尚未開始,大同總兵王樸首先乘黑夜率部逃跑,並引起其他各路的潰逃。戰場頓時大亂,士卒們丟盔棄甲,自相踐踏,而清兵乘亂斬殺,死傷纍纍。最後只有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及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等撤入松山城中。洪承疇只得收集殘卒,令部分守城,其他則出城衝殺突圍,但出城之部隊不久就幾乎全軍覆沒。    
    洪承疇、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及殘部萬餘人,至此已被徹底困在松山孤城了。    
    松山之役,明軍損失慘重。據清朝方面的記載,此役被斬殺的明朝官兵多達5萬餘人,被繳戰馬7千餘匹,甲冑近萬副。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輔明、唐通等戰將雖衝出了重圍,但也已是無兵之將了。更嚴重的是,遼東主帥洪承疇、邱民仰等被圍在松山城中,錦州城也是危在旦夕了。    
    松山之戰,是明清交戰中的一個根本性轉折。自此以後,清朝已完全掌握主動,而明朝已是回天無力了。    
    皇太極圍住松山後,並沒有發動總攻,而是圍而不攻。對錦州、杏山同樣也用此法。洪承疇等被困城中,天天盼望援兵前來解圍,卻始終沒能盼來。    
    崇禎帝也不是不想救援,而實在是力不從心了。    
    當崇禎帝得知前線敗報後,十分震驚,忙召兵部尚書陳新甲商議對策。此時的陳新甲哪裡還有什麼對策?九月初,崇禎任命楊繩武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關薊遼津通等處軍務,暫代洪承疇之職。同時,崇禎帝竟還命洪承疇固守松山,邱民仰伺機突圍。他根本就不瞭解前線的真實情況!    
    楊繩武既無力量也無膽量出關去救援松山、錦州。至十月,崇禎帝又命葉廷桂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寧錦。葉廷桂更是無力救援。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楊繩武去世,由范志完代理總督。范志完也不敢出關救援松、錦。在當時這種形勢下,也確實沒有人敢出關去與清兵交鋒!    
    好在皇太極竟於此時托人來重提議和之舉,事情似乎又有些轉機。    
    皇太極雖成功地圍住了錦州、松山,但也面臨著難處。天氣越來越冷,糧餉更是接濟不上,圍城的清兵也是困難重重。崇禎十四年(1641)十一月,皇太極讓降卒入關,表達了要與明朝議和的意向。兵部尚書陳新甲對此作了口頭許諾。但陳新甲並沒有把此事告訴崇禎帝。他深知崇禎帝對此的一貫態度,更不會忘記袁崇煥的教訓。    
    到了崇禎十五年正月,形勢越來越嚴重,眼看松山、錦州就要支撐不下去了。陳新甲見軍事上毫無進展,便又打起了議和的主意。他暗示瞭解前方情況的寧前道副使石鳳台,把清朝打算議和的有關情況婉轉地向崇禎帝匯報,以試探崇禎帝的態度。沒想到崇禎帝勃然大怒,把石鳳台投進了監獄。但陳新甲仍認為只有議和一途,才能扭轉關外局勢,於是與大學士謝升相約,再次斗膽向崇禎帝提出。崇禎帝此時的態度已有改變,他只是擔心皇太極是否真是打算議和。在謝升的附和下,崇禎帝同意由陳新甲秘密主持議和。    
    陳新甲隨即推薦主事馬紹愉,加職方郎中,賜二品服,充任使者。馬紹愉等便立即出關馳赴寧遠,與清朝前線將領接觸。    
    清廷則明確要求馬紹愉等應持有崇禎帝的敕書,以作為信物。馬紹愉立即稟報朝廷,兵部隨即向皇上奏報。然而,崇禎帝卻不肯出此手詔。他的理由表面上是擔心洩密,實際上卻是放不下架子。直到三月中旬,崇禎帝才以「諭兵部陳新甲」一道敕諭,代其手詔,交前方議和人員作為憑信。但此舉為時已晚!松山、錦州已經投降了。    
    被困在松山的洪承疇等人,日子已相當難過,幾乎到了非餓死即被殺死的地步。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二月二十一日,松山副將夏成德秘密派其子夏舒,前往清營與豪格、多鐸聯繫獻城投降之事,約定於二十八日夜動手。至此日夜,清兵發動攻城,夏成德如約內應,松山淪陷。洪承疇、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游擊祖大名、祖大成,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副將江翥、姚勳、朱文德等被俘。最後,邱民仰等100名軍官、3千餘名士卒被一齊誅殺。只有祖氏3人因是錦州守將祖大壽的弟兄,被赦活命。而洪承疇最終投降了清廷。    
    洪承疇被俘之初,清兵令其跪,洪承疇不肯跪,並說道:「吾天朝大臣,豈拜小邦王子乎?」於是清兵把他械送瀋陽。在皇太極的感召下,洪承疇最終投降,並受到優厚的待遇。後清兵入關,洪承疇被重用,為清廷開國創製、平定江南立下了大功。    
    崇禎帝在北京誤聽到洪承疇已經捐軀,十分痛惜,下令賜祭建祠,並親自祭奠,直到後來弄清了真相,才予以停止,弄得崇禎帝頗有點下不了台。    
    松山一失,錦州城便無法再守。已堅守錦州一年之久的祖大壽,至此也出城投降。儘管祖大壽10年前既降復叛,至此又堅守錦州一年,令清廷費盡氣力,但皇太極仍對他予以寬容處理。祖大壽本人受到了優厚的待遇,其妻子奴僕及部下官屬兵丁共4千餘口及他們的財產,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保護。從祖大壽的遭遇,不難看出皇太極為爭取遼將遼人勢力而所用的手段,是何等的高明。    
    在和議未有實質性進展前,皇太極乘勝再次發動攻勢。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和濟爾哈朗等用紅衣大炮攻克了塔山,並進行了屠城。二十二日,又用紅衣大炮轟擊杏山城,杏山城投降。松山、塔山、杏山隨即被全部拆毀。至此,清廷在整個松錦戰役中獲得全勝。明朝在山海關外的防線,被迫後退至寧遠。    
    明清之間的議和仍在進行之中。    
    


第七章 深谷寒風松錦大敗(3)

    說實在話,如果崇禎帝能面對現實,放手議和,松山、錦州的局面或許不至於會弄成這樣。崇禎帝囿於宋金和議的故事,擺著天朝皇帝的架子,不敢速斷速決,最終貽誤了戰機,葬送了關外的局面。當然,崇禎帝作為天朝皇帝,對議和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想法,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在於,如朝廷不想議和,則應在其他方面早作決斷,絕不能坐失良機。如果再從河南、湖廣的局勢來考慮,那麼,崇禎帝就更應在議和方面慎重處置。    
    再說皇太極拿到崇禎帝的敕諭後,對崇禎帝的傲慢口氣很不滿意,認為崇禎帝以天子自居,鄙視他人,口出狂言,不願和好。皇太極隨即以長篇敕諭交付諸王,令其傳示明朝使者。馬紹愉接到敕諭後,立即趕回呈報。    
    崇禎帝得到馬紹愉的報告後,經過一番盤算,仍決定派使者議和。他給陳新甲下了一道敕諭,內稱因未派使者赴瀋陽,不通消息,致使「休兵息民」之事沒有下文。因此他授權兵部派使者赴沈。與對方接觸,探聽消息。至此,他雖同意議和,但仍然不肯直接出面與皇太極進行平等對話。    
    馬紹愉及兵部司務朱濟之,隨即率官員10餘人,從役近百人,拿著崇禎帝的敕諭,前往清國,並於五月中旬到達瀋陽。此時塔山、杏山已失,形勢又有變化了。    
    當時清朝有許多官員已提出挾松錦大勝之威,繼續進攻明朝,以成一統基業。如張存仁等就上書皇太極,陳述明朝國運已衰之勢,要求乘此機會擴大戰果,並建議「首廣其地,次廣其財」。不過,皇太極並沒有接受這些建議。他仍十分認真地對待議和。他下令對使團予以隆重接待,並予以豐厚的賞賜。最後,皇太極寫了一封長信,令馬紹愉等轉呈崇禎帝。    
    此信除把戰爭責任歸咎於明朝外,其內容主要是重申和談之意願以及和談的基本條件。這些條件是:兩國平等;遣返對方逃人;明朝每年給清朝金萬兩、銀百萬兩,清則報之以人參、貂皮;以實際佔領區劃定兩國邊界等等。以清兵當時的優勢而言,皇太極開出的這些條件,雖說咄咄逼人,但也算是基本合理。    
    不過,對明朝的許多官員而言,這一條件是相當苛刻的,簡直就是宋金和議的翻版。因此,當這一內容被百官知悉後,群情激憤也就在所難免。    
    在馬紹愉等返京之前,朝中已就不很太平。起因是大學士謝升對議和一事說三道四,被言官獲悉而上了奏疏,以致傳到了外廷。崇禎帝只得將謝升削籍,以塞眾口。未料不久風波再起!馬紹愉帶回的有關議和材料,竟被陳新甲的家僮誤為塘報而被抄傳,群臣百官意外獲悉密件內容,一再傳聞的議和消息終獲證實。一時間群情洶洶,朝野嘩然,令崇禎帝、陳新甲措手不及。    
    陳新甲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    
    不過,陳新甲卻認為,此事雖是由自己一手操辦,但始終是奉旨行事,並未出格。因此,他態度強硬,甚至還有點有恃無恐的樣子。他哪裡知道,崇禎帝面對群臣的指責,為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尊嚴,又要故伎重演,委屈他人了。陳新甲已是在劫難逃了。    
    七月底,陳新甲被逮入獄。當陳新甲知道崇禎帝要讓自己做替罪羊時,急忙遍托人情,希望能起死回生。但崇禎帝決意要殺他以謝天下,誰的人情也沒用!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被斬於西市。    
    陳新甲被殺,議和之事便自然停頓下來了。    
    既然議和無望,皇太極於是決定派兵再次奔襲關內。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極任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率領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額真等軍進攻明朝。皇太極此舉也可算是對明朝不肯議和的報復。皇太極除要阿巴泰等注意不要妄殺之類的事項外,還另外交待了兩點:一是大軍無權與明國議和。如明廷要議和則須直接與清國皇帝進行。二是大軍如遇農民軍,則應善言相待,不能造成衝突,如果他們有使者求見或有書信,則應速轉等。    
    當時明朝的防禦情況是這樣的:關外、關內分設遼東總督、薊遼總督,另又設保定、昌平總督;巡撫則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6個;總兵則有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8個。表面上可謂是星羅棋布、無地不防,而實際上是事權不一,未必有效,更何況松錦大敗,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已經盡失,明朝已虛弱得不堪一擊了。    
    戰爭的進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清兵自界嶺口突入長城後,擊敗薊遼總兵白騰蛟、馬蘭峪總兵白廣恩,連破遷安、三河等地,分道一趨通州,一自柳樹澗趨天津。    
    崇禎帝隨即宣佈京師戒嚴,令勳臣分守各門,征諸城鎮兵入援。    
    由於朝廷無法組織起有效抵抗,各地官吏或望風潰逃,或獻金帛迎降,清兵在畿輔、山東如入無人之境,先後攻陷兗州、順德、河間3府,以及18州,67縣,共88城,降1州5縣共6城。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丘、滋陽諸郡王遇難。府州縣官吏死難者數十人。被俘人口36萬餘、牲畜32余,被繳黃金1萬餘兩、白銀200餘萬兩、珍珠4千餘兩、綵緞5萬餘匹。清兵可以說大獲全勝。    
    面對清兵的奔襲,崇禎帝及其大臣們卻是一籌莫展。直到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初,閣臣周延儒在萬般無奈下自請督師,但直到二十日才出京。而到四月二十八日,清兵已沿原路北歸。周延儒率諸援兵始終跟隨其後,不敢與之交戰,猶如列隊護送一般。    
    這是清兵入關前的最後一次奔襲,歷時7個月,大獲全勝。此次奔襲,嚴重打擊了京畿、河南地區,使這些地區更加凋敝殘破。同時,此次奔襲,更暴露了明王朝的不堪一擊,增強了皇太極等人奪取天下的信心。皇太極本人雖於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英年早逝,沒有親眼看到江山一統的盛舉,但他的後繼者卻不負其志,不到一年,便完成了他未竟的大業。    
    


第七章 深谷寒風亡國之君(1)

    大明朝在崇禎帝手中已掌管了16年,至此已到了窮途末日的地步了。    
    至崇禎十六(1643)年,天下將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禎帝或許已有預感。早在崇禎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禎帝,屢屢夢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寫「有」字。他深感驚異,便詢問朝臣是何徵兆。群臣紛紛稱賀,說此為賊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崇禎帝也在大驚之餘,急問何故。王承恩說:「請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說。」崇禎帝忙令王承恩直說無妨。沒想到王承恩講出了一番石破天驚的言語來。    
    王承恩說,依他看來,這是神人托夢告訴皇帝,大明江山將失過半!    
    崇禎帝大驚失色,忙問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後,接著說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來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賊寇可虞之至矣,請皇上仔細考慮。    
    崇禎帝聽後,當然很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在那時,崇禎帝雖已知國事艱難,卻仍抱有幻想,或許尚不認為江山會真的這麼快就失掉。不過,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將到來。    
    大明朝弄到這種地步,當然非崇禎帝一人之過。但他作為大權獨攬的最高領導,自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一點是毋庸諱言的。    
    平心而論,崇禎帝從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業業,十分操勞,一心想成為中興之主。與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禎帝在這一點上是十分出色的。幾乎是所有的史籍都眾口一詞,充分肯定了崇禎帝為大明王朝的中興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並不厭其煩地把諸如勵精圖治、慨然有為、沉機獨斷、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等贊語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實上崇禎帝也確實如此。自從正式登基後,他幾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麼享受。崇禎十四年(1641)李自成、張獻忠分別攻佔洛陽、襄陽後,崇禎帝因勞累過度,筋疲力盡,以至於有一次在謁見劉太妃時,竟然坐著睡著了。一覺醒來,崇禎帝感到有失體統,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時海內少事,而今則多災多難。連著兩晝夜看文書奏章。未嘗合一下眼,心裡煩悶,不思茶飯。沒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淚,崇禎帝也跟著流淚,嚇得宮人們都不敢抬頭。    
    不過,對崇禎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則有不少人提出批評。如親身經歷過明末戰亂的張岱,就有這樣一番評價。他說:    
    「先帝(指崇禎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    
    張岱此言,確實是一語中的。崇禎帝的許多做法,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僅無濟於事,反而直接導致了局勢的更加惡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說崇禎帝是滿盤皆輸。張岱對他的評價是:「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綜觀崇禎帝的前後用人之策及最後結局,確是如此。    
    溫體仁是崇禎帝最寵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諾諾,貌似樸實無華,忠心無二,骨子裡卻是奸猾無比。在他入閣期間,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嘗建一策、獻一言,相反卻終日為自己盤算,與善類為敵。溫體仁最大的特點,就是能討崇禎帝的歡心,能利用崇禎帝性格上的短處。也正是因為這點,溫體仁才能被崇禎帝長期寵信,在閣達8年之久。直到崇禎十年(1637),溫體仁才被罷免。    
    溫體仁之後,內閣進行了改組,張至發做了首輔,劉宇亮、薛國觀等入了閣。張至發在才智、機變上根本不及溫體仁,談不上有什麼創舉,也沒有得到崇禎帝寵愛,因此不久就被削職回籍。張至發之後,依次有孔貞遠、劉宇亮、薛國觀、范復粹等出任首輔。這些人都是庸劣之輩,濫竽充數,難得崇禎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馬燈似不斷更換。    
    在此期間走紅的是楊嗣昌。楊嗣昌於崇禎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書,並於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邵。一年未滿,楊嗣昌就位極人臣,這充分顯示出崇禎帝用人太驟之特點。    
    楊嗣昌與溫體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為,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不過,他對盧象升的戰死、熊文燦的失敗、孫傳庭的被捕等,都負有責任。但是,崇禎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寬容,最後竟讓楊嗣昌親赴前線督師。結果是不僅沒有挽回敗局,反而導致了崇禎十四年(1641)春天形勢的急劇惡化,楊嗣昌本人也命喪湖北。雖說楊嗣昌對此不應負全責,但也難辭其咎。崇禎帝也沒有通過此事,對自己那種押寶式的用人之道進行反省,從中汲取教訓。    
    崇禎帝的最後一位寵臣,則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溫體仁算計,罷歸故鄉宜興,至崇禎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閣,擔任首輔。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為有復社首領張溥等人的支持。據說馮銓、侯恂、阮大鋮等各出了數萬金,交由張溥等人為之活動,交結近侍,打通關節。其條件是周延儒復出後要反過來支持張溥等人。    
    對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爭議歷來很大。他是狀元出身,且能位極人臣,不能說他無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貪,二是沒有原則,怕負責任。不過,崇禎帝卻對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師禮,並說什麼「朕以天下聽先生」之類的話。他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元旦,還向周延儒等3位閣臣深深作揖,說:「宗社安危,惟諸先生是賴!」真可謂是寵信之極,無以復加!崇禎帝對周延儒的態度,又是其用人太驟的一個生動例子。    
    事實上,周延儒也無回天之術。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舊布新之舉,頗得聲譽。但時間一長,他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漸漸便有人彈劾周延儒了。但崇禎帝根本聽不進去,仍一意姑息。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請督師抗擊清兵,卻又不敢交戰,事後還謊報軍情。崇禎帝不問真假,竟要給他加太師銜,蔭其子為中書舍人。當得知真實情況後,崇禎帝惱怒之餘,要予以嚴辦,不久卻又改變主意,讓周延儒坐驛站車馬回家,還賞路費等。不過,崇禎帝最後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殺。    
    崇禎帝之所以能如此寵信溫體仁、楊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能迎合崇禎帝的心意,討得崇禎帝的歡心。剛愎自用的崇禎帝,就十分喜歡這般能鸚鵡學舌、隨聲附和之人。相反,對那些敢於發表意見的忠諫之臣,崇禎帝就不太喜歡了。    
    崇禎帝口口聲聲要廣開言路,但當他真遇到忠諍之臣時,便是另一副嘴臉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劉宗周和黃道周兩位直臣的遭遇。    
    劉宗周是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啟年間,他就得罪了魏忠賢。魏氏對他還算客氣,僅斥之為「矯情厭世」,便讓他辭職回家。崇禎帝登基後,他被召回做了順天府尹。上任之後,他竟斗膽上疏,指責崇禎帝求治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崇禎二年(1629),後金入侵,京畿告急,劉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責崇禎帝的用人之道,並說用太監典兵,是亡國之兆,弄得崇禎帝很沒面子。    
    到了崇禎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舉孫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劉宗周3人入閣,由皇帝作最後定奪。在崇禎帝召對時,劉宗周竟不分輕重,再次當面指責崇禎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他要崇禎帝以收拾人心為本,御外以治內為本,並說如能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    
    平心而論,劉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劉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講話時直抒其言。對此,崇禎帝即使不舒服,也不應該報復。但崇禎帝最終還是沒有讓劉宗周入閣,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禎帝看來,他這樣處理,充其量只是一種警誡,算是很有涵養了。    
    


第七章 深谷寒風亡國之君(2)

    沒想劉宗周並沒有到此為止。一個月後,劉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時艱疏》,其措詞之激烈,可以說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責崇禎帝不懂聖王求治之道,所作所為不得要領。接著,他又要求崇禎帝不要輕改成法,當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禎帝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崇禎帝看到奏疏後,開始是怒不可遏,決意嚴懲。最後他雖放過了劉宗周,但心中已生厭惡之意。此年十月,當劉宗周再次上疏,指責皇帝重用宦官及內閣無能時,崇禎帝便再也無法忍受了。劉宗周終於被罷免。    
    到崇禎十五年(1642),被崇禎帝認為是清正敢言卻無用的劉宗周,再次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沒想到上任不久的劉宗周,又與崇禎帝頂撞起來,再次丟了官。    
    當時,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因得罪了崇禎帝,被下了詔獄,密旨擬處死。劉宗周則認為言官以言語獲罪而被下詔獄,本朝尚無先例,也有傷國體,於是便聯絡群臣奮起救援。在崇禎帝召對群臣時,劉宗周與崇禎帝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結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劉宗周卻再次被罷免。    
    黃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曾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任皇帝經筵展書官,後因與魏忠賢有矛盾而致仕閒居。崇禎二年(1629),黃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禎五年(1632),黃道周因上疏攻擊周延儒、溫體仁而被崇禎帝解職。    
    崇禎九年(1636),黃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當時已是日講官、少詹事的黃道周,與楊嗣昌等一起被廷推為閣臣,由崇禎帝作最後定奪。崇禎帝圈定楊嗣昌等人入閣,卻把呼聲很高的黃道周排除在外,頗出人意料。不久,黃道周便連上3疏,分別攻擊楊嗣昌奪情戀位、陳新甲(原為逆案中人,由楊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徑、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等,措辭相當激烈。    
    崇禎帝則認為,黃道周此舉,是與他未能入閣有關。於是,崇禎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議其外遣。不過,崇禎帝在不久後召見內閣及部院大臣時,又與黃道周發生了激烈衝突,從中不難看出崇禎帝對清流的心態。    
    當時崇禎帝責問黃道周說:「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你的三個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沒有入閣)後上的,這能說是無所為嗎?」    
    崇禎帝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說你黃道周上此3疏,是有所為而為者,目的就是為了表達你未能入閣之怨氣。    
    沒想到黃道周立即反駁道:「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是無所為!」    
    崇禎帝反問道:「上個月陳新甲被起用時,你為什麼不講?」    
    黃道周隨口就說:「當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都已上疏彈劾,我與他們是同鄉,擔心涉結黨嫌疑。」    
    崇禎帝反唇相譏:「難道現在就無嫌疑?」    
    黃道周接著便說:「天下綱常,邊疆大計,今天不講,後面就無機會,並不是出於私心。」    
    至此,崇禎帝已不想再與他爭下去,便教訓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過分。」    
    未料黃道周仍不依不饒,把矛頭直指楊嗣昌,說他是不孝不悌。楊嗣昌正在走紅,哪裡能忍受這種言語,便憤而出奏,稱自己是先國後家,並反過來指責黃道周說:你黃道周的道德學問,本人向來欽佩,而你卻自稱不如鄭鄤,還談什麼綱常倫理!    
    楊嗣昌的原意,也並不是說黃道周不如鄭鄤,而是說你黃道周人品學問,都到了為人宗師的分上,卻仍說不如鄭鄤,那麼你那套綱常倫理還有什麼談頭?    
    鄭鄤何許人也?鄭鄤,武進橫林人,其父鄭振先、叔父鄭振光都是進士,外祖父是大學士吳區聞,岳父是大宗伯孫淇澳。他本人18歲中舉人,28歲中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名氣峻峭而鴻遠。他的後母,是大學士吳宗達的妹妹,性格暴烈,經常虐待奴婢。鄭鄤實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這就是所謂的「鄭鄤杖母」事件。此事後由吳宗達向朝廷揭發,沒想到卻被溫體仁利用,並以此來攻擊鄭鄤的好友、大學士文震孟。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鄭鄤被下了詔獄,至崇禎十二年(1639)被凌遲處死於北京。黃道周曾與鄭鄤交遊,並說過自己的文章不如鄭鄤,以示謙虛。沒想到此時被楊嗣昌抓住把柄。    
    聽楊嗣昌這麼一說,崇禎帝記起了此事,便責問黃道周:「古人之心無所為,今見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還說自己不如鄭鄤,是何道理?」    
    黃道周反駁道:「我說的是文章不如鄭鄤!」    
    崇禎帝窮追不放,黃道周則理直氣壯,針鋒相對,堅持說楊嗣昌、陳新甲不對。崇禎帝最後竟舉出少正卯被誅之事,來影射黃道周。黃道周大聲抗辯:「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兩人頂到這種分上,都有點下不了台。崇禎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發落,哪裡會料到黃道周會大聲爭辯道:    
    「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    
    崇禎帝聽罷此話,也盛怒之極,竟挖苦道:「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    
    黃道週一聽皇帝竟說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辯道:    
    「臣敢將忠佞兩字給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獨立敢言算是佞的話,那麼在君父面前讒諂而諛豈不是忠?!忠佞不別,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禎帝再次喝令黃道周退下。最後,崇禎帝將黃道周連貶六秩,外放江西。崇禎十三年(1640),餘怒未消的崇禎帝,又將黃道周及舉薦黃道周的江西巡撫解學龍,以「黨邪亂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師,杖打80,並下了刑部獄,並重罰了那些試圖為黃道周辯解的官員。    
    劉宗周、黃道周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清流,學問道德,為天下共推。他們的言行,或許過於激烈,有時甚至很是迂腐,但他們的忠直、負責精神,正是當時官場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這些人,則不僅為文官集團提供了榜樣,更能鼓舞人心,激勵正氣。更何況他們所提出的許多觀點,正切中時弊,如能依此而行,於朝廷當大有裨益。    
    平心而論,崇禎帝也知道劉宗周、黃道周等是操守、學識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們,能幫他力挽狂瀾。但君臣之間,最終不僅未能和諧相處,同舟共濟,反而弄到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雙方性格、觀點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癥結仍是崇禎帝的治國之策。    
    


第七章 深谷寒風亡國之君(3)

    崇禎帝治國,過於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聲聲唯才是舉,而受他重用之臣卻並沒有像他希望的那樣,為他力挽狂瀾。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盧象升、傅宗龍、孫傳庭諸輩,或戰死,或下獄,下場慘烈。崇禎帝總是推諉於文武大臣,認為大明朝之所以會弄到這種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負責任的結果。    
    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天下大旱,崇禎帝祈雨未果,於是便下了第二個「罪己詔」。詔中除稍稍自責外,便大罵百官:    
    「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殃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巡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詔中,崇禎帝把能罵的人,都幾乎罵遍了。當然,他說的這些,也幾乎都是事實。明季吏治之壞,也非崇禎朝開始。問題在於,崇禎帝面對這種局面,應找出應對的有效辦法來。而他的用人之策,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是推波助瀾。在亡國前的1個月,崇禎帝自己也承認其用人的失敗,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這雖不能全怪崇禎帝,但崇禎帝也確實應負相當的責任。    
    面對越來越險惡的局面,崇禎帝憤恨之餘,惟一的辦法就是嚴懲,輕則撤職,重則入獄砍頭。    
    崇禎一朝,高層官員的變更十分頻繁,如兵部尚書先後撤換14人,刑部尚書則更多,為17人,而閣臣竟多達50多人。最令人吃驚的是,崇禎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換了5任薊鎮總督。這種走馬燈式的撤換,哪裡還能談得上什麼久任之法。    
    更嚴重的是,崇禎帝還推行重典之策,嚴懲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是明代歷朝所罕見的。    
    崇禎帝在位17年,共殺首輔2人、總督7人、巡撫11人,其餘各級官員更是多得數不清。    
    首輔被殺的是薛國觀、周延儒。首輔一職,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說是貴極人臣,很少有被殺的。可是崇禎帝竟連殺了2人。雖說崇禎帝手下留情,皆令自盡,但仍相當慘烈。如薛國觀自殺後,因崇禎帝無旨,旁人不敢收屍,致使其屍被吊了兩天兩夜。    
    總督被殺者,先後有薊遼總督袁崇煥、劉策,漕運總督楊一鵬,督師熊文燦,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薊州總督范志完、趙光抃。    
    巡撫被殺者,有薊鎮巡撫王應豸、山西巡撫耿如杞、宣府巡撫李養沖、大同巡撫張翼明、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永平巡撫馬成名、四川巡撫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殺的各級官員,因人數太多,根本就無法詳列。    
    這麼多官員被殺,固然與崇禎朝的多事有關,但亦與崇禎帝的做法是分不開的。崇禎帝總想以重典治世,整飭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沒想到的是用法太嚴、殺人過多,其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如果仔細推敲一下,就不難發現,崇禎帝的殺人,在許多時候是毫無道理而言的,其後果也是相當嚴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煥!袁崇煥的被殺,純粹是崇禎帝本人誤聽謠言所致,而袁之被殺,又直接導致了遼東局勢的惡化。除去袁崇煥外,還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殺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為一點小過而被冤殺的。到後來,崇禎帝似乎殺到了瘋狂的地步。崇禎十二年(1639)三月,崇禎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斬殺了順天巡撫陳祖苞等36位高級官員,可以說是創了紀錄。    
    甚至可以說,崇禎帝到後來已對文官集團失去了信心,並認定天下大亂是文武大臣誤國所致,轉而產生了狹隘的報復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崇禎帝的這種做法就不難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裡是如此角色,那麼宦官被重用就不足為奇了。崇禎帝登基後,曾寸磔魏忠賢,清除閹黨,一時人心大快。沒想到至崇禎二年(1629)底,崇禎帝竟又派宦官監軍、提督京營、九門。至崇禎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規模起用,不僅監軍、監餉、監茶馬,甚至還總理戶、工兩部錢糧,勢力越來越大。    
    崇禎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大臣們不實心任事,士大夫有負國家,一句話,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們如何反對,他就是照用不誤。    
    不過,到了崇禎七年(1634)八月,崇禎帝大概也感覺到了重用宦官所帶來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並不像原先期望的那麼高,加上大臣們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於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禎九年(1636)七月,由於清兵入侵,崇禎帝再次大用宦官,不僅分遣宦官監鎮和分守,甚至還設了一位總監,直接指揮各路總兵,從此宦官權力大增。    
    在崇禎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間,儘管崇禎帝又幾次對宦官權力進行了限制,但至崇禎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後,崇禎帝便再也離不開宦官了。    
    對宦官參政所必然引起的嚴重後果,崇禎帝無論是在理性上,還是在感性上都應深有體會。但他卻最終未能擺脫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轍。崇禎帝總是自欺欺人地認為,像他這樣的英明君主,有足夠的把握駕馭宦官,使其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樣。而事實上,重用宦官,其結果正適得其反,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成了時局惡化的催化劑。遺憾的是,崇禎帝本人至死也沒弄懂這點。    
    其實,崇禎帝沒有弄懂的何止是這些!    
    他在位17年,始終處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和衝突之中:    
    他反對植黨,而黨爭卻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舉,而朝署之中卻半染赭衣;    
    他懲治宦官,而宦官之勢卻如日中天;    
    他嚴禁貪污,而貪污之風卻愈演愈烈;    
    他整飭兵備,其結果卻是將不治兵、兵不殺賊;    
    他口口聲聲愛民親民,而百姓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紛紛為盜;    
    ……    
    最後的結果是他做了亡國之君。    
    崇禎帝在魂歸煤山前,仍抱著「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信念,把亡國的責任都推到文武大臣們身上。他始終沒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這場悲劇的主要導演者。    
    


第八章 大崩潰李自成佔據襄陽

    崇禎十五年(1642)底,天下已呈分崩離析之亂象。    
    此年閏十一月,李自成率部40萬南下湖廣,連破襄陽、荊州等地。至十六年(1643)正月,又破承天、漢陽諸地。在軍事勝利的同時,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設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府,自任大元帥,並於河南、湖廣佔領區設置地方政權,儼然成了武裝割據政權。    
    張獻忠雖在此年的十月被官兵重創於安徽潛山天堂寨山區,吃了大虧,但實力仍在。當李自成正忙著清除異己、建立政權時,張獻忠乘機於崇禎十六年(1643)春攻入實力空虛的湖廣,並於五月初攻克重鎮武昌,建起一個中央政權來。    
    皇太極則於此年的十月任命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率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額真,進攻明朝。阿巴泰此次奔襲,歷時7個月,橫掃京畿、山東,攻下88城,俘獲難以數計,沉重打擊了明王朝。    
    面對越來越險惡的時局,崇禎帝及滿朝文武大臣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明朝走向崩潰。    
    大崩潰終於來到了。    
    李自成佔據襄陽    
    崇禎十五年(1642)十一月,李自成率部攻下了汝寧城(今汝南)。至此,河南黃河以南地區全部被攻陷。朝廷實際上已無法控制這一地區,也不再設官,而百姓們則紛紛結寨自保,或降農民軍,或受朝命,並互相吞併。中原禍亂,至此為極!    
    李自成在橫掃河南後,於閏十一月率部眾40萬人,由河南南陽進入湖廣,向襄陽(今湖北襄樊)進軍。    
    當時據守襄陽的是左良玉部。左良玉在朱仙鎮被李自成、羅汝才大敗後,逃回襄陽。經一段時間的恢復後,此時又有部眾20萬,號稱30萬。不過朝廷只給餉2萬5千人,其餘的糧餉只能靠自籌。說是自籌,實際上就是搜刮甚至搶劫,因此給襄陽地區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軍民關係自然是形同水火,十分緊張。    
    此時的左良玉已非昔比,他再也不敢與李自成打硬仗。當他得知李自成、羅汝才大兵壓境時,便於樊城造船,準備隨時順漢水退走東南。不料襄陽百姓對他已恨之入骨,竟放火燒燬了他的船隻。左良玉聞訊大怒,下令搶掠民船,載運軍資、家眷先走,自己則率部屯兵樊城高地,設陣佈防,準備阻擊。    
    李自成部抵達城下,先遭左良玉部火銃阻擊,後經當地百姓指點,繞過左良玉部防線,渡過漢水,攻擊樊城。左良玉見勢不妙,於十二月初三日拔營東遁,樊城隨即淪陷,襄陽也於次日被攻佔。鄖陽巡撫王永祚護送襄、唐二王之子棄城而走。樊城、襄陽之戰,充分顯示了人心向背對戰爭所起的巨大作用。當時的百姓,已對朝廷失去信心,甚至是痛恨萬分,人心思亂,一見風吹草動,便紛紛聞風而動,反過來支持農民軍。    
    十二月十四日,農民軍佔領荊門州(今荊門),偏沅巡撫陳睿謨此前已護送惠王朱常潤等棄城而走荊州。十六日,農民軍佔領荊州(今江陵),執殺湘陰王全家。陳睿謨則護送惠王逃往岳州(今湖南嶽陽)。荊州被佔前,豪紳陸師贄曾主張抵抗,卻無人響應,只得自殺。當時荊州城內的士紳百姓都紛紛迎接農民軍入城。後人有人感歎道:    
    「荊州有兵,有炮,有堅城,生齒百萬,但無人固守,拱手讓賊!」    
    在荊州得手後,農民軍又攻擊承天府(今鍾祥)。承天府在明代有特殊地位。嘉靖皇帝的父親興獻王朱祐杬的封地就在這裡。當時因武宗無子,興獻王之子朱厚熜得以入繼大統,做了皇帝。從此,鍾祥就被視作龍潛之地,加上興獻王墓地(即獻陵)在此,於是被升格為承天府,並設有2衛防守。當時,湖廣巡撫宋一鶴、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錢中選等都在此駐防。    
    左良玉率部從襄、樊撤退後,也曾到過承天。饑兵搶掠,左良玉便向巡撫宋一鶴請餉。巡按御史李振聲便說:左兵太多,何以給之?即使有糧,也不如養承天之民自守!宋一鶴於是拒絕供餉,閉門不納。左良玉大怒,下令搶劫後率部揚長而去。如果左良玉部能呆在承天,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    
    崇禎十六年(1645)正月初一日,農民軍攻克承天府。巡撫宋一鶴自殺,巡按李振聲被俘,總兵錢中選戰死,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降。李自成令改承天府為揚武州。    
    巡按李振聲也是米脂人。由於與李自成同姓同鄉,被俘後頗受優待。李自成把他留在營中,稱其為大哥,百般勸降,並授其為兵政府侍郎。但李振聲始終不為所動,甚至還想有所圖謀,最終被處死。    
    承天被佔後,農民軍想發掘獻陵地宮,圖謀財寶,不想突然雷雨大作,並擊死數人,只好作罷。據說羅汝才知道此事後,認為天命依然未改,於是便與李自成起了二心。    
    農民軍攻克承天後,繼續東進,連克潛山、京山,並於正月十五日佔領漢川縣。此地離省會武昌只有100餘里,且可由漢水順流直達。    
    武昌大震!    
    當時左良玉部已在武昌。由於兵餉缺乏,左良玉曾去見過楚王,並說只要給我10萬人餉,我就可保武昌無憂。楚王不肯答應。此時見李自成大軍逼近,左良玉開始搶掠大量民船,於十八日向九江撤退。從此以後,左良玉部便沒有與李自成交過手。    
    正月十八日,農民軍攻佔漢陽府城,並隨即發動渡江,攻打武昌。由於風急浪大,農民軍又多為北方人,不習水性,渡江失敗。二十一日,李自成經雲夢返回襄陽。當時武昌實力空虛,根本抵擋不住,幸好李自成主動撤兵,否則必陷無疑。    
    沒想到這一撤,倒讓張獻忠撿了個大便宜。到五月,張獻忠未費多大氣力便攻佔了武昌。    
    李自成自十五年(1642)閏十一月進兵湖廣,至此只用了3個月,便把湖廣長江之北的襄陽、荊州、承天、漢陽、德安、黃州等府統統攻陷,僅剩下鄖陽一府。鄖陽府守將王光恩,原也是陝北的農民軍首領,後降朝廷。此時他死心塌地守城,誓不投降,弄得攻城的劉宗敏也沒有辦法,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李自成回到襄陽後,便開始組建政權。據說當時有人向李自成勸進,牛金星認為不可,於是,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設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府,自任文武大元帥,並分設官職:    
    設丞相1人,由牛金星擔任。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由喻上猷(進士、原御史)、蕭應坤(進士、原江西布政使)、楊永裕(進士、原欽天監博士)、李振聲(進士、原巡按御史,李振聲實際上未降,其職後由丘之陶接任)、鄧巖忠(貢士)、姚錫胤任侍郎。    
    外官則設防禦史、府尹、州牧、縣令等職。當時李自成設官的地區,大致有河南的開封府(改稱揚平府,治在禹州,今禹縣)、南陽府、信陽府、汝寧府,湖廣的承天府(改稱揚武州)、荊州府、德安府(改稱安陸府)、襄陽府等。後來其勢力又擴大到長江之南。    
    李自成同時對軍隊進行了整頓和改革。他把部隊劃分成兩種:一是攻城略地的「五營」,一是鎮守之地方軍。    
    「五營」設權將軍2人,即田見秀、劉宗敏。田見秀負責提督諸營,劉宗敏則負責中權親軍。劉宗敏所轄的中權親軍設有:    
    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鼐(有人稱張鼐就是李雙喜的本名),威武將軍黨守素副之;    
    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    
    帥標右威武將軍李友;    
    帥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    
    帥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    
    田見秀提督的諸營設置分別為:    
    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右威武將軍劉汝魁。    
    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左果毅將軍白九鶴(一作白鳩鶴),右果毅將軍劉體純。    
    前營:制將軍袁宗第,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右果毅將軍田虎。    
    後營:制將軍李過,左果毅將軍張能,右果毅將軍馬重僖。    
    除「五營」以外,李自成還建立一支分鎮各地的守衛部隊。他依據先守襄陽,次及承天、德安,再漸及汝寧的宗旨,設衛置帥,分駐各地。主要有:    
    襄陽衛,由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駐守襄陽;    
    通達衛,由制將軍任光榮,左、右威嚴將軍藺養成、牛萬才駐守荊州等地;    
    楊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威武將軍謝應龍等駐守安陸、漢川等地;    
    汝寧衛,由威武將軍韓華美駐守信陽;    
    均平衛,由果毅將軍周鳳梧駐守鄭禹二州。    
    在政權建設的同時,李自成用血腥手段清除異己,以獨攬大權,建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    
    首當其衝的是曹操羅汝才、革裡眼賀一龍。    
    曹操羅汝才是最早的陝北農民領袖之一,實力較強。在李自成陝西大敗而躲入山中不敢露面時,羅汝才卻與張獻忠一起,正鬧得紅火。後因與張獻忠合不來,羅汝才便與李自成合營,橫掃河南,又下湖廣,其貢獻和實力並不比李自成遜色。李自成自封「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元帥」時,也給羅汝才封了一個「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但羅汝才無權向全軍發佈號令。    
    革裡眼賀一龍,則是「革、左五營」的領頭人物。他與老回回馬守應一起,領導「革、左五營」長期活動在安徽。即使在李自成被擊潰、張獻忠、羅汝才投降這一最艱苦的時期,他們也從未動搖。「革、左五營」基本上是獨立作戰的,曾與張獻忠聯過手,後見李自成在河南打得順手,便移師河南與他聯手,直至湖廣。「革、左五營」的實力僅次於當時的李自成、羅汝才。    
    李自成要獨攬大權,必須除掉羅汝才、賀一龍等人,因為羅、賀等人也是實力強勁的競爭者。當時的形勢是,要麼3支力量散伙,重新各自為戰,要麼決出勝者,統率全軍。於是李自成便先下手為強,搶先動了手。    
    具體詳情,不得而知。據說在此年的三月初,李自成在安排妥當後,邀羅汝才、賀一龍到老營赴宴。羅汝才藉故未去。而賀一龍卻應邀而至,被亂刀殺死。第二天一早,李自成親率精騎百人,謊稱有事相商,殺羅汝才於其臥室,隨即宣佈其罪狀(自然是通敵),安撫其部眾。    
    羅、賀的部眾雖有不少叛逃的,但大部仍在,被收編進李自成營中。老回回馬守應當時正在率兵攻打澧州(今湖南澧縣),聞訊大驚,不敢再回到李自成的身邊。李自成百般拉攏,授其「永輔營英武將軍」之號,並送他一顆重48兩的金印,卻都被拒絕。馬守應最後病死,其部眾大多歸了張獻忠。革、左五營的其他3位首領,即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則乖乖地做了李自成的部下。    
    不久,李自成還縱兵消滅了活動於河南的小袁營,其首領袁時中被殺。    
    至此,李自成已是大權獨攬的農民領袖了。他也擁有了爭天下的實力了。    
    


第八章 大崩潰張獻忠攻克武昌

    就在李自成正忙著在襄陽建立政權、清除異己時,張獻忠冷不防地從安徽殺出,直奔武昌,並於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佔領武昌,硬是從李自成口中搶走了這塊肥肉。    
    崇禎十五年(1642),張獻忠主要活動於安徽。他與「革、左五營」聯手,局面雖不像李自成在河南那樣轟轟烈烈,但尚能維持。沒想到「革、左五營」見李自成聲勢浩大,便移師河南與其合營。張獻忠因與李自成、羅汝才有著說不清的恩恩怨怨,自然就不肯去湊熱鬧。    
    由於「革、左五營」的離去,張獻忠獨木難支,明顯感到官兵的重壓,於是便準備重回湖廣。不料朝廷看出了他的意圖,拚命堵截合圍,他只得又重返安徽潛山的天堂寨山區,以避其鋒芒。此年十月,總兵劉良佐、黃得功率部偷襲潛山,把張獻忠打了措手不及,十分被動。    
    崇禎十六年(1643)初,當張獻忠獲悉湖廣的情況後,便再次決定進兵湖廣。當時的湖廣,實力已相當空虛,而且當時湖北麻城一帶的民變已鬧得十分厲害,形勢對張獻忠非常有利。    
    張獻忠迅速率部西進,一舉突入湖北,連克黃梅、廣濟、蘄州,大殺鄉紳,深受百姓歡迎。三月初,張獻忠攻下蘄水(今浠水),殺掉了是宿敵也是「恩人」的熊文燦的全部家族。接著,張獻忠又克黃州。當時,麻城民變正鬧得不可開交,從亂的奴僕已佔據了縣城。他們派人來邀張獻忠。張獻忠大喜之下,急率精騎飛赴麻城,並於四月初六日佔領了麻城。麻城一下子就有五六萬人投奔了張獻忠。    
    當張獻忠攻下羅田時,羅田諸生李時榮給張獻忠獻上了一條絕好的計策,建議張獻忠乘勢渡江,直取武昌。張獻忠隨即徵調漁船,並於五月初五日遣先頭部隊於團鳳洲渡江,攻下武昌縣(今鄂城)。五月二十三日,張獻忠率全軍於鴨蛋洲過江。五月二十九日,張獻忠抵達武昌城下,開始攻城。    
    武昌是湖廣省會,江漢重鎮。此城一失,則江漢肯定不保。然而,朝廷和湖廣當局卻始終沒有在武昌認真設防,心存僥倖。至崇禎十六年(1643)春,武昌的形勢已危如累卵,不僅西有李自成重兵壓境,東有張獻忠兼程而來,而且城中缺兵少餉,人心已經大亂,根本談不上有真正的防守。    
    眼看張獻忠就要到了,城中要員們這才慌了起來,想起要趕緊佈陣設防,並寄希望楚王能拿出錢來,充餉養兵。於是,湖廣佈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的官員們一齊來到楚王府,跪在楚王朱華奎面前,請他出借銀兩充餉,被楚王拒絕。家居的大學士賀逢聖,也去晉見楚王,懇求楚王出餉,可楚王竟拿出了洪武年間的一張椅子,說沒有別的,只有此椅可佐軍充餉。賀逢聖急得當時就哭了起來。直到城陷前沒多久,楚王才拿出錢來招募承天、德安的潰兵,號稱楚府兵,由楚府長史徐學顏統率。    
    當張獻忠部抵達武昌城下時,道臣王揚基等棄城而走,楚府兵打開保安、文昌二門,納城投降。參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顏戰死。大學士賀逢聖則用船載著家人赴墩子湖,沉湖自殺。    
    楚王朱華奎被俘。當張獻忠看到楚府庫藏的上百萬金銀時,歎息道:有這麼多錢,竟不肯拿出來守城,朱鬍子真是個庸人!最後,楚王被放入籠中,沉江而死。楚王宗室全部被斬殺!據說當時從鸚鵡洲到道士洑之間,浮屍蔽江,一片淒慘景象。    
    張獻忠武昌得手,實力大增,便也學著李自成,在武昌建立起政權來。    
    他自稱「西王」,住進了楚王府,並高樹兩面大旗,上書「天與人歸」,「招賢納士」。    
    他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鑄「西王之寶」銅錢。設「五府六部」,分授周文江為兵部尚書,張其在為總兵前軍都督,李時榮為巡撫,謝鳳州為守道,蕭彥為巡道,陳馭六為學道,周綜文為天授府知府,黃元凱為黃州府知府,沈會霖為漢陽縣知縣等。    
    大概是張獻忠曾讀過一點書,所以頗有附庸風雅之意。他在黃鶴樓題詩,令部下附和。他還開科取士,錄取狀元、進士,並授以官職。在這方面,張獻忠確實要比李自成強。    
    可是他的實力仍比不過李自成。雖然他乘左良玉等東下、李自成留駐襄陽的機會,輕取了武昌,佔了大便宜,但心裡仍不免發怵。據說李自成得知張獻忠攻下武昌後,曾派人前往武昌,名為相賀,實則脅迫他歸附。張獻忠只得笑臉相迎,並贈送金銀寶物。李自成受了禮,卻沒有作書回復。    
    張獻忠擔心李自成會前來火並,便於此年七月率大部離開武昌,南下湘贛。未料李自成最後卻移兵河南,與孫傳庭對壘,並沒有前來。這一陰差陽錯,倒讓左良玉撿了便宜。他在張獻忠撤離武昌後,於下游回師西向,一舉佔了武昌。武昌雖已是空城,但並不影響左帥吹噓自己的恢復之功。    
    張獻忠率兵南下,連克咸寧、蒲圻,向岳州(今岳陽)方向進發。原駐防城陵磯的偏沅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率兵進駐岳州。八月初五日,張獻忠20萬大軍猛攻岳州,李乾德、孔希貴以及監軍道許潰潰退長沙。岳州被克。    
    二十三日,張獻忠部進抵長沙城下。    
    當時長沙城中住著吉王,惠王也從荊州逃到此地。面對張獻忠的大軍,湖廣巡按劉熙祚、偏沅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等臨陣脫逃,護送兩藩王退往衡州(今衡陽),投奔桂王。二十五日,因留守長沙的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以德、進士史可敬等投降獻城,張獻忠得以兵不血刃,佔領長沙。    
    張獻忠再克衡州。惠王、桂王、吉王等先退至永州(今零陵),張獻忠部尾隨而至。湖廣巡按劉熙祚令官兵護送3位藩王退入廣西,自己則死守永州,兵敗被殺。    
    此後,張獻忠部又連陷寶慶(今邵陽)、常德。    
    湖南承平日久,不知戰事。張獻忠至此,如入無人之境。湖南境內,僅有少數幾地得以保全。辰州府(今沅陵)因土司兵守辰龍關(在沅陵縣境內,是常德入辰州之要津)而未遭兵火。道州(今道縣,屬永州府)守備沈至緒戰死,其女再戰,奪回父屍,道州城也得以保全。    
    在湖南得手後,張獻忠還東攻江西,陷吉安、袁州(今宜春)、建昌(今永修)、撫州(今撫州)等府,並分兵南進至廣東南雄、韶州(今韶關)兩府境內。    
    至崇禎十六年(1643)冬,張獻忠已基本上控制了湖南全境,並佔有江西一部分。他本人坐鎮長沙,用從衡州桂王府上拆下來的殿材造起了宮殿。此時,他已稱自己的軍隊為天兵,而把大明朝稱之為朱朝。為收買人心,他公開發佈3年不徵糧的命令,並大量任命降官。他還照例要開科取士,收羅文人。他甚至還禮賢下士,每到一地,則大索名士。如衡陽名士王夫之,就被他多次徵聘,最後逼得王夫之只能毀容求避,而他居然也就放過了王夫之。    
    張獻忠在湖南的舉措,確實與從前大不相同。    
    當然,張獻忠此番來到湖南,自然不會忘記他的老對手楊嗣昌。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攻下常德,於是便以平南先鋒的名義發佈命令道:    
    「照得朱賊楊某,昔年曾調天下兵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於吾刃矣。今過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墳墓在此。只不歸順足矣,焉何拴同鄉紳士庶,到處立團。合將九族盡誅,墳墓盡掘,房屋盡行燒燬。霸佔土田,查還小民。有捉楊姓一人者賞銀十兩,捉其子孫兄弟者賞千金。為此牌仰該府。」    
    楊嗣昌及其父楊鶴,不僅自己因剿撫而送命。死後還要連累祖宗、家族,真是慘烈。據說其祖宗屍體被斬時,竟然流了血。    
    此時的張獻忠,不僅已穩佔三湘,旁掠江西,而且還可以南下廣東、廣西,東出江西、福建,甚至可以直搗南京,盡佔江南。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張獻忠竟最終放棄了湖南,又殺向了四川。    
    張獻忠此舉,令後人百思不得其解,至今仍是一個謎。    
    


第八章 大崩潰孫傳庭出關

    李自成在襄陽大殺異己、鞏固地位後,便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即下一步該怎麼走?    
    正當部下眾說紛紜,而李自成本人也舉棋不定時,卻傳來了孫傳庭率兵出關、主動出擊的消息。李自成再三權衡後,便毅然採納了顧君恩的建議,定下先取關中,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再攻取山西,進克北京的計劃,並隨即揮師北上,迎擊孫傳庭。    
    孫傳庭的出關求戰,在某種意義上說,倒是幫助李自成下了決心,選用顧君恩之策。後來的進程也表明,李自成此舉無疑是正確的,儘管他疏忽了山海關外清朝的存在。    
    那麼,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孫傳庭為什麼要主動出擊呢?因為這種做法,在當時無疑是自取滅亡,而且肯定會危及全局。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講講當時崇禎帝及朝廷的決策。    
    崇禎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部在湖北大發神威,幾乎攻克全境,而駐守此地的左良玉部卻一退再退,根本不敢與李自成交戰。湖北就這樣白白斷送!    
    崇禎帝心急如焚。    
    他認為局面之所以弄到這般地步,就是因為在楊嗣昌之後,沒有一個能幹的大臣能代他分勞,總負其責。於是,他又開始物色人選。    
    崇禎帝這次選中了吳甡。當時已任大學士的吳甡,曾任過陝西巡撫和山西巡撫,曾有長期對付農民軍的經歷,崇禎帝選中他也不奇怪。在此時的滿朝文武中,大概也只有吳甡可堪一用了。    
    崇禎帝本希望吳甡能自告奮勇,主動站出來請命。三月,崇禎帝召對太臣,說起承天祖陵被毀之事,聲淚俱下。接著,他又指責文武大臣調遣失度,暗示要進行人事變動。對當時的形勢,文武大臣自然是心中有數,所以沒有人肯接話,只是一味跪著叩頭。吳甡自然也是如此。    
    崇禎帝見吳甡不作表示,只得在第二天再次召對大臣,並開門見山地點了吳甡。他對吳甡說:自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以致弄到這種地步。你過去曾長期擔任過相關職務,可去湖廣督師,以圖恢復。如此一來,吳甡再也不便推脫,只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身份出任督師,而大理寺評事萬元吉則被任命為職方郎中,贊畫軍前。    
    吳甡過去能長期自保,而沒有像其他大臣那樣丟官喪命,靠的就是精明老練。他雖口口聲聲說不惜一死,願赴疆場,但也決不會貿然行事。他自然要向皇帝提提條件。    
    吳甡於是上疏崇禎帝,請撥精兵3萬,而且還要有敢戰之將率領。其理由是,湖廣左良玉部軍紀敗壞,不肯用命,如單派他孤身前往,等於就是無兵之帥,難以有所作為。不僅如此,吳甡還提出了一個保守的進兵方案,說自己先赴金陵,用自己的精兵先脅制住左良玉後,再進兵湖廣,與陝西孫傳庭夾擊李自成。    
    崇禎帝看到此疏,自然很不高興,便把此疏留中不發。吳甡要求呈見,以便當面解釋。第二天,崇禎帝便在文昭閣召見了吳甡。    
    崇禎帝開門見山,批評吳甡說:「昨天先生之疏,需兵太多,倉猝之間,哪裡去調集?南京與湖廣相隔太遠,似乎也不是退守之地。」    
    他還為左良玉作了辯護,說左良玉之退,也是因為地方官不為他籌措糧餉。此支勁旅可供先生之用。吳甡則據理力爭:    
    「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楊嗣昌九檄徵調左兵,左竟一兵不發!臣不如楊嗣昌,而左良玉更是今非昔比。如不能節制,則損威重。再說自襄陽順流可直達南京,易如反掌,因此臣是兼顧南京,而不是退守。」    
    吳甡當時十分清楚,如果自己不帶兵南下,將肯定是一事無成,所以他在這一點上絕不讓步。而崇禎帝則認為,到了現在這種地步,你叫我哪裡去調這麼多兵?況且左良玉的20萬大軍,如果處置得當,也不是不可用。正當雙方僵持不下時,次輔陳演插進來幫皇帝打圓場,說了一句:    
    「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    
    吳甡一聽,立即回敬道:    
    「次輔讀書中秘,不熟悉軍旅,我之所以要請兵,正是因為督撫手中無兵。」    
    他於是列舉了河南總督只有數十名隨員,河南巡撫也僅剩下標營千人,湖廣巡撫更是兩手空空等例子,來說明督撫已無兵可用。    
    崇禎帝只得令兵部速議發兵。可是兵部也已無兵可調,最後只得擬撥總兵唐通部、馬科部及京營兵共1萬人,交吳甡指揮。可是唐通當時正率部與入侵的清兵作戰,無法抽身,於是吳甡便不肯赴任,在京坐等。    
    崇禎帝十分希望吳甡能立即赴任,而吳甡也下定決心,手下無兵,決不督師。崇禎帝對此十分不滿。不久,首輔周延儒自請督師,朝受命而夕啟行;陝西總督孫傳庭上疏主動請戰,要統兵東出潼關。兩位的做法讓崇禎帝大感滿意,相比之下,更加深了對吳甡的不滿。就在此時,那位被吳甡奚落過的次輔陳演,不失時機,再次向皇帝提出,唐通肩負京師拱衛重任,不能輕調,同時也順手把孫傳庭的奮勇直前和吳甡的畏葸不前作了一些對比。忍耐已到了極限的崇禎帝,終於發作了。    
    當時,已與崇禎帝抗爭了2個月的吳甡,也感到不能再抗,準備赴任。臨行前一天,吳甡犒勞隨從兵馬,崇禎帝還令宦官賜銀牌給賞。然而到了第二天,崇禎帝突然下詔,令吳甡速進宮入直。吳甡頓感不妙,連上兩疏辭職。崇禎帝也就順水推舟,不予挽留,准其致仕。吳甡自以為脫掉了枷鎖,沒想到後來還是被重懲。八月,崇禎帝以吳甡延誤師期,導致武昌失守的罪名,令錦衣衛把吳甡逮捕入京,論罪遣戍雲南金齒衛。    
    崇禎帝之所以肯准允吳甡致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已決定重用孫傳庭了。五月,他令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不久,又進孫傳庭為兵部尚書,改任督師,總制應天、鳳陽、河南、湖廣、四川、貴州軍務,仍兼督三邊,賜尚方寶劍。他這次又把寶押到了孫傳庭身上。    
    他一方面要孫傳庭迅速出兵,一方面又做出了很多姿態。他再一次下了「罪己詔」,並宣佈免河南5府3年田租,而事實上那時的河南早就不在朝廷控制之下了。他還下了賞格:「擒李自成者,賞萬金,爵通侯;擒張獻忠者,官極品,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此時的崇禎帝,似乎仍沒有認清形勢,反而像一個賭紅了眼的賭徒,夢想再作最後一搏。    
    他當時的本錢就是孫傳庭。因此,他一再嚴令孫傳庭率兵出關,主動出擊。    
    而在當時朝廷的文武官員中,對孫傳庭是否出關是有分歧的。有少數官員抱著與崇禎帝一樣的幻想,希望孫傳庭出關作戰,能與左良玉部形成夾擊之勢。而左良玉部也在朝廷嚴令之下,於六月向西挺進。也有一些陝西籍官員希望孫傳庭能早日出關,以減輕陝西的負擔。不過,絕大部分官員卻認為出關是冒險之舉,一旦失敗,不僅陝西不保,而且會危及全局,所以他們力主孫傳庭呆在陝西不動,視形勢變化再作決斷。    
    兵部尚書馮元飆為阻止冒險,一面在皇帝面前力爭不可輕戰,一面專門寫信給孫傳庭,希望他不可輕舉妄動,並要求他不要再用白廣恩、高傑為將。兵部侍郎張鳳翔也極力勸崇禎帝不能速戰。他說,孫傳庭手下的精兵良將,是皇帝最後的家當,不可輕動。中允劉理順也寫信給孫傳庭,說此舉系天下安危,不僅僅是河南、湖廣的問題。出關之策就像藥中的劫劑。    
    但崇禎帝卻根本聽不進去。他一再嚴令孫傳庭出關。    
    孫傳庭對出關作戰能否取勝也沒有把握。但在皇帝的嚴令下,他也只有一途可選。他說:「我當然也知道出關作戰未必能勝,不過仍希望能僥倖而有萬一之功。大大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他確實是坐牢坐怕了。    
    此時的孫傳庭,也有了點實力。自從十五年(1642)兵敗柿園後,他便退回關中,屯田、繕器、積粟,廣招兵馬,恢復了不少元氣。但他當時之所以敢於冒險出關,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收到了丘之陶的秘信。    
    丘之陶本是大官僚丘瑜之子,投順李自成後,被任命兵部侍郎。李自成出襄陽後,他留在襄陽留守,便寫信給孫傳庭,約以內應。孫傳庭大喜之餘,自然多了一份信心。沒想到他的信使已被李自成的手下中途截獲,事情已洩,而他與丘之陶卻仍蒙在鼓裡。    
    八月初一日,孫傳庭在西安關帝廟誓師。他命總兵馬爌、秦翼明,隨陝西巡撫馮師孔,取道商洛進駐南陽,作偏師之用。自己則率大軍由靈寶入豫。高傑為中軍,王定、官撫民領延綏、寧夏兵為後勁,白廣恩則率火車營。為配合自己出關,孫傳庭檄左良玉統兵西上,進行夾擊,同時令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在洛陽與自己會合。    
    孫傳庭何曾料到,自己此次出關,卻正是走向自己的末日。    
    


第八章 大崩潰關中失陷

    李自成對孫傳庭出關作戰,早就作了準備。他先是派兵進入河南,預作準備,接著又親率大軍北上河南,尋機反擊、殲滅孫傳庭。    
    孫傳庭於八月上旬進駐洛陽。當時有謀士勸孫傳庭修繕洛陽城,儲糧,屯田,以作進戰退守之計。白廣恩也請駐兵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依次推進。可是孫傳庭卻怕貽誤戰機,不肯採用,而是急於決戰,輕率冒進。    
    這正中了李自成的圈套!    
    李自成見孫傳庭來勢兇猛,便故意示弱,誘敵深入。當時他已從鄧州移兵至襄城和郟縣之間相待。    
    九月十二日,孫傳庭部攻陷寶豐,並於十四日推進到郟縣境內。李自成親率萬騎迎戰,孫傳庭部白廣恩、高傑進擊,其前鋒楊繩祖、王龍等原是羅汝才部下,此時見到李自成,個個心懷仇恨,奮勇向殺,竟擒獲了李自成部下、果毅將軍謝君友,砍下了李自成的坐纛,攻陷了郟縣。    
    同時,鄖陽道高斗樞與惠登相合兵,在湖廣配合孫傳庭作戰,在八月攻佔光化,九月攻下谷城,進逼襄陽。游擊折曾修,奔襲了李自成部在唐縣的老營,擄其輜重,殺其妻子。    
    這些捷報不斷傳來,令孫傳庭興奮不已。他急報朝廷邀功,並口出狂言說,「賊聞臣名皆潰!臣誓清洗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    
    崇禎帝得報後更是欣喜若狂。他拿著奏疏令大臣們傳閱,連說賊滅亡在旦夕!他甚至還傳諭吏、工、兵3部,速速配合孫傳庭以取得最後勝利,並著手安排善後事宜。只有兵部尚書馮元飆看出了問題,深感大禍即將來臨。他說,「賊兵故意以贏弱誘我,不可不憂」。這些話著實讓崇禎帝掃興。    
    但馮元飆之擔心,不幸很快就變成了現實。    
    先是丘之陶被斬,內應頓失。丘之陶謊報軍情,說左良玉已率兵攻打襄陽,試圖令李自成從河南前線抽調兵力回去救援。未料李自成早已偵知其中奧秘,斬殺了丘之陶。    
    接著又是糧道被斷。孫傳庭部孤兵深入,後方供應難以維持。連下了6天的大雨,更是令運輸艱難。兵卒們個個饑瘦不堪。李自成獲內線密報後,一面令堅壁清野,一面令劉宗敏率輕騎間道飛馳至汝州白沙,抄絕孫傳庭的糧道。    
    官兵軍心大震,開始騷亂。    
    孫傳庭急令陳永福率豫兵留守兵營,自己率陝西兵分路撤退,決心打通糧道。豫兵不服,也隨之潰退。農民軍則乘勢猛攻,殺得官軍人仰馬翻。此役孫傳庭部被殺4萬餘人,損失甲仗馬騾數十萬,最後孫傳庭和高傑僅率數千人北渡黃河,繞道山西垣曲縣而至潼關,與白廣恩會合。    
    崇禎帝接到敗報後,十分震怒,下令削去孫傳庭督師、尚書之職,但仍令其以陝西總督的身份收拾余兵固守潼關。不久,又升白廣恩為援剿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撥給兵員3萬,與孫傳庭一道守關,以阻李自成部進入陝西。但此時的孫傳庭、白廣恩,哪裡還能守得住潼關呢?    
    十月初,李自成、劉宗敏統率主力,進攻潼關,同時遣偏師由河南鄧縣取道商洛地區,進攻陝西,約定在西安會合。    
    孫傳庭當時令高傑、白廣恩分駐關外,自己則坐鎮關城。    
    十月初六日,李自成部發動進攻,高傑、白廣恩先後潰退,潼關也隨即失守。    
    孫傳庭收兵渭南,企圖固守。農民軍乘勢再攻,渭南城破。孫傳庭及監軍喬元柱被殺(一說兩人是死在潼關的)。    
    李自成於十月初十日再下臨潼,並於次日抵達西安城下。    
    西安是秦王封地。秦王朱存樞富甲天下,是有名的富藩。戶部尚書倪元璐曾向崇禎帝建議,讓秦王拿出財產來助餉,說與其今後讓賊寇拿去,還不如趁早用於享軍。崇禎帝沒有答應。此時陝西巡撫馮師孔退守西安,城中已無兵可用,便留下了途經西安的5千四川兵守城。官員們勸秦王出點銀子,置些棉衣犒軍,一來可給士卒防寒,二來也可激勵士氣。未料秦王竟一口拒絕。    
    守城副將王根子十分不滿,竟約農民軍獻城。十月十一日,王根子依約大開東門,農民軍一擁而入,一舉佔領西安。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知府簡仁瑞、知縣吳從義等被殺。    
    西安被佔,不知崇禎帝是否有預感?據說在崇禎十一年正月,崇禎帝曾在平台召見群臣時,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    
    「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鬧幽燕。    
    兵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    
    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    
    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    
    流寇數載即息,紅頂又將發煙。    
    虎兔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    
    此中,「大水灌魏」應指開封被灌,「失秦川」當是西安被佔,「紅頂」則指清兵。至此,前面的兩事已經應驗,而清兵入關也為時不遠了。    
    崇禎帝這一賭可以說是輸得精光。他寄予厚望的孫傳庭就這樣淒慘而去,也帶走了他最後的幾許希望。在開始時,崇禎帝堅決不信孫傳庭已死,因為孫傳庭的屍體始終沒有找到。他下令不予贈蔭、哀悼。當孫傳庭戰死的消息最終被證實後,崇禎帝不禁悲痛之極。    
    秦中二帥,曾是崇禎帝最倚重的大臣,而其結局卻是如此不同。當初洪承疇明明已降清朝,崇禎帝卻匆匆立祠、贈蔭、追恤,弄得好不尷尬。而現在孫傳庭確實戰死,且屍骨無存,崇禎帝卻堅信其未死,竟不許贈蔭、哀悼。不過,他們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曾是崇禎帝的救命稻草。    
    正當崇禎帝在痛惜孫傳庭之死時,李自成在陝西卻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李自成親率後營李過部和左營劉芳亮部,向北追擊高傑。高傑曾是李自成部屬,當年拐走了李自成的妻子,降了朝廷,反過來與農民軍作戰。李自成豈能輕易放過他?!    
    高傑自知罪孽深重,一旦被抓獲,肯定沒有活路,於是先從潼關退回陝北。當李自成大兵追來時,他又乘黃河結冰而奔山西。後來李自成東征山西時,他又往南狂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到弘光朝時,他居然又成了史可法手下四大將領之一。他真是命大!    
    李自成於十一月到達延安。雖然他未能捉住高傑,報奪妻之仇,但在軍事上卻很是順手,沿途州縣紛紛投降,未花什麼氣力。當他從延安北上榆林時,他還順路回到米脂,也算是衣錦還鄉。一年多前,其祖墳被掘,李自成此次回來,自然要重修祖墳,致祭追悼,還殺了一個參與伐墓的鄉紳,算是報了仇。可惜其祖父、父親的遺骨已被焚燒揚棄,再也找不回來了。他還到處尋找自己的族人,贈金封爵。甚至還改換了家鄉的名稱,大概是免得今後稱帝時再去改動。於是,延安府被改成天保府,米脂縣為天保縣,清澗縣則為天波府。這一改,果然響亮多了!    
    李自成一路風光,沒想到在榆林卻遇到了麻煩。榆林是明朝「九邊」之一,居民多隸軍籍,以當兵為職業。在與農民軍對陣的邊將邊兵中,就有很多來自榆林。雙方打了十幾年,仇怨也結深了。大概李自成也想到了這點,所以在勸降的同時,又令李過、劉芳亮率7余萬大軍作好準備,如果一旦勸降失敗,就以武力解決。    
    榆林人自然不肯降。儘管總兵王定臨陣脫逃,但榆林人仍在兵備副使都任、督餉員外郎王家祿,以及卸任裡居的總兵尤世威等人的率領下,堅守城池,血戰7晝夜,甚至連婦女、孩子也紛紛上城參戰。城被攻陷後,滿城無一人投降。這在明末是少見的。    
    其他各路兵馬也很順手。漢中、鞏昌等府迅速被克。固原(陝西鎮所在地)、寧夏鎮也相繼投降。只有賀錦在收服甘肅、西寧時遇到麻煩。    
    賀錦於十一月率兵西征,不久便攻克蘭州,殺肅王。然後又於十二月攻佔甘州(今張掖),殺甘肅巡撫林日瑞、總兵馬妒等。而另一支由魯文彬率領的軍隊在進攻西寧時,被當地土司擊敗,魯文彬也被殺。賀錦馳援西寧,卻被偽降的土司帶入伏擊圈而被殺。其部眾悲憤之下,猛攻西寧城,最後攻克西寧,為賀錦報了仇。不過這已是第二年正月的事了。    
    至此,李自成已是如日中天了。在長江之北,他已佔半壁江山。而在軍事上,他更是佔有絕對優勢。一統天下,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而大明朝的日子就相當難過了。在長江之北,李自成已成橫掃天下之勢,打得朝廷根本無力還手,甚至連招架之功都沒有。在長江之南,張獻忠已佔據湖南,並準備向十分空虛的四川進發,四川肯定將成他囊中之物。而在山海關外,蒸蒸日上的清朝正虎視眈眈,伺機收拾殘局。    
    大明朝氣數將盡了。    
    既然舊朝將去,那麼新朝就應先立。李自成準備建朝立國了。    
    


第八章 大崩潰京師告急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登基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以秦王殿為宮,增舊殿為九間,以符帝制。同時大修長安城。    
    既然自己稱了帝,自然就應光宗耀祖。於是,李自成追尊其曾祖以下均為皇帝,母呂氏為太后。規定其父、祖以及他自己的名諱,不得使用。他還冊封高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    
    李自成當然也沒忘記手下的那班弟兄。弟兄們跟他出生入死,還不是為了今天的榮華富貴?於是,他大封功臣。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威武將軍則封伯、子、男。劉宗敏、田見秀、谷英、李錦(李過)、劉芳亮、張鼐(李雙喜)、袁宗第、劉國昌等被封侯。劉體純、吳汝義、馬世耀、李友、劉忠等被封伯。降將白廣恩、陳永福、王良智(即獻西安城的王根子)等也被封侯。其餘被封子、男爵的。則多達80人左右。    
    既然武官封了爵,那麼文官也該一起榮升。李自成改動了官制,以安排眾多文官。內閣被稱為天祐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此職相當於丞相,自然非牛金星莫屬。宋獻策則被任命為軍師。行政機構雖仍為「六部」,但長官卻升了格,原先只有侍郎各1人,現在則增設尚書。中央其他機構的名稱以及地方機構的名稱,也都作了改動,以示與舊朝有別。李自成分授各級官員,頒發新印。為了招徠讀書人,他還開科取士。另外,他特別關照顧君恩,特意賞了顧君恩一班女樂,以回報其入關之策。    
    李自成仍然堅持3年免征之政策,以收攏人心。不過,這麼多兵馬要糧要餉,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征錢糧,如何維持?李自成自有辦法!他向豪紳污吏追贓。在渭南時,他就責令當地豪紳出餉銀160萬兩。進了西安城後,他又故伎重施。他大宴西安城中縉紳大戶,並把秦王府中的金銀器皿分給他們,然後對他們說,軍中缺餉,你們都是官吏,不會沒有銀子,應該拿出來助軍需。此時站在旁邊的部下又恰到好處地故意露出兵器,嚇得那些縉紳直發抖。於是李自成規定,當過九卿的出銀5萬,中丞3萬,監司1萬,知縣之類的也要出5千。這種做法,後來又被李自成用在北京。    
    此時的李自成,在西安城中是十分風光。他每3日親赴教場校射1次,身穿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而行。百姓只要一見他的黃龍纛,便一起伏在地上連喊萬歲。    
    從後來的情況看,李自成在西安匆匆登基,似乎是弊多利少。當時他雖佔盡優勢,但半壁江山畢竟仍在崇禎帝手中,更何況還有他的勁敵張獻忠,此時也是實力大增。更不用說山海關外的八旗兵了。另外,李自成自襄陽揮師河南,從九月大戰孫傳庭,十月破潼關、占西安,到收三邊,占關中,直至次年正月稱帝,總共才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勝利來得實在太快了,快得令許多人都無法承受!如果此時能稍作調整,全軍上下自滿驕傲、追求享受的傾向或許會有所收斂,進京後的局面或許也不致失控。    
    好在李自成本人在此時還算清醒,還記得崇禎帝仍在北京,等著他去收拾。在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預先派出李友、白鳩鶴兩員大將,率先頭部隊進攻山西。十二月十八日,這支部隊在禹門口渡過黃河,並傳牌山西各州縣,要求各地官吏認清形勢,不作抵抗。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統率主力,由西安出發開始東征,直殺北京。權將軍田見秀則留守西安。    
    大軍渡過黃河後,便直撲平陽府(今臨汾)。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等便到了平陽城下。平陽知府張璘然投降,西河王及宗室300餘人被殺。    
    另一支部隊即劉芳亮所率左營,渡河後即沿黃河北岸向東運動,連克河南懷慶府、衛輝府、彰德府,然後攻入京畿,克大名府、河間府、保定府,最後與李自成會師北京。    
    李自成、劉宗敏佔領平陽後,隨即北上,準備攻打太原。而太原幾乎沒有什麼防守。太原這樣的省會重鎮,竟然到了無兵可守的地步,那麼,在潼關失守後兩個月中,崇禎帝及山西當局到底在幹些什麼呢?    
    這也實在怪不得崇禎帝。他實在是沒有辦法。    
    潼關失守後,崇禎帝任命兵部侍郎余應桂接任陝西總督。余應桂嚇得臉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後他雖想再去陝西,但陝西已沒有他的地方了。崇禎帝再令宣大總督、山西巡撫和陝西總督協剿,宣大總督、山西巡撫避之尚且不及,哪裡還敢去剿?便都推說餉乏馬缺,不肯應承。    
    此時的崇禎帝已無多少自信了。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當李自成正在西安興高采烈登基時,北京城裡卻是陰風呼嘯,起瓦震屋,飛沙走石。鳳陽地震的消息也於此時傳進宮來。據說當時佔了兩卦。一卦稱:「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無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此日早朝,鐘鳴之後卻不見人影。過了很久才見文武大臣趕來,個個萎萎縮縮。早朝結束後,崇禎帝留閣臣喝茶。閣臣們乘機向崇禎帝提出用內帑充餉。不料崇禎帝過了半天才說了一句「今日內帑有難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淚下。君臣議了半天,也沒議出個所以然來。    
    初三日,崇禎帝召見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議崇禎帝親征,實際是暗示崇禎帝南遷。崇禎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亂說」。李明睿要崇禎帝趕緊決斷,而崇禎帝卻說不行,並要李保密。    
    崇禎帝還下令撤掉余應桂,其陝西總督一職由陝西巡撫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陝西。    
    不過有件事卻著實讓崇禎帝高興了一番。大學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財百萬。他見崇禎帝如此憂心忡忡,便站出來說他願意返回家鄉,散財集兵抗敵。崇禎帝喜出望外,於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廟,並親至正陽門樓設宴為李建泰餞行,命其以大學士督師,賜尚方劍。    
    可是當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聽說山西局勢危急後,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時,兵士已逃亡千餘人。而至順德府廣宗縣時,他因縣中豪紳閉城不納,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當他得知農民軍已佔領其家鄉後,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時的太原已是危急萬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當時城中長官是革職巡撫蔣懋德。他率部勉強支撐了兩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撫標營裨將打開新南門投降,太原被克。晉王被俘,蔣懋德自殺,布政使趙建極等多人被殺。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進發,直逼北京。途中發佈了著名的《永昌詔書》,大罵朝廷,並要崇禎帝度德審己,看清形勢,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寧武遇到了總兵周遇吉的頑強抵抗。雙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雖最終攻下了寧武城,殺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據說李自成當時已萌生退意,想班師返回關中。這種說法或許有些誇大,但也說明寧武之戰的慘烈。    
    李自成東渡黃河後,真正的硬仗只有寧武之戰。寧武之戰後,李自成再也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勢如破竹,直搗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達大同。大同總兵姜瓖投降,代王朱傳全家被殺,大同巡撫衛景瑗自殺。    
    接著,陽和(今陽高)兵備道於重華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達宣府(今宣化),早已約定投降的總兵王承胤開門投降,巡撫朱之馮自殺。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達居庸關。守將唐通和監軍太監杜之秩投降,京師的「北門鎖鑰」居然被李自成不廢吹灰之力就佔領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隊已抵達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第八章 大崩潰淒涼紫禁城

    敗報接二連三地傳來,真可謂兵敗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關失守,京師門戶大開。居庸關是京師北面的天險,素有「北門鎖鑰」之稱,至此卻因守將唐通及監軍太監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絲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師之北已無險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傳來時,崇禎帝正在依次召對考選諸臣,題目當然是關於外虜內寇方面的。到了這種時候,崇禎帝居然還做如此無聊之舉,不知是何用意?其實,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亂。據說他一會兒憑幾而聽,一會兒東張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經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時,內官匆匆遞進一封密件,崇禎帝拆開一看,大驚失色,並立即退入後宮。而那般大臣則被晾在那裡,一個個不知所措。    
    崇禎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敗報!昌平一失,崇禎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無法掩飾內心的恐慌了。    
    對這一天的到來,崇禎帝應該是有預感的。不過,當預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變成現實時,崇禎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點難以接受。因為他對時局的估計,一直就抱有幻想和僥倖。也正是這些幻想和僥倖,才使他落到了此時進退無路的地步。    
    當李自成的軍隊殺過黃河,勢如破竹時,崇禎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討應對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師的鬧劇外,當時還提出來兩個對策:一是調遼東總兵吳三桂部進關守衛京畿,抵擋李自成;一是南遷,退守東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禎帝就在召對群臣時提出調吳三桂入關之事。他主張抽調5千精兵隨吳三桂入關,並認為關外余兵尚多,調走5千仍可支撐局面。不過,他沒有直接下達調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們商議後再決定是否實行。說到底,他是怕負責任。    
    崇禎帝把皮球踢給了大臣們,大臣們則又把皮球踢了回來。首輔陳演堅決反對調吳三桂入關,兵部尚書張縉彥也持此態度。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即擔心吳三桂率精兵一撤,不僅寧遠等地不保,就連山海關能否守住也成了問題。如此重大之事,哪裡是大臣們能負得了責的,因此還得請皇帝聖裁。結果最後還是由崇禎帝自己決定放棄寧遠,調吳三桂進關。    
    不過,陳演等人並沒有立即去執行此策。他們一議再議,不斷扯皮,千方百計地想推卸責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薊遼總督王永吉、巡撫楊鶚、吏科給事中吳麟征,再次奏請放棄關外寧遠等地,調吳三桂入關屯衛京師。崇禎帝對陳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滿,便將此疏讓陳演及大學士魏藻德閱讀,兩人不敢應對。即使是到了這時候,陳演等仍因怕負責任而不敢決策。他們先是請崇禎帝召見吳三桂之父吳襄,詢問吳襄的意見。在得到吳襄肯定答覆後,他們竟又請崇禎帝下令派人赴關外詢問吳三桂的意見。這樣一來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禎帝才下定決心,於是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掛平賊將軍印援剿總兵左良玉為寧南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不久又補封山東總兵劉澤清為平東伯。    
    三月初六日,崇禎帝下令放棄寧遠,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寧遠總兵吳三桂入衛京師,同時檄調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勤王。結果是吳三桂根本沒有來得及趕到北京,劉澤清則謊稱有傷,在大掠臨清後率兵南逃。而唐通雖及時趕到,卻把居庸關拱手讓給了李自成。    
    南遷之議,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禎帝提出。崇禎帝也曾與李明睿秘密商議過此事。隨著形勢的急劇惡化,駙馬鞏永固、督師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華等紛紛提出南遷之議。其中有人主張崇禎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則主張太子先赴南京,崇禎帝本人則留守北京。依崇禎帝的意思,則傾向於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時為照顧面子,他希望大臣們能出面固請,並以親征之類的名義出京南赴。但以陳演為首的內閣卻不肯出面承擔責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對此舉。到後來,崇禎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傾向於太子南下監軍,擔心生出事端來,便下決心留在北京。他說:    
    「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此土,賊至而去,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    
    他對太子南下監軍之主張更是不滿。他斥責道:    
    「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且如此不濟,孩子家又能做什麼?」    
    崇禎帝最終未能下決心南遷,還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對時局仍抱有幻想和僥倖。他先是寄希望於李建泰的督師,後又幻想吳三桂等部的入衛。他甚至認為即使李自成兵臨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過,事實證明他的這些想法是大錯特錯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進抵北京城下,開始攻城。當時京城的防守,外則由襄城伯李國楨主持,內則由提督太監王承恩負責。    
    李國楨的「三大營」駐紮在城外。當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率部掩殺而來時,「三大營」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轉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營」瓦解後,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監負責。當時登陴守禦的兵卒僅五六萬而已,外加數千小太監,根本難擋攻城之勢。更嚴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時已起異心,準備獻城。    
    據說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於李自成的原宣府監軍太監杜勳射書城中,與守城太監曹化淳聯繫。有人甚至斷定,杜勳曾進入城中,轉達了李自成要求崇禎帝遜位的意見。    
    十八日下午,太監曹化淳打開彰儀門,向農民軍投降,外城被佔領。而城內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這一天,崇禎帝下了最後一次「罪己詔」,癡人說夢般地宣佈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餘的人都可獲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禎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後,幾近瘋狂。他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設法出逃。他還發了最後一道諭旨,令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並把太子托付給他。不過,這道諭旨被送到內閣時,內閣已無人在,不久便被農民軍繳獲。    
    崇禎帝最後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麼,實際上已無法弄清。因為當時惟一在他身邊的提督太監王承恩,也隨他一起自殺了。    
    實際上,在崇禎帝的遺體被發現之前,包括農民軍在內,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農民軍進佔內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護後擁下,由德勝門進城。至承天門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寫著「奉天承運」的門匾。可惜未能射個正著,而略有偏差。    
    當李自成一行進宮時,跪迎於門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們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貴!並把他們送到劉宗敏處。    
    直至二十二日,農民軍才於煤山發現了崇禎帝的遺體。其衣袖上寫有兩行墨書。一行稱:「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另一行稱:「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李自成等這下才放下心來。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師被佔,大明朝至此氣數全盡!    
    不過,儘管大明朝已亡,而戲卻並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順朝、福王的弘光朝等,還先後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後的表演,直到被入關的大清朝依次擊潰、收拾。最終的結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統江山!    
    從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短短一年中,或許更能領略到大明朝的悲哀。    
    


第八章 大崩潰天絕大明

    李自成自三月十九日進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倉促潰退,共歷時僅42天。    
    在初進城時,李自成最急於做的事就是找到崇禎帝。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為此,他曾下令,凡能獻崇禎帝者,賞黃金千兩,而隱匿者則誅其全家。沒想到兩天後卻發現崇禎帝早已自縊於煤山,而太子、永王、定王也於此前被擒獲,於是李自成便放下了心。    
    李自成接下來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處理舊朝留下來的數千文武大臣;一是著手準備登基大事。    
    當李自成攻入京城時,司禮掌印太監王德化率內員300人迎至城門外,被令照舊掌印。其他監局掌印太監也都紛紛出降。因此,李自成進城時,最先出迎的倒是這幫太監!    
    若崇禎帝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至於那一幫文武大臣們,開始時卻不敢出頭,個個潛藏,惟恐不深。他們這樣做,倒不一定是出於忠義,而實在是擔心禍患臨頭。李自成在陝西、山西拷掠縉紳的殘酷,他們早有所聞。    
    忠臣當然是有的!在李自成攻破京師時,也有不少文武大臣殉國。這也算是大明養士300年的一點善報吧。    
    殉國的勳戚有:宣城伯時春、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彰城侯楊崇猷、新城侯王國興,少保駙馬鞏永固等等。    
    殉國的大臣有:大學士范景文、尚書倪元璐、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彥、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征、右中允劉理順、右諭德馬世奇、戶部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陳良謨、翰林院檢討汪偉等數十人。    
    這些勳戚大臣,大多是滿門赴死,或上吊、或投井、或自焚,十分慘烈。    
    殉國的太監,除王承恩陪崇禎帝自縊外,尚有李鳳翔、張國元、高明等等。    
    那麼,除了上述的這些殉國者外,滿朝勳貴文武數千人,在城破之後又都在幹什麼呢?    
    李自成進城之後,便下令勳戚文武各官,於二十一日投職名報到見朝,願為官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隱匿收容,則嚴懲不貸。    
    至二十一日,上朝者多人,赴長安門投職名者爭先恐後,農民軍聚其名帖而焚之。當時承天門不開,諸官都坐在露天等候。至中午時分,太監王德化自內而出,身邊跟著十幾個隨從。當他見到兵部尚書張縉彥時,便挖苦道:老先生尚在此啊!明朝事都是你與魏閣老(指魏藻德)壞掉的。張縉彥爭辯幾句,王德化便命人掌嘴,把張縉彥氣得直掉眼淚。    
    這位王德化,在數月之內,竟連侍3朝。先是任大明司禮監掌印太監,李自成進京後,便率先投降,仍被命做掌印太監。更令人吃驚的是,當李自成潰退、清兵佔領北京後,王德化搖身一變,竟又降了大清,仍做他的掌印太監。    
    此日,文武百官自早上即赴長安門外等候,至日暮才被放出,餓了整整一天。他們一個個縮首低眉,呆若木偶,即使被兵卒百般侮虐,也不敢出聲,受盡屈辱。也有剛烈之士,因實在嚥不下這口氣而自殺身亡的。如庶子掌坊周鳳翔在此日回家後,便上吊自殺。但像周鳳翔這樣的畢竟只是少數,絕大部分文武官員都在等著發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能被新朝所用。如大學士魏藻德,當時被關押在劉宗敏宅內的小房中。那位大學士,就對李自成很有些怨言,他扒著窗縫對外面的人說:「如要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於此算是什麼?」     
    但李自成等似乎並沒有立即用這些降官。二十一日見朝,被任命的官員並不多,但也沒有開殺戒,甚至還相當寬容。如那位負責城防的襄城伯李國楨,被執後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等怒問道:「為何不跪?」    
    李國楨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沒有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等便威嚇道:「不跪則把你凌遲處死!」    
    李國楨回嘴:「隨你的便!」    
    李自成等又威脅道:「不跪將把你全家凌遲處死!」    
    回答仍是隨你的便。但當李自成說到不跪將把全城百姓凌遲處死時,李國楨這才跪下,不過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說道:    
    「我是為全城百姓而跪,並不是向你而跪!」    
    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沒有處死他,而是把他暫時關押。數天後,他因被追銀受刑,實在熬不住,才自殺身亡。    
    不過,也有人說這位襄城伯是在演戲。當時他年僅27歲。原本就是位大言無忌之人,當他總督守城時,雖擁重兵,卻不曾有什麼調度,而城破之後,竟能不死而被執,此時徒為大言以從賊聽,希望能僥倖免死。平心而論,此時能在李自成面前敢如此說話,不管其動機如何,也確實是需要些膽量的。而其夫人也被農民軍所掠,據說農民軍把她的衣服剝盡,抱放馬上,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也!勳臣婦人被辱如此者,實在是少見。    
    最早被殺的勳戚,倒是成國公朱純臣。其原因很簡單,即崇禎帝臨死前曾寫下一紙朱諭,要成國公輔助東宮(太子)。朱諭被農民軍繳獲後,因此事關係重大,李自成立即收捕了成國公,並於二十二日下令處死,以絕後患。後又復殺其弟等親屬。    
    二十三日,崇禎帝、王承恩的屍體被收殮。開始時用的是普通棺木,後改用朱漆棺殮崇禎帝,並與周後的棺木一起被移入佛寺。    
    同日,劉宗敏、牛金星在午門前選用了一批舊朝文武官員,約100人。    
    二十五日,禮部命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開始即位典禮的準備工作。    
    當時不少文武大臣在謀求新朝官職,如戊辰科進士則以同科的身份走宋企郊的路子,而河南人則與牛金星、宋獻策拉老鄉關係,希望能為新朝所用。    
    二十六日,舊朝文武紛紛赴朝投遞職名、勸進,希望能被錄用。農民軍除選用了100餘名四品以下官員外,把其餘各官登記上冊,並以100人為一組,由騎兵8人押赴各營。    
    二十七日,派餉於在京各官,不論是否被新朝錄用。被錄用者派少,未被錄用者派多。標準是中堂10萬,部院、京堂、錦衣7到3萬,科道、吏部5到3萬,翰林3到1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至於勳戚之家,則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    
    在此以前,劉宗敏早已準備好了5千副夾棍。此類夾棍,十分厲害,夾人無不骨碎。現在終於派上了用場。    
    襄城伯李國楨由劉宗敏追贓,才被夾了兩下,便在回房後自殺。    
    崇禎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稱無錢。10餘日前崇禎帝要他捐餉時,他起初還不肯捐,後勉強捐出1萬。此時在農民軍的夾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50萬兩銀子及價值數十萬的珍珠幣物。其餘的勳戚,也都被一一過堂,敲盡搾乾,有的甚至丟掉了性命。    
    大學士陳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職,原本有機會走脫,可惜因資產太多,短時內無法處理而滯留於京。此時他也被劉宗敏追贓。據說陳演還未等到用夾棍,就捐4萬兩白銀,劉宗敏很高興,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陳演的僮僕檢舉說其家財遠遠不止此數。劉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學士魏藻德或許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禎帝令其捐餉時,他只肯出白銀400。此時被劉宗敏追贓,上了夾棍後才承認金銀萬餘計。後雖經一夾再夾,直至腦裂而死,也未再搾出油水。他的兒子也不承認還有餘銀,結果被殺。    
    在劉宗敏等人的夾棍下,那幫舊朝大臣幾乎沒有倖免。    
    與此同時,農民軍對那些太監也是照夾不誤。原司禮監掌印太監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銀15萬兩及許多金銀什器緞匹。不過當時都傳說他有白銀30萬兩,因此農民軍認為他仍有隱瞞,於是再夾,直到被夾死。也就是這位王之心,幾十天前還以家計消乏為辭,不肯助餉,最後才勉強出了1萬兩。    
    太監曹化淳交出了白銀5萬兩。    
    最後由太監交出的金銀數,竟與勳戚們所交出的一樣多,而比文武百官吐出的整整多出了一倍。    
    與此同時,農民軍還把矛頭直指富商大賈,效果居然也很不錯。    
    李自成在短短十幾天內,竟得了7千萬兩白銀!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一大批滿腹經綸、滿口仁義道德的既得利益者,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際,竟然不肯依其財力,支撐大局,到頭來竟落得了如此的結局。他們似乎弄不清最簡單的道理,即他們的特權地位及隨之而來的財富,都是由這個朝廷及其制度所賦予的,一旦沒有了這一前提,哪裡還保得住特權、財富,甚至是自己起碼的尊嚴!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李自成進城後他們的結局,應該是預先可以估計到的。    
    在這一點上,身居九尊之位的崇禎帝竟也是如此。    
    據說李自成入城之後,搜括各庫存銀竟多達3千多萬兩,金數千萬兩。而作為天下財賦之樞的戶部,僅有外解銀約40萬兩、捐助銀20萬兩而已。兩者相較,不啻天壤。儘管有人對各庫存銀數提出懷疑,認為不會有如此之多,但城破之時各庫仍有巨額存銀之事,則不容懷疑。而崇禎帝卻藏之不出,口口聲聲說缺糧少餉,今日加派,明日搜括,真不知是何道理?這些銀兩不僅未被用於戰事,挽救危局,反而最終落入了李自成之手。    
    崇禎帝當然是看不到這幕了。四月初三日,他與周後的遺體被匆匆塞入田貴妃之墓,草草安葬了。    
    當李自成在北京城中正忙著追贓、登基時,山海關卻出了問題。由於吳三桂的降清,天下局勢頓時大變!    
    強大的清兵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後,勢如破竹,幾成摧枯拉朽之勢。    
    李自成匆匆退回北京後,於四月二十九日草草登基。儀式剛結束,李自成便下令焚燒宮殿和各門城樓,全線撤退。    
    清兵獲知後,一面追擊農民軍,一面進佔北京。當時北京城中紛紛傳言吳三桂已奪回太子,紛紛準備迎接。    
    五月初三日,聚集東郊的官員卻突然發現蜂擁而來的並不是吳三桂部,而是滿洲八騎。清攝政王多爾袞率部傲然佔領了北京。    
    此年的九月,順治皇帝由瀋陽到達了北京,並於十月初一日舉行了即位典禮。    
    在不到半年之間,北京由大明而易手大順,最終卻成了大清的京師。    
    大清的軍隊也在各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西線,清兵猛擊李自成部,迫使李自成向陝西節節敗退,並於次年(順治二年,1645)的正月佔領了西安。    
    在佔領西安後,多鐸移師攻擊江南,矛頭直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朝。至五月十五日,多鐸兵不血刃,佔領南京,收編了弘光朝的軍隊。不久,俘獲福王。閏六月,佔領杭州,潞王朱常淓降。    
    另一支清兵在阿濟格的率領下,追擊李自成部。在順治二年(1645)的三至四月,清兵與李自成部先後在河南、湖北、江西境內連戰8次,李自成部皆敗。至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殺。李自成部大傷元氣。    
    至順治三年(1646),東線的清軍連敗浙江的魯王、福建的隆武、廣東的紹武3個殘明政權。而西線的清兵也成功地攻入四川,擊殺了張獻忠。    
    儘管西南還殘存著一個永歷朝,東南尚有一位國姓爺,此外還有李自成、張獻忠的殘部仍在堅持抵抗,但大局已是塵埃落定,明清鼎革之過程也已基本完成。    
    大明朝從此也就成為了歷史。    
    


後記後記

    我對晚明史的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後期。此前,有些西方史學家試圖把明末中國與17世紀歐洲經歷的所謂「普遍危機」聯繫起來。他們套用17世紀以西班牙塞維爾(Seville)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因西屬美洲白銀輸入的大幅度減少而首次出現衰退,並造成歐洲各國政治、社會的嚴重不穩定這一歷史模式,來論證17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同樣也因美洲白銀輸入的減少而經歷了經濟衰退,由此出現了政治、社會的一系列動盪,並導致了明王朝的最後滅亡。我當時不太同意這樣的觀點,於是便與當時來華進修的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研究生倪來恩(Brian Molougheney)先生進行合作研究,撰寫了《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關於明末外國白銀的輸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檢討》[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一文,並用中英文在國內外發表。我們的基本結論是,在明朝滅亡前的最後幾十年中,正是中國輸入外國白銀的頂峰時期,因此,明清鼎革的原因,決不像17世紀歐洲的「普遍危機」那樣簡單,更不能把二者等同。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些學術反響,其中也不乏批評者。如著名學者貢德·弗蘭[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新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就對我們的保守看法提出了批評。不過,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導致明代滅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又以本土因素為主。    
    那麼,為什麼有些外國學者會把明朝的滅亡與美洲白銀以及17世紀歐洲的「普遍危機」聯繫起來呢?這實際上就涉及到了晚明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後果問題。明中期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已得到了中外學界的普遍肯定。也正是由於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白銀作為當時的主要貨幣,其需求量激增,而國內的白銀產量又無法滿足,所以通過各種渠道進口美洲、日本的白銀也就不可避免。這種大規模的白銀進口,也就是引起某些西方學者不斷聯想的依據。不過,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把這種白銀進口看作是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那麼就會發現一個有趣同時也是矛盾的現象,即明朝的滅亡,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似乎有一定的內在關係。    
    依照經典著作的理論,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既是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更會進一步促進社會分工,隨之而來的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總量的增長。按照常理,朝廷和民眾應該從這種增長中獲益。但晚明的情形卻並不是如此,甚至是相反。現在看來,明中期以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後果,大概不能與歐洲的歷史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從其後果來看,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明朝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其創造的經濟成果,不僅沒有被合理地分配、共享,反而導致了社會階層之間、地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等各個方面的衝突。面對這些衝突,朝廷上下幾乎是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著大明朝一步步地滑向深淵。    
    明中期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反而成為明朝崩潰的原因之一,似乎不合常理,但事實卻極有可能就是如此。類似的矛盾現象,在晚明也絕非就此一例。這種特性,使得學術界不僅在如何總體評價晚明社會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至今尚未有定論,而且即使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也是眾說紛紜,分歧極大。也正因為如此,本書中的許多觀點甚至一些史實,僅是一家之說,絕非定論,但由於本書體例所限,無法在撰寫時列出那些不同觀點。同時,本書的篇幅雖有洋洋30餘萬言,但仍無法做到事無鉅細、樣樣羅列而不遺絲毫,事實上至今也沒有人能做到。因此,本書緊扣晚明史中的幾個主題,側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線,力求全面詳細地勾勒出晚明歷史畫卷中的主要內容。具體地說,就是圍繞著晚明的兩大憂患即外患和內亂來展開敘述。    
    依原來的設想,本書應是一本以史實為基礎,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來描繪大明帝國衰亡過程並揭示其原因的史學讀物。換句話說,本書應是一本由專業工作者撰寫的卻又要讓一般讀者讀得下去同時又要喜歡讀下去的作品。到具體寫作後,方知這對專業工作者而言,也並不是一件輕鬆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挑戰。道理很簡單:一是因為專業人員長期以來已形成了一套所謂專業化的寫作風格——其最大的特點似乎就是讓非專業的讀者既讀不懂同時也沒有興趣去讀,而且這種文風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二是因為許多歷史問題確有較高的專業性和複雜性,要把它們講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難度。因此,我在撰寫本書時,雖力圖做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來養成的「八股」文風仍在時時作祟,並也肯定會在本書中的不少具體內容上有所體現。正因為這點,我很擔心本書的寫作手法會受到這樣的指責,即專業工作者認為已經走得太遠,而讀者卻仍覺得沒有放開。不過,我始終認為在今天這樣的大氛圍下,歷史工作者在這方面作些嘗試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十分迫切的。史學普及也應該是史學工作者的基本責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僅不會影響學術研究的水準,反而會賦予學術研究更大的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對史學而言,人人都會講歷史固然是悲劇,但如果人人或絕大部分人都不讀歷史,則又是另一種甚至是更大的悲劇。    
    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其首要條件是具有真實性。「是什麼」和「為什麼」是歷史研究追求的永恆目標。要描述「是什麼」並在此基礎上解釋「為什麼」,則首先要依據真實的歷史材料,而非其他。本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明史》、《崇禎長編》、《國榷》等正統史書,以及像《明紀北略》之類的筆記。另外,本書也參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變》、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袁良義《明末農民戰爭》、張德信和譚天星《崇禎皇帝大傳》、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等等。限於篇幅和體例,本書無法在正文中一一詳細注出,在此特作說明並致謝意。    
    本書初版於1998年1月。此次重印,僅改正了書中的幾處舛誤,其他內容基本未動。     
    特此說明。    
                                                                                      夏維中

<<景山的晚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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