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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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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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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家史篇

  自序(1)

  首先聲明,本人不是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專家。在我的寫作計劃中,最初也沒有寫這部書的打算。萌發撰寫此書的念頭,與本人從事編輯工作有關。因此可以說,如果本人不從事編輯工作,便不會撰寫這部書。為什麼這樣講呢?話必須從1982年說起。
  1982年,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編輯後,經常要處理與毛澤東有關的書稿。在編發這些書稿的過程中,發現對毛澤東及有關史料的記述有許多說法不一的情況。
  例如,對毛澤東的先祖毛太華,有的著作說他婚後有4個兒子,有的則說有8個兒子。這個問題,關係到毛澤東的世系族支問題,說法不一怎麼行呢?
  對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有的著作說是「貧農」,有的說是「中農」,有的則說是「富農」。這三種不同的記載,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呢?
  對毛澤東第一次結婚的年齡,有的著作說是8歲,有的說是14歲。對毛澤東原配夫人的姓氏,有姓楊、姓李、姓羅之說。對這些不同的說法,在編發的書稿中選用哪一種說法呢?
  對毛澤東早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時間,有的著作說是1918年8月19日;有的則說是這一年的9月或11月。其時間相差幾個月,怎麼可能呢?
  對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會面握手的時間,有8種說法,即1928年的4月18日、4月20日、4月23日、4月24日、4月下旬、4月28日、4月底、5月1日。其地點,有的說是在湖南酃縣的十都,有的說是在湖南酃縣的沔渡,有的說是在江西寧岡縣礱市的龍江書院。說法這樣多,肯定有許多誤傳。
  對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有的著作說這次會議氣氛緊張,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因為周恩來當時是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毛澤東受到黨內處分;而有的著作則否定這種觀點,說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與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
  類似這樣說法不一的情況還有很多,可以說舉不勝舉。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出版社的編輯,對這些不同的說法,應以認真負責的態度進行探究,在所編發的書稿中力求有一個準確的說法,否則便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有愧讀者。
  另外考慮到,編輯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圖書,對他及其思想進行正確闡述和評價,顯然不單純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局的問題;不僅是國內的問題,而且是國際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編輯出版毛澤東圖書,是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如果自己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缺乏研究,怎能糾正書稿中的差錯?
  基於這樣的考慮,為了對書稿中說法不一的情況弄個清楚,編輯出準確無誤的精品作,針對上述情況,我在編發書稿的過程中以及工作之餘,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廣泛收集史料,認真閱讀國內外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致力研究與毛澤東有關的諸多問題。
  在歷史的長河中,毛澤東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鴻篇巨製的理論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曾經並且將繼續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產生深刻而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毛澤東的生平、著作和思想,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如今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人物,但他的功績不朽,他的事業長青,他的光輝思想永恆。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至今對他無比敬仰,並且深切懷念。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敬仰和懷念毛澤東,必然會進行歷史的聯想。回顧歷史,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幾經挫折,幾易首領,最後選定毛澤東作為自己的領袖,從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毛澤東顯示了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所以長期以來眾多的人致力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就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
  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鄧拓在為該報撰寫的題為《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中寫道:「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鬥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面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爾什維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
  而毛澤東自己認為:「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毛澤東:《致何凱豐》,《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頁。
  毛澤東還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引自葉永烈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56頁。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為紀念黨的22週年而作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在此之前,儘管已有「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的思想體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應屬於王稼祥。
  除此,還應當特別說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一詞之前,各革命根據地陸續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毛澤東著作,並發表了一些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論文和專著。這些著作,對宣傳毛澤東思想起了積極促進作用,但明顯的不足之處,則是其論述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等同起來,沒有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1945年3月15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閉會前夕,鄧小平在一次關於形勢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每個黨員要「更加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這是在已知的資料中,首次將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並提。
  1945年6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科學的概括和全面的論述。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國內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研究,是以毛澤東著作為主要內容並結合學習中國革命史進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後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情況比較好,而其缺點是深受蘇聯理論界的影響,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多限於引證、註解。
  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8年,毛澤東提出把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裡解放出來的口號;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因此,從1957年到1960年,全國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情況比較好,但存在過於強調宣傳毛澤東個人和誇大主觀意志作用的現象。特別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把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引向了邪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在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這10年中,全國出版和編印的毛澤東著作、語錄及專題語錄摘編,其數量之多無法計算,但真正正確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和專著甚少,可以說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遭到了厄運。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是緊密圍繞什麼是毛澤東思想,要不要堅持以及如何正確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展開激烈的鬥爭。後來通過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衝破「左」的束縛和排除右的干擾,揭開了全國性的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為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
  1978年12月18日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1981年6月召開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來,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總結了黨的工作中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做了科學的評價。根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做了更加完整和準確的概括,為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提供了正確依據和條件。從此,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禁錮,專門機構和研究隊伍大量增加,論著日益增多。
  據統計,從1949年新中國誕生到1978年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30年裡,全國報刊發表有關毛澤東的文章12萬篇,編印毛澤東的圖書640多種。近10年,全國報刊發表有關毛澤東的文章800多篇,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專著、傳記和回憶錄等500多種。1987年,湖南圖書館和韶山紀念館在長沙舉辦毛澤東著作版本展覽,展出52種文字、2939種版本。由此可見,其品種和數量之多!
  時至1989年,全國悄然興起「毛澤東熱」。「毛澤東熱」的興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以後,通過撥亂反正,深入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毛澤東走下「神壇」,身上的「神化」光環被摘去,人們便對毛澤東的生平事業產生了新的探尋心理。
  除此,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在中國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維模式及價值取向。然而,改革開放的實踐,突破了毛澤東晚年思想指導下形成的封閉狀態,這本來是十分可喜的歷史進步。但是,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卻借此極力貶低毛澤東思想,否定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面對這樣的情況,許多人便會重新審視毛澤東的思想理論。
  從國際背景方面來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人們在震驚之餘,總覺得不論時代怎樣變化,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對毛澤東更加敬仰。追尋毛澤東的足跡,永遠堅持毛澤東思想,成為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
  基於這種情況,人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毛澤東的敬仰和懷念心理,必然會在行動上表現出來,凝聚成一股浪潮。於是,便導致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悄然興起了「毛澤東熱」。
  興起「毛澤東熱」,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許多專家、學者深入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積極撰寫有關的著作;全國出版界競相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圖書。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美國著名學者R特裡爾的《毛澤東傳》,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權延赤執筆、李銀橋著的《走向神壇的毛澤東》。4月,權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領袖淚》和高湘澤等翻譯的英國著名學者克萊爾·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出版。5月,汪東林的著作《梁漱溟與毛澤東》,董志英編寫的《毛澤東軼事》,權延赤撰寫的《衛士長談毛澤東》、《紅牆內外——毛澤東生活實錄》等著作出版。6月,鄭宜等編寫的《毛澤東生活實錄》,賈思楠編的《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出版。10月,武原主編的《外國人眼中的毛澤東》,權延赤編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1957年~1959年中蘇關係紀實》出版。11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寫的《領袖·元帥·戰友》。12月,海魯德等編著《生活中的毛澤東》,華英編著的《毛澤東的兒女們》,逄先知等著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國各報刊相繼發表200多篇有關論述毛澤東的文章。上述這些著作和文章,從不同側面記述了毛澤東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再現了他的不朽功績,激發了人們對他更加熱愛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這樣,「毛澤東熱」日益高漲起來。
  第二年,即1990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圖書40多種,有關文章800多篇。1991年,全國出版毛澤東的圖書60多種,有關文章700多篇。1992年,初版、重版的有關毛澤東的圖書就有140種。
  毛澤東圖書出版熱持續到1993年,形成規模巨大的高潮。全國幾百家出版社為紀念毛澤東100週年誕辰,精心策劃向讀者推出了許多有關毛澤東的圖書,對其難以統計出準確的數字,僅按照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規定專門報批的就有270種,其中有許多深受讀者歡迎的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河北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毛澤東生平著作研究目錄大全》;廣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研究」叢書;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叢書;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路」叢書等,均為內容豐富的精品作。
  湖南,是毛澤東的故鄉。故鄉人對毛澤東懷有深情。因此,湖南各出版社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圖書更加積極,計有50多種。其選題涉及哲學、史學、文化學、軍事學及教育、文學藝術、體育等10多個學科領域。其中既有在早些年出版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和《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第一批有影響的讀物,也有探索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為研究毛澤東思想提供寶貴史料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毛澤東的青年觀》、《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軌跡》、《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毛澤東教育思想探源》等;既有以紀實的筆調描述感人的《毛澤東求學記》、《毛澤東外巡記》、《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也有客觀地表現偉大領袖風采的《湖南文化與毛澤東》、《民族精神與毛澤東》等;既有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最新成果《論新時期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第一生產力論——毛澤東思想在新時期的發展》等,也有別具一格便於收藏的《毛澤東墨跡大字典》、《毛澤東郵票大典》、《毛澤東詩詞字典》等。湖南出版的這些有關毛澤東的圖書,不僅品種多題材廣,而且特色鮮明,為全國出版界所矚目。
  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家人也加入編寫關於毛澤東圖書的行列。毛澤東的長兒媳劉思齊主編了《人民領袖毛澤東》。毛岸青、邵華主編了大型研究叢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為編好這套叢書,毛岸青、邵華曾到祖國大江南北10餘個省、市收集大量珍貴資料並認真進行考證。因此,這套叢書首次披露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材料,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
  從國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情況來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據探究,毛澤東著作最早譯為外文發表的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刊於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和《革命的東方》。當時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中,認為此報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36~194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頁。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蘇聯和共產國際都沒有報道,而對廣州起義、南昌起義卻有記述。直到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蘇聯《真理報》才於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紹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發表題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領導者》、《勞動人民的領袖》的文章,介紹毛澤東的生平,並且首次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1982年,我國黨史研究工作者查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資料時,在1935年的檔案中,發現了《毛澤東傳略》一文。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此文是目前所見較早地全面記述和評價毛澤東的文字材料。其中評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中國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0年版,第148頁。
  1936年7月,美國進步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朋友馬海德,到陝北做了4個月的採訪。在採訪過程中,斯諾同毛澤東多次徹夜長談,還採訪了許多紅軍將領、黨政幹部、普通戰士和農民。10月回到北平後,為《紐約太陽報》、《時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為題,介紹毛澤東的生平事跡。
  1938年1月,美國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此後國外一再出版,達20多種文字,備受國外讀者歡迎,一時形成「中國紅區熱」、「毛澤東熱」,產生了轟動效應。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要問我為什麼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斯諾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讀過《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的中譯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復杜」的名義出版後,曾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的華僑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諾這本書仍是西方學者研究毛澤東經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參考書。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諾當時的妻子尼姆·韋爾斯,也從西安戒備森嚴的迎賓館越門而出,擺脫國民黨特務對她的嚴密監視到達陝北蘇區。她通過5個多月的採訪,在獲得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撰寫了《西行漫記》的續篇——《在紅色中國內部》。此書的記述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頭腦冷靜的傑出領袖,由於他具有遠大的目光和淵博的知識,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列寧」。
  不過,斯諾夫婦等西方左翼記者當年對毛澤東的訪問和研究,同後來西方興起的「毛澤東學」的探索是不同的。從斯諾等研究所涉及的領域來看,比後來西方「毛澤東學」的研究範圍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門學科。另一方面,斯諾等大多是記者兼學者,其研究帶有較為濃厚的訪談色彩,正如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的1938年中譯本所作的序中寫的那樣:「從嚴格的字面意義上講,這本書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寫的,而是由毛澤東等人的長篇談話所構成。」因此,這本書雖然受到西方輿論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國家的當權者和那些奉行實用主義哲學的學者,對這本書以及所記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顧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國著名記者斯特朗根據多次訪華採訪獲得的材料,在延安寫了《毛澤東思想》一書。後在上海修改訂稿。翌年6月在美國《美亞》雜誌6月號發表。其中這樣寫道:「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由歐洲形式變為亞洲的形式。」
  時至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勝利的隆隆炮聲震動了世界。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許多學者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對毛澤東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視,開始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
  1950年,美國亞拉馬學院教師、傳記作家羅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頭的傳記《毛澤東「紅色中國的統治者」》。這部書可以說是西方第一部比較系統地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只是由於他的職位和地位不高,名氣不大,所以西方學術界一般把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弟子本傑明·施瓦茨於195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一書,視為西方「毛澤東學」的奠基作。
  本傑明·施瓦茨的這本書,第一次提出了「毛主義」這個詞,意在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對立起來。因此,這本書常被西方做反共宣傳使用。
  1952年,費正清與本傑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蘭特合著了《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21年至1951年》一書。這本書試圖通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來研究「毛主義」的形成及其理論特點。其內容涉及傳記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編纂等多方面的領域,表明西方「毛澤東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開始形成。
  在蘇聯,因為此時是中蘇關係最好的時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將《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蘇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一~三卷的俄譯本。《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已翻譯完成,雖然沒有付印,但對毛澤東著作表示肯定和讚揚。
  然而,到50年代後期,因為中蘇關係逐漸惡化,蘇聯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由肯定轉向批判。蘇聯報刊發表了許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還出版了一些這方面的專著。例如,1970年蘇聯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對毛澤東思想理論的批判》、1977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義的思想政治實質》和1979年蘇聯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沒有毛的毛主義》等。
  與此同時,由於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積極開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友好往來,在國際舞台上開創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極大關注。除此,60年代的中蘇論戰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開展,也刺激了西方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興趣。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改善則為毛澤東思想研究熱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氣候。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和日本出現了與蘇聯不同的情況,興起了毛澤東研究熱。
  1960年1月,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創辦了大型刊物《中國季刊》。該刊主編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原為費正清的學生,1956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後來,他加入美國國籍後,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於《中國季刊》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下的「爭取文化自由大會」的財政支持,所以它一創刊,就在其第1、2期上連載長達29頁的、西方「毛澤東學」反共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爾·魏特夫的論文《「毛主義」的傳說》。該書重彈麥卡錫主義的老調,把論戰矛頭直指本傑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一書中提出的論點。
  面對魏特夫的挑戰,本傑明·施瓦茨沒有等魏特夫將論文載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國季刊》第2期上發表反駁文章《「毛主義」傳說的傳說》,重申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觀點。
  這場頗有影響的論戰,雖然走向了兩個錯誤的極端,但對西方「毛澤東學」的發展起了某種促進作用。因此,美國和西歐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漸形成了三個不同觀點的學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百萬人民反對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委員會」的成員威特福格爾。「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們稱為「哈佛學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的佩弗、沃爾德等學者。蘇聯學者認為,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屬於「新左派」,而且是從「自由派」中分化出來的。
  從其研究成果來看,「新左派」的著述較少,而「自由派」的論著頗豐。因此可以這樣說,目前在歐美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是「自由派」。
  據美國學者斯卡拉皮諾分析,歐美各國學者撰寫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論著,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傳記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澤東》。此書於1966年初版,1967年修訂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陳志讓於1967年出版了《毛澤東和中國革命》。
  二是毛澤東思想發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韋克曼的《歷史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沃馬克的《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年》。
  三是評論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爾遜的《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斯塔爾的《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強調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葉的《中國政治的靈魂:政治發展中權力危機的心理研究》、所羅門的《毛的革命和中國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澤東學」從60年代起也迅速發展起來。日本學者憑借與中國民間交流較多,文化傳統相近的優勢,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澤東的文獻資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輯出版了10卷本的《毛澤東集》,收錄了被認為是毛澤東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這段時期寫的著作427篇。接著,該研究會又著手編輯《毛澤東補卷》和以毛澤東著作年表為內容的別卷,收集了《毛澤東集》未收入的,被認為是毛澤東從青少年時期到1949年之間寫的論著500多篇。
  歐美學者對日本學者收集整理的這些有關毛澤東的文獻資料極為重視,並且給予高度評價。施拉姆曾說:歐美所有以毛澤東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作者,都把這個東京版本作為自己的引證來源。一些日本學者還把我國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的論文和講話彙編本《毛澤東思想萬歲》譯成日文,也引起了歐美學者的高度重視。
  韓國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於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領域主要是這樣四個方面:一是毛澤東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對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關係的研究;四是對毛澤東個人歷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閣出版、金相俠所著的《毛澤東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愛所著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濟麟所著的《毛澤東理論與共產主義中國化》;1980年太陽文化社出版的羅昌柱的專著《毛澤東的生平與鬥爭》等,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體現了韓國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水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來,韓國各大學關於中國問題的碩士、博士論文有10%是以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為題的。
  從國外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總的情況來看,現在世界上有數十個國家、幾百個研究機構和成千上萬的人員,在研究中共黨史的同時,從事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由政府組織設有專門機構研究毛澤東的,就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還有近2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高等學校設置了研究中共黨史的機構,把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作為重要課題。其中,美國、日本等國在研究機構、人員、資料及出版物的數量方面居於領先地位,其次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據不完全統計,這些國家僅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專著就多達1000多種。從70年代開始的由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所編輯、竹內實教授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本,已成為國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必讀資料。現在美國正計劃出版《毛澤東全集》(英文版),其規模要比日本竹內實主編的20卷《毛澤東集》大得多,可以有50捲到60卷之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家同樣重視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為此專門設置了專門的研究機構,並且出版了許多大部頭的專著。
  總之,國內外眾多的專家、學者致力研究毛澤東,大量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圖書,說明毛澤東的影響巨大,是非常可喜的現象。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國內外出版的毛澤東圖書中,也有許多令人感到不安的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有些著作,熱衷於記述「秘聞」、「內幕」、「隱秘」、「野史」,隨意選用道聽途說的傳聞,甚至迎合讀者的獵奇心理,捏造事實,胡編亂造,內容嚴重失實。《毛澤東之子——毛岸龍》一書,就是明顯的典型。此書涉及的黨和國家許多高層領導人的情況,都純屬子虛烏有。所謂「毛岸龍」也是冒充的。1992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謎》一書,借釋謎之名,大量敘述沒有任何根據的迷信傳聞,不僅失實處甚多,而且有嚴重的政治錯誤。1993年2月,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晚年生活》一書,違反國家出版管理規定,書中的記述嚴重損害毛澤東的形象,在社會上造成很壞的影響。毛澤東的長兒媳劉思齊對這種嚴重違反出版管理規定,無中生有,隨意編造事實,歪曲醜化毛澤東形象的行為非常氣憤。她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談話說:「我從1938年與主席相識,直到70年代初離開他老人家,作為主席家庭成員,對一些所謂『紀實』聞所未聞,甚感驚詫。有的作者甚至大段編造主席的所謂內心獨白,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文學的角度,都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毛澤東作為革命領袖,在民間必然會有一些傳說。這些傳說,作為一種「口述的歷史」,表達了一定歷史階段人民對領袖的愛戴和讚美。例如「朱德的扁擔」、「周恩來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實根據,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積極意義的傳說。毛澤東也有許多類似的傳說,如「瀏陽遇險」、「瓦窯堡巧設空城計」等,而且從革命戰爭年代流傳至今。河南人民出版社將這些傳說編為故事結為一集,推出了《毛澤東的傳說》一書,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而有的著作,違背歷史真實,大肆宣揚封建迷信,通過「算命先生」之口,以生辰「八字」,來證明毛澤東是「真龍天子」。甚至說毛澤東打仗取勝全靠《周易》,因精通「奇門」而使北平和平解放。1993年3月,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巨人之謎——神秘的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智慧》一書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此書記述說,按照精心研究《周易》的人得出的結論,南京在周易中屬於「死門」,是「潰敗枯竭之地」,因此不能居住和前往。毛澤東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所以一生從未去過南京。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毛澤東早在1920年四五月間,就曾到南京遊覽。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先後10多次到南京,怎能說他深受《周易》的影響一生從未去過南京呢!
  閱讀有關毛澤東的家世、軼事和人際關係的圖書,可明顯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相互抄襲的現象。在抄襲中,不僅重現原書中的差錯,而且還抄出了新的差錯。
  特別是一些不法書商見利忘義,為了牟取暴利大肆盜印出版物。更為惡劣的是,還擅自編印一些胡亂編造的,以訛傳訛的圖書,因而造成很壞的影響。
  國外出版的毛澤東圖書存在問題更多,性質更嚴重。因為國外的專家學者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目的和出發點非常複雜。有的採取敵視的態度,極力歪曲毛澤東思想;有的出於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才去進行研究的;有的則是把毛澤東思想當做一種學派去研究。除此,由於他們對中國的國情和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不甚瞭解,對毛澤東的生平和偉大革命實踐情況知之不多,掌握的情況非常有限,所以其評述必然有許多失當之處,史料有誤的情況更加嚴重。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對書稿中說法不一的情況進行探究,本人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多方面考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補充材料將其整理成文。就這樣,從1982年至今,歷時18年,將所寫的有關文章彙編成本書。
  特別應當說明,為了撰寫本書,曾拜讀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的著作。如果不學習參考他們的這些著作,不從他們的科研成果中受到啟迪獲得教益,顯然難以完成本書的寫作。為此,特向他們致以衷心感謝!
  從內容方面來說,本書的論述,除了糾正對毛澤東生平事跡及其思想的評述有誤之處,還對其他許多問題進行了論證。這些問題,表面看來與毛澤東無關,不屬於毛澤東生平事跡的內容範圍,其實與毛澤東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本書中也作為一個專題加以論述。
  還有一點應當特別說明,糾正國內外出版的毛澤東圖書中的錯誤,對毛澤東有關的人和事說法不一的問題做出準確可靠的結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其內容涉及的範圍甚廣,其時間跨度較長。其中有的問題,曾是專家、學者們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而且至今仍有爭議。而本人由於常識水平不高,對其掌握的史料有限,區區管見,肯定有許多不妥之處,懇請廣大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田 樹 德
  1999年9月
  於長沙望月湖寓所

  毛澤東的先祖(1)

  《韶山毛氏族譜·卷首》(第二次修訂)記載:「我族始祖太華公,元至正時人也,避亂由江西吉州龍城遷雲南之瀾滄衛。」
  「瀾滄衛」是古代地名,現今是什麼地方呢?
  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寫道:
  明朝開國時,始祖毛太華隨軍遠征雲南瀾滄(今雲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內)……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頁。
  解放軍出版社於1996年1月出版的《東方巨人毛澤東》一書,同樣記載毛澤東的始祖太華「從江西吉州龍城(今江西省吉水縣內)遷徙雲南瀾滄(今雲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內)」。李捷、李俊道主編:《東方巨人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頁。
  查閱《雲南簡史》、《滇考》、《永北府志》、《明會典》、《讀史方輿紀要》、《雲南圖經志》、《永北直隸廳志》、《明史·列傳》、雲南《永勝縣志》等著作,根據其記載,由此可知上述記述把毛澤東的先祖毛太華由江西遷徙到雲南之「瀾滄衛」,解釋為是今雲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是有誤的。
  現在瀾滄拉祜族自治縣位於雲南省南部,思茅地區的西南部,東和東北隔瀾滄江與思茅縣、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相望,東南與猛海為鄰,西和西南與西盟佤族自治縣、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相接,南部和西北部與緬甸毗鄰。縣城距昆明市745公里,距思茅鎮173公里。
  論歷史沿革,該縣在西漢時為哀牢地。東漢至隋屬水昌郡。唐南詔時屬水昌節度地,大理政權時期屬永昌府。元屬木連路。明清時為孟連長官司(後改稱宣撫司)管轄,上隸順寧府。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於圈糯置鎮邊直隸廳,隸屬迤南道,此為瀾滄設治之始。鎮邊之名,即鎮攝邊境之意。十七年(1891年),廳治遷猛朗壩,時鎮邊直隸廳全境包括今瀾滄、西盟、孟連三縣全部及雙江縣一部分。二十九年(1903年),廳治復遷迴圈糯。1913年,廢行,改為鎮邊縣。1915年,因與貴州省鎮邊同名,乃以其地濱於瀾滄江而易名為瀾滄縣,隸屬普洱道。後廢道,隸屬雲南省第二鎮邊督辦公署。1928年,將其劃歸雙江縣。1935年,在所轄巖帥、猛角、猛董等地置設滄源設治局。至此,瀾滄縣轄今瀾滄、西盟、孟連縣全境,隸雲南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1949年4月成立瀾滄專員公署,其下分設瀾滄、東朗、孟連、上允、溯濤(即寧江縣,當時紀念解放寧江時犧牲的尹溯濤而得名)五縣。同年12月,撤銷瀾滄專員公署,寧江縣劃出,另四縣復並為瀾滄縣。1953年4月7日,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瀾滄拉祜族自治區(縣級),隸屬思茅專區。1954年、1956年,孟連、西盟先後劃出分別設縣。1955年改瀾滄拉祜族自治區為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沿襲至今。
  從上述歷史沿革來看,瀾滄縣在歷史上沒有建置衛所。因此,在該縣不可能有「瀾滄衛」之說。
  而實際上,古代之「瀾滄衛」,是在滇西北的北勝州(今雲南省麗江地區永勝縣),而不是滇西南的瀾滄拉祜族自治縣。
  《永勝縣志》記載,永勝縣位於雲南省西北部西江地區的南部,東接華坪縣,東南接大姚縣,南鄰賓川縣,西與麗江納西族自治縣、鶴慶縣一衣帶水,北連寧蒗彝族自治縣。至麗江行署所在地大研鎮102公里,距昆明市516公里。
  從歷史沿革來說,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劉徹開發西南,在今川西南及滇黔地區設立郡縣,當時永勝為遂久縣地,屬越嶲郡,首府在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
  蜀漢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七俘孟獲後,增置郡縣,將遂久、姑復(今永勝、華坪)等縣劃歸雲南郡。
  唐貞元十年(794年),在今永勝區域設北方賧,後改成倡賧屬鐵橋節度。宋代稱善巨郡,首府設在今永勝縣城北5公里處的大樹坪,名為「城紀鎮」。
  《雲南簡史》載:元憲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元軍從甘肅出發,經川西北過大渡河,兵分三路進攻大理,其中一路到達善巨郡。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將永勝東部改為施州,西部改為順州,屬雲南行中書省(簡稱雲南省)。施州和順州的來歷,是根據唐代從昆彌河移來的「施順部落」(即今彝、僳僳、白等族之先民)人口而命名的。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又改施州為北勝州。北勝的來歷,據馮蘇《滇考》載,元兵自北南來,進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勝」。「北勝」一名,歷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北勝府,屬麗江路宣撫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北勝府降為州,屬鶴慶府;正統六年(1441年),升北勝為直隸州,屬雲南省布政使司。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大軍進雲南。十七年(1384年),改北勝府為北勝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勝州置瀾滄衛。二十九年(1396年),統治雲南的沐英,根據朱元璋「寓兵於農,屯民實邊」的旨意,把率領征南的軍隊3000多人留在北勝州,設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並在原北勝州城南新建磚石城一座,名瀾滄衛城。城高一丈六尺,城圍五華里,繞城有河,四門通水壕,有城樓。因此,《讀史方輿紀要·北勝州》一書,有「洪武二十九年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以州隸之」,「於州治南築瀾滄衛城(今永勝縣城)」的記載。
  明初,瀾滄衛與北勝州雖是一文一武分城分治,但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是軍事管制機構,所以除握有重兵外,行政上還直接統治北勝、蒗蕖、永寧等州。正統六年(1441年),改北勝州為北勝直隸州,直屬雲南布政使司管轄,使瀾滄衛僅主掌兵權。弘治九年(1496年),北勝州治衙門改置瀾滄衛城南角(即今永勝縣幼兒園、印刷廠、永北鎮人民政府及農科所等所在地)。
  如若探究瀾滄衛的名稱,一種說法是因永勝縣境內有瀾滄山,衛以山得名。《讀史方輿紀要·北勝州》載:「瀾滄山,在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丈,衛與驛皆名瀾滄以此。」《新纂雲南通志》有同樣的記載:「瀾滄山,永北(城)西南二里,高二百餘丈,衛與驛皆曰瀾滄。」
  另一種說法是,因為永勝縣被金沙江三面環繞,據《永勝縣志》記載:「明初以前稱金沙江為北瀾滄江,衛以江得名。」
  除此,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還提到「南瀾滄」的稱謂。1995年1月20日《雲南日報》發表的《毛澤東的祖先與雲南新考證》一文甚至說:「北勝州又稱南瀾滄。」據雲南《永勝縣志》和《讀史方輿紀要·北勝州》、《新纂雲南通志》等著作記載,北勝州從未稱為「南瀾滄」。
  說「瀾滄衛」是今雲南永勝縣而不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還有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現在的雲南永勝縣程海鄉鳳羽山下的毛家灣,以沙河為界分為南、北兩個村。這兩個村,有毛姓人家140餘戶,計有1000多人。查閱民國三十年(1941年)編撰的《永勝毛氏族譜》(二修),便可得知這些姓毛者,都是毛太華的第二個兒子毛清二的後代。
  除此,在永勝縣河口鄉毛家村,有毛姓人家110戶,計有近600人;金官鎮西湖毛家灣,有毛姓人家50戶,計有300餘人;翁彭鄉毛家村,有毛姓人家53戶,計有358人;清河鄉毛家井村有毛姓人家20餘戶,計有100餘人;片角鄉毛家窪村有毛姓人家30餘戶,計有160餘人。另外,梁官、期納、濤源等鄉鎮,也都有一些毛姓村民。見簡良開:《韶山毛氏與永勝毛氏》,載2000年2月27日《雲南日報》。
  根據上述情況,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的繆開和撰寫了《毛澤東與雲南—— 一代偉人的生死奇緣》,《永勝報》總編輯簡開良撰寫了《韶山毛氏與永勝毛氏淵源考》。這兩篇文章在報刊發表後,引起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的關注和尋祖的興趣。1997年4月18日,李訥偕其夫王景清等,從北京專程到永勝尋祖。對他們到永勝尋祖的情況,1997年4月21日的《永勝報》、4月30日的《麗江報》、7月25日的《雲南日報》,都做了詳細報道。
  為了弄清永勝毛氏家族與韶山毛氏家族的關係,2000年6月8日到11日,由簡開良、陳世雄、毛唐詩、毛華詩、毛志能5位同志組成的雲南永勝縣毛氏家族研究課題組,帶著永勝毛氏族譜及有關史料到韶山,經與毛澤東的堂叔毛貽彰和侄子毛遠俊、毛遠義對族譜,證實永勝毛氏家族的派數、字輩與韶山毛氏家族完全一致。例如,永勝縣程海鄉毛家灣南村的毛澤光、毛澤峰,《永勝毛氏族譜》(二修)的記載,他們是毛清二的後代,毛太華的第20代孫。而毛澤東,《韶山毛氏族譜》記載,他是毛清一的後代,也是毛太華的第20代孫。
  更具說服力的證據是,2001年6月26日,永勝毛清二的第19代孫毛華詩、毛唐詩和第20代孫毛志能,經過多年的尋找,於2001年6月26日,在程海鄉鳳羽山下的山溝爛泥中發現了毛清二的墓碑,其碑文如下:
  吾族原籍江西吉州龍城,始祖公太華宦游從戎,屯戍瀾滄衛,後以軍功奉調,攜長子四子內遷。
  明故一世祖旌表忠義、武德將軍毛公諱用,字清二老大人之墓。
  前所千總十一世孫毛翼聖率族人重立。
  大清康熙七年歲次戊申季春月,谷旦。
  毛清二墓碑的發現,無疑可充分證明瀾滄衛是永勝,而不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

  毛太華生有幾個兒子(1)

  毛澤東的先祖毛太華,從江西到雲南,又攜妻兒輾轉千里到湖南定居,帶來了韶山毛氏家族的大繁衍。
  毛氏家族自在湖南韶山扎根之後,以務農為生,世代相傳,約有500年的歷史。毛氏家族自毛太華的第7代孫始修族譜,定下20代子孫名字族牒為:「立顯榮朝士,文方運際祥;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
  韶山毛氏家族自1727年至1941年間,曾四修族譜。相傳到毛澤東曾祖父毛祖人,已是第17代傳人。毛澤東的祖父毛恩普是第18代傳人。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是第19代傳人。毛澤東則是第20代傳人了。
  正因為如此,在許多論述毛澤東的著作中,對有關毛太華的情況,也進行了一些記述。然而,讀了這些著作,就會看到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對毛太華生有幾個兒子說法不一。
  1992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謎》一書寫道:
  毛太華從內地來滇,生活上雖有諸多的困苦,但作為軍人,也只能服從軍令。當時的邊陲地區尚無漢族婦女居住,毛太華就和許多軍屯的戰友們一樣,娶了一名當地少數民族姑娘為妻,並先後生有4個兒子,分別取名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和毛清四。曉峰、明軍主編:《毛澤東之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7頁。
  1991年3月,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故鄉》、1993年3月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女人看重毛澤東》、1993年6月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1992年5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生平實錄》等著作,也都肯定說毛太華生有4個兒子。文熱心著:《毛澤東與故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8頁;齊聞著:《女人看重毛澤東》,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頁;范超賢等著:《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頁;競鴻、吳華編著:《毛澤東生平實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韶山》一書,有同樣的記載:
  毛在滇娶了一個少數民族女子王氏為妻,先後生下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4個兒子。蔣國平著:《毛澤東與韶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8頁。
  而有的著作,則是另外一種說法。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韶山的昨天與今天》一書記述:
  不久,毛太華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在瀾滄江畔安家立業,夫妻兩人相依為命,恩恩愛愛,不覺過去了幾十年。當時,毛太華有了一定的家業,並生了8個兒子,分別取名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劉建國等著:《韶山的昨天與今天》,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頁。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一書的記述,也是說毛太華「娶王氏,生子八」。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頁。
  毛太華到底生有4個兒子還是8個兒子?這個問題關係到毛澤東的家世族支問題。因此,對此應當弄個清楚。
  《韶山毛氏族譜·卷首》記載:「太華……娶王氏,生子八。」
  《韶山毛氏家族譜》(第二次修訂)記載:「我族始祖太華公……娶王氏,生子八。」
  韶山毛山氏家族《源流記》有同樣的記載:「始祖太華公……娶育子八。」
  上述記載,對毛太華生有幾個兒子,有兩種說法,其中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
  眾所周知,族譜是家族的生命史,是家族繁衍情況的歷史記錄,記錄著其發源、生息、繁衍的漫長過程。因此,韶山毛氏家族同我國其他許多家族一樣非常重視修族譜。韶山毛氏家族曾先後四次修族譜。第一次修族譜是在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二修於光緒七年(1881年),三修於宣統三年(1911年),四修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從韶山毛氏家族第一次修族譜到四修族譜,其間經歷204年,其族譜的記載,均說毛太華「娶王氏,生子八」。此記載可以說是準確可靠的。
  而有的人也許不同意這種說法,其理由是,我國古代有「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兒」的習俗。毛太華「攜長子清一、四子清四與之偕行」到湖南,是考慮到自己年老力衰,從雲南千里迢迢內遷,非常需要長子照料;清四是最小的兒子,年齡尚幼,無疑必須帶在身邊。據此可推斷毛太華生有4個兒子。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以此為根據斷定毛太華生有4個兒子。因為這種說法,只是根據古代習俗推斷的,缺乏文字根據,所以令人難以置信,有待進一步考證。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究,就是毛太華從雲南遷到湖南定居時,只帶著長子清一、四子清四到湖南,其他6個兒子留在雲南或別處謀生。那麼,如若從世系族支來說,毛澤東是毛清一,還是毛清四的後代呢?毛澤東直系家譜世系表可表明這個問題。上圖表明,毛清一有兩個兒子,即毛有恭、毛有信。毛有恭生子毛震、毛鐸、毛瓚。而毛澤東則是毛瓚的後代。有的著作記載,毛澤東是毛震的後代,是有誤的。
  在有關論述毛澤東的著作中,因為一般都記述毛清一和毛清四及其後代在湖南的生活情況,而沒有論及毛清五等及其後代,所以便誤認為毛太華只生有4個兒子,其原因大概在於此。

  毛太華於明洪武十三年嗎(1)

  毛澤東的先祖毛太華,何時從雲南到湖南定居的?1881年(清光緒七年),《韶山毛氏族譜》(第二次修訂)一卷記載:
  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毛太華以軍功官撥入楚省。
  根據《韶山毛氏族譜》(二修)的記載,湖南出版社於1993年6月出版的《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一書寫道:
  公元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毛太華因戍邊多年,立有戰功,被封官入內地湖南。范賢超等著:《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頁。
  然而,查閱《明史·列傳》、明萬曆《雲南通志》、《景泰雲南圖經志》、《雲南簡史》、《乾隆永北府志》、《光緒永北直隸廳志》等古籍以及1989年3月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勝縣志》,便會看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華「以軍功官撥入楚省」之說有誤。
  據湖北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4月出版的《新編綱鑒》記載,1368年初,朱元璋稱帝於南京,建立明朝,年號洪武。這年8月,徐達率明軍克大都。元世祖忽必烈於1271年建立元朝,歷時97年,至此滅亡。
  明朝建立後,世據雲南的元朝宗室梁王,仍奉元朝年號,並且控制著以昆明為中心的大部分地區,不僅多次殺死明廷使者,而且常與明軍爭戰。根據這種情況,朱元璋於洪武十四年(1381年)農曆八月,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左、右副將軍,率軍30萬出征雲南。十二月,明軍進駐昆明,隨即分兵滇南臨安、滇西威楚,征戰取得勝利。十五年初,明王朝設立了雲南都指揮司和雲南布政使司,並且公佈法令,安定全省秩序。閏二月,明軍繼而進兵大理,接著又分兵取鶴慶、麗江、石門關、金齒等滇西各地。三月,更置雲南布政使司屬府、州、縣。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又調湖廣官軍25000多人進雲南。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勝州置瀾滄衛。二十九年(1396年),在北勝州「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以州隸之」。從此時起,正式實施屯衛制。這一史實,雲南史籍稱為「洪武調衛」。基於這種情況,毛氏始祖太華也只能在上述時間進入瀾滄衛軍屯。也就是說,毛太華在明洪武十三年「以軍功官撥入楚省」是不可能的。
  那麼,其準確的時間是在何時呢?筆者認為,弄清毛太華何時從江西到雲南以及在瀾滄衛的情況,便會得出正確的答案。
  過去,許多著作對毛太華從江西到雲南的情況記載,一般說他是在「元至正年間,避亂由江西吉州龍城遷雲南瀾滄衛」。
  而現在保存在雲南永勝縣文物館的、毛太華第14代孫毛亨周的墓碑碑文記載:
  始祖宦游北賧越數載,卜居鳳山之北(即鳳羽毛家灣)……
  據《滇考》、《永勝縣志》記載,今永勝縣在唐貞元十年(794年)時,稱「北方賧」。在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今永勝改稱「北勝」。「北勝」一名,歷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明朝初年,北勝俗稱「北賧」。毛亨周的碑文記載「始祖宦游北賧越數載」,證明毛太華是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以前數載從江西到雲南的。也就是說,毛太華是在元末到雲南的。
  毛太華到雲南後其情況怎樣呢?據《雲南簡史》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軍平定雲南後,為了鞏固領地,確保一方穩定,便在北勝州招募軍士擴充軍隊。在這樣的情況下,毛太華應招從軍,開始了農耕、練兵、作戰的屯戍生涯。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為統治金沙江上游地區,在北勝州設置軍政合一的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正式推行「寓兵於農,屯民實邊」政策。
  第二年,首任瀾滄衛指揮史王佐決定築建瀾滄衛城(今永勝縣城)。
  《乾隆永北府志》記載:「永北府城即瀾滄衛城,歸為北勝州。明洪武二十九年,指揮王佐築砌磚石,周圍五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城腳厚五尺,垛口厚一尺八寸,環以水壕,四門各建城樓一座。舊名:其東樓曰『迎旭』,南曰『來薰』,西曰『揚輝』,北曰『拱極』。」

  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是什麼(1)

  過去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非常重視家庭成分。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是世界著名的領袖人物,同樣存在一個家庭成分問題。
  那麼,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是什麼?
  許多國內外人士到韶山參觀,當向毛澤東舊居和毛澤東紀念館的講解員或韶山的官員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都說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是純樸的農民家庭或革命家庭。然而,如若翻閱國內外出版的有關著作,對毛澤東家庭成分的記述則說法不一。
  1936年10月,毛澤東與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
  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15畝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60擔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擔——即每人7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25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7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頁。
  而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在其《毛澤東》一書中對毛澤東家庭成分的評述卻是這樣的:
  雖然中國農村非常貧窮,一個人生活稍有寬余,即足以定為「中農」甚至富農,但毛澤東也可能稍微誇大了他家的階級成分。這可能是因為他從前經常同父親發生激烈衝突而對他不那麼孝敬了;也許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說服學生中間的許多富農子弟,他們的階級出身並不一定妨礙他們參加革命活動。無論如何,不管毛澤東的父親後來擁有多少財產,他出身貧農這一點肯定對其家庭有深刻影響……〔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頁。
  施拉姆這些評述中,可以明顯看到他對毛澤東家庭成分的自述,持有不同的觀點。顯然,他認為毛澤東自認是富農,是出於其他用意「稍微誇大了他家的階級成分」,正確地應當說毛澤東出身貧農。
  日本著名學者大澤升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書中,則記述毛澤東是「富裕中農的長子」。〔日〕大澤升著:《中國向何處去》,三一書房1988年4月版。
  然而在我們國內,眾多的人都認為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應當是貧農。其理由是:
  早在1929年4月,國民黨反動政府就沒收了毛澤東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產和田地。1950年,全國在廣大農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是根據解放前3年擁有的家產(主要是不動產)來劃分家庭成分的。湖南是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的。湘潭解放的時間是1949年8月9日。韶山人民迎來解放大軍的時間是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前的3年,即為1946年。那時,毛澤東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沒收的家產仍未歸還。據此,有人認為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應為貧農。
  有的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毛澤東的家產雖然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沒收,但他父親健在時,置買了22畝田地,家中只有5口人,平均每人佔有土地4畝多,而當時韶山平均每人只能佔有九分三左右的土地。除此,毛澤東的父親還雇過長工。因此,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應該評為富農。
  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到底應該評為什麼呢?這事可把當時負責土改工作的韶山鄉(當時為清田鄉)農會主席兼鄉長毛寅秋難壞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毛澤東早在1936年同斯諾談話的內容,心想:按毛澤東家原有的財產,應該劃為富農。但把富農的成分劃在一個偉大革命領袖家,怎麼行呢?他左右為難,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寫信請毛澤東答覆。
  毛寅秋給毛澤東寫的信,大意是:家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您的親切關懷下,土改工作現已進入劃成分、分田地的階段了。您知道,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每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幾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您匯報,請指示。
  鄉政府的郭秘書看了毛寅秋寫給毛澤東的信,感到內容比較含糊,便說:「那成分的事,怎麼沒有講呢?」
  毛寅秋回答說:「主席看了信,便會曉得我們的意思。」
  果然,信發出不久,毛澤東就趁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之便,向韶山鄉轉達了他的意見。具體說有以下三點:
  一、所有財產分給農民。
  二、劃分富農,責無旁貸,付來300元作為退押金。
  三、人民的政府執法不徇私情,照政策辦事,人民會相信政府。
  就這樣,韶山鄉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劃為富農。但過去向到韶山參觀的國內外人士介紹毛澤東的家庭情況時,一般仍不講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而說是純樸的農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毛澤東家真正的隔壁鄰居是誰(1)

  1961年5月24日,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到韶山參觀毛澤東故居時,看到西側那座茅草屋頂房子的門口處掛著一個寫有「鄰居」二字的牌子,便問:「毛主席他家的隔壁鄰居是誰?如今在哪裡?」對這個問題,所有陪同人員,包括毛澤東故居的講解員,都說不知道。
  1966年7月20日,英國著名女作家韓素音到韶山參觀,也曾詢問毛澤東家隔壁的鄰居是誰,同樣未獲得明確回答。
  1991年11月2日,斯里蘭卡自由黨主席、前政府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剋夫人,到韶山參觀毛澤東故居時,也提出隔壁鄰居是誰的問題,同樣無人能夠明確回答。
  毛澤東,是韶山的驕傲。韶山,是毛澤東成長的搖籃,也是革命的教堂,因而每年都有眾多的人到這裡參觀學習。近幾年,出現了「毛澤東熱」,每年到韶山參觀旅遊的人數都多達百萬。他們到毛澤東故居參觀時,許多人都想瞭解毛澤東家隔壁鄰居的情況。然而,毛澤東故居的講解員,甚至包括韶山的一些後生在內,對有關毛澤東家隔壁鄰居的情況,都說不清道不明。
  那麼,毛澤東家這個隔壁鄰居是誰呢?與毛澤東家的關係如何?此鄰居的後代如今在哪裡?對這些問題,一些報刊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論著,其記述有許多不同的說法。
  1963年6月,群眾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足跡》一書記載:
  韶山上屋場毛澤東舊居,當年居住著兩戶人家。東邊為毛澤東家,西邊為鄰居鄒氏家。兩戶人家在此一道過著辛苦耕織的農家生活。曾維東、嚴帆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頁。
  1992年9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韶山》記載:
  毛澤東的誕生地和他在這裡度過16個春秋的韶山衝上屋場,是一棟湖南農村常見的「凹」字形農舍,韶山一帶叫「一擔柴」式的房子。這裡松竹環繞,鬱鬱蔥蔥,山光水色令人叫絕。這棟房子住著兩戶人家,以堂屋的正中為界,東邊的瓦房是毛澤東的家;西邊的一家姓毛……蔣國平著:《毛澤東與韶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5頁。
  國外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英國著名學者迪克·威爾遜撰寫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對毛澤東舊居的情況是這樣記述的:
  半瓦半茅的房子從中分開,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英〕迪克·威爾遜著:《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8頁。
  除此,還有其他說法。有的著作記述,毛澤東家這個隔壁鄰居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周老倌的人,如今仍健在生活在長沙。
  有的著作記載,說是一個名叫章元豐的人。此人現在居住在湘潭。
  還有的說是毛愛桂老人,他現在與在工商銀行韶山沖辦事處工作的兒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兒媳在韶山賓館總服務台工作。
  上述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是對的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筆者多次到韶山調查瞭解,訪問了許多知情人,並查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親友們》等著作,對韶山上屋場的毛澤東故居及隔壁鄰居的演變情況進行多方面的歷史考察。根據多方面的情況證實,毛澤東家隔壁鄰居的情況是這樣的:
  韶山的毛澤東故居和隔壁鄰居的房子,最早是一個叫毛克宇和一個姓李的人共修。當時總共修蓋了11間,毛克宇和那個姓李的人各有5間半。
  毛澤東的先祖毛太華,從江西到雲南,又攜妻兒輾轉千里來到湖南,開始不是在韶山上屋場定居,而是定居在韶山滴水洞附近的東茅塘。
  以後,到清朝光緒初年,也就是毛太華的第17代傳人——毛澤東的曾祖父毛祖人時,祖輩傳留下來的東茅塘那幾間破舊的房子和10多畝水田,已無法滿足子孫成家立業的需要。
  毛祖人,有兩個兒子。「樹大分杈,崽大分家」。為了便於兒子分家,毛祖人於1878年在韶山上屋場買下了上述那個李姓家的5間半房子和幾畝水田。
  毛祖人買下了這5間半房子和幾畝水田,給了哪個兒子呢?1888年,毛祖人給兩個兒子分家,因上屋場離祖居地太遠,田質又不好,誰都不願意到這裡定居。在這樣的情況下,毛祖人只好請來族人用「抓鬮」的辦法裁決。其結果,大兒子毛恩農抓到了,但他堅決不依。後來,忠厚老實的二兒子毛恩普,也就是毛澤東的祖父,主動做了讓步,並且說服18歲的兒子毛順生帶著妻子文七妹,就在這一年搬到了上屋場。
  毛恩普剛搬到這裡時,欠了別人許多債,日子並不好過。而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略識文筆,既善家務,又能經商,是一個很精明能幹的人。在他手下,家境逐步寬裕,不僅還清了欠款,而且購買了7畝水田,還於1918年將原來的5間半舊茅房擴建為14間瓦房,即現在韶山毛澤東舊居模樣。只是那間堂屋,仍與毛克宇兩家合用。
  西頭鄰居家的房子,毛克宇去世後,兒子毛恩苞(字竹平)因家庭生活困難,於1914年將房子賣給了族長「天地公」。房子賣出後,毛竹平一家繼續留住了5年。
  1919年,毛竹平一家搬出西頭房舍,隨即由一個叫毛廟生的人搬進。毛廟生本人不大出名,韶山沖的人都知道其妻毛四阿婆,因為毛四阿婆和毛澤東家曾有一個小故事。那是毛澤東小的時候,有一天下暴雨,毛澤東不顧自家禾場裡曬的稻穀,而去幫助毛四阿婆收谷,因而遭到父親的責怪。
  毛廟生與毛澤東家為鄰的時間不長。毛廟生搬出後,西頭房子由毛伏勝住進。
  1925年8月,毛澤東以「養病」為名,在韶山開展農民運動,被反動軍閥趙恆惕得知,於是便電令湘潭縣團防總局派兵捉拿毛澤東。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是毛伏勝和另一位農民周漢生冒著生命危險護送毛澤東離開韶山的。
  1929年,毛伏勝從此處搬出。接著由曾給毛澤東家幫工做飯的鄒湘庭搬進居住。鄒搬出後,由毛潤民住進,一直到土改。
  東頭的毛澤東舊居,1927年「馬日事變」後,反動軍閥許克祥派兵包圍了韶山,到處捕捉與毛澤東有關係的人,因此誰都不敢在此居住。1929年,國民黨湘潭縣黨部將其沒收,房產歸縣團防局所有,租給別人居住。本文上述周老倌和章元豐等曾在此居住,其由來就在於此。特別是章元豐在此居住較久,一直住到全國解放後湘潭縣政府決定開放毛澤東舊居讓人參觀為止。湘潭縣人民政府為了收回毛澤東舊居,退給章元豐1000多斤押金谷。顯然,周老倌和章元豐在這裡居住,屬於租住寄宿性質,不能說是毛澤東家真正的隔壁鄰居。
  1950年,毛澤東舊居對外開放供遊客參觀,便由鄉政府派毛月秋、毛乾吉等工作人員管理。在毛澤東舊居工作的其他人員,便住在西頭的鄰居房子裡。如今,住在這西頭房子裡的是韶山值班警衛人員。
  從上述情況來看,韶山毛澤東家真正的隔壁鄰居是毛竹平。
  毛竹平有兩子兩女。長子毛愛堂,出生於1895年,比毛澤東小兩歲,自小就經常與毛澤東在一起,深受毛澤東影響。1924年3月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在湖北武昌被反動派逮捕,英勇就義。
  毛竹平的次子毛愛桂,譜名毛貽業,跟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同輩。他雖然出生於1914年8月,比毛澤東小21歲,但因為他比毛澤東大一輩,所以毛澤東當了國家主席後,仍稱他為「愛桂叔」。
  1954年4月,毛愛桂和大姐毛春秀應毛澤東之邀乘車去北京住了很長時間,參觀了許多地方。離開北京時,毛澤東給毛愛桂200元,給他大姐300元。時過不久,毛澤東又給毛愛桂的大姐毛春秀寄來600元,指示有關部門為毛愛桂在湖南安鄉的二姐毛淑元解決了住房困難的問題。
  1959年6月26日,毛澤東在韶山,親切接見了毛愛桂,並同他合影留念,晚上設宴招待父老鄉親,還讓毛愛桂坐了上席。
  現在,毛愛桂已是80多歲的老人,但身體尚好,與兒子澤林住在一起,兒媳在韶山賓館總服務台工作,一家人生活美滿幸福。

  毛澤東是何時開展農民運動的

  1925年,毛澤東曾帶病回韶山開展農民運動,其時間是在何時?《黨史博覽》雜誌於1998年第12期發表的《毛澤東與王海容一家》一文記載:
  1925年8月,帶病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的毛澤東,數次遭軍閥趙恆惕的圍捕,毛澤東獲悉後遂轉移到長沙。宗道一:《毛澤東與王海容一家》,1998年第12期《黨史博覽》,第17頁。
  毛澤東是於1925年8月帶病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嗎?此說有誤,或者說文字表述不準確。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上卷)和《湖南人民革命鬥爭史》等著作記載,1924年12月,毛澤東因工作勞累患病,經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療養。年底,偕楊開慧等回到湖南。
  1925年1月中旬,毛澤東同楊開慧攜毛岸英、毛岸青到長沙板倉岳母家過春節。2月6日同楊開慧等回到韶山。在韶山,一邊養病一邊做社會調查開展農民運動。3月,以毛福軒等為骨幹秘密成立韶山農民協會組織。毛澤東經常召集韶山農協骨幹開會,請他們講述土豪劣紳壓迫、剝削農民的情況,指導他們如何領導農民開展鬥爭。6月中旬,秘密組建中共韶山支部。7月10日,參加在韶山郭氏祠堂召開的湘潭西二區上七都雪恥會成立大會。從此,韶山黨支部和秘密農協便以雪恥會的名義,高舉反帝愛國的旗幟,組織進步教師、有覺悟的農民和學生參加宣傳隊、講演隊,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8月,組織韶山農民開展「平糶阻禁」谷米鬥爭取得勝利。
  8月28日,湖南省省長趙恆惕得到成胥生關於毛澤東組織農民進行「平糶阻禁」鬥爭的密報,便電令湘潭縣團防局迅速派兵逮捕毛澤東。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在湘潭、韶山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於28日這天離韶山去長沙。
  上述情況說明,毛澤東是於1925年2月6日從長沙回到韶山的。回韶山後,他積極組織開展農民運動。時至8月28日,趙恆惕才電令湘潭團防局派兵去圍捕毛澤東。因此,說毛澤東於8月帶病回到韶山,是不準確的。

  何鍵挖毛澤東的祖墳是哪一年的事(1)

  韶山滴水洞,因其獨特的自然風景和政治背景,曾一度非常神秘。然而如今,滴水洞被揭開了那層神秘的面紗,已成為著名的風景旅遊之地。
  到韶山滴水洞參觀旅遊,其中有一個著名的景點吸引了廣大遊客,它就是滴水洞右邊林中的虎歇坪,因為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的墓地就在這裡。
  提到毛澤東祖父的墓地,許多人便會聯想到大革命時期湖南軍閥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父墓地這件事。
  這件事發生在哪一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生平實錄》、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故鄉》和西苑出版社的《毛澤東故土家族探秘》等著作,都記載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墳這件事的時間是1930年。吳鴻、吳華編著:《毛澤東生平實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頁。
  趙志超著:《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頁。
  文熱心著:《毛澤東與故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3頁。
  高菊村等著:《毛澤東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80頁。
  而湖南文藝出版社於1993年3月出版的《韶山的昨天與今天》一書的記載,則是1932年6月。劉建國等著:《韶山的昨天與今天》,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頁。
  1996年10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一書記載,這件事發生在1934年秋。雲汀、張素蘭著:《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頁。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一書的記載,則認為是1934年前後的事。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頁。
  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的祖墳,只發生一次這樣的事。而上述記載,有的說這件事發生在1930年;有的說是1932年6月;有的說是1934年秋或1934年前後。到底哪種說法是正確的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顯然必須首先探究湖南軍閥何鍵派兵到韶山去挖毛澤東的祖墳的原因。
  對這件事,《毛澤東生平實錄》和《毛澤東家世》這兩部著作都沒有詳細記述。而《韶山的昨天與今天》一書是這樣具體記述的:
  原來,當時的國民黨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隊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幾次派兵圍剿湘贛一帶的紅軍,都被毛澤東所指揮的紅軍打得落花流水。更使他惱羞成怒的是,彭德懷指揮的紅軍趁他的主力部隊遠離長沙,去湘南追擊桂系部隊之際,竟從平江、瀏陽一帶突然殺出,一舉消滅了他幾個團的兵力,並佔領了長沙,燒了他的省政府和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還差點要了他的老命。
  何鍵百思不得其解。國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怎麼就對付不了那長矛鳥銃的泥巴腿子軍?硬的用了,軟的也用了,卻越發不可收拾。
  後來,在蔣介石的幫助下,他重佔了長沙。回城後,他想的第一件事,還是如何剿滅紅軍。這天,他找來了拜把兄弟吳凱南商討對策。
  吳凱南是個迷信大王,他早就聽說過關於毛澤東祖墳的傳說,似乎從中找到了戰勝毛澤東的上乘之策。今日,何老兄弟親自召見商討對策,真是助他的大好時機,於是連忙說:「毛澤東率領的紅軍之所以猖獗,絕非人力之功,乃天蔭之力,我早就聽說湖南是帝王將相之地,舜帝南巡時就在韶山演奏過韶樂,那地方靈秀非凡。除此,毛澤東的祖父輩在一塊風水寶地上,那地方藏龍臥虎,傳說其後能飛黃騰達,光宗耀祖。毛家得地靈之光,我們如不去斷掉他們的龍脈,挖掉他的祖墳,毛澤東就會越發興旺,必將後患無窮。倒不如派幾個人去韶山,斷他的風水。」
  何鍵詳細詢問了半天「寶地」的一些其他情況,這才恍然大悟,連誇吳凱南的計策「高妙」,馬上密令總指揮部副官長熊士鼎和特務隊隊長龔仲蓀(又名龔澍),率領一個連到韶山挖毛澤東的祖墳……劉建國等著:《韶山的昨天與今天》,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13頁。
  據考證,何鍵決定挖毛澤東祖墳的原因,的確是基於上述情況,然而從上述情況可明顯看到,何鍵挖毛澤東的祖墳與彭德懷率兵攻打長沙有關。
  《彭德懷自述》和湖南出版社於1991年4月出版的《紅軍攻打長沙》等著作記載:彭德懷曾先後兩次率兵攻打長沙。第一次攻打長沙是1930年7月25日。此戰役,是在敵我兵力4︰1的情況下,我8000人打敗3萬有餘之優勢敵軍奪占長沙的。這次戰役,是紅軍時期攻佔的唯一省城,也是我軍初創歷史上的著名戰役。
  1930年8月23日,紅軍第一、第三軍團按預定計劃在湖南瀏陽縣東北的永和市會師,召開了兩軍團前委聯席會議,成立了黨的總前委。在黨的總前委會議上,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由於長沙守敵準備充分,工事堅固,未能攻下。9月12日,鑒於敵據城堅守,援兵逐漸增多,紅一方面軍決定撤圍長沙。彭德懷率三軍團向湘東、贛西開進。
  紅一方面軍撤離長沙後,何鍵為了實行報復,他千方百計收買叛徒,驅使特務搜捕共產黨人,破壞黨的地下組織。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不幸被捕。
  楊開慧被捕的消息,引起國內輿論嘩然。一些知名人士紛紛打電報到長沙,強烈要求釋放楊開慧。面對這種情況,何鍵非常驚恐,決定早下毒手。於是,便於11月14日(農曆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將楊開慧五花大綁押往刑場,下午1點殘酷殺害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
  不僅如此,何鍵於1930年12月,還指令國民黨第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師,對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據此,許多歷史研究工作者認為,何鍵挖毛澤東祖墳的事,其時間應當是1930年底前後的事。
  1993年10月,中原農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書》一書,記述了毛澤嶸的回憶。毛澤嶸說,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墳的時間是「民國十九年的秋天」。謝柳青編:《毛澤東家書》,中原農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3頁。毛澤嶸的祖父毛德臣與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是親兄弟。毛澤嶸生於1897年5月26日,比毛澤東小4歲。根據他的回憶,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墳的事,是在1930年。因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元旦建立中華民國。民國十九年,即為1930年。
  而何鍵當年指派挖毛澤東祖墳的原國民黨軍統局湘站特務隊長龔澍提供的情況與毛澤嶸的記憶是不同的。
  龔澍,1890年出生於長沙縣。他原是混進革命隊伍裡的一個手工業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投靠國民黨,歷任湖南省「懲共」法院偵緝隊第一組組長、湖南清鄉司令部偵緝隊第三組組長、國民黨第四路軍總指揮部特務隊長、湖南省保安處偵緝隊長、軍統局湘站特務隊長。他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鮮血。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曾殺害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郭亮。受何鍵的指派,率領特務到韶山挖毛澤東的祖墳,就是他幹的。
  1949年9月5日,他被緝拿歸案後,有關部門對他的犯罪事實進行了認真詳盡的審理和清查。他供認了以下的犯罪事實:
  1932年初夏,江西中央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第三次大規模的「圍剿」。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國民黨反動派開始恐懼不安。當時的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更是憂心忡忡,特別是因兩失長沙受到蔣介石的責難。為了博取主子歡心和發洩仇恨心理,於是在1932年6月,指派國民黨第四路軍總指揮部副官長熊士鼎和特務隊長龔澍去挖毛澤東的祖墳。
  1932年6月29日夜,月黑風高,熊士鼎和龔澍帶著十幾名特務隊的特務,會同偽湘潭縣政府保安隊的數十名士兵悄悄竄至韶山沖,按照事先繪好的地形圖,去挖毛澤東的祖墳。然而由於韶山群眾對何鍵的罪惡企圖早有察覺,採取了一些保護措施,毛澤東的祖墳未遭厄運。
  根據龔澍的供詞和其他多方面的考證,可以斷定,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墳這件事的時間,是1932年6月29日夜。
  而有的專家、學者認為,1932年6月,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紅八軍和湖南茶陵獨立團在蕭克指揮下,英勇戰鬥,殲滅國民黨六十三師的輜重隊和增援部隊,斃傷敵人副旅長以下500餘人,俘敵1000餘人。遵照蔣介石的電令,何鍵為了支援六十三師,於5月28日,便開始忙於調動湘軍,並派重兵組成龐大的運輸隊。湘贛革命根據地軍民的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堅持一年之久,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何鍵無暇顧及挖毛澤東祖墳的事。筆者認為,此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湖南出版社於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記載,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三湘大地。從1928年「西征軍」入湘後,反動派開始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清鄉」,並且於這一年的4月27日成立湖南全省清鄉督辦署。11月底,魯滌平為削弱何鍵的權力,曾將清鄉督辦署撤銷。1929年2月何鍵主湘後恢復,3月起改為全省清鄉司令部,何鍵擔任清鄉司令,提出「除惡務盡」的口號,對革命軍民實行瘋狂的「進剿」和鎮壓。
  1930年7月,彭德懷率兵第一次攻打長沙時,何鍵認為紅軍根本打不進長沙,省會「決保無虞」。而其結果,紅軍一舉攻佔長沙城,何鍵差一點被活捉。因此,他「至堪痛憾」。
  1930年8月,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雖未能攻下,但嚴重打擊了何鍵反革命政權,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其經濟處於「山窮水盡」的困境。
  1931年1月28日,何鍵根據湖南「軍隊與各行政機關伙食接濟均極感困難」的情況,特急電向蔣介石請求「急賑」。蔣介石答應從國庫中撥10萬元,但久拖不兌現。基於這樣的情況,何鍵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雖然調動湘軍參與了國民黨軍於1931年4月對湘贛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於1931年11月發動的第三次「圍剿」,於1932年6月發動的第四次「圍剿」,但他最耿耿於懷的是報復紅軍攻打長沙,特別考慮如何維護他在湖南的統治。陰謀策劃挖毛澤東的祖墳,不是很複雜的事,他不必花費太多的精力,指使人去幹就行了,戰事再忙也能做到,怎能說無暇顧及呢?
  然而,時至1933年10月,蔣介石在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圍剿」的同時,以6個師另6個旅及16個保安團的兵力,對湘鄂贛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此時,特別是在1934年1月,何鍵親自帶領4個師又3個旅的兵力,到湘贛邊界的江西銅鼓縣幽居一帶部署大包圍圈。以後,又帶兵到江西修水縣、奉新縣、宜豐縣等地區「圍剿」紅軍,直到1934年10月紅軍突圍長征,何鍵才又調兵堵截紅軍,在湖南各地加緊辦理保甲實行所謂堅壁清野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何鍵於1934年前後派兵去挖毛澤東的祖墳,可以說是難以顧及的。
  《毛澤東家世》一書,記述何鍵派兵挖毛澤東祖墳是1934年前後的事,是根據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等人的口述記述的,顯然是記憶有誤,應予更正。8毛澤東第一次結婚時,雙方的年齡是多少
  1989年8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科雜誌《社會》(月刊)第8期,刊登了陳緒文撰寫的《毛澤東的婚姻觀念和實踐》一文,其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第一次「結婚」時才8歲,是在他父親的強迫下成的親。女孩比他大6歲(14歲),當時毛澤東迫於父親的壓力,很有禮貌地接受了這種生硬而可怕的婚姻儀式,很有規矩地向每一位來賓磕頭。但是,當儀式過後,他拒絕與這位大姐住在一起,並發誓決不碰她一指頭。陳緒文:《毛澤東的婚姻和實踐》,1989年8月20日《社會》,第26頁。
  這段記述,顯然有明顯的錯誤。即把毛澤東和女方的結婚年齡以及他們的年齡差都記述錯了。
  據《韶山毛氏族譜·世系表》(竹溪支)和《毛澤東親屬人名錄》記載,毛澤東生於清光緒十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1月出版的《中國第一人——毛澤東》記載,毛澤東「生於光緒十八年」,有誤。見此書第111頁。十一月十九日,即1893年12月26日;而與毛澤東第一次結婚的女子,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他們是在1907年結婚的。當時毛澤東14歲,女方18歲。女方比毛澤東大4歲2個月。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同斯諾談話時說:「我14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20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當時也幾乎沒有想到過她。」《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8頁。
  毛澤東的這段自述,把自己的結婚年齡說對了,而把女方結婚年齡說錯了。女方結婚年齡應為18歲。

  毛澤東的原配夫人姓什麼(1)

  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在她撰寫的《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一書中,在談及毛澤東與他的原配夫人的情況時說:「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聯繫,這使新娘一家備受閒話與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還不肯說出新娘姓什麼。我們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歲,『容貌秀麗』。」〔英〕韓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21頁。
  而香港友聯研究所出版的《毛澤東生平資料簡編(1893~1969)》一書,引用張大軍編寫的《中共名人典》的記述,說毛澤東的這位原配夫人姓李。《毛澤東生平資料簡編(1893~1969)》,香港友聯研究所1970年1月版,第11頁。
  英國著名學者迪克·威爾遜,在其毛澤東傳記著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記載:
  毛13歲那年發生的另一件事也是個人私事。按照中國的傳統,毛的父母在他13歲那年給他「娶」了一個19歲的女子,名叫楊翠花……〔英〕迪克·威爾遜著:《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5頁。
  除此,還有一種說法。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記載,毛澤東的結髮妻子是羅氏。邢崇智等主編:《毛澤東研究事典》(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58頁。
  上述這三種說法,哪一種說法是對的?毛澤東的結髮妻到底姓什麼呢?
  《韶山毛氏族譜》記載:毛澤東的原配夫人為羅氏,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比毛澤東大4歲零2個月;卒於清宣統二年正月初二,即1910年2月11日,享年21歲。
  羅氏病逝後,葬於韶山衝上屋場楠竹,即毛澤東故居對面的山上,其墳墓位於毛澤東父母墳墓的下面處,兩墳墓相距只有幾步遠。
  1941年,韶山毛氏四修族譜時,將毛澤東與楊開慧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列在羅氏的名下,承祧以慰亡靈。
  對羅氏還有一說,就是有的著作記載,羅氏是韶山附近的湘鄉縣人。廣西民族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的《女人看重毛澤東》一書,就是這樣記載的。齊聞著:《女人看重毛澤東》,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頁。
  此記載顯然有誤。筆者曾多次到羅氏的家鄉採訪,訪問過許多羅氏家族的人,對她家的情況比較瞭解。可以肯定地說,羅氏是韶山沖附近的楊林鄉赤衛村人。楊林鄉屬韶山市所轄。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就是此鄉人。此鄉昔有一廟,稱楊林廟,韶山的老年人是人所共知的。
  羅氏的父親羅合樓(1871~1943),名遠雄,號德甫,是一個鄉村知識分子,但主要以務農為主,家境清貧。羅合樓夫婦生有5子5女,但僅有3個女孩成人,毛澤東的妻子羅氏是其長女。
  如若深入探究毛氏與羅氏家族的關係,羅合樓的妻子也姓毛,生於1869年,卒於1912年,其父叫毛詠堂。
  毛詠堂(1846~1903),派名毛祖植,妻唐氏(1844~1906),家居韶山沖羊樓段,距毛澤東家韶山衝上屋場僅1公里。
  羅合樓的妻子毛氏,是毛詠堂的長女。而毛澤東的妻子羅氏,則為毛詠堂的外孫女。按照韶山毛氏族譜譜系「祖恩貽澤遠」推算,毛詠堂(毛祖植)為毛澤東的遠房曾祖父。
  毛詠堂有4個兒子,即毛恩芸、毛恩曜、毛恩洸、毛恩顯,他們與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的年齡相差不多,並且交往比較密切。羅氏嫁給毛澤東,顯然與上述情況有一定的關係。
  毛澤東與羅氏是在1907年舉行婚禮的。羅氏於1908年至1910年在毛家生活了3年多。而毛澤東於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學在家,白天參加農業勞動,晚上堅持自學。1909年秋至1910年夏,復學於韶山東茅塘私塾。東茅塘距韶山不遠,在這就讀期間,毛澤東基本在家住宿,與羅氏相處生活在一起,而且長達兩年多。毛澤東與羅氏的結合,談不上有愛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愛妻子的毛澤東,抗拒父母的要求,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不與羅氏同居,許多人則感到不可理解。
  除此,還應當特別說明,儘管毛澤東不承認與羅氏的婚姻,然而實際並未割捨與羅家的親情。
  1925年2月6日(農曆正月十四日),毛澤東同楊開慧攜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直到8月28日才離韶山去長沙。在這期間,毛澤東利用搞農村調查和發動農民運動的機會,曾多次到羅氏家拜訪。毛澤東首次到羅家拜訪羅氏的父親羅合樓,是1925年3月26日。在這天中午,還在羅家與羅合樓、羅立芳(羅合樓的堂弟)、羅石泉(羅合樓的侄兒)和黃可忠(羅立芳的妹夫)等在一起吃飯。
  羅氏的兩個妹妹,分別嫁給了湖南湘鄉市金石鎮關王村杉樹塘的黃譜臣和韶山沖的毛華村。全國解放後,黃譜臣和毛華村的妻子雖然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澤東依然把他們當親戚看待。1950年1月24日,黃譜臣致信毛澤東,告訴他在廣西柳州鐵路部門工作,想回鄉或到其他地方謀生。3月4日,毛澤東出訪蘇聯回到北京,看到黃譜臣的來信,於5月8日覆信說:「一月二十四日來信收到,很高興。只在廣西鐵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繼續努力此項工作,不必往別處,也不必回鄉。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羅合樓先生的次女,如是,請替我向她致問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澤東派長子毛岸英回湖南省親。行前,毛澤東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後一定要看望舅舅羅石泉。羅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即從楊林趕到韶山沖毛鑒公祠與毛岸英會面。毛岸英見到羅石泉,不僅詳細詢問了羅家的情況,而且在臨別時還送給羅石泉一盒茶葉和200萬元人民幣(相當現在的人民幣200元)。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闊別32年的韶山。26日上午,毛澤東在韶山學校與師生們合影后回到韶山招待所一號樓(即現韶山賓館「故園」一號),對中共韶山人民公社委員會書記毛繼生說,要請一些親友、鄉親來敘舊,並吃餐便飯。在他指名要請的人中,就有毛華村。毛華村接到通知,因時值初夏,所以赤腳走到招待所,見到毛澤東,激動地說:「毛主席,我是一雙赤腳來見您,對不住啊!」毛澤東說:「不要緊,隨便一點,好。」並當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雙大皮鞋送給毛華村穿。毛華村說,皮鞋大了,不能穿。隨後,毛澤東詳細詢問了毛華村的家庭情況,當問到他有幾個子女時,毛華村回答:「我同您算是『連襟』,前妻生了三個,後妻生了兩個。」晚上吃飯時,毛澤東要毛華村與他同桌,並熱情地為毛華村敬酒敬菜。飯後,毛澤東又與毛華村等座談和合影留念。
  上述情況說明,毛澤東不僅正視歷史承認與羅家的親朋關係,而且非常重視與羅家的親情。

  毛澤東的結髮妻子是何時病逝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1月出版的《中國第一人——毛澤東》記載:
  羅合樓的長女羅氏1909年來到毛家,次年2月,年僅21的羅氏在毛家病逝。這年秋,毛澤東離開韶山衝到外地求學……胡真編:《中國第一人——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5頁。
  而在《中國第一人——毛澤東》一書第113頁,又有不同的記述:
  誰料,紅顏命薄,羅氏嫁給毛澤東後第三個年頭,即遜帝宣統二年庚戌年(1910)年,農曆大年初二,一場細菌性痢疾,奪去了年僅21歲的羅氏的寶貴生命。胡真編:《中國第一人——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3頁。
  在一部著作中,對羅氏病逝的時間,有上述兩種說法,即嫁給毛澤東後的「次年2月」和「第三個年頭」。到底哪一種說法是準確的呢?
  根據第一種說法記述的時間推算,羅氏於1909年到毛家,這一年,應是清宣統元年。羅氏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即1889年。1909年,羅氏20歲。實際上,羅氏與毛澤東結婚的準確年齡為18歲。就是說,羅氏是在1907年與毛澤東結婚的。再說毛澤東離開韶山衝到外地求學,也不是1909年秋。1909年秋,毛澤東在韶山烏龜井毛岱鐘的私塾就讀。1910年春,毛澤東尚在韶山東茅塘毛麓鍾處讀書。1910年秋,毛澤東才離韶山到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讀書。
  再講上述第二種說法。毛澤東與羅氏結婚是在1907年。婚後的「第三個年頭」,是1910年。這一年,羅氏21歲。據考證,此說法是正確的。
  羅氏病逝的準確的時間,是婚後的第三年,即清宣統二年正月初二(1910年2月11日),年僅21歲。

  毛澤東如何到長沙與楊開慧結婚的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一書,其中這樣寫道:
  1920年7月,毛澤東從北京返回湖南後,身穿薄薄的舊長衫,邁著輕快的步伐來到福湘女校,在選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楊開慧……這年冬天,兩人便同居結婚……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8頁。
  而浙江人民出版社於1991年5月出版的《偉人之初:毛澤東》一書記載:
  1920年5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6月,張敬堯被逐出湖南;7月初,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曹志為著:《偉人之初:毛澤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40頁。
  1920年7月,毛澤東到底是從北京還是由上海回長沙的?這個問題,看來是不值得探究的小事,其實關係到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問題,是值得弄清的。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無疑必須追尋毛澤東在1920年4月離京後的行蹤。
  據《毛澤東年譜》(上卷)和解放軍出版社的《東方巨人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開慧》等著作記載,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京去上海,途中遊覽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5月5日抵滬,繼續做驅張工作,寫有《湘人為人格而戰》,刊於6月9日上海《時事新報》。
  5月8日,毛澤東與旅滬新民學會會員在半淞園聚會,歡送會員赴法,討論會務問題。
  5月中旬,毛澤東在上海還多次與陳獨秀會晤,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問題,研究如何在湖南開展革命活動等。
  6月11日,張敬堯被趕出湖南。當天,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應為廢除督軍制、實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7月7日,從上海回到長沙。途經武漢時,與惲代英等商討了在湖南創辦文化書社等問題。
  從上述情況來看,如果毛澤東是從北京直接回長沙的,那麼,上述毛澤東的革命活動,就不能在他的光輝歷程中體現,也就不能載入革命史冊了。

  毛澤東與楊開慧有第四個兒子嗎(1)

  1990年,中國人民大學圖書古籍研究所館員宋平生等在編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家譜目錄》時,意外地發現了一部珍貴的家譜資料——《韶山毛氏族譜》。
  這部族譜,系1941年毛氏西河堂活字印本,是由毛澤東的族兄和私塾老師毛澤啟,號宇居,根據宣統三年(1911年)三修本,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繼增總纂的四修本。
  此譜記錄了毛氏從元末明初始祖毛太華至民國間凡22代人的家譜簡史。其中一些有關毛澤東本人以及其祖父、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情況的記載尚屬首次披露,可據此考訂和填補有關毛澤東一家史事方面的一些誤傳和空白,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參考價值。
  根據這部族譜的記載,宋平生撰寫了《新發現的〈韶山毛氏族譜〉敘略及毛澤東家族史事考訂》一文,發表後受到國內外廣大讀者的關注。其中這樣寫道:
  關於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後代,通常的說法是三個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岸英生於1922年10月24日1992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第1288頁,記載毛岸英生於1922年10月22日,有誤。,岸青生於1923年,岸龍生於1927年4月4日(參見《楊開慧》一書)。
  但是,《族譜》卻記載毛澤東與楊開慧共生有四個兒子,而且還首次披露了他們的本名。他們是:長子毛遠仁,字岸英;次子毛遠義,字岸青;三子毛遠智,字岸立;四子毛遠懷,字式谷。遠懷名下注云:「民國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時生」(即公元1923年3月18日)。奇怪的是,其中並無毛岸龍。而毛遠懷的生年竟與次子毛岸青相同,若用孿生子來解釋,那麼為何毛遠懷又排行第四呢?《族譜》上說他過繼給了毛澤銘,現在還沒有其他旁證。總之,《族譜》中關於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後代的記載,尚須進一步核實。宋平生:《新發現的〈韶山毛氏族譜〉敘略及毛澤東家族史事考訂》。轉引自《毛澤東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57頁。
  宋平生撰寫的《新發現的〈韶山毛氏族譜〉敘略及毛澤東家族史事考訂》一文,還有這樣的記述:
  「毛澤民,字潤蓮。」這是《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九卷的說法,也是最流行的說法。現在,我們通過《族譜》知道,他原名澤銘,字詠蓮。他與原配夫人王氏共生有3兒3女,但只有一個女兒幸運地長大,並嫁給了一位姓王的男人。後來,毛澤民夫婦撫養了毛澤東與楊開慧所生的第四個兒子——毛遠懷,以彌補膝下無子的缺憾。見《毛澤東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頁。
  毛澤東與楊開慧真的生有第四個兒子嗎?據考證和多方面證實,毛澤東和楊開慧共生有三個兒子,即長子毛遠仁,字岸英;次子毛遠義,字岸青;三子毛遠智,字岸龍。毛澤東與楊開慧生有四個兒子之說,肯定是錯誤的。
  那麼,上述《韶山毛氏族譜》的記載,為什麼說毛澤東與楊開慧生有四個兒子呢?顯然,是誤把毛遠懷視為毛澤東與楊開慧生的第四個兒子了。
  毛遠懷不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生的兒子,他是誰的孩子呢?說起來話長。
  在毛澤東的親友中,的確有一個叫毛遠懷的人,而且至今健在。筆者早在1967年12月就認識他,而且曾請他講過自己的家世和生活經歷。他告訴筆者: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後,他曾先後任湘潭縣委組織部部長、縣委副書記、書記。1955年4月,調湖南省林業廳任副廳長。1957年,任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1969年,任湖南省檔案局副局長。1961年,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並兼任湖南省農林水辦公室副主任。
  然而,他原名叫王華初,湖南瀏陽人。他的母親羅醒英英勇犧牲後,便改姓毛,叫毛華初,又名毛遠懷。
  他的情況既然如此,為什麼《韶山毛氏族譜》記載他是「澤銘(毛澤民,又名澤銘,筆者注)撫子遠懷,字式谷,民國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時生」(即1923年3月18日)。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他怎能作為毛澤東的家屬到北京參加追悼會向毛澤東遺體告別呢?
  這個問題的源頭可追溯到1927年。這一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又策動湖南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等搞「馬日事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毛澤民的結髮妻子王淑蘭,在韶山無法生存下去,便帶著6歲的女兒毛遠志到長沙,希望能找到黨組織,但沒有躲過敵人的魔爪,被捕入獄。
  在她所在的牢房裡,有一位名叫羅醒英的女共產黨人,帶著8歲的兒子王華初,早已被關押在這裡。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患難,使她們很快成為相依為命的姐妹。
  有一天,羅醒英對王淑蘭說:「國民黨反動派殺人不眨眼,我們都面臨隨時被殺頭的危險。不論我先被殺,或你先被殺,誰倖存誰就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我和你,是這兩個孩子的共同媽媽。」說罷,順手把王華初拉到王淑蘭面前,往地下一按說:「華初,快叩頭,叫媽媽!」王華初按照母親的要求,認了王淑蘭為媽媽。
  1930年7月25日下午,彭德懷帶兵攻打長沙,羅醒英和王淑蘭趁機越獄。她們到了湖南瀏陽,羅醒英不幸再次被捕,時過不久壯烈犧牲。從此,王華初便由王淑蘭撫養,並改名叫毛華初。
  1942年,韶山毛氏家族修族譜時,儘管王淑蘭沒在韶山,毛華初已去延安,仍將毛華初列入毛澤民和王淑蘭名下,給他排行第23,取名遠懷,字式谷。
  根據上述情況,無論怎麼說,都不能把毛遠懷視為毛澤東與楊開慧生的第四個兒子,正確地應當說他是毛澤民和王淑蘭的養子。
  宋平生在《新發現的〈韶山毛氏族譜〉敘略及毛澤東家族史事考訂》中說:「奇怪的是,其中並無毛岸龍。」其實並非如此。《韶山毛氏族譜》中記載的「毛遠智」,不是毛岸龍是誰?毛岸龍,又名毛遠智,或者這樣說:毛遠智,字岸龍。《韶山毛氏族譜》上記載:毛遠智,字岸立,顯然是筆誤,應當糾正。

  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如何相識產生愛情的

  ?對這個問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一書是這樣記述的:
  1928年6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做報告。事也湊巧,這次會議在永新縣城舉行,子珍是團的支部書記,參加了這次會議。散會後毛和她閒談起來,他們共進晚餐,吃了兩隻雞,喝了兩瓶酒。
  兩天後,子珍幫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沒有走。第二天吃早飯時,毛對此事毫不隱瞞,「賀同志和我相愛了」。毛對同事們說。〔美〕R特裡爾著:《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5頁。
  據《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賀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賀子珍》等著作記載,上述這段記述有以下明顯的錯誤:
  第一,毛澤東與賀子珍相識,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江西寧岡縣東源鄉大倉村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相識產生愛情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與袁文才在江西寧岡縣東源鄉大倉村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會見時,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了手下的部將後,還向毛澤東介紹了賀敏學和賀子珍。
  賀子珍當時年僅18歲,年輕貌美。毛澤東見到賀子珍,以為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將的女兒。
  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說:「她是中共永新縣委委員。」
  毛澤東連聲說:「看不出!看不出!」
  毛澤東詢問了賀子珍的姓名後說:「哦,祝賀的『賀』,善自珍重的『自珍』!」
  這次會面後,賀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個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而這天回到家裡,他格外興奮,話也多起來。他給妻子謝梅香講述了這次會面的情景,一面講一面笑。他還對賀子珍說:「我看革命高潮要來了,有了毛委員的領導,我們今後可以有很多的事幹了。」
  賀子珍受袁文才情緒的感染,也很高興,一再發表見解,暢談將要到來的革命高潮會是個什麼樣子。
  特別應當說明的是,自從毛澤東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後,井岡山變樣了,沸騰了!但為了建立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軍第一團的官兵沒有立即?span class=yqlink>仙劍塹攪e禿系呢亍□枇甑鵲厝蟯梁籃統錕睢C蠖蛭派耍揮興娌慷映齜Ⅲ≡諉├捍迥喜嘁蛔澆畔碌睦釷纖秸楣恕?/p>
  毛澤東利用在此養傷的機會,經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傾談,連患瘧疾尚未痊癒的賀子珍也找過幾次,聽取她的意見。
  就這樣,袁文才同毛澤東熟悉以後,對毛澤東非常敬佩,覺得毛澤東的住處離自己太遠了,商談工作不方便,於是便讓毛澤東住到茅坪的八角樓。
  八角樓離袁文才的家只有幾步之遙。毛澤東外出找人談話或到河邊散步,都要從袁文才的家門前經過。那時賀子珍瘧疾初癒,身體虛弱,有時坐在袁文才家門口曬太陽。毛澤東在此經過,見到了賀子珍都要走過來講幾句話,問她身體恢復得怎樣,態度非常和藹親切,給賀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後,毛澤東與賀子珍接觸的機會更多。特別是賀子珍在江西永新縣煙閣鄉黃嶺村工作一段時間後,又到九隴山工作期間,毛澤東在九隴山住了一個星期,他們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瞭解。賀子珍佩服毛澤東的才智學識,毛澤東喜歡賀子珍的俏麗堅強。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們產生了愛情。
  他們相愛後公開同居,則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見,上述說他們相識幾天便公開同居,是不符合真實情況的。

  毛澤東與賀子珍舉辦婚事在何時何地(1)

  毛澤東與賀子珍相愛後,是在何時何地結婚的呢?
  1992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記載,賀子珍於1928年同毛澤東在井岡山結婚,見《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87頁。沒有具體寫是何月、日和詳細地點。
  1990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增訂本)記載:
  在井岡山,很少有人知道楊開慧。顯然,毛很少談及她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儘管如此,直到1930年,聽到開慧被害後,他才和子珍正式結婚。〔美〕R特裡爾著:《毛澤東傳》(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6頁。
  此記載說毛澤東直到1930年才與賀子珍正式結婚,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其實,1929年6月3日,毛澤東率兵二打龍巖時,賀子珍便分娩生下一個女孩。因此,不可能是1930年才結婚。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增訂本)記載:
  1928年5月的一天,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茅坪洋橋湖的八角樓結成了最親密的革命伴侶。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0頁。
  1989年9月,中共永新縣黨史辦公室編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書記載:
  1928年5月的一天,天氣晴和,陽光明麗,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茅坪洋橋湖的八角樓上結婚了。
  199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賀子珍的路》一書記述,毛澤東率領部隊「三打永新」之後,與賀子珍在江西永新縣澧田鄉的塘邊村,終於結合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麼儀式,更沒有擺酒祝賀,在那樣艱苦的年月,只能一切從簡。熱心的袁文才做了幾個菜,大家熱鬧一下,就完了。」王行娟著:《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0頁。「三打永新」,是在1928年6月23日。
  著名的譚政大將,是湖南湘鄉人。他從秋收起義、「三灣改編」以及上井岡山開創革命根據地,一直跟隨毛澤東征戰。特別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擔任前委書記期間,譚政任前委秘書,對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情況比較清楚。毛澤東和賀子珍操辦婚事時,將毛澤東的行李從原來的住處搬入新房,就是譚政負責辦理的。他在回憶文章《難忘的井岡山鬥爭》中說:
  毛澤東同志與賀子珍結婚是在夏幽,是1928年4~5月,熱起來了,穿件單衣,結婚很簡單,沒有儀式,沒有證婚人,從夏幽退出以後,兩人就是夫妻關係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縣夏幽區。塘邊村,就屬於夏幽區。上述譚政的回憶,對毛澤東到夏幽的日期只說了一個大概。
  而當時在中共夏幽特別支部工作的徐正芝,在《憶塘邊的革命鬥爭》一文中說:「1928年古歷4月27日,毛司令率紅軍來到我們塘邊村。」徐正芝:《憶塘邊的革命鬥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1928年古歷4月27日」,亦即1928年6月14日。
  毛澤東與賀子珍到底何時結婚的?1959年7月9日,原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在廬山與賀子珍徹夜長談時,曾向賀子珍提出這個問題。賀子珍告訴水靜:「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結婚的,當時還不滿19歲。」水靜著:《陪賀子珍上廬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2頁。
  賀子珍還告訴水靜:自從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領工農革命軍進入井岡山地區之後,她就回永新做群眾工作了。主席「大力經營」永新時,她就經常跟著主席進行調查研究。後來,主席根據此調查研究寫了已經丟失了的《永新調查》。他們在工作中逐漸建立了感情,是於1928年6月龍源口大捷之後結婚的。水靜著:《陪賀子珍上廬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3頁。
  龍源口,位於江西寧岡縣城東北26公里處的七溪嶺北面,是井岡山的門戶之一。龍源口山谷中有一小河,河中有一龍潭,水清見底。河上的單拱石橋,名為龍源橋,建於清道光十七年間。龍源口山谷,裡寬外窄,地形險要,爭戰之時,只要佔據了谷口,就如鎖住了布袋口。
  1928年6月,江西反動軍閥楊池生、楊如軒,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帶領5個團的兵力,夥同湖南軍閥吳尚部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聯合「會剿」。
  6月20日,毛澤東同朱德、陳毅在寧岡古城召開紅四軍連以上幹部會議,作戰鬥部署。
  6月21日,毛澤東率紅軍第三十一團三營往永新縣西鄉龍田、潞江一帶,發動群眾騷擾贛敵,並鉗制湘敵。
  6月22日,毛澤東在永新西鄉寫信給駐寧岡新城的中共紅四軍軍委,通報贛敵由永新出動向寧岡猛進,並提出破敵的策略。
  6月23日,毛澤東在寧岡新城指揮戰鬥。紅四軍主力在永新與寧岡邊界的新、老七溪嶺、龍源口一帶,在赤衛隊、暴動隊配合下,經過激烈戰鬥,殲滅贛敵一個團,擊潰兩個團,乘勝第三次佔領永新縣城,粉碎了贛敵第四次「進剿」。
  6月26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禾川中學主持召開紅四軍連以上幹部、地方黨和地方武裝負責人會議,總結龍源口戰鬥的經驗,研究紅軍短期分兵發動群眾的問題。會後,毛澤東率紅三十一團一營到永新縣夏幽區澧田鄉塘邊村一帶搞調查研究,同先期在塘邊工作的賀子珍會合。
  6月30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討論研究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各項工作。
  7月初,湘敵吳尚第八軍,會同贛敵胡文鬥第六軍、楊池生第九師,一起進攻湘贛邊界。根據這種情況,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在永新縣城召開紅四軍軍委擴大會議,研究部署迎擊湘敵,阻止湘贛兩敵會合的問題。會後,毛澤東根據會議決定,率紅軍第三十一團迎擊即將進入永新的贛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緊密配合,粉碎敵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會剿」。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與賀子珍舉行婚禮結為革命伴侶,無疑是1928年6月,其地點是在江西永新縣夏幽區澧田鄉塘邊村。具體是在哪一天結婚的,準確的說法應該是1928年6月27日或28日。

  賀子珍是何時生下「小毛」的

  1929年6月,在紅軍第二次打開龍巖後,賀子珍在龍巖生下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後來,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是個男孩,乳名叫「小毛」,大名叫「毛岸紅」。「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龍的「岸」輩;「紅」,則是生於紅區,長大了當紅軍之意。
  毛岸紅是何時出生的?作家出版社於1992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的路》一書記載:
  1932年11月,賀子珍在福建長汀的福音醫院生下一個男孩……在她產後的第14天,毛澤東從寧都來到長汀。他立即到醫院探望賀子珍,見她身體這樣不好,很是憂慮。當天,毛澤東就在離福音醫院不遠的一個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來。王行娟著:《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3頁。
  毛岸紅是1932年11月出生的嗎?弄清寧都會議結束的時間以及毛澤東何時從寧都到長汀的,便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對寧都會議召開的時間,黃少群考證認為,這次會議是在1932年10月2日之後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幾天。具體說來,召開寧都會議的時間,上限為10月4日,下限則為10月10日。見葉永烈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51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朱德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頁。和《周恩來傳》的記載,均說寧都會議是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10月3日至8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6頁。
  10月12日,中革軍委便根據寧都會議的決定,向全軍發出通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見《毛澤東年譜》上卷,第390頁。說明在這之前,寧都會議已結束。
  上述對召開寧都會議的具體日期雖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認為是10月上旬,其下限無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寧都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先從寧都南行兩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經沒有落腳,便從瑞金東行一天到達長汀。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是10月中旬到長汀的。賀子珍「產後的第14天,毛澤東從寧都來到長汀」。據此推算,賀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紅的。由此可見,說賀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紅,是有誤的。

  賀子珍離開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嗎(1)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係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社會上是這樣流傳的,而報刊發表的文章,有的也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於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於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根據當時黨中央的規定,從敵占區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別是黨員,不論是誰都應進行審查。江青到延安後,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於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後,為了發揮江青的專長,將她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於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這裡。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尤其是革命理論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統地學習、提高,否則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於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途中受過重傷,加上因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而賀子珍性格倔強,學習的願望迫切。她對毛澤東說,過去輾轉戰鬥在革命根據地,又經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並且是死裡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是很緊張的。不僅同大家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課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參加政治活動,住集體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於生活這樣緊張,營養嚴重不良,加上不適應陝北的惡劣氣候,所以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裡。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澤東經常與美國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使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裂痕,關係緊張。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並且經常嘔吐。賀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
  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來,經常疼痛難忍。於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取彈片的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裡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
  對賀子珍這種打算,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賀子珍到西安後,上海淪陷被日本佔領,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暫住。毛澤東得知這種情況,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勸,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後有機會再出去治病。
  而賀子珍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康生、陳雲等從莫斯科坐飛機經新疆、蘭州、西安去延安,使賀子珍受到啟發。她想:上海去不成,為什麼不可以到蘇聯去呢?到蘇聯,既可治病,又可獲得出國學習的機會。於是,便從西安坐汽車到蘭州。
  賀子珍到蘭州後,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曾勸說賀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蘇聯。但賀子珍不聽勸說,堅持要走,賀子珍在蘭州期間,毛澤東也曾托人帶口信給賀子珍,還發去電報,勸她回延安。賀子珍個性倔強,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從蘭州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從上述情況來看,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並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為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而此時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審查,不可能讓她與毛澤東單獨接觸。再說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基於這樣的情況,怎能說賀子珍出走離開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結果呢?賀子珍在延安時,江青未曾與賀子珍見過面。以後,她們也未見過面,說她們在毛澤東所住的延安窯洞裡當面吵架,顯然是子虛烏有的誤傳。

  江青與毛澤東第一次相見,是在何時何

  江青於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與毛澤東結婚。那麼,她與毛澤東相識是在何時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見美國女記者維特克時談到,1937年8月她從西安往延安進發,途經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時,與毛澤東相識。她說:
  當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開會,我甚為驚慌,深恐在他們面前昏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迎接我(對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這樣盛大的歡迎也說不定),我心想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還好,我和他們都握了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對江青與毛澤東相識的情況是這樣記述的:
  洛川會議對毛澤東的個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在洛川會議期間,毛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對他的未來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在會議的第四天,一群來自上海文藝界的年輕人在日本侵略之後前往延安參加共產黨,他們途經洛川。這群人中有一個23歲的女電影演員,這就是後來的江青,當時她叫「藍蘋」,即藍色的蘋果。
  她當時搭乘給紅軍總部送大米的軍車到達洛川。她和其他來自上海的人一起見到了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成員。那天,她與毛眉目傳情,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間風雲變幻的政治伴侶關係。當時毛正驅車趕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後面的卡車上。〔英〕迪克·威爾遜著:《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0~201頁。
  洛川會議,是中共中央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馮家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如果按照上述所說,在召開洛川會議的「第四天」與毛澤東相識,就是1937年8月25日。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的王觀瀾和其愛人徐明清帶著江青去見毛澤東,從而相識。
  第三種說法,說是毛澤東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作報告時,江青與毛澤東相識。對這種說法,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羅斯·特裡爾在《江青正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毛澤東認為藝術對政治有用(雖然他個人喜好從中國的傳統取材),有一天,上魯藝講課來了。當他像牧師一樣站起來講話時,藍蘋臉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數學生皮膚白一點,因為他們都是農村的,在西北農村呆的時間也長。鼓掌的時候,藍蘋故意引人注目。講話結束時她提了幾個很幼稚的問題,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澤東講了幾句話……〔美〕羅斯·特裡爾著:《江青正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3~114頁。
  江青就這樣與毛澤東相識。
  第四種說法,是在中央黨校與毛澤東相識。對此,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在《江青秘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
  今天吃午飯之前,各班組通知大家,下午兩點鐘在禮堂聽報告,按時入座,不得遲到。一點多鐘的時候,禮堂裡已開始有學員進來。
  江青最早來到,找了一個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顯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誰作報告,作報告者必是黨中央領導人。
  ……
  台上出現了毛澤東,幾百雙眼睛放出喜悅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來鼓掌,對準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這幾下可以使毛澤東發現自己在前排。聽報告時,她一時似乎在認真地聽報告,一時又像是在思考報告的內容;有時急速記筆記,有時又以手支頭,偏著頭看台上的人。姿態變化無窮。
  ……晚上,全校分組討論。江青坐在那兒,不多發言;她的心早飛了,私心雜念,不能告人的隱情,一齊湧上心頭……珠珊(朱仲麗)著:《江青秘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版。
  據說,江青隨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見信,並且親自將此信送到毛澤東居住處。她就這樣想辦法與毛澤東相識了。
  從上述情況來看,第一種說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會議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研究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和國共兩黨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如此重要,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怎麼可能會全體都出來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後,因為要審查她的黨籍問題,所以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兩個月。在這樣的情況下,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王觀瀾和愛人徐明清不可能帶著江青去見毛澤東。因此,江青與毛澤東相識的第二種說法,是不可能的。
  關於江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與毛澤東相識的說法也不可能。因為毛澤東於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這年的9月和10月,毛澤東沒有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作演講。在這期間,江青正被審查黨籍問題。審查工作沒結束,不可能讓她到魯迅藝術學院聽毛澤東演講。11月,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的,才結束其審查,讓江青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江青於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4月調到魯迅藝術學院當戲劇教師。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從莫斯科到延安後,接替李維漢任校長。
  江青和康生都是山東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做幫傭,兩家相距不遠。因此,他們是老相識。康生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後,江青正在黨校學習,他們既有「同鄉之誼」,又是「他鄉遇故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江青通過康生的幫助,加上自己主動爭取,她與毛澤東相識,顯然是毫無疑義的。


  毛澤東革命生涯篇

  毛澤東何時第一次到北京(1)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是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著名人物,當時都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廣大青年喜愛的《新青年》刊物也是在北京出刊的。因此,北京是毛澤東早就渴望來的地方。
  那麼,毛澤東是何時第一次到北京的呢?
  199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書記載:
  1918年8月,毛澤東離開長沙赴北京……路海江、賀明洲編著:《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7頁。
  1993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生平紀事》一書記述:
  1918年8月19日,為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與新民學會的張昆弟、羅學瓚、李維漢、羅章龍、蕭子升等24位青年一起到達北京。王進等主編:《毛澤東生平紀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頁。
  1993年1月,北京書目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佳話三百篇》一書記載:
  在1918年9月,毛澤東和蕭子升……來到了北京。劉學琦主編:《毛澤東佳話三百篇》,北京書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1頁。
  1992年6月,《中共黨史研究》雜誌發表的《毛澤東與陳獨秀》一文記載:
  1918年11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徐光壽:《毛澤東與陳獨秀》。見《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從上述記載來看,對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的時間,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即1918年8月、9月、11月等三種說法,到底哪一種說法對呢?探究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的原因及其在1918年下半年的行蹤,便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蔡暢在《回憶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一文中說,1918年6月,毛澤東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後,寄居在長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學籌備處。一天,毛澤東接到一份從北京寄給他的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資料,看過之後,認為赴法勤工儉學是青年學生學習新知識、探索新思想的好機會,是培養和提高新民學會會員的好途徑,也是實現新民學會宗旨的好措施。於是,便即刻和同住在一起的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商量,決定在長沙推動這一運動。
  為了搞好宣傳發動和有關的組織工作,經過協商,決定「由蔡和森和蕭子升專負進行之責」,毛澤東等負責宣傳發動工作。幾天之後,便有湖南第一師範、長沙長郡中學等校的許多學生報名參加。
  到法國勤工儉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每人要準備幾百塊錢的旅費;第二,要向政府交涉,辦好到法國去的護照;第三,要學習法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便派人先去北京。
  6月25日毛澤東派去的人到北京後,積極籌備有關事宜,但有許多具體問題難以解決,於是,便給毛澤東寫信,要他趕快去北京。
  當時,毛澤東正忙於進一步做宣傳發動工作,因此,收到寄來的信沒有立即去北京。7月又接連收到來信催促,他只好把長沙的工作暫時放下,決定到北京走一回。
  毛澤東在離開長沙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慈母的病情。於是,便在1918年8月11日給羅學瓚寫了一封信後,又特地給在韶山唐家務農的七舅父、八舅父毛澤東的七舅父、八舅父,是指文玉瑞、文玉欽。中原農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書》記載,毛澤東的七舅是文玉端,有誤。寫了一封信,懇請他們代為照料母親。在信中寫道:「定於初七日開船赴京……」見李捷、於俊益主編:《東方巨人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66頁。
  毛澤東在給七舅父、八舅父的信中所說的「初七日」,是1918年農曆七月初七日,即為1918年8月13日。
  然而,據《毛澤東年譜》(上卷)和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的《青年毛澤東》的記載,毛澤東沒有在8月13日去京,而是在8月15日(農曆七月初九)離長沙赴京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7~90頁。
  毛澤東離長沙赴京,同行者較多,其中有李維漢和羅章龍。李維漢撰寫的《回憶新民學會》,羅章龍撰寫的《回憶新民學會(從湖南到北京)》,記述了他們於8月15日與毛澤東等離長沙結伴赴京的情況。
  羅章龍在《回憶新民學會(從湖南到北京)》中寫道:8月15日,在長沙登船北上,16日到達漢口,然後改乘火車。「當火車到河南郾城縣,因沙河漲水,鐵路淹了十幾公里,我們在漯河車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潤之、我、陳紹休坐臨時車子到了許昌,在那裡停留一二天。潤之對許昌很感興趣,許昌是三國的魏都,但舊城已荒涼。他建議去看看,我們就向當地一些農民瞭解了魏都的情況,知道舊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憑弔魏都舊墟,並作詩紀行。」從許昌回到漯河,被沖壞的鐵路已修復,於是又乘火車,於8月19日(農曆七月十三日)到達北京。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從湖南到北京)》,《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510~516頁。羅章龍所說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的時間,無疑是準確可信的。

  毛澤東與李大釗第一次會見是在何時(1)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為組織湖南青年和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從長沙第一次到北京後,經楊昌濟先生的介紹與李大釗相識。那麼,他們第一次會見是在何時?對此,長期以來有以下三種說法:
  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書記載:
  8月下旬,經留法勤工儉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當時館長是李大釗。在這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釗。路海江、賀明洲編著:《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63頁。
  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其記載是這樣的:
  10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頁。
  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也是毛澤東於「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頁。
  經過多方面查證,筆者認為,毛澤東與李大釗第一次會見的時間應為1918年9月,而不是8月下旬,也不是10月。其理由:
  第一,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到北京後開始住在鼓樓東豆腐池胡同9號(現15號)楊昌濟家。與毛澤東同來京的其他人散居各處。後來,為了便於學習和商討問題,毛澤東便離開楊家搬到當時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地安門內的三眼井吉安夾道7號,與蔡和森、羅學瓚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雖然每個月只有幾元錢作為生活費便可維持生計,但也無法解決,因此必須找個工作掙點錢。正如毛澤東後來的回憶所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們的錢到首都的,非馬上找到工作不行。」《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33頁。基於這樣的情況,不可能拖延兩個月之久,到10月份才經楊昌濟介紹認識李大釗,請求幫助安排工作。
  第二,8月19日,毛澤東到北京後便忙碌起來,四處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們聯繫,幫助解決住宿、學習及赴法經費等,在這樣繁忙的情況下,於8月下旬請楊昌濟幫助尋找工作,認識李大釗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曾先後兩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於1990年3月出版的《青年毛澤東》記載,毛澤東是於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根據上述情況,毛澤東與李大釗的第一次會見時間應為這年的9月。3毛澤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是誰批准決定聘用的
  1918年9月底,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即北京沙灘的「紅樓」)當助理員,其職責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刊者的姓名。顯然,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職位,工資每月僅有8塊錢。但當了這個助理員,不僅解決了毛澤東的生活費問題,而且通過每天管理和閱讀報刊,使毛澤東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知識,同時也為他提供了結識名流學者的便利條件,對他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正如毛澤東於1936年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所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0~41頁。
  那麼,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是誰批准決定聘用的?
  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對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情況是這樣記述的:
  楊昌濟介紹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認識了他欽佩人之一,李大釗。李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毛澤東被派在圖書館做助理員。李銳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74頁。
  1996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也是這樣記述的。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頁。
  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6月號刊登的《毛澤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史實考》一文則認為:
  李大釗在楊昌濟引薦相識後,為了幫助毛澤東解決暫時的生計問題,他答應幫毛澤東找工作。當時,他並沒有應允可以在北大圖書館為毛澤東謀一職位。李大釗是在得到北大校長批條後,才決定聘用毛澤東的。莫志斌:《毛澤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史實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6月號。
  那麼,這位為毛澤東寫批條的校長是誰呢?
  對這個問題,專家、學者們有兩種不同的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是蔣夢麟寫的批條,其根據是蔣夢麟的自述。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是這樣記述的:
  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即李大釗——筆者注)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便拿起筆來寫了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引自張靜如等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寫》,第59頁。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是蔡元培寫條子批准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的。這種說法,主要是根據《北京大學校史》的記載:
  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同時,他和蔡和森又給蔡元培校長寫了封信,蔡元培建議毛澤東就在圖書館工作,並寫了張條子給李大釗說: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他在圖書館。於是在李大釗的積極安排下,毛澤東做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第84~85頁。
  上述兩種意見,哪一個是對的?要弄清這個問題,顯然必須搞清楚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的準確時間和當時誰在北大任校長。
  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曾先後兩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時間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準確時間是於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的。
  1918年9月底,誰任北京大學校長呢?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學開始執行校長職務,直到1927年7月。從蔡元培任此職時間來看,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時,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事。
  有的專家、學者曾提出這樣的問題: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曾辭職由蔣夢麟代理他的職務。因此,正如上述蔣夢麟所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經查證,蔣夢麟此說有誤。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確曾辭職由蔣夢麟代理他的職務,其原因和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19年,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近郊凡爾賽宮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不僅無理拒絕中國提出的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的正義要求,還進而決定由日本接管德國原在我山東的全部權益。北洋軍閥政府竟準備在這樣的「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舉國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學學生發起,聯同北京各大專院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嚴懲親日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到鎮壓,許多學生被逮捕。在這種情況下,蔡元培不顧個人得失安危,頂著極大的政治壓力,不僅拒不執行教育部要他開除為首「鬧事」的學生的指令,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帶領各大專學校的校長及北大部分教員,與反動當局說理、交涉,保釋被捕學生。這些學生被釋放後,蔡元培沒有絲毫的責備、抱怨,而是率領全校師生熱烈歡迎被釋放學生的歸來,實際上是對反動當局的再次示威。對蔡元培的這些表現,政府當局極為不滿,把他視為學生「鬧事」的總後台,並於5月8日下達命令,要對蔡元培進行追查,甚至還揚言要暗殺他。基於這種情況,蔡元培於5月8日晚送出辭職呈文,9日晨5點半即悄然離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
  蔡元培遞交辭呈,離京經天津到杭州後,北大校長就由當時任北大總務長的蔣夢麟代理。1919年7月2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曾登載蔣夢麟任北大代理校長的消息。
  蔡元培於5月9日留下辭職聲明,悄然離京,在北大引起巨大震動。於是群情又起,為挽留蔡元培留任,北大廣大師生與政府當局進行交涉,開展鬥爭,堅決拒絕新任校長到職。這一行動,得到北京各學校師生的響應,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在北京教育界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政府當局不得不做出讓步,請蔡元培復任。
  1919年9月10日,蔡元培離杭北上,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北大視事。在蔡元培離京去杭州的4個月中,北大校長的職務就由當時任北大總務長的蔣夢麟代理。
  蔣夢麟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具體時間為1919年5月8日至9月20日;正式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間是1930年12月至1945年10月。而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是1918年9月底的事。
  由此可見,那種認為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是由李大釗直接分派,或手持的蔣夢麟的批條「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都是不符合實際的。確切的說法應當是:1918年9月底,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李大釗的引薦,由北大校長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

  毛澤東是在何時何地參加上海工讀互助

  在我國五四運動前後,「工讀主義」或「工學主義」思想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非常流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國許多地方先後組織成立了工讀互助團。
  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成立最早、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個工讀主義團體。它是由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王光祈等17人發起並募集經費,於1919年底成立的。其宗旨是「本著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建立一個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就是說,在這個互助團內「絕對實行共產主義」。顯然,這是深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而成立的群體。因此,時過不久,便宣告解體。
  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失敗後,其主要負責人王光祈,於1920年2月29日又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籌備會」。3月5日,上海工讀互助團正式成立。毛澤東作為發起人之一,參加了這個互助團。
  那麼,毛澤東是何時和在何地參加上海工讀互助團的?對此,湖南出版社於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是這樣記載的:
  1920年5月,毛澤東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彭璜等人發起的上海工讀互助團。中共湖南省委黨史委編:《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頁。
  其實,毛澤東參加上海工讀互助團的情況是這樣的:1920年2月29日,王光祈離京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籌備會」,在離京前,將此情況通知了毛澤東。上海工讀互助團於3月5日正式成立,毛澤東是知道的,但因驅張事宜纏身不能離開北京,所以沒有參加成立會。但他正式報名參加,並且同意作為發起人之一。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20年3月5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就是以陳獨秀、王光祈、毛澤東等聯名發表的。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才直接參加互助團的活動。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是1920年5月到上海後才參加互助團。而實際上,他尚未到上海,就報名參加了互助團。因此,應當說他是在北京報名參加上海工讀互助團的。其籌務會,他沒有參與。3月5日的成立會,他聯名發表了《募捐啟》,說明他已正式參加。

  毛澤東早年巡遊是哪一年的事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曾作這樣的自述: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到天津後不知道怎麼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還登上了山東的神岳泰山。後來馮玉祥曾在這裡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麼辦呢?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就這樣,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8~129頁。
  毛澤東在這段自述中說,他在1919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閱《毛澤東年譜》和其他有關毛澤東行蹤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記載毛澤東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即毛澤東第一次赴京期間,曾到保定迎接由陳贊周、鄒鼎丞帶領的第二批准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30多位留法預備班學員去蠡縣布裡村參觀;同蕭三、羅章龍到天津大沽口觀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沒有他離京到上海的記載。上述毛澤東所說離京前往上海的時間,顯然是誤記。
  1919年3月,毛澤東曾從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澤東所說,是否這一次呢?對毛澤東這次上海之行,1990年2月出版的《老一輩革命家家書選》記載:1919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在北京正忙於籌辦歡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有關事宜,突然得知母親病危的消息,於是便匆忙結束第一次北京之行,繞道上海到長沙服侍母親。在長沙期間,他致信舅父母,寫道:
  七、八兩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鑒:
  甥自去夏拜別,匆匆經年,中間曾有一信問安,知蒙洞鑒,辰維興居萬福,履矚多亨,為頌為慰。家主寓尊府,備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狀現已有轉機,喉蛾十愈七八,瘍子尚未見效,來源本已深遠,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聞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於陽(歷)三月十二號動身,十四號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號始由滬到省,親侍湯藥,未嘗廢離,足紓廑念。肅頌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問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問安。未另。
  愚甥毛澤東稟
  四月二十八日見《老一輩革命家家書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三聯書店1990年2月版,第24頁。
  毛澤東在給舅父母的這封信中,明確說3月12日由北京動身,14日到上海,其間只有3天時間,怎麼可能遊覽他在自述中所說的那麼多地方呢?除此,毛澤東這次離京去上海,是因為突然得知母親病危的消息,繞道上海到長沙服侍母親,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怎麼可能到許多地方漫遊呢?由此可以說明,上述毛澤東所說的上海之行,肯定不是1919年3月這一次。
  那麼,準確的應是哪一年的事呢?
  《毛澤東年譜》(上卷)記載,毛澤東第二次離京去上海,是1920年4月11日離京,5月5日抵滬,計有27天之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7頁。這麼長時間,途中遊覽天津、山東曲阜、孟子出生地、東嶽泰山等地,從時間方面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據此可斷定,毛澤東在自述中所說的上海之行,無疑是1920年4月的事。

  毛澤東籌建團組織發展的第一個團員是

  1920年10月,毛澤東在組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同時,著手籌建團的工作。通過毛澤東和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積極努力,長沙的建團工作取得顯著成效。1920年入團者就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團者達36人。見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澤東》,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51頁。
  這些入團者,哪一個是毛澤東介紹發展的第一個團員?有的著作記載,毛澤東介紹發展的第一個團員是劉少奇,有的說是張文亮,有的說是彭平之。到底是哪一個呢?據現在保存的長沙地方《團員調查表》(1924年填寫)記載,在湖南最早加入青年團的是彭平之,其入團時間和介紹人欄內填寫的是1920年10月,由毛澤東介紹參加青年團。就是說,他是毛澤東介紹發展的第一個團員。
  彭平之,字承璽,號綬宗,今湖南省雙峰縣井字鎮紅光村人。1900年4月10日出生於一個書香家庭。1917年,彭平之考入湖南湘鄉縣駐省中學,經蔡和森的介紹與毛澤東相識。其實,毛澤東在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彭平之就曾慕名而去拜訪毛澤東。
  1920年8月底,陳獨秀等從上海向全國各地發出信件,將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寄給毛澤東,並要求根據團章盡快發展團組織。
  毛澤東根據陳獨秀等的來信要求,立即在新民學會、文化書社成員以及第一師範等學校進步同學中,尋覓「真同志」入團,組建團的組織。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是在1921年1月13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的,但實際上,在1920年10月就開始吸收團員。
  毛澤東發展吸收團員,首先想到彭平之。於是,便寫信給彭平之,要求盡快來長沙。
  彭平之在家收到毛澤東的信,便立即到長沙,在長沙市西區東北部、沿江大道中段東側的潮宗街(又名草潮門正街)56號,找到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在此街創辦文化書社,住在這裡。
  毛澤東向彭平之介紹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性質、宗旨以及入團的條件,提出想介紹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彭平之當即表示同意。就這樣,他成為毛澤東介紹發展的第一個團員。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思想上進,積極靠攏黨的組織。
  1921年1月13日,籌建成立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8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到湖南後,積極發展黨的組織。1921年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省支部。彭平之等10人,第一批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時,黨團組織生活沒有嚴格區別開來,不少黨員仍然是團員,參加團的組織生活,直到1924年才改變這種情況,沒有擔任團內領導職務的黨員才不參加團的組織活動。
  當時,湖南開展的各項政治活動,如工人運動等,在許多地方,特別是長沙,系黨團共同進行。湖南最初的團員,大多數是黨員介紹發展的,因而團組織自覺置於同級黨組織的領導之下。這在全國團組織中具有特色,所以湖南團組織迅速穩步健康發展。到1923年12月,長沙團組織便發展建立25個支部,236名團員。
  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大會,通過了團的綱領和章程,明確了團的性質和奮鬥的目標,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了貫徹全國團的「一大」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召開改組大會,毛澤東被選為執委會書記,李隆郅(即李立三)任組織部長。
  1923年12月,社會主義青年團湘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彭平之被選為團湘區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4年春,他被推舉為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湘區執委會組織部長,代理執行委員長。在任職期間,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深入全省各地調查團的工作,提出整頓團的基層組織的方法,受到毛澤東的稱讚。
  除此,他還積極從事工人、農民運動,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1926年,任湖南省農協執行委員、中共衡陽縣委書記。1927年5月,「馬日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懸賞緝拿他。在白色恐怖下,他堅持同敵人作鬥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高貴品格。
  以後,他參加了秋收起義。接著,又跟隨毛澤東到江西中央蘇區開展革命工作,在同敵人作戰時壯烈犧牲。

  毛澤東何時離長沙到上海出席黨的一大

  1921年,毛澤東和何叔衡作為湖南共產主義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離長沙赴上海參加黨的一大是在何時?毛澤東在1936年對斯諾說: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美〕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2頁。又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下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1頁。
  毛澤東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去的?李達回憶說:
  6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洽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一大」前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據《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記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尼科爾斯基都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號」船抵達上海的。〔蘇〕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們到達上海後,聽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和李漢俊的匯報,才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於6月初旬才「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並且明確通知「大會定於7月1日開幕」。而毛澤東說5月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怎麼可能呢?
  1952年,謝覺哉在《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一文中,記述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長沙動身赴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情況。他對此寫道:
  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謝覺哉:《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謝覺哉雜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頁。
  當時,謝覺哉任《湖南通俗日報》主編。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兼《湖南通俗日報》經理。上述謝覺哉的記述,是他親自經歷的事,但沒有說具體日期。
  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謝覺哉日記》(上冊),記載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長沙赴上海的時間。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
  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頁。
  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對謝覺哉的這篇日記,作了簡要的解釋。她在《萬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寫道:
  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湘江上空烏雲翻滾,反動勢力猖獗,謝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詳細記載,只好在這天日記上,畫了一大串圓圈。王定國:《萬古之霄春意旋》,載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報》。
  上述謝覺哉的日記,無疑可證實毛澤東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離長沙到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就是說,謝覺哉日記的記載是準確的,否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明確通知「大會定於7月1日開幕」,毛澤東不可能提前兩個月,於5月就離長沙到上海。
  謝覺哉日記記載的6月29日,是1921年陰曆5月24日。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若說是1921年陰曆5月離長沙到上海參加黨的成立大會,就是準確的了。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任何職(1)

  辛亥革命以後,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黨繼續同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軍閥進行鬥爭,但是屢遭失敗。我國仍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境地,各族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1917年,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在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和影響下,我國於1919年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
  面對上述情況,孫中山在絕望中看到了光明。他決心「以俄為師」,走扶助工農群眾,聯合共產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開始了偉大的轉變,積極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了以改組國民黨為中心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拋棄了某些過時的觀念,毅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根據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定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革命目標,同中國共產黨結成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這樣,改組以後的國民黨,就改變了原來的面貌,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還通過決議,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
  31日,舉行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推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確定中央各部部長人選等。
  關於這次會議確定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人選問題,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自述說:
  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135頁。
  根據毛澤東這個自述,我國許多著作記述毛澤東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而斯圖爾特R施拉姆撰寫的《毛澤東》一書,則有不同的記述:
  這場複雜的戲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毛在回廣州時,除了關心農民運動外,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領導職務。最初是秘書,後來是副部長。〔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2~63頁。
  上述兩種說法,一是說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是說任副部長。這兩種說法到底哪一個是對的呢?據考證,這兩種說法都是有誤的。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記載: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閉幕後,於1月31日至2月6日接著召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戴季陶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劉蘆隱任秘書。《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8號,廣州1924年印本,第61~63頁。
  《毛澤東年譜》記載,1924年1月31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機構,組成國民黨中央黨部;還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特別區組織執行部,指導和監督當地黨務。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執行部。
  2月2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宣佈正式成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管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會議通過胡漢民、葉楚倫、汪精衛為執行部常務委員;邵元沖任文書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任宣傳部部長,惲代英任秘書。
  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難於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向會議提出調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對汪的這一提議,會上沒有不同意見,於是便決定要求毛澤東盡快到宣傳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公佈了這一消息。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並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8日下午,代表國民黨中央在會上作《宣傳報告》。18日,向大會宣讀參加起草的《宣傳報告決議案》。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仍推舉汪精衛任宣傳部長,秘書為沈雁冰。2月5日,汪精衛提議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經第二次常委會討論通過。2月16日,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長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據沈雁冰回憶:「此次毛澤東的請假雖說『因病』,實際上他是秘密往韶關(湘、粵邊界)去視察那裡的農民運動。」
  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後,首先建立健全宣傳工作體系,從調查研究入手,重新制定宣傳計劃。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十分重視理論宣傳。在任職的7個月內,他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親自動筆寫文章近30篇,作為中央宣傳部的主要的負責人,在這麼短時間內寫這麼多文章是很少見的。除此,他還特別重視對重大事件的宣傳,利用宣傳機關的有利條件捍衛國共合作事業,為宣傳、貫徹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同反動傾向進行了堅決鬥爭。就這樣,他不負眾望,很快使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20日的會議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這次會議通過的《整理黨務案》,規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必須辭職。於是,毛澤東便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2~165頁。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既沒有擔任部長或副部長,也沒有任秘書,而是任代理部長。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會上,蔣介石向全會提出限制共產黨,由新右派獨攬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的部長。此黨務案被通過後,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迫辭職。5月28日,國民黨中常會召開有各部部長和中央監察委員參加的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毛澤東等辭職問題案。6月22日,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改組,毛澤東及其他共產黨人被免去委員職務。2

  毛澤東是何時被任命為《政治週報》主

  《政治週報》,是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期間主編的一份重要刊物。
  這個刊物,從創刊到停刊,共出14期。從第5期起,因毛澤東兼任廣州第六屆農講所所長,故不再兼主編。此刊雖然只存在了半年,但其影響是巨大的。它在廣州、上海、北京、開封、重慶、昆明等全國大中城市及香港等地,都設立了分售處。每期發行約4萬份,成為當時深受讀者歡迎的一份權威性刊物。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政治週報》從理論上、事實上揭批了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行徑,教育了國民黨左派,爭取了中間派,捍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駁斥了反革命派對國民革命的無恥誣蔑,熱情歌頌了工農運動,為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參加北伐戰爭起了宣傳發動作用。因此,受到國內外的高度評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毛澤東任《政治週報》主編的時間問題,有不正確的誤傳。
  1987年12月,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一書記載:1926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毛澤東「被任命為國民黨的一份新機關刊物《政治週報》的主編,這份刊物在3月初開始發行」。〔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著:《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頁。此記載顯然有誤。
  眾所周知,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按照黨的決議,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月25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召開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任命為宣傳部部長。
  時至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汪精衛在會上以政府事繁難於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提出請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被會議通過。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
  《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代理部長後,為反擊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戴季陶主義以及帝國主義、軍閥、豪紳之流的反革命輿論的進攻,鞏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認為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革命宣傳陣地,因此極力主張創辦《政治週報》,得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同意。就這樣,經過積極籌備,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名義,於12月5日,創刊了《政治週報》,毛澤東兼任主編,並為該刊第1期撰寫了《〈政治週報〉發刊理由》,還以「潤」為筆名發表了7篇雜文,揭露和抨擊廣東軍閥、政客和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宣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頁。
  12月13日,《政治週報》第2期出版;12月20日,出版第3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第4期;3月7日,出版第5期。從這一期起,《政治週報》的主編由沈雁冰接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157頁。
  由此可見,上述那種認為《政治週報》於1926年3月創刊發行,毛澤東任主編之說,是不正確的。

  毛澤東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何職(1)

  為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堅定的農民運動骨幹,中共中央農委擬定了《目前農運計劃》,其中第6條規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為落實此計劃,毛澤東親赴江西、湖北、湖南,與三省國民黨黨部商議此事,得到三省黨部中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積極支持。11月底,毛澤東到武漢後,便著手籌辦農講所。
  1927年1月16日,湘、鄂、贛三省黨部聯合推選毛澤東、陳克文、周以栗、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王禮錫、襲式農等人為代表組成籌備處,著手工作,並將農講所定名為「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
  在籌建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過程中,毛澤東深深感到,根據全國農民運動發展形勢的需要,僅僅為三省培養和造就農運骨幹是遠遠不夠的。要迎接全國農運潮的到來,就必須培養更多的農運人才。於是提議擴大招生範圍。毛澤東的提議得到籌備處其他人的一致贊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便聯合國民黨著名左派人物鄧演達,通過他進一步取得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批准,遂決定將三省農講所擴大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該講習所組建後,毛澤東曾在此所任何職?
  河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記載:
  3月7日,毛澤東在武昌創辦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任副所長(主持工作)。邢崇智等主編:《毛澤東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6頁。
  而《光明日報》於1977年3月18日發表的劉征的題為《在武昌中央農講所》一文記載:
  籌建農講所時,由毛澤東、鄧演達、陳克文三人組成學校執行委員會,毛澤東是主任委員,鄧演達是政治部主任……劉征:《在武昌中央農講所》,載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報》。
  重慶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國民革命史》的記載,則是另一種說法,寫道:
  在籌備工作大致就緒時,國民黨中央考慮到要為全國培養農民運動人才,決定把這個農講所擴大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隸屬於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制,地址在武昌。該所實行委員制,常務委員是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鄧演達任所長,毛澤東任副所長並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為秘書,周以栗為教務主任,下設教務、訓練和事務處。黃修榮著:《國民革命史》,重慶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13頁。
  上述三部著作,對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任職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這個講習所實行所長制,毛澤東任副所長;第二個說法是實行學校執行委員會制,毛澤東是主任委員;第三種說法是實行委員制,毛澤東是常務委員、副所長。那麼,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
  1977年3月18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在武昌中央農講所》一文的劉征,於1927年2月,經毛澤東親自主持考試合格,被錄取到中央農民講習所學習。1927年6月18日,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學習、戰鬥之後畢業。劉征:《在武昌中央農講所》,載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報》。他當時是中央農講所的學員,其記述應該說是準確的。
  時隔幾十年,劉征的回憶會不會有誤呢?有的讀者也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那麼,讓我們以曾在中央農講所工作的張國基的回憶來印證吧!
  1926年12月下旬,張國基從印尼回國到長沙見到了毛澤東。時過一個多月,毛澤東從武昌拍電報要他到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職。他到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後,毛澤東讓他幫助教務主任辦事,具體負責接洽教師和編排課程表等工作。因為安排教員講課和確定講課日期、科目等,都必須向毛澤東請示報告,所以,他每天都要多次與毛澤東打交道。他在回憶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有關情況時寫道:
  當時,毛澤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農村工作。籌備農講所時,由毛澤東、鄧演達、陳克文三人組成學校執行委員會,毛澤東是主任委員,鄧演達是政治部主任,下設教務、總務、訓導三個處,由周以栗任教務主任,季剛任總務主任,陳克文任訓導主任。見李捷、於俊道主編:《東方巨人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6頁。
  劉征,當年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學員,而張國基是其工作人員。他們的回憶,都證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實行委員制,毛澤東是主任委員,不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長。

  在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毛澤東任何職

  1928年5月,毛澤東根據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為了總結井岡山鬥爭的經驗,堅定邊界割據鬥爭的決心,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寧岡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湘贛邊界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共湘贛特委,毛澤東任書記。
  隨後,根據大會決議,於5月下旬,在寧岡茅坪的蒼邊村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不久遷往茨坪)。
  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毛澤東任何職呢?對此,有以下三種說法:1992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記載: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在茅坪成立,毛澤東任主席。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36頁。
  1993年6月,群眾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足跡》一書記載:1928年5月下旬,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就是在這裡(指寧岡茅坪蒼邊村——引者注)正式成立。袁文才擔任工農兵政府主席。曾維東、嚴帆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頁。
  1993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一書記載:特委成立後,紅四軍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擔任。隨後,在寧岡茅坪的蒼邊村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胡長水、李緩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8頁。
  上述這三種說法,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呢?
  1967年10月,筆者從廣州到長沙,曾採訪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在毛澤東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他曾任中共湖南酃縣縣委書記兼湘贛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委員,後在中共湘贛省委宣傳部工作,不僅多次見到毛澤東,而且與袁文才、王佐建立工作聯繫,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情況比較瞭解。
  當談到湘贛邊界的領導機構和成員組成時,他告訴筆者,1928年5月,毛澤東曾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兼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
  但查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增訂本)此書明確記載:中共湘贛邊界特委(1928年5月22日成立):書記毛澤東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1928年5月成立):主席袁文才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增訂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09頁。

  恢復毛澤東黨籍是朱德上井岡山之後嗎

  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國領袖的成功之路》一書,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我們今天看來是毛澤東自覺或不自覺地開闢中國革命道路的開始,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而當時,就在文家市轉兵的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卻認為這是臨陣脫逃。
  誰都知道戰場上臨陣脫逃將擔負什麼樣的責任,被指控為臨陣脫逃的指揮官將受到什麼樣的處罰。
  果然,在兩個月後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赫然寫著「開除毛澤東同志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此前,毛澤東是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當選這一職務的。
  更糟糕的是,中央的這一決議,傳到井岡山時卻變成了毛澤東同志被開除黨籍。毛澤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連黨的支部會議也不能參加,就是靠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的職務來指揮部隊,直到朱德上井岡山後,才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委員。盧瑞蓮、張雲英、劉高志主編:《共和國領袖的成功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頁。
  在這段論述中談到的毛澤東被「開除黨籍」這件事,顯然是指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周魯到井岡山,貫徹執行中共中央於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指導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4日印發的《政治紀律決議案》和中共中央於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把中央決定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誤傳為「開除黨籍」的事。
  誤傳把毛澤東開除黨籍後,恢復毛澤東的黨籍,重新讓他任中央委員,是朱德上井岡山後的事嗎?不是的。
  中共湖南郴州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寫的《湘南起義史稿》一書記載,1928年1月,朱德率領部隊發動了舉世聞名的湘南暴動。3月29日,在湘、粵敵人重點夾擊下,被迫撤離湘南地區,向井岡山轉移。4月5日,率部由湖南安仁縣出發,經茶陵湖口圩,到達酃縣沔渡。中共湖南郴州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湘南起義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83頁。
  到達湖南酃縣沔渡,就可以說是跨入井岡山地區。因為井岡山地處羅霄山脈中段,橫跨湘贛邊界,在江西寧岡、永新、泰和、遂川和湖南酃縣之間。位於東經113°49′至114°23′,北緯26°27′至26°49′。轄境總面積66087公里。
  而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寫的《毛澤東軍事年譜》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的《毛澤東傳》記載,毛澤東於1928年3月18日率領部隊到達湖南酃縣中村。到此地後,「兩件使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掃除原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一片陰影,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巨大成功後遭到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8頁。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72頁。也就是說,毛澤東於1928年3月18日在湖南酃縣中村就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從而糾正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恢復了中央委員。
  如若是朱德於4月5日到井岡山轄境的酃縣或以後才恢復毛澤東的中央委員,就難以解釋這樣一件事:1928年3月18日,毛澤東到酃縣中村後,曾聽取中共酃縣特別區委書記劉寅生的工作匯報,並指示將特別區委改組為縣委,以劉寅生為書記;把酃縣暴動隊改為赤衛團。否則,毛澤東仍是黨外人士,怎能聽取劉寅生的工作匯報和指示將中共酃縣特別區委改組為縣委呢?
  由此可見,恢復毛澤東的黨籍和中央委員是在1928年3月中旬,而不是朱德上井岡山之後的事。

  中共八次代表大會任毛澤東為書記嗎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攻克福建上杭縣城後,在上杭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對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河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是這樣記載的:
  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召開,會議選出新的前敵委員會,並通過決議重任毛澤東為前敵委員會委員和書記。邢崇智等主編:《毛澤東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7頁。
  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與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有密切的聯繫。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城內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然而,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會議開始後,陳毅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便根據會議主持人的號召,圍繞從井岡山鬥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激烈爭論。會議最後所做的決議,雖然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由於會議爭論的幾個主要問題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統一,所以改選紅四軍前委時,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未能當選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
  9月下旬,紅四軍攻佔上杭後,在縣城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一書記載:紅四軍召開黨的八大時,陳毅已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前委負責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會議,忙得不亦樂乎。加上當時頻繁的軍事行動和出擊閩中某些戰鬥的失利,紅四軍的領導力量,特別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部隊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又有新的發展。因此,在紅四軍黨的八大會議上出現了非常混亂的情況。開會討論問題,無休止地爭論。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黨代表的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都沒有統一認識,只好決定請示中央。就這樣,這次會議在無組織狀態下開了3天,結果選出來的紅四軍第八屆前委,又同第七屆前委一樣,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未能當選前委書記。見胡長水、李瑗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9頁。
  時至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即史稱「九月來信」)。在此信中特別強調:
  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89頁。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2月28日、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這次會議,認真討論了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大會還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上述情況說明,在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選舉紅四軍第八屆前委,其結果同第七屆前委一樣,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未能當選前委書記。由此可見,說在這次會議上通過決議重任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是有誤的。重任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是在1929年12月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決定的。

  寧都會議氣氛緊張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對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而且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對立面明顯。
  那麼,對立的雙方,主要是誰與誰相互對立呢?對此,有的著作記載,寧都會議氣氛緊張,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這樣講,無疑是錯誤的。
  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紅旗飄飄》第18期發表的王稼祥撰寫的《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上)記載,寧都會議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因此,會議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
  對前線的作戰方針,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是有嚴重分歧的。所以,在寧都會議上便出現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後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其陣營分明的對立局面。
  對這次會議,應首先說明,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所以,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
  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後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氣勢很盛,咄咄逼人,一時占為上風,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
  所謂「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
  會議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開展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的反傾向的鬥爭。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沒有屈服,據理反擊。而後方中央局的成員們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承認和瞭解錯誤不夠」,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於是進一步對毛澤東橫加指責。毛澤東對後方首腦們的批判極力反駁,並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這樣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他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到會後便由他主持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針對會議鬥爭激烈的情況,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說: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對毛澤東橫加指責,認為後方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因此,引起後方同志不滿,並上書中央,說周恩來替毛澤東「解釋掩護」,搞「調和」。
  在研究對毛澤東的處理和工作安排時,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極力主張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來對這種主張堅決反對,不同意將毛澤東召回後方。他說:「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果他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說:「一種是由我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
  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但是,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認為,若讓毛澤東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所以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回後方。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毛澤東這樣提出請「病假」的要求,顯然是違心而無奈的。豈知,會議最後表決結果,卻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從上述情況來看,寧都會議的鬥爭,是毛澤東與堅決執行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進攻戰略的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的尖銳對立,而主要不是與周恩來的對立。若把寧都會議的鬥爭,描寫成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就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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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是否參加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主要討論博古的《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陳雲的《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張聞天的《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同時補選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了中央常務委員會,增設了中央白區工作部等。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然而,對毛澤東是否參加這次會議,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記載。
  群眾出版社於1993年6月出版的《毛澤東的足跡》一書是這樣記載的: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在革命遭到挫折,並面臨危急形勢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的代表除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外,還有各省委的代表參加,共100多人。毛澤東以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參加了這次會議。曾維東、嚴帆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50頁。
  而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軍事年譜》,則記載毛澤東未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但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3頁。
  上述兩種不同的說法,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弄清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及有關情況,便可得到正確的答案。
  1934年1月中旬,正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忙於準備在瑞金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時候,以博古為總書記的中共臨時中央突然決定召開六屆五中全會。
  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號召「黨必須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揭露右傾機會主義的面目,揭露兩面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的實行」。見博古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上的報告《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這裡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和「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是指毛澤東、周恩來等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正確主張,並且內部商定在會上對毛澤東等進行批判,所以,會議的籌備搞得很神秘。據說,連周恩來也沒讓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當然,更不會通知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了。但毛澤東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共選出多少政治局委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其中一項重要會議內容就是改選中央政治局。
  那麼,這次會議重新選出多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在其中名列第幾位?
  中國書店於1993年1月出版的、劉思齊主編的《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是這樣記載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會議(指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引者注),卻還是選進了中央政治局。不過,位置擺在12人中的倒數第二位了。劉思齊主編:《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中國書店1993年1月版,第467頁。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7月出版的、葉永烈撰寫的《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則有不同的記載: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會議重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毛澤東居末位。當時的排名次序為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葉永烈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08頁。
  紅旗出版社於1983年4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對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數和排名次序是這樣記載的:
  正式委員:(其中經常在瑞金者9人)
  候補委員:
  劉少奇朱德關向應
  鄧發何克全(即凱豐)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90頁。
  從《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所列的這個名單來看,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為12人,毛澤東排名倒數第二位。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不是正式委員。
  而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12月出版的《朱德年譜》證實:朱德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頁。
  既然如此,那麼,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便是13人。而劉思齊主編的《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記載是12人。到底是12人還是13人?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筆者又查閱中共中央組織部「黨的組織工作大事記」編寫組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一書。此書記載:
  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到會的除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還有各省的代表……全會補選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改選了政治局,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紹禹、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顧作霖、朱德為委員,劉少奇、王稼祥、關向應、鄧發、何克全(即凱豐)為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黨的組織工作大事記」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2頁。
  此書同樣記載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記載王稼祥是候補委員。
  王稼祥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是候補委員?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寫道:
  稼祥從1931年起,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長,1934年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仲麗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5頁。
  朱仲麗的記述,與中共中央組織部「黨的組織工作大事記」編寫組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一書的記載是一致的,即王稼祥於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根據朱仲麗的記述和《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的記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即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紹禹、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顧作霖、朱德,其中毛澤東排名倒數第三位。
  中央政治局委員會的組成,其人數應是單數,不應是雙數,這是一般的常規。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什麼是12人,即雙數呢?
  筆者認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在1934年革命遭到挫折,面臨危急形勢,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加上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時間不長,緊接著中共蘇區中央局與中共臨時中央合併,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記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此時經常在瑞金者只有9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12人,也是有可能的。

  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具有戲劇性的是,沒有讓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並且在會上把毛澤東作為批判的對象。然而,時過幾天,中央又要大會。
  這次大會,總結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兩年來各種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和經驗教訓,做出了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以及關於紅軍建設問題、經濟建設問題、蘇維埃建設問題等項決議,通過了修正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通過了國徽、國旗和軍旗的決定。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從通過的文獻看,這次大會雖然接受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許多「左」的方針、政策,會後未能起到扭轉中央革命根據地嚴峻形勢的作用,但對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動員廣大群眾參加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中國革命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那麼,這次會議是何時召開的?對此,有以下不同的說法:
  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記載:朱德於1934年「1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頁。朱德從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根據此記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日期則為1934年1月21日至31日。
  而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記載: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在1934年1月22日舉行開幕式,2月1日閉幕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0~423頁。
  湖南出版社於1990年11月出版的《常用資料手冊》的記載則是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用資料手冊》,湖南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67頁。
  上述記載,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開幕日期有三種說法:一是1月21日,二是22日,三是24日;閉幕日期有兩種說法:一是1月31日,二是2月1日。
  到底哪一種記載是對的呢?根據1934年1月24日《紅色中華》(特刊)及以後該刊的報道,檔案出版社於1988年3月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辭典》和劉思齊主編的《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等著作記載,這次會議的日程安排是這樣的:
  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是於1月18日閉幕的。接著「過了3天,中央又要毛澤東出面主持召開全蘇『二大』」。劉思齊主編:《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中國書店1993年1月版,第467頁。顯然是1月22日。
  22日拂曉,首先在瑞金沙洲壩中央運動場舉行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閱兵典禮。毛澤東講了話,代表全蘇區工農群眾向紅色戰士致敬。
  同日上午,大會開幕。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向全體代表致開幕詞。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總代表劉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凱豐、全國紅軍代表朱德,分別緻詞。大會選舉了75人組成的主席團。
  24日、25日,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向大會作長篇報告。全文報告4萬多字,其中《蘇維埃的經濟政策》一節,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題為《我們的經濟政策》。
  代表們於26日分組討論毛澤東的報告。
  27日,毛澤東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又向大會作了《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後來,將其中的一部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28日、30日,先後分別由朱德作關於紅軍建設的報告,林伯渠作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報告,項英作關於憲法的報告,吳亮平作關於蘇維埃建設的報告。隨後,大會通過了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修正的蘇維埃憲法以及紅軍建設、經濟建設、蘇維埃建設等重要問題的決議案,通過了關於國徽、國旗、軍旗的決定。
  29日,得知前方消息,蔣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大會主席團決定縮短會期,並推薦毛澤東向大會作《關於緊急動員的報告》。
  31日,大會舉行授獎典禮,向在擴大紅軍中做出特殊貢獻的江西興國具、瑞金縣和紅三軍團授獎旗。
  2月1日,大會主席團宣佈蘇維埃中央政府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選名單。經過代表討論,選舉毛澤東、博古等175人為正式中央執行委員,選出36人為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致閉幕詞。最後發佈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
  上述情況說明,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召開的,其他之說是不準確的。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

  1987年12月,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1935年1月第一個星期,政治局在那裡舉行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終於使毛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實權是在新設的政治局主席毛的手中。〔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2頁。
  此記述明顯有誤。根據陳雲於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後,為傳達遵義會議情況而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遵義會議做出了四項重要決定,其中第一項決定就是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見《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頁。
  特別應當說明的是,召開遵義會議時,正處於戰爭環境,尤其是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分散在各部隊之中,不能經常開政治局會議,重大的事務則由政治局常委決定。由政治局委員進入常委,意即進入中共領導核心。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於1984年9月撰寫的《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記載,遵義會議共選出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原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加上新當選的毛澤東。
  在一般情況下,選出了政治局常委,便立即進行工作分工。但遵義會議快結束時,出現緊急情況,就是蔣介石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的計劃。1月17日晚,遵義會議剛剛結束,國民黨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便率兵逼近遵義城了。遵義會議會址,即遵義老城紅旗路(原子尹路)80號,老地名琵琶橋,就是柏輝章家的私邸。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於1月19日凌晨撤出了遵義。因此,政治局常委沒有時間進行分工。
  時過半個多月,即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裡,就是現在的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鄉的一個村子,召開了常委分工會,「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但沒有設「政治局主席」一職,根據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表明授予毛澤東以軍權,著手過問軍事。由此可見,所謂毛澤東在遵義會議被選為「政治局主席」之說,是有誤的。
  毛澤東曾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在遵義會議以後的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對中央機構進行了調整。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

  長期以來,人們在評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時,有一個習慣的提法,即導地位。國內人們這樣講,外國人也是這樣認為的。美國研究毛澤東的著名專家R特裡爾,在其撰寫的《毛澤東傳》中寫道:
  在遵義,毛還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毛重新獲得權力主要在軍事方面。至少在整個長征期間,槍桿子居一切權力之首。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美〕R特裡爾著:《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52~153頁。
  筆者認為,這樣表述是不確切的。因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內居領袖地位,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是在遵義會議之後。
  據《毛澤東年譜》(上卷)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等著作記載,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做出了四項決定,其中第一項就是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常委,意即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但不能說是居領袖地位。
  遵義會議於1月17日結束時,博古仍為中共中央總負責,只是他這「總負責」已很難開展工作了。2月5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半個多月,中央紅軍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鄉的「雞鳴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3年零4個月的中共領袖地位,成了中共中央總負責。
  從軍事指揮權方面來說,遵義會議決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託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表明毛澤東著手過問軍事,但是周恩來的「幫助者」,即以周恩來的助手身份出現的。
  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於1月19日按照北渡長江的計劃,分三路從遵義、桐梓、松坎出發,向川南開進。
  3月4日,根據紅軍長征作戰需要,經張聞天、周恩來提議,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紅軍,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第二天,朱德、毛澤東聯合發佈作戰命令。這是毛澤東自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被取消軍事指揮權以來第一次署名發佈作戰命令,表明毛澤東從此重掌軍權。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貴州苟壩召開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軍事指揮小組,即新的「三人團」。新的「三人團」,是受中共中央委託的指揮紅軍的最高權力機構,以毛澤東為首。從此,毛澤東不再是「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而是「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毛澤東正式開始執掌最高軍事指揮權後,由於在軍事上出現一些困難甚至失利,部隊的一些指揮員對他的軍事指揮持懷疑態度,因而影響了毛澤東領導權的穩固建立。
  5月上旬,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四渡赤水以後到會理期間,在中央紅軍領導層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風潮」,「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志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起來帶頭倡議的一個」。見《聶榮臻回憶錄》(上),第258頁。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於5月12日在川西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懷疑不滿情緒,是右傾思想的反映;改變中央軍事領導的意見,是違背遵義會議精神的。這些情況說明,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直到遵義會議後近4個月的會理會議,也還不是那麼穩固的。
  以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在懋功地區實現了同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並且領導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其威望與日俱增,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仍遭受過波折。正如毛澤東所說:「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毛澤東:《關於王稼祥的評價》,載《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第32頁。
  所謂「十二月會議」,是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王明、康生等人,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反對和否認中央的正確路線和政策,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們的錯誤主張曾迷惑了一些同志,給黨的事業造成危害。
  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主要發言,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仍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的正規戰上,忽視中共領導的游擊戰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抗戰中的作用。因此,毛澤東思想仍沒有成為黨的主導思想。
  以後,隨著抗日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束,中日戰爭已成為一場持久戰;國民黨蔣介石開始消極抗日,並且極力限制我黨我軍發展;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越來越顯示出其巨大威力,毛澤東在這期間的光輝理論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共產國際也明確認識到只有堅持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才能不斷發展壯大。基於這樣的情況,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全面肯定了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路線,肯定了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同時首次肯定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袖地位。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有一個逐步鞏固、確立的過程,直到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才真正正式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而遵義會議,可以說是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毛澤東在首屆政協商當選為共和國主席

  1999年8月20日,《湖南日報》在其「世紀回眸」專欄中,刊登了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文。其中寫道:
  1949年9月21日,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湯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99年8月20日《湖南日報》,第三版。
  毛澤東在1949年9月21日召開的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嗎?這樣講是不確切的。據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8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卷1)、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9月出版的《建國秘事》等著作記載,1949年9月21日,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開幕式,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而在這天的會議上,其議程沒有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其會期共10天,9月21日開幕,30日閉會。在9月30日的閉幕會上,180名代表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毛澤東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而不是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54年9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從此不再稱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
  21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說了句什麼話
  1997年6月18日,北京電視台舉行智力競賽,節目主持人向參賽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說了句什麼話?
  面對這個問題,有的參賽者回答說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參賽者則說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而節目主持人最後宣佈標準答案時說:「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說了兩句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翻閱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的消息,可看到開國大典是這樣報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門不大一會兒,林伯渠秘書長就宣佈典禮開始。接著,毛主席走到麥克風跟前,莊嚴而興奮地宣佈:「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
  根據此報道,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只講了這樣一句話。而是否還說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呢?當有人問當時負責採訪和報道這次開國大典的新華社記者李普時,他是這樣回答的:
  新華社負責發佈公報式的新聞,我和李千峰一起承擔這項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成立了。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9月21日至30日舉行,這次會議的召開就被稱為「開國盛典」,這點可以從當年全國各大報上看到,可見那時人們對這個會議多麼重視。我們倆人作為這個會議的工作人員,屬於新聞處,住進了中南海勤政殿。
  前年有人突然問我,「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是不是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說的,我一時做不出肯定的答覆。靜下來想一想,這件事其實很明白,這是他在政協開幕詞中說的。開幕詞大氣磅礡,情文並茂,標題就是這句話。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門上他宣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這是一件標準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詞句,這件公文當天就由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照會了世界各國政府。李普:《回憶採訪開國盛典引發的感慨》,載1998年《炎黃春秋》第10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而沒有「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由此可見,上述北京電視台節目主持人所說的標準答案是有誤的。
  針對北京電視台節目主持人所說標準答案的錯誤,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現場擔任播音任務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丁一嵐,於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進行糾正。她嚴肅批評說:
  當我看到6月18日的節目時,我簡直想馬上就打電話給電視台,但當時我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輸液,不可能打電話。第二天我立即給電視台台長寫了封信,反映了這個問題,希望在下周播這個節目時做個更正,以挽回錯誤影響,但這封信從發出到現在已經3個多月了,如泥牛入海音訊全無。
  也許我這個人太認真,太較真。我認為毛主席在那樣重要的時刻,那樣重要的地方宣講那樣重要的這兩句話,應該準確無誤地傳下去,不能以訛傳訛。我的記憶力近年來已經差了很多,但是對當年毛主席說的這兩句話,我不會記錯。因為:第一,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講話時,我和齊越在天安門城樓上進行實況轉播,我們站的地方距離主席台只有十幾米,當時的情景終生難忘(在開國大典上毛主席還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頭保存了毛主席在開國大典時的講話錄音。這些年寫開國大典轉播情況回憶時,我聽了不少次錄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國人民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專刊」,毛主席在當年9月21日致開幕詞的全文。「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沒有「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而有「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但《毛澤東選集》第5卷收錄此「開幕詞」,是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為題。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頁。這句話白紙黑字印在其中。這些史料是沒有錯誤的,所以我肯定說我不會記錯。
  丁一嵐的回憶,同樣證實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只說了一句話,即「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


  軍事生涯篇

  返回長沙再報考湖南新軍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爆發。湖南革命黨人和新軍謀劃起義,以做響應。10月中旬的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湖南湘鄉駐省中學校長的許可,來學校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同學們聽了演講以後,心情非常激動。毛澤東則在此後決定同其他幾位同學參加革命軍。對此事,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5年11月出版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是這樣記載的:毛到長沙不久,武漢就爆發了推翻清朝統治、實現共和的大起義。起義代表來到毛的學校演講。這次演講激勵著毛去參加革命軍。他和幾個朋友決定到武漢去。出發前他們借了一些雨鞋,因為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錄取,他們只好再返回長沙。〔英〕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9頁。
  1911年,毛澤東到武漢投考革命軍未被錄取,只好返回長沙再報考湖南新軍嗎?不是的。據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2月出版的《毛澤東自述》、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等著作的記載,其實際情況是這樣的:1911年10月,毛澤東在湘鄉駐省中學聽了革命黨人演講,深受鼓舞,決心到武昌參加革命軍,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貢獻一腔熱血,為此做了多方面的準備。他聽說漢口街道潮濕,連雨鞋都在朋友那裡借來了。但是,在去漢口的半路上,他被駐軍的衛兵攔住了,交通被斷絕。後來,長沙已經爆發了革命,戰鬥打響,起義軍正沿著粵漢鐵路逼進市區。就這樣,半路而歸,根本沒有到達漢口就回到長沙。因此,「毛和他的朋友未被錄取」之說,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秋收起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嗎(1)

  海倫·斯諾,筆名尼姆·韋爾斯,是美國著名女記者、女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埃德加·斯諾的夫人。
  1972年11月至1973年1月,海倫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以《續西行漫記》作者的身份,第一次訪問新中國。
  她一踏上新中國的土地,第一個要求就是訪問毛澤東的故鄉。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同意,海倫在這次歷時三個月的訪華期間,在湖南就呆了兩個月,採訪到極為豐富的資料。回國後根據採訪記錄,寫了兩本書,一本名為《重返中國》,一本就是《毛澤東的故鄉》。
  《毛澤東的故鄉》,於1974年上半年寫成。1993年10月,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因為此書熱情謳歌新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高度讚揚了毛澤東及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功績,對新中國的建設和對毛澤東思想等重大理論問題,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評價,所以出版後深受廣大讀者好評。
  然而,此書有明顯的不當之處。例如,在此書的第11頁有這樣的記述:
  1927年,毛澤東主義在湖南瀏陽縣問世。當時,「主席」在文家市動員農民,進行秋收起義。由於這一行動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毛澤東因「槍桿子運動」被免除政治局原文如此。此句顯然意為被免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黨的前委職務。〔美〕海倫·福斯特·斯諾著:《毛澤東的故鄉》,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頁。
  這段記述,顯然有以下明顯的不當之處:
  第一,「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是鄧拓於1942年7月1日首先提出來的,而不是1927年。對此提法,毛澤東是不同意的。關於這個問題,本書另外論及。
  第二,毛澤東動員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不是在湖南的文家市。如若把毛澤東於1927年8月18日出席新的中共湖南省委會議,討論有關秋收起義問題,初步制訂秋收起義計劃,作為進行秋收起義動員的話,是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
  若把毛澤東於1927年9月初召集部分起義地區黨的負責人和軍事負責人會議,作為動員的話,是在安源張家灣工人補習學校。
  若把毛澤東於1927年9月10日到部隊傳達中央「八七」會議和中共湖南省委會議精神,作為動員的話,是在江西省銅鼓縣城蕭家祠。
  秋收起義於1927年9月9日至19日,共計10天時間。原計劃是攻取長沙,但因起義部隊連續受挫,攻打長沙無望,遂退至湖南瀏陽縣文家市集合。
  19日晚上,毛澤東在文家市裡仁學校後棟教室主持了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議,圍繞起義部隊去向展開討論。會議否定了余灑度提出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錯誤意見,做出部隊沿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南下,經萍鄉退往湘南的決定。
  9月20日,秋收起義部隊在文家市裡仁學校操場舉行會師大會,毛澤東向部隊作重要講話。9月21日部隊從文家市向萍鄉方向前進。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文家市不是動員進行秋收起義,而是結束秋收起義的行動,動員上井岡山開展新的鬥爭。
  第三,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之說,是值得研究的。
  《毛澤東年譜》(上卷)記載,早在192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25次會議,根據「馬日事變」後湖南出現的嚴重局面,就決定由毛澤東根據中央的指示起草湖南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03頁。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31次會議決定,組織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等17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根據這個決定,毛澤東由武漢到長沙後便表示: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再徘徊觀望。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34次會議在討論湖南問題時,毛澤東主張「上山」,並且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毛澤東年譜》(上卷),第205頁。
  7月中旬,中共中央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著手制訂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毛澤東年譜》(上卷),第206頁。
  8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此大綱對湖南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準備於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劃一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現在即須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受省委指揮。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澤東、卓宣為委員,毛澤東為書記。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明確提出:「就你處的力量,定出一個秋暴的軍事計劃,同時中央亦正在為湘鄂計劃秋暴的軍事。」1927年8月5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作為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受中央委託,與彭公達等負責領導湖南的秋收暴動。
  8月8日,中共中央致信前委,明確指出:「南昌暴動,其主要意義在廣大的發動土地革命的爭鬥。因此,這一暴動,應當與中央決定之秋收暴動計劃匯合為一貫的鬥爭。」在此原則之下,要求前委「分兵一團或二團交由郭亮處」,並「供給相當的餉彈」。1927年8月8日,《中共中央致前委的信》。
  8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對湖南工作作出決議,決定派毛澤東、彭公達回湖南貫徹「八七」會議精神,改組湖南省委,領導湖南秋收起義工作。
  8月18日,毛澤東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中共湖南省委會議,討論了秋收暴動的問題。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動辦法向中共中央寫了專題報告。
  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請示湖南秋收暴動的有關問題,包括打什麼「旗子」的問題。
  8月22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發出指示信,要求「全省暴動應於月底以前開始」,「平、瀏、岳一帶設立特委於平江,直接與鄂南聯絡一致動作」,並「盡可能利用反唐軍事勢力以打擊唐」。192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
  8月23日,中共中央又致函湖南省委,明確答覆:「你們決定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在原則上是對的,但你們在此計劃中卻有兩個錯誤……中央認為,湖南暴動應以農民軍事力量最大的地方,並且是戰爭地勢最便利的地方為發動點。可以湘南為一發動點,長沙為一發動點。」「湘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的同時發動,免陷一地於孤立。」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復湖南省委函》。見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3~54頁。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根據中央的指示,認真開會研究,最後確定湖南秋收起義計劃,並派彭公達到中央匯報。
  9月5日,中共中央根據湖南省委來信報告的情況,召開了專門討論湖南秋暴問題的特別會議,提出了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9月6日,毛澤東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關於秋收暴動的日期決定後,立即以中共前敵委員會名義向工農革命軍下達秋收起義計劃與部署。
  9月9日,震撼全國的秋收起義爆發。首先由鐵路工人按照行動委員會的預定計劃,破壞長沙至岳陽和長沙至株洲的鐵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和師部,在駐地修水縣起義。其他部隊接連打響武裝暴動的槍聲。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指示進行的。因此,就暴動的時間、範圍、辦法以及行動計劃,都多次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在執行暴動計劃的過程中,雖然在起義的時間、暴動的起點和區域以及主力等問題,與中央有分歧或誤會,但不能以此為據,說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
  第四,關於所謂由於秋收起義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毛澤東因「槍桿子運動」被免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黨的前委職務的記述,也是有誤的。
  據《毛澤東年譜》(上卷)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記載,1928年3月上旬,正當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時候,執行「左」傾路線的湘南特委,派特委軍事部長周魯到江西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於是,宣佈取消前敵委員會,等於撤了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之職。更令人震驚的是,周魯居然宣佈開除毛澤東的黨籍。
  當時,毛澤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周魯當時任中共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他作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岡山,哪有權力開除毛澤東的黨籍呢?
  據周魯說,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在這個文件中,明確寫有中共中央開除毛澤東黨籍的決定,他只不過是前來執行黨中央的決定而已。
  中共中央何時做出開除毛澤東黨籍決定的?原來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政治報告。這次會議,是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高峰的會議。會議狠狠地批評毛澤東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於是做出《政治紀律決議案》,其中關於對毛澤東的處分是這樣寫的:
  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對毛澤東這個處分決定,是中共中央於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做出的,為什麼到1928年3月上旬才由周魯傳達呢?處分決定是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周魯為什麼居然宣佈開除毛澤東的黨籍呢?
  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那時的中共中央文件,是通過秘密地下交通員傳遞的,從上海傳到湖南,頗費時日。周魯到寧岡要通過白區,不能隨身攜帶中共中央文件,只能憑記憶進行傳達,因而把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誤傳為開除毛澤東的黨籍。
  1927年4月上旬,毛澤東率部來到湘南,在湘南特委看到了這個中共中央文件,方知周魯誤傳了中央文件的決定。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談及上述這件事時說:
  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桿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句,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鎗那裡跑出一個政權來。見1991年第3期《黨的文獻》。
  從上述情況來看,撤銷毛澤東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前委職務,不是因為所謂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沒有經過中央委員會批准的問題,而是瞿秋白「左」傾錯誤造成危害的結果。

  哪一天為秋收起義紀念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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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秋收起義的暴動日期的確定,以及到底應以哪一天為秋收起義的紀念日才是正確的,對這個問題,在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的著作中,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般認為,1927年9月9日是秋收起義的暴動日期,因此應把9月9日作為秋收起義紀念日。有的則認為,是9月10日。而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11月出版的《黃洋界保衛戰》一書提出了另一種觀點:
  湘鄂贛粵四省各地農民秋收起義並無一個統一的暴動日期,應以哪一天為秋收起義紀念日呢?毫無疑問應以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9月11日率領部隊從銅鼓向瀏陽進發為這一偉大的歷史紀念日。而這一天與湖南省委命令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和10個農民團暴動出發的日子是一致的。如用別的什麼日子為紀念日,就沒有什麼歷史根據了。劉型著:《黃洋界保衛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8頁。
  那麼,秋收起義到底有無一個統一的暴動日期呢?據查證,關於秋收起義的時間問題,中共中央曾有兩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給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動應於月底以前開始。」另一次是1927年8月底《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強調:「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9月10號,因為兩湖的環境不同,兩湖應各有其中心區域,應各創成一種獨立的暴動局面以發展暴動,但總的政治目標口號與行動須一致。」《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1927年9月12日發表於《中央通訊》。
  根據中央的指示,兩湖省委都制訂了特別的暴動計劃,決定:「鄂南決於9日發動,安源決於11日發動,自岳至長至株鐵道9日起破壞,各縣農運亦已特別加緊工作,限於11日齊起發動。」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
  1927年10月8日,當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彭公達向中央呈送的《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公達在常委的提議是9日破壞鐵路,10日各縣暴動,13日長沙暴動。理由是一個暴動的發展不能等待,而各處暴動時間太長,則敵人可以有機會準備,來消滅暴動的力量。這個提議經過約一小時的討論,各部不贊同,遂作如下之決定:9日開始破壞鐵路,11日各縣暴動,15日長沙暴動。此議決定之後,隨即通告各地執行。」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
  此暴動計劃執行情況怎樣呢?彭公達在《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中寫道:「湖南的暴動9號開始……安源10日發動,發動之後,工農軍即開始向萍鄉縣城攻擊……駐在銅鼓、修水一帶之瀏陽及平江農民軍,於11日分三路進攻平江的長壽街……長沙鄉村的農民暴動於11日暴動分河西、河東兩方進行。」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
  陳永清,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任中共湘潭縣委委員兼東一區區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是中共中央信訪局顧問。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株洲曾當面向株萍轉運局局長朱少連和陳永清部署秋收起義計劃。根據陳永清的回憶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一書的記載,秋收起義正是這樣暴動的。即:秋收起義是從破壞鐵路開始。9月9日,在行動委員會的統一佈置下,長沙60多名鐵路工人,分成十幾個行動小組,分別破壞了長沙至岳陽、長沙至株洲間的鐵路;10日,繼續破壞長岳段鐵路;11日,又破壞了株萍鐵路。起義群眾拆除鐵軌、切斷電線、炸毀橋樑,使長岳、株萍鐵路陷入癱瘓,直至15日,兩路仍不能通車。起義群眾的破路行動,有力地鉗制了敵人的軍事行動。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46~147頁。
  有的專家、學者認為,9日開始的破壞鐵路及通訊設施的行動,只能是作為正式起義的前奏與準備,不能作為正式起義的開始。正式起義應以戰鬥打響為標誌。這種論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值得商榷。因為9日開始的破路行動,是秋收暴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忽視。
  從秋收暴動的全局來看,參加秋收起義駐江西修水的盧德銘兼任團長的第一團,於9月9日正式宣佈起義,打響了秋收起義的槍聲,從修水出發,進取平江,做右翼;駐安源的第二團,9月10日暴動,從安源出發,向瀏陽集中,做左翼;毛澤東親自率領的第三團,於9月11日在江西銅鼓暴動,然後和二團會師攻取瀏陽。
  根據上述情況,無論是以9日破路行動作為秋收暴動的開始,還是以第一團9日正式宣佈起義打響槍聲作為秋收起義的標誌,都應以9日作為秋收起義的紀念日。如果以11日作為秋收暴動的開始,那麼,第一團於9日打響起義的槍聲,當天進軍平江長壽街;10日到達渣津。第二團於10日暴動,當晚進軍萍鄉發起強攻,不算是秋收起義的行動,顯然是不行的。
  第三團於11日暴動,經過激戰,勝利佔領白沙鎮,從戰鬥規模來說,沒有第一團攻打平江、第二團強攻萍鄉規模大。
  這些都說明,應將9日作為秋收起義開始的標誌,把11日作為歷史紀念日是不恰當的。

  毛澤東為第一軍第一師師長?(1)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革命,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以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省為中心的武裝暴動。根據「八七」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和彭公達到湖南改組湖南省委,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為了搞好這次起義,9月初,毛澤東到達安源,在張家灣安源工人補習學校主持召開了地方黨組織和軍事負責人會議,正式成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指揮機關——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並決定將黨所掌握的武裝統一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那麼,其師長是誰?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10月出版的《湖南黨史大事年表》記載: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主持召開地方黨組織和軍事負責人會議,正式成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指揮機關——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並決定將黨所掌握的武裝統一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主編:《湖南黨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7頁。
  其他許多著作,包括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均記載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是余灑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5頁。
  然而,查閱湖南省檔案館藏件的記載,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開會,最後確定湖南秋收暴動計劃,決定彭公達到中央報告計劃,毛澤東到瀏、平的農軍中去當師長,並組織前敵委員會。見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大事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52頁。
  1927年9月8日,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湖南暴動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寫給中央的編號為第21號的報告,其中寫道:湖南省委決議,令各地趕緊動員,限於陽曆本月16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建設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令到即各遵照執行……並告右令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
  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1927年9月8日晚見1927年9月8日彭公達、易禮容呈報中共中央的第21號報告。此件現收藏於湖南檔案館。
  彭公達、易禮容寫給中央的報告說明,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一職,當時湖南省委決定由毛澤東擔任。而實際上,在秋收起義時,毛澤東只擔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沒有當師長。師長一職的確是由余灑度擔任。
  為什麼由余灑度擔任第一師師長呢?對此,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部參謀處長(實際上是師部新兵訓練處長)的陳樹華是這樣解釋的:到修水後,我們決定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把余賁民部從武寧招來,編為特務營(衛隊營)據余灑度報告及其他老同志回憶,平江義勇隊在山口會議後,已分別補充到第一團和第三團去了,師部沒有特務營,只有一個特務連……我們知道蘇先俊部在銅鼓,因為都是同學,決定讓他做第三團團長。他要求補充幹部,我們就把伍中豪(原二十四師新兵營連長)和黃堅初派去。他們都是黃埔四期的,大家都談得攏。這樣一來,余灑度就成了師長……陳樹華:《秋收起義的片斷回憶》,《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6頁。
  陳樹華這段記述,沒有說清楚為什麼改變湖南省委的決定讓余灑度任第一師師長。
  1927年10月19日,余灑度在《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中,談到自己是怎樣被任命為師長的。對此,他寫道:到修水即召集兩部負責同志會議,商統一事。諸同志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乃決議將警衛團改為第一團,瀏陽蘇先俊(原駐銅鼓)部改為第三團,余賁民(部)即分補兩團。為灰色態度起見,改用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名義,度即被指為師長,賁民為副師長,內部負責為師委會。余灑度:《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1927年10月19日)。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12~113頁。
  據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軍事年譜》記載,將湘贛邊界地區黨所掌握的革命武裝共5000多人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是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主持召開地方黨組織軍事負責人會議上決定的。
  從上述余灑度的記述來看,在決定成立第一師時,可能是毛澤東考慮到余灑度原任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師長。秋收起義編師時,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組建,主要是由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和安源武裝合編而成,其師部人員基本是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的編制。江西省防軍第一師駐紮在湘鄂贛三省邊界地區,既可屬江西管,也可屬湖北管,後因湖南首先發動秋暴,才屬湖南省委領導。此前,湖南省委對其編江西省防軍第一師一事並不瞭解,所以,只委任毛澤東到瀏陽、平江農軍中去當師長。而瀏、平農軍,顯然不包括余灑度任師長的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基於這樣的情況,毛澤東從利於開展革命鬥爭,為了照顧余灑度的情緒,所以在安源編師時,沒有宣佈湖南省委讓他擔任師長的任命,而仍讓余灑度擔任師長,他本人是前委書記,以此職領導第一師。

  是誰最初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1)

  井岡山,屬於南嶺的北支,位於湘贛邊界羅霄山脈的中段,東起永新的拿山,西到湖南酃縣的水口,北起江西寧岡的茅坪,南到江西遂川的黃坳,方圓275公里。論海拔高度,一般為1000~1500米。距茨坪125公里的八面山,是井岡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最高哨口,其海拔高度也不過只有1800米。顯然,在我國眾多的大山之中,井岡山不算出眾。
  然而,毛澤東卻於1927年10月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挺進井岡山,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那麼,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為什麼挺進井岡山去開闢革命根據地?最初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的人是誰呢?
  1996年2月7日,《華商時報》載文說:「最初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的是秋收起義部隊第二團的團長王興亞。」其具體情況,該文是這樣記述的:
  王興亞,江西安福人,早年參加共產黨,當過北伐軍營長,大革命失敗後潛回家鄉組織農民武裝。他與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有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他速到安源開會。會是由中央特派員毛澤東主持。在部署完秋收起義工作後,毛澤東鄭重地對眾人說:還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敵強我弱,倘若暴動失利,退路在哪裡?眾人七嘴八舌地議論著。王興亞把腿一拍,說:「要是咱們打輸了的話,就退到我的兩個老庚(袁、王)那裡去。那裡高山大嶺,險要得很,進可攻,退可守,而且連綿好幾百里,安得下千軍萬馬呢!」大家忙問是哪兒,他說:「井岡山嘛!」毛澤東聽後,忙要他把井岡山和袁、王的情況再講清楚些。從此,「井岡山」便在毛澤東的心裡紮下了根。
  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在江西安源張家灣村召開軍事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部署秋收起義工作,其時間是1927年9月初。
  其實,在這之前,湖南衡山縣一位名叫張瓊的婦女會幹部,曾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對此,著名作家葉永烈有以下的記述:
  毛澤東此前並未上過井岡山,他怎麼會做出如此「天才的選擇」呢?筆者在井岡山採訪時,求教於原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館長朱本良。據他瞭解,那是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來到湖南衡山縣城,訪問過當地的婦女會幹部張瓊。張瓊說起她有個表兄,受國民黨追捕,無處可逃,逃進了井岡山。那兒山高皇帝遠,國民黨鞭長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岡山上躲了幾個月,知道山上的詳細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盤踞。毛澤東很注意張瓊提供的信息,從此井岡山存儲在他的腦海的「信息庫」裡……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張,以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說得更明確,說要「擔任土匪工作」……葉永烈:《毛澤東之初》,作家出版社於1993年12月版,第81頁。
  從上述情況來看,最初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的人,應當說是衡山縣婦女會幹部張瓊。據中共衡東縣委黨史辦、中共衡山縣委黨史辦、中共南嶽區委宣傳部編撰的《雲氣縱橫話衡岳》一書記載,毛澤東是於1927年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湖南衡山縣考察。在此期間,他曾先後兩次召開婦女座談會,瞭解有關婦女方面的情況。第一次婦女座談會是於1月15日到衡山縣白果鎮後,在芳山公祠召開的。第二次座談會是1月20日到衡山縣城後,於23日在縣婦訓班召開的。中共衡東縣委黨史辦、中共衡山縣委黨史辦、中共南嶽區委宣傳部編:《雲氣縱橫話衡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83頁。
  葉永烈在《毛澤東之初》一書中說,毛澤東於1927年2月20日至23日到衡山縣考察,是有誤的。而其準確時間應為1927年1月23日,而不是2月20日至23日的事。因為毛澤東於1927年1月4日從長沙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先到湘潭湘鄉縣考察,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衡山考察。24日下午離衡山回長沙,在長沙郊區考察。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考察。2月4日回到長沙,在長沙縣郊區瞭解農運情況。2月5日,毛澤東便結束歷時32天的湖南5縣的考察。2月12日,毛澤東已從長沙到武昌,不可能在衡山。
  王興亞在安源軍事會議上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是在張瓊向毛澤東推薦井岡山之後的又一次。王興亞的推薦,可以說對毛澤東決心去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進一步起了促進作用。

  毛澤東何時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

  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是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建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使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井岡山的鬥爭,其時間雖然不是很長,只有2年3個月,但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那麼,毛澤東何時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對這個問題,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以下幾種說法:
  1993年6月,群眾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足跡》一書記載:
  1927年9月的一個夜晚,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在湖南瀏陽縣文家市裡仁學校大教室裡召開軍事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會議主要圍繞「全軍進軍方向問題」展開了討論……接著,前委便開始討論到哪裡扎根的問題。
  毛澤東聽完大家的發言,用手指著掛在牆上的地圖道:「這塊像眉毛一樣的地方,是羅霄山脈中段,這裡山高水險,地勢險要,森林茂密,是個理想的落腳點。這裡的群眾基礎也好,有自給自足的自然資源,特別是井岡山地區,是個積草囤糧、聚集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們可以在這裡建立革命根據地。」
  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經過激烈爭論,終於通過了毛澤東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主張。
  次日,全軍在裡仁學校舉行會師大會。毛澤東便在會上宣佈了向羅霄山脈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命令。曾維東、嚴帆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101頁。
  上述記載說明:毛澤東於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召開秋收起義前委軍事會議時,就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第一種說法。
  何長工撰寫的《跟毛主席上井岡山》、《秋收起義和引兵井岡山》這兩篇比較全面和系統的回憶文章,也持此說。
  「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著作,其記載絕大多數都說毛澤東在文家市就決定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一書記載,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期間,還提出了要在井岡山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0~21頁。這是第二種說法。
  許多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老同志,在發表的回憶文章中,也持這第二種說法。例如,陳士矩、陳勝谷的回憶都說直接聽到毛澤東在三灣時講過:「我們要建立根據地」,陳士矩:《回憶三灣改編》,1961年1月。「要與井岡山袁文才、王佐聯繫,建立根據地」。陳勝谷:《回憶向井岡山進軍》,1968年7月。
  毛澤東在三灣期間,曾派人與袁文才聯繫。當年的送信人李立有同樣的回憶,他說: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我們三灣,住在謝生和雜貨鋪。當時,我是三灣村黨支部書記。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封信,叫我送到寧岡茅坪袁文才那裡去。毛澤東同志已瞭解到這支隊伍。我接到由李德勝轉交給我的毛澤東的親筆信後,回到家裡與父親李長壽商量,叫我叔叔和我一道送到寧岡去。袁文才接到信很高興,給了我一塊銀洋。隨後,袁派了軍事參謀陳慕平與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一道,跟我們來三灣與毛澤東同志接頭。他們將寧岡的詳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這時毛澤東就對井岡山一帶的情況瞭如指掌,就做出了上井岡山的決定。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42~243頁。
  1993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一書,提出了第三種說法:
  為了確定革命的落腳點,10月3日,部隊離開了三灣,當日到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在這裡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研究並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問題……胡長水、李瑗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2~373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9月出版的《湖南黨史論叢》一書,提出了第四種說法:
  毛澤東率領起義軍到達酃縣水口之後,沒有再向南運動,卻於10月27日上井岡山,開展武裝割據,創建革命根據地。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湖南黨史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78頁。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團三營十連連長,全國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張宗遜回憶,也說在湖南酃縣水口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他說:
  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是在酃縣水口決定的。在文家市,部隊集結不是上井岡山,而是往南挺進,力求接近南昌起義部隊。部隊在古城,召開「活動分子會議」,我參加了,寧岡、永新縣委的同志也參加了。會議的中心任務,是毛澤東同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沒有提到上井岡山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部隊南進到達酃縣水口、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知道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汕頭失敗後,毛澤東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形勢而提出來的。直到這時,毛澤東同志才率領部隊正式開始了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活動。張宗遜:《回憶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1~132頁。
  除此,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於1927年10月22日從湖南酃縣水口出發,經下村進入江西遂川縣境內。23日在大汾鎮突遭遂川地主武裝「靖衛團」三四百人的襲擊,隊伍被打散。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率領部分人員撤退到井岡山南麓的黃坳,然後由黃坳到井岡山西南面的荊竹山,與王佐部隊取得聯繫後,明顯改變行軍方向,即由原來南下揮師向東,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於10月27日到達茨坪西面6公里處的大井村。據一些參加過井岡山革命鬥爭的老同志回憶,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於10月24日在荊竹山宣佈的。
  對上述幾種說法,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在古城會議上決定的。這種觀點,似乎已成了定論。
  其實,決定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是哪一次會議的成果,而是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探索,通過一系列會議,逐漸做出的決定。
  《毛澤東年譜》(上卷)記載,1927年7月4日,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34次會議,在討論湖南問題時,他在發言中,就主張「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8月9日,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在討論湖南秋收暴動時,毛澤東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上山思想,顯然不等於就是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從上山思想發展到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必然要經過一個實踐和探索過程。
  9月初,毛澤東從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員和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身份,在張家灣召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軍事會議,當議論倘若暴動失利退路在哪裡時,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主張上井岡山。在此之前,即1927年1月23日,毛澤東在衡山縣婦訓班召開座談會時,衡山縣婦女會幹部張瓊,曾向毛澤東講過井岡山的情況。雖然如此,張家灣軍事會議並未決定把井岡山作為暴動失利退路的立足點。
  9月19日,秋收起義各路部隊到達湖南瀏陽文家市,在裡仁學校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起義受挫後的進軍方向時,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毛澤東關於放棄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求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仍未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
  9月29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進駐江西永新縣三灣村後,主持召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主要是整頓組織,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為建立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還特別強調:「部隊不能亂跑了」,要「就地打主意」。「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敵人幾年來都沒有把他們消滅,王佐在井岡山也是這樣。敵人沒有辦法搞垮他們。」「我們要和地方結合起來,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們把傷病員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傷病員安置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槍給他們,幫助他們發展起來,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打垮。」顯然,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具有「根據地」的意思。正如秋收起義時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參謀部的勤務員、在三灣時曾以士兵代表身份參加前委擴大會議、全國解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熊壽祺的回憶所說:
  在三灣時……雖然那時毛主席還沒有提到「根據地」三個字,但是講話的內容卻是「根據地」的內容,概念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是經過鬥爭實踐發展起來的,這中間有個過程。毛主席在三灣講話的意思可以肯定是「根據地」的意思,三灣改編的意義是偉大的,但其中還有一個偉大的意義,即在於毛主席提出了「根據地」的思想。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頁。
  10月3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革命軍由三灣到達北距三灣225公里、南距礱市75公里的江西寧岡縣的古城鎮。
  10月4日,毛澤東在古城鎮西的一座古老的書院文昌宮,主持召開有前敵委員會委員、部隊營以上幹部和黨的積極分子共60多人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會議歷時兩天。許多著作記載,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在這次會議上決定的。
  筆者認為,在古城會議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很小。其理由:第一,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毛澤東於9月初在安源軍事會議上才聽王興亞講井岡山有袁文才、王佐的工農武裝。到了永新的三灣,毛澤東才寫信與袁文才聯繫。袁文才收到毛澤東的信後,派龍超清、陳夢平等到三灣與毛澤東見面。聽取了龍超清等的介紹後,毛澤東才對袁文才部的情況有所瞭解。此時,因為尚未見到袁文才,對其態度如何,毛澤東不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怎能做出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呢?
  第二,毛澤東於10月3日率部到古城;7日便離古城到茅坪;8日,便帶領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一營一連和四連(後改稱特務連),從茅坪附近的大□到湖南酃縣的十都、水口、下村,再到江西遂川的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做群眾工作。在古城停留的時間這樣短暫,而其會議內容,主要是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初步總結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著重討論在井岡山周圍地區如何開展游擊戰爭等問題。因此,在古城會議上做出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其可能性很小。
  第三,如若在古城會議上已經做出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會議結束在茅坪設立了後方醫院和留守處之後,為什麼不直接?span class=yqlink>仙劍絛舷攏蠖什咳屏艘桓齪艽□娜ψ櫻用├焊澆拇筵獾膠羨瓜氐氖肌7淞□麓澹俚澆魎齏□撓疼住□骷移搖□蠓諍途隕劍髂廈嫻木V襠健□缶幣桓齠崩攏諧糖錚?0月27日到茨坪,11月初又回到茅坪呢?
  第四,1927年10月19日,余灑度在給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軍至湘南嶽(酃)縣與桂東縣交界之處,度即被派赴湘、鄂來作報告,並請示機宜。」還寫道,「緊急時必退桂東汝城(桂陽)等縣。」見1927年10月19日《余灑度報告》。這報告說明,工農革命軍到酃縣的水口以前並沒有決定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否則余灑度何必來湘、鄂「請示機宜」。正因為如此,所以情況緊急時「必退桂東汝城(桂陽)等縣」。
  第五,1936年,毛澤東在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談到有關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他說:
  1928年4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制訂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6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這個戰略同黨組織這裡所說的「黨組織」,即湖南省委。的建議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發展。《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5頁。
  毛澤東這段自述說明,直到1928年4月,他與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後,才制訂了一個建立包括6個縣的蘇區,並以此為根據地的計劃,但湖南省委不同意。
  為了得到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認可或批准,毛澤東於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再次給中央寫信。信中說:
  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黨之強有力,軍力去造就,實現湘贛兩省之革命根據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業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轉湖南省委轉中央,多次未見奉准駁明文。見1928年5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轉毛澤東同志的信》。
  毛澤東的這封信說明,到1928年5月2日,中央和湖南省委仍未批准在湘贛邊界建立革命根據地。
  第六,陳毅於1929年9月1日所寫的《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也可證實古城會議尚未做出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此報告說:
  秋收暴動失敗後,毛部被迫向南移至寧岡,復得當時綠林(洪會)首領袁文才、王佐之幫助,乃留在井岡山附近各縣游擊……從1928年4月至7月,這一時期四軍初成立……當時決定在寧岡建立軍事根據地。
  第七,對於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會師後才正式決定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問題,1929年12月25日《楊克敏關於湘贛邊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說得更清楚。他說:
  邊界自毛部去春(1928年)自湖南與朱德會合後,確定了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割據政權的決心,因為鑒於過去軍隊沒有一個根據地,流寇似的東闖西竄,得不到一個休養的機會,軍隊感覺十分疲勞,而甚難解決的,就是傷兵的安置問題,要找一個軍事根據地,必須用力量去建立一個割據區域,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是很好的軍事根據地,於是創造羅霄山脈中段的割據,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為朱毛當時唯一的工作和企圖,於是偉大的奮鬥和激烈的鬥爭,一幕一幕地開展起來了。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1928年4月朱毛會師後才正式決定的。在這之前,毛澤東曾多次向中央和湖南省委寫報告,提出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但未得到認可和批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只好做有關的準備工作,正如毛澤東所說:
  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兩種傾向作鬥爭:第一種是要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為是冒險主義;第二種是要向南撤退到廣東境內,這我們認為是「退卻逃跑主義」。我們當時認為,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一進程。《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第55頁。

  毛澤東與袁文才第一次會見時王佐在場

  王佐(1898~1930),原名雲輝,號南鬥。江西遂川人。1924年組織綠林武裝佔據井岡山。他與袁文才義結「金蘭」,關係極為密切。
  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江西寧岡縣古城鎮後的第三天,即10月6日,與袁文才第一次會見。毛澤東與袁文才這次會見時,王佐在場嗎?
  江蘇文藝出版社於1996年10月出版的《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一書,對這次會見是這樣記述的:
  毛澤東率部隊來到了井岡山……袁文才、王佐決定請毛澤東上山……
  毛澤東穿著一件破舊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也繫著紅領帶。他很瘦,顴骨突出很高,皮膚黝黑,眼睛裡佈滿血絲,卻很有精神。頭髮很長,向兩邊分開。腳因走路磨破了,很不得勁。他氣宇軒昂,走在最前邊,首先同迎候他的袁文才、王佐等握手,又轉過身來把上山的戰友逐一介紹給袁文才、王佐他們。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一一向毛澤東作了介紹。雲汀、張素蘭著:《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83~84頁。
  而中國人事出版社於1993年1月出版的《喋血井岡山——毛澤東的崛起》一書的記載則不同。此書對毛澤東與袁文才第一次會見的情況是這樣記述的:
  袁文才先到林家。他今日著意打扮了一番,穿著長衫,外套黑緞馬褂,儼然一副紳士模樣。李筱甫、周桂春、陳慕平、邱凌岳等眾頭領也換了乾淨衣衫,顯得精神抖擻,齊集在林家祠門口石橋上迎候毛澤東。
  ……
  毛澤東來了。
  毛澤東一行在林家路口下了馬,把馬交給了勤務員龍開富看管。隨即,由龍超清領頭,朝林家走來,袁文才等急忙上前迎接。陳慕平向袁文才介紹了毛澤東,龍超清向毛澤東介紹了袁文才。余伯流、陳鋼著:《喋血井岡山——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3~34頁。
  從上述兩部著作的記載來看,《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一書,其記載毛澤東與袁文才第一次會見時,王佐同時被會見。而《喋血井岡山——毛澤東的崛起》一書的記載,則說毛澤東與袁文才第一次會見時,王佐不在場。這兩種說法,哪一種說法是準確的呢?
  1982年9月22日至30日,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在成都召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史學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180人,是建國以來全國黨史界研究、討論紅軍革命根據地歷史的一次規模空前的學術盛會。這次會議,就革命根據地歷史中一些問題專門進行了研討,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向大會提交了有重要價值的論文。裘之倬撰寫的《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土客籍矛盾問題》一文,受到高度評價。其中寫道:
  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井岡山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土客籍的矛盾,更好地建立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果斷地做出了對袁、王部隊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正確決定,乃在10月6日親自赴寧岡東源大倉村林鳳和家裡,單獨會晤袁文才,表明來意,贈送槍支。裘之倬:《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土客籍矛盾問題》。載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5~96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上),對毛澤東會見袁文才的情況,有同樣的記載:
  古城會議後,毛澤東從綠林重義氣、多猜疑的特點出發,只帶幾個隨員到寧岡大倉村去會見袁文才。那是10月6日。袁文才原來還有些害怕,預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20多人,20多條槍。見到毛澤東只來幾個人,他就比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終沒有出來。見面後,毛澤東說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說到工農革命軍目前的困難。雙方談得很投機。毛澤東當場宣佈送給他們100支槍,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動。袁文才向毛澤東表示,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助工農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給工農革命軍600塊銀元,並同意革命軍在茅坪(這是一個有60多戶人家的村子)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答應上山做王佐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61~162頁。
  那麼,袁文才何時說服王佐與毛澤東會見的呢?對此,解放軍出版社於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軍將領傳》(第5集)寫道:10月下旬,袁文才寫信給王佐,說服王佐與工農革命軍合作,告知工農革命軍要上井岡山的消息。王佐得信甚是歡喜。他喜的是能見到毛委員這位大能人和共產黨這個大幫手。為迎接工農革命軍上山,王佐四下奔走,準備糧秣。但不免也有些擔心,怕工農革命軍吞掉自己苦心經營的這支武裝。10月24日,工農革命軍抵達大井村,王佐殺豬宰雞予以款待。王佐同毛澤東見面交談後,打消了自己的擔心,他相信毛澤東,相信工農革命軍。毛澤東為團結王佐部隊,當即面贈70支槍給王佐。王佐為感激毛澤東贈槍之情,當面表示送500擔谷子給工農革命軍作為回禮。《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解放軍將領傳》(第5集),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9頁。
  上述著作的記載說明,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10月6日,毛澤東在寧岡倉村第一次會見袁文才。這次會見,王佐不在場。10月下旬。袁文才寫信說服王佐與工農革命軍合作。10月24日,毛澤東到大井與王佐見面交談,使王佐打消思想顧慮轉變對工農革命軍的態度。

  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會面在何時何地(1)

  毛澤東與朱德率領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是中國革命的新起點。35歲的毛澤東與41歲的朱德的第一次見面,是歷史性的會面。
  那麼,他們第一次見面握手是在何時何地呢?對此,至今有以下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見面握手是1928年4月在湖南酃縣十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就是這樣記載的。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63頁。
  第二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18日在江西寧岡縣礱市的龍江書院。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93年10月出版的《毛澤東的戎馬生涯》一書,就持此說。具體是這樣記載的:
  4月18日,毛澤東率隊抵達寧岡縣礱市。在此之前,朱德、陳毅部隊已先期進駐礱市的龍江書院。毛澤東一到礱市,得知朱德、陳毅住在龍江書院,便不顧一路征塵,立即帶領幹部向龍江書院走去。朱德聽說毛澤東來了,也趕忙與陳毅、王爾琢出門迎接。快走進書院時,朱德搶先幾步迎了上去,兩雙巨人的大手緊緊握在了一起。秦焰著:《毛澤東的戎馬生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7頁。
  第三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20日前後在湖南酃縣。此說可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的記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38頁。
  第四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23日在湖南酃縣沔渡。請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於1997年5月出版的《霹靂星火——湘贛邊秋收暴動及進軍井岡山紀實》一書的記述:
  4月23日上午,朱德和他的部隊開進了沔渡。
  ……
  當晚,毛澤東也趕到了沔渡。人們要他在礱市迎接朱德、陳毅所部。毛澤東說:「我與朱德本來相見恨晚,這會兒豈能耽擱。」
  毛澤東的出現,使朱德喜出望外。
  朱德——毛澤東,兩位改變中國命運的巨人在這裡握手。邱恆聰、吳振錄著:《霹靂星火——湘贛邊秋收暴動及進軍井岡山紀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25~326頁。
  1991年10月8日,江西省永新縣舉辦湘贛革命根據地創建60週年紀念活動,蕭克將軍應邀參加。其間,蕭克提出欲到湖南酃縣(1994年4月更名為炎陵縣)拜謁炎帝陵。酃縣縣委得知這個消息,便立即做了安排前去迎接。10月11日,蕭克到酃縣沔渡鎮後,說:
  毛澤東在酃縣擊潰尾追朱德部隊的湘敵張敬兮團,回到寧岡礱市。他一聽到朱德部隊到達沔渡的消息,馬上率工農革命軍趕到酃縣沔渡,與朱德部隊勝利會師,並迎接我們大部隊上了井岡山。王錫堂:《蕭克將軍重訪炎陵縣》,《炎黃春秋》1999年第9期,第63頁。
  1999年《炎黃春秋》第9期刊登的《蕭克將軍重訪炎陵縣》一文,其中寫道:
  蕭克將軍這一路對於往事的回憶,有一點特別引起中共酃縣縣委領導同志的重視,縣委黨史辦公室經過廣徵博采,證實毛澤東、朱德第一次會面是在酃縣,於是在1993年8月,報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同意在酃縣興建「毛澤東、朱德第一次會面紀念碑」。翌年,蕭克將軍應酃縣縣委請求,欣然揮筆為紀念碑題寫了碑名。王錫堂:《蕭克將軍重訪炎陵縣》,《炎黃春秋》1999年第9期,第64頁。
  然而,查閱蕭克將軍以前撰寫的《永銘在心的親切教誨》一文,則是另外一種說法: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的部隊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蕭克:《永銘在心的親切教誨》,《懷念毛主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135頁。
  第五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24日在江西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此說可見吉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5月出版的《毛澤東生平實錄》一書的記述:
  1928年4月24日,天氣特別晴朗,巍峨的井岡山也顯得特別清新。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領的兩支革命武裝,在礱市會師了。
  毛澤東和朱德同志會見的地點是在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朱德、陳毅同志先到了龍江書院,當毛澤東同志到來時,朱德和陳毅同志趕忙出門來迎接。朱德同志搶前幾步,毛澤東同志早早把手伸了出來,兩隻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使勁地搖著,那麼親切。競鴻等編著:《毛澤東生平實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25~426頁。
  第六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下旬在酃縣十都。湖南出版社於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一書就是這樣記載的:
  4月下旬,毛澤東率領第一團從資興龍溪洞出發,到達酃縣十都。朱德聞訊,立即從沔渡趕到十都與毛澤東會見,這是兩位革命領導人第一次會面。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74頁。
  第七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28日在寧岡礱市龍江書院。這種說法,可見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書的記載:
  1928年4月28日,朱、毛兩部在井岡山會師,毛和朱在寧岡礱市龍江書院第一次見面,兩人高興地緊緊握手,祝賀勝利會師。路海江等編著:《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2頁。
  第八種說法,認為是1928年4月底在酃縣十都圩。此說可見1988年《黨史月刊》第1期刊登的曲鳴文的文章。其中寫道:
  朱、毛部隊的會師有一個過程,先是朱、毛兩部的部分隊伍在湖南資興縣城郊和龍溪洞會合,全部會合則在湖南酃縣的沔渡圩。朱、毛第一次會面的地點則在酃縣十都圩。而寧岡礱市只是後來(5月4日)召開會師大會,宣佈建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地點。朱、毛第一次會面的時間也不是1928年5月1日,而是4月底。最能證實此說的是朱德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自傳》中寫道:「……然後隊伍又是退到酃縣同毛澤東同志兩面會合了。他們是正由南面桂東、汝城退下來,這時是我們兩人第一次會面。」
  第九種說法,認為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見面握手是1928年5月1日在寧岡礱市。這種說法,可見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毛澤東的足跡》一書的記載。曾維東等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第128頁。
  上述9種說法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弄清毛澤東、朱德會面之前的行蹤,查閱毛澤東的自述和知情者的述說,便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據《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寫的《毛澤東軍事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11月出版的《湘南起義史稿》等著作的記載,1928年3月上旬,正當湘南起義處於高潮時,湘南特委即派軍事部長周魯上井岡山,命令毛澤東率部進湘南攻打汝城,然後與湖南其他5縣(宜章、郴州、耒陽、永興、資興)連成一片,建立湘南政權。
  周魯預料毛澤東不會輕易放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率部去湘南,所以他一上井岡山,便指責毛澤東,並撤銷其前委書記職務,將前委改為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毛澤東為師長。隨後令毛澤東率部進湘南。特委的這一錯誤決定,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毛澤東等的反對,但在周魯的強令執行下,毛澤東只好留下一部分武裝堅守井岡山,自己帶領第一團、第二團向湘南進發。
  3月12日,毛澤東率領部隊由江西寧岡出發,途經湖南酃縣的下關、沔渡,打垮了當地挨戶團。14日到達酃縣城郊,當日消滅了駐酃縣敵軍一個營,攻克酃縣縣城。18日,到達酃縣中村,即停止前進。
  時過一個星期左右,毛澤東得知湘南起義部隊向東轉移的消息,立即兵分兩路前往湘南接應。一路以第二團為右翼,由何長工、袁文才率領,經龍溪、滁口、舊市,向湖南資興、郴州方向前進,相機阻止尾追湘南起義部隊之敵;一路以第一團為左翼,由毛澤東親自率領,向湖南桂東、汝城方向進軍,阻擊由粵北前來追擊之敵,掩護湘南起義部隊向井岡山轉移。同時派毛澤覃帶領特務連赴耒陽與朱德聯繫。
  3月28日,毛澤東率第一團抵達湖南桂東縣四都。29日,擊垮桂東縣挨戶團。30日率部到達桂東沙田圩,在此停留7天後經寒嶺界南下汝城。
  4月7日,毛澤東率部由汝城田莊圩出發,然後經水口、徑口,進入土橋,駐黃家村。8日,攻佔汝城縣城。9日,繼續與敵激戰,隨即撤出戰鬥返回田莊圩。10日,由田莊圩入南洞,然後進入湖南資興縣龍溪洞。11日,在龍溪洞與蕭克率領的宜章獨立營會合。17日,率部在湖南酃縣呂公坳、水口擊潰當地挨戶團。18日,在酃縣城西接龍橋一帶擊潰尾追朱、陳部隊之敵張敬兮團。19日,率部進入酃縣縣城。20日,率一團在酃縣縣城附近的接龍橋與敵人吳尚第八軍的一個團和茶陵的挨戶團進行激烈戰鬥,把敵人打得狼狽逃往茶陵。毛澤東率一團乘勝追擊由酃縣到茶陵。4月24日,毛澤東派人指示何長工,讓他率二團先去寧岡礱市做兩軍會師準備工作。毛澤東於28日回到礱市。
  對與朱德會師的情況,毛澤東於1971年8月27日南巡到湖南長沙在同華國鋒和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談話時曾說:
  我們一個師有兩個團,一個是農民起義的團,一個是袁文才、王佐的團。南昌起義是正確的,但不上井岡山,想依靠外援,後來又打回湘南,我帶了一個團到湘南去接他們。到了桂東沙田,我講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來逐步發展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一回我們沒有接到朱德、陳毅他們,但接到了蕭克。回到井岡山時,說朱德他們已到了寧岡,我們在寧岡會師。見汪東興著:《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06頁。
  再說朱德,在南昌起義後,於1928年1月又發動了舉世聞名的湘南暴動。3月29日,在湘、粵敵人重點夾擊下,被迫撤離湘南地區,向井岡山轉移。30日,由湖南耒陽縣鰲山廟向安仁縣華王廟進發。31日,離開華王廟,兵分兩路攻打安仁縣城。4月1日,進駐安仁縣城。4月5日,率部隊由安仁縣城出發,經羅山蘇古騎、狐狸沖、神州河、樟橋,進入茶陵湖口圩,到達酃縣沔渡。4月8日,陳毅率領郴縣縣委機關幹部和湘南特委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宜章農軍和農七師第三團,共4000人左右,經鯉魚江、木銀橋,到達資興縣城,然後向東進發。由於隊伍非常龐大,其中既有白髮的老翁,又有小腳的老嫗和許多拖兒帶女的婦女,所以行軍速度很慢,有時一天只能前進二三十里。加上還要同追擊的敵人戰鬥。因此,直到4月22日才到達酃縣沔渡,與朱德會合。
  而毛澤東在4月5日至11日,率領部隊先後在桂東、汝城、資興、宜章等地,20日便離開酃縣到茶陵。在此期間,朱德雖然也曾到茶陵,但未到茶陵縣城,是從茶陵湖口圩到酃縣沔渡的。
  時至4月24日,何長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率二團先回寧岡礱市做兩軍會師工作。26日,朱德和陳毅帶領直屬部隊到達礱市,住在位於礱市鎮西北1公里處的五虎嶺南麓龍江河畔的龍江書院。
  龍江書院,建於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名勝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69頁。;另一說建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維東等著:《毛澤東的足跡》,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8頁……磚木結構,倚山而建。全院共9個廳,18座天井,並建有文星閣、明道堂等,佔地2000平方米,為寧岡縣(今龍岡縣)古建築之一,是湘贛邊界江西寧岡和湖南酃縣、茶陵三縣的最高學府。其中的文星閣,是三層樓房,在龍江書院內是中心樓。
  4月28日,毛澤東率一團從湖南茶陵回到礱市,住在劉德勝藥店。他得知朱德、陳毅住在龍江書院,放下行李便在何長工等的陪同下去會見。
  對上述情況,何長工是知情者和見證人。1928年4月,何長工是毛澤東與朱德會見的聯絡人之一。他回憶說:
  回到礱市兩天,朱德和陳毅帶著一部分直屬部隊也進了山,分住在礱市附近的幾個小村莊裡,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第一團回來了,朱德的主力部隊也從安仁、茶陵一帶開來了。寧靜的山中平原頓時顯得熱鬧起來。
  1928年4月28日,這天天氣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岡山像被水洗過一樣,顯得特別清新;滿野蔥綠的稻田,散發著清香;太陽喜洋洋地掛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閃光,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日子!我們跟在毛澤東的身後,注視著他那高大穩健的身影……今天兩支革命武裝勝利會師了!……
  毛澤東和朱德會見地點是在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朱德、陳毅先到了龍江書院,當毛澤東到來時,朱德趕忙偕同陳毅等到門外來迎接。我遠遠看見他,就報告毛澤東說,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邊是陳毅。毛澤東點點頭,微笑著向他們招手。何長工:《偉大的會師》,《偉大的歷程——回憶戰爭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7~71頁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矩上將,在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教導隊區隊長,他也是毛澤東與朱德會師的見證人。1989年,他在《關於朱毛會師的幾點回憶》一文中,從見證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率領部隊經過「三灣改編」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但他一直關心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部隊。當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均告失敗,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國難思良將」,上山不久,毛澤東就委派何長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聯繫,打聽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尋找朱德,相機也同附近地區的革命力量取得聯繫。
  何長工和我當初同是盧德銘警衛團的戰士,我們倆又是同班戰友,他當我的班長。參加秋收起義後又一起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何長工接受任務後,曾先後兩次下山聯繫,三次見到朱德和陳毅等……
  何長工雖有兩次下山,三次會見朱德、陳毅的情況,但都不能稱作會師。第一,何長工是作為毛澤東派遣的聯絡員,任務很明確,去尋找朱德、陳毅及其部隊的。我從未聽何長工說過他是會師的代表,而且還有這麼幾次會師。既然歷史如此,後人就無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陳毅等的會見和其部隊的偶然相遇都說成是會師,那麼,這種會師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長工第二次下山,還帶部隊於資興一帶見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師。毛澤東率一團在資興的龍溪澗與蕭克獨立營相會,隨即分手。倘若把時間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灣改編後,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南去八面山時,經遂川大汾突遭敵民團襲擊,其中三營由營長伍中豪率領繼續南下,不期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後收容下來的部隊會合,並得到部分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的補充。不久,一團團部和一營佔領茶陵縣城後,於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們相遇。像這樣見面即會師,會師即見面,是否把會師這一嚴肅而重大的軍事行動理解得太簡單,太輕率了。以此類推,那這會師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澤東、何長工分別率部去迎接並掩護朱德、陳毅及其部隊上山的,故當何長工與陳毅在彭公廟偶然相遇後,毛澤東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岡山,以提前做會師的準備工作。如果毛澤東說:何長工,你那兒會師完了,趕快回來再準備會師,這豈不成了笑話。因為會師的目標地點是十分明確的,就是井岡山,而不是別的什麼地方。所謂沔渡會師,也是查無實據。當時的酃縣縣委書記張平化雖也見過朱德、毛澤東,但他從未得到過朱、毛在酃縣沔渡會師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澤東擬在沔渡會師,當朱德率部先抵沔渡並從何長工那裡知道毛澤東率部正在其身後掩護他們的時候,我相信,朱德絕不會不等毛澤東而匆忙離開沔渡,因為那樣做,對與毛澤東會面渴望已久的朱德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長工4月24日返回井岡山,大約兩天後,朱德率直屬部隊上了山;大約又晚兩三天,毛澤東率一團、朱德所部主力部隊也都分別趕到井岡山來了。因此,朱德、毛澤東及其所率部隊正式會師的時間應該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說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記得,這天天氣很好,礱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裝。翠綠的井岡山碧清如洗,充滿生機,顯得格外巍峨壯觀;稻田蔥綠滴翠,在春風吹拂中散發出誘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陽高懸蒼穹,照得溪水粼粼閃光,照得林中的鳥兒亮聲歌唱。幹部戰士們一見面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歡聲笑語,喜淚湧流,寧靜的山中平原顯得十分地熱鬧。就在這寧岡礱市,朱德和毛澤東兩雙巨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兩支革命隊伍歷經艱難波折,終於會師了!陳士矩:《關於朱毛會師的幾點回憶》,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何長工和陳士矩都是知情的見證人,他們的回憶,都說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會面握手的時間是1928年4月28日,其地點是江西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
  然而,長期來,許多著作記載毛澤東與朱德第一次會面握手是在湖南酃縣沔渡。對這種說法,張平化和周裡均表示不同意此說。
  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是湖南酃縣石洲鄉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年冬,曾先後任中共酃縣第二區(東區)區委書記、共青團酃縣縣委書記、中共酃縣縣委委員、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書記兼酃縣赤衛大隊黨代表,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見過毛澤東和朱德。筆者採訪他時,當提出毛澤東於1928年4月是否在沔渡與朱德會見時,他肯定地說:「沒有!」他還說,「1928年4月,毛澤東如若在酃縣沔渡會見朱德,我不可能不知道。因為那時我正在中共酃縣縣委任職。」
  原湖南省副省長、省政協主席周裡,是酃縣策源鄉人,在1928年2月至1929年初,先後任中共酃縣特別區委委員、中共酃縣縣委書記、湘贛邊界特委委員,曾組織領導3000多農民舉行酃縣「三月暴動」。筆者採訪他時,他對毛澤東與朱德在沔渡會見之說,同樣持否定態度。他說:「毛澤東和朱德到酃縣的時間以及重要活動,我們縣委的領導都非常清楚。如果他們在沔渡會見,我們肯定知道。所謂毛澤東與朱德在沔渡會見之說,純屬誤傳,顯然是把某些部隊的相遇誤傳為毛澤東與朱德的會見了。」

  游擊戰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嗎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井岡山革命鬥爭初期紅軍游擊戰的基本原則。這個「十六字訣」,是誰最先提出來的?檔案出版社於1988年3月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辭典》對此是這樣記載的:
  中國工農紅軍創立初期,由於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為適應當時的形勢,1928年5月毛澤東總結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戰初期的作戰經驗,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開始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戰的基本原則。馬洪武等主編:《中國革命史辭典》,檔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78頁。
  1992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記載:「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在1929年4月5日為中共紅四軍前委起草的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來的。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52頁。
  另一種說法認為,「十六字訣」是朱德首先總結概括的。馮建輝撰寫的《我國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產生的歷史資料與分析》一文,就是這樣記述的。
  其實,「十六字訣」最早不是毛澤東、也不是朱德首先總結概括的,而是由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員、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中共贛東北特委書記的張世熙首先提出來的。
  張世熙(1894~1929),江西萬安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6月任中共江西萬安縣委書記,11月參與領導萬安農民暴動成功,建立了縣工農政權,影響甚大。1928年6月,他作為江西黨代表之一,出席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應邀到列寧格勒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據1986年《軍史資料》第4期記載,張世熙在共產國際列寧格勒大會上作了題為《萬安工農鬥爭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動經過情形》的長篇報告,其中提到萬安暴動後,「與敵人搏戰的策略是『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的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見《關於紅軍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的提出》,1986年《軍史資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為中共紅四軍前委起草《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其中寫道:
  我們3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頁。
  從毛澤東論述的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與張世熙總結概括的「十六字訣」來看,在文字的表述上雖然有所不同,但其含義是基本相同的。然而從其提出的時間來說,張世熙提出「十六字訣」比毛澤東早10個月,因此,應被視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訣」的人。
  「十六字訣」,雖然是張世熙首先提出來的,但毛澤東、朱德等對總結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訣」,無疑都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顯然,「十六字訣」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軍事家和廣大指戰員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紅軍豐富的軍事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

  「毛澤東致古柏的信」是誰偽造的(1)

  1930年12月,蔣介石調集約10萬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國民黨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採取「並進長追」的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一次「圍剿」。
  大敵當前,正當中央紅軍積極備戰,忙於迎敵反擊的時候,在彭德懷的三軍團指揮部發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重大事件: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懷與毛澤東》一書記載: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急忙給彭德懷送來一封密信。彭德懷一看那特殊的毛筆字,便知是毛澤東寫的。但此信不是寫給彭德懷的,而是寫給古柏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進,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佈置出擊,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陳即曾山、李韶九、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 澤 東
  10/12
  陂下支部抄見戴向青、羅惠蘭著:《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22~123頁。
  信中所說的「CP」,即共產黨的英文開頭字母。「朱、彭、黃、滕」,即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
  「AB團」,乃是「Anti-Bolshevik」的縮寫,直譯就是「反對布爾什維克」!「AB團」是一個反共的秘密組織,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是國民黨右派組織的。最初,因「A」代表省級組織,「B」代表縣級組織,故取名「AB團」。
  從上述情況來看,周高潮給彭德懷送來的這封「毛澤東致古柏的信」,顯然其內容非同一般。
  除此,因為古柏當時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這封信具有特殊意義,令人大為震驚。那麼,古柏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解放軍出版社於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軍將領傳》(第5集)記載:古柏,1906年出生在江西尋烏縣塘背村。192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尋烏支部委員。1928年3月25日領導尋鄔農民起義,任縣直屬總隊總指揮。1929年,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一縱隊,任政治委員,10月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尋烏軍事委員會主任。1930年5月,毛澤東到尋鄔作調查時,發現古柏是一個傑出的人才,於是便調他擔任中共第四軍前委秘書長、第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實際上是毛澤東的秘書。當時,古柏年僅24歲。
  除了那封毛澤東密信外,還附送一份上萬字的《告同志和民眾書》。此書開頭的第一句話是:「黨內大難到了!!!彭德懷叛變投敵!!!」
  彭德懷看了上述這封信和傳單,感到問題非常嚴重,於是,邊看邊對周高潮說:「送信的人呢?」
  「在外面。」周高潮回答。
  「是一個什麼人呢?」彭德懷又問。
  「是一個普通農民青年。」
  「請他進來。」
  周高潮立即出門去叫那個人。時過半小時,周高潮向彭德懷報告:「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懷心想:這封信是絕密的,不派重要人來進行商談,而派這樣一個普通農民送來,即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條,這才怪咧!肯定有問題。
  後來經過詳細調查,毛澤東致古柏這封信,的確是偽造的。那麼,是誰偽造的?偽造的這封信,為什麼是毛澤東的「親筆」呢?
  對這個問題,有的報刊發表文章進行了解釋。1990年《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發表了郭軍麗撰寫的《黨史文獻學芻議》一文。該文認為,「毛澤東致古柏的信」,是一封國民黨反動派企圖挑撥革命陣營內部團結,借毛澤東迫害彭德懷等人的偽造信。
  其實,事實的真相不是這樣的。對此,《彭德懷自述》寫道:
  這封假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永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6頁。
  叢永中何許人也?他為什麼寫這封假信呢?說來話長。
  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6月出版的《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一書記載,北代軍攻克南昌之初,蔣介石派他的親信段錫朋、鄭異為「中央特派員」,負責國民黨江西黨務。後來又加派洪軌到南昌。於是,他們3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對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為目的的「AB團」。
  「AB團」在江西為害3個多月,中共江西區委便於1927年4月2日採取行動,派兵包圍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逮捕「AB團」骨幹分子30多人。段錫朋連夜從南昌逃往南京。從此,「AB團」便銷聲匿跡。
  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間,在江西蓮花、安福、興國等地區,發現了所謂「改組派AB團」和他們一些下級的「零碎組織」。10月,紅軍攻下吉安時,發現幾年前的「AB團」旗幟、印章,便引起中共贛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視。不僅發出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的緊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懷疑的對象大搞逼供信。就這樣,一大批人亂供,造成「AB團」滿天飛的混亂局面。
  中共贛西特委將此情況進行綜合寫成報告送毛澤東。毛澤東信以為真,便把情況上報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7日,總前委派李韶九做特派員,到吉安去肅查。他於12月7日到達,至12月10日晚,短短4天時間,便在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和中共贛西特委3個機關中,逮捕了120名「AB團」嫌疑犯,而且把其中50多人處決。
  接著,又把手伸向駐紮在吉安富田的紅二十軍,逮捕了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面對這種情況,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於12月12日召集一營的幹部說:「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們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抓起來了,以後還要抓我們!」於是,激起一營幹部的憤怒。會議結束後,一營緊急出動,去抓李韶九。李韶九逃跑了。劉敵釋放了謝漢昌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謂「AB團分子」。這一事變震驚了蘇區,史稱「富田事變」。
  謝漢昌和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被釋放後,認為李韶九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派來的,於是,一方面帶領紅二十軍過贛江,到永新、永陽一帶,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另一方面想辦法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中製造矛盾。為了造成分裂,便採取偽造毛澤東信件的計策。
  偽造毛澤東的信件,必須尋找一個善於摹仿毛澤東字體的人。而在參與「富田事變」的人員中,有一個名叫叢允中的人。他原名叢永琮,江蘇省如皋縣潮橋人,學生出身。1925年,23歲時經惲代英介紹加入共青團。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黨派他到上海、開封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27年為了躲避敵人追捕到贛南,因為沒有逃脫被捕入獄,關押幾個月後被釋放。出獄後,分配在江西信豐區委工作。1929年任贛南特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1930年任贛西南特委委員和贛南西河行委書記。1930年12月,在發生「富田事變」前,他也成為「AB團」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關押,後被紅二十軍嘩變的士兵救出,參與領導了「富田事變」,當時年僅28歲。此人有個業餘愛好,就是平日喜歡摹仿「毛體」。他通過長時間刻苦練習,摹仿「毛體」已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謝漢昌等決定採用偽造毛澤東信件的計策,叢允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場。上述那封「毛澤東致古柏的信」,就是他根據謝漢昌等的授意寫的。
  叢允中寫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朱德和黃公略也收到一份。所幸,彭德懷、朱德和黃公略都識破了這一陰謀,沒有上當,否則後果不堪設想。1965年9月23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談話時,特別提到這件事。毛澤東說:
  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3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3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毛主席與彭德懷同志的談話》(1965年9月23日)。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9頁。

  「長征」的稱謂是何時提出的(1)

  長征是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的一次偉大的戰略轉移,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前後歷時兩年。那麼,「長征」的稱謂是何時提出的?
  對此,許多著作記述說,1934年4月28日廣昌失利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從起始之日,便被稱為「紅軍長征」。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一書中,曾談到紅軍長征的起始問題。他說: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說,要準備做一次戰略大轉移。不過那時根本沒有打算走那麼遠,也沒有說是什麼長征,只準備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大約在長征開始的半年前,就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伍修權:《我的歷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對紅軍長征的準備工作,李維漢回憶說:
  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局長,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有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中央紅軍為什麼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麼?要到何處去?始終沒有在幹部和廣大指戰員中進行解釋。李維漢:《回憶長征》,載《黨史通訊》1985年第1期。
  另外,據湖北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9月出版的《紅軍長征簡史》記載,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有兩次戰略性的先遣行動,這就是紅七軍團的北上抗日和紅六軍團的西征,然後才是長征的開始。
  紅七軍團是中央蘇區紅軍主力中較新的一個軍團。該軍團是1933年7月由原贛東北紅十軍、閩北獨立師和閩贛軍區部隊合編的,蕭勁光任軍團長兼政委(後由尋淮洲任軍團長、樂少華任政委),下轄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師,分別由周建屏、粟裕、黃理貴任師長。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接連失利、蘇區形勢極其嚴峻的情況,將紅七軍團改編成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贛、皖邊地區,開展抗日民主運動,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建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後方去」,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反「圍剿」,以便實行戰略轉移。
  然而,由於紅軍戰略大轉移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違反了黨的集體領導的最高原則,正如秦邦憲於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所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3頁。張聞天也曾說:「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頁。並且片面強調「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奧托·布勞恩著:《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06頁。因此,決定紅軍戰略大轉移,「沒有依照國際指示,在幹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工作」,關於為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8頁。所以,紅七軍團對於北上的真正戰略意圖並不清楚。對此粟裕回憶說:
  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在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並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當時在中央下發的作戰任務訓令和政治訓令中,雖然表達了要以先遣隊的北上行動促使敵人變更戰略部署的意圖,但在「左」傾宗派主義控制下,這兩份絕密文件未見傳達,我是若干年後才看到的,當時對於中央這個重要的戰略意圖,並不知曉。粟裕:《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征回憶史料》第1卷,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而紅軍六軍團,是中共浙贛省委於1933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湘鄂贛紅十六軍、湘贛紅八軍、湘鄂贛紅十八軍合編組成的。三個軍依次編為第十六、十七、十八師,分別由高永生、蕭克、嚴圖閣任師長,溫錦惠、蔡會文、徐洪任政委。最初未成立軍團領導機關,由紅十七師師長蕭克統一指揮。1934年8月,正式成立軍團領導機關「軍政委員會」,由任弼時任主席,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湘贛蘇區的中心區域被國民黨軍佔領後,紅六軍團被分割、壓縮在江西遂川、萬安、泰和三縣交界地區的牛田和碧江洲方圓數十里的狹小地區,處境十分艱險。在此情勢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於7月23日給紅六軍團和湘贛蘇區下達訓令:「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確立與二軍團這是習慣稱呼。因為1931年3月,原紅二軍團已改為紅三軍。的可靠的聯繫,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聯結的前提。」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中共黨史革命史論集》,第326~327頁。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下達訓令時,並沒有明確紅六軍團是作為前導,為中央紅軍探索轉移路線的,只是命令紅六軍團突破敵人的圍困西征,去湘西與紅三軍團(即原紅二軍團)會合,並將每日行軍路線和宿營地用電台報告軍委總部。對此,李達是這樣回憶的:
  我作為參謀長,忠實地執行了這一指示,每晚均向總部報告。紅二軍團的具體位置我們並不知道,只是估計可能在湘西鳳凰和川、貴交界處活動,就大致朝這個方向前進。然而,我們每經過一地,此地過些日子必遭國民黨飛機的轟炸,非常準確。我很奇怪,為什麼不炸我們,偏偏要炸我們路過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報紙,才解開了這個謎。那張報紙的頭版上用特大號字印著一個醒目的標題:《前面烏龜爬開路,後頭烏龜跟著來》,再看內容,這才知道,總部的機關正是按照六軍團的行動路線走的,敵人又破譯了我們的電報,偵察到了總部的行動規律,所以就定期地沿著我們的宿營地點進行轟炸。這說明敵人是多麼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帶來不應有的損失,同時,我們也才知道,六軍團在受命於尋找紅二軍團並與之會師的同時,實際上還擔任了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向西突圍的先遣隊」。李達:《尋找賀龍同志——憶紅二、六軍團黔東會師前後》,《紅軍長征回憶史料》第1卷,第73~74頁。
  上述情況說明,紅七軍團的北上抗日和紅六軍團的西征,雖然都是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大轉移,並且實際上承擔了先遣隊的任務,但因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戰略意圖,所以,均被稱為「突圍轉移」或「突圍西征」。
  1934年9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準備出發進行戰略轉移,決定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前往湘鄂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為了準備紅軍主力的轉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於9月13日發佈了《改組各級軍事部的命令》。
  9月29日,《紅色中華》第239期發表了由張聞天署名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這篇文章所論述的內容,實際是當時紅一方面軍要突圍西征,準備離開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宣言書和動員令。
  10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軍事與政治命令》。
  10月9日,中央發佈《野戰軍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總政治部發佈《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000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實行戰略大轉移。
  戰略轉移的最初計劃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到湘鄂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因此,出發時稱之為「西征」。西征的部隊稱「野戰軍」,最高統帥部稱「野戰司令部」。
  12月12日,中央領導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於危機情況下的紅軍行軍路線和戰略問題時,做出了改變行軍路線轉兵貴州的決策。
  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解決了中央紅軍到黎平後的進軍方向,到什麼地方建立新根據地的戰略問題。19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左右縱隊繼續西進。
  1935年1月15日,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做了改變,決定繼續北上。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揮紅軍勝利地進行了四渡赤水戰役,渡過了金沙江,實現了遵義會議渡江北上的戰略決定。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召開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統一對遵義會議以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戰術的認識,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決定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5月22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發佈《中國工農紅軍佈告》,其中寫道:「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41頁。據考查,這是最早使用「長征」這個提法。此後,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長征」的提法。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爾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其中寫道:「一方面軍的一萬八千里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
  9月12日,中共中央為解決張國燾陰謀分裂紅軍所造成的危局,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其中這樣寫道: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同志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同志從對於全國目前革命形勢的緊張化,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估計不足,更從對於中央紅軍在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鬥爭中及突圍後的二萬餘裡的長征中所取得的勝利估計不足出發,而誇大敵人的力量……
  在此決定中,使用了紅軍「突圍後的二萬餘裡的長征」的提法。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達鋪關帝廟內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形勢和紅軍整編問題的報告。其中這樣說:
  經過兩萬多里的長征,久經戰鬥,不畏艱苦的紅軍指戰員是一定能夠以自己的英勇、頑強、靈活的戰略戰術、戰鬥經驗,來戰勝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難!9月27日,毛澤東率陝甘支隊到達甘肅定西地區通渭縣榜羅鎮。第二天,毛澤東在陝甘支隊連以上幹部會上,又提及「長征」這個詞。他說:
  我們已經過了兩個關口,臘子口和渭河,現在還有一個關口,就是在固原、平涼的一條封鎖線。這將是我們長征的最後一個關口。
  毛澤東這樣先後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和連以上幹部會議上提到「長征」這個詞,因而「長征」的稱謂,便在紅軍中廣泛使用起來。
  10月,過了岷山,紅軍長征即將取得勝利,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七律·長征》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今吳旗鎮)。在中央紅軍即將與陝北紅軍會合之際,10月29日,陝甘支隊發表了《告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其中寫道:
  我們經過了兩萬餘裡的長途遠征,經歷了11省的地區,粉碎了一切國民黨軍閥的堵擊追擊截擊,越過了無數的天險要隘高山大河,為的是要與親愛的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弟兄會合,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的大局面,替中國蘇維埃運動定下鞏固的基礎,迅速赤化全中國。《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7冊,第226頁。
  10月30日,中央紅軍所有非戰鬥單位前往陝北蘇區中心瓦窯堡,戰鬥部隊則向延安地區甘泉縣前進。11月5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南邊的象鼻子灣召開了全軍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時,對紅軍長征進行了高度評價。他說:
  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11個省,根據一軍團的統計,最多的走二萬五千里,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符其實的,前所未有的長征!
  ……
  同志們,長征我們勝利了,但是損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出發時有8萬人,現在大約只剩下1萬人了,人數雖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國革命的精華。據楊成武:《憶長征》,第254~256頁;《聶榮臻回憶錄》(上),第286~287頁。
  12月13日,毛澤東率軍到達瓦窯堡。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再次論述長征。他說: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個人的兩隻腳,長驅2萬餘裡,縱橫11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11個省內大約2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150頁。
  12毛澤東率領紅軍長征,其三大主力何時勝利會師
  紅軍在長征中,先後有五次會師。第一次是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第二次是9月15日紅軍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第三次是10月底紅一、三軍團在陝西甘泉地區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第四次是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主力在甘孜勝利會師;第五次是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結束了長征。
  紅軍三大主力是何時在會寧勝利大會師結束長征的?對此,有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紅一、紅四方面軍於「10月上旬,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胡依馬編:《我們的總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409頁。第二種說法是10月19日,戰士出版社於1983年8月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就是這樣記述的。《聶榮臻回憶錄》,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13頁。第三種說法是10月20日〔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四種說法為10月22日力平等著:《紅軍長征簡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68頁……這幾種說法,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
  1935年9月30日,紅四方面軍分五個縱隊,先後由甘肅的岷縣、漳縣等地出發,向通渭、莊浪、會寧前進。
  10月2日,由紅一方面軍組成的西征軍,即第一師,攻佔了會寧城,迎接四方面軍。
  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會寧的青江鋒、界石鋪,與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第一師勝利會師。
  10月9日,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城。
  10月10日,朱德、張國燾等抵會寧,受到紅一師師長陳賡及部隊的歡迎。
  10日這一天,紅二方面軍渡過渭水。毛澤東、周恩來電告他們,要迅速通過通渭以便在通渭與會寧界石鋪之間休息,做好經界石鋪再往北進的準備。這說明,紅二方面軍在這天尚未到達會寧城。
  而徐向前、陳昌浩在這天致電毛澤東,卻說:「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已勝利地實現了。」蔣建農、鄭廣謹著:《長征途中的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51頁。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記載,中革軍委收到徐向前等的報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於10月10日聯名向全體指戰員發出賀電,說:「正當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好了舉行對於中國的新的大規模的進攻,我有五千餘年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處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時候,我民族革命戰爭的先鋒隊,第一、第二、第四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境內會合了。」表示了對紅軍廣大指戰員的「熱烈的敬意和歡躍的賀忱」。《中央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
  然而,嚴格地講,三個方面軍在10月10日是沒有「大會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紅二方面軍渡過渭水到達通渭,途經界石鋪,就到會寧城了。從通渭到會寧,其距離是很近的。除此,紅四方面軍已於9日攻戰界石鋪。紅二方面軍如若從通渭抵達會寧,已無敵人堵截,可很快順利到達,所以便說已「大會合」。
  其實,紅二方面軍於11日進至通渭馬營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快到會寧城的時候,中央和軍委讓他們轉進至靜寧、隆德線以北地區休整,威脅胡宗南部側翼,滯其西進,準備爾後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北部的防禦任務。直到10月19日,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其總指揮部(由紅軍第二軍團兼任),才進抵會寧東北的將台堡和興隆鎮,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至此,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實現了大會師,宣告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對此賀龍撰寫的《回憶紅二方面軍》一文,作了詳細記述。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上述《紅軍長征簡史》一書記載,紅軍長征三大主力部隊是在10月22日大會師的,此說是不準確的。據紅旗出版社於1997年1月出版的《長征途中的毛澤東》一書記載,10月21日,軍委和總政治部向三個方面軍領導發出的電報稱:「三個方面軍已完全會合,為著政治上動員全軍執行新的偉大任務,為著使全軍完成團結於共產國際、黨中央與軍委的路線之下,為著使全軍從政治上、軍事上提高一步,中央與軍委決定從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節為中心進行7天教育,計劃全軍同時於11月7日舉行慶祝會合誓師抗日與慶祝蘇聯勝利大會,依照情況舉行大的或小的集會,宣讀中央致各軍賀電,全蘇區也同時舉行大會。」紅軍長征三大主力,如若是22日大會師的,軍委和總政治部於21日發出的電報,不可能提前一天稱「三個方面軍已完全會合」。

  紅軍勝利到達陝北途經十一個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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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榮臻回憶錄》記載,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到達象鼻子灣對部隊講話時說:
  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367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11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許多城鎮,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見《聶榮臻回憶錄》,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頁。
  紅軍長征途經11個省,過去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以及許多專家、學者都是這樣說的。國內外出版的許多著作,也都是這樣記載的。
  然而,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寫的《毛澤東軍事年譜》記
載,193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經致電紅四方面和紅二、六軍團領導人,告訴他們: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正在迅速發展,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已取得初步成就,「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氣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0頁。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奉黨中央命令,正式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轄第二、第六軍和原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改編而成的紅三十二軍,計13000餘人。
  據紅六軍政治部主任張子意的《長征日記》以及關向應、王恩茂等同志的日記及紅二方面軍文件整理而成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日記》記載:1936年7月6日,紅二方面軍從四川甘孜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北上向阿壩挺進。
  從甘孜出發時,原預計10天到阿壩,但沒有想到,從甘孜到阿壩,要經過漫長的、沒有道路、渺無人煙、空氣稀薄、氣候無常的水草地。除此,途中得不到給養補充。部隊到達四川與青海交界處的西傾寺時,完全斷了糧,幹部戰士只能以野菜、草根充飢。於是,便決定改變行軍計劃,北入青海,邊籌糧,邊前進。
  就這樣,從7月9日起,紅二方面軍分兩個梯隊,先後從四川色達縣自強溝進入青海省班瑪縣任玉地區,北進百餘里至尕昂溝和塔加裡折東向阿壩前進,部分部隊渡過多柯河直抵青海省久治縣白玉寺附近。
  紅二方面軍在青海省班瑪、久治兩縣境內活動一個月左右,在這期間曾與馬步芳部敵軍喇平福團發生數次小規模戰鬥。直到8月上旬,紅二方面軍兩個梯隊才先後離開青海省境,會合於四川的阿壩。
  青海省的班瑪、久治兩縣,現都屬於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管轄。1984年,原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向青海省黨史工作者下達關於紅軍長征經過青海果洛的專題研究任務。原青海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現稱青海省委黨史研究室)和中共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黨史工作者,根據原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要求,不僅走訪曾在紅二方面軍工作、戰鬥過的一些老同志,請他們回憶當年途經青海的情景,而且多次到班瑪、久治縣採訪。他們在班琶縣亞爾塘鄉,看到子木達溝南側的石崖上當年紅軍書寫的「北上響應全國抗日反蔣鬥爭」的巨幅標語,至今仍字跡清晰。在班前、亞爾塘鄉的吉艾山和扎洛山上,看到至今仍有紅軍當年修築的臨時哨所和簡易工事的遺跡。在久治縣,紅軍當年走過的山溝、小橋,被當地藏民稱為「紅軍溝」、「紅軍橋」,至今仍然沿用。
  由此可見,紅軍長征曾途經青海。舉世聞名的三大主力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跨越的區域,加上青海省,便是12個省區,而不是11個。

  軍委總政治部組建時毛澤東任何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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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為了加強我軍的政治工作,組建了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曾在該部兼任何職?
  河北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記載:「10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建立,任弼時為主任,毛澤東兼任副主任。」邢崇智等主編:《毛澤東研究事典》(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9頁。
  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軍事年譜》記載:「10月10日……軍委總政治部已建立,任弼時為主任,毛澤東兼代理副主任,即日開始辦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8頁。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建後,毛澤東在該部兼任副主任還是兼代理副主任?經查證,這兩種說法都是有誤的。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4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10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已成立,即日開始辦公,任弼時為主任(毛澤東代理),譚政為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9頁。
  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正確的說法應當是:1937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建後,毛澤東兼代理主任。
  151945年12月,毛澤東致東北局工作的指示後,才將其概括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嗎
  1991年5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導讀》一書,在引述毛澤東1945年12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北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指示時說,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把東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方面,「這個重要決策,後來被概括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這樣講,是值得商榷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8年10月出版的《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記載,1945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東北根據地方針的提出,從當時給東北局發出的文電來看,有一個過程。最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和闡述這一方針的,是劉少奇起草的給東北局的幾次電報。
  9月28日,劉少奇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東北局的電報中提出:「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
  11月20日,劉少奇根據驟變的局勢連發兩電,指示中共東北局:大城市讓出後,應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穩腳跟,準備和蔣軍鬥爭。你們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
  《劉少奇年譜》(上卷)記載,11月22日,劉少奇給周恩來的電文說:我們正復電彭真、林彪服從蘇聯紅軍的決定,「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劉少奇年譜》(上卷),第531頁。
  「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是策略上的重大轉變,中共東北局的同志難以轉過彎來,一般幹部戰士更想不通。11月26日,劉少奇在錦州失陷後,為了統一全黨思想,提高東北局同志的認識,又致電東北局,進一步闡述「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意義和原因。《劉少奇年譜》(上卷),第534頁。
  12月24日,劉少奇致電東北局彭真,特別強調:「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劉少奇年譜》(上卷),第546頁。
  而毛澤東,對東北發展策略非常關心。他帶病把近月來中共中央與東北局的來往電報仔細審閱,於12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東北局的指示,肯定了劉少奇關於「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思想,他寫道:「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在確定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和部署力量之後,又在我軍數量上已有廣大發展之後,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
  上述情況說明,「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劉少奇提出這一策略,比毛澤東給東北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早一個多月。基於這樣的情況,說毛澤東提出把東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後,才將這個重要決策概括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是不恰當的。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將《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一文第一版題解中所寫「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句話刪去,將第一版的題解改寫為「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個指示中,預見到東北斗爭的艱苦性,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發動群眾,逐步積累力量,準備在將來轉入反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0頁。


  國際交往篇

  赫爾利以什麼身份到延安會談的

  赫爾利(1883~1963),全名帕特裡克·傑伊·赫爾利,美國共和黨的反動政客。1944年11月,他曾到延安與毛澤東會談。這次會談,赫爾利是以什麼身份出現的?
  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迪克·威爾遜撰寫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記載,赫爾利於1944年11月到延安,是以美國駐華大使「全權代表」的身份與毛澤東會談的。
  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3年7月編譯出版的《歷史巨人毛澤東》在其註解中則說:
  當時,赫爾利是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駐華大使身份與毛會晤的。〔英〕迪克·威爾遜著:《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40頁。
  對此註解,有的專家、學者持不同的觀點,理由是:赫爾利於1944年10月繼高斯之後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他11月7日從重慶到延安與毛澤東等會晤,怎能說他是「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駐華大使身份」呢?
  此說似乎有道理,而實際上是有誤的。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編寫的《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一書記載,赫爾利於1942年任美國駐新西蘭公使。1943年,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先後到過蘇聯、中東和印度。1944年升為少將。同年8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處」國共關係。9月6日抵重慶。11月1日,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辭職。有的著作記載,高斯於1944年10月辭職,有誤。見《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華盛頓國務院,1949年版,第59頁。11月7日,赫爾利從重慶到延安。因為高斯辭職後,赫爾利還沒有任命為駐華大使,所以,他於11月8日上午在延安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舉行第一次會談時,首先說明:「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託,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見1944年11月8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與赫爾利談話記錄。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還記載,赫爾利接替高斯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是1944年11月30日見《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華盛頓國務院,1949年版,第59頁……他任駐華大使後,因積極推行扶蔣反共政策,遭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反對。1945年11月20日辭職回國。1963年7月病死。
  上述情況說明,1944年11月,赫爾利是作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而不是以駐華大使的身份到延安與毛澤東會談的。

  毛澤東會見密訪西柏坡的米高揚是在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大地曾出現一線和平的曙光。然而,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使國內的形勢出現緊張複雜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去蘇聯面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斯大林,以便就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與斯大林交換意見,因而向斯大林提出訪蘇的要求。
  斯大林對毛澤東提出的訪蘇要求,開始表示同意,後來提出種種理由一再推遲毛澤東訪蘇。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中稱:「我們依然堅持,望您暫時推遲莫斯科之行,因為目前時刻您身在中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立即向您派出一名負有責任的政治局委員到貴國,或赴哈爾濱或至另外一個地方,就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談判。」
  毛澤東答覆說,他決定暫時推遲訪蘇,同時歡迎蘇聯共產黨派一名政治局委員來中國,地點不在哈爾濱而在西柏坡。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西柏坡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面談。
  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米高揚,當時是黨中央的一件大事。那麼,米高揚是何時到西柏坡密訪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9月出版的《建國秘事》一書記載:
  1948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有誤。北平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
  同一天,斯大林派往中國的秘密特使米高揚乘坐的飛機,在河北省的石家莊機場徐徐降落。
  ……
  飛機安全著陸後,米高揚和他的隨行人員走下飛機,由前往迎接的翻譯師哲和當時的中央警衛處副處長汪東興陪同,乘吉普車一起於當天中午順利到達西柏坡。梅劍編著:《建國秘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4頁。
  此記載顯然有誤。毛澤東隨黨中央機關遷駐到西柏坡,其時間是1948年5月26日。1月31日,毛澤東尚未到西柏坡,怎能讓米高揚來這裡密訪呢?
  1993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東興日記》記載:
  1948年冬,斯大林派米高揚作特使訪問中國,專程到西柏坡來見毛主席。汪東興著:《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2頁。
  米高揚到中國密訪西柏坡時,汪東興是中央警衛處副處長,而且曾到石家莊機場接米高揚到西柏坡。他日記的記載,應該說是準確的。然而據查證,汪東興日記的記載,說米高揚於1948年冬密訪西柏坡也是有誤的。其根據是:
  1949年1月14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開會討論毛澤東訪蘇問題時,才做出繼續推遲毛澤東訪蘇並派米高揚來中國的決定。在未做出此決定前,米高揚不可能代表斯大林來中國。就是說,1948年冬,米高揚密訪西柏坡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米高揚是在1949年1月26日從莫斯科動身,先飛到旅順停留,再飛到石家莊。對此情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是這樣記述的:
  米高揚1月26日從莫斯科動身,一路飛到旅順口,再飛到石家莊。1月30日凌晨,他和兩位柯瓦廖夫,一位是來華幫助修復東北地區鐵路橋樑的蘇聯前交通部長此說有誤,應為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一位是中文翻譯,一同受到朱德和任弼時的歡迎。他們隨即乘坐解放軍繳獲的美式吉普車,趕了將近170公里的路,來到中共中央這時所在的河北阜平縣有誤。西柏坡在河北平山縣。河北省進行地區改市前,平山縣屬石家莊地區,阜平屬保定地區。平山縣在漢代時稱為「蒲吾」縣,唐代改為平山縣。1946年該縣一分為二,分為平山、建屏兩縣,1958年夏合併為平山縣。西柏坡曾屬建屏縣,但從未屬阜平縣。見王曉編:《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水力電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3頁。西柏坡。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70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86年12月編輯出版的《朱德年譜》有同樣的記載:1949年1月30日,朱德同任弼時抵達石家莊,迎接蘇共代表阿·伊·米高揚。隨即到西柏坡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同米高揚的會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22頁。
  上述記載,說米高揚於1月30日到西柏坡密訪,也是不準確的。米高揚到西柏坡時,師哲擔任翻譯工作,他回憶說:
  米高揚一行於31日午後1時許抵達西柏坡。毛主席在門口迎接了他們——米高揚和隨員伊萬·瓦西利斯·柯瓦廖夫,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兩人及其警衛員。伊萬·瓦西利斯·柯瓦廖夫是蘇聯鐵道部副部長,在我東北幫助鐵路恢復工作。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擔任米高揚的翻譯,我們稱他為小柯瓦廖夫。他們到達西柏坡後,毛主席在會客室接見了他們,並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幾位書記。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2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93年12月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年譜》,於1998年2月編輯出版的《周恩來傳》,有同樣的記載,即說米高揚於1月31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頁;《周恩來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頁。此說無疑是正確的。
  米高揚到西柏坡後,與毛澤東等會談多少次?對此,《毛澤東年譜》是這樣記載的: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受斯大林委託飛抵石家莊,隨即轉乘汽車至西柏坡中共中央駐地。當天,毛澤東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會見米高揚。其後,毛澤東與米高揚多次會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頁。
  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來傳》對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載:
  1月31日,斯大林派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前來。他的飛機在石家莊降落,然後乘吉普車來到西柏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同他會談了三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頁。
  這三次會談是在何時?鄭惠、林蘊輝、趙焱森主編的《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於1993年1月出版的《毛澤東與斯大林》,對此都是這樣記載的:
  1月31日,米高揚和隨行人員蘇駐華專家組組長柯瓦廖夫N、漢學家柯瓦廖夫E和一名警衛人員,共4人到達西柏坡後,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於2月1日、2日、3日與米高揚連續會談3次,師哲任翻譯。2月4日至6日,周恩來、任弼時又同米高揚進行個別交談,主要協商請蘇聯提供貸款和派專家來華幫助新中國建設問題。2月7日凌晨,米高揚在朱德、任弼時陪同下抵達石家莊,遊覽市容後登機回國。見鄭惠、林蘊輝、趙焱森主編:《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1~32頁;劉傑誠著:《毛澤東與斯大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25~531頁。

  毛澤東何時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美國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使中美兩國關係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進入7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美兩國領導人都認為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善兩國關係,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後,通過多種方式同中國方面進行接觸。1970年12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明確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尼克松發出邀請。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應邀對中國進行了訪問。毛澤東會見了他。
  毛澤東與尼克松是何時進行歷史性會見的?廣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記載:1972年2月27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45頁。
  此記載明顯有誤。1991年《黨的文獻》第3期,刊登了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撰寫的《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一文。此文記載:
  尼克松來華訪問的第4天,即2月25日。尼克松參觀故宮;26日,與周恩來一起乘坐中國的「伊爾-18」渦輪螺旋槳飛機到杭州;27日,到達上海,下榻於著名的錦江飯店。尼克松夫婦被安排在該店第15層,基辛格住14層,羅傑斯等住13層。而毛澤東在2月27日這一天仍在北京,怎能在上海與尼克松會見握手呢?
  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見,實際上是尼克松到北京的當天安排的。會見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專機飛往北京。在途中,基辛格向喬冠華提出,到北京後盡快安排單獨會見周恩來總理談活動問題。尼克松表示,他要同毛澤東談哲學問題。
  這天上午11點30分,尼克松乘坐的專機抵達北京。在客人剛吃完午飯不久,毛澤東突然決定,要立即會見尼克松。
  下午2時許,周恩來急忙親自找基辛格說,毛主席想很快見到尼克松總統,並問何人陪同去。基辛格回答,他去,讓洛德去做記錄。基辛格報告尼克松後,即去中南海。
  2時40分,毛澤東在他書房裡會見尼克松。中方參加會見的有周恩來、翻譯唐聞生、記錄王海容;美方在場的,有基辛格和記錄洛德。毛澤東這次會見尼克松,因是大病初癒,所以時間不長,到下午3時50分即結束。會見談話時間雖短,但意義重大,因而被載入史冊。外交部外交史編輯部編:《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載《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


  晚年篇

  毛澤東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嗎(1)

  彭真,在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重要職務。因此,從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以來,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儀式的,總是彭真。
  然而,時到1966年5月1日,這個「慣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門城樓上竟看不到彭真的身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寫道:
  5月,毛在杭州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充斥著他的支持者。會議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傾分子」的任務;任命了一個新的激進的負責開展「文化革命」運動的小組,其成員包括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會議花了12天的時間來說服彭真承認錯誤。〔英〕迪克·威爾遜著:《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38頁。
  彭真被「清洗」,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毛澤東於1966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嗎?不是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記載: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如何進一步開展批判的問題……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連同康生談了兩次話,同康生、江青、張春橋談了一次話,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說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4月12日,陳伯達起草好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領導人。14日,毛主席對《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話……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他在22日下午的講話中說:我不相信只是吳□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24日,會議通過了由毛主席反覆審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講了兩次話,對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
  根據毛主席的安排,從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同志的「問題」,並於5月16日通過了陳伯達起草、毛主席做了8次修改的《通知》(習慣上稱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這個《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2~1234頁。
  另外,據李雪峰撰寫的《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一文記載,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因為毛澤東仍在杭州,所以沒有參加會議,而由劉少奇主持,但會議的議題和準備工作以及日程安排,是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在會前,先召開了幾次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5月11日下午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二次會議,對《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體舉手通過。
  《五·一六通知》的內容,重點批判《二月提綱》,說它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3日,會議通過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審查。
  24日,又發了《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李雪峰:《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1~322頁。
  上述情況說明,對彭真做處理進行專案審查,不是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而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

  彭真因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獄嗎(1)

  1965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口號。會間,毛澤東當面詰問彭真:「吳□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吳□有些問題可以批判。」當時,彭真沒有認識到毛澤東這句話有很大份量。事後,彭真也未體味出這句話隱藏的含義,當然更沒有想到將來會對吳□進行大批判。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發表。彭真當時是北京市市長。他對事先不打招呼就發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的文章表示不滿,因此,指示北京的報刊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下令將姚的文章編成小冊子出版。北京市新華書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訂,但拒絕發行。
  時到11月29日,《北京日報》雖然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按照彭真的意見編發的按語,特別強調要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
  按照彭真的意見,《北京日報》還有意安排刊登了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以筆名「向陽生」的《從〈海瑞罷官〉談「道德繼承論」》,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撰寫的《評吳□同志的歷史觀》等文章,尖銳批評了姚文元無限上綱的錯誤做法。
  不僅如此,彭真還不同意毛澤東把吳□同彭德懷牽強附會地聯繫在一起進行批判,並為此與毛澤東發生了頂撞。
  上述彭真的表現,使毛澤東非常惱怒,嚴厲批評說:「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歷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30年。」見《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5月1日,北京舉辦慶祝國際勞動節活動時,彭真沒有公開露面,其情況怎樣呢?紅旗出版社於1987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一書記載:
  批判吳□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區的整個黨組織;據報道,北京市的市長彭真於1966年4月被捕入獄,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佈撤他的職。〔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93頁。
  彭真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獄的嗎?此說是有誤的。1966年,李雪峰曾參加中央的會議,並接替彭真的工作。他回憶說: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對著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裡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
  ……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李雪峰:《鮮為人知的「文革」發動內情》,《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3~324頁。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8月12日下午召開大會,通過了《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其中寫道:
  (一)十一中全會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的決定。
  (二)從已揭發的大量事實證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錯誤性質是極端嚴重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全會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撤銷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
  上述情況說明,1966年5月11日,彭真還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且坐在會場的第一排。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才做出決定撤銷他的職,被捕入獄怎能是4月呢?

  毛澤東寫了幾張「大字報」(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期間,他對中央派工作組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指導「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說派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他還不點名地批評了前一階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其中不點名地提出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他在大字報中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1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為了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寫了幾張這樣的「大字報」?把所寫的「大字報」貼在何處呢?對此,R特裡爾在其《毛澤東傳》中寫道:
  筆和槍是毛畢生所用的工具,加強防衛的部隊則被調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後,他又拿起了筆。
  他以《炮打司令部》為題寫了一張大字報。他寫道,據說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須攻破中央,他把大字報拿到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並把它掛在裡面的門上。
  毛的這一舉動引起很大反響。大字報像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範圍內大量出現。
  ……
  毛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它一半像詩,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摻雜著浪漫主義和挑戰的色彩。〔美〕R特裡爾著:《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0頁。
  上述《毛澤東傳》的記載,是有誤的。其實際情況,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是這樣記載的:
  這張大字報是毛澤東8月5日寫的,寫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書「1966年8月5日」,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作了謄清。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了標題,並把「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改為「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在「左」字的前後加上引號。在鉛印件上,毛澤東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寫得好啊」改為「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在50多天裡,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改為「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加「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加「壓制不同意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3頁。
  然而,據當年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證實,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內的確貼出了毛澤東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對此,《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一書在「目錄」的提示中寫道: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邊,貼出了毛澤東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紅紙黑字,令人震驚。警衛戰士們竊竊私語:這是誰呀,惹得毛主席生這麼大的氣?陳長江、趙桂榮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頁。
  是啊,在中南海貼出這張大字報是怎麼回事?對此,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解釋說: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約是8月8日或是還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裡的幾位工作人員在距游泳池不遠的大灶食堂外邊,貼出一張大字報。由於它靠近食堂、游泳池這些群眾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一時間便圍了許多人觀看。我回中隊吃完午飯回游泳池時正好路過這裡,也湊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張普通的紅紙上用黑墨寫的,那字跡也說不上工整,但每一個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標題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我看著,想著,覺得從字面上看雖然沒有不認識的,但從內容上說,卻很不理解。對所指的那些嚴重的情況一無所知,是哪些人打擊革命,顛倒是非,實行了白色恐怖呢?
  大字報接下去寫道:
  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澤東」,時間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這個署名,真使我吃驚不小,不由得暗暗說,這是誰呀,惹得毛主席生這麼大的氣?
  ……
  過了很久我才知道,這個所謂的大字報早已印發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全體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過是印發給出席大會的同志們的一個抄件而已。陳長江、趙桂榮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頁。
  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這段記述證實,當年在中南海院內貼出的毛澤東的大字報,不是毛澤東親筆所寫,更不是毛澤東所貼,只不過是別人的抄件而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於何時(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見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後,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一個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內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於何時?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記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早在60年代初便開始了,女青年侯雋、邢燕子等人為知識青年做出了榜樣。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18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於60年代初嗎?此說有悖於史實。
  1998年6月13日,《長沙晚報》轉載了《中國經濟時報》刊登的《千萬知青上山下鄉始末》一文。此文的「導語」中寫道:
  如果說中國只有一個人清楚上山下鄉運動始末,這個人就是顧洪章,有人這樣告訴記者。1954年,他就進入當時的內務部移民局,涉足處於萌芽狀態的上山下鄉問題。此後,他一直在國家主管上山下鄉的部門工作——不管這個部門叫什麼名字,即便在「文革」期間,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斷過,儘管那時候,紅衛兵甚至沒有放過他所在機構的檔案。
  直到1994年,他才離開解決上山下鄉遺留問題的相關部門,那一年,他68歲。
  幸運的是,幾經周折,我們找到了這位堪稱上山下鄉的「活檔案」的當事人,他說這是他首次向傳媒公開內情。見1998年6月13日《長沙晚報》。
  那麼,廣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於何時?顧洪章對記者說,他於1954年就到內務部移民局從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但轟轟烈烈開展上山下鄉運動是1955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升學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絕大多數是將來上山下鄉從事生產勞動。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的宣傳提綱》,同樣強調上山下鄉參加勞動。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轉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報告》,進一步倡導畢業生積極到農村參加勞動。
  1955年4月,毛澤東批轉了團中央《關於組織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和進行自學的報告》,推廣了四川省郫縣犀浦鄉劉家秀、楊映、曾淑玉等高小畢業後回鄉務農取得顯著成績的經驗。
  1955年8月,共青團中央根據黨中央提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在全國開荒3868萬畝的號召,發動廣大青年組建青年志願墾荒隊。當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親自抓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北京郊區的楊華、李秉衡、龐淑英(女)、李連成、張生5位青年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向共青團北京市委提交發起組織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申請。共青團北京市委對他們的要求熱情支持,並且積極組織發動,從800餘名報名者中挑選60人組成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8月30日,墾荒隊由北京出發,前往黑龍江省蘿北縣。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舉行了盛大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發表了題為《向困難進軍》的講話,並把一面寫有「北京市志願墾荒隊」的錦旗授給墾荒隊。繼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開進北大荒後,又有16個省市的青年志願墾荒隊開進邊疆、荒島、荒原。
  1955年9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為該書寫了序言和104篇按語。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9頁。在選編此書的過程中,毛澤東看到許多有關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勞動大顯身手的模範事跡材料,於是便從中選擇了兩篇編入書中。其中一份是《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青年突擊隊》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郟縣李莊《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毛澤東看了這篇經驗總結,欣然提筆寫道:
  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795頁。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40條」)。其中強調指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響應國家的號召,上山下鄉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1957年4月8日,由劉少奇主持撰寫的題為《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社論,明確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成都等城市,積極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到1957年底,據20個省(市)的統計,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已達79萬多人。
  上述情況說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是始於60年代初。其實,早在1954年5月黨中央就倡導知識青年到農村從事農業勞動;1955年8月,在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1年到1966年間只召開過一次中央委

  對毛澤東晚年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情況,世界知識出版社於1992年2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書寫道:
  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在1961年到1966年間只召開過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美〕羅斯·特裡爾著:《毛澤東的後半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07頁。
  果真如此嗎?不是的。翻閱1961年至1966年8月的《人民日報》,便可看到以下的記載:
  1961年1月14日~1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著重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貫徹《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號召全黨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3月14日~23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並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共講了6個問題。其「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同時也講到其他問題」。
  9月24日~27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
  1963年2月11日~2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注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毛澤東出席了會議並作了講話。
  1966年8月1日~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從1961年1月至1966年8月,毛澤東就先後主持召開了這麼多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怎能說只召開過一次呢?

  王洪文保衛了毛澤東清除了林彪死黨嗎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澤東針對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出現的新情況到南方巡視,以便幫助廣大幹部,特別是幫助黨、政、軍高級幹部提高對九屆二中全會鬥爭的認識,幫助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克服分裂黨的危險。
  而林彪及其死黨,為了搶班奪權,對毛澤東的南巡行動非常恐懼。於是,便極力尋找機會,趁毛澤東外出之際下毒手,以實現陰謀殺害毛澤東的計劃。
  在毛澤東南巡期間,王洪文對保衛毛澤東起了什麼作用?1998年《家庭》雜誌第12期發表的《王洪文胞弟談家事》一文其中這樣寫道: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視察,林彪殺害毛主席的陰謀敗露,王洪文保衛了毛主席,並協助南京軍區清除了林彪死黨;後來,毛主席把王洪文調到了中央……呂樹龍:《王洪文胞弟談家事》,1998年《家庭》雜誌第12期。
  在毛澤東南巡期間,王洪文起到了「保衛了毛主席,並協助南京軍區清除了林彪死黨」的作用嗎?追尋毛澤東的行蹤,看一看王洪文的表現,便可得出正確的結論。
  據當代中國出版社於1997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記載,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從北京出發,16日抵達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10天,於8月27日夜間到長沙。8月31日下午1點鐘左右離長沙,當天晚9點到南昌。晚10點多鐘,毛澤東同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談話。9月2日上午吃過午飯離南昌,於3日零點到杭州後,在筧橋專用線停放的列車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熊應堂(浙江省軍區司令員)、陳勵耘(空五軍政委)談了話。9月10日上午,毛澤東決定離杭州。這天下午15點35分,乘專列由杭州出發,18點10分抵達上海。
  特別應當說明,毛澤東在杭州期間,已經覺察和瞭解到林彪一夥陰謀活動的部分新的情況,所以匆忙離杭州去上海。
  毛澤東在杭州動身前,汪東興才給王洪文打電話告之毛澤東就要到上海,還叫王洪文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
  專列到達上海後,王洪文到車廂見毛澤東。毛澤東問他:怎麼沒見許世友來呀?王洪文回答說:已經給南京打了電話,說許世友下鄉了,正在設法同他聯繫。說罷,王洪文隨即下車,回住處繼續打電話找許世友。汪東興去部署、檢查警衛情況。
  9月11日上午10點鐘,許世友到上海後,毛澤東便和許世友、王洪文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到11點多鐘,毛澤東讓王洪文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汪東興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第一政委的王維國臉紅脖子粗地站在車門口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來,與毛澤東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毛澤東對王維國很冷淡,連話都沒有講。王維國就同許世友、王洪文一起走了。
  王洪文陪許世友等人吃飯時,接到機場保衛人員打去的電話,說毛澤東的專列在12點半鍾就開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訴了許世友。許世友急忙吃完飯,便乘飛機趕回南京迎接毛澤東。
  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在南京車站停了15分鐘,毛澤東沒有見南京的同志,只有汪東興下車見了許世友。此後,專列便急速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開去。9月12日13點10分,專列到達北京豐台車站,毛澤東結束了南巡之行。
  從上述毛澤東南巡的行蹤來看,毛澤東於8月15日乘專列從北京出發,到9月10日上午前,毛澤東曾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停留,並且同許多人談了話,而其中沒有王洪文。直到9月10日上午,毛澤東決定離杭州去上海,江東興才打電話通知王洪文。在此之前,根本談不上王洪文「保衛了毛主席,並協助南京軍區清除了林彪死黨」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記載,毛澤東於9月10日18點10分到上海後,王洪文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給南京軍區打電話,通知許世友速來上海;二是向毛澤東匯報對廬山會議有關問題的認識;三是許世友於11日上午10點到毛澤東處,毛澤東與許世友、王洪文談了一個多小時後,讓王洪文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
  除此,王洪文還有不利於毛澤東安全的表現:一是提出請汪東興不要住在毛澤東的專列上,而搬到車下住;還提出讓汪東興到錦江飯店去吃飯。汪東興考慮專列的安全拒絕了。二是把王維國拉上專列,與毛澤東相見。王維國是林彪的死黨,在毛澤東到上海的前一天,即9月9日下午,曾與於新野一起察看地形,策劃在上海謀害毛澤東。三是王洪文請許世友在錦江飯店吃飯時,當車站的警衛人員向他報告毛澤東的專列走了的情況,王洪文將這個情況小聲告訴了許世友,當時王維國在場。由此可見,王洪文對毛澤東的安全考慮甚少,沒有很好起到保衛毛澤東安全的作用。
  實際上,毛澤東南巡期間的安全保衛工作,完全由汪東興負責,並帶有中央警衛團幹部隊100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保衛人員。專列到上海後,汪東興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安排到外圍去了,在毛澤東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警衛人員,以防不測。在離毛澤東專列150米遠的地方,有上海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為了保衛專列的安全,汪東興特別派了哨兵守衛。這些情況說明,毛澤東南巡能安全離開上海,絕不是王洪文的功勞,怎能說毛澤東南巡時他起了保衛作用呢?
  關於王洪文在毛澤東南巡期間協助南京軍區清除林彪死黨的問題,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清除林彪死黨,是在9月13日凌晨發生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乘機叛逃事件後進行的。在毛澤東南巡期間,黨中央還沒有做出清除林彪的決定。所以,根本談不上王洪文在毛澤東南巡期間協助南京軍區清除林彪死黨。9月11日中午,王洪文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錦江飯店請許世友吃飯,同時請了王維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如若說王洪文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協助南京軍區清除林彪的死黨,無疑是毛澤東結束南巡迴到北京,發生「九·一三」事件之後的事。對王洪文協助南京軍區清除林彪死黨的情況,當年參與審理林彪死黨案件的空軍前保衛部部長高德明在《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一文中,是這樣說的:
  幾乎在9月13日至9月18日之間,在京所有參與計劃實施「571工程」的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江騰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胡萍,空司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空司辦公室二處處長朱鐵錚,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空司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司軍務部裝備處處長鄭興和,空司辦公室秘書程洪珍等分別被中央專案組隔離審查。
  隨著事態的逐日明朗,周恩來總理把當時主持清查工作的人逐漸擴大範圍,並向各地林彪的黨羽動手。
  這是一個深夜,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接到周總理的電話後,急令副司令員肖永銀趕赴上海,在上海錦江飯店以開會、看文件的名義,分別設下現場。很快,在王洪文的配合下,於9月20日羈押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
  9月25日,繼南京方面羈押了南京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之後,9月30日,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被收審……鹿音、赤男:《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中華兒女》1999年第11期,第71頁。

  毛澤東在上海遭到戰鬥機的掃嗎

  1971年,隨著批陳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使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篡黨奪權的陰謀逐漸暴露出來。但是,他們究竟要幹什麼,毛澤東不是很清楚。俗話說:欲知天下事,走遍天下路。毛澤東為了瞭解情況,幫助黨、政、軍高級幹部提高對廬山九屆二中全會鬥爭的認識,幫助犯錯誤的人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克服分裂黨的危險,於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到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巡視。
  對毛澤東在上海期間的情況,《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書寫道:
  1971年秋,毛澤東在上海下榻的宅邸遭到了戰鬥機的「掃射」。〔美〕羅斯·特裡爾著:《毛澤東的後半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75頁。
  此記載有兩個明顯的錯誤。據《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的記載,第一,毛澤東這次南巡,是在9月10日15點35分乘坐專列由杭州出發,於當天18點10分到達上海。第二天,即11日13點12分離上海去南京。在上海期間,毛澤東沒到賓館下榻,一直在專列上;第二,毛澤東的專列停在上海郊外虹橋機場專用線上。9月11日上午11點多鐘,毛澤東在專列上同許世友、王洪文談完話,汪東興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雖然看到林彪的死黨、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第一政委的王維國臉紅脖子粗地站在車門口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與毛澤東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在毛澤東到達上海前,林彪反革命集團也曾密謀策劃在上海採用綁架、高炮平射、飛機轟炸等多種手段謀害毛澤東,但都沒有得逞。就是說,1971年秋,毛澤東在上海下榻處,根本就沒有發生「遭到戰鬥機掃射」的嚴重事件。

  毛澤東的專列上放了炸彈嗎

  1971年9月11日13點12分,毛澤東結束南巡離上海返京。對他返京的情況,《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書這樣寫道:
  毛澤東南巡迴京準備與林彪進行最後攤牌的路上,有人在他的火車裡放了炸彈(密謀者精神失常了);毛澤東的隨從得知了炸彈一事;毛澤東下了火車,改乘小汽車返京。〔美〕羅斯·特裡爾著:《毛澤東的後半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75頁。
  此記述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純屬誤傳。
  據汪東興撰寫的《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裡》一文記載,毛澤東這次南巡時,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雖然不完全清楚,但深有感覺,所以警衛工作非同一般。隨同南巡的中央警衛團幹部隊就有100人,前衛、後衛車都安排有部隊警衛人員。專列一到上海,汪東興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在毛澤東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警衛如此森嚴,林彪反革命集團怎能派人在毛澤東的專列上放炸彈進行謀害呢?
  毛澤東的專列,於9月11日13點12分發車離上海;18點35分抵達南京站,停車15分鐘;21點45分到安徽蚌埠車站,停車5分鐘。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鐘;2點45分到山東兗州,沒有停車;5點到濟南,停車50分鐘;7點40分到德州,停車20分鐘;11點15分到天津西站,停車15分鐘;12日中午13點10分,到北京豐台車站。
  在北京豐台車站停車期間,毛澤東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和汪東興談話,一直講到下午3點多鐘才結束。
  15點36分,專列由豐台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然後坐汽車回中南海。《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裡》,載《中共黨史資料》第49輯。
  上述情況說明,毛澤東結束南巡從上海回北京,根本就不存在在他歸途的專列上放炸彈的問題。毛澤東在途中也不是下了火車改乘小汽車返京的。

  周恩來生命垂危時毛澤東到醫院探望嗎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與世長辭,終年78歲。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沒有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做最後告別悼念。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毛澤東也沒有參加。
  那麼,在周恩來生命垂危時,毛澤東是否曾到醫院看望呢?世界知識出版社於1992年2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書對此是這樣記載的:
  或許毛澤東只是不讓許多人看見。在總理的最後幾個小時中,他曾悄悄來到醫院,坐在周恩來的病榻旁。可能是由於某種令人痛楚的孤獨,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後前來同這位忠貞不渝的同事談話。〔美〕羅斯·特裡爾著:《毛澤東的後半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頁。
  據多方面查證,此記載有誤,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來傳》記載,1975年,進入9月以後,周恩來的病情急劇惡化,癌細胞繼續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醫院第四次做手術。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後,他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1976年1月5日凌晨,醫務人員為生命垂危的周恩來做最後一次手術。在做這次手術時,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國務院負責人接到周恩來病危通知,陸續到醫院探望,但其中沒有毛澤東。
  毛澤東為什麼不到醫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來呢?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在《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一書中寫道:
  自從周恩來進行了幾次手術,病情一直在惡化。毛主席對他的健康非常掛念,他自己不能親自前往探視,便派張耀祠前去醫院值班,瞭解那裡的情況,隨時向他報告。因而,一個時期以來,張耀祠往305醫院跑得較多,瞭解的情況也就多。
  毛主席從治療報告中知道周恩來的病情十分嚴重後,曾指示治療組認真會診,及時救治。儘管毛主席對周的健康十分掛念,可是,當時的他,也是自顧不暇。這時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連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著,他說話很困難,吃飯要人喂,嚴重時要用鼻飼。所謂鼻飼,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從鼻孔插進去直達食道,用橡皮管子往裡進灌流食,當然只能是很稀的液體了。陳長江、趙桂榮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頁。
  毛澤東的病情是這樣的嚴重,不可能到醫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來。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病情繼續惡化後,氣息已變得非常微弱,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第二天上午9時,便與世長辭。10日、11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葉劍英、鄧小平、宋慶齡等以及首都各界群眾1萬多人,前往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15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因為病情嚴重沒有參加。
  總之,周恩來在住院期間,包括生命垂危之際,毛澤東未曾到醫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醫院探望周恩來,新聞媒體不可能不報道,有關的著作不可能不載入史冊。而國內的報道和有關的著作,均無此記載,說明沒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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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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