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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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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我沒有想到這本書會成為一部備受推崇的經典:許多講求實際的政治家將其奉為聖經,拿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首席執行官們愛不釋手,將它放進自己的公文包裡隨身攜帶;事業剛剛起步的年輕人一遍又一遍地翻讀這本書,似乎裡面有掘取寶藏的路線圖。
  —— 克裡思·馬修斯
  下列人士請不要看這本書:那些只相信厚黑學不在乎道德的人,那些空談道德不注重操作技巧的人。 
  ——譯者

  克裡斯·馬修曾任美國前總統卡特的演講撰稿人、眾議院議長奧尼爾的首席助手和發言人,本書的問世使他被譽為當代的馬基雅弗利。這裡連載的是前五章。

  請注意,這不是一本公民學或市政學之類的教材。它呈現給世人的不是種種純潔無暇的程序與制度,而是並非天使的不完美的人類。它不是要對這個國家或者其他任何國家的領袖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做人做事進行空虛刻板的說教,而是站在一個熟知內幕者的角度向我們揭示領袖們有時過於離經叛道或令人咋舌的行為。相應地,它所圍繞的主題並非歷史浩浩蕩蕩的行進歷程,而是無時不刻不存在的對權力、地位和榮譽的追逐,以及為了在華盛頓獲得一席之地而進行的你死我活的爭鬥。

  首先讓我解釋一下本書的標題:硬球或者說硬式棒球遊戲,在這裡指的是角逐激烈的政治遊戲,一種徹頭徹尾的馬基雅弗利式搏擊。它體現的獲取和保持權力所需要奉行的法則,適用於任何行業或領域,但在公共事務領域得到了最為公開的、肆無忌憚的運用。

  當我最初在眼前寫下上面這段話時,我沒有想到這本書會成為一部備受推崇的經典:許多講求實際的政治家將其奉為聖經,拿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首席執行官們愛不釋手,將它放進自己的公文包裡隨身攜帶;事業剛剛起步的年輕人一遍又一遍地翻讀這本書,似乎裡面有掘取寶藏的路線圖;政治學教授鄭重其事地向學生推薦,將其列為必讀書目;「硬球」這個術語本身也是廣泛流傳,成為美國人家喻戶曉的一大用語。

  親愛的讀者,對於你來說,你現在尤其關心的是,這裡所講的政治遊戲的基本法則,是如何一直被證實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的。書中所講的那些政治智慧,無論是我取自約翰·F·肯尼迪、裡查德·尼克松和林登·約翰遜高人一等的競技記錄,還是來自我對唐納德·裡根及與他難分伯仲的蒂普·奧尼爾的親眼目睹,到今天都越發耀眼奪目、顯而易見了。比爾·克林頓不止一次地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旋轉角色的生動示範。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向我們展示了向前推進而不是與對手扯平的巨大好處。而那些像紐特·金裡奇那樣不怎麼幸運的政治領袖則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懂得了說話是為了更好地沉默的道理。

  當我在1988年寫作這本書時,我的另一個目的是娛樂。對於那些整日生活在無形的刀光劍影中的政治家來說,政治生涯絕對是一種豐富多彩的人生體驗。在後面的章節中,你將會將會欣賞到真實坦率的描述,看到一些權高位尊的風雲人物是如何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的。你會碰到一些似乎是不可思議的成功故事,裡面的主人公學會了遊戲法規,並在實踐中游刃有餘地加以運用,最終取得勝利,在成功的階梯上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

  那些觀看我的電視節目和閱讀我的新聞專欄的人都知道我對這一激動人心的遊戲的偏愛與迷戀。喬治·F·威爾就認為我身上的「一半是哈克·費恩的冒險精神,另一半是馬基雅弗利的冷靜務實。」的確,我從自己切身的冒險經歷中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正如我作為一個觀察者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都會同意,你只會對那些你親自發現的東西確信無疑。

  對於我而言,這一漫長而刺激的旅程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了,當時我還只是華盛頓的一個初來乍到者,自以為對政治有著相當的精通。自從上高中開始,我就對選舉遊戲情有獨鍾、樂此不疲了,我是一個真正的有政治癮的人。早在那時,我就是某些候選人的鐵桿支持者和另外一些人的堅決反對者,會為自己心儀的候選人的勝利而歡呼,為他們在大選之夜的失利而黯然神傷。當我20歲出頭參加維和部隊時,我在異國他鄉依舊保持了這一迷戀和愛好。憑借手頭姍姍來遲的《紐約時報》的「本周評論」和為數寥寥的其他幾本雜誌,我會饒有興趣地預測國會年度選舉的結果-----儘管當最終的結果到達我所在的史瓦濟蘭(譯者註:非洲東南部的王國)的一個小鎮時,通常已經是在美國人參加他們的投票之後好幾天了。所以,我自認為在躋身政治舞台之前是經過了充分的準備的。曾經有許多年的時間,我滿懷敬畏、全神貫注地關注著精彩紛呈、口若懸河的政治辯論,關注著上場者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個性品質以及整個美國變幻莫測、眼花繚亂的政治舞台。

  但是,就政治上的硬式棒球策略而言,我只能說我到華盛頓時還是一個生手。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撲溯迷離的世界,就人類學的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的奇特景觀絲毫不遜於我剛剛離開的那片南非土地壯麗的異國風情。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有一次曾說那些「腰纏萬貫、金玉滿堂的人」是與你我這樣的普通人不同的。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那些在政界叱吒風雲、功成名就的人也是這樣。

  在華盛頓那些富麗堂皇的緊閉的大門後面,隱藏著的不僅僅是別有洞天的權力天地,還有一套獨特的語言,我自己現在也學會了說這種語言。那是一個充斥著年深月久的堅固聯盟、冷酷無情的報復和精明狡詐的討價還價的世界,但同時也是展示諸如角色旋轉和形象定位等等出神入化、精妙絕倫的政治策略的場所。

  無論是沿用已久還是新近獨創,那些久經風霜、孜孜以求的政治老手的策略和手段,足以讓大多數人耳目一新甚至目瞪口呆。事實上,從外行人的眼光來看,這本書中所涉及的技巧很少能夠在嚴格意義上被歸納為「正當手段」。

  在後面的章節中,你將會看到豪氣萬丈的雄心、殘酷的勾心鬥角和詭計多端的布圈設套。如果你覺得我的語調諷刺辛辣,如果某一些畫面和情境在你看來過於荒誕不經,那你就準確地抓住了我想表達的態度了:在這個所謂的核能時代,政治是唯一供成人玩的遊戲。

  「政治使得素不相識者成為親密無比的戰友,」19世紀的幽默作家查爾斯·達德利·沃納這樣寫道。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只不過是以後層出不窮的政治怪誕劇的序幕而已。我從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資料中發現,我們對於政治家所懷有的感想-----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距離真實的狀況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即便是那些最為憤世嫉俗的挑剔的挖苦者來說,他們對於真正的政客所玩弄的兩面三刀的把戲和天衣無縫的欺詐恐嚇,也沒有足夠的認識:

  假定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利己主義者,你對涉及自己利益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聞不問,概不關心。突然有一天,你的心頭充溢了不常有的喜悅,因為有個人對你的一切表示慇勤的關注,對你噓寒問暖,關懷備至,在你自己動手之前他就已經為你的目標出謀劃策了。假定你被他的曲意逢迎迷昏了頭,而他借此提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宏偉規劃。他的真實意圖,正如馬基雅弗利在5百年前教給他的,是利用你為他自己辦事。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上了圈套的你發現,你為他做得越多,你就變得越是忠心耿耿,你就越是死心塌地地為他鞍前馬後地操勞賣命。

  假定你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復仇的慾望在你的心頭熊熊燃燒,你遇到了一個不動聲色的厲害角色,這個人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本事,能夠把有著血海深仇的死敵轉化成和自己站在同一條戰線的盟友。假定有一場爭論發生,你被對手輕易的妥協和讓步所蒙蔽;是的,你在大的「原則」上似乎的確佔了優勢,然而,在較小的、更具體的地方對方卻真正得到了好處。

  假定你是一個患有自我膨脹症的自我陶醉者,生來就錦衣玉食、養尊處優,你碰到了一個繼承了另一類財富的人:一個有著結交那些他需要結交的人的內在動力和本事的人。假定你是一個孤芳自賞的自戀狂,你碰到了這樣一個人,他不僅將自己的缺陷弱點暴露得一覽無餘,而且能夠極其巧妙地施展和利用它們。

  正是這些古怪的甚至是突兀離奇的行為使得真正的政治動物區別於一般的芸芸大眾,並且賦予了他們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決定性的權力。

  曾經有多少次,你聽到自己的同事抱怨因為「勾心鬥角的辦公室政治」而未能獲得陞遷?又有多少次,你聽到某人哀歎因為「無法處理好既得利益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而白白地失去大好機會?還有,那些不時縈繞在公司走廊和所有職業領域的「卑鄙手段」和「詐騙勒索」,你又聽到了多少?但是,我們同樣也看到了,在一些人步履維艱地蹣跚移步的同時,也有另外一些人成功地披荊斬棘,一日千里。事情的真相就在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政治謀劃和運作。

  整整28年的時間,我都在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遊戲環境裡工作。作為美國參議院的一名助手、總統演講稿撰寫人以及眾議院議長的首席助理,我見過太多性格各異、形形色色的人,例如,羅納德·裡根和托馬斯·蒂普·奧尼爾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玩起政治遊戲來興致勃勃,並且都取得了勝利。除了和眾多的政界要人的親密關係之外,我在這些年裡還獲得了一些更為寶貴的東西,那就是,我懂得了成功是很少取決於外貌、財富或者個人魅力這樣一些因素的。當然,活力是一個不可低估的因素。所有偉大的政治家都擁有充沛的精神和活力。但是,真正激發人活力的是不斷學習的意願和為了登峰造極而不惜做任何事情的決心。他們在跋涉的旅程上獲得的榮耀越多,他們就越是意氣昂揚,積極樂觀。約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是競選總統的死敵,但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懷有同一種熱愛:對競爭本身的熱愛。

  跟所有的前人一樣,我對美國政壇上層出不窮的傳奇心醉神迷:林登·B·約翰遜,富蘭克林·D·羅斯福,亞伯拉罕·林肯。我對這些偉大的政治家的傳奇故事耳熟能詳:他們是如何學會建立和鞏固聯盟的,又是如何討價還價的,還有,他們是如何巧妙地出奇制勝和抬高自己的聲望的。

  是的,在權力遊戲中的確存在著有跡可尋的法則,它們是政治領袖們代代相傳的政治智慧中的一部分。這些不成文的法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得到積累,就像國會山議員衣帽間(休息室)裡的雪茄煙灰一樣越積越厚。發生在瞬息萬變的政治舞台上的每一幕後面都隱藏著它們,它們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諳熟和遵循它們的人大獲全勝,而對其懵懂無知或加以違背的人則頭破血流。一位「作派老套」、在政壇如魚得水了幾十年的人,曾對我談到過其中的奧秘:「你只需要向人展示……」接著他便滔滔不絕、發自肺腑地講起了政治遊戲的法則,那些法則總結了許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滾打的成功經驗。

  有一天,我站在民主黨議員衣帽間裡,那個狹小的房間位於一個僻靜的所在,遠離國會山的會議廳。房間裡有一個小小的快餐館和一長溜的電話亭,還有兩排陳舊的皮革沙發,沙發上放了小墊子,以便議員可以在午間打個盹兒。當時正是午餐時間,空氣中瀰漫著冒著蒸氣的熱狗的香味。一小群國會議員一反會場上溫文爾雅、慢條斯理的舉止,在不銹鋼的餐桌旁一溜排開,急不可耐地大嚼口中的熱狗和三明治。跟往常一樣,談話圍繞的主題都是政治。我悄悄地向旁邊的一個人透露了一個秘密,那就是我正在著手寫一本關於政治遊戲法則的書,並且,書中的內容包括了我在所有諸如此類的非正式場合中無意間聽到的各種花招。他直直地看著我,額頭上顯出了一道痛苦的皺紋,一臉肅然地對我說道,「你為什麼想把這些公諸於眾呢?」

  我的回答是,這些交易秘密不僅僅對雄心勃勃的政客們有價值。在政治家所運用的遊戲法則中,有著人類社會的持久真理。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原本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但卻終其一生都在犯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錯誤。他們對於自己是如此眷戀、入迷,以至於徹底忽視了他們特別想對之發生影響的人們。他們不是廣納同盟,而是局限於一個人的單打獨鬥和孤軍奮戰。他們不是正面對抗或者迂迴截擊自己的對手,而是消極地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在進行重大的討價還價時,他們對細枝末節斤斤計較,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他們因為自身的缺陷弱點而畏首畏尾、束手無策,全然忘記了可以變不利為有利,從而扭敗為勝。

  一些人或許會說這些傾向都只不過是人之常情,是人性中固有的方面。但是,這些被說成為人類天性的傾向——例如,在需要向別人提出要求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在面對挑戰和反對時忐忑不安、一味逃避——其實是畏縮、退讓的本能體現而不是領導才能的標誌,說到底只不過是內心恐懼的反映。正是因為遵循這些所謂的天性,我們才自己給自己設置了陷阱。我們不斷告誡自己不要出格,要低下我們的頭:舊時代奴隸制的典型寫照。

  這本書的前提假定是一目瞭然的:為了在生活中不斷前進,你可以從那些成功者身上學習許多東西。如果有朝一日你登上空軍一號,你就會發現那個世界和你自己的世界之間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存在著天塹鴻溝。人們一邊千方百計地向上鑽營,謀求地位,一邊用警惕的雙眼東張西望,互相提防。如果你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度過一段時間,你會發現它和其他的辦公室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正如國會和其他任何巨型的複雜組織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一樣。這裡有朋友和敵人,有交易、妥協、針鋒相對的鬥爭和不厭其煩的討價還價。這裡還有角鬥士,他們的生存是建立在打敗一個又一個的對手的基礎之上的。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法則,你不僅能夠在這個日常生活充滿了政治權謀的世界贏得一席之地,而且能夠如魚得水,興旺發達。

  在如何運用政治策略辦成事情這一點上,是不存在任何黨派差別的。正如鼎鼎有名的紐約市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過去經常所說的,「沒有專門的共和黨人清理垃圾的方式。」我們在這裡探討的並不是政治哲學,而是政治手段,不是為什麼,而是怎麼辦。

  當1973年末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面臨著迫在眉睫的彈劾危險時,他仔細地審視了國會的形勢。他悲哀地意識到,眾議院被掌控在一個多數黨(民主黨)領袖手中,尼克松終於發現那個人是一個強有力的對手。「當我看到蒂普·奧尼爾咄咄逼人的攻勢時,我知道我陷入了麻煩,」大勢已去的總統在其政治生涯覆滅之前這樣哀歎,「那個人一向喜歡玩硬式棒球。他從來不知道女人玩的軟式棒球。」

  《硬球》這本書並不是供讀者釘在牆上欣賞的政治人物肖像集。你將在書中發現一些熟諳此道的大師,立即被他們所深深吸引,例如,亞伯拉罕·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羅納德·裡根。你會輕而易舉地弄清楚,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傑克·肯尼迪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唯一的障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然而,在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即便連這個劣勢也轉變成了他的優勢。當然,要參透理查德·尼克松或者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成功之謎,要更為困難一些,前者在美國政治舞台中心足足活躍了30年,後者儘管貌不驚人,沒有任何明顯的公眾魅力,但卻有效地統治了美國參議院8年。僅僅用好運氣來解釋後者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它不足以抵消諸如笨拙拘謹的舉止、滑稽古怪的外表、反覆無常的性情等負面因素;簡而言之,他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對政治謀略和技巧的由衷激情高超把握。

  比爾·克林頓是又一個引人入勝的例子。仔細觀察一下他入主白宮的道路,並不難發現他那爐火純青的遊戲技巧。他無論在任何時候跌倒,都能很快地站起來。當他在198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發表了那篇糟糕透頂、拖沓冗長的演說之後,他很快在「今夜演播」中用自己談笑風生的表演化解了形勢。他展現給人們的是一個超越於自己困境的大人物形象。

  1992年,克林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淋漓盡致運用角色旋轉策略的高手。他給自己冠以「捲土重來的孩子」的稱號,從而一舉扭敗為贏,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總統預選中大獲全勝。1994年,他正確地將自己定位為美國政壇中的第三方力量,既不偏向那些國會山中頑固不化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者,也不倒向保守的、在國會選舉中擊敗了他們的共和黨人,從而繼續穩居總統寶座。

  在這一新修訂版中你將會看到,我所講的政治硬球法則會一如既往地支配各個領域的政治活動。只要你小心謹慎地遵循這些法則,你就會獲得豐厚的回報。而如果你違背了它們,你必將付出一個職業政治家所會付出的慘重代價。

  對於那些職業政治家來說,政治硬球的遊戲法則就如同卡西諾賭場一樣牢牢吸引著他們,散發著無窮魅力,即便是對於這些法則有著諸多指責和非議的旁觀者,也同樣如此。或許其中的魅力源自於明明白白的收益和進帳,源自於夢想成真的喜悅和激動,源自於一朝雪恥的揚眉吐氣和舒暢快意。

  我曾經多次親歷在勝利的大選之夜那種喜極而泣的激動和興高采烈。但我同樣也記得在1980年11月2日的那個早晨,籠罩在吉米·卡特總統飛往佐治亞州普來恩斯的那架直升機上憂鬱淒涼的氣氛,那真是一片愁雲慘霧:坐在飛機裡的人簡直就像是在一隻笨拙遲緩、奄奄一息的巨鳥體內。

  在這個不成則敗、不進則退的世界上,的確存在著一種磁性引力。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站在金壁輝煌的賓館的大廳後面,注視著滿廳的公司執行官們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某個政治家發表談話。當到了自由提問的時間時,那些人會認認真真地詢問即將出籠的立法或者下一輪總統競選之類的事。但是真正在他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他們所感受到的東西:權力。在這個成功的傢伙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他是如何到達他現在的這個地位的?

  這些真是不錯的問題。我的這本書中充滿了令你驚奇的答案。   


第一部分 關鍵不在認識誰,而在想認識誰

  他們不懂得一對一的單獨會面最有可能獲得對方的支持,他們以為那種情形下都是「強姦」而不是誘導,因而,他們錯過了為採取最後行動而鋪平道路的良機。

  ——林登·約翰遜

  對於一個6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你可以料到他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博比·貝克這種人了。博比·貝克是約翰遜總統的親密朋友和助手,他十足地代表了華盛頓政壇最骯髒、陰暗的一面。如果有那部字典要給「腐敗」這一詞條配一幅插圖作為說明,貝克的照片就是最佳的選擇。他利用自己精心編織的種種友情關係和身為參議院秘書的地位與內幕知情人角色,紛紛成為一家又一家停車旅館、機械銷售公司、房地產開發公司和保險公司的秘密股東。然而,1968年秋天,他的如意算盤破產,前程灰飛煙滅,這位精明、狡黠的國會山助手被以逃稅、侵吞和共犯等多項罪名投進了監獄。

  貝克是一個愛講排場的人,他在出遊時總是選擇最豪華的方式。就在他自由自在的日子臨近結束之際,他還為自己在豪華游輪「美利堅號」上訂了艙位進行了一次環大西洋旅行。他一上船就和他那幫亂七八糟的朋友以及一些不明不白的女人,佔住了游輪的酒吧,在那裡尋歡作樂。他在船上輕鬆自如地扮演的角色,也和他為自己在參議院的那些庇護人扮演的角色一樣——娛樂活動的總指揮。

  然而,不管怎樣說,貝克卻首先是一個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的傢伙,他那帶著譏諷神態的眼光,能看清事情是如何運轉的,他知道,無論是在陸地上還是在大海中,寶藏到底埋在什麼地方。

  不過,以這方面的能力而論,他並不是那艘船上僅有的一位天才。在那艘船上的旅客名單中,還有一批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是來自羅得島的一批年輕學子,去牛津開始他們第一個學期的學業。他們早就聽說過貝克聲名狼藉,所以都不願意接近他。但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如果說在他的同學眼裡,貝克是已經逝去的腐朽政治時代的一個活標本的話,克林頓也看到了這點,但他還看到了更多的東西。克林頓,這位當年曾以在玫瑰園和肯尼迪總統握過手為榮的孩童,現在已經長大並開始在政壇經營了。他不顧與他同船的那些未來同學的輕蔑和不滿,把大量時間用在了貝克一夥人身上。他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既然這位政治冒險家可以把另一位出身貧寒但卻雄心勃勃的南方青年(指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指林登·約翰遜,民主黨人)推上政壇的頂峰,那麼照樣也可以給他指點迷津。

  這位南方青年登上權力頂峰的故事,不僅僅對於瞭解華盛頓、而且對瞭解整個世界是怎麼運轉的,都是富於啟發意義的。

  1971年我剛到華盛頓的時候,國會山還是城裡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國會山警察分局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又髒又舊的地圖,上面標有很多小「×」標記,標出了所有曾發生過謀殺案的街角、人行道和小巷子。

  以前,一個人的生命在國會山是如此危機四伏,所以,聯邦車站附近竟然有一家路邊飯店為當地警察提供特價自助餐,不管他們吃什麼都只要一美元。那個飯店叫道奇飯店,它的管理人員喜歡讓人看到收銀機旁邊都是穿著藍制服的警察,這樣他們就不用擔心頻頻發生的搶劫了。

  但到1971年春天的時候,道奇飯店早已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了。這個為公共汽車提供便宜的停靠場所、高年級學生想風流一夜也可以掏得起腰包的地方已不復存在了。它變成了旅行手冊上一個標示方位的星點。

  但後來我逐漸意識到,道奇飯店不止是某個地理位置的標記,它也是一種歷史的標記。50多年前一個冬天這裡發生的一段故事,可以成為任何政治教育的第一課。

  在1931年大蕭條的那些日子,道奇飯店就已成了一個供人住宿的旅店,裡面住著幾名聯邦參議員,並且至少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當然,也還有一些不及這些人那麼顯赫的房客。在門廳底下的兩層地下室,有一長排臥房,那些臥房只有一個公用的洗澡間。每到晚上,這個陰冷、潮濕的地下世界就會生機盎然,因為那裡面縈繞飛揚著兩眼閃光、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的夢想,他們是一批為美國國會工作的幸運的年輕人。

  在這群地下房客中,有一位22歲的青年,他體格魁梧而笨拙,長了兩隻大象一樣的耳朵。他剛成為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理查德·克萊博格的秘書,兩周之前他還是休斯頓一所中學的教書匠。這位青年在道奇飯店度過第一夜的時候,就有一些奇怪的舉動—一這些舉動,直到臨終之前的幾個月,他才告訴了他的好友兼傳記作者多里斯·基恩斯。那天晚上,林登·約翰遜一共沖了四次澡。他四次披著浴巾,沿著大廳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開水龍頭,塗上肥皂。第二天凌晨,他又早早起床,五次跑去刷牙,中間間隔只有五分鐘。

  這位德克薩斯州的青年人,有他自己的目的。飯店裡還有75個和他一樣的國會秘書。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認識他們,認識得越多越好。

  他的這一招數成功了。在華盛頓還不過三個月,這位新來乍到的人就成了「小國會」 的議長,那是一個由眾議院全體助手組成的組織。

  這是約翰遜在華盛頓的首場演出,他展示了自己基本的政治手段。他向我們證明,向上爬就意味著結交人,兩者事實上是一回事。

  在我還不懂國會山是如何運作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一直難以理解,像林登·約翰遜那樣的人為什麼能爬到那樣高的位置?這個人在電視上的形象沒有任何吸引力,他戴著一副滑稽可笑的老花鏡,不斷斜眼瞟看講稿提示器,緊張得大汗淋漓。此外,他的一些名聲狼藉的個人行為,例如賣弄身上闌尾手術留下的疤痕,拎著愛犬的耳朵把它舉起來,坐在廁所馬桶上處理公務,也絲毫不能給他的形象帶來什麼好處。然而,就是這個人在動盪不安的60年代,向我們這些「美國同胞」描畫著他的偉大藍圖。我和那個年代的很多大學生一樣,始終被這個謎團困擾:為什麼在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中,這樣一個人居然能爬到無數比他更加能幹、更有魅力的同行頭上,決定著國家的戰爭與和平?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才漸漸明白,約翰遜所掌握的這套一對一的交往技巧——專家們稱之為「零售政治」,在國會和其他各種組織中是多麼有效。

  林登·約翰遜之所以能掌握和行使權力,借助的不是電視聚光燈的眩目光芒,而是一對一交流時的個人風采。在本書後面,我們會看到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雷納德·裡根借助廣播、電視贏得權力的例子,但這個德克薩斯人與他們不同,他多數的買賣都靠零售成交,一次只接待一個顧客。

  對於所有渴求權力的人來說,再也找不到比這位1931年曾披著浴巾、站在道奇飯店的洗澡間裡到處和別人打招呼的高大青年更好的榜樣了。

  在約翰遜看來,國會山就是進行零售政治買賣的風水寶地。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在國會山他只需要與少數的一批人打交道。這一點與其他機構裡的政治,不論是公司還是大學,倒是有相似之處。如果說羅斯福的傑作是通過「爐邊談話」影響了千百萬廣播聽眾,那麼,約翰遜則是把魔力直接運用到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在他那裡,人數越少,效果就越好。雖然約翰遜在眾議院度過了10個春秋,但他到進入參議院之後才真正成為權勢人物。向100名參議員進行零售,總是比向435名眾議員零售容易得多。

  「從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來,參議院就是他呆的地方,它的人數、規模剛好合適,」曾長期擔任約翰遜的助手的沃爾特·詹金斯在回首往事時這樣說。

  要計算約翰遜在這個機構裡的政治上升速度,我們只需要記住兩個日期:他1949年進入參議院,1952年底就成了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約翰遜在參議院的權力之路,其開端和他當年在道奇飯店地下室洗澡間裡完全一樣:直奔權力源頭而去。當年為了在秘書政治中脫穎而出,他深入到飯店的角角落落,找出最有份量的那批選票。他為了贏得參議院的領導地位,也是用同樣的方法開始,那就是查明權力源頭的具體位置。正如政治學家西奧多·懷特所說,約翰遜表現出了一種追求權力的本能,那種本能「就像鮭魚為了產卵就一定要溯流而上,是一種原始的本能」。

  起作用的不僅是本能,還有大腦。當那些與他一同在1948年當選的新參議員們被他們即將在辯論中面臨的重大問題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候,林登·約翰遜卻把注意力集中在參議院本身的政治上。畢竟,參議院和他以前參加過的其他組織並沒有什麼不同。在那裡,也會有「鯨魚」,就是老大,掌管著整個地盤;其他的是「小魚小蝦」,會被巨浪席捲而去,隨波逐流。

  約翰遜早年在眾議院摸爬滾打的時候,就學到了一課,那就是各政黨衣帽間的重要意義。

  所謂「衣帽間」,其實不是一個確切的稱呼。如果議員們要放衣服,他們可以放在辦公室,因為從19世紀初開始,所有的議員都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衣帽間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作用,就是為議員們提供一個白天閒聊、放鬆的場所,它並不對外開放,只有議員和他們信任的一些助手可以進去。除了幾個快餐櫃檯和幾把已經用舊了的躺椅以外,衣帽間裡還有一部國會電話轉接機,以及一個可靠的「電話管理員」。這個電話管理員頭銜雖然不起眼,卻不是一般的職員。對於國會山的生活,人們經常會問一個問題:「正在幹什麼?」,而對這個問題最清楚的莫過於這名管理員了。他知道白天的討論什麼時候結束,明天又會討論什麼,原定星期五舉行的會議是否值得參加,等等。如果你想聽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只是想體會一下國會的氣氛,你就應該到他那裡去問。對於國會山來說,衣帽間的意義類似於加油站對美國一些南部小鎮的意義。事實上,任何行業都會有這樣的場所,那些在崗位上不得不扮演各種角色的人們會到那裡去放鬆,談論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實際問題。

  衣帽間就是國會這輛豪華汽車的冷卻器。林登·約翰遜,這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農村孩子,非常清楚這種秘密角落的重要性。所以,他進入參議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負責民主黨衣帽間電話接線工作的一個20歲的青年侍應生叫到自己的辦公室。那個青年的名字就是博比·貝克。約翰遜知道這個小伙子有一種特殊的天賦,對於那些平時需要依靠他的參議員,他能敏銳地判斷他們的長處與弱點。比如,貝克知道哪些參議員屬於勤奮工作型,哪些參議員卻是寧願早點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消遣的。他知道他們的習慣、計劃、興趣、社會需求和政治目標。所以,約翰遜甚至還沒有進行參議員就職宣誓,就安排了和他的第一次見面,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我要知道這裡誰說了算,」他向侍應生提出了要求,「你們怎樣辦事,哪些委員會最有影響,有哪些工作在進行,你都告訴我。」

  幾年以後,貝克成了約翰遜的助手,並為自己贏得了華盛頓頭號「操盤手」的名聲。雖然後來的醜聞迫使約翰遜不得不忍痛炒他的魷魚,但貝克這個知道所有參議員生活裡的善惡美醜的人,對於約翰遜爬上權力頂峰一直是一筆巨大的、無法估價的財富。

  約翰遜從這位新結交的青年朋友那裡得到的信息,和他事先的估計差不多:所有的參議員並不是生來就平等的;即使在這個世界上最孤高的俱樂部裡,也仍然存在著一個由南部參議員組成、由佐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無可爭議地領導著的「核心俱樂部」。這個核心俱樂部對其他勢力十分警惕,它會摧毀任何向自己挑戰的個人或組織。就在那次會面之後,就在那間辦公室裡,林登·約翰遜決定 「嫁給」理查德·拉塞爾。

  當然,他的求愛不能做得過於明顯。另外一些人也有他這樣的野心,他們嘗試過,都體會到了那種沒有回報的愛情的痛苦。所以,約翰遜要更加隱蔽、謹慎一些。他的第一步就是爭取進入拉塞爾所領導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這樣他就有充分的借口,化很多的時間呆在這位資深參議員身邊,同時卻不會給人留下巴結的印象。

  結果,他的第一步棋非常成功。他很快就以批評五角大樓揮霍浪費、辦事拖沓而在拉塞爾的委員會裡贏得了聲譽。他找到了一個辦法,既充當強有力的國防的支持者,同時,又是現有軍事部門的批評者。

  約翰遜和那位佐治亞州政治家拉關係的手段,已超過了職業水平。拉塞爾參議員是個單身漢,早餐、晚餐都是在國會山餐廳吃的,「我可以肯定,他總是有一個夥伴,一個參議員,工作像他一樣勤奮,工作時間也和他一樣長。那就是我,林登·約翰遜,」約翰遜臨終前回憶道。「在星期天,參議院和眾議院都空空蕩蕩,悄無人聲,外面街道上也人跡稀少。這樣的一天對政治家來說非常難熬,尤其像拉塞爾這樣的單身漢。我理解他的感受,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鐘頭一個鐘頭數著直到星期一的。我瞭解這一點,所以,我一定會請他一起吃頓早飯、中飯,或者只是一起看看週日的報紙。他是我的導師,我希望能照顧好他。」

  這種友誼已經超出了功利的範圍。約翰遜漸漸對他的庇護人從心底產生了深深的尊敬之情。若干年後,約翰遜還會說,這位佐治亞州的參議員本來是應該當選總統的。

  但約翰遜顯然有自己的計劃。雖然他在參議院裡還是初出茅廬的新手,但他卻練出了即將爐火純青的政治技巧,那套技巧今天仍然被政壇老手們尊稱為「約翰遜療法」。

  今天的政治家喜歡用「廣而告之」的方式向他們的聽眾說話,好像每個人都只是一大群毫無區別的人中的一分子,而約翰遜卻十分注意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他每次都要想方設法準確地搞清楚,他到底是在跟一個什麼樣的人談話。他和後來的眾議院議長托馬斯·P·「蒂普」·奧尼爾(托馬斯·P·奧尼爾是美國民主黨領袖,七、八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人們習慣稱呼他「蒂普·奧尼爾」,「蒂普」是暱稱,它的本意是指棒球比賽中,用球棒側面擊打投出的棒球,這是十九世紀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愛德華·奧尼爾的拿手絕活)、還有其他老一代的政治家一樣,都喜歡充當政治生活的交通警察,不僅時時留心自己車輛行駛的方向,還留心屏幕上其他小圓點的方向。還有一點可能更加讓人想像不到,像他這樣突出自我的人,居然是靠不僅研究別人外在的需要,還研究別人的內在需求,才爬上了那樣高的位置的。然而,正是因為約翰遜樂於將注意力集中在別人和別人關心的事情上,而不論那些事情是多麼微不足道,才使得他與那些他試圖影響的人能進行幾乎無所不談的溝通。

  傑克·布魯克斯是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也是約翰遜的親密朋友,他就親身領受過「約翰遜療法」。他告訴我,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對方目前的處境上,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能力:「林登·約翰遜總是能夠讓你相信,你的問題不管在別人眼裡多麼微不足道,對林登·約翰遜來說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劇作家拉裡·金是《德克薩斯最佳小妓院》的作者,他還記得自己1959年與約翰遜交往的一段經歷。當時,金正在給德克薩斯州國會眾議員J·T·盧特福德做助手,那位眾議員在很大程度上處在約翰遜的影響範圍之內。一天晚上,約翰遜來到了那位眾議員的選區,那是他旅行的一站,為的是鎖定該州以爭取1960年成功競選連任參議員。他還計劃在當年競選總統,所以要確保自己的後院不會起火。

  金的工作就是照顧這位來訪的大人物,但他對這項工作並不熱衷,而約翰遜很快就表現得跟人們傳說的那樣,是一個喜歡發號施令的混蛋。這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敞開盥洗室的門,站在沖水馬桶前面,一邊撒尿一邊報出了一長串人名,他要金「按照我口述的順序」依次給那些人打電話。

  但是金對照看、伺候林登·約翰遜的工作已經感到厭煩了,他把名單了留在靠近盥洗室門口的桌子上。在約翰遜再次露面的時候,金、還有他的那位眾議員老闆、以及民主黨的一些地方要員看到了一個因為沒有人幫他打電話而正在大聲咆哮的約翰遜。

  「我讓誰去打電話了?」他問道。

  金也不甘示弱,回答道:「參議員,名單在桌子上。我服侍一位議員已經夠忙的了,不想同時侍侯兩個人。」

  金的老闆嚇壞了,連忙給「這個孩子」找各種解釋,說他「太累了,工作過度」,一面一把把他的助手拉出屋外。「去找個地方喝點東西,上哪兒都行,」等他們走到外面的大廳後,他對金說道,「在約翰遜明天早晨離開之前不要在這裡出現。」

  第二天早晨六點,金才爬到床上。但過了十分鐘,電話鈴就響了,「你喝過咖啡了嗎?」雖然電話不太清楚,但金還是聽出來是約翰遜嘶啞的聲音。當金回到他昨晚被轟走的地方時,約翰遜以自己那特有的姿勢在散落著一大堆報紙的房間裡迎接他。看那樣子,他大概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

  「你喝什麼?」約翰遜手裡舉著滾燙的咖啡壺,走近他問道。金說要奶油和糖。「我喝黑咖啡,」約翰遜一邊說,一邊給金倒了一杯。

  接下來,拉裡·金就要碰到所謂約翰遜療法了。

  「嗯,過去我也是一個像你這樣的年輕人,」約翰遜站得離金很近,使他的眼鏡片都模糊了起來,「我知道一個人想要幹一番事業、自己做老闆的時候,卻又不得不給別人幹活,那是什麼滋味。你受過什麼訓練嗎?」

  金說自己做過記者,約翰遜沒有什麼反應。「這一行錢很少。你應該去讀法律。這樣如果搞還想搞新聞這行,你隨時都可以回來,並且那時候你已經有學位了。」

  金一直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這位大人物會把他找來,向他提出這番30秒鐘、發生在天亮之前的父親般的忠告。但他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表現:一向不願受別人鳥氣的自己,很主動地替參議員把行李提到樓下,然後又回來問參議員,自己是不是還能幫他做些什麼。

  就這樣,約翰遜不僅把一個冒犯他的人變成了聽他調遣的男僕,而且,還為自己的競選班子招募了一員幹將。

  曾經為肯尼迪總統撰寫過很多著名演說的西奧多·索倫森,在達拉斯刺殺案後仍在自己的位置上幹了一段時間。他曾經這樣描述過約翰遜的這種個人交往方式:在沒有準備好彈藥前,絕對不要拿起槍炮。換句話說,為了在一項法案上得到某位參議員的支持,約翰遜會花上好幾天時間,仔細研究任何能想像到的、能說動別人的因素。一旦做好準備,他就會裝作恰好遇上對方。對方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他。

  只要約翰遜使出這一招,很少有人不被擊中。保羅·道格拉斯是一位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參議員,有一次在討論一項議案時反對約翰遜,不過,他對自己能否抵擋住約翰遜的推銷很沒有信心,「我不走開,」他告訴助手,「他馬上就會來說服我的。」

  偶爾有一些場合,約翰遜也會在沒有做好「家庭作業」的情況下,就實施他這套鼎鼎有名的療法。

  拉塞爾·貝克以前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他就曾親眼目睹過這樣的場面。1961年的一天,受報社指派報道參議院活動的貝克正站在大廳裡,這時約翰遜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進了辦公室。「你來,我一直在找你。我想告訴你,你是唯一最瞭解這裡的情況的記者,如果不是我,肯尼迪是不可能在這裡通過『十誡』立法的……」

  約翰遜一邊做著他的長篇大論,一邊在一張紙條胡亂寫著什麼,並且叫來秘書,把紙條給了他。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又回來把紙條交給約翰遜。在大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約翰遜對貝克的工作、他的記者才華進行了一番出乎意料的讚揚,貝克聽了感到非常驚奇。

  後來,貝克從在他之後進入約翰遜辦公室的一個人那裡瞭解到,這位副總統在交給秘書的那張紙條上字跡潦草地寫著這麼一行字:「我是在跟誰說話?」

  不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歲月,約翰遜成功的秘密就在於他有一雙珠寶商一樣的眼睛,可以看穿別人的自我。就像在道奇飯店時他不厭其煩地挨次向那些國會助手做自我介紹,到了50年代,這位未來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又同樣熱情滿懷地對他的同事們表示個人的關切。即使在他身為總統之時,他也依然採用這套深入他人內心深處的方法,來爭取別人支持新政以來最龐大、最具歷史意義的立法計劃,立法的內容包括醫療保險、民權、減稅和貿易擴張,等等。對於這個一貫堅持政治零售的人來說,這些里程碑式的立法就是對他的嘉獎。當最後的勝利即將來臨的時刻,約翰遜會拿出驚人的耐心和謙卑,逐個做議員們的工作。「肯尼迪總統會給五、六個人打電話,而約翰遜卻會拿來19個人的名單,一個個打過去。」 眾議院助手克萊格·勞普先生回憶說。這樣辛苦的零售最終得到了紅利:肯尼迪,這個想大幹一場的批發商在國會山處處受阻,而偉大的零售商卻春風得意。

  約翰遜勤於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對各種成功的訣竅,他都有強烈的好奇心。 「這個人的提升有什麼秘訣?」、「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會經常問這類問題。但這不是說約翰遜關心別人是因為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他不喜歡約翰·F·肯尼迪的弟弟、狂妄自大的羅伯特·肯尼迪,但這並不妨礙他本人擔任總統之後,暗地裡研究這位對手的每一個習性。他知道博比(羅伯特的暱稱)喜歡每天在西克裡山呆得很晚,和一幫心氣很高的朋友談論重大的藝術和政治問題。所以,約翰遜每次都特意在早晨8點安排和羅伯特的見面,在對方精神不振、最容易被說服的時候做他的工作。

  60年代末,美國國內幾家報社的主筆開始對約翰遜政府的政策進行嚴厲的批評,約翰遜就把他們一幫人請到白宮共進午餐。他們到達以後,被直接送到白宮西翼的游泳池。令他們措手不及的是,他們看到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正全身赤裸,在水裡劈波斬浪。雖然他們說沒有帶游泳裝,紛紛表示不願意下水,這些驚慌失措的筆桿子們還是不得不和這位總司令進行了一次親密交談,這是他們早晨離開辦公室時都沒有預想到的。從此以後,他們再也不能像不認識這個人那樣抨擊他了。約翰遜就是這樣,一旦他覺得需要和別人建立親密關係,他就什麼都說得出來,什麼都做得出來。

  不過,零售政治也有局限性,約翰遜很快就發現這點了。50年代末,當新生代的約翰·肯尼迪忙於為在舉足輕重的總統初選中贏得批髮式的勝利而奠定公共關係方面的基礎時,約翰遜則在指望靠他在參議院發展起來的那套關係打天下。他沒有意識到新聞媒體正在展現的巨大力量,仍然穩坐在辦公室裡圈點一長串參議院支持者的名單,彷彿那些人就是統領選區的酋長,可以把他們各自的州配送給他。「阿肯色州沒問題;麥克萊蘭、富布賴特也是我的,還有……」。結果,那位以整個國家為對象的肯尼迪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而走內部路線的約翰遜則成了他的副總統。

  約翰遜也經常想嘗試批發政治的作法,但他的本能又把他拉了回來。白宮顧問哈里·麥克弗森曾講述過,約翰遜如何一次次請他幫著寫一篇描繪偉大社會「宏偉藍圖」的總統演說稿,但接下來又總是堅持在演說稿裡不要忘了提到他曾經增加了農業部雞肉檢查人員的人數。

  約翰遜在有生之年都不知道如何抓住媒體的力量。資深記者馬丁·阿格龍斯基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供職,他還記得自己有一次被召到白宮的生活區,當時約翰遜正在廚房吃晚飯,他告訴阿格龍斯基,他打算過幾天邀請幾位州長一起用晚餐,希望CBS進行實況報道。按照計劃,晚餐之前還會有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約翰遜將利用這個機會向全國觀眾闡述自己的越南政策。阿格龍斯基離開之後立刻召見了自己手下一個新部門的負責人弗雷德·富蘭德裡,兩人匆忙地進行了相關的安排。然而,就在活動開始前的一個晚上,阿格龍斯基又被召到白宮廚房見約翰遜。但是這次約翰遜卻要求取消報道安排,因為約翰遜夫人認為,把晚宴放在電視屏幕上「會有損白宮款待州長的美意」。為了顧全他對州長和州長夫人們,還有林登·約翰遜夫人的禮貌與慇勤,約翰遜非常樂意放棄這樣一個難得的黃金時段的電視宣傳機會。

  今天的政治家們很少還會做這樣的選擇。新一代政治家都是這個時代熏染出來的,他們對電視鏡頭有本能的敏感,就像飛蛾對燈泡的敏感一樣。然而,即便在今天這個Boss Tube的時代,掌握一對一的基本溝通技巧,仍然是聰明的政治策略的第一步。約翰遜懂得,成功的關鍵有時並不在於你要想的是大事,而在於要想小事;要餵飽你心中豪情萬丈的自我,最佳的辦法是先餵飽那些你需要去影響的人。

  在80年代初曾擔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的小霍華德·貝克,和約翰遜一樣對參議院抱著務實主義的看法,雖然他沒有取得約翰遜那樣輝煌的成功。「對一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來說,」在經歷了連續幾年坎坷的領袖生涯之後,有一次他感歎道,「最重要的教育在三年級就完成了:那時他已經會數數了。」

  在約翰遜的繼任者中,有些人懂得怎麼利用這套基本的、零售政治的原理,有些人則始終不懂。當1976年吉米·卡特競選美國總統時,他打出的口號是反對水門、反對官僚體制、反對官樣文章、反對當權派。所有這些都有一個簡單的符號來表達,那就是「華盛頓」。

  卡特把反對華盛頓作為自己競選的口號,這是很漂亮的一種政治形象定位。雖然他所屬的政黨不久前還把持著華盛頓的舞台,但這個口號使他可以扮演一個「置身事外」的候選人角色。這給了他一項鋒銳的武器去獲得民眾的支持,從而擊敗了招人喜愛的傑拉爾德·福特。

  但卡特的錯誤在於,在來到首都之後他卻讓這種反華盛頓的姿態捆住了自己的手腳,雖然當他在野的時候那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強大力量。競選的時候反對一種體制是一回事,但要向每天與之共事的人們宣戰,這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國會首先投票反對,或者如果官僚機構消極抵抗,那麼,任何總統也不可能執行什麼計劃。「人們在你向他們頭上撒尿的時候,是不會好好幹活的,」一位混跡華盛頓多年的老手一次對我這樣說。

  政治分析人士一直不明白的是,卡特的高層幕僚對於那些自己很快就要有求於他們的國會領袖,為什麼那麼看不上眼、不當一回事?比如,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要求帶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參加新總統的就職典禮,得到的答覆卻是他們當然可以得到出席就職典禮的門票,但位置是在大廳的後排。

  這種發生在奧尼爾身上的草率事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被添油加醋——使卡特和國會領袖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了四個不幸的年頭。卡特總統的一位親密助手朱迪·鮑威爾後來承認,那一屆內閣在任職之初忽視了各種「社交」背景因素,這對他們造成了損害。如果他們和原體制打交道時多注意一些,事情本來是會好一些的。「結果,我們在華盛頓這個城市沒有一批回心轉意為我們辯護的支持者,」他坦誠地說。

  當然,這一切並非出於偶然。為了縮小在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中受到全國關注的「帝王般的總統權力」,卡特做了很多努力,以便在上任伊始就給人們一種新的白宮形象。他的一個驚人之舉是,在慶祝總統就職的閱兵儀式上,他不乘坐豪華轎車,而是沿賓夕法尼亞大街步行走完全程。不過,他的另一步棋卻並不那麼成功:他賣掉了總統專用的高級遊艇「紅杉號」。在此後的很多年裡,總統們都發現,要讓國會裡那些難對付的議員們鬆弛下來,沒有什麼方法比在夜幕之下到波托馬克河上做一次安靜的巡遊更好的了。一位長期從事白宮遊說活動的人士評論說,卡特總統做過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莫過於賣掉「紅杉號」。它這樣做固然為新總統贏得了一時的讚揚,媒體都誇獎他珍惜納稅人的錢,但在零售政治的意義上他的代價卻十分高昂。

  卡特的後任雷納德·裡根做法就不一樣了。他也高舉「反對華盛頓」的標語,甚至宣稱「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相反,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這樣的口號對於一個全身心都撲在政府事務上的城市來說,可不是什麼得人心的話。但裡根從卡特的錯誤裡面吸取了教訓,他並不因此而為自己實際樹敵。沒有人可以從他的話中聽出來新總統的批評是針對自己的。

  裡根當選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一系列在首都各界名流,包括記者、律師和商人家中精心籌辦的各種聚會。這些聚會的序幕,是當選總統及其夫人南希在「F大街俱樂部」舉辦的一場招待晚會,應邀出席的客人都是華盛頓政界的那些「一貫可疑的面孔」,換句話說,他們多數是民主黨人。「我想現在應該讓大家知道了,我們也是這裡的居民,」裡根對《華盛頓郵報》記者伊麗莎白·布米勒說道,「我們也想在華盛頓認識一些朋友。」他們還出席保守派專欄作家喬治·米爾的午餐會,在那裡,他們結識了《華盛頓郵報》的女老闆、最近幾屆共和黨政府的死對頭凱瑟琳·格雷厄姆。接下來,他們又參加了這位女老闆在自己喬治敦的家裡舉辦的晚會。所有這一切都在傳遞一個信號:裡根帶來的人想要融入華盛頓這個社會,而不是對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這種社交上的慇勤換得了長久的回報。到1987年底,在格雷厄姆夫人70大壽的宴會上,裡根總統還充當了主持人。他舉著酒杯來到首桌,用他特有的方式偏著腦袋,摹仿著電影明星亨弗萊·鮑嘉的語氣向尊貴的女主人微笑道:「我在注視著你,孩子。」

  裡根還對國會山發動了一場類似的魅力攻勢。

  每年當中,眾議院的議員們,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都會在國會山的一個員工餐廳舉行一次小型的聚餐,活動的贊助商是眾議院體育館的老闆們,這個體育館在國會的作用和衣帽間類似,也是一個與外界隔離的聚會場所。年輕一些的議員在這裡玩玩棒球,年長的就去蒸氣室洗桑拿,蒂普·奧尼爾每次到那裡都會帶上很多雪茄分發給大家。

  每逢這樣的晚宴,吃的都是一般菜單上常見的東西,例如,牛排,烤馬鈴薯,色拉,以及當點心吃的蘋果餅等。沒有什麼特別節目。議員們簡簡單單地走進來,自己去餐櫃取吃的東西,拿瓶啤酒,在眾多的長條形桌子中找一個座位。他們聊著天,和朋友打招呼——很多已經卸任的議員也會回來。大家吃飯,然後再聊上一回,就離開了。在一個極其需要政治策略的世界,議員們每天都要擔心自己失言,所以,他們很多人都會非常熱心參加這樣輕鬆的聚會。

  1981年,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聚會,令我意外的是,我在那裡還看到了另外兩位客人:副總統喬治·布什和總統雷納德·裡根,後者並且是一身運動裝打扮。他們過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原因,只是和大家一起喝點東西,與一些議員們照幾張相。喬治·布什是60年代的老國會議員,他懂得這個場合的意義,他的新老闆如果出現在這樣的場合,就會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他知道,議員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裡根來參與他們禁止媒體涉足的內部活動。

  吉米·卡特從來不出席這樣的聚會。

  裡根對政府的批評比起卡特來要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他並不打算因為政治或哲學觀點的分歧而使私人的交往蒙上陰影。裡根知道,這些長年生活在華盛頓的「當權派」,對他領導的行政機構既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雪上加霜,所以,他要贏得他們的支持。儘管他繼續毫不留情地批評「華盛頓」,好像他本人根本就沒有到過華盛頓一樣,但當地那些曾經刺傷他的前任的非難,卻並沒有刺傷他。

  其中的教訓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你要和別人一起辦公事,千萬不要忽略私人方面的東西。新一代的政治家問題就出在這裡,他們學會了運用媒體的技巧,但卻忘掉了嘮家常的藝術。

  我還記得自己和裡根的第一次直接交談。他到眾議院來發表1982年度國情咨文演說。按照慣例,每逢這種情況,眾議院議長的典禮辦公室都要作總統臨時歇腳的「禁閉室」。我在招呼裡根——蒂普·奧尼爾幾乎每天都和裡根進行「拳擊賽」——的時候,因為太想打破堅冰而有點不自然:「總統先生,這個就是我們用來對付你的房間。」這話太像預先安排好的。

  「只是在六點之前,」裡根微笑道,「奧尼爾先生不是說,在華盛頓,六點以後大家都是朋友嗎?」

  事實就像很多小說家、劇作家筆下描述的那樣,在華盛頓,大量的事情都是在這種非工作時間的關係基礎上搞定的。

  例如,在裡根上任伊始的時候,有一次,記者尼古拉斯·馮·霍夫曼求我幫忙,去阻止一個叫米奇·施奈德的傢伙自殺。這個人是一個政治活躍分子,後來因為呼籲改善無家可歸者的條件而名聲大噪,不過,當時他從事的事業還沒有那麼大:五角大樓打算把一艘核動力攻擊艦命名為「聖體」號,他認為這是褻瀆而進行了絕食抗議,此時已經到了第15天。

  結果證明他找我是找對了。我知道,蒂普·奧尼爾雖然和裡根總統在國家經濟政策上打得不亦樂乎,但他和裡根的助手米歇爾·迪弗關係卻很好。他們兩人是一天晚上在專欄作家瑪麗·麥克格勞麗家中認識的。那天晚上,奧尼爾甚至即興演唱了幾首歌曲,而彈鋼琴伴奏的則是迪弗。

  奧尼爾給迪弗打了個電話,請他調查一下「聖體」號事件。當迪弗給我回電話的時候,我給他講了事情的經過,並告訴他,無論他能做點什麼,眾議長都會欣賞的。這位總統助手當時並沒有承諾什麼;事實上,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施奈德的抗議。

  不過,很明顯,對這件事情他實際上還是很賣力的。幾天以後,議長辦公室就得到消息,迪弗直接去找了裡根,而且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總統推翻了國防部長溫伯格的意見,親自把軍艦原來有爭議的名字改為「聖體之城」。軍艦的名字世俗化了,米奇·施奈德也結束了抗議,重新開始吃飯。總統避免了一個公共關係上的難題,同時也為一位未來的英雄人物、華盛頓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的推動者,多爭取了幾年壽命。

  關鍵不在認識誰,而在想認識誰。

  1989年4月3日的下午,喬治·布什總統是在棒球上揮筆不停地簽名而度過的。與他一起觀看聯賽開球賽——巴爾的摩金鶯隊對波士頓紅襪隊,並在相同的棒球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的另一位球迷,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穆巴拉克總統逢人便誇布什,說這位1948年耶魯大學校隊隊長「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

  喬治·布什是怎樣贏得海灣戰爭的勝利的?秘訣就在這裡。當1990年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下令入侵毫無防禦能力的科威特時,布什花了多年時間結交的朋友如穆巴拉克總統和其他一些人,就成了布什銀行裡的現金。這樣一些人,布什可以在電話裡和他們迅速、坦率地交換看法,他就是利用這種親密關係結成了二戰以來聲勢最浩大的戰時同盟。可以說,真正把薩達姆軍隊趕回巴格達的不是我們的愛國者導彈,而是布什交下的那幫盟友。

  看看布什是如何採取行動的——

  8月2日:伊拉克越過邊界入侵科威特。正在科羅拉多州阿斯本的布什總統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聯絡之後,宣佈組成英美盟軍,要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國土。同時,正在西伯利亞與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會晤的國務卿吉米·貝克,說服蘇聯也加入了反伊陣營。短短幾個小時的時間,反法西斯聯盟中的三巨頭又走到了一起。

  8月6日: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應邀到白宮做客。記者問他,加拿大對於伊拉克的入侵採取什麼立場,馬爾羅尼回答:「我們的立場就是布什總統的立場。」

  8月7日:法赫德國王答應,美國可以把沙特阿拉伯作為對伊行動的主要軍事基地。國王早在布什還在中央情報局效力時,就與他認識了。

  8月10日:在穆巴拉克總統的倡議下,阿拉伯國家聯盟投票批准對伊拉克實行經濟制裁,並派遣阿拉伯聯軍參加海灣盟軍。次日凌晨,穆巴拉克總統接到了他在白宮的朋友打來的感謝電話。

  這一連串閃電般的全球外交行動並不是倉促做出的無奈之舉。布什總統一生都在結識像穆巴拉克這樣的人,並和他們保持聯繫。「他總是外出,忙得團團轉,」總統助手威克·古爾德有一次向我透露說,「編織關係網,跟各種人打交道。」

  總統新聞秘書彼得·蒂雷回憶說,1981年的一天下午,他正在白宮,急著找布什副總統。有人告訴他,老闆遠在馬薩諸塞大街副總統住處,「正在和埃及副總統一起喝咖啡」。「那個人是誰?」蒂雷還記得當時自己用十分沮喪的口氣問道。結果,就在當年的秋天,尊貴的埃及總統薩達特死於恐怖分子之手,使這個問題立刻有了答案。那個並不為大家所知、但一直受到布什個人高度禮遇的傢伙(指穆巴拉克總統),轉眼之間就成了美國一位至關重要的盟友。

  糟糕的是,布什總統從來沒有和一位盟友、也是所有美國總統都必須首先發展關係的一位盟友——普通美國人——建立同樣親密的關係。更糟的是,1992年挑戰布什連任的新人克林頓,也擅長布什那套拉關係的技巧,不過布什是把它用在國外並收到了驚人的效果,克林頓則把這套技巧出色地用在國內。

  威廉·傑弗遜·克林頓(一般稱為比爾·克林頓)出生於阿肯色州的溫泉城。他中學畢業時時只向一所大學提交了入學申請:喬治敦大學。那是一所猶太教學校,克林頓這位南方的浸信會教友之所以選擇那樣一所學校,並不是因為他對托馬斯·阿奎那哲學(托馬斯·阿奎那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或者天主教神學有什麼神秘的愛好。令這位年輕的政治家動心的只是喬治敦大學的地理位置:它座落於首都華盛頓。

  像30多年前約翰遜初到華盛頓時一樣,克林頓沒有浪費任何時間,立即開始四處結識人。他到校園的第一天就開始競選新生班班長。他以後在牛津大學,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以及1972年為喬治·麥克格溫競選總統擔任志願服務人員時,一直孜孜不倦地繼續營造他的關係網。他總是在記錄別人的姓名和各種細節,這些在將來都成了彼此交情的見證。到1974年克林頓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他已收集了一箱子的飯店餐巾紙和其他一些隨手找到的、亂七八糟的紙片,上面記滿了同學、老師和政治活躍分子的姓名、電話、地址;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些平時的積累,正是為了機會來臨、可以發揮作用的那一刻。

  我自己在華盛頓以及其後的政治生涯,相對而言要更加順其自然一些。

  我70年代初剛到華盛頓的時候,國會山還沒有發生什麼大變化,它還是約翰遜在道奇飯店的地下室裡所發現的那個零售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 「關鍵不在認識誰,而在想認識誰」,對這句古老的格言我當然並不十分陌生,但那時候我和別人一樣,並沒有把它看成某種含義深遠的告誡,而只是把它看成看一條普通的格言和行動的指針:有誰不認識嗎?去認識他好了;競選要做的就是這種事。

  當我開始敲開國會山大門的時候,有件事讓我大受震動。我發現,人們不厭其煩地使用 「庇護人」這個詞,而這個詞語在我學完中學公民課本後就再沒有聽別人說過。

  在華盛頓,無論是那些顯赫的委員會的總顧問,還是往來於參議院大樓和國會山之間的地鐵司機,每一個人得到工作都和某位參議員有關。家鄉朋友的子弟在開著已經自動化了好幾年的電梯。一位衣冠整齊的年輕人整天坐在在參議院辦公大樓的地下入口處,他的工作就是等候那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立法機構的某個成員從電梯出來。這時候,他就會站起來詢問那位先生或女士是否需要乘坐國會山地鐵。如果需要,他就在牆上撳下一個按鈕,通知地鐵司機,然後又回到座位上。

  在這個官僚體制蔓延到每個角落的大種植園裡,無論你到哪裡,都離不開「庇護人」。要找一位庇護人,首先需要從這裡提供的庇護人裡——100位參議員和435位眾議員——中確定一位發展關係,要想好跟他們說些什麼。沒有庇護人,就沒有工作。

  我到國會山也和大家一樣,就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能進入政壇。我的近期目標是成為一位眾議員或參議院的立法助手,也就是泰德·索倫森曾給肯尼迪幹過的活,我希望自己最後也能爬到他那樣的位置。我身上只有兩百美元,還是從離開維和部隊時拿到的「安置費」中剩下的,我就帶著這點錢開始敲國會山的大門了。

  我在那裡沒有任何關係,於是列了一張來自東北部地區的民主黨議員的名單。我開始時的目標是那些外交委員會的議員。我想他們或許會看中我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兩年工作經歷。在國會辦公大樓各個走廊散發了50多份簡歷之後,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什麼了。我開始考慮尋找某種小巧的敲門磚。我曾在馬薩諸塞州一所猶太教大學上過學,於是就翻出國會議員通訊錄,查找有類似經歷的人。我找遍了民主黨,又開始找共和黨。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作。我最後的一百美元也快花完了。

  最後,我得到風聲,眾議員詹姆斯·柯林斯,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炙手可熱、保守的共和黨人,正需要一名立法助手。

  那是一次狼狽的接觸,但並非不可以忍受。從我走進會客室的那一刻開始,文化的衝擊就出現了。國會議員柯林斯穿著一身陽光浴束腰套裝,腳下是一雙發亮的白皮鞋,髮式也是那種窗口掛著國旗的理髮店才能理出的髮型,他對我做了閃電般的判決:「我相信,我的選區的人民,他們會被你說話的方式嚇跑,我這麼說並沒有要冒犯你的意思。」隨後他又回頭對他的一名助手說道,「羅伊,如果老家那邊的人到我們辦公室看見這個年輕人,就會想像他從維和部隊那裡帶回了一堆太理想主義的觀念,你說是不是?」

  他最後又問了我一句:「你認識些什麼人?」

  當我低聲告訴他我認識一個有人庇護、開電梯的小伙子時,他意識到正有適合我的工作在等待著我。於是他給我提了一些足以使我對零售政治的信念越來越牢固的建議:

  「你應該試一試去找那些從東北大城市來的議員。我打賭有很多議員會喜歡有你這種背景的人為他們工作的。」

  柯林斯議員把不錄用我的決定拋到了腦後,又說了幾句可以稱得上是至理名言的話。「政治,」他說,「就像挨家挨戶推銷保險,——我沒幹這行之前就是做保險的。有的人會買你的,有的人卻不會。你敲了100家門,只有9家會喊住你,要看看你的廣告。在那9家人裡面,最後只有三家會買你的保險,你要做的就是把保險賣給他們。但是,如果你不是把100家都一一敲過去,你是找不到那三家人在哪裡的。」

  兩周後,幸運之神終於降臨了。在我口袋裡只剩下80美元的時候,我開始為猶他州民主黨參議員弗蘭克·摩西工作了。他的高級助手、日後也成為國會眾議員的韋恩·歐文斯,曾做過已故的羅伯特·肯尼迪的助手。顯然,韋恩看上了我在維和部隊的經歷。不過,他需要一個有經濟學知識的人,於是就給了一個考察我的機會。他把一封信交給我帶回家處理,那是猶他州交響樂團指揮的夫人寫給參議員的信,打聽與非營利組織的僱員有關的稅收問題。 

  星期一,我為了從從國內稅務署得到準確的信息拚命忙了一陣,然後得到了回報:我將在國會山做警察,每天下午三點到十一點值勤。早晨、還有下午上班以前的時間,我將在摩西參議員辦公室工作。「這樣至少把商品擺到桌面上了,」我的新朋友韋恩說。他說得一點不錯。要想贏得比賽,首先必須報名取得比賽資格。

  我懷著滿腔熱忱開始了自己在政治和人生兩方面的熏陶。我學到了政治零售業的第一課:一對一的人際交往非常重要。

  我在華盛頓呆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我的經驗一直是,多數的機會都來自於一個你認識的人。

  從1981年到1986年,我擔任了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的高級助手和發言人,那是一份令人激動而又引人注目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擁有兩個條件,就不可能得到這個把我引入華盛頓上層最活躍部分的職位:第一,我曾做過卡特總統的演講撰稿人;第二,我和馬丁·弗蘭克斯共過事。馬丁在卡特爭取連任的競選活動中是研究部主任。當裡根的人馬入主白宮後,馬丁成為民主黨競選委員會的主管。他上任後立即處理的事情之一,就是向他的老闆加利福尼亞的眾議員托尼·庫爾霍提出,要聘請我去做「媒體宣傳顧問」。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去協助蒂普·奧尼爾議長,協助這位偉大的政治零售商抵擋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批發商雷納德·裡根的進攻。還不到三個月,由於奧尼爾的助手轉而負責公共關係,奧尼爾把他的位置給了我,同時也把對他的信任給了我。隨後的六年為我提供了足夠的機會觀察華盛頓緊張激烈、變幻莫測的政治遊戲,那種機會是政治學博士課程裡永遠無法得到的。

  我的關係鏈條在繼續延伸著。1979年,亨德裡克·赫茨貝格提名我做總統的演講撰稿人,我和他認識是紐約一位朋友羅伯特·謝弗牽的線。謝弗是一位成功的投資銀行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公務員,在此6年前,我和他在布魯克林參加競選活動時初次相識了。

  我之所以能到白宮為卡特總統工作,最初是因為一位朋友,也就是帕特裡西亞·瓜爾特尼,被任命擔任管理和預算局的高層領導,負責卡特總統特別重視的政府重組計劃。我和他曾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共過事,預算委員會主席、緬因州的埃德蒙·馬斯基提名我到那個委員會。當時我原來的老闆、猶他州參議員弗蘭克·摩西給他打了個電話,說:「聽說你想找個好幫手?我這裡就有個人。」

  在華盛頓像在大多數其他地方一樣,營造一種職業生涯與展開一場競選並沒有什麼不同。它與競選的區別只在於聽眾的多寡不同。「零售」一詞是對這種遊戲的最恰當說明。在你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往往是一個你結交的人產生了重要影響。只要你得到他的支持,你就能奪標。

  在政界和大多數其他領域,事情就是這麼進行的。假如除了促使某個人將工作給你外,還有其它方法得到工作,這種好事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碰到過。林登·約翰遜在破舊的道奇飯店洗澡間裡的傳奇經歷告訴我們,關鍵在於找到你的目標,然後全力以赴。

  關鍵不在認識誰,而在想認識誰。這一法則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在開闢進入華盛頓政壇的道路時,並沒有依靠一個猶他州摩門教徒的庇護而在國會山找到一個在月光下執勤的警察工作,但我使用的策略其背後的原理卻並沒有什麼不同。

  後來我在新聞界的崛起再次證實了這種人際關係的妙用。80年代初,我過去負責演講撰稿的老闆亨德裡克·赫茨貝格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了我的幾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引起了反響,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詹姆斯·希爾伯曼先生給我打來電話,鼓勵我寫成一本書,於是就有了這本《政治遊戲》。

  1987年機會再次向我招手。在去舊金山參加我的小姨子的婚禮時,我邀請《舊金山觀察》的新任主編拉裡·克萊默共進午餐。氣氛活躍的午餐結束後,拉裡·克萊默,這位當初在《華盛頓郵報》工作時我就認識的先生,問我是否樂意在他的報紙上開一個專欄每週寫一篇政治評論。同一年夏天,克萊默讓我主持報社的華盛頓分部,這和我原先的工作——我當時在華盛頓一家咨詢公司做CEO——相比,在薪水上損失很大,但我還是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而且一直沒有後悔。

  我的電視之旅行程幾乎完全一樣。我妻子的一位同事、也是我們家的好朋友裡奇·加夫尼,知道我在《新共和》上寫過一篇文章評論1988年的總統大選,就邀請我到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國》節目做一次訪談。後來,我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製作人戴維·柯爾沃看了節目錄像,他立刻介紹我去《晨訊》節目做定期的評論嘉賓,後來我又轉到《頭版新聞》,這是加夫尼專門為福克斯網絡公司製作的雜誌節目。不久後,美國廣播公司的執行製片人傑克·瑞利,還有查理·吉卜森——他曾是美國廣播公司報道國會消息的專職記者,我們那個時候就認識了——兩人又力邀我擔任《早安美國》節目的評論員。

  我成為專職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也得益於這樣一種友誼關係。90年代初,我的母校聖十字架學院的校友、作家喬·麥克吉尼斯正在寫一本關於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的書,他想瞭解我在擔任蒂普·奧尼爾助手時的各種想法與感受。

  麥克吉尼斯從25歲出道成為《費城調查者報》專欄作者之後,他的生涯一直讓我著迷和羨慕。隨著《總統的推銷術》一書的出版,他在我眼裡成為一位英雄人物。他這本書是對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那場已經臻於化境的電視競選活動的一種深刻洞察。

  因為我們兩人一周後都要去舊金山,我們就約定在舊金山貝弗利山烤肉店見面。用過餐之後,麥克吉尼斯說他稍後要與另外一個人一起「喝點東西」,對方可能是我也非常有興趣一見的人:羅傑·艾雷斯!在那一瞬間,我真是吃驚不已。對所有曾在民主黨一邊工作的人來說,包括我,艾雷斯都是一個令人恐怖的名字。早在1968年尼克松當選總統一役中,這位天才的媒體戰略大師就已經讓我們吃夠了苦頭,而在20年後他擊出的球更加致命,徹底封殺了米歇爾·杜卡基斯當選總統的希望。他成功地使一個溫和的馬薩諸塞州州長變了形,將其塑造成一名拒絕向國旗致敬、把週末時間用來爭取殺人犯和強姦犯不在監獄服刑的左翼分子。

  雖然我與艾雷斯之間在黨派背景有裂痕,但兩人很快就談到了一起、一見如故了。隨著歲月的流逝,無論什麼時候到紐約,我都會到他在紐約的那間漂亮的咨詢辦公室看望他。我們會不厭其煩地討論像觀眾口味急劇變化之類的問題。1994年,當全國廣播公司(NBC)任命艾雷斯負責商業電視新聞網絡CNBC時,他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去做節目主持人。到1997年,在CNBC總裁比爾·波爾斯特和布魯諾·科亨先生的推動下,電視專欄節目「硬球」誕生了。一年之後,承蒙NBC新聞總裁安迪·萊克和戴維·柯爾沃——他現在已經是NBC新聞的高級總裁,節目延長到一小時。像約翰遜一樣,我懂得了個人關係對事業騰飛的力量。今天,我們就在國會山附近從前道奇飯店的位置,製作我們的「硬球」節目。   


第二部分 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

  有人來找你幫忙,雖然事情在你看來未免太異想天開了,但要記住,對於對方來說,那件事情卻非常重要,否則他就不會來找你了。

  蒂普·奧尼爾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的時候,我幸運地正好在場。我早就預料到了會發生這一重大事件,所以提前一周到了那裡,以便接下來採訪東柏林人。 「什麼是自由?」 我問一位守衛在布蘭登堡門下的青年。「就是和你說話,」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兩周以前是不能這樣的。」

  一位38歲的物理學家給我談到了東德的貨幣問題,那是令東德人怒火中燒的一個更尋常、普通的原因。「你提前一周就預定了航班,」他對我說,「但是這時突然冒出一個西德遊客,他本來並沒有費心做什麼乘機安排,只是在最後關頭才帶著他的德國馬克到了機場,但是你的位置卻被他搶走了。」他告訴我,即使一位東德人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會接受他手中貨幣的國家,在那裡也只會受到更為變本加厲的羞辱。「比如在布達佩斯,你去旅館,別人會告訴你客滿了;如果這時又來了一對西德夫妻,可以用德國馬克付費,你就能聽到服務員馬上改口說還有空房間。」

  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大街上,東德人同樣也要忍受這種歧視與羞辱。例如,他們一連要走好幾家國有旅館,因為那些旅館不接受「本地」貨幣,要訂房間,或者是哪怕要一杯飲料,也要求用美元或者德國馬克付帳。

  正是生活中這種日復一日的折磨和人格傷害,最終摧毀了東歐的社會政治體系。在柏林牆邊上,我吃驚地目睹著東德人排著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隊,就像黑白片裡的主人公一下子進入了彩色片一樣來到圍牆這邊,等待著負責接待他們的人從一排排後蓋敞開的大卡車上,取下食物和其他物品免費發放給他們。「40年的斯大林主義就換來了這些,」給我開車的西德司機說道,「排隊等著發餅乾。」 昔日森嚴的鐵幕之所以最終被撕開,不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社會理想受到了聲勢浩大、突如其來的革命衝擊,而是因為當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東德的官僚體制的輕蔑,那是一種美化抽像的民眾、卻對一個個有些有肉的人無動於衷、肆意羞辱的體制。

  與此截然不同,民治政體的一大優點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看好人們的油鹽醬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們渴望的回報。

  蒂普·奧尼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即使他的對手也會承認,蒂普·奧尼爾對於他的家鄉馬薩諸塞州的愛爾蘭同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需求,他很少會充耳不聞、漠不關心,所以,那些人熱情地支持他呆在那個位置上。他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次選舉中屢戰屢勝,最後登上了整個國家競爭最激烈的位置之一,憑借的是某種扎扎實實、不可缺少的東西。那是所有偉大的政治人物都非常珍惜和讚賞的一種寶貴智慧:如果要瞭解並影響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像的問題上,而應該密切注意和他們個人關係最大的那些事情。

  奧尼爾用自己特別喜歡的一句話概括這一原則: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如果要理解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就應該觀察他在家鄉受到了哪些影響,投票支持他的人來自何方。政治家相互之間較量的時候,也會採取這樣一種釜底抽薪的高明方法:如果你想使某個人元氣大傷,那就在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後院——打擊他。

  查爾斯·考爾森是尼克松總統最親密的一位政治盟友,他也是這條法則的一位深信不疑的信徒。這個人在政治上以對尼克松狂熱的忠誠而著稱,他曾說過:「只要能幫助尼克松,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從我奶奶身上踩過去。」這個人同時也對如何打動他人、讓別人行動起來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如果你抓住了他們的睪丸,」他曾說,「他們的心靈和大腦就會跟過來。」

  考爾森所使用的措詞和情緒渲染也許不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邏輯卻是無懈可擊、顛撲不破的。人們在觀察公共問題時總是戴著自身利益的有色眼鏡。他們也許會動情地關注埃塞俄比亞的饑荒,但他們的選票更喜歡投給自己的腸胃。就像哈里·杜魯門總統所說:「鄰居丟了工作的時候是經濟不景氣,我們自己丟了工作的時候就是大蕭條了。」有經驗的政治家牽掛的是老家的街坊鄰居。他的目光盯著他的選民所生活的世界。知識分子喜歡用批發的方式思考問題,研究公共生活的遠大圖景;而像林登·約翰遜那樣老練的政治家卻喜歡零售,一次招待一個顧客。

  當新澤西州的威廉·休斯1974年第一次當選為國會眾議員時,為了保持與家鄉人民的接觸,他發起組織了「城鎮會議」。第一次會議在他的家鄉薩勒姆縣召開,在會上,這位初出茅廬的眾議員一開口就講國會議員的職責:「我是你們在聯邦一級的代表,」他說,「我不關心你們的路面是不是平整。我不負責收拾你們的垃圾。」

  提問的時間到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婦女不停地舉著手。「喂,有件事我想告訴你,」她說道,「他們應該週四下午來收垃圾,但他們從沒有來過,狗都可以鑽到垃圾裡去了。」

  「你知道,夫人,我剛才說過了,我是聯邦的立法委員,」休斯告訴她。「我管聯邦的預算和全國性問題。這種事情你應該去找你們的鎮長,或者你們當地的工程專員。」

  這位婦女看著春風得意的新任議員,直視著他的目光,不帶任何諷刺意味地說道:「我不想一開始就找那些高層人物。」

  如果說一個人進入世俗的政治領域也要經過洗禮儀式的話,此刻發生的一切就相當於這種儀式。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猶如一瓢冷水,會潑在每個躊躇滿志的年輕政治家身上:不是你去告訴人們應該考慮什麼,相反,是他們告訴你應該考慮什麼。

  人們對「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這一名言的運用,有時甚至會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1970年,來自新澤西州另一邊的年邁議員愛德華·帕頓遭,遇了一場在外人看來非常嚴重的預選挑戰,他的對手是一位聯繫廣泛的反戰人士。當時民間反對越戰已經成為愈演愈烈的風潮,一直在毫無希望地抵制著這股潮流的那位年逾古稀的現議員,手裡卻有一件法寶:他的對手不是「本地」人。

  就在預選競選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帕頓先生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廣告,他沒有憑空捏造任何東西,只是翻印了一頁曼哈頓(美國紐約的一個區——譯者注)的電話號碼簿,把印著對手姓名及其在該區的住址的地方用圓圈圈了出來。就這樣,那位外來的選手還沒有來得及打開自己的行李,就已經被逐出了比賽。

  事隔10年之後,俄勒岡州的選民也進行了一次同樣苛刻、無情的利弊計算,不過這次倒霉的是一位久經沙場的現任國會議員。艾爾·烏爾曼是眾議院權勢顯赫的籌款委員會的主席,本來他是有可能終生保住那個職位的。他在華盛頓的政治鼓動家和分肥者中已經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不幸的是,他沒有在自己的家鄉大西北鎮停留足夠的時間。他的共和黨對手抓住兩點發起了攻擊:首先,他的家已經不再在這個地區:其次,他去年一年只到過這個地區六次。烏爾曼反駁說他去年回去過「10」次。然而,在一個可以乘坐噴氣式飛機旅行的時代,大多數議員每隔一周就要回自己的選區一次,所以,烏爾曼的辯解實在是再糟糕不過了。

  說到這裡,你也許立即就會想起,美國現代政治舞台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因為這種情況而遭到了選民無情的拋棄,例如,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賴特,愛達荷州的弗蘭克·邱奇,田納西州的阿爾伯特·戈爾——他是未來的戈爾副總統的父親。一旦選民們感覺到,他們那些年輕的希望之星在華盛頓並不僅僅是在為自己的家鄉謀福利,還幹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染上了嚴重的波托馬克熱病(波托馬克是流經華盛頓的一條河流),對喬治敦的沙龍要遠比對自己家鄉的議事廳熟悉,他們就會毫不憂慮地做出自己的選擇。

  高明的職業政治家決不會讓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僅僅做到多回幾次家鄉,那其實還是很不夠的。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讓人們感覺到你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佛羅里達州的勞頓·柴爾斯曾長期擔任聯邦參議員,他就拒絕為自己做一套當時在華盛頓非常時髦的做工精細的深藍色套裝。「如果我那樣打扮,」他向自己的一位秘書解釋道,「就沒有人會去機場接我、向我問好了。」這就是為什麼勞頓·柴爾斯身上總是穿著出自鄉村裁縫之手的服裝的原因。這個靠走遍佛羅里達全境而當選參議員的人,希望自己的外表繼續與當初鄉親們選出的那個人一樣。

  這位參議員不一定聽說過馬基雅弗利在1513年最早提出的一條基本政治原則,但他身體力行的卻正是那條原則。馬基雅弗利在他著名的《君主論》一書中,提醒未來的政治家要呆在和他們統治的人民很近的地方。如果政治家自己就在場,「他就能夠在騷亂剛剛萌芽的時候便覺察到,從而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馬基雅弗利早在500年前就這樣寫道,「但如果他是在某個遙遠的地方,那麼對於騷亂他只能聽到一些傳聞;等事情真的進入他視野的時候,往往已經無藥可救了。」

  1981年,路易斯安娜州的眾議員約翰·布勞克斯演出了特別赤裸裸的一幕,來展示「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這一法則的力量。他向一位記者坦白說,他之所以支持裡根政府提出的關係重大的稅收和預算政策,是因為裡根政府承諾提高蔗糖價格,而蔗糖是路易斯安娜州的一項主要出產。記者於是追問,這是否意味著他的那一票可以用金錢收買,他機敏地回答道:「不能,但它可以出租。」這句名言,這種觀念,傳到他的家鄉路易斯安娜後大受讚賞。現在,眾議員布勞克斯已經成為參議員布勞克斯了(美國參議院的權力要比眾議院大,參議員的人數也要比眾議員少得多)。

  在我周旋於各種各樣的政界人士中、往來於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兩頭的那些年月,我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人比「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這一名言的發明者——蒂普·奧尼爾本人在這方面做得更好的了。奧尼爾和「偉大的溝通者」羅納德·裡根不同,後者通過電視盡情噴發自己的力量,而他的品牌是一種面對面的政治,一次只有一個對象。

  當然,敵人一次也只有一個。

  1982年,馬薩諸塞州一家公用事業公司的一位年輕律師、頗有政治明星氣質的名叫弗蘭克·麥克納馬拉的人,決心向正在謀求連任的眾議長蒂普·奧尼爾發起挑戰。他從俄克拉荷馬和德克薩斯兩個州的石油利益集團那裡籌集了100萬美元經費來參加競選,因為石油利益集團對奧尼爾這個長期支持價格管制的老牌自由派人士很不滿。這是一個糟糕的錯誤。在一個人們飽受嚴寒和高昂的燃料費用之苦的古老工業區,只要提到「達拉斯」(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城市,美國的石油中心之一)這個名字,就足以讓當地的人們憤憤不平、怒火中燒

  挑戰者麥克納馬拉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在美利堅合眾國國會山的台階上宣佈了他的參選決定。就在媒體進行現場報道的時候,有幾個戴著加侖帽的年輕人向人群散放了一批重要的文字材料。材料的封面上寫著一句醒目的話:「你也許不認識麥克納馬拉,但在達拉斯有人認識他!」。材料裡面是一些新聞剪報,都和麥克納馬拉在德克薩斯州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捐款人有關。第二天早晨,《波士頓環球報》登載了麥克納馬拉的一個簡短聲明,但是,那個聲明太簡單了,根本無法抹去那些煽情的加侖帽和這位年輕候選人的石油利益背景給人留下的毀滅性印象。

  「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這條規則也適用於伊利諾州的皮奧裡亞縣,就像它適用於馬薩諸塞州的坎布裡奇一樣。前面的事件過去幾個月後,第88屆國會的選舉進入到了最後的衝刺關頭,這時蒂普·奧尼爾向眾議院提出了一項撥款10億美元擴大就業的議案。共和黨對此冷嘲熱諷,說那不過是選舉年的做秀而已。而對這位民主黨第一人物批評最嚴厲的,則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伊利諾州的羅伯特·米歇爾。

  開始的時候,奧尼爾本來想避免和他的朋友米歇爾進行面對面的交鋒。當米歇爾進而猛烈抨擊這項提案是民主黨大手花錢興建無價值的政府工程的最惡劣表現時,奧尼爾的助手們迅速地搜集了一些數據。我們借助於設在當地的一個辦公室的熱情幫助,在這位共和黨領袖的後院皮奧裡亞縣挖掘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資訊。

  當奧尼爾再次走上眾議院講壇的時候,他一一宣讀了皮奧裡亞縣所有低於伊利諾州安全標準的橋樑名字及其所處的街道位置,而那些橋樑根據奧尼爾提出的擴大就業議案都在維修的範圍之內,但是,不幸的是,那項議案卻被共和黨人抨擊為「無端生事」,是又一項可惡的新政式的無用立法。

  當議長宣讀的那一連串冗長而枯燥的危險地區名字被錄成音後,他的話通過有線電視直接傳送到了那位共和黨領袖的選區。就在幾分鐘前,米歇爾還一直以共和黨全國代言人這樣一個高大而忠誠的形象出現,但轉眼之間,他就開始為自己的形象在老家可能會受到損害而不安了。他臉漲得通紅,站在會議廳的後面,焦躁、匆忙地向他的新聞秘書佈署著什麼。畢竟,為一個全國性政黨賣力比賽是一回事,而使自己當晚就要在家鄉皮奧裡亞遭到一場嚴厲的政治攻擊,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這樣,奧尼爾通過在對手的家鄉展開攻擊,把一場關於國家經濟政策的「批發」性質的辯論,轉變成了地方性的、純粹「零售」意義上的辯論。

  奧尼爾聲名卓著的前任,矮小、禿頂的薩姆·雷伯恩也擅長此道。雷伯恩絕對不是那種會令女戲迷傾倒的男明星,人們也不會把他的話作為格言警句刻在大壩上或者中學的教室裡。但他有一種樸實無華的能力,可以反反覆覆與一個接一個的議員打交道,就是憑借這種能力,他竟把平時亂糟糟的議會整合成一支紀律嚴明、手拿法律和政策的軍隊,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他還可以幾乎毫不費力地從對方的根據地發起攻擊。「雷伯恩一個電話,陸軍工程兵集團就會去幹活,」奧尼爾回憶道,「雷伯恩回過頭來會解決有關撥款的細節問題。」

  據說,這個傳奇般的德克薩斯人還可以向那些不怎麼好說話的聯邦機構揮舞指揮棒。雷伯恩的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國內稅務署的審計員像工程兵集團一樣義無返顧地去幹活。那些精神緊張的眾議員們不敢肯定雷伯恩是否真正行使過這樣的權力,不過,他們卻生活在這種敬畏之中。

  丹·羅斯滕科斯基長期擔任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他也是對政治利己主義的力量深信不疑的政治家。為了能夠順利地得到通過,他提出的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採用了一種兩步式的立法程序。首先是議員們對法案的正文進行投票;然後是對法案後面的「過渡條款」投票。所謂過渡條款,就是規定各種具體的稅收變化應該在何時生效的一些條款,它們對一些特殊產業和地區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現實中,每個議員當然都希望確保自己選區的產業盡可能得到最多的照顧。所以,這些「過渡條款」使羅斯騰科斯基手中掌握著許多張王牌。比如,一家公司如果不是在10月份而是到明年一月份才繳納新稅種,它就可以節省幾百萬美元;同樣,如果某一稅種將被取消,當然取消得越早越好。那些支持羅斯騰科斯基的稅收改革立場的議員,顯然是希望將來在就這些問題舉行聽證會時會得到他更熱情的待遇,而那些不支持他的議員則別想會有這樣的好事。羅斯騰科斯基清楚這一點,其他議員也心知肚明。那些本來打算反對這位主席的改革措施的企業遊說人員,同樣也知道這一點。

  外行的政治家常常會犯的錯誤,就是對所有的人不加區別、一視同仁。而出色的政治玩家是不會犯這樣迂腐的錯誤的。他們的眼睛總是會盯著那些真正能夠促使問題解決的壓力點。

  1940年,一場普魯米修斯式的意志考驗在兩位美國巨人之間發生了,而且兩個人各有自己的一套行動計劃。一方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在戰勝了小兒麻痺症之後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也最有活力的一位總統。他已經連任了兩屆總統,但還想打破先例第三次當選。在對他這種努力持批評態度的人中,有他派駐英國的大使約瑟夫·P·肯尼迪,一位未來美國總統的父親,肯尼迪政治王朝的開創者。衝突達到高潮的一幕就出現在11月大選之前。肯尼迪不顧一切地站出來公開表明了自己反對羅斯福連任的立場。他猛烈抨擊羅斯福與英國合作以及顯然想讓美國捲入對德戰爭的政策。肯尼迪這位愛爾蘭裔的美國人,對英國沒有任何好感,他認為羅斯福不只是在使美國捲入一場嚴重的全球衝突,而且是讓美國站在了肯定會戰敗的一方。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強調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不同,擴大他們已經存在的溝壑,是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的,」肯尼迪說,「不管我們是不是喜歡,畢竟我們大家都必須一起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在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和阿道夫·希特勒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三周之後,肯尼迪在倫敦發表了這番代表美國孤立主義立場的「綏靖」言論。

  羅斯福意識到機會來了。如果他能夠說服肯尼迪這樣的反對派,那麼,在安撫整個美國和日益高漲的恐戰情緒方面,他就等於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即使對於偉大的羅斯福來說,要想降服這位愛爾蘭巨人也要費一番功夫。10月16日,肯尼迪致信羅斯福要求解除自己的職務。但在一周之內,羅斯福就完全控制住了事態。在1940年大選投票前9天,羅斯福邀請肯尼迪到白宮共進週日晚餐。到星期二那天,肯尼迪發表了全國廣播講話,給他所在的民主黨的候選人送上了在很多人看來是整個選戰中最有效的一篇助選辭:「星期天,我從飽受戰亂之苦的歐洲回到我們可愛的祖國安寧和平的海岸,我內心的信心又被喚醒了,我相信我們這個國家必須而且也會置身於戰爭之外。」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立刻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宣佈:「共和黨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粗暴地指責羅斯福總統正準備把我們的青年送到倫敦去,肯尼迪大使簡短而誠實的聲明粉碎了這種無稽之談。」

  在這件事情中,有一點再清楚不過了。約瑟夫·肯尼迪在美國應該在歐洲扮演什麼角色這樣的大問題上,他內心的信念並沒有發生使徒保羅式的大轉變(保羅是《聖經》中的著名人物,曾是猶太教徒,狂熱地反對基督教,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得見耶穌顯靈而皈依了基督,從此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傳播基督福音的事業)。他對英國仍然不抱什麼好感,對反納粹事業也沒有多少興趣,對已決定把美國帶入戰爭的總統並不愛戴。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

  羅斯福知道,這位大使在自己的長子小約瑟夫身上寄予了最高的政治野心。年輕的小約瑟夫幾個月前作為代表參加了民主黨全國大會,他沒有追隨羅斯福、而是追隨了羅斯福最有力的挑戰者詹姆斯·A·法萊。他的前途於是就成了政治交易的籌碼。16年後,老肯尼迪面帶得意的微笑,向他的共和黨朋友克萊爾·布茲·盧斯透露了這個秘密:「我不過是和羅斯福做了一筆交易。我們同意,如果我支持他1940年的總統競選,他就支持我的兒子約瑟夫1942年競選馬薩諸塞州州長。」

  羅斯福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用政治遊戲的術語談到過羅斯福和肯尼迪的這次高峰會晤。據他透露,當時他父親向肯尼迪攤牌,他很樂意為肯尼迪家族年輕一代在政治上的發展提供幫助,但如果肯尼迪大使放棄支持本黨候選人的原則,就會使這些年輕人的事業在還沒有起步的時候便受到損害。羅斯福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推銷員,他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賣點。沒有想到,後來的結果是,老肯尼迪當然永遠也沒有機會去討還債務。他的長子小約瑟夫參加了美國空軍,在歐洲上空一次英勇的轟炸行動中犧牲了。

  30年之後,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位成員又被別人上了一次內容近似的推銷課。當時,馬薩諸塞州的愛德華·M·肯尼迪身為參議院多數黨的議會督導員,是參議院民主黨的二號人物。1970年12月,他準備競選連任這個位置,但這時一位意想不到的競爭者——西弗吉尼亞州的羅伯特·C·拜爾德出現了。

  特別出人意外的是,問題的關鍵不是兩年前的一起車禍,當時在那次車禍中,一輛轎車內的一名女子身亡,而駕駛那輛車子的是肯尼迪。競爭的焦點集中在參議院的內部問題上。亞瑟王的繼承人不幸遇到了一位超一流的政治零售商。

  在西弗吉尼亞老家,羅伯特·拜爾德會在鄉村集市上認真地拉他的小提琴。在華盛頓,他以事事上心而聞名。只要其他參議員覺得需要辦的事,就是雞毛蒜皮在拜爾德眼裡也不是小事。他過去的一位同事說得好:「如果你拿出鉛筆,他也會過來幫你削。」

  督導員在參議院的工作有點像工廠門市的銷售員,他需要照看每個議員關心的問題和利益,而那一切永遠都在不停地變化之中。如果他們的家鄉出了重要事情而需要改變日程安排,這時督導員就要去想辦法看能否作些調整。如果有位參議員關心某條通過他家鄉的高速公路的撥款問題,督導員就要告訴他什麼時候會討論那個議題,從而保證他可以在場。

  肯尼迪的優勢和對這一職務的看法,與拜爾德大相逕庭。身為政界名流,這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認為督導員是管大事的。對於他來說,那是一個讓他站在上面對當今的重大問題發表看法的臨時講台,供約瑟夫和羅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施展他拿手的「批發政治」的又一個論壇。

  拜爾德的魅力就在於他更像一位和善可親的街坊鄰居。當時他擔任民主黨會議的書記,是參議院第三號人物。每次肯尼迪離開華盛頓到全國發表演說,拜爾德總是讓肯尼迪相信,不用擔心工作上會有什麼問題。肯尼迪可以放心地把那些細枝末節的事情交給他來做,那些事太無足輕重了,不需要一位大人物來操心。

  面對是要一位全黨的發言人還是要一個商店的售貨員,那些參議員選擇了後者。讓國人感到震驚的是,他們把拜爾德推到了全國最有名望的家族的繼承人之前。非常明顯,多數民主黨參議員更喜歡有人幫他們削鉛筆。

  一位現代美國政治舞台上最聲名狼藉的政客,也採用過類似的策略來獲得他夢寐以求的寶藏。

  很少有人意識到,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能那麼長時間將美國置於他的魔咒之下,主要是由於他對新聞業的精通。他知道記者什麼時候必須給通訊社發稿,他知道他們的工作承受著哪些壓力,而他對這些知識的利用也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

  50年代初,也就是麥卡錫如日中天的時候,有關國會的消息多數都是通過聯合通訊社、合眾社以及國際新聞社的電文向外傳播的。這位威斯康星的參議員迷上了電報,他知道那些記者每隔幾個小時就需要發出一條新的「頭條」新聞來報道事情的進展,只有這樣,他們的電台才能每個小時都有節目播出,他們的報紙才能出最新的一期。

  這位參議員一心想使自己的「反共鬥爭」始終興旺紅火,於是,他使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伎倆。據當時曾在場的《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羅伯特·黑利回憶,麥卡錫每天下午都會去看那些電報的自動收報機,如果當天的報道符合他的路子,他就不做什麼;如果不符合,他就會走到某個正在發報的傢伙跟前,扔給他一條全新的消息,從而掀起新的高潮。

  「機槍手喬」(約瑟夫·麥卡錫的綽號,喬是約瑟夫的愛稱),用一種卑劣無恥的手段發動了一場並不存在的戰爭。他知道那些記者都是帶著工作任務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使他們的工作變得盡可能簡單。他從來不讓事情的全貌或真相捆住自己的手腳,而是斷章取義,從而使事情變得面目皆非。

  麥卡錫知道,有兩件東西能夠讓記者們著迷:時間和文件。他常常說「我手裡有一份名單……」,這不啻於把一塊肥肉扔到了記者面前。幸運的是,人們逐漸注意到,麥卡錫提供給媒體的全部消息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實際的、仍然在世的共產黨人的名字。如果事情本身不正當,那麼設計得再完美的策略,它愚弄我們充其量也只能到此為止。

  我在這裡當然不是教大家如何去做一個歪曲事實的瘋子,而是說我們要怎樣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們打算影響的人們的個人抱負上,從而成就我們的事業。無論你想達到什麼目標,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響的那些人關心什麼事情。

  在麥卡錫的同時代人中,有一個人為了保衛自己也運用了「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這一法則,但他採取的策略同樣冷酷無情。

  1950年,37歲的眾議員理查德·尼克松正在競選代表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他與女演員海倫·G·道格拉斯的競選,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次選舉。但同時那次競選也展示了一種不僅有效、而且完全無可厚非的技巧。

  尼克松當時遇到了一個頭疼的問題。雖然加州共和黨州長厄爾·沃倫與他同屬一個黨派,但卻拒絕支持他的競選。這樣做是出於自我利益的權衡。沃倫這位後來的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時正陶醉在一種想法裡——在加州人民面前扮演一個超越於黨派之爭的人。他是一個自命不凡、躊躇滿志的人,他不僅認為自己也是競爭全國性職務的一個很有潛力的選手,還認為自己在社會出身上要比野心勃勃的尼克松更加優越。結果,無論尼克松訴諸於黨派的忠誠還是政治理念上的相似,都絲毫無法打動這位挑戰者。身為眾議員的尼克松也找不到一個公共問題把沃倫拉到他這一邊。

  尼克松還面臨著另一道障礙。他的對手道格拉斯夫人為了慫恿沃倫保持中立立場,對沃倫投桃報李,也不支持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詹姆斯·羅斯福。

  尼克松和他的手下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為了贏得沃倫心照不宣的支持,他們不再訴諸黨派忠誠和意識形態,而是訴諸他心中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這位出身高貴的沃倫伯爵本人。

  他們所採用的手法是一種鬧劇,但卻收到了效果。每次道格拉斯夫人舉行新聞發佈會,尼克松這邊都會派出一個助手到場,向道格拉斯夫人提問她是否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公子詹姆斯·羅斯福。最後,就在選舉前的那個星期五,道格拉斯夫人終於落入了陷阱。她表態支持小羅斯福:「我希望、我也禱告他會成為下任州長,只要民主黨人都將票投給本黨的候選人,他會成功的。」

  計謀終於得逞了,尼克松歡呼雀躍。他們立刻把消息透露給一位就要採訪沃倫州長的記者。當那位記者問沃倫如何看待道格拉斯夫人支持羅斯福的問題時,沃倫一開始拒絕評論。過了24小時後,他意識到他已無法繞開尼克松為他設下的狡猾陷阱:「對這種情況我無意扭扭捏捏。媒體報道說道格拉斯夫人希望並禱告羅斯福先生成為下一任州長,這一消息並沒有改變我的立場。不過,鑒於道格拉斯夫人的聲明,我想請她設想一下,下週四聯邦參議員選舉時我會怎樣投票。」

  至此,那些一直緊盯著他的人開始歡呼勝利了。「加利福尼亞每個讀到沃倫伯爵這一聲明的選民都會知道,沃倫在選舉日會把他的選票投給尼克松。」 尼克松的競選負責人莫雷·喬迪內爾興高采烈地宣佈

  尼克松大概永遠也無法贏得沃倫的友誼,但卻得到了他的幫助。在整個事件中,未來的沃倫法官表現了一種高貴的克制態度,權衡得失之後伸手幫助了他並不喜歡的候選人。尼克松的拇指放到了沃倫的天平上,沃倫沒有辦法把它拿走。

  現在,讓我來總結一下:你是在哪個領域競爭,這一點並不重要;要想贏得各種盟友的支持,關鍵在於傾心關注他們的敏感點。例如,一個大學生要注意的是那個最主要的聽眾:教授。只要給予足夠的留心,學生就能夠搞清楚老師的想法和他特別關心的問題;你的課堂筆記不僅是那門課程的最佳指南,也是瞭解授課者本人的最佳指南。

  在校園之外也同樣如此。無論你在宗教和哲學上有什麼偏好,你都千萬不要做一個唯我主義者,也就是那種以為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存在的傢伙。如果你專注於自我,你一定會失敗。高明的政治家從來不讓他的目光離開別人的自我。

  1994年,希拉裡·克林頓為醫療保險計劃大造聲勢之時,恰恰忘記了這一點。那對於她本人和這個國家,都是一種不幸。她的眼睛沒有沒有看到幾千萬勞工和中產階級家庭,他們大多數都已經得到了保險,本來是可以成為她最堅定的支持者的。

  美國的選民們對如何才符合自身的利益,向來是明察秋毫、也毫不退讓的。在這一點上,希拉裡卻做了錯誤的判斷。

  1991年11月,賓夕法尼亞州舉行了一次特別選舉,因為國會參議員約翰·海因茲不久前在一次空難中喪生,他留下的職位空缺需要補選。前任州長、共和黨人理查德·索恩伯是最熱門的人選,被認為必勝無疑。他的對手則是一位溫和的、始終低姿態的退伍軍人,叫哈里斯·沃福德,。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最後沃福德卻成了勝利者。索恩伯在民意調查中領先他整整40個點之多,但沃福德借助一個電視廣告就戰勝了索恩伯。「如果說犯罪分子有獲得律師的權利,」在電視上,這位民主黨人對觀眾說,「那麼,工人家庭也有獲得醫生的權利。」

  這句簡單的話傳進了千家萬戶。當時整個國家都處於經濟衰退之中,眼前終於有一位競選顯赫職位的人和他們談論餐桌上的經濟學了。那些人到中年、擔心丟掉工作和尊嚴的丈夫,以及那些擔心全家會失去醫療保險的主婦,都是他的聽眾。

  三年以後,希拉裡·克林頓也想在這一點上大作文章,她以為沃福德這匹黑馬的勝利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草根民眾有一種強烈的要求,那就是他們希望政府創立一套「包括所有人在內」的醫療保險體系。然而,對於她和這個國家都不幸的是,在這點上她卻看錯了。她許諾的「包括所有人在內」的體系,讓人感覺到不是向那些已經擁有醫療保險的家庭提供安全保證,而主要是針對正在那些享受福利救濟的人口。所以,她不僅沒有能夠像沃福德那樣減輕中產階級的擔憂和怨恨,反而加深了這種情緒。她的作法無非是要選民們把好不容易從談判桌上爭取到的醫療保險計劃扔進公共水池,讓每個人都能分一杯羹。如果說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還是對努力工作的酬勞的話,那麼,克林頓的計劃卻是要把勤勞工作的人和懶漢同等對待了。

  結果,這套方案沒有推銷出去。人們認為他們來之不易的好處和權利將會被取走,用來滿足所有人的醫療費用需求。希拉裡的計劃不是要為「辛勤勞動的家庭」提供醫療保險,而是要為那些不工作的人提供一種所謂「包括所有人在內」的體系,而費用卻要由那些工作的人來承擔。對於這樣的方案,人民會滿懷情緒、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第三部分 索取要比給予更好

  如果你想交一個朋友,那就請他幫你一個忙。

  ——本傑明·富蘭克林

  1992年,德克薩斯州的億萬富翁羅斯·佩羅向全國宣佈,只要能滿足一個條件,他就願意出來競選總統,那就是:如果平民百姓們想打破兩黨體制,向官僚作風開刀,並爭取把他的名字列在合眾國50個州的選票上。

  佩羅這一招真是大師手筆。當他說如果沒有普通百姓的支持他就不參加競選時,他實際上是在使自己成為一支由擁戴者組成的軍隊的代言人。他把那些以前從來沒有得到邀請扮演政治角色的人招募到自己手下,掀起了一場與民主黨和共和黨抗衡的政治運動。

  大膽地依靠整個美國城市、郊區和鄉村的普通民眾,這就是羅斯·佩羅卓越的政治天才的表現。在每一個商場,都有佩羅踴躍的志願人員擺著的一張便桌,「我們支持佩羅,」 他們會告訴所有往來的人們。「我自始至終都支持佩羅,」每個信徒都重複著這句話,彷彿是他們自己發起了這場競選。

  佩羅正在利用的是人類的一種天性,早在四個世紀前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政治家馬基雅弗利就已發現了那一天性。你在一個人身上付出越多,你對他就會變得越忠誠。贏得一個支持者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為你做點什麼。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說就是:「如果你想交一個朋友,那就請他幫你一個忙。」

  佩羅的策略成功了。他不僅使自己的名字印在了選票上,而且還贏得了百分之十九的選舉人票。在這一歷史性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方法。一個以擁有不可思議的財富和獨立的開拓精神而知名的人,卻是通過向人們求助而展開他競選總統的運動的。

  佩羅並不是奉行這套馬基雅弗利戰法的第一位當代政治家。

  1974年,我曾短暫地告別華盛頓的政治圈,向費城的民主黨組織發起挑戰。我與一位力量雄厚、志在必得的現任議員競選國會眾議員。幾百個學生志願者為我搖旗吶喊,他們看到有可能選出一位和他們年齡相差不遠的獨立候選人進入國會而興奮不已。當時我只有20多歲,我在人們身上喚起的熱情要遠遠高出我的競選實力,所以,在民主黨內預選中我很快就被遠遠甩在了後面。

  不過,我還是得到了一個小小的安慰。預選過去幾天後,我就收到了一封信表達對我的殷切希望:「繼續積極地參與民主黨的政治活動」。但信中最重要的不是這句慰問,而是與慰問一同而來的請求:「如果你能為我們在賓夕法尼亞或者其他州的努力提供任何有益的信息或建議,我將非常感激。你隨時可以和我本人或者和漢密爾頓·喬丹聯繫。吉米·卡特。」

  這是發生在總統大選之前兩年的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當時是民主黨競選委員會主席。那封信來得適逢其時,給我留下了久久難以磨滅的印象。

  人們今天仍然感到困惑不解:吉米·卡特是怎麼當上美國總統的?這個沒有任何背景的人,靠什麼手段才把兩個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把贏得預選所需要的基層草民組織,與佛羅里達、愛荷華、新罕布什爾、賓夕法尼亞以及其他各州黨的高層會議結合起來?

  事實是,吉米·卡特在那段時間就像一根江湖老油條。他看到,選民們在經歷了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正渴望發生一些變化。這是當時的大背景,但他沒有滿足於此。他還深入到廣大的鄉間中去,讓自己置身於更微觀的圖景、也就是選民們每天在其中生活的那個世界中。而這個時候,他的那些在城市活動的競選對手,卻在使盡渾身解數,試圖在紐約和華盛頓那些民主黨已經逐漸失寵的選區撈回民心。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已經看到,要建立個人的勢力,或者更準確地說,要擴展個人的能量,需要從最初的兩個步驟開始:第一步,密切關注什麼東西能動員他人;第二步,為了贏得那些對實現我們的目標至關重要的人的支持,我們要根據這些信息繪製出通往他們的「心靈和腦海」的路線圖。

  其中的第二步,也就是學會如何把這些人動員起來參與到我們的事業中去。用政治術語來表達,就是我們要學會如何發起一場運動。

  要發起一場運動,不論是什麼運動,你首先需要一個組織。吉米·卡特在1974到1976年間創立的一個全國性組織,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傑作。

  作為一隻「跛腳鴨」,一個只當了一任州長的、來自南方腹地的傢伙(卡特已在競選連任州長中失敗,所以被稱為「跛腳鴨」),卡特是在政界已經是一個局外人,他不能指望那個通常由全國性的利益集團、華盛頓的關係網和一些意識形態人才組成的民主黨網絡。卡特必須創立自己的組織。

  卡特的策略很簡單:發起一場「局外人」的運動,招募一些「局外人」為他的競選出力。吉米·卡特1974年寫給我的那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而且我並不是惟一一位保留著他的信的人。所有在那一年的初選中失敗的民主黨人都收到了一封個人信函,發信人就是那位當時並不引人注目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

  真是高明的政治策略。卡特意識到,他最好從那些已經在政治上失勢的人群中尋找支持者。傑裡·拉夫肖恩是卡特的媒體顧問,他還記得,當時他勸卡特支持一位很有人緣的國會候選人,他認為這個人很有希望贏得勝利。然而,卡特看得更遠,他說:「他贏不了,這裡是共和黨的地盤。但他輸了對我們更好,那樣他就會為我們工作,而且會把他的組織一起帶過來。」

  喬迪·鮑威爾從一開始就跟隨著卡特,他還記得自己的老闆所做的直截了當的解釋:「失敗的一方總要再找些事情幹干,而如果你當選了,你就是一個國會議員了,馬上要動身去華盛頓了。」鮑威爾親眼目睹了卡特用這種策略鋪平了通往賓夕法尼亞大街的道路,「重要的不只是候選人,還有那些為他們工作的人。我們建立的是一隻游擊隊,他們都有政治經驗,而且多數都參加過國會競選活動。」

  卡特在1974年的選舉中始終遵循了這一策略。在選舉之夜,當黨的全國主席羅伯特·施特勞斯召集民主黨的獲勝者們慶祝勝利時,這位佐治亞州州長卻在給每一個失敗者打電話。他們中很多人只是暫時受挫,無處可去,其中包括佛羅里達州的理查德·帕蒂格魯、俄亥俄州的約翰·吉利根、紐約的米奇·考斯坦查,等等,他們都參加了那支「花生」(花生的英文peanut,也有矮個子、小人物之含義)部隊,和許多名氣不如他們的人一起為卡特在預選中一路過關斬將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這些在國會爭奪戰中已經失手、本來有可能被人遺忘的候選人,現在成了卡特在各地的協調人,他的政治啦啦隊的小隊長。

  羅伯特·基夫當時是華盛頓州國會參議員亨利·M·傑克遜的資深政治顧問,他很快就發現了卡特的戰術是建立一個由政治「局外人」組成的全國性網絡,看出了這一網絡有攻破現行政黨體制的遠大潛力,他形象地將之稱為:「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個特洛伊花生。」這顆花生就像它的前輩,也就是那匹古代的木馬,製造它是因為它的設計人沒有辦法直接拿下城堡,於是就只有用計謀鋪平攻破城門的道路。

  那些在1974年中期選舉中春風得意跑在最前面的人,他們是用不著一位來自南方農村的跛腳鴨州長來為他們的選舉造勢的。他們有更輝煌的同盟者,有名聲顯赫的大人物,例如愛德華·M·肯尼迪、休伯特·H·漢弗萊,等等,來幫助他們建立民眾聯繫以及設計出能拉到贊助的競選綱領——當然,作為交換,他們會在1976年總統競選中支持那些大人物。「只有那些已經敗下陣來的人,」喬迪·鮑威爾說,「才需要卡特。」同樣,卡特也需要他們。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競選活動的耗資越來越巨大,需要面對的電視觀眾人數越來越多,競選人員乘坐的飛機也越來越豪華,然而,卡特卻奏響了一曲與眾不同的新旋律:他讓成千上萬的選民感到,他們在為他的成功而進行投入。隨著他在各州之間巡迴穿梭,在一個又一個支持者家裡歇腳,他在自己和支持者之間編織了一根牢固的忠誠紐帶。他每去一個城市,都不是作為觀光者,而是到人家裡做客。正如已故的肯尼迪總統的助手泰德·索倫森所說:「你怎麼可能投票反對一個在你家沙發上睡覺的人呢?」

  許多人以為,要贏得他人的忠誠,最好的辦法是給他人恩惠,但事實正好相反,最好的辦法是讓別人給你恩惠。在這一點上,我們又要歸功於16世紀意大利的馬基雅弗利,正是他發現了人性中某些基本的方面。他注意到,當一座城市被圍困了許多個月的時候,當人們在城牆之內經歷著巨大的艱辛與困苦的時候,當他們為了保衛國王而經歷著恐懼與飢餓的煎熬的時候,對國王的忠誠不是減少、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從此以後,他們甚至會感到自己與國王的紐帶更加緊密了,「因為為了保衛他他們已經犧牲了自己的房屋和地產,他們現在就仰望著他認為對他負有某種義務。人的天性就是,無論是要求他人承擔義務,還是自己履行義務,他都感到同樣的快樂。」用馬基雅弗利的另一句睿智的格言說就是:「施恩正和受恩一樣都使人們產生義務感,這是人之天性。」

  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托馬斯·S·弗萊也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一次他乘坐的小飛機在華盛頓州東部一個鄉村失事,當地一個人救了他。雖然那個人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弗萊的大名,但從此以後卻為弗萊的競選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在其他一些沒有這樣危險的場景下,也會產生出同樣的紐帶。那些伸手幫助過你一次的人往往會養成習慣,在你未來的道路上一直關注你、照看你。我們總是會自然而然地記住那些我們在路邊「發現」的人,並努力提供條件讓他們證明我們當初是多麼有遠見。

  當你開口向某個人請求幫助的時候,你隱含的意思就是讓別人在你身上下賭注。你爭取到越多的人下賭注,你輸掉的機率就越小——因而你的基本支持者網絡就會進一步擴大。然而,很多人都克制自己不願啟齒請人幫忙,因為他們覺得那樣做等於承認自己的弱小,他們認為堅持依靠自我才是力量的象徵。這種「一切自己干」的心態,有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對於一個參與競爭的人來說,那樣的心態會限制並孤立他,導致他沒有同盟者。

  一個人在被追求的時候總是會產生快感,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這個小秘密。他們懂得,當你向一個人提出請求時,並不等於你只是在要求他付出,你也把他想要的東西給了他:讓他有了一個參與其中的機會。所以,那些四處爭取資金和拉選票的候選人,其實是在向別人提供一個參與政治行動的機會,讓他們成為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做的事情就相當於讓人們購買他的股票,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在創建一個股東網絡。

  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所擁有的資本,就在於他有能力接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不僅要求他投自己一票,還要求他為自己付出他的時間、精力和財富。在雞尾酒會上他會毫不猶豫地走到一位富有的女人身邊,與她搭話要求她提供五千美金,或者請別的人把一切事情都擱下,去為他的前程奔忙,他會說:「我需要你來做志願人員,幫我干6個月。」他心裡完全清楚,這意味著那些應召者需要爭分奪秒地工作,而給予他們的報酬卻很少或者乾脆沒有,而且即使他們的候選人取得了勝利,也不能保證會給他們一份工作。所有的職業政治家都把這一套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最粗俗的褒獎之詞出自一位了不起的加利福尼亞議員、人稱「老爹」的傑斯·昂魯之口:「如果你不能喝乾他們的酒窖,拿走他們的存款,騙走他們的女人,並且第二天一早就投對他們不利的票,做不到這一切,你就不配站到這裡。」

  約翰·F·肯尼迪儘管有富可敵國的家族背景和令人艷羨的常春籐聯合會關係資源(長春籐聯合會是由美國東北部的哈佛、哥倫比亞等名牌大學校友組成的一個團體),卻依然鑽研此道而成為行家裡手。他從來不走慈善互助俱樂部的路線——戴著滑稽的禮帽,整天晚上讓人拍後背——但他卻學會了用一種更個性化的方式競選。他會走到坎布裡奇或者查爾斯頓港,在三層甲板的船上上上下下,挨個敲船艙的門,請那些愛爾蘭工人、意大利工人和亞美尼亞工人「支持」他的競選。

  1946年,肯尼迪競選國會眾議員,他的對手是一位深受歡迎的當地市長,所以他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一套完全獨立的政治組織。這奠定了他後來所有競選活動的模型。他使波士頓兩萬工人都變成了他那顯赫家族的競選隊員。實際上,每一個志願者都成了「肯尼迪棒球隊隊長」,他們到處散發有關肯尼迪二戰期間在PT-109巡邏艇上英勇作戰的紀念品和宣傳單。

  肯尼迪懂得如何展現和利用他們家族光彩照人的魅力。在坎布裡奇,每一位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的母親都鼓勵女兒去做他的志願人員,以便有機會接近這位英俊、富有、年輕的單身漢。那些緊張激動的年輕姑娘很快就被分配去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為這位候選人的「家族」撰寫私人感謝信。她們的信有些可能就是寫給和她們自己一樣的人,也就是志願走上街頭為肯尼迪作宣傳的其他姑娘。但信是寫給誰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們所接受的任務裡面包含著那個「家族」的信任。那是令人自我陶醉的時刻,正是在一個個那樣的時刻中,肯尼迪那個聞名遐爾的組織誕生了。

  在隨後的幾年中,將會有一個個類似的宴會,那些每小時能掙到一大把美金的律師,只要某個時刻接到一個電話,就會拋下自己的家人和事業,去為肯尼迪家族的某個公子的前程奔忙。人們的付出所能換來的惟一看得見摸得著的回報,不過是一枚PT-109巡邏艇的紀念別針,但通過這個可以擺在外面的、明顯的實物標記,他們就感到與「肯尼迪家族」有了一種內在的、精神上的聯繫。那些長年累月為肯尼迪競選提供財政支持的人,只要肯尼迪能親一下他們的老媽媽,就覺得自己完全得到了回報。「他們總是讓你感覺到,你也是個圈內的人,」泰德·索倫森20多年後還動情地回憶說。 

  50年代末肯尼迪身上那令人傾倒的巨大魅力,其秘密養料就是這種走出家門大膽地向人們索取的精神。一位從來沒有躋身過民主黨高層、也不是參議院領袖的43歲的參議員,卻能從民主黨的組織機構爭取到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奧秘就在於此。

  這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在競選中採用的戰法是破天荒的:他把自己在地方上的那套政治零售技術施展到了總統爭奪戰中。他派他的競選班子負責人勞倫斯·奧布賴恩專門深入到下面,去請求縣裡的主席、小城市的市長和各州勞聯產聯的財務總管支持他競選美國總統。以前從來沒有人向這些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

  「回想我的那些旅行,令我震驚不已的是,」勞倫斯·奧布賴恩回憶說,「我們幾乎把那些地盤都拿下了。在我之前,還沒有一個人代表約翰遜、漢弗萊或西敏頓(他們都是民主黨內爭奪總統提名的候選人),去過那些州下的議事廳和工會禮堂。我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不停地和當地人交朋友,本來滿心以為可能會遇到反對的聲音,但結果一直沒有出現。」

  1960年7月13日,肯尼迪贏得了民主黨黨內的提名。第二天上午10點30分,他宣佈他請林登·約翰遜做他的的競選夥伴。那位德克薩斯人作為黨內提名戰中的競爭對手曾對肯尼迪進行過激烈的攻擊,不僅拿肯尼迪在政治上的可憐閱歷做文章,還在他的健康問題上做文章,放風說肯尼迪患了一種不為人知的絕症。但肯尼迪很清楚,為了贏得南方的廣大地區,他需要挑選約翰遜做競選夥伴。今天,政治分析家們還一致認為,如果不是肯尼迪這一不同凡響的決定,尼克松會提前8年成為美國總統。就像肯尼迪軍團此前在爭取提名的漫長戰鬥中已經證明的那樣,不吝於向人啟齒求助是所有權力遊戲中的最高境界。儘管林登·約翰遜被肯尼迪的請求震驚了,但正如他後來所說:「一個大人物向一個反對者提出了請求,那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他只向下走了兩級台階就做到了,而對方卻把南至巴拿馬運河的所有行程都用來反對他了。」

  人們是不會介意被別人所用的;他們介意的是不被別人重視。蒂普·奧尼爾曾經講過一個故事,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失敗的競選經歷。1934年,當時他還是波士頓大學四年級學生,就參加了坎布裡奇市議會席位的競選。選舉日那天,他湊巧遇到一位女鄰居,對方說她打算投他一票,雖然他並沒有向她提出這樣的要求。奧尼爾聽了她的表白很吃驚,他說:「我在你的街對面已經住了18年,冬天在你們家路上鏟過雪,夏天為你們剪過草,我覺得已經不必再向你提這樣的要求了。」對方的回答讓奧尼爾終生難忘:「湯姆(奧尼爾的暱稱),有件事情你應該明白:人們喜歡別人求到他。」

  所以,你要求別人給與的幫助越多,你擁有的支持者就越多。那些把他們的心血和銀行存款都已傾注到你的命運中去的人,是不情願對你太挑剔而使他們的努力化為泡影的,因為他們已經付出了太多。正如馬基雅弗利所說,偉大的事業就像偉大的戰爭:只要作出了犧牲,就需要進一步作出犧牲。

  保羅·科爾賓是長期在羅伯特·肯尼迪身邊工作的一位資深政治操盤手,他講過一個他50年代中期為一位成功的候選人競選威斯康星州州長募集資金的故事。

  在民主黨內的初選活動剛剛開始時,科爾賓找到一個非常富有的、已登記為共和黨的人,他遊說對方說,如果他能提供一筆資助,將對防止左翼勢力控制威斯康星州的民主黨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位共和黨人很快就寄來了一張數額巨大的支票,幫助了科爾賓的候選人在白熱化的預選中以微弱優勢勝出。

  進入大選以後,科爾賓又去找那位贊助人。他說,很明顯,威斯康星的共產黨人都是一些鐵了心的人,他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如果他的候選人在11月的大選中失利,下一次民主黨就會落到親共分子手裡。他又成功了:巨額的捐贈;接下來是巨大的勝利。

  在就職典禮那天,那位贊助人走進了州長官邸。

  反應敏捷的的新州長直奔主題:「我想告訴你,我們是多麼感激您的幫助。」

  沉默。長時間的沉默。

  客人被請進了裝飾一新的辦公室。他終於開口了:「辦公室很不錯,是不是?」

  州長心裡著急了。這個傢伙到底想要什麼?公路承包合同?改變城市規劃方案?還是要求官職?

  又是一陣沉默。

  「我不過想讓你們知道,」客人大聲說,「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資助共和黨,並且從來沒有來過這個房間裡面。」

  「如果我們能為你做什麼……」驚訝不已的州長說道。

  「不用。」

  「真的不需要我們為你做什麼嗎?」

  又是一陣沉默。

  「好吧,有件事情。」

  那兩位政治家,州長和科爾賓,精神為之一振,聽他往下說。

  「你們能不能給我一個號碼比較靠前的汽車牌照?」

  這並不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故事。即使是一個最富有的捐贈人,他或多或少也是一個政治追星族。一個號碼靠前的汽車牌照畢竟意味著和權勢人物的某種關係;號碼越小,就意味著關係越緊密。1980年,凡是資助羅納德·裡根一萬美元以上的忠誠耿耿的共和黨人,都獲得了「雄鷹俱樂部」的成員資格。也就是說,花一萬美元你就不僅僅是一個贊助者,而是完全有資格成為核心組織的正式成員了。

  一個政治家或許可以幫忙把一個選民的女兒送進名牌院校,但那個人很快就會忘掉這件事(他會記得他還有一個女兒議員沒有幫忙)。但同樣是這個人卻永遠不會忘記曾經為議員的競選捐過款。有意思的是,贊助人和政治家在提到對方的時候,卻表現出一種不對稱性:給予者把接受者稱為「朋友」,接受者則稱呼給予者「贊助人」。

  很多人終其一生都信奉凡事不求人的原則,這種作法所拒絕的不僅是對方的直接贈予,還錯過了比贈予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從接受他人贈予中所產生的對他人的影響力。千萬別忘了,在那種情況下,起作用的一條基本運算原則是:只有可以收回的帳目,才能計入到資產中。那些過去幫助過你的人,也是將來最有可能幫助你的人。從事資金募集工作的專家們最看重的就是以前各次競選中的「資助人名冊」;他們心中有一個已經過科學驗證的觀點,那就是,只要你提出要求,人們往往會「繼續投注來堅挺過去的投注」。你的目標就是爭取使你自己成為他人帳上的資產,建立你自己的「贊助人名冊」。

  我們就生活在一個舉債的社會中,在這個社會中,公民和他們的政府一樣都靠一種債務網絡生活——拿出實物抵押,向銀行貸款買車,等等。然而,這套適用於買房買車或者貸款上學的邏輯,在涉及非財政方面的信用時卻被人們忽視了。

  我們還沒有開發的最大的資源不在阿拉伯沙漠之下,也不在阿拉斯加北部斜坡附近,它就存在於千百萬顆無人光顧的心靈中。一個競選總管的最大罪惡莫過於讓一個潛在的志願者得不到什麼事情做,而悵然地離開競選指揮部大樓。

  讓你的事業成為他人的希望所在吧!那份希望會成為他們帳上的資產,也就是你成功的機會。他們在你身上的投資越多,就越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投下去。

  有些人害怕接受別人的援助,因為他們擔心給自己套上繩索。然而,事實上,人們對政治候選人的援助,很少是那種處心積慮、斤斤計較的交易,要在將來為時間和財力上的付出得到某種實實在在的相稱補償。他們的援助往往會構成某種更微妙的交易:一種對行為本身的價值進行的投資。

  每次我參與政治競選工作,從國會議員到總統選舉,我都會感到情不自禁地被事情本身所吸引,競賽本身就能使我幾乎如醉如癡。

  人們喜歡自己能被別人所求——無論是要求他們出謀劃策,還是提供援助,或者是對你給予任何形式的關注——都會使他們感到自己更有價值,感到自己的存在更真實。聯繫雙方的紐帶就這樣得到了加固。正如你很難投票反對一個在你家沙發上睡過覺的傢伙,你又怎麼能打擊那個你一直在為他出謀劃策的傢伙呢?曾在卡特總統手下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布什總統時期出任駐俄羅斯大使的羅伯特·施特勞斯,就是深諳這套招兵買馬技術的一代大師。

  1980年,他在助選途中穿過費城古老的百勒維-斯特拉福飯店走廊時的情景,今天仍然留在我的腦海裡。他突然發現一個他並不太熟悉的人在與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談話。如果換成一個不那麼老練的人,只會簡單地與那個和自己還沒有什麼交情的熟人打個招呼。但施特勞斯卻直接和那張新面孔打起了招呼,從而通過一記「邊路傳中」把一股熟悉勁兒傳給了另一個人:「他是不是又在和你胡說八道了?他的話我從來不信,一句都不信。」

  施特勞斯對他認識的那個人微笑了一下,然後繼續向前走了。就在那樣偶然的一瞬間,他的收穫要相當於花一個星期時間拉贊助、套關係的價值。

  其中的奧妙何在?

  首先,施特勞斯不拘小節的閃電式招呼會讓那個陌生人驚喜地聯想到,自己正在和一個全國性政界要人的朋友交談。在那一刻以前,他竟然絲毫不知道自己的夥伴有這樣優越的地位。從他親眼目睹的這種無話不說的親密一幕看,他的朋友不僅認識施特勞斯,說不定當年還是戰友,並肩參加過什麼瓜達卡納爾戰役呢!

  其次,還有一個同樣奇妙的效果。施特勞斯加強了與那個他認識的傢伙的關係,卻甚至連話都沒有對他說一句,施特勞斯以前很可能見過他一次,並且可能連他的名字也想不起來了。

  那個傢伙就是湯姆·多尼隆。這位在幾次民主黨總統競選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的人,有一次凌晨四點半在家中被施特勞斯的電話叫醒:「快從被窩裡滾出來,你這個狗娘養的小左派分子。再過幾個小時我就要在電視裡出現了,是在那個叫《今天》的節目裡。」

  對多尼隆來說,這種粗暴無理的起床號是「施特勞斯做過的最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事情」。被施特勞斯這樣重要的大人物請求出謀劃策,這比什麼好聽的話都管用。「人們,」多尼隆分析道,「最需要的就是被當作人對待。」這套澡堂語言就是施特勞斯用來和那些難對付的有錢人——偶爾還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讓他們感到,他們不只是他隊伍裡的一分子,而且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臭小子。

  華盛頓州的沃倫·G·馬格努森是參議院歷史上舉止最粗魯的人之一。他的競選口號「他和那些大小子們對著干」,就充分地說明了他這個人。不過,也正是這個叼著煙斗的、粗暴的馬格努森,在與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後,告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如何用一張支票來支付總統所輸的錢:裝模作樣掏出支票簽上名字,相信沒有那位贏家會去兌現。確實,為了保持這種親密的關係,馬格努森從來不去兌現。

  當然,老小子們拉關係的這套伎倆,迄今還不能被女性和少數民族群體所接受。偏見的壁壘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還像在商業領域一樣森嚴。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使得這些群體的人與別人發展關係特別困難,儘管如此,這一法則還是同樣適用——開口向別人求助,永遠要比坐等別人施捨高明。

  在卡特總統1980年競選連任的那場令人痛心的選戰中,每天早晨八點他的助手們都會在競選總部舉行一次例會——競選總部設在華盛頓K大街上一座破舊不堪的樓房裡。在一張廉價的折疊桌邊和幾把同樣廉價的折疊椅上,圍坐著競選活動的總指揮漢密爾頓·喬丹,來自工會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幾位工作人員,還有副總統辦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總統的撰稿人。

  在這些天天到場的人中間,有一位剛當選的女議員顯得特別引人注目。這樣的人,尤其是來自日趨衰落的鄉鎮選區的人,應該是很忙的:在國會謀個好位置,瞭解華盛頓的內幕,還要防止後院起火,提防選區裡出現挑戰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來參與這種繁重的、沒有報酬的額外任務,就顯得十分不同尋常了。

  1981年,當我轉到眾議院議長辦公室工作時,我才開始注意到,這個兩年前才當選的女眾議員,同樣出現在所有涉及到民主黨全國性事務的場合:每次有新的職位空缺,比如眾議院的民主黨高層會議需要補充秘書,或者議長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黨全國會議,都是這位女士默默地去爭取,並乾淨利落地完成任務。她就是——傑拉爾丁·A·費拉羅。

  1984年,她參加了副總統候選人的角逐戰,不管最終由於什麼問題她沒有如願以償,但她確實憑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贏得了那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來為自己謀求一個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進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條簡單的秘訣: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費拉羅女士在民主黨內極其有名,因為無論討論黨的什麼重大問題,或者領導人的人選,都會有她在場。當有的議員指責她太突出自己的時候,蒂普·奧尼爾議長總是用他的方式一邊打著響指,一邊說:「不錯,她是總在突出自己,——不過我們這一行就需要這個。」

  1984年,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威廉·H·格雷三世,打出了漂亮的一擊政治硬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眾議院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來黑人議員只是在「他們自己」的領域擔任要職,比如民權、非洲事務、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於國家的經濟政策及外交政策這些主要領域的領導職務,他們從來沒有人競爭過。這一格局最終被格雷打破了,他憑借出色的競選策略而成了權勢顯赫的預算委員會的主席。他找到向來以立場最保守而著稱的南部議員,令人信服地向他們表明了自己獲勝的決心,以及請他們給與積極而公開支持的願望。

  在一個充斥著如此頑固的偏見的世界,許多機遇之門依然是對外關閉的,然而,傑拉爾丁·費拉羅和威廉·格雷卻有勇氣敲門,向世人證明並非每一扇門都是閂著的。他們讓另外一些人成為手下敗將。他們向我們證明了:在權力的爭奪戰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於向別人提出要求。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天晚上坐在國會山眾議長辦公室密室裡時的情景,當時參議員鮑勃·多爾,一位在二戰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他拿著杯子,對著咖啡壺,回過頭問我是否能幫他轉一下壺柄。作為政治上的對手,多爾顯然是一個愛耍手腕、操縱他人的傢伙。然而,每次我一想起他毫無異心地開口向我求助,就會情不自禁地對他產生一絲好感。

  我還記得一次類似的經歷,不過角色恰好倒了個個兒。我年輕的時候曾作為維和部隊志願人員去過斯威士蘭的鄉村,來往於一個個零售店之間,向人們提供一些記帳和經營方面的建議。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給我一杯熱飲,因為那裡氣候炎熱,卻又沒有冰箱。由於這個簡單的行動,我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更緊密的關係。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的專家很久以前就發現,在這些文化中,接受幫助和給予幫助是同樣重要的行為。任何關係都不是靠一方來維持的。在南部非洲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我無意之中恪守了一條如馬基雅弗利般冷酷、又如富蘭克林般友善的法則:「如果你想交一個朋友,就請他幫一個忙。」   


第四部分 「與帶你來的人共舞」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忠誠黨員。我不知道我現在屬於什麼黨派,但我是為政黨而生的。

  ------休伊·「月魚」·朗

  當喬治·布什1988年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他作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承諾。那就是,如果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領導人向他要求大幅度增加政府稅收時,他會乾淨利落地一口拒絕;如果他們再度要求,他會再度回絕。最終表決心的時刻來了。「看著我的嘴唇,」他指著自己的嘴,發誓自己一定會說,「不……新的……稅收……沒門!」

  後來的事實證明,1990年的形勢發展完全符合布什出色的預言。民主黨的領袖跑到他面前,態度強硬地要求他或者增加政府稅收,或者等著看好戲。他進行了抵制。然而,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財政危機的巨大壓力下,他最終屈服了。他同意了一個包括更高的政府稅收在內的一攬子財政預算計劃。在那些保守的共和黨人看來,他的行為不啻於背信棄義-----他在競選活動中表現得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在登上總統寶座後的統治風格則變成了巴尼·法伊夫。

  任何老謀深算的政治家都知道進行這樣的背叛所要付出的代價。它不僅僅會危及你一對一的個人關係,更重要的是,會使得你喪失信譽,聲名掃地。對於職業政治家來說,忠誠就如同道德操守一樣,是影響他們職業生涯的至關重要的品質之一。想想看,誰會信任一個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人呢?

  在白宮適用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同樣是金科玉律。

  1981年,在北費城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國會議員選舉,以便更換一個捲入「阿布斯卡蒙」醜聞的現任議員。最終的贏家是約瑟夫·F·史密斯,一位真正的政界老兵,他先是在地方小鎮的政府機構中工作,耐心地等待機會,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終成為光芒四射的國會議員。

  在國會山會議廳的宣誓就職儀式舉行之前,我站在眾議長的座椅旁,簡要地向蒂普·奧尼爾介紹即將上任的議員的生平履歷。只有一點在我看來是有著實質性意義的。我告訴議長,這位從賓夕法尼亞州來的新議員曾經長期擔任奧尼爾的舊同僚即眾議員威廉·「掘地者」 ·伯恩的親密助手,後者在10年以前同樣是代表費城地區的議員。

  封建傳統確實根深蒂固。伯恩本人是接替他的父親為這一地區服務的,他先是擔任他們家族的喪葬公司的董事長-----伯恩過去經常在議員休息室裡拿那個公司友善的經營宗旨開玩笑,那就是「我們會讓你在地底下安息的」------後來又接替了父親在國會的議席。議長問我「掘地者」現在是否仍然健在。我告訴他伯恩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了。

  當議長和從北費城來的新議員面對面地交談時,只有那些久經風雨的政壇老手才能破譯其中複雜而微秒的信息。

  議長:「呃……掘地者怎麼樣了?」

  史密斯眾議員:「噢,他已經在兩年前過世了。」

  議長:「是的,我聽說了。」

  對那些漫不經心的聽眾來說,這聽起來有點像是一個文不對題的無聊談話。然而,在那些熟諳閱歷豐富的政治家的基本禮節的耳朵聽起來,蒂普·奧尼爾並不是在詢問一個死者的健康狀況。他是在向另一個人打招呼。「掘地者怎麼樣了?」這句話後面隱藏著他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我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我知道你的忠誠。」

  在局外人看來,政治舞台似乎是一個凶險無比、殘酷無情的場所。那些對權力孜孜以求的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們會氣勢洶洶地質疑競爭對手的動機以及是否具備愛國精神,甚至不惜在他的私人道德問題上大做文章。很少引起注意的是對這些利益攸關的角鬥士有著共同約束力的深層次的封建準則。為了無牽無掛、鬥志昂揚地走上戰場,你必須先確信不會後院起火。

  「忠誠在我們這個行當中決定一切,」這是迪普·奧尼爾的肺腑之言,同時也是所有明智的職業政治家的共同心聲-----這樣說並非言過其實。如果你到華盛頓特區旅行,你會發現這座城市和美國20世紀的其他大城市有著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我指的不是到處林立的莊嚴肅穆的紀念碑,而是你看不到在別的城市司空見慣的大煙囪。跟其他國家的首都不同-----它們的政治中心地位很顯然依賴於遍地蔓延的現代化大工業和生產流水線,華盛頓只生產兩種東西:供我們所有人使用的紙幣和供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貨幣。華盛頓人從事的工作就是交易,純粹的、赤裸裸的交易。當一個參議員告訴另一個參議員,他會支持對方為其所在州的某個重要的公共建設項目爭取財政資助時,他實際上是在期待投桃報李。如果他不指望回報的話,他的承諾也就毫無價值了。如果不存在這種互相利用,他的「有效性」必定會在自己所代表的州遭到質疑,他在參議院的席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說從職業政治家身上可以得出一個至關重要的經驗教訓的話,那就是:沒有人會相信一個變節的叛徒。一個人可以是為他的祖國而戰的偉大鬥士,可以在一場輝煌的決定性戰役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正如一個偉大的美國人在獨立戰爭中所表現的那樣,但是,一旦他背叛了朋友,他就變成了千夫所指、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諾(譯者註:1741-1801,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將領,後因私通英軍逃亡英國)。

  即便在這個獵頭公司到處挖掘人才的年代,變換一個工作是一回事,對你的前任老闆缺乏必要的忠誠則是另一回事。再也沒有比在背叛舊老闆的同時竭盡全力地想贏取新僱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處於激烈競爭中的老闆對於這樣的背叛總是耿耿於懷的。參議員尤金·麥卡錫有一次在談起演講稿撰寫人理查德·古德溫時-----後者曾經為他服務過,後來在他的死對頭羅伯特·肯尼迪參與總統角逐時又轉而為肯尼迪工作----就對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明智處理大加讚賞,「迪克是那種穿上新制服而不忘舊主人的人,他知道怎樣掌握分寸。」

  對於羅納德·裡根來說,他的一大強項,或者說,他成為政壇常青樹的主要基礎,就在於他與共和黨內部的保守主義運動所結下的長期、穩固的關係。從1964年開始,當他為戈德華特(譯者註:美國參議員,極端保守主義的代表,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屬共和黨保守派,主張擴大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權力,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已陷於山窮水盡的總統競選活動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時,裡根就已經堅定地站在了保守派的陣營。他沒有聽從那些主張走中間道路從而獲取更多選票的顧問的建議,繼續義無返顧地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裡根為保守主義事業毫無保留的吶喊助威給他帶來了豐厚的政治回報。當那些意識形態色彩不是那麼濃厚的候選人紛紛落馬的時候,唯獨他始終屹立不倒、穩如泰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1976年北卡羅來那州的預選中拉撒路式的復活(譯者註:拉撒路是基督教《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人物,系Mary 和Martha的兄弟,死後4日耶穌使他復活)。儘管權威的政治評論家紛紛預言他這一次在劫難逃,裡根卻再度成功地使用了意識形態這一法寶,從而贏得了共和黨內那些主張強硬路線的保守主義分子的選票。要知道,那可是在愛國主義濃厚的南部,那裡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時都把從事政府公職和作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作為無上的榮耀,在那樣一個忠於國家的保守主義情結根深蒂固的地方,裡根向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搬救兵自然是再明智不過了。跟共產主義者作戰是一項艱巨的事業,他宣稱,而傑拉德·福特顯然不是一個堅強有力的人。

  裡根在1980年再度起死回生,繼在愛荷華州共和黨預選會議中慘敗於喬治·布什後(譯者註:大選之前美國的政黨要先召開本黨預選會議選舉候選人),卻奇跡般地贏得了新罕布什爾州的成功-----因為那些對他一往情深的保守主義分子,那些經年累月一字不漏地傾聽他的電台評論的人,始終和他緊緊抱成一團,正如他和他們緊緊抱成一團一樣。

  在登上總統寶座之後,裡根繼續保持他和保守派之間的熱戀關係,而不是過河拆橋或忘恩負義。他不遺餘力地促進自己與主要的保守主義刊物之間的親密關係,每年都參加《全美評論》的週年慶典,對保守派的喉舌——《華盛頓時報》也是另眼相看非常在意,每逢記者招待會他總要與對該報特派記者傑裡邁亞·奧利裡打招呼。他一向以自己和保守派之間患難與共、安樂共享的穩固聯盟而自豪。他會臉不紅心不跳、泰然自若地出現在最極端、最偏激的保守主義分子的集會上。在1985年的一個思想論壇上,裡根發表講話時說道,「我一直把這個集會當作一個機會,一個與帶你來的人共舞的機會。」

  裡根對共和黨右翼的忠誠唯一一次發生動搖的時候,是1986年他處理伊朗武器事件。伊朗門醜聞對裡根造成了深重的打擊,原因很簡單,這一次他沒有和他的保守主義夥伴共舞,相反,他被人抓住是在和阿亞圖拉·霍梅尼共舞(譯者註:後者是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有很多關於伊斯蘭哲學、法律和道德觀的著作,領導推翻國王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伊朗政治和宗教終身領袖)。

  忠誠並不僅僅是一種美德,還是聚集政治力量的一幢大廈。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看到,擁有強大聯盟的途徑是:(1)瞭解他人的興趣和願望所在,(2)找出相應的道路建立對你有幫助的關係,以及(3)用相互支持和互惠鞏固這種關係。不難看到,忠誠是這一支持網絡的關鍵所在。

  對於這一網絡的興衰存亡而言,政治忠誠要比政治零售更加利害攸關。政治上的背叛不僅會毀壞苦心經營起來的這些關係,還會使一個人的名聲一敗塗地,付諸東流。

  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在這個媒體政治的時代,政治家主要通過電視的狂轟濫炸宣揚自己的政績,個人之間的關係紐帶和忠誠所起的作用已越來越小了。他們會振振有辭地聲稱,在這樣一個時代,至關重要的是個人魅力,是個人有效地在電視屏幕上塑造一個富於感染力的形象的能力。然而,最新的歷史跟他們的觀點恰恰相反。

  在美國最新的歷史中,最具魅力的兩個政治人物或許要數德克薩斯州的約翰·B·康納利和紐約州的約翰·V·林德賽了。他們兩個人都有著一流的敏捷頭腦,在媒體上更是有爐火純青的表現技巧。康納利與林登·約翰遜一樣,也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克薩斯人,渾身散發著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息,但是,他卻與林登·約翰遜不同,媒體顧問夢寐以求的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的英俊瀟灑、風度翩翩,恰與約翰遜的醜陋滑稽、笨拙粗魯形成鮮明反差。約翰·林德賽曾任紐約市市長,是繼傑克·肯尼迪之後在電視鏡頭上最璀璨奪目的公眾人物;同時,由於在娛樂業方面的傑出天賦,他甚至代替約翰尼·卡森在《今夜演播》中擔任客串主持。

  1963年,當時正任州長的康納利聲譽鵲起,一舉成為全美矚目的人物,因為在那一年,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行刺約翰·F·肯尼迪總統,康納利也被奧斯瓦爾德射出的連發子彈擊中。9年後,他再度紅極一時,因為他領導了「支持尼克松的民主黨黨員」。但是,當這位高大英俊、一臉總統相的康納利1980年轉變陣營,跑到共和黨那邊謀求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卻竹籃打水、一敗塗地。他耗費了1200萬美元的巨資,最終的結果只是把阿肯色州的艾達·米爾斯推選為代表他參加共和黨全國會議的全權代表。康納利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作為一個政治變節者的惡劣形象,這一形象比起與水門事件醜聞有牽連對他的打擊更大。

  當作為共和黨人的林德賽謀求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時,康納利現象再度發生了,只不過這次是掉了個個兒。林德賽改變陣營,至少還有一個理由。1969年,他所在的共和黨拒絕再次提名他角逐連任。為了獲得連任,他不得不在自由黨和他自己創立的「城市黨」的旗幟之下競選。

  1972年,當林德賽宣佈他將參與角逐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一時間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之所以沒有人願意相信他,就是因為他的政治「身份」。正如紐約州民主黨分部主席所說的那樣,「我們正在千方百計地給他塑造一個可信的民主黨人的新形象。」但是,這一努力並未成功。在舉足輕重的佛羅里達州預選中,林德賽憑借他與紐約州的關係本來並不難得手,但卻因為轉變陣營而備受嘲笑。他當時的競爭對手、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尖酸地說:「這是一個前腳剛踏進教會,後腳就要求成為教堂執事委員會成員的貪婪之徒。」在佛羅里達的預選中林德賽排在第五位。而在下一輪即威斯康星的預選中,這位媒體明星則屈居第六位。

  應該說,無論是康納利還是林德賽,他們的背叛都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但是,選民是不管這一點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兩大政黨之間的分歧和不同越是縮小,選民對所謂的政黨忠誠也就越是看重。人們或許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在執政觀念上的細微差別知之甚少,或許自身也頻繁地變換立場,在兩大政黨之間游移不定,但是,當他們的眼前出現一個機會主義者的時候,他們還是能分辨出來。作為一個「支持尼克松的民主黨人」,康納利曾經展現出一種政治明星的品質。作為共和黨旗下一個遮遮掩掩的自由派分子,林德賽在政治上具有性感的魅力。他那時就像一個穿著緊繃繃的比基尼的妙齡女郎。由於他結束了自己的政治挑逗,他便暴露了自己十足的自由派民主黨人原形。

  康納利和林德賽是兩個突出的例子,他們證實了這一法則:忠誠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個默默無名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變自己的黨派,並且可能沒有任何人會注意到他們;但是,這絕對不適用於作為公眾人物的政治家-----他們是靠踩在別人的肩膀上前進的人。一個擔任著政治職務的人如果要變換黨派,惟一名譽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辭去自己正在擔任的職務。1983年,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菲爾·格拉姆,就是這樣做的。他先辭去了他在國會的席位,因為他是以民主黨人的身份獲得那個席位的,然後又在一次特別的選舉中以共和黨人的身份角逐這個職位。非常富有戲劇性的是,他居然在第二年進行的競選中成功地再次當選為參議員,只不過這次他成了一名共和黨人。菲爾·格拉姆退回了曾經給予他的東西,了結了與他原來的選民和政黨的債務,從而避免了使自己成為不為人所齒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諾。他在嚴密的火力封鎖下穿過生死線抵達了對方的陣營,因此,他在新加入的一方的位置是自己拚搏得來的,而不是通過骯髒的交易買來的。

  「與帶你來的人共舞」,這一法則還包含著兩個重要推論:

  第一,是你選擇你的老闆

  當你在政界或其他領域謀求一個職位的時候,你一定要十分小心、慎而又慎。因為一旦你建立了某種忠誠關係,你就很難從中退出來。如果你不幸站錯了陣營,你就會陷入霍布斯筆下那種狼狽不堪的選擇(譯者註:霍布斯是英國近代政治思想家,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利維坦》):要麼趕快抽身、溜之大吉,要麼就與某個人或某一事業一起葬送於溝壑之中,或許永遠都別指望會有出頭之日。

  當我第一次敲國會山的大門尋找工作的時候,我就差點陷入了這種進退維谷的的災難之中。

  前面我提到過,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建議我在找工作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出生地和背景與我相似的議員身上。我於是依據出身和地理背景列了一大堆名單,拿著名單按圖索驥,走進了一個來自新澤西州的、信仰愛爾蘭天主教的民主黨眾議員的辦公室。議員的辦公室分裡外兩間,我就在外間等著他的接見。我想,那位議員作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或許能夠為我這樣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工作,因為我是聖十字學院的畢業生,並且最近還有過作為維和部隊志願者去非洲服務的切身經歷。

  那時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你們一定能夠理解,為什麼當那個富有魅力的哥倫布騎士會紳士從裡間走出來(哥倫布騎士會是美國天主教的一個慈善組織),來到接待桌前問我是否能幫我做點什麼的時候,我是多麼地激動了。

  當我告訴他我剛從史瓦濟蘭回到美國,希望能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找到一個辦事員的工作時,他打斷了我的話,對我說:「不。你應該在我的辦公室做我的立法助手。」

  我欣喜若狂,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好運氣。所以,當這個實際上是個混帳的傢伙指著牆上的一塊紀念匾額說他就是那項成立美國和平隊的提案的最初推動者的時候,我以為一切都能輕易搞定了。直到稍後的時候,我才知道這個傢伙已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因為《生活》雜誌揭露了他與流氓團伙的曖昧關係,據傳聞他還利用這種關係從他的地下室轉移了一具屍體。

  顯然這件事對我的應聘產生了消極影響,後來我又去過幾趟這個來自新澤西的紳士的辦公室打聽消息,有一天,他的首席秘書用一種冷冰冰的沒有感情的口吻對我說道,「議員先生讓我轉告你,不能讓你在這裡工作。」

  當我回首這一經歷的時候----就在他拒絕聘用我做他的秘書的那一年年底,這位議員就被指控隱瞞自己的收入逃避稅收,而且這只是他捲入的諸多法律糾紛的開始----我很樂意把這個很久以前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的議員看作是一個想挽救我的人,也就是說他不想把我與一個注定要陷入更深困境的政治人物拴在一起。

  對於忠誠關係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選對向誰效忠。一旦你上了船,你就難以做到無視船長的影響與存在了。一旦你選擇了老闆並為他服務,你就再也不可能拒絕他的指令和控制。

  第二,最近你為我做過什麼事嗎?

  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很容易被破壞殆盡,即使沒有發生明目張膽的背叛行為,也有可能這樣。在很多時候,人們還沒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敵人的陣營裡,就早已對他們失去信任了。你去問一問任何一個職業政治家,他們都會對你說,選民們是多麼愛反覆無常、朝三暮四。

  所以,聰明的政治家們總是不厭其煩地作出這種那種努力,來向那些支持他們的人顯示自己是多麼忠誠、可靠。

  你難道沒有注意到,我們的經濟會亦步亦趨地隨著政治日立的翻新而來回波動嗎?在總統當選後的第一個年頭,美國的經濟通常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選來臨之前,美國的經濟肯定又會恢復得生機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國總統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須在一屆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使這個國家的經濟處於增長和繁榮之中,否則他就會失去連任的機會。如果他想消除通貨膨脹並砍掉一些社會福利項目的話,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動手,越早越好,因為只有這樣,等到下次大選來臨的時候,選民們才會忘記他們曾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當你要給人們施加痛苦的時候,所有的痛苦都應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們頭上,因為他們品味痛苦的時間越短,他們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論》裡這樣寫道,「而另一方面,在給予人們好處的時候,卻要一點一點地、逐步地給,因為只有在這樣的連續不斷的給予中,人們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處。」

  馬基雅弗利這條訓諭的第二部分向人們清楚地說明了,為什麼政治家們在上任後不僅要先把會引起抗議風潮的棘手之事幹完,讓人們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選舉之前幾個月中還一定要給選民們帶來持續不斷、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聰明的政治家們總是在支持他們的選民們正在試圖判斷他們的服務是否合格的時候,不失時機地作出回報來顯示自己的忠誠。在1984年的總統大選中,全國的選民們以壓倒性的優勢再次將羅納德·裡根選進了白宮。人們看到的只是從1983年起美國經濟就一直處在強勁的復甦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處於持續的衰退之中-----並且眼前的短暫復甦也僅僅是衰退中的復甦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家在再次選舉前的一段時間內表現差勁或者政績平平,那麼,無論他在兩年前幹得多麼好,給予選民的好處多麼巨大,那也將於事無補,他將注定被選民們拋棄。這方面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總統。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儘管面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危險,還是提出要通過減稅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來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從而降低失業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屆任期行將結束,也就是他要競選連任的那一年,他才開始採取緊縮措施。他不僅任命了一貫以反對通貨膨脹著稱的專家保羅·V·沃爾克擔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還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財政預算計劃,提出了一個急劇壓縮的選舉年財政預算方案。在美國歷史上,唯一比這更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殺的愚行,是前副總統沃爾特·F·蒙代爾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宣佈如果他當選的話,他將增加稅收。

  在一場又一場永無休止的政治遊戲中,選民們往往是缺乏記憶力的。來自肯塔基州的前參議員阿爾本·W·巴克利----他後來還擔任過哈里·杜魯門的副總統----對此曾有過經典的闡述。1938年秋天,當巴克利競選連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參議員的時候,他受到了該州的州長------綽號叫「快樂天使」的A·B·錢德勒-----的強有力的挑戰。在那次競選活動中,巴克利經常把一個鄉村選民的故事掛在自己的嘴邊,他在選舉前的數周曾召見過那個選民,結果卻發現那個選民居然想投票給州長,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個農夫說,在他擔任檢控律師、鄉村法官、眾議員以及參議員期間,他曾經為他做過很多事。

  「我還記得,我是如何爭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農場的;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的時候,我是如何到法國的一所軍隊醫院裡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後,我又是如何幫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從『農場信用基金管理局』 為他安排貸款;當他的農場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毀的時候,我又是如何為他爭取救災貸款的。」

  「你怎麼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樂天使』呢?」巴克利惱怒和不解地對著農夫尖叫了起來,「我想,肯定你還記得我為你做過的所有這些事情吧?!」

  「是的,我還記得,」那個農夫心平氣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媽的最近又為我做過些什麼呢?」 

  實際上,在所有的美國選民中,這種心態是非常普遍的。他們往往是根據最近發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較早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一切,來判斷他們所選出來的人是否對他們忠誠、是否稱職。因此,聰明的政治家總是會不時地向選民們表現自己的忠誠。就像送一張小小的聖誕卡也可以維持一種個人或者是商業聯繫,而如果沒有這樣的表示,彼此的關係就將煙消雲散。

  職業政治家會告訴我們,經常性地修補與選民的關係,對他們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當他們競選公職的時候,他們就與選民們建立了一種共生共存的關係,並為長期保持這種關係而奠定了一個基調;就像他們走街串巷、挨家挨戶競選一樣,他們也將在這樣的基礎上履行自己的職務,也就是說要回到人民中間去,向他們述職,傾聽他們的呼聲。尤其重要的是,要經常地、不間斷地向他們表現自己的關心,從而不斷地給彼此的關係注入新鮮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幹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這一套。我在參議院找到一份工作後不久,我的老闆,來自猶他州的參議員弗蘭克·默斯,就決定向參議院提出一個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個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注意到,每當人們的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時候,國會就會週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所以,我為弗蘭克·默斯參議員起草的這一提案,建議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兩個指標----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自動地聯繫起來。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夠得到那些親勞工的民主黨參議員的廣泛支持,但是,最後居然只有15名參議員投票支持。

  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了那個提案遭到否決的真正原因。因為每隔幾年,那些民主黨的政治家們就會抓住機會要求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這種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選區裡的工人階層選民們踴躍地支持自己,同時也可以借此使勞工領袖們能夠介入到黨派的立法議程中來。因此,如果他們表決通過了我所主張的提案----也就是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同生活開支上升和生產發展自動地聯繫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幾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話,勞工階層的領導人和政治家們就會失去這一能夠贏得民心的光榮機會。

  同樣是由於這個原因,很多國會議員都深深地懊悔他們幾年前在《社會保障法案》匯總了各種社會福利指標——也就是將那些福利同生活費用的上升直接關聯起來,因為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稱國會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艱辛的老年公民的社會福利的機會。當然,他們也很快就會為剛剛匯總了各種稅收指標而後悔不迭的:以前,他們曾經因為推動減稅而贏得了很多的讚譽和選票,而實際上那時候他們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過是減緩了稅收「沿著腳手架不斷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馬薩諸塞州的國會眾議員詹姆斯·A·伯克,也為我們留下了同樣經典的一幕。當伯克在60年代第一次被選進眾議院後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樣是來自馬薩諸塞州的眾議長約翰·W·麥克科馬克----問伯克是否需要幫助,為他所在的選區做點什麼事。伯克立即回答說有一件事需要麥克科馬克幫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聯邦政府重新修復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在他的選區內的故居,昆西·亞當斯從美國總統的職位上離任以後,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後17年一直是代表這一地區的議員。傑米·伯克如果辦成了這件事,他將成為這一地區選民心目中的英雄。

  麥克科馬克問修復亞當斯的故居大概要花多少錢。「喔,我想大概需要75,000美元」,伯克興致勃勃地回答道。麥克科馬克笑了,他對伯克說,重新修復亞當斯總統故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本次國會會議上,伯克就能得到全額撥款。

  聽到這裡,伯克突然若有所思、面帶憂慮。「我希望這次只撥30,000美元,行嗎?我可不想在一年內就完成整個重修工程!」

  在70年代早期的時候,來自威斯康星州的眾議員亨利·S·羅伊斯提出了一項議案,要求設立國會督察專員,來幫助人們揭露並糾正政府部門拖拉、不負責任等惡劣的官僚主義作風,這樣可以使國會各議員辦公室從一項有時會非常棘手的任務中解脫出來----幫助家鄉的選民與聯邦官僚機構打交道。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因此馬上就有很多的議員簽名表示支持。但是,這項提案最終卻沒有戲,因為,國會中那些資深議員們決不會讓這樣一個非選舉產生的官員來爭奪那份榮譽與信任----幫助人民解決在與政府打交道時所遇到的刁難或不公平對待等問題。這件事應該由眾議員和參議員們來幹,他們需要做這種事情來年復一年地獲得重新當選。

  現在,讓我們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這個後來成為艾森豪威爾總統新聞秘書的呼風喚雨的人物,當時是《紐約時報》一個非常機智的政治評論記者。有一次,他為梅西公司總裁傑西·I·施特勞斯出了一個高明的點子。施特勞斯告訴哈格蒂,他打算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競選捐一大筆錢,並且說那樣做不僅是因為他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做總統候選人,而且也是出於他自身目的的考慮------他希望一旦民主黨人入主白宮,新總統會任命他擔任一個公職。他準備預先支付給富蘭克林·羅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換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筆巨款。哈格蒂在聽了施特勞斯的打算之後,馬上向他提出了一個小小的建議,或者說是一條非常高明的策略。

  「這可是一大筆捐款啊,」他對施特勞斯說,「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錢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給5,000美元,並且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還需要錢的話,可以還來找你要。毫無疑問,在選舉進行到中途的時候,他們肯定還會回來找你要錢的,因為他們現在就已經急需競選資金了。到那個時候,你再給他們5,000美元,並告訴他們說這是你打算捐贈的最後一筆錢了。這樣的話,等到選舉前一周的時候,他們會因為資金匱乏而心急火燎,那個時候就會有人向羅斯福建議提出某些誘惑條件從而促使你再次出錢救急。當然,對於再次到你這裡來弄錢,他們會有一些猶豫,不過他們還是會來的-----雖然可能有點勉強。到了這個時候,你再給他們最後的5,000美元,我敢擔保他們會對你感激得涕淚交流的。這樣,你就會取得比你一次性給他們15,000美元----如果那樣的話,他們可能老早就把錢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這條計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後,他任命了施特勞斯擔任駐法國大使,並且讓他干了很多年。

  當然,那些在國會走廊遊說議員們的說客,對於這樣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練的。他們會把交易的時間拉得很長很長,以求得到預想中的結果。你永遠都不會聽到任何一個領著豐厚報酬的「駐華盛頓代表」告訴那些出錢僱傭他的公司,說消費運動已經達到了顛峰,或者某個產業長期擔心的立法已經被永久性地擱置了。「我想,到現在為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這個特殊的問題,」他會帶著一種威脅的口吻對他的委託人說道,「至少目前是這樣。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合適的活動和關係,讓得事態保持穩定,而不是惡化。」對於這些說客,我們還是聽聽H·L·門肯的警告吧:「如果一個人的飯碗依靠的就是不確定狀態,你最好不要與他爭論。就如同不要指望一個整形外科醫生能恭維你那年輕的臉龐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個出色的說客心裡會清楚地知道:他的飯碗依賴於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務無法輕而易舉地完成,他才不會有失業之虞。

  馬丁·阿格隆斯基自40年代以後曾長期在華盛頓從事政治報道,有一次他講了一個紐約賣餅女人的故事,那個故事形象地揭示了人們身上這一規律性的綜合症——「你最近又為我做了一些什麼呢?」

  在紐約城裡,曾經有一個買白吉餅(先蒸後烤的發面圈)的老婦人,她已經在「麥迪遜大街」街頭賣這樣的餅好多年了。在每天早晨的時候,總會有一個男人經過她的小攤子,並把25美分的硬幣扔進她收錢的鐵罐裡,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從來都不要白吉餅。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了15年,有一天,老婦人終於攔住了那個男人,對他說:「你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嗎?」那個男人吃了一驚,說道:「我猜想,你肯定是想問我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一直都堅持往你的鐵罐裡扔錢,但卻從來都不拿白吉餅,是吧?」

  「不,先生,你錯了!」老婦人回答道,「我的問題是,你難道不知道現在白吉餅的價格已經漲到50美分一個了嗎?   


第五部分 總是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面前

  總是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面前

  寧願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帳篷內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讓他們站在外邊往帳篷裡頭撒尿。 

  -------林登·約翰遜

  在《教父》一書中,當麥克爾·科爾奧尼的「塔霍湖大院之謎」被殺手的子彈解開的時候,他差一點就沒命了。科爾奧尼,這個年輕的黑手黨紳士,不動聲色地將自己的猜疑隱藏於心底,若無其事、非常友好地拜訪了那個他相信是謀殺指使者的人。「跟你的朋友們要保持密切的關係,」科爾奧尼的父親曾這樣教導他,「但是你要記住,你應該與你的敵人保持更密切的關係。」在這部經典之作中,作者馬裡奧·普佐藉著這個勇士的嘴所說出的箴言,可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

  在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上,薩拉托加戰役是那場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和轉折點。在這場戰役結束以後,當英國的博格因將軍將自己的佩劍交給美國的蓋茨將軍表示投降的時候,這兩支軍隊的將領就立即坐在一起了,參加了一場即便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都堪稱極其侈靡的晚宴,那奢華的酒席上可以說是各種美味應有盡有:火腿,鵝肉,牛肉,羔羊,以及「各種各樣盛在大盤子裡頭的清脆碧綠讓人直流口水的的蔬菜」,數不清的散發著誘人的醇香的朗姆酒和香濃的蘋果汁。

  如果我在年輕的時候從書上讀到這一幕的話,我肯定會感到極度震驚,認為那樣做實在荒謬絕倫。畢竟,參加宴會的人都是一些有血性的勇士,僅僅在幾個小時以前,他們還曾經為了打敗對方而刺刀見紅、拚得你死我活,現在居然坐在了同一張桌子旁,握手言歡,並非常愉快地共進晚餐。這怎麼能讓人理解得了呢?

  不過,這只是我30年前的想法,也就是我幾乎還沒有步入政壇、沒有與職業政治家共事之前的想法。

  當你以一個政治家的立場和觀點來看待那場在薩拉托加舉行的□赫一時、歡天喜地的宴會的時候,你就發覺在「勝利的美國人的帳篷」裡上演的這一幕是很完美的。對於那些戰敗了的英國士兵們來說,還有什麼方法能比向他們傳達失敗並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這一信息更能安撫他們內心那狂熱的復仇之情呢?當你慷慨大度地邀請他們與你坐到一起,並分享你的蘋果汁的時候,你就會發覺那些好戰的英國佬並不是那麼卑劣不堪的。

  在對待自己的敵人的時候,一流的政治家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霍里肖·蓋茨將軍兩百年前就曾採取過的姿態。正如蓋茨將軍邀請綽號為「約翰尼紳士」的博格因將軍到他的帳篷裡去共度那個令人愉快的、結交友誼的良宵一樣,國會山那些著名議員在應付那些與自己的觀點完全針鋒相對的「敵人」時所表現出來的大師般的能耐,也讓我長時間地歎為觀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看見有議員大步穿過眾議院的會議廳,在剛剛與對手唇槍舌劍、怒火填膺地理論過後,卻與對方摟肩搭背,插科打諢、嘻嘻哈哈地聊著家常,一起走出國會大廈長長的走廊。

  跟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許多現象一樣,在這裡起作用的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友誼或者夥伴關係。「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19世紀著名的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勳爵曾經這樣說,「只有永恆的利益。」就像那些偉大的國家在追求國家利益中的表現一樣,偉大的政治家們總是同他們的敵人、即使是最兇猛的敵人保持著對話和聯繫,而他們保持這種關係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首先,它能夠顯示一種強大的力量。當你輕鬆自如地同一個你恨不得要砍掉其腦袋的人閒談的時候,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使你的對手感到強烈的震撼和不安了。第二,它能夠使你知己知彼。你和你的對手交流得越頻繁、傾聽他們的訴說越多,你就更瞭解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對你的看法、他們對你這一方的看法以及他們對他們自己一方的看法,這樣就更有利於你作出決策。第三,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是,也許有一天你會不得不和這個所討厭的傢伙,也就是你的敵人共事,你在這場決鬥中的對手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場戰鬥中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任何一個聰明的政治家都不會關上同自己的那些敵人----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對話與和解之門。柯克·奧唐奈是蒂普·奧尼爾長期信任的顧問,正如他所說:「你應該隨時準備對話,與你的對手講和。」

  羅納德·裡根在自己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對這條由來已久的法則所蘊含的力量的驗證----並且,沒有人能夠比我們這些就站在與裡根總統以及他所屬的共和黨對立面的民主黨陣營裡的人,更能瞭解這其中的奧秘了。

  在1981年當選總統入主白宮以前,裡根職業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些大集團或組織內任職。裡根曾經是華納兄弟影視公司以及其他大影視公司的簽約演員,也曾做過影視演員嚮導公司的執行官和通用電器公司的總發言人,所以,他深深地懂得,任何一個大公司或集團裡的任何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特殊作用和地位。裡根與吉米·卡特不同,後者除了曾經在海軍一艘潛艇上服過役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經營自己的那個小農場和五金商店上了,而裡根卻從來就不是一個像卡特一樣離群索居的企業家。

  羅納德·裡根和吉米·卡特在職業背景上的這種天差地別,使得他們的總統任期都具有鮮明的、但彼此截然不同的特點。在一天的相當一部分時間中,卡特喜歡沉浸於一種自得其樂的孤獨中,從事大量的案頭工作或聽古典音樂,而裡根則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了和他的團隊、與一批人一起工作上。作為一個有著豐富的大公司工作經驗的人,裡根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不需要、實際上也不可能獨自一人處理所有的事情。事實上,他從來就沒有這麼做過。當他在拍攝電影《Knute Rochne》或《The Santa Fe Trail》的時候,有製片人在做總管、有著名的作者在為電影編寫劇本、有出色的導演來指揮電影拍攝、有公關部的那些瀟灑迷人的男孩子們在為電影作巡迴宣傳。當然,所有這些人都是圍繞著他這個明星轉的。

  無論吹毛求疵的評論家們會對他說什麼,裡根這個豐富經驗的演員知道自己的長處所在。當他1981年走進白宮的時候,這個「偉大的溝通者」帶著一個非常強大的幕僚班子,那幫幕僚就是他召來向人們展示自己作為一個演員的所有天才的:這個強大的幕僚班子的成員包括一些非常受歡迎的作家,大批的公共關係顧問,甚至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導演------麥克爾·迪弗,一位非常善於選擇拍攝角度和背景的大師。在1980年的總統大選中,當裡根在勞動節那天露面為自己的競選造勢時,那個非常有感召意義的地點就是由迪弗精心選擇的------裡根穿著有袖子的襯衫,他的背景就是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早在李·艾科卡在美國人的心中喚起對自由女神光輝的崇敬之情,並使人們對女神雕像所在的地方也充滿了尊敬以前,迪弗就在它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即將噴發的潛在的愛國激情。這種生動的圖片的力量要勝過千言萬語,當羅納德·裡根以自由女神雕像為背景的照片出現在媒體上以後,人們都認為裡根是最好的領路者,他能帶領美國人民走向更輝煌的未來。

  羅納德·裡根和他的妻子南西·裡根,也知道一個新上任的總統所具有的弱點和面臨的障礙。他面臨著一場艱巨的行政上的挑戰:一個巨大的官僚系統正等著他去馴服。應對這一挑戰需要的是一種非凡的管理才能,而裡根此前並沒有展示過這方面的天才。這意味著他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主管,這個人必須有船長般的傑出指揮才能,同時還要有相應的政治才能。為了使自己這顆明星看起來繼續光彩照人,裡根只靠自己那套保守的政治主張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出色地識別人才、知人善任。

  羅納德·裡根和他的妻子已經有了兩個理想的人選:麥克爾·迪弗和他們的理論家艾德溫·米斯三世。他們現在所缺的就是一個天才的導演了,這個人要具有協調各種事情的能力,以及乾淨利落地處理瑣事的才能。

  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理想的人選,那就是詹姆斯·A·貝克三世。

  毫無疑問,任用貝克是非常出色的決策。在以後的歲月中,就是這個貝克組織實施了新總統1981年的三大立法方案: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國防預算增長、美國歷史上最大幅度的國內開支削減。即使是長期跟隨裡根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如果沒有這個來自德克薩斯的紳士----也就是貝克----鼎立相助的話,他們的總統是不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的。

  裡根總統最初之所以作出僱傭貝克的決定,接著又把他提拔到最顯赫的高位上,主要是因為貝克的政治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令人感到非常吃驚與意外的是,在過去的好幾年裡,詹姆斯·A·貝克其實是羅納德·裡根最大的死敵。

  兩人第一次互相敵對發生在1976年,那一年羅納德·裡根第一次正式參加競選美國總統的角逐。造成兩人對立的主要原因是傑拉德·R·福特總統,福特在理查德·尼克松因為「水門醜聞」而辭職後接替了總統的職位,到了1976年,在經過了一系列血腥的競爭以後,他已經在共和黨的黨內提名競爭中遙遙領先於裡根。眼看自己勝出的機會已經不多了,裡根決定孤注一擲,使出最後絕招,以期出其不意地給福特致命一擊:他提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理查德·S·施韋克為自己未來的總統競選搭檔。

  依照美國的慣例,總統候選人只有在獲得黨內提名以後才能決定挑選誰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每當被問起為什麼要打破這一傳統的時候,裡根說他只是想為共和黨提名大會提供一個「平衡的候選人名單」。實際上,裡根提名施韋克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他的最主要的戰術動機是想借此瓦解與施韋克來自同一個州----賓夕法尼亞州,領先的福特也來自該州----的代表,希望能促使這些傾向於福特的人在提名大會上倒戈支持自己。這是很大膽、同是也是破釜沉舟的一招,雖然它具有很高的風險,但是對於一心想當美國總統的羅納德·裡根來說,這樣的冒險是值得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對於裡根這種公然挑釁和突然襲擊,福特總統的競選班子開始了猛烈的反擊,就像當年美國的二戰英雄艾森豪維爾將軍對於德國人的進攻必然要實施更猛烈更殘酷的反攻一樣。他們派出了吉米·貝克(就是詹姆斯·貝克,吉米是詹姆斯的呢稱)來粉碎裡根的進攻,要吉米·貝克不惜任何代價。

  貝克一心一意地投入了戰鬥,決心竭盡所能讓盡可能多的賓夕法尼亞州代表拒絕「裡根-施韋克軸心體系」(二戰中德、意、日法西斯聯盟叫軸心國體系)。他發起了一場猛烈的政治零售戰役,每次都要把一個賓夕法尼亞州代表拉回到福特這邊來。「零售」戰役開始以後,那些本來默默無聞的賓夕法尼亞州議會議員發現自己居然成了白宮的座上賓,而且,他們的家屬也跟著成了小名人,被邀請到總統內閣成員的辦公室去做客。水壩、橋樑、醫院等公共建設項目,就像甘霖紛紛降到這些議員所屬的社區。作為福特總統委託的特派員,貝克這位能幹的牛仔幾乎使賓夕法尼亞州所有「迷失了方向的」代表都轉變了態度,倒向了福特總統。最終的結果是裡根弄巧成拙:他拋出了他最有吸引力的誘餌——副總統候選人,卻只得到了四個代表的支持。

  對於裡根來說,這樣的結果意味著他的戰線崩潰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非福特莫屬了。對於傑米·貝克來說,則意味著一次火線提升:他成了福特那年秋天的競選活動的總管。

  這只是裡根和貝克之間驚心動魄的智力較量的序幕而已。在下一屆總統選舉中,貝克又作為他的老朋友喬治·布什的競選總管為贏得共和黨內的提名而再次與裡根較量。布什的首要競選主張是把把美國從「像中了巫術一樣的經濟」中拯救出來,但是,不幸的是,這顯然不是美國的選民們當時都最在意的頭號問題------當然也不是共和黨的選民們最在意的頭號問題。在愛荷華州的共和黨預選大會上,一場原本以為會穩操勝券的選舉被裡根後來居上而泡湯,貝克這位布什競選班子的「大哥大」遭到了重挫。接下來,「請選舉布什為總統」的標語牌口號便換成了「請選舉布什為副總統」,而布什競選班子的負責人貝克開始了一場魔術般的的悄然變換:在幾個星期內,他就從失敗的布什的競選負責人被轉變成了作為勝利者的裡根的首席顧問,從醜惡的毛毛蟲被轉變成了美麗的花蝴蝶。

  通過任命自己的敵人貝克擔任自己的總管,裡根向人們雄辯地展示了那條古老戒律的力量: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前面,而不是讓他們躲在你的身後。一個精明的政治家是從來不會驅逐他的敵人的,相反,而是要遵循那條權力競技場上的古老的教條:使你的敵人最終為你所用。

  起用貝克不僅是這位裡根的首任行政主管本人的巨大勝利,也同樣是新上任的裡根總統的巨大勝利。對於正舉步維艱、前景不容樂觀的裡根來說,任用貝克就等於收服了一個當權派首領——貝克與美國東部地區的共和黨人和全美的新聞記者軍團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傑米·貝克後來又擔任了裡根的財政部長,人們將不會忘記,正是他出色地包裝了裡根的立法計劃,使他在白宮的同事們強硬的意識形態變得不那麼咄咄逼人,並贏得了華盛頓那些非常挑剔的媒體的尊重和讚譽。雖然貝克是站在與國會相對的一面,但他毫無疑問是一個莊重而有禮貌的職業政治家,而且是裡根總統的白宮的「非常好的管家」。有很多次,正是貝克對眾議長那種充滿尊敬的秘密拜訪為裡根避免了很多潛在的麻煩和衝突。在新聞記者們眼中,貝克是「白宮的實用主義者」,是一個對他們開誠佈公、坦白相告的人。

  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貝克的聰明才智都本應在裡根政府後期的歲月中發出更加燦爛奪目的光芒,然而,人們卻只能痛苦地回憶由於他的離開白宮所遭受的慘重損失。當裡根總統第一個任期內那種明智、有條不紊的策略,被第二個任期內被人認為是癡呆的混亂不堪的政策所代替的時候,人們都在熱切的期盼中呼喚著吉米·貝克這個名字,希望他能再次來為裡根保駕護航。如果貝克還是白宮主管的話,對裡根總統造成極大傷害的伊朗門事件的那種毒素,是絕對不可能從白宮向外噴射散發的。

  可以說,裡根的第一個任期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戰績,不僅是因為他僱傭了吉米·貝克,還因為他把這個過去的對手放在了一個如果裡根自己在總統的位置上幹得不好,那麼他也幹不好的位置上。白宮主管這個位子,與總統的聯繫是內部性的,籠罩在總統的光環之下,所以,貝克一切的成功都只能通過裡根取得的成就來衡量。如果貝克開始時是在外面負責一個部門或機構,他就有機會建立自己獨立的地盤,從而獲得屬於他本人的名聲和支持者。

  由於被籠罩在總統的光輝裡,新聞媒體是很難直接評價他的。只有當裡根總統自己提出的議事日程遭到失敗以後,媒體才會在首要位置將他描述為「裡根內閣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作為白宮行政主管,貝克的作用在裡根政府內是舉足輕重的。但是貝克的成就只能加強他的老闆頭上的光環,他別無選擇,只能使裡根成為一個勝利的改革者,他自己當幕後英雄, 把自己多年的對手安排進新政府,這種做法當然並不是從裡根時代才開始的。在1940年的總統大選中,富蘭克林·羅斯福擊敗了溫德爾·威爾基,但幾個月以後,羅斯福總統就任命威爾基出任美國駐英國特使。羅斯福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因為在大選過程中,威爾基曾攻擊羅斯福說他過分地靠近和援助了英國,所以他被特意派去重申民主共和兩黨對羅斯福的政策的支持。10年後,哈里·杜魯門則任命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美國第 任總統,共和黨人)監督一次對聯邦機構的徹底檢查。通過利用胡佛那敏銳的管理和領導能力,這位民主黨總統也給自己領導的政府也贏得了他們急需的公眾信任,因為當時對他的政府「浪費和腐敗」的批評已經越來越激烈。

  然而,真正開創這種和自己的敵人共事的傳統的,卻是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他是在一種遠為艱難、遠為迫切的情形下進行這種合作的。這個偉人當時所面臨的困境,幾乎是難以想像的。1861年,對林肯生命的威脅是如此猖狂和變本加厲,以至於他和家人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進入首都華盛頓。軍事對抗的局勢越來越危險、越來越令人擔憂。當林肯到達華盛頓的時候,他了望波托馬克河對岸(美國東部重要河流,流經首都華盛頓),看到南方聯盟的旗幟已高高飄揚在亞歷山大要塞上空了。

  即使在那些忠於聯邦政府的州,危機也越來越深重。作為第一位領導著一個由相互衝突的兩種力量----一那些極力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激進分子和那些仍然留在聯邦中的舊輝格黨人-----組成的嶄新政黨的共和黨總統,他必須首先解決黨內的派系紛爭,將全黨團結起來,然後才能維護整個國家的統一。

  這位剛當選的總統在組建政府的過程中,並沒有只在自己的堅定追隨者中挑選內閣成員,他決定還要把自己的敵人拉上船來和衷共濟。他把以狂熱激進著稱的薩爾蒙·P·蔡斯和因小心謹慎而出名的威廉姆·H·蘇厄德都選進了政府,在他的那些天差地別的內閣成員中,可以說只有兩點是共同的:每一個成員都憎恨其他的人;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比林肯更適合於當總統。

  「他們會把你給吃了的,」有人這樣警告林肯。「他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同樣想幹掉其他的人,」林肯用一種政治老手慣用的幽默口吻回答道。以林肯的精明和頑強,他有足夠的能力將強有力的人物招到自己的麾下,給他們安排合適的位置並置於自己雙眼的監督之下。但是,只有當蘇厄德和蔡斯都向林肯提出辭職,而林肯說服了他們留下來、將他們的辭職信都擱置在他的保險櫃中的時候,林肯才確信自己一定會取得成功。「我在我的每一個衣服口袋中都藏著一個香甜無比的西瓜」,林肯這麼說道。

  在卡特總統領導的政府裡,我曾清楚地看到,確保那些新政府成員的期望牢固地與最高領導人本人的成功聯繫在一起,這一點和招募干將組建新政府本身是一樣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缺乏這一前提的話,作為政府這艘巨輪的船長的總統,就會發覺巨輪的甲板上有一尊不聽指揮的大炮。

  當吉米·卡特1977年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聯邦政府衛生、教育和福利部(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以下簡稱HEW部)一個部的預算,就遠遠超出了美國50個州所有這類部門的預算的總和,也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相同部門的預算——只有蘇聯除外。卡特任命約瑟夫·A·卡利法諾擔任HEW部部長,卡利法諾在接受這一任命的同時,也接受了一個更具有個人色彩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作為HEW部部長,我面臨的無窮挑戰就是促進社會公正,不僅要面對人民、國會兩院議員、HEW部的公務員們進行說服、教育、哄騙以及請求諒解,還得經常替被國內外的指責和各種要求弄得焦頭爛額的總統及其政府解圍,這個工作是非常非常難做的。」

  卡利法諾知道,卡特總統之所以提名他出任HEW部長,是因為希望他將這一新職位當作為改革運動提出不受限制的獨立倡議的舞台。卡特希望卡利法諾領導的部門能夠成為自由的民主黨政府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就是靠反對現行的官僚習氣和體制而取勝的。現在,到了自己與別人分享權力和職務的時候了。在卡特的助手喬迪·鮑威爾看來,這個新當選的總統也需要能夠清楚地「瞭解華盛頓的遊戲規則並知道該如何玩下去」的人選。卡特有他自己的改革議程----福利、健康保險的改革----他需要有人將所有的球都轟轟烈地踢起來,但又不要把他本人淘汰出局。

  就這一點上來說,任命一個像卡利法諾那樣在華盛頓久經考驗的鬥士擔任HEW部部長,似乎是完全有道理的。卡利法諾自從在林登·約翰遜手下風風火火地擔任白宮主管以來,他在華盛頓就已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了。作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華盛頓郵報》的法律顧問,他是那種典型的熟知各種內幕的人,他的朋友遍佈在華盛頓的那些很有權勢和影響的組織中:國會、重要的律師事務所、新聞媒體,以及那些很久以前就把華盛頓當作自己永遠的家和權力基地的前民主黨政府的高級官員。

  很明顯,新當選的卡特總統為了贏得這些支持者的好感,便決定從他們中間找一個人來負責實施這些宏大的社會改革計劃----正是在這些支持者特別是卡利法諾的協助下,那些計劃才得以制定出來。但是,卡特從來沒有想過需要用什麼政治策略來駕馭這種新的關係,他如何控制他剛招到自己麾下的這個硬球手。

  在挑選卡利法諾的時候,卡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個主張政府進行強有力干預的強硬派。儘管卡利法諾和卡特總統有共同的決心要使HEW部的運作變得更加有效率,但卡利法諾還懷有一種與卡特不同的熱情,那就是他認為這些計劃必須完全服務於它們當初的目標。在他看來,在加強公民權利、改進衛生和教育等事情上,不能存在與任何理想妥協的餘地,而必須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事情很快就變得很明顯了,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將使新政府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例如,在北卡羅來那州,卡利法諾大張旗鼓、情緒高昂地推動司法部門判決該州所偏愛的大學制度構成了種族歧視,而與此同時,該州那些種植煙草的農民們也感受到了他發起的禁煙運動給他們帶來的巨大衝擊。這兩項面措施面臨著重重阻力,但並非沒有理由。一個聯邦法官威脅卡利法諾說,如果他北卡州大學問題上退卻的話,將以藐視法庭罪拘捕他。美國每天有300,000人因吸煙而死於肺病和其他與吸煙有關的疾病,卡利法諾因此也變成了一個狂熱地鼓吹禁煙的人。

  如果失去了北卡羅來那州或者肯塔基州,卡特競選連任的希望將變得極其渺茫,而北卡羅來那州州長對卡利法諾已經恨之入骨、叫嚷著應該撤他的職了。面對這種情況,卡特總統和他的白宮助手們有點坐不住了,但卡利法諾還在繼續大刀闊斧地推進著自己的改革計劃。白宮的氣氛已經因卡利法諾的改革運動而異常緊張,不過卡特總統還沒有明確要求卡利法諾放棄他的禁煙聖戰。《紐約時報》對卡利法諾越是讚不絕口,在偏狹的北卡羅來那和肯塔基,媒體對卡特政府也就越來越惱怒。

  當卡特從卡利法諾推行的這場高調的運動中清醒過來,絕望地告訴北卡羅來那的聽眾們說他的願望只是「想使吸煙變得比現在更安全一點」時,總統與他所任命的這位官員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變得遙遠和荒謬了。

  當卡特向人們許諾要建立一個單獨的教育部的時候,兩人之間的衝突又出現了第二個戰場。卡利法諾在他任職的第一年中,一直在旗幟鮮明地反對成立獨立的教育部,認為新的獨立的教育部將會屈服於教師聯合會的政治壓力,而不適合於推進廣泛的教育目標。雖然卡特願意就此事進行進一步的考慮和磋商,但是他的內心還是傾向於兌現他和全美教育協會都認為純粹是個人意向的承諾。當卡特在1978年度國情咨文中正式向國會提出成立獨立的教育部的時候,任何一個關心這個問題的人都知道,卡特正在履行一個連他自己的部長都公開認為是一個糟糕的主意的承諾。人們應該感謝卡利法諾,因為是他使他們弄明白了卡特的計劃中所包含的各色各樣的危險。

  在一個信誓旦旦宣稱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內閣中,怎麼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內訌和混亂呢?首先,任命卡利法諾的前提條件就有問題。起初,也就是在任命前的談話中,當選總統卡特說過:「我將兌現我對美國人的承諾,建立內閣制政府,內閣成員擁有真正的權利」。這種話意味著他的內閣部長們可以挑選他們自己的人馬,按自己的意願管理各自的部門。以卡利法諾和他的HEW部為例,他堅持向卡特要求,無論自己在HEW部想任命誰,都要有絕對的權力,而可以不理會白宮方面的任何建議和看法。

  正如喬迪·鮑威爾後來所說,這或許就是致命的錯誤所在。「我的印象是他總是向前推進,再推進,直到他遇到反抗為止。」鮑威爾這樣評價卡利法諾。隨著時間的推移,卡利法諾變得越來越獨斷專行,卡特那幫人越來越難於抵擋他。「想要制止他的這種獨斷專行越來越困難了,」鮑威爾回憶道,「這不僅僅是因為卡特總統的軟弱和姑息養奸,也因為要收回那些被卡利法諾認為已經歸他所有的權力是很困難的。」這就是白宮當時的尷尬處境。對於這位卡利法諾部長,卡塔總統一開始就沒有用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來約束和管教他,而是聽之任之。

  卡特的錯誤就在於他提出了任何內閣部長都應該,或者能夠,獨立於任命他們的總統----也就是他自己----而自負其責。內閣成員應該與同樣是由總統提名的聯邦法官們不同,他們必須服從於總統的意志。公眾不僅知道而且在心中也認為,美國政府奉行的是總統負責制。無論政府制定出的計劃或者政策是什麼,最後有拍板權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他們選舉出來的總統 。

  然而,卡利法諾卻不這樣看。「每一個內閣成員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勢力範圍,以便讓他與總統之間保持一點點的距離。」卡利法諾後來在一本書中這樣寫道。這種距離能使總統「迴避」一些敏感的問題,從而不受傷害。然而,就卡利法諾的禁煙運動和抵製成立獨立的教育部這兩件事而言,他的行為和總統的近期政治抱負----卡特想競選連任----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卡利法諾完全誤解了他和總統之間的關係,他應該服從於總統的意志,而不應該自行其是。最終的結果是,卡特總統1979年要求他的HEW部長辭職。

  像卡利法諾這樣的內閣部長,被解職是必然的,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我們很難想像林登·約翰遜或者羅納德·裡根會縱容自己的下屬公開執行偏離總統政治議程的政策。當連任競選在即的時候,對於約翰遜和裡根來說,也很難想像他們會不告誡自己的閣員千萬要他媽的小心一些,否則隨時都有可能把他們從所佔據的高位上一腳揣下去------儘管此前他們可能冠冕堂皇地說過閣僚們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管理所屬的部門」。這裡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林登·約翰遜任總統的時候,如果有人敢與總統打硬球的話,總統的白宮主管----也就是喬·卡利法諾本人------一定會向他的老闆建議教教那個傢伙該如何玩這種遊戲:那就是立即將他解職。

  吉米·卡特無視「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前面」這條古老的法則,並最終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像大多數人一樣,卡特傾向於疏遠自己的那些潛在的敵人,而毫無疑問的是,這樣做的後果是慘痛的。在通往橢圓形辦公室的道路中,卡特雖然巧妙地將民主黨內那些當權派淘汰出局,卻發現那些已經被淘汰出局的人依然自命不凡地站在邊線上,挖他的牆角迎接他的垮台。他發現自己的政府不但毀於那些捲土重來的右派力量,同時也被那些曾經一貫支持民主黨總統的力量給拋棄了。

  為了能看得更清楚透徹一些,讓我們來對比一下好了:裡根把吉米·貝克放在了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在那個位置上,貝克的利益必須和整個政府的利益一致------說確切點,就是必須和裡根總統的利益一致;而卡特卻給了卡利法諾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的自主權。他不但沒有給這樣一個久經沙場、以固執著稱以及還與官僚系統有很深淵源的閣僚以必要的限制和約束,反倒給了卡利法諾絕對的自由和權限,這毫無疑問助長了卡利法諾獨斷專行的作風,也使得到了最後,除了卡特總統本人的直接命令以外,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他了。

  當然,造成卡特這樣放任自流的原因也不能全怪他,歷史也負有部分的責任。為了避免在白宮再產生一個尼克松時代的「宮廷衛士」,卡特事先就已經聲明自己不需要幕僚來指導內閣。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他剝奪了自己對下屬各行政部門的工作進行日常管理的權力,而那些行政部門本來就相對獨立鬆散、缺乏總統本人的親自檢查和指揮。由於形勢的發展經常使總統很難親自介入下屬部門的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就會產生巨大的權力真空。

  例如,在1978年2月的時候,當時負責與各行政部門聯繫的白宮助理傑克·沃特森曾經打電話給卡利法諾,告訴他總統在北卡來羅那州所面臨的政治危險。傑克·沃特森告誡說,卡利法諾倡導的禁煙運動以及反對北卡州大學制度的舉措,將可能導致卡特在下次大選中敗北,並且告訴他說卡特總統本人想和他就這個問題談談。

  幾天以後的三月初,副總統蒙代爾邀請卡利法諾共進午餐。但是在午餐桌上,就在蒙代爾剛提出禁煙運動這個話題的時候,卡利法諾打斷了他的話。卡利法諾警告蒙代爾說自己不能向他保證這次談話的內容會得到保密。他告訴蒙代爾說,已經有新聞媒體追問他白宮是否因他所提倡的禁煙運動而和他進行了談話或者施加了壓力,而他在這一問題上的回答只能是「迄今為止還沒有」,至於以後可不能擔保。蒙代爾聽了這番話,不得不打消自己先前的試圖勸他停止那場運動的念頭。

  就這樣,卡特總統被自己的內閣部長們給架空了,他似乎成了一個已經沒有權力的總統了。他的一個內閣部長告誡他說他就那些有爭議的問題----比如說禁煙----所發表的任何評論,都有可能被用來反對他自己。卡特發現,如果自己呼籲卡利法諾放棄他的禁煙運動的話,他肯定會遭到媒體的公開羞辱和恥笑的,他因此不得不忍耐著。而與此同時,卡利法諾也猜到了卡特的難處,因此他就把卡特的沉默看作是對自己推行的改革運動的認可;只要卡特本人沒有直接給他發一道命令,他就可以照著自己所定的日程自行其是。

  當吉米·卡特1976年底贏得大選開始組閣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深思過如何對付像卡利法諾這樣的硬球手。他當時想的只是要盡力避免第二次「水門事件」的發生。為了避免尼克松時代白宮權力高度集中的那種專橫、可怕的事情------那時候的白宮主管是綽號叫「鮑勃」的H·R·哈德爾曼,他在白宮擁有一種危險的權威-------吉米·卡特卻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他管理政府的首要原則似乎是「百花齊放,而不是一枝獨艷。」

  當吉米·卡特起用卡利法諾的時候,他遵循的是林登·約翰遜在任命艾德加·胡佛為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時候援用過的至理名言:「寧願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帳篷內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讓他們站在外邊往帳篷裡頭撒尿。」

  但是,這位佐治亞州人卻忽略了那個偉大的德克薩斯人所援用的名言中一個不可分離的的必然推論:「緊緊地擁抱你的朋友,但是你必須更緊地擁抱你的敵人----抱得他們足夠緊,使得他們連移動一下都不可能。」

  這一訓誡不僅適用於政治,在所有的領域都是金科玉律。不論你是幹什麼的,如果你想僱傭最棒的人,請你務必要留意你的那些最強有力的敵人和對手。請你務必記住:才智就是才智,它不分敵友,無論你們今天的競爭是多麼殘酷激烈,但你永遠也不要忘記,也許有一天你會需要你的敵人的幫助的。實際上,如果你不能和你的對手順便在別的什麼地方做點交易的話,這才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呢。此外,僱傭你的對手還能顯示你的膽量和魄力。它不僅能夠增強你的名聲和決斷力,而且往往還能削弱你的對手的勢力。

  當然,我們的本能衝動會使我們竭力迴避那些和自己作對的人。畢竟,生活是短暫的,誰又願意天天看著一張自己所憎惡的面孔呢?對於那些其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讓自己過得盡可能地快樂、盡可能地無憂無慮的人來說,這樣的一種迴避敵人的態度當然是再好不過了。然而,這種態度只是逃避權力而不是爭取權力的靈丹妙藥。

  如果一個商人不能和他的競爭對手坐到一起討論事情,那麼他肯定算不上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因為他白白扔掉了一些黃金般的機會:不僅丟掉了能幫自己擴大財富的寶貴財源,也因此錯失了非常有用的人際交往。在你的對手的公司裡感到不自在,這並不會大大傷害你的體面:如果你連談判桌旁邊都不去,你就很難進行交易了。

  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人是決不會拒絕通向對手的道路的。他們不但不會迴避自己的敵人------高傲地宣稱「我是不會搭理那些傢伙的!」------相反,他們會重用他們:這樣才能密切注視他們的企圖,揣摩他們的感情並在心理上震懾住他們。特德·索倫森就見過傑克·肯尼迪是如何用這一招對付那些對他說三道四的政治評論家的。「當有人想攻擊他的時候,傑克·肯尼迪總是讓他的對手知道自己已經知道他的意圖了。」

  當然,傑克·肯尼迪沒有必要把這一套教給蒂普·奧尼爾,因為後者同樣精於此道。

  在1984年的時候,我曾親眼目睹這條令人震撼的、「讓你的敵人站在你的前面」的策略,是如何地展示其威力的,那精彩的一幕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那一幕就發生在當時的眾議長的辦公室裡,在每日例行的新聞發佈會開始的時候。那天,就像往常一樣,眾議長奧尼爾坐在自己那巨大的旋轉椅子裡,和其他的民主黨領導人在等待著那些採訪國會的新聞記者們蜂擁地擠進門來。

  當時,民主黨正陷在一場特殊的混亂中。得到眾議長全力信任和支持的沃爾特·蒙代爾代表民主黨參與總統角逐,想將現任總統裡根從寶座上拉下來,結果卻被打得落花流水、慘敗而歸。這樣一來,很多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席位似乎將岌岌可危了。因此,一些議員開始試探性地發出了微弱的呼聲,要求更換民主黨國會領導人。

  這些潛在的、可能成為奧尼爾的挑戰者中的一位,現在就坐在離奧尼爾很近的地方。就在我們聽到大批的新聞記者正在朝著眾議長的辦公室門口湧來的時候,奧尼爾突然站了起來,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朝著那個企圖挑戰自己地位的人質問道:「你想取代我嗎?」

  這句話就像一記重拳突然擊在太陽穴上,那個蠢蠢欲動的挑戰者一下就暈了。「不,」他語無倫次、喃喃而語道,「不,我沒有這個打算。」

  就這樣,在那些記者湧進來以前,一切都已經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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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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