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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戰略

作者:[美] 肯特·格林菲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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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戰略  作者:[美]肯特·格林菲爾德 著 
  漢譯本前言 
  這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戰略的論著,篇幅雖然不大,但論述的問題卻不小。按作者自己的說法,他在這本書中把光圈集中在「大戰略」上。或者換個說法,作者在本書中論述的是美國總統為首的國家統帥部指導戰爭的總方針和總政策。 
  作者肯特·羅伯茨·格林菲爾德是最有條件寫這樣一本書的現代美國歷史家之一。他早年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主任達十六年。他親身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從1946年起直到1958年退休為止,他擔任美國陸軍部歷史主任,在此期間主編了美國最大的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陸軍》,並以此蜚聲國際史壇。 
  格林菲爾德寫這本書,不是企圖全面地、系統地介紹二次大戰中的美國戰略,而是針對史學界關於二次大戰中美國戰略的某些爭論,特別是針對美國史學界對某些傳統看法的挑戰,闡明自己的立場,實質上是在新情況下再次探討二次大戰中的美國戰略,因此本書副標題為「再思考」。 
  全書由四篇專論組成,每篇相對獨立,合起來是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第一章開宗明義列舉了標誌大戰中美國戰略演變進程的八項重大戰略決策,由此引出一系列戰略關係或矛盾,分別在以下各章中加以探討。其中第二章專門探討英美兩國戰略上的矛盾,核心是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 即開闢「第二戰場」) 的時間和規模問題。第三章專門探討美國統帥部內部的矛盾,即總統與軍方的關係,重點是羅斯福總統在制定美國戰略方面的影響和作用問題。第四章專門探討三軍內部空軍( 當時為陸軍航空兵) 與陸海軍的矛盾,核心是對德日戰略轟炸的作用和空地協同問題。此外,某些段落也涉及英美與蘇聯的戰略關係。 
  在上述一系列問題上,作者發表了一些有趣的意見;這些意見雖是一家之言,但在美國有一定代表性和權威性,因而也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當然,這並不等於說作者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更不能說我們同意他的全部觀點。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作者在分析戰勝德國和日本的原因時,有時過份誇大美國( 或者加上英國) 的貢獻,對於蘇聯及其他某些歐洲國家軍民的作用則估計不足,對於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抗日軍民的作用更是隻字不提,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儘管如此,我們並不抹煞這本書的學術價值。 
  原書有兩個版本。這個譯本所依據的是美國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63年版。正文全部照譯。原書後面附有大量註釋,對一般中國讀者實際意義不大,故從略。讀者如需引用本書譯文,請核對原文。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週年。我國對二次大戰史的研究正在蓬勃開展,日益深入。願這個譯本有助於我們對二次大戰時期盟國戰略的研究。 
  吳春秋 1985 年春節   
  致謝 
  這本小書,是根據1962年10月28-30 日我有幸在孟菲斯州立大學J ·P ·揚美國史講座上所作的第十輪學術報告寫成的。J ·P ·揚講座是伊諾克·米切爾教授為主任的該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報告人也是由歷史系指定的。 
  我首先要感謝的是1946-1958 年間我擔任陸軍部歷史主任時,和我一道編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陸軍》的歷史家同事們。我要特別感謝理查·萊頓博士,他給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且讓我在撰寫第二、第三兩章時,看到了未經發表的資料;還有威廉·埃默遜教授,他對第三、第四章的修改提出了建議和批評。本書全文能以現在的形式出現,應大大歸功於約翰·斯內爾教授和路易斯·摩爾頓教授提出的批評意見。這些學術界朋友中的任何人對於我的見解都不應承擔責任,但他們的見解卻使我獲得很大教益。 
  我還要感激設在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圖書館館長伊麗莎白·德魯麗小姐和她的工作人員;是他們從羅斯福文件中查找羅斯福親手作的筆記,這些筆記可能進一步展示他的思想。 
  ……[ 下略兩段關於本書註釋的說明。] …… 
  由學術報告發展而成的這本書的目的是綜合和解釋。只有第四章中闡述空地合作的幾個部分使用了經過作者研究的未經發表的資料。 
  肯特·格林菲爾德 1963 年5 月   
  引言 
  戰略的制定是戰爭過程中公眾極感興趣的題目,其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而且因為戰略的運用之妙提供了一個激動人心的猜測領域。當有關戰略制定的事實真相最終大白於天下之時,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迷人的題目,至少是因為它體現了人類意志和智慧的最高努力;這種努力是為了主宰戰爭所喚起的奔騰咆哮的力量洪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指導打敗法西斯軸心國和日本的聯盟戰略,有其獨特的趣味,因為它產生或者( 更確切地說) 反映和形成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不僅規模最龐大,而且使用得非常有效的軍事力量。 
  與這次大戰中西方盟國戰略決策有關的基本事實,在戰爭結束後令人驚訝地迅速地為人們所知曉。掩蓋秘密的帷幕從沒有像這樣及時地揭開,檔案從沒有像這樣及時地為研究而公開。人們已經瞭解事實本身,但對這些事實的解釋則是眾說紛紜,隨著子孫後代帶著新的問題和各種不同偏見來考察這些事實,眾說紛紜的狀態還將繼續下去。 
  本書的幾篇研究文章,如果意在全面闡述二次大戰中美國戰略的歷史,那勢必招致嚴厲的批評。然而,這幾篇文章的目的並不在此,而在於提出一些解釋、評論、更正和問題。無疑,這幾篇文章會使人感到提出了為現有知識所不能回答的更多的問題。 
  本書對各種解釋的評述,目的是引起公眾注意和討論學者們已經發表的觀點(包括某些最新觀點) ;這些學者深入研究了現有的豐富資料,而且力圖對基於這些資料的互相衝突的論斷作持平之論。 
  我把這幾篇研究文章的光圈集中在大戰略上,也就是集中在從最高層看問題和作決策的戰略上。因此,本書只是偶爾涉及戰役或野戰戰略;即使象艾森豪威爾、尼米茲或麥克阿瑟這樣的大戰區司令官對所屬部隊的使用,在本書中也只是偶爾涉及,儘管這是二次大戰歷史上美國所從事的戰爭的十分重大的問題。更有進者,以「我方」戰略即反對三國軸心的各大盟國的戰略為中心的這些論述,其重點是放在美國大戰略的演變上的。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 姑且不談其它理由) 英國戰略的面貌至今仍然不夠完整,至於我們那個神秘而龐大的戰時同盟者蘇聯的戰略,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章 聯盟戰略的要素 
  當今的一些重大事件,早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從那些即使是親身經歷過大戰的成年人的腦海中排擠出去了,更不用說第二次大戰對他們來說僅僅是歷史的那些讀者們了。有鑒於此,對第二次大戰中盟國的某些重大戰略決策作一回顧看來是適宜的。本書挑選出來供回顧的決策,不是為了表明熟悉情況的歷史學家們一致公認哪些決策是最關鍵、最重要的;回顧這些決策僅僅是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說的話。 
  美國戰略賴以制定的基礎之一,早在美國參戰前就已經凝結為國家的決心了。這一決心就是:美國國家利益需要大不列顛的生存和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戰後行動自由。它體現在從1940年6 月法國滅亡直到1941年12月7 日這段時間內逐步把全國團結起來的總統的政策之中。這自始至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戰略的基礎。   
  八條戰略決策 
  第一,關於聯盟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徹底打敗它的敵人的決策。( 英、美、蘇)三個主要盟國不打敗敵人決不停止戰鬥。這意味著,它們決心進行( 按現在流行的術語) 不受限制的,或者「全面」的戰爭。這一決策從未引起過爭論。這自始至終正是大不列顛和蘇聯的目標;這兩個國家正在還擊野蠻地進攻和殘酷地蹂躪他們國土的那個敵人。至於我們美國人,這一點甚至包含在1939-1941 年時擬定的計劃和戰爭準備之中,儘管當時我們公開宣佈的國策仍然是保衛西半球。1941年12月,緊接著我們參戰之後,我們在「阿卡迪亞」會議上同英國人會晤時,就宣佈徹底打敗德國和日本是我們的目標,也是他們的目標。實際上,這就等於說以無條件投降為目標。從那以後,關於我們宣佈以德日無條件投降為戰爭目標這一做法是否明智,曾引起過很大不安和辯論,但是,戰爭期間,這一目標作為我們的戰略指導原則從未遭到過強烈的反對,甚至也未引起過激烈的辯論。誠然,盟國曾與意大利的巴多利奧餘孽政府達成過妥協( 當時墨索里尼雖已被推翻,尚未在它們掌握之中) ,但是,這一妥協是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征服處於軸心國羅網中心的那只蜘蛛。他們允許日本保留一個象徵性的天皇,但只有當日本人屈膝時他們才這樣做。全面勝利——這個反映堅定決心的共同目標,一直是我們孜孜以求的,從沒有作過重大妥協,直到1945年完全實現為止。 
  第二,關於美國以德國為頭號敵人的決策。這意味著聯盟將其主要力量用於對德作戰,直至德國政府無條件投降。對於正在為生存而艱苦戰鬥的英國人和俄國人來說,這一正確的戰略觀點是理所當然的結論。美國接受這一觀點意味著美國人在確保打敗德國之前,對傷害了他們的日本人只能局限於進行牽制和襲擾。因此,美國人採取這一決策是難能可貴的。在美國參戰的前一年,美國軍事當局就採取了這一決策。他們把它看成與確保英國生存相符的唯一戰略。 
  第三,關於1942年7 月英美進攻北非的決策。11月8 日實施的這一決策,把歐洲的這兩個西方盟國所擁有的部隊主力集結到地中海去,這一行動直到1944年春為止。這一決策導致北非地中海沿岸( 從摩洛哥到埃及) 的征服,1943年5 月在突尼斯的二十七萬五千名軸心國部隊的投降,兩個月後西西里的征服,墨索里尼的倒台和1943年9 月意大利政府的投降,以及持續到1945年5 月意大利全國解放的意大利戰役。隨著西西里的征服,西方盟國取得了地中海的制空權,並且重新打開了地中海這一條海上運輸通道。在進攻意大利半島的同時,他們還迅速取得了可對德國實施雙向轟炸的基地。1942-1943 年的冬春兩季,由於盟軍在非洲由東西兩面進軍直搗突尼斯的勝利,加上蘇軍從斯大林格勒的廢墟開始反攻,同盟國陣營已開始取得,而軸心國則開始喪失歐洲的戰略主動權。 
  第四,關於西方盟國決定優先動用他們1943年的共同資源對德國的要害目標實施聯合轟炸的決策。這一決策是邱吉爾和羅斯福以及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1 月份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決定的,舉行這次會議是為了制定1943年所應遵循的行動方針。美國參加的這次聯合轟炸攻勢,在1943年時沒有產生如同空中戰爭熱心者們所預言的那種效果。但是它承擔這次聯合轟炸的義務這一點和1943年內看來很可能取得的效果,構成了決定把美國地面戰鬥實力限制到89個師的重要因素。這種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下列事實:為進行1944年的決定性戰役而組建的美國陸軍擁有一個遠距離的、重型的、強大的空中拳頭和一個雖然強有力但是相對而言較小的地面拳頭,這也勢必影響聯盟的最後戰略。1945年春,儘管美國人在勝利地追擊德國人,但是他們無法在歐洲部署足夠的地面戰鬥部隊,以便不冒巨大風險地採納邱吉爾先生的建議,去堅決阻擋滾滾而來的俄國人;即使羅斯福先生確信採取公開反對俄國人的立場是明智的,他也無法這樣做。在亞洲,如果我們在1944-1945 年間有更多的師可供使用,那麼我們也許不會感到有必要祈求俄國軍隊的積極支援來牽制在滿洲的日本陸軍。由於同樣的原因,在那兩年中,我們沒有手段來遏制,或者有效地反對中國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 
  第五,關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允許太平洋戰區的尼米茲海軍上將和西南太平洋戰區的麥克阿瑟將軍發動有限攻勢,以便迅速利用1942年6 月美國海軍中途島大捷的決策。這是美國人脫離英美基本戰略協議的第一步。這個戰略協議早在1941年就達成了,而且經過「阿卡迪亞」會議的批准,它規定盟國的戰略僅僅是牽制日本直到他們有把握打敗德國為止。到1943年2 月時,尼米茲海軍上將屬下的指揮官們從日本人手中奪得了瓜達卡納爾島,麥克阿瑟將軍屬下的指揮官們則從日本人手中奪取了新幾內亞的東端。緊接著美國人在他們對主要戰區歐洲軸心國的戰爭中轉入進攻並開始奪取主動權之後,他們立即在次要戰區太平洋上也轉入進攻,開始奪取主動權。同樣,由於1942年7 月,美國對日發動有限進攻的決策,加上1944年前發動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進攻前景暗淡,因而美國陸軍在1942年底用於對日作戰的地面部隊和航空部隊比用於歐洲戰區的還要多。 
  第六,關於1943年8 月,即進攻瓜達卡納爾島之後不足一年,第一次魁北克會議批准的如下決策:允許尼米茲海軍上將在1944年發動一場穿過中太平洋的兩棲進攻,同時允許麥克阿瑟將軍在西南太平洋向菲律賓挺進。這意味著在1944年將有兩個強大的攻勢指向同一個目標——呂宋島- 福摩薩( 台灣)-中國沿海三角地帶。到1944年10月,當盟軍仍在猛攻歐洲的齊格菲防線時,上述兩大攻勢已進至菲律賓海;而穿過中太平洋的尼米茲海軍上將的攻勢,把陸軍航空部隊的B-29超級轟炸機帶到了轟炸東京的距離之內。 
  第七,關於一項用不著強調其重要性的決策,即盟軍橫渡英吉利海峽,對德國腹地實施諸兵種合成進攻的協議。這次進攻和蘇聯軍隊的大規模攻勢,於1945年4月在德國腹地會合。這種打敗德國的戰略模式是在1943年11月-12 月間三個盟國的德黑蘭- 開羅會議( 或「六分儀」- 「尤利卡」會議) 上定下來的。到這次會議為止,橫渡海峽的強大進攻的決策經過長期辯論之後,終於拍板定案了。 
  與此相反,打敗日本的戰略模式直到決定投擲原子彈,即戰爭的最後一刻才終於定下來。在對日戰爭中,事態發展的力量所產生的影響不像在對德戰爭中那樣可以準確地預見,而且比任何一個單獨的正式的戰略決策( 如同西方盟國把歐戰的結局押在橫渡海峽的大規模進攻之上的戰略決策那樣) 更多地取決於其他行動的結果如何。最後的模式將視海軍封鎖的效果、美國穿越太平洋的兩路進攻和對日本本土戰略轟炸的結果而定。這個計劃的大部分內容到1943年底才定下來,它包括蘇聯加入對日作戰和在德國投降後十八個月打敗日本。 
  下面將要提到的決策之八,直到投擲原子彈之前一直是上述那個形成中的計劃的組成部分。我列舉這一決策似乎是荒謬的,因為它從來未付諸實施。 
  第八,關於把進攻日本本土,實施封鎖和轟炸均納入盟國的戰略,以確保打敗日本的決策。這一決策就其政治、軍事後果而言都是重要的。它導致了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鼓勵蘇聯參加對日戰爭,而且對使用原子彈的決策也產生了影響。 
  上述清單中沒有包括1943年1 月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宣佈的如下決策:西方盟國的戰爭目的是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之所以省略了這一點,是因為羅斯福總統突然地宣佈這個決策,首先是一個政治行動。我沒有找到任何一條說明這一決策軍事效果的結論性的論據,或者證據。這項決策作為戰略的一個側面,正如早就公開宣佈的,是盟國以徹底打敗軸心國和日本為首要戰爭目標這一決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剩下的唯一問題是,羅斯福先生宣佈這一決策時所使用的無條件投降公式的措詞,以及他頑強地堅持這一公式,是否得策。   
  基本原則 
  探討這個問題就得回到上述第一條決策:盟國決心把徹底打敗它們的敵人作為它們的戰略目標。這是歐洲三個盟國已宣佈的目標,也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日作戰的目標。正如上文指出的,這意味著它們想進行一場無限戰爭,而且它們確實這樣做了。早在我們參戰之前,當我們還在盡最大努力避免戰爭時,美國的軍事領導人們( 雖然不包括羅斯福先生) 就把這一點作為他們戰略打算的基礎。一旦我們參戰,羅斯福先生就採納他們的計劃。我們行動的原則是:「除了勝利,別無其它選擇。」 
  這是一個大膽的承諾。1941年12月,英國和俄國正作困獸之鬥,而美國只作了一半的準備,它那唯一嚴陣以待的武器在夏威夷和菲律賓變成了一堆冒煙的廢鐵。英國和美國立即組成一個聯鎖董事會,動員他們的資源,把他們所能抽出的一切供給正在苦戰的俄國人使用,並且立即開始協調世界範圍的進攻計劃。這場進攻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設之上的,即使在他們徹底打敗軸心國和日本之前,俄國垮台了,他們也能夠打敗軸心國和日本。要想勾畫出二次大戰戰略的特徵,再沒有什麼比指出下列幾點更為重要的了:西方盟國採納上述目標的決心,聯盟遵循這一目標的堅定性,盟國堅定不移地牢記這個目標去計劃、發展和運用他們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所表現出的遠見和徹底性。 
  關於二次大戰中盟國戰略的這個基本決心和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大有文章可作,而且已經做過了。這個戰略對日本人產生了致命的影響。日本政府曾經周密地計劃同美國打一場有限戰爭。鑒於我們沒有作好準備和對歐洲的種種憂慮,以及德國的毒牙正咬住俄國的咽喉這一事實,日本人相信他們可以實現確保他們在中國和東南亞霸權的目標,而我們將會承認既成事實。如果我們滿足他們的條件,他們也許早就得逞了。他們指望我們接受在太平洋打有限戰爭。我們初期的戰略決策,即在確保打敗德國以前,我們在太平洋只進行牽制性的作戰,似乎意味著日本人的設想是正確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很快就迎頭撞上我們不按他們的條件來打這場戰爭的決心。一旦1942年5 、6 月間的珊湖海和中途島戰役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我們就開始執行以徹底打敗他們為目標的戰略。我之所以提到1942年7 月2 日在新幾內亞和瓜達卡納爾島發動有限進攻的決策,其原因在此。到1943年9 月,當我們逼近他們在拉包爾的空海基地堡壘,並已決定放手讓尼米茲海軍上將發動穿越中太平洋的進攻時,他們看到了我們具備消滅他們這個軍事大國的手段和決心。正如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傷心地承認的( 他的話曾引起許多的誤解) ,如果我們選擇打無限戰爭,那麼,他們只有入侵美國本土,而且在白宮把他們的條件強加於我們,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至於打敗德國,西方盟國戰略的關鍵是決定把它們的主要力量投入橫渡海峽進攻法國,目標是打進德國腹地,即「霸王」計劃。這個計劃以任命艾森豪威爾將軍為盟軍最高統帥而最後完成。這一決策是在大戰期間英美兩國之間最漫長、最激烈的戰略辯論之後達成的。儘管事實上渡海進攻已經獲得如此輝煌的勝利,然而每一本關於戰略的新書都對這場戰略辯論提出新的看法。這場辯論是饒有趣味的,因為在辯論過程中,對立的雙方對所有戰略問題都按各自的價值尺度加以衡量。 
  在這場辯論中,英美戰略最重要的特徵,是直到這兩個西方盟國確信發動一場橫渡海峽的進攻具有軍事意義時,他們才做最後的決定。 
  橫渡海峽進攻的建議是1942年4 月美國人提出來的。理由是他們所看到的形勢的三項要求:太平洋戰爭的強大牽引力( 這一點使他們有分散當時他們的有限資源的危險) ;他們需要一項計劃,以便把這些資源集中到可以有效使用的地方;他們渴望盡早打敗德國。因此1942年4 月,他們建議盟國立即開始把他們的兵力集結於英國,以便1943年春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 「圍殲」計劃) ,與此同時,如有必要則於1942年秋準備發動一場較小的進攻( 「大錘」計劃) 。為了說明他們的大膽計劃是正確的,他們援引經典的「戰爭原則」:集中兵力,進攻,從美國最短補給線終端的安全基地實施進攻。英國人急於把美國的兵力用於歐洲,並且立即集中於英國,因此原則上表示同意。但他們很快就肯定美國提出的立即進攻的( 「大錘」)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魯莽的,於是開始為他們所表示的同意提出條件,然後就收回他們的同意。7 月,羅斯福先生插手干預,壓制了他的軍事顧問們,支持了英國的建議:盟國使用他們做好準備的部隊進攻北非。這就扼殺了1943年「圍殲」計劃的可能性。 
  既然歐洲盟國的部隊已集中在地中海,那麼,只要這些部隊無法用於其它地方,把它們用於地中海也是具有軍事意義的,於是它們被用來重新打開地中海通道,並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美國人只好滿足於把聯合轟炸攻勢作為1943年直接打擊德國人的唯一手段。對他們來說,地中海不是決定性的戰區,隨著憂慮和不耐煩情緒的增長,他們迫使英國人同意在1944年春實施全力以赴的橫渡海峽的進攻。最後,在德黑蘭從斯大林那裡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援助,美國人達到目的了。 
  美國人認為英國人推行的是一種原則上不可靠的戰略,並且懷疑他們是受政治利益的驅使。英國人則認為美國人在戰略思想上是教條主義的、「死板的」。事實上,在羅斯福先生作出「火炬」決策以後,兩個盟國的軍事首腦們對下一步的行動總的說來沒有嚴重分歧,在基本原則上也沒有真正的分歧。雙方都承認德國是頭號敵人。他們完全同意採取持續而猛烈的進攻行動。兩國都同意最後實施致命的打擊是必要的,而且這個打擊應該從英國出發通過法國。他們同意這一打擊應在下列情況下實施:德國被圍困、空襲和蘇聯的猛攻所削弱,或者用鬥牛場的語言,直到公牛的力氣被鬥牛士及其助手們所耗竭。基本的問題不在於原則,而在於何時實施這一集中力量的打擊,以及需要集中到什麼程度。 
  總而言之,直到西方盟國一致認為「霸王」行動具有軍事意義時,他們才決定把這一行動作為他們在歐洲的主要任務。在辯論過程中,純軍事考慮以外的其他考慮影響了邱吉爾先生、羅斯福先生,以及雙方的軍事首腦們所持的立場,這一點有助於說明他們堅持其立場的固執性。但是每一回合,他們的立場都在軍事權宜之計的基礎上最終或者被拒絕,或者被接受。上述其他戰略決策也可作如是觀。在他們所有的戰略決策中都可以找到政治因素,且不說其他非軍事因素。但這一點被掩蓋了。政治考慮對辯論是有影響的,但對辯論的結果卻影響不大。上述八大決策,除一項以外,在下面這一點上都是英美軍事首腦們所一致同意的:每項決策都意味著盟國當時能夠最有效地使用它們的軍事資源以實現它們的共同目標,即徹底打敗德國和日本。 
  進攻北非的決策,即「火炬」行動是一例外。在這個問題上,羅斯福先生推翻了他的參謀長們和陸軍部長的軍事判斷,指示他們使用我們的部隊進攻北非。這一行動是邱吉爾先生和英軍參謀長們所需要、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所強烈反對的。英國人可能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是出於軍事動機。許多美國人,包括我們的參謀長們在內都是這樣想的。至於羅斯福先生,他認為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可以實現他作為美國戰時領袖的願望——在1942年讓美國地面部隊參加在歐洲的大規模進攻行動。但是,如果說他是受到種種非軍事考慮的驅使,那麼,他採取的行動在軍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為它打破了英美兩國在戰略問題上的一個危險的僵局。這一行動也符合一有機會就使用準備好的部隊轉入進攻,只要能夠因此使敵人遭受嚴重損失這一軍事原則。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羅斯福先生決定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為英國人恢復他們的帝國服務。   
  軍事考慮與政治考慮之比較 
  三個主要盟國的共同戰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政治利益。邱吉爾先生多次表示失望,因為盟國所同意的戰略並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聯邦和英帝國的政治利益,到頭來也不符合他所設想的( 今天看來似乎是正確的設想) 西方民主國家對待蘇聯威脅的共同政治利益。羅斯福先生則肯定,讓他的軍事顧問們的判斷佔上風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而這些軍事顧問們總是一致贊成符合於軍事目標的決定,反對那些不符合軍事目標的決定。斯大林知道他具體地需要什麼,而他都得到了。但是他取得所需的政治優勢並不背棄他所承擔的軍事義務,這些義務是他的盟國完全認為是必要的。西方盟國按照他們的設想行動,即認為服從他們始終一貫同意的目標——從軍事上徹底打敗他們的敵人——最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還是不明智,這是絲毫不足為怪的。它反映了聯盟戰略所固有的優勢,在美、英、蘇這樣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強大盟國之間,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聯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員們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而且仍然有理由懷疑他們能否達到他們遠大的戰略目標時,一種不是把一切都服從於軍事考慮的戰略,的確是冒險的。1944年中期,顯然他們已經擁有可以相當迅速地達到其預定目標的手段。即使到那時,允許他們的一些軍事決定脫離嚴格的軍事路線這個問題,直到最後也沒有在西方盟國之間造成任何嚴重的分歧。 
  關於邱吉爾先生進入巴爾幹地區的夙願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們的重視。羅斯福是斬釘截鐵地反對這種想法的,指出巴爾幹是美國輿論不允許他使用美國部隊的地方。吹得更為振振有詞的是邱吉爾先生渴望出動一支盟國部隊,在鐵托的非正規部隊支援下,穿過伊斯特拉和盧布爾雅那之間的間隙向維也納進軍。這一行動可能使我們的部隊先於俄國人進入維也納。但是1944年11月,俄國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們是否應當不同意盟軍執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進軍的計劃( 這項計劃如果成功,將使他們處於向維也納挺進的地位) ,而堅持要他們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戰場。在德黑蘭,斯大林挺身而出,強烈支持橫渡海峽的進攻,但是一年以後,他卻建議從伊斯特拉向維也納推進,「支援通過匈牙利前進的紅軍」。 
  西方盟國在聯合使用他們的部隊方面是否應當服從於政治考慮,這個問題在戰爭末期變得嚴重起來。直到蘇軍席捲波蘭以及介於蘇聯和蘇軍與盟軍在德國腹地的會合點之間的其他國家時,才出現這個問題。斯大林使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懷疑他在不背離大家都同意的戰略的情況下,正在利用這一戰略賦予他的軍事力量把這些國家一勞永逸地變成共產主義衛星國。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一書中,十分清醒而透徹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據。……邱吉爾先生通過盟國之間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偉大朋友」羅斯福先生的磋商發出警報,而且調子愈來愈緊急。他首先試圖說服羅斯福先生,在他們兩人間和他們同斯大林之間,就劃分解放了的歐洲的政治軍事勢力範圍達成一項工作協議。羅斯福先生表示拒絕。他的行動所依據的設想是,不管我們是否同意,蘇聯都能夠在東歐和中歐拿到它所想要的東西。無法使他( 羅斯福) 相信:我們只有靠軍事上不合作的威脅,才可望從斯大林那兒得到的東西,是值得冒俄國在軍事上同我們疏遠的危險的。這樣,純軍事戰略再次佔了上風。 
  最後,在1945年4 、5 月間,這時憂心忡忡的邱吉爾先生鼓吹英、美、法軍隊迅速突入德國,與俄國人會師,並且必須等到斯大林放鬆對東歐和中歐的控制時,才撤退到預先安排的各自的佔領區。當時的總統杜魯門先生認為,這樣做將會失去讓蘇聯坐到聯合國裡來的最後一次機會,而對美國人來說,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是盟國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聯盟再也沒有共同危險這條鋼鐵紐帶把它維繫在一起,那時的問題已不再是能否勝利,而是什麼時候勝利,因此,這個時期聯盟的成員國看來可以比較放心地爭奪戰後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國卻全力以赴地反對西方盟國背離軍事戰略,直到取得完全勝利。到這時,羅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他的總統繼任者杜魯門先生也是這樣。但是,他們兩人都堅持一項政策,即竭盡所能反對對他們的任何一個盟國承擔政治義務,直到取得勝利為止。當時,美國人正享有英國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對抗的權力。兩位總統始終一貫地為他們的軍事參謀長們開綠燈,而他們的參謀長們則始終一貫地拒絕那些不是以軍事效果為根據的決定。1945年4 月底,當邱吉爾先生鼓吹在俄國人到達以前,搶先解放布拉格,解放盡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時,馬歇爾將軍( 他肯定是三軍參謀長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 寫信給艾森豪威爾將軍說:「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後勤,戰術和戰略的考慮之外,我不願意為純政治目的而拿美國人的生命去冒險。」 
  無論是當時的三軍參謀長或是兩位總統,都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政治冒險,但他們都同樣確信美國的政治氣質和利益要求他們一舉打倒破壞和平的暴徒,讓美國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園。這種信念在美國的傳統和思維習慣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於無法使人相信還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實可行的。羅斯福先生和杜魯門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確信,而且顯然他們已經確信了,這種政治上超脫的政策和他們建立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來的。 
  美國的看法佔了上風,因為在戰爭的這個階段,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份量已經占壓倒優勢。英國的動員、生產和軍事力量到1943年達到了頂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橫渡海峽進攻時,英美兩國所部署的部隊大致不相上下。此後,英國人在軍事上的貢獻保持原來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國的軍事貢獻則有增無已。到1945年,美國所能投入戰略決策天平上的砝碼已經是決定性的了。 
  進攻日本本土的決策說明,在上述條件下所作出的決策可能產生何等重大的影響。美國人戰勝日本的軍事計劃,從1943年制定計劃開始就包含著一項準備工作,即在戰勝德國之後,從歐洲抽調部隊進攻日本本土。計劃者們希望說服蘇聯從中國大陸上打擊日本軍隊,以此減輕美國的負擔。當1943年10月和稍後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表示同意這樣做的時候,美國計劃者們才鬆了一口氣,並且感到欣慰。1944年,隨著「霸王」行動的開始和順利進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現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計,德國投降之後,他們將有多少部隊可以部署到太平洋,這時他們專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項戰略計劃,以便收拾日本。他們確信進攻日本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將是一場持久而流血的作戰,因此,他們非常重視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勢大好:我們已到達可以轟炸東京的距離之內;海軍已經把日本艦隊打癱瘓了,並且切斷了日本的所有補給線;麥克阿瑟比原定計劃提前踏上菲律賓海岸。但是,我們的戰略家們仍然無法確信他們可以避免一場將以美國人的生命作可怕代價的進攻。因此,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當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諾言,並且明確了日期和計劃時,美國三軍參謀長們對這一保證表示歡迎。但是,在雅爾塔,斯大林也提出了應由中國付出代價的政治條件。這就令人不安地背離了三個盟國在歐洲所遵循的原則:把政治義務推遲到軸心國無條件投降實現以後。羅斯福先生接受他的軍事顧問們的判斷同時,答應付給斯大林所要求的代價。 
  此後不久,事情變得很明顯,斯大林不顧盟國的抗議,一心要在歐洲和東方勝利之前鞏固他的政治地位。兩位美國總統為了決定是否聽從邱吉爾先生日益緊迫的懇求並對斯大林採取強硬立場,不僅要衡量他們會拿聯合國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風險,還要衡量他們的陸軍參謀長和包括麥克阿瑟將軍在內的司令官們的如下意見:為了減輕進攻日本時克服瘋狂保衛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頑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價,需要俄國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處伸手已變得如此明顯而難以對付,同時,用封鎖和轟炸打敗日本的前景是如此樂觀,以致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利希海軍上將和金海軍上將都放棄了需要蘇聯援助的看法。但是,馬歇爾將軍和陸軍的看法佔了上風,他們認為進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蘇聯的援助,進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國的傷亡也不會大到難以忍受的程度。總統在同邱吉爾和斯大林打交道時,是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行事的。於是,一個完全建立在軍事考慮上的戰略再次佔了上風。 
  以上的論述並不是為了反映二次大戰中盟國戰略的全貌,比如,中- 緬- 印戰區盟軍的戰略就沒有包括在內,儘管這項戰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麼的複雜和曲折,而且這個問題同英美兩國根據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戰略糾纏到一起,再加上美國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證其目標的實現,從而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戰區的戰略決策可以有力地支持關於西方盟國大見成效的戰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現在,一位歷史學家( 本書作者) 有理由指出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點,是在指導英美戰略的各項決策中軍事考慮總是佔上風。它們在激烈的辯論中佔上風,是因為在徹底打敗幾個敵人的強大同盟這一既定目標之下,嚴格的軍事考慮看來也許是唯一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聯盟在實現其宏偉目標之前可以團結到一起。還可以進一步看出,美國集中力量奪取軍事勝利的決心,加上它在西方聯盟中日益增長的軍事份量,也是促使這種觀點佔上風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點看法是第一點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結果,那就是:如果說在盟國戰略決心中,政治考慮只起到消極的作用,那是因為( 如果說沒有其它原因)盟國對二次大戰的戰略指導是這樣一個典範的模式——以軍事實力實現戰略制定者為自己規定的艱巨目標的模式。   
  第二章 英美兩國的戰略分歧有多大 
  一般認為,二次大戰中的英美聯盟是歷史上兩個大國在戰爭中能夠建立的最親密、最有效的夥伴關係。他們的戰略是從連續不斷的一系列協議演變而來的;這些協議事關他們在不同階段面臨的形勢下,為了最大限度地奪取軍事優勢而協調下一步需要採取或者希望採取的行動。但是,這些協議總是伴隨著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國橫渡海峽的進攻。美國參戰後的六個月中,這場分歧就爆發了,一直持續到1944年8 月進攻法國之戰勝利在望的時候。這場分歧之激烈,有時看來行將危及英美聯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戰的歷史著作和回憶錄中繼續打筆墨官司。 
  理查德·M ·萊頓博士最近根據他對美國陸軍二次大戰史後勤和戰略的研究所寫的論著中,喚起了對這場分歧的注意。他的結論是,挑起分歧的假設,特別是美國人的假設是沒有根據的,而且英國人懷疑美國的動機和企圖,比美國人懷疑英國人的動機和企圖更有充分的理由。簡言之,他批駁了在美國關於戰時盟國戰略的想法中已成為老一套的那種說法。 
  按照這種說法,美英兩國之間在作出決策之前的激烈辯論,來自兩種互相對立的戰略概念。美國人相信盡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於一個決定性的地點,對敵人的腹腔實施打擊。英國人則相信正確的戰略是:從外圍包圍圈積極而更謹慎的行動( 海上力量和俄國人的抵抗使盟國能夠從外圍逼近軸心國控制下的歐洲) ;為俄國人提供補給使之繼續戰鬥;以炸彈破壞並燒燬德國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勵和武裝被佔領國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機會就從包圍圈出擊,不斷緊縮包圍圈,直到把敵人困鎖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於最後的攻勢只需要實施致命的一擊。 
  談到這個問題時,美國作者們一致地把「霸王」行動(1944 年發動的大規模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進攻) 說成是美國觀點對英國觀點的勝利。他們堅持說,儘管英國原則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決定性的強大進攻,但是他們盡最大努力迴避或推遲其執行;堅持說邱吉爾先生既然說服了羅斯福先生把我國部隊的主力於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於是英國人一心要把這些部隊無限期地保留在那裡;堅持說美國人僅僅由於固執的爭辯和壓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的決定性支持,才最終得以把盟國戰略拉回正確的軌道。其結果是,英國人進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強之後,支持橫渡海峽向德國腹地進攻,並取得了輝煌勝利。在美國的著作中,一般都把這一點說成是美國正確戰略方針的勝利,這一戰略方針是強加到不樂意接受的英國人頭上的。 
  萊頓博士尖銳地批駁了如下看法:英國人力圖迴避1944年橫渡海峽的進攻,僅僅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才支持這次進攻的。除了美國人的懷疑以外,他找不到這種迴避的證據。他的結論是,確定英美戰略方針的一系列協議是受種種實際考慮所支配的,其中在1942-1943 年,最緊迫的是獲得必不可少的軍事資源。兩個盟國不得不根據這些實際要求來調整他們的路線、利益和願望。到頭來,他們所遵循的路線與其說符合1942年3 月以後美國人一貫表示滿意的戰略方針,不如說更加符合英國人穩健的戰略方針。   
  基本原則和加快速度的建議 
  萊頓博士提醒我們,緊隨著珍珠港事件把美國捲入戰爭,英美兩個盟國原則上同意它們將要遵循的戰略。它們在所謂的「阿卡迪亞」會議上達成了這項協議;這次會議是在珍珠港事件後立即召開的,它把邱吉爾先生、羅斯福先生以及英美兩國參謀長們聚集到了華盛頓。會議同意的戰略如下: 
  1 .首先打敗德國,同時遏制日本。 
  2 .在軸心國佔領的地區外圍形成一道包圍圈,藉以消耗敵人的力量,一旦盟國的資源允許,即緊縮包圍圈。 
  3 .準備採取的手段:海上封鎖;全力支援俄國人;戰略轟炸;加緊扶植納粹佔領國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當地佔優勢的盟國部隊,特別是在裝甲方面佔優勢的盟國部隊的那些地點,以機動部隊實施有限進攻——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實施最後的致命打擊。 
  當時看來不可能設想一項進攻德國腹地的計劃,也沒有制定這樣一項計劃。 
  但是僅僅三個月之後,美國人就提出了這樣一項計劃,如果採納這項計劃,那就會根本背離「阿卡迪亞」協議。他們建議盟軍立即發動一場迫使德國退出戰爭的進攻。一項代號為「波列羅- 圍殲」的計劃,要求把當時盟國所能獲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聯合王國( 「波列羅」) 。這項計劃將立即付諸實施,並且有權優先得到盟國全部新的人力、物力,以便在1943年春發動橫渡海峽的大規模進攻( 「圍殲」) 。為此需要四十八個師,其中包括三十個美國師約一百餘萬人,其餘部隊由英國提供。同時,美國還得提供一支強大的空軍部隊,與英國空軍協同行動,支援這次進攻。進攻突擊的正面從勒阿弗爾到布洛涅將部署六個師七萬七千人,一萬八千台汽車,二千二百五十輛坦克。 
  除了這個總計劃外,美國人還有一項附加的計劃,即「大錘」計劃。這項計劃就是為1942年9 月橫渡海峽準備一支突擊部隊。到那時,在英國只有三個半美國師。只有可供輸送兩個師突擊上陸所需的登陸艇。「大錘」計劃只有在兩種緊急情況下才準備實施:(1) 如果俄國人瀕於崩潰,則實施牽制,使他們不致於屈服;(2) 或者在德國人陷於土崩瓦解這種未必可能的情況下,發動一場小規模進攻就足以使他們完蛋。 
  「波列羅- 圍殲」計劃最初是由陸軍參謀部作戰計劃處制定的。對這個處來說,它解決了一個看來無法解決的問題。美國被珍珠港事件拋入防禦地位,儘管進行了初步動員,它還是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眼看著它那些未組建完成的部隊和器材被分散,零敲碎打地用去滿足來自世界各地的增援要求。誰也看不到這種消耗的盡頭。12月15日,馬歇爾將軍把年輕的艾森豪威爾上校帶進他的作戰計劃處,2 月份任命他為處長。1 月,艾森豪威爾在他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為了制定一項有關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戰略方針的鬥爭,把我搞得精疲力盡。每個人都一頭鑽進自己的瑣事堆中。我們必須到歐洲去打仗,必須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費資源。」 
  在這種混亂狀態下,艾森豪威爾那個處制定了1943年橫渡海峽,經法國進攻德國的計劃。這項計劃是如此美好地合乎邏輯,如此全面地體現了作戰原則,而且如此完善的滿足了美國人停止分散其力量,把力量動員起來盡早結束歐洲戰爭的需要,以致於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輕的美國航空兵在內的陸軍部都愛上了這項計劃,同時也為海軍所接受。羅斯福批准了這項計劃,而且在4 月間派遣馬歇爾將軍和哈里·霍普金斯到倫敦去對英國人進行遊說。 
  使美國人感到欣慰和歡欣鼓舞的是英國人接受了這項計劃。艾森豪威爾在筆記中寫道:「……終於……我們都接受了統一的作戰方針!現在……我們不需要在黑暗中彷徨了。」美國人立即實施在聯合王國集結部隊的「波列羅」計劃。但是,英國人很快就開始表示對「大錘」計劃的不安,最終肯定那是一個輕率的、行不通的任務。「大錘」計劃本來是美國方針的次要組成部分,美國人也不能操之過急,因為執行這項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必須由英國人提供。但是,美國人拒絕放棄這一計劃。6 月,當美英兩國的參謀長們在「大錘」問題上陷於僵局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去見羅斯福先生,建議美國停止對整個「波列羅- 圍殲」計劃的支持,全力轉到太平洋去打日本。總統斬釘截鐵地說:「不行。」這樣做有點像發出威脅,「端起你的碟子回家去」。7 月,他派遣哈里·霍普金斯、馬歇爾將軍和金海軍上將到倫敦去,並且嚴令他們同英國人商定某種計劃,以便在年底前將美國的地面部隊投入歐洲的作戰。 
  結果便是「火炬」計劃和1942年11月對北非的進攻。   
  緊縮包圍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勢 
  「火炬」決策使美軍參謀長們深感失望。在作出這項決策的當天,艾森豪威爾說這一天「很可能作為『最黑暗的日子』載入史冊」。它打亂了美國人精心安排的計劃。他們看到自己可用的全部力量,包括根據「波列羅」計劃早已集結在聯合王國的部隊、裝備、飛機和登陸艦艇被拖進地中海。陸軍參謀長們肯定「火炬」計劃將使1943年的「圍殲」不可能實現,這就再次陷入了沒有總計劃來指導他們的軍事和生產力量動員的狀態了。對美軍參謀長們來說,「火炬」計劃意味著盟國戰略已經背離了通向勝利的康莊大道,而走進了根本無法對德國實施決定性打擊的死胡同。 
  1 月間,當邱吉爾、羅斯福和英美兩國的參謀長們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決定1943年的行動時,雙方都衷心同意他們這一年的三項主要任務:消除德國潛艇的威脅,竭盡所能援助俄國,集中兩國空中力量轟炸德國。傷腦筋的問題是在地中海幹什麼。「火炬」計劃宣佈的目標是佔領北非,重新打開經地中海到中東和遠東的交通線。邱吉爾先生和羅斯福先生都在興致勃勃地談論使用在北非的勝利之師進攻西西里,不僅確保這條交通線的安全,而且作為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的一個步驟。邱吉爾先生運用他那不幸的花言巧語說,這一著將「打中軸心國的下腹部」。 
  美國人別無它法,只好同意進攻西西里。顯然,這一行動的軍事意義在於使僅有的與德軍保持接觸的英美部隊可以充分用來消耗敵人,直到可以奪取具有戰略意義的任何目標。美軍參謀部和參謀長們從正在展開的前景不安地看到,地面部隊和兩棲輸送部隊逐漸陷入地中海,將使英國人可能成功地反對甚至在1944年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因為卡薩布蘭卡會議使他們更加深信英國人堅持執行一種邊緣戰略,一名被激怒的美國軍官稱之為「邊緣蠶食」,史汀生部長後來稱之為「針刺作戰」。當英國人為一項「靈活」的戰略而爭辯,同時反對對1944年的「圍殲」計劃承擔壓倒一切的義務時,美國人早就根深蒂固地懷疑他們存心鞏固他們在地中海的帝國利益。 
  在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海軍上將那嚴厲而不妥脅的頭腦中,懷疑變成了堅信。他曾極力支持「波列羅- 圍殲」計劃,這樣做僅僅是為了盡快地結束歐洲戰爭。1943年春,他輕而易舉地就從他的美國同僚們那兒贏得了「擴大」和「保持」對日本的「持續不斷的壓力」的權力。這是背離盟國關於進行戰爭的基本協議的。在英國人看來,美國人似乎在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堅持把我們在歐洲的力量投入對你們有重大利害關係的、起次要作用的戰場,那麼,我們就堅持保留我們不斷增長的資源的大部分,以便用於對我們有重大利害關係的戰場。」 
  美國陸軍參謀人員從卡薩布蘭卡回國時確信他們上了英國人的當,參加那次會議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的顧問魏德邁將軍寫到:「……我們輸得精光……我們來了,我們聽著,我們被征服了。」他們決心使這種情況不再出現。從5 月份召開的與英國人的又一次會議( 「三叉戟」會議) 開始,美方參謀人員去參加與英國人舉行的一系列最高級會議——8 月魁北克會議( 「象限儀」會議) 、11月至12月的開羅- 德黑蘭會議之前,他們把自己武裝起來,預見英國人一切可能想像出的論據,採取對抗措施,並擁有一批專家作後盾;這些專家的公文包裡鼓鼓囊囊地裝著各種研究報告和統計數字。美軍參謀人員還致力於說服羅斯福先生站在他們一邊。他們把自己不斷增長的說服力和聰明才智,集中用於促使英國人承擔一項不可避免的義務——1944年春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   
  1944年橫渡海峽的進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嗎 
  在每一次會議上,英國人都樂於同意接受1944年春橫渡海峽的進攻計劃,作為盟國的一項主要目標。但他們拒絕對一項有明確日期的決定承擔義務,直到他們能夠預見到保證屆時的作戰行動有成功把握的條件。他們鄭重其事地爭辯說,唯一正確的戰略是保持靈活機動,即直到最後一刻還有採取變通辦法的自由。對於美國人來說,這種靈活性與組織、集結和裝備一支龐大的遠征軍,並及時提供裝備以滿足其多種專業需要這一複雜任務是不相容的。英國人為他們表示的同意所附加的條件,加深了美國人的懷疑:英國人意在迴避或者無限期地推遲通過法國對德國實施直接打擊,而熱衷於推行邊緣戰略和沒完沒了的機會主義。美國人對於他們心目中邱吉爾先生的癖性有某種理由感到不安,他們甚至擔心英國人會力圖拉他們去進攻巴爾幹。使他們深感寬慰的是,斯大林在德黑蘭站在他們一邊,堅持讓「霸王」計劃(現在的代號) 和對法國南部的輔助進攻( 「鐵砧」計劃) 優先動用盟國的全部資源。英國人對此未表示反對。艾森豪威爾被任命為最高統帥。現在算是破釜沉舟了。 
  即使是這樣,甚至在「霸王」計劃開始後,美國人仍然懷疑英國人希望把美國部隊用於地中海,因而加緊敦促對法國南部發動進攻,而這次進攻一再被推遲,直到8 月15日才最後登陸。到這時,美國人已打破了英國人的最後要求——需要若干個美國師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強有力的突擊。的確,英美雙方在地中海的利害衝突就是在這種爭吵中進入了最激烈的階段的。美國人第一次不顧邱吉爾先生和他的參謀長們一致的軍事判斷,而一意孤行,讓他們感覺到( 正如邱吉爾先生希望華盛頓知道的那樣) :我們受到了虐待,並感到憤慨。 
  萊頓博士在上述著作中振振有詞地爭辯說,如果說1943年英國人不情願為1944年橫渡海峽的進攻而犧牲在歐洲的其它計劃,那麼,他們懷疑美國人真實意圖的理由,同美國人懷疑英國人真實意圖的理由同樣充分。如果更仔細地考慮配套的問題,或者說得更莊重些,考慮戰略的後勤保障問題,那麼這一點就更加清楚了。因為,美國人所堅持的對法國沿海發動強大突擊的必要條件,是擁有足夠的登陸艦艇,而這些艦艇只有美國人才能提供。 
  在5 月召開的「三叉戟」會議上,登陸艦艇問題,首先是坦克登陸艦(LST) 問題,作為1944年橫渡海峽進攻計劃的關鍵因素而成了會議的中心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會議提交了一項1944年春橫渡海峽的大規模進攻計劃,其規模與他們1943年的「圍殲」計劃大體相同。英國專家們立即表示反對,並推翻了美國人的如下設想:屆時將獲得足夠的為實施他們所建議的大規模進攻所需要的各型登陸艦艇。必須承認,如果沒有更多的登陸艦艇,那麼,盟國的最大希望就是在1944年春對武裝設防的法國沿海以三個師實施首次突擊,同時在海上保持兩個師作為後續梯隊。據估計,而且有理由這樣估計:1944年的突擊部隊不需要象1943年的那樣大,因為現在看來,聯合轟炸攻勢到1944年5 月時將把德國空軍驅逐出法國上空。但是,以五個師進攻「歐洲堡壘」和盟軍準備在1943年7 月以八個師發動對防禦薄弱的西西里沿海進攻相比,前者的初期突擊力較弱,兵力幾乎比後者少一半。面對這些事實,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以如此薄弱的兵力,加上兩個空降師實施橫渡海峽的進攻計劃。當時一共只有二十九個師,包括集結於聯合王國準備投入灘點佔領區的那些師。盟國進攻部隊就是準備從這二十九個師抽調部隊組成。 
  顯然,這種規模的進攻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必須具備很有利的條件。一是盟國的空中優勢,二是在法國只有少量的德國師抵抗進攻。既然如此,英國為了力爭把德國陸軍師從法國引開,盟軍應在地中海對德國人施加更大壓力( 當時,在該地區的德軍正被打得節節敗退) 。美國人則繼續爭辯說,這就違背了在決定性地點集中兵力的原則。他們至少搞成了一項聯合宣言,指出在地中海一切未來的作戰行動都應該納入為橫渡海峽的進攻鋪平道路的計劃。   
  困境:如何弄到足夠的登陸艦艇 
  在「三叉戟」會議上已經十分清楚的是,限制1944年橫渡海峽進攻前景的關鍵性的一項裝備是坦克登陸艦。這一點使美國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坦克登陸艦是英國人發明的,但是1943年時只有美國人擁有生產所需數量的坦克登陸艦或其它大型登陸艦艇的設備。坦克登陸艦與小型登陸艦不同的是,只有生產海軍大型艦艇的造船廠才能建造。更有甚者,美國參謀長們曾經同意把建造坦克登陸艦作為美國的責任,但是他們已讓合格的造船廠全力生產其它類型的艦艇了。海軍造船廠的生產能力已首先用於建造護衛航空母艦和驅逐護衛艦,以消除潛艇的威脅。這一點被認為是正確而適宜的,因為,英美兩國參謀長們在1 月份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曾確定反潛作戰可以優先地動用盟國一切資源。到3 月,海軍造船廠生產上述兩種艦艇的高峰已過。但是與之爭奪優先權的是這一艱巨任務,即建造一支新型的、現代化的美國艦隊以取代在珍珠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那支艦隊,同時為海軍提供裝備,以便把日軍趕出太平洋。當輪到生產坦克登陸艦時,金海軍上將肯定會要求把大部分這種艦隻用去實施太平洋作戰( 他根據「三叉戟」會議上對他的授權,正在和尼米茲海軍上將計劃這場作戰) ,發展海軍對日本人的攻勢。 
  英國人清楚地覺察到所有這些事。這一點使他們得以想到( 並且說出來) :「如果我們1944年發動橫渡海峽的強大進攻——你們是如此堅持這一進攻有權優先動用我們兩國的共同實力——那麼只有你們美國人能夠提供保障進攻勝利所必需的工具。」 
  與此同時,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採取了一項實際的步驟,這一步驟比當時所能預見的任何步驟都更為重要。那就是建立一個在弗雷德裡克·摩根將軍領導下的小型司令部,此人被任命為COSSAC,即( 未來的) 盟軍最高統帥的參謀長。在「三叉戟」會議上,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撥給摩根將軍一支按當時預測所同意的兵力,指示他在這一兵力範圍內制定一項1944年5 月1 日發動橫渡海峽進攻的計劃,並且估計為保障其成功所需的條件。然後他將呈報這項計劃,以便審議盟國是否能夠確有把握地採納這項計劃。 
  摩根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為執行這項複雜、艱巨而令人困惑的任務,顯示了卓越的遠見和目標的專一性。從一開始,摩根將軍就指示他的參謀人員不要作為計劃者去思考和行動,而要作為未來的最高統帥部的前身去思考和行動。當盟國領導人8月間在魁北克再度會晤時,他的計劃即準備上報。在這次會議上,盟國首腦——羅斯福先生、邱吉爾先生和兩國參謀長們,採納了這項計劃。現在他們授權摩根將軍經他們的批准,可下達必要的命令,以便集結兵力,並進行他的計劃規定的各項準備活動。 
  「霸王」行動已經從規劃階段進入到按批准的具體計劃進行準備的階段了。但是,對它的前景誰也不樂觀。它的執行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這些條件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以「三叉戟」會議上賦予的有限兵力( 即五個師的海上登陸突擊,加上兩個空降師的支援) 為轉移。盟國已把實施這項計劃作為他們在歐洲的主要目標,但是規定了將要使用的兵力的最高限額,從而嚴格限制了它們1944年的這項主要作戰對它們資源的要求,而它們的其它計劃則佔用了美國生產的成果。現在美國所生產的彈藥和補給品的數量之大開始超過人們的預計。 
  英美兩國陸軍參謀部,對批准的進攻規模不大這一點都不滿意。邱吉爾先生要求把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沒有採取行動。如果組建一支更加龐大的進攻部隊而沒有拿到足夠登陸艦艇去運送他們的合理希望,那麼,增加兵力是沒有意義的。登陸艦艇,特別是坦克登陸艦,仍然是問題的焦點。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在美國人手裡,具體地說,在頂住總統干預的金海軍上將手裡。 
  魁北克會議後一個月,海軍下令建造登陸艦艇。10月,美國造船廠開始以每月大約下水二十艘的速度建造坦克登陸艦。但是金海軍上將聲稱,除留下三個月的產品以外,其餘全部產品都是穿過中太平洋實施大規模兩棲進攻所需要的,而這一進攻是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他發動的。羅斯福先生對他的這一要求沒有表示明確的拒絕。只有11月、12月和1 月這三個月所生產的坦克登陸艦被分配給「霸王」計劃。稍後摩根將軍指出,答應給他的新造坦克登陸艦,加上從地中海調去的坦克登陸艦,仍然不能滿足他的計劃所規定的「霸王」行動的最低要求。11月5 日,金海軍上將從分配給他的坦克登陸艦中撥出二十一艘奉送。對此,萊頓博士指出,這很難說是「一份慷慨的禮物」。因為這些登陸艦是超過了他原先需求估計的多餘產品,而且他所提供的這些額外登陸艦在5 月1 日發動「霸王」行動時不能全部及時送到。這一行動( 距今不足六個月了) 仍然嚴重地缺少登陸艦艇。如果執行「霸王」計劃,那很明顯,缺少的登陸艦艇,或者要從美國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太平洋抽調,或者從英國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地中海抽調。1943年11月、12月開羅- 德黑蘭「攤牌」會議前夕的形勢就是如此。英國人曾發出通知,他們將要求重新審查地中海作戰和「霸王」計劃的關係。因此美國人為英國人將要採取的立場而懷著緊張和不安的心情前去赴會,意識到只有羅斯福和斯大林的堅決支持才能挽救「霸王」計劃。 
  事實證明英國的建議不是沒有道理的。盟國領導人在德黑蘭與斯大林會晤後返回開羅,達成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規定盟國的資源和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必須服從1944年5 月的「霸王」計劃。這就是美國人從「三叉戟」會議以來一直為之奮鬥的結果。但在英國人看來,這卻是美國人做出的讓步,因為,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太平洋的登陸艦艇作為「霸王」行動的後備。而這些艦艇是那位對英國人的意圖持頑固的懷疑態度的金海軍上將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他甚至不允許同英國人討論這件事。 
  圍繞冬季和春季在地中海作戰的手段問題還將有一次激烈爭吵;開羅- 德黑蘭協議認為,地中海的作戰行動是求之不得的。隨著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於1 月間開始抓「霸王」計劃,他們要求對諾曼底的進攻要大力加強,這就對登陸艦艇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如何滿足這一要求,而同時又能弄到足夠的登陸艦艇輸送三個師在法國南部登陸( 美國人堅持與「霸王」行動同時開始發動的「鐵砧」行動) ?在意大利,1 月間對安其奧的兩棲進攻遭到了令人沮喪的失敗。邱吉爾先生說:「我本來希望,我們拋上岸的[ 部隊] 是一隻野貓,但結果卻成了一條擱淺的鯨魚。」現在安其奧的灘頭需要設防和加強。弄到足夠的坦克登陸艦和其它登陸艦艇滿足所有這些需要,是對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才智和氣質的極度考驗。但是通過「猶豫和轉向」,調整和重新估計,通過推遲「鐵砧」行動,為大大擴展了的「霸王」行動湊集了登陸艦艇。歷史上一支最大的登陸部隊於6 月6 日越過海峽;這支部隊受領的目標是向德國腹地進軍。誰也不懷疑英國人為使這次進攻成功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英國的貢獻和持慎重態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們可以看到從一開始,英國人就採取了大量實際的措施,為進攻法國的成功鋪平道路。如果說他們拒絕了「大錘」行動的話,他們並沒有迴避早在1942年8 月單獨承擔越過海峽,對迪埃普實施的那次傷亡慘重的偷襲。那是一次失敗。但是,英國人認真地從中吸取了教訓,這些教訓對於促成「霸王」行動的成功是有價值的。正是英國人發明並首先設計了戰爭工具——坦克登陸艦,有了這種工具,搶渡英吉利海峽就成了切實可行的軍事行動。正是邱吉爾先生設想出,他的工程師們大膽地獨創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個夏秋,盟國遠征軍才得以靠這些人工港從海灘獲得補給。摩根將軍是一名英國軍官,他完全忠實於橫渡海峽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幹的美國副手和一個英美聯合參謀部。但是自始至終,這位盟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從英國人那裡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從我們這裡得到的更為積極。正是這位盟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把一個模糊的計劃推進到解決實際問題的階段,而我認為這一點對於促成貫徹執行「霸王」行動的堅定協議所起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英國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們進入地中海;1943年春,該地區的英美兩國軍隊把非洲的軸心國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接著盟軍進攻西西里,從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權垮台,導致巴多里奧的意大利投降。盟軍隨即在意大利本土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戰役,牽制、疲憊了巴多里奧投降後希特勒派駐意大利的德國師,通過武裝和補給鐵托的游擊隊不斷消耗希特勒派駐巴爾幹地區的德國師。採取的這些措施符合英國人的論點。英國人的這些論點也許出於他們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這些論點是有軍事意義的。「象限儀」會議以後,不是美國人,而正是邱吉爾先生和他的軍事參謀長們強調實施一項更為強大的橫渡海峽進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說,他們全力以赴地保證了海洋運輸,並採取其他措施以確保集結兵力,促使這次進攻成為決定性的行動。早在1943年5 月,英國人就組建了一個集團軍群和集團軍司令部,為這次進攻制定具體計劃。與此相反,美國人在10月份以前並沒有作類似的準備。總之,可以雄辯地說,「霸王」行動之所以能確保成功,應歸功於英國人( 還有羅斯福先生) 的現實主義態度。 
  二次大戰中,英美兩國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國家的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懷疑的事實也是存在的,由於除了美國人的疑心以外沒有任何證據而顯得格外突出;美國人懷疑英國人從來不信守他們對大規模橫渡海峽進攻的一再保證,總是提出這樣的先決條件:當進攻日期臨近時,形勢必須是大有成功的希望。這個先決條件當然是合乎情理的。 
  無可否認,英國人對待「圍殲」計劃和「霸王」計劃的態度比美國人更為謹慎。鑒於英國人過去的經驗和他們在1943年的處境,這是不足為奇的。 
  1942年,英國人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創傷而痛苦,這使他們對德國人的力量比我們更敏感。1942年春,美軍參謀長們堅持「大錘」計劃,這一點無疑地證實了英國人的這種印象:美國人在軍事方面既魯莽,又缺乏經驗。一年後,馬歇爾將軍承認,「大錘」計劃很可能是自殺性的。儘管英國人對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懷有真誠的敬佩之情,但是他們不能忽視這一事實,即他們兩人在實戰中連一個團都沒指揮過。自然,他們確信自己以經驗為基礎的軍事智慧的優勢,並且傾向於把美國人看作聰明但固執得像令人討厭的孩子。他們也不能消除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的可怕回憶。那次大戰中,他們第一次把一支大規模的地面部隊投入歐洲大陸,並且看到整個一代年輕的英國人被毀掉了。「英美兩國青年的鮮血染紅了海峽之水,海灘上佈滿了他們的屍體」——這一想法縈繞在邱吉爾的腦海中,當美國人炫耀他們有強大無敵的資源可以作為橫渡海峽進攻的後盾時,英國人想起了上次大戰中美國人所作的同樣的,但除了人力之外,並沒有兌現的保證。這一次我們加倍兌現了。到1944年,我們在決定性的地點按時提供了堆積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時,英國人面臨的事實是,美國人為1944年5 月1 日橫渡海峽進攻提供了僅夠一場規模不大的進攻所需的坦克登陸艦。 
  隨著「霸王」行動開始時刻的逼近,英國人盤算著「霸王」行動將使作為世界強國的英國的基本實力遭到多大損失,這是他們持慎重態度的一個重大理由。他們面臨的事實是,到1943年秋,他們的經濟和軍事人力已動員到所能忍受的極限了。他們的損失要比美國人大得多。一場大規模的「霸王」行動將是他們的最後一招。即使成功,他們也無法彌補所受的損失。他們的國力同美國相比不僅將相對地衰落,而且將絕對地衰落,將使大不列顛在世界事務中成為二流或三流國家。這次進攻的失敗將意味著,即使不是毀滅,那也是戰爭的延續。完全可以肯定,英國將無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國人深思熟慮地權衡了這種前景,並以他們特有的現實主義和勇氣接受了這種前景,作出了對「霸王」行動的最後承諾。   
  美國的戰略過分僵硬嗎 
  英國人責怪美國人的軍事思想僵硬,這是不公道的。邱吉爾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宣稱:「總統( 羅斯福) 受到他的軍事顧問們的偏見的壓迫。」他還通過一次著名的大發脾氣讓我們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國人斬釘截鐵的、合乎邏輯的、大規模的、成批生產的思想方式」的壓迫。看來英國人對美國人工業生產體系的能力或限制條件都沒有充分理解。美軍參謀長們之所以堅持在一次大規模行動開始之前很久,就應制定有目標日期的計劃,這是因為在美國這樣的大批量生產的經濟條件下,如果不這樣做,他們無法為一次大規模進攻準備好用複雜的機械化裝備武裝起來的部隊;這些裝備的生產必須通過整個戰時經濟提前安排,而把它們輸送到遙遠的海岸,則需要準備和編組一支擁有各型艦艇的艦隊,更不用說這一切需要互相協調了。鑒於我們成批生產複雜而多樣化的現代戰爭工具的體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認為美軍參謀長們遠不是僵硬的理論家,而是在求實精神的指導下,堅持嚴格遵循總的、有明確日期的目標。當邱吉爾先生把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為橫渡海峽進攻日期描繪成是美國人成批生產思想方法的典型時,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這就等於譴責美國人擁有成批生產的經濟。英國人思想的必然結果是靈活性,一有機會就抓住它,把部隊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敵人的弱點。「火炬」行動的經驗應該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隊投入戰鬥,同時大規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體系建立起來,要這樣做是不容易的。這一事實是邱吉爾先生那無止境的想像力似乎從來不理解的。 
  最後,必須對美國人說一句公道話:當羅斯福先生讓金上將和麥克阿瑟將軍在太平洋放手大幹,從而使英國人深感焦慮時,他無異贊同一種更適合於全球性兩線作戰的戰略,而不是嚴格遵循德國第一的方針。   
  分歧的解決 
  在關於橫渡海峽的進攻和地中海作戰的辯論中,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固執地堅持他們的看法;他們激烈的有時是白熱化的辯論給他們的戰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們的辯論總是以對下一步的行動達成妥協而告終。我認為有兩種力量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一是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的決心:英- 美聯盟的團結必須高於一切。二是常識,或者換一個更合適的說法,那就是理智地處理出現的具體問題的能力。美國人和英國人都為這種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為法理學和事務管理方面的兩國共同的傳統品質。由於他們決心相依為命,每走一步都必須取得一致,因此他們實際執行的戰略反映了雙方的思想。他們在整個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國人所嚮往的集中兵力進行的大規模進攻,但是,這種逐步的前進也容許英國人所相信的保持較多的靈活性和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在他們所執行的計劃中,雙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贏得了他們所爭取的東西。敵人控制下的地區周圍的包圍圈已經收緊了,直到變成絞索。敵人的城市遭到了轟炸和燒燬。他們的空軍已被逐出法國上空。南斯拉夫和法國的抵抗力量已經武裝和組織起來。「它的軍隊已被分散,受到俄國和盟國向心進攻的牽制和消耗,直到它再也無法組織有效的預備隊實施反攻。就這點來說,英國人鼓吹的戰略佔了上風,大見成效。」《橫渡海峽進攻》一書作者戈登·哈里遜語。假若美國人如願以償,1943年就發動「圍殲」行動,那會是一錘子買賣。如果搞錯了,就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難免導致英國人所害怕的一場大屠殺。另一方面,「霸王」行動到來時,「它是美國人所一貫為之奮鬥的力量競賽,盟國把打進德國腹地所需要的力量作為這一競賽的後盾。」《橫渡海峽進攻》一書作者戈登·哈里遜語。 
  現在,回過頭來看,人們會饒有興趣地注意到,隨著事件的展開,美國人在歐洲逐步推行的戰略,而且他們認為是明智的戰略,更接近於1941年12月「阿卡迪亞」會議上英國人提出的、美國人當時接受了的戰略,而偏離了1942年春美國人提出的、並為之大吹大擂奮鬥了一年多的戰略。   
  第三章 作為總司令的福蘭克林·羅斯福 
  作為1939年至1945年期間美國戰時領袖的羅斯福總統,運用他個人和官方權力的程度沒有人提出問題。無論是好是壞,反正是他主宰局面。這一點,當時和現在都被他的朋友和敵人、崇拜者和詆毀者所承認,未來的歷史家也不大可能提出異議。 
  下面將要研究的主題不是這個問題,而是他對美國所進行的這場戰爭的軍事方面的影響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他作為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按照憲法使用他的權威的問題。美國總統的這種權威是沒有明文規定的,從來也不可能把它同總統的其他權力加以明顯地區別。但是,本章的主題是可以明確規定的。正是羅斯福先生在決策中運用了這種權力,無論這些決策出於何種動機,它們對於決定如何使用美國的軍事資源都是有明顯影響的。   
  互相衝突的幾種印象 
  關於羅斯福先生如何使用他的權威,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1948年,羅伯特·捨伍德在他所寫的《羅斯福和霍普金斯》這本權威而寶貴的著作中提出了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他說:「整個戰爭時期,他( 羅斯福先生) 壓制他的參謀長們這樣的事不超過兩次。」 
  英國官方二戰史《大戰略》多卷集中兩卷的作者,明智而敏感的約翰·埃爾曼採納了上述捨伍德的看法。他寫道,馬歇爾將軍「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構思美國戰略」。他還接受了史汀生先生1945年告別演說的結論:「他的( 馬歇爾的) 看法自始至終指導著羅斯福先生。在美國陸軍關於橫渡海峽進攻的那本歷史著作中,戈登·哈里遜寫道:「他( 羅斯福) 傾向於只就充分闡明的各種方針作出重大的抉擇……總統通常以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的戰略的捍衛者的姿態出席盟國會議」。陸軍關於戰略計劃的兩卷集著作的作者莫裡斯·馬特洛夫和埃德溫·斯內爾也持同樣的看法。英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阿蘭·布魯克子爵毫不懷疑自己的結論,他在1942年6 月26日「事後追記」的日記中寫道:「總統沒有豐富的軍事知識,而且意識到這一事實,因而依靠馬歇爾,並聽取馬歇爾的意見。馬歇爾在制止總統可能提出的任何稍為荒唐的計劃這一點上,似乎從來沒有任何困難。」 
  但是現在讓我們聽聽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總統私人參謀長利希海軍上將的意見。他說,他幾乎每天都要見到總統。「主要戰局的計劃是在總統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我們( 參謀長們) 經常在他的辦公室裡開會。」他還說:「邱吉爾和羅斯福是真正在指揮戰爭……我們只不過是按照各自的總司令交給我們的概略藍圖設計戰略方案的手藝匠而已。」 
  威廉·埃默遜教授最近寫的關於總統戰爭權力的專著中堅持說,羅斯福先生對二戰時期美國戰略方針的影響被他所特有的迂迴手法掩蓋了,並得出結論說,他不僅堅持他自己關於戰略的想法,而且在決定應以何種手段來實現這些想法時,「毫不猶疑地否定或拒絕」他的軍事顧問們的意見。 
  有關羅斯福先生的評論中引用的「戰略」一詞具有多種含義。如果把戰略理解為總目標和實現總目標計劃的藍圖,那麼上述陸軍歷史家們對羅斯福先生所起作用的看法是無可非議的。而利希海軍上將的說法則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但是,戰略領域中歷史家最關心的是結局,最終採取並付諸執行的行動方針及其軍事後果。如果這樣來理解戰略,那麼羅斯福先生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就突出起來了。 
  僅僅從現已出版的歷史著作中,就可以計算出羅斯福先生有二十多次壓制了他的負責的軍事參謀長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判斷,用他自己對軍事形勢的估計代替他們的,或者用他自己認為形勢所需要的戰略思想代替他們的戰略。此外,還可以加上十二個其他例子來表明( 就人們所能看到的) ,是羅斯福主動地採取重大軍事措施的。   
  羅斯福先生抓住韁繩駕馭軍事 
  早在1939年7 月,羅斯福先生就下達了一項軍事命令,把陸海軍的聯合委員會(協調兩軍種戰略計劃的機構)、陸海軍彈藥局( 控制它們採購計劃的機構) 同負責當時軍工生產的文官辦公室合併為總統的行政辦公室。這是當時新成立的一個機構,也是本屆政府的一條顯著特徵。這項命令規定作為陸海軍聯合委員會成員的參謀長們直接向總統負責。再沒有比這更明顯地表明,羅斯福先生想親手行使軍權,而不是通過陸海軍的部長們行使。正如亨利·史汀生先生( 陸軍部長) 曾告訴我們的,他在戰爭期間,除了起到積極的顧問和尊敬的政界元老的作用外,對戰略很少起作用;諾克斯( 海軍) 部長更是等而下之。從1939年下達這項軍事命令之日起到珍珠港事件止,羅斯福所作的有關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的所有重大決策,或者是在沒有他的軍事參謀長們參與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或者是反對了他們的意見和壓制了他們的抗議之後作出的;而正是在這個時期決定了美國將打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以及將要用什麼樣的武器來打這場戰爭。 
  試舉數例即足以說明其重要性。 
  1 .1938年11月,他下令建設年產一萬架作戰飛機的生產能力,到1940年5 月德國閃擊法國期間,他又把這一指標提高到年產五萬架。他這樣做是壓制了陸海軍參謀長們的抗議的;陸海軍參謀長們認為這兩項命令將使他們軍種的重新武裝極端地不平衡。 
  2 .1940年6 月,他下令竭盡全力給予英國軍事援助。陸海兩軍當時認為英國注定要失敗。抗議說,這項政策將會使美國失去它可能被迫獨立作戰所需要的武器。他們提出的代替辦法是,對盟國不再提供戰爭物資,在太平洋採取防禦政策,為保衛西半球而實施動員。羅斯福先生否定了他們的抗議,如同他否定他們1941年反對對蘇聯和中國實行租借法案的類似抗議一樣。 
  3 .1941年7 月,他反對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和當時的海軍作戰部部長哈羅德·斯達克將軍的意見,決定加強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保衛和增援菲律賓,儘管陸軍部的所有計劃都假定菲律賓是無法保衛的。 
  4 .同年春夏,他不顧馬歇爾將軍和總統的高級軍事顧問斯坦利·恩比克中將的意見,決定在大西洋西部駐軍,並實行護航。 
  上述各項決策都是合法履行總統的憲法職責。如果我們假定( 我認為必須這樣假定) 在這個時期,總統的政策不是讓國家作好打一場戰爭的準備,而是尋求一條戰爭以外的出路,那麼,他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他犧牲我們自己的軍事裝備,給予英國、中國和蘇聯除參戰以外的全面援助,其公開宣佈的目的就在於此。他所企求的,而且是急於企求的首先不是重整軍備,而是顯示他的決心:動員和使用美國巨大的戰爭潛力,以圖拯救英國,威懾日本,使戰爭成為不必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儘管他否定了陸軍部和海軍部有關重整軍備和立即使用它們薄弱的兵力的判斷,他還是指示它們通過同英國人的秘密會談制定各項戰爭計劃;如果威懾失敗,那麼陸海軍將不得不打這場戰爭。他研究了這些戰略計劃,將它們束之高閣,既不點頭也不搖頭,儘管他後來把這些戰略計劃的基本原則作為自己的原則。他以顯示力量進行威懾的政策,是一場代價很大的賭博。這場賭博輸掉了,1941年12月7 日,我們陷入了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軍事專家們曾經警告過羅斯福先生,我們沒有做好打這樣一場戰爭的準備。但是主要由於羅斯福先生,我們才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在參加戰爭時有這樣協調一致的戰略計劃。同樣由於他的主動精神,陸軍和海軍在1941年秋就制定了戰時生產計劃,即所謂「勝利計劃」。這項計劃是為了使美國和英國即使在蘇俄被迫退出戰爭的情況下也能夠打垮軸心國和日本,迫使它們投降。「霓虹5 」計劃——1941年12月7 日付諸執行的陸海軍戰略計劃——以卓越的預見性擬定出戰略計劃的大綱,後來同盟國按照這一計劃把戰爭進行到了最後勝利。而「勝利計劃」則估量了將用於支持這項計劃的美國工業的龐大生產能力。   
  戰爭時期 
  可以這麼說,那些研究羅斯福先生的學者們強調他不願意干預他的軍事參謀長們,指的不是戰爭時期,而是宣戰以後的時期,即珍珠港事件後的三年半。乍看起來,這個時期除了一兩次明顯的例外,似乎羅斯福先生不曾插手軍事機器,而且肯定地說,他對制定美國戰略所發揮的影響遠不如邱吉爾先生對制定英國戰略所發揮的影響那麼大,從而對盟國戰略的影響也是如此。 
  與邱吉爾先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著美國的參戰,羅斯福先生似乎滿足於讓他的軍事參謀長們遵照他的一般指導和批准,放手制定他們自己的戰略計劃,而他只在極少的場合才出面干預,這種場合他就作為對立觀點的調停者出現。邱吉爾先生與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積極地為他的戰略方針辯護,不僅如此,他還為他的戰術方針、武器、裝備以及英國在陸上、海上和空中的軍事行動的其它每一個方面辯護,並且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把這一切強加給他的政府同僚和戰場指揮官們。   
  羅斯福先生的決定性干預 
  這樣對比很容易過頭,因為這種對比與記錄在案的事實不盡一致。在羅斯福壓制他的參謀長們的二十多次( 而不是捨伍德所說的兩次) 事例中,有半數以上是發生在1942、1943和1944年。這一估計還不包括如下情況:參謀長聯席會議由於知道不會得到羅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動放棄向他呈報某項代表他們最佳軍事判斷的計劃。 
  如果說羅斯福先生比人們直接看到的更積極地控制戰爭的實施,那麼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這樣說是真實的。1944年到1945年期間,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就1944年到1945年來說,也僅僅是就這個時期來說,人們可以同意埃爾曼教授的看法:「白宮形成的美國戰略,同以前五角大樓形成的美國戰略如出一轍。」 
  1942年到1943年期間,羅斯福先生曾在四項重大決策上推翻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判斷: 
  1 .1942年7 月的「火炬」決策; 
  2 .1943年3 月,羅斯福決定把一批美國艦艇撥給英國,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萬噸的速度從海外進口非軍事物資; 
  3 .他在1943年5 月「三叉戟」會議上出面干預,以縮小橫渡海峽進攻的規模; 
  4 .1943年11月,他在開羅會議上決定取消「海盜」計劃( 在孟加拉灣發動兩棲進攻) ,以支持1944年的緬甸戰役。 
  1942年7 月,羅斯福先生關於「火炬」行動的決策,把美國當時所有的軍隊,包括4 月以來陸軍部為1943年進攻歐洲大陸而海運到英格蘭去的部隊,都用來進攻北非。這項決策改變了美國軍事政策原定的方針,並且確定了1943年期間必須制定的美國戰略的輪廓。 
  1942年3 月,參謀長聯席會議為了打敗德國,提出了把盟軍部隊集結於英格蘭,以便在1943年春發動大規模橫渡海峽進攻的計劃。羅斯福先生採納了這項計劃。同年4 月,英國也採納了這項計劃,並開始準備。但是,這項計劃還包括一項附加計劃,即「大錘」計劃,對此,英國人立即表示懷疑和不安。「大錘」計劃是盟軍預定於1942年9 月發動的一次武裝襲擊。這次襲擊預定在出現下列兩個重要條件之一的情況下實施:(1) 如果俄國人行將崩潰;(2) 萬一德國人出現崩潰的種種跡象。英國人斷定「大錘」計劃是盟軍經受不起的一次冒險,並且收回了對這一附加計劃的支持。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因為拿去冒險的大部分部隊將由英國人提供。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而結果是陷入僵局。7月,羅斯福先生打開了這個僵局。他派馬歇爾將軍、金上將和哈里·霍普金斯到倫敦去,指示他們同英國人達成一項協議:或者按「大錘」計劃行動,或者按某個其它計劃讓美國地面部隊主力於1942年底以前在歐洲投入戰鬥。他在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總司令福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大錘」計劃( 英美關於戰略的協議在這個計劃的岩石上碰得粉碎) 是美國計劃的一個次要組成部分。美國參謀長們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對德國進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橫渡海峽進攻。英國人毫無保留地承擔了這項義務。為什麼當時美國人堅持「大錘」計劃是必要的呢?看來明顯地是由於羅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並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國地面部隊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歐洲投入戰鬥,而除了「大錘」計劃以外,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滿足羅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計劃是英國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國戰略家們所能接受的。羅斯福先生卻下令採納這項計劃。不久就發現,他這樣做是挖了1943年「圍殲」計劃和「大錘」計劃的牆腳。 
  這是否意味著總統是半心半意地( 如果不是虛情假意的話) 支持美國的計劃,並且從一開始就贊同邱吉爾先生的地中海戰略,而不贊成1943年從英國發動進攻呢?史汀生先生是這樣認識的。他寫道,這( 地中海戰略) 是總統「心愛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說,是邱吉爾先生把它擱到羅斯福先生門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說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證據,因而沒有理由認為羅斯福先生是虛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圍殲」計劃。他曾派遣馬歇爾將軍和哈利·霍普金斯於4 月份到英國去說服邱吉爾接受這項計劃,同時他在國內放手發揮他的權威,把在英國集結部隊一事置於優先地位。 
  羅斯福先生公開表示的立場是:如果1942年美國地面部隊主力在歐洲的進攻行動,與為在1943年發動攻勢而集結部隊這兩個目標互相衝突,那麼前者應處於優先地位。必須記住,在1942年的情況下,羅斯福先生堅持這一點是關係到美國人曾保證忠實執行的聯盟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即德國是頭號敵人。羅斯福先生身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看不到這一點。1942年對日戰爭是美國公眾同仇敵愾的戰爭。只有當美國部隊在歐洲戰場與敵人搏鬥的時候,才能指望反對軸心國的戰爭得到民眾的強烈支持。 
  在五角大樓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羅斯福先生用英國人的思想來代替美國的戰略方針。這一點發展成了這樣一個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種非決定性的包圍戰略,摒棄了從英國對德國實施直接打擊的戰略。1943年5 月「三叉戟」會議上,甚至在這以後,美軍參謀長們感到他們必須重新贏得總統對直接打擊戰略的支持,進而確保他的支持堅定不移。但是要說他曾經背離過這項戰略,只有參謀長們的憂慮是唯一的證據。當1943年這一戰略具備了成功的條件時,他運用其影響來支持在1944年春付諸執行。而他的軍事顧問們卻及時認識到了推遲執行的好處。1943年春,英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他將把全部家當孤注一擲。而推遲執行則有助於制定一項更加適合全球性兩線作戰的美國戰略,後來這項戰略幾乎導致了對日本和德國的同時勝利。 
  羅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戰略代替他的軍事參謀長們的戰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計劃。他拒絕他們的判斷,決定克服英國人的進口危機,這一點直到最近才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 
  盡人皆知,戰時和平時,英國經濟的生死存亡有賴於源源不斷的進口。1942年時,德國潛艇把這極端重要的進口量從戰前年平均五千萬噸降到二千三百萬噸。英國人看到自己瀕於災難的邊緣,儘管他們對國內的消費和勞務實行了嚴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們要求美國政府為了共同作戰的利益,借給足夠的船隻,以便在1943年把進口量提高到他們為維持生存和戰鬥力所必需的最低標準。他們估計這個最低標準為二千七百萬噸。總統立即答應以美國船隻滿足他們的需要,並指示海運委員會主席蘭德將軍負責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爾先生保證「不經他親自批准」,美國船隻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況比英國人在11月間所預期的甚至更壞。為了支援北非戰局需要更多的貨船,而這些貨船被潛艇擊沉者超過了原先的估計。1942年最後一個季度,英國的年進口量不是二千三百萬噸,而僅僅是二千萬噸。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直到12月後期才獲悉總統對邱吉爾先生的承諾,而且僅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過英國駐華盛頓參謀團得知的。他們似乎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此事。一個月後,在卡薩布蘭卡的盟國會議上,他們同意英國參謀長們關於1943年的作戰行動,這一行動還需要追加六百萬噸貨船,這批貨船除非犧牲英國的進口計劃才能得到。但是,英國人從卡薩布蘭卡回國時,認定總統的保證不會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後的3 月份,誤解的迷霧才消散到足以使有關各方面看清他們是在走向衝突之路,而這時船舶危機已發展到瀕於災難的程度。2 月,隆美爾突破了突尼斯的美軍防禦;3 月,大西洋上被擊沉的商船數達到了新的危險高峰。於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讓總統在下列二者之間作出抉擇:要麼眼看著經他同意正在進行的1943年的軍事行動陷於停頓,要麼削減英國的進口。4 月10日,他們正式地向他提出他們的看法。 
  他們遲誤了兩周。3 月中旬,邱吉爾先生派遣他的外務大臣安東尼·艾登爵士到華盛頓去達成了一項諒解並採取行動。總統未經與軍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軍事海運局局長劉易斯·道格拉斯去湊集足夠的船舶,以兌現他的保證。道格拉斯確信軍隊正在浪費它們控制的船舶噸位( 同時與霍普金斯一樣對軍隊的反英態度感到不安) ,向羅斯福先生建議說,他的指示可以實現,而不致打亂軍隊的戰略計劃。事實確實如此。取得這一結果,部分地由於羅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們在必要時,能夠做到比他們認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證實;部分地由於4月間盟國反潛戰的突然勝利,及時證明了羅斯福先生樂觀的賭博是正當的。3月以後,船舶損失急劇下降,而新造船舶數量開始超過人們的預料。當盟國首腦於8 月間在魁北克會晤時,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時在5 月份,羅斯福先生指示今後十個月內,每月向英國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隻,從而慷慨地實現了他對邱吉爾的保證。 
  這件事可以說明美國的戰爭努力協調得不夠緊密,這正是羅斯福先生作為行政領導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證意味著,關於使用美國軍事資源的決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顧軍事顧問們的抗議執行這一保證,表明他決心使美國的軍事努力忠實地服從於我們對英國人的戰略義務。 
  在處理「火炬」決策時,羅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實擺在他的軍事參謀長們面前,這些事實可以說明他的決策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國會議( 「三叉戟」) 上的干預,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種手法把他的戰略觀點加諸別人。 
  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正如他們自己感到的那樣,在1 月份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在英國人面前「輸得精光」;5 月份去參加「三叉戟」會議時,他們深思熟慮地準備好迫使英國人執行1944年春橫渡海峽的進攻。據我們所知,他們在會前向羅斯福先生作了匯報,他們一定會通知他:他們將堅持相當於「圍殲」計劃規模的強大進攻。他是否同他們進行過爭辯,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國人破裂的危險( 這種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 而去支持他們,或者違背海軍的意志,命令它為歐洲生產坦克登陸艦;金海軍上將需要這些登陸艦,以便在1944年發動他的穿過中太平洋的攻勢,並把航空兵帶到可以轟炸日本的距離之內。然而羅斯福先生沒有採取這種做法。他也許比他的軍事參謀長們更重視戰時生產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是同戰時生產局關於「可行性」辯論的結果不久前透露出來的。無論如何,他在「三叉戟」會議開幕詞中所做的是宣佈他的如下意見:盟國也許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錘」計劃的規模,而不是按「圍殲」計劃的規模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至於什麼是切實可行的辦法,他比他的軍事參謀長們的估計更為現實。美國人研究了英國人提出的數字( 英國人帶去一項甚至比美國人建議的規模更大的登陸進攻計劃) 後不再懷疑,除非能夠提供更多的登陸艦,否則翌年春只能出動一支不大的登陸突擊部隊。美軍參謀長們陷入了尷尬的處境,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提供他們希望英國人發動的、更大規模的登陸突擊所需要的各型艦艇,特別是坦克登陸艦。而他們是很不情願做出這些保證的。羅斯福總統讓他們扶著枴杖走路,而這根枴杖支持不了他們的重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從實際出發,接受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開始制定一項規模較小的突擊計劃,作為當時情況下唯一合理的步驟,但附加了一些條件( 「圍錘」ROUND HAMMER) ,馬歇爾將軍稱之為:「大於『大錘』,小於『圍殲』的某種東西」,再加上英國的一項保證:同意1943年11月從地中海抽調七個師到英國。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取消「海盜」計劃的決策。這項決策是繼英美兩國首腦在德黑蘭同斯大林會談以後,羅斯福先生於1943年12月5 日在開羅作出的。這次行動是為把蔣介石的地面部隊投入緬甸,重新打開緬甸公路的苦心經營的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參謀長們是抱著拯救盟國對中國的軍事政策的一線希望制定出這項計劃的;羅斯福先生一再把這項軍事政策抓在自己手裡,而不顧馬歇爾將軍和史汀生部長堅定而坦率的勸告。英國人不喜歡這項進攻緬甸的計劃,但是美軍參謀長們勸他們接受它。這項計劃的成功有賴於使用在緬甸的蔣介石部隊。蔣介石在開羅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答應:盟軍在進攻緬甸的同時,發動一次對安達曼群島的兩棲進攻。這就是「海盜」計劃。在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前往德黑蘭與斯大林討論戰略以前,在開羅與蔣介石歡談的時刻,羅斯福先生曾對蔣介石答應了這項「海盜」計劃。 
  戰爭時期,總統的所作所為再也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使他的軍事參謀長們傷腦筋的了。未經與美軍參謀長們商量,他就對蔣介石作了保證,甚至沒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們,他們是通過「小道」得知的。只有動用本來不多的、寶貴的坦克登陸艦中的十五艘才能實施「海盜」行動,而這些坦克登陸艦是執行春季「霸王」行動所必需的。一周以後,在德黑蘭,羅斯福先生又答應執行5 月的「霸王」行動,這項計劃是他們的戰略的最心愛的目標。這一點使美軍參謀長們在英國人面前處於難堪的地位:為了從職責上支持他們的總司令,他們不得不頑強地支持「海盜」計劃,即使他們和英國人都知道這樣做會使「霸王」行動在春季無法實施,也可能在1944年內任何時候都無法實施。直到最後一刻,羅斯福先生才勉強讓步,如同美軍參謀長們( 除金上將外) 所希望的那樣,收回了他對蔣介石所作的保證。 
  但是,在處理「海盜」計劃這個問題上,他是最後一次與參謀長們分道揚鑣。從1944年1 月起到他去世為止,除了上文提到的召回史迪威這件事以外,他不但讓他們指揮這場戰爭,而且運用他的權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們,甚至不惜同英國人作對。 
  美軍參謀長們以沮喪的、毫無掩飾的不滿心情接受的「火炬」決策,搭起了將演完美國的歐洲戰略和太平洋戰略這幕大戲的舞台。誰也不會懷疑這座舞台是羅斯福搭起來的。但是,人們一般認為他完成了這件事之後,就讓美軍參謀長們同英國人一起放手大幹。從「三叉戟」會議開始,他就堅定地支持他們,只有「海盜」計劃是例外。他在上述「三叉戟」會議上的行動是對這種看法的挑戰。確有大量證據支持這一論斷:與美軍參謀長們不斷為之同英國人鬥爭的那種戰略不同,1943年期間美國戰略所採取的現實主義形式是羅斯福先生一手確定的。 
  實際的美國戰略是什麼呢?   
  美國戰略及其決定性因素 
  1943年1 月的形勢迫使英美兩個盟國承擔兩項任務,它們毫不猶疑地為這兩項任務優先分配他們的共同資源。一項是消除德國潛艇威脅,重新控制英美之間以及它們同俄國之間的交通線的戰役;另一項是給俄國人以慷慨援助,讓他們繼續同德國人廝殺。同時美國人願意( 陸軍航空隊更是求之不得) 派出他們的重型轟炸機到英格蘭去同皇家空軍一起轟炸、燒燬軸心國戰爭經濟的要害目標,打擊敵人的戰鬥意志。直到1944年4 月,這次聯合轟炸攻勢才轉而奪取歐洲的制空權,把它作為1944年5 月1 日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的先決條件。這一進攻也是盟國同意的,儘管還只是原則上同意。 
  至於地中海,1943年1 月時,盟軍在突尼斯處於守勢,美國人正在執行把德國人和意大利人趕出北非這一任務中他們承擔的那一部分。5 月,盟軍完成了這項任務。美國人在卡薩布蘭卡曾同意:上述任務一完成,就參加下一步必要的作戰行動,諸如打通地中海通往同中東、俄國( 取道波斯灣) 和遠東的交通線。為此目的,美國人同意7 月進攻西西里。這一著震撼了意大利政府,使它開始試探投降之路。美國人為了確保使意大利投降,並且認識到這一點可能導致快速佔領意大利,從而取得戰略上的優勢,於是承擔了進攻意大利本土的義務。當納粹突然決定扼守意大利,並投入一支部隊堅守他們在那裡的陣地時,美軍參謀長們願意參加一場對德軍的大戰役。理由是這樣做可以牽制並消耗在意大利的德國軍隊,同時盟國可以集結足夠的兵力於英國,以便1944年春發動橫渡海峽的強大進攻。但是,他們對英國人持續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來限制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進行的其他作戰,以利於在英國集結力量。 
  美國人同英國人一道執行這些決定,表明美國人正回到盟國原來的協議,即他們初期的戰略應是在納粹佔領下的歐洲外緣形成一道包圍圈,並且不斷收緊,直到他們作好準備,一舉擊中德國人的腹腔,把它打倒。美國戰略明顯背離盟國原定戰略的地區是太平洋。在盟國原來的戰略計劃中,它們同意在盟國打敗軸心國以前對日本只進行箝制。但是1943年時,美國看到在1944年以前對德國實施直接打擊毫無希望,甚至連可能性都成問題,於是在太平洋發動進攻,只通知英國人說他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瓜達卡納爾島戰役後,他們為奪取日本人在拉包爾建立的強大海空堡壘而戰。在年底以前,金上將和尼米茲上將正在為穿過中太平洋的強大進攻準備部隊。同時,美軍參謀長們堅持( 雖然是徒勞的) 要在緬甸發動一次地面戰役,以便重新打開通往中國的緬甸公路。 
  關鍵性的1943年中的美國戰略,簡要說來就是如此。這一戰略除上述頭三項——反潛艇戰、援助俄國和轟炸機攻勢以外,並不是美軍參謀長們( 金海軍上將除外)所想要的那個戰略。負責歐洲戰略的美國陸軍計劃人員,力圖實現的是對1944 年春橫渡海峽進攻承擔壓倒一切的義務。一旦地中海作為交通線被打通,他們首先將把地中海戰區置於看守地位,把該地部隊主力調到英格蘭去。他們曾同意( 雖然是有條件的) 把地中海作為主要的活動場所,那時他們看到這樣做有利於支援「霸王」計劃。 
  但是,這一戰略,除了上述那三項例外,也不是按照邱吉爾先生和英國參謀長們的願望制定的。他們懷著焦急和懷疑的心情注視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攻勢。他們表示不滿,並且反對為了橫渡海峽的強大進攻而強加於地中海作戰的嚴格限制。 
  盟國的戰略是在1943年時通過部署它們的軍事資源定下來的。如果美軍參謀長們一意孤行,或者英軍參謀長們一意孤行,那麼這個戰略就會面目全非了。這個戰略是美軍參謀長與英軍參謀長之間,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陸,海、空三軍之間,通過針對情況的變化進行的一連串現實主義的調整,從而達成妥協的結晶。但達成妥協的時機和照顧平衡是由羅斯福先生掌握的。 
  試舉例以說明之。 
  1943年1 月,當盟國會晤於卡薩布蘭卡以決定他們當年的任務時,美軍參謀長們還沒有克服因「火炬」行動打亂了他們的希望和計劃,而造成的失望和混亂狀態,他們內部還沒有就新的計劃達成協議。於是羅斯福先生出面定調子。在他們看來,羅斯福總是樂意做邱吉爾先生和英國參謀長們想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不要忽略這一事實:早在1942年11月,盟軍在非洲沿海一登陸,正是羅斯福先生主動燃起邱吉爾在地中海集中兵力的美好希望,建議讓盟國參謀聯席會議探索「指向撒丁、西西里、意大利、希臘及其它巴爾幹[ 請注意『巴爾幹』] 地區的下一步進攻行動」的可能性,「包括為通過黑海進攻德國側翼而謀求土耳其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美軍參謀長們通知英國人說,美國必須對日本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從而給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動的宏偉計劃潑了一瓢冷水。這就偏離了一致同意的在打敗德國以前,在太平洋只進行牽制的戰略。英國人感到不安,並且表示抗議,但他們還是默認了。如果他們不知道羅斯福先生是贊成這種偏離的,他們很可能不會這樣做。 
  羅斯福先生在下一次盟國會議——1943年5 月的「三叉戟」會議上插手干預,把他的軍事參謀長們提出的「圍殲」行動規模削減到力所能及的程度,這一點上文已經敘述過了。 
  三個月後,即將在魁北克再次同英國人會談時,美陸軍參謀長們準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嚴竣地要求英國人毫不含糊地承諾把1944年5 月1 日橫渡海峽的進攻,置於「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但是,馬歇爾將軍也許想起了「三叉戟」會議,在開會以前,採取了預防措施,派他的主要計劃制定者漢迪將軍從魁北克飛往華盛頓晉見羅斯福先生。據一位官方歷史家說,「當羅斯福總統第二天到達魁北克時,一項早就明朗的妥協正在醞釀中,美軍參謀部接受了次於『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的東西」。英美兩國參謀長們經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批准所做的決定是:根據盟軍最高司令部參謀長提出的計劃,把「霸王」行動從計劃階段過渡到具體準備階段,但是沒有取消該計劃原定的條件,也沒有授權實施一次規模更大的進攻,儘管邱吉爾先生現在希望把進攻的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12月間,為確定1944年的行動,分別在開羅和德黑蘭舉行的攤牌會議上,羅斯福先生顯然認為「霸王」計劃可以而且應該在春季實施,而美軍參謀長們拿不準英國人是否願意把這項計劃堅持到底。在這種情況下,在斯大林表態以前,羅斯福先生採取了等著瞧的態度。他在與斯大林和英國人會談的全過程中,在進攻的具體時間問題上,甚至在地中海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問題上,抱著比他的參謀長們更為虛心和靈活的態度。   
  太平洋、橫渡海峽進攻與羅斯福先生 
  1942-1943 年間,羅斯福先生處理的戰略問題( 他處理這一問題時,對時機和平衡給予了最密切的注意) ,是地中海和太平洋兩戰區互相矛盾的要求。1942年夏,當英國人收回對「大錘」計劃的支持時,金上將就確信他們再不會支持一場強大的橫渡海峽進攻,他和馬歇爾將軍去見羅斯福,建議美國在太平洋放手大幹。羅斯福先生斬釘截鐵地說:「不行」,把他們克了一通。他們必須堅持德國是頭號敵人的原則;那時和以後都沒有提出過任何正當的理由來懷疑這一點,羅斯福先生同他們一樣確信要打敗德國,必須發動一場直接的、大規模的進攻。但是在卡薩布蘭卡,他讓金上將通報說,美國必須對日本轉入進攻,隨著美國資源的更加豐富,羅斯福先生允許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於太平洋。 
  不管這一政策使我們同英國人的關係多麼緊張,也不管它使陸軍部多麼不安,羅斯福先生始終堅持這一政策。他從那張列舉1943年戰爭生產「必須」完成的項目的著名清單中,刪去了登陸艦艇,當時刪去這個項目使金上將很高興,因為他不希望別的任務來妨礙他的造船廠建造一支新的艦隊去壓倒西太平洋的日本人。1943年3月,英國人迫使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下令建造坦克登陸艦,因為沒有坦克登陸艦就不可能實施1944年的「圍殲」計劃。當時,他們的這項請求遭到了懷疑,金上將奉命擋駕。在「三叉戟」會議上,羅斯福先生允許金上將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把在太平洋發動進攻的政策寫入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文件。甚至在「象限儀」會議上,當「霸王」行動所能得到的坦克登陸艦成為緊迫問題時,儘管羅斯福先生出面強烈支持1944年春橫渡海峽的進攻,但他並未採取明顯的行動來增加坦克登陸艦的生產,或者事後改變原定的分配方案;該方案允許金上將優先得到海軍造船廠從10月開始下水的坦克登陸艦。 
  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他( 羅斯福) 放棄了首先打敗德國的戰略,或者不再認為橫渡海峽的直接進攻是必要的。他讓金上將和麥克阿瑟將軍得到加緊對日進攻的手段,但他把制動器始終掌握在自己手裡。當金上將接著1942年6 月的「火炬」決策之後,立即強烈要求加強太平洋地區時,羅斯福先生支持陸軍部反對這樣的要求,至少在肯定「火炬」將使1943年的「圍殲」計劃告吹之前是如此。1942年10月24日,他命令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惜一切代價固守瓜達卡納爾,即使這樣做會耽誤其它許諾( 包括對英國人所做的許諾) 的實現,也再所不惜。這一決定使阿諾德將軍感到緊張,當時,他正在為阻止把他的重型轟炸機從英格蘭轉移到太平洋而與海軍進行鬥爭。他指出,這樣做「可能完全改變我們對德國的戰略作戰計劃」。但是,在這同時,羅斯福先生指示,歐洲戰爭所需產品的原定最優先項目,仍然繼續有效。有些二戰史家們談到羅斯福先生遲遲才轉向「波列羅」計劃( 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進攻) 。但是,我沒有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他需要實行這種轉變,或者說明他曾經放棄過1942年7 月13日對哈利·霍普金斯指示中所採取的那種立場;當時,他即將派遣霍普金斯到英國去謀求1942年在歐洲採取行動的決定:「在任何情況下,我希望『波列羅』和『圍殲』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目標,即使中途不得不間斷也罷。」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場有明確日期的大舉進攻還沒有落實;在這種情況下,馬歇爾將軍和他的計劃者們越來越感到憂慮,因為他們確信「霸王」計劃所需要的彈藥和裝備的生產,必須通過錯綜複雜的軍事工業體系提前安排,某些特殊產品的時間提前量長達十八個月。羅斯福先生肯定知道這一點,然而,他冷靜地推行他的政策,並承擔風險,他的動機是什麼,人們只能猜測。鑒於他只是在1943年8 月的魁北克會議上才開始比較明確地贊成1944年的「霸王」計劃,可以看出,那時已經具備了兩個條件:(1) 德國潛艇已被趕出大西洋交通線;(2) 現已充分動員起來的美國戰爭經濟正源源不斷地生產各類器材,其產量之豐富,超過了最樂觀的期望。如果美軍參謀長們一意孤行,硬是在1943年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那麼盟軍的戰略將會把一切都押在一場非常危險的賭博上。到1943年夏,盟國跨進了一個物資豐富的時期,他們可以下大賭注而又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羅斯福先生是個不按樂譜演奏的人。但是,可以這樣認為,他對美國的戰略指導所依據的思想是:美國的作用是自始至終充當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對勝利應做的貢獻是以迅速增長的物質力量( 這種力量是美國的敵人望塵莫及的) 同敵人相對抗,然後用這種力量去摧毀他們,同時盡可能減少人員的傷亡。羅斯福先生逐漸把行動方針轉變到更堅定地支持他的軍事顧問們堅持不懈地為之鬥爭的「霸王」計劃的實施上,這可以證實上述的猜測。 
  早在1941年1 月,當他的軍事參謀人員即將同英國參謀人員舉行秘密的「ABC 」會談時,他為他們規定了兩條指導原則:(1) 「……我們的軍事方針必須是很保守的,直到我們的實力[ 已經] 壯大為止」;(2) 「……我們必須準備好用我們現有的手段行動。」只有當軍事力量的優勢建立起來時,才有把握制定明確的戰略。直到1943年底,「許多類別的軍工產品才趕上需求」。但是,到1943年夏,軍工產品的豐收已經在望。當豐收實現的時候,還得謹慎地將現已生產出的彈藥和裝備適應戰略計劃。但時至今日,由於軍工生產正開足馬力,我們在彈藥和船舶方面擁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決定性地用於不止一條主要戰線。堅定不移地提前制定所需各型武器和裝備的計劃問題,仍然使美軍參謀長們傷腦筋,並且繼續使英國人對他們抱有一個壞印象,認為他們是「僵硬的」計劃制定者。但這個問題已不是那麼緊急了。羅斯福先生在1943年11月於德黑蘭與斯大林會談以前,並沒有最後授權他的參謀長們把這種潛力集中用於對德作戰。但是,我認為有理由相信,1943年春夏他越來越公開地支持全力以赴地橫渡海峽進攻,是因為他知道他將獲得的力量足以使這次進攻收到決定性的效果,同時不影響實現其他的重要目標。如果說他對仍然十分短缺的一項補給晶——「霸王」行動所需的突擊登陸艦抱著滿不在乎的態度,那麼,這一點與他多次表示的信心是一致的,他確信:如果軍人真正需要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能搞到手。事態的發展證明他是對的。   
  迂迴和一貫 
  這個問題,如同羅斯福其他許多行動和動機一樣,還需要我們去猜測,因為他有一種獨特的偏愛:用迂迴的手法辦事。他很少公開他的動機,而且不像邱吉爾那樣同自己的顧問們研究問題。他不喜歡、並且避免同他們爭論,而喜歡用極不規律的、個人的方式工作。馬歇爾和金可以直接去見他,無論什麼時候他感到需要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就把他們叫到白宮去( 有時他還在床上) 。但是,只有當他作抉擇時,他才聽取意見,而且只是偶爾為之。馬歇爾將軍似乎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顧問。1944年1 月,他對馬歇爾解釋他任命艾森豪威爾為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的決定時說:「你不在國內,我晚上睡不好覺。」但有一次在戰爭正緊張的時候,馬歇爾將軍告訴阿蘭·布魯克,說他已有兩周未見到總統了。羅斯福先生為了建立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經常聯繫,採取了一項措施,即任命利希海軍上將為總統參謀長,兼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就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有用的但並不完善的聯繫。總統的心腹好友哈利·霍普金斯的影響要大得多。此人成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幕後成員和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事實上的成員。但是,很明顯,羅斯福先生對美國戰略實行決定性控制的1942-1943 年這一階段的末期,他的軍事參謀長們沒有預見到他的某些最重要的決策。其中有些決策是消極的,正如埃默森教授所指出的,他從自己的長期政治生涯中學會了一種決定問題的方式,即無為而治。一般地說,羅斯福先生相信事物的必然邏輯勝於相信事先的周密計劃。當他看到某些事情可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樣發生的時候,他有意地聽其自然而不下達命令。每當專家們把一項軍事目標同公開聲言的手段不足的矛盾擺在他面前時,他爽快地命令他的軍事參謀長們和生產負責人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總是相信他們能夠做到比他們宣佈可以做到的要多。當他沒有下定決心時,他是不露聲色的。但是,一旦他下定了決心,那就雷打不動。利希海軍上將曾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向羅斯福先生匯報了參謀長們同羅斯福先生有分歧的意見後,羅斯福先生對他說:「比爾,我是個頑固分子,這個問題我已下定了決心。我們就這樣幹下去,你改變不了我的主意。」 
  鑒於羅斯福先生處理問題的方式,加上沒有象邱吉爾先生那樣的回憶錄可供查考,歷史家們幾乎像美軍參謀長們難以預見羅斯福先生的決策同樣地難以追蹤他對美國戰爭的軍事指導所給予的影響。但是,根據現有記錄,肯定地不能說他因為拒絕或者不理睬他的軍事專家們的建議而感到後悔,也不能同意邱吉爾先生的說法:羅斯福「受到他的軍事顧問們的偏見的壓迫」。 
  羅斯福先生作為美國戰時領袖所遵循的原則和他堅持這些原則的決心,是他早就明確表示過的。如果說美軍參謀長們難以預見他將責成他們如何實際運用,那麼,他們對於下面這一點是不會懷疑的,那就是他們提出的任何建議或措施,只要羅斯福認為是同這些原則相衝突的,就會遭到他的拒絕。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如下: 
  1 .英美聯盟的團結必須維護,這既是出於軍事上的理由,也是因為美國的利益要求大不列顛的存在和它在戰後享有作為大國的行動自由。 
  2 .納粹德國是頭號敵人,必須盡早將它打敗和消滅。 
  3 .必須給予蘇俄以慷慨的援助,使它打到底。 
  4 .必須強迫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 
  5 .必須使中國繼續打下去,以便作為一個大國進入戰後世界。 
  6 .戰後世界中美國的利益需要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這個組織要站得住,首先必須得到勝利的盟國——美國、大不列顛和英聯邦、蘇聯和中國堅強的指導。 
  這些既是政治目標,也是軍事目標。把羅斯福先生作為總司令來研究,重要的是他為達到這些目標所作出的決定具有軍事意義,只有中國是明顯的例外。在中國問題上,羅斯福先生總是用他自己的判斷來代替他的軍事參謀長們的和英國人的判斷。他為那個戰區所制定的軍事政策以慘敗而告終。 
  他所制定的美國和盟國在歐洲打敗軸心國,在太平洋打敗日本的戰略則是成功的。美國從一開始就同意美國的主要力量必須首先用於打敗德國,這一點必須完成。但是,如何完成呢?沒有證據可以懷疑,1942年春當陸軍部提出「波列羅- 圍殲」計劃時,羅斯福先生是半信半疑地表示支持,或者在「火炬」行動之後,他才被爭取過來,認識到有必要用一支諸軍種合成部隊從英國對德國實施致命的打擊。實際上,重要的問題是打擊的時機和最大限度地、積極地利用當時我們所擁有的手段,直到我們聚積起足夠的力量去實施致命的一擊。這個問題,羅斯福先生比他的軍事顧問們認識得更早、更清楚。1943年期間,當我們終於快要擁有這種力量時,羅斯福先生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贊成1944年春實施的這次打擊。他推遲這一打擊的時間,保持了我們同英國人的一致,打通了地中海的交通線,推翻了墨索里尼,迫使意大利投降,迫使德國轉入防禦,開始打爛了他們的空軍和戰爭工業,並且使我們有了一支經過鍛煉的部隊和指揮官。與此同時,這樣做也使羅斯福先生得以讓海軍和麥克阿瑟將軍放手打敗日本人,而盟軍也增強了實力,保證「霸王」行動具有成功的把握。總之,主要由於羅斯福先生發揮了他的軍事權威,美國才制定了適合於全球範圍的兩線作戰的戰略,這一戰略導致日本在德國無條件投降後的幾個月內,當我們還沒有重新部署我們的部隊時,就被迫投降。   
  (一)羅斯福不顧其軍事顧問的勸告或抗議所作的決策: 
  1938-1941 年 
  1938年11月,下令兩年之內生產一萬架飛機,並建立年產一萬架飛機的生產能力,後來又把這個指標提高到年產五萬架。 
  1940年6 月,下令給予英國除參戰以外的各種援助,包括提供彈藥、裝備和補給品;陸海軍認為這些物資是美國重整軍備所必需的。 
  1940年6 月,下令把B-17型飛機調到英國。 
  1940年6 月,命令艦隊停泊在珍珠港,威懾日本人。 
  1941年5 月,下令對中國實行租借法案。 
  1941年5-6 月,下令在大西洋西部駐軍。 
  1941年7 月,下令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 
  1941年7-8 月,任命麥克阿瑟( 為遠東陸軍司令) ,並下令加強菲律賓防務。 
  1941年11月,批准赫爾對日十點最後通牒。 
  1942年 
  3 月,指示全面執行對蘇租借法案,並談判第二個議定書。 
  5 月,不顧馬歇爾將軍的反對,( 實際上) 向莫洛托夫保證於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 
  6 月,拒絕了馬歇爾和金上將在太平洋放手大幹的建議。 
  7 月,決策執行「火炬」計劃。 
  8 月,壓制馬歇爾及其參謀部關於在高加索建立一支航空隊的建議。 
  12月,在第二次開羅會議上改變了自己對「海盜」計劃的態度,並且壓制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 
  1944年 
  10月,在從中國召回史迪威的問題上,拒絕了陸軍部和利希海軍上將的判斷。   
  (二)顯然是總統主動作出的戰略決策: 
  1941年 
  1 月,就英美參謀人員秘密會談(ABC會談) 中應遵循的原則,向陸海軍參謀人員下達指示。 
  7 月,指示陸軍部和海軍部提出為打敗軸心國和日本所需的生產量。 
  1942年 
  1 月,杜利特爾於4 月間執行的對東京的轟炸,是羅斯福建議的嗎? 
  3 月,劃分美英戰略責任地區。 
  4 月,命令海軍派出別動隊到印度洋去支援錫蘭( 現名斯里蘭卡) ,派「華盛頓」號和「瓦斯普」號開往斯卡帕灣。 
  8 月,命令陸軍航空隊提出為取得對軸心國和日本的全面空中優勢所需飛機數字的估計。 
  11月,答應向邱吉爾提供美國船舶,以保證1943年英國進口量達到二千七百萬噸。 
  11月,向邱吉爾建議,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突尼斯取得勝利後,擬定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動計劃。 
  1943年 
  1 月,建議由他和邱吉爾謀求斯大林明確同意參加對日戰爭。 
  1 月,宣佈以無條件投降為同盟國戰爭目標。 
  3 月,命令給麥克阿瑟更多的飛機,以支援他打到拉包爾。 
  8 月,把他關於在地中海的下一步作戰計劃交給馬歇爾,要求他提出具體落實方案,而不是提出評論。 
  10-11 月,指示陸軍部,並要求邱吉爾加強阿薩姆的空運,同時(11 月10日)親自出面要求邱吉爾和蔣介石以「馬特霍恩」( 從中國境內基地起飛的B-29轟炸機)予以支援。   
  第四章 空中力量和戰略 
  在戰略的演變中,如同人間的一切事物一樣,所作的決策及其效果主要受可行性制約,即受那些在特定時間內,以現有力量看來可能做什麼事情起決定作用的條件制約;同時也受現有力量的效能制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家們掌握了一種新的力量因素——空中力量,它在大戰中上升到同陸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平起平坐的地位,並且改變了所有的戰略估計。 
  對空中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很難保持客觀性,在美國尤其如此。空中力量的迅速發展和美國航空兵領袖們大膽的、未經考驗的種種要求引起了嚴肅的擔心,造成了軍種之間激烈的競爭氣氛。要年輕的、野心勃勃的美國航空兵領袖們保持客觀性是困難的,甚至要使像我這樣的戰時曾分別參加某一個軍種的歷史觀察家們保持客觀性也是同樣困難的。但是戰後空軍的歷史家們在美國和在英國都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事實和判斷的基礎,以便更公正地評價作為設計和執行戰略的一個因素的空中力量。 
  從為了執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而建立起來的部隊這個方面來考察美國戰略,應該考慮到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戰爭期間,美國作戰部隊所顯示的出人意外的規模。海軍的擴充和力量是不足為奇的,而地面部隊和航空兵的相對規模則是令人驚奇的。1944-1945 年進行決戰時出現的美國戰鬥部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一個堅實而強有力的,但又是較小的地面戰鬥拳頭。在1941年的「勝利計劃」中,陸軍部估計,為打敗軸心國和日本,陸軍需要二百一十五個師。但是,1943年當這個數目達到九十個時,馬歇爾將軍決定停止建立這些師。到歐洲勝利日( 即1945年5 月8 日德國投降日) ,只建立起八十九個師。然而,1943年中盟軍的戰略,正如我們看到的,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為打敗德國,需要對歐洲大陸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進攻。1944年6 月發動這樣一次進攻後,它就成了盟國的主要努力。 
  這是事實的考慮。還有一種判斷的考慮,這種考慮對於用公正的目光看待盟國為進行戰鬥所作的努力,是一種基本的考慮。硬說空中力量在戰勝德國和日本方面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那是沒有道理的。但是,說空中力量與陸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按新的方式結合使用並且形成絕對優勢的兵力,成為打敗德日的首要因素,則是無可爭辯的。在歐洲進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的專家們( 他們審慎地保持客觀態度) 持這種看法:即使盟軍不跨過萊茵河,盟軍戰略轟炸部隊在幾個月內也會迫使德國投降。對太平洋空中力量的平行調查,在對日戰略轟炸的效果這個問題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但是,有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不需要調查的,那就是:美國航空兵與海上力量的結合,迫使日本在陸軍還沒有進攻它的本土之前就投降了。 
  美國的航空兵部隊賴以對勝利作出這些決定性貢獻的威力是怎樣取得和怎樣使用的呢?   
  一個巨人的迅速成長 
  我們參戰後的三個月,陸軍航空兵這個沒有經驗的年輕巨人,在美國軍事組織和盟國軍事會議的高桌旁,同陸軍和海軍並肩就座了。它以飛快的步伐達到了這樣的地位。三年前,它只不過是一支特種兵,與陸軍通信兵,或陸軍工程兵平行。三年後,航空兵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空中力量。 
  這支強大的力量,淵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陸軍通信兵的一個分支。1926年,這支空中勤務部隊變成了一個兵種。但是,到1938年以前,它仍然只是陸軍部的一個後娘兒。在這些年頭中,美國航空兵可以說主要作為一種酵母,存在於曾在一次大戰中飛上藍天的一群年輕的陸軍軍官腦海中。這種酵母如果沒有「比利」米切爾將軍聳人聽聞的鼓動,是很難引起公眾注意的。 
  這些年輕的航空兵軍人的理想和目標就是戰略轟炸。他們在1941-1942 年間制定了一套學說和一項計劃,這項計劃是為了證明以轟炸為基礎的獨立空中戰爭的信念是正確的。到了1936年,他們頂住了海軍的反對,並得到陸軍部勉強的同意,將四引擎的遠程轟炸機B-17「飛行堡壘」投入生產。他們相信用這種轟炸機能夠實現他們的要求。 
  他們講的戰略轟炸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詞需要下定義,因為它不確切。它包含著一種雄心壯志( 如果說不算吹牛皮的話) 。它意味著它所指的那種空中進攻是唯一真正的戰略性進攻。這個詞按照二次大戰時期的用法,實際上意味著大規模地、系統地轟炸敵人的戰爭經濟,破壞敵人居民的抵抗意志。這種進攻可以在地面和海上部隊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外實施,並且不需要它們及時的、直接的合作和支援。 
  「戰略轟炸」這個詞被用來指這種空前的作戰樣式,因為沒有其它可以接受的現成的術語。 
  有一件事曾經打破了束縛航空兵的保守的鐐銬,那就是上述羅斯福先生戰前採取的主動措施之一。這件事包含在總統1938年11月和1940年5 月分別下達的兩項命令中。第一項命令指示航空兵每年生產一萬架飛機。第二項命令要求每年生產五萬架。陸軍部小航空兵的參謀長阿諾德將軍後來說:「在四十五分鐘內我就得到了十五億美元,讓我建立一支航空兵。」 
  上述第一道命令下達後,阿諾德將軍就被提升為主管航空兵的陸軍副參謀長。1941年春,羅斯福先生的新任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像總統一樣確信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一場空中戰爭」。在他的辦公室裡安排了一位能幹的主管航空兵的陸軍助理部長羅伯特·洛維特,照顧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興趣。1941年6 月21日,陸軍部建立了「陸軍航空隊」,其下設參謀部,並以亨利·阿諾德中將為參謀長。這些調整,也反映了1939年起任陸軍參謀長的喬治·馬歇爾將軍的看法和願望。 
  隨著戰爭的逼近,在新聞界、國會中的航空兵熱心者們和航空隊中有影響的軍官們,憑他們同陸軍和海軍打交道的經驗確信,不獨立就無法實現他們的雄心壯志,於是發動了一場爭取獨立的鬥爭。但是,這一行動遭到了馬歇爾將軍的反對。如果讓阿諾德將軍的參謀部和部隊有更大的自主權,那麼,連他也是反對的。鬥爭的結果是休戰,體現在1942年3 月3 日總統的命令中,這項命令規定陸軍航空隊和陸軍地面部隊作為陸軍的兩支主要作戰部隊。因此,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航空兵不像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的航空兵那樣獨立,在名義上仍然是陸軍的一部分。但是,在12月至翌年1 月的盟軍首次「最高」級會議上,作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三個成員之一的阿諾德將軍和馬歇爾將軍、海軍作戰部長金上將一起,同三位英國三軍參謀長們平起平坐,共同指導英美為戰爭所做的努力。 
  同時,阿諾德將軍授權將他的部隊由二十四個大隊擴編到五十四個大隊,然後又從八十四個擴編到一百一十五個,到1942年底以前要擴編到二百七十三個大隊。其中,一百一十五個大隊必須於1942年12月31日以前作好準備;到1943年12月31日以前應有二百二十四個大隊作好準備。 
  一個兵種按這樣的比例擴大,在戰爭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陸軍航空兵的擴大過程中,由於它受到總統強有力的支持,陸軍部為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條件。現在財源實際上是無限制的。在與其他軍種爭奪稀有資源的競爭中,航空隊享有最大的優先權,當他們對軍工產品的要求與海軍發生衝突時,總統總是為他們提出的要求辯護。他們被允許在選徵兵役制以外徵召高級的志願兵充當飛行員和地面技術人員,並獲准挑選陸軍等級測驗得分最高的應徵者。1943年,他們吸收了陸軍新兵中最高合格等級人員的百分之四十。   
  1942-1944年:一個長期推遲的希望 
  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國公開參戰時,航空部隊的轟炸機是唯一準備好向德國首先發起進攻的兵器。為在盡可能早的日期內使這樣一次進攻有效,陸軍航空隊授權優先使用國家資源來建立和訓練一支戰略航空部隊。 
  儘管存在這些有利於實現美國航空兵領袖們最熱衷的理想的方便條件,直到1944年最後幾個月,他們才有機會對獨立空中戰爭的決定性作用進行充分的、公正的檢驗。 
  1942年,美國戰略轟炸機得以在歐洲上空實施轟炸以前,皇家空軍早已對德國進行了猛烈的戰略轟炸。5 月,哈利斯將軍的轟炸機部隊已經能夠出動一千架轟炸機對科隆實施夜襲。 
  3 月,當陸軍部提出「波列羅- 圍殲」計劃時,阿諾德將軍熱心地表示支持。雖然這項計劃讓他的航空隊在為進攻大陸鋪平道路方面只起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歡迎這個計劃,是因為這個計劃使他能夠抵制其它戰區的海軍和陸軍指揮官們對飛機提出的越來越多的要求,並且可把他的重型轟炸機集中在歐洲。這就使他有機會在英國建立一支戰略轟炸機部隊的基礎,於是第八航空隊匆匆的集結和訓練,並已經開始海運。 
  7 月間,羅斯福先生作出了「火炬」行動的決策,把盟國所有準備好的部隊都調到北非去。「火炬」行動耗盡了這支新建立的第八航空隊的實力。正如阿諾德將軍所說的,它意味著「甚至在我們真正擁有這支力量之前,就把它分散了」。第八航空隊和它的剩餘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襲擊在布列塔尼沿岸的潛艇基地,對法國的工業目標進行小規模的練習性攻擊。1943年1 月4 日,邱吉爾先生在他的一篇「會議記錄」中寫道,「我注意到美國人連一枚炸彈也沒有扔到德國領土上」。 
  但是,後來在1943年1 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盟軍統帥部讓戰略轟炸在1943年英美進攻行動中發揮主要作用。統帥部批准進行一場聯合轟炸攻勢,除了潛艇戰和對俄國援助之外,這場攻勢可以優先動用英美兩國共同的資源。皇家空軍將繼續進行夜間地域轟炸,而第八航空隊則將對選定的工業目標實施晝間轟炸。這樣,德國將遭受晝夜不停的戰略轟炸。 
  陸軍航空隊如此急於想要進行的這種戰爭,突然獲准。1942年年底以前,有兩支航空部隊,即艾拉·埃克少將指揮的第八航空隊和詹姆斯·杜利特爾少將指揮的第十五航空隊全部投入戰略轟炸;前者以英國為基地,後者以意大利為基地,兩者都能達到德國境內的所有目標。 
  但是,1943年是陸軍航空隊很失望的一年。由於力量繼續轉移到其它方面,陸軍航空兵沒有達到他們的擴軍目的。在卡薩布蘭卡,美國人說服了以邱吉爾先生為首的英國人,使他們放棄對美國人使用重型轟炸機實施晝間精確轟炸的反對。他們贏得了這一分。但是,當他們的B-17型轟炸機開始轟炸德國境內的敏感目標時,德國的防空力量( 姑且不談天候條件) 使得他們的轟炸極不精確。更糟的是,一旦他們飛出了戰鬥機護航的距離時,「飛行堡壘」就不是無懈可擊的了,也並不足以自衛。被德國戰鬥機擊落的轟炸機和飛行人員有增無已。最後,8 月和10月對在德國的施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滾珠軸承工業和飛機工業的兩次大轟炸中,儘管轟炸是有效的,但飛機損失的比重是無法容忍的。美國戰略部隊不得不從德國上空撤出。正如英國空軍歷史家們說過的,這簡直是一次「悲劇性的失敗」。 
  美國實現了一次非凡的復甦。他們終於達到了擴軍的指標,並且,按照一項緊急計劃,他們得到了護航戰鬥機,先是P-47「雷霆」式戰鬥機,然後是P-51「野馬」式戰鬥機,這兩種戰鬥機都帶有可甩掉的油箱,能護送轟炸機到達他們的目標上空,並且有效地同德國空軍的戰鬥機較量。 
  現在距離橫渡海峽的進攻時間不到六個月了,如果不把德國空軍從法國上空趕出去,就休想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美國人知道,他們要想有效地轟炸德國的目標,必須首先摧毀德國的戰鬥機部隊。這一點他們做到了,而且是單干的,這就是2 月23日開始的「偉大的一周」。這件事剛剛完成( 正是在關鍵時刻完成的) ,英美戰略部隊就轉歸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而且奉命把保護和支援進攻法國作為他們的主要任務。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陸軍航空隊已在歐洲集結了足夠的力量,同時恢復了對戰略目標的轟炸。直到1944年9 月,當盟軍部隊到達德國邊境時,它們才完全裝備起來,終於能自由地顯示獨立的空中戰爭有什麼作為。當時,陸軍航空隊只有半年多的時間顯示空中戰爭的威力:在歐洲是從1944年9 月到1945年4 月,在對日作戰中是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7 月。 
  這樣長期推遲的原因從上文中可以看得出來。 
  原因之一是1942年美國部隊的應急部署。陸軍和海軍不得不把他們的部隊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彌補盟軍防禦中的漏洞。陸軍航空隊既然是可以最快地用到危險地點的戰備部隊,那它就是首當其衝的。現在人人都大聲疾呼要求陸軍航空隊拿出他們的寶貝,即遠程轟炸機,而這正是陸軍航空隊本身戰略計劃的關鍵武器。陸軍部只是勉強地讓航空隊擁有自己的遠程轟炸機,而且近在1938年時,它還在海軍的要求下禁止陸軍航空隊飛機的航程超過海岸線一百英里以上。當戰爭爆發時,重型轟炸機一出廠就被送去保衛西海岸,並守衛從夏威夷到澳大利亞之間的重要島嶼鎖鏈。現在重型轟炸機正飛到或海運到中東去支持嚴陣以待的英國人,在埃及的大門口和蘇伊士運河擊退隆美爾。新產品必須同海軍分享;海軍正在迅速發展它自己的艦隊航空兵,包括陸軍航空隊生產的岸基飛機。在整個1942年中,陸軍航空隊飛機的生產受到擴軍延期的干擾。在美國戰時經濟正投入全面生產的那個時期,關鍵設施的梗阻和短缺(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43年) ,使得享有種種優先權的陸軍航空隊也身受其害。陸軍航空隊同其它軍種爭奪優先地位的尖銳鬥爭,受到陸軍部的支持,並有總統作為強大的後盾。總統不顧海軍的強烈抗議,宣稱1943年生產八萬二千架作戰飛機的指標是「必須」完成的。但是,陸軍航空隊經過批准的擴軍目標卻不可避免地推遲了。 
  對制定一項獨立的空中戰略的限制始終存在,而且很嚴格,在這裡要強調說明的一條限制就是盟軍的大戰略。這種大戰略要求空中力量除了用於對德國的直接轟炸之外,還要用於其它的戰略目標:配合海軍的岸基轟炸機壓制德國潛艇在1942至1943年間所構成的致命威脅;保護和支援地中海的盟軍部隊的作戰行動( 首先是在突尼斯,爾後是在西西里和意大利) ;而最重要的、壓倒一切的是充分使用空中力量保證1944年的「霸王」計劃——偉大的橫渡海峽進攻的勝利。 
  空軍領導人對所有這些決定都是同意的,並且忠誠地支持。英美兩國某些最受尊敬和最有影響的空軍領導人,包括美國陸軍航空隊參謀長阿諾德將軍和後來成為駐歐美國戰略航空隊司令的卡爾·斯帕茨中將都相信,並且爭辯說,如果盟國集中力量實施戰略空襲,那麼,他們不需要一場陸上進攻就可以很快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但這是對從未幹過的事進行的一場賭博。既然手中已有裝備起來、接近做好戰鬥準備的大批地面部隊,那麼,這也是一場不必要的賭博,事實上也沒有這樣去幹。官方的二次大戰空軍歷史家們都一致同意,讓戰略轟炸服從於1944年大規模的空-地進攻的決策是正確而明智的。 
  從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有兩個主題要特別加以考慮:一是陸軍航空隊與其它軍種的合作,因為三年來陸軍航空隊通過與其它軍種的密切合作,對勝利做了重要的貢獻;二是戰略轟炸,因為這是一種新的作戰形式。   
  航空兵的學說和軍種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美國航空隊參謀長們的抱負是打一場他們自己的戰爭,但是,他們並不懷疑他們履行航空隊協同使命的義務,既包括傳統的使命,也包括盟國在新形勢下要求緊急執行的使命。 
  他們接受了這些義務,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堅持採用自己的作戰方式,按照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制定的空中作戰學說來履行這些義務。由此產生的學說體系可以公正的被稱為軍事神學,因為它迄今無法得到經驗的證實。 
  這種軍事理論的核心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假設:飛機已達到的航程和速度與潛在的準確性和破壞性相結合,將空間、威力和靈活性引進了空中作戰,這一點促使與其他軍種合作的傳統思想成為過時。 
  除了年輕的美國航空隊要打一場它自己的戰爭的雄心外,它那一套關於與其它兩個老軍種的部隊合作的學說主張,就足以使它捲入與其它兩個老軍種之間激烈的紛爭。1942至1943年,它曾同陸軍司令官們為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隊方面的作用及指揮權發生爭執。同期,它為岸基轟炸機在制服大西洋德國潛艇之戰中的指揮權和使用權,同海軍進行過激烈鬥爭。這兩次分歧都是通過妥協解決的,事後看來,妥協的原則比人們預想的要合理得多。這兩次分歧都是圍繞航空隊指揮學說進行的。 
  陸軍航空隊堅持航空兵只能由航空隊的軍官們指揮和使用。由各兵種訓練的軍官指揮相應的特種部隊,即一個炮兵指揮官指揮一個炮兵營,一個工兵指揮官指揮一個工兵團,這已不是新鮮事了。但是,這些特種兵軍官們要接受他們所隸屬的或配屬的師長、軍長或集團軍司令的指揮,而師長、軍長或集團軍司令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步兵將官。使人感到新奇或震動的是新建立的航空兵領導者們願意聽從其指揮的唯一高級司令部。他們只有在下列條件下才承認其它軍種的指揮官對航空隊下達命令的權利,那就是:下達命令的必須是戰區司令官,或者是一支大規模特遣隊的司令官。即使這樣,他只能給航空兵指揮官下達戰略計劃規定的任務,而且不要去管它如何執行。簡言之,航空隊從陸軍部以師、軍和集團軍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統一的諸兵種合成部隊中超脫了出來。 
  對於海軍航空兵司令官們和陸軍野戰軍司令官們來說,這是令人震驚的、危險的學說。這種學說爆炸性地打中了他們根深蒂固的兩個信念:一是只有一名野戰軍的將官才知道如何使用陸軍,只有一名老海軍將官才知道如何使用海軍;二是只有能自由地在陸上和海上運用「指揮權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這條原則時,他才能有效地使用他的部隊。 
  沒有一個人比海軍作戰部長兼美國海軍總司令金上將對他的信念更加堅信不疑。金上將( 空軍中將斯萊塞曾把他描寫成「倔強而無情的戰士」,莫裡森教授則把他描寫為「一個鐵石心腸的漢子」) 是一個熱心航空事業的海軍將領,但他鐵面無情地反對陸軍航空隊的學說和它的不受約束的權利。他不相信陸軍的重型轟炸機能夠擊中一個目標(B-17 型飛機在1942年6 月中途島的關鍵性戰鬥中無所作為的表現堅定了他的這一信念) ,他對戰略轟炸毫無信心。對於他自己的海軍航空兵,他採用的是在艦隊指揮下,航空兵與水面艦艇部隊嚴格地統一行動的學說。 
  這支不斷擴大的艦隊航空兵擁有岸基飛機,包括四引擎的「解放者」轟炸機。但是,當鄧尼茨海軍上將的德國潛艇於1 月間立即開始攻擊美國在大西洋沿岸出現的艦艇時,海軍感到束手無策,不得不請求陸軍航空兵助一臂之力。這是1942年的事。當時,阿諾德將軍急如星火地需要用他的每架轟炸機來對他的飛行員進行作戰訓練,並在英國建立第八航空隊。為了節約他的轟炸機,並確保按他認為有效的方式加以使用,他創建了一個陸軍航空隊反潛司令部。這可能是模仿英國著名的海岸司令部,這個反潛司令部是處在英國海軍部總的控制之下的。但是,美國海軍不顧航空兵的學說,堅持對戰術和兵力分配實施控制,一直控制到作戰部隊一級。 
  1942年春,英國駐華盛頓使團團長約翰·迪爾將軍曾說,他不能確定他的使命是什麼,但是,「他至少可以提供讓美國陸軍和海軍互相會合的中立地帶」。後來在7 月間,金上將採取了一項行動,使軍種間的緊張關係達到了新的高度。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讓美國一支大規模的航空隊承擔支援「大錘- 圍殲」計劃的義務,從而使陸軍航空隊產生了希望和雄心——在聯合王國發展一支可用於對德國進行戰略轟炸的部隊。但是,7 月份當「火炬」計劃取代了「大錘」計劃時,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宣佈,十五個被指定用於「波列羅」的航空大隊,包括三個重型轟炸機大隊,現在已超過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的需要。金上將立即開始強烈要求把這十五個航空大隊分配給在太平洋作戰的海軍。阿諾德上將和航空隊的參謀部,從這個建議裡看出了他們在歐洲加強戰略空中作戰的夢想所受到的致命威脅。 
  金上將對年輕的陸軍航空隊最敏感的神經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而這兩個軍種在他們兄弟鬩於牆的鬥爭中走向一場險象環生的危機。阿諾德將軍確信金上將的目的是控制他的重型轟炸機部隊。反潛戰役中的一場新的危機把兩個軍種間的對立行動引導到爆發點。1943年早春,鄧尼茨海軍上將把他的潛艇編成若干個狼群,指揮它們對英美之間大西洋中部的空白海域護航線實施了成功的襲擊。這個海域是英美兩國的空中護航隊都掩護不了的。當金上將要求更多的航空隊遠程轟炸機掩護這塊空白海域時,阿諾德將軍卻把這些遠程轟炸機派往紐芬蘭,並指示航空兵司令官們,不接受掩護護航的命令。一位海軍歷史家曾指出,這「是壓斷駱駝背的稻草」。受到羅斯福先生支持的馬歇爾將軍現正置身於兩個強大的、怒氣沖沖的對手之間,勸他們接受停戰。一旦這兩個軍種的部隊能脫離接觸,海軍就得單獨承擔反潛作戰的任務。陸軍航空隊的反潛司令部打算把專為反潛作戰裝備的一百八十七架重型轟炸機交給海軍;作為交換條件,海軍要把自己同樣數量的「解放者」式飛機交給陸軍航空隊。今後陸軍航空隊將單獨控制它自己的轟炸部隊。   
  陸軍的空中部隊和地面部隊 
  美國陸軍航空隊的首腦們與陸軍中的老大哥( 地面部隊) 之間的分歧則有所不同,也許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國航空隊仍在陸軍部之內,並受它的約束。 
  在航空兵學說體系中,航空隊的最高目標和任務是戰略轟炸。它與地面部隊協同的任務按其輕重緩急重新確定為下列三條:第一條是摧毀敵空軍,並且奪取制空權。第二條是大範圍地孤立戰鬥地域。採用的手段,是對戰鬥地域的敵人接近地及其向該地域輸送的部隊和補給品實施轟炸掃射。第三條是戰場上的直接支援。只有嚴格遵守這個先後順序,一支現代化的航空部隊才能發揮它在機動和速度上的優越性,節約它的兵力,有效地與地面部隊協同。 
  這種協同的思想與陸軍空中力量的傳統學說相牴觸。傳統學說賦予航空兵的任務是:為與敵交戰的每支地面部隊撐起保護傘,充當它們的眼睛,使之能看得很遠,同時打瞎敵人的眼睛。新建立的航空隊承認這幾點是它的主要任務。但是,它建議把它的保護傘擴展到整個戰區上空,而不是分別為每個師、軍或集團軍提供保護傘。航空隊飛機的速度與機動性,必要時可以充當局部地區的保護傘。新的航空隊的領導者們把這種直接支援的任務放在最次要的地位。他們把這一任務看成是困難的、浪費的、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陸軍航空隊的領導者們雖然沒有實現空軍的獨立,但是他們的部隊學說為1942年4 月陸軍部頒布的FM31-35 野戰條令中的一本所承認。但是,他們並不滿足,因為這本條令規定空中部隊可以派去支援地面部隊,目標的先後順序要受支援部隊的指揮官最後決定。很不幸,為了保護空中指揮官的權威,FM31-35 野戰條令會使得空中和地面部隊在戰鬥中幾乎不可能相互對話。它給每一支大的地面部隊都配備一名空中聯絡官。如果地面指揮官要求空中支援,他只能通過這個聯絡官得到,這個聯絡官可以通過他自己的通信網向最近的飛機場報告他的要求。空中指揮部要決定是否同意支援,如果同意,則派出轟炸機或戰鬥機飛往現場,而這時,它們往往成了毫無用處的馬後炮。當它們到達時,飛行員們沒有任何通信工具與他們所要支援的部隊聯絡。地面部隊不得不利用簡陋的器材,如有色煙霧和紅色信號布板同它們聯絡。 
  1942年3 月,陸軍部改組時擔任陸軍地面部隊司令官的萊斯利·麥克奈爾中將,屬於最早歡迎新興的年輕航空隊加入美國各兵種大家庭的人之一。但是他的知識與聰明的非凡結合,加上他富有遠見的虛懷若谷的態度和求實的慧眼,使他對於航空隊首腦們的要求和學說仍然持懷疑態度,直到他看到這些要求和學說經過實踐的檢驗為止。在他的1942年訓練計劃中,他竭盡全力提供這樣一次試驗,相信這次試驗不僅對建立正確的學說十分重要,而且對於使地面部隊接受逼真的戰鬥訓練這一艱巨任務也同樣重要。在整個1942年中,他耐心地設法使航空兵部隊與他的地面部隊共同訓練,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陸軍航空隊沒有提供訓練部隊。在作戰飛機奇缺的情況下,陸軍航空隊擔負著訓練自己飛行員的艱巨任務,它竭盡最大努力,為進行戰鬥而準備好一支有效的戰略轟炸部隊。這不僅是他們的主要興趣所在,也是1942年和1943年的戰略所需要的。結果,甚至在1944年投入戰鬥的師,也只有很少數能夠看到天空有美國飛機,這些師僅僅在軍校裡學過如何與航空隊協同。這兩個兵種除了高層領導以外,簡直成了陌路人。 
  1942年11月在地中海投入「火炬」行動的美國地面部隊與空中部隊沒有協同作戰的經驗。航空隊的將軍們只有一支匆忙拼湊的數量不足的部隊,他們盡了最大努力,克服了德國空軍的優勢,攻擊德、意投入突尼斯的援軍。地面指揮官們痛心地抱怨說,他們很少看見美國飛機,而當他們看見美國飛機時,他們的美國大兵經常把它們打下來。美國的空勤人員經常轟炸和掃射他們在地面上的同胞。指揮美國第二軍的勞埃德·弗雷登達爾少將自然力圖按照FM31-35 野戰條令所允許的條款,獲得配屬給他的航空掩護部隊。航空部隊和地面部隊雙方關係變得緊張而又相互不滿。 
  一把空中保護傘( 對戰鬥地域目標的轟炸) ,無論戰鬥中的地面部隊看來是多麼需要,並不是與地面戰鬥部隊的任務關係最密切的支援形式。空中偵察和觀測,即所謂「千里眼」,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飛機所提供的深受陸軍喜愛的勤務。二次大戰中,這種支援作用的發揮,極大地受航空隊的新學說、利益和編製的影響。 
  1941年,陸軍航空隊提供了一支「觀測大隊」,由各型飛機中隊組成,分配給每一個陸軍軍使用。但是,1943年,陸軍航空隊鑒於現代化飛機高度的機動性,加之集中控制和靈活性學說,取消了這些大隊,而代之以給每個軍和每個裝甲師各配一個高速戰鬥機編組的飛機偵察中隊。這些中隊將遂行地面指揮官所要求的偵察和照相製圖任務。但是,它們完全處於航空隊的控制之下;它們的任務受航空部隊的輕重緩急學說所支配;它們的裝備也首先是為滿足航空隊自己的偵察需要而設計的。它們拍攝的大型照相地圖沒有地面指揮官迫切需要的近距離精確情報,照片由航空隊情報軍官在遙遠的基地沖洗和解釋,而情報所使用的詞彙使地面軍官難以從中獲得所需的信息。在突尼斯戰役中,飛機的裝備只能從空中傾斜拍照,而不是地面部隊所要求的垂直拍照。地面指揮官抱怨傳送給他們的情報不僅滿足不了他們的需要,而且是馬後炮。1943年7 月,麥克奈爾將軍在研究了北非戰役的報告後得出結論說:「一般說來,我們的師和師以下部隊在北非戰鬥中沒有空中觀測。相對而言,儘管經常存在對附近地域進行空中觀測的必要,然而,我們的部隊還是盲目地進攻。」 
  對地面戰鬥部隊來說,密切的、至關重要的其它空中觀測勤務,是給炮兵指示目標和校正炮兵火力。甚至在戰前,陸軍領導人們對這項職能就感到迫不及待,他們寄希望於航空隊自己發展的,而且是獨家生產的高速偵察機。這些快速飛機可以有效地為軍和集團軍遠程炮兵服務。事實上,他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他們對於射程較近的炮兵則無用,而師和團經常地、大量地依靠這種炮兵掃清他們前進的道路。1941年,陸軍炮兵為彌補這個空白採用了自己創造的權宜之計( 地面部隊依靠這種權宜之計解決了問題) ,這就是沒有武器的雙座小型單翼飛機(Piper cub) 。一名炮兵軍官可以把這種飛機當做空中觀察哨,航空隊從民間製造商採購了這種便宜的「蚱蜢」式小飛機,由陸軍炮兵學校訓練觀測員,而航空隊則教他們飛行。每個炮兵營、每個師和旅的炮兵指揮部,都裝備了幾架這種小型飛機( 陸軍稱之為「L-4 」) 。 
  這樣,陸軍地面部隊就設計並取得了它們自己的微型航空隊。1943年下半年,海外地面部隊一有這種航空隊,就拿到實戰中去充分考驗,結果大得人心。這種小小的「空中吉普」( 人們給它取了許多親熱的外號) 幾乎能夠在任何地方起飛著陸,它們總是隨叫隨到,可以在地面指揮部認為適合使用它們的任何情況下使用。它們的炮兵飛行員完全瞭解地面部隊的需要,它們成了地面部隊的一種吉祥物,也是必不可少的軍事手段。 
  從一開始,陸軍航空隊就用嫉妒的眼光注視這一事態的發展,並一再設法把它納入陸軍航空隊的控制之下。陸軍部最後明文規定,如果陸軍地面部隊讓它那個小崽子航空兵的規模超過原來的規定,那就同意把它納入陸軍航空隊的控制之下。這種威脅在地面部隊和空中部隊之間造成了一個痛點,並且,越來越成為激怒的源泉。對於戰鬥中的地面部隊而言,很快發現它們那小小的「蚱蜢」式飛機可以用於多種目的:作為各指揮部之間的聯絡工具——「飛行吉普」、近距離地圖照相、夜間飛行、緊急再補給、飛行救護車,甚至用作火箭彈和輕型炸彈的運載工具。他們不僅迫切要求更多的這種飛機,而且要求對它加以改進,成為一種改進型的飛機。但是,每當麥克奈爾將軍提出一項修改建議時,五角大樓內警惕的空軍軍官們都會發出上述威脅。地面部隊的這種「輕型航空兵」必須以機靈和熱情取得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功,並且以它現有的家當對付過去。   
  1943-1945年與地面部隊的協同 
  1943年中期,當時在歐洲美國部隊中的空- 地協同呈現出一種令人不愉快的狀況。到1944年中期,這種情況才有所好轉。到1945年3 月,按照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參謀長沃爾特·比特爾·史密斯中將的判斷,「空中和地面部隊的戰術協同已變成一部精確的機器」。 
  情況的改善,部分是由於到1944年夏,陸軍航空隊手中終於有了可以執行各種任務的待機部隊。航空隊的發言人們傾向於把這種改善的大部功勞,歸之於航空隊領導人取得的勝利:1943年7 月21日,當航空隊和海軍的鬥爭達到高潮時,陸軍部頒布了陸軍野戰條令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揮與運用》。在這部陸軍的聖經中,對空軍領導人的雄心壯志和學說作了使他們滿意的闡述。這一點是用大寫字母標出的,原文如下:「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相互依賴的部隊,無主次之分。」同時還按照他們所希望的順序規定了航空兵與地面部隊協同的三項任務。這篇「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們,懷著對他們同行中英國先行者特有的尊重,引證了蒙哥馬利將軍所寫的《戰時統帥筆記》作為他們的立場的堅實基礎。蒙哥馬利的這本筆記,是根據他率領英國第八集團軍從阿拉曼到馬雷特一線勝利進軍的經驗寫成的。航空隊的歷史家們遵循筆記的思想,把它的重大的影響歸功於蒙哥馬利將軍,宣稱要使陸軍指揮官更加尊重與地面部隊協同作戰的空軍學說。 
  英國和美國航空部隊在非洲的經驗,當然與1943年地中海戰區航空部隊的改組有很大關係。這些經驗之複雜,可謂一言難盡。對我們的主題來說,重要的是改組的結果出現了一支戰術航空部隊——第十二航空隊,它同執行戰略轟炸任務的第十五航空隊在意大利並肩作戰。戰術航空隊原先主要是為航空隊的各種需要服務的。但是,戰術航空隊把各級部隊和最適合於支援地面部隊的各型飛機納入一個司令部指揮之下,這些飛機如果不需要用於特定時間內被認為是更重要的空戰,則用於支援地面部隊。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更有利於空- 地協同的結構。 
  然而,任何一位歷史家來試圖闡述意大利戰役中開始出現,諾曼底登陸後在歐洲取得如此圓滿結果的空- 地協同的改進,未必對組織的變化和高層制定的學說所產生的影響看得過重。十分明顯,實質性的改進是從基層發展起來的,來自那些空中和地面部隊的軍官們的善意和努力,這些軍官在意大利戰役的激烈戰鬥中使雄心、學說和偏見服從於解決戰鬥中面臨的實際問題這一任務。他們就是馬克·克拉克中將指揮的第五集團軍和奉命與之協同作戰的戰術航空部隊——戈登·薩維爾准將指揮的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隊的軍官們。 
  他們創造的辦法是簡單而實用的。辦法之一是將集團軍司令部和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隊指揮部設在一處,以便參謀人員和指揮官們不斷地瞭解彼此的計劃和程序。另一個辦法是地面部隊指揮官受權派出聯絡官到機場說明他們部隊的問題,向派去支援他們的飛行員介紹情況,根據航空隊供它自己使用的航空照片推斷眼前可能發生的情況。最後,地面部隊的空中聯絡官,即現在所謂飛機引航員或「流浪漢」(人們給他取各種各樣的外號,如「流浪漢喬」、「流浪漢皮特」、「流浪漢約翰」等等) ,可以乘坐裝備有高頻無線電台的吉普前進,通過無線電向飛行員指示有利的目標,或者乘一架小型炮兵飛機( 外號為「馬蠅」) 將飛行員引向目標。空中和地面部隊終於被允許在戰鬥中相互對話,並擁有相應的設備了。 
  這些措施並沒有根本改變意大利戰場上的空- 地協同,但是,執行得如此順利,以致「霸王」計劃的制定者們研究了這些措施,並進一步加以改進後,把它們納入橫渡海峽進攻的空中計劃之中。陸軍航空隊集結了一支龐大的「戰術」航空隊——第九戰術航空隊,與進攻歐洲大陸北部的美國各集團軍協同,分別給美國的三個集團軍各配一支戰術航空部隊。甚至戰略航空部隊也置於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指揮下,以便必要時進行支援,如同7 月25日在聖洛那樣:當時,戰略航空部隊被召喚到諾曼底上空猛烈轟炸,為美國第一集團軍的突破打開了一個缺口。地面指揮官們停止了抱怨,並開始讚揚航空隊。8 月6 日,當巴頓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全速向賽納河挺進時,他把暴露的南翼的安全交給了第十九戰術航空隊掩護。8 月突破期間,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項發展就是空- 坦部隊,在這種部隊中,一名飛機引航員同一個裝甲營的指揮官一起坐在裝備高頻無線電台的「先頭」坦克中,與上空的飛機互通要求、警報和情報,以便給裝甲部隊提供掩護和「武裝偵察」。這是一幕令人激動和壯觀的戰爭情景。當然,讓飛機同快速運動的坦克縱隊搭配,比同在地上爬涉的步兵搭配容易一些,在歐洲戰場上的空- 地協同方面,空中和坦克成員的協同是一大成功。這兩個軍種終於學會了如何共同行動。如果部隊和飛行員預先受過訓練,這種新的作法可能運用得更早、更好。但是,年輕的美國人學得快。通過每天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空- 地協同日益密切。航空兵指揮官,以及飛行員滿腔熱情地、精力充沛地促使這種新的安排切實可行。與巴頓的第三集團軍配搭的戰術航空部隊指揮官埃爾伍德·奎薩達少將( 外號「皮特」) ,聽到布萊德雷將軍感謝他的出色支援時感到不安,說:「我們到那裡去就是為了幹這個的。」談到奎薩達,布萊德雷將軍寫道:他「作為一名年輕的、富於想像力的人參加這次戰爭,他在戰術航空兵的使用問題上不受他的如此眾多的上級的偏見和學說的束縛。對於奎薩達來說,戰鬥機在支援地面部隊方面是一種具有廣闊的未知的可能性的、為人們不大熟悉的武器。」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上,陸軍航空隊、陸軍和海軍三者之間的十分有效的協同也正在發展。在摧毀日軍在拉包爾修築的大型海軍和空軍基地的戰役中,空軍、海軍和兩棲登陸部隊從瓜達卡納爾島爬上所羅門群島的台階時,互相配合,實施協調一致的突擊。陸軍航空隊的岸基戰鬥機和轟炸機與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航空兵緊密協同,以癱瘓拉包爾。一旦把拉包爾孤立起來,陸軍轟炸機就持續不斷地實施壓制。在一名海軍將領擔任司令官的南太平洋戰區,忠實而圓滿地執行了這兩項任務。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實際上是陸軍處於主導地位的一個戰區,麥克阿瑟將軍的戰略政治家才能和他的航空兵指揮官喬治·肯尼將軍的幹勁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最真誠,最有效的空- 地夥伴關係。麥克阿瑟將軍的戰略,是利用陸基飛機掩護他向新幾內亞北岸和菲律賓的蛙跳。這只需要很少的近距離的支援。地- 空夥伴各自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最多的東西。陸軍蛙跳得到掩護和延伸。陸軍航空隊則得到島上基地,從這些基地出發去奪取空中優勢,並且迅速前進以便為它的轟炸機取得轟炸日本的基地。   
  1944-1945年的重型轟炸機攻勢 
  1944年春,當美國戰略轟炸部隊在關鍵時刻摧毀了德國空軍的戰鬥機時,我們停止了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儘管當時美國戰略轟炸部隊幾乎立即被置於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指揮下,但是,他們在以現有力量繼續轟炸德國的同時,支援進攻歐陸。美國和英國的重型轟炸機部隊開始狠狠打擊德國合成石油工業。 
  這兩支戰略部隊( 英國的夜間轟炸部隊,美國的晝間轟炸部隊) ,在兩年多的時間內,以不斷增加的兵力持續地、猛烈地轟炸德國。他們摧毀並燒燬了許多大城市,如同早在1943年7 月對漢堡實施的猛烈火攻那樣。他們的炸彈摧毀了生產這場戰爭所最必需的產品的建築物,如同美國人1943年8 月和10月對施韋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滾珠軸承廠和飛機廠進行的代價重大的攻擊那樣。 
  然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於1945年進行深入研究後,發現在1944年夏季以前,戰略轟炸這一巨大努力所產生的效果比原來想像的差得多。 
  1943年夏季以前,總的來說,戰略轟炸對彈藥生產或國民經濟都「無明顯效果」。直到1944年7 月,德國軍備總產量還是穩步上升。直至1944年9 月底,飛機的月產量還從1 月份的二千四百四十五架躍進到四千架以上。轟炸減緩了生產速度——1944年第一季度減少多達百分之十。調查委員會總結說,1943年戰略轟炸所造成的產量總的損失不超過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轟炸部隊在進攻日(D-Day) 後發動對石油生產的系統轟炸,和9 月起對運輸系統的轟炸,才造成了致命的創傷。儘管三十萬零五千德國平民被炸死,七十萬人受傷,五百萬人不得不疏散,但是,德國平民的士氣並沒有被摧垮。直到1944年年底,政府還能做到使倖存者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沒有下降。德國人對待轟炸的態度是泰然處之,如同1940和1941年英國人對待轟炸的態度一樣。這使人想起喬治·梅雷迪思描寫暴風雨中海浪沖擊洋岸的詩句: 
  巨雷滾滾,像一群狂奔的戰馬, 
  捲起一溜無力的波濤,扑打著岸崖。 
  如果說德國經濟的崩潰遲遲未能實現,那麼,這並不是由於空中打擊缺乏不斷提高的摧毀性和精確性,而是由於戰略轟炸總的計劃是建立在對德國戰爭經濟的錯誤概念之上的。和英美的戰爭經濟不同,德國戰爭經濟直到1943年還沒有為進行戰爭而全面動員起來。後來才發現德國人擁有備份機床和原料,一直到戰爭結束還能滿足火炮,彈藥、軍用車輛、飛機、發動機製造的需要。並且,他們還擁有足夠的動力資源( 除戰爭結束時的石油以外) 來推進他們的飛機和其他軍用機器,同時保持他們的工廠不斷開工。當一種戰爭工業被擊中,他們還有足夠的未經使用的工廠廠房和人力去進行分散生產。他們從來沒有全部動員他們的後備人員。婦女還沒有如同在英國和美國那樣被動員起來。甚至,當施佩爾以他過人的才能實現了1943-1944年戰爭生產的合理化,並且加快了速度時,也很少讓工廠實行兩班制,然而產量卻持續上升。 
  但是,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毫不懷疑,皇家空軍和美國戰略轟炸部隊從1944午9月起到1945 年4 月( 當他們炸完了目標時) 為止,最終能夠進行的獨立空中戰爭,促使德國進行戰爭的能力遭到了破壞和癱瘓。它們收到這種效果不是由於精確轟炸,而是由於更加合理地選擇目標,提高了轟炸威力。 
  戰略航空部隊遠不是他們原先想要充當的精確轟炸的工具。 
  1941年,英國人已放棄沒有希望的晝間精確轟炸,轉而實行夜間區域轟炸。 
  年輕的美國航空部隊一直相信用它的諾登轟炸瞄準具和它那堅固的B-17型飛機,就可使有選擇的轟炸取得決定性的成功。美國航空隊「戀戀不捨」晝間精確轟炸的政策。 
  1941年皇家空軍轉而實施夜間轟炸後,又遭到代價重大的,慘重的挫折。他們的轟炸機對付不了煙霧瀰漫的高射炮火力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探照燈光,它們甚至常常找不到要轟炸的城市。後來,到1942年,擔任英國轟炸部隊司令的英國爵士阿瑟·哈里斯將軍,把這支部隊變成了一支非常有效的部隊。他不是把區域轟炸當成一種必要的東西,他把這種轟炸奉為理想。他公開嘲笑精確轟炸的擁護者們是販賣「萬應靈藥」。與此同時,為使他的區域轟炸行之有效,他創造了一些方法,諸如利用無線電定向波束導航;雷達瞄準;導航部隊用照明彈和燃燒彈照亮目標城市。1943年1 月,當邱吉爾力圖在卡薩布蘭卡動搖缺乏經驗的美國人對「目標系統」的精確轟炸的信心,拉他們參加英國轟炸部隊對德國人的士氣進行最後一輪夜間攻擊戰役(這是一次真正的「聯合轟炸攻勢」)時,他可以拿出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記錄:哈里斯於5 月間從轟炸科隆開始的「千機」大轟炸,順利地摧毀了德國的許多城市。 
  美國人仍然堅持他們的立場。英美兩支轟炸部隊各行其是。1943年,晝間轟炸把美國戰略航空隊帶到了災難的邊緣。但是,當配備護航戰鬥機的美國戰略航空部隊1944年春恢復了戰略轟炸時,它們的司令卡爾·斯帕茨中將堅持晝間對重要的「目標系統」進行有選擇的轟炸,以實現美國迫使德國人投降的目標。美國人不僅相信這種做法更有效,而且他們反對對居民的大規模轟炸。1 月,支持斯帕茨反對轟炸居民的埃克將軍寫道:「……你和鮑勃·洛維特是對的,我們決不應當讓這次戰爭的歷史譴責我們轟炸普通老百姓。」然而瞄準失誤「漏掉的」的炸彈,還是在設有或靠近「軍事」目標的居民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為了克服歐洲天候造成的轟炸中斷,美國人採用了皇家空軍在雲層上投彈的技術。這是一種盲目轟炸,幾乎同夜間區域轟炸一樣的不分青紅皂白。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有選擇地轟炸和區域轟炸之間的界限幾乎完全消失。一方面,哈里斯將軍受命違心地參加了轟炸石油和運輸目標;他的部隊現在的裝備和訓練可以有效地轟炸這類目標。另一方面,美國司令官們儘管是勉強地,但他們還是奉命從事對城市的大規模空襲。1945年1 月,盟國空軍領導者們在馬耳他與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會晤,獲准對柏林以及德國東中部未遭轟炸的城市進行一系列這樣的攻擊。馬歇爾將軍支持這個建議;儘管阿諾德一再反對士氣轟炸,也表示了同意。這些攻擊的軍事目的是以牽制德國對東線的增援來援助俄國人,但同時也是企圖增加這些城市的混亂和驚慌;這些城市本來就被蘇聯軍隊的推進嚇壞了,難民蜂擁而至。2 月3 日,美國人以大約一千架重型轟炸機猛炸柏林,炸死約二千五百人。2月26 日和3 月18日又實施了更大規模的摧毀性轟炸。與此同時,在2 月13-14 日夜間,英國人轟炸了德累斯頓,該市街頭上擠滿了逃避蘇軍的難民。第二天早晨,當遭到英國人轟炸的這座城市的濃煙升到一萬五千英尺高空時,美國人又進行了一次摧毀性的轟炸。美國指揮官們在他們下達的轟炸指令中,列出了具體的軍事目標。然而,這仍然是恐怖轟炸。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新鮮的表現。戰爭的無情邏輯把戰爭從負責指導戰爭的人們手中奪了過去。   
  戰略合作 
  如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戰中陸軍航空隊費了許多精力,實際上是大部分精力,謀求與地面和海上部隊各種形式的協同作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德國戰略轟炸最有效的工作大都是航空隊與地面部隊合作時完成的。他們勉強地接受了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命令,去執行轟炸法國運輸系統的任務,以便為橫渡海峽進攻鋪平道路,從中懂得了轟炸運輸系統的功效。正是越過法國,並進入各低地國家的各集團軍的快速前進,打亂了敵人的無線電防空警報網( 過去敵人就是依靠這個警報網指示他們的戰鬥機截擊川流不息地飛往德國境內目標的轟炸機) ,從而使最後的大轟炸得以產生致命的效果。再者,1945年3 月,對德國運輸網和魯爾區城市的空襲,據戰略轟炸調查報告發現,在打亂德國戰爭經濟方面是同對石油工業的轟炸同樣重要的;對這兩個系統的轟炸都是根據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要求實施的,目的是為加速他指揮的各集團軍向德國本土進軍。必須記住,當盟軍戰略航空隊對德國經濟和士氣施加致命打擊的時候,蘇聯和盟軍地面部隊已把德軍封閉在他們的本土,並且從東面打擊了它的要害。不管怎麼樣,1945年4 月德國的徹底失敗,是諸軍種聯合作戰的勝利。 
  在對日作戰方面,陸軍航空隊於1944年11月從馬裡亞納群島發動了對日本的戰略空中戰爭,這個群島是前一年3 月尼米茲上將的艦隊和地面部隊攻克的。對日轟炸是由第二十一轟炸機部隊執行的,這支部隊裝備有B-29型超級轟炸機,並且在戰役的決定性階段,由一名厲害的、冷酷無情的年輕的航空隊將軍柯蒂斯·李梅指揮(他現在任空軍參謀長)。第二十一轟炸機部隊隸屬於第二十航空隊。該航空隊是由阿諾德將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直接指揮的,因此不受太平洋戰區司令部控制。 
  李梅將軍把他的前任開始發動的對日本戰爭經濟某些挑選出來的目標實施的高空攻擊,繼續到1945年3 月。結果招致失敗,保衛這些目標的日本戰鬥機是有效的;轟炸不準確,B-29型轟炸機和寶貴的空勤人員損失激增。3 月,他決定執行一項新計劃,即派出他的裝備有凝固汽油燃燒彈的超級轟炸機,夜間低空進入,飛到防禦薄弱的日本城市上空,把它們燒燬。空勤人員經過專門訓練,懂得如何尋找人口最密集、建築物最易燃燒的居民區。 
  李梅將軍直到他的計劃開始執行的前一天,即3 月9 日夜間才向阿諾德將軍報告。他的第一次打擊指向東京,取得了出奇的成功,八萬三千七百九十三名男女和兒童化為「一堆灰燼」,四萬零九百一十八人傷殘,一百萬八千零五人無家可歸。十五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積被燒光。火暴造成的高溫使那座城市裡運河的水都沸騰了。此次突擊,只損失了十五架B-29型轟炸機。 
  在華盛頓航空隊總部的幫助下,李梅將軍現在標出了要摧毀的三十三個城市。總共有六十六個日本城市遭火攻;三十三萬居民死亡,八百五十萬人的家園遭破壞。在他8 月6 日奉命對廣島和長崎投擲兩枚原子彈之前,他已經摧毀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空中戰役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以致根據調查委員會報告的看法,即使不投擲原子彈,日本也會在幾個月內投降。李梅將軍可以滿意了,他已經顯示了獨立的空中戰爭的威力。 
  但是,僅僅是在海上、空中和地面進攻使日本本土諸島進入了B-29型轟炸機航程之內,剝奪了它的新帝國,打敗了它的海軍和空軍之後,僅僅在潛艇和海上封鎖已經扼殺了它的海上運輸和戰爭經濟之後,對日本的戰略轟炸才變得有效的。   
  回顧 
  當年,德日兩國的失敗是盟國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聯合作戰促成的。 
  在歐洲,盟國戰略的核心是發動一場諸軍種的聯合登陸進攻。在登陸進攻之後的階段,地面作戰在把德國推向災難的邊緣這一點上同空中作戰一樣是決定性的。儘管戰略轟炸對德國地面作戰部隊沒有來得及產生決定性的效果,納粹政府就投降了,但是可以公正地說,歐洲戰略轟炸是加速了德國內部的崩潰的。 
  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海軍和陸軍航空隊對日本的聯合打擊是如此有效,以至沒有必要進攻其本土了。這在戰爭史上是前無古人的成就。但是,空中戰爭的夢想和最後目標是以空中力量迫使對方投降,只是偶爾需要其它軍種給予援助。1945年,這一夢想未能實現。更有進者,事實證明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略轟炸是一根大頭棒,它發揮威力靠逐步增加力量和大規模的毀傷,而不是像它原來的倡導者所希望的那樣靠一次外科手術式的行動就行了。 
  戰略空中戰爭作為一種最卓越的進攻形式,是英國和美國空中力量的先驅者們和領導人們的希望和目標,這一點本身就決定了美國人建立的龐大航空部隊的形式及其使用學說。美國戰略航空部隊在金錢、技能和稀有資源( 除人員外) 方面是一個代價昂貴的工具。戰爭結束前的短暫期間內,當這些部隊可以相對獨立地使用時,戰略轟炸發展了一種不加選擇的破壞的可怕能力。除了加速戰爭的結束,順便說還有為最初的兩枚原子彈提供運載工具以外,戰略轟炸機並沒有證明它有決定作用。可以肯定地說,對納粹歐洲和遙遠的日本實施包圍與封鎖,並使之受到海上、地面和空中攻擊的海空力量,空中支援部隊以及在德國腹地和日本大門會師的各路地面部隊,都是同樣具有「決定性的」。無可辯駁的是:二次大戰中,美國人和英國人使用空中力量的方式,對大戰的進程和結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對未來的戰爭和戰略也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後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戰略 
  [美]肯特·格林菲爾德 著 
  漢譯本前言 
  致謝 
  引言 
  第一章 聯盟戰略的要素 
  八條戰略決策基本原則 
  軍事考慮與政治考慮之比較 
  第二章 英美兩國的戰略分歧有多大 
  基本原則和加快速度的建議緊縮包圍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勢 
  1944年橫渡海峽的進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嗎困境:如何弄到足夠的登陸艦艇 
  英國的貢獻和持慎重態度的理由美國的戰略過分僵硬嗎 
  分歧的解決 
  第三章 作為總司令的福蘭克林·羅斯福 
  互相衝突的幾種印象羅斯福先生抓住韁繩駕馭軍事 
  戰爭時期羅斯福先生的決定性干預 
  美國戰略及其決定性因素太平洋、橫渡海峽進攻與羅斯福先生 
  迂迴和一貫附錄(一)羅斯福不顧其軍事顧問的勸告或抗議所作的決策: 
  附錄(二)顯然是總統主動作出的戰略決策: 
  第四章 空中力量和戰略 
  一個巨人的迅速成長1942-1944年:一個長期推遲的希望 
  航空兵的學說和軍種間的緊張關係陸軍的空中部隊和地面部隊 
  1943-1945年與地面部隊的協同1944-1945年的重型轟炸機攻勢 
  戰略合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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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戰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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