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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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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島國   作者:[美]時代生活叢書編輯 唐奇芳  
本書介紹了日本的歷史文化背景與二戰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動過程,戰時政府及政治的運作,戰時人民的生活狀況,軍隊的徵募、訓練和生活,美國對日本在1944-1945年間進行的大轟炸的情況,以及在面臨失敗的日本採取的各種措施。           
  第一章 日本精神   
  震驚日本的詔書   
  古老的東京城周圍環繞著寬闊的護城河和高大的城牆,現在這裡居住著溫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1941年那個陽光燦爛的12月的早晨,正是從這裡發出了一道關於戰爭的詔書。這道詔書的措辭極為正式,它給日本帝國和世界帶來了可怕的徵兆: 
  「我們忠誠勇敢的臣民們,我們呈上天之名,萬世永繼的,澤及爾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堅合眾國和大英帝國宣示戰爭。 
  在我們帝國祖先神聖精神的護佑下,依靠我們臣民的忠誠和勇氣,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偉任一定能夠發揚光大,我們一定能夠迅速地剷除一切邪惡的根源。」 
  這個戰爭宣言於12月8日上午11點40分(東京時間)廣播,也就是在日本飛機襲擊了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四個小時之後。這個詔書並不是日本天皇裕仁本人所寫,而是由那些躲在他背後的陰影裡,通過他的神性權威制定政策的顧問們執筆。然而,按照天皇本人的願望和判斷,他根本就不願意發動戰爭,而他的年號———昭和,正是昭示和平的意思。以上這些都顯示出黑色幽默的意味。 
  早前的廣播新聞(關於戰爭的消息)震驚了日本7300萬人民(整個日本帝國共有1億人),而詔書的頒布正式肯定了消息的真實性。當天早晨,在東京新橋車站買報紙的日本人———「在邁出三步之後,都馬上停下步子以更好地閱讀,然後斜著頭,再猛然後退,」法國記者羅伯特·格依雷恩這樣報道說,「他們抬起頭,馬上戴回了面具,變得難以猜測。沒有對攤主說一句話,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交流。」 
  戶崎明是一位東京的報紙編輯,對於日本與西方處於戰爭邊緣的情況,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戰爭的到來仍使他大吃一驚。「我當時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戶崎明後來說,「因為大眾並沒有做好準備。」五味川純平是一個鋼鐵廠的研究員,對於日本和美國的生產力對比非常熟悉,他回憶說:「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天搖地動一樣。」而一位東京的年輕家庭主婦松岡洋子說:「珍珠港事件對於日本人的震撼和對於美國人來說是一樣的大。」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這種反應。因為當時日本陷於耗資巨大的對華戰爭已經有四年多了,死於戰爭的人超過18.8萬,國內動盪的經濟嚴重乾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資都被強行列入定量供應的名單。如今,再加上這樣一個致命的衝突,情況的嚴峻就可想而知了。日本把自己的命運寄托於和英美力量的對抗,而這一力量,正是它長期以來所倣傚、嫉妒、崇拜和仇恨的對象。 
  與西方的戰爭給日本帶來了可怕的危機。隨之而來另一現實問題是,發動戰爭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樣也沒有。即使日本通過征服資源豐富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能夠很快地獲得主要的原材料,但從長期來看,日本的戰爭生產能力還是根本無法和美國相比。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就是日本必須趕在美國將它的軍備工業發動起來之前,徹底地將其擊敗。因此日本計劃進行一個短平快的戰爭。日本軍隊將在防衛線上散開,使美國的進攻勞而無功,一直等到美國人失去了信心並退出戰爭,任由日本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國。 
  然而即使在參與制定計劃的那一小撮軍隊和民間領導人的內部,也有一些官員認為取得這個巨大勝利的希望十分渺茫,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國發生的那場海戰,於是就召見了帝國海軍的軍令部總長(即海軍總司令)永野修身,問道:「你覺得能取得一場大勝嗎?就像當年的對馬之戰一樣。」永野修身回答說:「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說道:「那麼這將是一場令人失望的戰爭了。」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但是為了設計並著手進行他們巨大的冒險行動,日本的領導人都在依賴於一個隱藏的力量。天皇的詔書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對於天皇的臣民來說,對於詔書的堅信程度和他們對從太陽女神———天照大神那裡直接流傳下來的話的堅信程度是一樣的。詔書不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還具有天授的約束力。由於來自神話深處的信仰,天皇的戰爭宣言所召喚起的力量,是來自一個極為深遠的源頭,而這力量比西方流水線上下來的任何硬件都強大得多。這個源頭就是所謂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第一次的神風拯救了日本本土   
  日本的領導人極為堅定地認為他們國家的人民擁有著巨大的精神力量,儘管在語言上的定義非常簡明,但這個力量比任何的人力和物力的資源都要強大。雖然,最終證明他們是錯誤的,但在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日本精神的確是一個促進和支持的力量,其作用達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日本人的團結在二戰中是無與倫比的。奮不顧身的海員們明知必死無疑,還要爭先恐後 
  地要求駕駛魚雷艇,而神風特攻隊那些年輕的飛行員們則不惜撞向敵機同歸於盡,這些都是日本的教育、軍事和宗教傳統熏陶的必然結果。為了國家和天皇的利益,一個充滿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二話不說地犧牲一切,上至東條英機首相這樣的高官,下至街頭田邊的平民,無一例外。日本政治中極少有異議者,而異議不僅指行動,也指言論,更包括了懷有危險的異端思想。 
  日本的戰爭是全民的戰爭。日本人民忍受著漫長的饑荒煎熬,婦女們在煤礦中吃力地揮舞著鎬頭,孩子們在工廠里長時間地工作,老人則挖掘鬆樹的根來做燃料,甚至連和尚們也被征去從事軍事後勤服務。成百次的空襲造成了差不多100萬日本平民的死亡,但同時有成千百萬的人在時刻準備著與入侵的敵人決一死戰,儘管他們的武器只有拗尖了的棍子。 
  所有的這些都是「大和魂」的體現,這種精神發源於日本的歷史,已經融入了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實際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於何時,來自何方,在渺茫的傳說和編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尋。但可以確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個時間,就開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續且不斷增長的移民流動。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構成,他們沿著朝鮮半島而下,渡過海峽,登上這個位於東亞盡頭的火山密佈的列島。 
  他們在最南端的三個島上定居下來,並和那裡的原住居民漸漸融合,列島的整個面積要比意大利稍大一點,但沒有一個地方離海超過70英里,移民居住在高聳入雲的群山之間,住在青翠的山谷裡和林木茂盛的山坡上,這裡氣候宜人,水源豐美,但問題是礦產資源奇缺。 
  1941年和西方開戰的那些日本人,正是這些原始部族的直系後代。他們的血統幾乎沒有任何的混雜,在日本戰時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屬於別的血統。因為擁有相同的文化和觀點,地理上與世隔絕,同時在政治上也常常處於孤立狀態,日本人也許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單一性最強的一個民族。 
  儘管在日本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長達幾百年的迅速甚至激烈變動的時期,但某些情況和價值標準卻是傳承不變的。由於氣候和地形的原因(日本只有不到20%的平地可供耕種),日本形成了一套水田稻作的農業體系,從2世紀一直傳到20世紀,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日本的田地支離破碎,每塊平均面積2.5英畝,在數以萬計的這樣的田塊上,農民們共同勞動,分享公共灌溉系統帶來的福祉,這個系統澆灌著那些他們賴以生存的稻米。 
  在這種複雜的共享關係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觀點:一種超過了古代宗族或者是爾後的封建采邑的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他們的根本利益必須通過合作和相互理解來維護。隨著日本發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日本人開始聚成一個個集團,一起生活,一起娛樂,一起經營,通過協商一致來管理集團事務。異議在這裡是沒有作用的。 
  如此小的一片土地,卻要永遠承載如此沉重的負擔。因此,日本人對於自然,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格外醉心於它的美麗,這種尊敬逐漸發展成了一種多神崇拜,在這裡,自然現象都被人格化和神化了。太陽神處於最中心的地位,然而也有無數的自然造化的神工在日本各地的廟宇中像神明一樣受到崇拜。可以是一棵當風而立的大樹,也可以是一朵艷美的花兒,或者是一條波光閃閃的溪流,一隻翅膀纖巧的昆蟲。 
  這種土生土長的宗教就是人們所說的「神道」———意為神的方式。它的形式純粹而簡約,神道的目的不是進行道德教化而是要表達對自然靈跡的尊崇。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它成為了日本的國教,同時也被改造成了一個工具,被隨著二戰臨近而變得日益有效的民族主義所利用。 
  由於神道教的諸神都以人的面目出現,一些偉人受到像神一樣的崇拜也許就不可避免了。一個部落集團的領導家族被認為具有神的血統,這個家族在6世紀掌握了西日本的統治權。根據史詩的記載,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生下了日本列島,然後伊耶那岐通過洗鼻子和洗眼睛這一特殊方式,造出了太陽女神天照大神和她狂野的兄弟———風暴之神須佐之男(即素盞鳴)。須佐之男十分嫉妒天照大神,並且對她進行毫不留情的折磨,她躲進了一個山洞,於是世界變得一片黑暗。 
  這樣一來,當然大家都感到十分不便,其他的男女諸神聚集在山洞外面,造出了一棵神樹,在樹枝上掛上了一面鏡子———後來鏡子也變成了日本天皇權力象徵的一部分。一個女神跳起了一種動人心魄的舞蹈,充滿了熱情,以致天照大神也忍不住從洞裡向外偷看發生了什麼事情。由於看見了鏡子中反射出來她自己的影子,天照大神忍不住從藏身處一點一點地探出身子,結果被眾神中的一位一把拉了出來。看,這下世界又恢復了光明。 
  須佐之男因為他的惡行而被從天上趕了下來,於是來到日本最大的島———本州居住。但是他又向天照大神獻上一把寶劍表示改過自新,同時這劍也是王權的象徵。這個神話說明須佐之男和他的後裔是日本最初的定居者,也是現代日本民族的祖先。至於天照大神,她的孫子瓊瓊杵命、邇邇藝命被指派來統治日本,而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正是瓊瓊杵命、邇邇藝命的玄孫。這樣1926年12月25日登基的裕仁,就成為了日本的第124位天皇,這可以沿著一條清晰的脈絡一直追溯到神武天皇。 
  在早期的日本,通過私通關係來維持皇族的世系是毫不受到非議的,裕仁天皇的父親就是明治天皇和一位宮廷女官的兒子。然而,最根本的是,天皇與他的祖先有著可能最接近的血緣關係,因為他就好像日本這棵參天大樹的主幹,而日本人民則是它的側枝。裕仁對於他的所謂高貴血統和神聖權威遠不是那麼深信不移,但是他完全清楚天照大神的神話將他變成了日本這個民族大家庭的象徵之父,而日本人民將會為他獻出生命。 
  在神武天皇的世系建立之後,有時天皇的朝廷會被貶謫到一個有名無實的地位。公元645年,一個由籐原不比等領導的家族奪取了日本政府的主導權,從此日本進入了一段幾乎長達四百年的影子政治和貴族文化變革時期。 
  綜觀這一時期,籐原氏有力地統治著日本,他們的統治總是打著天皇的名義,總是以攝政或者內大臣的身份從背後操縱政權。這個狡猾精明的家族認識到,保留天皇這一名義上代表世襲權威的象徵,對於他們是很有助益的。但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如果要天皇過多地參與決策過程,那些不受人民歡迎的、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政策將會使天皇失去光彩,他的神聖的光環將會消散,人們會把他視為一個普通的人,發現他也會有明顯的謬誤和愚蠢。因此,在籐原政權以及他的繼任者們的統治中,天皇恰當的政治地位便是「高出雲表」,而那些政府中的世俗事務,則留給了任何一個碰巧掌權的集團去處理。 
  籐原氏發展出一個完善的制度來通過天皇維持他們的權力。一位籐原氏的少女會被嫁給年輕的天皇,而天皇則往往在有了繼承人之後被勸退位(因為作為一個象徵性的君主只是例行公事,而毫無自由),籐原氏的成員總是在年幼的天皇成年之前順利地擔起了攝政的角色,然後,又一位籐原氏的新娘會走上前台,又一位繼承人會出生,又一位天皇會順從地退位,同時,又一位籐原氏的攝政將會掌權。就這樣,形成了一個永無止歇的循環。 
  由於日本列島和中國的海岸線之間隔著寬達450英里的大海,早期的日本人和他們那個文化高度發達的鄰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往,但籐原氏最初的執政者們對他們所衷心欽仰的唐朝還是有所瞭解的。他們在中國唐朝的繁盛中看到了將落後的日本帶入東方主流文明的機會。他們全盤照搬了唐朝的一切,但同時他們又顯示出了驚人的天賦,能夠將借鑒來的思想和技術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和需要。而這一點是後來西方國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後才學到的。 
  還有許多人前往唐朝遊歷,包括學者、工匠、藝術家和工藝家、官員以及武士們。作為唐朝風尚的縮影,無論是詩歌和繪畫,建築和造園,方法和技能,統統都被吸收並改造,使之更為簡約,更具有日本的本土風格。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基礎上,單音節的漢字被借用來創造出發音符號,從而改造成多音節的日本文字。   
  以頭顱為代價的突然行動   
  為了發展出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籐原氏按照唐朝的模式,將全國分為郡縣,並創造出一種城鎮附帶鄉村的行政組織機制。在以奈良為首都的籐原氏的統治下,唐朝精密的官僚體制被改造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官僚們建立起了一個「天庭」,以此來顯示它與天皇宗教性的功能有所聯繫,同時還建立起了一個帝國貴族院,這是在實際掌權者們和作為象徵的天皇之間隱性的一層政府結構。 
  總體來說,籐原氏的政權是很溫和的,在300年的時間內沒有發生一起政治性的殺戮事件。但是,就是在行政體制的內部,孕育出了導致籐原氏倒台的禍根。子孫繁盛的籐原氏家族的成員們和他們的盟友們被分封到了全國的各個地方,作為對他們政績的獎勵。他們可以獲得免交賦稅的土地,為了監督和維護他們廣大的封地,這些領主們蓄養了大批的武裝力量。 
  在12世紀末,籐原氏家族內部的一個封地,由於政治特權的問題在敵對勢力之間挑起了一系列野蠻的爭鬥,而在紛爭終於結束的時候,籐原氏發現他們在世俗政權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已經被他們手下的將領們所剝奪。從此,長達800年的軍事力量控制日本政府的時代開始了,直到裕仁出生之前的33年才得以結束。 
  在這一時期剛剛開始的頭20年中,武士們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歷史的舞台,他們竭盡全力地鼓吹勇敢、光榮、自律以及不畏死亡等這些美德。新形成的武士勢力在源氏家族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這個家族是一個無敵的軍事世家,其首領賴朝在1192年被13歲的天皇授予「征夷大將軍」的稱號。此後,當源氏家族在海濱城市鐮倉建立起幕府的時候,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的地位就變得越發的不重要。儘管出於政治便利的考慮,天皇的崇高地位還得以保持,但是實際上他已經被完全地忽視掉了。甚至到了有一位出於貧困所迫,竟在京都的街頭叫賣自己的書法聊以謀生的地步。 
  然而武士們卻變成了當時社會的推動力量。他們的頭戴兜鍪的形象被描繪在卷軸上,作為堅毅不屈的典型加以紀念,手裡還握著象徵身份的長劍。與西方的那些目不識丁的中世紀騎士們不同,武士們的家中都充滿著由詩歌、繪畫書法和其他高雅藝術所營造出的優美氛圍。他們還醉心於佛教,這種精深的印度哲學是6世紀時從中國傳播到日本來的。武士們對於禪宗尤其感興趣,因為它的宗旨就是崇尚忠誠和漠視痛苦。 
  在他們的文化訴求中,對武士來說最主要的還是作為戰士的身份。他們建立起一種恆久的崇尚勇氣的傳統———甚至是自殺的勇氣。1274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在帶領他的鐵騎踏遍從俄羅斯西南部直到朝鮮的亞歐大陸之後,又發動了一場戰役,試圖將日本納入他的版圖。一個由450只船組成的龐大艦隊首先在位於朝鮮和日本列島最南端的九州之間的壹岐島和對馬島這些小島停靠,1.5萬名士兵在此登陸。駐防在那裡的一小隊武士被全部殺光了,但是他們以犧牲生命為代價消耗了侵略者寶貴的時間。在蒙古人還未及在九州的博多灣登陸和佈防之前,颱風季節就到來了,面對惡劣天氣的危險,蒙古艦隊最終撤離了。 
  為了防止侵略者捲土重來,武士們沿著博多灣的海岸線修起了圍牆,並且做好了在其中戰死的準備。1281年,大汗忽必烈再次派出了他的軍隊,這次共有15萬名精兵,裝備著像能發射火藥彈的弩炮這樣令人膽寒的先進武器。在長達53天的戰爭中,處於絕對劣勢的武士們擊退了蒙古人衝倒圍牆的所有企圖。然後,在8月14日,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將蒙古艦隊打成了碎塊,從而將日本本土從最可怕的威脅中解救了出來。日本人很自然地將這場颱風看做上天的護佑,他們將之稱為「神風」。 
  就在神風帶來拯救的26年之後,又有另一場風暴改變了日本的命運:它將一批葡萄牙商人刮上了岸。眾所周知,這批人是第一撥踏上日本土地的西方人。而西方航海家走到哪裡,基督教傳教士就會跟到哪裡。因此,1549年,由一個巴斯克教士弗朗西斯·薩彼埃爾率領的傳教團來到日本。看來耶穌會士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因為薩彼埃爾不久後記述道:「我覺得我們可能在異教徒中再也找不出另一個能和日本人相比的民族了。這些人們從整體上都十分優雅、友善,毫無惡意,他們是一些令人驚異的可敬的人,而榮譽在他們的世界裡也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 
  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基督教在日本幾乎找不到立足之地,日本人對這種新的信仰的興趣,遠不及他們對西方來客所攜入的武器來得大,因為事實證明這些武器大大改變了武士們的裝備。 
  這種武器就是毛瑟槍,日本人很快就能純熟地製造和使用它們。火器在長達十年的內亂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場16世紀80年代的內亂中,出現了一個日本歷史上的大獨裁者。他的名字就是豐臣秀吉。豐臣秀吉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的身材即使在日本這樣普遍不高大的民族中也顯得十分矮小,他的相貌更以醜陋出名,但他卻擁有無與倫比的堅韌和智慧。 
  出於對自己出身的敏感,豐臣秀吉著手制定了標準,規定暴發戶不准再進入權力階層,他以要在京都神廟中修建大佛為借口,從農民手中收繳了所有的武器。豐臣秀吉無法容忍任何反對者。一位西方傳教士寫道:「他是如此謹小慎微地統治著日本的大小諸侯、藩主,顯得比一位管束著一家人的父親還要緊張。他不停地折騰他們,把他們從原來的封地上移走,送到另外的地方,這樣就可以防止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紮下牢固的根基。」 
  據傳說,豐臣秀吉曾經來到鐮倉源賴朝的神社,在這裡他對這位源氏幕府的創立者說道:「你有著顯赫的家世,不像我,是農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國之後,我要征服中國,而你想到過這個嗎?」 
  無論這個故事真實與否,豐臣秀吉曾經發動過兩次戰爭,企圖借道朝鮮侵略中國。但每次他本人都謹慎地呆在家裡以確保對國家的控制。在第一次侵略中,超過20萬人的日本大軍沿著朝鮮半島向北進攻,最終於1593年在鴨綠江邊被擊退。五年後,第二次遠征的情況更加可悲,因為豐臣秀吉的死去,他們退回了日本。聽到豐臣秀吉死去的消息,日本人都鬆了一口氣,然後撤退———此後直到20世紀再也沒有發動過一次對外的軍事行動。 
  在一段短期的動盪之後,豐臣秀吉在傀儡皇權幕後掌權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軍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繼承。德川的家族王朝領導日本度過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奇異的時光之一。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日本人獲得了長達260年的不間斷的和平。 
  然而他們也為那僵化的體制付出了無法計算的代價,他們深受這一體制的束縛,直到二戰末期他們從自己領導人的手中得到自由,才獲得了徹底的解脫。 
  和豐臣秀吉一樣,德川家康對於日本基督教的發展的憂慮日益加深。但他的懷疑擴大到了針對一切西方的影響上來。後來,又發展到了針對一切外國的事物。1612年,他發佈了一系列的敕令,從根本上將日本與外部世界隔絕開來。   
  菲爾莫爾總統的特使   
  到1638年,德川幕府的繼任者幾乎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趕跑了,只留下了極少數,並且鎮壓日本的基督教,另外對於一切企圖離開日本和從外國歸來的人都判處死刑,用這種辦法有效地把日本人都牢牢地鎖在本土。兩年後,一個葡萄牙代表團為說服日本放棄他們的孤立主義政策進行了最後一次努力。不久,雖然葡萄牙人都成功登陸,但其中的13個人被處以斬首,倖存者被允許回到澳門,帶去了一個對其他西方人的官方警告:「讓他們不要再打我們的主意了,就當做我們不存在於這個世界吧。」日本通向外界的惟一窗口就是長崎,在那裡荷 
  蘭和中國商人獲準可以進行貿易,但是處於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監視之下。 
  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時期的將軍那裡得到了完善和加強。他們掌握著日本四分之一的耕地,以及所有的主要城市、港口和礦山。他們把剩餘的部分分給了將近300個封建領主———藩主。藩主和他們的家臣武士佔據著四個封建等級中的最高層,他們下面是農民,然後是工匠,處於最底層的是商人。在等級之間,存在著自下而上的忠誠和責任。一個較低階層的成員如果沒有得到官方的許可,就不能不履行對高等級者的服務義務。在藩主騎馬經過的時候,卑賤階層的民眾必須下跪並以額觸地。對任何無禮的下屬,武士都有權將其當場格殺。 
  藩主本身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以防止他們進行任何反對德川幕府統治的陰謀活動。按照要求,他們每隔一年都要到江戶去和將軍在一起呆一年。江戶就是德川家族在一個漁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首都。(到18世紀為止,江戶的居民已達到了100萬,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當藩主離開江戶的時候,他的妻兒還要留下充當幕府的人質。為了防止藩主們在封地和首都之間的路上進行顛覆活動,他們要按指定的路線行動,這些路線上佈滿了關卡,僅在日出和日落時開放。而當他們在關卡附近的旅店中停留過夜的時候,則要受到德川幕府的特工隊的近距離監視。為了防止任何的藩主與一位可能野心勃勃的天皇結成同盟,皇族居住的京都城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這樣來回往返需要花費,再加上在江戶維持舒適生活的大量開支,藩主和武士們被迫向他們所鄙視的商人們借債。在江戶和大阪這些不斷發展的商業中心裡,儘管存在著德川政權的重重限制,商人們不但生意興旺,而且還形成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劇院以及更高雅的娛樂———早期的藝妓館。20世紀的那些工商業巨頭,如三井和住友,正是從這些身份低下的高利貸者發展而來的。   
  倣傚西方的熱潮   
  儘管德川幕府用盡了一切的心機和手段對日本這個民族進行壓制和封鎖,使它保持孤立狀態。這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孤立,還要孤立在列強的勢力範圍之外。但是這種狀態是難以永久維持的。就在1853年的6月5日,當四艘美國戰艦出現在江戶灣時,日本的閉關政策就宣告結束了。 
  在這四艘船中,有兩艘是船身烏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著另外的一艘帆船,它們正是日 
  本向來拒之門外的工業革命的產物。這兩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見到的,所以成千上萬的住在海濱的人們永遠都會記住這一天,他們把這一天稱為「黑船」日。 
  這隻小艦隊是由佩裡准將率領的。這個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經在美墨戰爭中名聲大噪。佩裡得到的訓令是提議「美日兩國友好相處並且建立起相互的貿易關係」。為了達到這一既定的目的,美國政府訓諭佩裡要「謙恭、和藹,但同時也要堅定、果決」。實際上,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於難以揣摩出什麼樣的東西才能符合日本這個神秘國度的胃口,佩裡帶了一批種類多得驚人的禮物,其中包括:美國特產的珍禽異獸、成籃的香檳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繆爾·考爾特發明並製造的左輪手槍、一架銀版照相機、一套電報設備、一列小型的蒸汽機車加車廂,以及一隻裝在籠子裡的白鸚鵡。他還帶了一封米拉德·菲爾莫爾的親筆信,菲爾莫爾在佩裡七個月前起航的時候還擔任著美國總統。在這封信裡,他稱日本天皇為他的「偉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國人的到來使日本人驚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時間裡,日本官員甚至不敢把這個消息告知當時的德川將軍,因為他的身體很虛弱。將軍終於偶然得知了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臥床,直到佩裡離開日本還沒有起床。 
  由於將軍的微恙,如何對付美國人的問題就被拋給了他的重臣們。這個職務沒有明確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擔任這個職務的人員也冒著很大的風險,如果哪個重臣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項修正案沒有被接納,那麼他就要切腹自殺。重臣們下令動員了2萬名武士,要趕走這些「渾身是毛的野蠻人」。在過去的兩個半世紀中,德川幕府長期的和平狀態已經使日本武士們的作戰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裝的軍隊還是被召集了起來,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價格一夜之間上漲了四倍。 
  由於日本的防禦明顯抵不過佩裡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們就採取了他們能想出的最好策略———舉棋不定,不斷拖延。但是同時,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禱另一場「神風」的出現。佩裡卻顯得一點兒也不著急,他把菲爾莫爾的信留了下來,很灑脫地出發到中國去遊覽,只不過留下話說他會在第二年的春天回來等候回音。 
  佩裡於1854年2月回到日本。3月5日,在一個名叫橫濱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腦樹旁,雙方開始談判,一談就談到了月底。在佩裡看來,日本人確實是一個「精明狡獪,善於欺詐的民族」。但是,在3月31日,日本門戶開放的條約還是簽訂了。按照其中的規定,下田和函館的港口要向美國船隻開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補給。另外,美國還在下田設立了一個領事館,並且在1858年簽訂了一個通商條約。在接下來的短短幾年中,這些看起來微小的特權,卻因其他國家的加入而被極大地擴展了。英國和俄國等國家都蜂擁而入,迫使日本給予它們同樣的特權,並且獲得了治外法權。 
  對於日本來說,這一變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長期以來一直靠壓制變化以維持統治,所以它便開始了崩潰。 
  很顯然,幕府沒有能夠成功地履行它的職責,為日本,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軍事上的保護和安全。另外,它還把皇室更遠地隔離在世俗權力之外,不經意間就使天皇完全擺脫了任何由佩裡開始的入侵所帶來的指責。因此,面對當前興起的「為了天皇,趕走野蠻人」的口號,幕府顯得格外的軟弱。這一口號響徹了整個西日本,一個武士集團開始了針對德川政權的叛亂。 
  他們的叛亂很快就被撲滅。1860年,就在佩裡到達日本後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們的領頭人物在騎馬前往江戶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殺,一位日本作家將這件事視為12世紀建於鐮倉的幕府統治的結束。他歡呼道:「300年來,德川家族的聲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滿天群星所拱衛的月亮,甚至比當年鐮倉時代的源賴朝還要盛大。但現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樣隕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權位不放。僅僅八年之後,他們的末日就到來了。1868年,倒幕派最終奪取了江戶,將其改名為東京。 
  復辟時代的第一位天皇於1867年在他15歲時登基,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內,日本經歷了它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風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來,就在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條誓文》中宣佈了要改造日本,決定它的命運:「我們要從全世界吸收知識,以此來加強天皇制的基礎。」 
  歷史上,日本曾經從中國學習了很多,但現在明治時代的領袖們把眼光轉向了西方強國,如饑似渴地從他們那裡吸收各種經濟、政治、技術和軍事模式。各種利益背景和職業的人們都被送出去學習西方的方法;此外,還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師、教師、經濟和法律專家以及職業軍人被明治政府聘請來擔任指導職務。 
  改變的效果是驚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國領事館官員評論道:「幾乎在每條街上都有許多家出售外國商品的店舖。」日本的孩子們在玩一種遊戲,他們一邊唱著《文明拍球歌》,一邊按著韻律拍球。歌詞中列舉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種西方物品:蒸汽發動機、煤氣燈、照相機、電報機、輕型機車、報紙、學校、郵政、蒸汽船和出租馬車。日本人專門請了一位英國的建築師來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廳,一時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樣跳交誼舞。這座舞廳就是東京的鹿鳴館。   
  伊籐先生對德國的訪問   
  西方式的變化很早就深入了宮廷。皇宮裡通上了電,儘管因為害怕引起火災而只使用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宮廷中的女性被鼓勵著要像西方婦女那樣直接大膽地大聲講話,而不是像從前那樣端莊地用手捂著嘴小聲嘀咕。宮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著。然而,他們的努力措施在一位來訪的英國女士眼裡,都變成了被嘲笑的對象。她說道:「……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顯得太過肥大。褲子的褲腳都被塞進了鬆緊邊的靴子裡。皺頂的帽子要麼一直蓋住了主人的耳朵,要麼就很俏皮地扣在後腦勺上。」 
  在對西方熱心的學習中,明治時期的領導人感興趣的方面幾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們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價值觀。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使日本成為一個和西方平等的國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夠成為一個先進的民族。要贏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個憲政的政府,於是明治的寡頭們就開始著手創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憲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佈日本很快就會頒布憲法,大概就在未來的10年之內。日本向歐洲派出了一個使團去學習那裡的憲政體制,使團的率領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絕對保守派伊籐博文。伊籐博文在德國遇到了「鐵血宰相」俾斯麥,並且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德國。他還深深地被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格涅斯特的言論所折服,格涅斯特堅持憲法不應該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須牢牢地根植於國家的傳統之中。 
  伊籐博文對他聽到的東西深以為然,並且把普魯士的憲法作為日本的榜樣。他毫無猶疑地摒棄了更加民主的憲法範例,例如美國的、法國的和英國的。伊籐博文後來寫道:「我相信我已經為我的國家做出了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從內心裡感覺將來可以含笑九泉了。」 
  對於伊籐博文和他的同僚們來說,目標就是履行誓言,恢復天皇最高榮譽的地位。但是,同時要繼續保持他與實權絕緣的狀態。1889年頒布的日本憲法正是這一目標的體現。它再次重申了關於天皇神聖血統的古代神話,把他宣揚成「神聖的、不可褻瀆的」,並且宣揚天皇的繼承「萬世一系」(這個詞在裕仁的宣戰詔書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時,憲法也清楚地規定,如果沒有帝國議會的批准,天皇頒布的任何法律都是無效的。   
  培養對天皇的崇拜   
  帝國議會即國會,由兩院組成: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都由選舉產生,成員都來自日本的精英階層。然而,核心的權利圈極端不情願把它的權力交給日本的大眾,也不願意交給選上來的代表們。選民被限制在全國6%的人口範圍內,而這恰恰大約相當於舊的武士階層所佔的比例。在權力的執行中,貴族院可以對下院提出的立法案進行否決。 
  這種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滿意。就在憲法生效僅僅四年之後,英國取消了自佩裡 
  打開日本大門不久之後一直實行的治外法權,以此表示它的認可。其他的西方國家很快也紛紛效仿。 
  憑著驚人的智慧,明治重臣們在他們拚命趕超西方的努力中,認識到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日本人民進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們就建立起一個義務教育制度計劃。這一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號召建立54000所小學。這一內容的落實速度快得驚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數人口還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紀之交,日本已經變成了亞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國家,公民中的讀寫率達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東西一樣,教育在日本也發生了一種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頒布的一道詔書中,發表了一個整個國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聖的法令地位,將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至戰爭結束。 
  另一道《教育敕語》要人民「永遠忠誠虔敬地團結在一起」,號召天皇的臣民們要「增進大眾的福祉,增進共同的利益」,並且要「尊重憲法,遵守法律」。然後就是強烈地勸勉,要人民擔負起義務,在即使無望取勝的衝突中也要奮力作戰。詔書中說道:「無論發生了任何意外情況,都要勇敢地為國家貢獻出自己,以此來保護和維持我們皇權的繁榮,使之與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數國家,這種詔書只不過是一個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會忘在一邊。然而在日本,對於全國各地的學校來說,宣讀《教育敕語》已經變成了一種宗教性的儀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觸寫有這些神聖詞句的紙卷兒,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長不小心將詔書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讀中發生了錯誤,就會採取自殺的方式來謝罪。這種事例確確實實地存在。發生火災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可以不搶救,第一個要搶救的就是詔書,這種情況就更加不用說了。 
  整個學校課程的設置都是以培養強烈的愛國心為目的,而愛國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課程中包括道德課。崇敬自然神跡的古代神道退隱下去,而由日本國家和天皇佔據優先地位的好戰的現代神道教則在道德課中取得了主導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規則中,將歷史教育的目標規定為「為了使兒童們理解帝國的基本特徵,並培養他們的民族精神」。同樣地,進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向他們灌輸熱愛國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學生遵守著「遠距離的崇拜」的常規,每天早晨都向著皇宮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們還被教導說,在集會中,如果天皇偶爾蒞臨,他們必須低下頭來,目光向地,以表示對他的崇敬。而且,老師們每天都要問男學生們:「你們最大的抱負是什麼?」 
  孩子們就會用稚氣的嗓音異口同聲地回答:「為天皇而死!」 
  到時候,他們中間將會有上百萬的人實現這一諾言。   
  從武士到實業家   
  為了建立一個防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壁壘,同時為了建立起一個可以支持軍事建設的經濟,明治時代的日本把重工業當做了它的第一要務。由於沒有任何基礎,但因為懼怕外國的控制而拒絕外國投資,日本不得不白手起家,而且要獨自摸索前進。日本明治政府處理問題時,採用的可能就是按照其他國家以前遇到類似情況時所採取的那些辦法。 
  「學習工業並克服其中的困難,是政府必須履行的一項責任。」一位明治時代的領導人 
  這樣說道。日本的財政收入大部分都是靠擴大土地稅獲得,依靠這個有限的資源,日本政府艱難地建立並經營著自己的工廠。開始時,工業建設的重點集中在戰略性的軍需品方面,只有到了後來才把重心轉移到了消費品上,這樣,整個工業體系就湧現了出來。日本的勞動力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把繁重(而低薪)的工作看做愛國主義的體現,托這種教育的福,日本的新工業體繫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即使說不上迅速興旺起來,至少也是在穩步地增長著。 
  雖然明治政府計劃著保持對軍事工業的控制,但它並沒有打算永久性地佔有私人企業。早在1880年,在《廉價出售工廠概則》的序言中就出現了轉變的跡象:「那些為了鼓勵工業發展而建立的工廠,目前管理得當,業務興隆,對於那些應該由民間經營的工廠,政府將放棄其所有權。」 
  除了極少部分之外,政府逐漸放棄了所有的非軍事工業企業的所有權。一部分是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它認為特別有經營能力的個人和合夥者,其他的乾脆分文不取地白送。古老的商人階層的家族絕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實際上,他們常常被認為過於謹小慎微,難以適應新的工業主義社會。另一方面,具有商業頭腦的武士們發現了這是一個令他們大有作為的新的使命,就像一位明治時代的規劃者所說的那樣:「憑著他們歷代培養出來的精神力量,武士們可以勝任任何工作。」 
  極少數幾個履行了這一使命的幸運兒後來都成為了日本工業中第一流的大實業家。他們手中的巨大財團,掌握著日本經濟的每一個部門。他們被籠統地稱為財閥,他們與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使他們的發展大大受益,但也遭到了次一等實業家的嫉妒。他們的成功雖是驚人的,但他們對於原材料的需求也遠遠超越了日本這個狹小國家的範圍。從1868到1897的30年間,日本工廠的原材料進口量增加了5倍。日本之所以採取軍事侵略的政策,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滿足工廠們不斷增加的原材料需求。 
  在那些推翻了德川幕府、領導了明治維新的人中,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武士出身。然而在日本邁向現代西方世界的最早步驟中,粉碎過時的德川封建體制顯然是一個十分必要的內容。而武士正是德川體制的基礎部分。法律規定取消階級的區分,對於武士們的命令只是簡單地要求他們停止佩戴作為其優越階級地位象徵的長劍。武士們的世襲薪金先是被削減了一半,後來又通過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徹底取消。然而,對於這個幾百年來只允許武士攜帶武器的社會來說,最令人震驚的還是一支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常備軍的建立。 
  許多武士很好地適應了變革。他們變成了新興的工業資產者,成為了政府官僚系統的骨幹,成為了警察中的上層,以及新的軍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卻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當盔甲為生,甚至因為買不起與身份相稱的襯衣,而把白布縫在領口來假裝。 
  這些落魄的武士們出於仇恨在1877年發動了一場叛亂,當時羽翼剛豐的徵兵制新軍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將這場叛亂鎮壓了下去。新軍的指揮官山縣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稱日本的軍隊之父。在評論他的軍隊第一次重大考驗的結果時,山縣有朋表示他很滿意。他說道:「日本人,無論是否軍人,都起源於相同的血緣。只要他們遵守常規的紀律,就一定能使士兵們達到祖先那樣的英勇。」 
  對於山縣有朋這樣的領導者來說,精神上的紀律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武裝手段。一位領導人說:「一個軍隊依靠的不是槍炮艦船,而主要是愛國主義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時期的軍隊中,「武士道」這個詞第一次廣泛流傳。這個詞深深根植於日本的歷史中,它包含了對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對上級的忠誠,以及面對死亡時的英勇無畏。   
  吸取帝國主義的教訓   
  早在1890年,山縣有朋就制定了一個計劃,指出日本陸軍「未來的明確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權線」界定為這個國家實際的地理邊界。但危險的是,在所謂的「利益線」中,他卻用語模糊。山縣有朋寫道:「如果我們要維持國家的獨立,並且使之置身於強國之列,就必須不斷推進並保衛我們的利益線。而不能僅僅滿足於保衛主權線。」 
  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線使它的海軍和陸軍都遠遠地脫離了正軌。 
  從19世紀的最後10年到20世紀的頭40年這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陽下更強大的地位,但其中的勝利只是一時,更多的是無窮無盡的挫敗。這一段時間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及狂熱的殖民主義。 
  1894年,當中國軍隊被派去幫助朝鮮國王平定叛亂的時候,日本也抓住機會以此為借口進行武裝干涉。在為期九個月的喧囂的戰爭中,日本軍隊把中國軍隊從朝鮮趕了出去,並且繼續推進,佔領了旅順港、滿洲南部的遼東半島、山東的港口威海衛,以及台灣島。然而,在德國、法國和俄國的聯合施壓之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除台灣外的一切戰果,這令它一直耿耿於懷。但諷刺的是,德法俄三國將日本交出的戰利品自己瓜分掉了。這件事對於東京來說,是一堂銘刻於心的帝國主義教育課程。   
  與美國作戰,我們毫無畏懼   
  10年之後,在第二次圍繞朝鮮進行的戰爭中,日本在海陸兩線大敗俄國,震驚了世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出面調停,日俄締結了一個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擁有「永久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這個條約還規定日本擁有對遼東半島、庫頁島南部,以及俄國所修的從旅順到瀋陽的南滿鐵路的控制權。但是,當日本尚未從俄國那裡獲得他們的戰利品時,人們的憤怒情緒高漲,成群結隊地湧上東京街頭叫囂。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站在協約國一邊,利用歐洲大陸一片混亂的機會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馬紹爾、加羅林和馬裡亞納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爾賽和會承認了日本新獲取的特權和領地。但是當勝利的協約國拒絕將日本提出的一項關於禁止種族歧視的修正案納入《國聯盟約》時,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們看來,這次拒絕就是西洋人對於所謂「黃禍」的非理智恐懼的又一個例證。 
  日本人的傲氣在1922年的華盛頓裁減海軍軍備會議中遭到了挫折。在這次會議中,確定了5︰5︰3的戰艦噸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國和英國之後。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權,而且英美同意不在這一地區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軍隊在滿洲挑起了事變,並且徹底擊敗了中國國民黨軍隊,並快速推進。當國聯的報告指責日本進行侵略時,日本憤而退出了國聯,決心不顧任何國際社會的譴責和以前的條約義務,在遠東一意孤行。 
  對於日本的這種反應,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也漸漸地感到不滿。由於認為它在遠東的利益受到了威脅,美國在1939年廢止了與日本的貿易條約,接著減少對日本的石油和廢鋼鐵的出口量。但是日本並沒有把這些當回事,反而變本加厲地在1941年佔領了全部的法屬印度支那。作為回應,美國聯合英國和荷蘭對日本實行全面的石油禁運,這對於日本這樣一個燃料貧乏的島國來說,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作為取消禁運的條件,西方國家要求日本從中國和東南亞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脅屈服,還是大膽地掙扎到底以保護生死攸關的自然資源?面對這一重大抉擇,日本選擇了征服。它接連襲擊了珍珠港、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和新加坡。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財力和全國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戰時的領導人說道:「只要還有忠誠和愛國的偉大精神,我們在與美英的戰鬥中就無所畏懼。」 
  說這番話的人正是當時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他的胸中,燃燒著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 戰爭中的日本 
  身著長袍的神道教神職人員站在大阪一座樹木叢生的山頂上觀看日出。這是神道儀式的結束。這一傳統儀式包括演練、祈禱、沐浴和升旗等環節,政府鼓勵人們參加,並以此作為培養「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種途徑。 
  最高貴的死法 
  許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殺浪漫化,實際上這是一種極為痛苦的自殺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劍剖開人的腹腔。這種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紀,從12世紀開始,它就成為了一個上層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恥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殺之所以在現代的日本仍被沿用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曲著名的18世紀的戲劇———忠臣藏,這齣戲向成千上萬的普通日本人宣揚了自殺的光榮和偉大。 
  這齣戲大體上改編於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名叫「判官」的藩主因為在神社中舞弄刀劍(為了警告一個對他妻子圖謀不軌的人)而觸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殺。這場切腹的情景發生時,舞台上擠滿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員們,扮演判官的演員跪下來,進行一番最後陳詞,然後勇敢地結束了生命。 
  這個場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殺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貴,以至於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殺是最高貴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準備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劍切腹自殺。 
  東京的小學生們挎著玩具步槍向學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專門用來放置天皇和皇后畫像以及《教育敕語》的屋子。這一儀式的目的是灌輸對天皇的服從。 
  在襲擊珍珠港的頭些天,為了顯示他們的愛國主義,一個東京婦女組織的成員們跟在陸軍軍官們的身後列隊前進。她們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頭帶組成,這是日本婦女在做家務時的通常裝束。 
  在1941年日本奇襲珍珠港後一個半小時,日本帝國空軍司令向媒體宣讀了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爭宣言(上圖)。很快,震驚的日本人民紛紛駐足街頭,聆聽從廣播中傳出的新聞。 
  第53頁 
  (圖)1941年,在日本突襲珍珠港的一個半小時之後,大平秀夫大佐(上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讀了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爭聲明。片刻之後,震驚的東京市民(下圖)在大街上駐足收聽廣播新聞。 
  47 
  「鄰里之愛就像火焰 
  一般燃燒」 
  「每一個家庭現在都是一處戰場,」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三天後,東京的一家報紙這樣宣稱,「鄰里之愛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燒。」社論熱烈地頌揚日本的「鄰組」超越了階層和家庭的界限,將整個國家都團結到國內防禦中來。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萬個鄰組(每組由10到12個家庭組成),準備好迎接美國轟炸機的一波又一波攻擊,儘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襲就是詹姆斯·H.杜裡特爾中校在1942年4月對東京發起的那次小小的攻擊。鄰組成員們學習如何確認敵人的飛機,在毒氣攻擊中該做些什麼,以及如何處理燃燒彈。鄰組的負責人組織燈火管制巡邏,檢查各家的防火情況,並且監督戰壕和家庭防空掩體的挖掘。他們協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並且確保每家都在背包裡裝好大米和藥品以預防緊急狀況。 
  鄰組負責人還要不斷地召集人們進行演習。演習經常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突然開始,更常見的是在夜間進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個人參見演習,由於大多數的男人都在前線,所以這個參加者通常都是婦女。並不是所有的婦女都認為演習是容易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認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婦女記得因為弄灑了水而被從救火隊中趕出來。「那個領頭的男人說:『你不夠強壯,回家再找一個人來吧。』」另一位婦女對於無休止的反覆動作感到厭惡,她說道:「對我來說,拎著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種愚蠢無聊的作戰方法。」 
  但是對於大多數的日本平民來說,防空演習增強了集體的紀律性,也加強了全國的團結。演習也造成了一種盲目的信心,這在一首鄰組歌曲的歌詞中有充分的反映: 
  我們為什麼要懼怕空襲? 
  廣闊天空的防線堅如鋼鐵。 
  無論老少都要挺立起來, 
  我們承擔起保衛祖國的榮譽。 
  來吧,敵人的飛機。來吧,敵人的飛機。 
  1944年,手提燈籠的鄰組巡邏隊在執行任務。鄰里防空警戒員中的許多人都是些被認為老得不能打仗的男子。 
  46 
  為轟炸做好準備 ·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身著防毒面具的僧侶與市民一起參加防空演習。 
  · 戰爭中的日本 
  為轟炸做好準備 
  第53頁 
  (圖)1941年,在日本突襲珍珠港的一個半小時之後,大平秀夫大佐(上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讀了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爭聲明。片刻之後,震驚的東京市民(下圖)在大街上駐足收聽廣播新聞。 
  在一次防空演習中,飛機觀察員大竹恆子向天空中搜索美國的轟炸機。她身上披的帶子上寫著她家鄉的名字———東京附近的川崎。 
  一位軍官在向一個鄰組的婦女們示範如何正確佩帶防毒面具。他還用示意圖向她們解釋呼吸裝置如何工作。 
  全國愛國婦女協會的成員們在一次防空演習中在室外製作壽司(即飯團)。這種社區的野外烹調是為了讓城市居民預備好有一天敵人的轟炸機可能將他們趕出家園。 
  在一次消防演習中,身著農婦式褲子的鄰組成員們在用空桶撲滅想像中的大火。婦女們戴著單薄的布料風帽,假定這樣可以使她們免受火苗的傷害。 
  在東京市政府地區,一次模擬燃燒彈和毒氣彈的空襲演習中,擔架員抬著假扮的受傷者跑過一棟被火焰吞噬的房屋模型。 
  在一次戰前國防演習中,東京的市民們用布捂著鼻子跑過一個煙幕彈。 
  一個身著軍服的鄰組負責人在指揮他的組員撲滅模擬炸彈的信號彈。 
  身著汗衫的學生們在挖掘防空壕。他們的平頭象徵著與士兵們團結一心。 
  戰爭後期,小學生們在東京的一個地下防空工事中上日常的閱讀課。 
  一群東京市民在觀看頭戴風帽的消防隊員們拆毀一座房子。一共有2萬人因為設立防火道而被拆掉了房子,並被重新安置。 
  挖掘壕溝和後院掩體 
  儘管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東京的防空掩體系統還是極端不足。1944年動員男學生們挖出來的防空壕,裡面沒有一個座位,而且通常連頂都沒有。隧道一直挖到了城市的山邊,但是它們離住宅區太遠,在警報拉響和空襲開始之間的這段時間裡,根本來不及跑到那裡。儘管幾乎每家都有一個後院的掩體,典型的掩體就是一個散兵坑似的洞,裡面灌滿了地下水或是雨水。一位婦女寫道:「所謂的掩體,經常就是一個深洞,毫無遮蔽,潮濕不堪。」 
  西式辦公樓中的地下室在轟炸時可以當做現成的掩體,但是這些大樓大部分集中在東京的鬧市區。因此,如果空襲在工作人員晚上回家之後發生,它們就派不上什麼用場了。即使空襲在上班時間發生,整個城市截至1945年春天也僅有18座水泥掩體,總共的容量不到5000人。 
  當日本人猛然醒悟到美國的大規模轟炸已經成為事實時,已經太晚了。 
  東京的一家銀行(左)和百貨商店(右)在一次偽裝演習中用大塊的布和床單來遮掩牆體。 
  一位手持旗幟的國內防衛人員在樓頂觀看煙幕彈的濃煙遮蔽東京商業區的工廠和辦公樓的情景。 
  偽裝戰術 
  在與美國的戰爭爆發之前的許多年中,日本人就曾經在他們的國內防禦演習中使用偽裝。但是由於日本的領導人們深信幾乎不會有什麼敵人的轟炸機能達到日本本土,導致日本人在戰爭中忽視了這些欺騙性的宣傳。雖然像國會大廈這種地標性的建築物都罩上了偽裝網,但東京90%的辦公樓在戰爭中都沒有任何偽裝。 
  從根本上說,偽裝與否並沒有什麼關係。偽裝雖然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當美國戰機不加區分亂炸一氣時,偽裝實際上幾乎沒有對城市起到任何保護作用。佔地200平方英里的東京是不太可能被飛機錯過的。     
  第二章 東條英機和戰爭工具   
  陰影背後的掌權派   
  由於每天早上都要習慣性地騎馬外出,巡視東京市民的戰時工作,東條英機很快就得到了一個「馬背首相」的雅號。在一次巡視中,東條英機發現偌大的東京水產市場的貨架上居然空空如也,這使他相當沮喪,他向人詢問原因,得到的答覆是,因為汽油短缺,從碼頭向市場運送水產品的能力大大縮小。 
  「汽油?汽油!」這位日本首相大吼著,「用不著汽油!你們早點起床不就可以了!」 
  對於頭腦十分單純的士兵來說,採取過分簡單的解決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他們眼中的世界實際上只有戰時日本的獨裁者。就單純的個人權力而言,東條英機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並不在一個等級上,他只不過是一個幽靈集團的領導性代表人物。這個集團由高級陸軍軍官組成,控制著日本政府。然而對於日本人民來說(無論是身著軍裝的、在工廠裡工作的,還是在稻田里種地的),東條英機就是政府的象徵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堅強、勇敢、忠誠、富有獻身精神,工作勤奮、坦率、慷慨,而且熱愛孩子。 
  但是反過來,對於同盟國來說,東條英機則是惡魔的化身。西方的媒體和盟軍的宣傳部門說他是「邪惡的、危險的、殘酷的」,是「一個帶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希特勒」。對他的描述多種多樣,如「子彈頭東條」、「鷹鉤鼻加禿腦袋東條」;還有的把他說成「陸軍中的希姆萊」,就在戰前的定量供應中,作為國內安全事務的主管,被形容為「仍然像惡臭一樣粘在他身上」。 
  實際上,東條英機是一個十分普通的人,他的顯赫之處主要在於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親在還是一個少年時,儘管作為武士的傳統特權被取消了,但參加了士官培訓學校,37年後,他以中將的軍銜從日本皇家陸軍退役。東條英機本人從15歲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然後緩慢但平穩地不斷陞遷,沿著一條並不令人驚異的道路直到陸軍大臣的位置,然後又被陸軍選中,於1941年擔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發生時,東條英機57歲,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體重大約155磅(70公斤),頭頂差不多已經全禿了,戴著厚厚的角質架眼鏡。在當陸軍軍官時,他以嚴厲而聞名,但他非常體恤下屬,在他們復員時,常常解囊相助。為此,東條英機的夫人曾經說他們家的財政狀況一直都是「處於戰爭狀態」。 
  在軍事事務方面,東條英機十分敏銳、果決,極為自信,但是除了在這個他一生都從事的事業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這一情況令東條英機十分苦惱)。他有一次說到,他曾經聽說希特勒和英國在1938年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但他卻一點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內容。在被問及歐洲戰爭為何爆發時,東條英機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記得是因為德國和意大利對當時的情況不滿意吧。」 
  但是,只要是通過辛勤努力可以完成工作,東條英機還是都能做得很好的。他曾經對一群日本學生說:「努力和勤奮是我永遠的良友。」   
  日本軍隊中的希姆萊   
  在這種精神下,東條英機身上兼任著的多得驚人的職銜,擔任首相的同時,他還保留著陸軍大臣的位置,同時還繼續擔任著陸軍將軍的工作。後來,在日本的形勢已經惡化到絕望的境地時,東條英機又肩負起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長的職位,以增加工作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他還數次擔任外相,把日本的職業外交官趕到了一邊,還擔任過內務大臣,在這一職位上,他掌握著普通警察;在一個由數以萬計的社區組成的權力金字塔中,他處於最頂端;他還擔任過教育大臣,而在這個國家裡,受到嚴格控制的學校實際上就是政治灌輸和軍事訓練的工 
  具。此外,他還擔任過軍需大臣,這一職位是為了結束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的鬥爭而專門設立的。這場鬥爭的目的是一較高下,但只是增加了內耗。 
  此外,東條英機還努力做好一位公眾人物,這令他的國民大吃一驚,因為他們從未見過任何一位高官真的能夠走入民間,並和普通的國民打成一片。他會到菜市場詢問物價;他鼓勵人們去參拜明治神宮;在神戶的三菱飛機製造廠,他勉勵人們要爭取更大的業績;在九州的一個礦山中,他還曾經頭戴礦工帽,下到1200英尺的礦井裡,要求礦工們爭取高產。一天早上,當他騎著馬走在東京官邸的附近時,遇到了一群身著卡其布制服、腳登木屐的小男生。東條英機問他們:「你們什麼時候上操?」 
  一個男生敏捷而機靈地對答道:「八點鐘,將軍。」 
  東條英機點了點頭,接頭又問:「那你媽媽早上通常什麼時候起床呢?」 
  那個男生回答說:「四點鐘,將軍。」 
  東條英機十分高興。他說道:「如果母親們都能這樣做的話,我們就能贏得戰爭。」 
  東條英機也會偶爾視察一下戰俘營。在一次這樣的視察中,他來到了位於東京和橫濱之間的大森戰俘營,正趕上英軍戰俘進行每週一次的洗澡,他們被命令要全裸著肅立,然後按日本的方式行鞠躬禮。身著灰色西裝,手持象牙柄手杖的東條英機看上去忍俊不禁,他拿下帽子作為對鞠躬的回應。他察看了所有的營房,並特別詢問了飯菜的供應情況。對於不止一個的戰俘來說,他似乎「並不是一個無恥的老色鬼」。 
  總而言之,為了贏得戰爭,東條英機使出了自己的每一分力量。他辦公室中的燈光,會一直從黎明前一直亮到夜晚。就是在這間狹小的辦公室裡,東條英機以嚴格的自律精神指揮著戰時的日本政府。這個政府是控制日本人生活的工具,它無孔不入,富於壓制性,而它的結構更是令人窒息。 
  作為首相,理論上東條英機有責任要主持召開內閣會議,然後把他們的提議上報天皇,請他詔准或者駁回,但實際上,內閣幾乎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幌子,而天皇也沒有決定的權力。 
  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一個私下勾結的小集團手中,儘管它也可能邀請別的人來參加會議,但通常的成員只有以下這些人:首相、陸軍和海軍大臣(兩個人都必須是現役的高級軍官),以及外相。他們所做出的大部分決定的依據都來自「集權將校」提供的情報,集權將校指那些少佐和中佐之類的中級軍官,出於角色的原因,他們開始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一事實,使這個小集團的軍事色彩變得更加濃厚。 
  每次在這個小集團達成集體意見之後,它還要儀式性地向天皇申請舉行一次帝國會議,這一申請照例肯定會得到批准。在舉行會議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璽大臣簡要地提示議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對其中的某項事務表示關注,掌璽大臣就會準備一個問題清單,這個清單會事先交到預定出席的官員手中,以便他們準備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衛官護送來參加會議(侍衛官幾乎都是由一位陸軍將軍擔任),到達之後,就坐在高台上。在檯子的右側擺著兩張織錦覆蓋的桌子,天皇的高級顧問們就坐在這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佩戴著綬帶和勳章,這些都是他們赫赫軍功的象徵。東條英機首相簡要地陳述一下小集團已經做出的決定,接著宣讀天皇先前的問題,接著就是對答案進行認真、詳細的陳述。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中,日本天皇幾乎永遠都是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 
  作為一種實際的決策形成手段,這一過程當然是毫無效用的。在整個戰爭期間,在帝國會議上,小集團的提議從沒有一次被推翻過,甚至連修正也沒有。然而這個制度的確還是有某種用途的,它給掌權的軍國主義者們的命令披上了神聖的外衣。這些人將日本在前一個世紀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拋在一邊,一心一意地要將這個國家推向全面的戰爭。   
  臃腫蹣跚的官僚機構   
  在這項制度的產物中,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東條英機和他的同僚們曾對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戰爭開始後的幾個月裡是這樣的。這個機構被稱為帝國協助統治協會簡稱IRAA。據半官方組織日本外交協會出版的《日本年鑒》所說,這一機構的目的是作為「國家建構中的一個樞紐部分,以引導本國向一個高度防衛的國家前進」。 
  日本的政黨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進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許多組織,包括工會、婦女、團體、青年團、農民協會以及商會;此外,年鑒還指出:「科學、藝術、體育和娛樂的發展必須遵照全國協助統治協會的基本目標」。IRAA的總部設在東京,由東條英機兼任主席,其勢力席捲日本,它的強制性命令影響著所有日本人的態度和日常生活。 
  從表面看來,IRAA是極為懾人的。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失敗之舉。東京總部的機構重疊臃腫,官僚作風糾纏推諉,在這種情況下,它由於自身的臃腫而慢慢垮台,儘管還列在政府機構的名單上,但它完全被繞過去了,東條英機政權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來進行戰時統治。 
  遠比龐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鄰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啟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標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通過鄰組傳達了7條日常生活的準則:「早起;對你所擁有的東西心存感謝;與政權機構合作;對公共事業進行報答;做事準時;厲行節儉以及加強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約束力。」   
  一百萬個無所不包的組織   
  截至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鄰組中的基本單位已經達到了110萬個,每一個由10到12個家庭組成,而大約20個鄰組在一起又組成了一個社區協會。每個鄰組都有一個負責人,通過協商一致選出。他負責從東京的內務省那裡接受命令,然後以佈告的方式傳達給本組成員。通過這種方式,鄰組履行著幾乎沒完沒了的各種全國性和地方性的任務,它們徵收賦稅、分發口糧、組織防空和消防演習;它們還要鼓勵存款,執行防範犯罪措施,以及協調鄰里關係。儘管這些瑣碎的事務對於忙碌的人們來說令人心煩,但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 
  記者戶崎明帶著些許的鄉愁回顧了他在家鄉荻庫的鄰組中度過的那些日子。荻庫位於東京以西,這裡住著各色人等,有豪富的貴族階層,也有富裕程度稍次一等的教師,還有官員、木匠、拉麵店老闆、洗衣店老闆以及諸如此類的人。戶崎明回憶道:「在鄰組成立之前,大多數人都只顧著他們自己和家庭,你從來都不會真正瞭解你的鄰居們,但鄰組成立帶來了一種互相幫助的意識,我們全部被攪在了一起,每個人都處於平等的地位。」   
  根除「思想犯」   
  但是鄰組也擔負著一個不光彩的使命,這就是幫助「消滅個人主義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這個使命意味著要協助警察根除戰時日本所有的異議,哪怕是最最輕微程度上的,由於有了鄰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協助,日本警察系統的鎮壓力量達到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程度。 
  警察權力的基礎建立在範疇寬廣而又程度嚴厲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認為帶有不同政見思想的人,都會遭到逮捕和監禁,即使被釋放後,他們也要住進特別的居住所,被置於警 
  方的「保護和監督」之下。這樣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佈日本各地,內務省命令警察對這些在案人員進行全面調查,包括「職業、社會、環境、精神和身體狀況以及思想變化」。而這些處於監視之中的人,他們的居住地,個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這種政策,正如《日本年鑒》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樣,就是為了去促使「思想犯」們改造他們的觀念。 
  最早頒佈於1925年的《治安維持法》,在1941年進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規定了對於一個範圍寬泛的犯罪行為都要進行嚴酷的懲罰。那些「旨在改變國家制度的秘密團體」的領導人會被判處死刑,而那些「意圖推翻國家制度的任何集團,若尚未形成組織性社團,其組織者或領導人」將會被判處終身監禁,至於那些「邪惡的半宗教性團體」或者 「任何散佈不利於國家制度言論的宗教性團體」的成員則被判處長時間的徒刑,那些參加「旨在宣揚對伊勢神宮以及皇室的尊嚴有侮辱性言論」的人們,也會受到類似的處罰。 
  日本所有的公眾都受到警察的監視,那些與政治有關的報紙和期刊編輯們則被要求籤保證書,以作為信任擔保。這項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集會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察有權中止任何他們不喜歡的演講,封閉任何他們不喜歡的集會。警方還有權對「旅館、公共浴池、藝妓和妓女的工作場所、信用服務單位、理髮店、刻章店、估衣店,街頭小攤和雜貨店」進行檢查和監視。此外,警察們還被派去「照管,維持良好的公共行為方式和公共道德」,這一任務中包括「對妓女抱有盡可能人道的觀點」。   
  一個自由主義嫌疑犯的恐怖歷程   
  在最為臭名昭著的警察單位中,有一個就是憲兵,也就是軍警。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身為關東軍將領在滿洲服役的東條英機就領導過它。無論在日本還是海外,憲兵都不滿足於僅僅在軍隊內部執行法律和命令,他們要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間。 
  另外還有兩個機構,一個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別高等警察,另一個是國民警察,它類似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這兩個機構也負責國家安全的維護,它們採用嚴厲的手段來執行 
  這一任務,和它們的德國夥伴———蓋世太保毫無二致。這一系統由無數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構成。而東條英機則通過內務省從總體上進行間接控制。 
  同時擔任首相和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直接掌握著憲兵的控制權。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隨時待命,準備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輕微顛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發表不同政見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儘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戰期間受到間諜活動困擾最少的一個國家,它還是對間諜懷有近乎瘋狂的恐懼,軍隊只有晚上才進行調動,當旅客列車經過位於橫須賀、久禮和佐世保等地的海軍基地時,朝向大海一側的窗簾必須拉下來,以防止人們看到停泊在港口的軍艦———即使當地的鎮民每天都看見他們。68000噸的日本主力艦「大和號」是當時最大的在役戰艦(其姊妹艦「武藏號」和它噸位相同)。它是在久禮建造的,它的船塢用鋼製的籬笆圍得滴水不漏,僅籬笆上的鋼材就足以造兩艘驅逐艦。 
  在這樣的大氣候之下,憲兵變得十分猖狂。軍事警察在火車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們拘留和拷問任何被發現在讀英語書籍的人。只需要一個最輕易的借口,如學習關於左派的東西,他們就可以沒收和檢查人們的日記。一位名叫松本千鶴子的婦女回憶說,當她和一位朋友正在聽一個La Cumparsita(一種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時候,兩個憲兵闖進了她家。「你們這些叛國賊,」他們大喊道,「現在國家的情況如此危急,你們竟然還在聽敵人的音樂!」在離開之前,他們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處心積慮的預謀。一位日本人回憶道:「有謠傳說如果憲兵把你帶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們想要每個人都嚇得發抖。」早在1942年,憲兵進行的可怕的活動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以致連一向逆來順受的公民也發出了反抗性的低聲抱怨,例如東京的一個政府機構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應該成為「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自由國家」。 
  這些抱怨傳到憲兵的頭目加籐佐治少將耳中,促使他發動了一場對其勢力的公開辯護。他說道,憲兵的一些手段確實顯得有一點點苛刻,不幸之處在於,「憲兵有時被懷著恐懼和懷疑的人們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勢力。」加籐說,這一點是最令他苦惱的。他用溫和的口氣向他的國民保證:「你們用不著害怕他們。」他最後總結說,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憲兵所採取的措施「都必然會為我們贏得大東亞聖戰的勝利」。然後憲兵仍然一成不變地按它的既定方針行動。 
  而和憲兵爭奪國家警察最高權力的是「特高」。這一力量組建於1911年,目的是鎮壓左翼運動並進行新聞檢查。現在,它的特權範圍大大地擴展了,它專門執行法律中關於思想控制的規定。 
  「特高」的成員們有權進行兩種方式的逮捕,一種是進行盤問,另一種則可以進行拘留。原則上,留滯期最長只有29天。期滿之後,被拘捕者即便釋放,也會留下案底。為了繞過這個麻煩的規定,當一個嫌疑犯在一個地方關押期滿之後,「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個地方,這樣另一個為期29天的關押就開始了。在關押期間,嫌疑犯通常被扔在一個小囚室裡,被迫坐在地板上,直挺挺地一動不動,每次都要一直坐上24小時。一個被關押者回憶說:「日出月升,晝盡夜來,我們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麼也不能做。如果我們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發現的話,就會被踢得滿地亂滾。」 
  那些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會被要求寫一份自傳。「特高」對每份自傳所包含的內容都做了具體的規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長的環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參加過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工作簡歷,一份關於政治觀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對於被捕者來說,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無論如何都是沒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來寫,他就必須重新再寫;而他如果寫了「特高」想看到的東西,他就會以政治犯罪的名義被起訴。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當典型的逮捕行動。一個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員,毫無預兆地闖進被懷疑為自由主義者的電影導演巖崎昶的家,他們把巖崎昶從睡夢中拖起,不由分說地就把他帶到了位於東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時,他的書籍、雜誌、筆記本、日記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運到了警署。(在戰爭的後期,當燃料短缺變得十分嚴重時,這些物品被焚燒用來給警察取暖。)早晨,巖崎昶被帶到一個「特高」官員面前,被告知他將要「受受凍」———就是關在一個沒有供暖的小牢房裡。在根本沒有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巖崎昶在監獄裡總共待了14個月,最終他被釋放了,但被警告不准發表任何政治言論,也不准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到了戰爭後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腦古井喜實向帝國議會提出,他想要對「危害國內團結」的活動進行一場加大強度的鎮壓,以此為手段來堅定全國的決心。他的陳述非常動聽;東京附近地區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論》這兩本頗負聲望的雜誌的編輯人員,並指控他們宣揚共產主義觀點。一個姓竹島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對《中央公論》的編輯黑田秀俊(音)進行威脅,他說:「我們很清楚你並不是共產黨,但你如果堅決不承認呢,我們可知道怎麼對付你。我們只要把你說成是一個共產黨就行了,我們是可以殺掉共產黨的。」但黑田秀俊不為所動,重申說他和他的同事們並不知道任何共產黨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釋放了,但他的雜誌被查封了,直到戰爭結束。   
  大捷面具下的慘敗   
  隨著日本軍隊在陸地戰場及海戰中取得的勝利越來越少,在國內鎮壓中的勝利就顯得越來越重要。1942年6月,當日本帝國聯合艦隊在中途島海戰中失敗後,日本的巨大冒險就開始走下坡路。為了防止人民知悉這次失敗的消息,東條英機首相下令將這次戰役中沉艦的倖存者們隔離起來,日本的高官們面不改色地宣佈帝國海軍最終「獲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權力」。在東京,受騙的人們紛紛湧上街頭揮舞旗幟,手提燈籠進行盛大的遊行慶祝。 
  只要日本軍隊的閃電式戰爭能夠保持長勝不敗的輝煌紀錄,東條英機和他的同僚們就能夠欣然地接受公眾的歡呼擁護,同時人們也能允許天皇被繼續默無聲息地置於背後。然而,中途島戰役之後,東條英機他們變得越來越依賴於皇家的聲望,他們敦促皇室成員參觀軍事基地、工廠和學校,以此作為鼓舞士氣的手段。從1943年初開始,歷史上只有在發生重大事件時才頒布的詔書,現在幾乎每個月都要頒發一道,它們被用來勉勵後方做出更大的努力,並用來向日本人民保證肯定會得到最終的勝利。 
  降低詔書神聖權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敗壞它的做法則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東條英機正是這麼做的。通過向天皇部分隱瞞了那些令人沮喪的事實,東條英機說服天皇宣佈日軍在所羅門群島取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在這個時候,日本軍隊實際上正在慘敗之後從這一地區撤離。 
  面對日本軍隊撤出他們征服的地區,面對美國對日本本土的潛艇封鎖不斷的收緊,面對日本人民和工業開始感受到嚴重的短缺所帶來的劇痛,東條英機首相終於發現了還有一件令他滿意的事情,這就是1943年12月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共榮圈會議」,來自中國汪偽、偽滿洲國(日本人給他們的滿洲屬地所起的名字)、泰國、緬甸和菲律賓的代表們參加了這次會議。 
  東條英機是一個「泛亞洲主義」的忠實信徒,這一點,他與許多心懷譏諷的同僚們不同,他可能還相信全亞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會得到共同的繁榮。有一次他從兩國經濟合作的角度出發來解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次解釋很能體現他思想中的特點。他說:「基本目標是由中國提供它那儲量豐富的各種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術、資金和技術人員。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這是有道德基礎的。」 
  現在,作為「大東亞會議」的主席,東條英機坐在一個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開這次寄托著他全部希望的會議。東條英機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夠帶著一些成果退出戰爭,他說道:「大東亞的國家之間無論哪個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被緊緊地捆在了一起,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權一個接一個地聲明了他們的泛亞洲主義熱望。日本在中國的偽政府的頭目汪精衛說道:「所有的東亞國家都應該熱愛他們的祖國,熱愛他們的鄰邦,並且熱愛東亞。」 
  菲律賓新近被日本賦予了名義上的獨立,總統勞雷爾用因激動而不斷顫抖的聲音說道:「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或延遲十億東方人民去獲得他們自由無礙的權利和塑造自己命運的機會了。全能的上帝不會拋棄日本,也不會拋棄大東亞的民族。上帝將降臨人間,和我們站在一起,將會激發我們人民的勇氣和豪情,將賦予我們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後一個發言者是擁有劍橋大學教育背景的緬甸第一總理巴莫博士。和菲律賓一樣,緬甸也剛剛獲得了象徵性的獨立。巴莫宣稱道:「多年來身在緬甸的我一直做著我的亞洲夢。我的亞洲血統一直向其他的亞洲人發出召喚,在我的夢想裡,無論是睡是醒,我都聽見亞洲向她的孩子發出的呼喚。現在我們不是要用我們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們的血去思考。」 
  會議全體一致地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大東亞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友善,這一結果對於東條英機來說,是極為令人滿意的。他認識到,只要東亞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國,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敵人進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同盟:對於泛亞洲主義的追求在西方的壓搾面前有著巨大的力量。然而,無論泛亞洲主義曾經可能給日本帶來多麼大的機會,由於日本士兵對於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民所進行的種種暴行,這些機會都已經不存在了。 
  東條英機為組建一個有效的東亞聯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來自為他自己政府內部力量的更大破壞。在一個標題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國統治協助協會宣稱:「儘管我們採用『亞洲合作』的提法,但這絕沒有忽視日本是由神創造的這一事實,也並非假定了一種自動的種族平等。」在談到日本對那些曾經屬於西方列強的地區進行佔領這一問題時,東條英機的內閣書記官長星野直樹堅稱:「我們不受任何限制。我們可以佔領它們,可以為所欲為。」 
  這種態度源自日本長期以來凌駕於鄰邦之上的那種優越感。最終,在東亞日本士兵和統治人員涉足的每一塊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後果。   
  外交在征服者的瘋狂中受阻   
  在朝鮮,自從1910年被日本吞併之後,朝鮮人的生活中時刻都充滿著日本人的歧視,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朝鮮人的多三倍,參加日本軍隊的朝鮮人不斷地被提醒他們低人一等的身份,諸如:「走路悠著點兒,不要認為你是日本人。」 
  朝鮮人被迫像應聲蟲似的不斷照念一個誓言,開頭兩句是:「我們是偉大的日本天皇的臣民,我們效忠於天皇陛下。」他們要求所有的朝鮮人都加入神道教,朝鮮婦女被征去為日 
  本軍隊充當「慰安婦」。 
  在滿洲,重工業、交通業和通訊業完全被日本資本所控制,中國人被迫充當勞力,幫助日本掠奪這一地區的自然資源。根據一位見證人所說,工人們被迫「帶著腳鐐勞動,勞動使人精疲力竭,工作的時間很長,手段非常殘酷。許多人都逃跑了,一些逃到了俄國,那些不幸被抓住的人受到了殘酷的折磨,有火燒,有水燙,然後就被捆到某個地方(殺死)。」 
  在中國北部和中部,日本兵們犯下令人髮指的暴行。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只是其中一個最臭名昭著的例子。1942年,一個從中國回來的日本下士向朋友吹噓著:「外出搜尋給養的時候,我們抓住了一個孕婦,我們把刺刀扎進她的大肚子,然後把她像一塊肉似的挑了起來。」一個日本士兵談到看到別人「用石頭砸一個中國人,直到把他的頭蓋骨砸開,他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後他們又用腳踢他,並扔上更多的石頭。軍官們對於這場殺戮只是袖手旁觀」。在許多戰鬥區域,日本的政策是把他們前進路線上的每件東西都燒個精光,一個士兵回憶說:「作戰地區中的每一個村落,無論大小,都燒成了白地。村中則被殺得雞犬不留。」 
  在馬來亞,有大約7萬名中國移民在1942年初新加坡淪陷後被捕。他們中的幾千人,被控進行了破壞性活動。這些人被成群地綁在一起,裝到船上,船開進大海,他們就被拋進了海中。新加坡著名的萊佛士飯店禁止本城的居民進入,而那些最好劇院也只向日本人開放,一些學校也被日本人佔據,用來充當陸軍兵營,另外一些則被改成了妓院。 
  在緬甸、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以及美屬菲律賓,最開始日本被當做西方殖民主義的解放者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歡迎很快就變成了失望,然後又變成了仇恨,並且出現了廣泛的游擊抵抗運動。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在菲律賓的農村地區發生了大規模屠殺事件,而且並非罕見。整個行政區域被日本人全部毀掉的事發生了許多次,居民全被刺刀刺死,建築被燒個精光。在首都馬尼拉,那些拒絕向日本士兵三鞠躬的人被帶到城市廣場上一起殺死,他們的屍體還被吊起來示眾,而那些犯有更嚴重罪行的人,比如毆打日本士兵,則被銬在鍍鋅的鋼板上,放在熱帶的烈日下活活烤死。 
  對於日本處心積慮策劃的「大東亞共榮圈」來說,像這樣無法無天、毫無顧忌的暴行,當然是致命的,同時也毀掉了日本本身。由於其基礎是建立在強制而非合作之上,日本的體系從根本上就無法發揮效力,因此日本人喪失了一個無比巨大的人力資源庫,不管從軍事還是民用來說都是。他們也無法充分利用那些日本急需的豐富自然資源。 
  然而儘管大東亞共榮圈的失敗對日本的發展有很大的破壞性,但如果和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競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相比,它就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了。這場激烈的競爭貫穿了戰爭的始終,它不僅給作戰行動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相互鉗制,而且也給日本為經濟所做的全國性的努力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1941年,在東條英機剛剛坐上首相這個位置的時候,天皇曾經向他申明了一個長期困擾日本的問題。當然,這種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閃爍其詞的方式來表達的。裕仁說道:「請你一定記住,在目前陸軍和海軍之間的合作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還打算召見海軍大臣,告訴他同樣的話。」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忠告是如此有價值,但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忠告是如此一貫被人忽視。綜觀整個歷史,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競爭幾乎每個國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陸軍之間的相互仇恨程度實在是無與倫比的。它是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間血腥的領地之爭。當19世紀後期的明治維新中,現代的日本陸軍和海軍建立起來的時候,一些宗族將他們的子弟送進一個軍種,而他們累世的對頭們則一定參加了另一個。就這樣,他們之間的敵意持續了下去,甚至發展成了公開的仇敵關係。 
  兩軍之間的爭鬥在個人層次上也體現了出來。海軍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參加過兩次最重要的戰役,先是突襲珍珠港,後來又經歷了中途島的失利。他曾經有一次當著一位喋喋不休的將軍之面推開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對陸軍的蔑視。豐田副武司令,是戰時的聯合艦隊總司令,他經常把陸軍稱為「馬糞」,而且再三宣稱他寧可把女兒嫁給一個乞丐,也不會嫁給一個陸軍裡的傢伙。但這些都算不了什麼,陸海軍之間不合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遍及各處,包括經濟動員、戰略性供應的徵集和部署、軍備設計和生產以及成品的分配。 
  從制度上講,陸軍和海軍的後勤供應都是由通產省掌管和分配的。通產省和一個內閣計劃委員會共同負責制定經濟政策。但是,海軍和陸軍都拒絕向行政部門提供任何關於他們戰略物資的接收和存貨的數據(它們之間更是絕對相互保密)。這樣一來,任何實際的計劃都難以實施。   
  飛機製造業的激烈競爭   
  在戰爭初期,日本曾經進行過一次彌合兩軍關係的嘗試。他們建立所謂的控制機構,並賦予其相當巨大的權力。這些機構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現的,每一個機構的領導都由一位來自戰備相關產業的行政官員擔任。陸軍和海軍的反應則是對控制機構毫不理睬,繼續隨心所欲地使用他們的儲備物資,直接向生產廠家發送訂單(有一些廠家就是屬於軍隊的),混亂仍在繼續。 
  兩軍之間的爭吵在至關重要的飛機工業中最為激烈,在這裡雙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機構。一位民用經濟計劃制定者籐原銀次郎在對飛機工業進行調查之後,抱怨說:「海軍在科技上比陸軍領先,所以陸軍竭盡全力地爭取趕上,然後海軍又竭力保持領先的地位,這樣就形成了一場爭取優勢地位的緊張鬥爭。」 
  籐原氏的研究結果還顯示,到1943年的夏天,儘管日本已擁有年產53000架飛機的生產能力,但實際上每年的生產數量連10000架飛機都不到。對此,他的解釋為:「陸軍和海軍出於競爭而小題大做,但他們沒有取得什麼實際的成果。他們擁有規模宏大的工廠和相當精良的機器,但是每當陸軍建一個大的工廠,海軍馬上也會建一個。他們只顧著盲目攀比,卻很少考慮到實際效率。」這種浪費行為造成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在那些用來製造飛機的寶貴鋁材中,只有55%確實變成了飛機,而餘下的部分全部被作為廢料倒賣進了黑市。 
  陸軍和海軍都伸長了脖子等著看在飛機設計領域誰會超過對方。截至戰爭結束,海軍製造出的飛機有53種基本機型,共112個品種,而陸軍則有37個基本機型,共52個品種。這些飛機中的大多數都是按那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外國機型仿製而來的。   
  陸軍建立起自己的海軍   
  在從被佔領的荷屬東印度開採石油的問題上,雙方的爭鬥時間也長到了荒唐的程度。海軍由於對石油的需求極為迫切,不得不從這裡進行了大量的開採。陸軍由於步兵佔了絕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於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需求了。但是,陸軍實際上早已壟斷了日本的石油資源。 
  這種不平衡來自於一種奇怪的安排方式:被佔領地區的石油資源的分割情況是由最先占 
  領該地區的軍種決定的。在這點上,陸軍佔有明顯的優勢,它掌握著最主要的油田,還握有6座大型的煉油廠,這使得陸軍擁有了前荷蘭屬地中85%的石油資源,這樣海軍能得到的就所剩無幾,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羅洲的兩個港口。 
  為了滿足自己遠遠超過陸軍的石油需求,海軍不得不採取了類似於敲詐的手段,它威脅說,如果陸軍不分給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發往日本的所有油輪。雖然,因此成立了一個陸-海軍石油委員會來解決分歧,但實際上爭鬥更加劇烈了。對於委員會所下達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雙方都置之不理。 
  同時,海軍在海戰中的失敗,和其長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在1944年6月的馬裡亞納群島航母大空戰中,有一個日本艦隊其實就在附近,但苦於燃料不足而無法參加戰鬥。由於不會受到來自海面艦船的攻擊,美國航母發動了「電擊行動」,隨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戰飛機,日本空中力量在這種打壓下永遠都無法恢復元氣。後來,在萊特灣戰役中,從本土緊急趕來赴援的戰列艦「伊勢號」和「日向號」最終還是晚了一步,原因還是燃料不足。 
  儘管海軍掌握著油輪的壟斷權,但陸軍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廠,而且它對商業船運也頗有涉足。實際上,早在戰爭開始時,陸軍手中掌握的船舶的總噸位就已達到了210萬噸,而同時民用的「航運控制協會」的船舶總噸位是170萬噸,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則僅有150萬噸。而在實際操作中,兩軍之間也決不進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陸軍的航運總部在宇品,海軍的航運辦公室則在橫須賀,他們從未交換過關於船隻啟航、路線、裝載情況以及到港時間等任何信息,甚至連發現了敵方的潛水艇這樣的事也互不通知。 
  陸軍並不僅僅滿足於擁有自己的商船船隊,它甚至還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來建造自己的潛艇。海軍潛艇部隊的指揮官三和戍 吉副司令回憶說:「當陸軍提出要建造他們自己的潛艇的時候,海軍堅決反對這個計劃。但是陸軍答覆說,他們計劃建造特殊的潛艇是用來守衛本土的,他們不想要海軍的潛艇來擔負這一任務,因為它們還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擊敵方的艦隊。海軍對這一點表示同意,並且向陸軍闡述了建造潛艇的困難性,表示可以指導陸軍如何來建造。然而陸軍並不想要海軍的幫助,只想自己來造。」毫不意外,海軍的潛艇幾乎沒有被派上任何用場。 
  日本在二戰中未能研製出一種高效的雷達,這在部分上也要歸咎於兩軍之間的爭鬥。美國的雷達專家們在一份戰後的報告中指出:「日本的軍事首腦們必須受到嚴厲的批評,他們使陸軍和海軍的研究開發以及生產工作一直處於完全隔離的狀態。日本缺乏擁有足夠技能來從事雷達研究的科學家,無法展開工作。然而他們竟然還堅持在兩軍中進行各自為政的秘密研究,企圖用不到一半的人來完成全部的任務,這種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極點。」 
  陸軍掌握著最高的軍事徵募權力,因此它就老實不客氣地把那些技術熟練的飛機製造工人統統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別是那些原本在給海軍生產物資的工廠中工作的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大約4500名九州飛機製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徵召,佔到全廠僱員的50%,他們的位置被換上了毫無技術、毫無經驗的婦女、學生和朝鮮人。陸軍和海軍似乎都很樂於讓他們的供應廠家們生產用途相同的但卻形狀各異的產品。「即使是生產一個螺釘,陸軍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軍則要造成右旋的來表示與其不同。」日本同盟新聞社的記者加籐益雄在回憶中這樣說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業已經極度混亂,以致內閣計劃委員會和通產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個全新的軍需省,由東條英機兼任部長,它的任務就是專門消除由於那兩個互不相讓的軍種所引起的混亂。 
  凡是那些和戰時供應品生產稍有瓜葛的私人企業都被列為「軍需廠家」。這個含糊不清的稱號一共被授給了671家廠商。軍需省對廠商的生產安排有獨家控制權,還控制著下屬廠家的資金,並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對廠家進行任意的拆解組合。 
  然而軍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僅從部長走馬燈般的替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事實。東條英機很快就對軍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厭煩,於是將其轉給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繼任者是經濟學家籐原銀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堅強、能力卓越的三井工業集團的前任總裁,籐原後來帶著憤怒辭去了這一職務,取代他的是一個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對此籐原解釋道:「問題就在於必須有一個陸軍和海軍都能接受的人,於是他們找到了這麼一個妥協方案———任用吉田,儘管這個人根本一事無成,毫無用處。也許他們覺得任用一個對工作一無所知的人,就能使他們雙方都放開手腳吧。」 
  綜觀整個二戰過程中,這兩個軍種之間很明顯地不需要一個協調的指揮(而即使有,他們也不會聽從)。就在中途島戰役後不久,海軍准將高木礎吉大膽地向海軍軍令部建議,提出日本勝利的惟一希望就在於陸軍和海軍在一個最高指揮部之下採取聯合行動。但兩軍都拒絕進行任何實際的合作,即使在作戰地區也是如此。 
  作戰地區中權力在兩個軍種間的分配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規則,陸軍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揮權,但海軍控制了新幾內亞的一半、所羅門群島、蘇拉威西島以及被托管的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裡亞納群島。雙方都認為對方控制下的地區與自己毫不相干。還是那個同盟新聞社的記者加籐,他認為這種情況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島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寫道:「分配給海軍的艦隻數量不足以守衛這一地區,而陸軍提供的支援不僅不夠,而且還三心二意。」 
  然而海軍也好不到哪兒去。作為山本五十六大將中途島作戰的一部分,陸軍官兵們奪取並固守了阿留申群島,海軍早前就對這次登陸行動表示反對,很快就又對它進行批評,海軍大西瀧次郎少將後來說:「我們應該在猛攻阿留申群島之後就從那裡撤走,但是我們愚蠢地佔領了這一地區,還投進了過多的物資和不必要的兵力,這使得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再離開了。」所謂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國收復阿留申群島時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島的大敗後,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問他的侍衛官:「難道海軍和陸軍之間真的水火不容嗎?如果他們之間存在摩擦的話,那我們就難以贏得戰爭的勝利。」 
  天皇的這個結論是絕對正確的,由於東條英機試圖掌握日本盤根錯節的政治結構的努力毫無成效,由於警察的高壓手段滲透到國內的每個角落,由於陸軍和海軍之間齟齬不斷,兵力不足、軍備匱乏的日本帝國無可挽回地逐漸滑上了通向失敗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夢魘般的時期已經到來時,仍舊對他們的精神堅信不移,但他們很快就會嘗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東條英機首相靈敏地應對一位帝國議會的成員。東條英機的思維敏捷,言辭犀利,因此他被稱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雙成對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這是一首著名的蘇格蘭歌曲,中文名叫做「驪歌」或「友誼地久天長」,常作為舞廳的交誼舞曲。)禁令前最後的舞曲。政府下令在這一天的午夜之前關閉所有的舞廳,以此作為一項保護措施。 
  記者新明武雄在一次關於戰略的爭論中站在海軍一邊,因而激怒了東條英機。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連隊在一起。後來這一連隊在守衛琉磺島時被消滅。 
  一篇帶來了「死亡召喚」的報道 
  1944年2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聞》發表了一篇引起轟動的文章,東條英機首相看了這篇文章後,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戰爭新聞記者新明武雄置於死地。 
  在這篇題為《竹槍根本無濟於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對陸軍的防衛計劃進行了批判,因為這個計劃命令本土的全體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頭的任何武器來擊退盟軍的入侵。相反,新明為海軍的觀點進行了辯護:最後的決戰必須在海上進行,這樣可以防止美國佔領日本本土以及對日本進行轟炸。 
  儘管這篇文章並沒有指名道姓地提到東條英機,但這位日本首相還是認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給新明武雄下達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這樣一個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屬於徵兵之列的,所以這個通知被稱為「死亡召喚」。任何一個收到這種通知的人幾乎就死定了。他們都被用船運到了最前線的部隊。新明武雄將被送到了琉磺島的一個陸軍航空兵連隊中。 
  但是海軍拯救了這位記者的生命。他們向新明武雄下達了海軍入伍通知,而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陸軍的前面到達,搶先將新明安排在了海軍新聞處中一個安全的崗位上。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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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愛國主義的福音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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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主義的福音書 · 
  對戰士們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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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主義的福音書 
  為了表示對美國的蔑視,東京的行人們踐踏被政府宣傳部門繪製在人行橫道上的巨型美國國旗。 
  一個士兵將竹槍刺入代表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稻草人。旁邊的牌子上的內容是鼓勵行人都停下來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戰爭的準備 
  「因為我們想到了那些在中國北部打仗的戰士們。」在被問及她和她的同學們為什麼冬天不穿外衣時,一位女中學生這樣回答道。這些孩子之所以會如此毫無怨言地忍受嚴寒,一個原因是出於愛國主義,另一個則是日本政府努力進行的所謂精神動員的結果。為此他們發動了無窮無盡的政治宣傳運動,號召人們與軍事行動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們堅定意志來承受那些戰爭可能給後方所帶來的困難。 
  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東京的宣傳機器高速運轉起來,全國的報紙都按照指示同時發表了「要與政府協調一致」的公告。從此之後,日本人民便被鋪天蓋地的新聞和報道所吞沒,它們全都是在宣揚奮不顧身的日本士兵有多麼勇敢,以及這場為了抵抗凶殘的美國侵略者,保衛天皇的聖戰有多麼正義。 
  任何對政府的政策產生質疑的人都會遭到審訊甚至監禁,而執行這一任務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從的媒體偶然發表一些評論,被認為違反了1941年的一項所謂的維持「和平氣氛」的法律時,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會面臨失去工作或者將被監禁一段時間,為了對付這些失誤所帶來的後果,許多報紙僱傭了「獄中編輯」,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規定的刑期。 
  這樣的措施有助於控制新聞媒體和對人民的思想進行約束。政府還試圖將人民的身體也控制起來,年輕男子除了他們的日常工作之外,還被要求自願參加軍事訓練,年輕女子則被鼓勵著結婚生子,以為這個不斷擴張的帝國充實人口。無論男女老幼都被要求穿上單調的平民制服,還要參加准軍事訓練,人人都疲於奔命,苦惱不堪。人民的具體生活,無論是吃什麼東西,什麼時候去鍛煉還是如何祈禱都要服從政府的指示。原因就是政府要千方百計爭取成功地達到它所宣稱的目標:維持「完美的公共秩序」。 
  1943年,即將趕赴戰場的日軍從東京一家劇院的巨型廣告牌下經過。廣告上的標語是:我們不會停止進攻。 
  採取節約措施來鞏固本土 
  在戰爭剛開始時,由於日本領導者制定的作戰計劃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消費品生產的大規模減少,因此政府發動了一場節約運動,主要是為了使人民做好為國犧牲的準備。這一次運動的口號———諸如「奢侈是我們的大敵」———被印在傳單上,撒遍了日本列島。 
  大多數的日本人都響應了政府的號召。他們每天跟著國營廣播網進行定時的鍛煉,以此來加強身體素質。他們還勒緊褲腰帶,像日本禪宗的和尚那樣,進行自願的食量節制。日本禪宗和尚自願戒食大米,只吃少量的水果和蔬菜。 
  人們努力去適應失去了以往一切便利的生活。從1940年開始實行嚴格的汽油配給,東京從午夜到凌晨5點,實行交通管制,愛國主義的婦女團在政府的發動下,對任何浪費油料開車去紅燈區的傢伙的姓名予以無情的揭露。 
  政府還號召進行服裝上的限制。他們敦促婦女們將奢華的服裝如西式裙子和華麗的和服束之高閣,換上農婦式的工作襯衣和寬大的褲子。口紅、胭脂和眼影之類的化妝品全遭到禁止,而在美發店統統被關閉之後,樸素的短髮成為了最流行的髮式。 
  而日本的男人們無論軍民,則響應號召,將筆挺的西服套裝換成了毫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並且打上綁腿,帶上軍帽。最後,由於所有能利用的皮革都被用於為軍隊製造軍靴,以至於所有地方的平民們都不得不穿上笨重的農村式樣的木屐。 
  東京的一個身穿西式套裝,頭戴草編禮帽的警察正在訓斥兩位婦女,因為她們一個穿著西式洋裝,另一個穿著和服,這些都被政府列為奢侈性的服裝。 
  一位身披防空組織綬帶的婦女微笑著展示名為「Monpe」的寬大式女褲,這種褲子後來成為絕大多數婦女的著裝。 
  東京附近伊豆半島上的一群居民在戶外進行柔軟體操,背景為富士山。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一個男子和他的兒子一起在吃「日之丸便當」。這種飯菜象徵著日本國旗,就是在白米飯中放一個紅色的醃梅子。 
  在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健康寶寶大賽中,容光煥發的媽媽們抱起胖乎乎的嬰兒排成一行。這種比賽舉行了很多次,旨在宏揚母性。 
  駐守滿洲士兵的未婚妻們在一所新娘學校中扛著鋤頭行進。 
  一群少年工人正在昭和電力公司的一家鄉村分部中使勁推動滿滿一車用以製造水泥的石灰石。 
  來自婦女兒童的特別貢獻 
  由於戰爭耗盡了日本的人力,那些留在本土的人們就被號召來為國家貢獻更多的力量。孩子們被分配去從事撿炭塊以及其他簡單的工作。再大一些的學生們則要到田里和工廠裡進行繁重的勞動,而年輕的婦女們則被鼓勵著去從事一種特殊的生產工作———生兒育女。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人口過剩所困擾,而且將其作為擴張的借口。而現在政府卻宣稱它需要更多的人口來充實新佔領的殖民地,並且發動起一場宣傳攻勢以期達到每年300萬的出生量,這差不多是和平時期的一倍。 
  作為運動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並且建立起許多婚姻介紹所和新娘學校,用來訓練年輕姑娘們,她們將作為拓殖者駐守海外的日本士兵們結婚。國家負擔婚禮的費用,並且承諾只要所生的孩子達到或超過10個,將為其家庭提供免費的高級教育。 
  婦女們被鼓勵著「把母性作為國家的命運」。首相夫人,同時也是七個孩子母親的東條勝子告訴全國的人們:「養育孩子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形形色色的「士兵」 
  大戰初期日本軍隊速度驚人的勝利在全國掀起了新一輪軍國主義狂潮,為了將它保持下去,日本的宣傳機器不斷地提醒人們日本軍隊體現了古代武士的英勇美德。 
  對軍事的狂熱感染到了社會的所有階層。滿懷驕傲的母親們給她們的孩子穿上裝飾得漂亮的制服。老師們告訴學生如果一個男孩子不投身於這場「神聖」的戰爭,那麼他就會恥辱終生。而對於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日本專業相撲選手們響應徵兵這樣被大加宣揚的消息,尤其使青年們感到振奮。 
  甚至連那些一向信奉非暴力,講求和平的和尚們也響應了徵兵的號召。同時由於許多神道的神職人員入伍,以至於在神道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婦女替代這些男人做神職職位的現象。 
  在全國的兒童節中,身著陸軍和海軍將軍制服的小男孩們莊重地敬軍禮。 
  在1942年的一次衛國操練中,一排高大粗壯,大腹便便的相撲運動員擺出向右看齊的姿勢,他們在日本是廣受歡迎的傳統項目運動員。 
  在一位陸軍軍官的指揮下,腰別刺刀,肩扛步槍的和尚們在他們的寺院中操練。 
  1943年東京街頭,一位美麗的少婦停下來往一塊釘著一排排鈕扣的布上縫上一針紅色的線。當有1000個人縫過之後,這塊帶著幸運祝福的布將被送到一位前線戰士的手中。 
  一位路人在一位少婦手持的太陽旗上寫上「力」字。當寫1000個字之後,這面旗也將被送給一位前線作戰士兵。 
  日本婦女肩負著維持本土和海外軍隊士氣的責任。「國防婦人會」負責起了這些活動的協調工作,派遣它的成員們到火車站為開赴前線的部隊送行,並敦促他們寫鼓舞後勤人員的信件。婦女們還通過製作護身符的方法來幫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士兵們,從護身符上他們可以確信自己擁有來自身後那片國土上全身心的支持。 
  最受歡迎的護身符叫做「千針帶」,就由1000個街上的行人在一塊布上一人縫上一針,然後將其送給前線的士兵,據說它象徵著日本婦女的信任和忠誠。王牌飛行員阪井三郎就收到了一個,是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制做的。阪井三郎寫道,「沒有哪個日本飛行員相信這種傳統的護身符能避開子彈」,但當他想到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長時間「佇立在寒冬的街頭」請求行人們為它縫上一針,「我當然會戴上它,」他最後寫道,「而且我把它綁在我的心口上。」 
  還有一些志願者們走上街頭去製作另一種護身符,他們請行人們在一面日本國旗上寫上幸運的祝福。許多日本士兵都在口袋裡裝上這麼一面國旗參加戰鬥,因為這代表了他的國家。 
  在神社中為死者 
  祈福的人們 
  日本人被鼓勵著去東京廣大而幽暗的靖國神社進行公眾性的祈禱,在這裡供奉著所有戰死士兵的亡靈。這種信仰是由裕仁天皇在戰爭初期就樹立起來的。他主持了一個在靖國神社舉行的莊嚴儀式,在這個儀式上,裕仁天皇宣佈那10334名死於中國戰場的軍官們的亡靈在此得到供奉,這意味著他們被賦予了神一樣不朽的地位,幾乎和天皇自己並駕齊驅了。 
  隨著戰爭的死亡人數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失去親人的平民來這裡祈禱。靖國神社成為了一個至為神聖的地方,有軌電車經過它的大門時都要稍作停頓,而行人們則停下腳步並深深鞠躬。 
  1941年,哀悼者們冒雨跪在位於東京鬧市區的靖國神社外面。平民們最通常進行的 就是為他們在戰爭中死去的親近之人祈禱。也有許多士兵在他們乘船奔赴前線之前來祈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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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帝國俘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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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1945年3月,在東京遭受了二戰中最嚴重的一次空襲之後,身著軍裝腳蹬皮靴的裕仁穿行在被炸毀的一個街區中,侍從們被他甩在了身後。 
  帝國俘虜 
  1921年,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訪問英國時在向儀仗隊敬禮。頭戴熊皮帽,擔任陪同的是威爾士親王,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三世。 
  一位害羞,溫馴而又熱愛和平的天皇 
  「達到至美的時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在一首含義幽遠的小詩中,裕仁天皇這樣寫道。然而他的一舉一動是如此地被拘囿於日本苛刻的傳統範圍之內,所以這個熱愛和平的人極少會表露出對和平的渴望。 
  裕仁生於1901年,在一個完全得不到愛的氛圍中長大,他一直感到壓抑和恐懼。按照宮廷的慣例,他在僅有10個星期大的時候就被從父母身邊帶走,在一連串的監護人和導師的照顧下長大,曾經有一段時間,一共11位學者像填鴨似的拚命往這個小男孩的腦袋裡塞著各種科目的知識。 
  儘管被培養日程束縛著,但這位皇太子卻顯示出了十分獨立的思維能力。12歲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神話———他是太陽女神的後代,因此他自己也是一個神———和他的歷史老師展開辯論,使這位老師震驚不已。他的首席監護人西園寺公望親王告誡他不要發表這種異端邪說,並且向他解釋說日本人民需要相信他們的天皇是神聖。西園寺公望還說,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須保持像神一樣的莊嚴,高高在上,決不能把自己捲入俗世的事務中。 
  裕仁長大後,變成了一個害羞自閉的人,儘管他還保持著一點點個人的自由空間。他成為了一個嚴謹的科學家,狂熱迷戀西方的各種體育運動,他甚至還敢於反抗那些權力□赫的顧問,因為他們反對他自己中意的婚姻。但在所有關於他的天皇職位的事務方面,他仍然只是一個法律和議會的嚴格服從者,因為很早以前他們就使天皇退縮到了一個宗教性象徵元首的位置。他總是一言不發地對法律和議會深信不疑地服從。 
  當日本的軍閥集團將日本逐漸拖入與中國以及後來與西方盟國的戰爭時,對於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首腦們的計劃,裕仁從來都沒有進行過一次有力的呼籲來進行矯正。他只是在他所寫的一首詩裡氣語暖昧地表達了他的憂患:「當我遊覽紀伊水道海角的時候/遠方的海上正低垂著烏雲。」雖然天皇似乎沒有意識到,他的精神權威其實是極為巨大的,而他並沒有能將其利用起來,所以在日本的戰爭悲劇中,天皇也有一部分責任。 
  裕仁的父母:大正天皇和貞明皇后。按照宮庭的習慣,他們把皇太子的撫育任務交給了監護人。 
  三歲的裕仁。當時他離開父母,單獨住在日本皇室那個擁有超過3000名僕役的龐大宮殿中的一個小房子裡。 
  一位東方王子的西方歷程 
  裕仁有一次曾經承認,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就是1921年那次長達6個月的歐洲旅行,他充滿感情地回憶說:「我生平頭一次體驗到什麼叫做更自由的生活。」 
  英國皇室相對隨意不拘的生活方式令這位時年20歲的皇太子大吃一驚。他非常高興地看到他的英國夥伴——威爾士親王竟然被允許在大眾餐館吃飯,以及在夜總會裡和漂亮的姑娘們跳舞。他把坦白、平易近人的英王喬治五世視為自己的偶像,後者曾經像父親似地拍著他的後背,稱他為「我的孩子」。 
  裕仁帶著一大堆西方式的愛好返回了日本。他打起了網球,並且在皇宮的院子裡修了一個九洞的高爾夫球場。他改吃英氏的早餐,諸如雞蛋和烤麵包片(而不是米飯);改穿西氏服裝,只是除了一些十分重大的儀式性場合之外。在每年一度的水稻插秧儀式上,他甚至還帶著一頂西式的氈帽,而他的官員們則都戴著插秧者戴的那種傳統的寬邊草帽。 
  他還不顧繼承人問題上的風險,毅然選擇了一夫一妻的西式婚姻方式。在裕仁登基之後,他和妻子良子生出來的全部是女兒,而女兒是不能繼承皇位的。他的顧問們紛紛勸說他採取古老的解決方法,廣納姬妾直到其中的一個給他生下一個男性的皇位繼承人為止。裕仁竭力頂住了這些巨大的壓力,他的忠貞最終得到回報:1933年,良子終於生下了一個男孩。 
  和英王喬治五世同車穿過倫敦時,裕仁向行人們致意。此時令他大開眼界的20天英國之行剛剛開始。 
  身著白色網球裝的裕仁及其妻良子在一起進行雙打比賽。時為1924年,即裕仁從歐洲返回的三年之後。 
  裕仁在他宮中實驗室的海生動物研究過程中小憩。他後來出版了不少關於這一領域的學術著作。 
  裕仁家庭的合影。裕仁身著西服套裝,皇后良子懷抱幼小的皇太子明仁,旁邊是他們的三個女兒。 
  裕仁身著傳統禮服,手持節杖的形象。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 
  衛隊在天皇的座車前抓捕一名被懷疑意圖對裕仁不利的士兵,而實際上這名士兵只是想向他申訴陸軍中的虐待行為。 
  1930年,長跪而坐的村民們還被允許見到天皇。 
  大阪市長由於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隨意而被迫辭職。 
  文化衝突中的風暴中心 
  在整個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中,裕仁一直陷於理想和野心的衝突裡。和許多進步的日本青年一樣,他明白自己的國家應該通過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這樣和平的方式來實現繁榮。但是這種觀點遭到了激進的陸軍和海軍軍官們的極力反對,他們主張的是征服全亞洲,並且要剷除所有傾向於追求和平式發展的人。 
  曾有兩名煽動者企圖刺殺裕仁,但是流產了,另外還有六個人發起了請願活動,請求他改善日本的狀況。有好幾個溫和的政治家被軍國主義者和右翼軍官所暗殺,其中就包括原敬首相,原因就是他在1921年曾積極鼓勵裕仁的歐洲之行。 
  日本陸軍的高級指揮官們都聲稱他們無法控制低級軍官們所進行的這些殺人之類的惡行,但實際上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在私下裡對於這些暴力行為是首肯的,並且還從中獲益。一直存在的刺殺威脅著裕仁的一些自由派內閣成員和顧問的生命,所以他們就輪流勸說天皇要超然於日益嚴重的混亂局勢之上,保持傳統的角色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令人敬畏。 
  這樣的角色正是陸軍的高級軍官們所想要的:天皇的腳步只限於宮牆之內,不會對他們的征服計劃進行任何干涉,但又擁有神一樣的地位,在戰爭來臨的時候能夠將國家團結和激發起來。 
  軍隊接著又發動起一場宣傳運動,使裕仁和人民更加疏遠。過去普通的人們還被允許可以瞻仰天皇,但現在只要有天皇在場,他們必須深深鞠躬,絕不能抬頭觀看,以表示對天皇的崇敬。特定的高級官員獲準可以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卻因為所謂的沒有對天皇表現出足夠的尊敬而丟掉了官職。 
  一位名叫加瀨俊一的外務省官員看穿了陸軍的花招,他宣稱說好戰的將軍們「故意在皇家周圍散佈宗教性的神話迷霧」。加瀨俊一還用詩一般的語言說天皇「完全只是水中月影」,而「真正的月亮就是軍隊,他們掌握著實權並且享受著所有權力帶來的好處」。 
  裕仁本人也看透了這種將他完全架空的所謂尊敬,他帶著平靜的失望說陸軍是「在用繡著花的綢緞將我慢慢悶死」。 
  臣民們匍匐在東京的皇宮前朝拜。從1936年之後,警察對任何膽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一位沮喪的象徵性元首的形式職責 
  儘管在法律上和習慣上,裕仁沒有任何實權,但他還是要履行那一大串煩人的禮儀性職能。天皇要主持每一次帝國議會的開幕式,參加軍部的正式會議,假日裡要去參觀神道的神社,檢閱陸軍的演習,還要穿上整套的軍式禮服(見右圖)去歡迎訪日的外國要人。 
  評論家認為,在這些會議上,裕仁應該更好地運用他的精神權威,更強烈、更直接地表達他自己的意志,實際上,他確實偶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試圖糾正軍事領導們窮兵黷武的路線。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裕仁敦促他的內閣要執行一個「不擴張政策」,然而就像皇室管家所說的那樣,裕仁的努力就像「往沙子裡釘釘子」一樣毫無作用。 
  在1941年9月6日那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內閣會議上,戰爭最終被確定。在這次會議上,裕仁再次表達了和平的願望。他引用了其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詩,詩中問道:「為何風雨亂人間?」據報道稱,內閣成員們對裕仁的話感到「驚懼」,但軍隊首腦們也對天皇只是暗示性地表達,而非直接提出而感到「釋然」。於是日本的將軍們就立即著手將他們的戰爭計劃付諸實施。 
  就座於一面金色屏風前的裕仁在主持軍部的一次會議。與會的軍官們都把手放在膝蓋上,肅然端坐。 
  身著長禮服的帝國議會的成員們一起向天皇(立於後部者)鞠躬。 
  在軍事演習中,裕仁觀看部隊乘坐兩棲登陸艇。 
  1935年,在等候迎接滿洲國皇帝溥儀時,裕仁與手持照相機的一位親屬說笑。這張照片是被禁的,因為天皇看起來太有人情味了。 
  「上天之子」的偶然遠足 
  在偷襲珍珠港之後,裕仁變成了一個實際上的宮中囚徒。他極少露面,只是在慶祝日本取得巨大勝利,以及後來戰爭情形不利於日本時,去查看慘遭轟炸的東京才出來一下。1945年,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皇宮的防空掩體中度過的。 
  為了戰爭,天皇做出了他所能做到的最痛苦的犧牲:他放棄了摯愛的海洋生物研究,認為這是在戰時一項不合時宜的自我放縱行為。作為替代,他寫信向他的戰士們表示鼓舞和讚揚,並且為他們祈禱。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使他感到無比痛心,因此在1942年夏天之後,內閣成員和宮裡的官員們就聯合起來,向他隱瞞那些最壞的消息。他希望戰爭能迅速結束,即使在他的軍事將領們以他的名義下號召日本人付出更大犧牲,流出更多鮮血的時候也是如此。 
  1942年2月,裕仁站在皇宮的護城壕後面,注視著歡呼攻陷新加坡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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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黑暗之谷   
  一項秘密研究   
  1943年夏天,戰爭打到了日本的家門口。從此往後,由於越來越多的資源被從民用經濟中調去支援軍隊作戰,日本人民所面臨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也就越來越大了。到了1944年的秋天,儘管這時美國的密集轟炸還沒有開始,日本人已經深深陷入了他們所稱的「黑暗之谷」。 
  從戰略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內發生的情形只不過是驗證了一項戰前秘密研究的結果。這 
  項研究的參與者之一,經濟學家稻葉秀三後來對他們的研究結論進行總結:「我們開始懂得如果日本加入戰爭,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摧毀,不光是日本的經濟,還有日本這個國家本身也會在巨大的痛苦和絕望中崩潰。」但日本政府對於些警告完全不予理睬,只是力圖在1942年進行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在這一目標失敗後,面對擁有巨大戰爭物資生產能力和充足兵源的美國,日本完全無法與之相抗衡。1943年,在主要由美國潛艇構成的盟軍海上封鎖線形成之後,日本巨大的商船船隊的活動逐漸斷絕。而相當一部分的食物和幾乎所有的關係命脈的原材料都是靠海運進來的,因此它們的供應也就被切斷了。 
  日本人民對於二戰的感受和其他所有的交戰國都是一樣的:商品短缺、定量供應、通貨膨脹、黑市猖獗,以及更長時間強度更大的勞動。但是他們在「黑暗之谷」中所遭受的艱辛還有一個特殊的痛苦之處。儘管日本政府對於那些膽敢發佈日本失敗消息的新聞進行毫不留情的打壓,人民還是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們在二戰中的失敗,隨之而來的就是他們像機器人一樣,一天天麻木地在毫無樂趣的工作中飽受煎熬。 
  由於被1942年一系列奇跡般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日本政府曾經一度放鬆了戰爭物資的生產。但到1943年,失敗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在地方層次上負責定量供應的鄰組忙著把不易保存的食物發放到成員手中,同時還忙著派遣成員們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給品。   
  木頭做成的服裝   
  在日常生活的每個方面,物品緊縮的跡象都變得越來越明顯。日本製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種名為「Sufu」的極脆弱的布製成的,這種布的原料就是一丁點兒棉花以及木漿和樹皮,然後把他們紡在一起。日本的紡織工業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從澳大利亞進口,而棉花則從印度、美國、埃及和巴西進口。在二戰切斷了它的原料供應之後,它就不得不採用代用品。最初,紡織廠試圖改用在中國佔領區所產的棉花。但是事實證明,短絨的華北棉花在專門為棉絨較長的印度和美國品種設計的機器上根本無法紡織。最後,政府一次性 
  地銷毀了超過800萬個的紡錘和25萬台織布機,對剩下來的紡織廠,政府命令他們不斷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時為了解決羊毛供應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樹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種紡織品能自給自足,那就是絲綢。先前,幾乎所有的綢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場的喪失現在卻給後方的人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婦女們發現絲綢內衣這種二戰前聞所未聞的奢侈品現在不僅隨處可見,而且價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沒有這種意外的便宜了。軍隊對於皮靴不斷增長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產完全陷於停頓;而為了生產飛機和卡車輪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種膠底拖鞋也無法再生產了。政府相應地加速生產笨重的木屐,並向那些滿腹懷疑的平民們大力推廣這種「愛國鞋」。為了配合這場運動,東京帝國大學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稱,這種木屐能夠「非常好地加強腳趾尖上的小塊肌肉」。無論信不信這位博士的話,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並且把戰前的最後一雙鞋保存起來,以備在特殊場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會哭。」   
  然而,每個人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還是填飽肚子。儘管日本在戰時並沒有遭到大規模的饑荒,但從1943年開始,上百萬的人們都經受著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匱乏已經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困擾。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排隊等著領口糧,以及到農村搜尋食物。這樣一來,日本戰時產品的生產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當1941年對美戰爭開始的時候,在充當日本人每頓飯主食的大米中,有80%都是由日本的 
  農民們自己生產的。政府預想在維持充足的大米供應方面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畢竟,日本的農民擁有著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單產紀錄。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是由其殖民地朝鮮和台灣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兩個基本品種:醬油和豆腐,則是用從滿洲進口的黃豆製成的。 
  但是,不久之後,那些正常情況下用以裝運大米和黃豆的船隻,全都被改用來運輸軍隊和軍火了。而那些本來需要在田地裡辛勤勞動的青年們則被征去服兵役。原來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學品被用於生產高效炸藥。而由於政府徵用農田來修建兵工廠和空軍基地,糧食生產的土地一共減少了8.5%。 
  1943年,食品進口下降,政府為了彌補大米的供應不足,就把它和小麥及大麥摻雜在一起。為了使口糧達到規定的重量,甚至連土豆都被加了進去。家庭主婦們不斷試驗著新的烹調方法,以把這些大米的混合物變得可口一些。但並不是所有試驗都能成功,有一種叫做「nukapan」的東西,它是用小麥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婦女寫道:「它看起來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嘗起來是苦的,聞起來就像馬糞,你一吃就會哭。」 
  不久之後,就連那些老實的人們也在偷偷摸摸地籌劃著怎麼得到額外的口糧了。由於孕婦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補量,聲稱懷孕的婦女數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來。格溫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國妻子,二戰期間留在了日本。她回憶看見一位婦女直接到領口糧隊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別配給品。但就在她離開的時候,一個墊子從她的衣服裡面掉了出來。「其他的婦女們全都怒罵了起來。」格溫寫道,「那位可憐的女人哭了起來,解釋說,除了要照顧七個年幼的孩子,她還有一個90歲的婆婆要侍候。我們都大笑了起來,但從此之後,孕婦們都會受到仔細的檢查。」   
  「幽靈人口」的口糧   
  再有的就是為所謂的「幽靈人口」索要口糧。這些人口包括已經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經辭退很久的傭人以及近來並沒有來的膳宿學生(或者根本就沒有這麼個人)。儘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縱容虛報人口的鄰組頭目將會被投入監獄,但實際上,據估計發放給不存在人口的口糧達到了100萬份之多。 
  另外,短缺還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黑市的活躍。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東西,特別是那些 
  易變質的食品,它們通常是無法通過官方渠道獲得的。從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還包括那些從未觸犯過法律的人們。他們大肆地收購囤積緊俏商品,然後再以高得驚人的價格賣出。在1943年的一次調查中,2000個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購買過某些食品。一年之後,東京的居民們要依賴地下市場獲取他們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魚和三分之二的新鮮蔬菜。 
  黑市上的購買者們受到的盤剝是驚人的。到1944年3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價格比政府最高限價高出10倍,大米的價格是政府價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價格漲到了官價的44倍,而且還在不斷上漲。一塊肥皂,官價為十分之一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賣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賣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軍的海上封鎖切斷了從台灣的白糖進口之後,在黑市上就漲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價。 
  黑市購買者們也要冒不少風險。他們付了錢但並不能保證拿到所購買的商品,但他們也無處申訴。因為無論對於販賣者還是購買者來說,黑市交易都是違法的。在進行每次交易時,購買者都十分警惕一個特殊的警察部門———經濟警察,他們是專門為沒收非法貨品和懲治違紀者而設立的。 
  格溫就是一個黑市的受騙者。一個沒有信用的傢伙到她家去推銷「練炭」,就是一種用木屑、煤和木炭壓成的小煤磚,日本人把它們放進可以移動的火盆裡給房子供暖。那個小販說由於他的煤磚剛剛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飛漲的黑市價上給她一個相當大的折扣。格溫沒做什麼討價還價,就買下了他一整車的練炭,並將它們一塊一塊小心翼翼地擺在花園裡晾乾。但是,在它們干了之後,並沒有變成寶貴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來這些煤磚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販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當然,日本的精英們不需要去和黑市販子們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領口糧。特權階層(包括高級軍官,上層官僚以及實業家們)的成員們運用影響力在他們的房子裡儲滿了食品、酒類和其他的緊俏商品。他們在對普通大眾關閉的飯館裡吃飯,並且繼續在大城市的藝妓館、酒吧和妓院裡享樂,晚至1944年,上層社會家庭中仍然僱傭著60萬女僕和其他的僕役。 
  隨著領口糧隊伍的增長,那些不這麼幸運的人們對於有錢有權者的憎恨也與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種流傳廣泛的抱怨是:「所有的東西都被軍隊、黑市和權貴們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隊。」那些傲慢自大、養尊處優的高官們面對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別是在軍事失敗的消息最終開始傳回本土時。記者加籐益雄報道說:「人們說他們不會吝於讓勝利的陸軍和海軍享受特權,但是失敗者們就不應該期望受到優待了。」 
  那些負擔不起黑市價格的人們,為了得到所需的東西不得不採取權宜之計。在每天額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後,主婦們就用燧石打火來做飯,她們開始用碩大飽滿、含油豐富的松果來充當做飯的燃料。煙民們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煙之後,就把茄子和柿子的葉子曬乾碾碎,卷在從口袋書上扯下來的紙裡做成代替品來抽。一向精於品鑒發酵米酒的行家們,不得不努力讓他們品味適應一種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紅薯釀成的,因為紅薯的數量比大米充足。這種紅薯酒十分有勁,以至於人們給它起了一個「爆彈」的綽號,意為炸彈。   
  宣揚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買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婦們,改用一種由鹼和洋槐樹莢果構成的混和物來洗衣服。漂白劑在貨架上根本看不到蹤影,於是不知哪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婦女把夜鶯糞放進了她的熱洗衣水中,這可是一種天然的增白劑。而廁皂的代用物則是一個裝滿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發現了幽默之處。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題目為《維生素D在洗澡中流失》的諷刺文章中聲稱沒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潔並不是一件輕鬆可笑的事情。當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脅到許多東京的公共浴室的時候,市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來討論這一問題。 
  城市的長老們認為,沐浴對於公眾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也要維持浴室的開放。鄰組的成員們被派出去四處搜尋浴室用的木柴,而每個地方浴室的顧客們都被動員著捐出他們的舊木屐做為燃料。浴室的經營者有責任保證顧客們的滿意,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警察就有權讓另一個能保證水熱的人來換掉他。 
  儘管日本缺乏大多數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鋼鐵和橡膠,但它在二戰時卻擁有充足的一流勞動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奮,而且對其公司的興旺發達有極強的責任感,他們10小時一班地工作著,從不進行停工或罷工。日本的企業對它的勞工採取一種家長式的態度,公司照顧著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娛樂。因此,工會在日本戰前就沒有獲得一個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國性組織,無論是工業工人的還是農業工人。 
  雖然具有高效和忠誠的優點,日本的勞動力還是沒有滿足國家戰時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政府,因為它從來都沒有成功地把計劃經濟和生產集中起來。直接的結果就是各種互相衝突的政策和命令攪在一起成了大雜燴,以致創造性被壓制,生產量下降,許多部門的勞動力幾乎被置於奴隸的地位。 
  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政府中那些負責戰時產品生產和兵源組織的部門之間缺乏合作和協調。軍方的權威人物們深深堅持著古代武士的信仰:每個男人首先都是一個戰士,因此他們絲毫不加區別地把那些對於日本的工業生產至關重要的工人們也統統征去打仗,這些人包括:工程師、電動技師、工頭、機械師以及技術嫻熟的木匠。   
  被稱做「飛行殺手」的戰鬥機   
  到1943年9月,已經有300萬工廠工人被徵入軍隊,導致飛機製造廠、造船廠和兵工廠產量的嚴重下降。「我們的技師太少了,根本無力維持生產標準,」一位日立電器公司的負責人說,「我們失去了1000個熟練的工人,要用4000個生手才能替代他們的工作。」當經理們試圖把傳統的每天一班共10個小時的工廠運作方式,擴展為24小時輪班倒的方式時,他們都遇到了相似的問題。不止一個重要大型電子工廠不得不取消了兩班,因為那些生澀的夜班工人們報廢的零件,比生產出來的還要多。 
  大型的流水線工廠都依靠一種穩定的細小部件供應。這種供應來自於數以百計的小型廠家,在這些小廠裡,許多都只僱傭著兩三個技師。這種情況使生產的問題進一步惡化了。因為這些小供應廠家中只要有一個關鍵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個生產部可能陷於停頓。 
  軍方的干擾也給戰時產品生產帶來了全面的不利影響。陸軍和海軍都派出了低級軍官,到那些生產諸如飛機部件、船用發動機和槍支瞄準鏡之類關鍵性零件的工廠進行監督,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於商業或工業毫無經驗。加籐益雄後來寫道:「這些低級軍官都演變成了他們自己權限內的小東條英機,亂髮著各種強制又無理的要求。」 
  因為受到了這些不受歡迎的監督者們的驅策,工廠的經理們極力爭取完成不斷增加的船隻、飛機和槍支的生產定量。這樣一來,質量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飛機廠,飛機被倉促地製造出來之後就裝上牛拉的大車。中島一家工廠的條件幾乎同樣原始,他們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間把飛機發動機的產量翻一番。這家公司的總裁中島知久平說:「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動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資源,但是在3個月之後,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機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練工人都被徵入軍隊,取代他們工作的都是一些學校的小孩子們。」 
  其結果是不難預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戰鬥機中大約有三分之二都在到達作戰地區之前就壞掉了。一種由中島工廠生產的陸軍戰鬥機Ki84缺陷極為嚴重,以至於被起了「飛行員殺手」這樣一個可怕的外號。   
  傳家寶換蕪菁   
  政府拚命地尋找人來替代那些被徵入伍的工人們的位置。為了增加工人的數量,那些生產非必需商品的工廠和商店都被關閉了。勞工政策最終變成了一個鼓勵和強制摻雜的奇特混合體。一方面,政府採取各種方法,如許諾給予額外的口糧,增加報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來鼓勵男子們自願從事那些困難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礦采煤及碼頭裝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個勞工徵調的制度,主要是脅迫人們「自願」地工作。 
  所有年齡在16至40歲之間的男子都要求進行戰時產業的政府登記。到了1944年初,登記的範圍擴大到了從12歲到59歲所有的男性。實際上,只有大約150萬男子收到了關於勞工服務的那張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廠尋找了一份工作,通過這種方法,躲開了可能被派到遠離家鄉的兵工廠的厄運。 
  儘管婦女們並沒有受到徵調,但她們也陷於無休無止的自願勞動的壓力之下。對於她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在兵工廠裡的勞動實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條件還在不斷惡化。休息日縮減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時間被延長到了12個小時,然後又變成了13個小時,最後變成了由僱主自行決定,這就意味著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為了節省通勤的時間,許多工人選擇住在廠裡,就把睡覺的墊子往離流水線僅幾英尺遠的地板上一鋪了事。 
  繁重的工作,單調的生活以及嚴苛的管制使中本廣子幾乎無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學生,在廣島的一家飛機製造廠工作。她回憶道:「上夜班時,在站立好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就疲憊地走到餐廳裡去吃晚飯。晚飯就是一碗稀薄滾熱的清湯,中間通常漂著一根麵條,碗底上還躺著幾顆黃豆。我們會狼吞虎嚥地把它喝完,然後返回工廠工作。 
  隨著冬天的到來,中本廣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著嚴寒工作,因為根本沒有燃料來取暖,「終於有幾個空的汽油桶被拿進來,裡面燒著小塊的木炭,看著這些小炭塊在閃閃發光,聞著煙的味道,我們覺得暖和多了。」 
  「晚上11點,我們回到宿舍,我們被要求安靜地上床睡覺。但突然之間我們長期的共同紀律約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潰了,我們根本無法安靜下來,我們跺著腳,大叫著,還跳上跳下。我們吹起口琴,放開嗓門唱歌。工廠的經理會進來大喊:『安靜!不准發出聲音。』我們只會更大聲地唱歌,我想當時我們都有一點兒瘋狂。」 
  工人的工資低得可憐,而且日益陷入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資和物價都凍結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於物資短缺和越來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價格凍結變得毫無意義。慢慢地,工資獲準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戰期間,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費在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增加著。 
  儘管物價不斷上漲,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錢從工人們的口袋裡流向了二戰的財政支出。由僱主從工人工資裡扣除的收入稅,從1942年的10%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過了3000日元(大約690美元)的人還要被徵收最高達到50%的附加稅。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筆錢還在於國家儲蓄以及債券購買計劃,按規定,平均每個工人要將其工資的20%用於這一計劃。這個投資計劃的徵收工作是由鄰組負責的,為了完成政府下達的指標,鄰組的頭目們一再地向屬下們進行懇求,有時還稍微帶著一點點威脅。 
  存在這個儲蓄項目裡的錢如果沒有得到鄰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還必須是在發生意外事件的時候。原則上政府債券是可以買賣的,但其中許多都無法贖回,因為根本就沒有發放過任何憑證。官方對於這點解釋為由於紙張的極度短缺使政府無法印刷債券,但實際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購買者的資金被故意凍結,使他們無法獲得資金的支配權。 
  許多日本人對這種形勢進行了無言的反抗,他們盡可能地消極怠工。在一些工廠中,工人的缺勤率達到了25%,許多工人在春秋兩季未經許可就擅自離開,回到田里去幫助耕種和收穫。有一些工人請假去幹家裡的雜活和處理私事,還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統陷入停滯而不得不走路或騎車走很長一段路去上班時,乾脆就呆在了家裡。 
  但對於一些工人來說,反抗是不可能的。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萬名朝鮮勞工和3.8萬名中國勞工,他們簽了為期兩年的勞動合同來到日本,最終卻被當作奴隸役使。一整天中,他們都要在荷槍實彈的守衛監視下,從事那些最苦最危險的勞動:碼頭裝卸,沉重的建築工作,煉鋼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們則被鎖在相互隔離、混合居住所裡,有的周圍還裝著通了電的柵欄。當他們的合同期滿之後,這些外國勞工被告知沒有船隻可以送他們回國,在二戰期間,他們就一直身陷於日本。 
  朝鮮人被日本守衛虐待,但由於他們是日本帝國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對待還不至於太慘,遭遇最為悲慘的是中國人。警察告訴日本監工們說:「你對中國人越好,他們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兒郎當。因此,你們完全不必心慈手軟,也不必寬宏大量。」 
  大部分的監工極力採納了這一建議。當中國勞工沒懂用日語下達的命令時,監工就用木棍抽打他們,而如果中國勞工試圖躲閃這頓毒打,他們就會被打到失去知覺,當在三池煤礦中的幾十名中國勞工被大火困在一個礦井中的時候,煤礦經理甚至懶得進行任何救護行動。那個礦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樣進行,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但事後證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這場大火中喪生。 
  除了死於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許多中國和朝鮮勞工純粹是勞累致死。據估計,有超過六萬的朝鮮勞工死於日本的監禁之下。而在中國勞工中,死亡人數為7000人,超過了總人數的17%。 
  在九州北部的花岡銅礦上勞動的850名中國勞工中,共人有418人死亡。他們對於殘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條件忍無可忍,於1945年6月發生了暴動。警察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鎮壓了這場暴動。死於這次暴動的人中有許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樣很高,由於長時間在不安全、不衛生的工作場所進行勞動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勞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產事故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惡劣的衛生條件引起了痢疾、斑疹傷寒和傷寒性的發燒,營養不良引起了傳染性腳氣,使感染者疼痛難忍無法行走;位於鶴見的三菱玻璃廠的經理發現在他的工廠工作的婦女和男孩子們中間有 30%的人都感染了這種腳氣。而擁擠的居住環境和陰冷潮濕的工廠則引起了肺結核的驚人流行,僅在1943年就有超過17萬人死於這種疾病。 
  患病者們幾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於軍隊的佔用和盟軍對原材料的封鎖,醫生和醫院手中的藥品極為短缺,包括殺菌劑、血漿、血清、磺胺類藥物以及疫苗等。實際上,許多醫院本身都變成了危險之地。由於醫生和護士的減少,醫院的衛生標準極度下降,由於設備的缺失,醫療技術也變得越來越原始。外用繃帶不得不反覆地清洗之後再次使用。藥品短缺嚴重到人們被敦促著去種植中草藥,以彌補商業藥品供應的不足, 
  由於受過訓練的醫務人員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關閉。然而,儘管精神病的診斷和治療都十分缺乏,儘管戰時生活的壓力無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殺率竟逐年下降。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的就業率和對戰爭的投身工作幫助人們抵消了個人的恐懼和焦慮的心理。 
  二戰給日本1400萬農民和農業工人帶來了新的困難。他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可以用一個古老的日本諷刺性說法來進行很好的概括:「農民不應該活著,也不應該死。」農民們依靠小片的土地維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積只有2.5英畝,其中有許多還是按高得離譜的地租從富有的地主那裡租來的,一位農民抱怨說:「他們對我們喊著『交租,交租』,然後就過來哼著小曲把我們用血汗種出來的稻米拿走了。」 
  為了達到戰前的糧食和蔬菜的產量,農民們不得不增加勞動的強度和時間。但在作為農村生產力中堅的青年人中,有280萬青年男子和65萬青年婦女離開了土地,到軍隊中服役或到兵工廠裡工作。軍隊在戰爭初期徵用了大部分的農用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機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兩個冬天異乎尋常的嚴寒進一步減少了日本的糧食產量。 
  大部分的農活都落到了婦女的肩上,農民的妻子、母親、女兒甚至祖父母都要出來勞動。小孩子和少年們在暑假及學校假日期間也幫助進行除草及其他的瑣碎農活。當然,有一些年輕人沒有把這些活當回事。一張橫濱的報紙在1942年6月報道說:「農民們抱怨高中學生們本來應該幫助收割大麥,但他們常常把幹活當成兒戲。他們並沒有顯示出多少對農活的喜愛。」 
  但是,隨著勞動力短缺的日益嚴重,正在上學的孩子們在農業生產中扮演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萬的在校學生中,有許多人都參加了志願小組下田工作。有時候整個城市的學校都下鄉勞動,而由於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勞動,壓力巨大的老師們試圖壓縮課程。 
  從1943年開始,政府向農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它要求農民上交額定的大米、小麥、大麥和土豆,這些定額根本不考慮由於病害、天氣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產量較低的農民不得不將所有的糧食都交給政府,然後又不得不申請口糧來維持家庭的生活,處境十分可憐。 
  作為對這種官僚強行掠奪的回應,農民開始控制交給口糧管理部門的糧食數量。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農民囤積糧食導致了通過官方渠道分配的數量減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從農民手中直接購買;物價就上漲,貨幣貶值,農民就開始要求用衣物、廚具、煙草以及其他緊俏商品來交換他們的農產品。 
  週末的時候,公路和鐵路上都擠滿了城市居民,他們大包小包地提著自己的所有物品到農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取蕪菁、包菜、紅薯和大米。一位東京的中學生沮喪地看著她的家人把他們十分珍惜的財物拿去換了食品。她說道:「我們先吃掉了媽媽的結婚禮服,然後又吃掉了自行車,接著是縫紉機,然後我們四處觀望,說著:『我們還有什麼能吃的嗎?』」   
  私下放映的《亂世佳人》   
  經濟警察試圖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換經濟。因為它破壞了官方的配給系統。那些被發現進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將被控觸犯以下三項罪名中的一項或者全部:支付高於官價的價格,獲得超過官方定額的口糧,或者是運送非法獲得的食品。有謠傳說東京以東地區的警察管得很嚴,所以東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區的鄉村小鎮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換是由婦女來進行的,因為她們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運地脫身。 
  這種物物交換制度也加劇了歷來存在於城鄉居民之間的敵對情緒,他們都互相指責對方,喋喋不休地訴苦不停。記者加籐益雄寫道:「城裡人不得不背著包袱鬼鬼祟祟地到農村去換取足夠的食物賴以維持生命,但他們對此十分憎惡。」反過來,一些農民認為城裡人養尊處優,有足夠的錢來支持他們的這種生活。一位農民在1943年曾說道:「當我們偶然地逛東京的時候,人們在歌舞伎劇院的門口擠成一大堆搶著買票。一想到我們辛苦流汗種出來的稻米竟然給了用這種方式消磨時間的城裡人,我們真覺得難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極少數的人會用這種道學的眼光來看待商業性的娛樂活動,特別是對於歌舞伎來說。娛樂活動是戰時生活中巨大壓力的一種重要緩解方式,人們都成群結隊地趕去觀看他們喜愛的演員們身著絢麗的戲裝,一邊念著輕快的詩句道白,一邊邁著優雅的台步走來走去,不僅僅是東京的居民才喜歡這樣。政府認識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氣的好方式,於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馬路上,一個由著名演員尾上菊五郎率領的劇團在地方劇院、工廠禮堂以及礦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廣大觀眾的一致歡迎。 
  由於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佔有一個神聖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續到了二戰的結束。但幾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動都發生了變動,不是被削減,就是被消滅掉了。有許多種藝術形式都被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用來促使人民堅定意志去面對將要遭受的苦難。1944年3月,一個芭蕾舞團的四位成員進行了一次題為「決定性空戰芭蕾」的演出。據廣告中說,這個新創作是為了提高全國人民的防空意識。實際上,這是一個對可能發生的美國空襲的暗示。隨著美國的越島作戰將其空軍基地推進得離日本越來越近,美國對日空襲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大。 
  日本在戰爭期間一直堅持著嚴厲的文化檢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響。在日本青年中極為流行的歐美音樂受到來自檢查者們的重創。爵士樂禁止在廣播中播放,高音薩克斯被列為了敵人的樂器,日本維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將名字改為「日本音響」,就連商標中的英文詞「His Master』s Voice」也被去掉了。警察們積極參加了這場運動,收繳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國和美國的唱片。但是,儘管警察們熱烈呼籲音樂愛好者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但他們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動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電影仍然是最為普及的大眾娛樂。當然,幾乎所有的盟軍國家生產的電影都遭到禁映,這令那些翹首等待舉世矚目的美國內戰史詩片《亂世佳人》在東京首映的影迷們萬分失望。電影禁映的一個例外是名為《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的電影,這部電影講的是影星詹姆斯·史都華扮演的一位參議員和那些腐敗的權力掮客們進行鬥爭的故事。日本的檢查者們之所以會放過這部電影,是因為他們認為它表現了美國式民主的墮落。 
  日本的電影製作者們生產了一大堆例行公事的政治宣傳片,全都是在讚美日本軍隊以及二戰早期的日本取得的偉大勝利。但是到了1944年,技術人員和設備的短缺使電影生產陷入了實際上的停頓。影迷們發現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來越難,因為電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過三場,以節約燃料。 
  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一部《亂世佳人》的拷貝在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時落到了日本軍隊的手中,並且被送到了東京的一個宣傳單位。儘管這部電影在戰時從未公開放映過,但一位名叫池田憲實的年輕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說道:「當我看到北方士兵進攻南方時,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喪,我在想如果東京也像亞特蘭大那樣陷入火海,那將會是多麼的可怕。」   
  壘球解說員的新詞彙   
  檢查者們沒有試圖取消壘球這種引進的運動形式,但他們卻將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帶上了些許明顯的日本特徵。在進行比賽解說時,體育解說員們用日語發言的詞取代了那些從英語中傳來的熟悉術語,致使廣播聽眾們很難跟上比賽的節奏,直到最後他們終於明白了原來的sutoraiku(即strike,擊球)現在變成了Konkyu; boru(即ball,球)變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擊球跑壘)變成了kyosoda。 
  和其他的所有東西一樣,由於優秀的運動員都被徵入了陸軍和海軍,職業壘球的水平也大為下降。到了1944年,由於運動所剩無幾,職壘聯賽在賽季中間中止,大阪猛虎隊被宣佈為冠軍,日本最古老的壘球場被犁開,種上了蔬菜,以養活橫濱那些飢餓的百姓。 
  受二戰影響最小的運動就是相撲這種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軀龐大的選手體重在250磅到300磅之間,他們偶然會穿上軍裝或者會去應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撲手們則被免除了兵役,繼續在東京的後樂園露天體育館中進行蠻力較量。 
  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相僕迷們蜂擁著去看雙葉山的比賽,他在日本捲入二戰時是絕對的冠軍。然而到了1943年,戰無不勝的雙葉山開始輸掉一些比賽。他的一些擁戴者們將此視為國家臨近失敗的徵兆。   
  「調情是不可能的」   
  二戰一個接一個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簡單的快樂。東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園不再向遊人們開放,儘管沒有一個人能給出一個關閉的理由。喜愛在休息日釣魚的人們,再也不能用他們這一天的收穫物來做一頓美餐了。他們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魚類都要交到陸軍或海軍的食品中心。新的閱讀物越來越難以找到,因為印刷機被徵用了,紙張和印刷用墨實行限量供應,而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檢查部門限制在停筆狀態,新書的出版量從1941年的23138種銳減到了1942年的5300種,雜誌的種類也從1940年的1970種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種,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劇減少。 
  因此,即使在沒有發生悲劇性的災禍的情況下,生活中的悲哀沮喪也在以各種微妙複雜的方式體現出來。一位父親在看到他的孩子因為沒有足夠的衣服而備受寒冬折磨的時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寫下了一首小詩:「把我孩子凍傷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淚差點就落在那雙小手上。」另一位父親描寫了他深夜的守候:「鐵壺裡沸水的聲音輕輕響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從工廠回家的時候。」日本人對於美的那種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著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個可愛的紅蘋果作為禮物,她說道:「我只是在我的床邊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傷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無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變得遲鈍。一位在兵工廠裡勞苦工作的年輕大阪婦女回憶說:「調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對二戰持不同意見的人,特別是那些對東條英機政府發動戰爭持不同意見的人很少會冒險發表意見,他們的憤怒逐漸褪變成了深深的絕望。在一位新近應徵入伍的大學生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人們感到了溢於言表的沮喪和絕望:「如果我活了下來(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時間可以和你談一談關於這個如此如此漫長的黑夜,這種沒有盡頭,沒有星光的空虛。」 
  一項秘密研究 
  木頭做成的服裝 
  Nukapan:「你一吃就會哭。」 
  「幽靈人口」的口糧 
  宣揚少洗澡的美德 
  被稱做「飛行員殺手」的戰鬥機 
  傳家寶換蕪菁 
  私下放映的《亂世佳人》 
  壘球解說員的新詞彙 
  「調情是不可能的」 
  這張房前的佈告上寫著:「在生活中厲行節約;不要浪費一根釘子。」後面這句話實在是多餘的,釘子的供應極為緊張,能得到釘子的惟一辦法就是從現有的物件中拔一個出來。 
  告示牌上的內容是:「請天生自來卷的女性不要從這裡經過。」這個告示是一個熱心的鄰組樹立的,為了消滅奢侈的西式髮型,日本政府限定理髮師們給每位顧客所燙的發卷不得超過三個。 
  兩個工人在東京附近的一家工廠裡看著巨大的自動輥(從美國進口的)軋出鋼板。儘管日本人不斷吹噓他們自給自足的工業,實際上有超過90%的機器設備都是二戰前進口的。 
  一位售票員在加炭站給汽車(右圖)添加木炭。這是在日本的汽油變得稀缺,汽車改用固體燃料後出現的新現象。而在供煉炭用的木材也變少之後,人們開始設想用其他的東西來充當燃料。 
  一位技師在進行實驗前,將一筐燃料磚倒進一輛汽車中,這種磚是將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後焙乾成固體製成的。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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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每件東西都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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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頁 
  第122頁 
  每件東西都太少了 
  在東京的時髦的銀座地區,一輛驢拉貨車吸引住了行人們的注意力。它是在燃料開始告急之後不得不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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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商店全部都空了」 
  當中島健藏這位服務於日本陸軍的著名作家1943年從馬來亞回家休假時,他吃驚地發現日本的狀況比他離開時還要糟糕。他寫道:「物價更高了,而且黑市也變得無比猖獗。」那些中島健藏記憶中喧鬧繁華的城市現在變得灰暗衰敗,而那些曾經健康、快樂的人們現在變得憂鬱而憔悴,他們忍受著匱乏和疾病去保證作戰人員能吃飽、穿暖。一位外國外交官評論說:「每個日本人表現得就彷彿肩負著整個勝利的責任。」 
  物資短缺的影響隨處可見,當司機們試圖用大豆油來代替緊缺的石油潤滑油時,轎車和卡車的發動機就熄火了。電梯都停止了運行。由於水泥中加入了過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築物垮掉了。家庭主婦們花費一整天一整天的時間,四處搜尋紐扣、襪子、火柴和手紙之類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東京有11000家商店由於缺乏商品而關了門。「就好像有一隻魔法師看不見的手揮了一下,」一位橫濱的小學老師說道,「然後突然之間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飢餓,而且是那種連續的,如附骨之疽一樣蝕人心肺的飢餓。它抽光了人們的力氣,摧毀了人們的健康。政府的口糧只能提供戰前標準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糧中那些沒有脫殼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穀物經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為人們的消化系統無法忍受這些過分粗糙的食物。 
  人們忍受了這一切。他們吃薊菜、艾蒿和蘩縷,以及一切地裡長出來的東西。他們撿來橡子磨成麵粉。他們還把流浪的貓和狗來捉來殺掉做成肉食。一位東京的高中女生說道:「只有當你十分飢餓的時候,你才會回想起所有曾經吃過的食物,並且默默地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吃到它們?」 
  平民們在一家政府經營的餐館裡吃雜炊———一種很稀的燉菜。由於定量供應迫使餐館關閉,這個餐館是很難得的倖存者。 
  一群年輕的志願者們在東京的上野公園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萬學齡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國的勞動力。 
  日本式的愛國菜園 
  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饑荒威脅,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們犁開了壘球場和學校的操場,種上了穀物和蔬菜。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開闢了小塊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須先耕作一會兒。橫濱的人們沿著主幹道種起了南瓜,而東京居民則在裝著泥土的箱子裡種了蕪菁,以便在一聞到炸彈燃燒的氣味時端著就跑。 
  為了開墾新的耕地,小學教師安籐雅子帶著600名小學生從名古屋來到山裡,在那裡,他們花了13天搬開石頭和樹樁。她後來說:「我累得連鋤頭都拿不住了,我沒有想所做的一切會不會對戰爭有什麼作用。」 
  在東京北面崎嶇不平、雲霧遮蓋的山上,當地三浦神社的神職人員們硬是將原先認為不能耕種的土地開墾成了一片菜園。 
  一位媽媽和她的兒子們在用風乾的蚱蜢喂母雞。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後,一戶農民在小塊的稻田里插秧,他們的梯田之間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鍋碗瓢盆也參戰 
  僧侶們為廢鐵徵集運動捐出了廟裡的金屬做的鑼、缸、花瓶和燭台。 
  東京的少年們在一輛推車上堆放收來的廢鐵。 
  志願者們回收鋁質硬幣以建造飛機。 
  一個街道協會的成員們從工廠的金屬廢物中挑選小塊的鋼鐵。 
  為了緩解軍事產品所需的各種金屬和合金極度短缺的狀況,日本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場緊鑼密鼓的廢品徵集運動。徵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東京的裝飾性鐵製街燈、欄杆、黃銅的交通車道標誌、建築物的飾板以及橋樑上的金屬裝飾全部被拆掉了。公園和火車站的鐵製凳子都被拿走,甚至連供奉著戰死者的東京靖國神社的青銅大門都被拆散運到了一家兵工廠。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們的黃銅門栓,佛教寺廟捐出了他們的大鑼,橫濱一家為紀念1923年那場災難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館捐出了10噸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軌電車軌道和破碎的金屬水管。 
  數以萬計的家庭主婦們交出了金屬容器。每一個人都把手裡的鋁制貨幣換成了新鑄造出來的錫制硬幣。當供暖的燃料耗盡時,公司經理們就把他們的建築物中的暖氣片拆了下來。 
  到1944年,鋁的短缺已經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致軍警都被動用來進行廢品徵集運動。每個家庭只被允許留下一個鍋來做飯,一個桶來提水。 
  為了獲取貴重金屬,中學女生們從和服中抽取金線和銀線。 
  在全國性的徵集運動中,廣島的一些家庭捐獻出家用的器皿和裝飾品。 
  東京的商人們捐獻舊自行車和多餘的零件。 
  孩子們上交塑料和金屬玩具以備再循環利用。 
  對於許多日本人來說,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個日常性的艱巨任務。由於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車、轎車和公共汽車都無法開動,上下班的人全都擠在火車和有軌電車上。但是由於公共交通本身急劇減少,票價上升了,等車的隊伍也越來越長。在許多城市裡,火車和有軌電車被徵用去運送軍事人員和重要物資。 
  沒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辦法。他們先是騎自行車,直到輪胎報廢而無法找到替換時為止。最後,什麼辦法也沒了,只有走路。穿著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憊不堪地勉強趕路。 
  盡力解決運輸危機 
  在運輸能力短缺的情況下,官員們從一輛徵用的有軌電車上往下分發新鮮的紅蘿蔔。 
  報廢的公共汽車在一個臨時營地裡整齊地排成一排,充當那些在轟炸中失去家園的人們的棲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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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婦女們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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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們的工作 ·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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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們的工作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飛機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萬婦女在日本的軍工企業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補充來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親彥在1942年時曾經發出過一個錯誤的斷言:「敵國都在徵用婦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慮到家庭制度,我們也不會徵用她們。」首相東條英機的錯誤甚至走得更遠:「我們之所以能夠盡到自己的責任,只是因為家中的妻子和母親。」 
  這些都是關於婦女在日本社會中地位的傳統觀點。人們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輕姑娘們去紡織廠工作,去當老師或者當護士,但是一旦她們結了婚,就要辭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責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於不斷增長的軍事需求,這個傳統已經被顛覆掉了。政府的政策變成了:「男人上前線,婦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婦女們全面承擔起了以前由男人從事的各種工作:公共汽車司機、公司職員、收票員、理髮師、廚師以及售貨員。 
  幾個月後,政府又宣佈年齡在12到39歲之間的未婚女性必須參加一項可徵調勞力的登記,並且建立了一個名為婦女勞動志願者協會的組織,專門負責幫助兵工廠招募員工。這個協會規定其成員要在一個工廠工作一年,但並沒有要求說婦女們一定要參加這個組織。但是那些開小差的逃避者會被街道協會譴責為「不愛國」或者「貪圖安逸的女人」,街道協會的作用使工廠中擠滿了志願者,其中還包括東條英機的一個女兒。 
  當傳統性的障礙被消除之後,日本的婦女和女學生們在煤礦和鋼廠中擔負起繁重,有時甚至是危險的體力勞動。到1944年,有超過1400萬的婦女都在掙工資。她們和極少數沒有受到徵募的男性技師一起工作,承擔著和他們一樣的艱辛:每個班次在沒有供暖的工廠裡工作12至16小時。一個姑娘回憶說:「上夜班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在廠裡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也回不了家,所以我們在凌晨三點鐘之前就回到了工廠。」 
  儘管充滿了艱辛,但婦女中有許多人對於她們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興。有一本十分受歡迎的婦女雜誌帶著驕傲以及些許驚奇:「日本女性再也不會被看做是玩物了。」 
  一家紡織廠中的女工在將原絲打包並繫上標牌。這是戰前極少數被認為適宜婦女工作中的一個。 
  一群婦女和女學生在東京的一家小工廠裡生產簡單的飛機部件。她們被稱為「增產部隊」。 
  對女學生的在職培訓 
  三個女生在教官的指導下練習操作機床的技術。這些毫無經驗的新工人難以趕上被她們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產量,一位製造商抱怨說:「現在三個工人幹的才頂得上1940年一個人幹的。」 
  東京一所高中的女生們在觀看一位教師演示如何縫製康復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們每天都利用上課時間縫製這些衣服,戴著口罩是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學校,還安裝了輕型機器或者簡單的流水線,學習時間被縮減到了每天僅兩個小時。 
  單調枯燥的低微工作 
  婦女們在東京北部一家光線昏暗的工廠中,將水泥袋粘在一起。在這種單調的工作中人們幾乎得不到任何放鬆。工人們通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僅有兩天休息。甚至曾經一度連這兩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婦女志願者們在樺太(即庫頁島,此時是日本最北方的佔領區)的一個港口扛板條箱。隨著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大,那些保護婦女不得從事長時間及過重勞動的法律,或者放寬或者暫停執行。 
  被禁錮在生產線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飛機製造廠中,男女工人們蜷縮在被子裡睡覺,而同時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線上進行著聲音嘈雜的工作。按規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導著要「為了國家堅持下去」。 
  婦女們在東京的一家武器工廠中檢驗機關鎗子彈。儘管兵工廠的工作十分危險,但婦女們得到的工資卻很少能超過為她們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第四章 軍隊的生活   
  一位「民族英雄」的簡樸墓碑   
  1943年5月21日下午,東京廣播電台播發了一個語調沉重的通告:「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在今年4月於前線進行整體戰略指揮期間,在與敵人交戰的一架戰機中壯烈犧牲。」說到這裡,播音員再也讀不下去了,泣不成聲。 
  幾乎整個日本都在和他一起哭泣。山本五十六被視為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戰士:他是突襲珍珠港的策劃者和執行者;日本海軍航空部隊的創立者,正是這支部隊擊沉了英國的主 
  力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而現在,由於他「英勇」的死亡,山本五十六已經變成了一個神。 
  在山本五十六死訊公諸於眾的第二天,國會新聞局宣佈他被提升為元帥軍銜,並且被追授「大勳位菊花章頸飾」,這是日本的最高榮譽。而且他還得到了國葬的殊榮,這在日本的歷史上是第十二次。 
  5月5日,數以十萬計的人們站在東京的街道兩旁向山本五十六默哀致敬。有1500名官方的弔唁者聚集在了海軍俱樂部,山本的骨灰已經在這裡擺放了兩周。早上8點50分,山本五十六的旗艦「武藏號」上的船員們將他的骨灰送到了外面的一輛炮車上。然後,隨著肖邦的《葬禮進行曲》的旋律,送葬者們緩緩地向位於東京中心地區的日比谷公園走去。 
  這時在公園中已經搭起了三個巨大的帳篷,作為一個臨時的神社。在主帳篷中,有一個用未加油漆的木料搭成的祭台,上面覆著黑白兩色的帷幔。由意大利獨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贈送的一瓶紅色的玫瑰,成了這裡惟一的一點亮色。 
  皇室的代表在靈前進行了弔唁,但天皇本人沒有出席,根據慣例他必須保持高高在上的遙遠和神秘。主祭人是鹽澤幸一海軍大將,他是山本五十六的終身摯友,他極力推崇山本的精神,認為山本可以被列入供奉日本戰死者的靖國神社。當山本的長子———22歲的山本義正進來獻上一支被神道視為聖物的柏樹嫩枝時,一支海軍樂隊奏起了進行曲《奮不顧身》。 
  下午,東京市民們來祭台進行最後的告別。到了晚上,山本五十六一半的骨灰被置於一個六英吋見方的白色盒子裡,安葬在東京近郊的多摩公墓。 
  餘下的骨灰被送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家鄉———距東京140公里的長岡,埋葬在了位於一座禪宗寺院中的他父親的墳墓旁邊。他的墓碑十分樸素,價值還不到70日元(相當於16美元)。上面的碑文也極為簡單:「1943年死於南太平洋的戰事中。」 
  山本五十六的死最好地體現了這個國家過去的武士傳統。每個日本男孩所接受的訓練,都是為了使其做好準備,迎接這種死亡。   
  「爸爸,我要為國而死」   
  在全國的小學校中,6歲的孩子們最先學習的東西就是士兵們的重要性。身著藍色校服的小學生們唱著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並著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學了/感謝士兵們,感謝士兵們/他們為我們的國家而戰,為我們的國家而戰。」初級日語讀本中第一課的開頭就是一張畫著三個玩具士兵的圖,上面的說明是:「向前,向前/士兵們向前進/太陽紅彤彤/旭日紅彤彤/我們的旗幟就是太陽/萬歲!」 
  為了加強這些課程的效果,日本的學校還舉行了許多儀式,以培養愛國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畫像,被置於一個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間專門的屋子裡。在遇到全國性的節日的時候,它們就被帶到學校禮堂。在那裡,在唱了國歌,宣讀過《教育敕語》之後,紫色幕布就會被取掉,全體師生向肖像鞠躬。學生們也會被經常帶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們也到附近的陸軍和海軍基地去參觀,並帶著敬畏聆聽那些士兵和海員們到學校來進行了鼓舞性的講座。當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樹的士兵問到誰願意為國家獻出自己的生命時,還沒等他的問題問完,全班的學生都站了起來。記者加籐益雄是一個諳熟世故的人,他大戰前曾經住在華盛頓,他還曾經對軍國主義的政治宣傳進行過許多風趣的揶揄,但是當他聽到他那還僅是一個小學生的兒子有一天不經意地對他說「爸爸,我要為國而死」時,他還是感到十分震驚。   
  「在遊戲時間訓練的娃娃兵們」   
  孩子們的遊戲時間全都被那些好勇鬥狠的活動佔據了:柔道、隊列訓練以及用竹劍進行格鬥的劍道。為了使這些年輕人變得更堅強,教官們命令他們脫掉上衣,然後進行室外訓練,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誰要是敢戴著手套,就會被叫做「弱蟲」,意思就是懦夫,膽小鬼。 
  溫和或敏感的性格會遭到嘲弄和批評。本州北部山形地區的一個年幼的學生,因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時哭了起來,遭到了嚴厲的懲罰。老師在他的頭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後說:「你為什麼會為了一隻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長大後,你將要去殺死100個或者200個中國人。」 
  當男孩們到了十二三歲,開始上中學時,對他們的教育除了語言之外,還增加了行動。學校向他們發放了軍裝和輕型步槍,每週都有好幾個小時的軍事訓練。一位名叫希利斯·勞瑞的美國人在大戰前曾在日本任教,這些小「戰士」的訓練強度之大和他們的年齡之小,以及訓練活動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驚。每年秋天進行的戰爭遊戲中,參加的學生人數多達一萬人,持續時間長達兩到三天,而活動範圍則包括了鄉村的廣大地區。勞瑞說道:「步槍的槍聲,頭上飛機的呼嘯,裝甲車的轟鳴聲都使這些遊戲看起來和真的戰爭毫無二致。」 
  課程表緊隨著陸軍省的一道指示進行了修改,這條指示上說:「那種智力性很強的教育方式必須拋棄。」文學、歷史和其他文科課程不再受到強調,科學技術方面的課程在學生們的學習內容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因為它們對於武裝力量和軍工產業來說是更有實用價值。多年之後,一位戰爭期間的學生對這種教育的結果進行了總結:「老師們都是很優秀的教育者,但他們從來不讓我們思考任何問題,我們只是機械地記憶所有的東西。」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話   
  那些不繼續上中學的少年們仍然享受了軍事教育的益處。他們參加了青年訓練學校,在這些學校五年的課程中,大部分都是軍事訓練和思想灌輸。 
  所有的學生(實際上就是所有的國民)從小就聽到無數的故事,這些故事就是用來培養他們的尚武精神。戰爭爆發之後,政治宣傳部門出版了大量渲染戰場上英雄主義精神的書籍,這些故事中幾乎沒有幾個能經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個故事描述了一個英勇的飛行員 
  為了將他的飛行隊帶回基地,竟然暫時性地戰勝了死神。故事接下來說:「在最後一架飛機也返航之後,他寫下了一份報告並繼續向總部前進。就在他完成報告的時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場的軍官們連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經死了。在檢查他的屍體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已經變涼了,致命傷就是射進他胸口的一顆子彈。一個剛死的人的屍體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這位隊長的屍體卻和冰一樣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靈魂寫下了那份報告,能達到這樣的一個奇跡,正是因為那位死去的隊長擁有極為神聖的責任感。」 
  幾乎所有十幾歲的男孩子們都盼望著參加軍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快就實現了這個願望。1941年,除了大學生之外,所有年齡為20歲的男子都受到了徵召。志願參軍的年齡開始是17歲,後來變成了15歲。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軍進攻新幾內亞之後,陸軍省決定連大學生也要參軍,只除去了那些學習理科和醫科的男生。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還是不足以滿足陸軍對人力的需求。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之後,普遍徵兵的年齡下降到了19歲,不到六個月之後又變成了18歲。   
  二戰中的最大一次送行會   
  有一張紅色的明信片提醒每一個日本男性,他擁有「參加陸軍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榮使命」。1943年10月,有13萬名年滿20歲或以上的大學生都收到了這麼一張通告。到這一年的年底,由於他們響應這一通告而參軍,使軍隊的數量增加到了380萬人,比1942年底多出了整整100萬。 
  應徵入伍者被給予一個月的時間來報到、進行體檢,體檢通常都是在他們的家鄉進行的 
  ,這樣他們就可以很方便地祭拜祖先的墳墓。這一活動是為了在感情上對他們進行一下提醒,一旦新兵去報到參加訓練,他就可能永遠不能再回到家裡來了。 
  在一個男性離家前往訓練營地之前,他的家人及朋友們都會聚在一起召開一個「社行會」(意為壯行會),跟他告別,鼓勵他為國多立戰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學老師在送別了許多趕赴戰場的學生之後回憶說:「誰都不允許說一句悲傷或者同情的話,我們只是說:『恭喜!』新兵會被請喝下一杯非常珍貴的酒,吃一塊特殊的魚———或者任何能夠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充滿遺憾地回憶了一個深得他喜愛的學生的社行會,他寫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們什麼也沒有了,而這是我們一家人那天的口糧,包括三個飢腸轆轆的孩子。當那個學生聽到鍾敲五點的時候,他站起身來,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他悄聲對我說:『好了,我必須走了。非常感謝您在過去幾年中對我的教導。現在我已經做好了必死的準備。』」 
  在應徵入伍者去往軍營之後,他的家人在每頓飯的時候都會給他留出一個位置。這種做法的目的是為了表明那個缺席的服役者仍舊是家庭的一員,同時也是對他的平安歸來的一種祈禱。 
  1943年10月21日,上萬名從本州的大學和學院應徵入伍的學生聚集在東京明治神宮的外院中,參加二戰中最大的一次送行會。在寒冷的雨水中,3.5萬名年輕人靜靜地站著,肩頭扛著他們的步槍,他們的對面是擠得滿滿的6.5萬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學的男女學生,女子大學的學生,還有他們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訓練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個小時的時間裡,新兵們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勢,一面聽著滔滔不絕的愛國主義長篇大論,這些言論都通過廣播傳到了全國。江橋慎四郎在入伍前是東京帝國大學的一名學生,在調整了一下語調後,他發表了演講:「當我們拿起槍和刺刀,開始履行我們打垮頑敵的光榮使命時,我們當然就沒有打算生還。我相信,你們這些留在後方的學生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跟著我們的腳步,踩過我們的屍體向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進軍。」 
  首相東條英機也進行了一個類似的演說。他說道:「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在這一時刻,我們整整一億人都將走上戰鬥崗位,克服我們的祖國所面臨的一切困難。」東條英機提醒新兵們美國和英國也把他們的學生送上了戰場,「但是我毫不懷疑你們在精神上和作戰能力上都能將他們壓倒」。 
  大會結束後,新兵們穿過東京的街道,向皇宮對面的廣場進發,在那裡他們向天皇三呼「萬歲」。 
  然而,還有最後一個儀式在等著這些新兵,在到達訓練營地之後,軍官們再一次向他們重申他們被徵入陸軍或海軍是一種多麼巨大的光榮。帶隊軍官帶他們發誓,然後又向他們宣讀了明治天皇的《軍人敕諭》,其中總結了他們從出生起所受的責任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切內容。 
  《軍人敕諭》的最後一點是一個警告:「如果你不把樸實作為自己的目標,你將會變得優柔頹廢,輕浮無行,就會陷入各種奢侈浪費的嗜好中不能自拔。這種惡習一旦出現在陸軍和海軍的士兵中間,就一定會像傳染病一樣地迅速傳播,尚武精神和士氣就會直線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進軍   
  實際上,對於新兵來說,任何形式的浪費都幾乎是不可能的。在12個星期的時間內,他們要忍受殘酷的生活環境和訓練方式,這些都是為了將他們培養成堅強的戰鬥者而設計的。一位海軍新兵說:「海軍裡的人甚至沒有被當做人一樣對待。」另一個海軍新兵附和說:「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被訓練成了機器人,不假思索地服從命令。」所有軍種中的新兵都處在一種被視為塵芥的地位,那些已經完成訓練的老兵們還一再用各種方法來提醒他們的這種地位。老兵們諷刺地把他們稱為「一錢五厘」(很小的錢),也就是他們的徵兵卡的價錢。 
  受訓士兵的新家就是兩層樓的營房,營房是木質結構的,塗著防腐的木餾油,刷成白色的牆上貼著標語,都是勉勵士兵們為天皇戰鬥到死。他們睡在鐵製的小床上,床上鋪著稻草,放著很薄的毯子和內裝鋸末的圓柱形枕頭。一個小木櫥裡放著每個士兵的少量私人物品,通常只是家人的照片和紀念物。除了親戚之外,所有婦女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在雜誌被送到軍營之前,所有的藝妓和女明星的圖片都被剪掉了,因為它們會引起不道德的念頭,會使新兵們不能專注地學習關於戰爭的技能。 
  所有的士兵都穿著同樣的制服:一套單調、粗糙、肥大的卡其布套裝。許多農村來的新兵發現這些過肥過大的制服十分不舒服,甚至連正反面都難以區分。一位軍官說:「我注意到有一個鄉下孩子站在營房的角落裡和他新發的制服『搏鬥』著,他以前除了寬大的和服之外什麼也沒有穿過。我走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已經把褲子反著穿上了。他急得哭了,因為不能從背面繫上褲子的扣子。」 
  對於農村的新兵來說,最難適應的穿著要數陸軍的那種帶平頭釘的軍靴。在田里勞動的時候,他們穿的是「草屐」(一種稻草鞋)和橡膠底的拖鞋,這兩種鞋是把大腳趾用一根帶子或者一個單獨的小空間與其他腳趾分開的。所以這些農村兵們受了很多天的折磨,好不容易才適應了五個腳趾併攏的軍靴。 
  儘管剛一開始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錯,但實際上後來就變得極為磨煉人了。一位入伍前在橫濱當造船廠工人的新兵說:「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們吃到了一頓特殊的美餐,紅小豆煮粘米飯,但是就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上司發話說:『這是你們吃到的最後一頓好飯了,從今之後一切都會變得嚴酷起來。』」後來,陸軍和海軍新兵們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涼米飯加鹹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極快地吃完,以便趕回去繼續軍事操練。午餐可能是米飯加上一點肉或魚,晚飯則不過是一碗湯加上一點點米飯和蔬菜。 
  新兵的作戰訓練強調的是毅力和殘暴。由於新兵中的絕大多數都將成為步兵,因此,所有的新兵都要進行一天20到30英里的耐力行軍,中間只有幾次很短的停頓,稍作休息以及吃飯。在新兵們將完全筋疲力盡的時候,軍官們經常命令他們全速奔跑。這樣做除了為培養新兵們的耐力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向每個人證明其擁有的潛能要遠遠超出他們自己的想像。 
  還有一位軍官利用耐力行軍來強調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每個士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無條件地服從命令。當這位軍官帶著他的士兵在富士山旁邊進行一次夏季訓練的時候,他禁止手下不經批准就喝水壺裡的水。但他從來沒有批准過一次喝水的請求,然而也沒有一個士兵違反命令。20個士兵由於暑熱,筋疲力盡地倒地,其中有五個人死亡。 
  除了強度行軍和模擬戰爭訓練之外,新兵們還要花上幾個小時進行小武器和刺刀的訓練。摔跤訓練十分受歡迎,儘管有一些教官採用殘酷的手段去教會新兵們什麼叫做頑強和好勝。後來成為海軍「空戰英雄」的阪井三郎在對他的飛行員訓練中的摔跤課的記述中寫道;「教官隨機地從隊裡選出兩個學員讓他們摔跤,獲勝者可以獲准離開摔跤的墊子,而他的對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只要連著輸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墊子上,一個回合接一個回合地撐下去。」 
  「如果必要的話,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個人每人都摔一場。在連續進行69個回合之後,如果他竟然還能夠站著的話,他就被認為是合格的,但是也僅僅只有一天時間。第二天,他又會成為全班第一個出來摔跤的人,直至最後他要麼取得一次勝利,要麼被趕出班級。」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訓練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視。《軍人敕諭》被無數次地向新兵進行宣讀。他們還經常性地半夜裡被從床上叫起來,走到神社去。此外,他們還一再地被灌輸那些從武士時代傳下來的各種教條,例如,只要他們完全置自己的性命於不顧,就能擊敗敵人。 
  士兵們還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戰鬥到死,或者要以自殺來避免被俘,久賀伸郎少佐的死被作為了新兵們的一個光輝榜樣。久賀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學教師,在1932年的上海戰役(一二八事變)中,一位中國士兵發現他失去了知覺。陰差陽錯的是,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賀伸郎教過的學生,於是他就非常關切地把久賀背回了中國的陣地,並且照料他直至康復。久賀復原之後,中國方面釋放了他並允許他回到自己的部隊。由於當過戰俘,久賀知道自己將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在當時的條件下,他根本無法在被俘前自殺。但是,久賀伸郎仍然感到十分恥辱。於是他就回到了當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殺。 
  如果一個軍官沒有能夠以自殺來避免被俘,那麼他將會被視為對自己的祖先、家人、戰友以及天皇不忠。這種思想在日本軍官的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連想一想不進行切腹這個念頭都會令他們吃驚。然而,海軍少尉酒卷和男卻是一個例外。在1941年五艘小型潛艇對珍珠港進行的徒勞無功的行動中,他成了惟一的倖存者。最初的時候,酒卷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心亂欲狂。但是後來他決定要忍著恥辱繼續活下去。關於下定決心的這一刻,他後來寫道:「就像有一把尖刀猛然刺進我的胸膛。這一刀是刺向我的,但又不止於此。就像有一把大錘擊碎了我全部的過去,這個過去包括著日本全部的歷史和文化。」 
  從訓練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懲戒始終得到了嚴厲的強調,即使對新兵的最小的錯誤和缺點,也決不姑息。預備飛行員阪井三郎回憶,有一個心胸狹窄的軍官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過失懲罰了他好幾次:「他命令我說:『站到牆邊,屈下身子。新兵阪井,我這樣做不是因為我恨你,而是因為我喜歡你,想讓你成為一個優秀的海軍。屈下身子!』」 
  阪井接著寫道,接下來那位軍官會用一根粗大的長棒使盡全力地擊打他的臀部:「好多次,我數著我的屁股上挨到了40下之多。我經常因為疼痛而昏倒。但即使不省人事也無法逃脫,那位小心眼的軍官只是往我身上潑上一桶冷水,大聲咆哮著讓我恢復原來的姿勢,然後,他就接著進行他的『懲戒』,直到他認為能夠抵消我所犯的過失為止。」 
  每當有一個新兵不管因為什麼理由挨打的時候,他的連隊裡的其他士兵,每人也都會被小心眼兒的軍官或者高一級的士官打一下。而新兵們則被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懲罰。阪井寫道:「在挨打的時候,我們甚至連一聲咕噥聲都不能發出來。如果有一個人因為這種家長式的懲戒所帶來的疼痛或痛苦而發出呻吟,那麼全隊所有的人都會遭到踢打,或者被從床上拖出去進行全面的懲戒。」 
  新兵一旦完成了訓練,他的命運就改善了。他不再挨打了,因為他現在被看做了一個人,而不再是一個物品。但是艱苦的工作仍然使新兵從黎明一直忙到深夜。典型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5時30分起床,在7點鐘之前,士兵們必須整理好床鋪,打掃乾淨營房,為檢查做好準備,重溫詔書中關於士兵的各種準則和道德;7點鐘吃早飯,時間10分鐘,接下來就是五個小時的訓練和學習;在12時10分的短暫午飯時間之後,繼續進行學習,(如果各種雜事都做完的話)從4時10分到5時30分吃晚飯前是一段休息時間;晚飯後繼續進行工作和學習,直到10點鐘熄燈。 
  士兵們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們沒有錢進行遠離基地的活動。一個士兵每月發的錢只相當於1.26美元,什麼也買不了。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士兵們都被希望能把錢積攢起來。如果一個士兵或者軍官(中尉每月的錢是16.10美元),在連隊食堂胡亂花錢,大肆購買香煙、糖果、麵條、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為會被認為是惡劣的,因為這不太像武士所應該做的。 
  除了共處在一個嚴厲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軍官其實和他們的手下有著更多的共同之處。軍官中的大多數都來自於中下階層,在社會地位上和他們那些出身工人和農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遠。反之,新兵中的許多人由於想找一個工作或學一門生意,在少年時代的早期都讀完了正式的中學,而軍官中大多數上的卻是「幼年學校」(即軍事預備學校)。儘管所有的男性小學畢業生都有資格參加全國性的軍事學校入學考試,但在大戰剛開始的時候,60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通過考試。後來,隨著對軍官需求的增加,入學的標準放鬆了一些。   
  意味深長的久賀少佐自殺事件   
  從軍事學校畢業之後,這些日本未來的軍官們就到東京的士官學校去上學,這就是日本的西點軍校,學制三年。 
  在大戰期間,為期一年半的初級班也招收普通國民初中的畢業生,但他們要通過一個嚴格的入學考試。 
  初級班畢業的人將成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級或高級班學習的人將會被任命為帝國軍官。他們的課程幾乎全是一些軍事科目:操練、戰術、騎術、劍術以及射擊。學生們一點也不學習政治學、國際關係或者經濟學。但是位於廣島附近江田島的海軍學院設有這些科目,這個學院相當於海軍中的士官學校。 
  毫不奇怪,陸軍這種狹窄的課程設置所培養出來的軍官,很難很好地指揮他們的部隊,也很難控制被佔區的人民。一個典型的低級陸軍軍官的特徵是:野心勃勃,頭腦簡單,一心認為所謂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礙。在這種人的指揮下,成千上萬的日本士兵試圖用步槍和刺刀抵擋機關鎗和大炮的襲擊,在這樣的戰鬥中白白送死。 
  沒有一個家庭知道他們家的入伍者何時離開本土,又被派往何方,這個人只是消失了。儘管一個好的士兵絕不應該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時他們的家人仍會收到從婆羅洲、從菲律賓或者從馬裡亞納群島寄來的信件,一封或者數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們每日的常規生活。許多信裡說著為天皇效忠的巨大榮耀之類的套話,但其他的信件卻顯示出極強的個人色彩和驚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寫給父母的信中談到,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將他養育成人而經受的艱辛,他對於不能全心全意地盡孝報答父母的愛而感到萬分愧疚。他說大戰是一場悲劇,並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話:「『悲劇的開端就在於父母擁有子女,而子女也擁有父母。』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們二老多多保重。」人們最後一次看見中尾是在1944年6月的菲律賓,當時他年僅25歲。 
  瀨田萬之助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我很後悔從上大學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無神論者,而現在我正在生死之間徘徊。問題不在於我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只是覺得失去了什麼可以依賴的東西。我現在理解了你們兩個人的信仰,請給我送來一本隨便什麼樣的宗教書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靜,哪怕是暫時的也好。」瀨田1945年3月死於菲律賓的一次行動中,終年21歲。 
  飛行員佐佐木八郎寫到他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使命不是為了自己,那麼在為這個使命而進行的行動中的死亡,只是一時的血氣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這位朋友的說法。他認為自己已經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堅信:「我有將自己奉獻給祖國的幸福責任。」他在1945年4月的沖繩空戰中死去,終年23歲。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寫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這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惟一重要的東西。」他說他所有的同學都將會為確保日本在亞洲的地位而犧牲生命。「我準備為這個信念而死。」但是隨後他又發出了一個疑問:「如果這種辦法沒有用,將會怎麼樣呢?」1945年,松井金平在緬甸的一場戰鬥中陣亡,終年22歲。 
  另一名士兵長谷川晉寫道,一想到殺人或被殺就覺得厭惡,他請求調到空軍部隊:「即使最終我可能會殺人,但至少我不必用自己的雙手去做這件事。」他很悲哀地談到:「這次大戰不是為了什麼正義,只是出於民族之間仇恨的爆發。」他最後總結說:「各地的人們都是猿類的親屬。」他在1945年沖繩的空戰中死亡,當時23歲。   
  「對一位英雄靈魂的憑弔」   
  對於許多家庭來說,要麼從來沒有任何信件被收到,要麼就是通信突然中斷。從此之後就開始了漫長而令人恐懼的音信隔絕狀態,家人感到了與出征者之間深深的疏離。然後這種狀態可能就被一個信使的到來打破了,這位信使會用帶著同情的官腔說道:「請您務必感到寬慰,因為您的兒子是為天皇陛下而犧牲的。我們在此向英雄的亡靈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哀悼。」 
  如果陣亡士兵的家人們可以完全用武士道精神來理解這件事,那麼以上的話的確是個安慰。他們相信陣亡士兵的靈魂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間就被送到了東京的靖國神社。在那裡,陣亡者的名字被刻在巨大的黑白兩色的碑上,置於九彈山的櫻花樹林中。一位日本作家在談到一次靖國神社的祈禱儀式時說:「士兵們成為了護佑帝國的神靈,他們已不再是凡人了。他們被供入靖國神社後,就不再有官階或者其他任何的區別,無論將軍還是士兵,都完全一樣。他們是國家的支柱,因此受到天皇以及全體人民的尊崇。」 
  儘管日本的婦女們接受了靖國神社作為慰藉,而且在公開場合對她們的喪痛表現出堅忍。但是面對所愛之人的死亡,她們仍然極度的悲傷,她們的平靜時常出現崩潰。一位剛剛被報稱死亡的海軍飛行員的母親拜訪了她兒子以前的中學老師相川孝昭,這個時候她並沒有顯露出任何悲傷的跡象。相川孝昭寫道:「她突然間走進我家的院子,看見她燦爛的微笑,我以為她得到什麼好消息了。站在翻過土的地面上,她開始用一種很普通的方式談起天氣,限量供應和人際交往什麼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兒子光榮地為國家而死了。』」 
  「我被這句突如其來的話驚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凝視著她的臉,還是那麼平靜。然後,她的眼中閃著一絲奇異明亮的光,說道:『相川先生,你認為我兒子至少應該擊落了一架敵機,不是嗎?』然後,這奇異的光芒再也沒有出現,她又恢復成了一個溫柔的日本母親,帶著那種顯著的微笑,這種微笑永遠掛在她們的唇間,即使在至愛的人死去的時候也不會消失。」 
  相川孝昭接著說,當那位母親離開他的庭院時,「我看見她取出了一塊小手帕,她似乎在擦拭前額,但我知道她在哭泣,在她的心裡哭泣,但同時還是咬緊了牙關堅持著那副面具似的笑容」。 
  在一個家庭接到了他們的親人戰死的消息之後的某個時間,死者的骨灰將被送回家裡。在整個日本,目睹士兵們將戰友的骨灰運回家鄉已經成了一種常事。骨灰被置於一個小小的白色木盒裡,就和1943年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存放骨灰的那個一模一樣。 
  在上下船隻或火車的時候,運送者就在脖子裡圍上一塊白粗布來支撐骨灰盒,如果運送者過去一直都是坐二等艙旅行,那麼這一次他就以絕不坐一等艙來表示對骨灰的尊敬。 
  當骨灰送達的時候,死者家庭的朋友和住在一條街上的鄰居們都會前來弔唁。如果有幾個士兵的骨灰同時送回來,就會舉行一個聯合的葬禮,家人把陣亡士兵的照片周圍圍上黑色的帶子,放在當地佛寺的祭台上,然後在照片前面擺上水果之類的供品,並且燒起香。當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中之後,每個死者都被認為已經變成了日本經典神話中所說的神人。 
  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的失利,陸軍和海軍發現要將陣亡士兵的骨灰運回去變得越來越困難。東京一個街道協會的負責人籐野廣回憶曾經向他的會員們宣讀一個令人壓抑的聲明:「奉勸那些即將前往最前線士兵的家人保留其頭髮或者指甲,以防在其人光榮犧牲後什麼都沒有留下。」 
  一位「民族英雄」的簡樸墓碑 
  「爸爸,我要為國而死」 
  「在遊戲時間訓練的娃娃兵們」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話 
  二戰中的最大一次送行會 
  新兵訓練中的制度化暴行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進軍 
  意味深長的久賀少佐自殺事件 
  「對一位英雄靈魂的憑弔」 
  在一隊海軍軍官的護衛下,日本戰時的顯赫人物———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的骨灰由一輛炮車運往東京的日比谷公園中的帳篷。這是為他1943年的國葬專門搭建的。 
  來棲良大尉是一位日本陸軍航空兵的實驗飛行員。對於兩種不同文化的混血兒永遠不會在任何一種文化中找到歸屬這種說法,他表示不能同意。他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日本人,也是一個極端的愛國者,儘管實際上他的母親是一位美國人。他的父親就是傑出的外交官來棲三郎,在戰爭爆發前,他曾經在美國為和平進行了談判。 
  雖然,來棲三郎夫婦給他們的兩個女兒進行了西式教育,但他們決定來棲良應該只在日本的學校上學。在20世紀30年代,當他們一家人在歐洲的眾多首都不間斷遷移時,來棲良就在日本的技術學校上學,先是讀工程專業,後來又讀了飛機設計。畢業之後,他參加了陸軍航空兵。 
  整個大戰期間,陸軍的那種緩慢的學究式的新型戰機研製方法,越來越狠地磨煉著來棲良的性子。作為一個試飛員,他把自己每一分鐘的飛行時間都投入到了新戰機的創製中,他期望這種戰鬥機能夠挑戰美國的B-29。但是到了1945年2月16日,來棲良的工作卻不得不中斷了。在一次單獨飛行中,他攔截了30架航母起飛的美國飛機,擊落了其中的一架,然後他被其他的美機發現,並被它們驅逐。他的飛機被嚴重毀壞,他本人也受了致命傷。來棲良奇跡般地返回了基地,在死去之前,他交出了一份關於這次遭遇戰的完整報告。 
  一半美國血統,全部的日本精神 
  來棲三郎大使和他的美國妻子艾麗絲。艾麗絲可以講流利的日語,他們希望兒子有朝一日可以訪問美國。 
  直率坦白的試飛員來棲良大尉。他經常讚揚美國人造的作戰飛機在設計上的優越性。 
  東京巨人隊的壘球明星川上哲治在1940年的一場比賽中跑壘。川上和許多其他選手都接到了徵募通知,有一些甚至是在比賽進行中。體育館的廣播員只是簡單地說:「請回到你的家裡,有一項公務要辦。」 
  1944年,應徵的少年們在入伍前的體檢中接受一位陸軍軍官的仔細審查。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軍人,應徵者的身高必須達到4英尺10.5英吋,體重至少達到103磅,胸圍要超過身高的一半。 
  身著制服的中學生們在一次群眾送行會上觀看新入伍的大學生們(近景)在行軍。這次送行會於1943年10月在東京的明治體育場舉行。這批大學生新兵中有650人最終作為「神風」敢死隊的敢死員而死去。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149 
  · 戰爭中的日本 
  戰時鄉村小鎮 · 
  148 
  武士的國度 · 
  武士的國度 · 
  武士的國度 · 
  武士的國度 · 
  武士的國度 · 
  · 戰爭中的日本 
  · 戰爭中的日本 
  武士的國度 
  · 戰爭中的日本 
  1703年12月14日夜晚,由47人組成的浪人集團「赤穗浪士」登上吉良藩主的大雪覆蓋的屋子,為他們死去的主人進行等待已久的復仇行動。 
  · 戰爭中的日本 
  戰時鄉村小鎮 · 
  在這幅木版畫中,一位名叫牛若丸(源義經的小名)的12世紀的年輕戰士(右)和一位傳奇性的強盜頭子進行搏鬥,由此獲得了武士的地位。 
  133 
  古老的傳統對一位日軍士兵的精神激勵 
  1939年10月3日。中國長江上空。戰鬥機飛行員阪井三郎獨自一人遭到了來自12架敵方轟炸機冰雹般的襲擊,在擊落一架敵機之後,他毫髮無傷地逃離。後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最出色飛行員之一的阪井,從來沒有被任何看起來對比懸殊的場面嚇倒過。他在對這次經歷的描述中寫道:「我毫不遲疑地發動進攻,我是在武士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我心裡除了盡我所能地進行毀滅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念頭。」 
  所謂的武士傳統,就是古代日本那些使用刀劍的戰士階層留下來的遺產,它在戰時的日本復活了。和飛行員阪井三郎一樣,上百萬的日本人遵循著古老的武士教條:無畏的勇氣,無條件的服從,對死亡的輕視。 
  這些道德觀念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被一點一滴地灌輸。日本的中學男生通過做那種使人渾身淤傷的柔軟體操來學習「武士精神」,有時會光著上身站在雪地裡,另外的方法就是通過懲戒,在一些學校中是經常性的鞭打以及洗冷水澡。 
  作為一種訓練的方式,年輕的陸軍新兵們每天晚上都要背誦一段從古代武士流傳下來的古老格言:「責重於泰山,死輕於鴻毛。」在作戰中,那種根深蒂固地視傷痛與死亡為理所當然的思想,使得日本士兵根本不採取任何防護措施,並且將之視為懦弱。飛行員經常不帶降落傘就起飛了,而連隊中也常常沒有醫務兵。士兵們則毫不懷疑地認為與其被俘,不如戰死。因此,在面臨難以挽回的失敗時,成千上萬的士兵會採取自殺方式,而軍官們則會進行切腹,或者「儀式性的自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遵循了17世紀武士手冊上的話:「為必然發生的失敗而死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這種行為對於日本的西方敵國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有時他們也不得不對日本士兵的這種勇悍表示某種程度的讚賞。一個英國戰區司令威廉·J.斯裡姆子爵說:「我們不停地說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夠實實在在地做到這一點。」 
  帶著偽裝的日本兵手持裝好刺刀的步槍,準備進行兩個部隊之間的戰前軍事演習。 
  在一場13世紀的戰鬥中,一位騎馬的武士首領和他的衛兵陷入了死地。他們遭到了河岸伏兵的弓箭襲擊,中箭纍纍,血流滿地。 
  鑄劍師「三條小鍛冶的宗近」舉起粗壯的胳膊在打造一把名叫Kogisune Maru(意為小狐狸)的刀,他的老朋友狐狸精在一旁將自己的靈氣注入刀中。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1000年前皇宮中的典禮佩劍,這是日本的一件國寶。它的柄是鯊魚皮的,帶著琺琅釘飾,裝具鍍金,塗漆的劍鞘上還鑲著珠母貝。在劍刃上雕刻著一條精細的張牙舞爪的龍形。 
  在秩父鎮公所的供台上,擺放著一溜帶有佛教反萬字圖案的香爐,每個 都對應著一位鎮上戰死者的照片。再往上是飾有鍛帶的骨灰盒,每個盒子的上面都有一個寫著亡故者名字的靈牌。 
  長劍———「武士之魂」 
  長劍是武士最標準的武器,它那曲線優雅的劍刃無比的鋒利,可以劈開骨頭甚至鋼鐵,要經過好多個月的打磨。但是作為武士階層象徵的最終產品,它是絕對值得付出這麼多的辛勞和代價的。它是一種藝術品,是武士們最為珍惜的寶物。 
  武士們要花多年的時間來練習劍道。劍道所追求的目標遠不止武器本身的運用技巧,17世紀偉大的劍術家宮本武藏在教授劍道時說:「把握住了長劍,就是控制了世界和用劍者本身。」 
  武士的長劍對於現代陸軍來說同樣重要,至少從象徵意義上來說是一樣的。軍官們和「神風」飛行隊員們都帶著「昭和」劍,這種劍的名字來自於從1926年開始使用的年號。這種劍在陸軍裡是一種樣式,海軍裡有另一種,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佩戴者武士的傳統和武士的職責。即使是最低級的士兵,儘管沒有資格擁有自己的劍,但也期望能分享它的神秘魅力。一位軍官對新兵們說:「武士將劍看做自己的靈魂,所以士兵們也要把步槍看做自己的靈魂。」 
  一位手持長劍的日軍軍官在帶領他的士兵和中國軍隊作戰。軍官們十分靈活地運用長劍,並且很樂於擔負起武士一樣的責任。 
  47浪人的不滅遺音 
  一個古老的武士教條宣示:「不管我們到了何方,守護主人的利益都是我們的責任。」這一教條以及其他的武士守則在一個18世紀的英雄傳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1701年,一個名叫淺野長矩的藩主襲擊了當時幕府將軍的典禮官吉良義央,因為他在一次奉命接待中故意侮辱了淺野長矩。吉良義央沒有被殺死,但淺野長矩卻因為非法武裝侵入將軍的官邸,而被命令要切腹自殺。因為淺野的死,他的47個家臣變成了浪人———無主的武士,於是他們發誓要復仇。 
  為了麻痺吉良,這47個浪人假裝拋掉了所有武士的榮譽感。他們打架鬥毆,醉臥街頭,甚至連他們的劍都被荒置得銹跡斑斑。在進行了兩年不顧體面的放蕩生活之後,在一個月明如晝的雪夜,他們成功地攻入了吉良的住處,將淺野的劍交給他,讓他也切腹自殺。當吉良拒絕之後,浪人們就砍下了他的頭並帶到了淺野的墳前。 
  他們的復仇完成後,浪人們就去自首,等待審判。他們在履行自己責任的時候就十分清楚,這會使他們付出生命的代價。結果他們確實付出了生命:政府下令他們切腹自殺,於是所有人無一例外地照做了。 
  浪人們被埋葬在他們的主人旁邊,他們的墳墓很快就變成了烈士之墳。他們的故事傳遍了全國,被編成了一出歌舞伎的戲劇,在以後的歲月中,這個故事被各種藝術形式改編並表演,從木偶戲一直到電影。 
  他們也擁有了無數的效仿者。在二戰中使用的一本小學課本中提到,浪人們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是「永恆的榜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許多身上裝滿炸藥的士兵,前赴後繼地走上戰場。 
  東京的中學生們在「肉彈三勇士」的青銅像前鞠躬。這三個人據報道說在1932年日軍入侵上海時用自殺性的方式引爆一個大型爆破筒,炸毀了上海的防禦工事。一個老師說:「我們把他們看做勇敢無畏,捨身報國的典型。」 
  「用我們的血肉之軀來抵禦他們鋼鐵的進攻」 
  在戰鬥中第一個衝向敵人,是戰士無上的光榮。在一次進攻中,一位武士一邊指揮,一邊驕傲地歌頌著自己的名字和祖先。但武士們還有一項責任,就是要一直戰鬥到底,不管結果有多麼殘酷,即使是遭到失敗。 
  在現代的日本,這一責任落到了數以萬計的年輕人身上。他們在大戰的末期志願擔負起「神風」特攻的任務,但其中有許多人沒有經過訓練。因為承襲了武士的傳統,所以他們可以毫無畏懼地面對死亡。一個自殺性飛行員說道:「如果在執行任務時你存著生還的念頭,你就無法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來完成它。」 
  許多平民既有武士們戰鬥到底的意志,又有「神風」飛行隊員們「乾淨地死去」的決心。一個婦女在其丈夫趕赴前線時割斷了自己的喉嚨,她在遺書中寫道:「請不要為家裡擔心,因為已經沒有什麼需要你擔心的了。作為一個柔弱女流,我所能做的只有這麼多,只是為了你以及你的戰友能夠全身心地為國戰鬥。」 
  其他日本婦女也競相學習古代武士的妻子。她們學著用長矛戰鬥,並且信心十足地決定,如果發生了盟軍的入侵,將「憑著我們的訓練來抵抗他們的大軍,用我們的血肉之軀來抵禦他們鋼鐵的進攻」。 
  在一幅19世紀的代表性木刻中,手持傳統長柄劍的婦女們正在抗擊騎馬的政府軍隊。這幅木刻描繪了在1877年一次武士叛亂的情景。 
  一位陸軍軍官在訓練家庭主婦們如何使用竹槍戰鬥。進行這種訓練是為了1945年中可能進行的本土的最後保衛戰而做準備。 
  戰時鄉村小鎮 
  入伍者們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護送下,穿過歡呼的人群走向秩父這座山中小鎮的火車站。 
  戰時秩父的日常生活 
  在大戰期間日本對外擴張征服的狂潮中,有數以千計的窮鄉僻壤為了這股潮流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力,小鎮秩父就是其中之一。秩父位於東京東北60公里的地方,四周群山環抱。50年來,秩父和它周邊的村子一直在為遠征軍們輸送著強壯的農村士兵,正是這些遠征軍將日本塑造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現在,又有更多的男子從周圍的山中彙集到這裡,沿著秩父未經鋪砌的主街走上火車,他們將坐火車奔赴訓練營地,或者是開往前線的輪船。 
  秩父為大戰所貢獻出來的不僅僅是它的年輕人。到1942年,當地那些原先生產奢侈絲織品的工廠,大部分都轉而生產軍用的毯子。政府強迫年輕女工們從事繁重的紡織和縫紉工作,但工資低得可憐。其他的工廠都被關閉了,工人們不得不到秩父以外的地方找工作。即使在這裡的經濟已經崩潰之後,鎮上還充斥著失業的逃難者們,他們都是從過度擁擠、實行嚴格定額供應的城市逃來的。 
  鎮民們,無論是老住戶還是新來者,無論是兒童、婦女還是老人,全都團結一致地努力維持著秩父的生活,同時為國家的戰爭行動貢獻力量。他們整天辛勞地開墾和耕種著寶貴的農田,以滿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麥的需求。他們撿柴燒炭,並在山中貧瘠的礦脈中尋找鐵礦石。最強壯的人們將巨大的石灰石從採石場拖到當地的水泥廠中。 
  他們艱苦得來的成就,並沒有不著痕跡地被忘卻。一位名叫清水武廣的當地攝影師,非常有創造性地記錄了從1942年初到1943年夏天之間這段時間小鎮上的生活。攝影師愛國協會派給清水的任務是為鎮上以及周圍村莊的人們拍攝一些鼓舞士氣的家庭照片,然而年輕的清水用他的部分膠捲來捕捉秩父本身的故事:一個戰時小鎮的日常狀態,以及中間經常出現的辛酸。 
  秩父的藝妓們出去撿木柴。直至1942年,這些擁有良好教養的女子們還在為工廠老闆、絲綢商人以及本地上層人士們的聚會服務。 
  在國旗護兵的伴隨下,以前參加過戰爭的老兵們在鎮上的神社中帶領秩父的居民們進行一次為勝利而祈禱的集會。 
  為人為己,流汗流血 
  大戰要求秩父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隨著來自城市的遷移者的增多,當地學齡少年兒童的數量也不斷增加,這些孩子在本地區的農民們都應征服役之後,擔負起了大部分的農業勞動。隨著全國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斷增加,秩父的學生們不得不放棄學習,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田間勞動。 
  當地寺廟中的和尚和神社中的神道教神職人員也毫不例外地投入到戰爭服務中來。他們不得不縮減修行活動的時間,去參加勞動,和孩子們一樣,他們幹的也是平整土地、種莊稼之類的農活。 
  鎮上婦女的工作多種多樣。秩父的「大日本婦人會」(從「國防婦人會」等組織改組而來)的成員們養殖兔子,剝兔子皮來為駐紮在滿洲地區的士兵們提供軍裝的毛裡。而秩父的藝妓們,儘管以前出於職業的緣故,連比茶壺重一點兒的東西都很少拿過,現在卻要背著大捆的柴禾沿著山路翻山越嶺。在大戰之前,這種活是用馬來干的。 
  高中女生們在以前的學校排球場上收割小麥。 
  兩個少年在用一頭公牛犁稻田,以備種植。遠處的同學在已經犁好的田里插秧。 
  一位年老的農民在用幽默的語言向一群面帶微笑的年輕母親以及她們的孩子們介紹養兔經驗。 
  在一個政府的項目中,一位伐木工人爬上一棵柏樹的頂端。這個項目使秩父失去了大部分珍貴古老的樹木。 
  上年紀的伐木工人們在幫助秩父的藝妓們將她們收集來的木柴裝進桶狀的容器內,以備運到鎮上。 
  來自東京的醫科學生們掛出一個條幅,吸引了整個秩父地區的母親和孩子們都去進行診查和治療。 
  一個沒有醫生的小鎮的醫務援助 
  1942年夏天,一次外來者的到訪在與世隔絕的秩父引起了一陣慌亂的興奮。自從鎮上最後一個醫生在大戰早期被征走之後,小鎮就再也沒有任何專業的醫療活動。而現在援助到來了———來自東京帝國大學的醫科學生們到了這裡。對於戰時日本3650個沒有常駐醫生的農村社區來說,這種由醫科學生組成的巡迴醫療隊已經是最好的了。 
  在秩父,醫科學生們對所有就診者都進行了治療,但他們對孩子們特別的關注。給他們進行了白喉和天花接種,仔細檢查了他們的身高、體重和整體健康情況。和在其他農村小鎮一樣,在這裡他們發現兩歲以下的幼兒中有大約20%體重不足,飲食缺乏。 
  「你有足夠的東西吃嗎?」醫科學生們問大一些的孩子,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醫科學生們坐在一輛沿軌道前進的馬拉車上前往一個村莊。 
  一位生病的婦女由兒子背著走在去秩父的小路上。 
  一位醫科學生在對學齡前兒童進行檢查。在大戰期間,大多數孩子都瘦掉了好幾磅。 
  戰死者還鄉 
  戰爭剛開始時,秩父的遊行都是為了歡送新兵及慶祝勝利,但到了大戰的晚期,這裡的遊行變成了沉悶、灰暗的葬禮儀式。在群眾性的葬禮儀式上,鎮公所前的旗幟被降了下來,以表示對死者的尊重。在裡面,裝著骨灰的盒子擺在佛教的祭台上,旁邊放著這些在戰鬥中死去的丈夫和兒子們的照片。 
  鎮上的攝影師清水武廣回憶說:「那些我們曾經在神社和車站送行的年輕人,回來的時候卻變成了一盒骨灰。我開始認識到,作為一個年輕人,我離死期也不會太遠了。」清水並沒有在大戰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月被徵召,他最後一次為秩父的那些後方戰士們按下了快門。 
  在一位旗手的引導下,一個男孩抱著父親的靈位帶著送葬隊伍走向秩父的主廣場,他的親屬們跟隨在一位捧著骨灰的士兵身後。     
  第五章 戰火之春   
  美國的第一次空襲   
  1942年4月18日午飯時分,當16架雙引擎飛機從北方飛臨東京上空的時候,這個城市的一次定期性防空演習正好接近尾聲。17歲的商業學校學生飯田實注視著領頭的飛機呼嘯著掠過他家的房子。他看到機翼上繪著陌生的白色星形標誌,然後黑色的圓桶就從機腹裡滾了下來。飯田實驚恐地意識到這次不再是演習了,而是貨真價實的炸彈。「是敵人的飛機!」他大喊道,「是空襲!」 
  一個小小的金屬圓桶劈里啪啦地落到了飯田實家的瓦房頂上,擊中了屋簷。這是一個六磅重的燃燒彈,和東京每家每人都必須參加的防空訓練課上所描述的非常相似。按照課上所學的,飯田實從房子裡飛快地抓起一桶沙子,悶滅了正在滋滋作響的炸彈。還有兩個掉在了附近的街上,他和另一個年輕人用裝滿沙子的袋子把它們也處理掉了。 
  針對日本的第一次空襲在大約一小時後結束,事後證明其破壞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幾十座房子被毀,12人死亡。但是從其他各方面來說,這次空襲的結果都是值得警惕的。東京的人們以前儘管進行防空演練,但一直堅信他們絕不會受到空襲,所以他們對這種空襲的景象感到既驚奇又興奮,以致完全忘掉了防空任務,而是聚在街上或者爬上屋頂目不轉睛地觀看,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孩子躲進了防空掩體裡。 
  至於那些防空掩體,不僅數量不足,而且大多數簡陋不堪,對於落在附近任何地方的高爆炸彈都幾乎沒有什麼防衛作用。但是政府的宣傳把危險說到了最小程度:「爆炸引起的傷亡人數並不像報道的那麼多,那些被直接擊中的人只是因為偶然運氣不好罷了。」   
  一觸即爆的首都   
  更進一步的是,飯田實和其他人成功撲滅美國燃燒彈的事例使掌權者們確信:「我們根本不用害怕燃燒彈。」——— 一部政府的宣傳影片中進行了這樣的斷言。 
  但那些心思細密的人們並不相信這種話,他們知道東京就是一個巨大火藥桶。在它的混凝土辦公樓和煤灰覆蓋的工廠區周圍200多平方英里的範圍內,擠滿了用木頭和紙搭成的房子,大多數房子之間只有幾英吋的距離,這些房子的木製地板上鋪著厚厚的草蓆,外牆是抹著 
  灰泥的薄木板造成的,門窗和燈都是半透明的紙。居民們做飯用的是炭或者通過淺淺的管道輸送的煤氣,照明用的則是煤油燈或是電線耐性很差的電燈。 
  因此,一個偶然的火花,對於東京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危險。而且對所有以木質結構為主要房屋構成的日本城市來說都是如此。當隆冬時節的大風將做飯的炭火吹得四處飛散,或者將紙燈籠吹落在地的時候,經常發生巨大的火災。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東京和橫濱曾經因地震而發生了三次全城性大火災。1923年9月1日,一場由地震引起的大火燒光了半個東京,燒死了10萬人。 
  東京撲救大火的裝備情況糟糕得可怕。它的市政消防部門的設備極少,而且其中的大多數要麼過於陳舊,要麼不合標準。此外,由於維護人員被征去進行軍事服務,有至少20%的消防車一直無法使用,等待維修。而在那些只注重軍事性紀律的官員的領導下,消防員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耗費在隊列操練上,而不是用於消防訓練。 
  說到底,日本的城市是根本無法防禦大規模的燃燒彈襲擊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敵人擋在攻擊線之外,日本政府在這一點上還是信心十足的。這第一次空襲很顯然是來自一艘美國的航空母艦(實際上就是詹姆斯·H.杜裡特爾中校從「大黃蜂」號航母上發起的),因為日本在1941年12月對菲律賓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空中力量的打擊中,已經消滅了最後一個能將日本納入轟炸範圍的陸上基地。而且日本還計劃用一次海戰消滅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母及其他殘餘力量,這一計劃已在進行中。 
  這場大海戰八個星期後在中途島附近進行,但其並沒有能夠摧毀美國的艦隊。儘管杜裡特爾的空襲難以再次進行,美國正在建造新一級別的轟炸機,即B-29型,它的轟炸範圍十分遠。在它投入部署之前,日本沒有再受到空襲。這並沒有使日本後方在1942年4月那場惱人的空襲中失去的信心得到一點恢復,沒有一個人存在這樣的幻想,在大戰結束之前,日本受到的來自空襲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會比其他任何國家少一點點。 
  由於杜裡特爾空襲所引起的直接後果,東條英機首相確實敦促要改善空襲的預防措施,他採取的辦法就是將單個居民用街道協會組織起來,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滅火的主要方式。通過對屬下的10到12座房屋進行強化檢查,無所不管的鄰組要保證每一家都備有沙子、成缸的儲水、水桶、鐵鍬以及掃帚,還要保證居民們知道如何利用它們對付燃燒彈。街道協會領導進行滅火演習,並且加強了燈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發一個「必勝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們立誓「絕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團結起來保護自己的居住區。1943年以後,新的全國防空法律禁止從事關鍵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襲期間離開城市。 
  在街道協會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東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體,他們對此怨聲載道。他們剛一在這些淺洞上鋪上蓋板,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種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這些醜陋的突出物。 
  在燈火管制期間,防空洞的頂部通常變成一個棲身處而非掩體。沒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積滿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濕的坑裡,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觀察是否有燃燒彈落下,並且召集人手撲滅它們或者在火勢蔓延時找人進行撲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業中心挖掘防空壕,給那些在購物時遭到空襲的人們提供掩護。但這些新掩體幾乎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連天的抱怨,人們在燈火管制時或者在從附近的酒館回家的路上摔了進去,跌斷了手腳,或者磕破了頭。人們對於那些排列在街道兩邊,貯滿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聲載道,因為裡面的死水裡滋生出許多蚊子。   
  美國轟炸機的新基地   
  不久之後,杜裡特爾空襲引起的震驚就消退了。政府部門不得不保持大力宣傳呼籲,來平息人們的怨言並維持訓練的進行。政府還未來得及恢復後方人民對防空的重視,美國已經在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和吉爾伯特群島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勝利。東京上野動物園的園長自作主張,下令將獅子和其他的危險動物統統殺掉,因為他擔心一旦動物園被炸彈破壞,這些受驚的食肉動物就會到處亂竄。帝國議會的大樓被用偽裝網罩了起來。東京考慮到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疏散居民,其中關鍵性的政府工作人員處於優先地位,但是這一計劃卻 
  沒有公佈。 
  1943年末,內務省在東京建立了一個中央防空總指控部。它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成排的建築要標示出來,破壞其中的一部分,(以防止火勢的蔓延)。那些被銷毀房屋的住戶和房主被告知他們只能自己另找棲身之處。最終有兩萬名搬遷者擠在了朋友家,或者住進被廢棄的舊房裡或者收拾東西搬到農村的親戚那裡,在這期間,政府也給予了一定的幫助。 
  1944年夏天,日本後方受到了兩次巨大的驚嚇。第一次是美國將它新研製的巨型B-29超級空中堡壘投入了使用。這種飛機比美國以前生產的任何轟炸機都飛得更快,飛得更遠,而且還能裝載更多的炸彈。B-29於1944年6月16日發動了它的第一次進攻。它們從中國的基地起飛,飛往最近的日本本土———九州,轟炸了八幡鋼鐵廠和小倉工業區。但是從中國中部地區起飛進行的轟炸遇到了許多後勤上的巨大困難,因此美國對日本的出擊相對就比較少。在接下來五個月的時間裡,B-29僅對九州島上其他的工廠、機場和海軍基地發動了九次分散而零星的攻擊。 
  看到這些空襲的破壞性並不是特別大,日本人大大鬆了一口氣。從中國起飛的B-29的作戰半徑限制在3500英里之內,飛行員們對這個新機型還沒有熟悉,而且大多數高爆炸彈的命中性非常差。專業和志願的消防員負責處理被擊中的目標,而那些誤投在居民區的炸彈所引起的火災則由當地經過訓練的居民們撲滅了。同時發生了另一件事情,危險性要比B-29的轟炸大得多。美國軍隊在6月登上了塞班島和日本南部海面的提尼安島,這裡位於東京以南僅1300英里的地方。甚至在佔領馬裡亞納群島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動手將塞班島和提尼安島建成了可以容納幾百架超級空中堡壘B-29的空軍基地。   
  一次罷免東條英機的圖謀   
  日本本土防禦圈的吃緊馬上引起了東京的政治反應,它加強了對一個眼光比較開闊的日本領導人的小集團的控制。這個小集團以一些資深的政客和海軍將領為首,他們想要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其中包括了三位前首相:第一位是岡田啟介海軍大將,他在1936年躲過了陸軍暴動者的殺害;第二位是近衛親王,他就是在30年代後期軍國主義者力量上升時被他們所操縱的那位老好人的貴族;還有一位就是米內光政海軍大將,他反對日本和德國結盟,而且懷疑日本是否有能力來進行與美國、英國之間的戰爭。 
  這些人從很久以前就達成共識,認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就是東條英機辭去首相職務。他們將採取一種真正的日本方式來完成這個任務。在整整一年的時間內,他們小心謹慎、迂迴曲折地活動著,以防引起仇視或者紛爭。岡田啟介後來說道:「由於在戰時的情況下發動一個公開的行動來推翻內閣是不可能的,最好是東條英機保全顏面地離開首相職位。」 
  2月份,這些元老們會見了東條英機,並且指責他沒有說實話,告訴大家日本在大戰中究竟有多大的勝算。隨後,近衛有意將話題轉到了他們的小集團對東條英機的不滿上來,他的話十分有效,以致當東條英機出現在帝國議會裡時,迎接他的是一片沉悶,而不是通常的掌聲,這就暗示著馬上就要有一個巨大的麻煩在等著他。 
  岡田啟介現在就像一個柔道高手那樣,借力打力,利用東條英機的力量來打擊他。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是東條英機的密友,正是由於他的領導,海軍才沒能反抗陸軍在國家政策以及戰爭指揮中的獨裁。但是如果能夠說服或者逼迫這個關鍵性的高官辭職,那麼東條英機的內閣也就垮台了。 
  島田繁太郎由於屈從於東條英機而被其他的海軍將領所歧視。他分別單獨會見了岡田啟介和伏見親王,兩個人都勸他為了海軍和國家的利益而辭職。但島田不為所動,而勸伏見親王告老休養,好自為之,而東條英機則召見了岡田啟介,警告他要麼停止活動,要麼等著「麻煩的後果」。然後東條英機就去找天皇最親近的顧問,掌璽大臣木戶幸一,尋求他的支持以加強內閣的力量。木戶幸一在1941年曾經幫助東條英機登上首相寶座,因此東條英機很肯定他會制止岡田啟介的煽動性活動。 
  但是令東條英機大為震驚的是,木戶幸一和岡田啟介在一起密議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了。木戶幸一對東條英機說島田繁太郎應該退休,而東條英機本人也應該放棄首相職位去當他的陸軍總司令,並且吸收更多的資深政客進入內閣。「這是誰說的?」東條英機反問道。「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意思。」木戶幸一很溫和地回答道。第二天,在一次對天皇的覲見中,這個答覆得到了再次的肯定。絕望之下,東條英機試圖用另一個服從他指揮的海軍將領來代替島田繁太郎,並且在內閣中給元老們安排一個無關緊要的位置,但是岡田啟介又一次比他先走了一步棋。 
  最後的決戰在1944年7月17日那天到來。以近衛和木戶幸一為首的元老們替天皇起草了一道聲明,要求組建一個聯合內閣。這種方式雖然語言曖昧,但意思卻十分清楚,就是要東條英機下台。第二天,天皇爽快而高興地簽署了這項聲明,東條英機意識到了他已孤立無援,於7月18日辭去職位,但他並沒有失去任何顏面,國家也沒有因為政治鬥爭而分裂,東條英機作為元老留下了來,而且通過他的陸軍指揮官們繼續發揮著對國家政策的影響。新首相是小磯國昭將軍,他並沒有受到東條英機的控制,但是他缺乏足夠的力量來進行獨立的行動。   
  B-29的到來:「老B來了!」   
  就在新政府還在努力進行自我協調的時候,1944年11月1日,第一架B-29出現在了東京上空。它來的目的並不是扔炸彈,而是拍攝目標照片,並且試探一下東京空虛的防空力量。月中的時候,又有六架B-29來空轉了一圈,正在吃午飯的人們站在人行道上仰望這些銀色的飛機,從這麼遙遠的距離望去它們就像玩具一樣,而這麼遠就能聽到的巨大轟鳴聲又使它們顯得威力無窮,令人畏懼,而它們的華麗也不由人不羨慕。 
  接下來的11月29日,94架B-29飛臨了東京近郊的工業區。下面的人們沒有把它們當回事,即使在它們開始投擲炸彈時也沒回過神來。記者加籐益雄看到:「防空的紀律非常混亂,因為人們都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加籐和他的朋友們把滿天的防空炮火忘了個精光,連頭盔也沒戴就衝到了街上。最後,一個警察命令他們躲進掩體,但是還沒等他們進去,就看見帝國飯店旁的一家餐館著起了大火。 
  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這次以及隨後其他的空襲都是針對城外的飛機製造廠和兵工廠,而那些偶然被擊中的居民區只是不幸的意外。飛得極高的B-29即使對它的主要目標———位於武藏野的中島飛機製造廠也沒有造成多大的破壞,而那些投向東京灣的船塢和倉庫的炸彈中有大部分都偏離了目標。偶爾有一個輕量的鎂彈或者磷彈落在住家的屋頂上,或者穿透了天花板掉下來。這時,只要用一桶沙子,一個濕拖把或者一塊浸了水的墊子,馬上就能把這個燃燒彈撲滅。 
  實際上,大部分的東京居民對B-29的空襲的感受與其說害怕不如說是著迷。記者加籐益雄回憶道:「在那些早期的轟炸中,我們是懷著一種又興奮又焦慮的心情度過的,甚至還有一種冒險的心情,就是一種擔負著戰爭危險的狂喜感覺,儘管只是限制在平民所能感受的那種。」 
  美國的第一次空襲一觸即爆的首都美國轟炸機的新基地一次罷免東條英機的圖謀B-29的到來:「老B來了!」 
  風夜火海恐慌的難民潮「東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一艘美國船在燃燒的大阪躲避炸彈的護身符廢墟中的日子1944年3月,一個東京的小女孩在準備進行防空演習。她穿著很厚的褲子和長袖上衣,頭上戴著墊得很厚的風帽,這是為了躲避火苗和掉下來的磚瓦塊,腰裡還別著一條包紮傷口用的毛巾。在她的背心上還縫著一個布條,上面寫著她的姓名和學校。 
  後來當轟炸變成了一種常態,人們瞭解了轟炸活動的方式,並且根據它們來調整自己的生活。白天的轟炸一般發生在午飯時間,持續兩到三個小時,在11月和12月,對東京的空襲只在能被3整除的日子才會發生,如24號、27號、30號、3號等等。家庭主婦們根據這一時間表來安排她們的購物活動,而在預定空襲的日子裡,人們在中午到下午三點之間全都呆在家裡。人們把B-29戲稱為「定期服務」,而且推測著頭頂上的飛行員中午會吃些什麼:「沒準兒是一些美味的火腿三明治。」 
  然而夜間的空襲就不那麼好適應了。人們嘗試著早點上床,以便能在半夜11點半左右紅色防空警報拉響之前多睡一會兒覺。被人們稱做「貴客」的夜襲者也有他們自己的魅力,每當一架B-29從冬天的工業煙灰和雲層中現身,被探照燈的光束照見時,那些站在工廠屋頂上的警戒者,以及坐在門廊裡和庭院掩體土堆上的人們就會大喊著向它打招呼:「B先生來了。」一時之間,探照燈的燈光,防空炮火的開火聲,戰鬥機急衝而起,以及遠處的火光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幅令人亢奮但卻十分危險的夜景。 
  美國陸軍航空兵企圖通過精確轟炸消滅日本的飛機製造業。除了東京附近武藏野的中島集團之外,位於名古屋的大型的三菱飛機製造廠也是一個經常被攻擊的目標,此外還有小村、神戶和大阪的工廠。但是轟炸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精確,主要是因為整個冬天覆蓋在日本上空的雲層,飛機擊中的目標還不到20%。在1945年1月一個陰雲密佈的星期六,一個由15架B-29組成的編隊企圖轟炸武藏野的工廠,導致東京的空襲警報大叫起來。由於無法透過武藏野上空厚厚的雲層找到目標,投彈手一股腦地將高爆炸彈全扔在了他們的備用目標———東京鬧市區。他們擊中了東京的第五大道———銀座地區,這時,正有大群的購物者因為聽到了一個錯誤的空襲解除警報,紛紛從掩體裡鑽出來,有幾百人在直接中彈的地鐵站死去,幾百人死於劇院裡、大街上和高架鐵路的下面,而武藏野的工廠區卻毫髮未損。 
  B-29一直都在努力消滅武藏野的工廠,但只取得了十分微小的成效。然而在2月17日,美國海軍的艦載飛機僅僅對這裡發動了一次攻擊,所造成的破壞就超過了此前六七次超級空中堡壘B-29的轟炸成效。那些地獄貓和海盜戰鬥轟炸兩用飛機飛得很低,對工廠進行大肆轟炸,摧毀了武藏野生產線中的大部分。這對於生產速度已經趕不上被擊落速度的日本飛機製造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B-29的效用嚴重地降低,原因就是冬天的雲層和高空的強風,使它們在高海拔進行的精確轟炸變成了一項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美軍就試著改變戰術:2月25日,B-29用燃燒彈在東京狂轟猛炸,企圖將工廠周圍工人們的木頭房子全都燒光。大風拯救了東京。當每一捆重達500磅的簡陋、鬆散的燃燒彈從三萬英尺的高空落下時,大風就把其中的許多吹到了東京灣裡,或者帶到了農村地區,或者將它們吹得到處都是,以至在各地引起的單個小火災非常容易地就被撲滅了。   
  風夜火海   
  但是在3月9日,風卻和日本對著幹了,帶來了完全相反的後果。雖然這天天亮的時候東京還處在一個溫柔的早春之晨,但下午的時候刮起了一陣相當大的三月風,到了晚上就變得十分猛烈了。這個時候住在薄板房裡的東京人都十分警惕,因為這種天氣常常會使這個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火災危險大大增加。 
  晚上10點半的時候,廣播裡警告說,B-29就要逼近了。這一信息被遍佈從小笠原群島到 
  東京灣的島鏈上的守望者們一站一站地傳了過來。只過了一小會兒,第一輪的空襲警報就拉響了。 
  就在快到午夜的時候,領隊飛機在低空呼嘯著從東邊快速地飛來,扔下一束束重達70磅的凝固汽油彈。無論擊中哪裡,這種炸彈都會噴出一條條的燃燒的膠狀物。第二架先導飛機在隅田川那裡與第一架的飛行路線交叉,在這座黑燈瞎火的城市的東北部地區形成了一個由火光組成的X形。這一地區是一片低窪的平地,大片的工廠、作坊和小房子沿著河的兩岸延伸開來。 
  接下來,超過250架的B-29在10000英尺或者更低的空中發出了雷霆般的轟鳴。投彈手們看著已經燃起的大火,將成束的汽油彈和凝固汽油彈投向了黑暗的地區。受到地面上時速28英里大風的驅使,新燒起來的火苗拚命地向上向外延展著,旋轉到了100英尺的空中,並且越過小巷和防火道,不斷吞沒新的可燃物,那些用松木、紙張、稻草和竹子造起的房子,無一倖免。僅僅在頭15分鐘內,就有大片大片的木屋區陷入了火海,而大火的強度又使風速增加到了每小時40英里,甚至更快。風助火力,火助風威,現在各處的大火全部都失去了控制。 
  儘管被大火所包圍,最初的時候居民們還試圖發揮他們在消防演習中所練習的技術,往每個炸彈上猛倒水或沙子,一起組織社區滅火隊,並且向警察、消防隊員和少數訓練有素的救援工作者們請示指令。政府權力部門曾經說過,如果每個家庭都盡自己的一份力,每個社區都進行自保的話,那麼整個城市就可以安然無恙。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到,敵機不僅投下了凝固汽油彈,還在每平方英里的範圍內投下了多達25噸的充滿原油的炸彈,而且大風也飛速地席捲了全城。 
  面對這一切,市政的專業以及業餘的消防隊員們全都無能為力,他們手上只有從手泵上流出的細弱水流,只有浸透了水的草墊子,只有一桶桶的沙子。脆薄的房子在幾分鐘內就燒了個精光,一家家的人們要麼是尖叫著衝到街上要麼就被埋在了燒焦的瓦礫堆下。 
  警察們努力將人們帶到防火道裡,帶到空地上或者已經被火燒了個乾淨後、火勢已經熄滅的地方。有少數的消防水龍仍在使用著,不過消防員將它們轉向了那些盲目要穿過大火逃命的人們,趕在他們撲入火焰之前將他們澆透。但是電線桿倒了下來,糾結在一起的電線擋住了出路。在被一堵火牆鎖住之後,年輕的岡田寅雄用一條薄被蓋在他母親的背上,然後他們就一起閉起眼睛,衝進大火,直到他們通過了火牆才鬆開。山本加津子帶領她的八個孩子脫險的辦法是把他們拴在一起,由她最大的兒子帶頭,而她自己抱著最小的在後面殿後。 
  火變得極熱,煙也極濃,以致有的人的肺部被熏壞了。人們跌倒在路上,在痛苦中不斷衰弱下去。不久之後,大街小巷都擺滿了一排排焦黑的屍體,這些人在試圖從大火的吸氧洞裡逃走的時候,窒息並被燒死。在猛烈的大風裡,即使那些已經逃出大火範圍的人也會因為被風刮來的火星而著火。衣服都被點著了,那些把嬰兒綁在背上的母親們發現孩子身上也著火了。 
  就在這場大浩劫之中,谷口益美生下了她的第三個孩子。她在這天晚上的早些時候住入了一家婦產醫院,但是在大樓被燃燒彈擊中之後,醫院不得不進行疏散。 
  向農村的有序疏散 
  東京,身著制服的小學生們登上一列專門的疏散火車,中間的標誌上寫著「小學生疏散專用車」的字樣。 
  在面帶微笑的老師的帶領下,小學生們到達了農村。一群先前疏散到這裡的同學們出來迎接他們。 
  1944年夏天,美軍奪取了馬裡亞納群島,這裡處在可以對日本進行轟炸的範圍之內。於是日本將城市中的大約40萬小學生疏散到了農村地區。僅東京就有25萬孩子被用船運到了附近的12個縣裡。 
  儘管孩子們在農村相對安全一些,但他們的生活卻一點也沒有田園詩似的美妙。即使在那裡,上課也常常被空襲警報所打斷。放學之後,孩子們被安排去山上挖野菜或者種植蔬菜來補充他們貧乏的伙食。 
  毫不奇怪,這些城市長大的孩子中的大多數很難適應他們的新環境。跳蚤、虱子和飢餓都是他們最忠實的夥伴。而且他們十分擔心留在家裡的父母。一個女生還記得:「聽見炸彈落了下來,看見半邊天都變紅了。我一直在擔心,一直在想家,有好多次我真想抬腿就往家走。」 
  快樂的小疏散者輪流在一個公共浴池中泡澡,並相互搓背。 
  被重新安置的孩子們在為他們的簡單飯食表示感恩。這頓飯裡只有稀湯、大米和豆子。由於缺乏平衡的膳食,被疏散的小學生普遍營養不良。 
  皇宮的主要建築被燒成了白地。燃燒彈在東京鬧市區引起的大火越過護城壕燒到了皇宮,天皇在他的地堡裡躲過了空襲之後,出面感謝了數以千計力圖搶救皇宮的滅火者。 
  一位醫生將谷口太太和其他人送往一個防空洞,但是還沒等他們走到那裡,產前的陣痛就迫使她躺倒在近乎結冰的光地上。就在那裡,在三個護士的協助下,她生下了一個男孩。護士用她的襯衣把嬰兒包起來放在她的身旁,看著大火在周圍燃燒,直到天亮。 
  在另一家醫院中,就在第一次警報響起的時候,武者三代生下了一個女兒。她是一位電廠老闆的妻子,已經是12個孩子的母親。一小時之後,護士長向外看,看見天空已經被大片的紅色照得通明,沖天的火焰冒出滾滾的黑煙,海浪一樣的火苗正一波波地向著醫院捲過來。由於主管醫生正在外照顧受傷者,於是她就下令進行疏散。 
  武者三代和她的嬰兒被放在一張擔架上,身上蓋了幾床被子以避免被火燒傷。接著,她們和其他的病人們一起被抬到了距醫院半英里之外的一個火車站,幾個小時後,武者三代在那裡得知她的丈夫和其他12個孩子都在大火中喪生。 
  在東京東北部地區,大量的人群湧向了一個神廟,他們有的認為這個廟是耐火的,因為它在東京的歷次大火中都安然無恙,有的則是為了求得那位同名女神保佑。但是這次這座宏偉的木構建築終於沒能逃離火焰的魔掌,在熊熊的大火中房頂坍塌了,將火勢蔓延到了庭院中,那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葬場。在不遠處的紅燈區吉原,高大的鐵門都被砰然緊閉,防止簽了賣身契的妓女們外逃,也防止火勢蔓延過來。當大火燒過來的時候,這裡的房子立刻就被引燃了,有許多妓女在這天晚上和嫖客一起被燒死了。在南邊的日本橋附近,警察指揮著逃命的人們到著名的劇院「明治座」中躲避。但是逃難者們因為缺少空氣而窒息,接著舞台上的幕布就被引燃了,於是這個巨大的建築也變成了一個火葬場。 
  隅田川對於火勢起到了緩解阻延的作用,成千上萬的人集中在河岸上,並全跳進了淺水區。但是在一些地區由於兩岸全都著火了,大火的熱量使河水溫度升高,致使許多人被活生生地煮死或者被蒸汽蒸死。一些人在漲潮的時候被淹死了。還有一些人是被後面那些蜂擁向前,拚命往水裡跳的人給擠了下來,然後也被淹死。另外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到河面的橋上躲避,但是當鋼鐵的橋樑被燒得滾燙的時候,他們跳進河裡,被沖走了。 
  警報解除的笛聲在凌晨5點鐘響起。那些在大火中僥倖逃得一命的人們筋疲力盡地癱倒在地。杉浦由子後來在一首詩中回憶著:「黎明時分,從空襲的火海中逃出,我和孩子就在大街上沉沉入睡。」在一些地方,大火整整燒了四天才熄滅。   
  恐慌的難民潮   
  在3月10日以及其後的好幾天裡,屍體隨處可見:有一家人堆在一起的,有相鄰的住戶們堆在一起的,還有成疊、成堆,甚至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學校和醫院周圍的。丈夫和妻子緊緊擁抱著被燒得熔為一體,燒成焦炭的嬰兒還緊緊地攀附在母親、姐姐或者祖母的懷裡。還有一些屍體保持著直立的姿勢,雙腿緊繃,胳膊伸開,彷彿要奮力逃離火場的樣子。一位陸軍軍醫在黎明時分沿著隅田川河岸走時,發現了「河中漂浮著數不清的屍體,有穿著衣服的,也有赤身裸體的,所有的都黑得像木炭一樣,這情景真的讓人難以置信。這些都是死去的 
  人,但你根本無法分辨他們是男是女。你甚至無法分辨那些漂浮物究竟是胳膊是腿,或者只是燒焦的木頭。」 
  在街道協會努力為倖存者尋找食物和臨時棲身處的同時,市政府和志願者們也在幫助陸軍連隊集中屍體。如果可以確定屍體的身份,人們就把它們埋在標記著姓名的墳墓中,而那些無法確認的屍體就會每100個集中埋入一座大墓中。東京一位名叫古裡雄一的警長在清理屍體時,呆呆地站在那裡,盯著一個男子燒焦的人體,他的背上還綁著一個死去的孩子。古裡後來寫道,他默默地在心裡祈求他們的原諒,因為警方沒有能夠保護住他們。 
  在3月10日,有數十萬的倖存者們開始外逃,他們沒有任何理由留下來,他們的家園已經化為灰燼。粗略估計有25萬座房屋被燒燬,致使180萬人無家可歸,煤氣、供電、供水以及公共交通全都斷絕了。一些難民們失去了所有的東西,兩手空空,還有一些人搶救出了鋪蓋和用品,找到車輛將它們裝上,艱難地向城外走去,他們要去的是農村的親戚家或者任何願意收留他們的人家。鐵道在短時間內奇跡般地得以修復,將成千上萬的其他人運了出去。 
  後來,政府試圖確定16平方英里火區範圍內的死亡人數,但從沒有人能夠得到確切的數字,據官方的保守估計,死亡者在8到10萬人之間。在更早的報告中的人數超過了12萬,但這些報告並沒有公開。法國記者羅伯特·格依雷恩看到了日本的檔案,裡面報告說共有19.7萬人死亡、失蹤或者被推測死亡。一位內務省官員在解釋為什麼從來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時說:「我們受到的指令是要報告真實的情況,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那情形可怕得超乎想像。」   
  「東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   
  在空襲後不久,裕仁天皇從宮裡出發進行了一次罕見的外出,他親自對東京進行了視察。不顧宮內省官員們的反對,天皇執意要到破壞最嚴重的地區去。令市民們目瞪口呆的是,在每一個地方,天皇都徒步在瓦礫堆中艱難地穿行著。在結束了兩個小時的行程之後,裕仁神色慘然地回到他那輛帶著金色菊花徽記的黑色轎車裡。他轉向一位侍從,和他一起將這次的破壞和1923年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壞進行比較。「這次看起來要可怕得多,」天皇用低沉的聲音說道,「東京已經變成一片焦土。」 
  這僅僅是恐怖的開端,儘管此後再也沒有哪一個城市在單次的轟炸起火中出現過如此重大的傷亡。四天之後的3月14日,B-29又對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大阪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具有諷刺性的是,那場災難的一位目擊者竟然是一個美國水手。 
  列兵馬丁·鮑伊爾於大戰開始時在關島被俘。在1944年11月B-29的空襲開始時,他正被關在大阪第一戰俘營裡,和他關在一起的還有450名美國海軍士兵以及一些從新加坡帶回的英國戰俘。鮑伊爾後來在他的回憶錄《美國佬不哭》中寫道,他「懷著一種複雜的感情」注視著轟炸過程的推進,「有得意,尊敬,對英雄的崇拜以及某種對整個局面的緊張感。就好像住在一個小鎮上,卻讓擁有世界冠軍的紐約洋基隊來和你的家鄉隊比賽並且狠狠地擊敗了對手一樣」。 
  對大阪的空襲規模越來越大。鮑伊爾看見的飛機先是4架,接著是8架,然後是16架,最後有數以百計的飛機連續向巨大的大阪-神戶工業區的工廠和軍事設施發動攻擊。 
  鮑伊爾寫道:「開始的時候,轟炸機只在白天發動進攻,接著,採取和白天空襲一樣從容不迫的方式,轟炸機開始在夜晚進行襲擊。而大阪夜晚近乎死寂的安靜使炸彈可怕的聲音顯得格外突出,當它們尖利地呼嘯著掠過戰俘營上空時,聽起來就好像是一群失控的卡車。空襲從未停止過,無論是下雨還是晴天,是冰雹還是大雪。」   
  一艘美國船在燃燒的大阪   
  1944年的聖誕節左右,在一次大規模空襲後,鮑伊爾經歷了第一次死裡逃生。他和難友們住在大阪的港口附近,在那兒的一個陸軍供應站裡當搬運工。供應站裡大堆的空汽油桶,被一個炸彈震得到處都是。那個被他們稱為「查理森」的平民工頭從一個陸軍軍官那裡得到工作指令,指揮戰俘們把油桶重新碼好。鮑伊爾回憶道:「這差不多是一個逃跑的好時機了,當警報開始響起的時候,查理森讓我們走向一個建在一條溝渠對面的小建築,我們將在那裡躲避空襲。」 
  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打擊行動,目標集中在大約一英里之外的一座鋼鐵廠。「B-29使用極重的火力攻擊大型目標,當巨大的炸彈擊中工廠的時候,我們周圍的所有建築都在動搖。當空襲將近結束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大炸彈呼嘯著落向我們藏身的那座房子。當它落地炸開的時候,我們連忙低頭躲避,就覺得好像整個房子正在向我們的頭上砸下來。我匍匐著爬向門口,朝外張望,看見炸彈已經被埋在一排木建的小庫房裡,有兩三座庫房已經倒塌了,最近的那座正在著火。」然後水手們聽說一群放學回家的日本孩子在聽到警報後躲進了這座倉庫,結果都被困在了裡面。 
  戰俘們衝向了那所正在著火的房子,門已經被炸彈震倒的木材擋住了。一位水手操起一根鐵棍撬開了木材,其他人則把燃燒著的雜物踢到一邊,他們弄開了門,所有的孩子都安然無恙地逃了出來。 
  到1945年1月,美國艦載飛機和潛艇對日本海上航運的攻擊已經把大阪變成了一座死港。鮑伊爾和其他戰俘看見最後一艘滿載貨物的輪船已經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了。但是B-29們繼續前來,集中地轟炸基礎工業:包括大阪-神戶工業區內的工廠和各個鋼鐵廠、倉庫以及為它們提供原料的供應站。3月14日,美國飛機對大阪進行了一次最嚴厲的懲罰。 
  配有雷達的轟炸機可以穿透厚厚雲層的阻礙,27架B-29用1733噸燃燒彈把這座港口城市燒了一個底朝天。在隨後燃起的沖天大火中,共有134744座房屋被燒燬。有效的防火道和分散的工人住宅有助於減少傷亡。在空襲後,大阪消防部門統計共有4000人死亡,受傷人數是死亡者的兩倍,另有500人失蹤。 
  四天之後的3月18日,名古屋變成了攻擊的目標。這一次參加轟炸的,除了300架B-29之外,還有從一架航母起飛的海軍飛機。一番猛炸之後,有三平方英里的地方化為灰燼,成千上萬的難民逃往了農村,更多的人在他們被摧毀的房屋之間轉悠著,有一些人在瓦礫堆上搭起了臨時的小窩棚,還有一些人就在露天裡盡量地挨著過活。 
  3月的空襲之後,轟炸的頻度和範圍都在繼續增大。從4月到6月,B-29幾乎每隔一天都要出動攻擊目標,而到了7月,它們乾脆三天中有兩天都在發動進攻。它們把城市作為燃燒、轟炸的目標,而對於兵工廠、軍事基地、煉油廠、飛機製造廠和運輸系統則同時使用燃燒彈和高爆炸彈。 
  B-29的襲擊範圍超越了東京,達到了北方120英里外的郡山和200多英里以外位於東北海岸的仙台。它們開始每天攻擊一個以上的目標:東京西南85英里處的靜岡,北邊20英里處的小泉,以及西邊20英里處的立川在4月4日那天全都遭到了轟炸。後來,在一天中遭到攻擊的目標數增加到了四個,五個甚至更多。 
  大阪港在1945年5月的一天受到了重創。鮑伊爾回憶道:「下午的早些時候,大阪的上空黑壓壓地擠滿了B-29,在空襲剛開始的時候,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要對這座面積廣大的城市的最後一個重要目標———港口發動致命的攻擊,投彈手們的瞄準標記最終從我們身上劃了過去。」   
  躲避炸彈的護身符   
  鮑伊爾和其他戰俘被日本兵用刺刀逼著進入了港口邊緣一個木頂的磚房裡,他們驚恐地發現看守他們的日本兵用鐵鏈從外面把鐵門緊緊地鎖上了。鮑伊爾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一些著火的棍子重重地落在木質屋頂上並把它引燃的時候,我們幾乎亂作了一團,火苗竄得很快,大塊大塊燒著的木頭開始往地板上掉,火焰已經吞沒了木頭椽子,我們知道房頂支持不了多久了。」大家搭成了一個人塔,這樣他們其中的喬什·麥柯裡軍士得以攀上去,打碎一扇窗戶,從20英尺的高度跳到了外面的過道裡。在那裡他找到了一根鐵棍,撬開了鎖和鐵鏈 
  。大家憋著氣跌跌撞撞地衝破濃煙來到露天地裡,從著火的木頭倉庫一直跑到一座延伸到水裡的碼頭上,他們發現日本的平民裝卸工們都聚集在那兒,但那位負責看守他們的士官和其他的日本兵已經不見了。他們告訴那些裝卸工說戰俘們已經回到營地去了。 
  僅僅在一個小時之內,燃燒彈就使船塢附近的木構建築全部夷為平地,並且引燃了磚瓦建築的屋頂。有一個平民自告奮勇地要求將戰俘們帶回營地。鮑伊爾寫道:「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或者延緩狂猛的火浪從船塢向外蔓延,眼前完全是一片混亂。煙霧和灰塵濃得使我們連前面的半個街區也看不清。許多脆弱的建築已經倒塌了,滾滾的怒火又迅速地燒平了剩下的那些。我們不得不走在街道的中間,以防被燃燒的碎塊砸著。」當一位心腸最硬的水手在冒著煙的瓦礫堆中發現一頂小男孩的學校制服帽子時,他也忍不住哭了出來。「在回戰俘營的餘下的路途中,我們都默然不語。當我們回到那裡的時候,發現大阪第一戰俘營只剩下了一片焦黑的廢墟。」 
  戰俘們也加入了整體轉移的行列,被送到了農村,在那裡他們度過了餘下的被俘生涯,在荒涼的山坡上開墾田地來種稻子。 
  日本上空的轟炸機數量還在繼續增加。5月10日有400架襲擊了七個目標,14日和17日各有500架參加了轟炸,這兩次大規模的襲擊使名古屋四分之一的地方化為灰燼。5月24日和26日,又各有超過500架的飛機轟炸了東京不同的地方。在26日的空襲中,多達4000噸的燃燒彈使東京的中心區整整燃燒了36個小時。 
  皇宮在24日的轟炸中也變成了受害者。其中大片的房舍、神社和花園都被寬大的灰石砌成的壕溝環繞著,而且皇宮居於城市的中心,因此人們一直以為它處在轟炸機的破壞範圍之外。 
  著火的木料四處亂飛,上面的火苗被風吹得到處都是,引燃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宮殿,以及宮裡的其他十來處建築,這些建築都是互不相連的。有將近一萬名的士兵、政府人員和消防員,帶著40輛消防車,整整撲救了四個小時。士兵們受命搶救繪畫和其他藝術品,並把它們運到安全的地方。他們搶救出了許多珍寶,但是救火卻毫無成效,最後共有27座建築,包括主殿本身被燒燬了。天皇和他的家人都安然無恙,因為他們事先都躲進了在皇家圖書館專門為他們修建的防空掩體中。 
  第二天,天皇和皇后踏著灰燼去向那些奮力搶救皇宮建築的人們致謝。幾個將軍按照慣例提出引咎辭職,但是天皇勸阻了他們。 
  當皇宮遭到破壞的消息公佈之後,人們都感到極度震驚。但是天皇卻似乎十分高興能和人民共擔患難,即使只是短短的一瞬。在大戰剩下的時間裡,他都住在他的防空掩體裡。 
  在其他城市裡,反覆的轟炸產生了一種不斷積累的,使人神經錯亂的效果。許多工人不顧禁令,逃往農村,逃難者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多,到7月達到了將近800萬。那些決定留在城市的人生活在恐懼和失望之中。而美國人還在不斷增加著人們的恐懼,他們撒下傳單,預告下面將很快受到攻擊的城市是哪些。政府下令禁絕了這些傳單,並且威脅說那些沒有上交的人將會被處以三個月的監禁。 
  許多人都做著逼真、恐怖的轟炸噩夢。在6月15日的早晨,住在大阪的邦安理惠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告訴她說,她夢見一架B-29把她追得滿城跑,她根本無路可逃。邦安太太就勸女兒這天呆在家裡,不要去上班了。但是她的女兒不能不去,因為她是兵工廠備受信任的骨幹。轟炸機又來了,但是女兒這天晚上卻沒有在平常的時間回家。直到凌晨三點,她還是沒有回來,於是她焦慮欲狂的父母就到城裡去找她。當他們終於趕到工廠的時候,聽說他們的女兒未及跑到防空洞裡,在露天被一個炸彈擊中而死去。她的噩夢竟然應驗了。 
  迷信的說法四處流傳。一對東京的夫婦毫髮未損地從他們被炸毀的房子裡逃了出來,他們將自己的幸運歸結到了他們的兩條寵物金魚身上,這兩條魚被發現在廢墟中死去。他們把金魚送到了當地的廟裡,故事便傳開了。很快東京所有活著的金魚都被以高得離譜的價格搶購了一空,而且上色的陶制金魚的生意也變得十分興旺。還有一種說法是吃中間夾著一棵韭菜的米飯糰子也可以避開轟炸的傷害,還有一些人經過對所有表面跡象的分析,相信他們的社區在遭到過一次轟炸之後,就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許多離奇的謠言傳向四方,在最悲慘的故事中間有一個是關於橫濱的。這個東京南邊的大港口從來沒有作為目標出現在美國的轟炸傳單上,而且幾個月過去了,也沒有受到過一次空襲,人們開始相信它是被美國人赦免了的,因為盟國打算在入侵日本時使用它的港口。於是這個城市就變成了希望中的天堂,成群結隊的逃難者從東京擠上彈痕斑斑的公路,趕往橫濱。然而可笑的是,被美國人從燃燒彈轟炸目標名單中劃掉的卻恰恰是東京的鬧市區,在六次重大的空襲之後,他們在5月底認為這個首都已經不值得給予更多的注意。   
  廢墟中的日子   
  5月29日,B-29最終對橫濱發動了一次白晝空襲,為時一個小時,將半個城市夷為平地。神奇的是,只有5000人死亡。逃難者們再次逃走了,他們丟棄的日用品和傢俱堆滿了街道。 
  對日本進行的最大一次協同空中打擊在6月10日到來了,共有2000架飛機參加。超過500架的B-29轟炸了五個目標:大阪附近的和歌山和阪井市,名古屋附近四日市的煉油廠,名古屋 
  後面群山之中的岐阜,以及東京北邊很遠處的仙台。1000架從航母上起飛的飛機轟炸了東京周邊的機場,300架飛機攻擊九州的機場,其餘的打擊了大阪和名古屋。 
  在大阪的赤澤富江既機警又幸運,她帶著丈夫、女兒以及許多鄰居,在一個新建的巨大的儲水池附近躲避轟炸。「燃燒彈會燒著房子,甚至空地上的草,」赤澤太太后來寫道,「大火引起了巨大的向上的拉力,我們披在背上的被子都被掀掉了。」高溫和濃煙很快將赤澤先生逼得發狂,他「一下了跳進了儲水池中,裡面已經有數不清的避難者,一些人的手裡緊緊抓著自行車,甚至還有的抓著活雞」。接著她女兒的風帽起火了。「我把她舉起來扔進了水池裡,然後自己也爬了進去。」赤澤太太回憶道,「我的丈夫逃走了,他後來一遍又一遍地感謝我救了我們的孩子,並且說在危急的關頭,男人是沒用的。」 
  然而第二天,大阪再次遭到了襲擊。政木文惠的丈夫是一位木頭和象牙的雕刻師,當一架飛機在頭頂上嗡嗡盤旋的時候,他從自己的鋪子裡衝了出來,被一個正在往下掉的燃燒彈噴了一身,一下子被一張藍色的火網裹住了。「鄰居們把他抬到了附近一所學校裡的救護中心,」政木太太說,「他的頭髮還在絲絲作響,發出藍光,他的皮膚成片地剝落,露出了裡面的肉。我甚至不能擦拭他的身子。」她照顧著他度過了痛苦的一夜,直到他在清晨死去。 
  政木太太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兩天後,她那已經被疏散到農村的兒子和朋友們一起在一個校園裡玩耍時,發現了一個未爆炸的炸彈。他們向一個空襲警戒員進行了報告。警戒員來到操場,撿起炸彈搖了搖,想看看它是不是還有效。結果它爆炸了,當場炸死了八個孩子,政木太太的兒子則受了致命的重傷。她獲悉之後飛快地趕到了當地,發現她的兒子還活著,當他看見政木太太的時候,問道:「爸爸在哪兒,他怎麼樣了?」 
  她撒了個謊說:「他今天呆在家裡了,他有點兒不舒服。」 
  兒子說:「我盼著能見到他,媽媽,我給新出生的小傢伙做了個娃娃,放在我的老師那兒了,你去拿吧。」 
  幾分鐘之後,這個男孩死去了。政木太太后來寫道:「我那善良聰明的小兒子永遠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經死了;而他的爸爸也永遠都不知道他的孩子會那麼快地隨他而去。」 
  轟炸一直持續下去,直至看來再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去炸了。到7月份,美國人已經在日本投下了將近90000噸的炸彈,有26個城市的共127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燒了個精光,大約有250座建築化為灰燼。日本全部的生產量降到了1944年時最高產量的40%,煤產量減少了一半,煉油量則降到了15%,飛機發動機產量降到了25%,軍械和炸藥產量降到了45%,鋁產量則更跌至9%。 
  到7月底為止,有將近50萬日本人死於空襲,有1300萬人失去了家園。還有難以計數的人死於營養不良、肺結核以及其他由無家可歸和食物不足帶來的疾病,這些人並沒有包括在以上的傷亡數字裡。 
  在城市裡,生活就是一系列簡陋的暫時湊合。東京的人口從1940年以來已經減少了大約400萬,現在剩下不足250萬人。他們居住的城市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堆小村子的集合體,這些村子圍繞著水井、溝渠,成片的磚瓦房,鐵路終端以及少數未受破壞的地區,以它們為中心而建。自來水和煤氣總管線被炸得稀爛,根本無法修復。人們從古老的水井裡打水,在地火上燒開,陸軍發放了一些他們積存的大米,但這根本就是杯水車薪,何況裡面還混著秕谷和草籽。人們在任何能找到荒地的地方爭相開墾出小片的菜園,他們還誘捕在廢墟上覓食的海鷗。幾乎沒有任何車輛或者自行車剩下來,偶然能看見燒炭的卡車和轎車在行駛。只有很少幾條主要道路上的瓦礫被清除了,因為剩下的人不足以完成其餘的工作。 
  有一項還能維持一些正常狀態的東西就是全國鐵路系統,而政府能夠為無家可歸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讓他們免費坐火車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骯髒不堪、灰塵滿面的逃難者們像驚弓之鳥一樣成群湧向各地的鄉村,使本來已經人口過剩的農村更加擁擠。 
  無論生活在哪裡,東京和其他被炸城市的人們現在都懷著一種超越了愛國主義的激情。記者加籐益雄記述道:「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充滿著對美國襲擊者的仇恨和痛苦,他們把老人和嬰兒都變成了戰爭殘骸中不可辨認的焦黑屍體。」 
  一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被蒙著眼睛,手被綁在身後,站在他的救生衣和充好氣的救生筏旁邊。地點為神戶。 
  在神戶港附近的兵庫縣,日本士兵在一次空襲之後檢查散落於梯田中的一架B-29的殘骸。 
  1945年6月,大阪鬧市區在燃燒彈的破壞下變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礫場。甚至連街道都不可辨認了。一位倖存者報告說:「所有的東西都被燒成了白地。」 
  在1945年3月10日東京最慘重的轟炸起火之後,無家可歸的倖存者們湧出城外。後面正在奏樂的是一支陸軍軍樂隊,他們不顧在空襲中估計多達10萬人的死亡,堅持要慶祝陸軍建軍節。 
  來自空中的毀滅 · 
  來自空中的毀滅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171 
  日本探照燈的交叉光柱鎖定了一架B-29超級空中堡壘,裡面滿載著燃燒彈,在阪井市的上空形成了雨點般的火光。時間為1945年6月10日。 
  風助火力 城市盡毀 
  1945年3月10日,就在凌晨的黑暗中,超過250架的B-29將2000噸燃燒彈投向了東京。這是柯蒂斯·李梅將軍新戰術的第一次重要實驗,他是第二十一轟炸機大隊的首領。那些在較早時期對日本發起的空襲———比如1942年的杜裡特爾空襲和1944年的高空精確轟炸並沒有造成多大的破壞,於是李梅現在計劃採用從低空飛行的飛機上扔燃燒彈的方法對付日本的工業城市。 
  對東京的燃燒彈轟炸建立起了一種可怕的轟炸模式,這種模式被廣泛使用在對隨後許多城市的襲擊中。燃燒彈落在了東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湖東地區,這是一個勞動階層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達10.3萬人,用木頭、紙張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當時刮起了一陣反常的寒風,速度高達每小時40英里。記者加籐益雄回憶說,這陣風「把數以百計的小火苗趕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牆,它們越過街道,防火道和溝渠,速度快得嚇人」。這股火被颶風追上、包圍並且燒死了無數試圖逃跑的日本人。許多人雖然沒有被燒死,卻死於窒息,加籐寫道:「火焰呼嘯著前進,大量吞嚥著氧氣,成千上萬的人死在防空洞裡、大街上、溝渠裡,甚至是大面積的開闊地上,就像被抽乾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掙扎的魚。」為了躲避跳躍前進的火頭,成群的人跳進了隅田川和這一地區相互交叉的溝渠中。 
  熱度太高了,以致它所引起的氣流使飛行在幾千英尺高空、長達90英尺的B-29也晃動起來;火光也極為明亮,以致在轟炸機快速飛回位於馬裡亞納群島的基地時,機尾的炮手在150英里之外還能看見閃光。在一夜之間,東京16平方英里的地區被燒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燒了四天。 
  在取得這第一次成功之後,B-29又摧毀了名古屋、大阪、神戶和幾十個其他工業中心的大片地區。在被襲城市的一個又一個的街區中,剩下的只有冒著煙的電話線桿子,東京的婦女們把它們叫做「廢墟上的墓碑」。 
  東京的市民們在查看一座在1942年杜裡特爾空襲中被毀掉的房子。這次早期的襲擊只炸毀了50所房子,炸死的人更是屈指可數。 
  在東京繁華的銀座地區,當一架未被發現的美國偵察機嗡嗡地從頭頂上飛過時,人們躲在了門廊下和一個沒有覆蓋物的壕溝裡。 
  裝滿凝固汽油的罐子和燃燒著的油河 
  B-29按照一種極為有效的轟炸模式在日本的主要城市裡留下了大片的廢墟。領頭的飛機被稱為探路者,它們確認目標地區並在那裡投下炸彈作為標記。用來點燃第一把火的炸彈通常是M-47,它是一種70磅重的大罐子,它會在離地100英尺的空中爆炸,分散成幾十個兩英尺長的圓筒,中間裝著凝固汽油,就是一種變成膠狀的汽油。這些圓筒在撞上易燃的房屋時,釋放出燃燒的凝固汽油,燃起大量小火苗,然後它們會迅速地聯成一體並向外蔓延。 
  隨後而來的轟炸機以下面的火光為坐標,投下另一種類型的燃燒彈:M-69,裡面裝的是石油。這種六磅重的炸彈被成捆地扔下,它們也在空中爆炸,發出耀眼的白光,當油滴雨點般落下的時候,最先落地的那些就被下面燃燒著的凝固汽油引著,向上的火苗立刻就著成大片,然後火勢就會燒到地面,沿著街道像小溪一樣流動著,然後那些遠遠落在後邊的轟炸機就會趕來為越來越大的火勢再加一把油。 
  1945年3月,在大阪上空投下的一束燃燒彈發出耀眼的火光,四下飛散。 
  1945年3月14日,燃燒彈紛紛劃過大阪的夜空時形成金蛇亂舞般的景象。這次空襲摧毀了134744座房屋。 
  3月14日空襲中大阪鬧市區的火海。這次空襲共有274架B-29參與,投下1733噸燃燒彈。脆弱的建築物加速了火勢的蔓延。在一個 地區,大火很快燒光了房屋薄薄的牆壁,露出了木質的框架。 
  1945年6月5日,士兵、警察和空襲警戒員們趕往神戶的被襲地區。 
  一個滅火隊正在頑強地從神戶的海濱向著火的城市傳遞著海水。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趕快逃命」 
  日本人在抵禦燃燒彈的轟炸中顯得十分無助。城市消防部門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火勢根本無計可施。社區志願者們盡職盡責地和大火搏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喪失了生命。自製的防空掩體變成了死亡陷阱,成千上萬的人在裡面窒息而死。一個女孩說得非常簡單:「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拾一下離開———趕快逃命。」 
  有無數的日本人確實逃走了,但這也只是枉然。記者加籐益雄在東京的空襲之後報道說:「在一些寬闊的街道上,極目望去都是成排的屍體,有男有女還有孩子。他們試圖用躺在大路中間的辦法來躲開大火,結果一樣躲不開。另外在學校操場上、公園裡、空地上以及鐵路高架橋的下面都有成堆的屍體。」 
  1945年6月,神戶的消防員們努力搶救一所房子。但是他們無能為力,因為先前的轟炸破壞了大部分城市供水系統,使水壓降低了70%。 
  軍民救援人員用抓鉤從東京的隅田川中向外撈屍體。有成千上萬的人為了躲避濃煙和火焰而跳進河裡,結果被淹死、窒息而死或者被煮死。 
  1945年3月10日的轟炸後,東京的一條街道上成堆的燒得不可辨認的屍體。為了收集和處理在這次災難性的襲擊中死去居民的屍體,倖存者們整整花去了25天的時間。 
  來自空中的毀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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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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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被俘的敵方飛行員復仇 
  轟炸東京的B-29的飛行員們並沒有毫無損失地全部返回。在歷時一年多一點的轟炸期間,大約損失了300架超級空中堡壘,而那些生還的飛行員們發現,他們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危機就來自滿腹仇恨的日本人。在福岡市附近,日本陸軍軍官們會按照慣例殺死被俘的美軍飛行員。有一次,日本兵們在砍掉八名飛行員的頭之前,在他們身上練習致命的空手道辟掌,並用劍砍他們。 
  但是也有一些陸軍軍官和政客遵照命令,盡他們所能地挽救美國兵,以免他們被憤怒的日本平民殺掉。在一位名叫塚本的警察的報告中描述了一次這樣的行動。1945年5月5日,塚本和一群拿著武器的村民向著九州的一個空軍基地附近的一片小樹林進發。有一架駛入轟炸基地的B-29起火,其中的一個飛行員跳傘逃進了樹林。 
  看見那個美國人之後,塚本用支離破碎的英語大喊著:「舉起雙手,舉起雙手。」那個年輕的美國人理解了他的話,並把手槍放到地上,舉起了雙手。但是接下來村民開始尖叫著:「殺了他,殺了他!」美國人被嚇壞了,他從地上抓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然後他就倒下死去了。 
  塚本站在屍體旁邊,攔住了那些憤怒的人們,不讓他們用劍和匕首亂砍。一個拿著菜刀的老婦女撕扯著塚本大喊道:「我的兩個兒子都去參軍了,而美國人把他們兩個全殺了。我要報仇!」但是接下來她把目光集中在了那個美國兵光滑的臉頰和蓬亂的紅頭髮上,他最多不會超過20歲。然後她就跪了下來,搖晃著屍體大哭道:「為什麼你一定要殺人呢?難道你自己就沒有父母嗎?」     
  第六章 戰爭的失敗與最後的希望   
  戰爭的失敗與最後的希望   
  「如果日本贏得了萊特島的勝利,就取得了大戰的勝利。」日本首相小磯國昭在1944年11月8日的一次廣播講話中,這樣向全國宣佈。美國的大軍已經攻入了萊特島,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司令們也已經達成一致意見,要調動全部的資源在這一次戰役中保住這個中部菲律賓島嶼。小磯國昭把這次爭奪萊特島的戰役稱為「天王山」,指的是發生於1582年那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天王山戰役。在那一戰中,一個封建領主動用了他全部的戰爭資源為了爭取全國的控制權而孤注一擲。這個詞使日本的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一場最後的生死決戰即將到來 
  。 
  然而,早在10月25日,也就是第一批美軍踏上萊特島僅僅五天之後,日本聯合艦隊三分之一的力量就在萊特灣的戰鬥中被消滅掉了,這次慘敗使得萊特島的丟失變成了戰略上的必然結果。但是沒有人把這個情況告訴小磯國昭,直到11月20日他仍然在大談特談萊特島的勝利。但是在一次前去覲見天皇的路上,陸軍大臣杉山元在他耳邊悄聲說道:「首相閣下,我要告訴您,最高指揮部已經決定放棄在萊特島進行決戰的戰略,改為在呂宋島進行。」 
  還沒等小磯國昭從震驚中回過神來,他已經來到了天皇面前。天皇直截了當地問他,是否已經知道了最高指揮部放棄萊特島改守呂宋島的決定。 
  小磯國昭回答道:「我是剛剛來覲見陛下您的時候才知道的。」 
  天皇身子前傾,壓住怒火說:「首相閣下,你說過的萊特島之戰是一次『天王山』似的戰役,那麼你想過要用什麼辦法來糾正這樣的話嗎?」 
  小磯國昭鞠躬退了出去,他的臉因為難堪和憤怒而漲得通紅。他感到絕望,連戰爭中最主要的情況都不讓他知道,那他怎麼能希望控制得好政府呢?最高指揮部是不是還對他隱瞞了別的什麼壞消息呢?   
  最後的戰鬥   
  更壞的情況還在後面。在呂宋島大敗之後,日本在1945年3月的琉磺島和6月的沖繩的兩次所謂「天王山」式的決戰中相繼失敗。形勢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最終的「天王山」決戰就是日本本土的保衛戰。 
  到了這個時候,小磯國昭和其他務實派的領導人意識到日本在大戰中已經失敗了,於是他們開始伸出和平的觸角,進行試探。 
  可悲的是,日本人的驕傲和日本的傳統,使他們不可能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尋求和平。於是他們還要繼續為保衛日本進行準備。 
  在制定最後決戰計劃的時候,陸軍的首腦們很堅定地相信:美國人已經像鼓足了氣的氣球,只要有一次毀滅性的失敗,就可以迫使他們放棄大戰。但是由於一味堅持這個觀點,他們忽視了兩個事實:第一是美國的潛艇已經擊沉了大部分日本商船,使燃料、食品和原材料這些關鍵物資的進口幾乎斷絕;第二是美國的飛機正在把日本的工業城市炸成一片片廢墟。 
  2月6日,在位於東京市谷的日本陸軍總部,陸軍的作戰指揮部正式批准了一項保衛日本的新政策。宮澤秀一中將向參謀本部的將領們做了一個現實的簡單報告,內容就是關於即將失守的菲律賓的情況,但是他宣稱道:「我們現在正在組織16個師的力量,準備投入本土的保衛戰,我們將在這一戰中扭轉大戰的形勢。在敵人登陸後的兩周之內,我們會注入20個師的兵力,我們將徹底消滅敵人,確保日本的勝利。」 
  第二天,宮澤秀一會見了日本六大軍區的指揮官,將新徵召來的16個師和任何能從滿洲調回來的部隊在它們中間進行了分配。他說,在任何美軍可能登陸的地區,日軍將以三比一的對比迎擊他們。 
  指揮官們預測,美軍最可能的進軍路線一個是從中國大陸越過日本海,一個是從沖繩北上。他們把南方的九州島作為最主要的防禦陣地,所有的戰備工作將在夏天之前完成。他們一致決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如果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那麼整個日本的命運就是「玉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陸軍在2月底時公佈了本土的防禦計劃。宮澤秀一將軍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說:「戰爭的進程最後將迫使敵人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和我們交戰。自從瓜島撤退以來,陸軍一直沒有什麼機會和敵人在陸地上作戰,但是當我們在日本本土交鋒的時候,我們的陸軍將顯示出不可戰勝的優勢。」 
  在2月底舉行了一次為期三天的陸軍高級軍官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更加周密的作戰計劃。軍官們保證將會有40個師迎戰前來入侵的敵人,並且估計如果放寬徵兵的年齡限制,還可以增加150萬人的兵力。防禦戰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對預期中敵人登陸的海灘進行一系列的反擊。日本士兵將會以排山倒海之勢把敵人趕回大海,這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戰役之一。   
  打起精神,迎戰盟軍   
  3月初,陸軍首腦們說服首相小磯國昭關閉了所有的初級中學,學生們被迅速地動員起來,種植糧食,生產軍火,幫助進行防空工作,並在陸軍老兵的訓練下學習如何擊退入侵者。下面的步驟是組織人民義勇軍,就是將除了病人和孕婦之外所有13到60歲的男女都組織起來,使他們在敵人侵入的時候全都能拿起武器抵抗。由於總司令部不到最後關頭不願意向人民發放槍枝和彈藥,所以他們的訓練只能用木製的步槍、模型子彈和竹槍。 
  陸軍按照規定的程序繼續組建新的師,由新徵召的年輕人和上了年紀的老兵們組成。天皇全身戎裝地出席了每一個新團的組建儀式,穿著和他們一樣顏色的衣服。在5月23日的一次大會上,他頒發了40面新的團旗。東京廣播電台宣佈有24萬學生已經被動員起來,擔負起「積極的戰鬥責任」。農民們也被組織起來建成了民團。 
  幾十萬部隊被從中國滿洲和朝鮮調回來加強本土的防禦。士兵們成群結隊地在農村地區挖戰壕、修碉堡,在這些活動中他們毀掉了菜園、稻田甚至私人的房屋。他們把火車擠得滿噹噹的,公共場所也充斥著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軍官們有時在日本的老百姓面前表現得十分傲慢,就像他們對待朝鮮人和中國人一樣。低級軍官們被派到工廠去「灌輸紀律」。 
  他們的說教和軍隊作派,只能讓那些筋疲力盡的工人對他們敬而遠之;他們還企圖將軍事性的高效率強制性地套用到工廠制度中,但這樣做的結果與其說促進了生產,不如說產生了破壞作用。 
  6月6日,陸軍和海軍的司令們交給軍部一份關於最後決戰的正式計劃,標題為「關於未來戰爭行動的基本政策」。計劃中主張,日本具有兩個重要的優勢:支離破碎的島嶼地形和忠誠團結的人民。陸軍副總司令河邊虎四郎中將說當敵人企圖侵入日本時:「他們在登陸的那個瞬間就會遭到日本軍隊的反擊,而且會一直持續到他們被打敗,掉頭逃走為止。」計劃中打算在海上就消滅美國四分之一的登陸兵力,然後在他們登陸過程中再消滅另外的四分之一。 
  儘管陸軍首腦們希望給美軍帶來的巨大殺傷,會促成一個在海岸線上談判媾和的結局。但實際上,他們更期望的是進行一場直到最後的長期戰爭,包括運用焦土戰術,以及在本土各島的山谷間進行遊擊戰。他們指出日軍的供應線和聯絡線都會很短,而美軍的則長而脆弱。這樣日本就可以把入侵者拖死耗盡。 
  據陸軍將領們說,現在共有250萬兵力可以投入前沿陣地,而後方還有400萬經過軍事訓練的公務人員可以支援。如果發出一個全國動員令,還可以發動起2800萬男女群眾,他們裝備有步槍、手榴彈,在必要的時候甚至還有弓箭。最後,將領們肯定日本仍然擁有一定的空中力量,可以打擊入侵者。陸軍稱它有7000架飛機,海軍有將近6000架。(實際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飛機是真正的作戰飛機,其餘的都是作廢的老機型或者是訓練用機,這些飛機只能用來執行自殺性的同歸於盡任務,而其中確實有5225架最終被派去執行這種任務。) 
  兩天後,軍部正式同意了這一計劃,在這次最後的儀式性的會議上,首相小磯國昭在他的總結中直言不諱地說:「日本目前的情況確實危急,她已經到了從死神的嘴裡奪取生命的關頭,這不是靠智慧或者技巧就能夠辦到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陸軍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勝,面臨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陸軍的宣傳機器散佈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軍在進入歐洲的軸心國家時犯下了多少多少暴行。最高指揮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尋那些膽怯者,有超過400個的著名人士被捕,因為他們有談論甚至僅僅是想到過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沒有(甚至沒有能力)為全國的戰備做出貢獻的人,受到了言辭隱含的威脅。大阪的一個警察局長甚至公然地說:「由於存在全國性的食品短缺,本土還面臨大規模入侵的危險,所以有必要殺死所有的虛弱者,包括老年人、嬰兒和病人。我們不能允許日本因為他們而毀滅。」   
  以雜草和蟲子為食   
  他們的話使日本人民覺得在劫難逃,不久的將來,他們會以各種方式死去:被燃燒彈轟炸燒死,被餓死、病死,或者在軍事首腦們的敦促下自殺而死。隨著陸軍最後決戰準備的推進,人民日常生活變得更加艱苦。肺結核四處蔓延,許多人死於肺炎,不僅是老人和嬰幼兒,連那些曾經身體健壯的成人也因為房屋被炸毀後的風餐露宿而染病身亡。 
  在信件、日記、回憶錄以及戰後的採訪中,人們都表達了他們的痛苦。到了6月,食物已 
  經變得極為缺乏,人民極度貧困,甚至連黑市都開始倒閉了。到處都是飢餓,它變成了生活的主宰。疏散到農村的小學生們採集野草和蕨類煮著吃,儘管野草割破了他們的嘴巴,而且味道極壞,但他們卻要靠這些惡劣的食物維持生命。如果哪頓飯裡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貓肉,但人們總是假裝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一個小女孩順從地吃下了她父親定期從一位住在海邊的親戚那裡帶回的鯊魚肉,靠這個,她沒有患上許多孩子都患有的維生素缺乏症,但是她一邊吃一邊在腦子裡想:「當船隻被魚雷或者炸彈炸沉的時候,一定會有許多人被鯊魚吃掉了。那我現在和吃人肉有什麼兩樣?而且鯊魚肉聞起來這麼噁心!」 
  蠶蛹也被煮來吃掉了。人們從田野裡抓來昆蟲,烤了來吃。這些蟲子和搾油剩下的干豆餅是大多數人僅有的蛋白質來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糧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質量都有問題,許多都難以消化),還是沒有什麼人每天的能量攝入能達到1200卡的維持身體機能的最低標準。 
  日本外交官的家庭能吃到比大多數人都好的伙食,但有一位官員的妻子還是一直擔心他們將面臨的可怕結果:「我們三口人都虛弱多了,我沒有體力也沒有精神,健忘得厲害。當一個人在慢慢餓死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症狀。」許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分給了他們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就這樣逐漸衰弱而死。   
  「我甚至可以犧牲我的孩子」   
  大多數人的體力都極度衰弱,他們覺得很難活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覺得在下一次的空襲中就會死掉。他們在精神上也同樣衰弱,日本的道德體系正在崩潰,搶劫、扒竊和盜竊成了普遍現象。大人們去偷小學生的午餐,並且洗劫鄰居被炸壞的房屋。人們最後的一點財產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難途中被偷走。從1937年入侵中國之後,標語、操練、強制性的遊行和集會已經變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它們只對年輕人和心地單純的人才會產生影響作用,大多數的人只是祈禱著他們的苦難能夠結束。 
  然而大多數的日本人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打算在入侵者出現的時候和他們進行搏鬥。無論婦女、孩子還是農民,只要是有堅定的愛國心,並且還有一點點體力的人,都打算用他們的生命來共同保衛他們的土地。婦女中有一些人的決心格外地堅定,還有一些人是冷靜的理想主義者。石川幸子是沖繩一個志願醫護隊中僅有的幾個倖存者之一,後來她在解釋她和同學們為什麼做好了必死的準備時說:「我們早先所受的教育就是要犧牲一切可以犧牲的東西。當我們離開學校時,一個老師告訴我們說不必非要去軍隊裡,我們可以回家,這樣會比較安全。我們回答說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將準備為國而死。只要日本能贏得戰爭,做什麼都行。」 
  一個年輕的家庭主婦,一點也沒有因為轟炸和飢餓而感到沮喪,她堅定地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退縮。我甚至可以犧牲我的孩子,一直戰鬥到死。」一個女學生承認她感到沮喪,但是又補充說:「如果政府說『戰鬥』,而且其他的女孩子們都參加戰鬥,那麼我也會參加的。」 
  陸軍向志願者組織、學校、工廠、政府機關和農村地區派出了教官,以訓練這些平民們到時候進行英勇的最後抵抗。每天早上天還沒亮,這些人就已經排好隊準備進行這一天的訓練了。在大多數地區,這些平民衛國者們首先到當地的神社進行一次團體性的參拜,再次表示獻身的決心,他們將把自己獻給天皇和國家,也獻給幾十萬死於戰爭的日本人。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人已經變成了神靈護佑著日本的命運。 
  進行過精神上的訓練之後,緊接著就是艱苦的操練了。訓練者們排成一排,面前擺著用稻草紮成的真人大小的靶子,靶子都被牢固地綁成直立的姿態。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根長竹竿,竹竿的一頭被削尖,而且經過火燒加固。在教官的口令下,男女老少練習著刺、戳和躲閃等技巧,為時大約一個小時,一邊練習還一邊咒罵假想中的敵人。   
  為了勝利的自殺   
  在日本海沿岸的島根縣住著一個名叫葛西雪子的高中女生。她的老師給了她一把木匠用的錐子,並且告訴她當美國人到來的時候———「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發揚日本精神,殺死他們,以此來解決戰爭。即使你只殺死一個美國兵也是有用的。你必須用這把錐子來自衛,必須瞄準敵人的腹部捅。懂了嗎?就是腹部。如果你不殺死至少一個敵軍,那你死得就不值。」 
  一群被疏散到農村的東京女孩變成了使用「刀」的行家,這種刀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有著鉤形的鋒刃。在練習中,女孩們嫻熟地擺動著手中輕巧的長桿,和手持笨重劍道武器的當地農村男孩對打。她們能不斷擊中男孩們的腿,在他們還未能進行一次回擊之前就把他們摔倒在地。如果裝上鋒刃,這種大鐮刀一樣的武器應該可以在和敵兵的搏鬥中奏效,因為可以用它砍斷敵人的腿。 
  陸軍的新兵們挖掘散兵坑,任何時候他們的背上都背著沉重的東西。負重訓練並不是強制性的任務,只有那些主動參加的人才進行。當美國的進攻開始時,他們將背負35磅重的炸彈埋伏起來。當一輛敵軍的坦克出現時,一個士兵就會從藏身處衝出來,帶著炸彈一起鑽入坦克下面。這將是一種十分英勇的死法。 
  還有一小隊一小隊的新入伍的學生和年紀較大的人,被派去沿著海岸線修築碉堡,架起鐵絲網,到時他們將和來犯的敵人進行遊擊戰。但是他們的條件實在是糟糕極了。13歲的長柄進報告說,他們那個20人的班被派到山裡去挖彈藥坑,從那裡可以俯瞰瀨戶內海。但是他們只有一支步槍,武器每天在大家手中輪換,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拿一下,他們中間以前幾乎沒有人摸過槍。 
  訓練和裝備中存在的諸多缺陷,顯然沒有給陸軍的首腦們造成任何困擾。6月份,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將軍宣佈「勝利的堅實基礎」已經打好了。差不多在同時,後方的廣播向人民保證,已經準備好了秘密武器,可以將敵人從海岸線驅逐出去。 
  所謂的秘密武器就是發動自殺性攻擊的飛機和人體魚雷,它們在對美國海軍的攻擊中已經體現出恐怖的效果。如果眾神沒有用一場神風來幫助日本消滅敵人的話,陸軍和海軍就會培植起一股用人體組成的神風。他們將用幾百架裝滿炸彈的戰鬥機,和人體火箭彈、人體魚雷一起摧毀敵人的艦隻和登陸艇。教練機和老式的雙翼飛機被拖進了任何可能的入侵路線旁邊的山中。這些飛機的燃料是酒精,酒精是從松樹幹裡提煉出來的。飛機裡面將滿滿地裝上炸彈,由毫無經驗的志願者操縱。他們將順著長而陡峭的山坡滑下來,撞向美國的船隻和登陸艇。學生和徵募來的志願者經過訓練,將在京都城外的比睿山執行這一任務。 
  「神風」這個詞用來指所有發動自殺性攻擊的志願者,不管他們是開著飛機,背著炸彈還是充當人體魚雷。但是最能激發日本人想像力和犧牲精神的,還要數那些神風飛行員。這些自殺性的飛行員脖子裡纏著白色的圍巾,駕駛各種各樣的飛機,通常在每架飛機裡都裝載著一個重達550磅的大炸彈。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大學生,只有20出頭,這些學生在還沒有畢業前就被徵召入伍。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人文學科的學生,理科的學生們被允許繼續留在學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輕人,已經冷靜地做好了為國犧牲的決定。 
  當一個魚雷艇基地的訓練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個機會,找人充當志願者去執行自殺性任務時,他總會細心地解釋說:「你們必須在完全自由的狀態下作出選擇。我保證,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們不能贊同這種新的攻擊方式,他們絕不會面臨任何影響或者壓力。請你們一個一個地到我的辦公室來告訴我你們的決定,我向你們承諾我絕不向你們提出任何問題,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釋。」班裡有一半的人志願參加,大約有150人。其餘的人拒絕了,但也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或責難。   
  尋找戰爭的出路   
  但是,隨著局勢的惡化,高級軍官們越來越直接地提出對志願者的需求。九州一個飛機場的指揮軍官召見了40個飛行員,告訴他們已經受命組成一個神風飛行隊。他說:「我不得不請求你們自願地參與這次任務,但你們還可以自由選擇。」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在軍隊生涯中還是第一次被請求去做什麼事情,以前做事的時候全都是服從命令。由於被這請求感動了,所有的人都志願參加了行動。 
  在這些飛行員留下的詩歌、書信和日記中,可以看見神風精神的瘋狂沸騰。在他們所有被記錄下來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責任。至於對美國人的仇恨,或者對一場看起來必輸無疑的戰爭的絕望等等,都遠不那麼重要了。正是責任支持著神風隊員們度過他們最後的那一小時,一位海軍軍官主動地去執行死亡任務,儘管他預見到日本必敗無疑。他說:「一個男人必須盡忠報國。」 
  許多神風飛行員都把他們的犧牲看做一種對文化欠債的償還。山口輝乃在就要出發的時候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日本式的生活實在是美麗極了。這種生活方式是祖先留傳給我們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結晶,能夠用我的生命來保衛這些美麗高貴的東西,真是一個榮幸。」貝實進寫道:「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對我慈愛的雙親的感激,是他們把我養育照管成人。那麼我就以一點綿薄之力來報答天皇陛下給予的恩情吧。」 
  在這樣的思想鼓舞下,飛行員們以斯巴達式的單純方式度過了他們最後的幾天。他們沒有沉迷於酗酒吸毒,而他們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們帶著花束或者櫻花來為他們進行正式的送別。從他們最後寫給親人的信中可以看出,這些年輕的飛行員中的大部分在他們最後飛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們精神勃勃,急著出發。 
  神風精神被當作了每一個平民的榜樣,要求他們在即將到來的殲滅戰中遵循。在瀨戶內海邊的山裡挖掘彈藥坑的少年長柄進,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後寫道,他當時反覆地想的就是「怎樣去抓住一個敵兵然後死掉呢」?另外還想到他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會和父母住在一起嗎?我的小弟弟小妹妹們會怎麼樣呢?他們怎樣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後要去的西方樂土?」 
  有千百萬的日本人不約而同地都產生了一樣的念頭,他們準備好拿起武器戰鬥,並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殺死至少一個敵人。一些人認識到了,在他們的長矛和天上盤旋的銀光閃閃的B-29之間存在的天壤之別,但是這一認知並沒有對他們高漲的訓練熱情產生任何影響。他們將在海岸線,在街道上,在山崗上堅持戰鬥,直到敵人精疲力竭,流盡鮮血,停止戰鬥,離開日本,並且保持他們的領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響。 
  「在最後的五分鐘取得勝利。」成了那些仍心懷希望者的口號。對於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個勉強的安慰———他們的世界將和他們一起粉碎。 
  儘管有千百萬的日本人準備為天皇去死,但實際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戰爭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個。他在發動大戰的時候就同意得極為勉強;早在1942年2月的時候,他就產生了和談的念頭,這個念頭是在他最親近的顧問、掌璽大臣木戶幸一侯爵的啟發下產生的。從那以後,裕仁曾經在許多場合建議他的大臣們結束戰爭。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個看起來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就是盟國在1943年11月的《開羅宣言》中公佈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過去的幾年中,在公開或者秘密倡導和談的人中,沒有一個能向盟國提出一個針對保留日本「國家實質」問題的妥善解決方法。所謂的「國家實質」,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聖的天皇制度,國家實質包括的內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對於軍國主義者來說,陸軍的榮譽也是國家實質的一部分,他們把它當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種延伸。 
  從1942年往後,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軍隊的成員組成的小集團一直在考慮,如何使日本的戰爭目標和它不斷縮減的力量相一致,同時他們還為了開闢一條談判媾和的道路而和當時的機制不斷周旋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和木戶幸一保持聯繫,再通過他聯繫到天皇。 
  就在木戶幸一和天皇就這一主題進行第一次對話後不久,外務省官員吉田茂向木戶幸一提出了一個建議,吉田是一位沉靜內斂的和平擁護者,他的建議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衛親王到瑞士去尋找和平談判的機會。木戶幸一侯爵和兩位曾經力圖使日本免於戰爭的前首相———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和岡田啟介都支持近衛。在他們的支持下,近衛考慮了各種尋求和平的辦法。但是他們總是遭到陸軍的阻礙,此外,由於他們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們的努力難以成功。 
  海軍准將高木礎吉是海軍軍令部一位才華橫溢的作戰計劃制定者。1943年晚些時候,應米內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對日本的目標、成就和前景進行了一個長期的評估。在得以接觸海軍以及幾個戰爭生產部門秘密檔案的基礎上,高木考查了空軍、海軍以及商船的損失情況,國家儲備以及原材料資源的減少情況,並且對敵國的力量進行了估計。這項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結論非常簡單: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敗,只有媾和能夠使它免於毀滅。 
  但是高木礎吉不敢把他的報告呈給他的上司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島田對東條英機十分屈從,以致他的海軍同僚們在背後諷刺地把他稱為「東條英機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裡簡要地把研究情況告訴了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和幾個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陸軍中和他擔任相似職務的松谷盛大佐。 
  作為陸軍最高機密長期規劃部的負責人,松谷盛命令他最親信的助手們進行了一項獨立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為「終止大東亞戰爭的措施」的文件。在這份文件裡,指出了日本從1944年往後可能面臨的各種情況,並且針對各種不同的情況都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其中最受青睞的計劃集中討論了德國崩潰的時間,並且強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國崩潰時結束戰爭;過了這個階段之後盟國只會變得更加強大,而且他們對於日本的態度也會更強硬。最後計劃書中提出了一種最後地步的情況,到那時日本將面臨一個殘酷的選擇:要麼被消滅,要麼投降。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松谷盛的現實主義分析認為,日本必須放棄所有的目標和成果,以爭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賴以維持的傳統。 
  松谷把他的秘密報告在陸軍和海軍的最高層軍官傳閱,他對於自己的研究結果的信心極為堅定,因此他輕率地把它拿給了首相東條英機,並且熱切地向他闡述日本必須在被迫接受殘酷的投降令之前尋求和平。 
  東條英機的反應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稱為敵對的宣傳,並且下令把這位顯貴的司令部軍官調到了中國去當前線指揮員。在那裡他將有無數的機會,以死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贖罪。 
  松谷盛的朋友們最終成功地把他從前線救了回來。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那一小群瞭解日本的資源和力量不斷下滑這一秘密的司令部軍官和中級的部裡官員們變得清醒起來。他們的上司們把這些資料作為迫使東條英機辭去首相職務的工具,並且用來為木戶幸一侯爵編纂秘密報告。但是大戰仍然繼續進行,行動的基礎仍然是海軍和陸軍的總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計,這些司令部的人員和他們的報告都深受了東條英機至死不休態度的影響。 
  東條英機和島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時明顯對戰爭持悲觀態度的米內光政海軍大將擔任了海軍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礎吉在1944年9月,為他的新上司和保護人準備了一個松谷盛的評估和建議的最新版。在米內光政的要求下,這份報告還包括了其他內容:高木自己關於如何取得陸軍的合作,結束戰爭的想法;關於公眾對投降反應的預測;以及一項關於如何聯絡到天皇,並借助他個人的努力獲得和平的戰略———這是所有項目之中最具危險性的。但是,和許多類似的想法一樣,高木礎吉的和平戰略草案也撞上了石頭。這塊石頭就是盟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無條件投降看起來毫無疑問地意味著天皇的終結,然而即使是最熱心的和平倡導者也無法接受這一條件。   
  天皇的無聲請求   
  1945年1月的時候,天皇本人也開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開一個由前首相們和他的元老會成員參加的會議,但是由於憲法限制和軍方的反對而無法做到。於是他就在2月份分別召見了那些人,和他們討論戰爭的進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東條英機現在已升格為元老,他向天皇發表了一通關於國家團結和堅定的必要性的演講,並且認為美國人難以保持進攻的強度。東條英機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戰爭,要宣稱「我們有必勝的信心」。 
  而近衛親王則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議。他說道:「日本已經輸掉了戰爭。」現在近衛心中最害怕的是,由於日本的損失引發的對美國的仇恨,再加上後方的困難,可能在日本人民甚至是陸軍中導致一場共產主義式的革命。「從維持日本帝制的立場來說,我們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敗本身,而是可能伴隨失敗而來的發生一場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性。」近衛總結道,「我堅信我們應該盡可能迅速地結束戰爭。」 
  在東條英機的「我們會贏」和近衛的「我們已經輸了」這兩種論調之間,不可能達成任何一致的意見。其他的元老們在他們的單獨覲見中沒能說出他們心中的疑懼。努力再次受挫之後,天皇耐心地進行了又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內容是在抵禦美國進攻中,海軍的士氣狀態和物質情況,由長谷川清海軍大將負責。長谷川的秘密報告與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日本難以取得勝利,甚至連本土都防守不住。 
  儘管長谷川清、木戶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尋求使日本逃脫毀滅的辦法,但是戰爭的領導者們和軍事官僚機器卻無情地將日本不斷推向毀滅的深淵。 
  在陸軍把持領導權的情況下,小磯國昭首相成了一個毫無作為的旁觀者,他的外交大臣在國外所做的一點點外交努力,也全都沒有任何成果。在琉磺島陷落和美軍登陸沖繩之後,小磯國昭被迫辭職。就在美軍佔領沖繩四天之後的4月5日,莫斯科宣佈它將在一年之內停止執行與日本的中立協定。這很清楚地預示著一場新的不幸來到了日本頭上———跟蘇聯的戰爭就要開始了。 
  就在同一天的傍晚早些時候,元老們召開正式會議推選新首相。他們發現東條英機仍然掌握著主導權,說話咄咄逼人,獨斷專行,就和他當首相時一樣。東條英機再一次說,選擇就是在無條件投降和死戰到底之間進行。東條英機代表著大多數將軍的意見,主張繼續戰爭;而木戶幸一侯爵、一些高級海軍將領和大部分前首相則希望和平。然而在下面七嘴八舌的辯論中,惟一能達成的共識就是下一屆的首相和內閣必須得到人民的信任。 
  由於東條英機隱含性地威脅說,陸軍要「走它自己的路」,這些政客們再次避開了進行戰和抉擇的責任,選擇了一個妥協性的首相候選人,這就是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他既不是主戰派,也不是主和派。鈴木既不屬於任何派別,而且還是一位日俄戰爭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領導人的廣泛尊重。但是他已經近80高齡,而且沒有當首相的慾望。即使在木戶幸一苦苦哀求他「為了拯救國家」而去擔起這個責任的時候,他仍然十分不情願。   
  充當戰爭外衣的和平內閣   
  這天晚些時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圖書室裡等著當選首相的出現。天皇筋疲力盡,近乎絕望。在夜裡,他被失眠所困擾;在白天,他一直在閱讀各種文件,包括大臣們的報告、各大使館發來電報的匯總、美國廣播的譯件。後來他還看到了對於戰爭結果的坦率估計,木戶幸一在以前一直出於天皇不應干政的原則而沒有給他看。所有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難,這些在對被炸後東京的巡視中,他都已親眼見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頭髮和鬍子也顯出了淡淡的灰白。 
  將近10點的時候,天皇聽見前廳裡傳來了許多人的竊竊私語聲,這說明新首相已經準備登場了。於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靜下來。門打開了,鈴木貫太郎海軍大將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他面前,並深深地鞠下躬來。 
  天皇臉上帶著少見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揮了一下,他示意鈴木縮短一下他那些繁瑣的問候語句。鈴木貫太郎身著正式的晨禮服,恭敬地屈著肥胖的身體,他有著濃密的眉毛和濾茶器一樣的鬍子。對於天皇來說,他實際上是一個比父親還要親近的人。因為他曾經當過10年的內庭侍從,現在還是御前會議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場合之外,都稱他為「親愛的叔叔」。沒有一個首相能比鈴木貫太郎對天皇更忠實盡力,也沒有誰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這些品質都是國家需要的,因為日本天皇已經下定決心,無論採取什麼辦法,付出什麼代價,也要趕在國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之前迅速地結束戰爭。 
  鈴木貫太郎這次鞠的躬比以前還要深,他幾乎是用懇求的語氣陳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擔御前會議和元老們強加給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個是他太老了,一個是他從來都對政治感到不舒服,還有一個是他更喜歡沉醉於中國先賢老子的哲學冥想中,而不願意去做那些營營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務。最後他說:「況且我耳背得厲害,以致有時連陛下您的話也聽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溫和,但也十分堅定:「你對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麼問題,耳背也沒關係。因此,請接受這個任命吧。」 
  他們兩個人之間沒有提到任何關於和平或戰爭的字眼。出於傳統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簡單地說,「叔叔,找個辦法頂住那些將軍,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來也承認他曾經有過這個念頭,他確信鈴木貫太郎能夠理解他心裡沒有說出的意旨,並且付諸實施。然後覲見就結束了。 
  如果說這位新首相真的揣測出了裕仁的和平願望的話,那麼他就把這個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於他選出的外交大臣東鄉重德一點也沒有發現。東鄉重德當時63歲,他曾經在珍珠港事件時當過外交大臣,但是由於反對東條英機的政策,不久後他就離開了內閣。從此之後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顧問。現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後,期望著能得到內閣全力的支持以打開謀求和平的道路。 
  在一次深夜的會面中,東鄉重德小心翼翼地問鈴木貫太郎,他對戰爭進程有什麼看法。鈴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們還可以再堅持打上兩到三年。」東鄉感到震驚和難以相信,他舉出日本物質匱乏的實際情況反駁鈴木對於日本精神力量的頑固迷信。鈴木對他的說法不屑一顧,一點也聽不進去。最後東鄉感到極度無奈,他對鈴木說兩人在戰爭前景上的觀點分歧太大,沒辦法進行合作。於是他謝絕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鈴木貫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辭,兩個人又苦苦糾纏了半個小時。鈴木先覺得累了,於是他們就分手了,約定第二天晚上再接著討論。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東鄉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懇求,全都來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會議成員。他們請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職位,向他保證如果他不這麼做的話,鈴木貫太郎就無法開竅,並且認為只有靠他才能改變鈴木的觀點。木戶幸一的私人秘書給東鄉打了個電話,大著膽子透露了一點天皇的決心,他悄悄地說:「在我看來天皇正在考慮要結束戰爭。」   
  來自莫斯科的終結者   
  最後,鈴木貫太郎重新和東鄉重德一起坐下來,他簡略地說:「在戰爭前景的問題上,我對你的看法很滿意。」 
  這個含糊的保證說服了東鄉,使他覺得自己可以放開手腳進行外交活動。於是他接受了任命,並且馬上著手進行談判,以防蘇聯和日本開戰,同時也為了確定蘇聯是否會在日本和西方盟國之間進行和平調停。但是東鄉還是對於首相是否會致力於和平表示懷疑。 
  毫無疑問,鈴木貫太郎首相關於戰爭的公開講話,給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軍國主義者一樣好戰。在他的第一次公開廣播講話中,他宣佈:「我的國民們,時間已經到了。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都應該振作精神,準備迎接即將發生的事情。按照我個人的願望,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投身於戰場,奮勇前進,哪怕是踩過自己人的屍體。我將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捍衛天皇的利益。」後來他又在帝國議會中說:「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誠服從的僕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廢除的話,他們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義。因此,無條件投降就意味著一億人的死亡,它使我們除了繼續戰鬥直到最後一人之外,別無選擇。」 
  鈴木貫太郎擺明了姿態,陸軍司令部也在為最後決戰制定著越來越多的瘋狂計劃,而同時外務省的外交人員們也在不辭辛勞地努力奔忙,爭取海市蜃樓般地與蘇聯調停。他們的要求一再遭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斷然拒絕。由於前首相廣田弘毅也曾經擔任過駐蘇聯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蘇聯駐日大使、年輕的雅各布·A.馬立克進行接觸,再次努力爭取延長《蘇日中立條約》,並尋求和談的可能。 
  6月3日,廣田弘毅在箱根的一個溫泉療養地會見了馬立克。酒足飯飽之後,兩位外交官閒聊起了如何使兩國的關係向著一個更友好的層次邁進,談話親切和諧,但是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成果。廣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樂觀的會談報告,但是當他試圖在蘇聯大使館和馬立克再次見面時(在莫洛托夫命令許可的情況下),卻突然生了一場重病,無法進行會談了。 
  天皇親自下令要廣田弘毅堅持下去,但馬立克直到6月24日才答應會見。這一次廣田弘毅接到授權,向蘇聯許諾說,可以用日本費力奪來的東南亞的礦產資源作為交換,以訂立一個新的盟約。 
  但馬立克仍然無動於衷。6月29日,廣田弘毅再次來找他,這次他帶著名副其實的全權委任,並且提出了一項正式的提議,要求籤訂新的互不侵犯協定。馬立克告訴廣田弘毅,他將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亞的信差將這份提議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當日本駐蘇大使佐籐尚武兩次試圖提起廣田-馬立克談話這個主題時,莫洛托夫都裝作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儘管不敢告訴天皇正在發生的情況,但東鄉重德做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蘇聯正在使用拖延戰術。通過莫斯科謀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實際上不僅莫洛托夫知道日本的提議,連華盛頓的高官們也都知道了,因為馬立克事後立即用電報向莫斯科進行了匯報。美國人在很早以前就斷絕了日本的外交渠道,現在他們既讀到了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館發出的各種焦急狂亂的指示,又讀到了佐籐大使率直的答覆,敦促政府不計代價地投降。天皇再次親自插手,派近衛親王向莫斯科帶去了他的親筆信。 
  但是在7月17日的波茨坦會議上,盟國確定了徹底擊敗日本的最後作戰計劃,敦促日本投降。在為期兩周的會議期間,日本發出了各種信號,請求結束殺戮和毀滅。這些信號雖然有些藏頭露尾,但是還是比較明顯的,然而美國和蘇聯對此視而不見,那些調停者的時間很快就要用光了。 
  戰爭的失敗與最後的希望 
  最後的戰鬥 
  打起精神,迎戰盟軍 
  以雜草和蟲子為食 
  「我甚至可以犧牲我的孩子」 
  為了勝利的自殺 
  尋找戰爭的出路 
  天皇的無聲請求 
  充當戰爭外衣的和平內閣 
  來自莫斯科的終結者 
  小磯國昭將軍。他在擔任朝鮮總督時由於其兇惡的相貌而獲得了「朝鮮之虎」的綽號。他在1944年代替東條英機擔任首相時,沒有得到陸軍參謀本部的支持,他們不及時向小磯國昭報告作戰計劃,並且不讓他看機密資料。 
  一群工作人員在東京西邊的一個試驗場上放飛洲際氣球。 
  風中的秘密武器 
  當日本的城市在美國的炸彈下燃燒顫抖的時候,日本人也在尋求利用他們所研製的秘密武器進行報復,這種秘密武器就是洲際氣球炸彈。 
  許多氣球都是由心靈手巧的女學生一針一線地縫製而成的,她們還用了一種從「魔鬼舌頭」裡提取出來的膠,這種植物是日本的土產,有土豆一樣的塊莖。每個氣球都是由600塊韌性極好的材料拼成的。 
  1944年11月,第一批載著炸彈的氣球被放入大氣層,它們在高空飄浮,一直越過了太平洋。在放飛的9000個氣球中,最終只有幾百個抵達了北美洲,而且幾乎沒有造成任何破壞。 
  學生們吃力地抬著一個他們剛挖出的松樹樁,這種樹樁可以用於提煉天然的飛機燃料。在強加給平民的各種「志願」工作中,挖樹樁是最重的一種。 
  1945年春,住在臨時搭建的棲身所裡的空襲倖存者在進行早上的例行工作。他們的社區在此前的空襲中被全都炸毀。 
  1945年神風飛行員們平靜地等待著自殺性任務的到來。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奏樂。由於缺乏作戰飛機,一些志願者要等上幾個月才能進行他們最後的死亡飛行。 
  一座為精英們準備的山中堡壘 
  1944年11月,在位於東京東北方110英里處松代附近的水上山,日本工程師們帶著2500名朝鮮勞工開始在山的一側開山炸石。他們修建的是一座陸軍的地下倉庫,實際上,這座由六英里長的隧道和無數小房間構成的設施,是在盟國入侵時作為全國指揮部使用的。 
  堡壘中的一個部分中鑲著精美的柏木,這是作為皇室的應急住所使用的。相互連接的大洞穴們則是為帝國最高指揮部和一萬名政府工作人員準備的。 
  到1945年7月,建設基本完成。陸軍著手對總部區域進行佈置,甚至還給天皇裝了一個浴缸。但是工作很快到此為止,因為裕仁拒絕表態是否要離開東京到堡壘去。掌璽大臣木戶幸一的態度更加明確。他後來說他從來沒有想過在人民為抗擊入侵者戰鬥而死的時候,要跑到「一個洞穴裡去自殺」。 
  相反,在裕仁的吩咐下,陸軍加固了東京皇宮裡的防空洞。松代那個巨大的迷宮堡壘一直處於空置狀態。 
  尚未完工的帝國最高指揮部的入口處,進去就是水上山中空的山腹(如上圖)。下圖為中央通道中的一條,牆上為圓筒狀的牆體支撐物和動力電線。 
  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1945年4月天皇將他選為首相,希望他能談判媾和。但他卻反過來敦促全國戰鬥到底。他在戰後宣稱,他的呼籲只是一種腹語似的東西:字面上是一回事,其中的含意又是另外一回事。 
  195 
  絕望的日子 
  一個無處棲身的家庭艱難地走出橫濱市。在1945年5月29日的轟炸之前,橫濱一直都是避難者的天堂。在這一年的空襲中,有1000萬日本人逃離家園。 
  日本的命運:大火、骨灰和眼淚 
  15歲的莞井見角子跪在一個荒涼的山坡旁,這裡離東京十分遙遠,她在那裡的家園已經化為廢墟。她從餘溫仍在的火葬堆中撿起父親最後一塊焦黑的骨頭。他是在前一天夜裡死去的,致使他死亡的,就是過於漫長的冬天和過於漫長的戰爭。 
  整個上午,見角子都在陌生鄉村的農舍間哀求、扒尋,想找到一點木炭和碎柴。整個下午,她又忙著使火保持足夠的熱度,以焚化她父親那瘦弱的遺骸———這是最後的淨化儀式。這個任務本來應該由長子承擔,但是她的家中卻沒有長子,見角子和她病弱的媽媽是家庭中僅有的倖存者。她把鐵筷子放在一邊,深深地鞠了下躬,任由淚水落進骨灰裡。 
  大火、骨灰和眼淚,這就是戰爭在1945年的初夏之前帶給日本的東西。現在能夠幫助日本人民逃脫淪為國家陪葬物這一悲慘命運的,就只剩下眾神了。 
  東京的市中心被燒了個精光,周圍堆滿了生銹的工廠物件的殘骸,以及破碎的防空火炮。在許多被轟炸的城市裡,憔悴骯髒的倖存者們苦苦掙扎,修理著這台已經耗盡燃料、支離破碎的戰爭機器。有成千上萬個家庭,像莞井見角子家那樣已經變得殘缺不全,他們都在遷移,逃離城市和美國的轟炸。 
  所有13歲以上的男女現在都被編成了「人民義勇軍」。他們受到和士兵一樣的嚴厲管制,所有的人都接到命令:要戰鬥到死,要拋棄傷員,要以自殺來躲避被俘。 
  在九州的海岸上,陸軍為迎戰盟軍的進攻所做的準備時斷時續地進行著。在完好無損的廣島市周圍的群山裡,陸軍的工兵們炸出無數的洞穴,作為新的防禦工事。在檢查了用泥土和鐵絲網組成的海岸防線之後,記者加籐益雄發現它們中的大部分都「原始簡陋,是用手工做的,十分粗糙」,因為這些都是出自從田里徵募來的農民之手,他說道:「日本打仗只是出於一種習慣,因為它不知道該怎樣停止。」 
  3月份的一次轟炸後,東京的市民們在一座臨時搭建的神社前鞠躬。在這次轟炸中,本願寺被燒燬,周邊地區有幾千人死去。 
  充滿了偷搶和湊合的生活 
  在東京一個陸軍軍營中,擠住著從附近一個遭受燃燒彈轟炸地區疏散出來的家庭。 
  一位身著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眾黨(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會上巡視。這個黨是一個由農民和勞工組織的極左組織,僅僅存在了四個月之後,就被政府取締。 
  背著孩子的東京婦女在一個倉庫的灰燼中扒著燒焦的大米,背景中的那些人在等待輪到他們。1944~1945日本的水稻收成是十多年中最低的一次,到1945年6月,大米從平民的膳食中徹底消失了。 
  一隊工人在日本石油公司的長崎工廠中拖拉一個被炸壞的石油罐。 
  殘骸中的搶救 
  望不見盡頭的毀滅 
  橫濱遭到燃燒彈的空襲之後,一位瘦弱的倖存者試圖用他的房屋上被燒焦的木頭和其他剩餘物搭一個棲身之處。 
  兩個日本女孩俯瞰工業城市八幡成片的廢墟。這些工人住宅被B-29的燃燒彈燒成了廢墟。 
  摘要: 
  本書主要介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內的有關情況,特別是珍珠港事件之後直到日本投降、二戰結束這段時期。 
  全書共分六章,分別介紹了日本的歷史文化背景與二戰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動過程,戰時政府及政治的運作,戰時人民的生活狀況,軍隊的徵募、訓練和生活,美國對日本在1944—1945年間進行的大轟炸的情況,以及在面臨失敗時日本的各種反應和措施。 
  第一章主要介紹了日本的「大和魂」精神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淵源。「大和魂」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中心,它是在日本獨特的歷史和傳統之中逐漸發展並確立起來的。這一思想在二戰中是日本的精神支柱,要理解它就必須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本章就是對日本的歷史進行了簡明扼要的介紹,並且介紹了戰前日本政治和思想界的變化和活動,特別是法西斯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主要介紹了東條英機政府在二戰期間的活動情況。東條英機是日本在戰爭中的核心,主要的決策都是出自他的手中,即使在下台之後他仍保持著對日本政局的控制權。因此,瞭解東條英機在戰爭中的的活動,是瞭解戰時日本的關鍵之一。 
  第三章主要介紹了日本人民在戰時的生活情況。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在二戰期間,所有的資源都被投入了戰爭,後方人民生活極為艱難。政府採取了各種嚴厲的控制手段,從他們身上盡可能地搾取物資和勞動力;人們在嚴酷的環境裡,為了生存苦苦掙扎。 
  第四章主要介紹了戰時日本軍隊的有關情況。為了進行軍事擴張,日本把軍國主義教育作為日本教育體系的核心;為了擴充軍隊,動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倡導野蠻殘酷的訓練方法,並每時每刻都在向士兵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第五章主要介紹了美國對日本進行的轟炸情況。1944-1945年的轟炸給日本的工業帶來了致命的打擊,也帶來了巨大的傷亡和財產損失。日本也進行了大量防空工作,但基本上無濟於事。日本人民的生活因為轟炸而變得更加艱苦。 
  第六章主要介紹了1945年戰爭接近尾聲時日本的各種行為和反應。日本政府分為戰和兩派,雙方就談判媾和還是作戰到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和鬥爭,並進行了各自的努力。 
  撰寫者採用的方法是點面結合、敘中有議。本書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當時的報章、政府文件、統計資料,戰後的採訪,回憶錄以及當事人的信件、日記和追述等等,詳細而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日本的各個方面的情況。在情況介紹之外,作者還圍繞在二戰中間被日本奉為主要精神動力「大和魂」,以此為主要線索,從歷史、文化、心理以及在人民生活中的體現等角度入手,對這一思想的形成、發展、體現和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就使讀者能從更深的層次上理解日本在二戰中的各種政策和行為。 
  絕望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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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市民的眼睛被原子彈爆炸所灼傷,在一家電影院的走廊裡接受緊急救助。 
  · 戰爭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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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爭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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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島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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