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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台海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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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披露對台決策內幕:目擊台海風雲  作者:李立                       
   變幻的風雲後面有人,翻捲的波浪後面有事。人們對台灣海峽的關注,無一不是關注相關的人和事。換言之,只有對相關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瞭解,才能瞭解台海風雲變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詭雲譎的事件的底蘊。唯其如此,對海峽兩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擊台海風雲」,就是瞭解海峽兩岸重大事件及其相關的人和事的一個窗口。 
華藝出版社 
  序言 文/張銘清 
  同事李立抱著厚重的《目擊台海風雲》大樣,放到我的案頭,十分謙虛地讓我「指正」,接著又十分誠懇地提出了讓我為他的處女作作序的要求。 
  我猶豫了一會,最後還是從命了。 
  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格。自忖序的主要作用應該有二:一是推介作品;二是介紹作者。前者要求作序者對作品有準確、權威的評價,後者則要求對作者有較為深刻的瞭解並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介紹。二者兼備,方具作序資格。但我以這個要求衡量自己,覺得差距不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雖然作為李立的同事,但與他交往不多,知人之智更是談不上,自知之明還是有一點的。我對他的瞭解僅限於文字方面。因為工作關係,我經常拜讀他的人物專訪,他做的專訪謀篇佈局取捨得當,字裡行間文采煥然,顯露出他的較紮實的文字功底和一定學養。我也曾對他的大作提出過淺薄的修改意見,他都虛懷若谷,覺得有理便欣然接受,有可商榷之處,他也會提出不同意見。從工作上的接觸中,覺得他勤奮好學,工作努力,也善於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在書中寫的人和事,大多與他在做編輯、記者時的成果有關,可見他是個有心人。 
  評論作品,應當有專家的學養。而我只是個做對台宣傳工作的人,離專家的標準相去甚遠,難以對此書作出權威的評論。好在對序的要求,除了對作品的評論和對作者的介紹外,還可以對有關問題加以闡發。因此,我可以結合自己的工作,談一點粗淺的看法。因為一是有據可依;二是有感而發。 
  近年來,台海風雲變幻,海峽波翻浪捲。台灣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僅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關注,遍及世界的華人華僑關注,全世界人民也程度不同地向台灣海峽投去關注的目光。個中原委不難理解:台灣問題程度不同地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對中國人來說,台灣問題涉及13億中國人根本的民族利益,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牽動著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對中國人來說,現在沒有比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更為重要,更為神聖的事了。「台獨」已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台灣問題不能和平解決,中國不能實現和平統一,直接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進而危及世界和平,也就不難理解世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了。 
  變幻的風雲後面有人,翻捲的波浪後面有事。人們對台灣海峽的關注,無一不是關注相關的人和事。換言之,只有對相關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瞭解,才能瞭解台海風雲變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詭雲譎的事件的底蘊。唯其如此,對海峽兩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擊台海風雲」,就是瞭解海峽兩岸重大事件及其相關的人和事的一個窗口。 
  目擊,自然並非作者本人的親見親歷,而是有關當事人的親見親歷。比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童小鵬;與蔣經國過從甚密的賈亦斌;炮擊金門的一線指揮葉飛和石一宸將軍;為李宗仁歸來奔走的程思遠;曾為張學良將軍部下的呂正操;見證兩岸體育交往的何振梁等,都是這些重大事件的主角。其親見親歷,耳聞目睹,幾可作研究兩岸關係的歷史資料。至於兩岸秘史、「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湘江案」、「華航事件」等台前幕後的人和事,更是兩岸間的重大事件。有的事件或過去語焉不詳,或人們聞所未聞。本書依據翔實的史料和當事人的目擊,真實可信地再現了這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既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又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天,我們徜徉在海峽兩岸的人和事的歷史長廊裡,放眼當今台灣海峽,撫今追昔,真是感慨萬端。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溫故才更有助於知新。我們從「目擊台海風雲」這扇窗口看到了歷史的煙雲,更有助於我們立於歷史厚重的基礎上審視今天的兩岸。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說過,「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他的遺憾和歎喟,言猶在耳。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續寫台海風雲的後來人,應該思考,如何讓小平先生的遺憾,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本序作者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助理兼新聞局局長)     
  賈亦斌與蔣經國的恩怨情仇   
  蔣經國為賈亦斌主持婚禮   
  蔣經國曾主動為賈亦斌與譚吟瑞的婚事操勞,為他們當證婚人,並負責主持他們的婚禮。 
  譚吟瑞還是名人之後,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孫女兒。賈亦斌是經同事徐思賢的介紹認識她的。蔣經國知道賈亦斌要與他素來敬仰的譚嗣同烈士的後代結婚,很是高興。本來賈亦斌準備婚事簡辦,並沒有把舉行婚禮的事告訴他。後來,蔣經國主動找到賈亦斌,在辦公室當著眾人面對賈亦斌說:「你們結婚為什麼不告訴我啊!」接著又說:「這樣吧,我來為你們作證婚人,你們的婚禮事宜,也一應由我們機關來籌辦,不用你們自己操心了。」這話一出,簡直就是命令,同事們都很熱情地為他們操辦婚禮而忙碌起來。 
  賈亦斌回憶道:婚禮那天,蔣經國、徐思賢、鄭果、徐恆瀛等和青年軍管理處的全體人員百餘人全部來參加我們的婚禮。蔣經國以主婚人的身份發表了講話,態度親切而又極為幽默,博得全場的陣陣掌聲和歡笑聲。我當時比較興奮而又緊張,事隔多年,竟然怎麼也回想不起他當晚講話的內容,只是當時歡樂、熱鬧的情景還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像昨天一樣鮮活生動。這樣的婚禮,可真是別有情趣,在當時的條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後,蔣經國又派了一輛吉普車將賈亦斌夫婦倆送到北碚溫泉度蜜月。第二天,重慶的《大公報》、《和平日報》還報道了賈亦斌結婚的事。同事們都認為,賈亦斌的婚禮得到了蔣經國如此重視,是難得的榮耀,因而表現出對賈亦斌異乎尋常的尊重。賈亦斌也覺得蔣經國確實對他厚愛,也因此對蔣經國非常感激。 
  一個月的蜜月剛過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機接賈亦斌夫婦倆回重慶。原來,國民政府要還都南京,青年軍復員管理處正籌備改組工作,事務非常繁忙。賈亦斌一回重慶,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並籌建國防部。1946年5月30日,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決議,決定裁撤軍事委員會及其下屬各部,並在行政院下設立國防部。6月1日,國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為國防部長,陳誠任參謀總長。青年軍復員管理處此時亦奉命撤銷,該處的三位副處長各自承擔不同任務:彭位仁負責籌建國防部監察局;鄧文儀負責籌建國防部新聞局(仿美國體制,後改為政工局);蔣經國負責籌建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後改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蔣經國要賈亦斌幫他籌建,同時要求賈亦斌對青年軍的復員工作做一次全面檢討,以總結經驗。就這樣,中斷了賈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賈亦斌先飛南京。 
  一個月後,賈亦斌夫人譚吟瑞也隨青年軍復員管理處辦公廳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機來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賈亦斌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蔣經國知道後,當即向賈亦斌道喜,並特派人送來50元禮券,以示祝賀。 
  沒過多久,賈亦斌接母親來南京帶孩子。那時,南京的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賈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終很清苦。賈亦斌的一個堂哥賈肇先曾來他家住了幾個星期,當時賈亦斌的生活很艱苦,實在拿不出什麼東西招待他。他回家後常對人說,在亦斌那裡簡直餓得發慌,沒有東西吃,菜裡放幾片肉,薄得像紙一樣,風都吹得起來。可見賈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蔣經國見賈亦斌生活太拮据,養家不易,每逢過節,總要派人送來一二百元補助費。錢雖不多,但情意可感。 
  當時,蔣經國在南京手頭也不寬裕。他和秘書住在勵志社2樓,只有兩間房,一間辦公室,一間會客室兼宿舍,而蔣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賈亦斌曾問他為什麼不把家眷接來一起住?他說:「沒有房子」。賈亦斌信以為真,想辦法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蔣經國仍然沒有把蔣方良接來,反而又把房子讓給了留蘇同學劉漢清等人居住。賈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後來才知道讓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齡的主意。因為方良是蘇聯人,當時南京設有蘇聯大使館,宋美齡擔心方良與蘇聯大使館發生聯繫,而蔣經國又是留蘇學生,易於造成美國人的猜忌,會影響到美蔣關係。至此,賈亦斌才恍然大悟。 
  蔣方良在杭州平時無事可幹,就由秘書陪著她打麻將。方良沒什麼錢,打麻將只能贏不能輸,秘書沒有辦法,只好讓著她。方良錢用完了,就跑到南京來找宋美齡,開口喊「媽媽」,喊得很親熱。宋美齡很高興,就給方良一些錢。每次都這樣,時間一長,大家都知道,方良來南京找宋美齡喊「媽媽」,就知道方良又缺錢花了。這成了當時南京一個趣聞。   
  賈亦斌對蔣經國怒拍桌子(1)   
  1948年,國民黨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堅持打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黨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發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7月下旬,蔣介石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的認可。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介石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寧滬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發佈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介石派蔣經國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介石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蔣經國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蔣經國有蔣介石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黨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經國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在正式宣佈蔣經國出任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的前一天,賈亦斌到南京勵志社去找他,請他出席蘇州青年軍夏令營結業典禮。出乎賈亦斌的意料,蔣經國對賈說:「我另有重要任務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賈亦斌驚奇地反問:「這不是早就說好了的嗎!又有什麼更為重要的任務呢?」他有些激動地說:「這次領袖委派我去上海負責執行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的工作,任務是艱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撓,只要是違犯國法者,不論其官職有多高,財力有多厚,我都將堅決依法懲辦,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賈亦斌未等他把話說完,就急忙問他:「發行金圓券的基金從何而來?」他回答說:「只需四五千萬美元就夠了,數目不多,好解決。」賈亦斌見他說得如此自信,還是有點半信半疑,但認為如果能由此使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懲處,物價能得到平抑,這對飽受物價暴漲之苦的人民還是有好處的,所以也感到高興,當即對蔣提出了八個字的希望和祝願:「秉公執法,早日成功!」然後握手告別。 
  蔣經國的「鐵腕」使上海的物價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穩定,岌岌可危的財政金融危機也似乎有所緩和,一時輿論出現了一片讚揚之聲。有的報紙稱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稱頌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國記者則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蔣經國為暫時的勝利所陶醉,想趁熱打鐵,藉機在上海扎根,因而考慮先取代宣鐵吾出任上海警備司令,等條件成熟再取代吳國楨,出任上海市長。這時,蔣經國想到了賈亦斌這個對他反貪官污吏仍存懷疑的人。他幾次打電話到南京找賈亦斌,要賈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賈亦斌看看他的「打虎」傑作,體驗一下他反對貪官污吏和豪門奸商的決心;同時也想探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為上海警備司令時,賈亦斌是否願意充當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職。還有一件事,就是要賈亦斌為他籌備雙十節「十萬青年大檢閱」。 
  賈亦斌於9月中旬到達上海,先在揚子飯店住下,旋即去外灘附近的中央銀行看望他。但在那裡,他忙於接待許多客人,無暇與賈亦斌交談,於是他對賈亦斌說:「這裡不好談話,還是今天晚上8時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號)來談為好。」   
  賈亦斌對蔣經國怒拍桌子(2)   
  當時,賈亦斌對他在上海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打老虎」,博得輿論廣泛讚揚,也感到高興,但覺得那只是個開頭,困難還在後頭,成敗尚難定論,特別擔心他虎頭蛇尾。當晚賈亦斌按時到了逸村,蔣經國顯得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就座之後,他得意地問賈亦斌:「你看怎麼樣?」想聽聽賈亦斌對他在上海政績的評價,並且滿以為賈亦斌也會像別人那樣稱頌他。而賈亦斌卻毫不隱晦地回答:「開頭還不錯,但我怕你後勁不足!」這不啻給他潑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悅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觸動。賈亦斌接著問他:「CC方面怎麼樣?」他的臉色由不悅轉為惺怒,罵道:「他媽的,他們在上海控制著大小15家銀行,我要同他們幹到底!」賈亦斌相信他的話,因為蔣經國同CC派之間早存芥蒂,他們的明爭暗鬥路人皆知。但賈亦斌最擔心的還不是CC派,而是宋美齡,因此賈亦斌又問:「夫人(指宋美齡)呢?」此問一出,他頓時呈現難言之狀,站了起來,口含煙斗,緊鎖眉頭,踱來踱去,近半個小時,一言不發。賈亦斌坐在沙發上,感到侷促不安,最後賈亦斌說:「今天不談了,以後再說吧。」他說「好,我派車送你回旅館。」談話就此不歡而散,賈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問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賈亦斌預感到自己所言蔣經國「後勁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著急。於是在一次會見時,賈亦斌問他:「孔令侃案辦不辦?」他像沒有聽見一樣,不予置答。此時蔣經國用行政手段勉強維持的上海經濟秩序已出現崩潰之兆。物價開始飛漲,物資缺乏,生產停頓,到處出現搶購風,老百姓怨聲載道。賈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廠瞭解生產和原料供應情況及工人的情緒,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現了一片搶購風潮,賈亦斌與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賈亦斌又追問他:「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他卻王顧左右而言他,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接下去就不再說什麼。 
  回到旅館之後,賈亦斌反覆琢磨他這句話的含義。覺得他是借此向賈亦斌暗示:他要後退了。對此賈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來賈亦斌對實行經濟管制能否奏效,並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認為在當時打擊豪門、嚴懲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漲的物價,對老百姓也不失為有利的一著。特別是當遇上真正囤積居奇、橫行不法的「豪門資本」,全國人民拭目以待之時,賈亦斌認為絕不能退縮,應當大義滅親,依法嚴懲。否則,無以向人民和歷史交代。如果口號喊得震天響,一遇見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場具有諷刺意義的騙局了嗎?對於國民黨,賈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對於蔣經國,賈亦斌還抱有一線希望,認為他是一個有抱負有能力的領導,幾年來他對賈亦斌恩遇甚深,無論以公以私,無論作為部下和朋友,在此關鍵時刻,賈亦斌都有責任有義務向他進言,提醒、勸告他:堅持原則,不要猶豫不決,消極退縮。為此,賈亦斌主動到逸村二號去見他,開門見山地向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他本來情緒就不好,見賈亦斌又提起這個他最不願意談的話題,頓時發火了,他本來就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以訓斥的語氣嚷道:「孔令侃又沒有犯法,你叫我怎麼辦?」賈亦斌見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軟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實,反而竟然以孔令侃無罪的口實為孔洗刷,為自己辯護,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驅使賈亦斌拍案而起,一掌擊在桌上,大聲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這就是江南所著《蔣經國傳》中說到的「為了『揚子案',經國的愛將賈亦斌曾和他拍過桌子」的一幕。爾後,他終於平靜下來,歎了一口氣,又無可奈何地說:「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他以個人須盡孝來為不能為國盡忠辯護,明顯是把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賈亦斌根本不能接受,於是便進一步對他說:「你有對你父親盡孝的問題,而我只有對國家民族盡忠的問題。如不處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國人,又何能救國家?」說罷賈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飯店,賈亦斌連夜給他寫了一封長達14頁的長信,再次予以敦勸,結果自然仍是失望。 
  上海經濟管制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蔣經國為了給自己壯大聲勢和炫耀力量,又準備於10月10日在上海舉行雙十節10萬青年大檢閱,他要賈亦斌負責籌備。賈亦斌將當時駐守蘇州的青年軍203師和駐守上海郊區的青年軍209師調來上海,加上杭州、嘉興兩所青年中學的學生和「戡建隊」、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以及各大專院校青年軍復員學生,約7、8萬人,對外號稱10萬。檢閱儀式在上海虹口體育場舉行,由陸軍副總司令關麟徵陪同蔣介石進行檢閱。10月10日清晨,蔣經國要賈亦斌驅車前往東平路蔣宅迎接蔣介石。等賈亦斌趕到東平路,才得知蔣介石已乘飛機前往虹口。賈亦斌萬萬沒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體育場,蔣介石還要坐飛機去!事後聽說這是軍務局長俞濟時臨時出的一著妙計:先從東平路驅車到虹橋機場,坐飛機到大場機場,再坐汽車到虹口體育場,這樣可以繞過上海鬧市區,以避免遭憤怒的群眾攔阻包圍。如此草木皆兵,賈亦斌聽了只覺得啼笑皆非。當天的大會主席是蔣經國,儘管內心空虛,他還是裝出充滿信心的樣子,態度慷慨激昂。隊伍經蔣介石檢閱後,舉行了遊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導,接著是摩托部隊、炮兵和荷槍實彈的步兵,後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和各界人士。遊行隊伍出虹口公園後,沿四川路、外自渡橋、外灘、南京路行進,一路有氣無力地呼喊口號,最後到跑馬廳(現人民廣場)宣佈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次檢閱純粹是虛張聲勢,它預示上海的這場鬧劇就要落幕了。   
  賈亦斌對蔣經國怒拍桌子(3)   
  曾經轟動一時的上海經濟管制只維持了70天。被人為控制的物價又開始以更驚人的速度扶搖直上,金圓券價值一落千丈,很快變成了廢紙,到處是瘋狂的人群和搶購狂潮,許多人被擠死、踩死,情況混亂到了極點,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佈將限價改為抑價,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王雲五相繼辭職,國民黨的經濟管制政策宣告徹底破產。 
  隨著經濟管制政策的失敗,蔣經國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結束。結束那天,賈亦斌陪同他乘車前往上海廣播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他以沙啞、悲哀的聲音宣讀了《告別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書》,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並向大家告別。宣讀完畢,蔣經國黯然淚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後對賈亦斌說:「上海經管失敗比濟南失守的後果更為嚴重。」蔣經國離滬前召集親信開會,情緒低沉地說:「現在我們失敗了,今後我們究竟到哪裡去工作,做什麼工作,現在都不知道,以後再說。你們自己要守紀律,多保重。」並指示王升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組織保存,活動停止」。11月6日,蔣經國悄然離滬,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轉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鬧劇至此結束。 
  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對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他對國民黨政權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觀消極,情緒極度低落。回南京後,每日借酒澆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賈亦斌曾到勵志社去看他,他一邊喝酒,一邊燒文件檔案,甚至連印好的請柬也付之一炬。賈亦斌問他:「你燒請柬幹什麼?」他回答說:「亡國了,還請什麼客?」絕望情緒溢於言表。賈亦斌感到他的無力和可憐,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給賈亦斌以深刻的教訓,賈亦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內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國民黨政權由他們掌握,只有走向滅亡。賈亦斌曾寄希望於蔣經國,希望他能有所作為,但事實證明:他也不能擺脫其父親和家族的決定性影響,最後終於同他父親合流,賈亦斌對蔣經國所抱的幻想最終破滅了。在賈亦斌的面前擺著兩條道路:或者隨波逐流,跟著蔣經國,作蔣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決然,棄暗投明。賈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擇。賈亦斌從小讀孔孟之書,儒家忠孝節義的思想對賈亦斌影響甚深。想到蔣經國對賈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棄他而去,心中確實不忍,又擔心被人指責為「忘恩負義」,為此一再躊躇不決。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賈亦斌終於認識到:忠於個人是小忠,忠於國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棄大忠,就是無原則的「愚忠」,兩者不能俱全之際,只能犧牲前者,而選擇後者。國民黨執政20多年,腐敗無能,弄到天怒人怨,為民所棄,已是不爭的事實。民心所向即是個人選擇的最好指南。賈亦斌不願意執迷不悟,為這個腐朽的政權去殉葬,決心同蔣家王朝決裂,同蔣經國分道揚鑣,去尋找新的道路。   
  溪口「考察」,化險為夷(1)   
  1949年3月初,蔣經國突然電召賈亦斌去溪口見蔣介石。賈亦斌知道這是「鴻門宴」,說明蔣經國已對賈起了疑心,想借此考察賈。去還是不去,賈亦斌頗為躊躇,因為此行關係到嘉興起義的成敗,必須請示匯報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賈亦斌迅速趕到上海寶山路聯絡站,同李正文、段伯宇急商對策。經過全面分析,認為蔣經國不可能掌握賈亦斌與地下黨聯繫的真憑實據,賈亦斌並沒有暴露身份,蔣經國對賈亦斌也只是懷疑。因為當時地下黨與賈亦斌只是單線聯繫,在預干總隊內部也沒有發展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去,反倒引起蔣氏父子增加對賈亦斌的懷疑,並可能先採取行動,將起義扼殺在搖籃中。只有冒著危險,毅然前往,以行動消除蔣氏父子的疑慮,才有可能挽救正在醞釀的起義,因此會議決定賈亦斌以去為好。 
  於是,賈亦斌便裝著十分坦然的樣子,隨同國防部監察局長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達溪口已近傍晚,他們倆住進了武嶺學校。當天晚上,蔣經國沒有露面。賈亦斌躺在床上反覆告誡自己,遇事要冷靜、沉著、克制,對蔣氏父子的態度要表現得與其他將領一樣自然。賈亦斌還琢磨著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及應付之策。想到地下黨和同志們的信任與期待;想到起義是順應民心的正義之舉,賈亦斌內心充滿了大無畏的勇氣和信心。 
  第二天清晨,先期來此謁蔣的預干團上校主任秘書樓錫源趁彭位仁外出散步,房內只有賈亦斌一個人時,進來悄悄告訴賈亦斌:「有人向蔣先生告密,說你有思想問題,準備帶領隊伍投共。」他接著又對賈亦斌說:「蔣先生今天8點找你談話。談得好沒有事,談得不好就別想回去了。」賈亦斌很感激同事的提醒。果然不出所料,蔣經國對賈亦斌已起疑心,想借溪口之行來考察賈亦斌,如果賈亦斌應對時一語不慎,漏出破綻,頃刻之間便會招來殺身之禍。賈亦斌望著窗外,初春的溪口顯得山清水秀,賈亦斌卻感到殺氣重重。賈亦斌又想,「蔣經國不乾脆把我抓起來,說明他沒有拿到確鑿證據,還在猶豫遲疑之中,只要我處理得當,沉著應付,有可能使局面轉危為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關鍵時刻,賈亦斌的頭腦反而更加冷靜清醒。 
  賈亦斌想到彭位仁是自己的老上級,彭始終器重和信任賈亦斌,賈亦斌進陸軍大學和到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工作,都是他推薦和介紹的。現在賈亦斌要爭取他的同情,使他向蔣經國進言,也許可以解賈亦斌之危。所以等彭位仁散步回來,賈亦斌即滿懷委屈地向他訴說,蔣經國聽信告密而對他產生懷疑之事。彭聽後,埋怨賈說:「你這個人呀!遇到不滿意,就發牢騷,現在問題來了吧!」看得出來,彭並不相信外面關於賈亦斌的傳言,對賈亦斌的處境抱有同情之心。 
  8時許,蔣經國果然約賈亦斌到豐鎬房二樓會客室見面。賈亦斌已經有兩個多月沒見蔣經國了,這時他已經從上海「打老虎」失敗後的頹喪中恢復過來。這次見面沒有了以往朋友之間的熱情,他態度嚴肅,話語不多,兩隻明亮的眼睛始終在打量賈亦斌。一見面,蔣經國劈頭就問:「你在嘉興待的時間很久啊!部隊怎麼樣?」賈亦斌神態坦然地回答道:「時間不長,只有兩個多星期。部隊思想問題很多,官兵們都很想念領袖(指蔣介石),可否請領袖去訓訓話,以安軍心。」他很乾脆地回答:「不可能。」賈亦斌又問:「領袖沒空,你能否去?」他又簡短地回答:「我沒有空。」蔣經國停了一下,好像漫不經心地突然說:「預干總隊開往福建建陽。」邊說邊緊盯賈亦斌,看賈亦斌的反映。賈亦斌知道他在試探,於是毫不猶豫地回答:「好!我回去就帶部隊開往福建建陽。」並建議他告知參謀總長顧祝同,因為顧祝同曾表示預干總隊學員經短訓後,即分配到新建的30個軍去當下級軍官。蔣經國聽後說:「可以,我會打電報給顧祝同的。」為了早日脫離虎口,賈亦斌順勢提出:「我可否早點回去作準備?」「不行,你可以住幾天,這裡還有重要事情,領袖還要找你談談。今天就談到這裡。」蔣經國說完,即起身送客。 
  接下來的幾天裡,蔣經國派他的機要秘書蕭濤英陪賈亦斌遊山玩水,實則監視考察,形同軟禁;同時還派人到嘉興預干總隊進一步調查賈亦斌的情況。賈亦斌知道自己已落入樊籠,只好表面上裝著興致勃勃,隨人到處遊山玩水,以消磨時光。當時賈亦斌的處境十分危險,只要嘉興稍有風吹草動,賈亦斌就再也難以脫身。那幾天真是度日如年,焦急萬分。賈亦斌曾想趁機逃出虎口,到四明山上去找中共游擊隊,但監視甚嚴,無法脫身。賈亦斌在心裡告誡自己:要忍耐下去,堅持到底。 
  大約過了3、4天,蔣經國突然通知賈亦斌:「今天晚上,領袖請來了上海京劇團,在武嶺學校演出《龍鳳呈祥》,約你和我們一家人一同看戲。」「請我看戲,要我到溪口來就是為了看戲?莫非是戲中有戲?」賈亦斌暗忖,耳邊彷彿響起了荊軻刺秦王的一首悲壯歌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心裡也作好了最壞的打算。如果他們要對賈下毒手,賈亦斌決不會束手待斃,一定要像荊軻那樣與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出乎賈亦斌的意料,看戲現場很溫馨。蔣介石坐在第一排,他的長孫和孫女坐在兩旁。賈亦斌和蔣經國及夫人方良安排在第二排,身後坐的全是侍衛。在看戲過程中,賈亦斌曾動念想學荊軻刺秦王那樣,拔出手槍打死蔣介石,然後再自殺,以謝天下。但賈亦斌想到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囑咐,「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不主張暗殺」。於是放棄殺蔣行動。整個看戲過程很平靜,看完了戲,蔣氏父子對賈亦斌未作任何表示。   
  溪口「考察」,化險為夷(2)   
  這場「戲」演完了,蔣氏父子對賈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顯然他們沒抓住賈亦斌什麼把柄,但蔣經國仍然不放賈亦斌回去。賈亦斌擔心日久生變,一直在尋找機會爭取早日跳出這個牢籠。機會終於來了。 
  3月11日上午,賈亦斌照例又由人陪著「遊山玩水」,自雪竇寺妙高台下山途中,正巧遇見蔣經國陪同閻錫山上山。那天,蔣經國顯得情緒很好。賈亦斌趁機向他提出,溪口風景已遊遍,想回嘉興為部隊開往福建作安排。也許蔣經國經過8、9天的監視考察,未發現賈亦斌有什麼「異常」情況,在嘉興預干總隊也沒抓住賈亦斌什麼把柄,一時無法處置。今天見賈亦斌要求返回嘉興,趁著高興,就爽快地答應了。賈亦斌得到他的允許,如同出籠之鳥,一刻也不敢耽擱,當天就同彭位仁一起離開溪口經寧波回上海了。 
  此次溪口之行,是賈亦斌同蔣經國的最後一面。很多年過去,賈亦斌才從方慶延處得知,蔣經國從上海「打老虎」失敗後,就已對賈亦斌產生了懷疑。據方來信說,1948年11月上海「限價」失敗後,蔣經國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勵志社2號住處。那天天氣陰沉,蔣經國打電話到預干局找方有事。大約上午10點左右,方慶延到了勵志社。蔣經國一個人在房間裡,埋著頭坐在沙發上。方進去後,蔣一擺手指著對面沙發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煙,一手拿火柴點著了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說:「簡直是眾叛親離了!你知道賈亦斌……這個人的情況。……你要主動接近他。必要時全權負責處理他。」方對蔣這一指示採取了淡然處之的態度。不久,方隨預干局去廣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見,此次溪口之行確係險象環生,千鈞一髮。由於賈亦斌機智沉穩,才得以化險為夷。 
  從溪口回來後,賈亦斌積極準備起義。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場震驚中外的嘉興起義爆發了。 
  起義部隊出了嘉興城之後,林蔭即到嘉興國民黨城防司令部報告。該部又立即分別急電國民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備司令部。這對國民黨政府自是一個心臟起爆,頓時慌亂一團。當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蔣經國收到嘉興、上海同時發出的寥寥數字的急電:「賈亦斌昨晚叛變,總隊長黎天鐸下落不明」時,整個溪口一片驚恐沮喪。蔣經國猶如心頭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織地「為此痛哭流淚向乃父檢討」(蔣經國親信蔡省三語〉。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無能」,「用人失策」。   
  蔣經國派人香港行刺賈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賈亦斌與蔣經國的最後一次見面。以後,蔣經國隨蔣介石去了台灣,繼續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從此,他們倆天各一方,海峽阻隔,不得相見,而雙方的間接交往卻並沒有斷絕。 
  50年代,海峽兩岸處於嚴重的敵對狀態中。賈亦斌當時在宋時輪將軍的九兵團,從事對外聯絡工作。1950年,賈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號召下赴香港工作。蔣經國得知後,發誓要除掉賈亦斌。 
  賈亦斌說:「記得當時住在香港九龍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與舊部約好在尖沙嘴的半島飯店見面,還沒談幾句,我發現情況不對頭,飯店周圍有一些形跡可疑的人。我當即決定中止會談,迅速撤離。」 
  賈亦斌出了飯店就租了一輛計程車,即發現後面有車跟蹤。賈亦斌要司機東拐西拐,接連換了3次車,才最終把「尾巴」甩掉。後來,知情者告訴賈亦斌,跟蹤賈的特務曾說:「賈亦斌太機警了,本來差不多要得手了,卻還是讓他逃掉了。」 
  隨後,賈亦斌從原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隨賈亦斌去香港的鄭重為那兒得知,蔣經國在獲悉賈亦斌秘密進入香港後,立即命令情報特務系統的香港站站長王新衡,要他設法除掉賈亦斌。 
  王新衡是蔣經國的留蘇同學。他受命後找過鄭重為,要鄭參與除賈行動,並傳達蔣經國的指示:打探賈亦斌的住址,可得5萬美金;活捉賈亦斌,可得20萬美金。 
  當時,國民黨已派軍艦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賈亦斌,即綁架到軍艦上,押往台灣;如不能活捉,就採取「打悶棍」的方式處決賈亦斌。並許諾,處決賈亦斌後,可在台灣受到很好的保護。如果在台灣仍無安全感,可移民巴西,並確保安度終生。 
  蔣經國為何必欲去賈亦斌而後快呢?賈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賈亦斌率部起義後,蔣經國受到蔣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賈亦斌才能解蔣氏父子心頭之恨;二是蔣經國自建情報系統後,與國民黨原情報系統各派矛盾日益尖銳,賈亦斌的起義使其陷入受人攻訐的口實;三是青年軍中大量軍官與賈亦斌過往較密,他以為只有除掉賈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隊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賈亦斌的活動是很危險的。但為了「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賈亦斌義無反顧,冒著生命危險,堅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傳話,重續友誼   
  由於賈亦斌曾是國民黨國防部預干局代局長的特殊身份,又是國民黨青年軍的上司,所以後來他曾到福建沿海對去台的青年軍將領,如駐金門的劉安祺、駐澎湖的鄭果將軍、海軍陸戰隊司令羅又倫將軍、憲兵司令王永樹將軍等人,發表廣播講話,號召他們迅速舉義歸來。 
  1957年3月,駐台美軍上士雷諾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竟被美軍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引起台灣當局和民眾的不滿與公憤。5月24日,台北市民搗毀了美國駐台的「大使館」,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國報刊一致認為蔣經國及其親信是該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劉自然事件」表明美蔣矛盾達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蔣氏父子在內的絕大多數國民黨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識,是值得稱許的。賈亦斌從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蔣經國的性格,即不願屈服於外國的壓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於是發表廣播講話,對劉自然之死表示悲憤,對台灣民眾的反美正義行動表示支持。 
  同年,賈亦斌參加了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會上,賈亦斌向台灣當局呼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化干戈為玉帛。 
  六七十年代,蔣經國逐步從其父手中接過權力後,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時大力發展經濟,在其他各種條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灣經濟的「起飛」,使台灣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稱讚。尤其是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對「台獨」勢力保持警惕,採取了壓制和防範措施,這是賈亦斌最為欣慰的。賈亦斌說:「記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上海公報》公開發表前夕,周恩來設宴慶賀,我當時任上海民革副主委,應邀出席。有一位隨同尼克松來華的叫克萊因的美國官員,與蔣經國的私交甚深。當他得知我與蔣經國關係非同尋常後,主動走到我身邊,說他與蔣經國很熟,問我是否有關於國家統一或私事要帶信給蔣經國。我當即回答:『中國統一是海峽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無需外國人代勞。如去台灣則請代我個人向經國先生致意和問候。』」 
  1979年,賈亦斌從上海調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進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統一工作組常務副組長。 
  翌年,賈亦斌隨以王首道為團長的全國政協代表團出訪美國。在美國,賈亦斌見到了包括徐思賢在內的諸多青年軍時期的老朋友。舊友闊別重逢,撫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認為應該採取向前看的態度,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繁榮盡他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1984年,賈亦斌赴香港訪問,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評論道:「賈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時,賈亦斌與台灣的彭位仁先生通了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總統』(指蔣經國)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總統』見面都要談起你。」賈亦斌告訴彭位仁,自己始終不曾忘記蔣經國先生及所有在台灣的老朋友,並希望他們為祖國統一大業盡一分力。 
  1987年,蔣經國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他認為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也「不能不變」,主張在確保台灣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開放兩岸人員往來。 
  此前,蔣經國已對兩岸學術、文化、科技、體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觸解凍;取消了大陸為「完全禁航區」的決定;對兩岸轉口貿易實行「不干涉」政策。而這一年「華航事件」的圓滿解決,又開啟了兩岸官方談判的先例。 
  到了1987年,蔣經國更是排除種種阻力,採取了開放探親、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順應民心和歷史潮流之舉,顯示出他在晚年力圖「對歷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賈亦斌看到蔣經國做出一系列緩和兩岸對立,有利民族統一的舉措,由衷欣喜。賈回想起自己與蔣經國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統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蔣經國再度攜手於一途。 
  就在同年5月,賈亦斌陪同台灣訪美學者陳學明博士,遊覽溪口蔣氏故里。在蔣介石母親王采玉、蔣經國母親毛福梅的墓地,賈亦斌不無感慨地對陳博士說:「希望經國先生回家祭掃祖墓,以盡人子之情。」賈亦斌還特意在起義前同蔣經國見面的豐鎬房會客室,在蔣經國手書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並賦詩一首:「喜逢舊地又重遊,浮想聯翩夜不休。共賞京昆武嶺校,同商調遣豐鎬樓。後凋松柏干猶盛,洗血石碑淚直流。但願妙高台再會,私情公誼話從頭。」 
  照片和詩作,都由陳博士帶回美國,並通過關係轉交給了蔣經國。後有人傳來話說:蔣經國看到了照片和詩作時,心情頗佳。   
  蔣經國派人北京見賈亦斌   
  此後不久,一位受蔣經國之托的人秘密來大陸。他既是蔣經國的部下,同時也是賈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賈亦斌,問了賈亦斌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大陸對和談有沒有誠意?第二個問題是你可不可以溝通? 
  對於第一個問題,賈亦斌回答說:「確有誠意。」並請來人回去後轉告蔣經國。賈亦斌還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們的口號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很明顯是要以武力解決。後來,講祖國統一有兩種方式,一是武力,還有一種就是和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政策,和平統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萬不得已如「台灣獨立」或外國入侵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這一轉變是經過慎重考慮後作出的。 
  第二,你也許注意到了,大陸明確了今後要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有一個和平的環境。我們一直在為爭取一個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而努力,怎麼會在自家海峽兩岸搞衝突呢?我們怎麼可能一邊打仗,一邊搞建設呢? 
  第三,如果我們要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那就要渡海作戰。現代的渡海作戰,必定要動用現代化的、殺傷力極強的武器。不僅台灣變成一片焦土,而且臨近台灣的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是大陸經濟發達區域,一旦台海戰爭爆發,這一帶必然要遭到嚴重破壞。雖然統一了,但代價巨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實為上策。 
  至於第二個問題,賈亦斌明白來人說這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賈亦斌與蔣經國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說是相當好的朋友。但賈亦斌起義後,蔣經國欲去賈亦斌而後快,所以怕賈亦斌記仇;二是不知道賈有沒有這個能力跟上層傳話。因此,賈亦斌說:「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大局,我會從大局出發,不會計較個人恩怨,何況經國先生對我還是恩大於怨。」至於有沒有條件去溝通,我說:「我這個人沒有別的本事,就是老實、不講假話,因而有一些朋友,應該可以溝通。」 
  賈亦斌也反問來人,「經國先生有沒有誠意」?來人回答:「經國先生有誠意。」賈亦斌再問,「誠意表現在什麼地方」?來人說:「一是美國人在壓經國先生,想把他換掉。美國人覺得他不太聽話,美國「抑蔣換馬」的念頭長年不散,蔣經國與美國的矛盾始終不得緩解。近幾年,美國一直暗助台灣黨外勢力圍攻國民黨,逼蔣經國放權。二是台灣內部也有許多不穩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陸探親的呼聲越來越高,台北、台中鬧得很凶,老兵們上街遊行。蔣先生說:『他們都是我帶出來的,離鄉背井那麼多年,我怎好強壓他們的請求呢?』這些都需要同大陸接觸,所以蔣先生確有誠意,是認真的。」   
  「尚有餘篇惜未成」   
  賈亦斌將這些情況向上級作了匯報,中央領導同志還請來人帶去一封給蔣經國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蔣經國準備派重要代表再談判時,卻不幸於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傳來,在大陸的原經國先生部屬和舊友,無不為之震驚和悲痛。賈亦斌於次日致電蔣經國治喪委員會,表示深切哀悼。唁電中寫道:「驚聞經國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當年,辱承吾兄知遇,屢委重任,是所難忘。抗戰期間,吾兄深懷國恨家仇,毅然帶頭參加青年軍,主持政治工作,竭盡心力。去台以後,吾兄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近又作出開放台胞到大陸探親之決策,此皆國人所稱道者也。而今統一大業尚待海峽兩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時,不意吾兄與世長辭。溪口一別,竟成永訣,於公於私,均甚痛惜。特電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屬節哀。」 
  賈亦斌感歎道:「蔣經國的去世很可惜,他為推進祖國統一做出了實際努力,突破了昔日蔣介石設置的禁忌,這是非常難得的。」賈亦斌始終懷疑,為什麼一切正朝著有利於統一的方向發展時,蔣經國卻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體狀況基本穩定,沒有一點徵兆,而且死的時候七孔流血。當時有人對蔣經國的死因可疑,台灣曾出過一本小冊子——《蔣經國死亡之謎》,賈亦斌也有同感。 
  蔣經國的猝然去世,對原本發展勢頭較好的兩岸關係是非常不利的。賈亦斌深為痛惜。回顧賈亦斌與蔣經國將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禦侮而合,中以政見不同而分,終以和平統一而合。分合之際,演繹出賈亦斌與蔣經國一生的恩怨情仇。賈亦斌與經國先生,公誼為重,私情難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晚年為祖國統一作出歷史性的貢獻。然而天不遂人願,經國先生在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轉折時不幸去世,怎能不為之痛惜!悲痛之中,賈亦斌當時寫下了《哭經國兄》一詩,表達了他對蔣經國的深切懷念和哀思。詩云:「萍水相逢知遇深,驟聞噩耗淚沾襟。難忘報國從軍志,時憶軫民建設心。開放探親贏盛譽,嚴防『台獨』最傷神。知兄此去留遺憾,尚有餘篇惜未成!」     
  石一宸將軍親歷三次「台海危機」   
  第一次「台海危機」:解放一江山、大陳島(1)   
  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 
  1955年初的一江山島之戰,為石一宸將軍提供了一個表演的舞台,給了將軍一次上演人生光彩的一幕。 
  彭德懷:「用宰牛的刀子去殺雞」 
  攻打上下大陳,解放沿海敵占島嶼是我們夙願已久的。早在1952年4月,中央軍委原作戰部部長張震,曾向聶、粟總參謀長和毛主席報告,提出了攻打上下大陳的作戰方針,並建議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 
  1954年7月,華東軍區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備在9、10月後,以空軍轟炸上下大陳之敵,陸軍攻打一江山,以此打擊美蔣「協防」的陰謀,為爾後攻佔其餘敵占島嶼創造條件。軍區司令部制定了轟炸上下大陳島和進攻一江山島的作戰方案。經軍區黨委批准後,派石一宸帶上作戰計劃到北京,當面向總參謀部匯報。 
  石一宸說:我是8月20日到北京的。我先向粟裕總參謀長和陳賡副總參謀長以及作戰部的首長匯報。匯報完了後,粟裕同志要我明天再來談。次日下午,粟裕同志和張震同志要我和他們一起到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同志那裡去匯報。我匯報得很扼要,整個作戰方案只講了半個多小時。彭總認真地聽我匯報,然後給我作具體指示,他一口氣講了兩個半小時,開始坐著講,越講越激動,最後又站起來講,還一邊走一邊講,講的很多,很具體,很詳細。彭總講的時候,我剛想做筆記,彭總說:「你不要記,要認真聽。只要你真正聽懂了,回去就好匯報。」彭總逐條地講了他對軍區作戰計劃的意見後,強調說,要用宰牛的刀子去殺雞。他解釋說:「人們常說『殺雞焉用牛刀』,這次我們就是要用宰牛的刀子去殺雞。」為什麼要這樣做,彭總講了很多道理,講得都很精闢。彭總講完了宰牛與殺雞的比喻後,接著說:「轟炸大陳的那一天,要想盡一切辦法去查明大陳港內及其附近有沒有美國的軍艦,如果美國的軍艦停泊在那裡,我們暫時不攻擊,等他離開以後再打,這樣可以減少很多麻煩。我們的原則是不主動惹事,但也絕不示弱。如果美機侵入我們的領空,向我們挑釁,則堅決打擊之。要告訴飛行員,美機來犯,力爭將其擊落在我們的領土或領海內,以此作為美國侵略我國領土的罪證。」他還說:「我們的空軍一炸,大陳港內的蔣艦可能向港外機動防空,這時,漁雷快艇可以出擊,具體由張愛萍同志去指揮。」彭總在談到對空軍的指揮時說:「空軍和海軍的航空兵要統一指揮,建議由聶鳳智同志來統一指揮。」他語氣深重地說:「要由有本事的人來指揮嘛!」彭總反覆地講,這次作戰任務很重,政策性很強,組織很複雜,我們又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各方面都要準備好,確有把握後再打,不要急…… 
  彭總接見後的第二天,石一宸便回到南京,立即向軍區首長作了匯報,這時已是8月下旬了。參加作戰的部隊立即進入行動準備。空軍總隊在寧波、筧橋機場進行轟炸地面目標的訓練準備,魚雷快艇在石浦港進行攻擊敵艦艇的訓練準備,並在高島開設魚雷快艇臨時基地。陸軍60師180團先在樂清港隱蔽地進行登陸作戰的基礎訓練,後又調到大榭島、大貓山進行登陸作戰的實戰訓練,先分練後合練,最後進行三軍聯合作戰演習。經過兩個月的準備,我們認為進攻的條件已經具備。 
  11月1日,我軍開始對大陳、一江山進行首次轟炸。當時,美軍的第72特混艦隊的一艘驅逐艦在南鹿山一帶活動,企圖阻撓我解放沿海島嶼。當時,我們估計發起戰役後,蔣軍可能會對我進行報復,美國可能以少量軍艦在他的空軍掩護下以策應蔣軍的作戰行動。我們本著彭總的指示精神,如美艦停在大陳港,我們則暫緩進攻。我發起攻擊後,如美機入侵我國領空,則堅決還擊,盡一切可能將其擊落在我們的國土內。11月1日這一天,大陳港確無美艦,前線指揮部決定按計劃攻擊。我出動轟炸機1個大隊,9架杜—2,另有12架拉—11護航,負責轟炸大陳港內的艦艇及大陳島上被指定的地面目標,另用殲擊機3個大隊壓制大陳島的高射炮兵,負責間接掩護。海軍的9架魚雷轟炸機及12架殲擊機為第二梯隊。這是第一次執行這樣的任務,雖經驗不多,但進行得比較順利。從1日至4日,轟炸大陳共出動各種飛機49架次,投彈721枚;轟炸一江山兩次,共出動飛機63架次,投彈430枚。這次轟炸地面目標的命中率均在90%以上,迫使蔣軍轉入地下。打艦艇的活動目標,炸得不准,只是在精神上給予了蔣軍以沉重打擊。11月5日,我軍在頭門山預先配製的130海岸炮兵擊傷由大陳到一江山巡防的敵艦「永字號」。14日,我預伏在高島的4艘魚雷快艇對由大陳港出巡的護衛驅逐艦「太平號」進行閃電般的抵近攻擊,連發8條魚雷,將其擊成重傷。這個龐然大物拖著濃煙烈火,駛向大陳港,在大陳港的東北角慢慢沉沒。「太平號」軍艦當時是蔣海軍速度快火力強的王牌艦,偌大的軍艦被我們的小快艇擊沉了,實乃一大創舉。這對蔣海軍的震撼很大,同時也極大地振奮了我軍。 
  12月2日,美蔣正式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條約規定,當蔣軍遭我軍武裝攻擊時,美軍應「採取行動」。對此,我前線官兵極為憤慨!大家都說,美國軍艦跑到我們這裡來採取什麼行動!真是豈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要毫不含糊地對蔣軍採取堅決的攻擊行動。   
  第一次「台海危機」:解放一江山、大陳島(2)   
  根據部隊的準備情況和季節性的氣候條件,前線指揮部決定戰役於1955年1月中旬實施。 
  1954年12月21日,我們偵知大陳敵人要換防,為了集中打擊換防之敵,並暫時麻痺一江山的敵人。1955年1月10日,我又出動轟炸機28架次,殲擊機46架次,連續轟炸大陳港內的艦艇目標。由於兵力集中,又吸收了上次轟炸大陳的經驗教訓,這次轟炸共擊毀、擊傷包括「太平號」在內的5艘敵艦。當晚,我海軍又在大陳通往南麂山的航道上擊沉敵「洞庭」號軍艦。至此,我已完全控制了整個浙東戰區的制空權與制海權,並且具有絕對優勢。 
  根據氣象條件和部隊老兵即將退伍等情況,前線指揮部決定1月18日攻取一江山。前線指揮部將計劃報告了軍區黨委,並同時報告了中央軍委。石一宸說:「為便於指揮,前線指揮部由寧波向前線指揮所轉移,並派我由寧波趕回南京軍區司令部作戰室,負責轉報前線的作戰情況和傳達軍委領導的指示。我記得1月17日上午10時,總參謀部的作戰部傳達總部領導的指示。大意是:18日攻擊一江山為時過早,還需要繼續準備,在氣象良好的情況下,確有把握再組織實施。望前線指揮部考慮是否推遲?甚至推遲2、3個月亦可。」 
  「這時,張愛萍總指揮正經由臨海向頭門山指揮所轉移,我立即電話跟蹤到臨海,將總參謀部的指示作了傳達。張愛萍總指揮經過慎重考慮後,立即向陳賡總參謀長報告了戰役的準備情況和他個人的意見。」石一宸說,「記得大意是說:氣象預報18日全天氣象良好,各項準備工作均已完成,大陳港確無美艦,現在各部戰位均已展開,建議仍按原計劃執行。總參首長報告了彭總,彭總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總理。中央授權彭總作決定並全權處理。彭總馬上批准了張愛萍總指揮的建議。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報告了張總指揮。」當時,許世友副司令員正在作戰室,他聽說軍委已批准了,大聲說:「堅決支持張參謀長的意見,不要再干擾張參謀長的行動。」他的話很簡單,但很有力,表達了他的態度。 
  強攻一江山注定是一場硬仗,而且是一場十分複雜的政治鬥爭。一江山是一個不到2平方公里的荒島,它是大陳島的外圍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蔣軍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曾說:「一江山是大陳的門戶,一江山不保,大陳難守,大陳不保,台灣垂危……」蔣經國也說:「一江山是反攻大陸的大門,我們不但要守住這扇大門,還要從這扇大門裡進去,反攻大陸。」足見蔣幫對防守一江山島的重視。美蔣還把一江山視為「保衛自由世界」的前哨據點。因而蔣幫煞費苦心地加強了一江山的防衛,修築了大量的防禦工事,配備了50多門火炮和大量的輕武器,在灘頭水際上設置了很多障礙物和爆炸物,加之島岸陡峭,難以靠船攀登,易守不易攻。蔣軍狂妄地說:「一江山是生物飛不過的鋼鐵堡壘」,是「擊不沉的美國戰艦」。我軍要進攻這種堅固設防的島嶼,必須組織強大的兵力,充分發揮陸、海、空三軍的整體威力才能取勝。 
  三軍聯合進行登陸作戰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課題。部隊在戰前提出了許多問題。比如海軍航空兵和空軍統一指揮,對登陸艦隊如何組織護航;如何以火力支援登陸作戰;如何奪取與保持制空權和制海權;陸軍如何擔負登陸隊和陸上戰鬥隊的雙重任務;野戰炮裝到漁輪上,有的裝到木船上,如何解決射擊精度和各個時節的射擊指揮問題。 
  三軍協同作戰的疑慮也很多。如陸軍顧慮海軍能不能按時把他們運到登陸地點上,同時也擔心空軍誤炸自己的先頭部隊;海軍怕空軍掌握不了制空權;而空軍則擔心支援的炮兵誤傷我低空俯衝的飛機。 
  這些問題都必須事先在戰前解決好,否則難以完成任務,甚至還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聯合指揮部和參戰部隊的指揮員,從我們的實際情況出發,廣泛地開展軍事民主,發動部隊提出問題,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再指導部隊帶著問題練兵。如果練兵中出現了新的問題,我們再研究,再練習。經過反覆演練,終於把部隊反映出來的問題一一解決。實踐經驗證明,這些辦法都是可行的,而且在隨後的戰鬥中發揮了很好的效果。 
  這次登陸作戰,我動用了陸軍4個步兵營,組成為登陸隊;組織了各種火炮283門,支援步兵登陸;還有各種艦艇船隻186艘,各種作戰飛機184架,以保證制空權和制海權牢牢掌握在我軍手上。 
  我登陸部隊5倍於敵,我們的海、空軍處於絕對優勢。攻打一江山島充分體現了「牛刀子殺雞」的精神。總指揮張愛萍將軍風趣地對前來採訪的戰地新聞記者說:「再等一會兒,就是海裡的龍王,今天也不得安寧了。」 
  石一宸當時寫了陣中日記,上面是這樣記載的: 
  18日: 
  8:00—8:30: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對一江山實施第一次航空兵火力準備。同時對大陳敵指揮所和炮兵陣地進行轟炸。 
  12:07:頭門山的海岸炮兵對一江山的山嘴村、海門礁、黃巖礁的防衛工事進行破壞射擊。 
  12:20:支援炮兵群對一江山實施火力準備。 
  12:15—13:22:登陸部隊由金門島、頭門山起航。   
  第一次「台海危機」:解放一江山、大陳島(3)   
  13:05—14:00:船載火箭炮兵對北江之敵進行兩次射擊。 
  13:40—14:00:船載直接瞄準炮兵群進至射擊線對北江登陸點實施壓制射擊。 
  13:05—13:16:海軍第6艦隊的戰艦大隊分別進至南江西20鏈和北江東北40鏈處實施艦炮射擊。 
  13:55—14:00:大陳敵炮兵曾向我登陸隊形進行攔阻射擊,我白巖山海岸炮兵立即還擊,敵炮被壓制。 
  14:00——14:05:我空軍、海軍航空兵對一江山實施第2次火力準備,同時對大陳敵陣地進行轟擊。 
  14:00—14:10:登陸部隊第一梯隊,在殲擊機的支援下完成展開,實施搶灘登陸。 
  14:29—14:49:登陸部隊第一梯隊攻佔了敵人第一道塹壕。 
  15:10—15:48:登陸部隊佔領各制高點和東山頭,戰鬥基本結束。 
  19日2時前,殘敵全部肅清,一江山全部解放。 
  從石一宸當年寫的陣中日記可以看出,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組織工作非常複雜。可喜的是,這次戰役組織得非常周密,作戰指揮和協同關係處理得非常恰當,非常得體。石一宸想,當年的張愛萍參謀長猶如一個大樂隊的總指揮一樣,指揮得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出色地完成了攻打一江山的渡海作戰任務。 
  大陳島之敵跑了 
  一江山之戰,既震撼了蔣家王朝,也震驚了美國。1月24日,美國國會要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認為必要時,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保護台灣和保護軍事上的外圍陣地。美國的海軍部立即揚言:目前對大陳島的任何進攻,都是干涉美國第7艦隊的任務,可能要遭到美國的報復。 
  新中國政府和人民是嚇不倒的,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並要求美國的武裝力量立即從我國的領土撤走。 
  我前線指揮部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經過充分準備後,決定乘勝進攻大陳島。登陸作戰前,我軍又進行了兩次轟炸。第一次轟炸後,大陳指揮部向台灣報告:這裡的通信設備被炸毀了,上下通信聯絡都很困難。第二次轟炸更加猛烈,炸得島上敵人無處可逃。這次大陳指揮部乾脆用明語向台灣方面呼叫:大陳島唯一的水庫被炸,庫水已流盡,部隊和島上居民都嚴重缺水,情況萬分危急。看來,固守大陳的敵人已失去了防禦作戰的信心。 
  美國看到他的恐嚇伎倆沒有被理睬,美國的國務卿自我解嘲地說:如果讓大陳蔣軍撤退,共軍是否不對大陳進行攻擊……這些話,語意含糊不清,但充分暴露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本質。 
  艾森豪威爾發表講話後,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匆忙飛到台灣,首先部署美軍在大陳島的顧問團,並將「西方企業公司」從大陳島的水上飛機場撤到台灣。美國叫嚷的要履行「共同防禦條約」、要對我進行報復這類的話,完全是色厲內荏、藉以嚇人的手段。美蔣一唱一和,鼓噪了半個多月,最後蔣軍不得不從大陳撤回台灣。石一宸說:「我記得是2月5日,美國國防部宣佈,美國政府已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協同大陳島的蔣軍撤退。宣佈的第2天,美國第七艦隊出動包括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掃雷艦等83艘駛進大陳以東海域,幫助大陳蔣軍撤退。撤退時還擄走了大陳島的居民1.8萬餘人,而且大部分是青壯年。」 
  當時指揮撤退的是國防部長俞大維和蔣經國,他倆站在大陳島的高堡上舉目呆望,左邊是剛失守的一江山,右邊是美國軍艦在掩護蔣軍撤退,場面一片混亂。可以想像,他倆當時的心情猶如打碎的五味瓶,不是滋味。 
  大陳的敵人跑了。南面還有披山、南鹿山兩個小島,敵人有一個團的兵力在那裡防守。我們決心迅速攻克它。 
  2月2日,我空軍首次轟炸南鹿山之敵。第一次轟炸過後,披山、南鹿山之敵就慌忙逃跑了。至此,浙江沿海所有的敵占島嶼全部解放。 
  這一戰役的規模不大,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第一次立體實戰檢驗,為我軍日後登陸作戰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石一宸將軍堅毅地對我說:「我雖老矣,但只要國家需要,我當義不容辭,馳騁疆場。不過,我希望世界永遠和平,戰爭永遠消失;希望兩岸通過談判,盡早實現和平統一。」   
  第二次「台海危機」:「炮擊金門」(1)   
  如果說石一宸將軍參與了「第一次台海危機」事件,那麼「第二次台海危機」則是石一宸將軍在前線指揮所直接指揮了這次行動。且看石一宸將軍回憶這一事件的台前幕後。 
  石一宸說,1958年,福建前線部隊在海、空軍的配合下,對金門蔣軍進行懲罰性炮擊,不僅規模大,而且與政治、外交鬥爭配合密切。實踐證明,這一行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炮戰期間,石一宸是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當時沒有參謀長),直接協助韓先楚上將和葉飛上將組織和指揮了這一炮戰行動。韓先楚上將當時患急性肝炎,在北京304醫院治病,待病情穩定後,他於炮戰中期趕赴廈門前線接替指揮。這次事件,就戰役來說並不大,但其意義重大。 
  彭老總親自部署 
  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後,國防部長彭德懷立即召集陸、海、空三軍指揮員開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並作了如下作戰部署: 
  ——這次炮戰以福州軍區的炮兵為主,以32個炮兵營部署在廈門和蓮河地區,負責打擊大小金門的蔣軍,以6個海岸炮兵連部署在圍頭、蓮河、廈門一帶,從3個方向打擊大金門料羅灣的蔣海軍艦艇,同時在廈門和蓮河地區部署高射炮,以掩護地面炮兵的作戰行動。 
  ——空軍採取以小進求大進的方法,進入福建和粵東機場。第一步以殲擊航空兵2個團於27日秘密進入福建的蓮城機場和廣東的汕頭機場。後梯隊4個團於8月上旬至中旬進至福建漳州、蓮城、福州、龍田機場。轟炸機與偵察機部隊,隨後跟進至江西的樟樹及福建的一二線機場。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統一指揮以上行動。 
  ——海軍在浙江的殲擊航空兵應策應汕頭、蓮城的空中作戰,並掩護三都沃的海軍設施。另外集中8個海岸炮連配合陸軍炮擊金門。第一步集中兩個魚雷快艇大隊分別進至泉州的後堵港及東山港待機,8月中旬以後,再集中3個魚雷快艇大隊、兩個獵潛艇大隊和1個高速炮艇中隊,分別進至三都沃、後堵港和東山港。以上由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彭德清統一指揮。 
  葉飛上將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立即召集軍區領導人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研究並確定炮擊金門的具體部署,進一步明確了各部隊的任務,並責令所有部隊一律於7月24日前進入射擊位置,隨時準備開炮。 
  7月初,福建地區不斷遭受颱風襲擊,河水猛漲,山洪暴發,公路橋樑多處被衝斷,鐵路也多處塌方,給炮兵部隊的行動帶來了極大困難。部隊經過艱苦作業,終於在7月22日夜均進到被指定位置。部隊到達後,立即構築工事,搬運彈藥,做好射擊準備,待命開炮。 
  7月27日,彭老總向葉飛上將傳達毛主席當日10時的指示:炮擊金門可推遲若干天,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勢再打。中東問題的解決,還要時間。我們是有時間的,何必急呢……毛主席的這一指示,糾正了前線部隊的急躁情緒,使我們有更充足的時間,繼續加強炮戰的準備工作。 
  雲頂巖上取俘供 
  遵照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福州軍區繼續加強戰前的準備工作。石一宸要求一線部隊指揮員按備戰項目逐個檢查, 發現問題及時糾正。為了把金門島上的指揮中心——防衛部坑道口的確切位置搞得更清楚,軍區情報部向石一宸提出,從在押犯人中進一步瞭解和 核對自己手中掌握的金門方面的情報。 
  有關金門島上的地理環境、交通要道、主要建築、兵力總量、火力部署等等,早已被福州軍區指揮員瞭如指掌,唯獨金門防衛部指揮坑道的具體位置還不十分清楚。只知道防衛部司令胡璉的指揮所在北太武山的山腳底下,但坑道口在哪裡?坑道外面有些什麼設施?胡璉 的活動規律怎麼樣還需要搞清楚。情報部長說,監獄裡面有幾個犯人是到過金門的,建議把他們提來現場審問。 
  石一宸馬上同意這一建議。他們找了三個人,這三人都在金門駐過防,其中有兩個人到過胡璉的指揮部。 
  一天下午,天氣晴朗,太陽從西方直射金門,石一宸在廈門雲頂巖上東望,不用望遠鏡大金門就看得很清楚。按照事前的安排,因這三個犯人不在一處服刑,來一個問一個。石一宸以主官的身份在前面問,炮兵司令員和各炮兵師的師長在後面一面聽、一面看、一面畫。 
  「前面是什麼地方?你認得嗎?」石一宸問第一個犯人。 
  犯人抬起右手向前指,隨即回答:「那是大金門,那個最高點就是北太武山的主峰。」 
  「胡璉的坑道口在哪裡?」 
  「從北太武山的那個主峰向西南傾斜500 米的一個山□口就是。」 
  「口外面有些什麼?胡璉他們每天晚飯前後有些什麼活動?你知道的都要說清楚。不准說謊話,如果事後證明你說了謊話是要加罪的。軍法從事是會殺頭的,我不是嚇唬你,只是要你說實話。」 
  犯人們低頭彎腰有問必答,說話利索,沒有顧慮。 
  石一宸又問了一些具體情況,提問甚全、甚祥、甚刁,邊問邊畫草圖,直到滿意為止。 
  三俘虜講述情況大體相同,對過去情報部門所掌握的一些材料給予了很好的印證。 
  石一宸感到,原先無法穿透北太武山的觀察儀器,現在似裝上了X光機,躲入死角的胡璉那神秘、狡猾的身影,應該說被捕捉到了。   
  第二次「台海危機」:「炮擊金門」(2)   
  數日後的炮擊戰果亦表明,此次提審,對確保把金門打昏、把台灣打痛,作用甚大。 
  根據俘供,胡璉指揮坑道在金門軍事地形圖上由若干個點定位為一個點,範圍由數平方公里縮小至數百平方米。坑口外面有一籃球場。再向前走二、三百米,有一會議廳,也叫「翠谷廳」,為金防部長官會餐、娛樂的場所。圍繞坑道口,還散置著各種保障分隊和設施。國民黨軍通常於下午17時開晚飯。17時30分,當官的大多會走出坑道散步聊天,當兵的則聚集在籃球場一帶打球遊戲……這些情況為我們何時炮擊,第一群炮彈覆蓋在什麼地方,提供了重要依據。 
  石一宸如此設計,在某一天(禮拜六、日自然最佳)的下午17時30分、金防部的國軍弟兄們酒足飯飽出洞散心之後,給他們加點便餐,頭一道菜:6000發炮彈。 
  又一次軍事會議。葉飛審閱修改過的計劃草案,嘴角線非常不易地由「下弦月」變成了「上弦月」。 
  石一宸先開口:「葉政委,到時候,我們的炮要是打不到胡璉的老窩,你找我!」 
  好大一頭牛,從嘴巴裡吹出去了,那顆心臟,在胸腔內又輕輕地敲鼓。到底,我們所有肉眼都未曾直接觀察到胡璉那神秘的窩喲。 
  自信自己的判斷,不等於滿足自己的判斷,會後,他仍要求:直到炮擊前一分鐘,都不能放鬆對金門的偵察。 
  這時,擺在石一宸面前的另一項準備工作是迅速組織空軍轉場,奪取制空權,以掩護炮戰行動。 
  石一宸給我講了一個具體的空戰戰例,說明我們的空軍已經成長起來了。7月19日上午,粵東沿海烏雲低垂,時而雷鳴,時而陣雨。11時,國民黨空軍第一大隊少校副隊長劉景祿帶領美制F-84G型戰鬥機4架,貼著雲層低空向南沃島作例行偵察。他們沒有想到,兩分鐘後,我軍的殲擊航空兵突然出現了。大隊長趙德安率領一個中隊,從粵東機場起飛迎擊,米格-17型戰鬥機4架,在雲下高度150米處完成編隊,閃電般地穿雲上升,巧妙接敵。地面指揮員發出命令:「大膽!沉著!攻擊!」長機首先開炮,劉景祿立即急轉俯衝,企圖逃脫,我機緊緊咬住它,距離150米開炮,將其擊落。劉景祿負傷後跳傘墮海,被我們活捉。其餘兩架,一架被趙德安擊傷,連同另一架倉皇逃竄。激戰三分鐘,我無一傷亡。我空軍入閩後,首戰告捷,這一勝利鼓舞了福建前線廣大軍民,同時也使台灣當局大為震驚! 
  國民黨空軍受到沉重打擊後,想急於查明福建沿海人民解放軍的佈陣情況。於是,改用F-86型截擊機,掩護RF-84型機繼續對沿海進行偵察。8月7日,8月13至14日,接連進行了3次大規模空戰,擊落、擊傷敵機6架。 
  人民解放軍空軍進入福建後,連戰皆捷,基本上奪取了福建地區的制空權。從此,福建人民再也不受國民黨軍的空襲,並且有效地保證了陸、海軍作戰部署的安全。福建廣大軍民高興地說:「福建的天空現在真正解放了。」 
  飛炮炸金門 
  為了懲罰國民黨軍隊的騷擾破壞,並以實際行動支援中東人民的革命鬥爭,毛澤東主席於 1958年8月20日決定:立即集中兵力對國民黨軍予以突然猛烈打擊,把它封鎖起來。過一段時間,敵方可能從金、馬撤兵,或還要繼續掙扎,那時是否考慮登陸作戰,走一步,看一步。 
  這時,韓先楚司令員因病住院,葉飛政委在北京開會,福州軍區由劉培善副政委、張翼翔副司令員主持工作,分工由石一宸在雲頂巖指揮所實施現場指揮。 
  23 日拂曉前,各部均已完成射擊準備。參戰的魚雷快艇和航空兵於22日夜秘密進入戰位。這時459門火炮、80餘艘艦艇,200多架飛機,像猛虎、雄鷹、膠龍一樣,都瞅準了金門島各自的打擊目標。 
  8 月23日上午,統帥部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石一宸報告了劉、張首長以後,立即要炮兵卸下炮衣,擦拭炮彈,搖起炮身,裝定好射擊諸元,只等待開炮的命令了。其著重打擊的目標是金門蔣軍的指揮機關、炮兵陣地、雷達陣地和停泊在料羅灣的海軍艦艇。 
  開炮的時間,規定是17時30分,但開炮以前必須有毛主席的命令。 
  此時此刻,從軍區首長到前線部隊,從北京統帥部到福州軍區首腦機關,從炮戰指揮所到第一線指戰員,猶箭在弦上,只等一聲令下,萬炮齊鳴,威震海疆。 
  這時,石一宸坐鎮指揮所,精神高度緊張,精力高度集中,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擔子有多重,責任有多大。雲頂巖指揮所,是一座三面可以瞭望的鋼筋混凝土巨型觀察所,在他座位周圍擺了十幾部電話機,與各炮兵群、分群均是直達線,同時與各部位能夠通播。有直達線,有迂迴線,還有備份線路隨時都可調用。當時有6位參謀幫助接轉電話。 
  長期從事參謀工作的石一宸,臨戰前的緊張、繁忙,不知經歷過多少次啦,但每一次與每一次的情況、心情都有不同。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他親自將幾種電話機試了又試,認為通話質量有保證,暢通無阻才放心。 
  石一宸回憶道: 
  當時我受命在雲頂巖的指揮所指揮,後面的坑道裡就是負責全面指揮的劉培善和張翼翔兩位中將。我的周圍擺了十幾部電話,保證通信暢通無阻。我一直握著電話,與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保持直接聯繫。王、雷兩位部長則直接與毛主席聯繫。我一直握著電話不敢鬆手,王部長說他也握緊電話不敢鬆手。   
  第二次「台海危機」:「炮擊金門」(3)   
  我記得下午15時就開始問,「王部長,17時30分開炮的命令下來了沒有?」 
  「沒有。」王尚榮部長回答得很乾脆。 
  隔了一段時間,我又問了一篇,還是「沒有。」 
  一直問到17時,王部長也急了,他大聲地用他的家鄉話告訴我:「老石,我比你還急,命令一來,我馬上告訴你。」 
  堅守在第一線的指揮員們也是如此,一個勁地催問我,我也說:「不要問了,拿好電話,聽我最後一道命令吧。」 
  王部長不要我再催,可我還是忍不住地催問,一直催到17時20分,王部長的電話來了:「毛主席命令,17時30分開炮。」 
  我立即向軍區領導劉培善副政委、張翼翔副司令員報告,兩位軍區首長幾乎同聲說:「準時開炮。」 
  17時30分,我下達了命令:「開炮。」話音剛落,2萬多發炮彈即從不同方向向金門蔣軍陣地傾瀉過去。其中,2600多發炮彈直接落在胡璉的指揮所。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恰在金門巡視工作。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胡璉為俞大維一行設宴款待,飯後正在「翠谷廳」附近散步聊天,突然炮彈從空中鋪天蓋地地落下來,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3位中將副司令已被當場打死。俞大維和另一位中將參謀長被打傷。胡璉很狡猾,他走在最後,剛跨出坑道口,炮彈就落下來了,他三步流星地縮回到坑道裡去了。 
  這時,料羅灣煙霧四起,水柱沖天,金門通向台灣的無線電台不斷地呼喊告急:「炮彈像下大雨一樣,這裡被打得沒有一點辦法……」此役共擊斃國民黨軍官兵600餘人,有線電話全部摧毀,人們被打得無處躲、無處藏,到處亂竄,金門一片狼藉! 
  石一宸說,我們發射炮彈3萬多發,打得蔣海軍艦艇紛紛向外逃竄。人民海軍預先準備的6艘魚雷快艇在岸炮火力掩護下,從待機位置迅速進入金門海域,迎頭碰上敵軍的兩艘大型運輸艦,一艘中型運輸艦,我魚雷快艇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直插敵人艦群的縱深,貼近敵艦放射魚雷,一艘被擊傷,另一艘被擊中下沉,艦上蔣軍官兵在濃煙烈火中跳海逃生。 
  蔣軍海上吃虧,便想從空中進行報復。25日下午,蔣軍空軍出動F-86型飛機48架,飛臨金門以東上空,企圖引誘人民空軍出海。在羅裳山指揮的空軍司令員聶鳳智,此前曾親自指揮殲擊航空兵一個大隊起飛待擊,在空中沒有發現目標,隨即返航。機長劉維敏由於技術故障落在大隊機群後面,在漳州以東發現4架敵機,在無僚機掩護的情況下,與敵機展開激烈的空戰。鏖戰8分鐘,他一人擊落敵機兩架。正當他低空飛行追趕另一架敵機時,我高炮部隊誤為是敵機,將該機誤擊,劉維敏不幸犧牲。 
  這是開戰以來,空、炮協同的一個重大失誤。為此,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炮兵司令員陳錫聯上將,親自趕到漳州,現場研究和解決空、炮協同問題。最終制定了空、炮協同四原則,提高陸、空協同作戰的能力。 
  蔣軍連吃敗仗後,於25日停止了海上運輸,後金門告急,又改為夜間運輸。8月26日,中央軍委指示:要嚴密封鎖大、小金門,大小二擔,使其艦船不能海運,飛機不能空投。於是,石一宸又調進兩個遠程炮兵團,加強封鎖料羅灣的蔣軍炮火,從地面、海上、空中嚴密封鎖,切斷金門蔣軍的一切補給。在東海艦隊彭德清副司令員的指揮下,又擊沉蔣艦兩艘。至此,運送金門的物資不及平時的5%,金門敵人少糧缺彈,處境日益艱難。 
  蔣軍用運輸艦運輸的計劃破產以後,9月13日,蔣軍用中型登陸艦拖帶小型登陸艇,登陸艦停在外面,用登陸艇直接搶灘卸載軍用物資,此計遭我炮火猛烈打擊後失敗。 
  9月14日,蔣軍又改用大型運輸艦裝載水陸兩用輸送車,在我炮火射程之外泛水,直接搶灘卸載,空投也增加了運輸機的架次。此法緩解了金門的急需。台灣當局以為此計可行,於是想繼續進行。我們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夜間對料羅灣進行零炮射擊,以增強全面封鎖的效果。從9月16日至9月20日,我炮兵共擊傷蔣軍運輸艇7艘,擊沉水陸輸送車10餘輛,海軍擊傷其獵潛艇一艘,空軍又擊落擊傷F—86型飛機各一架,封鎖效果相當好。金門叫苦,台灣告急,從10月1日起,每日出動運輸機120架次之多,晝夜不停地運。我軍決定用殲擊航空兵,採取「老鷹抓小雞」的辦法,專門打蔣軍的運輸機。10月3日,國民黨空軍大白天出動運輸機39架,在兩批16架F-86型機的掩護下空投。我立即起飛殲擊機3批24架在漳州上空牽制敵人的戰鬥機,另由閩南機場悄悄起飛一個中隊在圍頭東南專門打敵人的運輸機。飛行副團長曹明雙指揮全中隊低空高速進入,實行抵近攻擊,一舉擊落C-46型運輸機兩架,因此蔣介石親自下令,停止白天空投。 
  金門被圍困封鎖,蔣軍三番五次地改變運輸方式,但無濟於事。時至深秋,台灣海峽風大浪高,海運更加困難。但金門物資奇缺,蔣軍只好不惜一切代價加強海運,同時也增加空投架次。根據情況的變化和上級的指示,我遠程火炮和新增的海岸炮均陣地前推,增大對料羅灣的火控範圍,並在蔣軍便於登陸的灘頭,設置移動攔阻與不動攔阻的「火牆」,一旦發現海運,立即打炮封鎖。   
  第二次「台海危機」:「炮擊金門」(4)   
  自9月21日至10月5日,炮兵每天擊中的目標,少則30至50個,多則70至80個,整個金門不是陣地中彈起火,就是營區落彈冒煙,裝備物資損耗極大,人員亦受到重大傷亡。半個月內,我摧毀蔣軍工事241處。蔣軍躲不勝躲,防不勝防,軍心浮動,士氣沮喪,而且物資奇缺,不但大、小二擔,就連大、小金門都被我們打癱了。 
  石一宸說,我派去大擔實地偵察的偵察員回來報告:「我接近大擔,找敵人的哨兵找不到,便直接摸到連長的坑道裡去了。往日見面,他神氣得很,這次躺在鋪板上有氣無力地向我打招呼,他們連糙米都吃不飽,有一股子霉味,飯後他從坑道的低窪處舀了一缸子滲透的水給我喝。他們終日不見太陽,都快成『白毛女』了。這位連長什麼都沒說,在那裡直擺手……」看來敵人確實被我們打癱了。 
  美國人傻眼了 
  我大規模炮擊和封鎖金門,給蔣軍以沉重打擊。蔣介石根據「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要求美國履行條約保護金門、馬祖。美國推辭不得,急調他的第七艦隊一部,集結於台灣海峽地區。至9月初,美國在台灣海峽已集結各種飛機430餘架、艦艇60餘艘。 
  我們已經沉重地打擊了金門蔣軍,減輕了美國對中東人民革命鬥爭的壓力。中央軍委決定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3天,以觀各方動態。同日宣佈中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一切外國軍用船舶和飛機,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不得進入中國領海及其上空。 
  9月4日,杜勒斯發表聲明,大意是美國軍隊將負責保護金門、馬祖。並宣稱不承認中國領海12海里的規定。 
  針對美國的挑釁行為,周恩來總理立即發表時局聲明:中國政府有權對盤踞在沿海島嶼的蔣軍給予堅決的打擊和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任何外來干涉,都是侵犯中國主權的罪惡行為。美國政府如果繼續對中國進行侵略和干涉,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在我停止炮擊的3天中,台灣急忙向金門運輸補給,並要求美軍為其護航。9月7日,蔣海軍副司令黎玉璽及美國顧問,率領2艘運輸艦、5艘作戰艦和美國的2艘巡洋艦、5艘驅逐艦駛進金門海域。11時,運輸艦進入料羅灣港口,在金門守軍炮轟廈門的掩護下,靠岸卸貨。14時45分至19時擔任護航的4艘美國軍艦侵入金門、廈門的領海線以內活動。中國外交部立即發表聲明,向美國政府提出警告。中央軍委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決定於9月8日對金門再次進行一次懲罰性打擊。8日上午,國民黨的2艘運輸艦在美艦的掩護下駛向金門,美艦也侵入中國領海內活動。12時43分,我集中42個炮兵營連同所有的海岸炮兵,突然對料羅灣的蔣軍艦艇及金門島上的重要軍事目標,進行第3次大規模炮擊。美國軍艦倉皇撤至料羅灣外12海里處徘徊觀望,始終沒有向我開炮。當時,我們已經做好了迎擊美艦的準備。如果美艦向我開炮,我立即予以還擊。這次炮擊持續到18時,我共發射炮彈2萬多發。等我停止炮擊時,美艦也向東溜走了。 
  9月11日,美國的4艘軍艦,再次掩護蔣軍的運輸艦、作戰艦共11艘駛向金門海域。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再次進行懲罰炮擊。14時45分,我以40個炮兵營、6個海岸炮兵連對金門進行第4次炮擊。美艦同上次一樣,迅速逃往公海。18時,我停止炮擊,共發射炮彈2.5萬餘發。 
  9月8日、11日的兩次炮擊,使台灣對金門的運輸補給再度發生嚴重困難。同時,又一次在世人面前揭露了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可恥行徑,遭到了世界輿論的嚴厲譴責。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美國人自己套絞索 
  金門炮戰,經過4次大打、83次中打和上千次零炮射擊,大小金門被全面封鎖,海運與空運連遭失敗,蔣軍固守金門困難重重,美國也搞得狼狽不堪,進不得,也退不得,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仍極力要求美國履行「共同防禦」條約,以對付我軍。而美國政府則害怕在這裡越陷越深,想急於脫身,因而向蔣介石提出了撤退金門、馬祖的問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聲稱:「蔣介石在金門、馬祖等島上駐紮軍隊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謹慎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立即表態支持杜勒斯的聲明。但蔣介石並不同意,他說:「我無接受義務」。雙方矛盾逐步加深。看來美國已經自己把一根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面對台灣海峽的鬥爭形勢,是解放金門好?還是把金門留下來?從軍事上講,解放金門已不是問題,條件已經成熟。但毛主席在錯綜複雜的形勢面前,高屋見瓴,提議把金門留下來,以便和美國作鬥爭。因為當時美國已開始勸說台灣當局從金、馬撤軍,搞「沿海島嶼中立化」。美國企圖利用台灣和澎湖列島在歷史上曾被日本割占的事實,推行「劃峽而治」的陰謀,把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在這一新的形勢下,毛主席決定以民族大義為重,暫緩收復金、馬。 
  10月5日,毛主席指示福建前線,10月6日、7日,不打炮,蔣軍向我打炮,也不還擊,觀察兩天,再作道理。接著中央軍委指示:對金門「打而不登,封而不死」。並指出:「在目前宜減輕對金、馬的軍事壓力,使他能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當然又要使其處於緊張狀態,拖住美國不得脫身。在必要時,仍可組織大打。總之臨機應變,主動在我,以利統一解決台、澎、金、馬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轉變。開始,很多同志不理解,後來經過學習,慢慢地明白了。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次「台海危機」:「炮擊金門」(5)   
  10月6日,毛主席親自撰寫的《告台灣同胞書》,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美國人總有一天會拋棄你們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並宣佈暫停炮擊7天。 
  停炮期間,金門蔣軍趕緊裝運物資。可停炮期一到,金門蔣軍又緊張起來。我國防部又下命令,再停止炮擊兩個星期,並告金門蔣軍可以無顧慮地補充物資,以利固守。但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 
  10月18日,美國宣佈杜勒斯準備在21日到台灣與蔣介石會談,美國海軍艦艇竟然放肆地入侵金門海域,為蔣軍護航。為表明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國政府是說話算數的,我於10月20日16時恢復炮擊。杜勒斯提心吊膽地到了台灣,勸說蔣介石從金、馬撤軍。蔣介石卻憤怒地說:「在我活著的時候不會撤軍。」杜勒斯此行碰了一鼻子灰,他勸說蔣介石撤軍的目的是企圖托管台灣,進一步製造「兩個中國」。這是一個陰謀,幸未得逞。 
  10月25日,毛主席再次撰寫《再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中國人的事情只能是我們中國人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計議」,宣佈「逢雙日」不打炮,讓金門等島嶼「得到充分供應」,「以利你們長期固守」,「一致對外」。 
  文告的發表,將台灣當局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處境大白於天下。也宣告了中國人自己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從此,金門炮擊戰進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階段,成為中外軍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觀。美國「劃峽而治」的分裂圖謀被最終挫敗。 
  石一宸將軍說:金門炮戰已經過去40多年了,我現在回想起來,就像吃福建的橄欖果一樣,值得回味。的確,當年炮擊金門的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比如:為什麼選在8月炮擊金門?後來為什麼「打而不登」?開始是嚴密封鎖,後來為什麼又「封而不死」?炮戰後期,為什麼打炮前先告訴對方?後來又出了「單日打雙日不打」的新鮮事,還有我們實行的「絞索政策」等,當時就有很多人「不懂」。現在恐怕還有人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如此明確地把自己的戰略意圖和日期告知對方,這在中外戰爭史上大概史無前例。我把這段歷史講出來,希望能引起人們去思索。我更希望的是,兩岸能盡早實現統一,台海永遠和平,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見證兩岸風雲   
  從「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1)   
  童小鵬真正參加對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後,他作為其中的成員之一做了一些具體工作。當然,這以前童小鵬也一直關心台灣問題。 
  童小鵬,福建長汀人。1930年,他16歲時投身革命。參加過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一直隨周恩來在西安、南京、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八路軍辦事處負責秘書、機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處長、秘書長,中共代表團副秘書長。1947年3月,他回延安後,先後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統戰部副秘書長、秘書長。1958年至1966年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統戰部,1977年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82年退居二線,任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 
  童小鵬對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的演變十分清楚,回憶起來如數家珍。他先向我介紹50年代的對台形勢: 
  1956年以前,我們的對台基本方針主要是武力解決。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中央軍委就積極進行軍事部署,蘇聯政府也準備為我提供解放台灣的渡海設備。中央以朱總司令的名義,鄭重宣佈,「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還成立了由粟裕任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積極籌劃軍事解決台灣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以武力阻撓我解放台灣,插手干涉中國內政,使台灣問題複雜化,解放台灣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與蔣介石集團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列島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我們對此予以嚴厲譴責。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所謂「共同防禦條約」根本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自己祖國完全統一。1955年1、2月間,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海戰役,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 
  毛主席在考慮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也在考慮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主要是基於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使台灣政局趨於穩定,解放台灣面臨客觀上的困難;二是黨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和平環境;三是美蔣在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上的矛盾突出,使和平解放台灣存在可能性。 
  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赴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會議。行前毛澤東和黨中央確定「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決台灣的可能」。會後,經過蘇聯、英國、印度等國的斡旋,1955年8月1日,中美兩國在日內瓦正式舉行了大使級會談,中美之間開始有了外交上的接觸。這為我們和平解放台灣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毛主席和周總理還在不同場合進一步闡明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其主要內容有:省親會友,來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獎;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壞;留蔣軍隊,由蔣治台。 
  為了進一步讓全黨瞭解中央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政策,1955年7月30日,周總理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再次指出,解放台灣有戰爭與和平兩種方式,我們願意採取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到了1956年,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又有新的發展。1月25日,毛澤東在第6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根據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對台基本方針,號召「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統一而奮鬥」。 
  周恩來總理還身體力行,親自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李濟深的前衛士長馬坤時說,如果你到了台灣,請你向蔣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轉達幾句話。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認識毛澤東,也認識我。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最後一次談判是在南京。那次談判破裂後,打了3年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是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總理還說,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人歷史。 
  毛主席也進一步指出,台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以實現祖國統一。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總理對此進一步進行說明,他說: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其實陳誠、蔣經國都是想幹些事的,陳誠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 
  童小鵬說,為了加強對台工作,中央決定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台工作。小組的工作由李克農、羅瑞卿負責,徐冰參加,羅青長、凌雲和我做具體工作。建立了對台工作辦公室,辦公地點設在中南海。那時我還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當秘書長,先前就已經接觸了對台工作。1958年4月,我調到總理辦公室後,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繼續參加對台工作。   
  從「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2)   
  由於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和平解放台灣的措施並取得了成效,逐步影響到台灣內部,引起了美國的不安。毛澤東指出:「台灣只要同美國斷絕關係,歸回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美國不願看到中國的統一和強大,繼續插手台灣問題,企圖製造「劃峽而治」的事實。在美國的唆使下,台灣當局也堅持抱著「反攻大陸」的幻想,不斷出動軍隊,以金門、馬祖為基地,對大陸沿海地區進行騷擾活動。 
  1958年7月,美英相繼出兵侵略黎巴嫩、約旦,中東局勢驟然緊張。蔣介石則以「中東地區當前的爆炸性局勢」為由,在台灣發佈特別戒嚴令,美國也下令第七艦隊處下戰備狀態。平靜幾年的台灣海峽又出現了危機。 
  童小鵬說:「當時我正隨周恩來在上海視察工作,接到黃河花園口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周恩來立即中斷視察工作,7月18日親赴黃河岸邊現場指揮搶險,一直工作18個小時沒有休息。隨後,他立刻趕到北京,同毛澤東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研究處理台灣海峽危機。」 
  1958年8月23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周恩來親自組織了炮打金門的重大軍事行動。用炮火與台、澎、金、馬保持「聯繫」,維持中國內戰的態勢,利用金門、馬祖這個包袱,拖住美蔣,粉碎美蔣達到「劃峽而治」的計劃。毛澤東在炮打金門的前幾天還接見了香港知名記者曹聚仁,讓他把我們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 
  雖然海峽兩岸在軍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國大陸並沒有放棄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種種努力。我們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辦法,繼續開展對台工作。 
  與此同時,毛主席和周總理仍然積極尋求與蔣介石集團對話的渠道。主席說,在台灣的中國人中,愛國的多,賣國的少,要多做他們的工作,積以時日,成效自見。 
  據楊斯德回憶:「總理經常召集我們討論如何解決台灣問題,親自給我們講話,作指示。當時的中央對台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農同志指示我們,把我們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並通過各種渠道散發到台灣。台灣方面馬上就有了反映,還作出了回應。」 
  為了加強向台灣島內宣傳的力度,中央指示,以福州軍區司令部的名義,建立福建前線電台,直接向島內廣播我們的對台方針,讓台灣民眾瞭解大陸,瞭解我們的對台政策。 
  毛主席非常關心對台工作,他從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並始終抓住不放,經常召開會議,研究島內情況,討論對台形勢,謀劃兩岸關係的發展。1959年2月,毛澤東出於對統一祖國的真誠,在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指出,對台灣「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 
  周總理則具體實施毛主席的戰略意圖,他對我們說,台灣問題既是國內問題,又有國際因素,要從中、美、蘇「大三角」的全局來考慮台灣問題。他還指示我們要注意「小三角」(即蔣介石、蔣經國、陳誠)的情況,把工作重點放在「小三角」上。 
  據楊斯德說:「根據總理的指示,我就一直跟蹤研究台灣國民黨當局上層人物的情況,做台灣有關人士的工作。」 
  同時,我們也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中央對台戰略的轉變。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等。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響,紛紛做台灣方面的工作。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致信台灣國民黨軍政要員,說明大陸對台政策,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實現祖國統一。這些行動,對台灣方面也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對台工作事實上已陷於停頓。但從70年代初開始,毛主席、周總理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日關係的正常化,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陪同總理接見特赦戰犯(1)   
  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基本方針後,如何處理好國民黨戰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最早於1956年1月提出了「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毛澤東經過考慮,認為特赦釋放時機尚早,但同意並確定了實行特赦釋放這一大方針。 
  根據周恩來指示,公安部於1956年初就把200多名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集中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管理,開始允許這些戰犯與家屬自由通信,還可以接待親友來訪。 
  「當時我是總理辦公室主任,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也參與了改造處理國民黨戰犯的一些具體工作。」童小鵬謙虛地對我說,臉上的笑容很慈祥。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改造工作採取多種辦法。首先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學習黨的政策,開展討論,進一步清理思想;同時組織他們到全國各地參觀,看看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還堅持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的方針,安排他們參加一定的勞動。周恩來除了在物質生活上關心他們外,他還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後委託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和愛國民主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等人到關押國民黨戰犯的功德林去看望他們,做耐心的說服和開導工作。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黃維起初思想很頑固,不參加思想改造,後來患了心臟病,有關部門想方設法為他治病。黃維很受感動,隨後就消除了牴觸情緒,還積極參加一切改造活動。 
  經過幾年的學習、勞動和教育,功德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思想已有了很大轉變。鑒於此,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9月17日,二屆人大九次常委會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同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發佈特赦令。 
  童小鵬說:我記得《人民日報》還發了題為《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這一舉動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 
  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國家主席令,於1959年12月4日特赦首批戰犯33人,其中原屬蔣介石集團的30名。到1964年4月,又先後特赦釋放了5批戰犯,加上這一次特赦的共6批296人。 
  周恩來一直關心他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情況。遵照周恩來的指示,1959年12月14日,中央統戰部組織安排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首批特赦的11名人員。 
  童小鵬回憶道: 
  這個事是我具體負責的。下午3時,周恩來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習仲勳的陪同下來到西花廳,陪同接見的還有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及著名民主人士張治中、邵力子、傅作義、章士釗、屈武等,我和羅青長也參加了。溥儀因住在他五妹家,單獨用小車去接他,遲到了幾分鐘。當他趕到時,徐冰指著他詼諧地給大家介紹說:「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他是撫順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儀當時身穿一套藍色棉制服,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徐冰介紹完,他轉身向大家頻頻點關致意。在座的大都是第一次見到溥儀,沒想到這位就是3歲就登基的「小皇帝」。 
  11人中,除了溥儀、陳長捷、盧浚泉外,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也是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學生。當周恩來出現在大家面前時,這些人既驚喜萬分,又感到十分羞愧,覺得對不起當年的黃埔老師,真不知該說什麼好。周恩來同他們一一握手表示祝賀。當他走到一位頭髮花白的老者面前時,叫了聲「曾擴情」。這位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擴大哥」,曾經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員,跟隨周恩來參加過第一次東征,他想不到時隔30年周恩來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淚流滿面,抬起頭來半晌才說了一句話:「周先生,我走錯路,對不起你!」當周恩來走到溥儀面前時,和他拉起了家常。溥儀說到了他過去的罪行,表示要繼續反省。周恩來說:「溥儀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時才3歲,可以不負責任,但偽滿時代你要負責任。」溥儀激動地流著眼淚說:「周總理……」再也講不出話來了。 
  周恩來揮手示意大家坐下,以他那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一周,詢問了每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和家庭情況。當聽到楊伯濤介紹說,他的妻子沒有追隨胡璉的第18軍逃往台灣,而是自食其力撫養子女上學。周恩來點頭微笑,連連稱「好」。周恩來又詢問了杜聿明的年齡和健康情況。杜聿明回答說:「已經55歲,身體健康。」周恩來說:「還年輕嘛,還可以為國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聽了周恩來勉勵自己的話,非常內疚地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跟老師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負老師的教導。」周恩來說:「你過去是有罪的,認識了,願意改就好嘛!說起來,這不能全怪你們,我也有一定責任。你是黃埔的學生,我當老師的沒有把你們教育好,走上了另外一條路。」杜聿明非常感動,心情激動地一再表示要改造自己,戴罪立功。周恩來還寄語杜聿明向台灣傳話說:「海峽兩岸人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一家人……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   
  陪同總理接見特赦戰犯(2)   
  周恩來與大家分別交談後,鄭重地說:「政府對戰犯實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說,你們經過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現,實行特赦,已經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過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為教訓,繼續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來對他們談了4個問題:即立場問題、觀點問題(包括勞動觀點、集體觀點、群眾觀點)、工作和生活問題、前途問題。這些問題都非常富有針對性和教育意義。在談到工作和生活問題時,周恩來還特地囑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來最後說:「愛國一家,不分先後,來去自由。你們願意的話,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灣也可以。回去後想再來也可以,要到別的國家也可以。」 
  周恩來講完後,章士釗就說:「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對各位進行特赦,這在我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總理的講話指示去辦。」 
  接見一直持續到下午5點才結束。這11人依依不捨地向周恩來鞠躬告別,愉快地離開了西花廳。 
  這次接見,對這些特赦人員的思想震動很大。此後,中央統戰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強赴浙江原籍、楊伯濤到湖南原籍探親外,隨即把散住其他旅館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門內的崇內旅館。溥儀也從其五妹家遷過來和他們一起組成一個學習小組。這期間,中央統戰部派了專人指導他們進行政治學習,還組織他們參觀了北京的名勝古跡和工農業生產情況。以後還為願住外地和親屬團聚的曾擴情、盧浚泉、陳長捷、邱行湘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還為他們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歡送宴會。自願留在北京的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鄭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親後又返北京的周振強、楊伯濤2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勞動鍛煉體驗生活後,1961年3月經中央同意,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即都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正式參加國家機關工作,獲得了新生。 
  周恩來對後來的幾批特赦戰犯也同樣很關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統戰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見活動。 
  童小鵬說,我又具體負責安排這次的總理接見。這次接見的是康澤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員及家屬40多人。陳毅副總理及張治中、傅作義等愛國民主人士,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陪同周恩來接見,我和羅青長也一同參加。 
  下午4時,周恩來等一行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大家就座後,陳毅首先說:「總理很惦記各位,特邀請大家來這裡見面談談。總理為此親自打電話通知我,要我來參加。我也是政協副主席,對各位也負有責任,很願意來參加這次集會,和大家見見面。」他談到台灣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語,說特赦人員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態說:「請大家不要有顧慮,把話講出來,以便採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們的生活、行動都很自由,一切統由自己安排,沒有任何人干預,請兩位總理放心。」 
  周恩來接著講話,說明了接見的緣由。他說近兩年由於國內國際的事情較多,沒有機會同大家常見面,現在前三批特赦釋放人員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員集中學習參觀也即將結束,有幾位要離開北京回家鄉去,因此,找這個機會見面談談。 
  周恩來談古論今,旁徵博引,從西太后講到蔣介石,形象地說明了我黨統戰政策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是有利於民族和人民的大團結的。 
  周恩來還進一步解釋陳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說:「大家對於陳毅副總理提出的『自由』這兩個字,要有正確的理解……對於『自由』問題,陳毅同志提了出來,提得很及時,我希望大家多多考慮,最好多學點馬列主義哲學理論,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隨後介紹了有關台灣的情況,並又一次強調了立場問題的重要性。談話中再次表達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團結一致共同對美、早日回到祖國懷抱的真誠願望。接見結束後,周恩來還邀請全體人員合影留念,並在新疆廳設宴招待了大家。 
  這些特赦釋放人員,都很感激黨和政府的寬大政策,認為黨和政府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繼續學習、改造,為祖國建設和統一大業貢獻餘生。我們通過這些人把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傳到社會各界,傳到港、澳、台以至海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1964年,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全國政協特邀了杜聿明、溥儀、宋希濂、范漢傑、王耀武、廖耀湘6人為全國政協委員。黨和政府的寬大與信任,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們利用廣播、書信和撰寫文章等各種方式為祖國統一大業而積極工作。僑居海外的特赦釋放人員也不忘周恩來的囑托,積極為統一大業奔走呼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我們對戰犯「一個不殺」,並給予寬大釋放,使台灣當局感到意外,陣腳大亂,不敢面對這一人心所向的現實。台灣當局封鎖消息,稱是中共的「統戰陰謀」,可等到有些特赦釋放人員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其宣傳也就不攻自破。 
  我們考慮到,美國一直干涉中國內政,插手台灣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美國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絕不是為了台灣人民。因此,從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也要不斷地調整和發展,並對蔣介石表現出合作的誠意和靈活性。   
  周恩來做台灣上層工作(1)   
  進入60年代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了改變。美國一方面加強與中國政府的接觸,另一方面又向台灣當局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繼續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美蔣矛盾加深擴大。毛澤東認為這是我們開展對台工作的好時機。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經與周恩來研究商討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確定了對台的總方針是: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毛澤東還提出了對台的具體政策,周恩來將其歸納為有名的「一綱四目」。 
  「一綱」: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 
  「四目」:(1)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台灣可以派人來參加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灣擔任領導職務。 
  (2)台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 
  (4)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毛澤東講,你不派白色特務,我不派紅色特務。 
  為了把中共和談的誠意和信息傳遞到台灣,我們通過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和影響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民主人士,分頭尋找線索和渠道轉達。 
  童小鵬回憶:1962年,有一次,周恩來邀請張治中、傅作義、屈武等在釣魚台吃飯。席間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希望他們寫信給台灣當局,告訴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後來屈武給於右任寫了信,張治中、傅作義給蔣經國、陳誠等人分別寫了信,轉達了周恩來的意思。 
  對於中共的一片誠意,蔣介石也曾派了一些人來。周恩來分析,這是蔣介石的一種政治手腕,想刺探我們的高級情報,摸我們對台政策的底牌。有一次派了四個人,三個到北京,一個留在香港。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會見了其中幾個人,並說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論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只要我們心中有數,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 
  我們建議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雖一時難以實現,但也確實對台灣產生了影響,兩岸關係有了相當的緩和與發展,並達到了「促蔣拒美劃峽而治」和「聯蔣抗美」的目的。毛澤東指示,解決台灣問題要靠實力派,主要是指蔣氏父子和陳誠,但蔣陳之間也有矛盾,我們做了些工作化解。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我們捎了話,表示贊成,支持蔣,促進他們內部團結。 
  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企圖在是否從金門、馬祖撤退的問題上離間陳誠和蔣氏父子的關係,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實現「兩個中國」的目的。毛澤東、周恩來經過分析,決定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團結來擊破美國「拉陳抑蔣」的陰謀。 
  周恩來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他認為陳誠「還有些民族氣節,看來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台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即蔣、陳的切結,把軍隊抓在手裡,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周恩來申明:只要他們一天能守住台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麼,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係。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 
  8月,陳誠訪美。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他看,想以此進行拉攏。陳誠看後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做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 
  鑒於陳誠思想的發展,周恩來進一步抓緊了爭取台灣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並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談到對台灣的政策時,信中除重述過去對台灣回歸祖國後的建議外,並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台灣歸還祖國以後,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周恩來表示,過去送去的一些信件雖然大都是以個人名義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灣政策是不改變的。 
  周恩來代表中共表達的和談誠意和提出的具體建議對台灣當局深有影響。陳誠表示說,他要對歷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 
  1963年7月。周恩來獲悉陳誠提出辭職的消息後,於9月約見張治中、傅作義商議此事。周恩來分析陳誠辭職不外三個原因: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說:「不管台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來出訪亞非14國期間繞道廣東,會見去台灣的有關人士,希望他轉告陳誠及台灣當局,美國正採取更多的行動,要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面看,台灣歸回祖國固然好,即使暫缺那也無損於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唯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周恩來做台灣上層工作(2)   
  1965年3月,陳誠病逝。陳誠是個有民族氣節的人,他留下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陳誠的這種態度說明他還是有愛國心的,也說明周恩來爭取他支持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一片苦心沒有白費。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去世後,周恩來繼續堅持不懈地對台進行爭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講到: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後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種,把路開對了就行」。     
  特赦戰犯始末   
  特赦戰犯始末   
  「特赦」,曾經一度是出現頻率較高的名詞,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過巨大反響。到了1975年,所有戰犯,包括美蔣特務和特務船船員全部被特赦釋放,至此,中國再無戰犯。原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劉小萍回憶起這段歷史,仍然令人難以釋懷,耐人回味。 
  劉小萍,1930年1月生,山東日照人。1949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南下,先後在上海市貿易總公司接收科、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人事處工作。1950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畢業後,先後在上海市商業局和中央華東統戰部工作。1955年後,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幹部處秘書、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局長、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1992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特邀顧問。曾經是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劉小萍拿出歷次特赦戰犯的名冊,小心翼翼地翻看著每一本,詳細地介紹每次特赦戰犯的具體情況: 
  從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戰犯。全部戰犯共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蔣幫戰犯263名(將級:113名,校級:119名,黨政:23名,特務:8名;)偽蒙戰犯5名;偽滿戰犯28名。占戰犯總數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沒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共293名。這樣,7批特赦戰犯共589名。還有267名戰犯是刑滿釋放、到了年齡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錯了的起義投誠人員。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蔣幫戰犯30名(將級:16名,校級:9名,黨政:4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鄭庭笈、宋希濂、陳長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蔣幫戰犯45名(將級:13名,校級:26名,黨政:5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漢傑、羅歷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蔣幫戰犯61名(將級:27名,校級:28名,黨政:4名,特務:2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偉儔、何文鼎、孫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蔣幫戰犯30名(將級:17名,校級:11名,黨政:1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康澤、孫渡、嚴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蔣幫戰犯45名(將級:20名,校級:23名,黨政:2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蔣幫戰犯52名(將級:20名,校級:22名,黨政:7名,特務:3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方靖、孔慶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蔣幫戰犯219名,黨政21名,特務50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2名。   
  「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在解放戰爭時期被人民解放軍俘虜的戰爭罪犯,當時正在全國各地監獄關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發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的號召。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台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並對各方面情況作了分析和研究,認為已經初步具備了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當時,國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已提前完成,政治、經濟出現空前穩定。從戰犯本身的情況看,他們雖多是有過重大罪惡,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眾直接接觸較少,不像直接壓迫人民群眾的惡霸地主那樣,不殺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憤。再說,經過幾年的關押改造,他們之中的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釋放一批戰犯,將有助於孤立、動搖、瓦解境內外反動分子,同時有助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當時,根據周恩來闡明的對台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佈,國民黨去台人員只要回到祖國,不管什麼人,將一律既往不咎。在這種時候,釋放一批戰犯,將會有利於加強台灣與大陸的聯繫。 
  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在向黨、政、軍、群等系統徵求意見的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3月14日,在北京召開了政協常委二屆十九次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周恩來關於釋放戰犯的提議。會上,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題報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作了發言,具體說明這一重大決策的目的、方針和步驟。他明確提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他說:「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台灣的影響相反,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只是要殺的,增加了台灣的恐慌。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合。」 
  會議對這個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立即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恩來同意後一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完滿,收穫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做了。」周恩來提出:「我們要影響台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的,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後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對戰犯釋放後的安排,周恩來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後到各地去參觀,允許親友看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後,對祖國的形勢有所瞭解後,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他認為都去台灣的意見是不現實的,蔣介石消受不了這些高級將領,同時也會狐疑鬼猜,會認為我們放人是有鬼的,他什麼都懷疑,連美國人稍微青睞一下孫立人他都不能忍受。周恩來說,台灣的工作是要做的,至於如何做可以跟這些「將軍」們談談。他表示,如果我不是總理,倒願意跟這些人多談談。他還說:「毛澤東曾指示應跟他們講清楚,放他們出去,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願意去台灣的可以去台灣,願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罵我們,連海外的人在內,罵我們的有那麼多人,這幾百人數目很少,如果你們罵完了,又想回來,我們照樣歡迎,會不會回來再把你們抓起來?不!我們保證。我們不跟你們絕交。」周恩來強調,這個話,我們說了算數,我們大家都贊成這樣做。今天大家都在場,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來去自由,言論自由,罵完了我們,高興回來,我們歡迎。這是有言在先,我們說了這個話,不光這一代,下一代也算!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提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毛澤東經過反覆考慮後,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瞭解,也沒這個必要。」   
  「改惡從善」,一視同仁(1)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被俘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在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逮捕的國民黨人員極為複雜,為確定戰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個戰犯標準,即在解放戰爭期間,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將、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可列為戰犯。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戰犯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方針確定後,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成立了由羅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榮組成的「處理戰犯專案小組」,專門負責此項工作。 
  為加強對戰犯的統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對全國各地的戰犯實行大集中,分別關押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內蒙古6地的戰犯管理所。戰犯中的200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路一號,佔地近百畝,監房能容納千人以上。 
  這裡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廟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為一座監獄。1915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期間,司法總長羅文干最終完成了這座監獄的全部改造,後來成為國民黨北平「第二模範監獄」。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就是在這裡被敵人殺害的。 
  新中國成立後,這座監獄被公安部接管,成為關押和改造戰犯的一座監獄。功德林一號關押的這些國民黨戰犯情況比較複雜,改造的難度很大。這些人長期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甚至直接參與了蔣介石集團的諸多重大決策,是蔣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實力的人物,反動思想根深蒂固。他們中不少人自命為蔣介石的信徒,認為蔣介石才是中國的「正統」,是「為國為民」的。他們對於戰敗不服氣,不認輸,認為今天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打了敗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他們認為既然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就不應在共產黨面前低頭,「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長時間轉不過彎來。 
  針對這些觀點,為加強對戰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採取了多種辦法。首先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論書籍和參考資料,中心是解決對蔣介石的認識問題。他們通過自己看書學習,進行探索和辯論,最後在大量的事實面前終於得出了正確的認識:蔣介石違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蔣介石統治下,使中國進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結合理論學習,還組織他們到東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漢等地參觀,讓他們親眼看看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管理所還堅持思想改造與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安排他們到北京遠郊參加勞動。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委託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及愛國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蔣光鼐、鄭洞國、侯鏡如等先後到功德林看望他們,做說服開導工作。 
  對戰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採取既嚴肅認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則。切實尊重他們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嚴禁打罵體罰和侮辱人格的行為。注意他們的飲食、衛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時組織一定的文娛活動和體育鍛煉。對他們的身體,定期進行檢查,有病及時治療。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組織名醫會診、搶救,配備較強的力量進行護理。還幫助他們鑲牙、配眼鏡、安裝假肢等。這樣,從各方面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保證身體健康,使他們深受感動。 
  通過以上這些工作,對戰犯們轉變立場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說:「人非木石,孰能無感,我就是在這種恩情感動下才使這顆凍僵已久的心復活起來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戰犯說:「黨不僅改造了像我這樣罪該萬死的罪犯,並想盡各種辦法治好了我過去腐化生活帶來的髒病。對黨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我永世不忘。」一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說:「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還寶貴。我這個過去長期與人民為敵的戰爭罪犯,今天能改造成為新人,完全是毛澤東思想對我教育的結果,真是『頑石點頭',真理服人。」 
  杜聿明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深受蔣介石器重。解放戰爭時期,他曾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後任徐州「剿總」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澤東以中原、華東兩大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沒有使他覺悟。他在淮海戰役中被俘後,陳毅司令員與他談話,他也拒絕談任何問題。一直到他被送到山東濟南解放軍軍官教導團,他仍不服罪,動不動就發火。1950年11月他從濟南轉到功德林時,被戴上了重重的腳鐐。這次被送往北京,他認為自己罪惡深重,必被處死無疑。因此,他在棉褲裡藏了60餘片安眠藥,企圖等待適當時機自殺。 
  管理人員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動態後,便有的放矢地對他進行正面教育,著重讓他學習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時,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明確指明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只要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確有實際表現的,必會得到寬大處理。同時,還反覆以同是名列44名頭等重要戰犯之一的傅作義將軍的事例,對他啟發開導,漸漸地使他認識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贖罪,爭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並交代了私藏安眠藥片的來源。原來,他在山東解放軍軍官訓練團期間,以失眠為由,多次向我軍醫零星地要來安眠藥片,積少成多,並在深夜裡偷偷拆開棉褲,把藥片裝入褲內縫好備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幹這種自絕於人民的蠢事了。   
  「改惡從善」,一視同仁(2)   
  多年來,監獄的管理幹部對他關懷備至,為他治癒了多種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燒不退,醫護人員為他打針、服藥。管教處的姚處長徹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這一切深深感動了杜聿明。他激動地對姚處長說:「沒有你們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陳賡大將來功德林視察後,杜聿明含著熱淚對管理人員說:「我和陳賡大將是黃埔一期同學,當年我倆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卻走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他走對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將,而我卻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後來,又經過一系列的參觀訪問,促使杜聿明的立場和思想有了一個較大的轉變,被第一批特赦釋放。 
  在功德林一號管理的國民黨戰犯黃維當初是表現最差的一個。黃維原是國民黨12兵團司令,黃埔一期畢業生。十年內戰時他爬到中將師長的地位以後,得到蔣介石的寵信,後來接任陳誠精心培植的第18軍中將軍長,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後,死抱著「不成功則成仁」的信條,對蔣介石忠貞不貳。他初到功德林時,牴觸情緒很大,處處與管教人員對立。他認為自己所以成為階下囚,就是因為打了敗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自己「無罪可悔」。在學習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而且,對其他認罪悔過的戰犯,還大肆譏諷挖苦。1952年黃維在一次學習中不僅不揭露蔣介石的罪行,反而發表攻擊誹謗我黨領袖的言論。事後,他又拒寫檢查。為此,戰犯們群情激奮,黃維又口出狂言辱罵,學習組長董益三等便動手打了他,黃維也不肯示弱,結果雙方打成一團。幸被管理員發現,及時制止。為此,管教人員在認真調查核實事實的基礎上,不僅對黃維的惡劣表現進行了嚴肅批評教育,同時,對動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進行了批評教育。這樣解決之後使他深深感到共產黨人處事公允,思想上開始有所改變。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得到徹底轉變是不容易的,為了逃避改造,在監獄內他多年進行「永動機」的研究,想以此作為捷徑,幻想得到人民的寬恕。 
  促使他轉變立場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關押期間我們監獄竟然治好了他長期纏身的痛疾頑症,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黃維患有多種結核病。1953年春結核病發作,病勢兇猛,尤其是腹膜結核發展為腹膜炎,出現了大量腹水,兩腿腫脹,不能下地,病情嚴重。管理所當即把他送到醫院住院治療。為了治好他的病,還請了北京著名的醫學專家前來會診,並不惜一切代價,為他注射進口的鏈黴素。周總理辦公室也多次詢問黃維的病情,並指示一定要盡全力搶救其生命。陪住幹部精心照顧,不僅送水餵飯,還要端屎端尿。就這樣,經多方全力搶救,終於把奄奄一息的黃維救活。 
  黃維病倒了4年多,這4年他思想發生了急速轉變。他病癒出院後,滿懷深情地說:「是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樣重的病,又病得這樣久,若在過去,雖然我是國民黨的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 
  在長期的養病過程中,黃維對被俘後的種種言行和表現進行了冷靜的分析,對過去從不願意讀的馬列主義書籍和毛澤東著作也有了興趣。病好以後又到社會上去參觀,受到生動的事實教育,思想上有了較大的轉變。對這一轉變過程,他作了這樣一段總結: 
  我是罪大惡極的戰犯,解放後受到寬大和改造,由於以前特別是解放初期幾年我以為改造政策不能決定我的前途,不能解決我的問題,而只有立功贖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寬大處理,妄圖以發明創造為捷徑,以幻想的黃維永動機為立功贖罪的法寶,從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監獄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長期重病,難安心於改造。現在,為了懲前毖後,對症下藥,治病自救,第一,痛下決心摒棄一切幻想,以絕禍根,今後保證絕對不再有黃維永動機發生。第二,從思想上堅決消除和改正發牢騷、說怪話的思想根源和醜惡性格。第三,從此低頭認罪,誠心服法。第四,堅決以思想改造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後老實學習。總而言之,我現在低頭認罪,誠心服法,老實學習,埋頭改造,努力耕耘,不問收穫,從頭改造,爭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錯誤和罪行還能得到政府寬大,允許我有走向新生的機會。 
  1959年,黃維被轉到秦城監獄。這是他與前半生決裂的關鍵一年。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從此開始交代自己的歷史罪行,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黃維被轉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黃維隨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釋放。黃維的身體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沒有我們的精心照顧,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黃維心絞痛突然發作,瀕臨死亡。他被緊急送到當時東北最好的醫院進行搶救。中央領導指示公安部,要確保黃維的生命安全。公安部還派了兩位同志赴東北具體瞭解黃維的治療情況。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黃維終於轉危為安,恢復了健康。 
  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令黃維很感動。他激動地說:「聽到我被特赦,無限鼓舞,無限感激。我決心繼續靠攏人民,重新做人,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解放台灣事業貢獻力量。」黃維還當場做詩一首表達自己的激動之情:「黨恩浩蕩給再生,寬大改造換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後,誓獻餘生為人民。」 
  黃維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改惡從善」,一視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後,82歲高齡的黃維重訪撫順戰犯管理所。他不住賓館硬要住當年關押的地方,便在2號監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員座談時他滿懷深情地說:「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過去我在改造中表現是不好的,經過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這個頑固分子變成新人。沒料到我還能活到現在。這主要是黨的照顧和關懷,是共產黨的政策好!」4年以後,黃維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周恩來親切接見特赦戰犯(1)   
  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佈實行特赦是適宜的。 
  9月17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並同意毛澤東主席的建議,作出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佈特赦令。 
  這個消息一公佈,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現抄錄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週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是中外歷史上對於罪犯從來未曾有過的深恩厚德,使我們深深地感到無比的興奮和無限的感激! 
  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實際執行者,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壓搾和殘害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死有餘辜。十年來在黨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們逐漸恢復了人性,明辨了是非,從而樹立了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思想基礎。黨不僅寬恕了我們的罪行,而且把我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裡拯救出來,使我們得有今天的新生,黨之於我們,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莊嚴保證,今後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工作和勞動中,誠懇踏實,力爭上游,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台灣的鬥爭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後,我們謹以無限感恩圖報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禮! 
  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佈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發放特赦通知書。在特赦大會上,被特赦的戰犯表示非常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使他們改邪歸正,從此獲得新生,並決心繼續改造思想,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戰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爭取早日獲得特赦。 
  這次宣佈的首批特赦戰犯共3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會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10個人和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末代皇帝溥儀專門組成一個小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負責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們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下一步應該如何走,是每個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同樣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關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溥儀等11人乘專車駛進中南海西花廳。工作人員和藹地告訴他們,這裡就是周恩來的家。 
  周恩來,這是他們非常熟悉的名字。這10名國民黨將軍中,除陳長捷、盧浚泉外,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今天,能夠見到30多年前的老師,心情格外驚喜,也感到十分的慚愧。有人後來回憶說:「想起自己在黃埔軍校畢業之後,走了一段漫長的反革命道路,成為罪行纍纍的戰犯,真不知該說什麼好,喜悅和羞愧之情頓時交織在一起。」 
  周恩來在陳毅副總理、習仲勳副總理以及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滿面地走進了客廳。大家同時站了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位30年前的老師,這位當年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示意大家坐下。他親切地同大家交談起來,逐一問起每個人的身體情況和家庭狀況。他對曾擴情說:「我在黃埔軍校時年齡還不到30歲,當時感到壓力特別大。」曾說:「我那時已30開外了,我這個學生比老師還大幾歲哩。」當時,曾擴情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員。 
  周恩來又轉向杜聿明,詢問他的一些情況。杜聿明慚愧地低下頭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回答說:「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有教好。」 
  張治中指著鄭庭笈向周恩來介紹說:「這是鄭介民的堂弟。」鄭介民在1946年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是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來說:「我知道。」接著,他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 
  鄭庭笈告訴周恩來,他原來的妻子叫馮莉娟。1948年鄭被俘後,他的朋友為馮莉娟準備好了去台灣的船票。但是,當她聽到鄭被俘後在哈爾濱發表的一篇講話後,就決定留下來,在海南島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戰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無法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她決定和鄭庭笈離婚。 
  周恩來聽後沉思片刻轉過頭去對張治中說:「那你們應該動員他們復婚嘛!」 
  周恩來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語的末代皇帝溥儀,就同他談起了滿族的風俗禮節。陳毅在旁邊風趣地插話說:「我當年在北京讀書時,還是你的臣民呢。你當時出來時,我們還想看看你這個皇帝呢。」   
  周恩來親切接見特赦戰犯(2)   
  在輕鬆風趣、和諧親切的氣氛中,周恩來把話轉入了正題。他勉勵大家通過加強思想改造,站穩民族立場和勞動人民的立場,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學習馬列主義,培養勞動觀點、集體觀點,加強群眾觀點,要認罪服法,重新做人。關於前途問題,要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做新人,有奔頭。希望他們相信黨和國家,特赦後會信任他們,用上他們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屬的都可以。兩個月後再考慮安排工作。他還說,你們當中與台灣有聯繫的人,可做點工作,慢慢做,不著急,個人寫信靠得住些。 
  周恩來講完話後,張治中說:「你們中的大多數過去是黃埔學生,你們沒有聽周主任的話走錯了路。現在周主任釋放了你們,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來明確地表示:「張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們應該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挽救了你們。」 
  傅作義激動地說:「我同你們一樣,過去也曾是一名戰犯,只不過比你們早覺悟一個時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來說:「是啊,應該承認,對你們是一種特殊環境中的強迫改造,你們應該想想如何從強迫改造進入自覺改造。」 
  對於這次會見,楊伯濤後來感慨地回憶說:「這種對待俘虜的做法自古以來是沒有的。我為什麼擁護共產黨,因為我是過來人,我看到過國民黨的興盛,也看到過他的衰敗。我為國民黨做過19年事,又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產黨才有這種胸懷。而周恩來使我形象化地認識了共產黨。」   
  周恩來當紅娘,戰犯重續姻緣   
  特赦釋放後的戰犯,全部獲得了新生。這些人被釋放安置後,都由各級統戰部門負責管理。他們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陸的都與家人團聚了,有一些人還安排了重要職務。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漢傑、沈醉、廖耀湘、鄭庭笈、楊伯濤、周振強、李仙洲、羅歷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後一批釋放的黃維、文強等先後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絕大多數人擔任了各級政協文史專員、秘書專員、資料員和參事。也有極少數在農村和工廠。他們都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許多人還以嚴肅的態度寫回憶錄,以求後代有所借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少人還參與對外交往活動,同台灣的親朋故舊書信交流,為統一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 
  在黨的正確政策感召下,特別是由於周恩來的關懷,杜聿明在政治上進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後,周恩來經常請他參加一些外事活動。1960年,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蒙哥馬利元帥,杜聿明作陪。當時,蒙哥馬利問杜聿明:「你的百萬大軍到哪裡去了?」杜指指陳毅,笑笑說:「都送給他了。」蒙哥馬利又問:「一個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個。」這時,周恩來在一旁插話說:「你也進入了社會主義。」蒙哥馬利從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杜聿明等人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站在政治生命的一個更高的起點上。 
  1959年12月,周恩來曾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事隔一年之後,1960年10月19日,周恩來委託張治中在頤和園邀集黃埔同學聚會時,周恩來還記掛著這件事。他一見到鄭庭笈,第一句話就問:「你復婚了嗎?」 
  在周恩來的進一步關懷下,1961年3月,鄭庭笈被分配到政協任文史專員,每天到文史資料委員會去上班。全國政協將他的妻子調到他身邊做打字員,為他們夫妻重聚創造了條件。不久,鄭庭笈夫婦終於重新恢復家庭關係。他逢人便講:「如果沒有周總理,我們夫妻不會破鏡重圓,我們的家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可以說,周恩來就是我們的紅娘。」 
  新中國特赦釋放在押國民黨戰犯,不少特赦人員通過書信、廣播、撰寫回憶錄等各種方式為祖國統一大業積極工作,對溝通兩岸關係,對和平統一祖國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1984年,鄭庭笈到香港探親,與在台灣的老部下通電話。對方聽到他的聲音又驚又喜。這位老部下告訴他,許多戰犯在台灣的親朋好友都入了教會,每天到教堂祈禱,請求神靈保佑他們在大陸的親人平安。當得知他們不僅獲釋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時,深受感動,希望台灣當局能作出相應的表示。1985年,僑居美國而趕回國參加政協會議的宋希濂說:「幾十年過去了,許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來會面的情景仍記憶猶新。周恩來生前最關心台灣問題,希望我們發揮作用,我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實現他的遺願。」   
  中國無在押戰犯   
  據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回憶: 
  還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總理已經病得很重,連走路都已經很困難。但他仍然關心著台灣問題的解決,關心著台灣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為解決台灣問題,再出一份心力。總理不顧個人安危,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工作時,毛澤東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後被我俘獲的美蔣派遣的一些武裝特務。 
  我記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總理剛從長沙回京,就通過保密電話通知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公安部配合,組成一個小組,清理一下在押戰犯名單。當時,我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兼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就開始著手這項工作。我知道,總理要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盡可能地為解決台灣問題多做些事。 
  我們好不容易從「牛棚」裡和「五七」干校找回來幾個老所長和老管教幹部,總算查清了在押戰犯的人數及其現實政治表現、身體狀況等等,列出了準確的名單。 
  討論戰犯名單及釋放後的安排、待遇等問題就搞了好幾個月。經與當時剛從『五七』干校回來,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童小鵬、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公安部軍管幹部負責人施義之等反覆商討,最後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形成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核心小組慎重清理、研究,將在押者中的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予落實政策。而最終列入在押戰犯名單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看到該《報告》及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後,作出批示。毛澤東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一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讀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般地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註: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當讀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澤東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毛澤東批示後,華國鋒立即在公安部院內5號樓主持召開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公安部主管戰犯工作的負責人會議。關押戰犯最多的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員也被找來列席會議。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對毛澤東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釋放後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與表現,一律安排在城鎮。非常複雜的事情竟忽然變得如此簡單。 
  為了全面貫徹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來與華國鋒,以及後來出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相繼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驟,要求有關部門對全部特赦釋放的所有在押戰犯做好組織、安置等各項準備工作。 
  劉小萍告訴我,他見證並參與了最後全部特赦在押戰犯的工作。他說:全部特赦戰犯是毛主席戰略思想的體現,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舉措,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全球刮起了一股「戰犯旋風」。 
  我們這次特赦釋放的是全部在押戰犯,並實行更為寬大的政策:每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起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戰犯管理所召開了特赦釋放大會,宣佈了特赦罪犯的名單,發給他們特赦釋放通知書。 
  釋放時,我們還發給每人新服裝和100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送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親自接見,並宴請他們,然後再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原國民黨起義將領劉斐、董其武等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劉斐說:「聽到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把全部戰爭罪犯全部釋放的指示,很受感動。跟著蔣介石從大陸逃到台灣去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要及早回頭,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作出貢獻,立功贖罪。這才是他們唯一正確的出路。」董其武說:「這次對全部在押戰犯全部釋放並給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只有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有這樣的事情,是毛主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偉大政策的體現。希望被特赦釋放的人員,要下定決心,加強思想建設,立功贖罪,努力重新做人。」 
  特赦釋放人員結束了在北京的參觀學習後,除王秉鉞等10人提出申請並被批准回台灣外,其他人員按照自願的原則,都被安置到祖國各地,與他們的親人團聚。     
  周恩來對台灣問題的最後囑托   
  周恩來:「托、托、托」   
  羅青長說,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至今已有20多年了,但他的豐功偉績與不凡風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裡。他在病重的最後一年,直至臨終前仍惦念著祖國的統一大業。每每想起這些,我就心裡特別難受,它不斷地鞭策我加緊進行對台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早已確定的方針,特別是1974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長沙再次重申:「國民黨那些戰犯放出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嘛!」為此,1975年3月20日,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第6條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佈,獲釋人員「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一重大新聞,立即引起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內國際輿論一片震動。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等受重病中的周恩來的委託,在北京飯店宴會大廳,接見並宴請全體獲特赦釋放人員。 
  一些在台灣有親屬的獲釋人員,因擔心回台灣會受到歧視或陷害、報復,所以大部分釋放人員沒有回台灣。只有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王雲沛、段克文、楊南屯、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灣,並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滯留香港達140多天。其間,台灣當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們入台。先是張鐵石因感到回台無望而被迫自縊身亡;後有趙一雪、楊南屯、張海商重返大陸;而王秉鉞、段克文、陳士章、周養浩則相繼遠赴美國,除段克文接受「國際救總」救助,其餘都住在留美的兒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雲沛,王雲沛於晚些時候病故香港。這樣,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據蔡省三介紹,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辦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續,仍無台灣當局允許其入境的消息。他決計以「中間派」身份長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寫作為生;另一方面,尋找機會主動從事對台灣方面的溝通工作。 
  在此期間,蔡省三的行跡及其在香港多次發表的言論,不但引起了台灣當局對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來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台。大陸如何瞭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係?這關係到祖國統一大業,絕不可掉以輕心。應該說,周恩來對蔣介石接班人蔣經國的瞭解,遠不如對他老子蔣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對自稱是蔣經國「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從決定長期留居香港,便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1975年冬,經蔡省三申請,並得到中央統戰部的幫忙,其已離婚、失散的妻子曹雲霞被找到,並來到香港與他團聚。妻子靠從江西農村一位長者那裡學來的醫術在香港開了一家診所;蔡省三則為謀生而從事寫作。他每天為香港《新報》特辟的《蔡省三專欄》寫時事評述,每天800字左右,開了香港報業的先河。《蔡省三專欄》每天同時在香港、台北、美國三藩市和澳大利亞等四個地方見報。期間,蔡省三還同妻子先後用本名或筆名出版了《蔣經國與蘇聯》、《中共釋俘的來龍去脈》、《贛南憶舊錄》、《蔣經國系史話》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來不可能都能讀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新華社大本《內部參考》連載4期),病危中的周恩來每期必讀。文中,蔡省三憑著對蔣經國先生的瞭解和理解,判斷蔣經國上台後「三不會」: 
  (1)不會出賣台灣,向外國賣身求榮; 
  (2)不會投降大陸; 
  (3)不會把台灣搞亂,而能有一番作為。 
  蔡省三在香港發表的一些言論,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來的極大興趣。 
  羅青長說,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看了蔡省三的訪談內容很重視,他用顫抖的手在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轉載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崑崙、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 
  這是周恩來就台灣問題的最後批示。   
  羅青長最後一次見總理   
  羅青長說,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來迫切提出要見我,因為當時我兼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但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無理拒絕。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讓見誰!」鄧小平堅定地說。 
  我趕到醫院時,總理正陷於昏迷狀態。我在外面等著,眼淚直往心裡流,為總理的生命擔心;為總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操心國家大事,關心台灣問題的解決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總理甦醒過來,我在總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總理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凝聚起體內的最後一點精力,頑強地支撐著,聽我匯報台灣的有關情況。總理在詢問了台灣的近況和在台灣的老朋友後一再囑咐:「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經醫生搶救,周恩來再度甦醒過來時,他對我歉意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聽到這裡,我再也忍不住了,背過臉去,淚如雨下。這就是我們的總理,就是病到這種程度,還一心想著工作,他的心裡只裝著祖國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鐘,周總理才甦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捨地向他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敬愛的好總理為人民耗盡最後的一分光、最後的一分熱,為革命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今天再講這段往事時,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淚。總理一直親自領導對台工作;親自領導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還親自處理具體的涉台事務。 
  我常常聽總理談起張學良。總理肯定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挽救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新中國成立前,只要一有機會,周總理就向社會呼籲,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 
  建國後,周總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灣的張學良。1961年在西安事孌25週年紀念會上,政協副主席高崇民作詩懷念張學良將軍,有兩句話是「座中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東南。」周總理當場說:「『憔悴』兩字太消極,不符合張將軍的性格,應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 
  我想起總理多次要辦公室通知政協及有關部門照顧張學良的親朋及故舊。許多事常常是總理親自處理。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也是我軍的一名戰將,他1933年入黨,解放後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當他被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深造時,蘇聯人不理解為何中共中央派一個大軍閥的兒子來學習,不肯接受。周總理親自向蘇方作解釋工作,張學思才被允入學。「文革」期間張學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病重身危。周總理得知後,親自批示要醫院盡力搶救。但由於林彪集團的肆虐,張學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總理幾次指示海軍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 
  1974年,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要見報。周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不僅為被禁多年的張學銘平反,推動查清張學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灣的張學良。 
  總理經常說,對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當我想起總理在重病中寫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難過。眼前總是浮現出總理關心台灣問題的那雙明眸,好像總理在責備我沒做好工作。台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我心裡總感到愧疚,對不起總理生前的最後囑托。總理生前沒能看到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他是死不瞑目啊! 
  總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掛念著台灣問題。他還囑告葉劍英等人,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並要求喪事從簡,遺體解剖,不留骨灰。   
  傷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來的逝世對羅青長來說是最難過,最痛苦的,至今回憶還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他滿懷深情地說: 
  1976年1月8日,一個極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位偉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幾分淒涼悲壯,增加了無限的哀思愁緒。每逢這個日子我就會回想起當年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圍,就會感受到當年那萬人空巷送總理的感人場面,就會追憶起當年我手捧著總理的骨灰摻和著悲傷的淚水緩緩地、緩緩地將它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每逢這個日子,我的心就會顫抖,淚眼中浮現出那難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一個不祥的念頭在我腦海中掠過,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願意去證實那我們億萬人民最不情願面對的事實,尚未聽清對方的通報,淚水已模糊了我的雙眼。此後幾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40年的風風雨雨,40年的諄諄教誨,40年的關懷庇護,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難以言表,往事歷歷在目。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幫」的慫恿和操縱下,一小撮壞分子大搞打砸搶,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殘害革命幹部,甚至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也受到嚴重威脅。我實在想不通,跑去請示周總理。當時,總理正忙於輔佐毛主席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艱巨任務,同時擔負著內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我從夜裡7點鐘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點鐘,周總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見了我一面。他聽完我的匯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心中無他,積極革命,實事求是地揭發。」三句話字字千鈞,擲地有聲,充分體現了周總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懷。這三句話,使我的心胸豁然開朗。在那非凡的歲月裡,正是這三句話,使我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嚴峻的鍛煉和考驗。 
  我記得,林彪、「四人幫」為了掃清他們篡黨奪權的道路,極力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動思潮。在那種極端複雜困難的環境裡,周總理一方面要保證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貫徹落實;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氣排除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確實很難啊!但是,周總理為了黨的事業,無私無畏,旗幟鮮明地為廣大幹部說話,為廣大幹部伸張正義。他曾經對我講過:「對幹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該保就是要保。要一分為二,要功過分明。」總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凡是周總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為幹部們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總理鞭長莫及、愛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給那些處於逆境的幹部送去黨的溫暖,鼓舞他們的鬥爭勇氣。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動地跟我談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被投入冤獄前,周總理一再叮嚀他,要經受住考驗,好好讀書,注意身體,將來工作總是有的;並採取有效措施保護他的人身安全,給了他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總理不僅關心黨內同志,他還十分關心諸如張治中、傅作義、衛立煌、李宗仁、章士釗等黨外人士,關心他們的生活,也關心他們的學習、進步和健康,囑咐我們要多方照顧。1974年,周總理自己已經身患重病,當他得知傅作義先生病重時,仍要我陪同前往醫院探望。總理向傅作義先生親切問候後,拉著他的手說:「傅作義先生,毛主席說你對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勞的。」當時已在彌留之際的傅作義先生,聽了這誠摯而溫暖的評價,心情十分激動。他雖然已經不能講話,但他眼裡閃著晶瑩的淚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記得,周總理對我個人的關懷與教誨更是一言難盡。他不僅在革命道路上引導我前進,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嚴格要求,並給以無微不至的關懷。這種階級之情、師長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當一小撮壞人對我實行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時,周總理多次出面干預。特別是1969年,有人糾合一夥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製造冤案,誣陷羅瑞卿同志和當時已故的李克農同志以及我們一些同志為「反革命陰謀集團」,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私設專案審查,使我積憤成疾,又不能得到應有的治療。這時,周總理將外出巡視,臨上飛機前,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即派隨從醫生趕到醫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並向醫院傳達了他的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為我積極治療。這樣,我的疾病及時得到治療。1972年,我因病要動手術。周總理不僅請鄧大姐前來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醫生和醫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醫療方案。動手術時,周總理和葉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領導同志臨場觀察。在周總理和葉副主席的親切關懷下,手術順利成功。   
  送總理最後一程   
  羅青長說,當時黨中央已任命我為周總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我必須強忍著悲傷為敬愛的總理送好最後一程。 
  那時,仍然是「四人幫」當道,他們肆意橫虐,提出種種限制,刁難人民群眾悼念自己的好總理。羅瑞卿大將在總理生前關懷下,從監獄裡剛出來,正在福建就醫。「四人幫」以京外人員不得進京為由,不允許他回京弔唁。他得知我在治喪辦公室,便給我打電話請我幫忙。我回答他說:「你是中央軍委的顧問,當然是京內的人,可以回來。」李鵬同志當時在水電部工作,他的父親李碩勳烈士是總理的老戰友,李碩勳犧牲後,李鵬母子受到總理多方面的關懷照顧,可是他們也被剝奪了與總理告別的權利。李鵬同志找到我,我當即安排他們母子與總理見最後一面。李鵬同志的母親趙君陶大姐看到總理憔悴的遺容,當場暈倒過去。長期擔任總理警衛任務的龍飛虎同志(原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慕丰韻同志(原公安部局長)一個「下放」在陝北榆林,一個尚未「解放」,我設法通知他們,並安排他們向自己最敬愛的首長致以最後的敬意。當時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認識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盡量給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飯店的朱殿華師傅,他給總理理了20餘年的發,兩人感情至深。總理病重期間,朱師傅多次懇求去給總理理一次發,總理怕朱師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難過,寧肯自己的鬍鬚長得很長,也謝絕了朱師傅的好意。如今,誰也無法再阻止這位老人的請求,他飽含著熱淚,小心翼翼地為總理理完了最後一次發。事後他告訴我,為了表達對總理崇高的敬意和永誌的懷念,他悄悄地將總理的頭髮屑保存了起來。這就是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和一個平民百姓之間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總理無私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人民,甚至連自己的骨灰都毫無保留地歸還給了養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據周總理生前的遺願,他的遺體將送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這對全國人民來說,不啻又是一聲晴天霹靂。連日來,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往治喪辦公室,人民群眾強烈要求保留住總理的遺體,以便今後瞻仰。我的辦公室裡也電話聲不斷,許多老同志抽泣著希望不要讓總理離開我們。我把他們的請求轉告給了鄧穎超大姐,鄧大姐說,「感謝大家的好意,但燒骨灰、撒骨灰是恩來生前和我約定的,這也是一場革命,希望你們理解、支持。」她囑咐我和統戰部副部長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隨即請來北京市民政局局長馮晉臣同志,叮囑他萬無一失。下午3時許,總理的靈車緩緩地離開北京醫院,駛向長安街。那裡早已是人山人海,人們扶老攜幼,冒著凜冽的寒風,自發地佇立在道路的兩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著總理的來,今日又迎送著總理的去。靈車所過,哭聲四起,撕心裂肺,人們翹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總理,希望自己的好總理再看一眼他心懸不下的人民。靈車最後駛入八寶山,總理的遺體靜臥在鮮紅的黨旗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鄧大姐向她的親人、戰友作最後的告別,人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任其宣洩,一下子撲向總理的棺槨,嚎啕大哭,希望喚醒總理,希望留住總理。最後的告別終於不可避免了,在人們的哭喚聲中,身穿嶄新制服的殯儀工人戀戀不捨地將總理的遺體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爐,熊熊的烈火燃起,總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供各界人士弔唁。14日晚,在濛濛的夜色中,鄧大姐在總理生前黨支部成員的陪伴下,將總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暫時存放。鄧大姐不愧是周總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總理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灣問題,她想讓總理再在這裡歇歇腳。我自1952年起即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分管對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就是在周總理的親自提議下設置的,廳內的一切擺設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擺放的。總理為設立台灣廳曾傾注了大量心血。當時,我具體管理台灣廳從立項到建設的全過程。那時,林彪想要搞個什麼他個人的紀念館,總理力主要建台灣廳,並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記得台灣廳的好多石頭、磚塊都是從台灣運過來的。台灣廳掛什麼畫,也是總理經過考慮精心挑選的。廳中懸掛的一幅鄭成功畫像,是總理吩咐我到故宮博物院,向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同志調來的,總理同時囑咐我複製一幅,通過關係贈送給蔣介石父子,暗示蔣氏父子不要賣國。由此可見,總理用心之良苦。還有台灣廳的說明詞也是總理親自擬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國下半旗向周總理志哀。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四人幫」千方百計地阻撓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致悼詞,葉帥和先念等同志據理力爭,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黨和人民向他的親密戰友致以最後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評價了周恩來同志光輝的一生,他眼含熱淚,情真意切,全場一片嗚咽之聲。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當場哭暈過去,從此她的身體便每況愈下。   
  不留骨灰,心繫台灣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敬愛的周總理和我們永別了。就在這一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總理生前的請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總理留下了對他的骨灰處理的遺囑,也體現了他對台灣問題的關心。鄧大姐(鄧穎超)根據總理「不留骨灰」的遺囑,盡快作了處理。 
  1976年1月12日,鄧大姐對總理生前的兩位警衛高振普和張樹迎說:「恩來同志(周總理去世後,鄧大姐就不稱呼總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你們倆跟隨恩來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請示並得到批准,由你們2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是你們倆為恩來同志辦的最後一件事……」 
  鄧大姐說到這裡嗓子哽咽了,她強忍著眼淚,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繼續對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興。高興的是,恩來說過,他擔心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可以辦成,就要成為現實了。咱們要共同為實現他這一願望而繼續工作。我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條件還不允許我去做。再說,天氣太冷,我歲數也大了,出動目標大。恩來同志是黨的人,我委託你們二人去辦,你們二人是黨支部成員,我們靠基層支部。我相信,你們倆會很好地做好這一工作的。」 
  聽了鄧大姐的一番話,我們更加理解鄧大姐此刻的心情。總理去世後的這幾天,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非常悲痛,人們衝破各種戒律,用各種方式悼念總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為了給人們以安慰,給廣大群眾更多的悼念機會,高振普向鄧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總理的骨灰多保留幾天,然後再撒。鄧大姐擺了擺手說:「我的請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們倆說一遍,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我死後骨灰也不保留,也請黨支部負責。這是我和恩來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鄧大姐讓她的秘書趙煒和高振普、張樹迎去找一找,哪個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當時天氣寒冷,很多地方都結了冰,沒有選中一個合適的地方。最後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並規定了投撒的時間、地點。 
  羅青長說,晚7時半左右,鄧大姐帶著我和總理生前的工作人員緩步走入大會堂西大廳,總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裡。我們隨鄧大姐向總理的遺像默哀,然後總理生前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同志打開骨灰盒,鄧大姐雙手撫摸著骨灰,雙眼含滿了淚水,她喃喃自語,像是在向總理傾吐著心曲:「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要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在場的人無不動容,慟哭失聲。原來,總理生前早已和鄧大姐有約定,死後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國的大地。鄧大姐將總理的遺願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黨中央決定由我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代表中央治喪辦公室,由張樹迎、高振普代表總理生前黨支部去執行這次特殊的使命。我們一行人穿過大會堂地下室,護送著總理的骨灰,離開了他生前熬過無數不眠之夜的地方,鄧大姐的車緊隨其後。大約晚8時許,我們到達坐落在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我們邁著沉重的步伐,登上飛機。這是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2型農用飛機。巨大的馬達轟鳴聲掩蓋不住送行人的哭泣聲,飛機緩緩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過朦朧的淚眼,仍然能看見鄧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揮動著雙手,向他的親人、戰友做最後的告別……總理骨灰撒放的地點,是鄧大姐根據總理生前的遺願,與中央有關領導反覆商量後確定的,極具象徵意義。第一個地點是長城,這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周總理曾提議將長城作為我國的國徽和國歌歌詞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激勵民心、凝聚民心;第二個地點是北京密雲水庫,這是總理多次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與勞動人民一起勞動的地方,在這裡他與人民群眾結下了深情厚誼,這裡也傾注著他對首都建設的心血和對首都人民的關愛;第三個地點是天津海河,這是總理參加革命的發祥地,他在這裡認定了自己終生不渝的奮鬥目標,他也是在這裡播下了愛的種子;第四個地點是黃河入海口(原墾利縣,現在的濱州),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為中華民族哺育了無數的仁人志士,最後又無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總理正是從這裡走向世界,走向全人類。總理也要從這裡走向他魂牽夢縈的台灣島,去看看那裡的台灣朋友……我們眼含著淚水,按照預定的地點將總理的骨灰撒出,那晶瑩潔白的骨灰在風中飄啊、飄啊,他是多麼眷戀著他的祖國、眷戀著他的人民、眷戀著他的未竟之業…… 
  在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最後一包骨灰。整個過程經歷了近4個半小時的飛行,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任何人,更沒有搞什麼儀式,完成了總理生前的遺願和鄧大姐的重托。     
  何振梁見證兩岸體育交往的台前幕後   
  來之不易的名古屋決議   
  1954年5月,國際奧委會第50次雅典全會上,以23票對21票通過決議,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中國奧委會。同時,台灣宣佈退出國際奧委會。但國際奧委會主席、美國人布倫戴奇卻未經全會討論,悄悄地把台灣的奧委會以「中華民國」名義列入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名單裡,力圖在國際體育組織中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此後,我們為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反對國際體育組織的錯誤做法而進行了長期的鬥爭,並於1958年中斷了與國際奧委會的聯繫。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根據《告台灣同胞書》的基本精神,中央批准了在國際組織中對台灣的新方針,把蔣幫的提法改為台灣當局,驅蔣的提法改為撤銷台灣當局會籍或會員資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國際機構內,除了全國性席位由我有關部門機構佔有外,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的不同規定,可以允許台灣非政府機構作為我有關機構的分支參加,或允許其作為非全國性機構參加,名稱可以是「中國X機構台灣分會」或「中國台灣X機構」,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冠以「ROC」(中華民國)或單獨用台灣名義。 
  新的方針為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打開長期未能解決的恢復我國合法席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的僵局開闢了道路。在過去多年的工作基礎上,在國際奧委會內一些朋友的熱心幫助下,經過會內外的大量工作,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國際奧委會執委會,並通過了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決議,即名古屋決議。其內容如下: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執委會決議(1979年10月25日於名古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名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家奧委會的歌、旗和會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歌和旗。提交並經執委會批准的會徽。 
  章程:符合規定。 
  位於台北的委員會: 
  名稱: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家奧委會的歌、旗和會徽:有別於目前使用的歌、旗和會徽,並須經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的批准。 
  章程:須於1980年1月1日前進行修改,以符合國際奧委會章程。 
  國際奧委會將執委會名古屋決議交委員們通訊表決,獲絕大多數同意。中國終於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席位。台灣方面在經過1年多的抗拒之後,最終不得不接受決議中規定的條件。1982年,台灣方面申請加入亞奧理事會。但是他們既想進去,又不想按名古屋決議辦。亞奧理事會沒有同意他們的申請。 
  1986年,台灣又提出參加亞奧理事會的申請,並表示同意按奧林匹克模式入會。我們認為只要台灣嚴格遵守國際奧委會的名古屋決議,就可以同意台灣加入亞奧理事會,並歡迎台灣地區派出運動員參加北京的亞運會。後來,台灣的入會申請順利通過。   
  薩馬蘭奇的倡議   
  對國際體育領域裡的政治問題有著特殊嗅覺和興趣的薩馬蘭奇,1987年5月突然倡議,由他出面邀請海峽兩岸的運動員共同參加由他提供獎盃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杯」比賽,地點可首先在中國大陸,第二屆在台灣。當年,薩馬蘭奇是在國際奧委會伊斯坦布爾全會期間向何振梁提出這個倡議的。他說,提這個倡議的目的是推動海峽兩岸的體育交往,以此作為台灣運動員去北京參加亞運會的第一步。薩馬蘭奇徵求何振梁的意見。由於這事突然又特別重要,何振梁只原則性地回答說:「倡議如能實現,將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體委同意薩馬蘭奇的倡議,有關部門也認為是件好事,應大力促成。於是,中國奧委會答覆薩:「支持你的倡議,比賽地點可以同意輪流在海峽兩岸進行,比賽項目可以進一步商議。」 
  對於台灣來說,這個倡議卻給他們出了一道難題。他們既不能拒絕,又不便接受。他們認為,目前兩岸運動員直接比賽尚不具備條件,但同意在第三地並有第三隊的情況下進行此賽。薩馬蘭奇於是建議1988年5月在香港進行有我們和中國台北及香港隊參加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杯」乒乓球比賽。我們立即表示同意。 
  1988年2月15日,薩馬蘭奇邀請何振梁、台灣的徐亨和剛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吳經國商談「主席杯」比賽事,徐亨借口已去外地而不來參加。會上,薩馬蘭奇開門見山,建議「主席杯」比賽在香港舉行,時間定在6、7月間,項目為男子排球及乒乓球男、女單打,分兩天賽完。薩馬蘭奇除自己出席外,還邀請國際排聯和國際乒聯的主席及祖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奧委會出席,三地均用國際奧委會批准的名稱和旗、歌。何振梁表示贊成,吳經國則希望7月以後再作商議。薩堅持原議,並指出:「如果比賽成功,將更有利於台灣方面參加1990年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為了台灣加入亞奧理事會,國際奧委會幫了不少忙,如果台灣方面不參加,抵制1990年亞運會,將很不好。」 
  同年12月,何振梁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和各國(地區)奧委會大會,台灣的徐亨和吳經國也出席了這次大會。應徐、吳二人的要求,何振梁同他們會晤。會晤時吳經國提出,希望澳門和新加坡也參加「主席杯」比賽。顯然,台灣方面的這個意見是想改變「主席杯」原來為海峽兩岸的特殊情況而舉辦的宗旨。何振梁說「對澳門來參加,我們沒有異議,但從體育上講,澳門沒有可以跟海峽兩岸相等水平進行競爭的項目。但請新加坡參加就不妥了,雖然新加坡是由華人為主組成的社會,但它是個獨立國家,不宜邀請。」何振梁當場就把新加坡問題給否了。 
  第二天,應薩馬蘭奇主席的邀請,何振梁和屠銘德、台灣的徐亨和吳經國、香港的沙理士和楊駿驤在薩馬蘭奇住處商談「主席杯」事宜。薩馬蘭奇同意何振梁關於不邀請新加坡的意見。大家商定於1989年4月7日至10日在香港舉行。只舉行乒乓球比賽,設哪幾個小項目待與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商定。原擬排球比賽暫緩。第二年4月比賽結束時宣佈第二屆比賽在何地何時舉行。原則上是每兩年一次,輪流在三地舉行。後來,由於1989年4月6日,中國奧委會與中國台北奧委會已經談妥並簽署了書面協議,台灣地區將正式派團來北京參加亞洲運動會,「主席杯賽」已無必要,就此擱置了下來。   
  簽訂兩岸第一個書面協議(1)   
  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為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同中國台北奧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慶華,簽署了關於台灣地區體育團隊來大陸參加國際比賽的協議,這是海峽兩岸體育界之間的第一個書面協議。 
  根據國際奧委會名古屋決議,會址在台北的奧委會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用英文寫的),旗和歌都與他們過去使用的不同。 
  對於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中文譯文,我們習慣於譯成中國台北奧委會,這也順理成章,台灣卻把它譯成中華台北奧委會。長期以來,對這個中文名稱一直是各說各的。在第三國參加國際比賽時,因只用英文名稱,不存在中文譯名問題,而在用漢字表達地名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使用這些國家本身的字母,將Chinese Taipei的發音拼寫出來,代替漢字譯名問題,但是在北京舉辦亞運會,無法避開中文名稱問題。於是,如何翻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這一名稱,成為雙方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988年9月,第24屆奧運會在韓國漢城舉行。我們和台灣地區的體育代表團都參加了。來自台灣的一些記者圍住何振梁問,「大陸是否可以同意台方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北京亞運會?」何振梁回答說:「我們歡迎台灣同胞按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規定來北京參加第十一屆亞運會,為什麼台灣方面要以『中華台北』這一名稱作為前提條件?」何振梁反問記者:「你們能否告訴我『中華』和『中國』的區別何在?」台灣記者語塞。顯然,台方是通過記者來試探我們的態度。 
  12月,在維也納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和各國奧委會大會期間,國際奧委會台北名譽委員徐亨和委員吳經國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談一談。過去同他們見面時,只是寒暄一下,沒有認真交談過。12月7日晚,雙方舉行了第一次面對面的單獨會晤。 
  寒暄後,吳經國提出,他們願意派隊參加北京亞運會,但要用「中華台北」的名稱。何振梁指出,「『中國台北』的譯法是順理成章的。我不理解為什麼台灣有些人反對用『中國台北』,究竟『中國台北』和『中華台北』區別何在?」雙方爭論不下,並商定於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會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銘德與徐亨和吳經國在香港再次會晤。這期間,由於台灣當局著意進行所謂「彈性外交」。我們決定先看一看再說,暫不鬆口。這次是兩岸奧委會代表正式會晤,吳經國等因為怕台灣情況多變,日後變卦不好說,專門拿了中國台北奧委會主席張豐緒的書面委託書。會晤在文華酒店何振梁的住房進行。 
  何振梁主動把話題轉入1988年12月在維也納雙方談及的台方使用什麼譯名參加亞運會問題。何振梁指出,由於台方不斷有政界要人強調以接受「中華台北」名稱為前來北京參加亞運會等國際比賽的前提條件,使問題複雜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譯Chinese TaiPei的技術問題,而變成了政治問題了。尤其是近來台灣當局推行「彈性外交」,更使我們對台方堅持以此為前提條件的意圖提出疑問。所以,現在不能同意他們用「中華台北」。 
  關於何振梁的這番話,徐亨和吳經國一再表示可惜,說他們將難以派隊來大陸。徐亨還表示,他多次告誡那些人不要亂說話,言多必有失,這類事雙方悄悄地談,容易解決得多。 
  這以後,雙方又根據形勢的發展,各自不斷地進行研究。台灣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堅持原來意見的,也有認為可以不堅持「中華台北」的名稱的。他們傳話過來說,大陸是老大哥,照顧一下小弟弟的困難。 
  3月8日,我們向報界透露,「在嚴格遵守國際奧委會的前提下,有關參賽的技術性問題,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經過磋商,不難解決。相信兩岸之間的體育交往,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將有新的突破。」 
  台灣方面立即理解了這一信息,認為有可能達成某種協議。這時,台灣方面傳來消息說,如果在台灣隊參賽的名稱上能給他們一個台階下,台北奧委會的秘書長李慶華願意來同我們正式會談。當時,在大陸與台灣之間來回傳遞消息的人是當過台灣體育總會的副秘書長齊劍洪的兒子齊偉超。齊偉超在香港做生意,來往大陸和台灣,所以兩邊都接得上話。 
  3月9日,何振梁約見齊氏父子,約李慶華同吳經國一起來香港商談。齊偉超問何振梁能否承諾同意台方的要求。何振梁說:「哪有先承諾再商談的?承諾了就不必再商談了。談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3月15日,何振梁與中國奧委會的正副秘書長魏紀中、屠銘德到了香港。16日晚,齊偉超通報李慶華已到香港,希望馬上就談。何振梁考慮當晚的談話可以不作為正式會談,決定由魏紀中、屠銘德先與他初步接觸。雙方相互有所瞭解,對正式會談有好處。於是,魏、屠與李見面。通過接觸,得知李慶華對我們的底牌已摸清楚。何振梁考慮再三,決定明天不能拍板定案。在我們同意用「中華台北」的名義的同時,要讓台方對我們去台灣參加國際性比賽應按國際奧委會決議作出一定的承諾,並且要台灣撤銷對兩岸交往所設置的種種人為障礙。 
  17日上午,何振梁同李慶華會談。李慶華強調,各說各的方案會帶來不少問題。他希望我們從更大的範圍著眼,同意台方用「中華台北」的名稱。他還表示「如果你們這樣做,你們的得會大於失。」何振梁於是不再與他繼續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討論,而是提出這次會談,是兩岸奧委會之間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不僅要講台灣地區體育隊伍來大陸參賽的條件,也應把大陸的體育隊伍到台灣地區參加國際性比賽的條件作為統一的內容進行考慮。既然雙方都已接受國際奧委會的決議,那麼大陸的體育隊伍到台灣參加國際性比賽時就應該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決議進行,名稱是中國隊,打五星紅旗,奏《義勇軍進行曲》。   
  簽訂兩岸第一個書面協議(2)   
  對何振梁提出的問題,看起來李慶華並沒有思想準備。他表示,你們用中國的名稱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對旗、歌沒有表態。何振梁再次強調了名、旗、歌問題,並提出,兩岸的體育交往中,台隊已來大陸。但台灣當局對大陸入台設置障礙,這樣難以實現雙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見。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話,但是為了避免今後出現問題,希望李慶華取得有關方面的正式認可,並和何振梁簽訂協議,希望盡快在雙方認為合適的地點進行。 
  4月4日,海峽兩岸的奧委會在香港舉行第二次會談。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紀中、屠德銘。看來台灣方面已經請示了最高當局,願意有所承諾。會談時,何振梁直截了當地提出,不管是台灣的體育隊來大陸,還是大陸的體育隊去台灣參加國際比賽,都應該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辦。至於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法,我們可以尊重台灣方面的習慣用法,在比賽以及會議等正式場合,主辦單位都稱台灣方面為「中華台北奧委會」。至於大陸的體育隊伍去台灣參加國際比賽,如果台灣方面一時做不到按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辦,唯一的辦法是台灣不申辦國際正式比賽。考慮到李慶華先生目前的處境,會談如果達成協議,雙方可以做口頭承諾,而不以書面形式簽字。如台方不便,我們也可以承諾不向外界透露這次會晤。但是台灣應承諾體育隊伍來亞運會及其他在大陸舉行的亞洲國際比賽,也承諾不以這次協議作不利於兩岸交往的宣傳。 
  李慶華看見我們的態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陸的體育隊伍去台灣參賽,名稱無問題,但旗、歌目前還有困難。他還說,大陸傑出人士訪台的條件,正努力解決,「既然請客人來訪,就不應對客人附加任何條件。」他還說,這次會晤可以公開。於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時,兩岸奧委會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同時向新聞界公佈這次會晤結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請李慶華和齊偉超夫婦吃飯。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慶華提出,最好有一個書面協議,何振梁當然同意。於是李慶華拿出事先擬好的草稿。大意是:「台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赴大陸參加比賽、會議及活動時,大會(即主辦單位)在文件、手冊、名牌及所作的廣播以中文指稱台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時,均須稱呼其為『中華台北』」。何振梁作了兩點改動:一是在台方赴大陸參加比賽的一句前,增加「將按國際奧委會決議」;二是把最後一句「均須稱呼其為……」中的「須」字冊去,改為「均稱之為……」。李慶華同意。於是雙方共同簽署了兩岸第一個書面協議。最後的書面協議是:「台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赴大陸參加比賽、會議或活動,將按國際奧委會有關規定辦理,大會(即舉辦單位)所編印之文件、手冊、寄發之信函、製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廣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稱台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時,均稱之為『中華台北』」。下面則是何振梁同李慶華兩人的簽字。 
  協議簽訂以來,台灣同胞回祖國大陸參加國際比賽和其他比賽的人次已數以千計。大陸地區的體育隊多次訪台。兩岸奧委會領導人也往來海峽之間。隔絕了40年之久的兩岸體育界從此架起了交往與溝通的橋樑。     
  鄧穎超當「對台小組組長」的日子   
  出任「對台小組組長」(1)   
  鄧穎超十分關注祖國統一,在對台工作上表現了非凡的膽識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任命鄧穎超同志為組長,廖承志、羅青長為副組長。1980年元旦,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時說,「《告台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台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於愛國傳統的台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趙煒說,鄧穎超對對台工作抓得很緊。她出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處地方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場所。1980年1月1日,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鄧穎超在會上強調,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黨的重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實現這一重大任務。 
  趙煒,1932年出生,1951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幹事、秘書,鄧穎超秘書;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85年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副秘書長;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特邀)、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台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趙煒說,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徵求意見的基礎之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覆修改,擬定了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化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的震動,體現了我們的博大情懷,也體現了我們對台灣人民的切實關懷。「葉九條」受到台灣民眾的普遍歡迎。 
  緊接著,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又是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觸動了民族的深情。這封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也是在鄧穎超領導之下進行的。1982年7月,鄧穎超看到了蔣經國的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台領導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來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鄧穎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總理當年在張治中給台灣故舊公開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的話;引用了魯迅的著名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 
  趙煒說,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於對台工作,鄧穎超高屋建瓴,思慮縝密,她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維艱,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於長期的埋頭苦幹,要採取細水長流的辦法,不要斷,然後匯成江河大海;同時要見縫插針,對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都很強,機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針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來了,要有耐心和韌心,埋頭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這些話樸實、形象而又深刻,對指導當前的對台工作都有現實意義。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贊成統一就是愛國。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趙煒說,1985年,鄧穎超去沿海地區視察,在廈門,鄧穎超聽取了廈門市台辦的工作匯報,還饒有興致地通過高倍望遠鏡看對面的金門,感到特別高興。鄧穎超聽到廈門廣播「解放軍進行曲」,當即要求有關部門研究改為「五星紅旗」歌曲,並指出對台宣傳要講究方法,考慮到對方的接受與否。鄧穎超還諄諄告誡當地政府領導,你們掌握著第一手材料,要為上級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趙煒告訴我,鄧穎超曾說,對台工作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工作。她瞭解到我們對海外宣傳工作力度不夠時,就反覆闡述:「我們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內容,我們的同志要學會做宣傳工作。一定要準確地按照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進行闡述,要實事求是,要有針對性,要注重實效。宣傳工作很重要,宣傳你的政策,宣傳你的任務。你的做法要有說服力,要使人家增進對我們的瞭解,宣傳是前哨。見到不同身份的人,我們要跟他談談對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話說一大套。」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趙煒說:「《瞭望》雜誌擴版,創建海外版,想找一個有權威的領導人寫發刊詞。他們找到了我,想請鄧穎超撰文。我就跟鄧穎超說,大姐(指鄧穎超)聽了挺痛快地答應了。鄧穎超平常並不怎麼喜歡題詞、寫序文,沒想到這次這麼痛快。所以我就問,為什麼這次這麼痛快就答應了?大姐說,這是我們對海外同胞宣傳對台方針政策,宣傳祖國統一的窗口。大姐在發刊詞中指出,要使《瞭望》雜誌海外版成為世界華人華僑瞭解中國、認識中國的一個窗口;成為祖國統一,加強台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來往的橋樑;成為增進愛國大團結,實現中國統一的紐帶。」   
  出任「對台小組組長」(2)   
  鄧穎超在做對台工作時不論接見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強調我們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麼,有什麼疑慮,然後我們才能切實地做解惑釋疑工作,真正做到從關心與關懷台港澳同胞、僑胞的切身利益出發。因此,要先聽人家的意見,瞭解人家的想法。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輸,要改變工作方式。趙煒說,有一次鄧穎超接見來訪者,她向客人誠懇地表示,今天要先聽大家的,在場的客人都很驚訝。一位朋友說:「我第一次見到這麼高層的領導人,心裡很緊張。今天聽到您的這段話,感到很親切,您的態度是坦誠的,說的話也很實在,沒什麼客套。我們來就是想實實在在地跟國內領導人談一談,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來。您的談話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實現了,我很高興。」   
  童小鵬聆聽「鄧大姐」教誨   
  據童小鵬回憶: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願望,並為此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文革」期間,對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許多愛國的台屬被當成「特嫌」看待。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在恢復統戰工作和落實各項政策的同時,把恢復和開展對台工作作為重要工作來抓。 
  我也是在這個時候,重新擔任統戰部副部長,分管香港、澳門和對台工作。但當時沒有機構和專職部長。經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同意,不久組成了以馬正信為局長、龔陶怡為副局長的聯絡局,並配備了幾個幹部,工作逐漸開展起來。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研究了新時期的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得到中央的批轉。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那種認為統戰工作可有可無和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現在,台灣回歸祖國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統一戰線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要放寬視野,把統一戰線的範圍搞得寬些,只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也要團結。」 
  粉碎「四人幫」後,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曾表示,我們要繼承毛主席、周總理的遺志,「要在我們這一代解決台灣問題」;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認為「現在條件很好,要重整旗鼓」。於是黨中央決定以蔣經國為對手進行談判,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並於1978年7月恢復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領導。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實現祖國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我們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建議雙方通郵、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發表《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議事日程》的講話。他把「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作為80年代我國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國防部宣佈,停止炮擊金門、馬祖等島嶼。 
  童小鵬說,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由鄧穎超當組長。她對工作抓得很緊。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參加全國政協座談會;下午,她就召集領導小組成員到中南海西花廳開會,我和羅青長都參加了。 
  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鄧穎超講了對台工作要有時間性、緊迫性;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台灣的方針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議,是中央的參謀、助手,必須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會議接受她的建議,由全國政協發出《致台灣同胞春節慰問信》;決定首先抓對台灣同胞和去台人員家屬落實政策的問題;決定將領導小組辦公室搬進中南海。 
  童小鵬說,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立即把工作開展起來:元旦決定辦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辦公。決定領導小組每週二固定開會,每週至少開會2次,從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個來月中,共參加過22次會。每次會議,除廖承志因病請假外,其他領導小組成員都到會。討論專題時,還根據需要邀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如研究「台獨」問題時,就邀請了不少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會後由領導小組辦公室草擬文件,經過討論修改才上報中央審批,經批准後以中共中央10號文件發出。在討論對台通郵時,就邀請郵電部和有關的司、局參加,由他們匯報情況並提出具體意見和建議,領導小組討論審定後上報中央,後來形成中央辦公廳8號文件。 
  鄧穎超雖然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大好,在全國人大、中央紀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擔著重要工作。但她對對台工作仍一如既往,盡心盡力,真抓實幹。有一次,她到泰國訪問前,還佈置小組工作,回來後立即檢查。她還擠時間看了不少有關台灣的書刊,曾經為郵電部的《集郵》雜誌大量銷到台灣而高興。她對對台辦的同志說:「對台工作遍地是黃金,要到處撿啊!」 
  她曾對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林麗韞說:「對台灣同胞落實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們要過細檢查。落實一個,影響一家,落實一家,影響一片,務必要善始善終,不要有遺漏。」在她和領導小組的努力推動下,台灣同胞和去台人員家屬落實政策問題解決得較好,促進了對台工作的開展。   
  潤物細無聲   
  趙煒說,為了使對台工作在組織形式上多種多樣,在鄧穎超的直接關心下,相繼成立了台灣同胞聯誼會、黃埔同學會等群眾團體組織。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鄧穎超、廖承志等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都給這一新生的群眾團體以很高的重視,認為它能成為溝通長期處於隔絕狀況的兩岸同胞的橋樑。鄧穎超對台灣同胞的情感心聲非常理解,提議中央也成立台聯組織。1981年初,鄧穎超專門調全國婦聯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掛職地委副書記的林麗韞(祖籍台灣台中)返京籌備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1981年7月,林麗韞被提名擔任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臨時籌備小組組長,副組長是董克(天津)、曾重郎(湖北)、成員有鄭堅(福建)、林盛中(台灣同學會)、林釵(黑龍江)、林占鋒(上海)、林雲(湖南)、林紫雲(北京)、田富達(高山族)等。 
  鄧穎超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從大政方針到具體事務,都給予關心和指導,鄧穎超說:「由於30多年的隔絕,台灣同胞對我們很不瞭解,台聯會應該是同鄉會性質的團體,同台胞溝通,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的相互瞭解。」鄧穎超指出,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要做好生活在祖國大陸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協助黨政有關部門落實好對台胞的政策,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團結他們為祖國的四化建設貢獻力量。12月27日,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林麗韞任會長,通過給台灣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民眾,全面拓展對台工作面。 
  趙煒說,鄧穎超對全國台聯會的成立感到很高興,她希望台聯會成為海內外台胞滿意的「台胞之家」。她還提出,在國外還有多種多樣的華僑群眾團體,我們應該與他們交往。尤其是老一代僑胞、台胞,他們都深深地懷有一顆愛國之心,我們要保護他們應有的權利,要聯繫他們,團結他們,廣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鄧穎超接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保釣」的,那人說:我們把過去的朋友丟了。鄧穎超聽後非常重視,請他回美國後,凡是見到「保釣」的朋友們都代她問好,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忘記他們。過去冷淡了他們,現在我們改,請他們回來,歡迎更多的人回來看看。 
  1981年10月8日,鄧穎超接見並宴請了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孫穗芬,黃興的女兒黃德華和蔡鍔將軍的親屬等,賓主回首往事,對辛亥革命表示了誠摯的緬懷之情。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穎超主持會議,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出席了大會,在會上再一次闡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 
  鄧穎超工作繁忙,但只要台灣同胞訪問團到訪,她都要會見,1983年至1984年,她接見了旅美台胞醫生團、「台灣之將來」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菲律賓台胞團、「亞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團、第一屆海內外青年台胞夏令營全體營員等,她總是認真聽取台胞對統一祖國的意見建議,針對台胞提出的問題闡述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並以親身經歷,講述國共兩黨合作歷史。 
  1985年,鄧穎超會見居住日本的一批台灣同胞,他們排除了台灣當局的干擾來大陸的。他們對鄧穎超說,願為祖國盡力,協助祖國大陸建設。並說他們來大陸前,台灣不少企業家說,你們這趟去大陸,就是給台灣經濟找到一條出路。鄧穎超表示,歡迎他們回祖國大陸看看,「百聞不如一見」,還說,不論在哪個國家居住的台胞、僑胞,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看看。 
  趙煒說,鄧穎超非常重視兩岸的科學、文化、藝術交流。有一次,台灣邀請在美國訪問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去講學,由於兩岸當時沒有來往,鄧穎超認真地交代說,去前要事先得到台灣當局的正式邀請,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證。而對於一些台胞或海外台胞中的文化名人來大陸,鄧穎超總是要擠出時間接見,向他們宣傳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她先後接見過楊基振夫婦、陳鼓應教授、晏陽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趙煒告訴我,鄧穎超很善於團結民主黨派成員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一起來做祖國統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學范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鄧穎超囑咐他要為祖國統一大業多出力。朱學范遵照鄧穎超的囑咐,於1981年2月發起並主持召開了對台通郵座談會,並向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遞交了《關於成立對台通郵研究小組的請示報告》,還遞交了具體的工作建議,得到了鄧穎超的嘉許。朱學范在1988年底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鄧穎超專門寫來賀信,信中說,「關於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你和貴黨的同志們一定能取得新的發展和新的成績。」 
  1990年11月,是張治中將軍百年誕辰,張治中將軍的後代等自台灣來闊別42年的祖國大陸,鄧穎超知道後,立即邀請她們到家做客,讚揚張治中將軍為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鄧穎超與張學良、宋美齡的友誼(1)   
  鄧穎超延續了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友誼,並通過各種渠道做張學良的工作,希望張學良能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 
  周恩來在張學良被蔣介石秘密幽禁的50多年時間裡,始終和他保持著非常良好的感情。特別是 1936 年冬張學良失去自由,在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然堅持保持和張學良的書信往來,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周恩來不但在張學良被蔣囚浙江奉化之初,就通過可以進雪竇山的東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國等人給張學良捎過信件,而且即使張學良赴台羈押以後,周恩來仍然千方百計設法與囹圄中的張學良保持聯繫,其中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在與張學良分手25年之後,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仍然通過香港的種種關係設法為張學良隔海捎書。其中曲折還頗有神秘色彩。 
  1961 年 12 月 12 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一次有張學良和楊虎城舊部袍澤及親友出席的宴會,以紀念「西安事變」25週年。在這次宴會上,周恩來回想起當年他在延安兩次會晤張學良將軍的往事,同時即席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講話。席間許多和張學良一起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舊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聽到周恩來的講演都無不潸然淚下。特別是張學銘和張學思,對他們闊別多年的兄長張學良的懷念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表達。席間響起一片哭聲。面對此情此景,更讓周恩來思念仍在台灣秘密幽禁的張學良。 
  宴會結束後,周恩來回想起張學良寄給他的最後一封信,該是1946 年春天。當時,張學良手書的密信系由東北元老莫德惠,奉蔣之命前往貴州息烽監獄探訪張學良的時候,偷偷避開戴笠的耳目搞出來的。張學良在寫給周恩來的最後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作紅娘,願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盡一。弟良 於四月十九日。」 
  周恩來儘管國事繁重,日理萬機,但他只要回想起當年在延安與西安時期和這位東北軍少 帥的短暫接觸,特別是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張學良和寫給他的信,仍然常常悵然落淚。思念之情, 與日俱增。張學良從息烽寫出的最後一封信,正值周恩來為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慶和延安之間。接到張學良的信後,周恩來曾多次利用公開場合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早日釋放張、楊的嚴正籲請。可是,讓周恩來深感難過的是,他縱然為恢復張學良的自由殫精竭慮,然而由於蔣介石心如鐵堅的囚張政策,時至今天, 「西安事變」已然25個春秋,當年在延安和西安為抗日大計喋血共奮的張學良將軍,卻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與世隔絕。周恩來撫今追昔,一腔悲憤之情,無法控制。於是,周恩來總理決定親筆給失去聯繫多年的張學良再寫一封信。 
  可是 ,1961 年的海峽兩岸雖然近在咫尺,給張學良捎信卻比登天還難。這封重要的信件由誰才能送過國民黨軍隊密封禁錮的台灣海峽,安全送到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手中呢?這位信使就是朱湄筠。 
  朱湄筠何許人也,為何選中她呢? 
  瞭解中國近代史的讀者,可能對「九一八事變」之初,廣西詩人馬君武先生所寫的兩首七律印象猶在。詩云:「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 
  在馬君武這首當年風行一時的打油詩中,無意中傷害了幾個無辜的人,其中除電影演員蝴蝶外,就有趙四小姐和朱五小姐。趙四早為世人所知,她就是後來與張學良相伴50 多年的紅粉知己趙一荻女士;而朱五則鮮為人知。所謂朱五,即朱湄筠女士。 
  關於朱湄筠和當年在報刊上發表此詩的馬君武,在張學良生前對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時候,曾有如下說法,他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這個朱五是誰呢?朱五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她是我秘書朱光沐的太太。他倆結婚的時候,是我給他們主婚。她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有跟她開過一句玩笑。」 
  張學良的這番話,意在為他和朱湄筠沒有馬君武在詩中所指的曖昧關東作出澄清。但是,同時他也證實了與朱湄筠女士的正常交往和親族關係。張學良在口述中直言了對朱湄筠的好感,特別欣賞的是朱湄筠果敢和潑辣的性格。張學良說:「朱五跟我現在的太太(指趙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是天津女子中學的學生。朱五調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會上,馬君武也坐在那裡,朱五就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抬頭一看,朱五就站在自己面前,驚得他拔腿就走。」張學良的一席話,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出身豪門,又心地豁達的女人。 
  朱湄筠出生在天津,從小喜歡英文,學業斐然。其父朱啟鈐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長和國務院總理。朱湄筠是朱氏家族的第五位姑娘,所以人稱朱五小姐。抗菌素戰勝利前,她和丈夫朱光沐一直在香港從事營救張學良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她們的營救毫無效果。應該說明的是, 朱湄筠與張學良素有家族淵源,首先是她的姐姐朱洛筠,後來便成為了張學良同父異母胞弟張學銘的妻子(全國政協委員),而她本人青年時期在天津華西女中就讀時,又是張學良夫人趙一荻的同班學友。正由於朱湄筠和張學良有上述諸種因緣,所以,她後來才成為周恩來及中央有關部門重點考慮的傳信入選。   
  鄧穎超與張學良、宋美齡的友誼(2)   
  中央有關部門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遂同意直接派人去香港,設法與朱湄筠取得聯繫。 
  行前,朱啟鈐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時任中央文史館館員, 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關部門提供了他的親筆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當朱湄筠獲悉周恩來總理有與張學良通信的動念後, 十分感動。她雖然身居香港,卻對祖國大陸寄予深情,特別是乃父朱啟鈐晚年在京多受周恩來和政府的厚遇,尤讓朱湄筠感激不已,這時朱光沐已經病故,但朱湄筠的許多親友仍在台灣,所以她當即答應一定遵照周總理指示,親自前往台灣轉交密信。這時,周恩來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信的內容很簡單,只有16個字,但飽含深意。即「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地址的信上,周恩來總理鑒於當時台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他本人也沒有任何署名,但是,由於張學良從前多次和周恩來有過書函往來,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來那風格特殊的毛筆字。經過周恩來反覆思考推敲寫下的16個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會讓幽禁中的張學良既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本人對他的關懷,同時也會鼓舞張學良在艱難環境中的鬥志。 
  周恩來考慮到張氏家族在大陸的成員,數十年來也無時不思念在台羈押的張學良,尤其是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和雖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軍副司令員張學思,也都對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於是周恩來決定張學銘和張學思也可給大哥各寫信一封,一併通過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灣。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件以後,把它們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式向台灣方面申請赴台探親。當時台灣當局對香港居民赴台探親也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意在擔心有少數「匪諜」潛入台島。由於進島的人數控制嚴格,申請探親者至少要有兩人以上作保,方可辦理手續。儘管如此, 朱湄筠仍在台灣親友們的鼎力相助下,於1962 年4月,得以從香港飛入台島。 
  她到台北後,才發現蔣介石那時儘管在名義上給張學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進張學良在北投復興崗70號的住宅,關卡重重,特務密佈,簡直是難於上青天!她發現張學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邊至少有一個連的便衣擔任「保護」。如果一位從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見張學良,事先必須得到台灣情治部門的批准才可放行。至於張學良每週必去台北士林教堂做禮拜的傳聞,經朱湄筠到台後的瞭解,確認乃是實情。但士林地區歷來為蔣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凱歌教堂聽《聖經》的,除蔣家人外便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像朱湄筠這樣從香港來台探親的人是決然不得隨便進入士林地區的,更休想利用聽經的機會,把周恩來和兩位弟弟的信函轉交給張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萬一發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朱湄筠女士沒有氣餒,她決心在台北住下來,慢慢等待時機。 
  一直到當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繼續在台灣久留,必然會引起台灣情治機關的注意。幸好當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即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宋美齡的大管家),把她從香港帶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和趙一荻的基督老師,國民黨前駐美國大使)家裡的張學良夫婦。黃仁霖不知這盒高級糖果內的玄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來總理和張學銘、張學思的三封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手裡。 
  周恩來自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後,始終掛念轉信的情況。當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才把朱湄筠女士轉信的具體情況上報,上報材料這樣寫道: 
  「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灣張學良手中,我(這裡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來的信件)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在望,後會可期』幾句話亦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來的心願通過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實現了,為公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沒。晚年的朱湄筠從香港隨子女移居加拿大,張學良1991年飛往美國夏威夷定居以後,她才得以與張學良及夫人趙一荻見面。 
  趙煒說,鄧穎超繼續著周總理沒有做完的工作。在張學良90華誕時,鄧穎超曾給他發去賀電,電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去台之後,雖遭長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於榮利,為國籌思,贏得人們敬佩」。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和夫人從台北桃園機場踏上赴美探親之旅,張學良在台北機場登機前對中外記者的談話中,曾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中共中央決定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呂正操等人赴美為張學良祝壽。行前,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親自召見了他。 
  趙煒說,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意見,已以私人名義親筆為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信。信的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如晤: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數十年海天遙隔,想望之情,歷久彌濃。恩來生前每念及先生。輒慨歎愴然。今先生身體安泰,諸事順遂,而有興作萬里之遊,故人聞之,深以為慰。   
  鄧穎超與張學良、宋美齡的友誼(3)   
  先生闊別家鄉多年,親朋故舊均翹首以盼,難盡其言。所幸近年來兩岸藩籬漸撤,往來日增。又值冬去春來,天氣和暖,正宜作故國之遊。今穎超受鄧小平先生委託,願以至誠,邀請先生伉儷在方便之時回訪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可定居。茲特介紹本黨專使XXX同志趨前拜候,面陳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重示之,以便妥為安排。問候您的夫人趙女士。 
  即頌 
  春祺! 
  鄧穎超 
  1991年5月20日 
  這已是鄧穎超寫給張學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封函件是一年前張學良在台北舉行90歲壽慶時她致的賀電。那時,她的賀電高高懸掛在台北圓山飯店崑崙廳祝壽辰的禮堂正中,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一致關注。這次親筆寫成的邀請函,語言更加誠摯熱情,充分表達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這位離家多年的愛國將軍的敬重之情。 
  5月29日,呂正操在紐約曼哈頓見到老上司張學良。呂正操贈送壽禮,雙方禮節性地晤談。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和張學良進行了長達1個小時的單獨談話。他首先轉交了鄧穎超的親筆信。張學良看到鄧穎超的親筆信感慨萬端。 
  接著,呂正操又向張學良轉達了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問候以及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願望。張學良聽後頗受感動。但是,由於事體重大,他說:「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台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在隨即開始的各界人士為張學良舉辦的祝壽活動中,中共代表呂正操考慮到種種不便,沒有出席這類公開的活動。6月4日,張學良在祝壽活動結束後,主動提出要再次會晤呂正操。地點就安排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官邸裡。 
  這次談話整整持續了3個小時,談話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呂正操著重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張學良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深表贊同,並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份微薄之力。 
  儘管張學良坦率地向呂正操表露了不能馬上返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思,但他仍然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良寄居台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的返鄉意願。 
  趙煒說,1992年鄧穎超病逝時, 張學良委託他在香港的侄女張閭蘅送花籃祭奠,挽帶上書:「『鄧穎超千古』『張漢卿、趙一荻敬挽』。」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鄧穎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峽兩岸之間的私誼,恰是堅固了民族大義的根系,為80年代兩岸打破老死不相往來的僵局營造了良好的基礎。 
  趙煒說,在鄧穎超80歲大壽的時候,宋美齡還曾經送了一份厚禮,送的是一隻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為鄧穎超是屬兔的,現在這只友誼兔,仍被保存。 
  眾所周知,鄧穎超與宋美齡有書信往來,儘管在政治問題上對方有歧見,在歷史問題上對方有恩怨蓄積難解之憂,但歷史的淵源性、延續性昭示海峽兩岸的不可分裂性。顯然,鄧穎超的一系列言行和特定身份贏得了海峽對岸的積極響應。 
  鄧穎超在祖國統一事業上的決心和強大的感召力,無比親切的誠摯態度和「潤物細無聲」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廖承志致蔣經國信的幕後故事   
  「寥廓海天,不歸何待?」(1)   
  為了落實黨的對台方針政策,進一步推動對台工作的展開,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在台灣的蔣經國發出公開信,公開信刊發在7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出乎台灣當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內外的矚目。 
  作為參與「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憶道: 
  《致台灣同胞春節慰問信》的對象是台灣人民;「葉九條」的對象既是台灣人民同時又是台灣當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義給蔣經國寫封信,主要針對台灣當局,明確了我們的談判對手。 
  這封信怎麼寫?真是頗費心思。廖公為此絞盡腦汁,並親自寫了信的開頭一段,為整個信的內容、文風、文白兼容的語言風格定了調。 
  現在再來看這封信,依然能夠看出我們對台灣當局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批駁其謬論和不切實際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我具體分析一下這封信。 
  曉以大義:「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從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的高度,來說明統一對兩岸人民的好處。「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這是設身處地地替蔣經國著想,若能在蔣經國手中實現兩岸統一,則蔣經國名垂千古。「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先回顧國共兩黨兩次合作的歷史,再說明分合利害。寓理於情,情理交融。 
  陳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指出台灣問題純屬內政,「外人」無權干涉,奉勸蔣經國不要仰人鼻息,使台灣成為別人的附庸,最後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裡去。「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三思。」「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從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的興亡到蔣氏父子對歷史的交代,言詞懇切,同胞情,兄弟情溢於言表。 
  動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握,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廖公和蔣經國幼時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對蔣經國深為掛念,多有囑咐。「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復音。」廖公的這些話,以情動人,或引用蔣經國的話,或引用我們領導人的話,說民族大義,抒兄弟情深。至今讀來,仍讓人感動不已。 
  批駁其謬論和不切實際的幻想:「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侷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瞭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廖公在信中引用台灣方面的謬論,逐一進行駁斥,指出其危害性。 
  耿文卿說,廖公的這封信,有些詞句有典故、出處,我這裡略作解釋一二。 
  青少年時期,廖承志和蔣經國同在原蘇聯莫斯科求學。當時天氣特別寒冷,晚上,他們倆就同蓋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這樣寫道:「幼時同袍,蘇京把握,往事歷歷在目」。原來是「俄京把晤」,後來討論時改為「蘇京把晤」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是蔣經國的座右銘,廖公在信中引用這句話,是以蔣經國的身份來說的,動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歸何待?」(2)   
  「寥廓海天,不歸何待?」是引用了周恩來的話。60年代,民主人士為祖國統一做了許多工作,他們紛紛給對岸的老朋友寫信、搭橋。當時,張治中給蔣氏父子寫了信,周恩來在審閱時加了4句話:「倨促東南,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80年代初,鄧小平給來訪的美籍科學家陳樹柏(陳濟棠的兒子)的親筆題詞,用在這裡含意深刻。 
  「遙望南天,諸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話。當年,一些高層民主人士給台灣寫的信報送毛主席審閱時,毛主席批了4句話:「台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諸希珍重。」然後,民主人士將毛主席的這4句話寫進信裡,並指出是我們領導人寫的,讓台灣當局知道我們的政策。 
  「佇候復音」是鄧大姐審閱時加上的。希望台灣當局拿出誠意,盡早與我們談判,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此外,像「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等語,是中央台辦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從大量的台灣報刊中找出來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蔣經國的原話,更具說服力,也更能動之以情。 
  這封公開信的發表,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用個人的私誼,浸透渲染民族感情,這個角度極為自然生動,也切合廖蔣兩人的實際,完全觸動了中華民族之深情,海島當歸祖國大陸,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中國共產黨民族大義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誼,民族大義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給蔣經國寫信,這裡面還有些由來。 
  1982年7月,身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看到了蔣經國在台灣發表的一篇悼念父親蔣介石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台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 
  蔣經國1925年10月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先後在孫逸仙大學(亦稱中山大學)、紅軍軍政學校讀書,並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青年時期的蔣經國因為身受紅色赤都洗禮,還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的,對國民黨右派勢力排擠中共的那套做法深為不滿,「中山艦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時,蔣經國都曾揮淚寫信給蔣介石,並發表公開聲明,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反革命舉動,要求國民黨回到與中共團結合作的正確路線上來。 
  然而,畢竟是道不同,蔣經國最後成為龜縮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繼承者。台灣海峽是國民黨憑借的天塹,加上美國第七艦隊的駛入,他們可以與中共暫時不再往來,像駝鳥一樣,自顧而無視世界潮流。然而,畢竟兩岸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台灣海峽成為阻隔兩岸人民往來的天塹嗎?中共中央決定將統一祖國提上議事日程,作為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那麼,怎麼向對岸溝通呢?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堅持不接觸,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公開「交往」,只是炮擊金門和福建前線軍事陣地的「對敵」大廣播。 
  世事滄桑,在中共黨內,能自然而然地與蔣經國稱兄道弟的人不多了,這份兄弟情,當然也包含了複雜的糾葛著的豆萁相煎成分在內,但不管怎麼說,四海劫波兄弟在麼。 
  廖承志之父廖仲愷是蔣經國之父蔣介石之「同志」,廖家與蔣家的淵源深厚。黃埔軍校成立時,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則為國民黨代表,母親何香凝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與廖仲愷同為孫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將,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出現思想路線的嚴重分裂,左右兩派一時水火難容,國民黨親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愷慘遭右翼分子殺害,何香凝相信殺廖乃蔣介石幕後指使,但苦於拿不到證據,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明目張膽這麼幹,所以,兩家關係依然沒變,黨內還是同志,但實存心結。廖、蔣兩家後代雖有往來,恩怨情仇卻是深深難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華僑事務委員會恢復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這層家族關係,廖承志與蔣經國既是兒時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與蔣經國同時在中山大學就讀的同學中,還有一批人後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林祖涵、烏蘭夫等。此時,廖承志站出來寫信,從個人角度,顯示了廖家的大度,殺父之仇是上輩人的事,可以暫時不論,民族大義卻是不可隱藏的,此情此意多麼宏闊啊!廖承志此信寫得是文采煥然,古風撲面,溫潤感人,措辭遣句絲絲入扣,滴水不漏,確實令人印象極深。在新中國成立30多年,白話文一統天下之時,廖承志的這篇文言文公開信,對於還屢屢使用文言文的台灣,無異有著較強的親和力,成為特殊年代溝通海峽兩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僅展現共產黨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長的口吻對蔣經國鼓勵和勸慰,甚至訓斥,有相當的不可替代的私誼力量。 
  當然,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雖是以個人名義,實際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國家統一,是中國歷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國百姓的恆願。現今,大陸進入規整時期,台灣問題便擺上桌面了。是時,廖承志負責台港澳事務,深感責任重大。聽了鄧穎超的意見,他感到現在出面,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採取各種形式先與台灣當局溝通,為日後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是切實可行的。 
  鄧穎超與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這都是鄧穎超的妙筆。正是在鄧穎超領導的有情有義的對台工作步驟之下,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終於放棄了「三不」政策,開放了對祖國大陸的探親旅遊,邁出了打破兩岸阻隔的第一步。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1)   
  蔣經國主政的台灣當局,在與祖國大陸的溝通上立場極為頑固,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的詭秘伎倆」,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開封信轉到了蔣經國手中,蔣經國戴著老花鏡,讀著廖承志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蔣經國讀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動?或是內心深處受到了某種觸動,也不得而知。不過,據說,蔣經國看畢默不作聲,不置可否。 
  儘管如此,蔣經國還是思考著怎樣回復這封信。「來而不往非禮也」,蔣經國不能默不作聲,他要公開表明台灣當局堅硬的立場,以表明台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一貫回絕態度。於是,經蔣經國授意,台灣當局搬出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說,「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這封信自然是糾葛在國民黨失敗情緒中難以自拔,並藉機惡毒攻擊祖國大陸。 
  宋美齡的回信可以說是惡氣充盈,但儘管表面上如此,實際上蔣經國在考慮著台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了,他認識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他的密使已經啟程趕赴北京了。儘管聯繫鬆鬆淡淡,交流言不及義,遲遲不入正題。但到了1985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與隔絕大陸的聯繫就更急迫了。當時,由於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由於鄧小平復出後堅決推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熱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資金向大陸迸流,鄧小平本人也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台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台灣的改革步伐。於是就有了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 
  自廖承志公開信之後,到1986年10月,蔣經國的密使沈誠,這個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黃埔第17期畢業生,已經三度北上。沈誠在國民黨得勢大陸的年代,曾在國防部預備幹部局擔任蔣經國隨從參謀,是一位退役少將,他奉蔣經國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義,進出祖國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信息,特別是最後一次,他得到了蔣經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的溝通。因此,他得到了會晤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貴機會。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將一封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一番反覆研讀之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佈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戒嚴。12月7日,蔣經國對沈誠說,一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國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國準備與大陸聯繫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在蔣經國去世之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可謂有功有過,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穩定台灣,就不可迴避地必須與大陸開始接觸,建立走向統一的態勢。第一點是民主化,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全面選舉,包括直選所謂的「總統」;第二點是本土化,為了減少與台灣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慮到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選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個後來搞分裂出賣了國民黨的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成為他的接班人;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他清楚,不提高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國民黨就無法繼續掌握政權;第四點也是震撼性的,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可見,前三點是為了穩定台灣,而穩定台灣的最後結果是第四點,也是目的。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於一個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儘管血雨腥風,也決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國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暈迷中已經迴光返照地明白,台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應有生命力和法統合理性。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係重大,蔣經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後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但並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數次眼底出血失明,暈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對糖尿病來說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無所顧忌地照吃不誤,還喜歡開懷暢飲,他對勸阻的醫生說,「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來是你們醫生的事。」就這樣,他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了,但蔣經國本人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2)   
  廖承志公開信發表之後5年,一個突出的回應是蔣經國終於開放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島內,大陸籍人士大都是國民黨1949年退縮台灣的軍政人員,他們一代而亡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後代不得回大陸,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灣的並不多,就是留在台灣的,也日漸本土化,失去了與大陸的氣息相應,台灣的國民黨軍政傳統勢力日漸凋零,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蔣經國,在大陸發出的強有力統一聲音和台灣島內黨外運動的呼聲及在「台獨」聲浪的夾擊之下,感到形勢嚴峻,不能不考慮與大陸的聯繫了。因為對於一貫堅持「中國必須統一」的蔣經國和去台的老一代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台灣今後將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嚴肅課題,蔣經國作出了有限度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分兩步實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觀光限制,允許台灣民眾以港澳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許民眾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凡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從而邁出了台灣當局調整大陸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後,台灣當局又逐漸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和翻印,有限度開放大陸中藥材和農產品的進口,放寬對兩岸通郵和經貿往來的限制。 
  海峽畢竟有了春水湧動。作為對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1987年10月14日,國務院有關部門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歡迎,保證台胞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並進一步敦促台灣當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公佈了對台胞來大陸的接待辦法。祖國大陸各地相繼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這樣,以廖承志公開信為切入點,在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政策的推動下,經過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持續了38年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了。     
  震驚兩岸的「華航事件」   
  震驚兩岸的「華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貨機緩緩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身上赫然標誌著台灣「中華航空公司」幾個大字。飛機在寬闊的跑道上停穩,機門打開,機長王錫爵從舷梯上走了下來。剛剛得到消息的當地有關負責人正好趕到,心情激動的王錫爵一見到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說:「我要和家人團聚,我要求到祖國大陸定居。」 
  這便是當時震驚海峽兩岸的「華航事件」。然而,這一舉動的意義,還遠遠不限於駕機到大陸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團聚;而是由此之後,在兩岸溝通的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永載祖國和平統一史冊的「華航模式」。 
  曾經震驚海峽兩岸的「華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讓人想起,而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處理的呢?雙方具體的談判經過怎樣?恐怕對許多人來說還是個「謎」。為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抖落其厚厚的塵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貴史實,並多次採訪了原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他向我介紹了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並回憶自己親自參與處理「華航事件」談判的這段歷史。   
  老兵想家駕機回大陸   
  王錫爵是四川遂寧人,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離開大陸。剛剛18歲的王錫爵也隨國民黨的空軍幼校遷往台灣。王錫爵畢業後,先在國民黨空軍服役,當駕駛員;1967年,王錫爵轉業到了中華航空公司,在那裡擔任飛行職務。從大陸到台灣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記憶,家鄉的故土親人,無時不在他眼前縈繞。他太想家了,想生養自己的父母,想親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錫爵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從事飛行事業以來,他的飛行時間多達2萬小時以上,技術高超,經驗豐富。王錫爵在台灣成家,生活上比較優越;但是,舒適的生活卻難以彌補他思鄉的憂愁。每每夜深人靜,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種難以名狀的痛苦深深刺著他的心。有時,他剛剛入睡,卻又被噩夢驚醒。躺在床上,他盤算著,父母若還在世,也該有80來歲了。他是不是還安康?他們是不是也在呼喚著這個遠離家鄉的、不孝的兒子?人生是這樣的短暫,看目前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兩岸是那樣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樣的遙遙無期。有生之年,他還能不能見到高堂?年邁的雙親還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這裡,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靜。 
  一個大膽的想法閃現在他的心頭。 
  1986年5月3日,56歲的王錫爵執行飛行任務。此次的飛行路線是從泰國曼谷經香港飛往台灣,王錫爵任機長,與他同行的還有副駕駛董光興及機械師邱明志。他們3人以前常在一個機組執行飛行任務,互相之間配合得都不錯。 
  中午12點53分,載有10萬公斤貨物的台灣中華航空公司B198貨機從曼谷起飛了。飛機在湛藍的高空沿著A901航線平穩地飛行。 
  王錫爵坐在駕駛座位上,把握操縱桿,改變航向,向廣州飛去。在距離廣州不遠的上空,王錫爵主動與地面的白雲機場聯繫;得到許可後,飛機安全降落。 
  當晚,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省長葉選平,在廣州珠島賓館會見並宴請王錫爵,歡迎他駕機飛到祖國大陸。王錫爵激動地說:「我很想念大陸的山河和親人,現在見到你們很高興。台灣同胞都盼望兩岸能夠通商、通郵、通航。」 
  王錫爵駕機到祖國大陸的消息傳到海峽對岸,在台灣引起了軒然大波。台灣當局既惱怒,又無奈。 
  大陸方面對於這一事件相當重視,立即作出了反應。 
  5月3日當天,一封電報從北京發到台北: 
  台北 
  中華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貨機一架於5月3日15時10分飛抵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大陸定居。我局邀請你們盡早派人來北京同我局協商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 
  中國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這怎麼敢呢?這豈不違反了台灣當局堅持了幾十年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中華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請示最高當局。最高當局的調子,仍舊是:不正面接觸。 
  5月4日,台灣「交通部政務次長」朱登皋表示:這個事件應由「華航」通過第三者處理,與「政府」無關。5日,台灣「國防部長」宋長志在「立法院」表示:「台灣將通過香港國泰航空公司、英國保險公司和國際紅十字會三個途徑同大陸交涉華航貨機問題。」 
  然而,大陸方面一再申明:「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能夠解決」,無須經過「第三者處理」。華航事件陷入僵持狀態。   
  田紀云:「順乎歷史潮流之舉」   
  5月6日,按照有關方面的安排,王錫爵駕駛著他從台灣駕來的這架波音747飛機,飛越多年來只能在夢中相見的長江、黃河,抵達北京的首都機場。當身著「華航」短袖制服的王錫爵走下飛機時,前來迎接他的中國民航局局長胡逸洲和他親切握手,歡迎的人群向他獻上生長在首都土地上的鮮花。 
  王錫爵對前來迎接他的人們及100多名記者說:「回到祖國大陸是我多年的心願。今天我回來了,感到非常高興!」神情激動的王錫爵,稍微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祖國提倡大陸和台灣實現通商、通郵、通航,今天可以說是大陸與台灣的首航。我希望海峽兩岸今後常往來,大家可以回來看望自己的親人朋友。」 
  得到消息專程從四川老家趕來的82歲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機場迎接37年未曾見過面的兒子。鬢髮花白的王錫爵,看到滿面滄桑的老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場的許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熱淚。王錫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錫壽,也到機場迎接了大哥。 
  下午,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接見了王錫爵及王錫爵的父親、弟弟等家人。田紀雲副總理說:「王先生的行動,表達了炎黃子孫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共同願望,是順乎歷史潮流之舉。王先生這次回來定居,還實現了多年分離的家人團聚的宿願,對此,我表示熱烈的祝賀!」 
  田紀雲副總理指出:「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進一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們願意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積極促進海峽兩岸多方面的交往與合作,為和平統一祖國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關於副駕駛董光興、機械師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從問題,田紀雲副總理公開表明了態度。他說:「我們主張海峽兩岸實行『三通』,有來有往,來去自由。我們將充分尊重他們本人的意願。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是言行一致的。我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陸:冷靜、平和、主動 
  一個星期過去了,台北這邊仍舊保持緘默,未作任何反應。 
  5月11日,中國民航再次致電華航: 
  台北 
  中華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電貴公司,邀請你們盡早派人來北京商談波音747貨機的處理問題,但至今未見答覆,海峽兩岸對此深表關切。 
  貴公司這架飛機的機長王錫爵先生希望在祖國大陸定居,董光興、邱明志兩位先生表示願望回台灣。我們的態度十分明確:飛機、貨物及願回台灣的董光興、邱明志兩人都交回台灣,請貴公司派人來商談並辦理具體交接事宜。 
  我們早已申明,這純屬兩個民航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既然是交接,就應由當事雙方直接地、負責地辦妥交接事宜,以確保飛機和願回台灣的人員安全返回台灣。 
  因此,請你們還是派人來商談解決為好。不必經過第三者,如果你們覺得不方便,那麼,你們認為什麼地方合適,也可以提出來商量。 
  我們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對貴公司的處境和困難作了充分考慮後提出的。如果貴公司仍不願意來辦理接收事宜,則人和貨機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灣,責不在我,請貴公司三思。我們再次籲請貴公司速做出決斷,並盡快答覆我們。 
  中國民用航空局 
  大陸方面對這次事件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冷靜、平和、主動;不利用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傳,但卻希望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兩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嘗試;並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從而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其實對華航來說,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飛來橫禍」。華航是民營的自負盈虧的公司,經濟狀況並不景氣。華航僅有兩架巨型貨機,王錫爵駕走的這架是1980年以6000萬美元從盧森堡航空公司購買的;再加上機上的貨物,華航的經濟損失也是相當大的。然而,這次大陸方面姿態高,願意主動將機、貨、人交回,華航公司當然很想要。無奈,台灣當局遲遲不發話,他們只能在心裡暗暗焦急。   
  「不讓第三者插手」(1)   
  「華航事件」發生後,我們可以說是做到了仁至義盡,把話說到家了。事件發生後,我們及時表明了立場和態度。飛機著陸的當天即以我民航名義,致電華航,闡明事件性質,邀請他們盡快派人來北京商談有關人、機、貨的處理。台灣方面極力避免與我正面接觸,提出委託香港國泰航空公司或國際紅十字會等與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堅持「不讓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義致電華航,重申這是純屬兩個民航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還明確表示,如果對方覺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們認為方便的地方來商量。 
  台灣方面對此沒有任何理由拒絕,被迫於5月13日,通過香港太古集團常務董事姚剛先生向我方傳話,表示願意派人與我方在香港商談。 
  中央指示,由楊斯德、中國民航總局局長胡逸洲、總政聯絡部部長岳楓、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許光建4位同志組成領導小組,領導在香港的談判工作,並委楊斯德以最後決定權。 
  楊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東滕州市人。歷任華東野戰軍13縱隊聯絡部部長,陸軍、空軍師政委,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總政聯絡部副部長、部長。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台港澳僑聯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楊斯德有著豐富的談判經驗,曾在萊蕪戰役和淮海戰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軍作戰,並取得勝利。 
  1947年,蔣介石全面進攻解放區遭到嚴重挫折之後轉為重點進攻。在華東戰場上,蔣介石命歐震率5個軍由南線沿隴海鐵路向我華東首府臨沂進攻,在北線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個軍由膠濟線向新泰萊蕪方向進攻,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妄圖與我決戰,消滅我軍。 
  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計劃,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採取「聲南擊北」的方針,決定在南面阻擊敵人,聲言要與敵人決戰,同時隱蔽地運動部隊至北線萊蕪地區,利用內線工作策應我軍作戰,消滅敵李仙洲集團。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 楊斯德以陳毅司令員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敵46軍,任該軍軍長韓練成的秘書,在工作中利用這一內線關係,千方百計地策應我軍作戰,堅定靈活地完成了陳毅司令員交給的重要使命。 
  早在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初期,蔣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軍由海南島調至青島待命。隨後該軍調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統一指揮下向我魯中解放區進攻。該軍軍長韓練成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與我黨建立了聯繫,在國民黨軍隊中是一位具有愛國思想的高級將領,當時為蔣介石所賞識,亦為李、白所接受,實際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該部隊從進攻解放區開始就懼怕被我軍消滅,極力保存實力,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一直不滿,但對我瞭解不夠,有一定戒心。楊斯德根據陳毅司令員的指示,及時向我方提供情報,作戰中盡量遲滯、約束敵軍的行動,干擾敵作戰計劃的實施,在我軍包圍了敵軍後,促使韓練成放棄指揮,造成敵軍大亂,策應我軍徹底消滅敵人,取得萊蕪戰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舉行著名的淮海戰役並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在這一戰役中,我軍共殲敵55萬餘人,解放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使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為了奪取這一大決戰的勝利,要求爭取駐守在運河一線的國民黨第3綏靖區原西北軍馮治安部兩個軍起義。為此,華東軍區領導派楊斯德以陳毅司令員代表的身份深入該部,以國民黨少將高參的名義做掩護,協助愛國將領何基灃、張克俠兩將軍策動該部的起義工作。在我大軍壓境的情況下, 楊斯德在該部長期建立的工作關係和地下黨員經過周密的部署,積極開展活動,克服各種困難,終於按照華野首長的意和規定的時間勝利地舉行起義。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中,國民黨第3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兩將軍率該部1個軍部3個半師共2.3萬餘人於徐州東北賈汪地區起義,讓出了運河防守陣地,使我軍得以迅速穿過該部防區,直下徐州以東包圍黃伯韜兵團,切斷正在西撤中的黃伯韜兵團與徐州之敵的聯繫,繼而包圍並殲滅了該兵團,順利實現了我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作戰企圖。這次起義的成功,是我黨對該部長期工作的結果,是華野領導正確運用政策和策略,在強大的軍事形勢配合下,依靠政治爭取取得的勝利,它對贏得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曾在致該部的賀電中稱這次起義「極有助於革命戰爭的發展」,說它是淮海戰役的「第一個大勝利」。 
  楊斯德一行於5月14日離京,15日上午抵達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張瑞普同志(中國民航香港公司經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領導同志傳達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時迅速瞭解並掌握已得到的情況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當晚,參加會談的中國民航另兩名代表盧瑞齡、劉遠落同志也趕到香港。 
  對於這次談判的詳細情況,楊斯德說: 
  鑒於台方遲遲不予答覆,我們遂於15日下午,通過新華社發佈消息,說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隨時準備與華航會晤,現正等待台方正式答覆。   
  「不讓第三者插手」(2)   
  15日下午,姚剛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傳話,台灣方面同意會談,不再通過電報或文件正式答覆,並稱華航有給「國泰」的委託信。為慎重起見,我方要了委託信複印件,讓姚剛轉告華航可以著手商談,並提出會談前,雙方進行一次非正式接觸的建議,被台方婉拒。相反,他們提出,會談時可否讓「國泰」派1人參加旁聽,作為公證人。另外,請1名香港律師到場。這兩項建議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參與之理由拒絕,只答應會談前可由「國泰」1名先生引見一下。 
  在會談時間問題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風,說我方準備不足,欲拖延至19日開始。我們按照中央部署,認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並且已做好了充分準備,拖延時間反而不利,遂斷然決定17日為談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於會談地點,台方建議在太古大廈舉行。我們認為該地點第三者背景太濃,後協商改為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談判雙方各派3名代表、1名記錄。雙方同意對會談地點保密。 
  5月16日,我們做了一天的準備工作:向中央發請示電;匯報會談時間、地點的安排;台方的動態及可預見性情況;我擬採取的對策等等。並草擬了會談交接書,請示批復。然後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發言基調,由張瑞普同志進行試談。 
  5月17日上午9時52分,雙方舉行第一次會談。「國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紹了雙方,雙方握手致意,謙讓著進入會場。會談開始前,圍繞蔡先生該不該留在會談現場引起爭議。台方認為,蔡先生是中國人,可以私人身份參加,對外可保密。我們則堅持不讓第三者介入的立場,表示引到為止,會談不要參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會場。 
  會談正式開始。台方首席代表鍾贊榮(華航駐香港分公司經理)搶先發言,稱已接到我方11日的電報,並讀了全文。同時,再次問我方,是否如電文所說的純業務商談。在得到我方肯定答覆後,鍾表示,大的原則他們都同意。 
  我方張瑞普重申了我們的態度。隨後雙方就人、機、貨的交接地點、時間和方式進行討論。我們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廣州,安全和技術保障都沒有問題。台方表示廣州可以,但要委託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們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陳恩錦(台華航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兼企劃處處長)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員(包括王錫爵),飛機和貨物再商量。我們堅持人、機、貨同時交接的原則,同時明確指出王錫爵先生願意留在大陸,我們尊重王錫爵先生本人的意願,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錫爵先生。台方對此沒有表態。這次會談雙方表明了各自的觀點、立場和誠意,氣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與董、邱二人通一次電話,沒有其他任何刁難性說詞。我們建議,雙方互相考慮對方的意見,下次再談。 
  此次會談持續了1小時零15分鐘,雙方約定次日上午繼續會談。 
  會談結束後,我們立即向中央匯報首次會談的情況,並請示首先力爭在廣州進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擬同意在香港交接。另外,我們還請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驟,並提出我們的建議。中央很快同意了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們擬定了第二次會談仍堅持在廣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時,第二次會談開始,我方代表張瑞普首先發言,重申了我方堅持在廣州直接交接的立場。台方表示在廣州交接有困難。台方認為,「雙方觀念不同,制度不同,這裡面有個立場問題,不合適;而在香港雙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幾架次的飛機起落,為什麼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說:「香港安全恐怕有問題,目前又是英國管轄。在廣州主要是為了交接安全、順利、迅速,並無他意。」台方代表陳勳偉(華航香港分公司副經理、台灣情治人員)態度強硬地說:「在廣州交接絕不可能,用不著再向公司請示,公司已充分授權給我們,再這樣下去就沒法談了。」至此,會談陷入僵局,雙方建議暫時休會。回到新華社,我們向中央匯報了會談情況。中央指示,擬定在第三次中仍堅持力爭在廣州交接,若實在不行時,可伺機轉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時,第三次會談在香港馬會大樓9層舉行。一開始,台方代表鍾贊榮就提出了他們準備好的6個問題: 
  (1)、貴方在電報中表示純屬業務商談,不涉及政治,可貴方一再說這是特殊事件,不比一般商業行為,這是否超出了業務洽談範圍了? 
  (2)、貴方一再強調人、機、貨同時交接,可人是有感情、有思想、有尊嚴的,人與物怎能相提並論呢? 
  (3)、貴方扣留我機員十幾天,直到現在沒見露面,我們要求通個電話也不答應,原因何在?既然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為什麼不能盡早釋放? 
  (4)、貴方能將飛機從北京飛往廣州,為什麼不能飛往香港?香港啟德機場每天有100多架次起落,可貴方卻強調安全問題,請問是何原因? 
  (5)、貴方比喻說家人丟了小孩。我方機員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小孩定義是什麼?放飛機還有些技術問題,可放人沒有技術問題,很簡單嘛。 
  (6)、請問國際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機不放呢?貴方事先劃定了圈圈,提議不能變動,不考慮我們的困難,這樣拖下去誰負責呢?   
  「不讓第三者插手」(3)   
  對於台方提出的這6條,我們明顯地意識到,他們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張瑞普同志回答說:「我們之所以說這是一個特殊事件,是指這架飛機沒有按正常航線飛行。他的航線本來沒有廣州,但是在廣州降落了,這就是特殊問題。人、機、貨是一同到的,所以我們主張一起交還,這並不是把人和物相提並論。」隨後,我們不與台方提出的6條糾纏,及時把會談引入正題,催問對方是怎樣考慮我方關於廣州直接交接的意見的?他們繼續堅持前兩次的觀點,並表示這是最後的態度和立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轉入第二方案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張瑞普同志發言,重申了我們建議在廣州交接的好處。但為了表達我們解決問題的最大誠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並提出了有關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續等問題。我方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會談紀要、交接書和交接程序以及有關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無準備,答應帶回去研究。我們提出今後業務往來問題,他們表示「慢慢來」。 
  在第三次會談中,當張瑞普說明在廣州交接的好處時,台方十分緊張,手都發抖。當我們同意在香港交接時,會談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台方情緒明顯好轉,趕緊招呼給我們倒茶。會談結束後,我們一方面及時將這一情況報告中央;一方面舉行記者招待會,輿論上爭取了主動。 
  第四次會談仍在馬會大樓,從下午4時一直談到7時。整個會談比較順利,主要是商談會議紀要及具體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書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於會談紀要,他們提出了修改意見。首先要求去掉台灣中華航空公司中的「台灣」二字,認為兩個航空公司之間不必講是哪裡的。第二,把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改為由泰國曼谷飛往香港途中,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第三,在這句話的後面再加上一句,「中華航空公司要求中國航空公司,應基於人道立場,並按民航慣例,盡速交回飛機、3名機組人員及貨物。」第四,將「友好協商」改為「業務性商談」。 
  經過協商,我們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條建議。但第三條我們不同意增寫,台方也沒有堅持。最後台方又拿出關於保留向中國民航要回王錫爵權力的信函,並解釋說:「你們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聽,也可以當作沒這回事。我們這樣做,回去好交待,請貴方理解。」台方單方面簽了字,我們未加理睬。會談紀要簽字後,雙方鼓掌通過。 
  隨後,台方對我們周到地照顧機組人員表示感謝,並要將機組人員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費用結清還我。我們說,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這點錢就不用還了。 
  5月23日上午10時48分,華航貨機從廣州飛抵香港啟德機場,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後登機,在機上辦理了交接,我們將董光興和邱明志兩人的體檢表、飛機檢修記錄以及貨物清單,遞交給對方,然後雙方代表在交接書上簽字。交接完畢後,張瑞普祝董、邱二人與家人盡早團聚,並贈送他們禮品。他們表示心意領了,但禮物不能接受。雙方代表都對談判的順利感到滿意,雙方高興地在機上握手告別。自此,歷是20天的華航貨機事件,圓滿地畫上了句號。     
  後記   
  後記   
  文/李立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 
  說起來,這本書是在朋友們的鼓勵下嘗試著寫的,幾經曲折,總算是完成了。按說該喘口氣,放鬆一下。可我怎麼也輕鬆不起來,心裡忐忑不安,就像得了產後憂鬱症。究其原因,恐怕是自己底氣不足,醜媳婦怕見公婆面,生怕我的處女作對不起讀者。 
  幾年前,我在《兩岸關係》雜誌上陸續發表人物專訪文章,主要是一些部長級領導回憶歷史上兩岸發生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台辦系統同仁的肯定和廣大讀者的認可。囿於雜誌的篇幅,好多內容難以展開。於是,一些朋友建議我寫書,將所採訪的內容都寫出來,作為歷史保存下來。有人對我開玩笑說,「你這是在搶救歷史,功德無量。」雖是戲語,可也有幾分真實。因為我採訪的這些部級領導,大都在80歲以上,趁他們健在,記錄下他們親歷的涉台大事,對後人研究台灣問題,無疑有所裨益。 
  我以紀實的手法來寫這本書,盡量做到史料性和可讀性相結合,以我那有限的文采再現真實的歷史,讓讀者在愉悅中瞭解歷史上的兩岸風雲。 
  對支持我的人們,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常常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感謝國台辦的領導和同事,尤其是宣傳局的領導和同事對我的關心和支持。我特別要感謝國台辦主任助理張銘清同志,他平易近人,學識淵博,十分關心年輕同志的成長,他撥冗撰寫的序言,文字練達、微言大義,為本書增色不少。我要感謝程思遠、楊斯德、羅青長、賈亦斌、何振梁、童小鵬、石一宸、劉小萍、熊向暉、趙煒、何振梁、耿文卿等老領導的支持,他們積極接受我的採訪,還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圖片。我要感謝華藝出版社的鮑立銜社長和劉泰副社長,他們為本書的順利出版,給予了指導和幫助。我還要感謝雜誌社的領導和同事對我的大力支持。本書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學者的成果和「華夏經緯網」、《台灣研究》、《中國結》、《中美棋局中的台灣問題》、《蔣介石與台灣》、《炮擊金門》、《黨史博覽》雜誌等書刊媒體的有關資料,無法一一列舉,在此一併致謝。 
  在本書付梓之際,我想起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句古話,如果本書能為讀者帶來知識性、趣味性和觀賞性,能夠引起讀者關心台灣問題,關注祖國統一,那我就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李立 
  2004年11月10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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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台海風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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