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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清朝十二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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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1)



  近年來,隨著各種清代題材歷史劇的熱播,康熙智擒鰲拜的故事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鰲拜這個名字也幾乎是家喻戶曉。在歷史上,鰲拜不僅確有其人,而且是清朝初年政壇上的一個重要人物。歷史上的鰲拜,其真實面目究竟如何呢?

  鰲拜,生年不詳,卒於康熙八年(1669),滿洲鑲黃旗人。他的叔父費英東早年追隨努爾哈赤起兵,是清朝的開國元勳。鰲拜本人隨皇太極征討各地,戰功赫赫。順治去世,遺詔命鰲拜與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共同輔佐年僅8歲的康熙皇帝,為輔政四大臣之一。康熙八年,鰲拜因專擅弄權而被拘禁,不久就死於幽所。鰲拜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對於這樣一個在清初歷事三朝(太宗、世祖、聖祖)、亦功亦罪的重要歷史人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的一生?

  清文一品官服補子

  概括地來說,鰲拜早年南征北戰,屢建奇功,忠於故主,始終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康熙初年輔政時期飛揚跋扈,把持朝政,頗多惡跡,最後敗在少年康熙手中,雖然免於刑戮,但身死禁所,成為中國歷史上強悍不遜的權臣。

  功臣:與沙場對手的較量

  鰲拜出身將門,精通騎射,從其青年時代起就效力軍中,屢立大功。他曾跟隨清太宗皇太極攻察哈爾部、征朝鮮,均有戰績。此後的戰功主要有以下幾次:

  皮島之戰攻克皮島當屬鰲拜所立下的第一個大戰功。天啟年間,遼東失陷於後金之手,明將毛文龍率軍退守皮島(今朝鮮椵島),與關外寧錦一線的明軍遙相呼應、互為犄角,騷擾和牽制後金的兵力,使後金腹背受敵。後金一直將皮島視為心腹大患,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都日夜籌劃,企圖拔掉這顆釘子。

  崇德二年(1637),皇太極命貝子碩託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諸將往攻皮島。由於碩託久攻不下,皇太極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接手,鰲拜從征軍中。阿濟格與眾將反覆商議後,制定了兵分兩路、聲東擊西的進攻方案:一路從海上以巨艦擺出正面進攻的態勢,故意吸引守島明軍的注意力;另一路則以輕舟精銳,快速推進,直插該島西北角之要害陣地。後一路是這次進攻的關鍵所在,鰲拜主動請纓,並與准塔一同向阿濟格立下軍令狀:「我等若不得此島,必不來見王。誓必克島而回。」

  鑲黃旗甲冑

  鰲拜與准塔遂率部渡海發動進攻,不料明軍早已嚴陣以待,一時炮矢齊發,清軍進攻受挫,形勢緊急。鰲拜見狀,奮起大呼,第一個衝向明軍陣地,冒著炮火與敵人展開近身肉搏。清軍遂一舉跟進,登上皮島,舉火引導主力來攻。皮島終於被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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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2)



  捷報傳到盛京,皇太極大喜過望,親自撰文祭告努爾哈赤,以慰其父在天之靈。皇太極認為皮島雖是區區一島,但攻克之意義遠在佔領重城要地之上,所以下令對諸將士從優獎勵。鰲拜以首功晉爵三等男,賜號「巴圖魯」(勇士)。

  松錦會戰錦州是明朝在遼西地區的軍事重鎮,當時遼東已經失陷,錦州的地位更加突出。錦州城之南為松山城,錦州西南為杏山城,杏山西南是塔山城,錦州西200里為另一重鎮寧遠。這些要塞重鎮構成了明朝在關外的軍事防禦體系。從清軍方面來說,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先取寧、錦等城。明、清雙方爭奪錦州的戰爭於是不可避免。

  「鑲黃旗護軍統領」銀印

  崇德六年(1641),鰲拜從鄭親王濟爾哈朗進圍錦州。明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領13萬大軍來援,於八月初進至松山,與錦州守軍祖大壽部遙相呼應,大放火器,猛攻清軍。在明軍猛烈炮火的攻勢下,濟爾哈朗指揮的清軍右翼失利。武英郡王阿濟格派遣精銳護軍前來增援。其時鰲拜率領鑲黃旗護衛軍纛(dao),路遇明軍騎兵,於是迎頭而上,擊敗對方。鰲拜這時又不待軍令,果斷決定乘勝追擊,打到明軍步兵陣地之前,遂令部下將士下馬步戰,再敗明軍。鰲拜衝鋒陷陣,一馬當先,五戰皆捷,因功晉爵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極親率大軍西援錦州之師。洪承疇指揮明軍分路突圍,總兵吳三桂、王樸、唐通等人率軍沿海邊撤退。清軍從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沿途截殺。鰲拜與阿濟格、尼堪等率部排列至海截擊之,明軍大敗而潰。據《清太宗實錄》記載,明軍被殺得屍橫遍野,自杏山沿海至塔山的海面漂滿了明軍的屍首。松錦會戰,關係明、清雙方的生死存亡。自此以後,明朝勢力更衰,敗局已定。次年六月,鰲拜升為護軍統領,成為八旗將領中具有較高地位的人物。

  西充之戰松錦大捷奠定了清軍入關奪取全國統治權的基礎。入關前後的鰲拜,依舊戰功赫赫,陞遷頻頻。

  李自成陵園(湖北通山縣)

  入關以後,鰲拜主要的任務是追擊農民軍。順治元年(1644)十月,鰲拜隨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取道陝北,進攻已經退守西安的李自成農民軍,率軍由內蒙入陝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隨即揮師南下。後來多鐸率軍攻進潼關,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棄西安,退往湖廣。阿濟格奉旨率軍剿除「流寇餘孽」,鰲拜等遂分翼出師,水陸並進,於河南鄧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後十三戰,重創大順軍。順治二年(1645)六月,李自成於湖北九宮山遇害,大順軍瓦解。清軍前後共陷河南、湖廣、江西、南京等地六十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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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3)



  打垮李自成,清軍開始對付大西軍。順治三年(1646)正月,鰲拜隨肅親王豪格等率軍進攻張獻忠大西農民軍。清軍得知張獻忠率軍已退到西充一帶,鰲拜再次充當先鋒,率領先頭部隊前往狙擊。兩軍相遇,鰲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衝。狹路相逢勇者勝,昔日威風一時的大西軍抵擋不住而潰敗,張獻忠也於此役中被殺。清軍擊破大西軍營壘130餘處,斬首數萬級,獲馬騾牲畜12200餘匹。打敗大西軍主力之後,鰲拜等又繼續深入,基本上肅清了四川一帶的農民軍。大西軍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退往雲貴地區

  豪格在四川發佈的安民告示

  ,繼續抗清。擊破大西軍,鰲拜實居首功。

  由上可見,鰲拜早年無論是在關外與明軍的反覆交鋒中,還是在入關定鼎中原後鞏固統治的大小戰鬥中,出生入死,轉戰南北,都立下了汗馬功勞,是當之無愧的清初開國功臣。

  忠臣:與多爾袞的對抗

  鰲拜不僅是戰場上的一員驍將,也是皇太極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極逝世,滿洲親貴在帝位繼承上出現矛盾。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與皇太極之弟多爾袞爭立。皇太極生前統領的正黃旗與鑲黃旗擁立豪格,而多爾袞自領的正白旗與鑲白旗則擁立多爾袞。雙方爭持不下,形勢極其嚴峻。

  鑲黃旗護軍統領鰲拜手握重兵,成為這場皇位之爭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與兩黃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譚泰等八人會集於豪格府邸,「共立盟誓,願死生一處」,密謀擁立肅親王為帝。鑒於當時緊張的局面,鰲拜等嚴加戒備,密令兵丁守衛門禁,以防不測。

  多爾袞像

  八月十四日,代善於崇政殿召集會議討論繼承人選。鰲拜於當天清晨與兩黃旗大臣盟誓於大清門,堅決擁立先帝(皇太極)之子,並命兩旗精銳護軍全副武裝環衛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見的準備。當會議之中爭論不休時,鰲拜與效忠於皇太極的一批將領紛紛離座,按劍而前,齊聲說道:「我們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飯,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對我們的養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們寧可從死先帝於地下!」實際上是以武力威脅多爾袞不得覬覦帝位。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不得不作出讓步,提出擁立皇太極第九子、6歲的福臨繼位,由自己和鄭親王濟爾哈朗一同輔政。這一折衷方案最終為雙方所接受。福臨即位,改明年為順治元年。當時正值李自成起義軍一路進逼北京、即將推翻明王朝之時,滿族統治者內部在帝位繼承問題上互相妥協,有利於避免禍起蕭牆的悲劇,也有利於清軍適時入關,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鰲拜是黃旗的重要代表,當初擁戴豪格,繼而擁戴福臨,在穩定清朝內部的繼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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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4)



  順治帝朝服像

  多爾袞權勢欲極強,也非常有才幹。他攝政之後,黨同伐異,擅權自重。他首先打擊的就是他的爭位對手豪格及其擁護者。鰲拜本是豪格的堅定擁護者,又不阿附多爾袞,遭到殘酷打擊自是情理之中。在多爾袞攝政期間,鰲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發生在順治初年。順治元年,鰲拜隨英親王阿濟格征討退守陝西的李自成大順軍,立有大功。順治二年八月,阿濟格因為沒有及時奉旨班師,而且謊報戰功,受到處罰。阿濟格是順治帝的叔父,為人粗暴,藐視小皇帝,私下呼為「孺子」。清廷諭令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會同護軍統領鰲拜召集部眾,將阿濟格「稱上為孺子」之語傳示曉諭。譚泰顧及英親王情面,沒有照辦。鰲拜也因聽從了譚泰之言未奉行諭旨,結果不僅征討李自成的軍功不准議敘,還被罰銀100兩。後來譚泰又與索尼相仇,互相攻擊,鰲拜因庇護索尼再次獲罪,幾被革職。

  第二次發生在順治五年(1648)。當年二月,征討張獻忠大西軍的豪格大軍凱旋回京。參領希爾良因冒功邀賞一事遭到處罰,鰲拜也以勘察不實而被議處「應革職,罰銀一百兩」。三月,貝子屯齊告發鄭親王濟爾哈朗當年擁立肅親王豪格、後又包庇豪格的種種罪狀。鰲拜諸人謀立肅親王之事也被同時告發。多爾袞借此事興起大獄,嚴訊諸人。最後,鰲拜以欲立豪格、與諸人盟誓等罪名論死,得旨「罰鍰(huan)自贖」。四月,侍衛廓步梭又告發鰲拜在皇太極死時「擅發兵丁守門」,再次論死,改革職為民,得旨免革職。鰲拜雖以大功凱旋,在短短數月間卻被論死兩次,可見其所受打擊之嚴酷、境遇之窘迫。

  鰲拜所受的第三次打擊是在順治七年(1650)。這年七月,多爾袞生病,暗示貝子錫翰,想請順治帝親臨探視自己,錫翰遂秉承其意「請駕臨幸」,多爾袞卻又以「違令瀆請」罪之,並追究鰲拜包庇之罪,論死,後改免死罰贖、降爵。是年十一月,多爾袞死,順治親政。總之,在多爾袞攝政期間,鰲拜有功而無賞、無罪而受罰,三次論死,備受打壓。

  順治親政後,鰲拜可以說是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順治聞知鰲拜、索尼等人曾經盟誓「一心為主,生死與共」,忠心耿耿,遂對鰲拜極為敬重,視為心腹重臣。從此以後,鰲拜隨侍順治身邊,直接參與管理國家各類事務,如商討本章批復程序、聯絡蒙古科爾沁部、協和太后與皇帝之間的關係、祭奠過世王公妃嬪、協助會審案獄,並倡議「大閱以講武」,自教武進士騎射,等等。應該說,鰲拜在這一段時間內表現得非常出色。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順治對他也十分關心和信任。順治十三年(1656),鰲拜舊傷復發,臥床不起,順治親臨鰲拜府邸去看望慰問。順治十四年(1657)冬,孝莊太后(即皇太極妻博爾濟吉特氏)病重,順治朝夕侍侯。鰲拜也沒閒著,晝夜於宮中侍候,都顧不上自己休息吃飯,深獲順治帝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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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5)



  鑲黃旗軍旗

  綜上所述,鰲拜作為「天子自將之師」鑲黃旗的重要將領,忠心事主,始終不渝,在皇太極去世後堅決擁立其子為皇位繼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見,最終爭得福臨繼位。他為此與睿親王多爾袞結下怨仇,在後者攝政期間,多次遭受殘酷打擊,三次論死。當年曾一起盟誓的黃旗大臣這時早已分化瓦解,改變初衷轉而投靠多爾袞者(如譚泰)大獲好處。故主皇太極既已去世,其子福臨也得以即位,鰲拜此時完全可以為謀求個人利益而黨附多爾袞,這在古往今來的官場上是司空見慣之事。但鰲拜面對如此險惡處境,卻仍然不屈不撓,始終沒有迎合多爾袞。就此而言,鰲拜作為清初一員驍將,其性格是梗(□□n□)直倔強、敢於抗爭的。他對故主皇太極忠心耿耿,一片赤誠,而對順治也始終堅守臣節,稱得上是一個難得的忠義之臣。在目前熱播的影視劇中,鰲拜形象給人們留下的都是驕橫跋扈、貪婪不法的奸惡形象,他的忠貞鯁直這一面恐怕還是鮮為人知的。

  權臣:與少年康熙的較量

  索尼墓碑

  如果順治活得更長一點時間的話,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話恐怕就能夠進入歷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八,年輕的福臨就去世了。鰲拜的政治命運進入了一個轉折期。順治對鰲拜的信任在其對後事的安排裡體現出來了。順治立下遺詔,指定由皇三子玄燁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順治沒有選擇宗室親王擔當輔政大任,而是選擇了異姓大臣。這也許跟他幼年時期多爾袞專權的經歷有關,他不想再出現一位「多爾袞」來操控子孫的天下。不過,權力也許真是一個魔杖,能夠改變一個人的一生。鰲拜功臣、忠臣的形象開始漸漸變形,他再也不像從前忠心扶持皇太極的兒子福臨那樣對待福臨的兒子玄燁了。結果,康熙初年,雖然沒有了多爾袞,但卻出現了專權的鰲拜。

  遏必隆刀

  順治死後,四位輔政大臣曾經在順治靈前盟誓,表示同心同德輔佐小皇帝玄燁。雖然這一盟誓意義重大,但事實證明四大臣並不能抱成一團,忠心輔主。位居四輔臣之首的索尼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禍,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於過問。蘇克薩哈屬正白旗,原本依附多爾袞。多爾袞死後,朝局一變,蘇克薩哈出來告發剛剛死去的多爾袞,因此受到順治重用,在四輔臣中名列第二。正由於蘇克薩哈是從多爾袞那邊分化出來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鰲拜與蘇克薩哈雖是姻親,二人卻常常因政見不合而發生爭論,宛如仇敵。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門,但為人庸懦,遇事無主見,又屬鑲黃旗,常常附和鰲拜。鰲拜雖然屈居第四,但由於資格老,軍功高,常常氣勢奪人。在這種情況下,鰲拜雖居四輔臣之末位,卻得以擅權自重,日益驕橫,開始走上專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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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6)



  康熙初年,以四輔臣為執政核心的清廷不斷調整統治政策,穩定秩序。這些調整包括:在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更名田(即被清廷免價給予佃戶耕種的明代藩王莊田),發展生產;在政治上,注意整頓吏治,有步驟地打擊江南漢族地主階級,放慢攻打南明勢力的進程以存實力,等等。這樣,清朝統治者對全國的統治逐漸鞏固。不過,清朝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卻在加劇。康熙初年,清廷內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八旗通志·鑲黃旗方位圖》

  第一,黃、白旗之爭。黃、白旗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極之時。皇太極登上汗位之後,不久便將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鑲白旗改為正黃旗和鑲黃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同時,皇太極又將努爾哈赤留給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個幼子的正黃旗、鑲黃旗改為正白旗、鑲白旗,使其地位漸漸下降。從此,黃、白兩旗之間便產生了矛盾。皇太極死後,黃、白旗為爭立皇帝,關係緊張,後來雖以妥協告終,但彼此成見甚深。多爾袞是正白旗之主,攝政時就很壓制反對他的兩黃旗。索尼、遏必隆、鰲拜均曾得罪,或降職,或罷官。順治親政,政局一變,黃旗抬頭,白旗重又失勢。蘇克薩哈雖以白旗投靠黃旗,

  但索尼、遏必隆、鰲拜都瞧不起他。黃、白旗之間的矛盾一直延續到康熙初年。

  清廷發給滿洲人的土地憑證

  第二,圈地之爭。清初圈地時,多爾袞憑借攝政的便利,將冀東肥沃之地圈給正白旗,而於保定、河間、涿州等處別撥土地給鑲黃旗。康熙五年(1666),鰲拜提出圈地應按八旗排列順序,冀東的土地按順序應歸黃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換地。如果土地不足,「別圈民地補之」。當時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都反對換地,以免引起大騷動。蘇克薩哈屬正白旗,也堅決反對。但索尼、遏必隆則支持鰲拜,形成四輔臣之間的利益衝突。

  康熙帝戎裝像

  第三,鰲拜與康熙之爭。鰲拜是一個赳赳武夫,歷事三朝,但表現前後有異,原因或許在於他輔佐順治,皇太極餘威、余恩猶存,而且順治也是他力爭而立的,所以還能忠心耿耿,可康熙玄燁就不一樣了,此時他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輔政大權,對年幼的康熙就不那麼看得入眼了。這種情形就好像當年阿濟格私下稱呼順治為「孺子」一樣。不同的是,阿濟格還只是背地裡表示,而鰲拜卻漸漸公然表露。在朝堂之上,鰲拜常常當面頂撞小皇帝,也當著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賀新年時,鰲拜身穿黃袍,僅其帽結與康熙不同。假如鰲拜遇上個末世也就罷了,其皇帝只能忍氣吞聲,徒歎奈何,可當時的清廷還處於上升態勢,小皇帝康熙也不是等閒之輩,鰲拜如此行事,遲早會下場不妙。有一次,鰲拜裝病,康熙去探望他,鰲拜臥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衛搜出這把刀,局面很是尷尬而緊張。小皇帝卻從容鎮靜,笑著說:「刀不離身是滿洲故俗,不要大驚小怪!」鰲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機智應變,都可以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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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7)



  鰲拜處於這些矛盾的中心。很明顯,鰲拜挑起換地事件,用意在於利用黃、白旗積怨,削弱反對自己的正白旗勢力,打擊政敵蘇克薩哈。在打擊對手這方面,大權在握的鰲拜可謂輕車熟路。此前他就曾整治過內大臣費揚古。費揚古之子倭赫是康熙身邊的侍衛,在御前對鰲拜表現得不怎麼禮貌,鰲拜對此深為銜恨。康熙三年(1664)四月,鰲拜遂以倭赫等人擅騎御馬、取御用弓矢射鹿之罪名將其處死。費揚古對鰲拜痛恨不已,鰲拜又以「怨望」的罪名,將他及其子尼侃、薩哈連一併處死,家產籍沒,給予都統穆裡瑪(鰲拜之弟)。費揚古一門慘遭家破人亡之禍。不過,鰲拜這次意圖打擊蘇克薩哈的舉動卻失算了,直接導致了自己的下台。

  鰲拜沒有想到卻有三個不怕死的官員敢於違拗自己換地的要求。他對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三人極為惱怒,分別以蘇納海「藐視上命」、撥地遲誤,朱昌祚、王登聯「紛更妄奏」的罪名,俱論死罪。康熙雖然年幼,但心知蘇納海等三人並沒有什麼大罪,只不過是惹怒了鰲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於是召集輔政四大臣詢問意見。鰲拜堅持要將三人處以極刑,索尼、遏必隆附和,蘇克薩哈知道自己若反對極易惹火燒身,只好沉默不語。但小皇帝卻有魄力,不允鰲拜所奏,只是批准刑部擬定的處罰,即將三人各鞭一百,沒收家產。鰲拜公然無所顧忌,最終竟矯旨將三人處死。然後,鰲拜強行換地。看起來,他又一次陰謀得逞。實際上,這未必是好事,因為它在小皇帝心中留下的印象絕對不會對鰲拜有利。40年後,康熙還提起這次事件,很痛心自己當時阻止不了鰲拜等人的決定。他說蘇納海三人不僅不當殺,而且不當罪,這純粹是一場大冤獄。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這個索尼雖然在生前未能遏制鰲拜的勢力,不過他臨死前的一個動作卻在其身後造成解決鰲拜問題的良好轉機。這年,小皇帝玄燁已年滿14歲。索尼上書請小皇帝遵循先帝

  康熙帝親政詔書

  (順治)14歲親政的先例,開始親政。七月,康熙親政,加恩輔臣,仍命佐理政務。皇帝已經親政,自己又無法應對鰲拜的威脅,蘇克薩哈便上疏請求解除輔臣之任,願往遵化守護順治陵寢。這個舉動別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蘇克薩哈已經卸任(此時他已經排名第一),那麼鰲拜、遏必隆兩人按理也應辭職。這一招觸及到鰲拜的要害,可鰲拜卻不想就這樣退出政治舞台。於是鰲拜給蘇克薩哈羅織了心懷奸詐、久蓄異志、欺藐幼主、不願歸政等24款罪名,提出應處凌遲、族誅之刑。康熙同樣深知蘇克薩哈並不該殺,雖然自己已經親政,卻仍然無力保全蘇克薩哈一命。鰲拜氣勢洶洶,竟在御前「攘臂上前,強奏累日」,最終將蘇克薩哈處以絞刑,並誅其族。蘇克薩哈的被殺,使鰲拜與康熙之間的矛盾急劇上升,幾乎達到了令康熙不可忍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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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臣 鰲拜(8)



  至此,索尼已故,蘇克薩哈被殺,四大輔臣只剩下一個無足輕重的遏必隆,鰲拜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雖然康熙已經親政,但鰲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並不想歸政於他。當時在康熙宮廷中的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載說,在康熙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王中最有勢力的宰相(即鰲拜),把持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六部的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異議。此時的鰲拜已經對康熙的皇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清人繪《塞宴四事圖》中的「布庫」

  康熙決意剷除鰲拜集團。鰲拜黨羽已經遍佈朝廷內外,行動稍有不慎,必將打草驚蛇,釀成大變。康熙決定不露聲色,於是挑選一批身強力壯的親貴子弟,在宮內整日練習布庫(滿族的一種角力遊戲,類似摔跤)為戲。鰲拜見了,以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樂,不僅不以為意,心中反暗自高興。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鰲拜的時機終於到來。康熙先將鰲拜的親信派往各地,離開京城,又以自己的親信掌握了京師的衛戍權。然後他召鰲拜入宮覲見。鰲拜此前常常出入宮廷,不是什麼奇事。這次一召,他也就大大咧咧地來了。此前,康熙召集身邊練習布庫的少年侍衛說:「你們都是我的股肱親舊,你們怕我,還是怕鰲拜?」大家說:「怕皇帝。」康熙於是佈置逮捕鰲拜事宜。等到鰲拜入宮,康熙一聲令下,少年們一擁而上,鰲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驍將就這樣戲劇性地敗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著,康熙命議政王大臣等審訊鰲拜。大臣們審實後,宣佈鰲拜30條罪狀,應處以革職、立斬。據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載,當時鰲拜請求覲見康熙,讓康熙看他為救康熙祖父皇太極而留下的傷疤。結果,纍纍傷痕和對上兩代皇帝的功績,終於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也確實是念及鰲拜資深年久,屢立戰功,且無篡弒之跡,遂對他寬大處理,免死禁錮。其黨羽或死或革。不久,鰲拜就在禁所死去。

  縱觀鰲拜的一生,早年戰功赫赫,雖偶有波折,但還算是榮寵一時;又歷事三朝,輔佐幼主,忠心耿耿。晚年的他本可善終,輔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後他卻因擅權而被革職抄家、身死禁所,可歎可惜。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

  (1)趙爾巽等:《清史稿·鰲拜傳》,中華書局,1976年

  (2)《清史列傳·鰲拜傳》,中華書局,1987年

  (3)〔法〕白晉:《康熙傳》(《清史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80年

  (4)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鰲拜》,中華書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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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二臣 於成龍



  凡看過電視劇《一代廉吏於成龍》的觀眾,想必對於成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在清朝近300年的歷史中,以廉潔著稱的官員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曾被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於成龍。這裡順便提一下,清代歷史上有兩位叫於成龍的著名官員,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另一個於成龍(1638~1700),字振甲,號如山,漢軍鑲黃旗人,後人又稱他為「小於成龍」。他也是一位好官,在於成龍手下做過知州,還曾得到過於成龍的保舉,後因政績升任江寧知府。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寧,要他好好向於成龍學習。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話。

  本文的主人公於成龍,字北溟,別號子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離石)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他出身於一個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親都在明朝做過官。據說他的父親在鄉里倡導孝義之道,有長者之風。受家庭熏陶的於成龍性格端莊,不苟言笑,又才智過人,勤儉耐勞。他「為學務效實行,不屑於詞章之術」,認為「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去作,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可見他自始就是個崇尚實幹、不屑空談的人。

  於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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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三臣 明珠



  明珠府舊址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時,權傾朝野,人以「相國」榮稱。他官居內閣13年,「掌儀天下之政」,在議撤三藩、統一台灣、抗禦外敵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同時作為封建權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寵信,獨攬朝政,貪財納賄,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打擊異己,在封建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中,經歷榮辱興衰,有起有落。但是,由於他在從政晚期,被康熙帝罷相,導致關於他的許多資料都湮沒不詳。還有,因其子納蘭性德享譽文壇,常被人指為《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原型,那麼明珠似乎就是「賈政」了。這一切,都有待於從史料中逐一釐清,還原一個真實的「明珠」形象。

  出身與發跡之謎明珠及妻覺羅氏誥封碑(拓片)北京西郊有一塊《明珠及妻覺羅氏誥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記載明珠「初任雲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內務府總管,四任弘文院學士,五任加一級,六任刑部尚書,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筵講官,九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十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佐領,十一任經筵講官、吏部尚書、佐領,十二任加一級,十三任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佐領、加一級,十四任今職。」所謂今職,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佐領、加一級」。從履歷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謂是青雲直上,飛黃騰達了。於是,人們不禁會問:明珠究竟是何許人?是什麼樣的機緣促成了他在官場上的春風得意?

  明珠的家族是滿族非常有名的葉赫部,不過,到明珠出生時,這個部落早已成為明日黃花,風光不再。他的父親尼雅哈只得了騎都尉,世職,不能給他帶來什麼特別的好處。只是由於歷史淵源,葉赫家族與皇室還有著姻親關係,使得明珠從小就有機會接近皇室。

  明珠的岳父是多爾袞的親哥哥英親王阿濟格,他一生戰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謀略。多爾袞死後,他想繼任攝政王,曾脅迫多爾袞的屬下依附自己,結果被人告發「謀亂奪政」。多爾袞靈柩回京,順治帝親迎時,他又攜帶佩刀,「舉動叵測」。議政王大臣會議據此將其囚禁。阿濟格竟然想挖洞越獄,並聲言要放火燒掉監牢。後來,親政的順治帝宣佈了多爾袞的十二大罪狀,為絕後患,又將阿濟格及其已獲親王爵位的第三子勞親賜死,次子鎮國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餘八子均貶為庶人。很顯然,明珠與阿濟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極大的風險,這種姻親關係絕不可能成為他在官場上扶搖直上的階梯。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為人聰明幹練、善解人意,又通滿、漢兩種語言,能言善辯,遇人噓寒問暖,善結人心。這才是他官場得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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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四臣 隆科多



  隆科多奏折在有清一代,被皇帝公開以「舅舅」相稱呼的,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就是這個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之間撲朔迷離、明爭暗鬥的皇位大戰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兩朝皇權交替之際最為關鍵的核心人物。這與他在雍正即位之後飛黃騰達、顯赫一時有著直接關係;他最終為雍正所猜忌,屢遭打擊,直至被圈禁而死,實際上其根源也在於此。

  隆科多能夠躋身政壇,風雲一時,與他的身世、他的眼光有絕大關係。在他起家發達乃至身敗名裂的過程中,步軍統領一職起著重要作用,而他的人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和最倉皇潦倒的一幕都在皇家園林暢春園及其附近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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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1)



  年羹堯手跡凡看過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會對年羹堯留下深刻印象。這位顯赫一時的年大將軍曾經屢立戰功、威鎮西陲,滿朝文武無不服其神勇,同時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寵遇,可謂春風得意。但是不久,風雲驟變,彈劾奏章連篇累牘,各種打擊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92條,賜自盡。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大將軍最終落此下場,實在令人扼腕歎息。那麼,歷史上的年大將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雍正要下決心除掉這個自己曾經倚為心腹的寵臣?

  兩朝重臣,一家榮寵雍正泰陵妃園寢(年妃即葬於此)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漢軍鑲黃旗人,生年不詳(一說生於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齡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撫,其兄年希堯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側福晉,雍正即位後封為貴妃。年羹堯的妻子是宗室輔國公蘇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謂是地位顯貴的皇親國戚、官宦之家。

  雖然年羹堯後來建功沙場,以武功著稱,但他卻是自幼讀書,頗有才識。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不久授職翰林院檢討。翰林院號稱「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絕大多數由漢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堯能夠躋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響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堯遷內閣學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據清人蕭奭(shi)所著的《永憲錄》記載,這時的年羹堯還不到30歲。對於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年羹堯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到任之後,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

  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拒收節禮,「甘心淡泊,以絕徇庇」。康熙對他在四川的作為非常讚賞,並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

  年羹堯與延信聯名奏折後來,年羹堯也沒有辜負康熙帝的厚望,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戰爭中,為保障清軍的後勤供給,再次顯示出卓越才幹。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堯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堯進京入覲,康熙御賜弓矢,並升為川陝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要員。這年九月,青海郭羅克地方叛亂,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年羹堯又利用當地部落土司之間的矛盾,輔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撫遠大將軍、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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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2)



  年羹堯辦理青海軍務奏折到了雍正即位之後,年羹堯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並稱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堯是胤禛的親郎舅,在胤禛繼位前已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親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發出上諭:「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邊防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這樣,年羹堯遂總攬西部一切事務,實際上成為雍正在西陲前線的親信代理人,權勢地位實際上在撫遠大將軍延信和其他總督之上。雍正還告誡雲、貴、川的地方官員要秉命於年羹堯。同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青海局勢頓時大亂,西陲再起戰火。雍正命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

  雍正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拓片)到了雍正二年初,戰爭的最後階段到來,年羹堯下令諸將「分道深入,搗其巢穴」。各路兵馬遂頂風冒雪、晝夜兼進,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在這突如其來的猛攻面前,叛軍魂飛膽喪,毫無抵抗之力,立時土崩瓦解。羅卜藏丹津僅率200餘人倉惶出逃,清軍追擊至烏蘭伯克地方,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軍頭目吹拉克諾木齊,盡獲其人畜部眾。羅卜藏丹津本人因為化裝成婦人而得逃脫,投奔策妄阿拉布坦。這次戰役歷時短短15天(從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軍縱橫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敵營,犁庭掃穴,大獲全勝。年羹堯「年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平定青海戰事的成功,實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堯破格恩賞:在此之前,年羹堯因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羅克之亂的軍功,已經先後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籌劃周詳、出奇制勝,晉陞為一等公。此外,再賞給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則被封為一等公,外加太傅銜。此時的年羹堯威鎮西北,又可參與雲南政務,成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千載一時年羹堯不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問題上大權獨攬,而且還一直奉命直接參與朝政。他有權向雍正打小報告,把諸如內外官員的優劣、有關國家吏治民生的利弊興革等事,隨時上奏。他還經常參與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年羹堯關於胤□抵達西安的奏折奪。比如耗羨歸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員上疏建議,年羹堯也曾提出,但為康熙所斥責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後,山西巡撫諾岷等人又奏請實行,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紜。在此情況下,雍正特地徵詢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館修訂律例,雍正閱後發給年羹堯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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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3)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堯入京覲見之前,雍正因其要來,就命各省地方大員赴京集會,四川巡撫蔡珽以沒有可以會商的事務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徵詢意見。以年的行止來定其他地方督撫的行動,可見雍正把年羹堯的地位置於其他督撫之上,以使其政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有關重要官員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則更是頻頻與年羹堯交換意見,並給予他很大的權力。在年羹堯管轄的區域內,大小文武官員一律聽從年的意見來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時捷署理陝西巡撫,不久想要改為實授,把原任巡撫調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討這項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職官員時「二意不決」,就徵詢年羹堯的意見,問他如果將陝西官員調往他省升用「你捨得捨不得」,要他「據實情奏來,朕依爾所請敕行」。四川陝西以外官員的使用,雍正也經常徵求年的意見。一次河南開歸道一職缺出,雍正一時「再想不起個人來」可以任用,就與年羹堯商量其人選。還有一次,雍正聽到對京口將軍何天培的為人有不同意見,就問年羹堯是否也有所耳聞,並希望他據實上奏,以決定其去留。年羹堯密參署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褲,不能擔當巡撫重任,雍正遂將趙革職。江西南贛總兵缺出,朝廷擬用宋可進,年清代的密折匣羹堯奏稱他不能勝任,請以黃起憲補授,雍正便依從了年羹堯的意見。

  青海平定之後,雍正在給年羹堯奏折的朱批中寫道:「爾之真情朕實鑒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堯進京期間,即與總理事務大臣馬齊、隆科多一同處理軍國大政。雍正還因為他「能宣朕言」,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年羹堯儼然成了總理事務大臣。

  雍正跟年羹堯的私交也非常好,並且給予特殊的榮寵。雍正認為有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運,如果有十來個像他這樣的人的話,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亂後,雍正極為興奮,把年視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這樣說有失至尊的體統,但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

  為了把年羹堯的評價傳之久遠,雍正還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年羹堯的豐功偉績,否則便不是他的子孫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這簡直就是以對年羹堯的態度來判斷人們的正確與否。

  年羹堯之兄年希堯的謝恩奏折至此,雍正對年羹堯的寵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年羹堯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來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堯入京覲見,獲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等非常之物。年羹堯本人及其父年遐齡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亂之功,賞加一等男世職,由年羹堯次子年富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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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4)



  在生活上,雍正對年羹堯及其家人也是關懷備至。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父親遐齡在京情況,年羹堯之妹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至於奇寶珍玩、珍饈美味的賞賜更是時時而至。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證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種賞賜可與唐明皇向楊貴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對年羹堯寵信優渥,並希望他們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他對年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

  此時的年羹堯,志得意滿,完全處於一種被奉承被恩寵的自我陶醉中,進而做出了許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終招致雍正的警覺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盛極而衰,身敗名裂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統范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祀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後,接到了雍正的諭旨,上面有一段論述功臣保全名節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讚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後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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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5)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誇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褲」、「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雍正朱批真跡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逐漸進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後,此時雍正已作出決定,要打擊年羹堯。年羹堯離京後接到的那份朱諭就是對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一是雍正的親信,要求他們要與年羹堯劃清界限,揭發年的劣跡,以爭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堯不喜歡的人,使他們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讓他們站穩立場;一是與年關係一般的人,讓他們提高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不要站錯了隊。這就為公開處治年羹堯做好了準備。

  第三步把矛頭直接指向年羹堯,將其調離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對年羹堯的不滿開始公開化。年指使陝西巡撫胡期恆參奏陝西驛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說這是年任用私人、亂結朋黨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堯曾經參劾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罷官,經審訊後定為斬監候;而年羹堯的私人王景灝得以出任四川巡撫。這時雍正已經暗下決心要打擊年羹堯,蔡珽被押到北京後,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監禁起來,反而特地召見他。蔡珽陳述了自己在任時因對抗年羹堯而遭誣陷的情況,又上奏了年羹堯「貪暴」的種種情形。雍正於是傳諭說:「蔡珽是年羹堯參奏的,若把他繩之以法,人們一定會認雍正「朝乾夕惕」璽(壽山石)為是朕聽了年羹堯的話才殺他的。這樣就讓年羹堯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僅沒有給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為對付年羹堯的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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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6)



  雍正三年三月,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所謂「祥瑞」,群臣稱賀,年羹堯也上賀表稱頌雍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但表中字跡潦草,又一時疏忽把「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這個把柄借題發揮,說年羹堯本來不是一個辦事粗心的人,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個字「歸之於朕耳」。並認為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所以對他在青海立的戰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接著雍正更換了四川和陝西的官員,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恆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

  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並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勳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於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年羹堯失勢後,估計到雍正不會放過自己,可能最終難逃一死,所以給其貼身家人巨額銀票,讓他帶著兩個懷孕的蒙古小妾遠走高飛、隱藏民間,以延續年家的香火。這個情節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這時的年羹堯不僅不是沒有子嗣,而且還不止一個兒子。《雍正王朝》還有一段劇情說,年羹堯是在雍正的另一寵臣李衛的監視之下於杭州的城門洞裡自盡的,也不準確,實際上他是死於北京。

  關於雍正為何殺年羹堯,史學界向來有爭論。有人說是因為年想造反,又有人說年羹堯當年參與了雍正與諸兄弟的皇位之爭,雍正這樣做是殺人滅口。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些說法:犯上謀反,難成定讞有一種觀點認為年羹堯的死是因為他自立為皇帝。乾隆時學者蕭奭在《永憲錄》中提到:年羹堯與靜一道人、占像人鄒魯都曾商談過圖謀不軌的事。有的學者也持此說,認為「羹堯妄想做皇帝,最難令人君忍受,所以難逃一死」。而《清代軼聞》一書則記載了年羹堯失寵被奪兵權後,「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歎曰:不諧矣。始改就臣節」。說明年確有稱帝之心,只因「事不諧」,方作罷「就臣節」。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充分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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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7)



  在封建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堯的所做所為的確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猜疑。年羹堯本來就職高權重,又妄自尊大、違法雍正套印本《朱批諭旨》亂紀、不守臣道,招來群臣的側目和皇帝的不滿與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又喜歡表現自己,年羹堯的居功擅權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並沒有懼怕年羹堯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堯,而年也只能俯首就範,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防衛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著舊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於年羹堯圖謀不軌之事,明顯是給年羅織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說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謀反。

  從年羹堯來看,他一直也是忠於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後關頭也一直對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雍正「兢兢業業」璽(壽山石)在被革川陝總督赴杭州將軍任的途中,年羹堯幻想雍正會改變決定,因而逗留在江蘇儀征,觀望不前。結果這反使雍正非常惱怒,他在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所上的謝恩折上這樣批道:「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佔一個是字了。」雍正的這段朱批實際上已經十分清楚地發出了一個信號:他決心已定,必將最終除掉年羹堯。

  直至年羹堯接到自裁的諭令,他也一直遲遲不肯動手,還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經下定決心,認為使其免遭凌遲酷刑、自裁以全名節已屬格外開恩,所以他應該「雖死亦當感涕」,因此年羹堯生路已絕。一個想要謀反的大臣怎麼會對皇帝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呢?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冤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訣之時,雍正還用佛家說教,讓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殺人滅口,事出有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年羹堯參與了雍正奪位的活動,雍正帝即位後反遭猜忌以至被殺。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據說,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繼位,雍正帝矯詔奪位,年羹堯也曾參與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擁兵威懾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無法興兵爭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大加恩賞,實際上是欲擒故縱,待時機成熟,即羅織罪名,卸磨殺驢,處死年羹堯這個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說,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繼位時,年羹堯遠在西北,並未參與矯詔奪位,亦未必知曉其中內情。但客觀上講,當時年羹堯在其任內確有阻斷胤□起兵東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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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臣 年羹堯(8)



  養心殿正間御座關於雍正帝篡改遺詔奪取皇位的情況,許多著述都進行了闡釋,閻崇年先生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統歸納,此不贅言。各家說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確實疑點很多。而他即位後,又先後處置了原來最為得力的助手年羹堯和隆科多,讓人更不禁要懷疑這是作賊心虛、殺人滅口。當然,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無鐵的資料作為支撐,所以,這種懷疑套句俗語說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我們暫且拋開雍正決心除掉年羹堯的真正動因不說,從年羹堯自身而言,他的死確實有點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絲毫不知謙遜自保,不守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為輿論所不容;而且他植黨營私,貪贓受賄,「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為國法所不容,也為雍正所忌恨。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勢必難得善終。所以《清史稿》上說,隆、年二人憑借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清史稿·年羹堯傳》,中華書局,1976年(2)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年羹堯》,中華書局,1995年(3)馮爾康:《雍正傳》,人民出版社,1985年(4)閻崇年:《清朝皇帝列傳·雍正傳》,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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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1)



  劉墉行書七言聯劉墉就是家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為他為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跡廣為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家也很瞭解民眾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托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為他的標誌性特徵。其實,熒屏上的劉墉和歷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跡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家的想像。

  劉墉真的是羅鍋兒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面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

  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繫,不能不特別強調。

  劉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姜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制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只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

  可見,從形象言之,歷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那麼,從為官行事的角度看,歷史上的劉墉是不是像劇作家描寫的那樣清廉幹練,不畏權勢,是不是真的能將大貪官和珅戲弄於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從容不迫、游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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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2)



  劉墉的精幹與「糊塗」

  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

  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紫禁城保和殿(清朝殿試場所)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謚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精幹有為,任職四方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主北京孔廟進士題名碑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志》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才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矇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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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3)



  清代官員向皇帝奏事的題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台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閒散機構裡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裡,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著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o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後,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谷,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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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4)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只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稜取容。

  滑稽模稜,情非得已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劉墉行書《送蔡明遠敘》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裡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舖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舖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裡,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

  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洩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i)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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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5)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才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稜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chi)」。

  劉墉《致友人書札》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裡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稜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稜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墉入朝為官期間的種種「劣跡」,是想探討同樣一個人,為什麼前後差別如此之大?

  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朝廷上的政治氣候決定的。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只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家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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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6)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絕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慾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御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家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只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只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借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向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熒屏鐵三角之間的關係乾隆、劉墉、和珅、紀曉嵐(紀昀)是這些年來電視熒屏上經常出現的「歡喜冤家」,或是乾隆、劉墉、和珅一組,或是乾隆、紀曉嵐、和珅一組。歷史上,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劉墉與乾隆關於劉墉與乾隆的關係,民間有很多傳說,比如說劉墉是皇太后的乾兒子,那麼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還有「和珅使壞,劉墉參萬歲」的傳說,這個傳說還被編入了傳統相聲《官場斗》。總之,把劉墉說成是連皇帝都不怕,連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當然,這些事沒有什麼根據,也不可能發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良好願望。那麼,歷史上的劉墉與乾隆的關係究竟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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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7)



  乾隆古裝像上文已經說過,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他前期在官場中的榮辱進退很大程度上與其父的遭際有關。而劉統勳是乾隆皇帝頗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總的看,這個時期乾隆對劉墉還是比較關照的。劉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蘇學政,乾隆都有詩相贈,可見關注與期許。後來,劉墉因陽曲知縣段成功虧空案被判斬決,乾隆也是看在劉統勳的面子上從輕發落並重新起用。

  當然,劉墉作為官場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關係。乾隆四十二年秋天,當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樂府》、《全韻詩》,使之在江蘇全省流布,並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這一建議自然讓乾隆皇帝覺得很舒服,此後一段時間裡,劉墉的官職也陞遷很快。

  劉墉入朝為官後,雖然多次因懶於任事、行事模稜受到乾隆皇帝申飭,但官位還算平穩。據說,乾隆六十年禪位於嘉慶時發生過一件「爭大寶」之事。據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璽,劉墉於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如果此記載屬實,則證明劉墉在大事上依舊保持著「勁直」之風,並非一味模稜。同時也隱約看出,做了很長時間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與新君嘉慶的關係似乎更密切些。

  劉墉與和珅劉墉與和珅的關係,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習慣於把二人的關係描述為忠奸對立、水火難容。的確,劉墉並不阿附和珅,而基本採取的是獨善其身的做法。朝鮮書狀官徐有聞說,「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不依附。」但通過前文的分析已經可以知道,當劉墉入京任職之後,他首先是調王傑像鐵保行書七言聯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變剛直方正為滑稽模稜,所以不可能和權勢遮天的和珅做針鋒相對的對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後,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卻積極參加了對和珅的處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後的次日,嘉慶帝即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並復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入內當值,以供隨時咨詢。隨後,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上章彈劾和珅,要求將和珅處以凌遲。不過,劉墉等人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不得不為先帝留下面子,請從次律,即賜令自盡,保其全屍。

  劉墉書札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復,避免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後事宜。結果,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佈上諭,申明和珅一案已經辦結,藉以安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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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六臣 劉墉(8)



  和珅之案結束後,劉墉受贈太子太保,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公務而洩私憤,而是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有的風範。

  劉墉和紀昀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面的話,那麼,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昀與劉墉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故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昀非常喜歡的詩句,生前他曾將此詩作為自輓聯。紀昀去世後,劉墉即將其寫下來,作為輓聯相贈。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台,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劉墉贈給正任都御史的紀昀一方硯台,還特意在上面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fu)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御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yue)也題此硯說: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劉墉書札嘉慶八年(1803),劉墉又曾送給紀昀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樸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昀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托,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麼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昀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之前,還給紀昀送過硯,紀昀在硯上題詞說,「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殆亦後來之佳話歟?」

  除了寫詩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滿漢名臣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2)殷文碩:《劉羅鍋傳奇》,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3)陳連營、方瑞麗:《傳說與歷史:宰相劉墉的一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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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1)



  紀曉嵐像時下關於紀曉嵐與和珅的電視劇層出不窮,劇中的紀曉嵐正直、機智、英俊、灑脫,與油腔滑調、不學無術的和珅形成鮮明對比。紀曉嵐與和珅打成一片,時時不忘捉弄對手,讓他出盡洋相,又每每能化險為夷,成功避開來自和珅的報復。觀眾看了無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歷史上紀曉嵐的真實面貌到底是怎樣的呢?

  紀曉嵐(1724~1805),名昀,曉嵐是他的字,直隸河間獻縣(今河北滄縣)人。據史書記載,他一生詼諧、滑稽,機敏多變,才華出眾,給後世留下許多趣話,素有「風流才子」和「幽默大師」之稱。他是清代著名的學者、詩人、目錄學家和小說家。總體而言,他的一生與民間傳說中的形象和銀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乾隆詞臣在流行的民間傳說和電視劇中,紀曉嵐與乾隆這對君臣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其間充滿信任、調侃和幽默。這是經過美化了的描寫,歷史上並不如此。實際上紀曉嵐不過是乾隆蓄養的文學詞臣而已。這要先從紀曉嵐的長相說起。

  在民間傳說中,紀曉嵐的形象風流倜儻,一表人材;在銀屏上,基本上由張國立「壟斷」的紀曉嵐形象,也頗說得過去。真實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據史書上記載,紀曉嵐「貌寢短視」。所謂「寢」,就是相貌醜陋;所謂「短視」,就是近視眼。另外,跟紀曉嵐交遊數十年的朱珪曾經有詩這樣描述紀曉嵐:「乾隆宸翰」璽(昌化石)河間宗伯奼,口吃善著書。

  沉浸四庫間,提要萬卷錄。

  如此說來,紀曉嵐還有口吃的毛病。當然,紀曉嵐既然能通過各層科舉考試,其間有審音官通過對話、目測等檢查其形體長相以及說話能力,以免上朝時影響朝儀「形象」,應該不至於醜得沒法見人,但無論如何,紀曉嵐長相不好看,卻是無疑的。長得醜,近視眼,口吃,這些生理特點都成為紀曉嵐一輩子與乾隆貌合神離、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這裡需要介紹一下背景知識。紀曉嵐的官場命運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聖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長深宮的皇帝,有很多怪習。對於紀曉嵐來說,乾隆最要命的一條就是對身邊近臣的用人標準。他不但要求這些人機警敏捷,聰明幹練,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輕漂亮。例如和珅、王傑、於敏中、董誥、梁國治、福長安等人都是數一數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說的了,即使是福長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寵信,一方面是由於他死心塌地地追隨和珅,與其結成死黨,另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因為他年輕漂亮。曾經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其著作中記載說,福長安英氣逼人,是一個典型的貴族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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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2)



  長相本由天注定,沒有辦法選擇。相貌醜陋的紀曉嵐卻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華橫溢,也難得到真正的重視,難以參預重大的政治決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紀曉嵐只能做乾隆的詞臣,而難以做乾隆的寵臣、重臣。紀曉嵐一生中兩次任鄉試考官,六次任會試考官,三次任禮部尚書,均是這種際遇的體現。這種官職並無重權、實權,只是大清朝廷的擺設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應受罰,乾隆卻說:「這次派任的紀曉嵐,本系無用腐儒,本來只不過是湊個數而已,況且他並不熟悉刑名等事務,又是近視眼……他所犯的過錯情有可原。」可見紀曉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四庫全書》封面其實,長相不過是一個表層原因。紀曉嵐跟乾隆的隔閡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專制君主從本質上來說,不會喜歡稍有個性、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有一次,內閣學士尹壯圖指陳弊政,稱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我經過各省地方,問起官吏的好壞,人們都皺眉歎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由於這些話惹惱年歲已高、再也聽不進忠言的乾隆,結果軍機大臣要將尹壯圖擬斬。尹壯圖之父尹松林與紀曉嵐為同年進士,當紀曉嵐打算為尹壯圖求情時,乾隆竟勃然大怒,當即罵道:「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原來,皇帝讓紀曉嵐總纂《四庫全書》,並不是真正把他當成獨當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當作給皇帝解悶的戲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因為為李陵說了幾句話,竟惹得漢武帝大怒而受到殘酷的宮刑。司馬遷痛定思痛,說道:「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1800多年過去了,紀曉嵐面臨的竟是同樣的處境:在專制的皇權面前,一個知識分子是難有尊嚴的。紀曉嵐面對乾隆的指責,只能忍氣吞聲。我想,在電視劇中,是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鏡頭的吧?

  正如清史專家鄧之誠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頗以貌取,文達(即紀曉嵐)貌寢短視,且江北人,故不為純帝(即乾隆)所喜。一時若翁覃溪、朱竹君、王蘭泉、鄒一桂皆不得朊(ru□n)仕,際遇頗相似,純帝所許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撫。若於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長相作為選用人才的標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哀。

  《四庫全書》內頁如上所述,紀曉嵐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如此。那麼,從紀曉嵐這一方來說,他是怎麼認識自己的處境呢?紀曉嵐一生,做過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侍讀左庶子、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事務、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官,誥受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兼文淵閣直閣事,賜紫禁城內騎馬。中間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給親家盧見曾通風報信而捲入鹽政虧空案,被發配到烏魯木齊,但也僅僅兩年多就被召回京師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裡,紀曉嵐也可以算是官運亨通的一個人。然而,久在官場浮沉的紀曉嵐並沒有體會到多少飛黃騰達的快感,他的內心更多的時候是充滿孤獨、愁苦的感歎。這從紀曉嵐一生中的幾個細節可以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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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3)



  不敢著書紀曉嵐一生著述甚豐,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熱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閱微草堂筆記》。但在紀曉嵐生前,就有關於他平生不著書的說法流傳。

  《四庫全書》楠木匣有人說,紀曉嵐認為自己的作品超不過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紀曉嵐的門生劉權之就說他老師文名滿天下,經常給人寫文章,但都「隨手散失,並不存稿」,原來紀曉嵐總是認為這些文字不過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沒有刊刻的價值。紀曉嵐的另一門生陳鶴也說,老師自從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縱觀古今著述,知道該有的都已經有了,後來的人再怎麼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範圍,而那些自謂超過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罷了。所以紀曉嵐「生平未嘗著書」,偶爾為人作序記碑表之類的文字,也都隨即丟棄,未嘗保存。陳鶴感慨地說,如今某些人偶爾寫了一點小東西就四處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顏啊!

  清代大學者江藩在其《漢學師承記》中卻說,紀曉嵐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又喜歡寫些稗官小說,故而「懶於著書」,他青少年時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傳於世。

  莊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紀曉嵐自己的說法,與上面都稍有出入。紀曉嵐晚年就曾講起,「我早年就學習詩歌,其間意氣風發,與天下同好互相唱和,總是不甘人後。如今我年紀差不多80歲了,卻轉而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所寫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說這是因為隨著閱歷的增長,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經說過的東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過是徒自苦耳。從紀曉嵐的話來看,他並不是「未嘗著書」,早年還是勇於吟詩弄賦的,只不過後來他對自身所處的世道逐漸有了深刻的體會,越來越不敢從事寫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說是因為怕超不過古人而罷筆,這個理由似乎很是勉強。這個理由背後還有著極大的社會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間思想控制的加強,文字獄屢見不鮮。

  清朝文字獄集中發生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時有莊氏《明史》獄和戴名世《南山集》獄,雍正時有查嗣庭獄和呂留良、曾靜獄。其中查嗣庭獄是莫須有的罪名外,其他的還是或川陝總督岳鍾琪像(呂留良、曾靜案告密者)呂留良像多或少確因文字有犯忌之處。而在乾隆時期,文網更加苛密,大多是無中生有、借題發揮來殺人。例如有內閣學士胡中藻獄。胡中藻的詩歌中有兩句詩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是故意加濁字於大清國號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認為這是諷刺他朝門不開,不進人才。又因為胡中藻在廣西學政任內,曾出試題「有乾三爻不像龍說」,乾隆認為龍與隆同音,這是詆毀他的年號。乾隆就憑著這些強詞奪理的借口,將胡中藻殺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大多都是這樣。作為乾隆的詞臣,紀曉嵐對這些文字獄自然深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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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4)



  四庫全書總纂官陸錫熊奏折同時,紀曉嵐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庫全書》而飽嘗文字所帶來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來,進行偌大一個文化工程,中間出現一些差錯是難以避免的。只要盡心盡力,有錯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紀曉嵐他們面對的是乾綱獨斷、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點點不完善之處帶來的就是殺身之禍。在纂修四庫過程中,總纂紀曉嵐、陸錫熊和總校陸費墀等人因有差錯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議處、罰賠等處分,最後,總纂陸錫熊死在前往東北校書的途中,而陸費墀因無力負擔江南三閣的修改費用而被革職,鬱鬱而終,家產被查抄,妻離子散。同僚和自己的親身遭遇一定會給紀曉嵐帶來更深的感觸,也使他真切認識到自身所處環境的險惡。

  《清稗類鈔》中有一則紀曉嵐軼事很值得回味。據說紀曉嵐做翰林時,有一天起草文牘,文思枯竭,於是出屋順著走廊散步。廊下有一個老兵正睡得香,鼾聲陣陣。紀曉嵐拍醒了兵士,問他睡得可好。老兵說很好。紀曉嵐於是拿來一部書讓他認字,老兵說不識字。紀曉嵐這時若有所思地說:「人生識字就是困苦患難的開端,你不識字,真正是快樂啊。」這則軼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態可能跟真實的紀曉嵐相距不遠。紀曉嵐4歲就跟筆硯結緣,後以文字走上仕途,卻沒料到文字也動輒給人帶來殺身之禍,給他帶來窘迫,有這種感歎自在情理之中。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瑟縮不敢著一語」的現象,不正反映了他在專制君主面前那種戰戰兢兢的感受嗎?

  觀弈道人紀曉嵐有一個別緻的自號,叫「觀弈道人」。紀曉嵐晚年很喜歡下圍棋,在下棋的同時,他也從中體悟官場、世道、人心。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曾經請朋友沈雲浦畫了一幅《桐蔭觀弈圖》,自題詩一首:不斷丁丁落子聲,紋楸(qi□)終日幾輸贏。

  道人閒坐桐蔭看,一笑涼風木末生。

  何仙姑在這裡,他以「觀弈道人」自比,閒看世間風雲變幻。7年後,他再次檢視《桐蔭觀弈圖》,又有感歎。他認為當初請人作觀弈圖,也不過是道人(也就是紀曉嵐自己)不親自參與勝負而已,但其心中仍然存在著勝負之心,而如今看來,連這個勝負之心也都是幻象呢。這種心態在另一首與弈棋有關的詩中暴露無遺。這首詩是寫《八仙圖》的,圖中八仙,各具情態:何仙姑與韓湘子對弈,其餘五仙旁觀,而鐵拐李一個人卻在一旁呼呼大睡。紀曉嵐寫道: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

  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

  韓湘子「頑仙」既指鐵拐李,也是紀曉嵐自喻;「春風蝴蝶」,化用莊子化蝶故事,比喻自由自在,不存人間勝負之心。紀曉嵐在這裡表達了超然世外的態度,可算是看透紅塵。不過,他在乾隆官場上摸爬滾打了半個世紀,想要超然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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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5)



  自輓聯紀曉嵐在69歲那年,有一天跟同僚聊天,聊得興起,說:「從前陶淵明自作輓歌,我今天也自題一首輓聯,希望我死後大家能夠用它挽我。」這首自輓聯如下: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

  輓聯第一句是說在官場中起落浮沉,就好比鷗鳥一樣,這把仕途的艱辛描摹出來了。第二句是說自己埋頭於圖書之中,好比在書中生死的蠹魚一樣,這表達了他對自身命運的喟歎。從這一自輓聯中可以看出紀曉嵐對官場的厭倦之情,其中也包含了紀曉嵐對自己一生的認識。

  從以上這些細節可以看出,紀曉嵐不太可能做成乾隆的寵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過是皇帝養起來的一個文學詞臣而已。

  與和珅的關係在電視劇中,紀曉嵐與和珅的關係經常是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民間也有不少傳說,多次講到紀曉嵐如何捉弄和珅。《清朝野史大觀》就記載,和珅在宰相府內修建涼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額,便求紀曉嵐題字,結果紀曉嵐爽快答應,題以大字「竹苞」。這二字出自《詩經·小雅·斯干》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句,人們常以「竹苞松茂」頌揚華屋落成,家族興旺。和珅得到紀曉嵐的題字,大為高興,就高高掛在書亭上。乾隆偶爾臨幸和珅宅第,一見紀曉嵐題字,馬上就知道了紀曉嵐是在捉弄和珅。他笑著對和珅說:「紀曉嵐是在罵你們一家『個個草包』呢。」結果和珅對紀曉嵐恨之入骨,幾次進讒言,參奏紀曉嵐。

  其實,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我們僅從一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乾隆朝晚期,紀曉嵐好友、御史曹錫寶欲彈劾和珅,紀曉嵐雖為朋友擔心,但也僅以宋人《詠蟹》詩相贈:水清詎免雙鰲黑,秋老難逃一背紅。

  意思是說,現在彈劾和珅,恐怕時機不夠成熟。但曹錫寶沒有聽從紀曉嵐的告誡,毅然上書,指參和珅。結果乾隆大怒,要將曹錫寶治罪,此時的紀曉嵐再也不像上次救盧見曾那樣,盡心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面前竭力表白,聲稱自己毫不知情。結果由於他表現得過於露骨,反而使乾隆認為紀曉嵐正是幕後指使者。可見,紀曉嵐怎麼會把自己樹立成和珅的對立面呢?

  有史料記載,和珅在他發達之後,曾與文學名流詩文唱和。有時他私下請紀曉嵐、彭元端為其作品潤色。而紀、彭二人考慮到和珅權大勢重,萬一不從,被他穿了小鞋可受不起,也就每每代為捉刀。當然,也就僅僅潤色文字而已,紀曉嵐並不是要依附和珅去謀求高位。據朝鮮使臣徐有聞所見,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投靠,只有劉墉、紀曉嵐、朱珪等人始終不依附。看來,在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下,紀曉嵐所能夠做到的也就是盡力不與和珅同流合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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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6)



  晚年的紀曉嵐,常以弈道為喻,言其心志。比如前文所引題《八仙圖》詩,就表達了他超然世外的態度。其實這是一種非常世故的態度,也是紀曉嵐從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積累出來的經驗。紀曉嵐久任官場,官職也不低,能夠在官場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為官之道。這種為官之道,正是各不得罪,盡量保持中立的身份。而他長期追隨乾隆,遊山玩水,吟詩作對,阿諛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見其為人。從紀曉嵐這種性格特點來看,他不會與和珅發生面對面的衝突。電視劇中的那些鏡頭,根本就不會出現。

  嘉慶十年(1805),紀曉嵐老死於京城,享年82歲。生前他自撰輓聯:「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就是這樣的一位「世故老人」,他又如何肯、如何敢與權傾朝野的和珅直接對抗呢?

  老百姓的明星既然紀曉嵐只是乾隆的一個文學詞臣而已,也不是一個跟和珅針鋒相對的鬥士,然而他在廣大民眾中間卻極受歡迎,似乎可以說是老百姓的明星,這是為什麼呢?有關紀曉嵐的民間傳說不計其數,這恐怕也是中國文人少有的待遇吧?仔細想來,恐怕與以下幾個原因有關。

  第一,紀曉嵐具有幽默風趣的真性情。清代筆記中記紀曉嵐,提得最多的就是紀曉嵐的詼諧。如牛應之《雨窗消意錄》說:「紀文達公昀,喜詼諧,朝士多遭侮弄。」錢泳在《履園叢話》中也說:「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如果說紀曉嵐幽默風趣,大概不會錯。但僅僅是幽默,還不足以達到人人傳頌的地步。紀曉嵐的幽默,還有真性情的一面。在流傳下來有關紀曉嵐的幽默故事裡面,有兩點比較突出,最能看出紀曉嵐的真性情。這就是紀曉嵐敢於跟權勢人物開個小玩笑,而且也能講葷段子。

  例如他敢稱呼乾隆為「老頭子」,敢趁題亭額的機會譏嘲和珅一家,儘管這些故事不一定真,但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紀曉嵐面對權勢人物的幽默作風。對於文人一般不敢惹的太監,紀曉嵐也敢開個玩笑。有一天散朝時,一個太監想聽紀曉嵐講笑話。紀曉嵐假裝沉思半天,說:「從前有一個太監……」說了半句,就不說話了。這個太監等了半天,就問:「底下如何?」紀曉嵐答道:「底下一樣沒有。」聞者絕倒。對於這樣的調侃,當事人倒也不好表示什麼,也不便於施加報復。這也許是紀曉嵐借幽默來表達性情的原因吧。

  紀曉嵐還時不時來點段子,更可以見出其性情。有一次,一個姓平的朋友做了新郎倌,紀曉嵐送了一部《詩韻》賀喜,人們都很奇怪這個禮物有什麼奧秘。平某思索了好幾天,才知道紀曉嵐取四種聲調即「平、上、去、入」跟自己開了個玩笑。這種葷段子向來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要想它不流傳天下也難。明清兩代,民間非常流行的一部笑話總集《笑林廣記》中,大概有一半內容都是與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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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7)



  第二,紀曉嵐善於對聯之戲。對對聯,俗稱「對對子」,既是文人自幼接受教育啟蒙最基本的課程,又是民間流傳甚廣的一種娛樂活動,深受百姓喜愛。紀曉嵐才思敏捷,詼諧不羈,尤善對對聯,常有妙語。比如他為一窮苦鐵匠所寫對聯為:紀曉嵐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錘百煉人。

  又比如,他為理髮匠所寫的對聯為:雖然毫髮技藝,卻是頂上功夫。

  寥寥數字,精細入神,堪稱絕對。

  有一次紀曉嵐入值南書房,有位老太監久聞紀曉嵐大名,特地前來一睹風采,只見他身穿皮袍,按當時文人的習慣,手持折扇。這位太監便出題: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讀否?

  此聯巧妙地將春、夏、秋、冬四季相嵌,且暗含對紀曉嵐打扮的譏諷,非常不易回對。不料紀曉嵐輕鬆應對:老總管,生南方,來北地,那個東西還在麼?

  此事迅速被傳為笑談。

  紀曉嵐善於對聯,應該是事實。紀曉嵐這個才能在當時的官場上也是流傳已久。

  紀曉嵐首先引起乾隆注意的,是他出的一副燈謎。一年元宵,乾隆命大小臣工上進燈謎,以供紫禁城懸掛。紀曉嵐所獻燈謎為一副謎聯,註明上下聯各猜一字:黑不是,白不是,紅黃更不是;和狐狼貓狗彷彿,既非家畜,又非野獸。

  詩也有,詞也有,論語上也有;對東西南北模糊,雖是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猜不出答案,查知系紀曉嵐出題,便召其回復,結果得知其答案為字的偏旁謎,即「猜謎」二字,大加讚賞。紀曉嵐的座師劉統勳等人,也乘機對乾隆誇獎紀曉嵐。此後,紀曉嵐名聲更著。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書盒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壽辰,文武百官紛紛撰聯賦詩,無非萬壽無疆之類。而紀曉嵐所寫之聯別出心裁:四萬里皇圖,伊古以來,從無一朝一統四萬里;五十年聖壽,自前茲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上聯指清朝統一全國後,西起蔥嶺,東瀕大海,北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縱橫均為四萬里,版圖之大,為歷史上所未有;下聯指五十聖壽再加九千九百五十歲,正好合為萬歲,敬祝乾隆萬壽無疆。見到此聯後,乾隆大喜,當即傳旨,將紀曉嵐擢為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39歲的紀曉嵐奉旨出都,任福建學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於翰林來說,外放學差無疑是仕途上的一個轉折點。紀曉嵐對此喜不自勝。登車啟程,至濟南改乘舟船,沿運河南下,一路行來,山川秀麗,他也不停寫詩作賦,後來還結集出版,名為《南行雜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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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8)



  傳說在行舟途中,紀曉嵐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還給他送來一張紙條:「我看閣下必是一位文士,現有一聯,如閣下能對出,敝船必當退避三舍,如對不出,則只好委屈閣下殿後。」老者的上聯是:兩舟並行,櫓速不如帆快。

  這是一副語意雙關聯。「櫓速」諧指三國著名文臣魯肅,「帆快」暗指西漢著名勇士樊噲,一文一武,正巧構成雙重含義,表面上是說櫓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說文不如武。紀曉嵐深知此聯難對,不禁冥思苦想,結果讓老者揚帆遠去。他到福州後,主持院試,樂聲轟鳴。紀曉嵐觸景生情,想出下聯:八音齊奏,笛清怎比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將狄青,「蕭和」暗指西漢宰相蕭何,也是一語雙關,一文一武,文勝於武,對得天衣無縫。

  世上流傳的紀曉嵐對對子故事,有真有假。例如,有一則故事說紀曉嵐曾隨乾隆南巡,路過黃河碎石灘。乾隆出了一個上聯:「石頭渣稀爛棒硬。」紀曉嵐漫不經心地答道:「黃河水翻滾冰涼。」對聯上下句都體現了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算是不錯。但其實乾隆六次南巡,紀曉嵐沒有一次扈從過。不過,紀曉嵐善於對對子是真,而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廣泛地傳播了紀曉嵐的大名。

  第三,紀曉嵐朋友遍朝廷,門生滿天下。紀曉嵐早年就與一幫志趣相投的文人學士結成文社,半月聚會一次,談古論今,切磋詩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紀昭和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錢大昕。就連上科進士劉墉,這時已由翰林院編修升為侍講,也參加進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紀曉嵐與劉墉一齊被推為文社領袖。由於文才出眾,也由於性格謙和,紀曉嵐很快在朝廷上下擁有了一批興趣相投的朋友。

  紀曉嵐多次擔任過考官。他先後任過乾隆己卯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會試同考官、本省壬午鄉試同考官、提督福建學政、甲辰會試副總裁官、己酉武會試正總裁官,嘉慶丙辰會試正總裁官、己未武會試正總裁官、壬戌會試正總裁官等。正因為他經常擔任考官,所以門人眾多。

  朋友和門生一多,紀曉嵐的名字未免在他們口頭、著作中經常出現。久而久之,紀曉嵐的聲名怎麼可能不越傳越大呢?

  收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第四,與兩部名傳天下的書有關。第一部就是清代的文化大工程——《四庫全書》。紀曉嵐是這部書的總纂官。紀曉嵐借此機會還刪定了一部重要的目錄學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本書在學界也享有盛名。第二部書就是紀曉嵐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這部筆記流傳甚廣,也獲得後世極高的讚賞。魯迅認為此書「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既有趣,又有真知灼見,而其「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文淵閣寶(青玉)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魯迅據此盛讚紀曉嵐是當時社會中「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小說家孫犁認為這部筆記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其他同類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與《聊齋誌異》是異曲同工的兩大絕調」。這兩部書都留名後世,其編纂者紀曉嵐自然也就名動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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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七臣 紀曉嵐(9)



  紀曉嵐死後,謚號「文達」,這是對他文學才能一種相當高的認可。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說他是一代通儒,「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這就是說紀曉嵐不僅學識好,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幽默得也很在理。應該說,這一評價是基本上符合實際的。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賀治起:《紀曉嵐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2)楊子忱等:《紀曉嵐全傳》,長春出版社,1993年(3)何香久、王金茹:《紀曉嵐的幽默與智慧》,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年(4)陳連營、方瑞麗:《文才馳天下——紀曉嵐的「風流」人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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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八臣 和珅



  和珅像2001年4月,「中青在線」網站發佈了一條消息稱:《亞洲華爾街日報》日前選出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人們對這6人也許都並不陌生。就拿其中之一的和珅來說吧,他能夠榜上有名,全在於他的貪污。他的貪污成果可謂「富可敵國」,和珅被嘉慶處置後,其財富落入嘉慶手中,所以民間一直流傳著「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但要說人們對和珅有多瞭解,卻又不見得,原因可能在於和珅被定性為天下第一巨貪之後,其面目也被醜化和歪曲了。目前流行的影視劇中,和珅的形象就與歷史上真實的和珅大有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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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1)



  清嘉慶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一個叫白楊坪的偏僻村莊,誕生了一位對晚清歷史影響頗大的人物——曾國藩。

  曾國藩沒有顯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時才成為當地一個擁有100多畝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親曾麟書43歲時才考取一個秀才。但是中國人總是喜歡把一些靈異之事附會到大人物身上,對曾國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轉世的神話傳說曾國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個夢:一條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接著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隨即有人告訴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個曾孫了。」老人一聽,恍然大悟,認為這新出生的曾孫就是那條蟒蛇投的胎。他聯想起唐朝名將郭子儀出生時其祖父也夢見大蟒蛇進門,因此認為曾家將來也要出一個大貴人。很快曾國藩是蟒蛇投胎之說就在當地傳開了。隨著曾國藩的名氣越來越大,這個說法也就越傳越遠。

  事也甚巧,曾國藩生有疥癬,小時還並無多大癢痛。到了35歲以後,曾國藩的功名官運,一天一天地高昇,他身上的疥癬也隨著一天一天地擴大,簡直奇癢無比。曾國藩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苦不堪言。

  在曾國藩祖屋的後面,「舊有古樹一株,為籐所繞,樹已槁而籐且益大且茂,矯若虯龍,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者」。這條巨籐,活像一條巨蟒,鄉人稱之為蟒蛇籐。曾國藩在世時,籐葉籐枝,迎風搖曳,得意洋洋;待曾國藩死後,該籐就葉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們對此覺得很是奇怪。

  這樣,巨蟒入夢,癬如鱗,祖屋籐似蟒蛇,種種異事都發生在曾國藩身上。有人因緣附會,杜撰了曾國藩是巨蟒轉世的神話。

  當然,上述傳說或巧合、或附會、或杜撰,不足憑信。但是,如果我們拋開評判功過是非的定性評價,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成就的事業,確實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有時甚至真有點像是天祐神助。

  出頭:不信書,信運氣據清人朱克敬撰《瞑庵雜識》記載,曾國藩曾經對吳敏樹和郭嵩燾說,自己死後的碑文由這兩位執筆,但是要加上這樣的話:「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曾國藩的運氣往往表現在人生的關鍵時刻。

  曾文正公書札科考得意,入翰林院曾國藩6歲從師入學,14歲應童子試,先後考了7次,到23歲才成為生員(秀才),第二年中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28歲那年到京城會試,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一般來說,中了進士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當時的「終南捷徑」就是到翰林院鍍金——被點了翰林,陞遷就會加快。當時的進士分為三甲,一甲的進士三名,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一般在發榜之後就會被授職為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二甲三甲的進士則必須通過下面的「朝考」才能進入翰林院。一般來說,三甲進士入翰林院的幾率不大。據說,曾國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後很是喪氣,當即就想打道回府。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曾國藩的朝考成績卻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深造。兩年之後,庶吉士散館,授曾國藩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從此開始了他12年的京師為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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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2)



  曾國藩像權臣垂青,十年七遷曾國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1849年已經升任禮部右侍郎,十年七遷,躍升十級,成為二品大員。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髒之貌,不特僕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可見,曾國藩自己也料想不到陞遷會如此之快,簡直有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國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於他自己的刻苦自礪,辦事幹練,而更重要的則是得到權臣的賞識和襄助,這個權臣就是在當時權傾朝野、在後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國藩1838年參加會試時的正總裁(主考官),因此兩人有師生之誼。穆彰阿的賞識和關照,使曾國藩的官職不斷得到陞遷。

  曾國藩仕途順利,自然對他所服務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對當時內憂患的局面,他更急於為這個朝廷做點什麼。也許在他看來,當時最大的禍患,並不是外國的兵艦,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風氣、官吏蠹民引發的深層社會矛盾。因此,他在咸豐皇帝即位後,上了一道名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議咸豐皇帝不要因為斤斤於細節而忽略大事,不要因為尚文飾而不求實效,不要因為凡事專斷而使大臣無所措手足。這麼尖銳的批評在唯唯諾諾已成風氣的當時,無疑是有一定風險的。曾國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時,余猶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事實上,咸豐皇帝看了折子後確實很生氣,「欲罪之」,後因為大臣求情才作罷,還假惺惺地「優詔褒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他所效力的朝廷還是很有責任感的,這種責任感一方面來自他對朝廷眷顧的知恩圖報,一方面來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個人的命運與這個朝廷的命運休戚相關。曾國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慣官場的腐朽和暮氣沉沉,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狀。其結果則是,他的要求和建議根本得不到重視,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來越孤立。此時,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罷黜,京師再也沒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間。曾國藩在一首詩中寫道:「補天倘無術,不如且荷鋤。」說明他已經萌生了退志。

  咸豐二年(1852),朝廷令曾國藩到江西主持鄉試,他如釋重負,立即離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喪。在曾國藩回鄉後的幾個月的時間裡,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改變,太平軍的聲勢迅速高漲,清廷所依仗的綠營兵不堪一擊,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緊興辦團練。1853年1月,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歷史又一次給了曾國藩展示才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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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3)



  出名:「曾剃頭」、「曾屠戶」與「中興第一名臣」

  《曾文正公集》內頁書影可以說,曾國藩真正走上歷史前台,施加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獨特影響,是以他在原籍襄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防剿」開始的。這不僅關係到曾國藩的一生榮辱,而且關係到大清王朝的氣脈運數。從這時起,曾國藩的才能和個性逐漸得到展示;也是從這時起,人們給了他各式各樣的罵名和美譽。

  「曾剃頭」、「曾屠戶」。在太平軍巨大聲勢的影響下,湖南政局動盪,許多不滿地方官壓迫和地主豪紳盤剝的農民趁機起來活動。曾國藩看到湖南的形勢嚴峻,存在著爆發大規模起義的危險,因此斷然採取鐵腕高壓政策。一方面,鼓勵鄉紳捕殺和捆送本鄉、本族之敢於反抗之民,「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紳平時就欺壓良善,此時更是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在團練大臣公館直接設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審案局成為在司法部門之外可以隨意捕人、審訊、殺人的機構。因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審訊者,很少能夠生還。據曾國藩自己奏稱,截止到咸豐三年(1853)六月,僅僅4個月,審案局就直接殺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達104名,「立斃杖下」者2名,「監斃獄中」者31名。

  不僅他自己直接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也在家殺人,以至於該縣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沒有幾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

  在曾國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紳勢力又抬起頭來,使湖南不僅沒有成為太平天國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為曾國藩集團鎮壓太平天國牢固的後方基地。咸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做法十分讚賞,他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朱批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但是老百姓和社會輿論卻激烈地抨擊曾國藩的屠殺政策,「曾剃頭」、「曾屠戶」之類的諢號和詛咒傳遍湘省。

  「中興第一名臣」。對於清廷而言,曾國藩能夠帶著他培養起來的湘軍將幾乎使清王朝滅亡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將覆亡的命運,並將清王朝帶向了所謂的「同治中興」,自然是「曾國藩克復江寧省城戰圖功莫大焉」,也無愧於「中興第一名臣」的「美譽」。關於曾國藩與太平軍之戰,許多歷史讀物中都有介紹,這裡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開始帶兵,從襄辦團練開始,最後練就了近代中國第一支「兵為將有」的軍隊,並把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僅是「天祐神助」了,其人確有非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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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4)



  從治軍來看清朝的正規軍主要為「八旗」和「綠營」兩部分,八旗和綠營都有兵籍,父死子繼,世代相沿。長期以來因為沒有戰事,養成驕惰的習氣,戰鬥力很差。又因為兵歸國有,「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所以戰鬥力很差。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爐灶,編練新軍。

  太平天國天王府石坊首先,變世兵制為募兵制。從兵源來說,主要招募那些強健樸實的山鄉農民,不收營兵,也不收奸狡之徒。從軍官來說,主要招聘紳士、文生擔任,曾國藩還提出湘軍軍官的幾條標準:「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見其選拔很嚴。從軍隊組織來看,實行上級選拔下級的層層負責的制度,即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樣由上級挑選下級,上下級經常是同鄉、朋友、師生等關係,而且下級會感念上級的知遇之恩,這樣平時容易團結,有了危難也會相互照應。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這樣,基本解決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的問題。

  太平軍與清軍在江西湖口激戰其次,增加兵餉,誘之以利。湘軍每月餉銀是綠營兵的三四倍,這樣,「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

  再次,注意對軍隊進行紀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國藩看到清軍因為軍紀渙散,不僅戰鬥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壞。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他強調軍紀要嚴明,以爭取民心。曾國藩作為一位文化型的軍事長官,他以理學家的身份,每逢軍隊操演都要親自訓話,對那些以農民為主體的軍人們進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他還自撰一首《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上賬房。

  ……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

  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士兵聽教訓。

  軍士與民共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見,在曾國藩心目中,軍隊不僅要會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這也是他選兵要選誠篤的農民,擇將要擇有文化的紳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與同時代的將領相比,確實要高出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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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5)



  從政治來看在與太平軍的較量中,曾國藩很注意爭取政治上的主動。

  首先,他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美化成不僅是「保國」、而且是「保教」,《討粵匪檄》中攻擊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於: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主持軍事會議當以大清的名義已經很難喚起百姓支持的時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擊太平軍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滅亡儒教、蕩盡傳統文化,那麼他的鎮壓就成了為延續中國文化血脈而進行的正義行動。曾國藩的這一做法,確實贏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還注意安撫百姓,叫他們不要逃亡,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們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確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由上述分析來看,曾國藩在對太平軍的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確有其內在的原因。如果沒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許抵禦不了太平軍的迅猛攻勢。

  太平天國幼天王被擒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後期,他又以理學家的身份,開近代風氣之先,發起了洋務運動,被後人譽為「中國近代化之父」。我們說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似乎並不為過。在當時,曾國藩也迎來了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中興名將」、「曠代名臣」之譽紛至沓來。相對於他的兄弟曾國荃和其他湘軍將領而言,曾國藩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處處謹慎,甚至主動奏請裁撤部分湘軍,讓在攻破天京之後大肆劫掠屠殺的兄弟曾國荃回家養病等。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持盈保泰,功德圓滿,但歷史卻偏偏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先是因剿捻無功遭到參劾,繼而又因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鬧得罵聲四起,名譽掃地。

  出醜:處置天津教案不力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就在他直隸總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發生了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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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6)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教會利用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他們並不單純地從事傳教,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於他們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使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成為西方列強侵略勢力的突出代表。中國民眾屢受欺壓,清政府卻一味忍讓,使民眾無處申訴,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怨毒積中,幾有『與爾偕亡』之憤」。因此,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民眾多次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天津作為當時清朝京師門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也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北方的侵略基地。他們在這裡劃定租界,設立領事館、教會,租地造屋,一味逞強,早為中國人民深惡痛絕。

  19世紀末湖南地區散發的反教宣傳品同治九年五月,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不明不白死亡的達三四十人,那時百姓的孩子也經常失蹤,因此百姓中就流行著一種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蒙汗藥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墳地的嬰兒屍體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百姓見了,更是群情洶洶,說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證據。

  5月21日,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犯被群眾當場抓住,扭送天津縣衙。經審訊,武蘭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華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藥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銀5元。教民王三是一個開藥鋪的商人,依仗教會勢力,欺壓良善,早已引起公憤。

  在這種情況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勳拜會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調查天主堂和提訊教民王三與武蘭珍對質。

  豐大業答應了這一要求,將王三交出與武蘭珍對質。結果證明教堂並無挖眼剖心之事。哪知當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時,一出署門,百姓就爭罵王三,並用磚石擲他。王三向神父哭訴,神父又轉告豐大業。豐大業兩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後見崇厚先後只派兩人,不肯應命捕人,豐大業怒不可遏,不僅鞭打來弁,而且還倒拖其髮辮,趕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找崇厚算賬。他腳揣儀門,打砸傢俱,接連兩次向崇厚開槍,幸被推開,沒有傷人。但槍聲傳出,引起誤解,街市哄傳中法開戰,鳴鑼聚眾,擁往通商大臣衙門「幫打」。崇厚怕出事,勸豐大業等民眾散去後再回領事館。豐不聽勸告,狂吼不怕中國百姓,氣勢洶洶衝出門外。人們見豐出來,自動讓道。不料豐大業走到浮橋時,遇到天津知縣劉傑。豐不分青紅皂白,就向劉開槍。雖沒有打中劉,卻打傷了劉的跟丁。這一來犯了眾怒,百姓一擁而上,你一拳我一腳,將豐大業打死。發怒的民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趕到天主堂,燒燬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還到仁慈堂,殺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就在同一天,還殺死法國商人兩名和俄國人3名,信教的中國人三四十名,焚燬英國和美國教堂6座。這次事件中先後計打死外國人20人。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從事情的發展過程來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眾自發性的反帝鬥爭,根源還在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是清廷頒布的袒護外國教會的諭旨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採取的自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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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7)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英、美等國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嚴格保護教堂,彈壓群眾,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一面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

  曾國藩聞知天津教案後,十分驚恐。自從與洋人打交道以來,深知中國遠非外人對手,因此對外一直主張讓步,避免同洋人開仗,通過維護洋人在華利益,換取中外所謂「和好」局面。他認為以往教案,僅傷及教士,洋人就出動兵艦相威脅,不達目的不罷休;這次毆斃領事,為前所未有,法國必不肯罷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風好鬥,雙方各不相讓,很可能構怨興兵,釀成大變,自己也可能喪命。因此他寫下遺囑,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基於這種估計,他只得勉強硬撐,硬著頭皮前往天津。

  在曾國藩到天津以前,當地官紳對他寄予厚望,認為他會秉公辦事,不會像崇厚一樣,一味「媚外」。他們根據曾國藩的《討粵匪檄》,還認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無可忍,理在華人這一邊。他們的這種觀點也得到朝廷的頑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理。

  當時清廷內部圍繞天津教案問題分成兩派:洋務派代表的「言勢者」,頑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雙方在處理天津教案問題上意見有三大分歧:第一,關於天津教案發生的原因和性質。前者認為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此刁風不可長;後者認為釁端由夷人所開,津民激於義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國家而不自恤其罪戾,這正是夷務的一大轉機,與刁民鬧事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對參與反洋教鬥爭的群眾的處理意見。前者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後者認為應該安撫百姓,以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

  第三,對天津地方官的處理意見。前者認為地方官失於防範,致釀巨禍,不嚴懲不能平洋人之氣;後者認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動,以此維繫民心。

  這兩派意見,前者深合當時中國的形勢,為清政府最高統治者所採納;後者在輿論上佔上風,為廣大官紳民眾反對洋務派媚外求和方針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國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但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曾國藩是持洋務派的意見的。因此他於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發佈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的行動多方指責,誡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並在奏折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該折傳出後,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議譏紛起」,「責問之書日數至」。曾國藩自己也承認:「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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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九臣 曾國藩(8)



  儘管如此,曾國藩仍然堅持己見,按照法國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參加反洋教的群眾,名曰「緝拿兇手」。但天津民眾卻把他們當成英雄,致使曾國藩雖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認不諱的所謂「真兇」只有七八人,其餘都不肯吐供,也不願指證。曾國藩認為只殺幾個人數目太少,難以使洋人滿意,仍不能很快結案。於是一面對被捕群眾嚴刑拷打,一面加緊搜捕,一定要湊夠20人,為豐大業等20個洋人抵命。曾國藩認為:「在中國戕(qi□ng)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不可長。」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曾國藩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洋人滿意,長保「和局」。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辦結之後,對曾國藩的譴責更甚,「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曾國藩聞之引為大恨,中經幾許周折,財、力兼施,只不過將難堪之處略為掩飾了一下。

  這樣,曾國藩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客觀地講,曾國藩也只不過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對最後判決並無多大改變,僅因俄國只索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無一更動。

  曾國藩像曾國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我們擺脫各種政治因素後,從歷史實際出發,可以看出曾國藩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身上匯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補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續」,又「開近代風氣之先」,他實現了從理學家到洋務派的轉變;他是近代軍閥的開山鼻祖,是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化身。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朱東安:《曾國藩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朱東安:《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華文出版社,2003年(3)高伯雨:《中興名臣曾左胡李》,香港波文書局,1977年(4)張輝:《曾國藩之謎》,經濟日報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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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臣 李鴻章



  李鴻章像李鴻章是晚清權傾一時的人物,他的一生幾乎與晚清相始終,晚清中國的命運與李鴻章密切相關。李鴻章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太平軍和捻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子;他出洋訪問、創辦中國近代企業,是洋務運動的先驅,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留下了難以抹除的影響;《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都是由他談判而最後締結,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關涉到晚清政府的命運。誠如梁啟超《李鴻章傳》中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

  李鴻章又是一個頗為複雜的人,他熱中權勢,長期掌控著清政府的內政外交軍事大權,聚集一批軍政人才為其所用;有同僚稱其可殺,康有為拒絕他加入強學會,孫中山向他上書變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鴻章的一生極富傳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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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1)



  劉銘傳像凡看過電視劇《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和《滄海百年》的觀眾,想必對劉銘傳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劉銘傳傳》裡寫的那樣,劉銘傳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鎮壓太平軍和捻軍;第二是保衛台灣、抗擊法國侵略者;第三是擔任首任台灣巡撫六年時間內開發和建設台灣。這位出身農家的將領,曾經販過私鹽,嘯聚山林,其人生頗具傳奇色彩。

  從強悍少年到軍中名將劉銘傳,字省三,號大潛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於安徽合肥西鄉大潛山下之蟠龍墩,祖上世代以農為業,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劉銘傳幼年曾染天花,臉上留有「陷斑」,同鄉人叫他「六麻子」或「麻子」。他的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父親劉惠人稱「劉老好」。有一次,有個偷伐劉家樹木的賊被捉住,劉惠為了息事寧人,一邊設宴款待捉賊者,一邊偷偷放走了伐木賊。劉銘傳的性格裡卻似乎沒有多少父母的基因。據說他二目如電,說話嗓門很大,同年齡的夥伴都怕他。後來上了私塾,他也沒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樣好好讀書,而是喜歡自己身為一方「主帥」,帶領一群小夥伴玩開仗的遊戲。他不屑以農耕為業,更不想通過科舉榮身,對「四書」、「五經」沒有興趣,而喜歡研讀兵書、戰陣、五行雜書,傳說他曾經登大潛山仰天歎曰:「大丈夫當生有爵,死有謚,安能齷齪(wo chuo)科舉間?」

  劉銘傳11歲那年,父親去世,不久兩個哥哥也相繼去世。這樣,老母親更難以約束劉銘傳,他偷偷參加了販賣私鹽的團伙,後來索性幹起打家劫舍的勾當。有一次,當地一個地霸大聲呵斥劉家人供給不及時,然後揚長而去。劉銘傳聽說後非常生氣,對他的幾位兄長說:「大丈夫當自立,安能耐此辱哉?」說罷就徒手追趕地霸,追上後攔在馬前,要求與他決戰。地霸聽後狂笑道:「你這小孩子敢跟我過不去?我給你一把刀,你有本事把我殺死,你就是好漢!」劉銘傳聽後大喜,從地霸手裡接過刀,猝不及防地將他殺死,然後騎上地霸的馬,按住馬頭,大聲叫道:「這個地霸侮辱鄉親,我殺了他,願意聽從我的,我們一起保衛鄉里。」圍觀的幾百名窮苦青年當即表示願意聽他的號令。而劉母周氏據說「嚇破了膽」,驚嚇而亡。後來劉銘傳顯貴時,每逢母親生日和忌日都「涕泣悲怨不已」。

  後來太平軍的勢力越來越大,清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兵和綠營兵戰鬥力很差,於是寄希望於各地組織的「團練」。劉銘傳這幾百人的隊伍很自然成為當地辦團練者拉攏的對象。而劉銘傳此時也急於尋找日後的出路。兩下裡一拍即合,劉銘傳遂成為本鄉團練的小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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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2)



  同治元年(1862),劉銘傳率所部加入李鴻章的淮軍,這支隊伍號稱「銘字營」。與淮軍中的其他隊伍一樣,「銘字營」也是依靠宗族關係組織起來的,在這支隊伍中,劉銘傳職位最高,輩分也最高,這種既是長官又是長輩的關係,使他更容易驅使部下。在參與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劉銘傳受到李鴻章重用,遷升很快,由千總、都司,很快提升為總兵,29歲就擢升為直隸提督,成為淮軍名將。他的「銘字營」此時也成為「銘軍」,分左中右三軍18個營。隨後他又參加了剿滅捻軍和以督辦陝西軍務的名義協助左宗棠鎮壓陝西回民起義的戰爭,之後他告病回鄉休養。

  此間有三件事需要特別提一下,因為對於劉銘傳以後的遭際將有很大影響。

  翁同龢像常州獲寶同治三年(1864)四月,劉銘傳率部佔領常州後,住在原太平軍將領陳坤書的護王府。一天夜裡,劉銘傳聽到院子裡有金屬撞擊之聲,急呼親兵到院中搜查,結果發現是馬籠頭上的鐵環撞擊馬槽發出的聲音。他命親兵將馬槽移開並刷洗乾淨,這才發現原來是一個銅盤,上面還有蝌蚪形的文字。後經人鑒定,這個銅盤叫「虢(□uo)季子白盤」,是西周時期的寶物。劉銘傳自然十分高興,告訴家人妥善保管。

  翁同龢手書對聯後來劉銘傳回鄉養病(原擬3個月,實際賦閒13年),各地名士紛紛慕名參觀此盤,劉銘傳也很是得意。

  據說這個消息被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知道了,這位酷愛古文物的老夫子趕緊派人遊說劉銘傳,說是願以重金購買,結果被劉銘傳一口回絕。後來,翁同龢又派人向劉銘傳表示雙方結好之意。劉銘傳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還是謝絕了這種好意。這下徹底惹惱了翁同龢,也為劉銘傳以後的官場生活埋下了禍根。

  尹隆河之役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鴻章為了剿滅東路捻軍,和曾國荃商定採取分進合擊的策略,淮軍方面的劉銘傳率「銘軍」西上,曾國荃派鮑超率「霆軍」東下,在尹隆河一帶對東路捻軍形成兩路夾擊之勢。劉銘傳與鮑超約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時出兵,但為了爭頭功,劉銘傳率部上午五時就出發。結果,「銘軍」與捻軍遭遇,被殺得大敗,劉銘傳幾乎成了俘虜。這時,鮑超的「霆軍」趕到,不僅救出了劉銘傳及其殘部,而且使戰役反敗為勝。但劉銘傳卻推卸責任,一是責備部下劉盛藻「浪戰輕敵」,一是責備鮑超未能按時趕到合擊敵軍。結果李鴻章據此上奏朝廷,使得劉盛藻和鮑超受到嚴厲處分。鮑超本來等著朝廷嘉獎,不想卻差點兒丟了腦袋,真是又急又氣,當即暈倒。後來,鮑超抑鬱成疾,回曾國荃像鄉養病,一蹶不振。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將士對劉銘傳的強烈不滿,李鴻章也十分被動,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為鮑超請功。雖然事情總算得以平息,但劉銘傳以怨報德的行為卻讓包括同僚舊友在內的人們覺得過分。他以後長期賦閒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說與此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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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3)



  陝西督軍清廷派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並督辦陝甘軍務,鎮壓當地的捻軍和回民起義。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回民起義軍擊斃左宗棠愛將劉松山,一路南下。西太后急命李鴻章入陝督辦軍務。

  左宗棠像左宗棠唯恐李鴻章搶功,指使手下奏報陝西「匪患」已經肅清,則李不必西來。李鴻章也不想自討沒趣,因此派劉銘傳前往。左宗棠對此也深表不滿,不願劉銘傳插手其中。劉銘傳自然對左宗棠的阻撓也不滿,此時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隨時密報左宗棠軍情的密旨,因而對左宗棠上奏不實之處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內情,與劉銘傳交惡。後來劉銘傳到台灣督辦軍務時,左宗棠進行報復。

  在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場,互相排擠、掣肘之事實在是司空見慣,即使像左宗棠、翁同龢、劉銘傳這樣的名臣也不能免。劉銘傳大概是厭倦了官場中的相互傾軋、爾虞我詐,加上確實有病在身,遂提出休假回鄉靜養。清廷此時也來了個順水推舟,使劉銘傳的假期從三個月「延長」到13年。

  劉銘傳在賦閒期間,留心洋務,結識了許多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也使自己眼界大開。光緒十年(1884)七月,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奉命率領艦隊開往中國福建、台灣一帶海域進行侵略活動。法國的行動計劃是攻佔基隆煤礦,奪取台北,進而吞併全台。台灣告急。清政府在危難之際又想起了劉銘傳,急令他以巡撫銜奔赴台灣督辦軍務。

  保衛台灣的功臣據說法國人得知劉銘傳督辦台灣軍務的消息後,決定在海上謀害他。劉銘傳表面上裝得非常害怕,徵調了不少水師船隻保護自己。到了上海後,更裝得畏畏縮縮,使法國人誤認為他不敢到台灣去督師。正當法國人放鬆警惕的時候,劉銘傳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灣了。

  劉銘傳到台灣後,發現台灣防務十分薄弱,總共40營官兵,號稱2萬多人,卻要守衛長達2000餘里的海疆,而且裝備極差,名為水師,卻無船隻,守岸炮台火炮又少得可憐。時任台灣道台的湘軍將領劉璈又將40營兵中的31營部署在台灣南部,在台北只部署了9營。這一弱點為法國侵略者所窺知和利用。

  八月四日,法國艦隊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艦5艘逼近基隆。

  當時基隆守兵僅800人,只有5門固定方向的大炮,而且還只能正面守,無法側向攻。還沒等劉銘傳進行部署,法國艦隊已發起攻擊,清軍炮台連同火藥庫很快就被摧毀,清軍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當天夜裡,劉銘傳通過查看地形,決定大膽採取誘敵陸戰的戰術。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數人固守海岸小山制高點外,其餘部隊全部撤到後山隱蔽。法軍以為昨天清軍大敗,便大搖大擺地湧上岸來,一面修築灘頭陣地,一面攻打堅守岸邊的清軍。眼看敵人上岸,劉銘傳立即下令後山部隊從東西兩側迂迴包抄,三面夾攻,殺向敵人。這出乎意料的圍攻使法軍不知所措,顧不上還擊,紛紛丟盔棄甲抱頭鼠竄。劉銘傳首戰告捷,大挫敵鋒,「生擒法人一名,死傷不下百餘,搶來座旗一面,乘勢破其山頭炮台,得炮四尊,帳房數十架,洋衣帽甚多」。清廷聞報大喜,特發內帑(t□n□)銀3000兩進行犒(kao)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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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4)



  基隆再捷利士比不甘心失敗,再戰基隆,劉銘傳防守嚴密,法軍仍未得逞。孤拔惱羞成怒,10月1日,他決定兵分兩路,向基隆、滬尾(淡水)同時進攻。基隆在台北東北,有良港和煤礦,相距台北100公里,中間為丘陵所隔。滬尾在台北西偏北,相距台北30餘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的門戶。法軍攻基隆,意在佔有良港和煤礦;攻滬尾則意在攻佔台北府。劉銘傳兩處受敵,處境十分艱難。他卻無法將劉璈在台南的重兵調到台北,只好將軍隊分為兩部,分別在基隆、滬尾作戰,他自己則在基隆親自指揮。法軍開始主攻基隆,幾千名士兵輪番進攻清軍灘頭陣地,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但法軍終究無法得手。

  滬尾港形勢圖下午,孤拔突然改變主攻方向,將火力集中攻打滬尾。而滬尾的守軍不多,經過半天作戰,已筋疲力盡。突遇重兵,難以招架,連連飛書向劉銘傳告急。這時,「基隆萬分危迫,滬尾又被急攻,基隆無兵可分」。在這種形勢下,劉銘傳當機立斷,下令基隆守軍立刻撤出戰鬥,炸毀煤井,轉移機器,全力援救滬尾。劉銘傳看到法國海軍需要不斷得到能源補給和淡水供應,因而利在速戰。基隆離台北尚遠,沿途還有獅球嶺等險可以扼守。滬尾則距屯聚糧餉的台北府城僅30里,沿途又無險可守,所以基隆失尚不失根本,滬尾失則大勢已去。因而劉銘傳冒著巨大風險果斷下令放棄基隆,赴援滬尾。基隆守軍不解其意,紛紛哭諫,要求死守基隆。一些淮軍老部下和湘軍將領也紛紛伏地請求收回成命。劉銘傳大怒,拔佩劍砍前案呵斥道:「不捨基隆,台北不能保也。吾意已決,罪譴吾自當之。有違令者斬!」清軍遂主動撤出基隆。

  基隆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滿朝文武為之震驚。劉璈趁機攻擊說劉銘傳是對滬尾湘軍不信任,致失基隆。許多人信以為真,清廷也大為不滿,對劉銘傳大加訓斥。

  在這種情況下,劉銘傳不為所動,堅信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固守滬尾。由於基隆部隊的增援,使法軍連攻滬尾7天無果。10月8日,當四五百法軍進入埋伏圈時,清軍以絕對優勢兵力分路合擊,「敵兵三面受敵,狂奔敗北」。當場擊斃300餘名,其餘的驚慌失措,奪路而逃。慌亂中敵炮又自傷戰船,敗兵彼此間又相互踐踏,傷、溺百餘名。這一仗,法軍傷亡慘重,孤拔也沮喪地承認「淡水失敗嚴重」。

  在劉銘傳的領導下,台灣軍民同仇敵愾(kai),終於在光緒十一年(1885)五、六月間挫敗法軍佔領台灣的陰謀,保衛了祖國寶島台灣。劉銘傳成為晚清第一個挫敗侵略者使民族自尊得到張揚的民族英雄,也是繼鄭成功之後第二個為保衛祖國神聖領土台灣而英勇抗擊外國侵略的傑出愛國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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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5)



  劉銘傳能夠保台成功,除了戰略戰術正確外,還有以下因素:第一,摒棄成見,重用湘軍將領。他剛到台灣時,身邊的淮軍將領只有兩人,士兵不過數百。而以台灣兵備道劉璈為首的湘軍,在台灣兵多勢眾,對劉銘傳深懷戒心,不願受其節制。劉銘傳對此採取謹慎態度,到台後主動先拜訪劉璈,盡量緩和內部矛盾,以期兩軍協力,共同抗敵。在抗法戰爭中,與湘軍將領孫開華、曹志忠共守台北陣地,放手讓他們指揮,不去多加節制。台灣布政使沈應奎也為湘系,劉銘傳「知其精明練達,久任儲胥」,覺得人才難得,因此委以重任,使沈應奎成為他治台的得力助手。戰後又主動為孫開華報請頭功,次則淮軍將領,而對於自己的從孫劉朝祜則僅述其功卻辭其賞。這種公允大度的做法,獲得了湘軍廣大將士的認可。

  第二,依靠台灣士紳民眾,自力更生。在後來法軍圍困台灣的數月中,劉銘傳苦守待變,他向李鴻章表示「(銘)傳同將士惟拚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時他沒有消極地坐待援兵,而是緊緊依靠台灣士紳和民眾,號召他們出錢出力,保衛家鄉。在此期間,台灣士紳自動捐款近百萬兩,台灣民眾紛紛組織起來,協同官軍作戰。就是在台灣抗法戰爭最艱苦的時候,台灣依然是「將士奮發,土勇甚好,人人思戰」,而且「米糧充足,市價如常」。

  第三,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在戰鬥中,劉銘傳短衣草履臥山野,每戰輒親自出戰當先鋒。有一次,法軍開炮轟炸,他的馬突然彎腿躺在地上,子彈從他頭頂飛過,差一點兒被打中。儘管如此危險,他仍然與將士們同甘共苦。主帥的精神感染了將士,人人用命。

  擊退法軍之後,劉銘傳又上書朝廷,請求免去自己福建巡撫的職務,以使自己可以專心治理台灣。劉銘傳於光緒十年到台,光緒十一年台灣正式建省,他成為台灣第一任巡撫。

  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劉銘傳設立台灣郵政總局的告示劉銘傳1891年離開台灣,他用了前後不到7年的時間,在台大展抱負:練軍隊以厚兵力,築炮台以嚴海防,設製造局、軍械所以造兵器,集捐輸以充經費,厚禮聘以聚人才,撫生番以開疆土,丈田地以糾隱圃,編保甲以別良莠(y□u),移窮民以墾荒土,興織造以杜漏卮,惠商顧以廣交易,築鐵路以便交通,架電線以靈消息,購船舶以增航路,立公司以結商團,聘西醫以療疾病,建學堂以施教育,置隘勇以密巡防,興水利以資灌溉,開礦產以集材料,鑄貨幣以便民生,革稅法以維國計,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使台灣能成為全國的模範。他在台灣創新的一切新政,奠定了台灣近代化的基礎。台灣學者稱劉銘傳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業足與台灣垂不朽矣」!有學者稱他為台灣洋務運動之父和台灣近代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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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6)



  「商戰富民」,與敵爭利劉銘傳是具有近代思想的洋務派官員,他擺脫了傳統教育中「重農抑商」的思想,十分重視商業,強調通過「商戰」與敵爭利。他在台灣實行樟腦官府專賣制度,嚴厲打擊走私;放開硫磺開採禁令,使之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國際市場上與日本等國產品競爭;其他如茶業、蔗糖業、鹽業等方面,劉銘傳也下大力氣開發,並使之參與國際市場上的商戰。這些舉措,為鞏固台灣和建設台灣提供了經費,也使百姓從中獲利。

  改革關稅制度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台灣成為對外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外商。這些外商以台灣是通商海口為借口而拒交內地關稅,致使中國流失大量稅源。劉銘傳撫台後,堅持外商進入台灣內地經商,必須持三聯稅單,否則一律徵收內地關稅。這一下,氣得奸商們暴跳如雷,他們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逼其下令阻止劉銘傳的行動。面對內外壓力,劉銘傳不為所動,據理力爭,義正詞嚴,有理有據,連李鴻章也不得不表示這樣做是行之有理。

  劉銘傳招撫台灣土著「撫番」墾荒劉銘傳無論在抗法保台期間,還是在撫台期間,與台灣紳民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無論是漢民,還是生番、熟番,都視為大清子民,一視同仁地對待。

  光緒十二年(1886),台灣成立撫墾總局,下設10多個分局,劉銘傳親任撫墾大臣,開始開山「撫番」。他派大軍修通進山的道路,委派地方官、官軍一起去做「番酋」的工作,進行招撫。對招撫之後的「番民」,又設立「番學堂」進行教育,指示地方官發給衣服,教他們穿衣,讓他們知禮。他還幫助高山族同胞革除殺人驅疫的惡習,通過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謠宣傳不該殺人的道理。劉銘傳要各地「認真教導,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並為之講解,使之家喻戶曉,期革嗜殺之風,漸知人倫之道」。根據史書記載,僅在光緒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台就有400餘「番社」、8萬多「番民」接受招撫,同時開墾農田數十萬畝。

  台灣高山族諸羅縣人他充分依靠台灣士紳,盡力做到「凡在台官紳,有可用者,無不廣為羅致」。曾任太常寺少卿的林維源急公好義。法軍圍困台灣時,他帶頭捐銀20餘萬。劉銘傳對林維源非常器重,稱讚他「篤實忠勤」,不僅為他報功請賞,還推薦他擔任幫辦台北撫墾、幫辦全台撫墾、督辦台灣鐵路商務等職,讓他參與治理台灣的各項要政。有人說,劉銘傳在台灣是「惟紳是賴」。

  霧峰林家也是他主要依靠的對象。林家是台灣彰化大豪紳。林朝棟的父親林文察在同治二年(1863)因鎮壓台灣戴萬生起義立功,擔任過署福建提督,後來戰死在漳州,謚剛愍,立傳建專祠。林朝棟和林朝昌是台灣義勇首領,在抗法中備資募勇,殺敵前驅,配合官軍發揮了重要作用。劉銘傳保奏林氏兄弟,林朝棟擔任道銜兵部郎中,林朝昌擔任守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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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7)



  台灣風俗物產圖冊·蔬果劉銘傳還為雪林文察之弟林文明的冤獄專門上書朝廷。林文明,性粗豪,因為鎮壓戴萬生起義為起義軍後代所仇恨。加之他遇事多武斷,得罪的人就更多。同治九年(1870)他被誣告謀反。當時台灣道黎某非常凶悍,得到閩浙總督便宜行事的授權後,派官吏凌定國前往彰化城向林家問罪。林文明坦然冠帶到縣衙對質。凌定國出其不意,將林文明殺害,然後以「露刃登堂,率眾拒捕」上報。林家多次上告,但終因官官相護而未果。

  台灣風俗圖冊(之一)劉銘傳為此案寫了數千言的奏折,將事情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地上報給朝廷,後來劉銘傳「復奏建剛愍祠塞其悲」。林朝棟對此銘記於懷,台灣被日本佔據後,他仍然穿華裝不歸日,說:「吾不忍負劉公也!」

  台灣風俗圖冊(之二)清賦丈田劉銘傳在台灣遭遇最大阻力的事情就是「清賦丈田」。台灣的一些大租戶隱瞞實際土地數目的情況十分嚴重,以此偷漏巨額的政府稅收。劉銘傳實行「清賦丈田」的目的就是使這些地主豪紳按照實際田額繳納田賦,同時廢止這些大租戶的收租權和土地所有權。這一舉措觸動了大地主豪紳的根本利益,遭到他們十分激烈的反對和抵制。劉銘傳作了一些讓步,但清賦的決心沒有絲毫改變。在這種背景下,彰化縣發生了施九緞聚眾圍攻縣衙、斬殺提督朱煥明事件。

  日本吞併琉球圖這時,劉銘傳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台灣士紳製造流言蜚語攻擊他,一方面是朝廷上的政敵設法詆毀他,最高統治者也責備他行動「過激」。

  劉銘傳自己曾經說過:「隻身渡台,內憂外患,孤孑(jie)危艱,無復生人之趣。自分不死於敵,必死於讒,冰□(nie)孤懷,至今心悸。」「不死於敵,必死於讒」,正是劉銘傳對官場鬥爭殘酷性的切身體會。自從劉銘傳赴台以來,各種讒言就沒有斷過。當初他決策「撤基援滬」,就有劉璈等人造謠生事,險些造成軍隊嘩變。後來左宗棠又聽信片面之詞而上疏朝廷彈劾,要不是劉銘傳反擊有力,差一點就身陷冤獄。而此時,劉銘傳的處境更加艱難,一是台灣島內大批士紳對他由支持轉為排斥,二是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醇親王奕也離開人世。劉銘傳知道大勢已去,於是連續三次上折請求開缺,回鄉養病。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朝廷准許劉銘傳開缺。台灣首任巡撫,就這樣黯然地離開了他所摯愛著的台灣!

  誓師抗日圖劉銘傳隱居鄉里的幾年間,並沒有忘懷國事。光緒二十年(1894),日本軍隊入侵朝鮮並突襲中國運兵船,中日戰爭爆發。劉銘傳在台期間,就擔心日本日後會侵吞台灣,因而有針對性地研究了日本的情況,並提醒朝廷提高警惕。此時的劉銘傳盼望能再次為國驅馳,朝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紛紛薦舉劉銘傳為欽差大《馬關條約》局部臣督辦台灣軍務。但當年曾因寶物的事與劉銘傳結怨的翁同龢不同意,結果此事就沒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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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一臣 劉銘傳(8)



  劉銘傳始終心繫台灣,聽到清政府甲午戰敗、割讓台灣的消息後,他整日沉默無語,「憂思鬱結」,終至臥床不起。據說,劉銘傳死前還面朝東方高呼:「蒼天啊,還我的台灣!」劉銘傳死後,台灣民眾歌頌追思不已。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蕭克非等:《劉銘傳在台灣》,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2)姚永森:《劉銘傳傳》,時事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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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1)



  袁世凱像袁世凱,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別號容庵,因其為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生於咸豐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頸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間傳說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癩蛤蟆」投胎轉世。袁世凱年輕時科場失意,22歲棄文從軍。

  曾隨軍東渡朝鮮平叛。甲午戰爭後,被李鴻章舉薦到小站編練新軍,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裝力量。從此,逐漸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凱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個縱橫捭(b□i)闔的重要人物,從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與其有密切聯繫。長期以來,袁世凱一直被冠以「竊國大盜」、「寡廉鮮恥的賣國賊」、「嗜血成性的專制暴君」等惡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將袁世凱描繪成一位有本事、有貢獻、開明進步、有情有義、帶濃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進新生事物」,「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認為袁世凱多少有點像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沙俄末代鐵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麼「獨夫民賊」。這樣,觀眾心頭不免疑慮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為什麼在戊戌變法時會為維新派所倚重?袁世凱的告密和戊戌政變有沒有直接關係?袁世凱在晚清新政中有什麼貢獻,為什麼會得到立憲派的信任?

  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凱又有什麼表現,為什麼最終能夠以全票當選民國臨時大總統?下面,讓我們看看袁世凱在清末民初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譚嗣同像袁世凱與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變法正式開始,因為這一年為農曆戊戌年,故史稱「戊戌變法」。變法期間,光緒帝發佈了上百道新政諭詔,除舊布新,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很多上諭都成了一紙空文,光緒帝和慈禧太后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光緒二十四年七、八月間,形勢進一步惡化,守舊勢力預謀政變。光緒帝頒密詔給維新派,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讀到密詔後,痛哭失聲,誓死營救皇帝,並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深夜,譚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說服袁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宣佈訓政,光緒帝也被囚禁起來。隨後,大肆搜捕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變法運動最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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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2)



  榮祿像傳統說法認為,袁世凱的告密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後黨。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密。

  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

  第一,政變之初,慈禧太后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

  因為譚嗣同是勸說袁世凱「圍園劫後」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絕不會放過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政變,那麼在八月初六日慈禧發動政變時,上諭中應該會指名逮捕譚嗣同。但上諭中只命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並沒有譚嗣同。而且給康定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而「圍園劫後」則屬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諭中則沒有提及。

 第二,榮祿不可能連夜乘火車趕回北京。

  有關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聞報道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凱覲見光緒皇帝後,即乘火車趕回天津。在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記載「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榮祿處告密,應該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不可能在當夜乘車趕到北京,把消息反饋給慈禧太后。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和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所以,榮祿在八月初五日夜間很難趕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的,政變時也不知道維新派有「圍園劫後」的計劃。政變是新舊兩派勢力長期矛盾鬥爭積累的結果,守舊派大臣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訓政,也是他們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的告密沒有關係。

  那麼,袁世凱的告密在戊戌政變中起了什麼作用呢?近年來,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戊戌政變不是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告密卻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後,發佈政令捉拿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並將保舉維新人士的宋伯魯予以革職,永不敘用,此外並沒有涉及處理其他參與變法的人員,也沒有發佈停止新政的諭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回天津後沒有立即向榮祿告密。八月初六日晚,當聽到政變消息後,袁世凱以為事情已經洩露,為保全自己,才向榮祿和盤托出了「圍園劫後」的密謀。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后得知維新派有罷黜太后之意後,惱怒至極,對事件性質的認定有了重大轉變,因而下令大肆捕殺維新人士,致使事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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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3)



  袁世凱為什麼會得到維新派的信任呢?在變法初期,袁世凱與維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現出傾向於變法、積極推動變法的熱忱。

  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當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苦於投遞無門時,袁世凱主動幫忙交給督辦軍務處,請求當時手握重權的榮祿代遞,雖然為榮祿所拒絕,卻反映出他對維新志士的態度。康有為因此很感激他。

  康有為像七月,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被列為發起人之一,他還捐資作為會金。

  十一月,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陸軍時,與維新人士嚴復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談論維新事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變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罷官路經天津時,袁世凱冒險派人持函送禮,以示慰問之意。

  七月,變法運動達到高潮,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繫,並通過徐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不斷接觸,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袁世凱對戊戌變法的關心,贏得了維新志士的信任,康有為對袁世凱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變法危急時才敢把重任托付於他。經維新派的舉薦,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破格提升他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在袁世凱進宮謝恩時,光緒帝誇獎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其實是在暗示他以後不要受榮祿的節制。

  八月初三日,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場。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也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

  但是,袁世凱作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會不明白,維新勢力與守舊勢力鬥爭的雙方一邊是皇帝,一邊是太后。隨著兩方面鬥爭的加劇,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立場傾向不僅關係到頂戴,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也許他內心並不反對變法,但從殘酷的政治現實考慮,他覺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力量遠遠不是慈禧太后和頑固派的對手。光緒皇帝下了那麼多的變法詔書,卻基本上停留在紙面上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權衡,他決定投靠後黨走陞官之路。

  譚嗣同獄中手跡因此,他被提升為候補侍郎後,對這樣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後黨的猜疑,於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見的當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處拜訪後黨權貴人士,如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王文韶等人,進行解釋,以表白自己的心跡。

  八月初三日深夜,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一夜未睡,「反覆籌思」,知道自己面臨著生死抉擇,對自己在譚嗣同面前表態說「誅榮祿乃殺一狗耳」的話非常懊悔,生怕譚嗣同會將與他的密談向後黨揭發,這樣就使自己牢牢地與維新派捆在一起了。為了保全自己,袁世凱最終下決心出賣維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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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4)



  袁世凱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幾天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還得了4000兩的賞銀。慈禧太后為表示對他的信任,還特准他在西苑門內騎馬。此後,袁世凱便以慈禧太后和榮祿為靠山,走上了飛黃騰達的捷徑。

  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諷刺了袁世凱這種出賣維新派的做法: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袁世凱與清末新政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中)《辛丑條約》簽訂後,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舊統治,清政府正式發出上諭,開始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制、整頓吏治、獎勵工商、改革學制、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等等。

  袁世凱贊同「新政」,在山東巡撫任上,他就開始貫徹執行清政府的諭令,並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籌辦新政的10條辦法,包括整頓吏治、改革科舉、振興實業、增強軍備等等。山東也成了全國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區。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光緒二十八年五月,改實授,這成為他步入晚清政壇權力頂峰的起點。袁世凱也成了推動新政最重要的人物。

  袁世凱條陳新政十事奏折(印本)增練新軍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清廷任命袁世凱兼任練兵大臣,負責編練新軍事宜。袁世凱乘機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即北洋軍。光緒三十一年(1905),編成北洋軍6鎮,共6萬餘人。除第一鎮外,其餘5鎮的統制(相當於師長)都是袁世凱的嫡系親信,統領(旅長)、統帶(團長)則都是小站練兵時的舊班底。這樣,北洋派系軍人自成一個體系,其他勢力根本插不進去。通過增練新軍,再加上在政界網絡培植的許多黨羽,逐漸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腦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

  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時,就採用德國的陸軍建制,軍隊分步、馬、炮、工、輜重各兵種,打破了舊軍制不分兵種的框子;每軍分設左右兩翼,每翼轄二、三營不等。袁世凱在軍制方面的改革,揭開了清軍編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袁世凱還建立了步兵、炮兵、騎兵、德文四所隨軍學堂及講武堂、學兵營等,並選派軍官赴德國學習軍事。同時,配備新式軍事武器,採用「練洋操」之類「西法」練兵等。

  雖然袁世凱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但他自從投效軍營後,對軍事上的事情都能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野外演習,他都跟著觀看。袁世凱認為練兵「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袁世凱在練兵中,因襲湘、淮軍閥的舊習,固守「兵為將有」的成法,把軍隊緊緊控制在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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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4)



  袁世凱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幾天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還得了4000兩的賞銀。慈禧太后為表示對他的信任,還特准他在西苑門內騎馬。此後,袁世凱便以慈禧太后和榮祿為靠山,走上了飛黃騰達的捷徑。

  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諷刺了袁世凱這種出賣維新派的做法: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袁世凱與清末新政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中)《辛丑條約》簽訂後,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舊統治,清政府正式發出上諭,開始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制、整頓吏治、獎勵工商、改革學制、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等等。

  袁世凱贊同「新政」,在山東巡撫任上,他就開始貫徹執行清政府的諭令,並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籌辦新政的10條辦法,包括整頓吏治、改革科舉、振興實業、增強軍備等等。山東也成了全國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區。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光緒二十八年五月,改實授,這成為他步入晚清政壇權力頂峰的起點。袁世凱也成了推動新政最重要的人物。

  袁世凱條陳新政十事奏折(印本)增練新軍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清廷任命袁世凱兼任練兵大臣,負責編練新軍事宜。袁世凱乘機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即北洋軍。光緒三十一年(1905),編成北洋軍6鎮,共6萬餘人。除第一鎮外,其餘5鎮的統制(相當於師長)都是袁世凱的嫡系親信,統領(旅長)、統帶(團長)則都是小站練兵時的舊班底。這樣,北洋派系軍人自成一個體系,其他勢力根本插不進去。通過增練新軍,再加上在政界網絡培植的許多黨羽,逐漸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腦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

  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時,就採用德國的陸軍建制,軍隊分步、馬、炮、工、輜重各兵種,打破了舊軍制不分兵種的框子;每軍分設左右兩翼,每翼轄二、三營不等。袁世凱在軍制方面的改革,揭開了清軍編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袁世凱還建立了步兵、炮兵、騎兵、德文四所隨軍學堂及講武堂、學兵營等,並選派軍官赴德國學習軍事。同時,配備新式軍事武器,採用「練洋操」之類「西法」練兵等。

  雖然袁世凱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但他自從投效軍營後,對軍事上的事情都能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野外演習,他都跟著觀看。袁世凱認為練兵「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袁世凱在練兵中,因襲湘、淮軍閥的舊習,固守「兵為將有」的成法,把軍隊緊緊控制在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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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5)



  其一,注重幕僚和軍官的選拔。袁世凱把那些多年追隨他的「家兵家將」,一般都安插在關鍵位置,以充當爪牙和耳目,例如徐世昌等。又用官祿籠絡了一批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其中包括段祺瑞、馮國璋等。此外,袁世凱一向把自己視為淮軍的後繼人,為此,他廣為招納淮軍舊將,以示自己在延攬人才方面一視同仁。

  北洋陸軍的《訓兵報》其二,控制士兵。袁世凱認為練兵的秘訣「主要的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服從就吃刀」。他向官兵進行思想灌輸,讓官兵相信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聽命於他,才能陞官發財。為了加強對士兵的控制,他還編了《勸兵歌》,對士兵進行政治灌輸。在小站練兵時,他對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弁目,幾乎都能認識,並且還能大致瞭解每個人的脾性以及長處、缺點。為了杜絕過去軍營中吃空額、冒領等弊端,在每月發放餉銀時,袁世凱都親自點名,按名發給。

  袁世凱戎裝照其三,籠絡幕僚。小站練兵時,阮忠樞在他手下當文案。有一次,阮忠樞告訴袁世凱,說他看上了一個叫小玉的天津妓女,想納為小妾。袁當即就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嚴正地予以駁斥。阮見狀如此,就作罷了。過了不久,袁說到天津有公事,邀請阮一同前往。下車後,天色已晚,袁邀請阮先去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子裡鋪設得異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照,並且擺著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剛進入裡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面喊著「新姑爺到了」,一面從裡間屋裡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俏麗佳人。阮當時不明就裡,如入雲裡霧裡,仔細一瞧,才知道便是自己一直想娶的那個小玉。原來,袁世凱在阮忠樞和他說過之後,就秘密派人給小玉贖了身。等到把事情辦妥了,他才領著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就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袁世凱,直到袁世凱稱帝時,始終如一。

  其四,嚴密控制屬下。在任山東巡撫時,為了瞭解山東各府州縣的情況,袁世凱經常派員去分頭密查。他總是先派一個人去,接著再派另一個人到同一個地點去查同一件事情。

  這兩個人都對他直接負責,但彼此之間誰也不知情。如果他們所查的結果互不相同,他還照以前的辦法另外再派兩個人分頭去查,然後再把所查的結果和上次的對照。對查報真實的予以獎勵,對謊報不實的則進行處罰。他在擔任直隸總督時也經常使用這種方法。袁世凱曾對兒女們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夠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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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6)



  袁世凱創辦的天津巡警總局創辦巡警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凱在保定設立警務局,開辦巡警學堂。七月接收天津時,又把訓練好的3000名巡警調進,設南、北巡警局,同年冬又設立巡警學堂。後來,又增添馬巡(騎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隊,將巡警制度推廣到各府縣和鐵路,建立全省警察網。光緒三十一年,又建議清廷設立巡警部,並推薦親信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為侍郎,從而控制了警政。

  整頓吏治他飭令各道府州縣將所得陋規一律交公,酌給公費,以杜絕受賄,防止官吏貪污;設立官吏考驗處,考核甄(zh□n)別初到和新選新補官員;設立調查處,關注輿論,瞭解官員政績;設立法政學堂和胥吏學堂,以開「官智」,培養新政人才。

  改革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凱領銜,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兩江總督周馥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諭令從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這樣,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了,為新式學校的發展掃除了障礙。袁世凱後來經常與其子女談起這件事,認為是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並說自己從小就痛恨科舉制度。

  袁世凱《直隸試辦師範學堂暫行章程折稿》袁世凱還積極興辦新式學校,通過組建教育行政領導機構、籌措辦學經費和培養師資等措施,使得直隸省的新式教育發展迅速。據統計,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直隸有各類學堂8700餘所,學生16萬多人,居全國第二位。

  振興實業在天津設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為振興直隸實業的領導機關,勸導獎勵全省紳民興辦各種實業。還創辦了工藝學堂等,培養技術人才。在保定設立了農務局和農事試作場,購買農業機械,並聘請外人指導種植。又附設農業學堂,教授桑蠶種植和糖酒製造。

  袁世凱創辦的天津直隸工藝總局在袁世凱的大力提倡下,直隸近代工商業得到很大的發展。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前,天津的近代工業企業只有四五家,資本不過11萬兩。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礦企業達137家,資本總額達2920萬元以上。天津實業的迅速發展為世人所矚目,袁世凱在全國工商業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隨之大大提升。

  中國近代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張謇(ji□n),曾和袁世凱有過長時間的齟齬(j□ y□),但在宣統二年(1910)參觀了南洋勸業會上的直隸館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頗覺袁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畢竟與人不同,工藝殊有擅勝處,江蘇不及也。」後來他在《自訂年譜》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件事:「觀勸業會直隸館,頗感袁世凱才調在諸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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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7)



  袁世凱在直隸推行的各種新政措施,使直隸成為「新政權輿之地」,為全國所矚目。正因為如此,很多工商業者都把袁世凱視為自己的保護者。辛亥以後袁世凱能東山再起,一方面固然得力於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也和他這一時期在實業界中的聲望及由此得到眾多實業家的擁戴有很大關係。

  偽倡立憲20世紀初,為了對抗和抵制日益興起的革命運動,清政府被迫搞起了立憲運動。袁世凱這樣一個靠出賣維新派、反對立憲而平步青雲的大官僚,對立憲運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起初,袁世凱對立憲運動基本採取觀望的態度。光緒三十年(1904),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張謇試探他對立憲的態度時,袁以時機不成熟而回絕。他說,現在還不到時候,等等再說吧。

  光緒三十一年,立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清政府也決定要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

  袁世凱看到清廷的意向已很明顯,於是上奏「考求各國憲法,變通實施」。

  袁世凱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積極倡導「立憲」呢?這是因為:第一,打算以立憲消除革命;第二,借立憲的機會,從滿洲親貴那裡撈到更多的權力;第三,鑒於立憲潮流勢不可擋,以贊成立憲進行政治投機,以免自己在政治上陷於孤立;第四,借立憲來限制皇帝的權力,防止光緒帝重新掌權後對自己不利。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乾脆順水推舟,又加入到立憲派的行列,並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地位,儼然以立憲的倡導者和主持者自居。

  可見,袁世凱贊同立憲,完全是為了抵制革命和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擁護立憲。在此後的立憲活動中,他也不是一貫堅持立場,而是見風使舵,反覆無常。不過,從袁世凱本性來看,這都是正常的,正如其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通過實施新政,特別是編練新軍,袁世凱大力培植自己的勢力,積累了日後重新崛起的最大資本。同時,袁世凱在新政中的表現,也使他贏得了立憲派的好感和信任,為他在辛亥革命中爭取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支持奠定了基礎。

  袁世凱與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革命軍佔領武昌。12日,武漢三鎮全部光復。

  革命黨人佔領武漢的消息傳到北京,引起了清廷的驚恐。由於南方新軍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鎮壓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軍身上,急命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進行鎮壓,但蔭昌根本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和能力,而且北洋軍隊都是袁世凱一手訓練出來的,根本不聽從他的指揮。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奕劻(ku□ng)認為:此種非常局面,自己絕對不能承當。袁世凱有氣魄,北洋軍隊都是他一手編練,若令其赴鄂剿辦,必操勝算,否則畏葸(x□)遷延,不堪設想,且東交民巷亦盛傳非袁不能收拾。面對這種狀況,人們認為除袁世凱復出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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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8)



  袁世凱在彰德的別墅養壽園此時的袁世凱在做什麼呢?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因在和滿洲貴族權力鬥爭中失敗,正「隱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門外的洹(huan)上村。

  袁世凱打著實施新政的旗號,以北洋控制朝廷,對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統治造成很大威脅。光緒三十三年(1907),袁世凱權高震主,被清政府免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削去了兵權。

  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病逝,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繼位。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她已宣佈由醇親王為攝政王,監國,主持朝政。

  載灃對袁世凱出賣光緒帝是痛恨的,更重要的還是怕自己大權旁落,因而決定要懲治袁世凱。

  但是當徵求軍機大臣的意見時,奕劻首先表示反對,說:「殺了袁世凱並不難,不過北洋軍要造反誰來負責?」張之洞也不同意殺袁,認為:「現在時局動盪,皇帝年幼,不能輕易殺戮大臣而動搖國本。可否考慮將其逐出京城?」軍機大臣多數贊同奕劻和張之洞的建議。載灃最後也接受了張的意見,讓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痾(k□)」。

  在洹上村的養壽園裡,袁世凱每天逍遙自在。或與兄長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弄舟湖中,或與文人騷客飲酒作詩,或與妻妾兒女共享天倫。他還把在洹上村唱和的詩句編為《圭塘唱和詩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橋名。其中有一首《登樓》詩,反映了他內心深處的抱負和在洹上「隱居」的實質: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

  袁世凱這種閒雲野鶴式的生活,被奉步軍統領衙門之命前來護衛實則監視的袁得亮看在眼裡。但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貪財好利。袁世凱對他周密照顧,大量奉送金銀財物,還與他拉宗族關係。最後袁得亮不僅把每月向步軍統領的報告交給袁世凱的幕僚捉筆,還把肅親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實相告。

  袁世凱垂釣圖為了表明自己準備老死林泉,袁世凱還特地從天津請了一家照相館來洹上村為自己攝影,並將照片送上海《東方雜誌》登載。照片中袁世凱披蓑垂綸而坐,其兄袁世廉則持篙立船尾,名曰「蓑笠垂釣圖」。

  袁世凱表面上要給人們遺忘世事的印象,實則是在韜光養晦,靜待時機。他在養壽園中設有一個電報房,時常與在京城和全國各地的心腹通消息。從北京到地方,「政無大小畢報」,「唯世凱意旨是瞻」。據他女兒回憶,他那時每天要收到從各方面發來的信件和電報。為了處理這些信電,他每天上午要用一兩個小時來辦理「公務」。雖然身居鄉村,卻經常有一些朝野要人來看望他,詢問他對時局的看法。同時,他還緊緊地控制著北洋軍。袁世凱向各方面都伸出了觸角,等待著東山再起的時機。武昌起義給了他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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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9)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率北洋軍去鎮壓革命。但袁世凱對此並不滿意,借口「足疾未癒」,故意拖延。此後,革命形勢發展得更快,而湖北前線的清軍卻一直停滯不前。清廷慌了手腳,27日,將蔭昌調回,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及長江水師。這下,袁世凱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師。11月1日,他所指揮的馮國璋部攻入漢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為什麼袁世凱當時能居於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呢?分析起來大致有以下原因:袁世凱與北洋新軍第六鎮統制官合影第一,當時國內最精銳的軍隊北洋六鎮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各鎮軍官都是袁世凱提拔起來的舊部,他們一向「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儘管袁世凱被罷黜回籍,但是他的影響力一點也沒有降低。

  第二,袁世凱多年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來又調任外務部尚書,長期掌握清朝的外交事務,和西方列強有著密切的關係。他的對外態度和精明幹練也深受西方列強的器重,稱他為「強有力」的人物。武昌起義爆發後,為了維護在華的侵略權益,列強各國急需物色一個既能撲滅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認為最適合的人選就是袁世凱,使館區便發出了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聲,並通過各種渠道向清廷施加影響。英、美、俄公使還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催促起用袁世凱。

  第三,袁世凱同立憲派也有很多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他在直隸總督任內推行的新政。他同立憲派領袖張謇的關係尤為密切。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凱到達北京。兩天後,英國政府致電駐北京公使朱爾典說:「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們希望看到,作為革命的一個結果,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與各國公正交往,並維持內部秩序和有利條件,使在中國建立起來的貿易獲得進展。這樣一個政府將得到我們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前往鎮壓武昌越義的清軍此時,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企圖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面,逐步竊取全國政權。他的辦法就是,一方面不讓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勢力立刻取得全勝。他用革命來恐嚇清廷:如果不讓位給我,那麼我袁某也無法收拾這局面;又用清廷來恐嚇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凱妥協,那麼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之前,袁世凱主要是借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給清朝施加壓力。在他就任內閣總理大臣後,就進一步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11月27日,北洋軍隊攻陷漢陽,武昌危急。他暗令北洋軍停止袁世凱手書詩句進攻。他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密謀後,請漢口英領事出面,提議南北雙方停戰議和。湖北軍政府中的舊官僚和立憲派立即響應,簽署了停戰協議。12月18日,雙方在上海開始正式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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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10)



  在談判期間,英、美、日、俄、德、法六國駐滬總領事即向議和代表提出照會,要他們「有必要盡速達成協議,使目前的衝突歸於停止」,逼迫革命黨人向袁世凱妥協。同時,還從經濟上切斷臨時政府的財政來源。

  當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袁世凱極為惱怒,決定採取武力威脅。他指使北洋將領群起發出反對共和政體、誓死抵抗的通電。段祺瑞在漢口發出通電,要求立即實行君主立憲,並聲稱如採用共和政體,當戰鬥到底。馮國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決政體問題。他們還叫囂要與民軍開戰。武昌、漢陽的北洋軍違背停戰協定,炮轟武昌。

  在各種力量的壓迫下,革命黨人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當革命黨人答應袁世凱的條件後,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50人聯名奏請清廷立定共和政體,接著又發表通電聲稱:「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話,北洋軍就要攻打北京了。這樣,清皇室內部就沒有人敢堅持反對退位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宣佈退位,清王朝的統治壽終正寢。第二天,袁世凱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15日,臨時參議院一致通過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像  為了約束袁世凱以確保革命成果,孫中山在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孫中山還派專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凱表面上盛情歡迎專使,暗中卻指使其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孫中山被迫再次退讓,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在清帝退位詔書發表時,袁世凱擅自添加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意在表示他的政權是受自清政府,而與南京臨時政府毫無關係。孫中山對此非常憤慨,袁世凱卻表示這篇詔書為退位之文,等於遺言,「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孫中山對此也無可奈何。

  太和殿內的袁世凱寶座袁世凱對象徵是清王朝臣民的辮子,也並不是隨著清王朝的退位就立即剪去。1912年2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資深駐華記者莫裡循在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信中說,他剛與袁世凱的親信蔡某見面,蔡某談到下午見到袁世凱的情形。蔡說:「袁世凱討厭至極,他連辮子都不肯剪掉。」兩天以後,蔡某又告訴莫裡循說袁世凱把辮子剪了,還說在剪辮子的時候袁世凱哈哈大笑不停,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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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十二臣 袁世凱(11)



  「袁宮保剪辮子」還成為當時北京城上層的轟動新聞。袁世凱為什麼選在2月16日剪辮子呢?原來,2月14日孫中山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並舉薦袁世凱以代之。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以17票全票通過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天,孫中山親自致電袁世凱:「民國大定,選舉得人。」這樣,在塵埃落定之後的第二天,即2月16日,這位袁宮保才剪掉了辮子。

  在袁世凱復辟時,京城一位名叫崔啟勳的警官這樣評價袁世凱: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

  雖然崔啟勳被袁世凱處決了,但這副對聯卻真實地勾畫了袁世凱這位「共和英雄」的本來面目。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袁世凱:諷刺袁世凱的漫畫(老猿指袁世凱)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觔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觔斗,從「國民公僕」變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裡,連飯店客棧中,都滿佈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出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1)李宗一:《袁世凱傳》,中華書局,1980年(2)侯宜傑:《袁世凱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3)林闊:《袁世凱全傳》,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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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清朝十二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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