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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第一卷 風雲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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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溫斯頓·丘吉爾 
吳萬沈 譯 
 
風雲緊急

目 錄

中譯本序 
志謝 
序言一 
序言二 
本卷的主題
英語民族如何由於他們的不明智、麻痺大意和好心腸而聽任惡人重新武裝。
第一卷 序 風雲緊急 
上部 從戰爭到戰爭(1919—1939年)
第01章 勝利者的蠢事 第02章 和平的鼎盛時期 
第03章 潛伏的危險 第04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05章 被蝗蟲吃光的年代第06章 日益陰暗的景象 
第07章 空中均勢的喪失 第08章 挑戰和反響 
第09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 第10章 對意大利的制裁 
第11章 希特勒動手了 第12章 用於重整軍備的間歇期。
第13章 德國武裝起來了 第14章 艾登先生擔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辭職 
第15章 強奪奧地利第16章 捷克斯洛伐克 
第17章 慕尼黑的悲劇 第18章 慕尼黑之冬 
第19章 布拉格,阿爾巴尼亞,英國對波蘭的保證 第20章 蘇聯之謎 
第21章 到了戰爭邊緣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戰爭(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第22章 戰爭 第23章 海軍部的重大任務 
第24章 波蘭的覆滅 第25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第26章 法國前線 第27章 戰鬥加劇 
第28章 磁性水雷 第29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戰 
第30章 斯堪的納維亞。芬蘭 第31章 一個黑暗的新年 
第32章 風暴之前 第33章 海上的交鋒 
第34章 納爾維克 第35章 特隆赫姆 
第36章 在挪威的挫折 第37章 挪威:最後的階段 
第38章 政府倒台 附錄(1) 
附錄(2) 附錄(3) 
附錄(4) 附錄(5) 
附錄(6) 附錄(7) 
附錄(8) 附錄(9) 
附錄(10) 附錄(11) 
附錄(12) 附錄(13) 
附錄(14) 附錄(15) 
附錄(16) 附錄(17) 
附錄(18) 附錄(18-2) 
附錄(18-3)  






中譯本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 薛鴻時
  一 
  瑞典文學院於1953年作出一項很不尋常的決定:把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英國在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儘管丘吉爾著作等身,早年確實發表過長篇小說,但是,瑞典文學院授獎給他絕不是基於純文學的理由,而是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朽功勳。授獎時間的選擇也很耐人尋味,因為那一年丘吉爾恰好完成這部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丘吉爾的名字是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鬥爭及勝利緊密相連的。戰前,他就以其遠見卓識無情揭露希特勒的種種陰謀詭計,強烈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在他擔任戰時內閣首相兼國防大臣期間(1940--1945),尤其是在英國單獨作戰的危急關頭,他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領導英國頂住了納粹德國的狂轟濫炸,挫敗了德軍入侵英倫三島的"海獅計劃"。1941年6月22日,當希特勒背信棄義,突然襲擊與德國訂有友好條約的蘇聯時,丘吉爾當天就發表廣播演說,全力支持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他是英、美與蘇聯結成偉大同盟的主要設計師;丘吉爾當時已年屆古稀,仍以鋼鐵般的決心、不知疲倦的精神日理萬機,親自部署從歐洲、地中海到北非、中東、遠東等廣闊戰場上的大小戰役,他甚至還深入地研究了諾曼底登陸作戰的種種技術的細節,為戰勝法西斯貢獻出全部力量和智慧。他冒著德國飛機、潛艇截擊的巨大風險,頻頻在英、美、蘇聯之間奔波,協調盟國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分歧;他魁梧的身影時常出現在戰壕裡、彈坑邊,以剛毅不屈的神情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象徵最後勝利的"V"字手勢;他經常發表激動人心的廣播演說,鼓舞人們的鬥志,決心把戰爭進行到底,一定要迫使德、意、日侵略者"無條件投降"。
  正如瑞典文學院院士G.利列斯特蘭德在頒獎儀式上對代表丘吉爾前來領獎的丘吉爾夫人所說的:"在黑暗的年代裡,他的言語以及與之相應的行動喚起了世界各地千百萬人們心中的信念和希望。"該院士還借用丘吉爾著作中的一句話來描述丘吉爾本人:"在人類衝突的領域裡,以前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如此眾多的人都應該深深地感激一個人。"
  在每年僅有一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中,丘吉爾佔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學院院士S.齊凡爾茨在頒獎詞中說:
  "一項文學獎本來意在把榮譽給予作者,然而這一次卻相反,是作者給了這項文學獎以榮譽。"我們認為,這樣的評價既是崇高的,又是中肯的。
              二
  早在丘吉爾擔任戰時內閣首腦以前,他就是一位活躍在英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作家、演說家和政治家;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丘吉爾戰前的全部歷史只是為他在戰時取得輝煌業績做準備而已。
  溫斯頓·丘吉爾爵士(Churchill,SirWinston,1874-1965)於1874年11月30日生於英格蘭牛津郡布倫海姆宮。
  他的家庭是英國最顯赫的名門望族之一;他是英國安妮女王時代的名將馬爾巴羅公爵一世的嫡派子孫。他的父親倫道夫·丘吉爾勳爵是馬爾巴羅公爵七世之子,曾任財政大臣和下院保守黨領袖。他的母親珍妮·傑羅姆是美國金融家列昂納德·傑羅姆之女,性格開朗,善於交際。這樣的家庭背景為他日後走上政壇準備了有利的條件,他那一半美國血統促使他終生致力於加強兩大英語民族的團結。
  丘吉爾幼年時代並沒有從他那熱衷功名、忙於社交的父母那裡得到多少照料,但慈愛的保姆愛維莉絲特太太卻讓他充分享受到人間的溫情。七歲時,他住進聖喬治寄宿學校。他十分淘氣,常受老師的責打,是出名的"難管教的孩子"。他的學習成績並不好,尤其是拉丁文。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小喜歡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調兵遣將的遊戲,以及他特別愛好歷史、地理這兩門功課。
  丘吉爾十三歲時進哈羅公學,但入學考試時拉丁文交了白卷。兩年後轉入軍事專修班,這個班被功課好的同學們嘲諷為"笨蛋們的樂園"。十八歲時,他投考英國皇家軍校(桑赫斯特軍校的前身),考了三次才勉強被錄取,但因分數不高,只能進騎兵專業。父親寫信罵他"丟人現眼",但他並不氣餒,回信表示他會以實際行動來回答父親的責難。二十一歲時,他從軍校畢業。這幾年他刻苦努力,學業大進,在一百三十名學生中,他的成績已升至第二十名。畢業後他就被分配到第四驃騎兵團任中尉。同一年,倫道夫勳爵和愛維莉絲特太太都病逝了。
  1895年古巴獨立戰爭爆友,丘吉爾利用假期訪問古巴,隨西班牙殖民軍的一支分遣隊深入原始叢林作戰。回國後,他寫的戰地報道在英國《每日記事報》上發表。1896年,丘吉爾隨團調往印度,駐紮在班加羅爾,他暇時刻苦自學以彌補以前所受教育的不足。他最感興趣的書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及歷代政治史。第二年,他以《加爾各達先驅報》記者身份參與鎮壓北部山區遊牧部落起義的軍事行動。
  1898年,丘吉爾被調往埃及,親身參加了鎮壓蘇丹起義的恩圖曼戰役。他的印度戰地報道文集《馬拉次德野戰部隊記實》出版,受到輿論界的注意;翌年,他的蘇丹戰地報道文集《河上的戰爭》以出色的描寫技巧贏得了評論界高度的讚揚。
  1899年,丘吉爾在南非的經歷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矚目的名人。那年十月,他辭去軍職,以《晨郵報》記者身份赴南非報道布爾戰爭1。他乘坐的一列軍車遭到伏擊,他挺身而出指揮作戰,使其他人得以乘機車逃走,但他自己卻當了俘虜。後來,他奇跡般地從俘虜營中隻身翻牆逃出,在當地唯一一家英國人開的煤礦的井下躲避了好幾天。在這期間,英國報紙早就報道了他的事跡,人們都在關心他的命運。因此,當他於十二月安全到達英屬領土德班時,受到英雄般的歡迎。
  翌年,二十六歲的丘吉爾就當選為下院議員,從此步入政界。
  1900年,他又出了兩本通訊文集:《從倫敦到萊迪史密斯》和《伊恩·漢密爾頓的進軍》。同年,他的長篇小說《薩伏羅拉》也出了單行本。這是丘吉爾唯一的純文學作品,寫的是一個虛構的國家"勞拉尼亞"內戰中的故事。男主人公薩伏羅拉是一位青年政治家,他英勇機智,博學多才,能言善辯,具有一切令人羨慕的優秀品質。他憎惡暴政,決心推翻軍事獨裁統治。軍事獨裁者派自己美麗的妻子露西爾去探聽薩伏羅拉的密謀,但是,她卻轉而同情他的事業並且愛上了他。書中的戰爭場面非常生動,起義者經過激烈的巷戰終於佔領了獨裁者的官邸。薩伏羅拉這一人物形象身上顯然寄托著丘吉爾本人的理想和追求。從薩伏羅拉的老保姆貝蒂妮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愛維莉絲特太太的影子。小說出版後頗受好評,然而一心從政的作者卻無意於繼續在純文學領域裡耕耘,從此,他的寫作才華便體現在數量巨大、氣勢恢宏的演說、政論、歷史和傳記著作中了。
  1布爾戰爭:1899-1902年,英國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是荷蘭在南非移民的後裔,曾建立三個奴役黑人的國家--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及納塔爾共和國。戰爭曠日持久,布爾人戰敗後還對英軍展開游擊活動。直至1910年,他們控制的地區才正式併入南非聯邦,成為英國的自治領。
  丘吉爾最初與他父親一樣,是以保守黨政治家的身份進入下院的,但是,丘吉爾對英國的內外政策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一貫觀點鮮明,直言不諱。為了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他不惜退黨、轉黨;後來當了大臣,還曾因與主政者意見不一而不惜下台。1905年初,他因主張自由貿易而離開保守黨,五月正式轉入自由黨,與自由黨領袖勞合·喬治關係密切。同年十二月自由黨政府成立,丘吉爾被任命為殖民地事務部次官,這是他擔任的第一個高級政府職務。他在自由黨內活動了二十年之久,1924年,他又因與自由黨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而退黨,並以"獨立的反社會主義者"和"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選舉。第二年,他又回到保守黨內,在以後四十年中再也沒有轉過黨。
  從丘吉爾1908年出任商務大臣到他出任首相之前,共擔任過九種大臣職務(依次為:商務大臣、內政大臣、海軍大臣、不管部大臣、軍需大臣、陸軍大臣、空軍大臣、殖民地事務大臣和財政大臣),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幹得有聲有色,頗有建樹。如:在商務大臣任上完成八小時工作制的立法,設立勞資協商會和勞動交易所,以解決失業問題。在海軍大臣任上加速海軍建設。在軍需大臣任上,積極推動研製新式武器--坦克,這一切都為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德國做出了貢獻。
  丘吉爾的一些作為曾遭到非議,如1915年,他積極主張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結果失利,被免去海軍大臣職務,改任沒有實權的不管部大臣。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以後,丘吉爾積極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從而被蘇俄和全世界左翼人士公認為赤裸裸反蘇反共的反動人物。他的仕途也遠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1922年,他抱病參加丹迪市選舉,結果遭到慘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夜之間,我發現自己失去了公職,失去了議席,失去了黨派歸屬,甚至還失去了闌尾。"
  從1929年-1939這長長的十年間,丘吉爾由於與相繼執政的工黨領袖麥克唐納和保守黨領袖鮑德溫政見不合,一直處於在野的位置。他和他那位賢內助、終生伴侶克萊門蒂娜·霍齊爾一起在恰特韋爾莊園閒居,每天著書、繪畫、砌牆、養豬,每件事都幹得大有成績:一幅風景畫被拍賣掉了,拿到的錢用來資助丹迪市的失業者;他培養的豬在伊登布裡哥肥豬展覽會上不止一次獲獎。表面看來,他似乎活得悠閒自在,其實他是"身居江湖,心在魏闕",他正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歐洲及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關於這些情況,將留在下一節再談。
  丘吉爾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出任首相以前出版的著作,除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外,主要的還有:他父親的傳記《倫道夫·丘吉爾傳》(1906)、《我的非洲之行》(1908)、《自由主義和社會問題》(1909)、《人民的權利》(1910)、宏篇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世界危機》(1923-1931)、《我的早年生活》(1930)、《印度》(1931)、《隨想和奇遇》(1932)、《當代偉人》(1937)以及他的祖先的傳記《馬爾巴羅傳》(1933-1938)。戰後,他的主要著作除這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外,還有《英語民族史》(1956-1958)。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是丘吉爾根據他作為英國首相兼國防大臣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全書約合中文三百六十萬字,共分六大部分,於1948-1954年間陸續出版。作為盟軍三巨頭之一,丘吉爾得以站在最高點上俯瞰二十餘年的全球局勢,分析展現戰爭的起因和各國之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及戰爭進程的各個階段,牽涉到各國、各民族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眾多方面。由於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廣泛、全面而具有權威性。書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會議記錄、來往通電以及他個人保存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是一般人難以接觸到的。以下擬按原書敘述的時間順序,簡略分析二戰期間各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丘吉爾本人的思想言行,以供讀者諸君研讀全書時參考。
              四
  對於丘吉爾,西方絕大多數評論家都毫無保留地給予高度褒贊。1950年,《時代週刊》把他選為"本世紀的偉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稱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對此,我們無意於隨聲附和。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必須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於丘吉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也概莫能外。我們不可能全面地肯定他,我們只能肯定他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卓異功績,關於這一方面,前文中已經充分表述過了。
  但是,丘吉爾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反共。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認真地加以分析、鑒別。丘吉爾對於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場從來直言不諱。1941年6月22日,他在聲援蘇聯的那次著名的廣播演說中是這樣說的:"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1942年,他在莫斯科會見斯大林時,斯大林提起當年英國對蘇聯武裝干涉的事來,他為了對丘吉爾表示友好起見,說:這不是丘吉爾的責任,而是勞合·喬治的責任。丘吉爾卻坦率地說:"我是干涉得最為活躍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
  在撰寫本書時,丘吉爾儘管在主觀上力圖做到客觀、公正(如:他對卡廷屠殺事件的描述。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他並沒有斷定,甚至也沒有暗示這樁罪行是哪一方干的),但是,事實上他還是未能做到。他的鮮明的立場、深刻的偏見處處流露出來。在書中,他不但攻擊斯大林,把他和希特勒劃等號,而且進一步攻擊"兩者的政府制度也頗類似"。這不僅十分謬誤,而且違反了起碼的常識。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不但有本質區別,並且是水火不容的:共產主義主張民族平等,提倡國際主義,而納粹主義則是一種以仇恨猶太民族為特徵的喪心病狂的民族沙文主義。縱觀全書,我們可發現約有二三十處的意義明確的"反共言論",那些充滿仇視、敵意等感情色彩的文字如:匪徒、暴君、魔鬼、陰謀、劊子手……等等,在本書中顯得十分刺目和不諧調。應當承認,斯大林的某些作為,如先後與納粹德國及日本法西斯訂約是值得爭議的,尤其是在雅爾塔會議上夥同羅斯福訂立損害中國盟友主權的協定更應該受到譴責,然而決不能以此為由對偉大的共產主義進行誣蔑和攻擊。對於上述幾方面的錯誤,相信讀者必定會作出應有的評判。
  丘吉爾在本書中還有許多錯誤觀點。如:"李頓調查報告"明明是英國向日本妥協的產物,實質上是偏袒日本侵略者的,而丘吉爾卻把它說成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文件"。
  丘吉爾年輕時曾是英帝國殖民戰爭的積極參加者,他對東方被壓迫民族是輕視的,即使中國已成為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位平等的同盟者,在丘吉爾的眼中仍是不能和英、美、蘇平起平坐的"二等公民"。本書中他以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大肆渲染英國"單獨作戰"如何光榮,對此,我們並不想反對,但是,若是說到"單獨作戰"的話,中國人民的神聖抗戰至少比英國要早開始兩年零兩個月(且不說1931年"九·一八"以後的抗戰,從"七·七事變"開始算起也有八年有零)!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都有令世人肅然起敬的光榮業績:台兒莊、崑崙關、百團大戰、平型關……都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左權、楊靖宇、趙一曼……張自忠、王銘章、謝晉元等無數志士仁人都是我們巍巍中華的民族英雄。但是,丘吉爾在本書中對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未作應有的評價。對於在緬甸與英軍並肩作戰的中國英雄兒女,他只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話:"5月10日,四個中國師在昆弄及其上方越過薩爾溫江,從而困擾了日軍的側翼。"這種極不公正的偏見是不難理解的,這是他早年殖民主義心態的潛在表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有可能對歷史問題進行真正科學的研究。對於一些複雜的現象如: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蘇德條約"以及1941年4月13日簽訂的"蘇日條約"應如何正確評價的問題,我們認為:只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充分掌握材料,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獨立思考,我們是能夠使自己的認識更加接近客觀真實的。對於諸如"卡廷"事件等以前研究工作中的"禁區",我們應該根據蘇聯官方公佈的新材料來修正以前在認識上的局限。在這類問題上,我們似乎不必採用"凡是老丘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老丘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辦法。
  總之,本書儘管提供了豐富獨到的史實和思想材料,儘管擁有非常重大的軍事、史學和文學價值,但它並不是一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完整的、科學的歷史,而是作者以其獨特的身份、立場和觀察角度寫出的一部有很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的回憶錄。為遵循版權法的有關規定和給讀者以"完整的本來面目"的原則,我們對原文未加刪削和改動。我們深信廣大讀者能夠以正確的目光閱讀這部巨著,並且取其精華,剔其糟粕。只有這樣,才可望得到更多的收穫。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初稿
                  (丘吉爾誕辰120週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修訂







志謝 

  在寫作本書中,我在軍事方面得到亨利·波納爾爵士中將很大的幫助;在海軍問題上得到艾倫准將的幫助;在歐洲和一般問題上得到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迪金上校的幫助,他在我寫作《馬爾巴羅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也給了我幫助。愛德華·馬什爵士在措辭用字方面幫了我很大的忙。對於審閱過原稿並提出意見的許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謝意。
  伊斯梅勳爵也曾給我很珍貴的幫助,他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還將在以後繼續給我幫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複製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類文件的王家版權法定屬於英王陛下政府文書局局長所有,特此致謝。







序言一 

  我曾在《世界危機》、《東戰線》和《戰後》三書中記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情;我必須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各卷乃為承前之作。如果本書全部完成,與以上各書合起來,將成為又一次"三十年戰爭"的記載。
  同前面各書一樣,我盡力之所及,倣傚了迪福的《一個騎士的回憶錄》的撰述方法,在那本書中,作者以一個人的個人經歷為線索,記述和議論重大的軍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許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並經歷了有歷史記載以來兩次最大劫難的人。不過在第一次大戰中,我雖擔任負責的、但畢竟還是次要的職位,而在第二次對德戰爭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腦。因此這本書是我以不同的立場和非以前各書所能有的更大的權威來寫的。
  我的全部公務工作幾乎都是我口授秘書辦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時期內,我發佈的備忘錄、訓令、私人電報和節略,總數幾達一百萬字。那時每天都得處理許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據的又是當時所能得到的資料,因此,當時逐日逐日寫出來的這些文件自然難免有許多缺點。但綜合在一起,這就是由一個在不列顛帝國和聯邦的戰爭和政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在當時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實記載。我不知道現在是否有、或過去曾有過這種關於戰爭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記錄。我並不把它稱為歷史,因為編寫歷史是屬於後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稱,它是對歷史的一個貢獻,將對後世有所裨益。
  這三十年來的行動和主張,包含和表現了我的畢生努力,我願人們據此而對我作出評斷。我恪守我的一個原則:對於在戰爭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開或正式發表過意見,或提出過警告,我決不作事後的批評。實際上,我在事後的回顧中,已將當時爭論中的許多嚴峻之詞改得溫和些了。我記述了那麼多我所愛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難過,但是,如果不把過去的教訓提出於未來之前,那就不對了。本書記下了那些誠實而善良的人的行為,但願不至於有人因此而輕視他們,卻不去捫心自問,不檢討自己履行公職的情形,不吸取過去的教訓作為他自己的未來行為的借鏡。
  不要認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說的一切,更不要認為我只寫些迎合公眾的東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見解提出論證的。我已竭盡所能極其謹慎地核實材料,但是由於繳獲敵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發現,不斷有許多史實公佈於世,這就有可能對我所下的結論提供新的東西。在全部情況尚未明瞭之前,應以當時的確實可靠的記錄和用文字寫下的意見作為根據。這樣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有一天,羅斯福總統告訴我,他正向公眾徵求意見,對這次戰爭應該起個什麼名稱。我立即說:"不需要的戰爭。"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比這次戰爭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戰給世界以重大的破壞,留剩下來的東西,在這次大戰中又給毀光了。現在,在億萬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犧牲並取得了正義事業的勝利之後,我們仍然沒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現在我們又處在比我們曾終於克服了的那些危險更為嚴重的危險之中,這可以說是人類悲劇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制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
  溫斯頓·斯潘塞·丘吉爾
  於肯特郡,韋斯特漢,恰特韋爾莊園
  1948年3月







序言二 

為新版寫幾句 
  趁這次重印的機會,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細節上的錯誤。我感謝那些曾注意到這些錯誤並提出修改意見的人。同時我必須表示,我十分珍視本書所受到的普遍歡迎。許多人曾給我寫信談及本書,我謹對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由於這次出新版,使出版社得以用較大的字體重新排版,希望這一變動會使所有的讀者感到滿意。
  溫斯頓·斯潘塞·丘吉爾
  於恰特韋爾莊園
  1949年6月14日







第一卷序 風雲緊急 

          上部 從戰爭到戰爭
  (1919-1939年)
  有一天,羅斯福總統對丘吉爾談起,應該給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個名稱,丘吉爾應聲便說:"·不·需·要·的·戰·爭!"(TheUnnecessaryWar)他認為"戰爭主要是人們行事失策的記錄",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決策者們處置不當,致使德、意、日侵略勢力迅速膨脹,第二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
  丘吉爾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在凡爾賽和約中規定要德國繳付巨額賠款。現代戰爭費用之巨是任何戰敗國都付不起的,因此賠償是做不到的。事實正是如此,戰勝國雖然沒收了十億鎊的德國資產,卻又給了德國十億五千萬鎊以上的貸款,使德國經濟迅速復興。英、法的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不敢向人民說清楚事實真相,仍使勁宣傳要"壓搾德國",逼德國交出"最後一分錢",以示自己有多麼愛國。這種做法只會煽起德國民眾的民族仇恨,英、美的貸款再多,他們也毫不感激。德國人把實行西方式議會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看作是敵人強加給他們的。這種刻毒的民族主義仇恨集中體現在希特勒的身上,形成他那喪心病狂的反猶太主義和日耳曼民族優越論,他決心要把德國人民引向一場復仇戰爭。
  丘吉爾認為,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
  "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動的東西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人擔任永久的或暫時的勞役。"他說斯大林在"二戰"結束時就是這麼幹的。
  丘吉爾認為,戰勝國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是徹底拆散了奧匈帝國,東南歐迅速分裂為許多小國,結果使德國相對地擴大了。戰後英、美兩國還很熱心地鑿沉自己的軍艦,拆毀自己的軍事設備,並且強烈反對法國維持一支以普遍服役為基礎的軍隊。與此同時,英、美卻在華盛頓會議上允許日本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立即秘密地加速重整軍備。他幹得實在出色,以致兩年後就有足夠的力量提出公開挑戰了。
  1935年,德國實行陸軍普遍徵兵制,並正式成立空軍,接著又大造軍艦和潛艇。國際聯盟對德國公然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只是在口頭上提出抗議,而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決心使用武力來制止德國的擴軍備戰。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政壇上那些誇誇其談的政客們的短視和軟弱,就抓緊時機大膽出擊了。1936年,他派軍隊佔領了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明確規定的"非軍事地帶"萊茵蘭。起初,他還有所顧慮,為了迷惑對手,便宣稱這次佔領"純屬象徵性質",還虛情假意地提出要與東西方鄰國訂立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條約。歐洲各國的當政者們竟會因此而感到心安理得,面對希特勒的挑釁不加理睬。這時,德國的空軍力量已逐漸超過英國,陸軍力量也逐漸超過法國。1938年3月,德國悍然吞併奧地利,並把下一個攻擊矛頭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戰爭危險迫在眉睫。
  這時,蘇聯發出了警報,它建議與英、法等國舉行會議,商討對付德國威脅的辦法,但是,英、法主政者們對蘇聯建議的反應都很冷淡。儘管丘吉爾一貫反蘇反共,但他卻認準納粹德國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強烈主張與蘇聯結盟,但英國首相張伯倫對他的意見置若罔聞,一心推行"綏靖"政策,緊接著就是張伯倫的德國之行。
  1938年9月30日,張伯倫和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用出賣捷克的可恥代價,換取希特勒表示和平意願的一紙空文。當時,張伯倫的"綏靖"政策還是很有市場的,回英國時,他不斷向對他歡呼的人群揮動有希特勒簽字的那份聯合聲明,並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
  英國下院就張伯倫與希特勒的協定展開辯論。丘吉爾發表演說:"他(希特勒)先用手槍對著你,要你給他一英鎊。
  等如數照給之後,他又用槍口對著你,要求給兩鎊,最後那個獨裁者答應先收一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剩餘的部分要你保證隨後付清。"為了說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吞併會對歐洲力量對比產生什麼影響,丘吉爾欲擒故縱,先說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很小,陸軍也不大,"只比英國的大兩三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火工業也不大,只比意大利的"多兩三倍",聽眾這時才大吃一驚,認識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未來戰爭天平上的重要份量。這是丘吉爾在長期議會政治中磨練出來的高超的演說技巧的一個典型範例。儘管他的話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投票表決時,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仍以多數票通過了。
  蘇聯對納粹的戰爭威脅並沒有坐視不管,9月21日,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國際聯盟大會上以鮮明的態度譴責德國,並表示願同法國一起全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這種正義的呼聲竟然對英、法政府的對德政策絲毫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英、法以及東歐諸國領導人頑固的反共偏見在起作用。在希特勒完全吞併捷克斯洛伐克以後,蘇聯政府於4月16日又一次提出與英、法及波蘭等東歐國家結成反德同盟的建議,但是,與蘇聯接壤的東歐各國領導人不願與蘇聯結盟。他們深恐接受了蘇聯的援助,蘇聯就將以大軍入境的形式來保護他們,這樣就勢必把他們的國家"併入共產體制之內"。波蘭、羅馬尼亞、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感到進退兩難,它們既怕德國的侵略,又怕蘇聯的援助。另一個原因是短視的、偏狹的民族利己主義。例如:捷克即將被吞併時,波蘭等國理應感到唇亡齒寒而全力支持捷克,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波蘭當局居然還有心趁火打劫,對捷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其割讓特申邊區。此外,匈牙利也想分得一杯羹。
  蘇聯既然未能與英、法結成同盟,斯大林為了蘇聯自身的利益,在與英、法繼續談判的同時,開始秘密地與納粹德國舉行談判。5月3日,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突然被免職一事是蘇聯外交政策向德國靠攏的徵兆,因為李維諾夫一貫主張與英、法結盟,再加上他是個猶太人。就這樣,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條款終於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簽訂,僅僅過了一星期,9月1日,德軍就大舉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全面爆發了。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戰爭
  (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9月3日,即德軍入侵波蘭後的第三天,英、法對德國宣戰,"綏靖"政策徹底破產了,張伯倫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延請丘吉爾入閣,擔任海軍大臣。美國總統羅斯福立即給丘吉爾來了一封信,祝賀他重返海軍部。這是兩位有遠見的政治家之間個人聯繫的開始,這種聯繫越來越密切,直接引向日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英、法對德宣戰只是履行它們對波蘭的諾言,只具有道義上的價值,其實它們都沒有實力挽救波蘭。9月19日,波蘭在經過英勇抵抗以後,全軍覆沒了。從9月17日開始,蘇聯軍隊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毫無防禦的波蘭東部邊境,第二天佔領維爾紐斯,並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德軍會師。一般的政治家只看到蘇德合作的一面,而丘吉爾卻有更豐富的經驗和更深刻的見解。10月1日,他在廣播演說中明確指出:
  蘇聯軍隊之所以要駐守在大大西移的戰線上,"顯然是為了本國安全的需要,以防禦納粹的威脅。"他斷言:"德國要想在黑海沿岸樹立自己的勢力,或蹂躪巴爾幹國家並征服東南歐的斯拉夫民族,這些都是與俄國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他預見到德、蘇必戰,他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來,以便能和蘇聯結成反德同盟。這樣深刻的思想絕對可以稱得上是遠見卓識了。
  宣戰後最初的十個月裡,雙方都在調整各自的戰線,一時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陸戰。法國在沿德國邊境設有馬奇諾防線,十分牢固,全線都有防坦克戰壕,德軍是難以從那裡突破的,但是,法國北部邊界卻十分虛弱,由於比利時害怕得罪德國,表示要嚴守中立,拒絕英、法軍隊開進它的領土構築堅固的屏障。這就為德軍日後從那裡突破、實行迂迴包抄留下了隱患。
  英國保衛挪威的戰役失敗了。英國艦隊在成群結隊的德國飛機的轟炸下損失慘重,英軍只得撤回本國,把挪威的全部港口都丟失了。
  1939年11月,蘇聯發動對芬蘭的戰爭,翌年3月,芬蘭戰敗投降,全部滿足了蘇聯對它的領土要求。
  挪威戰役的失敗在英國下院引起強烈的不滿,大多數議員都對張伯倫及其政府表示不信任。老牌政治家勞合·喬治的話最尖刻,他說:張伯倫曾一再籲請國人要為戰爭作出犧牲,這很好,請首相先來帶個頭,"因為在這次戰爭中,沒有比首相犧牲自己的職位更能對勝利作出貢獻的了。"張伯倫儘管戀棧,至此也只得下台了,但是,他仍想讓執行"綏靖"政策時的主要助手哈利法克斯勳爵來繼承他的位置。哈利法克斯倒有自知之明,關鍵時刻,他推辭了。這時,全國輿論都傾向於丘吉爾。過去六年來,他一貫大聲疾呼要警惕德國的戰爭威脅,要加強戰備,要結成反德聯盟,他的話已不幸言中。只有他的崇高威信才能使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保持團結,只有他的經驗和智慧才能領導英國取得最後勝利。5月10日,在研究新首相人選的會議上,平時開會總是滔滔不絕的丘吉爾卻緘默不語,此時無聲勝有聲,戰時各黨聯合政府首相的重任就這樣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他自信對戰爭的全局有豐富的認識,有資格也有能力領導英國打贏這場戰爭。那一夜他睡得特別香,指揮全局的大權落在他身上,他倒反而有如釋重負之感。







第一章 勝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為消滅戰爭而戰--血流乾了的法國--萊茵河國界--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對賠償的無知--聖·日耳曼條約和特裡亞農條約消滅了奧匈帝國--魏瑪共和--美國拒絕英美對法保證--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進佔魯爾--馬克的崩潰--美國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終止--英美裁減海軍--共產主義的兒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戰如何容易避免--一個可靠的和平保證--勝利者忘記了--戰敗者牢記於心--第二次大戰的道德淪落--原因在於未能使德國廢除軍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人們深信不疑,並且幾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將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義的信念,根據常理和審慎來處理事情,各國人民的這種衷心熱望本來是很容易實現的。"為消滅戰爭而戰"一語,已成有口皆碑,人們並已採取措施,使之成為事實。當時被認為握有美國大權的威爾遜總統,曾使國際聯盟的設想深入人心。在凡爾賽的英國代表團,把他的設想加以塑造和具體化,使之成為一種機構,並將永遠成為人類艱苦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勝利的協約國,這時至少對他們的外敵而言,是強大無比的。他們必須應付國內的嚴重困難以及許多他們不知如何回答的難題。位於大半個中歐的變亂禍首的各條頓國家,已匍匐在他們面前;因受德國沉重打擊而創巨痛深的俄國,已陷於內戰騷亂之中,並逐漸落入布爾什維克或稱共產黨的手中。
      ※      ※      ※
  1919年的夏季,協約國軍隊駐紮在萊茵河一帶,而他們的橋頭堡則深深楔入到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各戰勝國的領導人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施。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冒險拚命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國家同盟終於俯首聽候他們發落,同盟中的四個成員國,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禍首的德國被公認為是使世界慘遭這場浩劫的元兇,現在完全聽命征服者的擺佈,而征服者自己經過這番折磨也顯得踉踉蹌蹌。這一次戰爭不是政府之間的戰爭,而是民族之間的戰爭。各大國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傾注於憤怒與殺戮之中。在巴黎集會的各戰時領導人,在那時感到人類歷史上空前強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壓力。烏得勒支和約和維也納和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貴族政治家和外交家,無論是勝利者還是戰敗者,在開會討論時都是謙恭有禮,而沒有民主政治那種吵吵嚷嚷的爭論,他們盡可以根據共同承認的基本原則來改造各種制度。
  現在,飽受苦難的各國人民,受到大量的宣傳教育所鼓動,致使億萬人一致堅決要求必須進行徹底的報復。站在使人頭昏目眩的凱旋頂峰上的領導人,如果在會議席上放棄戰士們在沙場浴血戰鬥贏來的東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國憑它的努力和犧牲,理所當然地居於領導的地位。法國人為了保衛法國的國土,在國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戰鬥中,幾乎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巴黎聖母院的鐘樓,在一百年內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魯士刺眼的刀光劍影,聽到震耳的槍炮轟鳴。而在這一次,法國十三個省處在普魯士的嚴酷軍事統治之下達四個悲慘的年頭。大片大片的地區接連地遭受敵人的破壞,或在兩軍激戰中淪為一片焦土。從凡爾登到土倫之間的每一間農舍、每一個家庭幾乎都在悼念死去的親人,或者在照顧傷殘的倖免者。
  曾經參加1870年戰爭和受過那次戰爭之苦的法國人,其中有許多人已經成為顯要人物,在他們看來,法國在這一次剛剛結束的無可比擬地更為慘酷的戰爭中竟然獲得勝利,幾乎是一個奇跡。他們一生中對德意志帝國向來抱有恐怖的心理。他們沒有忘記俾斯麥1875年曾企圖發動預防性戰爭;他們沒有忘記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職的無情威脅;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亞糾紛和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都曾使他們戰慄不安。德皇的"鐵甲拳頭"和"閃亮的盔甲"的演說,在英美人聽來也許會引為笑柄,但在法國人心裡,卻是確確實實的災禍的預兆。差不多五十年來,他們都在德國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現在以鮮血為代價,解除了這長期的壓抑。和平與安全終於實現了。法國人民懷著熱情激奮地呼喊:
  "絕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滿了不吉之兆。法國的人口不及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沒有變動,而德國的人口卻在增長。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內,每年將有大批德國青年達到服軍役的年齡,其人數必定比法國的多一倍。德國曾經幾乎是以一國之力而與幾乎整個世界作戰,而且幾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況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幾次,大戰的勝負安危在千鈞一髮之間,只是由於一些偶然事件和機會才使大局轉危為安。然則,將來萬一再有什麼風波,強大的協約國是不是還會再度派遣幾百萬大軍到法國戰場或東線來呢?俄國正陷於瓦解和動亂之中,已變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頗有站到敵方一邊的可能。英國和美國同歐洲遠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國似乎是靠除了帝國公民之外別人就很難瞭解的聯繫團結在一起的。將來究竟在什麼形勢之下,才能使參加維米山戰役的強勁的加拿大軍、參加維萊-佈雷頓諾戰役的光榮的澳洲軍、參加遍地彈坑的帕森達勒作戰的無畏的新西蘭軍、以及曾於1914年嚴冬堅守阿爾芒蒂埃爾戰線的剛毅的印度軍團,會再度開到法國和佛蘭德來呢?愛好和平、麻痺大意和反軍國主義的英國,什麼時候會再度派遣二三百萬大軍在阿圖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馳騁呢?什麼時候美國的二百萬優秀子弟會再次遠渡重洋,開到香巴尼和阿爾貢來呢?當時的法國,雖然是無可非議的主人,但已疲憊不堪,人口損失慘重;它在瞻望未來的前景時,既深感慶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處呢?如果沒有安全,則所獲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無意義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價和採用一切方法,啊怕是嚴厲的、甚至是殘酷的方法來取得它。
      ※      ※      ※
  在停戰那一天,德國軍隊開回本國,秩序井然。這時,戴上了榮耀桂冠的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以軍人的氣概說:
  "他們打得不錯,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後法國的邊界必須移至萊茵河。德國會被解除武裝;它的軍事體制會被砸碎;它的要塞會被摧毀;德國將變得貧窮;它將要擔負無法計算的賠款;它將陷於內亂:但所有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都會成為過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無法摧毀的威力將會捲土重來,未撲滅的普魯士武士的火焰將會再度燃燒起來,但是又寬又深、水流湍急的萊茵河,一旦為法國軍隊所據守和設防,即可以成為防衛法國的天塹,在河那邊的法國人就可以世世代代過和平的日子。但英語世界的感受和見解卻與法國的大不相同,沒有他們的援助法國早已被征服了。凡爾賽和約中關於領土的條文,實際上是讓德國領土原封不動。它仍然是歐洲最大的單一民族的國家。當福煦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時,他非常精確地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      ※      ※
  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其苛狠和愚蠢,竟達到顯然不能實現的程度。德國被宣判必須繳付驚人的巨額賠款。這個規定反映著勝利者的憤怒,也反映著戰勝國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戰敗國能付得起相當於現代戰爭費用的賠款數額。
  群眾始終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而一心想取得選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說清楚。報紙和領袖們一樣,反映和強調流行的見解。幾乎沒有人出來說明:賠款的償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車輛或輪船載運物資輸出到國外去的辦法來實現;而當這些物資運到要求賠償的國家之後,除非該國是極其原始的或受嚴格控制的社會,否則其國內工業就會被打亂。實際上,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家,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動的東西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人擔任永久的或暫時的勞役。這一點甚至連俄國現在也已經學會了,不過用這種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無法與戰爭的費用相比的。但當時各國的當權者竟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能超越或擺脫公眾的愚昧之見,而向選民宣佈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說了,恐怕也沒有人相信。勝利的協約國繼續堅持要壓搾德國,"直到這些小個子吱吱叫為止。"所有這些對世界的繁榮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緒都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這些條文事實上始終沒有執行。恰恰相反,戰勝國雖然沒收了約十億鎊的德國資產,但幾年以後,主要由英美兩國給德國的貸款卻在十億五千萬鎊以上,從而使德國能夠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中復興起來。這顯然是慷慨的做法,但與此同時,在各戰勝國中,苦難、不幸的人民還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們的政治家們又提出保證,要德國交出"最後一分錢",這就不能期望和獲得德國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國結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後來規定索取的賠款,因為美國正慷慨地給予歐洲,尤其給予德國以大量的貸款。實際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國從各方面以分期償還的方式所收回的賠款,大約只及沒有希望得到償還的對德貸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個人似乎都很高興,而且看來都認為這種局面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歷史將判定所有這些做法是屬於瘋狂的行為。他們幫助滋長戰爭禍根和"經濟風暴"(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面還要講到)。德國現在向四面八方借錢,貪婪地吞食每一筆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貸。在援助戰敗國問題上的錯誤意見,加上這種貸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國的投資家也參加進去,雖然在規模上要比美國的小得多。這樣,德國得到了十五億鎊貸款,對比之下,它付出的賠款卻只有十億鎊,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種多樣,或則讓出在國外的資產和外匯,或則利用美國的龐大貸款變戲法。所有這些就是一篇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愚蠢做法的悲慘故事,編寫這篇故事,又損耗了多少的辛勞,敗壞了多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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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重大的悲劇就是聖·日耳曼條約和特裡亞農條約徹底拆散了奧匈帝國。多少世紀以來,這個神聖羅馬帝國的倖存化身,曾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種共同的生活,享有貿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們的時代,這些民族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力量和活力能夠以自己的力量抵抗來自重新振興的德國或俄國的壓力。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帝國的體制,而鼓勵他們這種希望的,就是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政策。
  東南歐迅速地分裂為各個小國,結果是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的相對擴大,它雖因戰敗而疲憊不堪,瘡痍滿目,但其領土還保持完整,並且在當地佔有壓倒一切的優勢。哈布斯堡帝國所屬的各民族和各省,凡獲得獨立者,都無不陷於像古代詩人和神學家們對墮入地獄的幽靈所描寫的那種悲慘境地。
  華麗的首都維也納,這個長期得到保護的文化和傳統的故鄉,也是許多公路、鐵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卻變得冷落淒涼,餓殍遍地,好像是一個大部分居民已離散的貧民區中的大商場。
  勝利者把西方自由國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強加於德國人身上。德國人從此解除了強迫軍役的負擔,無須再維持龐大的軍備。他們雖無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國貸款卻源源而來。在魏瑪,根據最後的修改意見制訂了一部民主憲法。皇帝被廢黜了,非顯貴者被選舉出來。在這個脆弱的建築物之下,強大的、雖戰敗而實質未受損害的德國民族的熱情,卻在洶湧澎湃。美國人對帝制早有成見,勞合·喬治對此又沒有企圖加以抵制,這樣就不啻明告被擊潰的帝國,建立共和比維持帝制將會從協約國獲得較好的待遇。其實,明智的政策應該是使魏瑪共和國改變為立憲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孫子當立憲君主,另設攝政院執政,從而使它得以加強和鞏固起來。但可惜沒有這樣做,這樣就使德國人民的國家生活中出現了一個真空。所有的實力派,包括封建勢力和軍人,本來可以在立憲君主制度之下集結起來,並為了這個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議會制,現在卻暫時處於分崩離析之中。魏瑪共和連同它所有的自由主義的裝飾和祝福,都被視為由敵人強加給他們的,它不能取得德國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們的想像力。有一段時期,德國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邁的興登堡元帥身上。其後不久,種種強大的力量陷於徬徨無主的狀態,真空暴露了出來,過了一陣之後,一個具有殘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見的侵蝕人類心靈的極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進了這個真空--這個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      ※      ※
  法國已因戰爭而弄得民窮財盡。從1870年以來一直就想打一場復仇戰爭的那一代人已經取得了勝利,但其國力卻受到嚴重的損耗。迎接那勝利的曙光的是一個筋疲力竭的法國。
  自取得輝煌勝利之日起,法國就對德國抱有極大的恐懼心。正是出於這種恐懼心,福煦元帥為了法國的安全和應付遠為強大的鄰邦,要求把法國國界推至萊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們認為,如果把德國人居住的區域併入法國領土,就違背了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十四點,也違背了凡爾賽和約所根據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因此他們拒絕了福煦和法國的要求。為了爭取克雷孟梭,他們答應:一、英美共同保證法國的安全;二、設立非軍事地帶;三、德國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裝。克雷孟梭接受了,儘管他自己內心不願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對。於是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雷孟梭簽訂了保證條約,但美國參議院卻拒絕批准條約,否決了威爾遜的簽署。
  在締結和約的全部過程中,我們極其尊重威爾遜總統的意見和願望,而末了我們卻得到不十分客氣的通知,說我們對於美國的憲法應有更好的瞭解。
  在法國人民的恐懼、憤怒和一片混亂之中,世界聞名的權威,並且同英美兩國有特殊接觸的克雷孟梭這個嚴厲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國人拋棄了。普魯塔克1說過:"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誌。"法國在遭到如此嚴重削弱的關頭,便犯這種脾氣,那是很輕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團的陰謀活動又再度活躍起來,政府各部長頻頻更換,參與其事者或則有利可圖,或則以此為樂,不管怎樣,這已成為第三共和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要找出一個相當於克雷孟梭那樣的強有力的人物來接替,實在是很困難的了。
  1古希臘作家(約公元46年-120年)。--譯者
  繼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強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圖建立一個在法國的庇護和支配下的獨立的萊茵蘭。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為了強迫德國繳納賠款,毫不躊躇地進兵魯爾。這當然是為了要迫使德國遵守和約,結果卻受到英美兩國輿論的嚴厲譴責。由於德國的財政和政治陷於普遍混亂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間繳付了幾筆賠款,結果使馬克迅速崩潰。法國佔領魯爾,在德國激起了極大的憤怒,並因此而導致大量濫發紙幣,有計劃、有目的地全部摧毀這種通貨的基礎。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四十三萬億馬克才值一個英鎊。這次通貨膨脹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引起了極端惡劣的和影響深遠的後果。中產階級的儲蓄被一掃而光,這就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提供了天然的追隨者。托拉斯的發展如雨後春筍,以致破壞了德國工業的整個結構。全部流動資本都沒有了。內債以及以固定資本作為擔保和抵押的工業債務,當然同時也得清算,或者賴掉,但這也不足以補償流動資本的損失。所有這些情況所引起的直接結果,就是一個破產的國家在國外大規模借貸,這成為以後幾年中的特色。德國人悲痛交集--就像他們現在的情形一樣。
  英國人對德國的態度,起初是非常嚴厲的,但不久就轉到另一個方向去,而且走過了頭。勞合·喬治與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動的性格已成為實現他的堅定而有遠見的政策的障礙。這兩個國家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合不來;而英國人對德國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強烈地表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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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聯盟剛剛成立就受到一次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拋棄了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原則。總統本人準備為他的理想繼續奮鬥,但他正在著手進行競選運動時,突患中風,在此後將近兩年漫長而又重要的時期中,一直為疾病所纏,成為一個不能工作的殘廢者,直到1920年,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這就把他的黨和他的政策都撤換了。在共和黨取得勝利以後,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義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讓歐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規定的債務則非償還不可。與此同時,又提高了關稅,阻礙貨物進口,但債務的償還又只有靠這些貨物。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裁減海軍的建議,英美兩國政府很熱心地鑿沉它們的艦隻和拆毀它們的軍事設備。根據奇妙的邏輯,認為除非戰勝國自己也解除武裝,否則在道義上便無解除戰敗國武裝的理由。法國不但在對萊茵河國界的要求和保證條約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為法國仍然維持一支大大削減了的以普遍服役為基礎的軍隊,竟使法國成了英美的指責對象。
  美國向英國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繼續下去就會成為英美關係的障礙。於是這個同盟就告終了。
  同盟的廢止,在日本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認為西方世界把一個亞洲國家一腳踢開。許多聯繫被切斷,而這些聯繫很可能對後來的和平具有決定性的價值。但與此同時,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處:德國和俄國的失敗,在一定的時期內使它在世界各海軍強國實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據華盛頓海軍協定關於主力艦五、五、三比例的規定,日本在主力艦的實力上同英國和美國比起來雖屬較低,但給它所規定的比額,就它的建艦能力和財政能力來說,也還得要好些年才能達到。日本還密切注視著,英美兩個最大的海軍國家正在彼此削減其本身的實力,以致遠遠沒有達到它們的資源所能供應的程度,也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義務所提出的要求。因此,無論在歐洲或在亞洲,勝利的協約國在爭取和平的名義下迅速創立起來的條件,卻為下一次新的戰爭掃清道路。
  當所有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現的時候,在大西洋兩岸的人們卻在無休止地空談著那些好意的陳詞濫調;這時候,在歐洲卻出現了一個新的爭鬥的禍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國主義更加可怕。俄國的內戰以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絕對勝利而告終。開去征服波蘭的蘇俄軍隊,誠然在華沙之戰中被擊退了,但德國和意大利卻幾乎被共產黨的宣傳和陰謀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確實落在共產黨獨裁者貝拉·庫恩的統治之下。雖然福煦元帥英明地說過:"布爾什維主義始終沒有跨進勝利的邊界",然而,在戰後最初的幾年中,歐洲文明的基礎卻顯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影子或醜陋的兒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動士兵和工人瘋狂地仇恨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說他們應負德國戰敗之責,以此來使他自己能夠為德國軍官階層效勞;而另一個冒險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則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聲稱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並趁機為自己奪取獨裁權力。法西斯主義發源於共產主義,而納粹主義則從法西斯主義發展起來。於是。這些本屬同一血統的運動就開始活躍起來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為可怕的爭鬥之中;現在誰都不能說,這種爭鬥已因這些運動的毀滅而告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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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一個可靠的和平保證還是依然存在的。德國已被解除武裝;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毀;它的艦隻已在英國的斯卡帕灣自行鑿沉;它的龐大軍隊已被解散。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為維持國內秩序,只許有一支人數不超過十萬人的長期服役的專業軍隊,並不能以此為基礎增加後備人員。每年在限額內補充的新兵不再接受軍事訓練;訓練軍隊的幹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辦法把軍官人數減剩十分之一。
  任何軍事飛機都在禁止之列。潛水艇已予禁止,德國的海軍只限定在幾艘一萬噸以下的艦隻之內。幾個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像聯成一條防線一樣,把蘇俄同西歐隔開,這些國家剛剛擺脫了現在以一種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現的沙皇帝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獨立,似乎屹立於中歐。匈牙利曾經吃錯了貝拉·庫恩的藥而出了亂子,現在又康復過來了。心滿意足於榮譽桂冠的法國陸軍,是歐洲無與倫比的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此後的若干年內,人們相信法國的空軍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歐洲,而且也可以說在整個世界,還是所向無敵的。在這十六年中,前協約國的三個國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兩國和他們在歐洲的夥伴,只要下個決心,隨時都可以用國際聯盟的名義,以國際聯盟的道義力量和國際力量為後盾,來控制德國的軍事力量。但可惜都沒有這樣做。相反,直到1931年,戰勝國尤其是美國,卻用盡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惱的國外控制的辦法來向德國勒索每年該付的賠款。而德國之所以能夠付款,又全靠美國所給予的為數更大得多的貸款,這就使整個過程變得十分荒謬。除了怨恨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嚴格執行和約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本來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長久地保衛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然而,當違約的情形尚屬輕微的時候,誰都不去管它;而當違約情況達到嚴重的程度時,又不加以正視。這樣,持久和平的最後保證就付諸東流了。戰敗者的罪行在勝利者的愚蠢行為中找到了助長的條件和解釋,雖然絕非找到了寬恕的理由。
  如果沒有這些蠢事,則犯罪既沒有受到誘惑也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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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章中敘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說明在動亂的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劇是怎樣降臨的。
  這個悲劇不僅表現在戰爭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在第一次大戰中,士兵們進行可怕的殘殺,各國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已化為烏有,但是,除了俄國革命的極端過火的行為之外,直到戰爭結束,歐洲文明的基礎結構仍巍然屹立。當大炮轟擊的硝煙和塵土突然消散的時候,交戰各國雖然敵愾猶存,但彼此之間仍然承認對方的歷史悠久的種族人格。戰爭的法則大體上還被尊重。在作戰雙方的軍人之間還存在著專業性的共同基礎。無論戰勝國和戰敗國,都保持著文明國家的風度。莊嚴的和平被建立起來,它除了行不通的經濟條款之外,卻符合在十九世紀不斷調整著的各文明國家之間關係的原則。法治得到公認,世界性的機構得以組成,以保障我們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歐洲,防止變亂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消失了。自願處在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規模之大和性質之惡毒,是人類歷史上一切黑暗記錄所未有的。德國的集中營有計劃地和大規模地屠殺了六七百萬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亂斬亂殺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殺人的規模上,成吉思汗更顯得小巫見大巫了。在東線戰爭中,德國和俄國都計劃過而且推行過全部人口的消滅。空襲不設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國開始,實力日益強大的盟國就以二十倍的規模來回敬,終於以使用原子彈把廣島和長崎毀滅而達到高峰。
  現在我們終於從物質毀滅和道德淪落的災難中掙脫出來了,像這樣的情況是過去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所不能想像的。
  可是在我們經受種種苦難並獲得成功之後,還遇到各種問題和危險,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們過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問題和危險來,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為一個在那些日子裡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向讀者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本來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軟弱如何助長了惡者的凶狠;各民主國家如果不聯合為更大的機構,則它的體制和習慣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給老百姓帶來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質。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時期內,我們在自衛問題上又如何沒有政策可言。在這本書中,我們將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見如何有可能成為導致嚴重危險的主要因素;出於安全和想過平靜生活的願望而採取折衷妥協的辦法,如何直接形成災禍的中心。我們也將看到,在這些年內,不論各國政治如何變動,各國共同採取廣泛的國際行動,又如何是絕對的需要。
  最簡單的政策是:使德國在三十年之內廢除軍備,而戰勝國則保持充分的軍事力量;並且在此期間,即使不能同德國達成協議,也得建立一個更有力的真正的國際聯盟,這個國際聯盟要能夠保證條約的貫徹執行,或者必須經過討論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個或四個大國的政府曾經一起要求本國人民作出最大的犧牲,人民也為了共同的事業毫不猶豫地全力以赴並終於獲得了盼望已久的結果;那麼,各國應該保持協調的行動,以便起碼不丟掉最根本的東西,這應該說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對於這個並不過分的要求,勝利者的實力、文明、學問、知識和科學都不能給予滿足。他們還是過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結果二十年的時間剛剛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信號就出現了,我們對那些曾經精忠英勇戰死沙場的人的兒女,又只好作這樣的描寫:
  他們並著發痛的肩膀前進,
  邁著沉重的步伐,
  離開生命的光明曠野。1
  1引自西格弗裡德·薩松。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時期 

  1922-1931年 
  鮑德溫先生的登場--勞合·喬治的下台--保護關稅政策的恢復--英國第一個社會黨人的政府--鮑德溫先生的勝利--我出任財政大臣--戰債與賠款--國內各階層的狀況不斷改善--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洛迦諾會議--奧斯汀·張伯倫的功績--和平的鼎盛時期--平靜的歐洲--德國恢復繁榮--1929年的大選--我和鮑德溫先生的分歧--印度--經濟風暴--美好的希望破滅了--失業--麥克唐納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開始被趕出政治舞台--英國的金融動亂--1931年的大選。
  1922年間,英國出現了一位新的領袖鮑德溫。他在國際舞台上原是一個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國內事務中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角色。他在戰時曾任財政部財務大臣,而這時則當貿易大臣。從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勞合·喬治起,直到1937年5月擺脫沉重的工作、滿載著榮譽和公眾的尊敬嚴肅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鄉時為止,他是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力量。我和這位政治家的關係,是我下面所要講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時很嚴重,但在所有這些年月中,直到後來,在我們個人之間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會見或接觸,我也從來沒有感到在個人之間不能和他真誠交談和彼此瞭解。
  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受到因愛爾蘭法案而引起的來自黨內的壓力,隨著勢在必行的大選的臨近而日益增加。問題產生了:在大選前我們是仍維持聯合政府還是先把它解散。聯合政府內的各政黨和各內閣大臣曾經共事多年,共同擔負許多責任,所以在全國人民之前保持團結似乎更符合公眾的利益和英國政治的風度。為了使遠為強大的保守黨容易接受起見,首相和我曾在這一年初用書面提出辭職,並以私人身份支持保守黨的奧斯汀·張伯倫組織新政府。保守黨的領袖們把這封信考慮了以後,堅決地答覆說他們不能接受我們這種犧牲,並說我們必須共同進退。這種俠義的精神未能得到黨內其他黨員的支持,這時保守黨覺得自己十分強大,足以獨掌國家權力。
  保守黨以壓倒的票數決定和勞合·喬治破裂而結束了聯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辭職。早上他們這些人還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們就成了我們的政敵,一心一意想把我們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經和我們一起作戰的傑出的保守黨人以及大多數內閣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勳爵,都隨勞合·喬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黨四個最能幹的人物:阿瑟·鮑爾福、奧斯汀·張伯倫、羅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勳爵。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因患闌尾炎而施行手術,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復知覺時才知道勞合·喬治政府已經辭職,我不僅失去了我的闌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領及殖民地事務大臣的差使。我自認為,我在擔任該職時,不論在議會和行政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經因嚴重的健康原因離開我們的那位博納·勞先生,勉強承諾出任首相之職。
  他所組成的內閣,可以稱之為"第二屆十一人內閣"。傑出人物鮑德溫先生任財政大臣。首相請國王下令解散議會,而人民也想有所改變。博納·勞先生有鮑德溫先生在旁協助,再加上比弗布魯克勳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顧問,獲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數,很有希望能執政五年。1923年初,博納·勞先生辭去首相職位而退休,後來病發去世。鮑德溫先生繼任為首相,寇松勳爵只好在新政府裡當外交大臣了。
  這樣就開始了從1923年起的十四年時期,這也許可以稱為"鮑德溫-麥克唐納的統治時期"。這兩位政治家,最初輪流迭替,到後來在政治上結成兄弟之誼,共同統治著英國。在名義上,他們代表互相反對的兩個政黨,代表兩種不同的理論和互相敵對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氣味相投,見解一致,方法相同,這確實是我國憲法自有首相一職以來任何兩個首相之間從未有過的。奇怪得很,兩個人彼此極為投機。拉姆齊·麥克唐納抱有古老的托利黨的許多看法,而斯坦利·鮑德溫除了工業家那種根深蒂固的擁護保護關稅這一點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黨內的許多人來,卻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的更為真誠的代表。
      ※      ※      ※
  鮑德溫先生並沒有因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顯位而目眩心迷。在別人向他道賀時,他說:"請你為我祈禱。"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勞合·喬治將以保護關稅為號召,聯合許多與戰時內閣同時離職的、持不同政見的保守黨領導人來分裂政府的多數,甚或向黨的領導提出挑戰。於是,在1923年秋季,他決定先發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護關稅的問題。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發表演說,其結果只是使新選出的議會還沒有到期就壽終正寢。他極力表白自己並沒有這種圖謀;
  但若信以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對英國政黨政治的深刻認識了。根據他的建議,議會於10月解散,於是在不到十二個月之後,又舉行第二次大選。
  自由黨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集合起來,我也加進去了。我們在選舉中取得了一個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雖然是少數黨,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組閣。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領導的工黨在下院中僅佔五分之二稍多的議席,鑒於阿斯奎斯無意組閣,麥克唐納先生才成為大不列顛的第一任社會黨人的首相,並且靠了歷史較長的兩個政黨的默許和相互爭吵,總算任職一年。英國處在佔少數的工黨的統治之下,極不安定,政治氣氛對自由、保守兩個反對黨極其有利,以致它們挑選了一個時機,在一個主要問題上一舉擊敗了工黨政府。於是又舉行另一次大選--這是不到兩年之內的第三次。選舉結果,保守黨所得席數比各黨加起來還多出二百二十二席。1在這次選舉之初,鮑德溫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對選舉的結果並無特殊的貢獻。不過以前他一直是保守黨的領袖,所以當選舉的結果公佈時,他當然又當上了首相。
  這時我頗得保守黨的愛戴。在大選後六個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補缺選舉中,證明我確實掌握了保守黨的力量。我雖以一個獨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競選,但有許多保守黨人為我效勞,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個委員會辦公室裡,各由一名保守黨議員主持其事,他們這樣做是違抗黨的領袖鮑德溫先生和黨機構的本意的。這也是前所未聞的事情。在總數的兩萬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敗。在大選中,我作為一個"憲政主義者"以一萬票的多數重新當選為埃平選區的代表。那時我是不會用"保守黨"的名義的。在兩次選舉之間,我和鮑德溫先生有過幾次友好的接觸,但我不認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現在當他獲勝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對我會有什麼看法。當他邀請我出任我父親一度擔任過的財政大臣時,不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黨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後,我個人方面沒有受到任何壓力,而只是以我的選民的贊同,重新正式加入離開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黨和卡爾頓俱樂部。
  1保守黨四百一十三席,自由黨四十席,工黨一百五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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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財政部遇到的第一個國際性問題,便是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在戰爭結束時,歐洲協約國共欠美國約一百億美元,其中英國欠四十億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協約國,主要是俄國,共欠我們七十億美元。1920年英國曾提議把戰債一律取消。這樣一來,英國至少在紙面上損失七億五千萬英鎊。由於自那個時候以來,幣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實上的數字可能還要多一倍。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的解決辦法。1922年8月1日,在勞合·喬治執政時期的鮑爾福照會宣佈,美國如不向英國索債,英國也將不向它的債務國索債,不管是盟國或以前的敵國。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聲明。1922年12月博納·勞政府派遣了一個由財政大臣鮑德溫率領的英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結果英國同意:不論它從它的債務國收回多少債款,英國應付還對美國的全部戰債,利息由百分之五減至百分之三點五。
  這個協定引起了熟悉情況的各界人士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對首相本人。英國在戰爭中,也同這次戰爭一樣,自始至終進行戰鬥,已弄得民窮財盡,而這個協定,又使英國在今後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須支付出三干五百萬鎊。不單在英國,就是許多並無利害關係的美國財政權威,也認為這個協定的根據,無論對債務者和債權者來說都是一種嚴厲的、缺乏先見之明的條件。柯立芝總統說:"他們借了我們的錢,不是嗎?"
  這句簡潔的話雖屬真實,但亦未盡然。各國之間的償付,如果採取運交貨物或勞務的方式,尤其是採取互利的交易,那不僅是公道的,而且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如果償付的方式只是獨斷地、人為地要把戰時財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項加以兌付,那就勢必擾亂世界經濟的整個進程。這種償付方式,無論是向一個共享勝利但戰創深巨的盟國索取,或者向一個戰敗的敵國索取,同樣都會產生這種情況。鮑德溫-柯立芝債務協定的執行,是其後不久使世界陷於經濟崩潰、阻礙世界復興並激發仇恨心的一個明顯因素。
  美國新近把關稅提高,並且幾乎把所有已經採掘的黃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庫裡去,這使對美國債務的償還付息更為困難。它強加給歐洲其他協約國的決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較輕而已。這種做法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使各國向德國加緊勒索。我完全贊同1922年鮑爾福照會的政策,並在當時曾為之辯護;在我任財政大臣時又加以重申,並為此而採取了行動。我認為,如果英國因為這個緣故而不僅成了美國的債務國,而且也成為替美國索債的人的話,那麼,華盛頓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債之舉實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國並沒有產生這種反應,事實上卻對這種議論大為不滿。美國繼續堅持英國必須每年償還債務,只是減低了利率。
  因此,我們除了要德國償付已經削減的賠款之外,又必須和其他協約國商討解決辦法,以便我們能夠取得每年須向美國國庫繳納的三千五百萬鎊。於是,德國就受到了極大的壓力,還得被迫接受一個干涉德國內政的討厭的國際監督機構。美國收到英國三次如數付款,而這筆款又是英國根據修訂過的道威斯計劃的比例向德國勒索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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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住在唐寧街11號,和鮑德溫先生比鄰相居幾乎達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財政部辦公,路經他的住處時,幾乎都去看他,並在內閣會議室裡談幾分鐘話。我是他的主要僚屬之一,對於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負一份責任。在這五年期間,國內的復興有了可觀的成績。這個政府是一個沉著而又幹練的政府,在此時期內,逐年都有顯著的進步和恢復。在政綱方面,雖然不能吹噓說有什麼驚人的或引起爭論的了不起的大事,但無論根據經濟的或財政的標準來衡量,人民大眾的生活確見改善了。在我們任期終了之時,國內和世界的景況,比起我們就任之初來要舒適和富饒得多。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實在的評論。
  在整個歐洲,政府獲得了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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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興登堡在德國上台掌權。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和戰敗後的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於1925年2月底去世。現在全國必須選舉一個新總統。所有的德國人過去一向是在家長式的專制政治之下長大,並受到言論自由和議會反對派這種影響深遠的習慣的調節。失敗的戰神張著羽毛脫落的翅膀,給德國人帶來了極端的民主體制和各種自由權利。但德國所經歷的一切使全國四分五裂,彷徨而無所適從。
  各黨各派互爭雄長,爭權奪利。在一片混亂之中,出現了轉向興登堡元帥的強烈願望。興登堡這時已退休家園,但仍受人們愛戴。他仍舊忠於流亡國外的皇帝,贊成"按照英國的樣板"恢復帝制。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時好之舉。
  當他被提名為在魏瑪憲法下的總統候選人時,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說:"讓我過平靜的生活吧!"
  然而,請他出山的壓力繼續存在,最後找到了提爾皮茨海軍大將去說服他,才使他不再猶豫,放棄他的本意而為國家負起責任。對於為國盡職,則是興登堡向來勇於承擔的。興登堡的競選對手是天主教中央黨的馬克斯和共產黨的台爾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國舉行選舉。投票結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興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一千六百十五票;台爾曼,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票。興登堡聲名顯赫,這次競選又出於多方勸說才勉強答應,與各方利益又無牽連,在競選者之中佔了上風,結果以不及一百萬的多數獲選,在全部票數中還沒有達到絕對的多數。當他的兒子奧斯卡爾在早上七點鐘把他叫醒並告訴他這個消息時,他把兒子罵了一頓:"你為什麼要早一個鐘頭叫醒我?就是到了八點鐘,事情也會是一樣的呀!"說完又去睡覺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時間才起床。
  興登堡的當選,在法國一開始就被視為德國的新挑戰。英國方面的反應則比較平穩。我一向希望看見德國恢復它的榮譽和自尊心,讓戰爭帶來的仇恨心歸於消失。所以這個消息根本沒有使我感到焦慮。勞合·喬治在我們再次見面時對我說:"他是一個極通情達理的老人。"的確,當興登堡還沒有老到糊塗之前,他確實是這樣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廢物也總比一個暴君好些。"1不過,他已經七十七歲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幾乎沒有人會預料他能再度連任。他在各個政黨之間盡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總統任期內的確給予德國以一種並不威脅其鄰國的穩重的力量和安寧。
  1引自特奧多爾·勒辛(1933年9月被納粹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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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2月,德國政府向當時法國總理赫裡歐提出一個建議。德國政府的備忘錄聲明,如果在萊茵河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尤其是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能簽訂一個以美國政府為保證人的公約,規定在一個長時期內承擔不對訂約國發動戰爭的莊嚴義務,則德國願意宣佈接受。此外德國也可以接受一個保證萊茵河區疆界現狀的公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件。法國政府著手同它的盟國磋商。在英國方面,奧斯汀·張伯倫於3月5日在下院公佈這項消息。由於法國和德國出現國會危機,延緩了談判的進行,但經過倫敦與巴黎之間的協商後,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國駐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國外交部長施特雷澤曼提出一個正式的照會。照會宣稱,除非以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作為先決條件,否則不能達成任何協議。德國不得提出修改和約條件的任何提議。比利時應列入訂約國之內;最後,應訂立一個法德仲裁條約,作為萊茵蘭公約的當然補充。
  6月24日,英國下院就英國應採取什麼態度舉行辯論。
  張伯倫先生說明,按公約規定,英國所承擔的義務只限於西歐。法國也許要確定它同波蘭和捷克的特殊關係,但英國將不承擔在國際聯盟盟約明確規定之外的任何義務。各自治領對西歐公約並不熱心。史末資將軍希望避免區域性協定,加拿大態度冷淡,只有新西蘭準備無條件接受英國政府的意見,但我們仍然堅持。在我看來,解決法、德兩國千年來的衝突,似乎是我們最高的目標。如果我們能把高盧及條頓兩大民族,在經濟上、社會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團結,以防止發生新的糾紛,而實現共同的繁榮和相互的依賴,使過去的對立消失,則歐洲即可再度興旺起來。在我看來,英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於調和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紛爭,此外似乎沒有其他利益可以與此相比或與此相牴觸的。直至今日,我的見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先生提出了為各黨所尊重的見解,內閣一致對他給予支持。德國在七月間對法國的照會提出答覆,接受把西歐公約和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兩件事結合起來,但說明關於普遍裁減軍備的問題有先行成立協議的必要。
  白裡安先生來到英國,就西歐公約以及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八月間,法國取得英國的完全同意,正式答覆德國。德國必須無條件加入國際聯盟,作為必要的第一步。
  德國政府接受了這個條件。這就是說,和約的規定,除非或直到經過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將繼續有效;德國也沒有得到協約國裁減軍備的具體保證。此外,德國人在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壓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約中關於戰爭罪責的條款,要求阿爾薩斯-洛林問題暫不解決,要求協約國軍隊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國政府都沒有十分堅持,但即使堅持,協約國也不會答應的。
  在這個基礎之上,洛迦諾會議於10月4日正式舉行。在光坦如鏡的湖水旁邊,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會議的成就是:第一,五國訂立了相互保證條約;第二,德國和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德國和波蘭、德國和捷克之間分別訂立了仲裁條約;第三,法國和波蘭、法國和捷克之間分別訂立了專門的協定,協定規定:如果西歐公約破裂並接著發生無理的軍事行動時,法國保證援助波蘭和捷克兩國。這樣,西歐民主國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況下保持相互之間的和平,一致反對任何訂約國破壞協定,對兄弟國發動侵略。英國向法、德兩國提出莊嚴的保證:如兩國中任何一國成為無故侵略的對象,則對該國給予援助。這種影響深遠的軍事義務獲得了議會的承認和全國的熱烈支持。這樣的一項工作,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至於英國或法國是否有義務裁減軍備,或裁減至何種程度這個問題並沒有受到影響。我作為財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這些問題。我對於這種兩個方面的保證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國保持軍備,而德國廢除軍備,則德國當無進攻法國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國進攻德國,這就會自然而然地使英國成為德國的盟國,這樣法國就絕不會進攻德國。這個建議,在理論上似乎有危險--如德、法之間發生戰爭,我們就得保證加入這方或那方--但是像這樣的一場災禍實際上是很難遇到的;這反而是防止災禍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對於法國裁減軍備和德國重新武裝,向來都表示反對,因為這會立刻給英國帶來更大得多的危險。在另一方面,英國和國際聯盟(根據協定德國已加入國際聯盟),給德國人民提供了一種確實的保護。這就造成了一種均勢,在這種均勢中,以結束德法之間的紛爭為其主要利益的英國,基本上居於公證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們希望這種平衡局面能維持二十年,在此時期內,在長期和平、信任增長和財政負擔的種種影響之下,協約國的軍備也將逐漸縮減。顯而易見,德國的實力一旦和法國大致相等,危險就會出現,更不用說德國變得比法國更強大了,但所有這些情況都似乎因有莊嚴的條約義務而被排除。
  洛迦諾公約只涉及西歐的和平,因而希望繼之有一個所謂"東歐的洛迦諾公約"。如果能夠以防止德法戰爭的可能性的同樣精神和措施來控制住德俄之間未來戰爭的危險,那我們就會感到很高興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澤曼領導下的德國,也不願意放棄德國在東部的要求,也不願接受領土條約中關於波蘭、但澤、走廊地帶和上西裡西亞的規定。蘇俄處在由各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國家所組成的"防疫線"的後面,在孤立的狀態中盤算著。雖然我們繼續努力,但在東歐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我對於使德國在東部邊界上得到較大的滿足的企圖從未置若罔聞。但在這短短的有希望的幾年中,始終沒有碰到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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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對1925年底洛迦諾會議所產生的條約都熱烈歡迎。
  鮑德溫第一個在外交部簽字。外交大臣因為沒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寧街11號的餐廳,同施特雷澤曼親密、友善地共進午餐。我們在極其友善的氣氛中聚會,並且一致認為,如果歐洲最大的國家真正團結起來,又自感到獲得了安全,則歐洲的前途將是無限美好的。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文件獲得議會真誠的同意以後,奧斯汀·張伯倫先生獲得了嘉德勳章和諾貝爾和平獎金。他的成功就是歐洲復興的滿潮標記,從此便開始了和平復興的三個年頭。儘管舊有的敵對只是處在睡眠狀態中,新兵擊鼓之聲已隱約可聞,但我們還是有理由希望:根據確實得到的基礎,我們將打通一條向前邁進的道路。
  在鮑德溫第二屆政府結束的時候,歐洲風平浪靜,不僅為過去二十年所沒有,而且在此後至少二十年中也沒有。自從我們締結了洛迦諾條約以後,對德國有一種友善的情感,法國的軍隊和協約國派遣軍在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從萊茵蘭撤退了。新德國加入了不完整的國際聯盟。在美、英貸款的體貼入微的幫助之下,德國很快就復興起來。它新建的遠洋輪船獲得了橫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榮譽稱號。它的貿易有飛躍的發展,國內情況十分繁榮。在歐洲,法國和它的同盟體制也似乎安然無恙。凡爾賽和約關於廢除軍備的條款也沒有遭到公開的破壞。德國的海軍已不復存在。德國的空軍在禁止之列,並尚未再起。在德國有許多有勢力的人物,至少為了慎重起見,強烈反對進行戰爭,而德國的最高統帥部也不相信協約國會容許他們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在我們面前卻展開了我在下面稱之為"經濟風暴"的形勢,但對此有所察覺者,卻只限於寥寥可數的一些財政界人士;而且他們看到前途太嚴重,也嚇得噤若寒蟬。
      ※      ※      ※
  1929年5月的大選表明:政黨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變之心,是影響選民的強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黨較之保守黨只佔微弱的多數。約有六十席的自由黨卻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很明顯,在勞合·喬治的領導之下,自由黨一定會對保守黨採取敵對的立場,至少在開始時是如此。我和鮑德溫完全同意:我們不應以一個少數黨的地位或依賴自由黨的靠不住的支持來組織政府。因此,雖然內閣和黨內對應採取的方針有些意見分歧,鮑德溫還是向國王提出了辭呈。
  我們全體乘專車到溫莎,繳奉印綬,正式辭職;六月七日,拉姆齊·麥克唐納第二次任首相,成為依賴自由黨支持的少數黨政府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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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社會黨人首相希望:他的工黨新政府將對埃及作出重大讓步,在印度進行遠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國的裁軍等等,借此來使工黨政府揚名天下。他算定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黨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議會中贏得多數。我和鮑德溫的分歧從此開始。自此以後,五年前他挑選我為財政大臣而產生的那種關係,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當然我們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觸,但我們都知道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我認為,在帝國的和國內的一切重大問題上,作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應該強烈反對工黨政府,應該維護英國的尊嚴,就像在迪斯累裡勳爵和索爾茲伯裡勳爵領導下那樣,應該毫不猶疑地進行論爭,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國的響應也在所不計。就我所見,鮑德溫已感到堅決維護不列顛帝國的光榮偉大的時代已經早就過去了;他並且認為,保守黨的希望在於適應自由黨和工黨的力量,再相機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輿論的強烈情緒和大部分選民從他們的手中奪過來。他在這上面當然是極為成功的。他是保守黨從來不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黨務經理人。他作為保守黨的領袖,參加過五次大選,三次獲勝。對於這些一般性問題,只有歷史才能夠作出評判。
  我們之間發生斷然的決裂,是由印度問題而起的。首相在保守黨的印度總督歐文勳爵以及其後的哈利法克斯勳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動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於是在倫敦舉行了一個奇特的會議,剛從寬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釋放出來的甘地先生,竟成為會議的中心人物。至於在1929年和1930年大會中所發生的爭論的詳細情形,就沒有必要在這部書裡一一敘述了。當政府決定釋放甘地,以便他作為民族主義印度的使者出席倫敦會議的時候,我和鮑德溫的關係就破裂了。他對於事態的演變似乎頗為滿意,他同首相和總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斷然把作為反對派的保守黨引導到這條道路上去。我堅決認為,這樣做,其最後的結果必定會使我們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會遭受到無法估計的禍害。因此不久我便為了這個問題辭職退出"影子內閣"。1931年1月27日,我給鮑德溫先生的信中寫道:
  我們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經公開。過去承蒙你邀請參加你的事務委員會,現在我覺得不應再出席了。無需煩言,我將盡力幫助你在下院反對工黨政府;我也將在大選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黨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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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處都呈現日益繁榮的希望和景況,尤其是在美國。極端樂觀主義縱容了瘋狂的投機事業。有人著書證明,經濟危機這個階段已被不斷擴大的企業組織和科學所克服了。九月間,紐約證券交易所主任還說:
  "我們顯然已經把我們所知道的週期性經濟危機給結束了。"
  但在十月間,一陣突發的狂烈的風潮橫掃華爾街。雖然力量最為雄厚的機構進行了干預,也不能遏止恐慌拋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銀行籌出了十億美元的資金,以求維持和穩定市場。
  但一切都是枉費心機。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積累得來的表現為票面價值的全部財富,一旦化為烏有。美國幾百萬個家庭的繁榮是在信貸膨脹這個龐大建築上發展起來的,現在突然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覺。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銀行也用低息鼓勵人們從事全國性的股票投機,此外還興辦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房屋、家俱、汽車、各式各樣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辦法等龐大商業系統。所有這些,現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規模生產的工廠陷於混亂和癱瘓狀態。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萬的技師和工人已開始坐小汽車上班,使停車場也成為一個迫切問題。整個社會一直進行著極其活躍的生產活動,製造各種各式的優良產品,供億萬人享受,但在今天,這個社會卻陷於工資猛降、失業增加的悲慘境地。美國的銀行系統遠沒有英國那樣集中,也沒有那麼牢固的基礎。有兩萬家地方銀行停止付款。人與人之間在貨物和服務上的交換方式已被打得粉碎。華爾街的崩潰波及每一個家庭,不論是貧的還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財富、讓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適的生活,這是曾使美國人民神魂顛倒的美麗憧憬,但不要認為這純粹是妄想狂和市場狂。任何一個社會從來不曾生產、共享和交換過為數如此巨大、種類如此繁多的貨物。如果人類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勤勞和技巧,則彼此之間所能增進的利益,確實是無可限量的。然而,虛榮、幻想和貪得無厭卻大大地超過了實際取得的成就,終於把瑰麗的外貌毀壞殆盡。在1929年到1932年期間,緊接著股票市場的崩潰,就是物價慘跌和隨之而來的生產減縮,從而引起了大規模失業。
  經濟生活的紊亂產生了世界性的後果。失業和生產的下降又使貿易普遍緊縮。各國紛紛實行關稅的限制政策,以保護國內市場。這次總危機又帶來了尖銳的金融危機,使國內信貸陷於癱瘓。破產和失業遍及全球。麥克唐納政府曾提出過種種的諾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對著一百萬到將近三百萬人的失業,弄得他頭昏腦脹。據說在美國,失業的人數達一千萬。這個巨大的共和國的整個銀行業,已陷於混亂並頃刻崩潰。其造成的災禍,波及到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
  不過在英語世界中還沒有人餓死。
  一個以攻擊資本為其基礎的政府或政黨,總是難以保持對於像英國那樣島國的高度人為的經濟所至關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完全無法應付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甚至不能運用黨的紀律或採取必要的有力行動來使預算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早已處於少數地位而又喪失了一切財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的。
  工黨政府之不能應付這次風潮,英國財政信用的突然崩潰,自由黨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這些導致了一個聯合政府的產生。看來只有由各黨組成的政府才能應付這次危機。麥克唐納先生和他的財政大臣,本於強烈的愛國熱忱,力圖引導工黨群眾擁護聯合政府。鮑德溫先生一向認為,只要他保持他的權力,別人盡可以擔任官職。現在他願意在麥克唐納之下服務。他這種態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勞合·喬治先生做手術後還在休養(以他的年齡來說,情況是嚴重的),於是由赫伯特·塞繆爾爵士率領大多數自由黨人參加了各黨聯合政府。
  我沒有被邀參加聯合政府。在印度問題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鮑德溫發生分裂。我又是一個反對麥克唐納工黨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別人一樣,也感到有成立聯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這個政府之外,既不使我驚訝,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實上,在政府改組的時候,我還在戛納繪畫。如果那時我被邀參加,我會做出點什麼呢?我也不知道。討論事實上從來不存在的令人懷疑的誘惑純屬多餘。在這年夏季,我曾經同麥克唐納談過聯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興趣。但那時我在政治舞台上處於很為難的地位。我擔任內閣官職已有十五年之久,現在正忙於寫我的《馬爾巴羅傳》。對於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渦中的人來說,當時的政治戲劇的確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說,我在國家緊張關頭被斷然拋棄,並不使我感到憤懣,更說不上傷心,只是有所不便。從1905年以來,在下院開會時我總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來發言,比較方便。我可以把發言稿放在講桌上,多少給人以即席發言的印象。現在我必須有點困難地在政府席那邊的過道後面找個座位,在發言時必須把稿子拿在手裡;同其他著名的前內閣大臣們進行辯論時,就只好碰運氣了。不過我還是常常得到發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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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府的成立並沒有制止住金融危機。當我從國外回來時,發現在勢必舉行的大選行將到來之時,什麼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選民作出了無愧於英國民族的決定。聯合政府在工黨的締造者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的領導下宣告成立。他們向人民提出了一個厲行節約和要求付出犧牲的綱領。這是"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當時還不存在戰爭和生死攸關的危險所帶來的刺激或要求罷了。最嚴峻的經濟政策必須實行。每個人的工資、薪俸或收入必須削減。人民大眾被要求投票擁護一個厲行緊縮節約的政府。人民響應了,就像往常當他們激發起英雄氣概時所表現的那樣。儘管政策背棄以前的聲明,廢除金本位;儘管鮑德溫先生不得不停止償付而且永遠也不再償付美國戰債(這些美國戰債是鮑德溫迫使1923年的博納·勞內閣向美國償付的),自信心和信用還是恢復了。新政府獲得了壓倒多數的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出來組閣,但在他自己的政黨中,只得到七八個人的支持;而僅僅有五十個他的黨內反對派和他以前的追隨者當選為議員。他的健康狀況和精力迅速衰退;在決定命運的將近四年的時期內,他在越來越衰老的情況下在英國政體的最高地位執政。就在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來了







第三章 潛伏的危險 

  我在1928年的感想--對未來的戰爭的毀滅性恐怖--若干戰爭技術的預言--協約國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會改變的"--德國的陸軍--十萬志願兵的限制--賽克特將軍的工作和主張--"第二個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的撤銷--德國的航空事業--違約與偽裝--德國的海軍--拉特瑙的軍備計劃--可以改裝的工廠--"十年無大戰"的規定。
  在我所著的《戰後》一書中,我對於自歐戰停戰到1922年底英國政府更迭這四年中的情況,寫下了一些感想。該書是1928年寫的,當時我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
  直到基督紀元二十世紀初,戰爭才開始進入到它可以毀滅人類的時代。人類已組織成為大的國家和大的帝國,各民族的興起充滿了集體意識,使屠殺事業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規模和堅毅來加以設計和實行。個人的卓越的長處,都被集中來發展大規模屠殺的能力。雄厚的財力、進行世界貿易和信貸的資源以及巨額資本的積累,得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各國人民的精力用於蹂躪破壞的事業。民主政治的制度使億萬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現。教育不但把戰爭這一課灌輸到每一個人的腦中,而且使每一個人對當前目標都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報紙成為一種促進彼此團結和互相激勵的工具。至於宗教,在基本論點上,雖然很高明地避談鬥爭,但用種種方式,對所有的戰鬥人員一視同仁地給予鼓勵和慰勞。最後,科學打開了它的寶藏和秘密去滿足人們不顧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說是能起決定作用的器械和裝置放在他們的手中。
  其結果,許多新奇的特點出現了。非但設防的城市遭受饑荒,整個整個的民族都被有計劃地置於或將被置於因饑饉而衰弱的過程中。全部人口以這種或那種身份參加戰爭,同樣都是襲擊的對象。天空中開了一條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帶到遠離戰線的後方,帶給老、病、婦、孺這些在以前的戰爭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鐵路、輪船和汽車等運輸工具神奇地被組織起來,使千百萬人可以不斷地進行戰鬥。醫療和外科手術精益求精的進步,把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殺場。凡是可以用於這種大規模浪費事業的東西,都不會被浪費掉。士兵的垂死掙扎也可以使之產生軍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戰的頭四年所發生的一切,只是準備進行的第五年戰鬥的序幕罷了。恐怕1919年的戰役會看到殺傷力量的大大增強。假使德國軍隊能夠保持士氣,成功地撤退到萊茵河,那麼,在1919年的夏季,他們恐怕就會受到前所未有的、無可比擬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術的襲擊。成千上萬架飛機將炸毀他們的城市。好幾萬門大炮將夷平他們的陣線。當時協約國正在進行種種部署,準備在同一時期內把二三十萬配有一切必要裝備的軍隊,用每日行駛十到十五哩的機械化車輛,源源不絕地越野前進。只有一種秘密的防毒面具(這是德國人還沒有及時造出的)才能確實防禦的狠毒到難以置信的毒氣,將使遭受攻擊的敵方陣線的全部抵抗陷於窒息,使全部生命陷於癱瘓。當然,德國人當時也有他們的計劃。但憤怒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解除警報已發出來。於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戰國的檔案裡了。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抬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鬆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裡,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裡,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保存著;他們的資料、數據和發明,都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注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準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為"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峰從飄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處在危險中的國家,將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制的毀滅性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制。
  在過去,人類從來不曾處在這樣的境況:品德上沒有取得值得重視的進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確的指引,卻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毀滅其自身的工具。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人們所有的光榮和勞動把人類引導到這樣的一個頂點。人們最好還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負的新責任。死神在"立正"、遵命、聽候號令,準備執行任務;準備把全人類大批大批地砍殺;準備一經召喚,就把人類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壓成齏粉,永遠沒有修復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聲令下。他等候一個神志虛弱的、手足無措的人來下這個命令,這個人本來是他的犧牲品,而現在--僅僅是這一剎那卻成為他的主人。
  所有這些話都是在1929年1月1日發表的。現在,又是十八年後的元旦了,我還是不能寫出和先前兩樣的話來。在兩次戰爭之間,由我本人負責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其目的只是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當然也是為了在一旦發生最壞的情況下,保證我們能夠取得勝利,或者至少能倖存下來。恐怕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比第二次大戰更容易防止。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毀滅,我們隨時準備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國、美國和其他協約國家,是以通常處事那種貫徹始終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慣常具有的常理來處理它們的事情的話,那本來就沒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沒有法律伴奏的行軍。不但如此,在正義的事業中,我們還可以運用實力,而不見得要冒流血的危險。英國、法國,尤其是具有巨大實力而又公正的美國,由於放棄自己的目的,甚至放棄他們衷心擁護的主張,任令局勢逐步發展,終於達到他們量害怕的那個頂端。
  現在,我們又面臨極其相似的新問題,只要這些國家還再用那種善意的、但目光短淺的做法來對付,那就不免要導致第三次大動亂,那時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存下來講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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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25年,我就寫過一些現在還不宜忽略的關於技術方面的想法和疑問:
  會不會出現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發現的爆炸能都無可比擬地更為猛烈的呢?會不會發明一種大小像個桔子的炸彈,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大片建築物--或者集中千噸炸藥的力量,一下子把整個市區夷平呢?即使是現有的炸彈,是否可以裝在飛行運載工具上,用無線電或其他射線來操縱,不用駕駛員,自動地、連續不斷地轟擊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房或造船廠呢?
  至於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為什麼要認為這些方法只限於無機化學呢?對於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準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國的實驗室裡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所有這些話都是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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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自豪的民族在戰爭中被擊敗,必定力圖盡快重整軍備,這是很自然的。他們只要有辦法,就不會尊重被迫服從的條約。
  ……安逸的局面將會改變在痛苦中所發的誓言,把它視作是暴力所迫的,是無效的。
  所以,強行使一個戰敗的敵人繼續處在解除武裝的狀態,乃是勝利者的責任。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採取雙重政策:第一,他們自己要保持充分的軍備,同時又必須以毫不放鬆的警惕性和權威,貫徹執行和約中關於禁止原來的敵國恢復其軍事力量的各項條款。第二,他們必須採取旨在使戰敗國繁榮昌盛的寬大措施,盡可能使它對自己的狀況感到滿足,還要用一切方法極力創造一個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礎,使訴諸武力的誘因逐漸消除。在這幾年中,我提出了一個準則:"消除戰敗國之冤氣在先,裁戰勝國之軍在後。"下面可以看到,英國、美國和法國卻在很大的程度上採取了相反的做法。於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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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支把一個強大國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來的軍隊,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勝利的協約國,依照勞合·喬治的建議,把德國軍隊限定為十萬人,禁止徵兵,但這一點兵力,卻成為一個核心,成為一個熔爐,在可能的時候,百萬大軍便會從那裡產生出來。這十萬人就是十萬個骨幹,一旦決定擴充,小兵就會變成軍士,軍士就會變成軍官。儘管如此,勞合·喬治的防止德國重建陸軍的計劃,不能說是考慮不周到。在和平的時期中,任何外國的監督都不能控制德國奉准設立的十萬兵員的素質。問題不在這一方面。德國僅僅為了防守國境,就得需要三四百萬有訓練的士兵。而要建立一個能夠同法國陸軍相匹敵、更不用說超過法國的全國規模的軍隊,不但需要培植骨幹,恢復舊日的聯隊和編製,還要實行國民徵兵制度,每年徵集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子。志願兵、青年運動、警察的擴編、老戰友會,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組織,都可以在過渡時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沒有實行普遍的國民兵役,則骨架雖全,總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國實行了幾年的徵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國軍隊相抗衡的軍隊。這裡有一條非把凡爾賽和約加以明目張膽的破壞就無法越過的界線。在此之前,可以進行隱蔽的、巧妙的和精細的準備,但總有一天會下最大的決心越過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這樣看來,勞合·喬治的原則是對的。假使那時曾運用權力並以審慎的態度來貫徹這個原則,那麼德國的戰爭機器就不可能重新鑄造出來。每年徵集的新兵,不論在入伍前受過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須在聯隊或其他單位中至少呆上兩年,只有經過了這一個訓練時期,才可以把現代陸軍所必不可缺的後備軍逐漸組成和擴充起來。雖然,法國的人力在上次戰爭中有大得可怕的損耗,可是它能夠有條不紊地、連續地訓練每年入伍的士兵,並把受訓過的士兵編入後備軍籍而成為國家整個戰鬥人員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國都沒有被允許建立這樣的後備軍。在這些年中,法國的軍事體制卻能順利地訓練和聚集起有組織的力量,這支力量是長期不斷地武裝和訓練的結果。德國陸軍或許可以培養和發揚它的軍事精神和傳統,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國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夢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來德國陸軍的機構和核心的締造者是賽克特將軍。早在1921年,賽克特就秘密地在紙上忙於設計一支完備的德國陸軍,並且謙恭地為他的種種活動同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辯解。他的傳記作者拉本瑙將軍在1940年德軍節節勝利時寫道,"假使從1920年到1934年間,領導核心只是適合於小規模軍隊的需要,那就很難進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爾賽條約規定要把軍官團的人數由三萬四千人減到四千人。德國人用了種種計策來突破這個致命的界線,而且儘管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作了種種努力,德國還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陸軍的計劃。賽克特的傳記作者寫道:"敵人曾經竭力要消滅參謀部,並得到國內各政黨的支持。協約國管制委員會根據它的立場,曾有好幾年正確地企圖把高級參謀的訓練搞得非常落後,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參謀部。他們曾用直截了當的方法來瞭解參謀部的軍官究竟是怎樣訓練的,但是我們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論關於體制或講授的課程,一點也沒有洩露。賽克特始終不讓步;因為假使參謀部被破壞,那就很難重新建立起來。……雖然參謀部的形式已經被破壞了,但它的內容依然保留住……"實際上,有好幾千個穿便衣的參謀部軍官和他們的助手,以建設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員的名義,集中在柏林,對過去和未來進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還有一段透徹的說明:"沒有賽克特,今天(1940年)就沒有在德國的意義上的參謀部,因為這個組織是必須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來的;無論軍官們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建立起來。概念的連續是為了保證在現實的嚴重考驗中掌握領導權所必需的。個人的知識或能力是不夠的。在戰爭中,有系統地發展起來的多數人的能力是必要的。這種集體能力需要幾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個小型的十萬人組成的軍隊中,如果將軍們不是也變成了小氣派的人,就必須建立一個偉大的理論體系。為了這個目的,還得提倡大規模的體操鍛練和軍事體育……這倒不是為了訓練參謀部,而是要訓練一批高級軍官。"這些人將能按正規的軍事要求來考慮問題。
  賽克特認為,必須避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個人經驗中引申出錯誤的理論。那次戰爭中的一切教訓,都經過透徹的和有系統的研究。擬出了新的訓練原則和編訂了各種新教程。
  一切現有的操典都重新編寫,而且不是為那十萬兵員的軍隊而是為德意志帝國的武裝力量來編寫的。為了使協約國查不出來,這些操典的全部項目是用特別的字體印刷的,而且是公開的。但是供內部專用的操典,卻是秘密的。他們所一再強調的主要原則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種必須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種--如步兵部隊、摩托化部隊和炮兵部隊--必須在戰術上密切配合;而且機關鎗部隊、迫擊炮部隊、衝鋒鎗部隊、反坦克武器部隊、陸軍航空兵部隊以及其他種種,亦應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戰爭中,德國各軍事將領都認為他們戰術上的成功,全仗這種理論。到了1924年,賽克特已能感覺到德國陸軍已在慢慢地增加,超過了十萬人的限制。他的傳記作者說:"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邁的陸軍元帥馬肯森為賽克特建成德國陸軍而向他致賀,而且並非不恰當地把賽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這個沙恩霍斯特在法國於耶拿之役後佔領德國的那幾年內,曾秘密組織普魯士軍隊來反擊拿破侖。"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燒著,協約國的管制也沒有摧毀德國軍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賽克特率領各路指揮官帶著參謀人員和通信部隊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軍事演習。那時沒有軍隊,但實際上所有的將軍、指揮官和參謀部的軍官,由此學到了許多戰爭藝術以及指揮一支正規德國陸軍的技術問題。一旦時機成熟,這支軍隊就能夠把德國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對在正式編制之外的士兵進行小規模的短期訓練,已有好幾年了。這些人被稱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從1925年起,這些"黑兵"全部由國防部來領導,由國家經費來維持。
  參謀部的1925年計劃,企圖超出條約限制把軍隊加以擴充和改進,把現有的合法的七個步兵師增加兩倍,然後到三倍,但是賽克特的最終目標,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個師。從1926年起,這個計劃的主要障礙,就是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反對。1932年社會民主黨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過了十萬兵員軍隊的編制。雖然它的實力,在早些時候就已經穩步地超過這個數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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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迦諾會議後,人們都抱著善意和希望,在這種情緒下,英國和法國政府採取了一個雖非無法補救但頗成問題的決定。這就是:撤銷協約國管制委員會,而代之以一個由國際聯盟主持並經各方面同意的調查方案,只要有一國要求,就可以進行調查。據說這種部署可以作為洛迦諾條約的補充。但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福煦元帥的報告雖然指出:德國業已有效地解除武裝;但是必須承認,一個擁有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是不可能永遠廢除軍備的。必須要有若干的預防措施。儘管如此,1927年1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還是從德國撤退了。當時已經知道,德國人正在用許多隱蔽的、不顯著的方式來破壞凡爾賽和約,而他們無疑地正在制訂使德國再度成為一個軍事國家的書面計劃。他們有童子軍,有士官團,以及由青年和退伍軍人所組成的許多沒有武裝的志願隊組織。但是不論陸軍或海軍,任何事情總不能大規模進行而不被發覺。至於實行國民徵兵制度,建立空軍,或超過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來建造戰艦,那就是公然違背德國應守的義務,在任何時候都會在德國業已參加的國際聯盟中被提出來。
  至於空軍,那是更難作明確的規定。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設立空軍,所以在1920年5月,德國空軍正式解散。賽克特在他的告別命令中說,他希望空軍將再度建立起來,空軍的精神亦將依然存在。他極力鼓勵這樣做。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在德國國防部成立一個由以前的有經驗的空軍軍官所組成的特殊團體。這是瞞著協約國委員會暗中成立的,而且連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讓知道。這個團體以後逐漸擴大,直到國防部中各個辦事機構或監察機構都有所謂"空軍細胞",而空軍人員也逐漸被引進陸軍各個單位,成為陸軍的幹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長是一位有經驗的戰時軍官,是賽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發展能夠配合軍事上的需要。這個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國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陸軍或海軍中加以偽裝的空軍單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軍軍官擔任其職務,他們根本沒有商務航空的知識。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國全境就已經有了飛機場和民用飛機製造廠的系統,已有訓練飛行員和進行消極防空的教練。
  那時已有相當規模的商業航空飛行表演,建立了全國性的滑翔小組網,以鼓勵為數眾多的德國男女養成"航空精神"。至於准許飛行的民用航空人員在數額上的嚴格限制,在紙面上還是遵守的,但是這些規則,同許多其他規則一樣,都被賽克特矇混過去了。他得到德國運輸部的暗中幫助,為一個有效率的航空工業和未來的空軍建立了堅固的基礎。在1926年的情緒支配下,協約國還以為過分抑制德國的這些違約行為,未免太傷害德國的民族自豪感。勝利者滿以為有了禁止德國成立空軍這一條原則界限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這是一條極其含糊、極不明確的界限。
  在海軍方面,德國人也是實行同樣的掩飾手段。依照凡爾賽和約,德國只準保留小規模的海軍,最高兵力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德國就假借種種借口增加人數,超過了限額。各種海軍組織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機關之中。赫爾戈蘭沿海要塞,雖然按照條約已加以拆毀,但不久又重新修築起來。潛水艇也私自建造,並在別的國家裡訓練潛艇的官兵。為了使德皇時代的海軍繼續存在,為了準備將來有朝一日能夠恢復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方面,也有重大的進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當他任建設部部長時,就著手大規模地重建德國的軍事工業。事實上他曾對將軍們說:"他們固然已經毀掉了你們的武器,但是這些武器在下一次戰爭以前無論如何已成為廢物。下一次的戰爭將用簇新的武器來打,而且,最不為陳舊武器所束縛的軍隊,將占最大的便宜。"
  儘管如此,德國的參謀人員,在協約國管制下的幾年中,總是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於銷毀而進行堅韌不拔的鬥爭。
  用盡一切欺瞞和阻撓的手段來避開協約國委員會的耳目。偷偷進行的工作,組織得非常嚴密。德國的警察,起先對這種行為還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協同國防部積集武器。以民間團體的名義作掩飾,成立了一個保管武器和設備的組織。從1926年起,這個組織在德國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種軍器的倉庫遍佈全德國。還有,為了製造供將來生產軍用品的機器也採用了極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軍用或可以改作軍用的車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產之用,其數量之大遠遠超過通常商業上的需要。為戰爭而建立的國家兵工廠,並沒有依照凡爾賽條約予以封閉。
  一個全面的規劃就這樣地付諸實行了。根據這個規劃,所有用英、美兩國建設貸款來開辦的新工廠和許多舊工廠,從一開始就有計劃地使之能迅速變為軍工廠。他們計劃之徹底和周密,可以寫成好幾部書。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慘遭反猶太的新生的納粹秘密社團所暗殺。他們切齒痛恨這個猶太人--德國的忠實僕人。1929年取得政權的布呂寧,曾熱心而又審慎地繼續推行這項工作,所以,當勝利者還因為有一大堆陳舊的軍事設備而高枕無憂的時候,在德國,生產新武器的巨大潛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來。
  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曾經作出決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的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要派出遠征軍。"1924年,我出任財政大臣,曾提請帝國國防委員會將這個規定重新加以審查,但是沒有人提議修改。1927年,陸軍部建議,1919年的決議,單就陸軍方面而論,應該延長為"從現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內。這個建議得到內閣和帝國國防委員會的認可。1928年7月5日,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討論,那時我就以接受的態度提議:"各軍事部門的預算,應以十年內沒有大戰這句話為基礎,這個基礎應該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這個假定,應該每年由帝國國防委員會予以覆核。"
  我這個提議為各軍事部門或自治政府留了後路,當他們認為適宜的時候,可以由他們按情況來決定提出這個問題。
  有人爭辯說:接受這個原則就會使軍事部門陷入錯誤的安全感而滿以為可以高枕無憂,研究工作就會被忽視,鼠目寸光的見解就會流行起來,而牽涉到財政支出的部門尤其如此。不過,一直等到1929年我離開財政部時,我感到還是有希望的,因為世界和平看來可以維持,我覺得沒有理由作出新的決定,這並不是在事實上證明我有什麼錯誤。直到1939年秋季,戰爭還沒有爆發。在這個局勢不穩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陰是夠長的。"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麥克唐納政府才正確地作出決定:可以認為這個假定業已取消了。
  在這段時期中,協約國還保有足夠的實力和權利,可以阻止德國進行任何可被察覺的重整軍備的活動。而當時德國也不得不服從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強烈的聯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條約的規定。當我們重溫1930年到1938年這八年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曾有過那麼多的時間。
  至少到1934年,我們還可以不損一兵一卒來阻止德國重整軍備。我們所缺少了的,絕不是時間。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雙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領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動--《我的奮鬥》--希特勒的問題--希特勒和德軍陸軍--施萊歇的陰謀--經濟風暴的襲擊--布呂寧總理--一個立憲的君主政體--軍備均等--施萊歇的干擾--布呂寧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個德國下士,在英軍襲擊科明附近地區時,因受芥子氣侵害,一時雙目失明。當他正在波美拉尼亞的醫院住院的時候,德國各地在戰敗之餘,革命四起。他是奧地利海關一個低級稅吏的兒子,在青年時,曾夢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他沒有能夠進入維也納的藝術學院,而在維也納過著貧苦的生活,後來又遷到慕尼黑。他有時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經常當臨時工,在物質上過著極為貧窮的生活,心裡卻隱藏著極度的憤懣和怨恨,認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並沒有使他加入共產主義的行列。他卻體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並反而更抱著一種反常的種族忠誠觀念和一種對德國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熱而不可思議的崇拜。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他立即懷著滿腔熱情去參軍,在西線一個巴伐利亞團中服役了四年。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運。
  1918年冬季,當他雙目失明、無依無靠地臥病在醫院時,他覺得自己個人的失敗,似乎同整個日耳曼民族的苦難分不開。戰敗的震驚,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國人的勝利,使這個傷勢漸愈的團傳令兵陷於極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體衰弱,面容憔悴,但從此卻產生出一種異常的、可以決定人類生死命運的無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國的失敗,在他看來,按通常的事理是難以理解的。他以為其中必有一個重大而惡毒的通敵陰謀。這個抑鬱的小兵,只憑他自己的狹隘的個人經驗,獨個兒苦思苦想,要推究這場災禍的原因。以前他在維也納時曾和極端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一些小組混在一起,在那裡他曾聽到過有一個種族,北歐日耳曼族的敵人和剝削者--猶太人所進行的種種罪惡和破壞活動的事情。他的愛國義憤以及對富人和上層人物的嫉妒,融合成為抑制不住的仇恨。
  這個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終於出院了,出院後仍然穿著軍服。他對於軍服,幾乎具有小學生對軍服所抱有的那種自豪感。他揭開眼睛上的紗布時,看見的情景多麼悲慘!戰敗的騷亂實在是夠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氣氛中,在他的周圍,閃現出赤色革命的輪廓。裝甲車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橫衝直撞,向驚惶躲避的路人散發傳單或射擊子彈。有些和他一道當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帶紅色袖章,瘋狂地呼喊口號,反對地球上他所熱愛的一切。好像睡夢方醒一樣,一切都突然間變得清清楚楚了。猶太人,在後方大發國難財的人和陰謀通敵的人,以及通過猶太知識分子搞國際陰謀的可恨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背後把德國捅了一刀,並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見他的責任在他眼前閃耀:他要把德國從這些瘟疫中拯救出來,要為德國報仇,要把這個作主人的種族帶領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運那裡去。
  他團裡的軍官們看到部下們那種煽動性的革命情緒,大為恐慌,但他們很高興無論如何總算發現了一個似乎瞭解局勢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願意留在軍中,幹上了一個"政治教官"或者說是特務的工作。以這個名義,他收集了搞叛變和顛覆活動的陰謀計劃的情報。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軍官,讓他去參加當地各式各樣的政黨的集會。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這位下士參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館裡召開的德國工人黨的集會,他第一次聽到人們所發的言論,和他內心的信念如出一轍,同樣是反對猶太人,反對投機分子,反對使德國墮入深淵的"十一月罪犯"1。9月16日,他便加入這個政黨。不久,為了配合他在軍隊的工作,他負責該黨的宣傳工作。1920年2月,德國工人黨在慕尼黑舉行第一次大會,希特勒操縱了那次大會,並且為黨綱草案規定了二十五個要點。這時希特勒已成為一個政客,他的救國運動從此就開始了。同年四月,他從部隊復員。自此他就以整個生命致力於黨的擴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經把原來的領袖一個個逐出。他以他的熱情和天才,使那些著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個人獨裁,他已經是"領袖"了。他花錢買了一個經營欠佳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作為該黨的機關報。共產主義者不久便認出了他們的敵人。他們企圖破壞希特勒的集會,於是在1921年底的幾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組織了他的衝鋒隊。直到此時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亞當地範圍內進行的,但是由於戰後幾年,德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帝國各地有許多人開始去傾聽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國佔領魯爾,全德國大為激憤,使現在被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大大激增。馬克的崩潰摧毀了德國中等階級的基礎。他們有許多人在絕望之中成為這個新政黨的黨員。他們在仇恨、為國復仇和愛國狂熱之中,為他們的苦難找到安慰。
  11918年11月德國爆發了革命。--譯者
  希特勒一開頭就說得很明白,要奪取政治權力,就要從激烈反對和打擊由戰敗恥辱而產生的魏瑪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這位"領袖"在身邊就有了一群堅定的黨人,其中最傑出的是戈林、赫斯、羅森堡和羅姆。這些活動家認定奪取巴伐利亞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來。魯登道夫將軍以他在軍隊中享有威望的名字,為這次冒險行動張目,而且在這次暴動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戰前人們常說:"在德國是不會有革命的,因為在德國一切革命都是被嚴厲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當局在這次事變中恢復了這句格言。警察開了槍,但是很仔細地不打在魯登道夫的身上,魯登道夫將軍徑直地邁步前進,向警察的隊伍走去,還受到警察的敬禮。示威者大約有二十個人被打死,希特勒撲倒在地上,和其他領導人逃出了肇事場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處四年徒刑。
  雖然德國當局維持了秩序,德國的法院對肇事者亦加以懲辦,但是國內各地都認為當局是打擊他們自己的骨肉同胞,是為外國人服務,而以德國最忠實的兒女作為犧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減為十三個月。他住在蘭茨貝格獄中的十幾個月,使他能夠完成《我的奮鬥》一書的提綱,這是他的政治哲學著作,是為獻給最近暴動的死難者而寫的。在他終於獲得政權後,對協約國的政治軍事領導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本書更值得仔細研究的了。德國復興的綱領、黨的宣傳技術、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的計劃、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概念、德國理所當然地應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這些都在書中寫得明明白白。這是信仰和戰爭的新可蘭經:誇張、冗長、雜亂無章,但包含了這個黨的使命。
  《我的奮鬥》的主題是很簡單的。人是一種戰鬥的動物,因而,國家,作為戰鬥者的集合體,就是一個戰鬥的單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機體,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戰鬥,那就注定要滅亡。一個停止戰鬥的國家或種族,也同樣注定要滅亡。一個種族的戰鬥力,取決於它的純粹性,因此,必須排除外來的玷污。猶太種族由於它遍佈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十惡不赦的罪孽,因為它意味著生存競爭中的種族投降,所以,每一國家的首要職責就是使群眾國家主義化。在個人方面,智慧並不是首要的,意志和決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質。生而具有指揮能力的人,比千千萬萬隻配服從的人有價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種族的生存,所以軍事手段是必要的。種族必須戰鬥,苟安的種族必定會腐化和滅亡。假使日耳曼種族能夠及時聯合起來,那它已經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國必須把所有散居在歐洲各處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懷抱之中。一個遭受失敗的種族可以因恢復其自信心而獲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須教育軍隊相信自己是所向無敵的。為了復興日耳曼民族,必須使人們確信,用武裝力量來重獲自由是可能的。貴族政治的原則,在根本上是正確的。理智主義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造就經最少訓練就能成為軍人的德國人。要是沒有狂熱的、歇斯底里的熱情作為推動力量,歷史上最偉大的驚天動地的激變是不可思議的。和平與秩序這種資產階級美德,什麼事也做不出來。世界現在已轉向這樣一種偉大的激變了,而新的日耳曼國家,必須使我們的種族時刻準備為地球上最後而又最偉大的決戰而戰鬥。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外交的任務不是讓一個民族壯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夠繁榮和生存。只有英國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國的同盟國。沒有一個國家會同民主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所統治的怯懦的和平主義的國家締結同盟。要是德國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也不會有人維持它的生存。它喪失的省分,絕不會以祈禱上帝或懇求國際聯盟就能拿回來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國絕不可重蹈對所有的敵人同時作戰的覆轍。它必須選定其中一個最危險的敵人,全力加以攻擊。只有當德國重新獲得權利平等,恢復它在太陽之下的地位時,世界才會不再反對德國。德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純粹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進攻法國,那是愚蠢的。德國所需要的,就是在歐洲擴張領土。德國戰前的殖民政策是錯誤的,應該放棄。德國必須謀求向俄國,尤其是向波羅的海各國擴張。絕不能夠同俄國結盟。聯合俄國向西歐發動戰爭是犯罪的事,因為蘇維埃的目的就是國際猶太主義的勝利。
  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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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不停頓地進行鬥爭並逐漸作為一個全國性的人物而顯露頭角,但這並不怎麼引起各戰勝國的注意,因為它們為自己的麻煩事和黨派鬥爭所苦惱和困擾。國家社會主義黨,即後來的所謂"納粹黨",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國的人民群眾、軍隊和國家機器以及那些並非無緣無故害怕共產主義的工業家,以致成為整個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國生活中的一個力量。1924年底,當希特勒從獄中獲釋時,他曾經說,重新組織他的運動恐怕得要五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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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瑪憲法的民主條款之一規定每隔四年選舉國會。人們希望根據這個條款來確保德國人民群眾享有對國會的完全的和持續不斷的控制權。當然,實際上這個條款只是使他們生活在一個有著綿延不絕的狂熱政治刺激和不斷進行選舉運動的境況之中。因此,關於希特勒和他的主義的發展,就有著精確的記錄。1928年,他在國會只佔二十八席,1930年增為一百零七席,1932年為二百三十席。到這個時候,德國的整個機構都充滿了國社黨的特務,並受它的紀律的約束。對猶太人的各種威嚇、侮辱和暴行,就到處猖獗起來。
  在這本書中,沒有必要把這種複雜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惡,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進程逐年一一細述。洛迦諾公約的黯淡日光,只不過是曇花一現。大量美國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榮正在恢復。興登堡元帥當了德國的總統,而施特雷澤曼是他的外交部長,沉著而體面的大多數德國人民,以他們那種對偉大而尊嚴的權威的根深蒂固的熱愛來擁戴興登堡,直到他臨死嚥下最後一口氣。但是在這個狂亂的國家裡,其他各種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瑪共和政府既不能給這個國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國家的光榮和復仇心得到滿足。
  戰後幾年間,在勝利者所強加而帶有失敗恥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體制這個虛飾的外表後面,掌握德國實際政治權力和作為國家的持久性機構的,乃是德國陸軍參謀部。總統和內閣的任免都操在這些人的手中。他們認定興登堡元帥是他們權力的象徵,是他們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興登堡已是八十三歲了。從這時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漸衰退。他越來越變成一個偏見、固執和獨斷的老人。在戰爭中,興登堡曾被奉為一個偉大的形象,可是現在,德國的愛國者卻以希望他早日歸天來表示對他的敬仰。這確切地說明,現在的興登堡已經變成了一個"木頭的泰坦神1"了。若干時間以來,將軍們已經明白,他們應該物色一個滿意的領袖來繼承這位年邁的元帥。但物色新人之舉,卻被國社黨運動猛烈發展起來的力量所壓住。1923年慕尼黑暴動失敗以後,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一個在法律上嚴格合乎魏瑪共和體制的黨綱,但是他同時卻鼓勵並計劃擴展納粹黨的軍事的和半軍事的組織。衝鋒隊或稱"褐衫隊"以及一個人數很少而有嚴格紀律的核心組織黨衛隊,從一開始很小的組織,發展到在人數上和活力上都規模很大的團體,致使軍方對他們的活動及其潛在的實力大為惶恐不安。
  1希臘神話中天神與地神的子女。--譯者
  領導衝鋒隊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軍官羅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並且在鬥爭的幾年中,也始終是希特勒的親信朋友。羅姆是衝鋒隊的總參謀長,是一個極有能力和膽量的人,有強烈的個人野心,又是一個性變態者。他的劣行並不妨礙希特勒和他在奪取政權這條艱苦而危險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呂寧叫苦地說的,衝鋒隊已經把原有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大多數組織吸收在內,其中包括於1920年在波羅的海和波蘭同布爾什維克黨人作戰的自由同志會,此外還有鋼盔團這個國家人民黨退伍軍人的組織。
  陸軍將領對國內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們不得不確信他們這樣的一個和納粹運動相對立的軍官階層已不能再統治德國了。這兩派都是決心想把德國從地獄中拯救出來,都想報戰敗之仇。但是德國陸軍是代表德皇帝國所設立的機構,並且是保護德國社會中的封建領主階級、貴族階級、地主階級和其他富裕階級的;而衝鋒隊則在基本上已成為一個由暴烈的或憤懣的顛覆分子的不滿以及破產者的絕望鬥爭所鼓動起來的革命運動。他們和他們所譴責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陸軍方面認為,和納粹黨鬥爭,不啻是把戰敗的德國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陸軍高級將領都認為,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國家著想,他們必須同納粹黨聯合起來,雖然他們曾以德國人所具有的那種剛毅和嚴厲反對過納粹黨的內政主張。在希特勒方面,雖然他準備為了攻取政權的城堡不惜採取任何攻擊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卻是那些曾經領導偉大而燦爛的德國的領袖人物,而這些人在他年青時曾獲得他的敬仰和忠誠。所以,他同陸軍之間達成協議所需具備的條件,對於雙方來說,都是現成的和自然的。陸軍將領們逐漸認識到納粹黨勢力之大,已達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繼承興登堡為德國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實現他的復興德國的計劃,那就非和陸軍中的中堅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經定當,德國陸軍將領就開始勸請興登堡對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視為未來的德國總理。希特勒則答應限制褐衫隊的活動,使褐衫隊受陸軍參謀部的制約,並且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把這些褐衫隊取消;憑借這些交易條件,希特勒就這樣得到了德國統治勢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轄權,得到了德國國家元首的明確的繼承權。這位下士,步步高陞,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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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國內還有另外的複雜情形。如果說德國陸軍參謀部是掌握德國內部各派勢力總聯合的鑰匙,那就有好幾雙手在想取得這把鑰匙。這時,施萊歇將軍操有一種微妙的、有時具有決定性的勢力。他是那些謹慎而又具有潛在勢力的軍界人物的政治顧問。各黨各派對他都抱有相當的懷疑心理,並認為他是一個機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的學識遠遠超過參謀部的軍事操典,非一般軍人所能有。施萊歇早就認識到納粹運動的重要性,並認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從這種恐怖的聚眾滋擾的暴行以及日益擴張其勢力的衝鋒隊這一支私人軍隊中看出,要是他在參謀部的同事們運用得當,其中有一種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許可以利用來重新確立德國的偉大地位,而且說不定還可以確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萊歇帶著這個念頭,在1931年開始和納粹衝鋒隊參謀長羅姆進行秘密策劃。於是,兩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時進行了。陸軍參謀部同希特勒勾結;而施萊歇卻又在這當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並且可能成為希特勒勁敵的羅姆,進行他的個人陰謀活動。施萊歇同納粹黨內的革命派接觸,尤其是同羅姆的接觸一直在進行,直到三年後他們兩個被希特勒下令槍斃的時候為止。自此以後,政治局勢就簡單多了,對剩下來的人也好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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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經濟風暴襲擊到德國來了。美國各銀行鑒於國內債務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極不合算的對德貸款。影響所及,弄得德國各地的工廠紛紛倒閉,許多企業也突然破產,而這些工廠和企業都是德國和平復興所依賴的基礎。1930年冬季,德國的失業人數增加到二百三十萬人。與此同時,賠償問題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過去三年內,美國總代辦吉爾伯特先生,作為協約國代表,曾接收協約國要求德國償付的巨額賠款,其中包括付給英國的賠款(當時經我之手自動轉交到美國國庫)。這種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國委員楊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擬、提議和要求商討一個極其重要的減低賠款的計劃,這個計劃不但對賠款的償付訂出最後的限期,並且使德國國家銀行和德國各條鐵路脫離協約國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銷賠償委員會而另設國際結算銀行。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就同以商業巨頭胡根堡這個殘暴的、曇花一現的人物為代表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以他為首的工商業利益集團聯合起來。他們發動了一次徒勞的然而是野蠻的運動來反對協約國所提出的這個影響深遠而寬大的通融辦法。德國政府使盡了氣力才勉強使德國國會僅僅以二百二十四票對二百零六票通過了"楊格計劃"。外交部長施特雷澤曼這時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辦了最後一件事:使協約國答應遠在凡爾賽和約規定的期限之前把協約國軍隊撤出萊茵蘭。
  但是德國的群眾對戰勝國的明顯讓步,大都反應冷淡。在早先,或者在關係不那麼緊張的情況下,這些讓步或許會被認為是走向和解和實現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現在,德國廣大群眾正面臨著無時不在的、陰暗可怕的失業恐怖。中產階級因馬克的貶值早已破產而不得不鋌而走險。國際經濟的壓力削弱了施特雷澤曼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和以胡根堡為首的資本巨頭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終於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黨的領袖布呂寧出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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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呂寧是威斯特伐利亞的天主教徒,是一位愛國者,一心想以現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來重建以前的德國。他繼續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殺前所擬定的為戰爭作準備的工業計劃。他還力圖在越來越嚴重的混亂中維持財政的穩定。他的關於經濟節約和裁減文官人數及俸給的方案,並不為人們所歡迎。怨恨的潮流更為洶湧。在興登堡總統的支持下,布呂寧解散了敵對的國會。在1930年的選舉中,他在國會中佔多數。他現在就用最後一次明顯的努力,號召舊德國的殘餘勢力來反對復活起來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國家主義派的騷動。為達到這個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設法確保興登堡再被選為總統。布呂寧總理希望有一個新的而又明顯的解決辦法。他認為只有恢復帝制才能使德國獲得和平、安全和光榮。如果興登堡再度被選為總統,那他又是否能夠勸動這位年邁的元帥,在他的最後任期中充任攝政,以便在他死時復辟帝制呢?這個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補目前希特勒顯然正要跨進的德國最高權力的真空。從全部情勢來看,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布呂寧怎麼才能夠把德國引導到這條路上去呢?正在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會因為看到德皇威廉復辟而回轉頭來;但是無論社會民主黨或工會內的勢力,都絕對不允許老德皇或皇太子捲土重來。布呂寧的計劃並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國,他是想建立一個英國方式的立憲君主政體。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兒子中能夠有一個可以成為立憲君主的適當人選。
  1931年11月,布呂寧便把他的計劃向決定一切的興登堡密陳。這位年邁的元帥的反應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為驚訝並表示極端反對。他說,他認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託的人。任何其他解決辦法都是對他的軍人尊嚴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體,與在皇子中挑選一人當皇帝的辦法是不能協調的。皇位的法統,是絕對不容破壞的。同時,因為德國人既不願德皇返國,那麼在德國就只剩興登堡自己了。他說到這裡為止。沒有妥協的餘地。他說:"我在這裡,我就留在這裡。"布呂寧和這位年老的將軍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許長時間的爭論。這位總理有一個強有力的理由:除非興登堡肯接受這個雖然不合正統的君主政體的解決辦法,否則革命的納粹獨裁就一定會出現。可是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然而,不論布呂寧是否能使興登堡回心轉意,再選興登堡當總統之舉卻是非辦不可的,因為這至少可以避免德國在頃刻之間有發生政治崩潰的危險。布呂寧的計劃的第一階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實行的總統選舉中,第二次投票結果,興登堡取得多數,擊敗了他的勁敵希特勒和共產黨的台爾曼而再度當選。可是現在又必須應付國內經濟形勢和對歐關係了。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召開,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個喧鬧的運動來反對凡爾賽條約所帶給德國的恥辱。
  布呂寧經過深思熟慮,草擬了一個修改凡爾賽條約的遠大計劃;並且在1932年4月到日內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優渥款待。在他同麥克唐納、史汀生和諾曼·戴維斯的談判中,似乎頗有達成協議的可能。這次談話的特殊基礎,是德法"軍務均等"。不過這個原則可以有各種保留意見的解釋。頭腦清醒的人居然會想到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和平,這確實使人感到驚訝。關於這個問題,在以後幾章裡還要講到。假使勝利者在這一個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呂寧從逆境中拉出來。還可以有第二個步驟--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為了歐洲的復興而把賠款取消。假使實行這種解決辦法,那就一定會把布呂寧的個人地位抬高到勝利者的地位了。
  美國的無任所大使諾曼·戴維斯,曾打電話給法國總理塔迪厄,請他立刻從巴黎趕到日內瓦來。哪曉得布呂寧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經得到了另一個消息。這時施萊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動。他剛巧搶先一步警告法國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呂寧談判,說是布呂寧馬上就要倒台了。同時也可能是塔迪厄擔心在"軍備均等"這個方案下法國所處的軍事地位。不管怎樣,塔迪厄沒有去日內瓦,布呂寧亦於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呂寧在這樣一種情勢下兩手空空回到柏林,對他來說卻是致命的。為了應付在德國內部有巨大威脅性的經濟崩潰,必須採取劇烈的甚至不顧一切的手段。但布呂寧這個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經沒有採取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呂寧在五月份足足奮鬥了一個月。與此同時,塔迪厄在變化無常的法國議會政治中,亦被赫裡歐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國總理宣佈他本人準備商討在日內瓦談判中所達成的方案。美國駐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國總理立即回日內瓦,不可有片刻拖遲。5月30日晨,布呂寧接到這個電報,但在這時,施萊歇的努力已告成功。興登堡聽了他的話,決定解除布呂寧的總理職務。就在這一天的早晨,當美國的邀請電報(充滿著希望但措詞並不審慎的電報)送到布呂寧手中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他的命運已成定局;到中午時分,他便提出辭職,以免正式明令免職。在戰後的德國中,最後一個或許可以使德國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憲政並走向睦鄰邦交之路的政府,就這樣結束了。假使沒有施萊歇的陰謀和塔迪厄的延誤,則協約國向布呂寧所提出的建議,肯定會救了布呂寧。現在這些建議,只好同另一個政府和另一個人來討論了。







第五章 被蝗蟲吃光的年代1 

  1931—1935年  
  麥克唐納-鮑德溫聯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國的大動盪--興登堡與希特勒--施萊歇作為補缺者失敗了--希特勒當上總理--1933年2月27日國會失火--希特勒在選舉中獲得多數--新主人--質量上的裁軍--1932年的德國--1933年英國空軍預算--軍備狀態的均等--"麥克唐納計劃"--"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紐約歷險記--在恰特韋爾莊園的寧靜生活--一些聰明的朋友--馬爾巴羅的古戰場--"普齊"--保守黨的態度--遠東的危機--日本進攻中國--責有攸歸。
  1四年後,精通《聖經》的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聖經》上一個生動的說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淒涼的時期稱為"被蝗蟲吃光的年代"(《舊約》約珥書,第二章,第25節〕。(意即被荒廢了的年代,丘吉爾意指在這段時期內希特勒上台,德國已開始重整軍備,而英國在這段時期內卻還在大談和平、裁軍,無所作為。)--譯者
  1931年大選所產生的英國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國歷史上最強的政府,而實際上卻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麥克唐納同他畢生致力創設的工黨發生分裂,雙方的對立情緒很深。他的政府,在名義上是聯合政府,但事實上是保守黨人佔優勢,因此,他雖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覺得清閒。鮑德溫先生寧取實權,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後掌握大權。外交大臣一職由約翰·西蒙爵士擔任,他是自由黨的領袖之一。內維爾·張伯倫先生主持內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繼斯諾登先生任財政大臣。工黨因未能解決金融危機而大受責難,在選舉中慘遭嚴重打擊,現在由極端和平主義者喬治·蘭斯伯裡負領導之責。在這個政府從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這四年多的執政時期內,歐洲大陸的整個形勢已翻轉過來了。
  在新議會第一次集會時,政府要求對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關於這個問題,我當時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動議:
  該政策並不規定本院必須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規定來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領憲法……而且在這個期間,任何有關印度自治的問題都不得有損議會為了維持印度帝國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擔負的根本職責。
  我這一次發言長達一個半鐘頭,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傾聽,但對於這個問題,正如後來對於國防問題一樣,不論人們怎麼說,也不會有些微的變異。在這條次要的東方道路上,我們現在也走到了可怕的盡頭:幾十萬可憐的人民,本來只期望在和平與公正的情況下謀生,現在卻陷於廝殺之中。我大膽向各黨的不瞭解情況的議員們說:
  只要英國權力有一刻的鬆懈,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舊有仇恨就會死灰復燃,並有變本加厲以致達到極其狠毒之勢。他們這種仇恨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在印度,終生比鄰相居的民眾,一旦被這種情緒所支配,就會彼此廝殺,男女老幼都捲進去。自從人們認為英國即將失去其統治並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國撤出以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關係的惡化,是一百年來所未有的。
  我們在議會的休息室裡,僅能召集四十多人與下院三個政黨相對抗。這必須視為在這條下坡路上的一個不幸的里程碑。
  與此同時,德國全境在動盪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來。
  在1932年5月,布呂寧內閣下台後的一年之內,出現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將軍施萊歇,向來都一直企圖憑機詐和陰謀來統治德國,但是現在這種機會已經過去了。繼布呂寧任總理的巴本,希望取得興登堡周圍親信和國會內極端國家主義派的支持。7月20日他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步驟。普魯士的社會黨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對手正在積極圖謀奪取權力。按照施萊歇的盤算,奪取權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長的名氣和勢力的後面,正在衝擊著德國政治的那些陰暗和隱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運動成為德國陸軍的馴服的僕人,並由此而使兩者都歸入他的掌握。施萊歇同納粹衝鋒隊領袖羅姆的接觸,開始於1931年,至第二年就發展為施萊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間的更為正式的關係了。這兩個人要取得政權,其唯一的障礙看來就是巴本以及興登堡對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總統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進一步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在這位領袖的背後,有一千三百萬德國選民的支持。只要他開口,想必有顯赫的官職。現在他所處的地位,和向羅馬進軍前夕墨索里尼所處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並沒有理會最近的意大利歷史;他有興登堡的支持,並無辭職之意。高年的元帥接見了希特勒,但並沒有產生好印象。"這個人想當總理?我可以委他當個郵政局長,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頭像的郵票。"希特勒在宮廷的圈子裡,並不具有他的競爭者們所具有的那種勢力。
  在國內,廣大的選民浮躁不安,彷徨而無所適從。1932年11月,德國全境舉行這一年內的第五次選舉。納粹黨在選舉中失勢,由二百三十席減到一百九十六席,共產黨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希特勒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被削弱。也許施萊歇將軍可以完全用不著他了。這位將軍獲得了興登堡的謀士們的贊助。11月17日,巴本辭職,施萊歇繼任總理,但這位新總理比較適合於在幕後操縱,卻不擅長於公開執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現在聯合起來反對他;而共產黨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納粹黨格鬥,另一方面又用罷工同政府作鬥爭,這更使施萊歇的統治成為不可能。巴本運用了他個人對興登堡的影響力量。為撫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負起責任,這豈不是最妙的辦法嗎?興登堡最後勉強同意了。於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
  那些將會或可能會反對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嘗到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國共產黨的一切集會和示威,在全國各地開始搜查共產黨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勢達到了高潮。國會大廈忽然失火,褐衫隊、黑衫隊,以及其他附屬組織奉命出動。一夜之間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產黨的中央委員。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魯士內政部長的戈林負責辦理的。這是為下次選舉做準備,以確保挫敗新政府的最厲害的敵人--共產黨。組織選舉運動是戈培爾的工作。他當然是手段高超,熱情奮發的。
  但是,在德國,仍有許多勢力對希特勒主義不願接受,或堅決反對,甚至是積極反對的。選舉的結果,共產黨獲得八十一席,有許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們的票;社會黨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黨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領導下的與希特勒結成同盟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獲得五十二席。為數較少的右派中心集團分得三十三席。納粹黨獲得一千七百三十萬票,二百八十八席。選舉結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國國家人民黨得以操縱國會。希特勒不擇手段,用盡了種種陰謀詭計,才能在德國選民中得到這一多數選票。按照通常文明國家議會政治的情況,這樣龐大的少數,對國家是會有巨大的影響,其本身也會受到相當的重視的。但在新的納粹德國,少數派現在就要領教到,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權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駐軍教堂內召開第三帝國的第一屆國會。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徵德國威力綿續的陸軍代表和復興的德國的新顯貴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高級軍官。3月24日,國會的多數壓倒或壓服了一切反對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對九十四票通過把全部緊急措施權力授予希特勒總理,以四年為期。議決案宣佈時,希特勒朝著社會民主黨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著你們了。"
  這次選舉搞得興奮熱烈,歡欣鼓舞的國社黨隊伍,在柏林的大街上舉行火炬遊行。當隊伍經過他們的領袖面前,行異教徒式的敬禮。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對於外國人,尤其是對於那些不知戰敗痛苦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希特勒終於來到了,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希特勒從失敗的深淵喚起了潛伏在歐洲這一個人數最多、最有作為,但殘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隱蔽而狂暴的憤怒。他召來了一個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則成了這個神的祭師和化身。至於如何以難以想像的殘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來形成這種仇恨與暴政的機構,以及如何使這種機構趨於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敘述的範圍之內了。在這裡有必要向讀者提出的只是,在這個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經出現了這個新的可怕事實: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之下,而且德國正在武裝起來。
  正當德國發生這些極其嚴重和不祥的變化的時候,麥克唐納-鮑德溫的政府迫於財政危機,卻認為必須在若干時期內把已經夠少的軍備加以大大削減和限制。他們對於歐洲出現的令人不安的徵兆,則始終置若罔聞。麥克唐納和他的保守黨及自由黨的同僚熱心地致力於勝利者的裁軍,使之減縮到同凡爾賽和約強加於戰敗國的裁軍相等。他們曾在國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的建議。在法國方面,雖然它的政治狀態還是毫無意義地不斷更迭,但它卻堅定地保持法國的陸軍,把它作為法國和所有盟國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這種態度不論在英國或美國都受到抨擊。報紙和公眾的輿論完全不去面對事實,而且這股逆流又是十分強大的。
  1932年5月,當各黨在下院對裁軍的美德大加讚賞的時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准予保持和應予廢止兩類的新的劃分界線。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這種說法適足以暴露其荒謬而難以使議員信服。我說:
  外交大臣告訴我們,要把武器分為進攻性和防禦性兩個範疇是困難的。這當然是對的,因為幾乎每一種可以想像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進攻,也可以用作防禦;既可以由侵略者來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無辜的受害者來使用。為了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說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個罪惡的範疇。但1914年德國入侵法國達到高潮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這些武器。重炮被稱為"一種進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設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裡,其性質是屬於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戰場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它當然會被搬到戰場去的--它就立刻變成惡劣的、罪惡的和黷武的了,而且必須被視為人類文明所不允許的。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一百五十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鎗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鎗,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鎗,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罵……
  比較正確的分類,我想,應該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時會漫無目標的武器,這些武器不僅導致戰場上戰鬥人員的傷亡,而且導致遠離戰場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兒童的傷亡。在我看來,這才是在日內瓦開會的各國有希望獲得談判結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於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國空軍預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黨和工黨對於當前局勢的演變完全缺乏認識。我不得不說話了(1933年3月14日):
  我聽到次官說,我們只是居第五位的空軍國家,十年計劃要推遲到明年才實行。我深感遺憾。我聽到他自豪地宣稱空軍部在本年內沒有成立過一個新單位,這使我引以為憂。事態的發展使這些想法越來越顯得荒唐。我們應該聽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強我們的空防建設。
      ※      ※      ※
  在所謂的聯合政府之下,英國的輿論顯得越來越放鬆對德國的戒備。1931年7月21日,法國毫無結果地在一個備忘錄中正確指出: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繼德國單方面廢除軍備之後,各國將實行普遍裁減軍備這個一般性的保證,並不構成一種條約義務,更不是不管時勢和環境如何都必須強制履行的義務。然而,當1932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權利的一切限制時,竟得到英國報紙的有力支持。《泰晤士報》稱之為"對不平等待遇的適時補救"。《新政治家報》稱之為"對各國平等的原則的無條件承認"。這就是說,應該准許七千萬德國人重行武裝,準備戰爭,而最近一次艱苦戰爭中的勝利者卻不許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是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萬人口的法國與比其幾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國之間的平等!
  英國的姿態給德國政府壯膽,他們把這種姿態看作是民主和議會制的社會給一個北歐種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軟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頹廢性。他們有希特勒的民族運動為其後盾,採取了一條傲慢的路線。七月間他們的代表團挾起公事包,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用好話來勸請他們回到會議桌上來,就成了勝利的協約國的主要政治目標。十一月,在英國的持續的重大壓力之下,法國提出了名稱有欠公允的"赫裡歐計劃"。計劃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國防軍改編為短期服役並在人數上有一定限制的軍隊,承認各國地位平等,但並不一定要接受實力平等。不過既然承認了地位平等,則無論在原則上和事實上結果也得接受實力平等。這使協約國政府可以給德國提供"在保障各國安全的體制之下的平等權利"。
  法國在某些幻想性質的保證之下,勉強接受這個沒有意義的公式。這樣,德國就同意回到裁軍會議上來。這件事被歌頌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和平勝利。
  英國政府受流行的輿論的推動,於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個以其發起和草擬者命名的"麥克唐納計劃"。它以接受法國的短期服役軍隊的概念為出發點(當時規定服役期為八個月),並進而為每一個國家的軍隊規定確定的人數。法國的陸軍應由平時編製的五十萬人減為二十萬人,而德國則應擴充到與這個數字相等。德國此時的軍事力量,雖然還缺乏受過訓練的大量後備隊伍,因為這是只有靠逐年徵召一定數額人員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國可能已經有了總數在一百萬以上半武裝的熱心的志願兵,他們從改裝的和部分改裝的工廠裡得到許多最新式的武器來裝備。
  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法國也同英國一樣,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國軍隊的大炮,事實上都已按照和約炸成碎片。麥克唐納先生為了補救這種明顯的不平等,提議把機動炮隊大炮的口徑限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點二時。現有口徑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後的補充替換必須以四點二時為限。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議舉行新的海軍會議時之前,它可以由於保持和約中對德國海軍軍備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協定規定的期限內,德國不準保有軍用飛機,但三個協約國都得把空軍裁減為每國只能有五百架飛機。
  我對這種損害法國軍事力量並使法德兩國搞成平等的企圖深為不滿;1933年3月23日,我在議會說:
  我懷疑現時強迫法國接受這個計劃是否明智。我不認為法國會表示同意。他們對於德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對於他們一些鄰國的態度,一定會感到極大的關切。幾年以來,我一直在說:"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在這個令人焦慮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許多人也這麼說了。當我們看到德國的情形,當我們以驚訝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黷武精神的喧鬧動亂,殘忍地虐待少數派,廢除文明社會所具有的正常保障,僅僅以種族為理由迫害大批人--當我們看到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賦、最有學識、科學最發達的強大國家時,我們不得不引以為幸的是,是德國盡情發洩的這種兇惡的情緒,除了向他們自己發洩之外,還沒有向別的地方發洩。在我看來,在目前這個時候,要求法國把軍隊減去一半,而德國則增加一倍,要求法國把空軍減少一半,而德國空軍則保持現狀,這個提議,至少在目前,法國政府很可能認為有點不合時宜。計劃中關於陸軍和飛機的實力所規定的數字,保證法國所能有的飛機數額,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飛機數額相等,而對於德國所能有的空軍力量,卻沒有給予規定。
  在同年4月,我又說:
  德國要求武器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組織平等,我們聽有人說,"你不能使這樣一個大國長久處於卑下的地位。別人有的東西,他們也得有。"對於這種說法,我始終是不同意的。
  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然而,只要德國在它的怨恨和不滿還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計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大戰後我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德國會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的民主國家,從而使我們享有安全保障。所有這些,現在都蕩然無存了。現在有的是最嚴酷的獨裁。有的是軍國主義和喚起各種戰鬥精神的方式,如從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決鬥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學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況。有的是這些好勇鬥狠的現象,還有許多議員都談過的對猶太人的迫害……
  我現在先放下德國,來談談法國吧。法國不僅是在歐洲唯一尚存的偉大的民主國家,而且我很高興地說,它還是一個在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法國是幾個國家和民族聯成的體系的領袖。它是從比利時繞彎到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這整個新月形地帶中各個小國的保證人和保護者。它們全都指望著法國。如果英國或其他大國採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國外交上或軍事上的安全的步驟,那麼,所有這些小國就一定會大為震驚和憤怒。它們害怕這個在中部的保護力量會被削弱,如果這樣,它們就只好俯首聽命於那個條頓人大國了。
  如果人們認為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那麼,對於由尊敬的先生們來組成的負責政府竟然會採取這些行動,而輿論界也竟然會這樣一窩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難令人理解了。這好像蒙了一床鴨絨被,捂得令人窒息。記得當我在下院中說到"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時,我特別注意到各方面議員們臉上那種難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話都是白費唇舌。
  但是法國頑強地堅持,必須過四年之後才銷毀他們的重武器。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修正,但條件是法國必須同意在即將簽訂的一項文件中明確規定銷毀他們的大炮。法國答應了。1932年10月14日約翰·西蒙爵士對前幾個星期德國改變態度一事埋怨一陣之後,在裁軍會議上提出了這些建議草案。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現在已任總理並成為德國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權力就發出了各項命令,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軍事訓練營或工廠,都大膽向前趕。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鞏固。他甚至懶得理會向他提出的堂·吉訶德式的建議。他以輕蔑的態度命令德國政府一起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就是"麥克唐納計劃"的命運。
      ※      ※      ※
  英國政府的愚蠢和法國政府的軟弱,確實少有,但在這個可悲的時期裡,他們也確實反映了兩國議會的意見。美國也逃不了歷史的責難。他們只顧自己的問題,專心致志於自由社會的各種各樣利益、活動和事變,對歐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只是張大嘴呆看著,以為這不關他們的事。為數相當多的精明幹練而素有訓練的美國官員,雖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對於美國外交政策那種缺乏先見之明、對歐洲事態採取漠然處之的態度,並無顯著的影響。如果美國運用了他們的影響,就有可能激發英法兩國的政治家,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國際聯盟過去雖已不斷遭受挫折,但仍不失為一個莊嚴的機構,它本來是可以用國際法的制裁來對付希特勒的新的戰爭威脅的。可是在這種緊張狀態下,美國人不過是聳聳肩膀而已。於是,不到幾年,他們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陸的鮮血和財富,以求自救,俾能免於危亡。
  在七年以後,我在圖爾目擊法國的苦難時,所有這些仍在我的腦海裡;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在他們提出要單獨媾和的提議時,我只說些安慰和保證的話。我現在引以為快的是,這種保證現在已經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國做一次範圍廣泛的演講旅行,到了紐約。在那裡,我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掉的嚴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訪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車子停了以後,我搞錯了,在靠馬路的一邊下了車,我橫過第五街時,根本沒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則剛巧和歐洲相反,也沒有注意到在那時英國尚未採用的紅燈信號,結果被汽車猛烈碰撞。我變成殘廢達兩個月。後來,我在巴哈馬群島的拿騷養病,逐漸恢復,慢慢才可以緩步行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國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講。整個白天在火車上睡覺,晚上向人數眾多的聽眾演說。總之,我認為這是我畢生中所經歷過的最辛苦的時期。在這一年中,我的身體相當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體力還是恢復了。
  與此同時,在國內方面,國家的生活無聲無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議會,鮑德溫先生採納和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並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的塞繆爾·霍爾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員會的報告被置之不理,也沒有讓議會有辯論這個法案的機會。我和其他大約七十位保守黨員,組織了一個叫作"印度保衛同盟"的團體,在此後的四年內,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員會的建議,就予以反對。我們把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鬥爭到底,並得到人們相當大的支持,有時比數很接近,不過經常仍居少數地位。在野的工黨,在印度問題上,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像在裁軍問題上的情形一樣,它成為執政黨和在野黨左右兩方坐在前排的頭頭們之間的紐帶。兩黨頭頭們的支持者構成了絕大多數,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團體,把我們斥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納粹黨支配了整個德國,德國武裝力量之迅速的活躍的發展,使我同政府和國內各黨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
  從1931年到1935年這幾年中,我除了為大局焦慮之外,在個人生活上還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寫成的文章來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在英美兩國的報紙上,而且當希特勒的陰影尚未降臨之前,在十六個歐洲國家報紙上廣泛刊載。我的生活確實是既動口又動手。在這時期內,我陸續寫出《馬爾巴羅傳》一書的各卷。同時我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恰特韋爾莊園。生活過得很有趣。那裡有兩所小屋和寬闊的菜園的圍牆,大部分是由我親手砌成的。此外我還築成各種假山、噴泉和一個可以把水過濾澄清的大游泳池,還可以加熱以補充變化無常的陽光。因此,從早到晚,我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我同我快樂的一家在家中度過平靜的生活。
  在這幾年中,我時常見到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時初次與他相識,在戰時他以進行過許多空中試驗而著稱,這些試驗本來是膽子特大的駕駛員才能進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時由於"螺旋下降"幾乎產生的致命危險。自1932年以來,我們的接觸更密切了,他常常從牛津開汽車到恰特韋爾同我呆在一起。在那裡我們多次談到看來逐漸逼近的危險,一直談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們稱他為"教授",後來成為我的現代戰爭科學顧問,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種涉及統計的問題上,成了我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時期中仍然繼續著。
  我的另一摯友是德斯蒙德·莫頓。1917年當陸軍元帥黑格挑選剛從戰場調回來的青年軍官來充實他自己的幕僚時,德斯蒙德作為炮兵的精選人選而被推薦給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鬥中,他曾指揮法國阿拉斯前線的前沿炮兵。他除了獲得軍事十字勳章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榮譽,子彈穿過他的心臟,雖然子彈還留在他身體裡,但他還活得很快樂。1917年7月,我任軍需大臣時,我常以總司令的客人的身份訪問前線,德斯蒙德·莫頓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我偕行。我們參觀了戰線的許多部分。在這些有時很危險的旅行中,以及在總司令的房子裡,我對這位卓越而勇敢的軍官產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1919年,當我出任陸軍和空軍大臣時,我委派他在情報處擔任要職,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鄰居,距恰特韋爾僅一哩之遙。他經麥克唐納首相的允許,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談話,使我知道許多事情。他在那時以及後來在戰時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始終是我最接近的顧問之一。
  我和拉爾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誼,那時他是外交部的紅人,是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部裡達到了有資格對政策發表負責意見的地位,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觸,他可以有範圍很廣的自由處理權。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麼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奧學識為基礎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樣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險日漸迫近我們,但他比我有更為確實的情報。這種共同的認識促使我們彼此接近。我們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裡聚會,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韋爾我的家裡。同其他高級官員一樣,他以充分的信任來同我談話。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看法。那時我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聯繫,這使我能夠給他相當數量的情報,供我們共同研究。
  自從1933年以後,威格拉姆對政府的政策和事態的演變深感憂慮。雖然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響亦有所增長,但他還是一再想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和他接洽過重要事務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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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夠在這個小圈子裡進行透徹而深刻的討論,對於我,也許對於國家,都有重大的價值。而在我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國外情報。我和法國幾個部長以及法國政府歷屆元首都有密切的聯繫。那位《晨郵報》著名社論作家的兒子伊恩·科爾文,是《新聞紀事報》駐柏林的記者。他深深進入到德國政治之中,同德國幾個重要的將軍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運動將招致國家毀滅的性格高尚的有身份的人,發生極為秘密性質的接觸。有幾個德國上層人物從德國來找我,向我傾吐他們內心的憤慨和痛苦。這些人,大多數在戰爭時都給希特勒處決了。我也從其他方面來查證和提供關於我們整個空防局勢的資料。這樣,我就和許多內閣大臣一樣熟悉情況了。我從各方面得來的材料,尤其包括從國外聯繫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經常向政府報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許多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是密切而無拘束的;我雖常常批評他們,但我們之間仍舊維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們正式讓我看了許多極其機密的資料。從我擔任政府高職的長期經驗中,我也知道一些國家的絕密材料。所有這些,使我可以不憑報紙所載消息來確定和保持我的見解,雖則明眼人從報紙上亦可窺索出許多問題。
  在威斯敏斯特議會裡,我繼續提出印度問題和德國威脅問題這兩個主題。我時常在議會發表警告性的演說。這些演說雖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不幸並沒有使擠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兩院聽眾有所醒悟而行動起來。關於德國威脅的問題,同對印度問題一樣,我在議會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組成分子與"保衛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羅伯特·霍恩爵士、愛德華·格裡格爵士、溫特頓勳爵、佈雷肯先生、克羅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幾個人,組成了我們的集團。我們經常定期聚會,基本上彙集了我們的情報。大臣們對於這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擁護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組成的有影響的但並非不友好的團體,還是頗為重視的。我們隨時可以引起議會的注意和發起正式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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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讀者原諒,讓我以較輕鬆的心情講一講我個人的一件題外事情。
  1932年夏季,為了寫我的《馬爾巴羅傳》,我訪問了他曾在尼德蘭和德國打仗的古戰場。我全家連同"教授"一起同行,沿著1705年馬爾巴羅從尼德蘭到多瑙河的著名行軍路線進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們在科布倫茨渡過萊茵河。當我們一路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去打聽希特勒運動的事情,我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氣氛。我在布倫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後,乘車到慕尼黑,在那裡住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在裡吉納旅館裡,一個不速之客來拜訪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他是漢夫施滕格爾先生,他說了一大堆關於"領袖"的事,看來他同領袖有密切的關係。看上去他是一個精神飽滿而又健談的人,操著流利的英語,因此我就邀請他共進晚餐。
  他給我們生動地講述希特勒的活動和見解,他說得好像著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來同我接觸的,顯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歡。吃完飯後,他走到鋼琴旁邊,又彈琴,又唱歌,彈唱了許多曲子,果然別具一格,我們得到極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歡的英國歌曲。他是一位極會應酬的人,而且當時我們也知道他是領袖所寵愛的人。他說我應該見見希特勒,而且再便當沒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點鐘左右都到旅館來,一定很願意和我談談。
  當時我對希特勒並不抱有什麼民族偏見。關於他的理論或著作,我只略有所聞,而對於他的為人,更是不瞭解。在國家戰敗時奮起的人我都很欽佩,即使我是他的對立面。如果他願意,他自然有做一個愛國的德國人的充分權利。我一向要求英國、德國和法國都和睦相處。當我和漢夫施滕格爾談話時,我隨便說起:"你們的領袖為什麼對猶太人這樣殘暴?
  憤恨那些幹過壞事或反對國家的猶太人,我是能夠完全理解的;如果由於他們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實行壟斷,因此加以反對,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單單為了一個人的血統便加以反對,這是什麼意思呢?任何人對自己的血統,又怎麼能夠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這番話轉告希特勒了,因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帶著很嚴肅的神情趕到我處,告訴我,他為我說好會見希特勒的事不能實現了,因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館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普齊"(他的愛稱),雖然我們在旅館還住了幾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見面的唯一機會。以後他大權在握,曾幾次邀請我,但到那時,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我都謝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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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時期,美國仍然全神貫注地致力於急速變化的國內事務和經濟問題。歐洲和遙遠的日本,凝視著德國軍事力量的勃興。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小協約國"和一些巴爾幹國家越來越惶恐不安。法國因得到了關於希特勒活動和德國備戰的大批資料,就更為焦慮了。我聽說,法國對德國嚴重破壞和約的情況,有精確的記錄,但我問過我的法國朋友,為什麼不把這個問題向國際聯盟提出,邀請--甚至召喚德國出席,要求它解釋它的行動和具體說明它到底在做些什麼,他們回答我說,英國政府一定不會贊成這一個驚人的步驟。這樣,在一方面,麥克唐納在鮑德溫的政治權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國勸說裁軍,而英國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國的實力則可以飛躍增長,公然採取行動的時刻越來越迫近了。
  在這裡,有必要替保守黨說幾句公道話。自從1932年以來,在每一次保守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勞埃德勳爵和克羅夫特爵士等有聲望人士所提出的關於要求立即加強軍備以應付國外日漸嚴重的危機的議案,都獲得幾乎一致的通過。可是,這時在下院中的執政黨議會領袖,對議會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個政黨和在野的工黨又是那麼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以致國內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時局的徵兆和情報機構所獲得的證據都不能觸動他們。這是我們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不幸時期之一,在這樣的時期中,高貴的英國民族似乎從高位上跌下來,失去一切觀念和目的,對外來危險的威脅畏縮不前,在敵人磨刀霍霍之時,卻迂腐地空談一些陳詞濫調。
  在這個黑暗的時期裡,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們的接受或縱容。1933年,牛津大學俱樂部的學生,在一位叫作喬德先生的鼓動之下,通過了一項真夠丟臉的決議:"本院絕不為國王和祖國而戰。"這一類的插曲,在英國國內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國,在俄國,在意大利,在日本,人們已深深感到英國已萎靡不振了,而且這種看法支配了他們的一些謀算。通過這個決議的傻孩子們絕沒有想到,他們早已注定要在行將爆發的戰爭中,不是取得勝利,就是光榮犧牲,要在戰場上證明他們自己是英國迄今最優秀的一代人;而他們的長輩,由於沒有機會在戰場上來自贖,恐怕就找不到什麼寬恕的理由了。1
  1我忍不住要講一個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學俱樂部的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大會上,他們請我演說。我當時推辭了,但我表示願意給他們一個小時,由他們向我提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認為德國是上次戰爭的罪魁嗎?"我說:"當然是的。"有一位獲得羅德斯獎學金的留學英國的德國青年站起來說:"對我的祖國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這裡了。"說罷,在一片喝彩聲中大踏步走出會場。
  我想他真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兩年後,在德國因為發現他的祖輩中有一個猶太人,他在德國的前途就此斷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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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1月,我們在下院又有一次辯論。我回到我的主要論題:
  我們讀到了(德國)超乎尋常地大量輸入廢鐵、鎳和軍用金屬的消息,我們讀到了關於這個國家盛行全國的軍國主義精神的一切消息;我們還看到他們正以一種嗜血的哲學來向青年灌輸,這是自野蠻時代以來所未有的。看到這些正在活躍起來的力量,我們不要忘記,這就是曾經同整個世界作戰並且幾乎把世界擊敗的那一個強大的德國,在那次戰爭中,它以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對方兩個半人的生命。1如果你知道了這些準備、這些理論和這些公開提出的主張,就難怪德國周圍各國都感到驚慌失措了……
  1俄國的損失還不包括在內。
  當在歐洲方面,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在戰爭實力的對比上出現了這種可怕的轉變的時候,在遠東方面,非侵略的和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完全缺乏協調的情形。那裡的事情成了歐洲事態惡化的復本,這都是由於從前的協約國和未來的同盟國的領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經濟風暴,對日本的影響並不亞於對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自1914年以來,日本的人口由五千萬增加到七千萬。它的冶金工廠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稻米的生產停滯不前,輸入糧食又很昂貴。原料和國外市場的需要日益迫切。在嚴重的經濟蕭條期間,英國和其他四十個國家都越來越覺得不得不採取限制政策或關稅政策,以抵制以不同於英美標準的勞動條件生產出來的日本貨物。中國不僅一向是日本棉織品和其他工業製品的主要輸出市場,也幾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鐵的唯一的來源。因此,重新確保對中國的控制就成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標。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騷亂為借口,佔領瀋陽和南滿鐵路沿線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國解散一切反日團體。經中國政府拒絕後,日本於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陸。中國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雖然缺乏飛機、反坦克炮和任何現代武器,但仍然堅持抵抗達一個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之後,他們不得不撤出吳淞口炮台,退至離海岸約十二哩的新陣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滿洲傀儡國。一年以後,中國的熱河省又被兼併,而且日本軍隊深入到沒有設防的區域,直達長城。這種侵略行動,是和日本遠東勢力的增長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軍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對華的暴行,從第一槍開始就在美國引起最強烈的反對。但孤立政策卻採取騎牆的態度。如果美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那麼,它就一定會領導國際聯盟對日本採取集體行動,而美國自己也會在集體行動中成為國際聯盟的主要委託國。在英國方面,它表示不願意單獨同美國採取共同行動;
  他們也不希望在國際聯盟憲章所規定的義務以外捲入反對日本的漩渦之中。英日同盟的終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及其長久建立起來的權益,使一些英國人士感到不滿。英國政府當時正在為了嚴重的財政問題和歐洲局勢的日漸緊迫而大傷腦筋,它在沒有希望獲得美國在歐洲方面相應的支持的情況下,在遠東方面沒有站在美國一邊發揮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雖然它沒有付清應繳納的款項。它向國際聯盟呼籲,完全是正義的。1931年9月30日,國際聯盟要求日本把軍隊撤出滿洲,12月,還指派了一個調查團赴當地調查。李頓勳爵被任命為該調查團的主席。他是名門世家的後裔。他過去曾任孟加拉省長和印度代理總督,在東方有過多年的經驗。調查團一致通過的調查報告,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文件,是認真研究中日衝突的基礎。滿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報告中有仔細的敘述,提出的結論是明明白白的:滿洲國是日本參謀部的人為產物,這個傀儡國家並不是根據人民的願望而成立起來的。李頓勳爵及其同僚在他們的報告中,不僅分析了形勢,而且提出了國際解決的具體建議。這就是宣佈滿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受國際聯盟的保護;此外由中日兩國訂立一個全面的條約,規定兩國在滿洲的權益。國際聯盟雖然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這並無損於李頓調查報告的價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這個文件寫道:"它立刻成為、並且迄今仍然是報告所涉及的問題的極為公正的權威。"1933年2月,國際聯盟宣佈不能承認滿洲國。國際聯盟沒有對日本進行制裁,也沒有採取任何其他行動,日本卻於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際聯盟。在上次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各在對立的方面;而現在則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當世界局勢非常需要國際聯盟的活動和力量的時候,國際聯盟在道義上的權威卻顯出缺乏任何實質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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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認為,在這個性命攸關的時期裡,不僅英國這個基本上由保守黨執政的聯合政府的行為,而且政府內外的工黨或自由黨人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歷史的譴責。他們陶醉於悅耳的陳詞濫調,而不願正視不愉快的事實;只求譁眾取寵,獲得選票,而不顧國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誠意地愛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單憑一心熱愛就能為和平奠定基礎;聯合政府中兩黨的領袖顯然都是理解遲鈍;鮑德溫先生對歐洲的情況毫無所知,一提到歐洲問題就感到厭煩;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支配著當時的工黨;自由黨人又熱衷於不切實際的想法;
  昔日的戰時偉大領袖勞合·喬治未能繼續為他的事業奮鬥,甚至比這一情況更糟;全部做法都獲得兩院的壓倒多數的支持:所有這些就勾畫出一幅英國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雖無詭詐,但罪責難逃;雖無惡意或陰謀,但對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慘的境地卻起了明顯的作用。這種恐怖和悲慘的情況,就當時已顯示出的程度來說,已是人類經歷中無可比擬的了。







第六章 日益陰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國的血腥清洗--裁軍會議的結束--7月25日多爾富斯博士遇害--興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意大利進退維谷--10月9日亞歷山大國王和巴爾圖在馬賽被刺--11月賴伐爾出任法國外交部長--12月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在瓦爾-瓦爾地區發生衝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協定--1935年1月13日在薩爾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一事,在羅馬並沒有引起熱烈的反應。納粹主義被視為法西斯理論的一種粗糙的、野蠻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對奧地利和東南歐的野心是眾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預見到意大利與新德國對上述兩個地區的利益將是不可協調的。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證實了。
  德國要取得奧地利,這是希特勒蓄謀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奮鬥》的頭一頁就有這樣的一句話:"日耳曼的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祖國。"因此,納粹德國政府從1933年1月獲得政權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著維也納。那時,希特勒還無力與墨索里尼抗衡,而後者在奧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諱的了。德國作為一個軍事上依然軟弱的國家,甚至連進行滲透和地下活動都必須謹慎從事。儘管如此,在頭幾個月裡,德國就開始對奧地利施加壓力。接連不斷地要求奧地利政府硬把聽命於它的奧地利納粹黨員塞進內閣和政府要職中去。這些奧地利納粹分子是在德國巴伐利亞建立的奧地利兵團裡受訓的。他們無法無天地在鐵路沿線和旅行遊覽中心扔炸彈,加上德國飛機在薩爾茨堡和因斯布魯克上空散發傳單,嚴重擾亂了奧地利共和國的日常生活。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既遇到來自國內的社會黨壓力的對抗,又受到來自國外的企圖破壞奧國獨立的德國的陰謀反對。但這還不是奧地利國家的唯一危險。奧地利社會黨人倣傚德國這個鄰國的惡劣榜樣,建立了一支私人的軍隊,借此推翻投票箱的決定。在1933年,所有這些危險都逐漸呈現在多爾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並已得到支持的允諾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裡西奧尼與墨索里尼會晤。他們之間在個人關係上和政治上都達成深切的諒解。多爾富斯相信意大利會保持不干涉態度,因而以為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收拾他的一個對手--奧地利社會黨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顧問蘇維奇訪問維也納,作為向德國提出警告的姿態。1月21日他發表如下的公開聲明:
  眾所周知,由於奧地利位於中歐的心臟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遠非它的領土面積的大小和人數的多少所能比擬。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紀以來的傳統及其地理形勢所賦予的使命,那就必須首先得到獨立自主與和平生活的正常條件的保證。這就是意大利在不變的原則基礎上長期以來在對待政治和經濟問題上一貫堅持的立場。
  三個星期以後,多爾富斯政府對維也納社會黨組織採取行動。屬於多爾富斯本人的政黨並由費伊少校領導的"保衛祖國協會",奉命去把奧地利社會黨所控制的勢均力敵的、並且也同樣是不合法的隊伍解除武裝。後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進行巷戰。幾小時之內,社會黨的武裝力量被擊潰。
  這個事件不僅促使多爾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並且使他更堅定地在下一階段同納粹黨的滲透和陰謀活動進行鬥爭。但在另一方面,許多失敗的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在憤恨中投向納粹陣營。奧地利的情形同德國的一樣,天主教與社會黨之間的紛爭,使納粹黨坐收漁翁之利。
      ※      ※      ※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戰爭風險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勢。他們可以隨時同法國合作,並且可以通過國際聯盟的機構向希特勒運動施加強大的壓力,而且在德國內部,對希特勒運動也還有很大的分歧。這樣做本來是可以無須流血的,但是這個時機正在逐漸消逝。納粹統治下的武裝起來的德國正在日益逼近。說來難於置信,直到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麥克唐納先生在鮑德溫先生的政治權力的支持下,還繼續在做工作要法國裁軍。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議會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議:
  比如說,假如我們裁減了法國的陸軍,使之降低到與德國同等的水平,替德國爭得平等地位;這種變化必然又會使歐洲引起情緒上的反應。然後,德國又會進一步說,"你們怎麼能夠使一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大國不得擁有與海上最強艦隊相等的海軍力量呢?"要是這樣,事情又將如何呢?你們到時會說,"不,我們不同意。陸軍,那是別國的事。海軍,這個問題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我們必須說,'不行'。"但是,如果我們那時候說"不行",我們又怎能站得住呢?
  戰爭的爆發往往是來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每一個人對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都極為焦慮不安,感到毫無把握,就像我們今天的情形一樣。突然間,事情真的發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萬鈞,勢不可擋。讓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發生的事情。那時德法兩國並不存在什麼爭端。一個七月的下午,德國大使乘車到法國外交部,對法國總理說,"我們被迫發動對俄戰爭,馬上就要宣戰了。法國將採取什麼立場呢?"法國總理回答說,他的內閣決定法蘭西將按照它認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則行事。
  德大使問道:"你們和俄國有盟約,是嗎?""是的。"法國總理答道。就這樣,在幾分鐘之內,由於西方這兩個大國各自投入一方,使本來在東方就已夠嚴重的戰場,一下子擴大了好幾倍。有時甚至聲明中立也無濟於事。就我們現在所知,在上述那次會談中,德國政府已授權它的大使,如果法國政府不對他們的俄國盟國履行義務,如果他們表示不願捲入這一場德國決定要進行的戰爭,那就要求已宣佈中立的法國把圖爾要塞和凡爾登要塞交給德國軍隊接管,作為以後不改變主意的保證。……
  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處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許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並且不能不給以一個答覆,而一旦這個答覆不合其心意,那麼,幾個小時之內,炸彈將在倫敦爆炸,建築物倒塌,炮火和硝煙的瀰漫,將向我們指出我們一向忽視的空防所存在的種種弱點。
  我們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易受攻擊。在戰前,我常常聽到對自由黨政府的批評……現在,如果不幸發生了與我們願望相違的災難,那麼,現在的當權者就應該遭到更為嚴厲的批評。
  對過去的教訓,毫不記取,也不運用,而所處的形勢又比過去更為危險得多。那時我們有海軍,又不存在空軍的威脅。那時,海軍是英國的"可靠盾牌"……現在我們不能那麼說了。那個該死的、萬惡的發明以及空中戰爭的發展,已使我們的處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已經不是二十年前一向過慣的那個島國了。
  於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項明確的決定,不容有所延誤。在陸軍方面,像全歐洲各國那樣,改建民用工廠,以便能夠迅速轉為軍事生產之用;在海軍方面,我們應重新取得設計自由。我們應該廢止倫敦條約,這個條約既妨礙我們建造我們所需要的艦隻,也阻止美國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們又絕無理由反對的一艘巨型戰列艦。由於倫敦條約國之一(日本)已決定恢復建艦的自由,這將對我們進行這件事情有所幫助;第三,在空軍方面,我們應該有一支能夠與法國或德國兩者中較強的空軍相匹敵的空軍。政府在上下兩院中都占壓倒多數,所以他們沒有什麼事情會遭到拒絕。他們只要為了國家的安全,滿懷信心和決心提出他們的建議,全國人民是一定會給予支持的。
      ※      ※      ※
  在這個時候,在歐洲,出現了各國團結起來對付德國威脅的一線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國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獨立提出了聯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議會發言:
  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們是怎樣去勸他們的呢?我們說,"你們把實力裁減罷。"我們總是給他們這樣的希望:如果他們在裁減實力之後,又遇到什麼災難,那我們就會設法援助他們,雖然我們也是兩手空空,愛莫能助。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總有些理由可說。然而,削弱一個將與之訂立同盟的大陸國家,而為了使大陸各國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進大陸糾紛之中,那就沒有什麼理由可說了。這樣一來,什麼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兩面不討好。
  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
      ※      ※      ※
  現在,意大利在作最後的嘗試來實現前面所說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三國簽訂了所謂羅馬議定書,規定三國中任何一國如遇外來威脅就進行協商。但希特勒的勢力已日益強大,在5月6日,奧地利境內的破壞活動有變本加厲之勢。多爾富斯立刻把這些恐怖事件寫了一個報告,送交蘇維奇,另外還附了一個牒文,哀歎恐怖行為破壞了奧國的商業和旅遊業。
  墨索里尼拿著這個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會晤。德國總理穿著一件褐色的膠布雨衣,頭戴漢堡式帽子,從飛機上走下來,走進一隊穿著閃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領這個隊伍的,就是容光煥發、身體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見他的貴賓後,向他的副官輕輕地說:
  "我不喜歡他那個樣子。"在這一次奇特的會晤中,除了對於德國式和意大利式的獨裁製度的美德互相讚揚一番之外,雙方只是一般地交換了意見。墨索里尼對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語言,顯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後印象歸結為這幾個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過他確實取得了德國減輕對多爾富斯的壓力的若干保證。會後,齊亞諾告訴記者說:"你們瞧,再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會議之後,德國的活動有所收斂,但這並不是墨索里尼呼籲之功,而是由於希特勒自己要專心處理國內問題。
      ※      ※      ※
  取得政權後,元首同擁戴他上台的許多人之間就出現了嚴重的分裂。褐衫隊在羅姆的領導下,越來越代表黨內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黨員中,例如熱衷於社會革命的格利戈爾·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會被陸軍、銀行家和工業家等特權階級收買過去。希特勒不會是第一個過河拆橋的革命領袖。在衝鋒隊(即"褐衫隊")的一般隊員看來,1933年1月的勝利,意味著他們不僅可以自由掠奪猶太人和發國難財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奪有錢人和社會中的既得利益階級。
  關於領袖背叛的謠言,很快就在黨內一些人中間傳開了。總參謀長羅姆,由於這種局勢的推動,全力進行活動。1933年1月,褐衫隊的人數有四十多萬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組織了近三百萬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對這個龐大機構的發展深感不安;這個機構,雖然表示對他無限忠誠,其中大部分人對他又確實深為愛戴,但事實上褐衫隊卻開始逐漸脫離他的個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軍隊,現在他擁有國家的軍隊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個來替換另一個。他想二者兼而有之,並在必要時,使二者互相牽制,因此,他現在必須收拾羅姆。他對褐衫隊的領袖們說:"我決心嚴厲鎮壓要推翻現存秩序的任何企圖。我將以最嚴峻的力量來反對第二次革命的風潮,因為這勢必導致混亂。任何人膽敢反抗已確立的國家權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將受到嚴厲的制裁。"
  希特勒雖然疑神疑鬼,但對於所傳那位慕尼黑暴動的同志的不忠,還是不能輕易相信。在過去七年中,這個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隊的總參謀長。1933年11月,當宣佈黨國合一時,羅姆就成為內閣的一員。黨國合一的結果之一,就是導致褐衫隊與德國陸軍的合併。全國重行武裝的迅速發展,使整個德國武裝力量的地位和統率問題成了政治上的首要問題。1934年2月,艾登先生訪問柏林,在會談中希特勒暫時同意對褐衫隊的非軍事性質作出某些保證。羅姆同陸軍參謀長布洛姆堡將軍本來就經常發生摩擦,這時他深恐他多年以來所建立的黨軍會遭到犧牲。他不管對他的行為的嚴重性提出過警告,在4月18日公開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戰:
  我們所進行的革命,不是國家革命,而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甚至要在"社會主義"一詞之下加著重點。我們的衝鋒隊是目前對抗反動傾向的唯一堡壘,因為他們是革命觀念的絕對化身。褐衫隊的戰士從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邁進,絕不動搖,直到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
  在這一次,他把褐衫隊演說免不了的結尾"希特勒萬歲"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斷向希特勒訴說褐衫隊的驕橫跋扈。希特勒必須在對他心懷不滿的將軍們和那些曾為他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褐衫隊打手之間作出選擇。他決定要將軍們。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羅姆進行了一次長達五小時的談話,這是對羅姆撫慰和妥協的最後努力,但是對於這個野心勃勃的、心理變態的極端狂熱分子,已無妥協的可能。在希特勒夢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權階級統治的大德意志,同羅姆所渴望的人民軍隊的無產階級共和國這二者之間,隔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褐衫隊體制之內,有一群人數較少而受過高級訓練的骨幹分子。他們穿黑色制服,稱為黨衛隊,後來又稱為黑衫隊。這個組織,用意在於保護元首個人和擔任特殊的機密工作。他們是由海因裡希·希姆萊統率的。希姆萊是破落的家禽飼養場主出身。他預見到以希特勒和德國陸軍為一方,而以羅姆和褐衫隊為另一方之間的衝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設法把黑衫隊投向希特勒的陣營。在另一方面,羅姆獲得黨內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勢力的人物的支持。他們看到他們的激烈的社會革命計劃已被擱在一邊。德國陸軍也有它的叛逆者。前總理施萊歇對於1933年1月的恥辱和當時陸軍將領沒有推選他為興登堡的繼承人一事,始終耿耿於懷。在希特勒和羅姆的衝突中,施萊歇以為機會到來了。他輕率地向法國駐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為期不遠。這是重演在布呂寧事件中他扮演過的角色,可是情況已變得更為危險了。
  究竟是因為羅姆的政變陰謀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還是因為希特勒和將軍們害怕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才在他們掌握權力之時決心來一次徹底的清洗呢?這將長期成為德國爭論不已的問題。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勝利者一方的利益,當然要肯定這是個陰謀案件。事實上,羅姆和褐衫隊不大可能走得那麼遠。他們只是一種有威脅性的運動,而還不是搞政變陰謀;但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卻是隨時可以越過的。不過,那時他們正在組織力量,後來又受到對方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倒是真的。
  事情發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國陸軍奉令不得離開軍營,黑衫隊被發給了彈藥。而在對方,褐衫隊奉令處於戒備狀態。羅姆經希特勒的同意,定於6月30日召集全體褐衫隊高級領袖在巴伐利亞湖的維塞舉行會議。29日,希特勒得到局勢嚴重的警告。他坐飛機到戈德斯貝格,在那裡他會見了戈培爾。戈培爾向他匯報柏林即將發生變亂的驚人消息。根據戈培爾說,羅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舉行起義的命令。這件事看來不大像,因為事實上恩斯特那時在不來梅,正要動身離開這個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據這一個似真似假的情報,立即作出決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飛機到慕尼黑,決定親自逮捕他的主要敵人。在這個生死關頭,希特勒表現出一種可怕的性格。在整個飛行中,他坐在副駕駛員的座位上,全神貫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飛機在6月30日清晨四點鐘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與他同行的除戈培爾外,還有十幾個他的私人衛士。他乘車到慕尼黑褐色大廈,召見當地衝鋒隊領袖,並立即把他們逮捕起來。到六點鐘,他帶了戈培爾和少數衛士乘車到維塞。
  1934年夏季,羅姆因病到維塞療養。他選定為他治病的醫生的私人小別墅作他的住所。選定這樣一個地方作指揮部來策動馬上就要舉行的叛亂,可以說再糟糕沒有了。這個別墅位於一條狹窄的死胡同的盡頭,進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見。
  別墅內沒有一間可以供據說褐衫隊領袖們即將舉行的會議用的大房間。那裡只有一架電話。這些事實都與暴動迫在眉睫的說法不符。如果羅姆和他的信徒們真的要進行叛變的話,那他們就的確太輕率了。
  七點鐘,元首的一列汽車開到羅姆的別墅門前。希特勒獨自一個人,不帶武器,逕直地上了樓梯,走進羅姆的臥室。
  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將成為永遠的秘密。這完全出乎羅姆的意料之外,羅姆和他的私人僚屬束手就擒,沒有出什麼亂子。希特勒一幫人帶著他們的俘虜乘車回慕尼黑。在路上,他們遇到一隊載著武裝褐衫隊員的卡車,這批人是奉命到維塞去出席中午的會議,為羅姆捧場的。希特勒從他的汽車下來,召見他們的指揮官,以充分自信的權威,命令他把這些人帶回去。他立刻服從了。如果希特勒遲了一個小時,或者這批褐衫隊早到一個小時,那麼,整個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後,羅姆和他的一夥人被囚禁於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監禁的同一個監獄裡。那一天下午,處決開始。
  在羅姆的獄室中放了一枝手槍,但因為他不肯領情,於是獄門被打開了,幾分鐘內,他就被一排子彈打穿。在慕尼黑,整個下午斷斷續續地進行了槍決。行刑隊八個人一班,時時輪換,使兵士的精神不致過度緊張。每隔十分鐘光景,就可以聽到一排槍聲,一直持續了好幾個鐘頭。
  與此同時,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但在首都這裡,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隊的系統。施萊歇和他的以身體掩護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裡被槍殺。施特拉塞被捕後遭處決。巴本的私人秘書和親信都被槍殺,但他本人,由於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倖免。恩斯特被從不來梅抓回來,在柏林的利希特費爾德軍營結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樣,整天聽到行刑的槍聲。在二十四小時中,德國境內有許多與羅姆陰謀無關的人也失蹤了,他們由於私人挾嫌報復,有的還是因很久的舊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裡,發現了鎮壓1923年暴動的巴伐利亞政府首長奧托·卡爾的屍體。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數,各方估計不一,約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間。
  在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飛回柏林。屠殺正在不斷擴大,現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時候了。那天晚上,有些黨衛隊(黑衫隊)員因為槍斃犯人過於熱心而走過了頭,自己也在被槍斃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點鐘左右,槍聲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總理府的陽台上出現,接受柏林群眾的歡呼,群眾中有許多人本來以為希特勒本人也給打死了。有些人說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說他露出勝利者的神氣。他也許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斷、無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保住了他的目標,無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個所謂"大刀相搏之夜"裡,保持了國社黨德國的團結,使它得以為害全世界。
  兩星期後,希特勒在對他忠誠愛戴的國會上致詞。他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中,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說得頭頭是道。這篇演說表明他十分瞭解德國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無可置疑的辯才。這篇演說最精彩的部分是:
  採取閃電般的快速行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我只有幾個人在身邊……幾天以前,我還準備寬大處理,但在這個時刻,已無考慮寬大的餘地了。叛亂總是按照鐵的法律來加以鎮壓的,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責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規法院對罪犯進行審判,那我只能對他說:在這個時刻,我肩負著德國人民命運的責任,因而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這個年輕的國家重蹈舊帝國的覆轍。我下令槍斃的那些人,都是這次叛亂的主要罪犯。
  接著就是下面一段不倫不類但還生動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瘡燒光,剩下鮮肉。這些毒瘡正毒害我們的國家生活的源泉,還毒害外面的世界。
  專橫暴戾的惡勢力所進行的這次大屠殺,不管怎樣去解釋,都足以表明,德國的新主人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同時也表明德國的情況與文明國家毫無共同之處。一個以恐怖和血腥鎮壓為基礎的獨裁製度,現在已在世界上出現了。反猶太運動是那麼殘暴和肆無忌憚。集中營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對付一切討厭的或持不同政見的階層。這一個插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德國重整軍備的全部過程,已有明顯的跡象,在我看來,它帶有一種冷酷無情、陰森可怕的色調;它閃爍著,射出刺目的火光。
  現在我們不妨暫時轉回到下院來。在1934年6月間,日內瓦裁軍會議的常設委員會無定期休會。7月13日我說:
  裁軍會議已成歷史陳跡,這使我十分高興。把裁軍與和平混為一談,那是極大的錯誤。有了和平,才能有裁軍。可是,最近幾年以來,一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惡意日益滋長,而且,儘管這些年來,人們持續不斷地發表演說,下結論,好心多情,還經常舉行各種宴會,但軍備卻在不斷擴張,實際上是迅速擴張。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如果各國不再像現在許多國家那樣感到處於嚴重危險之中,歐洲就會獲得安全,那時,軍備的壓力和負擔將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長期的太平盛世所應有的情況一樣;那時,根據普遍的同意來簽署這類性質的提議,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確實希望,政府迫使愛好和平的、不實行軍國主義的法國削弱武裝力量的時期已告結束。我引以為幸的是,法國始終沒有接受從各個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勸告,這些勸告,我們的反對黨領袖〔蘭斯伯裡〕肯定會十分同意的。
  在我們這一生中,我們不會只看到這一個德國。但我們必須考慮到,在目前,三兩個可以說是不顧死活的人掌握著那個強大的國家,掌握著那個有高度科學知識、有智慧、馴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達七千萬;那裡不同於君主制度,因為君主制度經常要考慮到它的長遠利益,有許多顧慮,因而在決定政策時就比較穩重;在那裡,根本沒有公眾輿論,有的只是無線電廣播和受嚴格控制的報紙這些可怕的新聞機器所製造出來的東西。德國的政治和我們這裡完全不同。在那裡,你不能辭職去當反對派。你不能離開政府席位去找個普通議員席位來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鐘之內離開你的高級職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著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職還要嚴厲得多的判決。
  在我看來,處在那種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種誘惑,做出軍事獨裁還不至於做的事情。因為軍事獨裁固然有許多缺點,但畢竟是以對客觀實際的精確研究為基礎的。而那種獨裁則比軍事獨裁危險得多,因為那些人,為了擺脫國內的嚴重危機,可能輕易對外進行冒險,使整個世界蒙受慘絕人寰的災禍。
      ※      ※      ※
  做這種冒險的第一次誘惑,不久就出現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亞至奧地利的山路上,來往行人絡繹不絕。7月底,有一個德國信使,落入奧國邊防警察的手中。他身邊帶有許多文件,包括秘密電碼,由電碼得知有一個即將舉行的全面的暴動計劃。政變的組織者是當時奧國駐意公使安東·林特倫。但多爾富斯及其閣員對於危機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顯然可以看出的即將發生變亂的跡象卻反應遲鈍。那天早上,維也納的納粹黨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點鐘,一隊武裝的叛亂分子衝入總理府,多爾富斯身中兩彈,流血不止,沒有人去救護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隊納粹分子佔領了廣播電台,宣佈多爾富斯政府辭職,由林特倫繼任。
  但多爾富斯內閣的其他成員,採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總統米克拉斯博士發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恢復秩序,並由許施尼格博士掌政。奧國軍警大多數人都擁護政府,他們圍攻被少數叛亂分子佔據的總理府,其時多爾富斯在一群叛亂分子手中,業已奄奄一息。當時奧國各省也發生叛亂,在德國巴伐利亞的奧地利兵團的各個分隊也越界入境。這時墨索里尼聽到了奧國政變的消息,他就立即打電報給奧地利"保衛祖國協會"領袖斯塔亨堡親王,答應意大利一定維護奧國的獨立。他特地飛往威尼斯,接見多爾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問。與此同時,有三個意大利師奉命開到布倫納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縮回去了。與暴動有牽連的德國駐維也納公使裡特和一些德國官員被奉命召回或解職,暴動就此失敗了。還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部署,於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倖存的巴本,就被任命為德國駐維也納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進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為駐維也納的公使,其明顯的目的,就是要策動對奧地利共和國的顛覆活動。他負有雙重任務,第一,鼓勵在地下活動的奧地利納粹黨,此後每月發給津貼經費二十萬馬克;第二,推翻或收買奧國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麼掩飾自己,幾乎可以說是輕率地對維也納的美國公使洩漏秘密。美國公使向本國報告說:"巴本以最大膽和最無所謂的態度告訴我,全部東南歐到土耳其邊界都是德國的天然腹地,他負有任務把這整個地區置於德國的經濟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當地說,控制奧國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為一個好天主教徒的聲譽來取得因尼茨爾紅衣主教等奧地利人的好感。德國政府決定要控制東南歐,這是阻止不了的。美國的政策,也同法國和英國的一樣,都不是'切合實際'的。"
  在這些悲劇和恐怖之中,年邁的興登堡元帥有好幾個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為德國陸軍的傀儡,現在與世長辭了。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同時保持德國總理的職務。現在他是德國的主權者。他同德國陸軍的交易,已因血腥清黨而得以成交和鞏固下來。褐衫隊員不得不服從。他們重申對元首效忠。褐衫隊中所有的敵人和可能的對手已全部清除。此後,褐衫隊大勢已去,只是在典禮儀式時充當警衛隊之類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隊員的人數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權而又有嚴格的紀律,便日益強大起來。它已成為在希姆萊率領下的專門保衛元首的禁衛軍,與陸軍將領和軍人特權階級分庭抗禮。它還成為一種有相當的軍事力量並從事日益擴大的秘密警察活動的政治部隊。這些權力,只須經過一種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獨裁達到絕對的和完備的境地。
      ※      ※      ※
  奧地利事變促成法國和意大利的接近;多爾富斯被暗殺所引起的震動,使兩國的參謀部有所接觸。奧地利的獨立受到威脅,促使法意關係的重新調整,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勢,也涉及到奧國和意大利在中南歐相互關係的形勢。但墨索里尼不僅急於保住意大利在歐洲的地位,抵制德國的潛在威脅,還急於保證它的帝國向非洲擴張。同英法兩國密切合作來對付德國,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與英法發生衝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對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會促使這兩個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國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擴張計劃呢?無論如何,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個有希望的辦法。
  在法國方面,在斯達維斯基醜聞和二月暴動以後,杜梅爾格先生領導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達拉第先生繼任總理,巴爾圖先生任外交部長。自從洛迦諾公約簽字以來,法國就急於在東歐安全措施上達成正式協議,但因為英國不願接受萊茵河以外的義務,德國又拒絕同波蘭和捷克訂立有約束性的協定,小協約國對俄國的意圖有戒心,俄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有所懷疑,所有這些加起來,就使這個計劃無從實現。
  儘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爾圖決定採取行動。他原來的計劃,是想訂立一個包括德國、俄國、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東歐公約,由法國保證俄國的歐洲邊界,而由俄國保證德國的東部邊界。德國和波蘭對東歐公約都表示反對,但巴爾圖終於使俄國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國際聯盟。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蘇聯政府代表李維諾夫對外交事務各個方面都很精通。他善於利用國際聯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氣發言,很快就成為一個顯著人物。
  新德國在別國默許之下壯大起來。法國為了尋求盟國來對付德國,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轉到俄國身上,希望能夠重新建立戰前的均勢。但在十月裡,卻發生了一幕悲劇。法國為了推行它的巴爾幹政策,邀請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訪問。國王在馬賽登岸,受到巴爾圖的歡迎,他們和喬治將軍一起乘車,一路上受到拿著兩國國旗和鮮花的群眾的熱烈歡迎。從克洛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社會底層的密室裡,一個惡毒的暗殺陰謀又一次跳上歐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薩拉熱窩的情形一樣,一群準備拚死的兇手已經準備好。法國的保衛工作做得很不嚴密,缺乏充分的準備。突然間,有一個人從歡呼的人群中衝出來,跳上汽車的踏板,用自動手槍對準國王和其他同車的人連續發射。車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彈。
  兇手企圖從法國騎兵衛隊的後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時秩序大亂。亞歷山大國王當場斃命。喬治將軍和巴爾圖先生滿身鮮血,從汽車裡走出來。那位將軍搖搖晃晃走不動,立刻被送去醫院進行急救。而那位部長則混雜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鐘後才有人去照顧他,但還讓他自己上樓梯,到警察局長辦公室去接受醫療。醫生在傷口下面作止血處理。但他流血過多,而且已七十二歲了,幾小時後就死了。這對法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個政策,在他的指導下開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後,由賴伐爾繼任外交部長。
  後來賴伐爾雖有極不光彩的歷史和結局,但並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銳的眼光。他認為法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避免戰爭。為了這個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國的獨裁者進行交涉。本來他對德意兩國的制度並沒有什麼成見。他不信賴蘇俄。他對英國只是有時表示友好,其實並不喜歡,而且認為英國是一個不中用的盟國。那時,在法國,英國並不享有很高的聲譽。賴伐爾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同意大利達成一定的諒解,而且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法國政府對德國的威脅始終不能放心,它準備為了爭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讓步。1935年1月,賴伐爾先生訪問羅馬,簽訂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兩國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的協定。兩國一致認為,德國重整軍備是非法的。他們同意,如果將來奧地利的獨立受到威脅,雙方即進行磋商。在殖民地問題上,法國答應對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給予行政上的讓步,並把與利比亞和索馬裡蘭兩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讓給意大利,還把吉布提-亞的斯亞貝巴鐵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權讓給意大利。這些談判,目的在於為法、意、英三國舉行更正式的會談打下基礎,以求成立共同陣線來對付日益增長的德國威脅。
  在其後幾個月中,由於意大利突然發動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所有這一切全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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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兩國軍隊在阿國和意屬索馬裡蘭邊界的瓦爾·瓦爾水泉發生衝突。後來意大利就以此為借口並當著全世界公然對阿比西尼亞提出要求。從此之後,在歐洲,遏制德國的問題就由於阿比西尼亞的遭遇而被擾亂,變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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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還有一件事應該提及。凡爾賽和約的條款規定,原來屬於德國的一小塊領土,蘊藏豐富的煤礦和有著重要的鋼鐵工廠的薩爾盆地,應在十五年後舉行公民投票,讓居民自行決定是否願意重歸德國。舉行投票的日期定於1935年1月。投票結果本屬確實無疑。居民中的多數肯定會投票贊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國;而且薩爾地區名義上雖由國際聯盟管轄,實際上卻受當地納粹黨組織的控制,從而使投票結果有加倍的保證。巴爾圖雖然知道薩爾最終總要重歸德國,但他還想堅持為那些也許會投票反對立即歸並德國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證。他的遇害改變了法國政策的格調。1934年12月3日,賴伐爾在煤礦問題上和德國人進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後,他在國際聯盟上公開宣佈,法國將不反對薩爾重歸德國。
  正式的投票於1935年1月13日在國際監督之下舉行,英國曾派一個旅的軍隊參加監督;這一小片被別國領土包圍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國際聯盟主權統轄的土地--但澤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點三的居民投票贊成重歸德國。這雖然是一種正常的和勢所必至的結果,但國家社會主義這次在道義上的勝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並且似乎給他的權威戴上了德國人民意志的真誠典範這個桂冠。希特勒並沒有因為國際聯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風而變得好商量,更談不到有所感動。這只是證明他一向認為協約國都是頹廢的笨蛋這一看法罷了。他開始集中全力來推行他的主要目標:擴充德國的軍事力量。







第七章 空中均勢的喪失 

  1934-1935年 
  德國的捷徑--1933年10月25日東富勒姆的選舉--1934年2月7日的辯論--鮑德溫先生對空中均勢的保證--工黨對擴充空軍提議進行不信任投票--自由黨的反對--1934年11月28日我提出正式警告--鮑德溫先生的矛盾--1935年3月希特勒宣稱德國已取得空中均勢--麥克唐納先生的驚慌--5月22日鮑德溫先生承認錯誤--工黨和自由黨的態度--空軍部的看法--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繼倫敦德裡勳爵任空軍大臣。
  德國參謀部不相信德國的陸軍能在1943年以前重新建立起來,規模超過法國而又具備相應的兵工廠和武器配備。德國的海軍,除了潛水艇以外,也不可能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內恢復舊觀,並且在重建海軍時,不免與其他的戰備計劃發生劇烈的競爭。然而,由於未成熟的文明不幸發明了內燃機和飛行技術,一種可供各國進行戰爭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現了,它可以很快地改變各國戰爭實力的對比。一個頭等大國,假使在人類不斷積累的知識中和在科學的進步中有自己的一份,那麼,它只需四五年的努力經營,就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的、也許是所向無敵的空軍。這個期限當然還可以由於事先有所準備和有所考慮而得以縮短。
  德國空軍的重建,和陸軍的情形一樣,經過了長期的和謹慎的秘密準備。早在1923年,賽克特就作出決定,未來的德國空軍必須是德國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在當時,他暫時還滿足於在"沒有空軍"的陸軍內部建立一個外人不易察覺的、至少在最初幾年內不被察覺的周詳而完備的空軍骨架。在各種軍事力量中,空軍的實力是最難估量的,或者甚至是最難以確切的語言來說明的。在任何時候,民用航空的工廠和訓練場所的軍事價值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容易加以判斷的,更不用說加以精確說明了。掩飾、偽裝和躲避條約的機會和辦法是很多的。空軍,也只有空軍,才可以使希特勒有採取捷徑的可能,使之在第一步獲得均勢,第二步在這一重要軍備方面超過法英兩國。但英國和法國該怎麼辦呢?
  1933年秋,顯而易見,英國在裁軍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論它怎麼告誡,也不論自己如何以身作則,都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工黨和自由黨的和平主義,並不因為德國退出國際聯盟這個重大事件而有所改變。兩黨繼續以和平的名義堅持英國裁軍,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一概稱之為"戰爭販子"和"恐怖販子"。看來他們的感情得到並不瞭解當前事態的人們的支持。在10月25日東富勒姆的補缺選舉中,和平主義情緒的潮流使工黨增加了近九千票,而保守黨卻減少了一萬票以上,勝利的當選人威爾莫特先生在投票後說:"英國人民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軍的政策,從而給全世界作出榜樣。"那時的工黨領袖蘭斯伯裡說,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軍備裁減到德國的水平,作為全面裁軍的第一步"。這次的選舉,給鮑德溫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後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說中還提起它。在11月,德國國會舉行選舉,競選者非經希特勒認可一概不得參加,納粹分子獲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票數。
  和平的熱望鼓動著對情況不瞭解或有錯誤瞭解的大多數英國人,並且對那些敢於採取不同路線的政黨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壓力,在政治上幾乎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忘記了這一點,那就不能對英國當時的政策作出正確的評論,但這當然不能為那些沒有負起責任的政治領袖們辯解。政黨或政治家,與其禍國,還不如下野好些。而且,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政府在要求議會和人民採取必要防務措施時遭到拒絕的記載。對膽小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施行威嚇,使他們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至少是不應該說話的。
  1934年3月的軍事預算,總數僅為兩千萬鎊,包括成立四個新的空軍中隊,即把第一線的空軍實力從八百五十架飛機增加到八百九十架飛機所需的費用。第一年的財政開支為十三萬鎊。
  關於這一層,我說:
  大家承認我們的空軍實力僅佔第五位--如果算得上個地位的話。與我們最鄰近的法國比起來,實力僅及其一半。德國正在很快地武裝起來,沒有誰打算去阻止它。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沒有人提議進行一次防禦性戰爭以阻止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它決定武裝起來,也正在武裝起來;而且已經在武裝起來。我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事實很明顯,這些天賦很高的人,以他們的科學和他們的工廠--加上他們所說的"航空運動"--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以極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進攻,也能防守,可以用於一切目的的最強大的空軍。
  我深恐有一天,威脅到不列顛帝國心臟的手段會落入德國目前的當權者的手中。我們將會落到一種可悲的境地,使每一個珍惜行動自由和獨立的人感到十分難過,同時也使從事日常工作、愛好和平的廣大群眾遭受極大的危險。我深怕有那麼的一天,而且也許為期不遠了。也許只有一年,或者也許十八個月。現在至少還沒有到來,但願沒有到來,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實上已為期不遠了。現在我們還來得及採取必要的措施,而這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取得空中均勢的措施。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著我們所起的和我們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應該處在任由別國訛詐的地位……
  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的怨恨,一點也沒有消除。富於侵略性的國家主義精神,不論在歐洲和在全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猖獗。洛迦諾會議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時我們對歐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著熱烈的希望……
  我要求鮑德溫先生採取行動,因為他是掌握實際權力的人。他有這個權力,也有責任。鮑德溫先生在答覆中說:
  如果我們為了達成協議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如果在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問題上,不能取得這種平等地位,那麼本國任何一屆政府,特別是聯合政府即本屆政府,將保證我國在空軍方面的實力威力,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以達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
  這是一個極其莊嚴和明確的保證,當時如果採取大規模的積極行動,那麼可以肯定,這個保證現在就已經實現了。
      ※      ※      ※
  雖然德國還沒有公開破壞和約中禁止它成立空軍的條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運動的巨大發展,已使它可以很快就把早已成立的秘密和非法的空軍加以擴充和加強。希特勒對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喧嚷的指責,並不妨礙德國偷偷地把武器運給俄國。在另一方面,1927年以來,有不少德國航空駕駛員是由蘇聯按軍事的目的給予訓練的。兩國間的關係有過許多波折,但根據1932年英國駐柏林大使的報告,德國陸軍與紅軍有著密切的技術聯繫。正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者一上台就首先同蘇聯簽訂貿易協定一樣,現在的納粹德國同幅員廣闊的蘇維埃國家之間的關係,看來也沒有因為公開的意識形態上的爭論而有所損害。
      ※      ※      ※
  儘管如此,在1934年7月20日,政府為了加強皇家空軍的實力,還是提出過一些為時已晚而又不夠充實的提案,要在五年內擴充四十一個中隊或大約八百二十架飛機。可是在這個時候,工黨在自由黨的支持下,在下院對這些提案提議進行不信任投票。
  這個動議對擴充空軍表示遺憾:
  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於承擔了新的國際義務,也非考慮到國家的安全,竟然採取擴軍政策,這必定損害國際裁軍的前景,並將鼓舞危險而浪費的軍備競賽的復活。
  艾德禮先生為了支持反對黨拒絕接受加強空軍實力的措施,以反對黨的名義說,"我們否認有擴充空軍軍備的必要……我們否認皇家空軍的擴充將有利於世界和平這個前提,我們也反對空中均勢的要求。"自由黨擁護這個不信任的動議,雖然他們寧願要他們自己的提案,動議內容如下:
  本院鑒於世界各國又有進行軍備競賽的趨勢,深為憂慮;
  事實證明,軍備競賽總是戰爭的先兆。除非裁軍會議已告失敗,除非有確切的理由,本院對我國擴充軍備將不予以通過;
  至於提議在空軍軍備上的二千萬鎊額外開支,因不符合這些條件,本院拒絕同意。
  自由黨領袖塞繆爾爵士在發言中說:"德國的情形怎麼樣呢?就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並無跡象表明我們現有的空軍實力不足以應付目前從這方面來的威脅。"
  只要我們記住這是兩個政黨的負責人在深思熟慮之後所說的話,那就可以看出我國的危險是何等嚴重了。這還是處在醞釀的時期,那時如果我們作出最大的努力,我們也許還會保有將能保證我們獨立行動的空軍實力。如果英國和法國在數量上都和德國保持均勢,則英法兩國聯合起來,其實力就比德國強一倍,而我們或者不損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希特勒的暴力事業剷除於其萌芽狀態之中。時機錯過了,一切都遲了。我們雖然不能懷疑工黨和自由黨的領導人的誠意。但他們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要在歷史面前擔當他們所應負的責任。奇怪的是,工黨在以後的幾年中,竟然不斷聲稱自己具有優越的預見性,而對他們的反對黨,則責之以未能為國家的安全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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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我有了方便的條件,以政府辯護者的身份來敦促重整軍備了。保守黨以超乎尋常的友善態度來聽我發言。
  人們也許會認為,由於英王陛下政府的性質以及政府中主要閣員的一貫態度,定可使反對黨以相當的信任和重視來考慮增強國防的要求。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心裡成天想著和平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首相,在大戰時曾以極端的做法和極大的勇氣來證明他的信念,證明他為了他所堅信的和平主義事業會作出多麼大的犧牲。1在公眾心裡,一想起樞密院長就想起祈禱時常常說的"賜給我們時代以和平"這句話。
  人們大概早就認為:如果這些大臣們站出來說,他們之所以要求把保證公眾安全的現有軍備作稍微的擴充,是因為他們感到這是他們的職責,那就會說服反對黨,也會被認為是時局危險的一個證明,而政府是想法保護我們,使我們免遭危難的。
  1指麥克唐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因反戰被捕入獄。--譯者
  請看政府所提出的辯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詞之溫和,恐怕沒有別的人能夠做到的。自從這個題目第一次提出討論以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著謙遜的特色。他們說,我們自己就可以看出這個提案的要求是多麼小。他們向我們保證:只要日內瓦裁軍會議有成效,這個提案就可以隨時停止。我們還得到這樣的保證:我們正在採取的步驟,雖然在一些淺見的人看來,只與國防的觀念相聯繫,但實際上它只與集體安全的偉大原則相聯繫。
  但是,所有這些辯解與緩和的做法,反對黨總是以極其輕率的態度給頂回去。他們對這些撫慰他們的努力的唯一答覆,就是今晚就要表決的不信任議案。在我看來,在這個題目上,值得同某些輿論進行調和的時期已快結束了。我們面前出現一種建立輿論專政的企圖,如果這種專政能夠持久,就會嚴重損害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我們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奪的,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那麼易受攻擊,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國那麼善於回敬掠奪者……·在·我·們·的·宏·偉·首·都,·世·界·最·大·的·攻·擊·目·標,·就·像·捆·縛·著·一·頭·肥·大·而·珍·貴·的·母·牛·來·引·誘·猛·獸。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是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也是現在其他國家沒有遇到的。
  讓我們牢記這一點:我們的軟弱不僅害了我們自己,也連累歐洲的穩定。
  然後,我進一步論證:德國已經獲得接近同英國相等的空中均勢。
  我首先要指出,德國違背和約,建立空軍,其實力已達現今我國國防空軍的三分之二。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供其考慮的第一點說明。第二,德國正在迅速擴充那支空軍,所用的經費不僅包括預算中列出的巨額數字,而且包括公眾的捐款--往往是強迫性的捐款--這是在德國各地正在實行而且早些時候就已經實行的了。到1935年底,即使政府這個提案付諸實行,德國空軍也將在數量上和效率上和我們的國防空軍幾乎相等。
  第三點說明是:如果德國繼續擴充空軍,而我們繼續實行我們的計劃,那麼,到1936年的某個時候,德國在空中的實力肯定而且紮實地會比英國強大。第四,這是令人焦慮的一點:他們一旦在這方面領先,我們也許就永遠追不上他們。
  如果我這些話是無可否認的話,那麼,下院各方面人士的憂慮,就情有可原了;這不僅是因為德國空軍的物質力量,而且我必須說,還因為現時德國獨裁製度所具有的性質。·如·果·政·府·在·今·後·幾·年·中·的·某·一·天,·不·得·不·承·認·德·國·空·軍·比·我·們·強·大,·那·時,·他·們·就·得·負·責,·我·認·為·理·應·負·責,·因·為·他·們·沒·有·為·國·家·負·起·主·要·的·責·任。
  我在結尾中說:
  反對黨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對德國納粹政府的所作所為,都一向毫不客氣地暢所欲言。但誰的批評都沒有工黨或坐在我對面的那一派自由黨的批評來得嚴厲。他們的各大報紙,現在為了共同的目的而聯合起來,就責難的嚴厲而論,是最突出的。德國的當權者對這些批評極其憤恨。如果我們要我們的友國裁軍,我們就會沒有盟國了;我們要冒犯強大的國家,但我們又完全忽略自己的防務。這是一種悲慘的和危險的形勢。事實上,他們是用他們一貫推行的方法,用要求我們投他們的票的辦法,力圖使我們置身於可怕而危險的境地。假使今晚我們投票反對他們,我們就有希望發現一條對國家的安全來說要比他們引導我們去遵循的更為美好的大道。
  工黨的不信任議案,當然因絕大多數的反對而被否決。我完全相信,如果把這些問題經適當的準備拿來向全國呼籲,則國家安全所必需的措施也會獲得全國的支持。
      ※      ※      ※
  要講這段時期的事情,就必須記述我們從安全到死亡邊緣這段漫長的路途中的一些里程碑。回想起來,我們享有的時間之長,使我不勝驚訝。在1933年,或者在1934年,英國很可能建立起強大的空軍實力,足以對希特勒的野心給予必要的約束,甚至可能使德國的軍事將領對希特勒的狂暴行為有所抑制。在我們面臨異乎尋常的考驗之前,還有整整五年多的時間。即使在那時,如果我們以合理的審慎和飽滿的精力來行事,這次異乎尋常的考驗也許不至於來臨。英國和法國,憑借優越的空軍,可以穩妥地發動國際聯盟出面干預,而所有其他歐洲國家也可能團結起來作他們的後盾。國際聯盟本來可以第一次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
  1934年11月28日,英國議會舉行冬季會議。我代表幾個朋友,1提議在答辯詞上作一些修正,說"我們的國防實力,尤其是空軍實力,不夠充實,不足以保證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在議會裡,座無虛席,大家都很想聽我發言。我申述種種理由,以強調我們和全世界所遇到的嚴重危險,然後我進而講到確切的事實。
  1修正案署名者為丘吉爾先生、霍恩爵士、艾默裡先生、格斯特上尉、溫特頓勳爵和布思比先生。
  第一,我斷言現在德國已有了一支空軍--這就是說,戰鬥飛機中隊,具備必要的地勤部隊,有受過訓練的人員和物資等必要儲備,只要一聲令下,便可集合而成為公開的、完整的空軍中隊,而且這支非法的空軍很快就和我們的空軍實力相等了。第二,在今後的一年內,如果德國執行他現有的計劃,不必加快步伐,而我們也按目前的基礎,執行我們的計劃,不減慢速度,並實行本年7月向議會宣佈的擴充計劃,那麼,到了明年今天,德國的空軍至少就和我們相等,也許還要比我們強些。第三,以同樣的基礎,這就是說,雙方都照目前的辦法來推行現有的計劃,則再有一年,即從現在起再過二年,到1936年年底,德國空軍將超過我們約百分之五十,到1937年它幾乎就會增加到我們的一倍。所有這些,正如我剛才說的,都是在德國不加快速度,而我們也不減慢速度這個假定之下來說的。
  緊接著,鮑德溫先生針對這個問題,根據他的空軍部顧問所提供的資料,對我作直接的反駁:
  說德國很快就和我們有同等實力,這不是事實。我曾指出德國的數字,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線戰鬥力的數字,我也提出了我們第一線的數字,並說明只是第一線的數字,在其後面,我們可以使用的後備力量還要大得相當多;即使以德國空軍實力與英國立即可以在歐洲使用的皇家空軍實力相比,也是如此。德國現在正在積極地製造軍用飛機,但它的真正實力還不到我們今天在歐洲的實力的百分之五十。至於講到今後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國執行他現有的空軍計劃,不加快步伐,而我們照目前核准的速率,並繼續實行本年7月向議會宣佈的擴充計劃,那麼,·德·國·的·空·軍·實·力,·決·不·會·和·我·們·相·等,·或·比·我·們·更·強,·照·我·們·的·估·計,·我·們·單·在·歐·洲·就·將·超·過·他·們·近·百·分·之·五·十。我不能預料兩年以後的情形。丘吉爾先生說到1937年可能發生的情形。我所能做到的調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數字是相當誇大的。
      ※      ※      ※
  這位事實上的首相這番透徹的保證,使大部分驚惶的人大為安心,也使許多批評者啞口無言。聽到我的確切說明已被無可非議的權威所否認,人人都感到很欣慰。但這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認為鮑德溫先生的顧問們並沒有把真相告訴他;不管怎樣,他並不知道真實的情況。
      ※      ※      ※
  冬季的幾個月就這樣地過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有機會提出這個問題。我詳盡而明確地通知他。
  丘吉爾先生致鮑德溫先生1935年3月17日
  我建議在星期二討論空軍預算時,把去年11月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我將盡力之所及分析一下你所提出的關於在各個時期英國與德國的國防空軍實力的數字,即當時的,現在的,以及日曆年度和財政年度的1935年年底等等日期的數字。我認為,德國的空軍實力已經同我們相等,也可能超過。
  我還認為,如果我們實行所制定的新計劃,到1935年底或1936年初,德國的實力將比我們超過百分之五十。你將看到,這同你在去年11月所說的話剛剛相反,你說那時我們將比德國超過百分之五十。當然我將提到你在1934年所作的保證,即"我國的地位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我將根據我所能得到的情報,說明這個保證並沒有兌現,而且很快就會得到事實的證明。
  我想,如果我像上次那樣,事先讓你知道我將採取的大致的路線,這也許對你有所方便。我認為,如果有一個代表政府的發言人能夠證明我的看法與事實相反,那我就再高興也沒有了。
  空軍預算在3月19日提交下院。我再次申述去年11月我所說的話,再一次直接向鮑德溫先生的保證提出挑戰。空軍部次官作了充滿自信的答覆。到3月底,外交大臣和艾登先生赴德國訪問希特勒先生,在一次重要的談話中,希特勒親自告訴他們,德國空軍的實力已經和英國相等。這次談話已記錄在案。政府於4月3日將事實公佈。5月初,首相在自己的機關報《新聞通訊》刊登了一篇文章,強調德國重整軍備的危險,其措詞和我在1932年以來所常常採用的極為相似。他用"埋伏"這一個發人深省的詞,這必定是出於他內心的焦慮。我們的確已陷入伏兵之中。麥克唐納先生親自領導這次辯論。他提到德國宣佈要建立一支超出凡爾賽和約規定的海軍並違背和約建造潛水艇,然後他談到空中形勢:
  在去年11月的辯論中,曾根據當時對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而提出預算,樞密院長曾代表政府提出保證,不管德國將來建立怎麼樣的空軍,我們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處於劣勢。如果不是如此,那我們就會置身於一種不能忍受的境地,這是本政府和空軍部所充分瞭解的。下院在4月3日獲知,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璽大臣訪問柏林時,德國總理說,德國空軍已達到和英國實力相等的地位。這一句話,就空軍實力而論,不管作何解釋,無疑地表明了德國空軍的發展早已遠遠超過我們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計了。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政府和空軍部已立即注意到這個事實。
  輪到我發言時,我說:
  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沒有採取與我們的需要相適應的措施。政府已提議擴軍。政府必須面對當前的風暴,必將遭到各種不公正的攻擊。他們的動機將被曲解;他們將被誹謗和被稱為戰爭販子;國內許多強有力的、人數眾多和聲音極端響亮的勢力,將群起對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攻擊。但他們無論如何總是要罵的。為什麼不能力爭那些能給我們以安全的東西呢?我們為什麼不堅決主張空軍的費用必須充足呢?這樣,英王陛下政府不管將會受到如何嚴峻的譴責,如何叫囂的濫罵,至少可以有一個滿意的結果--他們可以感到他們已盡了應盡的主要責任。
  雖然下院在座各人都極端注意傾聽我的發言,但我卻有一種絕望的感覺。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有著深信不疑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議會和全國人民重視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證據又不能使他們信服並從而採取行動,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接著說:
  我承認言語不能盡我之意。我想起1708年聖約翰大臣曾故意洩露政府機密。他向下院透露,阿爾曼扎戰役的失敗早在一年前的夏季就已成定局了,因為經下院投票通過派出作戰的英國部隊二萬九千人,實際上開到西班牙的只有八千人。
  一個月後,政府證實了這個消息。據記載,當時在下院有半小時之久沒有一個議員想發言,或者對這個令人震驚的宣佈有所評論。但那次事件與現在我們要應付的局勢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它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挫折。在那次戰爭中,在西班牙所能發生的事情並不至於對英國有致命的危險……
  今晚本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著範圍廣泛的一致。我們必須同法國、意大利以及其他渴望保持和平的大國和小國協同行動。一切明顯符合這個要求的政府,只要它願意接受國際聯盟的權威和制裁,我覺得也不應該拒絕與之合作。這一種政策並不是打算關閉修訂和約的大門,而在於取得一種安全感,並在研究那個問題〔修訂和約〕之前,使一切通情達理的國家為了自衛而團結起來。在這個集體安全的莊嚴結合之中,我們必須建立起各種防衛力量,與我們的友邦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使我們可以過著安靜太平的生活,使我們從可悲的錯誤估計中醒悟過來。我們現在就是這些錯誤估計的受騙者,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這個警告,也許有一天會成為它的犧牲品。
  這時在我的記憶中,記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為火車失事而寫的幾句詩。這是我從前在一本《笨拙》漫畫雜誌上讀到的;我在八九歲在布賴頓上學時,很愛看這份畫冊。
  是誰掌管這轟隆隆的火車?
  轉軸嘎嘎地響,掛鉤拉得緊緊,
  以瘋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轉轍;
  但睏倦已使司機的耳朵失靈,
  信號的閃耀只徒然地穿過夜色,
  因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這轟隆隆的列車。
  不過我在發言中可沒有念這幾句詩。
  直到5月22日,鮑德溫先生才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檢討。此處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談一下去年11月我提出德國飛機數字這件事。自從那時以來,我一直沒有獲得使我懷疑這些數字有錯誤的任何情報。我相信在那時候這些數字是正確的。·我·的·錯·誤·在·於·對·未·來·的·估·計。·在·這·一·點·上,·我·是·完·全·錯·了。·我·們·在·那·個·問·題·上·完·全·受·騙·了……
  在此我願重申,我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理由對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驚慌失措。但我要根據對局勢的認識慎重聲明,如果政府不採取我們現在所採取的堅決步驟,我就不會再有片刻留在政府裡。我認為在此應該說明的只是,目前對空軍部的大量的報紙上和口頭上的批評,說他們好像對建軍計劃的不完備,沒有以更快的速度進行以及其他等等都負有責任。我只想在這裡複述一遍:不管什麼責任,我們都十分願意接受批評,·這·不·是·某·一·個·大·臣·的·個·人·責·任;·這·是·整·個·政·府·的·責·任,·我·們·政·府·內·所·有·的·人·都·要·負·責,·我·們·全·都·有·該·受·責·備·的·地·方。
  當時我希望這個聳人聽聞的自我檢討會成為一件決定性的事件,至少會使議會成立一個由各黨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對這些事實和我們的安全進行調查,提出報告。可是下院卻作出不同的反應。至於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因為他們在九個月前對政府所採取的最溫和的擴充空軍的步驟曾提出或支持過一項不信任決議案,現在態度消極、不明朗。他們正在展望未來的大選,準備以反對"保守黨擴軍政策"為號召。工黨或自由黨的發言人對鮑德溫先生的披露和承認錯誤都缺乏準備,他們也沒有打算改動他們的演說詞,以適應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禮先生說:
  我們作為一個政黨,並不支持單方面裁軍……我們贊成通過國際聯盟來謀求集體安全。我們反對用武力來推行政策。
  我們贊成裁減軍備和共同安全……我們已經說明,我國必須準備對集體安全作出自己的貢獻。我們的政策不是以擴充軍備,而是以裁減軍備來尋求安全的。我們的目標是裁減軍備,並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國家的軍備,建立一支在國際聯盟領導下的國際警察。
  至少當這個宏偉的政策一時不能實現或者在實現以前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卻沒有說明。他不同意國防問題白皮書中所說的,參照美國的情況,我國有擴充海軍的必要,參照俄國、日本、美國的空軍情況,我國有擴充空軍的必要等語。
  "那些都是過時的議論,與集體安全體制格格不入。"他承認德國重整軍備已有咄咄逼人之勢,但"要抵制任何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不是單靠我國或法國的力量,而是要靠國際聯盟一切忠實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我們必須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膽敢向全世界挑戰,他將遇到的,不是幾個國家各自為政的軍隊,而是齊心合力的世界大軍。"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國的空軍集中在國際聯盟的手中;各國的空軍必須聯合起來,並使之成為一個實體。當時,他和他的政黨投票反對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萊爵士代表自由黨要求政府召集"一個新的經濟會議,使德國不僅置身於國際政治友好的氣氛之中,並且使它能夠在文化事業和提高兩國人民生活標準上同我們積極合作……請政府提出詳盡而明確的議案,以廢除空軍和加強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絕,則責任之所歸就必須有明白而恰當的確定"。
  不過(他說),雖然我們應大力進行裁軍,這是政府的主要目標;但在另一方面,一個非國際聯盟會員國的國家,具有最強大的陸軍和也許是西歐最強大的空軍,而且其擴張係數又比任何別國的空軍都大,這種形勢……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證據,證明有採取國防措施的必要時,自由黨自必加以擁護……因此,增強國防勢必與我們對集體安全體制所承擔的義務相牴觸的說法,我是不能表示贊同的。
  他進而詳細談到"借他人的死亡從中謀取私利的問題",並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新近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的一句話:"英國人民總是認為戰爭武器的製造是一件極其嚴肅和極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給不向國家那麼負責的人來辦。"
  辛克萊爵士認為空軍軍備的迅速擴充,應交給國家工廠進行;
  至於擴充空軍一事,他說確有此必要。
  私營軍火工廠的存在,長期以來就是自由黨和工黨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厭惡的怪物,而且是一個很適合於用來進行譁眾取寵的演說題目。在目前,認為單靠國營工廠就可以完成公認有其必要的空軍擴充計劃,那當然是荒謬的。國內大部分私營工廠,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裝,以加強我們現有的製造能力。在反對派領袖的演說中,沒有片言隻字談到他們也承認的當前危局或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更為嚴重的、潛伏的事實。
  政府的多數人看來已為鮑德溫先生的坦率的發言所感動。他佔有各種情報資料,卻在他負有責任的重大問題上出錯;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認錯誤和承擔責難,因而被認為已贖回他的罪責了。由於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認錯誤,掀起了一種異常的熱情浪潮。的確,許多保守黨議員,由於我使他們所信任的領袖處於困境而遷怒於我。他只憑他天生的剛毅和誠實,使自己擺脫困境,但可惜沒有使他的祖國擺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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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德裡勳爵是我的親戚,又是我童年時的朋友。他是拿破侖時代著名的卡斯爾雷1的直系後裔,是一個有著無限忠誠和愛國心的人。自聯合政府成立以來,他就出任空軍大臣。在這時期內,前面所提及的重大變化影響到我國的事務,而空軍部也變成國家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在緊縮和裁軍的幾年內,他和空軍部曾竭力從一位嚴峻而專斷的財政大臣那裡爭取到維持原有的、並爭取盡可能多的經費。在1934年夏季,內閣採納了增設四十一個空軍中隊的計劃,他們為之歡欣鼓舞。但英國政治,卻是一熱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從柏林返國,整個內閣因希特勒宣稱德國空軍實力與英國相等而不勝震驚和無限憂慮。根據普遍承認的新形勢,鮑德溫先生必須承當他去年11月反駁我當時所說的話。內閣完全沒想到我們的空軍已被超過,照例又反過來用查究的眼光來看待有關的部和該部的首長。
  1即第二代倫敦德裡伯爵,1812-1822年任英國外交大臣及下院議長,曾參加全歐反抗拿破侖。--譯者
  空軍部不知道有一筆新的財產留給他們。財政部的束縛已被打破了。他們只要開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較多的經費,但他們不這樣做,卻對希特勒之宣佈空軍均勢大不以為然。空軍部的發言人倫敦德裡甚至相信這樣的話:"當西蒙與艾登赴柏林時,德國只有一個可供作戰的空軍中隊。從他們的訓練編製中,得知他們希望在那個月底組成十五至二十個中隊。"1
  1倫敦德裡:《命運的翅膀》,1943年,第128頁。
  所有這些都是專門用語的問題。因為沒有統一的標準,對空軍加以分類,自然就極為困難。什麼叫"第一線的空軍",什麼叫"可供作戰的單位",也解釋不一。空軍部現在要他們的首長對他們過去的行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辯護,結果同現在的確已警覺起來的政府和公眾氣味大不相投。空軍部的專家和官員曾把數字和預測告訴了鮑德溫先生,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覆我的根據。他們希望他為這些數字和預測進行辯護;但這在實際政治上已無必要。毫無疑問,當時空軍部的這些專家和官員們自己被蒙騙了,因而也使他們的首長上了當。一支至少和我們旗鼓相當的、長期掩蔽起來的強大空軍,終於在德國公開跳出來了。
  倫敦德裡幾年來總是要求更多的經費,突然間一下子竟變成沒有提出充分的要求,這對他來說,恰如他書中所說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觀點也使他不能再擔當部長的職位了,況且這時空軍部又是我國事務的關鍵所在,甚至超乎一般問題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這種時勢中,空軍部長應為下院議員。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麥克唐納先生辭去首相之職時,當時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為空軍部長,作為大力擴充空軍實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倫敦德裡勳爵勉強改任掌璽大臣兼上議院院長;但在大選之後,鮑德溫先生把他這兩項職位都免去了。他在空軍部任內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風"式和"噴火"式戰鬥機的設計和製造。這兩種飛機的原型,分別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試飛。
  倫敦德裡在他的辯解中沒有提到這件事,其實他大可以提出來,況且他所受的責難,有許多還不是他的過錯。新任空軍大臣在有利的空氣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製造這兩種戰鬥機,還儲備了適當的數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來,是一位權勢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機會和一個更振奮人心的任務。他運用非常強大的力量來推進我們的空軍政策,加強空軍的管理組織,他親自努力工作以補回1932年到1934年期間內閣所失去的時間。但他也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在1935年11月離開下院,成為上院議員,這就使他改任空軍大臣的一個理由給取消了。這個錯誤在幾年後終於使他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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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等大禍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希特勒已獲得和英國空軍實力平等的地位。此後他只要用全速來發展他的工廠和訓練學校,就不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領先地位,而且還可以不斷改進。從此以後,未知的、威力莫測的空襲威脅籠罩著倫敦,並成為我們作出決定時的一個確切的和非考慮不可的因素。而且,我們絕對沒有迎頭趕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們這個政府是絕不去趕上的。英國皇家空軍效率之高,應歸功於政府和空軍部。然而,空中均勢的保證,已無可挽回地成為泡影了。誠然,德國空軍其後的發展也沒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勢那個時期的速率。德國人為了一躍而取得這種優勢,並在外交上支持和運用這種優勢,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這就為希特勒接二連三地進行侵略打下了基礎。希特勒早已做好計劃要進行一連串的侵略活動,現在就快要見諸行動了。在以後的四年中,英國政府曾作出相當大的努力,就空軍的質量而言,我們無疑佔有優先的地位,但就數量而言,我們從此就沒有趕上去。戰事爆發後,發現我們在數量上僅及德國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徵兵--3月16日法國實行兩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訪問柏林--斯特雷扎會議--5月2日法蘇條約--6月7日鮑德溫先生出任首相--霍爾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為國際聯盟事務大臣--英德海軍協定--其危險--在歐洲的深遠影響--外交大臣的辯護--德國陸軍的壯大--法國和德國的兵源。
  幾年來地下的偷偷活動,秘密的或掩蔽的準備,如今已成為過去了;希特勒終於感到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提出第一次公開的挑戰了。1935年3月9日,德國空軍宣佈正式成立,16日,宣佈德國陸軍今後將以國民徵兵制為基礎;接著不久,又公佈了各項法令來實現這些決定,其實,實際行動早就開始了。法國政府對於行將發生的一切佔有詳細的情報,所以也在同一個重大日子中的早幾個小時,就宣佈把兵役延長為兩年。德國的行動對建立國際聯盟所根據的凡爾賽和平條約是一種公開的、正式的冒犯。在過去,德國是偷偷地或以種種借口和巧立名目的辦法來破壞條約的,那時各戰勝國因為沉迷於和平主義以及忙於國內政治,還比較容易推卸責任,不去正式宣佈和約的被破壞或被違背,但在現在,問題卻來得那麼直截了當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亞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呼籲,抗議意大利對它的恐嚇性要求。在這種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與掌璽大臣艾登應希特勒的邀請訪問柏林。法國政府認為這是不合時宜之舉。法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一年以前麥克唐納竭力迫使他們要實行的裁軍,而是要把義務兵役由一年延長為二年。按當時流行的輿論看來,這實在是一件費力的工作。不單共產黨,即使社會黨也會投票反對。當萊昂·勃魯姆先生說"法國工人將奮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時候,多列士在親蘇黨羽的歡呼中回答道,"我們絕不容許工人階級被拖進所謂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之中。"
  美國除了希望每一個人都過得好之外,對歐洲的一切事情都不願過問,而且決定以後絕不再為了歐洲的事情來自找麻煩了。但法國、英國,當然還有意大利,雖然彼此之間意見不一,但都覺得對希特勒這種斷然違背和約的行為確有譴責的必要。於是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幾個上次大戰中的主要協約國,在斯特雷扎召開了一次會議,這些問題都在會上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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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內幾乎完全致力於對外事務的研究。他在十八歲時離開伊頓公學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六十來福槍旅服役四年,經過多次血戰,屢立戰功,升為副旅長,並獲軍事十字勳章。1925年當選為下院議員,不久,在鮑德溫先生第二次執政時期,他被任命為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的政務秘書。1931年,在麥克唐納-鮑德溫的聯合政府中,他被任命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領導下工作。次官的職責雖常有變動,但他的責任總是有限的。他必須協助首長執行內閣決定的政策,但他自己並非內閣的一員,亦不能參預內閣會議,只有在牽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榮譽的極端情況下,才可以對外交政策表示異議,甚至進行公開的爭論或者辭職。
  在這許多年中,艾登先生對於國外情況獲得了廣博的知識,對於負有如此重大責任的外交部的活動和思想也甚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對外事務上的做法,不論反對黨或保守黨中有影響的人物都不表贊同。從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識及其非凡的天賦,日益獲得人們的重視。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璽大臣之後,出於內閣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極為密切的聯繫;並因此被邀隨同他的舊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進行這次不合時宜的但也不是毫無結果的訪問。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會晤之後返回倫敦,帶來了前面已經提到的那個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國現在已獲得同英國的空軍均勢了。其後,艾登先生奉命訪問莫斯科,在那裡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聯繫,在幾年之後,這種聯繫又恢復,對雙方都有好處。在這次訪問莫斯科的歸途中,他的飛機遇到猛烈而持續的風暴,經過驚險的飛行最後著陸時,他幾乎不省人事。醫生說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會議了,此後他病了好幾個月。在這種情況下,首相便決定親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參加,儘管這時他自己的健康、視力和智力都顯然正在衰退。所以,在這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中,英國的陣容是弱的。參加會議的還有法國代表佛朗丹和賴伐爾,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蘇維奇。
  當時一致認為,公開破壞犧牲了好幾百萬人才得以訂立的莊嚴條約,是絕不能容許的,但英國代表們在一開始就明白表示,縱令和約遭受破壞,他們也不會去考慮制裁的可能性。這自然就使會議只限於空談。會議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由單方--意即一個方面--破壞和約,是不能容許的,並將請國際聯盟行政院公佈已暴露出來的情況。在會議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這一行動,直率地公開申明反對一國侵略他國。最後的宣言如下:
  三國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國際聯盟的機構下集體維護和平,三國一致同意,要採取各種可行的方法,反對危及歐洲和平的單方面違背和約的行為,並將為了這個目的採取密切真誠的共同行動。
  意大利的獨裁者在演說中著重"歐洲和平"這幾個字,在說完"歐洲"一詞之後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勢停頓了一下。他如此強調歐洲,立刻引起了英國外交部代表們的注意。他們豎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願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國重整軍備,而另一方面,又為他日後可能要對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發動遠征留有餘地。要不要把這一點在會議上提出來呢?當天晚上,英國外交部官員進行了討論。每一個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國問題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認為不宜在這個時候對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亞的警告,因為這樣做顯然會使他大為惱火。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被提出來,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輕輕放過了;而墨索里尼則以為協約國已默認了他的聲明,讓他可以自由對付阿比西尼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這種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國對這個問題保持緘默,會議就此結束。
  跟著,在4月15日至17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對所傳德國下令實行普遍徵兵制這一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進行審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會議的國家有:阿根廷共和國、澳大利亞、英國、智利、捷克、丹麥、法國、意大利、墨西哥、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蘇聯。所有這些國家都投票贊成不得以"單方面"行動破壞和約這一原則,並把這個問題提交國際聯盟大會討論。與此同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由於深切關注波羅的海的海軍均勢,也聯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議的國家,總數有十九國之多,但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準備甚至到最後關頭使用武力,因而他們的決定只能是空口說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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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伐爾原本無意以巴爾圖那種堅決的精神和俄國接近,但如今法國對此有迫切的需要。在關心法國前途的人看來,最重要的是,三月間僅以微弱的多數通過的兩年兵役制還必須取得全國一致的支持。只有蘇聯政府才能左右對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國人。此外,在法國,人們普遍地希望恢復1895年舊有的聯盟,或與此類似的同盟。5月2日,法國政府簽署了法蘇條約。這個含糊其辭的文件,保證在五年之內一國遇到侵略時,兩國互相援助。
  為了在法國政治舞台上取得確實的成果,賴伐爾先生到莫斯科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他在那裡受到斯大林的歡迎。他們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其中有一些從未公佈過的事,不妨在這裡說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於知道的,當然首先是法國軍隊在西線的實力:究竟有多少個師,服役期多長?對這一方面進行了探討之後,賴伐爾說:"你能不能設法對俄國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給以一些鼓勵?這將對於我和教皇的關係,有極大的幫助。"斯大林說:"啊喲!教皇!他有幾個師?"至於賴伐爾怎麼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當然很可能提到在遊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個軍團。賴伐爾始終無意使法國承擔任何特定義務,而這正是蘇聯慣常要提出的要求。儘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發表公開聲明,對法國為了保持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執行的國防政策,表示贊同。法國共產黨得到了這個訓令之後,立即轉過頭來,熱烈支持國防計劃和兩年兵役制。法蘇條約雖然是歐洲安全的一個因素,但它並沒有規定在德國發動侵略時,對任何一方具有約束力的保證,所以其效力是極其有限的。法國並沒有同俄國達成真正的聯合。而且,這位法國外交部長在歸途中曾在波蘭的克拉科夫停留,參加畢蘇斯基元帥的葬禮。在那裡他與戈林會面,並進行極親切的會談。賴伐爾對蘇聯的猜疑和嫌惡,都通過德國的渠道及時地轉告了莫斯科。
  麥克唐納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漸衰退,已使他無法繼續擔任首相的職務。他在保守黨方面從來是不受歡迎的。由於他的政治上的和戰時的言行以及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使保守黨長期以來對他抱有成見,只是在後來的幾年中出於憐憫而略見緩和。他是工黨最痛恨的人;他們之所以痛恨他,顯然是有理由的。雖然工黨基本上是由他創立起來的。但在1931年,由於他的"背叛"(這是工黨指責他的話),使工黨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數中,他只有七個工黨追隨者。他用盡了最大個人力量來推行的裁軍政策,現已證明完全失敗。大選已為期不遠,而在大選中,他也將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6月7日宣佈他和鮑德溫先生互調職位,鮑德溫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職亦同時易人。霍爾爵士在印度事務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過而獲得了榮譽,如今他要轉到更重要的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時期以來一直受到與政府密切聯繫的一些有勢力的保守黨人的猛烈抨擊。現在他被調任他所熟悉的內政部。外交大臣一職則由霍爾爵士繼任。
  與此同時,鮑德溫先生採用了一種新奇的權宜辦法。艾登先生這時聲譽日增,並已恢復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為國際聯盟事務大臣,在外交部辦公,地位與外交大臣相等,並有審閱文件和使用部員之權。鮑德溫先生的目的,無非表示他重視國際聯盟,重視我國在日內瓦的事務,以便同擁護國際聯盟的強有力的輿論潮流相協調。大約在一個月以後,當我有機會來評論我所說的"設兩個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計劃"時,我提醒議員們注意這種安排的缺點:
  昨天首相說,這只是暫時的試驗,我聽到很高興。我也覺得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將來恐怕也不會實行。……我們所需要的是以獨個人負責外交事務的整體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個因素,每一件事情都為議會所同意的總目的服務。不管誰來當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麼人,他必須在部裡享有最高權力,而且在這個重要的部裡的每一個人,都得聽從他,並且只聽從他一個人。我記得在戰時我們曾討論過統一指揮的問題,那時勞合·喬治先生說:"這不是某個將軍比另一個將軍好些的問題,而是一個將軍比兩個將軍好些的問題。"在這困難時期,一個強有力的內閣沒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沒有理由不隨時召見他或他的屬員。現在的問題如此複雜繁重,時局如此不斷變動,我認為這種混亂局面會因雙重領導和雙重責任而弄得更加混亂。
  所有這些話全都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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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人和事都處在這種情形的時候,英國政府辦了一件極其驚人的事情,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海軍部。
  讓陸、海、空的軍人來搞政治,始終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們進入一個其標準同他們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領域,當然,他們是遵循海軍大臣和內閣的意向甚至指示來行事的,因為只有他們才負得起這個責任。不過海軍部也吹來一股強烈的贊成之風。英德兩國的海軍部之間進行兩國海軍比例的談判已有一些時日。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除准許有六艘不超過六千噸的輕型巡洋艦之外,排水量達一萬噸的軍艦,不得超過六艘。英國海軍部最近發現德國新近正在建造的兩艘袖珍戰列艦,即"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其噸位都遠遠超過和約所准許的限度,其規格也完全不同,事實上是二萬六千噸的輕型戰列巡洋艦,或者可以稱之為最高級的商船驅逐艦。
  這種肆無忌憚的、欺詐性的破壞和約的行為,至少在兩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計劃,而且已開始執行了,面對這種事實,海軍部竟然還認為有訂立英德海軍協定的必要。
  英國政府沒有同它的法國盟友商量,也沒有通知國際聯盟,就這樣進行了。英國政府一方面向國際聯盟呼籲,並要求會員國支持對希特勒破壞和約軍事條款的抗議,與此同時他們卻暗中進行協議,把凡爾賽和約中的海軍條款拋到九霄雲外。
  英德海軍協定的要點,是德國海軍不得超過英國的三分之一。這一點對海軍部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想起戰前曾滿足於兩國的比例為十六比十。為了達到這個前景,同時又偏信德國在表面上的保證,於是他們就承認德國有權建造和約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潛水艇。按協議,德國可以建造的潛水艇,可達英國潛水艇實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國認為情勢特殊,還可以達到百分之一百。當然德國要保證他們的潛水艇永遠不用來襲擊商船。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要潛水艇呢?因為,很明顯,如果協定的其餘部分被遵守,則僅就軍艦而論,潛水艇是不能決定海戰勝負的。
  德國艦隊可達英國的三分之一這個規定,可以使德國實行建造新艦的計劃,使德國的造船廠開足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實上這對於德國海軍的擴充,等於沒有什麼限制或約束。他們可以盡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實上,英國計劃容許德國建造的軍艦限額,已大大超過德國所打算建造的程度,這當然一部分是由於建造軍艦和製造坦克之間對鋼板需要的競爭。德國按規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艦五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十一艘和驅逐艦六十四艘。但事實上,在戰爭爆發時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十一艘和驅逐艦二十五艘,而沒有一艘航空母艦,還不及我們慷慨答應的數額的一半。如果他們不造或少造戰列艦,把可以利用的資源集中於巡洋艦和驅逐艦的製造,則他們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國開戰時,就可能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曾對雷德爾海軍上將說過,對英作戰大概不至於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開始。所以,德國海軍的發展計劃,是建築在長遠的基礎之上的。只有潛水艇的建造才達到了協議所許可的程度。當他們能夠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時,就立即援用准許他們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規定,到戰爭開始時,事實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於新戰列艦的設計,因為德國不是華盛頓海軍協定或倫敦會議的簽署國,他們就有多一層便利。當英、法、美三國都受三萬五千噸的限制時,他們就立即建造"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這兩艘巨型軍艦的設計,其排水量都超過四萬五千噸,一旦完成,就肯定成為世界海面上最強大的軍艦。
  這個協定同時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來分裂協約國,使其中一個國家輕易地寬恕他對凡爾賽和約的破壞,他還可以由於與英國達成協定,在協定的核准下,獲得重整軍備的充分自由。協定的公佈,給了國際聯盟又一個打擊。法國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國准許德國建造潛水艇,因為這將危及他們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則從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國對盟友並無信義:只要英國自己的海軍利益有了保障,它顯然願意盡量遷就德國,而不考慮受到德國陸軍擴充的威脅的友邦利益。英國這種看來不講道義的自私態度,不啻是鼓勵墨索里尼繼續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計劃。至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只是在兩星期以前,還勇敢地對希特勒在德國陸軍實行徵兵制提出抗議,現在卻發現英國在幕後暗中同意德國建立海軍,其實力雖僅及英國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這個限度之內,也足夠使它稱雄於波羅的海了。
  英國的大臣們對德國提出和我們合作廢除潛水艇的建議,大大地賣了一番力氣。其實德國人明知這個建議附有其他各國必須同時表示同意這一個條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國家絕對不會表示同意的,所以他們提出這個建議,實在是最穩妥也沒有的了。德國之所以同意對潛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對商船進行不人道的襲擊,也是因為它明知別國不會同意之故。誰能相信德國人一旦有了龐大的潛水艦隊之後,在看到他們的婦孺因英國的封鎖而挨餓時,還會不去充分利用這種武器呢?我把這種想法稱為"十足受騙"。
  這個協定不僅不可能把裁軍推前一步,如果付諸實行,幾年以後,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艦的熱潮。法國的海軍,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艦隻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裝。而這又將影響意大利。至於我們,很明顯,我們必須大規模重建英國艦隊,以便在新式艦隻方面維持三比一的優勢。也許我們認為,德國海軍既被允許有英國的三分之一,這對於海軍部來說,就是英國的海軍要三倍於德國。這也許使我們能夠合理地,雖則為時已晚地重建我們的艦隊。但那些政治家在哪裡呢?
  海軍大臣博爾頓·艾爾斯-蒙塞爾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議會宣佈這個協定。我一有機會,即在7月11日,其後又在7月22日,就對這個協定進行抨擊:
  我不相信英國這種單獨行動將會有利於和平事業。其直接的反應,就是使德國艦隊的噸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夠絕對控制波羅的海,並且不久以後,阻止歐洲發生戰爭的因素之一也就將逐漸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勢而論,我認為我們遇到的困難更大。如果法國為了對抗德國而不得不把它的艦隊加以現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辦理,那麼各國一定會大量建造新艦,看到那種情形,我們亦將被迫重建我們的艦隊,不然就會影響到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壞的情況則是影響我們在世界那一邊的地位,就是說,在中國和遠東的地位。這對於日本真是意外的收穫!看看後果吧。海軍大臣說要"正視現實"。可是如果這個計劃得以完成,英國的艦隊將大部分停駐北海。這就意味著遠東的整個形勢大大改變,不但對美國和英國不利,而且對中國也不利……
  我引以為憾的是,關於德國海軍復活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同我們的歐洲盟國磋商,也沒有同那些和我們一樣因德國大事擴軍而影響其命運並深為恐懼的許多國家協同處理。德國所擴充的究竟是什麼軍備,那是無從精確估計的。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可以建造遠比我們預料更為強大的軍艦,連我們的海軍部事前也不知道。我們已看到他們在空軍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確知德國在本財政年度開支的數額,那麼,德國用於全面備戰的巨額開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國大為震驚。大量的經費用在全國各地進行戰備建設,使這個強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國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軍火庫,而且確實快要動員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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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爾爵士為了答覆來自國內和歐洲的種種批評,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後的第一次演說中提出了相反的論證。在這裡也應該提出來:
  英德海軍協定完全不是一項自私的協定。我們決不會訂立在我們看來對其他海軍國家不利的協定。而我們所訂立的協定,我們認為它不但不會妨礙,而且一定會促進全面的協定,否則我們絕不會訂立的。至於海軍裁軍問題,向來和陸軍、空軍的裁軍問題分別處理。海軍問題向來是單獨處理的,並且就我所知,單獨處理這個問題向來是各海軍國家的意圖。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們看來,為了和平的利益--這是英國政府的主要目的--確實有充分理由締結這個協定。根據我們的海軍專家的意見,我們應該把這個協定看作不列顛帝國的安全協定。在這裡,我們又發現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來消除在大戰前曾引起人們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國海軍的軍備競賽。順便提一提,在討論中,德國政府發表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聲明,說他們今後將消除使戰爭成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潛水艇對商船的無限制的襲擊。第三,我們確實認為這是達成協議的好機會,這個協定從海軍的角度看來,顯然將有利於其他的海軍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由於現在的法國艦隊同我們的艦隊接近相等,因而這個協定可以使法國艦隊比德國艦隊永遠佔百分之四十三的優勢,而在戰前,它比德國大約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當世界對這些結果作冷靜的觀察時,極大多數贊成和平、贊成限制軍備的國家,都會說英國政府不但採取了明智的措施,並且採取了在當前狀況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實上,所做的一切,無非是准許德國在今後五六年中大力從事擴充罷了。
      ※      ※      ※
  這時,在陸軍方面,德國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實行徵兵制度,這是對凡爾賽和約從根本上進行挑戰的開端。現在德國陸軍的擴充和改組,其採取的步驟並不限於技術方面。
  國社黨國家的陸軍的全部職能,需要有明確的確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訓練的專門人材中的技術骨幹分子加以擴充,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武裝表徵。德國陸軍改稱為國防軍。軍隊歸最高領導元首統轄。每一個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樣對憲法宣誓,而是對希特勒個人宣誓。陸軍部直接聽命於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義務。陸軍的責任在於教育和永久地統一全國人民,法律的第二條規定:"國防軍是德國人民的武裝力量和進行軍事教育的學校。"
  這實際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一段話的正式的和合法的體現。這段話是:
  未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應重蹈以前的錯誤:使軍隊負有它所沒有或不應有的任務。德國的軍隊不應成為保持民族特性的學校,而應該成為促使所有的德國人互相瞭解互相調節的學校。國家生活中不論有什麼分裂的因素,應通過軍隊來加以統一。它還應把青年人的眼界從其狹小的鄉土領域擴大到整個德國國家。他所必須尊重的,不應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國的疆界;因為這才是他所要保衛的。
  在這些思想基礎上,法律規定了新的軍區編製。把陸軍編為三個司令部轄區,分設司令部於柏林、卡塞爾和德累斯頓三地。再分成十個(後來改為十二個)軍區。每一個軍區有一個軍,由三個師組成。此外還計劃組織一種新部隊--即裝甲師,並且不久就成立了三個裝甲師。
  兵役的詳細計劃亦經擬定。新政權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青年組織起來。從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起,德國少年到十八歲就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衝鋒隊兩年。根據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參加勞動營成為每一個年滿二十歲的德國男子的一種強迫義務。他必須為國家服務六個月,修築道路,建造兵營,或填平沼澤,從而使他在身體上和精神上能夠適合於盡一個德國公民的最高義務即服兵役。在勞動營中,強調不分階級,加強德國人民的社會團結;在軍隊中,則強調紀律和國家領土的統一。
  根據賽克特的建軍思想所擬定的訓練新軍和擴充幹部的重大任務,現在開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恢復德國參謀學院,希特勒親自出席正式的開學典禮,隨同參加典禮的有三軍將領。參謀學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礎就是無數的勞動營。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應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萬六千人,準備接受戰爭技術的訓練。因此,至少在紙面上,德國的陸軍一下子就發展成為一支七十萬人的精兵。
  隨著訓練工作而來的問題,就是籌款重整軍備和發展工業以適應國家新軍需要的問題。根據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為事實上的德國經濟獨裁者。賽克特的先行工作,現在投入最高級的試驗。其主要的困難有二:第一,擴充軍官團;
  第二,組織特種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訊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個軍團。一年以後,又增加兩個軍團,到1937年10月又增設第十三個軍團。警察的組織也成為武裝力量的一部分。
  誰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應召入伍以後,其後幾年入伍新兵的數量將逐漸減少,這是由於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國和法國,都有同樣的情形。因為這個緣故,在1936年8月,德國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長為兩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約有四十六萬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員,因而在1936年參加正式軍事訓練的德國男子的人數,達一百五十一萬一千人,半軍事性的納粹黨所屬組織和勞動營還不包括在內。在同一年裡,法國軍隊的兵力,不包括後備軍,共有六十二萬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萬零七千人留駐法國。
  即使是普通的會計師都可以相當精確地預算出來的下列數字,很可以說明問題:
  法國和德國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應召入伍的男子人數比較表:
  出生年    德國         法國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合計   3,172,000人    1,574,000人
  這些數字,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一一成為事實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陰影。直到1935年,人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遠遠沒有使法國的陸軍及其龐大的後備軍達到應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說它的為數不少而強有力的盟國了。即使在這個時候,本來還可以利用我們不難取得的國際聯盟的權威作出斷然的決議,或許也可以阻止這一事態的發展。可以把德國傳到日內瓦會議去,請它提出詳細的解釋,組織協約國聯合調查團,調查它破壞和約、重整軍備和建立軍隊的情形。如果德國拒絕,就立即重新佔領萊茵河橋頭堡,直至德國確實完全遵守和約為止。這還不至於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許不至於流血。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可以無限期推遲爆發。法國和英國的參謀人員,對許多事實及其一般趨勢是很清楚的,兩國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國的政府,由於著迷地玩弄政黨政治而頻頻更迭,英國政府則與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現狀,得過且過,也導致同樣的弊端。兩國都未能採取有力的或斷然的行動,儘管這些行動完全合乎條約且也是理所當然的。法國政府並沒有由於盟國的壓力而全部接受裁軍的要求,但法國政府和英國的一樣,沒有膽識,不能對賽克特在他那時所說的"德國軍事力量的復活"進行有效的抵抗。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 

  1935-1939年 
  有關技術問題的插曲--德國的訛詐力量--會見鮑德溫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鮑德溫先生的邀請--防空研究委員會--一些普遍原則--我們工作的進展--雷達的發展--沃森·瓦特教授和無線電回波--蒂澤德的報告--海岸雷達網--空軍元帥道丁的電話通訊網--1939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臨我國東岸--敵我識別器--1939年到馬特累斯漢視察--我和海軍部的接觸--海軍航空兵部隊--建造新戰列艦的問題--大炮的口徑--舷炮齊射的後座力--炮塔的數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給霍爾爵士的信--海軍部的主張--四聯裝炮塔--一個不幸的結果--訪問波特蘭港:"潛艇探測器"。
  在這裡需要講一講那些對我們未來安全有著極其重要後果的技術方面的決定。為便於敘述,這一章包括從現在起到戰爭爆發前四年的全部過程。
  我們在失去了空中均勢之後,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訛詐了。
  如果我們曾及時採取步驟,建立一支比德國在破壞條約時所能建立的再強一半或一倍的空軍,我們就有可能保有對未來的控制權。哪怕只是空軍力量和德國相等(沒有人會說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們在這些危急的歲月裡,對我們的防務充滿信心,並給我們提供一個寬廣的基礎,以便進行外交活動和進一步擴充我們的空軍,但現在我們已失去空中均勢了。我們為了恢復空中均勢所作出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在上一次大戰中,飛機曾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裡,它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種有魔力的武器,同時又是一種主要的軍事力量。大臣們必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同德國獨裁者發生衝突,倫敦的毀滅和屠殺的情景將是多麼的可怕。雖然並非只有英國才有這些考慮,但這些考慮確實對我們的政策,其結果也對整個世界發生重大的影響。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寫信給《泰晤士報》,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獲致決定性的科學成果。是年八月,我們不僅促使已在進行研究的空軍部官員還促使政府主要官員注意這個問題。九月間,我們從夏納到埃克斯累班,同鮑德溫先生有過一次愉快的談話,看來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們要求由高級負責機構進行調查研究。當我們回到倫敦時,因空軍部發生財政困難,這件事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在1935年初,空軍部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奉命研究未來的發展。我們記得,鮑德溫先生在1933年曾根據空軍部的意見,發表了一篇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說。他聲稱空中是無法防禦的。"轟炸機總是可以穿過防線的。"既然這樣,我們對空軍部所屬的委員會,就都失去信心,而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由空軍部轉到帝國國防委員會處理;在這個委員會中,政府各位首長,即國內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將能監督和指導其活動,而必需的經費也有了保證,不致沒有著落。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仍不時在這個問題上對大臣們進言。
  2月間,麥克唐納先生親自接見我們,我們便把這件事向他當面提出。在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分歧。當我指出這個問題對和平的意義時,首相深表同意。我說,再沒有比排除對平民進行突然空襲的想法更能減輕籠罩著全世界的恐懼和焦慮的了。當時,麥克唐納先生的視力看來已經很壞了,他茫然凝視著窗外的皇宮廣場,對我們保證說,他正打算硬起心腸來克服來自空軍部的阻難。空軍部又極不願意部外的或上級的部門來干預他們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時間,什麼事也沒有做出來。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這個問題;我說:
  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範圍,按其性質來說,它基本上是科學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是如何發明、採用或發現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使地面防空部隊控制天空,從地面來實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飛機……我從經驗中感到,在這些問題上,只要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領導人充分說明這種需要,則科學總是能夠提供一些東西。以前人們說,搜捕潛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潛艇窒息於水面之下的方法卻終於發明出來了。這個問題不一定比擊落入侵飛機更為困難。許多以前認為在技術上不可能的東西,在上次大戰中已被採用了。耐心、堅持不懈,尤其是在戰爭情況下的迫切需要,使人們的頭腦更為靈活,而科學也就能適應人們的需要……
  以屠殺婦孺、恐嚇手無寸鐵的平民,從而迫使敵國投降這種可惡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受到人們的接受和鼓勵。這不是哪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一旦發明了某種在地面的裝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彈的飛機,那麼每一個國家都會感到較為安全,也可以使各國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戰爭災難的這種令人寢食不安的恐懼和疑慮……我們不但怕我們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襲擊,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比世界別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損害;我們還怕我們的造船廠和其他設備受到襲擊,因為這將使我們防務的主要力量,我們的艦隊,陷於癱瘓甚至被毀滅。所以,這不但是為了在整個世界上消滅疑慮和戰爭的最壞原因,同時也是為了在英國恢復我們這個島國的舊有的安全感。所以,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應該對這個問題再三加以認真的思索和考慮,並且應該以英國科學所能運用和我國財力所能擔負的一切資源來推進這項工作。
  第二天,發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內閣變動,鮑德溫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後不久成為斯溫登勳爵)繼倫敦德裡勳爵任空軍大臣。一個月以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煙室時,鮑德溫先生走進來。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對我說:"我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參加新成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防空研究會,我也希望你能參加。"我說,我是批評我們的空軍戰備的人,我還得要保持我的行動自由。他說:"這是不用說的。除了你從委員會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當然有絕對的自由。"
  我提出一個條件:林德曼教授必須至少成為技術小組的成員,因為我需要他的幫助。幾天以後,首相來函說:
  1935年7月8日
  你見過漢基,我很高興。我認為你的信是表示你願意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我很高興,我相信你在這項極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會有真正的幫助。
  當然,你可以像空氣一樣自由(在這種情況下的正確表述),可以隨時對政策、計劃和一切有關空軍的一般性問題提出辯論。
  我的邀請,並不是想叫你以後不能暢所欲言,而是對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於是,在此後的四年中,我參加了那些會議,因此對我們這個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較詳細。幾年以來,我經常同林德曼進行密切的討論,使我對這個問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為委員會擬出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所包括的,不屬於官方資料,而是從我和林德曼的交談、研究以及我自己的軍事概念所得出來的想法和知識。這個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於它對1935年7月的情況所提出的看法。那時,沒有人想到可以利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導航。訓練大量的飛行員顯然是有困難的。當時一般人認為,大批的飛機在夜間飛行,必由幾架轟炸機長機率領。在國家生命陷於危險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進步;同時,由於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指示轟炸目標,在戰術上引起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自此以後,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所寫到的東西,已被更好的辦法代替了,但有許多試驗還是在我當權時進行的--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試驗都獲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極其謙恭的態度提出這份備忘錄,因為開會在即,倉促寫成,但仍希望它對我們的共同思想能夠有所貢獻。
  一般的戰術概念和技術上可行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須讓科學家知道空軍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飛機的設計必須符合一定的作戰計劃的要求,並能保證這一計劃的實施。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戰爭假說: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結成聯盟,並受到德國的進攻。
  當這樣一種戰爭爆發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將是大陸盟國軍隊的動員。這至少需要兩個星期,因為這會因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入侵而受到牽制和阻礙。法國和德國的參謀部將集中考慮軍隊的集結和部署問題。在第一次的主要戰鬥中,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有顯著的落後。我們可以希望,德國在兩三年之內還沒有做好準備來發動這種陸、海軍都起重大作用的戰爭,目前德國的海軍還是微不足道的;它還沒有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而且它的重炮似乎還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軍,製造重炮和訓練人員,就得花幾年的時間,而不是幾個月就能做到的。
  德國的大部分軍火生產都集中在魯爾,而該地又很容易受到對方的轟炸。它一定認識到: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要軍用物資的供應(銅、鎢、鈷、釩、汽油、橡膠、羊毛等)將會斷絕。並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那麼,甚至連鐵的供應也將大大減少,因而它目前還沒有達到能夠發動長期戰爭的能力。當然,它正在大力克服這些困難,例如將一些工廠從邊境遷到德國中部,進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膠的生產,並大量囤積儲存物資。看來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國不大可能發動一次有取勝希望的海、陸、空三軍同時進行的戰爭,這種戰爭可能要打好幾年,在戰爭中它又幾乎不會有什麼盟國。
  在這種戰爭中,英法兩國的空軍的首要任務,似乎是炸毀敵方的交通,如鐵路、公路、萊茵河的橋樑和公路鐵路的橋樑,並最大限度地破壞他們的集結地帶和軍火庫。其次是摧毀其最易於暴露的各種軍工廠。幾乎可以斷定,從預定軍事行動的時刻開始,如果我們集中攻擊這些重要目標,那麼·我·們·就·應·迫·使·敵·人·也·采·取·同·樣·的·策·略。要不然法國就可以毫無阻礙地進行動員,並在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中取得主動權。這樣,德國準備用來對英法兩國平民進行恐怖空襲的飛機,就會顯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預料到,即使在海、陸、空三軍的聯合戰爭中,德國還會企圖炸毀倫敦或其他容易襲擊的城市,以考驗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驗中的抵抗意志。其次,倫敦港以及我們艦隊生命攸關的造船廠,也是最為重要的軍事目標。
  然而往往有這種不幸的可能性,德國當局也許會認為,用大規模的猛烈空襲也許可以在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之內使一個國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戰術思想,對德國人的思想有極大的吸引力。至於他們的想法是對還是錯,那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德國政府認為,在盟國軍隊實行動員和發動進攻之前,它可以採用空軍摧毀大城市和屠殺平民的辦法來迫使一個國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戰爭開始時單用空軍來發動攻擊。幾乎不用說,如果能夠把英國同法國分隔開來,則英國就會成為這種攻擊的最合適的犧牲品。因為英國進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襲報復之外,無非是海軍封鎖,但封鎖是要在相當時期之後才能見效的。
  如果我們能夠限制式阻止空襲城市的話,那麼,以"恐怖"來摧毀我們士氣的可能性(這恐怕只是一種虛構),就不復存在了,而戰爭的勝敗終歸還是要由陸軍和海軍來決定。我們對防空越重視,就越能遏制純粹空戰的發生。
      ※      ※      ※
  我提出了一些觀點。不要忘記,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達偵察飛機的方法,還有四年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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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關係,一直沒有公佈。我對政府的其他部門,仍然不斷進行更為猛烈的批評和攻擊。在英國,有經驗的政治家對這一類事情並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見上的嚴重分歧,有時並不妨礙個人間的友誼一樣,但科學家之間的嫉忌心要強得多。1937年,技術小組的科學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間,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滿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觸,也不滿意我把他的見解向委員會提出。他們認為,只有蒂澤德爵士(帝國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才能向委員會說明他們的集體意見。林德曼因此被請求退職。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實供討論用,這是完全正確的;其實,這是我們兩人共同參加這項工作的基本條件。他雖已離開,我為了公眾的利益,並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繼續當委員;到1938年,我又使他復職,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國,有許多人想到利用從飛機和其他金屬目標反射回來的電波的可能性。我們把它稱為無線電測向器(R.D.F.),後來稱為雷達。它的用處,就是靠反射回來的射電波,而不是靠人們的感官,眼睛或耳朵來偵察敵機的臨近。在大約離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層反射電波的天幕(電離層),由於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無線電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並因此而使遠距離無線電通訊成為可能。把短促的脈衝波發射到空中,然後接收它的回波,這是幾年來我國科學家,尤其是阿普爾頓教授一直在積極進行研究的技術問題。
  1935年2月,在政府擔任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術小組說明,用射電回波來偵察飛機是可行的,並建議進行試驗。該小組對此十分重視。當時人們認為,要研究出偵察五十哩內的飛機的技術,也得要五年的時間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會議,蒂澤德提出了關於無線電定位的報告。我們做了初步試驗,證明有採取進一步實行措施的必要。軍事各部門奉命制定計劃。於是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並在多佛-奧爾福德納斯地區設立一系列的試驗站。對於雷達偵察船隻位置的可能性,也進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帶的各個站都已開始建造和裝備,可望在秋季進行試驗。在夏季,建築上有所耽擱,並且出現了敵方電波干擾的問題。1937年7月,空軍部提出計劃,經防空研究委員會的同意,準備以一百萬鎊以上的費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懷特島到提茲河之間設立一連二十個站。
  這時,偵察已經飛入內地上空的敵機的試驗,也在進行。到年底,我們可以跟蹤在三十五哩範圍以內一萬英尺高空的敵機。對船隻的偵察也有進展。業已證明,從空中確定九哩以內船隻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艦隊中有兩艘已裝備了偵察飛機的儀器,而飛機測距、高射炮射擊指揮和探照燈定向等試驗,也分別進行。工作有所進展。到1938年12月,計劃中的二十個新站,已有十四個裝上了臨時的設備。從空中已能夠測定三十哩以內的艦艇方位。
  1939年,空軍部用比較長的長波無線電(十米)建成了所謂海岸雷達網,使我們能夠發現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臨近的飛機。在戰鬥機司令部道丁空軍中將的指揮下,建立了複雜而精密的電話網,把所有這些雷達站聯結起來,而在阿克斯布裡奇設立中央指揮站,在那裡,可以把觀察到的飛機的行動,在大地圖上一一標明,由此可以指揮我們自己飛機的戰鬥行動。還設計了所謂"敵我識別器"(I.F.F.),這使我們的海岸雷達網,可以把裝有這種儀器的英國飛機同敵機區別開來。後來又發現這些長波無線電站不能偵察在海面低飛而來的飛機,為了對付這種危險,又建造了一組補充站,稱為"低空偵察連鎖站",使用短得多的電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較短的距離。
  敵機一旦進入內地,我們就只好依靠皇家觀測兵來偵察了。觀測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電話交換機連接起來,確實也極為有效,後來在不列顛空戰的早期,它是我們的主要基礎。但光是偵察由海上來的敵機,還是不夠的,雖然這可以使我們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鐘之前發出警報。我們還得設法為我們的飛機導航以追蹤來犯的敵機,並在我國領土上空加以截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揮截擊站"(G.C.I.)。但所有這些,在戰爭爆發時,都只是略具雛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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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船飛臨英國東岸上空。德國空軍通訊兵司令馬蒂尼將軍預先在飛船上裝有特殊的收聽設備,以偵探英國是否有雷達偵察設備。這個企圖失敗了,但如果它的收聽設備效率很高,"齊柏林"號一定能夠把我們有雷達這一情報帶返德國,因為我們的雷達站在那時不但在工作,而且偵察出它的活動,推測到它的意圖。德國人如果收聽到我們的雷達脈衝波,也不會感到驚奇,因為他們已造出了一種技術上效能很高的雷達系統,在某些方面還比我們的先進。但可以使他們驚異的,就是我們實際運用新發明上所達到的規模,而且把這一切聯合起來,構成總的防空體制。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世界上是領先的,英國的成就並不在於設備的新奇,而在於實際運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在1939年7月11日舉行。那時,在樸次茅斯到斯卡帕灣之間,就有二十個雷達站,能夠偵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範圍內飛行在一萬呎上空的飛機。一種很滿意的反干擾器和一種簡便的敵我識別器已投產製造。我們還製造出裝在飛機上的用信號引導飛機追蹤敵機的試驗裝置,並進行了試飛。至於從空中偵察船隻位置的試驗裝置,後來發現過於笨重,不適宜在飛機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給海軍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夠放在船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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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澤德爵士遵照空軍大臣的願望,邀我乘坐一架相當簡陋的飛機,視察在東海岸建成的各種設施。我們整整飛了一天。我將我的視察印象送給空軍大臣,現在印在下面,因為從這裡面可以看到我們開始進行的雷達工程的一般情況。
  丘吉爾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澤德的帶領下,到馬特累斯漢和波德塞視察了一次,這次視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來,也許會有所幫助。
  這些重要的無線電測向站,有立即加以掩護的必要。我們起先認為,可以用較少的費用來建立兩倍至三倍的偽裝站;
  後來我考慮一下,覺得似乎可以使用煙幕……
  這個巧妙的新裝置的一個弱點,當然就是敵機在越過海岸之後就脫離無線電測向站所及的領域,那時我們只好靠觀測兵了。這好像是從二十世紀中葉退回到早期石器時代似的。
  雖然我聽說觀測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們必須認為,應用無線電測向器來跟蹤已侵入內陸的敵機,是迫切需要的。要使無線電測向站能轉過身來偵察內陸上空,還得有一段時間,並且也僅在空中戰場擁擠而混亂時才有可能……
  無線電測向器的進步,尤其是在測距方面的應用,肯定對海軍有很大的用處。這將使海軍不論能見度如何,也能和敵人交戰。在1914年,當德國的戰列巡洋艦轟擊斯卡巴勒和哈特爾普爾時,如果我們的視力能夠穿過大霧,那麼,他們的命運就完全兩樣了。我不明白為什麼海軍部對這項試驗還不熱心。蒂澤德也指出,不分晝夜,不管能見度如何,都可以準確發射魚雷,這對驅逐艦和潛水艇都有極大的價值。我原先還以為這是久已進行的一件大事,因為這對我們是極其有利的。
  辨別敵我的方法,對海軍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應該用它來完全取代有危險的識別信號的方法。我想海軍部對此是知道的。
  最後,我為業已取得的進展向你道賀。使我們這個島國獲得無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經走了,可惜我們所需要的還不僅僅是這一步,而時間是短促的。
  我將在下卷說明如何憑借當時只有極少人知道的一些設施,挫敗了1940年秋冬兩季德國對大不列顛的攻擊。毫無疑問,在斯溫登勳爵及其繼任人的領導下,空軍部和防空研究委員會在使我們的作戰飛機獲得這種極其可貴的加強措施方面,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當主要的責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國的生存又有賴於空軍的勝利時,由於我曾根據最詳盡的官方的和技術的資料,進行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這就有利於我作為一個非軍人也能透徹瞭解空戰的各項問題。雖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弄通技術上的問題,但這門學問對我極有幫助。我認識在棋盤上的每一顆棋子,知道它們是怎麼走的,別人和我談起這一套時,我也能夠完全瞭解。
      ※      ※      ※
  在這幾年裡,我和海軍部的接觸,是經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爾爵士出任海軍大臣,他准許他的官員可以同我自由討論海軍部的事務;我既然對海軍極感興趣,自然就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了。我從1914年在貝蒂時就認識現任第一海務大臣的查特菲爾德海軍上將,我和他在海軍問題上的書信往來,則始於1936年。我同第三海務大臣兼海軍軍需署署長亨德森海軍上將亦有多年的交誼,他專管軍艦的建造和設計。他在1912年時是我們海軍中最好的火炮專家,當時我是海軍大臣,常常去看戰列艦在從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試炮,我對他的工作有極高的評價。這兩位官員在他們身居高位的時候,對我都極其信任,雖然我同他們有意見分歧,並曾多次嚴厲批評過他們已做的或沒有做的工作,但從來沒有因工作上的不滿或指責而有礙於我們的交往。
  海軍航空兵究竟應屬海軍部還是應屬空軍部的問題,在這兩個部和兩個軍種之間發生劇烈的爭論。我贊成海軍的意見,我曾把我的主張在議會上提出來,使我收到第一海務大臣寫給我的一封懇切的感謝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軍政策的全部問題。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韋爾看我時,問我對這個似乎雙方都有道理的問題有什麼看法。我為他擬出了一個備忘錄,這個備忘錄後來幾乎逐字逐句都為英王陛下政府所採納。1
  1見附錄(2)。
      ※      ※      ※
  當政府終於決定又開始建造戰列艦時,我對戰列艦的設計非常關心。直到這時為止,皇家海軍所有的主力艦,實際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軍部的期間內建造或設計的。只有"納爾遜"號和"羅德尼"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機》一書中詳述我第一次任海軍大臣時重建海軍的全部過程,以及"伊麗莎白女王"號級快速戰列艦的設計經過。那時我能充分發揮費希爾勳爵的才能和妙想。對於軍艦的建造,我常常能運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這些思想又是從許多海軍專家那裡得來的,至今我仍持有堅定的見解。
  我一聽到內閣已同意一個建造戰列艦的規劃方案時,我就立即斷定,我們的新艦應繼續裝備十六吋口徑炮,而且用三座裝有三門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這樣是可以達到在排水量三萬五千噸的限度之內的,這個條約上的限制,只有我們才嚴格遵守。我和霍爾爵士有過幾次商談和通訊。我聽到一些議論,不能使我信服,我開始在下院提出把裝十四吋口徑炮和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時的後座力相比較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下列數字,供我個人參考:
  裝有九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後座力……六點三八噸。
  裝有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後座力……九點五五噸。
  十六吋口徑炮的數字,並不是根據"納爾遜"號現有的十六吋口徑炮,而是根據美國人預備裝在他們的新主力艦上的一種假設的十六吋口徑炮算出來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齊射後座力確有其優越性。
  於是,我寫信給霍爾爵士:
  爵士:1936年8月1日
  蒙你對我的意見給予重視,至感榮幸。乍看起來,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覆關於延擱如此之久的問題的爭論。這一次又是只有我國受條約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們可以建造一艘三萬五千噸的軍艦,裝三座十六吋口徑炮的三聯裝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徑炮的辦法來,火力一定要強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較好的軍艦,而且肯定被列為較好的軍艦。每一個人,包括在艦上服役的人在內,都會認為它是海軍力量更加強大的標誌。不要忘記,德國人在他們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徑中都取得了比我們好得多的實效。他們發射的炮彈比我們的重,打得更遠、更準確,結果有巨大的打擊力,不僅是舷炮齊射後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徑炮彈的爆炸力當然比十四吋口徑炮彈大得多。如果能穿過裝甲,則在炮彈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炮塔的數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擊力,那麼,裝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噸)是多麼大的浪費!如果用三座炮塔,則可以使裝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魚雷,艦面甲板上也可以騰出較多的地方來安裝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軍艦的圖解說明,我深信他們會給你說明十六吋炮艦一定比十四吋炮艦有更好的佈局。當然,關於射擊控制、炮彈播散等問題,還會有所爭論,我在這些問題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發和五發輪番齊射,也許能收到較好的射擊效果。
  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怎樣也不會接受十四吋的計劃。
  如果海軍部決定建造兩艘十四吋炮的軍艦,而幾個月後日本和美國卻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軍艦,那麼,我們的海軍部就顯得夠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後些日子,還可以省去六個月的建造時間。以每艘七百萬鎊的代價來特意建造並非世界上最強的戰列艦,那是不堪設想的!老費希爾常說:
  "英國的海軍,在海上總是第一流的。"
  不過,這些都只是預言而已!對於所有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過多次,否則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陳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議和查特菲爾德談談。
  海軍大臣對我的意見絕無反感,我們之間此後時有函件往返,我並且同他和第一海務大臣有過幾次談話。霍爾爵士在1937年5月底離開海軍部前,他交給我兩份海軍參謀部所擬的備忘錄:一份是關於戰列艦問題;另一份是關於巡洋艦問題。海軍部對戰列艦設計的理由是:自從華盛頓條約以來,英國為了經濟的原因仍然主張減低排水量和縮小炮的口徑,所以在1936年,當政府終於批准建造新戰列艦時,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徑炮或三萬五千噸排水量的條約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喬治五世"號級戰列艦的設計,在確知其他國家在最近的將來是否繼續接受條約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開始進行。事實上,"英王喬治五世"號級軍艦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開始定造。如果海軍部把設計的決定推遲到1937年4月以後進行的話,則到1941年,可用的軍艦就只有兩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國到時超過華盛頓條約的限制,那時,1938年計劃開始建造而將於1942年完成的軍艦的設計,就可以採用較大的噸位和口徑。
  如果我們終於不得不建造前後對稱的十六吋口徑炮艦,而同時又不犧牲"英王喬治五世"號級在結構上的堅固性和其他特性,則其排水量就得大為增加。結果造成的軍艦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除了增加每一艘軍艦的造價外,我們還得擴充我們的船塢。海軍部同意我的主張,即認為設三座炮塔共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優於四座炮塔共十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他們後來設計的戰列艦,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軍艦。
  在把這份篇幅很長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後,我認識到我們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戰列艦中安置較大口徑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決定已不能更改。但我還是提出,作為準備措施,應早日把較大口徑的炮和炮塔設計好,現在還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設備,以便炮廠能夠改制較大口徑的炮,即便要花相當的費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軍部討論戰列艦的設計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已經進行設計,並做出了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即總共十二門炮的圖樣。如果那時我知道這一點,我就得重新考慮我的意見了。所謂"多管炮塔"的用語,使我發生誤會。三座四聯裝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設有四座炮塔的軍艦上所看到的許多缺點。十二門十四吋口徑炮的威力,雖不能同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相等,但在金屬的重量方面卻有相當大的改進。
  然而,海軍部的這種方針卻產生了不幸的後果。設計這種全新的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拖延了很多時間。工作開始不久,海軍部就決定將重疊於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為雙聯裝炮塔。於是,二三千件複雜的機械配件都得重新設計。
  這次計劃的變更又使"英王喬治五世"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的完工延遲了至少一年之久。還有,我們的新艦現在已減為十門炮,於是,我以前認為它的舷炮齊射時後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徑炮好的那種看法,又更站得住腳了。在這個時候,美國人解決了把三座有三聯裝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裝置在三萬五千噸的船身上的問題。法國人和德國人採用了十五吋口徑炮,法國人在兩座四聯裝炮塔上裝八門炮,德國人在四座雙聯裝炮塔上裝炮八門。德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無意接受條約的限制,"俾斯麥"號的排水量便超過了四萬五千噸,因而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只有我們,在這許多年之後才決定建造五艘與我們海軍生命和保持我們制海權息息相關的戰列艦,但結果還是從十六吋口徑回到十四吋口徑,而別的國家則加大了口徑。因此,我們建造的幾艘軍艦,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更大的火力。
      ※      ※      ※
  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務大臣領我到波特蘭,讓我參觀"潛艇探測器"。這是偵察在水下的潛水艇的儀器,其方法是發射聲波進入水中,當聲波遇到鋼鐵結構時,便反射回聲。
  根據這種回聲來測定潛水艇的方位,可以相當準確。我們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這種新事物剛剛開始。
  我們在旗艦上過夜,同海軍總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長談。次日整個上午,我們都在反潛艇學校度過,他們給我講了差不多四個小時,我得到極其詳盡的報告。於是我們乘驅逐艦出海,當天下午和晚上,他們為我舉行了一次極有趣味的演習。幾艘潛艇分佈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這艘裝有"潛艇探測器"的驅逐艦的艦橋上,另一艘驅逐艦約在半哩外,二者始終保持聯絡,我看到並聽到了全部過程。這是海軍部的神聖的寶貝,是他們專心致志、埋頭搞了一代的時間所獲得的成績。以前我曾常常批評他們的政策。但在這次,我無疑地同他們一樣,對他們的成就作了過高的評價,我一時忘了海洋是多麼地遼闊廣大。雖然如此,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沒有花大量資金,僱用和訓練數以千計的技術熟練的官兵來進行研究,並且拿不出什麼東西來--雖然是微不足道--那麼,我們在對付德國潛艇的問題上(後來事實證明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也許除了吃敗仗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給查特菲爾德的信中寫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讓我參觀的那些情況,我深信國家要感謝海軍部和掌管海軍部的人,我深信,他們多年以來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們能夠避免最大的危險之一。
  使我驚奇的是,"潛艇探測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像中,原以為它的指示是隱約的、模糊不清的。我絕沒有想到我竟會聽到潛水艇那種東西會自投羅網。這是一種驚人的方法和成就。
  "潛艇探測器"本身沒有征服潛水艇,但是,如果沒有它,則潛水艇就征服不了







第十章 對意大利的制裁 

  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擊--阿杜瓦之戰的記憶--審慎時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談話--和平投票--英國海軍在地中海的實力--霍爾爵士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發言和英國海軍的調動--我在卡爾頓俱樂部的發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亞--在英國的強烈反應--蘭斯伯裡先生辭去議會工黨領袖的職務--假制裁--鮑德溫先生的和平決定--保守黨會議--鮑德溫先生對選舉所採取的行動--他的巨大多數--霍爾-賴伐爾協定--議會的動亂--我在國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對歐洲的影響。
  世界和平現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擊。英國喪失了空中均勢之後,接著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國方面。這兩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著他早已決定的狠毒的路線前進了。
  我們看到墨索里尼對維護奧國的獨立有過不少幫助,這對中歐與東南歐有重大意義。現在他卻要走到相反的陣營中去了。
  納粹德國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協約國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攜手合作。安全的天平發生這種一頭沉的轉變,我心裡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紀的倫理道德的。這種野心是屬於黑暗時期的行為,那時白種人認為他們有征服黃種、棕種、黑種或紅種人的權利,用優越的實力和武器來征服他們。在我們現在的文明時代,人們所犯的罪惡和殘暴行為是以前野蠻人所畏縮不敢犯,或至少沒有能力去犯的,像這樣的行為,非但古老陳舊,而且不可恕宥。
  況且,阿比西尼亞還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說來奇怪,1932年堅持要使阿比西尼亞加入國際聯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對的,乃是英國。那時英國認為埃塞俄比亞政府的性質,以及這塊野蠻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專制、奴隸制度和經常進行部落戰爭等等,都與國際聯盟的會員資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這樣做,於是阿比西尼亞便成了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享有國際聯盟所規定的一切權利和它所能賦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確是測驗這個世界政府機構是否能夠滿足一切善良的人對它所抱的希望的一個問題。
  意大利的獨裁者並非只是為擴張領土的慾望所驅使。他的統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來維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戰敗恥辱,以及那時一支意國軍隊不但遭受殲滅或俘虜,而且很丟臉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引起全世界的訕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頭。他們曾經看見英國人在經過若干年後,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馬祖巴的戰敗之辱。在意大利,報阿杜瓦戰敗之仇,就像法國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一樣,令人顯得揚眉吐氣。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險,不費重大代價,輕易地鞏固他本人的權力,或者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提高意大利在歐洲的威勢,這似乎只有洗雪幾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並且把阿比西尼亞併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國版圖才能辦到,此外就沒有其他辦法了。
  所有這些思想,都是錯誤的和卑劣的,但是,想瞭解別國的觀點,總不失為明智的事,所以或許可以把這些思想記錄下來。
  當我感到反抗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可怖鬥爭已無可阻擋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時候,我實在很不願意看見意大利和我們疏遠起來,甚至跑到對方陣營中去。毫無疑問,在這個時候,如果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對另一個會員國的進攻沒受到非難,就將最後破壞國聯作為集合各國力量的因素,而只有這種力量才足以控制復興起來的德國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脅。從國聯尊嚴受到維護上所能得到的好處,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給予、保留、或讓與的為多。所以,假使國際聯盟準備用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來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麼,我們就有責任真誠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從各方面看來,英國似乎沒有帶頭的義務。面對著德國的重整軍備,英國必須考慮到自己因為喪失空中均勢所導致的弱點,而且更須考慮到法國的軍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顯而確定的:
  如果英國充當領導,他就不能姑息,因為姑息手段,於國際聯盟毫無用處,而對英國則是極其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決裂對歐洲的法律和安寧來說是正當而必需的,我們就必須把他打倒。打倒了這個較小的獨裁者,或許可以把所有的力量--這些力量現在仍然具有壓倒優勢--連結起來,發揮作用,從而使我們能夠遏制那個較大的獨裁者,以防止德國掀起第二次戰爭。
  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記述的序曲。
      ※      ※      ※
  自從斯特雷扎會議以來,墨索里尼企圖征服阿比西尼亞的部署就日趨明顯。對意大利這種侵略行為,英國的輿論顯然是會加以反對的。在我們當中,那些認為希特勒的德國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類生存的人,都對當時被認為是一等強國的意大利竟然從我們這邊倒向那邊而感到焦慮。我記得有一次宴會,在座的有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達夫·庫珀先生,那時庫珀先生還只是一位次官,在這次宴會中,人們已明顯地預見到歐洲均勢上這種不幸的轉變。大家提出一個計劃,在我們當中請幾位去見墨索里尼,對他說明,如果他發動侵略,在英國將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什麼結果。這件事情沒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麼用處。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樣,以為英國是一個已被嚇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婦,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是嚇人而已,無論如何也沒有發動戰爭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勞埃德勳爵曾注意到,當1933年牛津大學學生發表拒絕"為國王和祖國而戰"的喬德決議時,曾給他留下多麼深的印象。
      ※      ※      ※
  7月11日,我在議會裡表達了我的憂慮:
  我們似乎已經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我們自己像一隻掛上鈴子的羊或一位嚮導一樣,正在向前走,領導著歐洲輿論,去反對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議我們採取單獨行動。我聽到外交大臣說,此說並無根據,才使我放心。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責任,然而我們必須只根據其他各國都承認的義務採取共同行動。我們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發言人的地步。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們的責任的事情……
  在現在,確實有一團烏雲籠罩著英意兩國的深交舊誼;這一團烏雲,我看是不易消散的,雖然每一個人的確都希望它會消散。我們兩國之間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實,就是在上一個世紀,當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的時候,它特別地要在條約上規定,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同盟條約規定的義務不得導致它同英國之間的武裝衝突。
      ※      ※      ※
  八月間,外交大臣請我和反對黨領袖分別到外交部看他。
  關於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佈了。霍爾爵士對我說,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慮,並且問我,應該準備怎麼樣來反對它。我在答覆之前,希望能多瞭解一些在兩位大臣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內部的和個人的立場觀點,便問到艾登的見解如何。霍爾說:"我去叫他來。"於是,幾分鐘後,艾登笑容可掬地來了,態度十分和氣。我們進行了一次愉快的談話。我說,我認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夠·帶·動·法·國·那·樣·的·程·度·同·國·際·聯·盟·一·起·來·反·對·意·大·利。但是我又說,他不應該給法國施加壓力,因為法國同意大利訂有軍事條約,而且它還有對付德國的心事;所以在這種情勢下,我並不認為法國會走得太遠。於是我又談到在勃倫納山口的意大利軍隊,談到沒有防衛的法國南部防線以及其他軍事形勢。
  一般地說,我堅決勸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國起帶頭作用,也不要過於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感到德國的可怕和我國國防力量的減縮。
      ※      ※      ※
  在1935年的頭幾個月中,有人為了擁護集體安全和支持國際聯盟盟約而組織了一次和平投票。這個計劃受到國際聯盟協會的讚許,但發起的人則基本上是由工黨和自由黨所支持的一個組織。所提的問題如下:和平投票
  一、英國是否應該仍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
  二、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行全面裁軍?
  三、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行全面廢除各國陸軍和海軍航空兵部隊?
  四、國際協定是否應該禁止為私人謀利的軍火製造及其販賣?
  五、假使有一個國家堅持要進攻另一個國家,那麼你認為其他國家是否應該聯合起來採用(一)經濟的及非軍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來強迫他停止進攻?
  6月27日宣佈投票結果:一千一百多萬人具名作肯定的答覆。在起初,各部大臣對和平投票似乎有點誤會。它的名稱掩蓋了它的目的。它顯然是把裁減軍備和抵抗侵略這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聯在一起。有許多人認為它是和平運動的一部分。其實恰恰相反,第五個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這個時候加以實行,定可獲得全國大多數人的擁護。塞西爾勳爵和國際聯盟協會的其他領袖,在這個問題提出之時,正如不久事實所表明的,都願意而且決心為正義事業而戰,如果一切必要行動都是國際聯盟所倡導的話。在以後幾個月中,他們對事實的估計有了很大的變化。的確,在整整一年中,我極力使他們在我稱之為"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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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整個夏季,意大利的運兵船不斷通過蘇伊士運河;大量軍隊和軍需供應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亞東部邊境一帶。我在外交部談話之後,突然發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內閣作出決定,並宣佈英國要遵守條約和國聯盟約的義務。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現危機;因為外交大臣最近才徵詢過我的意見,所以我認為應該請他把海軍形勢給我說清楚。
  丘吉爾先生致霍爾爵士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謹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軍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錯誤。我們在1914年曾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艦隊在什麼地方?它們的情況很好吧?它們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它們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們是否安全?它們事先曾否接到戒備警告?不要忘記,你正在對一個可能不顧死活蠻幹一切的獨裁者施加極大的壓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後兩星期內某個時候,認為你有什麼圖謀,超過目前內閣所能預料的。當你正在談論精確規定的明智的信條時,說不定他就會採取暴力行動;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誘惑物。
  我在報紙上看到,地中海艦隊正在離開馬耳他開往勒旺島。〔為艦隊著想〕離開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為我知道馬耳他完全沒有防空設備。以亞歷山大港等處為基地的地中海艦隊,按統計的數字(這是我們所能依據的一切),比意大利海軍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時間來查一下大戰以來兩國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建造情況。我覺得以現代化的巡洋艦和驅逐艦而論,我們的實力還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說現代化的潛水艇了。因此我認為目前必須向海軍部問清楚的問題,就是在勒旺島的英國艦隊的情況。它非常有可能使我們遭到慘敗。它有足夠的力量來自衛嗎?要用大西洋艦隊和本土艦隊去支援,還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這些艦隊開去與之會合之前,恐怕已經發生許多事情了。我並不懷疑,的確也不敢懷疑,海軍部對這種部署是否用心研究過。我希望你將獲得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恰當回答,使你感到滿意。
  早些時候,我曾聽到有人談到這樣的一個計劃:一旦同意大利發生戰爭,就把艦隊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羅陀海峽和紅海。看來,現在把地中海艦隊開去勒旺島,就是這個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話,我希望這個計劃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如果我們一旦同意大利處於戰爭狀態或半戰爭狀態,那時要是我們放棄地中海,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力量來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舉登陸,奪取蘇伊士運河。只有法國還有這種力量。萬一發生這種情況,海軍部能否肯定法國一定會挺身而出呢?
  喬治·勞埃德現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鑒於形勢危急,認為我應該把這封信送交給你。我並不是要求你給予詳細答覆;我只希望海軍部的部署確實使你感到滿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覆:
  你所提出的所有問題,已經並正在進行認真的討論,請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種種危險,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盡力注意,決不疏忽。如果你認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議或警告,請你毫不猶豫地告訴我。像這樣的一種危險形勢,你和任何人一樣都很瞭解,對於目前我國防務的情況,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別人一樣很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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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登先生是國際聯盟事務大臣,與外交大臣地位幾乎相等。他去日內瓦已經有幾個星期了。他在日內瓦召集了一次國聯大會,商討一項"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進犯阿比西尼亞的話。給艾登先生指派這個職務以及這一職務的性質,使他把注意的重點偏重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對其他方面的問題就不那麼重視了。所謂"制裁",指的是斷絕對意大利的一切財政援助和經濟供應,而把這種援助給予阿比西尼亞。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一旦打起仗來,許多必要物資都得仰賴國外源源進口,因此這種制裁對它來說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威懾力。艾登的熱忱和他的發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則,支配著這個會議。9月11日,外交大臣霍爾爵士到達日內瓦,他在會議上發表了演說: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對國際聯盟的支持以及英國人民對集體安全的關切。國聯盟約所包含的觀念,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建立法治的迫切願望,已經成為我們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國已經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別的什麼特殊表示,而是國際聯盟的原則。如果不是這樣來看,那就不但低估我們的信義,而且污損我們的真誠。國際聯盟為了恪守它的明確的和鮮明的義務,對於集體維護盟約的完整,特別是對一切無故尋釁的侵略行為進行堅決的集體反對,都給予大力支持。而我們英國是始終不渝地和國際聯盟站在一起的。
  雖然德國的事情使我十分焦慮,我國對事情的處理又使我不滿意,但是,我卻忘不了我在裡維埃拉的陽光下讀到這篇演說時所受到的感動。這篇演說激發了每一個人,轟動了全美國。它也使在英國那些大膽提倡正義與實力並重的各派力量聯合起來。這至少是一種政策。如果演說者在那時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釋放出來會多麼巨大,恐怕他在當時就領導整個世界了。
  這個聲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於它有英國海軍作為後盾;在過去,凡是對人類的進步和自由確實具有重大作用的許多事業,也是如此。國際聯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操有一種永久性的武器。這就是國際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權威,實施外交上和經濟上的種種壓力或進行勸說。9月12日,即發表這篇演說的第二天,"胡德"號和"聲威"號這兩艘戰列巡洋艦,還有第二巡洋艦隊和一支驅逐艦隊隨同開到直布羅陀去。各方面都以為英國要用行動來支持它的言論。在國內,這種政策和行動立即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人們並非沒有理由地認為,英國海軍部對於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軍艦才能完成我們的任務,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籌劃的,否則就不會發表這個聲明,也不會調動艦隊了。
  在9月底,我在一個有影響的正統派組織卡爾頓俱樂部發表演說。我想給墨索里尼發出警告。我相信他會讀到我的演說詞的。我說:
  違反整個世界的善良願望,又沒有制海權,就把一支由二十五萬意大利優秀子弟組成的軍隊開到二千哩外的一個荒無人煙的海岸去,然後在這種形勢下,進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戰役,攻擊一個民族,而那塊地區,又是四千年以來沒有一個征服者認為值得去征服的,這確實是千古以來所未有的以國家前途作孤注一擲的冒險行動。1
  1參看我同格蘭迪伯爵的談話,附錄(1)。
  奧斯汀·張伯倫寫信給我,對我的演說表示贊同。我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贊同我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所採取的路線,這使我很高興;但這個問題卻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這將是可怕的舉動,這將使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些年以來,我們請求法國同意大利和解,而現在我們又迫使法國在意大利和我國之間作出選擇,這是多麼奇特的事情啊!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激烈的方法來領導世界。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確有這麼強烈的反感,那我們在兩個月之前就應該對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在初夏的時候就逐漸增強地中海艦隊的實力,讓他知道問題嚴重。現在他會採取什麼步驟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爆發,我預料人們的情緒會大大高漲起來。
      ※      ※      ※
  10月間,墨索里尼並不因為英國海軍為時已晚的調動而有所佩服,竟調動意大利軍隊去進攻阿比西尼亞。10日那天,在國際聯盟的大會上,各主權國家以五十對一通過了一項決議,要對意大利採取集體措施,並成立一個十八人委員會,為和平解決作進一步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墨索里尼發表了一項顯得十分尖銳的明確的聲明,他不說"意大利將以戰爭來對付制裁",卻說,"意大利將以紀律、節約和犧牲來對付制裁"。然而他同時暗示說,他不能容忍對他施加任何阻撓他入侵阿比西尼亞的制裁。如果他的事業受到危害,他將與阻擋他前進的任何人作戰。他說:"五十個國家!五十個國家,為首的只是一個國家!"這就是在英國解散議會並根據憲法舉行大選的幾個星期之前的形勢。
      ※      ※      ※
  阿比西尼亞的流血,人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國際聯盟提出制裁,所有這些使英國工黨內部發生動亂。工會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歐內斯特·貝文先生,在氣質上根本不是和平主義者。堅強的工資勞動者一致表達了對意大利獨裁者進行戰爭的強烈願望,要求施加具有決定性的制裁,必要時要出動英國艦隊。他們在激憤的集會上發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說。有一次,貝文先生埋怨說:"用馬車裝載著蘭斯伯裡的良心,從會議到會議搬來搬去,實在使我厭煩極了。"議會許多工黨黨員都抱有職工大會的情緒。在更大的範圍內,國際聯盟協會所有的領導人都認為他們必須維護國際聯盟的宗旨。
  問題已涉及他們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條。這裡有一些原則,如果服從這些原則,即使終身擁護人道主義的人,也得準備赴死沙場,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場,也就得去殺人。10月8日,蘭斯伯裡先生辭去議會工黨領袖的職務,由曾屢立戰功的艾德禮少校繼任。
      ※      ※      ※
  可是,這次全國的覺醒同鮑德溫先生的看法和意向並不相符。大選後幾個月,我方才開始對"制裁"所根據的原則有所瞭解。首相曾宣稱,制裁意味著戰爭;其次,他決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決定採用制裁的辦法。把這三個條件調和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國的指導和賴伐爾的壓力下,負責制定制裁方案的國際聯盟委員會,把可能引起戰爭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軍用物資,都不准運進意大利,一個洋洋大觀的禁運項目已草擬出來。但是,維持在阿比西尼亞作戰所必需的汽油卻源源不絕、毫無阻難地運入意大利,因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運汽油,就意味著戰爭。美國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卻是世界主要石油供應國,它的態度雖然和善,但不明確。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運輸汽油就勢必停止向德國運輸汽油。向意大意運輸鋁礦是嚴格禁止的;可是鋁礦在意大利的礦產中幾乎是唯一的、產量超過自己需要的金屬。至於向意大利輸入廢鐵和鐵礦一事,則為了公眾正義而堅決予以否決,但是由於意大利的冶金工業只能利用少量的廢鐵和鐵礦,而鋼板和生鐵又不受限制,因此這個規定對意大利並無多大妨礙。這樣一來,這種聲勢浩大的措施,並不是一種足以使侵略國陷於癱瘓的真正制裁,而僅僅是侵略國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為這些措施雖然名目繁雜,而事實上卻適足以激發意大利的戰爭精神。所以,國際聯盟對阿比西尼亞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礙於意大利侵略軍隊為原則的。在英國大選時,公眾並不知道這些事實。
  他們真誠地支持制裁政策,認為這是結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可靠辦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沒有考慮過要運用艦隊。種種流言盛行一時,說什麼意大利的決死俯衝轟炸機隊會向著我們的軍艦甲板直衝下來,把軍艦炸成碎片。駐在亞歷山大港的英國艦隊,現已得到加強。它只須擺開架勢,就可以使意大利的運輸船從蘇伊士運河退回去,其結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軍提出挑戰。聽說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個敵人。我在一開始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但別人叫我放心。我們的戰列艦固然都很舊,而且現在看來我們也沒有飛機掩護,高射炮彈藥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軍司令因為有人說他的艦隊不足以進行海戰而使他大為惱火。看來,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對意大利侵略的決定之前,就已經對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作過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決心了。
  以我們現在的認識來說,那時如果我們採取斷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夠截斷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亞之間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著發生的海戰中,我們也一定能夠取勝。我從來不贊成英國採取孤立行動,但是既然已經走得那麼遠,如倒退回去,其後果是嚴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個堅決的英國政府搏鬥的。幾乎整個世界都反對他,如果他單獨同英國作戰,這不啻是把它的統治作孤注的一擲,因為地中海的海戰恐怕在一開始就成為決定性的考驗。意大利怎麼能夠打這場戰爭呢?它除了在現代化輕巡洋艦方面略佔優勢之外,它的海軍在規模上只及英國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數目龐大的新徵入伍的軍隊,號稱百萬人,都是不能作戰的。它的空軍,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甚至比我們編製不大的空軍還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會被封鎖。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陸軍,有缺乏給養和彈藥之慮。德國這時也不能給予有效的援助。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險給予對方以致命的打擊,世上如有這種機會,機會就在此時此地了。英國政府的膽力還跟不上當時的局勢,這個事實就只能以他們對和平的熱愛來為自己開脫了。實際上,英國政府對於局勢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戰爭方向發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虛張聲勢的恐嚇居然獲得成功,從這個事實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旁觀者得出了極其重要的結論。希特勒早就下定決心要用戰爭的辦法為德國開疆拓土。現在他斷定大不列顛已經衰落了,後來英國雖圖奮發,可是對於和平以及對於防止希特勒侵略來說,都嫌來得太遲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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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我們的國家逐漸團結起來以應付當前的迫切問題,而另一方面,正在舉行的大選又使各個政黨之間發生衝突,這兩種對立的過程同時並進。這種情況對鮑德溫先生及其支持者大為有利。政府在大選中提出的宣言寫道:"一如既往,國際聯盟仍然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礎。防止戰爭和建立世界和平永遠是英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國際聯盟就是人們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工具,我們也指望它來達到上述目的。所以,我們要繼續盡我們的力量來維護國際聯盟,保持和提高國聯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之間不幸發生爭端,我們一貫採取的政策不會因此有所動搖。"
  在另一方面,在工黨內部卻出現了極大的分歧。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和平主義者,但由於貝文先生的積極活動,使他在工黨群眾中獲得許多人的支持,因此,工黨正式領導人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於是同時提出兩條互相對立的路線:一方面他們要求對意大利獨裁者採用斷然的行動;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譴責重整軍備的政策。就這樣,10月22日,艾德禮先生在下院發言時說:"我們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執行。我們擁護經濟制裁。我們擁護國際聯盟體制。"可是,在同一次發言中,其後他又說:"我們並不認為積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們不相信在這〔時候〕有所謂國防這一類東西。我們認為,你們必須繼續裁減軍備,而不是積累武器。"在選舉期間,雙方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當然意識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著日益強大的力量的支持。但無論如何,他已決定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捲入戰爭。我以一個局外人來觀察,覺得他所急於要獲得的,是盡可能多的支持,並在一個不大的規模上開始重整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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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墨索里尼開始進攻阿比西尼亞和轟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國保守黨大會在伯恩默思舉行。看到這種形勢,又是處在大選前夕,我們所有的人,作為同一個政黨的黨員,都團結起來了。
  我擁護一致通過的一項決議,這就是:
  (1)改正帝國國防力量所存在的嚴重缺點,特別是首先要改造我們的工業,使之能夠在必要時迅速轉變為國防工業。
  (2)為使我國空軍實力取得同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最強大的外國空軍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國艦隊,加強皇家海軍,以確保我們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維護大不列顛帝國的完整。
  這幾年來,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夠了,而且我又反對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為這個要在幾年以後才能實行的印度法案已經通過了,不願做官的障礙也就排除了。德國威脅的日漸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國軍事機構的工作。我現在很銳敏地感到即將發生什麼事情。惶惑不寧的法國和怯懦而又愛好和平的英國,很快就會受到歐洲獨裁者的挑戰。我對工黨的改變態度,深表同情。這是建立一個真正的舉國一致政府的機會。大家都知道海軍部有空缺,如果保守黨重新執政,我很想擔任海軍部的職務。當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鮑德溫先生的幾個主要同僚,並不希望我參加政府。我代表一種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會努力以求貫徹的。
  如果他們可以不要我,他們一定會很高興的。不過這事件,多少還得看他們能否保持多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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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選中,首相強調說明重整軍備的必要,而他的主要發言,都特別提到我國海軍狀況所存在的不足之處。不過,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軍備的綱領上已達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標,他就急於想去撫慰國內那些職業的熱愛和平分子,藉以解除他們由於他談到海軍的需要時可能產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兩個星期,他在倫敦市政廳會堂向和平協會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向你們保證,將來不會有龐大的軍備。"政府掌握了關於德國大力備戰的情報,他還能說出這句話來,這確實是一項奇特的諾言。於是,首相既獲得了希望國家有所準備以抵禦未來危險的一派人的選票,同時也獲得了認為讚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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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平選區中,我針對重整軍備的必要和實行嚴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這兩個問題,進行論戰。一般說來,我是擁護政府的,雖然我對政府的做法不斷提出批評,使我在保守黨內的許多朋友很不高興,可是投票結果,我以巨大的多數獲選。在宣佈投票結果時,我認為保持我自己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我說:"鑒於我所發表的各次演說,我從你們的投票中感到,你們希望我以一個議員的身份來運用我的獨立判斷,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國議會最高貴的傳統,自由地、毫無畏懼地提出從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中所得出來的看法。"大選的結果是鮑德溫先生的勝利。他所得的票數比其他政黨合起來的票數還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職五年之後,他獲得了大戰結束以來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擬的個人權力。他憑著熟練而幸運的謀略來應付國內政治,而由於他的聲望又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勝利,使那些在印度問題上或防務的疏忽上反對過他的人都顯得愚蠢可笑。
  這一個在我國有史以來最不祥的、有著種種錯誤和缺點的政府,卻受到全國的歡呼。但這一筆帳是要償還的,新的下院幾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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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人們盛傳我將參加政府,擔任海軍大臣。但是當鮑德溫先生的勝利公佈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通過總部宣佈他無意要我參加政府。他用這個辦法來償付他欠和平主義者代表的債務,這筆債是他在大選前幾天向他們舉借的。當時的報紙對我沒有被邀參加政府一事,大大譏笑一番。但是現在可以看到,我是多麼的走運。在我頭頂上有幾個肉眼看不見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著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議會開會,就帶著我的畫盒到溫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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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德溫先生取得勝利之後,發生了一件使他很為難的事情。為了把這件事情說清楚,我們不妨暫時不管時間的順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爾爵士,在一次很難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經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當法國外交部長的賴伐爾先生進行會談,結果在12月9日訂立了霍爾-賴伐爾協定。現在來看看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認為英國正領導著國際聯盟反抗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法西斯侵略這一想法,使全國情緒大為高漲。但是,選舉一旦結束,大臣們覺得他們已擁有多數,可能執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許多麻煩事。其根源就在於鮑德溫先生所說的"一定不會有戰爭"和"一定不會有大量的軍備"。這位出色的黨務經理人曾以領導世界反抗侵略的名義,取得了選舉的勝利,後來又極力主張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維護和平。
  不但如此,現又有一個來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衝擊。
  范西塔特勳爵始終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希特勒的禍害。在這一點上,他和我彼此一條心。而現在英國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對面去了。德國已不再孤立。歐洲四個強國,從前是三對一,現在卻變成二對二了。我國事務的這種顯著惡化,使法國更為焦慮。法國政府早在1月間就訂立了法意協定,跟著又同意大利訂立軍事條約。據估計,這個軍事條約,可以使法國抽出駐在法意邊界上的十八個師調到與德國接壤的邊界去。賴伐爾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談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說法國決不會自找麻煩去干預在阿比西尼亞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法國人很有理由同英國大臣們爭論。第一,幾年來我們一直要他們裁減他們生存所繫的陸軍;
  第二,英國領導國際聯盟反對墨索里尼而大受歡迎,並因而贏得選舉的勝利,而在民主國家中,選舉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們曾締結一個被認為對我們自己十分有利的海軍協定,據說可以使我們除了潛艇戰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為放心。
  但是法國的戰線又怎樣呢?它應該怎樣進行部署來抵抗日益增長的德國軍力呢?如果打起仗來,在最初六個月內,英國所能派出的軍隊只有兩個師,而且還有許多保留條件,所以他們的確不應多說話。現在,英國政府出於戰鬥的、道德的和對於世界的熱烈情緒,"由一個國家領導著五十個國家",正在同意大利結不共戴天之仇。法國有許多令它擔憂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會對這種情形置之不顧,而在每一個國家裡這種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國已運用它的海軍力量來封鎖蘇伊士運河,並在一次全面戰爭中擊敗意大利的海軍,那麼,它也許就有權利在歐洲發號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確宣稱,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決不為阿比西尼亞而戰。正直的鮑德溫先生:在選區中獲得勝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黨多數,使他能再執政五年;作出義憤填膺的種種表現,可是不要戰爭,不要戰爭!所以,法國人強烈地感到,他們不能因為英國突然爆發了反對墨索里尼的強烈情緒就永遠同意大利疏遠。何況,他們還記得英國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軍的挑戰屈服,而且法國如果一旦遭受德國的侵犯,英國在開始時所能派出的軍隊,充其量只有兩個師。賴伐爾先生在這個時候的觀點,當然是不難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現了一套新的議論。有人私下議論,說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壓力,又在"由一個國家領導的五十個國家"的嚴重威脅之下,會願意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上妥協。毒氣戰爭雖然對付落後的阿比西尼亞極為有效,但肯定不會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聲譽。阿比西尼亞人正在被擊敗。
  據說他們並不準備作重大的讓步和割讓大片的土地。如果滿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東西,讓阿比西尼亞保持其帝國的五分之四的領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過巴黎的時候,范西塔特剛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參預這件事。但不要對范西塔特作錯誤的判斷;他對德國的威脅始終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兩國為了對付這個主要危險而成立最有力的聯盟,同時在他們背後的意大利要成為他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但是英國民族不時出現聖戰熱情的高潮。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比英國更少為了某種宗旨或某種主義而進行戰鬥的了。
  因為它在內心深處深信決不能從這種衝突中獲得任何實際利益。鮑德溫先生和他的大臣們由於在日內瓦反對墨索里尼,已把英國的地位抬得很高。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現在只有繼續幹下去才能夠在歷史的面前獲得拯救。除非他們準備用行動來支持他們的言論和姿態,否則倒不如像美國一樣,什麼也不管,聽其自然,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一個可以提出來供大家議論的計劃,但不是他們所採取的計劃。他們已經向千百萬人民呼籲,而這些一向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沒有武裝的千百萬民眾的答覆,卻是壓倒一切的呼聲,他們大聲呼喊:"是的,我們必須為了反對邪惡而進軍,我們現在就要進軍,給我們武器!"
  新的下院朝氣蓬勃。鑒於此後十年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它也必須是如此。因此,正當他們因大選結果而興奮的時候,他們接到了霍爾爵士和賴伐爾先生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達成協議的消息,大為震驚。這個危機幾乎犧牲了鮑德溫先生的政治生命。它從根本上動搖了議會和整個國家。一夜之間,鮑德溫先生幾乎從公認的全國領袖這個高峰上跌下來,跌到被人譏笑和鄙視的深淵。在這些日子裡,他在議會裡的處境實在可憐。他從來沒有想到為什麼人民竟然為了這些討厭的外交事務而操心。他們已經有一個擁有多數的保守黨,又沒有戰爭。他們還想要什麼呢?可是有經驗的領航員卻已感到和計算出這個風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內閣批准了霍爾-賴伐爾計劃,這個計劃是讓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亞的領土。13日,霍爾-賴伐爾建議的全文提交國際聯盟。18日,內閣放棄了霍爾-賴伐爾建議,接著霍爾爵士就提出辭職。在19日的辯論中,鮑德溫先生說:
  我認為這些建議走得太遠了。人們在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我沒有料到的是,我國各地人民對於我可以稱之為良心和榮譽的基礎卻有著更深厚的感情。每當我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知道激發我國國民感情最深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並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引起了迴響,發表了一些意見。我重新檢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覺得……這些建議不可能獲得我國人民的支持,即使作為談判的條件也是不成的。現在,非常明顯,這些建議已經絕對地、徹底地壽終正寢了。本政府肯定不準備使它復活。如果出了什麼風暴,而我又認為我自己是正確的,我就寧可讓它來衝擊我,我或者安然無恙,或者被衝倒。如果我經過自我檢查,發覺在那個風暴中有什麼東西足以表明我曾經做過不明智或不正確的事情,我就會向它低頭。
  下院接受了這個申辯。危機過去了。艾登先生從日內瓦回來,首相召他到唐寧街10號,討論霍爾辭職後的局勢。艾登先生當即建議邀請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任外交大臣,還表示如有必要,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效勞。鮑德溫先生回答說,他已經考慮過這一點,並且已經通知奧斯汀爵士本人,說他認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這也許是因為奧斯汀爵士健康狀況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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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度過這個激動人心的星期的。當時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勸我不要回國。他們說,如果我介入這個激烈的衝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們住的那所舒適的巴塞羅那旅館,是西班牙左派聚會的地方。
  在我們吃午飯和晚餐的那個講究的餐廳,經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熱烈的青年在那裡聚會,他們目光炯炯,談論著不久就要使千百萬西班牙人陷於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況。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應該回國。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勢力作出決定和聯合起來,從而結束鮑德溫的統治。也許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領導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卻嚷著說:"最好站開點,如果你回來,人們就會認為你個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戰。"這個勸告雖然不是奉承話,我也不喜歡聽,但說我不能對事情有所幫助,我倒是承認的。於是,我就繼續呆在巴塞羅那,在陽光之下隨便畫點油畫。後來林德曼來找我,和我在一起。我們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著西班牙東岸游弋,然後在丹吉爾登岸。在丹吉爾,我遇到羅瑟米爾勳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訴我,勞合·喬治先生在馬拉喀什,那邊的氣候很好。我們就坐汽車到那裡去。我在那討人喜歡的摩洛哥繪畫作樂,留連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喬治五世突然逝世時才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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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西尼亞的抗戰失敗,意大利把這整個國家吞併了,這在德國的輿論中產生了無法挽救的後果。甚至那些本來不贊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動的人,也對意大利進行戰爭時那種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無情的方式驚歎不已。在德國,一般人都認為大不列顛已徹底衰敗。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釋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陣線一下子摧毀了;它在世界上喪失了威信,這正好同新德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聲譽成對比。我國在巴伐利亞的一位代表寫道:"這裡各方面的人談到英國時的輕蔑語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擔心的是,今後德國在西歐問題上以及在歐洲的和歐洲以外的更為普遍的問題上同我們進行談判時,將會採取強硬的態度。"
  《慕尼黑新聞》(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發人深省的幾段是:
  英國人喜歡過一種比我們德國人的標準更為舒適的生活,這並不是說英國人不能進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說,只要不損及他們個人的和國家的安全,他們總是極力避免進行這種努力的。他們掌握了生產手段和財富,使他們和我們大大不同,能在大約一個世紀之間多少是自動積累起他們的資本。
  ……在大戰中,它只是在開始時有些猶豫,但終於表現出驚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戰之後,在世界各地英國先生們卻認為他們應該休息一下了。他們全面地解除了武裝--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陸軍和海軍中來得更為徹底。它甘心情願放棄相當於兩大國〔海軍〕加起來的水平,接受同美國相等的地位……陸軍怎樣呢?空軍又怎樣呢?……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衛力量,英國所需要的,不僅是金錢,最必需的是人,以及為了帝國國防所要付出的英國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軍計劃,共需要一萬一千人,但實際上還缺七千人。還有,小規模的正規軍也大量缺額,大約缺少一整個師。它的地方軍(為業餘軍人而設的像安息日聖經學校一類)遠遠沒有達到所規定的名額,無論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戰鬥力量。不久以前,鮑德溫先生自己就說過,他無意把募兵制改為徵兵制。
  旋風正在震撼歐洲,而且的確也震撼整個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一種以因循不決來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難望頂住這個旋風。在英國,現在沒有幾個人能夠從國家的立場而不是政黨的立場對政府的優柔寡斷和曖昧的態度表示憤慨,要求它對帝國在不知不覺中逐漸陷入的危險負起責任。英國群眾對於政府所謂局勢可以逐步改善,所謂用小規模的調整和審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復均勢,似乎都深表贊同……。
  今天,整個阿比西尼亞已不可改變地、全部地和最後地只屬於意大利的了。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日內瓦和倫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趕出阿比西尼亞,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權力和勇氣。
  所有這些話,都說得太正確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輕率地提出要維護偉大的世界事業。他們曾大言不慚地要領導五十個國家前進。可是,鮑德溫先生遇到殘酷的事實就退回來。長期以來,他們在制定政策時,與其說是考慮歐洲形勢的實際情況,不如說是為了滿足在國內輿論上有勢力的分子。由於同意大利疏遠,他們已打亂了歐洲的均勢,而對阿比西尼亞卻毫無幫助。他們使國際聯盟遭到慘敗,就算還沒有使這個機構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擊的話,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殘。







第十一章 希特勒動手了 

  1936年 
  英國的新氣氛--希特勒可以隨意動手了--法蘇協定的批准--萊茵蘭與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3月7日希特勒重占萊茵蘭--法國的猶豫--弗朗丹訪問倫敦--英國的和平主義--弗朗丹與鮑德溫--威格拉姆的憂慮--希特勒得到證實和勝利--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選擇--焉知非福--我對國聯的希望--艾登主張與法國舉行兩國參謀會談--德國在萊茵蘭設防--我在議會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戰後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對奧地利的保證。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國,那時我覺得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氣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亞和他所採用的野蠻方法,霍爾-賴伐爾談判的衝擊,國際聯盟的失敗,"集體安全"的明顯崩潰,凡此種種,不但使工黨和自由黨改變了態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個月以前還參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萬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輿論也改變了態度。所有這些勢力,現在都準備好好地考慮進行反法西斯和納粹暴政的戰爭的問題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認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萬酷愛和平的人民群眾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義者自豪的許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漸被認為是一個決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據他們所信奉的原則,只能在國際聯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兩個反對黨雖然繼續反對重整軍備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開了取得一致意見的大門。如果英國政府能夠順應時勢,恐怕它已經能夠領導一個團結的民族,以共同赴難的精神,推進整個戰備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們的中庸政策,只是採取一些不徹底的措施,只求平安無事。他們還不去利用目前國內彼此日益協調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們本來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大大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擴充國家實力的權力。鮑德溫先生卻並無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選舉中獲得巨大的多數,保守黨又安靜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無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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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讓希特勒的德國重整軍備,又沒有受協約國和其他有關國家的積極干涉,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幾乎是肯定要發生的了。實力決鬥的日期越拖延,則我們在第一階段要不經艱苦的戰爭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階段,經過可怕的考驗來取得勝利的可能性,都將越來越少。1935年夏季,德國破壞和約恢復徵兵。英國對此已表示默許,而且還根據另外一個協定,准許德國重建海軍,如果高興的話,它還可以按英國的規模來建造潛水艇。納粹德國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軍,到1935年春季,還公開宣佈其空中實力與英國相等。它在長期暗中準備之後,就積極製造軍械,到現在已是第二個年頭了。英國和整個歐洲,以及當時覺得遙遠的美國,已面對著歐洲最有效率的七千萬人口的民族這種有組織的武力和戰鬥意志;這個民族正盼望著重新恢復他們的民族光榮,當他們稍有躊躇時,一個軍事的、社會的和政黨的殘暴政權就驅趕他們向前進。
  希特勒現在可以隨意出擊了。他所採用的一系列步驟,並未遇到歐洲兩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國方面,除了高瞻遠矚的總統以外,也只是逐漸引起人們注意罷了。在1935年,有獲勝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現在卻幾乎完全失敗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亞獲勝,他公然對抗國際聯盟,尤其是對抗英國,結果獲得成功。他現在痛恨我們,和我們疏遠,而與希特勒攜手。柏林--羅馬軸心已經形成。現在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防止戰爭,或者用類似戰爭的實力試探來延緩戰爭,現在已經沒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對於英法兩國來說,現在除了等待挑戰到來之外,只有盡可能作好準備。
  也許還有時間來建立一種"集體安全",這種集體安全的基礎應該是有關各國準備使用武力來執行國際聯盟決議的明顯決心。各民主國家及其附屬國,無論就其目前的實力或潛力而論,都比獨裁國家強得多,但是它們的地位和它們的敵人相比,已比十二個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縛的善良動機,無論如何敵不過武裝的和堅決的邪惡。對和平的真誠熱愛,絕不能為糊里糊塗使千百萬平民捲入全面戰爭進行辯解。在善意但軟弱的大會中的歡呼,不久就寂然無聲,他們的票數不久也要作廢。大難日益逼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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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曾在1935年拒絕和破壞西方國家商討東歐洛迦諾公約的努力。現在新德國說它自己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堡壘;
  他們說,他們絕不可能同蘇聯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對波蘭大使說,"他堅決反對西方與俄國合作。"在這種情緒下,他力圖阻礙和破壞法國與莫斯科達成直接協議的努力。
  法蘇條約是在五月簽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條約的批准,就成為德國的主要目標。賴伐爾從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說如果法國批准條約,以後就不必希望法德作進一步的接近。後來賴伐爾表示不願堅持批准條約已很明顯,但這對事實並無影響。
  1936年1月,新任法國外長弗朗丹來到倫敦,參加喬治五世的葬禮。在他抵達的當晚,他在唐寧街與鮑德溫先生和艾登先生共進晚餐。他們談到如德國破壞洛迦諾條約英法兩國將採取的態度。這時法國政府正準備批准法蘇條約,所以希特勒很可能採取這個步驟。弗朗丹就徵詢法國內閣和參謀部的正式意見。據他的記載,他2月間在日內瓦通知艾登先生說,如德國破壞條約,法國的武裝部隊即將聽受國聯的指揮。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國將遵照洛迦諾公約的條款給予援助。
  2月28日,法國國會批准《法蘇條約》,次日,法國駐柏林大使奉命拜會德國政府,詢問在什麼基礎之上可以舉行法德諒解的一般談判。希特勒答稱要有幾天的考慮。3月7日上午十點,德國外交部長紐賴特先生邀請英、法、比、意各國大使到威廉街,向他們宣佈德國的建議:訂立二十五年公約,萊茵河邊界兩邊設非軍事地帶,訂立限制空軍的條約,以及同東西方鄰國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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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茵蘭的"非軍事地帶",是根據凡爾賽和約的第42、43、44各條成立的。這些條文,宣佈德國不得在萊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內的東岸設防。在這個地帶內,德國也不得有任何軍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時間進行軍事演習,或保持供軍事動員之用的任何設備。在這些條文之上的,則是曾由雙方自由談判訂立的洛迦諾公約。在這個條約中,締約國個別地和集體地保證德比和德法邊界的永久性。公約第二條,德國、法國和比利時保證不越過這些邊界進行侵犯或攻擊。如果凡爾賽和約第42或43條被侵犯,則這種破壞條約的行為就構成了"無故的侵略行為",被侵犯的締約國可以因為他國在非軍事地帶內集結軍隊而要求立即採取行動。這種破壞行為應該立即向國際聯盟提出,而國聯在確定破壞行為屬實之後,必須向締約國建議:它們必須對受侵國提供軍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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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約後兩小時,他在國會宣佈他準備重行佔領萊茵蘭,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德國軍隊連續越過邊界,進入該區所有的德國重要城鎮。他們到處受到歡迎,但他們也深恐協約國有所行動。與此同時,為了迷惑英美輿論,希特勒宣佈這次佔領純屬象徵性質。在倫敦的德國大使遞交艾登先生一項建議,其內容與紐賴特當天早上在柏林交給洛迦諾各締約國大使的建議相同。這個建議使大西洋兩岸所有願意上當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對德國大使給予一個嚴肅的答覆。自然,現在我們知道,希特勒當時這種和解性的提議,不過是他陰謀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違約行為罷了。這種違約行為的成功,對於他的威望從而對他計劃的第二步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這不僅是破壞了在戰爭中用武力給德國規定的條約義務,並違反了在和平時期雙方完全自願簽訂的洛迦諾公約,而且還利用了協約國友好地在規定日期之前提早幾年撤出萊茵蘭的行動。消息傳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由薩羅任總理、弗朗丹任外長的法國政府,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加以譴責,並向它所有的盟國和國際聯盟提出呼籲。這時候,法國博得"小協約國",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效忠。
  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也同法國的體系聯結起來。鑒於英國曾經提出過保障法國邊界和抵抗德國侵略的保證,而且曾對法國施加壓力,使法國提前撤出萊茵蘭,法國尤其有權要求英國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謂破壞條約這麼一回事,那麼,德國的行為就是破壞條約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凡爾賽條約,也破壞了洛迦諾公約,因而各締約國同樣有約束力的條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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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法國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不祥之兆的衝擊。薩羅和弗朗丹馬上想實行全國總動員。如果他們能做得到的話,他們就動員了,這樣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們走不可。這對法國是一個生死關頭,但他們似乎非有英國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動。這只是一種解釋,但不能使人原諒。這是有關法國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名符其實的法國政府應該早就下定決心信賴條約義務。在這些急劇變化的年頭,人選不斷變動的法國政府,它的各個部長不止一次借口英國搞和平主義來為他們自己也搞和平主義辯護。情形也許確是如此,英國從來沒有鼓勵他們去抵抗德國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說他們行動躊躇,他們的英國盟友卻毫不躊躇地對他們加以種種勸阻。在整個星期日中,倫敦和巴黎之間頻繁地通電話,對話時十分激動。英國政府勸告法國人暫時等待,以便兩國在充分考慮後才採取共同行動。好一個退卻的擋箭牌!
  倫敦非官方的反應也很冷淡。勞合·喬治匆忙地說:"依我的判斷,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壞條約,因為事前有過刺激的原因。"他接著說:"我希望我們保持冷靜的頭腦。"所謂刺激的原因,顯然指協約國的裁軍還裁得不夠。斯諾登勳爵則把希望寄托於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條約上,他說希特勒過去的和平建議沒有被人理睬,但各國人民將不允許這次的和平建議再被忽視。這類言論,也許表現了當時英國輿論的錯誤傾向,但是講這種話的人也不見得光彩。英國內閣總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線,覺得最便當的出路莫過於敦促法國向國際聯盟再度提出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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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國內也有重大的分歧。總的來說,政治家希望軍隊動員,向希特勒提出最後通牒,而將軍們正如他們德國方面的對手一樣,則要求鎮靜、忍耐與延緩。我們現在才知道這時希特勒與德國最高軍事當局之間所發生的意見衝突。如果法國政府真的動員了近一百個師的法國陸軍(當時,大家還錯誤地以為這是歐洲最強的陸軍),德國參謀部就肯定會迫使希特勒撤退進駐的軍隊。這對他的妄求會起抑製作用,因而也許會給他的統治以致命打擊。在這裡必須記住,這時候,即使單以法國一國之力,沒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國人逐出萊茵蘭,而只要法國開始行動,並援引洛迦諾公約,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國的援助。但事實上,法國遲遲不見行動,癱瘓無力,因而永遠失去了本來不必經過大戰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後機會。與此相反,法國政府經英國的慫恿,把擔子推到國際聯盟的肩上,而國聯由於前一年制裁的失敗和英德海軍協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銳氣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勳爵和拉爾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計劃是準備在巴黎舉行國際聯盟的會議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請弗朗丹到倫敦來,把國聯的會議改在英國舉行,這樣法國就會獲得英國更有力的支持。對這位忠實的官員來說,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倫敦後便立刻來看我,並把全部情形告訴了我。弗朗丹本人於深夜抵達倫敦,在星期四早晨約八點半鍾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廈我住的地方來看我。他告訴我說,他要求英國政府同意兩國同時動員陸、海、空三軍,又說他已經獲得"小協約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持。他給我念一張長長的單子,上面開列他收到的各國的答覆。毫無問題,上次大戰中的協約國,仍然擁有強大的實力,他們只要行動起來,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我們當時雖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將領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強大的實力顯然仍在我們的一邊。我當時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實在無能為力,但我仍祝願我的貴賓在使事情發展到攤牌上完全成功,我還答應在我力量所及的範圍內給予幫忙。那天晚上,我邀請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飯,來聽聽弗朗丹的建議。
  張伯倫先生這時當財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員。
  他的傳記作者、能幹的基思·法伊林先生從他的日記中引述了一段話:"3月12日,和弗朗丹談話,我們強調輿論不會支持我們進行任何性質的制裁。他認為如果我們保持堅強的陣線,德國就會不戰而屈服。我們認為對一個瘋狂的獨裁者作這種估計不一定可靠。"後來,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實行經濟抵制時,張伯倫的回答是提議在談判時成立一支國際軍隊,他同意訂立一個互助條約,而且宣稱,如果放棄一塊殖民地就可以獲致永久和平的話,他願意給予考慮。1
  1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
  同時,英國大部分的報紙,以《泰晤士報》和《每日先驅報》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誠意。奧斯汀·張伯倫在劍橋大學發表的演說中,卻提出了相反見解。威格拉姆認為他的職責是讓英國的財政界、新聞界、政府人員以及洛西恩勳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觸。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裡,不論遇到什麼人,都提出下面的話:"今日整個世界,尤其是小國的目光都看著英國。
  如果英國現在願意行動,它可以領導歐洲。你們應該有一個政策,這樣世界都將追隨你們,因而你們就可以防止戰爭。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如果你們現在不阻止德國,一切就完了。法國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為這在地理上成為不可能了。如果你們不維護洛迦諾公約,那麼你們就只好眼看著德國重整軍備,而法國對這一件事是無能為力的。如果你們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國,即使你們和德國建立了暫時的友好關係,戰爭還是不可避免的。至於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間可能有什麼友誼;兩國關係永遠處在緊張狀態之中。不過,如果你們放棄洛迦諾公約,我就將改變我的政策,因為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這些是勇敢的話;如果付之以行動,一定會表現得更為響亮。
  洛西恩勳爵提出一個見解:"他們畢竟只是到他們的後花園去罷了。"這是一種可以代表英國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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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聽到情況不妙的消息並和威格拉姆談了一次話以後,我勸弗朗丹先生在返國前要求同鮑德溫先生會晤。這次會晤在唐寧街舉行了。首相十分客氣和有禮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鮑德溫先生說,他雖然不大懂外國的事務,卻能很準確地估計英國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後來在書中說,他當時回答鮑德溫先生說,保障和平的唯一辦法,就是趁現在還有可能的時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國並不願意把英國拖入戰爭,它並不要求實質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執行這種可以說是純粹的警察行動,因為根據法國所得到的情報,在萊茵蘭的德國軍隊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當時強調說,法國向它的盟國所要求的,只是讓它能自由行動。這段話當然是假的,法國根據洛迦諾公約有權採取的合法行動,英國怎麼能夠加以限制呢?英國首相再三說,英國不能接受戰爭的風險。他又問法國政府打算怎麼辦。關於這一點,卻沒有明白的答覆。據弗朗丹說,1這時鮑德溫先生就說道:"你的意見或許是對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動,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戰爭,我也沒有使英國參戰的權力。"停了一會兒,他又說:"英國並不處於參戰的狀態中。"這話現在沒有得到證實。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國時,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國表現出堅強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內部分裂的國家就很難團結一致;第二,英國絕對不會有所行動,連採取行動的強烈願望也不存在。這樣一來,他就錯誤地得到一個可悲的結論,認為法國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現得日益厲害的德國謀求妥協。
  1弗朗丹:《法國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頁。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了。
  儘管如此,鑒於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態度,我覺得無論他後來的過失如何,我有責任在後來的幾年中,盡我所能來幫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樂政府在阿爾及爾把他逮捕時,我曾運用我的權力來保護他。關於這件事,我曾請求並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幫助。戰爭結束後,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審判。我的兒子倫道夫在非洲戰爭中與弗朗丹曾見面多次,因而被傳作證。我非常高興地知道,他的辯護以及我為弗朗丹所寫的替他辯護的一封信,對於後來法庭宣判弗朗丹無罪有一定的影響。軟弱雖然一樣可以造成災禍,但究竟不是叛國。不過,法國政府無論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責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讓鮑德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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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兩國對於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的屈服,使希特勒佔據了萊茵蘭,這對威格拉姆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的夫人後來寫信給我說:"法國代表團走了以後,威格拉姆就回來了。他坐在房間裡他從來沒坐過的角落裡,他對我說:'戰爭現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戰爭。我想我是看不見的了,但是你一定會看見的。等著炸彈投到這座小房子上吧。'1我聽了他的話十分害怕,他又繼續說:'這許多年來,我的工作都毫無用處,我是失敗了。我沒有法子使英國的人民認清楚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也許是我不夠堅強,我沒有辦法使他們瞭解。溫斯頓·丘吉爾總是向來理解的,他是一個堅強的人,他一定會繼續奮鬥到底的。'"
  1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毀了。
  我的朋友受了這個打擊之後,似乎始終沒有恢復過來。他把這件事看得太重了。畢竟,一個人如果認定了他職責之所在,他總可以繼續奮鬥,冒著越來越大的危險,死而後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對他敏感的天性發生了過度的反應。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對外交部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也影響到我國的命運,我國終於陷入悲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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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萊茵蘭之後,與他的將領會晤時,他已經能夠向他們證明他們的恐懼都是杞人憂天,並且證明他的判斷或"直覺"如何高出於普通軍人之上。將領們對他低頭了。他們都是善良的德國人,自然都喜歡看到自己的國家如此迅速地在歐洲贏得地位,看到他們從前的敵人這樣地分裂和馴服。這一幕戲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國最高權力階層中的聲望和權威,也鼓勵了他使他能夠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嘗試。他向全世界說:"德國的領土野心已完全滿足了。"
  法國現在陷於矛盾的狀態之中,害怕戰爭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戰爭而鬆一口氣之感,都非常濃厚。思想簡單的英國報紙以下面的話來安慰思想簡單的英國人:"說到底,這不過是德國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罷了。譬如說,如果約克郡脫離我國版圖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們的感覺又怎樣呢?"沒有人多想一下,今後德國的軍隊如果進犯法國,他們的下車地點已經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沒有人擔憂這件事等於向歐洲各國的"小協約國"證明,法國是不願打仗的,即使願打,英國也會把它拉住。這一幕戲加強了希特勒統治德國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將領們的愛國心受到很不光彩的傷害,而使他們顯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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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才知道在這個緊張時期中,那些高級人士已經討論我的個人命運了。首相不斷受到壓力,最後決定成立一個新部--不是國防部而是國防協調部。內維爾·張伯倫的傳記作者對此事作過一些記述。對政府有極大影響力的奧斯汀·張伯倫曾經這樣想,而且說過,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極大的錯誤"。霍爾爵士這時已病癒回來。鑒於他在霍爾-賴伐爾協定的危機中接受免職的恭順態度,讓他復職的呼聲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內維爾·張伯倫擔任這個新職,而使他的哥哥奧斯汀·張伯倫回來擔任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看準他不久就要繼鮑德溫就任首相,他拒絕了這個建議。
  法伊林先生寫道:"保守黨恐怕不願霍爾馬上復職。假使這個新的部門由丘吉爾擔任,那一定會使那些以丘吉爾不參加政府作為反軍國主義保證的自由黨人和中間派引起恐慌,1並且這等於不聽從負責解釋黨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見;而且,一旦鮑德溫退隱,這豈不是又得引起一場由誰繼任的爭執嗎?"
  我們聽說,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對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問題進行了慎重的估量。
  1這和當時的事實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簽名者對於武裝的集體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這些事情正在進行。在3月9日的辯論中,我很注意不要絲毫減弱我對政府政策的嚴厲而善意的批評。大家認為我那一次演說很成功。我對新部門的成立及其權力並不滿意,但我將樂於接受這個職位,因為我相信這可以發揮我的知識和經驗。顯然(據法伊林說),3月7日德國人的進兵萊茵蘭,對我的任命發生決定性的不利影響。希特勒顯然不會喜歡我擔任這個職務。9日這天,鮑德溫先生選定了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擔任這個新職。他是一位能幹的律師,有利的條件是他不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軍事問題。首相的選擇使報紙和公眾大為驚訝。對我來說,這一次確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後地把我拒於門外,使我不能參與我們的防務工作,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我必須很小心,我必須在這種紛至沓來的重大討論和辯論中保持平心靜氣,在這些討論和辯論中,我經常是居顯著地位的。我必須控制我的感情,要顯出鎮靜、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態度。在這種自我克制的過程中,時時想到國家安全問題就是一個最好的簡單的原則。為了安定自己的情緒和貫注我的精神,我把從凡爾賽和約起直到我們目前為止其間所發生的全部歷史寫成一個大綱。我甚至已經寫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無須修改地移入本書。不過,後來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維持在恰特韋爾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寫作,使我的計劃進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專心寫我那部《英語民族史》,這本書事實上在戰爭爆發以前寫完,將於日後出版。
  寫一本內容充實的大書,好像有一個朋友和伴侶在身邊,可以時常從他那裡得到安慰和歡樂。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現一個新奇廣大的興趣領域,因而也更覺得引人入勝。
  當然鮑德溫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來用盡他的一切權力,以對付一個曾經不斷無情揭露他的錯誤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黨務領導人,念念不忘黨內的多數,著眼於使他能夠在兩屆選舉之間過安定的日子。他並不需要我這種攪擾得人人不安的幫助。他無疑地認為在政治上他已經給我一個致命的打擊,我也覺得他或許真的成功了。行動的後果,不論是聰明的或愚蠢的行動的後果,也不論是善良的或惡意的行動的後果,是多麼難以預料的啊!然而,假使沒有這種無法估計的和無窮無盡的變幻,人生的戲劇就會變得索然寡味了。鮑德溫先生和我一樣,當時也不知道他幫了我一個大忙。他使我沒有捲入其後三年內閣所有的妥協和不盡責之事中;假使我當了大臣,那麼,打起仗來,就得要對必定被證明是極不充分的國防工作負直接的責任了。
  我當時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結果卻對我有利的事情,這並不是第一次--也許還不是最後一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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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舊希望,法國向國聯的申訴能夠結成一種對德國的國際壓力,實施國聯的決議。
  法國(我在1936年3月13日寫道)已向國際法庭提出控訴,請求法庭主持正義。如果國際法庭認為法國勝訴,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滿意的措施的話,那就證明國聯盟約是騙人的,集體安全是假的。如果對於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糾正辦法,那麼,未來的希望所繫的國際法和國際合作的整個理論,就要很丟臉地歸於無效。它立刻就會被一種各國結盟和國家集團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麼保證,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國際聯盟能夠對這個現在已成為侵略國的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話,那麼,國聯的威信就會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後,它將成為人們公認的最高權力機構,可以決定和約束各民族的爭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趁此機會一下子實現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這是冒險啊!誰都不應加以忽視。怎樣能使危險減少呢?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組成一個道義上及實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勢力來支持國際法律。如果兩方面的實力都差不多的話,戰爭就可能在幾星期內爆發,而且沒人能估計到戰爭會怎樣打下去,誰會捲進漩渦去,或者怎樣收場。但是,假使國際聯盟所能支配的實力,比侵略者現有勢力大四五倍,那麼,和平友好方式的解決就有了極好的機會。
  所以每一個國家,無論大國與小國,都應該依照國際聯盟盟約來發揮自己的作用。
  在這個緊要關頭,國際聯盟所能依賴的是什麼力量呢?它有執法官或警官來執行它的判決嗎?還是孤立無能,成為那些毫無決心、或好冷嘲熱諷的信徒們在唱高調時的一個沒有內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運而論,說來奇怪,國際聯盟從不曾有過能運用這種足以壓制一切的力量的時候。現在,世界警察即在手邊。在日內瓦集會的各個大國都在武裝待命。這些國家的利益和責任,都使它們非但要出來維護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時還要加以貫徹執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們是進入新的時代呢,還是回到舊時代呢?何去何從,現在應該當機立斷了。
  所有這些話對於這時同我和我的幾個保守黨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黨和工黨人士來說,頗為中聽。它使那些為國家安全擔憂的保守黨人能夠同工會主義者、自由黨人以及一年前參加和平投票的熱愛和平的男女聯合起來。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夠通過國際聯盟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則他們一定能夠領導一個統一的英國民族,勇往直前地為避免戰爭而作最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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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國重占萊茵蘭的辯論,直到3月26日才開始舉行。中間的時間,一部分被國際聯盟行政院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佔去了。會議結果是請德國把希特勒所指責的法蘇協定一案提到海牙國際法庭,但在談判進行中,不得在萊茵蘭增兵。
  如果德國對後一節表示拒絕,英國和意大利兩國政府將根據他們在洛迦諾公約中所承擔的義務而採取必要的步驟。但是意大利的諾言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觸。而德國也已經覺得足夠強大,盡可以拒絕會限制它在萊茵蘭的兵力的任何條件。所以,艾登先生堅決主張英國、法國和比利時三國舉行參謀會談,以便對將來必要時根據洛迦諾公約採取的聯合行動事先加以研究和準備。
  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膽識的演說,獲得議院的熱烈喝彩。奧斯汀·張伯倫勳爵和我都發表了長篇演說來支持他。可是內閣卻不甚熱心,因此甚至連艾登要求批准舉行參謀會談一事,也不容易辦到。通常這類會談是不起外交籌碼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舉行。現在經過了三個星期的談判和抗議,唯一的實際結果就是舉行參謀會談,而這就是協約國對希特勒破壞條約和確實佔領萊茵蘭的唯一答覆。
  我在演說中說:
  在回顧我們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我們是不大愉快的。這五年肯定是多災多難的年份。我絕對不是要把這時期內世界發生的一切壞事的責任都推到我國政府身上,……不過我們確實看到人類的前途出現了最黯淡、最使人震驚的變化。在這麼短短的幾年內就出現這樣的變化,真是亙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覺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對和平滿懷希望,矚望將來有朝一日,和平與正義盛行於世,那時人類就可以享受科學為一切階層所能提供的寶貴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談到戰爭,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幾乎被看作是發瘋了……
  侵犯萊茵蘭一事之所以具有嚴重性,是因為荷蘭、比利時和法國都因此受到威脅。國務大臣提到德國甚至拒絕在談判進行中停止建築防禦工事,我聽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他們一定會在那裡築成一道防線,而有了這道有防禦工事的防線以後,對歐洲的局勢就會產生很大影響。·這·道·防·線·形·成·一·道·橫·過·德·國·大·門·口·的·障·壁,·同·時·又·使·它·可·以·從·另·外·的·門·口·任·意·地·向·東·面·和·南·面·沖·出·去。
  英美兩國對德國在萊茵蘭設防的嚴重後果,並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的。4月6日,當政府要求對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時,我就再次提到這個問題:
  希特勒已撕毀各種條約,在萊茵蘭駐了兵。現在他有軍隊在那邊,而且準備永久駐下去。所有這些事實表明,在德國國內和所有鄰近的國家,納粹政權獲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實還不止於此,德國現時正在或者即將在萊茵地區設防。設防當然需要若干時日的。首先,我們聽說,德國最初築的不過是普通野戰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國可以把野戰工事逐步加強,使之十分完備,直至築成為像興登堡防線那樣完美,包括有許多鋼筋水泥堡壘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線。知道這種情況的人就會知道野戰工事同永久性防禦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別而已,從挖掉第一塊草皮起可以一直幹下去,直到最後築成極其完備的防線。
  我完全相信,德國與法國接壤的全部邊境,都將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築成盡可能堅固的防線。經過三個月、四個月或六個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強固的壁壘。這在外交上和戰略上會發生些什麼後果呢?……面對法國邊境有一條堡壘防線出現,這就可以使德國在這條戰線上節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轉而突破比利時和荷蘭……現在我們來看看東線,萊茵蘭設防的後果,在東線可能來得更為直接。它對於我們固然不是一個直接的危險,但卻是一個更迫在眉睫的危險。一旦這些防禦工事完成,隨著工程日趨完備,中歐的整個形勢也就跟著發生變化。·波·羅·的·海·各·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必·須·加·上·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奧·地·利·和·其·他·一·些·國·家,·在·這·個·巨·大·的·軍·事·建·築·工·程·完·工·的·時·候,·一·定·會·受·到·決·定·性·的·影·響。
  我這篇警告,一言一語,都已陸續地和迅速地得到證實。
  德國在佔領萊茵蘭和建立對法的防禦工事以後,第二步顯然是把奧地利併入德帝國了。以1934年7月暗殺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為開端的這一段事情,即將在下面的一章裡寫到。
  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外交部長紐賴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經非常坦白地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說,德國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萊茵蘭消化了以後,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積極的活動。他解釋說:在德國把接著法國和比利時邊界的國防線建設好以前,德國政府不但不會鼓勵,而且會阻止奧地利境內納粹黨人的暴動。他們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將採取平靜無事的方針。他說:"一旦我國的防禦工事建成,中歐各國就會認識到法國已不能進入德國領土。這時所有這些國家就會對他們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個新的集團就會興起。"紐賴特又對布利特先生說,奧地利的青年已逐漸轉向納粹,納粹黨統治奧地利已不可避免,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但關鍵在於完成接鄰法國邊境的防線,不然的話,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發生爭端,就會引起法國進攻德國。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國國會演說中宣稱:"德國並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奧地利內政,或吞併奧地利,或造成一個德奧合併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奧地利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同意不採用任何方法來影響奧地利內政,特別是對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給予任何積極支持。這個諾言發表後不到五天,德國就有秘密訓令傳達到奧地利境內的國社黨,叫他們擴大並加強他們的活動。同時,德國的參謀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擬了佔領奧地利的軍事計劃,準備時機一到就立刻動手。







第十二章 用於重整軍備的間歇期。西班牙 

  1936--1937年 
  英國的對外政策--新霸主--國際聯盟--兩年的間隔--1936年6月6日我對供應機構問題的備忘錄--西班牙內戰--不干涉政策--反共產國際公約--鮑德溫先生的"坦白"發言--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艾伯特會堂的集會--英王愛德華八世遜位--鮑德溫先生的智慧--英王喬治六世登基--英王來信--鮑德溫先生退休--張伯倫先生任首相--內閣的變動--鮑德溫與張伯倫--與裡賓特洛甫的一次談話。
  我不妨在這一章裡說明一下我多年以來所遵循的並仍將繼續遵循的英國歐洲政策的原則。1936年底,保守黨外交委員會請我做一次秘密演說,這是我對這些政策原則的最好的表述。
  "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低地國家1落入這個國家的手中。從歷史上來看,在這四個世紀中,人和事,環境和情況已發生了許多變化,而這個目的卻始終如一,這是世界一切種族、民族、國家或人民的歷史記載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還有,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英國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對抗,在威廉三世和馬爾巴羅領導下反對路易十四世,反對拿破侖,其後又反對德國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時候,如果英國參加較強大的一方,分享其勝利果實,那是不但輕而易舉,而且有極大的引誘力的。然而,我們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這樣,我們就保住了歐洲的自由,保護了歐洲的生氣蓬勃和變化多端的社會的成長。經過這四次極其重要的戰爭之後,我國就以日益增高的聲譽和日益擴大的帝國而出現於世界,而低地國家的獨立也受到保護,安然無恙。這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不自覺的優秀傳統。在今天,我們的思想就是以此為基礎的。我不知道有過什麼事情曾改變或減弱我們祖先所遵循的正義、智慧、勇氣和審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現過什麼事情使他們的結論的可靠性有絲毫減損。在軍事、政治、經濟或科學上,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會使我感到我們的能力比不上他們。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使我感到我們不會或不能夠在這一條道路上邁進。我之所以向你們冒昧提出這個具有極大普遍意義的命題,就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接受這個命題,則其他一切問題就變得簡單而明確了。
  1指荷蘭和比利時。--譯者
  "請注意,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一個國家。問題不在於它是西班牙,還是法蘭西王國,或法蘭西帝國,是德意志帝國還是希特勒政權。這個政策與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誰當統治者都毫無關係;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要怕別人說我們親法反德。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可以親德反法。這是我們正在遵循的國際政策規律;它不是根據偶然的情況,或因為主觀上願意或不願意,或者以某種別的什麼感情來決定的權宜之計。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是力圖用暴力和危險的手段來稱霸歐洲的呢?在今天,在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國陸軍是歐洲最強大的,但沒有人會害怕法國。大家都知道法國只希望沒有人去打擾它,它保有陸軍只是為了自衛。大家都知道法國人是愛好和平的,而且對鄰國感到恐懼。他們勇敢、堅決,也愛好和平,但對自己的處境焦慮不安。他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實行自由的議會制度。
  "另一方面,德國並不害怕別國。它正在以德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來擴充軍備。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領導著。在這種專制統治之下,經濟日益困難,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他們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崩潰和內亂,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而這個戰爭,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勝的話,其唯一的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歐洲。所以,我認為過去發生的情況現在又再度出現了,而要拯救我們的國家又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必要時挫敗德國的霸權。因為,請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侖、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們的幫助而成為歐洲的最高統治者的話,那麼,他們在取得勝利之後也會掠奪我們,使我們陷於微賤和貧窮的境地。我們應該以維護不列顛帝國的生存和綿續,以及這個島國的偉大作為最崇高的責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實這只不過是讓別國的更壞的統治進入我們的國土,讓他們來支配我們的命運罷了。
  "在這個階段中,國際聯盟這個廣泛的概念和極端重要的機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國際聯盟實際上是英國的概念,它和我們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動極其和諧一致。還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觀念以及我們歷來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國為基礎的和平的觀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國之間和各國之內的自由,而在以往,我們的榮譽、偉大和文明的締造者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不是為了別的目的而進行戰鬥,並歷盡艱難來贏得勝利的。英國人民的極其寶貴的理想,就是國際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義為根據進行耐心討論以解決各國之間的爭端。我們不要低估這些理想對現代英國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們還不知道幾世紀以來這些種子已經在勞動人民的心中播下。它們牢牢地扎根在勞動人民的心中,就像他們對自由的熱愛一樣牢固。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理想,因為它們是這個島國的素質的精華。所以我們相信,支持和加強國際聯盟將證明是維護我們島國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維護我們向來認為同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偉大的人類事業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個命題是:第一,我們必須反對未來的霸主或潛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現在的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有著龐大的軍備,發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這個角色;第三,國際聯盟應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許多國家集合起來,使我們國內的人民團結起來,以控制未來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態度冒昧提出這幾個主要論題供你們參考。其他問題將由此推演出來。
  "發現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則總比運用這些原則容易。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我們同法國之間的有力聯盟。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對德國抱有不必要的敵對情緒。緩和這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我們的責任,也符合我們的利益。就法國而論,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法國和我們一樣,是議會民主國家,非常反對戰爭,而且也像我們那樣,在進行防務工作時有著不少障礙。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我們在防務上同法國建立聯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勢變得那麼嚴重和危險的今天,別的一切事情都必須放在從屬的地位。
  具有一種明確的理論體系並對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處理瞬息萬變和難以預料的事情時,總比那些鼠目寸光、憑日常見聞而衝動行事的人居於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樣決定行動的方向。就我個人來說,我主張建立武裝的國際聯盟,爭取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以英法兩國為核心,反對潛在的侵略國。讓我們竭盡全力來建立這個偉大的國際機構吧!如果這件工作非我們力量所能及,或者由於別國的軟弱或錯誤而終於失敗,那麼,我們至少要確保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倖存的歐洲自由國家能夠同舟共濟,有充分而切實的希望度過任何風暴的襲擊,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這一方再加上美國;如果把潛在的侵略國換個名稱;如果把國際聯盟改為聯合國,把不列顛海峽改為大西洋,把歐洲改為世界,那麼,我的這個議論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適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強佔萊茵蘭到1938年3月兼併奧地利,其間相隔整整兩年。這段間隔時間比我所預料的要長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預見到和我指出過的順序進行,只是在連續的兩次災禍之間相隔的時間長了一些罷了。在這個期間內,德國並沒有浪費時間。萊茵蘭的設防,或"西牆"的建設在迅速進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禦工事不停頓地建築起來。德國的陸軍已建立在完備的徵兵制基礎上,還有情緒熱烈的志願兵充當生力軍。德國陸軍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組織的成熟和素質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國的空軍不但保持對英國空軍的優勢,而且越來越超過英國。德國的兵工廠極其緊張地進行生產。在德國機輪日夜轉動,鐵錘日夜敲打,使整個工業成為一個兵工廠,把全部人口熔合成為一部有紀律的戰爭機器。在國內,希特勒在1936年秋開始實行一個四年計劃,改組德國的經濟,以便打起仗來有較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在國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奮鬥》一書提到的為德國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強有力的聯盟"。他同墨索里尼達成協議,形成了羅馬--柏林軸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壞條約時,並不是憑它的實力,而是憑借英法兩國的不團結和怯懦,以及美國的孤立狀態。他初次採取的每一個步驟,無不是孤注一擲,他知道他是經不起對方認真反抗的。強佔萊茵蘭和在萊茵蘭設防是最大的賭博。結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對手太優柔寡斷,不敢接受挑戰。當他在1938年採取第二個步驟時,他的恐嚇就不再是虛張聲勢的了。這時他的侵略行為是以武力為後盾的,而且很可能是優勢的武力。當法英兩國政府發現這種可怕的變化時,已經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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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密切注視我們的戰備工作。我同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關係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盡力協助他。根據他的請求,我給他寫了一個備忘錄,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這時是1936年6月6日。參看附錄(3)。但直到1939年春,將近過了三年,政府始終沒有採取有效的行動來成立供應部,也不準備對我國軍火生產採取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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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議會政府日益衰敗,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或者說是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結果導致了蓄謀已久的軍事叛變。根據列寧親自製訂的共產主義教義和課本,共產黨人應協助一切左派運動,並幫助力量薄弱的憲政派、激進派或社會主義派的政府執政,然後從中加以破壞,並從他們的逐漸失勢的手中把政權奪過來,從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事情,純粹是俄國克倫斯基時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實力並沒有因對外戰爭而大傷元氣。軍隊保持著相當的團結。除了共產黨的陰謀之外,同時還有一個秘密策劃的軍事叛變陰謀。這兩種勢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採取合法行動的。西班牙各個階級不得不考慮西班牙的前途。
  共產黨對這個衰敗的議會政府進行滲透,使文明社會的一般保證都蕩然無存了。雙方都開始進行暗殺活動。共產主義的瘟疫異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們的政敵抓起來加以處決。在馬德里及其四周,到處發生許多這類的暗殺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殺而達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領袖,有點像1914年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政治中的卡森爵士這一類人物。這一罪行成為陸軍將領採取行動的信號。佛朗哥將軍在一個月之前曾寫信給西班牙陸軍部長,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維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陸軍就會進行干預。在過去,西班牙的軍事首長們曾發表過許多宣言。在聖胡爾霍將軍因飛機失事遇難後,佛朗哥將軍就舉起叛亂的大旗。他獲得了軍隊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內。在教會方面,除了黑袍教派這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情況之外,幾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間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為好幾個重要省份的首領。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們的長官殺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屬於共產黨一方的組織。共產黨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時奪取了政權,並且按照他們的教義採取行動。殘酷的內戰開始了。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慘無人道地大量屠殺他們的政敵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規模來回報。西班牙人以驚人的精神從容就義。雙方都有許多人被槍斃。軍校學生極其頑強地保衛在托萊多的阿爾卡扎的軍事學院,進行激烈的戰鬥。這時佛朗哥的軍隊由南向北挺進,在每一個共產黨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復仇的痕跡,終於趕到那裡給他們解圍。這是值得歷史家們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這一衝突中是中立的。我當然不贊成共產。如果那時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們就會殺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麼會贊成共產黨呢?但是,我確實認為,英國政府自己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過問西班牙的事情。
  法國提出不干涉方案,讓雙方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情況下打下去。英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等國政府都贊成這個方案。結果,現在已歸極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裡雖有黃金,卻不能以正當手續買到軍火。本來比較合理的辦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認雙方處在交戰狀態,就像我們在1861--1865年美國內戰時所做的那樣。所有的大國都採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國是嚴格遵守協議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國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都違背了他們的諾言,他們不斷地給這場廝殺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國,它用空軍轟炸不設防的小城鎮格爾尼卡,進行試驗性的恐怖空襲。
  在法國,勃魯姆先生在六月間接替薩羅內閣而組成新政府。這個政府受到議院中共產黨支持者的壓力,以軍用物資援助西班牙政府。空軍部長科特先生本來對法國空軍的實力不大關心;這時法國空軍已日漸衰落;他卻以飛機和軍事設備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國軍隊。我為了這些發生的情況大為焦慮不安,於是在1936年7月31日給法國大使科爾賓寫了一封信:
  我力圖保持舊日的主張,但我遇到一個極大的困難,這就是德國提出了由各反共國家聯合起來的建議。如果法國把飛機等武器運給現時的馬德里政府,而德國和意大利則參加另一方,那麼,我可以肯定,此間佔優勢的力量就一定會同德意兩國親近,而與法國疏遠。我給你說這些話,請你不要介意,這當然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我不希望聽到有人說英國、德國和意大利聯合起來反對歐洲共產主義。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確信,嚴格遵守中立,強烈抗議破壞中立的行為,這就是目前唯一正確和安全的辦法。如果內戰陷於僵局,也許有一天國際聯盟可能為了結束恐怖行為而出面干預。但是,儘管這樣,我想也不見得就行得通。
  還有一件事,應該在這裡記錄下來。1936年11月25日,各國駐柏林大使被邀請到德國外交部,紐賴特先生向他們宣佈德國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細節。這個協定的目的,就是採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共產國際在締約國境內或境外的國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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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1936年,全國和議會都日益焦慮,特別是對於我們的防空。在11月12日對首相在議會的答辯進行辯論時,我對鮑德溫先生未能實現他的保證進行了嚴厲的責難。這個保證就是:"本國任何一屆政府,特別是聯合政府即本屆政府,將保證我國在空軍方面的實力和威力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我說:"政府根本沒有下決心,或者他們根本不能使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一直陷於奇怪的矛盾之中:決定不作決定,決心不下決心,堅決猶豫不決,堅定不移地動搖,竭盡全力無所作為。我們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對英國的偉大也許至關重要的寶貴光陰,都讓蝗蟲吃掉了。"
  鮑德溫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發言中回答我說:
  我想以最坦率的態度向本院說……我和丘吉爾先生之間的意見分歧,是從1933年開始的。1931-1932年我們處在財政危機時期,儘管反對黨不接受這種提法。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發言中,並且在不同的場合,都竭盡所能提出和維護民主的原則,我說過,·民·主·制·度·總·得·比·獨·裁·制·度·落·後·兩·年。我相信這句話是對的。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如此。我以驚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個人的看法。你們會記得,那時正在日內瓦舉行裁軍會議。你們會記得,那時全國正流行著一種也許比戰後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你們會記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選·舉·中,·聯·合·政·府·的·一·個·議·席·約·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別·的,·恰·恰·在·於·和·平·主·義·的·問·題……我作為一個大黨的領袖,我的處境完全不是很好過的。當時,富勒姆選舉中所表現的那種情緒正在全國流行,那時我曾自問,在今後一兩年之內,有什麼機會能使這種情緒轉變,而認為國家應授權政府重整軍備呢?假使那時我到人民中間去,說德國已在重整軍備,因此我們也得重整軍備,誰能設想在那個時候,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會立刻在那個召喚下聯合起來呢?·依·我·的·觀·點·來·看,·我·不·可·能·設·想·還·有·別·的·任·何·事·情·會·比·這·更·肯·定·地·使·我·們·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了。
  這的確是驚人的坦白。這裡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動機,竟達到有失體統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開說他因為怕選舉失敗就不為國家的安全盡責,這確實是我國議會歷史中聞所未聞的事情。鮑德溫先生當然不是出於想繼續做官這個卑劣的動機。他在1936年的確很想退休。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是因為他害怕工黨一旦當權則所做的事情甚至會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還要少。工黨反對防務措施的一切聲明和投票,都有記錄可查,但這一點並不能成為鮑德溫先生自圓其說的辯解,而對英國人民的精神來說尤欠公允。去年他對空中均勢的錯誤估計作了天真的認錯而大獲成功,這次可不行了。全議院大為震動。的確,這使人產生極其惡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進來,很可能使當時身體日趨衰弱的鮑德溫先生遭受致命的打擊。
  當時英國各個政黨都有人看到未來的危險,一致要求採取實際措施來維護我國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國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極權主義衝擊和我國政府的滿足現狀這兩方面的威脅。我們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規模地把英國重行武裝起來,同時完全承認和運用國際聯盟的權威。我把這個政策稱為"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政策。我們對鮑德溫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視。這個運動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會堂的一次集會。
  12月3日,各個政黨的許多領導人物齊集在那裡,其中有:深信國家處在危急關頭中的強大的保守黨右翼;國際聯盟和平投票的領導人;許多大工會的代表們,其中包括在大罷工時我的老對手工會主席沃爾特·西特林爵士;自由黨和它的領導人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當時我們已感覺到,不僅我們的觀點開始被人重視,而且已開始取得優勢。正在這個時候,英王要跟他所鍾愛的女人結婚;這件事把別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後面去了,立即發生了遜位危機。
  當我為感謝的表決致答詞時,有人高呼:"國王萬歲",接著激發起長時間的歡呼。我當即表明我個人的立場: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籠罩在我們的心頭。幾分鐘後我們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國王"。我將以我一生中唱這首歌時最衷心的熱情來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於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決定,而讓時間和輿論來表示他們的意志,使人們所珍愛的獨一無二的人格不至於和他所深愛的人民永遠隔開。
  我希望議會對這些重大的憲法問題能夠發揮它的作用。我深信我們的國王一定會接受英國和英帝國現在第一次表示出來的意見,英國人民也不致對王位佔有者不給予寬容的考慮。
  隨後發生了為時甚短但十分激烈的爭論,在這裡就不必細說了。在愛德華八世童年時我就認識他了,在1910年我以內政大臣的身份在一次盛大集會上宣讀立他為卡那封城的威爾斯親王的詔書。我覺得我有義務對他效以最高的個人忠誠。
  在那年夏季,我雖然對將要發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數,但我從來沒有干預過他,也沒有和他通信,現在他在苦惱中請首相允許和我商量。鮑德溫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貝爾維德堡進謁國王。直到他遜位,我始終同他保持接觸,我盡力請求國王和公眾保持忍耐和不作倉促決定。我對此絕無後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首相證明他自己確實是英國人民感情的一個眼光敏銳的裁判。他顯然看出了並且表達了全國的強烈意志。他對遜位問題處理得很機巧,使他在兩個星期內從深淵上升到寶塔的尖頂。有好幾次,似乎只有我一個人反對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動上並沒有不適當地為敵對情緒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幾乎無法使人聽到我說的話。我曾經在"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政策的號召下聚集了各種力量,並把自己視作這些力量的發端者,如今卻分崩離析了。而我自己在輿論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大家幾乎普遍認為我的政治生命終於完結了。可是曾經對我如此敵視的這同一個下議院,竟然能在漫長而艱苦的戰爭歲月裡一直接受我的引導,給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戰勝所有的敵人,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啊!這就證明,經常遵循自己良心的決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辦法。
  一個君王遜位,另一個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國內以及在整個帝國,充滿人們心中的事就是到處舉行盛大而莊嚴的對新君王的效忠儀式和聖奠。國外的事情和我們的國防已失去了對公眾心理的吸引力。我們的島國好像遠離歐洲萬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親筆信,現在我得到允許把它記錄在這裡。
  親愛的丘吉爾先生:
  你給我一封很親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謝。我知道你向來是,直到現在仍然是忠於我親愛的哥哥的。你對在他12月份離開我們以來所出現的種種困難問題表示了同情和諒解,我受感動之深,絕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認識到我作為君王所負的重大責任和所分擔的操勞。我收到你的祝福信,這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你是我國的偉大政治家之一,是一個忠心耿耿為國家服務的人,但願國內和帝國現有的善意和希望將成為世界各國的好榜樣。
  請相信我,
  你的真誠的
  喬治(國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於伯克郡,溫莎,大花園,皇宮。
  我在那時的地位影響已降到零,得到這樣寬厚的表示,使我終生難忘。
  喬治六世登基後,在1937年5月28日,鮑德溫先生退休了。他長期擔任官職,使他理所當然地獲封伯爵階位和獲得嘉德勳章。他放下了他所積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卻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權。他在公眾的感激和尊敬的熱烈氣氛中離開了。誰將繼任他的工作是沒有疑問的。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在過去五年裡不但擔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個最能幹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幹又是歷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亞的話,說他是"擔負國家大事的馱馬",當時他接受了,認為這種說法是對他的恭維。
  我並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這個時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對待當前的重大問題上,他的觀點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讓一個有生氣、有才幹的行政人材當權,我也是很高興的。當他任財政大臣時,他提出了徵收少量的國防捐稅的財政上的建議,但不為保守黨所接受,當然更受到反對黨的抨擊,招了麻煩。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篇演說,目的是使他從不堪忍受的處境中擺脫出來,而又不損害他的尊嚴。我們之間的關係,不論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終保持冷淡、隨便和客氣。
  張伯倫先生對內閣只作很小的變動。過去在陸軍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庫珀先生有意見分歧,而這次他卻提升庫珀先生擔任海軍大臣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使庫珀先生大為驚異。
  庫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顯然不知道他的這位新任海軍大臣對歐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驚異的是,霍爾爵士剛剛獲得為實行海軍計劃所需的大筆經費,竟然願意離開海軍部改任內政大臣。看來霍爾認為在廣泛的人道主義的意義上來改革監獄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時行的題目。他的家庭與著名的伊麗莎白·弗賴1有關係,因而他對改革監獄有著強烈的感情。
  1十九世紀英國的監獄改良者。--譯者
  我不妨在這裡把鮑德溫和張伯倫這兩位首相作一番比較的評價。我很早就認識他們,而且在他們之下工作過或即將擔任工作。鮑德溫是一個比較聰明、理解力又比較強的人,但缺乏細緻的行政才能。他對國外的事情和軍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對歐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並不使他感興趣。但他對英國的政黨政治卻有深刻的認識,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著我們這個島國民族的一些長處和許多短處。
  他以保守黨領袖的身份參加過五次大選,三次獲勝。他善於等待事態的發展,而且能夠在不利的批評下保持冷靜。他的特別巧妙之處就是使事態向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並且有當機立斷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歷史給我們留下來的關於羅伯特·沃波爾爵士那種印象,當然現在沒有十八世紀的腐敗情況;他們二人主宰英國政治的時間幾乎都那麼長。
  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則是一個極其精明能幹、固執而自信的人。他和鮑德溫不同,他認為他對歐洲整個局勢,甚至對整個世界都瞭如指掌。我們現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內的精細而鋒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頑固的直覺。他不論任財政大臣還是任首相,都嚴格控制軍事開支。
  在他的任期內,他是一切緊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對者。他對當代國內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確的判斷,他認為他完全能夠對付他們。他腦子裡充滿著這樣的希望:他要作為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而永垂史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準備不顧實際情況而繼續奮鬥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國家冒極大的危險。可惜他捲入了其力量絕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縮但又無法抗衡的旋風。在大戰爆發前的幾年中,我想,和鮑德溫共事,就我對他的認識而論,恐怕比和張伯倫共事要順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後不得已的時候,他們都從來不願意和我共事。
      ※      ※      ※
  在1937年的一天裡,我和德國駐英大使裡賓特洛甫有過一次會晤。當時我每隔兩周發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裡,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說被人誤解。我當然在公共場合見過他。
  現在他問我願否去看他,和他談談話。他在德國大使館樓上的一個大房間裡接待我。我們談了兩個多鐘頭。裡賓特洛甫非常有禮貌地接待我。我們縱談歐洲大局,包括軍備和政策問題。他對我所說的話,主要是德國謀求英格蘭(在歐洲大陸人們還是經常把我們叫做"英格蘭")的友誼。他說他本來會當德國外交部長的,但他請求希特勒讓他到倫敦來,以便為締結英德協約甚至英德聯盟作詳細的說明。德國將維護不列顛帝國的偉大和廣闊的領土。他們可能要求歸還德國的殖民地,但這顯然是無關重要的。德國所需要的只是英國不干涉它向東歐擴張。它必須為它的日益增長的人口尋求生存空間,因此它必須吞併波蘭和但澤走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對七千萬人口的德國的未來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於不列顛聯邦和帝國者,只是不干預而已。牆上掛著一幅大地圖,大使幾次引我到地圖前面來說明他的計劃。
  我聽到這些話之後,我立即說,我可以肯定,不列顛政府不會任由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我們同蘇聯的關係的確很不好,我們和希特勒一樣憎恨共產主義,但他也許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國,英國也不至於對大陸命運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任由德國取得中歐和東歐的霸權。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正站在地圖前面,裡賓特洛甫突然轉身走開。然後他說:"要是這樣,戰爭就不可避免了。沒有別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決心。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也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於是我們回到椅子旁坐下來,那時我不過是個普通議員,只是有些名望罷了。我當時認為我應該對德國大使說--事實上我很清楚地記得我說:"你講到戰爭,當然這將是全面的戰爭嘍。你不要低估英國。它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外國人很少能夠瞭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現在執政的政府的態度來評判它。一旦有一種偉大的事業呈現在英國人民之前,這個政府和不列顛民族就會採取意料不到的行動。"我重複說:"不要低估英國。它是很聰明的。如果你們使我們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戰,英國就會帶動整個世界來反對你們,就像上次大戰那樣。"說到這裡,大使激動地站起來,說道:"啊!英格蘭可能是很聰明的,可是這一次它不會帶動全世界來反對德國的。"我們把話題轉到輕鬆的事情上,隨後就沒有發生什麼可記錄的事情了。這一次談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因為當時我向外交部作了匯報,我覺得可以在這裡記下來。
  後來當裡賓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對他一生的審判時,他竟肆意歪曲這次談話,還要求傳我去作證。如果我真的被傳去作證的話,那麼我說的就只是現在所寫的這些話了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起來了 

  1936-1938年 
  "全面戰略目標"--德國的軍備開支--獨自進行的調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黨代表團晉見首相--我對這件事的聲明--普遍的結論--我的擔憂--1936年11月23日我們的第二次集會--1938年5月12日斯溫登勳爵離開空軍部--議院的辯論--林德曼再次參加防空研究委員會--我同達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國對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1938年6月我對德國陸軍的估計--達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計--法國空軍的衰落--漫不經心的島民。
  在戰爭中和在對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樣,如果從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許多選擇辦法中抓住起決定作用的重點,一定大有好處。美國的軍事思想家創造了"全面戰略目標"這個名稱。當我們的軍官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時,只覺得好笑;但後來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智慧越來越明顯,並為人們所接受了。顯然這是一條規律,別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從屬的地位。如果不遵守這個簡單原則,就會導致混亂的和徒勞無功的行動,甚至會使事情變得越來越壞。
  就我個人而論,早在聽到這個名稱被提出來之前,我就毫不困難地按照這個規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戰爭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國,現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軍事力量了,而勉強取得勝利的各協約國,卻只知張著口呆看,手足無措,我一想起來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斷用一切方法,一有機會就運用我對下院和個別大臣的影響來敦促我們的戰備工作,並且為了不久會再度成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的事業而尋求盟國和夥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擔任絕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韋爾莊園看我,在我的游泳池裡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陽光燦爛,池水溫暖。我們只談到未來的戰爭,但他還不有全相信戰爭必然會到來。當我送他出門時,他突然激動地轉過身來對我說:
  "德國人一年就花十億鎊來擴充軍備。"我那時想,應該讓議會和英國公眾知道這個事實。於是我就著手研究德國的財政情況。那時德國每年都做預算而且還加以公佈。不過單從他們的一大堆數字來看,是很難知道真實情況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過兩條途徑來進行調查研究。第一條途徑是依靠兩個在英國政治避難的德國人,他們不但極其能幹,而且有著堅定不移的目的。他們懂得德國預算數字所表示的詳細情況和馬克的價值等等。同時我又請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問他能否查清真實情況。斯特拉科斯契是"聯合公司"這家商行的主持人,這家公司資金雄厚,還有一批極其幹練和忠心的工作人員。這家在倫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來專門搞這個問題。不久他們提出了精確而詳盡的報告,說德國每年軍事開支肯定在十億鎊左右。與此同時,那兩位德國避難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獨立地得出相同的結論。按1936年的幣值,每年十億鎊!
  這樣,我就有了兩套資料,可以據此提出我的主張。在辯論的前一天,在議院的休息室裡,我同當時仍任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先生談起來。我對他說:"明天我就要問你,德國每年在戰備上花十億鎊,究竟是不是事實,我將要求你給予明確的答覆,或者加以證實或者加以否認。"張伯倫說:
  "我不能否認,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將加以證實。"我必須把我說的話寫下來: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佈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億馬克;
  1934年接近八十億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億馬克--總共二百四十億馬克,大約二十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五、八、十一。這些數字很準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我特別地向財政大臣提出質問:
  他是否知道,德國直接和間接用於戰備的開支,包括建造戰略性的公路在內,在1935日曆年度也許已達到八億鎊,而這個開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張伯倫先生答:政府未獲德國官方數字,但是根據政府所獲得的情報,我看沒有理由認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問時所提出的數字不論適用於哪一年都必定說得過分,雖然他自己也會同意,在這裡面不免含有猜測的成分。
  我把十億鎊改為八億鎊,目的是為了給我的秘密情報作掩護,而且也為了說得穩當一些。
      ※      ※      ※
  我用幾種方法力圖將英德兩國軍備情況的對比弄出個水落石出的結果。我在一次秘密會議上要求進行辯論,但是被拒絕了。說是"會引起一場虛驚"。沒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會議都是不受報界歡迎的。後來,在1936年7月20日,我問首相是否願意接見由樞密院顧問官以及幾個將向他提供他們所知道的事實的人所組成的代表團。索爾茲伯裡勳爵請求上院也組織類似的代表團一同去見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親自向艾德禮先生和辛克萊爵士提出請求,但工黨和自由黨都不願派出代表參加。於是,在7月28日,鮑德溫先生、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辦公室裡接見我們。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幾位保守黨議員和無黨派知名人士。
  奧斯汀·張伯倫給我們作介紹。
  代表團
  下院上院
  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索爾茲伯裡侯爵
  丘吉爾先生菲查倫子爵
  羅伯特·霍恩爵士特倫查德子爵
  艾默裡先生勞埃德勳爵
  約翰·吉爾摩爵士米爾恩勳爵
  格斯特上尉
  羅傑·凱斯海軍上將
  溫特頓伯爵
  亨利·克羅夫特爵士
  愛德華·格裡格爵士
  沃爾默子爵
  穆爾--布拉巴宗中校
  休·奧尼爾爵士
  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國政治生活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一群傑出的人,沒有私心,終身致力於國家大事;他們代表著不可忽視的來自保守黨的有份量的意見。如果工黨和自由黨這兩個反對黨的領導人也和我們一起參加,恐怕就會形成一種緊張的政治形勢,以迫使政府採取補救措施。晉見首相連續兩天,每天三四個小時,我經意說鮑德溫先生是一個善於聽取意見的人,他的確以極大的興趣和注意來傾聽。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帝國國防委員會的參謀人員。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時十五分進行發言,闡明了當時的形勢,其中有幾段放在附錄(4)中。
  我在結尾中說:
  第一,我們現在正處在我國歷史上最危險和最緊急的時期。第二,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起來,此外就沒有別的什麼辦法了。如果英國艦隊和法國陸軍聯合起來,加上兩國的聯合空軍在靠近法比邊界後面的地方進行飛行活動,還加上英法兩國所顯示的一切力量,這就可以形成使我們獲得拯救的威懾力量。這無論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詳細地說,我們必須排除一切障礙來增強我們的實力。要防備一切可能的危險是辦不到的。我們必須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別的事情上吃點虧……說到更具體的建議,我們必須優先發展我們的空軍。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的優秀青年培養為飛行員。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用各種辦法來鼓勵他們,不管採用什麼誘導方法。我們必須簡化和加速飛機的製造,以最大的規模來進行,並且毫不猶豫地同美國或別的國家訂立合同,盡量購買各種飛機原料和設備。我們正處在危險之中,這個危險是我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即使在潛艇戰的高潮時(1917年)也沒有遇到過。
  我憂心忡忡地想:·光·陰·似·箭。·如·果·我·們·長·久·不·去·整·頓·我·們·的·防·務,·我·們·就·可·能·受·強·敵·阻·止,·不·許·我·們·完·成·這·項·工·作·了。
      ※      ※      ※
  財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們大失所望。鮑德溫先生的健康狀況顯然越來越不好,誰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誰是他的繼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數。真不巧,內維爾·張伯倫正享受他所應得的休假而沒有出席,因而沒有機會直接聽取保守黨議員所提供的事實。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許多可貴的朋友。
  大臣們對我們提出的重要意見,看來是加以認真考慮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議會休會之後,鮑德溫先生才邀請我們所有的人去聽取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關於整個局勢的報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個坦率而又漂亮的報告;他對我國所遇到的嚴重形勢並不加以掩飾。但是在實質上,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估計,特別是我所說的話,對前途未免過於悲觀;說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們的確如此)來補救,但是目前情況還沒有使政府有採取緊急措施的必要;採取緊急措施勢必打亂我國工業,造成普遍恐慌,顯露所存在的缺點;
  而在這些限度之內,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進行了。對於他這番話,奧斯汀·張伯倫提出我們的普遍想法:我們的焦慮並沒有因此而解除,我們不能表示滿意。於是我們就告辭了。
  我並不認為在這個時候,即在1936年底,形勢能得到補救。但是,如果我們努力奮鬥,無論如何可以而且應該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這些努力的表現和事實,即使不會對希特勒有所影響,也將對德國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然而,最重要的事實仍然是:德國在空軍實力方面已走在我們的前面,在整個軍火生產領域內也超過我們,即使考慮到我們在陸軍上的需要比較少,考慮到我們可以依靠法國和法國的陸軍和空軍,我們還是落後的。我們已無力使我們的空軍超過希特勒或重獲空中均勢。現在誰都無法阻止德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和空軍了。我們可以通過超乎尋常的、打破常規的努力來改善我們的處境。但我們不能作根本的改變。
  這些令人憂慮的結論,政府對此並沒有給予認真的反駁;
  這無疑對他們的對外政策發生影響。如果我們要對張伯倫先生受任首相後在慕尼黑危機之前和危機當中所作出的決定給予正確的評論,就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結論。這時我只是一個普通議員,我不擔負任何官職,我竭力激勵政府,使之作出熱烈的超乎尋常的努力,積極進行戰備,即使引起全世界的驚恐也在所不計。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無疑要把事情說得更嚴重些。我強調我們落後了兩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決戰,這很可能被認為前後矛盾。但我仍然認為,我用盡一切方法來敦促政府還是應該的,而在1938年,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時我們對希特勒開戰,則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比1939年我們終於不得不開戰更為有利。關於這個問題,下面還有較詳盡的敘述。
      ※      ※      ※
  正如我們所提到的,內維爾·張伯倫不久就繼鮑德溫就任首相,而我們的敘述也必須進入1938年。斯溫登勳爵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空軍大臣,長期以來,他在內閣有很大的勢力,可以獲得必要的資金和便利。人們對我國防空的憂慮不斷增長,到五月份達到了高潮。斯溫登勳爵雖然對空軍的擴充和改進做了許多有價值的重要工作,但並不能夠很快就見功效,而且,政府的整個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緊急措施。我仍然忙於研究我國空軍建軍計劃的情況。支持我的人與日俱增。那時斯溫登做錯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為上院議員。這樣他就不能在下院為他自己和他的空軍部進行辯護了。從前排的政府席所選出來的發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漲的驚恐和不滿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辯論之後,空軍大臣必須是下院議員已成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員會中,我們所有的人--科學家、政治家和官員們,正忙於研究各項技術問題,那時空軍大臣接到一個通知,請他到唐寧街去。他要我們繼續討論,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後他再也不回來了。張伯倫先生把他免職了。
  跟著在25日舉行的激烈辯論中,我力圖把這位去職的大臣所具備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們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區別開來:
  最近發生的事情已影響到政府歷次聲明的信譽。關於我國空軍的形勢問題,下院被蒙騙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騙了。他顯然是一直上當到底的。請看他在三月份發表的聲明,那時他說到我們的軍備:
  "看到英國正在建立的這種巨大的、幾乎是驚人的實力,就對世界輿論產生一種鎮靜的和穩定的作用。"
  我時常對下院提出警告,我們的空軍計劃已落在別國的後面了,但我從來沒有攻擊斯溫登勳爵。我從來不認為他是一個該受責備的人--當然更不是唯一該受責備的人。批評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辭職的大臣身上發現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許可以引用我在三個月以前所說的話:"把我們的缺點歸咎任何一個大臣,或者歸咎斯溫登勳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確實是一個極其能幹並且全心全意為擴充我們的空軍實力而竭盡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沒有時間表的限制,如果沒有別的地方的情況對比,那麼他所取得的成績就是很輝煌的了……"
  政府未能實現對我們所作的諾言,這個嚴峻的責任應該由最近五年以來,即從德國公然熱烈重整軍備之日起,統治和領導著這個島國的那些人來負。我絕不會和別人一起對斯溫登勳爵窮詰極究。今天我高興地聽到首相稱讚他。他理應獲得我們的同情。他曾獲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誼,他曾獲得議會巨大多數的支持;但現在他卻在我認為擴充空軍過程中最不幸的時期中被迫離職。在幾個月之後,我們可能生產出相當多的飛機,但還要他對他在這段對他來說特別不幸的時期的記錄負責。幾天前我讀到偉大的馬爾巴羅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裡寫道:"戰鬥正酣易主,這將是致命的打擊。"
  我把話題轉到我們的防務上:
  現在我們正處在公開聲言擴軍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缺點呢?例如,為什麼警衛隊在操練時不用機關鎗而用手旗呢?為什麼我們小小的本土防衛隊還那麼不健全呢?所有這些是不是按照計劃進行呢?考慮到我們的武裝力量那麼小,為什麼我們的本土防衛隊不能跟正規軍同時裝備起來呢?這對於英國的工業來說,恐怕不算一件難辦的事。英國的工業,除了軍火生產之外,在任何領域裡都比德國工業靈活,產量也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陸軍大臣問及高射炮的情況,陸軍大臣說,第一次大戰時三吋口徑的舊式炮已加以現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們的新式炮還不止一種)正在"超過預定計劃"製造出來。但我們的計劃又是什麼樣的計劃呢?如果計劃規定每月製造出六門、十門、十二門、二十門炮或別的可能數字,則這個計劃顯然是很容易達到的,也很容易超過的,但這樣的計劃又是否適應我們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國公佈的高射炮發展情況--光是機動炮兵就有三十個團,每一個團有十二個炮兵中隊,總共約一千二三百門炮,此外還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門。所有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後製造出來的炮。
  難道這還不能使下院對德國這些進展規模之大有一個概念嗎?我們雖然不需要擁有大陸國家那麼龐大的陸軍,但在防空方面,我們的需要和它們完全相同。我們同樣易受攻擊,也許更容易受攻擊。我們的政府想到高射炮總是以百數來計算,而德國現在所擁有的高射炮已經是論千計算的了。……
  我們對陸、海、空三軍的生產總是分別開來考慮,但事實上,各個軍種的軍械供應,已成為對技工、原料、廠房、機器和技術設備的供應和分配的共同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由一個集中控制的機構加以全面協調和合乎經濟的方法來處理。
  但現在我們卻顯得效率低,機構重疊,自然就造成許多浪費。
  為什麼英國熟練的飛機製造業需要九萬人,但生產數量只及德國的十一萬工人的產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這難道不是一種不正常的事情嗎?我們現在還不能製造出更多的飛機,確實難以置信。只要有一張辦公桌,一塊空地,有錢和有勞動力,我們就應該在十八個月之內得到許多飛機,可是,自鮑德溫勳爵作出決定把空軍擴充三倍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十四個月了。
  新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請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員會。現在天空已變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對一些技術問題給予解釋,需要他提供建議和幫助。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我需要他的協助,否則就進行不下去了。經過我在下面力爭之後,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員會裡,我們的合作又恢復了。
      ※      ※      ※
  直到1940年6月法國簽訂停戰協定時為止,不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不論我以個人的身份還是作為政府首腦,我一向同那些時常變動的法蘭西共和國總理和主要的部長有彼此信任的關係。我非常急於知道德國的擴軍情況,想把法國方面的估計和我自己的估計核對一下。於是我寫信給達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識的人。
  丘吉爾先生致達拉第先生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魯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給我提供關於德國空軍實力,特別是近年來的空軍實力的估計,十分感謝。如果你能夠讓我知道你們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謝不盡了。我有一些資料,一直證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互相核對。
  你到我國訪問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興。我希望兩國參謀協商將會舉行。我已向我們的大臣們力陳召開這種會議的必要。
  達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給我一份十七頁的文件,這份文件是"經過法國空軍參謀部深刻研究過的"。我把這份重要文件交給英國有關部門的朋友看,他們仔細研究之後說:"這同英國空軍參謀部根據它們自己的情報所得出的獨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國對德國空軍規模的估計,比英國的估計稍為高些。在六月初,我獲悉了相當多的權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給達拉第先生寫了一封信。
  丘吉爾先生致達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從法國大使館武官那裡收到你的寶貴情報,至為感謝。
  我一定極其慎重並且為了我們共同的利益來利用這份情報,請安心。
  對目前德國空軍的一般估計同我個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德國飛機製造廠所出產的飛機比所估計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數字只是供應德國空軍的軍用飛機的數字,而出口的以及給弗朗哥將軍的飛機並不包括在內。到1939年4月1日,德國空軍可能有三百個空軍中隊,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個空軍中隊。
  我也很想把我對德國陸軍的估計和我從英國資料所能得出的估計互相核證一下。因此我又說: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這是我從各方面收集的關於德國陸軍現在和將來的實力的情報。如果我知道這份材料同你們的估計大致相符,則對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認為我有什麼錯誤,只需用鉛筆把數字寫明就行。
            摘要
  德國陸軍截至這個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個正規師,四個裝甲師,全部是按戰時編製滿員的。非裝甲師正在迅速擴充,使其力量擴大三倍,現在可能已達兩倍。現有的七十多個炮兵師顯然還沒有裝備齊全。全部陸軍都欠缺軍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們估計不會少於五十六個師,加上四個裝甲師,即六十個全部裝備的師級編製。在它後面還有經過訓練的後備軍,人數約相當於三十六個師,並且已經配備骨幹人員編制,如果使之成為現役軍隊中標準較低的一部分,則只需配備軍械、輕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這還不包括奧地利的兵力在內。按最高估計,奧地利可以提供沒有武裝的十二個師的兵員,但他們隨時可以由德國軍火工業的總庫中得到武器。此外還有許多編外兵員和組織,如邊防軍、民防隊等等,相對來說,這都是沒有武器裝備的。
  1938年6月18日  達拉第先生給我回信:
  我非常高興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與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國陸軍情況,與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國可供作戰的三十六個正規師中,有四個師已完全摩托化,還有兩個師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實上,根據我們在戰後從德國資料中得到的材料,我們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這份德國陸軍情況的摘要是非常準確的。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來,其準確的程度實屬驚人。這表明,在我為英國擴軍所作的一系列長期鬥爭中,我絕不是沒有充分的情報作為根據的。
      ※      ※      ※
  這本書有幾處提到法國的空軍。有一個時期,法國的空軍比我們多一倍,而那時德國則根本不許有空軍。直到1933年,法國空軍在歐洲佔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權的那一年,法國開始對空軍很不感興趣,也不給予支持。他們不捨得花錢;任由工廠生產能力減縮;不設計現代化新式飛機。法國實行一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其產量當然不能同德國以戰時狀態的緊張工作相比。所有這些情況大約同上面曾加以詳細說明的英國空中均勢的喪失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上,西方各協約國有權建立它們認為對其安全所必需的空軍,但它們都忽視這種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國雖按條約規定不得建立空軍,但它卻使它的空軍成為外交工作乃至最終發動進攻的鋒利的矛頭。
  1936年及其後幾年,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使法國的陸軍和海軍完成作戰準備。可是在空軍方面卻沒有進行相應的努力。本書附錄(5)有一個使人感到難堪的圖解,明確表明法國空軍下降和德國空軍不斷上升,而這兩條線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爾先生任空軍部長時才採取有力的步驟來復興法國空軍。
  但這時距戰爭爆發只有十八個月。法國固然無法阻止德國陸軍逐年增長和成熟,從而趕上它自己的陸軍。奇怪的是他們任由自己的空軍繼續下降,無人過問。我當然不能為友國和盟國的閣員分擔責任或對他們加以責難,但當法國追查"罪人"時,很可以在這個方面追究一下。
      ※      ※      ※
  英國全國和新選出的議會因感到德國的威脅,緊接著是德、意聯合的威脅的逐漸降臨而精神振作起來。他們現在變得很願意甚至盼望採取一切步驟,而這些步驟,如果早兩年就採取的話,他們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難了。雖然他們的情緒有了改變,但他們的反對者的權力和他們任務的艱巨性卻也不斷增加。許多人都說,在我們任由德國奪取萊茵蘭之後,除戰爭之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來阻止希特勒了。這也許是後世各代人的判斷。但我們本來可以做許多工作來使自己準備得好一些,從而減輕我們的危險。對於未能發生的事情,誰能說得定呢?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擔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辭職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張伯倫--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問題和外交大臣的接觸--尼翁會議--我們的通信--英國的成功--首相與外交大臣的意見分歧--哈利法克斯勳爵赴德國訪問希特勒--我謝絕邀請--艾登自感孤立--羅斯福總統的建議--首相的答覆--美國總統遭到拒絕,深表失望--張伯倫先生的嚴重責任--因羅馬談判問題艾登與張伯倫最後決裂--恰特韋爾的不眠之夜。 
  在英國的內閣中,外交大臣佔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職責使他受到特別的尊敬。但在他執行事務時,他通常是要受整個內閣,或至少受內閣中主要人物的審察的。他有責任使他們知道事情的進展。按照習慣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電報、駐外使節人員的報告以及他與外國使節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談話記錄,在閣僚中傳閱。至少,我在內閣的時候總是如此。特別是首相,他保持著這種審核權,他有權親自或通過內閣來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至少不能對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沒有首相經常支持,他就無法進行工作。為了使事情進行順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間不但在根本原則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當範圍內,在脾氣上,也應該非常調和。如果首相本人對外交問題特別關心,那麼他們兩人之間的合作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艾登是鮑德溫任內的外交大臣。鮑德溫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靜的生活著稱之外,並不積極干預外交政策。張伯倫卻正相反,他對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想實施強有力的控制。他對外交問題抱有堅定的見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與外國使節討論外交問題的當然權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後,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發生了一種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覺到的變化。
  除此之外,兩人在精神上和觀點上又有一種深切的、雖然起先沒有表現出來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歐洲那兩個獨裁者保持友好關係,而且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們妥協,避免發生會得罪他們的事情。而艾登過去在日內瓦曾經號召各國聯合起來反對其中一個獨裁者而獲得了聲譽,而且,那時如果能讓他自己決定的話,他可能合用戰爭邊緣的手段,甚至還不只是邊緣的手段來制裁獨裁者。他是英法協約的忠實信徒。
  他剛剛堅決主張英法兩國舉行參謀會談。他很希望同蘇聯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他認識到希特勒的危險和威脅。他對我國軍備以及我國在外交上的反應的弱點感到不安。也許還可以說,我和他之間,自然除了他是一個負責官員這一點之外,在看法上幾乎可以說沒有多大出入。因此一開頭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為惡化,內閣裡面這兩個重要人物之間就很可能發生意見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來是堅決贊同他的外交觀點的人,這就是哈利法克斯勳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間的悠久的親密的關係,始於1922年,那是在勞合·喬治首相時代,他擔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始終沒有損害我們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雖則對他在印度總督任內的政策,我們之間曾發生過非常嚴重和持久的爭論。我相信我很瞭解他,我深知在我們之間有一條鴻溝。同時,我也感覺到,在他和艾登之間,也同樣有這一條鴻溝或類似鴻溝的東西。總的來說,如果張伯倫先生在組閣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為外交大臣,也許還明智一些。如果讓艾登擔任陸軍部或海軍部的職務,可能更為適當,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個氣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張伯倫合作期內,這種不祥的形勢,逐漸不斷惡化。
  直到這時,和在許多令人焦慮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員。他和霍爾--賴伐爾條約的意外關係,影響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許多政界人士對他的看法。
  首相這時越來越信賴他的主要工業顧問威爾遜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許多問題還不屬於他的業務範圍。首相認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認識到或預見到德國威脅的增長,沒有人比他更願意為了應付德國的威脅,使其他一切考慮都服從這個目標。外交大臣覺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較得心應手,卡多根也是一位聲望很高和能力很強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經知道他要調職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為"政府首席外交顧問"這一特任職位。這個新名義,對外界說是一種升職,而且實在也很像升職的樣子,但在實際上,管理外交部的整個責任,已不再歸他掌握了。他仍舊保持原有的那一間辦公室,但外交部的電文現在必須連同該部的詳細意見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後才由他過目。范西塔特不願意當駐巴黎大使,在一段時期內繼續處於這種超然的地位。
      ※      ※      ※
  1937年夏季至該年年底,首相與外交大臣之間在方法和目標上的分歧逐漸擴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辭職的一連串事件,都是按照邏輯規律逐步出現的。
  最初的分歧點,是因我國與德意兩國的關係引起的。張伯倫先生決定向兩個獨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請意大利大使格蘭迪伯爵到唐寧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們進行會談,但他沒有參加。在會談中,張伯倫先生說他希望改善英意關係。格蘭迪伯爵向他建議,作為初步行動,如果首相能寫一封信給墨索里尼作個人的呼籲,對局勢也許會有好處。張伯倫先生坐下來。就在這次談話中他寫了這樣的一封信,但沒有把這封信通知這時正在離首相官邸只有幾步遠的外交部裡的外交大臣就把它發出去了。這封信沒有產生明顯的結果。兩國的關係因為意大利擴大對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趨惡化。
  張伯倫先生自認為他有一種個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兩個獨裁者取得友好的關係,而且也認為他確實能夠建立這種關係。對於墨索里尼,張伯倫先生同意對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給予承認,作為全面解決兩國糾紛的前提。
  對於希特勒,他準備在殖民地問題上表示讓步。而同時,他卻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願意考慮改善英國軍備的狀況,也不願意考慮英法兩國之間在參謀部級或政治方面進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與意大利達成任何和解,那麼它必須作為包括西班牙問題在內的全面解決地中海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國對這件事的深切諒解。在談判這種全面解決方案時,我們是否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顯然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籌碼。在外交大臣看來,還沒進行談判就把這個條件去掉,表現出急於要談判的樣子,實屬不智之舉。
  到了1937年夏季,這種分歧更顯得嚴重了。張伯倫先生認為外交部阻撓他同德意兩國進行談判的嘗試,而艾登先生則認為他的首長在設法同獨裁者接近的過程中,尤其在英國軍備十分薄弱的這個時期,表現得過分迫切。說實在的,在這兩個人的見解中,存在著一種實際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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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我和政府有種種分歧,但我對外交大臣卻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堅決和勇敢的人;雖然他在過去擔任外交大臣政務秘書和後來擔任次官時委曲遷就地做過的許多事情,都是我曾經攻擊過而且至今還加以攻擊的。但我確實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錯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問題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舉行宴會他必定邀請我出席,我們常有書信往來。這樣做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妥。按照很久以來的習慣,外交大臣總是同當時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觸,廣泛地討論各項國際問題的。艾登先生不過是按先例辦事罷了。
  1937年8月7日我寫信給他說:
  西班牙問題打斷了我們的思路。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魯姆同我們一樣嚴守中立。即使德國繼續支持叛軍一方,蘇聯以金錢供給政府一方,我們仍然要採取中立態度。如果法國政府幫助一方反對叛軍,那就會成為德國人和親德分子的天賜良機了。如果你有餘閒,請讀讀我在星期一《旗幟晚報》上發表的文章。
  我在這篇文章裡寫道:
  只有在雙方都有對有不對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最激烈的爭執。在西班牙,一方是貧窮落後的無產階級熱情,要求推翻教會、國家和私有財產,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統治。另一方是愛國主義的、信宗教的和資產階級的勢力,他們得到許多省份的農民的支持,在陸軍的領導下,正在逐步建立軍事獨裁來恢復秩序。雙方都懷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向對方施加殘暴的和無情的屠殺;令人寒心的仇恨一發不可收拾;雙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勢不兩立。所有這些,使無論哪一方取勝,接著大有可能把失敗一方的積極分子無情地加以全部殺光,從而開始一個長期的專制統治時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對軸心國積極干涉西班牙內戰這個問題上,雖然通過不同途徑,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採取堅決的行動,即使行動規模不大,我在下院中總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內閣裡同他的一些高級同僚和首相之間發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沒有受到制約,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動。八月底,我們在戛納,有過多次的見面,有一天我在戛納到尼斯之間半路的一家飯店請他和勞合·喬治一起吃飯。我們的談話涉及許多問題--西班牙的衝突、墨索里尼一貫的背信棄義和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
  最後自然也談到德國勢力日益強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時想,我們三個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對他同他的首長和同僚的關係,自然是諱莫如深,在談話中沒有提到這個微妙的問題。他的態度可說是再正確不過了。不過,我可以斷言,他在他這個重要崗位上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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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現了緊張形勢。艾登以堅決而巧妙的手腕處理了這個危機,獲得了解決。事件解決的經過可以說明我們所主張的路線是正確的。事情是,有一隊商船給所謂西班牙的潛水艇擊沉了。實際上這些潛水艇當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這是十足的海盜行為,立即激起知道這件事的人去採取行動。9月10日地中海各國在尼翁舉行會議,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偕同出席。
  丘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裡,你說希望在去日內瓦之前來看我和勞合·喬治。今天我們已經見過面了。茲提出我們的見解,供你瞭解。
  現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國際義務的時候了。地中海區域出現潛水艇的海盜行為;它們絲毫不考慮船員的生命安全就擊沉許多國家的商船。這些暴行必須加以制止。為了這個目的,地中海各國應該取得協議,把他們自己的潛水艇避開若干規定的商運航線。在這些航線內應由英法的海軍負責搜索潛水艇,如果偵察器在這些航線上發現任何潛水艇,即應視為海盜,加以跟蹤擊沉。我們應以最客氣的方式請意大利參加,不過如果它不參加,那我們就應該告訴它:"我們打算就這樣辦了。"
  同時,由於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國應該聲明,如果意大利不參加協定,它就開放法西之間的比利牛斯山邊境,准許各種武器輸入。這樣一來,意大利就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在地中海航線上干海盜行為的潛艇,無論如何將被肅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參加這個協議,它也沒有好處,因為法國就會開放邊界。我們認為這一點最關重要。這種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國的行動的聯合壓力,再加上如果它固執己見就會冒很大危險而又毫無好處這個事實,這就幾乎可以肯定能夠對墨索里尼發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兩國確實是當真的。
  看來本年內德國還不打算發動一次大戰,如果希望要在將來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關係,那麼現在就必須把問題加以解決。現在我們所遭遇的危險,就是墨索里尼認為可以憑敲詐和威嚇來取得一切,他認為最後我們只會說幾句空話,結果還是後退。為了歐洲和平的利益,現在應該擺出一條堅強的陣線。如果你覺得能夠作這樣的努力,我們願意向你保證,不管形勢的變化如何,在全國和下院,我們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個人來說,在萊茵蘭非軍事化遭到破壞後,你堅持同法國舉行參謀部級的會談,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覺得你現在又到了同樣重要的時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覺得有助於英國的利益與和平的利益,請你隨便在私人的或公開的場合利用這封信。
  又:這封信我曾讀給勞合·喬治聽,他對信內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會議是簡短而成功的。會議同意成立英法聯合巡邏艦隊,防止潛水艇的騷擾。艦隊奉有明確的命令。任何潛水艇只要遇上它們,肯定是要被擊沉的。結果,意大利也勉強同意了這個規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終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爾先生1937年9月14日
  你現在也許已經看到我們在尼翁會議中所採取的方針,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議相符合。我希望你會同意認為會議的結果是圓滿的。在這裡,看來似乎是這樣。實際上,重要的政治事實是,我們在會議中強調英法兩國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歐兩個民主國家在歐洲事務中仍然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們最後同意的計劃,是我們同法國共同草擬的。我必須說,他們和我們合作得再好沒有了。他們準備提供的海軍合作的範圍,使我們感到詫異。可以公平地說,如果把他們的空軍支援也算在內,我們的力量就各佔一半了。
  我承認我們在會議中的成就,僅僅是西班牙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們在各國中的威信,而這正是在我們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時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國的態度,同樣都是令人滿意的。在土耳其的幾乎是肝膽相見那樣的友好領導之下,這些小國都表現得很好。查特菲爾德同每一個人接觸,都得到極大的成功。我感覺到,尼翁會議正因為它開得很精簡又取得了成功,對恢復我們在地圖上的地位,有相當的貢獻。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這次會議已經鼓勵法國人和我們自己,要同心協力處理我們非常艱巨的工作。
  丘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謝你在百忙之中寫信給我。我的確應該向你道賀,因為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個壞蛋就範而又不致引起戰爭危險,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相信下院對會議的結果一定感到很滿意。
  我很高興知道張伯倫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報紙所說的那樣,在背後牽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堅決保持你已經獲得的有利條件。墨索里尼只懂得優勢武力,就像他現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樣。那裡的整個海軍形勢,從我們可以利用法國根據地之日起,就已經完全改觀。意大利絕不能抵抗英法兩國的有力的聯合行動。因此我希望能讓墨索里尼自尋出路,以擺脫由於他自己犯了大錯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現的局面,是我們為了無懈可擊的目的聯合起來對付他才形成的,而這個局面,本來是他應該盡力避免發生的。
  現在他自食其果。英法兩國海軍的合作,現在已經開始,我希望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兩國的海軍和空軍繼續互相利用彼此的設備。這種合作,將來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島發生糾紛時是會用得著的。意大利繼續在地中海設防,反對我們,這是對大英帝國的一個重大危險,將來是要加以對付的。現在我們的部署越變得永久化,則這種情況的危險性也就越少。
  伯納德·巴魯克來電說,他正寫出他同美國總統談話的結果(在我們倫敦談話之後)。我毫不懷疑,總統反對獨裁國家的言論是受到我們談話的影響的。我深信關於關稅和通貨方面的問題,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謝謝你9月20日的來信,你對尼翁會議所說的勉勵的話,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對尼翁會議局勢作了這樣的結論:
  "能用嚴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個壞蛋就範而又不致引起戰爭危險,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結論對局勢已作了充分的說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過了頭,他必須受到懲罰。八十艘英法兩國的驅逐艦再加上強有力的大隊飛機,在地中海上巡邏,這個壯景無疑使歐洲的輿論產生深刻的印象。
  從我所獲得的報告來看,德國自己也沒有忽視這個事實。今年的秋季,我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採取守勢。在這樣的一個時機,我們能夠用這種方式來維護我們兩國的地位,使我和德爾博斯1都鬆了一口氣。在我們前面,困難還多得很,而且在軍事上說,當然也還遠沒有達到我所希望那樣的強大,但尼翁會議已使我們得以改善我們的地位,並由此可以取得較多的時間。
  1法國外交部長。--譯者
  你對於我們現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給予重視,我衷心地同意。法國的態度,總的來說,當然與賴伐爾執政時期所表現的態度根本不同。法國海軍參謀部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幫忙。他們對於聯合艦隊確實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相信,我們的海軍部對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兩國間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會對雙方都有好處這一點,也是極有價值的。意大利參加了這個協議,不管其最後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響局勢的實質的。
  尼翁會議雖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證明英法的聯合力量,如果表現得具有信心和準備不惜使用武力的話,對獨裁者的心理和政策發生多麼強烈的影響。在這個階段,還不能說這種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但至少可以使戰爭推延。事實是,各種形式的"綏靖政策"只是鼓勵侵略和加強獨裁者對他們本國人民的權力;而西方民主國家只要作出任何反擊的斷然表示,就可以使緊張局勢立即緩和起來。這個規律在整個1937年都表現出來了。1937年以後,局面和條件又迥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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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初,我應邀參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總理斯托亞丁諾維奇的宴會。餐後,我們站起來到處走走交談。當我和艾登閒談的時候,哈利法克斯勳爵走過來,興奮地說,他接到戈林的邀請,請他去德國打獵,他很有希望借此機會同希特勒見見面。他說他已經和首相談過這件事了,首相也認為這是一件極好的事情,所以已經接受了邀請。當時我有這樣的印象:艾登聽見之後,有點詫異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氣氛中過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獵手"的資格訪問德國。納粹的報紙對他表示歡迎,稱他為"哈拉裡法克斯"勳爵。"哈拉裡!"本來是歐洲大陸上人們打獵時的呼喊。經過幾次打獵款待以後,他的確終於被邀請到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國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沒有大事鋪張的會晤。這次的會晤並不順利,很難設想出有比他們這兩個人更難互相瞭解的了。一個是約克郡高派教會出身的貴族和熱愛和平的人,在英國舊式生活中彼此笑臉相迎、善意相處的環境中長大。他參加過戰爭,是個好軍官。會晤的對方卻是個出身於窮苦深淵的惡棍,由於受國家打敗仗的刺激,充滿著仇恨心和報復心,瘋狂地要使日耳曼種族成為歐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這次會面除瞎說一通和手足無措之外,毫無所獲。
  在這裡也許可以提一提,裡賓特洛甫曾經兩度邀請我去訪問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兩次分別以殖民地事務部次官和牛津郡義勇騎兵少校的身份,應德皇的邀請赴德參觀演習,但現在的情況可完全不同了。劇烈的鬥爭正在進行,在鬥爭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國國家授權,我就會很樂於同希特勒會晤。但如果以個人身份去同他見面,那就會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對我的獨裁者東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騙他了;如果我對他表示異議,又一定會使他生氣,我還會被指責為破壞英德關係。因此,我對兩次邀請都謝絕了,或者讓它自然地推諉過去了。在這些年中,所有曾訪問過德國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為難,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沒有人比勞合·喬治受到更徹底的欺騙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談話時的情況描寫得那麼興高采烈,使今日讀到這段記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無疑有一種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來客不恰當地對他得出力量和權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見,否則還是敬而遠之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裡,艾登對我們軍備擴充的遲緩,越來越感到焦慮。11日,他和首相有過一次會晤,想表示他的擔心。張伯倫先生聽了一會兒後,不願聽他說下去,勸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國後,他報告說,希特勒告訴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間的唯一有待解決的懸案。他相信德國人並不著急,目前沒有立即舉行和平談判的希望。他的結論是消極的,他的態度是被動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內閣中已幾乎處於孤立的狀況。首相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來反對他和反對他的觀點。一大批重要的閣員,都認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險,甚至有挑釁的性質。另一方面,有些較年輕的閣員則極願瞭解他的觀點,其中有些人後來還表示不滿,說艾登沒有對他們推心置腹。不過艾登絕沒有打算組織小集團來反對領袖。參謀長們也不能給他什麼援助,實際上他們也勸告他慎重些,勸他多多考慮局勢的危險性。他們不願同法國人過分接近,以免承擔超乎我們力量所能及的義務。他們認為俄國清黨後的軍事實力,已沒有多大希望。他們認為,在處理我們的問題時,必須假定我們有三個敵人--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聯合起來向我們進攻,而且我們幾乎沒有別國幫助。我們可能要求利用法國的空軍基地,但在最初階段我們都無力立刻派出軍隊。即使參謀部這種極其謹慎的建議,在內閣裡也遭到強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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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正的決裂,是由於另一個新問題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國副國務卿韋爾斯先生訪問在華盛頓的英國駐美大使。他帶去羅斯福總統給張伯倫先生的一個密件。總統對於國際時局的日益惡化深感焦慮,提議邀請一些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討論目前糾紛的根源。不過,在他採取這一步驟之先,他願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們對這個計劃的看法,並且強調不要把這個建議的性質和事實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請求英國政府至遲在1月17日前給他回信,而且說明他的建議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熱誠贊助和全面支持"後才向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政府提出。這是一個重大但難以預測的步驟。
  英國大使林賽爵士把這個絕密文件送交倫敦。他附加意見說:按照他個人的看法,總統的計劃確實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真誠努力,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則過去兩年來英美兩國進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了。他十分懇切地促請英國接受這個提議。外交部在12日收到這個電文,當晚即抄錄送達在鄉間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倫敦,根據他的訓令給美國總統發出了一個復電。這時艾登先生正在法國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張伯倫先生的復電大意是說,他很感激羅斯福總統的信任,用這種方式來和他商量總統所提的緩和歐洲緊張局勢的計劃;但他願意說明自己和德意兩國努力達成協議的立場,特別是對意大利方面。他說,"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論,如果覺得意大利確實願意為恢復信任和友好關係作出貢獻,我們願意對意大利佔領阿比西尼亞一事在法律上給予承認,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將先取得國際聯盟的同意。"電文又說,首相提出了這些事實,目的是使總統可以考慮他目前這個建議是否與英國的努力有所牴觸。因此,暫緩提出美國的計劃是否較為明智。
  總統收到了這個答覆,感到相當失望。他表示將在1月17日給張伯倫先生一封覆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國。他的回國不是因為首相的催促,首相覺得他不在時照樣可以辦事。他是因為外交部裡對他忠心的官員催促他返國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碼頭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長期的和艱苦的努力以求促進英美的關係,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裡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林賽爵士,希望能夠減輕張伯倫先生冷淡答覆所產生的影響。總統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達倫敦。信裡說,鑒於英國政府正在考慮直接談判,他同意暫緩提出他的計劃,但他說,英國政府打算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嚴重關切。他認為這種承認,對於日本在遠東的政策和對於美國的輿論,會發生最有害的影響。當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先生把這封信交給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時,他更強調地說:"這種承認定將引起一種厭惡之感,而且會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願替別人火中取栗的顧慮。這將被認為英國犧牲美國密切關心的在遠東的利益而在歐洲進行性質惡劣的交易。"
  總統的信件,在內閣的外交委員會多次會議中都被提出討論。艾登先生取得了內閣對以前的態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閣員認為他已感到滿意,但他並沒有向他們明白表示事實上他並不滿意。經過這些討論,在1月21日晚,兩封公函向華盛頓發出了。大意是說,首相熱烈歡迎總統的建議,只不過如果美國的建議在各方面的反應不怎麼好,英國政府就不願分擔失敗的責任。張伯倫先生希望說明我們並非毫無保留地接受總統所提出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顯然不但刺激歐洲的兩個獨裁者,同樣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覺得總統沒有充分理解我們對法律承認問題的立場。第二封信事實上是解釋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我們願意給予這種承認,只是把它作為對意大利謀求全面解決的一個部分罷了。
  英國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國總統遞交這些文件時同副國務卿韋爾斯先生所進行的談話向英國政府作了報告。
  他說韋爾斯先生告訴他,"總統認為承認問題是一顆兩國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藥丸,他希望我們應該一起吞下。"
  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是利用美國的影響來促使主要的歐洲國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決的可能性進行磋商;這自然會使美國的巨大力量參加進去,哪怕只是試驗性質的。可是這個建議就這樣地給張伯倫先生拒絕了。他這種態度很明確地表明了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以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仍限於內閣圈子之內,但這種裂痕是帶根本性的。張伯倫先生的傳記作者法伊林教授對這一段插曲的評述,頗有些意思,他寫道:"張伯倫深恐兩個獨裁者將不理睬這個建議,或者利用民主國家的結成一條陣線作為發動戰爭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國之後,的卻表示寧可冒這樣的危險,也不願失去美國的好感。這就出現辭職的最初的跡象,但終於找到了一個折衷辦法……。"可憐的英國!日復一日過著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它在議會那些滔滔不絕而又溫文爾雅的空談中彷徨地沿著下坡路走下去--向著它本來想避免的那個方向走去。最有勢力的報紙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實可敬的例外,仍在繼續撫慰人心;英國的行徑,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樣隨便,沒有謀算而且用心和善。
      ※      ※      ※
  外交大臣當然不能以張伯倫先生拒絕美國總統建議這一事件而提出辭職。羅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國介入歐洲的陰暗舞台,這實在使他在國內政治上冒了極大的風險。來往的電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洩露,國內所有的孤立主義勢力就一定對總統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在充滿著仇恨和恐懼的歐洲場面上出現,那麼,對延緩或者甚至防止戰爭的發生,實在是再好沒有了。就英國而論,這幾乎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問題。現在沒有人在事後能估計出它對奧地利事勢的演變以及對慕尼黑的局勢究竟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必須認為,這次拒絕了美國的建議--事實上確是拒絕了,也就失去了用戰爭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於暴政的最後一點點機會。眼光短淺而且對歐洲局勢又不熟悉的張伯倫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絕了從大西洋彼岸伸過來的援助之手,時至今日,看起來仍令人感到驚訝。一個正直幹練的好心人,負責掌握國家命運和掌握依靠國家的一切人的命運,卻在這個事件中表現得毫無分寸,甚至連自己的觀念也沒有,說起來實在可悲。即使到了現在,人們也很難設想出,當時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使他採取那樣的外交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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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後面還要講到,在慕尼黑危機時對俄國的合作建議的處理經過。當時,我們不僅疏忽了自己的防務,又想方設法去削弱法國的防務,後來我們和這兩個大國的關係搞得逐漸疏遠,而這兩個大國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們的生命和他們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當時英國人曾知道而且認識到這些事情,恐怕歷史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了。但當時一天一天都好像過得很順利。在十年以後的今日,就讓過去的教訓作今後的指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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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與法國進行磋商。這時他對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經減弱了。現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給美國總統的覆信中曾著重地加以說明。法國政府極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問題必須列為全面解決對意關係問題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艾登無須多說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見格倫迪伯爵。當時格倫迪宣稱意大利原則上準備開始談判。
  2月15日,消息傳來說,奧地利總理許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國的條件,任命納粹主要人物賽斯--英誇特為內政部長和公安部長,參加奧地利內閣。這一嚴重事件,並沒有消除張伯倫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間的緊張關係。2月18日,他們再度和格倫迪伯爵會面。這是他們兩人在公務上最後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絕討論意大利對奧地利的立場,也拒絕考慮英國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願軍,或所謂志願軍(就是指意大利的五個師的正規軍)的計劃。格倫迪要求在羅馬舉行一般性的會談。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則強烈反對這一步驟。
  此後就是冗長的磋商和內閣裡的會議。關於這些,現在已經公佈的唯一權威記述,就是《張伯倫先生傳》這本書。據法伊林教授說,首相"讓內閣知道,到現在,不是艾登辭職就是他自己辭職"。法伊林從獲准利用的若干日記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說的話:"我認為必須把話說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義相反的決定。"法伊林寫道:"內閣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見,雖然有一些保留。"我們不知道這些話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在冗長的會議上提出的,但在最後,艾登先生終於很簡單地提出了辭職。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這個階段中和在這些情況下舉行羅馬會談。他的同僚們對他提出辭職都感到十分詫異,法伊林先生說他們"大為震動"。他們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間的分歧已經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顯然,如果他們知道這件事會牽涉到艾登先生的辭職,那就將成為一個會引起更大和更廣泛的爭論的新問題。然而,他們專門討論了這件引起爭議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餘時間則用來極力使外交大臣改變初衷。張伯倫先生對內閣的苦惱也很難過。"看到我的同僚這樣地感到吃驚,我提議休會,明天再繼續舉行。"但艾登認為再找什麼表白的話也沒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辭職最後決定下來。首相說,"依我看,他是很光榮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為外交大臣。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38頁。
  外面當然事先也知道內閣發生了嚴重分歧,雖則原因還不清楚。我早已聽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沒有告訴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確立他的理由之前,無論如何不要辭職,以便他在議會的許多朋友有機會把問題揭露出來。但這時的政府是那麼強大和高高在上,所以這場鬥爭只好在內閣密室中,主要在兩個人之間去解決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韋爾莊園我的那間老房間裡(像我現在常常坐在那裡一樣)。我接到一個電話,告訴我說,艾登已經辭職了。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心頓時沉了下來。一時間,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沒。在我漫長的一生中,經過多少盛衰榮辱。在不久就到來的戰爭期中,甚至戰時最黑暗的日子裡,我的睡眠從來沒有成過問題。在1940年的危機中,那時我身負許多重任,以及在後來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極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後,還是能夠一躺下就睡著--當然,要是有緊急的事情就叫我起來。我總是睡得很香,醒來神志清爽,沒有什麼感觸,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來的早點盒裡的東西,不管什麼就狼吞虎嚥地吃掉。
  但現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這一夜,我睡不著了。從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裡又難過又擔憂。
  眼前是一個堅強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頂住那股長長的、憂鬱的、慢吞吞地流過來的潮流。那是一股毫無主見、動不動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計錯誤、衝擊微弱的潮流。如果讓我來處理他的事,在許多方面一定會和他不同;但這個時候,在我看來,他代表英國民族的全部希望;而這一個偉大古老的英國民族,曾對人類有過許多貢獻,今後仍將有所貢獻。現在這個人卻離開他的職位了。我凝視著陽光慢慢地穿過窗戶,在我的內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第十五章 強奪奧地利 

1938年2月
  "奧托計劃"--希特勒取得最高統率權--奧總理奉召去貝希特斯加登--他面臨嚴峻的考驗--許施尼格的失敗--2月2日希特勒的國會演說--關於艾登先生辭職事件的辯論--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沆瀣一氣--奧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奧地利--希特勒受恩於墨索里尼--勝利進軍維也納和它的背景--歡送裡賓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辯論--維也納陷落的後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險--張伯倫先生和蘇聯的提議--側面打擊--與德·瓦勒拉先生的談判--放棄愛爾蘭各港--英國的重大損失--愛爾蘭的中立--我的無效抗議。
  在現代,國家戰敗以後,往往仍保持國家的結構、國家的本體,以及他們的檔案機密。在這一次,戰爭一直打到底,我們獲得了許多材料,知道了敵人的內幕。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把我們那時的情報和行動加以核實。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樣下令德國參謀部草擬一旦時機成熟佔領奧國的軍事計劃。這個作戰計劃,命名為"奧托計劃"。經過一年之後,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發出一個特別的指令,把這個計劃具體化。11月5日他向他的軍事將領披露他的未來計劃。德國必須有更多的"生存空間"。最好能在東歐--波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方面來取得。
  為了取得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場大戰,附帶還要消滅現在住在這個區域內的居民。德國勢必對付兩個"可恨的敵人"--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是"不會容忍站在歐洲中心的德國巨人"的。為了利用德國在軍火生產方面所佔的優勢,為了利用由納粹黨鼓動起來並以納粹黨為代表的愛國熱情,德國必須一遇可乘之機就發動戰爭,要在這兩個明擺著的敵人還沒有準備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紐賴特、弗裡奇,甚至布洛姆堡,這些受德國外交部、參謀部和軍官團的觀點影響的人,聽到這個政策就大為震恐。他們認為要冒的風險太大了。他們承認,由於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國在軍備的任何方面都確實走在各協約國的前面。德國的陸軍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國內部的腐敗和英國的缺乏堅決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順利地進行著,再過兩年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必須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戰機構的時間;元首只須不時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說,就可以使無用的頹廢墮落的民主國家饒舌一番了,但希特勒並不確信這一點。他的天才告訴他,勝利不是通過絕對有把握的道路來取得的,風險是必須冒的,突然的躍進是必須的。過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軍備,第二次是恢復徵兵,第三次是重占萊茵蘭,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這都使他大獲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萬事俱備,也許就會貽誤時機,為時過晚了。歷史學家和別的人,那些不必考慮每天怎樣過和怎樣去行動的人,也許可以很容易地說,如果希特勒繼續擴充實力兩三年之後才動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個命運了。不過後來的事實並非如此。在人類生命或國家生活中,並不存在十拿九穩這回事。希特勒決定趕快進行,要在他的全盛時期發動戰爭。
  布洛姆堡因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軍官團的勢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職了;然後,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裡奇的職務,親自掌握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元首不僅對國家的政策,也對軍事機構掌握了直接支配權。因為一個人好歹是有天賦的和權力很大的,對別人又能施加那麼可怕的懲罰,他總要盡可能在極其廣大的領域內來充分發揮他個人的意志。他這時的權力與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和耶拿戰爭以後的權力頗為相似;當然他沒有拿破侖馳騁戰場親自指揮,獲得重大戰役勝利的光榮。他的光榮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勝利而得來的;他周圍的人和追隨者們都知道,這種勝利完全出於他一人,出於他的判斷能力和敢作敢為。
      ※      ※      ※
  希特勒之渴望吞併奧地利共和國,除了在《我的奮鬥》中明白說過他決心把所有條頓種族納入帝國裡面這個理由之外,他還有兩個理由。如果奧地利歸德國所有,就是既打開了捷克的門戶,也獲得了通往西南歐的更為寬廣的道路。自從1934年7月多爾富斯總理被奧地利納粹黨暗殺以來,用金錢、陰謀、暴力來進行顛覆獨立的奧地利政府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奧地利境內的納粹運動,隨著希特勒在別處取得的成功,無論在德國國內或對協約國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壯大起來,但它必須逐步前進。在名義上,巴本奉令同奧地利政府維持最友好的關係,促使奧政府正式承認奧地利納粹黨為合法團體。在那個時候,墨索里尼的態度對於希特勒尚有約束的作用。多爾富斯遇害後,意大利這位獨裁者乘飛機到威尼斯,接見和撫慰在那裡政治避難的奧總理遺孀,那時意大利的大軍在奧地利南部邊界集中。但現在到了1938年初,歐洲各國的分合和價值標準已經有了決定性的變化。如果法國想突破它面前那條用鋼筋水泥築成的、日益堅固的齊格菲防線,恐怕非作大量犧牲不可。德國的西方大門已經緊閉。無效的制裁,對墨索里尼的權力毫無損害,反而激怒了他,把他趕進德國的陣營。他很可能津津有味地想起馬基亞維裡的名言:"人所必報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一再被人看透了,只要暴力行為沒有直接攻擊到他們本身,他們是會向暴力低頭的。這時巴本正在奧地利的政治結構中進行巧妙的活動。許多奧地利顯要都在他的壓力和陰謀之下屈服了。對維也納非常重要的旅行業,因時局動盪不定而大受妨礙。恐怖分子的幕後活動和扔炸彈的暴行,使奧地利共和國的脆弱生命岌岌可危。
  德國認為現在時機已到,可以促使最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奧地利納粹黨的領導人參加維也納的內閣,從而取得對奧地利政策的控制權。1938年2月12日,即希特勒取得最高軍事統率權後的第八天,他傳喚奧地利總理許施尼格先生到貝希特斯加登去。奧總理服從命令,同他的外交部長施米特一起去了。現在我們已見到許施尼格的記載,其中有下面一段的對話。1
  1許施尼格:《奧地利安魂彌撒》,第37頁以後。
  希特勒曾經提到奧地利邊境的防務。所有這些防禦工事只不過是一些也許需要用必要的軍事行動來克服的東西,從而引起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間你們邊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虛張聲勢的東西都將完蛋。你當真以為你能擋住我半個小時以上嗎?誰知道--也許我將像一場春天的風暴似的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在維也納,那時你就會真正體驗到點什麼了。我非常願意使奧地利不要遭到這種命運,因為這樣一來,就會有許多人喪命。軍隊之後,褐衫隊和"奧地利兵團"也要跟著來的!誰也不能阻止他們報仇,甚至連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奧地利變為第二個西班牙嗎?所有這些,如果可能,我是願意避免的。
  許施尼格:我將取得必需的情報和停止在德國邊界建築防禦工事。當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長驅直入奧地利的,但是總理先生,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如你這樣做就會引起流血。我們在世界上不是單獨存在的。這種行動可能意味著戰爭。
  希特勒:在這個時候,我們坐在安樂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談闊論嘍。但在這背後,有許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實存在。許施尼格先生,你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嗎?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麼人能阻止我的決定!意大利嗎?我和墨索里尼說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親密的關係。英國嗎?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動一個手指頭。……法國嗎?算了吧,兩年以前,我們以少數部隊開入萊茵蘭--那時我冒了很大的險。如果那時法國軍隊開入萊茵蘭,我們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現在,對法國來說,這樣做已經太遲了。
  這頭一次的談話是在上午十一點舉行的。經過一次正式的午餐後,那些奧地利人被叫到一個小房間裡。在那裡,見到裡賓特洛甫和巴本,一個書面的最後通牒提出來了。所有的條件是不容討論的,內容包括任命奧地利納粹黨人賽斯-英誇特為奧地利內閣保安部長,對所有在押的奧地利納粹黨人實行大赦,把奧地利納粹黨正式併入由政府創導的"保衛祖國協會"。
  稍後,希特勒接見奧地利總理。"我再對你說一遍,這是最後的機會了。我希望在三天之內實行這個協定。"在德國約德爾將軍的日記中,有下面的記載:"許施尼格和施米特再一次受到了最嚴重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壓力。到晚上十一點,許施尼格簽訂了這個"協定草案"。1於是巴本陪同許施尼格一起坐著雪橇經過白雪皚皚的公路回到薩爾茨堡。在路上,巴本向他解釋說:"是的,元首會是什麼樣子,現在你已經親自體驗過了。但你在下次來的時候就會舒服得多。元首可以說是真正的惹人喜歡的。"2
  1《紐倫堡文件》(英國陛下政府出版局),第一編,第249頁。
  2見前引許施尼格書,第51-52頁。
  2月20日希特勒在國會演說:
  我很高興告訴諸位先生,在過去幾天以內,我們和一個因為許多理由和我們特別密切的國家獲得了進一步的諒解,德國和日耳曼的奧地利連結在一起了,這不僅因為兩國都是同一民族,也因為兩國共享一種悠久的歷史和共同的文化。鑒於執行1936年7月11日協定所遇到的困難,形勢迫使我們設法肅清在實現最後和解的路途上的種種誤解和障礙。假使沒有做到這一層,那麼很明顯,不論有意或無意,總有一天會造成一種不能忍受的局面,可能從而導致極為嚴重的災難。
  我很高興能夠向你們保證,我們這些想法同應我之邀請來訪問我的那位奧地利總理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們的想法和意圖就是兩國彼此設法使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得以緩和;其辦法是,在現有的立法下,使抱有國家社會主義信仰的公民能夠享有在日耳曼的奧地利中別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樣法律權利。
  與此有關的是,應該對和平作出切實的貢獻,要頒布大赦,要通過在盡可能多的各個方面--政治的、個人的、經濟的等各個方面--進行友好合作,使兩國之間取得更深的瞭解,所有這些都是7月11日協定範圍內的事及其補充。在這一方面,我願在德國人民之前,向奧地利總理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他基於偉大的諒解和熱情的誠意接受了我的邀請,和我一起工作,使我們可以發現一條能滿足兩國最大利益的途徑;因為,歸根結底,這是為了整個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無論我們生在什麼地方,我們都是日耳曼的子孫。1
  1《希特勒演講集》(貝恩斯編),第二卷,第1407-8頁。
  很難找得到比這個更地道的欺詐和偽善的樣板了,英國人和美國人看了一定得益不少。我之所以在這裡加以引述,是因為它在這些方面確有其獨特之處。奇怪的是在任何自由國家裡的有知識的男女,對希特勒這些話本來早就該嗤之以鼻了。
      ※      ※      ※
  我們暫時又得回到在前一章裡講過的在英國的嚴重局勢。在第二天,2月21日,英國下院就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他的次官克蘭伯恩勳爵的辭職,進行一場大辯論。克蘭伯恩是一個"動於衷而不形於外"的人,他對艾登很忠誠和信任,願意同進退。艾登自然不能公開提到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和這個建議所受到的挫折。在意大利問題上的分歧,只是次要的。
  艾登說:
  我已經說到使我和我的同僚之間出現裂痕的直接分歧,但是,如果我說這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那我就是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幾·個·星·期·之·內,·一·件·與·意·大·利·完·全·無·關·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決·定·才·是·根·本·的·分·歧。
  他在結論中說:
  我不相信,如果讓外國有一個印象,相信我們屈服於不斷的壓力之下,就能夠對歐洲的局勢緩和有所推動。……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我確信進步首先有賴於民族的氣質,而民族的氣質又必須以堅決的精神表現出來。我深信我們並不缺乏這種精神。如果不讓這種精神表現出來,我認為對我國和對世界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艾德禮先生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論點。艾登先生的辭職,在意大利正被宣佈為"墨索里尼的又一次大勝利"。"我們在全世界都聽到了這件事,'你看我們領袖的威力多麼大,英國的外交大臣已經下台了。'"我到第二天才發言,在發言中我對辭職的兩位大臣作了一番讚揚。我也支持艾德禮先生的指責,我說:
  上周是獨裁者們的一個美滿的一周--是他們所未曾有過的最美滿的一周。德國獨裁者已經把他的鐵掌伸到一個歷史悠久的小國身上,而意大利獨裁者對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終於得到了勝利的終局。他們之間的衝突已為時甚久。墨索里尼已取得勝利,現在對此不能有所懷疑了。不列顛帝國所有的尊嚴、力量和主權都不能使前外交大臣所肩負的任務獲得成功,這些任務是由全國人民和議會的公意委託給他的。……
  這就結束了這件事情的一部分,這就是說,受英國人民和議會的委託,擔任某種職務的那個英國人終於去職了,而意大利的獨裁者則在為了國內的理由正迫切需要有所成就的時刻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在全世界每一塊地方,不管在那裡,不管是實行什麼制度的政府,凡是英國的朋友,都感到沮喪,而英國的敵人則興高采烈。……
  前外交大臣的辭職,也許很可能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俗話說得好,大衝突通常由小事引起,但不會因為小的理由而發生。前外交大臣恪守我們久已置之腦後的傳統的舊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卻採取另一種新政策。舊政策的內容就是極力在歐洲建立法律秩序,通過國際聯盟建立有效的防止侵略者的力量。新政策是否以為不只是在感情上和自尊心上,而且也在物質上作出重大而影響深遠的屈服來和極權國家妥協,就可以保持和平呢?
  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勳爵說,歐洲是混亂的。歐洲發生混亂的部分,是受議會政府統治的那一個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獨裁者方面有什麼紛亂。他們知道需要什麼,而且誰也不能否認,直到現在為止,他們每一步都取得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對世界安全最嚴重的、並且大部分是無可挽回的損害,都是在1932到1935年間造成的。……對我們來說第二個採取行動的好機會是在1936年初德國重占萊茵蘭的時候。現在我們得知,當時英法兩國如果在國際聯盟領導下採取堅決的立場,就會立刻迫使他們從萊茵蘭撤退,而無須流一滴血;影響所及,·可·能·使·德·國·軍·隊·中·較·為·慎·重·的·人·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而德國那位政治領袖也不會取得這麼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進尺了。現在我們處於他的第三次行動的時候,但是這次機會,並不像以前那麼有利了。奧地利現在已受奴役,·我·們·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會·遭·到·同·樣·的·攻·擊。
  歐洲大陸的形勢繼續演變著。墨索里尼派人傳了一個口訊給許施尼格,說他認為奧地利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態度是正確而又巧妙的。他保證意大利對奧地利問題的態度絕不會改變,明確表示他個人的友誼。2月24日,奧地利總理自己向議會致詞,歡迎同德國解決糾紛,但又相當尖銳地強調,如果有越出協定具體規定的情形,奧地利決不接受。3月3日,他經奧地利駐羅馬的武官交給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領袖,說他打算舉行公民投票,以加強奧政府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時後,他接到駐羅馬的奧地利武官敘述他與墨索里尼會面情形的回電。在談話中,領袖談得很樂觀,他說局勢將會改善。羅馬和倫敦間的緊張關係很快就可以緩和,這肯定會減輕當前的壓力。……至於公民投票問題,墨索里尼提出警告說,"這是一個錯誤,如果投票有滿意的結果,人們會說是偽造的。如果結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即將受不了;如果結果是沒有決定性的,則投票毫無用處。"但許施尼格已決定進行。3月9日他正式宣佈:在3月13日星期日,奧地利全國各地將舉行公民投票。
  最初風平浪靜,賽斯-英誇特似乎沒有說什麼話就接受了這個主張。但到11日晨五點半,許施尼格被電話鈴鬧醒了。
  維也納警察局在電話裡告訴他:"一小時前,德國薩爾茨堡邊界實行封鎖,德國稅務人員已經撤退。鐵道交通已經切斷。"
  奧地利收到的第二個報告,就是他派駐慕尼黑的總領事發出的電報,告訴他該地德軍已經動員;假定目的地--奧地利!
  上午晚些時候,賽斯-英誇特跑來,說他剛接到戈林的電話,通知說公民投票必須在一小時內宣佈取消。如果在限定時間內沒有答覆,戈林將認為賽斯-英誇特已不能自由通電話,因而他就會採取適當的行動。許施尼格獲得了負責官吏的報告,知道軍警不盡可靠,於是就通知賽斯-英誇特說,公民投票將予以延期。一刻鐘後,賽斯-英誇特回來見許施尼格,手裡拿著戈林的答覆,這是在一張電文紙上記下來的:
  只有奧總理立即辭職,兩小時內任命賽斯-英誇特為總理,這才能挽救局勢。如果在這個時間內沒有實行,德軍即將開進奧地利。1
  1見前引許施尼格書,第66、72頁。
  許施尼格當即進謁米克拉斯總統,提出辭職。他在總統室時,收到了意大利政府打來的密碼電,電文說他們提不出什麼意見。高年的總統態度很堅決,他說:"這樣到了最後決定的關頭,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他堅決拒絕任命一個納粹黨人為總理。他決定迫使德國人做出可恥的暴力行動,這正是德國人早已準備好的。
  關於德國的反應,在約德爾將軍3月10日的日記中有生動的記載:
  許施尼格沒有同他的閣員商量就突然命令在3月13日星期日舉行公民投票。這是·在·沒·有·計·劃·和·沒·有·准·備·的·情·況·下使執政黨取得巨大多數的辦法。元首決定不能容忍他這樣做。
  當晚,3月9日到10日的夜間,他召見戈林,又把賴歇瑙將軍從開羅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召回來。舒伯特將軍和格萊斯-霍斯頓諾部長也奉命前來,後者本來和區領導人(伯克爾)同在萊茵蘭選帝候領地。凱特爾將軍在一點十五分把情況通報有關方面。十點鐘,他乘車到總理府。十點十五分,我跟著去總理府把原有的"奧托計劃"草案交給他。十三時凱特爾將軍通知作戰參謀總長和卡納裡斯海軍上將。裡賓特洛甫因事留在倫敦。紐賴特暫管外交部事務。元首要把最後通牒送交奧地利內閣。他給墨索里尼發出一封私函,說明迫使元首採取行動的理由。1
  1《紐倫堡文件》,第一編,第251頁。
  第二天,即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國武裝部隊對奧地利進行軍事佔領,經過長期研究和周密準備的"奧托計劃"開始實行了。在緊張的整個一天內,米克拉斯總統始終以堅決的態度拒絕賽斯-英誇特和奧地利納粹黨領導人的要求。在戰後紐倫堡戰犯審判中,希特勒和他派到意大利領袖那裡的特使黑森的菲利普親王的電話談話記錄曾被用作證據。這段對話很有趣:
  黑森:我剛從威尼斯宮回來。領袖以非常友好的態度對待整個事情。他向您問好。他已從奧地利方面獲悉了,因為許施尼格把消息告訴了他。那時他曾說過,這(指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這可能只是一種恐嚇;這種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訴他(許施尼格)事勢既不幸達到這個地步,也就無法改變了。然後墨索里尼接著說,奧地利對他是無關輕重的。
  希特勒:請你轉告墨索里尼,在這件事情上,我決不會忘記他。
  黑森:是的。
  希特勒: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永遠、永遠、永遠不會忘記。我現在仍然準備同他訂立一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協定。
  黑森:是,這一點我也已經告訴他了。
  希特勒:一待奧地利問題解決,我甘願與他同甘苦,共患難;不論發生任何情況。
  黑森: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聽著,我願意訂任何協議--萬一我們捲入戰爭,我不再害怕在軍事上陷於可怕的形勢了。你可以告訴他,我的確是非常感謝他,我永遠不會,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麼援助,或發生什麼危險,他可以確信,不論發生什麼情況,即使全世界和他為敵,我將堅決同他站在一起。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1
  1見前引許施尼格書,第102-3頁,及《紐倫堡文件》,第一編,第258-259頁。
  1943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從意大利臨時政府的手中解救了出來。他的確遵守了他的諾言。
      ※      ※      ※
  向維也納勝利進軍向來是這位奧地利下士的夢想。3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奧地利首都的納粹黨曾計劃舉行火炬遊行,以歡迎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時卻不見大軍駕臨。只有三名巴伐利亞的軍需官乘火車到達維也納,為入侵的德軍佈置營房。這時這三個不知所措的軍官被大眾抬起來遊行,以資點綴。後來,誤時的原因慢慢洩露出來。原來德國的戰爭機器,搖搖晃晃,聲音隆隆地越過了邊界,快到林茨時卻走不動了。雖然氣候和道路的情況都很好,但大部分的坦克車壞了,摩托化的重炮兵出了毛病。從林茨到維也納的路上,擠滿了重型軍用車輛,把交通堵住了。希特勒特別寵愛的第四軍團司令賴歇瑙將軍被認為應對這次事件負責。這件事也暴露出德國陸軍在其重建的現階段中尚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車經過林茨時,看到車輛擁塞的情形,大為震怒。輕坦克在擁擠混亂的道路上設法開了出來,七零八落地在星期日清晨開進維也納。裝甲車和摩托化重炮只好用火車運到維也納,用了這種辦法才算及時趕到參加儀式。希特勒在興高采烈或驚惶失措的群眾之中乘車進入維也納的照片,是大家都看過的。但這個神秘性的光榮時刻卻有一個令人不安的背景。事實上,德國元首對他的軍事機器的明顯缺點大動肝火。他申斥他的將領,而將領們也反唇相譏。他們提醒希特勒,說他不聽弗裡奇的警告,說德國的軍事地位尚不能冒大戰風險。後來,表面上的樣子還是保持住了,正式的慶祝和遊行也舉行了。星期日那天,在大批德軍和奧地利納粹黨人佔領維也納之後,希特勒宣佈解散奧地利共和國,全部領土併入德國。
      ※      ※      ※
  裡賓特洛甫先生這時正要離開倫敦,返國就任外交部長。
  張伯倫先生特別在唐寧街10號設午宴歡送,我和我的妻子應首相邀請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約有十六個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的旁邊。正在吃到一半的時候,一個外交部信差進來交給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開,全神貫注地看。接著他站了起來,繞著桌子走到首相的坐處,把信交給首相。雖然卡多根的舉動沒有表現出發生了什麼亂子,但我不由得注意到首相顯然有點心神不定。不一會兒,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入座。後來我聽說信的內容是說希特勒已向奧地利進軍,德國的機械化部隊正在迅速地向維也納推進。宴會仍順利進行,沒有半點停頓。但不久張伯倫夫人從她的丈夫那裡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來說:"讓我們大家到客廳裡喝點咖啡吧!"我們陸續走進客廳,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來,張伯倫夫婦顯然希望快點把這個宴會結束。大家都帶著一種不安的心情,閒散地站著只等同貴賓說再會。
  但裡賓特洛甫先生夫婦似乎完全沒有察覺到這種氣氛。
  相反,他們拉著主人夫婦喋喋不休地談了約半小時之久。有一陣,我同裡賓特洛甫夫人談起來,我以臨別贈詞的口氣說:
  "我希望英國和德國將保持友好。"她莊重地回答說:"請你當心不要損害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當然他們都完全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認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辦理公事和接聽電話,是一個好策略。最後張伯倫先生對大使說:
  "對不起,我得去處理急事。"說完立即走出房間。裡賓特洛甫夫婦還是不走,因此我們大部分人都托詞脫身回家。我想他們終於也走了。這是裡賓特洛甫被絞死前我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
  侵略奧地利的暴行和征服這個美麗的維也納連同它的聲譽、文化及其對歐洲歷史的貢獻,使我受到很大的打擊。在發生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說:
  3月12日事件的嚴重性,不會是言過其實的。歐洲現在遭遇到一個侵略的計劃,這是經過精心策劃,在時間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開的。現在不只是對我們來說,而且也對其他國家來說,都只剩下一個選擇:或者像奧地利那樣屈服,或者趁我們還來得及採取有力措施把危險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辦法對付……如果我們坐待事勢的演變,那我們對目前可供保衛我們安全與和平之用的資源還要放棄多少呢?
  多少個朋友將因而離開我們呢?我們還要眼巴巴地看著多少個可能的盟國先後被推進那可怕的深淵呢?虛張聲勢的恐嚇還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嚇的背後不斷積聚力量,變為真正的實力呢?……·比·如·說,·兩·年·以·後,·那·時·德·國·陸·軍·肯·定·將·比·法·國·強·大·得·多,所有的小國將紛紛從日內瓦溜走,轉而向日益壯大的納粹制度致敬,盡可能為自己取得較好的條件,·那·時,·我·們·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又說:
  維也納是組成舊日奧匈帝國各國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歐各國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現在已落入德國的掌握。
  納粹德國在控制了維也納之後就可以在公路、航運、鐵路各方面對整個西南歐的交通進行軍事上經濟上的控制。這對於歐洲的結構會發生什麼影響呢?對於所謂國際均勢,對於所謂小協約國又會有什麼影響呢?對於所謂小協約國這個國家集團,我必須說明一下。把小協約國的三個國家分別來看,可以說是三個二等的國家,但它們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國家,如果聯合起來,它們就成為一個大強國。它們過去和現在都一直根據最密切的軍事協定聯合在一起。它們聯合起來就構成一個大國,成為一個大國的軍事力量。羅馬尼亞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礦藏和原料。兩國都有龐大的軍隊;而它們的軍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應的。在英國人的耳朵裡聽來,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名稱似有些怪異。它無疑只是一個小小的民主國家。它的陸軍無疑只比我們大兩三倍。它無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軍火供應。但它仍然不失為一個生氣勃勃的民族。他們有他們的權利;有根據條約規定的權利;他們有一條要塞防線;而且他們有著表現強烈的生存意志,有著要求過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論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處在孤立狀態之中。根據和約,漢堡雖然是它的對外貿易的通道,但隨時都有可能被封鎖。現在它和開往南歐以及經南歐而到西南歐的鐵路與水路的交通隨時可能被切斷。它的貿易可能被迫繳納毀滅性的過境稅,就是說,一種完全可以制其對外貿易於死命的過境稅。這個國家是以前的奧匈帝國境內的最大工業區。除非在勢必舉行的談判中對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證達成協議,否則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斷,或者馬上就要被切斷。從南斯拉夫來的原料供應以及它在那裡建立的自然市場的聯繫也許會立即被切斷。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結果也許會使這個小國的經濟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謂小協約國的中心,已經打進一個楔子了。這幾個小國,在歐洲有過不受侵擾的生活的權利,正如我們任何人在我們鄉土上有不受侵擾地生活的權利一樣。
  現在俄國人發出警報了。3月18日,他們建議舉行會議以討論時局。他們希望討論一下,如遇德國對和平有重大威脅時,要採取什麼手段和方法在國際聯盟行動體制內履行法蘇協定,哪怕是商量一個綱要也好。這個建議在倫敦和巴黎的反應都很冷淡。法國政府由於別的事情弄得心煩意亂。他們國內的飛機工廠發生嚴重的罷工。佛朗哥的軍隊正在深入到共產黨統治的西班牙地區。張伯倫表示懷疑,態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關於前途危險的看法和為了抵抗這些危險所主張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張,只有成立法英蘇的聯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納粹的進犯。
  法伊林先生告訴我們,首相曾在3月20日寫信給他的姐姐,流露了他當時的心情:
  溫斯頓所說的"大聯盟",其實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考慮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談過,並把這個想法提交三軍參謀長和外交部專家研究過。這是一個有極大吸引力的設想;而且直到你進而考慮它是否切實可行之前,會覺得這一設想幾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體考慮時,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圖就知道德國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無論法國或我們都毫無辦法來救它。因此我放棄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給予保證的念頭,並且由於法國對它有條約義務我們對法國也不能給予任何保證。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47-348頁。
  不管怎樣,這總算是一個決定了。這個決定是根據錯誤的推理得來的。在現代大國或聯盟之間的戰爭中,要保衛某個區域,並不單靠同一地區的努力。這涉及到整個戰線的力量對比。這種情況,在戰爭尚未開始和戰爭還可避免的時候,尤其是如此。"三軍參謀長和外交部專家"當然無需思索就可以報告首相,英國的海軍和法國的陸軍不可能部署在波希米亞山頭陣地上而置身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和希特勒入侵的軍隊之間。的確,這是打開地圖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國如果肯定地知道越過波希米亞邊境一定會引起全歐洲的大戰,那麼,即使在那個時候,也許還很可能阻止或延緩希特勒進行下一次的進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戰略價值已給丟光了,希特勒的權力和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這時他卻貿貿然向波蘭提出保證,試想張伯倫先生這種在私下說的出自內心的推理竟錯誤到何種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對俄國動議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認為蘇聯政府建議採取的那種行動,其間接的,但勢所必致的後果,將加強成立排他性國家集團的趨勢,就英王陛下政府看來,這種集團的成立,對歐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過,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對的殘酷事實:當時存在著"國際信任的重大妨礙",政府對英國在歐洲的義務遲早必須作明確的解釋。我們在中歐將負什麼義務呢?"如果戰爭爆發,參戰國家大概不會只限於那些承擔法律義務的國家。戰爭將打到哪裡為止?哪些國家會被捲入?這都是無法預測的。"此外必須注意"排他性國家集團"固然有其弊害,但不這樣做就只有讓侵略者逐一消滅,各個擊破,這樣,這個理由就站不住腳了。而且,這種想法忽視了國際關係中所有的是非問題。事實上畢竟還有國際聯盟及其憲章哩。
  首相的路線現在是很明白地規定了:"同時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壓力,對意大利採取姑息態度,對法國的義務則作嚴格限制的解釋。為了執行前兩點,對最後一點必須作慎重和精確的解釋。"
      ※      ※      ※
  現在須請讀者向西移到"綠島"1去。"到提珀勒裡去要走很遠的路"2,但有時還是禁不住要去那裡看看。由希特勒佔領奧地利起,到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陰謀暴露止這個期間,我們必須轉過來說說我們遭到的另一種性質大不相同的不幸。
  自1938年初起,英國政府一直與南愛爾蘭的德·瓦勒拉先生進行談判,到4月25日雙方簽訂了一個協定,除了其他問題以外,英國放棄佔有南愛爾蘭的昆斯敦和貝雷黑文這兩個港口作海軍用途的權利,並放棄在拉夫·斯威利的基地。這兩個南部的港口,在我們海軍防衛和糧食供應中佔有重要的地位。1922年我擔任殖民地事務大臣時,處理過內閣當時所作的"愛爾蘭方案"的細節問題。當時我把海軍大將貝蒂請到殖民部,由他向邁克爾·科林斯3說明這兩個港口在英國取得供應的整個系統中的重要性。他立刻獲得了科林斯的信服。科林斯說:"你們當然必須佔有這些港口,它們是你們生命所必需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在其後十六年中,一切都很順利。昆斯敦和貝雷黑文為我們安全所必不可少這個理由,是容易瞭解的。它們是加油站,我們的驅逐艦隊就是從那裡向西開入大西洋搜索潛水艇和保護將開進英國而到達狹窄海口處的船隊的。拉夫·斯威利也是保護船隻開到克萊德灣和默爾西河口所必需的。放棄這些地方,則我們的艦隊,此後向北開就須從拉姆拉希出發;向南就要由彭布洛克碼頭或法爾默思開出。這樣就會把我們海軍的行動半徑和保護範圍在內海和境外都縮小了四百多哩。
  1愛爾蘭的別稱。--譯者
  2提珀勒裡是愛爾蘭的一個地方,所引這句話出自一首英國軍歌。--譯者
  3愛爾蘭代表。--譯者
  參謀長委員會竟然同意放棄這一個極其重要的安全保障,確實使我難以置信。直到最後一刻,我還以為至少已保證在戰時我們還有佔用這幾個愛爾蘭港口的權利,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在愛爾蘭議會上宣佈,英國放棄這些港口並不附有任何條件。後來我得到確實消息,英國政府這樣爽快答應德·瓦勒拉先生的要求使他也感到十分詫異。他之所以把這一條列入要求之中,原來只是為了討價還價,只要其他各條能有滿意的解決,這一條原是可以放棄的。
  查特菲爾德勳爵在他最後寫的書中,有一章專門說明他和其他參謀長們所採取的方針。1凡是願意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都應該看看這本書。我個人仍然深信,這樣毫無理由放棄我們在戰時可以使用這些愛爾蘭港口的權利,是對英國國家生活和安全的一個重大損失。很難設想有比這更不動腦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不錯,沒有這些港口,我們最後也把難關度過了。而且,如果我們沒有這些港口就無法度過難關,我們也會用武力重行佔領,而不致因此活活餓死。不過這些都不能作為辯解的理由。這種缺乏深謀遠慮的遷就妥協的例證很快就使我們喪失許多船隻和生命了。
  1查特菲爾德勳爵:《前車可鑒》,第18章。
  整個保守黨,除了代表北愛爾蘭的幾個議員外,全都支持首相。像這樣的一種步驟,自然使身為反對派的工黨和自由黨也感到很高興。因此,5月5日我站起來提出我的抗議時,我幾乎是完全孤立的。大家帶著懷疑的心情耐心地聽我發言。有些人甚至以一種同情的態度來看待,他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像我這樣有地位的人,竟然提出這種毫無希望的抗議呢?我從沒看到下院有比這更完全的錯誤。這時距宣戰只有十五個月了。等到我們的生存取決於大西洋戰役的勝敗的時候,議員先生們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因為我的演說詞已經在《進入戰鬥》一書中全部引錄,所以在這裡就不再引了--除了這一點:沒有正視戰時南愛爾蘭的中立問題。
  〔我問道〕如果我們同某個強國發生戰爭,我們能夠保證南愛爾蘭或他們自稱的愛爾蘭共和國不會宣佈中立嗎?這個敵國將採取的第一個步驟,肯定是在一切方面對南愛爾蘭給予全部豁免,如果南愛爾蘭保持中立的話……我們不能排除這種中立的可能性。這樣的中立,也許我們不久就會體驗到的。很可能當我們有迫切需要的時候,卻不能使用那些港口;
  當我們需要保護英國居民使之免於匱乏甚或飢餓時,我們很可能要遇到極其嚴重的困難。誰願意自己伸著頭往絞索裡套呢?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竟然會考慮這種做法呢?我們一旦撤出這些港口,都柏林政府想拒絕我們使用這些港口,將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那裡有的是大炮,也可以布設水雷。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們有了法律上的權利了。我們過去對這些港口曾享有權利;我們把這些權利放棄了;我們希望由此而取得他們的友好親善,親善到足以能為我們忍受艱苦。可是,如果得不到他們的友善態度,"那麼我們就重佔這些港口",說這些話是沒有用的。我們不會有這樣做的權利了。在一場大戰爭中,我們如被宣佈破壞愛爾蘭的中立,我們就為世界輿論所不齒,我們參戰的目的也得被玷污……我們為了空虛的幻想和貪圖安逸,正在拋棄切實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報》的評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關於防務的協定……使聯合王國政府解除了1921年英愛條約的條款。這些條款,曾使政府負起在戰時保衛科克、貝雷黑文和拉夫·斯威利等設防軍港的沉重而微妙的任務。
  如果把直布羅陀交給西班牙,把馬耳他交給意大利,一定還可以解除得更徹底哩,而且兩個地方對於我們居民的實際生存的關係還沒有像南愛爾蘭那些港口那麼直接。
  關於這個可悲的而又可驚的插曲,我就說到這裡。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一個不至於成為歷史爭論的問題--希特勒的下一個目標--"對捷克斯洛伐克並無惡意"--勃魯姆先生的保證--1938年3月我訪問巴黎--達拉第先生繼勃魯姆先生任總理--英意協定--同蘇台德領袖談話--德國將領的疑懼和抗爭--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的關係--斯大林與貝奈斯--俄國國內的陰謀和清洗--達拉第6月12日的聲明--希特勒對凱爾特的諾言--維德曼上尉赴倫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頓·布瓦向選民發表演說--8月31日我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信--蘇聯大使到恰特韋爾莊園來訪問我--我給外交部的報告--9月7日《泰晤士報》社論--博內先生的問題和英國的答覆--希特勒在紐倫堡的危機演說。
  有幾年,關於英法兩國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還是愚蠢,似乎要成為一個長期爭論的歷史問題,然而,根據戰後從德國方面得來的資料,尤其是從紐倫堡審判中得到的材料,卻顯出未必是這樣。爭論中的兩個主要問題是:第一,如果英法採取堅決行動,是否能使希特勒讓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軍事政變?第二,從慕尼黑事件到戰爭爆發這一段時期內,西方大國的地位與德國比起來,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機時有所改善還是更壞?
  關於在慕尼黑危機中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結束的事件,已經有過許多的著作,而且今後還會有人加以論述。這裡只想提出幾個主要事件,並說明這些事件之間的相互關係。
  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事實,因為希特勒決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結合為一個大德意志帝國並向東擴張,而他又深信法英兩國的領導人因酷愛和平和未能重整軍備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對捷克斯洛伐克採用慣用的伎倆。蘇台德的日耳曼人確有不滿情緒,但被他盡量加以擴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第一次公開攻擊捷克斯洛伐克。他說:"有一千萬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們邊境相鄰的兩個國家裡",德國有責任去保護這些日耳曼同胞,應該為他們爭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國政府公開表示關心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人的地位,這同德國在歐洲展開政治攻勢的秘密計劃是密切相關的。納粹德國的政府公開宣佈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國外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併入德國版圖之內,然後向東方擴張其生存空間。至於德國政策中比較不那麼公開的目的,則是屬於軍事性質的。摧毀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於在打起仗時成為蘇聯的空軍基地,也不能成為英法兩國在軍事上的補充力量。德國參謀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於草擬入侵和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了。
  有一個草案這樣寫道:
  德國武裝部隊進行突然襲擊的目的,就是要在戰爭開始和戰爭期間消滅捷克斯洛伐克對我軍在西線作戰的後方所存在的威脅,並且使俄國空軍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軍基地。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4頁
  西方民主國家竟然接受了德國對奧地利的征服,這就鼓勵了希特勒加緊推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事實上,在軍事上控制奧地利領土,是進攻波希米亞堡壘所不可缺少的準備工作。當侵略奧地利正在緊張進行的時候,希特勒坐在汽車裡對哈爾德將軍說:"這樣一來,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爾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這句話的意思。這使他看到了前景。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圖,但同時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對軍事的無知。他說:"德國軍隊要從南面向捷克進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經過林茨的那條單軌鐵道,會完全暴露出來,因而進行突然襲擊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戰略觀念是對的。德國本土的"西牆"正在加強,雖距完工為時尚遠,但已足使法國軍隊引起在松姆和帕森達勒的恐怖回憶。希特勒確信無論法國和英國都是不願意打仗的。
  在德國軍隊向奧地利進軍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國大使向巴黎報告,說戈林曾對駐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莊嚴保證,說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並無惡意"。3月14日,法國總理勃魯姆先生對駐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莊嚴聲明,說法國將毫無保留地履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義務。這些外交上的保證並不能掩蓋殘酷的現實。大陸上整個戰略形勢已經改變了。德國人的議論話題和大軍現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邊境了。在這些邊區裡,居民屬於日耳曼種族,他們有一個愛藉故生端的、活躍的日耳曼國家主義黨,一發生糾紛,他們就是一支第五縱隊。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國領導人進行探索性的談話。政府對我恢復同法國的接觸表示贊同。我住在我們的大使館裡,先後會晤許多法國重要人物,包括法國總理勃魯姆、弗朗丹、甘默林將軍,保羅·雷諾、皮埃爾·科特、赫裡歐、路易·馬蘭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對勃魯姆說:"德國的野戰榴彈炮,在射程方面,當然也在打擊力方面,據說都比你們法國改裝過的七十五公分口徑的重炮好。"他答道:"關於法國的炮兵的情況,難道我要你來告訴我嗎?"我說:"當然不是,但請你問問你們的技術專科學校,最近給他們舉行過一次關於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較的展覽,但完全沒有使他們信服。"他立即改變了態度,顯得溫和而友好。雷諾對我說:
  "我們很瞭解,英國是不會實行徵兵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組織一支機械化軍隊呢?如果你們有六個裝甲師,你們就會有一支強大的大陸性軍隊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話。當時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樂的上校曾寫過一本受到許多批評的書,書中說明現代裝甲車輛的攻擊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進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見過他,現在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那時他負有責任,態度激動;現在他沒有擔任官職,就比較冷靜和穩定了。他深信法國除了和德國妥協之外,就沒有別的希望了。我們爭論了兩個小時之久。甘默林也來看我,他對當時法國陸軍的力量很有信心,但當我問到他們的炮兵時,他就不大愉快了,因為他對這一方面非常內行。他在法國的政治制度範圍內,總是盡力而為。但是當時法國國內政治不斷動盪不安,勃魯姆內閣不久也將倒台,這就分散了法國政府對歐洲舞台出現的危險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對於一旦出現全面危機時兩國所應共同承擔的和相互承擔的義務加以明確的規定,以免產生誤會。4月10日,法國政府改組,由達拉第繼任總理,博內任外交部長。這兩個人將在其後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歲月中擔負法國政策的責任。
  為了阻止德國進一步發動侵略,英國政府根據張伯倫先生的決定,在地中海方面謀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這樣做就會加強法國的地位,並且使英法兩國可以集中力量來應付中歐的事情。由於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滿足,他覺得自己的討價還價的地位比以前更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絕英國這種登門認錯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兩國簽訂了一個協定。這個協定,實質上是英國讓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自由行動,以此來回報意大利對中歐表示難以估計的善意。外交部對這一項交易表示懷疑。張伯倫先生的傳記作者告訴我們,張伯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你真該看看外交部給我的草案;這真是使北極熊也得凍死的。"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50頁。
  我同外交部一樣,對這種做法也有所懷疑:
  丘吉爾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協定當然是墨索里尼的徹底勝利。他在地中海設防來對付我們,他征服阿比西尼亞,他在西班牙橫行霸道,現在卻獲得我們的真誠接受。條約中規定我們非經"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設防,這一點是極其有害的。至於其餘部分,在我看來,也只不過是拼湊幾句補白罷了。
  然而我又認為,要直率地反對這個協定,那還得慎重考慮。這已是既成事實了,並已被稱為走向和平的一步。這個協定無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於燃點起歐洲大火災。
  法國為了不致和英國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製,以求自衛。最後,還有這樣一個可能:墨索里尼可能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國干預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決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圖。我以為英意協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圖同德國搞一個類乎更冠冕堂皇的協定,一方面用以撫慰英國人民,同時又讓德國的軍事力量不斷增長,使德國的東歐計劃日趨完備。
  上星期,張伯倫曾秘密向(保守黨協會)全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會說,他"沒有放棄同德國達成同樣協議的希望"。他們對此表示冷淡。
  與此同時,我們在空軍方面的進展越來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38年4月28日
  ……關於意大利協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見。墨索里尼所給予我們的,只不過是以前曾經答應過而又被他自己破壞的東西。除此之外,只有把軍隊從利比亞撒出這一點是新的,他派到該地的軍隊,其原來的目的,也許純屬擾亂性質。現在顯然正像我以前所預料的一樣,墨索里尼在羅馬會談開始以後,仍在西班牙繼續進行干預。如果這種干預是使佛朗哥取得勝利所必需的話,那麼,要是還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預,他可真是個樂觀主義者。
  作為一種外交手段來說,這個協定中所規定的內容,實行起來恐怕也困難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離開西班牙之後才能生效。但是幾乎可以肯定,這一點必須要多少個月之後才能辦到,而且重要的並不在於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於他們的專家和德國人都堅持有權呆在那裡,這就使將來要確定是否已經撤退十分困難了,但也許有人對這一點並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問題。據我所知,那裡的情形不但未見改善,反而有日趨惡化的趨勢。我擔心在這個時候承認意大利的地位,就會大大地損害我們在阿皇幾百萬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對於你之認為必須以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協定這一層,是完全贊同的。畢竟現在它還不是一個正式協定。如果我發表什麼言論可以被認為更有礙於協定的實現的話,那當然是我的過錯了。這也是我在辭職演說和在利明頓的演說中答應不這樣做的。
  據我看來,國際局勢中最令人焦慮的事情,卻在於緊張局勢的暫時緩和,因為這也許會被人用來作為鬆懈國防努力的借口。鑒於時局的嚴重,這種努力實在做得太不夠了……
  希特勒正警覺地注視著局勢。對他來說,使意大利在歐洲危機中最後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參謀長們舉行會議時,就考慮要加緊進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亞自由行動。在這一冒險行動中,他雖然已獲得英國政府的默許,但也許最終還需要德國的支持。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必須接受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所要採取的行動作為交換條件。這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以便在解決捷克問題時意大利能參加德國的一邊。柏林方面當然要研究英法兩國的政治家們的公開言論的。西方兩個大國勸捷克人為了歐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們這種意圖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滿意。亨萊因領導下的蘇台德納粹黨,現在又提出在這個與德國相鄰的地區實行自治的要求。他們的步驟已在4月24日亨萊因在卡爾斯巴德發表的演說中加以宣佈了。接著,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見捷克外交部長,"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5月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緊進行煽動。
  5月12日,亨萊因訪問倫敦,目的是讓英國政府更詳細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見見我。於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廈和他談話,當時在場的還有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擔任翻譯。
  亨萊因所主張的解決辦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應該有一個中央議會,主管外交、國防、經濟和交通等事宜。各政黨在議會內均得自由發表意見,政府應按多數決議施政。邊界要塞可以由捷克軍隊駐防,當然他們可以不受妨礙地開到邊區。蘇台德日耳曼人區,可能還有別的少數民族地區,均應實行地方自治;這就是說,他們應有其自己的城鄉參議會和一個區議會;在區議會中,對於在業經明確劃定的界限之內的地區中的有關地方性的事務,都可能提出辯論。關於事實問題,例如邊界的劃定,他願意提交一個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國際聯盟委任的法庭給予解決。各個政黨應自由組織,自由競選;在自治區內,應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語區域中的官吏,如郵政、鐵路和警官,當然應由德語民族的人來擔任。在稅收的總數中,應以適當比例撥給這些地區作為行政費用。
  捷克駐倫敦公使馬薩利克在事後獲悉這次會談,他也表示同意這樣的解決辦法。這樣看來,既不妨礙捷克共和國的獨立,又能和平解決公認的種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爭執,並不是不可能辦到的,如果德國心懷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話。但對這個條件,我並不抱什麼幻想。
  5月17日,亨萊因同捷克政府就蘇台德問題進行談判。
  亨萊因從英國返捷克的途中曾訪問希特勒。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選舉即將舉行,德國政府為了這次選舉作準備,進行精心策劃的神經戰。關於德國軍隊向捷克邊境推進的謠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駐德大使內維爾·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問這件事。德國的否認並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們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軍隊作局部動員。
      ※      ※      ※
  在這個時候,研究一下德國的企圖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時候以來,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論是法國還是英國都是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而戰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顧問舉行會議,下令為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做準備。後來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國會演說中公開宣佈這個決定。他說:
  看到這個不可容忍的挑釁……我決定把蘇台德-日耳曼問題加以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對這個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2)立即加速擴大我們在西線的防禦工事。1
  1《希特勒演講集》,第二卷,第1571頁。
  但他的軍事顧問們並不全都和他一樣信心十足。德國的將軍們不相信法國和英國會對元首的挑戰表示屈服,因為他們考慮到協約國的實力除空軍外仍然比德國強大得多。要擊敗捷克軍隊,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亞防線,就必須出動整整三十五個師。德國參謀部的將領告訴希特勒,要考慮到捷克軍隊是有效率的,而且擁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裝備。"西牆"或稱"齊格菲防線"的防務構築雖然已經築好了野戰工事,但距全部完成還很遠。而在進攻捷克時,德國只能抽出五個正規師和八個後備師來保護西線以防可能動員一百個師的法國軍隊的進攻。將領們聽到要冒這個危險,不禁大吃一驚。而如果能再等幾年,德國軍隊是可以重佔優勢的。雖然由於協約國的和平主義和軟弱性,使德國在實行徵兵、進佔萊茵蘭和強奪奧地利這幾個事件中,證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斷非常正確,但是,德國最高統帥部卻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虛張聲勢的恫嚇會獲得第四次成功。那些勝利的大國,在軍事上顯然還佔著優勢,如果他們再一次放棄他們的責任和榮譽,對於他們來說也即是常識和審慎的途徑,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還存在著俄國,它與捷克斯洛伐克同屬斯拉夫種族。在這個時候,它對德國的態度是有很大的威脅性的。
  蘇俄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關係以及與貝奈斯總統個人的關係,都保持著親密團結的友好關係。這一關係的根源一方面是由於種族關係,另一方面也由於最近發生的幾件事。關於這幾件事,這裡有必要略加說明。這是在1944年1月貝奈斯總統到馬拉喀什來看我時告訴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證在法德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證在任何情況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完整。當貝奈斯說明他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著同法國一致行動的條約義務時,德國大使回答說,不必宣佈廢除條約,只要在戰爭發生時不實行動員或不出動軍隊就可以把條約破壞無遺了。這個小小的共和國,由於它所處的地位,對於這一類的建議也無法表示憤怒。他們對德國害怕到了極點,尤其是考慮到德國隨時可以提出蘇台德日耳曼人的問題,或者對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動,就可以使他們陷於極其困難的境地和日益嚴重的危險。
  於是他們對這個建議不加批評,也不置可否,擱起不談就是了。此後一年多都沒有再提起這件事。到1936年秋,德國高級軍事方面送交貝奈斯總統一個信件,大意說,要是他願意利用元首的建議,就應迅速行動,因為俄國馬上就會發生重大事情,那時將使他給德國的任何幫忙都變成無足輕重了。
  當貝奈斯為了這個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時候,他發覺蘇聯駐布拉格的大使館正在頻繁地傳遞俄德兩國政府重要人物之間的信件。這就是所謂軍人和共產黨老赤衛隊的叛國陰謀的一部分。他們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個以親德政策為基礎的新政權。貝奈斯總統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況通知了斯大林。1
  1有一些事實證明,貝奈斯的情報先是由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為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想把這個情報通過一個友好國家,再轉告斯大林,但這並不因此就勾銷了貝奈斯對斯大林的幫助,所以這事關係不大。
  接著,蘇俄就進行了無情的、但也許並非不必要的軍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進行了一連串的審判。檢察官維辛斯基在這些審判中大顯身手。
  雖然共產黨老赤衛隊不大可能同軍事將領攜手合作,反過來也是一樣,但他們肯定都極其嫉忌斯大林,因為他們是被斯大林攆出的。因此,按照極權國家的標準,自然最好是同時把他們加以清除。革命時期的老領導人,如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還有派去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蘇聯代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以及不少陸軍高級軍官,都被槍斃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軍官,被"清算"者總共約有五千人以上。
  俄國軍隊以犧牲其軍事效率為代價肅清了親德分子。蘇俄政府顯著地轉向反德傾向。斯大林個人對貝奈斯總統深為感激;
  蘇俄政府極其願意幫助他個人和他的受威脅的國家來抵抗納粹危險。希特勒當然對這些事情知之甚詳。但我不知道,英、法兩國的政府是否都很明瞭。在張伯倫先生和英、法兩國的參謀部看來,蘇俄1937年的清黨,主要是俄國軍隊內部的分裂,是由於殘忍的仇恨和報復,把蘇聯弄得四分五裂罷了。這也許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一個以恐怖為基礎的政府制度,用無情的手段來確保政權,是很可以鞏固政府的地位的。在這一段敘述中所要表明的顯著事實,就是俄羅斯與捷克斯洛伐克之間,斯大林與貝奈斯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但是,外界對德國內部的緊張狀態和貝奈斯與斯大林之間的關係,全都不知道。英、法兩國的駐捷克公使也茫無所知。齊格菲防線雖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為一個可怕的障礙。
  德國陸軍是新建立的,其確實人數和戰鬥力尚難加以精確估計,而且顯然有所誇大。此外還存在著難以估量的對不設防城市進行空襲的危險。最關重要的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戰爭。
  儘管如此,達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證,宣稱法國對捷克所承擔的義務"是神聖的、不可規避的"。過去有人認為,十三年前的洛迦諾公約意味著在東歐的洛迦諾公約得以簽訂以前東歐一切問題都是懸而未決的空談;現在由於達拉第發表了這個重要聲明,這種議論也就煙消雲散了。在歷史的前面,法國和捷克在1924年所訂的條約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毫無疑問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時,法國政府歷屆元首都曾一再重申這一點。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於是他在6月18日宣佈了向捷克發動進攻的最後命令。在這中間,他曾經一再向那些感到焦慮的將領們保證。
  希特勒致凱特爾只有在我堅信法國一定正像我們重占萊茵蘭非軍事區以及進佔奧地利時那樣不會進軍,因而英國也不至於進行干預,我才決定進攻捷克斯洛伐克。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10號。
  希特勒為了混淆視聽,派他的隨從副官維德曼上尉到倫敦。哈利法克斯勳爵在7月8日接見這位特使,外表上裝成好像德國大使館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為英國對他的提議沒有作出反應而感到不快。英國政府是否可以讓戈林到倫敦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某種情況下,德國是會把進攻捷克的行動延緩一年的。幾天以後,張伯倫同德國大使對這種可能性進行探討。在此之前,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勢,英國首相曾向捷克建議,派遣一個視察員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協。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機會和法國政府討論這個建議,經過簡單地交換了意見之後,兩國政府同意進行調解。
  1938年7月26日,張伯倫在議會上宣佈派朗西曼勳爵到布拉格,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與亨萊因和平解決。次日,捷克政府發表了國內少數民族問題法案草案,作為談判的根據。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勳爵在議會上說:"我不相信目前歐洲各國的負責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勳爵抵達布拉格,同有關各方進行一系列冗長的和錯綜複雜的談判。不到兩個星期,這些談判終於破裂了,從此局勢就迅速發展起來了。
  8月27日,這時已任外交部長的裡賓特洛甫報告說,意大利駐柏林的大使曾去拜會他,大使說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書面訓令,請德國及時告訴他可能對捷克採取行動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在法國邊境採取必要的措施"。
      ※      ※      ※
  8月間,令人憂慮的情況日益嚴重。27日我向我的選區選民說:
  我們在這個賽頓·布瓦的古森林裡,光是這個名字就使我們回想起諾曼時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國人的心,實在很難理解在歐洲盛行的凶暴情緒。在這個令人焦慮的月份裡,你們一定在報紙上看到各種報導,一個星期好,一個星期壞,一個星期好一些,一個星期壞一些。但我必須告訴你們,歐洲和世界的整個局勢,正在不斷地走向一個絕不會再拖延下去的頂點。
  戰爭當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從德國家庭中徵召入伍的龐大軍隊還沒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脅就無法解除。一個並不受別國威脅也不害怕別國的國家,卻將一百五十萬士兵實行戰時編製,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步驟……在我看來,我也必須坦白告訴你們,把這一大批力量實行戰時編製,就是存心想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達到某種結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勳爵赴布拉格,我們表示完全贊同。我們希望--真的,我們為他禱告,希望他的調解使命獲得成功。現在看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盡全力來調整他們的國內情況,對於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們的國家陷於分裂,都準備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卻可能妨礙達成協議。如果是這樣的話,歐洲和文明世界就勢必面對納粹德國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國納粹黨方面某種突然的狂暴行為,對一個個國發動進攻並加以征服。這樣一種事件,恐怕就不僅是進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壞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世界各國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政府也應該讓他們知道--英國和英帝國,必定能夠發揮他們的作用和盡他們的責任,就像他們在歷史還沒有忘記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樣。
  在這些日子裡,我同大臣們有一些接觸。我同哈利法克斯勳爵的關係,由於我同政府之間在國防和外交上有著嚴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響。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對於他的繼任者卻不能這樣說了。儘管如此,當我們相遇的時候,我們仍然是朋友,並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時我也給他寫信。偶爾,他也請我去看他。
  丘吉爾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勳爵1938年8月31日如果貝奈斯作了讓步,而朗西曼也認為這個建議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對方拒絕的話,那麼,在我看來,為了加強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內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而這兩件事都不至於使你為了可怕的保證承擔責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國提出聯合照會,說明:
  (1)他們對和平友好關係的願望;(2)他們對德國的軍事部署深感焦慮;(3)他們一致關心捷克斯洛伐克爭端的和平解決;(4)德國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將成為所有這三個國家的重要問題。擬好這個照會之後,應由三國駐美大使把它交給羅斯福過目。我們還應竭力促使羅斯福對這個問題盡可能加以支持。我認為可能他會給希特勒送一封信,強調指出時局的嚴重性,說他認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勢必引起世界大戰,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決。
  依我看來,這種辦法會使德國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堅持立場的好機會,而希特勒也許可以同羅斯福進行會談而找到下台階。固然,所有這些事情都很難預言,只能當作一些希望罷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個·聯·合·照·會。
  有可能挽救局勢的第二步,就是調動艦隊,並把後備小艦隊和巡洋艦隊編入現役艦隊。我的意思並不是召集皇家後備艦隊或實行動員,但我認為,可以把五六個小艦隊提高到第一艦隊的規模,還可以利用大約二百艘拖網船作反潛艇之用。採取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軍港口造成聲勢,作為阻止德國發動戰爭的威懾力;如果一旦發生戰爭,這也是一種及時的戒備,反正只會對我們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對一個以前曾親身經歷這類日子的人提出的這些建議不要見怪。很明顯,行動迅速是至關重要的。
      ※      ※      ※
  9月2日下午,我接到蘇俄大使一封信,說是有一個緊急問題想馬上到恰特韋爾來看我。我同麥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誼已有多時了。他也時常同我的兒子倫道夫會面。我接見了這位大使,在略為寒暄之後,他嚴謹詳細地告訴我下面的事。他還沒有說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這次談話,是因為蘇聯政府寧願通過我而不願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議,以免可能遭到拒絕。他們顯然希望我把聽到的一切向政府報告。
  大使雖沒有這樣說,但他並沒有請我保守秘密,這就可想而知了。我當時就感到事關重要,在轉告政府時得非常小心,避免參加上自己的意見,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們相互之間引起爭論的語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張伯倫進行考慮時有偏頗的影響。
  丘吉爾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勳爵1938年9月3日我個人從絕對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報。我覺得我有責任向你匯報,雖然不是別人要求我這樣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國駐莫斯科代辦(大使正在休假)往訪李維諾夫,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問他當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國襲擊時俄國將給予什麼援助,特別是考慮到波蘭和羅馬尼亞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難。李維諾夫反問法國打算怎樣,他指出法國負有直接的義務,而俄國的義務則是以法國的行動來決定的。法國代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儘管如此,李維諾夫還是對他說:第一,蘇聯決意履行他們的義務。他認識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態度所造成的困難,但他認為羅馬尼亞方面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幾個月來,羅馬尼亞政府的政策對俄國顯然很友好,兩國之間的關係已大為改善。李維諾夫認為,為了克服羅馬尼亞的勉強情緒,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國際聯盟。例如,如果國際聯盟決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國,德國是侵略國,這就有可能使羅馬尼亞決定讓俄國的陸軍和空軍過境。
  法國代辦指出,國聯行政院或許不能達成一致的決議。李維諾夫答稱,多數票的決議就夠了,同時羅馬尼亞可能在行政院表決時加入多數的一方。李維諾夫因此建議,以出現戰爭危險作為理由,根據第十一條的規定,召集國聯行政院開會,國聯各會員國可在一起進行磋商。他認為時間也許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後來他又告訴法國代辦說,俄國、法國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參謀部應立即舉行會談,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蘇聯準備參加這種會談。
  第四,李維諾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談話,外交部當然有這次談話的副本。在那次談話中,他主張應由愛好和平的各國就維護和平的最妥善辦法進行商談,也許最好能發表一個包括法、俄、英三大國在內的聯合聲明。他相信美國對這一聲明會在道義上加以支持。他這些話,都是以俄國政府的名義說的,是俄國政府認為阻止戰爭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態度比較溫和些,所以我認為除非亨萊因與貝奈斯的談判出現新的破裂(如果出現破裂則過錯不會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國政府不會考慮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如果希特勒確實改變態度,轉而採取和平解決的辦法,我們就不要激怒他。
  你當然可以從別的渠道獲悉這些消息,但我認為李維諾夫的話是極端重要的,我不應該置之不理,不向你報告。
  我把報告口授寫好以後,立即送給哈利法克斯勳爵。他在9月5日以謹慎的口吻答覆說,他認為現在如根據第十一條規定採取行動,對時局不會有什麼幫助,但他可以把這件事記在心裡。"我認為在現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們應該根據亨萊因從貝希特斯加登帶回來的報告重新檢討整個局勢。"
  他又說,局勢仍然使人十分憂慮。
  《泰晤士報》在9月7日的社論中說:
  捷克政府已表示願意接受蘇台德人最近的建議,如果現在他們又提出新的要求,那麼唯一可能的結論就是:德國的目的不僅在於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種情況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慮的是,他們是否應該完全排除為某些方面所贊成的計劃,即割讓某些異族居民居住的並與其同種族的國家接壤的邊緣地區,從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一個更加單純的國家的計劃。
  這當然是意味著把波希米亞要塞防線的全部地帶交出來。雖然英國政府立即聲明《泰晤士報》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見,但國外的輿論,尤其是法國的輿論並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國駐倫敦大使往訪哈利法克斯勳爵,代表法國政府請求英國政府闡明英國將採取的立場,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話。
  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博內先生宣稱,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們駐巴黎大使埃裡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問題:"明天希特勒也許就要進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法國就立即動員。法國會回頭問問你,'我們要進軍了;你們是不是和我們一同進軍?'英國將如何答覆呢?"
  下面是經過內閣同意的答覆。這是由哈利法克斯勳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轉交法國的:
  我當然知道我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明白答覆對法國政府來說是多麼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內指出的,這個問題的本身雖然簡單明白,但決不能同可能會發生這個問題時的情況分隔開來,而在現階段,這樣的情況顯然純屬假定。
  此外,在這種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關心自己的處境,因為不論它作出什麼決定或採取什麼行動,事實上都使各自治領承擔同樣的義務。各自治領政府當然不願意在情況尚未發生之前由別人代它們作出決定,它們希望自己來作出判斷。
  所以,在現階段,我對博內先生的問題所能提出的答覆只是:雖然英國政府決不會讓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但是他們不能準確地說明,在現時尚難預料的形勢中將採取的未來行動的性質和採取行動的時間。1
  1喬治·博內:《從華盛頓到法國外交部》,第360-361頁。
  法國政府針對"英國政府決不會讓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這一點提出問題:如果法國受到威脅時可以得到英國什麼援助。根據博內的記載,倫敦的答覆是兩個沒有摩托化的師,在戰爭開始的六個月內將派出一百五十架飛機。如果博內先生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找個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運支配,那麼,我們應該承認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紐倫堡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對捷克人大肆攻擊。第二天,捷克在國內某些地區實施戒嚴令,作為回答。9月14日,他們同亨萊因的談判完全破裂了。15日,這個蘇台德領袖就逃往德國了。
  現在已到了危機的頂點。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劇 

  張伯倫掌握大權--他訪問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會談--朗西曼使命的結束--英法對捷克的壓力--貝奈斯總統的屈服--福歇將軍放棄法國國籍--我在9月21日的聲明--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的強硬聲明--蘇聯實力的被漠視--兀鷹齊集在厄運注定的國家的周圍--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戈德斯貝格--希特勒的最後通牒--英法內閣的拒絕--威爾遜赴柏林的任務--我在9月26日往訪唐寧街--哈利法克斯的公報--英國海軍動員--在德國前線的後面--貝克將軍的免職--希特勒與德國陸軍參謀部的鬥爭--哈爾德將軍的陰謀--9月14日陰謀失敗的所傳原因--9月26日德國陸軍參謀部給希特勒的意見書--雷德爾海軍上將的進諫--希特勒的動搖--張伯倫9月27日的廣播--他第三次建議訪問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籲--9月28日下院的好戲--慕尼黑會議--一張廢紙--張伯倫凱旋歸來--"光榮的和平"--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的證詞--希特勒的判斷再度證實--道德和行為的一些普通原則--法國和英國走上致命的道路。
  張伯倫先生控制了英國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爾遜爵士則是他的主要親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勳爵對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來越疑惑不解,但還是跟著首相走。內閣深切不安,但還聽從張伯倫。下院中的政府多數黨被黨的議會領袖所操縱。一個人,只有一個人執掌著我們的國家大事。這個人不論對他所應負的責任或他應盡的個人努力都是不會畏縮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達拉第和張伯倫取得聯繫。法國政府認為,如果法英兩國領導人親自出馬,一起去見希特勒也許會有好處。但張伯倫卻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動地打了一個電報給希特勒,建議去訪問他。第二天他向內閣報告了這件事,當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電,邀請他到貝希特斯加登去。於是,在9月15日早晨,這位英國首相就乘飛機到達慕尼黑機場。從各方面來看,選擇這個時候並不怎麼合適。當這個消息傳到捷克首都時,捷克領導人簡直不能相信真有這回事。他們感到很奇怪:正當他們剛剛第一次控制住蘇台德區內部形勢的時候,英國首相竟然親自去訪問希特勒。他們感到這會削弱他們同德國打交道的地位。因為,希特勒在9月12日發表的挑釁性的演說,以及隨後德國鼓動亨萊因的黨徒叛變,都沒有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亨萊因已經逃到德國去了,蘇台德的日耳曼黨因失去領導顯然已不同意採取直接的行動。捷克政府在其所謂"第四次計劃"中,正式向蘇台德的日耳曼的領袖們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計劃,內容不但超過了今年4月亨萊因在卡爾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張伯倫在3月24日演說中所提出的意見,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說中的聲明。但甚至朗西曼勳爵也看出,蘇台德的領袖們和捷克政府之間達成雙方滿意的協定正是德國人最不願意的事。張伯倫此行使蘇台德黨有了一個提出更多要求的機會;該黨的極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訓令公開提出歸並德國的要求。
      ※      ※      ※
  首相的飛機在9月16日下午到達慕尼黑機場,然後他乘火車前往貝希特斯加登。正在這時,德國所有的電台都轉播亨萊因要求蘇台德區歸並德國的聲明。這是張伯倫下飛機後聽到的頭條新聞。這顯然是有計劃地讓他在會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這件事。關于歸並這個問題,不論德國政府或亨萊因本人都從來沒有提出來過;而且在幾天之前,英國外交部已經宣佈這不是英國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張伯倫和希特勒會談的現存記錄,現在已經由法伊林公佈了。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得到張伯倫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儘管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卻是,這個人在作了保證之後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67頁。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希特勒早在幾個月以前就已下了決心並且做好準備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後的信號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倫敦,立即召集內閣會議。那時朗西曼勳爵已經回來,而他的報告當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些日子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很不好,執行這項使命,又使他精神極度緊張,人也消瘦些。他建議採取"一項直截了當的行動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佔多數的地區移交給德國"。這個辦法至少有簡單明瞭的優點。
  首相和朗西曼勳爵都深信,只有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才能勸阻住希特勒不下令進犯捷克。張伯倫在他和希特勒會談時強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滿鬥志"。他的內閣也認為法國是毫無鬥志的;因此根本談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論調聊以自慰,甚至顯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現在必須同法國政府採取一致後退的步驟。9月18日,達拉第和博內來倫敦。張伯倫已經決定在原則上接受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所說明的要求。剩下來的事情只是擬出建議,由英法兩國駐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國內閣送來了一份確實想得比較周到的草案。他們不贊成公民投票,因為他們看到,這樣一來,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亞地區也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他們贊成直截了當地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
  不過他們又說,英國政府應該和法國,加上俄國(他們從來沒有與之磋商過),共同保證這個支離破碎的捷克的新國界。
  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在內閣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內實質上完全是個失敗主義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語,其目的無非是一句話--"不惜任何代價來謀求和平"。他在戰後所寫的一本書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責任都推到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身上。當時他心裡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使法國不去履行最近還重申的莊嚴而明確的義務,即要為了保衛捷克斯洛伐克而戰。這時,英、法兩國的內閣在外表上好像兩個爛熟的西瓜擠在一起壓碎了;然而事實上它們所需要的卻是刀劍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這一點,英法兩國卻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應該聽從保護人的決定。這些像孩子一樣頭腦單純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壞的待遇。
  英國和法國在向捷克人提出他們的決定或最後通牒時說:"法、英兩國政府都認識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犧牲是多麼的巨大。他們都覺得有責任坦率說明這些條件對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須最遲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舉行會談,如有可能還要提早,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請你盡早給予答覆。"於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內日耳曼人佔半數以上的地區移交給德國的建議。
  英國畢竟沒有保護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它也沒有提出過非正式的保證,但法國確實有這樣的條約約束: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法國必須對德作戰。二十年來,貝奈斯總統始終是法國的忠實盟友,而且幾乎是法國的附庸,在國際聯盟和其他場合都支持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還有所謂神聖莊嚴的義務的話,那麼現在的法捷關係就是了。勃魯姆和達拉第的聲明,言猶在耳。法國政府竟自食其言,實為劫數的凶兆。我始終認為貝奈斯的屈服是錯誤的。他應該保衛他的防線。按照我在那時的看法,一旦戰爭爆發,法國在全國人民熱情澎湃的情況下,一定會起來幫助的,而英國也會立即同法國採取一致行動。在這次危機的高潮時(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兩天,拜訪我在法國政府中的朋友雷諾和曼德爾。這兩位部長都感到非常苦惱,甚至想退出達拉第內閣。我反對他們辭職,因為就算他們作出了犧牲,也不能改變事態發展的進程,反而使法國政府由於失去兩個最能幹最果斷的人而更為虛弱。我甚至冒昧地把這個意思明白告訴了他們。在這次痛苦的訪問之後,我便回到倫敦。
      ※      ※      ※
  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時,英法兩國駐布拉格公使往訪貝奈斯總統,告訴他已經沒有希望根據1925年德捷條約進行仲裁,並極力敦促他"在法國和英國不能承擔責任的形勢還沒有出現之前",要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法國政府對於這一個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慚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頭提出來。在這種壓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從英法建議。當時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國將軍。他從1919年起就是法國駐捷克軍事代表團的團員,1926年升任團長。他現在向法國政府申請離職,離職後立即就參加了捷克軍隊。他還取得了捷克國籍。
  法國曾提出下面的辯解,對此我們不能輕易放過。他們說,如果捷克拒絕屈服,結果發生戰爭,法國自應履行其義務;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壓力就屈服,那就無損於法國的榮譽。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好交給歷史來評判了。
      ※      ※      ※
  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倫敦新聞界發表了一篇有關這次危機的聲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之下被分割,這無異是西方民主國家向納粹武力威脅的徹底投降。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這將使這兩個國家的處境更為軟弱無力和更為危險。僅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著德國可以抽出二十五個師的兵力用來威脅西線;此外,這將為勝利的納粹打通一條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脅的,不單是捷克斯洛伐克,還有一切國家的自由和民主。以為把一個小國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實在是致命的謬見。德國的戰爭潛力會在短期內迅速增長,其速度將比法國和英國完成必要的防禦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國際聯盟大會上,李維諾夫提出正式警告:
  ……現在,捷克內政正在受到其鄰國的干涉,而且受到公開的咆哮的攻擊恐嚇,說什麼要以武力相加。歐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勞的民族之一,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壓迫之後才獲得獨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許就要決定拿起武器為保衛獨立而進行戰鬥了……
  對於奧地利被消滅這一件重大事件,國際聯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過去了。蘇聯政府深知這個事件對於歐洲尤其是對於捷克的命運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奧合併之後就立即正式向歐洲各大國提出建議,應對這個事件可能發生的後果立即進行集體磋商,以便採取集體的預防措施。遺憾的是,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個建議如果實行,可能使我們不至於受到現在全世界為捷克的命運而感到的震驚……在我動身來日內瓦的前幾天,法國政府第一次問我們:一旦捷克被攻擊,我們將採取什麼態度。我以政府的名義提出如下極其明確而毫不含糊的答覆:
  "我們準備根據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將同法國一起以我們所能採取的方法來援助捷克。我國的國防部準備立即參加法國和捷克的國防部代表舉行的會議,商討採取適時的措施……"只是在兩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國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詢問:如果法國恪守其條約義務,給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則蘇聯政府是否準備根據蘇捷條約給予捷克以同樣的援助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國政府給予明確的肯定答覆。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有關的大國所發表的公開的不附帶條件的聲明,竟然對張伯倫所進行的談判和法國對於這次危機的處理絲毫不起作用。我聽到有人說,在地理上俄國不可能把軍隊開到捷克去,而發生戰爭時,俄國的援助也只能限於小規模的空軍支持。當然,這需要取得羅馬尼亞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讓俄國軍隊通過它們的領土。麥斯基先生對我表示,至少對羅馬尼亞來說,如果在國際聯盟支持下的一個大同盟對它施加壓力和提出保證,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從俄國經過喀爾巴阡山脈到捷克有兩條鐵路:北面的一條是由切諾維茲經過布科維納;南面的一條是由德布勒森經過匈牙利。利用這兩條與布加勒斯特和布達佩斯有相當距離的鐵路,就可以轉運三十個師的俄國軍隊到捷克去。這些可能性就是維護和平的力量,將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礙,一旦發生戰爭,幾乎可以肯定這會導致更遠大的後果。有人竭力說蘇聯口是心非,言而無信,因此,蘇聯的建議事實上未被重視。蘇聯的建議沒有放在對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說是蔑視的)待遇,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跡。事態的發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蘇聯這個國家似的。為了這一點,使我們後來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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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維佐發表了一篇相當重要的演說,他說:"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覺得它今日所處的地位可以稱為一種'微妙的形勢',它曾是--我們也許已經可以用'曾是'這兩個字了,其理由我馬上就告訴你們--不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蘭、馬扎爾、露西尼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現在這個問題既然已經發生,那我要鄭重聲明,它有必要用一個通盤的辦法來加以解決。"1
  1見裡普卡:《慕尼黑及其後》,第117頁。
  捷克政府屈從英法的聯合建議被迫辭職,另外成立了一個由賽洛維將軍領導的無黨派政府。賽洛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駐西伯利亞的捷克軍團司令。9月22日,貝奈斯總統對全國廣播,嚴肅地呼籲人民保持鎮靜。當貝奈斯準備廣播時,張伯倫已飛往德國,和希特勒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是在萊茵蘭的一個城市戈德斯貝格舉行的。英國首相帶著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議的細節,作為同"元首"進行最後討論的根據。這兩個人在戈德斯貝格的旅館中會晤,這個旅館是四年前希特勒為了肅清羅姆而匆匆離開的那一家旅館。會談一開始,張伯倫就發現他自己面對著他所說的"一種完全意外的形勢"。他回來後曾在下院描述當時的情況:
  在貝希特斯加登時,我聽說如果接受民族自決原則,希特勒先生就會同我討論實施的方法和步驟。他後來告訴我,他根本沒有想到我竟然會再來並表明已接受這個原則。我不希望下院以為他有意欺騙我--我自己一點也不那麼想,但對我來說,我本來以為當我回到戈德斯貝格時,我只要安靜地同他討論我帶去的那些建議,事情就可以順利解決。使我大為震驚的是,會談一開始他就說這些建議是不能接受的,而應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沒想到的建議。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候來考慮我該怎麼辦,所以我就退場了。對於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滿著不祥的預感。但在退場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應延長他以前提出的保證,這個保證就是在談判未獲結果之前不調動他的軍隊。在我這方面,我則答應請求捷克政府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動。
  討論就這樣停下來了,直到第二天才繼續進行。9月23日的整個早晨,張伯倫在旅館的陽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後給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說他準備把德國的新建議轉交給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嚴重的困難。希特勒在當天下午的答覆中毫無讓步之意,張伯倫要求在當晚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附有地圖的備忘錄。這時捷克已開始動員,英法兩國政府正式通知它們駐布拉格的代表,說他們以前曾負責勸說捷克不要動員,現在不能再負這個責任了。那天晚上十時三十分,張伯倫再度與希特勒會晤,至於會談的情況,最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同德國總理最後一次會談中,他把備忘錄和地圖交給我。會談從當夜十時半開始,直到次日清晨兩三點鐘,在場者有德國外交部長,還有亨德森爵士和威爾遜爵士。我第一次在備忘錄上發現有時間上的限期。因此,這時我說得很坦率。我極力強調說,如果堅持這些條件就會發生危險;一旦發生戰爭,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我說,這個文件的用語和所持的態度,與其說是備忘錄,倒不如說是最後通牒,這將使中立國的輿論大為震動。我嚴厲責備德國總理對我謀求和平的努力沒有作出任何響應。
  我必須附帶說明的是,希特勒懇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所說過的話:說這一次是他在歐洲最後一次的領土野心,他並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種族也包括在德國之內。第二,他還極其懇切地說,他希望同英國友好相處,如果這次蘇台德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他·極·願·意·恢·復·談·判。當然他還說:"此外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殖民地問題;但這是一個不會引起戰爭的問題。"
  9月24日下午,張伯倫返回倫敦。第二天,內閣召開了三次會議。這時在倫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強硬的輿論。討論結果,決定拒絕在戈德斯貝格所提出的條件,並把這個消息轉告德國政府。法國內閣同意這個決定,並立即實行部分動員,其效率之高確實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國總理和部長又來到倫敦,勉強接受了對捷克人的義務。次日下午,威爾遜爵士奉命攜首相親筆信去柏林見希特勒,那時正是在希特勒準備在體育館演說的前三個小時。威爾遜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覆,就是希特勒表示不願意放棄戈德斯貝格最後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時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則他將在這一天向這個地區進軍。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發表演說。當他提到英國和法國時,用語溫和親切,但對貝奈斯和捷克人,則進行了粗暴而無情的攻擊。他非常肯定地說,捷克人必須在26日以前離開蘇台德區,還說他在這個問題獲得解決之後,不管捷克境內發生什麼事情他都不再感興趣了。"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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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處在類似的情況時一樣,危機日益惡化,我同政府的接觸就更為頻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寧街官邸拜訪首相,作了一次長談。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請我去,或者很願意接見我。在這關鍵的一天,下午三時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內閣會議室裡接見我,我敦促他們執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勳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國、法國和俄國發表一個共同聲明,表明一致反對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緒和決心。我們詳細討論了一個公報,看來大家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見相同,我當然就以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當時有一個外交部級官員在場,就由他擬了稿。當我們分手時,我極為滿意,如釋重負。
  當晚大約八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即現在的雷金納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個公報,內容大要如下:
  德國如果不顧英國首相的努力,仍對捷克發動進攻,其直接結果必定是法國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國·和·俄·國自必支持法國。
  公報由哈利法克斯勳爵批准後就立即發表了。
  在早一些時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廈寓所時,我發現已有十五位先生齊集在那裡。他們都是保守黨黨員:塞西爾勳爵、勞埃德勳爵、愛德華·格裡格爵士、羅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佈雷肯先生、勞先生。大家的情緒極為熱烈。各人的意見集中於一點就是:"我們必須使俄國參加。"保守黨內的意見如此熱烈,表明了他們已完全拋開階級、黨派或意識形態的利害關係等想法,表明了他們的情緒之高,這使我深深感動,驚歎不已。我把唐寧街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並說明公報的性質。大家聽了都大為安心。
  法國右派報紙對這個公報表示懷疑和蔑視。《晨報》說這是"巧妙的謊言"。博內先生則忙著表示他的行動是多麼進步。
  他對幾個議員說,他不能證實英國公報,好讓這些議員感覺到這並非他所希望的英國保證。他當然是不難傳達這種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庫珀先生在海軍部吃晚飯。他告訴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動員英國艦隊。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經驗,那時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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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雙方的軍隊已列陣對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萬人在歐洲最堅強的防線後面武裝待命,由高度組織和高度效率的工業機械把他們裝備起來。法國軍隊已部分動員,法國內閣雖然有點勉強但還準備履行對捷克所承擔的義務。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國海軍部向我國艦隊發出了警戒電報,命令艦隊在次日動員。這個消息同時分發給英國各報紙(在下午十一時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海軍部正式發出英國艦隊動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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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兩國政府展示的堅硬的正面背後的情形。總參謀長貝克將軍對希特勒的計劃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贊成這個計劃,還準備加以阻止。在三月間,在德國進犯奧地利之後,他曾送給希特勒一個備忘錄,列舉詳盡的事實來證明:連續不斷的征服計劃勢必招致世界性的災禍,使新近復興的德國再度陷於崩潰。希特勒對此不作答覆。停了一段時期。貝克不願分擔元首決意進行戰爭的歷史責任。到七月間,他們二人之間出現對立。當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進攻即將實現時,貝克要求希特勒保證不再進行戰爭冒險。於是他們二人就決裂了。希特勒對貝克說,軍隊是國家的工具,他是國家的元首,所以陸軍和其他武裝力量都要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貝克因此就請求辭職。他的辭呈始終沒有得到答覆。這位將軍的決定是不會更改的。自此之後,他就不到陸軍部辦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職,並委派哈爾德來繼任他的職位。貝克後來還有一個悲劇性的但光榮的命運。
  所有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內人才知道的。現在元首和他的專家顧問之間也開始了一場持續的嚴重鬥爭。貝克是陸軍參謀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們之間不但在職業意見上一致,而且對非軍人的、政黨方面的命令同樣都有反感。看來九月危機已造成了使德國將領感到擔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個師的捷克軍隊部署在德國東部邊境,而法國軍隊約以八對一的優勢開始沉重地壓在"西牆"。敵意的俄國可能利用捷克的飛機場採取軍事行動,蘇俄軍隊可能通過波蘭或羅馬尼亞向前推進。最後,據說英國海軍在最後階段已在動員。隨著所有這些形勢的發展,人們的情緒上升到狂熱的地步。
  首先,我們得到了哈爾德將軍所作的關於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親信的陰謀計劃的報告。這件事的證據還不限於哈爾德的詳細敘述。計劃肯定是有的,只是當時的決心究竟有多大,那我們就不能精確判斷了。將軍們曾一再計劃造反,但到最後關頭總是由於種種原因而給打消了。他們被盟軍俘虜之後,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厭其詳地說明他們曾經如何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無疑問,那時有過這種陰謀計劃,並且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也採取過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爾德說),我們就採取了必要的步驟使德國能夠擺脫這個瘋子。那時,大部分的德國人對戰爭的前景充滿恐懼。我們並不想把納粹領導人殺死,只是想把他們抓起來,成立一個軍政府,向人民宣佈:我們之所以採取行動,完全是因為我們深信我國人民正在被引到確實無疑的災難中去。
  參加這個陰謀的有:哈爾德將軍、貝克將軍、施蒂普納格爾將軍、維茨累本將軍(柏林衛戍司令)、托馬斯將軍(裝備署署長)、布羅克多爾夫將軍(波茨坦衛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將軍。他們還秘密告訴了總司令勃勞希契將軍,他也表示贊同。
  作為對捷克斯洛伐克採取軍事行動和正常軍隊的調動的一部分,他們順利地把一個裝甲師調到靠近柏林的地區,只需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可以開到柏林。證據是很清楚的,因為在慕尼黑危機時,赫普納將軍指揮的第三裝甲師駐在柏林之南。赫普納將軍的秘密任務就是在接到信號時立即佔領首都、總理府和重要的納粹部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個師後來被撥歸維茨累本將軍指揮。椐據哈爾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當時對於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等,曾作過極其周密的佈置。"當時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則政變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條件就全部具備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貝希特斯加登到達柏林。哈爾德在中午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即去見維茨累本把計劃訂好。當即決定在當天晚上八時執行。到下午四時據哈爾德說,維茨累本的辦公室接到張伯倫要飛到貝希特斯加登與元首會晤的消息。於是他立即召開會議,在會議中哈爾德告訴維茨累本說:"如果希特勒的虛張聲勢的恐嚇又獲得成功,那麼,他作為總參謀長是不宜把它拆穿的。"於是就決定暫緩行動,等待事態的發展。
  這就是當時的總參謀長哈爾德將軍所說的柏林內部危機的故事,是否屬實,歷史家將會進行調查。後來米勒-希勒布蘭特將軍也加以證實,有些調查過此事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確實可靠。如果這件事終於被認為屬歷史事實,那麼,這又是另一個因極小的偶然事件而改變人類命運的例子。
  除此之外,參謀部方面還有其他雖不那麼激烈但還熱心的努力,以謀求抑制希特勒,這是毫無疑問的。9月26日,由漢內肯將軍、勒布將軍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組成的代表團,到總理府請求晉謁希特勒,但被打發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將領在陸軍部開會。他們一致同意擬訂了一份意見書,送到總理府。這個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國發表。1意見書分五章,另有三個附錄,一共十八頁。第一章的重點是敘述第三帝國的政治領導人和軍事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並說明德國人民士氣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歐洲戰爭。又說,如果發生戰爭,就必須把非常權力授予軍事當局。第二章敘述國防軍的惡劣情況,並說"軍事當局只好對許多嚴重違反紀律的情況不加過問"。第三章列舉德國軍備的各種缺點,尤其著重說明匆促完成的齊格菲防線的缺點,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薩爾布呂肯之間地區,又缺少防禦工事。意見書又說,集中在紀韋的法國軍隊恐有入侵比利時的可能。最後強調軍官太少,說是要使陸軍能達到作戰力量,至少要有四萬八千個軍官和十萬個軍士,如果現在就進行全部動員,至少有十八個師缺乏有訓練的下級指揮官。
  1由拉韋爾涅教授發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國和外國政治年刊》上。見裡普卡,前引書,第212頁及其後。
  這一個文件還提出種種理由,證明為什麼除了嚴格限於局部戰爭之外,失敗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陸軍軍官中,相信德國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人,還不到五分之一。在附錄中,有關於捷克斯洛伐克軍事上的評論,說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即使沒有同盟國的援助也能打三個月,而德國在波蘭邊界和法國邊界方面,在波羅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護的軍隊防守。在奧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萬的兵力來防止人民暴動和捷克可能發動的進攻。最後,參謀部認為,在三個月的期間內,很不可能使衝突只限於局部地區。
  陸軍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後又由德國海軍部長雷德爾海軍上將再加以強調。9月27日晚上十時,元首接見雷德爾。
  雷德爾提出了措詞激烈的呼籲。幾小時後,傳來了英國艦隊動員的消息,使他的呼籲更有力量。希特勒動搖了。上午二時,德國電台正式否認德國準備在29日動員的消息,使他的呼籲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德國官方通訊社給英國新聞界一個文告,再一次否認德國準備在29日動員的消息。在這時候,這個人和他的驚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緊張壓力,一定是極其猛烈的。顯然他已經走到了全面戰爭的邊緣。他面臨著不利的輿論,又受到陸、海、空三軍將領的嚴重警告,他能毅然改變方針嗎?從另一方面來說,他長期以來依靠威望來維持他的統治,現在又能否經得起退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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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元首和他的將領之間進行搏鬥的時候,張伯倫自己又準備向英國人民廣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說:
  現在我們為了一個遙遠的國家中我們完全不瞭解的民族之間所發生的爭吵,在這裡挖掘戰壕,試帶防毒面具,這真是多麼可怕,多麼不合理,多麼不可思議!……如果我認為還有所裨益的話,我將毫不猶疑地進行第三次德國訪問……
  我這個人,從心底裡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國與國之間的武力衝突,對我來說,好比一場惡夢;但是,如果我確信有一個國家決心要用武力恐怖來統治整個世界的話,那我就認為非進行反抗不可。因為在這種統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戰爭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們投入戰鬥之前,我們必須明白,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張伯倫發表了這一篇和戰兩可、四平八穩的廣播演說之後,收到了希特勒對他上次讓威爾遜爵士轉交的信的答覆。這封信帶來了一線的希望。希特勒主動提出德國願意參加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國界的聯合保證,他還表示願意對實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進一步的保證。這時,時間非常緊迫。戈德斯貝格德國的最後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時,就到最後的期限了。張伯倫於是寫了一封個人的信給希特勒:"拜讀來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經戰爭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願立即親自來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討論移交的問題,如果你願意的話,法、意兩國的代表也可以參加。我深信我們能在一個星期之內達成協議。"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72頁。
  與此同時,他又打電報給墨索里尼,告訴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這個最後呼籲。電文是:"我希望閣下通知德國總理,說你願意派代表出席。我還希望你盡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議,使我們的人民不致陷於戰爭。"
  這次危機的最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倫敦和巴黎之間似乎沒有進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雖然雙方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說沒有什麼個人接觸。當張伯倫未經同法國政府和他自己內閣的同僚商議就寫出這兩封信的時候,法國內閣正沿著與此相平行的路線採取他們自己的措施。
  我們已經知道,法國新聞界是極力反對同德國較量的;我們也知道,經法國外交部授意的巴黎報紙又如何影射那個曾提到蘇聯的英國強硬公報,說它是偽造的東西。法國駐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項進一步的建議,準備把立即移交德國佔領的蘇台德地區加以擴大。當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時,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來電,勸告希特勒應該接受張伯倫的舉行會議的意見,並說意大利也願意參加。
  9月28日下午三時,希特勒通知張伯倫和達拉第,建議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舉行會議。這時張伯倫正在向下院演說,報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況。在他的演說快要結束時,坐在樓上貴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勳爵把希特勒邀請他去慕尼黑的電報傳下來交給了首相。張伯倫那時正在敘述他給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採取的這一步驟所得的結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訴我,他已發出通知……說意大利雖然準備完全履行支持德國的保證,但他考慮到英國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設法把他通知威爾遜爵士本來要在今天下午二時採取的行動至少延遲二十四小時。我看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對當前形勢重行考慮,設法找出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說,他同意把軍隊動員令推遲二十四小時……這還沒有完。我還有些事要報告下院。我現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請信,他請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會晤。他也邀請了墨索里尼先生和達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請。我可以斷定,達拉第先生也是會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說了……我深信下院會同意我現在就立即動身,看看我在這最後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麼。
  就這樣,張伯倫第三次飛去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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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次值得紀念的會議,已有過許多記述,在這裡,只能強調幾個重要特點。會議並沒有邀請俄國參加,捷克自己也沒有獲許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詞率直的通知,說是第二天歐洲四強的代表就要舉行會議。"四巨頭"迅速達成協議。會談在中午開始,一直開到次日凌晨二時。備忘錄寫了出來,在9月30日晨二時簽字。它在基本各點上接受了戈德斯貝格最後通牒。蘇台德區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內完成。最後的邊界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這個文件交給奉准專程前來慕尼黑聽候發落的捷克代表。
  當這四位政治家等待專家們草擬出最後文件的時候,首相問希特勒是否願意同他進行一次私人談話。希特勒"欣然同意"。1
  1法伊林,前引書,第376頁。
  9月30日早晨,兩位領導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會晤,除了譯員之外,沒有別人參加。張伯倫提出了他事先預備好的一個聲明,其內容如下:
  我們,德國元首兼總理和英國首相今天繼續會晤,雙方一致認為英德關係問題是兩國和整個歐洲的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認為,昨夜簽訂的協定以及英德海軍協定是我們兩個國家希望彼此之間不再發生戰爭的一個象徵。
  我們決心以協商的辦法來處理有關兩國之間的任何其他問題,我們決定繼續作出努力,來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從而為確保歐洲和平作出貢獻。
  希特勒讀完這個聲明就毫不猶豫地簽了字。
  張伯倫回到英國,飛機在赫斯頓著陸,他下飛機時揮動著有希特勒簽字的這個聯合聲明,向前來歡迎的顯要人物宣讀。他的汽車由機場開出,在經過歡呼的群眾時,他對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說:"三個月後,這一切將成為過去。"但他在唐寧街官邸的窗戶前又揮動那張紙說:"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把光榮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到唐寧街來,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1
  1都是愛國的人,他們切望祖國能在世界上重新獲得它的地位。
  現在我們又有了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受審時對捷克代表提問的答覆: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凱特爾元帥問道:
  "在1938年的時候,如果西方各國肯幫助布位格,第三帝國會不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凱特爾元帥回答:
  "肯定不會。那時我們在軍事上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簽訂協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國趕出歐洲,爭取時間,完成德國的武裝。"1
  1引自雷諾:《法國拯救了歐洲》,第一卷,第561頁註釋。
  法伊林,前引書,第381頁。
  希特勒的判斷再一次得到了決定性的證明。德國參謀部不勝慚愧。元首畢竟又是對的了。他單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覺,準確地衡量了全部軍事、政治形勢。像在萊茵蘭一樣,元首的領袖才能又再度戰勝了德國軍事將領們的阻撓。這些將領他們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種方法來加強德國的實力。當他們發現自己多麼地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時,心裡感到十分痛苦;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對元首的憎惡和不信任常敵不過他們對元首高瞻遠矚的天才和神奇的幸運的讚美。毫無疑問,他成了一顆他們應該跟隨的明星,應該服從的領導。就這樣,希特勒終於成為不容非議的德國主人。鴻圖大略的道路已打開了。
  陰謀反叛的人已銷聲匿跡,但也沒有被他們在軍隊中的同志們所出賣。
      ※      ※      ※
  在這裡,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為上的準則,也許對未來有些指導意義。要評判這類事情,絕不能離開當時的實際情況。某些事實在當時也許尚未為人們所知,因而對事情的估計,基本上只能是猜測,還可能受到試圖作出判斷的人的一般情緒和意向的影響。那些在氣質上和性格上喜歡對含糊曖昧而困難的問題尋求斬釘截鐵的解決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國的挑釁就立即準備應戰的人,並非都是對的。另一方面,那些傾向於低頭忍受、耐心而忠心誠意地尋求和平妥協辦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錯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數場合下,後者可能是正確的,不論從道德上還是從實際效果上來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堅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戰爭!宗教和道德同樣都主張謙讓和卑遜。這不只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多少次戰爭是由於煽動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戰爭的誤會本來可以因延緩決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國家,彼此間進行過殘酷的戰爭,而在幾年和平之後,不僅成了朋友,而且結成同盟!
  "登山寶訓"是基督教義中的精義。我們每一個人都尊敬教友派1,然而,大臣們履行領導國家大事的責任,卻不是以這種教義為根據。他們的職責,首先是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避免引起衝突和戰爭,並避免各種形式的侵略行為,不論其目的是民族主義的還是意識形態的。但是,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本國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們的職位是他們給的),在不得不而正確地採取最後手段的時候,或者經過深思熟慮,有了肯定而明確的判斷時,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況證明確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這時,就應該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來使用。如果把戰爭推遲一年,使自己在戰爭中處於更不利的劣勢,或將更難取得勝利,則推遲戰爭沒有什麼好處。這是有史以來人類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兩難情形。這類事情的最後評判,只能由歷史根據當時雙方所知道的並在其後獲得證明的事實來記載了。
  1教友派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對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訴諸戰爭。--譯者
  但是,有一個有助於作出評判的準則,即一個國家要遵守諾言和遵守盟國的條約義務。這個準則叫作"道義"。人們所說的"道義",往往同基督教的教義不完全一致,想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道義常常受自尊心的影響,而自尊心對於道義的激發又有著巨大的作用。當然過於誇大的道義規範會導致空虛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為,不論它看來有多麼美好,也不足為訓。而在這一次,正是道義的準則已指出了責任之所在的時候,而當時對於事實又能作出正確判斷的話,就更能加強道義指令的力量了。
  法國政府背棄忠實的盟國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運擺佈,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傷心的錯誤,由此還產生了許多可怕的後果。不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還有俠義精神、道義感,以及對受威脅的小國的同情,是會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國如果有條約義務的約束,是一定會起而戰鬥的。但無論如何它已深深地捲入進去了,歷史只好遺憾地這樣記載:英國政府不僅默許而且鼓勵法國政府走上了這一條致命的道路。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蘭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國生活的緊張--庫珀先生的辭職演說--關於慕尼黑事件的辯論--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說--英內閣左右為難:重整軍備或和平--大選問題--與庫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權力和責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訪問巴黎--博內先生對德國表明態度--慕尼黑的後果--在實際上和預計上英法聯合力量對比的衰退--英國空軍情況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國和德國的空軍實力--1938年德國人口增加了一千萬。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嚮慕尼黑的決議屈服了。他們說:"希望把他們對他們不曾參與的決議所提出的抗議在全世界面前備案。"貝奈斯總統辭職了,因為"他可能已成為新國家必須去適應的發展的一個障礙"。他離開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國。捷克這個國家就根據協定解體了,但是搶吃死人肉的兀鷹還不限於德國。緊接著9月30日慕尼黑協定之後,波蘭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時為限的最後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邊區割讓給它。這時捷克已無法抵抗這種苛刻的要求。
  波蘭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質,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視他們的錯誤;幾世紀以來,這種錯誤曾使他們遭受無法估計的痛苦。我們看到,他們在經受許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後,終於在1919年由於西方協約國的勝利而恢復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而且成為歐洲主要國家之一。現在,在1938年,它為了無關重要的特申問題,竟然與曾經把它扶起來使之重獲民族團結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國家疏遠,其實不久它又對這些國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們看到,正當強大的德國對他們虎視眈眈的時候,他們卻迫不及待地從那個已被掠奪和破壞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們當著英法大使把大門關起來,英法兩國大使求見波蘭外長一面而不可得。這個民族,就一些個人而言,具有種種英雄的品質,天賦很高,豪邁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個方面,卻再三表現出積習難改的錯誤,這是歐洲歷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難解的事情,也是一個悲劇。今天,波蘭人民又處在新的奴役之下,我們同他們是心連心的。我們相信他們不會缺乏那種不斷奮起抗擊暴政的力量,他們也能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對待他們遭遇到的痛苦。我們展望著未來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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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也幾乎參加了慕尼黑的討論。1938年8月底,霍爾蒂訪問德國,但希特勒對他保持極其慎重的態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雖然同那位匈牙利攝政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但沒有透露他準備在哪一天進攻捷克。"他自己並不知道時間。凡是要一起吃飯的人,就得一起下廚幫忙。"但是吃飯的時間並沒有宣佈。不過在現在,匈牙利提出他們的要求的時間,卻是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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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來這些日子裡,我們經過了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歲月之後,確實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國國內當時由於慕尼黑協定的問題所爆發的憤怒。在保守黨中,本來彼此有親密接觸的各個家庭和朋友之間,其意見分歧之大,是我從來沒有看到的。由於政黨關係、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現在見面卻彼此帶著輕蔑的情緒怒目相視。
  這一個問題,絕不是張伯倫從飛機場入城時向他夾道歡呼或堵塞唐寧街及其通道熱烈歡呼的群眾所能解決的,甚至執政黨議會領袖或黨員的拚命努力也無濟於事。我們當時屬少數派,對於政府的支持者對我們的冷嘲熱諷,一概不予理睬。內閣從根本上動搖了,但事情既然發生,他們也只好仍保持團結。只有一位閣員站出來。海軍大臣庫珀先生辭去了他的重要職位;他曾作出動員艦隊的決定,使海軍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當張伯倫能夠絕對控制公眾輿論的時候,他從歡呼的人群中衝了出來,公開宣佈他完全不贊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進行了一天的辯論。在辯論開始,庫珀先生發表了辭職演說。這是我們議會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態安詳,不用講稿;在他講話的四十分鐘內,黨內與他相對立的多數派都在聚精會神地傾聽。在這個時候,要博得激烈反對政府的自由黨和工黨的歡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黨內,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爭論。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這裡記錄下來:
  我懇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從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要老是從那個小國在戰略上所處的困難地位出發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倒不如向我們自己說:"由於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會有一天爆發歐洲大戰;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就得參戰,而無法置身局外。我們將站在哪一邊作戰,這是毫無疑問的。"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這將使那些準備擾亂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著,張伯倫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後呼籲。在四星期的談判中,從頭到尾,希特勒先生總算第一次準備退讓一吋,也許退讓一呎,無論如何總算對英國的提議準備作若干讓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個消息,並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時,他已經獲悉英國艦隊實行動員的消息。人的動機是無法知道的;在這兩個消息之中,究竟哪一個對他影響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這也許是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但我們知道,他過去是從來不讓步的,而現在卻讓步了。我多日以來就催促實行艦隊動員。我曾認為這種行動的語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辭令或公文中附有條件的條款,更容易為希特勒所瞭解。我曾經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貝希特斯加登以前,採取類似這次動員的步驟。我曾建議,這種步驟應該與威爾遜爵士奉命赴德同時進行。我記得首相說,這樣做肯定會破壞威爾遜爵士的使命,而我則認為這將使他的使命獲得成功。
  在所有這些日子裡,這就是首相和我之間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認為應該用委婉動聽、合乎情理的話來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則認為用暴力的語言更能打動他。
  首相對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說的話深信不疑。雖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壞凡爾賽和約時,保證要遵守洛迦諾公約;而在他破壞洛迦諾公約時,又保證不再作進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歐洲提出領土要求;當希特勒用武力進佔奧地利時,曾授權他的黨羽提出有權威的保證,說他不會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這還是不到六個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現在還相信希特勒的信義哩!
      ※      ※      ※
  這一次長時間的辯論,很可以說明當時情緒之激動和問題之嚴重。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在發言中說到"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時,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抗議聲,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繼續發言。張伯倫先生為了維護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撓的努力,盡了他個人的力量,使大家肅然起敬。但是在這裡,不能不敘述他對人對事所作出的一連串的錯誤估計和判斷,並據此採取了錯誤的行動。至於他的動機,那是無可非議的;他所採取的路線,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氣來執行。關於這一點,兩年後我在他逝世後的演說中曾大加讚揚。在保守黨內的重要人物之間,雖有嚴重的分歧,但他們並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數的情況而論,私人關係最多也只是暫時受到影響。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認識。現在激烈要求採取行動的工黨和自由黨這兩個反對黨,曾經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反對和抨擊政府所採取的哪怕是溫和折衷的國防措施,希望以此來爭取民心。
  此外,政府還可以提出一個嚴重的實際理由,雖然說出來也不能為他們爭光。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嚴重缺乏戰爭準備。有誰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積極地證明這一點呢?英國讓自己的空軍實力遠遠落在德國的後面。我們所有的薄弱環節仍沒有設防。用來防衛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過是一百來門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還缺乏訓練。如果希特勒是誠實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實現,那麼張伯倫先生就是對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騙,那麼,我們至少得有一個喘息的時間,以便彌補由於疏忽所造成的最惡劣的狀況。這些考慮,以及一般人由於暫時避免了可怕的戰爭而產生的那種如釋重負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贊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對一百四十四票通過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機中所採取的防止戰爭"的政策。持不同意見的三四十名保守黨員,除了以棄權來表明他們的反對之外,別無他法。我們一致正式地這樣做了。
  我在演說中說:
  在這一次長時間的辯論中,我們實在不必浪費時間去研究在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達成的局面之間的差別。如果本院允許我把一個比喻變動一下的話,那我就可以簡明扼要予以說明。他先用手槍對著你,要你給他一英鎊。等到如數照給之後,他又用槍口對著你,要求給兩鎊。最後,那個獨裁者答應先收一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剩餘的部分要你保證隨後付清。
  從來沒有人比首相更堅決和更不妥協地追求和平的了。
  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這麼強烈地、不屈不撓地維護和保障和平的決心真是亙古未有。雖然如此,我卻不怎麼明白,如果英國和法國確實向來都準備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話,那麼英法兩國在這一次又怎麼會有捲入對德戰爭的很大危險呢?關於首相帶回來的條件,我相信在夏季某個時候可以通過一般外交途徑很容易地達成協議的。我要說的是,我相信,如果讓捷克人自己去對付,而且向他們表明,他們不可能從西方國家取得援助,那麼,他們或者早就能夠取得比經過這番波折所得到的較好的條件,他們總不會有比現在更壞的條件。
  一切都過去了。緘默的、悲哀的、被拋棄的、支離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長期以來,它追隨法國的領導和政策,和法國站在一起,結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虧……
  如果我國被納粹德國控制,落入它的勢力範圍,受它的指使,或者我們的生存變得非仰賴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無法忍受了。為了防止這種情形,我曾盡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務--第一,要及時建立一支其實力要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本國海岸的國家為強的空軍;第二,要把許多國家的集體力量集合起來;第三,在國聯盟約的範圍內,結成聯盟和訂立軍事條約,以便把力量集合起來,無論如何至少可以遏制這個國家的向前發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費心機。
  每一個主張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壞和拋棄了。
  我們的忠誠勇敢的人民,他們準備不惜任何代價來盡他們的職責,在上星期的緊張狀態之下,他們從不畏縮。對於他們當知道暫時無須再受艱苦的磨煉時而自發表現出興高采烈如釋重負的心情,我並不埋怨他們;但他們應該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們應該知道,我們的防務有嚴重的疏忽和缺點;他們應該知道,我們未經戰爭就遭到了一次失敗,其後果將對我們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已經過我們歷史上的一個可怕的里程碑--歐洲的平衡被打亂了;西方民主國家這時已聽到這種可怕的話:"你們已在天平上稱過了,發現份量不足。"不要認為這件事會從此結束,這不過是算賬的第一步。這不過是以後每年還要遞給我們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嘗嘗味道罷了。除非我們振作精神,恢復我們的戰鬥活力,我們才能像往日一樣重新站起來,為保衛自由而戰。
      ※      ※      ※
  希特勒對於英國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國人真誠地以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為慶幸的心情,卻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張伯倫極力要求接受的那個相互友好宣言上簽字還不到兩個星期,他在薩爾布呂肯發表演說時說道:
  我們對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們所統治的國家,其國內政治體制,隨時有可能使他們丟掉官職而由另一些並不熱衷於和平的人來代替。這種人已經在那裡等候了。在英國,只要不是張伯倫先生當政,而是庫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爾先生當政,那麼我們完全可以知道,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發動新的世界大戰。他們對此並不隱諱,而是公然承認。此外,我們還知道,現在同過去的情況一樣,在後面還潛伏著猶太國際那個威脅性的敵對角色,他們在一個布爾什維克化的國家裡已立定腳跟和具有體制了。我們還知道有某一個專靠謊言和誹謗過活的國際新聞社的勢力。這使我們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衛我們的國家。時刻維護和平,但不容片刻鬆懈,準備自己。
  因此,我決定照我在紐倫堡演說所宣佈的,要以更大的努力來加緊建築我們的西部防禦工事。現在我要把至今還在我們防禦工事前面的兩個地區,即亞琛區(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薩爾布呂肯區併入防禦工事之內。
  他又說:
  如果英國人民逐漸丟棄他們自凡爾賽和約時代承襲而來的那種神氣,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們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國政客要過問德國境內德國人的命運,或過問德國所屬的其他人的命運,那是不恰當的。在我們方面,我們也不會過問英國的事情。其實德國以外的世界,很應該管管他們自己國內的事,或者,比如說,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隨著慕尼黑協定所帶來的如釋重負的感覺逐漸冷淡下來,張伯倫先生和他的政府發現自己卻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左右為難的局面。首相曾經說過:"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時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數同僚卻希望利用這個"我們的時代"來盡快地重新武裝起來。在這一點上,內閣出現了意見分歧。慕尼黑危機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們的防務,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種種弱點,都要求我們大力重整軍備,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情緒卻使希特勒大為震動。他也許找到了借口說:
  "這算是對我們慕尼黑協定的信賴和友好的態度嗎?如果我們是朋友,而你們又相信我們,那你又為什麼要重整軍備呢?讓我保持軍備,而你則保持對我的信賴吧。"這種看法,按照議會所得到的材料來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並不能使人信服。當時國內有要求大力重整軍備的強烈的洶湧澎湃的情緒。
  這自然要受到德國政府和它所授意的報紙的抨擊。不過,英國全國的輿論是不容置疑的。他們一方面由於首相使他們免遭戰禍而深感慶幸,歡呼和平的口號響徹雲霄;另一方面,他們又痛感到軍備的需要。所有的軍事部門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機中暴露出來的令人擔心的軍備嚴重缺乏的情況。內閣達成了一個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則是:要盡可能做好準備,但同時又不採取大規模的措施,以免擾亂本國貿易或刺激德國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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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伯倫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後頂住了要求舉行大選的誘惑和壓力,這無疑是他的功績。如果這時舉行選舉,這只會引起更大的混亂。然而,在那些曾批評慕尼黑協定並拒絕投贊成票的保守黨人看來,那年的冬季確是令人著急和沮喪的。我們每一個人,在各自的選區內,都受到保守黨黨部的攻擊。有許多在一年以後成為我們的熱烈的擁護者的人大肆活動,積極反對我們。在我的選區--埃平區內,情勢的發展竟使我必須作出明白的表示,聲明如果本地的黨部通過對我進行彈劾的決議,我就得立即辭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參加補缺選舉的競選。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戰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圍一群堅決的人,卻給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爭;他們經過艱難的鬥爭,終於在黨部的一次決定性會議上,使我在這晦暗的時刻,得到三對二的信任票。這是一個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們又進行一次關於國防問題的辯論。我發表了長篇演說。
  庫珀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聽說因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說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興,至感遺憾。不知你為什麼會這樣。我不過是說,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時,他的意思是要說明在軍事動員之後,不管怎樣檢查總可以發現一些缺點和不足之處,所以我認為你對他的指責,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當然我本來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認為,在辯論中引用別人過去說過的話作為自己發言的根據,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處境並不怎麼簡單。你那篇使我大為欣賞和欽佩的偉大的猛烈攻擊的演說,是對政府三年以來的政績的攻擊。
  在這三年的時期裡,除了最後六個星期之外我始終是政府中的一員。因此,你很難希望我會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贊同。不過,不管你覺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據,我對於冒犯了你這一件事,總是感到很抱歉的,請你多多原諒。
  因為我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以及你的忠告,對我都是非常寶貴的。
  丘吉爾先生致庫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興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謝。我們這一小群朋友,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互相指責,實在是個大錯誤。唯一的原則是盡可能互相幫助,而不要互相傷害--不要讓漁翁得利。你擅於詞令,應該很容易說明你的立場,無須表明我們之間有意見分歧。我是恪守這一條規則的。你的發言固然無可非議,但你離開正題來答覆我,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懷疑你這樣做是否有什麼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盡量把我從反對政府的其他保守黨人中孤立起來。我自己並沒有這樣想。你的委婉的來信,使我完全釋然。我們人數那麼少,我們的政敵又那麼多,目標又那麼重要,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認為我所聽到的你的演說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舉了最近三年以來我們所受到的災難,確實講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講稿怎麼就能講得那麼全無遺漏。
  我對這次辯論,感到非常遺憾。張伯倫現在已毫無牽掛,安然無事。慕尼黑已成過去;防務不足的情況,已被置諸腦後。直到現在,在國防軍備上還未見作出認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價換來的喘息時間,也將白白浪費掉。我為這些國事而擔憂,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飯時,我的態度顯得很沒有禮貌,那時我並不知道你發言開頭一段究竟說了些什麼。
  但不管怎樣,你總可以信賴你的真誠的朋友。
  11月1日,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哈查博士當選補上捷克斯洛伐克殘餘部分的總統的空缺。一個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職。
  這個煢煢無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長說:"歐洲和世界的一般情況,使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不可能希望有一個安靜的時期。"希特勒也有同樣的想法。德國在11月初把搶來的贓物進行正式的分攤。波蘭心安理得地佔領了特申。曾被德國用來作棋盤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獲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為犧牲,也分得一塊肉。英國下議院提出慕尼黑的這些後果時,張伯倫先生解釋說,英法兩國在慕尼黑協定後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國際保證,只是在這個國家受到無故侵略這個假定之下來說的,並不涉及該國現有疆界。"我們現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態度說,"是為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邊界的重行調整作證。我不知道當時劃定這些邊界的人是否認為一經劃定就永遠不變。我不大相信他們會是這樣想的。
  他們也許會想到這些邊界難免時常有所調整。把這些人當作非凡的超人,認為他們的眼力可以確定永久性的正確邊界,那是不可想像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這些邊界是否應該時常調整,而是調整的方式,是通過談判和討論還是通過戰爭。調整正在進行中,關於匈牙利邊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兩國的仲裁來最後決定捷匈兩國之間的邊界線。我想,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說的就是這些了……"但不久以後還有得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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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17日我寫道:
  每個人都必須承認,首相正在執行的政策是最具有決定性和極其重要的。他對於他要做些什麼事情以及即將發生什麼事情,都有著堅定的看法。他有他的價值標準;他有他的見解。他相信與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達成妥協就可以使歐洲和不列顛帝國很好地安定下來。沒有人反對他的動機。
  沒有人懷疑他的信心和勇氣。除了所有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認為最好的事情的權力。在我國對外政策的原則上,或者在我國必須對付的事實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都不得不承認我們根本沒有權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運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堅信的道路。他願意承擔責任;他有承擔責任的權利。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計劃對我們會產生什麼結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歐洲大陸方面不再作進一步的領土擴張;因為他認為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征服和併吞,已經滿足了德國納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許希望說服保守黨,同意把現歸英國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認為與托管地情況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歸還給德國。他相信讓德國收復國土就可以導致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穩定的關係。他還相信,形成這種友好關係,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削弱我們與法蘭西共和國之間以自衛為目的的根本團結;這種團結是我們雙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須加以保護的。張伯倫先生深信,所有這一切將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這些都純屬希望和推測。我們還得想到有一連串與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要求我們承受無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許不得不要求我們承受無法忍受的事情。再說,對方在這次困難的談判中,也許並不抱有激發首相的那種好意和信義。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或者說我們被迫要付出的代價是很高的,而且也許還不夠哩。這個代價也許還包括使不列顛帝國受到重大的損害和屈辱,卻不能使歐洲大陸事態發展的進程有所停止或轉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幾個月。·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首·相·對·希·特·勒·先·生·和·德·國·納·粹·黨·的·看·法·究·竟·對·不·對。·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綏·靖·政·策·是·否·收·到·綏·靖·的·效·果,·還·是·刺·激·了·對·方·更·為·凶·狠·的·野·心。
  在現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強我們的抵抗力量和國防力量,以防萬一首相不幸而錯了或受騙上當時,我們還可以在最壞的情況下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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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對"我們時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張伯倫先生總認為必須把意大利和德國拆開來。他對此有明確的看法。他充滿希望地相信,他已獲得了希特勒的友誼;為了完成他的計劃,他還必須爭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為代價高昂的同德國和解的平衡砝碼。在他同意大利獨裁者重溫舊好的過程中,他必須拉著法國和他一起幹。大家來一個普天同愛。我們在下一章裡,將研究這個建議結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勳爵訪問巴黎。法國政府對首相訪問羅馬的建議雖表同意,但並不熱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卻高興地知道法國正準備搞個聲明,倣傚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簽字的關於英德未來關係的英國聲明的榜樣。1938年11月27日,在博內先生發給法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一封信中,敘述法國政府的這個意思。信中說:"昨天在巴黎進行討論時,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對他們認為在性質上與英德聲明相同的那個聲明,明白表示滿意,這個聲明對國際緩和工作將是一個直接的貢獻。"1為了進行這種討論,裡賓特洛甫帶著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國人不僅希望發表一個友好的一般性的聲明,而且還希望簽定一項具體的經濟協定。對於前者,他們有了收穫,於12月6日在巴黎簽字了,至於後者,甚至博內先生也不願接受,雖然他也很想充當法德諒解的締造者。
  1《法國黃皮書》第35、37頁。
  裡賓特洛甫訪問巴黎的使命,內中還有一個更深一層的動機。正像張伯倫希望離間羅馬和柏林一樣,希特勒也認為他可以離間巴黎和倫敦。關於這件事,博內先生所敘述的他同裡賓特洛甫的談話是有點意思的:
  關於英國,我對裡賓特洛甫申明,英德關係的改善對緩和歐洲局勢的政策的任何發展一定大有幫助,而歐洲局勢緩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間一切行動的主要目的。德國外交部長力圖把目前局勢的責任推到英國政府身上。他說,英國政府,尤其是英國的報紙,在慕尼黑事件結束時似乎曾一度表示過某種理解,但其後卻對柏林政府採取最令人失望的態度。……
  庫珀、丘吉爾、艾登和莫裡森等人在議會發表政見日見增多,以及某些報紙的評論,使德國極為憤慨;而在德國,是沒有人能夠限制報紙對此不作出反應的。我再一次強調英法團結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動搖性,明白指出,從長遠來說,德法關係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時存在與此相平行的英德關係的改善的話,那是不可思議的。1
  1《法國黃皮書》第43-44頁。
  在慕尼黑事件之後的一年內,人們對於究竟是希特勒還是協約國的實力增加得快些這個問題曾有過爭論。在英國,許多知道我們防務空虛的人,看到我們的空軍月月擴充,"旋風"式和"噴火"式戰鬥機也快要大量出廠,因而有如釋重負之感。雖然,空軍中隊不斷有所擴編,高射炮增加了,轉入戰時工業的部署也不斷加快進行,這些改進似乎難能可貴,可是若與德國軍備的巨大增長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說的,全國範圍的軍需品生產計劃,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無生產,第二年只能有少量產品,第三年有成批的產品,第四年是大量生產,源源不絕。但目前希特勒德國的戰備工作,幾乎與戰時的情形一樣緊張而突飛猛進地進行著,它早已達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階段了。而英國則只是在非緊急狀態的基礎上有所推進,而且規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國全部軍事開支的總數是三億零四百萬鎊,1而德國的軍事開支至少有十五億鎊。在戰爭爆發前的這一年裡,德國的軍火生產的總產量可能比英法兩國合起來的產量最少超過一倍,或可能超過兩倍,而它的一些規模巨大的坦克工廠也已開足馬力,全部投入生產。因此他們不斷得到比我們多得多的武器。
  11937至1938年為二億三千四百萬鎊;1938至1939年為三億零四百萬鎊;1939至1940年為三億六千七百萬鎊。
  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協約國喪失了捷克軍的二十一個正規師和已經動員的十五到十六個後備師,還失去了他們的山地防禦工事;這條防線在慕尼黑危機中曾使德國不得不部署三十個師的兵力,或者說,德國的受過完備訓練的機動部隊主力。根據哈爾德和約德爾兩將軍在戰後受審時的供詞,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線的德軍兵力只剩十三個師,其中只有五個師是第一線的正規軍。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們無疑地等於損失了相當於三十五個師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達兵工廠,這個中歐第二個最重要的兵工廠也讓給了對方。這個工廠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間的生產量,與同期內英國各兵工廠的實際產量幾乎相等。在全德國正在緊張地、幾乎像在戰時狀態那樣努力工作的時候,法國的勞工卻早在1936年就已爭得渴望已久的每週四十小時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陸軍實力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從1938年起,德國陸軍不但在數量上和編制上以及後備隊伍的積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長,而且在質量上及其純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隨著裝備的不斷擴充,對官兵的訓練和一般官兵在技術上的熟練程度也日益取得進展。而法國陸軍卻沒有同樣的進展和擴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國超過了。在1935年,法國即使沒有前協約國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經重大戰鬥就可以攻入和重行佔領德國。到1936年,法國的壓倒優勢的實力還不至於成為疑問。我們現在根據德國方面的透露,這種情況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國最高統帥部正因為知道了它們自己的弱點,所以才曾極力阻撓希特勒採取各種行動,但正是這些成功的行動使希特勒聲望增高。到我們現在正在探討的慕尼黑事件後的這一年內,德國陸軍雖然在有訓練的後備隊這個方面仍較法國為弱,但它的效率已達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於軍隊的基礎在於人口,而德國的人口又比法國多一倍,所以德國軍隊不論按照任何標準都將勝過法國,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以軍隊的士氣來說,德國人也是佔上風的。拋棄盟國,尤其是害怕戰爭,就會使任何一支軍隊的士氣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喪。在德國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強之感,都激發了這個民族的戰鬥本能,而法國卻自認虛弱,使法國各級官兵大為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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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開始趕上德國,使我們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風"式和後來以"噴火"式等新式戰鬥機替換如"鬥士"式一類舊式雙翼戰鬥機的過程還剛剛開始。1938年9月,我們只有五個中隊配備了"旋風"式戰鬥機。而且,舊式飛機的儲存和零件,因為此後不能使用,只好拋棄。在新式戰鬥機的裝備上,德國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面,他們已有為數甚多的"米式"109飛機,這是我們的舊式飛機無法與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於我們有更多的配備新式飛機的中隊,我們的情況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們一共有二十六個新式戰鬥機中隊,每架飛機裝配八挺機關鎗;只是因為時間關係還沒有建立大規模的儲存和替換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顛空戰時,我們可以用來作戰的新式戰鬥機一般有四十七個中隊。
  在德國方面,其實力增加的數字如下:
  1938年  轟炸機1,466架  戰鬥機920架
  1939年  轟炸機1,553架  戰鬥機1,090架
  1940年  轟炸機1,558架  戰鬥機1,290架
  德國空軍的擴充,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事實上早在戰爭開始以前大部分已經完成了。我們的努力,比起他們遲了差不多兩年。在1939年到1940年間,他們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們在現代戰鬥機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們在質量上差得太遠,到了1939年,雖然對於這種不均衡的狀況,我們曾努力補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國較量時我們還是不行。
  在1938年,倫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襲的,我們對此竟毫無準備,實屬可悲。不過,除非德國佔領了法國和荷蘭、比利時低地國家,取得了迫近我國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則,決定性的不列顛空戰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沒有這些基地,他們就不能使用在當時航程尚短的戰鬥機來為他們的轟炸機護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軍要擊敗法軍還是不可能的。
  德國用來突破法國陣線的大規模坦克的生產,是直到1940年起才開始的;法軍在西線仍佔優勢,而東線的波蘭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國當然不能像後來在法國被迫投降後的情形那樣,集中全部空軍力量來對付英國。這還沒有把俄國的態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實行的抵抗估計在內。我覺得應該把這個時期空軍實力的對比的數字提出來,但這些數字無論如何都不能改變我所寫的結論。
  據說我們因慕尼黑事件"獲得"了一年的喘息時間,但根據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兩國同希特勒德國的對比,卻遠較慕尼黑危機時惡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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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在1938年一年內,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萬奧地利人,三百五十萬蘇台德人,總數在一千萬人以上的居民、勞苦大眾和士兵併入德國,置於他的專制統治之下。毫無疑問,這個可怕的力量對比是轉而有利於他的。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爾巴尼亞,英國對波蘭的保證 

  1939年1-4月 
  張伯倫訪問羅馬--德軍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結--內閣的樂觀主義--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說--政策上的徹底改變--3月31日我給首相的信--蘇聯政府關於召開六國會議的建議--英國對波蘭的保證--同貝克上校的談話--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登陸--英國地中海艦隊的錯誤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說--我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齊亞諾的軍事計劃會議--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後德國的戰略優勢--英國政府實行徵兵--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的軟弱態度--組織英國聯合政府的宣傳鼓動--克裡普斯爵士的呼籲--斯坦利先生表示願意辭職。
  張伯倫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親自和兩個獨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勢大為改善。他不知道這兩個獨裁者已經下定決心了。他滿懷希望地建議他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在一月份訪問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時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請。會談就在1月11日舉行。可是現在當我們讀到《齊亞諾日記》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裡對我國和我國代表的評論時,不免使人面紅耳赤。齊亞諾寫道:"實質上這次訪問的調子是低的……彼此之間從來沒有真正的接觸。我們同這些人的距離有多麼遠!那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在飯後向領袖說到這些事。墨索里尼說,'這些人同創造了大英帝國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長和其他偉大冒險家不是用同樣的材料做成的人。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富貴世家的沒出息的末代子孫而已。'"齊亞諾又寫道:
  "英國人不想打仗。他們想盡可能退得慢一點,但並不想打仗……我們同英國人的會談已告結束了,但毫無結果。我打電話告訴裡賓特洛甫說,這是一個大失敗,但沒有什麼害處……
  當張伯倫坐的火車開動時,他的僑胞們唱著'他是一個頂呱呱的好人',這時他熱淚盈眶。墨索里尼問道:'這是個什麼歌子?'"兩星期後,日記又寫道:"珀思勳爵把張伯倫準備在英國下院發表的演說提綱交給我們,徵求我們的意見,說是我們如認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領袖對這個演說提綱表示贊同,還說:'我認為英國政府首腦把自己的演說提綱送請外國政府核准,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不祥之兆。'"1不過,最後走上滅亡的道路的卻是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自己。
  1《齊亞諾日記,1939-1943年》(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編),第9、10頁。
  與此同時,1月18日,裡賓特洛甫抵達華沙,對波蘭展開外交攻勢。吞併捷克,繼而包圍波蘭。這次作戰的第一階段,就是聲言德國在但澤擁有主權,並把德國在波羅的海區域的控制權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爾,以此來截斷波蘭出海的通道。波蘭政府對這種壓迫表示強烈的反對。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視著,等候發動戰爭的時機。
  在3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出現種種謠言,說德奧境內,特別是在維也納和薩爾茨堡之間地區,軍隊調動頻繁。據說德國已按戰時編製動員了四十個師。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國的支持,正在準備把他們的地方脫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貝克上校看見條頓民族的烈風已經吹向另一個方向,就鬆了一口氣。他在華沙公開宣佈,他的政府對斯洛伐克人的願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對待國家總理的禮節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領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議會上向張伯倫先生問起保證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問題,當時張伯倫提醒下院說,這個建議是為了反對無故的侵略,而現在並未發生這種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這種侵略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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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月份,英國政治舞台充滿一種顛倒反常的樂觀主義情緒。擁護慕尼黑協定的英國各大臣和各個報紙,無視捷克斯洛伐克裡裡外外都受到德國的強大壓力,形勢日益緊張,卻仍對於這個使捷克萬劫不復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舉一個例子來說,3月10日,內政大臣在他選區發表演說時就說到他希望有一個五年和平計劃,說是有了這個計劃,不久就會出現"黃金時代"云云。當時,他們還在滿懷希望地討論同德國訂立貿易協定的問題。著名的《笨拙》漫畫雜誌登出了一幅諷刺畫,畫著約翰牛正從一個惡夢中醒來,剛喘過一口氣,在夜間打擾他的一切惡毒謠言、幻覺和疑慮,都飛出窗外了。
  就在這張諷刺畫發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個因慕尼黑決議而被奪去邊界防線的危危欲墮的捷克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
  向布拉格進軍的德國軍隊絕對控制了這個毫無抵抗的國家。
  我記得,當報導這件大事的晚報送來的時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裡。即使像我們那樣對前途不抱幻想、並且一直在竭力證明這種局勢的人,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強暴行為,也不免大吃一驚。掌握一切秘密情報的英國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確實令人難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佈獨立。暗中有波蘭支持的匈牙利軍隊便開進了他們所要求的捷克東部省份喀爾巴阡--烏克蘭。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佈捷克受德國保護,就這樣便把它併入德意志帝國。
  3月15日,張伯倫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說:"德國軍隊在今晨六時開始佔領波希米亞。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於是,他接著說,他認為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已不再生效了。五個月以前,當慕尼黑會議之後,殖民地事務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這項保證時說:"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義上的責任來保持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這句話聽起來好像這個保證在技術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發生無故侵略行為,英國政府當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採取行動,以保證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完整。"到現在,首相卻說:
  "這項保證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從斯洛伐克國會宣佈斯洛伐克獨立以後,形勢改變了。由於斯洛伐克發表了這個宣言,結果使我們要保證其邊界完整的這個國家,因內部分裂而歸於消滅了,所以,英國政府就不受這個義務的約束了。"
  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說道:"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深引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張伯倫先生預定在兩天後在伯明翰發表演說。我以為他一定會用最委婉的辭令來接受所發生的一切。這樣就可以同他在議會的演說在調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設想:他或許會說,虧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見之明,使英國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實際就是中歐的命運,斷然脫離關係。他或許會說:
  "去年9月,我們決定不捲入大陸紛爭的漩渦,這是何等幸運啊!我們現在可以任由這些與我們無關的國家以不流血、不費財力的方式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執。"既然在慕尼黑會議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數英國人在他們瞭解局勢的範圍內又表示贊同,因此得出這些想法是合乎邏輯的結論的。這也是一些最積極擁護慕尼黑協定的人所採取的見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視的態度來等待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說。
  首相的反應使我大吃一驚。他向來認為他自己特別瞭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夠精確估計德國行動的限度。他滿懷希望地相信,慕尼黑會議是一個真心相見的會議,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從戰爭的無限恐怖中解救出來。現在好像一個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動和言論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對事實作出了嚴重錯誤的判斷,不但欺騙了他自己,而且還把這些錯誤強加給唯命是聽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國輿論,這對他來說,當然是責無旁貸的,然而,在這一夜之間,他突然從過去的錯誤中轉變過來了。如果說張伯倫未能瞭解希特勒,那麼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國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錯誤地認為首相溫良恭謙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熱情完全可以說明他的性格,認為他的雨傘就是他的象徵。
  他不知道內維爾·張伯倫有一顆堅強的心,不願受人欺騙。
  他在伯明翰的演說,調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傳記作者說:"他的口氣和以前很不一樣……他獲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議會、公眾和各自治領都表示了堅決的立場,於是他把早就擬好的關於國內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的講稿拋到一邊,勇敢地站起來與困難搏鬥。"他譴責希特勒背信棄義,破壞慕尼黑協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證:"這是我對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我可以保證,我對捷克不再有什麼興趣了。我決不會再要一個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說中說:
  "我相信,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大多數英國人民都和我一樣衷心希望這種政策將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國人民都感到同樣的失望,同樣的憤怒,覺得那些希望被對方肆無忌憚地破壞了。本星期所發生的事情,和我剛才給你們宣讀的那些保證,怎麼能夠說是一致的呢?"
  "對於這個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對於這個被剝奪了自由、失去了國家獨立的民族,誰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現在,我們聽說,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發生騷亂,所以才不得不侵佔它的領土……如果那裡發生騷亂,難道不是外國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最後一次進攻一個小國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接著來呢?事實上,這豈不是企圖用武力來稱霸世界的一步嗎?"
  這番話和他前兩天在下院的聲明所抱的態度和政策比較起來迥然不同,令人難以想像。他必定經過了極度緊張的思想鬥爭。15日那天,他還說:"讓我們不要離開正軌。"但是現在卻突然來個徹底轉變。
  不但如此,張伯倫之改變主意,並不限於口頭上說說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冊中的第二十"小國"就是波蘭。由於首相作出了重大的決定,由於他必須與許多人士進行磋商,他在這個期間當然是極其忙碌的。過了兩個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議會說:
  我現在要向議會報告……如果一旦發生顯然威脅波蘭的獨立的行動,而波蘭政府因此也認為必須發動全國的力量來進行抵抗,那麼,英王陛下政府將立刻認為有義務立即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國政府已經向波蘭提出大意與此相同的保證了。
  我還要申明,法國政府已授權我明確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它與英王陛下政府採取同樣立場,〔其後又說〕各自治領已獲得詳細的通知。
  這時,已經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時候了。議院裡各黨各派的領導人都一致支持對波蘭的保證。"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了。"這就是我當時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關頭,這是一個必要的行動。凡瞭解當時局勢的人,都毫不懷疑,這多半意味著一場我們不免要捲入的大戰。
      ※      ※      ※
  由於好心而能幹的人作出了種種錯誤的判斷而演成的悲慘故事,現在已達到高潮了。使我們大家都陷於困境這一事實,說明那些負有責任的人儘管他們的動機如何光明正大,都應受到歷史的譴責。請回頭看看我們過去曾接連接受的或者放棄的東西:根據莊嚴的條約把德國解除了武裝;德國破壞莊嚴的條約重整軍備;我們失去了空軍優勢,甚至連空軍均勢也丟掉了;德國以武力進佔萊茵蘭,齊格菲防線已經築成或正在建築;柏林-羅馬軸心成立了;奧地利被德國併吞同化了;慕尼黑協定背棄和毀滅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國佔領了它的防禦工事,它的強大的斯科達兵工廠從此替德軍製造軍火;羅斯福總統想通過美國的干預來穩定或澄清歐洲局勢,被一手撇開了;而蘇聯顯然願意聯合西方國家竭盡全力來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沒有人理睬;在英國只能提供兩個師來增強法國邊境防務的時候,本來可以對付尚欠完備的德國軍隊的三十五個捷克師,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而現在,把所有這些優勢和有利條件丟得一乾二淨的時候,英國卻一手領著法國,邁步前進,要保證波蘭領土的完整。這個波蘭,只是在六個月之前,還像一隻餓狼一樣參與掠奪和摧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如果我們在1938年為捷克而戰,那是明智的,因為那時德國軍隊還不一定能夠派出五六個有訓練的師到西線駐防,那時候,法國以其六七十個師的兵力,盡可以風馳電掣地越過萊茵河,進入魯爾。但是在那時,只要提到這種戰爭,就會被認為不講道理,輕率魯莽,不符合現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現在到了最後田地,兩個西方民主國家又宣佈時刻準備為了波蘭的領土完整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歷史,據說其中大部分是人類罪惡、愚蠢和痛苦的記錄。像這種突然一反五六年來一向隨便採取的安撫綏靖政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轉變了立場,甘願接受顯然是迫在眉睫的戰爭,而這個戰爭,條件遠較以前惡劣,其規模則大到極點,我們不妨在歷史裡好好地探尋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樣的事例來。
  此外,我們又怎麼能夠保護波蘭,並履行我們的保證呢?
  那只有對德國宣戰,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們嚇退的而現在更堅強的"西牆"和更為強大的德國陸軍發動攻擊。這是走向災禍的一連串的里程碑。這是向日益強大的德國威力接連地屈服的記錄,只是在開始時我們還有力量輕易對付,往後就越來越困難了。現在,英法兩國終於不再屈服了,在最壞的時刻和最不利的條件下終於作出了必然導致千百萬人遭受大屠殺的決定。先是把所有的資產和有利條件肆意揮霍殆盡,然後用顛倒過來的精心刻劃的詞藻,宣稱決意為了正義的事業進行殊死的戰鬥。如果你可以在無須流血就能輕易獲勝的時候不為正義而戰,或者在穩操勝券並且代價不大的時候不戰,那就會有一天只好在極不利的形勢下,在只有一線生存希望的時候被迫進行戰鬥了。甚至還可能有更壞的情況。
  可能在全無取勝希望時還不得不奮起戰鬥,因為戰死沙場總比活著當奴隸好些。
      ※      ※      ※
  伯明翰演說使我同張伯倫先生大大接近。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議院會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議,即今後應在防空方面進行充分的準備。我們這樣做不會被認為屬於侵略性的,卻可以加強英國政府在大陸所採取的行動的嚴肅性。把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整體,他們的效率就會逐日增長。這在國內的影響,只會加強人們的信心而不會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這個時候一定是精神極度緊張的。他知道我們正在組織一種聯合力量來制止他發動進一步的侵略。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的。他們可能企圖對倫敦或者對使我更憂慮的航空工業進行突然襲擊。如果他事先知道我們一切早有準備,則這種誘惑也許就不復存在了。事實上不可能進行突然襲擊了,因此,必須消除採取極端暴行的誘因,以便進行更為審慎的計議。
  1914年8月間,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議,讓我把艦隊調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勢尚未絕望·之·前,使艦隊能夠通過多佛海峽和愛爾蘭海峽。在我看來,現在充實空防人員,就有相類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這件事,請勿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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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滅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時,波蘭人以可恥的行徑佔取了特申,可是他們很快就得交納他們的罰款了。3月21日,裡賓特洛甫接見波蘭駐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說話的聲調比起以前進行討論時的聲調變得嚴厲得多了。由於德國佔領了波希米亞和成立了斯洛伐克衛星國,德國軍隊就開到波蘭的南部邊界。利普斯基對裡賓特洛甫說,波蘭一般民眾都不能理解為什麼德國要對斯洛伐克採取保護制度,認為這種保護是直接針對波蘭的。他還詢問裡賓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長最近進行會談的情況,問及這次會談是否對梅默爾有所影響。兩天後(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軍佔領了梅默爾。
  在東歐方面,任何足以組織抵抗德國侵略的手段現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經投入德國的陣營。波蘭起先對捷克人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現在又不願意同羅馬尼亞密切合作。
  不論波蘭或羅馬尼亞都不讓俄國軍隊越過它們的領土去干涉德國。"大同盟"的關鍵就是同俄國達成諒解。3月19日,深受當時局勢影響的俄國政府,雖然在慕尼黑危機時被擯於大門之外,這時提出召開六國會議的建議。對於這個問題,張伯倫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見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我不得不承認我對俄國極不信任。即使它願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維持一次強大的攻勢。而且對於它的動機,我也不予信賴;在我看來,它的動機同我們的自由觀念毫無關係。它只是挑撥是非,惟恐天下不亂。不但如此,許多小國都恨它,懷疑它,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1因此,蘇聯的六國會議的建議就這樣地受到冷淡的看待並且給打消了。
  1法伊林,前引書,第403頁。
  英國官方的算計對誘使意大利脫離軸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現在這種可能性也逐漸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發表了一篇措詞激烈的演說,針對法國來提出它對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計劃擴大意大利在巴爾幹半島和亞得裡亞海的勢力,以便使他能夠同德國在中歐的進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爾巴尼亞的計劃已準備就緒了。
  3月29日,張伯倫先生在議會宣佈,他計劃把本土防衛隊擴大一倍,包括紙面上增加的二十一萬人(沒有裝備的)。
  4月3日,希特勒的總參謀長凱特爾發出了針對波蘭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裝部隊指令"--暗號叫"白色方案"。元首在這個命令上批示:"準備的工作務須做到從9月1日起任何時間都可以發動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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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政府邀請我參加在薩伏伊飯店宴請波蘭外交部長貝克上校的午宴。這位波蘭外交部長是來倫敦作正式的重要訪問的。去年我曾在裡維埃拉認識他,當時我們兩個人曾在一起吃過飯。現在我問他:"當你回去的時候,你的專車能否平安無事地經德國回到波蘭嗎?"他答道:"我想我們還來得及平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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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新的危機現已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軍隊在阿爾巴尼亞登陸,經過很短的戰鬥,就佔領了整個國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將要成為德國侵略波蘭的基地一樣,阿爾巴尼亞也會成為意大利進攻希臘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國政府早已對東北歐的和平利益承擔義務。對東南歐的威脅又怎麼辦呢?這艘和平的大船已處處出現漏洞了。
  4月9日,我寫信給首相道:
  我希望最遲在星期二再召集議會。我之所以寫這封信給你,就是要說明,我是多麼希望你將在議會發表的聲明也能夠像對待波蘭協定那樣,提出聯合戰線的建議。
  在我看來,現在時間畢竟是很重要的。恢復外交主動權已屬刻不容緩。這已經不是僅僅發表聲明,或廢棄英意協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濟事的了。
  星期天各報紙都直率地提到我們正在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保證。我還注意到有幾份報紙談到英國海軍已佔領科孚。假使我們真的採取了這個步驟,那就是維護和平的最好機會了。
  如果我們沒有採取這個步驟,這當然要經希臘的同意,那麼,在我看來,既然報紙已把這種想法宣佈出來,而且顯然是形勢的需要,科孚很快就會被意大利先行佔領的。那時,要想重新把它奪回來恐怕就不大可能了。從另一方面來說,假使我們先行佔領科孚,那時只要有少數幾隻英國軍艦遭受襲擊,那就會使墨索里尼面臨著開始一場對英國的侵略戰爭。其直接結果將使意大利國內一切反對同英國進行大戰的力量獲得最好的機會。這不但不會加重目前出現的嚴重危機,而且反而使危險減少,但必須在今晚就採取行動。現在巴爾幹半島十分危險。如果這些國家仍然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壓力之下,而我們又顯出如同他們的估計一樣不能有所行動,那麼,他們就只好同柏林和羅馬妥協,以求取得最好的條件。那時,我們的處境將會變成何等絕望!我們將要對波蘭承擔責任,這就會使我們捲入東歐的糾紛中,而在這同時又放棄建立一個一旦建成即可獲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寫上面的話時,還不知道我國地中海艦隊現在的情況。我們的地中海艦隊當然應該集中,應該·在·海·上,擺開適當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陣勢。
  事實上,這時英國的地中海艦隊正分散在各處。我們的五艘主力艦,一艘在直布羅陀,另一艘在東地中海,其餘三艘停靠在相隔很遠的意大利各海港內外,而且其中兩艘還沒有小艦隊護航。驅逐艦隊則散佈在歐洲和非洲沿海一帶。另外一大隊巡洋艦則集中在馬耳他港,沒有戰列艦的強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護。正當我們的艦隊因這樣分散而實力受到損害的時候,就聽說意大利艦隊集中在奧特朗托海峽,而意大利軍隊也正在集合登上軍艦,準備進行某種性質嚴重的圖謀。
  4月13日,我在下院對這種疏忽的部署加以抨擊:
  外國已研究起英國人過週末的習慣和英國人對適逢教會節日的假期的重視。耶穌受難日,正好是在解散議會後的第一天。聽說在那一天裡,英國艦隊仍按照慣常舊例執行早經宣佈的計劃。因此,艦隊就會散開於四方各處……我很相信,如果那時我們的艦隊已經集中起來,在愛奧尼亞海的南部各處巡弋,則意大利就不會冒險進犯阿爾巴尼亞了……
  經歷二十五年的和平與戰爭的經驗,我相信英國的情報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亞的被征服和阿爾巴尼亞的被侵犯這兩件事情中,聽說英帝國各部大臣對於將發生的事好像毫無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確切。我不相信這是英國秘密情報工作的過失。
  在德國進行侵犯波希米亞暴行的前夕,為什麼英國各部的大臣們還沉湎於所謂"溫暖的會談",還預言"黃金時代即將到來"呢?當顯然即將發生一件性質異乎尋常的、後果難以預測的事件時,為什麼上星期假日的舊規定竟還照常實行呢?……我以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報部門所收集並及時提供給他們的情報,就其影響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選、粉飾和縮小,如果他們先入為主,只是重視與他們認為世界和平應該繼續維持的真誠而可敬的願望相符合的情報,那他們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險。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時刻發動的。年復一年,月復一月,這些事情一直在一齊向前發展。等到我們想到某種形勢時,事實上,人家已經在實際上達到某種形勢了。現在危機已在逼臨,歐洲大部分國家已進行大規模動員。千千萬萬人正在準備戰爭。各國邊界都以重兵防守,各處都感到新的攻擊迫在眼前。萬一真的打起仗來,我們將捲入漩渦,這還有什麼疑問的呢?我們現在所過的,已經不是兩三個月以前那樣的日子了。我們在各方面,已承擔了義務。我看,在看到了所發生的一切之後,這樣做也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沒有必要逐一列舉我們曾直接和間接給予保證或正在給予保證的國家。在一年以前,我們在各方面還是力量強大的,我們在那時連做夢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個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現在我們都正在進行了。當然,如果我們很想把整個歐洲從危險的深淵的邊緣拉回來,引導到法治與和平的高原上,我們就必須作出最崇高的榜樣。我們不能有任何退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夠繼續在家裡過著舒服安閒的生活,甚至連"強制"一詞也不願意說出口,甚至不願意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補充和裝備我們所答應的軍隊呢?烏黑的苦水到處迅速氾濫。我們又怎麼能夠繼續--讓我特別坦率和真誠地說吧--還不把全國國民兵力編入軍隊編制呢?
  幾天後,我在一封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對我國艦隊的部署的不滿:
  我國艦隊的部署確實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軍大臣報告本土艦隊進行戒備的情況,說緊張到連高射炮手想離開炮位走到下面來一下都不成。這是由於一份令人震驚的電報所引起的結果。照我看來,這就超過戒備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艦隊卻像我在下院所說的那樣,散佈在地中海各處,處於極易遭受攻擊的混亂狀態;而且,根據報紙所登的照片,"巴勒姆"號竟停駐在那不勒斯的碼頭。現在,地中海艦隊已經集中,而且已經在它應該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無疑的一切已經妥善。但是,缺乏戒備的情形又移到本國海面上了。大西洋艦隊除了少數幾門高射炮之外,幾天以來,因為大多數人都在休假,所以實際上是失去了戰鬥力。處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會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錯開一下。所有的掃雷艇還在重新裝備,還不能活動。這種情形又怎麼能夠與所說的星期二那天的緊張情況相吻合呢?看來這是嚴重違背連續的合理的戒備的規定的。畢竟現在所處的情形與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第一海務大臣現在患著重病,所以我預料有許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諾普的身上。
  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專為了告訴你個人的,以便你可以親自去查明事實。所以,我請你對這封信嚴守秘密,因為我不想拿這件事情去麻煩首相,但我認為你是應當知道這些事情的。
      ※      ※      ※
  1939年4月15日,在德國宣佈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給予保護之後,戈林與墨索里尼、齊亞諾舉行會談,目的是要對意大利人說明德國戰備進行的情況。這次會談的記錄已被發現,其中有戈林這樣的一段話:"不管怎麼說,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假使發生嚴重衝突,情況會是多麼的危險啊!由於德國的行動,使兩個軸心國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產力轉歸德國,結果使軸心國的經濟潛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產力大大加強了軸心國對付西方國家的力量。還有,德國現在即使進行大規模戰爭,連一個師也不必用來防備這個國家。歸根到底,這也是兩個軸心國家可以享有好處的有利條件……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採取的行動,應該認為是為了軸心國的利益的。德國現在可以從兩翼側面進攻這個國家(波蘭),而且距波蘭新工業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鐘的飛行即可達到。波蘭這個新工業中心,因為接近邊區,現在已經遷到內地,比較靠近波蘭的其他工業區了。"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106頁。
  幾年後,約德爾將軍在一篇演說中說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們兵不血刃地解決了捷克的衝突和兼併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領土的恢復,使德國現在有可能根據戰略上多少較為有利這個前提來考慮波蘭的問題。"1在戈林訪問羅馬的這一天,羅斯福總統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勸他們保證在十年之內,"或者,如果我們看得更遠一些的話,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內"不再進行侵略。意大利這位領袖最初拒絕看這封信,後來加了批語:"小兒麻痺症的後果!"他沒有想到他自己將來要受到更厲害得多的折磨。
  1同上書,第107頁。
      ※      ※      ※
  首相過去一再保證不實行徵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斷然決定實行徵兵了。大力促成這種姍姍來遲的覺醒的,應該歸功於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他的確是準備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進行了幾次性質十分嚴重的談話。在這種嚴重考驗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點。在這段時期,他沒有一天敢說這一天上班不是最後一次上班。
  當然,在這個階段實行徵兵,還不能立刻組成一支軍隊。
  當時只徵召二十歲的男子;他們還得接受訓練;在訓練之後,還得給予武裝配備。不過,對於法國、波蘭和其他獲得我國慷慨保證的國家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象徵表示。在辯論中,反對黨未能履行他們的職責。自由黨和工黨在英國自古以來根深蒂固反對徵兵的偏見面前退縮下來了。工黨領袖提出如下動議:
  在我們準備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來保衛國家的安全和履行國際義務的時候,本院對於政府違背諾言廢棄志願入伍的原則深表遺憾;從來志願原則不曾使國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認為現在所提出的措施,實有考慮不周之處。非但不能顯著增強國防實力,反而會招致分裂,並且使全國的努力受到挫折。這進一步證明政府在這緊急時期所採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國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黨領袖也找出種種理由來反對這個步驟。這兩個政黨的領袖對於他們根據黨的立場而不得不採取的這種態度,頗為苦惱。但是他們還是採取了這種立場,並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決時,他們各自根據自己政黨的路線投票。投票結果,保守黨以三百八十票對一百四十三票通過了他們的政策。我在發言中曾盡力勸告反對黨要擁護這個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沒有產生效果。我完全瞭解他們的困難,尤其是在對付他們所反對的政府的時候。我必須把這件事記錄下來,因為這件事使自由黨和工黨以後再也沒有權利來批評當時的政府了。他們極其明白地表明他們對當前局勢所採取的手段。不久他們就表明採取了一種更為真實的手段。
      ※      ※      ※
  雖然張伯倫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戰爭,可是一旦爆發戰爭,他顯然是不害怕戰爭的。他的傳記作者法伊林先生說,首相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可能性越大,丘吉爾〔參加政府〕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1這句話不免帶點蔑視的口氣。我除了想再度入閣當大臣之外,我心裡還有許多別的思想。可是,我還是很瞭解首相的見解。他很明白,如果爆發戰爭,他就會找我幫忙,而且他也準確地相信我一定會答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見我參加政府就認為是一種敵對的表示,因而會使僅存的和平機會也消失了。這是一種自然的、然而是錯誤的看法。雖然如此,張伯倫先生不願因為下院某一議員加入政府致使那麼嚴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惡化,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1法伊林,前引書,第406頁。
  三月間,我曾聯合艾登先生和三十個保守黨議員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議案。在夏季,國內掀起一陣風,要求成立聯合政府。有的主張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閣。站在獨立的立場的克裡普斯爵士對這次國內危機非常擔憂。他曾訪問我和各位大臣,極力主張組織他所說的"舉國一致政府"。我是無能為力的。但貿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卻十分贊同。他寫信給首相說,如果他的去職有助於政府的改組,他就願意辭職。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1939年6月30日在這個時候,當你不勝焦思煩慮之際寫信給你,我很猶豫,但鑒於事情緊急,請你原諒。我想我們都認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發戰爭的機會,就是讓希特勒確實知道我們必定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而他的侵略就勢必引起大戰。至於我們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們是不是可以採取某種行動,一方面不會具有引起對方報復的威脅性,但卻具有引人注意的戲劇性。除了現在就成立一個在戰爭爆發時必須成立的那種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實在想不出別的更有效的辦法來。組織這樣的政府,就是舉國一致、協力同心的戲劇性證明。我設想,這不但對於德國,而且對於美國,都會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如果在最後的時刻,還有可能獲致滿意的解決的話,那麼,由這樣一個政府來進行和解,也會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慮過這個可能性的,而且對於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還是要寫信給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並且向你保證,如果你確實曾考慮成立這種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們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樣--一定很樂意擔任任何職位,不管職位怎麼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內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這封信。
  過了幾個星期,差不多所有的報紙,由《每日電訊報》(7月3日)開頭,《曼徹斯特衛報》加以強調,紛紛響應這個意見。我看到這種輿論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達,至為驚訝。寫著"要丘吉爾回到政府去"的海報多得不得了,貼在首都招貼板上,一直持續了幾個星期。許多自願參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後掛著貼有同樣標語的廣告板,在下議院門前走來走去。這種宣傳鼓動的方法與我無關,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請,我當然是會加入政府的。這次我個人又走運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邏輯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順序演變下去。







第二十章 蘇聯之謎 

  希特勒廢除英德海軍協定--希特勒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建議成立三國同盟--邊境國家左右為難--蘇德接觸增加了--李維諾夫的免職--莫洛托夫--英蘇談判--5月19日的辯論--勞合·喬治先生的發言--我對歐洲局勢的發言--聯俄的必要--太遲了--德意"鋼鐵公約"--蘇聯的外交策略。
  英國和德國之間所有的關係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現在我們當然都知道,自從希特勒上台以來,英德兩國之間從來沒有真正的友好關係。希特勒所希望的,只是對英國進行勸說或加以恐嚇,要英國任由他在東歐自由行動。張伯倫先生則滿心想安撫他,感化他,教他溫文知禮。可是現在,已到了英國政府的最後幻想破滅的時候了。內閣終於相信納粹德國是要打仗的。於是,首相向四面八方的國家,只要不予拒絕的,都提供保證和訂立盟約,也不管我們對這些國家能否給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蘭提供保證之外,還向希臘和羅馬尼亞提供保證,接著又同土耳其結盟。
  現在我們要回過頭來提到張伯倫先生在慕尼黑獲得希特勒簽名並在赫斯頓下飛機時拿在手裡得意洋洋地向群眾揮舞的那張倒霉的紙片。在這張紙上,他曾求得了他認為存在於他與希特勒之間、在英國與德國之間的兩個保證,即慕尼黑協定和英德海軍條約。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已把前一個保證破壞無遺了;希特勒現在又要刷掉第二個保證了。
  4月28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道:
  今天,既然英國的報紙和英國官方都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非反對德國不可這樣的觀點,為證實這個觀點還推行我們所知道的包圍德國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海軍條約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了。因此,我決定在今天給英國政府一個牒文,說明這項決定。對我們來說,這還不是一個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因為我還希望我們與英國之間能夠避免軍備競賽--這只是一種出於自尊心的行動。不過如果英國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同德國再度進行談判,要是還有可能在我們之間達成明白而坦率的諒解的話,那我就再高興也沒有了。1
  1《希特勒講演集》,第二卷,第1626頁。
  在希特勒推行他的政策的重要的關鍵時刻,英德海軍協定顯然使他獲得很大的好處;而現在他卻把這個條約說成是對英國的一種恩惠,為表示德國的不悅,就可以撤回這種恩典。希特勒向英國政府表示,他願意同英國政府進一步討論海軍問題,也許他甚至希望以前上過他的當的人還會堅持綏靖政策。現在這個海軍條約對他已是無關重要的了。他有意大利同他合作,他有空中優勢;他還佔有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這兩個國家所擁有的一切。他已經有了"西牆"。僅就海軍方面來說,他早就把任何協定置諸不理,盡可能地加快速度來建造潛水艇了。他形式上早就援用條約規定的權利,建造與英國數目相等的潛艇了,但這絲毫不曾限制德國建造潛艇的計劃。至於較大的艦隻,海軍協定對他雖給予慷慨的許諾,但他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全部消受。因此,他就厚顏無恥地巧妙表演,把條約向著製造這個條約的傻瓜,劈頭蓋腦地扔回去。
  在同一篇演說中,希特勒也宣佈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條約。
  他把英國對波蘭的保證作為直接的理由。他說"在某種情況下,如果德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發生衝突而使英國捲入戰爭的話,這個保證將使波蘭對德國採取軍事行動。這種條約義務與我在不久之前同畢蘇德斯基元帥所訂立的協定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認為波蘭已單方面違反了這個協定,因此這個協定已不復存在了。我已經給波蘭政府發出一個說明這種意見的牒文……
  當時我對這篇演說詞加以研究之後在一篇論文中寫道:
  現在納粹德國的目光非常可能轉到波蘭身上。希特勒先生的演說,不管能不能說明他內心的用意,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戲的主要目標,顯然在於孤立波蘭。他說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對波蘭展開猛烈的攻擊,對它施加強大的壓力。德國的獨裁者似乎認為,只要他所提出的要求是限於但澤和走廊地帶,就可以使英波協定不能實行。他顯然希望英國那些過去慣常叫喊"誰會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的人現在也會叫喊"誰會為但澤和走廊地帶打仗?"看來他沒有意識到,由於他對慕尼黑協定的背信棄義,已經使英國輿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他的暴行,已經使英國政府尤其是首相在政策上完全改變了。
  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廢除,是一個極其嚴重和具有極大威脅性的步驟。直到本年1月當裡賓特洛甫訪問華沙時,他還對這個條約一再加以肯定。這個條約和英德海軍條約一樣,是按照希特勒的願望經談判訂立的。它也和海軍條約一樣,對德國顯然是有利的。這兩個協定都曾在德國還是弱國的時候使德國地位好轉。海軍協定事實上等於英國寬恕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因而使斯特雷扎陣線的決定和國聯行政院的決定都歸於無效。德波協定則使德國的注意力得以集中於奧地利,其後集中於捷克斯洛伐克,使這兩個不幸的國家慘遭蹂躪毀滅。德波協定在一定時期內削弱了波蘭與法國之間的關係,並使東歐各國之間不能發展利益休戚相關的團結。現在,當這個協定已為德國效過勞之後,就被單方面的行動所拋棄了。波蘭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現在正處在可能遭受侵略的範圍之內。
      ※      ※      ※
  英國政府對於它給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保證究竟牽涉到什麼實際問題,急須加以考慮。這兩個保證除非納入英國同他國達成一個全面的協議的體制之內,否則無一具有軍事上的價值。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英國駐蘇大使和李維諾夫終於在4月15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談。由於蘇聯政府過去一直受到那種對待,現在就不能對他們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們還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個正式建議,主張英、法、蘇三國結成相互支援的聯合陣線。這個建議的全文沒有公開。蘇聯的建議還主張這三個國家,如果可能的話還加上波蘭,要對中歐和東歐受德國侵略威脅的國家提出保證。成立這個協定的障礙,就是這些和蘇聯同一邊界的國家深恐接受了蘇聯的援助,蘇聯就將以大軍入境的形式來保護它們和抵抗德的侵略,這樣一來,蘇聯就會順手把它們併入它們所深惡痛絕的蘇維埃共產主義體制之內。波蘭、羅馬尼亞、芬蘭和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國侵略還是接受蘇聯的援助。正是這種可怕的抉擇,使英法兩國的政策陷於癱瘓。
  不管怎樣,即使在事後看來,英法兩國無疑地應該早就接受蘇聯的建議,宣佈成立"三國同盟";至於一旦發生戰爭時如何進行援助的方法問題,則可留待對共同的敵人作戰的盟國之間加以解決。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情緒就大不相同了。
  戰時的盟國,相互之間總會傾向於聽從對方的願望;前線上一打響,戰鬥激烈,在和平時所不能接受的權宜之計,也將大受歡迎。在這種本來可能已建立的大聯盟之中,一個盟國如果沒有得到邀請,要把軍隊開進另一個盟國境內,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張伯倫先生和外交部卻被這個難解的難題弄得茫然失措了。在這種緊要關頭,時局以這樣的速度和這樣大的規模急劇地發展的時候,最聰明的辦法就是隨機應變,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蘇三國的聯盟一定會使1939年的德國大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個時候,誰也不能肯定戰爭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國方面還可以運用優勢的力量採取第二個步驟。它們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動權奪回來。希特勒一方面經不起發動他曾極力反對的東西兩線同時進行的戰爭,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時我們沒有使他處在這種尷尬的境地,說起來實在可惜。這種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務,不僅僅是解決容易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會自然而然得到解決的。只是當均勢發生動搖、力量的對比像在大霧中難以認清的時候,才會出現為挽救世界作出決定的機會。
  我們既然已使自己置身於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們就要抓住較好的希望,這是最關重要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不可能確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才決定放棄同西方民主國家合作的念頭而考慮同希特勒妥協。事實上很可能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時候。美國國務院根據俘獲的德國外交部大宗檔案,編輯並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納粹--蘇聯關係》的書,書中倒是告訴我們若干向來不為人們所知的實事。看來早在1939年2月初,兩國之間就有過一些接觸;
  但這些事情幾乎可以肯定是屬於貿易和商務的問題,這是因為受到慕尼黑事件後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響,德蘇兩國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併入德國,這類問題又更加多了。俄國曾向捷克政府訂購斯科達兵工廠的產品,現在斯科達工廠已成為德國的兵工廠,這些合同又該怎麼辦呢?
  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魏茨澤克的記載說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遞國書的蘇聯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對他作第一次的拜訪。當時他問起斯科達廠的合同,魏茨澤克說:"由於外傳俄英法三國成立空軍協定和類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戰爭物資運給蘇聯的有利條件尚待開創。"說到這裡,蘇聯大使立刻把話題由貿易轉到政治,他問這位國務秘書對德蘇關係有什麼想法。魏茨澤克答:"在我看來,最近蘇聯報紙並不完全同美國報紙和若干英國報紙那樣唱一樣的反德調子。"關於這一點,蘇聯大使說: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既然並不影響俄國和意大利的關係,所以對於德國來說這也不一定是一種障礙。蘇聯從來沒有利用目前德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摩擦來反對德國,它也不想這麼做。在俄國,並不存在不能與德國在正常基礎上相處的理由,而從正常關係中就會產生越來越改善的關係。
  我們必須認為這次談話是極端重要的,尤其是考慮到英國大使正在這時和李維諾夫在莫斯科進行會談以及4月16日蘇聯正式提出與英法訂立"三國同盟"的建議。這是俄國腳踏兩條船的初次明顯舉動。從此以後,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運行俄德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為建立反對德國侵略的"三國同盟"進行談判。
  如果,比方說,張伯倫先生在接到俄國的建議就答覆說:
  "是的,讓我們三個國家團結起來打斷希特勒的脊樑骨",或者說出類似的話,那麼,英國議會就會加以通過,斯大林就會有所領會,而歷史的發展就會沿著完全不同的道路進行了。
  這條道路無論如何總不會更壞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話來評論當時的局勢: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時機。自從俄國提出建議以來,已過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國人民現在既已犧牲了向來遵守而又很難改變的習慣,接受了徵兵制的原則,他們有權和法國一起要求波蘭不要在共同事業的道路上設置障礙。我們不僅必須接受同俄國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須使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參加這個大聯盟。這三個善戰的民族,合起來大概有二十個師的精銳部隊。一個友好的俄國給它們提供軍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沒有俄國的積極幫助,就無法維持一條反納粹侵略的東戰線。阻止希特勒對東歐的陰謀,是同俄國的利益有著密切的關係的。現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各個國家和民族聯合成一個堅固的陣線,以反對新的暴行或侵略。這條陣線,如果以堅定的信念建立起來,進行堅決果斷而有效率的軍事部署,再同西歐國家的力量聯合在一起,就足以對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萊、裡賓特洛甫、戈培爾及其同夥,其力量還可以使德國人民不願隨便挑戰。
      ※      ※      ※
  可是,事實卻正相反,當一方面正準備採取權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協時,而另一方面卻在很長時間內保持沉默。這種拖延,對李維諾夫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為了同西方國家一起把問題加以明白了當地解決而作出了最後的努力,現在終於失敗了。我們的聲望已大大低落。俄國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須找一個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發表了一項公報,宣佈李維諾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請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員的職務,該職將由總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駐莫斯科的德國代辦在5月4日向柏林報告:"直到5月2日,李維諾夫還接見英國大使,在昨天的報紙上,在檢閱遊行的貴賓名單中還有他的名字,看來他的免職是斯大林臨時決定的……在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強調要小心謹慎,以免蘇聯被捲入衝突。莫洛托夫(不是猶太人)被認為是'斯大林的最親密的戰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顯然是為了保證今後對外政策仍將繼續嚴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蘇維埃的駐外代表奉命通知駐在國的政府,說明這次人選的變動並不意味著蘇聯要改變對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廣播,說莫洛托夫將繼續推行多年以來李維諾夫努力尋求的西方安全政策。這位被德國視為眼中釘的卓越的猶太人,一時像一件破舊工具似的被丟在一邊了;不讓他為自己申辯,被毫不留情地攆出世界舞台,過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給度日,還受到警方的監視。在國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為外交人民委員,與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種聲明的牽累,不受國際聯盟的意見的約束,只要是俄國自衛之所需,什麼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實上,他現在可能只走一條路。他一向贊成同希特勒達成協議。從慕尼黑和其他許多事件中,使蘇維埃政府深信,無論英國或法國,除非它們自己受到攻擊,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時候也就沒有多大用處了。烏雲密佈,風暴逼臨。現在俄國必須為自己的安全著想了。
  李維諾夫的免職,表示一個時代的結束。這表示克里姆林宮對於同西方國家訂立安全條約,對於組織一條抵抗德國的東歐陣線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當時德國報紙的評述,雖不一定準確,但卻很有意思。5月4日,德國報紙登載了一篇華沙通訊,說李維諾夫在辭職之前曾與伏羅希洛夫元帥(膽大妄為的俄國人在疏忽時稱他為"黨的夥計")有過一場激烈的爭吵。伏羅希洛夫無疑是根據明確的訓令,宣稱紅軍沒有準備為波蘭而戰,並以俄國總參謀部的名義指責"過於龐大的軍事義務"。5月7日,獲得充分情報的《法蘭克福報》評述說,李維諾夫的辭職使英法的"包圍"政策的前途受到嚴重的挫折;辭職的可能涵義,也許是在俄國國內關心這種政策所引起的軍事負擔的人,把李維諾夫喝住了。所有這些話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時期內,對這種重大的轉變,必須加上一些掩飾,而且即使到了最後一刻,蘇聯的態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樣子。而且,俄國必須在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要不然,它又怎麼能夠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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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李維諾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強烈的偏見有所緩和。從此德國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對外政策稱為"反布爾什維主義",轉而攻擊謾罵"財閥的民主主義"。報紙的文章向俄國人保證說,德國的生存空間不會擴張到俄國的領土;它在各方面的確只到俄國邊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蘇聯不同英法訂立"包圍"協定,俄國和德國之間就不存在發生衝突的理由。德國大使舒倫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進行詳細的商討,然後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項對蘇聯有利的長期貨物信用貸款。
  雙方的動向都趨向於訂立盟約。
  俄國政策發生了劇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轉變,這樣搖身一變只有極權國家才能做到的。僅僅兩年以前,俄國陸軍將領,如圖哈切夫斯基和好幾千個最有成就的軍官,正是因為傾向於這種政策而慘遭殺身之禍。可是現在,克里姆林宮裡少數焦慮不安的主人,又覺得這種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時,親德主義是異端邪說,是陰謀叛國。而現在,一夜之間,它卻成為國家的政策。凡敢於提出異議者,當然就活該倒霉了,而那些轉變得不夠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樣的命運。
  為了完成立刻就要進行的工作,當然沒有別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員更為合適或條件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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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蘇聯對外政策講壇上的人物,值得略加敘述,這是當時英、法兩國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個具有傑出才能的人,有著冷酷無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一樣,在革命取得勝利的年代裡經歷過許多可怕的危險和考驗,但他卻安然無恙。他是在一個不斷出現各種陰謀,個人經常有遭清洗的危險的社會裡生活過來和發跡起來的。他的像個炮彈似的腦殼,他的黑色的小鬍子,他的敏銳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臉盤,他說話圓滑而機敏,舉止沉著而冷靜,所有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當表相。
  他比誰都更適合充當一個在變化莫測的國家機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時帶點幽默風趣的會議上,或者當他慇勤地提議來一連串慣例的毫無意義的乾杯時,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見過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現代人心目中的機器人了。然而,儘管如此,他仍然不失為一個看來是講道理而又講究修飾的外交家。至於他對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答應在打敗德國後立即進攻日本。從此之後,莫洛托夫對日本大使的態度如何,可以從他的談話記錄中看得出來。在其後接二連三地舉行微妙的、試探式的、十分尷尬的會談中,他總是十分穩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氣的、正式的禮節。他談話無破綻可尋,絕對不帶半點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帶有西伯利亞的寒氣的微笑,他的經過審慎斟酌、而且往往說得十分高明的話,再加上他那謙恭有禮的風度,使他成為在這個兇惡的世界上執行蘇聯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爭議的問題上來同他通信討論,總是毫無用處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謊言或侮辱之詞來收場。在這本書裡,不久就有這類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應。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從美國返國途中,飛機在英國降落。那時我們已簽訂了英蘇條約,他將要冒著危險飛回本國去。在唐寧街我們用來開秘密會議的花園的大門口,我握住他的手臂,兩人面對面互相凝視著。突然間,他好像深受感動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內的真實的人顯現出來了。他用同樣的力量來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為回答。我們兩人一言不發,只是互相緊緊握手。那時我們是團結一致,生死與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圍,到處都是暴亂和破壞,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脅,或者把別人投入其中。
  蘇維埃的機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確是有了一個幹練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結束時都不必經受他所遭受的那種緊張生活,那真是叫我高興。要是過他那樣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來才好。假如人死之後真的有另一個世界,而布爾什維克黨人又願意去的話,那麼,馬扎蘭、塔萊朗、梅特涅都一定會歡迎他和他們一起搞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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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莫洛托夫當上外交人民委員那天起,他就推行犧牲波蘭來同德國達成協議的政策。沒有多久,法國就知道這種情形。法國《黃皮書》中曾載有5月7日法國駐柏林大使的一個極其值得注意的電文,說是根據他秘密得到的情報,他斷定第四次瓜分波蘭將成為德俄和解的基礎。1946年4月,達拉第先生寫道:"自5月份以來,蘇聯進行了兩種談判,其一是同法國的談判,另一是同德國的談判。他似乎願意瓜分波蘭而不願意保衛波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1但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1雷諾書中所引,前引書,第一卷,第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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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英國政府對4月16日的蘇聯照會終於作了答覆。英國的覆文內容沒有公佈,但塔斯社在5月9日發出了一項消息,列出了英國建議的要點。5月10日,官方機關報《消息報》刊登一項公報,大意說:路透社報導英國提出了反建議,即"蘇聯對每一個鄰國都必須分別作出保證;如蘇聯因為提供了這些保證而捲入戰爭的話,則英國必須保證援助蘇聯",但這項報導是不符合事實的。公報說,蘇聯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國的反建議,其中並未提到蘇聯向每一個鄰國分別提供保證的義務;相反,英國的反建議說,如果英法兩國為履行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保證而捲入戰爭的話,蘇聯有立即援助英法的義務。然而,英國的反建議並沒有提到蘇聯若因履行對東歐任何國家的義務而捲入戰爭時英法對蘇聯的援助。
  同日晚些時候,張伯倫先生說,政府已承擔了對東歐的新義務,但因種種困難沒有邀請蘇聯直接參加。英國政府曾經提議,蘇聯自己應該發表同樣的聲明,表示願意援助可能成為侵略對象的國家,並準備保護它們的獨立,如果它們願意接受的話。
  蘇維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時提出了一個更為廣泛和更為嚴格的方案。英國政府認為,儘管這個方案可能有別的一些優點,但它勢必引起英國政府所提建議要避免的那些困難。他們因此向蘇聯政府指出困難之所在。同時,他們把他們的原提議作了某些修改。他們(英國政府)特別明白表示,·如·果·蘇·聯·政·府·希·望·他·們·之·是·否·進·行·干·預·要·視·英·法·是·否·進·行·干·預·而·定,·則·英·國·政·府·也·不·會·表·示·反·對。
  可惜這一番話未曾在兩個星期之前明白宣佈。
  這裡應該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議會正式批准英土協定。我們希望,由於承擔了這個新的義務就可以在出現危機時加強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這是我們對意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的答覆。正如我們同德國進行談判的時期已告結束一樣,現在我們在實際上同意大利的關係也進入了同樣的僵局。
  我們同俄國人的談判仍然毫無進展。5月19日,全部問題在下院提出來了。辯論是簡短而嚴肅的,發言的人幾乎只限於各黨領袖和曾任內閣大臣的重要人物。勞合·喬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須立即根據平等的條件同俄國訂立最廣泛的協定。勞合·喬治先生首先發言,他以慘淡的色調描繪出一幅陰暗的和危險的圖畫:
  目前這種局勢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時普遍流傳的感覺。那時我們獲悉德國快要發動一次重大的進攻,但誰都不知道它向哪裡攻擊。我記得當時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前線將首當其衝;而我國的將軍們則認為它將攻擊我們。法國的將軍們甚至對他們前線的哪個部分將首先受到攻擊,也沒有一致的看法;而我們的將軍們也同樣意見分歧。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反正有一個地方就要受到極為強大的攻擊罷了。整個氣氛雖不能說是恐懼,至少也是心神不安。當時我們可以看到德國陣線後面極其活躍,我們知道他們正在進行準備。我看,這些都同目前的局勢多少有點相像……我們都十分焦慮;
  整個世界都感到侵略者正在準備發動另一次進攻。誰都不很清楚這次進攻將在什麼地方爆發。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來擴充軍備,尤其是擴充進攻性的武器--坦克、轟炸機、潛水艇。我們知道,他們正在佔領和構築新的陣地,這些陣地在他們對法國和我國作戰時會使他們在戰略上佔優勢地位……他們正在觀察和調查自利比亞到北海一帶作戰時可能十分重要的一切形勢。戰線後方的活動有一種極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1918年也有這樣的秘密,為的是使我們不能捉摸他們的目的。他們不是為防禦作準備……他們不是為了抵抗來自法國、英國或俄國的進攻而進行準備。他們從來未受到威脅。
  無論從私人方面或公開得來的消息,我也沒有聽過有任何暗示或提議,說我們正在考慮對意大利或德國的任何地點發動進攻;這一點他們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所有這些準備,都不是為了防禦的。這是為了執行某種既定的進攻計劃,攻擊與我們有利害關係的某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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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合·喬治先生接著又說了一段很精闢的話:
  兩個獨裁者的主要軍事目的和計劃,就是力求速戰速決,避免長期的戰爭。長期的戰爭對獨裁者來說總是不合適的。像伊比利亞半島戰爭1的長期戰爭是會把他們拖垮的。俄國的堅強防禦,雖然沒有打過什麼大勝仗,但終於打垮了拿破侖。
  德國的理想,現在是,而且一向就是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
  1866年的對奧地利的戰爭,不過打了幾個星期;1870年對法國的戰爭,實際上打了一兩個月就告結束了。1914年的作戰計劃,本來也是要達到同樣的目的,而且幾乎獲得成功;要是沒有俄國,他們或者就獲得成功了。但是,只要他們不能迅速取勝,一切就完了。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德國的偉大軍事思想家一直在研究這樣的問題:1914年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缺少的是什麼呢?在下一次大戰中,他們又如何能補救這些缺陷,如何糾正或避免這些嚴重錯誤呢?
  1指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獨立戰爭。--譯者
  勞合·喬治先生從事實推進到想像,接著又說德國人已經有"兩萬輛坦克"和"幾千架轟炸機"。這些話遠遠超過事實,而且不恰當地引起人們的恐懼心。這些年來,我們一小群人,奔走呼號,反覆強調要重整軍備,為什麼他不和我們一起努力呢?他的話使全院為之寒心。兩年以前,或者不如說三年以前,這一類的話和演說中所有的悲觀主義,一定會受到譏諷和嘲笑。但在那時有的是時間,而現在,不管這些數字是否確切,說這些話就已經太晚了。
  首相在回答中第一次向我們透露他對蘇聯建議的看法。
  他對這個建議的態度當然是冷淡的,而且的確又是輕蔑的。他說:
  如果我們能想出一個辦法來取得蘇聯的合作和協助以建立和平陣線,我們是歡迎的。我們也需要它,重視它。說我們輕視蘇聯的協助,純屬無稽之談。至於如何精確估計俄軍實力,或如何使俄軍充分發揮作用的問題,我們既然沒有接受任何未經證實的見解,誰也不致愚蠢到認為這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和資源豐富的大國,在我們現在面臨的這種局勢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這番話所表現出的缺乏分寸,和我們在一年前見到的他拒絕羅斯福總統建議的話是一樣的。
  我於是就這個問題接下去講:
  我始終不能理解是什麼理由阻礙同俄國達成協議。首相自稱他很希望這樣做,還說要按照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廣泛而簡單的形式進行。
  毫無疑問,俄國政府所提出的建議,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國同盟",其他國家如果或希望要從這個聯盟得益的話,這個聯盟也可以擴大它的互相救助的範圍。聯盟的目的,只是為了抵抗將來發生的侵略行為和保護被侵略的國家。
  我看不出蘇聯建議有什麼不好。這個簡單的建議有什麼不好的呢?有人說:"你能信任蘇聯政府嗎?"我想他們在莫斯科也會說:"我們能信任張伯倫嗎?"我希望我們能夠說,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竭誠希望如此……
  這個受到普遍接受的土耳其建議,對整個黑海和東地中海地區,都是一種促成團結和安定的巨大力量。同我們訂立這個協定的土耳其,與俄國保持最密切的友好關係。它和羅馬尼亞也很密切和友好。這些國家合起來正在互相保衛他們的重大利益。……
  英國和南歐各聯合的國家之間有極為一致的利益,但在北歐不是也有同樣的一致利益嗎?以波羅的海各國來說,彼得大帝就曾經為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而戰。現在,不讓這些國家落入納粹德國之手,是俄國至為關心的事情,就是北歐的重大利益。我也不必細說關於〔德國進攻〕烏克蘭的議論,因為這意味著向俄國本土的進攻。你們可以看到,沿著整個東線,確實和俄國的主要利益都有關連,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斷定,他們是會把他們的利益與受到同樣影響的其他國家聯繫在一起的。
  如果你準備在戰爭中和俄國結盟(這是最大的考驗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準備在保衛我們曾給予保證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時與俄國結盟,那麼,你為什麼又害怕現在就同俄國結盟呢?在這時候結盟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以防止戰爭的爆發。
  我不懂得所有這些外交上的謹言慎行和遲延不決有什麼意義。如果不幸發生最惡劣的形勢,我們和他們一起捲入這種局面之中,還必須盡最大努力和他們一起奮鬥。如果困難不至於發生,那很好,我們也可以在最初階段獲得安全。……
  英國政府對波蘭提出過保證。我聽到政府提出這個保證時,我感到震驚。我現在還擁護這個保證,但我在聽到時確實震驚。因為在這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都沒有使人感到將會採取這一步驟。我請求委員會注意,勞合·喬治先生在十天前和今天一再提出的問題還沒有得到答覆。這個問題是:在保證提出之前有沒有同參謀部商量過,諸如提出這種保證是否妥當,是否切實可行,是否有實現這項保證的方法。全國都知道問題已經提出了,但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答覆。這真使人惶惑不安。
  顯然,俄國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實不只是平等待遇,而且還能使他相信盟國--和平陣線--所採用的辦法很有成功的希望,否則俄國是不準備參加協定的。誰都不願意同猶疑不決的領導人和搖擺不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也須認清,所有這些東歐國家,除非背後有一個與西方各國聯合起來的友好的俄國給予他們以巨大而堅強的支持,它們是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來支持大約一年的戰爭的。我基本上同意勞合·喬治先生這個意見:如果要建立一條強有力的東線--一條東部的和平陣線,或者,如果戰爭發生的話,則變為作戰的戰線--那麼,只有獲得在東歐國家背後的友好的蘇聯的強大支持才有可能。
  除非建立東線,否則在西線的國家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像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士這些國家,即使我們還沒有對他們提出保證,一般也認為我們有義務援助他們,他們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在1917年的經驗吧。在1917年,俄國的戰線已被擊潰,士氣渙散。革命和兵變使那支有紀律的龐大的軍隊逐漸喪失了鬥志,前線上的情況亂得難以形容;然而,儘管如此,直至和約訂立和把戰線結束時為止,即使它在毫無戰鬥力和極其不幸的情況下,還吸住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德國軍隊。後來那條戰線一旦結束,德國的一百萬大軍和五千門大炮就立即調到西線來了。在戰爭的最後時刻,這幾乎扭轉了戰爭的發展形勢,並要迫使我們接受一個災難性的和平。
  東線的問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現在沒有人更多關注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詫異。當然我不是說要討好蘇聯。
  現在不是向什麼國家討好的時候。這裡有一個建議,公平的建議,而且照我看來,這個建議的條件,比政府自己所要求的還要好些;這是一個更為簡單、更為直截了當和更為有力的建議。讓我們不要把它扔在一旁,不了了之。我請求政府在腦子裡記住這些無情的真理。沒有強大的東戰線,我們在西歐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滿意的防衛;而沒有俄國,也就不能有強大的東戰線。政府既曾長期忽略了我們的國防,又已經丟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軍事力量所包含的一切,現在對技術問題不加考慮就承擔了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又拒絕和丟掉俄國的不可缺少的援助,這將使我們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捲入形勢最壞的戰爭之中,那麼他們就辜負了國民的信任,而且,我還要加上一句,也辜負了國民對他們的寬容。
  所有這一切現在無疑已嫌太遲了。艾德禮、辛克萊和艾登的發言,概括地說明危險迫在眉睫和與俄國結盟的必要。工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在幾星期以前還領導他們的黨員投票反對全國徵兵制度,使他們的地位大受削弱。他們所經常提出的辯解,是因為對外交政策不滿,但他們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為後盾;如果全國人民不準備為了產生這種實力而接受必要的犧牲,那麼,不管什麼外交政策都不能有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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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西方國家為了建立抵抗德國的防禦陣線而作出種種努力的時候,對方也在進行同樣的活動。裡賓特洛甫與齊亞諾於五月初在科莫舉行會談,獲得了所謂"鋼鐵盟約"的正式的和公開的結果,並在5月22日由兩國外交部長在柏林簽字。這是對英國給東歐各國提供脆弱的保證的挑戰性的答覆。
  在齊亞諾的日記中,記錄了在簽訂這個盟約時和希特勒的一段談話:
  希特勒說他對這個盟約非常滿意,而且確認地中海政策將由意大利主持。他對阿爾巴尼亞很感興趣,對我們要把阿爾巴尼亞變成控制巴爾幹的堅強要塞的計劃,表示熱烈的贊成。1
  1《齊亞諾日記》,第90頁。
  在簽訂"鋼鐵盟約"的第二天,即5月23日,希特勒同參謀長們舉行會議。他在會上更明顯地表露出洋洋自得的情緒。這次談話的秘密紀要記錄在這裡:
  我們現在正處於愛國主義的熱潮之中,另外有兩個國家也是一樣,這就是意大利和日本。我們對自己過去那段時期的確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我們所採取的步驟,都是按照目標有條不紊地進行的。波蘭不是一個"候補敵人"。波蘭將總是站在我們的敵人一邊的。雖然訂立過友好協定,但波蘭卻總是暗中存心想利用每一個機會來害我們。但澤根本不是爭論的主題。這是一個我們在東方擴大生存空間和保障糧食供應的問題。因此,毫無問題我們絕對不能饒了波蘭,我們不得不決定,一遇適當的機會就進攻波蘭。我們不能期望捷克事件的重演。仗是一定要打的。我們的任務是孤立波蘭。成功地孤立波蘭將是決定性的一著。
  如果不能斷定德波衝突不至於引起西線的戰爭,那麼戰爭將主要是對付法國和英國。如果法國、英國、俄國成立反對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聯盟,那我就不得不對英法兩國給予幾次殲滅性的打擊。我對於同英國達成和平解決的可能性表示懷疑。我們必須準備打仗。英國把我們的發展看成是將會削弱它的地位的一種霸權的基礎,所以英國是我們的敵人。
  和英國的衝突,將是生死存亡的戰爭。荷蘭和比利時的空軍基地,必須由武裝部隊加以佔領。對他們的中立宣言,可以不予理會。
  如果英國有干涉波蘭戰爭的意向,我們就必須以閃電的速度來佔領荷蘭。我們必須致力於奪取從荷蘭到須德海的新防線。以為我們可以順順當當取得成功,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根本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我們必須破釜沉舟。現在已不是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而是八千萬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每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或政府,都必須以速戰速決為目標。不過政府也必須準備打十年或十五年的戰爭。
  英國知道,戰爭的失敗就是它的世界霸權的結束。英國是反對德國的推動力量。
  英國人是驕傲的、勇敢的、頑強的,有堅強的抵抗力和具有組織才能。他們知道怎麼去利用每一個新的進展。他們具有愛好冒險和北歐種族的勇敢精神,但一般德國人比他們高出一籌。我們在第一次大戰中,如果我們擁有多兩艘戰列艦和兩艘巡洋艦,又如果日德蘭的海戰在早上開始,英國艦隊就會被擊敗,1而英國也就屈膝投降了。我們除了準備進行突然襲擊之外,也必須作長期戰爭的準備。同時,我們必須排除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機會。陸軍必須堅守我們的海軍和空軍所必需的基地。如果成功地佔領並守住了荷蘭和比利時,如果擊敗了法國,那麼打敗英國的基本條件也就具備了。25月30日,德國外交部發給駐莫斯科大使如下訓令:"與我們過去計劃的政策相反,現在我們已經決定和蘇聯進行明確的談判。"在軸心國家的軍隊集結和進行軍事部署的同時,西方國家和蘇聯的重要聯繫已經完結了。5月30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表演說,對張伯倫先生5月19日在下院的演說給予答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兩方見解的根本分歧。
  〔他說〕遠在四月中旬,蘇維埃政府與英法政府進行談判,討論要採取的必要措施。那時開始的談判,至今尚未結束。事情早就很清楚,如果對成立一條由和平國家組成的強有力的反侵略陣線具有任何真誠的願望,則下列最低限度的條件是必需的:
  1《紐倫堡文件》第一編,第167-168頁。希特勒顯然對日德蘭海戰的事實一無所知。在這次海戰中,英國艦隊從頭到尾都想把德國艦隊引出來進行大決戰而未成,如果進行了大決戰,則英國艦隊的壓倒優勢的火力,一定會很快就發生決定性作用。
  2《納粹-蘇聯的關係》,第15頁。
  由英法蘇三國締結一個純粹是防禦性的、強有力的反侵略互助公約。
  由英法蘇方面,向中歐和東歐國家,毫無例外地包括蘇聯近鄰的一切歐洲國家提出保證,抵抗侵略者的進攻。
  英法蘇三國締結明確的協定,規定一旦侵略者發動進攻,三國彼此之間互相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支援以及規定對被保證國家提供直接的和有力的援助的方式和範圍。
  談判到了一個看來已無法打開的僵局。波蘭和羅馬尼亞政府雖然接受英國的保證,卻不打算接受俄國政府同樣方式的保證。在另一個有著重要戰略價值的地區--波羅的海各國,也抱有同樣的態度。蘇聯政府明白表示,蘇聯所主張的互助公約,必須是把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包括在全面保證之內。現在這四個國家都拒絕了這個條件,也許它們由於害怕早就會拒絕這個條件的。芬蘭和愛沙尼亞甚至聲明,如果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而向它們提出保證,它們將把它看作侵略行為。6月7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樣,希特勒就輕易地把那條反對他的遲延不決的聯盟的最後防線突破了。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對但澤的威脅--甘默林將軍邀我參觀萊茵河戰線--和喬治將軍同行--一些印象--法國採取守勢--原子能研究的情況--我關於防空工作的信--為了同蘇聯達成協議所作的新努力--波蘭的阻撓--莫斯科軍事談判--1942年斯大林對我的說明--欺詐行為的記錄--裡賓特洛甫應邀前往莫斯科--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轟動世界的消息--希特勒的軍令--"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英國的預防措施--首相給希特勒的信--傲慢的答覆--希特勒推遲進攻日期--希特勒給墨索里尼的信--意大利領袖的答覆--最後的幾天。
  夏季一天天過去,全歐洲都不停地進行備戰,外交家的態度、政治家的演說、人類的意願越來越不被重視。德國的軍事調動,似乎預示著它要用武力的方法來解決它同波蘭在但澤問題上的糾紛,以此作為進犯波蘭的第一步。6月10日,張伯倫先生在議會表示他對時局感到焦慮,並且一再表明,如果波蘭獨立受到威脅,英國一定給予援助。基本上在國王影響下的比利時政府,以超然的精神,在6月23日宣佈他們反對同英法舉行參謀會議,並表示比利時決意保持嚴格的中立。
  事態的發展趨勢使英法兩國的軍隊以及兩國內部日益靠緊。
  在整個7月份裡,巴黎和倫敦之間往返頻繁。7月14日法國國慶節,是一個顯示英法團結的大好機會。我應法國政府邀請參加了這次盛典。
  在遊行後,我正要離開布爾歇時,甘默林將軍建議我應該去參觀法國前線。他說:"你從來沒看過萊茵河扇形戰區,8月裡請你再來,我們什麼都讓你參觀。"於是,我們擬定了一個計劃。8月15日斯皮爾斯將軍和我受到了他的密友喬治將軍的歡迎。喬治將軍是法國東北戰線陸軍總司令,也是最高統帥的可能的繼承人。我很高興能會見這位和藹可親而又極其能幹的軍官。我們在十天裡一直在一起,互相研討軍事問題。我和甘默林隨時有接觸,這時他也正在考察這一部分前線的另外幾個地方。
  從勞特堡附近萊茵河的拐角那裡起,我們遍歷全部防區,直達瑞士的邊境。在英國,像在1914年的情形一樣,無憂無慮的人們這時正在享受他們的假期,同他們的孩子一起在沙灘上玩樂。可是在這裡,沿著萊茵河一帶,則又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臨時橋樑都移到了河的這一邊或那一邊。永久的橋樑都有重兵駐守,而且都埋有地雷。忠實可靠的軍官日夜駐守著,一有信號,即可按動電鈕把橋樑炸毀。這條巨大的河流,由於阿爾卑斯山積雪溶化,河水高漲,洶湧向前流去。
  法軍前哨中隊蹲伏在叢林中的哨兵坑裡。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可以三三兩兩地走到河邊,但不能成群結隊,以免露出目標。在河那一邊約三百碼之外,可以看到德國人在叢林之間悠閒地用大鎬和鐵銑構築防禦工事。在斯特拉斯堡所有河邊住宅區裡的居民,早就全部撤退了。我在橋上站了一會兒,看見一兩輛汽車開過。在橋的兩端,雙方都詳細驗查護照,盤詰身份。在這裡,德國哨所距離法國哨所約有一百米左右。他們之間沒有往來。然而當時歐洲還是平靜的,德法之間也沒有發生糾紛。萊茵河不斷以每小時六七哩的速度,滔滔滾流,波濤起伏。一兩隻載著孩子們的小遊船在水面上掠過。在這次以後,一直過了五年多,我才再次看到萊茵河。1945年3月,我和蒙哥馬利元帥乘小船橫渡萊茵河,但那時是遠在北部靠近韋塞爾的地方。
  我回國後,我把我收集的札記送給陸軍大臣,也許還送給同我有往來的其他大臣。我寫道:
  奇襲法國的前線是不可能的。不論在任何一點,都無法加以突破,除非付出極大的生命代價,花費許多時間,而在戰鬥進行的時間內,整個局勢就會發生變化。在德國方面,情形也是如此,雖然程度略差一些。
  但這一防線的兩翼,是以兩個中立的小國為依托的。比利時的態度,一般認為非常令人不滿意。現在法國和比利時之間,沒有任何軍事的關係。
  在我能詳細參觀的防線的另一端,法國已竭盡全力進行準備,防範經由瑞士而來的侵襲。如果德國採取這種軍事行動,它將沿阿勒河前進,並以一部分兵力開入或開向貝爾福山峽,以保護進攻主力的右翼。我個人認為,在戰爭開始時,德國對法國前線或對在其兩翼的兩個小國,絕不至於有任何重大的企圖。
  德國在攻擊波蘭之前,不必進行軍隊動員。他們按戰時編製的現有的軍隊,已足夠供東線作戰之用了。即使在開始猛攻波蘭的同時才開始動員,仍可有充分的時間來增援齊格菲防線。所以,如果認為德國的動員才是警告的信號,這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不會出現的。另一方面,法國在現在處在這種極端緊張的時期,似乎有採取非常措施的必要。
      ※      ※      ※止,一般認為,希特勒似應等到阿爾卑斯山地區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護時才會有所行動。在9月初的兩星期中,甚至早些時候,這些條件就會具備。10月底或11月初的泥濘時期,會使德國發動攻勢有所妨礙,但在這時期來臨之前,希特勒仍然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對波蘭加以沉重的打擊。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來是最危急的時期。現在德國準備在紐倫堡實行的示威行動--宣傳之類--似乎和上述的結論相吻合。
      ※      ※      ※
  在我這次訪問所看到的事情,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多數負有重大責任的我的法國東道主,都一致認為必須採取守勢,並不容反駁地向我灌輸。同這些非常有能力的法國軍官們談話時,不禁使人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認為德國比他們強,而法國又已不復有發動大規模的攻勢的生氣勃勃的魄力了。法國將為其自身生存而戰--只此而已!對面就是堅強的齊格菲防線,配備著增強了火力的新式武器。我想起上次大戰時在松姆和帕森達勒的攻勢還有餘悸哩。現在德國當然比慕尼黑事件時要強大得多。我們也不知道德國最高統帥部當時所感到的深切焦慮。我們在物質方面和心理方面都已落到如此地步,以致沒有一個負起責任的人(到這時為止,我還是在野的人,無責可負)敢於根據符合實際的推測來採取行動。這個推測就是,德國在從北海到瑞士的漫長防線上,只有配備不全、訓練不夠的四十二個師。而在慕尼黑時期,德國在這條防線上則只有十三個師罷了。
      ※      ※      ※
  在這最後的幾個星期中,我最擔心的是英國政府也許會不顧我們的保證,在德國攻擊波蘭時畏縮不前,不敢對德開戰。這時的張伯倫先生無疑已毅然改變了方針,雖然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當時對他的認識,並沒有像一年以後那樣深刻。我怕希特勒也許會再來一次虛張聲勢的恫嚇,說什麼他有什麼新的行動或什麼秘密武器之類,把我們這個已負擔過重的內閣嚇倒,或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林德曼教授以前曾不時和我談起原子能的事。我於是請他告訴我這一方面的現狀如何。我和他談話之後,寫了下面的信給金斯利·伍德。以前已提到,我和伍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      ※      ※8月5日幾星期以前,有一份星期日的報紙上登有一篇文章談到,根據最近的發現,一種名叫鈾的特殊的原子,被中子擊裂時會發生連鎖反應,從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乍看起來,這可能預示著將會發明一種破壞力極大的新爆炸物。·在·這·個·問·題·上,·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不·論·這·種·發·現·在·科·學·上·引·起·多·大·的·注·意,·並·且·將·來·也·許·終·於·具·有·實·用·上·的·重·要·性,·但·在·幾·年·以·內,·這·種·發·現·決·不·會·導·致·可·以·在·作·戰·中·大·規·模·使·用·的·危·險。
  根據種種跡象,在國際局勢非常緊張的時候,有人會故意散播謠言,說什麼用這種方法可以製造出可怕的新的秘密爆炸武器,一下子把整個倫敦夷平。第五縱隊當然也將設法用這種威脅的話來誘使我們接受另一次的屈服,因此,我們必須把真實情況說清楚。
  第一,最有權威的學者認為,在鈾裡面,只有極少的成分能在這種作用中發生效力。如果要得到大規模的效果,就得先把這種成分提煉出來。這就得好幾年才能成功;第二,只有把大量的鈾集中在一起才能發生連鎖反應。而一旦釋放出能量,在還沒有真正產生出猛烈的效果以前,一經輕微的引發就會引起爆炸。1
  1這個困難後來當然終於被克服了,但這只是經過幾年的研究用了極精密的方法才解決的。
  它也許像我們現在所有的各種爆炸物一樣有效力,但不至於會產生更危險得多的效果;第三,這些試驗不可能以小規模進行。如果他們已成功地進行了大規模試驗(即取得了真正足以威脅我們的結果,而不是虛張聲勢的恫嚇),那麼要保持秘密就不大可能了;第四,在從前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現歸柏林控制的領土內,只有少量的鈾。
  有人覺得這種新發現可以使納粹有了某種足以毀滅其敵人的兇惡的、秘密的新爆炸物而大為恐懼。從上述所有的理由來看,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今後一定還會有各種不祥的流言蜚語、嚇唬人的傳聞。我希望沒有人會聽信這一套。
  我的預測竟然如此正確,真是一件怪事。在原子能方面,摸到門路的倒不是德國人。他們實際上走錯了路,正當羅斯福總統和我決定並獲致值得紀念的協議來從事大規模製造原子彈的時候,德國人卻放棄了原子彈的研究而從事火箭或無人駕駛飛機的研究。關於我們這個協議,我們在後面適當的地方還要談到。
  我提交防空研究委員會的最後一個意見書中,也說:
  1939年8月10日
  英國對空襲的主要防禦,是對來襲者抽取過境稅。如果在每一次空襲中,能擊落五分之一的敵弧                  可以設想,開始的攻擊必然是大規模的,在好幾個小時之內接連不斷地分批渡海進行空襲。但頭次空襲的結果,並不能決定空戰的勝負。空襲英國並不是一樁兒戲。
  重大的死傷數字將迫使敵人不得不慎重考慮其得失。到了日間空襲不久就證明代價太大時,我們所要對付的就只限於對建築物多的地區的盲目夜襲了。
  墨索里尼在7月7日向英國大使說:"告訴張伯倫,如果英國準備為保衛波蘭而戰,意大利一定和我們的盟國德國並肩作戰。"但在幕後,他的態度恰巧相反。他在這個時候所企求的目的,無非是鞏固他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摘取他在西班牙進行干涉的果實,消化他在阿爾巴尼亞所奪取的東西。
  他並不願意因為德國要征服波蘭而捲入歐洲戰爭。他雖然屢次公開自吹自擂,但是對於意大利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脆弱,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在1942年時,如果德國供給他軍火,他是願意主張作戰的,但在1939年的時候就絕非如此!
  在夏季,波蘭所受到的壓力日益猛烈,這時墨索里尼又想再作慕尼黑事件時代那樣的和事佬了。他建議召開一個世界和平會議,但這個念頭被希特勒敷衍了事地打消了。8月11日,齊亞諾在薩爾茨堡和裡賓特洛甫會晤。齊亞諾的日記寫道:
  領袖非常希望我能用書面證據清楚地說明,在這個時候發動戰爭實為不智……要想把戰爭限於波蘭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的戰爭又會使每一個國家都受到損害。領袖從來沒有這樣毫無保留地和這樣熱烈地希望和平……裡賓特洛甫一味托辭規避。我問起他關於德國政策的詳細情形時,他說話躲躲閃閃。關於德國對波蘭的企圖,他說謊的次數太多了,因此現在他對於他必須對我說的事情,以及他們實際上計劃要做的事,感到有點侷促不安。……德國要打仗的決心是無可更改的了。即使他們取得的利益比他們所要求的還多,他們還是要進攻的。因為毀滅的魔鬼已經使他們著迷了……有時,我們的談話極為緊張。我毫不猶豫地把我的意見坦白說出來,但他卻無動於衷。慢慢我就發覺我們在德國人的眼裡是多麼的渺小。1
  1《齊亞諾日記》,第123頁。
  第二天,齊亞諾去見希特勒。我們現在得到了德國方面對這一次會見的記錄。希特勒明白表示,他要和波蘭徹底解決。他說他不惜被迫和英法一戰,他要意大利參加進來。他說,"如果英國在國內要保持必要的兵力,則派赴法國的兵力最多只能有兩個步兵師和一個裝甲師。此外,還可以提供幾個轟炸機中隊,但決不能派出戰鬥機。因為德國的空軍將立即襲擊英國,英國需要戰鬥機來防衛本土。"關於法國,他說在消滅波蘭之後--這不需要多少時間--德國就可以在西牆集中幾百個師的兵力,這時法國就必須把它在殖民地和意大利邊境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兵力集中於馬奇諾防線來進行殊死戰鬥。齊亞諾在答覆中,對他所聽到的這番話的嚴重性表示詫異。他抱怨說,德國方面以前從未有過任何表示,讓他們知道波蘭爭端已到了如此嚴重和迫切的地步。相反,裡賓特洛甫說過,但澤問題可以留待將來解決。意大利的領袖雖然深信和西方各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認為應該有兩三年的時間來制定此事的計劃。
  在這次會談之後,齊亞諾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意大利,向他的主人匯報。他發現墨索里尼這時已更加相信民主國家會不惜一戰,因而更加希望自己置身於這場鬥爭之外。
      ※      ※      ※
  英國和法國政府為了同蘇聯達成協議又再度進行努力。
  英國決定派一位特使去莫斯科。艾登先生在早幾年前和斯大林有過成功的接觸,自請前往,但這個慷慨的建議沒有為首相所接受。6月12日,他派斯特朗先生擔任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斯特朗先生固然是一位能幹的官員,但在外交部以外並沒有特殊的地位。這是另一個錯誤,派遣這樣一位次要的人物,實在是對別人侮辱不敬。他是否能通過蘇聯機構的外圍也很成問題。無論如何,現在一切都已太遲了。自從1938年8月麥斯基被派到恰特韋爾來看我到現在,其間已發生了很多事情。慕尼黑事件已經發生了。希特勒的軍隊的發展又已多了一年的時間。他的兵工廠得到了斯科達工廠的補充,都在日夜開工。蘇聯政府十分關心捷克斯洛伐克,但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完了。貝奈斯已流亡在外。一個德國的總督在布拉格統治著。
  另一方面,在俄國看來,波蘭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年深日久的政治的和戰略的問題。兩國最後一次的主要衝突是1920年的華沙之戰。那時加米涅夫率領的布爾什維克軍隊攻入波蘭,畢蘇斯基得到法國的魏剛將軍以及達伯農勳爵領導的英國代表團的建議,把紅軍擊退,接著加以追擊,報之以血腥屠殺。在此後的幾年中,波蘭一直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前哨。它用左手聯合併支持了反蘇的波羅的海各國,又用它的右手在慕尼黑時期參加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劫掠。蘇聯政府明知波蘭憎恨他們,也知道波蘭無力抵抗德國的進攻。不過他們也深知他們自己的危險,深知他們需要時間來整頓他們最高統帥部內部所受到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斯特朗先生的任務的前景是不美妙的。
  談判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即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不願意讓蘇聯把他們從德國手中拯救出來;在這一點上,談判始終沒有進展。6月13日《真理報》的社論中表明,芬蘭、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有效中立,對蘇聯的安全極關重要。社論還說,這類國家的安全對英國和法國都是極端重要的。這是"連丘吉爾先生這樣一個政治家"也承認的。這個問題,在6月15日在莫斯科提出討論。第二天,俄國報紙宣稱"蘇聯外交部方面認為初次會談的結果並不完全順利"。在整個7月份,談判斷斷續續地進行。最後,蘇聯政府建議同法英兩國代表從軍事角度上繼續談判。英國政府於是派了德拉克斯海軍上將率領代表團於8月10日前往莫斯科。這些軍官並沒有得到進行談判的書面授權。法國代表由杜芒克將軍率領。在俄國方面,則由伏羅希洛夫元帥出席主持。我們現在知道,當時蘇聯政府同時也同意德國派遣一個談判代表到莫斯科。英法蘇三國的軍事會談不久因波蘭和羅馬尼亞拒絕俄軍過境而終歸失敗。波蘭人的態度是,"德國人來了,我們有喪失自由的危險,而俄國人來了,我們有喪失靈魂的危險。"1
  1雷諾,前引書,第一卷,第587頁。
      ※      ※      ※
  後來,在1942年8月間,有一天早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把蘇聯那時的一些情況告訴我。斯大林說:"我們當時的印象是:如果波蘭受侵略,英國和法國政府並沒有下決心打仗,他們只希望英法和俄國在外交上聯合起來,以為這樣就可以阻止希特勒。我們肯定這是阻止不了的。"當時斯大林曾問:"法國在動員時可以派出多少師兵力去對抗德國?"回答是:"大約一百個師。"於是他問:"英國可以派多少?"回答是:"兩個師,以後可以再派兩個師。"斯大林重複著說:"啊,兩個師,以後可以再派兩個師。"他問:"你們知道不知道,如果我們對德作戰,我們在俄國前線要派出多少個師?"這時停頓了片刻。"三百個師以上。"他沒有告訴我這是他和誰的談話,是在什麼時候談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話都說得很有道理。但這對我們外交部的斯特朗先生卻頗為不利。
  為了便於討價還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認為必須把真正的意圖掩藏起來,直到最後的時刻才攤牌。莫洛托夫及其下屬在和英、德雙方接觸時,顯出他們兩面應付的驚人本領。直到8月4日,德國大使舒倫堡從莫斯科發出的電報還只能這樣說:"從莫洛托夫的整個態度看來,顯然,蘇聯政府實際上更傾向於改善德蘇關係,但他們以前對德國的不信任還是根深蒂固的。我的總印象是:如果英國和法國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蘇聯政府現在是決心要和他們訂約的。當然,談判也許還要拖很久,尤其是因為他們非常的不信任英國。……在我們方面,如果要使蘇聯政府轉換方向,就必須作相當的努力。1"其實他不必擔憂,大局已定了。
  1《納粹-蘇聯關係》,第41頁。
      ※      ※      ※
  8月19日夜,斯大林向政治局宣佈他準備同怠                   磽胖鋇酵砩喜耪業椒尷B宸蛟K苑u磽磐懦擔核。"在一個秘密的協定中,德國聲明它在政治上對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都不感興趣,但認為立陶宛應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瓜分波蘭的分界線已經劃定。對波羅的海各國,德國只要求經濟利益。這個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協定直到8月23日深夜才簽訂。2
  1雷諾,前引書,第一卷,第588頁。
  2《紐倫堡文件》,第十編,第210頁及其後。
      ※      ※      ※
  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心平氣和地記錄了一切。儘管如此,我還要說,對於這類違背常理的行為所引起的非難和反感,只有兩國的專制極權主義者才可以對付得了。我們不知道希特勒還是斯大林這兩個人中究竟哪一個最厭惡這個條約。雙方都知道這只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在這兩個帝國和兩種制度之間,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斯大林無疑地知道,在希特勒和西方國家作戰一年之後,德國就不再成為俄國的勁敵了。
  希特勒方面所採取的方法則是"各個擊破"。這一類的協定竟然能夠成立,這一事實標誌著幾年以來英法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絕頂失敗。
  在蘇聯方面,我們必須說明的是,他們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國軍隊部署的陣地越往西越好。這可以使俄國有時間從其廣大帝國的各部分把軍隊集中起來。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俄國軍隊在1914年的不幸狀況。當時他們在僅僅部分動員的情況下就向德軍進攻。現在他們的邊界,較上次大戰時要偏東得多。因此,他們必須在受到攻擊之前,不管用什麼手段,武力也好,欺騙也好,都得首先佔領波羅的海各國和波蘭的一大部分。他們的政策固然是冷酷無情的,但在當時卻是極其具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一個炸彈一樣在全世界爆炸。蘇聯塔斯社說,8月21日到22日,裡賓特洛甫正飛往莫斯科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英國政府當時所感到的情緒不論究竟如何,但他們當時沒有恐懼的成分在內。他們立即宣稱,"這件事絕不影響他們所決心要履行的義務。"現在已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再避免或延緩大戰的爆發了。
      ※      ※      ※
  我們仍有必要把"條約"的條件記錄下來:
  締約國雙方約定相互之間不進行單獨的或和其他國家聯合的任何暴力行動、任何侵略行為和任何攻擊。
  這個條約的有效期間為十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沒有一方提出廢除則自動延長五年。在會議桌的周圍,歡呼慶賀,祝酒乾杯。斯大林還主動提議為德國元首乾杯,他說:我知道德國人民多麼愛戴他們的元首,我為祝他身體健康乾杯。       ※      ※      ※個非常平凡而簡單的教訓:"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在本書中還要談到幾個同樣的例子。奸詐的人和政治家,雖然費盡心機,總是害了自己。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過了二十二個月,斯大林和俄國的成千成萬的生命,就得為此付出可怕的代價。一個在道德上毫無顧忌的政府,似乎總是大佔便宜,為所欲為,但"一天結束時,一切都得算清楚,全部時間結束時,更得算清楚"。
      ※      ※      ※
  希特勒從秘密談判中知道同俄國談判的條約一定會在8月22日簽字,所以,甚至在裡賓特洛甫從莫斯科回來或在公開宣佈這個條約之前,他就給他的總司令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決定同西方國家開戰……與波蘭的衝突是遲早要來的,我在春季即已有這樣的決定,但我認為我應先打西方,而後再轉向打東方……我們不用怕封鎖。東方會給我們糧食、家畜、煤……我只怕在最後關頭有某個下流痞會建議調解……政治上的目的已進了一步。摧毀英國霸權的工作已經開始了。在我把政治佈置完成之後,軍人就要開始這同一個任務了。
      ※      ※      ※
  德蘇條約的消息一公佈,英國政府就立即採取預防措施。
  發出各項命令要海岸的重要地點的防衛部隊以及防空部隊集合待命,保衛易受攻擊的各個據點。政府發電報給各自治領和殖民地,警告他們可能在短期間內要進入警戒階段。掌璽大臣奉命把地方機構一律改為戰時編製。8月23日,海軍部得到內閣授權,徵用商船二十五艘,把它們改成武裝商船巡洋艦,另外徵用拖網漁船三十五艘,裝配潛艇探測器。為海外駐軍徵召了六千人的預備役。各雷達站的防空部署和防空部隊的全面部署,已獲批准。空軍預備役二萬四千人和所有的空軍輔助部隊,包括各氣球中隊在內,都應召服役。所有的服軍役人員一律不准請假。海軍部也向商船航運發出警告,此外還採取了其他許多步驟。
      ※      ※      ※
  首相決定把英國這些準備措施告訴希特勒。這一封信並沒有記載在法伊林先生寫的傳記內,但在別的地方發表過。為了對張伯倫先生公正起見,這當然應該讓大家知道:
  閣下也許已經知道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某些措施,這些行動在今晚的報紙上和無線電廣播中已加以發表了。
  英國政府認為,這些步驟是必要的,因為據報告,德國方面已進行軍事調動。同時,德蘇條約公佈後,柏林某些人士顯然認為英國將不會為了波蘭而進行干預,認為這種萬一的可能性已不必加以考慮。這實在是最大的錯誤。不論德蘇協定的性質如何,都絕不能改變英國對波蘭的條約義務。這是英國政府一再公開明白說明的,也是他們決心要履行的。
  有人說,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在1914年時把它的立場更清楚地加以說明,也許可以避免那一場大災禍。不管這種說法是否站得住腳,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決意不再讓人有這種悲劇性的誤解。如有必要,他們決心並準備立即運用他們的全部力量;而敵對行動一旦開始,其結果是無法預料的。如果認為戰爭一旦開始也會很快結束,這種想法,即使在戰爭各條戰線上某一方面能取得一些勝利,也是極端危險的幻想。
  在現在這個時候,我承認我確實想不出什麼方法來避免這一場使歐洲捲入戰禍的災難。鑒於統治者的行動對人類可能引起嚴重後果,我希望閣下對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種種,會加以最慎重的考慮。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157-158頁。
  希特勒在其答覆中,在詳述德國準備用"無可比擬的寬容大度"來解決但澤和走廓問題以後,跟著說了下面一段無恥謊話:
  英國對波蘭提供無條件的保證,不管可能引起衝突的原因如何,英國將在任何情況下都援助波蘭。這種保證,只能被解釋為對那個國家的一種鼓勵,今後他們在這張特許證的掩護下,可以放手對波蘭國內的一百五十萬日耳曼居民施加驚人的恐怖行為。1
  1同上書,第二編,第158頁。
  8月25日,英國政府公佈同波蘭訂立的正式條約,確認以前所提供的保證。當時採取這個步驟是希望可以為德波直接談判提供最好的機會,因為這個條約表明,如果直接談判解決失敗,英國就會站在波蘭的一邊。戰後戈林在紐倫堡審訊中說:
  英國向波蘭正式提出保證的那一天,元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停止原訂計劃對波蘭的進攻。我於是問他,這是暫時的還是永遠的停止。他說:"不,我要看一看我們能不能排除英國的干預。"1實際上希特勒將進攻日期從8月25日推遲到9月1日,而且像張伯倫所希望的那樣,同波蘭進行了直接談判。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想同波蘭達成協議,而是想給英王陛下政府種種機會,使之可以逃避保證。至於英國政府的思想,像議會和全國一樣,根本不是這樣。英國島民的性格有點古怪,他們討厭軍事訓練,近千年以來從來沒有敵人入侵,但在危險日益臨近和日益擴大時,他們反而越來越鎮定,在危險到了迫在眉睫時,他們反而更為兇猛,在危險發展到了性命攸關的關      ※      ※      ※,曾使他們能夠在多次危難中轉危為安。
  1同上書,第166頁。
      ※      ※      ※
  這個時候,希特勒寫了一封信給墨索里尼。這封信最近在意大利發表了:
  領袖:
  若干時候以來,德國和俄國都在考慮有無可能使他們雙方的政治關係能夠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最近根據下述種種理由,更有在這方面獲得具體結果的需要。
  1.世界政治的總形勢。
  2.日本內閣還是遲遲不採取明確的立場。日本雖然準備參加一個反俄聯盟,德國(據我看來,意大利也一樣)根據目前的情況認為這只屬次要的考慮。日本不願針對英國而承擔任何明確的義務--而這在德國方面,我認為也在意大利方面,卻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3.從今春以來,德國和波蘭間的關係,不能令人滿意,在最近幾星期內已變得難以容忍了,這不是由於德國的過錯,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英國的行為……這些理由促使我迫切需要在德俄談判中得出結果。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把這個問題的詳細情形告訴你。但最      ※      ※      ※德關係的意向--這種意向從李維諾夫去職的時候起就有了--越來越明顯了,使我現在能在局勢得到初步澄清以後,派我的外交部長到莫斯科,擬訂世界上現有的性質最廣泛的互不侵犯條約,其全文不久即將公佈。這個條約是無條件的,此外還規定凡有關德俄利益的一切問題,均應互相磋商。我也可以告訴你,領袖,有了這些規定,俄國的善意態度已有確實的保證。·尤·其·重·要·的·是,·現·在·如·果·發·生·沖·突,·就·不·再·會·有·由·羅·馬·尼·亞·方·面·來·的      ※      ※      ※了。1
  1《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書信與文件集》,第7頁。
  墨索里尼收到這封信後,立即回答說:
  馬肯森大使剛剛轉來你給我的信,茲敬復如下:
  1.就與俄國達成協議一事而論,我完全贊同。
  2.我覺得應避免同日本發生破裂或對它冷淡,以免它同民主國家集團日趨接近。……
  3.莫斯科條約封鎖了羅馬尼亞,也可能改變土耳其的立場。土耳其接受過一筆英國借款,但它並沒有簽訂盟約。土耳其方面採取新的態度會破壞法國和英國在東地中海方面的戰略部署。
  4.關於波蘭,我完全理解德國的立場,我們深知這種緊張局勢是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的。
  5.關於在軍事行動發生後意大利的實際態度,我的見解有如下述:
  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而衝突又能只限於局部時,意大利將向德國提供所需要的各種政治經濟援助。
  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而後者的盟國又向德國發動反攻時,我必須鄭重提出,以目前意大利軍事準備的情況來看,我不能在軍事上採取主動的行動,這一點我已屢次並且及時地向你,元首和裡賓特洛甫先生提過的。
  但是,如果德國能立即以軍火和原料供給我們,使我們能夠對付法國和英國可能對我們的攻擊,那麼,我們自可立即參戰。在我們前幾次會晤時,我們預料戰爭將在1942年後發生。到那個時候,我的陸海空軍就會按照我們約定的計劃準備好了。1
  1《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書信與文件集》,第10頁。
  如果希特勒以前沒有料到的話,那麼從這時起他就知道戰爭爆發時不能指望意大利進行武裝干預。墨索里尼想在最後一分鐘重演慕尼黑時的角色的任何企圖,已被置之不理了。
  意大利領袖關於德國的最後行動的消息,似乎不是由德國方面而是由英國方面得來的。齊亞諾在他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英國把德國向倫敦提出的建議全文通知我們,我們在事前一點也不知道。"1墨索里尼現在唯一的需要是希特勒默許意大利保守中立。關於這一點,希特勒答應了他。
  1《齊亞諾日記》,第136頁。
      ※      ※      ※
  8月31日,希特勒發出了"第一號作戰指令"。
  (一)現在東部邊界的形勢已達到使德國無法容忍的地步,要用和平方式從政治上加以解決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我決心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二)對波蘭進攻應按照"白色方案"執行,只有一點改變,就是陸軍方面軍事部署幾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此限。至於任務和作戰目標的分配都維持不變。
  進攻日期--1939年9月1日。進攻時間--四時四十五分〔用紅鉛筆注上〕。
  (三)在西線,重要的是必須使開始敵對行動的責任明明白白地由英法方面來負。開始時,對於對方的不重要的越境侵犯行為,只應採取純粹局部行動來予以還擊。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172頁。
      ※      ※      ※
  我從萊茵河回來後,在巴爾桑夫人那裡過了幾天晴朗的日子。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笑容可掬但心裡卻焦慮不安的人。
  我們住在納瓦爾的亨利王在伊夫裡戰役前住過一夜的那個古堡裡。華萊士夫人和她的幾個兒子也和我們一起住在那裡。她的丈夫是內閣部長。她正在等他到這裡來。不久她接到他的來電,說他不能來了,至於何以不能來,以後再告訴她云云。
  別的危險徵兆也不斷傳來。人們都深感不安。甚至可愛的厄爾山谷的陽光,也失去了柔和的光線。在這種不安的氣氛中,我要作畫也是一件難事。我決定在8月26日回國,因為在國內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進行的一切。我告訴我的妻子,我將在適當的時候通知她。我路過巴黎時,請喬治將軍同進午餐。
  席間他把法德軍隊的數字全部都提出來,並按質量把這些師分為幾等加以比較。這使我有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忍不住說:"那你們佔優勢啊!"他回答道:"德國軍隊很強,我們決不能先發制人。如果他們發動進攻,我們兩個國家將聯合起來履行自己的責任。"
  回到英國後,當晚我住在恰特韋爾家裡。第二天我請艾恩賽德將軍來和我呆在一起。他剛從波蘭回來,他提供了有關波蘭軍隊極有利的報導。他看過一師人在炮兵實彈射擊配合下進行攻擊演習,結果略有死傷。波蘭的士氣極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們力圖估量這個不可知的局勢。就在這個時候,我砌完了我的住宅的廚房的磚牆,這座住宅在去年就開始蓋起來,準備在以後幾年我全家居住在這裡。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電報後,於8月30日經敦刻爾克回國。
      ※      ※      ※
  當時在英國的有組織的德國納粹黨員,已知的有二萬人。
  按照他們在別的友好國家中所採取的行動來看,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們總是首先進行破壞和暗殺。我在當時並沒有官方的保護,我也無意提出這樣的請求,但我覺得我相當受人注目,必須防備萬一。我有許多情報使我深信希特勒認為我是一個敵人。以前當過倫敦警察廳偵探的湯普森巡官現在已經退休。我請他帶著手槍來我這裡住。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武器,倒還是好好的。於是,一個人睡覺,另一個人就警戒。這樣就不會有人可以乘虛而入。在這時候,我知道如果戰爭一旦發生--誰還會懷疑這個呢?--一個重大的擔子,必然會落到我的身上來的。







第二十二章 戰爭 

  張伯倫先生邀請我入閣--9月2日的猶豫--9月3日的宣戰--第一次空襲警報--重新主管海軍部--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我關於海軍事務的知識--1914年和1939年的對照--海軍的戰略形勢--波羅的海--基爾運河--意大利的態度--我們地中海的戰略--潛艇的威脅--空襲的威脅--日本的態度--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安全--戰時內閣的組織--張伯倫先生的最初選擇--一個老一輩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國進攻波蘭。同一天早晨,我們的所有部隊奉命動員。首相請我在下午到唐寧街去看他。他告訴我,他認為避免與德國作戰的希望已經幻滅,提議成立一個由少數不負責專部的閣員組成的戰時內閣來指揮作戰。他提到,據他瞭解,工黨不願參加聯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黨將會參加。他邀請我擔任戰時內閣的閣員。我未加任何評論,便接受了他的提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於人選和措施,進行了長談。
  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組成指揮作戰的最高執行機構的閣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必然會使人感到太高了。為此,我在午夜以後寫信給張伯倫先生:
  1939年9月26我們豈不是成了一個老人隊了嗎?我發覺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個人的年齡總數,竟達三百八十六歲或平均六十四歲以上!僅比領取養老金規定的年齡差一歲!不過,如果你把辛克萊(四十九歲)和艾登(四十二歲)延攬入閣,平均年齡就可以降到五十七歲半。
  如果《每日先驅報》關於工黨不擬參加政府的說法是真實的,我們今後一定會遇到經常不斷的批評,以及戰爭中往往出現的令人沮喪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邀請處於反對黨地位的自由黨堅決地參加我們的隊伍。艾登對於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黨人,以及溫和的自由黨分子,都有相當的影響。在我看來,利用這種影響也是增加實力的一個極其必要的辦法。
  波蘭人遭受猛烈的進攻,現在已有三十小時了。我聽到巴黎方面還有再提照會的說法,深為不安。我相信你最遲在今天下午議會舉行會議時,就能夠提出聯合宣戰的聲明。
  除非海軍部採取特別的措施,並在今天發出信號,否則,德國軍艦"不來梅"號即將駛出阻截區。這只是一個次要問題,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煩。
  我在此聽候你的指示。1
  1見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第420頁。
  9月2日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沒有聽到張伯倫先生的動靜。我想他也許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事實證明確是如此。然而,到了會議開會時,卻發生了一場短暫的、但很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稜兩可的聲明,引起了整個下院的不滿。當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黨反對黨發言時,保守黨席上的艾默裡先生向他高聲喊道:"要為英國說話。"這句話博得了大聲喝采。下院的情緒無疑是主張作戰的。我甚至認為比我也曾親自參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樣場面,更顯得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黨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對面我的寓所來拜訪我,表示深切的憂慮,唯恐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準備在第二天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給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據我瞭解,我將成為你的僚屬,而且你對我說,這個消息很快就要宣佈。但從那時起,我一直沒有聽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這個緊張騷動的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雖然,在我看來,現在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示的思想已經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為了應付這種非常重要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你在中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知道不論為公還是為私,我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黨態度疏遠,而且據我所知,自由黨也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上,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戰時政府。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努力,以爭取自由黨參加,而且對於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範圍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議會裡有一種觀感,即認為我們決心的顯然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損害。我並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現在將要自作決定,從而給我們的法國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盡可能地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再進行一次談話以前,不要宣佈戰時內閣成員的名單。
  正如我昨天早晨寫給你信中所說的,我完全聽候驅使,並衷心希望幫助你完成艱巨的任務。
  後來我瞭解,英國的最後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時30分遞交德國,接著在9月3日上午9時,又遞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通牒。9月3日早晨的廣播,宣佈首相將在11時15分發表廣播演說。因為這時看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立刻宣戰,我便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我認為這篇演說對於我們一生中以及歷史上的這個莊嚴偉大的時刻來說,是很得體的。
  首相的廣播演說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聽到了一陣陌生的、持久的、淒厲的聲響,這種聲響後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了。我的妻子跑進房來,由於當時的形勢危急而顯得神情緊張,但她對於德國人敏捷而又準確的行動,卻給予好評。我們倆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頂,看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周圍,在晴朗涼爽的9月的陽光下,四面八方的倫敦的屋頂和尖塔,歷歷在望。
  在這些屋頂和尖塔上面,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個圓柱形的氣球冉冉上升。我們對於政府這種顯然有所準備的跡象,表示滿意。我們預料應該有一刻鐘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將要結束時,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適用的藥品,配備齊全地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去。
  我們的掩護所,就在順著大街走過去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個敞開的地下室,外邊甚至沒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內。每個人都抱著高興而又詼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臨凶吉未卜的前途時所表現的本色。當我站在門口凝視著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地下室時,在我的想像中呈現出了這種景象:毀滅與屠殺的場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聲;高樓大廈坍塌成為瓦礫土堆;消防隊和救護車在隆隆的敵機聲下,在濃煙中穿梭往來。我們不是早已聽說空襲將是如何的可怕麼?空軍部當然為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誇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公眾的這種恐懼心理,而我們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極準備,建立一支優勢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種最可怕的預測,但也贊成將它作為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戰事初起的幾天內,曾預備了兩萬五千張病床,以供空襲中受傷者應用。至少在這方面,沒有發生估計過低的情況。現在應該看一看實際發生的情形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淒厲聲又響起來了。我自己不敢斷定這次是否是重複一次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聲喊道"警報解除了"。我們於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們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時開會,不慌不忙地按照議事程序進行,並作了簡短而莊嚴的祈禱。在議會裡,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辯論結束後,立即到他的房間去。經過最近幾天極度興奮而又激動的心情,當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傾聽議員們演說時,一種特別強烈的寧靜感緊緊地攫住了我。我覺得內心安詳,並體會到一種凌駕於人間事務與個人問題之上的超然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和缺乏準備,但在國家榮譽的召喚下,瞬刻間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舊時英國的這種光榮傳統,使我整個身心異常激動,而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一個遠離塵世現實和肉體感受的境界。
  我發言時,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把這種心情轉達給下院,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應。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我的信;他說自由黨拒絕參加政府;他準備讓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空三個部的大臣參加戰時內閣,從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關於平均年齡的見解,並且可以將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以使他邀請我擔任海軍大臣,並在戰時內閣中擔任閣員。我聽了以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出這點,但我當然願意主管確定的任務,而不願高高在上,出謀劃策,督促別人工作。一個部長,不論勢力多大,如果不主管專部,結果往往如此,頒發訓令要比提出建議容易,而有權採取行動,即便範圍有限,也比有權參加泛泛的討論更為適宜。如果一開始首相就要我在參加戰時內閣與主管海軍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我當然一定會選擇海軍部。而現在我卻二者兼有了。
  關於我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正式由國王授職,張伯倫先生隻字未提。實際上,直到5日我才就職如儀。但戰爭初起的這段時間,對於海軍也許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因此我通知海軍部,告訴他們我立即就任,準備在六時到部視事。海軍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艦隊發出信號:"溫斯頓回來了。"這樣我就重新回到了幾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遺憾中離開的那間辦公室;二十五年前由於費希爾勳爵的辭職,我被解除了海軍大臣的職務,並且事實證明關於在達達尼爾海峽強行登陸的重要計劃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壞。1
  11915年丘吉爾主張在達達尼爾海峽登陸,進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國。這次戰役持續八個月,英法軍隊死傷慘重,最後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費希爾第一海務大臣引咎辭職,不久,丘吉爾也被解除了海軍大臣職務。--譯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張舊椅子上,在我背後幾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個木製的地圖箱,箱內仍存有北海的地圖,當時為了便於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標起見,我曾命令海軍情報局,每天在地圖上註明德國公海艦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自從1911年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已經消逝了,然而,我們卻仍然面臨著在同一個德國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脅。我們再一次為了捍衛一個無辜遭受侵略和蹂躪的弱國的權利,而奮起作戰。我們再一次為了生存和榮譽,奮起反抗日耳曼這個勇敢的、有紀律的卻又殘酷的民族的一切瘋狂暴力。我們需要再一次戰鬥!既然如此,就戰鬥吧!
      ※      ※      ※
  不久,第一海務大臣來看我。我在以前擔任海軍大臣期間,就與達德利·龐德相識,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費希爾勳爵的親信參謀軍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時,他曾任地中海艦隊的總司令,當時我在議會中對於地中海艦隊的部署,作過激烈的抨擊。現在我們以同僚的身份相見,而龐大的海軍部整個機構是否能夠順利運行,這就要依靠我們能否保持親密關係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見解了。我們彼此用一種懷疑的、但卻友好的眼光看待對方。但從最初的時候開始,我們的友誼和相互信任,便逐漸增長和成熟起來。我對龐德海軍上將在業務上的專長和個人的偉大品質,給予適當的估價並加以尊重。在變幻無常、勝負莫測的戰爭中,我們一同受過巨大的衝擊,因此我們成為更加忠實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後,正當對意大利的戰爭獲得全面勝利時,他竟與世長辭,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軍和全國所遭受的一切損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接見海軍部各海務大臣及各部門的負責人,從4日早晨起,我著手處理海軍事務。正如1914年一樣,在總動員以前,海軍已經採取了預防突然襲擊的戒備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後備軍官與士兵,被征服役。後備艦隊,已經人員齊全,從事演習,在8月9日曾由國王檢閱過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級的後備人員,也被徵入伍。24日議會通過了《國防緊急授權法案》,同時下令艦隊開往戰時據點;事實上,我們的海軍主力在斯卡帕灣已有幾個星期了。在艦隊奉命實行總動員以後,海軍部的作戰計劃逐步順利展開;當時雖有某種嚴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艦和反潛艇的艦隻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樣,在面臨挑戰時,艦隊完全能夠承擔當前的重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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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也許瞭解,我對海軍部和皇家海軍,有很豐富的知識。從1911到1915這四年期間,在最初局勢嚴重的十個月內,我負責準備艦隊的作戰事宜,並主持海軍部的工作。這四年時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別鮮明的印象。我對艦隊以及海上作戰,積累了大量詳細的資料,並且獲得許多的教訓。在以後的時期內,我曾對海軍問題有過許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這些問題發言。我和海軍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觸,在這些年中,雖然我是他們的主要批評者,但我暗中參與他們的許多機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員會工作過四年,因而使我瞭解關於雷達的最新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現在已對海軍事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前面已經提過,1938年6月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曾親自陪我參觀波特蘭港的反潛艇學校,以及乘驅逐艦開到海上,參加用"潛艇探測器"偵察潛艇活動的演習。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擔任海軍部軍需署長的已故亨德森海軍上將有親密的友誼,而且當時的海軍大臣鼓勵我和查特菲爾德勳爵討論新戰艦與巡洋艦的設計,因此,使我對於海軍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個全盤的瞭解。此外,根據已經發表的記載,我對於我國艦隊實際的和潛在的實力、組織和結構,以及關於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海軍的類似情況,當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開演說,為了要收到批評和刺激的效果,當然不免著重指出我國海軍的弱點和缺陷;就這些演說的本身而言,它們絕沒有表達出皇家海軍的巨大的實力,也沒有表達出我自己對它的信心。如果說海軍對於與德國作戰,或與德國和意大利作戰,沒有充分的準備,那麼,這種說法對張伯倫政府及其海軍顧問,不免有失公道。至於如何對澳大利亞和印度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日本同時的進攻,這個問題引起的嚴重困難較多,但在此時,這種進攻大概不會發生,同時,這種進攻大概一定會把美國捲入漩渦。因此,在我就職時,我感到我所指揮的,無疑是世界海軍作戰中一支最精銳的艦隊;
  而且我可以斷言,我們會有時間來彌補和平時期的疏忽,並應付戰爭中同樣肯定會發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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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勢,絕不是1914年的海軍非常局面的重演。當時在我們參戰時,主力艦方面,我們與敵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艦的比率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動員了八個作戰分艦隊,包括戰列艦八艘,每一分艦隊各有一個巡洋艦隊及一個小艦隊,另外還有重要的獨立的巡洋艦隊。我高興地等待同敵人實力較遜、但仍不失為強大的艦隊進行全面的戰鬥。現在德國的海軍剛剛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鬥陣勢的實力。雖然我們必須假定他們的兩艘巨大的戰列艦"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在噸位方面已經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制,但距離完成日期至少還要一年。他們的輕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經德國人用欺詐的手段從一萬噸增加到二萬六千噸,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國還有一萬噸的"袖珍戰列艦"三艘:即"施佩伯爵"號、"捨爾海軍上將"號和"德意志"號,以及裝有八呎口徑大炮的一萬噸快速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六艘,以及驅逐艦和較小的艦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艦隻方面,敵人絕不能向我們的制海權挑戰。在實力和數量上,英國海軍同德國相比,無疑佔有壓倒的優勢,而且在科學訓練或技術方面,也絕無理由認為它有任何的缺點。艦隊除了缺乏巡洋艦和驅逐艦外,始終維持了它慣有的高水平。今後擺在它面前的任務,倒不是如何與敵人作戰致勝,而是如何來擔負起無數繁重的任務。
      ※      ※      ※
  我對海軍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到海軍部時,已經大體形成了。對於敵人來說,控制波羅的海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取得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供應、瑞典的鐵礦石,尤其是為了保衛沒有設防的德國北部海岸(其中有一處與柏林相距不過一百餘哩)以防俄國的進攻,德國的海軍必須設法控制波羅的海。所以,我堅信,在戰爭開始的這個階段中,德國一定不願有損它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因此,它可能出動潛艇和襲擊商船的巡洋艦,或者派一艘袖珍戰列艦,來搔擾我們的航運,但絕不願冒險犧牲任何為控制波羅的海所必需的艦隻。按德國艦隊這時的發展來看,它必須以控制波羅的海為其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目標。我們為了維護制海權這個主要目標,並堅持我們主要的海軍攻勢--封鎖,在北海方面,當然必須維持一支優勢的艦隊;但是為了監視波羅的海的以及赫爾戈蘭灣的出口,似乎無需特別強大的英國海軍力量。
  基爾運河是溝通波羅的海的側門,如果對它進行空襲,即便是在短暫的時間內使它不能使用,那也會顯著地增強英國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給英斯基普爵士一個節略,討論這種特殊的作戰行動:
  1938年10月29日
  在對德國的戰爭中,切斷基爾運河,將成為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成就。對這一點,我不準備作詳細的說明,因為我認為這是大家公認的。現在應該由一個專門技術委員會擬訂實現這個目標的計劃,並且,在需要時,擬定計劃變動的各項細節。基爾運河因為水閘很少而且運河兩端的海面沒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彈加以破壞,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彈,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復。不過如果能在運河內投擲許多附有定時雷管的中型炸彈,有些在一天內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內爆炸,有些在一月內爆炸,因為它們爆炸的時間與地點不可捉摸,這就可以把運河封鎖起來,使軍艦和重要船隻不得通行,直到整個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應的特殊雷管,也應當予以考慮。
  鑒於我們不久就要遇到的情況,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詞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並沒有採取特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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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戰事爆發時,英國的商船隊,總計超過二千一百萬噸,數量與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體積較前增大,因此數量較少。然而這個總噸位,並不是全部供給商用的。海軍需要各種類型的輔助船艦,大部分必須從最大的定期遠洋商輪中徵調。所有國防部門都需要供特種用途的船隻:陸軍和皇家空軍需要船隻裝運軍隊和裝備前往海外;海軍需要船隻擔任艦隊根據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種工作,特別是載運油類燃料,供應遍佈全世界的各個戰略據點。為完成所有這些目標而需要的噸位,總計大約三百萬噸,此外,還要加上海外帝國的航運需要。至1939年底,將所得與損失加以平衡以後,英國全部可供商用的船隻總噸位,大約有一千五百五十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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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並沒有宣戰。事實已經很明顯,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勢的變化。在局勢尚未明朗、而且我們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緒以前,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認為還是把我們的航運繞道好望角為妙。但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海軍實力對德國和意大利海軍的聯合力量佔有壓倒的優勢外,我們還有強大的法國艦隊為助。法國艦隊由於達爾朗海軍上將的卓越才能和長期主管,已經取得了最大的實力和效能,這是法國海軍從帝政時代以來從未達到過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為敵國,則我們的第一戰場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為一種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以外,我完全反對所有關於放棄地中海、僅僅封鎖這個大內海兩端的計劃。我們自己的實力,即使沒有法國海軍及其設防港口的協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艦逐出地中海,並在兩個月以內,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使海軍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國控制了地中海,對於處在敵對地位的意大利,必定會帶來嚴重的損害,這對它繼續作戰的力量,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有它在利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將變成折下來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樣。法國和我們在埃及的部隊,可以隨意獲得增援,而它的部隊即便不致活活餓死,亦將不勝負擔,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與蘇伊士運河以及法國的屬地,就將陷於暴露狀態,而招致由德國主持的意大利軍隊的進攻。如果在戰爭開始的幾個星期內,在這個戰場上能夠獲得一連串迅速的重大的勝利,則對於對德國的主要戰爭,一定會產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響。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礙我們在海軍和陸軍方面取得這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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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復職以前,我就十分輕易地接受海軍部關於就多大程度已能戰勝潛艇的看法。雖然在最初許多次對潛艇的遭遇戰中,已經證明了"潛艇探測器"的技術效能,但我們反潛艇的辦法,畢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我當時曾發表意見說:"在外海,對潛艇應當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則絕對可以控制。今後不免會遭到損失,但它絕不會影響到形勢的演變。"這種意見不是不正確的。在潛艇戰的第一年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戰還有待於1941和1942年。
  正如戰前海軍部流行的見解那樣,我也沒有充分估計到空襲對於英國戰艦可能造成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英國戰艦的阻撓作用。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中,我曾經寫道:
  "按照我很謙虛的看法(因為這些問題很難判斷),英國的戰艦,按其現有的武裝裝備和保護來說,空襲將不能阻止它們充分發揮優勢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襲的阻撓作用,雖然過分誇張,但不久便對我們艦隊的行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空襲幾乎立即證明它是可怕的威脅,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幾乎全無空防的馬爾他島,成為一個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沒有任何英國主力艦由於空襲而被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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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麼敵對行動或企圖。日本最關切的,當然是美國。在我看來,美國人自己這時即便尚未捲入戰爭的漩渦,但要他們消極地坐視日本全面侵佔歐洲國家在遠東的全部權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日本變為敵國,儘管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苦惱,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國參加戰爭,並且可能的話,也許只對日本一國作戰,則兩者比較,對我們來說,所得多於所失。無論如何,不論遠東方面發生任何危險,我們絕不可因而轉移對歐洲主要目標的關注。我們無法保護我們在黃海的利益和財產,以防止日本的襲擊。如果日本參戰,我們所能保衛的最遠一點,將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須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艦隊被肅清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駐軍並儲備著至少能維持六個月的糧食和彈藥,則在戰爭爆發時,我並不害怕日本將派遣一支艦隊和陸軍,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遠離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遠離紐約一樣。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陸並展開圍攻,就得派遣它的艦隊的主力,護衛裝載至少六萬人的運輸艦,經過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一旦遭到切斷,這種圍攻必將以慘敗而告終。但只要日本佔領了印度支那和暹羅,並在越過暹羅灣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強大的陸軍和實力非常雄厚的空軍以後,上述看法,當然不能再適用了。不過,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後才發生的。
  只要英國海軍沒有戰敗而且我們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進攻澳大利亞或新西蘭,一般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給澳大利亞一個可靠的保證,保護他們不受到侵略的危險,但我們必須按照我們自己的方針,按照戰爭的先後次序,採取這種行動。看來,日本一旦成為敵國,在它躊躇滿志地控制了黃海以後,不大可能從海上派遣一支長征部隊去征服澳大利亞並實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長的時期內,必須保持一支龐大而又裝備精良的軍隊,才能使澳大利亞部隊有所畏懼。這種計劃,必然要使日本的艦隊輕率地轉移力量,在澳大利亞陷於長期的渙散的戰鬥中。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在地中海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可以抽調出極其強大的海軍部隊,來切斷侵略者和他們的根據地之間的聯絡。而在美國方面,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告訴日本,如果日本把艦隊和運輸艦開往赤道線以南,它將認為這是一種戰爭的行為。美國很可能有意發表這種聲明;關於這種非常遙遠的可能事變,我們現在不妨試探一下他們的意見。
  關於截至1939年9月3日晚為止,英國和德國艦隊的實力,包括已經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艦隻,以及根據同樣基礎的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的艦隊實力,在本書附錄(6)中已分別列出。我深信(有記錄為證)在世界大戰的第一年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它們的本土方面,不會發生任何危險,而到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們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敵人已被肅清。
  這些想法,作為對第一年海戰的預測而言,證明是準確的。我將在本書適當的場合,再行詳述1941和1942年遠東方面發生的重大事變。
      ※      ※      ※
  以《泰晤士報》為首的報紙輿論,贊成由不負專部責任的閣員五人或六人組成一個戰時內閣的原則。據稱,只有這樣,對於作戰政策,特別是政策較大的方面,才能採取一個廣泛而協調的意見。簡言之,"五個人只管指揮戰爭,而不管其他事務"這種作法被認為最合乎理想,然而這種辦法,實際上也有許多缺陷。若干處於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義上的威權多麼高,但在與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重要部門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時,往往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陸空軍三個部門來說,情形尤其如此,戰時內閣的成員,對於每天進行的事務,不能負直接的責任。他們可以採取重要的決定,他們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見,或事後提出批評。但舉例來說,他們卻無法和海陸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禮,因為後者熟悉問題的各種細節,有專業同僚的協助,並負行動的責任。戰時內閣的閣員,如果團結一致,可以決定一切,但在他們中間,意見往往不能統一。他們無休無止地進行討論和爭辯,而與此同時,戰爭卻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戰時內閣閣員本人對於掌握了全部事實與數字的負責大臣,當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難。他們對於那些具體負責執行與指揮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負擔,因此,他們就越來越成為理論上的督導者和評論者;每天閱讀大量的文件資料,卻不知如何使用他們的知識,促使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煩。在各部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協。
  由於這些原因,負責外交和作戰部門的大臣,應該成為這個最高機構的組織成員。通常在"五巨頭"中,至少有某些人並不是因為對於作戰有特殊的知識和才能,而是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勢力才入選的。因此,戰時內閣的人數,開始增加到遠超出原來設想的限度。當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國防大臣,人數可以大為縮減。就我個人而言,在我主持國政時,我不喜歡在我左右有不負責專部的閣員。我寧願和負責專部的大臣而不願和顧問打交道。每個人每天都應該認真地工作,負責某種確切的任務,然後才不致無事生非,或譁眾取寵。
  張伯倫先生原來關於戰時內閣的計劃,迫於形勢的壓力,幾乎不得不立即擴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國防協調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不管部大臣漢基勳爵包括在內。除上述人員外,還增加了海陸空三部的首腦,我是其中之一,還有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和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務大臣艾登先生和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雖非戰時內閣的正式閣員,也必須經常出席。這樣,總數為十一人。關於負責作戰的三個部的大臣加入戰時內閣的決定,大大地影響了查特菲爾德勳爵作為國防協調大臣的權威。他本於慣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這個職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閣員,在最近許多年來不是主管我們國家的政務,就是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外交與戰爭局面有所關聯。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辭職,而我十一年以來始終不曾擔任公職。因此對於過去的事情,以及現在顯然可見的缺乏準備的情況,不負任何責任;相反地,在過去六七年中,我不斷地預言禍害即將臨頭,現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雖然現在我掌握了海軍的強大的機構,而在現階段中,唯一負實際作戰責任的,也就是海軍,但我並不感到自己有什麼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麼不利的地方,也必然會由於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誠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這些閣員都很熟悉。我們大部分都曾在鮑德溫先生主持內閣期間同事過五年,而且在議會生活中變化無常的局面下,我們當然保持經常的接觸,有時關係融洽,有時則又發生爭執。然而,約翰·西蒙爵士和我則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閣員擔任公職以前,我在英國歷屆政府中任職,斷斷續續的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長的經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時期內,我曾擔任過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就年齡來說,雖然首相比我年長幾歲,但我幾乎是唯一的老一輩的人物。在局勢危急時,人們的普遍心理當然是要求年輕人的活力和新的觀念,而老一輩人物當權,難免會引起指責。因此,我覺得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現在當權的一代,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年輕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識以及一切可能的熱情和智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起見,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軍部期間被迫採用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在我看來,這種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處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總是盡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時,充分利用我幾乎能夠立即酣睡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值得慶幸的天賦。我用這種方法,能夠把一天半的工作壓縮在一天內辦完。大自然的本意,並不要求人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間暫時愉快地擺脫一切,稍事休息;這種暫時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鐘也已經足夠使人的精力重新煥發。我對於每天下午都得像兒童一樣上床睡覺,感到遺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報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兩三點鐘,有時甚至還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點鐘,我又起來重新開始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我都遵守這個日常規矩,而且向別人推薦,如果在遇到需要長期地利用人體中最後的一分精力時,不妨採取這個辦法。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後,立即加以實行,不過,事實上,他並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這種辦法,甚至更進一步,往往在內閣會議上也入睡了。不過,只要有人提到海軍一個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來;他的聽覺非常靈敏,頭腦反應很快,所以什麼事都瞞不了他。







第二十三章 海軍部的重大任務

  只有海戰--海軍部的作戰計劃--潛艇的襲擊--裝有潛艇探測器的拖網船--對商船的管制--護航制度--封鎖--我主持第一次會議的記錄--對南愛爾蘭港口的需要--主力艦隊的根據地--警戒措施不夠充分--"捉迷藏"--我訪問斯卡帕灣--在尤灣的回憶--"勇敢"號被擊沉--巡洋艦政策--第一個月的潛艇戰--收穫很多的9月--更廣泛的海戰行動--波蘭海軍的銳氣--羅斯福總統的來信 
  在希特勒對波蘭展開了猛烈的進攻,以及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以後,緊接著卻出現了一個漫長而沉悶的間歇期。這引起了全世界人們的驚訝。張伯倫先生在一封由他的傳記作者發表的私人信中,把這個階段稱作"晦暗不明的戰爭"。1
  1法伊林,前引書,第424頁。
  我覺得這個用語非常貼切而又達意傳神,所以就用作本書下部的題目。法國的軍隊並沒有對德國展開進攻。它們的動員已經完成,他們在整個前線雖保持接觸,卻按兵不動。德國人除了空中偵察以外,沒有對英國採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動;同時,對法國也沒有空襲。法國政府要求我們暫時不要空襲德國,認為這會引起德國對他們尚未設防的軍火工廠進行報復。
  我們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冊子,希望喚起德國人更高尚的道德觀念。這種離奇的陸地上和空中的戰爭局面,使人們驚異不止。法國和英國始終沒有行動,同時,在幾個星期內,德國戰爭機器的全部實力,已經把波蘭摧毀或征服了。希特勒對於這種局面,當然沒有不滿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戰鬥從戰爭一開始,便激烈地進行著,因此,海軍部便成為事變中最活躍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們的船隻仍在世界各地航行,執行他們的正常業務。突然間,它們遭到事先妥為分佈的德國潛艇的襲擊,特別是在英國西面海洋的入口處。當天晚上九時,開往外國的一萬三千五百噸客輪"雅典娜"號被魚雷擊中沉沒,有一百二十人喪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國公民。這件暴行在幾個小時內便傳遍了全世界。德國政府為避免引起美國方面的任何誤會起見,立即發表一項聲明,說我曾親自下令將一個炸彈放在船上,以炸毀這艘客輪來破壞德國和美國的關係。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這種謊言。1
  1見《紐倫堡文件》,第4編,第267頁及以後--"潛艇艇長的供詞"。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亞"號、"皇笏"號和"裡奧·克拉羅"號先後在西班牙沿海被擊沉。
  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船隻。
  我給海軍部的第一個節略,就是關於潛艇的威脅在最近的將來可能達到的規模:
  海軍情報局局長:1939年9月4日
  請給我一份報告,說明今後幾個月中德國現有的和將建成的潛艇的實力。請把航行遠洋的和小型的潛艇加以區別。對於每種潛艇續航能力的日數和哩數,請分別加以估計。
  我立即獲悉敵人共有潛艇六十艘,到1940年初可以有一百艘。5日,他們提出了更詳盡的答覆,這是應該加以研究的。
  有長距離續航能力的潛艇,數量極多,可以看出敵人實在有意使其潛艇盡早地在極遠的海洋中展開活動。
  海軍部對於增加我們反潛艇艦隻數量的問題,已有極其周密的計劃。尤其是已經做好準備,要徵用八十六艘最大的和最快的拖網船,並在船上裝備潛艇探測器;拖網船的改裝工作已經進行到相當階段。關於建造大小驅逐艦、巡洋艦以及許多輔助船隻的戰時造艦計劃,也已詳細擬定,自從宣戰以後,即已自動實行。上一次的大戰,已經證明護航制度有極大的優點。海軍部好幾天來管制著一切商船的行動。要求船長遵守關於航線以及參加護航隊的命令。但是因為我們的護航艦隻數量不多,所以在敵人採取無限制的潛艇戰1以前,海軍部不得不設法在海洋上採取躲避航行的政策,而且,最初不得不將其護航隊限於英國的東部沿海一帶,但"雅典娜"號的沉沒,推翻了這些計劃,此後,我們在北大西洋也採用了護航辦法。
  1德國的潛艇:

型式

噸位

1939年8
月在役潛艇的數量

預期在1939年12月服役的潛艇數量

預期在1940年初服役的潛艇數量

估計的續航能力


里程

日 期


沿海

250

30

32

32

4,000

33,每小
時5浬


遠洋

500

10

10

23

7,200

30,每小
時10浬


遠洋

517

9

15

17


遠洋

712

2

2

—

8,400

35,每小
時10浬


遠洋

740

8

13

16


遠洋

1,060

—

2

11

10,000

42,每小
時10浬


遠洋

1,028

1

(為土耳其建造而未交貨的)

8,000

33,每小
時10浬


總計

 

60

74

99

 

 

  

  護航隊的組織早已完全準備就緒,並曾召集船主們,就有關他們的防禦事項進行經常的磋商。此外,對於各船長已發出訓令,指導他們如何應付在戰時必然要遇到的許多不熟悉的事情,同時,向他們提供了特殊的信號和其他設備,使他們能夠參加護航隊。商船船員面對著不可預測的前途,抱著果敢的決心。他們不滿足於擔任消極的任務,卻要求武裝。
  商船使用大炮進行自衛,在國際法上,是一向被認為合法的。
  武裝遠洋商船和訓練水手,使他們能夠自衛,便成為海軍部立即付諸實行的計劃中的重要部分。迫使潛艇潛入海面下襲擊,而不在海面上以炮火襲擊,這不但使船只有較大的逃避機會,而且使襲擊的潛艇浪費其寶貴的魚雷,往往徒然消耗魚雷而毫無所獲。由於遠大的預見,上次大戰中用來對付潛艇的大炮被保存了下來,但防空的武器仍感到極端的缺乏。直到許多個月以後,才給商船提供了充分的防禦空襲的裝備,但在這段時期中,它們卻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我們在最初這段時間就計劃在戰爭爆發後的三個月以內,使一千艘船隻至少各有一門反潛艇大炮。這個目的,事實上是達到了。
  除了保護我們自己的航運以外,我們還必須將德國的貿易往來從海上驅逐出去,同時阻止德國的一切輸入。我們極其嚴格地執行封鎖政策。一個經濟作戰部已告成立,負有指導政策的責任,而海軍部則主管執行的工作。敵人的航運,正如在1914年一樣,幾乎立即在公海上絕跡。德國的船隻大部分躲避在中立國的港口內,或者在中途被阻截時,自行鑿沉。
  儘管如此,在1939年底以前,仍有敵人船隻十五艘,共計七萬五千噸,為盟國所俘獲,並由我們加以使用。德國的大郵船"不來梅"號最初躲避在蘇聯摩爾曼斯克海港內,後來所以能回到德國,還是因為英國潛艇"薩蒙魚"號完全正確地、一絲不苟地遵守了國際法慣例而放過了它的緣故。1
  1這艘潛艇由比克福德少校指揮。他因屢建奇功而被特殊晉級,但其後不久,即隨該艇一同沉沒,以身殉職。
      ※      ※      ※
  我在9月4日晚上舉行了海軍部第一次會議。由於所討論的問題的重要性,我在下半夜上床睡覺以前,用我自己的措詞記下了會議的結論,以便傳閱並遵照執行:
  1939年9月5日
  (1)在戰爭的最初階段中,當日本毫無動靜,意大利雖然態度猶豫不決但仍保持中立時,從大西洋前來英國的海洋入口處,似乎將成為敵人主要的襲擊目標。
  (2)護航制度正在建立。所謂護航制度,系專指反潛艇護航而言。所有關於對抗在海上從事襲擊的巡洋艦或重型軍艦的問題,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
  (3)第一海務大臣正在考慮,將東方和地中海戰區所能抽調的一切驅逐艦和護送艦隻,派往英國西面的海洋入口處,其目的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使護送的艦隻增加到十二艘。這些艦隻應在一個月的期限內提供使用,直到大量的裝有潛艇探測器的拖網船開始服役時為止。關於這類拖網船隻在10月中可能交貨的數量,應當準備報告。至少在最初的交貨中,最好不要等待在船上安裝大炮,而僅僅依靠使用深水炸彈。等到壓力稍微減輕以後,可以重新考慮裝炮問題。
  (4)貿易司司長應該能夠每天就駛近英倫三島的一切英國船隻的內向航行作出報告。為達到這個目的,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一間辦公室和增添辦事人員。應該準備一張尺寸很大的航線圖,每天早晨註明距離我國海岸兩天--最好是三天--航程以內的一切船隻,對每一艘船的指導或管理,必須事先有預見,並加以規定,以便任何一條船,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都得到個別處理。這個措施在二十四小時內即將實行,請提出建議以便補充,並在將來改進。同時應當和貿易部或其他有關部門保持必要的聯繫,並提出報告。
  (5)貿易司明天也應當準備計劃,規定由大西洋(包括比斯開灣在內)駛來的商船的每個船長或船主,在到達後應由一個有資格的海軍人員前往訪問。他應以貿易司司長的名義審查航程的紀錄,包括曲折航行在內。如有違背或不合海軍部訓令的情況,海軍部人員均應指出;如有嚴重違背訓令的情況,應當給以處分,最重的予以撤職,以便懲一儆百。海軍部承擔責任,商船船長必須服從命令。關於這個計劃的人事和規則,以及適當的處罰條例,均應詳細制定。
  (6)在目前,商船的航線似乎最好仍由地中海移往好望角航線。但運輸軍隊的船隊,不在此限。任何商船,如果就便的話,當然可以參加護航隊。但是,這些護航隊只能偶爾航行一次,即每一個月或三個星期不得超過一次,而且對於這些護航隊,不應當視為保護貿易,而應當視為海軍作戰行動的一部分。
  (7)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在這個時期內,即戰爭開始後的最初六個星期或兩個月內,除海軍作戰或駛往埃及沿岸的航行以外,同時要禁止任何船隻出入紅海。
  (8)這種不愉快的局勢,在裝有潛艇探測器的拖網船交貨後,將會逐漸緩和。其次,則要看意大利態度的決定。我們不能肯定意大利猶豫不決的態度,在今後的六個星期中便一定會明朗化,雖然我們應當加緊要求英王陛下政府盡快地促成對我們有利的結果。同時,我們在地中海的重型艦隻應採取守勢,因此,便可以不再需要它們在逼近意大利沿海一帶時所必需的某種驅逐艦保護。
  (9)關於德國五艘(或七艘)重型軍艦中的任何一艘突然出來襲擊,這個問題將成為海軍特別嚴重的事件,需要特別的計劃。海軍部無法為商船護航隊提供護送艦隻,以抵抗嚴重的海上襲擊。這些襲擊如果發生,只能由主力艦隊出動對付,進行海戰,主力艦隊並將組織必要的搜索艦隊向敵人進攻,在未獲結果以前,商船應當盡量遠離現場為妙。
  海軍大臣以上述各節提交其海軍同僚,請予考慮、批評和糾正,並希望能收到根據上述原則而提出的關於如何行動的建議。
  開往國外的商船護航隊的組織,幾乎立即付諸實行。到9月8日,三條主要航線已開始通航,即由利物浦及泰晤士河駛往西方的海洋,以及在泰晤士河與福思河之間的沿海護航隊。在這些港口和在國內外許多其他港口管理護航隊的人員,都包括在作戰計劃之內,並已開始派遣。同時,所有在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駛往外國的一切船隻,凡未編入護航隊的,都奉命駛往普利茅斯和米爾福德兩個港口,所有單獨的出口航行,全部取消。在海外,組織返國護航隊的具體步驟正加速進行。其中最早的一批在9月14日由弗裡敦和16日由諾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分別出發。在月底以前,正常的遠洋護航隊已經開航,出航的船隊由泰晤士河和利物浦出發,而駛回的則從哈利法克斯、直布羅陀和弗裡敦出發。
  我們迫切需要為我們這個島國提供食糧並發展我們的作戰力量,而這時卻因為突然不准我們再使用南愛爾蘭各港口,而嚴重地影響了這種需要。我們的驅逐艦數量本嫌不足,而由於這個原因,更嚴重地削弱了它們的續航能力。
  第一海務大臣和其他人員1939年9月5日有關部門的首腦,應該就所謂愛爾蘭自由邦的所謂中立而引起的種種問題,擬出一個特別報告,由第一海務大臣和海軍參謀部提交海軍大臣。各種考慮都因此而產生:(1)西愛爾蘭各港口的愛爾蘭不滿分子是否可能接濟德國的潛艇,情報局的意見如何?如果他們能在倫敦投彈1,難道他們不會以燃料供應德國的潛艇?我們必須保持最大的警惕。
  1這是與戰爭無關的一次犯罪行為(按指愛爾蘭獨立黨人在倫敦投擲炸彈一案--譯者)。
  (2)因為不能利用貝雷黑文港或其他南愛爾蘭的反潛艇根據地,以致增加了我們驅逐艦的航程,這個問題必須研究,同時也應指出如有這些便利條件我們所能獲得的利益。
  海軍部應該認識到,我們也許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因為愛爾蘭的中立問題,引起了政治爭端,這是以前從未遇到的問題,而海軍大臣也不能肯定他能否解決。但應當提出全部情況,以便考慮。
      ※      ※      ※
  在護航制度建立以後,海軍第二個重大需要,就是為艦隊物色一個安全的根據地。9月5日下午10時,我為這個問題舉行一次長時間的會議。這喚起了我的許多舊的回憶。在對德國的戰爭中,斯卡帕灣是一個真正的戰略據點,英國海軍從那裡可以控制北海的出口,並執行封鎖。在上次大戰中,直到最後二年,我國的大艦隊才被認為具有足夠的優勢力量,可以向南移到羅塞斯灣,因為在當地,艦隊可以利用一個頭等的造船廠。但斯卡帕灣因為與德國的空軍基地距離較遠,現在顯然處於最好的位置,海軍部在作戰計劃中已經明確選定它作為海軍的基地。
  1914年秋天,我國的大艦隊中突然發生了一種惶惶不安的情緒。大家紛紛傳說:"德國潛艇已跟著他們進入了港口。"
  當時海軍部人士,誰都不信一艘潛在水中的潛艇能穿過進入斯卡帕大湖的錯綜複雜而且水流湍急的唯一航道。彭特蘭海口的潮流湍急,時速約在八或十浬,當時被認為是一種有力的阻礙。那時組成大艦隊的艦隻約有一百艘,在這巨大的陣列中,忽然蔓延著一種疑懼情緒。當時曾有兩三次,尤其是在1914年10月17日,警報傳出,說在停泊所內發現了一艘潛艇。於是群炮齊放,驅逐艦搜索海面,整個龐大艦隊慌忙而又憤怒地駛出海外。最後的結果,證明海軍部是正確的。在那次大戰中,沒有一艘德國潛艇能克服這條航道的危險。直到1918年,就在戰爭結束時,曾有一艘德國潛艇企圖闖入,但終於在這孤注一擲的嘗試中遭到毀滅。儘管如此,關於當時的種種情況,以及我們為了封閉所有的入口並使艦隊安心而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我卻留下了非常鮮明的但並不愉快的回憶。
  現在,1939年,有兩種危險應該加以考慮:(1)原有的危險,即潛艇的侵入;(2)新發生的危險,即空襲。在會議上,我發現在這兩方面都沒有採取進一步的預防措施來防禦現代化的襲擊方式。這使我感到驚訝。在三個主要的入口處,已裝有新型的反潛艇水柵,何這些只是一道鐵絲網而已。在斯卡帕灣東面狹窄而彎曲的入口處,所設的防禦工事,只有上次大戰中放在那裡的幾艘封港船的殘骸,現在增加了二三艘封港船,雖然防禦有所增加,但情況仍然使人擔憂。鑒於現代潛艇的體積大、速度快、馬力強,以前認為波濤洶湧的急流足以阻止潛艇通過這些航道入口的想法,現在已不能使負責方面人士再信服了。我在海軍部第二天晚上召開會議的結果是,下了許多命令,要求增加鐵絲網的設置和堵塞入口的船隻。
  從空中來的新危險,過去幾乎完全沒有注意。除了在霍伊島的海軍油庫和驅逐艦停泊處有兩個高射炮中隊加以保護外,在斯卡帕灣可以說沒有防空設備。在艦隊留駐時,在柯克沃爾的附近,有一個機場可以供海軍飛機使用,但是沒有為皇家空軍直接參加防禦所需的設備;至於沿海岸的雷達站雖然可以使用,卻不完全有效。關於在威克駐紮兩個皇家空軍戰鬥機中隊的計劃雖經核准。但這個措施在1940年以前不能實現。我要求一個立即行動的計劃,但是我們的防空力量非常緊張,我們的辦法極其有限,而我們的容易遭受空襲的地方--包括整個龐大的倫敦在內--又非常之多,因此提出要求太多也是徒然的。另一方面,現在只有五六艘巨艦需要空中的保護,而這些艦隻本身也都裝有強大的防空設備。為使事情順利進行起見,海軍部準備在艦隊留駐斯卡帕灣期間,派遣兩個海軍戰鬥機中隊駐在當地,以資保護。
  最重要的一點,似乎是應該在最短期間內將炮隊佈置完竣,同時,除了照舊採用1914年秋季我們被迫採用的"捉迷藏"政策外,別無他法。蘇格蘭的西海岸,有許多為陸地所包圍的停泊處,只要裝好指示鐵絲網,加上不斷的巡邏,就很容易防止潛艇的襲擊。在上次大戰中,我們曾經發現一個有效的安全措施,就是躲藏起來;但即便在那時,一架可能由叛徒接濟燃料的飛機,在漫無目標的飛行中,由於好奇而進行窺探,也曾經使我們心中充滿了恐怖。現在飛機的航程使整個英倫三島在任何時候都暴露在攝影偵察機之下,所以對於大規模的潛艇襲擊或空中襲擊,現在都沒有可靠的隱蔽方法。不過,要保護的艦隻,數量不多,而他們可以經常往來移動,所以,我們在沒有其他辦法以前,也只能欣然承擔這種風險了。
      ※      ※      ※
  我覺得我有責任盡早地去視察斯卡帕灣。自從1938年6月查特菲爾德勳爵陪我到波特蘭港反潛艇學校去參觀以後,我一直沒有和總司令福布斯爵士見面。於是我請假不參加每天召開的內閣會議,帶了幾個隨員,在9月14日晚上,前往威克。以後的兩天,我用大部分的時間視察港口入口處以及水柵和鐵絲網。我確信這些設備和上次大戰時同樣完好,並且對它們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重要的增添和改進。我和總司令一同呆在"納爾遜"號旗艦上,同他和他的高級軍官們不但討論了斯卡帕灣,而且討論了整個海軍問題。艦隊的其餘艦隻正隱蔽在尤灣。17日,海軍上將和我乘"納爾遜"號到了那裡。在我們通過出入口進入大海以後,我發現這艘巨艦並沒有驅逐艦護送,大為驚訝。我說:"我以為,即便是一艘戰列艦,也至少要有兩艘驅逐艦護送,才能駛入大海。"但是海軍上將答覆說:"當然,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但是我們的驅逐艦數量不足,無法實行這種規則。周圍的巡邏艇很多,我們不要幾個小時就能進入明奇海峽了。"
  這一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樣,非常可愛。一切都很順利。
  到了晚上,我們停泊在尤灣內,那裡聚集了我們本土艦隊的巨艦四五艘。進入海灣的狹口有好幾重指示鐵絲網封鎖著,而無數備有潛艇探測器和深水炸彈的巡邏艇和哨船,正穿梭般地往來。蘇格蘭壯麗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聳立著,我的思想回到了二十五年前另一個9月,當時我就在這個海灣內訪問了約翰·傑利科爵士和他的艦長們,發現他們的戰艦排成長列,停泊在港內,正像我們現在一樣,聽任不可預測的命運的擺佈。當時的艦長和海軍上將們,大部分都已逝世,或久已退休。現在當我分頭訪問各艦時,介紹給我的負責高級軍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年輕的海軍上尉或甚至准尉。在上次大戰以前,我曾有三年的準備,因而能夠同大部分的高級軍官相識,並核准他們的任命,但現在,這些都是新的人物和新的面孔了。完善的紀律、風度和舉止以及慣常的海軍儀式--一切都沒有改變,但穿軍服的和任職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艦船,大部分是在我任職期間開始建造的,沒有一艘是新的。這真是一個離奇的經驗,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樣。在我多少年前所保持的地位中,現在似乎只有我一個人仍倖存至今。但是這種說法也不對;因為危險也仍然繼續存在。從海波下面來的危險,因為有了更強大的潛艇而變得更為嚴重;從空中來的危險,不但能發現你的隱藏地點,並且能做更嚴重或更有毀滅性的襲擊!
  18日早晨,我又視察了兩艘軍艦,由於我在訪問中對於總司令建立了絕對信任,我便從尤灣乘汽車前往因弗內斯,再轉乘在那裡等候我們的火車。途中,我們在炎熱的陽光下,在一條閃閃發亮的清溪旁邊,共進野餐。許多往事在我的腦海中起伏,使我覺得難以排遣。
  "看在上帝面上,讓我們坐在地上,
  敘述帝王們死亡的悲慘故事。"
  沒有一個人曾在這樣一個間隔期內,兩度經歷同樣可怕的路程。沒有一個人曾像我們那樣感到身在頂峰時所面臨的危險與責任,同時,也沒有一個人曾像我那樣體會到,當個人威信低落時,如果重要的軍艦沉沒和事情發生差錯,海軍大臣會遭受何等的待遇。如果我們真要把往事重新經歷一次,我是否還要忍受一次被撤職的痛苦?費希爾、威爾遜、巴登伯格、傑利科、貝蒂、帕克南、斯特迪,1他們都已經與世長辭了!
  "我覺得自己
  像是一個孤獨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會廳裡徘徊,
  燈火已經熄滅,
  花環已經凋謝,
  人們已經散去,只他一人還在!"
  1以上諸人均系英國著名海軍將領。--譯者
  我們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無限的苦難之中,這究竟是怎樣的光景呢?波蘭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法國往日的戰爭熱情,現在幾乎完全消沉下去;俄國巨人已不再是同盟者,甚至不是中立者,而很可能變成一個敵人。意大利不是朋友。日本也不是盟國。美國會再參加我們這方面嗎?英帝國雖然完整,光榮地團結一致,但準備不足,缺乏應戰的充分條件。我們仍然掌握著制海權,但在飛機這個新的決定性的武器方面,我們在數量上卻處於可悲的落後狀態。整個前景似乎相當黯淡。
  我們在因弗內斯搭上火車,消磨整個下午和夜晚,前往倫敦。第二天早晨我們在尤斯頓下車時,我看到第一海務大臣在月台上,感到大為驚訝。龐德海軍上將的神情極其嚴肅。
  "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號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爾海峽中被擊沉了。""勇敢"號是我們最老的航空母艦之一,但在當時是一艘非常需要的艦隻。我感謝他親自來告訴我這個消息。我說:"在進行這樣一場戰爭中,這種事是難免要時常發生的。我以前見得多了。"這樣,我就回去洗澡,準備另一天的辛勤工作。
  從戰事爆發,到我們反潛艇輔助小艦隊完成,其間有二三個星期的空隙,為彌補這個缺陷起見,我們決定比較放手地利用航空母艦,使它們幫助護送當時駛近我們海岸的大批沒有武裝、沒有組織和沒有護航的船隻進入港口。這是必須採取的一種冒險作法。"勇敢"號由四艘驅逐艦保護,就是擔任這種任務的。在17日傍晚的時候,其中有兩艘驅逐艦前去搜索一艘正在襲擊一條商船的潛艇。在薄暮時,"勇敢"號轉過船身,迎著風以便自己的飛機在甲板上降落時,它在事先未曾預料的這種航行中,由於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竟恰巧同一艘德國潛艇相遇。在全部一千二百六十名海員中,有五百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船的馬凱格·瓊斯艦長在內。三天前,我們另有一艘航空母艦,即後來變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軍艦"皇家方舟"號,亦在同樣情形下,受到了潛艇的襲擊。所幸魚雷沒有擊中目標,而潛艇本身卻立即為護衛它的驅逐艦所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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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海軍問題中,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地對付海面上的襲擊艦,這種襲擊艦不可避免地將在不久的未來出現,正如1914年一樣。
  9月12日我發出了下列節略:
  海軍大臣致第一海務大臣:1939年9月12日
  巡洋艦政策
  在過去,我們曾企圖使用巡洋艦來防止我們的貿易遭到突然的襲擊;鑒於必須加以控制的海洋範圍如是之大,原則是巡洋艦"愈多愈炒"。在搜索敵人的襲擊艦或巡洋艦時,即使是小型巡洋艦亦能發揮作用,就"埃姆登"號一例來說,我們不得不集中了二十多艘軍艦,才能將它捕獲。然而,如果對巡洋艦政策採取長遠的看法,我們似乎有規定新的搜索艦隊的必要。假定一個由四艘軍艦組成的巡洋艦分隊可以搜索八十哩的海面,則一艘巡洋艦在一艘航空母艦的的護送下,就可以搜索到三百哩,如果再將艦隻的移動計算在內,應當可以涉及四百哩。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理解將來的襲擊艦是強大的軍艦,如果有機會的話,它們深願同單獨的軍艦作戰。僅僅增加力量薄弱的小型巡洋艦的的數量,絕不是肅清海面上強大的襲擊艦的辦法。事實上,它們只能聽任敵艦的擺佈。襲擊艦即便最後被它們團團圍住,它也會摧毀其中一艘較弱的巡洋艦,突圍而出。
  每一個搜索艦隊,必須具有搜索、捕獲和擊毀敵艦的力量。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許多優於萬噸級的巡洋艦,或把我們自己的萬噸級巡洋艦兩艘合為一組。這些艦隊必須由載有大約十二架或二十四架飛機的小型航空母艦護衛,而它們的排水量則愈小愈好。一個理想的搜索艦隊應該包括一艘能制敵死命的巡洋艦或兩艘制敵力量不夠充實的巡洋艦,加上一艘航空母艦,四艘遠洋驅逐艦,再加上二三艘精製的快速油船。組成這種隊形的艦隊,在海上巡邏時,可以防止潛艇的襲擊,能夠搜索廣大的海域,並能擊毀任何發現的單獨航行的襲擊艦。
  在這個節略中所討論的組織搜索艦隊的政策,即創立一種能夠掃蕩廣大海域,並能在搜索範圍內制服任何襲擊艦的均衡實力,曾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加以推廣。這個問題,在以後的一章中,還要討論。後來美國人所採用的特遣艦隊制度,就是將這種辦法更進一步的擴大,因而對於海戰技術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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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月底時,我認為我最好使下院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概念。
  海軍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4日
  關於反潛艇戰和一般海軍形勢,是否應當由我向下院提出較你在演說中所談的情況更為詳細的報告?我在這個問題上,可作二十五或三十分鐘的發言。我以為這是會有好處的。
  無論如何,那天我私下接見六十名記者時,他們聽了我所能提供的情況,顯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你認為這個意見不錯,我不妨在演說中聲明,我將在以後的討論中作更詳細的報告。我想報告當在星期四提出,因為預算案定在星期三討論。
  張伯倫先生欣然同意。因此,他在二十六日發表的演說中告訴下院,在他演說完畢後,我將就海上戰爭提出報告。這是我入閣以後,除了回答質問之外,第一次向議會發言。我報告了一個好消息。在宣戰後最初的七天中,我們在噸位方面的損失等於1917年(即上次大戰中潛艇襲擊達到頂點的一年)4月中一個星期所損失的噸位的半數。我們在以下各方面取得了進展:首先,實行了護航制度;其次,加緊武裝我們所有的商船;第三,對德國潛艇展開了反攻。"在第一個星期中,被潛艇擊沉的船艦共達六萬五千噸;在第二個星期中,是四萬六千噸;而在第三個星期中,是二萬一千噸。在過去的六天中,我們只損失了九千噸。"1我在發言中始終遵守寧可唱低調並避免一切樂觀預測的習慣,這是過去沉痛的經驗所給我的教訓。我說:"人們不應過分重視這些使人安心的數字,因為戰爭中充滿了不愉快的意外。但我們當然可以說,就這些數字而論,我們確實不必有任何過分的失望或驚慌。"
  1下面是正確的數字:
  英國商船因敵人的行動而受到的損失,1939年9月(括弧中的數字表明船數。)
             潛艇         其他原因
            (總噸位)      (總噸位)
第一個星期(9月3-9日) 64,595(11)
第二個星期(9月10-16日)53,561(11)  11,437(2)(水雷)
第三個星期(9月17-23日)12,750(3)
第四個星期(9月24-30日) 4,646(1)   5,051(1)(海上襲擊艦)
     總計     135,552(26)  16,488(3)
                152,040(29)
  此外,中立國和盟國的船隻損失共計15艘。33,527噸。
  同時(我繼續說),我們遍及世界各地的整個龐大的貿易仍在繼續著,沒有受到阻礙,或發生顯著的減少。大批的運輸軍隊的船隊,在護送下安全到達目的地。敵人的船舶與貿易從海上被肅清。現在躲藏在德國港口內或被扣留在中立國港內的德國船舶,已超過二百萬噸……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個星期中,我們實際截獲、佔有和改歸我們自用的德國商船,比在我們自己商船中所損失的要多六萬七千噸。……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得出過分樂觀的結論。但事實上,我們在今天下午,獲得的國內供應品,確實比沒有宣戰和沒有潛艇活動以前我們所應有的更多。按照這個比例,我們可以毫不冒昧地說,要把我們餓到屈服,那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
  德國潛艇艇長時常竭力使其行為符合人道。我們知道他們曾經通知我們,並努力設法幫助海員前去港口。一個德國艇長親自向我發來電訊,通知他剛才擊沉的英國船隻的位置,並要求派船去營救。他在電報上署名"德國潛艇"。當時我對於如何投送復電,感到有些躊躇,但他現在已經落到我們的手中,受到了一切的優待。
  在戰爭開始頭兩個星期內所擊沉的德國潛艇的數字,即便以六艘或七艘為最穩妥的估計,1這也是宣戰時敵人所有全部潛艇中的十分之一,同時也許是在積極活動中的所有潛艇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英國對於潛艇的攻勢只剛剛開始。我們搜索艦隊的實力正日益強大。到十月底時,我們希望搜索艦隊的實力能達到戰爭開始時的三倍。
  1我們現在知道,1939年9月中,只有兩艘德國潛艇被擊沉。
  這次費時僅二十五分鐘的發言,受到了下院的熱烈歡迎。
  事實上,它紀錄了德國潛艇最初對我們貿易進行襲擊的失敗。
  我所擔憂的是將來,但是我們為1941年所作的準備,現在在我們的巨大資源所許可的範圍以內,正按照最大的規模盡快地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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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9月底,我們對於海戰最初的交鋒的結果,幾乎沒有什麼不滿。我感到我已經勝任愉快地接管了這個我所熟悉的而又偏愛的重要部門。我現在瞭解海軍部正在進行什麼工作,以及將來會有什麼任務。我知道一切事務的頭緒。我訪問了所有的主要軍港,並會見了所有的總司令。按照創設海軍部的特准狀,海軍大臣"就海軍部的一切事務對英王和議會負責"。我確實感到自己應該準備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實上履行這種責任。
  大體上說,9月份對於海軍是順利而又有收穫的。我們完成了由和平時期轉入戰時的這個重大的、微妙的和危險的過渡階段。一個遍及世界的貿易,突然受到違背正式國際協定的無限制潛艇戰的打擊,在最初幾個星期中是沒有辦法不受損失的;但護航制度現在已順利進行,幾十艘商船每天離開港口,各自在船尾上安裝一門大炮,有時使炮位適於高角射擊,同時,派有少數有訓練的炮手。裝備著潛艇探測器的拖網船和帶有深水炸彈的其他小艇,都由海軍部在戰爭爆發前已經妥為準備。他們現在參加服役的數量每天也不斷增加,並都有經過訓練的水手。我們都確信潛艇對於英國貿易的第一次攻勢,已經被粉碎,而其威脅亦受到了徹底的和堅強的控制。顯然,德國將大量建造潛艇,其數目當以百計,而且,毫無疑問,無數的潛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在各種不同的完成階段中。我們預料,在十二個月或最多在十八個月中,主要的潛艇戰必然會發生。但到那時候,我們希望我們優先製造的大批新的小艦隊和反潛艇船隻,當能準備就緒,以相稱的和有效的優勢給潛艇以迎頭痛擊。不幸的是高射炮,特別是3.7吋口徑的和雙筒自動式的,仍感非常的缺乏,只能在幾個月後才能改善;但在我們資源所能及的限度內,我們已採取了種種措施,以保衛我們的海軍軍港;同時,我們的艦隊雖然能夠控制海洋,但仍然必須繼續採取"捉迷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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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廣泛的海軍作戰而論,敵人對於我們的地位還沒有做斷然的挑戰。在地中海的交通經過短期的中斷後,我們的船隻不久重新通過這個寶貴的走廊來往。同時,輸送遠征軍前往法國的工作亦順利進行著。"在北方某處"的本土艦隊本身,隨時準備阻截敵人少數重型軍艦的突擊。對德國實行封鎖的方法,與上次大戰中所採取的方法相類似。北方的巡邏線設在蘇格蘭和冰島之間,到第一月結束時,運往德國的貨物被截獲的,共計將近三十萬噸,而我們在海上因敵人的行動而損失的有十四萬噸。在海外,我們的巡洋艦正在搜捕德國船隻,同時保護我們的船隻,使它們不受襲擊艦的襲擊。因此德國的航運完全停頓。到9月底,德國停留在外國港口內不能活動的船隻,達到三百二十五艘,將近七十五萬噸。因此,落到我們手中的實在不多。
  我們的盟國亦有貢獻。在控制地中海方面,法國負擔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在本國領海和比斯開灣中,它們也幫助我們進行反潛艇戰。而在中大西洋,以達喀爾作為基地的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成為盟國對付海上襲擊艦的計劃中的一部分。
  年輕的波蘭海軍大顯身手。在戰爭的初期,三艘新式的驅逐艦和兩艘潛艇"威爾克"號和"奧澤爾"號由波蘭逃出,抗拒了德國在波羅的海的海軍,終於到達了英國。潛艇"奧澤爾"號的逃亡真是一首史詩。它在德國侵入波蘭時由格丁尼亞港出發,最初在波羅的海駛行,9月15日進入中立港口塔林,把患病的艇長送到岸上。愛沙尼亞當局決定把潛艇扣留,派了一個衛兵守在艇上,並拿走了它的航海圖和大炮的尾栓。但它的指揮官毫不沮喪,在制服了看守的衛兵以後,把潛艇駛出港口。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這條潛艇繼續受著海面和空中巡邏隊的追捕,但是即便沒有航海圖的幫助,最後仍由波羅的海逃入北海。在北海中,它以微弱的無線電訊,將其假定的位置通知了英國的電台,在10月14日,它被一艘英國驅逐艦找到,並護送到達安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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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月中,我收到了羅斯福總統的一封私人信件,感到很高興。我在上次大戰中,同他僅有一面之緣。那是在格雷飯店的一次晚宴上。他年富力強,儀表堂堂,給我的印象頗深,但當時沒有機會攀談,僅略一招呼而已。
  羅斯福總統致丘吉爾先生。1939年9月11日因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類似的職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軍部,我是多麼愉快。我深知你的問題由於新的因素而變得更加複雜,但本質卻沒有多大的差別。我希望你和首相瞭解,如果你們有什麼事要告訴我,我隨時歡迎你們直接和我聯繫。你可以經常把封好的信,通過你們的外交郵袋或我的外交郵袋寄給我。
  你在當前這些事情發生以前能將《馬爾巴羅傳》全書完成,使我感到愉快--這書我已閱讀過,深感津津有味。
  我迅速地給了他回信,信末署名"海軍人員"。這樣,我們便開始長期而值得紀念的通信--雙方都有近一千封之多,直到五年多以後他去世時為止。







第二十四章 波蘭的覆滅

  德國的侵略計劃--波蘭不完善的部署--炮隊與坦克的劣勢--波蘭空軍的毀滅--第一星期--第二星期--波蘭英勇的反攻--殲滅戰--蘇聯的出兵--華沙電台沉默了--現代的閃電戰--我在9月21日提出的備忘錄--我們當前的危險--我在10月1日的廣播演說
  這時候,我們圍坐在內閣的會議桌旁,眼見一個弱國,按照希特勒的方法和蓄謀已久的計劃,幾乎就像由機械操作那樣迅速地遭到了毀滅。波蘭三面遭受德國的進攻。侵犯的軍隊,共計五十六個師,其中包括所有它的九個裝甲師和摩托化師。第三集團軍(八個師)從東普魯士向南進攻華沙和比亞威斯托克。第四集團軍(十二個師)奉命從波美拉尼亞出發,消滅但澤走廊的波蘭軍隊,然後再沿維斯杜拉河兩岸向東南行動,進攻華沙。面對波森凸出點的邊境,由德國後備部隊防守,但在他們的右翼一直向南,則是第八集團軍(七個師),該軍的任務是掩護主攻部隊的左翼。擔任主力進攻的是第十集團軍(十七個師),奉命直攻華沙。再向南一點,是負有雙重任務的第十四集團軍(十四個師),第一個任務是佔領克拉科夫以西的重要工業區;第二個任務是如果主攻前線順利進展,它就直攻波蘭東南部的倫貝格(即利沃夫)。
  所以,德軍對於邊境的波蘭軍隊準備首先予以突破,於是再以兩個鉗形攻勢,把它們壓服包圍起來;第一個鉗形攻勢是從北方和西南進攻華沙;第二個鉗形攻勢,也就是範圍更大的,是由從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前進的第三集團軍與攻佔倫貝格以後的第十四集團軍會師所組成的。這樣,從對華沙鉗形合圍中逃出的波蘭軍隊,進入羅馬尼亞的退路就被切斷。德國出動了一千五百多架新式飛機,在波蘭上空進行狂轟濫炸。它們的第一任務,是要壓倒波蘭空軍,第二步再協助戰場上的陸軍,此外,再襲擊軍事設置以及所有的公路與鐵路交通。同時,它們也要把戰爭恐怖散佈到四面八方。
  波蘭軍隊在人數與裝備方面,都遠非入侵部隊的敵手,而且它們的部署也不明智。它們把所有的部隊都散佈在它們本國的邊境一帶。同時它們也沒有集中的後備部隊。它們既採取自大和傲慢的方式反抗德國的野心,卻又害怕人們責備它們挑釁,不敢在適當的時機動員,來對付向它們周圍大量集中的敵軍。當時波蘭軍隊已經做好或將要做好作戰準備以應付最初的突然襲擊的,共有三十個師,只佔現役軍隊的三分之二。形勢變化的迅速,和德國空軍的猛烈阻撓,使波蘭其餘的軍隊無法在整個前線陣地被突破以前趕到增援,而只是捲入了最後的崩潰。因此,三十師波蘭部隊,面臨著比它們數量幾乎多一倍的半圓形大包圍,而在它們自己後面,卻毫無支援。而且,它們還不僅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它們的大炮遠不如敵人。它們只有一個裝甲旅,卻要應付當時被稱為德國裝甲部隊的九個師。它們共有十二個騎兵旅,英勇地抗擊成群結隊的坦克和裝甲車,可是它們的大刀和長矛,卻不能損害這些坦克和裝甲車。它們所有的九百架第一線飛機,其中或許有半數是新式的,遭到了敵人的出其不備的襲擊,多數還沒有飛上天空,就已經被摧毀了。
  德國軍隊按照希特勒的計劃,在9月1日出動,它的空軍首先出動襲擊波蘭飛機場上的波蘭空軍中隊。在兩天之內,波蘭的空軍實際上已被殲滅。在一個星期內,德國軍隊已深入波蘭。波蘭軍隊在各處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終歸無效。所有邊境上的波蘭軍隊,除了在波森兩翼已深深陷於包圍中的兵團外,都被驅向後退。在羅茲的兵團,被德國第十集團軍的主力截成兩段,一部向東退到拉多姆,另一部被迫而向西北撤退;德國的兩個裝甲師,就穿過這個突破口,直撲華沙。
  在更北面一點,是德國第四集團軍,它到達而且渡過了維斯杜拉河,折而沿著河流撲向華沙。只有波蘭北部的兵團,能夠阻止德國第三集團軍的進攻。可是不久,他們就被包抄,不得不退到納雷夫河,防守河岸預先準備好的唯一相當堅強的防線。這就是閃電戰第一個星期的結果。
  第二個星期的特點,是劇烈的戰鬥,結果名義上約有二百萬人的波蘭軍隊,潰不成軍,不再成為有組織的武裝力量。
  在南方德國第十四集團軍繼續推進到桑河。曾經退到拉多姆的四個波蘭師,就在這支軍隊的北面被包圍殲滅。第十集團軍的兩個裝甲師衝到了華沙郊外,但是因為沒有步兵跟隨著,遭到華沙市民組織起來的殊死抵抗,不能有所進展。華沙的東北是德國第三集團軍,從東面包圍華沙,其左翼縱隊到達了距離戰爭前線有一百哩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波蘭軍隊,就是在對華沙的鉗形攻勢的合圍下進行搏鬥而犧牲的。在波森的波蘭兵團,和由於德國軍隊猛攻而自索恩和羅茲撤退的幾師人會合,現在總數共有十二個師。德國第十集團軍由比較薄弱的第八集團軍作掩護,突過這支波蘭部隊的南翼,湧向華沙。雖然實際已被包圍,波蘭的波森兵團司令庫特爾齊亞將軍,決定向南進攻德軍主力的側翼。這次英勇果敢的波蘭反攻,即所謂"布祖臘河之役",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局勢,不僅吸住了德國第八集團軍,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團軍,使它們不得不放棄華沙的目標,甚至從北方吸引來第四集團軍的一個兵團。波森兵團,在所有這些強大的軍隊的進攻下,在毫無抵抗的空中轟炸的強大壓力下,維持它們的永垂不朽的光榮戰鬥達十天之久;最後,在9月19日這天全軍覆沒。
  同時,外圈鉗形圍攻的部隊已經會師合圍。第十四集團軍在9月12日到達倫貝格的外圍,向北進擊,在17日和越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三集團軍部隊會師。現在已經團團合圍,沒有一線之路可供離散的及敢於冒險的人逃脫了。20日,德國人宣佈,維斯杜拉河之戰,"是自古至今最大的殲滅戰之一。"
  現在輪到蘇聯來採取行動了。他們現在所謂的"民主",就要具體地表現出來了。9月17日俄國軍隊蜂擁地越過了幾乎毫無防禦的波蘭東部邊境,在一個廣闊的前線地帶,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西猛進。18日,它們佔領了維爾納(維爾紐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們的合作者德國軍隊相會。在上次大戰中,布爾什維克黨人違背他們和西方協約國所訂的莊嚴協定,就在此地單獨和德皇時代的德國媾和,並且屈辱地接受了德國嚴酷的媾和條件。而現在俄國共產黨人,竟和希特勒的德國,就在這個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方,握手言歡。波蘭的覆滅以及它全部被征服的過程,進行得很快。
  可是華沙和莫德林尚未被征服。華沙的抵抗,主要是由於民眾激昂的愛國情緒,真是偉大悲壯,但卻毫無希望。經過了許多天猛烈的空中轟炸,以及許多從平靜的西線,通過東西向的主要公路,迅速調來的重炮隊的瘋狂的炮擊,華沙電台終於停止播送波蘭國歌,而希特勒便進入了這個一片廢墟的城市。莫德林是維斯杜拉河下游二十哩的一個要塞,曾經收容了索恩的兵團殘部,繼續苦戰,直到28日為止。於是,在一個月中,一切都告結束。一個擁有三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就這樣陷於殘酷的桎梏之中,而對它施加這種桎梏的人們不僅要征服,而且要奴役,甚至要消滅它的廣大人口。
  我們已經看見了現代閃電戰的一個完整的標本;看見了陸軍與空軍在戰場上的密切配合;看見了對於一切交通線及任何可以成為目標的城鎮所進行的猛烈轟炸;看見了活躍的第五縱隊的身手;看見了間諜和傘兵隊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見了大批裝甲部隊勢不可擋地向前衝鋒陷陣,然而,波蘭人卻不是忍受這種苦難的最後一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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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的軍隊繼續向前推進,直到它們和希特勒商妥的界線為止,到了29日,蘇德兩國瓜分波蘭的和約正式簽字。我仍然確信蘇德之間有深仇大恨,並相信這種仇恨絕難消釋,而且我始終希望,蘇聯一定會由於局勢的逼迫而倒向我們方面。
  因此,對於蘇聯這種無情殘暴的政策,我雖然感覺十分憤慨,而且在內閣中,在我周圍的人們雖然情緒激動,但我仍保持冷靜。我對蘇聯從來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他們不承認任何道德準則,只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至少他們對於我們並沒有承擔任何義務。此外,在有關生死存亡的戰爭中,我們的憤怒,必須服從於擊敗當前的主要敵人這一目標。我決心對他們可憎的行為,進行最好的解釋。因此,我在9月25日致戰時內閣一文中,用冷靜的口氣說:
  雖然俄國人由於在最近的談判中表現出最嚴重的背信棄義的行為而應該受到譴責,但伏羅希洛夫元帥曾經提出,如果俄國作為波蘭的盟國,俄國軍隊應該佔領維爾納(維爾紐斯)和倫貝格,這個要求,是一個完全正當的軍事要求。但它卻被波蘭拒絕,拒絕的理由,雖是很自然的,但現在看來,卻不夠充分。結果,俄國以波蘭的敵人的地位所佔領的界線和陣地,正是它當初作為一個極不可靠的和被猜忌的朋友可能佔領的那些地方。事實上的差別,並沒有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大。俄國人動員了極大的軍隊,而且已經顯示出他們自己能夠從他們戰前的陣地迅速地向無數方推進。他們現在已和德國在邊界相對峙,而德國要想不防守這個東部戰線,是絕不可能的。它必須留駐一支龐大的德國軍隊加以防守。據我瞭解,甘默林將軍估計這支軍隊至少有二十個師,但很可能它有二十五個師,甚至更多,因此,一個東部戰線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很可能,一個對於俄國、英國和法國都有共同利益的東南戰線也會建立起來。這只北極熊的左掌已經堵住了由波蘭到羅馬尼亞的通道。俄國對於巴爾幹國家的斯拉夫民族有著傳統的利害關係。德國人到達黑海地區,將成為對於俄國的一個極大的威脅,而對於土耳其來說,情況也是如此。
  這兩個國家當然要共同努力來防止這種局面的發生。這正直接地滿足了我們的願望,而且也絕不會同我們對土耳其的政策發生牴觸。俄國很可能要強佔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
  但這並不一定就會同我們的主要利益發生衝突,因為我們的主要利益是要制止德國向東南歐發展。羅馬尼亞在上次大戰期間,獲得了重大的利益,因為協約國的勝利使它免於徹底的失敗;如果在這次戰爭結束時,它僅僅喪失了比薩拉比亞及多布魯加的南部地區,它就是很幸運的了,因為為了巴爾幹集團的利益,它應該樂意地將多布魯加讓與保加利亞。就現在所能作出的判斷來說,俄國的行動所產生的反應,在整個巴爾幹半島,特別是在南斯拉夫,是有利的。因此,除了一個可能的東部戰線外,一個可能的東南戰線也會建立。它將形成一個新月形,由裡加灣直到亞得裡亞海之濱(也許從那裡繼續延伸,越過勃倫納到達阿爾卑斯山脈)。
  我們當然非常願意所有這些國家一同攻打這個唯一的共同敵人--納粹德國;隨著時間的轉移,這種可能性不應該加以排除。如果德國經過匈牙利攻打羅馬尼亞,或退一步說,如果它攻打南斯拉夫,上述的可能性很快就要實現。我們現在實行的政策,就是要鼓勵建立這個戰線,增強這個戰線,而且在這個戰線的任何部分遭到襲擊時,努力使它同時行動起來。看來,這種政策是絕對正確的。這種政策意味著要同俄國重新建立關係,正如外交大臣已經很快地預見的那樣。同時,這種政策也要求我們必須遵循首相宣佈的下列政策;我們自己不要承諾對任何特殊領土問題的解決,而集中英法兩國的全部努力以粉碎希特勒主義,同時要保證"德國的恐怖"在將來很長的時期內,不會再重新落在西方民主國家身上。最後一點,對法國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非常確切地體現在首相的這段話中:"我們的總目標……就是要把歐洲從它對於德國侵略所抱的那種永久而反覆出現的恐懼中解救出來,並使歐洲各國人民能夠保持他們的自由與獨立。"這種說法應當經常而普遍地加以宣傳。
  根據這些總的估計,我們如何處理同土耳其的談判,就比較容易考慮。我不認為,處理這個問題就像當初傳說希特勒將用二十八個師等等去侵犯羅馬尼亞的時候那麼急迫。現在看來,那個傢伙由於受到警告而不去從事他在東線的事業了;不過,他當然會隨時重新使用他的威脅,而我們還有一個主要的利害問題,即使得所有的巴爾幹國家和東部戰線對德國採取敵對行動,因此,締結土耳其條約,似乎是最重要的。1
  1見附錄(11)
  倘若最後局勢的變化是希特勒在東線受到阻礙(當然,這點在現在還不能確定),在他面前有三種抉擇:
  (1)對西線發動主力進攻,這個進攻可能取道比利時,而且順道佔領荷蘭;
  (2)對英國工廠和海軍軍港等,或許對於法國飛機製造廠,展開猛烈的空襲。
  (3)首相所說的那種"和平攻勢"。
  按我個人意見,我相信只有在德國在比利時和盧森堡邊界對面集中了至少三十個師,上述第(1)點,才可能發生。
  至於第(2)點,那個傢伙似乎很可能採取這種做法;不過,他也可能不這樣做,或許他的那些現在看來更有威權的將軍們不允許他這樣做,因為害怕空襲不可避免地將造成大屠殺,因而同英國結下了血海深仇,也許將美國也捲入漩渦。至於第(3)點,如果他沒有嘗試第(2)點,那麼,看來,我們的責任和政策應該是:拒絕一切能使他擺脫困境的方案而讓他在冬季自作自受。與此同時,我們加速武裝自己並組成我們的同盟。因此,總的前景似乎遠比1914年的秋天有利,因為當時法國的大部分領土已被佔領,而俄國在坦嫩堡又一敗塗地。
  但是上述第(2)點始終未被排除。這是當前令人不安之處。
  10月1日我在廣播中又說:
  波蘭再一次遭到了兩個大國的侵略。這兩個大國曾經同其他大國一起奴役波蘭達一百五十年之久,但卻不能摧毀波蘭民族的精神。華沙的英勇抵抗,表明波蘭的靈魂是不可毀滅的,表明它正和一塊岩石一樣,暫時間固然可以被浪潮淹沒,但終究會顯露出來,仍舊是一塊岩石。
  俄國實行了一個冷酷的利己政策。我們本來可以希望俄國軍隊以波蘭的友邦和盟國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駐守他們現在的陣線,但俄國軍隊所以要駐守在這個陣線上,顯然是為了本國安全的需要,以防禦納粹的威脅。無論如何,這裡有了一道防線,而且是納粹德國不敢貿然進攻的一個東部防線已經建立起來了……
  我不能向你們預言俄國的行動。這是一個非常神秘的謎中之謎,但是也許有一個可以揭開謎底的秘訣,這個秘訣,就是俄國的國家利益。德國要想在黑海沿岸樹立自己的勢力,或蹂躪巴爾幹國家並征服東南歐的斯拉夫民族,這些都是與俄國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這樣做,則將違背俄國歷史性的生存利益。
  首相對我的言論,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寫給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剛才正在聽溫斯頓發表一篇非常出色的廣播演說。我的見解和他完全相同。我們相信俄國永遠會按照它自認為是本身利益的需要而採取行動。絕不能相信,它會認為德國的勝利以及接踵而至的德國對歐洲的統治,是對它有利的。"1
  1法伊林,前引書,第425頁。







第二十五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我們每天的例會--為英國建立一支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我們的重炮--我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給軍需大臣的信及其覆信--需要一個海運部--我9月15日致首相的信--他9月16日的覆信--關於軍火與人力的其他信件--我9月24日給財政大臣的信--節約運動--探求一個海軍攻勢--波羅的海--"凱瑟琳女皇"計劃--強行打通進入波羅的海的航道的計劃--技術和戰術的各個方面--戰利品--第一海務大臣的意見--科克勳爵的任命--計劃的進展--空軍的否決--新的造艦計劃--巡洋艦--驅逐艦--數量與體積--長期與短期的政策--加速計劃的實施--需要防空戰鬥艦分隊--"皇家君主"號級的軍艦的浪費--我設立我自己的統計處
  戰時內閣及其額外的閣員,會同海陸空三軍參謀長和若干秘書,於9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此後我們每天開會,有時一天兩次。我想不起任何時期有過這樣熱的天氣--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駝毛上衣,裡面只穿一件亞麻布襯衫。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蘭時所需要的氣候。波蘭人在防禦計劃中指望依靠的幾條大河,幾乎在每個地方都能涉水而過,而且地面堅硬結實,坦克和各種車輛都可以往來。每天早晨,帝國總參謀長艾恩賽德將軍都站在地圖面前,提出長篇的報告和評價,不久,我們心中都明白波蘭的抵抗必將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軍部方面的情況向內閣提出報告,內容通常是關於被德國潛艇擊沉的英國商船清單。擁有四個師兵力的英國遠征軍開始向法國移動,空軍部因為不准轟炸德國的軍事目標而感到遺憾。在其他方面,所處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關於國內防務的,當然,在外交方面也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尤其是關於蘇聯和意大利的態度以及在巴爾幹半島應採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驟,是設立地面部隊委員會,由當時的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任主席,其任務是,就我們應該建立的軍隊的規模和組織,向戰時內閣提供意見。我是這個小型機構的委員,這個機構在內政部開會。僅僅在一個悶熱的下午,聽取了將領們的意見以後,我們就一致同意應該立即開始建立一個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同時並應立即設立各種軍火製造廠,各種工廠,以及為支持軍隊作戰所必需的各種軍需供應。當時希望到第十八個月時,上述計劃的三分之二,即一個相當龐大的軍隊,已經派往法國,或者至少亦要能夠適於作戰。在這方面,塞繆爾·霍爾爵士很有眼光,並積極進行一切活動,我始終支持著他。另一方面,空軍部擔心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及其供應,會過多地佔用我們的技術工人和人力,以致影響他們執行為在兩三年內建立一支強大無比的、佔絕對優勢的空軍而制定的龐大計劃。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論證的影響,對於要同意建立如此龐大的軍隊,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種種條件,感到躊躇不決。戰時內閣為了這個問題,意見發生分歧,直到一個多星期以後,才作出決定,同意採納地面部隊委員會關於建立一個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的意見,或者不如說是同意了這個目標。
  我覺得我既然是戰時內閣的一員,就必須採取全局觀點,因此始終把我自己主管部門的需要放在服從主要計劃的位置。我熱切希望建立一個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場的廣泛基礎,並且也渴望能將我在以前曾經身歷其境的這個領域中所積累的知識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勵下,我在各種問題發生時,先後寫了不少信給他。我不願在內閣會議中和他發生爭執,而一直寧願以書面提出意見。差不多在所有的情況下,我們的意見都能一致,雖然最初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對我頗具戒心,但我很高興地說,隨著時光月復一月地過去,他對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傳記作者,曾對這一點加以證明。此外,我也寫信給戰時內閣的其他閣員,以及在部務或其他事務方面與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戰時內閣很少單獨開會,往往總有秘書或軍事專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礙。戰時內閣是一個認真而有效的機構。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任務,緊密地團結一致,彼此間自由討論,不拘形式,也不作記錄。這方面的好處確實很大。這類會議,對於正式會議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會議上,一切事務得到處理,決議予以記錄,作為行動的準繩。這兩種程序,在處理極其困難的事務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戰期間擔任軍需大臣時,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對於它們的下落,極為關切。這類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才能製成,但不論為了防守或進攻,一支軍隊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則有很大的幫助。我記得勞合·喬治先生在1915年和陸軍部發生的爭執,而且也記得,由於要建立一個能佔優勢的極重炮隊的問題而引起的種種政治騷動,以及嗣後發生的事件如何證明了他的見解的正確。陸地戰爭的性質,在八個月以後,即在1940年間終於顯示出來時,事實證明是和1914至1918年間的陸地戰爭截然不同的。但以後可以看到,這些大炮在本土防務方面,卻滿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這時,想起了這個埋藏著的寶庫。如果我們把它忘卻了,那真是太蠢了。
  為了這個問題和其他事務,我寫信給首相: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幾點意見,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認為我們不應首先發動轟炸,但法國軍隊作戰的臨近戰區不在此限,因為我們對於法國軍隊的作戰區當然要給予援助。為我們的利益著想,我們進行戰爭時,應該使它符合比較人道的戰爭觀念;在加強嚴酷的和激烈的戰爭手段方面,儘管這個過程毫無疑問是難於避免的,但我們絕不能先德國而實行,必須等它做了以後,我們再做。時間每過一天,就會使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隱蔽所,再過兩個星期左右,我們擁有的比較安全的避難所,一定會比現在要多得多。
  (2)你應該知道人們向我們提出的關於我們小型遠征軍現況的批評,說他們缺少坦克,缺少有訓練的塹壕炮支隊,尤其是重炮隊。如果證明我們真是缺乏重炮隊,那麼,這種批評確是公正的……在1919年戰爭停止後,我任陸軍大臣時,我曾下令將大量的重炮貯存起來,塗上油並妥為保管;我也記得在1918年,曾應總司令部的請求,為了支援軍隊在1919年進入德國,建造了兩尊十二吋口徑的榴彈炮。這兩尊炮並未用過,但在當時確實是最優良的武器。它們不是輕易可以失掉的東西……我認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應看一看我們家裡還有些什麼;第二,應立即加以修理,並製造新式炮彈。
  就這種笨重的武器來說,我在海軍部也許能有所幫助,因為我們對於一切笨重的東西,當然是最能勝任愉快的……。
  (3)你也許願意知道我改訂海軍新造艦計劃時所依據的原則。我建議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許四艘新戰列艦外,所有的造艦工作全部停止,現在對於在1942年以前不能參加作戰的艦隻應暫時放棄。這個決定,應在六個月後重行加以考慮。由於這種變更,我才有餘力來幫助陸軍。另一方面,我應該竭力促進關於建造較小的反潛艇艦隊的工作。這一類的艦隻,數量極其重要。有許多艦艇可以在1940年內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們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潛艇的襲擊,那麼,這些數量可是絕對不夠用的……。
  (4)關於軍隊的供給以及它和空軍的關係,請原諒我將我曾經付出很大代價換來的、而非老師傳授的經驗和知識提供給你參考。軍需大臣現在根據五十五個師的基礎來制定計劃,這個計劃不會使空軍部或海軍部蒙受不利,因為(1)關於確定地基和建築工廠的種種準備工作,並不需要技術工人去幹好多個月;在這幾個月中,挖掘地基、鋪上混凝土、砌磚牆、抹泥灰、敷設陰溝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築工人即可;
  (2)即便你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個月以內成立一支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你可以將時間變更為三十六個月或甚至更長,而不會改變原有的規模。另一方面,軍需大臣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制定龐大的計劃,那麼,到了現有的工廠不得不擴大時,必將發生令人煩惱的耽擱。最好是讓他制定大規模的計劃,同時用變更時間因素的方法,來保證空軍和陸軍的需要。一個工廠造好了,在不需要時,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廠並不存在,那麼,到了需要你作進一步的努力時,便將束手無策了。只有在這些大工廠開工以後,你才能獲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現在(中午)為止,沒有接到關於船舶被潛艇擊沉的新報告,換言之,我們在最近三十六小時內並無損失。
  也許潛艇都去度週末了!但我卻把時間消磨在準備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會好轉的。
  我也寫信給伯金博士:
  海軍大臣致軍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陸軍部時,我曾發過詳細的指示,要求將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貯存起來。現在似乎這些重炮已經被發現了。據我看來,你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這些物資,盡量優先加以修理,並製造重炮彈。在重炮彈方面,海軍部或許能夠幫忙。如需要幫助時,請直接提出。
  他給我的覆信,使我非常滿意:
  軍需大臣致海軍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從1938年9月的危機以來,陸軍部一直關心你來信中所提到的超級重炮,並準備加以利用。九點二吋口徑大炮和十二吋口徑榴彈炮的炮身和炮座,實際上在1月份即已開始修理。
  這些重炮在1919年貯存時,工作作得很仔細,結果證明,它們在大體上情況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經損壞,必須更換新的,這種工作在本年度內已在繼續進行。在本月中,我們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畢,我對於這項工作,當然給予最高的優先處理……
  我對於你的來信非常感激。當你知道根據你的建議,已有許多工作完成,你一定會很高興。
      ※      ※      ※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個人都說應該有一個海運部。今天我們和船主們舉行會議時,船舶商會會長竭力向我要求建立這樣一個部門。貿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聯名提出申請,這樣,當然就會削減他自己的任務。我可以斷定議會中也會有這種強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方案是極有價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運按照內閣的戰時政策和局勢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節約。
  (2)規定並組織大規模的造船計劃。在1940年夏季,也許將發生潛艇的襲擊,我們預計會損失大量的噸位,因此,大規模造船計劃是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這當然應該包括關於建造混凝土船隻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鋼鐵期間,可以減少我們對鋼鐵的需求量。
  (3)照顧、慰問和鼓勵商船船員。他們在被魚雷襲擊而獲救以後,仍須不斷地出海工作。在這種戰爭中,這些商船船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貿易大臣已告訴過你,如果要將他主管的部中有關機構分離出來另建立海運部,那就需要兩三個星期的時間。我認為允許有這種過渡時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選決定和公佈以後,他亦必須羅致必要的僚屬,並逐漸接管貿易部的有關機構。另外,還有一點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應該在受到議會或航運界方面的壓力,和聽到人們振振有詞地反對現行的制度以前,就先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建立海運部。
      ※      ※      ※
  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以後,這個部成立了,並在10月13日予以公佈。張伯倫先生選定吉爾摩爵士為首任部長。一般的批評認為,這個選擇很不恰當。吉爾摩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蘇格蘭人,並且是一個著名的議員。他在鮑爾溫先生和張伯倫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過閣員。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職沒有幾個月便去世了,後來由羅納德·克羅斯先生繼任。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來。我想把我現在對於主要形勢的看法,提供給你參考。
  我認為在這個季節的晚些時候,德國人絕不會企圖在西線發動一個攻勢……可以肯定地說他的計劃,顯然是繼續向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推進,以至黑海為止,他也許已和俄國取得某種諒解,從而俄國可以取得波蘭的一部分並收復比薩拉比亞……。
  在這冬季的幾個月中,希特勒最聰明的辦法,似乎是和東鄰結好,取得可靠的給養,從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斷獲勝的奇觀,並深信已經削弱了我們的封鎖。所以,我認為在他還沒有把東線唾手可得的戰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會在西線發動進攻。儘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張我們應在西線準備一切,以資自衛。我們應盡一切努力使比利時能會同法國和英國的軍隊,採取必要的警戒。同時,在比利時後面的法國邊境上,應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日夜修建防禦工事。在這個縱深的防禦體系中,尤其應注意防禦坦克的障礙物,例如:
  豎立鐵軌,挖掘深壕,樹立混凝土樁,有的地方並應埋設地雷和準備可以立即淹沒敵人的洪水等等。在對波蘭的戰爭中,已經證明三四個德國裝甲師,可以發揮極大的進攻力量,對於這類攻勢,必須要有障礙物,加上沉著應戰的部隊和強大的炮隊防衛,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沒有障礙物,對於裝甲車輛的進攻,必將無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戰時製造的大炮貯存了起來。它們現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極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門十二吋口徑的、一百四十五門九吋口徑的、大量的八吋口徑的、將近二百門六吋口徑的榴彈炮,還有數量極大的軍火;事實上,這些重炮不僅可以充實我們小小的遠征軍,而且可供一支龐大的軍隊之用。這些重炮的一部分,應該盡快地運往前線,這樣,不管我們的軍隊還缺少什麼,至少在重炮方面不會有什麼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對我上面所說的情況,加以慎重考慮。我這樣做,只是想幫助你履行你的責任,同時也盡到我自己的責任。
  首相在16日給我的覆信中說:
  所有來信,我都曾仔細閱讀,並且慎重考慮。我所以一直沒有寫回信,只是因為我們每日見面,而且根據我的見解,你和我的意見非常吻合。……在我看來,從波蘭戰役中所得到的教訓,是關於空軍的力量,在空軍取得全部制空權以後,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動陷於癱瘓……因此我認為,關於迅速增加我們空軍力量的計劃,應該得到絕對優先的考慮,而我們在陸地上所應努力的程度,應該根據我們在滿足空軍擴充以後所剩餘的資源來決定。當然我必須等到地面部隊委員會的報告交來以後,才能在這一方面作出最後的決定。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認為空軍是我們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實上,我有時還認為,這可能是獲得勝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軍部的報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無當,現在沒有必要加以實現,而且假如給予絕對優先處理,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必要的作戰努力。我正準備對這個報告提出一個意見書,現在只要提出一個使我感到驚奇的數字便夠了。
  如果航空工業現有三十六萬人,每月能生產近一千架飛機,而為了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就需要一百零五萬人,似乎是違反常情。我們認為"增加產量以後必能大大減少人力",尤其是在實行大量生產以後。我不相信德國每月會使用一百萬人來生產兩千架飛機。我雖然大體上接受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應該作為我們的目標,但我目前卻不能相信,為了這個目標,就必須像這個報告所提示的那樣,要對我們的作戰能力,提出這樣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們應該按照五十或五十五個師的規模來建立我們的軍隊,其理由是因為我不相信法國人會同意分工的辦法,即讓我們擔任海空兩方面的作戰,而陸地作戰所造成的流血犧牲幾乎完全由他們承擔。這樣一種安排,我們當然歡迎;但我對於我們僅僅在海空方面作戰的設想卻不能表示讚賞。
  對任何一個部門,給予絕對的優先權,會造成很大的危險。在上次大戰期間,尤其是在海軍部的力量極其雄厚而美國海軍已經參戰的最後一年,海軍部卻專橫而又自私地濫用了這種優先權。現在,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這種傾向。
  在我給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經說過,關於建設製造炮彈、槍炮和充填火藥等工廠的計劃以及炸藥和鋼鐵的供應,在上述各種工廠的建築過程中,不會同飛機工業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勞動力發生直接的競爭。這是一個如何巧妙配合的問題。另一方面,機械車輛的供應則有直接競爭的性質,所以必須妥為調整。最好應使陸軍軍火工廠先大規模地造好,然後在我們資源許可和戰爭性質需要的範圍內,讓它們開工。你可以根據局勢的變化,調節時間因素。但如果現在不開始建設工廠,那你便不再有選擇的餘地了。
  我認為我們最好應該告訴法國人,我們有意建立一支擁有五十或五十五個師的軍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將需要二十四個月或三十甚至四十個月,當然應該保留其伸縮性。
  在上次大戰結束時,我們在各戰場上,約有九十個師的軍隊,我們每月生產飛機達兩千架,同時我們保持的海軍,其規模大大超過我們當時的需要,而且遠遠超過我們現在計劃的規定。因此,我不認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個師與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這兩個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時並進的,雖然現代化的師和現代化的飛機在工業方面的要求,當然遠比以前要高--現在一切都變得十分複雜了。
  海軍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夠考慮,讓戰時內閣的閣員們偶爾單獨開會,在沒有秘書和軍事專家參加的條件下,彼此商談。在我們的正式會議中,重大的問題正在徹底地討論,但我對這點還不能感到滿意。我們被任命為負責處理作戰事務的閣員,我深信,如果我們時常作為一個整體舉行會議,則必定會符合公眾的利益。許多不屬於三軍參謀長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務現在被加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提出過許多有價值的、富於啟發性的報告,我們已經加以利用。但我大膽地向你建議,我們有時應該單獨來討論一般的局勢。在許多方面,我不相信我們已經弄清了問題的真相。
  關於這一點,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過,亦不知道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      ※      ※
  9月24日,我寫信給財政大臣:
  我經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以前我在財政部時,亦曾飽嘗辛酸。我預期今後的預算,將以廣大的富有階級作為基礎,具有嚴峻的性質。但我認為你應該同時發起一個強有力的反浪費運動,與之配合。鑒於我們現在支出龐大而所得效果極小,我認為"·金·錢·的·價·值"從來沒有像現在變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們為了避免浪費,曾實行過許多不愉快的限制,但這些限制終究對於戰爭的勝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於星期三發表的聲明中,對於這一點,應該特別加以強調。你應該竭力告訴人民,有哪些事,他們應該避免去做。這並不是禁止支出的辦法。·在·沒·有·更·多·的·東·西·制·造·出·來·以·前,一切都應該節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試以文具為例--這在各個部門都應該立即限制。用過的信封應重新粘過,可以重複使用。雖然這似乎是小事,是卻能使每個官員--而我們現在有著幾百萬官員--都想到節約一事。
  1918年,我們曾反覆叮嚀在前線的人們,實行積極的"節約運動",人民也開始以實行節約為榮,並視為戰時努力的部分內容。為什麼不在開始時就向實際尚未作戰的各地區內的英國遠征軍,灌輸這些思想呢?
  我正在設法刪掉海軍部一些龐大的海軍改革計劃,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實行的計劃,一律刪除。請你注意,不要讓這些負責防禦的人們和其他本位主義者把我們的能力消耗在長期的發展計劃上,因為這種計劃必須等到決定我們命運的高潮已經過去以後,才能夠成熟。
  我發現各個部門在經濟上受到了極嚴厲的控制以後,仍充滿了鬆弛浪費的現象。為你設想,最好帶著你的僚屬,用·批·評·者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浪費現象,而不應採用拖延的方式。
  在這個充滿危機的時候,不要妨礙各部門的行動;把責任交給他們;但如果他們不能節約,必須立即對他們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問題寫信給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視財力的節省,正如我重視為戰爭所作的努力一樣,因為節省財力確實是戰時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這些事務中,你可以信賴我的支持,同時,我是一個花錢部門的首腦,你如有需要審查的地方,我一定會服從聽命的。
      ※      ※      ※
  在每次戰爭中,只要皇家海軍獲得了制海權,它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即要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龐大目標。私掠船、實行海上襲擊的巡洋艦,尤其是潛艇,使用各種不同的戰爭方式,對於我們的貿易和糧食供應的生命線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此,我們經常被迫以防禦作為我們的主要任務。
  由於這個事實,便產生了這樣一種危險,即我們被迫實行,或退而採取防禦性的海軍戰略和思想習慣。現代的種種發展,更加強了這種傾向。在兩次大戰中,在我主管海軍部的時期內,我經常設法尋找各種反攻的方式,以杜絕迷戀於一味防禦的思想。只要使敵人無法猜測下一次他將在什麼地方受到襲擊,就可以大大便利於引導幾百個商船隊和幾千艘商船安全駛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先是希望通過進攻達達尼爾海峽,後來希望通過進攻博爾庫姆和其他弗裡希恩島嶼,重新獲得主動,並迫使海軍軟弱的敵國,專心研究它與自己的問題,而無暇過問我們的問題。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軍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處理、危險加以防止以後,我立即感到不能滿足於"護航和封鎖"政策。我竭力尋求以海軍進攻德國的方法。
  波羅的海首先浮現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國艦隊如能控制波羅的海,則必然帶來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收穫。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旦被解除了德國入侵的威脅以後,它即便實際上不變成一個加入我們一方的交戰國,也會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納入我們的作戰系統。英國艦隊在波羅的海獲得制海權以後,會伸手援助俄國,這樣,就可能對於整個蘇聯政策與戰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負責的和消息靈通的人士中間,對於這些事實並無異議。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顯然不僅是皇家海軍的,而且也是整個英國的最大戰利品。我們能不能獲得這個戰利品呢?在這場新戰爭中,德國的海軍並不成為一個障礙。我們在重型軍艦方面佔有優勢,因此使我們迫切希望一有機會,不論在何地,亦不論在何時,就和他們交戰。水雷區可以被較強的海軍國家所肅清。而潛艇對於有高效能的驅逐艦隊保護的艦隊,也無能為力。但現在,德國雖然沒有1914和1915年的強大的海軍,卻有了一支強大的無法估量的空軍,並且它的重要性正在與月俱增。
  如果在兩三年前,我們能夠同蘇俄建立聯盟,現在我們派一個英國戰鬥分艦隊和俄國艦隊聯合,並以克琅斯塔德作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羅的海。當時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間鼓吹這個方案。至於這樣一種建議辦法究竟是否達到行動的程度,則不得而知了。這當然是抑制德國的一種方法;但此外,還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卻沒有被採用。現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國成為一個敵對的中立國,正處在敵對與實際作戰兩者之間。瑞典有幾個可以供英國艦隊作基地的良港。但我們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國的侵犯。如果我們無法控制波羅的海,我們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沒有瑞典的港口,我們就無法控制波羅的海。這是戰略思想上的一個僵局。這個僵局有沒有辦法能打破呢?尋找一個解決辦法,這總是正確的。以後可以看到,在戰爭期間,我曾迫使參謀部對於各種不同的作戰計劃作長時間的研究,結果往往使我深信這些計劃最好還是暫時作罷,否則無法同整個的戰局相配合。在這些計劃中,第一個就是關於取得波羅的海的控制權。
      ※      ※      ※
  我到海軍部以後的第四天,就要求海軍參謀部擬定一個關於打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的計劃。計劃處很快地答覆說,如果要使計劃成功,則必須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襲的威脅似乎使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但除此以外,這個作戰計劃應該詳細地加以研究,並且如果認為可行的話,應在1940年3月或以前執行。與此同時,我和我在1911-1912年間相識的老朋友、海軍建設局長斯坦利·古多爾爵士就這個計劃進行了長談,他立即對這種想法著了迷。我把這個計劃稱為"凱瑟琳計劃",採取俄國偉大的女皇凱瑟琳的名字,因為在我的想法後面,隱藏著俄國。在9月12日,我寫成了一個詳細的備忘錄,送給有關的各方面。1
  1見附錄(7)。
  龐德海軍上將在20日答覆我,他認為這個計劃成功與否,要看俄國是否參加德國那一方面,同時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證合作;他還認為不論派遣什麼力量進入波羅的海,我們必須能夠對抗任何幾個國家可能聯合的力量而仍能獲得勝利。他對於這個冒險行動,完全贊成。9月21日,他同意海軍元帥科克-奧裡伯爵,一個極有造詣和名望的將領,到海軍部工作,並為他準備了辦公室和少數精選的參謀人員以及所有為探討和策劃波羅的海進攻計劃所必需的情報。這樣的做法,在上次大戰中,恰好是有先例的,當時我曾得到費希爾勳爵的完全同意,而將外號"拖船"的著名的威爾遜海軍上將調回海軍部,以擔任這一類的特殊任務;而在這次戰爭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即通過毫無拘束的友好方式,對這類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同時絲毫沒有引起有關的參謀長們的反感。
  科克勳爵和我兩人的想法,都贊成建造特別適合抵禦飛機和魚雷襲擊的主力艦。正如載在附錄中的備忘錄所表明的,我希望將"皇家君主"號級的船隻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們安裝著抵禦魚雷的超級艦胴和抵禦炸彈的堅固鐵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峽中作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準備犧牲一個或甚至兩個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這種艦隻,不僅可以用於波羅的海,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以便在敵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開攻勢。但即便關於海軍建造工程和船塢方面的最早估計能夠如期實現,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於是我們便根據這種情形進行工作。
  26日,科克勳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計,這種估計當然是根據對於問題所作的純軍事研究。他認為這個將來必然由他來指揮的作戰計劃,是完全可行的,但並不是沒有危險性。他認為在打開通路時,難免要遭受損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過德國艦隊30%的富裕艦隻。如果我們預備在1940年中採取行動,則艦隊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訓練應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號級艦隻的甲板上加裝鐵甲板和船舷加裝護殼的計劃,為時間所不許。這又是一個僵局。不過,這類的工作如果繼續進行,我們也許在一年以後可能按照計劃規定採取行動。但在戰爭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發展。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時間,鎮定沉著地進行安排,則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在所有這些方面,副參謀長湯姆·菲利普斯海軍上將(1940年底"威爾士親王"號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沒時遇難)
  和海軍部軍需署長兼第三海務大臣弗雷澤海軍上將都給我以有力的支持。後者建議以格倫輪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進攻的艦隊之內,這些船隻後來在其他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      ※      ※
  我在海軍部最初處理的任務之一,是審查現有的新艦建造計劃和在戰爭發生時實行的戰時擴充計劃。
  在任何時候,海軍部至少有四個連續的每年造艦計劃在同時進行。在1936和1937年間,有五艘戰列艦已經著手建造,預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間,議會又核准建造四艘戰列艦,但從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還有十九艘巡洋艦正處在不同的建造階段。在過去二十年中,由於條約的限制,皇家海軍在設計方面的建築天才和令人欽佩的名譽受到了歪曲和束縛。我們所有的巡洋艦,都是為了要遵照這些條約限制和"君子協定"而取得的結果。在和平時期,艦隻便按照這種標準在困難的政治局面下年復一年地建造,用以維持海軍的力量。在戰時,一切艦隻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確的戰術目標作為標準。我極希望建造若干艘一萬四千噸的巡洋艦,裝有九點二吋口徑的大炮,和足以抵禦八吋口徑的炮彈的堅固裝甲板,而且它必須有很遠的續航能力,和超過任何現有的"德意志"號或其他德國巡洋艦的速度。在這以前,條約的限制阻止了我們採用這樣的政策。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受它們的拘束,但戰時許多事務迫切地需要優先處理,因而使這種長期計劃同樣無法實行。
  驅逐艦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艦隻,也是我們最弱的一個環節。1938年的造艦計劃中完全沒有驅逐艦,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當時在造船塢中,這種不可缺少的艦隻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貨的只有九艘。因為要使每個新建的驅逐艦隊能比上次建造的艦隊更好,這種難以抗拒的傾向,便將建造的時間由二年延長到將近三年。海軍方面當然希望有能夠在大西洋上乘風破浪的艦隻,並要使艦身大小,足以容納在炮擊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現代化設備。顯而易見,按照這種言之成理的論點而建造的艦隻,很快就會變成小型巡洋艦,而不再是驅逐艦了。這些沒有裝甲的艦隻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過了二千噸,並載有二百名海軍在海上行駛,它們本身便輕易地成了任何正規的巡洋艦的犧牲品了。驅逐艦原是防禦潛艇的主要武器,但隨著艦身的增大,它自己卻變成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它已逾越了獵人的界線而成為被豬者了。我們需要的驅逐艦愈多愈好,但它們不斷地改進和擴大,使造船廠所能容納的數量,大受限制,並且大大延遲了完成的時間。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國商船往往超過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們國內港口進出的遠洋輪船達幾百艘,沿海商船達幾千艘之多。為了實行護航制度,為了在英吉利海峽和大不列顛與愛爾蘭之間的海峽進行巡邏,為了保衛英倫三島的幾百個海口,為了供應我們遍佈全世界的基地,為了保護掃雷艇來履行它們連續不斷的任務,凡此種種都使我們必須大大增加小型武裝艦隻的數量。數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極重要的兩個條件。
  我的責任是調整我們的造艦計劃,使它配合當時的需要,並盡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們的反潛艇艦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確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長期的造艦計劃應該完全停止,或者嚴格推遲,這樣就可以將勞動力和原料集中於我們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夠建成的艦隻;第二,必須設計出新式的反潛艇艦隻,只要它們能夠在臨近我們島國的海面活動,以便使我們較大的驅逐艦能抽出來,派到較遠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務。
  關於這些問題,我連續寫了幾個節略給我的海軍部同僚:1
  1參閱附錄(8)
  ·鑒·於·潛·艇·的·威·脅·在·接·近1940·年·底·時·一·定·會·以·更·大·的·規·模·卷·土·重·來,我們需要建造的驅逐艦,必須注意數量和建造速度,而不應著重其大小和威力。我們應該可以設計出在一年以內能夠完成的驅逐艦,按照這種情況,至少有五十艘應該立即開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須有相當數量的小艦隊領隊艦隻,和能在遠洋服役的大型驅逐艦,但如果我們的艦隊獲得了我所計劃的五十艘中型緊急式驅逐艦,則可以使所有較大的艦隻移往海洋活動或作戰。
  長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間往往發生的衝突,在戰時變得尤其劇烈。我規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艦隻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艦計劃相競爭的應該停止。此外我們必須以能夠在十二個月以內或者可能的話,在八個月以內建成的新型艦艇,來增加我們反潛艇艦隊的數量。對於這類艦隻的第一種型式,我們恢復了驅潛快艇的舊稱。在戰事爆發以前不久,這類艦隻已經定造了五十八艘,但還沒有一艘開始建造。後來一種經過改進的類似艦隻,在1940年定造的,則稱為快速巡洋艦。此外,還有大量的各種型式的小艦艇,尤其是拖網船,必須在最短期間內迅速改裝,增加大炮、深水炸彈和潛艇探測器等配備;海軍部新設計的汽艇,亦必須大量製造,以便擔任沿海一帶的任務。發出的定單,達到了我們造艦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內。即便如此,我們並沒有完成我們所希望的一切,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種種耽擱,使造船廠的交貨,同我們的預期,產生了很大的差距。1
  1參閱附錄(9)
      ※      ※      ※
  我對於波羅的海戰略以及戰列艦的改造方面的見解,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終於佔了優勢。設計完成了,定單也發出了。但是,人們陸續提出各種理由,不主張進行這項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據的。據說如果德國的袖珍戰列艦或有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衝破了封鎖線,我們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號級的艦隻來護航。同時也有人認為,這個計劃對於其他的重要工作,將產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礙作用,而關於把我們的勞動力與裝甲優先用於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這樣一個分艦隊,其艦隻甲板上裝著極厚的鐵甲,速度不超過十五浬,擁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艦隻所不及的抵禦空中和水下襲擊的能力,但我這個希望始終未能實現,使我深以為憾。到了1941和1942年,當時馬爾他島的保衛和援救變得非常迫切時,當我們極需轟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時,其他人和我都同樣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艦隻,但到那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在整個戰爭期間,"皇家君主"號級艦隻始終是一種浪費和隱憂。它們不像其姊妹艦"伊麗莎白"號一級那樣,經過了重新改裝;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艦隊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讓它們參加作戰時,駐在當地的海軍上將,以及龐德海軍上將和國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它們和敵人間的距離,能夠相隔幾千哩,而且愈遠愈好。
      ※      ※      ※
  我接任海軍大臣和成為戰時內閣閣員以後,最初採取的步驟之一就是建立一個自己的統計處。為了這個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親信。我們相處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們對於整個戰局的見解和估計。我現在把他安置在海軍部內,和六個統計專家和經濟學家一道工作,我們相信這些專家都是專注意現實而不管其他的人。這一批能幹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導下,利用一切官方情報,能夠不斷地向我提供圖表和圖解,並就我們所瞭解的全部戰局加以解說。他們孜孜不倦地審查和分析各部門送給戰時內閣的一切文件,並且對於我自己希望進行的各種調查,亦都加以研究。
  這時,並沒有一個全面性的政府統計機構。每個部門根據它自己的數字和論據而提出它的見解。空軍部這樣統計,而陸軍部又那樣統計。供應部和貿易部雖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說法。這種情況,當某些問題在內閣發生分歧時,有時引起了誤解並浪費了時間。然而,我從開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穩定的情報來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個連繫著。雖然最初,這只包括整個情報領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卻大大地幫助我對於向我們不斷湧來的無數事實和數字,形成一個正確和綜合的見解。







第二十六章 法國前線 

  英國遠征軍開往法國--在比利時邊境增強防禦--侵略者的有利地位--比利時的中立--法國與攻勢--馬奇諾防線--公認守勢具有的威力--不受歡迎的法國代替方案--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估計--希特勒的錯誤--西方的相對軍事力量--德國可能進攻的路線--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意見及其在1939年9月18日提出的意見書--甘默林制定D計劃--第八號訓令--盟國最高軍事會議9月17日在巴黎開會--D計劃獲得通過--D計劃擴展至荷蘭
  戰爭剛一爆發,我們的遠行軍就立即開往法國。在上次大戰以前,為了進行準備工作,至少消磨了三年的時間,而在這一次,直到1938年的春天,陸軍部才專為這個目的,設立了一個特別機構。這時又出現了兩個嚴重的新因素:第一,一支現代化軍隊的裝備和組織,遠沒有1914年那樣簡單。每一個師,都有機械化的運輸,組織比較龐大,並且非戰鬥人員的數量更多。第二,由於過分畏懼敵人空襲運輸軍隊的船隻和軍隊登陸的港口,陸軍部不得不只用法國南部的港口,而以聖納澤爾為主要的基地。這樣,陸軍的交通線便大大地延長,結果延遲了英國部隊的到達、部署和給養,並在沿途耗費了大量的人力。
  奇怪的是,我們的軍隊究竟應該在前線的哪一部分佈防,在戰爭爆發前,竟然沒有決定,但根據當時有力的推測,它應當在利爾以南;9月22日,這個推測得到了證實。到了10月中旬,由英國四個師組成的兩個正規軍軍團,駐紮在沿法比邊界的防地。它們都從專供軍隊登陸的遙遠的港口,經過二百五十哩公路與鐵路運輸,才開抵目的地的。10月和11月間先後到達的三個步兵旅,在1939年12月間,編成第五師。
  1940年1月,第四十八師由國內出發,接著,在二月間,第五十和第五十一師,3月間,第四十二師和第四十四師,相繼開來,共計到達的軍隊有十個師。我們的數量逐漸增加,於是,我們便接管了更多的防線。當然,我們在任何一個據點都沒有和敵人發生接觸。
  在英國遠征軍1到達它們的指定陣地後,它們發現沿前線一帶,已經築好一條相當完整的人工防坦克戰壕,並且每隔大約一千碼的地點,有一個很大而又很顯著的碉堡,可以使機關鎗和反坦克炮沿著戰壕進行縱射。此外,還有一個連綿不斷的鐵絲網帶。在這個不尋常的秋冬兩季中,我們軍隊的主要工作,是改善法國人建築的防禦工事,組成了一條與齊格菲防線相類似的防線。雖然氣候嚴寒,但工作進展很快。根據空中攝影,我們瞭解到德國人把他們自己的齊格菲防線由摩澤爾河向北方延伸的速度。儘管他們在取得國內資源和強迫徵調勞工方面,享有許多有利條件,但我們的工作似乎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到了1940年5月德軍進攻時,我們的軍隊已經完成了四百個新碉堡。長達四十哩並設有護牆的防坦克戰壕已經掘好,大量的鐵絲網亦已裝妥。由於交通線一直向後伸展到南特,因此,各種需要變得非常巨大。龐大的基地設施已經建立,公路已經加以改良,長達一百哩的寬軌鐵路已經鋪設,一個龐大的地下電報線系統已經埋好,幾個供軍團和軍的司令官使用的地下總指揮部也接近完成。大約有五十個新機場和衛星機場都已經加以擴建或改進了跑道,使用了五萬多噸的混凝土。
  1英國遠征軍先頭部隊於9月4日在法國開始登陸。第一軍團於9月19日,第二軍團於10月3日先後登岸。總司令部最初在9月15日設在勒芒。軍隊的移動主要是經過瑟堡,車輛和給養經過佈雷斯特和南特,而以勒芒和拉瓦爾為集合地點。
  對於所有這些任務,英國軍隊都努力地工作著,並且為了豐富它們的經驗起見,各個旅輪流被派到靠近梅斯一段的法國前線,那裡正同敵人對峙,至少有一些巡邏活動。其餘的時間,我們的部隊都從事訓練。這確是必要的。在戰爭爆發時,軍隊具有的準備程度遠不及二十五年前約翰·弗倫奇爵士1的軍隊所達到的水準。在國內,軍隊已有好幾年沒有受到相當規模的操練。正規軍校編製短少二萬人,其中包括軍官五千名,而根據以正規軍保衛印度的"卡德韋爾計劃",其責任便大部分落在本土部隊的身上,結果使本土部隊的質量幾乎和軍隊學員相等。1939年3月本土防衛隊擴充一倍,其用意雖然很好,但很欠考慮,而同年5月又建立了民團,結果這兩方面都從正規軍中調用了大量的教官。在法國冬季駐防的幾個月時間,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各種的訓練計劃都併入加緊設防的主要工作之內。我們的軍隊在這個難得的喘息期間,在效率方面確有顯著的增進,工作雖然艱苦,而且沒有發生任何戰鬥行為,但部隊的士氣和精神面貌,都在煥發增進。
  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隊總司令。--譯者
  在我們前線的後方,沿交通線的軍需庫中,堆積著大量的給養和彈藥。在塞納河和松姆河之間,儲存著十天的供應物資,在松姆河以北,還有七天的額外供應品。後一項給養,在德國人突破前線後,使英國軍隊渡過了難關。鑒於當時局勢平靜,勒阿弗爾以北的其他港口亦逐漸地陸續加以利用。迪埃普成為一個醫院基地;費康專供運輸軍火;最後,我們利用的法國港口,共有十三個之多。
      ※      ※      ※
  一個不受任何法律或條約約束的政府,同那些必須在犯罪國家開始進攻後才能產生戰爭情緒和進行計劃的國家相比,它所具備的優越條件是不可估量的。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便宜。相反地,除非侵略者的勝利是絕對的和決定性的,否則,將來總有清算的日子。希特勒除了遇到比他更強大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約束,可以任意決定他進攻的時間和地點;但是兩個西方民主國家卻不能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它們所能做的,最多是準備在比利時向它們求援時,立刻前往援救,但等到它要求援救的時候,可能時間已嫌太晚了。當然,如果在戰爭爆發前的五年中,英法兩國在條約認可和國聯贊同的範圍內採取了堅決果斷的政策,比利時也許可能恪守舊有的同盟,並允許組成一個共同的陣線。這樣也許可能導致巨大的安全,並且也許可能避免了即將到來的災難。
  這種同盟,如有適當的組織,可能沿著比利時邊境直到海邊,築成一道屏障,以防禦在1914年幾乎使我們完全覆滅而在1940年將使法國一敗塗地的那種可怕的迂迴戰術。同時,這種同盟也可以使我們能夠從比利時迅速攻入魯爾的德國工業心臟地區,因而對於德國的侵略增加一種強大的阻力。
  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比利時也不會遭受比以後實際遭受的更為悲慘的命運。當我們回想起美國當時置身局外;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提倡法國裁軍;我們由於德國屢次破壞"和約"關於裁減軍備的條款而一再受到的挫折和屈辱;我們對於德國侵犯萊茵蘭所表示的屈服;我們默認奧地利遭到兼併;
  我們在慕尼黑簽訂的條約以及承認德國佔領布拉格--當我們回想起所有上述情況時,凡是在以往的那些歲月中,在英國或法國負責國家大事的人們都沒有責備比利時的權利。在一個動搖和妥協的時期中,比利時只能嚴守中立,並且也只能希望它能在其設防的前線擋住德國的入侵,以待英法軍隊前來援助,借此聊以自慰而已。
      ※      ※      ※
  在1914年,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民,由於懷著從1870年以來歷代相傳的復仇怒火,而富於激烈的進攻精神。他們的理論認為,數量上較弱的國家,不僅在戰略上而且在戰術上必須處處展開反攻,才能抵抗敵人的侵入。戰爭剛一開始時,穿著藍衣紅褲的法軍,隨著軍樂隊演奏的馬賽曲,勇往直前。
  德國人雖然正在侵入,但不論在何處遇到這種情況,便停下來對法軍開槍射擊,使它遭受了極大的傷亡。主張採取攻勢最力的首創者格朗梅松上校,就在戰場的最前線為他的國家和他的信條而犧牲。我曾在《世界危機》一書中,說明為什麼防禦炮火在1914至1916年或1917年這段期間佔有絕對的優勢。我們親自看到在南非戰爭中,少數波爾人使用自動來福槍,產生了很大的效力;這種火力,對於穿過曠野前進的軍隊,即便不能給以毀滅性的打擊,至少可以造成重大的傷亡。除此以外,當時還有日益增多的機關鎗。
  接踵而至的是大規模的炮戰。幾百門,後來增到幾千門的大炮,能把一個地區轟成粉碎;但是,英法軍隊在英勇犧牲以後,如果再要並肩前進去攻打憑壕固守的德國軍隊,他們會面臨著綿連相接的堅強工事;而他們壓制第一線敵人的排炮,已把他們前面的土地,轟得彈坑纍纍,縱使他們進攻獲勝,這些彈坑亦將成為他們再向前進的巨大障礙。從這些艱苦的經驗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就是採取守勢,必勝無疑。此外,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已經大大增強。不過守勢固有其利,同時亦有其弊,這在以後可以明顯地看到。
  這時的法國,和1914年8月間同它的世代仇敵決一死戰的法國,卻完全不同了。報仇雪恥的精神,自從戰爭勝利、任務完成以後,已經煙消雲散了,而培養這種精神的領袖們也都早已去世了。在上次大戰中,成年的法國人慘遭殺害的達一百五十萬。在絕大多數的法國人的心目中,一想起攻勢行動,便聯想起1914年法國進攻時最初的失敗、1917年尼韋爾將軍的潰退、松姆河和帕森達勒的長期苦戰,尤其是現代化武器的火力對於進攻部隊所造成的巨大傷亡。在法國和在英國,都沒有人能徹底瞭解一種新事物所引起的後果,即裝甲車輛能夠抵禦炮轟,並且能夠每天向前推進一百哩。關於這個專題,幾年以前,有一個名叫戴高樂的指揮官發表了一部富有啟發性的著作,卻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年老的貝當元帥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中的權威,對於法國的軍事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為它閉塞了吸收新思想的途徑,尤其是不贊成那些被古怪地稱為"進攻武器"的東西。
  在事過境遷以後,關於依賴馬奇諾防線的政策,時常受到人們的指摘。這種政策確實造成了一種防禦心理。但是,在保衛長達幾百哩的邊界時,明智的防禦措施,往往是用防禦工事盡可能地同敵人隔離,因而可以在軍隊駐守不動的條件下,節省兵力,同時還可以控制敵人可能進犯的路線。如果馬奇諾防線在法國的作戰計劃中能夠適當地加以利用,則它可能對於法國作出巨大的貢獻。它應該被看作是一長列互相連接的寶貴的出擊口,尤其是能夠被用來隔斷大部分的前線,以便在它的後面集中一般後備隊,或進行"大規模的調遣"。
  如果考慮到法國和德國在人口方面的差別,我們應該承認馬奇諾防線是一個明智而謹慎的措施。實際上,非常古怪的是,這條防線並沒有至少沿著默茲河一直向前延伸。如果能夠一直延伸的話,它就可以成為一個可靠的屏障,使法國得以自由使用手上堅固鋒利的寶劍向敵人衝鋒陷陣。但是貝當元帥卻反對延長防線。他竭力主張,阿登地區由於地形關係,絕不可能成為入侵的通道。因此,延長防線的計劃被否決了。我在1937年視察梅斯時,吉羅將軍曾對我說明馬奇諾防線的攻勢意義。但後來攻勢的觀念並沒有付諸實行,而這條防線不僅吸收了大量有訓練的正規軍的士兵和技術人員,而且對於軍事戰略和全國人民的警惕性,反而產生了削弱的效果。
  新的空中力量被恰當地看成是各種作戰中的一個革命性的因素。鑒於當時雙方可以使用的飛機的數量較少,它的效力不免被人們所誇大,並且一般認為空軍可以在敵軍發動進攻時阻礙大量軍隊的集中和運輸,因此有利於守勢方面。法國最高司令部,甚至認為法國的動員時期,都有極大的危險,因為鐵道中心可能遭到空襲的破壞,雖然當時德國飛機像盟國一樣,數量極少,不足以擔任這樣重大的任務。空軍首腦人物所表示的這些思想,當然是正確的,到了戰爭的後期,當空軍力量增加了十倍或二十倍時,並且得到了完全證實。但在戰爭開始時,這種看法則未免過早了。
      ※      ※      ※
  在英國,有人開玩笑說,陸軍部總是在準備著上次的戰爭。但在其他各部或其他國家,大概都有這樣的情形,而就法國軍隊來說,確實如此。我也認為只要積極地採取防守措施,守勢具有極大的力量。但我這時既不肩負任何責任,同時又無法獲得連貫的情報來作出新的評價。我瞭解上次大戰中的屠殺情形,使法國人民痛徹心腑,難以忘懷。德國已經獲得了建造齊格菲防線的時間。如果將剩下的法國壯丁,派去攻打這座由炮火和混凝土合成的銅牆鐵壁,這是多麼可怕啊!在附錄(15)中,我發表一種長期的方法(密碼代號為"耕種者第六號"),當時我認為可以用來制服採取守勢的敵軍的火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個月中,根據我心中的想法,我覺得我和一般人對於守勢的見解,並無不同,並且我相信反坦克的障礙物和野戰炮,如有巧妙的佈置,並備有足夠的彈藥,除了在黑夜或天然的和人造的霧中以外,都能將坦克加以擊退或毀壞。
  在萬能的上帝對他的卑賤的僕人所確定的問題中,沒有一件事是會同樣發生兩次的,即使有一件事看起來像是曾經發生過的,但其中總有變化出入,使它不能一概而論。一般人是在具有固定結論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他們的心理,除了受非凡的天才的引導外,絕不能超越固有的結論。但我們不久將要看到,在雙方處於靜止狀態八個月以後,希特勒突然發動大規模的進攻,由大量防彈的或重型裝甲的戰車作前導,衝破了所有的防禦工事,並且在幾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甚至也許是在發明火藥以來的第一次,使大炮在戰場上暫時幾乎完全失去了效力。我們必將看到,火力的增強使少數部隊就能夠防守必需的陣地,因此縮小了人體的目標,大大地減少了實際戰爭中的流血程度。
      ※      ※      ※
  沒有任何一個邊界,曾經像一直伸展過低地國家的法德邊界那樣,在戰略上受到重視並被當作實驗的題材。幾個世紀以來,西歐所有的軍事將領和軍事學院,往往根據他們當時的最後一次戰役的經驗,對這片土地的每個方面,對它的山地和水道,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在目前這個時期內,如果比利時遭到德國的入侵,而盟國決定給予援助時,它們能夠派兵馳往的,或者,如果比利時提出邀請時,它們能夠根據一個妥善安排的計劃秘密而突然地加以佔據的,有兩條防線:其中第一條防線是所謂斯凱爾特河線。這條線靠近法國邊境,不需要長途行軍,而且不冒重大的危險。在最壞的情況下,不過是守住了一條"錯誤的防線",這也並無害處;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可以按照局勢的發展而被建成一道防線。第二條防線是更加偉大的。它沿著默茲河,經過紀韋、迪南和那慕爾,再經盧萬而至安特衛普。如果盟國能夠佔領,並在苦戰中守住這條富於冒險性的防線,則德國入侵時採取右翼包抄將受到重大的阻礙;如果事實證明它的軍隊處於劣勢,那麼這就可以成為進入並控制魯爾地區德國軍火生產重要中心的一個值得歌頌的序幕。
  由於國際道義準則的原因,不能在未獲得比利時同意的情況下,穿過比利時的國境而向前推進,因此,只有從法德之間的邊界前進,如果在斯特拉斯堡的北面和南面橫過萊茵河朝正東方向進攻,那麼,軍隊主要將進入黑森林區,這個地區也正像阿登山區一樣,在當時被認為是不適於進攻的地區。但是當時還有從斯特拉斯堡--梅斯前線向東北進入帕拉廷奈特的可能。這種推進,以萊茵河為其右翼,可能控制該河,直到北面的科布倫茨或科隆。從這裡可以進入良好的作戰地區;而這些可能性以及許多變化,很多年以來,已經成為西歐各參謀學院關於戰爭研究的部分內容。然而,在這部分地區,卻有齊格菲防線,許多建築堅固的混凝土碉堡互為犄角,大量的鐵絲網構成了縱深陣地,到了1939年9月,這道防線已經是堅不可摧的了。法國人可能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最早日期,也許是9月第三個星期的最後幾天。但到那時,波蘭戰役已告結束。到十月中旬,德國在西線的軍隊已有七十個師。法國在西線數量上的暫時優勢,便迅速消失。法國如果從它的東部邊境發動攻勢,則必然會削弱他們在更為重要的北方防線的兵力。法國軍隊即使在開始時能夠獲得初步的勝利,但在一個月之內,他們要想保持在東方所得的戰果,就將感到極大的困難,而且無法抵禦德國對它的北方防線展開的全力反攻。
  這就是對於"為什麼一直採取消極防禦,直至波蘭被摧毀?"這樣一個問題的解答。但是這場戰爭,實際上早在幾年以前已經輸掉了。戰爭如果發生在1938年,那時捷克仍舊存在,可能有很好的勝利機會。在1936年,可能不會引起強大的反抗。在1933年,日內瓦一份決議書,可能不經過流血而獲得服從。在1939年,甘默林將軍不敢冒險進攻,也不能只怪他一人,因為自從歷次危機發生以來,已經使這種危險大大地增加,而法國和英國政府對待危機也一直畏縮不前。
  英國三軍參謀長委員會估計,德國到9月18日止,動員的各種軍隊至少有一百十六個師,其分佈如下:西線四十二個師;德國中部十六個師;東線五十八個師。我們現在從敵人的記錄中,瞭解到這個估計幾乎完全正確。德國全部軍力,共有一百零八個師到一百十七個師。進攻波蘭的五十八個師,是最成熟的部隊。剩下的五十或六十個師,素質參差不齊。其中由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邊境沿西線一帶,派駐了四十二個德國師(十四個現役師;二十五個後備師,和三個後備軍)。德國的裝甲師團或已派往波蘭作戰,或是尚未建立,而工廠還未開始大量生產坦克。英國遠征軍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支持。它在10月第一個星期,只能派出兩個師,到了第二個星期,又增加了兩個師。自從慕尼黑危機以來,德國的相對力量雖然已有巨大的增加,但在波蘭未被征服以前,德國最高司令部對於他們在西線的局勢,仍然非常焦慮,只是由於希特勒的專制權力和堅決意志以及他認為法國和英國不願作戰的政治判斷先後五次得到了證實,這才能夠勸誘或迫使他們去接受他們認為不應該冒的風險。
  希特勒確信法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腐敗不堪,而法國軍隊也受到了沾染。他了解法國共產黨的力量,認為只要裡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一旦妥協,而莫斯科抨擊法國和英國政府發動一場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就可以利用法國共產黨的力量使法國的軍事行動遭到削弱,或陷於癱瘓。他深知英國信奉和平主義,而且日益衰敗。按照他的看法,張伯倫先生和達拉第先生是由於英國少數好戰分子的驅使而達到了宣戰的地步,他們必然會盡可能地避免作戰,而且在波蘭一旦被擊潰以後,願意接受既成事實,正像一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所表現的那樣。在以前說明的屢次事件中,希特勒的直覺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他的將領們的論點和懼怕卻是錯誤的。但他並不理解只要戰爭信號一旦發出,在大不列顛和英帝國將要發生的強烈的變化;他也不理解那些為爭取和平不遺餘力的人們,如何會在一夜之間忽然變得為了贏得勝利而不顧疲勞地努力奮鬥。他無法懂得我們島國人民心靈上或精神上的力量,我們島國人民不管怎樣竭力反對戰爭或軍事準備,但世世代代以來,卻始終認為勝利是他們天生的權利。但是,無論如何,英國軍隊在開始時不能發生任何作用,同時他也斷定法國並不全心全意地作戰。事實上這也確是真實的情況。結果他如願以償,他的命令得到了執行。
      ※      ※      ※
  我們的軍官認為在德國完全戰敗波蘭軍隊以後,它將在波蘭境內留駐大約十五個師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可能是質量較低的軍隊。如果它對於同俄國訂立的條約有所疑慮,它在東線軍隊的總數,可能會增加到三十個師。所以根據最不利的假設,德國將會從東線抽調四十個師,使西線共有一百個師的實力。但到那時,法國可能已經動員了七十二個師,此外還有相當於十二個或者十四個師兵力的要塞守備部隊,和四師英國遠征軍。除了在意大利邊界應有法軍十二個師駐守外,可以用來對付德國的兵力共有七十六個師。所以敵人和盟國相比較,佔有四比三的優勢;而且預計敵人可能組成額外的後備師團,使部隊的總數在最近的將來,提高到一百三十個師。對付這種局面,法國在北非還有十四個師,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抽調回來,再加上英國以後可能逐漸增加的軍隊。
  在空軍方面,我們參謀長委員會估計,德國在摧毀波蘭以後,可能在西線集中二千架以上的轟炸機,而當時法英兩國的合在一起的轟炸機數共計九百五十架。1因此,德國在解決波蘭以後,不論在陸地上或空中,它的實力顯然遠比英法兩國聯合的實力強大。所以,根本不必考慮法國對德國展開攻勢,然而德國是否可能向法國進攻呢?
  1當時德國轟炸機的確數是一千五百四十六架。
  當然,德國可能採取的辦法有三個:第一,經過瑞士前來侵犯。這可以迂迴地繞過馬奇諾防線的南翼,但在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有許多困難。第二,通過法德之間的邊界侵犯法國。這似乎也不可能,因為大家相信德國軍隊還不具備對馬奇諾防線作正面攻堅戰的充分裝備和武裝。第三,通過荷蘭和比利時侵犯法國。這種進攻也會繞過馬奇諾防線,並且可以避免對永久性的防禦工事正面進攻可能遭受的損失。參謀長委員會估計,為實行這種進攻,德國在發動戰爭時必須從東線抽調二十九個師,另外再調動十四個師在後方列成梯形陣線,以便增援已經駐在西線的軍隊。在三個星期以內,不可能完成這樣的調動,同時也無法使進攻部隊得到充分的炮火支持。而且這種準備活動,在進攻開始以前的兩個星期中,必然將被我們發覺。德國要想發動這種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則勢必在今年晚些時候,但這種可能性卻不能加以排除。
  我們當然應該用空襲交通線和部隊集中區的辦法,來阻撓德國軍隊由東線向西線移動。因此,可以預料,德國在戰爭初期將會發動空戰,目的是想通過空襲我們的飛機場和飛機工廠來削弱或消滅盟國方面的空軍。但就英國而論,對於這種空戰,並不是不歡迎的。我們下一個步驟,將是對付經過低地國家前來侵犯的德軍。我們不能向前推進到荷蘭,給它們以迎頭痛擊,但為了盟國的利益,應該盡可能在比利時境內加以阻止。"我們知道,"參謀長委員會寫道,"法國的意見認為,比利時如果仍舊能夠在默茲河一帶守住,法英軍隊應該佔領紀韋-那慕爾一線,而英國遠征軍則在左翼作戰。我們認為除非能在德國進攻以前的充分時間內,同比利時商妥,計劃先行佔領這一防線,否則這個計劃便不宜採用……除非比利時目前的態度能有轉變,我們能制定提前佔領紀韋-那慕爾(亦稱默茲-安特衛普)防線的計劃,否則我們竭力主張,應該在法國邊境已作好準備的陣地上,抵抗德國的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被德軍利用或佔領的比利時和荷蘭的城鎮和鐵道,當然都必須加以轟炸。
  關於這個重要問題後來的變化經過,應該加以記錄。9月20日,這個問題提交給戰時內閣,經過簡單的討論以後,又提交給最高軍事會議。最高軍事會議經過慣常的程序,依次徵求甘默林將軍的意見。甘默林將軍在答覆中,僅僅說明,關於D計劃(即推進到默茲河--安特衛普防線)的問題,法國代表團在它的報告中已經有所安排。在這個報告中有關作戰的一節是:"如果比利時及時提出請求,英法軍隊將進入比利時,但不準備進行遭遇戰。在公認的防線中,有斯凱爾特河防線和默茲河-那慕爾-安特衛普防線。"在考慮法國的答覆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又向內閣提出了另一個意見書,討論了關於推進到斯凱爾特河防線的代替方案,但對於推進到默茲河-那慕爾-安特衛普防線這個更重大的任務,則隻字未提。10月4日,這第二個報告由參謀長委員會提交內閣時,他們並沒有提到關於D計劃的這個極其重要的代替方案。因此,戰時內閣認為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意見已經得到滿足,不必再採取進一步行動,或另作決議。這兩次內閣會議,我都參加了,並沒有感到尚有任何重大的問題懸而未決。在10月間,我們和比利時沒有作任何有效的部署,所以便假定我們向前推進當以斯凱爾特河防線為限。
  在這個時期,甘默林將軍正在同比利時進行秘密的談判,確定:第一,比利時軍隊應保持充分的實力;第二,比利時應在更前面的那慕爾到盧萬的防線上準備駐防。到11月初,法國和比利時在這幾點上取得了協議,從11月5日到14日,在萬森和拉費爾特舉行了一系列會議,英方艾恩賽德、紐沃爾和戈特曾出席參加了全部的或部分的會議。11月15日,甘默林發表了第八號訓令,證實了14日訂定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在情形許可下",應推進到默茲河-安特衛普防線以支援比利時。盟國最高軍事會議11月17日在巴黎開會,張伯倫先生帶了哈利法克斯勳爵、查特菲爾德勳爵和金斯利·伍德爵士前往出席。我在當時還沒有達到被邀請陪同首相出席這類會議的地位。當時的決議是:"既然承認有必要盡量把德國軍隊阻截在最遠的東部防線上,所以如果德國侵犯比利時,應該竭力堅守默茲河-安特衛普防線。"在這次會議上,張伯倫先生和達拉第先生都一再強調這個決議的重要性,所以此後的行動,便受了這個決議的支配。事實上,這是一個贊成D計劃的決議,於是,它便代替了以前議定的關於只推進到斯凱爾特河防線的那個比較謹慎的協議。
  D計劃不久又增加了一個新內容,即關於法國第七集團軍的任務。派遣這支軍隊在盟國軍隊的側翼沿海岸推進的想法,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初被提出來的。吉羅將軍率領一個後備軍,駐在蘭斯附近,本已感到煩躁不安,這時他被任為司令官。擴充D計劃的目的,是要派軍隊經過安特衛普進入荷蘭,以便援助荷蘭人;第二,企圖佔領荷蘭的伐耳赫倫島和貝弗蘭島的某些地區。如果德國軍隊已被阻截在艾伯特運河而不能前進,所有這些計劃當然是很好的。甘默林將軍希望實行這個計劃。但喬治將軍則認為這不在我們的範圍以內;他寧願將用在這一方面的部隊駐在戰線中央的後方,作為後備軍。關於他們的這些意見分歧,我們當時完全不瞭解。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度過了嚴冬,等待著來春。
  從現在到德國發動攻勢的六個月期間,法國和英國的參謀部和他們的政府,對於戰略原則未再作出任何新的決定。







第二十七章 戰鬥加劇 

  關於和平的提議--英法加以拒絕--蘇聯吞併波羅的海國家--我關於英國軍事準備的意見--在地中海方面對意大利的關係可能改善--國內戰線--"皇家橡樹"號的沉沒--10月31日我第二次訪問斯卡帕灣--關於艦隊主要根據地的決定--張伯倫夫婦在海軍部晚餐--"拉瓦爾品第"號被擊沉--一個假警報
  希特勒利用他的成功,向盟國提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我國的綏靖政策,以及我國對於他起來掌權所採取的一般態度,曾產生了許多不幸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他深信,我國與法國都是不堪一戰的。9月3日英國和法國的宣戰,是一個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外事件,但他堅決相信,波蘭迅速土崩瓦解的景象,一定可以使衰敗的民主國家認識到,它們能夠影響東歐及中歐命運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時,他對俄國十分放心,儘管俄國正在狼吞虎嚥地併吞波蘭的領土和波羅的海國家。實際上,就在這個10月中,他竟能把俘獲的美國商船"燧石城"號,在德國捕獲船押送員的監視下,開入蘇聯的摩爾曼斯克港。他不願在這個階段和法英兩國繼續作戰。
  他堅決認為,英王陛下政府一定非常樂意接受他在波蘭所作的決定,如果他提出媾和的建議,一定可以使張伯倫先生及其舊同僚,在通過宣戰而證明了他們的忠誠守信以後,能夠從議會中的好戰分子迫使他們面臨的困難局面中,解脫出來。
  他始終一刻也不曾想到,張伯倫先生以及英帝國與聯邦的其他成員現在已經下定決心,不是叫他滅亡,便是他們本身在這種努力中遭到滅亡。
  俄國和德國瓜分波蘭以後所採取的第二個步驟,就是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訂立了三個"互助協定"。這些波羅的海國家,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戰爭中,擺脫了蘇聯政府的羈絆而獲得了自由。這些小國完成了嚴厲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犧牲了以前俄國地主的利益,然後逐漸地形成了一種帶有強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義的農民生活方式。
  它們一貫畏懼強大的鄰邦--蘇聯,並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維持中立地位,因此設法避免一切挑釁。但是由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它們的艱巨的任務很難實現。例如裡加變成了一個搜集俄國方面情報的竊聽站和國際反布爾什維克的中心。但是德國在和蘇聯進行的交易中,卻樂於把它們加以放棄,現在蘇聯政府抱著積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貪婪心理向它的犧牲品撲去。這三個國家過去曾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舊日的征服地。它們立即遭到蘇聯強大的軍隊的佔領,因為對於這樣的大軍,它們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蘇聯使用了慣常的方法,對於所有反共反蘇分子,實行了殘酷的清算。二十年來一直在他們本土過著自由生活、並且代表著絕大多數人民的許多人士,現在都失蹤了。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其餘的人們被送到了更遠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互助"的過程。
      ※      ※      ※
  在國內方面,我們忙於擴充陸軍和空軍,並且採取一切措施,加強我們的海軍實力。我繼續向首相提供我的意見,並竭力把這種意見向其他同僚遊說,以供採納。
  海軍大臣致首相1939年10月1日
  在這個週末,我不揣冒昧,向你提出我對於若干重大問題的意見。
  (1)在敵方對我們展開和平攻勢的時候,我們對法國必須支持。雖然我們有接近一百萬人的備戰部隊,但我們的貢獻目前是,而且在今後許多個月中一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應該告訴法國人,我們正在作極大的戰時努力,雖然形式不同,但規模與我們1918年所作的努力相同;我們除了重視在空軍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外,正在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個師的龐大軍隊,在能夠盡快地加以訓練和裝備以後,將立即派往任何需要的地點參加作戰。
  目前我們擁有的正規軍,其中有四個或五個師的戰鬥力也許比任何其他部隊要強大。但不要設想只受過六個月左右訓練的本土防衛隊,就能夠參加作戰而和至少已服役兩年並具有更好裝備的德國正規軍正面對壘,而不至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和不良的結果;也不能設想它們能夠和法國的軍隊並肩作戰,因為大部分法軍已有服役三年的經驗。要迅速擴充我們在法國的部隊,唯一的方法便是調回駐在印度的職業軍隊,把它們作為骨幹,對本土防衛隊和徵召入伍的人加以訓練並組成新軍。我現在不打算作詳細的說明,但原則上我們應該派遣本土防衛隊六萬人到印度,維持境內的治安和完成他們的訓練,同樣地,把駐在印度的四萬或四萬五千名正規軍調回歐洲。這些部隊應調到法國南部的營地,該地的冬季氣候,對於訓練部隊來說,要比在這裡適宜,而且當地還有許多的軍事設備;它們就可以成為組成八個或十個優秀的戰地師的核心和基礎。這些部隊的質量,到了明年春季晚期,就可以同與它們正面對壘或並肩作戰的部隊實力相等。在冬季的幾個月中,在法國培植這樣一支實力,這個事實對法國人將成為一個巨大的鼓勵,並使他們感到滿意。
  (2)我對於空軍部提出的關於他們戰鬥力的數字,非常關注。在戰爭爆發時,他們共有一百二十個中隊,但這個數字,實際上,已縮減到只有九十六個能參加作戰的中隊。人們往往希望,在動員令一旦發出以後,就會有巨大的擴充。但在這方面,卻出現了嚴重縮減的情況。在這方面發生的實際情形是為了要建立一支作戰力量,卻把許多中隊中受過訓練的空勤人員、技工或零件等等抽調走了,而這些殘缺不全的中隊,就被並在一起,成為一支龐大的所謂後備力量。如果冬季幾個月安然度過,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空襲,則又可能有大批新的飛機和大量受過訓練的駕駛員,加入這個後備力量中去。即便把這個總數扣除種種合理的數額以後,我們每個月應該至少能夠組成六個中隊。如果能夠組成中隊,作為後備力量,待命出發,也比僅僅把大量剩餘的駕駛員、剩餘的飛機和零件合併在一起,要高明得多。目前我們與德國的差距,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我敢斷言,如果你發出命令,這種擴充是能夠完成的。
  (3)關於空襲預備警報計劃的防禦措施和經費支出,系按照計劃所包括的全國各地遭受危險程度而定,但目前對於這種危險程度的見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對於敵機空襲的目標地區,以及經過的飛行路線,應該列成表冊,以便作為依據,對計劃進行研究。在這些地區內,必須有大量全日工作人員。倫敦當然是主要的〔目標〕,其他城市很快也會變成類似的情況。在這些目標地區內,關於路燈制度,應該設法使防空人員在空襲警報發出以後能夠加以控制;同時一方面應該日夜趕緊建築和加強防空壕,但另一方面,劇場與電影院應該繼續開放,直至空襲實際開始時止,以保持人民的情緒。在農村的大部分地區,應該立即准許恢復有限制的燈光照明,並開放娛樂場所。在這些地區內,不得有給予報酬的防空人員。一切都應該以自願服務為基礎,中央政府僅限於提出意見,其餘統由地方當局處理。在這些包括聯合王國至少八分之七面積的區域內,防毒面具可以留置家中,只有在目標地區內才須按照計劃隨身攜帶。現在實在沒有理由,為什麼不應該在下個星期中就發出具有這種內容的命令。
      ※      ※      ※
  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方面所發生的災難,使我更加迫切地設法防止意大利捲入戰爭,並用種種的方法,在兩國之間建立某種共同的利益。與此同時。戰爭仍在繼續進行,我忙於一些行政事務。
  海軍大臣致內政大臣1939年10月7日
  儘管我在這裡往往整天忙於工作,但我對於國內戰線,卻不得不感到焦慮。關於不必要的嚴厲的燈火管制和限制娛樂等等,在國內大部分地區已經推行到超乎情理以外的程度。我對於這些問題的見解,你是知道的。1但關於汽油的情況又怎麼樣呢?是否海軍沒有輸入充分的供應?正由海面運來、或者也許已經運到的供應數量,難道不比和平沒有遭到破壞時的定貨數量更大嗎?我聽說國內有非常多的人和一大部分的企業,受到了這種限制的妨礙。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適當的辦法,當然是實行按標準價格的定量配給,和准許外加重稅的自由購買。這樣,人民將為了交通而付款,國家將因稅收而得補益,車輛加多而登記費用亦可增加,全國的商業亦可以向前發展。
  1參閱附錄(12)
  現在來看看糧食部為了贏取戰爭而籌劃的種種定量配給。當然定量配給無論如何是需要的,但我聽說,以肉類的定量配給比例,並不比德國的情況好多少。現在海路已經打開,是否還有任何需要來採取這種作法呢?
  如果我們由於空襲或海上襲擊而受到了一個嚴重的挫折,也許就有必要來實施這種嚴峻的辦法。不過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海軍對於負責輸入供應的工作已告失敗,或將歸於失敗。
  此外,我們究竟怎樣對待所有下列這些中年人?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曾在上次大戰中服過兵役,他們充滿著活力而且富有經驗,現在卻對他們中間的好幾萬人說,我們不再需要他們了,他們除了在當地勞工介紹所登記以外,沒有其他出路。目前的這種辦法當然是很愚蠢的。我們為什麼不把五十萬四十歲以上的人(如果他們願意自動參加),組成國民自衛軍,再把我們所有上了年紀的大人物作為他們的領袖,並且加入這種新組織的結構?讓這五十萬人出來,推動年輕有為分子離開家園共赴國難。如果缺乏制服,一個臂章也可以應付,我敢斷言,無論如何我們有充分的來福槍,從你前次同我的談話中,我認為你是贊成這種想法的。如果是這樣,讓我們加以實行。
  我從各方面聽到關於國內戰線缺乏組織的怨言。我們能不能設法予以補救?
      ※      ※      ※
  當我們正在處理所有這些緊急事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事,它觸及了海軍部的疼處。
  我曾經提到過,由於一份關於德國潛艇進入斯卡帕灣的情報而引起的警報,曾經使英國的大艦隊在1914年10月17日倉皇駛出到海上。那次警報,結果證明是一場虛驚。現在,剛巧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幾乎恰恰就在同一天,警報卻成為事實。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點半鐘,一艘德國潛艇乘風破浪,突破了我們的防禦工事,把停泊在灣內的"皇家橡樹"號擊沉了。最初,在一連串齊發的魚雷中,只有一個擊中了艦首,引起了低沉的爆炸聲。艦上的海軍上將和艦長認為停泊在斯卡帕灣內,非常安全,無法相信他們的軍艦已經中了一枚魚雷,因此,他們認為爆炸的聲音,是由於軍艦本身出了毛病。經過二十分鐘以後,確實就是那艘潛艇,重新裝好射管,發射第二批魚雷。於是,有三四枚魚雷迅速地連續擊中軍艦,把艦底炸開了。十分鐘內,艦身便傾覆下沉。艦上大部分人員都正在作戰崗位上,但因為艦身傾覆非常迅速,以致艙下的人員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逃脫。
  根據德國人當時對於此事的報告所作的記載,現可以轉錄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點三十分,停泊在斯卡帕灣的英國軍艦"皇家橡樹"號被第四十七號潛艇(艇長普裡恩上尉)用魚雷擊沉。這次作戰,由潛艇司令官鄧尼茨海軍上將親自作了周密的計劃。普裡恩在天氣晴朗的10月8日通過基爾運河,朝著西北北方向,駛往斯卡帕灣。10月13日清晨四點鐘,潛艇停在奧克尼群島外海。到下午七點鐘,升到海面,海上吹著清新的微風,沒有發現任何目標;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遠處的海岸線朦朧可見;北極光的狹長流光,閃射出藍色的光芒,橫過夜空。潛艇向西前進。它悄悄地逐漸駛近斯卡帕灣東邊入口處霍爾姆海峽。不幸的是,峽口的航道沒有完全被阻塞住。在兩艘沉船中間,留出一條狹窄的通道。普裡恩以極高明的技巧,駛過翻騰打旋的海水。海岸已靠近了。
  現在已經看得見岸上有一個人,騎著自行車沿岸邊道路回家。
  突然整個海灣豁然開朗。柯克海峽已經過去了。他們已進入了灣內。在靠北岸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艘戰列艦的影子映在水面上,它矗起的巨大帆柱,好像一幅黑布上的飾物。向它駛近,更近一些--所有的魚雷射管已經準備就緒--沒有警報,除了輕微的浪潮拍岸聲,嘶嘶的氣壓聲和發射導管槓桿的尖銳拔動聲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聲響。發射魚雷!五秒--十秒--二十秒鐘。接著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在黑暗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普裡恩稍等幾分鐘後,再作第二次發射。發射導管預備好了。發射!魚雷擊中了船腹,引起了一陣隆隆的爆炸聲。英國軍艦"皇家橡樹"號連同七百八十六名官兵,包括布萊格羅夫海軍少將(第二作戰艦隊司令),一起沉沒。第四十七號潛艇悄悄地從缺口處退了出來。二十四小時以後,一艘阻截船開到了。
  這一個插曲,應該看成是德國潛艇指揮官的光輝戰績,但它卻使英國的公眾輿論大為震動。這對於任何負責戰前警備事務的大臣,在政治上也許很可能成為一個致命的打擊。我是新上台的人物,在這最初的幾個月內可以免受這類的指責,而且反對黨也沒有利用這個不幸的事件,撈取資本。相反地,A·V·亞歷山大先生1保持克制和同情的態度。我答應作最嚴格的調查。
  1工黨代表。--譯者
  在這一次,首相對於10月16日德國空襲福思灣的情形,在下院也作了報告。這是德國人第一次企圖用空軍來打擊我們的艦隊。德國飛機約有十二架左右,每批兩三架,前來襲擊停在福思灣內的我方巡洋艦。"索斯安普敦"號和"愛丁堡"號兩艘巡洋艦和"莫霍克"號驅逐艦受到了輕度的損壞。
  軍官和海員死傷二十五人;但敵方轟炸機四架被擊落,其中三架是由戰鬥機中隊擊落的,一架是用高射炮打下的。也許只有一半轟炸機能夠安全返回德國。這是一個使它們不敢再輕易嘗試的有效辦法。
  第二天,17日早晨,敵機又空襲了斯卡帕灣。已經解除武裝並卸去鐵甲、僅當作母艦使用的一艘舊軍艦"艾恩公爵"號,因炸彈在近處爆炸而受傷。它擱淺在淺海的海底,在整個戰爭期間繼續完成它的工作。這次又有一架敵機被擊落焚燬。所幸本土艦隊當時不在灣內。這些事件表明,如果再要使用斯卡帕灣,那就多麼需要把斯卡帕灣防止各種襲擊的工事加以改善。經過大約六個月以後,我們才能享受該灣的主要便利。
      ※      ※      ※
  斯卡帕灣遭到襲擊和"皇家橡樹"號的沉沒,立即激起了海軍部方面的反應。10月31日,我由第一海務大臣陪同,前往斯卡帕灣,在海軍上將福布斯的旗艦上,舉行了第二次會議來討論這些問題。關於保衛斯卡帕灣,我們現在一致同意的防禦措施,包括在沒有設防的東部航道中,加強水柵和增添額外的障礙船,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區和其他設施。在這些強大的障礙工事以外,還要再增加巡邏艇,和設置足以控制各處入口的大炮陣地。為了抵禦空中襲擊,計劃裝設八十八門重型的和四十門輕型的高射炮,再加上許多探照燈,同時增加防禦汽球網。此外陸地上在奧克尼群島和威克兩處,組成強大的戰鬥機防衛力量。我們希望到1940年3月,所有這些部署能夠完成,或者至少取得了足夠的進展,使艦隊能夠重返舊地。在這期間,斯卡帕灣可以作為驅逐艦的加油基地,但對於重型艦隻的安置,則需要另找場所。
  關於可能的代替基地,各方所提的理由不同,專家的意見亦不一致。海軍部的意見贊成克萊德灣,但海軍上將福布斯表示異議,他的理由是如果採用這個地點,則艦隊到它的主要作戰區,往返都要增加一天航程。而這樣又使它必須增加驅逐艦隊的實力,並將使重型的艦隻在活動時必須分為兩個分艦隊。另一個代替基地是羅賽斯,在上次大戰的後期,它曾經是我們的主要基地。就地理位置而言,它是更為適宜,不過,卻更容易遭到空中的襲擊。這次會議所作出的最後決定,在我回到倫敦以後草擬的節略中,曾加以總結。1
  1參閱附錄(10)。
  我和張伯倫先生的關係,逐漸變得親密,11月13日星期五,他和他的夫人,到海軍部大廈同我們共進晚餐。在大廈的頂樓,我們夫婦佔有一套舒適的房間。這天我們一桌四人。
  我和張伯倫先生雖在鮑爾溫先生內閣時曾同事五年之久,但在這以前,我和我的妻子與張伯倫夫婦從未有過這類的交際。
  我湊巧偶然把話題轉到他過去在巴哈馬群島的生活,我很高興地發覺,我的客人深深地陷於他個人的回憶中,這是我以前從未見到過的。他把他在靠近拿騷的一個西印度荒島上種植劍麻的六年奮鬥史,源源本本地講給我聽。對於這個故事,我原來只知道一個最簡單的輪廓。他的父親,偉大的約瑟夫·張伯倫,堅決相信這是一個機會,一方面可以為帝國發展一種新工業,同時也可以增加一家的財產。他的父親和他的哥哥奧斯汀·張伯倫在1890年把他從伯明翰召到加拿大,此後他們對於種植計劃,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在加勒比海灣中,距拿騷島約有四十哩左右,有一個小荒島,島上罕有人跡,但據說土壤適宜於種植劍麻。經過他的兩個兒子詳細勘察以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在安德羅斯群島上買了一塊土地,投下了一筆為開發土地所必須的資金。一切都已齊備,只等種植劍麻了。奧斯汀決心獻身於下院的政治生涯,所以這個艱巨的工作就落在內維爾·張伯倫先生的肩上。
  他不單因為孝順,而且也抱著信念和躍躍欲試的心情接受了這個工作。在此後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這個荒島上,嘗試種植劍麻。荒島時常遭受大風暴的襲擊,他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時必須同缺乏勞工而引起的困難及其他種種的障礙進行不斷的鬥爭,只有拿騷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徵。他告訴我們說,他堅決要求每年在英國休假三個月。他建造了一個小港口和躉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鐵路或電車軌道。
  他採用了一切被認為與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體上過著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劍麻卻沒有生長出來!或者至少是沒有可以供應市場的劍麻。經過了五年以後,他深信這個計劃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了家去見他的嚴肅的父親,而他的父親對於這種結果是絕不滿意的。據我所知,當時他的家庭感到,雖然他們很寵愛他,但對於五萬鎊巨款付之東流,也感到痛心。
  張伯倫娓娓談來,神情異常興奮,加以故事本身表現了一種英勇的努力,使我不勝神往。我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貝格和慕尼黑會見這位隨身攜帶雨傘、態度沉著的英國政治家時,卻不知道他的談話對象,實際上是一個曾經在英帝國邊遠地方開拓荒野的頑強人物。"我和內維爾·張伯倫一同共事大約二十年,但這樣親密的社交談話,就我記憶所及,真是唯一的一次。
  當我們進晚餐的時候,戰事仍在進行,事件也繼續發生。
  在喝湯時,有一個軍官從下面作戰室跑上來報告,說一艘德國潛艇被擊沉了。等到吃甜品時,他又上來報告說,我們擊沉了第二艘德國潛艇;等到夫人們正要離開餐室時,他第三次上來報告說又擊沉第三艘德國潛艇。一天之內接連三次捷報,這是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而且以後過了一年多,才再有同樣的紀錄。當夫人們快要離開我們時,張伯倫夫人以天真而又美麗的眼光看著我說:"這是不是你故意佈置好的?"我向她保證,如果下次她再光臨,我們一定會作出同樣的結果。1
  1根據戰後的分析,可惜這種充滿希望的報告沒有得到證實。
      ※      ※      ※
  我們在奧克尼群島以北的漫長而薄弱的封鎖線,大部分由商船改裝和巡洋艦建成,有時再加上輔助的戰列艦。這樣的封鎖線,當然很容易受到德國主力艦的突然襲擊,尤其是德國的兩艘快速的和最強大的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我們無法阻止敵方進行這樣的襲擊,我們希望把專門偷襲的敵艦,引來作一次決戰。
  11月23日薄暮,在冰島與法羅群島之間巡邏的由商船改裝的巡洋艦"拉瓦爾品第"號,發現一艘敵艦,正在迅速地向它逼近。它相信這艘不知名的敵艦是袖珍戰列艦"德意志"號,便據此作了報告。它的司令官肯尼迪艦長,對於這種遭遇戰的結局,絲毫不抱任何幻想。他的軍艦原由遠洋客輪改裝而成,舷側只有四門六吋口徑的舊炮,而他的假想敵人,除了有一套強大的輔助武裝外,裝有六門十一吋口徑的大炮,然而他卻接受了這種強弱懸殊的逆勢,決意用他的軍艦奮戰到底。敵艦在相距一萬碼處首先開火,"拉瓦爾品第"號立即加以反擊。這種一面倒的作戰,是不能維持長久的,但戰鬥仍繼續下去,直到"拉瓦爾品第"號的大炮全部被毀,艦身成為一團烈焰沖天的火堆為止。天黑後不久全艦沉沒,隨艦殉職的有艦長和二百七十名英勇的官兵。只有三十八人倖免於難,其中二十七人被德國人俘虜,其餘十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飄浮了三十六小時,才被另一艘英國船救起。
  實際上作戰的對方,卻不是"德意志"號,而是兩艘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這兩艘軍艦在兩天以前,離開德國,原想襲擊我們的大西洋商船隊,但航行中卻遭遇並擊沉了"拉瓦爾品第"號。它們因為深恐暴露蹤跡,所以放棄了它們其他的任務,立即返回德國。因此,"拉瓦爾品第"號的英勇戰鬥,並非全無結果。在附近巡邏的巡洋艦"紐卡斯爾"號看到炮火的閃光,立即響應"拉瓦爾品第"號的第一次報告,它和巡洋艦"德裡"號駛到作戰地點時,"拉瓦爾品第"號還正在燃燒,尚未沉沒。它緊追敵人,在下午六點十五分,在蒼茫的暮靄和滂沱大雨中發現了兩艘敵艦。它認出其中一艘是戰鬥巡洋艦,但在幽暗的夜色中失去了接觸,而敵艦終於安然逸去。
  這時有關方面的主導思想就是希望把這兩艘重要的德國軍艦,引出來作一決戰。海軍總司令立即把他的整個艦隊開往海洋。在最後被發現的時候,敵艦正在向東方退去,因此,我們迅速地組成強大的艦隊,包括潛艇在內,預備在北海內加以阻截。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可能性,即敵人擺脫了我們的追擊以後,可能重新折回,向西方駛去,進入大西洋。我們為我們的商船隊提心吊膽,而局勢又迫使我們使用全部可用的力量。為了監視北海的各個出口,我們組成了海上和空中的巡邏,此外一組強大的巡洋艦,把這種警戒擴展到挪威的沿海一帶,在大西洋的戰列艦"沃斯派特"號離開了它的護航隊,前往丹麥海峽進行搜索,在未能發現任何蹤跡以後,繼續繞過冰島的北部前進,與在北海擔任監視的艦隻會合。"胡德"號、法國的戰鬥巡洋艦"敦刻爾克"號以及另外兩艘法國巡洋艦,奉命開往冰島海面,而"卻敵"號與"狂暴"號亦從哈利法克斯港向同一目的地出發。到了25日,共有十四艘英國巡洋艦,帶同與之配合的驅逐艦和潛艇,在戰列艦的護衛下,仔細搜索北海的海面。但時運不佳,竟毫無發現,而且敵艦也沒有任何向西方活動的跡象。雖然氣候十分凜冽,這種辛苦的搜索,持續了七天之久。
  第五天,我們正在海軍部焦急地等待,並且仍然希望我們一定能夠捕獲這些輝煌的戰利品時,我們的無線電測向站聽到了一艘德國潛艇發報的聲音。我們根據這個事實,斷定我們在北海的戰艦之一,受到了敵人的襲擊。不久德國電台廣播,據稱以前擊沉"皇家橡樹"號的普裡恩艦長,在謝特蘭群島以東擊沉了一艘裝有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消息傳來時,我正和龐德海軍上將在一起。英國的公眾輿論對於英國船艦的沉沒,非常敏感;"拉瓦爾品第"號在英勇戰鬥以後被擊沉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的生命損失,如果繼續沒有予以報告,輿論對於海軍部一定會有嚴重的反響。人們也許會質問:
  "實力這樣薄弱的一艘軍艦,為什麼不給它強大的支援就讓它暴露?是不是德國的巡洋艦能夠任意活動,甚至闖入了我們主力艦隊防守的封鎖區?是不是襲擊的敵艦已經安然無恙地遁去?"
  我們立即發出一個電訊進行查詢,以解釋這個疑團。一個小時以後,我們重新聚在一起,但仍無回音。這時我們真是如坐針氈。我所以回想起這一件事,因為它表示了我和龐德海軍上將之間,以及我們和同時在場的湯姆·菲利普斯海軍上將之間的強烈的同志感情。我本於自己的責任感,說:
  "我負全部的責任。"龐德說:"不,這是我的責任。"我們在非常煩惱中,互相緊緊地握手。我們兩人在戰爭中雖然都已磨煉成為鐵石心腸的人,但在遭受這種打擊時,也不能不感到最難忍受的痛苦。
  但事實證明這並不是任何人的過錯。八小時以後,事實表明被襲擊的軍艦是"諾福克"號,而它沒有受到損壞。它沒有遇到任何潛艇,只是敵機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投了一枚炸彈。不過,普裡恩艦長卻不是一個誇大其辭的人。1"諾福克"號認為從烏雲密佈的天空投下的一枚炸彈,實際上卻是德國的一枚魚雷,差一點而沒有擊中目標,在船尾後面爆炸。普裡恩從潛望鏡中探望,看見水波湧起,但水波卻把前面的艦隻遮住了。他為了躲避預料中的炮擊,立即潛入海底。半小時以後,他浮起潛艇作第二次的瞭望時,視線不大清楚,也不再有巡洋艦的蹤跡。於是他便作了上述那樣的報告。我們深受痛苦之餘,這個消息使我們如釋重負,同時關於"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已經安然重返波羅的海的消息所造成的失望,也因此而稍稍減輕。現在我們知道,德國這兩艘軍艦,是在11月26日早晨,穿過我們在靠近挪威海岸巡邏的巡洋艦封鎖線的。當時因為重霧,雙方都沒有互相發現。如果有現代化的雷達,則一定可以發生接觸,不過那時還沒有這種雷達。人們的一般印象對海軍都頗為不利。關於海洋是非常廣闊的,或者海軍在許多區域內正在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所有這些情形,我們都不能使外界人士理解。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爭和受了若干嚴重的損失以後,我們在另一方面卻毫無可以表現的地方,而且我們仍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海軍在幹些什麼?"
  1參閱附錄(14)







第二十八章 磁性水雷 

  (1939年11月和12月) 
  和達爾朗海軍上將舉行會議--英、法兩國海軍情況--康平契先生--北方的水雷封鎖線--磁性水雷--一個忠誠的行為--技術方面--掃雷方法--"消磁設備"--磁性水雷的襲擊被克服並受到控制--報復方法--萊茵河中的漂浮水雷--"皇家海軍"作戰計劃
  11月的最初幾天,我前往法國和法國海軍當局舉行會議,討論聯合作戰問題。龐德海軍上將和我驅車前往距巴黎約四十哩的法國海軍總司令部。司令部設在諾阿耶公爵的古老別墅周圍的花園裡。開會以前,達爾朗海軍上將對我解釋法國處理海軍部事務的方法。我們討論作戰問題時,他不准許海軍部長康平契先生出席。這些問題純粹屬於專業的範圍。
  我說在英國,第一海務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動的。達爾朗說他瞭解這一點,但在法國情形則不同了。"但是,"他說,"部長先生將和我們共進午餐。"於是,我們廣泛地研究海軍事務,達兩小時之久,大部分意見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時,康平契先生來了。他知道他所處的地位,這時慇勤地招待我們進餐。
  我的女婿鄧肯·桑茲以我的隨員身份,坐在達爾朗旁邊。席間大部分時間,達爾朗向他說明,在法國制度下,文官部長所受的限制。臨行以前,我到別墅去拜訪公爵。他和他的家屬似乎非常憂鬱,但仍然引導我們參觀他們異常宏麗的房屋和珍貴的藝術品。
  晚上,我在裡茨飯店一間私人餐室裡,舉行小型宴會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愛國主義、他的熱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令人深深感動,使我非常欽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來和海軍上將相比,後者對自己的地位採取小心維護的態度,正在一條和我們截然不同的戰線上作戰。龐德的見解和我相同,雖然我們都瞭解達爾朗為法國海軍所做的一切努力。人們不應該低估達爾朗,同時也不應該不知道推動著他前進的動機。他認為他自己就是法國海軍,而法國海軍也擁護他為他們的首領和復興者。他擔任現職,已有七年之久,而海軍部長一職,則由時常更換的有職無權的人物來擔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設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議會中高談闊論而已。龐德和我同康平契相處,關係十分融洽。這個剛毅的科西嘉人從來沒有任何畏縮或沮喪。將近1941年初,他在維希政府的斥責下,鬱鬱寡歡地逝世,臨終遺言,對我寄以厚望。這些話,我將終身引以為榮。
  下面的聲明,是我在會議中就當時我們海軍情形所作的總結:
  海軍大臣致法國海軍部的聲明
  現在只有海戰已在激烈的進行中。潛艇對於貿易的襲擊,在1917年曾經幾乎致我們於死命,但現在已被英法反潛艇艦隻所控制。我們應該預計德國的潛艇,會有大量的增加(俄國可能借給他們一部分潛艇)。但只要我們採取迅速的和大規模的反措施,這也不必引起我們憂慮。英國海軍部的代表將就我們龐大的造艦計劃,作詳細的說明,但這個計劃必須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實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潛艇艦隻必須完成,並立即投入服役。
  (2)毫無疑問,我們的潛艇探測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戰中已知的任何儀器要好。它使兩艘魚雷艇能夠承擔1917至1918年間必須由十艘魚雷艇來承擔的任務,但這僅限於搜索。對於商船隊,數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隊必須有裝備潛艇探測器的艦隻護送,才能獲得安全。這既適用於商船隊,也同樣適用於戰艦。只有在潛艇對於法國或英國的船艦進行襲擊後,立即遭到潛艇探測器的反擊時,才能把潛艇戰敗。
  英國海軍部準備以潛艇探測器,供給和裝備每一艘法國反潛艇艦隻。所費很少,帳目可以在以後結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國進行裝備的法國艦隻,應立即著手準備;我們也要對每艘艦隻準備傳授方法,並加以訓練。這件工作,在潛艇探測器的發祥地波特蘭港進行最為方便,因為該港具有一切現成的設備。如果願意的話,我們計劃提供設備來裝備五十艘法國船艦。
  (3)但我們殷切希望法國海軍能增加它們裝有潛艇探測器的艦隻,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內參加服役的艦隻。在這一方面的工作佈置就緒後,我們可以在六個月以後來考慮1941年的情況。目前讓我們著眼於1940年,尤其是春夏兩季。1936年和1937年開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驅逐艦,極需在1940年潛艇戰達到頂峰以前,用來進行海洋護航。
  此外,在1939年開始建造或現正在計劃中的,還有十四艘小型驅逐艦,這些都將發揮可貴的作用而不致對於我們的人力與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總數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內完成。這些艦隻在裝備了潛艇探測器以後,在粉碎1940年的潛艇攻勢中,可以成為極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開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單桅掃雷艇,以及1938年造艦計劃中的十六艘獵潛艦,我們也大膽地認為是非常需要的艦隻。對於所有這些艦隻,我們願意提供潛艇探測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們將在它們完成以後加以裝備,好像一個作戰行動一樣。可是,我們認為,這些較小的艦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驅逐艦相比。
  (4)我們不應該忘記,一旦我們戰敗了潛艇,盟國艦隊就會獲得對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權,可能促使強大的中立國來援助我們,同時還可以從法英兩個帝國的各個地區吸取資源,維持貿易,從而收集為繼續作戰所需的財富。
  (5)英國海軍部對於能在1940年內完成的和在較晚時期完成的大型艦隻加以明確的劃分。特別是我們竭盡一切努力,設法在1940年內建成"英王喬治五世"號和"威爾士親王"號,如果可能的話,並使它們在秋季完成。這是很必要的,因為如果在這兩艘戰艦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麥"號忽然出現在海洋上,必將造成極大的不幸後果,我們既不能把它捕獲,又不能把它摧毀,它必將在海洋上通行無阻,並破壞所有的航運。但是法國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艦隻,即"黎歇留"號,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較早的時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兩艘新艦隻可以在1940年規定期限如期完成,則這艘艦隻當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這三艘主力艦參加作戰,那將成為海軍戰略上的一個極端嚴重的錯誤,並將引起不但是海軍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極不愉快的後果。因此我們希望,法國應該盡一切努力,使"黎歇留"號盡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關於英法海軍以後的主力艦,最好應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討論,到那時,我們將更加清楚地看出戰爭的趨向和性質。
  (6)英國海軍部對於法國同僚和同志們,從戰爭開始以來為了共同事業而給予我們的非常寶貴的幫助,願趁此機會表示謝意。這種幫助。已遠遠超過了戰前所作的一切允諾或協議。在護送從塞拉利昂返國的商船隊方面,法國巡洋艦和驅逐艦所作的貢獻,絕非任何其他辦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沒有它們的幫助,盟國商船一定會遭到更大的損失。法國的巡洋艦和掃雷艇與法國戰艦"敦刻爾克"號相配合,保護商船隊到達我國西部海岸入口處,而且在當時也是擊退德國襲擊艦的唯一力量。法國潛艇留駐特立尼達附近,也是最受歡迎的幫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斷護送往來於直布羅陀和佈雷斯特之間的商船隊的兩艘驅逐艦,它們對於我們的海軍力量是一個重大的支援,因為我們的海軍力量雖然巨大而且不斷地增長,但仍然是非常緊張。
  最後,對於法國給予"阿爾戈斯"號航空母艦的種種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氣候中訓練英國海軍的飛機駕駛員,我們非常感謝。
  (7)對於比較一般的戰爭形勢的考察:因為敵人海軍沒有作戰的界限,這就要求我們只能將我們的海軍力量廣泛分佈在各大海洋上;我們現有七個或八個英國的搜索艦隊,另增加了兩個法國的搜索艦隊,每一個艦隊都有能力捕獲或摧毀一艘類如"德意志"號的敵艦。我們現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實行巡邏。結果使襲擊艦不敢對商船隊加以損害,而在戰前我們以為它們一定會這樣做的。實際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運線上,幾星期以來一定有過一艘、甚至兩艘像"德意志"號的襲擊艦的出沒,但鑒於它們的毫無成就,使我們對於這類以前認為是極端危險的襲擊,覺得稍為放心。我們當然也不能說,它今後一定不會以更激烈的方式捲土重來。
  英國海軍部毫不反對將大型艦隻編成適合的艦隊,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襲的海洋中廣泛游弋,並為盟國在廣闊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顯的控制。
  (8)我們不久即將著手將加拿大和澳洲軍隊的先頭部隊輸送到法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將我們所有的搜索艦隊廣為分佈,比較方便。許多橫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隊,也有必要派遣戰列艦加以護送。雖然氣候酷寒,但我們仍要繼續維持從格陵蘭到蘇格蘭的北方封鎖線。在這條封鎖線上,共有商船改裝的巡洋艦二十五艘輪流值勤,由四艘裝有八吋口徑大炮的萬噸巡洋艦作為後援,在這後面,我們始終保持著英國海軍的主要戰鬥力,即最新式的戰列艦"胡德"號或另一艘巨艦,所有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企圖突破封鎖出來時,也能夠應戰或追擊。鑒於波羅的海的形勢,我們認為敵人不大可能這樣使用這兩艘戰艦。
  雖然如此,我們始終保持為應付它們所必需的力量。
  我們希望由於兩個盟國的海軍繼續採取這種戰略,意大利不致被誘惑來參加對我們的戰爭,而德國的敵對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滅。
  法國海軍部在答覆中,說明他們事實上正在積極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種艦隻,並且欣然接受我們關於安裝潛艇探測器的提議。不但"黎歇留"號將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讓·巴爾"號也將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龐德海軍上將向我提出建議,準備在蘇格蘭和挪威之間,重設水雷封鎖線。在1917年至1918年間,英美兩國海軍部曾在這裡敷設水雷封鎖線。我不喜歡這種作戰方法,因為它主要是防禦性的,並且企圖以消耗大量的物資來代替決定性的行動。然而我逐漸地被迫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將計劃提交戰時內閣。
          北方水雷封鎖線
          海軍大臣備忘錄
  經過反覆的考慮以後,我向我的同僚們推薦這個計劃。毫無疑問,這個計劃在完成以後,對於德國的潛艇和海面襲擊艦的外出和返回將造成巨大的障礙。它似乎是預防潛艇戰日趨劇烈的一種謹慎的措施,同時也是防止俄國參加我們的敵人一方這種危險的有力保證。依靠這一措施,我們將封鎖住所有的敵艦,並且對於波羅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這種進攻性的佈雷區的要點是使用優勢的海軍力量不斷警戒,使敵人無法掃除水雷,打通航道。在佈雷區成立以後,我們會感到在外海的行動,將遠比現在自由。佈雷區逐漸地但卻無情地擴展,這將為敵人所瞭解。但是對於敵人的士氣,它將產生一種沮喪作用。它所需的費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項已經由財政部撥出,而北方水雷封鎖線,是應用這種作戰手段(即佈雷)中的最好方法。
  這代表了最高級的專家意見,當然也正是在一個嚴肅而明智的內閣中容易獲得通過的方案。可是由於形勢的發展它被拋在一邊;但到那時,大量的金錢已被用掉。為這個封鎖線製造的水雷,在以後完成其他的任務方面卻很合用。
      ※      ※      ※
  不久,一種新的可怕的危險又威脅著我們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間,有將近十二艘商船在我們海港的入口處觸雷沉沒,而這些地方是曾經進行了適當的掃雷工作的。海軍部立即懷疑敵人使用了一種磁性水雷。對於我們來說,這並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戰結束時,我們也曾小規模地使用過。在1936年,海軍部的一個委員會曾經研究過對抗磁性導炸裝置的方法,但是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對付磁性魚雷或浮雷,在當時並沒有完全認識到使用船隻或飛機,把很大的地雷,敷設在相當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損害。如果沒有一個這種水雷的樣品,就不可能想出補救的辦法。9月10月期間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屬於盟國和中立國的船隻,總數達到了五萬六千噸。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陰險地暗示說,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無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韋爾,龐德海軍上將焦急異常地來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處被擊沉了。英國的港口,每天有幾百艘船隻進出,而我們的生存就依靠它們的往來航行。希特勒的專家們一定告訴了他,這種襲擊方法可以置我們於死地。所幸的是,他開始只能採取小規模的行動,而且儲存數量和製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運之神也更直接地袒護著我們。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時之間,有人看見一架德國飛機,將一個附在降落傘上的巨大物體,投入靠近休伯裡納斯的海中。這裡的海岸周圍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顯露出來。因此事情立即變得明顯,不論投下的是什麼東西,等到潮退以後,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撈起。這真是我們的大好機會。當晚午夜前,負責發展水下武器的海軍機構--"韋爾農"號軍艦上兩個技術高超的軍官,即奧夫裡和劉易斯海軍少校,被召到海軍部來,第一海務大臣和我接見他們,並聽取他們的計劃。到次晨一時三十分,他們已乘車出發,前往紹森德著手危險的打撈工作。23日,天未破曉,在一片漆黑中,僅僅憑借一盞信號燈的微光,他們在滿潮標大約五百碼下面,發現了水雷,但當時正當漲潮,他們只能略加審視,並作好準備,等下一次漲潮過後再加處置。
  危險的打撈工作在下午很早就開始了,那時候又發現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還有第二枚水雷。奧夫裡和上士鮑德溫處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劉易斯和二等水兵維恩庫姆則站在安全距離以外等待,以防萬一。在每一次預定的工作完成以後,奧夫裡以信號通知劉易斯,以使已經瞭解的情況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時加以利用。最後,他們必須集合四人之力才能處理第一枚水雷,但他們的技能和熱誠卻獲得了充分的酬報。當晚奧夫裡等人到海軍部來,報告水雷已經完整地撈起,並正在運往樸次茅斯,以便作詳細的檢查。我熱情地接見他們。我在最大的房間裡,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軍官和官員,聽眾異常激動地傾聽打撈經過,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從這時起,整個局勢就改變了。從以前的研究所獲得的知識,現在可以立即用來創造實用的方法,以便制服這種性質特殊的水雷。
  我們發動了海軍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識;不久,試驗和實驗工作就開始產生實際的效果。威克-沃克海軍少將奉命負責協調當時所需要的各種技術措施。我們同時向各方面開展工作,第一是先尋求積極的手段,以新式的掃雷和引動雷管的方法來摧毀水雷;第二是尋求消極的防禦手段,在水雷未經掃除、或未經有效掃除的航道內,設法使一切的船隻防禦可能遇到的水雷。為了達到這第二個目的,我們發明了一種以電纜圍繞船身而使船隻消磁的有效方法。這種方法稱作"消磁法",立即應用到各式各樣的船隻。商船就在我們各主要港口安裝這種裝置,以便不致耽擱它們的行程;在艦隊方面,因為擁有受過高度訓練的皇家海軍技術人員,工作的進展便大大地簡化了。凡對技術細節不厭煩瑣的讀者,可以參閱附錄(13)有關這些發展的記載。
      ※      ※      ※
  艦隻遭到嚴重損失的事件,仍繼續發生;新巡洋艦"貝爾法斯特"號在11月21日在福思灣觸雷,12月4日,戰列艦"納爾遜"號又在進入尤灣時觸雷,但這兩艘軍艦居然都能繼續駛到一個有船塢的港口。在這個時期內,損失了兩艘驅逐艦,除了佈雷艇"冒險"號以外,還有兩艘驅逐艦在東海岸受了創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關於"納爾遜"號的損壞,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為止,由於我們嚴守秘密,德國諜報機關竟始終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從事件發生起,在英國就有好幾千人,必須知道事實的真相。
  經驗不久使我們知道了新的更簡單的消磁方法。這種成功在振奮士氣方面發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們賴以挫敗敵人的努力,主要還是依靠了掃雷艇的忠誠、勇敢和堅忍的工作,以及技術專家們勤奮的才幹,他們設計並提供了掃雷艇所用的一切設備。從這時候起,雖然仍有許多令人焦慮的時期,但水雷的威脅始終受到了控制,而這種危險也終於開始減輕。到了聖誕節,我能夠寫這樣的信給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這裡一切都很平靜,但我想你也許願意知道,我們對付磁性水雷已經獲得了顯著的成功。我們最初採用的兩種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經過證明都是有效的。有兩個水雷給磁性掃雷器炸掉,另外兩個給帶著粗電纜圈的駁船炸掉。這是在港口A〔尤灣〕發生的情況,我們"有趣的病人"〔"納爾遜"號〕還正在該處等待航道掃清以後,回到樸次茅斯的療養院去。同時,看來要使戰艦和商船消磁,還有一個簡單、迅速和省錢的方法。我們一切最好的設計現在都已接近〔完成〕。飛機和磁性船--"博爾德"號--在十天以內即能應用,我們確信由於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險,不久即可消除。
  我們也正在研究類似這種襲擊的其他變化方式,即音響引爆水雷和超聲波水雷。三十名熱心的專家正在研究這些可能性,但我現在尚不能說他們已找到了解決的方法……
  關於海戰的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當時,在我們的全部戰時努力中,必須用來制服水雷的佔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資和金錢從其他的任務方面撥過來,僅僅在掃雷艇方面,便有好幾千人日以繼夜地冒著生命的危險擔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數達到了頂峰,當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幾達六萬之多。任何困難都不能挫敗商船船員的銳氣;隨著水雷襲擊的日趨可怕複雜和我們反擊措施的日益有效,他們的精神更為振奮。他們艱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氣拯救了我們。我們賴以生存的海上航運,終於能不斷地照常往來。
      ※      ※      ※
  磁性水雷最初的衝擊,使我深為震動,除了採取迫使我們應用的一切保護措施外,我也尋求一種報復手段。戰爭前夕,我去視察萊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極其重視德國這條極端重要的動脈。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軍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萊茵河的問題。鑒於這條河當時正由許多中立國家的船隻利用,我們除非等到德國人對我們首先發動這種不擇手段的戰爭以後,否則便不能採取這種行動。現在他們已把水雷投在英國港口,不擇手段地炸沉了我們的船舶,我認為正當的報復方法,是在萊茵河中採取類似的、在可能範圍內更為有效的水雷襲擊。
  因此,在11月19日,我發出了幾個節略,其中以下面一個最確切地說明了計劃的詳情:
  海軍部軍需署長(和其他人員)
  (1)為進行報復起見,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萊茵河中。這在斯特拉斯堡至勞特之間的任何地點都很容易辦到,在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國的領土。甘默林將軍對於這個設想很感興趣,並請我為他擬定實行的計劃。
  (2)我們應該清楚地觀察一下我們的目標。萊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駁船往來航行,而且它是德國的貿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動脈。這些駁船的結構只是為了河道運輸,並不具備雙龍骨,亦無隔艙分成的大分艙。這類細節,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萊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橋,這些都是德國集中在薩爾布呂肯--盧森堡區域的軍隊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種小型的,也許沒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約每小時七哩,在通常的情況下,大約三四哩,但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須有一種計時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離後才能發生危險,這樣可以使它遠離法國領土,並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擴展到萊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澤爾會流處或更遠的地方。水雷在到達荷蘭領土之前,應能由這個計時器使它自動沉沒,或者最好是自動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經過了規定的並且可以變更的距離以後,必須一經輕微的接觸,即能爆發。除了上述各種特點外,水雷如能在經過一定時間的擱淺後,自動爆炸,那是更好,因為這樣就能在德國河岸兩旁,很容易地散佈恐怖情緒。
  (4)此外,水雷必須在水面以下適當的距離漂浮著,這樣可以使它在漲水中不能被人發現。我們應當設計一個用壓縮空氣的小唧筒來推動的水壓活塞。我並沒有計算過,但我認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時。另一種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偽裝的球狀物--鐵皮的空殼--這可以造成混淆,並使對方要想設法應付也束手無策。
  (5)他們會如何對付這種水雷呢?顯然他們會在河中架起鐵絲網;但是從上游漂浮下來的破損船隻,會把鐵絲網弄毀,並且除在邊境以外,鐵絲網對於水上交通也是一種極大的不便。無論如何,當我們的水雷撞到了鐵絲網而停止前進時,它也會爆炸,在鐵絲網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數更多的爆炸以後,航道將又重新打開,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過去。同時還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將鐵絲網炸開。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禦方法,但負責研究這個問題的官員,或許能想到一些辦法。
  (6)最後,因為這些水雷將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進行,數月不斷,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須牢記住,製造水雷的方法必須簡單,以便能夠大量生產。
  戰時內閣贊成這個計劃。他們認為在德國人利用磁性水雷對前來英國港口的盟國和中立國一切船隻進行襲擊和破壞後,我們為了反擊起見,使萊茵河上全部頻繁的航運,像我們可能做到的那樣,陷於癱瘓,這當然是正確而恰當的措施。
  我們得到了必要的允許和優先權以後,工作立即開始迅速進行。我們和空軍部共同制定了計劃,用飛機在萊茵河的魯爾段敷設水雷。我將這件工作完全委託給菲茨傑拉德海軍少將,他在第一海務大臣的指導下工作。這個極有才能的軍官作出了極大的個人貢獻,但後來在指揮一個大西洋護航隊時以身殉職。技術上的問題都已經解決。水雷的大量供應也毫無問題,並有幾百個熱誠的英國水手和水兵被組織起來,以備時間一到,即能出動來從事敷雷工作。這都是11月間的情況,而我們在明年3月以前還不能準備就緒。無論在和平時期或在戰時,如果在你這一方面,某種積極的措施將要實現總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戰 

  海面的襲擊艦--德國袖珍戰列艦--德國海軍部的命令--英國搜索艦隊--美洲的三百哩界限--我們向美國的提議--國內的憂慮--"德意志"號的慎重--"施佩伯爵"號的大膽--艦長朗斯多夫的策略--普拉特河口外哈伍德海軍准將的艦隊--他的遠見與幸運--12月13日的遭遇戰--朗斯多夫的錯誤--"埃克塞特"號失去戰鬥力--德國袖珍戰列艦的退卻--"埃阿斯"號與"阿溪裡"號的追擊--"施佩"號逃入蒙得維的亞港--12月17日我給首相的信--英艦集中蒙得維的亞--朗斯多夫接到德國元首命令--"施佩"號的鑿沉--朗斯多夫自殺--對英國商船最初的海上襲擊結束--"阿爾特馬克"號--"埃克塞特"號--普拉特河口外戰爭的影響--我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 
  雖然潛艇的威脅,使我們受到最大的損害和承擔最大的風險,但是海面襲擊艦對我們的海洋貿易的襲擊,如果讓它持續下去,甚至更為可怕。凡爾賽和約准許建造的三艘德國袖珍戰列艦,在設計時,德國人就有深謀遠慮,準備將它們作為襲擊商船的戰艦。它們的六門十一吋口徑的大炮,二十六浬的速度,以及裝備的鐵甲,通過巧妙的技術,都壓縮在一萬噸排水量的限度以內。任何一艘單獨的英國巡洋艦,都不是它們的敵手。德國裝備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比我們的巡洋艦更加現代化,所以,如果用來襲擊商船,恐怕也是一個可怕的威脅。
  此外,敵人也許還使用裝備著重型武器的偽裝商船。1914年"埃姆登"號和"克尼希堡"號的劫掠事件,以及我們被迫聚集了三十多艘戰艦和武裝商船來消滅它們的情景,在我們的記憶中,至今仍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在這場新的戰爭爆發前,就有許多謠傳,說有一兩艘袖珍戰列艦已經從德國駛出。我們本土艦隊曾經進行搜索,但毫無結果。我們現在知道,"德意志"號和"海軍上將施佩伯爵"號兩艘軍艦,都是在8月21日和24日之間從德國出發的,並在我們組織封鎖線及北方巡邏艦隊以前,已穿過危險區而在海洋中任意航行。9月3日,"德意志"號通過丹麥海峽後,就潛伏在格陵蘭附近一帶。"施佩伯爵"號穿過了北大西洋的貿易航線而未被發現,已經到達亞速爾群島以南很遠的地方。這兩艘軍艦,各有一艘補助艦結伴駛行,以供應燃料及其他物品。它們最初都毫無活動,隱沒在遼闊的海洋之中。除非它們從事襲擊活動,否則就不會獲得戰利品。同時,只要它們不進行襲擊,它們也不會遇到任何危險。
  8月4日德國海軍部發佈命令,其見解是很高明的:
  戰時任務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手段,來阻撓並摧毀敵人的貿易航運……如果遇到敵人的海軍,即使它們處於劣勢,也只有在有利於完成主要任務的情況下,才可以和它們交鋒……
  在作戰區域,應時常變更所在的地點,這樣就可以使敵人捉摸不定,而且即便沒有獲得明顯的結果,至少也可以限制敵人商船的行動。此外,暫時離開當地,前往遙遠的區域,也可以使敵人更加感到撲朔迷離。
  假使敵人竟然使用優勢力量來保護他們的航運,而使我們不能獲得直接的結果,那麼,僅就敵人的航運受到這種限制來說,也足以表明我們已經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補給狀況。
  假如袖珍戰列艦繼續留在敵人的護航區,我們也可以獲得有價值的結果。
  英國海軍部,對於所有這些充滿智慧的見解,也不得不痛心地表示同意。
      ※      ※      ※
  9月30日,英國一艘五千噸的郵船"克萊門特"號在單獨航行中,在伯南布哥海面為"施佩伯爵"號擊沉。這個消息,使英國海軍部大為震動。這正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信號。
  於是,許多搜索艦隊立刻組成,包括我們一切可利用的航空母艦,另有戰列艦、戰鬥巡洋艦和巡洋艦加以協助。根據一般判斷,由兩艘或更多的軍艦組成的搜索艦隊能夠截獲和擊毀一艘袖珍戰列艦。
  總計在以後的幾個月中,為了搜索兩艘襲擊艦,需要組成九個搜索艦隊,包括二十三艘強大的軍艦。我們為了保護重要的北大西洋商船隊,又被迫加派了三艘戰列艦和兩艘巡洋艦,擔任額外的護衛。這些需要,對我們本土艦隊和地中海艦隊的實力來說,是非常嚴重的削弱,因為我們必須從這些艦隊中抽出十二艘最強大的軍艦,其中包括三艘航空母艦。
  各個搜索艦隊從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分佈很廣的各個根據地出發,能夠遍及我們的船舶所經過的各主要焦點區域。敵人要襲擊我們的貿易航運,就不免置身在至少一個搜索艦隊力量所及的範圍之內。為了使人們對於這些搜索活動的規模,獲得一個概念,我把搜索活動達到高潮時期的各個搜索艦隊,列成一個完備的一覽表。
      ※      ※      ※
  在這個時期,美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戰爭盡可能地遠離他們的海岸。10月3日,二十一個美洲共和國的代表在巴拿馬集會,決議宣佈一個美洲安全區域,主張確定一個距離他們海岸三百到六百哩的區域,在這區域內,不得發生戰爭行動。我們也非常希望使得戰爭不擴展到美洲的水域--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也對我們有利。因此,我迅速通知羅斯福總統,假如美國要求各交戰國都尊重這個安全區域,那麼,我們將立即宣佈願意接受他們的願望--當然,其條件是我們按國際法應享有的權利能夠得到尊重。假如這個安全區能夠有效地加以維持,我們並不計較這個區域的範圍向南延伸到什麼地方。這個安全區如果僅僅由幾個弱小的中立國家來擔任戒備,則我們對於接受這個建議,就不免感到很大的困難;但是,假如是由美國海軍來擔任戒備,我們便十分安心。在南美沿海一帶巡弋的美國軍艦愈多,我們也就愈加感到滿意;因為這樣一來,我們正在搜索的德國襲擊艦,或許寧願離開美洲國家的領海,而轉往南非的貿易航線,在那裡我們準備對付它們。但是,假如有一艘海面襲擊艦,竟然從美洲安全區出發展開活動,或逃入這個安全區避難,我們希望應該有所保障,或者允許我們實行自衛,以免遭到襲擊艦的危害。搜索艦隊組織表--1939年10月31日
  a04.htm
  北大西洋商船隊增加的護航艦:
  戰列艦:"復仇"號、"堅決"號、"沃斯派特"號。
  巡洋艦:"綠寶石"號、"企業"號。
  在這段時期,我們對於在10月5日與10日間,好望角航路上發生的三艘船舶被擊沉的事件,還沒有獲得確實的消息。所有這三艘船,都是單獨作歸國航行的。我們沒有接到它們求援的信號,但因它們逾期很久猶未到達,這才引起了疑慮。過了若干天,我們才能斷定它們已成為襲擊艦的犧牲品了。
  我們的海軍力量必須分散,尤其是因為我們的主要艦隊,隱蔽在英國的西部沿海一帶,這就使我和其他人感到焦慮。
  第一海務大臣及海軍副參謀長:1939年10月21日
  敵艦"捨爾"號最初在伯南布哥附近海面出現,以後它的行蹤詭秘,不知去向,以及為什麼它不襲擊貿易航運,這就使人不得不發生疑問:德國人是否要挑動我們把剩餘的船艦,作廣泛的分散,假使如此,究竟為了什麼目的?正如第一海務大臣所說的,論理他們當然應該希望我們把船艦集中在國內水域,以便成為他們空襲的目標。不但如此,他們怎樣預料我們對於"捨爾"號出現在南大西洋的傳說,將作出什麼程度的反應?敵人的所有這些行動,看起來好像都是漫無目標的;然而德國人卻不是一個無緣無故採取行動的民族。
  你能確定這就是"捨爾"號,而不是一個詭計或假消息嗎?
  我聽到德國無線電吹噓,他們正在把我們的艦隊驅出北海。在目前,這種說法卻並不像他們以往胡謅的許多謊言那麼虛假。因此,東部沿海或許會遭到海面軍艦襲擊的危險。我們是否能夠調派我們自己的潛艇隊駛出海外,部署在敵人進犯的可能路線附近活動?它們或許需要一艘保護它們的驅逐艦,來替它們偵察敵情。它們活動的地點,應該在遠離我們拖網船的監視線以外。很可能不久就會發生某種變故,因為我們為了爭取時間,現在已經作了相當距離的後退。
  我是最不願意煽起"侵略恐怖"的人。我在1914年到1915年的最初時期,曾不斷地同這種思想鬥爭。儘管如此,參謀長委員會應該很好地考慮,譬如說有兩萬人渡海而來,在沿岸附近有深水的哈里奇或韋伯恩灣登陸,試問將會發生什麼情況?這兩萬人的入侵可能使霍爾·貝利沙先生對其大軍的訓練具有遠比現在預期的更為現實的意義。現在黑夜漫長,對於敵人的這種企圖,頗為有利。陸軍部對於預防這種非常事變,是否有任何佈置?必須記住,我們現在在北海處於什麼地位。我並不認為這種情況真的就要發生,但實質上是很有可能的。
  "德意志"號原來企圖侵擾我們橫渡西北大西洋的生命線,但是它對自己奉到的指令,作了透徹慎重的解釋。在它進行兩個半月的巡弋期間,始終沒有接近過我們的護航隊。由於它決心竭力避開英國的艦隊,因此它只擊沉了兩艘船,其中一艘是挪威的小船。第三艘船,是美國的"燧石城"號,在載貨前往英國途中,被它俘獲,但後來卻在挪威的一個海港被德國人釋放。11月初,"德意志"號重新駛過北極的海洋,潛返德國。然而,這艘強大的軍艦出現在我們主要的貿易航運線上,僅僅這個事實,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樣,已經對我們在北大西洋的護航艦艇和搜索艦隊造成了嚴重的壓力。事實上,我們寧願它出來活動,而不願受它含有的那種隱晦的威脅。
  "施佩伯爵"號卻比較大膽而富於想像力,因此它不久便成為南大西洋中的注意中心。10月中旬,盟國的強大海軍,就在這個廣闊海域,展開了活動。一支艦隊包括以弗裡敦為根據地的航空母艦"皇家方舟"號和戰鬥巡洋艦"聲威"號,會同法國一支由兩艘重巡洋艦組成的分艦隊,以及以達喀爾為根據地的英國航空母艦"赫爾米茲"號。在好望角還有"蘇塞克斯"號及"希羅普郡"號兩艘重巡洋艦;同時在南美東部沿海一帶,為了保護至普拉特河與里約熱內盧的重要的航運起見,則有哈伍德海軍准將的艦隊,包括"坎伯蘭"號、"埃克塞特"號、"埃阿斯"號及"阿溪裡"號。"阿溪裡"號是一艘新西蘭軍艦,艦上官兵主要是新西蘭人。
  "施佩"號的作法是,在某一地點短暫地出現,找到了一個犧牲品以後,重又隱沒在蒼茫無邊的大海中。從它在好望角航線以南較遠的地方第二次出現,僅僅擊沉了一艘商船以後,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再發現它的蹤跡。在這一個月期間,我們各搜索艦隊,便在所有各個區域內,四處搜索,並且指示印度洋方面的艦隊,保持特別警戒。其實,印度洋就是它的目的地。11月15日,它在馬達加斯加島與非洲大陸之間的莫桑比克海峽,擊沉了一艘英國小油船。這樣,作為一個聲東擊西的策略,它在印度洋出現,以便把搜索艦隊引到那個方向,然後,它的艦長--富有才智的朗斯多夫--便迅速折回,並且取道好望角南面較遠的航線,重又進入大西洋。我們事先並不是沒有料到這種行動,但是因為它迅速撤退,使我們要想攔截它的計劃歸於失敗。海軍部根本弄不清究竟事實上是一艘,還是兩艘襲擊艦,在進行詭秘的活動。於是,我們便要同時在印度洋和大西洋兩處竭力搜索。這時我們還以為"施佩"號就是它的姊妹艦"捨爾"號。由於敵人的力量和我們被迫採取的對付手段很不相稱,確實使我們煩惱。這就使我回想起1914年12月間,先在科羅內爾,後來在福克蘭群島作戰以前令人焦慮的幾個星期,那時,我們必須在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七八個地點,同時做好準備,等待馮·施佩海軍上將率領以前的"沙恩霍斯特"號及"格奈森諾"號前來作戰。二十五年已經過去了,而令人困惑的難題仍是一樣。
  因此,當"施佩"號在好望角與弗裡敦之間的航路上重新出現,在12月2日擊沉兩艘船隻,並在7日又擊沉了一艘,這個消息使我們確實感到如釋重負。
      ※      ※      ※
  從戰爭開始後,哈伍德海軍准將的特別使命和職務,就是保護普拉特河口外及里約熱內盧海面的英國航運,他深信"施佩"號遲早要向普拉特河駛來,因為在這一帶,它可以掠取極其豐富的捕獲品。他已經周密地考慮了在發生遭遇戰時將要採取的戰術。他所指揮的八吋口徑大炮巡洋艦"坎伯蘭"號及"埃克塞特"號,六吋口徑大炮巡洋艦"埃阿斯"號及"阿溪裡"號,聯合起來,不但能夠截獲,而且可以擊毀敵艦。但是,由於燃料和修整方面的需要,這四艘軍艦似不大可能在"預期的那一天"同時應戰。假如情況果然如此,那就很難有把握了。哈伍德一聽到"多里斯明星"號在12月2日被擊沉的消息,便作出了正確的預測。雖然"施佩"號還在三千哩外,但他斷定它將要向普拉特河駛來。他非常幸運而又明智地估計"施佩"號可能在13日這天到達。他命令所有可以作戰的艦艇,在12月12日在該處集中。可惜"坎伯蘭"號這時正在福克蘭群島修理;但是,到了13日早晨,"埃克塞特"號、"埃阿斯"號及"阿溪裡"號已集合在普拉特河口外航路的中心。到了上午六點十四分鐘,果然看見東方升起了黑煙。望眼欲穿的遭遇戰,已經來臨了。
  哈伍德駐在"埃阿斯"艦上,從事調度他的艦隻,使各艦從彼此相隔很遠的方向來炮轟這艘袖珍戰列艦,使敵艦的炮火顧此失彼。他以最高的速度,率領他的小型艦隊向前進逼。"施佩"號艦長朗斯多夫最初瞥見小艦隊時,以為只需要對付一艘輕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所以也以最高速度向前駛去;但是,片刻以後,他認出了他的敵手的實際情況,就知道一場生死決鬥已經臨頭了。雙方的艦隻現在以每小時將近五十哩的速度迅速接近。朗斯多夫這時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來作出決定了。他應該採取的正確行動是立刻掉頭駛去,在盡可能的長時間內,使他的敵手處在他那十一吋口徑大炮的射程和威力的優勢之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艦隻最初無法發炮還擊。這樣,由於他能夠毫無阻礙地進行炮擊,這就可以使他一方面加快自己的速度,另一方面迫使對方減低速度,從而擴大雙方的距離。他也很可能不等到任何一艘敵艦向他發炮轟擊以前,就給它以沉重的打擊。可是相反地,他卻決定繼續向前逼近"埃克塞特"號。因此,雙方幾乎同時開始作戰。
  哈伍德海軍准將的戰術,證明是有利的。"埃克塞特"號艦上所有的八吋口徑大炮,一齊發射,在戰鬥剛一開始就擊中了"施佩"號。同時兩艘六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亦進行了猛烈而有效的炮擊。不久"埃克塞特"號被一枚炮彈擊中,除將B號炮塔擊毀外,並將所有的艦橋交通毀壞,而所有在艦橋上的人員幾乎非死即傷,同時該艦也暫時失去了控制。但這時,兩艘六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攻勢猛烈,敵艦不能再予忽視,因此"施佩"號便把它的主要炮火移向它們,這樣就使"埃克塞特"號在危急之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這艘德國戰艦處在三面夾攻之中,感到英國戰艦的攻勢過於猛烈,不久以後,便放出一道煙幕,轉身離開,顯然是企圖駛向普拉特河。朗斯多夫本來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施佩"號掉頭駛去以後,又重新炮轟已被十一吋口徑炮彈擊傷的"埃克塞特"號。該艦所有的前炮都被毀壞,腹部發生猛烈的燃燒,艦身嚴重傾斜。艦橋發生爆炸時,艦長貝爾未曾受傷;他便和兩三名軍官集合在後面的操縱台,使用一座碩果僅存的炮塔,使該艦繼續戰鬥,直到七點三十分,由於壓力不足,最後一個炮塔也失去了戰鬥力。這時他已無能為力了。到了七點四十分,"埃克塞特"號就轉身駛去修理,不再參加作戰了。
  "埃阿斯"號和"阿溪裡"號,這時已經開始追擊敵艦,它們以極度奮發的精神,繼續作戰。"施佩"號用艦上所有的重炮向它們轟擊。七點二十五分,"埃阿斯"號兩座後炮塔被擊毀,"阿溪裡"號亦遭到損傷。這兩艘輕巡洋艦的炮火威力,不能同敵艦相匹敵,而駐在"埃阿斯"艦上的哈伍德,發覺他的炮彈逐漸短少,決定終止戰鬥,以待夜晚,因為到了晚上,他將有較好的機會來有效地使用輕便武器,或許可以使用魚雷。因此,他便在一陣煙幕的掩護下,轉身駛去,而敵人亦未追趕。這次猛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在這天剩下的時間內"施佩"號向蒙得維的亞進發,英國巡洋艦緊隨其後,彼此僅只偶而炮擊。午夜過後不久,"施佩"號進入蒙得維的亞港,停泊在該處修理艦上被損壞的部分,裝載必需品,將傷員送到岸上,把艦上人員換乘一艘德國商船,並將情形報告德國元首。"埃阿斯"號和"阿溪裡"號則停泊在港外,決定如果德艦敢於駛出港外,就緊追不放直到將它摧毀為止。其間,在14日夜晚,"坎伯蘭"號已經從福克蘭群島以最高的速度駛來,接替了嚴重損壞的"埃克塞特"號。
  這艘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的來到,使一種不定的局勢,又勉強地恢復了平衡。
  13日,我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海軍部的作戰室,以異常興奮的心情,密切注視著這場動人心魄的海戰的戲劇性發展。那一天,我們的憂慮並沒有終止,張伯倫先生這時正在法國訪問我們的遠征軍。17日,我寫信給他說:
  1939年12月17日
  如果"施佩"號今天晚上萬一突圍而出,我們希望以裝備八門八吋口徑大炮的"坎伯蘭"號來代替六門大炮的"埃克塞特"號繼續進行13日那天的戰鬥。"施佩"號現在知道,我們的"聲望"號及"皇家方舟"號正在里約熱內盧加油,因此,這是它的最好的機會。"多塞特郡"號及"希羅普郡"號正從好望角駛來,分別需要三天和四天才能到達此間。在"坎克塞特"號遭受嚴重創傷時,幸而"坎伯蘭"號就在福克蘭群島,可以準備使用。"埃克塞特"號受到一百多次的炮轟,一座炮塔被擊碎,三座炮失去作用,官兵死亡六十人,受傷二十人。"埃克塞特"號和敵方優勢射程炮力相搏鬥,確實進行了一次最英勇、最果敢的戰鬥。現在已經採取一切可能想像的戒備,防止"施佩"號的乘機潛逃,並且我已通知哈伍德(他現在是海軍准將和榮譽爵士司令),在三百哩以外的任何地點,他可以自由對該艦進行襲擊。但我們寧願讓它拘留起來,因為拘留比在戰鬥中沉沒,更有損於德國海軍的威望。
  不但如此,像這一類的戰鬥,是富於危險性的,而我們絕不應該造成無謂的流血。
  加拿大軍隊全部人員,在主要艦隊的保護下,已經在今天早晨平安到達,受到了安東尼及梅西的歡迎,而且我相信格裡諾克及格拉斯哥的大多數人也會同樣歡迎。我們準備給予熱誠的接待。他們將要開往奧爾德肖特,我想不久你一定會親自去看他們的。
  今日東部沿海一帶,從威克到多佛有過十次空襲,襲擊單獨航行的船舶,其中有些商船,由於敵人洩憤而受到機槍掃射。有一些人在甲板上中彈。
  我確信你在前線的時候,一定過得非常愉快,而且我希望你會覺得,變換環境是最好的一種休息。
  當我們一聽到海戰發生時,我們就立即命令一些強大的艦隊集中在蒙得維的亞海面,但是我們的搜索艦隊,當然廣佈分散各處,沒有一個艦隊是在距離戰區二千哩以內。在北方,包括"聲威"號及"皇家方舟"號的K搜索艦隊,十天前從開普敦開始,正在完成一項掃蕩的任務,現在已經到達伯南布哥以東六百哩及距蒙得維的亞二千五百哩的地點。在北面更遠的地方,巡洋艦"海神"號和三艘驅逐艦剛和法國的X搜索艦隊分開,向南駛去,以便同K搜索艦隊會合。所有這些艦隊,都奉命駛往蒙得維的亞;它們必須先得到里約熱內盧加添燃料,但是我們設法造成一種印象,使外界認為它們已經離開里約熱內盧,正以三十9304的時速駛往蒙得維的亞。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H搜索艦隊在非洲沿海從事擴大的掃蕩後,正在返回好望角途中,準備在該處增添燃料。只有"多塞特郡"號是在開普敦,可以立即調用,於是,它便立刻奉命去增援哈伍德海軍准將,但相距尚有四千多哩的航程。後來又有"希羅普郡"號跟著出發。此外,為了防範"施佩"號可能向東南逃逸起見,此時正在德班的Ⅰ搜索艦隊,現在包括"康沃爾"號、"格羅斯特"號以及來自東印度群島基地的航空母艦"鷹"號在內,都由南大西洋方面的艦隊總司令指揮。
      ※      ※      ※
  與此同時,"施佩"號艦長朗斯多夫在12月16日發給德國海軍部的電報如下:
  蒙得維的亞港外的戰略形勢,除巡洋艦及驅逐艦以外,尚有"皇家方舟"號及"聲威"號,晚間封鎖嚴密,要想逃往公海,突圍返回祖國領海,已經絕望了。……是否可以不顧普拉特河口的海水深度不足,將船鑿沉,還是寧可遭到拘禁,請予裁決。
  在一次由德國元首主持,並有雷德爾和約德爾參加的會議上,決定復電如下:
  盡一切努力,設法延長停泊在中立國水域的時間。……
  如果可能,突破包圍,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絕不可在烏拉圭被拘留。如果必須將船鑿沉,要徹底加以破壞。
  德國駐蒙得維的亞公使後來報告,關於企圖延長七十二小時限期的交涉,毫無結果,於是,這些命令由德國最高司令部予以批准。
  因此,在17日下午,"施佩"號將艦上七百多個海員以及行李和供應品轉移到港內的德國商船上。嗣後不久,哈伍德海軍上將獲悉"施佩"號在起錨了。下午六時十五分,在廣大群眾的注視下,它離開海港,徐徐地向大海駛去,英國的巡洋艦正在貪婪地等待著。下午八時五十四分,在日落時,"埃阿斯"號艦上的飛機報告:"'施佩伯爵'號已經自行炸毀。"這時"聲威"號及"皇家方舟"號還在一千哩之外。
  朗斯多夫因為喪失了他的軍艦,十分傷心。雖然他曾接到政府讓他全權處理的命令,但在12月19日,卻這樣寫道:
  我現在只能以自己的生命來證明第三帝國的戰鬥人員是準備為國旗的榮譽而犧牲的。鑿沉袖珍戰列艦"海軍上將施佩伯爵"號的行動,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責。我非常愉快地獻出我的生命來洗刷任何可能玷污我們國旗的榮譽的恥辱。我對我的國家與元首的事業和未來,抱著堅定的信念,我將以這樣的心情,面對我的命運。
  那天晚上,他就開槍自殺了。
  這樣,在海洋上最初對英國貿易航運進行的海面襲擊便告結束。在這以後,就沒有其他襲擊艦出現,直到1940年春季,敵人才開始一個新的戰役,利用偽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