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殘陽如血—長征前後內幕大寫真

TXT 全文
殘陽如血
一長征前後內幕大寫真


第一章「大決戰」前夜的權力交割

寧都會議,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針鋒相對

1932 年10 月初。贛南寧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個祠堂。蘇區中央局全體
會議正在舉行。

從清晨到黃昏,會議開了十多個小時,幾乎談論的每一個問題,都引發
了激烈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成員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
鄧發,另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前線的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

毛澤東獨自坐在一邊,一個勁兒地吸煙,臉色異常陰沉。會上,後方中
央局成員都集中火力向他攻擊。

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四個人坐在一塊。他們握著「尚方寶劍」,
以中央進攻路線的代表自居。

夾在中間的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評受譴責的對象。他們很
多問題與毛澤東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澤東,但又不能公然違抗中央路線,處
於兩難境地。

毛澤東是第二次遭到蘇區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責難和攻擊了。眼前這
種唇槍舌劍、陣壘分明的架勢,這種一陣濃似一陣的火藥味,使毛澤東聯想
到一年前贛南會議的那一幕,竟是那麼相似。

1931 年11 月,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

大會(又稱贛南會議)開始了對毛澤東的全面否定。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上台後,為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對各級領導實行「改造」,向全國各地都派出了他們的「欽差大臣」。1931
年4 月初,臨時中央派任粥時、王稼祥、顧作霖來中央蘇區,即所謂「四中
全會代表團」,簡稱中央代表團。

中央代表團剛進蘇區,還是能與蘇區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和平共處」
的。正如後來毛澤東在1945 年黨的七大上所說的:「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了
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代表團有三個人,任弼時同志、王稼祥同志、顧作
霖同志。第一次反『圍剿』結束後,他們就來了。王稼祥同志參加了第二、
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
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蔔』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
所謂『削蘿蔔』,就是主張不打,開步走,走到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小蘿蔔』,
就削它一下。那時,我們主張跟敵人打,鑽到敵人中間去,專找敵人的弱點,
打擊敵人。主張『削蘿蔔』的人反對我們,說我們的辦法是『鑽牛角』。當
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們,贊助我們——我和總
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接替項英擔任了蘇區中
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的行為與中央路線的距離越來越遠,開始與中
央代表團發生矛盾衝突。臨時中央和中央代表團對毛澤東開始失去信任。毛
澤東本人也有察覺。4 月,毛澤東提議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置
可否。7 月,毛澤東再電臨時中央,請求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
復電。1931 年10 月11 日,毛澤東第三次致電中央,提議:「彭德懷、林彪
(第四軍軍長)、周以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


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准。」臨時中央仍未批
復。毛澤東所推薦的這五個人,都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但是,中央
對這一提議,遲遲不作批復,其實是不想在蘇區中央局加強毛澤東的勢力。

1931 年9 月1 日,中央曾對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發出指示
信,根據王明反「右」傾的綱領,指責中央蘇區犯了「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
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最嚴重的錯誤」,這一指示,雖也肯定了中央蘇區
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問題,政權問題,根據地與紅軍、工人運動和黨
內鬥爭等一系列問題上,全盤否定了毛澤東、朱德直接領導的中央蘇區和紅
一方面軍的偉大功績。於是乎,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開始第一次向毛
澤東發難。

當時,會議完全被持有「尚方寶劍」的中央代表團把持,通過了與中央
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決議案》等五個決議案,全面否定毛澤東的路線。

顧作霖首先站出來,攻擊毛澤東是「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
的保守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這位年僅24 歲的青年,實際工作經驗
不多,但利用馬列主義隻言片語扣帽子的本事卻頗大。

王稼祥指責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一條「富農路線」。「抽肥補瘦,
抽多補少」,「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陣線。

任弼時說,毛澤東的作戰原則是「狹隘的經驗論」,沒有馬克思列寧主
義理論。提出,要教練紅軍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的技能,要堅決
反對落後的阻礙紅軍技術進步的「狹隘經驗論」。

任弼時的一番指責,讓毛澤東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經歷過長期革命考驗
的年輕的「老資格」,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領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說是中央
代表團的核心人物。初來乍到,任弼時很積極地贊助過毛澤東,但此時竟來
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完全站在與毛澤東對立的立場上去了。會不會打
仗,任弼時自己心裡有數,毛澤東心裡也明白。為什麼一個不懂軍事的人,
卻對指揮數萬紅軍連續粉碎蔣介石三次「圍剿」的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大加否
定呢?

這一點,在1941 年9 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風會上,任弼時作出了解釋。

當時任中央政治局秘書的胡喬木回憶說:「弼時同志在9 月12 白的發言
中,檢討了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見的事。他說,
在贛南會議上,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即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們當時把毛主
席的思想當作狹隘經驗論加以反對是錯誤的。弼時同志檢討說,從黨的二十
年的歷史看,作為主觀主義的思想統治,其中有些是經驗的主觀主義。做過
許多實際工作的狹隘經驗者,便是狹隘經驗的主觀主義。」

總而言之,贛南會議指責毛澤東的路線是「極其嚴重的機會主義」,強
調蘇區黨要集中人力反「右」傾。這次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
記職務,由項英和任弼時等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

贛南會議,標誌著打擊、排擠毛澤東揭開了序幕。首任紅一方面軍代理
參謀長,前三次反「圍剿」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郭化若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四中全會後,王明統治了黨中央,派任弼時等同志來江西,對項英同志進
行打擊。於是,項英就被王明路線俘虜了。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
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志手裡,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顧作霖同志
打先鋒。毛澤東同志曾對任弼時同志說過一句幽默的話:任弼時同志說我是
『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後就發奮讀書了。」


贛南會議後,毛澤東雖被封了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頭銜,但已
不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最關鍵的領導崗位上。毛澤東「病了」,到瑞金郊外
東華山「療養」,直到第二年春紅軍打贛州吃了敗仗,才再度出山..

這次寧都會議,又扯上了贛州戰役。

緘默良久,毛澤東把煙頭用布鞋踩滅。「不管怎麼講,打贛州失利,這
是事實。仗打敗了,就說明打不得,是錯誤的。我早就勸過,你們就是不聽,
根本不承認嘛!」毛澤東不服氣,說話很沖。

毛澤東話音剛落,任弼時、顧作霖、項英、鄧發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
擊。
「打贛州失利,要從主觀上找原因。正是由於思想不統一,有人竭力反
對,你毛澤東同志為首,所以造成進攻不積極,組織不得力。」
「打贛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體部署,雖然沒打下

來,但我們擴大了政治影響,路線是正確的..」
「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是絕對需要的。」
打贛州問題,會議爭論最激烈。正是年初的這場浩大的城市攻堅戰,引

發了寧都這場「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

1932 年初,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於1 月9 日作出了
《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一方面軍改變原來不
攻打大城市的觀念,積極以攻取中心城市為目標,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
市。

臨時中央在作出此決議的當日,便立即給蘇區中央局發出了「急攻贛州」
的命令。
蘇區中央局積極響應,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

員會名義發出了《關於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首先奪取的目標為什麼是贛州?
贛州城,位於江西南部,是贛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粵贛

通行要道。它三面臨水,山丘環抱,城牆高堅,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素有
「鐵贛州」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執意打贛州,實際上也是為了否定毛澤東一貫不
同意打贛州的主張。

半年前,周恩來還在上海。他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就曾主張打贛州。
他在給毛澤東的指示信和與蘇區赴上海中央匯報工作的同志談話,都曾談到
打贛州。1931 年8 月間,周恩來在聽取中央蘇區代表歐陽欽的工作匯報後,
批評中央紅軍「還沒有完全拋棄游

擊主義傳統」,主張紅軍打下一兩座城市。
臨時中央,包括周恩來在內,坐在上海,是不瞭解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的。

毛澤東沒有執行中央打贛州的主張。作為蘇區中央局的代理書記和紅一
方面軍總前委書記,他又何曾不明白攻下贛州的重大意義呢?然而,他瞭解
中央紅軍的實力,他有過慘痛的教訓。1930 年3 月中旬,紅四軍曾強攻贛州
不克。撤圍後,3 月19 日,毛澤東和朱德以政治委員、軍長身份發佈《紅四
軍司令部佈告第二號訓令》即《關於第一次攻贛州的經驗教訓的訓令》,深
刻總結了此次打贛州的七點教訓。正因為此,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毛澤東打了許多地方,但唯獨不碰贛州。他不願做賠本的買賣。


周恩來到蘇區後,又與毛澤東談及攻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還是那句老
話:贛州打不得。
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看法。他在給中央的復電中說,目前紅軍攻打中
心城市確有困難。

中央執意要打城市,當即給周恩來任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復電,說無論如
何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攻克。撫、吉、贛均為江西重鎮,分別
位於贛東、贛西、贛南,都駐紮有國民黨軍一個師以上的兵力。

中央接二連三地指示,幾近下了「死命令」,不打不行了。
蘇區中央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攻城問題。
會上,毛澤東唱對台戲,堅決反對打任何一座城市,特別反對打贛州。

他說,贛州城堅,紅軍武器裝備差,佔不了便宜。
朱德支持毛澤東,反對打贛州。
蘇區中央局的大多數人和一些紅軍將領,包括周恩來、任弼時、項英、

王稼樣、彭德懷在內,都主張打贛州。
聶榮臻剛到中央蘇區,不瞭解情況,未表態。
此前,周恩來、任弼時曾多次徵求過彭德懷的意見。
彭德懷是紅三軍團總指揮。紅三軍團與紅一軍團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軍

團。彭德懷被共產國際譽為「最能打仗的軍團長」。打大城市,攻堅戰,彭
德懷有經驗,1930 年8 月試圖「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時,彭德懷的紅三軍
團曾一度攻佔過湖南省會長沙。

彭德懷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在紅軍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總司令。他的意
見,舉足輕重。很遺憾,彭德懷沒有投反對票,而是積極主張攻打贛州。
彭德懷為什麼認為可以打贛州呢?後來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贛州守軍馬昆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
間,蔣介石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當時我想,贛州城是贛南的商業中心,
也是反動中心。打下贛州,對發展和鞏固贛甫十二縣有利,又能使湘贛蘇區
聯成一片,鞏固後方,使中央蘇區形勢更好,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瑞
金就比較安全。紅軍再向北發展,不僅無後顧之憂,而且有了一個新的態勢,
更有利於機動作戰。這樣,我們佔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蘇區,西有湘
鄂贛邊區,東北有閩浙贛邊區,左有湘贛邊區作依托。

因此,早些時候,蘇區中央局負責人徵求他的意見,彭德懷就說可以打;
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軍團包了」。
彭德懷片面的想法脫離了實際,給頭腦發熱的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以
軍事上的支持。
毛澤東、朱德反對無濟於事。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部一致通過了

攻打贛州的決議。
當時,蘇區的口號是:打下贛州,把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搬進贛南首府。
氣氛狂熱,士氣高昂,攻克贛州,志在必得。
然而,贛州戰役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發展。
贛州守敵馬昆旅並非八千人,而是一萬八千人,超過預計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戰軍紅三軍團僅一萬四千人。
贛州的地勢易守難攻,城牆高達兩丈。守軍以優勢兵力據險防禦,紅軍
苦戰一個月,四次爆破城牆,發動強攻,付出了慘重代價,但終未能攻下贛


州。
1932 年3 月初,蔣介石嫡系陳誠、羅卓英第十一師兩個團偷渡贛江,突

入城內,第十四師隨後開到。
紅三軍團腹背受敵,不得已於3 月8 日撤出戰鬥。
歷時三十二天的贛州戰役,非但沒有「勢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圍

剿」以來,紅軍最大的一個敗仗。紅軍傷亡逾千,紅三軍團第一師師長侯中
英被俘,慘遭殺害。
部隊集結贛縣江口後,瑞金中央局的首腦們都趕來了。項英奉周恩來指

示,專程到東華山請來了毛澤東。
在江口,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
會上,又發生了意見分歧。
毛澤東「老調重彈「,說奪取中心城市是較長遠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動方

針。現在是準備革命戰爭,提出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
蘇區中央局大多數人觀點依然如故,認為打贛州絕對需要,而且還要繼
續準備打。

江口會議在討論紅軍發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主張紅三軍團向北發展,
佔領資溪、光澤、邵武地區,同贛東北聯成一片;蘇區中央局則認為,紅三
軍團出贛江以西,佔領上猶、崇義,發展河西蘇區,同湘贛蘇區聯成一片。

江口會議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有著直接的關係,作為軍團長,彭德懷的
意見舉足輕重。遺憾的是,彭德懷沒有支持毛澤東,卻站在了蘇區中央局一
邊。他回憶這次會議時說: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的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對攻
占贛州的想法。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
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

線,布爾什維克化的。實際上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
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
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

江口會議把紅一方面軍一分為二:一個是中路軍,由紅一、五軍團組成,
擔負赤化贛江東岸地區任務,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另一個是
西路軍,由紅三軍團組成,挺進湘南及桂東、汝城一帶,擴大湘贛蘇區,彭
德懷任總指揮,膝代遠任政治委員。

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領導中路軍行
動。
一路上,毛澤東在考慮中路軍的行動。他認為沿贛江兩岸發展,餘地不
大,不如依托閩西蘇區,打到閩南去。
毛澤東首先把這一設想告訴了老部下林彪和聶榮臻。幾番考慮,林、聶
支持了毛澤東。
林、聶立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改中路軍為東路軍,進軍閩南。蘇區中

央局和中革軍委連開兩天會議,最後同意了林彪、聶榮臻的建議。
東征征何方?毛澤東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澤東確實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氣。贛南會議以來,有近半載

不在軍中。他決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個漂亮的大仗。臨時中央和蘇區中
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澤東也就選一個大城市來打。當然,毛澤東心裡
有數,他不會打賭氣仗,更不會幹賠本買賣。要打,還是老經驗——「雷公


打豆腐,專揀軟的欺。」毛澤東在給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電文中說:「漳
州地形易攻難守,於我有利,」「守敵第四十九師張貞部實力較弱。」周恩
來批准了毛澤東的方案。

漳州戰役共分兩步:先打龍巖,再取漳州。

1932 年4 月10 日,東路軍發起攻擊。從拂曉到傍晚,一個白天,攻克
龍巖城。

這場漳州外圍仗,共殲敵一個多團,俘敵近七百人,繳獲步槍、機槍九
百餘枝,炮兩門,子彈七萬餘發,無線電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樣快捷。4 月19 日發起總攻,20 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電
話從漳州城打給了毛澤東。

敵師長張貞見大勢已去,化裝出逃。這一仗,紅軍共俘敵二千六百七十
人,繳步槍、機槍二千三百餘枝,山炮、迫擊炮、平射炮六門,子彈十三萬
余發,炸彈四千九百發,飛機兩架,電話機十部。

紅軍傷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戰,是聶榮臻進中央蘇區後參與指揮的第一個勝仗。他十分高興,
在繳獲的敵機旁照了一張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沒。福建省委不僅把守敵的兵力、部署
調查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在很短時間內動員蘇區群眾保障了數萬紅軍的糧食
供給。

因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與毛澤東相識。羅明與毛澤東
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不到一個月,連克龍巖、漳州,打了兩個勝仗,毛澤東很痛快。4 月22
日下午,紅三軍、紅四軍和總部連以上幹部在漳州戲院開祝捷慶功會。毛澤
東十分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只會關上門來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不能
打仗,可你們看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

1932 年7 月,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線,中央局書記由任粥時代
理。當時,毛澤東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指揮紅軍作戰,
這對前方統一指揮十分不便。為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
電蘇區中央局:

我們認為,為前方便利作戰指揮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
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
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

有決定權。

此前,蘇區中央局決定周恩來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7 月29 日,周恩來
又單獨寫信給中央局,陳述如自己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
府主席無事可做」。而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
「澤東的經驗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並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
揮適宜。」

在周恩來的一再建議下,蘇區中央局最後同意。

1932 年8 月8 日,中革軍委發佈《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中工
作的命令》,向全軍宣佈了這一決定。《命令》還決定在前方組織最高軍事
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
前方的行動計劃與作戰方針。毛澤東一上任,即在一系列軍事行動上,與中


央局的方針大相逕庭。

毛澤東一貫的作戰原則是不啃「骨頭」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後,毛
澤東又把攻擊目標對準了贛東宜黃、樂安一帶孫連仲部高樹勳第二十七師。
該師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曾被紅軍殲滅過半,遇「朱毛」有驚弓之鳥之恐
懼。這一選擇,也正是江口會議毛澤東所提及將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聯成
一片的戰略目標。

樂、宜戰役,完全在周恩來、毛澤東意料之中,進展順利。8 月16 日凌
晨發起攻擊,17 日拂曉樂安城頭便飄起紅旗。

19 日傍晚再接再厲,20 日晚高樹勳率殘兵棄宜黃而逃。

樂、宜兩仗,殲敵五千,繳槍一千七百枝,高樹勳師基本被殲。按中央
局的意圖,緊接著應打南城,這也是原在毛澤東的計劃之中。但後來情況發
生了變化:南城守敵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個師十七個團兩萬餘眾,且構
築工事,防備紅軍攻堅。

紅軍兵臨城下,試圖引敵出城,在運動中殲滅之,但守敵龜縮不動。南
昌方面,陳誠迅速集中二十個師向南城開來,企圖與紅軍決戰城下。

曠日持久,屯兵堅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澤東和前線總部當即立斷,
決定撤離南城,分散兵力,待機而作。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不從實際出發,卻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
上,威脅南昌。

於是,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一萬,以在前線的周恩來、毛澤東、
朱德、王稼祥為另一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尖銳對立的看法。

9 月23 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
央,陳述看法:「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的一部,以便各個擊破
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第二天,周恩來又從寧都給蘇區中央局寫信,再次強調前線總部的觀點。

這一來,臨時中央、蘇區中央局同前線軍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

9 月25 日,任粥時、顧作霖以蘇區中央局名義復電周、毛、朱、王,不
同意前線總部分散兵力,待機殲敵的做法,認為這是退卻,而不是積極進攻,
並指出這樣做可能造成嚴重錯誤。

前線總部接到電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電任、顧,堅持原看
法。

當天,毛澤東、朱德發佈《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
的訓令》,提出對第四次反「圍剿」要做充分的準備工作,在宜黃、樂安、
南豐之間佈置戰場,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面之敵決戰與消滅敵人的條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總部失控,其行動方針屢與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相違背,
幾乎是頂著於,於是採取了堅決果斷的措施。

9 月29 日、30 日和10 月、日,中央局連續三次致電前方,指出「我們
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堅決不同意,

也不准執行朱總司令、毛總政委聯名發佈的《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
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前方「停止一切行動」,等待中央局赴寧
都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幾天後,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從瑞金趕赴寧都,召開蘇區中央
局全體會議,這就是寧都會議。臨走時,還拉上了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
劉伯承等,讓他們列席..


這次寧都會議上,後方中央局成員之所以能佔上風,把毛澤東壓制得喘
不過氣來,讓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左右為難」,是因為他們手中有「尚
方寶劍」——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會議所涉及的關於打贛州、江口會議、
打漳州、樂宜戰役、南城撤圍、朱毛訓令、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準備等
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對毛澤東的「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恐慌動搖失卻勝利信心」
等「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而這樣做的實質,就是要毛澤東離開軍隊,交出
軍權。

會議在討論毛澤東是留在軍中,還是調回後方問題時,爭論進入了高潮。

蘇區中央局後方成員一致認為,「前方同志以等待為中心,澤東表現最
多。」而這種觀點是「極不正確的觀點」,「是動搖並否定過去勝利成績,
掩蓋了領導上的錯誤」,是「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點的錯誤」。因此,
提議:「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前方「由恩來同志負戰爭
領導總責」,以求得前方戰爭領導能夠「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這一提議,堅持要毛澤東留在前線。

毛澤東不願意離開軍隊,不願意放棄兵權。這不是從個人名利出發,而
是以黨和紅軍的利益為重。他據理力爭,鄭重地說:「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
局在過去七個月的軍事戰略方針都是錯誤的。紅軍不能積極進攻,而應該積
極準備;不能冒險攻堅,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澤東話音未落,便掀起了軒然大波,責難聲四起。有人責問:「中央
錯了,中央局錯了,就你毛澤東對了,紅軍聽你的,還是聽中央的?」

作為會議的主持人和蘇區中央局書記和前方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周恩來,
認為後方同志太過分了,很不贊成後方同志對毛澤東的態度,也不贊成他們
的提議。

周恩來竭力宣揚毛澤東的長處:「澤東同志的多年經驗多偏於作戰,他
的興趣也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周恩來提出在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
東仍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
執行。」

兩種辦法都是一個目的,讓毛澤東留在前方。

任粥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等多數人認為,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
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

列席會議的劉伯承等也同意多數人的意見。

毛澤東見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便堅決不贊成周恩來提出的後一
種辦法。

在周恩來一再堅持下,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辦法,並批准毛澤東
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蘇區中央局的一些人對周恩來仍很不滿意,致電臨時中央,抱怨他在會
上「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認為他「在
鬥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展開了的鬥爭戰線」。又說:「恩來在鬥爭
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

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也說:「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
了溫和態度。」『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


寧都會議後不久,10 月12 日,中革軍委通令:「工農紅軍第一

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
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

寧都會議,毛澤東兵權失落。

前方戰事,他再也沒有發言權。

殘酷打擊,醉翁之意不在羅明,而在毛澤東

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被剝奪了軍權。對「左」傾領導人說來,這是至
關重要的一步。然而,他們也明白,毛澤東苦心經營中央蘇區多年,其思想
不僅在紅軍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臨時中央的路線要在蘇區貫徹執
行,還必須清除毛澤東在地方上的擁護者和支持者。

博古選中了羅明——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拿他開第一刀!

羅明,何許人也,值得臨時中央總書記大動干戈?

羅明,廣東大浦人,原名羅善培。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1
月任中共閩南臨時特委書記。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經福建上杭,羅明前往迎
接。周恩來、朱德指示他籌措物資,配合起義軍作戰。八七會議之後,特別
是獲悉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他當即倣傚,在上杭、
永定、龍巖、平和等縣,建立農村據點。1928 年2 月,羅明赴廈門任中共福
建臨時省委書記。同年4 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1 月,從莫斯科歸國,
深入閩西,更加積極地開展游擊戰爭,擴大游擊區。1929 年1 月,毛澤東、
朱德向贛南閩西進軍,開闢新的根據地。從此,羅明歸屬了毛澤東。他的閩
西遊擊隊,發展成了主力紅軍;上杭、永定、龍巖等游擊區,成了革命根據
地。閩西,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在革命鬥爭實踐中,羅明認識到毛澤東路線
的正確,成了毛澤東路線堅定的擁護者、支持者和執行者。

1930 年6 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線」。為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

勝利」,不顧一切地命令各地紅軍以攻取大城市為目標。朱毛領導下的
閩西蘇區被劃歸廣東省委領導。羅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閩西紅軍主力向
廣東東江出擊。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閩西代表
和省委宣傳部部長回來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羅明反對,
認為:廈門、福州工人運動正在恢復,不同意在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不同意
將閩西蘇區劃歸廣東,不同意把紅軍主力拉去打東江。幾個不同意,與中央
唱了反調。李立三看了羅明的報告後大發雷霆,指責福建省委「右傾保守」。
1931 年1 月,羅明奉命到上海,聽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時,中共六屆四中全
會剛剛閉幕,王明、博古上了台。臨時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找羅明談話,
說:「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線』影響所採取的一些過左的做法,倒不是什麼
大不了的錯誤,嚴重的是你們福建省委犯了右傾錯誤,在農村搞游擊戰爭!
你承認路線錯誤,中央就給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認錯誤,中央就不給你分配
工作。」

羅明立場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閩粵贛特
委任組織部長。

福建省委書記盧德光攜巨款潛逃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任命
羅明為臨時省委書記。1932 年3 月,在福建省蘇區黨代會上,羅明又一次被


推舉為省委代理書記。

崇拜毛澤東,熱衷於搞游擊戰爭,這就是羅明!無怪乎博古要拿他開第
一刀。此時,毛澤東離開紅軍,來到閩西汀州傅連暲的福音醫院療養。

說來也巧,羅明也在這裡治傷。這年4 月,羅明在配合中央紅·軍主力
進攻漳州時,跌傷了腰部,進醫院開刀治療。

真可謂因禍得福,羅明與他敬仰的毛澤東住進了同一所醫院,難得這麼
好的機會與毛澤東再次相逢。此時,第四次反「圍剿」正在較勁的時候。蔣
介石親率五十萬大軍,已兵逼中央蘇區北大門,尋求與紅軍作戰。

人在「休養」,心繫戰事。毛澤東牽掛著前線,牽掛著第四次反「圍剿」
戰爭。

羅明常到毛澤東房裡坐坐,聊聊。一天,毛澤東竟和羅明談了整整一個
上午。

毛澤東說:「我們同蔣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圍剿』,他
都失敗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實踐證明,這些經驗都是正
確的,比如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
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等等。」毛澤東掰著指頭,詳細地總結了幾次反「圍剿」
作戰的勝利經驗。

「福建和江西一樣。」毛澤東漸漸把話題移到羅明負責的工作上來,「應
該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打運動戰。在上杭、永定、
龍巖老蘇區開展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牽制和打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粵軍陳
濟棠部隊,保衛中央蘇區的後方,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毛澤東把想到的都談了出來,談了很久,很多。

羅明聽著聽著,後來乾脆拿出紙筆,把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他覺得,
毛澤東說得很對,很重要,應該讓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並把它貫徹到省委工
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羅明再也等不及了,傷還未痊癒,就匆匆告別了毛澤東。

回到省委,羅明立即召開會議,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劉曉、
張鼎丞、譚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堅真等黨政軍負責人一致擁護、支持
毛澤東的主張。

會後,羅明作為省委特派員,去上杭、永定、龍巖具體領導遊擊戰爭,
省委由組織部長劉曉主持工作。

羅明輾轉長汀、新泉、上杭、永定等縣,分別召開了各縣縣委擴大會議,
向當地幹部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檢查、部署工作。隨後,和方方、譚震林等
在杭、永、巖前線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具體領導政治

動員和軍事行動。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澤東那一套,而把臨時中央的新指示、新
精神撂在一邊,自然引起了「左」傾領導人的極大不滿和惱怒。博古剛到閩
西,就覺得「空氣」不對,一見到羅明,就一肚子火

氣。

1933 年1 月,傅古從上海向瑞金轉移途中經過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
通站負責人告訴他,省委代書記羅明也在這裡。

博古很奇怪,問:「羅明在這裡幹什麼?」


「主持前敵委員會,很長一些日子了!」
「胡鬧。」博古一聽就不舒服,「你去把羅明找來。」
博古等人到達白砂,羅明還不知道。聽說總書記來了,他匆匆趕到博古

下榻處。
見到博古,羅明很興奮。儘管這位總書記比自己年輕四五歲,但羅明仍
然畢恭畢敬。一坐下,羅明就準備詳細匯報閩西的工作。

還沒等羅明開口,博古便一本正經地問道:「羅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
書記,不在省委領導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巖來幹什麼?前敵委員會是怎麼回
事?」

羅明未加思索,開口就搬出了毛澤東。

「我們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見博古有些茫然,羅明趕忙解釋:「就
是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省委開過會決定的。前敵委員會主要領導開展閩西的
游擊戰爭..」

「游擊戰爭?」博古又皺了一下眉頭,他顯然不高興聽到這個詞,更不
滿連省一級領導幹部都這麼熱衷於毛澤東的一套。臨時中央早已推行新戰爭
原則,即進攻路線,下面卻還這麼津津樂道游擊戰爭。

「你對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麼意見?」博古又問道。他沒有具體指哪

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為這早已是盡人皆知了。
羅明有點摸不著頭腦,支吾著:「新精神?..還沒有聽到傳
達。」
博古頗為不悅。堂堂一個省委書記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對當前的鬥爭有什麼看法,我們應該怎樣領導這場鬥爭?」博古又

問了一個模稜兩可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回答,即共產黨與國
民黨的鬥爭,或共產黨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顯而易見,博古是指後者。這
能檢測一個人的政治嗅覺是否敏感,立場在哪個位置。

羅明未能領會年輕上級的真正含義,脫口道:「蘇區的革命戰爭要和白
區的鬥爭結合起來,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關於抗日、民主、停止進攻
蘇區三個條件很明確。我們要同各黨派、各軍、地主要力量聯合起來,共同
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擺擺手,很不耐煩:「不談了,吃飯罷!」
羅明與中央總書記的第一次會晤,第一次談話不歡而散。羅明給博古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從瑞金傳到福建省委,要羅明立即糾正錯誤,徹底改變

「退卻主義」的游擊戰術,執行中央新原則的進攻路線。
福建省委和羅明未執行博古的進攻路線。
博古到瑞金後,正值第四次反「圍剿」決戰時刻,為了實行進攻路線,

變被動為主動,臨時中央提出了「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

命令如山倒。整個中央蘇區擴紅運動熱火朝天。羅明領導的閩西蘇區被
硬性分配了3000~5000 個擴紅指標。由於時間緊迫,杭永巖地區被迫把各
縣、區獨立團、營、連,連人帶槍編送到主力紅軍。

地方武裝全給拉走了,一時來不及補充,敵人乘機大舉進攻。閩西蘇區
又被敵燒殺劫掠,損失慘重,群眾產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緒。閩西蘇區幹部群
眾對這種改編地方武裝,擴大主力紅軍的做法,意見很大。


針對閩西的實際情況,1933 年1 月21 日,羅明在新泉給省委寫了一封
信,即《對工作的幾點意見》。接著又寫了《關於杭永巖情形給閩粵贛省委
的報告》,由省委轉呈中央。

不約而同,閩西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也給省委寫了封意見信。

羅、楊的報告,省委很快呈送給了中央。

羅明、楊文仲的報告認為:要在閩西擴大主力紅軍,完成中央:規定的
任務是困難的,而只能擴大游擊隊。因為群眾要保家鄉,願意參加游擊隊,
不太願意參加主力紅軍離開家鄉。群眾這種低落的情緒,必須靠我們很藝術
地組織勝利的武裝鬥爭來提高。

羅明強調說:「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這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
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
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請列寧復活,一齊到
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
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緒。」

羅明在信中建議:「把長汀東部、連城南部和新泉縣打成一片。其目的
一是配合江西蘇區向北發展,打破敵人『圍剿』;二是防止龍巖敵十九路軍
向連城、汀州和瑞金進攻;三是鞏固這個後方,使杭永巖不致陷於孤立。」

羅明在信中說:「我擁護、傳達和貫徹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鞏固和
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及反『圍剿』鬥爭的各項指示。實踐證明,毛澤東向志
總結的三次反『圍剿』戰爭的經驗和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的指示——廣泛
開展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
擊破敵人——是完全正確的。杭永巖在第二次反『圍剿』時,受『左』傾冒
險主義的影響,採取分兵把守的戰術,以致被迫退出虎崗,就是活生生的教
訓。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閩西蘇區認真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部署
工作,取得了許多勝利。1933 年1 月下旬,連城群眾的游擊戰爭配合中央紅

軍主力的運動戰,在湘口消滅了由漳州經龍巖向連城進犯的國民黨十九
路軍一個旅,這也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指示的正確。

「我們總結了五個月來杭、永、巖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情況和勝利經驗,
其中主要的是運用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取得了三次較大的勝利。」

所謂十六字決,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
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的創造。

羅明的報告是公開寫給省委、中央的,在組織程序上是合法的;報告和
意見的內容,也是實事求是的。所以說,羅明盡了一個黨員、下級的應盡之
職責。然而,這些意見卻與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大唱反調。博古無論如何也
不能容忍。

看了羅明的意見信,博古十分惱怒,在中央會議上說:「這是對革命的
悲觀失望,是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逃跑退卻路線。可以說,這是一條徹頭
徹尾的羅明路線。這條路線的形成,有其悠久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省委
要在組織上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博古所指的「羅明路線」實質上是指「毛澤東路線」。懾於毛澤東的地
位、聲望、影響和共產國際的態度,博古不便公開點毛澤東的名。

1933 年2 月,在博古的發動下,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在中央蘇
區及鄰近蘇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33 年2 月15 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


《決定》指出:「省委是處在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內的一小部分
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對於目前革
命形勢的估計是悲觀的,對於敵人的大舉進攻表現了慌張失措。他們主張黨
應該放棄這一蘇區根據地,向著後方退卻逃跑。這一路線甚至公開走向了取
消黨,取消群眾革命團體的取消主義道路。為此,中央局決定,在黨內立即
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2 月16 日,博古親自到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黨團員大會上作政治報
告,報告的題目為:《擁護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

博古宣稱:「在我們黨內(很可惜的,甚至在黨的領導同志內),有一
部分動搖懦弱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受著階級敵人的影響,充分地暴
露了那種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情緒,以致形成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
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反抗黨的進攻路線,妨害黨的布爾塞維克的動員群眾。
這個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最明顯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書記羅明同
志與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同志。」

博古還號召:「每個中國的布爾塞維克應該團結在共產國際和黨的進攻
路線的周圍,用十倍努力,十倍堅定,十倍積極,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隊伍中
的機會主義..我們不僅是手拿槍支來保衛土地革命與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戰
士,而且是擁護黨的進攻路線的堅決戰士。今後我們將要更加堅決地更加積
極地為著黨的路線而戰

博占指責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擁護黨的路線
不徹底」,「完全成為機會主義退卻路線的俘虜」,「多少感覺到羅明、楊
文仲等同志的錯誤,多少溫和地批評了他們,東一點西一點,但是缺乏為擁
護黨的路線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的徹底性與堅定性,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犯著
許多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2 月20 日,少共蘇區中央局也作出了《關於開展反對羅明路線鬥爭的決
議》,決定改組福建團省委,同時在蘇區團系統內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中央作決定,博古作報告,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登批判文漳,「反
羅明路線」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然而,作為這條路線「頭頭」的羅明,竟
然一點也不知道。發起這場鬥爭是突然的,中央沒有人找羅明談話。直至羅
明從新泉回到上杭,看到《鬥爭》上連篇累犢的文章,才大驚失色:黨內開
展了一場批判自己的鬥爭。

接到通知,羅明匆匆趕回省委駐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從汀州來的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

羅明問:「鼎丞,我犯了什麼錯誤,《鬥爭》都發表文章批判?」

「中央說我們犯了路線錯誤,說我們不擴大紅軍,只顧打游擊戰爭。看
來,來勢很凶,蘇區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說要親自抓這場鬥爭。」張鼎丞
說。

羅明非常激憤。二人相對默然。羅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連夜趕往
瑞金進行檢查。

羅明剛到瑞金,蘇區中央局的幾位負責人便找他談話,批判他的「錯誤」。
羅明當然不服,據理力爭,替自己和省委作了應有的申訴、辯解。

中央負責人洛甫(張聞天)找他談話。洛甫說:「中央提出進攻路線,
你卻唱反調,搞退卻逃跑。」


「我沒有逃跑。」羅明辯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敵委員會,省委開會同
意的。我從汀州趕到最艱苦的邊緣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怎麼是退卻逃跑呢?」

洛甫不容羅明分辯,說:「從路線上來說,就是退卻逃跑。用辯證法的
觀點看問題,過去打游擊戰爭是需要的,現在再搞游擊戰爭就是錯誤的了,
是地地道道的游擊主義了。」

洛甫又把話題轉到擴大紅軍上:「你說邊緣縣不能和中心區一樣擴大紅
軍,這實際上是地方保守主義、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

「這不是富農路線,這是我們永定縣金沙鄉貧農會議總結出來的,是貧
雇農血的教訓。」羅明的聲音有些激動,他不得不搬出列寧語錄:「群眾本
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

博古聽說羅明居然搬出偉大導師列寧的語錄來為自己辯解,非常惱怒:
「羅明懂什麼馬列主義!」

博古找到羅明,劈頭就說:「你犯了路線錯誤,不深刻檢討,還

引用列寧語錄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你讀過多少馬克思的書?讀過多少列
寧的書?列寧是怎樣論述富農的?這個道理你能說出來嗎?」

博古接著說:「你們山溝裡,有什麼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只能在大城
市無產階級隊伍中誕生。農村,只能產生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是格格不入的。你們的錯誤,就在這裡。」說到這裡,博古提高了嗓門:
「還有比你更高的領導幹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顯而易見,博古指的是毛澤東。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羅明竟然將
毛澤東列為「最好的領袖」的頭一位,並把毛澤東與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並
論。

在博古看來,毛澤東沒出過洋,不懂外文,沒有到過馬克思和列寧的故
鄉,是山溝裡的土包子,頂多不過是一個農民領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
稼祥在瑞金沙洲壩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澤東來向博古借馬列著作,因為
曾有人講他不懂馬列理論。博古借給了毛澤東一本恩格斯的《德法農民問
題》。毛澤東一邊翻閱一邊出了門。博古嘲笑地對王稼祥說:「瞧,老毛也
想讀馬列?」

博古訓斥愈加激烈和輕蔑:「你為什麼把毛澤東與斯大林相提並論?這
怎麼能比呢?作為一個布爾塞維克,一點常識也沒有!」

羅明這一相提並論,後來遭到了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的諷刺謾罵:「企
圖將羅明與斯大林相比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較,同樣的覺得不倫不類
吧!」指桑罵槐,昭然若揭。

羅明在瑞金期間,批鬥會一場接一場。白天,由中級幹部開會批;晚上,
由一般幹部開會批,一連批了好幾天,連軸轉。

一天晚上,就在羅明住的中央局葉坪村的一個大屋子裡,中央局動員了
上百人參加鬥爭羅明的大會。羅明一進會場,頓感氣氛森然。口號喊得震天
響,嚇人的標語貼滿牆。發言者聲色俱厲,長篇大論。

輪到羅明做檢查,他實在忍不住,爭辯了幾句。

「太猖狂,太囂張了,簡直不可救藥!」有人義憤填膺地呼道。還有一
個青年幹部叫著:「再不認罪,就拉出去槍斃!」

一時間,會場上亂起來。


中央局黨校副校長楊尚昆趕忙走上台,連聲喊:「大家安靜,不要激動。」
一番解釋,才將人心安定,緩和了氣氛。

羅明在瑞金葉坪被批得「體無完膚」的時候,毛澤東也正好在葉坪。2
月中旬,他從福音醫院出院後,經周恩來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當時中央來了人,毛澤東滿懷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卻面臨著更加難堪、尷
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悵。

2 月24 日,在臨時中央的高壓下,福建省委萬般無奈,作出了《省委對
(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的決議》,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責,
「全部同意」中央對省委的估計,決心「迅猛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2 月28 日,根據蘇區中央局決定,福建省委在長汀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
公開批判羅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陳壽昌等參加了大

會場設在長汀縣城水東街龍巖會館內,到會者二百餘人。會開了整整三
天。國家政治保衛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設置了專門警戒。

大會對羅明進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羅明含含糊糊「檢討」了一
番。對大多數與會者說來,根本不懂什麼叫路線鬥爭,只知道中央說錯的肯
定是錯了。

會議涉及到具體問題時,批判會開始發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議論紛紛,
莫衷一是。

也曾給省委寫過意見報告的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說:「新泉就是羅明同
志傳達了毛澤東同志指示後,才緊急動員起來,開展游擊戰爭,打退了敵人
的進攻。否則,新泉根據地就不能鞏固。」

上杭的代表發言:「毛澤東號召打游擊是正確的。我們打游擊戰,就打
勝仗,打出了蘇區。」

永定的代表說:「我們發動了群眾,對敵人每次進攻的時間、地點、兵
力都偵察估計得一清二楚,打擊敵人的部署很細緻。打游擊戰,我們知道敵
人在那裡,而敵人找我們像大海撈針..」

沒容永定代表把話說完,洛甫即把話打斷:「對敵人的估計,是一般參
謀人員的常識,這沒什麼經驗可言。」他覺得,再這麼暢所欲言下去,批判
會不但要走題,而且還可能成為一場羅明路線的申辯

會。

洛甫來時,口袋裡已經裝著中央的決定。他草草地作了會議總結,說:
「由於羅明犯有嚴重的路線錯誤,與中央進攻路線反其道而行之,經研究決
定,撤銷其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

撤銷羅明省委代理書記職務,已在人們意料之中,總書記都作報告點了
名。在此會前,省委已有所傳聞。但楊文仲也被打成羅明路線的人,大家還
未曾料及。

洛甫繼續宣讀中央決定:「由於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與羅明有小組織
活動,同樣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是羅明路線的代表者之一,經研究決定,
撤銷其新泉縣委書記職務。」

在羅明給省委和中央寫意見信的同時,楊文仲也給省委寫了信。博古認
為羅明和楊文仲聯合向中央發難,存在著一個「小組織」。其實,楊文仲寫
信給省委,羅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據中央的決定,福建省委被改組,陳壽昌任省委書記。羅明、楊文仲


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黨校學習。
羅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並未就此罷休,他說:「蘇區不僅一個羅明,
還有很多。這場鬥爭必須長期深入廣泛地開展下去。」

1933 年6 月,福建省委擴大會議和軍區黨代表大會同時召開。會議的主
題仍是清算羅明路線。首當其衝的就是省委常委、軍區政治委員譚震林和省
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與羅明生死與共的戰友。

在6 月12 日省委擴大會議上,蘇區中央局負責人開場白便
稱:「譚震林是羅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腳軟的機會主義者..」
與羅明一樣,譚震林非但不承認「錯誤」,反倒振振有詞,說:「在井

岡山的時候,我們就打游擊戰爭。從沒有根據地,到後來打出了湘贛邊界六
個縣。到中央蘇區,我們還是靠打游擊戰爭,打出了幾十個縣,紅軍壯大到
幾萬人。沒有游擊戰爭,就沒有今天的根據地。這難道是機會主義?是退卻
逃跑路線?」

譚震林又奮筆疾書,向省委遞交了一份《書面聲明》,從戰略戰術角度,
進一步闡述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戰術是正確的。
博古看了《書面聲明》,氣急敗壞他說:「福建省委要痛加批判這份黑
材料。」

接替羅明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陳壽昌,親自趕寫了長篇文章《為加強黨對
革命戰爭的領導而鬥爭》,登在福建軍區的刊物上。與此同時,還具體指導
籌劃了幾場批判會。陳壽昌疾言厲色他說:「譚震林實行誘敵深入,各個擊
破,是單純防禦路線,是臨事動搖,退縮畏怯,落後於時代及革命戰爭的急
劇發展,阻礙了我們創造鐵的紅軍的任務的實現。我們必須發揚反羅明路線
鬥爭的火力,給以當頭一棒,讓他清醒過來。」

不久,譚震林被撤銷軍區一切職務,調瑞金黨校學習。
省蘇維埃系統的「反羅明路線」揭批鬥爭也緊鑼密鼓。省委常委、省蘇

主席張鼎丞被作為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揪了出來。
張鼎丞拒作檢討,反而說「反羅明路線」是錯誤的。
中央代表惱怒萬分,指著張鼎丞的鼻子斥道:「你張鼎丞之流,中央對

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就是不改,仍然堅持錯誤,搞機會主義,搞官僚主
義。」
中央代表在省蘇機關批判會上進而厲聲說道:「同志們!我們要對張鼎
丞機會主義、官僚主義作無情打擊,用鐵拳粉碎..」
根據中央決定,張鼎丞被撤銷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送瑞
金中央局黨校學習。

福建6 月會議期間,除譚震林、張鼎丞外,省委常委、省蘇副主席郭滴
人,被說成是羅明路線的擁護者,對他進行了鬥爭。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
軍區政治部主任李明光,不願在連城前線「反羅明路線」,又不敢開展游擊
戰爭,在同優勢敵軍的死打硬拚中英勇犧牲。省蘇土地部長范樂春,省蘇軍
事部長游端軒,省軍區的霍步青、楊海如,上杭中心縣委書記方方,長汀縣
委書記李堅貞,武平縣委書記陳玉梅,永定縣委羅祿山、關坤林,汀東縣委
陳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不同程度打擊,或批判,或調離,或撤職。

在這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中,臨時中央還實行了宗派主義的組織路
線——大改組、大換血——打擊、撤換了福建從省到縣黨、政、軍各級領導


幹部。在「加緊深入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口號下,福建省比較高層和比
較老的幹部幾乎都不能倖免。

臨時中央發起的這場殘酷無情的「反羅明路線」鬥爭,在中央蘇區持續
了一年多時間,直至紅軍長征時才不了了之。

然而,歷史又何其富有戲劇性。「反羅明路線」的總導演博古,在十二
年後作了坦誠的解剖:「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實際是反對毛澤東在
蘇區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各個蘇區,有福
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

這是博古1945 年5 月3日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
言——一個深刻的反思,一個徹底的檢討。

歷史,終於給這場殘酷的黨內鬥爭劃上了一個公正的句號。

《紅軍人物誌》這樣介紹羅明的後來——

1934 年10 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後,任紅三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1935
年3 月因重傷留黔北地區養傷。後輾轉去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獄。後經
同鄉保釋出獄回家鄉,在大埔百侯中學當教員。1946 年夏到新加坡任教。1949 
年6 月回國,參加革命工作。全國解放後,歷任南方大學副校長、廣東民族
學院院長、廣東民委主

任等職,是廣東省第二、第三、第四屆政協副主席,第三、第四、第五
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廣東省人大副主任。1987 年
4 月28 日於廣州病逝,享年83 歲。

省委會上,鄧小平等被當眾繳槍

1931 年8 月,鄧小平從上海抵達中央蘇區中心瑞金。他擔任的第一個職
務,是瑞金縣委書記。

1932 年5 月,鄧小平又被調任中共會昌縣委書記。兩個月後,又任會(昌)
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

然而,好景不長,半年後,橫禍飛來,鄧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錯誤」,
是「執行毛澤東的退卻主義」,是一條「江西羅明路線」。

當時,羅明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看到了中
央宣傳部長洛甫的一篇檄文《羅明路線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羅明,而且還
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羅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問:「我根本就沒到過江西,怎麼說羅明路線在
江西?我的『流毒,從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乾脆:「江西省委的錯誤,鄧毛謝古的錯誤,與你的錯誤一
樣,都是搞退卻逃跑,和中央唱反調,所以叫江西的羅明路線,也要痛加批
判。」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江西羅明路線」之「四大金剛」。

毛澤覃,毛澤東的胞弟。1923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八一起義,在
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營黨代表。後任中共東固區委書記,贛西南特委委
員,紅六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員,中共永(豐)吉(安)泰(和)特
委書記等職。

謝唯俊,湖南耒陽人,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毛澤東參

加過井岡山鬥爭,任紅四軍二十八團連黨代表、紅四軍一縱隊政治部主


任、總前委秘書等職。1932 年8 月任江西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
師師長。

古柏,江西尋烏人。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廣州起義,1929
年10 月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193O 年5 月,協助毛澤東作著名的尋烏調查,
後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有毛澤東第一任秘
書之譽。1931 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省蘇維埃政
府委員。

「四大金剛」,鄧小平為首。臨時中央拿他開刀的借口是所謂尋烏事件。

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廣東軍閥向蘇區南部緊逼。會昌中心縣委在
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領導三縣群眾堅壁清野,以靈活的游擊戰術粉碎敵人的
進攻。但是,「左」傾冒險主義者片面地強調擴大中央紅軍,把會、尋、安
的地方武裝編入正規紅軍。同時又命令守在蘇區南部前線的紅軍獨立師離開
會昌和筠門嶺,開往北線。1932 年12 月,粵軍大舉進攻,敵我力量懸殊,
尋烏城失守。

臨時中央負責人抓住這個「尋烏事件」,誣陷會昌中心縣委「在敵人面
前驚慌失措,準備退卻逃跑」,執行的是「單純防禦路線」。

從這裡開始,拉開了會、尋、安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蘇區黨內堅持以毛澤東
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人,同「左」傾教條主義者長期鬥爭的總爆發。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鄧小平對其路線持保留態度,結果被指責為「散
布對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上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
會」。

1931 年11 月的贛南會議,毛澤東受到排擠打擊,毛澤東的路線被斥為
「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並譏笑「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毛澤覃、
謝唯俊、古柏卻對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

實際、專門給各地找岔子的教條主義者的無理指責,進行了針鋒相對的
鬥爭,駁斥說:「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
主義。」結果,他們被指責為「拿『洋房子先生』的口號反對中央局的領導,
拿『找岔子』的口號,反對中央對工作的批評。」

後來,鄧、毛、謝、古又在一系列問題上,對王明路線進行了抵制和斗
爭。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他們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第三次反「圍
剿」勝利後提出的「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左」
的口號,認為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蘇維埃是
沒有可能的」,主張「向敵人弱的地方發展」,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紅軍作戰原則問題上,反對王明冒險主義所鼓吹的「正規戰」、「陣地戰」,
繼續堅持游擊戰、運動戰、「誘敵深入」等戰略戰術原則,因而被誣為「實
行退卻逃跑」、「純粹防禦路線」。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反對對地主不分田、
富農分壞田的「左」傾土地政策,主張按「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原則解
決土地問題。因而,他們負責的地區,被「左」傾領導者指責為「土地問題
沒有徹底解決」,「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擴大紅軍、推銷公債和徵糧
等實際工作中,反對脫離實際、指標過高、強迫命令等錯誤做法,主張體恤
民情民力,減輕群眾負擔,因而被「左」傾教條主義誣為「對擴大紅軍怠工」,
「借口蘇區群眾負擔太重,來反對推銷公債,並主張主力紅軍要把打土豪籌
款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


鄧、毛、謝、古等人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堅持和對王明「左」傾錯誤的
有力抵制,是臨時中央在江西蘇區全面貫徹「左」傾錯誤的障礙,因而他們
無疑要被當作反「江西羅明路線」的主要打擊目標。

1933 年2 月20 日,即中央作出「反羅明路線」決議五天後,中央局機
關刊物《鬥爭》刊載了中央組織部部長任弼時的長篇論文《什麼是進攻路線》。
文中點名批判鄧小平領導的會尋安中心縣委犯了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毛澤
覃領導的永吉泰與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對一切機
會主義的動搖,反對機

會主義逃跑和純粹防禦路線,反對對於這些路線的調和」。

2 月28 日,根據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對自己的部下,
進行了不上綱不上線、低調的批評。博古對此很不滿意,認為江西省委給屬
下定的調子太低,沒有直接指出純粹防禦路線就是羅明路線,是一個「嚴重
的錯誤」,並對省委進行了嚴厲批評,表示極不滿意和極不信任。

3 月下旬,蘇區中央局沒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開省委和李富春,直
接跑到鄧小平所在的會昌,召開會、尋、安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洛甫剛
從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回來,便馬不停蹄再赴會昌。臨行時,還拉
上了剛進蘇區的羅邁(李維漢)。

鄧小平不在縣委,還在鄉下佈置工作。洛甫向縣委負責人說:「整天忙
於事務,能不犯路線錯誤?快把鄧小平找回來。」

鄧小平連夜趕回縣委。在路上,他問縣委負責人:「洛甫來幹什麼?」

「說是開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麼『會尋安羅
明路線』」。

鄧小平忐忑不安,他見省委書記李富春也來了,便想探個究竟。鄧小平
與李富春是留法勤工儉學的老同學,私交甚深。鄧稱李夫人蔡暢為蔡大姐,
稱李為李大哥。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評會尋安逐步升級,調子越來越高之
時,為了保護鄧小平,決定調他到省委任宣傳部長,並於3 月初派他代表省
委處理宜黃、樂安工作中的一些問題。

今天,這位厚道的兄長,卻對鄧小平的詢問難以答覆:「我以普通黨員
身份參加會議,準備聽取批評意見..」

羅邁主持會議,洛甫作報告。洛甫的開場白便點了鄧小平的名。他說:
「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的
防禦路線。這一路線在敵人的大舉進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觀失望,對群眾與
黨員同志的力量沒有絲毫信心,以致

一聞敵人進攻蘇區的消息,立刻張惶失措,退卻逃跑。這一路線,顯而
易見,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在會、尋、安的羅明路線。」

與會者大多是農民黨員,文化程度不高,見識也不廣,只會做具體工作。
聽中央領導談什麼路線呀,什麼羅明路線呀,還有什麼會尋安羅明路線呀,
稀里糊塗,議論著:「我們搞得不錯嘛,怎麼還批鄧書記,還鬥爭呀!」

洛甫繼續說:「由於鄧小平同志的錯誤,三縣黨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損失。
黨中央決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領導下,開展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鬥爭。
這個鬥爭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個支部。」

洛甫把目光轉向坐在會場角落裡的李富春。「省委2 月28 日的指示信是
錯誤的,是對純粹防禦路線的調和,根本沒有指出鄧小平同志純粹防禦路線
就是羅明路線。因此,反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不深入,省委也應負很大一部


分責任。」

洛甫作報告,作總結,說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劃下,會議對鄧
小平進行了蠻橫的指責和無情的批判。

會議通過了《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並決定立刻改組
會、尋、安中心縣委和三縣縣委常委,召開三縣各級黨代表會議,開展反鄧
小平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

洛甫、羅邁返回瑞金,分別撰寫了《羅明路線在江西》、《試看鄧小平
同志的自我批評》,登在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第八期。

毛澤覃、謝唯俊挨批後,拒不承認「錯誤」,並給正在瑞金葉坪的毛澤
東寫信,反映情況。

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博古那裡。他說:「毛澤東犯了錯誤,毛澤覃、謝
唯俊也犯了錯誤。他們都很頑固,不但不認錯,還對黨發洩不滿,互相通信,
這是派別活動。」於是乎,博古提出要親自主持一場批判會。

博古把羅邁找去,說:「江西省委在寧都召開總結會,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設在寧都縣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書記李富春談話。

自中央決定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以來,李富春及省委一直採取消極迴避
態度。《鬥爭》發表連篇累牘的文章,江西省委卻不表態,黨內亦未討論。2
月28 日,迫於壓力,李富春不得已違心地發出對會、尋、安的指示。究其根
本,是想幫鄧小平過關。不料,這竟引起中央的大為不滿。在江西雖未直接
點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鄭重其事地告誡李富春說:「作為省委書記,你對江西羅明路線的
態度是非常錯誤的。山溝裡有什麼馬列主義?有的只是狹隘經驗主義!中央
的路線,是進攻路線;進攻路線,就是國際路線。而國際路線是絕對正確,
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懷疑中央路線,我只是對反羅明路線鬥爭不太理解,
反江西羅明路線是不是要這樣大張旗鼓,我覺得..」

沒容李富春說完,博古就厲聲訓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還有
江西省委,若不懸崖勒馬,立即轉變態度,向羅明路線開展猛烈衝擊,將受
到黨紀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暢吐露了與博古談話的內容。他們思索,進
攻路線不單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代表國際路線。國
際的背後是斯大林,難道斯大林還會有錯嗎?

他們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懷疑了。

4 月16 日的省委工作總結會由博古親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會議一開始,羅邁代表中央組織局宣佈決定:撤銷鄧小平、毛澤覃、謝
唯俊、古柏四人黨內外一切職務。

十分出乎人們的意料,羅邁在宣讀決定之後,大聲說道:「把鄧

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槍繳了!他們不配帶革命的武裝。」

省蘇保衛局局長葛耀山率人上來繳下了鄧小平、毛澤罩、謝唯俊和古柏
的手槍。會場氣氛瞬時森嚴起來。

作為省委書記,李富春沒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裡。眼前這一切,使他萬分憂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暢,時任江西省委
常委兼婦女部長,站在另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會議基調後,人們開始發言批判。


危秀英,當時是省蘇婦女部幹部,參加了這次會議,專門為主席台上的
領導倒茶(解放後,她曾任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委委員、省婦聯主
任)。她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婦女部的鄧石香也上台講鄧小平怎麼怎麼不對,她下台後上廁所,我也
跟進去說:「石香,你混蛋,我們做婦女工作,跟他們沒有工作關係,你怎
麼可以胡說八道?到台上擺什麼威風!」石香不服,一拳打過來,我們倆當
場就要打起來,蔡暢大姐聽到後,把我拉出來,說,秀英,不要亂說話,要
殺頭的。我那時年輕氣盛,只覺得石香不該胡說。會議結束後,鄧石香被調
到中央組織局工作。

會議開了數日。博古接急電返回瑞金。臨行前,他讓羅邁留下主持會議,
並又把李富春訓導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總結。

羅邁發揮著博古的調子,說:「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
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江西的羅明路線,是一條反共產國際的
路線,是一條與黨的進攻路線沒有絲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線!這條路線根
本不相信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因而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走上了
悲觀失望的取消主義的道路。」

李富春的總結報告稱江西黨內有「三個怪物」,即所謂「江西羅明路線」、
「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方式」。鄧、毛、謝、古「就是這一怪物的
代表」;「省委實際對單純防禦路線(羅明路線)採取了自由主義的調和態
度」,官僚主義這個怪物「簡直在全江西橫行,從

省委直到區委都一樣」。李富春不得已說了一通違心話。

這場由博古親自發動、主持的「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儘管「布爾
什維克的火力」非常兇猛,但在「左」傾教條主義者面前,鄧小平、毛澤覃、
謝唯俊、古柏等並未放棄原則。他們在會議上和所寫的申明書中,以共產黨
人的堅定原則立場和光明磊落的態度,捍衛和堅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中央組織局局長羅邁蹲在寧都,要鄧、毛、謝、古作深刻反省,一次,
二次,三次,「檢討」作了不少,但總過不了關。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作出誰正確誰謬誤的評判。
李維漢(羅邁),曾代表「正確路線」,三次要鄧、毛、謝、古作深刻檢查;
五十年後,雖已耄耋高齡,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耐人尋
味的話:

反所謂江西羅明路線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
「羅明路線」,無論是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後幾十年,我就再沒
有反對過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了。

鄧小平,當年曾因堅定地執行毛澤東的路線而蒙受政治生涯和個人生活
的雙重打擊,毛澤東卻把鄧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記了四十年。1972 年,
鄧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澤東
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條這樣寫道:「(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
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
毛派的頭子..」

改組軍委,周恩來、朱德大權旁落


1933 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一向大權獨攬、發
號施令慣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蘇區黨政軍權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前,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共蘇區中央局。

1930 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
共蘇區中央局,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設立在蘇維埃區域的領導機構,指
定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再加上當地的兩
個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未到任,由項英任代理書記。
1931 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中央蘇區,項英
被免職,毛澤東任代理書記。1931 年底,周恩來從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蘇
區中央局書記。因周恩來長期在前方領導紅軍作戰,所以蘇區中央局實際上
由任弼時、項英主持。

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不久,在瑞金召開了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成員
會議。博古提議,中共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併,改稱中共中央局,以博
古、洛甫為常委,博古為中央局總負責人,任弼時為組織部長,洛甫為宣傳
部長,顧作霖為少共中央局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

博古深知,在以戰爭為首要任務的蘇維埃區域,軍權十分重要,不抓軍
權,不掌握軍隊,一切都將無從談起。過去,軍權抓在毛澤東手中,掌握著
幾萬軍隊,很不聽話。中央說往左,毛澤東偏往右;中央要積極進攻中心城
市,毛澤東卻偏偏要把軍隊拉到山溝,打什麼游擊戰爭,為什麼?軍隊在握。
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說。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的軍權,博古和中央局以為軍隊該聽話了。沒
想到,周恩來掌握了兵權,竟也學起毛澤東來。本來,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
方針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裡,給周恩來留一席之地
——「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趕他走」,沒想到周恩來居然如此不合作,與中
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頂牛。博古號召反羅明路線,張聞天寫文章提出反「軍
隊中的羅明路線」,周恩

來卻在6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上,當著博古和張聞天的面,說什麼
「紅軍中沒有羅明路線」,幾乎跟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一個腔調。毛澤東在會
上企圖翻案,說1932 年10 月的寧都會議錯啦,打贛州錯啦,不能搞「積極
進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寧都會議,周恩來卻擰著干,說應該讓毛
澤東留在前線,要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作用。周恩來全唱了反調,與中央
路線不協調。

博古很難想像,周恩來留過洋,吃過洋麵包,到過馬克思、列寧的故鄉,
當過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長期從事城市暴動工作,照理應該言行與國
際路線一致,與中央同步。可怎麼一到蘇區竟被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的毛
澤東同化了,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津津樂道,亦步亦趨?博古對周恩來放心
不下,特別擔心他手中的兵權。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與中央局唱對台
戲,但卻讓他打勝了,而且打得相當漂亮。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在寫給愛將
陳誠的手諭上都哀歎:「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沉痛!將餒
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慄..」一時間,周恩來的名字,在紅
軍中,在蘇區內外,如日中天。何況,他還有那麼多南昌起義的部下和黃埔
軍校的學生!為了防止出現毛澤東第二,博古要抓軍權,而且必須親自抓。

1933 年5 月8 日,根據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委會決定,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


會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
作戰時,由項英任代主席。

這一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就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指揮
一切。

周恩來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決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權,要在後方瑞
金遙控前線;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
了。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圍剿」之際,博古等

就覺得周恩來很不聽話,屢屢抗命,遂起拿下周恩來、朱德,直接指揮
中央紅軍之意。

1933 年1 月29 日,蔣介石抵南昌,親任「剿匪」總司令。大戰迫在眉
睫。

局勢的發展,已不容許紅軍內部對作戰方針再進行爭論。2 月3 日,周
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央局,說「連續的戰鬥立刻就要到」,要求
中央局對前方只給以「原則上與方針上的指示」,關於具體佈置,「似宜屬
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讓。次日復電曰:「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
避免攻擊堅城。」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動先攻南豐為宜」,「乘
勝威脅南城、撫州是我們目前的方針。」並斬釘截鐵地說:「此新計劃經中
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

這樣,強攻南豐已成為不容討論而必須執行的硬性命令。

2 月7 日,周恩來不能不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擊南豐的軍事
部署。但他聲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同日,
他再電中央局,表示:為著尋求機會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似不宜先在攻堅上
損傷過大的戰鬥力,如損傷過大而又不能攻入,則更挫士氣。請求你們考慮。」

周恩來還同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
前方活動的機動餘地和應有的職權,但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充耳不聞,執
意不理。

周恩來、朱德只得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向南豐開進,並於12 日完成對南豐
的包圍,傍晚發動全線進攻。

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立刻作出反應:一面命令南豐守軍第八師據城堅
守,一面令所屬三個縱隊迅速增援,三路分進,企圖將紅軍主力合圍於南豐
城下,一舉加以殲滅。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刻。敵情突變,周恩來、朱德毅然決然當機

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立刻改變原有軍事部署。

2 月13 日晚,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南豐工事險要,我
軍強攻未克,傷亡較大,而敵六個師已分三路前來增援。據此情況,我們遂
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決心消滅增援部隊。求得干預期遭遇的運動戰中消滅敵
之一翼,以各個消滅之。」

從14 日開始,周恩來、朱德留下少量部隊繼續佯攻南豐,並以一部兵力
偽裝主力,向東面黎川方向轉移,將敵之第二、第三縱隊吸引而去;主力四
五萬人則秘密撤至南豐西南的東韶、洛口、吳村地區隱蔽集結,待機殲敵。

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第四次反「圍剿」完全按照前線總部的
算盤來打。黃陂、草台崗兩役,痛快乾脆,殲敵近三個師二萬八千餘人,紅


軍取得輝煌戰果。

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指揮取得了勝利;第四
次反「圍剿」,周恩來、朱德指揮也取得了勝利。可以說,紅軍已有了自己
英明傑出的統帥。但是,博古卻不以為然,他只相信共產國際,崇拜外國軍
事家。他要推行積極進攻路線,必須仰仗、依靠洋顧問。在博古的一再催促
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產國際終於派出了一個總軍事顧問。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此人,就是後來在西班牙
戰爭中名聲大噪的克勒貝爾將軍。

這位總顧問從歐洲出發,經美國、日本,在1933 年的春天方才到達臨時
中央所在地上海。總顧問住在上海的秘密聯絡點,並沒有到中央蘇區。僅憑
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蘇區紅軍情況的書面報告,總顧問迅即提出了一個不
切實際,完全否定過去,而又標新立異的計劃——「兩個拳頭打人」。不日,
將此電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書生,不會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國蘇區這場特殊條件下的戰
爭。接此電文,如獲至寶,喜不自禁,不管洋顧問這一軍事

計劃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義致電前方的周恩來、朱德,全文轉
達了這一計劃,令其堅決執行。

1933 年6 月13 日,周恩來、朱德在前線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電。這份
長電批評紅一方面軍「把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
不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並且判斷,蔣介石與閩、粵敵人有矛盾,而在中
央蘇區北部採取守勢,不易攻擊,所以要求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
作戰。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拳頭

打人」。

根據這個電令,紅一方面軍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先到閩西打敵十九路軍,
然後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最後會攻撫州。另一部分留在永豐、崇仁、宜黃、
樂安地區進行鉗制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後再北上會攻撫州。

中央這個長電在前方將帥中引起很大反響。周恩來、朱德表示根本不能
接受。周恩來說:「『四反』後,我與敵交戰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殺傷,
至少殲敵一團以上。入閩作戰地域多貧瘠,給養籌措困難;況且,目前我軍
已有斷炊之虞!」

朱德也說:「集中優勢兵力,這是我們過去戰爭最深刻的經驗,不能分
開嘛!」

接到長電的當天,前線總部立即召開了各軍團領導幹部會議,討論中央
的電令。

彭德懷說:「一軍團和三軍團是兩個兄弟。分開打,就要打敗仗;集中
打,就經常打勝仗。過去的經驗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彭德懷反對中央電令。
他最深刻的教訓是打贛州及後來的水口之役。打贛州,一軍團放著沒打,他
的三軍團和五軍團等部英勇無比,但兵力不集中,殲滅戰成了消耗戰,吃了
大虧。

林彪、聶榮臻、羅榮桓、滕代遠、董振堂、朱瑞、羅炳輝等都有親身經
歷,與彭頗有同感,都反對一、三軍團分開。

前方將帥會議的結論:中央的長電是主觀的、錯誤的,不能執

行。

6 月18 日,周恩來、朱德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局,對長電提出不同意見。


指出:「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分開。」

同日,周恩來又單獨致電博古、項英,不同意他們對前方的無端指責。
周恩來說:「如果我們待機是守株待兔,當然是錯誤;但自黃陂戰後,每次
轉變陣勢,確是有機可待。」

博古見前方拒絕執行長電,大發脾氣,說:「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絕執行。」

6 月23 日,周恩來連續兩次接到中央局嚴厲斥責的電令後,萬般無奈,
表示:「絕對服從你們的命令,並立即執行。我要求在部隊調動中回瑞(金)
一行,面陳不同意見或改在博生縣(即寧都)開軍委會或中局會。因許多問
題非電文所能詳,許多批評完全不是我們願(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絕。7 月1 日,中央局以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名義,致電
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滕代遠、周建屏、肖勁光、葉劍英等,斷然發佈《軍
委關於東方軍之組成及幹部配備和指揮關係的指示》,宣告組建東方軍,實
施「兩個拳頭打人」的計劃。全文如下:

朱、周、彭、滕、周、肖、葉並轉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黃:

為迅速建立和完成撫河以東的作戰地區,著以三軍團(暫缺第六師)、
十九師為東方軍組成部分,任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政委,為配
合作戰,三十四師及閩贛軍區,各獨立師團營不論,歸彭、滕就近指揮,並
以袁國平兼東方軍政治部主任。東方軍直接受一方面軍朱周指揮,望各部通
電聯絡。

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項英竟直接電令彭、滕,彭、滕也徑向項英報
告,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治委員兼一方面
軍總政委周恩來,連接轉電報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周恩來、朱德形同虛設,更加無所事事。彭德懷、滕代遠、周子

昆、曾日三等則愈發「對上級整個部署無所適從」。

7 月中旬至9 月下旬,周恩來、朱德與博古、項英等,就東方軍預期作
戰方針、部署與延長時間、擴展區域諸問題,發生了一系列爭論。周、朱一
次次建議被撂置、遭否決,與博、項矛盾日甚一日,難以溝通。

就在這時,博古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即李德)
到達瑞金。博古彷彿看到了救星一般。於是乎,把紅軍指揮的大權,拱手交
給了這個德國人。

李德,何許人也?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慕尼黑人,德國共產
黨員。1928 年越獄逃往蘇聯,1932 年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由共產
國際派來中國。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只是把教科書中的條條和第一次世
界大戰中大規模陣地戰的經驗,硬搬到中央蘇區強加推行。瑞金的同志們因
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對他相當尊重,他就大權獨攬,發號施令起
來。擔任過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說:「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
的集體領導。」「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紅軍的許多
失利「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
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進反對意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
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處境的困難便可想而知了。他雖還在前線,但對
重大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力已被剝奪,只能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又往往不被


理睬。

1933 年11 月20 日,福建事變爆發,李濟深、陳銘樞和十九路軍將領樹
起了反蔣的旗幟。

11 月24 日,周恩來向中央局報告:蔣介石進攻福建,將以由浙入閩為
主要方向,以由資溪、光澤入閩為輔助方向。建議以紅第三、五軍團側擊進
攻福建的部隊。由於周恩來對這樣規模的軍事行

動已無權決定,只能在報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決定。

中共中央局卻從「左」傾觀點出發,對福建人民政府抱著完全不信任的
態度,拒絕給予支援。

11 月25 日,中革軍委給紅一方面軍的訓令說:「我們不應付出巨大的
損失去同這路敵軍作戰,還是讓十九路軍去替我們打擊該敵。」這樣,周恩
來支援福建事變的建議被擱置起來。

12 月13 日,軍委又決定並電告周恩來、朱德,襲擊敵運動中的單獨部
隊計劃取消,將紅軍主力西調,由第一、三軍團組成西方軍,去勞而無功地
攻擊永豐一帶地區的敵人堡壘線,而不去向東配合十九路軍作戰。

事情弄到這種地步,事實上已使周恩來在前線無法正常地工作了。

12 月16 日,周恩來致電博古、項英,憤慨地指出:由於中央不瞭解前
線實際情況,「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請求「在
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否則亦請以相機處
理之電令給我們。」

這個電報更加觸怒了中央局。於是,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提出
建議,並經中共中央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
部,原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併入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
各軍團和獨立師、團作戰。

12 月20 日,項英致電朱德、周恩來等:中革軍委決定將原屬紅一方面
軍各部組織為東方軍、中央軍和西方軍,方面軍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 年1 月4 日,周恩來、朱德從前方回到瑞金。

2 月3 日,周恩來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這以後,周恩來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只擔負一些技術性
的組織工作。許多重大問題,如六屆五中全會的準備、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
會的召開等,他都沒有與聞。

寧都會議,毛澤東丟了軍權;李德一來,周恩來、朱德軍權旁落。從此,
十餘萬中央紅軍和數百萬蘇區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一個不懂軍事的人和一個
外國洋顧問的手中。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爆發前夜,紅軍權力的交割,給這場「大決戰」
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第二章兩個「拳頭」砸「堡壘」——血肉模糊

溝口大捷,博古亢奮不已

1933 年9 月,中央蘇區平靜了半年之後,終於在這塊5 萬平方公里的赤
色疆域上,爆發了一場恢宏壯闊、慘烈空前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
戰爭。

是年夏天,蔣介石坐鎮江西省會南昌,親任「剿匪」軍總司令,調集了
六十六個師二十八個獨立旅共三百二十個團,計六十萬兵力,苦心籌劃對中
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痛心於以往屢次慘敗的教訓,一改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
略戰術,而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所謂「以守為攻,乘機進剿,
主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
對峙則守,得隙則攻」等原則。他還聘請了數十名德、意軍事教官,以德國
元帥馮·賽克特為首席顧問。

蔣介石在廬山稱,這次與中共決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須成功成
仁。」倘「大家再不能振發革命精神,再不能立定決心,鼓起勇氣,來消滅
當前這個最大的敵人——強悍的土匪,那麼國家立即就要滅亡了!我們也就
不僅是生無立足之地,而且要死無葬身之地」!

經過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後,毛澤東路線在中央蘇區和紅軍中已被
徹底摒棄。臨時中央路線得以在蘇區和紅軍中暢通無阻,

貫徹執行。面對蔣介石窮凶極惡的第五次「圍剿」,博古為首的中央於
1933 年7 月24 日,發佈了《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與我們黨
的任務的決議》,認為,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將是一場更加劇烈與
殘酷的階級大決戰,是關係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勝誰負的大決
戰,是國家對國家,大軍對大軍的決戰,是兩個政權的大決戰。蘇區黨必須
粉碎敵人的新「圍剿」,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

10 月18 日,中央政府發佈了《為粉碎第五次「圍剿」緊急動員令》,
號召全蘇區人民,集中一切力量,準備一切犧牲,為粉碎第五次「圍剿」的
全部勝利而戰,為蘇維埃共和國而戰。

博古這回完全拋棄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而實行了一整套全新的戰略戰
術原則:

——「禦敵於國門之外」

——「不讓敵人蹂躪蘇區一寸土地」

——「擴大並保衛蘇區」

——「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

——「兩個拳頭打人」

——「全線出擊」

——「以堡壘對堡壘」

9 月26 日,蔣介石親赴贛南前線督師。28 日凌晨,蔣軍嫡系陳誠部第八
縱隊三個師攻擊蘇區黎川城。大決戰序幕一拉開,蔣介石試圖「旗開得勝」,
佔領中央蘇區的北大門。

這時,彭德懷的東方軍還遠在福建將樂、順昌圍城攻打閩系軍閥劉和鼎
部。


彭德懷圍城已多日,敵第五十六師師長劉和鼎幾乎彈盡糧絕,頻頻向上
司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求援,並打算棄城突圍。

劉和鼎是紅軍的老冤家。第二次「圍剿」時,毛澤東指揮紅軍橫掃七百
裡,從江西一直打到福建建寧,令其喪魂落魄。後來,劉與紅

軍交手,都是連戰皆敗。蔣介石得悉彭德懷東方軍圍攻將樂,遂急電劉
和鼎,令其死守,同時又調五個師精兵馳援。

就在此時,中央蘇區北大門告急。為「禦敵於國門之外」,博古電令彭
德懷速回援贛,「消滅逼近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撫河以西力量,全力與敵在
撫河會戰。」

9 月28 日,東方軍開始北移。彭德懷、滕代遠率東方軍右縱隊(轄紅三
軍團第四、第五師和紅七軍團第十九師),取道大干、橋頭、澤坊,於10
月3、4 兩日,集中於泰寧縣新橋地區。紅五軍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朱瑞率東
方軍左縱隊(轄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和紅三軍團第六師),經將樂縣的高灘、
積善,亦於10 月3、4 兩日集中於泰寧縣大田地區。

也就在這一天,黎川失守,紅都震驚。彭德懷再接急電:日夜兼程,迅
速向黎川前進。

10 月4 日,彭德懷、滕代遠部東方軍右縱隊與董振堂、朱瑞部東方軍左
縱隊,同時開抵閩贛交界之福建泰寧集結完畢。次日,向江西黎川以北硝石
進發。

就在東方軍集結泰寧的前一天,陳誠部第八縱隊司令周渾元獲悉,洵口
地區有紅軍千餘人,並判斷為非紅軍主力部隊,乃決定派所部第六師第十八
旅旅長葛鍾山率第十七旅第三十一團和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團及第五師第二十
七團與黎川保衛團一部,赴洵口游擊偵察。

4 日午夜,敵自黎川輕裝出發。5 日晨,先頭部隊第三十四團到達洵口後
即向湖坊飛鳶方向警戒,並派出偵察分隊。隨後,敵第二十七、第三十一團
等部也先後到達洵口、石狹地區。6 日晨,葛鍾山發現飛鳶有紅軍活動,即
令第三十一、第三十四團向飛鳶攻擊前進,第二十七團為預備隊,置於洵口
待命。

紅三軍團第四師為右縱隊的前鋒,在向硝石進發途中,一抵飛鳶,即與
敵第三十一團遭遇。此時,是中午13 時許。

張錫龍、彭雪楓指揮所部對敵展開猛烈攻擊。接火後,敵三十四團也趕
來參戰。激戰四小時,敵不支,潰退洵口,就地組織防禦,企圖固守待援。

東方軍乘勢圍攻麇集洵口之敵。彭德懷總指揮立即用無線電向所屬各部
下達了戰鬥部署:

張錫龍、彭雪楓部第四師由飛鳶東向西面攻擊。

粟裕部第二十師取道飛鳶至橫亭由北向南攻擊。

陳伯鈞、宋任窮第十三師,周昆第三師由報高經湖坊進抵海嶺、白沙間
佔領陣地,截斷洵口至黎川通路,並側擊由黎川前來增援之敵。

洪超、陳阿金第六師,周建屏、呂振球第十九師分別置於王秋窟、飛鳶,
為預備隊。

7 日拂曉,東方軍各部向困守洵口之敵發起總攻。激戰至10 時,葛旅三
個團除第三十四團一個營據守山頂土寨負隅頑抗外,其餘悉數就殲。

正當東方軍圍殲葛旅之際,駐黎川之敵第九十六師兩個團奉命星夜趕赴
洵口增援。7 日9 時,援敵進至白沙以北之馬鞍嶺、鵝峰嶺時,遭東方軍第


五師尋淮洲、樂少華部第十五團頑強阻擊,未能通過。

東方軍在殲滅葛旅後,除一部兵力繼續圍困洵口山頂殘敵外,主力轉兵
白沙方向,圍攻援敵。敵倉皇逃往黎川。

洵口之役,紅軍共殲敵三個團,俘敵旅長葛鍾山以下一千一百餘人,繳
獲機槍二十九挺,迫擊炮二門,長短槍一千零八十四枝,無線電台一架。東
方軍傷亡七百餘人。

蔣介石受此打擊後,命令部隊嚴加守備,嚴防紅軍進攻硝石等地。

1933 年11 月11 日出版的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用了第
二版三分之一篇幅,這樣報道了洵口遭遇戰大捷:

前方通訊

飛鳶溝口戰役的經過

轉戰數千里的紅軍,今日已奏凱歌回師江西了。剛到江西的第一天中午,
恰恰吃過午飯,在繼續向飛鳶前進中,忽然槍聲遠遠地傳來,前兵與敵人遭
遇。好勇敢的戰士,立即就搶奪了敵人的陣地。我們向俘虜弄清了敵人的部
署後,便登山向敵人側翼運動,幾十挺機關鎗向敵人掃射,一聲衝鋒號,就
衝到了敵人身邊,手榴彈似暴雨般向敵人灑去,雪白的刺刀,殺到了敵人的
頭上,敵人的血染紅了我們的刺刀,敵人的屍體,擺滿了山腰。這時太陽西
下,暮色漸濃,敵人便乘此持槍倉皇向林山竄退,而我們乘勝猛追,直追得
敵人屁滾尿流。一天的戰鬥告一段落,結果擊潰了敵人三個團,打傷了敵人
的團長,繳獲無從計數。

第二天天還是漆黑時,我們便又出發了,一個個都精神抖擻,向洵口前
進。在距洵口兩里的地方,前兵已接近敵人的排哨。那時天漸明瞭,大地籠
罩著濃霧,只影影焯焯,瞧見敵人在對面山上運動。不上一點鐘,敵人的四
周都已經擺佈著成千成萬的紅色戰士,有的在那裡開黨員五分鐘會議,有的
在那裡高唱衝鋒殺敵歌。不久,總攻開始了,不上三十分鐘,我們的隊伍便
衝到了敵人身邊,特別是我們四、五連的動作真是飛快,懸崖峭壁的高山,
一個衝鋒就上去了。炸彈打得好激烈,刺刀拼得真帶勁。殺得敵人斷頭斷手,
粉身碎骨。嗚嗚的嚎聲、殺聲、唉喲聲,震動了大地。一霎時,敵人便落花
流水滾了下去,我們順利佔領了敵人最重要的陣地。

媽賣屁的反動派,還企圖死灰復燃。他們約莫集結一營人又向我們反衝
鋒。但我們絲毫不為他動搖,沉著地應戰,一頓炸彈、輕機關鎗,就把敵人
壓了下去。

今天敵人真該死。四團人和一個旅長,一個都沒有跑掉。我們友軍打到
了敵人的後路,一個一個都把他捉了起來。

但洵口戰鬥剛結束,由黎川增援的敵人又來了兩個團。但這算

什麼呢?我們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給他以迎頭痛擊。不上一點
鐘,又打得他落花流水,兩團人去了一大半。不是他們溜得快,又是一個不
留呢。

今天是殺得如何有勁呵,每團指戰員都與敵人肉搏了一二次。二連連長
一投梭標便殺傷了敵人六七個。七連排長曾順生同志已經病了七天工夫,在
戰場上還能馬刀一舉,就隨隨便便殺傷敵人幾個。一連有兩個年紀不上十六
歲的小英雄,當敵人反衝鋒時,他倆實行拼手榴彈的比賽。打得好,又拋得
中,打得敵人連頭都不敢抬。

看!人山人海的俘虜兵,遍山遍地的勝利品,這又是一個驚人的勝利呵!


不過還有無數的更大的勝利就擺在我們面前呢。

(饒人十月十二日)

初戰大捷的喜訊傳到了瑞金,紅都頓時一片歡騰。博古亢奮不已,激動
地對中央宣傳部部長洛甫說:「這個勝利充分說明黨的進攻路線是完全正確
的。要利用這個勝利,大力宣傳,鼓舞蘇區人民,要以百倍的信心,粉碎敵
人的進攻,奪取最後的勝利。」

勝利沖昏了人們的頭腦。

在前線,在瑞金,人們多次召開了祝捷大會,慶祝初戰的偉大勝利。各
種紅色報刊對祝捷大會作了廣泛報道。1933 年12 月12 日《紅色中華》,又
以顯著位置,刊登了蘇區「大筆桿子」、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徐夢秋的長篇
特寫:《熱烈的祝捷大會》。特寫稱:「此次勝利..是粉碎敵人五次『圍
剿』的勝利開端!」

這場祝捷大會隆重熱烈,精采紛呈。

場景之一:「營長沒有帶高帽子的資格」——

洵口勝利消息傳到後方後,興奮了全直屬隊戰士與全赤色××城的工農
群眾,於是便狂熱地籌備開祝捷大會,卻有千餘俘虜兵已經送來後方,而旅
長葛鍾山與第一營營長亦解抵××赤色城,因此更助長了大會的熱烈空氣。
開會前,為著使每一個群眾都能親切的參觀這些活的勝利品,便將旅長營長
帶著遊街。保衛局的小同志

真會想,他們說旅長應該帶個漂亮的高帽子,營長沒有資格帶高帽子,
給他做件五彩的背心罷!於是帶高帽的長個子在前面,花花綠綠被寫標語的
穿背心的矮個子在後,這樣更轟動了全城,圍觀的人山人海!

場景之二:「死烏龜與活走狗」——

保衛局的同志真會想,他們紮了一個大烏龜,殼上大書蔣介石,用棍子
一打,便首尾爪子都縮進烏龜殼裡去了,這象徵敵人一出現便被我們消滅,
只能死守在烏龜殼內(堡壘中)不敢出頭。另又牽一條白狗,穿以特做的五
綵衣服,上書國民黨,另裝一個帝國主義牽著他。這兩個活的新穎的標本,
更發動了全會場的觀眾。

場景之三:「活勝利品的自供!」——

大會在掌聲雷動中開會了,在幾個革命首領短而鼓動的講話後,群眾要
葛鍾山報告國民黨軍閥賣國及屠殺摧殘工農的罪惡,於是高帽子將軍挺直地
站在萬眾矚目的台口,講述國民黨怎樣與日訂密約,出賣華北,怎樣在上海
壓迫屠殺自動抗日的士兵,以及如何壓迫欺騙工農的抗日反帝情緒與到蘇區
搶劫殺戮革命工農的事實。聽了小走狗的這一些自供,群眾高呼:「打倒帝
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戰鬥情緒,頓時緊張而
高漲起來。

場景之四:「鐵拳劇社的餘興」——

直屬隊鐵拳劇社剛籌備就緒,便在這個壯烈、戰鬥的祝捷大會上做第一
次初試公演,劇名「只有鬥爭」。以敵人侵佔赤色黎川作背景,演出白軍的
搶劫姦淫與工農鬥爭的積極勇敢性。「收復赤色黎川!不讓一個敵逃回去!
全部消滅進擾蘇區的惡獸——白軍!......」的雷樣口號,於是大會
便在太陽己隱入西山,朔風漸厲的冬日黃昏中歡呼散會了。

整個蘇區都在狂歡。然而博古萬萬沒有想到,「勝利」一詞從此幾乎再
也與他無緣。


「決戰」三輪,彭德懷焦頭爛額

洵口大捷一陣興奮之後,博古又憂心忡忡起來,因為黎川還在敵人手中。
他與李德和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談及這個問題。李德見他焦慮,說:「蘇區
北大門至關重要,一定要奪回來!」

博古很想聽這樣的話,項英也點頭讚許。博古堅定地說:「紅軍要不停
地進攻,不能給敵人喘息的機會。

「收復赤色黎川」,就這麼決定下來。

博古不懂打仗,項英雖說是中革軍委代主席,但幾乎有職無權,軍委的
權力實際上落到李德手中。第五次反「圍剿」的重大作戰計劃,都是由李德
在「獨立房子」裡憑想像制定出來的。在他的計劃中,似乎士兵不要吃飯,
不要睡覺,不要休息。他命令部隊到達指定作戰地點,從不考慮前面是否有
高山大川河流阻礙,不考慮士兵靠兩條腿行軍的速度。二百里路,說一天趕
到就必須一天趕到。至於趕了一天路,還能否打仗,他不管。無怪乎紅軍指
揮員罵他「瞎指揮」。

為奪回黎川,中革軍委決定先攻打其外圍據點硝石和資溪橋。

硝石位於黎川、南城之間、扼黎、南交通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資
溪橋位於硝石東南、黎川之北。敵軍佔領黎川後,為防止紅軍反攻,立即在
硝石、資溪橋、黎川一帶,築起了大量堡壘。當時,硝石駐有敵第二十四師
許克祥部。許部右側之黎川有敵三個師,左側南城、南豐各有敵四個師,均
可速援硝石。

因為急於收復黎川,不待洵口之役完全結束,中革軍委即於10 月8 日電
令彭德懷率東方軍攻打硝石。

東方軍轉戰數千里,從福建趕回江西。入贛第一天,就打了一場遭遇仗。
如今戰鬥尚未完全結束,部隊未能休整,又奉命去打硝石,疲憊不堪。彭德
懷起了火,對政委滕代遠說:「上頭怎麼搞的,電

令一個接一個,像個催命鬼。這麼打,士兵要累死。」

毛澤東的主張是打一仗休整一下,養精蓄銳,集中力量,再打第二仗。
博古、李德不考慮這個,恨不能一夜間奪回黎川,進而普遍陳兵於蘇區之外,
與敵決戰,迅速打破敵人「圍剿」。

10 月9 日12 時,東方軍第四師師長張錫龍、政委彭雪楓,第五師師長
尋淮洲、政委樂少華率部開始從北面向硝石發動攻擊;第十三師陳伯鈞、宋
任窮和第二十師粟裕部從東面發起攻擊。但由於敵人憑借堅固工事頑固抵
抗,東方軍各路進攻均未奏效。

這就是蔣介石堡壘戰術的一個特點:守住工事讓紅軍攻堅,消耗紅軍的
力量。白天在飛機、大炮和新式裝甲車掩護下,向紅軍猛攻,夜間則龜縮在
堡壘中一動不動。

彭德懷屯兵萬餘在硝石堡壘前沿兩天兩夜,白天挨飛機炸,夜晚露宿荒
野,被弄得疲憊不堪。彭德懷惱怒了,說:「這麼打,老本都要賠光。」不
等軍委同意,彭德懷下令將主力撤出攻擊陣地。

就在這時,敵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下令南城之第九、第十、第十四、第
九十四四個師與黎川境內一個師分三路向硝石增援,企圖用硝石許克祥部牽
制東方軍,待援軍到後與攻堅疲憊的紅軍決一雌雄。


彭德懷、滕代遠分析,敵南城援軍其中一路,可能走黃沙、上桐早、河
家邊增援硝石。於是,集結主力準備打援,在運動中予敵以殲滅。硝石只留
小部兵力迷惑敵人。

然而,這一判斷失誤,彭德懷率主力在黃沙一帶等了兩天,卻未見敵蹤
影。原來,敵未走黃沙,而是經包坊、章家莊直達硝石。

打援落空,硝石,一下集中了敵薛岳、周渾元五個師。

彭德懷立即將這一敵情報告軍委,並提出:「硝石不宜再戰。」

守在中革軍委作戰室的博古和李德,一心只想與敵決戰。博古說:「硝
石不打,就打資溪橋。資溪橋無論如何要拿下來。」未作任何休整,彭德懷
又接到中革軍委電令:攻打資溪橋。

敵北路軍總指揮陳誠,此時也一心想與紅軍主力決戰。一來洗雪第四次
「圍剿」慘敗之辱,二來不負「天子門生」之譽。見紅軍撤出硝石,他立刻
命令第五縱隊羅卓英四個師向資溪橋開進;令第八縱隊周渾元三個師由黎川
向資溪橋靠攏,兩天後,陳誠部第五、第八縱隊七個師近八萬之眾麇集資溪
橋地區,拉開了與紅軍決戰架式。

博古、李德獲悉陳誠調兵遣將,欣喜萬端。李德說:「要打就打一場大
的,把林彪的一軍團也調來。」博古也很激動,說:「一、三、五軍團加起
來有十個師,勢均力敵,這場決戰打定了。」

10 月18 日,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團向黎川東南移動,並指揮新成立
的紅九軍團第三十四師及獨立第一、第四團等部,協同紅三軍團、紅五軍團
及紅七軍團第十九、第二十師和紅十軍南下獨立團,在狹窄的資溪橋與薛岳、
周渾元縱隊決戰。

中革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線總指揮。

10 月22 日,彭德懷下令進攻。下午4 時,陳伯鈞、宋任窮率紅五軍團
第十三師首先從資溪橋北之蘇元坑向敵猛烈攻擊。第十五師、第三師也積極
向敵攻擊。但均因敵堡壘堅固而退下陣來。

這一仗,又像硝石一樣。薛岳、周渾元率部堅守工事,不主動出擊,讓
紅軍攻堅。

激戰了三晝夜,雙方陣地依然如故。紅軍浴血奮戰於堡壘陣地前沿,損
失慘重。

中革軍委一份又一份電報飛到彭德懷的指揮部,催問前線進攻的進展狀
況。

彭德懷頭都是麻的。硝石攻堅,打了兩天;攻資溪橋,又打了三天,堡
壘沒打掉幾個,損失卻不小。更重要的是,這種浩大凌厲的攻勢絲毫未能牽
動敵人,更未能達到「待敵展開在曠野運動或由資溪橋向東、北運動時殲滅
之「的預期目的。過去打仗,大步進退,運動自如,痛痛快快。如今,讓人
家當靶子,被牢牢地拴在堡壘面前挨飛機炸,被動窩囊。

硝石、資溪橋的教訓,使彭德懷、滕代遠認識到不能再這麼打下去了,
應該跳出堡壘,尋求無堡壘區域的外線作戰。

10 月23 日11 時,彭德懷、滕代遠致電中革軍委,要求根據敵人的特點,
採用集中兵力,配合地方武裝,阻擋敵兵延伸。

對這樣一個富有戰略意義的建議,中央和軍委沒有予以答覆。

就在彭德懷、滕代遠向軍委建議的當天夜裡,敵第七十九師正由金溪經
南城東進,企圖增援資溪橋。根據這一情況,彭德懷、滕代遠於第二天再電


軍委:
朱、周、項:

1.敵人正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機
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結集力量與敵人大規模作戰。
3.切忌主力擺在敵壘周圍,疲勞兵力,日間暴露,受敵機轟炸;晚上大
多數露營,消耗兵力特甚。對敵應堅決採取游擊動作,動員群眾起來配合紅
軍支隊,封鎖敵,截敵,捉敵採買人員、偵探,夜間襲擊。使群眾瞭解戰爭
是自己的事,有特殊意義,紅軍在群眾掩護之下更可發揮其機動、秘密作
用..
4.重要工作是發動群眾參加武裝鬥爭,擾敵、襲敵、截敵、促敵、堅壁
清野,不賣一粒米給白軍,斷絕交通,監視富農、地主分子,報告消息,所
有一切男女、大小都武裝起來,為保衛蘇區而戰,為粉碎第五次「圍剿」而
戰..
彭滕

彭德懷、滕代遠上述建議是從實際出發,是可行的,如果被採納,對紅
軍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鬥爭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左」傾冒險主義
領導者認為,彭、滕建議不符合他們的既定方針,因而予以否定。

10 月24 日下午6 時,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周恩來並轉彭德

懷、滕代遠,稱:「軍委肯定地認為,彭、滕23 日11 時來電所提議的
動機,目前是不能實行的。」

博古、李德、項英擔心,主力部隊一旦出動,尋求外線作戰,廣昌、建
寧、泰寧地區沒有掩護,敵人將隨時可以竄入中央蘇區腹地,危及紅都瑞金。

彭、滕從中革軍委電令中,察覺統帥部顧慮重重,復於25 日再次致電中
革軍委,進一步闡釋紅軍主力跳到外線機動作戰的建議,並針對中革軍委的
顧慮,對23 日建議作了一些調整,提出在充實現有兵力條件下,一、三軍團
實行分離作戰。

彭、滕特別強調,一、三軍團分離作戰的前提,是充實兵力,否則不宜
分離,懇請軍委「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

然而,博古、李德對彭、滕一而再,再而三火急火燎的熱誠建議,無動
於衷。10 月27 日,他們以軍委代主席項英的名義,電告在前方的朱德、周
恩來:「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

資溪橋一戰,從10 月8 日至26 日,打了18 天,守敵始終未被牽動出來。
而紅軍主力擺在敵堡壘之間,無法施展,疲勞不堪,挨打挨炸,十分被動。

10 月26 日,在彭德懷的堅決要求下,軍委決定放棄在資溪橋與敵決戰
的意圖。迫不得已,資溪橋決戰即告結束。

博古、李德一心想要決戰,硝石、資溪橋等決戰計劃連連落空,中革軍
委又決定在撫河上游地區尋機與敵主力決戰。

根據軍委指令,受彭德懷東方軍指揮的紅七軍團尋淮洲、肖勁光率部於
11 月11 日向滸灣進攻。

滸灣,位於敵第三路軍指揮部駐地南城以北,敵北路軍總指揮部駐地撫
州以東,敵第八十五師駐地以西,屬敵後方,距中央蘇區北沿約五六十公里。
為切斷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自10 月下旬起,陳誠陸續調第三十
六、第四、第八十五師進駐撫州、滸

灣、金溪地區,並在此一線構築了堡壘群和堅固工事。


滸灣戰鬥打響後,中革軍委急令彭德懷和滕代遠率主力第四、第五師,
星夜兼程八十里,趕赴滸灣參戰。

連日來,彭德懷勞累過度,病倒了,部隊由彭雪楓指揮。

腳跟未穩,三軍團即與敵第四師接火。彭雪楓未能與尋淮洲、肖勁光取
得聯繫,便組織部隊發起攻擊。一夜間,連續攻擊四次,均在敵堅固工事前
受挫。

紅七軍團聽見槍炮聲驟起,估計三軍團主力趕到,也隨之發起猛攻,同
樣未果。

正在較勁的時候,東方軍接到總部22 時電令:「今夜必須解決戰鬥,13
日晨準備投入新的戰鬥。」

軍令難違。彭德懷帶病指揮,改變總攻計劃,決心拂曉前完全解決戰鬥。

13 日3 時30 分,東方軍全線出擊。紅五師攻入敵陣地,與敵肉搏至清
晨5 時,終因後援不足,退下陣來。

上午8 時,敵人出動十三架飛機支援地面部隊,低空向東方軍猛烈轟炸
掃射。空曠無遮的陣地上,紅軍指戰員無處藏身。被困之敵第四師也乘機向
紅七軍團陣地八角亭反撲。彭德懷在指揮所裡看見英勇的戰士成排成群地倒
下,亂糟糟地四處躲藏,氣得跺腳罵娘。

這一仗,彭德懷窩火透了!歷時三天,斃傷敵五百二十人,俘敵僅七人;
而東方軍傷亡和失蹤一千零九十五人,陣亡三百零九人。第四師政委彭雪楓
負傷,第四師第十一團政委吳宗泰犧牲,十一團政治處主任甘渭漢負傷。

彭雪楓負傷後,黃克誠繼任紅四師政委。他回憶說:「從硝石,滸灣兩
次戰鬥的指揮上,我明顯地預感到紅軍前途不妙了。過去紅軍作戰,前線部
隊有很大的機動性和機動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明知道會吃虧,就
決不蠻幹。可現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

統統由上邊制定作戰方案。下達具體作戰命令,部隊在執行中不允許有
一絲一毫的機動。本來是按上邊命令行事,但仗沒打好時,卻要追究下面同
志的責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指揮軍隊完全照搬德國軍事學上那一套,毫
不顧紅軍當時的具體情況,打陣地戰,與敵人拚消耗,紅軍怎麼吃得消?李
德今天命令部隊去攻打這裡,明天又命令部隊去攻打那裡,又不集中使用兵
力。結果,哪裡也吃不掉,白白疲勞、消耗了部隊。」

大雄關之役,林彪軍旗險些被拔

1933 年7 月,根據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弗雷德的指令,中央紅軍被編組
為兩大集團,即東方軍和中央軍,實施「兩個拳頭打人」戰略方針。

彭德懷東方軍這個「拳頭」,入閩作戰一路上打得很辛苦;而林彪中央
軍這個「拳頭」,卻留在原地,閒置了兩個月無所事事。直到8 月31 日,中
央軍才尋得戰機,撈到一場仗打,這就是烏江戰役。

8 月29 日,敵李思想第八十師進至吉水烏江一線修築堡壘,試圖在中央
蘇區北線從贛江到撫河聯起一條封鎖線。

奉命在烏江一帶活動的中央軍第一師偵察部隊獲悉情況後,立即向師長
李聚奎、政治委員黃甦作了報告。李、黃認為關係重大,迅即報告中央軍總
指揮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

林彪、聶榮臻分析了烏江的情況:敵剛進入烏江地區,堡壘尚未修築完


畢。烏江一帶地形易於紅軍隱蔽潛入。中央軍組成後,一直沒有動用,敵極

可能麻痺、疏忽。

林、聶決心奇襲烏江,並圍點打援。

8 月30 日,林彪、聶榮臻率中央軍第一、第二師秘密進入烏江地區。李
聚奎、黃甦第一師,切斷烏江至吉水的交通,由東向西攻擊,並鉗制楓坪的
敵軍;徐彥剛、胡阿林第二師和李、黃師第一團從

正面攻擊烏江。

林、聶中央軍總部隨二師行動。

天助中央軍。紅一師發起攻擊這一天,適逢大雨傾盆,雷電交加,敵第
八十師全然放鬆了警戒。

總攻從8 月31 日下午4 點開始。紅一、二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李
思愬師團團圍住,不到四小時,就結束了戰鬥。這一仗斃敵千餘,俘敵三千,
俘虜中有敵第二三八旅旅長何文鼎。可惜李思想乘天黑混亂之際,化裝潛逃。

烏江戰役,是林彪第五次反「圍剿」前夜的最後一仗。兩個月後,這位
所向披靡、驍勇善戰的「常勝將軍」,竟也在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在
雲蓋山、大雄關之役敗走麥城,狼狽不堪。

1933 年11 月中旬,中央軍第一、第九軍團奉命在崇仁附近突破敵堡壘
封鎖線。敵第七縱隊薛岳、吳奇偉發現紅軍主力後,迅速調集了五個師,欲
與紅軍決戰。

第七縱隊是陳誠部第三路軍主力,是蔣介石中央軍的嫡系精銳,武器裝
備優良,兵力充實,一個師強於雜牌軍一個軍的兵力,有一萬六千人。薛、
關縱隊在第四次「圍剿」中遭到重創。此次,陳誠吸取了以往教訓,與紅軍
作戰,絕不打運動戰,只打堡壘戰、陣地戰。

相比之下,紅軍處於劣勢。林彪部第一、第九軍團五個師不過三萬人。
打烏江,紅軍與敵是3:1,中央軍林彪佔絕對優勢,而且還是奇襲;這一回,
紅軍與敵1:3,薛岳大大強於紅軍,守在堡壘裡,以逸待勞。

林彪、聶榮臻不願意在敵強我弱條件下與敵決戰,決定不打薛岳,退守
雲蓋山、大雄關。

進入了堡壘區,主動權就在薛岳、吳奇偉手中。林彪尚未到大雄關,敵
三個師已搶先一步,佔據了雲蓋山、大雄關各要隘和重要制高點。林彪不得
已,與敵交火。雲蓋山、大雄山一帶,均系崇山峻

嶺,地形險要,易守難攻。紅軍不易展開,且無樹林隱蔽,易暴露;而
敵軍則依托堡壘線,進可出擊,退可進入堡壘固守。

中央軍第一師李聚奎、黃甦部和第二師陳光、胡阿林部同時猛攻敵制高
點,中央軍第十四師程子華、朱良才部阻擊鉗制敵西進,配合主力側擊敵吳
奇偉部。敵出動20 余架飛機和10 余門普伏式山炮、野炮及重迫擊炮,向紅
軍部隊猛烈轟炸,與步兵陣地形成交叉射擊火力網。紅軍英勇衝鋒數次,均
無一奏效,敗下陣來。激戰中,紅二師四團團長蕭桃明、紅二師政治委員胡
阿林犧牲,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紅二師師長陳光負傷,營連級指揮員傷亡甚
眾。

林彪在指揮部裡看到部隊傷亡這麼慘重,心急如焚。自反「圍剿」戰爭
以來,他還是頭一回這麼熊。

聶榮臻說:「不能再打了,趕快撤退。」隨即,命令紅九軍團第十四師
長作掩護,讓退下來的紅一、二師向西南方向轉移。


突圍中,在通過敵毛炳文第八師陣地時,發生了險情。敵一個營突然沖
到了林彪指揮部跟前,整個指揮部受到了威脅,殿後的第二師也有被敵切斷
在隘路口突出不來的危險。

千鈞一髮。林彪急了,霍地拔出了勃朗寧手槍。聶榮臻大聲吼道:「凡
有戰鬥力的,不管是炊事員、飼養員,全部上去!」他也拔出了手槍。

林彪又氣又急地罵罵咧咧:「這打的什麼鳥仗!」他命令身邊的參謀:
「往下傳,讓二師四團趕緊上來!」

林彪、聶榮臻身邊只有一個警衛排,排長叫劉輝山,江西永豐人,解放
後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1955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劉輝山的警衛排真能打,在這節骨眼上,硬是把一個營的敵人堵住了,
沒讓敵軍抄了林彪的指揮部。

第四團第一營首先趕到,一個衝鋒,化險為夷。

這次戰鬥,給林彪留下了極深的印象。1950 年,他在《悼左權同志》一
文中談到:

多少次險惡的戰鬥,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
投入了混戰的漩渦,不但我們的前方是敵人,在我們的左右後方也發現了敵
人,我們曾各親自拔出了手槍,向敵人連放,攔阻潰亂的隊伍向敵人反撲。
子彈、炮彈、炸彈,在我們前後左右縱橫亂落,殺聲震徹著山谷和原野,炮
彈、炸彈的塵土時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們屢次從塵土濃煙裡滾了出來。

11 月22 日,林彪、聶榮臻向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作了長
達萬言的《一軍團雲蓋山、大雄關、沙崗上等地附近戰鬥經過詳報》,列舉
了一大堆失誤:

自軍團直接以號音催五團速攻後,五團曾兩度奪取3575 高地之一部,但
其第一梯隊在擊退敵人奪取陣地後,未能繼續前進,以白刃拚搏與火力戰鬥
追隨敗退之敵;其第二梯隊也未同第一梯隊跟進擴張戰果。在衝鋒時及擊退
敵人而佔領其陣地後和在敵反衝鋒到來時,均未發揚火力。指揮員忘記了運
用機關鎗,沒有指示機關鎗的射擊目標及陣地機槍在戰鬥中隨便擺在陣地上
無人過問,槍口有的還朝著後方(二師)。全師機槍只兩枝槍帶了水,其餘
均未帶水。在陣地上臨時派人去山下打水,但哪裡有水呢?這就讓咱部隊對
隨時準備戰鬥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對火力的運用是不注意的。戰鬥中火力與
運動的配合是差到驚人的程度。

一遇到敵人較強的火力抵抗時,或較有火力的阻攔時,就在敵前停止起
來了,也不發揚火力,也不躍進,大家擠在一堆,讓敵人最有效的火力射擊
和遭受敵人的手榴彈的擲,炸死炸傷枕藉。等到敵人的反衝鋒到來,敵人走
近我們人堆的附近,以集束的炸彈投入我們的人叢間,一個炸彈就能炸著我
們幾個人。我們當敵接近前,既不知以火力壓制敵人。當真接近時,又不以
刺刀手榴彈進行肉搏的戰鬥,乘勝猛追過去。反在這時無組織地潰退下來,
並且把機關鎗也失了。在這戰況的過程中,師團雖命令衝鋒前進,但部隊並
未前進衝鋒。這方面固然因為幹部傷亡,部隊無人指揮。證明我們的部

隊的頑強性是不夠的,指揮員對部隊的掌握是很差的,戰鬥中的絕對服
從指揮的紀律也是不夠的。

戰鬥時關於伙食擔於及衛生隊的指揮很差,很多的部隊整日未得到飯
吃。伙食擔子找不著隊伍,衛生隊把收容所設在敵人附近,致使撤退時傷兵
抬不出來。


這一次戰鬥前大疲勞和臨時倉促出戰及連上人數不充實。18 號,一軍團
奉命至演口演源經神崗以西之內外演溪大山到黨口楊場之線待機,但因山大
路彎,整整走了一天。到19 號晨出發作戰時,先頭部隊自宿營地出發,而後
面部隊則才由大山上下來。這些部隊便有一天一夜未寢未食,18 號又馬上接
著出發作戰,故部隊疲勞達於極點。在戰鬥中動作之迅速與猛烈遠不及過去
戰鬥。

連上原來人數不充實,故戰鬥中表現缺乏強大之突擊力與持續力。一個
連用上去均區區只有二三十人,力量是非常單薄,稍遭死傷便更表現得零零
落落了。幹部的死傷特別大,也是因戰鬥員太少為其原因之一。在一個陣地
上,雖只一百人中,卻包含了好幾個單位。只看著指揮員、輕機槍,卻不見
有好多拿步槍的戰鬥員。

幹部,尤其是連排幹部,在戰鬥中不知履行自己的職責,只是親自打槍,
打手榴彈,表現個人勇敢,成了戰鬥員的作用,而未按照戰術去指揮戰鬥和
抓緊各種重要時機(如衝鋒和對付敵人反衝鋒)進行及時鼓動工作和維持戰
斗紀律。

十四師在神崗向羅坊麻坑警戒之連哨,既不派出偵察前去搜索,又不站
在便於展望之地點,對抵抗陣地之選定與發現敵人時之處置均無準備。19 日
晨被敵之第九十師之偵察部隊襲擊,全連人員武器大部分損失,使敵於正式
戰鬥尚未開始之前即將我軍情況得知。這是警戒疏忽的嚴重教訓。

..


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起家的最精銳主力第一軍團,輾轉在敵人堡壘
與重兵之間尋求作戰。由於敵人不輕易離開其堡壘地帶,

紅軍又纏住敵人死拚死打,仗一般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憊和消耗了自己
的兵力。

聶榮臻回憶說:「在福建事變期間,我們一軍團被西調至中央蘇區北線
的永豐地區作戰,企圖在那裡突破敵人的堡壘封鎖線。在戰術上,李德強調
要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為此,軍委於八月下旬專門下達了命
令,要部隊用這種戰術作戰。這個戰術,就是敵人修碉堡,我們也修碉堡,
待敵人進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們即短促突擊去消滅敵人。採用這種戰術,
我軍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麼結果。1933 年12 月25 日在永豐南面打的丁毛
山戰鬥,就是和宋子文的兩個美械裝備的稅警團及唐雲山的第九十三師打。
面對他們修築的堡壘線,我們也修築堡壘與之對抗,打了一個多星期,結果
完全是得不償失的消耗戰。敵人有飛機,又有大炮。國民黨軍隊從德國買了
幾門普伏式山炮、野炮,還有幾門一○二口徑的重迫擊炮,數量並不多,但
調動很靈活,偵察到我主力到了那裡,他們就把它調來了。我們的部隊打得
很英勇,但傷亡很大。三團有九個連,卻陣亡了十三名連級幹部。當時就有
人聽到三團一個當排長的瑞金老俵發牢騷說:『不知搗啥鬼喲!我們一夜不
困覺做了一個堡壘,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壘,我們只有用牙齒去
咬!我們沒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壘,搞什麼鬼!』後來,遵義會議作
總結時,把這次戰鬥也歸入『拚命主義』戰鬥之列。」

丟失黎川,肖勁光被押上軍事法庭

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這樣寫道:「第五次反『圍剿』中,肖勁光


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聽任命運的擺佈。」

當時《紅色中華》更是作了聳人聽聞的報道,說:「肖勁光把赤色的黎
川城,以及紅軍用血肉換來的一部分軍用品送給敵人,做了

敵人的內應。」

1934 年1 月,中共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正是
根據這條「罪狀」,對紅七軍團政委肖勁光,在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
實行了公審、判刑。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黎川事件」。

「大決戰」伊始,蔣介石和博古都看中了黎川。黎川位於瑞金的東北部,
與福建毗鄰,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它既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結合部,
也是蔣介石包圍中央蘇區東線與西線的匯合部。

閩贛省委和省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省委書記是顧作霖,省蘇維埃政府
主席是邵式平,省軍區司令員是肖勁光。

大敵當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共內部發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不顧敵強
我弱的實際情況,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剝奪了軍事
指揮權的毛澤東,則主張放棄黎川,誘敵到福建建寧、泰寧一帶,集中紅軍
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黎川前線軍事負責人肖勁光,贊同毛澤東的看法。他給前總發電,建議
讓出空城,從側面打擊敵人。

然而,毛澤東和肖勁光的意見,絲毫未被考慮,肖勁光接到的命令是「死
守黎川」。

1933 年9 月中旬,敵周渾元三個師乓臨黎川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個星期,肖勁光的主力部隊全被博古調走,第十九
師往福建,另一個獨立師參加硝石戰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導隊和
一些地方游擊隊。

不日,閩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率機關撤出黎川城。

周渾無三個師,開始還是小心翼翼,但後來發現「空城」的秘密,於是
大膽進攻。

肖勁光無法「死守」,率教導隊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9 月28 日,黎川失陷。

失守黎川,肖勁光一時還未被「問罪」,因為理由不充分。七十人抵擋
三個師,怎麼也說不過去。

肖勁光被召到瑞金接受任務。根據中革軍委關於把小團小師整編成大團
大師正規部隊的決定,肖勁光奉命以原贛東北紅十軍、閩北獨立師和他所領
導的閩贛軍區為基礎,組建紅七軍團。1933 年10 月28 日,紅七軍團正式成
立,尋淮洲任軍團長,肖勁光任政委,下轄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個師和
紅十軍南下獨立團。

1933 年11 月10 日,紅一方面軍「前總」發出「收復赤色黎川」的命令,
要求肖勁光率紅七軍團,配合彭德懷紅三軍團攻打黎川之外圍據點滸灣。然
而,滸灣一戰,肖勁光非但沒有「將功補過」,相反又吃了一個敗仗。

滸灣失利後,肖勁光被召到「前總」所在地福建建寧。

一位「前總」負責人在談話之前遞給肖勁光一本《鐵拳》刊物,這是「前
總」的前線刊物。接過《鐵拳》,肖勁光大吃一驚,刊物的總標題是《反肖
勁光機會主義》專號,並載有閩贛省委書記顧作霖等三人的文章。

其實,批肖勁光的「機會主義」鬥爭已經開始,他還蒙在鼓裡。


一個星期前,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就召開了黨員幹部會議,進行反對以肖
勁光為代表的「機會主義」的鬥爭。紅軍總部負責人親自參加並主持會議。

會上,「揭發了肖勁光機會主義動搖的性質」和「這一機會主義路線所
造成的罪惡」,「會場充滿了鬥爭精神」,強調要把「反肖勁光機會主義」
的鬥爭深入到每個支部每個黨團員以至每個紅軍戰士中去」。

顧作霖作為閩贛省委書記寫了批判文章。文章說:
黎川失守,雖由於我們許多錯誤造成,但肖勁光實為直接的責任者。
當時肖勁光不僅有一個師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以遲阻敵人於硝石之線,

黎川附近地方部隊和群眾,亦可廣泛發展游擊戰爭與堅壁清野,以滯止敵人

前進。
肖勁光是紅軍中羅明路線的最典型的代表..
閱罷《鐵拳》,肖勁光心裡說不出的怨氣。「這是什麼意思?!」肖勁

光問,「丟黎川,滸灣失利,原因在哪裡,前總調查了沒有?事情沒弄清楚,
問題就定了勝,批判文章也出來了,而且這麼快,才兩天。這不是早已準備
好了的嘛。」

「我是機會主義?!我覺得這種打法就不對。」
肖勁光不服氣,言辭尖銳地進行了辯解。
「你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前總負責人一錘定音。「儘管事實可能有出

入,但是黨已決定在軍隊中開展反對以你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

爭,以教育全黨和全軍。」
「如果不講事實,我還有什麼可說呢。」肖勁光說。
談話後,肖勁光被關押了。
「前總」一批肖勁光,閩贛省委緊接隨後。
閩贛省第一屆工農兵代表會議上,省蘇政府主席邵式平指責肖勁光為首

的「機會主義的羅明路線」,使「赤色黎川落入敵手,造成了省革委工作史
上的污點」。會議強調對與肖勁光一樣退卻逃跑的政府工作人員「應當給以
指責」。

彭德懷首先為肖勁光鳴不平,他跑到「前總」,說:「滸灣一戰失利不
怪肖勁光,不是他的責任。這一仗是怎麼指揮的,要紅三軍團倉促趕到滸灣,
敵人有飛機,有裝甲車,還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讓別人佔了..」

其實,滸灣一戰失利,博古和李德想藉機整彭德懷。他們把紅三軍團政
委滕代遠、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整掉了,還想再把彭德懷也整掉。由
於彭德懷影響太大,未敢動手。為了在軍內反對「機會主義」,打擊擁護毛
澤東路線的人,於是抓肖勁光開刀。

對博古和李德來說,很難理解曾二次到蘇聯,並畢業於蘇聯列寧軍事政
治學院的肖勁光,怎麼就不熱衷於正規戰,而對游擊戰執迷不悟。

肖勁光於1920 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 年轉為中共黨員。在
列寧逝世時,他曾和任弼時、劉少奇等人一起作為東方民族的代表為列寧守
靈。他參加過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六師黨代表。1930 年從蘇聯回國被
派往中央蘇區,曾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紅軍學校校長、紅五
軍團政委。在反「圍剿」戰爭中,肖勁先很快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比在蘇
聯軍事學院學到的要更適合中國國情。所以,他成為了毛澤東路線的堅決擁
護者和執行者。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李德為全面實行其軍事路
線,借「黎川事件」在軍隊裡「動手術」,抓一批人,處理一批人。數十年


後,肖勁光在談及此事時說:「『黎川事件』問題不是我個人,不是一件孤
立的事件,而是反『羅明路線』,反『江西羅明路線』從地方到軍隊的繼續。」

「反江西羅明路線」時反了「四大」——鄧毛謝古,博古說還有「四小」
——肖勁光、李井泉、陳正人、余澤鴻。李井泉曾往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政
委辦公室秘書長、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陳正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
長、省委代理書記、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余澤鴻任建寧中心縣委書記、建
(寧)黎(川)泰(寧)軍分區政委兼建寧警備區政委。

博古一點名,他們都少不了挨整。

肖勁光被押送瑞金後,中央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對肖勁光進行「殘
酷鬥爭,無情打擊」。

博古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提出在軍隊開展反「退卻主義」、「游擊主
義」的鬥爭。凡對臨時中央軍事路線不理解或執行不力者,都為「右傾機會
主義」。

這次會議之後,「活動分子」在部隊中都貫徹執行博古的報告。

一時間,對肖勁光的鬥爭危言聳聽,貼出了博古首先喊出的「打倒蔣介
石的走狗肖勁光」的口號和標語,還運用報刊、漫畫、戲劇等各種形式,大
張旗鼓地對肖勁光進行批判鬥爭。博古對此覺得還不夠「殘酷」、「無情」,
他對肖勁光說:「黨決定公審你。」

1934 年1 月4 日上午,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對肖勁光實行了公
審。

公審規模之大,氣氛逼人,在中央蘇區還是頭一次,參加大會的有中央
和各後方機關代表、群眾近千人。一陣口號後,書記員宣佈了對肖勁光的控
告書,其「罪狀」有二:黎川失守和滸灣戰鬥「丟傷兵」。

公審前,軍事法庭並未進行預審,所以肖勁光不知何罪之有。

讀畢控告書,執行主席問肖勁光有什麼可說。肖勁光大惑不解,當著眾
人面為自己辯護:「黎川失守到滸灣戰鬥,先後一個月的時間,並沒有追究
我的責任,還讓我去組建紅七軍團。我被撤職查辦的罪名,是滸灣戰鬥失敗,
怎麼又跑出黎川失守的說法呢?」

開始給肖勁光定的「罪名」是滸灣失利,但這一仗肖勁光只是配合三軍
團作戰,不是總指揮,負總的責任或全部的責任沒有道理,彭德懷也說不怪
肖勁光。於是,李德對博古說:「黎川失守要問罪肖勁光。」

執行主席又問:「不管怎麼說,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勁光繼續辯解道:「我的部隊全都調走了,敵人是三個師,我只有七
十人的教導隊,怎麼守得住?差不多快被敵人包圍的時候,我才帶隊伍撤出
黎川城,這有什麼錯呢?」

「為什麼不發動群眾?」又問。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麼發動群眾?即使發動了群眾,他們赤
手空拳,怎麼能對付得了有槍有炮的敵人?..」

大會執行主席無話可問。

「至於傷兵的事,」肖勁光繼續辯解:「八角亭我們傷亡三百多

人,我派周子昆師的一個營,護送傷員經過敵占區到後方,途中遭遇敵
人襲擊,有十幾名傷員掉隊,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達後方根據地..」

經肖勁光這麼一說,兩條「罪狀」都不成立。開始不明真相喊口號的群
眾也不再作聲了。


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大會執行主席宣佈公審結果:開除肖勁光的
黨籍和軍籍,判處五年徒刑,無上訴權。

公審肖勁光,毛澤東開始並不知道。雖然掛有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
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但軍委根本就沒有開會討論過這事。博古對李德說:
「不要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此很敏感,他們都是執行
同一條路線的。」還說:「肖勁光是毛澤東比較親近的老鄉。」

公審會後,毛澤東才知道這一情況。他十分氣憤,說:「打擊肖勁光是
殺雞給猴看,打擊肖勁光,就是打擊我。」

毛澤東委託賀子珍去看肖勁光,並轉達話:黎川失守是「左」傾軍事路
線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對。

對肖勁光的處理,李德很不滿意,他對博古說:「判五年刑,太輕了,
要殺一儆百,要槍斃肖勁光。」

在此之前,紅三團第五師十四團政委麥農本就因滸灣失利而被軍事法庭
處以極刑。

這個問題提到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上討論。毛澤東堅決不同意,力保肖勁
光。王稼祥也不同意,他拒絕在文件上簽字。王稼祥既是中共軍委副主席,
同時又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在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的保護下,肖勁光非但沒殺,還獲釋放,並到紅
軍大學任教員。

肖勁光怎麼也沒想到,情況會發生如此變化。一個「罪犯」去當紅軍大
學教員!數十年後,他談及此事,感慨萬千地說:「我得以釋放,能活到今
天,是毛澤東等同志同『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鬥爭的

結果。如果沒有中央這些領導同志的保護,我很可能被殺掉了。當時有
許多好同志受打擊,多少好同志被錯殺啊。我是一個倖存者。」紅軍大學設
在距瑞金縣城十多里的一個山坡上。這裡原來荒無人煙。學員們自己動手,
搭起了一排排茅草屋。

紅軍大學是根據李德和博古的意思辦起來的,所以,從指導思想到教學
方法,幾乎都是倣傚蘇聯紅軍學校的那一套。校長是張宗遜,後由何長工擔
任。

說來有趣,肖勁光、宋時輪、周七第、蘇進、馮達飛等犯有嚴重「錯誤」
的紅軍高級指揮員,此刻都成為了紅軍大學的教員。1934 年秋,中央蘇區形
勢日趨緊張,紅軍節節敗退,肖勁光的心情越來越沉重。10 月10 日,肖勁
光與部隊一起參加了長征。1935 年1 月,肖勁光抵遵義城。當天晚上,周恩
來約見了他。周恩來握住肖勁光的手,說:「中央這次會議為你平反了。你
的問題過去搞錯了,中央取消了對你的處分,決定恢復你的黨籍和軍籍,還
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四渡赤水之後,肖勁光被派到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接替葉劍英任軍團參
謀長。

解放後,肖勁光擔負起創建人民海軍的重任,任海軍司令員,1955 年被
授予大將軍銜。


第三章福建事變,一次改寫歷史的絕好機遇

蔡廷鍇與彭德懷,不打不成交

國共「大決戰」剛打兩個月,蔣介石便後院起火,陳銘樞、蔣光鼐、蔡
廷鍇聯名反蔣,爆發了震動全國的福建事變。

十九路軍替蔣介石賣命打內戰,也可謂是朱毛紅軍的老冤家。

第一次「圍剿」,蔡廷鍇遲到一步。剛進蘇區,張輝瓚即告全師覆沒,
十九路軍聞風而逃。

第二次「圍剿」,十九路軍剛打完淞滬保衛戰。中共曾聲援過這些抗日
將士,故不願使其雪上加霜。儘管蔣光鼐、蔡廷鍇深入蘇區寧都境內,但紅
軍未曾動他,而讓第五路軍王金鈺、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第六路軍朱紹良
傷筋斷骨,丟盔棄甲。

第三次「圍剿」,紅軍不再客氣。彭德懷、滕代遠的第三軍團和陳毅的
江西軍區,與蔡廷鍇三個師,在興國境內高興圩激戰三天兩夜,幾萬大軍在
彈丸之地殺得天昏地暗。後來蔡廷鍇在其自傳中敘述這場血戰時寫道:

紅軍以其最強悍之部隊及彭德懷之軍官隊,向我猛衝。我軍受其強烈壓
迫,全線略為動搖。第六十師沈光漢師長及師部不明前線情況,又不沉著,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竟受潰兵之影響,擅自向興國方向退去十餘里。甚至總
部人員及我之隨從亦有逃跑,頗為紊亂,無線電亦放出緊急電。當時我見此
情景,危殆萬分,憤欲自殺以殉

國..

十九路軍確實能打。高興圩一戰,紅軍雖殲其三千,但也傷亡千餘。彭
德懷的第三軍團,僅排以上幹部就傷六十六人,亡四十三人。第三軍團第四
師代理師長鄒平陣亡,三軍團政治委員滕代遠等負傷。

從此以後,彭德懷與蔡廷鍇兩軍對壘,兵戎相見,勢不兩立。

1933 年7 月,彭德懷東方軍入閩作戰,兵鋒直指老冤家蔡廷鍇。攻泉上,
克朋口,收復連城,東方軍所向無敵,勢不可當,動輒吃掉蔡廷鍇一個團、
一個旅。蔡部最精銳主力區壽年第八十七師,被東方軍紅五師李天祐、毛賁
虎第十二團打得狼狽不堪,一晝夜狂奔九十公里,形同喪家之犬。師長區壽
年痛心疾首地說:「這次失敗,是本軍最大的恥辱。」

8 月中旬,東方軍連克洋口、峽陽,圍困將樂、順昌、延平,守敵第五
十六師師長劉和鼎驚恐萬狀,魂不附體,一封接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請求
蔡廷鍇速發援兵。

8 月18 日,蔡廷鍇的王牌軍,號稱從未打過敗仗的「鐵軍」——十九路
軍第六十一師第三六六團,在芹山地區被彭德懷東方軍第五師李天祐團一舉
全殲,該團團旗和二十餘挺輕重機槍,全部成了紅軍的戰利品..

回首「圍剿」紅軍,蔡廷鍇頭皮都是麻的。打了幾年,什麼也沒撈到。
既損兵折將,又遭到全國人民和下級的唾罵、怨恨,真可謂兩頭受罪,裡外
不是人。老蔣在屁股後面不停地催,責怪他「進剿」不積極;前面彭德懷東
方軍嚴陣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鍇說:「打,也是被紅軍消滅;不打,蔣介
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蔣不仁,十九路軍也不義。於是,逼上梁山,蔡廷鍇乾脆走第三條路:
聯共反蔣。


十九路軍反蔣聯共,頗費了一番周折。
1933 年8 月30 日晚,黃琪翔在上海家中請客。同席的有章伯
鈞、彭澤湘、劉伯垂和麥朝樞等。正在吃飯時間,晚報送到,登載:十

九路軍在閩與紅軍作戰,打了大敗仗;區壽年部在連城全師覆沒,譚啟秀部
在延平戰敗,退出水口;紅軍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這條消息,異常震驚,
因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軍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無論在私在公,都必須設
法挽救十九路軍。大家當時估算,蔣中正蓄意消滅十九路軍,現在正好借紅
軍達到目的,一定不會增調援兵。廣東軍隊也在贛南受到紅軍牽制,無兵可
調。這樣,十九路軍就只有坐以待斃了。最後彭澤湘說:「現在種種想法,
都很難收實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負責人談判,說明十九路軍是抗日
反蔣的,應說是革命同路的軍隊,紅軍不應該把它消滅;如果紅軍消滅十九
路軍,正好中了蔣介石借刀殺人的毒計。要求中共中央轉電紅軍領袖,先行
下令停止進攻,然後再商量具體條件。這樣決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
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但不知十九路軍方
面是否能夠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黃琪翔寫信寄香港陳銘樞。陳接信後,函復
已派梅龔彬到上海與中共接頭,可就近配合進行。但多次商談,未獲得積極
的結果。

蔡廷鍇心急如焚。陳銘樞一到福州,就責問道:「你口口聲聲說己和共

產黨取得聯繫,如今紅軍全力向東,想消滅我軍,這是合作嗎?」
陳銘樞無可奈何:「合作沒有成功,當然不會停止敵對行動嘛!」
費了很多心思,陳銘樞想到一個人,這就是陳公培。陳銘樞對陳說:「十

九路軍想與共產黨合作,但沒有關係,找不到合適人選。你曾經在周恩來、
朱德那裡幹過事,你想辦法聯絡他們。」

陳公培從香港來到福州,會見蔡廷鍇和蔣光鼐。因是陳銘樞推薦的,蔣、
蔡覺得靠得住。於是,決定由陳公培作為十九路軍的代表,赴前線與東方軍
彭德懷部接洽談判。

此事關係重大,要十分慎重。蔣光鼐用綢子給彭德懷寫了一封
密函,表示願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紅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並提
出雙方先行停止戰爭行動,互派代表和談。
為了萬無一失,蔡廷鍇用汽車親自將陳公培從福州送到水口前線,並交

給他一個密碼本。
陳公培化裝成一個閩中農民模佯,綢子密函藏在內衣腰帶中。
延平前線十九路軍補充第一旅旅長司徒非,奉蔡廷鍇命令,將陳公培秘

密送過前線。
9 月22 日,陳公培抵達東方軍司令部——延平縣西南六十里之王台鄉。
在這裡,他見到了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滕代遠,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彭德懷看了蔣光鼐、蔡廷鍇的和談信後,立刻致電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

和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
次日凌晨,彭德懷接到中共中央局關於與蔣、蔡談判的電示:朱周彭滕:
關於蔣蔡談判,請提下列先決條件:
(一)停止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在軍事上立刻停止前線及後援之前進,

集中沙縣之部隊,可撤至相當地點,沙縣仍可維持其統治,譚師亦應作向後
退,我們可允許不再前進..經濟上應允許停止一切對於蘇區貿易之封鎖。
(二)釋放在福建牢獄中的政治犯,及保證反帝運動及反帝組織之自由。


(三)發表反日及反蔣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項條件後,雙方訂立協定,
磋商後作戰協定,及其他具體問題之具體步驟。但蔣蔡此種行動極有可能,
像求得一時緩和,等待援兵之狡計,我方得警戒並須嚴加注意。談判時依據
上述條件及政府屢次宣言,但過分及一時不能接受之條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

當天上午,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與陳公培進行談判。

陳公培說,此次來的原因有三:共產黨有聯合抗日聲明;十九路軍願意
同紅軍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及其最大的工具蔣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蘇區來看
看,聯繫聯繫。

彭德懷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條件後,指出:十九路軍抗日是對的,
進閩「剿共」是錯誤的。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抗日必
須反蔣。用十九路軍「剿共」是蔣介石的陰謀。「剿共」和消滅十九路軍對
蔣介石都有利。

陳公培進一步談到蔣光鼐、蔡廷鍇的一些保證,比如「停止進攻蘇區」,
「釋放共產黨人」,「取消經濟封鎖」等,但同時要求「紅軍退出洋口」,」
以泰寧、將樂、建寧、清流、連城為界」,「保守條約內容的秘密」等。

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根據中央局電示精神,對陳公培所提各款予以
答覆。彭德懷指出:「為了擴大民族革命戰爭,實踐蘇維埃中央政府之屢次
宣言,紅軍與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的談判基礎上,訂立共同作戰協定,以首
先打倒蔣介石為罪魁的南京賣國政府,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出中國。」

陳公培見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言辭懇切,入情入理,毫無意見,遂
用東方軍的電台,致電蔣光鼐、蔡廷鍇,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予以答覆。

行伍出身的彭德懷,還是頭一回搞談判。他作為東方軍的最高指揮官,
專設午宴,熱情款待了炮火中廝殺了幾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懷在《自述》中回憶說:

招待吧,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臉洗腳,一直沿襲到抗
美援朝回國後,才改變了這種傳統做法。

我們請他吃飯,大臉盆豬肉和鴨子,都是打土豪打來的。

後來中央聽說這種招待法,很不高興,認為太簡單了,責備彭德懷對此
事不夠重視。這一點,在中央局9 月25 日給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滕代遠
對談判的指示電文的第三條有反映:

請你們特別注意,勿因談判而妨礙我們積極行動,同時應將談判看成重
要之政治舉動,而非簡單之把戲。在談判中只用紅軍名義指揮,特別注意在
言談及條件中勿洩露我軍任何軍事秘密。

中央的態度說「重視」,但改變也快,有點兒朝令夕改。上午電告說「看
成重要之政治舉動,而非簡單之把戲」,晚上9 時又以項英的名義,致電朱
德、周恩來、彭德懷、滕代遠,要彭「耍一個滑頭」: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對公
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時,順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
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來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
之兵。但絕對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
情進行。


彭德懷性格直爽,坦坦蕩蕩,喜歡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覆覆的電
令,把他弄得有點兒稀里糊塗。他後來聽滕代遠說,博古講「第三黨比國民
黨還壞,對民眾帶有更大的欺騙性」,彭德懷愈發覺得摸不著頭腦了。

彭德懷在回憶中寫道:

我雖然不同意他們這種關門主義的看法,但又覺得提不出什麼理由來。
這時我有一種自卑感,覺得知識分子總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來電責備招待
不周吧,不夠重視吧,現在又說,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這才是不夠重視哪!
他反蔣抗日對我們有什麼不好呢?當時我要是讀了《中國農村各階級的分
析》這本書,我就要批判他們,可是我那時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批判
能力。我入黨前,就只看過一本《共產主義ABC》,看過一本《通俗資本論》,
當時我也是第六年的黨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摸邊,多麼需要革命理論
武器!革命的熱情嗎,自問還是有的。

彭德懷首次談判便寫下了出色的一筆。27 日,彭、滕致電朱德、周恩來
並轉項英,報告十九路軍方面「在我們讓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當條件」。

28 日,彭德懷派人護送陳公培出蘇區返回十九路軍。陳公培帶去了一封
彭德懷給蔣光鼐、蔡廷鍇的書信。彭德懷讚揚了蔣、蔡反蔣抗日的主張,同
時要求蔣、蔡從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黨中央正式談判。

紅軍與十九路軍停止了敵對行為,並開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紅都瑞金的使者——潘漢年、黃火青、張雲逸

正在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任政治委員的黃火青(校長為陳賡),深夜忽然
接到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的電話,要他立即趕到軍委駐地沙洲壩,去執行一
項緊急任務。

當時,黃火青正害惡性瘧疾,發著高燒。劉伯承顧不了那麼多,口氣很
硬,說:「坐擔架也要抬來。」

黃火青確實是被擔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壩的,並在紅軍總醫院
往了一星期。

出院後,黃火青到軍委總部報到。劉伯承告訴他具體任務,要他隨中央
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到福建十九路軍做聯絡工作。黃火青這才知道尚屬「秘
密」的來龍去脈。

一個月前,陳公培帶著彭德懷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鍇閱罷,旋即電告在
香港的陳銘樞。陳銘樞喜出望外,當天乘飛機抵榕城。他對陳公培說:「你
為十九路軍辦成了一件大事。」

根據彭德懷信中所說,派代表赴瑞金與中共正式談判,陳銘樞、蔣光鼐、
蔡廷鍇商定,讓也曾與中共關係甚密的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的全權代表。

徐名鴻,廣東豐順人,早年參加過共產黨。南昌起義時任第四軍十一師
黨代表,後又任軍政治部主任。南昌起義失利後脫黨而參加第三黨,並長期
在十九路軍工作,時任十九路軍秘書長。

陳公培已順利往返了一回,熟門熟路,陳銘樞命他二度入贛。第三位使
者名叫陳小航,一個文化人。

10 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達紅都瑞金。

徐名鴻帶來一封蔣光鼐、蔡廷鍇給朱德、毛澤東的信。蔣、蔡並不瞭解
中共內部的複雜矛盾,以為瑞金是朱毛說了算,因為多年來都是與朱毛在戰


場上打交道,對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後,打電話給毛澤東,說:「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
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來,十九路軍此舉,並非什麼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過於重視。
或者說,他壓根兒就反對。因為博古向來對十九路軍厭惡。

早在九一八事變時,十九路軍不願再做蔣介石的炮灰同紅軍打仗,在贛
州喊出了「不打內戰」,「共同抗日」的口號。博古卻說,中間派比蔣介石
還具有欺騙性,是更危險的敵人。

一二八抗戰,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決議,不是支援蔣、
蔡抗日,而是號召士兵起來推翻「長官」。蔣介百企圖消滅十九路軍,把蔡
廷鍇從上海調到福建「圍剿」中央蘇區。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
同抗日三條件,而說:「國民黨軍隊的上層軍官,是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
的,我們也不會同他們談什麼條件。」

毛澤東作為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會見了徐名鴻等。毛澤東說,十九路軍
過去替蔣介石打紅軍,壓迫人民是錯誤的,但現在不願打內戰,積極抗日,
中國共產黨是歡迎的,支持的。蘇維埃中央政府願意與十九路軍合作,雙方
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蔣抗日。福建使者廣泛地與中共和紅軍領導人進行
了接觸,會見了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

周恩來負責了這次談判工作,並派潘漢年為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
全權代表,與徐名鴻等具體談判。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過小學教員、報館編
輯。1926 年冬,往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寫股股長、宣傳科長兼《革命軍日
報》總編,參加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長期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域左翼文
化運動,歷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黨困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中國
「左聯」黨團書記等職。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紅旗日報》採訪部主任,江
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央特科委員會委員、第二行動科科長等職。1933 年進
入中央蘇區後曾任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

雙方談判進行了數日,協議條款已擬定。

到了這個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對十九路軍表示懷疑。在中央討論條款時,
發生了爭論。

博古說:「哪有貓兒不吃腥,哪有軍閥不反革命。十九路軍過去是我們
的敵人,今天就不可能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與「左」傾關門主義者的觀點完全相反,極力主
張與十九路軍合作,抗日反蔣。

毛澤東提出,我們聯合十九路軍,不僅在政治上對全國人民和對國民黨
軍隊會起到重大影響,在與蔣介石的軍事鬥爭上,也會產生直接的對我們有
利的作用。

毛澤東的意見,在爭論中得到大多數人支持。

博古終於同意與十九路軍簽訂協定。但他解釋道,與蔡廷鍇聯合,僅僅
是為了「在群眾面前證明蘇維埃紅軍忠實於自己的宣言,藉以揭破十九路軍
的真實面目」。

1933 年10 月26 日,潘漢年與徐名鴻簽訂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軍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初步協定》共十一條: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如附件),在該

線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
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

動(各民族抗日反帝團體及一切武裝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
罷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協定簽訂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訂立本協定原
則發表反蔣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
(六)初步協定簽訂後,互派全權代表常駐,應由雙方政府負責,保護
該代表等人員之一切安全。
(七)雙方人員有必要往來時,由各駐代表要求籤發互照通行證,雙方
負保護安全之責。
(八)本協定在福建及十九路軍方面反日反蔣軍事佈置完成前,雙方對
於協定交涉應嚴守秘密,協定公佈經得雙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條件後,雙方應於最短時間,另定反日反蔣具體作戰

協定。
(十)雙方貿易關係,應依互助互惠之原則另定商業條約。
(十一)本協定在雙方全權代表簽訂草約後即發生效力,正式協定共計

兩份,經雙方政府軍事機關正式負責人簽名蓋章後,各執一份執照。
這個協定,對蔡廷鍇來說,並未實現其意圖。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中共中央代表具體和徐商談,主要談判閩西蘇維埃區與閩西善後處(即

閩西善後委員會)雙方劃界而治的問題。我希望徐名鴻談判十九路軍和紅軍
共同抗日反蔣大計,能與紅軍取得一致意見。惟中共代表人對我們的意圖不
夠瞭解,卻很少談到這些問題(和紅

軍沒有達到攻守同盟,是「閩變」迅速失敗原因之一)。於是10 月間草

草訂立一個臨時劃界協定。
根據《初步協定》,中央決定派潘漢年為正式代表,黃火青為秘書駐榕。
黃火青住醫院一個星期,潘漢年不能久等,與徐名鴻、陳公培先行。因

為蔡廷鍇來電催徐名鴻速回福州籌備舉事事宜,陳小航留下來在古田等黃火
青。
為了便於秘密工作,潘漢年讓黃火青改用化名——黃一青。臨行前,中
央局秘書長鄧穎超交給了他電報密碼,並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寫密信。

黃火青是獨自一人上路的。隊瑞金經福建新泉到上杭。黃火青靠兩條腿
走了兩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陳小航。那段日子,黃火青與陳小航
來往較多,比較熟悉。但一直到將近五十年後的1982 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
著名的外國文學翻譯家羅稷南。

趕了兩天路,黃火青著實累了。他到古田後一覺睡到大天亮。起床時,
陳小航要他看看身後。黃火青一回頭,牆上寫著四個大字:「消滅共匪。」
兩人哈哈大笑。

幾天後,黃火青趕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軍司令部,同潘漢年住在一塊
兒。
草簽了《初步協定》,十九路軍解除了後顧之憂,加緊策動福建事變,


終於1933 年11 月20 日舉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漢年代表瑞金蘇維埃政府,徐名鴻代表福建
政府正式簽訂了《抗日反蔣停戰協定》。

福建事變反響甚大,震驚中外。潘漢年及時地通過十九路軍電台,向瑞
金髮了兩份電報。

中央回電,要潘、黃二人回去一人詳細匯報。十九路軍迫切需要與紅軍
合作。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鍇即致電瑞金,要求紅軍派一個軍事代表駐福
州。

中央決定,派張雲逸作為蘇維埃政府的軍事全權代表駐福州。

張雲逸,海南文昌人,曾與鄧小平等領導左右江起義,任紅七軍軍長。
1930 年率部進入江西蘇區,與湘贛紅軍會師。曾任湘贛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
謀長,紅三軍團第七軍參謀長,江西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
革軍委副參謀長,紅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兼作戰局局長等職。他早年和李宗
仁、白崇禧同在桂軍,和西南部隊都有關係,與福建軍人也相當熟悉。

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代表方方隨同張雲逸抵榕,與福建人民政府訂龍省省
長和汀龍省政府秘書長陳小航,根據《初步協定》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
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基本解決了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而達福建沿海
的通道,打破了蔣介石的經濟封鎖。

十九路軍有飛機,福州有機場。博古說,我們也要有飛機。於是,由周
恩來負責,在瑞金修建了飛機場。

中共中央委託國家銀行福建省分行行長賴祖烈去福州買飛機。他帶著百
余兩金子乘汽車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內被土匪搶劫一空。賴祖烈後來受到
嚴重處分。

瑞金與福建政府的交通打開後,開始了經貿交流。

毛澤民可謂中央政府的理財家,中央政府國家銀行就是他一手籌建起來
的,並任行長。贛南有豐富的稀有金屬——鎢砂。毛澤民領導開發鎢砂資源,
任中央政府鎢砂公司總經理。

賴祖烈以「中華商業總公司」總經理身份,與副總經理劉秉奎等人,去
龍巖與徐名鴻、陳小航商談貿易。蘇區用鎢礦石、樟腦油、毛邊紙同福建政
府交換食鹽、煤油、西藥、布匹等。

除了兩個政府間官方貿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貿易也十分頻繁,通商集
市頗為熱鬧。

羅明在中央黨校學習後,擔任了中央黨校教育處處長。由於他長期在福
建省擔任領導工作,對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變後,他再度出山,
被派往福州,執行兩項任務:其一,與我黨駐榕代

表聯絡;其二,恢復發展地方組織的工作。

潘漢年、張雲逸、黃火青,與福建人民政府領導人陳銘樞、李濟琛、蔣
光鼐、蔡廷鍇等,就政治、軍事、外交、貿易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接觸和交談。

羅明組織我黨在福建的地下黨員陳昭禮、龔飲冰、靖任秋、何奮、鄧拓
等人,分別在福建人民政府裡或公開或秘密地開展工作。

在羅明尚未到福州時,當地黨組織還是提「反蔣蔡,反福建人民政府」
口號。羅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廈門兩中心市委負責人會議,傳達黨中央
對「閩變」的指示,並對今後的地方工作做了佈置:

(1)利用「閩變」時機,開展抗日、反蔣的宣傳活動;

(2)注意秘密活動與公開活動相結合,不要將地下組織全部公開;
(3)目前首要任務是爭取在押政治犯的釋放。
於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閩侯地方法院,根據
《初步協定》第三條精神,於12 月4 日、5 日、7 日分別釋放了在押政治犯,
其中有我地下黨員馬立峰、範式人、蔡明善、楊赫光等。

羅明不僅協助地下黨安排這些出獄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動地下黨開展支
持十九路軍反蔣抗日活動。

福州中心市委於12 月16 日收到中央10 月30 日的來信。

信中指出:「我們黨在福建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總方針,應該是一方面
盡可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
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們要無情地反對『左』傾關門主義。」

根據中央來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領導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
福州分會」,以「遠東反帝非戰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會」的名義,公開活動,
並在公開發行的《反帝新聞》等刊物上發表《為號

召廣大民眾建立反帝非戰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宣言》,提出八條綱須,
福建人民政府機關《人民日報》和《國光報》曾全文轉載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戰會」是我黨的外圍組織,但他們依照《初步協
定》第四條的規定,允許其公開進行活動,而且還邀請其負責人到他們的中
國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報告,並參加他們外圍組織的核心成員會
議。

由於中共地下組織充分利用「閩變」的有利時機來宣傳抗日救國,使福
州群眾性的反日運動得以迅速發展,先後建立了公共汽車抗日反帝同盟會,
鳳崗農民抗日會,甘蔗農民反日會,福建學院檢查日貨會等組織,並都展開
了公開的活動。

福建政府獨樹一幟,更改民國年號

鼓山會議,「閩變」的頭一天,決策層還在進行要不要「舉事」的爭論,
而且十分激烈尖銳。

李濟深、陳銘樞等十九路軍的老前輩,與蔣介石積怨甚深,迫不及待地
要盡快舉起反蔣的旗幟;十九路軍實權在握的蔡廷鍇,則以為時機尚不成熟,
草草行事,恐難成功,主張推遲舉事。

蔡廷鍇的意圖,被李、陳誤解,以為他想打退堂鼓。因為蔡從上海調福
建,委員長「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軍內部矛盾與隔閡,當然有歷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蔣介
石「抬舉」蔡廷鍇,排擠打擊陳銘樞、蔣光鼐。

十九路軍的旗號,是在1930 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樹起的。它的根底是廣
東國民政府時期的粵軍第一師。後來,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為軍長。
下轄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第二十八團團長蔡廷鍇,第二十
九團團長范漢傑,第三十團團長戴戟)和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

北伐戰爭中,第四軍戰功卓著,把吳佩孚打得連連敗退,受到北伐軍總
司令蔣介石的多次嘉獎。

1930 年中原大戰,蔣光鼐,蔡廷鍇第一次打出十九路軍旗號,為蔣介石


力挫閻、馮於山東、天津戰場,立下汗馬功勞。

在十九路軍,若論資排輩,當依次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1920 年
陳銘樞在粵軍當營長時,蔡是其部下一個排長。十多年的戰爭風雲,其三人
在十九路軍中形成一種格局:陳銘樞主政治,蔣光鼐主運籌,蔡廷鍇主督戰。

陳銘樞倚老賣老,與蔡廷鍇產生了矛盾。

蔡廷鍇在回憶他與陳銘樞的關係時說:

陳長期以家長自居,把軍隊看做私人資本,領袖慾強,野心勃勃,不體
念官兵犧牲奮鬥的艱難,多疑善變,遇事投機,總想僥倖地孤注一擲。這些
是非、成敗、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閡,不如我和
蔣光鼐做到魚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閩變過程中,如不是蔣光鼐從中調解就
搞不起來。

福建事變,陳銘樞是首領。他之所以急於舉事,是因為陳蔣矛盾太深。

陳銘樞開始是擁蔣的,並積極參與替蔣介石打內戰,樹立與鞏固蔣介石
的統治地位,但後來卻成了反蔣的急先鋒。

從1927 年寧漢分裂,到1932 年寧漢由分裂到合作,陳銘樞是擁護蔣介
石的。如果說,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軍隊擁蔣到反蔣的分水嶺的話,那麼陳
銘樞的分水嶺也如此。

一二八抗戰前後,陳銘樞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長,孫科組閣時,又任副院
長兼交通部長。他利用十九路軍及結交一些進步文人為政治資本,提出停止
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多少有和蔣介石、汪精衛等爭奪權力的野心。因此,
不容於蔣、汪政權,被迫憤而出走。

出國後,陳受到蘇聯政府禮待,研究了蘇聯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勞動
人民當家做主的道理,同時受歐洲當時反法西斯人民陣

線運動啟發,1933 年6、7 月間回到香港,就想聯合第三黨、國民黨內
反蔣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國光社一批知識分子,組織反對獨裁的人民陣
線,企圖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陳銘樞出國前,原想推選宋慶齡出來領導這一運動,宋不同意;回國後,
又想推胡漢民出來在廣州組織獨立政府,但由於陳濟棠以保持廣東半獨立為
滿足,胡不願出來。於是,乃聯絡李濟深,想通過李濟深拉李宗仁、白崇禧
和福建一道反蔣。

7 月間,李濟深派親信幕僚尹時中為代表,攜帶政治綱要到南寧進行聯
系。李、白鑒於陳銘樞的作法過分,就以廣東不願合作,沒有後方為詞,不
願參加。

李濟深和陳銘樞取得一致意見後,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務委員會,聯絡西
南各省實力派——湖南何鍵、貴州王家烈、雲南龍雲、四川劉湘等派駐廣州
及香港的代表,與山東韓復矩、陝西楊虎城也直接有聯繫。與同情反蔣的如
泰安馮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鈞等也派有專人聯繫。

第三黨的領袖鄧演達和陳銘樞私交頗好,鄧被殺害後,該黨黃琪翔、章
伯鈞、彭澤湘等人和陳也有來往,並支持十九路軍。1933 年春,該黨曾介紹
大批幹部到福建搞農村工作,並幫助十九路軍辦軍官訓練班,取得一定成績。

1933 年9 月間,李濟深、陳銘樞等已邀該黨負責人黃琪翔、章伯鈞、麥
朝樞等到香港商量反蔣之事,該黨成為陳銘樞可靠的支持者,雖然各有各的
一套,然而在反蔣抗日,對農村採用計口授田的綱領上,基本還是一致的。

陳銘樞是以十九路軍起家的,有了該路軍才有福建這一塊地盤。他認為


政權有了蔣光鼐(時任福建省主席),軍權有了蔡廷鍇(時任十九路軍總指
揮),當會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實上內部卻是矛盾重重,鬥爭尖
銳。

「閩變」前夕,陳銘樞從國外回到香港,蔡廷鍇不避外界閒言,

親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鍇和他聯袂到閩。他即以太上皇自居,辦事
專斷,不按手續,不擇手段,不顧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日又到
某軍某師講話,大有不談革命,不談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
神氣。

陳銘樞表示應迅速組織政府倒蔣,最好是聯合廣東,廣西一道干,如廣
東不合作,即和廣西合作,兩廣都不合作,也要單獨干。
蔡廷鍇和蔣光鼐則主張當前不應公開反蔣,只有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

聚積力量,聯絡四方,訓練幹部,等待時機,有了充分準備再干。
陳銘樞一看蔡廷鍇與之計劃不合拍,頗為惱怒,與蔡發生爭執。
蔡廷鍇說:「十九路軍是中華民族的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呀!」
蔣光鼐出來調解雙方矛盾,他勸說蔡廷鍇:「事至如今,只好按陳銘樞

的意思辦了,大家共同推李濟深主持反蔣抗日大計。」
蔡廷鍇明知軍事、財政毫無辦法,草率行事必致失敗,但也不好堅持反

對,因為陳、蔣都說「不計成敗」。
蔡廷鍇到漳州召開各師師長會議,徵求下屬意見。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問政治,更沒有政治頭腦,縱便不滿意,也不表示態

度。
蔡廷鍇深感處境維艱,很想掛印逃官。
蔣光鼐對他說:「你一旦離軍,各師師長論戰功論資格,互相伯仲,無

人可以統帥。」進而又勸:「我們雖軍力、財力不足,但孫中山先生手無寸

鐵也幹起來!」
從大局出發,蔡廷鍇同意舉事..
不料,各方人馬雲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際,蔡廷鍇又唱反調,提出

推遲。陳銘樞暴跳如雷。
李濟深、陳銘樞擔心蔡廷鍇變卦,也不無道理。因為,就在「閩
變」緊鑼密鼓籌備之時,蔣介石兩度請蔡廷鍇上廬山、赴南昌會晤。對

十九路軍將領,蔣介石是採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 年北伐和1929 年蔣桂戰爭,蔣介石緊緊籠絡住李濟深、陳銘樞,
使其為打敗吳佩孚、李宗仁衝鋒陷陣。

李濟深、陳銘樞不聽話了,於是蔣介石又在十九路軍中開始拉攏蔣光鼐
和蔡廷鍇。中原大戰,蔣介石封蔣光鼐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
十九路軍孝忠「委員長」,直把馮閻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戰,蔣光鼐又
不聽話,與時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的陳銘樞一道與日本人血戰,在全國出盡
了風頭,而丟盡「委員長」的面子。於是,蔣介石開始打擊蔣光鼐,「栽培」
蔡廷鍇。這段經歷,蔡廷鍇回憶說:

1932 年1 月,蔣介石調蔣光鼐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駐閩綏靖主任,
當時陳銘樞在中央也已被迫辭職。綏靖主任是指揮全省軍政的,以一個多年
領導我的上級長官,一變為受我領導,十分不便,我當然不願幹,蔣光鼐要
我以大局為重,力勸就任。蔣介石把我提拔上來脫離陳銘樞、蔣光鼐的控制,
以便利他的指揮與宰割,陰謀是非常明顯的。


約在2 月上旬,蔣介石在武漢來電要我到漢口見面,當面詢問十九路軍
進入閩西的情況,並告訴我福建人事極為複雜,宜多用閩人幫忙,對軍紀尤
當切實整飭,辦過福建事的人,方知辦福建事的困難。他查問我兩次回廣州
關於陳濟棠、李宗仁等對中央態度怎樣?我藉詞搪塞,他得不到要領。最後,
他告訴我對待兩廣事情,你不及他們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輕信外間一切謠言
等語。此行明確兩個問題,一是知蔣介石重用我,為的是調動福建全力進犯
蘇區;一是知道蔣介石怕我和廣東、廣西互相勾結。蔡廷鍇的確受了蔣介石
的「重用」,讓他身兼四職:浙閩贛粵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敵總指揮,福
建綏靖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十九軍軍長。

蔡廷鍇深知,委員長的「重用」無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紅軍,為他當
炮灰。蔡廷鍇的諸位上司,也曾被蔣「重用」過,但到頭來,都落得被人取
代的下場。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消滅十九路

軍。

蔡廷鍇對蔣光鼐說:「老蔣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來打紅軍,如果不打,
必授之以柄,被他消滅;如果聽從命令積極打,官兵不願意,孤軍深入,後
無援兵,又必為紅軍所消滅。剿也難,不剿也難,打也完,不打也完。」

蔣介石一打一拉的慣用伎倆,刺激推動了十九路軍鋌而走險,舉事兵變。

陳銘樞及其使者頻繁穿梭於香港與福州之間,引起了坐鎮南昌的蔣介石
極大的不安和關注。所以,他竭力拉攏蔡廷鍇。

10 月上旬,陳銘樞一到福州,蔣介石即致電蔡廷鍇,查問陳抵榕具體活
動,並派飛機到榕接蔡廷鍇上廬山會晤。

蔡廷鍇借口有病,身體不適,不能前往,婉言將飛機打發走了。

數日後,蔣介石又從廬山來電特別說明,蔡如不能離開軍中,可另派親
信代表一晤。

蔡廷鍇為瞭解蔣介石對待十九路軍及對陳銘樞的意圖,乃電令十九路軍
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黃春和(廣東梅縣人,系蔡護國軍講武堂時老同學,相隨
多年,蔡之得力助手)同陸文瀾、宋子文等一道往廬山見蔣介石。

蔣介石在廬山召見黃春和後,又讓宋子文托黃送給蔡廷鍇五十萬元。

蔣介石的算盤很明白:籠絡蔡廷鍇,只要蔡不起兵,陳銘樞縱有天大本
事也無所作為。

此時的蔡廷鍇,正在打自己的算盤。他電令黃春和將五十萬元款及南京
給十九路軍的物資全部運往福建。

這筆款,成為老蔣「關照」十九路軍的最後一筆。

11 月中旬,福建形勢如弦上之箭,蔣介石寄希望於蔡廷鍇。他幾次直接
打電話給蔡,蔡的秘書均借口說蔡下部隊,無法聯繫。

就在事變的前三天,蔣介石還派徐康良乘飛機來福州接蔡廷鍇到南昌見
面,並送來一封親筆函:

十九路軍東征北伐以來,十餘年中建樹雄偉,勳績彪炳,實黨國忠勤奮
斗有光榮歷史的軍隊,豈能為一、二人之私產。值此顛危震撼之際,當必能
本愛國保民之精神,而矯然有以自立,斷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黨亂
國之犧牲。尤不應因一二人反覆而盲從附和,舉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勳績光
榮隨之毀滅。

蔡廷鍇讀罷蔣介石的親筆信,即召集十九路軍師以上軍官會議,他說:
「我雖與陳銘樞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蔣、聯共三點基本上一致,我


更不能出賣團體自榮。我是福建軍事領導人,福建的一切變革,容許陳銘樞
在閩活動及十九路軍與紅軍妥協之事,我應負全責。我往南昌自投虎口,無
補團體於萬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鍇將飛機扣下,飛行員也被看管起來。
蔣介石在南昌不見蔡來,也不見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變,一個勁
地罵蔡廷鍇「娘希匹」..

福建事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出席了鼓山會議。李濟深、陳銘樞、黃琪
翔、徐謙、陳友仁、李章達、蔣光鼐、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各軍長、總參謀長
等共十餘人。

陳銘樞竭力主張刻下舉事,他說:

「組織政府的人員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齊,時間刻不容緩。蔣介石在
江西的『圍剿』部隊抽不出來,義旗掛出,西南、西北、華東、華北必有響
應。」

陳銘樞侃侃而談:「蔣介石七八年來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蔣軍十

個師來犯,我一個師可去破敵兩個師,加上紅軍沿途阻擊,也有戰勝希望。」
最後,陳銘樞說:「即使失敗了,我們是抗日反蔣的,失敗也無
尚光榮。」
蔡廷鍇不主張11 月發難,力主再拖一兩個月看看情況,最好到翌年1

月,他說:

「現在舉事,蔣介石必定武力解決,加之我們聯絡了紅軍,兩廣半獨立
狀況也難出現,更不用說議和希望了。再者,部隊未調整,防務未佈置,財
政未籌措,後方工事未構築,雜牌軍未就範,內部敵人未肅清..」

陳、蔡意見大相逕庭。會上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辯論不休,爭執不下。

陳銘樞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嚇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
膽小鬼,就不要革命。」進而罵了起來:「丟那媽幾大就幾大,盡地一煲(粵
語拚命之意)。不同意立即舉事通電,你就把我們統統送到南京去請功。」

事至如今,蔡廷鍇不能再爭辯了,於是,舉起了贊同次日發難的右手。
福建事變決策層的不團結,意見分歧,種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種子。
陳銘樞的智囊團王禮錫、胡秋原、梅龔彬、彭芳草等擬好了一系列政綱,

準備在會上討論。
蔡廷鍇很厭煩,說:「冗長的條文無濟於事,成敗在於軍事。」
鼓山會議開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來,眾人匆匆準備。
蔡廷鍇後來說:「『閩變』就是這樣籌備未周和特別是蔣介石派飛機來

接我,我竟將飛機扣留的情況下,陳銘樞排除一切,一意蠻幹地發動了。」
11 月20 日,十九路軍舉事,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
大會」,發表了《人民權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認南京國民政府;(二)號召全國人民及反帝、
反賣國之革命勢力,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為
中心之國民黨系統;(三)於最短期內召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憲法,解決國是。

11 月22 日,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
設首都於福州,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原來的青天白日黨國旗,
改升新國旗,推定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
翔、徐謙、李章達、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為人民革命委員會委員。公推


李濟深為主席。

政府下轄軍事委員會(李濟深兼主席)、經濟委員會(余心清代主席)、
文化委員會(陳銘樞兼主席)、財政部(蔣光鼐兼部長)、外交部(陳友仁
兼部長)、最高法院(徐謙兼院長)、政治保衛局(李章達兼局長)等機構。

舉事不久,所有參加福建事變的國民黨員宣佈脫黨,第三黨也宣佈解散,
另行組織了「人民生產黨」,由陳銘樞任主席。

十九路軍擴編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下轄第一、二、三、四、五五
個軍,總司令由蔡廷鍇兼任。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譚啟秀升任
各軍軍長。

將福建省改建為閩海、興泉、龍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陳公培、徐

名鴻、薩鎮冰兼或代省長。
隨後,福建人民政府還派十九路軍參謀處長尹時中為代表駐瑞金。
但當新國旗在舉行慶典儀式的南校場上空升起時,與會的兩萬之眾頓感

惶恐。就連事變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的蔣光鼐,都大吃一驚,頗為不滿。因為
此事以前根本就沒有討論過。國旗的樣式,誰設計的,蔣光鼐也根本不知。

關於是否改變國家名稱,福建決策層內部分歧較大。蔣光鼐和蔡廷鍇認
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一手締造的,國民黨旗不應因蔣介石反動而廢除;陳
銘摳則表示,中華民國已名存實亡,國民黨已變質,應取消國旗黨旗。

於是乎,陳銘樞和他的智囊決定,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共和國。取消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採用國家主義派分子翁照垣設計的上紅下藍中間嵌一顆五
角黃星的新國旗。

泱泱大國,一時竟出現南京、瑞金、福州三個政府,各樹旗號,三足鼎
立。

毛、周、彭建議無效,「太上皇」獨斷專行

夜已經很深了。瑞金沙洲壩烏□村,一個大樹環抱的小村子,格外寧靜。

洋顧問李德,就住在這裡。總部的參謀、幹事們習慣於把他住的房子,
稱為「獨立房子」。這棟房子約一百多平方米,位於軍委總司令部和紅軍總
政治部之間,是博古下令專為李德修建的。

「獨立房子」燭光搖曳。博古召集的中革軍委緊急會議正在進行。博古

很推崇洋顧問,軍委會也搬到他家來開。
博古、李德、項英、洛甫、王稼祥、毛澤東、劉伯承等出席。
福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舉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電全國;

南昌的蔣介石怒髮衝冠,大軍進剿。面對這樣一種新的形勢,中共該怎麼辦?
這就是軍委緊急會議的議題。
第五次「圍剿」蘇區,蔣介石運用堡壘戰術,正打得上手的時候,忽然

後院起火,擁兵近十萬眾,佔據福建一省的蔡廷鍇,嘩啦一下倒戈聯共,把
槍口對準了自己,真是當頭一棒,不由得令他心驚肉跳,惶恐不安。
時任「南昌行營」主管作戰業務的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在回憶中這樣
描繪當時精神緊張的蔣介石:
約在1933 年冬,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人
民政府」,發動反蔣,使對中央蘇區北路軍的進攻計劃受到


很大影響。當時蔣介石進駐撫州指揮,深恐十九路軍與紅軍聯合,神色
異常緊張。好幾次,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
他坐在房子裡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記』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
逢他出現此態時,宣鐵武(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

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原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
壇,都被宋美齡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雜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
實使蔣介石的日子不太好過。

每天晚上後,蔣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繫的情
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

蔣介石是在南昌獲悉閩變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線「剿總」司令官顧
祝同和陳誠、林蔚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商議對策。

蔣介石氣急敗壞地說:「李濟深、陳銘樞早就反對我,蔡廷鍇也不識抬
舉,他們聯合起來跟我作對,這次我決不姑息養奸。」

「我決定,通緝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撤銷蔡廷鍇、蔣光鼐所兼各
職。」

顧祝同、陳誠附言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兩廣陳濟棠、
李宗仁都會幸災樂禍,懷有異心。不平福建,兩廣就要步其後塵!」

熊式輝、林蔚等也紛紛點頭,贊同蔣介石的意圖:先蕩平蔡廷鍇,殺雞
給兩廣看,再回頭對付紅軍。

蔣介石親自入閩,在福建建甌設置行轅。

「圍剿」中央蘇區之蔣軍嫡系主力組成「討伐軍」西進入閩。

以蔣鼎文為第三路軍總指揮,率李玉堂的第三師、李延年的第九師,由
贛東進入閩北集結於建陽、建甌一帶;以張治中為第四路軍總指揮,率王敬
久的第八十七師、孫元良的第八十八師,由南京、杭州地區,經浙進入閩北
的浦城、建甌一帶;原駐閩北劉和鼎部亦

歸張治中指揮;以衛立煌為第五路軍總指揮,率冷欣的第四師、李默庵
的第十師、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劉勘的第八十三師、湯恩伯的第八十九師,
經金溪、資溪進入閩西的邵武、順昌一帶集結;派毛邦初為空軍指揮官,集
中蔣軍的大部分戰鬥機及轟炸機於建甌,偵察十九路軍的調動情形,並轟炸
福州等地;將原駐南京的兩個德式裝備的炮兵團大部,運到建甌集結;派海
軍艦隊到福建海域偵察登陸。

以上,為入閩第一批兵力,約十萬之眾。

此時,蔣介石對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過瑞金蘇維埃赤黨之勢。他巴不
得一夜間,就把長在自己身上的這塊「毒瘤」割掉。

宋希濂,時任蔣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師師長。該師奉命在第五路軍的編成
內入閩。他回憶說:

大約是在閩變發生後的第九天早晨7 點多鐘,蔣介石親自從南昌打電話
給我,問我部隊的裝備情形和部隊的戰鬥力如何。我一一答覆了他,並以自
信的口吻對他說:「官兵的戰鬥意志是旺盛的,部隊是有戰鬥力的。」

過了兩天,他乘汽車來到撫州,立即召見我,又問了一下部隊的情況,
隨即下一手令,發給三十六師輕機關鎗二百挺,駁殼槍三百枝,叫我立即派
人到南昌軍械庫去領取。同時,他囑咐我,將在撫州附近的隊伍於明天上午
9 時集合,聽候他的檢閱。當天我就派軍械官乘輛大卡車挎蔣的手令前往南
昌領運武器。


翌日上午8 時半,部隊在飛機場集合完畢,蔣介石於9 時偕顧祝同、林
蔚等乘汽車來到機場,隨即乘馬巡閱一周。當時三十六師官兵精神頗為旺盛,
服裝也相當整潔,因之軍容頗盛。蔣介石檢閱後,顯得很滿意,笑著對顧祝
同、林蔚說:「看來這個部隊不錯。」繼而集合官兵講話,說的是勉勵大家
要英勇殺敵,保家衛國,嚴守軍紀那一套。

下午4 時,蔣介石叫我帶各旅團長去他那裡開會,參加的有旅

長伍誠仁、傅正模,參謀長鍾彬及四個團長。會上,蔣宣佈李濟深、蔡
廷鍇等公開「叛黨叛國」,在福建組織什麼「人民政府」。國民政府已明令
授權於軍事委員會負責討伐叛亂,隨即說明討伐十九路軍的重要意義;繼而
又命令三十六師歸衛立煌指揮,日內由撫州出發,經金溪、資溪進入福建。
他反覆叮嚀,此行要經過共軍區域,也可能與共軍發生戰鬥,務要特別小心
戒備,行進時兩側要多派搜索隊伍,宿營時必不可過分分散,宿營前要先做
好工事,佈置好警戒,夜間要嚴密巡查等語。

最後,他下了手令,發給各旅、團長特別費各一千元,師部特別

費一萬元。

蔣介石很擔心,守衛京杭的禁衛軍張治中部的兩個師也投入了討伐行
動。倘若紅軍突進浙皖蘇一帶,他可就危險了,南京老巢都將不保!

然而,蔣介石多慮了,因為紅軍最高統帥部根本就沒有「乘人之危」的
打算,別說到「委員長」後院南京去燒一把火,就是驚弓之鳥蔣軍嫡系從眼
皮底下走過,他們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為此,老蔣暗自慶幸,蔣軍將領
們也覺得不可思議。

宋希濂第三十六師順利抵達蔣介石指定的集結地域邵武。蔣介石對顧祝
同說:「真沒想到,林彪、聶榮臻網開一面,宋師不傷一兵一卒,通過他們
的防地,天助我也!」

宋希濂從紅一軍團眼皮下通過,林彪曾電告中革軍委,要求襲擊,以報
大雄關、雲蓋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說,蔣介石打蔡廷鍇,
是狗咬狗,我們不必去為福建政府損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蔣,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關門主義幫了他的大忙。
蔣軍與蔡廷鍇十九路軍反目為仇時,博古和李德仍然抱著「哪有貓兒不吃腥,
哪有軍閥不反革命」的觀點。

福建政府成立後,上海出版的中共機關刊物《紅旗週報》刊登《福建事
變與我們的任務》的文章,說:「十九路軍和陳銘樞、李濟深

輩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欺騙。」

基於此,後來中共中央在《告全國人民書》中也斷言,福建人民政府「它
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什麼區別,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
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與政客的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
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
了維持這一統治,為了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
進!」

在李德「獨立房子」召開的軍委會,圍繞怎樣對待福建政府的時局,依
然出現兩種迥然各異的觀點。

毛澤東不願意喪失這樣一個天賜良機,他說:「不管十九路軍今後有什
麼打算,抗日這一點不容忽視,既然他們敢於打出旗號反對蔣介石,我們就
應積極支持。」


博古認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眾革命鬥爭的發展,麻痺與欺騙群眾,
使反帝反蔣的鬥爭陷於失敗,而幫助帝國主義國民黨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們
的政策與步驟與蔣介石國民黨是沒有區別的。」

正因為此,博古在與蘇維埃駐榕軍事代表張雲逸談話時,只交待他:「此
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點隊伍過來。」至於如何利用這個契機推動革命形勢發
展,支持十九路軍反蔣抗日,卻隻字未提。

毛澤東詳盡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建議:「紅軍應該跳出敵人的包
圍圈,調至外線,打到敵人的後方,到贛、浙、閩、皖四省的交界地區活動,
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而絕對不能採取堡壘對堡壘的錯誤方針,才能使敵人
的堡壘政策歸於失敗。」

博古不禁想起幾天前在前方的周恩來、彭德懷等人更為具體的建議。
彭德懷建議說:「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
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

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
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周恩來以紅一方面軍總部名義,也致電博古、李德、項英,通報福建事

變後敵情變化,建議紅三軍團、紅五軍團迅速出動,側擊國民黨蔣軍入閩部

隊。
然而,這些建議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絕。
周恩來再次建議,不要分割突擊兵團,應立即集中方面軍主力紅一、三、

五、七、九五個軍團主力,在東鄉、得勝關一線,攔截蔣軍部隊,與入閩的
蔣軍主力決戰。

想到這裡,博古更加不悅,說:「打到外線去,打到閩浙皖贛邊,這不
是置中央蘇區於不顧嗎?瑞金還保不保了?這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
主義!」

李德更有「高見」:「蔡廷鍇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

壞還危險,對群眾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
博古聽李德的,而李德則聽其上司總顧問弗雷德的。
當蔣介石興師入閩之際,弗雷德從上海電示中央紅軍,在一個月內集中

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進,直至湖南邊界,除佔領南昌外,還要盡可能攻

占長沙。
李德忠實地執行了這個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從。
毛澤東的建議被拒絕了。彭德懷的建議被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也被拒

絕了。

無論毛澤東或彭德懷的外線出擊,抑或周恩來的內線決戰,都可能直接
或間接支援第十九路軍。而博古、李德都不願介入這場「軍閥混戰」,更不
願替蔡廷鍇去打蔣介石。

這次軍委會,最後由李德個人拍板說了算。所有中央紅軍主力,全部從

東線調往西線永豐地區,去攻打蔣介石的堡壘。
這是一次重大的決策失誤。「圍剿」中央蘇區的敵北路軍十餘
萬眾,在沒有遭受任何阻擊情況下,大搖大擺順順當當地通過了彭德懷、

林彪的防區,向十九路軍「討代」過去。
蔣介石消除了一切後顧之憂;蔡廷鍇面臨大敵,紅軍坐失戰機。


十九路軍兵敗如山倒,博古頓感「唇亡齒寒」

福建政府獨樹一幟,撐起來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壽命僅僅五十天。

有史學家這樣評價它的失誤:

「由於事變準備不周,策略失當,一開始就另立共和國改換國旗,新組
政黨,使國民黨內一些不滿蔣介石統治的地方實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
軍閥勢力,都不敢響應而取觀望態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對紅軍的態度
上也無確定的決策,疑慮重重;在軍事上過高地估計了十九路軍的力量,以
為蔣介石不可能幹很短時間內抽調大批部隊入閩,即使來了也可以據古田、
水口一帶,支持相當時間,因而採取了消極保衛福州的錯誤作戰方針。」

閩變的主要領導人蔡廷鍇和蔣光鼐在後來總結這一段歷史時,也深感如
此。

蔡廷鍇在回憶中寫道:

閩變開始,我電告各師擴為軍的番號命令下達,同時電飭各軍官兵取下
青天白日帽徽及孫中山遺像,停止每週的總理紀念周,取消黨旗國旗。平時
沒有說服工作,一旦說是反對南京政府之事,當時據報官兵頗為惶惑。

取消黨旗國旗,放棄三民主義,給蔣介石討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
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蔣介石便使出殺手鑭。

汪精衛、孫科之流,平素雖與蔣介石格格不入,此時竟也慷慨相助。汪
精衛在南京咒罵說,「閩變」是繼袁世凱以來所謂洪憲、張

勳復辟、蘇維埃、偽滿之後第五次變更國體制度的叛國行為,提倡最高
權力屬於農工的政策,乃是主張以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殺。孫科
在南京叫囂,對陳銘樞非用軍事鎮壓不足以掃擊其野心。

整個國民黨中,除上海李烈鈞發電表示聲援和張學良在歐洲來電支持
外,幾乎再也沒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準備在湘西發難,但見形勢不
對頭,陳銘樞怎麼策應,也發動不起來。遠在海外的閩粵籍華僑,平日都是
熱情支持十九路軍的,這會兒,聲援者也寥寥無幾。

特別是廣東陳濟棠,原本與福建政府訂有盟約,但他在收受蔣介石一百
萬補助金後,與福建政府變友為敵,按照蔣介石的部署,實行封鎖閩粵邊各
陸地交通要道,封閉十九路軍駐粵各機關。

蔡廷鍇見陳濟棠背信棄義,電責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福建政府原以為盟友中共會給予援助,但結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
高決策層,非但沒有雪中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說:「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
命。」

十九路軍代表應邀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會上有
人提出應當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議,但「左」傾關門主義者以「福建政府也是
軍閥」為由撤銷了。甚至有人還當著福建代表的面,罵福建政府:「比公開
打著反革命旗號的反革命還要壞。」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和《紅旗週報》發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屆
五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說成是「為挽救破產的反
革命的統治,並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強盜行為施放煙幕彈」,「是為反對
蘇維埃,替法西斯鋪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搖籃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無援。陳銘樞「只要
一通電發難,全國將一呼百應」之幻想化為泡影。

僅僅一個月,國民黨的「討伐軍」各部已各就各位。

(1)蔣鼎文所率第二路軍,轄李玉堂第三師、李延年第九師,由贛南竄
入閩境後,經崇安、建安、建陽,通過建甌南進,先頭部隊已抵延平附近。
(2)張治中所率第四路軍,轄王敬久第八十七師、孫元良第八十八師,
由浙江竄入閩境,經仙霞嶺、浦城、建甌,前鋒已追近古田附近。
(3)衛立煌所率第五路軍,轄宋希濂第三十六師、李默庵第十師、劉勘
第八十三師,由贛東竄入閩境後,經邵武、順昌等地,先頭宋希濂部抵延平
附近。
(4)被蔣介石計為三十九軍軍長的劉和鼎,率第五十六師已由建甌南進
到達延平北部地區,有進攻延平模樣。
(5)後續部隊湯恩伯縱隊,所轄冷欣第四師、王仲廉第八十九師,由贛
東竄入閩境後,已在由邵武向順昌前進中。
說來也有意思,這些「中央軍」曾與蔡廷鍇是並肩作戰打日本和打紅軍
的盟友,如今劍拔弩張,你死我活。
與此同時,日、英、美軍也對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脅。福建沿海
日本第三艦隊球磨、時風、安雲諸艦,英國兵艦白宮號,美國兵艦杜沙爾號,
以護僑為名,在閩江口及廈門等地進行威脅。

蔣介石如此大兵壓境,為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所不曾料及。十九路
軍雖說有七萬之眾,但步調不一致,有的不聽指揮。部隊散落四方,處處設
防,沒有機動性,十分被動。

福建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主要討論作戰方針問題。李濟深、
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等均出席。面對不利的軍事形勢,會議意
見分歧很大。

蔡廷鍇提議:集中主力在閩北採取主動,先行消滅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
路軍最大的劉和鼎雜牌部隊,繼而南下,與東進之敵在建甌以南、順昌以東
地區作戰,將敵第一批先頭部隊擊敗,爭取有利

的戰略形勢。

蔣光鼐則提出:敵既決心用軍事來進犯,迎頭痛擊即便勝利了也還不能
解決戰場問題,因敵軍後續部隊力量強大,如過早使我軍主力激戰,損失我
有生力量後,等於不攻自破,全局失敗。因而,宜將主力撤閩西南,背靠紅
軍持久抵抗,或將主力往閩東方向,突入浙東,打亂敵之進攻計劃。

陳銘樞、李濟深、黃琪翔等人則認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萬不得
已,決不放棄。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應集中確保福州,擴大政治影響。
他們認為蔡、蔣的計劃過於冒險,撤閩西,又過於消極,影響革命士氣。

圍繞上述三案,展開了激烈辯論。軍委會及參謀團大多數人主張守福州,
於是便正式通過了放棄閩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鍇、蔣光鼐見大家如此,亦
不再力爭。

這次會議所決定的軍事方針,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不到一個月,十九路
軍在福州外圍戰中,遭受蔣軍的沉重打擊,福州危在旦夕。

1934 年1 月10 日,李濟深、陳銘樞等匆匆佈置疏散政府人員,決定放
棄福州擇地再戰,重要人員先回香港,等局勢穩定下來再計。於是,人民政
府便開始解體。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等乘飛機,陳友仁、徐謙、


章伯鈞等乘海輪,何公敢則乘車,於1 月13 日先後離開福州。
未足兩月的人民政府,就是這樣的結局。
福建政府的委員都走了,蔡廷鍇不忍心拋下數萬十九路軍將士。在「討

伐軍」的強大攻勢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塗嶺,蔡廷鍇的警衛隊遭受
衛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師襲擊,他的坐車中彈數處,奪路而逃。
蔣介石採取速戰速決策略。「討伐軍」尚未到達時,便派大批飛機對福
州、廈門進行輪番轟炸,這樣,原歸順蔡廷鍇的福建地方雜

牌軍,便誠惶誠恐,軍心動搖。事變後第三天,雜牌軍除盧興邦、盧興
榮等尚能與福州維持電話聯絡,其餘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區,有的則干
脆受蔣介石收買而掉轉槍口。

福建馬尾、廈門兩個軍事海港的海軍部隊,也被南京海軍部長陳紹寬爭
取,叛變蔡廷鍇,率艦隊脫離閩境。
蔣介石「討代」大軍尚未與十九路軍接火,十九路軍內部卻先亂了陣
腳..

福州一失陷,廣州西南執行部胡漢民提出,只要十九路軍恢復同國民黨
的關係,陳銘樞、李濟深離境,其餘可以免究,停戰,並保持十九路軍抗日
光榮番號。

廣東陳濟棠請蔣介石保留十九路軍名義,劃閩西南為該軍防地,由戴戟、
陳維遠收編。
此時,蔣鼎文部由廈門登陸,湯恩伯部先頭挺進安溪、同安,包圍十九

路軍,蔡廷鍇部下漳廈警備司令黃強投降,沿海有蔣軍艦艇游弋。
鑒於這種情況,蔡廷鍇在泉州毛維壽第三軍軍部召開緊急會議。
此時,毛維壽已打著自己的算盤。他不願為蔡廷鍇而與蔣軍嫡系硬碰;

況且,委員長已對他有加官晉爵許諾。當蔡令其火速派兵駐洛陽橋佈防時,
他態度曖昧,說:「現在身陷重圍,打沒辦法打,退沒辦法退。」如今,毛
維壽擁兵自重,蔡廷鍇光桿司令,明知他有通敵之嫌,也奈何不得。

言談中,蔡已察覺對方迫使自己出走。為顧全大局,避免內亂,蔡廷鍇
表示:「我們做事為團體為革命,雖敗無憾,請你放心。十九路軍除譚啟秀
第五軍被擊敗不能存在外,其餘四個軍損失不大,我全交你帶領。在敵未合
圍前,應冒險向西急進,徐圖再舉,否則就乾脆投降,受敵人宰割。我今晚
飛漳州,退龍巖,作最後反對獨裁的措施。」

毛維壽見蔡在他壓迫下有離軍決心,當即眉飛色舞,洋洋得意。興泉警
備司令翁照垣、毛的參謀長趙錦雯等也在旁毫無表示。
蔡廷鍇出走前,派副參謀長范漢傑赴廈門找蔣鼎文商洽,說明自己已離
軍,要求保留十九路軍番號,進行和平改編,保存抗日力量。
范是黃埔一期生,是蔣介石最賞識的門生之一,為黃埔生中最早任師長
的人。范漢傑到廈門後,並未見到蔣鼎文。

事情果然不出蔡廷鍇所料。他到龍巖的第三天,南京就傳來消息:毛維
壽率十九路軍歸順中央,脫離福建政府,促李、陳、蔣、蔡先行離開,推戴
戟出來維持,除停止軍事活動外,靜候和平處理。

毛維壽投降後,廖啟榮、石抱奇等團長,抗命率部西逃找蔡廷鍇,不幸

在途中被蔣軍截擊消滅。
最後,堂堂的十九路軍僅剩四千餘人。
十九路軍敗得這麼快,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博古頓有「唇亡齒寒」


之感。他對李德說:「蔣介石這麼快就打垮了蔡廷鍇,這對我們太不利了。
十九路軍放棄福州西撤到了龍巖,這可是蘇區邊緣

「福建政府垮台,蔣介石定會加緊圍剿紅軍。」李德也有同感,意識到
問題的嚴重性。

周恩來在此之前,多次建議博、李不能再拖,應立即派彭德懷東方軍入
閩作戰,支援蔡廷鍇。

1934 年元旦過後,博古、李德終於同意周恩來的建議,讓東方軍第二次
入閩作戰。

彭德懷入閩第二天,即給福建政府秘書處打電報,說紅軍已出動,向光
澤、邵武方面蔣軍兩個師尾追打擊,預計一兩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軍派
飛機配合作戰。

蔡廷鍇接到電報很高興,當即指令空軍出動。可新購置的六架飛機還未
起飛,就出了故障被送進修理廠。蔡廷鍇頓足捶胸,氣不

打一處來:「這是什麼飛機,簡直是一堆破銅爛鐵。」一氣之下,竟將
負責購置飛機的軍需處長撤職查辦。

十九路軍早已方寸大亂,蔡廷鍇竟連一個完整的團也抽不出來,再次失
去與彭德懷配合作戰的機會。

蔡廷鍇在大他,手下僅四千兵馬,感到大勢已去。他同幕僚商議今後的
出路,分析有三:

1.進入蘇區參加紅軍行列;
2.留在閩西打游擊;
3.回廣東再積蓄力量,捲土重來。
蔡廷鍇退居大池,閩西黨和紅軍負責人張鼎丞即派代表與其接洽,表示
歡迎他進入蘇區,與紅軍一道聯合反蔣。此時,蔡很矛盾,認為「閩變」時
紅軍未能全力支持他,十九路軍敗得這麼快,這麼慘,他對紅軍遲遲不發兵
增援是有怨氣的。今殘部無多,進入蘇區更無份量,怕難以立足。蔡廷鍇的
參謀長鄧世增從廣東趕到大池,危言相勸,竭力反對入蘇區與紅軍合作。所
以,這個計劃被否

定。

關於在閩西打游擊一事,蔡廷鍇曾專程到蛟洋,在傅伯翠處小住幾天,
試圖與他聯合,傅表示同意。

傅伯翠,福建上杭人。早年參加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1927 年9 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1928 年6 月參與領導上杭、蛟洋暴動。後任閩西暴動副總指揮、
閩西紅軍五十九團團長、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前委委員及閩西蘇維埃政
府執委、財政部長等職。1930 年12 月因拒絕工作被開除黨籍。1931 年3 月
脫離革命,後任國民黨永定縣縣長、寧化縣縣長及保安團團長等職。1949 年
5 月參與發動閩西起義,後任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隊司令部高級參謀、福
建省人民法院院長、省人民政府委員、文史館館長、省人大副主任等職。1986
年重新入黨。1993 年1 月30 日在福州逝世。

傅伯翠當時手中有千餘人馬,也控制著閩西一些地盤。他偏重

中間勢力、與紅軍和平相處,互不侵犯,與蔡廷鍇關係也較融洽。

蔡對博說:「蔣介石知道我在閩西,必然全力來犯,我們隊伍太少,很

難抗衡。我又沒有紅軍打游擊戰的本領,在糧彈補給困難條件下很難生存。」
蔡廷鍇其實在為傅伯翠考慮,他留在閩西,傅的地盤必遭蔣軍清洗。


商議再三,蔡廷鍇決定回廣東。

關於回廣東這一企圖,在蔡廷鍇初退閩西時,陳濟棠曾來電想收編蔡的
殘部,蔡廷鍇致電參謀長鄧世增和他接洽。2 月初,鄧世增和軍需處長黃和
春回到閩西大池並帶來二十萬元經費。

鄧世增告訴蔡廷鍇,陳濟棠擬將十九路軍殘部編為廣東第一集團軍獨立
第三旅,歸駐閩粵邊獨立第一師黃任寰指揮。蔡廷鍇幾經考慮,為保存十九
路軍最後一點種子,帶回廣東去徐圖再舉反蔣大旗,便同意此案,並派黃和
春為旅長。這個旅編成後即移永定。蔡廷鍇去香港。

還在十九路軍撤出福州時,中共代表潘漢年、張雲逸、黃火青、羅明等,
奉命分別各自取道,返回蘇區。張雲逸隨十九路軍雲應霖師西撤,並由其派
員護送回蘇區。潘漢年、羅明取道香港再轉入蘇區。

轟轟烈烈,震撼朝野的福建事變,竟以這般悲愴淒楚而告終,一改寫歷
史的契機,竟如此失之交臂。


第四章廣昌血戰——「勝利或者死亡」

陳誠闖三軍關隘,兵臨蘇區北大門

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解決福建事變竟會如此迅捷,如此輕鬆。兩個
月前,他還坐立不安,誠惶誠恐,現在卻洋洋得意,神氣起來。

福建戰場還在硝煙瀰漫的時候,蔣介石就在盤算著把進攻重點轉向中央
蘇區。他斷定,蔡廷鍇敗局已定。

1934 年1 月底,蔣介石召集蔣鼎文、顧祝同、陳誠、何鍵、陳濟棠在福
建建甌部署新的戰略計劃。蔣介石說:「閩變業已平定,我軍應照既定計劃
繼續圍剿蘇區紅軍。」

根據蔣介石的軍事部署,其嫡系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羅卓英
率十一個師又一個旅十萬餘眾,首先從福建戰場殺回馬槍進攻中央蘇區。

戰局急轉直下,為博古、李德所未曾料及,更沒想到會變得這麼快,這
麼猝不及防。於是,中革軍委十萬火急,命令彭德懷東方軍回援泰寧,配合
第一、九軍團阻擊陳誠部南進。

陳誠可謂是紅軍的老對手了,雖說是蔣軍的精銳嫡系,在北伐戰爭、中
原大戰、蔣桂戰爭中所向披靡,有常勝將軍之稱,但在中央蘇區卻連連敗北,
威風掃地。

1931 年6 月,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擔任「剿總」,發動第三次

「圍剿」。陳誠第十八軍也從湖北開到江西南部,其氣焰甚囂塵上,大
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紅軍實行「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原則,與陳誠玩了一場「捉迷藏」
的遊戲。

7 月初,紅一方面軍主力集結於寧都,陳誠率部急速奔襲。抵寧都不見
紅軍,卻聞紅軍在古龍崗;進古龍崗,又聞紅軍在富田;到富田,又說紅軍
返回古龍崗;折回古龍崗,旋接電知上官雲相和毛炳文師在蓮塘、良村遭紅
軍攻擊;陳誠兵分兩路奔抵蓮塘、良村,紅軍又去向不明。

兩個月下來,陳誠第十八軍在贛南疲於奔命兩千里,轉了一個圈,一個
紅軍未見著,一場仗未打上。他沮喪萬分地退回南昌,歎息:「胖的拖瘦,
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初來乍到,陳誠的銳氣叫紅軍的「見面禮」挫去一半。

1933 年第四次反「圍剿」,紅軍不再「禮讓」,連斬陳誠三個「手指頭」,
令他痛心疾首。

當時,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轄羅卓英、吳奇偉、趙觀濤、李延年四個
快速縱隊共十個師十萬餘眾。

紅軍主力首先在皎湖伏擊其第一縱隊第五十二師,擊斃師長李明,擊傷、
俘獲該師參謀長、旅長、團長、營長數人。次日,紅軍又在霍源再打第一縱
隊第五十九師,俘其師長陳時驥,擊斃擊傷旅長、團長、營長數人。3 月下
旬,紅軍主力五萬餘人,抓住陳誠王牌軍羅卓英第十一師孤軍深入之機,全
力發起圍攻,擊傷其師長肖乾,旅長黃維、莫與碩,殲其賴以起家的第十一
師大部。

蔣介石大為震驚。陳誠十分狼狽。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諭上寫道:「此
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將餒兵弱,危急存亡..思之


心痛,不寒而慄..」

第四次「圍剿」慘敗,陳誠丟掉了三個師數萬精銳,蔣軍內部有人對陳
誠大肆攻訐,特別是何應欽、熊式輝等,要求裁掉第十八軍

兩個師。

陳誠一氣之下,打電報給蔣介石,辭去職務,請求撤消中路軍總部,並
不待蔣復電,即返回南昌寓所,閉門謝客。

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見蔣介石頗為心焦,揣摸蔣意,對蔣說:「前
方指揮非陳莫屬。」

賀國光登門找陳誠夫人譚祥,請她邀陳出外散步。三人來到宋美齡住處,
蔣介石出見,與陳誠面談,要他不要計較得失,速回前方主持。

1933 年秋,陳誠隨蔣介石上廬山,等劃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在談到戰略戰術問題時,他說:

「一,正規軍與紅軍打游擊戰是打不過的。因為紅軍地形熟,爬山越嶺,
一夜可走百里,這是我軍所辦不到的。二,惟有採取碉堡政策,逐步推進,
穩紮穩打,現在這個辦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線較少戰事。三,現在我軍實
力,約為紅軍的四倍(估計紅軍約二十餘萬,國軍近八十萬)。用碉堡封鎖
政策,來壓迫紅軍,並增加紅軍補給上的困難,限制紅軍的游擊活動。這樣,
曠日持久,紅軍一定被困死而無法作怪了。」

「長驅直入」的戰術,讓陳誠吃盡了苦頭。所以,第五次「圍剿」中央
蘇區伊始,陳誠一再告誡部下,切勿冒進,需穩紮穩打,三里一推,五里一
進,與紅軍打陣地戰、正規戰,拼火力,拼消耗。正因為此,陳誠在第五次
「圍剿」之初的硝石、資溪橋、滸灣及雲蓋山、大雄關等戰役中,與彭德懷、
林彪交手,頻頻得贏,一掃過去紅軍手下敗將的名聲,而成為蔣軍中「打不
動的堡壘」。

陳誠所部作為「進剿」中央蘇區的先鋒,在第二階段作戰中,再度在蔣
軍中「獨領風騷」,一個月來,連破紅軍第一、五、九軍團關隘,把堡壘推
到了中央蘇區的北大門。

1934 年元月底,陳誠第五縱隊四個師突然襲擊蘇區建寧之樟村、邱家
隘、將軍殿防線。突破這道防線,中央蘇區之東方門戶建寧

便洞開了。

在這裡駐守的紅軍是董振堂、朱瑞的第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
政委賴傳珠。

陳伯鈞是秋收起義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後歷任紅軍連長、團參謀長、
師長、紅六軍參謀長、紅五軍團參謀長等職。建國後,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被授予上將軍銜。

賴傳珠,井岡山時期任紅軍連黨代表,後歷任紅軍團長兼政委、師參謀
長、紅五軍團第十三軍第三十七師政委。建國後,歷任北京軍區、瀋陽軍區
政委,被授予上將軍銜。

根據李德「堡壘對堡壘」的要求,這道「國門」防線,也修築了一些土
木結構的「堡壘」。中革軍委原來的設想是要十三師擔當守備樟村到邱家隘
一線的任務,準備利用邱家隘附近山地和堡壘工事,遲滯敵人,爭取時間以
便集中優勢兵力迎擊並殲滅該前進之敵。

事與願違,這一線堡壘如此不經打,僅僅五天時間,陣地便土崩瓦解,
紅軍被迫從樟村、上灣、邱家隘一直退到建寧大道附近的將軍殿。將軍殿之


所以得以暫時守住,也是因為陳誠、羅卓英認為推進太迅速,不想冒進而停
止了進攻。

仗打得太「熊」,陳伯鈞、賴傳珠憋了一肚子的火:一個師蹲守在土木
結構的堡壘陣地,在四個師優勢敵軍和重炮、飛機的進攻下,被動挨打,連
連失利,節節潰敗。

苦戰下來,陳伯鈞大發牢騷,說:「這樣的陣地戰怎麼打?我的戰士每
個人只有十排子彈,敵是飛機加大炮,土木堡壘誰能守得住?」

陳誠接著攻佔了將軍殿。他更加趾高氣揚。將軍殿硝煙未散,便揮戈再
犯雞公山——羅炳輝、蔡樹藩紅九軍團防地。

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可謂是「老國軍」了。他是雲南彝良人,1913
年加入滇軍,參加過討袁護國戰爭、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曾任國民革命軍第
三軍第九師第五團第二營營長。1927 年7 月,

任吉安靖衛大隊大隊長,同年11 月5 日率部近二百人起義參加紅軍。曾
任江西紅軍獨立第五團團長,紅六軍第三縱隊司令,紅十二軍軍長,紅二十
二軍軍長。1944 年6 月病逝於華東前線,時任新四軍第二副軍長兼山東軍區
副司令員。陳毅曾吟詩贊曰:「戎馬三十載,將軍滇之雄。」

紅九軍團政委蔡樹藩,湖北漢陽人。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赴
蘇學習。參加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出席過黨的「六大」和赤色職工國際
「五大」。1931 年入中央蘇區後,歷任紅二十二軍政委、紅一軍團第一師政
委、紅九軍團政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建國後,任國家體委副主
任、中共「八大」候補中央委員。1958 年10 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代
表團訪問阿富汗時因空難殉職。

紅九軍團是個新編成的部隊,武器裝備較差,雖說有兩個師,但還不足
一萬人。陳誠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師又一個旅以近三萬人的優勢兵力向雞公
山發起了猛攻。

沒有多大的工夫,紅九軍團的陣地,就被陳誠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雞公
山守衛戰,從2 月9 日上午10 點到下午5 點,僅僅打了七個小時,紅九軍團
的陣地就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紅九軍團丟失雞公山,繼而退守東華山鵝公寨。陳誠第十四師、七十九
師乘勝窮追猛打,使紅九軍團再度蒙受重創。

羅炳輝、蔡樹藩的第九軍團生不逢時,一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圍剿」
戰爭,在李德的瞎指揮下,被動挨打,幾乎沒有打過什麼勝仗,直至長征途
中斷後,奉命殊死抵擋,把整個軍團都差不多給葬送了。

陳誠連破紅五軍團、紅九軍團防線後,愈發不可一世,糾集其第十八軍
十一、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個師,於2 月下旬,向紅軍主力
林彪、聶榮臻第一軍團防線三甲嶂、鳳翔峰陣地撲將過來。

紅一軍團這道防線約二十華里,均為高山大嶺。林彪在向軍委主席朱德
的報告中稱:「三甲嶂、蘆坑凹、曾坊、前坊、撐坊、石古坑、鳳翔峰一帶
均有我相當堅固之工事。除雞公山外,其餘至高點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
隱蔽道路網頗為稠密。」

在林彪看來,固守鳳翔峰是有些把握的。為了守住這道防線,中革軍委
命令紅五、九軍團協同一軍團作戰並統歸一軍團指揮。與鳳翔峰對峙的,便
是落入陳誠之手的雞公山堡壘陣地。陳誠依托雞公山堡壘群向紅軍鳳翔峰陣
地進攻;紅軍則依托鳳翔峰堡壘向敵實施反突擊,紅軍的這種戰術,就是李


德發明的「堡壘對堡壘」或曰:「短促突擊」。

中革軍委和李德十分看重這道防線,在為期一個星期的戰鬥中,有時一
天兩三個電令從瑞金髮到林彪的指揮部。然而,林彪、聶榮臻無法抵禦陳誠
飛機大炮的瘋狂進攻;前沿堡壘陣地也不斷傳來失利的電話。

紅一軍團司令部作了這樣的戰況記錄:

時已十六時,敵人在其飛機猛烈的轟炸掩護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團
陣地的前沿,向該陣地猛烈進攻,我守備隊因遭敵人飛機的轟炸損傷甚大而
部隊以致混亂。當時第一師即令第三團派兩個營先後增加協同第二、六團固
守該陣地,第一、四、五團此時即準備由兩側翼進行反突擊。

十七時半接第六團團長電話報告:敵約六團之眾由宜古坳分三路經含福
向我右側移動有抄襲我歸路模樣。

接第一師師長電話報告:鳳翔峰左翼陣地在三團增援營進入戰鬥約半小
時,因未能頑強抵抗而受敵機猛烈轟炸及步兵猛烈進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團
尚在鳳翔峰右翼廟子抵抗。

第一師接今後即以第一團佔領鳳翔峰右翼陣地,以第三團在現陣地擔任
掩護第二團及受傷人員先撤退,並派師參謀長通知一團與六團取得聯繫,並
以適當兵力掩護其後撤,於二十時全部撤出

戰鬥。

第二師之第四團及第五團應立即停止突擊而撤至楊家排附近集結待命。
第六團所固守之陣地因受敵左右側火力射擊和威脅及敵在夜間組織數個梯隊
向該陣地攻擊,遂在第二團掩護之下於二十時許放棄。

紅軍退出戰鬥後,敵人佔領鳳翔峰全部陣地,於十六日繼續攻佔司令巖
陣地。

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李聚奎、代政委譚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後,
李聚奎回憶這場惡仗時寫道:

敵人有三個師的兵力向三甲嶂攻擊。敵人一旦佔領了三甲嶂,對建寧方
向我軍的作戰威脅很大,因此一軍團首長命令我師必須迅速佔領而且堅決守
住。我接受任務後即命令楊得志同志率領的紅一團迅速佔領三甲嶂從正面頂
住敵人,堅守陣地;命三團從側後佯攻,二團從右翼打擊敵人。楊得志接受
任務後,馬上率紅一團先敵佔領了三甲嶂。敵人看到三甲嶂被佔領,就拚命
攻擊企圖奪回來。紅一團的同志作戰非常勇敢,敵人的屢次衝鋒都被他們打
下去,陣地前屍橫遍地。但敵人並沒有死心,更加瘋狂地向三甲嶂進攻,敵
的飛機成群地在三甲嶂這個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盤旋轟炸。由於二團從敵側
翼攻擊力量不足,所以使敵人一下子衝到我陣地前沿。正在這時,楊得志同
志給我來電話,說子彈打完了,正用石頭打擊敵人。我對楊得志同志講:「你
們一團一定要頂住,軍團首長答應派四團來支援,你們再堅持一下。」楊得
志同志堅定地回答說:「請你放心吧!」隨後我又馬上詢問四團的情況。由
於四團距三甲嶂的距離較遠,待趕到時己是兩個小時以後了,這段時間裡,
紅一團的戰士用石頭打退了敵人無數次衝擊,陣地始終沒有丟。待四團趕到
後,我命令三、四兩團從側翼向敵人狠狠打過去。紅一團從正面壓下來,三、
四團從側後攻擊敵人,一下子把敵人打退了,追擊了幾里地。由於敵人龜縮
到碉堡裡,我們按上級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

「圍剿」中,像這樣所謂短促突擊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沒痛快地殲滅
敵人,紅軍廣大指戰員都很惱火。像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較好的了。尤其


是紅一團在楊得志同志指揮下,英勇作戰,不怕犧牲,堅決完成了任務,戰
後總政的報紙上還表彰了紅一團的戰績。當然,不只是一團,二、三團也打
了許多漂亮仗。這兩個團中也有不少同志後來擔任了我軍的高級指揮員,有
的在戰鬥中光榮犧牲。三團團長黃永勝也曾立過戰功。

在三甲嶂戰鬥中,奉命增援楊得志紅一團的是耿飆任團長、楊成武任政
委的紅四團。耿飆這樣回憶當時的緊急情形:

接到命令後,我們從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壘裡撤出來,邊跑步邊整隊。因
為我知道:紅一團歷來是能攻善守的部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臨陣告急。
當時,我們距他們只隔兩三座山頭,敵機俯衝後正好從我們頭上拉開。我令
部隊扔掉一切負重物資,分三路朝煙火瀰漫的三甲嶂猛進。當時正值大雨過
後,遍地泥水,馬都設法騎,趕到三甲嶂右翼一師指揮所時,李聚奎師長已
經等在那裡了。他顧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團長,你們順山瘠上!」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命令,因為一團已經堅持了兩個小時了,每一秒鐘都是寶
貴的。我們以一營為突擊隊,一下子衝進敵側翼,一師二團也從另一側突上
去了,三團作包抄,立刻形成一個包圍圈。當時戰場不大,互相之間可以目
視。掌旗兵前導,十幾個司號員吹起衝鋒號,陣勢形成。一團見援兵到,士
氣大增。戰士們躍出戰壕,從正面壓過來,只有這種集中優勢兵力,與敵人
近戰、肉搏戰的戰法,才能發揚我們的長處。敵三個師的兵力,剛才還氣焰
囂張,這下即將成為甕中之鱉,他們眼看形勢不好,倉促撤退,潰不成軍。

然而,個別戰鬥的勝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圍剿」整個戰局的被動局
面。三甲嶂戰鬥,雖打擊了陳誠的氣焰,但並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進。鳳翔
峰防線失守後,不但蘇區東北門戶建寧洞開,就是北大門廣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訓,促使林彪、聶榮臻進行了深刻

反思,並電告中革軍委,提出了「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

軍委很快回電了。對林聶這種有局限性的建議,軍委也未能接受。軍委
復電,只承認林聶在原則上是對的,同時告誡他們要堅決服從軍委命令,並
以種種理由,否認軍委在戰術指導上有錯誤,更不會承認是戰略方針錯誤。

紅軍仍然進行著耗大於補的被動的堡壘戰,陳誠大喜過望,將北路軍推
進至黎川南部康都一線,直逼蘇區北大門——廣昌。

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

李德、博古親赴前線,「禦敵於國門之外」

前線一天天吃緊,瑞金沙洲壩那棟「獨立房子」變得異常繁忙。「獨立
房子」的主人、洋顧問李德也愈發坐不住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李德才是奧匈帝國的一名小兵。兩年
後,李德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德加
入紅軍,開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戰中,李德作戰勇敢,晉陞為騎兵團參謀長。
1919 年,李德成為德國共產黨黨員,在慕尼黑參加過街壘戰。他曾兩度被捕。
1924 年,他在德共中央從事情報工作。1929 年春,李德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
事學院學習。1932 年春,他畢業時接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到中國去,
擔任軍事總顧問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顧問。於是,李德懷揣著奧地利護照,登
上火車,橫穿西伯利亞,經東北來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選中派往中國,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他有過街壘戰經驗,


而當時統治中共全黨的王明路線正在搞「城市中心論」、「奪取城市」,很
需要「街壘戰專家」的指導;二是他會俄語、英語。便於在中國工作;三是
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

其實,李德從上海派來江西時的使命只是一個沒有什麼權利的顧問。但
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軍事,將軍權拱手讓出,才使之成

為凌駕於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後來返回德國。1973 年,他寫成《中國紀事》一書,全面回顧了他
在中國的經歷。李德在《中國紀事》上說:

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
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 年春天,他
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
的行期推遲到秋天..

這就是說,李德是一位「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而且還要接受中共臨
時中央的領導。但是,李德剛到瑞金,博古、洛甫(張聞天)跟他長談,便
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撂在一邊了。李德在《中國紀事》中這樣回憶:

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
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問題。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戰術,他只
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

據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回憶,李德身邊人員的工作程序是:不論白天黑夜,
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工作人員譯成俄文,
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
應的建議後,再由工作人員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由他在軍委或
政治局會議上將李德的建議提出討論並付諸實施。

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
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
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

李德來到「獨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個「雅號」,曰「圖上指揮家」。
他成天圍著客堂間裡的大地圖轉來轉去,一邊抽著煙,一邊用

紅藍鉛筆勾勾畫畫,然後用尺子量著距離,規定著部隊行軍的進度。他
甚至連一挺機關鎗該放在哪裡,一門迫擊炮放在何處,都按地圖作了規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圖,全是國民黨部隊「供應」的,好多地圖都不準確!

李德是一位「街壘戰專家」。他曾到過紅軍大學、紅軍第一步校、第二
步校、特科學校等軍校講課。講課內容都是正規軍打陣地戰的戰術。這是他
的拿手好戲,又有街壘戰的實戰經驗,又有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條例條
令。斯諾見過李德後在《西行漫記》中,寫下這樣的感受:「李德無疑是個
有個人才能的軍事家和戰術家

南京的國民黨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
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的悲劇在於他在伏龍芝軍院沒有學過游擊戰、運動戰的課程,而他
到中國後又對中國的國情、民情、軍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地圖上的指揮家」並沒有給自己和博古
帶來聽希冀的那種勝利局面。相反,硝石、資溪橋、滸灣、大雄關、邱家隘、


雞公山、鳳翔峰等戰鬥,紅軍使用的「短促突擊」、「堡壘對堡壘」的戰術,
在蔣軍的堡壘面前,顯得軟弱無力,那麼經不起對抗。幾個月下來,紅軍在
「新戰術原則」的指導下,沒有一次戰役能像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第一、
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那樣,痛快淋漓,動輒就吃掉敵人一個師、兩
個師,而且還儘是嫡系、精銳。洵口大捷,雖讓人著實興奮了一陣子,但也
不過吃掉一個旅,而且好夢不再來。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戰術原則,在你死我活、炮火連天的戰場上經受
了實踐的檢驗,讓紅軍得到了以生命為代價的血的教訓。人們逐漸對「兩個
拳頭打人」、「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等洋戰術發生了不滿和懷疑。

1933 年12 月,在黎川城東的團村戰鬥中,由於沒有集中紅一、三軍團
主力,而且分兵作戰,致使彭德懷紅三軍團孤軍奮戰,結果只打了個擊潰戰,
喪失了圍殲敵兩個師的良好戰機。為此,周恩來和朱德致電後方的中革軍委
負責人項英說:「昨日團村戰鬥,如一、三軍團會合作戰,戰果必不至如此。」

1934 年2 月7 日,周恩來在談到紅軍目前實行的堡壘戰、陣地戰時,強
調指出:「我們的主要作戰形式還是運動戰,」「我們反對單純防禦路線,
我們要進行運動的防禦,」「從運動戰中來消滅敵人,這是最有把握的。」

1934 年2 月10 日,林彪、聶榮臻致電軍委,提出利用運動戰消滅敵人
的建議。

4 月1 日,彭德懷致信中革軍委,要求改變現行戰術。

4 月30 日,林彪就戰術、指揮等問題再次致信中革軍委。

然而,掌握中革軍委實權的李德根本聽不進紅軍領導人和前方將領的建
議,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軍事經驗和「洋教條」指揮紅軍,指揮戰爭。他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戰略戰術會有錯,他要親自上前線,在廣昌這個蘇區大門,
集中紅軍主力九個師與敵人十一個師進行一場決戰,用紅軍將士的熱血和生
命再搏一回。

博古聞知大加讚許,並要求軍委另組一個「臨時司令部」。同時,決定
自己親自陪洋顧問到廣昌前線坐陣。

廣昌,位於黎川之南,寧都之北。縣城坐落在群山環抱的盱江左岸,是
中央蘇區的北大門,為兵家必爭之地。紅軍守住了它,便「禦敵於國門之外」
了;蔣軍佔據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蘇區腹地瑞金之門。在第二、三次「圍
剿」中,蔣軍曾一度攻佔過廣昌,但不久便被紅軍收復。

廣昌和建寧,作為蘇區的兩個戰略要地,李德都曾親臨視察

過。

1933 年11 月底,博古和李德為了直接控制對前方的軍事指

揮權,來到了朱德、周恩來所在的紅軍總部所在地福建建寧。這次前方
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話說來,是要「同周恩來、朱德討論軍事戰略戰
術的問題」,進而解決「中革軍委和前線指揮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
起誤會的問題」。其實,真實情況遠沒有李德說的那麼動聽。

李德在回憶這次建寧之行時這樣寫道:

我的意見是,前敵指揮部應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執行革命軍事委
員會的決議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前敵指揮部完全
按自己的判斷行動,至少是中央紅軍的調動上是這樣。前敵指揮部所依靠的
是它對不斷變化的軍事形勢比較瞭解,因為它擁有利用無線電技術進行偵察
的一切手段,以及通過特務和偵察員獲得補充情報的一切力量。因此,作為


軍事委員會機關的總參謀部,實際上只是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的作戰領導機
關,只是兵源補充、給養供應和戰士訓練的組織機構。最高軍事領導如此分
成兩部分,使得一切軍事行動很難一致,更促使游擊主義現象產生,而且便
於毛澤東挑起爭端,從中漁利。

從建寧一回來,由李德建議並經博古同意,前方總指揮部被取消了,博、
李通過設在瑞金的中革軍委對紅軍各部直接發號施令。周恩來、朱德也只得
返回瑞金。

十九路軍垮台後,蔣介石再度集重兵於蘇區邊境。1934 年2 月初,李德
再上北線視察,到達廣昌。這次到廣昌,李德親自向紅一、五、九軍團的將
領們灌輸他的戰略戰術。

兩次前線之行,促使李德下了決心:建寧和廣昌,都是戰略要地,必須
堅決守住。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的主攻部隊在對
敵最容易而對我們最危險的道路上繼續向我蘇區的心臟地區進攻,並在盱江
東西兩岸保證自己部隊發動突擊時安全過江。

4 月上旬,敵北路軍陳誠部和東路軍蔣鼎文部相繼進到黎川

南部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寧一線。4 月10 日,敵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個師為河西縱
隊,沿撫河進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個師為
河東縱隊,沿撫河東岸進攻,預備隊第四十二師在河西跟進。敵人進攻正面
約五公里,採用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戰法,交替築碉
堡前進。

從戰爭之初的硝石戰鬥開始直至廣昌,陳誠逐步意識到紅軍這次完全與
以往不同,他給蔣介石致電,說紅軍開始與他打正規戰、陣地戰了。

蔣介石最頭痛的就是紅軍的運動戰、游擊戰。打正規戰、陣地戰,他信
心十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對南昌行營的高級幕僚們說:「紅軍想打正規戰
與我拼實力,那還不好?把重炮兵全給我開上去!」

於是乎,蔣軍嫡繫在北線和東線,特別是陳誠所部配備了大量德國造的
卜福式山炮。

打正規戰、陣地戰,武器裝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起決定作用。那麼廣昌
戰役中,雙方的武器裝備和兵力對比情況如何呢?

根據1934 年紅軍總司令部的統計數字:

紅一軍團約一4 萬六千人,一萬枝步槍和三百挺機槍;紅三軍團約一萬
五千人,九千枝步槍和三百挺機槍,三十門追擊炮;紅五軍團約一萬人,七
千枝步槍和一百五十挺機槍;紅九軍團,約九千人,七千枝步槍和一百五十
挺機槍。在彈藥上,每名戰士配發手榴彈一至二枚,子彈七十至一百發,機
槍配發三百至四百發子彈,炮彈約三千枚。

這便是廣昌守軍——紅軍九個師總的兵力、裝備情況:共四萬餘人,步
槍三萬五千枝,機關鎗九百挺,炮三十門。

陳誠軍方面,每一步兵連配備輕機關鎗三挺,其類型有德國造自動步槍、
捷克式輕機關鎗、法國造哈乞開斯輕機關鎗,以團為單

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步槍,排連長配備德造二十響快慢機槍一
枝。蔣介石並將軍政部直轄的炮兵第一團及炮兵第五團以營或連為單位配屬
各「圍剿」部隊。這兩個團是用從德國購進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裝備而成,這
種炮配有全副觀通器材,最遠射程為九千米,炮彈是復裝藥,能適應對各種


目標的射擊,命中精確度極好。此外,蔣介石又將宋子文財政部稅警總團所
屬迫擊炮營調到前線參加戰鬥。這種炮是法造八一口徑,裝有瞄準具,較之
蔣軍所用八二迫擊炮以垂球規尺瞄準者更為精良。

陳誠投入廣昌之役十一個師近十二萬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擊炮,
還有數十架飛機的空中優勢。從兵力和裝備上說,與紅軍相比,佔有絕對優
勢。

在這樣一種極為懸殊的陣地對抗中,紅軍無疑處於相當劣勢的境地。毛
澤東竭力反對這種拚消耗的陣地戰,並把它諷刺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然而,毛澤東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決心。

盱江兩岸,從建寧前線返回的紅一、三、五軍團和從龍崗調集的第二十
三師,協同原在廣昌的守備部隊紅九軍團,向陳誠所部發起一次又一次疲勞
已極但頑強無比的短促突擊。

戰役之初,敵河東縱隊向大羅山、延福嶂陣地發起猛攻,紅軍拚死抵抗,
使敵進攻受阻。敵河西縱隊乘紅軍主力集中撫河東岸作戰之機,突破紅軍第
九軍團防禦陣地,於4 月14 日佔領廣昌外圍要地甘竹。

19 日,東岸敵之河東縱隊又佔大羅山、延福嶂陣地。當日黃昏,紅軍向
大羅山之敵發起反擊,多次衝殺,反覆肉搏,但終未能阻止敵之進攻,被迫
撤退。

第二天黃昏,博古、李德到達廣昌頭陂。與博、李同時到達的,還有中
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顧
作霖等。

顧作霖原是閩贛省委書記,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重傷後長
期住院治療,因此博古就讓他代理王稼祥之職。此次上前線,還有個新頭銜:
野戰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戰司令部司令員是朱德,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則
由博古親自兼任。實際上,朱德已不能發揮多大作用,不過是一個陪襯而已,
李德實際上成為真正的總司令。

4 月21 日,即博、李抵達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博古、軍委主席
朱德、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顧作霖的名義,發佈中央、軍委、總政《保衛廣
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敵人已盡力採用一切方法企圖佔領蘇維埃的廣昌。

(二)我們的戰鬥任務,是以全力保衛廣昌。為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
一切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有最大限度的緊張與努力,我們的堅
定的堅決的英勇的戰鬥,非但能夠保衛赤色廣昌且可能消滅大量的敵人及最
後粉碎第五次「圍剿」。

(三)我支點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炮
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
敵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擊力量應努力隱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
避免在敵火之下不必要的傷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外的突然的攻擊。在攻擊
時,應不顧一切火力,奮勇前進,堅決無情地消滅敵人。

(五)戰鬥員、指揮員及政治工作人員應記著革命戰爭是階級鬥爭的最
高形式,對於任何動搖猶豫膽怯更不必說,個別的混入的敵人奸細,在戰鬥


中之反革命行動應提高最大的警覺心消除之。在戰鬥中,誰都應該與最先進
的戰士比。

(六)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無例外在自己的部隊中,不脫離自己的
隊伍亦不落後自己的隊伍。他們不僅應以個人的勇敢且特

別應以正確戰術動作給戰鬥員以身作則。在他們及先前的戰鬥員領導之
下,我們的部隊應繼續並提高我中國工農紅軍之光榮傳統,高舉光榮的紅旗
向著偉大的勝利前進。

勝利萬歲!

當天,野戰司令部又以「萬萬火急」電令,下達了兩道《消滅敵向廣昌
前進的佈置》和《保衛廣昌的部署》。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下達了《給
戰地黨和蘇維埃的指示信》。《指示信》稱:

反對第五次「圍剿」的決戰,已經進到更加劇烈的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
全蘇區的工農勞苦群眾在黨與蘇維埃的領導之下,熱烈地參加反對帝國主義
國民黨「圍剿」的戰爭,中心區域正在積極動員模範少先隊開到前線配合我
們英勇的紅軍作戰。你們正處在這一劇烈的決戰的最前線,與工農紅軍一樣
地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光榮的任務。你們的英勇的戰鬥是粉碎敵人第五次
「圍剿」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一。為「保衛廣昌」「保衛建寧」「保衛會昌」
「保衛和發展全蘇區」而戰的責任,正放在你們肩上。

中革軍委《戰鬥報》,蘇維埃中央政府《紅色中華》發表社論,提出口
號:「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
亡」..

蔣介石奪取廣昌志在必得,李德保衛廣昌孤注一擲。一場空前規模的殊
死血戰拉開了帷幕。

歷時十八天,兵刃十餘次,朱德、彭德懷痛心

五千五百個熱血男兒

到達廣昌後,李德、博古並不是認真地總結以往失利的經驗教訓,而是
屢屢把責任歸咎幹部下,大搞「懲辦主義」。第一位被李德撤職的紅軍高級
指揮員是唐天際。當時,他擔任紅九軍團第十四師

師長兼廣昌警備區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堅守廣昌的高級指揮員。

唐天際,湖南省安仁縣人,1925 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黃埔軍
校學習,1926 年轉為中共黨員。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湘南暴動。1928
年3 月隨朱德上井岡山。曾任紅四軍二十八團營黨代表,紅五十團團長,紅
一軍團第二十二軍四十四師師長,紅五軍團第十一軍第四十師政治委員,建
國後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唐天際對堡壘戰術、短促突擊持有異議。
羅榮桓作為總政的巡視員,也隨野戰司令部來到廣昌前線。唐、羅是老相識
了,都是隨朱、毛從井岡山下來的。老戰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徹夜交談。在
談到廣昌決戰時,兩人都對李德的戰術打法很不以為然。

李德來第十四師防禦陣地視察時,唐天際正在指揮部隊修工事。唐見廣
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個被動挨打的碉堡,覺著不妥,遂命令在廣昌南
河邊修個工事,準備一旦頂不住敵人時,可掩護部隊撤退過河。


這個工事竟惹來一場大禍。
晚上,李德視察歸來,在第十四師師部召開會議。他拍著桌子問:「誰

讓在河邊修工事的?」
唐天際不知怎麼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麼人?」李德大動肝火。隨行的參謀告訴李德,「他是廣昌警

備區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際。」

李德毫不顧及唐天際的面子:「我說過要修這個工事嗎?誰讓你這麼做
的?這不是準備退卻,準備放棄廣昌逃跑嗎?都留了一條後路,還怎麼誓死
保衛廣昌?」

博古也參加了這個會。但對蠻橫無理的李德,他沒有任何反應。
李德對博古用英語說道:「這個廣昌警備區政治部主任,應該
撤職。」
第二天,來了一道命令,唐天際被「擼」了。
羅榮桓並不知道這件事。他見唐天際情緒不太高,以為他身體不舒服,

關切地詢問。唐便一五一十說起來。羅榮桓聽罷氣憤地說:「太霸道了!」
無獨有偶,幾天後,羅榮桓也碰上了一樁類似的倒霉事。
這天,李德上前沿陣地視察,羅榮桓也陪他去。在陣地上,李德用望遠

鏡掃了一番,回過頭來正好見到羅榮桓。他也不問羅榮桓是幹什麼的,便命
令羅帶一個工兵排去埋地雷。
羅榮桓執行了命令,埋完雷回來報告。不料,李德又變了卦,命令羅榮
桓再去把地雷起出來。

這時,敵人離埋雷處已近在咫尺了。羅榮桓實在不理解李德為什麼要下
這個命令,讓戰士們去做無謂的犧牲。因此,沒有理他。李德見狀大發雷霆,
跳著腳指著羅榮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殺你的頭!」

這時,敵人的前衛已經踩響了幾個地雷,而敵人的炮彈也已打到李德所
在的工事周圍。去起雷已經不可能了,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於羅榮桓耳聞目睹的此類事,更是不勝枚舉:輕則處分、撤職,重則

開除黨籍,送軍事法庭,送運輸隊罰苦工。
李德身邊工作人員對他的作風也頗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氣。伍修權曾說:
「李德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進反對意

見。我們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員更是常受他的氣。對於他這種太上皇的姿態,
凌駕於我黨中央之上的架勢,我們都很反感,實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幾個同
志常鬧情緒,多次要求調動工作。組織上總是做我們的工作,要我們安心留
下。其實我們個人受氣是小事,他給我們黨、紅軍和蘇區造成的損失才是大
事。」

儘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線,甚至多次親臨前沿陣地,但也絲毫不能阻擋
敵軍的推進。設在廣昌三宮殿的博、李野戰司令部,接二連三地收到外圍陣
地失守的報告。至4 月23 日,紅一、三、五、九軍團相繼退出了撫河東、西
兩岸的甘竹、大羅山、延福嶂、饒家堡、苦竹坑、長生橋等防地。

堅守甘竹防線的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團長耿飆回憶說:

「當時我們在甘竹『守備』。敵人前進半里多一點,便開始修烏龜殼。
他們有炮火掩護,修好之後,李德便讓我們『短促突擊』與敵人『寸土必爭』。
這點距離,對英勇善戰的紅軍來說,本來不算什麼。然而敵人有碉堡依托,
火力猛,我們的部隊由於彈藥匱乏,根本無法對射。等我們衝鋒部隊衝到雙


方中間地帶時,敵人的大炮便實施集火射擊。由於敵人事先早已設計好了戰
斗層次,炮火很準。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壓下來,除了增加一批傷員,
犧牲一些同志外,一無所獲。

「4 月16 日,我團的當面之敵,在炮火掩護下,竟衝到了陣地前沿,包
圍了我的團指揮所,當時電線已經炸斷,我親率兩個連拚死抵抗,其他部隊
撤往二線『堡壘』。由於敵人脫離了烏龜殼,我們還可以頂住。戰鬥中,我
突然覺得右腿一軟,幾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個勁地指揮部
隊射擊。敵人的第一個衝擊波被打退,二梯隊又黑壓壓地湧了上來。我正想
利用這短暫的間隙,讓部隊撤下去,可是右腿怎麼也不聽使喚。低頭一看,
只見褲管裡、鞋子裡全是血漿。開始,我以為是哪位同志犧牲在身邊了,便
大喊警衛員楊力:『快來看看,這是誰的血!』楊力見狀大驚,背起我就跑。
我說:『放下!放下!搞什麼鬼?」楊力邊跑邊說:『別動!你掛花了!』」
精銳軍團的主力團團長帶傷作戰,戰鬥之殘酷可想而之。

原國民黨將領楊伯濤,這樣描繪廣昌外圍陣地爭奪戰的激烈

場面:

羅卓英的進攻部署是,先使用第十四師、六十七師、九十八師

為第一線攻擊部隊,九十四師、十一師為預備隊。這裡的地形是崗巒起
伏的小丘陵地帶,其間遍佈水田耕地,沒有突出的高地可資雙方利用。因而
勝敗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火力的強弱。

蔣軍的武器遠比紅軍精良,擁有充分的彈藥,以熾盛的火力對紅軍組成
彈幕射擊。紅軍部隊表現了驚人的英勇精神,一撥接一拔地前仆後繼,向蔣
軍猛衝。以穩健著稱的國民黨第十四師陣地,一部分被衝垮。紅軍冒炮火跟
蹤追擊,逼近該師師長霍揆彰的戰鬥指揮所,流彈擊中在附近休息的預備隊
多人。霍急令控制在附近的預備隊增援反擊,並親自到迫擊炮陣地,督促迫
擊炮手猛烈射擊。因發射速度過快,炮手一時慌亂,以致一門炮發生炸膛,
當場炸死十餘人。霍此時剛離開這門炮位數十步,幸於苟免。戰況的激烈於
此可見。

紅軍的戰鬥員無比英勇,但在熾盛的火網壓制下,且又寡不敵眾,傷亡
極為慘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陣地正面上,陣亡紅軍的屍體縱橫密佈達數百具
之多,斷頭缺足,慘不忍睹。其中發現有佩手搶和望遠鏡者,乃為中上級指
揮員,親自參加衝鋒而犧牲者。紅軍由於傷亡過大,衝擊力量遂以削弱,未
能乘勢擴大戰果,縱深直入擊破蔣軍。

羅卓英得有時間調動其預備隊九十四師向十四師增援,形成兵為火力都
佔絕對優勢。紅軍遂被迫後退,轉取守勢,兩軍成對峙狀態。入夜,紅軍全
部撤走。

廣昌外圍戰士的拚命,紅軍遭受了重大傷亡。紅軍高級指揮員對李德的
瞎指揮十分不滿,認為不能再這麼打下去了。

紅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回憶說:

「一軍團在保衛廣昌時打的一些戰鬥,如甘竹戰鬥等,傷亡消耗都比較
大。從甘竹到廣昌,不過二十里,敵人越接近根據地腹地,越是更加謹慎小
心,每天只前進半里到一里,每進一步邊修公路邊築碉堡。我們在『死守廣
昌』、『寸土必爭』的錯誤口號下,打了十八

天所謂『守備戰』。這就是說,我們在敵飛機大炮輪番轟炸下,死守陣
地。如果我們搞『短促突擊』,就是等敵人剛從工事裡出來,推進到我們的


工事幾十或幾百米時,我們就像猛虎一樣撲上去打擊敵人。可是等敵人一縮
進碉堡,我們又得暴露在敵人飛機大炮的火網下戰鬥。」

紅三軍團第四師政治委員黃克誠回憶則激憤溢於筆端:開始,敵軍發動
進攻,我軍奮起反擊,將敵擊退。但在敵軍後面一兩千米處就是堡壘群,敵
人鑽入堡壘裡,我們就無計可施。就這樣,敵軍從堡壘群裡輪番出來,並用
炮火轟擊我軍陣地,敵人的飛機也在空中投彈掃射。敵我雙方反覆拚殺,整
天炮聲隆隆,槍聲不斷。同敵人搞堡壘對陣的結果,雖然也殺傷過一些敵人,
但紅軍總拼不過在數量和裝備上都佔絕對優勢的敵軍。我軍傷亡日增,仗打
得越來越艱苦。我曾說過「短促突擊,紅軍送死」一類的話,再三要彭德懷
同志出面講話。

4 月24 日,彭德懷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親自到了野戰司令部,向李德建
議不要死守廣昌。

彭德懷說:「廣昌既無堅城可守,我軍子彈又很少,僅靠土木構築的工
事,是根本經不起敵人飛機、重炮轟擊的。」

彭德懷再三對李德說:「廣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固守廣昌,少則兩天,
多則三天,紅三軍團一萬二千人,將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

李德、博古面面相覷。他們到達廣昌前線也有三四天了,前線的戰況要
比遠在瑞金從無線電中瞭解得多,瞭解得全,也瞭解得更加真實。他們明白
彭德懷說的完全是真實情況,但就這麼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又於心不甘,
無法向部下和蘇區人民交待,真可謂騎虎難下也!

彭德懷見李德、博古默不作聲,又建議道:

「我應採取機動防禦,派一部分部隊進佔工事,吸引敵人進攻,

主力控制於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隱蔽集結,待敵進攻我守備陣地時,則
相機突擊敵外側一點,求得消滅敵人一部。」

第五次反「圍剿」開戰以來,彭德懷提了一次又一次建議,不是被置之
不理,就是遭到訓斥,但這個建議總算被李德接受了。

廣昌戰役極為不利的嚴峻態勢也日益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警覺。周恩來
沒有隨野戰司令部上前線,被留在瑞金後方。廣昌前線一個接一個失利的電
文,使周恩來預感到廣昌血戰的嚴重後果,他認為這種拚命主義的陣地戰不
能再打下去了。

4 月22 日,周恩來致電前線的博古、朱德、李德,提出兩項建議:

1.最緊急時須調第十三師主力加強廣昌守備;
2.第一、三軍團要能在一起突擊敵人。
紅軍野戰司令部判斷:敵將於4 月27 日晨,從盱江兩岸會攻廣昌。敵第
五縱隊共四個師從西岸長生橋、裡堡地段出犯,其主要突擊方向可能是大熊
地域;敵第三、第八兩縱隊共四個師將從東岸的李堡、香爐峰地域出犯;敵
第六師之一個旅於長生橋地域保持與兩個縱隊的聯繫;敵第九十四師在甘竹
地域作預備隊。敵用同等兵力沿盱江兩岸向廣昌進犯,準備一旦一岸部隊與
紅軍主力接觸,另一岸部隊則乘機迅速前進。

根據以上判斷,朱德總司令於4 月26 日11 時發出廣昌作戰命令,將全
部紅軍主力組成三個集團:

1.東方集團。由紅九軍團及紅十三師組成,由紅九軍團首長羅炳輝、蔡
樹藩指揮。其任務是在東岸鉗制敵人。
2.西方集團。由紅一、三軍團及紅二十二師組成,由總司令直接指揮,

其任務是在西岸廣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滅進犯之敵。

3.廣昌支點地域守備隊,由紅十四師等部組成,其任務是堅守廣昌工事
區。

命令還對各集團的作戰行動作了具體部署。

此前一天,紅十四師首長下達了《保衛廣昌的命令》。命令完全按李德
的要求在廣昌兩個重要支點配備了兩個團的部隊,並且要求「各支點指戰員
的配備,須選政治堅定,技術熟練,富有戰鬥經驗的團一級首長」,「十二
時以前完畢進入陣地。」

27 晨,盱江兩岸敵軍,在其空軍、炮兵配合下,同時向廣昌進犯。敵第
十一師向巴掌形山,第九十七師向搖籃寨、西華山,第十四師向蓮花山,第
六十七師向清水塘地區,發起猛烈攻擊。

紅三軍團之巴掌形陣地首當其衝。紅軍指戰員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英勇
抗擊,戰至10 時左右始力量不支,退離戰場。11 時,敵集中火力攻擊紅軍
西華山陣地。彭德懷、楊尚昆親臨陣地指揮,戰鬥異常激烈。入夜,雙方在
西華山地區對峙。進犯清水塘地區的敵六十七師,於中午時分遭紅三軍團第
四師和紅一軍團第二師截擊,傷亡慘重。14 時,後敵派空軍和炮兵向紅軍陣
地狂轟濫炸,並以第九十七師增援,紅軍被迫後撤。向蓮花山進攻敵十四師,
進抵蓮花山南端時,遭紅軍猛烈抗擊,死傷甚眾後得其第十一師主力增援,
轉與紅軍對峙。與此同時,盱江東岸的紅九軍團陣地被敵攻破。15 時30 分,
敵佔領廣昌東北面的姚排洲、藕塘下一帶,與西岸敵軍相呼應。至此,廣昌
處於敵東、北、西三面包圍之中。

蔣軍空軍和遠程炮兵還實施了縱深打擊。紅十四師的陣地一片焦土,斷
壁殘垣,傷亡甚眾。有一個營堅守在所謂「永久工事」中,在敵機和炮火轟
擊下竟全部壯烈犧牲,無一生還。戰後,由於第十四師傷亡過大,難以為繼,
中革軍委不得已撤銷了這個具有光榮戰史的部隊。

僅僅一天的血戰,紅軍竟付出如此代價,光紅三軍團就傷亡一千餘人。
當紅軍按李德的命令向敵人「短促突擊」時,成班成排成連的戰士們,在飛
機大炮的轟擊下英勇悲壯地倒下去了。

解放後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的肖鋒,當時是
野戰司令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

說:

「上午8 時,湯恩伯指揮八個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飛機,同時轟擊我軍陣
地。工事、堡壘一個個被炸毀,廣昌城被炮火硝煙所吞沒。在血與火的狂濤
中,十一團的兩個連隊,堅守城北的356 高地,因工事被敵人炮彈炸塌,幾
乎全部被掩埋;堅守廣昌街79 高地的紅五師一個連,也被埋在工事裡;我軍
的醫院、兵站也被敵人炮火炸毀。李德急忙跑到頭陂的野直電台,責令彭德
懷指揮部隊,堅決守住廣昌,否則要撤職查辦。這時,其他各軍團首長紛紛
來電,向李德請示仗怎麼打,還要不要突擊,往哪裡突擊?李德彷徨徘徊,
無計可施,他在電台旁邊轉來轉去,自言自語地說:『這一仗打糟了,怎麼
辦?往哪裡突?用什麼辦法才能打敗蔣介石的圍困?』我當時心裡很納悶,
自己當了六七年紅軍,可從來沒見過我們紅軍打這樣的敗仗;也沒聽說工農
紅軍會這樣愚蠢,集中主力去投敵人的羅網。」

進攻紅三軍團巴掌形陣地的是陳誠嫡系第十八軍之第十四師。黃維是該
師師長,他在給上司的戰報《廣昌附近巴掌形山及新人坪之役》中雖有不少


誣蔑誇耀之辭,但也客觀反映了對手的英勇頑強,現節錄於下:

四月二十七日拂曉,第十一師之靳團分三路兵力向巴掌形攻擊。匪憑險
頑抗約二小時,我軍三路同時向匪陣地最高點之堡壘突擊衝鋒十餘次,匪傷
死頗多,乃退竄會合該山南端之匪,企圖頑抗。我官兵奮勇戰鬥,激戰又兩
小時,速破匪堡十餘座,佔領該山最南陣地。匪復結集重兵向我猛烈反撲,
我乃運用機槍火力壓迫,匪始不支,向南山中潰竄,時上午9 時30 分,巴掌
形一帶已為我完全佔領。

廣昌保衛戰,歷時十八天,紅軍傷亡五千五百人,占參戰總兵力的五分
之一。彭德懷的三軍團,損失最為慘重,傷亡二千零五人,占軍團總人數的
四分之一。

朱德在廣昌紅軍野戰醫院看到源源不斷抬下來的傷員,痛心

地說:「紅軍從未打過這樣的仗呀,傷亡太大了!」

「永久工事」的夢幻被炮彈炸得粉碎,赤色廣昌也危在旦夕。博古、李
德不得不接受了彭德懷的建議,放棄廣昌。

4 月27 日深夜,野戰司令部命令:撤出廣昌城。

次日上午10 時,陳誠部隊開進廣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在這一天的社論中,
還向蘇區的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號召:

「保衛廣昌!」

「我們的口號是『勝利或者死亡』!」

「無論如何要勝利,要粉碎敵人!」

撤出廣昌後,野戰司令部於29 日晚在頭陂召開會議,總結廣昌戰役,討
論下一步行動計劃。

參加廣昌戰役的各軍團主要負責人被通知與會。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
政治委員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
政治委員楊尚昆、參謀長鄧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
政治委員朱瑞;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等,分別從各自駐
地趕到野戰司令部所在地頭陂。

野戰司令部設在頭陂村的一個祠堂裡。野司的首腦們——朱德、博古、
李德、顧作霖等都住在這裡。

博古提出開個會。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尤其是眼下剛剛結束的
廣昌戰役,直叫博古悶悶不樂,壓抑萬分。蘇區北大門被撞開,他問李德,
今後怎麼辦?以後的仗該怎麼打?保衛黎川,保衛廣昌,結果一個都沒有保
住,「禦敵於國門之外」幾乎成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反「圍剿」戰爭
的策劃者李德,面對一連串的失敗,面對博古的問題,手足無措。他所有的
看家本領「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短促突擊」一個也不管用。
儘管如此,無論李德也好,博古也好,都不肯承認他們的軍事方針、戰略戰
術原則是錯誤的。

該來開會的人基本都到齊了。博古環顧了一下四周,見有近二十人,但
唯獨不見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楊尚昆見博古詢視的目光,便起身解釋道:
「彭德懷同志到軍團醫院看傷員了。我們出來時他還未回,他知道要開會。」

博古很不願聽這種影響情緒的話,他立即言歸正傳:「我們開會吧!」

沒過多會兒,彭德懷臉色陰沉地進來了。待他弄清會議議題,便向旁邊
的人發牢騷:「這個李德,你怎麼不從蘇聯帶幾架飛機、坦克和大炮到中國


來打正規戰呢?」彭德懷聲音並不大,但周圍的很多人部聽到了。

紅軍中,誰也不敢這樣對洋顧問無禮,彭德懷是第一個。

對這樣一位驍勇善戰、心直口快而又怨氣沖天、憤悶至極的將領,博古
也有些無可奈何,他連忙說:「廣昌一戰,我們雖然最終放棄了,但連日來,
我三軍團和一、五、九軍團各部,予敵以沉重的打擊,消滅了很多敵人;而
敵人也暴露出很多弱點。敵人越瘋狂,就說明敵人越沒有出路,黔驢技窮嘛。」

說這番話,博古無非想寬慰一下各位將領,尤其是寬慰一下彭德懷。廣
昌失利在他心中投下的陰影實在是揮之不去,刻骨銘心的。但作為一個政治
鼓動家他不得不這樣做。末了,他極力掩飾苦澀的心情,繼續說道:「眼下,
雖然我們暫時退卻,但敵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蘇
區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隊要很好地總結一下,休整補充一下,迎接新的
更加殘酷的戰鬥

博古話音剛落,各軍團指揮員們便紛紛議論起來。顯然,人們很不滿意
博古的總結。

「廣昌戰役,我軍傷亡五千五,敵軍傷亡兩千六,怎麼能說給敵以沉重
打擊呢?」

「今天在這裡突一下,明天到那裡突一下,我們軍團突得差不

多了。」

「廣昌戰役賠了老本。」

議論聲越來越高,言辭愈發尖銳犀利。

朱德,作為野戰司令員,坐不住了。他很反感李德那一套。李德到蘇區
後,朱德多次跟他談過去反「圍剿」的成功經驗,不主張照搬照抄世界大戰
的正規戰原則,更反對拼老本,搞陣地對抗,但李德聽不進。中央紅軍是毛
澤東和朱德、周恩來還有其他同志一手拉扯起來的軍隊,從八一起義、井岡
山鬥爭至今已艱難奮戰八年之久,好不容易才有這樣的規模和力量。眼下,
被拿到陣地上去死打硬拚,去無謂地犧牲,一死就是好幾千,能不心疼?

朱德嚴肅而又沉重地說:「黎川決戰,我們打輸了,廣昌決戰,我們又
打輸了。」

作為前線最高首腦的博古、朱德、李德、顧作霖等,朱德第一個這樣表
態,博古心裡自然不高興。他沒料到朱德會這麼說。會前碰頭時,朱德沒有
說明這個意思。會場上此刻緊張的氣氛,總司令發這種言,豈不是火上澆油?

朱德沒有顧及那麼多,他繼續說道:「野戰司令部宣佈撤出廣昌是明智
的,但太晚了。早撤,三軍團就不會受那麼大的損失。彭德懷同志雖建議過,
但司令部沒有及時採納,我也有責任。」

朱德一表態,各軍團指揮員又七嘴八舌議論開了。

在這種情形下,李德覺得再推諉不作聲難以平復會場激憤的情緒,終於
通過伍修權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通:

「廣昌戰役沒打好,我要負責任。

「為什麼沒打好呢?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工事沒有做好,我們的堡壘不夠
結實,敵人進攻的隊伍很密集,我們沒有辦法實施突擊。

「現在,我們還是要加強防守,要修築更好的工事,阻擊敵人的南下攻
勢。」

李德還沒說完,博古就把話題接了過去:「敵人佔領了廣昌,下

一步他們向哪裡進攻?他們要攻佔建寧,威脅我赤色首都瑞金。敵人侵


入我赤色區域,要把我們蘇區和紅軍分割開來,所以,我們要很好地研究對

策,粉碎敵人的進攻,保衛蘇區,保衛瑞金..」
這個會,開了幾個小時,到深夜才散。
會開完後,博古、李德又找彭德懷談話。李德無絲毫自我批評之意,閉

口不談廣昌戰役失敗的經驗教訓,仍然大談他那老一套,譬如如何進行短促
突擊,如何組織火力等等。
彭德懷一下子火了,氣憤地說:「在敵人碉堡密佈下,進行短促突擊,
十次就有十次失敗,沒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彭德懷同志,你的看法太偏激了吧?」李德根本不容這樣否定自己的
戰術。
彭德懷對這種固執的上司,也毫不留情:「怎樣去組織火力點?根本沒
有子彈!」
彭德懷繼續批評道:「你們的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我軍自第四次反
『圍剿』後,就沒有打過幾次好仗。」
說這番話,彭德懷是冒著極大風險的。在《自述》中他寫道:「我盡情
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準備個人的不幸。」
彭德懷指出指揮上的最大失誤就是兵力不集中,把親如兄弟的一、三軍
團分開,盡打擊潰仗,勞而無功,有耗無補。他說:

「團村的待伏戰鬥,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集中使用,就能消滅敵軍
三個師十五個團。我們就能繳槍繳彈,俘虜敵兵,補充自己的戰鬥消耗。敵
有全國政權和帝國主義幫助,我則靠取之於敵,你完全不懂這樣的道理。

「洵口遭遇戰消滅敵人一個旅,想延滯半天消滅最後被圍的一個營都不
准,前方指揮都沒有這樣的機動權,硬要叫軍隊鑽到硝石,幾乎把三軍團讓
敵消滅掉。

「你們坐在瑞金指揮的第二次南豐進攻戰,幾乎造成一軍團的全軍覆
滅。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點上都規定了,實際上這一帶
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只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
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

「這次廣昌戰役你們看到了吧!你是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中央蘇區從1927 年開創到現在八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六年了,
可見創建根據地之不易。『崽賣爺田心不痛』,被送掉!」

這段話,大大地激怒了李德。《彭德懷自述》中描述當時的情景甚為精
彩:

這段話,是伍修權同志翻譯的,李德沒有發火。我知道沒有全翻,如果
全翻了,哪有不發火的道理呢?我請楊尚昆同志重翻了。這時李德咆哮起來:
「封建!封建!」他跳我高興。他繼續罵我,說是因為撤掉我的革命軍事委
員會副主席不滿意(撤職是事實,但不知為什麼),我說,根本不是那麼回
事,現在是究竟怎樣才能戰勝敵人,這是主要的。我罵了他下流無恥,鄙視
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裡,準備隨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
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慮了。

怒不可遏的李德並不能把彭德懷怎麼樣。回到瑞金後,李德逢人便造謠
說彭德懷右傾。
廣昌血戰,並不能使博古、李德警醒。李德在他擬定的1934 年5~7 月
作戰計劃中,仍然貫穿著「不放棄蘇區寸土」的「短促突擊」的思想。


中革軍委理論刊物《革命與戰爭》上仍然在積極賣力地宣揚著「短促突
擊」理論。這回,李德不再是孤家寡人地自拉自唱,他開始發動群眾了——
動員所有主力部隊的指揮員替他吹,證明他新戰術的正確性——動員一軍團
長林彪、五軍團長董振堂、總司令朱德,甚至地方部隊諸如江西軍區司令員
陳毅、閩浙贛軍區總指揮方志敏等,當然也包括他的老「對頭」、三軍團長
彭德懷。

高虎□阻擊戰勝利後,彭德懷被指令寫一篇文章。彭德懷在

《自述》中這樣回憶:

這是利用特殊地形,採用反斜面山腳邊,完全出敵不意的情況下打的。
他們抓住了這點大做宣傳,來說明他們所謂「短促突擊」如何如何,藉機會
指定我寫一篇證明他們的「短促突擊」戰術正確的文章。當我寫了以後,他
們就把適合他們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適合他們口味的部分卻被刪去。特
別刪去了「這是特殊情況下取得的勝利,而不能證明短促突擊是合適的」一
句,修改為相反的意思,即證明「短促突擊」是正確的,同時經過修改後,
沒有取得我的同意就發表了。


第五章「賦閒者」毛澤東和鄧小平

毛澤東「病」了,住進福音醫院

在贛南會議上橫遭指責的毛澤東心中甚為不快,加上第一次全國蘇維埃
代表大會前後的忙碌,使他身心極為疲憊。毛澤東向別人透露了想休養一段
時間的意思,本來就嫌他礙手礙腳的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立
即順水推舟,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請求。1932 年2 月的一天,毛澤東偕妻子賀
子珍及十三名警衛戰士登上了東華山,從此開始了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的隱居生活。

東華山,位於瑞金縣葉坪鄉南三十里處,是一座紅巖山岡。山頂上有一
座古寺廟,坐東北朝西南,廟四周翠松古柏環繞,樹木蔥鬱,一條山間小道
蜿蜒而下。毛澤東就住在古寺廟左廂房,警衛戰士居右廂房。

「真是個休息的好地方啊!」毛澤東情不自禁地讚歎。

當晚,毛澤東召集全體警衛員開會。他問大家:「你們到這裡幹什麼來
了?」

警衛戰士異口同聲地說:「保衛主席安全,讓主席休息好!」

毛澤東笑著又問:「還要做什麼呢?」

警衛戰士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說什麼好。

毛澤東說:「我想利用這段時間,給你們上文化課,學時事,你

們還年輕,要抓緊時間學習。」他見大家還是不吱聲,又說:「你們不
要為我擔心,如果你們學習得好,我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病不就好了
嘛!」會上,毛澤東親自為他們安排了學習計劃,上午——文化學習,兩個
小時;下午——時事學習,兩個小時;晚上自習——一個小時。

第三天,警衛戰士便開始了緊張的學習生活。「毛老師」耐心、認真地
言傳身教,東華山小住五十來天,天天如此。

讀書、看報是毛澤東從小養成的癖好。以前忙於指揮作戰,難得閒暇靜
下心來享受讀書樂趣。現在有時間了。他津津有味地讀著不知看了多少遍的
《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名著,如饑似渴地讀著他的
老朋友「鄭愛群」送來的報紙。

「鄭愛群」就是傅連暲,汀洲福音醫院院長。福音醫院是一家教會醫院,
傅連暲是那裡的名醫。1925 年底,傅連暲在連城認識了鄧子恢,鄧子恢把瞿
秋白著《新社會觀》推薦給傅連暲,從此傅連暲思想日漸激進。1927 年8 月,
他收留了在南昌起義中負傷的陳賡。1929 年3 月,毛澤東率紅四軍打下汀州
後,專程前往福音醫院拜會傅連暲。從此兩人便「稱兄道弟」,當時毛澤東
就拜託他代為訂報。毛澤東後來幾次大病於生死之間,都是傅連暲妙手回春,
使毛澤東幾次倖免於難。後來傅連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文
革」中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說是來養病,其實根本坐不住,除了讀書,看報,教警衛戰士學
文化外,還經常出入東華山附近各個村落,走村訪戶,關心著老俵們的柴米
油鹽。附近老俵聽說毛主席在山上養病,便經常三五成群,攜帶豬肉、雞蛋
上山來看他,毛澤東總是熱情接待,並藉機詢問他們的生活情況。

陰曆正月十五是元宵節,毛澤東破例放了一天假,對警衛戰士說:「我
們和老俵一起鬧元宵去!」他們興致勃勃地來到黃沙村。老俵們聽說毛主席


要來和他們一起過元宵,紛紛拿出家藏的干鮮果

品請毛澤東品嚐。毛澤東與老俵們看戲,觀花燈,度過了難忘的元宵節。

東華山休養期間,毛澤東處理了一件重要的事。一天,毛澤東在1932
年2 月16 日出版的《申報》讀到一條啟事,引起了他的警覺。原來這天的《申
報》刊登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即周恩來。當年他在天津參
加《覺悟社》時,入社的社員皆以「××號」為筆名,周恩來排第五名,便
以諧音「伍豪」為筆名。此時周恩來已在中央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正在指揮紅軍作戰,怎麼會脫離共產黨呢?顯然,這啟事純屬捏造,混淆視
聽。

毛澤東感到事關重大,當即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起草了布
告,為周恩來辯誣:

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
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
屠殺工農兵進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徒的造謠污蔑..

後來在「文革」中,江青等人為打倒周恩來,便翻歷史舊賬,遭到毛澤
東的斷然駁斥,說:「此事早已查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毛澤東在東華山一住就是五十來天。3 月中旬的一天,項英突然飛馬而
至,對正在給警衛戰士上文化課的毛澤東說:「恩來同志請你下山。」

原來,正如毛澤東所料,紅軍攻贛州不克,而且傷亡慘重,周恩來遂派
項英搬請毛澤東下山。

「我一有工作,病就好了。」毛澤東不顧賀子珍的勸阻,當天便下山,
於是便有了漳州大捷。

1932 年10 月,在寧都會議上受到重創的毛澤東沒有回到瑞金,而是策
馬東行,來到汀州的福音醫院。

「鄭愛群」——毛澤東的老朋友傅連暲院長一見毛澤東,便連

聲道喜。

原來,賀子珍十四天前產下一男嬰,毛澤東喜得貴子!

賀子珍祖籍江西永新。家境尚可。小學畢業後又進入永新城一教會學校
——福音學校女生部學習,畢業後當了小學國文教師。

1924 年,與賀子珍哥哥賀敏學過從甚密的共產黨員歐陽洛來到永新,使
永新有了共產黨的種子。通過賀敏學,賀子珍認識了歐陽洛。這年夏天,賀
氏三兄妹賀敏學、賀子珍、賀怡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賀子珍還擔任
了永新縣第一任青年團書記,不久她轉為中共黨員。

四一二大屠殺的衝擊波也波及到永新,賀敏學等人被逮捕入獄。賀子珍
在經過中共永新縣委同意後,寫信給井岡山的「山大王」、賀敏學的同學袁
文才,求他搭救永新監獄中的共產黨員。

袁文才果然講義氣,1927 年7 月27 日,他會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監獄,
救下了賀敏學等人。後來賀子珍與賀敏學隨袁文才、王佐一起上了井岡山。

這年10 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腳下的寧岡古城。毛澤東
與袁文才在大倉村會面。袁文才將手下部將一一介紹給毛澤東,最後介紹到
十七歲的賀子珍:「這是中共永新縣委委員。」

毛澤東連聲說:「看不出!看不出!」便又問了她的姓名,自言自語地
說:「哦,祝賀的『賀』,善自珍重的『自珍』!」

毛澤東住在茅坪八角樓。毛澤東一天總要往袁文才住處走上幾回,見到


賀子珍總要跟她聊上幾句,賀子珍也常常充當袁文才的通訊員,給毛澤東遞
個消息傳個話什麼的。賀子珍佩服毛澤東的才智學識,毛澤東喜歡賀子珍的
俏麗堅強,兩人相愛了。

袁文才洞察秋毫,便充當月老,將他們倆推入洞房。
1928 年初夏,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合了。婚後,賀子珍擔任井岡山前敵委
員會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轉戰贛南閩西。

1929 年,賀子珍產下一女孩。當時正值紅軍二打龍巖,戰事頻繁,賀子
珍只得把女孩寄養在一當地老百姓家,說日後再來接孩子,並送上十五枚銀
元。

後來,毛澤東之弟毛澤民去接孩子,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了!」
賀子珍痛哭了一場。實際上這女孩並沒有死,而是幾經轉賣,歷盡劫波生存
下來,解放後被中共中央辦公廳確認為毛澤東之後,如今她已兒孫滿堂,在
福建安度晚年。

1932 年,賀子珍再次懷孕,臨產前,毛澤東將賀子珍送到福音醫院。十
四天前,傅連暲親自接生,賀子珍順利產下一男嬰。
心情倍受壓抑的毛澤東見到了患難與共的妻子及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心
裡暫時得到了寬慰。
賀子珍生下孩子後,身體虛弱,便請了一個奶媽,奶媽給孩子取名為「小
毛」。
毛澤東聽說「小毛」之名的來歷後,也忍不住笑了:「人家喊我『老毛』,
我的兒子當然就是小毛羅!」
毛澤東立即給兒子取了大名,叫毛岸紅意即生在紅區,長大當紅軍。當

然,也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龍的岸輩。
傅連暲將毛澤東安排在離福音醫院半里路的一座幽靜的小洋樓住下。
在福音醫院,傅連暲仔細地為毛澤東檢查了身體。毛澤東發低燒,傅認

為這是過度勞累的結果,勸他好好地休息。
毛澤東還是閒不住,每天要看大量的書籍報紙,再加上對紅軍和根據地
前途的優慮,身體日見消瘦虛弱,有一天竟吐起血來。
看著自己的丈夫遭受著病痛與不公正待遇的雙重煎熬,賀子珍只能暗中
落淚,她所能做的,就是抱著小岸紅給毛澤東逗逗樂。

紅軍長征時,賀子珍不得不忍痛將小岸紅托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
的妹妹賀怡、妹夫毛澤覃。1935 年一次戰鬥前夕,毛澤覃將小岸紅臨時托付
給一老俵看管,說戰鬥結束後來接,並記下地

址。不料想毛澤覃就在這次戰鬥中犧牲,從此小岸紅下落不明..
1950 年,賀怡出任吉安地委宣傳部部長。她心中始終惦念著岸紅,在一
次乘吉普車尋訪岸紅途中,車翻人亡..

在福音醫院,毛澤東與攻打漳州時有一面之交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
重逢。羅腰部有傷也在福音醫院治療。他們談得十分投機。羅明對毛澤東的
才幹很是佩服。出院後,他便回到福建省委,雷厲風行地貫徹執行毛澤東「那
一套」,結果橫遭打擊,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1934 年4 月,正是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保衛戰的關健時刻,可毛澤東卻
「悠然自得」地雲遊到了蘇區南大門會昌來「養病」。
粵贛省委書記劉曉與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
長工熱情地迎接毛澤東的到來。


會昌,是中央蘇區粵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所在地,中央蘇區
南大門。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國民黨粵軍不斷向北挺進,先後佔領了會
昌以南的尋烏、安遠、信豐等縣,威脅到了中央蘇區南線。毛澤東來會昌時,
其南門重鎮筠門嶺已失守。

儘管不在其位,但毛澤東在會昌卻成功地謀了一次政。

在粵贛省委駐地文武壩,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調查南線戰事情況。
當他聞知南線主力紅軍第二十二師是在閩粵敵軍強大壓力下被迫退出筠門嶺
的,便打電話給二十二師政委方強,告訴他們撤是對的,並仔細詢問了南線
情況。

後來,毛澤東親自來到二十二師駐地宮山塘,指導紅二十二師進行整訓,

佈置戰略戰術。
「毛總政委。」二十二師官兵還是這樣稱呼他。
「毛大帥。」師參謀長孫毅稱呼毛澤東更是特別。
也就在廣昌保衛戰陣地戰、堡壘戰、短促突擊打得慘烈的時候,毛澤東

卻在對二十二師佈置李德等人根本瞧不起的戰術。毛澤東說,要用小部隊配
合地方武裝打游擊,鉗制敵人。他還說:要採取
游擊戰和游擊運動戰的打法,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弱點。他還說:
什麼「堡壘對堡壘,」什麼「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
十幾天後,從南線傳來消息,第二十二師在四五天內連續打了幾次勝仗!
南線暫告平穩。

在會昌,毛澤東又一次將他久違了的游擊戰術發揮到了極點,算是過了
一次癮。毛澤東到會昌一住就是兩個月。1934 年7 月23 日,毛澤東登上了
會昌後,會昌城一收眼底,綿江如帶,奔湧而下,一派江南秀色!然而此時
反圍戰況日益惡化,中央局已急電要毛澤東返回瑞金。

同天異景。這裡的風景卻如此之好!
回到文武壩,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

峰,巔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毛澤東說,打仗也要搞建設

儘管毛澤東沒有了黨權、軍權,但博古沒讓他閒著。

1933 年2 月,博古找毛澤東談話,讓他在蘇維埃政權系統領導查田運動。
博古特別交待毛澤東,要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
壞田」的原則來搞,對老區要重新分田。新區要實行「正確的土地分配」,
「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

博古明明知道毛澤東是不同意這種土地分配政策的。

毛澤東犯難了。他清楚,博古他們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要全盤否定他領導
的中央蘇區的土地分配成果。名曰查田,就是指責過去的土地分配不正確,
看你毛澤東敢不敢於自己否定自己..

毛澤東是個很守紀律的人,博古是代表黨組織來談話的,下級必須服從

上級。何況毛澤東是中央政府主席,領導查田運動,是地
方事務,名正言順。
毛澤東雷厲風行,但沒有按博古交待的原則去辦,而是深入基層調查研


究了一番。他派土地部秘書王觀瀾到瑞金葉坪鄉,和縣、鄉負責人楊世珠、
朱開銓選點試點。毛澤東反覆交待他們不要急於鋪開。

然而,博古等人早在查田運動開始之前,就在《紅色中華》等大造「地
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輿論,結果查田運動初期就走入歧途,各地越查
越「左」,變成了查階級。一時地主富農越查越多,許多中農、富裕中農被
升為富農、地主,有的地方一代沒查出名堂,就查二代、三代,甚至三、四
代,直到查出第幾代祖先是地主、富農為止,然後以「古」論今。實際上貫
徹了一條「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從經濟上消滅
富農的「左」傾土地政策。

許多中農、貧農、工人叫苦不迭,地主富農面臨絕境,小商小販紛紛破
產。蘇區一時怨聲載道,他們不明白,共產黨本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何
以一下子變得如此..蘇區出現了動盪不安的因素。

不斷有人來找毛澤東,求毛主席為他們作主。

原來就不同意這種搞法的毛澤東憤怒了。眼見得「左」傾政策損害了中
央蘇區人民的利益,損害了蘇維埃事業,也影響了黨在蘇區的形象,毛澤東
坐不住了。他說:

「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
對錯誤的。」

「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查分田。」

「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作地主對待。」

「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

毛澤東大聲疾呼:「要堅決反對查田運動中的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的『左』
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不顧「左」傾路線佔上風的勢態,盡力減少「左」的土地

政策帶來的損失。他根據實際情況,區分三種區域,作了不同的部署:
在發展區域的中心工作是沒收與分配土地,在鬥爭落後區域的中心工作才是
查田。毛澤東還為一些農民「平反」,使許多被人為拔高成分的「地主」、
「富農」重新回到了貧農、中農行列。葉坪鄉一位貧農因為其曾祖父有一些
土地,在查田運動中被定為地主,沒分到田。在毛澤東的關照下,還了貧農
的本來面目。這位農民帶著全家跪在毛澤東面前..

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又惹惱了博古等人,他們指責他又犯了「右傾路線錯
誤」。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是「不可救藥者」,後來乾脆將他的政府人民委
員會主席一職也擼掉了,只剩下了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一職..

毛澤東專事後方工作,有聲有色。

前方打仗,後方也要建設。在他的領導下,中央蘇區成立了各級國民經
濟部,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組指導委員會、對外貿
易局、國營企業管理局等單位。

戰爭狀態中的蘇維埃國家怎樣進行經濟建設,馬恩經典中沒有現成的答
案。毛澤東經過一番思索,從中國農村實際出發,制定出蘇區經濟的總方針
和一系列政策。他說:

「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
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經濟力量
供給戰爭。」要「加強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
義的前提」!


毛澤東還提出了具體目標:

第一,要把農業放在經濟建設第一位。他說:「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
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
砂糖、紙張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應,森林的培養,畜
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第二,發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與保護私人經濟同時並進。

國營經濟要盡可能加以發展,合作社經濟可以成為蘇區經濟的巨大力
量,要加強;私人經濟是上述經濟的補充,只要不違法,就應加以提倡和鼓
勵。

第三,大力發展赤白貿易,調劑商品和貨幣流通。根據地日用工業品奇
缺,農副產品又滯銷,工農業剪刀差擴大,毛澤東據此情況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利用私人資本,保障貿易自由。

第四,發展根據地的財政金融事業。毛澤東認為光靠打土豪、沒收籌款
不行了,要靠稅收和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財源。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勢。國
營企業發展到三十二家,各種生產合作社二千二百個,私營工商業發展迅猛,
赤白貿易搞活,每年有三百萬石糧食出口,各種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斷地進入
蘇區,金融事業蓬勃發展,發行了公債一百八十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三百萬
元!

根據地經濟建設及其成就,不僅維繫了紅色政權,支援戰爭數年之久,
而且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經濟的治國之才。毛澤東作為這場經濟
建設大舞台上的主角和導演,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打仗是行家裡手,經濟建
設,毛澤東也是內行。

中央蘇區時期,各項事業都很紅火,還辦起了兩所大學,一所是蘇維埃
大學,另一所是紅軍大學,都是毛澤東提議創辦的。

中央蘇區建立初期,毛澤東就指示各地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提高工農群眾
的文化水平,保證工農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優先權。一時,各類新型學校相
繼建立,義務教育、社會教育普遍開展。

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毛澤東思考著籌辦更高層次的學校。1933 年8 月
16 日,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委員會會議,提出在瑞金建立蘇維埃大學的設
想,毛澤東親自兼任校長。

大學校址選在了沙洲壩上一片黃土崗上。茅草當瓦、竹片為床的大學於
1933 年9 月正式開學,共招學員一千五百名。毛澤東每星期都要為學生講一
次政治課。學校為部隊和地方培養了大批軍

政人才。

1933 年4 月,毛澤東隨中央政府機關從葉坪搬至沙洲壩。毛澤東住沙洲
壩元太屋。

這是一個具有贛南鄉村特色的標準農家住屋。一棵高大挺拔、濃蔭蔽日
的古樟挺立在屋外,從樹旁的小門進去是一個小院子,院裡鋪滿了鵝卵石,
顯得整潔而又寧靜。毛澤東與賀子珍就住在小院後面的正廳。

一天傍晚,毛澤東正在院前大樟樹下與村裡的楊大伯聊天。只見一個老
俵挑著一擔渾濁的水從身邊經過。毛澤東很奇怪,便問道:

「這麼髒的水,做什麼用呀?」

「吃唄。」老俵答道。


毛澤東往水桶裡一看,濁水裡竟有小蟲在蠕動!忙關切地問到:「沒有
乾淨一點的水嗎?」
這時楊大伯接口說道:「唉,毛主席,不瞞你說,我們沙洲壩就是缺水,
人吃、澆地、洗衣、洗菜,全靠那邊池塘裡的水!」

擔水的老俵放下水桶,指著前面的山腳補充說:「那邊山腳下有一股山
泉,就是路遠水少,半天才能挑上兩擔。自中央機關搬進來以後,村裡一下
子多了上千人,吃水就更困難了。」

這一晚,毛澤東怎麼也睡不著,中央政府機關的進駐,增加了群眾的生
活負擔,毛澤東愧疚不已。
第二天,毛澤東在村裡村外轉了一圈,爾後找來鄉主席、楊大伯等人,

商議水的問題。
毛澤東提議說:「能不能在村裡打井?」
「打井?唉!我們這裡自古以來都沒有打過井啊!」一位長者說。
「這井怎麼打法?」
「我看可以試試。」
「就怕打不見水。」
大家七嘴八舌,最後同意毛澤東提議,決定在山腳泉水邊打井。
幾天後,果然打出了水。可是吃了幾天,就沒有人再去挑水了。就連紅

軍戰士送上門的水也被偷偷地倒掉了。人們又回到塘裡去挑髒水吃。原來,
山腳井邊是墓地,群眾犯疑,認為那水吃不得!
毛澤東體察群眾的風俗和心境,重又找來鄉幹部商議,尋找新井位,再
打一口井。
井位選好後,毛澤東帶領中央政府工作人員一起動手,提的提,挖的挖,
毛澤東還親自下到井底,鋪上沙石、木炭..
井打好了,見到清澈的水溢出來,老俵們個個喜笑顏開,圍著毛澤東表
示感謝。為了銘記毛澤東和紅軍的恩情,鄉幹部給這口井取名為「紅井」。
1934 年12 月紅軍長征後,敵人多次填塞這口水井,沙洲壩人民為了保
護它,與敵展開了一次次激烈的鬥爭,最終還是將它保留下來了。

1950 年,瑞金人民為了迎接毛澤東派來的南方老根據地慰問團,對這口
水井行了維修,並在井旁樹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吃水不忘挖並人,幸
福想念毛主席。」

在沙洲壩,毛澤東還率領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幫助當地修了一座橋,為鄉
政府起草過《春耕生產大綱》,為一對對新人當過證婚人

毛澤東干地方工作期間,花了很大精力下鄉搞調查研究。白天,毛澤東
走村串戶,晚上開座談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後來根據調查,毛澤
東寫了《長岡鄉調查》,收入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鄧小平手上只剩下一份《紅星》

1933 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寧都接受「勞動改造」的鄧小平突然得到通知,
要他返回瑞金紅軍總政治部報到,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

「又可以工作啦!」滿心歡喜的鄧小平一掃受壓抑打擊的不快,興沖沖
地來到白屋子——紅軍總政治部,向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報到。


「王主任,您好!」鄧小平迎上前去,與正在臥床養病的王稼祥緊緊握
手。

見到這個充滿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輕人,王稼祥特別高興。

鄧小平到紅軍總政治部任職,是王稼祥親自點的將。

王稼祥,安徽涇縣人。青年時參加學生運動,1925 年10 月先後入莫斯
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 年回國後一
直在中央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1931 年他與顧作霖、任弼時一起,以中共
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中央蘇區。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曾追隨過王明
「左」傾路線,對毛澤東說三道四。但到中央蘇區後,通過與毛澤東交往,
加深了對毛澤東的理解,轉而支持毛澤東的工作。1932 年在寧都會議上,他
不顧多數人的意見,反對剝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正因為如此,便開始受
到博古等人排擠。

1933 年3 月,他在第四次反「圍剿」前線負重傷,被送到瑞金養傷。王
稼祥對博古等人各種排除異己,變著法整毛澤東的做法十分不滿,對很有才
干又遭不公的鄧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親自打電話給博古,要求將鄧
小平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代理秘書長,兼《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就這樣來
到了紅軍總政治部。

聽說自己來紅軍總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辦《紅星報》,鄧小

平十分高興。他辦報可以說是行家裡手。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因
為辦小報出色被周恩來、李富春等封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縣委書記時,
又領導創辦過《瑞金紅旗》報。長期的黨務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煉
就了他敏銳的觀察、思維能力和生動、樸實的文字風格。

《紅星報》是紅軍總政治部的機關報。它是1931 年12 月11 日由中革軍
委總政治部創辦的。創刊之初,定為五日刊,但實際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
開四版,有時兩版、六版或八版。鄧小平接手《紅星報》時已改為三十二開
油印期刊。

白屋子一間十多平米的房間成了《紅星報》編輯室及鄧小平的臥室。

上任第二天,鄧小平便同他手下三名辦報人員分頭深入紅軍指戰員中,
搜集對《紅星報》的反映,聽取他們辦報的建議。經過反覆調查研究,他對
如何辦好《紅星報》心裡有了底。

根據調查所得來的對《紅星報》的反映及當時的形勢,鄧小平對創辦《紅
星報》有了改革思路。

首先,就是將《紅星報》恢復成原來的四開鉛印報紙形式。原來的油印
期刊式報紙雖便於攜帶保存,適應部隊頻繁的戰鬥生活,但出版週期長,不
能及時有效地報道、反映部隊生活。恢復四開鉛印五日刊,加強了《紅星報》
的時效性。其次是建立通訊員隊伍。鄧小平認為,通訊員是報紙的主力軍,
所以他把目光盯在了廣大指戰員身上,注意充分發揮廣大紅軍指戰員的積極
性。他親自起草了一則《優待投稿同志》的啟事,經王稼祥同意後發出,產
生了熱烈反響,一些文化水平較高的指戰員紛紛加入到通訊員隊伍中來。鄧
小平還協助一些軍團配備了戰地記者和通訊員。在鄧小平的努力下,《紅星
報》通訊員隊伍最多時達五百多人。

鄧小平還發現,以前出版的《紅星報》內容比較單一,形式較呆板,一
些長而空的文章既佔了版面又沒有針對性。針對這種情況,

他先後辦了「最後通訊」、「捷報」、「前線通訊」、「革命戰爭」等


二十多個欄目。鄧小平辦報還有一個原則,就是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通俗
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過四千字,一般的報道只有幾百字。說是辦報,其
實人手極少。連鄧小平在內只有四個人。報紙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萬字,
數十篇文章,從徵稿、寫稿、編輯加工、版面設計甚至校對,鄧小平都要親
自動手,工作量很大,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 年8 月6 日,停刊幾個月的《紅星報》以嶄新的面貌與廣大紅軍指
戰員見面了!樸實無華的文風,短小精悍的文章,鮮明的觀點博得了廣大指
戰員的一片讚揚。

文如其人。《紅星報》受到廣大指戰員的歡迎,也鮮明地反映了鄧小平
的政治態度。《紅星報》復刊第二天,鄧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約四華里的元
太屋——中央執行委員會機關所在地,他要向毛澤東約稿。

此時的毛澤東已被「左」傾領導者排擠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

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職,對軍事工作無權過問。但鄧小平對毛澤
東的軍事路線及其一整套戰略戰術十分欽佩,鄧小平不顧自己因為是「毛派」
而橫遭打擊的處境,勇敢地向毛澤東約稿。

見到鄧小平來訪,毛澤東十分高興。博古等人批「江西羅明」,批鄧毛
謝古,毛澤東知道是指桑罵槐,衝著自己來的。對鄧小平等人無端地當了自
己的「替罪羊」,毛澤東又是氣憤又是愧疚。他拉著鄧小平的手關切地詢問
他的近況。同是落難之人,兩人談得十分投機。

毛澤東說:「聽說你到紅軍總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辦《紅星報》,今天到這裡來就是為這事,希望主席為
我們撰寫一篇關於紅軍戰鬥實例方面的文章。」

毛澤東慨然應諾:「好啊,我一定寫,吉安一仗對我們現在反『圍剿』
有借鑒意義,我就寫打吉安吧,你明天來取稿。」

鄧小平沒想到毛澤東會這樣爽快地答應他的要求,高高興興地回到白屋
子。

在幾天以後出版的《紅星報》第二期第四版「紅軍故事」欄目裡,鄧小
平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毛澤東以筆名「子任」撰寫的長篇通訊《吉
安的佔領》。該文詳細介紹了1930 年10 月4 日紅一方面軍攻打吉安的戰鬥
過程,特別是文中總結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以不硬拚,選擇有利
地形,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殲滅敵人」的軍事思想,與當時「左」傾領導的
「禦敵於國門之外」和「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錯誤的軍事指揮
形成鮮明的對照。這篇文章在廣大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紛紛稱讚
鄧小平辦報辦得好,盼望著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隊伍來指揮。

善於抓典型,是鄧小平辦報的又一特色。

為了粉碎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在中央蘇區掀起了大規模的擴紅熱
潮。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帶頭響應中央的號召,在蘇區黨政機關
中第一個報名上前線。鄧小平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親自採訪李富春,並連
夜趕寫了《擴大紅軍的領導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後,在蘇區黨政機關引起
強烈反響。當時興國縣縣委書記謝名江和水豐縣縣委書記鍾循仁等也積極報
名上前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領導幹部的帶領下,蘇區廣大群眾踴躍
報名參軍參戰,掀起了參軍參戰的高潮。

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由於「左」傾領導錯誤的軍事指揮,紅軍被迫
打陣地戰,被動應敵,每仗都傷亡慘重,唯獨1934 年9 月1 日至3 日,朱德


親自指揮的溫坊戰鬥是運用運動戰術,打得主動、漂亮,大獲全勝。鄧小平
敏銳地抓住此戰例,立即約請李聚奎等戰地指揮官提供戰鬥情況,然後綜合
整理,以《溫坊戰鬥的勝利》為題在「前線通訊」欄目發表,既鼓舞了全軍
的士氣,又批評了「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揮。

鄧小平還採用社論、署名文章和開闢「黨的生活」、「支部通訊」

等欄目,從各個側面全面反映紅軍黨的建設、青年工作、政治工作、教
育、生活娛樂等方面的情況,使廣大紅軍通過報紙獲得了更多的軍事知識、
文化知識和生活知識,使紅軍部隊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動活潑。

鄧小平對紅軍隊伍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消極怠工、貪污浪費、貪生怕死
等不良現象深惡痛絕,為此他在《紅星報》開闢了「鐵鋒」、「自我批評」
等專欄,對上述現象進行曝光,為加強紅軍政治思想建設、作風建設作出了
貢獻。

在鄧小平卓有成效地組織編排下,《紅星報》猶如戰火中綻開的奇葩,
在蘇區大地爭芳鬥艷,受到蘇區軍民的熱烈歡迎。它的發行量,1933 年僅在
中央蘇區就達一萬七千三百份,在蘇區數十種報刊中,僅次於《紅色中華》
和《青年生活》,名列第三。

1934 年9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編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鄧小平突然被告
知,《紅星報》暫時停刊。

原來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中央紅軍主力被迫轉移。
鄧小平將隨紅軍一起轉移——長征。

長征開始後,蘇區中央局決定將《紅色中華》和《鬥爭》停刊。這樣,
《紅星報》實際上成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唯一的報
紙。身為主編的鄧小平,感到擔子更重了。

鄧小平將來不及編發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參考書和文房四寶,收攏整理
好,裝入行軍挎包。他準備在突圍途中出版《紅星》專號。他還專門準備了
蠟紙、油墨、紙張,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設備。

10 月10 日,他跟隨「紅星」縱隊,從雲石山田村出發,踏上了漫長征
程。

在長征路上,鄧小平不顧行軍作戰的勞累,邊行軍邊編排《紅星報》,
每期印刷七八百份,成為紅軍戰士的主要精神食糧。紅軍進入貴州後,《紅
星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紅軍連戰連捷

的消息。鄧小平職務變動後,《紅星報》由陸定一繼任主編。

這段辦報生涯,令鄧小平永生難忘。三十八年後,鄧小平「文革」後復
出前夕,於1972 年重返贛南中央蘇區。在瑞金,他專程前往當年《紅星報》
社址——白屋子..


第六章蘇區「五老」和首腦的夫人們

掌管經濟的林伯渠

1933 年初,中華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成立,剛從蘇聯回國進入蘇區的
林伯渠被任命為國民經濟部部長。不久,蘇維埃政府財政部原部長鄧子恢受
王明路線打擊改任副部長,林伯渠又兼任了財政部部長之職,擔當起蘇區財
政和經濟建設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國民黨的一位元老。當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時,他毅然參加
了南昌起義,並擔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席。起義失敗後,林老
化裝潛入香港,從日本到達海參崴,與徐特立、何叔衡、葉劍英等同志一道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來留在蘇聯遠東邊疆中國蘇維埃黨校任教。

1933 年初,林老決定放棄在蘇聯安定的教學生活,回到國內參加第一線
的戰鬥。由於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並為黨的成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
貢獻,在黨內贏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蘇區的廣大幹部群眾把他和先唇來
到蘇區工作戰鬥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謝覺哉尊稱為蘇區「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領導蘇區發展國民經濟的兩條原則,一是集中力
量保證戰爭的需要,二是適當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為此,他首先狠抓了糧
食問題。當時,中央蘇區有三百多萬人口,紅軍已擴大到十萬,糧食需求量
很大。中央蘇區雖然盛產糧食,但存在

時多時少、時賤時貴的現象,一些奸商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因此,
糧食問題成了蘇區財政中頭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採取得力措施,促進農
業生產的發展,一面佈置開展糧食的收集調劑工作。1933 年5 月,國民經濟
部相繼發出第一、二號訓令,佈置各縣國民經濟部召開區、鄉代表聯席會議,
發動群眾節省穀物賣給糧食調劑局,倡導籌辦糧食合作社,制定《穀倉管理
委員會規則》,對糧食的運輸、保管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措施對
根據地內糧食的收集和貯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為了推動蘇區經濟建設運動的迅速
開展,1933 年8 月,林老在瑞主葉坪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
設大會,林伯渠主持並致開幕詞,毛澤東作了《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
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林伯渠作了《發行二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與發
展合作社》的報告。大會就發展合作社、推銷公債、健全糧食調劑局、開展
對外(白區)貿易、籌款、培養幹部、加強新區與邊區工作等問題作出了決
議。這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對於促進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的經濟建設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

其三,組織群眾熬硝鹽,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林老在蘇區主持財政經
濟工作時期,經常深入群眾,調查情況,瞭解和解決實際問題。有一次,他
和國民經濟部的工作人員一起到群眾中瞭解情況,來到一老百姓家,這家老
百姓見他們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領導同志,便端出雞湯請他們喝,林老嘗了
一口,沒有鹹味,經詢問,始知無鹽可放。當時,由於敵人的經濟封鎖,蘇
區的食鹽特別困難,廣大的幹部、群眾經常吃不到食鹽。林老知道後,心情
十分沉重。回到機關後,他在人民委員會議上提出了這一問題,並提出瞭解
決辦法:一是成立對外貿易局,加強與白區的貿易工作,採取各種手段從白
區進口鹽、布、藥品等蘇區急需品,進口的鹽既供給紅軍部隊也供給老百姓;


二是發動群眾熬硝鹽,打破敵人的封鎖。毛澤東在

會上支持林老的意見,說:沒有鹽不好吃飯,就是有雞湯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個群眾性的熬硝鹽運動在蘇區開展起來。林老帶頭和群眾一道動手
熬製,並把節省下來的食鹽送給紅軍部隊。

其四,抵制王明「左」傾領導者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錯誤路線。王明等
「左」傾領導者不但在軍事上推行其「左」傾路線,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制定
了一套「左」傾政策。如認為戰爭年代無閒工夫搞經濟建設,軍事鬥爭佔領
一切;反對和限制導白區的貿易往來,戰爭的保障和供給全靠向群眾徵糧和
發行公債;對稍大點資本的商店實行沒收封門,老闆當作資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財實踐中深深感到「左」傾領導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實際,說:「吃
過洋麵包的人的辦法看來不行。」他對毛澤東提出的「以發展國民經濟來增
加我們的財政收入」的財政工作方針十分讚賞。為了在實際工作中執行毛澤
東制定的一系列關於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林老一方面通過財政
部配合和協助有關部門,組織工農業生產,發展合作社,開展對外貿易,另
一方面抓了紙幣的發行,建立金庫,健全預算、決算、審計、調配、供給、
會計等一系列財政制度,開展「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的運動等。通過這一
系列開源節流的措施,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保證了革命戰爭的財政需求,
並使前方部隊、後方機關和群眾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 年1 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

開。林伯渠出席大會並在大會上作了《關於經濟建設》的報告。此後,
他根據全蘇「二大」制定的經濟建設方針政策,領導財政經濟部門,發動和
組織群眾搞好工農業生產,開展對外(白區)貿易,打破敵人的封鎖,為支
援革命戰爭,改善群眾生活做出了積極貢獻。

1934 年10 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林伯集隨著紅軍部隊離開了
中央蘇區,踏上了長征之路。

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

董必武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蘇區「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
但從不擺老資格,總是虛懷若谷,嚴於律己。

1928 年夏,董必武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
葉劍英等同班學習。這時,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學習很努力刻苦,深得
中國同志和外國同志的敬佩。學習期間,他經常深入工廠、農村調查研究,
和工人、農民一起勞動、生活。他常對人說:

「要演好一場戲,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龍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
塊碎布,哪裡有洞,黨和人民要我去補,我就去補。轟轟烈烈的工作需要人
去做,補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 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由上海中共臨時中央
分派,經汕頭、大埔、長汀,抵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
就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請求分配工作。周恩來說:「紅軍大學有一個軍以
上幹部組成的高級班,班長是彭雪楓同志,你去擔任該班的政治委員吧。」
董必武二話不說,攜行李就去報到了。

紅軍大學坐落在瑞金城東北約十五華里的一片叢林中,學員們給紅軍大
學起了個雅號叫「森林大學」。一天中午,留著鬍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來


到學員中間,他風趣地說:「小伙子們,你們歡迎我這個長鬍子的新兵嗎?」
一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

紅軍大學的辦學條件相當艱苦,但董必武絲毫沒有畏難情緒。每天一大
早,他總是早早地來到操場,皮帶系得緊緊的,綁腿打得利索結實,穿著草
鞋,軍容威武,精神抖擻,下巴上兩撇八字鬍隨晨風飄舞著。學員們見了,
心中油然升起一種敬佩之情。

在紅軍大學期間,董必武承擔了黨的建設、社會發展史、紅軍政治工作
和時事政治等七八門課程,他的講課內容充實,別開生

面,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 年3 月,中央黨校(即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開辦了。校長任弼時
對董必武說:「你來這裡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領導積極建議過,你來最合
適。」就這樣,董必武調到了中央黨校,先任教務長。不久,副校長楊尚昆
調到三軍團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長。

中央黨校是為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培養訓練工農幹部,提高廣大
幹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創辦的。學員有蘇區和白區的工作人員,有黨、團、蘇
維埃和工會的工作人員,還有各省委、省蘇領導幹部,人員龐雜,文化素質
參差不齊。為了搞好教學,幫助學員們實實在在地提高馬列主義水平,董必
武費盡腦筋,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設置了一系列適合蘇區革命戰爭和工
作實際需要的課程;同時,他還很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經常把有著豐富
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中央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朱德、任弼
時等請到學校來上課。這種現身說法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以巨大的鼓舞和
教育。

不久,校長任弼時調往湘贛蘇區,校長由博古兼任,黨校的實際工作全
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來黨校後,要求改變教學內容,要以蘇聯共產黨黨史為中心,將中
共黨史、中國蘇維埃革命史壓縮下去。董必武反對說,中國人不研究中國的
革命史,不研究本國的具體實際,怎麼能搞好中國革命?

董必武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剛正不阿。當時,臨時中央領導人執
行的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受到排斥。當有的學
生受人煽動準備攻擊毛澤東軍事路線時,他教育學員要明辨事非,不可盲從,
從而使一些學員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產生的偏向。

對受「左」傾領導者排擠、打擊的幹部,董必武總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去對待,從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因擁護毛

澤東的正確主張,遭受「左」傾領導的打擊,被撤掉了職務,調任黨校
教務長。董必武沒有歧視他,多次同他親切交談,耐心開導,鼓勵他大膽工
作。羅明為難地說:「我這個犯有路線錯誤的人當教務長恐怕不合適,我的
水平也不勝任。」董必武說,遇到困難不幹,就是戰場上的逃兵。共產黨員
干革命,越是困難越要干。我們當幹部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沉得住氣,要
有「三頂」精神,即要頂得住表揚,頂得住批評,頂得住困難。董必武的話
言辭懇切,充滿著共產黨人的革命樂觀主義,使羅明肅然起敬。從此,他放
下思想包袱,積極協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抵制,引起了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人的
不滿和忌恨,誣蔑他「圖謀不軌」,讓他作檢查。董必武義正辭嚴地駁斥了
這些不實之詞,說:「我圖的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我寧願不做黨校校長,


也要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風範,贏得了蘇區黨員幹部的
敬仰。

董必武身為黨校校長,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受到黨
校學員和教學工作人員的普遍敬重,但他從不以此擺老資格,居功自傲,相
反,他時時處處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出現,兢兢業業地為黨的事業忘我工
作。有一次黨小組過組織生活。黨小組組長李寬和考慮董必武工作忙,沒有
通知他參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黨小組長說:「寬和同志,昨天過組
織生活怎麼沒有通知我?我也是咱們小組的一個黨員呀!」黨小組長解釋說:
「您的工作那麼忙,又常到中央開會,我就沒有通知您。」董必武聽了,十
分嚴肅地說:「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首先是個黨員,工作再忙也要過組織生
活。不參加黨的活動,那算什麼黨員。」在下一次黨小組會上,他對上次沒
有參加組織生活的事,主動作了自我批評,並懇請大家對他的工作提出批評
意見。

1934 年1 月,董必武出席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
大會,被選為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中央

執行委員。同年2 月,被任命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

1934 年10 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離開瑞金,踏上了戰略大轉移的征途。

毛澤東的先生徐特立

徐特立進入中央蘇區時,已有50 多歲。他中等偏矮的個子,頭髮斑白,
有點禿頂,門牙脫落,戴一副老式眼鏡,走起路來有些搖搖晃晃。觀到毛澤
東時,毛澤東仔細地打量著自己年輕時的老師,用親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說:
「徐老呀,我們又碰到一塊來了!」徐特立風趣地說:「潤芝,我雖然頭髮
白了,但我還是一個參加革命不久的新戰士,你可要讓我多為革命做點工作
喲。」

當時,恰逢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取得勝利,紅軍俘虜了許多敵軍官兵,
毛澤東和朱德就請徐特立去擔負教育俘虜的工作。

這給從事教育工作多年,有著豐富經驗的徐特立出了一個新課題。但他
並沒有畏難。為了摸清這些俘虜兵的情況,以便對症下藥地進行引導教育,
徐特立來到俘虜兵中間,逐一調查詢問。他態度和藹,耐心細緻,很快贏得
俘虜們的信任,有什麼話都願跟他說。幾天下來,徐特立發現,這些人大部
出身貧苦,為國民黨當兵打仗或出於謀生考慮,或出於強迫無奈,被俘後有
的氣惱,有的悲觀,情緒相當低落。

徐特立當即把負責看守這些俘虜的同志都找來,告訴他們說:「這些俘
虜兵原來都是窮苦人,只不過被國民黨欺騙愚弄了。對他們的教育不能簡單
粗暴,要採取交朋友、談心和民主討論的方式,真誠坦率,平等相待,通過
我們的熱情誠意去開導、啟發他們,使他們瞭解共產黨,信任共產黨。」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虜兵原來沉默寡言,士氣消
沉,經過一番和風細雨式的開導、啟發後,他們紛紛主動

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談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認識,而徐特立總是笑
咪咪地聽著,從來不厭煩。他抓住每一個機會一點一點地加以啟發、開導。
後來,這批俘虜大都成了「解放戰士」。離別之時,這些特殊的學員戀戀不
捨,含淚和徐老告別。


第三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後,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鞏固發展階段。1931
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毛澤東找到富有辦學經驗的徐特立,圍繞著如何發展蘇
區教育問題進行了徹夜的深談,並把發展蘇區教育的重任交給自己尊敬的老
師。徐特立欣然接受了這一重任。為了制定切合蘇區實際及適應革命戰爭需
要的教育措施,徐特立不辭辛勞,深入興國和於都等地,詳細調查,細心研
究。很快地就掌握了蘇區群眾的文化狀況:百分九十以上的農民不識字,勞
動婦女幾乎全是文盲。針對這種情況,徐特立認為發展蘇區教育首先要開展
掃盲運動。為此,他親自起草掃盲運動方案,在興國辦了一個九十多人的訓
練班、培養了一批掃盲骨幹。他還經常深入到各區鄉,指導和組織成立掃盲
協會、識字委員會和識字小組,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學文化,並規定每人識
字三千就算脫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導下,蘇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
出現了「老公教老婆,兒子教父親,秘書教主席,馬伕教馬伕,伙伕教伙伕,
識字的教不識字的」的掃盲局面,深得毛澤東的讚賞。

1931 年11 月,在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徐特立當選為中華蘇
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主
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

憑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經驗,徐特立認為,在中央蘇區這樣經濟文化落後
的地區,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訓出一批人民教師。於是他親自抓了蘇
區師範學校的建設。1932 年3 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後宮舉辦了師資培訓班。
這個師資訓練班的全部教學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擔,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動手
編寫,一切課程由他一人講授,一切問題由他一人負責處理。他與學生同甘
共苦,自己種菜、

煮飯、搖鈴、掃地,參加熬硝鹽。

不久,這個師資班發展為列寧師範學校,先後為蘇區培養了六百多名教
師,學員畢業後分派到各縣、區、鄉創辦列寧小學,使中央蘇區的教育事業
如竟相開放的爛漫山花頑強地發展起來,「創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跡」。

徐特立到蘇區之前已經名重教育界,受到人們尊敬。到蘇區時,他已是
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處處以普通戰士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生活樸素,
廉潔奉公。當時,每創辦一所學校,都是千辛萬苦,白手起家。為了解決辦
學所需要的經費,他帶頭節衣縮食,把自己極其微薄的伙食津貼拿來補充經
費。自己則經常吃白菜、蘿蔔、辣椒之類,穿的是粗布衣服,與普通老百姓
一樣。但在工作上,他卻是兢兢業業,誨人不倦。他當校長時,有的教員常
把半截粉筆丟掉,他卻不聲不響地撿起來留給自己上課時用。在教學上,他
言傳身教,耐心細緻,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他編寫的教材,把識字學文
化與掌握革命常識相結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列寧小學國語教材是
新編《三字經》:「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
一不平,大家鳴..」

在蘇區主持教育工作期間,徐特立處處提倡並堅持實事求是。他要求教
育部的工作人員,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調查,摸清情況,然後制訂切合實
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針和方法。他常告誡周圍的工作人員說:「不調查研
究,不注意情況,不和群眾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幾座山,幾條路,幾家
人,哪條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調查,不然敵人打來就沒有辦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縣、區、鄉進行調查研究,進行面對面的指導,從不隨意發
號施令;對於邊遠山區的工作,他就通過書信往來,在詳細瞭解情況後才發


表自己的意見。

徐特立就是這樣一個處處以身示範、為人師表的革命楷模。謝覺哉曾賦
詩頌揚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為

中央蘇區教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傑出的無產階級教育家。

紅軍長征時,徐特立以58 歲的高齡,編在總衛生部的幹部休養連,隨隊
長征。

紅色法官何叔衡

在中央蘇區,有一位老者,他年近花甲,稀疏的頭髮和濃密的鬍子襯托
著一張威武、善良的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滿著豐富情感。毛澤東說
他是「感情一堆」,蕭三則稱他是一頭不辭辛苦的「牛」。在蘇區的群眾中
則廣泛流傳著他執法嚴明,裁決準確的故事。他,就是我黨的創始人之一何
叔衡。

1931 年秋,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據黨的指示,經香港、廣
東等地輾轉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瑞金。時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
立,何叔衡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不久,又兼任內務部代理部
長和最高法庭主席。面對一個個重大任務壓過來,何叔衡二話不說,一一愉
快地接受下來。他說,有毛澤東領導,擔子再重也能幹好。

在這眾多的工作中,何叔衡對工農檢察工作是特別細心和重視的。他召
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發動大家分頭下去摸底,檢察各種貪污浪費、違法亂
紀、偷稅漏稅、失職瀆職的行為,調查落實各種檢舉、控告材料。他自己也
背上隨身攜帶的三件寶:布袋子、手電筒和記事簿,深入到各縣、區、鄉進
行調查研究。白天,他和群眾邊干邊談;晚上,召集幹部群眾座談會,發動
大家反映情況,檢舉揭發乾部中存在的貪污腐化行為。

一次,各路人馬紛紛返回檢察部,匯報下基層調查的收穫。根據自己了
解掌握的情況及工作人員的匯報,何叔衡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縣、區蘇維埃政
府存在著命令主義、強迫主義作風的問題,有的幹部存在吞沒公款、多吃多
占、貪污腐化現象。何叔衡認為,這些

問題如不及時克服,將直接威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於是,他隨即將這
些情況向毛澤東、項英等領導作了匯報,引起了他們的高度注

意。

1932 年2 月1 日,人民委員會召開第八次常務會議。會上,何叔衡將了
解到的情況作了全面匯報,有事實,有根據,並提議:中央政府要對那些執
行上級命令和國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現象和一切貪污腐化分子給予嚴厲打擊。
這項建議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接著,人民委員會發佈第五號命令,要
求各級政府對工作中存在的強迫命令問題及幹部中的貪污腐化現象進行一次
嚴格的檢查,及時消除政府工作中的不良現象,並責成工農檢察部具體抓這
項工作的督促、落實,處理檢查出來的各種問題。人民委員會的指令發出後,
何叔衡又一次率領人馬深入各縣、區檢查落實。對那些初犯或情節不甚嚴重
的,何叔衡盡力進行爭取教育,對那些不稱職的幹部,堅決撤銷他們的職務,
對貪污犯罪分子,予以嚴厲的打擊,使蘇維埃政權的威望進一步提高。

擔任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的職務後,何叔衡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不管工作
如何忙碌,他對經手的每一樁案件,總是先進行認真仔細的調查瞭解,在掌


握各方面的情況後再根據法律法規裁決。同時,他也要求工作人員對所辦的
每一個案子,盡量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執法嚴明,裁決準確。

當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已在中央蘇區逐漸貫徹,在「左」的肅反
政策影響下,一些司法機關幹部認為,寧「左」勿右,多判重刑、死刑保險。
何叔衡對這種做法很不滿意。

一次,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送來一份判決書請何叔衡審批。何叔衡接過
判決書一看,「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壬田人..判決:朱多伸處以槍斃。」
對朱多伸這個人,何叔衡在壬田檢查工作時曾有過多次接觸並有所瞭解,知
道他是一位參加過游擊隊,為革命立過功的老人,怎麼一下子會犯死罪呢?
何叔衡決心查個究竟。他背上袋

子來到壬田進行調查核實。原來老朱頭雖然年紀不小,但心直口快,對
看不慣的事喜歡指點批評,因此得罪了一些區幹部。這次他犯了一般刑事罪
後,少數區幹部嫉恨在心,企圖報復,便判了他死刑。何叔衡瞭解到這些情
況後,立即在縣蘇裁判部的判決書上寫下了「朱多伸一名由槍斃改為監禁二
年」的批示。

其實,何叔衡心裡也很清楚,由於「左」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義
的影響,蘇區的亂殺錯殺的情況比較嚴重,他也沒辦法一一杜絕。但他拿定
主意:只要自己當一天法官,就絕不能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1932 年7 月7 日,他在審批「江西省裁判部字第二號關於溫×、余××
等六犯並案分別判處」一案時,經過查閱案卷,發現判決書中所列的只是些
偷牛偷魚的事,沒有其他反革命的罪證,便批示「不能判處死刑」。但是,
對於真正反革命分子的處置,何叔衡認為決不能心慈手軟。同年秋,瑞金縣
黃柏區的幹部群眾,聯名揭發該縣縣委組織部部長陳景魁有嚴重問題。接到
告發信後,何叔衡親自組織人員進行調查,結果證實陳確是一個混進革命隊
伍,罪惡纍纍,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民團」團長。這時,有一些領導出
來說情,並拿出「某某領導講了不能殺陳部長」的話相挾。何叔衡非常氣憤,
這樣的人不槍斃,人民不會答應。他毫不猶豫地排除種種阻力,將陳景魁依
法逮捕,經公審後執行槍決,廣大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由於何叔衡在審案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左」傾肅反政策進行過
抵制,於是,「左」傾領導者便指責他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犯了「政治
上動搖」,「拿法律思想代替了嚴重的階級鬥爭」,「在肅反中沒有起積極
作用」等錯誤,並於1932 年冬發動了對他的批判。面對「左」傾錯誤的淫威,
何叔衡毫不畏懼。他在批判會上公開聲稱:「在政治上我從來沒有動搖過。」
在以後的工作中,他依然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事。

「左」傾領導者見批他不服,鬥他不改,終於在1933 年冬撤掉

了何叔衡全部領導職務。長征前夕,又沒有同意他隨軍出征。

紅軍長征以後,根據地很快便淪陷了。1935 年2 月24 日,何叔衡與翟
秋白、鄧子恢一行從蘇區轉移到上杭縣水日鎮小徑村時,不幸被地主武裝包
圍,突圍中,何叔衡壯烈犧牲。

毛澤東的秘書謝覺哉

1933 年5 月中旬,一個留著平頭,鬢角和八字鬍已經花白的老人,從上
海輾轉到達蘇區瑞金。他就是謝覺哉,當時雖然不到五十歲,但艱苦卓絕的


鬥爭生活使他顯得像六十多歲的老人。

來到瑞金後,謝覺哉與闊別五年的毛澤東會面了。兩位戰友縱情暢談,
不覺到了午飯時分。為了招待這位一路飽經風霜的老戰友,毛澤東特地吩咐
錢希均到老鄉家買了三個雞蛋,又從食堂打來飯和辣椒炒酸菜,算是加餐,
為謝覺哉接風洗塵。飯後,毛澤東對謝覺哉說:「我這裡正缺人,我們繼續
合作吧。」就這樣,謝覺哉在毛澤東對面的一間空屋住下,擔任毛澤東的秘
書。不久,被任命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兼內務部部長。

剛到蘇區時,謝覺哉對這裡的環境和情況不大熟悉。他第一次為毛澤東
起草一個關於查田運動的會議通知,送給毛澤東審閱後,被毛澤東刪改得面
目全非,幾乎只剩「通知」兩個字。原來由於他不大瞭解查田運動的內容,
只在通知中寫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和參加人員,對於會議的目的、要求
和與會人員該準備的情況等內容寫得不完全、準確,結果被毛澤東作了大量
的刪改。謝覺哉頓時感到自己蘇區革命鬥爭實踐的知識還很不夠,頗感不安。
毛澤東安慰他說,不要著急,多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情況就熟悉了。從此,
蘇區的幹部群眾會經常見到一個言語不多,卻整天笑呵呵的老人,出現在田
頭地角、百姓家中,看著,問著,往本子上記著什麼。

1933 年11 月的一天,謝覺哉受毛澤東的指派到瑞金縣蘇區

檢查工作,經過幾天瞭解,群眾反映瑞金縣有些幹部利用職權侵佔群眾
利益,貪污浪費現象嚴重,謝覺哉決定蹲下來認真地查一查。幾天下來,清
查的情況使謝覺哉憤怒難忍:瑞金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仁達,光吞蝕各軍政
機關交來的公款、群眾退回公債、谷票款、變賣公共物件款及隱瞞地主罰沒
款等就有三十四項,合計大洋達二千餘元,其他小數目的貪污浪費情況就更
多了。這簡直是一本罪惡帳,蘇維埃政府竟混進這麼一個可恥的傢伙,幹部
群眾,上上下下都在勒緊腰帶節約,卻養肥了這個貪官污吏,謝覺哉的肺都
快要氣炸了。

這天晚上,謝覺哉將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和財政部部長藍文勳留下來。
燈光下,謝覺哉的臉繃得緊緊的,慈善的眼神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兩撇花白
鬍子一抖一抖的。楊世珠和藍文勳見狀,知道謝覺哉要發火了,他們呆呆地
坐著,等待著謝覺哉的批評。

「你..你們還算是共產黨員嗎?你們還配做蘇維埃幹部嗎?現在大家
都在節省每一口糧食、每一個銅板支援前線,你們這裡卻存在這樣大的貪污
和浪費,你們都知道嗎?會計唐仁達所造的帳目是真是假,你們都檢查過嗎?
身為領導幹部而不瞭解情況,這是犯罪呀!」謝覺哉越說越激動,責令他們
向組織作出深刻的反省,並要他們立即將唐仁達關押起來。

回去後,謝覺哉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了也十分氣憤,下
令將唐仁達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審判,藍文勳撤職查辦,楊世珠受到
警告處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謝覺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擬定了《關於懲治貪污浪
費行為》的訓令。《訓令》頒布實施後,一些貪污犯罪分子被檢舉出來了,
反對浪費、厲行節約的風氣形成了。謝覺哉的臉上又浮現出樂呵呵的笑容。

在蘇區,工作非常緊張,生活十分清苦,毛澤東的生活標準和大家一樣,
每天三錢鹽、二錢油、十二兩米(十六兩一斤)。每餐這麼

一小碗飯,伴著清湯菜水,身材高大的毛澤東僅幾口就吞喝完了。每當
此時,謝覺哉常強忍著飢餓,笑著將自己碗中的飯撥一些給毛澤東。


毛澤東習慣晚上工作,謝覺哉常常陪他辦公,夜以繼日,又困又乏。一
天晚上,毛澤東看著鬍子花白的謝覺哉那清瘦的臉龐,深情地說:「謝鬍子,
你白天吃這點糧食夠嗎?」

謝覺哉樂呵呵地說:「夠了。」

毛澤東笑了笑說:「我去弄個南瓜,你去弄點柴草來,咱們煮南瓜吃。」

於是,他倆分頭弄來南瓜和柴草,在月光底下煮南瓜,吃了後又接著辦
公,直到深夜。

謝覺哉不但是毛澤東的好助手,而且是人民政府的好秘書長。他在擔任
蘇維埃中央政府秘書長和內務部部長期間,經常深入基層民眾中調查瞭解情
況,並參與主持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的建設工作,制定了根據地第一部《選
舉法》,領導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選舉,為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法
制建設傾注了心血,作出了貢獻。

1934 年10 月,謝覺哉隨大部隊告別了中央蘇區,踏上了長征之路。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有兩個好助手,一個是「賢外助」謝覺哉,一個是
「賢內助」賀子珍。

賀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僅人長得窈窕秀美,而且學問很好,幹起工
作來大膽潑辣,百折不撓,有一股巾幗豪氣。1931 年9 月,賀子珍隨同毛澤
東來到中央蘇區瑞金,住在葉坪村。在中央蘇區的崢嶸歲月裡,賀子珍更忙
了。在中華蘇維埃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紅一方
面軍的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工作十分繁忙。賀子珍除了擔任毛澤東的機要
秘書外,還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機要科科長。在中央政府的辦公室裡,各種電
報、文件、信函、報紙等像雪片般飛來,每天一大疊。這些材料,很多都須
賀子珍首先過目,然後報毛澤東處理。從早到晚,忙個不停,但賀子珍從未
有過怨言。

賀子珍除了做機關工作,還要做群眾工作。當時,群眾工作人人都要做,
賀子珍還是個做群眾工作的行家裡手。蘇區群眾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宣
傳、動員廣大青壯年參加紅軍,以擴大紅軍隊伍,壯大紅軍力量,幾乎每年
都有幾次擴紅突擊。

一次,賀子珍身穿淺灰色的軍服,戴著嵌紅五星的軍帽,背著一個竹斗
笠,腿上打著綁帶,來到葉坪村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她把青壯年、老婆婆、
媳婦分別請來參加座談會,宣傳擴大紅軍的重要意義。她還挨家串戶,針對
不同人的思想,細細地做工作。

葉坪村婦女幹部劉香發的新婚丈夫楊榮連,在她的動員下參軍走了,家
裡剩下一個老母親和一個耳聾的弟弟。劉香發經常到別的有困難的軍屬家裡
幫助做事,自己家裡反倒顧不過來,賀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燒火、掃地、補
衣服、洗衣服的活都撿起來幹。老婆婆很過意不去,賀子珍就笑著說:

你兒子為革命走了,媳婦工作忙又顧不了家裡的事,我幫點小忙不是很
應該嗎?再說,大家都是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處誇賀子珍:「這個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個兒子,又來
了個女兒。」


在擴紅運動中,瑞金有的幹部對中央政府頒布的婚姻條件有點意見,要
求把男女結婚年齡從男20 歲、女18 歲改為男18 歲、女16 歲。他們說:「要
兵就得有人,要人就得生崽,這樣就不愁兵源

啦!」

賀子珍聽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對雲石山鄉蘇維埃主席李贊海

等人說:「贊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們動機是好的,辦
法卻不大妙。要知道,過早結婚,對男女雙方都沒有好處,發育不完全,像
個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如何能上前線殺敵拼刺刀?打個比方,剛灌漿的
稻子,不等它長飽滿,長成熟,你就把這稻子割下來,一曬乾,一把空殼,
風吹四處飄,這種穀子做不得種,長不出米。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有教訓。
不講科學,早婚生下的伢崽身體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國主義的欺侮,罵我
們是『東亞病夫』。我們現在不單要考慮眼前,還要想到子孫萬代,振興民
族。你們說是不是這個道理?」

一席話說得李贊海等人直點頭,說:「賀子珍同志,你說的話在情在理。
我們收回目己的意見,擁護婚姻法,絕不影響擴紅。」此事傳到毛澤東耳中,
毛澤東也不禁由衷地稱讚道:「子珍,你還真是內外一把手哩!」

「是嗎?這還要謝謝你這位『先生』呢!」賀子珍也笑了。1932 年10
月,蘇區中央局召開了寧都會議,毛澤東受到了錯誤的處置,被解除了紅一
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離開前線到後方專做政府工作。這時,賀子珍在長汀
福音醫院分娩,生下了小毛。三個月後,毛澤東來到福音醫院附近的老古井
休養。賀子珍看見毛澤東雖然目光仍是那麼炯炯有神,卻消瘦多了。眼窩下
邊有一道黑圈。賀子珍心痛地說:

「潤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來到桃花源了。」毛澤東幽默地笑著說。

賀子珍從毛澤東爽朗的笑語中,卻體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憂憤之情,她
輕輕地歎了口氣。

1934 年10 月,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撤離蘇區,毛澤東在於都隨「紅星」
縱隊先行出發了。臨行前,他讓警衛員通知賀子珍,說中央已批准她隨總衛
生部休養連的同志一起行動,囑咐她把小毛留

在江西蘇區安頓好。賀子珍接到通知後,匆忙把小毛送給妹妹賀怡收養,
便趕上長征的隊伍出發了。在長征路上,她以頑強的意志、驚人的毅力,克
服了種種困難,堅持走完了長征之路,勝利到達陝北。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

在中央蘇區為數不多的婦女幹部中,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以其睿智過人
但又質樸無華的高尚品質,贏得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一致稱讚和敬重。

鄧穎超在五四運動時,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團員之一。由於她在愛國學生
運動中的出色表現,1925 年天津地下黨組織批准她為中共正式黨員。她曾任
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 年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後回國,在上海從事黨的
秘密工作。1932 年5 月到達中央蘇區長汀,隨後到了後方瑞金,先後擔任蘇
區中央局宣傳幹事、組織幹事,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等職。

鄧穎超到瑞金時,身體狀況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於職守,頑強
地帶病堅持工作。


當時中央蘇區的生活很清苦。由於敵人連續不斷的軍事「圍剿」和經濟
封鎖,紅軍戰士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經常吃不飽飯,每天只有五分錢的菜金。
為此,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曾在全蘇「二大」發出號召:「財政的支
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
是極大的犯罪。」「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
濟建設。」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也在動員全蘇區掀起一個節省運動
的高潮。

為了響應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的號召,身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的鄧穎超,
立即和在中央局宣傳部工作的陸定一等同志商量,帶頭節省,提出了兩條具
體措施:

第一,「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好打勝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新戰士

穿。」

這個提議,立即得到了蘇區中央局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熱烈響
應,他們紛紛在決心書上簽名。鄧穎超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以自己的實際
行動投入了節省運動。

1934 年3 月20 日,《紅色中華》表彰了他們的模範事跡。

鄧穎超在蘇區中央局工作期間,經常關注蘇區各部門的工作,逢有重要
會議和紀念活動,她都要抱病參加,並撰文紀念,熱情宣

傳。

1933 年11 月,中央蘇區備省第一次工農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鄧穎
超以喜悅的心情,撰寫了《怎樣領導各省第一次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熱烈讚揚了蘇區婦女「在蘇維埃革命的發展中,在四次粉碎敵人
的『圍剿、中,發揮了她們的積極性,貢獻了她們的熱情,表現了她們的英
勇和偉大力量。」她號召廣大蘇區婦女「堅決的為保衛與發展蘇維溪而戰鬥」,
「一分鐘都不要放鬆擴大紅軍與歸隊運動」,「完成三十萬雙草鞋慰勞紅軍」。
她還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蘇區女工農婦代表會的組織,檢查瞭解婦女的生
活,解決她們的實際困難。鄧穎超的這篇文章在《紅色中華》發表後,對蘇
區各省的婦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3 年8 月10 日,正值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刊百期紀念之
際,博古、洛甫等許多中央領導人紛紛撰文紀念,鄧穎超也撰寫了一篇題為
《把<紅中>飛舞到全中國》的文章。文章回顧了《紅色中華》在黨和中央蘇
維埃政府的領導與號召之下取得的偉大成就,同時還客觀地指出了《紅色中
華》存在的一些缺點,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如擴大發行網,組織叫賣,
建立代售處,訓練通訊員等,以把「《紅中》活躍到各蘇區,活躍到各邊區,
活躍到環繞著蘇區的白區,活躍到中心城市,活躍飛舞到全中國工農勞苦群
眾中去」。

鄧穎超這些文章中的話語,像一陣陣溫馨的春風,吹拂在蘇區

的紅土地上,流淌在蘇區人民的心坎裡。

1934 年10 月,鄧穎超離開中央蘇區,隨主力紅軍長征。

張聞天夫人劉英

劉英是個堅強的女革命家。她於1925 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 年


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婦女部部長,1929 年赴莫斯科勞動大學學習。後又轉至國
際無線電學校,1932 年畢業後回國。1933 年6 月受組織派遣到了中央蘇區瑞
金。

一到瑞金,劉英就和中央局秘書長鄧穎超聯繫。她們早在1928 年在上海
時就認識。時隔五年,一見面,鄧穎超就認出了她,親切地叫道:「喲,小
傑回來了。」劉英原名叫鄭傑,「劉英」這個名字,是到中央蘇區才起的。

開始,博古要劉英到電台去工作。但劉英生性好動,而且能說會道,喜
歡做群眾工作,她就向組織局局長羅邁提出去幹群眾工作。於是,羅邁便派
她到少共中央局擔任巡視員。

一次,劉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視工作,發現福建團省委的工作比較被動,
便主動幫助團省委的負責人出主意想辦法,很快把發展團員的工作開展起
來,完成了任務。由於她的工作能力強,表現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為
福建省委常委、團省委書記。

1934 年1 月,劉英回到瑞金,先列席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後又參加了「二
蘇」大會。會後,她被任命為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有一次,劉英去看望毛澤東,並向他請教開展宣傳工作的方法。毛澤東
對她說:「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說會道,不過當了宣傳部長,講話的對象不
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傳的對象是農民,長篇大論不靈,學生腔也
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音也要變一變,要向江西老俵學說話吶!」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訓青年幹部。為此,劉英辦了一個

紅軍青年宣傳幹事訓練班,系統地進行團課教育,還主編了一本《青年
讀本》,並到馬克思主義學校(黨校)去講授青年團的任務和團的建設等課
程,充分顯示了她較強的宣傳能力和組織能力。

1934 年4 月底,第五次反「圍剿」在錯誤路線指導下,形勢極為不利。
為了支援前方,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發起了擴紅運動,並派劉英到於都任擴紅
突擊隊隊長。

劉英受命後,立即帶領十多個突擊隊員,趕到於都。她決定首先開展轟
轟烈烈的政治動員,掀起一個歡送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的熱潮。於是,在縣
裡召開了突擊隊員和區委書記聯席會議。劉英在會上作動員報告,講了第五
次反「圍剿」的嚴峻形勢,中央的決心,擴紅突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後
將突擊隊員發派到各區,層層動員,落實分工任務。在擴紅中,特別強調黨
團員帶頭,起骨幹模範作用。同時注意解決參軍青年的切身問題,做好優待
紅軍家屬的工作。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擴紅突擊的熱潮掀起來了。由於蘇
區群眾覺悟高,劉英的擴紅工作做得很好,原定三個月完成的任務,僅一個
半月就超額150%完成了。

6 月21 日,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
消息,並稱讚劉英的工作實現了「於都縣的破天荒」。劉英帶著完成任務的
喜悅,從於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鄧小平,他伸著大拇指對劉英說:「不鳴
則已,一鳴驚人。」並說這是項英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說的。

後來,在擴紅運動總結時,中革軍委武裝動員部還獎給劉英擴紅突擊隊
一面光榮旗,上面寫著「干都擴紅超過二倍半」,每個突擊隊員還得到軍帽、
手中和書等獎品。

1934 年8 月底,中央蘇區形勢更加嚴峻。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
錯誤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接連受挫,敵軍已逼近興國、會昌等中心區域。


為此,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再次研究決定,進行一次新的動員,在9 月份再擴
大紅軍六萬人。9 月2 日,《紅色中華》

發出動員令,在9 月27 日以前動員三萬新戰士武裝上前線!於是,中央
局再次派劉英到於都擴紅,任務是動員四千五百人參加紅軍。

劉英立即騎馬趕到於都,當地才動員二百五十五人參軍,離四千五百人
的任務差距很遠。劉英急得團團轉。她把這些情況向正在於部養病的蘇維埃
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作了匯報。

當時毛澤東患瘧疾剛愈,身體還很虛弱。他靠在床上聽完劉英的匯報後
說:「要開會,把突擊隊員、區委書記都找來開會。」

劉英焦急地說:「再開會,時間就來不及了,現在離規定期限不到十天
了。」

「不,一定要開會,思想打不通,再有時間也完不成任務。」毛澤東堅
持要開會。

劉英又說:「突擊隊員都分散到各區去了,通知也來不及。」

「這好辦,我有幾個警衛員,叫他們騎馬到各區,口頭通知。」說完,
毛澤東立即通知幾個警衛員馬上出發。

這一著果然奏效。9 月19 日,全縣活動分子緊急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
抱病參加了會議。

會上,劉英作了報告。她把擴紅中的情況,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
的意見融匯在一起講了一遍。劉英講完後,與會的同志們一個勁地鼓掌歡迎
毛澤東講話。

這時,毛澤東站起來說:「好,我就講五分鐘,講『決心』兩個字。」
他圍繞著為什麼要下擴紅的決心,深入淺出他講述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嚴
峻形勢。又從對待困難的態度,講下決心的重要作用。最後鼓勵大家下定決
心,不怕困難,去完成擴紅任務。

會後,區委書記和突擊隊員分赴各地,層層動員,並做了爭取後進群眾
的工作。很快,於都的擴紅運動有了起色。到9 月底,已動員將近一千人參
加紅軍。9 月26 日的《紅色中華》還報道了於都的做法,說於都「過去最嚴
重的問題是群眾逃跑登山,自會議後各地爭取逃跑群眾回來的工作,取得了
最大成效」。

10 月初的一天,正當劉英為完不成擴紅任務而焦慮時,毛澤東找到她,
神情嚴肅地說:

「劉英同志,告訴你,馬上回瑞金,有特別任務。」

劉英說:「擴紅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怎麼能走呢!羅邁沒有通知,我可
不能走,隨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澤東見她不肯走,也沒有再說什麼,帶著警衛員先走了。但一會兒又
折了回來,說:

「劉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別任務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澤東把「特別任務」幾個字說得很重,劉英不解其中的含義。

過不多時,羅邁來電話,通知劉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劉英即被分在中央「紅星」縱隊,隨主力紅軍長征。

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這一光輝著作中曾經提到:萬安「有八十個
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康克清就是萬安暴動後上井岡山的八十個革命農
民之一。

康克清1912 年出生於江西萬安的老塘灣。1926 年,她15 歲時就參加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當了少年先鋒隊的隊長。1928 年1 月,曾天宇、張世熙等
領導了著名的萬安暴動,康克清參加了這一暴動。後來,國民黨調集大批軍
隊前來鎮壓,農民軍被迫放棄縣城,轉入山區堅持鬥爭。康克清等八十個農
民軍,隨陳毅部隊上了井岡山。

上山後,他們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的熱烈歡迎。上山的八十個革命農民,
被編入萬泰游擊大隊,康克清從此便由一個貧苦的農村少女,成為井岡山的
「工農武裝割據」的游擊隊員,時年17 歲。

1929 年1 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萬泰游擊大
隊跟隨紅四軍下山打游擊,後改編為紅軍地方正規部隊。這時,朱德的前妻
伍若蘭已在戰鬥中犧牲。在戰爭的歲月中,朱德與康克清產生了愛情,並於
1929 年3 月在閩西長汀結成了伉儷。從此,康克清跟隨朱德轉戰於中央蘇區
各地。

1930 年底,紅一方面軍來到黃陂、布一帶休整。康克清當時在方面軍總
部特務團第三連任指導員。

這時,中央蘇區刮起一股打AB 團的惡風,說「贛西南黨、團和各級蘇維
埃政府裡充滿著富農反革命分子」,「必須嚴厲地鎮壓AB 團,處決AB 團的
一切活動分子」。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負責打AB 團的工作。他採用極「左」
的政策,用欺騙和嚴刑拷打兩種辦法使人招供,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謂「AB 
團骨幹分子」,這些人被當作「死硬的反革命」處決。

當時三連正在進行軍政訓練。保衛局來人說,三連有一個戰士是AB 團。
康克清想問個究竟,回答卻是:「AB 團的事,你無權過問。」就這樣,人被
帶走了。沒有兩天又來逮人,被逮的兩個年輕戰士哭叫喊冤對康克清說:

「我們連什麼叫AB 團都不知道,怎麼會是AB 團?指導員,你幫我們說
說話吧!」

康克清瞭解這些年輕戰士,不相信他們會是AB 團,便上前說明他們的情
況,請求不要把他們帶走。來人把眼睛一瞪,說:「你少管閒事!」蠻橫地
把人帶走了。

對李韶九的所作所為,人人痛恨,可是無人敢說。誰說,誰就會被打成
同情AB 團的反革命。康克清把發生的事情對朱老總說了,老總聽了心情沉重
地說,這樣的事,他暫時也無法可想。

終於,抓AB 團抓到朱老總身邊。一天,保衛局的幾個人跑來,說朱總司
令的勤務員李少清是AB 團,要把他帶走。李少清才十五六歲,是從農村來的,
勤勞質樸,康克清認為他絕不是什麼AB 團,

於是不顧一切地站出來替他擔保。

「如果日後發現他有問題,你們找我好了。」

那幾個人根本不聽,說:「我們只執行李秘書長和保衛局的命令,你有
話跟他們去說吧。」

沒有辦法,只好去搬朱老總。老總聽了,出來氣憤地對那幾個人說:

「他跟了我這麼多年,還是個小孩子,腿又有點殘疾,怎麼可能是AB
團?如果你們要從我這裡抓他走,必須拿出證據,沒有證據不能隨便抓人。」


他們拿不出證據,說是某某說他是AB 團。

「不行!我要的是事實證據,不是這種不負責任的口供。沒有證據、誰
也不准把他帶走!」

李少清就這樣被保護了下來。

1932 年春,紅軍不斷勝利,蘇區日益擴大,許多青年婦女跑來要求參加
紅軍,她們大半是農村姑娘,也有一部分紅軍家屬,多在十八九歲左右。其
中有一部分是紅軍攻打贛州時,出來做支前工作的,攻打贛州失利後,她們
紛紛要求留在部隊裡。經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江西省委協商,成立女子義
勇隊,把她們集中起來培養成既懂軍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婦女幹部。組織上
委派康克清擔任隊長,吳仲廉任指導員。這支一百八十人的隊伍,在康克清、
吳仲廉的帶領下,根據朱總司令「治軍必須嚴格」的指示,勤學苦練,從嚴
從難,無論是隊列訓練、實彈射擊、內務衛生、日常作息、夜間查哨等,都
一絲不苟,很快就訓練成一支出類拔萃、具有一定戰鬥力的隊伍,受到了紅
軍學校領導的好評。

1934 年春天,中央蘇區形勢開始緊張起來,根據地一天天在縮小,原來
的後方漸漸變成前方。剛過端午節,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交給康克清一項
任務:檢查贛縣北部的工事。據說那裡的工事碉堡裡的槍眼,不是朝向敵人、
而是朝著自己,要她盡快查實糾正

並追究原因。

接受任務後,康克清即帶了幾個人迅速趕到楊殷縣,檢查完工事和碉堡
後,來到贛江邊的索粹鄉。她發現這裡街上蕭條冷落,群眾流露出驚慌不安
的神色。在索梓鄉政府,康克清見到鄉蘇維埃主席和武索區黃武游擊隊長游
聯煜。從他們口裡知道,前幾天敵人過江來搶劫,還燒了兩家紅軍家屬的房
子,臨走時聲言明天還要來。

「你們看到白匪燒殺搶劫,為害百姓,為什麼不打?」康克清忍不住嚴
厲地質問。

「白匪有兩支隊伍一百多人,我們只有五十幾條槍,從來沒有打過仗,
也不知道該怎麼打。」

游聯煜讓康克清問得有些下不了台,猶豫了一下,馬上又說:

「康同志,你是總部派來的,見過世面,打過大仗,請你指揮我們打一
仗,可以嗎?」

康克清這時感到有點突然。雖說經歷了不少戰鬥,也帶人捉過逃散的零
星白匪軍,可是還從未指揮過幾十人以上的戰鬥呀!但轉念又一想,紅軍有
幫助地方游擊隊的責任,眼前這場戰鬥是非打不可,只有當仁不讓了。

「好吧!戰鬥由我來指揮,我們大家共同來打好這一仗。先弄清敵我雙
方兵力,再去看地形,研究如何打。」

趁天未黑,康克清帶領大家去看了地形,邊看邊研究,並制訂了周密的
作戰方案。

第二天天未亮,白匪軍就從良境偷渡過來,在岸邊一帶進行搶劫。康克
清當即命令兵分三路,同時向良境之敵進攻。敵人是一群慣於打家劫舍的擁
有一百多人的靖衛團和守望隊,平時從未吃過虧,狂妄自大。這次遭到突然
襲擊,頓時慌作一團,狂喊:「紅軍來啦,快跑啊!」丟下五具屍體,倉皇
逃至江邊,登上船奪路而逃。這一仗繳槍五枝,敵人死傷二十多人,我軍大
獲全勝。這一仗充分顯示了康克清出色的組織指揮才能。


事後,敵人知道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指揮的,一個個吐著舌頭說:「原
來是朱德的老婆來了,難怪這樣厲害。以後遇到她,可要當心了。」

以後很久,敵人不敢從良境一帶過河。

李富春夫人蔡暢

在中央蘇區,蔡暢曾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她外表優雅端莊,頗有大
家閨秀的風範。但她為人謙和,艱苦樸素,才華橫溢,深為江西人民和蘇區
婦女界所推崇擁戴。

1931 年11 月,蔡暢奉調進入中央蘇區。當時,蘇區軍民粉碎了敵人的
第三次「圍剿」,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剛到蘇區,蔡暢

在瑞金的紅軍學校任政治教員,負責講授社會發展史。她知識豐富、口
齒清晰流利,上的課很受學員們歡迎。

同年底,正是寒冬季節,組織上調蔡暢到中共江西省委擔任婦女部部長
並代理組織部部長。於是,蔡暢便隨同李富春策馬來到江西省委機關駐地興
國牛坑塘。那時,李富春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毅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

當時,蘇區的婦女工作開展得很活躍。在江西省委婦女部,蔡暢有兩位
年輕的得力肋手,一位是危秀英,一位是鄧石香。她們都是興國人,貧苦出
身,革命熱情很高,又善於做群眾工作。蔡暢常帶著她們走村串戶,宣傳和
發動廣大婦女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展生產,支援戰爭,建設革命根據地。
她常說:「婦女要發揮半邊天的作用。凡是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要
力爭能夠辦到。」

第一次全蘇代表大會通過《婚姻條例》後,蔡暢又帶著省委婦女部的干
部走村串戶,訪問調查,大力宣講。當時蘇區的婚姻糾紛很多,有賣到地主
富農家的貧雇農女兒要求退婚、離婚的,有因包辦強迫而要求離婚的。每遇
上這樣的事,蔡暢總是根據《婚姻條

例》的規定,給廣大婦女撐腰,積極支持她們爭取婚姻自主的權利。對
虐待婦女的行為,蔡暢就發動群眾開展說理鬥爭,嚴重的還開公審大會進行
批判。由於蔡暢的努力,蘇區婦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婦女受壓迫、
受歧視的現象得到了糾正和改善。蔡暢也因此在蘇區婦女中贏得了崇高的威
望。

平時,不論是在機關還是在基層,蔡暢總要把婦女幹部中的積極分子召
集在一起,聊敘家常,研究問題。她總是親切地對大家說:

「你們別稱我的官銜,叫我蔡暢,或叫我蔡大姐就行,我歲數比你們大
一些喲!我很喜歡聽你們說話,我到了興國就要拜你們為先生,教會我聽懂
興國老俵話。否則,我就真不懂你們的『國家』語言了!」

大家見這個留過洋的蔡暢這麼坦率、誠懇、隨和,都很樂意和她談心,
並親切地叫她蔡大姐。

春耕到了。那時蘇區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壯年男子都參加紅軍上了前線,
家裡只剩下老、弱、婦、幼,田地面臨荒蕪的危險。怎麼辦?蔡暢就大力號
召婦女下田,挑起生產重擔。江西的婦女都很勤勞,會幹很多農活,可是一
說頂上男子去犁田、耙田,她們卻往後縮了。蔡暢起初不知道什麼原因。經
調查瞭解才知道,這個地方歷史上就有一種迷信的說法:「婦娘學犁,母雞
學啼,觸犯天理,要遭雷劈。」這種說法對婦女精神上的束縛和威脅很大,


鄉間沒有女人敢摸犁耙。為了破除這種迷信,宣傳科學思想,蔡暢帶頭挽起
褲腳下田,拜老農為師,學習犁耙。學會之後,把各鄉婦女代表集中起來分
批訓練,傳授操作技術。她們都是本鄉本土人,思想通了,很快就掌握了操
作方法。她們回到鄉里,又採取同樣的辦法對婦女進行輪訓,全省上下迅速
形成了婦女犁耙田的高潮,適時地播了種,插了秧,當年就取得了糧食豐收。
全省也沒有一個婦女遭「雷公打」。蘇區婦女也在實踐中破除了迷信,發展
了生產。1933 年12 月,在江西省第一次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上,興國縣被評
為全省婦女工作模

范縣。

江西蘇區的婦女,有勞動習慣,有革命熱情,就是沒有文化,給工作帶
來不少困難。為了提高婦女的文化知識,蔡暢要求各級婦女組織會同文教部
門,普遍辦起夜校,每天晚上學習一小時。師資不足,就採取能者為師的辦
法,把初通文化的人也聘為教員;缺少煤油,就點上松明子照明,在艱苦的
條件下,使蘇區不少婦女識了字,學了文化。

蔡暢還極為重視培養婦女十部。她通過舉辦各種婦女幹部訓練班,組織
婦女幹部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以及群眾工作方法等。經過培訓,婦女干
部的素質和水平有明顯提高。到1933 年,江西蘇區十六個縣,就有縣一級婦
女幹部二十七人,興國一縣有二十多名婦女擔任鄉蘇主席,她們在蘇維埃政
權建設方面發揮了骨幹作用。

蔡暢在江西蘇區工作時,生活相當清苦。當時省委領導幹部不多,吃飯
時到齊還坐不滿一桌。大家經常同桌進餐,同盆吃菜,有時菜不夠吃,就找
來幾個辣椒切碎拌點鹽吃,照樣吃得很開心。

1934 年10 月,蔡暢和李富春一起,隨長征隊伍告別了中央蘇區。

李維漢夫人阿金

阿金,即金維映,浙江岱山人、一個頗為幹練、出色的女革命家,我黨
歷史上早期的女縣委書記之一。

阿金在1931 年8 月同鄧小平一起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先後擔任中共江
西於都縣委和勝利縣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中革軍委動員武
裝部副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在中央蘇區,阿金以擴大紅軍和收集糧食的「突擊模範」而聞名遐邇。
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曾多次在顯著位

置上報導阿金的先進事跡。

1933 年10 月,正值中央紅軍開始第五次反「圍剿」之際,為了支援前
方戰爭,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在全蘇區開展一個擴大紅軍的突擊月活動,
阿金被任命為瑞金突擊隊總隊長。阿金受命後,立即在瑞金縣委的配合下,
投入了緊張的擴紅動員之中。她夜以繼日地走村串戶,向蘇區群眾宣傳擴紅
的重要意義,動員廣大青壯年積極參加紅軍隊伍。在她的努力下,瑞金的擴
紅任務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超額完成了。由於阿金出色的工作成績,她受到
中革軍委的表彰,名字上了蘇區「光榮的紅榜」。紅軍的各種小報、小冊子
都宣傳了她的工作成績與工作經驗。

由於「左」傾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推行的是一套「左」的冒險
主義路線,導致戰爭連連失利,根據地範圍日漸縮小,紅軍傷亡很大,兵力


急劇減少。為了保證戰爭的需要,中央蘇區又一次掀起了擴紅的熱潮。阿金
再一次擔負了擴大紅軍二千名的任務。阿金又忙開了。她以火一樣的熱情和
旺盛的精力,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宣傳鼓動與說服工作。在她的具體領導與
努力下,瑞金再一次超額完成了任務,共擴大紅軍三千名,獲得了驚人的成
績。

1934 年5 月底,《紅色中華》報派記者專訪阿金,請她介紹瑞金擴紅的
寶貴經驗。她很謙虛,介紹了下面同志如何深入宣傳鼓動,如何發動婦女做
工作,如何抓中心帶全局,幹部們如何模範帶頭等,但她很少談到自己。阿
金介紹的瑞金擴紅經驗在《紅色中華》登出後,在中央蘇區產生了強烈的反
響,極大地推動了蘇區各縣擴紅任務的勝利完成。6 月2 日,瑞金突擊隊召
開總結會,朱德、羅邁、滕代遠等參加了會議。朱總司令在講話中稱讚了瑞
金的擴紅工作成績顯著,羅邁也表揚瑞金在擴紅突擊中「走上了模範縣的道
路」。會上,朱總司令代表中革軍委給瑞金縣授了擴紅優勝獎旗。阿金不僅
領導突擊擴紅,還領導突擊徵糧。她忘我工作,同樣出色地完成了徵糧任務,
被譽為中央蘇區收集糧食突擊運動中的

光榮模範。

1934 年10 月,阿金和羅邁(李維漢)一起,隨著長征的隊伍離開了蘇
區,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七章決策長征的「三人團」

5 月書記處會議,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轉移」

進入中央蘇區不過一年光景,主宰蘇區的「莫斯科回來的同志」,便由
「鐵板一塊」開始分化。

首先從王明集團中覺悟分化出來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
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 年1 月15 日至18 日,在瑞金召開了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
全體會議。

博古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洛甫(張聞天)作了
《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
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

可以說,這次會議,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了頂點。博古
在報告中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
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第五次反「圍剿」戰
爭形勢十分嚴峻,但博古卻不正視現實,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這次會議決定中央由博古負總責。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總書記。同時設立
中央書記處,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四人任書記處書記,成為中共最高
權力核心。

在中央,張聞天的地位僅次於博古。

張聞天,上海南匯人,又名洛甫,1925 年6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 月赴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張聞
天是個才華橫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優異成績和才華頗受共產國際東方部
和中山大學領導人的賞識。回國後,很快得到王明器重並經王明指定進入臨
時中央。

還在1933 年1 月,臨時中央剛進入蘇區,張聞天和博古就發生過分歧。

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933
年1 月17 日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
隊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號召: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
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
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
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澤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朱德。朱毛聯名發佈的
三條件,張聞天認為很好,很正確。作為中央宣傳部長,他認為三條件既是
宣傳口號,也是行動指針;既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群眾講的,也是對國民黨
上層軍官講的。

但博古不以為然。他以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口吻對張聞天說,三條件只
是一個宣傳口號而已,只對下層士兵和群眾,不對也不可能對國民黨上層軍
官,並聲稱,統一戰線,只不過是一個策略問題。張聞天認為博古的觀點是
一種機會主義。

張聞天到蘇區後,寫了一些文章,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觀點,與毛澤東
的調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後不悅,專門為中央機關刊物《鬥爭》寫了一篇


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觀點完全是從蘇聯搬來的,目的是為了駁
斥張聞天。

在對福建事變和十九路軍的策略上,博古似乎採取了開玩笑的態度,在
軍事行動上完全不配合;張聞天則主張慎重其事,在軍

事上主張積極配合。

儘管博古、張聞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則問題上開始分道而行,但畢竟都是
「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是王明「欽定」的臨時中央主要成員,張聞天和
博古還沒有在公開場合和正式會議上發生爭執。

張聞天後來這樣表白當時他與博古相處的心態:

「我卻從來沒見過一次博古反對過任何問題上的『左』。相反的,他的
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
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
反右傾中附帶說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我現在反
省,這主要的還是由於我的思想基本上沒有轉變的關係,但他的極左態度摧
殘著一切新思想的生長這一事實,是無可懷疑的。」

其實,博古早就開始排擠張聞天。

六屆五中全會後,緊接著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
會。在博古看來,黨權、軍權至關重要,所謂政權就無關緊要了,凡坐「冷
板凳」者,都放在中央政府裡面。毛澤東被剝奪了軍權,給了一個中央政府
主席頭銜,實際上被架空。張聞天不聽話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 年11 月召開的「一蘇大」,毛澤東可謂政權「獨攬」:中央政府
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兩職一肩挑。如今「二蘇大」,毛澤東的權力被
分割。根據博古的意見,中央決定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
員會主席要交出來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權如同「總理」,掌管
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國民經濟等二十一個部委廳院。

博古的這一手真可謂「一箭雙鵰」:派張聞天去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既可以把張聞天從中央排擠出去;同時,又可以把毛澤東從中央政府排擠出
去。

然而,博古萬萬沒有想到,張聞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

沒有與毛澤東產生「爭權」的矛盾摩擦,相反,張聞天卻完全站在了毛
澤東一邊。後來,他竟與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了與博古、李德、周恩來「三
人團」唱對台戲的「三人團」。

中央政府設在瑞金沙洲壩,作為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這裡住了很長
的日子。張聞天上任後,從中央機關駐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駐地,就住在毛澤
東隔壁。

在進入中央蘇區以前,張聞天就知道有個會帶兵打仗的毛澤東,把農村
根據地從井岡山一直擴大到瑞金。囿於歷史的局限,張聞天同樣不可能超越
「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籬,與過去的李立三和現在的王明、博古一樣,認為
毛澤東的老辦法老經驗,在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革命高潮馬上就要到來
之時,已經過時了,不適應新的形勢了,與黨的進攻路線格格不入,是右傾
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

進入中央蘇區之後的一年裡,張聞天與毛澤東在工作上並沒有多少直接
的接觸,不過聽不少人說,毛澤東知識淵博,各方面經驗十分豐富。儘管博
古曾經說,毛澤東很難對付,但張聞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堅持真理,寬


宏大度,就一定能與毛澤東相處好。張聞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謂「客人」。
毛澤東儘管年長他五六歲,但還是先去拜訪了他。

張聞天很謙虛,見毛澤東來看他,開口便道:「我初來乍到,情況不了
解,政府工作還要向你多學習。」

毛澤東稱張聞天筆名「思美」,張聞天感到很親切,也改稱「毛主席」
為「潤之兄」。

一番親切的寒暄之後,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說:「我喜
歡在下邊跑,瞭解一些情況,比如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呀,鹽的問題呀,
米的問題呀,房子的問題呀,衣的問題呀,生小孩的問題呀。我想,如果群
眾中的這些問題解決好了,他們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自己自身的
事。」

這次交談以後,毛澤東又找張聞天長談過幾次,向他詳盡地介紹蘇區各
方面的情況。張聞天認真傾聽了毛澤東的幾次談話後,發現毛澤東是一個循
循善誘的領導者,對一些問題的見解非同一般,特別是對根據地的情況十分
熟悉。這些都是書本上沒有的。他心裡想,毛澤東在根據地裡一定做了許多
具體、實際的工作,不然,他不會掌握那麼多的材料,於是也就對毛澤東產
生起好感來。

由於毛澤東處於被排擠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負責人多有歧視
他的,側目以視。洛甫則不同,由於工作的接觸,加之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他
倆趨於一致,他並不覺得毛澤東事事都會錯,相反地認為毛澤東有些見解還
高人一籌。於是在人民委員會開會時,常常請毛澤東參加和指導,尊重毛澤
東的意見。譬如根據地的經濟工作,本來是人民委員會分管的,有人向他請
示工作時,他還指示同時要請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過去管過這方面的工作,
很有經驗。

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時間,通過互相接觸,達到了互相了
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漸走向接近,並沒完全按博古的意圖去辦。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作為「文官」,張聞天沒有上過前線,前
方戰況,他都是從電報、戰報和會議上得知的。殘酷的激烈戰爭,使一介書
生的張聞天不能不對軍事問題也感起興趣。在與毛澤東相處的日子裡,接受
了不少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毛澤東的寒舍裡,沒有蘇聯軍事學院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毛澤東談軍事,
論打仗,不像李德那樣,扯古羅馬凱撒,扯法國拿破侖。毛澤東的床頭,很
容易摸到一本《水滸》、《三國》或《孫子兵法》。毛澤東能繪聲繪色他講
述「圍魏救趙」的故事,能脫口而出:「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亂
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攻其不備,出其
不意。」..

1934 年5 月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莫斯科回來的同志」之間的矛
盾,終於爆發出來。張聞天公開指責起博古、李德親自指

揮的廣昌戰役是拚命主義。

由於這次書記處會議主要是總結廣昌戰役,所以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和廣
昌戰役策劃者出席了會議。他在回憶這場初次正面公開交鋒時寫道:

洛甫在軍事上沒有經驗,但對軍事著作比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論
點,而他的表達能力卻比毛好,因此容易獲得聽眾,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講
話中一直帶有的那種民族主義語氣。洛甫和博古之間,由於廣昌戰役發生了


激烈衝突。洛甫說,在地形條件和兵力對比不利的條件下,根本就不應該作
戰。博古反唇相譏,說洛甫採取了1905 年莫斯科起義以後普列漢諾夫對列寧
採取的態度,當時普列漢諾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維克名言:「人們根本就不
應該拿起武器。」同時博古提醒洛甫,關於廣昌戰役的決議,當時經政治局
和軍事委員會一致通過,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對出乎意料的博、洛之爭,周恩來、項英等人沒有表示意見。

這次會議,幾乎是博古和張聞天你一言我一語爭論不休,毫不相讓,唱
完了一台不歡而散的戲。

但博古對李德的信任卻絲毫未減。

這一次書記處會議後不久,李德受中革軍委的委託,制定了1934 年5
月~7 月關於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

這個計劃要求:

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

獨立部隊深入敵後作戰;

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以利於在蘇區內開展更靈活的行動。

這個計劃還包括:儲備糧食,冬裝,新建兵工廠,加強武裝動員工作及
部隊的整編等等。最後,還草擬了一個戰略戰術指示,這個指示在夏天傳達
給了軍隊的高級領導人。

5 月~7 月的軍事計劃,已提出了「大轉移」,即後來長征的初步意向。
「大轉移」的問題,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書記處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會議批
准了5 月~7 月的軍事計劃,同時決定把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尋求外線
作戰。用李德自己的話來說:「此時此刻還要尋求在蘇區內進行決戰是毫無
意義的。」

大決戰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游擊戰、運動戰,提出所謂
新的軍事原則,即打堡壘戰、陣地戰、短促突擊,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
到如今不過半年工夫,紅軍節節敗退,蘇區日見縮小,當初的豪言壯語彷彿
癡人說夢一般。

但博古、李德並沒有從一連串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主觀上找原因,
相反,認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敵人過於強大,蘇區物質條件不好。但事實是:

從力量對比來看,第一次反「圍剿」,敵軍十萬,紅軍不足四萬,敵我
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圍剿」,敵軍二十萬,紅軍仍不足四萬,是6:1;
第三次反「圍剿」,敵軍三十萬,紅軍三萬多,是10:1;第四次反「圍剿」,
敵軍三十餘萬,紅軍四萬多;是8:1;第五次反「圍剿」,敵軍五十萬,紅
軍四萬多(未計地方武裝),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圍剿」時有十九路軍在福建和蔣作戰,還有廣東軍閥
陳濟棠宣佈自由行動,對蔣威脅。第一至四次反「圍剿」時,則無此有利條
件。

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口號下,中央政府領導後方傾盡一切力量支援
前線,支援紅軍,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資、糧食和兵員供給。

由此可見,李德、博古為自己推諉的理由難以成立,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書記處會議,李德提出的「大轉移」,並非後來「二萬五千
裡」那麼遙遠,只是迫於內線作戰失利,而企圖到湘西會合第二、六軍團,
尋求無堡壘的外線作戰而已。


其實,尋求無堡壘區域外線作戰,早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毛澤東、
彭德懷等人就提出過。前前後後,還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絕了。

博古、李德、周恩來——至高無上的「三人團」

「大轉移」計劃的保密極其嚴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來和李德掌握。5
月間,黨中央常委會成員張聞天、項英和軍委領導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間,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雲、劉少奇及候補委員鄧發、凱豐等才
知道。擔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是個別透露給他的。
直到9 月初,才個別向主力軍團首長透露。

林彪和聶榮臻9 月3 日打完溫坊戰鬥後,奉命回瑞金待命,軍委副主席
周恩來找他們談話。

聶榮臻回憶說:

「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
們秘密做好準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

「三人團」把保密工作看得萬分重要。

李德這樣回憶:

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
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當時關於突圍的傳達範圍
只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
分高級幹部,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但是從9 月初開
始,中央紅軍的軍團已經陸續回到休整地點。9 月底10 月初,最後的決定作
出後,這些軍團被調到待命地點。同時,向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
中層和基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隊幹部,直到最後還不知道上面提
到

的政治口號以及關於蔣介石企圖大舉進攻的情況說明,出發前一星期,
他們才知道其中的含義。

1934 年夏天,為準備中央紅軍主力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
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
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
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
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
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博古即秦邦憲,江蘇無錫人,出身書香家庭。1921 年考入蘇州省立第二
工業專門學校,在這裡,他受黨的傑出宣傳家惲代英、蕭楚女影響,開始變
得熱情活躍起來。1925 年,博古成為蘇州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上海
五卅慘案,他熱血沸騰,表示:「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
死為中華鬼。」在聲討會上,博古登台演講,情緒激昂,當場口吐鮮血不止,
聽眾莫不動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學。在這裡,他聽取了瞿秋白、惲
代英、李達等人講授馬克思主義。他刻苦學習,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
克思主義者。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 年,博古被軍閥逮捕。獲釋後派
蘇聯學習。從此,開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轉折。

博古極具讀書的天賦。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以優異的成績,與王明一


道博得校領導米夫的賞識而受到器重。1930 年5 月,他從蘇聯回國,先後任
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書記。1931 年1 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持
下,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與王明一道進入了黨中央領導層。顧順章叛變,總
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來又早已決定赴
中央蘇區。就這樣,博古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偶然的情況下,推上
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擔任了黨中央總書記。

1945 年5 月,在黨的「七大」上,博古這樣描繪自己當年登上

總書記位置時的情形:

在上海中央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
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時,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
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
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
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
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

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了自己品質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
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
的想法,那就是我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聽人家批
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
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
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
是中央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
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
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三人團」中,李德掌握著軍事指揮大權。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
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撒、塔西陀、拿破侖、
弗雷德裡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
豫不決。據熟悉李德的人們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
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運動戰,確實反對紅軍將
領們繼續開展或恢復毛澤東那種隨機應變的作戰體制。

博古不懂軍事,完全迷信這位共產國際的街壘戰專家,把紅軍指揮權拱
手讓給了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一局中國象棋,請來了一位國際象棋
高手。李德還未弄清車馬炮的關係,便倉促上陣

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棋局」的處處被動和失利,乃至於最終失
敗,無可挽回,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人團」中,周恩來的職責範圍僅僅限於監督軍事計劃的實施。政治
決策權在博古手中,軍事決策權在李德手中,周恩來實際上只相當於一位「總
參謀長」。

周恩來是中共久經考驗的領袖之一。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探索和領導
中國革命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密不可分,可以說是這一歷程的一個縮
影,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則是最能體現這一點的。黨在這一時期自身尚未
成熟的特點,同樣也在周恩來身上表現出來。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他
親身經歷了黨內發生的三次「左」傾錯誤。

周恩來是在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之時,即十一月擴大會議後,
開始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指導
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所犯三次「左」傾錯誤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敗後,
中國革命處在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實行土地革
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過程中發生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是
對歷史的矯在過正,是黨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在實行正確的戰略轉變的同時
而走過的一段彎路。

當時,周恩來並未參與中共中央領導,而是傾其全力領導南昌起義,打
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十一月擴大會議召開前夕,才奉命
趕來參加,並且在會上遭到懲辦主義的打擊,以他為首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
會受到警告處分。只是由於周恩來投身革命以後,特別是在領導南昌起義過
程中所顯露出來的才幹為黨內所公認,才被增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
委,並開始參與中央核心領導工作。

在「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以後,作為已經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

導的周恩來,對此負有一定責任。體現「左」傾盲動主義主要論點的《中
國現狀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是十一月擴大會議一致通過的,作為
會議的參加者,周恩來是舉了手的。

「左」傾盲動主義是在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作為全黨的指導方針,貫
徹到各地執行的。這一點,從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通
告和給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對中國革命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
上,周恩來與黨內絕大多數人基本上處於同一認識水平上。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周恩來同意十一月擴大會議提出的「無間斷的革命」
的口號。

在對革命形勢的估量上,周恩來同樣接受了「不斷高漲」的提法。

如果說對於革命性質、革命形勢這一類抽像的理論問題,周恩來一時未
能弄清的話,那麼對於在實踐中導致嚴重後果的舉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現時
的總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過火的做法,周恩來則是從一開始就有所察覺,
並且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糾正。周恩來在批評共青團內存在的先鋒主義
傾向時指出:青年團大部分主張試驗,認為失敗也不要緊,這也是孤注一擲
的錯誤。

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對暴動的定義作了
明確的規定,指出:「暴動這一個名詞必須用在群眾鬥爭發展到最高點,以
武裝形式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一意義上。」「暴動的發動是要在工農群
眾繼續不斷的鬥爭中才能產生,暴動的時間也要依著環境情形、鬥爭程度、
革命情緒、組織力量如何而定。」如果「鬥爭還沒有起來,暴動便先決定,
不是誤解暴動,便是玩弄暴動。」

促使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在全局上對實行武裝暴動的
方針有所修正,並且開始實行轉變,是由於廣州起義的失敗。這一轉變突出
地表現在對待武漢暴動的問題上。這是實踐

中認識深化的結果。

在討論共青團湖北省委控告羅亦農和長江局制止武漢暴動問題的政治局
會議上,周恩來批評了共青團湖北省委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可能,輕率舉行暴
動的做法,指出:「估量時局,共青團實有無動不暴的意見,可見他們的暴
動觀點並未成熟。」

稍後,周恩來等又決定停止原定的兩湖年關總暴動,並對兩湖的暴動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來對「左」傾盲動主義的認識和制止,為我黨後來糾正「左」傾盲
動主義準備了思想基礎。這就是後來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
的議決案》傳達到中國後,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基本結束
「左」傾盲動主義的內在原因。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下,王明等人打著「反對
立三路線」和「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開始奪取中共中央領導權。周恩來、
瞿秋白等對這種反對中央的非法組織活動,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並且在盡可
能範圍內,抵制了共產國際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 年11 月18 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來信。周恩來針對王明等
人的活動,特別強調指出:

「已經知道了國際來信的同志,必須召集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
幫助中央的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
上去。」

其後,周恩來又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一再點名
批評王明、博古等進行反對中央的非法組織活動和拒絕組織分配的錯誤,指
出他們聯名寫給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認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反沒
甚揭發」,「他們把這認為緊急任務,簡直可以放棄中心任務」。揭露王明
藉以為資本的與李立三爭論中的許多「左」傾觀點,「與立三同志同樣是錯
誤的。」強調指出:「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
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

同志之超組織活動」。

在12 月9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上,周恩來堅持按照原先的組織決定,要王
明到中央蘇區去接受實際工作的鍛煉。

然而,立三路線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央的領導威信,周恩來的這種努力已
經無力扭轉整個局面。更為嚴重的是,黨內許多對立三路線出於激憤的同志,
也紛紛捲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對三中全會,要求改組中央的風潮。

為了消除黨內分歧,周恩來舌干唇焦地到處做說服解釋工作,但仍無濟
於事,而且許多人的矛頭越來越集中對準三中全會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來
二人。

黨陷入了一場面臨嚴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機之中。

周恩來看到了這一點。面對黨內鬥爭中對自己的種種誤解和潑來的污
水,他沒有作什麼辯解,沒有計較個人的榮辱毀譽,而是忍辱負重,竭盡全
力維繫黨的團結。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照顧大局,相忍為黨」。

正是在這一思想支配下,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一段日子裡,他表現得近
乎軟弱,不僅對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承擔了責任,甚至對種種
惡意中傷,也報以忍受和緘默。他努力說服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不應意
氣用事,而應轉變態度,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避免黨的分裂,幫助黨
度過這一困難時期。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於1930 年12 月中旬來華後,周恩來與瞿秋白又一
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對於共產國際在六屆四中全會支持王明上台,意味著黨因此陷入了一次
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傾錯誤這一點,周恩來也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的限
制,在這一危害的全部後果尚未充分暴露前,從政治上得出這一結論。


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性,黨的組織原則的約束以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
況,構成了周恩來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接受並執行王明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基本原因。應該說,這種個人的失誤,更多的
是歷史給整個黨造成的悲劇,是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領袖和成熟的
領導核心之前,無法擺脫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過分依賴共產國際這一狀況的
必然結果。

應該看到,對「左」傾錯誤的貫徹執行,周恩來往往是被動的和不得已
的,即使執行,也並不是簡單機械地照搬,而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根據自己
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力所能及地在實際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補救。這構成
了周恩來在這一時期,乃至整個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顯著特點。

對於王明路線的錯誤,周恩來在進入中央蘇區後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他
也可謂上海中央來的「欽差大臣」,但周恩來擔任了中央蘇區最高首長——
蘇區中央局書記後,並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開展以反右傾為主的反傾向斗
爭,而是首先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為·此,他受到上海臨時中央的多次斥責
和指名批評。

軍事上,周恩來更是贊同毛澤東的一套軍事原則,而每每與中央鬧頂牛,
於是乎才有了寧都會議,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輝煌勝利,有了
反對「兩個拳頭打人」的建議,有了與博古、李德唱反調的支援十九路軍的
意見,有了不同意陣地戰、堡壘戰打法而主張運動戰的一系列電報..

正因為此,周恩來在1934 年初奉調回瑞金,失去了軍權,改為負責一些
技術性的組織工作。

正因為此,諸如六屆五中全會的準備,「二蘇大」的召開,都未令與聞。
之所以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由於周恩
來具有的組織才幹,在黨內無人替代的緣故。這一點正如同六屆四中全會周
恩來之所以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於王明所說的「為了實際工作的便
利」一樣。這種情況,從為準備長征而成立的「三人團」內部分工亦可看出:
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自從成立「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重大政治
問題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此時至長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
開過會,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成員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團」說
了算。

「大轉移」,如此重大的問題,只由「三人團」一錘定音。「三人團」
只開過兩次會,一次在李德的「獨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駐地。當時決定,
主力西征,留下項英等組成蘇區中央局,率領紅軍一萬六千人,留在中央根
據地堅持鬥爭。研究留人名單時,軍事方面的幹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
他方面只告訴他一個數字。

李維漢這樣回憶:

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
秘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
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
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
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1934 年7、8 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
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


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名單,報中央組織局。他
還說,因為要去建立新蘇區,需要選擇一批優秀的地方幹部帶走,也讓省委
提出名單。聽了博古的話,我才知道紅軍要轉移了。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
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粵贛省委
書記是劉曉。

政治局之所以對「大轉移」如此重大的問題「沒有提出討論」,是因為
5 月書記處會議後曾致電向共產國際匯報,但共產國際卻遲遲沒有回電。
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著手最初的準備工作。

「大轉移」,在匆忙中加緊準備

「三人團」中,周恩來負責「大轉移」的具體事宜。他從五個方面做了

準備工作。
組織上的準備:
為了適應主力紅軍戰略轉移中行軍作戰的需要,1934 年9、10 月間,中

革軍委命令各軍團成立後方部,規定:
「在各軍團內組織野戰後方部,凡軍團醫院、兵站運輸隊、教導隊、補
充團、修械所均包括在內。」
「這些後方勤務機關,由軍團司令部實現其領導,由軍團幹部中,任命
一後方部長,統一指揮後方機關的工作,並於其轉移中及配置中,負責管理。」

命令具體規定:一、三軍團的後方部下應有「包括四個所的軍團醫院..
共七個所,其收容總數為三千五百人」;「一個中站三個小站」;「軍團運
輸隊三百六十名。全軍團內共應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兩個充實的補
充團(10 月1 日編入),新戰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
等。

命令要求:「軍團後方機關應於10 月1 日組織好。」

這一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簽發的命令最後強調:「這一
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於給軍團首長,軍團首長應依此命令下達個別命令,
分別施行。」

兵員上的準備:
1934 年夏秋,中央蘇區再次掀起猛烈擴大紅軍的運動,從5 月至9 月,
召集了紅軍新兵近十萬人。
1934 年5 月18 日,中革軍委發出宣言「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號

召青年踴躍參加紅軍。
9 月4 日,在「大轉移」前夕,中革軍委為擴大紅軍發出緊急動
員令,並宣佈成立獨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個師,組成了紅八

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甦,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物資上的準備:
為確保紅軍「大轉移」,後方趕製了彈藥、被服,籌集了糧草,趕做草

鞋,準備了大量軍用品。
葉季壯時任紅一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他回憶說:
在長征前幾個月當中..特別是整理了兵工廠,造炸彈(每月5 萬個),

翻造子彈(每月達70 萬粒),修理迫擊炮彈(共三千個)等,保證了第五次
反「圍剿」中的彈藥及長征前得到比較充分的補充,成了紅軍有史以來兵工


廠空前的成績。8 月9 日《紅色中華》報道:「福建勝利完成了借谷運動,
完成七萬五千餘擔」,「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二十萬雙草鞋慰問紅軍。9 月
15 日前完成十萬雙。」

1934 年春夏,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同毛澤東的警衛員吳潔清從瑞金附
近大山裡,取回1932 年埋藏在山洞裡的一百餘萬塊銀元,搬回瑞金。長征前
夕,這些銀元都被分發給各軍團。

軍事上的準備:

1934 年5 月,周恩來派程子華赴鄂豫皖,領導紅二十五軍突圍轉移。

8 月,任弼時、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轉移
到湘鄂西,與賀龍、關向應的紅二軍團會師。

9 月,尋淮洲、粟裕率紅七軍團北上抵贛東北與方志敏會合。

這些軍事計劃都是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戰略大轉移,因而成為長征的
前奏曲。

同時,對紅軍主力轉移後中央蘇區的鬥爭,從軍事上也著手部署。5 月
17 日中革軍委命令,重新劃分了江西、福建、粵贛、贛南軍區及所屬分區,
明確其目前任務分兩個方面:一要在敵遠方創造、擴大游擊區域,開始游擊
戰爭,牽制吸引敵人高度兵力於自己方向

..二要在敵近後方翼側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強有力的作戰分區。新成立
的贛南軍區,由項英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及軍區司令員,指導黨政工作。

輿論上的準備:

1934 年7 月至9 月,中央紅軍以「北上抗日」為基本口號,深入進行了
思想動員。

7 月4 日黨中央《關於蘇區紀念「八一」的決定》,要求提高部隊的戰
斗情緒及加強部隊政治與軍事的訓練。每一個赤色戰士都要深入地瞭解工農
紅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期是更加迫近了。

7 月8 日,博古在瑞金演講時指出:「目前的階段中,我們已不能滿足
於宣言與協定。時機已經成熟,工農紅軍已經必須,而且能夠分撥一部分的
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在這方面
作了相應的決定。」

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於7 月15 日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
北上抗日宣言》,鄭重宣稱:「只要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
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後,全部出動,同全中國
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中央蘇區紀念八一建軍節,突出了「紅軍北上抗日」這一中心。中央政
府、中革軍委命令「將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詞,向全體部隊宣佈,並要
傳達到每個戰士中去。」

8 月1 日在瑞金舉行了閱兵典禮,紅軍總司令朱德親自率領受閱紅軍舉
行了抗日宣誓。毛澤東講話宣稱:「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全
國紅軍隨時準備隨著先遣隊出發。」

這些輿論實際上作了紅軍主力準備離開中央蘇區的思想準備。

主力紅軍大轉移,誰去誰留的問題最複雜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
情況下,誰願意留下來呢?

黨的高級幹部誰走誰留,由博古說了算。

李維漢在回憶中寫道:


長征前,幹部的去留,不是由組織局決定的。屬於省委管的幹部,由省
委決定報中央;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由各單位的
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決定走的人再由組織局編隊。中央政府
黨團書記是洛甫,總工會委員長是劉少奇,黨團書記是陳雲。這些單位的留
人名單,是分別由他們決定的。部隊留人由總政治部決定,如鄧小平隨軍長
征就是總政治部決定的。我負責管的是蘇區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組織局、
秘書處、宣傳部。組織局還管婦女工作。中央局的秘書長是王首道,當時機
要工作是鄧穎超管的,李堅真也搞機要工作,他們三人都是隨軍長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留下一個領導機關,堅持鬥爭,叫中央分局。成員
有項英、陳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項英負責。關於留人問題。我沒有參加意
見,也未過問,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的。但我負有直接責任的有四
個人,他們是毛澤罩、周以栗、陳正人、賀

昌。

毛澤罩在組織局工作,我問過博古,是否讓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沒
有帶他走。以後毛澤罩在保衛蘇區的戰鬥中犧牲了。對毛澤罩同志的不幸犧
牲,我長期感到內疚。謝唯俊也在組織局工作,我把他帶走了。

周以栗曾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領導中央工作時派去
的。他是主張打長沙,攻大城市的,後來毛澤東把他說服了,放棄了攻打長
沙和大城市的計劃。我在湖南時就認識他,而且很熟悉。1933 年我到中央蘇
區時,他己在養病,沒有工作。長征時,博古決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陳正人,原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原來我不認識他,與他沒有什麼
工作關係。我到蘇區時他在養病,長征時,也被博古留下

賀昌,我對他很熟悉。立三路線時,他是北方局書記,六屆四中全會時
被撤職。長征前他負了傷,曾到我那裡要求隨軍走。我問過博古,博古不同
意。後來他犧牲了。

上述四個同志當時都在養病,沒有工作,歸組織局管。他們可以留下,
也可以帶走,病人可以坐擔架長征嘛。他們如果不應該留而被留,我是負有
一定責任的。雖然博古不同意他們走,但我是組織局局長,還有一定發言權,
我可以爭一下,但我沒有爭。

古柏,當時是江西省委決定把他留下的。我與古柏沒有打過交道,但我
曾在江西反對過鄧(小平)、毛(澤罩)、謝(唯俊)、古(柏),我也是
有責任的。古柏留在蘇區,後來也犧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們決定的,我沒有參與其事。

除了蘇區中央局機關歸我管以外,我還分管中央黨校,從這兒調來的干
部歸我負責,我把他們都帶走了。長征時中央宣傳部部長是潘漢年,我把這
個部的正、副部長都帶走了。

中共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就這樣被決定下來。

根據「三人團」的計劃,「大轉移」安排在10 月底11 月初實行。由於
蔣介石已發覺紅軍有轉移的意圖,命令各路軍加緊進攻,前線戰局急轉直下,
紅軍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圍,不走不行了。於是,「大轉移」提前了近一個
月。

蔣介石獲悉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將突圍出中央蘇區的情報,是在破
壞中共上海局以後。李德這樣回憶:

當時上海局的領導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槍殺或者叛變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況下,選擇了後一條路,投靠了國民黨秘密警察。他們供出他們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況,導致了白區很多領導幹部被捕,中央和地方黨的組
織被摧毀,很多重要文件被丟失。

蔣介石很可能就是這樣知道了我們的突圍意圖,幸好只是一個大體輪
廓,因為具體的細節,特別是突圍路線和日期,當時尚未

最後決定,所以也沒有告知上海局。從很多情況來看,蔣介石其實已經
得到一些關於我們基本決定的情報。第一,我在上面已經提到,8、9 月分第
六和第七軍團開始突圍以後,國民黨在後方加強了封鎖區的堡壘設置。第二,
陳濟棠突然遞交停戰聲明。第三,我們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蔣介石指示把
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期提前了一個月。

在9 月的最後幾天中,蔣介石的主攻部隊的確同時行動起來了。由於我
們的偵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黨和軍隊的領導才能及時對計劃作出相應的修
改。

廣昌戰役後,蔣軍的進攻速度尚不敢「長驅直入」,還是逐步堡壘推進,
但後來得知紅軍要突圍,才各路軍齊頭並進,直驅中央蘇區的心臟——瑞金。

李德制定的紅軍8、9、10 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依然命令紅軍全線抵禦,
分兵把守,但前方接連而至的失利,令其驚慌失措。

林彪、尋淮洲、羅炳輝的紅一、七、九軍團,在福建建寧與敵蔣鼎文、
湯恩伯第二路軍六個師拚殺一個星期,無力抗衡,失守建寧城。

彭德懷紅三軍團與敵劉和鼎第九縱隊四個師交戰永安失利,永安城陷
落。

敵南路軍陳濟棠部佔領會昌筠門嶺要塞。

敵李延年第四縱隊佔領福建連城。

敵薛岳、吳奇偉第六路軍佔領江西永豐龍崗。

8 月的高虎□、萬年亭驛戰役,彭德懷、董振堂紅三、五軍團彷彿又打
了一場「廣昌戰役」。紅軍以步槍、機槍、手榴彈和大刀,阻滯湯恩伯、樊
崧甫第十、第三縱隊五個師近八萬人的進攻。在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下,
紅軍與敵血戰,擊潰敵軍多次集團衝鋒,雖殺敵數千,但紅軍也付出了重大
代價,傷亡二千三百人,其中幹部就達六百餘人。最終,廣昌以南陣地全部
失守。

10 月6 日,石城淪陷。

10 月14 日,興國縣城失守。

中央蘇區僅剩瑞金、會昌、於都、寧都、長汀等狹小地區,人力物力資
源瀕臨枯竭,中央紅軍的處境十分危急。

突圍,——只剩下這一條路,且刻不容緩。

「大轉移」乎?斯大林一道模稜兩可的指令

「大轉移」非同小可,5 月書記處會議雖然作了決策,但還不能最後算
數,必須共產國際同意,還得斯大林點頭。這是組織紀律,也是慣例。自1922
年中共「二大」作出決議加入共產國際,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後,
凡重要的問題和重大決策,都必須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5 月書記處會議作出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決定以後,即通過中共
上海局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共產國際對瑞金這種燃眉之急的問題,並沒有作出迅速的反應,遲遲沒
有回電。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況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貿然執行「大轉移」
的計劃。正因為此,李德在制定紅軍5、6、7 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中,絲毫沒
有把「大轉移」的問題考慮進去,戰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試圖「禦敵
於國門之外」;戰術上仍然是「短促突擊」,打「陣地戰」、「堡壘戰」;
提出的口號是「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發展游
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

一個月後,即6 月25 日,一道模稜兩可的電令從莫斯科傳來。共產國際
認為:

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及後方環境
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

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
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
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
固的擴大自己,以待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這個電文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這個模稜兩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決策上造成了失誤。在8、9、10
個月的作戰計劃中,一方面作了「大轉移」的準備工作,但另一方面,卻又
依然同當時應取的戰略方針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命令
紅軍繼續分兵守關,與敵人拼消耗。

由於博古、李德的決策錯誤,使紅軍失去了幾個月的時機。

博古和李德沒有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果斷的決策,抓住戰機實行突圍,而
過於拘泥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當1934 年9 月中共上海局被國民黨特務機
關一舉破壞,中共完全失去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後,就立即顯得六神無主、
驚慌失措,倉促實行「大轉移」。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曾產生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共
產國際和蘇聯黨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正因為此,尚不成熟的中國共產黨,
過於迷信共產國際,過於迷信斯大林,把蘇聯的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
化。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悲劇所在。數萬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遙
控指揮所造成的決策失誤,給中國共產黨人留下的教訓是極其沉痛的。

這一方面,「三人團」中,周恩來的感慨可謂最深。

周恩來不會忘記1926 年3 月的中山艦事件。倘若當時蘇聯代表團和共產
國際的顧問不是那麼軟弱,主張退讓的話,而採納張太雷、周恩來、毛澤東
等堅持以武力對付蔣介石的主張,也許,那段歷史就要改寫,可能就不會有
後來飛黃騰達的蔣介石。

1926 年3 月,以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聯使團抵達廣州,視察和指導廣東
革命運動。

布氏在蘇聯享有很高聲望,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蘇共中央組織部成員。他是十月革命武裝起義和攻佔冬宮的五人小組成員。
在蘇聯內戰期間,他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領導紅軍取得了多次戰役的
勝利。在中國期間,他化名伊凡諾夫斯基。使團成員共十餘人,其中有蘇共
遠東區書記庫比亞克、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列普謝、蘇聯紅軍指揮員隆
格瓦、蘇聯駐華武官葉戈羅夫和他的助手特利馮諾夫等人。


在廣州,張太雷對布勃諾夫說:「右派現在準備採取行動了,不久前他
們曾試圖在第四軍和第一軍之間製造分裂。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
形勢相仿,到處都是謠言和傳單。」

但是張太雷的警告並沒有引起蘇聯使團和蘇聯顧問的注意和警惕。

幾天之後,蔣介石便製造了「中山艦事件」。

3 月18 日,蔣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給海軍局代
理局長、政治部主任李之龍傳達一道命令,要李之龍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
但是,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後,蔣介石又矢口否認下過調遣命令,並指使他的
黨徒散佈謠言,說中山艦是擅自行動,共產黨陰謀暴動,要推翻國民政府,
建立工農政權等。

3 月20 日,蔣介石調動軍隊,宣佈戒嚴,斷絕了廣州內外交通,搜查了
中山艦,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團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龍等多人,
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這是蔣介石等國民黨新
右派反對共產黨,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而製造的陰謀事件,是蔣介石陰謀
奪取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最高領導權的重要步驟。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使團處於被軟禁狀態。蔣介石派部隊去東
山包圍顧問團司令部,並在顧問住宅附近佈置了崗哨。蘇聯駐華顧問團的一
位譯員回憶說:當時顧問團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園站了一隊士兵,被繳械的衛
兵垂頭喪氣地站在一邊,其中

一個稚氣未消的士兵差點沒哭出來。

不僅如此,蔣介石甚至在布勃諾夫門前也布了崗,雖然蔣知道布氏在蘇
聯身居要職。

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使團既沒有提出抗議,也沒有打算進行反擊。

與此同時,廣州的共產黨人卻作出與蘇聯使團相反的動作。

周恩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中山艦
事件後,他向蔣介石提出質問。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聶榮臻在廣東區委開
會,主張對蔣進行反擊,認為從力量對比看,於蔣不利,反擊取得勝利是可
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來還和毛澤東等進行討論,大家都主張反擊。

這一主張提出後,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未予採納,而主張妥協讓步,以
致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地位更加鞏固。

3 月22 日上午,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派人去見蔣介石,詢問蔣介石,這是
對人還是對俄的問題?蔣狡猾地回道說:「對人不對俄。」並希望鮑羅廷速
回。

同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蔣介石提出撤換蘇聯軍事顧問團
團長季山嘉和顧問羅加喬夫、拉茲貢,並要求加侖回任。

面對著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變的反革命行為和要求撤換蘇聯顧問的無理
要求,布勃諾夫一再妥協退讓,甚至還為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辯解。

布勃諾夫一面承認:「廣州20 日事變,黃埔軍隊於短時間包圍罷工工會
及東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龍及其他五十餘人,都是事變。」另一方面,他
又說:「但也只有這些事實,周恩來、鄧中夏並未逮捕,均尚在廣州,更無
殺人之事。」

在他看來,蔣介石似乎並無惡意,只是孫文主義學會不斷挑撥離間、制
造事端。他說:「蔣介石表示:他此次舉動只是防止有叛亂之事發生,他本
人並不反俄反共。」


事件發生時,鮑羅廷不在廣州。事發後,鮑離開北京,繞道張家口、烏
蘭巴托、海參崴,經海路於4 月29 日抵穗。
鮑羅廷一到廣州,便根據布勃諾夫提供的處理意見同蔣介石進行會談,
毫無原則地實行妥協退讓政策。

直到1927 年10 月,鮑羅廷仍然堅信:「當時如與國民黨中派分子分裂,
那就是大錯誤。」「如果中國共產黨不作出讓步,那就意味著同國民黨合作
的終止,革命的力量就會局限在一個省裡。」

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既打擊了共產黨,又打擊了堅持孫中山三大政

策的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從而控制了廣東。
蘇聯代表團決策的失誤,給中國革命留下了禍殃。
周恩來也還記得,1927 年7 月末,正值南昌起義爆發的關鍵時刻,斯大

林又來了封電報。
當年挾共產國際指令從漢口赴南昌阻止周恩來舉行南昌起義的中央代表
張國燾這樣回憶道:

由於羅明那茲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
裡秘密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
中委,羅明那茲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
譯人員。

羅明那茲發言,首先說到目前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莫斯科已有
電令禁止俄顧問們在任何情形下參加南昌暴動。除了這兩件不如意的事外,
他更進而報告共產國際的回電,其內容是: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
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去。

羅明那茲那個實幹的小伙子,也學會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說:「看來這
兩件事及國際電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線的同志們,我們只有派一位得力同
志當面告知。」他說話時望著我,並問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當時情況,立即回答:「這任務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羅明那茲聽了,顯得有點喪氣地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

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署名拍來的。」
張國燾帶著共產國際的指令於30 日急赴南昌,阻止起義。
這天夜裡,前委會圍繞著是否起義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
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等人堅決反對共產國際的指令,主張立刻起義。

譚平山竟氣憤地表示:把反對起義的「欽差大臣」張國燾綁起來。

周恩來最後憤然以辭職相抗爭,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
叫我來主持這個行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要立刻回
漢口向中央報告。」

由於周恩來和全體前委成員的據理抗爭,南昌起義沒有被阻止住,於8
月1 日凌晨2 時終於爆發了。
南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宣告了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誕生,發出了共產黨人
武裝反抗蔣介石叛變革命的信號!
南昌起義的成功,完全出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料,他們因此而大失

體面。
張國燾後來寫道:
在共產黨圈子裡,誰也不好再說南昌暴動不應當舉行,更不願提到曾被

阻止過的事。共產國際和其代理人都覺得曾經阻止過南昌暴動,究竟是不體


面的事,如果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宣揚出去,更要引起許多是非。因此,他
們再不願提起這件事了。
周恩來違抗「聖旨」,堅決果斷地幹了一件與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意願完

全相悖的事。他的英名也與南昌起義一道,載入了光輝的史冊..
七年後的今天,共產國際這份「625 指令」,與南昌起義前夕的
「指令」如出一轍,使遠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領導人左右為難。然而,歷

史的悲劇總有謝幕的時候。「625 指令」也成為教條主義者把持的中共中央
所接到的最後一道共產國際的指令了。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中斷,一直到
1936 年才得以恢復。但那時的中共中央決策權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國
革命的命運掌握在了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手中。


第八章紅白戰線上的秘密握手

陳濟棠與周恩來言和的秘密使者

出瑞金城往西走三十里,有個林木參天、石山環抱的地方,這便是梅坑。
梅杭原本是個名不見經傳、閉塞貧寒的小村莊,1934 年夏天,這裡卻日見光
彩,不可小視,成為中央蘇區史上值得一書的地方了。

1934 年7 月,中革軍委巡視員孔荷寵、中革軍委總動員部部長楊岳彬相
繼叛變投敵。蔣介石根據孔、楊提供的情報,下令在南昌機場的航空隊出動
機群,接二連三地對以瑞金沙洲壩為中心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駐地進
行瘋狂轟炸。

黨中央和軍委得悉孔、楊叛逃,立刻下達了疏散隱蔽與修建防空洞的命
令。

儘管敵機投下的炸彈命中率較低,但也造成一定破壞,對正常的工作秩
序構成嚴重威脅:開「二蘇大」的禮堂一角被炸壞;烏石□村軍委駐地周恩
來、朱德辦公室三米處,也落下一顆五百磅的炸彈。雖未爆炸,但叫人捏一
把冷汗。

於是,中央決定:馬上將所有中央機關全部撤出沙洲壩,遷往沙洲壩以
西三十里外的梅坑區。
中央機關遷梅坑後,毛澤東、張聞天等所在的中央政府駐梅坑高圍鄉雲

石山,博古等所在的中共中央機關駐梅崗鄉馬道口,周恩
來、朱德等所在的中革軍委機關駐梅坑田心鄉巖背廳下。
9 月下旬的一天,軍委周恩來、朱德駐地來了個陌生人。他完全有別於

平日進出的紅軍官兵,從頭到腳一副商人模樣:質地考究的長衫,別緻的禮
帽,珵亮的皮鞋。
來人不與任何參謀、幹事打招呼,便在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的陪同下,
徑直走進了周恩來的房子。

不一會兒,李克農從屋裡出來,向好奇觀望的作戰局、機要局的參謀們
和警衛隊的戰士們,傳達了周恩來的一道命令:沒有緊急情況,任何人不得
入內。

軍委總部,原本就是個森嚴神秘的「禁區」。今天,這位神秘客人的到

來,更增添了這個「禁區」的神秘色彩。
周恩來佇立窗前,凝望遠山。
「周主任。」來人一聲稱呼,打斷了他的思緒。
「周主任」是黃埔學生對周恩來的尊稱、慣稱。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

治部主任,頗受學生們愛戴,故「黃埔生」一直都這麼親暱地叫他。

周恩來記憶力甚強。一見來人即想起曾在瑞金與之有過接觸。當時是陳
濟棠通過在廣東做生意的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舅子引薦,派他來同紅軍
作試探性和談的。

「幸會!幸會!」周恩來握著「陌生人」的手,客氣地說道。
接著,「陌生人」撩起長衫,從內衣袋裡掏出一封密函,雙手呈給周恩

來。
周恩來接過來函,先請客人入坐,然後開始閱讀。
信是陳濟棠寫來的。


信使動身前,陳濟棠非常慎重,單獨召見。陳濟棠當面交代任務,反覆
叮囑:「途中千萬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絲毫閃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來,
速去速回。」

信中說:我準備派總參謀長楊幼敏和黃質文、黃任寰三人為談
判代表,你們最好派你們的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談

判。
信的內容,正合周恩來所想。
第五次反「圍剿」一年來,中央蘇區連連丟城失地,無數戰士血灑沃野,

紅都瑞金亦陷重圍。眼下,除南線局勢較為平緩外,東、西、北三面則越來
越緊張。如何退敵,如何破圍,能否發揮黨的統戰政策和策略,利用陳、蔣
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連日來,周恩來無時無刻不在思考著這個問題。

看完信,周恩來忙吩咐警衛員:「快,快去請朱老總!」
非常巧,周恩來話音剛落,門外即傳來朱德的接話聲:「報告周副主席,

朱德不請自到。」濃濃的四川口音,詼諧而爽朗。
「朱德!聞名已久的紅軍總司令!」陌生人眼前一亮。
等不及周恩來介紹,「陌生人」便「冒昧」地迎上前去,雙手握住朱德

的手:「久仰!久仰!」滿臉敬佩之色。
「這位是——」
未待朱德下問,周恩來忙將房門掩上,然後轉向朱德悄聲說道:「和平

使者,陳濟棠派來的。」
「歡迎!歡迎!」朱德亦熱情地握著「陌生人」的手說。
一番客套過後,雙方就談判中的具體事項、主要內容等開誠佈公地交換

了意見,並討論了當時的形勢及反蔣辦法。朱德還親自致函陳濟棠。交「陌
生人」轉呈覆命。
這位神秘的「和平使者」到底是誰呢?由於當時的會晤、交談是在極端

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現今已很難查證。
近五十年後,人們從《朱德選集》中只發現他姓李。
時至今日,他的真名實姓、軍銜官階仍然是個「謎」。
送走陳濟棠的使者,周恩來、朱德連日來那種憂慮、煩悶的心情,似乎

舒坦了些。周、朱商定:將陳濟棠其人其事,跟博古、李德談談。

5 月書記處會議決定,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紅軍
戰略轉移的所有工作。這樣重大的問題,不通過博古、李德二位決策者,從
組織原則上說不過去。

陳濟棠,廣東防城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在粵軍中任連長、
營長、團長、旅長。1925 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1928 年後任
粵軍第四軍軍長等職。此後,長期追隨蔣介石,鞍前馬後,衝鋒陷陣,直至
1950 年隨蔣逃至台灣,1954 年暴病去世。

然而,這位粵系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卻絕非蔣總司令手下馴
馴服服、點頭哈腰的走卒。「南天王」與蔣總司令,同床異夢、若即若離乃
至於反目成仇、兵戎相見也時有發生。

1929 年春,陳濟棠任第八路軍總指揮。自打退了張發奎和桂系聯軍進犯
後,統一了廣東全省,並佔據了梧州,扼制了廣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
隨著軍事的勝利,陳濟棠在極短時間裡,迅速擴軍,將原有的一個師擴
充至五個師。與此同時,還控制了廣東的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1930 年夏,蔣、馮、閻大戰中原。陳濟棠投桃報李,命部下蔣光鼐、蔡
廷鍇率兩師之眾,開進津浦線,幫助蔣介石,與閻錫山部作戰。陳濟棠部下
出奇兵,攻克濟南。不久,又出平漢線,與馮玉祥部大戰。結果,大勝馮軍。
戰事結束後,陳濟棠部下又全部開往江西與紅軍作戰。真可謂東征西討,汗
馬功勞。蔣介石為籠絡陳濟棠,並使其能替他牽制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
故指定中央政府將粵稅收全部撥給陳濟棠作軍費。廣東為富庶之區,稅源甚
豐,連同省收入項下撥給的一部分,每月共達四百三十萬,加上廣西梧州稅
款,陳濟棠可收入達五百萬以上。按當時規定,每師軍費為三十萬,而陳不
過五個師,只需一百五十萬,剩餘超額的經費多達三百五十萬,這足夠陳再
養十個師!

1931 年2 月,蔣介石扣留胡漢民於南京湯山。消息傳到廣州,軍政各界
震驚。不幾天,蔣介石由南京來一通「解釋電文」,說:「胡先生對國民會
議,堅持主張不得議及約法,恐因此引起黨內無窮糾紛,28 日晚特與詳細討
論,胡先生以政見不合,欲辭本兼各職,並欲擇地靜居,謝見賓客,故於本
日往湯山暫住。乃聞謠傳扣留,殊覺失實。」此文欲蓋彌彰,反證實胡漢民
確已和李濟深相同命運,被囚湯山了。陳濟棠等人,無不怒形於色,憤慨萬
分。

胡漢民和李濟深本有師生之誼,而粵軍將領,包括陳濟棠等大多數實權
人物,多系李之舊部,感情自然容易衝動。加之胡派首腦古應芬之流,上竄
下跳,點火煽風,不久,廣州等地便掀起反蔣高潮。陳濟棠部下將領,紛紛
主張用兵干政。省主席陳銘樞外出時,古應芬、黃居素等說動了陳濟棠。

4 月30 日,國民黨四位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成弗、古應芬以
通電形式發佈「彈劾蔣中正提案」。5 月3 日,陳濟棠率先發表響應通電。
一時間,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唐生智等人亦發出響應通電。孫科以調
解寧粵爭端為名南下,到港後與汪精衛合流,相繼抵達廣州。27 日,廣州組
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汪精衛、孫
科、唐紹儀、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李烈鈞、唐生智等十六人為國府委
員,成立國民政府。28 日,發表宣言並對蔣介石發出最後通電,限於二十四
小時內即行引退。後來,蔣介石被迫於12 月15 日下野。

這便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寧粵分裂」。

蔣介石對這位昔日盟友恨之入骨。陳濟棠已「分庭抗禮」,後來則索性
無毒不丈夫——成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
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分會」等機構,以「均權分治」的幌子,行擁
兵自重、軍閥割據之實,將廣東搞成半獨立狀態。陳濟棠的如意算盤是:控
制這些機構,保持廣東地盤,永踞「南天王」寶座。

陳濟棠就是這樣一個稱霸一方的割據軍閥,一位中國政壇上不可等閒視
之的人物!

陳濟棠也非常懼怕蔣介石的晴算。陳自知論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絕
非蔣的對手,更知自己對蔣反覆無常、由擁蔣、反蔣到「分庭抗禮」,蔣絕
不會輕易放過他。陳濟棠對蔣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採取若即若離態度。第五
次「圍剿」,蔣介石雖把他綁在戰車上,並授以南路軍總司令的桂冠,但對
於圍剿紅軍,陳濟棠思想上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知道由於有閩贛紅軍拖住蔣介石的主力和隔斷蔣介石從江西進
攻廣東之路,廣東才得以偏安一時。對他來講,贛南粵北紅軍的存在乃是他


抵禦蔣介石的最好力量和屏障。況且,紅軍英勇善戰,戰術靈活,與之作戰
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若一棋不慎,廣東地盤則有被毀的危險。因此他不想替
蔣賣命,消耗實力。另一方面,陳濟棠又不敢過於得罪蔣介石。蔣介石手握
重兵,又掌管國民黨中央機構,其政治、經濟、軍事等力量都遠在他之上,
若公然抗命又怕蔣介石翻臉。於是,只好對蔣耍起了陽奉陰違的手法。表面
上對蔣「服從」、「恭順」,甚至在蔣軍攻佔蘇區北大門廣昌時,亦向紅軍
南方軍事要地筠門嶺進犯,擺出一副打的架勢,以增加他在蔣介石面前討價
還價的籌碼。而暗地裡又給紅軍送來一批彈藥,甚至醫藥、食鹽、布匹等,
以表示對紅軍的「友好」姿態。1934 年春,福建政府垮台,十九路軍迅速潰
敗,蔣介石嫡系部隊李玉堂第三師部立即調閩南邊界,對廣東構成威脅。陳
濟棠聞之大驚失色,對蔣介石不能不作進一步的恭順表現了。蔣介石此時雙
管齊下,一方面以粵糖免稅辦法壓迫,另一方面以軍事上進一步威脅,擺出
一副出兵粵境架式。陳濟棠在蔣威逼利誘下,只得對蔣俯首貼耳,增編李揚
敬縱隊即粵軍第二縱隊,發動向紅軍南方戰線重鎮筠門嶺的進攻。

陳濟棠進攻筠門嶺時,還留著一手。陳深懼駐粵東兵力抽調

後,蔣介石嫡系乘虛突襲,便示意李揚敬誇大駐尋烏、筠門嶺地區紅軍
人數,向蔣虛報。在尋烏、門嶺一帶的紅軍約有四千人(包括地方武裝),
李揚敬卻虛報為一萬多人。同時,又增調第二軍第五師加入第二縱隊,名為
加強前線作戰,實為增強粵東兵力,以防蔣軍突襲。特別是當陳濟棠完全看
清蔣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輕的企圖是想把紅軍逼入粵境,然後一箭雙鵰
時,其媾和的心情便更加迫切了。

帶著陳濟棠的密函,周恩來、朱德充滿信心地興沖沖地向五百米外的李
德住處走去。

李德住處是一棟頗為寬敞的民房,建於清末年間,雖很陳舊,卻也氣派
舒適。李德正在教夫人蕭月華烤制德式麵包。

周恩來、朱德說明來意,不料李德竟哈哈大笑起來:「和陳濟棠談判?
和軍閥合作?」

在他眼裡,這簡直像天方夜譚,太不可思議了。軍閥就是軍閥,是窮凶
極惡的敵人,只能用槍、炮、刺刀和他們說話,怎麼能跟他們攜手並肩呢?

李德聳聳肩,攤開雙手,作了個帶有嘲諷意味的姿式。

一個連中國話都不懂的外國人,是很難瞭解中國複雜的政治心理和獨特
的傳統觀念的。周恩來、朱德見顧問不大理解,也不多解釋,遂起身告辭,
去博古住處。

周恩來簡單介紹了與陳濟棠接觸的一些情況和此次使者所攜函件表達的
陳濟棠最新動態。

博古只是靜靜聽著,面部毫無反應。從心裡說,博古對與陳濟棠談判,
也不抱什麼希望。一年前的福建政府,不比陳濟棠的旗幟大麼?結果怎麼樣
呢?還不是應了自己的那句話:中間派、第三黨,比蔣介石還壞!除了反對
帝國主義與反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空喊外,並沒有任何真正反對帝國主義
與軍閥官僚地主的實際行動。

他們的一切行動,只不過是一些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與政客們企圖利用
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如此而已!

「我也給陳濟棠寫了封信,」朱德見總書記不吭聲,有些著急,「信中
除陳明利害,分析時局外,還向他提出了五個條件。」


接著,朱德向博古有條不紊地一一道來:「第一,雙方停止作戰行動。
第二,立即恢復雙方自由貿易。第三,代購軍火。第四,即刻開始反蔣政治
運動..」

博古耐著性子聽完,不冷不熱地說了句:「陳濟棠,不也是軍閥嗎?總

司令,我們跟軍閥打交道可是有教訓的。」
顯而易見,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軍。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敗我們是有教訓的。」周恩來懇切而又激動地

說:「教訓就在於沒有給予有力的軍事援助。如果我軍及時截擊、阻攔蔣介
石嫡系部隊入閩,福建政府不會那麼快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已失
去了一個盟友,這個盟友不能再失去了。」

周恩來繼續說道:「陳濟棠擁護今年6 月總司令和毛澤東提出的三條件,
也就是說擁護『訂立停戰抗日聯盟』,擁護『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擁護『立
刻宣佈對日絕交作戰』。另外,從項英同志最近從贛南、粵贛前線發回的幾
個電報看,陳濟棠是能夠履行諾言的。朱總司令提出的五個條件,據我分析,
也是可以兌現的。」「好了,好了。」博古擺擺手。在他看來,退出中央蘇
區,共產國際已經批准了,走,只是時間問題,再商討和一個小軍閥合作的
問題,彷彿有些小題大作。

博古說:「恩來呀,和陳濟棠談判的事,就交給你吧!你和總司令全權
處理。」
儘管最高領導人博古和李德對陳濟棠表示懷疑,對於此次與陳和談不感
興趣,但周恩來和朱德卻非常重視。
在周恩來、朱德的親自主持指導下,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開始了和談的
周密籌劃和準備。

朱德給陳濟棠的密函

9 月底,使者李君終於回到了粵軍大本營廣州,見到了他的總司令陳濟
棠。陳濟棠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回了使者。李君將朱德的信交給了陳濟棠。
陳濟棠快速展讀,喜上眉梢,不能自己。

堂堂紅軍總司令,朱德非常重視中國傳統禮節,客氣地稱這位對手為先
生,而且尊稱他的字「伯南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伯南先生大鑒:

貴使李君來,借聆尊旨。年來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愈趨愈烈,蔣、汪等國賊之賣國,
亦日益露骨與無恥。華北大好山河,已淪亡於日本,東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國人民凡有血氣
者,莫不以抗日救國為當務之急。抗日救國捨民族革命戰爭外,實無他途,而剷除漢奸賣國賊
尤為民族革命戰爭勝利之前提。年來,德與數十萬紅軍戰士苦戰頻年者,莫非為求得中國民族
之徹底解放、領土完整及工農群眾之解放耳。德等深知為達此目的,應與國內諸武裝部隊作作
戰之聯合。二年前蘇維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隊,如能停止進攻蘇區,給民眾以民主權利及武
裝民眾者,紅軍均願與之訂立反日作戰協定。惜兩載以還,除去冬蔣、蔡諸君曾一度與紅軍訂
立初步協定外,紅軍乃成為抗日反蔣而孤軍奮戰唯一力量。且間隙而圖我側後者,亦頗不乏人。
比者,先生與貴部已申合作反蔣抗日之意,德等當無不歡迎。惟情勢日急,日寇已躍躍欲試於
華南,蔣賊則屈膝日本之前,廣播法西斯組織,借款購機,增兵贛閩,若不急起圖之,則非特
兩廣苟安之局難保,抑且亡國之日可待。故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十月間行之。屆


時我抗日先遣隊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將越川邊東下,威脅武漢,賀龍同志所部及在
湘各部均將向湘敵協同動作,而我主力則乘其慌亂之際,找其嫡系主力決戰而殲滅之。若貴部
能幹此時由杭、永出擊,搗漳州、龍巖,擊蔣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
搗衡陽、長沙,則蔣賊將難免於覆亡也。事不容緩,遲則莫及,福建之役可為殷鑒。為求事之
速成,德本兩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為如下之提議:

一、雙方停止作戰行動,而以贛州沿江至信豐而龍南、安遠、尋烏、武平為分界線。

上列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處統歸貴方管轄。線外貴軍,尚祈令其移師反蔣。
二、立即恢復雙方貿易之自由。
三、貴軍目前及將來所轄境內,實現出版、言論、集會、結杜之自由,釋放反日及

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實實行武裝民眾。
四、即刻開始反蔣賊賣國及法西斯陰謀之政治運動,並切實作反日反蔣之各項軍事

準備。
五、請代購軍火,並經筠門嶺迅速運輸。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著手實行,一面派負責代表來瑞共同協商作戰計劃。日內德當

派員至筠門嶺黃師長處就近商談。為順暢通訊聯絡起見,務望約定專門密碼、無線電呼號波長,
且可接通會昌、筠門嶺之電話。匆促陳辭,不盡一一。尚祈裁奪,佇候回示。
順頌
戎安

朱德手啟
陳濟棠自派出「使者」後,一直都懸著一顆心。直至讀罷來信
——紅軍總司令的親筆來信,懸著的心頓覺踏實下來。
事不容緩,必須進一步加緊同紅軍的聯絡。
10 月1 日,陳濟棠又通過駐筠門嶺的第七師給紅軍來電,再次建議:先

行會商軍事問題,並催促紅軍速速派出軍事負責代表前往廣州面商。
為呼應對方的要求,周恩來選派何長工、潘漢年為代表,並約定了電台
的通訊代號。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特地調來了錢壯飛等老無線電工作者為譯電員,以
確保通訊聯絡無誤。

何長工,湖南華容人。1919 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4 年歸國,任中共華容縣委書記,組織開展農民運動。1927 年參加秋收起
義,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歷任紅四軍連黨代表、團黨代表、軍委委員。1929
年6 月後,歷任紅五軍縱隊黨代表、紅八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
參加過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1932 年3 月後,歷任紅五
軍團第十三軍政委、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曾榮獲中革軍委頒發的
二等紅星獎章,是一位軍政兼優的高級指揮員。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員
兼政治委員、中共粵贛省委常委。而粵贛軍區是與粵軍最近的紅軍防區。其
最高軍事長官何長工,自然是與粵軍談判的最佳人選。

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是中共與福建政府接洽的全權
代表。

錢壯飛,浙江吳興縣人。同潘漢年一樣,也是一位充滿神秘色彩而又精
明強幹的中共隱蔽戰線上早期革命家。1914 年,18 歲的他考入北京醫科專門
學校學習。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醫生職業便成了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很好
掩護。1929 年,他根據上級指示,同李克農一起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
調查科(中統局的前身),並成為中統頭目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共提供


了大量重要情報。1931 年4 月,當顧順章被捕、叛變之際,從武漢發給南京
徐

恩曾的絕密電報落在錢壯飛手中,他跳上駛往上海的列車,通知周恩來、
瞿秋白等立即轉移,挽救了黨的不少高層領導,而他自己也通過秘密交通線,
安然無恙地進入中央蘇區,並在瑞金擔任中革軍委第二局局長。

周恩來選潘、何二人為談判代表,調錢負責通信工作,足可看出此次談
判的重要性和秘密性。

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復電。電文除催促對方對朱德信中提出的五個協商
條件迅即予以答覆,以便紅軍依此根據準備協商外,還建議將談判地點由廣
州改在尋烏。

陳濟棠復電:同意在尋烏會談。

周恩來旋即召來何長工、潘漢年,並當面交待了談判任務。他說:「陳
濟棠電約我們,要舉行秘密軍事談判,這很好,我們可以利用陳、蔣之間的
矛盾。朱德同志已給他覆信。根據目前黨的統戰策略思想及政策,我們準備
與陳談判。對方的代表是第一集團軍總部少將參謀楊幼敏及兩個師長,一個
是獨立第七師師長黃質文,另一個是獨一師師長黃任寰。」

接著,周恩來又鄭重地說:這是中央給你們的重任,望你們沉著勇敢,
見機而作。」

紅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亦囑咐道:「此去白區談判,任務重大,談成了,
是很有益處的,要盡力而為;談不成,也不要緊,關鍵是沉著靈活。」

10 月6 日,何、潘等人經過一番準備後,帶著朱德親筆署名的介紹信,
肩負和粵軍代表秘密談判的重大使命,騎馬上路了。

周恩來的電報暗語:「長工,你喂的鴿子飛了」

10 月7 日,一隊人馬從紅區進入白區,馳至赤白交界地——

筠門嶺。

為首的,便是何長工與潘漢年。

筠門嶺,屬會昌縣的一個小鎮,扼會昌南部咽喉,東南西三面貢水圍繞,
水流湍急,河的南岸高山環抱,足為屏障,地勢十分險要,自古乃兵家必爭
之地,又有「鐵門嶺」之稱。

陳濟棠獨一師二旅旅長嚴應魚早已令其心腹、旅特務連連長嚴真率部下
及四名轎夫,兩頂轎子在此迎候。

何長工、潘漢年一來,嚴連長就悄悄地說:「何先生,我們聽到和看到
了紅軍關於團結抗日的宣傳,我們與貴軍都是炎黃子孫,真不願意看到中國
人打中國人。我們歡迎何、潘先生前來會談。」何、潘二人坐上轎子,由特
務連護送前行。每遇哨崗盤問,嚴連長便高聲喊道:「這是司令請來的貴客。」
喝令哨兵退去。轎夫一路跋涉,兩頂轎子順利通過哨卡,被抬到離筠門嶺四
十里地的羅塘鎮,在一幢嶄新的兩層小洋樓門前停下了。轎中出來的何、潘
二人,都是一身西裝,一副墨鏡,一頂草編禮帽,一副闊少爺派頭。

粵軍代表揚幼敏、李宗盛早就恭候在屋前。

雙方見面,握手,互致問候。

禮畢,潘漢年遞給楊幼敏一封朱德親筆信:

黃師長大鑒:


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代表幼敏、宗盛兩先

生協商一切,予接洽照拂為感!

專此,順致

戎祺

朱德手啟

10 月5 日

信中的「潘健行」,就是潘漢年。

一年前,潘漢年曾受毛澤東、洛甫之命,和吳亮平一起與十九路軍秘密
談判,簽訂聯合反蔣抗日的協定。蔣光鼐、蔡延鍇希望共產黨支持他們。遺
憾的是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者既不懂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爭取一切可能
爭取的同盟者,又完全聽命於共產國際顧問的指令。當首席軍事顧問曼弗雷
德·施特恩表示反對時,便失信違約,坐失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戰機,使
得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後,得以從容地調轉槍口,重新集中力
量進攻中共根據地,造成現在這種危機的局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次談判能否成功,潘漢年心裡在默默地祈禱著:
但願不虛此行。

第二天,談判在何長工、潘漢年住的小洋樓二樓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進行。

旅長嚴應魚深知事關重大,專門派旅參謀長兼軍法處處長韓宗盛負責接
待和保衛工作。為了加強警衛,嚴旅長還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上了與自己最
親近的客家子弟。

談判在秘密而緊張地進行著。何長工、潘漢年遵照周恩來、朱德的指示,
沉著勇敢,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同陳濟棠的代表就停
止作戰、解除封鎖、恢復貿易、恢復通訊聯絡、互通情報及抗日反蔣等事項
都進行了反覆商談,雙方都各自提出了建議和條件。

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四十華里,
讓紅軍通過。紅軍只借道西行,保證不入廣東腹地。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
用陳部護照。
當談判進入到逐條確定時,周恩來通過紅軍總部電台向粵軍電台發來了
事先商定的密語電報:「長工,你喂的鴿子飛了。」何長工看了密電,心頭
不覺一驚。因為他知道,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瞎指揮,第五次反「圍
剿」終於遭到失敗,紅軍很快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但是,沉重、憤恨、痛
切的情緒在談判桌上卻不能流露絲毫。

儘管如此,粵軍代表還是敏感地問道:「你們是否要遠走高飛了?」
何長工反應極快,馬上口氣平靜而婉轉地回答說:「不是的。這是說談
判成功了,和平鴿上天了!」
對方代表見何長工鎮定自若,對答如流,聽起來又合情合理,也就不再
言語了。
何長工、潘漢年有些坐不住了。待五條一確定,目的已達到,便馬上結
束談判,心急火燎地趕往會昌。


可還是遲了一步。中革軍委已從瑞金轉移到於都去了。周恩來特地派人
在此等候,並留下一張條子:長工同志,我在於都等你們。

於是,何長工、潘漢年又馬不停蹄地趕至於都,向周恩來詳細匯報了談
判情況。周恩來得知談判成功,達成了五項協議,異常高興。他格外有力地
握住何長工、潘漢年的手說:「這次談判談得很好,將對我們紅軍、中央機
關的突圍轉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說,將使中央正式確定長征開始的時間
和突圍的方向。」

戰情的發展,正如周恩來所言。

10 月中旬,紅軍開始向贛粵邊進行戰略轉移,選擇了蔣介石自認的「不
利之路」,這是蔣介石事先連做夢都未想到的。9 月底,蔣介石即因認定對
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勝利在望而洋洋自得,並於10 月5 日偕同宋美
齡放心地從廬山到華北、西北,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方針。未
料,不出一星期

便接到南昌行營報來紅軍主力有突圍跡象,且前鋒已過信豐江的緊急情
報。

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撇下宋美齡便匆匆趕回南昌,立即召集他的幕僚
研究對策。蔣介石想當然地判斷紅軍的行動方向定會從贛南入湘南或入湘南
後出鄂皖蘇區再北進,於是便急速調兵遣將,將阻止紅軍西進和北上的重點
放在湖南。

誰料,紅軍早有「借道」之約,偏偏選擇了廣東作為突破口。

蔣介石更未料到的是,奉命進剿的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竟「私下通共」,
與紅軍達成了一項又一項協議,並將這一項項協議傳達到前線少將以上高級
將領。同時,嚴令各部「敵不向我襲擊不准出擊;敵不向我出擊不准開槍」。
從而,使紅軍不費吹灰之力,便於10 月21 日順利突破了蔣介石佈置的第一
道封鎖線,進入粵北南雄境內。

蔣介石得知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大為震驚。蔣急令南昌行營電令粵
軍陳濟棠、湘軍何鍵兩部火速出兵,在湘粵邊之汝城、仁化至樂昌間設置第
二道封鎖線,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內所有航空隊全體出動,協同作
戰,妄圖把紅軍堵截在第二、第三道封鎖線內,予以全殲。

這時,陳濟棠令北區綏靖主任、韶關戰區司令官李漢魂率獨立第三師、
獨立警衛旅等部到仁化、樂昌、汝城附近設防。

李漢魂向部下下達任務時稱:陳總司令已同共黨達成了協議,互不侵犯。
共黨只借道,不犯我廣東境內。我方保證不截擊。在粵湘、粵贛邊境上劃定
通道為紅軍經過路線。

李漢魂鄭重告誡警衛旅:仁化一線,為我軍前哨,估計紅軍大部要通過
你旅防區。跟共黨打仗好辦,但要做到完全不接觸,很不容易。因此,你們
要加倍小心,一定要認真執行協議。同共黨談判之事,不必下傳。敵不向我
射擊,我不開槍;敵不向我襲擊,我不出擊,要作為戰場紀律執行。

獨立第三師、警衛旅各部抵達樂昌、仁化一線後,主力佈於百順、二塘
一線之南。警衛旅少將副旅長黃國梁還把一些平日憎恨共產黨的軍官留在韶
關,不讓他們上前線。

紅軍進入廣東境內後,認真執行談判協議,不入廣東腹地,只沿粵、湘、
贛邊西進,於11 月8 日和15 日未遇粵軍頑強阻截即通過第二道、第三道封
鎖線。


蔣介石的計劃又一次落空了。

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遭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終於察覺到陳濟棠企
圖保存實力,不禁大為惱怒,急令手下發去一封責電,措辭甚是嚴厲:「此
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不予截擊,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污點。
著即集中兵力二十七個團,位於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衍。否
則,本委員長執法以繩。」陳濟棠惟恐日後難以向蔣「交帳」,迅速銷毀了
與紅軍談判的所有文件,乃令葉肇、李漢魂、李振球等師,分頭沿樂昌唐村、
坪石尾追紅軍入湘。

可是,此時紅軍西去已遠矣。


第九章出征者與留守者的生離死別

瞿秋白能走乎?毛澤東愛莫能助

1934 年9 月初,中央蘇區四周除南線形勢較為平緩外,東、西、北三線
戰況則更加慘烈。

敵加速南下,前線壞消息一個接一個飛報而來。

情況已萬分危急,突圍轉移的秘密工作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確定幹部
的走、留名單。

誰走?誰留?中央高級幹部的名單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當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時,張聞天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
一下,但博古堅持已見,並理由十足地說:「瞿秋白正患肺病,身體很差,
怎麼能長途行軍呢?」

聽起來合情合理。其實,當時身體有病或重病的又豈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鄧穎超、王稼祥,還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體弱的同志,不都參加了長
征並安全到了陝北嗎?

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一夥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
反對王明、博古一夥的宗派活動而蒙受打擊,並一直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不信
任。特別是1933 年9 月22 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
的決定》,更是對瞿秋白新的沉重一擊。

決定指出:「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新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
認為狄康同志實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

誤..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
展最無情的鬥爭..」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於江蘇常洲。1919
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讀書時參加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
合會領導成員。1920 年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以北京《晨報》記者身
份赴蘇俄採訪考察。其間,曾寫出《俄鄉紀程》、《赤都心史》、《俄羅斯
革命論》等作品及數十篇「旅俄通訊」,並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他是十月革
命後第一個直接考察報道新生蘇維埃國家各方面情況的中國人。

1922 年2 月,瞿秋白經同鄉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 年1
月回國後開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並很快成為中共一支筆,成為中共中央三
家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和《嚮導》的主要撰稿人。1923 年6
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黨綱。1924 年,出席國民黨的「一大」,
並參與了大會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顯露,影響的擴大,瞿秋白在黨內的職務也隨之逐年上升。1925
年1 月,他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任中央局委員。1927
年4 月,中共「五大」時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敗後,主持召開八
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中央工作,實際上成為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第二任領袖。1927 年冬
至1928 年春,雖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但他和戰友們一道,在極其
艱難的條件下,為恢復黨的戰鬥力,開闢革命的新時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勳。
1930 年9 月,同周恩來等一起,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和停止
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全黨的執行。但是,在1931 年1 月黨的六


屆四中全會上,他卻受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的無情打擊,被解除

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

1933 年,上海日益吃緊,國民黨中央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

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設在上
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行動日見艱難,就連魯迅也受到中統特務的嚴密監視。
在此情況下,黨中央電令瞿秋白離開上海,轉移蘇區。

1934 年1 月上旬,瞿秋白化裝為醫生,沿著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於
2 月5 日到達瑞金。當時,「二蘇大」剛剛開過,他一到就擔起了教育部部
長的重任。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一起,從蘇區
實際出發,制訂出一整套《蘇維埃教育法規》,並使之落到實處。

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同時,瞿秋白還將房間裡堆積閒置的書整理上架,辦
了個中央圖書館。毛澤東告訴他,這些書有些是從各地收上來的,大多數是
打漳州時的繳獲,費了大勁,一擔擔挑回到蘇區的。

圖書館辦起來了,毛澤東是「常客」。他喜歡讀魯迅的書,他最早讀的
魯迅作品是1918 年5 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魯迅
也讀過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的文章《體育之研究》,此文也發表在
《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魯迅的親密戰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難於魯迅家。他
為《魯迅雜文選集》寫過序言,並得到魯迅的高度讚賞。魯迅所書聯句「人
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即是對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寫過序,序中說:
「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
動》一樣。」他曾稱讚,中國有兩個「農民運動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澤
東。

相識貴相知。在瞿秋白看來,毛澤東堪稱是一位值得信賴的戰友,碰到
什麼困難,遇到什麼問題,或有什麼心裡話,他總想找毛澤東談一談,吐一
吐。

長征前,瞿秋白並不知道中央決定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更不

知自己是走還是留。直到部隊出發前夕,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青山會
議」(毛澤東叫的名稱)上,宣佈政府各部人員留守名單時,瞿秋白才知自
己的名字已被決策者們圈入留守者之列。會上,瞿秋白雖有些激動,但沒有
吭聲。會後,他找到毛澤東,希望能和大部隊一道行動,並指望毛澤東能出
面說說話。

毛澤東能說些什麼呢?他的弟弟毛澤覃、弟媳賀怡被留下了,賀子珍年
邁的雙親被留下了,親近他的周以栗、陳正人、阮嘯仙、何叔衡、古柏夫婦、
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夫婦、劉伯堅都被留下了。

他說話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進入中央蘇區以來,他亦被排
斥在中共高層決策圈之外,他的權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
三權,黨權已在博古手中;軍權李德是「太上皇」;政權,毛澤東雖仍是中
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但博古指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後來
又安排張聞天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由此,毛澤東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政府
首腦了。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說了。他找到博古,對瞿秋白等一些幹部的安排
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可是,博古仍然是一點也聽不進去。

毛澤東非常惦念著瞿秋白的艱難處境。據聶榮臻回憶,當部隊即將出發


時,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聽我們說到轉移,就說『你們知道了?』
我說:『我們接受任務了。』我們這次去見毛澤東,本想打聽一下轉移去哪
個方向,可是他就談到這裡,不往下談了,卻提議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
的一個圖書館。」

毛澤東提議去看望瞿秋白創辦的圖書館,一方面表達了他對瞿秋白在中
央根據地艱辛開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表示了臨行前他對戰友
的惜別之情。

瞿秋白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他雖然對「左」傾教條主義者
不讓他參加長征很有意見,但他最後仍然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他送別了主力紅軍,送別了毛澤東等多年奮鬥在一起的革命戰友。

不幸的是,這次的送別竟成了永別。

主力紅軍撤離後,蔣介石調動了十萬兵力向瑞金一帶進行「清剿」。瑞
金周圍幾百里山區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蘇區分局的領導下武裝起來,同敵人展
開了頑強的鬥爭。至1935 年初,在瑞金、於都很難再繼續堅持下去了,中央
分局決定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張亮等幾十人向福建長汀以南的山地轉
移。

2 月24 日,在轉移途中,瞿秋自不幸在長汀濯田區水口鎮被俘。敵人把
他解到長汀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司令部。他化名林其祥,自稱是醫生。後被叛
徒出賣,暴露了身份。敵人把他單獨關在一間囚室裡,嚴加看守。他每天寫
點雜感或詩詞,有時刻圖章,神態悠閒自若。敵人對他誘降,他說:「人愛
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甚,請勿撕破我的歷史!」敵人以死威脅,
他回答說:「古語云『朝聞道,夕可死矣』。我不僅聞了共產主義之道,並
為它奮鬥多年,而且還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為它犧牲奮鬥,共產主義總有一天
會成功的。我縱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敵人用盡一切手段,絲毫也不能搖撼瞿秋白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1935
年6 月18 日晨,當敵人出示蔣介石「就地槍決」的電令後,瞿秋白淡然一笑,
鎮定地說:「一個革命黨人很難得一個休息的機會,被捕監禁,不過是暫時
的休息。死,才是給他一個安靜的長期的休息。我們革命黨人的哲學,就是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午餐後,敵人把他押到長汀西門外蛇王宮旁邊的一塊草坪上,叫他跪下,
他嚴辭拒絕,盤腿挺胸而坐,並點頭微笑道:「此地很好!」繼而高唱《國
際歌》,打破了沉寂之空間。隨後,在一排槍聲中飲彈灑血,為革命獻出了
寶貴的生命,時年36 歲。當地人民懷著深深的敬意,把他埋葬在西門外羅漢
嶺盤龍崗的山坡上。

1950 年,瞿秋白就義十五週年。為紀念瞿秋白,毛澤東為瞿秋

白遺著出版題詞:「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
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
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這種為
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
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
遺著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1955 年,瞿秋白就義二十週年時,黨中央把他的遺骨遷葬到北京八寶山
革命公墓。


毛澤東的岳父母瞑目他鄉

轉移在即,確信無疑。各機關都在清理文件、器材。人們見面後都在互
相打聽:你是走還是留?整個蘇區籠罩著一片緊張而又神秘的氣氛。

9 月23 日,正好是中秋佳節。賀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媽做了一桌
酒菜,準備請毛澤民、錢希鈞及妹妹賀怡、妹夫毛澤覃,連同心愛的小毛,
一家人熱熱鬧鬧吃頓團圓飯。菜都上桌了,可是一個人也沒有到。

賀父賀煥文正哄著小外孫——毛毛在玩耍。

賀煥文是個憨厚老實的讀書人,早年當過安福縣縣長。因替窮人講了幾
句好話,辦了點好事,被革職。回到永新後,在縣衙門當了個「刑門師爺」,
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寫狀子。後被一場官司牽連進去,坐了班房。出獄後,看
透了爾虞我詐的官場,棄官經商,在永新縣城南門租了一個店舖,名曰:「海
天春」,開起了茶館。

小毛是在中央蘇區比較安定的環境下生的男孩。這是個奶名,大名叫毛
岸紅。「岸」字輩;「紅」則是生於紅區,長大了當紅軍之意。已經兩歲多
了。毛澤東受到「左」傾路線排擠時,沒有多少事可做,

小毛給他帶來了很多歡樂。

不一會,毛澤民、錢希鈞夫婦倆匆匆趕來了。毛澤民時任中央工農民主
政府國家銀行行長,錢希鈞亦在銀行兼做會計工作。銀行與財政、後勤編在
十五大隊,他倆特來見個面,要賀父賀母多加保重。錢希鈞送給賀父賀母一
塊布料,還給小毛一件裌衣、一包糖果,連飯桌都沒碰一下,就走了。

一對前腳走,一對後腳進,毛澤覃、賀怡來了。他們被通知留下堅持斗

爭。當毛澤覃聽說哥哥澤民剛走時,便急著追了出去。
賀子珍急忙叫住,勸他吃了飯再去也不遲。
賀母說:「邊吃邊談,菜都涼了。」
賀怡知道賀子珍要走,問:「小毛怎麼辦?」
賀子珍心情沉重地說:「爸媽年紀大了,隨軍不便,只有留下。組織上

規定不能帶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給媽媽去管吧!」
賀怡趕緊接話:「姐,你們放心,我和澤覃,還有爸媽都在,小毛儘管

交給我們。」
「只有這麼辦了。」賀母應允道。
10 月8 日,賀子珍接到通知,調衛生部幹部休養連,隨軍轉移。
很快就要出發了,時間迫在眉睫。這時,隨著一陣得得的馬蹄聲,毛澤

覃和賀怡來了。賀子珍來不及寒暄,開門見山地說:「我們要走了,小毛就
拜託你們了。」

「珍嫂,你們放心,家中諸事我們自會照料的,請你轉告哥哥不必掛念!
你們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澤覃這個未到而立之年的紅軍獨立師師長,頗有
幾分像他哥哥毛澤東,器宇軒昂,也是粗嗓門。

轉移就這樣開始了。紅軍離開了他們在過去幾年中賴以生存和蓬勃發展

的根據地。
賀氏三兄妹,除賀子珍隨軍遠征外,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均留守蘇區。
賀敏學在紅軍撤離中央蘇區後,跟隨陳毅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紅七

十一團參謀長、湘粵贛邊游擊總指揮。其間,在南雄的一次戰鬥中,隊伍被
打散,賀敏學負傷被俘。後設法逃了出來,在一老鄉家養好傷後,四處尋找


部隊的下落。他裝扮成補鞋匠,挑著擔子遊街串巷,探聽消息。無論他走到
哪裡,都做群眾工作,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國共合作抗日後,賀敏學隨
贛粵邊紅軍游擊隊下山編入新四軍,在陳毅的領導下,轉戰在江西、安徽、
江蘇一帶,打擊日本侵略者。建國後曾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
黨委書記,華東建築工程局局長,西北建築工程總局局長、黨委書記,福建
省副省長等職。

賀怡,原名賀銀圓。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 年與毛澤覃結為伉儷。
1935 年4 月,毛澤覃在一次戰鬥中犧牲,賀怡又臨近分娩,組織上為了她的
安全,決定讓她同其父母一起到當時還是根據地的於都一個紅軍戰士家暫
避。於是,賀怡領著兩位老人在組織的安排下,與原瑞金武陽黨支部書記賴
芝湖裝扮成夫妻,同船下贛州。

船至於都梓山石灰窯下安全停靠後,即與設在梓山附近的紅軍聯絡站取
得了聯繫。站長黃躍亮說:「國民黨軍隊已在對岸封鎖航道,不能通航,要
等候時機再走。」並立即上禾豐辦事處匯報了護送情況。

項英、陳毅聽了黃躍亮的匯報後,聯想到賀怡走時倉促,沒有開具組織
介紹信,預料這將會帶來許多麻煩,便立即派王賢選(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
執行局中央委員會委員長,贛縣水西人)攜帶介紹信趕赴梓山,將信交給賀
怡,並轉達項英的矚附:「到贛後可與贛縣河西支部取得聯繫,他們會很好
安排你們的。」項英交待完到贛後的任務外,還特別強調說:「胡招娣的真
實情況,絕不可外傳,若他人問及,只說是同事的家屬。這應作紀律對待,
切記。」

「胡招娣」即賀怡當時的化名。到達贛州的第二天,先由黨員劉

家發到水西去聯繫,找到王賢選的胞弟王木生,再經王木生與河西支部
取得聯繫,找到河西黨支部負責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項。

賀怡裝扮成一老嫗,身穿大面襟布衫,頭紮包巾,在約定地點與何三苟
相見。交談中間清情況後,賀怡方出示介紹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賀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賀父賀母隔日相繼上岸,來到水西王家,暫且住下。

約一星期後,賀怡召請王、何前來商量。她說:「三個外鄉人長居於此,
會使外人生疑,要另想辦法,找個較隱蔽的地方。」

何三苟說:「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為人忠厚老實可靠,大家習
慣叫她毛篤姆姆,曾在九江為人做保姆多年,無兒無女,夫死年老歸里,可
否拜她為乾娘,就說在九江結識的乾女兒,以攜親生父母來贛探親為由,可
久居於她家。」

賀怡思忖再三,同意照辦。於是何三苟就領著叔母來到王家與「胡招娣」
相見。經過一番寒暄,賀怡認為尚好,從此,賀怡就拜李為乾娘。賀家三人
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級黨斷絕聯繫的情況下,賀怡挺
身而出,整頓黨的組織,堅持地下工作。從1936 年起的一年多時間裡,水西
各村先後發展黨員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個黨支部,並成立了中共水西區委
會。

賀怡常以「閨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導鬥爭。長而久之,當地的幾位長老,
見賀家三人清苦伶仃,便產生了「惻隱」之心,提出要替「閨女」作媒,牽
線聯姻。迫不得已,賀怡只好藉故遷居,搬到水西崗邊排村的寶經堂,落住


於廟內空間的僧房裡。廟內有位羅齋公,信佛,不問政治,為人老實。賀父
賀母也吃齋信佛。就因勢利導,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動,熱熱鬧鬧,掩人耳目,
一直隱蔽到1937 年7 月。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8 月間,項英、陳毅
等同志,根據中央指示,來到贛州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下榻於贛州城內
中華大旅社第二號房間。談判的消息登載在贛南

《民國日報》上。賀怡聞訊,欣喜若狂,好似重見天日,旋即趕至贛州
中華大旅社。

陳毅會見了她,並聽取了她的「賀氏三遷」及組織發展工作匯報,非常
讚賞。以後,賀怡往來於南昌、吉安、廣州、韶關等地,出生入死做黨的地
下工作。

1940 年6 月31 日,賀怡在韶關被特務逮捕。被捕時,她寧死也不願落
入敵人魔掌,急吞下一個金戒指以圖自盡,結果倍受痛苦又遭敵酷刑,胃部
嚴重下垂,身體受到了極大摧殘。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周恩來出面與顧祝同談判,用國民黨高級戰俘換回了賀怡。

出獄後,賀怡來到延安,住進了醫院。醫生說,必須盡快動手術,把金
戒指取出。按規定,手術前須有親屬簽字,可當時賀怡身邊並無親人。毛澤
東去看望了她,並說:「為了賀怡同志能夠多工作幾年,這幾個字我來簽吧!」
於是,提筆在手術單上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這張充滿了兄長厚愛的手
術單,賀怡曾珍藏多年。

術後,賀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
工作著。

賀氏父母在賀怡離開於都後,因年老體弱,不能隨女奔波,但在當地人
面熟悉,相處親近,便留在崗邊排村。

1938 年2 月,賀父因病去世,葬於原住宅附近的後山上。項英、陳毅、
楊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務未能親臨弔唁,便各湊了一百銀元作
為喪葬之用。1984 年清明節,賀敏學曾來掃墓,緬懷父親。

賀父去世後,賀母孑然一身,甚覺淒苦。組織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讓她
同賀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時,賀子珍已經到蘇聯養病去了。毛澤
東對她很關心,親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賀母病逝於延安,又是毛澤東把
她安葬的,還為她立了一塊石碑。

鄧穎超母親落入敵手

1940 年舊歷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濃霧籠罩著山城——重慶。
往日繁忙而緊張的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肅穆。

在紅巖嘴路上,一群人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楊振德女士的葬儀。

楊振德,曾用名寶峰、夢醒。人們懷念她,不僅因為她向人民奉獻了自
己全部的身心和熱力,還因為她無私地培養並向人民革命事業奉獻了一個真
正的好女兒——中國革命的女傑鄧穎超同志。鄧穎超每當回憶起母親時說:
「我媽媽是一位平凡的婦女,慈祥的母親,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離的一
生。她具有獨特的性格,反對一切封建習俗,追求進步,嚮往大同世界,有
助人為樂的精神。自強自立,勤奮閱讀,深研醫術。她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是
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 年,楊振德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一個仕宦家庭。幼時就酷愛讀書,
祖父因吃錯中藥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學習中醫,既可為己,又可救人。到了
青年時期,她進入社會,奮發鑽研醫學,漸漸地能夠給人醫病,並以此作為
自己謀生自立的手段。後隨著家業的破產,父親在長沙流離失業,舉家來到
廣西。不久,父母先後去世。從此,楊振德隻身一人,孤寂地走進了無依無
靠的社會,步入了一條佈滿荊棘、風雨飄搖的獨立奮鬥的人生之路。

1901 年,25 歲的楊振德與一位死了妻子、有三個兒子的廣西武官鄧庭忠
結了婚。鄧庭忠時任廣西南寧鎮台(相當於現在的軍分區司令),楊振德作
了鎮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榮華富貴和有權勢的丈夫都是靠不住
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 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鄧玉愛,學名文淑。這是她的獨

生女。

文淑3 歲時,父親因與上司關係不好,以回家掃墓為由,自行離職,到
雲南昆明另謀了一份差事。誰知被人向朝廷告發,說他犯有欺君之罪,結果
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違抗的,詔書一到,就得啟程。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
楊振德不能帶著年幼的女兒隨夫充軍。她強忍悲痛,將所有的首飾衣物變賣
成二百兩白銀,給丈夫作盤纏。誰知從此便與丈夫永別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無限哀傷,並第一次在女兒面前哭了。

為了母女的生存,為了把愛女撫養成人,她橫下一條心:縱使千辛萬苦,
也要自食其力;任憑風吹浪打,也要寧折不彎。她要帶著女兒文淑走一條中
國人應走的路。

文淑即鄧穎超,她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在天津女師讀書時,正值五四
運動爆發,她和周恩來等領導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進步團體——覺悟
社。她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年齡最小的會員,當時只有15 歲。1923 年加
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天津最早的團員之一。1925 年初轉為中共黨員。

女兒的出類拔萃,做母親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楊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獨
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兒鄧穎超一樣,她已經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
了人民革命的戰車上。

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四處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鄧穎超已無法在
廣州立足。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輪船。

到上海後,周恩來、鄧穎超的工作一度轉入地下,楊振德便在黨的地下
秘密工作機關安了一個偽裝的家,以行醫為名,掩護黨的工作。後黨的地下
工作機關幾度遭到破壞,她嚴守黨的紀律,幾經轉移,躲避敵人的盯梢和搜
捕。直到1934 年5 月間,黨組織才把她接到中央蘇區。

在中央蘇區工作時,楊振德到紅軍總司令部當了一名醫生,她給戰士們
治病,有時還親自熬藥。她為同志們日夜操勞,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將
個人溶於集體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動。

1934 年9 月,主力紅軍準備突圍,組織上決定讓楊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轉
移。10 月10 日,鄧穎超隨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出發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別,
但誰也沒有掉一滴眼淚,只是在心裡默默地互相祝願。她們不知道何時還會
團聚,但彼此都深知將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轉移途中,楊振德不幸於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動派很快把


楊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當時,鄧穎超並不知道母親的下落,
直到1936 年長征勝利結束,才從一張報紙上看到母親被捕的消息。那時在陝
北根據地無從打聽情況,西安事變後,才從白區來的同志那裡得知母親同許
多同志一道,如陳潭秋的愛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關押在九江感化院
裡。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楊振德時刻關心著紅軍的命運,對革命前途一往
情深,一片丹心。敵人對她軟硬兼施,絲毫也不能動搖她的革命信念。在獄
中,她還不忘宣傳革命,對顧祝同派來的年輕看守講革命道理,鼓勵青年多
讀魯迅的書。當談到在中央蘇區的感受時,她說:「你們沒到過蘇區、沒有
親眼看見他們的革命行動,當然百聞不如一見。他們那種艱苦鬥爭和大無畏
的革命精神氣概簡直把個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們在那種被圍困著的
環境下,能上下團結,與士兵同甘苦,戰士們深明大義,知道鬧革命是為了
救國救民..」她還懷著欽佩的心情說:「像我女兒鄧穎超現在那樣的革命
行動,簡直和當年求學時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們。為了革命,經受那
麼多艱難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飯,無油缺鹽;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騎
馬奔馳在那崎嶇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簡直不顧個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楊振德無限深情地讚頌那些革命戰士,她自己亦以同樣豪壯

的氣概和行動,鼓舞著監禁中的難友們。

在感化院,不管敵人怎麼審問,她都鎮定自若,不失氣節。反動派勸她
給周恩來、鄧穎超寫信,讓他們不要再當共產黨,楊振德義正詞嚴地說:「兒
女之事,如今老人怎麼管得了?蔣委員長的兒子不是也參加了蘇聯共青團,
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兒子嗎?」

1937 年,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雙方談判時,
提出釋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楊振德不願連累別人,對敵人說:
「我無親無故,沒人出保,你們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
她才最後一個被放出來。

1937 年6 月初,周恩來與蔣介石談判,得知岳母出獄後住在九江一個尼
姑庵裡,即去看她,並將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正在北京西山養病的鄧穎超。

以後,侵華日軍進逼九江,佔領了蕪湖,人們紛紛逃難,黨組織想方設
法把楊振德接到了武漢。那時,鄧穎超已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一天,鄧穎超開會回來,傳達室的同志告訴她:「你母親來了,在你的
房子裡。」

鄧穎超驚喜異常,一口氣跑到房間,見母親安詳地坐在辦公桌前的圓椅
上。久別重逢,母女二人緊握雙手,不知說什麼好,激動的淚花在眼前閃動。

1939 年,武漢形勢日趨緊張,楊振德同武漢的工作人員一道撤退轉移,
幾經周折,於1940 年到達重慶,住在紅巖村。

幾十年的奔波、勞累,楊振德——楊老媽媽的身體已愈來愈衰弱了,加
上環境的險惡,老人家經不住折騰,終於病倒了。她高燒不退,卻又不讓相
距里許的女兒知道。

一天,女兒去看她,她拉著女兒的手說:「小超,我要去『老家』了,
你不要難過啊!」鄧穎超知道母親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經與組織商議,
決定把母親接回辦事處來住。當警衛戰士們用椅子抬

著她回辦事處,問她感覺怎樣時,她連連說,空氣真好!


她高興極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東奔西跑四海為家,沒有家庭生活,
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親人們的愛撫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
慰。

在重慶工作過的許多同志,都知道周恩來同鄧穎超的母親之間,有著一
種特殊的真摯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來無比哀傷,他站在不斷流淚的鄧
穎超身邊,站在楊老媽媽的遺體前默哀了很久很久,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
在場的同志看著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淚來。後來,周恩來還對美國著名記
者李勃曼專門介紹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評價。

在辦事處的小樓裡,悼念祭禮在極其濃重的悲壯氣氛中舉行。追悼會上,
熊瑾玎代表辦事處同志致祭文:

鄧母志潔行芳,思想前進,性情剛強。早入社會,艱苦備嘗;自食其力,
毋怠毋荒,或執教鞭,或施岐黃,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撫女入學,教女有
方,引女自立,訓女周詳。救援志土,盡力相將。追隨革命,曾坐監房。不
懼威脅,不畏風霜,法庭傳訊,慷慨激昂。意志堅決,孤處潯陽,江西迎迓,
歡躍無疆。日寇來襲,雖老不慌,關心國事,無日或忘。方期寇敗,得睹安
康,豈料一疾,遽爾雲亡。回溯往昔,悲痛異常。爰備花果,敬獻靈旁。嗚
呼哀哉尚饗!

這悲切豪邁的悼詞,概述了楊振德堅毅奮進,高風亮節的一生,寄托了
革命同志對楊振德——楊老媽媽的無限敬佩和深深的懷念。

追掉會之後,一百多人的長隊,在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的帶領下,隨
靈柩朝重慶小龍坎伏園寺葬地哀進。

1958 年11 月,遵照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囑托,將周恩來父親的遺骨和鄧
穎超母親的遺骨火化並就近深葬。

1984 年6 月11 日,重慶市人民政府又將楊振德的骨灰遷葬於紅巖公墓,
以志紀念。

劉伯堅擺酒送劍英

1934 年10 月18 日,暮色蒼茫。在慘淡的月光映照下,寬闊的於都河面
上架起一座座長長的浮橋。浮橋上,軍委「紅星」縱隊的隊伍,正在源源不
斷地通過。紛沓的腳步、散亂的馬蹄踏踩得它發出「扎扎」的聲響。河岸邊,
有著數不清的火把,數不清的人。蘇區的父老鄉親們從四面八方湧到渡口,
不停地揮手,不停地呼喊,為出征的親人們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
草鞋、斗笠,有的幫著挑擔,有的往戰士懷裡塞雞蛋,有的則高唱《十送紅
軍》等歡送紅軍出征的歌曲。

隨著湧動的隊伍,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好不容易擠到「紅星」縱
隊司令員葉劍英跟前,兩位多年戰鬥在一起的戰友,緊握雙手,依依惜別,
熱淚盈眶。

1962 年八一建軍節前夕,葉劍英回想起當年出征時的悲壯場面,為懷念
劉伯堅於都河邊熱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筆,賦詩

一首:

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於都濺濺鳴。

樑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

劉伯堅,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學法國、比利時、蘇聯。1922 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的早期黨員。1930 年回國後,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
作,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31 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
員,並任蘇區工農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 月,在策動寧都起義後,任
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是紅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葉劍英非常瞭解劉伯堅。
早在蘇聯留學時,他們就已相識。回國後,又一起在中央軍委工作。當時,
一個任軍委總參謀部部長,一個任軍委秘書長。同志又同事,使之結下了深
厚的戰鬥友情。

1934 年5 月17 日,根據中革軍委命令設立贛南軍區,下轄第一、二兩
個作戰分區和信康、南雄兩個游擊區。劉伯堅出任軍區政治部主任,並被「左」
傾領導者指令留守蘇區堅持游擊戰爭。

軍區政治部駐紮在於都附近的黎板橋,擔負著於都河的架橋任務。對於
工作,劉伯堅沒有二話,為了護送主力紅軍渡過於都河,他每天來到架橋工
地,籌劃著架橋和後勤支援等事宜。但對於留守,他的心情是悶鬱的。

他很想和主力紅軍一道遠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說說話,爭取爭取。

他首先想到了葉劍英。葉劍英時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紅軍前敵總指
揮部參謀長,他的話應該是起作用的。

劉伯堅對葉劍英說:「你是軍委四局局長,主管訓練、人事工作,請求
你向軍委反映我的要求,我還是隨主力紅軍走吧!」

葉劍英很同情劉伯堅。他知道,伯堅在蘇聯留學時,曾頂撞過王明、博
古等人。博古到蘇區不久,便將伯堅調離了紅五軍團,這次將伯堅留下,又
是博古親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慣剛愎自用,聽不進良言,善用「無情
打擊」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樣,於情於理於道義,葉劍英還是向博古轉達了劉伯堅的
請求,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聽,立刻將臉拉得老長:「那怎麼行?留下劉伯堅是
中央的決定。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誰來做,根據地的游擊
戰爭怎麼開展?」

葉劍英知道多說無益,一轉身,默然而去。

劉伯堅似乎早就料到結果,他準備了一桌酒菜,有魚有肉,還有幾樣新
鮮蔬菜,這在當時已經是很豐盛的了。兩位老戰友把酒問盞,相對而坐。他
們為中央蘇區即將淪陷而痛心,為黨內「左」傾錯誤繼續推行而擔憂,為分
離後的前景而掛慮。什麼話都講過,又好像什麼話都沒有說,三番四復地相
互祝願,總覺言猶來盡。因為他

們知道,留下來固然生死難卜,但隨軍遠征同樣是艱險重重,要冒很大
風險。

主力紅軍轉移後,幾十萬國民黨大軍猛撲過來,中央蘇區的形勢急劇惡
化。1935 年2 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贛南省委機關、部隊被敵人
圍困在狹小的於都南部山區,陷入非常嚴重的危險境地。為了保存革命力量,
中央分局決定分路突圍。

劉伯堅被安排在最後一批行動。3 月3 日午後,贛南省黨政軍機關和獨
立六團開始突圍。當時的領導分工是: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和少共書記陳
丕顯率領前衛部隊先突圍,省委書記阮嘯仙和劉伯堅在後隨機關前進。突圍
戰打得艱苦激烈。由於敵眾我寡,苦戰了一天一夜,蔡會文等衝突了重圍,


阮嘯仙壯烈犧牲。4 日上午,劉伯堅在戰鬥中左腿負傷,不幸落入敵手。

次日,敵人把他押至信豐小汾——粵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部。此前,
蔣介石曾以五萬光洋懸賞「緝拿」共產黨留下堅持戰鬥的軍政領導,並將項
英、陳毅、劉伯堅等重要人物的照片發到官兵手中。因此,劉伯堅被俘後,
即被敵人認出。

敵團長假惺惺地說:「劉先生,你的一切我們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
順潮流,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以你這樣的才華,留得青山在,還
怕沒柴燒?只要你暫時辦個脫黨手續,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為什
麼共產主義冒這麼大危險,去作那種無謂的犧牲了。」

劉伯堅聽後,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干革命就是順應歷史潮流,共
產主義事業必定勝利,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扭轉的歷史潮流。我們共產黨人干
革命從來就沒有想過怕危險怕死。沒有危險就沒有革命;沒有犧牲就沒有工
農大眾的解放!」

敵團長聽後,搖搖頭惶恐地走了。

3 月9 日,劉伯堅被解往粵軍第一軍軍部大庾(今大余縣),囚禁在大
庾監獄。

劉伯堅從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無疑。在獄中,他念念不忘突圍的
同志和長征遠去的戰友:陳毅和同志們是否順利地到達梅關?戰略轉移的戰
友們是否一路順利?王明「左」傾路線還要統治多久?

3 月19 日夜,月明風清,牢門深鎖,一抹蒼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
牆上,反映鐵窗一片虛白。面對這難得的獄中月夜,劉伯堅輾轉床間,想起
自己再也不能與同志們一起並肩戰鬥了,他感情迸發,側身坐起,藉著這朦
朧的月光,慨然命筆,寫了一首七絕《獄中月夜》:

空負梅關團圓月,囚門深鎖窺不得;

夜半皎皎上東牆,反映鐵窗皆虛白。

3 月21 日,敵人終於對劉伯堅下毒手了。臨刑前,敵人問他還有什麼後
事要辦。劉伯堅說:「有!第一,我要寫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孫後代要將革
命進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後要把我葬在梅關。」

「為什麼要葬在梅關?」敵人問道。

「葬在梅關站得高望得遠,使我死後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處燃燒!」

敵人搖頭歎氣道:「劉伯堅這個人,死到臨頭還這麼硬。」只好給了他
紙和筆。

劉伯堅稍加思索,揮筆疾書,寫下了臨刑前兩封動人心魄的家書。一封
是給鳳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給他尚在閩西山區堅持敵後鬥爭的親密戰友、革
命伴侶王叔振的。信中說:

叔振同志: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我直寄陝西風笙大嫂及五、六諸兄嫂。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
要盡一切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革命事業。

我葬在大余梅關附近。

12 時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

此致

最後的革命敬禮!

劉伯堅


3 月21 日於大余

這封信經過反覆輾轉,終於得以保存下來。信中文筆流暢,字跡瀟灑,
正氣凜然。

宋任窮後來深有感觸地說:「劉伯堅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場了,還那
樣鎮定自若地寫家書,信上的字跡和筆劃,跟平時一模一樣,一點都沒有變,
真稱得上是一個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員。」

遺憾的是王叔振最終都未能讀到此信。劉伯堅殉難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個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養在贛南老百
姓家裡,1936 年底,由烈士的親屬找到後轉交給正在西安與蔣介石談判的周
恩來。談判結束後,周恩來將烈士之子帶回延安,由陳雲、李富春同志撫養
長大,後又送蘇聯留學。

林伯渠賦詩別叔衡

主力紅軍就要西征了。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次出發,不是一次短時期短
距離的行動,很可能要長時期地分別。共同的戰鬥生活,深厚的階級感情,
一旦要分開,都感到依依惜別,難捨難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別前各
自為對方做點什麼事,或留下點紀念的東西。

中共創始人之一、黨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為不被「左」傾領導者
喜歡,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隨軍遠征的。當他在《紅色中華》上看到張聞天的文
章《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後,感覺到主力紅軍有轉移的

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閒談中,談到了願意隨軍轉移的願望。那時他
和董必武在同一機關工作,有一天,他這樣問董必武:

「假如紅軍主力移動,你願意留在這裡還是願意隨軍去?」

「若有可能,我願意隨軍去。」董必武回答。

「紅軍跑起路來飛快,你跑得麼?」

「一天跑六十里毫無問題,八十里也勉強,跑一百里怕有點困難。這是
我進蘇區來時所經歷過的,」

「我跑路要比你強一點。我準備了兩雙很結實的草鞋,你有點什麼準備
沒有呢?」

「你跑路當然比我強,我只準備了一雙新草鞋,腳上穿的還有

半新。」

儘管何叔衡準備了兩雙結實的草鞋,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名字被決
策者們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傾領導者為什麼不喜歡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傾路線有什麼原
則分歧?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於堅持真理,公開抵制「左」傾錯誤路線,
尤其是「左」的肅反路線。

何叔衡的公開抵制及一次次「不聽話」行為,「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和
執行者顯然不會放過。

1933 年初,「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下的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蘇區。他們
為了打擊毛澤東在人民群眾和地方組織中的威信,錯誤地開展了所謂的反羅


明路線的鬥爭。

不出所料,反「羅明路線」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機關,何叔衡亦被作為「羅
明路線的另一種傾向」接二連三地遭到批判和打擊。到1934 年初,又被撤掉
一切領導職務。長征前,在討論決定誰走誰留名單時,儘管毛澤東希望何叔
衡和瞿秋白等能一道隨軍出發,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動的準備,但由於「左」
傾領導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終還是被留下了來。

何叔衡是個極重感情的人,毛澤東曾經說過「何鬍子是一堆感

情」。當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後,特到集市上買了點肉、魚,殺了只自養
的雞,還準備了清酒、花生,在梅坑設便宴與好友們告別。大家心情都十分
沉重。午飯後,何叔衡將自己的兩雙草鞋送給了遠征的戰友。他還用馬親自
將謝覺哉送回住地葉坪,並將自使用多年的懷表和小鋼刀贈送給謝覺哉留作
紀念。

當天晚上,何叔衡又備了一壺清酒,一碟花生米,請來即將遠征的老戰
友林伯渠。二人促膝對酌,徹夜暢談,互道珍重。臨別時,何叔衡又脫下身
上一件女兒何實山特地為他織的毛線衣,慷慨送給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參加同盟會,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
次國共合作期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定三大政策,作出過重大貢獻。
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財政委員會主席。1928 年赴莫斯
科中山大學學習,和何叔衡、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等編在特別班。1932
年回國後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和財政部部
長,是黨內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對何叔衡的真摯情意,林伯渠感動不已,當即賦《別梅坑》詩一首: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
敢為葉坪養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
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
贈我綈袍無限意,慇勤握手別梅坑。

沒料到,二老梅坑這次相聚,竟成永別。

紅軍西征後,根據地很快淪陷,何叔衡和其他同志處在極其艱難困苦的
處境中。1945 年2 月,何叔衡的老友李六如在致謝覺哉的信中真實地再現了
何叔衡等同志堅持鬥爭的情景:

叔衡同志於三五年蘇區淪為游擊區時,隨隊伍住在江西於都縣公館鄉一
短時期。黨派他幫助該鄉政府作動員工作,他每天扶一

根枴杖,朝出晚歸,雖很辛苦,但卻無半點怨言。已近60 的老人,還派
這種工作給他,我們當時雖不敢說,心裡是很難過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該
鄉派他同秋白、張亮、周月林出白區時,腳上沒有鞋子穿(穿一雙破鞋子)。
當動身的頭晚來問我:「六如,你有鞋子麼?」話猶未了,眼眶就紅而濕了。
我隨即把江口貿易局局長陳祥生送的一雙灰色新膠鞋給他,他長歎一聲:
「唉!六如,不料我這副老骨頭,還要送到白區去啊!」

1935 年2 月,何叔衡等在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不幸被敵人包圍。張鼎
丞曾聽鄧子恢講過,他們在福建某處渡河時,敵人追來了,何老頭跑不動,
鄧子恢扶著他也跑不動。他怕鄧一同犧牲,定要鄧跑,並責鄧:「你快跑,
莫連累了,我沒辦法,只有為共產黨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


何叔衡就這樣犧牲了,時年59 歲。他的不幸遇難,引起了許多同志的悲
憤。他的老戰友董必武在長征到達陝北後,得知其確已犧牲的消息時,以無
比悲痛的心情說:「在中央蘇區,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
齡稍大,諸同志都稱我們為『五老』。出發時,我與特立、覺哉、伯渠等,
都隨著紅軍移動,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淒風,飛機轟炸過無數次,敵人掃
襲過無數次,苗山蠻荒的絕地,草地雪山的露營,沒有阻礙住我們,我們都
隨著大軍到達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蘇區,落到了反革命手中,竟成
了他們的犧牲品,這是怎樣的令人悲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體被消滅了,
他的精神不死,現在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踏著他的血跡前進紀念著他。他
個人死了,他在千萬人的心坎上還活著。」


第十章紅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江西軍區司令員飲彈沙場

1934 年10 月26 日的傍晚,秋風瑟瑟,寒氣襲人。在博生縣(今寧都縣)
西甲村的一所簡陋的小房子裡,聚攏著幾條十分精幹而又略顯疲憊的壯年漢
子。居中的那位個頭頎長,體態勻稱,臉部清瘦,目光有神。他名叫曾山,
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兼軍區政委。在他旁邊落座著一位身材高大,臉膛
方正,體格健壯的漢子,他就是剛上任不滿兩個月的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
依次下來分別是省蘇主席劉啟耀,省委組織部長劉球賢,省蘇政治保衛局局
長婁夢俠。

原來,江西省黨政軍領導正聚集於此召開軍政工作會議,研究部署全省
部隊的行動方向和行動計劃。

曾山表情嚴肅,他一字一頓地說:「同志們,當前鬥爭形勢十分嚴峻,
我們必須研究出一個靈活、機動的應變計劃,才能使部隊生存下去。」

對於形勢,在此前不久,在座的諸位並非個個都十分清楚。就連當時的
中央高層領導中的部分同志,乃至曾山本人也都認識不清。然而,經過半個
月來的戰鬥,危險的局勢已十分清晰可見了:

10 月上旬,敵軍在西、南兩路猛烈進攻以後,又在東、北兩路加緊了對
蘇區的合圍,企圖實現對蘇區紅軍的圍殲;

10 月7 日,中革軍委根據中央決定,及時命令各地方部隊接替紅軍主力
的防禦任務,將一、三、五、八、九五個軍團從陣地上撤離,向瑞金、幹部、
會昌、長汀、興國集中;

10 月10 日晚,中共臨時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
五個軍團和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共八萬七千餘人,向湘西實行戰略大轉
移。

主力紅軍戰略轉移以後,國民黨北路軍陳誠、羅卓英部隊以第八、十四、
九十四、九十八四個師的兵力「清剿」江西軍區。

這樣一來,江西省委、江西軍區面臨著很大的壓力。蘇區已基本失陷,
江西軍區部隊只能在西北線的公略、萬泰、龍岡、宜黃、洛口和永豐一帶進
行遊擊,而中心區域更只剩下了博生縣的西北邊緣的永豐、樂安南部以及興
國東北和吉水南部山區等小三角區。

10 月26 日這天,寧都失陷,江西省委、省蘇、江西軍區及所屬部隊由
軍區司令員李賜凡、政委曾山率領來到了博生縣安福地區,並在此召開黨政
工作會議。

在分析清楚了當前緊張的形勢之後,會議統一了認識,最後,曾山、李
賜凡決定:

進一步整頓黨政武裝組織,肅清部隊中的不穩分子,提高軍隊戰鬥力;
發動群眾,堅壁清野,盡量儲備糧食,以備長期艱苦鬥爭之需。更為重要的
是,會議確定了前往東固的計劃。

東固,對江西省委黨政軍領導來說並不陌生。它地處吉安、吉水、興國、
泰和、永豐五縣交界地帶的山區,這裡四面群山環抱,到處是茂密的杉木和
竹林,恰似一座天然的屏障,十分有利於靈活機動作戰。這裡地勢十分險要,
北有東固嶺、鐘鼓山,東南有山勢險峻的「狐狸十八歇」,南有大烏山、方


石嶺,西南有白雲山,西有觀音崖、東固山,腹地有養軍山,宛如一個大腳
盆。東固周圍僅有五條羊腸山道通向山外,無論從哪一條道進山,都要攀越
大山,穿過隘口,可謂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險。更為重要的是,
這裡有十分

良好的群眾基礎,它是贛西南最早創建的根據地之一。

江西省委、省蘇和軍區把東固作為發展的目標,這種決策應該說是符合
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如果部隊能如期到達東固游擊,那蘇區史上或許又該添
上精彩的一筆。然而,這個目標並未實現,當然,這是後話。

西甲會議以後,曾山、李賜凡在安福地區對部隊進行了短期的整頓,加
強了部隊的偵察警戒工作,進一步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這天,曾山、李賜凡正在安福甘坊的臨時指揮部商議部隊下一步的具體
工作。忽然,一偵察員前來報告:寧廣興游擊隊今天將前來會合。兩人聽到
這個消息,十分振奮,因為這樣一來,部隊的力量又要增強不少了。於是,
他們立即派部前往接應。

寧廣興游擊隊,是由寧都、廣昌、興國三縣游擊隊匯合而成的。10 月初,
博生縣委書記肖瑞祥響應中革軍委和江西軍區的號召,將縣政府軍事部改為
游擊司令部,並匯合廣昌、興國小部分游擊隊,組建了「寧廣興游擊司令部」,
形成了一支五六百人的部隊。在得知江西省委、省蘇、江西軍區已到達安福
後,就立即前往會合。

歷經硝煙戰火磨難的蘇區戰友們見了面後,十分親熱,又是握手,又是
擁抱,他們將擰成一股繩,在省委、省蘇、軍區的領導下,繼續在敵人的夾
縫中戰鬥不息!

經過幾天的整頓和與寧廣興游擊隊的會合,部隊的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
高,人數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人。

10 月底,曾山、李賜凡開始實施西甲會議確定的行動計劃。他們率部三
千多人,分兵兩路,先後經朱源、小布、麻田、腸齋等地,於11 月初到達洛
口金竹坑村,並與先行到達的洛口縣游擊隊會合。江西省委、省蘇、軍區機
關也就臨時駐紮在金竹坑。

於是,金竹坑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蘇區小村莊,就頻繁地出現在奉命「清
剿」江西軍區的國民黨第三路軍副總指揮羅卓英的視野中,他發誓在此消滅
江西省委、省蘇、軍區機關,消滅洛(口)、南

(豐)、廣寧樂永龍蘇區,然後再實施向西南延伸的計劃。

12 月初,羅卓英命令國民黨軍陶嶽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進佔洛口
東韶、陽水、黃陂、君埠等地,然後採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推進政策,在短短
的幾天之內,金竹坑南部就矗立起了成百個新碉堡,立起了一道道的封鎖線。
同時,又下令孔令恂第九十七師進佔金竹坑東部的堯山、苦竹、洽村,建立
起了多道封鎖線,協同南部的陶、夏、霍部形成了對金竹坑的合圍之勢

為了突破敵之重圍,12 月中旬,曾山、李賜凡決定重新調整作戰區域,
劃分組織機構,新組建中共公萬興特委(徐達志、胡海、謝名仁先後任書記),
領導指揮公略、萬泰、興國毗鄰地區的游擊戰爭,把中共楊贛特委從贛南省
劃歸江西省委領導,羅孟文任書記。

接著,曾山、李賜凡繼續組織突圍。根據偵察,南部敵軍力量較弱,是
包圍圈上的一薄弱環節,他們就率部從南部突圍出來,轉到永豐的梨樹北屋,
後轉到沙溪。國民黨軍和各地保安團、還鄉團,迅速對沙溪進行包圍。這樣,


還未站穩腳跟的曾山、李賜凡部隊又匆忙轉移到洛口小布樹陂村。
前面已經交待過,小布地區早已為國民黨軍陶、夏、霍諸部分區佔領,
並設立了多道封鎖線,此地並不安全。
為了擺脫窮凶極惡的敵人的圍殲,部隊一至樹陂,曾山、李賜凡、劉啟

耀等就立即在一起碰頭,召開了緊急會議。
曾山心急如焚,說:「時間十分緊迫,我們必須盡快作出決定。」
李賜凡沉吟片刻,說:「當前,羅卓英部對我們是窮追不捨,我們已處

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應當精簡部隊,輕裝前進。因此我建議把老幼婦少
全部留下就地疏散,然後分兵三路,直取東固,實現西甲會議確定的計劃。
曾書記率一路,由楊洲壩上下湖向東固轉移;我、劉啟耀同志、劉球賢同志
為二路,從塘窩、大沽過腸齋到東固;寧青延同志率洛口游擊隊為三路,從
釣峰、楊林、湖背到東固。三路人馬會合東固後,進行短期休整,然後再追
趕主力紅軍。」

曾山、劉啟耀都十分贊同李賜凡的建議。
劉啟耀補充說:「如果萬一東固計劃實施不了,我們可以往西經吉安進

入湖南,與賀龍部隊會合。」
第二天,三路部隊各就各位,按計劃直往東固而去。
司令員李賜凡率領二路部隊一邊在小布、釣峰地區展開游擊活動,一邊

向東固方向靠攏。

1935 年1 月,羅卓英所屬陶、夏、霍、李(樹森)諸部分途進佔大金竹、
南田、小布、讀書坑等地。由於執行「清剿」任務多年,他們變得十分狡猾。
「各部前進,都極審慎,首先構成網狀封鎖線,制其流竄,再抽調精悍部隊,
分區進剿。」這樣,在小布、釣峰地區打游擊的李賜凡的二路部隊就被嚴密
地分割包圍在幾個山頭。

在被包圍的日子裡,李賜凡部十分艱苦。山下每條道路,都被敵人封鎖
了,每隔幾百米就有碉堡,山前山後,十步一崗,五步一哨,游擊隊很難與
群眾聯繫,衣食住行都發生了嚴重困難,儲備的糧食很快吃光了,只能吃野
草野菜維持,晚上只得露宿荒山野嶺,還要密切注意敵情。時值冬未,天氣
十分寒冷,部隊戰士們只能用樹葉防寒。

十來天過去了,到了元月中旬,敵軍的包圍愈來愈嚴密了,部隊的處境
也愈來愈困難了,彈盡糧絕的危險局面出現了。
在這種情況下,司令員李賜凡憂心忡忡。他組織了多次突圍,終因敵人
太強而失敗,他自己的腳也負了傷,行走不便。
為了便於部隊輕裝突圍,李賜凡帶著妻子邱珊珊、兩個警衛員及一個班
的戰士就地隱蔽,鑽進了深山中。

元月下旬的一天,邱珊珊和一個警衛員帶兩個紅軍戰士下山去搞吃的,
不慎被潛伏守候的敵人發現。三個戰士跑進叢林脫身,身懷六甲的邱珊珊卻
被抓住。

敵人對她進行突擊審訊。審訊時,邱承認自己是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
的妻子。敵人要她帶路去捉拿李賜凡,邱不同意。

凶殘的敵人掃視了一眼邱珊珊,最後,眼光落在她那微突的肚子上,威
脅道:「你不去,我們就揍你。當然,不會立即置你於死地,而是要把你肚
子裡的小孩剖出來,一塊一塊割給你看。」邱珊珊心裡不禁一顫,只得帶著
敵人向李賜凡隱藏的地點走去。


李賜凡發現邱珊珊帶著敵人向他走來,十分憤怒和痛苦。他猛地掉轉身
子對身邊的警衛員說:「快向我開槍!」

警衛員下不了手,搖了搖頭,拔出手槍,卻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
扳機。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目睹這一切,李賜凡不禁熱淚滾滾。他拾起身旁的一根長槍,將槍口頂
在喉頭,用右腳趾踩動了扳機。就這樣,這位身經百戰的年輕紅軍指戰員帶
著遺憾和痛苦為蘇區這片紅土地灑下了最後一滴血!

李賜凡,湖南宜章人,又名李錫凡、李嗣凡。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 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後隨部隊上了井岡山,任紅四軍教導隊黨代表。1929 
年初轉戰贛南、閩西,歷任紅四軍第一縱隊一支隊黨代表,紅四軍十師政委、
師長,紅四軍十二師政委等職。1933 年調任江西省蘇軍事部長。1934 年5
月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同年9 月,臨危受命,任江西軍區司令員,留在
江西蘇區領導遊擊戰爭。這位紅軍的優秀指揮員犧牲時年僅28 歲。

李賜凡犧牲以後,二路部隊更是群龍無首,立刻被衝散了。結果是十分
殘酷的,這裡摘錄1935 年3 月16 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刊載的羅卓英對
中央社記者談的當時二路軍被圍殲的情況:

..偽江西軍區與偽江西省蘇全部消滅,擊斃偽軍區司令員李賜凡,偽
省蘇主席劉啟耀,偽執行部長霍彤光,偽供給部長曾伯誠等隊下二千餘人;
俘獲偽中委兼偽江西省蘇農工檢查委員會主席林國宗,偽中委兼江西政治保
衛局長婁夢俠,偽組織部長劉球賢,偽省委夏候詠、李美群及李賜凡之妻等
各級男女匪首一百三十

八名,匪員三千零五十三名..寧古線以北一帶殘匪,至此全部肅清..
組織全部摧毀。

與此同時,由洛口游擊司令員寧青延率領的第三路:洛口游擊隊,在行
動中部分隊員開小差,中途逃走,只剩八十餘人,後均被圍捕,可謂全軍覆
滅。

當第二、三兩路均被「剿滅」的時候,曾山率領的第一路部隊也面臨著
十分危險的局面。樹陂會議以後,曾山率部準備從楊洲壩上下湖向東固轉移,
但由於國民黨軍集中兵力圍追阻截,部隊無處立足,不得不經東折西回,於
1935 年2 月才轉入興國縣,與中共公萬興特委書記胡海為首的三縣游擊隊會
合,在公略、萬泰、興國一帶進行遊擊活動。

1935 年2 月下旬,曾山、胡海部隊在興國齊汾又與輾轉前來的楊贛特委
書記羅孟文率領的紅軍獨立十三團會師。之後,由曾山主持召開了省委擴大
會議,討論了幾個月來的游擊戰爭形勢,並決定組織突圍向南移動,經過楊
贛地區,與李樂天、楊尚奎領導的贛粵邊游擊隊會合。

為向南轉移,曾山、胡海、羅孟文組織部隊突圍,按計劃進行鬥爭。當
時正值雨季,氣候十分惡劣。加上路途不熟悉,突圍了多次,都被敵軍封鎖
線擋了回來。於是,曾山、胡海、羅孟文不得不率部分頭行動。

3 月上旬,胡海所部突圍未成,在興國橋頭崗被圍,部隊被衝散。當時,
胡海和身邊的幾個同志隱蔽在山洞中,一直堅持到天黑。敵人也不敢貿然搜
山,胡海他們便藉著夜色攀懸崖摸出了包圍圈脫險。之後,到雪溪逕村岳母
家暫時隱蔽。3 月6 日,叛徒周世祥出賣了胡海,胡海在岳母家被捕。3 月底,
胡海被傳解囚禁到南昌軍法處第一監獄。在獄中,胡海受多次審訊,毫不屈
服。6 月15 日,敵人氣急敗壞,便槍殺了35 歲的胡海。方志敏烈士遺稿《記


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對胡海在獄中的情形作了記錄:

..他是矮小的人,滿面的麻子。他自入獄後,即患腸炎症,臥在櫳門
外竹床上有二十餘天。他因這一場重病,黃瘦得不像人相。..我隔著櫳塞
子與他談了十幾句話。他表示願意堅決就死。..接著婁同志(婁夢俠)死
難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八個衛兵,手持著槍,都上了刺刀,知道法
西斯又要殺人了。..後聽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臨難的日子
了!..一刻鐘之後,他們就被敵人的槍彈,斷送了性命!」

4 月上旬,中共楊贛特委書記羅孟文率部往興國突圍到老營盤,最後在
龍頭山被層層包圍。在戰鬥中,羅孟文腿部受傷,不能行走,但他們帶傷指
揮作戰。後特委決定羅孟文離隊養傷,等傷癒後再隨部隊行動。羅孟文執意
不允,最後經會議表決,才不得不離隊到茶蕪崗珊坑謝山下的吳才生家中養
傷。不久部隊即被打散。羅孟文在群眾掩護下,潛出楊贛蘇區,化妝到泰和
縣馬家洲一帶埋伏,一面種田,打長工,做短工,一面利用一切機會,聯絡
失散的蘇區幹部,開展地下鬥爭。

5 月,曾山所部突圍到新干後,被國民黨軍包圍,部隊被衝垮。經過艱
苦的戰鬥和周旋,曾山只同一名游擊隊員衝出重圍,最後在群眾掩護下,經
過家鄉吉安,潛往南昌,轉赴上海,找到了黨組織。後經陳雲批准,他被送
到莫斯科,進入列寧學院學習。

至此,江西省委停止活動,歷時七個月的江西蘇區游擊戰爭歸於失敗。

福建軍區政委、司令員雙雙捐軀

1934 年10 月的一天,在福建長汀四都鎮前往汀州城的山間小路上,一
前一後走著兩個風塵僕僕的紅軍青年軍官。走在前面的那位約莫30 歲左右,
身材魁梧,行走如風,他是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長李萍,緊跟其後
的是一個年僅二十二三歲的小伙子,

看上去還帶著一臉稚氣,他叫陳茂輝,參加革命已好幾個年頭了,時任
獨立第十七營政委。他們正前往六七十里外的汀州城執行上級佈置的一項緊
急任務。

前一天,福建軍區政治委員萬永誠叫來了軍區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長李
萍,指示他說:「李萍同志,目前紅軍主力已經實行了戰略大轉移,敵人已
集中了七八個正規師,十來萬兵力來『圍剿』我們,現在包圍圈已經越縮越
小,汀州城危在旦夕,隨時都有被攻破的危險。因此,組織決定安排你和陳
茂輝同志到汀州城去動員群眾,進行堅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農、反革
命分子統統抓起來,斬草除根,不留禍種;第二,各處橋樑都要毀盡,石拱
橋要拆毀,木橋要燒光,阻止敵人進城;第三,城內所有水井都要倒進大便,
把它搞污,不讓敵人喝上一口水。」

聽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這關、殺反動地富,倒說得過去,這毀
橋、污井,可是關係到汀州城千家萬戶群眾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這樣做能
行嗎?

萬永誠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補充強調說:「這個指示,你們一定
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執行!」

福建軍區政委萬永誠,也是一個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紗


廠工人,1927 年參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在鬥爭中加入中國共產
黨。同年奉組織派遣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軍事政治特別班學習,後轉
入莫斯科步兵學校,任中國連團支部書記。1930 年回國,1931 年4 月由上海
調贛東北蘇區,先後任贛東北省委書記、閩浙贛省委書記,1933 年春調任福
建軍區政委。而此刻,他不僅繼任了福建軍區政委一職,還代理了福建省委
書記(這是因為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前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同志隨主力出發,
中央決定由他接替此職),統一領導福建地區的黨政軍工作。因而當時福建
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說了算。

然而,萬永誠這樣一個手握權柄的老革命,此時緣何會想出這
樣一個不顧群眾死活的餿主意呢?
這還得從當時的政治環境說起。
1934 年深秋,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中央蘇區第
五次反「圍剿」失敗,10 月10 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紅軍主
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為了繼續中央蘇區的鬥爭,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蘇區成立了
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
處,領導南方諸省的游擊戰爭。
主力紅軍轉移後,項英和中央分局被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
臨時中央賦予的「保衛中央蘇區」的任務約束,對當時整個鬥爭形勢估

計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紅軍遠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師反攻上,而沒有適
時地引導和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由蘇區向游擊
區的戰略轉變,反而不適當地提出「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進行大

兵團形式的正規戰。
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和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當方針
的影響,加上萬永誠本人時時局判斷的失誤,萬永誠仍然堅決執行「保

衛中央蘇區,等待主力回頭」的錯誤方針,因此在汀州即將落入敵手時,把
省委軍區機關轉移到長汀四都鎮,並把軍區所屬的第十

九、二十團約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區的狹小圈子裡,命令部隊天天埋伏
在山頭,等待敵人進攻,企圖打個殲滅戰,以改變戰局。同時,對行將失守
的汀州城,則實行不顧汀州工農群眾生活的「堅壁清野」三條措施。

執行這樣不合情理,不切實際,違背群眾利益的措施,理所當然地受到
汀州工農群眾的堅決抵制。當時,剛從中央分局回來的張鼎丞聽到李萍和陳
茂輝的匯報後,十分擔憂和憤慨,他說,「若照萬永誠同志的話去做,蘇區
的人心都會從我們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敵人來打,自己就會不打自倒了!」

張鼎丞,這個名字在福建省工農群眾和紅軍官兵中,可謂是婦
孺皆知,人人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 年5 月參加廣東大埔農民武裝暴動。同年加入中

國共產黨。1928 年6 月領導了永定縣農民武裝暴動,成了閩西革命群眾領袖。
1929 年7 月,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軍委書記、紅四軍四縱隊黨代表。1930
年2 月被選為中共紅四、五、六軍共同前委委員,9 月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
席。1931 年11 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土地部長。1932 年當
選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 年10 月主力紅軍轉移後,任中共蘇區
中央分局委員。

1934 年11 月,長汀、瑞金相繼失守。12 月間,中央分局指示張鼎丞回


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實,張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紅軍轉移前,毛澤東
找到張鼎丞,對他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吧,那裡情況你更熟悉,可以堅
持,可以發展。」因此,張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從瑞金突圍
趕回閩西,來到福建省委、軍區機關所在地——長汀四都鎮。

一到四都,張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向他匯報了
毛澤東同志和蘇區中央分局要他回閩西堅持游擊戰爭的指示,並要他在組建
隊伍、武器裝備方面給予支持,最好撥百把人槍。萬永誠同意張鼎丞以福建
省委委員的身份到永定上杭、龍巖邊界地區發展游擊戰爭,但他告訴張鼎丞:
「目前,軍區所屬部隊在四都,還有十九、二十兩個主力團和幾支游擊隊,
但基於保衛中央蘇區的需要,我們準備在四都與蔣鼎文部決戰,鼓舞士氣。
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難民中去動員一些願意跟著走
的人,再到紅軍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槍支和土造的手榴彈。」這樣,張鼎
丞就只好帶了范樂春、劉永生、簡載文、陳茂輝等幾個老部下和從永定留汀
難民中動員來的群眾一共十幾個人,背著從紅軍修械所揀來的八支殘缺不全
的步槍和幾十顆手榴彈悄然地回到永杭巖邊。以後,他們就和紅八團領導人
邱金聲、邱織雲、魏金水等密

切配合,在杭、巖、永一帶建立了游擊根據地。1935 年3 月間,又與吳
勝、方方、謝育才、賴榮傳等率領的紅九團、明光獨立團會合,成立閩西軍
政委員會。不久,又與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從江西突圍帶來的紅軍獨立
二十四師一個營會合。4 月,將閩西軍政委員會改組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
統一部署領導閩西南遊擊戰爭,一直成功地堅持到抗戰爆發。

再說率領紅十九、二十團一直等在四都準備同敵人決戰的省委書記兼軍
區政委萬永誠。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對時局判斷的失誤,沒有及時轉
變鬥爭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1934 年12 月間,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蘇區以後,敵東路軍各部先後從贛
南回師閩西。12 月24 日,蔣介石電令撤銷東路軍的戰鬥序列,將閩贛劃為
十二綏靖區。福建省委、軍區所在的閩西則劃為第十綏靖區,蔣鼎文任駐閩
綏靖主任,衛立煌、李默庵為正副指揮官,下轄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
八十三師,對閩西紅軍游擊隊開始第一期「清剿」。

1935 年3 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及地方保安團對長汀四都地區進行了
壓縮包圍,把福建省黨政機關和紅軍游擊部隊圍困在四都山區狹小的圈子
裡。

這時,年輕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覃率領一支一百來人的小部隊從江西
於都南部山區突圍來到了長汀四都鎮。

毛澤覃,號潤菊,毛澤東的胞弟。1923 年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營黨代表。1929 年1 月任中
共紅四軍前委農運科科長,4 月任中共吉安東固區委書記、贛西南特委委員。
1930 年初任紅六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員。1931 年6 月任中共永(豐)
吉(安)特委書記兼紅軍獨立五師政治委員,後兼任師長,中共公略中心縣
委書記和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秘書長,並當選為江西省委委員。1933 年春與
鄧小平、

古柏、謝唯俊等一起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代表,受到「左」傾領
導者的錯誤批判,被撤銷領導職務。1933 年秋,調到中共中央組織局工作。


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決定實行戰略轉移。這樣,蘇區紅
軍幹部就面臨著一個去與留的問題。當時,中共中央已經由博古、周恩來、
李德組成最高「三人團」,負責政治、軍事諸事務。誰個留、誰個不留,凡
高級幹部,由「三人團」定。中級幹部則由所在部門提交名單,交「三人團」
批准。此時,毛澤覃由於1933 年春受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被撤銷
了在地方黨和紅軍的領導職務,調到中共中央組織局搞機關工作,當然還不
夠資格直接由「三人團」定去留問題。他的頂頭上司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曾專門就此事請示過博古,是否讓毛澤覃隨軍行動。博古當然不願意這個專
門同他唱反調的並把他們揶揄為「洋房子先生」的「江西羅明路線」的第二
號人物留在身邊,因而沒有同意。這樣,毛澤覃就留在原地堅持鬥爭,並擔
任了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和中央軍區紅軍獨立師師長。

主力紅軍轉移以後,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及其所屬部隊擔負起了阻
擊敵人,策應主力紅軍在湘西勝利進軍的任務。當時,必須改變鬥爭方式和
組織形式,然而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主要領導人項英仍然採取大兵團
作戰的方式,進行消極防禦的阻擊戰,致使蘇區紅軍力量嚴重消耗。尤其是
1935 年1 月底,牛嶺戰役失利,紅二十四師和獨立三團、獨立十一團遭到重
大損失,形勢極端惡化,致使在1935 年2 月初,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中央
辦事處機關和部隊,被敵軍十二個師包圍在於部縣南部山區西江、寬田、黃
龍(今黃麟)等狹長地帶。

在血的教訓面前,項英和中央分局不得不正視殘酷的現實,開始認真考
慮轉變戰略方針問題,並將自己的設想電告黨中央,並請中央給予指示。1935
年2、3 月間,經過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錯

誤的黨中央多次指示分局:「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
擊戰爭..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
相適合。」「..要動員廣大群眾用游擊戰爭思想頑強地反對敵人的堡壘主
義與清剿政策。」這樣,項英和中央分局終於決定改弦更張,實行徹底的戰
略轉變:中央分局等機關人員、部隊分散突圍,分別轉移到贛粵邊、閩西、
閩贛邊和湘南,會同當地革命武裝進行遊擊戰爭。作為中央分局委員的毛澤
覃則被派往福建,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協助福建省委工作。

這樣,毛澤覃便於1935 年3 月率領一支百餘人的小分隊,從於都縣山區
突圍,輾轉來到了長汀四都,同福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軍區司令
員龍騰雲(他是1934 年春接替葉劍英同志就任該職)率領的機關部隊會合。

毛澤覃一到四都,就立即向萬永誠、龍騰雲傳達了中央分局的決定,並
就當時的危險處境,對萬永誠建議說:「永誠同志,現在處境太危險了,再
也不能死守在這了,我們應趁敵人部隊還未完全站穩腳跟立即放棄四都,把
部隊進行整編,分成幾支小分隊,分散行動,四處打擊敵人,擾亂敵人部署,
領導中心也立即移到閩粵贛邊的深山老林中去。」

「不行,我決不能讓根據地斷送在我手中,況且,我們還有四千人馬,
據險而守,完全可以殲滅來敵,扭轉不利形勢。」或許根本沒有把這個「江
西羅明路線」的頭頭放在眼裡,萬永誠當場拒絕了毛澤覃的建議。

「永誠同志!..」毛澤覃心中憂憤,一時語塞。

時機就這樣悄悄地錯過了。幾天後,準備就緒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師及地
方保安團向長汀四都發動了猛烈的攻擊。頓時,這個重山環抱、風景如畫的


蘇區小鎮便籠覃在戰火和硝煙之中!

面對敵人的瘋狂進攻,萬永誠、龍騰雲、毛澤覃等全力組織抵抗,但結
果是可以想見的:正「勢如破竹」、「一路順風」的優勢敵軍,

又豈是福建軍區屬部幾千人槍靠死打硬拚所能抵擋得了的!

這天清晨,敵人又再一次發動了猛烈的進攻。頓時,密集的槍聲,手榴
彈的爆炸夾雜著敵人的嚎叫..充斥著朦朧的天空,四都再一次被戰火的煙
霧包圍了,到處都是刺鼻的火藥味。紅軍官兵們仍堅守在陣地上,沒有絲毫
退縮。戰士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休息了,嘴唇燒乾了,耳朵震聾了,眼睛熬
紅了。傷亡也是極慘重的,毛澤覃不斷接到各個阻擊區的告急報告!

毛澤覃看到這種殘酷的局勢,他頭腦十分清醒: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找到省委軍區的主要領導人萬永誠、龍騰雲,對萬永誠真誠懇切地說:
「永誠同志,你帶同志們趕快突圍吧!我在後邊掩護!」

此時,萬永誠目睹連日來的戰鬥情況,心中十分悔恨。他注視著面前這
位忠誠、堅定、毫不顧已的毛澤覃,緊握著他的雙手,眼淚奪眶而出:「澤
覃同志,請多保重!」便同司令員尤騰雲率領部分紅軍戰士向東突圍。

在毛澤覃他們的掩護下,萬永誠和龍騰雲率領部分紅軍戰士突圍到了武
平,本來想向永定靠攏,與永杭巖邊的張鼎丞會合,但是當行至湘坑時,被
土匪出身的鍾少奎率領的福建省第六保安團圍追阻截。4 月10 日,萬永誠、
龍騰雲及其部隊在長汀臘口附近的分水坳被重重包圍。在突圍過程中,部隊
被打散,萬永誠、龍騰雲壯烈犧牲,隨軍突圍的省蘇主席吳必先被俘,8 月
份在九江被害。

四都突圍,毛澤覃挺身而出掩護萬永誠、龍騰雲他們率省委、省蘇機關
突圍。當掩護任務完成之後,毛澤覃立即帶部隊向西突圍到田心一帶進行遊
擊。4 月中旬,得知省委被圍殲,萬永誠、龍騰雲犧牲後,他立即宣佈繼任
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閩粵軍區司令員,率領餘部轉戰在長汀和瑞金邊界的一
片大山之中,等待有利時機,同中央分局領導的部隊會合。

1935 年4 月25 日,寒風嗖嗖,細雨濛濛。毛澤覃率部來到了

瑞金黃膳口紅林山區,當晚便在山頂的一個小屋過夜。戰士們由於幾天
穿山越嶺,都十分疲憊,一躺倒就呼呼大睡。

此時,毛澤覃卻睡意全無,他安頓好警戒後,就坐在一旁,默默思索著
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26 日凌晨,毛澤覃派戰士小何下山去偵察敵情,不想被路過的國民黨毛
炳文的二十四師一個排長發現抓住,何叛變投敵,供出了毛澤覃及其部隊的
情況。敵人立即派兵包圍了小屋。

擔任警戒的戰士發現情況不對,趕快向毛澤覃報告。

毛澤覃立即指揮突圍,並把敵人引向自己,讓隊員們安全突圍。不料,
正當他向前面敵人射擊時,一個國民黨兵繞到後面,向他開了一槍,子彈打
進了他的胸膛。這位年僅30 歲的優秀紅軍指戰員頓時倒在了血泊之中。

當敵人發現這個「紅軍大官」就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時,欣喜若狂,
立即把他的屍首運回瑞金,向上司邀功請賞。

至此,蘇區福建省委和省蘇、福建軍區終於被國民黨軍徹底「剿滅」了。

閩贛省委書記下落不明


寧化,是中央蘇區境內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一條溪河從城中緩緩流
過,把小城分成兩半。溪河上一座別緻的拱橋連通著這城區兩半。溪河的岸
邊坐落著一尊古塔,這古塔也不知矗立了多少

年。

1934 年8 月間,寧化城突然異常熱鬧起來,城內穿軍服的人明顯增多了,
來來去去,十分忙碌。原來,閩贛省委、軍區機關轉移到了這座蘇區小城。

1933 年秋,蔣介石糾集了五十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軍
事「圍剿」。閩贛省處於最前線。由於「左」傾路線的錯

誤領導,紅軍節節失利。閩贛省北部的閩北分區、信撫分區相繼丟失,
閩贛省工作重心不斷南移。省委、軍區機關駐地也幾經搬遷,1934 年8 月又
轉移到了寧化城,現就設在河邊的幾所大民房裡。

1934 年10 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內大片蘇區失
守,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進行了戰略轉移,從此,閩贛省面臨的壓力就更大了。

10 月17 日,一道電波從於都傳到了閩贛省委書記賴作昌、省軍區司令
員宋清泉的手中。這是中央和軍委給閩贛省委下達的最新指示,說:

在新的戰略之下..閩贛黨和軍區應獨立地堅持領導鬥爭,它目前的總
任務是組織和武裝廣大工農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不僅各縣要建立獨立
營,實現有獨立團,每區建立基幹游擊隊,..還應..吸收廣大群眾參加
游擊戰爭,勝利地保衛閩贛蘇區。

很明顯,當時的中央和軍委已經意識到了閩贛蘇區的嚴峻形勢,比較及
時地指示他們進入游擊戰爭狀態。

接到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後,賴昌作、宋清泉立即對軍區所屬武裝進行了
整編,將建寧、泰寧、泉上、寧化、彭湃、清流等縣的獨立團、營,閩中獨
立團,泉上、歸化軍分區和省軍區直屬部隊編為閩贛第十二、十六、十七、
十八四個團,各縣則建立了基幹游擊隊。同時,確定:第十七、十八團在歸
化、清流、寧化一線阻擊敵軍第五十二師,第十二團在建寧、泰寧抗擊進犯
敵軍,各地游擊隊則配合主力部隊攻敵側翼和擾敵後方。

然而,把持軍權的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參謀長徐江漢
等人並未認真貫徹中央和軍委10 月17 日的指示。

宋清泉,江西瑞金人,店員出身。1929 年參加工農紅軍,1933 年10 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項英(一說彭祜)的警衛員。1934 年8 月調任閩贛軍
區司令員,當時才20 來歲。他沒有什麼實際工作經驗,不懂軍事,但此人能
說會道,口才十分不錯,因而在軍中還有

點威信。

彭祜,湖南宜章人。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 年4 月參加湘南暴動,
隨著朱德部隊上了井岡山。1933 年秋,調任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閩贛省委
委員、政治保衛局委員。這個人擅長做群眾工作,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軍
中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徐江漢,湖北襄陽人。1927 年在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中任職,1931 年
12 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工農紅軍。1933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紅軍學
校第五期上干軍事班學習。1934 年8 月間,調任閩贛軍區參謀長。此人十分
驕橫、奸滑,軍閥作風嚴重,看不慣當時農工出身缺乏戰鬥經驗的省一級領
導人,也瞧不起工農群眾。

此等三人牢牢地控制著軍區的大權。他們無視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


繼續奉行「左」傾軍事路線,面臨強敵的猛烈攻擊,他們仍命令部隊「備足
糧食,堅守城池」,與優勢敵軍打硬仗,拼消耗。因此,閩贛蘇區損失慘重,
惡訊不斷傳來:

11 月27 日,清流縣城失守。

12 月2 日,寧化縣城失守。閩贛省武裝和機關轉入艱難的游擊鬥爭。

12 月中旬,敵第五十二師攻佔泉上。

12 月27 日,敵第五十二師由泉上水茜合圍楓溪,閩贛軍區武裝嚴重減
員。

為了加強閩贛蘇區黨的領導,1935 年1 月,中央分局決定鍾循仁到閩贛
省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接替賴昌作的工作。

鍾循仁,江西興國人。1927 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 年春在家鄉興國
組織秘密赤衛隊,任大隊長。1932 年任中共興國縣委書記,頗有業績。1933
年先後任中共公略中心縣委書記、永豐中心縣委書記。這年冬天,又調任福
建省蘇副主席。1934 年2 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8 月奉
調贛南省,任省委書記。1935 年1 月臨危受命,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兼軍區
政委。

1935 年2 月初,鍾循仁在項英派出的一個營兵力的護送下,輾轉來到了
閩贛省機關駐地安遠。

鍾循仁一到任,閩贛蘇區領導層內部便爆發了一場關於部隊去向的爭
論。

1935 年3 月,閩贛省接到了中央分局最後一個電報指示,指示上說:閩
贛省要獨立自主地堅持鬥爭,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萬一不行,可前往閩
南,與陶鑄領導的閩南特委會合。

據此,軍中掌握實權的宋清泉、彭祜、徐江漢他們認為應該往閩中、閩
南發展。

而當時的省委委員、彭湃縣委書記方志純則提出,應該向閩北或閩西靠
攏。他分析說,閩北、閩西是老根據地,黃道、鄧子恢等同志在那裡堅持斗
爭,加上群眾基礎好,地形有利,便於繼續游擊,保存力量。而閩南敵人力
量較強,缺乏鬥爭基礎,「開闢新區」是十分困難的。

宋清泉、彭祜、徐江漢拒絕了方志純的正確意見,領導部隊向閩中、閩
南方向前進,部隊便流動在順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

在這樣一次爭論中,新到任的省委書記鍾循仁充當了一個什麼角色呢?

據方志純回憶,鍾循仁當時是「動搖於兩者之間」。鍾循仁何以會這樣
呢?

實際上,當時閩贛蘇區領導權並未掌握在鍾循仁手上。

儘管鍾循仁革命多年,有一定的鬥爭經驗,是個「好人」,但此人「很
忠厚,沒有能力,抓不住權,統不起來」。而且鍾循仁初來乍到,情況不熟
悉。更何況閩贛蘇區領導層之間不團結,鬧派性,由來已久,根深蒂固。

當時任省蘇主席的楊道明回憶說,當時的閩贛省有兩派,省軍區為一派,
省委、省蘇為一派,宋清泉、徐江漢、彭祜等把持著軍權,他們蔑視省委的
領導,不把省委放在眼裡。省委、省蘇指揮不了軍

隊。省軍區領導人甚至做出一些共產黨人不該做的,違反組織紀律的事,
省委、省蘇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很顯然,在這種「槍指揮黨」的不正常的局面中,鍾循仁是很難起到左


右局勢的作用的,他只能對宋、徐、彭等的意見表示默許,即使不表贊同。

再說宋、徐、彭指揮著部隊向閩南方向移動,一路上被敵軍圍追阻截,
損失慘重。

3 月間,閩贛省機關人員和部隊從將樂出發,往順昌、南豐移動,被敵
兩路圍追,被迫返回將樂,轉往歸化的沙溪、梓口坊。

4 月間,部隊在沙溪與敵人戰鬥,隊伍被打散,第十七、十八團與省領
導機關失去聯繫,軍區部隊只剩下六百餘人。軍區對所屬武裝再次整編,成
立閩贛新編第一團,下轄三個營。之後,部隊繼續向閩南方向移動。

5 月初,閩贛軍區新編第一團進入德化永泰交界的戴雲山區,然後從德
化的水口經永泰進入紫山。

紫山,是德化、永泰、仙遊三縣交界處的一座大山。海拔千餘米,山巒
起伏,森林茂密。按說,此地也是個絕好的游擊場所,如果閩贛軍區餘部能
上下齊心,團結一致,那也未必不能在此重新打開局面,幹一番業績。

然而,更大的不幸又降臨在閩贛省蘇及其屬部身上,一個陰謀正在醞釀
之中。

在閩贛軍區新編第一團上山不久,仙遊、德化、永泰的白軍和民團就把
紫山團團包圍了。

此時,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參謀長徐江漢等再也
忍受不了這種在敵人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游擊生活的折磨,他們對前途悲觀失
望,沒有信心,當敵人大張旗鼓對他們施行誘降手段時,他們就把注意力轉
向求生的捷徑——把隊伍拉出去投降。

在此,僅錄彭祜叛降後在國民黨福州反省院關押「感化」期間寫的自首
反共文章《誤入歧途與悔禍來歸》一文中的一部分,此中較詳細地描述了該
三人陰謀反叛的過程:

初我等三人(按:即指彭、宋、徐三人)均未正式會議過..亦系暗合;
蓋均有是種衷曲,互相心知,不謀而同;不過中以宋往返於我與徐之間,因
彼在司令部與徐同屬一處;迄至五月初旬,軍次際上,入夜因宋至偽第二營
與該營長、政委(按:營長吳仁金、政委王為生均於此次事變中叛變)相談,
出言不慎,為偽保衛局偵探偷聽而迅報於偽保衛局,此時政治部之某特務員
又適在保衛局,因與宋有同鄉關係,竊聽偵探之報告後,知宋有危險,又飛
告於宋,於是我等三人,方正式密議,宋、徐先將偽第二營拖出,我負責偽
第一營。從起事日起,至完全拖出止,前後共約五天。與在仙遊擊第四行政
督察公署接頭,全團員兵五百餘名,概歸中央。..

叛徒彭祜的這些表白,大體是可信的。不過,被率投敵的人數不只五百
餘名,而是六百三十多名。而且,被帶投降的全團官兵並非由國民黨第四區
行政督察公署接收。實際情況是當國民黨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孟平接洽投降
後,「該專員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深慮人槍眾多,該署實力有限,解決不易,
正報告請示辦理間,適第九師二十五旅五十團搜剿..至仙,遂於二十四年
(1935 年)五月十一日將其全部包圍繳械..」也就是說,5 月11 日,被宋、
徐、彭等叛徒帶到仙遊投降的六百多人是被國民黨第九師繳械抓走的。

「紫山事變」爆發後,大部隊都被宋、徐、彭等拉下山投敵而去,閩贛
省革命力量的活動就此結束,一面經過多少烈士的鮮血浸染的紅旗,就毀在
這伙叛徒手中!紫山在嗚咽,閩贛人民在嗚咽!

當叛徒們率部投敵時,省委書記鍾循仁,省蘇主席楊道明和省委工作團


的部分人員未隨之下山投敵。楊道明等七人突圍出來,其中五人轉回原籍,
楊道明、黃家法(興國人,省委機關一般幹部)流落在永泰山區,後在永泰
縣闇亭寺當和尚。1984 年後,楊道明還擔

任了永泰縣政協委員、常委,永泰縣佛教協會會長,福建省政協委員,
福建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省委書記鍾循仁則下落不明,至今他的去向依然不清楚。

據檔案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詞典》上說:

「同年(指1935 年)5 月在福建永泰邊界突圍後,因部隊打散,隱姓埋
名,在永泰縣入闇亭寺出家,化名王家法,法號妙圓。1981 年4 月29 日在
闇亭寺病逝。」

此說似有誤。據楊道明回憶:「當省軍區他們率部投敵後,鍾就去向不
明瞭。..我看被殺的可能性大。..鍾循仁是否被殺害,最好花些時間在
紫山開些群眾調查會,問題應該會弄明白的。..」可見,在闇亭寺當和尚
的楊道明並不認為鍾也在闇亭寺,而認為他「去向不明」、「被殺的可能性
大」。而那化名王家法的妙圓和尚則應是他的興國同鄉、和他一起流落在永
泰山區的黃家法。

又據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的《江西英烈》一書:

彭祜則以佈置崗哨為名,強要省委書記鍾循仁同志察看地形,至離工作
團駐地較遠之一個山坡時,鍾走前,彭走後,這個十惡不赦的叛徒,..向
他射出了罪惡的子彈,鍾循仁不幸犧牲。

這可能是目前較為具體的描述鍾循仁犧牲的文章,而其史料來源則又不
得而知。但在叛徒彭祜的「自白書」中對誘殺鐘的情況隻字未提,因而頗值
懷疑。

還有其他一些史料,或語焉不詳,或說不知下落,鍾循仁的去向終究未
水落石出。

最後,還必須交待一下幾個變節者的下落:

宋清泉,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監禁三年。1937
年5 月被釋。抗戰爆發後,加入新四軍二支隊。1939 年春,在查清其叛變罪
行後被處決。

徐江漢,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關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 年8
月被釋。1938 年前往延安,12 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歷任抗大教員、大隊長、步兵科主任、東北鐵路吉林站軍代表。解放
後先後在天津、北京鐵路分局任車務段長、車務處副處長等,後查清叛變投
敵歷史後,被安排到天津車務段工作。

彭祜,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 年5
月被釋,1941 年加入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湖南省民政廳工作,
查清叛徒歷史後,1953 年3 月被處死。

湘鄂贛軍區司令員慘遭毒手

1933 年7 月,蘇區中央局專門召見了陳壽昌、徐彥剛等人,向他們介紹
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形勢,並告訴他們,地處中央蘇區左翼的湘鄂贛
蘇區省委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犯了嚴重錯誤,在肅反中搞了擴大化。為了
適應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形勢,糾正湘鄂贛省委的錯誤領導,捍衛湘鄂


贛革命根據地,配合中央蘇區的鬥爭,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們率領一批年輕
精幹的幹部組成工作團前往湘鄂贛蘇區,去加強湘鄂贛蘇區的領導。1933 年
10 月,臨危受命的陳壽昌、徐彥剛帶領四十六人組成的工作團從紅都瑞金出
發,奔赴湘鄂贛。由於途經敵占區的多條封鎖線,這支小部隊輾轉兩個多月,
才於1934 年1 月上旬到達湘鄂贛省委所在地小源。

蘇區中央局決定由陳壽昌、徐彥剛率領這個工作團趕赴湘鄂贛,顯然是
作過慎重考慮的,陳徐二人都是年輕、資深的優秀幹部,在蘇區有著較高的
威望,足以擔當此行的重任。

陳壽昌,浙江鎮海人,又名陳希堪,1924 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
才17 歲。大革命失敗後,先後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中央特科交通科長。
1931 年春開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中央特科情報保衛工作。在長期的
對敵鬥爭中,經受了鍛煉和磨礪,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鬥爭經驗。之後,進
入中央蘇區,參與了蘇區中央局工會領導工作,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
局執行主任、黨團

書記。1933 年3 月起調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徐彥剛,四川開江人,黃埔軍校畢業生。也是大革命期間入的黨,1927
年參加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參與改造了袁文才、王佐部隊。1928
年初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二團參謀長,5 月任紅四軍三十二團參謀長。1930
年初任紅六軍第三縱隊司令員,10 月任紅三軍第九師師長。1932 年任紅三軍
軍長,該年年底任紅一軍團參謀長。

到了湘鄂贛省委以後,陳壽昌、徐彥剛等率領工作團的同志和原省委同
志一道,迅速開展了工作。1 月14 日,陳壽昌、徐彥剛在小源主持召開了湘
鄂贛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傳達了蘇區中央局對湘鄂贛省工作的指示,撤
銷了林瑞笙的省委書記職務,改組了湘鄂贛省委,成立了湘鄂贛第三屆省委,
陳壽昌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徐彥剛任軍區司令員,劉玉堂任少共省委書
記,嚴圖閣任軍區參謀長。同時,會議對當前蘇區的各項工作也作了簡要的
部署和安排。

新、舊省委剛剛接交完畢,國民黨劉膺古部組成五個支隊向小源發起了
總攻,湘鄂贛蘇區形勢日漸惡化,危機四伏,險象環生:

1 月下旬,湘鄂贛首腦機關被迫分批撤離小源,向湘贛邊區的幽居、祖
莊一帶轉移;

l 月28 日,湘鄂贛省首府小源被敵佔領;

3 月,湘鄂贛省級機關搬至幽居、祖莊一帶,不久又被敵人包圍,只得
經湘鄂邊,再折向東南,向修銅宜奉邊轉移;

5 月,湘鄂贛省級機關轉移到修水畫坪,與紅十六師師長高詠生率領的
四十六團和四十八團會合。然而,不到一旬,即被國民黨軍隊幾個師的重兵
包圍。紅十六師為掩護首腦機關向鄂東南轉移,在作戰中遭受嚴重損失;

6、7 月間,湘鄂贛首腦機關和紅十六師餘部相繼到達鄂東南,並在此與
敵周旋。6 月14 日,在修銅邊境的黃龍山突圍戰鬥中,紅

十六師師長高詠生犧牲,紅十六師再遭重創。6 月下旬,省級機關和部
隊向東南轉至龍門山百丈、西塔一帶,隨即即被尾隨而來的國民黨軍十八師、
五十師、六十二師、七十七師等部包圍。省委被迫分三路向平江黃金洞方向
轉移。在轉移中,屢遭截擊,損失慘重,省委機關和紅十六師指戰員一千多
人,僅剩一營人,唯一的一部電台也被打壞,從此同黨中央中斷了聯繫。7


月間,湘鄂贛餘部由陳壽昌、徐彥剛帶領輾轉來到了平江黃金洞。

自1 月以來,尤其是6 月、7 月間的一連串的失敗,被當時的省委和陳
壽昌、徐彥剛等人稱為「六七月事件」。這次失敗導致湘鄂贛蘇區根據地基
本被敵人佔領,被分割成十一塊,最大的為平江黃金洞,橫直二三十里,小
塊只有幾里寬。「六七月事件」標誌著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
失敗和提前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面對「六七月事件」的重大失敗,陳壽昌、徐彥剛心急如焚,他們開始
細細地思量著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為了總結「六七月事件」的教訓,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1934 年8 月,
湘鄂贛省委在平江黃金洞的何家□召開緊急會議。陳壽昌、徐彥剛、傅秋濤、
塗正坤、劉玉堂等同志出席了會議。省委書記陳壽昌親自起草了總結報告,
會議總結了「六七月事件」的嚴重教訓,揭發了省委工作中的錯誤,同時也
批評了因暫時失敗而產生的悲觀失望情緒。會議確定了湘鄂贛蘇區當前的戰
斗任務是「恢復與壯大紅軍主力,保衛並聯繫蘇區」。

此後,湘鄂贛省委以黃金洞為中心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擴紅運動。11 月
初,陳壽昌、徐彥剛正式恢復了紅十六師,由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政委。
儘管恢復後的紅十六師僅有一千餘人,但這表露了湘鄂贛形勢的好轉。

然而,當形勢略有轉機的時候,又一個不幸降臨到湘鄂贛蘇區,那就是
省委領導人陳壽昌的犧牲。他是在重建後的紅十六師向

西南發展的過程中,在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和國民黨三十三師兩個
團遭遇時,在激戰中中彈犧牲。

陳壽昌犧牲以後,原省委副書記傅秋濤繼任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的職
務。

傅秋濤是一個工人出身的幹部,湖南平江縣人。年輕時給店主當雇工,
做豆腐,殺豬,很能幹。1925 年參加革命,1927 年組織店員工人糾察隊領導
工人運動。192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 年9 月任紅十六軍八師師長,1932
年任湘鄂贛省總工會委員長。1934 年1 月被任命為湘鄂贛省委副書記。陳壽
昌犧牲後,他就挑起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的重擔。

1935 年上半年,新任省委書記傅秋濤更加注意擴紅工作,在他的領導
下,湘鄂贛省委在後方連續實施了「一二三月擴紅戰鬥計劃」、「紅五月沖
鋒計劃」,取得十分顯著的效果。對上半年擴紅的效果,當時任湘鄂贛省擴
紅突擊隊總隊長的江渭清同志的回憶文章中作過描述,他寫道:

當年蘇區各地紅五月動員擴紅的情景真是令人難以忘懷。許多縣、區、
鄉的村子裡都出現過「鑼鼓震天響,標語貼滿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兒郎,
昨天拿鋤頭,今天上戰場」的動人場面..不到二個月,全省就動員到兩千
五百多人參加紅軍主力..

在後方擴紅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軍區司令員兼紅十六師師長徐彥剛率
領紅十六師在前線也取得一次次局部戰鬥的勝利。

2 月1 日,徐彥剛師長指揮紅十六師在崇陽大源橋,利用馬刀戰全殲敵
第五十師第三○○團兩個半營,俘敵二百多人,繳獲三百多枝槍。

2 月18 日和3 月3 日,徐彥剛指揮部隊兩戰崇陽的高筧,兩戰兩捷,全
殲敵第一○五師劉多荃部一個連,俘敵四百餘,把修水、崇陽、通城和詠生
縣蘇區連成一片。

4 月,紅十六師轉入黃龍山幕阜山地區活動。國民黨李覺第十


九師的陳鐵俠王牌旅和湖南兩個保安團尾隨而來,揚言要「活捉徐彥剛,
消滅紅十六師」。徐彥剛以四十六團、四十八團在虹橋兩側設伏,消滅陳鐵
俠旅兩個整團,俘敵五百餘。

在前方不斷取勝和後方擴紅順利的條件下,1935 年5 月下旬起,紅十六
師在虹橋、長慶等地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整訓,重新恢復了三個團建制,下
設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個團,全師發展到近五千人。同時,各地縣、
區、鄉游擊隊也得到了較快恢復和發展,各方面工作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進展,
湘鄂贛蘇區進入了比較旺盛的時期。

然而,這種旺盛並沒有持續多久。6 月上旬,敵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蘇區的形勢急轉直下。

虹橋大戰以後,蔣介石對湘鄂贛邊區的紅火復燃十分震怒,在大罵一通
「娘希匹」之後,於1935 年6 月上旬,下令「追剿」中央紅軍的湯恩伯、樊
松甫主力部隊回師湘鄂贛,會同何鍵的西路軍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
安團共六十多個團的兵力,瘋狂「圍剿」正在乎江虹橋、長慶地區整休的湘
鄂贛省委和紅十六師。他們瘋狂叫囂「車干塘裡水,捉盡塘中魚」,發誓要
把湘鄂贛省級機關和紅十六師消滅在虹橋、長慶地區。

由於同黨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據地聯繫的中斷,加上1935 年上半年接連不
斷的勝利,使省委某些領導沉湎於勝利的喜悅之中,思想上產生了麻痺鬆懈
情緒,湘鄂贛省委對蘇區敵情的巨大變化,失去了應有的警惕。

整訓期間,當時任湘鄂贛省擴紅突擊隊總隊長的江渭清向省委書記傅秋
濤建議,不宜長時間把主力部隊集中整訓,而應分別轉移到各地區工作,告
誡說:「長安雖好,卻不是久留之地啊!」很可惜,傅秋濤並未採納他這個
頗有見地的建議。

直到敵人的合圍計劃接近完成時,省委才被觸動,匆忙研究對策。

6 月中旬,省委和軍區在長慶召開團以上幹部緊急會議,研究擺脫困境
的方案。參加會議的有徐彥剛、傅秋濤、塗正坤、曾國旗、鄧洪、嚴圖閣以
及省委、省軍區和紅十六師其他領導同志和有關人員。當時任傅秋濤警衛員
的韓雲對這次會議有一個比較詳盡的回憶,特錄如下:

我作為傅秋濤同志的警衛員目睹了會議情況。..主持會議的徐彥剛同
志說:「大家都知道,現在蔣介石集中了第五十師,六十三師,第四師和幾
個保安團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包圍,想把我們消滅在這一帶。省委、省軍區已
經決定要堅決突圍出去。」他舉起緊握拳頭的右手朝桌子狠狠地砸了一拳說:
「同志們不要看敵人來勢洶洶,從數量上雖然多於我數倍,武器裝備也比我
們好,但這些敵人,我們同他交過不少次鋒,他們的戰鬥力和士氣無法和我
們相比,這是敵人的致命弱點。雖然敵人有幾個師的兵力,但他們總不能手
拉手把我們圍住吧!」這時傅秋濤同志插話說:「敵人就是手拉手,我們也
要斬斷他們的手衝出去。同志們,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為了堅持湘鄂贛
蘇區的鬥爭,只有堅決粉碎敵人『圍剿』,突出去就是勝利。我們黨團員干
部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堅決執行命令,完成這次突圍的光榮任務。」徐彥剛
接著說:「..能不能完成這次突圍任務,關鍵在於我們的領導與指揮,因
此有勇還要有謀..」會上還有許多其他領導同志發了言。軍區參謀長嚴圖
閣同志最後說:「..當前要特別提高警惕,加強偵察,隨時掌握敵人的動
態。」又說:「各部隊和機關要抓緊時機做好一切突圍的準備工作..」

會議還制訂了兩個突圍方案:先是向東南的修銅宜奉邊突圍,然後候機


南下高安、奉新,打開幾個縣,開闢一個新區。如不行,則向北經通城轉向
鄂東南迂迴游擊。

6 月14 日,紅十六師和省委機關按第一方案向修水方向突圍。由於準備
突圍的時間過長,貽誤了戰機,突圍遭敵火力嚴密封鎖,未獲成功。當夜,
部隊執行第二方案,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岳關

向北走,到達通城盤石、雲溪。在通城再分兵三路:徐彥剛率第四十六
團和傅秋濤率省直機關幹部、特務團為中路;嚴圖閣、劉玉堂率第四十七團
為右路;方步舟、鍾期光率第四十八團為左路,分別從麥市一帶渡河突圍。

16 日晚,中路和左路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團都渡過河去。四十七團趕到
河邊天已大亮,敵人迅速封鎖了河面,無法渡過。傅秋濤率的特務團會合第
四十七團共一千七百餘人轉向南行動,衝破敵人封鎖線,轉移到平江周坊、
橫江地區,不久又被敵人包圍。傅秋濤沉著冷靜地指揮了這場突圍戰,這次
突圍戰除了傅秋濤的夫人曾湘娥(婦女部長)和軍區副參謀長郭子明犧牲外,
部隊傷亡不大。7 月,這支部隊就轉到黃金洞一帶休整。

徐彥剛、方步舟率領的四十六團、四十八團於6 月16 日晚渡過麥市河後,
便向陽新太子廟地區轉移。

在太子廟,徐彥剛和紅十六師政委方步舟在行軍路線上發生了很大的分
歧。方步舟認為紅十六師應前往鄂豫皖蘇區大別山下落腳,而徐彥剛卻認為
紅十六師是湘鄂贛的紅軍,不能離開湘鄂贛蘇區,主張從長江邊黃顙口順江
而下,再到靖安、奉新一帶開闢新區。徐彥剛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人贊同。

之後,徐彥剛就率領紅十六師四十六團,從陽新黃顙口乘船沿江而下,
在瑞昌碼頭鎮上岸,再轉往永修、靖安一帶。不久被強敵包圍,損失慘重,
徐彥剛在突圍中也受了重傷,行走不便。

為了不影響部隊的行軍速度,徐彥剛決定潛伏養傷。6 月底的一天,身
心憔悴的徐彥剛把四十六團政委明安樓叫到跟前,握住他的手,十分沉重地
說:「明安樓同志,現在我把部隊交給你。這是革命的本錢,你要把這支部
隊帶回黃金洞,交給黨,交給湘鄂贛人民,堅持下去。只要我還活著,我一
定要堅持在這一帶鬥爭,你們以後來找我!」

明安樓緊緊握住徐彥剛的手,不禁熱淚盈眶,哽咽著說:「彥剛

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部隊帶出去!你..你也要保重!」

於是明安樓帶著部隊和徐彥剛灑淚而別。後來,這支部隊經過近一個月
的輾轉突圍,終於返回了黃金洞,同傅秋濤率領的省委機關會合,到此時,
部隊只剩下七十餘人。

望著部隊遠去的背影,徐彥剛心如刀絞,一陣空前的沉重的失落感襲上
心頭,讓他難以承受!

送走部隊以後,徐彥剛帶領警衛員、衛生員,隱蔽到了雲居山區,一邊
養傷,一邊堅持鬥爭。1935 年9 月,由於叛徒告密,最後犧牲在國民黨反動
派的屠刀之下。他被殺害後,敵人並不知道他就是湘鄂贛省軍區司令員兼紅
十六師師長徐彥剛。當敵人從他遺體上搜出一技刻著「李明」字樣的小手槍
時,才判定他是徐彥剛,因為這枝刻有「李明」二字的手槍是徐彥剛從在江
西作戰打敗仗的國民黨師長李明手中繳獲來後一直佩戴在身上的。徐彥剛的
犧牲,是湘鄂贛蘇區的又一大損失,湘鄂贛蘇區從此失去了一位文武雙全的
優秀指揮員和領導人!

再說6 月下旬陽新黃顙口突圍,由於船隻不夠和敵軍追兵迫近,紅十六


師政委方步舟率四十八團和師部被迫向位於陽新、大冶縣交界處的龍角山方
向轉移,被敵軍圍追堵擊,損失慘重,只剩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第四十八團
團長魏平等十幾個幹部和少數戰士於11 月間輾轉返回黃金洞與湘鄂贛省委
軍區機關會合。

這樣,省委、軍區機關和紅十六師餘部共四百餘人,再次聚集黃金洞。
至此,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基本被敵分割佔領,又一次進入艱難時期。

後來,這支四百餘人的隊伍,在傅秋濤、嚴圖閣等人的領導下,繼續堅
持湘鄂贛蘇區的鬥爭,一直到抗戰爆發。國共和談以後,這支屢經考驗的隊
伍被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開赴抗日前線,建立了新的不朽功勳!

湘贛省委僅剩下了譚主席

1934 年7 月下旬的一天,湘贛省委機關駐地永新縣牛田圩。

這天深夜,整個牛田圩都陷入了靜靜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紅軍
官兵都早已進入了夢鄉。

然而此刻,省蘇維埃主席譚余保卻無法合眼入睡。吃過晚飯後,他就一
直坐在屋門口的那棵大樟樹底下,悶聲不響,吧噠、吧噠地一袋接一袋抽著
伴隨著他多年的水煙筒。他的心頭正在翻江倒海,過去和未來兩個互不相容
的極端,同時在他的心頭交錯著,混淆著,擾得他心緒不寧,難以成眠..

幾天前,湘贛省委終於接到了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雖然為時已晚,但
總還算正確的「七二三訓令」。訓令指出:紅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
轉移到湖南的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接到訓令以後,湘贛省委和紅六軍團立即按照訓令的精神,召開了全軍
團政治工作會議,進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動員,整頓和補充了軍隊,把軍團
擴大到近萬人。同時,還進行了緊張的行動準備,打草鞋,做乾糧,補充彈
藥和進行各種演練,對突圍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縝密的研究。

當然,對西征的紅六軍團的組織領導和留守的湘贛省委的人事安排,中
央書記處、中革軍委也作了明確的部署:由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任弼時,
紅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政治委員王震三人組成了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中央
代表任弼時任主席。留守的湘贛蘇區省委則以陳洪時為書記,譚余保為省蘇
維埃主席,彭輝明為軍區司令員,領導堅持蘇區鬥爭,等待主力紅軍的凱旋。

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昨晚,譚余保已經和任弼時,王震、肖克、甘泗
淇、張子意這些率軍轉移的老戰友們一一話別。幾個小時

前,王鬍子王震打前鋒走了,明天任鬍子也要走了,再過幾天大部隊也
要走了..

想到此,譚余保心中更加鬱悶,他猛吸一口煙,然後長長地吐了出來。

他本也不想留。顯然,留下來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甚至於生死難卜。因
為主力紅軍一走,十幾萬的國民黨大軍便要猛撲過來,而留守部隊只有獨立
一、二、三、四、五五個團,區區三千來人槍。當然,譚余保不想留並不因
為這個。自從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就已經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他1927
年入黨,當年就被選為家鄉湖南茶陵縣洮水鄉農協籌委主任。後又先後任過
中共茶陵縣第五、六、七區區委書記,中共茶安酃特區書記,中共茶陵縣蘇
主席。1932 年8 月,當選為湘贛省蘇副主席兼財政部長。從1933 年4 月起,
當選為省蘇主席。參加革命這麼多年,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


怕過!他是捨不得離開那些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啊!

當然,他對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滿意的,他不願意和新任的省委書記陳
洪時搭對。

陳洪時,江西萍鄉人,萍鄉中學畢業後,考入湖北美術專科學校,因在
校領導學潮被逮捕,後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加入了中國
共產黨,回國後歷任中共泰和、萬泰、樂安縣委書記。1933 年4 月,蘇區中
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贛省委書記,5 月任省委副書記。陳洪時和任弼時在
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曾是不同屆的同學。任鬍子看起來很深沉,而陳洪時卻
有點陰沉,譚余保不喜歡陳洪時,尤其是陳洪時任代理書記期間,整湘贛省
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擇手段的,這給譚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
乏實際工作經驗,個人主義嚴重,喜歡自以為是,和許多同志關係也處得不
好。

因此,當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確定陳洪時任湘贛省委書記時,任弼時、張
子意、吳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譚余保還專門

向任弼時請示過這個事,但最後還是按中央的指示決定把陳洪時留下來
往省委書記。

「留就留吧,不想那麼多了。在當前這種危急關頭,我盡力同他搞好協
調就是了。」譚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覺,天已經大亮了。譚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腦袋,走到屋
內用冷水擦了把臉,草草地吃完早飯,沒有休息也沒有搭理勸他休息的警衛
員,就重新開始了工作。

8 月7 日,紅六軍團大部隊九千多人從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出發,在紅獨
立第四團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紅六軍團的突圍,並沒有減輕湘贛蘇區的壓力。國民黨當局致力「圍剿」
中央蘇區多年,很清楚湘贛蘇區對中央蘇區的戰略意義,要徹底打垮中央蘇
區,對處其右翼的湘贛蘇區不進行徹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國民黨當
局在湘軍大部追擊紅六軍團的同時,並未給湘贛蘇區留下喘息的機會,仍然
用重兵「進剿」湘贛蘇區。

9、10 月間,國民黨正規軍李雲傑的第二十三師,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師,
羅霖的第七十七師,王東原的第十五師,朱耀華的第十八師分別駐紮在吉安、
安福、遂川、泰和、蓮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動武裝的全力協助下,
以六七萬的總兵力,在湘贛邊四周形成了對湘贛蘇區的新包圍圈。

然而,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並沒意識到形勢的惡劣,他仍然樂觀
地認為:目前蘇區形勢開始趨於好轉,紅軍主力牽制著幾十萬的白軍尾追而
去,蘇區的活動中心可以暫時平靜。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區部隊應四處出擊,
擴大影響,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頭,再一舉恢復失去的根據地。作為湘贛
蘇區一把手的陳洪時還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這種思想形成決議,用以指導湘贛
蘇區的鬥爭,而絲毫不接受譚余保、彭輝明他們的立足打游擊戰爭的勸告。

在這個「左」傾決議指導下,蘇區紅軍四處出擊,和敵人死打硬拚,雖
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以卵擊石,惡果就立刻顯露:紅獨

一團、紅獨二團被打散;紅獨三團被迫從永新石灰橋突圍,轉移到泰山
根據地,中余被阻,團長劉啟明犧牲;紅獨四團則被迫轉到桂東,在汝城、
資興一帶活動。

這樣,湘贛蘇區便被國民黨軍分割包圍成了十幾塊。省黨政軍機關所在


地牛田圩與上下左右的聯繫也被割斷了,黨政機關在牛田圩難以立足了。

10 月中旬,垂頭喪氣的省委書記陳洪時召集譚余保、彭輝明等黨政軍領
導在牛田圩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部隊的轉移問題。

當時形勢十分緊迫,對轉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對向哪裡轉移還稍有
爭議。部隊轉往何處的問題一提出,會場內便議論紛紛。有人提出向老根據
地井岡山轉移,譚主席當即起身表示反對,他說:「井岡山離牛田很近,游
擊條件也很好,但現在不能去。1930 年王佐、袁文才被殺,其舊部一夜之間
全部反水,既打國民黨,也打共產黨,我們在那裡已沒有群眾基礎,我們不
能去!」

譚余保望了望在座諸位,然後說:「我以為,我們應該挺進武功山。」

說完,他疾步走到牆上那幅破舊不堪的地圖面前,指著地圖說:「武功
山位於湘贛兩省邊境,與羅霄山脈交叉而過,由東北向西南橫跨贛西、湘東,
延綿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體大,叢林茂密,山巒重疊,山勢險要,周圍還
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盤山、鐵鏡山、五里山等數十座大小山峰,方圓八
百餘里,迴旋餘地很大,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進行遊擊活動的理想天地。」

停頓片刻,譚余保接著說:「這裡還盛產糧食,山上還有野菜、竹筍、
蕨根等充飢之物。更重要的是,這裡山民純樸,又是老蘇區,人心向著共產
黨,有很好的階級基礎。」

在旁邊默不作聲的軍區司令員彭輝明此刻接上話茬補充說:「在武功山
區游擊,我們還可以利用湘贛兩省敵人的內部矛盾,保存自己,發展自己。」

省委書記陳洪時沒有作聲,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當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對,
一來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藉機回家
看看。二來,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他的確也不知道部隊應該往哪裡走,更何
況「三巨頭」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為眾矢之的呢!

這樣,1934 年10 月18 日,湘贛省委黨政軍機關和紅獨五團在高度保密
的情況下,離開湘贛蘇區長期經營的中心地帶,向武功山方向移動。經吉安
的天河、敖城,越過安福的金田、嚴田、滸坑等地,突破了多條封鎖線於31
日進入泰山根據地,與先期突圍到達的獨立三團會合。省黨政軍機關駐安福
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區之後,深受「左」傾錯誤影響的湘贛蘇區的主要負
責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老毛病又復發了。他沒有把當初進軍武功
山區的初衷放在心上,在軍事上也沒有採取游擊戰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傾路線的那一套鬥爭策略和鬥爭方式:白天作戰,夜晚宿營,燒碉堡,打民
團,鬥惡霸,分糧食,貼標語,搞宣傳,轟轟烈烈,聲勢浩大,使部隊目標
顯露。當強敵進攻時,又採取碉堡對碉堡,死打硬拚的消極防禦手段,對整
個鬥爭前途缺少一個總體的把握,總寄希望於「紅軍打幾次大勝仗,敵就會
撤走,蘇區就得以恢復,轟轟烈烈的革命局面就會到來」。結果,千里迢迢
奔赴武功山區的湘贛紅軍游擊隊一進武功山就處於被動挨打之中,敗績不斷
傳出:

11 月中旬,江西保安團二個中隊偷襲袁家村,紅軍進行了阻擊戰,省委
機關暴露,轉移到安福境內的長源頭、蘆台村一帶。

12 月下旬,國民黨軍第五十三師一部糾集蓮花、萍鄉諸地保安團,直撲
湘贛省委機關駐地長源頭、蘆台村。獨立三團、五團與之展開陣地戰,從上
午一直打到夜晚,終因寡不敵眾,趁黑撤出,至此,湘贛蘇區全部失守;


1935 年1 月下旬,國民黨第七十七師羅霖部坐鎮武功山區,

放火燒山,採取蓖梳戰術「進剿」紅軍游擊隊。2 月初,省委派到山外
指揮作戰的軍區司令員彭輝明,在蓮花境內的虎頭嶺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

2 月9 日,省委率領獨立三、五團在觀音形、雙樹坪一帶活動時,遭國
民黨軍第七十七師四六○團偷襲,在撤退中,僅有的一部電台被損壞,從此
湘贛蘇區便與黨中央和紅六軍團失去了聯繫。

戰鬥連接失利,被敵人稱為「喪家之犬」的湘贛蘇區部隊已是疲憊不堪,
軍威蕩然,尤其是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的犧牲,在部隊中產生了沉重和巨大的
衝擊波。

彭輝明,廣西人,中共黨員,1929 年12 月參加鄧小平、韋拔群、張雲
逸領導的百色起義。1931 年隨紅軍進入湘贛革命根據地,並留在湘贛邊區工
作,任永新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紅十七師五十一團團長,第三分區司令員等
職,1934 年10 月,被中革軍委任命為湘贛軍區司令員。彭輝明是個文武雙
全的紅軍指揮員,打仗衝鋒在前,平時對部下十分和藹,而且善於做思想政
治工作,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輝明司令員的犧牲,在湘贛紅軍中引起了一種悲觀失落的情緒,部隊
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開來,尤其是一些重要負責人的叛變。先
是省蘇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紅五團政委譚富英,紅四團政委曠珠權,紅四團
團長李宗保..這樣,不到半年,紅六軍團轉移後的五個獨立團的領導幹部,
或犧牲或叛變,便只剩下了兩個:一個是紅三團政委劉培善,一個是紅五團
團長曾開福,兵力也從當初的五千人退減到幾百人。

整個湘贛部隊迷漫著一股失敗的氣息!

1935 年5 月,湘贛省委常委會在湘贛黨政機關臨時駐地——太平山召
開,省委書記陳洪時(此時已兼了軍區司令員)主持會議,省蘇主席譚余保,
省委宣傳部長譚湯池,婦運部長曠金媛,白區工作部部長劉炳高,省委秘書
長龍承緒和團省委書記王用濟等參加

了會議。會議就在太平山上參天古木下用毛竹臨時搭起來的茅棚中召
開。與會者個個正襟危座,表情嚴峻,氣氛顯得凝重而又緊張。

省委書記陳洪時歎了一口氣,苦笑著首先開腔,他說:「同志們,當前
情況越來越嚴重了,我們的部隊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紅軍還不知在哪
裡,和黨中央聯繫不上,看來我們有必要改變一下鬥爭的方式。」

他略微停頓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後緩緩地說:「我想,既然目前形勢
不利於我們,與其在山裡坐以待斃,不如將省委機關轉移到安源去,依靠工
人,開展城市鬥爭!」

話音剛落,省蘇主席譚余保就「呼」地一聲,站了起來,他指著陳洪時,
說:「當初,部隊還有實力,你要死打硬拚,現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卻
要往白區轉移,你這算什麼?」

譚余保顯得很激動,聲音宏亮,雙眼圓睜,接著厲聲斥道:

「你這是逃跑主義!省委機關搬出武功山,決不是鬥爭,是逃跑!黨中
央要我們留下來,就是要湘贛邊區堅持紅旗不倒,就是要讓蘇區群眾看到希
望!紅旗捲起來了,還談什麼鬥爭,還談什麼希望!武功山這麼大,湘贛蘇
區這麼大,我們為什麼要到白區去?」

團省委書記王用濟也立起身,用緩和的語調責備說:「老陳,那樣做是
不對的,將來是要犯錯誤的!」


面對譚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濟的責備,陳洪時冷汗直冒。他強打笑臉申辯
道:

「老譚,不要那麼大火氣嘛,這咱們不是在商量嗎?況且,這只是我個
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們再另行打算嘛!」

此時,茅棚中又一片寂靜。當時,其他同志心態如何,已無法考究。

過了片刻,陳洪時欲言又止,最終還是開腔了,不過這次語氣上顯得更
加謹慎。他說:「同志們,我這裡還有一個方案,提出供大家討論。鑒於當
前的惡劣琅勢,為了湘贛紅旗不倒,我建議咱們兵

分兩路,避免作戰目標太大。一路由我和龍承緒、曠金媛、劉炳高幾位
同志留守太平山,聯絡北路,開闢白區;一路由老譚和政治保衛局局長劉發
雲同志前往湘南與蔡會文、方維夏聯繫,尋找失去聯繫的紅五團,收拾殘局,
整理武裝再圖發展。另外,譚湯池、王用濟幾位同志可到蓮安萍特委去開展
群眾工作。」

這個建議最終被與會同志接受。

會後,譚余保、王用濟、譚湯池都離開省委朝計劃的目標而去。

譚余保他們走後,陳洪時又把白區工作部部長劉炳高派往萍鄉一帶做群
眾工作,把曠金媛派往攸縣溫水地區工作,還把幾位女同志如易湘蘇、段初
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員家中。1935 年6 月上旬,他自己便帶著老婆張運秀、
秘書長龍承緒和醫生及特務班的人員共十二人離開太平山來到萍鄉、攸縣邊
界的蛤蟆山。6 月14 日陳洪時便在老家萍鄉投敵叛變。

當時任秘書長的龍承緒有個回憶,較詳細地描述了陳洪時叛變的經過,
文中這麼敘述:

譚余保走後,陳洪時帶我們在南山住了五天..農曆初五這一天,陳洪
時帶領我們從太平山的茅棚裡出發,到了離茅棚不遠的一個姓龔的家裡吃中
飯。中飯後,陳洪時找到我和譯電員,說這次行動是到萍鄉去組織省委,轉
入城市地下活動,並要我和譯電員就地留下,等萍鄉那邊搞好了再下山去萍
鄉。於是..我倆被留下,當天傍晚,陳洪時便帶著他的妻子張運秀、特務
班長、醫師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鄉陳洪時的家裡。

農曆五月初十晚上,陳洪時便派了一個便衣到了龔家。便衣說是陳洪時
要他來迎我們去的,說那邊已經搞好..

這天晚上,我倆在便衣的帶領下,連夜往陳家趕,天亮時到達..吃完
飯,陳洪時叫我、譯電員、醫生及特務班長、士兵等一起談話。陳洪時說:
「紅軍離開這裡很久了,我們在這裡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
只有向國民黨投降。」

十一日,在陳洪時的家裡殺了豬,擺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們外,
還有..國民黨政府官員。早餐後,國民黨政府派了兩個排的軍隊,一個排
陪同我們步行到老關站搭火車到萍鄉,向萍鄉縣政府投降。另一個排則留在
陳洪時的家裡,進行保護工作,深怕譚余保派紅軍來抄陳洪時的家。

我們到達萍鄉的第二天,危宿鍾(萍鄉縣長、江西省第二區「剿共」司
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專員)便專程去南昌請示我們投降的有關問題。
等了二十多天,卻未見危回萍鄉。據招待員說,我們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陳是中共中央委員、湘贛省委書記,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輝也處理不了,
要報告南京政府才能解決..

後來,陳洪時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蔣介石親自過問,並電令危宿


鐘,准委陳為湘贛邊區上校招撫員,留在保安四團工作。陳洪時便鞍前馬後,
極力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效勞,天天帶著地方保安團隊反動武裝上山「清剿」
紅軍游擊隊,並專做「招撫」工作。

陳洪時就這樣叛變了。長征途中的任弼時同志知悉陳洪時叛變後,曾沉
重地對肖克、王震、張子意等同志說:「譚余保同志當時就不同意陳洪時留
下,我們沒有聽他的意見..」

由於陳洪時的叛變,中共湘贛省委原來的「三巨頭」到現在只剩下譚余
保一人。湘贛邊區各地黨組織也都被破壞,湘贛的革命鬥爭陷於混亂、潰散
之中,湘贛地區的革命火焰行將熄滅!

然而,湘贛蘇區這面紅旗是歪而不倒,最終卻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贛省蘇維埃主席譚余保。

太平山常委會以後,譚余保和政治保衛局局長劉發雲就往湘南尋找蔡、
方部隊。6 月20 日,他們來到了茶陵縣堯水花棚村邊的山上。劉發雲借口回
家看看,便一去不復回了。譚余保意識到南下

的行動已經暴露,同時又擔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機關,於是日夜兼程趕回
武功山。當他在棋盤山與茶攸蓮縣委書記吳金蓮會合後,才得知省委書記陳
洪時已經叛變投敵。於是他就留在棋盤山,並派吳金蓮下山,聯繫失散的同
志。7 月,譚余保主持召開了湘贛省委緊急會議,這就是有名的湘贛邊「棋
盤山」會議。這次會議宣佈撤銷原省黨政軍機關,成立了以譚余保為書記的
臨時省委和以譚余保為主席的省軍政委員會、以曾開福為司令員的游擊司令
部。新的領導機構重新確認了以武功山為依托,相鄰地區為迴旋開展游擊戰
爭的鬥爭戰略。

從此,湘贛邊區鬥爭走出低谷,由衰轉盛,一直堅持到1937 年抗日戰爭
爆發。1938 年2 月,湘贛邊區游擊部隊改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一大隊,奉命開
赴抗日前線。

1938 年9 月,在湘贛蘇區堅持鬥爭十幾年,時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
的譚余保趕赴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由於肺病發作,留下療養,並
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解放以後,譚余保先後擔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
監委主任、省紀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副省長等領導職
務。1963 年,調任中南局監察組組長兼中南局常委。1978 年當選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常務委員。1980 年1 月,譚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極富傳
奇色彩的光輝人生歷程。


第十一章中央蘇區慘烈大突圍

項英,唯一留下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4 年5 月書記處會議後不久,項英便知道主力紅

軍將實行「大轉移」。但什麼時候走,誰去誰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
月下旬,項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閩贛前線巡視。此前,張聞天曾在閩贛巡
視,項英此行是接替張到閩贛巡視,幫助工作。與項英同赴閩贛巡視的還有
毛澤東的胞弟、中華蘇維埃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的主要任務是督促
徵糧、擴軍工作。9 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項英忽然接到中央電報,要他速回。
他策馬疾馳,星夜兼程,趕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單獨找項英談
話。

「項英同志,前方情況怎麼樣?」

出乎博古的意料,項英的回答及表現的神色竟然是那麼樂觀。「前線將
士很英勇頑強,誓死保衛蘇區的決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
絲慰藉。

停頓少許,博古把話題一轉,把這次談話的中心意思說了出來:

「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保衛蘇區,近期主力紅軍將離開中央蘇區,
尋求外線作戰。中央決定,留下一部分部隊牽制敵人,保衛蘇區,同時決定
你留下來,領導蘇區的鬥爭。」

項英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因為中央高層領導誰去誰留的問題,博古沒有
提到政治局會上討論,也未征過他本人的意見,這兩個月以來,他一直在前
線巡視。項英為之一怔,的確感到突然。從博古鄭重的語氣中,他感到這已
不可能改變。

博古望著項英,等待著表態。

雙方目光凝視,一陣沉默。

「我沒有意見,服從黨的決定。」項英堅定地表示。項英的回答,令博
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項英的手,信任地說:「項英同志,你肩上的擔子很
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來,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項英是留下來主持工作的最佳
人選。

1937 年4 月,繼埃德加·斯諾之後,斯諾的妻子尼姆·威爾斯也到陝北
採訪,她後來寫成了一本《續西行漫記》。她未能見到項英,但在陝北的項
英的戰友們向她介紹了這位傳奇式的領袖人物。

尼姆·威爾斯是這樣描述項英的:

項英,從前一個武漢工人領袖,據說是共產黨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
作為一個兼具軍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澤東並肩的。有人告訴我,「他
在共產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

現在四十出頭的項英,是最早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之一。他的父親在他孩
子時便死了,把孀婦遺落在極端的貧窮之中。她試當裁縫來養活她的孩子們,
兒女到山中去採集乾草和柴當燃料出賣。

項英十五歲做典當學徒,幾年後地位升高了些,學會稍能讀書。他敏銳


地自覺到自己是窮人卻幫助富有的重利盤剝者去剝削別的窮人的這一種矛
盾;大半便是這一種對於重利盤剝的不平的洞鑒,使他後來在一九二三年二
月七日平漢鐵路罷工的時候加入了共產黨。他即辭去典當夥計,離開湖北黃
吱縣他出生的鄉村,以便把全部時間貢獻給黨的工作。

雖然他據說外貌並不動人,可他有一種有力的個性,懂得怎樣

獲取社會一切下層階級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
在各種工會裡的黨的組織者,一九二六年是戰鬥的湖北總工會秘書,這工會
支配武漢區的工人運動。雖然向忠發那時是個工會的主席,據說工會的所有
計劃和政策,都是項英所草擬的,他以「向忠發的靈魂」而出名。一九二六
年末上海工人運動極度高漲的時期中,項英當上上海總工會書記,並是全國
總工會執行委員之一。那以後,他一向是中國同業協會運動方面最重要的人
物之一,做過支配這個運動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項英進蘇區時,他做政治局的委員,在蘇維埃政府中佔著負責的地位,
在紅軍主力於一九三四年離開南方去「長征」之後,項英留在後面,指揮一
切餘下的蘇維埃活動..

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除了毛澤東、朱德,就數項英在中央蘇區的時間
長。眼下,數十萬大軍如烏雲壓頂,人心思動。在這種情形下,誰願意留?
誰不想走?留下來,意味著死亡!

然而,項英卻危難受命留了下來。

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組成,
項英任書記。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還劃定瑞金、會昌、於都、寧都四個縣城之間的「三
角地區」,為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最後堅守的陣地。

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懷、董振堂、周昆、羅炳輝所屬第一、
三、五、八、九軍團先後撤出前線陣地,向瑞金、會昌、於都等地集結。周
建屏、楊英第二十四師和獨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團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
務。

1934 年10 月10 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發佈「大
轉移」命令。

命令指出:

「茲將軍委總司令部及其宜屬隊伍組織第一野戰縱隊與主力

紅軍組成野戰軍同時行動,即以葉劍英同志任縱隊司令員。」

第一縱隊下轄彭雪楓、羅彬、武亭、陳賡和宋任窮領導的四個梯隊。博
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編在這個縱隊,鄧
穎超、康克清以及電台、幹部團也編在這個縱隊。

與此同時,又編了軍委第二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隊,
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李維漢任縱隊司令員兼政委,
鄧發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張宗遜為參謀長。

第一縱隊代號「紅星縱隊」,第二縱隊代號「紅章縱隊。」

10 月10 日下午5 時,「紅星」縱隊第一、第四梯隊率先由梅坑、九堡
等地向於都進發。

前所未有的長征開始了!

「三人團」中,李德走得最遲。他還應項英之約留了下來,作了一次深
深的長談。


談話只有三個人:項英、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李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當中央縱隊從瑞金附近的禁區出發時,項英約我進行一次個人談話。因
此護送我的人員就落在後面了,第二天才趕上了縱隊。中央縱隊像所有的長
征隊伍一樣,也只是在夜裡、在黑暗的籠罩之下行軍。同項英的談話幾乎進
行了一整夜,伍修權擔任我們的翻譯,留守部隊的指揮員陳毅沒有參加,除
了我們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

項英顯得非常樂觀,雖然蔣介石這時已經開始了新的「圍剿」,並且於
我們的獨立部隊在各處只能與敵人進行周旋,粵軍此時在南昌也同樣加緊向
前推進,兵臨會昌城下,他仍然認為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並非不利。未被敵
人佔領的連成一片的蘇區還有兩萬五千至三萬平方公里,另外還有一些是被
敵人或多或少截斷還存在的蘇維埃地方政權的「島嶼」。把這些地區都算在
內,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萬人。當然也應該估計到,這個數字會相當快地
減少下

來,因為可以肯定地說,進攻的敵人不僅會佔領和「清洗」少數還掌握
在我們手裡的縣城和所有比較大的村鎮,而且也會把沿途的村莊和這個地區
中心的富庶平原掃蕩一空。然而,項英並不氣餒。一、兩個星期以來,所有
危險地區的撤退工作已經在進行。民政機構、幹部和儲備物資都轉移進了難
以通行的山區。自願跟隨他們撤退的還有老百姓中最有覺悟,特別是參加了
地方自己組織的那部分人。當然,項英對遲早會來的經濟困難,也感到頗傷
腦筋。

那天晚上,項英在談話中對老蘇區的鬥爭前途是多麼樂觀,可是對共產
黨和紅軍的命運又是多麼憂慮。顧及到我們是通過翻譯進行交談,因此他在
談話中選詞是十分謹慎的,他特別對瞿秋白重病臥床必須留下感到非常惋
惜。

無疑,項英的「樂觀」是不切合實際的。後來,項英在反省這段歷史時
這樣說:

當時我們接受黨中央給予的訓今,執行保衛蘇區的任務,可是沒有明確
的、深刻的對當時的環境情況和整個鬥爭的前途有一個正確的估計,以為野
戰軍出動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蘇區,必然使中央蘇區的周圍環境有個大的變
化,進攻的敵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這樣便於我們戰勝敵人的進攻。我
們估計敵人只能佔領大的圩場和城市。最低限度我們可保持許多不相聯繫而
偏於鄉村的蘇區,準備在適當條件下配合野戰軍舉行反攻,恢復被敵佔領的
城市和己失的蘇區。因為這樣的估計和認識,自然不能正確地決定我們整個
方針。

因為對鬥爭形勢估計有了錯誤,就不能迅速轉變我們在軍事上群眾鬥爭
上應有的轉變,以迎接新的鬥爭,必然照舊繼續過去大規模的作戰方式來反
對敵人的新的進攻。游擊戰爭的口號雖然叫得很響,但真的游擊戰鬥沒有在
各地廣泛發動起來,這樣在敵人新的進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斷的打擊和損失。

在軍事上,正因為對鬥爭形勢的估計有了錯誤,必然使游擊戰

爭不能正確地實際地開展起來,對於群眾的游擊戰爭的領導和發動更是
差得很。雖然我們己放棄了陣地防禦戰轉變為運動戰,放棄了李德的「短促
突擊」戰術轉為游擊戰術,但是在總的方面仍然是採取大兵團的作戰的方針,
實際上是消極的防禦。


1937 年11 月7 日,項英到達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會議作
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報告詳細地匯報了堅持三年游擊戰爭
的過程,並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嚴於律已的精神,總結了經驗和教訓。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對於南方區游擊工作的決議》,指出:

項英同志及南方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後,在極其艱苦的條
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
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
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
個極可貴的勝利。

決議還強調指出:

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鬥爭
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
的模範。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學習這些同志的模範。

10 月10 日,陳毅才知道「大轉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項英顧不上徹夜未眠的睏倦,便立即到中央醫院探望陳毅。

陳毅是8 月28 日在興國高興圩戰役中坐骨中彈負傷的,他當時任紅軍西
方軍總指揮和江西軍區司令員。起初陳毅認為自己的傷情無關緊要,便在前
方野戰醫院治療。不幾天傷勢驟然惡化,幾乎不能下地,由擔架抬到了瑞金
梅坑中央總醫院。那兒住的,全是

從前線下來的省軍級高級幹部。

轉到中央醫院,雖說比野戰醫院強多了,但當時戰爭環境,條件很差,
醫院雖有X 光機,但沒有發電機,照樣開不了刀。陳毅住在中央醫院個把月,
但一直未能動手術,彈片在體內,傷勢總不見好轉。

中央醫院離中共中央機關僅兩百米,陳毅住院這麼久,始終都未見中央
主要負責人來看望過。在博古眼裡,陳毅是毛澤東路線的

人。

陳毅跟隨毛澤東可謂久矣。1928 年3 月,他與朱德領導湘南暴動上了井
岡山。朱毛會師成立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
主任兼第十二師師長。在紅四軍中,陳毅的地位僅次於朱毛。1929 年1 月,
他與毛澤東、朱德向贛南閩西進軍,創建中央根據地,含辛茹苦,功勳卓著。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陳毅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陳毅成了毛澤
東忠實的戰友和毛澤東路線的堅定執行者。

紅軍主力「大轉移」,博古、李德把陳毅留下來,借口很簡單,負了傷,
行動不便。但同時還有一種考慮,項英政治上領導,軍事上畢竟有些欠缺。
陳毅雖身負重傷,但打仗有一套,在蘇區很有影響。他留下來,有一定的號
召力,也可穩定人心。博古、李德對陳毅也有顧忌:他畢竟與中央路線不合
拍,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他不放心。所以,中革軍委離開了,成立了中央軍區,
統帥留守的所有紅軍及地方武裝,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未能掛職。

「大轉移」前夕,陳毅就有所察覺,因為總醫院也動起來了,醫療設備
開始裝包打捆,不遠處的中央機關的東西搬進搬出,忙個不亦樂乎。

陳毅對病友們說:「可能有大動作。」

陳毅正式得知「大轉移」的消息,是10 月10 日,即中央機關撤出梅坑


往於都進發的當天。代表中央來看望陳毅並通知他的是中

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

周恩來對陳毅說:「中央決定自下你堅持鬥爭。你鬥爭經驗豐富,特別
是有井岡山鬥爭的經驗和蘇區幾次反『圍剿』的經驗,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
眾,依靠黨的領導,堅持到勝利。」

周恩來還告訴了陳毅中央的決定:中央和軍委撤出後,在蘇區成立中央
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委員瞿秋白、陳毅、陳潭秋、
賀昌。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台。

項英在送走李德後,便急匆匆地趕往醫院去看陳毅,他知道陳毅是員戰
將,想看看陳毅對今後有些什麼想法。

項英對陳毅很熱情,問長問短,親自端水送藥,十分關切陳毅病情,並
囑咐院長用最好的藥。項英對陳毅說:「你的病好了以後,我們一同大干一
場。」

陳毅第二天就被項英派人用擔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機關。

然而,項英沒有料到,陳毅對時局的估計與他相去甚遠。

當天晚上,項英在中央分局會上傳達中央的部署和討論今後鬥爭問題
時,就與陳毅發生了意見分歧。

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有第二十四師和獨立三、七、十一團;江西軍區一、
二、三、四團;贛南軍區六團;閩西軍區三個團;楊、贛軍分區十三團以及
登賢獨立團和各縣獨立營共一萬六千餘人。

項英熱衷於大兵團作戰,他主張「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還提出「准
備配合紅軍主力進行反攻」。在項英的計劃中,除了擴充隊伍,大擺攤子外,
還打算搞軍事學校,搞兵工廠,一切如同過去,企望再搞起一個大的根據地。
他不願意把得力的幹部分配給地方,不願把比較像樣的武器裝備分配給地方
部隊和游擊隊。相反,他主張把地方游擊隊改編成獨立團,將勉強出院的傷
病員,都充實到紅二十四師主力部隊。項英說:「我們有主力二十四師,再
加上獨立團,這十多個團可以消滅敵人一個師。」

項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說了很多,談得很樂觀,似乎看見

了不遠的勝利。

與其相反,陳毅倒把困難想得很多,把局勢看得較嚴峻。

陳毅提出要改變舊的鬥爭方式。「過去是大規模的根據地,擴大紅軍,
突擊徵糧,從上面佈置,貼標語口號,出版報紙,發佈新聞,大兵團正規作
戰,地圖上作業;設醫院兵站,積草囤糧;政府攤開辦公,門房收發,簽字
收據,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來,一印好多本發下去;開會要一個星期、
十天,一個負責人報告要三天三夜,從國際形勢談起..這一切都不行了,
全要收起來。大家全部脫下軍裝,穿上便衣,背起快槍,打游擊去,讓敵人
找不到目標。地委、縣委就是指揮官、游擊隊長。三三兩兩,七個八個,搞
他幾百支、幾千支游擊隊,看你怎麼抓得完?我們打麻雀戰。麻雀幾十群、
幾百群,你能消滅一群,不能消滅幾十群、幾百群。」

陳毅對野戰軍勝利班師不抱希望,他認為野戰軍到湘南站不住腳,到湘
西也站不住腳,到貴州也站不住腳,到雲南到四川甚至更遠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聯繫不上的,只能依靠我們自己。敵人幾十萬大軍
緊緊盯住野戰軍,能夠不被消滅就算好了。他們管他們,我們管我們。

陳毅還提出,把第二十四師和獨立團分散到各縣去,作為游擊戰爭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擊的黨的高級幹部轉移出蘇區。

陳毅的一番話,令項英很不高興,認為完全是「失敗情緒」。作為第五
次反「圍剿」前期作戰的主要指導者之一,項英當然懼怕別人說「失敗」兩
字,他責備陳毅說:「你情緒不好,悲觀失望。」

陳毅不服氣,說:「我對革命從不悲觀失望!承認失敗並不是悲觀失望,
而是政治上堅強的表現。」

見陳毅這麼說,項英問道:「你想走嗎,離開中央蘇區?」

「我現在不作這個打算。」陳毅說,「我只希望傷口好起來,反正中央
蘇區搞垮也不是一兩天的事,起碼也要兩三個月。我的傷好了,能走路,能
跑,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陳毅又說:「我不走,中央有任務我要留下來,總能起到一些號召作用。
中央蘇區留下了一萬多名傷兵員,我也是其中一個,我留下來,傷員們也就
沒話說了,我畢竟是高級司令員呀。」

顯然,陳毅的觀點已經完全改變了中央賦予中央分局的「訓令」使命,
項英不敢貿然表態。

黨的紀律是下級服從上級。項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分局書記,陳
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中央蘇區的決策權由項英說了
算。

1934 年10 月20 日,項英在《紅色中華》第243 期上發表題為《開展廣
泛的群眾游擊戰爭保衛中央蘇區》的文章,號召蘇區軍民「全體武裝起來,
組織游擊隊,加入游擊小組,發展最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勝利地保衛我們
中央蘇區」。

就在中央紅軍主力突破粵軍信豐、安遠及王母渡封鎖線的第二天,項英
接到中革軍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
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

龔楚,廣東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過湘南起義和井岡
山的鬥爭。1931 年底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先後擔任紅七軍代理軍長,紅獨
立二師師長,粵贛軍區司令員,贛南軍區參謀長、司令員。後於1935 年9
月叛變投敵,率國民黨軍偷襲中共贛粵邊特委機關,製造「北山事件」。全
國解放前夕逃離大陸赴香港等地從事反共活動,晚年從香港返回廣東老家定
居。

天如人願,陳毅在動過手術後好得很快。幾天後他就能拄著拐棍到處走。

陳毅主持召開了中央政府辦事處會議,辦事處副主任梁柏台參加了。各
蘇區省委、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因戰事緊迫來不及趕到瑞金的雲石山。因
此,與會者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和瑞金、西江縣主要負責人。

時任瑞金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邱進桂回憶說:

「陳毅同志對我們大家說:五次『圍剿』,敵人改變了戰術,用烏龜殼
戰術對付我們。我們現在沒有打破敵人的『圍剿』,紅軍主力要轉移,要到
外線去打擊敵人。大部隊走了,但蘇區還在,省、縣、區的黨組織還在,蘇
維埃政府也還在。敵人要進攻我們的,瑞金將會由福建的敵人來佔領。將來
蘇區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戰軍出動後,敵人將主要兵力對付野
戰軍,我們蘇區的壓力就小一點,這就可能存在蘇區。敵人來了,我們就要
同敵人進行遊擊戰爭。陳毅同志告訴我們:我們蘇區還有四個軍區,還有一
萬四千枝槍,有一個獨立二十四師,江西省、福建省、閩贛省、贛南省都有


獨立團,各縣有獨立營。我們完全能堅持同敵人進行鬥爭。陳毅同志鼓勵我
們這些留在中央蘇區鬥爭的同志,要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的,敵人是一定會
被我們打敗的。這次會開得很簡短,大約只有個把鐘頭。開會的時間是10
月下旬。這時野戰軍己出動,這次會議的第二天,中央政府辦事處就遷到了
於都縣寬田的龍泉逕。」

陳毅對局勢有種不祥的預感,他對中央政府軍事工業局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賴紹堯說:「老賴,你還是在軍事工業局負責,但是不要像過去那樣搞廠
子嘍,必要時兵工廠還要毀掉。機器可是要保留嘍!」

遵照陳毅的指示,賴紹堯將兵工廠、被服廠、衛生材料廠、印刷廠的許
多機器陸續埋在於都寬田一帶,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陳毅回憶說:「曉得
中央蘇區要被敵人佔領,就抬著機器跑幾十里,到山裡挖個窟窿埋起來,還
要動員,不要洩露。我還親自指揮把鎢砂埋在水田里。那時已是11 月,已經
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鎢砂包起來埋進去。還對老百姓說,無論如何不
要講,這是革命的財產。」

軍事工業局不久自行解體。賴紹堯從中央局級幹部被調到瑞金、會昌邊
獨立營擔任營長兼政委。這個獨立營1935 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堅守瑞金銅缽
山區。賴紹堯回憶說:

「實際上,這時形勢已經很緊張了。瑞金縣城已經失守,銅缽山

被四面圍困。按照實際情況,這時獨立營應該突圍到敵後去活動,開展
游擊戰爭。但是,我作為獨立營長,機械地執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結果獨立
營很快被敵人打垮,銅缽山也失守了。我與組織失去了聯繫,同兄弟部隊也
失去了聯繫。後來我轉移到崇義、上猶縣一帶去尋找組織,但沒有找到。」

賴紹堯,湖南汝城人,1926 年參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縣農民自衛軍大
隊長、中共湘粵贛邊特委書記、崇義縣委書記、南康和信豐赤衛隊總隊長、
紅四軍十三師團長、團政委、紅軍殘廢醫院院長兼政委、中華蘇維埃郵電總
局局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熱河省郵電管理局局長。建國後曾任江西省財政
廳、交通廳廳長、省經委黨組副書記、省政協副主席。1992 年於南昌病逝。

慘敗面前,項英終於實行戰略轉移

主力紅軍轉移後,國民黨除薛岳、周渾元十萬大軍追擊外,其他各縱隊
二十萬人依然留在中央蘇區,由陳誠指揮組成「清剿」軍。陳誠對蔣介石說:
「中央蘇區必須徹底蕩平,不然後患無窮。」

1934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23 日,陳誠軍相繼佔領寧都、瑞金、於都、
會昌等中央蘇區中心區域的縣城。

攻佔瑞金縣城的是敵東路軍李默庵第十一師。1935 年1 月,國民黨第十
一師特別黨部編輯的《收復瑞金紀事》中這樣描寫此戰的經過:

長汀克復後,本師回駐蔡坊,構築河田黃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總
司令電..第十、第三十六兩師歸李師長指揮,收復瑞金等因;於是定八日
第十師集結長汀城,九日第十師為第一線,先向古城前進,並以有力之一部
佔領古城西之大嶺隘,以為翌十日直下瑞金之準備。八日晚,細雨沉蒙,九
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奮前進。至九時,與偽古城獨立團溪口獨立營等股
匪在古城東之牛嶺接觸,

當擊攘之,斃匪百餘,獲槍數十枝,旗幟戈矛無算。惟沿途要隘,均經


砍倒大樹又遍佈地雷以為障礙,行進頗為遲滯。

十日本師遂向瑞金前進,偽中央蘇區模範營、壬田游擊隊、九堡獨立團、
梅坑赤衛營,及昨日殘竄部隊共約人槍兩千餘,扼守大憐隘,頑強抵抗。經
數度衝鋒,始於晨刻攻佔之,殘匪向會昌於都方向逃竄。已刻我先頭第三十
旅克復瑞金,此淪陷五年匪之軍事政治中樞,進入於我軍之手矣。

攻陷瑞金,國民黨不可一世,《中央日報》作了大肆渲染,連篇累牘。

敵人的戰略企圖是從北、東、南三方面向內收縮,以集團兵力據守各縣
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壘封鎖的辦法,將廣大蘇區分割成許多小塊,將紅軍圍
困在越來越小的地區裡,然後分割「清剿」,進而徹底消滅。

敵軍每侵佔一地,就進行絕滅人性的屠殺。捲土重來的地主豪紳、流氓
惡棍,組織了「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無數革命幹部和群眾
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慘絕空前。中央革命根據地被殺害的人數
多達七十餘萬!

就在瑞金失陷兩天後,留下來的唯一的紅軍正規主力部隊第二十四師,
從福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帶。這裡曾是中革軍委所在地。

紅二十四師原是羅榮桓等負責組建的。師長周建屏,政治委員黎林(主
力長征後由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楊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紅二十四師有三個團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團,每團有三
個營,武器裝備較好,兵員充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多次配合紅
一、三軍團作戰,有較強的戰鬥力。其中,溫坊大捷,與紅一軍團第二師一
道,殲敵近一個師,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後期作戰唯一的一個大勝仗。長
征時,紅二十四師作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

蘇區堅持鬥爭,可謂留守部隊中的「王牌軍」。後來,項英又決定將大
部分留守傷員痊癒者,補充給二十四師,全師有近六千人。

師長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縣人。早年投身滇軍,參加過辛亥革
命、護國討袁及北伐戰爭。1927 年春,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
昌起義。1929 年後歷任江西紅軍獨立第一團團長、紅十軍軍長,參與指揮贛
東北反「圍剿」作戰。1933 年1 月後,歷任紅十一軍軍長、紅七軍團第十九
師師長、紅軍獨立第二十四師師長等職,1934 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
央執行委員,率部參加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戰爭。身經百戰,屢
立戰功,可謂紅軍名將。

佔領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師氣焰囂張,趾高氣昂,繼續向會昌推進。

紅軍第二十四師指戰員,眼看「紅都」遭受敵人蹂躪,氣得直跺腳,紛
紛要求狠狠打擊敵人。

師長周建屏召開了團級幹部會議,他徵求大家意見,打,還是不打。與
會者都擦拳磨掌,說打。

項英也主張打一場大仗,他說:「要用勝仗來振奮一下蘇區群眾,提高
大家的信心。」

一場大仗就這麼定了下來,戰場選擇在了瑞金與會昌之間的謝坊,打擊
對像選擇了攻佔瑞金的李默庵師。

時任第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憶:

十一月二十二日,敵東路第三師由瑞金向會昌推進。軍區命令二十四師
趕到謝坊附近埋伏。會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裝也參加了伏擊。這次戰鬥
的戰場指揮是師長周建屏。但是,敵人尚未完全進入伏擊圈內(主要是福建


的獨立團未及時趕到指定地點),戰鬥就打響了。這在軍事上叫犯了「過早
突擊」的錯誤,因而未能全殲敵人,只消滅敵人半個旅,把殲滅戰打成了擊
潰戰。這次戰鬥雖然是我們勝利了,但嚴格說來不能算是大勝利,因為本來
可以消滅更多

的敵人。戰鬥結束後,中央分局給中央發了電報,說是打了一個大勝仗,
消滅敵人一個師,《紅色中華》報也發了消息。我在這次戰鬥中負責收容俘
虜。原來準備大量俘獲敵人,因為打成了擊潰戰,俘敵不多,只繳獲許多騾
馬牲口。戰鬥結束後,我挑選了兩匹騾子帶了回來。

謝坊伏擊戰,雖然打擊了猖狂囂張的敵人,振奮了蘇區人民的鬥志,但
同時也暴露了紅軍的實力。

項英開始認識到了「獨立作戰」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幹部派到各地區
去領導鬥爭。於是,張鼎丞、范樂春回閩西;鍾循仁回閩贛;胡海回東固;
李鶴鳴回公略。

當時,這種認識的轉變受到局限,還只限於地方,也還只是部分地區,
軍隊這一塊沒有動。項英後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才進一步認識到這一點:

這種轉變僅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師和幾個基於團,仍然採取大兵
團作戰方式,仍然進行消極防禦,阻止和破壞敵人對於『三角地區』築壘推
進。於是在丁陂戰鬥(即敵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線築壘)中,阻止築
壘敵人而受到一點損失。二十四師經常輾轉各地區待機,企圖截擊和阻滯敵
人築壘前進,但均未獲得成就。這時敵人已進佔於都並由嶺背向於都河上游
構築封鎖線以與瑞林寨銜接,便把我們的聯繫截斷了。

面對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陳毅一再向項英提出,把部隊分散打游擊,
但項英仍不同意。

項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師和其他獨立團分散打游擊,其指導思想,
還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運動戰,打正規戰,以重大勝利迎接
主力紅軍返回中央蘇區。

主力紅軍從粵軍陳濟棠部防地突破防線後,蔣介石十分惱怒,他責令陳
迅速向會昌進攻,截斷留在中央蘇區紅軍南面的退路。

粵軍頗能打仗。贛南紅軍和地方武裝曾幾次與之交戰,都退下

陣來。

為了鞏固贛南和保持會昌河兩岸的聯繫,項英決心集中紅二十四師與獨
立第三、第十一團,在牛嶺與粵軍打一仗。

然而,出乎項英的意料之外,牛嶺一戰,竟成為主力紅軍轉移後最大的
一次慘敗,也在周建屏輝煌的軍事生涯上投下濃重的陰影。

項英對牛嶺之戰追悔不已。他1937 年給中央政治局匯報時寫道:

斗嶺戰鬥是不應有的慘敗,而且是不應有的戰鬥。事前有偵察粵敵向牛
嶺坳一帶游擊(約一營到二營之數),準備在其附近埋伏或襲擊,可是部隊
到達目的地後,敵已回到約二十里地之牛嶺,這時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勞,
應該擇地宿營,再行偵察情況,決定行動。不料獨立團團長徐鴻這個冒死鬼,
要跟蹤追去。當時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負總指揮之責,也不考慮便隨意應允。
最兒戲的,一團埋伏於唐村至牛嶺大道旁打擊增援之敵,可是將兵力分散,
後來被敵各個擊破。進攻牛嶺的主力約四個團,到達牛嶺附近,也不將部隊
展開,仍以行軍縱隊(獨三團為前衛)直向牛嶺汗場衝去。敵人佔據房子不
動,等到我們衝到面前,敵人即以反衝鋒將全團衝垮。退回時自己將後續部


隊衝散,敵人跟蹤追擊,一直衝到指揮陣地。周建屏帶花,幸楊英率領直屬
隊頑強抵抗,才把敵人打退,收容潰兵,直到兩天之後才將全部隊集合起來,
可是已受了大的損失,以五個團兵力被一團上下之敵而各個擊破。這次打敗,
是我們紅軍空前未有的敗仗,而且絕對不應該打的敗仗,簡直是把打仗當兒
戲的必然結果。這一敗仗可以說動搖部隊作戰的信心,增強對廣東軍閥的害
怕心理,同時也成為我們結束大兵團作戰的最後一仗。

牛嶺一戰慘敗,項英對形勢的估計清醒了,不再那麼盲目樂觀,認識到
了局勢的嚴重性。

11 月底,項英召開中央分局會議,討論今後的鬥爭方針。

會上,陳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轉入游擊戰爭,不能再拖,二十四師要分
散,獨立團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給各地發指示,轉變鬥爭方式,準備大風
暴的來臨。

陳毅的意見得到中央分局絕大多數成員的贊同。

項英也終於同意了陳毅的意見,並要陳毅起草一個指示,以中央分局的
名義發下去,部署各地轉入游擊戰爭。

會議決定,中央分局只留項英、陳毅、賀昌三人保持領導,其他成員全
都分散到中央蘇區的各個游擊區。中央分局機關和第二十四師部分部隊,以
及贛南省黨政軍機關,迅速轉移到上坪地區。

危急時刻,遵義傳來一道電波

中央分局會議之後,中央分局只留項英、陳毅、賀昌三人保持領導,分
局其他成員和辦事處成員,均分赴各地領導鬥爭。

陳毅草擬的指示信已晚,局勢惡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轄的各省委已失去
聯繫。閩浙贛省方志敏的電台不通了,閩北分區委的電台也不通了。項英情
緒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與附近的贛南省委聯繫。

陳毅把瑞金縣委的負責人鍾得勝找來,和他進行了長談,說:「現在唯
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大山頭搞小組,分散打埋伏,到群眾中去奪自首隊的領導
權。地主回來了,你乖乖地在這裡,我們不動你,給你糧食,還可以利用地
主作掩護;如果他們不安分,就抓,要堅決把老窩搞掉。你們一定要躲到山
裡,在山裡睡覺,風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
無論如何不要脫離武裝,不要脫離高山大嶺。」

張鼎丞、鄧子恢根據中央分局會議決定,前往閩西。臨行前,陳毅對他
們說:「你們的老根據地在閩西,對那裡地形熟,在群眾中影響大,要盡量
堅持閩西的游擊戰爭,使江西方面的壓力減輕一點。」

張鼎丞等走得早,在敵尚未合攏之前就已轉移出江西,安全抵達閩西,
並在閩西地區堅持領導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被派出去的幹部還有:贛南省委書記鍾循仁調任閩贛任省委書記,阮嘯
仙從中央分局調任贛南省委書記。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將閩贛省委書記賴昌
祚調回任特委書記,並成立瑞西獨立營;派土地部長胡海回東固地區,任中
共公(略)萬(安)興(國)特委書記,派李鶴鳴到勝利縣負責;中共贛南
省委組織部長羅孟文到楊贛特委任書記,還從紅二十四師和獨立團抽調一些
軍事幹部,派到地方武裝加強領導。


主力紅軍轉移時,中央蘇區留下了近一萬名傷病員。到1934 年底,尚未
出院的還有六千餘人。在敵人包圍圈日益縮小的情況下,數千傷員集中在一
起是很危險的。中央分局決定,將傷員全部疏散安置。

紅軍主力長征後,蘇區成立了中央軍區衛生部。王立中任部長兼政治委
員,張凱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後,張凱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

張凱在回憶中寫道:

這批傷員共六千餘人,多數是重傷員,少數是輕傷員。他們分佈在中央
蘇區的於都、瑞金、博生(寧都)、西江、石城、寧化、長汀和後來成立的
瑞西等縣的紅軍醫院中。後來,這些醫院陸續向於都、瑞西、瑞金等縣集中,
因此大部分傷員也集中到了這些地方。

11 月和12 月初,也還較平靜,到了12 月底,敵人開始分區「清剿」。
這時,形勢就緊張了。我們預計到了這個情況,為了保護傷員,決定將所有
重傷病員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養、隱蔽,輕傷員則動員歸隊。

我們將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傷病員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都派有醫護
人員,他們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時,發給每個傷病員三個月的錢、糧和一
部分常用藥品,並向傷病員宣佈了紀律。

當時,我和陳毅同志一起到一個醫院對傷病員進行動員。陳毅同志自己
是個傷員,這時傷已快好了,離開了醫院,到了中央政府辦事處。

到了1935 年1 月上旬,所有的傷員都已分散到了於都、瑞金、瑞西以及
長汀、寧都等縣(主要是於都、瑞金兩縣)老百姓家中。

紅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負責了一些傷病員的安置,他在回憶錄
中說:

我負責動員的醫院,駐在一個三合大院的龍王廟裡,有四五百個床位,
幾百名傷員在這裡治療休養。為了配合動員疏散,工農劇社的同志也來了。

演出之前,我傳達了疏散政治動員報告。不一會,傷病員們轉給政治部
的意見就有幾百個,有毛筆寫的,有鋼筆寫的,大部分是鉛筆寫的。有的簡
單介紹了戰鬥經歷,有的在一張紙上寫著「立即上前線,保衛蘇維埃政權!」
兩行大字,下面簽上許多名,蓋上手印。連躺在床上的重傷員也表示死也不
離開部隊!這許多意見,表達了一個共同意志:為紅色政權戰鬥到底!

可是,這個神聖的意志,與殘廢的、不健康的身體相矛盾,與嚴重的客
觀形勢相矛盾,也與我來醫院的任務直接矛盾。我想這些傷病員都是忠實於
共產主義事業的,只要把道理說清,是能夠做通工作的。於是,我首先找到
周副團長,把政治部決定的疏散名單給他看,疏散名單包括醫院院長和政委,
周副團長排在第三。我動員他帶頭服從黨的決定,並一起說服別的同志。經
過反覆動員,周副團長思想通了。這樣,整個醫院的傷病員迅速疏散到了老
百姓家中,有些則動員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家鄉。

陳毅自己也是傷員。他拄著拐棍到醫院做動員,對前來幫助轉移疏散傷
員的鄉親們說:「這些紅軍戰士都很年輕,是革命的寶貴財富。你們把這些
同志抬回去,藏起來,掩護好,治好傷,給你們做兒子也好,做女婿也好。
他們的傷好了,多一個勞動力,也多一個報

仇的人。」

傷員們大多不願分散,說掛綵也要跟部隊上山打游擊。陳毅對他們說:
「野戰軍出征了,中央蘇區的局勢今後會很緊張,每個人都要做好準備。回
家種地也好,打游擊也好,在老鄉家養傷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許野戰


軍回來,蘇區發展了,你們再回來。」

蘇維埃政府和蘇區群眾對紅軍傷病員的轉移疏散和安置治療做了大量工
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縣委給各區鄉的一封信——關於保護和
安置傷病員事》這樣寫道:

縣蘇維埃為保護傷病員在群眾家裡安全休養及解決目前寒凍一切需要,
使其傷病迅速痊癒和恢復他們的身體健康,參加游擊工作,更活躍指揮戰爭,
勝利地消滅敵人的「清剿」,保障與鞏固蘇維埃政權,並保護工農群眾的土
地財產,生命及自由等..特別是砂星區的工農群眾更瞭解傷病員在前線犧
牲奮鬥的精神,所以該區的群眾很周到照顧傷員,競賽搞雞子與米果烹與他
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樣。盼望各區把這個精神提出會議上安置具體討論,並
經常檢查,發動群眾必須很好地保護和安置傷病員,特有如下指示:

(一)每個傷病員都要有一個火籠;

(二)每個人要有一床棉被,無棉被的以蓑衣單被代替;

(三)每五天洗衣一次,無換衣服的借衣裳給他穿;

(四)每三天洗湯(澡)一次,生瘡的每天一次或兩次;

(五)經常熱茶熱飯招待;

(六)過年發動群眾慰勞;

(七)每十天發動婦女兒童團慰問,支部書記參加;

(八)每個休養員要有一副單架,準備四個人無論任何環境不能使傷病
員受危險;

(九)十天召集組長聯席會一次檢查工作。

上述保護休養員幾點工作,望各區鄉接此指示後,立即遵照執行為盼。

項英和妻子張亮住在一位名叫謝招娣的農婦家中。中央分局機關也設在
這裡。

謝招娣回憶中這樣記述:

當時,項英住在我們新屋大廳右正房,有個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後來我
們才知她是項英的老婆,姓張,當時大家都稱她張指導員。張指導員會抽煙。
她有一個女孩子。

過春節時,我家做了一些黃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請項英夫婦吃米果,
喝茶,扯家常。我們扯得很親熱。為了答謝,張指導員送了一件上海買的毛
衣給我穿,還送我一件舊夾衫,項英同志則將一頂棉紗蚊帳和一床綢子被面
送給另一個房東鍾正予家。大廳由於是中央分局辦公的地方,平時不許我們
進去。過春節的這一天,我們要求到大廳裡殺牲口敬祖宗,結果被允許了。
項英同志笑話過我們。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們離開我們這裡,往白鵝梓坑方向撤走了。撤
走時,項英的老婆對我說:「同志嫂,這個女孩子送給你帶,以後我會寄錢
給你的。」我說,「哎呀,我自己現在也有一個小女孩,怕帶不了。」我沒
有接受,這個小女孩後來不知寄放在什麼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澤覃住在一個名叫謝帶發的農民家中。謝回憶:

何叔衡同志年紀較大,快六十了,滿口長髯。大家都親切地稱他「何老
子」。毛澤覃同志很年輕,身材高大,很喜歡和別人開玩笑。他喜歡騎馬,
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馬。有一次,他剛跨上馬,一個調皮的小孩就在馬屁股
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馬跑得飛快,毛澤覃卻沒有摔下來。

大概是元宵節那天,毛澤覃又帶了近百人從白鵝到井塘。還在白鵝的時


候,他就給我寄信,要我們做好中午飯等他們回來,毛澤覃來後,很客氣地
對我說:「同志嫂,搞碗子某來吃。」我給他煮了碗菜乾,還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興地給我五角紅軍票子。我不接,他

就說:「你不要錢,我就不要菜。」沒辦法,我只好將錢收下來。吃完
飯後還剩下一些菜乾,我說:「這點菜還有辣椒,你喜歡吃,帶去路上吃吧。」
午飯後,他帶著那些紅軍戰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們是向福建突圍轉移的。

井塘村是幹部南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來戶人家。中央分局遷
到此,與外界聯繫更加困難了。項英、陳毅和賀昌對外界情況的瞭解,大都
是通過無線電台。

還在瑞金時,陳毅就曾建議,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陳正人(江西省蘇
副主席)、周以粟(《紅色中華》主筆)等高級幹部和一些身體不好的年高
體弱者轉移到白區去,當時項英未能同意。如今,這些人隨中央分局轉至井
塘村,陳毅再次向項英建議,說應讓他們盡快走。項英考慮再三,終於同意
了。

隨同中央分局一起轉移的,還有謝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書長。項英和
陳毅決定,讓他突圍前往上海找黨組織。

臨走前,陳毅對謝然之說:「你去打埋伏,要立場穩,要準備犧牲,無
論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對你有好處,也有壞處,就是犧牲自己,你是中央政
府的秘書長,又是我們辦事處的秘書長,情況你都知道。」

然而,謝然之被敵人抓住就叛變了。他對敵人說:「項英眼睛近視,夜
晚不能走路;陳毅重傷,不能起床。你們只要進得快一點,這兩個人就能抓
住。」

敵軍的飛機撒下傳單:「你們的秘書長現已投誠,國軍給他很好的待遇。
現在項英不能走夜路,陳毅受重傷。你們要抓到項英、陳毅,賞大洋五萬。」

項英氣憤地說:「應該把他抓到槍斃!」陳毅則勸他:「不要。反正他
要投降就投降,要叛變就叛變,不要管他。槍斃也槍斃不了這麼多。共產黨
槍斃反革命也槍斃不完,反革命槍斃共產黨也槍斃不完。我的腳還能跑兩步,
他能把我抓到?共產黨員怕死還能幹革命?

共產黨員只要不怕死就有辦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給開除了!」

謝然之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後來,他當上了國民黨的宣傳部長。抗戰期
間,國民黨敗退到重慶時,他是三青團書記。在重慶,他擺了酒宴請共產黨
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沒有一個人去。解放前夕,
他跑到了台灣。

主力紅軍大轉移後,一路上被動挨打,沒有絲毫喘息之機,湘江戰役更
是元氣大傷,出師八萬,突破這道封鎖後,兵馬僅剩三萬。在這種自身難保
的情況下,自然無暇顧及中央蘇區的問題。1935 年春節過後,國民黨軍加緊
了對中央蘇區紅軍的「清剿」,局勢更加惡化。項英欲改變中央賦予中央分
局訓令任務,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請示報告中央,但均未見回答。

陳毅見中央總不復電,便勸項英不要再打電報,還是自己做主,但項英
聽不進。

就在項英2 月5 日又一次給中央發出電報後的深夜,一直守候在電台旁
的中央軍區情報科科長嚴重,突然驚呼起來:「信號,中央的電台信號!」

項英和陳毅都未睡著,聽見嚴重激動的喊聲,不約而同奔進機房。

嚴重一個字一個字地將電碼譯出:


(萬萬火急)項轉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軍委討論了中區的問題。認為:

(甲)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目前的困難是能夠
克服的,鬥爭的前途是有利的。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

(乙)要立即改變你們的鬥爭方式與組織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
適合,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
的。

(丙)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
組織之,項為主席,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略
戰術的基本方針。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

中央書記處

之後,中央陸續給中央分局發出指示。

2 月28 日,中央書記處致電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張國燾領導的
紅四方面軍,項英領導的中央軍區,正式傳達遵義會議決議。遠在中央蘇區
腹地、危在旦夕的項英、陳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澤東重新回到黨
和紅軍的領導崗位。

中共中央的電報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擴大會議大意如下:五次「圍剿」中黨的總的政治路線是
正確的。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
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
原則。

(二)敵人五次「圍剿」中採用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企圖
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材,緊縮蘇區,最後尋求我主力決戰,以
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禦(即
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去消滅
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圍剿」。

(三)然而我們卻以單純防禦路線,或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
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
純防禦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紅
軍受到部分的損失,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
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四)單純防禦路線企圖從各方面抵禦進攻敵人,而結果一方面也不能
防禦,給敵以各方面擊破的機會。怕敵人佔領每一地區與

城市,而結果卻不能不放棄整個蘇區。決戰防禦的目的首先是在尋找有
利時機與敵決戰以轉入反攻與進攻。在不利的情形下,應該拒絕決戰,主力
應退卻至適當距離或轉移到敵人翼側後方隱蔽集結,以疲勞敵人、消耗敵人、
迷惑敵人,使敵人發生過失與弱點,使我們在決戰中取得勝利。為了尋求有
利時機,就是放棄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蘇區的土地也是應該的。只要決戰勝
利,「圍剿」粉碎,那不但放棄的蘇區可以恢復,而且還可擴大。

(五)為了要從各方面抵禦敵人,所以單純防禦路線經常分散兵力,同
樣的也拒絕運動戰。這種分兵主義主要的一、三軍團的分散,使五次戰爭中
失去了許多勝利的機會。華夫同志短促突擊的理論實際上取消了運動戰。這
種陣地戰只對於敵人有利,對於紅軍是不利的。強攻敵人堡壘在目前技術條
件下是應該拒絕的。五次戰爭中輕易的強攻敵人堡壘,只是消耗了紅軍的有


生力量。(六)粉碎堡壘主義,在目前技術條件下,只有依靠運動戰,這即
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
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
單純防禦路線取消運動戰,就無法粉碎堡壘主義,甚至產生在堡壘主義下我
們只能取得小的戰術上的勝利的理論,這無異於向堡壘主義投降。

(七)對付敵人持久戰的方法,是在有利條件下堅決的迅速的勇敢的向
敵,人反攻與進攻,以粉碎「圍剿」。在不利條件下則可以以戰略上的退卻
避免戰鬥以保持紅軍的實力,等待與爭取新的反攻與進攻的有利時機。有著
堅強的紅軍,即使蘇區暫時受到損失也可恢復,而且也只有依靠紅軍,才能
創造新蘇區。同時為了進行連續的戰鬥,必須經常給紅軍以休養兵力與教育
訓練的時間。單純防禦路線一方面不能粉碎「圍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
生力量,正是敵人的持久戰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衝突是紅軍粉碎「圍剿」的重要條

件之一。十九路軍事變給了我們粉碎「圍剿」的有利條件,但我們在軍
事上卻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犯了原則上的錯誤。在決
定退出蘇區後,依然無目的地在蘇區內同敵人拚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
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與搬家式的行動,在於部中群
眾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
難,使所有部隊變成掩護隊。特別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的與有利時機同
敵人決戰原則上,而使自己處處處於被動地位,遭受敵人打擊,使原定目的
不能達到,紅軍大量減員。單純防禦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義,或者
是逃跑主義。

(十)決議更說到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所造成的不正常現
象。指出這種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一種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過
去書記處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是不夠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擴大紅軍與保障
紅軍的給養以及其他後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戰略戰術的直接領導,沒有
清楚瞭解戰爭的指揮關係於戰爭勝負的全局。戰爭指揮的錯誤,可以使最好
的後方工作化為烏有。但這一錯誤主要的負責者是博古同志,同時指出這種
錯誤對於博古同志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

(十一)決議最後說到日前的環境依然有利於我們創造新蘇區的。幾個
蘇區的變為游擊區,不過是整個蘇維埃革命運動中部分的挫折。這種挫折絲
毫也不足以使我們對於蘇革前途表示張惶失措。實際上帝國主義、國民黨就
是想暫時停止中國蘇革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的勝利,
中央紅軍在雲貴川的勝利,以及全國革命鬥爭,證明整個中國蘇革正在前進
中。同時在全黨前面提出了嚴重的任務,指出新蘇區的創造不是不經過血戰
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問題是用一切力量戰勝雲貴川滇以及蔣介石

的部隊。加強紅軍,擴大紅軍,發動與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瓦解白軍,
堅持中央蘇區、湘贛蘇區等游擊區域的游擊戰爭。正確的靈活的藝術的運用
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目前爭取勝利的戰鬥任務。我們相信,這些任務是
能夠完成的。因此我們必然勝利。

書記處

項英回電,表示擁護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

然而,圍繞遵義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所定性的「政治路


線」與「軍事路線」錯誤的問題,陳毅與項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爭論歸爭論,但當此危急時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圍,立即突出重圍,兩人
已達成了共識。

九路突圍,留下一串串血路

工農劇社一直是跟著中央分局走,從梅坑到寬田,再到井塘村,儘管前
方炮聲隆隆,但劇社依然走到哪裡唱到哪裡。劇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動的歌
叫「勝利的號炮」。歌詞大意是:紅軍主力不久就要打回來,敵人的進攻不
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號炮聲,表示革命不久就要勝利..

工農劇社隸屬於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趙品三),負責人是石聯
星,下分火星、戰號、紅旗三個劇團。

在井塘村,工農副社駐在中央分局對面的一個小山頭,站在兩個小山頭
上,若用哨子吹都能聽得見,但跑一個來回卻要兩個鐘頭。

中央分局會議決定突圍後,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起草了一個突圍轉
移的動員報告。賀昌把傳達任務交給了中央軍區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袁是
寧都起義的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後擔任過團長、特科學校政委和紅二十四
師政治部主任。全國解放後,袁曾

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農劇社,起草動員報告奮戰了一個通宵的賀昌
對他說:「劇團的孩子們太天真了,整天『勝利的號炮』(歌詞中的一句重
句)。你去告訴他們:我們中央蘇區的形勢是緊張的,任務是艱苦的,過分
樂觀的宣傳是脫離實際的。告訴他們,準備吃苦,準備爬山,準備背包袱打
仗..」

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突圍轉移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對紅軍的
戰略大轉移實行嚴格保密,根本沒有在蘇區軍民中進行思想動員。因此,在
蘇維埃政權下生活和戰鬥的人們,滿以為紅軍出征,也不過跟往常一樣,一
個月或兩個月,打了勝仗,帶著繳獲的武器和俘虜回來,開個祝捷大會,大
家歡歡喜喜。工農劇社天真的演員們,為此正努力創作,排演,操琴,練歌,
準備勝利後的演出。他們還不知道當時形勢的嚴重和緊張。

賀昌同志將這個任務分配給袁血卒,也有關懷他的意思,因為他愛人在
劇團工作。

中央蘇區的局勢十分嚴重,但一般蘇區的幹部群眾並不知曉,因為「內
幕」一直被掩飾著。「勝利的號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圍前夕,不明
真相的人們還在爭論這個問題。

陳丕顯回憶道:

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著走著,忽然聽到贛南軍區政治部的宣傳
鼓動員唐大炮的聲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戰士們說話:「現在正是國民黨政府
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最後一次決戰,等紅軍主力大捷,我們就要反攻。打到
南京去,直搗蔣介石的老窩!」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
己的話,他一轉身發現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緒顯得更加活躍。

戰士們紛紛圍攏前來,問這問那。有個戰士問:「敵人到底有多少?我
們能不能趕走他們?」唐大炮一聽這話就開炮了:「你這個腦袋我看要檢查
檢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敵人千軍萬馬,只怕自己腦


袋有問題。」

我開完會回到贛南軍區司令部,迎面碰到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蔡會文同
志對我說,中央分局昨天晚上開了緊急會議,反覆討論了中央指示,陳毅同
志說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圍,衝殺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
柴燒。項英同志已接受了陳毅同志的意見。

最後,蔡會文同志對我望了一望,像徵求我的意見似地說:「你跟我一
路走,你高興嗎?」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連說:「好極了,好極了。」

蔡會文,湖南攸縣人,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參加湘贛邊秋收
起義,隨部隊上井岡山。曾任工農紅軍第四軍連黨代表、支隊政委。1930 年
後任紅軍第一軍團第三軍政委,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湘贛軍區總指揮兼政
治委員,粵贛軍區、贛南軍區司令員等職。曾榮獲中革軍委頒布的二等紅星
獎章。

項英、陳毅等對集中在西江、寬田、井塘村的紅軍部隊和中央分局、中
央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及贛南省委機關直屬隊作出了九路突圍的計劃:

(1) 以獨立第七團隨李才蓮同志由會昌穿插封鎖線至汀瑞線邊轉至閩贛
軍區,進行遊擊戰,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領導和恢復該地一帶的游擊
戰。
(2)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隨陳潭秋同志到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在閩粵
邊堅持游擊戰;
(3)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汪金祥率領到尋南和平武一帶進行遊擊戰;
(4)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李天柱、孫發力指揮,依靠尋南原有的游擊
區向東江發展;
(5)以二十四師之二個連向雲南挺進游擊建立游擊區,並與信南遊擊區
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師之七十一團(約九個連)由龔楚、石友生領導由
安南經油山轉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師,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
(7)派獨立三團由徐鴻、張凱兩同志指揮並派在湘贛和湘鄂贛工作的同
志,過信河到湘贛傳達指示,留在該地領導遊擊戰。(8)留獨立六團在贛南
由贛南軍區蔡會文及阮嘯仙、劉伯堅同志領導指揮堅持游擊戰;
(9)中央軍區司令部直接統帥二十四師七十團,周建屏、楊英兼團長、
政委,在蘇區穿插游擊並與各蘇區取得聯繫和指導工作。中央分局項英、陳
毅、賀昌隨七十團行動。
大突圍就要開始了,人們即將離開中央分局,告別井塘村,各奔東西。
瞿秋白向項英提出,讓工農劇社三個劇團作最後一次會演。項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著涼雨,天氣特別寒冷,但井塘村卻火把通明,熱鬧非

凡。人們似乎忘記了數萬敵軍壓境的嚴峻形勢。
項英、陳毅、賀昌等中央分局和軍區的領導都冒著大雨與大家露天觀看
這最後一次演出。
演出的節目有《王大嫂》、《犧牲》等,編劇是蘇區著名的戲劇家石聯

星。
晚會由瞿秋白親自主持,他講了話,並給優勝單位頒發了獎
品。
兩天後,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張亮等一同離開井塘村,在一個排

的護送下,向閩西長汀轉移。然而,這一去竟不能生還。


韓進,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編委,長時間與瞿秋白共事,
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工作。數十年後,他依然深切地懷念瞿秋白同志。韓進在
回憶錄中滿含深情地寫道:

主力紅軍長征時,五個編委中,任質斌和徐明正兩同志隨主力走了,謝
然之後來叛變了,編委實際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報紙的工作由我們兩人
負責,當時也沒擴大編製,也不允許擴大編製,

增加人員。

記得我還寫了一首歌詞,題目叫《游擊隊進行曲》,歌詞分三段,每段
四句:我現在記得第一段是這樣寫:

我們不許一枝梭標不見血,

我們不許一顆子彈不中敵,

我們是工人農民的游擊隊,

高舉自己的蘇維埃旗幟!

這首歌詞在報上登出後,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說:「這個很好嘛!譜一
支曲子讓工農劇社的演員們去唱吧!」

我說:「我不會作曲,叫誰去譜呢?」

「讓崔音波同志給譜吧!」瞿秋白同志說。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個套間,他住裡間,我住外間,我們之間相處很
好,無話不談。當時他也受「左」傾領導者的壓制,但他始終沒有講過一句
對中央、對黨不滿的話。瞿秋白同志確實是個很好的同志。

2 月10 日,項英、陳毅、賀昌率紅二十四師七十團和中央分局、中共辦
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離開井塘村,經會昌白鵝轉移到於都南部禾豐
地區。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圍計劃,2 月中下旬,各路部隊分途突圍。

2 月21 日,項英向朱德、周恩來、洛甫報告了中央軍區各部突圍的近況,
請中央給予指示。

23 日,中央致電項英,給予指示,並要求「不應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
除項英、陳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陳毅
可獨立領導一個獨立團。」

但項英還是決定陳毅和自己、賀昌一起走,陳潭秋去閩西張鼎丞處指導
工作。

突圍,為時已晚。各部一出動,即遭堵截。北部陳誠部隊近十萬人由北
而南壓過來,南部陳濟棠部隊六萬人嚴加堵截,在於都南

部狹小地區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已不能
久留。

陳毅回憶此時情景時充滿悲憤:

四個月時間浪費了,弄得軍心渙散,軍隊瓦解,沒有戰鬥意志了。亡國
了嘛!人家萬里長征到少數民族區域,到了死亡邊緣,幾乎滅亡;我們這裡
也差不多到了滅亡的邊緣。這麼大的國家亡了。經歷了亡國的慘痛。中國這
麼大,卻沒有地方去了,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
這裡喊捉,那裡喊殺。咳,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遍野地
跑,沒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認識我,問我怎麼辦?說紅軍不該走,紅軍不


走不會是這個樣子。他們不知道紅軍不走也不行。動員他們回家,他們不回,
跟著隊伍走,越這樣,越影響隊伍。老百姓、傷兵大批跟著走,完全是敵人
手上的戰利品。真是一片國破家亡,很悲慘的景象。於是決定突圍。

突圍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蓮所率獨立第七團為第一路。第一路從瑞西的銅缽山區出發,原來
欲往閩贛邊突圍,可能的話轉至江西省委、省蘇所在地博生縣(今寧都)領
導該地區的游擊戰爭。但行至瑞金九堡時,部隊即被打散。李才蓮歷盡艱難,
收集潰部,好不容易與瑞西特委書記賴昌祚聯繫上,但即在一次突圍戰中壯
烈犧牲。

1986 年,當索爾茲伯裡寫作後來膾炙人口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
事》時,仍然對李才蓮其人其事不甚瞭解。後來,人們請教了國防部長張愛
萍將軍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丕顯,查閱了數不清的蘇區文獻和報刊,才略
微查詢到了李才蓮的身世業績。

李才蓮,江西興武縣人,192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首任少共上猶中心縣
委書記,廣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兒童局書記,1934 年接替張愛萍任少先
隊中央總隊長,紅軍長征後任少共中央分局書記等職。犧牲時年僅22 歲。其
妻池育華,自1933 年分別後再也未能相見。池已70 多歲,現仍在其家鄉興
國農村。

梁廣,當時任全總中央執行部的部長,他擔負著去上海為中央局搞電台
的特殊任務,要經過閩南交通線出海。因此,他隨陳潭秋一路突至閩西。

1979 年,梁廣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陳潭秋和譚震林帶了一個加強營,有四個連,戰鬥力比較強。大約是
春末的一天,我們從瑞金西南的一個地方出發。此時,敵已在閩贛邊境一帶
設置了重重封鎖線,用六個整團的兵力對我們進行前堵後追,我們每前進一
步,都要經過艱苦的戰鬥。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們僅有的一挺重機槍被打壞了,營長也犧牲了,
震林同志便親自指揮。晚上,我們突破敵人的防線。插進舊縣河南的一座大
山裡。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見五指。為防止暴露目標,行
軍一律不准打手電,我們一個接一個,摸著繩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
同志一腳踏空,嘩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時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見他渾身血
跡,左腳跌得趾斷、掌裂,耳朵也受了傷,他忍著痛,被我們攙扶著趕上了
部隊。

「根據情報,敵人正從四面包圍上來,處境仍然危險。潭秋同志與我們
商量,為了減少行動目標,決定分兩路走:一路由譚震林同志帶兩個連隨潭
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帶兩個連從大路穿插掩護,吸引敵人。結果,我們
這路先到預定的集合點。等了不久,譚震林同志帶著兩個連也趕到了,大家
很高興。

「又經過幾天艱苦行軍,我們終於到達永定赤寨,與張鼎丞、鄧子恢等
同志會合了。潭秋同志在那裡主持召開了有重大意義的閩西南軍政會議,研
究確定了游擊戰方針。」

在閩西隨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的
原福建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伍洪祥回憶說:

「在我們這塊游擊區裡,還剩有近兩個團的部隊和三個縣的蘇維埃政
權,處於分散混亂的狀態。在這嚴重關頭,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


召開閩西南黨軍政負責人緊急會議,宣佈成立閩

西南軍政委員會,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譚震林為副主席,統一領導
和指揮閩西南紅軍和各地游擊隊同敵人的鬥爭。這樣,就解決了分散、各自
為政的危險狀況。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勞和貢獻。」

國家政治保衛局中央蘇區分局局長汪金祥和原湘贛軍區副總指揮李天柱
各率紅二十四師的四個連,向尋烏南部突圍。1935 年3 月25 日前後,在安
遠、尋烏邊境清溪地區,遭粵軍獨立第四師堵擊。激戰三天三夜,部隊損失
慘重。汪金祥、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於月底到達尋烏南部山區。

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和二十四師七十一團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團從
禾豐出發突往湘南。3 月2 日到達信豐安息、極富;在極富遇敵激戰後,突
至信豐境內油山,其後轉至湘南。

毛澤覃率一個連於3 月中旬從禾豐出發,經會昌、白鵝、小密,到達閩
西,與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省軍區司令員龍騰雲等會合。一個月後,毛澤
覃在瑞金紅林山區不幸陣亡。敵軍從毛澤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澤東和朱德
的照片。

突圍前夕,中央軍區衛生部政治部主任張凱被調到獨立三團擔任政治委
員,獨立三團團長徐鴻,政治部主任陳鐵生。張凱在回憶中寫道:

陳毅同志找徐洪和我去談話交待任務,要我們立即去三團工作,準備分
散突圍。

中央分局原決定阮嘯仙同志隨我們團行動,後來因為他是贛南省委書
記,又決定他隨贛南省機關部隊行動,中央分局另介紹陳正人和彭儒同志同
我們走。陳毅同志在向我們交待任務時,反覆叮囑說,突圍途中可能遇到敵
人追擊堵截,要獨立自主地處理一切問題,並要與當地黨組織及根據地的游
擊隊取得聯繫,依靠群眾求得生存和發展。

我們接受任務後,立即就到了該團。這時,敵已向禾豐地區進攻,獨立
團的一部分隊伍正與敵接觸戰鬥。情況緊急,我們當即決

定全團分成兩路:一路由徐鴻率五個連,一路由我率五個連,從信豐至
贛縣王母渡、大埠間,渡信豐河,向南康、崇義、上擾方向前進,然後再到
遂川、寧岡一帶會合。我們的行動是很倉促的。我率的一路,從於都的小溪
出發,到達王母渡、大埠之間渡信豐河。由於敵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
未成功,損失百餘人,只好折回向南走。當時還擬從信豐、南雄之間插過去。
當我們經過龍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時,沿途均遭到敵追擊堵
截,部隊損失很大,到達安遠西南九龍蟑時,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後來又
轉到安遠以南山地,找到了安遠縣委書記杜慕南,部隊僅剩百把人。經商量,
我們決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隊進行整理,待後再去湘贛邊去,因而就在安遠以
南地區堅持游擊戰爭。這時,已是3 月下旬了。

由徐鴻率領的一路同樣沒能渡過信豐河,部隊損失更大。據有的失散人
員說,部隊被打散了,有的傷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麼地方
去了,都不清楚。徐鴻在戰鬥中不知下落。我們出動後就與中央分局和中央
軍區失去聯繫,以後一直沒能聯繫上。

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陳正人(解放後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書
記)隨獨立三團突圍,倖免於難。他1940 年在延安寫的《我的自傳》中詳盡
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1935 年春間,中央蘇區紅軍第二次突圍時,我那時還在病中,中共中央


分局項英同志因鑒於時局嚴重,在蘇區無法找得著養病地方,遂決定我和以
栗同志分赴白區休養,並決定彭儒(陳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
後干赴白區途中遭遇敵人犧牲。這個問題的決定和處理是經過了項英、陳毅
同志的。當時黨給予我兩年養病費,給彭儒一百五十元,決定我倆隨一部隊
化裝潛往白區。

我和彭儒於是年春間隨獨立三團出發,預計該部渡過信豐河,到信康贛
去。但沒有達到目的。我倆隨部隊折轉到安南縣委游擊區去,中間經數次激
戰,於尋安邊與廣東敵獨立第九師之一部打了

一仗。我軍敗退,彭儒於是役中被俘去。我們跟上了部隊。最後,我乃
與獨立三團政治部主任陳鐵生同志商量,由安遠鄉間化裝潛往白區,與陳一
新周時走,由一熟悉往廣東梅縣的挑夫引道,遂於1935 年夏安全到達梅縣,
後與陳一新經潮汕到達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後,經她哥哥彭瑛營救獲釋。陳正人便潛往彭儒家鄉湖南
宜章崎石鄉下養病。1937 年5 月,陳正人歷經艱辛,輾轉曲折,到達延安。

1935 年2 月下旬,紅軍九路人馬相繼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贛
南省兩路離開禾豐、轉往上坪山區。

3 月初,紅透了東南半壁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區域,只剩下
上坪山這麼個巴掌大的地方。

圍困上坪山的國民黨軍近五萬之眾,而此區域的紅二十四師七十團、獨
立團不過三四千人。陳誠打電報給蔣介石稱中央蘇區的「赤匪」已悉數被圍,
生擒項英、陳毅、賀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軍區決定,贛南省委、
軍區、省蘇及直屬隊突破封鎖,到以油山為中心的贛粵邊去。

贛粵邊於1934 年11 月經中共贛南省委、軍區批准,成立了中共贛粵邊
特委和軍分區。特委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李樂天,特委副書記楊尚奎。

李樂天,廣東南雄人。1927 年考入江西大余省立第十四中學。1927 年春
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 年2 月參與領導南雄縣農民武裝暴動,同年8 月任油
山游擊隊負責人。1930 年4 月任贛南紅二十六縱隊政治幹事。1932 年4 月任
中共南雄縣委書記,1934 年6 月任贛粵邊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2 月任信
康贛雄特委(後改贛粵邊)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1935 年3 月起,會
同項英、陳毅等,共同領導贛粵邊游擊戰爭。1936 年1 月在信豐小河鄉英勇
犧牲。

楊尚奎,江西興國縣人。1928 年參加革命,曾任興國縣委宣傳

部長、石城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粵贛邊
特委副書記,與項英、陳毅堅持了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建國後,曾任中共
江西省委書記、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等職。1986 年在南昌病逝。

3 月4 日,中共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和《紅色中華》、工農劇社等
機關部隊,在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省委書記阮嘯仙、省軍區政治部主任
劉伯堅率領下,開始突圍。

蔡會文在突圍前,曾作詩吟道:

連天烽火炮聲隆,惜別赤都情意濃。
重圍突破萬千重,揮戈直指油山中。

3 月4 日,贛南省的人馬剛出動,就下起了傾盆大雨。


根據蔡會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備重機槍連搶佔牛嶺制高點,拿下三
號堡壘。軍區司令部、機關和警衛連,編在隊伍中間;另一部兵力,在後面
擔任後衛和做收容工作。

天漸黑,山路崎嶇難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來,但沒有叫苦的。隊
伍到達馬嶺附近,已是凌晨3 點多鐘。稍事休整,吃了點乾糧,即投入戰鬥
準備。

東方剛露曙色,戰鬥就打響了。紅軍以猛烈的火力壓住敵堡壘,機關鎗
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先頭部隊如龍似虎,猛打猛衝,迅速越過了
牛嶺、馬嶺這兩道關口。

但是,省黨政軍機關在過時牛嶺時,遭到了敵人的伏擊。敵憑借優勢兵
力和堡壘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擊,彈如雨下。接著,堡壘後面的敵軍像
瘋狗似地猛撲過來,將機關的隊伍攔腰切斷。

牛嶺、馬嶺封鎖線的激戰異常慘烈,紅軍遭受了慘重傷亡,贛南軍區政
治部主任劉伯堅、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梁柏台等負傷被俘,省委書記阮嘯
仙中彈犧牲。

劉伯堅本來目標就不小,加上騎一匹白馬,更加引起敵人的注意。先是,
他騎的馬負傷,他迅速跳下來,帶著大家向敵人猛烈掃

射,一鼓作氣衝過了第一號堡壘和第二號堡壘。當他衝出山坳到達信豐
唐村時,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彈擊中,劉伯堅的子彈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敵
人的魔掌。

馬嶺、牛嶺之戰,前鋒與機關被斷成兩截,蔡會文萬分焦急,命令重機
槍連組成集中火力,用熾烈的火力從側背打擊敵人,接應機關和後續部隊,
無奈敵人如潮似濤,瘋狂而至,蔡會文高聲大呼:「同志們,快往這邊沖,
快往這邊衝!」

戰鬥一直打到天黑。蔡會文率領的前衛部隊突破了牛嶺、馬嶺封鎖區。

陳丕顯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天黑了,雨還在下著。像頭天晚上一樣,沒有一點星光,找不到任何可
以辨別方向的天然目標。

蔡司令員憑藉著風雨刮來的方向,看著指北針上微弱的螢光,來確定前
進的路線。我緊跟著蔡會文,幸虧他個子高,依稀看得見他的身影。我就跟
著他的身影前進。羊腸小道上滿是泥漿、斷樹、草叢和石塊,戰士們一路跌
跌爬爬地向前走去。

天亮時分,省委書記阮嘯仙的警衛員余虎帶來了阮不幸犧牲

的噩耗。

蔡會文望著遠方,臉色陰沉地輕聲說道:「聖地埋忠骨、浩氣貫長虹。
阮嘯仙同志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同我們永別了。讓他們留在革命根據地的
土地上吧!他們將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阮嘯仙,廣東河源人。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五四運動。參與
發起成立廣州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為廣州學生運動領袖。出席黨的
三大後,任中共廣東區委農運書記,同彭湃一起領導廣東農運。1925 年主持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 年在「五大」上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大革
命失敗後,參加廣州起義。六大時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1929 年從蘇聯歸國,
擔任過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要職。1931 年入中央蘇區,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
中央


執行委員,中央政府審計委員會主任。長征後,調任贛南省委書記兼省
軍區政委。
梁柏台、劉伯堅被俘,阮嘯仙陣亡,國民黨軍甚器塵上。《國民日報》
報道:

本月六日,在羅坑、金沙、石寮一帶,與偽贛南團及偽二十四師等匪相
遇,雙方激戰三日。直到九日,始將全部解決。查是役繳獲械五百餘枝,俘
匪七百餘人,中有偽中央委員兼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擊斃偽中央委
員阮嘯仙等。

廣東軍閥余漢謀,以此為資本,向蔣介石邀功請賞。他在1935 年4 月的
《綏靖公報》中寫道:

前經奉鈞署轉交下偽中央委員會佈告懸賞購輯案,當以途遠,押解恐有
疏虞,經本(三月)二十一日權予判處劉伯堅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驗正身,
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並經養法電請

蔣委員長

鈞座將阮劉兩犯獎金照案領發在案。理合將判處該劉伯堅等五名死刑並
執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後與阮嘯仙屍身相片,供詞備文呈請察核!俯賜准
予備案;並乞轉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核准依此給獎,以勵士氣,實為公

便!
謹呈
駐贛綏靖主任顧
附呈判處偽中央委員劉伯堅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後與擊斃中委阮嘯仙屍身

相片共一十四張供詞一扣。
駐贛第六綏靖區司令官余漢謀
與劉伯堅一同遇難的還有贛南軍區政治部秘書廖昔昆、獨立第十六團參

謀長陸如龍、中央政府辦事處交通科長連得勝、貿易局
會昌分局亂石採辦處營業主任王志楷等。
劉伯堅就義前,留下了氣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帶鐐行》:

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
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作。
帶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
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
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
拚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突圍時,《紅色中華》報社、工農劇社與贛南省機關的隊伍一起,被敵

隔斷突圍出路,絕大多數被俘或犧牲。
韓進回憶:
中央分局召開第二次會議後,陳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圍到上海去找黨,

同時安排突圍的還有趙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贛南軍區。

我們到了贛南軍區,突圍時被編在林華支隊。是蔡會文司令員將我們編
入這個支隊去的。林華是支隊司令員,支隊下面有好幾個連隊。我和趙品三
同志都化裝成紅軍戰士,因為沒有槍,手拿一支梭標。除林華知道我們的職


務姓名外,別人都不知道。我們從於都南部的山區出發,在安遠信豐交界地
區被廣東軍隊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聯星等都被敵俘虜。敵人要我們交槍,我
們就把梭標丟給了他們。敵人還從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雙
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後,押到信豐縣城,由於沒有暴露身份,所以後來也被當

作普通俘虜給放了。我們離開信豐經吉安、九江,輾轉到
上海找組織,但未接上關係。
支隊司令員林華,後來也在戰鬥中犧牲。抗戰時,韓進在山西遇見陳毅,

並匯報了林華的情況。陳毅說:「林華是個好同志。」
隨這一路突圍被俘的還有王賢遠,他這樣回憶道:
我當時任中央苦力運輸工會委員長,原先準備參加長征。後來,組織認

為我是贛州人,便於在當地工作,才決定我留在蘇區。

當時,我帶了一個中隊,任中隊長,陳友生任中隊指導員。我們的任務
是掩護贛南省機關部隊突圍,並在於都禾豐、黎村堅持游擊。在戰鬥中我們
中隊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們又在於都南部堅持了一個星期,最後,我也被
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敵人要我和劉伯堅、梁柏台同志對
質。

儘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在中央機關工作時經常來往,但
在敵人的法庭上,我們都裝做不相識。他們保護了我,我沒有文化,不出名,
敵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對質後,劉伯堅、連得勝等同志在大余犧牲了。但是,
我沒聽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開殺害的消息。

我估計,梁柏台是被敵人秘密殺害的。那時,賀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來
一次看報。她對我說:敵人的報紙上沒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沒有聽到他
在大余活動,一定是被敵人殺害了,而且是秘密

殺害了。
贛南省機關直屬隊一路,突圍時一千八百餘人,但後來隨蔡會文突圍出
來僅八十餘人。
數月後,蔡會文及陳丕顯等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抵達目的地

——贛粵邊特委所在地油山。
慘烈的突圍,蔡會文感慨萬千,賦詩兩首。
其一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絕。
休道人饑馬乏,
三軍心似鐵!
過關斬將敵膽寒,
破賊圍千疊,
指顧油山在望,
喜遂風雲合!

其二為《突圍行軍紀事》:
料峭春寒濃,
強敵跟蹤,



夜行山谷月朦朧,

林密坑深敵驚膽,

莫辨西東。

血染遍山紅,

士氣豪雄,

餐風飲露志若虹;

倦臥茅叢石作枕,

若醉春風!

項英、陳毅、賀昌所率中央軍區司令部直屬隊是中央蘇區九路突圍的最
後一路,他們離開於都南部上坪山區的時間是1935 年3 月9 日。

陳毅回憶當時的情景:

當時賀昌同志很急躁,項英同志很拘謹,他一定要發電報給中央(這一
點還是好的)。在那樣的情況下,無論如何要當機立斷。五路已經突圍了,
當天下午我們就要突圍。下午太陽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電報發出去。從早
晨發報,一直到下午4 點鐘才把電報發出,報告他們這個電台我們不能再維
持了,要轉入游擊戰爭。他一直呆在無線電台旁邊,隊伍在大路上等。賀昌
不能等了,他說他先走。我說你無論如何要過會昌河。你先過河掩護我們。
我們最後一批走,和項英同志一起走。他帶著兩個營先走了。

電報發完後,天已黑了,我們這才帶上一個營出發。一走就打上了,隊
伍全散了,營長也不見了。我抓住了一個排長,要他集合隊伍,搜集了二三
十人。我告訴他,天黑了沒有什麼關係,不要開槍,別打著自己人,等敵沖
過來再打。和敵人打了一陣,搶佔了一個山頭。這時項英又不見了,到處找
不到。這時看見山下莊子裡有電筒在照。那時蘇區沒有電池,我們沒有電筒。
我要守著隊伍,我一離開,隊伍要垮。

我告訴那個排長,那邊電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敵人,也可能是我們人來
聯絡。你帶兩個人去看看,可能賀主任(賀昌為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在聯
絡,問清了告訴我。不要慌,不要開槍。我們的任務是過會昌河,現在才下
半夜兩點鐘,三四個鐘頭天才亮。他去了。

全營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營政治委員還在。人們統統
到山裡頭做飯吃,等著會師。我分析敵人撲空後就會返回去,他們反革命不
是那麼積極的。他們到了幹部、瑞金還可以撈一把,那裡有鎢砂,有我們的
書籍、機器、印刷品等和糧食,他們可以發洋財。於是我們便休息,派人去
找項英,他是中央分局書記,眼睛看不到,給敵人抓去了可不得了。會昌河
邊還有槍聲,這個情報證明附近沒有敵人,會昌河有敵人,我很為賀昌同志
擔心。

天開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項英同志看到隊伍也回來了。我們估計敵
人起碼要在晚上才能夠來,我們可以休息。六點多到七點

鐘,部隊吃了飯睡覺。我和連長、排長開了個會,研究繼續突圍的問題。
下午跟賀昌走的人也回來了,說賀昌同志犧牲了。

原來,賀昌的隊伍出發渡過會昌河不久,就遭優勢敵軍的伏擊。部隊被
衝散了。在天門嶂山上,又遭到敵合圍。賀昌指揮部隊奮力突圍,行至曉龍
的歸莊,賀昌身負重傷。這時,敵軍愈逼愈近,叫嚷著要捉活的。賀昌高呼
「紅軍萬歲」的口號,將槍膛裡最後一顆子彈,射向了自己的心臟,顯示了
他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賀昌、阮嘯仙的陣亡、在陳毅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波瀾。陳毅當即寫了首
《哭阮嘯仙、賀昌同志》的詩:

環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
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
審計嘔心血,主政見威嚴。
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全。

賀昌,山西離石人。1921 年5 月加入共青團。1923 年7 月轉黨。早年在
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從事青年運動和工人運動,五大時被選為中央
委員。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任中共中央巡視員,先後主
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廣西黨組織,指導井岡山的鬥爭和廣西百色起義。1930 年
後任北方局書記、北方行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31 年到中央蘇區,先後任興
國縣委書記,河西道委書記,紅三軍團第五軍政委,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紅
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主力長征後,任中
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中區分會委員,協助項英,陳
毅領導南方老蘇區的游擊戰爭。

隨賀昌一起突圍的高級指揮員有周建屏(紅二十四師師長)、楊英(紅
二十四師政委)、李翔吾(中央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袁血

卒(中央軍區政治部敵工部長)、郭如岳(中央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
等。結果,楊英、李翔吾犧牲,周建屏負重傷,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憶:

3 月9 日下午3 時許,突圍開始了,賀昌、周建屏、楊英等所在的第三
大隊,先行從上坪山區出發。我和李翔吾帶第四大隊跟進。我們的任務是搶
渡安遠河,然後佔領會昌天門嶂山,掩護第三大隊和項英、陳毅同志。我們
出發時,項英同志正發電報。當天晚上,我們安全渡過了安運河,到達天門
嶂。我們過河後,敵發覺我們的行動,當晚封鎖了河道。這時,天下雨,河
水猛漲。項英、陳毅他們沒有追上我們,被阻在河西。我們在天門嶂停留了
一陣,但一直未能同項英、陳毅同志聯繫上。

在天門嶂山上,賀昌同志負了傷,誓死不當俘虜,用手槍作了壯烈的自
我犧牲。周建屏、楊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犧牲了。最後剩下我和
李翔吾、何俠、陳松林、廖得標、唐繼章、鍾偉生七人。我們被敵人發現了。
二百多「鏟共團」撲了上來,猶豫等於死亡!我向大家說:「為了革命,沖
吧!」廖得標第一個衝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彈,撲倒在地。李翔吾負傷了。
他勉強跑到山腳下,大聲喊道:「為革命流最後一滴血,同志們,前進吧!」
他就這樣,在傷勢嚴重的情況下,舉起手槍,自我犧牲了。

經過整整十五天,終於走出筠門嶺,來到廣東梅縣的衢潭圩。天大明了,
大家互相一看,只見每個人閃著通紅的大眼睛,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黑
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樣..我們這四個人,我、何俠、唐繼章、鍾偉生經過
千辛萬苦,終於勝利突出敵人的重圍,於1935 年3 月31 日早晨到了上海。
後來,我們接上了組織關係,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繼續戰鬥了。

唐繼章,一名死裡逃生的紅軍戰士。他當時在中央軍區政治部當通訊員。
解放後曾任江西省紅星墾殖場場長(享受廳級待遇)。他這樣回憶當年突圍
時情形:


我們百多人,牙沒沾米,口沒進水,頑強抗擊著敵人。直到天黑時,敵
人從三面上山包圍我們。在激戰中,有的同志英勇犧牲,有的被敵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戰士跟著李翔梧和袁政委兩位首長,最後就剩下我們七個人在
一塊了。

又過去了兩天,我們仍在原地打轉。這時,除了我身上背著的突圍前組
織上發給的兩包火柴、半兩食鹽、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銀元,供首長以防
萬一外,沒有任何可以充飢的東西。大家的腸胃,早被折騰得咕咕響了。我
們幾個年輕戰士還挺得過去,但看到兩位首長也同我們一樣嚼樹葉,心裡覺
得難過,真想去找點東西讓首長填填肚子。

晚上,我們五個戰士,都請求首長同意我們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長還
以為是我們年輕,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陳松林同志去執行這個任務。出發
之前,首長反覆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陳松林沿著溪水過了橋,朝對岸有幾間草房的地方走過去。不料,那正
是敵人的一個據點。敵人發現有人,就開槍射擊。陳松林不幸中彈犧牲了。
從此,誰也不再提起找糧食的事。

我們繼續突圍。來到一個山谷口,在朦朧的月光下,我們隱約看到谷口
有棵還沒長葉的樹,樹叉好像有個哨兵模樣的人,抱著槍在打瞌睡。袁政委
低聲說:「唐繼章、鍾偉生,你們爬過去,摸掉他。」

我和鍾偉生爬過去。我一看樹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著那個握槍的人。
猛然,一股冰涼的感覺,傳遍了我的全身。接著,一股臭味難聞的腹水,從
那人口裡噴了出來。這下我才知道,這是一具僵硬的屍體,而且是我們自己
的同志。我心裡一陣難過,小心地將屍體從樹叉上抱下來放在地上,向他深
深地鞠了一躬。接著,我們六個人就從那位烈士身邊走過。

一日清晨,我們又被還鄉團包圍。突圍時,一位同志犧牲,李部長腰腿
中彈。我和鍾偉生輪著半背半扶地護著李部長往前走。李

部長突然把我們推開,喘著氣大聲地說:「同志們,你們快走吧,革命,
一定會勝利的..」當時,我們感到很突然。當我們往前走了幾步,轉過身
要去扶他時,他已拔出手槍,對著自己開槍了。原來,他傷勢較重,怕拖累
我們,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當時只有29 歲。

李翔梧,河南洛陽人。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蘇聯學習,1931
年夏從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轉到中央蘇區,先後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宣傳處
副處長、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紅五軍團十四軍四十一師政治委
員、紅五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十三軍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敵工部
部長。

郭如岳是臨出發前被任命為紅二十四師七十團參謀長的,沒想到他的參
謀長沒作了幾天,便被敵軍俘虜了。命運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憶:

向天門嶂前進時,部隊遭到敵人的截擊,傷亡失散過半。第二天,敵人
派大部隊沿山腳形成嚴密的封鎖線。第三天,敵人開始清剿。山腳下到處是
密集的槍聲,我們部隊一面阻擊抵抗,一面向天門嶂退去,入夜,部隊傷亡
逃散已盡,只剩周建屏、楊英和我三人,連警衛員、勤務員、通訊員都沒有
了,我們只好在山頭上隱蔽下來。

突圍出發時,我們只帶了三天的乾糧。第四天,我們三人鑽進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聯繫。夜深了,槍聲停止了,我在茅草中來往摸
索著,低聲呼喚著「周、楊,我是郭..」一夜過去了,始終沒得到回聲。
山頂上,就剩下我一個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溝裡的水充飢,渾身上下無一絲氣力而被
俘。

被俘後的經歷,郭如岳這樣回憶:

一會兒,來了個軍官樣子的,問我姓名,職務,我說「姓郭,叫郭守康,
是士兵」。誰知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小孩從遠處望了我一會兒就走了。小孩
走不久,一個敵軍官走來對我說,「你不是士兵,你是

參謀長。」我沒作聲。他又說,「那小孩認識你。」我只好承認是參謀
長郭如岳。他接著說:「你們的政委楊英被我們打死了,頭割下來掛在那裡
呢。」

我在敵第八師師部關押了三個月。後來,敵人派專人將我押送到寧都,
1935 年期間送南昌。江西省保安處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我才被釋
放出來,我一直到處流浪、乞討,作短工、零工,也作過長工,解放前夕又
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陳毅同志當市長,我去拜訪陳毅。他將我介紹到九兵團任教
導團教育參謀。九兵團赴朝參戰後,我於1953 年轉業回到老家。

項英、陳毅率領的一個營,僅僅一個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項
英失蹤後又歸來了,陳毅總算放下心來。

賀昌所率先頭部隊失利的消息傳來,項英、陳毅放棄了與之會合的打算。
項、陳決定找贛南軍區去。項英、陳毅為了減小目標,決定分散開來,只帶
了三五個警衛員。

在深山中,陳毅遇到一個很面熟的人。只見他面黃肌瘦,光著腳拄著棍
子,頭戴一頂破鋼盔。

這個人見到陳毅,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跑到陳毅面前一個勁地哭喊:「首
長啊,首長..」

陳毅定睛一看,原來是曾紀才。陳毅在贛粵邊組建紅二十二軍時,他是
贛粵邊的一個區委書記。紅二十二軍離開時,他擔任新建的代英縣縣委書記。

陳毅書記安慰曾紀才,勸他不要哭。末了,又問怎麼跑到山裡來了?

曾紀才說:「我在代英當縣委書記,人家來檢查工作,說我是右傾機會
主義,鬥了我很久,這也錯誤,那也錯誤,把我的職務也撤了,罰我到紅軍
裡去抬擔架。抬了兩三個月,說我工作還不錯,升為擔架隊長。主力紅軍撤
退時,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紳送外地。走到

半路,遭國民黨飛機轟炸,土豪跑了一半。這一來可糟了。更加證明我
是右傾機會主義了。紅軍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給我一張寫明是個右傾
機會主義者的介紹信,誰看了都不肯收留。這裡推,那裡推,眼看就要把我
推出革命隊伍了。」

「為什麼不回家鄉去?」陳毅又問。

「拿著這種介紹信,回到家鄉又怎麼辦。家鄉的土豪劣紳跟我仇深似海,
我全家都被反動派殺了,房子也給他們燒了。我離開黨,離開革命隊伍,還
有什麼去處?」曾紀財哭訴著悲慘遭遇。「聽說主力紅軍走了,老首長留下
沒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長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縣城被敵人佔了,
又打聽到老首長在仁鳳山區。我拿著這個破鋼盔,一路討飯,討到了飯,就


用它熱一下吃。平時就用鋼盔遮風雨。現在總算找到了老首長,我就是死也
死在革命隊伍裡。」

陳毅勸慰地說:「中央革命根據地失敗了,將來總會總結經驗教訓的。
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你也就不用計較了。現在我們在一起打游擊好了。」

曾紀才點著頭說:「革命中發生錯誤不能怪,特委、縣委哪能那麼正確。
現在中央蘇區丟失了,很慘痛,我來算這個帳不應該,我只希望將來重新作
個結論。」

陳毅看著這位為革命任勞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親切地說:「那當
然,我雖然不能代表黨中央,但我將來可以向中央講,你不是右傾機會主義
分子。」

項英、陳毅把突圍計劃告訴了曾紀才,問他這一帶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紀才說:「正面過河怕不行,可以繞到上游去偷渡,
我有把握。」

當天夜裡,由曾紀才帶路,項英、陳毅向油山轉移。在往油山途中,項
英、陳毅曾幾度歷險。

項英、陳毅安全地抵達油山,多虧了曾紀才。後來,陳毅派曾紀才到游
擊區去做縣委書記,發展黨組織和游擊隊。戰鬥中,他英勇犧牲了。幾十年
後,陳毅還忘不了他,說:「曾紀才是個好同志。」

中央蘇區慘烈大突圍,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價,萬餘人的隊伍只剩下了
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許許多多黨和紅軍傑出領導人、戰將犧牲了:
瞿秋白、賀昌、阮嘯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澤覃、李天柱、劉伯堅、古柏..
1957 年7 月,陳毅同志在一篇回憶三年游擊戰爭的講話中說,那時,我幾乎
每天晚上都做夢,夢見賀昌、阮嘯仙、何叔衡、劉伯堅、李天柱等同志。

從1935 年4 月開始,項英、陳毅、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劉新潮等
人,以油山為中心,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直至國共再次合作,
改編為新四軍。


後記

編者曾到「紅都」,住在瑞金賓館,發現內有一幢久無人住的別墅。經
打聽,原來是50 年代為毛澤東建造的。當時瑞金人以為毛主席肯定會回來
的。很遺憾,直至1976 年9 月,一代偉人與世長辭,「紅都」人也未宿願以
償。人們猜測著、議論著。其中一種說法是:瑞金,毛澤東雖然曾在這裡度
過了一段心情愉快的時光,但留給他更多的是難以言狀的失意和惆悵。

不僅僅只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陳雲、陳毅等一
大批曾在這片紅土地上叱吒風雲的紅軍將帥、中共高層領導人,也都未故地
重遊。

瑞金,毛澤東曾在這裡把全國蘇維埃運動推向峰巔;同樣,「左」傾教
條主義者又把這股紅色巨流引入了深淵。這塊全國最大的蘇區,以殘陽如血
的結局,宣告了紅軍第一次「大決戰」的失敗。歷史,留給中國革命多麼深
刻的教訓,讓人反思無窮。

鄧小平,與眾不同。也是在瑞金這片紅土地上,他第一次被打倒。在往
後的幾十年中,鄧小平又兩度「靠邊站」,原因無外乎重蹈舊轍——「右」。
然而,1972 年12 月,鄧小平在第二次「出山」之前,竟千里迢迢回到了他
闊別了三十八年的瑞金。重溫歷史,老人感慨萬千。他說,瑞金對中國革命
作過重大貢獻。他還說,中國革命的道路不少坎坷,從來不平坦。鄧小平來
到會昌,當看見「鄧小平舊居」土屋後面那棵千年大榕樹依舊傲然挺拔時,
禁不住發出驚歎:「這棵大榕樹還在呀!」當年,鄧小平是從於都告別中央
蘇區,邁上萬里征途。在於都河畔,老人佇立良久,思緒萬千,他默默無聲
地注視著奔騰不息的於都河,當年那幕人叫馬嘶萬眾渡江大撤退的悲壯場
面,彷彿就在眼前。鄧小平說,長征離開於都時,我專門彈了一床四斤重的
棉被,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過長征,今天我還在用..

瑞金,有訴說不完的神奇故事;長征,中國革命一個永恆的話題。

1996 年10 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60 週年。為紀念中國革命這段偉
大、曲折、悲壯的歷史,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
訓,我們萌發了寫這本書的念頭。

在撰寫過程中,我們使用了許多老前輩的回憶。他們當中,有些已謝世。
在此,深表懷念。同時,還參考了高文謙、王健英、戴向青、余伯流、石永
言、陳志凌、王廷科、劉良、李方暉、趙煒、金瑞英、陳家林等黨史界同仁
的部分研究成果,一併鳴謝。由於時間倉促和作者水平所限,不足之處在所
難免,敬請讀者指正。

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和同志們,對這本書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給予了
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謝。
作者
1996 年4 月10 日



<<殘陽如血—長征前後內幕大寫真>>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