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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全史: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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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全史: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 作者: (英)阿諾德·托因比
  作者序 
  作者還在大學本科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在當地報社門前閱讀有關1930年9 月14日選舉結果的報道,獲悉納粹黨已成為德國最強大的政黨。這是作者頭腦中有關德國的最初印象之一。作者對納粹上台所造成的局勢極為關切,因此在1939年以前曾五度返回德國,凡是能到手的印刷品都一一閱讀,並與德國朋友保持聯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三年期間,有機會接觸盟國掌握的有關德國平民狀況和士氣的絕大部分情報。1945年6 月回到德國,同年9 月作為盟國管制委員會(英方)的一個官員前赴柏林,其間從1946年4 月至1947年9 月任對德新聞管理處主任。其後辭去該職,赴倫敦任職,但後來又曾兩度訪問德國。 
  以上所述作者的詳細經歷可以說明:當1952年末皇家國際事務學會詢問作者能否撰寫一本闡述佔領初期情況的書時,作者真是躍躍欲試。然而這並不是一項能輕易接受的任務。要寫一本符合要求的書,首先得搜集大量事實材料,這些材料需要到各圖書館去查考,而作者身負的其他任務又不容許就此課題進行持續的研究或寫作。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辦法幫助掃除了障礙。首先作者的妻子表示願意承擔大部分具體的研究工作;沒有她的協助,這本書是寫不出來的。其次,皇家國際事務學會明確表示這本書只需對事實勾畫出一個輪廓而不必對問題的每一個方面詳加論述。 
  儘管如此,這本書是作者利用零星時間拼湊而成的,疏漏之處很多。作者願意在一開始就把最突出的一些缺點講清楚,這對批評家或許不無裨益。 
  首先,所選定的歷史時期是武斷的。因為本卷是《國際事務概覽》戰時編(1939—1946年)的一個組成部分,學會建議本書論述的歷史從歐洲勝利日起至1946年12月31日止。從德國問題的觀點來看,後一日期委實沒有特殊意義,僅僅是雙占區財政安排生效的前夕。但是思考再三,選擇其他的日期作為終點同樣會遭到反對。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解體,貨幣改革,對柏林的封鎖等都處在一個歷史時期的中間而不是開始或末尾,如果把這幾個歷史事件都羅列進來,勢必要大大增加本書的篇幅。而且在1947年內也找不到明顯的終點日期。在這種情況下,本書論述的時期乃從1945年5 月7 日開始至1946年12月31日止,但是為了闡明一項政策的來龍去脈,或勾畫出一幅較完整的景象,需要越出這兩個時間界限時,作者也毫無猶豫之處。這樣做,無疑會使體例欠完整,然而對讀者還是較為方便的。 
  第二,有許多題目完全放過了,包括一些重要事情,如:法律改革,公共衛生,德國思想的發展等等。還有一些題目,特別是德國的政治發展過程,只作了粗略的敘述。對比起來,關於新聞宣傳機構的論述也許失之於過長,與其地位不相稱;作者之所以要這樣處理,是鑒於過去對這一問題尚無其他充分論述的材料,而本人對這個問題又特別熟悉。總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廣泛地論述。而不作詳盡的描繪。這個題目寫上七本書肯定也是值得的,作者沒有這樣做,也許還是受到一些讀者歡迎的。事實上,全書已比原計劃的字數幾乎超出了一倍。 
  第三,本書的主要目的是闡明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原本本,而不是僅僅編纂大事記。同時讀者也可能非常希望從這樣一本著作中找到有關佔領的主要事實和統計資料。為了不讓這兩項材料妨礙敘述,作者盡量將其集中放在腳注中,這就可能使很多書頁下面塞滿了腳注。對使用本書的大多數讀者說來,不妨將腳注略去不看。 
  第四,一個老問題,即對幾樁平行發生的歷史事件如何展開敘述。作者所遵循的主要原則是使材料的安排務求有利於突出要說明問題的最主要方面。以第二章為例,關於戰時演變是按國家分頭敘述的,這樣做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重複並需採用大量的前後參照材料。由於有關這一時期的編年史料早已出版,而且毫無疑問今後還會有其他類似的著作問世,本書的目的不在於重複敘述史實,而是要說明各佔領國對德國的不同態度。有關佔領的主要史實則放在經濟發展狀況的歷史中加以敘述,因為這則乎是全部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本書敘述的體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象到處流浪的米迪安軍隊那樣的傾向,時而從一個主題轉到另一個主題。因此希望批評家就整本書而不要就某一部分進行評論。 
  第五,作者在闡述某些為自己所不同意的觀點時,則力求客觀,但深信完全排除個人偏見則不可能,同時也不想掩飾自己是站在英國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來研究5 闡述這段歷史的。在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看來,英美兩國演化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人類設計過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唯一的前提是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人們,首先要能適應這種必需的相當嚴格的條件,這一政治制度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作者在寫作時力求避免以恩人自居的面貌出現,作為一個非德國籍的自由黨黨員,在探討德國問題時是很容易造成這種印象的。如果作者能做到不期望豬也會飛翔的話,那麼他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好像他之憐憫豬正是由於豬不會飛翔。 
  初稿寫成以後,承蒙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的慷慨協助,把油印稿分送給從不同角度關心德國佔領問題的友好審閱。他們提出的意見不僅使作者避免了許多事實錯誤,而且還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想法,使作者澄清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由於種種原因,不便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謹借此機會對他們不辭勞苦給予協助公開表示最深切的謝意。同時必須申明,本書中所表達的觀點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本書於1954年秋定稿,因此在這以後出版的書刊材料:只在個別情況下予以引用。 
  邁克爾·鮑爾弗 
  1955年10月   
  大戰期間,就存在著一個「德國問題」,從這個意義來看,那就無所謂「奧地利問題」。關於戰後處理奧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既未在私下進行過劇烈的爭論,也未在報刊上長期刊載過通訊報道。1943年11月,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聲稱奧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國家,只不過說出了事實真相,這一真相對任何一個客觀看待事實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長們表示希望看到奧地利重建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並相信會得到英美公眾輿論的充分支持。 
  換句話說,盟國戰後對奧地利的任務,從未像它們對德國的任務那樣,首先考慮的是對一國人民進行再教育,而是考慮重建一個國家。雖然在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享受獨立的最後四年是處於獨裁政權統治之下,但盟國的決策人看來從不懷疑,奧地利在擺脫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壓力而重新建立國家之後,必將成為一個遵循西方路線的正統的民主國家。它們所懷疑的只是,奧地利如果在1938年的疆界範圍內恢復起來,從經濟方面來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兩岸的人認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經濟上(如果說不是在政治上)和東南歐其他國家聯結在一起。儘管存在著這些疑慮,但並未妨礙一致同意這樣的基本政策,即把奧地利從德國分離出來,清除納粹影響,不作過分拖延便將其重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政策為四大國所接受,並被看作是盟國佔領的目的。而佔領則被視為實質上是一種過渡階段,是做好準備以便把行政職責移交給一個通過自由選舉成立的奧地利政府。 
  本編擬說明以下幾個問題:在戰爭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怎樣勝利完成佔領過程的第一個步驟,在1945年11月通過自由選舉成立一個保證維護民主原則的奧地利政府;1946年6 月怎樣採取第二個步驟,簽署一項新管制協定,擴大奧地利政府的權力,限制盟國的權力;以及儘管取得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年底之前,原來的佔領目的又怎樣變得撲朔迷離,進一步的發展又怎樣因佔領國之間的意見分歧而遭到阻礙。在這短短的半年之中,奧地利與其說是一個處於重建過程中的國家,倒270 不如說是冷戰棋盤上的一個棋子,也許是一個次要的棋子,但卻像某些開局著棋手法中為贏得優勢而被犧牲的卒子一樣,其所處戰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鄰國家」『時所暗示的,奧地利的前途對整個中歐、南歐和東南歐必然要產生深遠的影響。 
  可是奧地利並不像一個卒子,到1946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這種意願是通過它那個自由選舉成立的政府頑強、巧妙而勇敢地表達出來的,那個政府是由這樣一些人員組成的,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由於戰爭時期受納粹之害而復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種精神現在卻為奧地利的「解放者們」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奧地利進行的冷戰和德國的情況相比,武器競賽或許不是那麼露骨,氣氛也肯定不是那麼激烈。 
  本編完稿後,奧地利的獨立最終已成事實了。根據這一發展對所述情況稍加修改,並著重指出在當年評論時預期可導致這一後果的那些因素,也許是值得的。然而,實際上在1946年底,凡是熟悉奧地利情況的人,幾乎誰也不想預言奧地利的發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當時發生的事件和出現的形勢來作一番敘述而已。所發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個人的意見,絕不代表別人。 
  戰勝的盟國竟然採用四國佔領這樣一種麻煩的辦法來恢復一個擁有七百萬人口的國家的主權,甚至認為有必要先把這個國家與別國隔絕開來,這對未來研究歷史的人來說,確實是似乎難以置信的。為此,有關盟國戰後對奧政策的背景所作的敘述,也許超過了有確實需要之處。由於盟國所起的主要管製作用是在戰後立即產生的混亂已經消除之後,所以關於盟國執行管制的細節則記述得較少。 
  英國官方文件無法利用,因為政府決定官方文件的公佈須待大戰正史的刊行。本書史料來源只能局限於已發表的有關這一時期的資料。大部分資料是美國的。熟悉這個題目的人都會一眼看出小卡裡·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淵博詳實的著作使作者獲益非淺。有關1944年和1945年間在倫敦著手制訂奧地利民事工作計劃的資料,271 有關從戰爭結束到盟國對奧管制委員會工作開始這段期間的資料,都特別難於找到。在此謹向在這些方面予以協助並對初稿提出意見的友人以及盟國對奧委員會的老同事們致謝。 
  約翰·梅爾 
  1955年10月   
  第一章 投降時的德國 
  1945年3 月19日,在盟軍沿雷馬根橋渡過萊茵河之後,希特勒發佈命令,要求把敵方進軍沿線所有交通道路,鐵道車輛、卡車、橋樑以及水壩、工廠和供應品一律予以破壞。他對施佩爾說,如果戰爭的結局是失敗,德國也要毀滅。這種命運是不可避免的。連保存最原始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任何必要去加以考慮了。「相反,不如由我們自己把這些東西通通破壞為好。」施佩爾在另外一個場合還說過:「他是在精心策劃,讓人民和他自己同歸於盡,」很久以前,希特勒還對勞施寧說過:「我們可能要遭到毀滅,果真如此,我們就要把全世界都牽著和我們一道毀滅——讓全世界化為一片火海。」現在這種威脅確實出現了。第三帝國從頭到尾擺出了一副妄自尊大、盛氣凌人的架勢,並竭盡全力地把德國推進了一個現代國家所未曾經歷過的最大的災難之中。 
  事實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只是陣發性地實施過一陣。盟軍在德國本土作戰,節節向前推進時,的確遭到過不少拚死抵抗。這樣一來,在飛機轟炸所造成的破壞之外,又加上作戰帶來的損失。德國當年在格爾尼卡、華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種子,現在已經親自飽嘗其惡果了。許多德國城市,如科隆和紐倫堡等地的中心已化為一片廢墟,使一些曾經遊歷過的外國人幾乎無法辨認了。科隆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住宅破壞殆盡;在杜塞爾多夫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住宅不能居住;法蘭克福的十八萬套住宅中有八萬套被毀。據計算,如在柏林每天開出十列有五十輛車皮的列車來運輸瓦礫,要歷時十六年才能運完。在英占區的五百五十萬套住宅中有三百五十萬套或完全被毀或嚴重損壞。在波茨坦協定所劃定的德國領土範圍內,原有一千六百萬套住宅,其中有二百三十四萬套被毀,還有四百多萬套至少損壞了百分之二十五。盟國一些聽過有關房屋破壞情況匯報的人員,剛剛進入德國時,看到還有那麼多建築物仍舊屹立在那裡,開始感到很驚奇。其實大多只剩下一個外殼了。大城市的建築物沒有傷痕的寥寥無幾;以漢諾威為例,未遭破壞的建築物不到百分之一。受害的不僅僅限於大城市;較小的城鎮,如希爾德斯海姆和海爾布隆也損失慘重;即使鄉村亦未能倖免。作者於1945年6 月曾乘飛機從法蘭克福至慕尼黑,沿途所見至為驚人。開頭看到好一些村莊在外表上還完好無損,後來就看到另外一些村莊,恰巧是德軍進行瘋狂的最後抵抗的場所,都變成一片焦土了。一般來說,1939年只住四個人的地方,現在有十個德國人擠在一起住,即使這樣,還使用了一些不能叫做住宅的地下室和臨時房舍。 
  遭到破壞的不光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築物,辦公樓,劇院,藝術館等等也全都毀壞了,在紐倫堡,四十座新教教堂中有三十座被毀。在柏林,所有一百八十七座福音派教堂全部遭到轟炸或炮擊,其中六十九座被毀壞無遺,在科降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學校被毀或嚴重損壞:在怕林有一百四十九幢校舍被毀,三十六幢嚴重損壞,二百二十一幢需要大修,八十一幢移作他用,只餘下一百六十二幢完好可用的。全國二十三所大學中有十四所建築物遭到嚴重損壞。 
  盟國依靠空軍優勢使德國運輸陷於癱瘓,從而加速了勝利的到來。然而經驗證明,只有廣泛而持久地進行9 空襲,才能有效地破壞交通運輸。對德同進行這種轟炸的結果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英占區的一萬三千公里鐵路只剩下一千公里可以行車,而且這一千公里還是不相連接的,一萬二千輛客車中,有五千輛無法使用,其餘的也大多嚴重損壞。機車中可用者不到一半。全德國有二千三百九十五座鐵路橋樑不能使用,在英占區和美占區的九百五十八座主要的河道橋樑中有七百四十座不能使用,其中包括跨越萊茵河的所有橋樑。沒有一條航道是通航的(只要想到萊茵河社伊斯堡以下的航運量比蘇伊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的航運量還要大,就不難理解航運破壞的影響之大)。英占區的運河網上有五百四十座遭到破壞的橋樑需要拆除。在漢堡有五十艘商船,十九座浮船塢,還有許多較小的船隻沉沒在港口。英占區有一千五百個長途電話交換台被破壞,相當於1939年該地區所有設備的一半。西方各國的普通公民現在把方便的交通運輸當作理所當然的事,以至於忘記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有賴於此;在德國交通遭到破壞似乎暫時中斷了文明生活。 
  有些最嚴重的戰爭創傷並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易於體察。從1938年至1944年期間,公共債務由四百億德國馬克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億德國馬克,紙幣流通量由一百零四憶德國馬克增加到七百三十億德國馬克。用硬性凍結物價和工資的辦法來抑制物價和工資上漲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只能使納粹政權消失後的通貨膨脹來勢更猛。以數量增加了的貨幣去獵取數量較少的物資,而價格維持不變,結果使佔有貨幣便成為次要的了。人民群眾由於普遍期待著某種貨幣改革和削減債務的措施,因此對貨幣的信心便進一步遭到了破壞。這是促使道德敗壞的一個重要因素。失敗,幻滅,以及認為努力一直是徒勞無益等意識,很難提高人們的品德標準。在德國,這種情況是在納粹匪幫持續統治十二年之後出現的,因為納粹千方百計把德國人經歷過1918年的災難和101922—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而仍保持下來的優良傳統破壞殆盡,即使那些並不贊同納粹分子的人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他們的毒害,德國主要地是已經失去了道德感。 
  生命的損失也極為慘重。據統計在戰鬥中德軍死亡人數達三百十萬人,平民死亡人數達十萬人。另外五十萬平民死於空襲;由於戰爭直接造成死亡率增加而死於非命者估計達四十萬人;此外據信有二十萬人死在集中營裡。阻在西德就有二百萬人殘廢。又據統計,1924年出生的德國人當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五人死亡或失蹤,另外三十一人程度不等地變成嚴重殘廢者,1939年全人口中男性佔百分之四十八點八,到1946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戰前婦女比男於多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人,這一數字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人。在二十歲到四十五歲範圍內,女性和男性是一千四百八十二與一千之比。結核病患者由1939年的四萬二千人增加到1943年的七萬五千人。 
  死亡率既然激增,活著的人要想吃飽肚子,這就很難說了。農業方面,牲畜頭數大大下降;據統計1937年英占區共有牲畜一千四百八十萬頭,即使在1944年仍有一千三百九十萬頭,到1945年則已下降到九百十萬頭了, 
  主要是缺乏飼料所致。未來穀物和馬鈴薯的生產由於缺乏肥料和人力而受到威脅。德國的農民一向是靠鹼性礦渣肥料來提高貧瘠土壤的單位產量的,但礦渣肥料乃是鋼鐵生產的副產品。過去農業勞動力充沛,有可能實行集約耕作。但在戰時此項勞力是由外籍工人提供的,戰爭一結束他們就迅速回國,而他們所頂替的德國人或者已經陣亡,或者還在部隊裡沒有復員。運輸的梗阻更11增長了普遍的不安情緒,而且給囤積產品提供了借口,那些產品如果上市出售,很可能只是換回無用的鈔票。 
  德國遭受的損失並不完全是由敵方的軍事行動所造成的。納粹黨的劃一政策——用單一的政治觀點向一個鐵板一塊的國家進行滲透的主張——把許多最有才幹最優秀的公民不是置於死地,就是從公共生活領域中驅逐出去。1933年以前的一代人中倖存下來的都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即使其中有一些後來還很活躍;他們的天然的接班人或者死亡,或者移居國外,或者缺乏實際的管理經驗。有十二年之久,其中一半是戰爭歲月,德國人接觸世界上各種主要思潮和文化活動的機會受到阻礙,而當權者則不遺餘力地傳播一種冒牌貨來取而代之。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如果他們能夠做到不戴納粹的有色眼鏡來觀察人生,或者有機會得知事實真像並據以進行自由探討的話,那就算是幸運的了。mpanel(1); 
  上而所說的就是盟軍進入德國時所面臨的一些情況。戰爭所造成的破壞頗為引人注目,但其結果在很多方面都被誇大了。在一片瓦礫堆下有好多重要的機器設備仍完好無損或者很容易修復。的確,1945年5 月魯爾地區的煤炭上業日產量只二萬五千噸,而戰前平均日產旦則力四十萬噸。鋼的生產量甚至更低。1945年8 月美占區的鋼鐵廠中恢復生產的只有百分之十五,而產量只達總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五。次年秋天的一項估計證明,即使在作為英國皇家空軍空襲主要目標的魯爾地區,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廠房和機器給破壞到不堪修復的程度,就全德國而言,不堪修復的廠房和機器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交通運輸易於破壞,但也易於修復。1945年5 月英占區鐵路總里程中只有十二分之一行車,到次年11月仍未修復通車的則只有十三分之一了。在屢遭空襲的漢姆,候車室至今仍保留其仿造時廉時代的人理石浮雕。德國有些港口幾乎未受損傷,即使在漢堡港也還有一些深水停泊地是完好無損的。一位英方軍管官員對德國工廠情況作了一次典型調查,發現德12國工廠的庫存物資和原材料比英國工廠要雄厚得多。煤產量是下降了,但是地面上還有存煤二百萬噸。 
  再者,1944年以前,德國靠掠奪歐洲各國發了橫財;其他各國所受損失有甚於德國。因為德國不僅從被佔領國家拿走糧食和消費品,而且在許多為別人所根本料想不到的地方沒有非同尋常的寶物倉庫,儲藏著價值不等的珍貴物品。據說一位為此感到困攏的美國民政官員向其上級講過這樣的話:「現在我可以使用五個管工業的官員,但是首先請給我派一名負責清理掠奪物資的官員。」有二十萬台機床拆遷到德國,德國的機床總數由1938年的九十六萬六千台增加到1945年的一百三十萬台。僅法國一國就支付了七千億法郎的佔領費用。結果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在戰爭期間大大提高。在歐洲,包括英國和蘇聯在內,唯有德國1944年的工業總產值高於1938年。受損失的主要是德國的社會資本;德國工業設備所遭到的長期性損失並不算大,雖然戰敗後的混亂情況和交通的破壞使它看起來似乎損失比較嚴重。即使在社會領域裡,情況也不是一片淒涼。一位熟悉英、德兩國情況的蘇聯軍官在波茨但會議期間曾對一位英國記者說,他認為德國人看上去比英國人更豐滿,沒有英國人那麼疲憊,芽著也比英國人強。這位英國記者在德國各地旅行了四個月以後傾向於同意蘇聯軍官的看法。 
  戰事鬧哄哄地結束了,接著是潮水般的人口流動。首先有七百萬德國武裝部隊向西方盟國軍隊投降。美占區在美軍進駐前已從德國東部流入一百五十萬人,他們在蘇軍挺進時棄家西逃。英占區的情況也大體相同。遭到轟炸的大城市有一千萬居民撤退到鄉下,雖然,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有點令人驚異的是人口的流動方向似乎倒轉了過來;例如,從什切青抵達柏林的最後一列火車,據說滿載著原來從柏林撤出的人口,他們急於在征服者到達前回家照管他們的財產。4 月間,納粹分子曾試圖把政府各部門一分為二,分別從柏林朝南北兩個方向撤退:13有些在中途擱淺,攜帶的檔案卷宗象雪片一樣沿鐵路線到處飛揚。在德國各地多種多樣的隱蔽場所中都挖掘出文件、檔案、博物館的文物和私人收藏的珍寶。隨著納粹政權的倒台,有六百萬外籍工人以及許多盟國的戰俘象斷梗的飛蓬一樣到處流動,他們紛紛擠向公路,急於覓道還鄉。在這個日益緊縮的地帶內除了擁塞著上述形形色色紛然雜處的人群之外,還有八百多萬盟國軍隊蜂擁而來。 
  從東西兩方湧進的人流到了易北河畔就煞住了,猶如上漲的浪潮在高水位上停住了一樣。把德國劃分為幾個佔領區,雖然大體上是按照外交方案行事的,但卻立即造成了不少困難,這是在隨便哪個發達國家所必然要出現的一種情況。例如中部德國的採礦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零部件依賴於魯爾地區。紡織工業的紡紗業集中於威斯特代利亞,而織布業則集中在薩克森。主要在美占區生產的照相機,需要俄占區供應光學玻璃,法占區供應鏡頭和快門。俄占區的人口不到全國的三分之一,但造紙工業的生產能力卻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俄占區生產的鉀鹽佔全國的百分之六十。美占區工業的全部用煤和俄占區工業的部分用煤要靠英占區的魯爾來供應。德國汽車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有百分之六十八集中在美占區,而這些工廠也是修理它們所製造的汽車所需零件的唯一來源。瓷土、石膏以及燒製細瓷容器所需的特種耐火粘上等鄰是巴伐利亞州的陶瓷工業不可缺少的原料,但只產於俄占區。要想復興工業,就得保證不同地區的物資交流能夠繼續暢通無阻。而運輸體系的解體意味著即使沒有政治上的麻煩存在,恢復生產也殊非易事。 
  人們得吃飽肚子,才能工作,可是食品供應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俄占區的牛肉、羊肉、牛奶、黃油、奶酪,水果、蔬菜、魚和蛋等都供應不足。俄占區只擁有全國乳牛存欄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擁有的羊則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八。易北河以東的大農場過去一直向獸爾和萊茵蘭工業地區輸送大量製造麵包用的穀物、馬鈴薯和糖(雖然在14這種看來不合邏輯的經濟體系失去管制時,有一部分穀物已從西方運到了東方)。舉一個雖然小卻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德國種甜菜所需要的種子大部分靠馬格德堡附近一小塊地方供應;如果在1945年夏季該地區還屬英軍佔領時未能將甜菜籽供應各地,那麼1946—1947年英占區和美占區的食糖配給量就還要少得多了。據克萊將軍的記載,西部各佔領區在1935年至1938年間的農業生產,只能配給每一消費者一千一百卡路里熱量的食品。 
  這就是盟國軍隊進駐德同時的情景,由此可見他們當時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但是盟國自身不能把全部甚至是大部分注意力傾注於德國。他們心懷異志,如何取得協調,這個問題姑且不論,幾年來他們自身就處於緊張狀態,他們的正常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壞。在1945年8 月以前,人們都認為盟國的力量須得轉入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一旦結束,臨時參軍的大部分戰士迫切要求脫掉軍裝;他們的親友也都吵吵嚷嚷地要他們回國。不出幾個月,美國軍隊實質上陷於解體。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佔領軍部隊內部人員的不斷流動,這些都有損於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目標的持續貫徹。俄國所面臨的重建任務比德國還要艱巨。英國如果不能迅速恢復起點幾等於零的出口貿易,就要挨餓,因此必須把最優秀的人才留在國內。法國不得不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幾個方面重起爐灶。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挪威等國都因道德國佔領而苦難深重。在從戰爭轉向和平的過程中,到處都充滿了難題、緊張和不安,這就使各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在這種轉變過程結束之前,甚至在結束後的幾年之內,各方面的匾乏部不得不加以考慮。對德國問題予以應有的重視,很容易被誤認為是犧牲不幸的受害者而優待殘忍的敵人。   
  第二章 各佔領國的態度 
  第一節 美國 
  美國政府最初對戰後世界秩序表態的文件是大西洋憲章,但是這個文件並未具體提到德國。然而大西洋憲章第八節對德國的戰後待遇明顯地有所預示,要求對那15些「在本國國境之外進行侵略或可能要進行侵略」的國家解除武裝。這個意見未見於丘吉爾起草的初稿中,而是由羅斯福提出來的。大西洋憲章所保證的利益不一定適用於德國,這一點到1944年才趨於明朗。1942年美國採取了制訂對德政策的下一個步驟,由國務院成立戰後問題咨詢委員會,其成員主要是不擔任公職的名流。他們的一般想法是通情達理,溫和適度的,成為國務院制訂政策的開端。具體他說,他們反對強行肢解德國的任何嘗試,理由是這樣做只能激怒德國人起來造反。但是這種態度並沒有為他們的上級所採納。從一開始羅斯福總統似乎就贊同分割德國,一般說來羅斯福是主張強硬路線的。正是羅斯福,他在出國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前告訴他的軍事顧問們說,他要使會議採納「無條件投降」的定則。他所以如此做的一個主要理由是他永遠不能忘記威爾遜總統的煩惱;他認為威爾遜制訂十四點政策作為光榮投降的依據,給戰後世界招來不知多少麻煩,因為各國對十四點是否遭到違反這一問題爭論不休。1943年2 月12日總統在白宮同記者們談話時說:「我們不想傷害軸心國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對於他們的罪行,對他們的凶殘暴虐的領袖,必須給以應有的懲罰。」同年3 月,艾登告訴羅斯福,說斯大林很可能堅持把德國分割為幾個國家,羅斯福對之井無異議,只是表示希望通過鼓勵分裂的運動來促其實現。羅斯福的個人助理霍普金斯問他:如果掀不起這樣的運動又怎麼辦?總統說,不論情況如何,必須把德國分割為幾個國家。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也贊同分割德國。在194316邱10月莫所科會議期間,他的上級科德爾·赫爾國務卿說,這是美國領導人一般都贊同的方針政策,雖然專家們部認為行不通;艾登和莫浴托夫也都說英國和俄國的情況也大體相仿。 
  然而美方代表團提交會議討論的文件是由專家們負責起草的,事前準備這份文件時就曾按照總統指示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進行過磋商,因此,其中體現了英國人以前的想法。這份文件已經包含著全部佔領德國並把德國劃分為幾個地區的主張。但是除了提議要德國放棄東普魯士(考慮到東普魯士同德國的傳統聯繫,這個建議很可能會遭到激烈反對)以外,文件沒有提到分割德國的問題。文件規定要摧毀德國製造軍備的能力,要根除納粹主義,但是要維持德國的經濟統一併建立地方分權的民主政權。規定德國要對它造成的物質損失進行賠償,但容許德國人享有「能過得去的生活水準」。規定德國的經濟活動要由聯合國進行監督。應制訂人權法令,以保證言論、信仰和出版的自由。莫斯科會議同意接受該計劃作為討論的基礎,會議決定在倫敦設置歐洲咨詢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擬訂對德政策的細節。 
  然而就在下一個月的德黑蘭會議上,英美蘇三國首腦對於他們的外交部長剛剛討論通過的方案竟很少理睬或不予理睬。羅斯福重申分割德國的主張,建議把德國分為五個部分,把基爾、漢堡兩市和魯爾、薩爾兩個地區交由聯合國管制。此項建議稍作討論之後,便交給歐洲咨詢委員會去研究,在討論這一建議時,斯大林顯得比丘吉爾還要冷淡。歐洲咨詢委員會於1944年1 月14日召開首次會議,工作進展得很緩慢。一開始,就出現了障礙,英、美兩國對德國西北部應作為誰的佔領區的問題爭持不下。這一爭論直到1945年9 月魁北克會議時才得到解決。事情並不止於此。代表美國政府出席會議的是駐倫敦大使約翰·G ·懷甫特,為了使他得到的指17示不致自相矛盾,在華盛頓設立了對外稱為安全工作委員會的機構,任務是協調國務院、陸軍和海軍三方面的意見。陸軍部的代表來自民政局,這是最近成立的機構,準備研究處理將要出現的軍事管制政府的各項問題;其大部分成員是穿軍裝的律師,他們傾向於把整個問題視為管轄權問題。起初他們堅持「德國的投降和重建純屬軍事問題,須由軍事當局作出決定」。在他們同意派出代表參加委員會以後,派出的人卻是一位下級軍官,無權表態承擔義務。既然不急於作出決策,壓力可能就不那麼大了,因為很多人認為就處理德國問題的方案取得協議,則機還不成熟,不如留侍戰爭接近結束時再議,那時戰後世界的輪廓就能看得比較清楚了。然而得到懷南特大使大力支持的國務院則爭辯說,恰恰相反,應當乘勝利之日尚屬渺茫的時候盡可能取得一致意見,而在這一階段即使達不成協議也不至於有什麼危險。歐洲咨詢委員會的確作出努力來劃分臨時佔領區的界線,雖然艾森豪威爾將軍在1944年1 月對羅斯福總統表示,他反對把德國劃分為幾個佔領區,主張採用盟國共同佔領的辦法,至少英、美兩國不要分家。然而他的主張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陸軍部認為美國在戰後不可以同英國綁在一起,必須脫開手,以便在英國和俄國之間居中斡旋。 
  美國國務院按其既定方針行事。它在1944年7 月向歐洲咨詢委員會遞交了一個新的方案,提出更多的論據來反對分割德國,並強調盟國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對德政策。美國國務院還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對英國以前提出的賠償建議提出反對理由,而代之以在較短時期內由德國用實物進行有限賠償的提案。但這些都只是國務院和對外經濟管理局的主張,既未得到華盛頓其他政府部門的贊同,也未得到總統的同意。總統如曾過目,肯定會認為失之於過分寬大。這種態度可以用來說明他為什麼樂於傾聽提出新的原則的原妥。 
  美國財政部在政府中的影響通常不如英國財政部那麼大,但是准也不能說這回在小亨利·摩根索的慫恿下18美國財政部對德國問題的干預是無關重要的。財政部長摩根索以前已經有好幾次表現出他很關心主管範圍以外的事務,還在德國飛彈轟擊英國的高潮時期,他就訪問過倫敦。他似乎在情感上強烈反對德國,德國迫害猶太民族的暴行對他觸動很深,由於這種情況,又由於他相信英國會贊同過於寬大的和平條件,他起草了一個臭名遠揚的方案,問華盛頓後即呈交總統。 
  對摩根索方案的大多數批評意見都把這個方案視為無知之作,這是不對的。恰恰相反,方案的缺點倒在於聰明過分。他提出這個方案井非單純出於他對德國的盲目仇恨,而且還出於他對其他方案的吹毛求疵。摩根索行事過於倉促而不善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正像丘吉爾所說的那樣,他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邏輯的結論」。他論證道:如果盟國仍然採用1918年以後試圖對德國施加的那種控制,不管實施得多麼嚴格,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道路是堵塞不住的。毀掉現有軍備無濟於事,在德國人再度需要武裝的時候,原有軍備早就過時了。沒收德國的商船隊也沒有用,只能迫使德國人建造質量更好的新船隻。轉入和平生產的軍火工廠隨時部能再改回去。管制委員會不可避免地總有一天要停止其職能而被撤銷。用實物而不用貨幣賠償則會加強德國的工業實力,從而削弱接受賠償國的工業實力。德國掠奪去的財物很難一一識別和收回。取締納粹主義只是將其驅入地下。強施民主,將遭失敗,因而很快變得不受歡迎。由聯合國對德國進行再教育更是一種行不通的理想:「有哪一位教育家敢於斷然聲稱外來的教育可以成功地強加於六千萬人民呢?」mpanel(1); 
  在摩根索看來,採取裁軍和讓德國改弦更張等積極措施是徒勞無功,自拆台腳的,除了無情地把德國化為一個在今後許多年代再也不能為非作歹的國家以外,役有別的選擇。他主張剝奪德國的工業,不僅僅作為賠償,而且作為保障盟國經濟安全的措施。他所提出的問題對於任何負責在戰後締造和平的人來說都是基本的問題,對19之確實沒有簡易的答案。摩根索主張對德國要殘酷無情,這表明他未能理解一個文明國家虐待另一個文明國家有一定的限度,越過限度是行不通的。正如史汀生後來對羅斯福所說的那樣: 
  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要德國人為他們的罪惡付出代價。……〔而是〕在於在今後許多年內……能否象財政部的方案所設想的那樣,把七千萬人的生活控制在僅能維持溫飽的低水平上。……一個從屬的問題是:即使能夠這樣做,這對世界上的其餘部分從經濟上或精神上來看是否有好處。 
  我們對摩根索方案的缺乏人道之處可以表示反感。 
  我們可以譴責這個方案行不通,換句話說,我們自己不準備實施,也不相信別人會貫徹實施。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摩根索方案畢竟對至今還沒有人拿得出良策的問題提出了首尾一貫的答案。 
  在這時刻,種種方案都正在草擬,以備萬一,因為人們認為盟軍將突破德國防線,西線戰事將於1944年秋結束。那些負責組織軍政府的官員不得不在他們的政治領導人還沒有對如何處理德國問題作出明確指示的條件下起草指令。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德國處按照同美國國務院制訂的原則相類似的指導思想編寫了一本軍政府人員工作手冊,這本手冊確定了對德國居民供應食品的數量以維持每人每日二千卡路里為目標,理由是標準再低,人們就無法進行正常工作了。雖然手冊也承認佔領初期的食物供應量可能只夠維持每人每日配給一千二百卡路里至一千四百卡路里之需。手冊還規定德國可以保留一些重工業,1944年8 月,這本手冊的油印本落入摩根索派駐歐洲的私人代表手中,他立即把這本手冊送回華盛頓。總統審閱以後,一反常態,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批評手冊的起草者對德國人太手軟了。手冊被迅速收回,再沒有編寫出別的手冊來代替。羅斯福在1944年8 月26日寫給科德爾·赫爾的一封信中說:最重要的是要讓德國的每一個人都認識到這回德國是一個戰敗國。我並不想讓他們餓死。舉例來說,如果他們為了活命,除自己的食物之外還需要救濟的話,那就讓他們每天三次到部隊的粥湯食堂領粥湯好了。……必須讓全體德國人都痛切地理解整個德國都曾參與了破壞現代文明準則的無法無天的陰謀。20對殘忍表示激動憤慨是自由主義者最美好的品質之一,而羅斯福是以兼具高尚的情操和銳利的政治敏感而著稱的,系統的思考問題則非其所長。再者,這時盤桓在他頭腦裡的主要問題是有關作戰的決策,而這也是三軍參謀長們要專心致志去思考的問題。羅斯福的健康情況正開始惡化。1944年的前七個月,哈里·霍普金斯一直是在住院休養,而赫爾本人在1944年10月宣佈退休前也已害了一陣子病。這樣一來,總統身邊就沒有一位懂得戰後歐洲問題或深刻地思考過這些問題的人了。我們還不要忘記,美國國務院提出的對德政策,規定對德國實行長期的軍事管制(赫爾提到要管制二十五年至五十年),而羅斯福在雅爾塔告訴斯大林說,美國國會根本不會同意讓美軍駐紮德國的時間超過兩年。正是處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索找到機會讓羅斯福傾聽他的意見。 
  到8 月底,陸軍部長史汀生向羅斯福訴說道:雖然美軍即將進入德國,但對德政策尚未制訂。於是羅斯福總統就任命了一個由赫爾、史汀生、摩根索和霍普金斯四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考慮德國問題。四個人的副手於9 月2 日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懷特闡述了摩根索的想法,討論毫無結果而散。四人委員會於9 月5 日開會,翌日又開會,這天總統親自到會。摩根索堅持他的觀點。霍普金斯似乎主張把德國的鋼鐵工業予以廢除。赫爾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國務院的想法為依據,但是他建議應該把德國的經濟「壓低到勉強維持溫飽的水平」,主張「消除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大國的地位」。這些意見似乎是他個人的意見,他所作的這些補充並未徵得國務院的同意。與赫爾對比,史汀生的主張顯得比陸軍部前幾個月所起草的方案更為胸懷寬大。就這樣,在盟軍己開始進駐德國,敵軍在歐洲的抵抗隨時可能瓦解的時刻,眼看再過幾天就要在魁北克召開重要會議,總統還沒有就戰後對德政策作出決策,而他授命協21助他工作的四位高級顧問卻還是各執己見,無法結合。 
  召開魁北克會議的本來意圖是只討論軍事問題,所以開會之初,赫爾和艾登都不在場。另一方面,摩根索卻受到特別邀請,於會議中期到達,向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提出了他的方案,在9 月15日得到兩位領導人的草笠同意。方案規定把德國劃分為獨立的南、北兩部分,對魯爾實行國際共管,把薩爾割讓給法國,把西裡西亞和東普魯士的一部分劃歸波蘭,並且規定「把構成軍事實力基礎的關鍵工業拆除和毀壞」。請英國的讀者們不要忘記,當時使總統和首相很傷腦筋的一個問題是英國戰後面臨的生死攸關的經濟問題。在簽署上述方案的同時,雙方還就向英國提供六十五億美元的信貸達成了協議,還期望英國打進德國重工業所失去的市場。有些人提出批評,說德國工業乃是歐洲繁榮所不可缺少的,摩根索回答說,英國可以去填補這個空缺。關於德國西北部劃歸哪一國作為佔領區這個爭吵不休的問題,總統也屈從了英國的要求。 
  背著主管部門作出決策,總是要引起軒然大波。這次美方代表團從魁北克返回華盛頓,馬上就爆發了一場風波。消息洩露出來了,輿論反應不利。後來內閣的四人委員會復會討論時,史汀生和赫爾聯合起來反對摩根索,形成了一種僵持不下的局面。面對著一片抗議聲,總統否認他有把德國降為農業國的任何意圖;他還告訴史汀生說,他不知道怎麼會在魁北克協議中有關德國的這一段上簽字的。他說:「準是不假思索就簽了字。」他向另外一位官員承認:「他是屈從於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正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絕在四人委員會上處理這個僵持不下的難題,他說他不22能容忍在自己的顧問中間存在這樣嚴重的分歧。他還告訴赫爾說,他認為同英國人、俄國人進一步討論如何處理德國工業的問題沒有什麼益處。他在9 月28日指令對外經濟管理局局長利奧·T 克勞利負責協調美國內部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但是到10月20日,他又表示不喜歡「對於一個我們還未佔領的國家擬訂詳細的計劃」。民政司利用總統的這種態度,獲得了他的指令,終止一切有關戰後德國的規劃工作,包括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內的磋商,到1945年4月,才繞過這個指令所設置的障礙繼續前進。 
  總統本人在下一次針對戰後德國問題的發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競逃運動之際)對外交政策協會的一次集會發表演說:至於說德國,這個播下了罪惡種於的悲劇性國家現在該要收到十倍的惡報了,我們同我們的盟國已經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決不同納粹的陰謀家打交道,決不再讓他們對政府機構保留絲毫控制權,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我們將不容許他們保留一點點軍事力量——或潛在的軍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當中毫無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義感,都熱愛和平——儘管在德國人當中,由於殘暴政權的統治,這些東西可能被埋沒了。對於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喪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麼我就是從根本上違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們對德意志種族毫無責難之意,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上帝會對人類的任何一個種族作出永劫不復的判處。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國家有許許多多祖籍是德國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是熱愛和平與自由的忠誠的公民。 
  對於德國所有那些應對這場人類浩劫直接負責的人們,必須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德國人民將不會遭到奴役——因為聯合國家決不會從事販賣奴隸的勾當。但是德國人有必要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愛好和平和遵守法紀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贏得一席地位。在他們攀登這段艱難險阻的道路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保證不要讓他們有攜帶槍炮的累贅。我們希望給德園人永遠解除這個負擔。 
  然而難以彌補的損失已經造成。對於所有那些在華23盛頓或其他地方傾向於實行「仁慈寬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警告。總統對自己一度同意過的意見,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鑒於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遭到過極其嚴厲的譴責,願意給自己招惹同樣災難的人便寥寥無幾了。在此後兩年內,面臨政策抉擇的美國人總是傾向於採取強硬的政策而摒棄仁慈寬大的政策,只是由於英國人堅持反對立場,強硬政策才沒有被完全採納。 
  其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所頒布的一○六七號絕密指令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響,這個指令是1944年冬從華盛頓發出的有關處理德國問題的一份規劃性文件。美國推行佔領政策的最初幾個階段實際上是受這個文件制約的。它雖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說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銷。這個文件不可避免地是總統四人委員會不同意見的折衷產物。這個文件定稿之後,吏汀生無疑是因為回顧自己曾經參與的這場鬥爭而認為它是一份「相當好的文件」,雖然在兩年之後他認識到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極文件」。每一個主張幾乎都附有保留意見。沒有規定採取「旨在恢復德國經濟」的任何步驟——所採取的措施僅僅限於為將來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德國作出必要的準備或者防止疾病和騷亂而已,德國是「作為戰敗的敵國而予以佔領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放」,佔領「是為了防止德國再度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規定不採取步驟使德國的生活條件優於毗鄰的任何一個聯合國家的現有水平。佔領當局對德國人的態度要「公正但又要堅定而冷淡」。「切不可」對德國人表示親切友好。要實施徹底的非納粹化綱領。大力強調有必要讓德國行政機構負起最大限度的責任。但在德國要實行地方分權而並不予以肢解。雖然要實行「工業上的解除武裝」,但在某些情況下要對重要工業部門實行監督管制,而並不予以撤銷。 
  草擬指令是一回事,對指令取得一致意見則是另一回事了。自從斯退丁紐斯接替赫爾擔任國務卿以後,美國國務院的影響大為削弱,但它仍堅決反對指令中的大部24分主張,在這點上似乎得到了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支持。1944年12月美國政府把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威爾將軍,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國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說,他們顯然是不會同意的。文件後來又送交歐洲咨詢委員會審議,但在那兒同樣是很少取得進展;實際上,據說國務院已指示懷南特對之不予支持。最後採取權宜之計,即只將指令發給美國部隊,才把程序上的難題撇開了。這樣一來,從技術上來說,在1945年7 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軍最高司令官對所屬美軍有一套政策指示,對所屬英軍又有另一套指示,對所屬法軍則什麼指示也沒有。 
  同時,在雅爾塔,羅斯福總統又重新提出分割德國的見解,分割德國的方案本是上述指令所摒棄的幾個方案之一。這次分割德國的意見差點兒就通過了;因為三位政治家似乎都趨向於採納,只是在最後一分鐘,丘吉爾提議應當首先授命三國外長去研究一下,提出確切的建議。「我們正在處理的事情關係到八千萬人的命運,只用八十分鐘來進行考慮是不夠的。」三國外長又把這一問題移交給由艾登、懷南特和古謝夫(蘇聯駐倫敦大使)三人組成的專門小組去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分割德國的意見從此就束之高閣了。三國首腦同意把「東普魯士哥尼斯堡線以南部分和上西裡西亞、奧得河以東部分」劃歸波蘭,作為波蘭東部丟失給蘇聯的領土的補償。但是羅斯福和丘吉爾聯合起來反對斯大林提出的下列要求:把波蘭西部邊界線沿奧得河延伸到同西尼斯河匯合處。最後英美蘇三國政府首腦同意徵求波蘭政府的意見,並把最後決策國待締結和約時解決。正如事變過程所證明的那樣,這個處理公式並非毫無漏洞,而三國在賠償問題上又滋生了誤會。在雅爾塔會議上,蘇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賠償問題,他們要求德國總共賠償二百億美元,其中蘇聯佔有一半。其他盟國沒有提出反建議,當英方堅決反對25定出任何具體數字時,霍普金斯給總統遞了一個條子說:「既然蘇方在這次會上作出這樣大的讓步,我以為我們不應當讓他們失望。如果英方不同意,就隨他們的便。」於是就在莫斯科設立了由英美蘇三方組成的賠償委員會,負責研究出具體計劃,以蘇聯提出的數字「作為初期研究時的討論基礎」。這是以掩蓋分歧來達成協議的一種措辭。羅斯福還支持英方提出的給法國一個佔領區的建議,至於其餘方面,雅爾塔會議採納了歐洲咨詢委員會關於佔領區劃分的意見,這在魁北克會議上已經取得了協議。 
  會後發表的公報沒有明白提到分割或賠償的問題。公報強調了盟國的「堅定不移的目標」是:從軍事上、經濟上、精神上解除德國的武裝;消除納粹和軍國主義的一切影響;懲辦戰犯;以及「協調一致地在德國採取其他為保障未來世界和平與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公報中還有一段大概是摘引自總統某次演說中的話:「毀滅德國的人民不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只有在根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以後,德國人才有希望過像樣的日子,才能贏得國際大家庭一員的地位。」 
  總統回到美國以後,的確使用了大體相同的語言為雅爾塔的決議辯護:……無條件投降並非意味著德國人民的毀滅和被奴役。……我們不願意讓德國人民挨餓或者成為世界上其餘人的負擔。我們處理德國問題的目標很簡單,就是保障未來世界的和平。……我建議另行成立一個國際性組織,讓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遲早都有機會進入這個組織。六個星期之後,羅斯福就去世了。他的繼任者對所有的重要爭端還不夠熟悉,在就職後的最初幾周內,主要夫心的是維持羅斯福的政策不變,所以在德國投降前的這段時間內,美國對德國的態度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從上面有關美國對德政策演變過程的簡要敘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點。美國人不是生性喜歡權宜之計的人,不是偏愛經過長期爭論才最後接受決定的人。他們26最大的優點之一是急於「動手幹」的那股勁頭。北美洲大陸的幅員遼闊似乎誘使美國人好講大話,思考問題好作「非黑即白」的結論。美國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有充裕的條件進行無窮無盡的試驗,這就使得美國人對研究細節缺乏耐心,對深思熟慮所必需的延擱忍受不了。美國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們滋長自信,確認其制度盡善盡美。他們對科學方法的尊重使得他們相信,無論什麼問題,只要有正確的方法,加上必要的決心,都能夠得到解決。美國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質外,還有反覆無常的缺點,容易感情衝動,為一時一事的情緒所左右。按照美國人的輿論,很容易在制訂政策時熱情有餘而認識不足,執行政策時則容易一往無前,不留餘地。美國人堅持己見固然是熱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實踐中碰了壁,放棄己見也是非常迅速的。歸根到底,美國公眾的頭腦極靈敏,但是在最後得出正確結論時不免要經過一系列左右搖擺,而這種搖擺暫時會使人大傷腦筋。 
  就德國問題而論,美國人的這類傾向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是因為很多的決策必得由一個人來掌握,而這個人行事容易流於機會主義,當時健康狀況又每況愈下。美國人一向十分熱衷於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德國問題這樣一個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學方法竟如此之少。對此,外界觀察家實在感到驚異不已。自然,美國有許許多多德國問題專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他們在地位較低的崗位上從事研究工作,他們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種共同傾向(如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這個插曲所顯示的那樣),即主張採取溫和的對德政策。但是當你從負責的階梯一級一級向上升的時候,光就轉化為熱,從上層掌握決策的一小群人所輻射出來的溫度是鼓勵採取嚴厲政策的。而總統本人的態度並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連總統也沒有明確的指針,那麼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穩定的政策了。 
  美國人處理德國問題的指導思想是:納粹分子作惡多端,對他們必須採取嚴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國改造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對世界的前途來說,美蘇友誼至關重要(對英關係不適當地過於親密可能會干擾美蘇友誼)。所有這些指導思想都被視為信條,其正確性無需懷疑;雖然其中每一條都可以找到證據來說明其可行,但是實在沒有理由說其中任何一條是以冷靜研究一切客觀事實為依據的。所以把每一條付諸實施時都可能證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會毫不猶豫或毫無遺憾地對之進行更改。此外,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1944—1945年期間的對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議的少數人27來擬訂的。一旦其中死了幾個,換了幾個,就會由新的班子來掌權,從而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 
  那股衝動的勁頭和不穩定性不僅表現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國軍隊的傳統,前線指揮官在戰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較大的機動處置之權,作為軍政府的首腦自然也享有這種權力。他們之所以擔當這種職務是由於有將軍頭銜而非由於他們對德國或對政治有知識。所以在美國佔領區內,各個地方實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國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國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行為難以捉摸。他們一會兒板著面孔固執得很,一會兒又變得和藹可親,伸手遞糖果給你了。他們的指揮官就議論過這樣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對聳人聽聞的克龍貝格城堡珠寶盜竊案負責的部隊,「在法蘭克福的地下貴重物品儲藏室裡發現了價值將近三億美元的金條,還有價值以百萬美元計的非貨幣黃金、珠寶以及保證物歸原主的文書」。 
  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對任何一個戰勝國來說,最適宜的政策莫過於寬嚴結合,恩威兼施,而這也是1945年以後在德國最有把握獲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寬與嚴、恩與威掌握得恰到好處,這是極端困難的。但重要的是在全過程中要使兩種要素都起作用。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以求均衡,結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國的傾向就是兩頭搖擺。對美國政策的主要批評意見就在於此。對於一個初次充當國際舞台領導角色的國家來說,產生這種政策上的搖擺性也是不足為奇的。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誠意,人們通常是不會以錯誤視之的,而當實踐證明需要改變時,勇於改變意見,這也不會使人感到遺憾。如果美國堅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長期以來對美國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沒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態發展畢竟是這樣:如果沒有美國的寬宏大量、熱情和力量,德國的情景一定會變得更為暗淡。 
  第二節 英國 
  張伯倫在對德宣戰時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是同你們,同德國人民作戰」,這樣就不僅給英國的宣傳提供了一個主題,同時也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情感。當然,只是許多同胞,並非全體同胞。兩周以後,《笨拙》週刊刊載了A ·P ·赫伯特(現在是艾倫·赫伯特爵士)所寫的一首詩,題為: 
  《沒有糾紛?》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音樂、詩歌和啤酒實獲其心。 
  儘管如此,他們討厭地不止一次 
  挑選出個傻瓜來統治——而且雀躍歡忻。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但砸爛公用壇罐的並非別人。 
  每一次戰火都是他們燃起, 
  是僅僅偶然巧合,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瓦格納的作品的確精美絕倫。 
  但他們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軌胡來, 
  頂好是讓他們斷子絕孫。 
  我們同德國人沒有糾紛, 
  他們的事務當然不用我們操心: 
  不過看來只有大動一次手術 
  (針對心臟和頭腦)才能起死回生! 
  在英國,關於戰爭目標的討論絕大部分是圍繞「好日耳曼人」這個問題進行的。1940年發生的事件給公眾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題。有一段時期大多數英國人滿足於追隨丘吉爾的主張,說他們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勝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訴斯大林說:「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階段對戰後歐洲的任何國界承擔義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隨著戰敗的陰影在消失,戰後怎麼辦的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解決德國問題的出路在哪裡,難道僅僅是設法尋找合適的德國人並且確保德國政府的權柄掌握在他們手中嗎?難道德國人的性格,或者德國的氣候,或者德國的經濟狀況有什麼因素,使得所有德國人都容易變得野蠻粗暴和具有統治欲嗎?如果是那樣的話,又有什麼指望可以使之改變呢?有一派頑固堅持後一種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范西塔特勳爵,雖然他們極少有人願意面對德國人不可救藥的論點所產生的必然後果。另外一些人,如E ·H ·卡爾,在對德國人性格的分析上並不一定同前面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們聲稱,如果採取懲罰、肢解或持續強制的政策,「到頭來將會證明道義上是令人厭惡,物質和人力上是難以辦到,經濟上是倒行逆施」。持這種見解的人時常爭辯說,德國問題只有放在更大的范29圍內考慮才能得到解決。「把年青一代的德國人造就成為善良的歐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在重建德國和歐洲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提高他們的自尊心。」查塔姆大廈研究小組的成員則採取中間路線,他們在1943年對德國問題進行過研討,認為不管是完全強制的政策,還是全面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大西洋憲章實際上等於說:不要納粹,不要武裝,但在其他方面可以進行合作。這就意味著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級不容許德國人平起平坐,只要情況是如此,就不容許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級以下存在著合作,那麼這種合作就應當是誠摯的,應當不附帶任何條件,不加拖延,不節外生枝地促其實現。……在基本原則上目標堅定,並且有能力在難以預料的情況下促其實現,這比費盡心機起草特殊的防範措施要有效得多。 
  公平地說,這種贊成妥協的觀點是英國大多數人當中有代表性的意見。普通的英國人相信同德國人打交道應當立場堅定;他們傾向於接受范西塔特的論點,即德國人只懂得實力。但是主張報復的人極少,同德國人當中廣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國公眾輿論中把一個貿易上的對手予以消滅的想法幾乎不佔地位;說實在話,在前面提到過的查塔姆大廈研究小組的報告中就包括這樣的內容:如果採取嚴懲的政策,為此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是「失去與德國的貿易,因為按照假定的條件德國已貧困不堪」。主張採取這種溫和政策並非出於什麼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說這裡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以經驗所證實的一種信念為依據的,就是說採取極端措施則徒勞無益。1945年的一代英國人決心不再重複他們父輩所犯過的錯誤。J ·M ·凱恩斯(後為勳爵)所著《和平的經濟後果》和摩根准將所著《軍備的末日審判》兩書的論點已深入人心,儘管他們的結論有些出入。德國必須徹底解除武裝,而這個任務是不能放心地交給德國人自己去完成的,這包括毀滅軍火工廠。對罪行負責的人們必須予以懲處,對受害者個人的損失應當採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補償。但是企圖訃德國付出大量的現金賠償是毫無意義的,雖然也許可以找到某種辦法讓德國在彌補它所造成的損失方面助一臂之力。除了上述有限的措施以外,試圖讓德國受苦受難,勢必要反過來給世界上其餘各國帶來不利的影響。持下述觀點的不乏其人:如果採取加強德國各州政府權力而削弱中央政府權力的措施,德國對和平的威脅就會小得多,但不能忽視強行實施這一變30革的種種困難。從長遠觀點來看,唯一的出路看來在於使德同人自己改變心腸。實現這個目標肯定有困難,也許根本不可能,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去嘗試。 
  1942年成立了以威廉·馬爾金爵士(英國外交部法律顧問)為首的部際委員會,研討賠償和「經濟安全」問題。「經濟安全」一詞指的是剝奪德國進行現代戰爭所必要的資源。他們設想了一個讓德國支付現金賠償的方案,從戰爭結束若干年後開始實施,以防止德國從免去國防費用開支的措施中得到好處。但是他們基本上贊同德國用物資賠償,而且對可以從德國取得物資賠償的數量也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另外還成立了由一批官員組成的經濟和工業規劃委員會,負責廣泛地考慮戰後各種問題,其中包括德國鋼鐵生產的適宜水平問題。對於這些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政府的大臣們都不屑一顧,但是到1943年夏,政府授命副首相C ·R ·艾德禮負責考慮對投降後的德國需要作出的各種安排。全面佔領德國的想法恐怕就是在這時開始形成的;毫無疑問,這個想法從摩根准將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闡明的歷史教訓,即從德國人逃避執行凡爾賽條約關於解除武裝的規定這一事實中得到啟發,因而認為下一次盟國必須確保處於有力的地位,能強制執行其擬訂的各項措施。把德國劃分為幾個區,每個區由一個大國佔領,提出這類建議的淵源肯定就在於此。英國外交部確實一度詳細討論過整個德國由各盟國共同佔領的主張,這個主張在華盛頓也進行過討論,但是軍界的意見一致反對。理由相當明顯,雖然其他方案的實際經驗可能使共同佔領回顧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在當時情況下採取共同佔領的方法困難將是非常大的。由英美雙方聯合佔領德國西部似乎更為可行,但是由於下列兩方面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害怕這樣做似乎31是在「結伙」對付俄國人;二是美國人並不願意把他們的手腳同英國人捆在一起。以艾德禮為首的委員會所草擬的方案得到了「批准」並發到華盛頓,這一方案以後在美國國務院負責起草呈交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審議的方案中有所體現;以後該方案又轉送給歐洲咨詢委員會審議,但是他們認為不是「很急迫或現實到足以向戰時內閣提出」。甚至在雅爾塔會議期間,艾登對莫洛托夫說:德國問題雖然已由專門人員進行過研究,但英國戰時內閣尚未進行過討論。 
  在德黑蘭會議上,丘吉爾完全無視(也許是根本不知道)艾德禮提出的建議,並矢口否認斯大林的說法,即丘吉爾在原則上反對羅斯福關於分割德國的提議,卻指出,德國被劃分出來的各個部分如果不隸屬於其他聯合體,以後還會重新聯合起來。「問題不僅在於分割德國,更重要的是,要使彼分割出來的地區獲得生命力。……即使需要五十年才能實現,也是很大的收穫。」在1944年10月莫斯科會議期間,丘吉爾的主張似乎更為單刀直入,他鼓勵斯大林考慮下述方案:建立南德聯邦(包括奧地利),單獨成立萊茵國,對魯爾、薩爾以及基爾運河區實行國際共管——這一方案同摩根索的方案如出一轍。 
  總之,丘吉爾同羅斯福都不喜歡「對一個我們尚未佔領的國家擬訂計劃」。他在1944年末給艾登的信中說:無論是在這場鬥爭剛剛結束,或者是在感情興奮激烈之後不可避免地緊接著要變得冷靜的時候,一個受過摧殘而震顫的世界上那種百感交集的情緒,要想在小小的篇幅裡都寫出來,那是錯誤的。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著大多數人的頭腦,而不隨大流的人往往不僅會變得孤掌難鳴,而且毫無用處。在這些世事中我們所得到的啟示是一步一步地得來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兩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盡量把個人的決定保留到所有目前還潛伏著的事實和力量都顯示出來。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使得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們把這一政策描述為「不僅是對德國採取強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規避討論德國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挫傷了希特勒集團內部反對派的情緒,使得德國在蘇軍到達歐洲心臟地區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爾在回憶錄中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見,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但我們不要忘記以下四點。第一,在兩次大戰中間,德國的民族主義者用來「博取同情的」主要論據之一是這種誇張失實的說法,即盟國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條件;1945年以後德國人一再企圖讓他們的征服者按海牙陸戰公約承擔明確義務,由此看來,他們一旦找到機會就會重蹈覆轍。第二,作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國人確信侵略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接受了一個德國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條件,上述教訓就會被遺忘殆盡,正如1918年發生的情況一樣,因為今後世世代代的人會爭辯說:要不是提出投降條件的人在國家背後戳了一刀,戰敗的命運是能夠避免的。德軍必須抵抗到底並在戰場上忍受明顯的失敗。第三,即使反納粹的反叛集團力量很強大,能夠上台,對於那時盟國注定要堅持的條件,他們是否願意稍加考慮,也是頗為可疑的。「我記得有好幾次曾試圖起草能使征服德國者息怒的媾和條件。寫出來後,它們競是如此駭人,而且事實上絕不能辦到,以致把它們公佈出來,只會刺激德國人抵抗得更厲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於無條件投降,那就勢必引起俄國人對盟國的懷疑,大大增加蘇聯同德國單獨媾和的危險。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佈的那個意圖行動的話,即一旦把最後一名德國人驅逐出俄國領土,就停止進軍,那麼英美兩國的任務將大為複雜化。這種障礙實際上並沒有消除,因為據說斯大林一直贊同起草確切的投降條件。 
  如果說決心把擬定德國投降條件的工作推遲到最後一刻鐘是一種明智的政策,那麼聽任感情用事,隨意違背這個方針,就無意義了。要麼對那些由專家們經過長期研究後草擬的方案加以仔細研究,要麼對這個問題乾脆迴避。實際情況是這樣,問題在最高一級談談停停地討33論過幾次,而且討論時沒有任何背景材料。具體地說,丘吉爾面對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麼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強烈地反對〔限制德國工業的主張〕。但是總統,還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們都要問他——是那麼堅持,最後我們就同意考慮。」當時艾登不在場(他一經得悉有關情況,立即趕到魁北克並激烈譴責該方案)。魁北克會議期間,丘吉爾的主要民事顧問恰巧是徹偉爾勳爵,據科德爾·赫爾說,他敦促丘吉爾同意,因為他為這樣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辦法去做,英國可以解決戰後出口貿易的難題,這個問題在倫敦正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同時,總統最後作出讓步,同意英國提出的以德國西北部作為英國佔領區的要求。這一點同艾德禮委員會最初建議的,並為歐洲咨詢委員會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時間總統要求讓美國掌握德國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運輸。「英國的參謀人員認為原計劃比較好,還看到如果要改變計劃,將引起許多不便和混亂。」據說英國的海軍急於要控制德國的海軍基地和船塢。為了妥協,對原方案略加調整,把不來梅一地劃出,交給美方管理,並同意美方有權使用從不來梅到南德的鐵路。同羅斯福總統的處境一樣,丘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期間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的主要外事顧問也不在場。他告訴我們說,他沒有時間仔細審查那個計劃,並且說,他在回顧此事時,肯定不覺得他當真會受其約束。或許他也是「屈從於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國方面曾屢次試圖把「無條件投降」政策降低調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釋一下。根據上述種種理由,首相不大同意這樣做。「打算向德國提出的實際條件,如果詳細列明的話,決沒有向他們重新保證的意思。」但是他認識到把德國人「都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強的硬於到底的集團,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他已經作過解釋,所謂「無條件投降」就是徹底粉碎敵人進行抵抗的意志,並不是說盟國想用殘暴的行為玷污他們勝利的武34器。1944年2 月22日他在下院發表的演說中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想法:「無條件投降」一詞並非意味著德國人將遭到奴役或毀滅,然而它具有這樣的意思:在德國投降時,盟國將不受任何條約或義務的約束。譬如說,大西洋憲章不能當作一種權利適用於德國,這將是毫無疑問的。……無條件投降意味著勝利者有權放手行事,但並不是說勝利者有權野蠻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說勝利者想把德國從歐洲各國的地圖上抹掉。如果說我們受約束的話,我們對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約束。 
  當然,也有好多場合,丘吉爾談到德國人時是直言不諱的:在我們一生中,德國人曾經兩次,加上我們的父輩則有三次,把世界投進他們所挑起的擴張與侵略戰爭。他們登峰造極地把武士和奴隸的特質合而為一。他們自己不珍惜自由,但看到別人享有自由卻極其憎恨。他們一旦變得強大起來,就要尋找犧牲品;他們以鐵的紀律追隨任何一個領導他們找尋犧牲品的人物。德國的核心是普魯士。那裡是一再發生瘟疫的策源地。……在四分之一的世紀中,由於條頓民族追求霸權,英、美、俄三國人民曾兩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損失、危險和流血犧牲,因此他們這一次一定要採取步驟,使普魯士或整個德國再也不能臥薪嘗膽,捲土重來。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國生活中必須徹底摧毀的兩個因素,如果歐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戰爭,上述兩個因素必須連根剷除。 
  但總的說來,丘吉爾的本能和歷史知識都驅使他採取一條為本國許多同胞所贊同的中間路線。他在1945年1 月對艾登說,「『重新扶助苦難的德國』的政策激起我從感情深處」發表意見時,處處受到打擊。「關於『歐洲的心臟不能讓一個中毒的社會存在』的論據,我也很明白。」他要把第二次大戰打出個勝負分明、不容爭辯的結果,但是他不願意看到在停火以後人們仍懷恨不已。甚至在發表譴責德國人的演說時,他也會中斷自己的話說:「我們不是為了同這樣的種族過不去而打仗的。」他告35訴我們,在德黑蘭會議上,當斯大林提議在戰後必須把五萬名德國軍官和技術人員抓起來槍斃的時候,他是多麼憤慨。在雅爾塔會議上,也正是丘吉爾在表示原則上同意分割德國之後,最後一分鐘似乎有所猶豫,主張由三國外長把這方案提交一個委員會審議,而終於束之高閣。雖然,他說過「原則上不反對以奧得河為界,如果波蘭人想要的話」,但他也提出抗議,說不要「用德國食物把這只波蘭鵝塞得過飽,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掉」。也還是丘吉爾,他根據英國內閣指示,反對蘇聯向德國索取二百億美元賠償的要求,並且拒不同意確定任何具體數字。「我的腦子裡浮現出飢餓不堪的德國的魔影……我們是安穩地坐在那裡說:『你們活該挨餓呢』,還是想法子去讓他們活命呢?如果讓他們活命,這筆錢由誰來付?如果你有一匹馬,要它拉車,你就得餵它一些糧草。」他把自己的處世態度歸納在他的「一生的銘言」中:「戰爭時:堅決剛毅;失敗時:頑強不屈;勝利時:寬容敦厚;和平時:友好親善。」 
  1918年勝利後,英國大選的主要爭論是圍繞著「絞死德皇」和「擠橘子要把子兒擠盡」這兩個問題進行的,這樣就使得締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務大為複雜化。1945年,諾埃爾·科沃德的「讓我們不要對德國人發洩獸性」這句話,最接近於表達英國公眾的情緒。有很多原因使現在的情況遇然不同;輿論、官員以至內閣大臣都作出了他們的貢獻。但是一部分功勞必須歸功於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為懷的良知而不是憑借組織周到的簡況介紹會,使得英國人民沒有上那些廉價推銷的解決方案的當。令人遺憾的是他對於他的談判對手未能施加同樣的影響;相反,他們似乎合夥引得他接受一些並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見。但是他在國內奠定的基礎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1945年大選中講的某些過頭話,並且使得英國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對德政策上沒有出現根本分歧。在艾德禮和貝文繼任首相以後,執行的路線沒有急劇的變化。在「兩黨合作」這個名詞創造出來以前,實際上已經做到這一點了。的確,工黨政府對社會民主黨人以及國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黨政權所可能給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實而顯得無大區別,這就是說,由於種種原因,兩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還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即從英國對德國問題的主要態度來看,在力圖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導下,英國政36策的推行,只是偶爾在某幾個短暫時期內有些動搖。企圖在兩極之間求其平衡,在決策方面有時候便會陷於無能,而取得和諧的切實措施,又絕不是經常採取的。不過,說句公平活,畢竟是做過嘗試了。 
  第三節 法國 
  法國在德國的地位是異乎尋常的,因為法國取得這種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國特別是英國的寬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歐洲咨詢委員會在最初擬訂的方案中並沒有給法國設立佔領區。1944年11月丘吉爾訪問巴黎時,戴高樂將軍「強烈要求參加對德國的佔領,不只是在英軍或美國統帥部下面分一塊地盤,而是把地盤置於法軍統帥部的管轄之下」。丘吉爾對此表示同情,他「深知無需很多年,美國軍隊就得回國,英國在海外維持龐大的軍隊也會有很大的困難,因為這同我們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馳,也同我們的資源條件不相稱」。他還說這個問題必須拿到盟國間的談判桌上去解決(雖然立即產生這樣的謠言:法國駐紮軍隊的確切地區已經達成協議了)。自然,在雅爾塔會議上沒有法國的代表,儘管戴高樂將軍在1944年9 月12日曾宣稱:「我們認為解決有關歐洲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如果沒有法國參加,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不管怎樣,丘吉爾極力說項,要讓法國有一個佔領區。在羅斯福聲稱美軍佔領期限將限於兩年的時候,丘吉爾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這樣做了。「如果美國人離開歐洲,英國就不得不單槍匹馬佔領整個德國西部。這樣一個任務是遠非我們所能勝任的。」他據理力爭,說服了羅斯福,然後他們兩位政治家又聯合起來設法使斯大林勉強同意。斯大林說他不能忘記「在這次戰爭中是法國打開大門把敵人引進去的」。據哈里·霍普金斯記載,「溫斯頓和安東尼(艾登)象老虎一樣拚命為法國爭取」,他們的理由是「偉大國家的命運不應該為它們管理機構的暫時狀態所左右」,但蘇方同意的前提條件是37法國佔領區只能從英國佔領區和美國佔領區中劃出一塊來,不能影響俄國佔領區(這一點也適用於帕林)。又經過幾天的爭論,俄國人才同意法國在佔有一個佔領區的同時,也須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裡享有一席。 
  英、美、蘇三大國未能完全平等地對待法國,這是無法避免的。法國解放後的情況沒有可能在共同協議的憲法基礎上選出一個政府來代替法國臨時政府。交通運輸破壞得很厲害,在很多地方當地的抵抗運動領袖——常常是共產黨人——隨意處罰,為所欲為。人們對德軍佔領和維希政權,記憶猶新,心靈上留下深刻的傷痕。他們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國統治中形成的團結會持久不衰,並且會使第三共和國時代最缺少的那種要素得到恢復,但是事態的發展逐漸明朗,證明情況並不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法國內部本來就夠激烈的爭吵,變得更加激烈了。」雖然有法國第一軍在盟軍戰線的右翼阿爾薩斯作戰,但法國的武裝部隊仍然虛弱得不像個樣子,裝備全依賴外國供應。法國人嘲弄權威的癖好在佔領期間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愛國主義的光輝,而舊有的惡習不但沒有隨著重新獲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繼續腐蝕公共道德。國家的經濟狀況混亂不堪,沒有外國援助就休想恢復。許多法國人由於意識到這種仰人鼻息的境況,便產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緒,而不是下決心去設法補救。戰前人們講笑話,說奧地利的局勢不可救藥,但是還不算嚴重。這種笑話大有同樣適用於法國之虞。 
  法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國內的形勢,因此分不出很38多心思來考慮德國問題。法國人主要關心的是讓人家承認他們是一個大國,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一定要按同等條件參加對德國的佔領。即使這樣做意味著使法國的人力物力更為緊張,意味著承擔無力承擔的義務,法國人還是認為參加佔領是他們的權利。「因為我們在共同戰鬥中遭到了這種削弱,他們在採取任何決策時總是要把我們撇在一邊,哪怕是在最輕微的程度上,我們認為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法國人對自己地位的變化感到如此的困擾,以致花費了很多精力來試圖說服其他國家相信法國什麼也沒有改變。 
  一般法國人對待德國的態度確實極少變化。法國人也許不至於否認善良的德國人還是有的,但是他們認為根據這種假定來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法國人對改造德國的嘗試,採取嘲弄的態度,對德國人災難深重的前景卻並不十分煩惱。按照法國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們曾經受到盟友的冷落,他們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開始,當情況還比較順利的時候,他們就力爭得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力圖在德國還不能抗拒的時候,削弱德國。首先,他們想得到煤炭和工業設備來彌補他們的損失,並不打算多傷腦筋去一項項計算索賠的物資是否嚴格地同損失相當。他們毫不猶豫地把法國佔領區當作物資補給來源。他們關心的與其說是為了安全而拆除德國的工業設施,還不如說在於從現時生產中得到賠償物資。其次還有萊茵河邊界的問題。「法國如果得不到沿萊茵河全線永久駐紮軍隊的保證,就不打算結束這場戰爭。」這個要求是否意味著法國意欲兼併萊茵河以西的全部領土,還不十分清楚。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宣稱這正是戴高樂訪問莫斯科時提出的要求,雖然美國人認為只要把萊茵河以西的地帶置於國際共管之下,戴高樂就準備放棄赤裸裸的兼併土地的要求。戴高樂肯定想兼併魯爾。他同樣想讓薩爾歸屬法國。至於德國西南部的其餘地區,戴高樂在1945年4 月說過:「法國從未想要兼併這些地方,但是這些地方必須同我們和平共處。」 
  把德國這個地區劃分為若干獨立的小邦,這樣就很39容易將其置於法國的勢力之下,這恐怕是法國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國人之所以堅決反對在德國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動機很可能來源於上述夢想。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法國人在佔領初期有步驟地努力在其佔領區內確立法國的文化影響。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響這項政策的背後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更富於建設性的想法。因為有些法國人儘管不一定對德國人消除懷疑,但他們認識到在歐洲政治中德國人終究是一個因素。法國如果要避免再在對德戰爭中流血犧牲,就必須在兩國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使得兩國今後能夠合作而不相互衝突。這樣思考問題的人,大多數是抵抗運動的成員,而不是在戰時同納粹合作的人,這一點乍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他們想利用佔領德國的機會減少怨恨和復仇心理,從而發展兩國之間的文化和經濟聯繫。雖然他們後來產生不少幻滅之感,但他們的想法必然還要在後來的舒曼計劃中重新體現出來。據說他們遭到法國佔領軍中一些高級軍官的反對,這些高級軍官多半持有右翼觀點,認為戰後的法國色彩「太紅了」,他們去法占區的目的是盡可能地享受一番。 
  英、美兩國的佔領方案是經過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協調的,可是討論時並沒有邀請法國政府參加,因此,法國政府並不認為給它一個佔領區就得執行同其他西方大國一樣的政策。他們甚至於對分配給他們的佔領區表示不滿,1945年4 、5 月間有好幾周法軍拒絕把他們佔領的位於美占區的斯圖加特市移交給美國人。在戴高樂聲稱沒有法國參加,歐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徹底解決以後,波茨坦會議仍沒有邀請法國參加,這對法國人的自尊心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促使法國政府宣佈,他們不受任何未經他們同意的決定的約束。這樣一來,就出現了這種局面,即盟國管制委員會成員之一不承認確定委員會活動方針的協議。正像事態發展所證明的那樣,其後果極為嚴重。 
  第四節 俄國 
  按照貝爾納斯的說法,在雅爾塔會議上「俄國代表團主要關心的就是賠償問題」。戰爭的最後階段給德國以慘重的打擊,但從戰爭的全過程來看,毫無疑問俄國的損失更為慘重。據官方統計,有七百萬人死亡——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遠不止此數;有不可勝數的千百萬人殘廢:絕大多數城鎮論為廢墟,蘇聯歐洲地區很大一部分鄉村也成為一片瓦礫;工業遭到破壞,舉例來說,頓涅茨的煤礦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萬人完全無家可歸,住在窯洞、戰壕和泥捨裡,此外還有撤退到烏拉爾和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千百萬潛在的無家可歸者。最後,也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勝利的代價中還包括著全體人民的極度勞悴,他們為了工業化和重新武裝,多年來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有這麼一個故事流傳著:一位西方盟國的軍官在柏林看到紅軍軍紀不佳,曾對一位俄國人表示驚訝,他得到如下的回答:「這不是紅軍,紅軍已於1941年和1942年在戰場上陣亡了。這些是亞洲的蠻夷,我們趕他們去打仗,以擊退德國的進攻。」 
  俄國和法國一樣,需要賠償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救急,而不是為了報復或安全。早在1942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經提出過實物賠償,特別是用機床賠償。在雅爾塔會議上他重複這一觀點說:「上一次」的錯誤就在於索取現金賠償。於是他的代表團要求德國應付出相當二百億美元的賠償,其中百分之五十應歸蘇聯,賠償的一半用拆遷的工廠支付,另一半應在十年內以當年產品支付。邁斯基要求把德國的重工業減少百分之八十。他不同意丘吉爾的觀點,即德國將因此而挨餓,他針對馬和糧草的比喻說:「一定不要讓馬踢你一腳。」按照俄國人的見解,德國即使按照他們建議的規模支付賠償,仍能依靠其輕工業和農業過著儉樸和像樣的日子。根據羅斯福的倡議,這個問題交給賠償委員會去研究。儘管英國反對確定任何具體數字,委員會仍奉命以俄國的建議作為初期研究的依據。實物賠償將採取三種索取形式:拆遷工廠,交41送當年產品,派遣勞動力。俄國人認為他們的主張幾乎已被接受,而他們是不會輕易作出讓步的。 
  先是賠償,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內,俄國兩度遭到德國侵略,每次均損失慘重。有鑒於此,俄國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讓德國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預料德國在十五至二十年內能夠復原。早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讓奧地利恢復為獨立國家,把萊茵蘭地區同普魯士分開,成為一個獨立國或保護國,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亞建成獨立國家。他還建議把東普魯士劃歸波蘭,把蘇台德區歸還捷克。在德黑蘭和雅爾塔兩次會議上,他也堅持大體上同樣的方針。在丘吉爾於1944年10月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萊茵蘭國家,主張對魯爾、薩爾和基爾運河實行國際共管。所有這幾次會談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兩國領導人同意他的意見(除了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拖延應付,建議把問題交給外長們去討論以外)。只是經過外長會議的討論和以後事態的演變才逐漸判明美英兩國實際上並不同意分割德國的方案,而斯大林則在1945年5 月9 日對俄國人民發表的勝利演說中才放棄了這個想法。 
  出於安全的考慮,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國的工業設備。但尤其是俄國的歷史教訓說明:在東歐的廣闊平原地帶,安全是用空間來表達的。主要目標是把德國的疆界盡可能地向西方推移,獲得一個緩衝或保護地帶,以防止未來侵略的最初衝擊會直搗俄國領土。為使這樣的方針得以實行,使波蘭政府保持親蘇立場是很必要的。把德國領土劃給波蘭不僅是對波蘭人喪失東部領土的一種安撫手段,而且還造成德國人將來向波蘭人提出收回領土的要求,從而增強波蘭依附於俄國的利害關係。至於德國失去了那麼多領土,可能會激起其忿懣難平的復仇之念,這一點卻並沒有予以認真考慮,因為不管怎麼辦,德國人的敵意總是意料中事。撫慰德國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於謀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於削弱它。 
  斯大林和蘇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們看來,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嚴格的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他們的建議儘管苛刻,但並非出於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這不是42說他們對蹂躪了他們國土的那個民族不懷有強烈的仇恨。勝利以後,俄國人在柏林到處設置標語牌,寫上斯大林在1942年9 月講的一段話:「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國人民、德意志國家混為一談是荒謬可笑的。……歷史表明希特勒一類人上了台又復消失,而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國家則依然存在。」直到1944年年中,俄國對德宣傳唱的都是這個調子。但是能夠更確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戰時所持的態度的,是他自己說過的這句話:蘇聯人民的任務是「消滅每一個侵入我國領土的德國人」。這也許是修辭上的誇張,但是這樣說是為了激起抵抗的憤怒情緒,而這種情緒在戰爭結束後也不容易冷靜下來。當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以和藹的神情」提出需要槍斃五萬名德國軍官和技術人員時,連丘吉爾也沒有把握判斷斯大林說的話是否當真。從1944年5 月起,俄國的廣播似乎就開始提出戰後要把全部德軍官兵用於強迫勞動。 
  伴隨著仇恨的是輕蔑。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產主義引進德國的問題冷卻下來。有一次斯大林告訴米科萊契克說:「共產主義不適合於德國,就像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樣。」在波茨坦會議上,他曾告訴丘吉爾說,他在1907年看到有二百個德國人未能參加一次共產黨的會議,因為沒有一個人在火車站柵欄門收他們的車票。1945年5 月,有個俄國軍官對一位美國人這樣說:「我們肯定不打算把共產主義這樣高尚的理想帶給那樣的人民。」斯大林因德國工人未能進行切實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納粹的興起而蔑視他們(他輕易地忘記了他自己不贊成社會黨同共產黨合作時,對造成這個後果應負多大的責任)。他對共產主義在德國群眾中是否受歡迎並不抱幻想,他認識到在德國實行共產主義,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發運動,只有依靠紅軍和俄國的實力才有可能。再者,馬克思主義學說教導說:首要的任務是奪取生產資料,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願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權以後,就可以推行共產主義。還有,迅速索取賠償的機會(這裡速度是很重要的)取決於毫不拖延地重新開動資本家的生產機器。為達到此目的,需要從資本家那裡取得盡可能多的幫助。所以,如同在東歐其他國家採取的政策13一樣,第一步不是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國家」,在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裡吸收一些資產階級的傀儡政黨參加。 
  然而,俄國人很自然要在共產黨人當中找朋友,並把那些流亡俄國受過訓練的德國人安插到負責崗位上去。關鍵的職務必須由可靠的人來擔任。俄國人絕對地相信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是其經濟結構的反映,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採取措施立即凍結銀行存款,對主要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實行土地改革。在德國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綱領已經在俄國擬就,連同賠償方案在內,這似乎是俄國人為佔領德國所做的唯一的明確的準備工作。的確,為了永久摧毀普魯士軍人特權階層的權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還不是實行集體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給小農。這就形成了牢固的階級力量,可賴以抵制舊政權的復辟。這正是1917年列寧所採取的「妥協」辦法,以誘使農民支持布爾什維克而從沙俄軍隊中開小差,正是此舉對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 
  不管俄國人在他們所奉行的政策方針上企圖表現得多麼克制,不管在把共產主義同失敗聯繫在一起考慮時是多麼小心翼翼,他們不能不推行一種新政策,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其成敗勢必要影響到他們的威信。他們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權當成是「預備犧牲的」,一旦他們的政策需要犧牲或解散這個政權,他們決不會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權的變更不容許影響其基本性質。不管怎樣,德國人對於形式上的細微差別是不大計較的。他們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共產黨人擔當著重要職務,而且因為它是蘇聯建立的。所以,俄國人對新政府的命運不能漠不關心。這就導致俄國人內部負責索取賠償的當局同負責與德國人打交道的當局之間,以及在波茨坦的蘇軍司令部同卡爾斯霍斯特的蘇聯軍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道理很明顯,如果無情地實施從德國搬走盡可能多的物資的政策,勢必會造成匱乏和混亂,使得極有經驗的和地位穩固的管理當局也窮於應付。造成內部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否僅限於此,是值得懷疑的。斯退丁紐斯曾經提出過下列看法:在雅爾塔會議以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經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員的44批評,說他們對美、英方面太遷就了,並迫使他們規避承擔某些義務。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斯大林把佔領東德主要是看成鞏固俄國的一種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諾夫為首的另一批人則把東德當作一個據點,來策劃共產主義對西德的征服,進而征服整個西歐(列寧不是說過「誰掌握德國就掌握歐洲」嗎?)。共產黨預料戰後可能發生的混亂,以及他們深信會妨礙經濟復興的不景氣,都將有利於他們的圖謀。但是如果他們要想抓住這一時機,東德的政權就必須做出相當好的政績來。 
  蘇聯戰爭賠償委員會對莫斯科(也許是對莫洛托夫)直接負責,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後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領導的駐東德蘇軍當局有著密切的聯繫。宣傳鼓動部的領導人圖爾帕諾夫是日丹諾夫的主要代表,他受過工程師的訓練,二十年代曾經在德國住過很長一段時間,在戰時曾擔任紅軍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當地譬喻為「俄國的埃裡希·馮·施特羅海姆」。他很有才幹,冷酷無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於體察別人對他的看法。此外還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顧問謝米諾夫,似乎代表第三種政策,謝米諾夫看來像是貝利亞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這個人與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官員相比,對西方的思想與文化有較深的素養,他必定不會像打了勝仗的士兵或頭腦頑固的宣傳工作人員那樣對蘇聯的實力和前景有那麼大的自信。他對於下列兩種政策所孕育的危險性大概早就有所瞭解:一是旨在使德國分裂,二是企圖以東德為跳板進攻西歐。像處在謝米諾夫那樣地位的人,很可能認為在不犧牲蘇聯既得利益的條件下,採取一種保持德國重新統一的道路暢通無阻(不管這種統一是否取得西方國家的同意)的方針更為上策,因為這樣的德國最終可能證明比一個違背其自身意願而共產主義化了的德國更有條件成為蘇聯的有益的盟友。顯而易見,這種政策乃是三國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繼承。 
  上面關於俄國陣營內部不同觀點的扼要描述中雖然有不少揣測的成分,作者仍然給予一定的篇幅,因為這種分歧對理解俄國的對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為獨裁政權的「鐵板一塊」的特點不僅體現於外表,而且自然地45會導致奉行一種明確一致的單一政策。這些人聽到這種內部分歧的存在只會感到吃驚。上述內部分歧在現實情況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陣營內部也會有所反映,而且更為嚴重,不只限於軍事與民事佔領官員之間觀點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們至少公開承認分歧並且展開討論。 
  不管個別的俄國人持有什麼見解,他們很自然地會對西方同家抱懷疑態度。斯大林在其權力上升的過程中,對待昔日的盟友的態度是:一旦這些盟友已經幫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敵人,他就會予以拋棄。在國際事務中他也同樣如此,自屬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從未擺脫格魯吉亞農民的特色。在革命領袖人物當中,他的國際主義精神最差,他是主張「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人,這不僅僅是因為在當時對俄國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為這個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積極方面。如果說斯大林也注視俄國以外的世界,那麼他對亞洲的關注並不亞於對歐洲的關注。他生性對外國人不信任,對資產階級領導人也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對於任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當作真理接受的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俄國人的這種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歷史。拖延開闢第二戰場,丘吉爾急欲進入巴爾幹地區,英國對壓制鄧尼茨政府猶豫不決,英、美保守原子彈秘密,突然中斷實施租借法,美國不給俄國提供復興建設貸款(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分割德國問題上變了卦,凡此種種,他必然都會用占主導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釋,於是它們又進一步成為加強這種不信任感的證據。斯大林很可能在戰時獲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國甘願讓他在東歐各國為所欲為,因為東歐各國的友誼對俄國安全是如此必要,還有在東歐建立「民主」政府的事業決不會被解釋為建立西方的代議制政權——無論如何,這種政權已證明不適用於該地區。當英國出兵鎮壓希臘的共產黨人時,他曾經保持沉默,為什麼對他在波蘭採取的行動又那麼大肆渲染?俄國人是否一定會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原子彈,以及確實會不失時機地鞏固自己的地位,這都是無關緊要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拒不承認客觀的態度是可能存在的,因為它把形成各種態度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動機全都歸因於經濟上的利害關係。馬克思主義者根本不能體會別人的善意,因此把戰時在西方建立起來的對俄國的善意犧牲掉,也滿不在乎。他認為只要西方幫助俄國而從中得到好處,不管俄國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這種善意仍然會保持下去,然後卻又自動中斷,不管俄國的行動如何。由於歷史的機緣,羅斯福46和丘吉爾這兩位外國政治家在戰時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種個人的關係,可是在戰爭結束時,兩人又相繼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尋求瞭解的願望,但在這條道路上仍然是障礙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國問題的根源在於這一事實:德國從來沒有為羅馬帝國所全面佔領(或者用這種理論的更精確的公式來表示,德國從來沒有完全接受西方關於自然法則的概念),結果是西方文化在後來當作一種外來物強加於德國的。如果這種說法對德國而言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真理,那麼把它運用於俄國那就真切得多了。當然,古典文化的譯本經由拜占庭傳到了俄國,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俄國文化從西方汲取了豐富的營養。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並沒有被同化,1917年革命後的孤立狀態則又大大加強了這一要素。在這些相互隔絕的年代裡,一種西方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把俄國與西方之間的鴻溝進一步加深了,這種理論在俄國是當作福音書一樣向人們不斷灌輸並要求信仰的,而不是當作一種有待檢驗的假說。結果是當俄國人在德國同他們的盟友相逢時,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標下面潛伏著一堵互不理解的牆。由於雙方對於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為對方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只有非常膚淺的瞭解,這就使情況越發嚴重了。佔領德國的歷史很可以看作是把這種隔閡提高到認識水平的過程。 
  在互不理解這個問題上,不能忘記語言這個因素。會講俄語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很少,會講英語的俄國人也很少,所以討論問題都得經過翻譯,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語言技巧又通曉業務的澤員為數太少了,再說即使有優秀的譯員,他們也要休假啊。用第三種語言(通常是德語)相互交談的辦法也好不了多少。還必須指出,俄語遠不如法語或德語同英語那樣相近。問題遠不止是從另一種語言裡尋找與俄語單詞相對應的字眼(反過來也是如此),因為這種對應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像「民主」和「自由選舉」之類的詞彙對雙方人員引起的聯想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在於要用一種思想方法去解釋另一種思想方法。 
  由於俄國人表現得特別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極強,上述的種種基本困難就使得情況越發糟糕了。雖然他們堅信一切行動都為經濟利益的動機所決定,但是這一信念47並不影響他們在社交活動中要顯得超凡出眾來為祖國增光的人之常情。佔領德國是他們三十年來參與國際生活的第一樁大事。對於許多參與此事的人來說,這不僅僅是第一次同資本主義世界接觸,而且由於他們是革命的產物,往往又是農民的子弟,他們沒有祖傳的經驗可資借鑒。像暴發戶一樣,他們死命地裝出自己懂得一切規矩和禮貌,而其實是一無所知。在談判中,他們拘泥於遵守嚴格的程序,除非這樣做使他們理虧。他們拒不回答問題,至少有一些情況是由於沒有把握說什麼話才合適。一方面,他們最不願意承認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亂、不善於隨機應變或效率不高等現象,而結果可能正是上述現象造成他們的行動(例如開會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們動不動就要生氣,其實別人並無冒犯之處。有一次朱可夫元帥大發牢騷,原因是一本美國書上曾寫到他比他的夫人矮兩三英吋,還說他有兩個兒子,其實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兒。這段話使他大發雷霆,他認為這裡面包含著「對個人的輕視和貶低」。在佔領初期,俄國人曾提出過一次強烈的抗議,理由是柏林的英國當局竟准許一家受英國控制的報紙登載一則報道而使紅軍受到侮辱,那則報道說,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飾用品商號正在為紅軍製作六萬五千件襯衣和四萬條褲子。這種情況使雙方都不可能判斷:無禮的行動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無辜的行動到什麼程度才不致得罪別人。 
  人們不難提示說,這些都是暫時的困難,可以逐步得到解決,如果各方獲准彼此混在一起並取得相互瞭解的話。的確,很多俄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幾乎是孩子氣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開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國人和極權主義官員之間有一種顯著的差別,前者好奇愛問,喋喋不休,慣於內省,歡樂愉快,從容沉著,對時間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後者在突然記起那些教給他的清規戒律時,就變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詞,明顯地表示出48不違反黨的路線的決心。蘇聯當局在對友好親善和社交活動施加那種嚴格限制時,很可能考慮到有那麼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國人。這不單純是不讓他們「知道西方的真實情況」,而且也是防止無政府主義的本性引導他們忘卻和猜疑蘇聯賴以建國的紀律的基本原則。但不能因此機械地說,如果俄國當局熱切地鼓勵交往,友誼就會得到保證。當任何談論和行動可能被曲解時,有機會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無益。的確,使彼此較易混熟的唯一辦法是飽餐一頓,而喝酒的作用則更大。 
  第五節 盟國的宣傳 
  前面所記載的許多事實和言論,都是在事後不多久就透露出來的。普通德國人無從自動地得知其詳。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稍加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要求普通德國人從盟國方面獲悉一些情況,以便瞭解盟國的意圖,乃是合情合理的。當然,盟國向普通德國人傳達情況的主要途徑是通過無線電台。而廣播本身就給研究歷史的人出了一個難題。單憑廣播數量之多,就使當時的任何一個人難以單獨地領會廣播的全部內容。至於對過去的廣播加以回顧並進行分析,這無異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即使手頭有原稿可資利用。幸虧當時傳遞主要信息,還運用了傳單,那是飛越歐洲的英美飛機空投下來的。西方盟國的整個宣傳工作是緊密配合,充分協調的,因此可以從傳單方面推斷出無線電廣播節目的總的特徵。 
  首先要強調一下,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所作的宣傳,其主要任務是報道戰爭的進展情況,目的在於使德國人對他們的首領(特別是對希特勒)喪失信心,對德國取勝的可能不抱希望。廣播宣傳煞費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來攻希特勒之盾。具體的做法,如英國廣播公司播放希特勒過去的廣播錄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廣播反覆論證德國打不贏這場戰爭,而戰爭之所以還在繼續,原因是那些納粹頭子在拚命掙扎,企圖免遭覆滅。對德國部隊,則定期提醒他們,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後得到寬大待遇。反之,繼續戰鬥下去,他們並不能對德國事49業做出什麼有益的貢獻。還就德國的裝備和資源與盟國相比是否能發揮作用,德國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說明是否確當適宜等問題,千方百計地在德國人中散播懷疑。 
  接著宣傳的是德國和德國人民在戰後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前景,但這只佔次要地位,描述這種前景,主要運用盟國政治首腦人物的言論。確實如此,在對德國武裝部隊成員進行心理戰的1944年6 月的標準指令中就作過這樣的規定:「有關戰後對德處置問題,不作具體承諾,只能引用政府發言人所明確表示的。」執行這一政策所發表的許多主要聲明,前面已經引過了。在傳單上複製那些聲明,有必要加以刪節,因而關於大西洋憲章不能作為一種權利使用於德國的這一暗示,給刪去了。但是這一點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別強調的,英國廣播公司終於把它著重廣播了。在戰爭的最後兩年內,傳單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憲章,那是1943年秋在引述一項條款時提到的,該條款規定各簽字國承擔一項義務,「……在世界各國間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產品」。 
  論點都是按相應的方針路線來闡述的:對廣大的德國人民並無報復之意(1943年秋);我們無意要消滅德國人民(1944年夏);〔萊茵蘭城市的〕普通居民對盟國軍隊無須害怕(1945年1 月);盟國所決心摧毀的50不是德國人民,而是德國的戰爭機器(1945年3 月);結束戰爭,對德國來說意味著獲得一種人們得以生存的嚴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年3 月);大規模報復行動是盟國正在竭力加以反對的事情之一(1945年3 月)。 
  但情況還不止於此。因為有一個問題是反覆予以強調的,這就是盟國意在完全解除德國的武裝,剷除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依法懲辦納粹頭目。的確,這種強調反過來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慮。德國人一再得到預先通知:盟國是不會與納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國廣播公司越來越少地提到納粹和德國人民之間的區別。此外,說到德國取勝無望時,總是要提醒一下:德國人如果讓戰爭打到底,將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可怕的結局總比無休止的恐怖好得多」,這是英國廣播公司反覆引用的一句話。 
  一旦萬物皆毀,回頭就來不及了。戰爭結束得越早,對德國就越好(傳單,1944年10月)。 
  今日的德國戰爭工業給摧毀了什麼,明日的德國和平工業就要缺少什麼。打不贏的戰爭多持續一天,恢復和平而體面的正常生活的時間就要更長,每個德國人就要更為艱苦(傳單,1944年新年)。 
  戰後德國的經濟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敵國的援助,特別要依靠英國和美國的援助。英、美在原則上並無拒絕援助的意向,英美兩國負責的政治家業已再三宣佈,他們打算在德國戰敗後完全解除其武裝,但並不希望使德國挨俄和破產。 
  但是,在戰後抉助戰敗的德國在經濟上重新站起來,這種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限度隨著戰爭的繼續而一天天變得狹窄了。整個世界從事抗德戰爭所耗費的精力越多,用於和平時期的工業物資和糧食的儲存就越少,而這些儲存是在戰後正可以用來幫助德國並加速其重建的。農民當兵的越多,糧食生產就越少。全世界轉入軍火生產的工廠越多,可以用於重建的產品就越少。如果戰爭再延長下去,世界糧食匱乏的前景己可預見。 
  此外,德國並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個——在將來必須依靠外援的國家。世界上每一個月所遭到的破壞都會使求援的隊伍拉長,德國只是站在隊伍的末尾,而等待領取的物資卻會日見缺乏(傳單,1944年春)。 
  戰爭的繼續意味著造成更多無益的損失和犧牲,商且意味著戰爭將在德國本上結束,這就難免使德國人民遭到毀滅,使其生存化為烏有(傳單,1944年8 月)。51打不贏的戰爭每進行一天,就意味著更多的災難、混亂與匱乏(傳單,1944年冬)。 
  戰爭結束後,在佔領期間,德國人喜歡把當時的生活條件與他們認為盟國曾經允諾過的生活條件相比較,從而抱怨盟國食言。所有的事實都說明,就具體允諾而言,德國人記憶中的東西是與現實完全對不上號的。事實上盟國曾反覆告誡過德國人,如果戰爭進行到底(實際是進行到底了),在物質方面所造成的後果將是慘重的,而德國人民承受這種後果不可避免地會最為慘重。英國廣播公司常常把德國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瘋子駕駛的火車上的乘客,這個發了瘋的司機則橫下一條心盡量加快車速,直到火車出軌為止。他們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個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個帝國馬克的罰款,拉一拉火車內的警報索。許多德國人都痛苦地意識到他們是處於這種危險的境地,但不準備動手去拉。為了避免產生完全絕望之感,他們只好對戰敗後將會發生的情況盡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釋。盟國不曾作過明確的承諾,卻提出過一系列明白的告誡,這也許是真情實況。但是,他們卻談了不少關於依法懲辦納粹戰犯,建立一個堅定、嚴格而又公正的軍政府。再者,他們自以為與納粹頭目相比,他們是正派而誠實的人,承認自己肩負著基督教文明國家的責任,他們的整個態度就是從這樣的假定出發的。這樣一種態度在佔領軍的實際行動中體現出來時,能用什麼來加以解釋,就可能產生很大的意見分歧了。對德國的佔領,不管是如何完美無瑕,也不能和德國人對公正處置所作的解釋一一合拍。如果說有任何期望化為泡影,有任何承諾未能兌現的話,那都是德國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們把佔領的實際情況與戈培爾向他們傾注的關於佔領前景的宣傳作一番比較,他們就有理由感到驚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國人的態度 
  據說蒙哥馬利元帥在1946年5 月寓開德國之前曾經說過,德國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頑強的納粹分子」。這話並不那麼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這種論斷是否公正以及據此論斷所採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對「納粹」這個名稱作什麼樣的解釋。如果定義下得正確,可能使盟國免掉許多麻煩。這個問題至少可以通過三個途徑62來進行探討。納粹分子可以解釋為國家社會黨黨員(或許還有的黨員),或者是與該黨有聯繫的某些組織的成員。對律師和行政官員來說,這個公式有精確的優點(而在任何個別案件的犯罪事實一旦確定的情況下),又有無可爭辯的優點。因此,這個公式為推行「非納粹化」所採用,但結果證明是完全不合適的。其次、納粹分子可以解釋為信奉某種特殊教義的人,這種教義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種偽科學概念:「雅利安」種族優越,它負有統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個社會中,元首有權支配其信徒並向下發佈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託。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動的信徒都享有運用他們所選擇的任何辦法去執行任務的自由。他的目的證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屬正當,而他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毫無保留地信奉這些教條的德國人,相對地說,為數大概是不多的。特別是尊重法律條這一點——在德國官員中頗為根深蒂固——使許多對第(一)、(二)兩項均無異議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項。宗教情仰對許多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也可能產生導此相同的作用。但幾乎沒有一個德國人是對這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同情的。這樣,信仰納粹主義就成了一個程度上的問題,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測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種途徑可以把戰時對戰俘進行的調查作為依據。這種調查說明上述見解對於確定特殊類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種特殊的要求。 
  把特殊類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國式的」,其謬誤之處,在瞭解德國的人看來是很明顯的,而對於一切認為要想概括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性必然會作繭自縛的人來說,這種謬誤也準是很明顯的。然而,無可否認,在德國歷史上的某幾個時期,具有下述獨特性格的人在德國社會上一度扮演過不受歡迎的顯要角色。當然,一旦有一定數量的這類人物在社會上、政治上飛黃騰達,其他的人會受到鼓勵而去倣傚。因此詳細談一談那些獨特性格,即使冒著重提舊時爭論的風險,也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前途將大大取決於當前德國統治者在勸導人民拋棄那些缺點方面獲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國人的主要特性包含53以下各點: 
  1.德國人處於實力地位時便夜郎自大,尋釁肇事,這一點一直是人們常常議論的。與此分不開的是在戰敗時表現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節。對下級差來遣去的人對上級就會百般奉承。這種轉變可以說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講過這樣的情況,德國部隊在出色的戰鬥之後,看不出士氣在逐漸低落,但一下子就潰不成軍了。……看來好像在裝甲車的內層塗有一道消極的色帶,突然之間露出了原形。」2.許多德國作家筆下所讚美的社會,從本質上說,一向是一種男性社會。他們把剛毅果斷和冷酷無情吹捧到這樣的地步,使人感覺到這種下意識地彌補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溫柔嬌弱以及與婦德有關的趣味,則被視為是可歎惜的。德國文學中有許多理想化了的婦女形象,但她們只是充當情人或母親的角色。在家庭圈子裡,她們一向是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給她們規定的任務只是養孩子,管廚房和上教堂。持有這種觀點的男人不僅蔑視軟弱,而且把仁愛和寬客與軟弱混為一談。但是比較起來,德國人太易於變得多愁善感,其語言也有助於抒發這種感情。按現代心理學的知識來考慮,要迴避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與同性戀愛現象之間的某種聯繫是不可能的。3.德國人過去常常表現出他們對暴力感覺遲鈍,對施加暴力於別國人民時可能造成的後果熟視無睹。這種虐待狂與上面論及的排斥柔弱顯然有關。對不能作有效抵抗者臨之以重兵,這可以成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種辦法。如果把別人當人看待,就很難以殘忍對之了。 
  4.德國人的熱愛肋章和頭銜,經常受到人們嘲諷。但是這種癖好暴露出他們逮戀地位,也進一步反映在他們特別強調嚴謹和組織。這樣一種癖好說明了他們根本缺乏自信心,對世界上其餘的人不接受他們在自我評價中表示這種迷戀的那些東西而感到不滿。德國人置身於意外的(因而不是組織好的)環境中,往往顯得很不自然。5.國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軍隊和政黨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於德國的一切個人。這種誇張又一次說明了個人缺乏內在的自信心,從而導致他投身於較大的集體去設法彌補個人的不足。這一現象在許多國家內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國看來一直是較為普遍的症狀。 
  6.另一個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徵是德國人動不動就要反省。這種傾向偶爾也產生出不少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54理論,但托馬斯·曼有一次談到「〔在德國人中〕把純理論從人類活力的社會一政治要素中分離出來,以及前者對後者佔有完全壓倒的優勢」。德國人思想的弱點向來就是沉迷於莫測高深的理論和誇張虛飾的言詞。仔細檢查起來,這一些不是空洞無物,就是陳詞濫調。 
  7.把德國人本身的缺點推在別的替罪羊身上,這是司空見慣的事。納粹之所以勃然興起,攫取了政權,部分原因就在於用他們的教義把1914年開始的德國的失敗搪塞過去所產生的效果;把責任都推給了凡爾賽條約,推給了妒忌的外國競爭對手,推給了猶太人、共產黨人和其他人等。這個過程彼描繪為恢復德國自尊心的過程。但不能接受批評或不能承認錯誤,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徵,而是內心的神經過敏。 
  以上提到的種種現象都說明德國社會內部一直是動盪與緊張的,其原因在於想用一種社會準則去強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極被動的趨勢,而這種社會準則所重視的正是與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適應這種社會準則的過程中,某些人發覺要與之一致並非易事,於是走向極端,以此來謀求克服困難。他們的強悍暴戾,他們的自誇自大,他們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裡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釋為他們硬是要適應與個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懷疑——也許是下意識地——這種社會準則是否能長久維持。當然,這並不是說每個納粹頭目都感到這種緊張壓力,每一個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納粹黨員,更不能說這一弱點是德國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種精神狀態與擁護納粹黨之間有所關聯而言,可以用來作為假設,去有效地幫助說明德國人對戰敗和佔領的種種反應。然而我們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別的。信仰和心理結構,兩者都不能為佔領當局提供一種檢驗納粹主義的嚴密方法。在非納粹化時所產生的混亂很大一部分是起因於未能明確區分三種檢驗方法。mpanel(1); 
  戰爭末期對戰俘的審訊表明,他們可以分成另外五個類別。這些類別之間的比例,保持著顯著的穩定性: 
  1.百分之十是狂熱的「鐵桿」納粹分子,他們的思想意識、目的和態度與納粹領導層完全相同。他們中有受過相當好的教育的理想主義狂熱分子,有天生就愛為非作55歹的黨棍。他們堅信納粹教義的正確和德國必勝的前景。 
  2.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態度的信徒」,這類人中有許多與其說是納粹分子,不如說是民族主義分子。有些屬於這一類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共人受過更高的教育。另一種類型的成員(通常由第一類轉到第四類)是理想主義者,因參加納粹活動而開始產生幻想破滅之感。 
  3.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隨者。這類人比其他類別容易分化為各種階級。按平均數計算,較之第二類和第四類,他們都是出身於社會下層的。下面一句話可以代表他們的態度,「最初我們有皇帝,其後來了埃伯特先生和興登堡先生,現在是那個希特勒,可是我們還得去擠牛奶。」絕大部分的農民、工匠、小公務員和正規軍士都認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對這一切我是無能為力的,我只不過是個小人物。」勻慣成自然,他們可能重複納粹的陳詞濫調,但這並不說明他們對之堅信不移。顯而易見,這一類人向其他類型轉化者極少。 
  4.百分之十五是消極的反對納粹的,其來源與第二類大致是同一類型:特別在看來德國難免戰敗的時候,有大量的第二類人員轉入這一類。這樣就可以在這一類中發現一些幻想破滅程度較深的理想主義者和本無幻想可以破滅的野心家。這類人的平均年齡較高,因為有許多人在1933年前就成年了。但也有一定數量的人只知道納粹主義是既定的秩序,無意識地對之厭惡,而無其他明確的理想去敢而代之。然而幾年這一類的所有成員都承認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效忠於德國的民族傳統。他們是愛國者,不太情願德國打敗,因此勢必要憂心如焚了。 
  5.百分之十是積極自覺地反對納粹的。其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反對納粹的,因為他們都另有一種堅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國保守主義優良傳統的薰陶,有的人則有堅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運動的殘存者,還有一些共產黨人。家庭背景極為重要。出身於有文化教養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個人都趨向於不受上述種種抑制與約束,能客觀地觀察德國局勢,而且尊重人權。這樣的人都是知識分子、藝術家、小農場主、有外貿經驗的商人以及他們的子弟。 
  戰後的民意測驗說明,這幾類在比例上的平衡並未56因故敗而有多大改變,當然各類人的實際態度起了相當大的變化。狂熱分子和相當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見的信徒,都遲遲不肯承認戰敗的可能性。直到盟軍到達並橫渡了萊茵河,這時相當大的一批人似乎還繼續相信形勢總會有所變化,希特勒會履行他的諾言,拿出什麼錦囊妙計來。如此想法,有幾分是出於真心實意,有幾分是不願意面對戰敗給個人造成的後果,還有幾分是堅信希特勒的這一論點,即誰承認有可能戰敗,誰就輸掉一半了。然而承認可能戰敗,也就意味著承認德國的領導出了大問題,這樣就直接衝擊了第三帝國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總的說來,也的確衝擊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根基)。在那樣長的時期內為德國人所接受的世界圖景突然來了個完全相反的轉變,這只能產生一種結果,特別是在伴隨著這種逆轉而來的是一場劇烈的社會動盪,而又加上長期疲勞轟炸的時候。那些隨著英軍進入德國的觀察家們一致認為全體居民處於一種精神迷亂的狀態中。 
  許多狂熱分子不是進了拘留營,就是隱蔽了起來。但不管怎樣,他們對其他德國人的影響到幾年之後才會降到最低點。有些人收斂鋒芒,和那些頌揚盟國領導的人一起大唱讚歌,或對英、美產品數量之多驚以不止。強調盟國物質資源豐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難所,因為這樣就無需承認德國的將士是被打敗的。但對別人,將軍們本身卻找出了一個替罪羊;當他們在責怪笨拙的軍事外行從他們手中攫取了戰爭控制權的時候,納粹黨的狂熱分子則重複希特勒的譴責,說將軍們謹小慎微,礙手礙腳,使希特勒發揮不出自己的軍事天才。還有人非難那些地位不怎麼高的納粹頭目,說他們辜負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責難西方盟國的人,他們說西方盟國沒有理解鄧尼茨在1945年5 月2 日廣播中所講的話:「希特勒為堵住布爾什維克洪水所進行的戰鬥,不僅使歐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處。」戈培爾在心理的破磚碎石中埋下了一顆未爆炸的思想炸彈,一旦爆炸起來比任何有形的炸彈還要危險。戈培爾的說法是,德國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打的是一場保衛文明的57戰役;英、美人堅持要德國無條件投降,從而容許東方的野蠻主義到達易北河和哈爾茨山,到了那一天,他們就很快會後悔的。納粹的許多狂熱分子和追隨者在投降後的幾個月內準是抱著這種思想不放,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會懷念提出這種思想的人,而勝利者會彼此鬧翻,西方會準備重新考慮對納粹主義的裁決。與此同時,他們默默地等待著,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頗為成功。 
  盟國進入德國時準備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極抵抗、造反叛亂和陰謀破壞。的確,納粹頭目們曾經揚言以此來接待盟國的。但是,雖然揭露過幾起陰謀,發生過幾起孤立的破壞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現象卻是平靜無事。公開敵視的現象並不多見。因為盟國在其營地和宿舍四周圍上了鐵絲網,人們很快對之啞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於戈培爾所佈置的韋雷沃爾夫組織所宣傳的景象與黨衛軍所策劃的實際安排之間有差距,一部分由於盟國採取了有效的預防措施。德國人的心力交瘁也是個原因:全國精疲力竭,對於半歇斯底里的納粹宣傳機構唆使人們作出更大努力的呼籲感到厭倦。在德國處於如此殘破的情況下,誰都明白怠工破壞結果反會使德國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開展廣泛的抵抗運動是否與德國人的精神狀態相協調,這是令人懷疑的。前面已經指出,戰敗時的卑躬屈節與強盛時的飛揚跋扈是相輔而行的。 
  這並不表明許多狂熱分子已經認輸了。對他們來說,有負納粹主義者是德國人民,是這個世界。他們不可能內疚,因為他們仍然認為納粹教義是正確的。按照他們的說法,盟國關於集中營的種種報道都是言過其實的奇談——但是,「你不能用溫和手段去建立一個國家呀」。懺悔不是德國人的傳統。對於那些持有保留態度的信58徒,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用犧牲希特勒及其同夥的辦法來保存個人的自尊,即實用主義地忘記了過去他們曾給予希特勒大力支持,只記得他們有些時候表示過懷疑,發過牢騷或持有異議。他們把接受納粹黨員身份時沒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態度在個人的記憶中大加誇張,從而宣稱他們從來就不是納粹分子——而且還能夠叫自己相信本身並非納粹分子。不然他們就運用這樣的借口——它包含著相當大的真實性——說黨員身份只是一種形式,並無內在意義,為了避免失業,不得不接受這種身份。不過,屬於這一類的德國人,他們反對納粹主義並不像反對納粹分子那樣厲害。他們的口號是,我們上了當,受了騙啦。納粹主義原是一件好事,卻被辦壞了。他們責備納粹頭目,並不十分計較他們的所作所為,而偏重於他們未能盡責。這種辱罵顯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們在某一方面與盟國有共同之處,而後者未必意識到內中隱藏著多少意見分歧。 
  雖然他們在承認自己的觀念帶有根本性錯誤之前,準備先把別人責罵一通,而他們的思想深處卻存在著一種強烈的,但被抑制著的錯誤感,從而產生一股惱火的受挫情緒。從他們對待盟國的態度方面來看,這一點表現得頗為明顯。他們傾向於羨慕英國人和美國人,特別是在和英、美人交談的時候,雖然這兩個也是條頓民族的國家對德國的觀點置之不理也許是令人氣惱的。他們絲毫不指望法國人會大發慈悲,但現實的利害關係足以制止敵意的爆發。正如一個德國人所說的那樣:「英國人喜歡我們,但總把我們看成若有若無;美國人喜歡我們,但把我們當作淘氣的孩子看待;法國人恨我們不下於我們之恨他們。」因為誰也不能否認,法國是一個文明的民族,儘管他們有黑人部隊,有種種蛻化變質的傳聞。但是,俄國人的所作所為所引起的敵意,則因條頓民族蔑視靳拉夫民族的積習而火上加油了。一個英國記者在德國碰到一個俄國姑娘,那姑娘對他說,兩年前她從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亞,如果在西伯利亞生活的時候能夠吃到德國人在1945年能吃到的糧食,那就會感到自己很幸運了。一個德國家庭主婦在旁邊聽到他們的談話,插進來大聲說:「可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才有較高的需要哩。」德國人因聽任他們所蔑視的民族擺佈而感到氣憤難平,但卻無能為59力。他們把氣憤發洩在強烈的仇恨上,發洩在不斷爭取同情上。任何一則反對俄國人的消息,他們都憤憤然向西方聯絡部門匯報,暗中指望所匯報的消息會受到重視。這種做法應視為有預謀的製造不和,儘管此事無疑地起了製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動機是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對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消息,他們好像也同樣興高采烈地向俄國人匯報。補充這一點,才算是不偏不頗)。至於納粹追隨者這一類人,他們的借口就層出不窮了。如果把「我只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作為基本主題,則說法是各各不同的。他們知道的情況是那麼少。「當然,我們瞭解集中營不是休養所,可是我們對裡面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對可能出現的前後矛盾毫不介意,接著又說道:「一個人單槍匹馬能幹什麼呢?告密的到處都是,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給關進集中營。」「為什麼事事都怪德國不好?別的國家〔一般指俄國人〕的所作所為也夠壞的了。」在盟軍越過萊茵河之前,有一個德國人來找盟國軍官,要求這位軍官制止一個外國工人偷他的自行車。那位軍官說,近幾年來你們從被佔領國家可能已經搶走了大量的自行車。「但是,中尉,」那人氣忿忿地回答說,「那時是在進行戰爭呀。」在某一方面、這些推托之詞也許是有道理的。這些人自身捲進納粹的大災難,並不是有意選擇的。他們趕著納粹的浪頭,這樣做似乎是免遭麻煩的最便當的途徑。恰恰相反,這樣做,遭到的麻煩比任何時候還要多。 
  他們的反抗辦法是設法擺脫羈絆。在德國,這個辦法一直很流行,有士兵,有文官,有聖職人員,有知識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讓政治家們去搞吧。這類事,對我們來說,太高深了。我們一插手,會引火燒身的。」總之一句話,「你的兩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應,尤其是在情況不妙的時候。 
  在佔領的頭幾個月,要使德國人對政治和行政管理感興趣,是夠困難的。又是勞累困頓,又是幻想破滅,又是為日常生活煩神操心,這就使得德國人渴望由別人來代替他們盡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謝天謝地,不管是好是壞,戰爭終於結束了,他們樂得坐下來歇一歇,讓盟國來指點怎樣管理這個國家。 
  當然,誰也不能擺脫掉本身社會背景的影響。儘管這些人的主張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們深受納粹的毒害,深受德國傳統的薰陶。他們中大多數是這樣的一種人,對於時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們會60以同樣的情況接受並重複民主的濫調。他們保留著一大堆的看法和設想,從而使自己與盟國隔離,對自由主義態度不作任何真實的理解。他們不明白在譴責納粹主義方面他們自己作了多少精神準備。他們既沒有持久力,也沒有思想武裝去進行一次重新評價。 
  第四類人準是如釋重負地歡迎戰爭結束,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愛國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劇烈鬥爭也就終止了。實際上這只是改變一下論調而已,就是說與征服者合作到怎樣一種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國的理想。無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於公眾的,但無需與佔領軍保持密切的個人關係。無需具有多大的預見能力,就可測知民族主義者在幾年以後作出的反應,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顯的親盟國的人將是怎樣的情景。在新的體制下,這一類人都轉變成「持保留態度的信徒」。在他們腦海裡呈現的犯罪問題也是非常尖銳的。狂熱分子不承認有罪。第二、第三類人用上述種種方法嫁罪於人而藉以逃避責任。他們推卸責任,雖然在有些人的內心裡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說他們並未參與其事,只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已。消極的反納粹的人,他們頗有見識,對自己應負責任這一點是不會不知道的,但他們內心產生一種悔恨情緒與愛國主義的衝突,感到抑鬱不伸,毫無建樹。他們不願承認錯誤或請求寬恕,唯恐被視為放棄了德國人的立場。他們很樂意為自己的態度辯護,可是辯護也無補於事,因為他們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氣,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國嘮嘮叨叨地對他們盡講些犯罪問題,而且要他們認罪,這的確是一個錯誤。越是要他們認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礙。解決的辦法在於不咎既往,共同合作來建設一個新的德國。有一大批德國人真正熱衷於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歐洲的想法,就此而論,是值得予以注意的。這樣,一些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想把他們的愛國主義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來解決他們心理上的緊張。 
  在這些論點中,突出的是全體德國人對納粹的罪行61承擔「集體罪責」的觀點。有過這麼一個傳說,這種論點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則。事實並非如此。沒有哪個指令有過這樣的提法,沒有哪個高級英、美大臣或部長在講話中提出過這樣的主張。他們所強調的是全體德國人民要對納粹的行徑及其後果分擔責任。「責任」這個詞,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過。英國廣播公司費了很大的勁去區分「罪責」和「責任」的意義。前者必然含有譴責的因素,而後者則不然。毫無疑問,駐德軍隊中的許多下級人員對這兩者的區分能力是很差的。「集體罪責」的說法肯定是盟國的個別軍官宣揚出去的。但是德國人並不願為罪責和責任之間的區別而煩心,也不願去研究個別人的講話是否代表其上級,這種情況本身是意味深長的。集體罪責是一個考慮極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駁斥。在承擔後果這個意義上人人必須分擔責任的說法,使得那些設法推卸責任、準備要求獲得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腳了。無庸置疑,集體罪責這一虛構的說法多半是德國人宣揚開來的,儘管他們這樣做也許是出於本能而別無意圖。他們竟然把大部分盟國評論員引入了歧途。 
  對堅定的反納粹者來說,戰爭意味著一場惡夢的結束。就他們企圖進行積極的反抗而論,他們的處境始終是危如累卵,無從得知哪一次敲門是蓋世太保光臨。就他們保持消極態度、閉口不談思想而論,他們必須長期克制自己,不讓一言一行失慎,從而暴露出自己的態度。由於迫害和移民,他們的人數日益減少。留在本國的許多人,不是鋃鐺入獄,便是關進了集中營。如果他們露面時不帶有神經病或神經抑制症狀,那真是個奇跡。但對他們來說,特別對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戰爭結束也帶來了失望。故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於盟國不親近他們,拒絕和平試探的一切努力,要求無條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們不能相信,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原來的態度是否還能維持下去。他們認真對待這樣一種理論,即戰爭不是在國家之間,而是在意識形態之間進行的。他們希望德國政府交由他們來掌管,而盟國代表則像同事一樣在旁協助。事實恰恰相反,他們看到政府為外國軍人和行政人員所接管,這些人對德國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國人看成一樣。總有一天,許多責任要落在他們身上。然而,他們繼續受到和別人一樣的戰敗國國民的待遇,他們所受的困苦、所領的口糧,與其他的人一樣。62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個有利條件,因為這可以使他們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敵的污點,但同時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別是在大多數其他德國同胞也抱著和他們同樣的希望,而結果只能認為盟國對他們視若草芥的時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責問題,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好像是集體罪責這一理論所導致的結果。他們和其他同胞一樣,認為盟國是持有這種看法的。反對納粹者當然並不否認罪責;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恰恰是那些負有最少罪責的人最願意承認有罪。但他們確實劇烈地爭辯說,盟國本身也應該受到同樣的責備,因為從凡爾賽以後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權,並允許他鞏固政權的、正是他們,盟國方面沒有哪個通情達理的人有理由拒絕承認在這個意義上也同負其咎,那使在負咎多少的問題上還有爭辯的餘地。但還有其他許多德國人很想抓住盟國承認負多少責任這一點來作為他們推卸責任的借口。一個德國牧師覺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區裡的全體教徒,一個回頭的浪子並未說過:「父親,我承認有罪,但我的長兄如果不是那樣一個偽君子,我決不會棄家出走的。他應該和我受到同樣的責備。」許多反納粹主義者對公開承認他們並無異議的罪責表現得躊躇不決,唯恐人家利用這一點從政治上來反對他們。他們中有少數人勇氣十足地對另一個牧師說:「我們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認我們過去犯了罪,會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政治上的考慮而不願說老實話。」此外,許多真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許多最開明的聖職人員對俄國的政策特別敏感,而且很難理解西方盟國為什麼那樣絲毫不抱懷疑地繼續和俄國人合作。最後的結果是,盟國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幫助的德國人沒有搞好關係,這種情況鮮有例外。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也許不是壞事,但卻使眼前的問題變得複雜化,特別可能使社會民主黨的觀點長久遭到歪曲。1945年5 月7 日這一天只是標誌著征服德國的最順利階段的結束。德國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擊敗了。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使他們在思想上就範。即使說耍人類拋棄辛苦得來的經歷是容易的,但這樣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國人具有這種意志的並不多,而認識到他們缺乏這種意志者也同樣寥寥無幾。他們充其量是暫時不作出判斷。特別是有那麼多的人過去為了反抗戈培爾,對當63局向他們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採取完全譏誚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說得他信服呢?這是佔領的基本問題,比軍事操練還要重要。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勝利成果將會是曇花一現。 
  總而言之,事情很明顯,許許多多問題將取決於盟國軍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這個國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顯的物質上的種種困難。沒有什麼比有能力取得成果這一點最得德國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著能給德國一種差強人意的生存條件,所謂差強人意,不是與歐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較(在歐洲只是部分地實現這一點),而是與德國人過慣的那種生活作比較,以此為根據,一開始就明顯地看出,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辦不到的,因為在現存條件下不具備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顧一下,在德國防止爆發內戰,防止傳染病和饑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績可謂不小。成績的取得,主要歸功於盟國一些軍官熱情的、計劃周到的和無私的努力,也主要歸功於英美兩國的慷慨援助。可是,在這一過程中,德國人卻無動於中,他們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事物,忘記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敗的希特勒。他們很快發現那些在戰時一再自稱具有許多優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點。生來就不具有民主習性的中歐人,總是要把意見形成的過程誤認為是無意義的混亂現象,總是對於一個制度的試驗急於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並不是為了這樣地取得鑒定的。人們可以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去批評管制當局,但從被管制方面來的批評意見經常可以總括成這麼一點,即他們並沒有按照德國人本來會採用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還有一點,一切實施從本質上來說總畢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許許多多問題要依靠一些不僅反對納粹,而且十分親近西方人的德國人,去擺脫傷感主義、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觀性,這些都是一個戰敗民族所容易表現出來的特徵。能不能找到足夠多的具備這些品質的人呢?他們能夠擺脫本身左右為難的影響嗎?他們能夠進入公共生活嗎?能夠在其中做出成績來嗎?民族主義思想必然要在幾年內發展到反對一切「通敵」分子,他們能夠在本國同胞中建立起足夠的威信而不受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感應嗎?既然德國的歷史進程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成功,64民主就不得不在戰敗後借外國的刺刀來推行,而且在1919年至1923年,1929年至1931年以及1945年至1948年這三個時期,既受外國統治又遭經濟災難,這就是德國的悲劇。因而力量對比上的懸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許多人在風險不大的條件下本來是可能樂意支持革命的,但在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一直是灰心喪氣了。 
  但問題還不止於此。在本章的較前部分,我們分析了一些特性,經驗證明這些特性在比較狂熱的納粹主義信徒身上經常表現出來。顯而易見,只要這類特性在德國普遍存在,就會出現一種趨勢,要求德國的組織制度採用與這類特性相協調的形式,有些心理學家宣稱,這類特性的終極原因可以從下述情況中找到:一個嚴厲和暴戾的父親對孩子和母親進行極端的統治,而這個父親卻被認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須設法倣傚他。孩子在試圖倣傚他的時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與母親有聯繫的溫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倣傚父親,這種疑慮又在他們的內心中產生一種不安全感。這種解釋似乎過於獨創,也過於簡單化了,但卻有力地說明了德國特性的產生根源在於德國的家庭傳統,在於德國的教育制度,也在於其他許多組織制度,使成長中的德國人樹立起這種人生觀。果然如此的話,只要這些傳統和組織制度原封不動,指望根本改變德國人的特性和人生觀則是白費心機。著手改革那些組織制度的盟國官員們只想運用社會科學調查的結果來對形勢施加壓力,他們始終沒有低估行將遇到的重重困難。但他們非常清楚,他們不能指望他們推行的改革會紮下根來,除非他們能夠說服足夠多的德國人相信這種改革是合乎需要的。至於其他德國人,他們一定會憎恨改革是對他們最珍愛的傳統的打擊。光靠發號施令是不夠的,需要設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數人中煽起,在多數人中點燃。 
  如果說問題是重大的,那末結局也是存亡攸關的。因為在德國,要是能有這樣一個政府,雖然無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種民主,但卻不受征服欲的影響,毫無使用武力以追求這種慾望的決心,則世界和平將會更大地得到保證。解決德國問題的一個真正自由主義的辦法可能在一開始是徒勞無益的,但這一辦法不至於使政權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手中。這就是為什麼說為德國的靈魂而鬥爭——德國和外國人都可望同時進行鬥爭——是我們當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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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第三帝國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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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時間: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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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 
  我所統率的盟國軍隊現在已進駐德國。我們來此的身份是征服者,而不是壓迫者。在我所統率的部隊佔領的德國地區內,我們要剷除納粹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我們要推翻納粹統治,解散納粹黨,廢除納粹黨所制定的那些殘酷、壓迫和歧視的法律與制度。我們要把頻頻擾亂世界和平的德國軍國主義連根剷除。軍事頭目和黨的頭目、蓋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惡與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審訊,有罪者給予應得的懲處。 
  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發佈的第一號公告就是這樣寫的。下面還規定:授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以軍事總督的最高權力:暫時封閉德國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機構(情況許可時,將批准其重新活動);命令行政人員留守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發佈時,盟軍已於1944年9 月進駐德國了。因此,我們認為頒布此項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賦予盟國軍政府採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權威,而另一部分則是用作心理戰的一種武器。就此來看,公告的顯著特點是它的否定語氣。可惜找不到類似的俄國文件可資比較。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盟國把根除納粹主義作為首要的作戰目標。但在勝利最後到來之日,從表面上來看,這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納粹分子並不留待盟國來「根除」,他們幾乎不等本國同胞出來把他們攆走,就乾脆溜得無影無蹤了。盟國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是決定由誰來取代他們的職位。雖然強調把事務交由德國當局去處理,但是有關挑選人員組成德國當局的指導原則卻一直沒有制定出來。第一批美國軍政府人員進入了城鎮,那裡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壞的跡象觸目皆是。他們來到鄉村,家家戶戶掛著白旗,窗根後面有人在暗中覷望。市長和縣長是從事先提供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一般的做法是,軍政府官員把市鎮或鄉村裡的神父或牧師、地方學校教師以及少數公民叫來,要他們提出市長或縣66長的人選。開了幾次會,再盡可能地進行多次調查……進出了一個臨時行政長官,由他再任命其他專職負責人,諸如警察、消防隊長、糧食辦公室主任、地方文書、機動車管理員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員。 
  初期的軍政府工作隊是從不適合實戰的官兵中挑選的。理由很明顯,軍隊中最能幹最活躍的人抽調不出,因為戰爭尚待奪取勝利。特別是在美國,曾經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資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數來自技術界(例如公共衛生工作人員或市鎮測量員),而來自德國一般行政機構或知識界的人較少。被選中的人大多參加訓練班(有時為了消磨掉整裝待命的那段時光,學了許多項目),但訓練過程中用於學習軍事組織和武器使用的時間和熟悉德國社會結構的時間各佔一半。大量情報寫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轉瓢可能運用這些材料的人員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則更少。有關人員中有一小部分會講德語,在美國部隊中會講地道德語的往往是德國人的後裔。這種情況勢必使他們的看法帶上一種色彩,利弊各半。佔領初期,軍政府工作人員不可避免地要靠當地居民提供意見,而且更多地依賴那種能夠提供意見的人。在西方國家佔領區,征尚的意見多半帶有保守性。舉例來說,會講英語是舉足輕重的,但工人通常不會,而從秘書的魅人外表來看,這些人也許是唯一會講英語的人,其實並非如此。許多官員因為知道教會是反抗納粹主義的,所以他們認為信任當地聖職人員是無可非議的,殊不知許多德國神父或牧師的社會觀念是多麼保守。因此徵詢來的有些意見並不比其他人的意見正確可靠。有的官員指望依靠過去被納粹解職的人,他們至少有些行政67管理經驗。但許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紀,他們從小就深受舊傳統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適應新的形勢。技術人員傾向於以技術資格來衡量人選,而不考慮其政治上的反對態度,認為這是枝節問題。的確,如果完全不要往日從事經營管理的納粹分子協助,就不能使德國經濟開始活動,雖然這不可能為某個美軍司令部於1945年7 月7 日頒布的一項命令作辯解,該命令使得解除納粹分子在主要崗位上的職務可以斟酌處理而毋須強制執行,這樣就藐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中的一項主要規定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是,佔領德國的地區越大,需要人的單位就越多,因此軍政府工作隊不斷地調動。在海德爾堡,佔領的最初三個月內,負責教育和宗教事務的官員就調換了三次,在法蘭克福,兩個月年就調換了四次。由這個工作隊安插的德國人,可能又被下一個工作隊予以解職。迫切需要軍政府官員,致使稍經訓練的人員一派而光,不得不從戰場上直接把戰鬥人員調去擔任職務。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員,但他們要獲得對德國的知識必須走一段艱苦的路程。 
  手頭的一些報道材料也可說明俄國佔領區內的初期情況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下級軍官對德國的背景知識甚至瞭解得吏少。與納粹黨或民族主義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術能力而被錄用的情況是盡人皆知的。「一兩個特別善於隨機應變的官員,例如德國參謀部官員及騎士勳章獲得者盧伊特波爾德·施泰德勒,馬克勃蘭登堡的現任內政部長伯恩哈德·貝希勒以及現任柏林警察長的馬克格拉夫,都從法西斯第三帝國一躍而進入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行列。」並非所有的負責崗位都由被證明是共產黨人或工人的人所佔據。當然,共產黨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國人要向其徵詢意見的部種人物。聖職人員的意見他們很少樂意聽取。如果說俄國人懂德語的不見得多於英國人,那麼會講俄語的德國人也不見得是在中學裡學會的。 
  俄國佔領區最引人注目的不同點是那種鼓勵成立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辦法。早在1945年6 月10日就發佈了一項指令,授權普遍成立這種組織。在這種組織主持下68推行了廣泛的改革、調整和報復行動。俄國人喜歡用「法西斯」這個詞而不用「納粹」。「法西斯」這個詞含義較廣,易於用來攻擊任何一個他們認為礙事的人。他們並不阻撓德國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為他們認為任何必要的大整頓可以留待以後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產黨人有時候對於希望同他們結伴的人感到吃驚的話,他們本該去讀一讀布爾什維克的歷史。革命的倡導者幾乎沒有理由害怕搞一陣子革命活動,特別是在革命活動可以贏得那些從中漁利者對他們的統治產生好感的時候。無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個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滿足和發洩,但俄國人對於處理德國人是否得當並不關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國對鼓動革命形勢頗有顧慮,生怕左翼分子會左右局勢(正像西歐許多被解放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他們得到的指示——或者沒有指示——迫使他們盡可能迅速地凍結局勢。他們深信新的管制委員會會盡早制定出如何改組德國的辦法。不管怎樣,在這樣一個早期階段,要肯定誰可信賴,他們認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臨時性的,等到有了相應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務處理好。因此6 月份在漢堡解散了一個自由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濃厚了。這種態度對堅定的反法西斯分子產生的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結果使那些本來會堅定擁護這個政權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親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國人為什麼很自然地鼓勵那些為西方盟國本能地排斥的運動,也許比爭論西方如果採取比較靈活的政策,是否會得到好處,可能更有啟發。 
  到1945年6 月。四個佔領區所屬州以下的地方行政當局部已任命了人選。英國政策的主導思想是,在他們不熟悉的國家裡推動民主化過程的發展不宜太快,必須予以延長,至少要用好多年時間,正像在他們老家需要幾個世紀一樣。因此直到9月才建立了提名選舉的區(縣)議會。但是美國人認為,學習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將其付諸實踐,早在5 月底他們就在巴伐利亞組成了一個州政府。儘管俄國人對組織負責政府不太關心,但他們還是重視速度的。7 月9 日的一份公告就宣佈五個州政府的成立(勃蘭登堡、薩克森·安哈爾特、薩克森、圖林根和梅 克倫堡—福爾波門),把佔領區劃分成這五個部分。6 月25日。共產黨在柏林登記,7 月14日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共同起草了一份政69策公告,規定:mpanel(1); 
  1.共同協力清除德國的希特勒主義殘餘,並按反法西斯和民主路線重建德國。 
  2.加速重建國民經濟以保證供給衣食、工作和住房。 
  3.充分承認個人權利。 
  4.保障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宗教信仰。 
  5.重新贏得信任,建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真心誠意地執行佔領當局的命令,承擔德國方面對戰爭破壞的賠償義務。 
  各政黨需要這樣一種廣泛性的綱領作為基礎以成立聯合政府,東德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8 月1 日,一個反法西斯青年組織獲准成立,與此同時,其他組織則一律予以禁止。 
  英國當局在5 月20日頒布了一項公告,說明佔領軍的目的是管制而不是統治。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也曾強調這樣的原則。但欲退居幕後指揮,不久就證明是行不通的。新的德國當局缺乏經驗和威信,尤其缺乏物資。如果要在控制饑荒和疾病之前從混亂中建立秩序,則非佔領軍莫屬,因為他們有權威,有物資,也有能力爭取外授。軍政府工作隊認為使生活繼續進行下去乃是他們的任務,並互相競賽,看誰取得最大的進展(據一個工作隊談到,「我們隊裡的那些人於得挺不錯,但願司令部不要再把討厭的難民源源不斷地送進來」),他們經常被提醒必須把事情留給德國人自己去幹。這一最初階段的工作正適合那些嶄露頭角的有關人員,他們在德日人中,在整個世界上贏得了相當大的聲譽。困難雖大,但卻是實際的,具有挑戰性的;後來困難變得比較捉摸不定,解決方法的效果就不太明顯了。士兵們都樂於在這麼大的破壞之後能夠從事建設。班子雖小,完成的事業卻是壯觀的。例如,只有二十八個官員管理了整個英占區的郵政,只有三十個官員管理了水的供應。整理了街道,清除了瓦礫,修理了自來水總管和污水管,恢復了公共事業。新警察隊伍的核心組成了,反納粹的70法官物色好了,法院重新開庭了,臨時橋樑架起來了(大部分用軍用材料),公路可以通行了,鐵路重新通車了(雖然由於橋樑被毀,只限於單軌通行,甚至在於線上也是如此)。萊茵河在8 月間通航了,第一艘載貨的駁船從科隆抵達了曼海姆。儘管開辦許多學校還為時過早,但已選好合適的房屋加以修繕,並且開始遴選教師。可是,當時教育家們正忙於粉刷和糊紙,無暇考慮教學理論。住房辦公室成立了,著手修繕破壞不大的房屋,同時採取步驟來增加建築器材的產量。德國的戰俘以及國家或黨的所有高級官員都被集中拘留了起來。收集和銷毀德國軍事物資的工作已著手進行。四百萬外國工人和囚犯被遣送回國。還有二百多萬名(大部分是波羅的海地區的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也都被集中收容起來了。有原料和燃料儲存的工廠開始小規模生產。所進行的艱巨工作和整個面貌的改觀,都無法用統計數字來加以說明。不過,這些工作大部分是以地方為主進行的。要做的事太多,而且做起來又要求非常迅速,因此沒有時間去等待管制中心下達具體的指令。而交通聯絡又不盡可靠,管制中心無從得知地方單位有何打算,更談不上對之進行控制了。重建起來的公共生活初具規模,還不能在不同地區之間多作物資交流。在俄國佔領區,列車滿載煤炭之類的必需品開住急需物資的地區,有時不能抵達,因為在中途被地方司令官沒收了。唯一能夠川流不息,東漂西泊、通行無阻的是人。 
  交通的癱瘓意味著消息閉塞,謠言紛起。盟國政策的出發點是認為,第三帝國的任何官方言論或出版物都帶有法西斯主義的毒素。因此在第一階段封閉了所有的報社、電台、電影院和出版社。第二步是建立盟國控制下的臨時服務機構。到7 月14日,美占區有八種「公開的」71報紙問世,英占區也有同樣多的報紙問世。由於缺乏印刷設備,報紙只有四版,一周兩期。每個編輯部駐有一兩名盟國官員,其中有些是懂德語的,在業務上監督德國人員。臨時新聞服務社成立了,多數是通過無線電收聽倫敦和盧森堡的新聞(雖然後來在巴特瑙梅姆建立了新聞發佈中心)。電台都被接管,有時幾乎沒有中斷廣播,照常營業。盧森堡電台一直到11月仍由盟國管制。但電影院仍然關閉著,因為據說納粹電影未經仔細審查是沒有一部可用的。雖然作了很大努力,準備以盟國的電影取而代之,將英美電影配上德文字幕,但未收實效(為德國專門拍攝影片,所費昂貴,無從考慮)。戲院和音樂廳多半遭到破壞或成廢墟。結果德國人因缺乏材料而無法工作,想演出也有同樣的困難。蒙哥馬利元帥和朱可夫元帥在易北河上會晤時,朱可夫提到影片對形成輿論的重要作用。這時引起蒙哥馬利的注意,他看到形勢正在發展,因此命令英占區的電影應刻不容緩地予以開放。採取的唯一辦法是利用不包含納粹宣傳內容的德國影片。幸好在戰爭最後幾年拍攝的片子多數是逃避現實的作品。經過一番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庫存影片的放映工作,准許德國人去看沒完沒了的再版拷貝的老片子消遣。與此同時,J·阿瑟·蘭克經說服,準備給幾部英國片子配上字幕說明。 
  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計劃的第三個發展時期是讓德國人申請出版書報或上演戲劇的執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審查,只要執照領取人遵照執照上所規定的一般規則辦事就行了。審查申請的過程是嚴密仔細的,「公開」時期可望一直延長到冬季。可是美國人表現出他們急於求成的特性,在他們佔領區內發出第一張執照,於是《法蘭克福評論報》於7 月31日問世,發行額為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份。俄國人對這類問題的政策似乎是更為經驗主義的,他們傾向於在更早的階段讓經過挑選的德國人在外表獨立的情況下開辦其業務。 
  72在這個時期內,有兩項最激進的措施是在俄占區推行的。第一個措施是凍結一切銀行存款。這被視為一項原則性的措施,允許提出的款項只放寬到三百馬克。在西部佔領區採取類似的行動乃是臨時性措施;盟國當局不久便因他們已取得德國人的信任而毋需對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結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積蓄度日,而現有的工作可以讓急需工作的人去幹。在俄占區每個人都一下子處於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尋找工作。俄國的解決辦法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卻促使俄國當局所設想的那種社會早日實現。西方的解決辦法是把懲辦那些在戰爭中撈了一把的人(並非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推遲到後期再說。這筆賬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個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細節,於德國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經制定好了。一個德國共產黨員埃德溫·赫爾恩勒在7 月份攜帶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從莫斯科飛抵柏林,被任命為新的農業部門的負責人。8 月初頒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組成俄占區的那些部分在戰前曾經是大地產所有者的家園。普魯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國政策、資助德國軍隊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這種影響(羅斯福和丘吉爾都強調有此必要),從經濟基礎上打擊容克地主,是完全應該的。西方的批評事實上不是針對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針對拒絕給被剝奪者以補償。 
  土地改革名義上是通過德國的一些組織自發推行的。自此以後,任何人不得擁有一百公頃(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土地,超過上述數字則予以無償沒收。屬於「戰犯」的土地以及國有,州有或黨有的地產也一律沒收。被沒收土地的絕大部分分配給無地者,包括從德國其他73地區遷來的難民。不足法定數字的則予以補足。有些土地則分配給鄉鎮團體,包括醫院、學校和農業機構。受益者向國家繳付一筆相當於一年糧食收穫量的款項,這是按估計量而不是按實際量計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項於第一年年底繳付,其餘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內分期償清。 
  總之,這一措施是嚴峻的,推行之後將根本改變俄占區的性質。的確,這一措施的結果是建立一個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體農莊的社會組織;百分之六十七點五的土地是分給個體戶的。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種臨時解決匱乏的權宜措施,而不是向集體化過渡的一個步驟。但就是這種事實也使返回原狀的希望大為減少。農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從他們手裡拿回來,是很可能引起堅決反抗的,除非通過經濟侵蝕手段來使之逐步喪失土地。德國的其他地方還沒試行如此廣泛的改革。儘管別的地區確實不像這兒存在著大地產集中的現象,但這種變化一定會在俄占區和德國其他部分之間造成持久性的差別。然而這種根本性的改革是單方面推行的,絕不想提交四國討論。波茨坦會議召開之日,正是這一計劃大力推行之時,並沒有任何資料說明這個問題曾在會上提出過。毫無疑問,俄國人把它視為德國「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而這一步驟德國人是有權自己採取的。與此同時,最初的結果必然是造成混亂和引起減產。 
  在西部佔領區,農業方面的頭等要事是收割莊稼。雖然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在5 月22日估計現存糧食儲存將維持六十天,雖然該司令部在世界糧食匱乏的情況下籌集並運入德國總數達十萬噸的糧食,包括種子在內,但到了7 月份,可供給一般消費者的定量已經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當然,這一方面是由於缺乏運輸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當,另一方面是由於新熟的莊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暫時短缺。為了收割莊稼,火速地執行了一項計劃(「大麥戰役」),釋放了三十萬當過農業工人的戰俘,遣送他們回鄉參加勞動。即使這樣做,收成結果還比估計產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情況很明顯,要使居民在冬季幾個月內免於饑饉,必須進口相當數量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可能擾亂農業社會的74措施都被看作是瘋癲之舉,甚至連納粹徵集糧食的組織部大體上原封未動。 
  戰爭結束時盟國部隊駐屯的位置,當然是根據軍事需要而決定的,與歐洲咨詢委員會所劃定井為雅爾塔會議所同意的佔領區邊界不盡相符。盟軍的進攻方向把美國人和法國人帶到雅爾塔會議劃給他們的佔領區邊界以北;雖然西方軍隊沒有向東推進到丘吉爾所極力主張的那麼遠,他們只到易北河為止,但已經深入到劃歸俄國的佔領區邊界的北面和東面。丘吉爾已經敘述過他致力於與俄國取得諒解,以便進行佔領區調整的問題,並把調整推遲到波茨坦會議之後。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與奪取柏林的重要性一樣,都沒有為華盛頓所理解,因為其時正值「羅斯福心力逐漸衰竭,杜魯門總統日益掌握廣泛的國際問題的權力,兩人間存在著嚴重脫節」之際。 
  7 月1 日,下令撤退西方軍隊。盟國進入柏林問題仍未解決。 
  把位於俄占區中心的柏林劃出一個孤立的地區一分為三,這個建議原來是艾德禮委員會在1943年制定的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來為美國國務院所接受,1943年10月經外長會議批准,提交於1944年1 月開始工作的歐洲咨詢委員會作仔細審定。就這樣它在原則上為雅爾塔會議所接受,但如何使這史無前例的安排得以確切執行則並無進展。1944年5 月,懷南特曾向華盛頓提出磋商明確的條件以保證盟國進入柏林的問題,但陸軍部認為既然事先無法得知使用何種交通工具,這個問題必須留待軍事指揮官在進駐後去解決。這一原則一直堅持到戰爭結束之後。6 月29日,朱可夫元帥、威克斯將軍和克萊將軍在柏林舉行一次會議來澄清這個問題。波75茨但會議預定在7 月15日召開。據悉俄國人正在全城按照他們的目的進行安排。這就使得英國人和美國人急於要把自己的部隊送到現場去接管。他們要求經由三條鐵道和兩條公路進入柏林。俄國人說,由於紅軍復員,只能使用經由馬格德堡和波茨坦的單線鐵路以及從赫爾姆施泰特那邊來的汽車公路。此外,再提供兩條空中走廊。俄國人還堅持說,西方國家應供應他們自己地區內的煤和糧食,雖然這個城市過去從來沒有向西德抽調過許多糧食供應。 
  克萊將軍在五年後寫道,他感到驚訝,在離開華盛頓出任美國軍事副總督之前,他自己沒有想到要去走訪國務院,也未曾有任何人暗示他這樣做。(從現在獲知的陸軍部民事局對一切有關佔領德國的態度來看,這種疏忽就不太令人「驚訝」了。)因而他未能意識到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內「需要一致同意」,會使該組織無法作出任何俄國人所反對的決議。他和鹹克斯將軍認為最好是接受俄國的建議作為進入柏林的「暫時安排」,同時保留日後在管制委員會上重新提出全部問題的權利。他甚至避免用明文把協議固定下來,唯恐有一個正式文件,確立「比一種(已經擬訂或取得一致的)不受限制地進入柏林的權利還不如的東西」,儘管盟國的一切交通往來已決定「不受邊防海關的檢查或軍事當局的控制」。關於二萬五千名美軍和二萬五千名英軍於7 月1 日至4 日向柏林開拔的問題已做好安排。7 月7 日和10日又舉行會議,解決糧食供應的安排,並決定以四國委員會或四國軍事管制總部作為管制柏林的基礎。倘若四國組成的政76府按英美所期望的那樣行使職權,那麼有關西方國家佔領區和柏林範圍內的交通權利,即使不作出書面協議,也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結果是由於政治當局輕易信任俄國人的意圖,外交家們又未向士兵作簡要的說明,三年後引起了麻煩。 
  開進柏林的部隊所遇到的局面是古怪的。俄國人已做了不少清理工作,儘管他們自己部隊住過的房子顯出對衛生並不感到興趣。,街上的屍體和瓦礫已清除一空,但是不知去向的不僅僅是這些東西。 
  凡是俄國人所能找到的馬匹和七千頭牛統統被趕走了。 
  他們拆卸了公立屠宰場的冷藏廠,搬走了飯館廚房的爐於和管子,拆走了各類工廠的機器。我們到達時,他們正好完成對美國勝家縫紉機廠的盜竊。在英占區那邊,俄國人把城裡唯一的現代化發電廠的發電設備搬走。 
  不少被掠奪的設備是否有用,值得懷疑,而且由於無知,他們把那些設備弄得殘缺不全。 
  德國居民有聲有色他講述了許多殘暴和恐怖的故事。當然,這些故事添油加醬地越傳越快。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德國人對斯拉夫人的態度。此外,部分的暴行是出於誤解。鎮定自若、毫無懼色的德國人可能不會受到干擾,而對一個會講俄語的人來說,建立起有禮儀的關係並非是不可能的。當一個城市在長期戰爭接近尾聲、經過苦戰而被奪取之時,混亂、射擊、搶劫和強姦都難以避免。在西德,這種情況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無可爭議,在柏林,1945年的夏天,的確是一個嚴酷的季節。官方的糧食定量是每天一千二百四十卡路里,但只能發三分之二;5 月份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到8 月份每天有四千人死亡(1938年的比較數字是一百五十人);在美占區,7 月份每出生二十個嬰兒,有十九個無法存活(戰前的存活率恰好與此相反)。燃料缺乏使工業機器停止運轉。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痛苦和受驚的表情。警察和消防隊已陷於癱瘓。……自來水總管將近有三千處損漏,尚待修理。……運河和湖77泊裡仍漂浮著屍體,而被炸彈破壞的瓦礫堆裡還正在挖掘出屍體。……大量沒有處理過的陰溝污物,不得不倒進運河裡去。……八十四個污水抽吸站只有二十二個在運轉。 
  俄占區的情況也同樣雜亂無章,而且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更長。蘇聯當局不等波茨但會議召開就開始索取賠償。在他們看來,對適合拆遷的工廠,要獲得一份四國一致同意的清單,是毫無問題的。他們任意拆遷各種機器,用隨手取得的運輸工具運走,經常在中途拋錨而被棄置不顧。由於人所共知的一些理由,看來他們最優先考慮的是交通設備,雖然俄國的軌幅比德國的要寬,但大段的鐵路鐵軌被整個地拆走。佔領區裡的大部分線路,包括通向英占區和美占區的僅有一條線路,均改為單線軌道。他們對煉鋼廠、膠合板工廠和氫氣加工廠似乎也要優先拆遷。 
  此外,很明顯的是大量非工業用品也被取走。嚴格地講,這並不完全是掠奪。大多數俄國部隊很久未發軍餉,現在他們領到了軍政府的馬克紙幣,這是用美國向俄國提供的鉛版印刷的。可是俄國人並不認為對印發的數量負有回收的責任。士兵們期待隨時遣送回家,一回國,他們手頭的馬克紙幣就變得一文不值了,因此他們趕緊把紙幣換成可攜帶的財物。如果德國人交出財物,收下差不多毫無用處的紙幣是被迫的話,那麼他們卻也用欺騙的手段把大量的那種廢紙塞給無知的農民。 
  的確,在俄占區存在的那種風雲莫測的生活,使人抓住要害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譏諷說,德國人對俄國人感到憤慨,並不是因為俄國人掠奪範圍之廣,而是因為他們掠奪的手段太不高明。假如一個俄國人想在火車原定不準備停車的某一地點下車,他就拉警報索。假如俄國人正好需要一輛機車,他們乾脆徵調最靠近的一輛,倘若被徵調的那輛機車恰好是一列即將開出的火車的車頭,那就真夠倒霉的了,這列車不得不停在車站上,等找到另一輛機車時再開。譬如在施滕達爾經常發生這種情況:德國列車的車頭被卸下來接到開往捷克的俄國列車或接到俄國的貨車上去。一個俄國血統的美國觀察家於1945年8 月在一幅《菩提樹下》的畫中概括了俄國在這方面對德國的影響:78整條大街上瓦礫比比皆是。阿德隆河前停著而輛卡車。第一輛卡車裡銅器堆積如山:大喇叭、小喇叭和長號,上面蓋著博哈拉厚毯子。毯子上坐著三個緊繃著臉的蒙古族士兵。他們的軍衣撕得破破爛爛。他們在嚼著麵包。第二輛卡車斜靠在三個輪子上,阻斷了交通。車上是好幾千架沒有罩子的打字機,站在那些打字機當中的是一頭哞哞叫著的母牛。兩個年紀輕的俄國軍官把卡車的第四個輪子卸了下來,在一盆泥漿水裡檢驗輪胎,一群默不作聲、衣衫襤褸的孩子站在一旁觀看。當時在西方社交圈子裡流傳著一個故事,說一個俄國士兵怎樣攔住一個德國姑娘,向她索取手錶。她說她沒有表。那士兵對此感到難以置信。但儘管言語不通,那姑娘終於說得那士兵相信了。「像你這樣漂亮的姑娘應該有隻手表。」他捲起袖子,露出綁在手臂上的一大串五光十色的手錶,從中挑了一隻最漂亮的贈送給那個姑娘。 
  不幸的是,這不過是情況的一個方面。俄國人之所以無能,可能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的士兵粗鹵無知以及無法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套周詳的行政管理程序。同時也由於這樣的事實,即怎樣對待德國人,在他們看來是毫不在乎的。他們對是否公正這一點不感興趣,而粗鹵的別名則是野蠻。他們處置人的生命和處置私有財產一樣隨便(對此表示反感最強烈的人,要算英國兵和美國兵)。 
  再往東,他們又。一次不同盟國作任何磋商,把一直到奧得河和西尼斯河的整個地區交給波蘭政府管轄,不顧雅爾塔協定規定波蘭西部邊界問題須待和平會議作出決定。而更糟的是,波蘭人著手攆走德國居民,並盡其所能大量遷入本國國民。俄國人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說,他們已經履行了在雅爾塔會議上所作的與波蘭政府磋商的保證,並說這一問題仍然可以在和平會議上加以考慮,然而目前既然德同農民都已逃走,土地總得要有人耕種,不過這話只有幾分真實性。留下的德國人口,數量龐大,前是波蘭人對他們不是驅逐,就是虐待,逼使他們自行離去。德國的情況就彷彿還不夠糟似的,難民人山人海地「帶著他們的嘴巴」而來,把問題弄得更加複雜了(捷克的蘇台德區發生了同樣的事,更不用提匈牙利和羅馬79尼亞了)。以前這些地區生產的剩餘糧食是供應德國需要的,而現在情況起了變化,這意味著這些地區的原來居民將給德國大大增加吃飯的人口,而這些地區的產品,卻要運往東方,讓波蘭人和俄國人沾光。 
  但是,這一措施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防止今後德國的侵略,其困難之處並不那麼在於解除其物質上的武裝,而更在於確保其人心的轉向。然而,如果說蓄意幹出了什麼事要讓德國人在心裡留下抑鬱難伸的憤懣,同時又煽起他們的民族主義火焰的話,那就是搶走了他們如此大的一片領土。心理上的損害,如果可能的話,要比物質上的影響還要嚴重得多。丘吉爾把俄國的這一行動稱為「一個大錯,相形之下,阿爾薩斯—洛林和但澤走廊問題簡直是微不足道」。然而盟國最初的計劃曾打算從德國割去東普魯士,而且長久以來,他們無異議地接受對波蘭的補償原則:即其東部喪失的領土以德國兩部的土地給予補償。丘吉爾本人在雅爾塔說過他「不反對以奧得河為界,如果波蘭人想要的話」。這句話在地理上的確切意義是不明確的,但是幾乎任何一種解釋準會牽涉到剝奪德國西裡西亞和波美拉尼亞的某些部分(雖則無需將德國居民掃地出門)。就其所作所為而論,俄國人是犯了欺騙罪,同時出於對安全的那種目光短淺的考慮,使整個德國問題的解決變得極其複雜了。但是,俄國人給與波蘭人的地區,和三位政治家在雅爾塔都準備給與的地區,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重大區別是可疑的。條頓騎士的傳統使東普魯士在德國具有如此全國性的重大意義,以致僅僅這一地區的喪失就必然會激起很深的怨恨,在奧得河以東居住著大量的德國人,對他們的安置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問題。從東尼斯河擴展到西尼斯河並把德國人攆走,這一行動促使德國人的怨恨和問題從本質上產生變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勢必仍難預料。如果俄國人在作出這種安排之前,等一等國際間的同意,那麼土地的割讓可能會有所縮減,或者通過討價還價,他們可能會取得報酬。毫無疑問,為什麼波茨坦會議面臨著一個既成的事實,其原因就在於此。   
  第五章 波茨坦 
  從1945年7 月17日到8 月2 日在波茨坦塞西利恩宮召開的會議考慮了包括德國問題在內的許多問題,因此對其全部議論加以敘述,就會離開本書的主題,而就已出版的材料不足來說,這一點不管怎樣也是做不到的。但是為了使本書的其餘部分便於理解,有關德國的決議必須加以陳述。它分為三大類:(一)「管制初期處置德國的原則」,(二)有關德國賠償的決議,(三)波蘭西部邊界的確定,以及與此密切有關的「有秩序地遣返德國居民」的規定。 
  (一)「管制初期處置德國的原則」主要是以國務院在1945年春季擬訂的一個草案為基礎的。它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密切平行,幾乎不能視為迦太基式的。第(十三)段肯定反映了摩根索要求田園化的思想,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夠責備「首先將著重於農業及國內和平工業的發展」這一指導方計,要麼可能以含糊不清的理由來挑剔一下。強調了地方分權的必要性,但是關於分割的一切想法(實際上在雅爾塔已作出了決定)則隻字未提。德國不僅被視為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而且某種「必要的德國行政部門」也要予以設立,其目的大概是要使執行第(十四)段中一致同意的共同政策成為可能。 
  根據貝爾納斯的敘述,這些條款的通過,爭論較少。 
  管制初期處置德國的原則 
  一、政治原則 
  (一)按照對德管制機構的協定,德國境內的最高權力由美刑堅合眾國、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法蘭西共和國佔領軍總司令遵照各該國政府的指81令,分別在各自佔領區內實行;彼等並以管制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共同處置有關全德事宜。 
  (二)對德國各地居民的待遇,應盡可能一律。 
  (三)管制委員會所遵循的佔領德國的方針如下: 
  (1 )解除德國全部武裝,使之完全非軍事化,剷除或控制可用作軍事生產的一切德國工業。為達到這些目的: 
  (甲)凡德國一切陸海空軍、黨衛隊、衝鋒隊、納粹黨保安處、蓋世太保及其全部機構,參謀人員和各種組織,包括參謀本部、軍官團、後備隊、軍事學校、退伍軍人組織及所有其他軍事機構與准軍事機構,以及用以保持德國軍事傳統的俱樂部和協會等,均應永遠完全廢除,以永遠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復活或改組。 
  (乙)一切武器、軍火和戰爭工具及其製造的專門設備,均由盟國處置或予以銷毀。一切飛機、武器、軍火及戰爭工具,均禁止保留與製造。 
  (2 )使德國人民確信,他們在軍事上已完全失敗,並且不能逃避他們加在本身的責任。德國的殘暴作戰與納粹的瘋狂抵抗,已摧毀了德國的經濟,造成了難以避免的混亂與困苦。 
  (3 )消滅國社黨及其附屬與監督的機構,解散一切納粹組織,並確保此等機構與組織不得以任何形式復活,制止一切納粹和軍事的活動或宣傳。 
  (4 )為使德國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礎上最終重新建立並使德國最終能在國際生活中參與和平合作作好準備。(四)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權基礎或根據種族、信仰及政見而造成歧視的納粹法律,應予廢除。這種歧視不論是法律上的、行政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均不容存在。(五)戰爭罪犯以及參加策劃或推行納粹計劃,結果造成暴行或戰爭罪行的人,必須加以逮捕並交付審判。納粹頭目、有勢力的納粹支持者、納粹機構和組織中的高級官員以及其他危害盟國佔領或其目的的人,均應加以逮捕和拘留。 
  (六)一切不是僅僅在名義上參與納粹黨活動的納粹黨成員以及其他敵視盟國目的的人,不得擔任公職或半82公職,不得在重要的私人企業中佔據負責職位。這些人必須由在政治和道德品質上能協助發展德國真正民主制度的人所取代。 
  (七)德國教育必須完全加以管制,以徹底消除納粹及軍國主義的理論,使能有效地發展民主思想。 
  (八)司法制度應按照民主、法律之正義及一切公民不分種族、民族或宗教信仰均享有平等權利的原則加以改組。 
  (九)德國行政事務的管理應以分散政治結構及發展地方職責為原則。為達到此目的: 
  (1 )德國全國各地應按照民主原則,特別須經過選舉委員會,在符合軍事安全和軍事佔領目的的原則下,盡速恢復地方自治。 
  (2 )德國各地的一切民主政黨及其集會和公開討論的權利,應得到承認並加以鼓勵。 
  (3 )代表與選舉原則,在證明其可能有效地實施於地方自治時,應盡速在區、省和邦政府中推行。 
  (4 )目前不成立德國中央政府。但某種必要的德國中央行政部門,特別是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以及工業等行政部門,應予設立,受國務秘書領導。這些部門將在管制委員會的管理下進行工作。 
  (十)除了維持軍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許言論、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團體亦將受到尊重。同樣,除了維持軍事安全外,准許成立自由工會。 
  二、經濟原則(十一)為消滅德國的作戰潛力,武器、彈藥、戰爭工具以及各種類型的飛機和航海船舶的生產均須禁止和防止。金屬、化學品、機器以及作戰經濟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產將受嚴格管制,限用於被核准的德國戰後和平時期的需要,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規定的各項目的。被核准的生產不需要的生產能力,將按照盟國賠償委員會所擬定的並經有關政府批准的賠償計劃,將其遷移,如不遷移,則予以摧毀。mpanel(1); 
  (十二)盡可能早地使德國的經濟分散,以消滅目前經濟力量因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壟斷措施所83造成的過分集中。 
  (十三)在組織德國經濟時,首先將著重於農業及國內和平工業的發展。 
  (十四)在佔領期間,德國應被視為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為達到此目的,關於下列各項將確定共同政策: 
  (1 )採礦及工業的生產和分配; 
  (2 )農業、林業及漁業; 
  (3 )工資、價格及定量配給; 
  (4 )整個德國的進出口計劃; 
  (5 )貨幣和銀行,中央賦稅和關稅; 
  (6 )賠償及消除工業中的戰爭潛力; 
  (7 )交通運輸。 
  實行這些政策時,應考慮適合不同地區的情況。 
  (十五)盟國的管制應施加於德國經濟,但以達到下列各項目的所需要的程度為限: 
  (1 )實施工業上解除武裝與非軍事化,賠償,以及經核准的進出口計劃等; 
  (2 )保證所需物資與服務的生產和供應,以滿足德國境內佔領軍及流亡難民的需要,確保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過歐洲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除英國及蘇聯以外的一切歐洲國家); 
  (3 )根據盟國委員會的決定,確保各佔領區間日用必需品的平均分配,俾使在全德國出現平衡的經濟並減少進口的需要; 
  (4 )管制德國的工業及其在國際上的一切經濟和金融往來,包括進出口在內,以防止德國再發展戰爭潛力及達到上述其他各項目的; 
  (5 )管制一切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德國公私科學團體、研究實驗機構及實驗室等。 
  (十六)為設置及維持由盟國管制委員會所規定的經濟管制,應建立德國行政機構,而德國當局必須最大限度地宣佈及執行此種管制。因此務使德國人民認清,此種管制的執行及執行中有任何違反之處,概由他們自行負責。任何對德管制如有違反佔領目的者,一律禁止。84(十七)立即採取下列措施: 
  (1 )對運輸作必要的修復: 
  (2 )增加煤產量; 
  (3 )最大限度地增加農業生產; 
  (4 )對房屋及必需的公用事業,作緊急的修復。 
  (十八)盟國管制委員會應採取適當的步驟,對於尚未歸參加對德作戰的聯合國家所管制的德國外資產,實行管制,並加以處置。 
  (十九)德國償付賠償時,應留下充分的資源,以便德國人民能不依靠國外援助而生活。為實現德國的經濟平衡,應規定必需的資財,以償付經對德管制委員會批准的進口。現有的生產品及儲存物品的出口所得應首先用以償付此種進口。 
  以上規定,對於賠償協定(四)段(1 )(2 )兩項所指的生產設備及生產品,均不適用。 
  有三點值得評論一下。第一,(十四)段雖然要求確定共同政策,卻並未作出明確規定。當然其意圖是要由管制委員會來擬定共同政策。但管制委員會是一個四方組織,只有在四方成員都同意時才能行動。實際上,由於管制委員會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對若干問題(例如貨幣改革)制定共同政策證明是不可能的。西方大國對波茨坦決議所規定的那些應該交由中央行政當局處理的事務,不願自行其是。於是,在一個時期內,不得不將許多緊迫的問題擱置起來。但是,在波茨但作出決議之時,俄國人早已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對土地改革,賠償和奧得一尼斯河界線採取了行動。如果這種情況說明了俄國人在總的方面打算遵循的路線,那麼,認為管制委員會能就共同政策取得協議就成為一個魯莽的假設了。 
  第二,要求制定共同政策的(十四)段在末尾合情合理地規定,在實行這些政策時,「應考慮適合不同地區的情況」。這是適合一時需要的措辭之一,一位美國政治家曾稱它為「模稜兩可之詞」。這句話在老練的律師手裡可以用來擺脫似乎硬性的約束。任何協議附上這樣的規定只會招來麻煩,因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協議各方是有誠意的。 
  第三,一經仔細考察,就會看出這些段落在允許德國所享有的生活水平方面構成一種含糊概念,而在這關鍵問題上所使用的語言卻變得最不能解決問題。根據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基本生活水平不得「超過85任何一個鄰近的聯合國家現有的水平」,管制當局接到指示,要保證商品與公用事業方面的生產,「必須保持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過歐洲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後來的很多討論都是從這個假定出發,即允許德國享有相等於歐洲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保證」和「必須保持」等措辭的含意何在,明眼人一望便知。但通過論證也可以這樣說——在討論工業水平時俄國人就是這樣說的:「不超過」這三個字使得這句話絲毫沒有構成任何承諾。如果因為保持德國享有歐洲平均生活水平而造成協議的其他部分無法執行的話,按照上述解釋,只有通過降低生活水平來打開局面。國務院於1945年12月發表一項美國政策聲明,承認「既然柏林宣言對佔領期間的德國生活水平並未作出規定,各佔領國自無義務提供足量的進口物資以保持德國生活水平相等於歐洲的平均生活水平」。事實真相是,德國投降前的考慮過分糾纏於削弱德國的力量和優勢問題,以致沒有重視可能產生的情況,即碰到的頭一個問題是防止德國生活水平的每況愈下,或者(象丘吉爾說過的那樣)與其說是個壓制德國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個扶持德國的問題。因此在需要確定最低水平時倒反認真考慮規定了最高水平。而實際上,這一條款與整個賠償一章的關係,在協議的執行中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俄國人自始至終所關心的主要是賠償問題。貝爾納斯告訴我們,這個問題成了波茨坦會議上突出的爭論點之一。據說雅爾塔會議所設立的賠償委員會從莫斯科帶來一份文本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但相對他說,它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委員會一直未能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還因為英國人和美國人只是在到達波茨坦時,而且實際上是在會議進行時才得知俄國已經在86大規模拆遷賠償物品。他們指責俄國人,不僅在於這些做法,而且在於俄國人把大片領土轉讓波蘭給德國所造成的後果。杜魯門總統問道,「如果我們對怎樣賠償還沒達成協議的時候德國就喪失了一部分領土」,賠償問題又怎麼能得到解決呢?關於這第二個責難,俄國人否認這兩件事有聯繫。對於賠償問題,邁斯基想擬定戰利品的定義,以證明拆遷沐浴設備和銀製品之類的東西是正當的,但他手法笨拙,事與願違,失去了斯大林的寵信,以致永遠從國際生活中銷聲匿跡了。於是莫洛托夫坦率地承認了已經發生的事情,並提出在俄國的賠償要求中扣除那一部分。美國人一再認為俄國人的單方面行動使全面處置賠償問題無從進行。他們爭論說,盟國之間的公平分配已成為不可能,因為其中一國早已自己動手並隱瞞其所得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滿意的解決辦法是讓四國各自從其佔領區內提取賠償。由於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可資利用的工廠座落在俄國佔領區,這就使得問題比較容易得到解決。如果再從西方國家佔領區百分之六十的工廠中抽取百分之十加給俄國人,那麼他們所要求的占總數一半的賠償份額就會得到滿足。 
  但是總數究竟是多少呢?斯大林和莫洛托大逼著要定下一個確切的金額,並聲稱二百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在雅爾塔已經一致同意了的。用巧妙的起草方法來取得一致同意的危險開始出現了。因為賠償委員會過去只是奉命將那個數字「作為研究的基礎」。貝爾納斯試圖解釋說,「假如你把某種東西當作討論的基礎,你不一定非要自己接受它不可。」他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然而,他的確設法使斯大林相信,在波茨坦,美國人和英國人至少是不打算定出任何明確的數字的。大元帥……於是開始討價還價。他首先異想天開地提出要大大增加賠償數字。後來,他又建議從西方佔領區拆遷資本設備(用以交換食物、煤、木材等產品)的總數從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十五。我說,如果他肯撤回其他要求並同意其他兩個有爭議的提案,我們就同意百分之十五。他表示同意,會議隨後不久就結束了。賠償一章如下:87德國的賠償 
  (一)蘇聯的賠償要求,將以拆遷德國境內蘇聯佔領區的物資及適當的德國國外資產予以滿足。 
  (二)蘇聯負責在其所得的賠償額中,解決波蘭的賠償要求。 
  (三)美國、英國以及有權獲得賠償的其他國家的賠償要求,將自西方各佔領區及適當的德國國外資產中予以滿足。 
  (四)蘇聯除在本佔領區獲得賠償外,尚可自西方國家佔領區取得賠償: 
  (1 )在德國和平經濟所不需要且應自德國西方國家佔領區拆遷的可用的與完整的工業資本設備中,先從冶金、化學及機器製造工業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以交換同等價值的食物、煤、鉀鹼、鋅、木材、陶瓷、汽油產品以及其他商定的商品。 
  (2 )在德國和平經濟所不需要且應自西方國家佔領區拆迂的工業資本設備中,抽取百分之十,應就賠償項下交與蘇聯政府,蘇方無須付款或以實物交換。 
  上述(1 )(2 )兩項規定的設備拆遷將同時進行。 
  (五)從西方佔領區作為賠償拆遷的設備數量至遲必須在今後六個月年決定之。 
  (六)工業資本設備的拆遷將盡速開始,並在第(五)段所規定的作出決定時起兩年內完成之。第(四)段(1 )項所規定的物品交付,將盡速開始,並由蘇聯自開始之日起,於五年年按照議定的分期辦法交付。德國和平經濟所不需要因而可供賠償的工業資本設備,其數量及性質將由管制委員會按照盟國委員會(在法國參加下)所制定的政策予以決定,並交由該被拆遷設備的所在佔領區的司令官最後核准。 
  (七)在應行拆遷的設備總數確定之前,按照第(六)段最後一句所規定的程序決定可以交付的設備,領先予交付。 
  (八)蘇聯政府對於座落在德國西部備佔領區的德國企業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規定以外的德國國外資產,88放棄一切賠償要求。 
  (九)英國及美國政府對於座落在德國東部佔領區內的德國企業以及德國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奧地利東部的國外資產,放棄一切賠償要求。 
  (十)蘇聯政府對於盟軍在德國繳獲的黃金,不作任何要求。 
  波茨坦計劃的實質是要使可供賠償的工業設備數量(就西方佔領區而論)服從於全面的經濟計劃方案。准許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過歐洲的平均水平,而如果德國人民在無外援的情況下,能按這一水平生活的話,首先要能生產出口產品,以償付必需的進口物資。按照這一水平,如屬過剩的工業設備是可供賠償的,這就包括將予剷除的整個軍火工業和將受嚴格管制的大部分具有作戰潛力的工業。遭戰爭破壞的德國,滿目瘡痍,一片混亂,流亡難民充斥於市,一旦失去設想的那種工業規模,而又要達到所允許的那種生活水平(如果確曾許諾過那種生活水平的話),德國是否負擔得起,是否力所能及,還有侍於觀察。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在接受那些原則之前,似乎並未對其實用性作過一番現實的評價。波茨但會議所一致同意的只是一種準則而非解決辦法——這或許就是會議獲致協議的原因所在。它被說成是經過「一番孤注一擲的努力,打破長期僵局,而在最後一刻臨時湊成的東西」。這一準則實行起來應如何解釋,為了找到這種解釋而進行的爭論過程,是留待管制委員會去處理的第一項任務。 
  還有其他兩點要注意。根據雅爾塔會議設立的賠償委員會曾受權考慮使用勞動力來作為一種賠償手段的問題,但這一問題從未作過研究,在波茨但似乎也從未提及。其次,尤為重要的是,協議對於從現有生產品中取得賠償的問題並未明言,雖然在賠償委員會的討論中曾經89指出這將成為一個爭論之點。雅爾塔議定書曾特意准許從現有生產品中提取賠償,波茨坦協定在關於德國一章的前言中聲稱,「本協議的目的是執行克里米亞公告有關德國部分」。另一方面,波茨坦賠償一章中的第(一)段只講到「拆遷」蘇占區的物資,這一字眼的含義可能稍加引伸便把現有生產品包括進去了。但是乍看起來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經濟原則第(十九)段中所寫的兩句活,即「償付賠償時,應留下充分的資源,以使德國人民能不依靠國外援助而生活」,「現有的生產品及儲存物品的出口所得應首先用以償付此種進口」。這兩句話的通常解釋似乎是這樣,現有的生產品在被批准的進口物資未獲償付之前,並不供償付之用。但是俄國人後來爭論說,在償付賠償之後,這第二條才可適用。有人反駁說,如果照此辦理,德國人就不能指望達到那種曾被許諾過的生活水平了,這時俄國人求助於那個含義隱晦的「不超過」一詞,從而否認曾對何種生活水平作過許諾。再者,賠償委員會的美方成員波利於會議後返回美國,發表了一個聲明說,「要等到拆遷的工業資本設備的性質和數量由盟國管制委員會作出決定和德國的未來經濟有了更明確的解釋」,才能就從現有生產品中取得賠償的數量和期限問題達成協議。總而言之,他當時並不抱著後來美國人所持的見解,即認為從現有的生產品取得賠償的可能性已被波茨坦協定所排除。 
  波茨坦協定是一紙不能令人滿意的文件,因為有一兩個最重要的段落,不是模稜兩可,就是至多也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在由美國官員事先草擬的第二章和在會議期間通過政治協商仔細斟酌訂出的賠償一章之間缺乏一致性,而有重大關係的正是賠償這一章。人們的確懷疑,90俄國人之所以輕易地接受前一章,是因為在後一章中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又因為他們對前一章的約定怎樣施行於他們的佔領區毫不在乎,同時還可以使用他們在管制委員會的否決權來抵制那些不受歡迎的政策。 
  (三)丘吉爾和貝爾納斯詳細敘述過美國和英國代表團所作的果斷堅決的努力,要使俄國人認識到把那樣多的德國東部領土給予波蘭人將產生的危險,並使他們認識到大量難民的湧入將使西德負責當局處境困難。俄國人堅持說,上述地區的所有德國人都已逃跑,那裡除波蘭人外,無人從事糧食生產。倘若德國需要糧食,他們應向波蘭購買。斯大休說,把困難加在德國人身上要比加在波蘭人身上好得多,德國的工業越少,英國人的市場就越多。當貝文接替艾登的時候,他強烈反對新的邊界。俄國人和波蘭人怎樣都不肯退讓。西方大國只能堅持說,波蘭西部邊界的最後劃定,應留待和平會議解決。可是,在此期間,他們感到他們將不得不暫時接受這一既成事實,即這片蘇占區的土地是在波蘭的管轄之下,同時,在議定書中,對這一問題的協議也被記載了下來。然而,作為補償,他們倒是使俄國人對「有秩序地遣返德國居民」同意了下列條款:三國政府對此問題從各方百加以考慮,認為關於逗留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德國居民或有關人員遣返德國的工作,應予進行。他們同意應有秩序地併合乎人道地進行此項遣返工作。 
  由於大批德國人湧回德國,勢必加重佔領當局原有的負擔,三國政府認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首先應對此問題予以考慮,特別應注意各佔領區內這些德國人的公平分配問題。因此三國政府指令各自駐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盡速向各囪政府呈報己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返回德國的人數,並根據德國目前的形勢估計今後實施此項遷移所需的時間及人數比例。 
  上述情況同時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蘭臨時政91府及盟國對匈牙利管制委員會,並要求他們在三國政府未曾審閱各自駐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所呈報告以前,停止進一步驅逐德國人。 
  波茨坦會議在隨後幾年所顯示出來的結果證明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任何有事後認識之明的人都會從協定的字裡行間辨別出那些麻煩的種子。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更堅決大膽地抓起棘手的問題。人事更動無疑是有影響的,英國方面的人事更動正好發生在整個會議最關鍵的時刻。杜魯門和文德禮掌握不了羅斯福和丘吉爾所具備的全部談判背景,雖然人們準會產生這樣的推想,即丘吉爾因為注意到杜魯門在接替羅斯福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於是有意邀請艾德禮去波茨坦,好保證以後的接待工作不致脫節,而且可以向他的繼任者交代清楚哪些是他認為存亡攸關的實質問題。有些事也得歸因於急於求成。解決問題要求幹練的官員們集中思想,要求對外交報告進行審查,還要求政治家們坐在自己的書齋裡冷靜思量,而現在則不然,聚集在外國的某個城市,在只有幾天停留時間的情況下,被迫安排在早餐和午餐之間,或午餐和晚餐之間,甚或在晚餐之後,倉卒從事,乾脆「處理」,以煙雲過眼的印象和膚淺的交談為基礎,而交談則是靠戰戰兢兢、侷促不安的譯員所作的不完全的翻譯……並在一科既是嚴格保密又是相持不下的氣氛中作出決定。結果如何,可以預料。 
  然而,認為開一次比較長的會議就會有所作為,從而減少東西方之間的分歧,那是毫無根據的。誠然,人們不得不猜想,有許多問題可能故意留下含糊之處,那正是因為要想明確規定,反而暴露分歧,危害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如果西方立場堅定,波茨但本來就會同玫瑰宮相似,而且通過管制委員會去管制德國的嘗試,可能根本不會實現。也許那樣只會有好處。也許把真實情況立即擺在世界各國人民的面前是更為可取的。丘吉爾曾經指出,他本來就想做到這一點,的確,如果按他的主意行事,西方大國來到波茨坦(假定在這種情況下,會議還會召開的話),會用其仍然掌握著的不少俄國佔領區地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試圖評價誰的政策較為明智,還為時過早。92我們暫且還是想法理解一下,任何一個政治家在勝利的時刻,決定把爭端擱置一下或者促使其發展所需要的那種感情為好。   
  第六章 管制機構 
  盟國管制委員會是盟國駐德國軍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其權力是由英美俄法四國司令於1945年6 月5 日在柏林簽署的第三號公告授與的。管制委員會在7 月30日召開首次會議,8 月30日頒布了第一號公告,向德國公眾宣佈委員會的組成。這份公告確定四國總司令在各自佔領區內頒布的法律、公告、命令、法令、通告、規章和指示等繼續有效。 
  管制委員會由兼備總司令和軍事總督職權的四人組成,每月10日、20日和30日在柏林美管區的卡梅爾格裡希特大廈集會。就在這個大廈裡,一年之前,納粹法官弗賴斯萊爾曾經將許多與1944年7 月20日未遂事件有牽連的人處以死刑,而他本人則在盟國的轟炸中喪命了。經四方同意,各國輪流擔任主席一個月,在俄國人的堅持下美國先任主席。各國均配備自己的秘書,在擔任主席期間負責提供官方的會議記錄。決議及記錄文本必須取得一致同意。每次會議後,要向新聞界發佈一份簡短的公報。公報內容也要求一致同意,如遇困難問題,則交由一個小組委員會來彙編。開會有爭論,甚至無法對公報取得一致意見時,則由各代表團非正式地向本國記者簡單介紹情況(並不存在向德國新聞界介紹情況的問題,因為為各佔領區報紙服務的新聞社都歸盟國經營,並由盟國官員擔任其駐柏林代表)。每次會議後,擔任當月主席的國家要招待各方,名為「便飯」,卻有一次比一次豐盛的趨勢,主要是俄國人在增加份量。每隔一個時期總93要通過「節約決議」,但只是暫時起一下作用而已。這一慣例提供了一種非正式討論問題的機會,雖然還不能說它促進了意見的一致。 
  盟國管制委員會傾向於變成一個相當正式的機構。提交這個機構研究的總是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或者是暴露出嚴重分歧不可能達成協議的問題。在委員會內再光法取得一致意見,則提交各國政府去磋商。在下一般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有時在委員會內確乎能夠達成協議,但委員會並不完全像一個開展辯論或進行協商的場所。與原來的意圖相反,大量工作是在下一級即協調委員會中完成的。其實,軍事總督也就是總司令,主要是根據他們的戰績挑選出來的。協調委員會則由四個副軍事總督組成,他們把全部時間用於管理德國,千頭萬緒,一手掌握。協調委員會的重要性不管怎樣高度估計也不為過分。它每週開會兩次,為盟國管制委員會準備議事日程。它本身也有同樣的議事程序的一般規則,是並不正式公佈會議情況。 
  協調委員會所屬管制委員會分為十二個管理局,即陸軍管理局,海軍管理局,空軍管理局,政治管理局,運輸管理局,經濟管理局;財政管理局,賠償管理局,支付與歸還管理局,內務與交通管理局,法律管理局,戰犯與流亡難民管理局以及人力管理局。備管理局的劃分及其任務的分配,曾由歐洲咨詢委員會於戰爭結束前六個月作出規劃,主要是以德國投降時預期還存在的各個部為基礎。佔領國各方根據各局的劃分成立相應的管理處、配備本國代表。管理局的議事程序與協調委員會大致94相同,主席山當月擔任盟國管制委員會主席的國家的代表擔任。 
  職能的劃分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有些打破常規的現象是因為考慮到德國的慣例(例如住房劃歸人力部門)。為切合當時情況,有些管理局如經濟管理局和內務管理局的任務就過於繁重。舉例來說,經濟管理局不僅要掌管糧食和燃料的供應,還要制定出工業水平計劃。內務管理局負貢公安(這就要管理非納粹化問題,因為這一工作被視為警察部門的任務)、公共衛生、教育和郵政事務,更不用說宗教事務和美術方面的問題了。每個管理局為了處理本身的工作,成立了若干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在1945—1946年冬季,管制委員會的活動達到高峰期間,各種委員會共達一百七十五個以上,但在職責上有些重疊現象,同時在協調委員會一級以下的各管理局之間有關協調問題未作充分的規定。英方後來曾經試圖把各管理處歸並成「行政管理」和「經濟小組委員會」 
  兩類來解決上述問題,但是這種辦法從未運用於四國組織。 
  四國代表開會討論問題不是十分迅速的。沒有同聲翻譯設備。即使有此設備,是否有足夠稱職的譯員能廣泛予以利用也成問題。除了政治管理局(只要譯成俄語和從俄語轉譯),其他各處開會時每篇發言都得翻譯兩遍。這就使得到會者每個人都有時間去思考如何作答(特別是在三種語言中懂得兩種的人更是如此),而且使針鋒相對的敏捷的辯論幾乎無從進行。通常各國代表作三分鐘至十分鐘的發言,表達其觀點。發言大體上按圓桌順序輪流,但也決非一成不變,直到最後意見似乎趨於一致時為止。為了取得積極成果,重要的是要緊扣主要95論點,避免發揮宏論,因為這樣做不是無人欣賞,就是分散了討論的中心。各方都有本領在細節問題上磨蹭時間,然而超群絕倫者也許要數俄國人,他們有一次「一定要討論兔肉、乾果和漿果是否列入德國食品資源這一問題,差不多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雖然他們承認這些東西井無可資利用的數字」。 
  不幸的是論戰成為常事,因為對另一方的論點有必要予以反駁。但一進行論戰,通常就不考慮任何可以達成協議的辦法了。盟國管制委員會大廈裡有一個餐廳,委員們慣於在一起用餐。一個老練的會議主席往往把中午的體會時間拖延到對某個爭論問題作過初步醞釀之後,希望散了會在餐桌上較為輕鬆的氣氛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以便在續會時正式提出來。對就餐時間加以策略性地利用,這並不是唯一的辦法;俄國人另有一功,他們比英、美人起身遲,飽飽地吃一頓早餐,十一點鐘開會還感到有點倉促。下一餐他們一般要到四點鐘才吃,因此肚子飽飽的,爭論到下午也無所謂;而別人已是飢腸轆轆,卻還要進行比較合乎推理的思考來使對方讓步。 
  管制工作委員會的設計者原來打算每個管理局都沒有一個相應的德國行政管理機構,以便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交由那些機構去執行。雖然波茨但會議決定不設立中央政府,委員會卻考慮在財政、運輸、交通、外貿和工業等領域分設中央各部。但由於有待解釋的原因,這些部並未建立,而在西部,德國的行政管理機構也遲遲沒有在佔領區一級的基礎上開展工作。這就使盟國各方所負擔的任務比原來設想的要重得多,因為他們既要負責向德國地方當局轉達已達成的一切協議,又要監督其執行。不設德國中央各部,對大多數佔領國來說,就不能儲備大量專門性德國技術資料以供咨詢或參考。碰到要為管理局的會議準備材料或諸如此類的情況時,他們不得不從自己的資料來源中去搜集整理,這樣就要在柏林維持一個本來無此必要的較為龐大的班子。俄國人確實早在1945年7 月就在其佔領區內建立了若干德國中央行政機構,從而大大簡化了他們的工作,但當時由於其他影響在起作用,敏協俄國人所提出的事實或數字都不盡可靠。96對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最後結果是使佔領區的執行人員與一百英里外的柏林決策總部之間的關係,在組織上和心理上造成了相當大的問題。mpanel(1); 
  英國的組織機構是按下列方式建立的:軍事副總督只負責軍政府工作。下面有兩個副手,都是陸軍少將。一個(負責政策工作的副參謀長)常駐柏林,掌管協調一切有關四國磋商的問題;另一一個(負責執行的副參謀長)常駐佔領區。掌管區內的一切工作。軍事副總督本人通常在柏林度過一周的中間幾天,在佔領區度周未:每週分別在兩地舉行高級官員會議。各管理處處長之下也有兩個(或更多的)副手,大致以同樣的方式安排每週的時間和各人的任務。管制工作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哪一方面,一開始很不明確。由於柏林滿目瘡痍,因而最初考慮把工作重點放在佔領區。到1945年秋季,問題已很明顯,許多關鍵性人物必須留在柏林,工作重點需向東轉移。十八個月後,四國機構開始拆台。順序又倒轉過來,人們不難想像這種搖擺不定對行政機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佔領區總部(移到柏林後一度改名為「佔領區執行部」)設在威斯特伐利亞鄰近的一些小市鎮上,其中最聞名的是盧卑克,本德、赫爾福德和明登。這多少是出於偶然。在戰爭剛結束時,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司令部就設在它正好到達的地點巴成因豪森。當時認為軍政府總部緊靠司令部是合乎理想的。沒有一個市鎮足以單獨容納所有的工作人員,因此分散在幾個市鎮。總部設在這個地段,有利條件是:大體上處於佔領區的中心,而且座落在通往西南和東北的鐵路幹線和高速公路的連接點上,此外,如果想把佔領區總部設在大城市裡,就會遇到嚴重的住房問題,因為所有大城市都被炸得破壞不堪,要麼把德國居民大批遷走,否則就無房屋可供他們安身,要麼另行建造專用的大樓。威斯特伐利亞的「市鎮」實你上未遭破壞,把德國人擠一擠就可騰出住房了。然而住在被轟炸地區之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就好像是想從莫爾女、萊德伯裡、杜克斯伯裡、伍斯特、佩爾肖爾和伊大夏姆等地來統治英國一樣。負責監督德國行政管理的那些人把德國的生活條件想得過於美好了。他們遇到有點名望的德國人是比較少的。為了與另一個管理處討論政策問寂;需要乘坐汽車行駛十英里,這種情況對協作毫無好處。最後一點,以威斯特代利亞為中心,對有些管理處極不方便,它們的工作性質決定其主要活動必須在有特殊設備的地區開展。如果1945年夏季在漢堡或其附近搭趙佔領區總部的帳篷或臨時營房並逐步改善其條件,這也許會令人更滿意一雖然不大舒服。1946年間,永久性的佔領區總部按計劃在漢堡動工建造,將來可以移交給德國人用作辦公樓或公寓。這個計劃,在英國遭到嚴厲的批評,其理由是建築材料本來應該用來改善德國的住房條件:它突然受到管制工作委員會減員的影響。實際的建築計劃可能偏向手富麗堂皇,而且惹人注目。便如果它在1948年初完成,本可以把其他住房交還德國人使用,提出批評的人忽視了這項計劃想要解決困難的意圖。 
  最初,佔領區總部的下一級是軍部,共有三個,即駐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和漢堡的第八軍,駐漢諾威地區的第三十軍和駐伊塞隆偽第一軍。洛軍軍長同時也是其所轄地區的軍政府長官(地區的界線主要是按軍事上的方便來劃定的),有兩個旅長作為副手,一個負責軍務,一個負責軍政府的工作。此外,更下一級的軍政府單位;原來是從屬於軍事組織的,並未考慮到德國行政區域的劃分。但不久在州或省一級開始形成行政機構的雛型,軍一級軍政府人員便自然地圍繞這一組織來開展工作。軍以下的部隊單位也相應地分散駐紮,對州政府下屬的98德國行政機構進行管制。筒而言之,這是一個從建立在英國軍隊組織基礎上的軍政府體制過渡到建立在德國地方政府組織基礎上的管制工作委員會體制的過程。這種過渡在1946年5月1 日起了關鍵性的變化,因為那一天各軍軍長放棄了軍政府的一切職責;而由文職的州行政長官取而代之。州行政長官的地位與戰時英國地區長官有類似之處,其任務是負責即將劃歸英占區的四個州的德國州政府聯繫,他們把軍一級軍政府的班底和所屬地區內下一級軍管機構的班底都接收過來,直接歸佔領區軍事副總督領導,每月出席一次由副總督召開並由各小組委員會主席參加的會議。這種會議很快成為佔領區最重要的會議,雖然許多日常事務仍然經由佔領區總部處理。 
  管制委員會中英方大多數管理處在各級工作人員中均派有代表,直至區一級,不過政治管理處起初在佔領區以下各級並無代表,其他某些管理處的代表只派到州一級。縣級管制機構通常僅由六人組成,因此職責不大可能專門化。這種安排導致服從雙重領導,例如一個技術官員,他既是支隊司令官(或地區長官)的部下,同時又要對上一級有關專業領導負責(像在正規軍事組織中那樣)。有時候,這不免產生麻煩,但就整個情況來說,指揮系統的工作還進行得相當順利,雖然命令從上下達頗費時間,佔領區總部與基層人員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種緊張關係,總部切望縮小地方的管轄特權,而基層人員則認為佔領區總部(更不用說柏林)完全不瞭解實際情況。 
  但要瞭解組織情況的全貌,還必須知道佔領區內設有蜂窩般的專門單位,它們僅向佔領區總部、柏林、倫敦負責——有時甚至好像是對它們本身負責。在埃森有北德煤炭管制局,在漢堡有北德木材管制局,在比勒費爾德99有管制其他工業的許多機構與鐵路總局,在漢堡和科隆有德國人個性研究部,有公共輿論研究所,有廣播管制單位,在比勒費爾德附近有一個文具和印刷部門. 此外還有搜集歷史文件的單位,有搜集工業情報的單位,有營養調查隊,以及其他許多單位,且不提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紅十字會之類的國際組織,當然,更不要談一切與其說和管制工作委員會有聯繫不如說和軍隊有聯繫的許多單位了。每個單位都要求供給住房、糧食和運輸工具,而且往往指望獲得其他舒適條件。如果供應發生困難,各單位就自己主動設法。一個幾乎從無到有的組織在幾星期內發展成管理二千三百萬人的政府,要對出色的一群專家保持聯繫並對他們進行監督,不是輕而易舉的。誰想要繪一幅完整和連貫的組織圖表(如果能跟得上一切變化的步伐),可能會畫出活像碎紋石予路那樣的東西。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德國人則傾向於放棄這種打算而任其發展。回頭來說倫敦,軍政府作為一項軍事事務,開始是由國防大臣負責的,通過陸軍部民事局來過問。但很快就明顯地看出,如此緊密地與軍事相聯繫是不恰當的,而外交部又不情願在本身的許多職責之外再負起管理近五萬人的這樣一個組織。因此在1945年10月採取一種權宜措施,把責任交給J ·B ·海因德,授與他蘭開斯特公爵郡大原這一掛名頭銜,並設立一個在他監督下的「德國和奧地利管制局」(在戰地很快就以:「海因德營房」聞名)。德國及其管制問題確實是一個柑當大的問題,要求有一個專門的部和大臣來管理此事,但採取的權宜措施卻存在著某些缺陷。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乃是一個低級的大臣……負責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工作,它一部分屬於軍務……很快就和外交部的職責和政策混合起來。這個低級大臣……不得不在白廳中有利害衝突的各方之間求得平衡。其他的部,特別是財政部,準會在最初階段就插上一手。這位尊貴的先生一定……有點兒象小魚在大魚間遊蕩的感覺。1001947 年3 月帕克南勳爵接替海因德為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並在外交部設有一個辦公室,與外交大臣聯繫比較密切,這時指揮系統便大大簡化了。與此同時,倉促成立了一個新的部來解決日常的一大堆原則問題,這樣它原來打算結束的混亂情況並未立即有所改變。 
  管制局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為管制委員會英方提供文職工作人員。當然,軍政府的各單位幾乎都是由現役軍官組成的,但其中不少人已到復員的時候了,雖然可以設法把復員推遲,但違背個人意願,是不容易辦到的,而且也不能無限期推遲。一批軍官準備轉入管制工作委員會工作,但對其他人,還得尋找一些多少適合資歷條件的接替者。在德國和英國都成立了口頭審查委員會,但象大多數新程序開始時那樣,它經歷了若干暫時的困難。候選人員不單要(由那些對於必要的才能有所瞭解的人)去物色並對之進行口頭審查,而且談條件訂合同往往花去幾個星期時間,準備行裝安排行程也要幾個星期。如果來了一道不能說不合理的命令,要求所有參加管制委員會工作的人必須先經過一套基本指導課程的訓練,這樣準備期又要再次延長了。即使是曾經去過德國的人,也要進訓練班,用為他們可以給未去過德國的人介紹情況。儘管懷著世界上最良好的願望(這一品質一般說來頗不易得),但要一個軍官從德國回來,復了員,又應募參加管制委員會工作,不出六周時間就以文官身份重返原來的崗位,這確乎是困難的。奧利弗·利特爾頓說的活也許是生動的誇張之詞,他說:「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來說,幾乎在一切公務程序中列為首位。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但是在1946年10月19日等著去德國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領到六周以101 上的乾薪。大體上說,從主要是軍人轉到主要是文職人員的這一過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與此同時,那些在德國「為了使城鎮重新活躍起來而忙得不可開交」的人,卻得不到什麼幫助,由於無從確知接替的主要官員是否會在現任官員離職之前到來,接替者到任之後是否能勝任愉快。雖然有現代通訊設備,卻很少有可能從倫敦獲得何時派遣接替人員的確切消息,因為開展組織工作的職責是由那麼多部門分散掌管的。 
  招聘人員的主要困難當然在於無法肯定在德國的職業前景如何。雖然那時有許多人信口開河,說什麼要佔領二十五年,可是財政部卻(也許幸而)持懷疑態度。儘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簽訂了某些長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過七年,而且在這個期間擔任文職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即從正規部門中抽調固定的官員來解決問題。在不少情況下是按這個辦法執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員安插到許多重要崗位上去;凡是以正規文職人員為核心的管理處(諸如政治管理處和人力管理處)都是屬於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願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調,而各部門因為面臨著國內的大量問題,並不是都想把本單位最優秀的人員送到從前的敵國去服務的。德國的生活有許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彌補缺陷的優越之處(例如優厚的津貼),這一切並不完全合乎應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年起出國人員許多都不情願定居異域,另外一些人則一心想回國,不肯失去獲得一官半職的機會,因為國內有那麼多文職工作要人去幹。為前途焦慮也許是過分了。任何一個在德國幹得出色的人很可能會從這個或那個組織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職務。但是這種焦慮是存在的,從而使提供能夠有效地處理管理問題的人員增加了困難。不管怎樣,一個新成立的組織總要有一段時間才能安頓下來;儘管口頭審查委員會精挑細選,還是混進了一些不稱職者,不得不予以撤換。配備不當和意102 氣不投的情況總是難免的。某些組織形式證明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必須予以改變。但管制委員會就是沒有時間能夠安定下來。它所要處理的問題都是燃眉之急,而且變化無常。委員會的人員處於經常變動之中,由於情況在變化,人員在裁減(1946年以後),這個組織的確切性質也不得不隨之改變。總的說來,英國似乎和其他盟國一樣成功地解決了人事問題。 
  管制委員會中的英方因為規模大大超過其他三個盟國面時常受到批評。然而,俄國人的方法不同,法國人的條件不同,無從比較,因此只能試圖和美國作一對比,即使這樣,某些情況還必須提醒一下。不錯,1946年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中英方的編制總共有二萬五千八百十三人,而美國佔領區在1945年12月只有一萬二千人,次年4 月裁減到七千六百人。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務工作是由美國軍隊擔任的,、而英方則專門有一批人擔任這項工作,人數超過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數字還包括情抵處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則仍由軍隊擔負這一任務。除去這些數字,英方人數大約是一萬五千人。還要提醒一下,英占區工業最集中,遭到的破壞也最嚴重。美方人員編制之小,多半由於迅速裁減人力,方針審慎僅是部分原因。雖然有些人批評英國人過於謹慎小心,長期把持著行政事務而未移交給德國人,但也有些人批評美國人在德國人尚未充分穩固足以發揮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務移交出去,使自己處於無法確定政策能否得到貫徹的地位。時隔僅僅十年,現在回顧起來,這一問題似已開始顯得無關重要,因為英方編製從1947年以後就逐步縮減了。 
  美占區的組織方式與英占區大同小異,因為兩國管理德國的計劃是在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於1945年7 月14日解散)內共同制定的。開始時兩組軍官之間的競爭頗為激烈,一方以軍事副總督克萊將軍為首,他統帥著柏林管制委員會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參謀長比德爾·史密斯將軍為首,他指揮著法蘭克福的美軍司令部民事103(G5)處的人員。在美占區的兩個軍區和柏林的美管區都配有附屬於地區司令的軍政府人員,並通過他們向法蘭克福匯報情況。有幾個地區司令精力充沛,能獨立思考,把自動決定問題的廣泛自由使用於軍政府,這是美國工作人員守則中允許戰地司令享有的權力。其結果是,柏林的決策部門幾乎管不了佔領區裡的事情。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向法蘭克福遞送備忘錄,要求讓各級傳閱。備忘錄如果不作一番改寫,下級就不會當作命令去執行,這一困難法蘭克福是深知的。撇開這點不談,法蘭克福的人員從一開始就認為決策者是他們而不是柏林。他們接受華盛頓的指令,或者向克萊將軍轉達以備四國談判之用,或者向地區司令轉達以便在佔領區內執行。這種做法無視國際協議授權對德管制委員會制定政策的事實。1945年10月,軍政府人員脫離軍隊領導,從屬於法蘭克福和柏林的軍政府辦公處,前者仍是陸軍參謀總部的一部分,但於1946年3 月撤銷。那時美占區已經劃分成三個州(巴伐利亞,大黑森,符騰堡一巴登);管制委員會的人員作了相應的改組,由軍政府的行政委員(大部分是文職人員)領導。行政委員直接向柏林匯報情況。 
  在華盛頓,仍由陸軍部負責美國駐德軍政府的工作。但總司令的政治顧問和政治管理處則對國務院負責。有一段時期,由於華盛頓未能脅調各個部所發出的指示而造成混亂情況。有好幾次各個部的駐德代表接到了對同一問題所下達的互相矛盾的指令。這一困難大體上用下列方法予以克服,即一切指令均通過陸軍部發出,而下達政治顧問的指示僅僅視為建議。在德國也制訂出一種對照電文並於必要時要求澄清的程序。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華盛頓,國務院主要與國會外交委員會打交道,而陸軍部主要與撥款委員會打交道。經常有人建議104 國務院把職責接收過來,但貝爾納斯未予支持。管制委員會中的美方因1945年秋部隊復員而受到的影響,甚至超過英國,到11月份,三百萬人的部隊中已有二百萬人回國。關於前已談過的招募人員問題,因距本國較遠而更加困難。「美國軍政府辦公處的幾乎每個單位不是人浮於事,就是人手不足或配備很差。」1945年7 月31日,美占區軍政府有一百六十五名醫務人員;三個月後只剩下七十七名。按照計劃,要求在11月30日的人數為五十九名,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備二個月以上的經驗。造成混亂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負責提供人員的部門內部經常變動,因此誰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辦完一個人的申請手續,各種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閣,誰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這一情況也在某種程度上發生在政策問題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議貫徹到底。例如。在華盛頓制訂對德國工業管制計劃的人,沒有一個人被派到柏林去執行旨在貫徹波茨但協定的計劃。只有少數幾個重要崗位,其人員保持著合理的連貫性。 
  俄占區的蘇聯軍事管制機構是在1945年6 月9 日組成的。在卡爾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個州之間也沒有中間一級機構,理由很簡單,柏林本身就處於俄占區的中心。但與美國人一樣,中央權力開始時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負責州的司令官打交道。俄國組織機構的最顯著的不同點是俄國人在1945年7 月就著手建立德國中央行政部門,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時俄占區的這種機構就可以作為核心,過了好幾個月,英占區或美占區才開始成立佔領區一級的德國機構,即使在這時還是強調這種機構的作用在於咨詢而無執行權。另一方面,俄國人很快就開始l05 向德國中央機構頒發指令,由這些機構向各州傳達必要的指示。這樣便自動限制了當地俄國司令的自由行動。他們仍對軍政府負責。上級只是通知他們向德國方面發出了什麼指令,要他們監督那些指令的貫徹執行,而不是告訴他們遵循什麼政策(他們可能服從或可能不服從的指示)。莫斯科也停止直接同他們打交道,但與佔領區內獨立工作的組織還保持直接聯繫,這些組織多半是與工業和賠償有關的,其自主權限制了卡爾斯霍斯特司令部的權力。紅軍對軍政府負有更多的直接責任,在其他佔領區內情況並非如此。政治委員制度使紅軍本身成為一種政治工具。州以下似乎很少駐有部隊。由於建立了德國州政府這種形式的可靠工具,俄國人不需要進行嚴密的控制。幾乎無法證實俄國人是否遇到其他盟國所遇到的人力問題,但從戰爭中傷亡人數之多和重新建設的需要來看,人力問題可能是存在的。在最初幾個月內,他們肯定是人手缺乏,而他們一些最重要的官員直到1945年11月或12月才到達柏林。另一方面,他們大概能夠命令他們所需要的任何人去德國服務。 
  法國駐德國的機構是以法國人根深蒂固地反對建立任何一種類似德國中央政府的機構為根據的。因此,他們的主要司令部仍留在巴登一巴登。柏林的工作人員無權指揮佔領區的工作人員,兩者都直接由巴黎管轄。柯尼希將軍即使出席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會議,也盡可能少去柏林。結果是法國駐柏林人員班子小,級別低,而且缺乏權威。在四個佔領國中,他們對四方討論問題所作出的貢獻要算最少(這也許最終意味著他們浪費的時間比誰都少)。他們住在法管區北部邊緣的弗羅赫瑙,經常遇到供應困難,特別是運輸方面的困難。 
  在法占區內,組織機構分力行政管理總署,財政經濟管理署和法律與公安管理署,都設在巴登一巴登。各州總部的管制當局集中組成一個州高級代表團。這一機構如何進行工作,看來無從得知,這是很可惜的,因為106 這個機構給人的印象是比英、美的體制更能保持平衡。從表現的特徵上看。法國人在設立他們的組織時似乎絲毫不去考慮中央機構的形式,即使設想這種形式對他們來說是合適的。他們對佔領區控制極嚴,委派德國人做的事比別的佔領區要少得多。1946年12月,據說他們有一萬一千人參加軍政府。這就是說每一萬個德國居民有十八個法國人來管制,英占區是十對一萬,美占區是三對一萬。據報道,在巴登一巴登的法國人多於德國居民。不談一談柏林,便無從看到盟國組織機構的全貌。柏林由一個小型的管理委員會來治理;四個管制區的司令在一個叫做軍事管制總部的機關裡聚首開會。每個司令有兩名副手,一個負責駐軍,另一個負責軍政府。負責軍政府的代表組成一個附屬委員會,它對軍事管制總部的關係猶如協調委員會對盟國管制委員會的關係。在它下面也設有各個委員會,負責主要的市政工作。在德國方面,柏林由議會(市議會)和執行部門(市政廳)來治理,由一個市長領導,接受軍事管制總部的命令。各佔領國在其管制區內負責管理自治區(專區)的行政機構。在1945年7 月前俄國人單獨管制柏林的那幾週年,他們把那些合意的人安置在市政廳和專區的大部分行政崗位上(雖然不儘是共產黨人)。其中有些人證明為極不合適,西方盟國不得不把他們撤換掉。在1946年10月市議會選舉前要更換市政廳的人員是不那麼容易的,而且需要運用某種機敏的手段,來防止市政廳在未經軍事管制總部授權和在違犯佔領國怠願的情況下,對專區的行政機構進行干涉。但在1945—1946年冬季,軍事管制總部確實成功地制訂出一個聯合糧煤計劃,同意確定全城定量和稅收的共同標準,並在克服了某些困難之後,成功地確定了舉行選舉的基礎。當然,對這樣一些問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其後果一定比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中意見不能一致所產生的後果更迅速;更具體地暴露出來。而在最初那幾個月裡,還沒有哪個佔領國願意承擔公開破裂的罪責。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   
  第七章 德國狀祝 
  如果不考慮到佔領時總的形勢,便無法理解和評價盟國對德國的佔領。前面幾章旨在提供種種背景知識,下面幾章則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闡述。然而,所有這一些都好像是一個人在用純科學資料來解說布呂格爾的一幅畫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節的色彩卻未加描繪。不過,要使一個從未身歷其境的人獲得一種不偏不倚的印象,並不是輕而易舉之事。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凱斯特勒的筆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薩瑟蘭和奧斯伯特·蘭開斯特的畫藝。佔領期間生活的最顯著特色之一是喜劇與悲劇並存,是寬厚與同情和凶殘與罪惡共處。但人們無從知道打著呃說「整個世界在可怕的動盪之中」的喬克塞·戴利什麼時候才可能不打斷博伊爾夫人哀悼亡兒的哭泣。以下各頁充其量只能聊以彌補一下這種缺陷。 
  也許要指出的第一點就是:整個社會貨幣暫時不起作用了。就盟國方面來說,貨幣已為等級所取代,膳宿供應與交通工具這兩項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軍階而定。我們在國內講笑話,說到一個人發跡的情況,他是從用方桌一躍而用寫字檯,從用玻璃水瓶一躍而坐扶手椅,從用毛毯一躍而欣賞繪畫。可是在德國,實際上整個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這種基礎上實行配給。一個人的軍銜或准軍銜決定了他住什麼房子,在何處就餐,用幾個僕人,享受怎樣的旅行待遇,住什麼樣的旅館,甚至決定他來臥車睡臥鋪的權利。什麼東西部由當局來提供,大部分由為此目的而從德國國外進口的庫薦品中提供。情況竟至於此:如果要請一個頗有名望而不是軍人的樂團指揮到佔領區來巡迴指導,而又要保證他享有應得的舒適待遇,那108 麼先決條件就要讓他接受一個同級陸軍少將「的軍銜。這樣一來,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麼就有什麼了。在德國,每個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級「軍銜,雖然作為平民,外表並無任何軍階的標誌,但當他們的夫人出場時,」同級陸軍中校魯賓遜夫人「便和德國的傳統稱呼」政府副參議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連乳臭未乾的人也漸漸懂得軍階。曾聽到一個男小孩問他的遊伴:」你的爸爸當什麼? 
  我的爸爸是個『特別』長官。「當然,配給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費的,但與開銷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煙酒要買,但兩者都不上稅。在英國度過戰爭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償,可以立即開懷痛飲,因為甚至於松柏酒或德國杜松子酒的售價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機會用錢,或竟無機會用錢,就連看戲看電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國鋪子裡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買。只有兵營裡的食品店可買到東西,而且削價供應。出納員是」德國最孤獨的人「,向他們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實上,情況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按需要進行分配」(或者不如說按其職務進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賤事務都是由德國人來承擔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員會集團內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級。誠然,「次等軍價」中人不能進入軍官俱樂部(不管怎樣,在1947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這些人的家務也是指使別人代勞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德國重享中產階級的生活,這種生活在他們本國已為戰爭所破壞。有時人們懷疑,相形之下,俄國人是不是頭一次過著這種生活。 
  這種仰仗軍價來向當局獲取各種方便的做法必然要產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錯誤理由去獲取自己無權享受的特權,他們便向有恩可施者搖尾乞憐。行政崗位上比較低級的官員面對朋友或上級的求情說項,如果不受誘惑的話,就感到相當為難。「好朋友的圈子」顯得太突出了;善於「鑽營」受到不恰當的尊敬。顯得荒謬的是,採取旨在肅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適得其反,原因在於總是難以用一般的措辭來訂出條例,懲辦一切壞人,好止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從事他們的許多必要工作。可是,條例訂得越嚴,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給逮住的壞蛋卻越少。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員日益需要擁有一切自由決定權。就是這樣,如果想徹底執行一項政策而不破壞任何條例,那就非要有相109 當機敏的才智不可。若干主要中心,分散隔離,相距遙遠,因此走動是很重要的,然而德國的交通工具不能正常地使用;而尚未用舊的盟國車輛在德國司機和工匠手裡很快就報廢了。因此要在規定時間從一處抵達別處,就成為一種蛇爬梯子的遊戲了。公餘之暇如何消遣,這是另一個問題,對那些遠高大城市的人來說,尤其如此。許多人的生活絕不是快樂的。宿舍一般不舒服,冬天很冷,伙食不一定合口胃。漢堡附近一個軍隊裡的伙食,據說「比戰俘集中營外的任何食品都要涼」,沒有多少英文書籍可看,也沒有多少業餘消遣設備可滿足人們的癖好。各種福利協會如娛樂報國團(ENSA)、皇家學院准校友會(AKC )等所開辦的英語電影院和劇場,作了很大的努力來彌補上述缺陷,但未能完全奏效。愛好音樂的人倒是最幸運的,他們享有進入德國歌劇院和音樂廳的特權。也許在最初的兒個月裡,潛在的麻煩是大家思想上不作久留之計。一個人既然指望幾個月後回國或者調至別處,就不值得煞費苦心去作出種種安排來使自己免於無聊了。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最初有比較多的人沒有認真努力去彌補他們不懂德語的缺陷,這是英美管制班子中最突出的缺點之一。他們講話中一般通用的只有少數幾個詞,例如「完蛋了(kaputt)」、「什麼都沒有(garnichts )」、「一直下去(g'radaus)」、「公平(fair)」、「君子協定(gentlenman『sagreement)」和「不利的(gehandicapped )」等。在這種情況下,解決無事可幹的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喝酒或跳舞。這個問題本來是不會如此尖銳的,如果有許多工作可做的話,但除開頭幾個月外,工作量的分配是不適當的。有人在1946年說道:「這個機構好像戰爭初期的勤務部,上層都是過度辛勞,而下屬則多半是任務不足。」如果說失之於權力未能分散,那是沒有擊中要害。權力分散只會引起混亂,除非在分散之前就制訂好若干基本原則。這點只有上層才能做到。但是在德國,由於種種原因,情況瞬息萬變,以致一套原則剛剛制訂好,馬上就不適用,又要重新修改了。當然,在德國也正如在別處一樣,總有少數人是根本不想努力工作的。 
  這一批人遠離本國,多半是單獨聚居,與德國人幾乎沒有什麼社會交往。當然,下層的官員們在公務方面經常要和德國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級的司令部裡,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員。在高一級,打起交道來幾乎完全在英國人(或美國人)之間進行,用的是英語。他們的工作是與其他有關部門(包括國內的有關部門)協調政策和草擬110 必要的指令向下頒發。在辦公時間以外所接觸的德國人往往限於侍者、司機和其他僕役,這種鴻溝的存在有幾個原因,而正式禁止與敵國人親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樣,這一禁令於1945年7 月14日解除了)。很少有幾個官員能操流利的德語。管制機構的人員中懂德語的極不普遍,而德語幾乎是他們每天都要使用的。許多人在原則上厭惡德國人,認為他們應負戰爭的責任,應對納粹統治的種種暴行負責,因此他們不願意和德國人過往甚密。後來的接替者,因為役有親眼看到德國在歐洲所犯下的纍纍暴行,厭惡之情便不那麼強烈了。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在佔領區司令部的周圍,當地的德國居民大多數是農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國人為了這種或那種原因不願意和盟國人員交往。同時由於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運來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條禁令,盟國的口糧不可供給德國人(為盟國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顧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導致禁止在盟國餐廳或俱樂部招待德國人了。還有一個類似的禁令,就是盟國車輛不許德國人乘坐。由於德國人糧食匱乏,住房設備簡陋,到他們家裡去訪問,動輒使人為難,進入德國人的飯店和咖啡館,也因一些明顯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於社交往來的一般條件既不存在,與其在缺乏這種條件的情況下花費力量勉為其難,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員會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許當局在早期是原則上贊同與德國人交往的,那就應該採取若干實際步驟使這種交往簡化,時候一到,那些最嚴重的障礙就消除了。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會產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時,如無正常的社交來往,一些為非作歹的社交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mpanel(1); 
  如果說在盟國佔領軍的圈子內貨幣已為軍階所代替,那麼在德國社會生活中金錢也已不起作用,日益為物物交換所取代。〔在西德〕「抑制」通貨膨脹的工作進行得荒謬絕倫,達到了扼殺經濟活動的地步。軍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條,即物價飛漲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萬惡的,於社會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饑挨餓,政府機構很不健全的情況下,企圖用具體的軍事命令來管理各佔領區內的經濟,這只能使經濟癱瘓的局面長期持續下去。貨幣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經濟核算的尺度,取代貨幣的是以貨易貨、補償交易、以實物支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返祖形111式的經濟交往。其惡果有二:一是工業生產的恢復特別緩慢,二是農村飽而城市饑,情況懸殊極大。這項政策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比聽任物價飛漲所可能產生的情況還要嚴重。這種經濟方面的問題必須國待以後去討論。這裡我們所關心的是其社會後果。貨幣職能的喪失,破壞了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設想為前提的,即農民願意把他們的產品拿到城市裡出售,換取現金。如果這一設想已成泡影,那麼城裡人要生活,只有到鄉村裡去用實物來交換糧食。如果工人們不得不去農場親自搞糧食,那麼用於工作的時間就迅速減少了。而且,不管怎樣,為了無人肯接受的金錢而幹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一旦誠實的勞動不復為人所愛,德國的道德標準就要遭受又一次打擊,這種道德標準已被兩次失敗的幻滅之感、通貨膨脹和十二年的納粹教育逐步破壞。採用什麼手段的問題成為如此突出,以致臥的是杏能證明手段之正確,已屬無關宏旨了。老百姓的道德心喪失了,這是盟國肩負其責的一個方面。像法國革命中的西哀士一樣,每個德國人所唯一關心的似乎是能夠說一聲:「我活過來了。」 
  這種情況反過來對盟國的道德產生很大的影響;不可避免地有少數盟國人員出來是為了貪污舞弊的。還有許多人手裡掌握著德國人想要的東西,如汽油、食品、衣服、燃料、香煙之類,德國人非常願意拿照相機、手錶、首飾或馬克來交換。大多數德國人認為這樣做沒有什麼不對。使征服者的道德敗壞,被看作是一種羞國主義的表現。而在盟國方面,戰爭時期曾經產生過高度自覺紀律的那種共同努力的觀念,現在比較淡簿了。往往很明顯,譬如在黑市上公開拿不是分配給個人消費而是交託給自己掌管的物資去以貨易貨,這類行徑也不認為是喪失原則。為什麼要反對出賣(而不吸)分配給個人抽的香煙,要瞭解這一點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分析能力。在幾年之後,英美的納稅人接到稅款單時,不少人就為之瞠目結舌了。只要看來吃苦受害的似乎只是德國人,許多人就感到心安理得,認為有權去撈點油水,補償一下個人生活遭到戰爭破壞的損失。1945年10月,駐柏林的美國軍隊通過貨物112 交換賺取不少德國貨幣,能匯四百萬美元回家,超過他們實際領取的薪金,而且這還是在支付了他們在當地的一切生活開銷之後的數字。為什麼要反對以香煙代替不值錢的馬克去賞茶房酒錢,對這一點甚至更難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人替你做許多零星雜事。女踝堅持只用金錢做酬勞,那就可能無人替你幹活。實際上你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捲入以貨物換取服役的交易,而這種交換究竟刻了什麼地步才變為黑市買賣,那是不易明確的。高級領導也許譴責黑市交易。但他們本身也高不了以貨物換取服役——即使他們總是不很清楚為他們安排的照顧背後究竟搞了什麼名堂。然而,如果像有些人那樣把整個管制機構都說成是爛攤子,那是十分錯誤的,達到了誹謗中傷的地步,而且看不到他們為了把一個幾乎被其過去的統治者蓄意毀掉的德國從內戰、饑饉和疾病中拯救出來而付出的大量無私的艱辛勞動。英美管制班子中大多數成員勤勤懇懇,而且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相當成功地完成了一項無人感激的任務。確實,上層人物在作出許多決定時,總是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的。 
  當時的困難之一是缺乏一種能夠超然評判官方行動的公眾輿論——因為僅有的「無官無職的公民」都是德國人,而他們的意見是不受重視的。國內輿論對當時的情況無從直接瞭解,自然要用國內標準來作衡量,但這種標準十有八九並不適用。俄國人和法國人依賴德國生活,不在乎負有「對德國人殘忍」的名聲,毫不隱諱他們是來撈一把的。這樣一來,他們無需那麼徹底地與德國人脫離接觸,決意與之交往,而且處理得比較自然。相對地說,既然對他們所寄期望不大,因此從道德方面對他們的批評也就不多了。一個通過征服而建立起來的外國政府在能贏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極的承認之前,必須首先顯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國人正在警覺地觀察著盟國在戰爭時期那樣大張旗鼓宣傳的優越性到底表現在哪裡,他們急於要指出他們新主子的缺點和不足。此外,他們全神貫注於應付自己的困難,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勢;甚至那些人並不相信佔領國是在有意讓德國人挨餓,有意破壞德國工業好使他們自己擺脫競爭,也不認為有靈藥可以醫治他們的創傷。因此,儘管德國人有順從的習慣,政府的113 權力充其量也只能達到力所能及的範圍。背著政府搞的那些勾當誰都不聞不問。這種缺乏道德權威的現象,因通訊聯絡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結果在這個國家幾乎什麼事情都能出現,而且的確出現了。只要你有辦法拋出高價,引人上鉤,幾乎什麼東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從這個佔領區到那個佔領區是禁止通行的,為了解決住房的難題,當局在1945年12月規定,德國人未經許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過宿三夜以上。實際上新建立的警察無法執行這些規定,而想違法的人總是能夠找到門路溜過佔領區邊界的。 
  德國是一個人口大量流動的國家:難民東流西竄,尋覓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復員軍人,四處奔波,追蹤可能重新團聚的線索;父母尋找丟失的兒女;有時是孩子尋找雙親;罪犯和黑市投機分子流竄謀利;城裡人下鄉投親訪友,好帶回一包食物;前納粹分子遷地移居,好隱姓埋名;製造商出外收購原粹和修理壞機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尋找工作;主要是與佔領軍打交道。不論走到哪裡,你都碰得到這一類的大批人流,不是擁擠在一部部卡車上,就是擁擠在一輛輛靠煤氣發動的、顯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魯賓遜設計的老式大車裡。他們在大路上艱苦跋涉,他們湧向火車,把一節節車廂擠得水洩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車頂上、緩衝器上和踏腳板上。雖然毫無疑問會出現大量的貪婪、殘暴和虛偽,但也發生了數不清的悲慘事件。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祖傳的遺產喪失殆盡,畢生的積蓄蕩然無存,精心挑選的收藏損失一空。一個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著佔領軍的魔毯裡面,忘記周圍的人們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生存,偶然間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驚而醒,突然意識到住得如此擁擠不堪,享受不到一點清靜,有一頓沒一頓,老是吃那幾樣東西,除了皮箱裡那幾件換洗衣服之外,一無所有,淋濕了無法烘乾,冷了無法保暖,過這種日子真的不是個滋味。 
  按官方統計資料,英占區的平均居住面積是每個人六點二平方米左右——當然,這一平均面積並不是分配得均勻劃一的。在其他佔領區內,平均面積還要大一點。但是,這種索然無味的統計,即使像人們所說的,在114 杜塞爾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沒有固定住所,有一萬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裡,也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要瞭解在一個個具體事例中,這種統計數字可能意味著什麼: 
  七個人住在這間〔屋〕裡——父母和五個孩子。……墊在他們鋪板上的麻袋裡沒有刨花,其他的傢俱是三隻凳子和一個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與其說是惡臭,倒不如說是因為密不通風,不斷呼氣,凝聚成那種撲鼻難聞的氣味。…… 
  我們走下長長的兩段踏級,踏進下面兩個可怕的房間。當然,沒有天然光線,也沒有通風設備。這地方最近被水淹沒了四個星期,裡面住著兩個婦人和五個孩子。…… 
  〔一個鋼骨水泥掩蔽體裡有〕一套同樣大小密不通風的地下室,每間約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間住著一個四十五歲的母親,一個二十歲的兒子和一個十一歲的兒子,還有一個九歲的女兒。只放兩張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東西了——兩個人同睡一張床,抵足而眠。 
  〔俄國佔領區裡的一個難民營〕不妨請你想像一下,一個大房間裡,鋪著一點兒稻草,我們就睡在上面——中間有一個濕淋淋的臭氣熏人的「寶座」,總是有人佔據著。每天喝一碗清湯,八天吃一隻小麵包,一丁點兒牛油。早晚都餓著肚皮。每天要拖出幾具屍體,我也在等死,因為除此而外別無出路。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人人生瘡長虱子,又痛又癢。沒辦法洗澡洗衣裳。殘廢和動彈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裡。沒有暖氣,又冷又餓,我們在這裡等待死神光臨。 
  毫無疑問,這些是最壞的事例,在別的世紀或其他大陸上,可能不會顯得如此可怕。有人記述一個農民大約在這個時候所說的話:「我所要的東西終於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裡鋪上地毯,給豬仔拴上珍珠項鏈。」有人直率地說,如果消費品的生產不能增加,英占區內的每個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個婦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這種講法可能有點荒謬。但事實上這樣言過其詞,才能施加壓力,好採取糾正措施。談到在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一地,1946年11月間就有七十五萬個兒童沒有鞋穿,這種說法倒絲毫不錯。在連續兩個冬季無法向各家各戶供煤的時候,市政當局在各處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這種事情倒不是僅僅發生在情況最壞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區評論》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確知漢堡飢餓浮腫的人數是困難的,但據統計約有一萬人。德國人可能感到非常難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們確實有許多理由感到難受。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佔領區內產生了一場社會革命,雖不是預先計劃好的,也可能不那麼持久,但就其確實存在而言,則並不亞於俄國人所進行的社會革命。有些人,如農場主,敲詐勒索者和那些具有為社會所不可缺少的賢歷的人,都平步青雲,蒸蒸日上。工程師、歌劇演員和旅館老闆,有點兒像是二十世紀的貴族老爺,不管政局發生什麼變化,肯定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則一落千丈,每況愈下,特別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積蓄過活者和職業軍人。後者突然發現他們拿槍桿子的職業遭到咒罵,本人毫無前途。和這批人處於同樣境遇的,還有數以百萬計的逃亡避難者,他們屬於各種階級,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間被連根拔起,投進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環境。 
  也不僅僅是人在經歷著滄桑。十二年的納粹宣傳已經教會了德國人不以表面價值對待所見所聞,即使他們知道某些盟國人士在對他們講真話,但也很少認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實情況。一周的報紙幾分鐘內便可瀏覽完畢,電台節目有限,新書難以到手。1946年4 月之前不可能與外界通信,這以後也僅限於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從國外向德國郵寄書報。飢腸轆轆,無所事事,憂煎內腑。德國人對什麼事都愛打聽,聽了馬上就向左鄰右舍傳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覺一樣,德國人處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中很容易聽信謠言。五花八門的謠言輾轉相傳。由於明顯的理由,謠言中特別吸引人的主題是糧食、燃料和盟國間的爭吵。謠傳在雅爾塔訂過一項秘密協定,要讓德國人挨餓三年,過集中營式的生活,這可能只是對事實的加油添醬。人們可能聽到這類的傳聞,說一些拖網漁船在呂貝克被炸毀,使之不能捕魚。人們116 也可能瞭解到,英國眷屬接來德國晚於美國眷屬,德國人從這一事實推斷出英國在考慮進攻俄國。一種更為荒謬的捏造是說英國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糧食儲存在本土,以防備另一次戰爭。最大膽的捏造是說黃油正從石勒蘇益格運往英國。當英方當局予以駁斥時,謠言又起,還添枝加葉,說什麼德國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國黃油」字樣的包裝紙的訂貨單,因而使盜竊行為查不出來了。看來這的確是有意造謠。運用蠱惑性的口頭宣傳是眾所周知的納粹伎倆。但真正具有重大關係的倒是德國人處於這樣的思想狀態,就是對所見所聞很容易從壞的方面去理解。他們如此輕信,對謠言就不善於處理,特別是在難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駁證據的時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聞記者請到碼頭去看起卸英國和美國運來的糧食,這種做法起了點作用,但儘管作了相當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國人還是無從瞭解國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企圖通過大力闢謠把謠言撲滅於萌芽狀態,十分可能促使謠言擴散,因為人們也可能說,「既然他們不厭其煩地闢謠,這個謠言准有點真實性。」在評價佔領政策的時候,太容易飛短流長,講起來好像當局是在對付通情達理的人民。任何這種臆斷之談比通常的謠言更沒有道理。 
  在這以前,世界上從未出現過四個國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國人民根生土長的國度裡併圖通力合作的局面。雖然落後民族往往遭受外國統治,但這樣的先例卻絕無儀有,即幾個文明的工業國竟然接管另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對傀儡政權發號施令)。1945—1947年的德國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是異乎尋常的。不論在哪裡,突出的景像是盟國官兵成群,他們徵用最好的住房,優先使用各種交通工具,試圖引進他們熟悉的方式,想從混亂中建立秩序,想保證執行如何處理德國人的協定,想減輕痛苦,想盡量利用他們的機會——或者只是想在他們能夠回國前在這裡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德國人則站在對立的一面,他們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懷疑不信,謹慎地檢驗新的思想,暗下決心盡量不讓別人擺佈,默默地堅信那些教訓他們的117 人不久就會灰心喪氣互相爭吵。雙方面面相覷,各各懷著多種多樣的渴望——值得讚美的、現實主義的、自私的或邪惡的渴望。逐漸在混亂之中開始出現一種明顯的新的劃分,出現種種導致另一類衝突的內在因素,出現東西方之間的挑戰。   
  第八章 難民問題 
  在我們轉而考慮佔領政策的各個方面之前,最好先談一談盟國和德國人不得不對付的最大問題之一,即難民問題。這些不幸的人可以分為截然不同的五大類: 
  (1 )在戰爭期間,許多城市居民奉政府之命或出於自願,疏散到德國和奧地利的農村地區。據說到戰爭結束時,其人數已達一千萬。有些人在轟炸一停止便又返回城市了,但有些房屋被毀者則仍留居農村。這些人並未增加德國的人口,卻增加了農村與未遭破壞地區的住房壓力。當然,有許多疏散者的老家已為佔領區邊界所阻隔,由於明文禁止佔領區之間的往來遷徙,他們只好悄悄地往回搬。對這一類情況作了特殊的安排,1946年10月估計有五十五萬七千人從西方國家佔領區遷至俄國佔領區,有一百九十萬人從俄國佔領區遷至西方國家佔領區。 
  (2 )在歐洲勝利日,德國有六百萬外籍工人,到7 月份西方國家佔領區內外籍工人的數字已減至二百五十萬人。大部分收容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管轄的流亡難民營裡。他們主要是波蘭人、波羅的海國家人和俄國人,還有一柴南斯拉夫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害怕重回故土,擔心遣返後可能遭到不良待遇(由於這個原因,如果類似的問題在俄古區內發生,可能立即就被處理掉了)。10月份,英美當局開始遣返五十多萬波蘭人。對個別人並不強迫他們違願離開,但也不鼓勵他們留居。對其他國家的人也採取同樣措施,到12月1 日,只剩下九十萬人,某中四十萬人在美占區。留下來的人大多數是在英占區,到1946年6 月還有三十五萬人。俄國人提出波羅118 的海國家人和烏克蘭人(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應予強制遣返,理由是他們都是蘇聯公民,但這一要求被拒絕了。其他非德國難民從更遠的東方源源不斷地大批湧入西德。直到1947年4 月,為了想堵住這股人流,才不許新來者前往集中點。這時西方國家佔領區共有六十四萬九千名難民。後來採取官方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移民方法,逐步組織這批人遷居到英國、西歐、巴勒斯坦、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但在本書所敘述的時朗內這項工作尚難收效。而且走的人總是年紀較輕,能力較強,身份較高,留下的則都是年老、多病、喪失能力和不守法紀的人。他們感到前途茫茫,不免幹出許多傷風敗俗的事情。他們的口糧定量比德國人的定量高,因此要額外進口供應品來養活這批多餘的人。由於反正有救濟當局來養活,他們根本就不打算工作。這些人是德國經濟上的一個負擔,而且不斷引起麻煩。 
  (3 )在戰鬥結束前,有一批住在德國東部各省或東歐非日耳曼國家中的德國人在俄國軍隊來到前就逃跑了。據說在美軍開到時,美占區內已經逃來了一百五十萬人。這些人中如果有誰溜回老家去取遺留下來的東西,或者去看一看那邊在新情況下生活得怎麼樣,他們幾乎肯定會再折回西方來的。 
  (4 )波蘭人、捷克人和馬扎爾人一擺脫德國的控制,想起過去納粹利用他們之中的德國僑民團的情況,就立即驅逐那些僑民,送他們回德國本土。我們看到,在被俄國人置於波蘭治理之下的那些德國地區內,也發生過同樣的情況。可以預料得到,在勝利之初的一陣激動中,這種舉動是倉促行事、並無組織而且是不近人情的。被驅逐的決不能帶走他們的全部財物,而是被迫留下許多東西和大部分金錢。他們不顧交通運輸情況的混亂,七零八落地通過歐洲,到達俄占區時已奄奄一息,身無分文;他們還想朝西去,卻只能發現西方盟國在對大批戰時難民119 安排好之前,要暫時封鎖一下佔領區的邊界。 
  這種形勢使波茨坦的政治家們不得不予以注意,從而要求管制委員會對此作出報告,而在報告提出之前,要求波蘭、捷克斯洛代克、匈牙利等國政府暫時停止驅逐德國僑民。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聞,即使接受此項要求,也會採取種種手段,諸如不發口糧配給卡、不給工作等等,逼得德國僑民無以為生。例如,佈雷斯勞的情況是在19月6 日,即盟國的計劃準備提交管制委員會之前二十天發生的:拂曉,五個波蘭民兵命令一位教師和他的妻子在十分鐘內離開寓所。他們的錢全給拿走了。教師夫婦和其他一百三十人到達集中點之後,他倆的手提行李包遭到檢查,本來東西不多,又輕了許多。……馬車把他們送到車站,趕進裝牛的車廂。車上沒有任何衛生設備。晚上六點起就鎖車廂,早上六點才開鎖。……這批乘客連續旅行了十一天。十一個晚上有九個晚上遭到搶劫。管制委員會於11月20日最後批准了計劃,規定遷徙的德僑不下六百五十萬人。三百五十萬人從波蘭和波蘭所佔地區盡可能取道海上歸來,其中二百萬人被安排到俄占區去,餘下的去英占區。一百七十五萬蘇合德人從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占區去,還有七十五萬人去俄占區。五十萬人從匈牙利去美占區,一百五十萬人從奧地利去法占區。遷徙定於1946年1 月開始,持續七個月,頭三個月只安排遷徒五分之一。難民在遷徒時有食物和醫藥照顧。後來的幾個協定都保證難民可隨身攜帶一切能帶的私人財物,每個人最多帶五百馬克。 
  制定計劃是一回事,但執行計劃則往往是另一回事。來自波蘭的首批德國人致2月26 日才抵達英占區。4 月11日英方佔領當局發表一項聲明,譴責波蘭政府沒有遵守諾言。提供的遷徙條件一直不能令人滿意,只是由於俄國的協助,難民們才免於一路吃苦。遷來的人中,生病、年老及體弱的比例過高。到6 月份,遷來的人只有百分20之十八是男性,而男性中有百分之四十不適宜於勞動。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遷至美占區的人,情況也大致相同,而且也是一貧如洗。捷克拍留著年青幹練的工人不放。由於對此種種提出了指控,遣返安排才有所改進,但情況從未變得令人滿意,在遷徙中難民們備嘗艱辛。遣返過程比預定的時間要長。1946—1947年冬季,遣返工作中斷。到那時,英占區和美占區預定接收的難民都來到齊。 
  (5 )最後一類是從俄占區逃到西方國家佔領區的德國人。初期逃出的人並沒有後期那樣多。一個原因是在1947年底以前俄占區內的生活條件比較起來還算不錯。另一個原因是認識「人民民主」是虛偽的,也需要一些時間;許多非共產黨人遲遲不願斷定他們只有犧牲他們的正直,才能在那裡找到安身之所。從另一方面來說,偷越佔領區邊界並不困難,有些人因為他們的社會背景,留在東德心神不安,就隨著相當數量的商人,黑市投機分子、罪犯和特務偷越邊界來到西方佔領區了。當然,這些人中有的來自更遠的東方。1946年10月份,據估計俄占區居民有九十二萬二千人逃到四方佔領區,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英占區,其餘全部在美占區。這些難民有許多是偷越柏林分界線過來的,在那裡設立了臨時收容所來收容他們,直到把他們運送(通常是用飛機)到西德。根據以上數字來計算,從歐洲勝利之日起,平均每天流入的難民數為一千七百人。 
  大約有一千萬人加進德國的正常人口之中,這在經濟方面給盟國和德國當局增添了不少問題。即使沒有這許多人流入,情況也並不見得很好,膳宿供應也不見得緣綽有餘。實際上粑一切可用的場所、臨時營房和收容所都利用起來,也不足以解除老百姓居住得擁擠不堪的困境。俄占區和法占區情況最好,俄占區好的原因是逃往西方的難民大大抵消了從東方遷來的難民,法占區好的原因是它離難民流出的地區最遠,而且法方當局以不止他們參加波茨坦會議為理由,拒絕接受組織遷徙的一批批難民。然而在整個美占區,流入的難民占該區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英占區,流入的難民則僅佔該區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點四,但由於英占區人口本來就比較多,再加住宅缺乏,這就構成了差不多的負擔。mpanel(1); 
  在一個社會集體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歡迎的,即使講的是同一種語言。許多難民是幾代甚至幾個世紀僑居德國之外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講的話幾乎是他們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國特徵。有些地區流入的人口改變了居民的整個特點。例如黑森,本來是新教徒佔優勢,現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則接近於旗鼓相當了。威斯特伐利亞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在巴代利亞,定居了大量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們對當地產生的影響。這一些結果自然不為原來的居民所歡迎。他們心懷不滿,因為不是勉強止房屋與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額外的救濟稅款。有些難民精力充沛,有才幹,因此飛黃騰達,他們不消多少時間就在新環境裡變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兒不一定能得人望。還有許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無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 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並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爐灶,恢復原樣的。這樣一些人適應不了環境,對社會起不了什麼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為社會的負擔。難民們紛紛湧到農村,而不是去城市,因為農村地區有許多完好無損的房園。結果農村變得擁擠不堪。因此,難民問題不是一個工業無產階級的問題,而是一個農村貧民的問題。 
  最後的結果是難民的存在成了德國,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來的居民給他們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們搞走,另一方面,難民本身因遭受外國的驅逐而感到憤恨不平,又遭受本國同胞的勉強接待而心懷不滿,從而緬懷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朧朧的美好記憶中無疑地變得更美了)。唯一能使雙方一致起來的是這樣的信念,就是說如果收復了奧得河那邊的失地,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納粹利用定居國外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作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麼住有這類少數民族的國家在德國戰敗的時候把他們驅逐出境,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許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繼續定後在重要的前線地帶,就等於要他們置歷史教訓於不顧,因為1938年的記憶猶新。波茨坦會議只是承認和設法調整它無力阻撓的既成事實。羅斯福和丘吉爾都同意把德國東部相當大的一片地區劃歸波蘭,儘管他們對西尼斯河線並不贊成。真正要對這種結局負責的是納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國和俄國人,甚至也不是波蘭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這種政策的可憐犧牲者們懂得歸罪於誰,那反過來將是對人性要求過分了——即使懂得這一點,他們的境遇也不會變得愉快,他們的憤恨也不會稍減。如果說有這麼一種情況的話,那就是很可能產生過激政策。避免這種後果的唯一辦法是使西德達到一定程度的繁榮,這樣一來,難民的人力和才能就會受到歡迎,他們就會很容易地為社會所吸收。但無法把他們全部吸收到農業中去。這就暴露出波茨坦協定的又一個缺點。協定的一項條款規定剝奪大量的德國工業,而另一方面則又強化工業所必須履行的責任。難民們並不定居在工123 業區,前面已經說過,情況適得其皮,因此解決難民問題,要麼把他們再遷徙一下,要麼在新地區興建工業。這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在做了。這樣做,再加上德國經濟的恢復,大有可能不使難民問題變得十分緊迫。儘管如此,在德國居住著那麼許多想起德國失地的人,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義感情的一種因素。毫無疑問,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會立即使難民問題重新突出起來。不管怎樣,難民們的閱歷很可能使他們因經濟衰退而採取極端措施。由於許多難民的生活並不十分有保障,經濟衰退對他們的打擊將超過別人。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時候,還能記得奧得河那邊生活的人將所剩無幾了。但這個日期本身就告訴人們,歐洲不得不經歷一定程度的危險。   
  第九章 經濟事務 
  第一節 中央行政管理部門的僵局 
  在1945年整個秋季,經濟管理局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努力從事於制定「工業水平計劃」,以便把波茨坦協定中的規定具體化,並開出可以從西方國家佔領區拆遷作為賠償的設備清單。但是遠在制訂任何計劃之前,就需要逐步提出整個波茨坦政策所依據的種種設想了。 
  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從波茨坦回國不久,使接見了來訪的法國臨時政府首腦戴高樂及其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法國領袖們明確表示,既然沒有邀請他們出席波茨坦會議,他們認為會議所達成的協議對他們就毫無約束力。特別是他們對於任何重建一個中央集權制德國的建議感到遺憾,他們要求把萊茵蘭從德國劃出來交由法國治理,建議建立對魯爾區的國際管制,還請求允許他們吞併薩爾。他們害怕德國喪失了東部諸省後會將重心西移,而俄德聯盟可能會把共產主義帶到萊茵河。他們聽不進美國人要他們寬心的話。1945年9 月當皮杜爾出席倫敦外長會議時,重申了法國的反對意見。但是,由於124 那次會議不是真正與德國有關,所以在給予法國人若干臨時妥協性的答覆後,就把問題擱置起來了。 
  然而到了10月底,管制委員會接到了關於按波茨坦協定籌建五個德國中央行政管理部門的具體提案,克爾茲將軍聲稱,遵照他本國政府的指令,他無法予以接受。這樣就把管制委員會想要建立德國統一經濟管理機構的措施束之高閣了,而沒有這樣一個管理機構則很難把德國作為單一的經濟整體來對待,也很難實施共同的政策。不管怎樣,要使四個佔領國對該辦之事取得一致意見,要協調五個行政部門的行動,都將是困難的。但只要管制委員會還必須對這些部門下達指令,那就還有可能克服達成協議的障礙,制定出一項明確的政策,使之得到一致的貫徹。在奧地利,以及(有一段時間)在柏林,都達到了這個目的。然而在德國,一旦各佔領國負責在各自佔領區內貫徹政策,就不可能貫徹得都一模一樣,而管制委員會指令中的缺陷必然會被武斷地用種種參差不一的方法來加以彌補。四個佔領區標明某個國家駐紮部隊的界線(這是本來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要變成很像國家的邊境線了。 
  但是,盟國管制委員會在未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是無權採取任何行動的。人們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出,法國的態度並不只是一種暫時的策略。因此這個問題只好權且留侍以後通過外交途徑來磋商。海因德在12月份說道:「我國不想看到四國管制機構的垮台。」大約與此同時,貝爾納斯說,美國準備不等待法國同意就在德國推行中央集權化措施。過了四個月,四國外長在巴黎舉行會議,以後就再也沒有報到這個問題了。 
  這是失去了一個大好時機呢,還是僥倖逃脫了一場危機呢?有些批評家一直不能理解負責的政治家們為什麼允許法國參加管制委員會而沒有把委員會要實施的政策事先徵得它的同意,又為什麼當它否決該政策的上個重要部分時遲遲不採取行動。索科洛夫斯基不能相信美國人不在暗中鼓勵法國人,他對克萊將軍說,如果情況不是如此,只要美曰中斷法國人所依靠的物資供應,就能迫125 使法國人就範了。如果立即大膽抓起這個棘手的問題,使中央部門開展工作。德國可能仍會作為一個單一的整體存在,這一點確實是可能做到的。要理解這種局面何以能聽其發展,有必要提醒一下,法伺之所以能在德國立足,是由於雅爾塔的妥協,其代價之一就是不讓它參加波茨坦會議,而盟國領導人的更迭可能也影響了立即領會這種立場的含意。要理解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有必要超越德國的範圍來觀察。正是在這個冬天,有關與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國締結和約問題,法國和中國參預起草和約的權利問題,對日本的管制安排問題,俄國對波斯的政策以及原子能的國際控制問題等,外長們經常展開劇烈的爭訟。也是這個冬天,聯合國大會第一次大會在倫敦召開。人們仍然希望安理會能證明它有能力解決世界上一些帶根本性的緊張問題,因而大多數人的目光都轉向這一方面了。與過去的許多冬天適成對比,注意力已不集中在德國了。下院在1945年選舉和1946年3 月18日之間沒有對這問題進行過正式辯論。情況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聯合國機構能夠象其締造者所希望的那樣發揮作用,盟國在德國內部的分歧就可能不太費勁地得到解決,反之,如果對很多世界性的問題意見不能一致,那麼在對德政策取得一致方面,即使有任何進展,很快也會反覆的。 
  有人常說俄國人是決心不執行波茨坦協定的,還說如果法國人沒有否決中央部門,那麼關於俄國人要想在德國的必要進口物資獲得償付之前,就從其現有生產品中提取出口物資(這也是法國人採取的一種做法)的權利問題,也馬上就會陷於僵局的。這個特殊困難是為局勢所固有,因此上述論點很有份量——然而把責任明確地歸之於俄國人,這可能是有好處的。但克萊將軍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況,他說:「我聽到波倫先生評論道,法國人用他們早先的否決解救了我們。後來我聽到比德爾·史密斯大使說,當時我們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能在這樣一個組織裡對付俄國人。」要避免把俄國人已經在柏林為其佔領區建立的行政機構作為中央部門的核心,確實是很困難的。雖然這些機構中的人員決非都是共產黨人,但126 俄國人必然會使他們在任何組織中的代理人掌握全德的權力。對這些部門下達命令非常容易引起摩擦。而且幾乎不用多少想像力就可以知道各方必然要競相耍弄陰謀,行施詭計,每個佔領國都企圖按照對自己主張有利的方式,操縱所有佔領區的德國行政機關。 
  9 月10日,管制委員會下令減少「對佔領區間商品和服務行業正常交易的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但差不多與此同時,管制委員會卻禁止德國人從這一佔領區遷移至另一佔領區。委員會通過了許多有關稅收、住房和勞動關係的法律,但對於發展佔領區間貿易或作為先決條件的直達運輸問題卻沒有提出值得注意的計劃。12月17日,羅伯遜將軍和克萊將軍建議對德國人開放所有佔領區的邊界。克爾茲加以反對,並沒有提出理由。索科洛夫斯基原則上同意,但卻說:「現時無法切實執行。」事實上當時各佔領區主問很少交流物資,大部分生產是依靠當地的原料,並在當地銷售。即使大力重建中央管制機構和直達交通運輸,也很難使貿易再度正常進行。有技能的盟國人員本來有限,他們中的大部分不是忙於使地方機構運轉(儘管進展緩慢),就是忙於制定工業水平計劃,這一計劃的確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德國的中央經濟政策。mpanel(1); 
  第二節 工業水平計劃 
  經濟管理局的工業水平委員會在1945年9 月18日首次開會。委員會手頭有一份美國的報告,這是在五個星期之前由卡爾文·B ·胡佛教授根據極不充分的統計材料所編製的(他在文件完成前一周就回美國從事他的教學工作了)。委員會決定,為了遵循波茨坦準則和為了把德國拉到歐洲平均水乎,德國的生活水平就要降到1930—1938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四,這恰好是1932年所達到的水平,而1932年乃是為希特勒上台鋪平道路的衰退年。討論一開始,俄國人立即提出三個問題。第一是波茨坦協定中有關德國生活水平的條款寫得含糊不127 清。其次,俄國人堅持在計算生活水平時,必須把一切工業能力也同樣拉到歐洲平均水平,而對於那些(由於拆遷或限制)大大低千歐洲平均水平的工業能力則不作任何彌補。這將意味著有意要把德國弄窮,即使為安全著想沒有必要這樣做。此外,他們不同意在確定工業資源水平時,特別是電力供應水平時,應對德國比較缺乏自然資源以及人口高度集中這兩點作任何考慮。至於在計劃生效那一年德國可能有多少人口的問題,也同樣有爭論。當委員會進而考慮個別工業的許可水平時,這些根本性分歧自然要導致所提數字差距極大。一般說來,英國和美國提出的數字相當接近,法國建議的數字要低一些,但三個西方盟國之間要達成妥協是不難的。進一步的協商是要和俄國的數字取得協調。俄國的數字往往定得很低,看來只是為了討價還價。這種協調工作經常是使俄國數字和西方協調數字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採用四國數字的平均數。 
  鋼鐵工業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戰前德國每年用五百萬噸鋼(總產量是一千九百多萬噸)去製造各種各樣的鋼鐵器具,諸如釘、鐵皮、餐具、爐子,管子、工具和家庭用具等。即使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還有九百六十萬噸鋼劃歸民用。英國因此認為鋼的生產能力應定為九百萬啤,而胡佛報告中的數字是七百八十萬噸,法國印建議則是七百萬噸。俄國人開頭提四百六十萬噸,通過對預算的統計基礎展開爭論,後來俄國人把數字提高到接近五百萬噸。克萊將軍在提出建議數字之前已經向高一級的機構即協調委員會提出過這個問題,現在他叭特有的精力來干預此事小他本人同意七百八十萬噸的數字,但他接到了國務院的建議,認為適當的數字是三百五十萬噸。因此他建議以五百五十萬噸用作國內消費,他之所以能比較心安理得地這樣做是因他本人有一種印象:即128 戰前德國的消費量為「大約九百萬噸或一千萬噸」。得到內閣全力支持的英國人為確定一個較為現實的數字而堅決鬥爭,後來這個問題轉到了管制委員會去。1946年1 月10日,管制委員會取得一致意見,認為雖然要給德國留下生產七百五十萬噸鋼的能力,但任何年度的產量不得超過五百八十萬噸。儘管這樣,對這兩個數字的解釋仍有爭論,這個問題只有通過華盛頓直接向倫敦提出才好解決。 
  一旦這些關鍵數字獲得解決,計劃的其他部分進展就比較容易一些了,雖然計劃的完成還要求進一步作出一系列的妥協。這類妥協,對經濟事實可稍加忽視,而對政治壓力卻不得不多加注意。在最後階段因追求速度而妨礙了充分磋商,這就產生了計劃本身的某些脫節之處。例如化學工業的能力就定得太低,以致不能供應其他工業按許可水平開工所需的原料。但是美國領導人不準備冒這樣的風險,即由於挑剔細節而把辛辛苦苦製成的整個計劃搞垮。英國人瞭解這個政策的弊病所在,但不準備在這一點上和盟國發生裂痕。因此他們決定僅僅做出如下規定作為接受這個計劃的條件,即德國的西部邊界要保持不變,中央行政管理部門要建立起來,德國應被看作一個經濟整體,應該為它的出口找尋市場,德國的人口在1949年不應超過六千六百五十萬。1946年3 月26日,管制委員會最後取得一致意見。兩天後,即距波茨坦協定中所規定的日期大約兩個月,工業水平計劃便公諸於世了。 
  該計劃把德國工業分為三類,一類是要予以禁止的,另一類是允許存在但要限制產量的,第三類是聽任自由發展的。與這三類相應的工業大致如下,一是直接具有軍事性質的工業,一是能夠用於軍事但基本上還是民用的工業,第三是沒有任何軍事意義的工業。因此從這方面看來,這個計謝是試圖對付發動全面戰爭所出現的問題的,在全面戰爭中,這樣一個廣泛的經濟生活領域,可以從和平目的轉而服務於軍事目的,而一旦戰爭爆發,除非是與戰爭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生產,其他喇幾乎難以繼續下去。29如果說解決方法不能令人滿意,這與問題的複雜性不無關係。 
  十四項工業要予以禁止,十二項要加以限制。這些工業的全部設備除為達到規定的生產水平所需者外,都要用於賠償,即使不用於賠償,也要予以拆除。對於另外六項工業,規定了生產水平,但明確指出所規定的生產水平乃是通盤計劃時的估計數字,而不是一種限制,這一點意味著美國對俄國和法國的勝利,因為俄國人一直要求有權把目前超過規定水平的一切生產用於賠償。根據估計,到1949年,德國的出口要達到三十六億馬克,或僅略低於1936年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六(按不變價格計算)。出口物資的大部分將是煤,藥品,紙和紡織品。進口將不超過三十億馬克或相當於1936年進口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食物和飼料將不超過半數。這樣就會有相當數量的剩餘——根據統計數字來判斷。然而,出口要達到1936年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工業計劃產量的總水平(除了建築)卻只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因此必須撥出比例相當大的工業產量用於出口,提供國內市場的則相應縮減了。但問題不盡如此。戰前德國的出口約有三分之二是出售金屬、機械和化學品,而這些工業恰恰是受到最嚴格限制的。這類工業產品的減少又不得不用煤和消費品工業產品來加以填補。雖然這方面在技術上未加限制,但其生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戰爭的影響。按該計劃推算,到1949年,這方面的生產各不相同,如煤可能達到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上西裡西亞的產量業已喪失),紙張和印刷只達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且還必須從這些已經縮減了的產量中提出相當大的一部分用於出口。國內的生活水平就得厲行緊縮。130 即使我們假定計劃具有可靠的數學根據,但關於數字如何取得的情況則很難令人聊信。計劃中對德國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只有碰上好運氣才能夠達到。自1946年以來,自由世界已對經濟計劃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根據這種經驗。很少有人試圖對產量和經濟發展作一番核算,除非是進行大概的推測、而且要預計到會有大量差錯。工業水平計劃的虛假就在於它計算得十分精確,而且沒有為難以預見的情況雷下餘地,顯而易見,這是又一次為了避免盟國之間的分歧而不顧現實。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計劃的編制者似乎是受了作為他們計算基礎的戰前數字的迷惑,似乎是在假定他們正在處理一個已經確立的、正在經營著的工業。誠然德國工業遭受戰爭的破壞,不像人們起初想像的那樣嚴重,但是它已處於一種難以迅速恢復的停頓狀態。同時,世界形勢也決不是戰前那個樣子。譬如,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未來若於年中,糧食和原料與工業品相比就要少一些——但沒有為貿易方面的不利變化而自有餘地。我們應該看得清楚,把德國經濟資源從用於軍備轉到從事和平時期的生產,從重工業轉刻輕工業,會造成好幾年的脫節現象——然而這一點幾乎沒有加以考慮。東部失去的領土,其生產占戰前德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誰也說不出怎樣去彌補這一損失。甚至更為嚴重的是沒有注意到庫存問題。投降時國內還有相當多的物資,能使一定數量的工業重新投入生產,這一情況便把一旦庫存告罄該怎麼辦的問題掩蓋住了。連「管道」都沒有,更別提裡面空無所有了。重建庫存使之達到合理水平,需要相當數量的外匯。外匯通常要靠出口物資去換取,生產出門物資則需要進一步的原料供應(包括食物,因為工人必須生活),而原料又需要進口。在某種意義上講,以積累庫存形式表示的德國資產,業已在國內市場的銷售中揮霍光,雖然考慮到這個市場的情況,「揮霍」這個詞似乎用得不盡恰當。事實上這不是重新開始發展一種停滯的經濟的嚴峻向題之一。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刺激問題。德國工業偽戰時紀錄131 畢竟還是突出的:1944年的生產比1938年高百分之四十。但在1944年,人們仍然認為尚有可為,即使當時的情況只是為了避免故敗。到1946年,那隻驢子幾乎喪失了它所有的胡蘿蔔。盟國已接手管理這個國家的責任。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道德感衰退了。金錢的作用實際上已經停止。即使口糧配給標準讓德國人使勁干,卻也沒有什麼東西來誘使他們這樣干;因而他們的顯著個性就一筆勾銷了。僱主方面很難得到信貸,沒有幾個人打算定貨。工業水平計劃,甚至波茨坦協定本身,都是作了這樣的假定,即德國人會全心全意和佔領國合作來重建他們的國家。然而與其說是要求他們重建國家,倒不如說是要求他們把生活下降到僅僅足以餬口的程度。如果他們不合作,又怎麼樣呢?俄國人準備使出殘酷無情的手段,這樣就可以少為此而煩惱。他們慣於採用專橫的嚴厲手段,只有使用這種手段,計奶中所要求的物資轉移才有可能貫徹執行。但就英國人和美國人而言,一旦政策不再是紙上的藍圖,而使其結果在實踐中顯露出來時,他們國內公眾所能容忍的強制手段和鐵石心腸是有限度的。同時為了不寶於危害他們的另一目標——建立民主生活方式,他們所能夠做的事情也是有其限度的。 
  工業水平計劃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的效果(因為沒有實行多久就被放棄),而在於它暴露了盟國在建立和平問題上所具有的本質性的矛盾。這樣說,我們就沒有必要再來追述計劃出籠時英美方面感到氣憤的情景,只要提一提這種氣憤是對要求一個確確實實的和平所作出的反應的第一個里程碑就可以了。 
  第三節 賠償物資暫停交付 
  在這整個時期內,西方各佔領區的經濟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整個冬天,英占區和美占區的口糧配給量要維侍一般消費者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還有點困難。有人認為足夠維持生活水平的最低限量需要有二千卡路里,由於難民湧進,人口劇增,而1945年的收成又比預期產量降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美占區只能從本132 身的資源中提供每天九百四十卡路里的定量,而英占區據估計在戰前就奠進何它所需糧食的半數,現在只能提供四百卡路里。因此在1845年6 月1 日到1946年4 月15日期間,英占區必須輸入一百萬噸糧食,美占區必須輸入五十多萬噸糧食(時間上略有不同),為了避免陵英美人員依靠德國的供應而輸入的所有糧食則不計在內。儘管有糧食輸入,1946年3 月間的供應還是開始呈現短缺,英占區的配給量不得不降為一千零十五卡路里。到月底;美占區的配給量降為一千二百七十五卡路里。 
  盟國的目標是盡快把配給量恢復到一千五百卡路里。要把定量提高到二千卡路里,在當時情況下只能是遙遠的希望。因為即使保持一千五百卡路里的水平也需要大量進口,而在當時世界糧食匠乏的情況下,這是很難辦到的。3 月初,由於糧食嚴重缺乏,美國政府停止對德國的一切裝運,雖然在那個月底答應運送五萬噸(是真正需要的一半),事實上只運送了一萬六千噸。5 月間,赫傻特·莫裡森作為樞密院長,專程去華盛頓解決為德國籌措糧食問題。英國已經把手中將近五十萬噸原來留作已用的糧食轉交紛德國,現在馬同意從庫存的糧食中再撥出二十萬噸。但是英國本身的糧食情況比戰時任何時期都更糟,1946年7 月不得不實標麵包配給制。幸虧美國政府「無保留地承擔了任務,根據現有資源的條件,盡量供應德國」,但是能夠供應多少,還得等著瞧。 
  在德國內部,正在盡一切可能增加糧食生產。已經作出安排,要在英占區耕種六十五萬英畝草地,使下一季133 穀物增產百分之十,土豆增產百分之七十五。牲畜因屠宰而減少,這不僅是為了要提供肉食,而且也是為了減少對可耕種的牧場和飼料的需求。屬於奢侈呂的作物則禁止種植。用作釀酒的穀物量則嚴格削減。當局鼓勵在城市花園和分配的土地上種植蔬菜(即使遭到偷竊使原定的消費者吃不到,但至少有人吃迸嘴裡去了)。還採取了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內可能採取的步驟迫使農民交運他們的產品,但糧食生產由於缺乏種籽,肥料和設備而受到了影響,很明顯,在幾年之內還必須依靠相當數量的進口。燃而,德國的經濟是無力償付進舊的。事實上有一定數量的煤正在出口,以應付被解放國家的迫切需要。因為英國沒有煤出口,這些國家更要依靠德國供應了。但是由於德國的煤產量是戰前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一出口就使得本國工業即使處於癱瘓狀態也無法得到它所需要的煤。情況更嚴重的是,在削減了3 月份的口糧定量之後,魯爾區的煤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儘管礦工還有補充定量。因為缺乏煤,鋼鐵工業產量達不到計劃所允許的五百八十萬噸,只生產二百萬噸。這又反過來對其他工業產生影響,首先是煤炭工業,原因是得不到必不可少的重建所需要的鋼。鋼鐵生產的降低還要造成肥料的缺乏,從而影響國內的糧食生產。然而,即使有了煤的收入,英占區和美占區在1946年全年的總出口也沒有超過五億馬克,而計劃則預定1949年所有佔領區的出口收入是三十六億馬克。如果不再進口原料,就連這種生產水平也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約在1945年和1946年之交,經濟管壑處主任德雷珀將軍告訴克萊將軍說:「我們要取得成功,必須有一億美元來支付糧食以外的必要進口。」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英占區約有百分之七十的進口是由英國的納稅人來償忖的。在美占區,情況也沒有多大差別。從種種跡象來看,這種負擔有增無減。然而,不僅賠償物資正開始源源不斷地從西方各佔領區向俄占區運送,而且俄國人並不想抵賴這樣的明顯事實,即從俄占區向東裝運的不單單是機器設備,還包播原材料134 和製成品。如果按照視德國為一個統一經濟單位的政策來利用這些物資,就可以減少進口的需要或增加出口的收入。因此英國人和美國人開始認為把德廚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不僅是一個政治原則,而且成為一種迫切的經濟需要了。 
  在這個要害向題上,外長們於1946年4 月在巴黎舉行會議。法國人堅持要分割魯爾區和萊茵蘭。貝分納斯代表美國建議必須指派代表對德國經濟問題加以考慮,特別是有關下列問題:(1 )魯爾區和萊茵蘭的前途。 
  (2 )為了整個德國,特別是出口、對留給德國的資源的利用。 
  (3 )在以後九十天內就實現經濟統一的程序達成協議的可能性。、(4 )各佔領區邊界只作為佔領地區的劃分之用。 
  (5 )德國的西部邊疆。但是,莫洛托大不僅拒絕考慮這個建議,還重新提出一百億美元的賠償要求,說什麼羅斯福在雅爾塔已經同意過這個數字,而且聲稱償忖賠償「當然」必須包括當前生產出來的物資。 
  與此同時,柏林也逐步呈現出類似的僵局。4 月8 日,克萊將軍向協調委員會報告說,俄國代表在經濟管理局中發表了一項聲明,大意是進出口問題必須分佔領區來處理,一直到整個德國的貿易有了盈餘,賠償費已經付清的時候為止。俄國人為了證明這一論點的正確,援用波茨坦協定的條款,認為在實行共同政策時應考慮到不同地區的情況。據此,他們認為整個俄占區的情況是不能運用波茨但協定的基本原則的(或者更可能是不能運用他們感到不方便的那些原則)。克萊將軍由此得出結論:蘇聯政府準備驗續運走德國的現有產品,直到他們的一百億美元的要求得到滿足為止。「工業水平計劃是以進出口平衡計劃為基礎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計劃,賠償計劃就無效了。」在這個月的其餘日子裡,美國人和英國人決心解決中央行政管理機構的問題,並建立一個類似135 進出口代辦處的機構。然而,法國人和俄國人卻以不出席會議等手法來阻撓這個問題的討論。4 月26日,克萊將軍在協調委員會再次批評以佔領區為基礎的進出口計劃方案,並說他下理解如果不建立一個中央機構,怎樣能夠執行總的計劃。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將軍的德拉特文將軍否認在這兩個問題之間有任何聯繫。 
  這種頑固的反對迫使克萊將軍採取果斷的決定。5 月3 日,他在協調委員會宣佈,「為了保護美占區的經濟」,從美占區起運的一切賠償物資,除二十四個預定的賠償工廠外,將停止交運。他本來覺得不能輕易地放棄工業水平計劃,就在五個星期之前,他為了完成這項計劃,曾經準備作出那麼多的其他犧牲。但是他無疑地感到在此期間經濟情況變得如此惡化,使他別無抉擇。他的行動曾經遭到批評;理由是:即使把德國視為一個整體,在俄占區當時也沒有多少糧食可以送往西德(雖然看來有一些糧食已運往俄國,而且如果俄國人不進行土地改革,運去的糧食可能還要多一些)。有人也指出,由於原料缺乏,西部保留下來的工廠不可能增加多少工業產品。這類批評都沒有擊中他的埋怨的要害、那就是,俄國人將其佔領區的現有產品作為賠償運走,那些產品如果作為出口物資來銷售(或用以替代進口物資),就可能減少英美納稅人為拯救德國免於饑饉所不得不支付的稅款。抵國人事實上正在利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人道主義,使他們間接為德國的賠償出錢,而這種賠償是未經四國當局認可,而向德國人強行勒索的。無庸否認,把西部那些本來要移交作為賠償的工廠保留下來,並不能直接緩和西德的經濟問題,因為困難在於缺乏原料,而不在於生產能力的不足。人們也弄不清楚,為什麼除俄國外,運交其他西方國家的賠償物資也在一開始就停止,除非這樣做是針對法國人的,因為他們也在公開拿走現有生產品作為賠償(如果是這樣,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後來又向法國運送賠償物資)。但是這一措施確實是唯一能夠向俄國人施加壓力的一種辦法,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國人對這方面是極端重136 視的。此外,英國人和美國人把全錢大量地傾注於他們的佔領區,還要指望他們把佔領區內貴重的設備交給一個正在從它的佔領區內謀財獲利的第三國,這顯然是不能容忍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當然這項措施是失敗的,因為它未能使俄國人改變政策,而僅僅是製造裂痕,從此以後,裂痕就越來越大子。俄國人並不承認波茨坦協定排除用現有產品作為賠償的做法,他們聲稱克萊將軍的行動是不合法的。他們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教導,設想克萊將軍準是受了保衛資本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的鼓動,他們指責他是美國賣業界的工具,而充當他助手的德雷珀將軍則壘華爾街直接派來的。他們認為克萊的行動證明美國政府已經快定對俄國和共產主義採取敵對態度。為此,這種行動就證明為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但是前兒個月的經驗使人感到,即使克萊將軍再忍耐一點,再施展一下外交手腕,他也下會受到重視的。誠然,同俄國人談判的根本困難之一就在於他們很難理喻,然而在對他們採取比較強硬的手段時,他們又裝得氣憤不平。 
  實際情況是,對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除了訴諸戰爭外,沒有別的可靠辦法能阻止俄國人在其控制的區域內為所欲為。歷史學家所考慮的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對俄國人施加這種有效的壓力是否值得,盛者為了維持某種表面上的四國友好關係,限於提出口頭抗議是否會更好一些,如果拒絕採用這第二種辦法,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果讓爭端早點膿化出頭,不必花費八個月的時間去制定一項一出籠就成為一紙空文的計劃,是否更為上策。 
  假如在1945年8 月到1946年8 月這個期間,也像在下一年那樣大力處理德國的重建問題,庫存也許不至於用得精光。西方應在什麼時刻理解到他們所如此重視的對俄合作,是不能通過合理條件獲得的呢?任何人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記住,在這種形勢下,雙方的論據一般他說是接近平衡的,而對每一方的權衡則取決於在什麼氣氛中看待這些論據,氣氛是逐步改變的,因此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能看出那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是不可取的,而那個令人反感的答案倒是正確的。從1945年8月到1946年5 月的九個月間,氣氛有了顯著的改變,特別是在137 美國,因為戰爭的熱情冷卻下來了,嚴峻的和平的實際含義顯得清楚了。說英國和美國在德國一開始就自行其是,會幹得更好些,這無異是說一個人會幹得更好些,如果他在青年時代就已預見到他在老年時代所贊成的觀點的話。 
  第四節 「雙占區」 
  克萊將軍所採取的行動仍然使西德的根本問題有待於解決。這一問題就是為了重新開動工業機器,怎樣籌集資金向國外進口足夠的糧食和原料。關鍵在於煤炭工業。伽果煤產量不能提高,工業機器的所有其他部分只會維持最低速度的運轉。但是要提高煤產量,首要問題是要給予礦工們更好的食物和更多的刺激。因此這又回到主要問題上來了。此外,其他工業即使得到了更多的煤,也幹不出什麼名堂來,除非再供應其他原料。最後一點,必要的進口當然要用出口來償付,這顯然需要時間,而在著手進口更多物資之前,出口量多半會下降而不會上升。首先,資金問題和物資的採辦一樣,要在德國國外去進行安排。1946年7 月11日,即盟飼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解散後的第三百六十三天,貝爾納膿在巴黎外長會議上發言時提出,美占區願意在經濟事務方面和任何一國的佔領區合併,如果那個佔領國也願章的話。這番話代表了克萊將軍在5 月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向本國政府建議的想法。當時的國務大臣諾埃爾- 巴克於7 月29日代表貝文宣佈,英國接受此項建議。同時,6月20日,麥克納尼將軍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中再次建議按彼茨但偽提議成立中央行政管理機構,並且暗示如果不採取行動,工業水平計劃必須重新考慮(佔領區間的經濟聯合,將被視為通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機構的一個步驟,而決不是與此相抵138觸)。柯尼希將軍在8 月10日另外提出了法國的建議,按照這個建議,中央機構應是盟國間的機構,主管人由各佔領國委派,下屬官員可由德國人擔任。我們推測一下,如果這個反建議在上年10月提出,會發生什麼情況,倒是很有趣的。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個反建議於8 月30日遭到否決,主要是由於俄國人反對。雖然在前些時候召開的會議上,索科洛夫斯基曾經不成熟地提過,他的政府將考慮某種「連結」各佔領區的方式,但他從未拿出明確的提案。英國人和美國人無意等待,在9 月5日宣佈了他們兩個佔領區聯合起來的協議文本。 
  協議規定建立若干德國委員會來制定兩個佔領區中有關經濟、糧食與農業、交通、運輸、財政和行政事務的政策。由於他們想打開一扇進一步和俄國人協商的門,所以著重強調這種聯合不是政治上的聯合,僅僅涉及經濟領域。然而,這個理論卻產生了難題。首先,為了想避免人們產生有個西德首都的印象(同時也由於房屋問題),因而在地理上把各個委員會分散設立:經濟委員會設在明登,糧食與農業委員會設在二百五十英里外的斯圖加特,運輸委員會設在比勒菲爾德,其他幾個委員會設在法蘭克福。這對協作幾乎沒有什麼好處。其次,他們感到有必要把這些委員會置於某種形式的民主管理之下。雖然英國人最近為這幾個部門建立了佔領區一級的權力機構,但他們和美國人都還沒有著手成立一種類似選舉產生的佔領區立法機關。因此就不存在任何一種可以使各委員會對之負責的機構;的確,這就是美占區為什麼沒有建立區一級權力機構的一個原因。於是決定把各委員會隸屬於由聯合佔領區年八個州的總理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此外,各個委員會還有其本身脅指導委員會,由各州的有關部長組成,有權增選一個第九位委員作為無表決權的主席和最高行政官。中央委員會和部門委員會都設有與之平行的英美管制小組。 
  這樣每個委員會都像一個由八個部長領導的部,依靠對八個部長中的一個部長負責的地方工作人員來執行它的決議(因為委員會本身沒有執行權)。每個部長認為他的首要義務是對本州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負責。這就使得作出決議非常困難,而保證決議的執行也同樣困難,毅然承當不受歡迎的決議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與管制小組發生了衝突,因為管制小組認為必須優先作出為克服基本經濟問題所必需的根本措施。一個特殊的例子是集中食品供應工業區問題。在1946-1947年冬天,德國南部各農業州對就此問題下達的命令都置之不理。所以在1947年4 月巴伐利亞只向北方運送了三百三十噸肉,而不是三千三百八十七噸。另一個困難是由於各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大多從英占區一些機構中抽調的,而英占區內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很強。但在美占區內,有三個州已經成立了基旨教民主聯盟政府,所以基督教局主聯盟的觀點在管制委員會中很佔優勢。這就導致中央計劃的鼓吹者和放任主義的支持者之間發生衝突。1947年夏天進行了一次果斷的改組,但新組織機構的工作並無多大起色,直到1948年,各委員會對一個由直接選舉產生並授予某些政治權力的三占區經濟委員會負責之後,這種體制才能順利開展工作。事實上這一過程始終是下述情況的臨時妥協,即要建立某種中央椰構,又想從頭慢慢建起,而且不願意因在西德成立一個規模完整的政府而導致對俄關係的永久破裂。受到這些條件的限制,人們很難看出怎樣才能設計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機構。 
  雙占區組織的協議原先不包括兩個佔領國所負財政職責的分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華盛頓談判產生了一個補充協定,該協定於1946年12月2 日簽字,並於1947年1 月1 日生效。這時英國政府對英占區每年必須花費八千多萬英鎊,越來越感到憂慮。英國向德國人支付的這種賠償——事實確是如此,而且現在還有增加的危險——是英國納稅人完全有理由感到憤慨的一個負擔。此外,我們原定用於有限的必需進口計劃的外匯,包括大量美元,在支付本國的進口之前卻被用來優先償付德國的進口。這是我國人民得不到更多食物的一個原因——因為我們不得不把我國很少的資源用來餵養德國人,而我們從德國實際上沒有得到什麼酬勞。因此,貝文要求美國人承擔聯合費用的百分之六十,美國146 人在答覆中指出,由於美占區人口比英占區少,他們負擔的份額應在半數以下。最後雙方同意對半分攤。另一方面。根據估計,英占區已從出口方面比美占區獲得較多的收入,雖然這種收入沒有按照l945年協議所籌劃的那樣集中起來,而且一部分已經用於購買糧食了。美國已拿出一筆四千四百八十萬美元的款頂,英國拿出一筆相當於這一數目的可兌換的英鎊(再加上其他次要項目之後),共計有一億二千一百萬美元的一筆資金交由設在明登的(美國—英國)聯合進出口代理公司和華盛頓的聯合收購委員會處理。有兩年光景,聯合進出口代理公司完全負責重新打開德國的對外貿易,消除那些使德國與戰時受其侵略的歐洲國家之間產生隔閡的心理上和物質上的障礙。 
  進口分為兩類,第一類即甲類物資,是在德國防止疾病和動亂所需要的(主要是食物),第二類即乙類物資,包括使德國啟立所需要的原料。甲類進口物資是要提供足夠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糧定量,一俟世界糧食情況許可,就要提高到一千八百卡路里(這實際上是堅持5 月份莫裡森的諾言)。德國出口收入首先用來償付乙類進口物資。在這筆帳上還沒有盈餘時,佔領國不僅要彌補不足之數,而且要承擔甲類物資供應的全部費用,雖然預計到一定的時候出口數量將增加到足以挑起這副擔子。根據協議,在選擇進口來源時,盡量用英鎊來償付不需支付美元的物資,從而減輕英國財政部的美元負擔(第二年,由於不能兌換,全部美元費用由美國負擔)。允許有潛力的德國出口商直接與海外顧客聯繫,但在開始時,一切合同須經聯合進出口代理公司批准。1947年核定的「出口指標」是三億五千萬美元,實際上只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1948年取得較大的成績。主要是由於克萊將軍的堅持,對德國貨物的付款只接受美元,這樣就把德國和世界上最穩定的通貨聯繫起來了。這種做法引起毗鄰國家(如荷蘭)的不少批評,因為它們不久就有了剩餘農產品,本來是想用來換取德國貨物的,但它們缺少美元,貨物賣不出去,蔬菜無人去吃,儘管德國正處在饑饉的邊緣。這項政策確實保證了德國的全部出口收入能夠換成天下通行的貨幣,可以用來支付最必要的進口物資。假使有些收入是不可兌換的歐洲貨幣的話,那就只能用來購買有關歐洲國家碰巧可以提供而德國可能並不那麼必需的東西。其結果之一是減輕美國和英國的負擔。另一方面,也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即有些可能出口的物資做不成交易,因為買方缺少美元。德國是要在貧乏的國內市場上多添一些貨物呢,還是在人民的食譜上增加一些花樣,怎樣做更為有利,這是一個可以爭辯的問題。貝爾納斯於9 月6 日,即在雙占區協議中的第一項協議簽訂之後,在斯圖加特為這些協議辯護。他在發言中總結了上一年四國討論時提出的論題並作出了最高一級的認可。如果不按財破茨坦協定的期望和要求把德國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來管理的話,盟國管制工作委員會所同意的工業水平應予變更。…… 
  根據原來的打算,這個〔非軍事化和賠償〕應該做到這樣的程度,即給德國人保留的工業水平要使他們在沒有別國援助的情況下,能維持歐洲的平均生活標準。…… 
  在確定德國的工業水平時並未同意從現有生產品中扣除賠償。把現有生產品用作賠償將與現在按波茨坦協定建立起來的工業水平完全不相容。……美國不會同意從德國索取多於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賠償。然而,波茨坦協定的執行一直遭受阻撓,原因是盟國管制委員會未能採取必要措施使德國經濟作為一個經濟單位而起作用。 
  貝爾納斯繼續聲稱,如果沒有經濟統一,就無法達到盟國委員會所規定的水準。美國的觀點是,德國中央行政管理機構應予建立,以便推行一項共同的財政政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運輸、工業和對外貿易的組織。 
  必須給予德國出口物資的機會,以便進口足夠的物資,使其經濟自給自足。德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假如具有豐富142 煤鐵資源的德國變成一個貧民院的話,歐洲砌恢復,特別是德國毗領國家的恢復,必將很慢。 
  摩根索的基本論點是,德國對歐洲是不必要的。自魁北克會議以來,美國的思想一直是傾向於一種強硬的和平,從今以後就要改弦易轍了。這是實際經驗和俄國人的頑固不化合二而一的結果。問題已很明顯,首先,強硬的和平只能通過美國輿論所憎惡的措施來實現。其次,即使付出這樣的代價,俄國人的合作還是靠不住的。初看起來,斯圖加特發言似乎並未大大超出波茨坦協定的範圍。但它堅持波茨坦協定應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對於兩個重要問題(德國生活水平和用現有生產品賠償),在某種意義上消除了波茨坦協議措辭上的含糊之處,而這是俄國人所不願接受的。發言也指明了美國不可能從歐洲撤退:只要佔領莊繼續下去,美國軍隊就要參加。被征服的德國的經濟需要,美國預算費用,共產主義勝利的景象,這些都證明比厭惡戰爭所引起的種種理論要有力得多。英國人長期以來,為了維護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德國的利益,首當其衝地反對俄國的要求,從今以後感到主導權已經不在他們手裡了。 
  不是說英國對此持有異議。相反,貝文在10月22日說,英國政府「幾乎完全同意貝爾納斯的話」,他感到特別滿意的是,「美國的政策並不要否認德國人改善其命運的可能性」。他也說明德國工業對歐洲的重要性和把波茨坦協定作為整體來貫徹的重要性,而且還說:我們……主要的兵趣在於看到德國不致變成歐洲中心的一個永久貧苦的地區,德國人應能保持適當而合理的生活水平。如果允許這個貧苦地區的情況發展下去,只能得出一個結果,那就是把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歐洲,以至整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拉下來。〔在福利和安全之間〕保持平衡,做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英占區和美占區聯合之後,便採取必要的步驟去重建西德經濟。聯合的表面目的是把兩個區的資源集中起來,以便彼此在需要上可以互相補充。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實際上是次要的,因為所需要的資源在那個階段根本143 無從在德國國內搞到。美占區生產的糧食確實比英占區多,但數量仍然太少,連滿足本身的需要都不夠,更不用說有剩餘糧食可補英占區之不足了。把兩個佔領區聯合起來也不會生產更多的煤。聯合協議真正能夠做到的只是建立一種機構,對糧食和原料進行必要的進口並提供資金。事實證明,雖然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在英占區表現得最為尖銳,但英國當局本身既不能得到足夠的供應,也不能為之付款購買。其中緣故簡單明瞭。幾乎所有的供應物資都不得不從歐洲以外的地區進口,大多數來自美國,而英國本身的商品和美元都是極其缺乏的。西德沒有美國援助則不能振興,而美國也不準備向一個自己對之根本沒有責任的地區提供援助。既然要使一個單獨佔領區生存下去的希望如此渺茫,似致向其投資將冒嚴重的風險,那麼正如經驗所證明的,「雙占區」倒是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單位。1946年夏末,由前總統胡佛率領的一個小組所進行的訪問,出了不少力,向美國當局證明繼續向德國運送糧食是多麼必要。聯合併沒有結束英美納稅人的負擔。有好幾年,他們不得不源源輸送金錢,而且很難指望有朝一日能夠全部收回。戰勝國為戰敗國出錢,這也許是許多人和多爾頓同樣感到憤慨的一種現象,也是和俄國人的所作所為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個現象。問題只能用這種想法來加以辯解,就是說支出額少一點,時間就拖長一點,仍然讓德國成為「歐洲中心的一個永久貧苦的地區」。按當時的情況來說,聯合已經搞得太晚了,未能使德國避免1946—1947年冬天的困難。但在那黑暗的時刻來臨時,已採取了必要的復元措施(除了幣制改革),雖然當時還難以置信,萬事齊備,只需要時間和精力來付諸實施罷了。德國人當財習慣於講這句話:「全面投降意味著全面負責。」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人和英國人可以們心無愧地說,他們並沒有逃避這個責任。 
  第五節 俄國和雙占區的關係 
  1946年7 月,貝爾納斯在巴黎問莫洛托夫:俄國在德國真正想要什麼?莫洛托夫告訴他說:一百億美元的賠償費和參加囚大國管制魯爾區。如果說這是漫天要價,那144 麼斯圖加特講話對於俄國獲得優先機會的權利必然會是一種威脅,因此俄國和俄占區的新聞界發動了一場劇烈的謾罵,以致克萊將軍不得不在協調委員會中提出抗議。不管怎樣,有很多跡象表明,大約在1946年初夏,俄國人對自己的賠償政策作了一番估量,斷定官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拆運機器而不丟失重要零件,很難辦到,而要把機器重新安裝起來並用俄國勞動力有效地使之運轉則更為困難。一個俄國少校問一個德國工程師:拆除某一個裝置需要多少人力,花多長時間。德國工程師告訴他,需要二百個工人於四天,那個少校便回答說:「那我給你二千個工人,但必須在兩天內完成。」這個故事描述了他們的一般做法。為了彌補熟練人員的缺乏,他們把許多德國犯人扣留在俄國而不遣返,還「說服」一些德國技術人員離開他們在俄占區的家鄉和家屬到俄國去工作(不顧波茨坦協定中並無隻字提及把勞力用作賠償)。但是這種「說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1946年11月羅伯遜將軍在協調委員會中提出了一系列使俄國人尷尬的問題,終於使俄國人放棄了這種做法,至少是暫時放棄。利用俄占區的前景越來越受到注意。 
  這種方針的改變可能與日丹諾夫及其追隨者的影響日益增長有關,他們想利用東德為基地,向西傳播共產主義。遠在1945年12月,俄占區的一批工廠已轉歸俄國所有,而不是予以拆除,並將其產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運送到俄國去。據說1946年曾從俄國把棉花、羊毛、麻和皮革輸進俄占區使工廠繼續生產。在貝爾納斯的斯圖加特講話之後兩個星期,簽訂了一項協議,決定從俄占區把穀物和家庭用煤運往西德換取鋼鐵。1947年初,又同雙占區簽訂了一項包括價值一億零五百萬馬克貨物的類似協議。莫洛托夫7 月份在巴黎表示願意考慮每年生產一千萬噸鋼,並且承認德國的和平工業應該有機會在145 更大規模上(超過工業水平計劃的規定)發展只要這種工業發展確實是為了滿足德國人民和平需要所必不可少的。1946年10月,斯大林對一個美國記者說,他認為德國被允許的工業水平應該提高。索科洛夫斯基對管制委員會說,他認為鋼的生產能力應為二千一百萬噸(這些話也許一部分是出於宣傳,企圖與西方盟國爭奪德國人心,不過看來背後還存在著一種經濟動機)。但是這些事態的發展,使得用現有生產品作為賠償的問題對俄國更為重要了。他們還對通過魯爾區的國際化而分享其產品的前景越來越感興趣。 
  這種想法有其悠久的歷史。戰爭時期英美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曾為此進行遊說。羅斯福在德黑蘭曾經建議把魯爾區置於聯合國家管轄之下。摩根索的計劃和史汀生的強烈抗議都包含著這一點。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向丘吉爾提過類似的建議,丘吉爾說他「對這個主意也不反對」,在雅爾塔他又對此表示同情。法國一直強烈要求這樣做。斯大林在波茨坦又提出這個問題,但那時美國人已另有打算,此事就被擱置作為對賠償問題取得協議的一個部分。當時這種想法引起了貝文的注意,因為他不「主張把那種性質的另一個武器庫奉送給德國那樣一個好戰的民族而不受任何控制」。他在1946年2 月21日說道,他心裡仍然考慮著這個問題;他的直覺是要把這個地區放在國際管制之下,為歐洲的共同利益來利用它的生產。可是實際困難似乎逐漸表現出來了。不管政府屬於何種性質,魯爾區的居民顯然仍將是德國人。如果政府官員是在國際基礎上配備的,那麼他們和當地居民可能會不斷產生摩擦,這些居民實際上將被剝奪管146 理自己事務的權利。然而,假定政府是由德國人組成的,如果他們願意和德國其餘部分重新聯合,而且他們是很可能這樣做的,那麼又怎麼能阻止他們呢?這就只剩下了一種主張,即在一個作為德國一部分而由德國人治理的國家裡,由一個國際權力機構來經營魯爾工業,這是一種本身就孕育著許多困難的概念,尤其是這個權力機構是要按照管制委員會的原則辦事的話。1946年10月22日,貝文宣佈英國政府不能接受法國關於使來茵蘭和魯爾區成為獨立國家的建議,雖然他認為有可能作出這樣的安排,即在停止佔領德國其餘部分之後,在這兩個地區留下一支盟國部隊。不管怎樣,對俄國人來說,問題一定變得越來越清楚,無論作出什麼安排,他們參加偽機會是很少的。 
  毫無疑問,他們斷定人家曾經有意欺騙他們。因此當1947年3 月外長們在莫斯科開會考慮德國問題時;莫格托夫重複提出一百億美元賠償的要求,同時要求廢除雙占區聯合協議。他提出作為回報的僅僅是答應重新考慮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機構。大概他認為俄國人真正想要的東西,英國人和美國人很可能什麼也不答應,因此他把價抬高爾會失去什麼。美國人可能準備考慮允許從現有生產品中撥給一定數量作為賠償,以換取對方同意一個較高的工業水平,他們不打算拿它來換敢波茨坦協定業已規定的經濟統一。不管怎樣,俄國人正在他們的佔領區內取得現有生產品,看來他們從來就不怎麼關心工業水平計劃中關於決定拆遷什麼廠和留下什麼廠。他們一定認為在西方重新運交賠償物資中,他們可能得到的額外物資,還不足以補償他們在自己佔領區內自由行動所可能受到的限制。就西方盟國來說,它們認為自己是被迫採取權宜之計,把西德樹立為一個單獨的實體,只有在得到比俄國人準備提出的還要具體得多的合作保證作為報答時,才能眾棄這個計劃。因此,莫斯科會議以僵局告終,當第二年秋天在倫敦繼續討論時,各方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而且在那時,俄國人已採取決定性的步驟,拒絕147 在馬歇爾計劃中進行合作。管制委員會繼續開會,到1948年3 月為止。委員會有時能夠在個別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見,特別是在具有消極的反納粹性質的問題上。管制委員會最後一項重要工作是為莫斯科會議準備一份報告。但甚至那份報告也主要是一紙闡述分歧意見的聲明。對一些原則問題的協議毫無進展。在許多特殊計劃方面,關於幣制改革就無法制定一項共同計劃。這裡的主要障礙顯而易見純粹是有關新幣發行的控制問題。美國人在發行軍政府馬克紙幣以後,不準備讓紙幣印版轉入俄國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國人也不準備讓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在他們的佔領區內不受限制地進行工作。進一步的障礙不只是盟國間缺乏信任,而是關於建立德國中央機構的整個問題,因為建立某種中央發行銀行,幾乎是幣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國仍然分裂成兩個或更多個獨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經濟政策,這樣一個銀行就很難發揮作用。俄國人把幣制改革看成是社會重新調整的一種手段,西方盟國則將其看作是恢復戰前安定的一個途徑。由於西部的情況好轉,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失敗就越加嚴重。因為從一方面看,如果要繼續進步,幣制改革越來越有必要;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單獨行動,顯然會加深東西德之間的裂痕。拒絕向一個方向移動,反而要越來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節 「異乎尋常的嚴寒期」 
  在戰爭期間,納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債和貨幣流通量,但由於嚴格執行物價和工資凍結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應的增產情況下)的通貨膨脹。結果是貨幣保持了它的票面價值,卻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佔領當局從本國帶來了這樣的信念,那物價飛漲乃是一樁壞事,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避免。因此他們忠實地維持納粹的穩定物價政策,雖然他們執行這種政策的權力由於種種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了卻放棄了複雜的組織共同基金和補貼金的措施。這種措施在所有國148家,包括英國,一向是維持物價穩定所必需的。貨幣流通量進一步增加,尤其是因為俄國人印發了佔領區馬克。管制委員會在1946年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稅收來吸收一部分多餘的貨幣,但這樣做產生了新的赤字,而原來有的赤字卻並未消除。在1945—1946年的條件下,工業效率和生產力急劇下降,單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銷售價格卻受到和其他價格同樣的凍結。結果是如果物價管制行之有效,企業就會受到破產的威脅。代之而起的是出現兩種物價制度,一種是官價,一種是黑市價格,更經常發生的現象是相當數量的產品並未進入市場,卻在以貨易貨的交易中處理了,或是留待能獲取相當利潤時拋出。「據一個具有特殊地位能夠作出判斷的德國人估計,重工業以外的工業產品,現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雖送管制委員會的報表中。」 
  實際情況是,自從納粹統治初期以來,德國當局(佔領國亦然)曾試圖推行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經濟資源的流動主要是根據官僚機構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財政上的吸引力。他們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錢成為無用之物。他們所未曾預見到的是官僚機構的命令也會喪失效力。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整個經濟生活就會有崩潰的危險,因為一個現代工業社會不能靠以貨易貨來起作用。大家逐漸明白,一定要想個辦法來使貨幣再次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識到幣制改革不可避免時,人們當然不會像平時那樣去保留現金了。 
  立即產生的一個後果是。1946年收穫季節後,竟然不可能從農民那裡徵收到正常的上交農產品。他們如果把產品交給當局,那就只能換到毫無價值的貨幣。倒不如把東西留在農場裡,向城裡人換取「動產」,或者用來喂牲口(從而逃避他們所痛恨的屠宰法規),或者囤積起來,直到鈔票值了錢再賣。在這種情況下,檢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絕。到1947年3 月底,美占區內上交的小麥和裸麥,只有正常數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麥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麥只有百分之五十二。據報道,英占區在1946年10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應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釀酒的案件。在149 漢堡,黑市幾乎和合法營業一樣重要。配給證和票證可通過行賄或偷竊手段從食品辦事處搞到,並以高價出售。 
  這就成為進口方面的最大困難。儘管1946年5 月華盛頓作了安排,整個夏天向德國運送糧食的情況仍然不能令人滿意。在世界糧食短缺的情況下要獲得必要數量的糧食固然是個問題,而美國海員的罷工又造成了運送的拖延。同意於5 月份供應的糧食,應在9 月份全部運到,但兩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有運來。在這種情況下,10月14日把一般糧食消費者的定量標準恢復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於好意也算是一個大膽的行動了。毫不奇怪,從一開始,這一行動就遇到極大的困難,無法兌現。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10月底官方所能供應的麵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萬克,而且沒有穀類食物。據說在杜塞爾多夫,甚至比這個標準還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爾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烏珀塔爾送出的一份報告則聲稱,那裡巴有十天見不到麵包了。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煤,產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魯爾區勞動力短缺,礦工的平均年齡為四十三歲,進礦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開了小差。雖然礦工本人有額外配給量,但他們的家屬卻得不到什麼。他們需要花時間去給家裡人找吃的,這就很能說明為什麼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此外,他們需要用一筆錢去黑市購買比限價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麵包和麵粉之類的食物,他們的工資就顯得太低了。1946年9 月的產量停留在1945年12月的水平上,而五百萬噸的庫存已經用完。 
  惡性循環開始了,缺少煤,鋼鐵工業就不能生產足夠的鋼,以供應煤礦進行必要修理的需要。1946年秋,煤的產量大約是每月五百萬噸,而西方佔領區所定的基本最低需要量是四百二十萬噸,出口是介乎一百十三萬噸到一百七十四萬噸之間。150 要說服其他西歐國家相信下面的情況是不容易的,即它們如果同意給德國留下更多的煤,便有獲得德國工廠產品的好處。這是因為其他西歐國家也都缺煤,沒有理由偏愛德國。從德國的長遠利益來說,完全斷絕對老主顧的供應也非上策。到1946年9 月為止,煤的分配,包括出口,由盟國管制委員會負責。但就在這個月,俄國人宣佈,他們只能把該佔領區司令官認為在其需求之外剩餘的煤提供出來,於是英國人最後也不為集中儲備提供他們的供應量了。然而英占區出產的煤實際上仍繼續和美國人、法國人協商分配。根據協議,10月份出口量削減十萬噸,以後從12月到翌年3 月每月減為五十五萬噸。1947年4 月,最後根據可調整的原則達成了協議,保證向西方國家佔領區供應合理的最低數量,但出口數字將隨生產上升而自動增加。 
  1946年10月,盟國管制委員會決定礦工工資可增加百分之二十,11月份英占區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煤炭生產委員會,由各有關部門的代表來執行一項決議,即運用一切可行的提高生產的辦法,並採用各種能夠想得到的鼓勵方式。不足的供應,特別是住房、食物和消費品都保留給煤礦區,限價出售,保證礦工拿了工資能夠買到東西。採礦事實上成了佔領區內最有特權的一種職業了。這樣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12月初,日產量達到二十萬噸,是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到1947年1 月,日產量是二十萬八千噸。 
  然而糧煤供應困難,意味著西德在進入1946—1947年冬季時,這兩種物品既無庫存,也無從分配。任何地方只要糧食一到,就得分發;糧食不到,配給量就無著落。煤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在一個大量吏用水路運輸的國家裡,這是自我麻煩。鐵路運輸已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車頭和車廂的載運量,公路運輸由於缺乏輪胎和零件同樣受到限制。一旦水路冰封,通過這些水路運送的貨物將無法轉到別的運輸線上去。供應物資不能分配,定量無從維持,煤氣和發電廠無煤可燒,火車和卡車因缺乏燃料而不能開動。德國沒有物質條件來熬過一個嚴寒的冬天。精神上的準備也不充分。歐洲勝利日到來以後,對於即將來臨的「冬大的戰鬥」,曾經作過大量宣傳。人們下定決心,準備受苦受難,結果,1945—1946年的冬天異常溫和,並無太多的麻煩或埋怨就挨過去了。但是人們過於輕信,以為今後情況就會好轉,事實上第二個冬天在各方面都比前一個冬天要艱難得多。 
  在倫敦或德國的英國主管當局在這種情況下所抱的態度不能說完全是僥倖的。從根本上說,他們的政策完全正確。情況也許是這樣,他們本當向美國人施加更多的壓力以加速糧食的運送,向其他盟國施加更多的壓力以減少他們對德國煤的要求。他們本該更迅速地使煤的生產佔絕對優勢。但是,這些事都不是直截了當地去做,而是對所有這一切都採取了步驟。再者,他們一再否認對德國的情況感到滿意。另一方面,他們的反應過於經常地以一種保證的形式出現,說什麼對付這個問題,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現在正在做!將來也會做。關於配紡量的一些聲明,不知不覺地說得太樂觀了;有一個困難問題是經常信賴那些與最低層的情況不相符合的書面數字,而最低層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那些負責人似乎斷定,既然在那時候他們幾乎無能為力來改善情況,最好的辦法還是努力增強信心。不幸的是其結果往往看來似乎是心安理得。 
  1946—1947年的冬天,在英國也是嚴寒。但在德國,嚴寒的天氣從12月中旬開始一真持續到翌年3 月下旬。至於糧聲匱乏問題,到1947年的收割季節才真正解決,據說5 月下旬烏珀塔爾的配給量每天只有六百五十卡路里,別談保證超過八百五十卡路里了。美占區的平152 均配給量當時是一千零四十卡路里。與此同時,克萊將軍宣佈,從美國運送的糧食有十三萬噸逾期未到,德國籌集的糧食比原來的估計短缺二十萬噸。公眾的情緒進一步低沉了。扒竊煤車的現象到處都有,造成公用事業的供應比以往還要困難。黑市買賣和出賣配給卡的情況幾乎到處都是。德國的平民百姓沒有足夠的糧食吃,家裡又沒有任何燃料(已有必要取消原定的配給量),其景況是難以忍受的。幸虧這種匾乏情況並未延續很久,對人的體質還不至於造成長遠的影響(也許除了那些家庭主婦和孤苦伶仃的人),不過痛苦還是不少的。佔領國和民主制度的威望一蹶不振。鑒於英美公眾為使德國人的處境不再惡化下去而作出了犧牲,這尤為不幸。除了幣制改革(時機尚未成熟),其他的根本補救方法都已經著手實行了;真正可惜的是那些方法未能更快地顯出成效。德國經濟的主要結構是健全的,仍然完好無損的那部分工業設備是足以為和平時期的目的服務的,儘管這年冬天的一系列事件所產生的後果之一遮蓋了上面這一事實,從而造成一種認為德國虛弱的誇張印象。然而;日益明顯的是,德國的復興必須由德國人自己動手。儘管盟國作過重要的貢獻,但在它們管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畢竟是有嚴格的限制的。對德國人來說,自己的命運應由自己來掌握,這個觀念沒有其他的推動力能夠取代。為安全著想而要德國人喪失這種觀念,所付代價太高,這是英國人所不能做的,是美國人所不願再做的。   
  第十章 財產的管制 
  財產分配的方式是決定任何社會性質的主要因素。在德國,幾乎沒有一個領域在盟國政策中比這點更占重要地位了。人們普遍認為,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主要歸因於普魯士的容克地主與魯爾和萊茵蘭地區的工業家們對德國事務的影響。要根除這兩個禍害,當然得剝奪這兩個集團能夠施加影響的物質基礎。可是,波茨但議定書中提到這個問題的只有一段(關於經濟原則的第十二段),要求分散德國經濟,以消除「目前經濟力量的過分集中」。如何來解釋這種明顯的矛盾呢?當然,問題在153 於波茨但協定大部分是以美國的草案為依據的,而在佔領國中,美國人對這方面又最不感興趣(法國人可能是例外),他們贊成解散卡特爾,鼓勵競爭。俄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明確主張,他們不打算和西方盟國合作,而英國人在社會黨政府執政下,也有自己的主張,但是拿不定能做到什麼程度。在這方面,整個佔領時期的歷史就是俄國人實現他們主張的過程,不管是好是歹,他們對易北河以東德國社會的性質實行了一項永久性的改革。另一方面,英國人起初滿足於一些原則性的措施而不實現任何永久性的財產轉移。因此,當政策上遇到的實際困難越來越明顯的時候,當德國人的支持減少而美國人的影響增加的時候,已採取的步驟就可以在不剝奪新業主的情況下改變過來。在西部已經採取的這種行動幾乎完全是由於美國的鼓勵。 
  第一節 土地 
  在俄占區內,土地改革的一般特徵已經敘述過了。其結果是大部分土地都分成十二英畝到五十英畝的單位,歸農民所有。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在思想上一般都不那麼革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可用土地看來已經作為公共財產撥給了社團、黨派或研究機關。可是,必須記住,這類土地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這樣歸屬的;社團公有在德國決不是無人知道的。但是,新業主並不能隨便耕種分得的土地;有一套細緻複雜的組織建立起來去計劃生產,每一個業主須按照定額完成任務並交納農產品。工具由農業合作社大量撥給,按需要分配;這對頑抗倔強的人顯然是一種懲罰方法。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時期內,沒有對土地公有化進一步採取什麼重要措施。 
  這些改革對產量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因為其他不利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肥料的匱乏,機器和勞力的短缺,以及土地肥力由於戰時過分生產而耗竭。但是,這些出素在整個德國是相當一致的,而東部和西部產量的下154 降卻有顯著的差別。小土地所有制總是沒有大土地所有制效率高(或許除開某些特種產品),這是農業經濟中司空見慣的事;而按照現有規模進行土地再分配,在開頭一兩年必然會妨礙生產。這就是對此種措施的批評所集中的要點之一。在德國是如此,在西歐也是如此。固然,故意地減少糧食生產總不是那麼令人愉快的。但是俄國人的信條是,酋先要做的事就應先做,他們總是先考慮社會利益,把物質福利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下兩年俄占區的口糧還是比西部高,那麼俄占區原來可以送到西部的剩餘糧食就不存在了。 
  在西部佔領區內,土地改革遠不是非常迫切的事,因為比較起來,那裡大地產是極少的。然而三個佔領國都聲稱支持這個原則,雖然答應對被沒收土地的所有主予以補償。在英占區內,大農場都作為一個單位來經營,不能分開來經營,否則會立即減產。討論一直進行到1947年9 月,才公佈了一道法令草案,規定三百七十五英畝以上的土地都要交出來(在東德是二百五十英畝)。這項措施由德國人來執行,進度很慢。同樣,在美占區,只是因為美國大施壓力,各級州政府才通過了取得居留地和土地改革的法令。對佔有土地二百五十英畝以上者要按照比例相應增減制徵稅,結果一塊七百五十英畝的地產就要減少百分之五十。土地登記是執行計劃最主要的前提。在巴伐利亞州,一直到1947年,逃避登記是普遍的現象。雖然巴伐利亞州的憲法規定,「為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可以徵用農業和森林土地,美國人提出的要求卻未收到任何效果。在符騰堡一巴登州,情況也是如此。大黑森州的憲法授權徵用歷史上曾經是政治弊病和軍事力量中心的大地產,但是這項條款很少被利用。在法國佔領區,大致也是這樣。當萊茵—法爾茨州的憲法於1948年155 制訂時,有一條規定是實行土地改革,但徵用大地產時,須有農會的專家核准為先決條件。巴登的憲法實際上漠視了這點。沒有人能說,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各佔領國都違反了德國人的意願。要不是盟國施加壓力,德國當局是什麼都不會做的。而且幾乎看不出渴望得到土地的農民徒然地迫切要求他們的同胞把土地轉讓給他們。德國方面的主要刺激來自難民和社會主義者。 
  第二節 工業財產 
  西德大工業壟斷者的財產,是按照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第五十二號法令的規定充公的。1945年秋,管制委員會接管了I ·G ·法本,即德國化學染料聯合企業的全部財產,它在西德擁有一百六十九個工廠。ll月16日,克虜伯公司,連同其所有附屬機構,也被同樣處理。12月22日宣佈在英占區內所有的煤礦主無償地把產業交給「德國人民的托管人」英占區當局。「這些工業將永不歸還原主。」對鋼鐵工業,行動較緩,但以後做起來也是一樣;1946年8 月20日發出了一道佈告,把所有權移交給托管人軍事總督。這個行動的目的,說是要減少生產能力,以適應和平的需要,打破經濟力量的集中,準備重新組織工業體系。貝文在1946年10月22日的演說中,追溯以前的情況時說道:〔魯爾工業〕以前掌握在與德國軍事機構有密切聯繫的工業巨頭們手中,他們對希特勒的資助,在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德國侵略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些先生及其一類的人恢復以前的地位而加以濫用,以致釀成悲慘結局。我們的意向是,將來這些工業企業應為公眾所有,歸公眾管理。……對這些重工業實行國有化的要求,在德國沒有比今天更為強烈了。156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所有這些步驟當然是空談。在1945—1947年這個時期的德國,重要的不是所有權而是管制,當然,關鍵工業的管制以及這些工業賴以維持生產的原料的管制都掌握在盟國手中。美占區內I ·G ·法本的資產,在1945年7 月就已被美國人沒收了。英國人沒有等到1945年12月22日的通告發表,就在埃森設立北德煤炭管制局,自從上一年4 月間該區被佔領以來,這個機構就一直在發展著。當時,只要一個工業企業能夠投入生產就是成就,根本談不到分配利潤的問題。以前的許多產權所有人都被指控為戰犯而關在監獄裡等候審訊。這可能在盟國方面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改革比實際進行的多。假使當時有可能設立德國煤炭和鋼鐵委員會並授以實權,那麼各種機構將會成立,後來就較難把那些工業再歸還原主了。但是,當時認為這樣的委員會需要對某種由代表選出的機構負責,鑒於這些工業對西德十分重要,因此認為這種機構不能只代表一個州。可是,在這個階段,德國沒有高於州一級的這種機構——確實,在英占區,州立法機關的選舉一直到1947年4 月才舉行。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很不清楚的,就是如果讓德國人自己來決定,他們是否一定會贊成國有化。即使工會,對卡特爾和托拉斯也不是那麼故意加以反對的,而大工業家的統治,大部分一向是溫情主義的,並不是不受歡迎的。社會民主黨人讚成國有化,也不一定能在整個西德贏得多數。在一個佔領區單獨實行工業國有化,也不切合實際,肯定和波茨但宣言保證實行共同經濟政策的精神不相符合(美國人曾經利用這個論點,否決了大黑森州憲法中關於工業收歸國有的一項條款)。甚至在鋼鐵工業被宣佈為公有財產之前,英國人接受了合併的原則,給了美國人在決策方面的直接發言權。現在美國人相信的是非卡特爾化,而不是國有化。mpanel(1); 
  這樣,在佔領的最根本問題上,西德出現了政策上的衝突。導致德國工業支持民族主義擴張的過失,是由於工業規模過大和權力集中呢,還是由於工業的私有制?一方面,可以認為,造成沙文主義的各種力量,像對「魯爾157 工業巨頭們」產生影響一樣,會對管理國有化工業的部長們產生影響,所以所有權的轉移不會改變對外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規模大有利於效率的提高,而形成權力大大集中的傾向是由於基本經濟力量的壓力,因此,如果象卡奴特王那樣硬要對之加以阻撓,肯定會遭到失敗。如果對卡特爾化有堅決的要求而沒有強大的抑制力,僅用立法手段去加以阻止,也是無能為力的。而且兩種哲學部提出這樣一個比較根本性的問題,即一旦認為把職權交還給德國人是經濟恢復的先決條件,則任何一種違反他們的意願而強加於他們的辦法能執行到什麼程度就很成問題。如果單純改變經濟組織,而沒有隨之改變可以影響管理經濟組織的德國人的心理,這樣做又有什麼好處呢? 
  至於魯爾區力量的集中,是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煤業和冶金業壟斷組織巨頭斯廷內斯的繼承者聯合鋼鐵公司,控制了全國鋼鐵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佔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煤礦。克虜伯公司佔有鋼鐵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十一,煤礦百分之八,而赫施集團則佔有鋼鐵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七點五,煤礦百分之四。在1938年,六個集團共生產魯爾區全部鋼鐵的百分之九十五;魯爾區的礦有百分之五十五與鋼鐵業有直接聯繫。這樣,煤價在犧牲礦工一些工資的情況下得以保持在一個低水平上,而由此產生的損失卻從廉價生產的鋼鐵所獲的利潤中得到補償。 
  英國當局並不嚴格反對分散力量的一切主張,確實,作為波茨坦協定的一個真心誠意的簽字國,他們也不能這樣做。可是,美國原來的建議,卻把工業力量過分集中的定義規定為:僱用的工人超過三千,在任何領域裡掌握的生產能力超過百分之二十,或者每年營業額超過二千五百萬德國馬克。英國人則一開頭把工業力量過分集中的定義規定為:僱用工人超過十萬名。此外,美國人要把非卡特爾化作為必須履行的義務,除非軍事總督特准予以豁免。而英國人則要求軍事總督在採取相反的行動之前,對任何表面上證據確鑿的案件一定要確證為事實上的過分集中。英國贊成組織規模大,便於嚴密控制,而158 美國卻贊成組織規模小,給予實際的行動自由。 
  美國的建議提交管制委員會,沒有結果。俄國人認為這些建議不恰當,還利用英國人的猶豫不決來證明英國人支持大企業。後來決定佔領區合併,英美觀點才比較趨於一致,並於1947年2 月公佈了實質上相同的法令。克萊將軍同意以一萬工人為限額,一面卻已經允許了某些豁免,結果引起他那些比較激進的顧問們的憤慨。可是,英國的法令對超過限額的企業,並不是強制執行的,而美國法令卻是這樣做的。對鋼鐵和煤炭企業則另予特別待遇。 
  1947年初,倫敦的管制局重申政府關於基礎工業國有化的意圖。同年3 月在莫斯科會議上,貝文試圖與馬歇爾將軍就這項政策取得一致意見。然而這位國務卿因為沒有和克萊商議,表示不能同意。這時,克萊已經回到德國,他對這種企圖十分不滿,認為是要背著他對他所強烈反對的事作出決定。因此,這件事就送請克萊將軍和羅伯遜將軍來作決定。他們二人同意不採取任何不利措施來損害德國人將來希望建立的經濟形式,讓他們在再度掌握自己命運時從自由企業和社會主義之間自己作出選擇。雖然這種解決問題的開明打算是無可非議的(英國保守黨有時也曾贊成這個方案),但結果是,從此對國有化再也不採取什麼措施了。只有美國能單獨對德國提供必需的外援,從而能控制德國的經濟政策。1947年秋,在英國無法維持英鎊兌換時,美國人承擔了提供雙159 占區進口計劃所需的全部美元開支。英國政府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只有接受推遲實現國有化的方案,希望一朝舉行選舉,可能會產生一個社會民主黨佔多數的政權來保證實現國有化(事實證明,這是徒然的)。在戰事方酣之日,有些人會憤怒地反對把對世界和平具有這樣嚴重後果的事讓德國人自作主張。事實是,任何由英國管制人員片面強加於德國人的比較激進的政策將是違背美國人的意旨的。而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這種政策是明智的。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能用民主方法來支持這項政策,肯定是個尚可議論的問題。但是,非卡特爾化是否能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或永久的取代辦法,也是個問題,因為要曠日持久;不會有什麼成就;在這裡就不須加以敘述了。 
  在俄占區,雖然國有化開始得慢,那裡的情況就不一樣,俄國人的首要目的是使工廠開始生產。當地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戰爭結束階段接管了為廠主或經理人所遺棄的工廠,後來這類廠仍由他們進行管理。只是在非納粹化委員會宣佈沒收納粹分子及其同謀者的財產之後,才通知州政府去接管任何規模的工廠。到1946年夏,接管了大約七千個工廣,其中兩千個廠和合作社聯合管理,還有兩千多個廠和「有民主傾向的人士」共同管理。在薩克森和薩克森—安哈爾特等地區進展最快,也最徹底,在圖林根和勃蘭登堡進展最慢。就像在農業方面一樣,整個進程做得像是德國人自願的行動;946 年6 月在薩克森舉行的一次公民表決,據說有百分之八十的票是贊成國有化的。但是,直到1946年底,純粹德國的企業只有百分之四十收歸國有,儘管這些企業占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 
  然而,仍在私人手中的工廠是不准自行其是的。在初期就引進了俄國計劃生產的方法,對每一個企業規定了定額。儘管俄國人毫不遲疑地採取制裁手段,或許使漏報產量的情況不如西部那樣嚴重。使生產計劃與消費互相聯繫的問題並不存在,因為根本情況是供不應求;只不過是根據現有的總產量,計算一下可能增產多少,從而確定原料160 供應、分配、零售和出口的定額罷了。還有是通過銀行去進一步加以控制,銀行是受中央財政管理機構管轄的公共機構。 
  然而在工業領域裡,有一個特殊的飛地,1945年12月間,蘇聯軍政府公佈了屬於德國政府、納粹黨及其他非法團體的二百個企業的兩份名單,這些企業不予拆除而轉為俄國所有,「以提供就業機會,並以部分產量維持德國經濟」。這些工廠由柏林的一個中央機關控制,和這些廠有聯繫的,有負責運輸和銀行業務的專業附屬單位。1947年設置了中級管理機構來管理每種工業的所屬工廠。這些企業裡的所有高級職位都由俄國人擔任、德國的地區行政機構對之無權過問。而各廠所需原料,盡可能從德國資源中供應,如果主要原料確有短缺,則可以從國外進口,甚至還可以從俄國進口。大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產品在德國銷售,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對德國人的慈悲,而是因為這些工廠是生產重要產品的,沒有這些產品俄占區就維持不下去。這是一個巧妙的策劃,幾乎使俄國人同時一舉兩得,且不提1947年春有些廠歸還給德國人時所表現出來的效能了。 
  可以看出,同西方盟國相比,俄國人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需要具有明確的意圖,而且敏於採取應急措施。但是,僅從本卷所包括的很短時期內的有限資料來進行這種比較,是危險的,因為從這樣一個有局限性的角度來看,俄國人好像在分散工業家們的力量、重新開始生產和取得戰爭賠款等方面,做得比較好。到後來事情才變得一清二楚,原來他們是以脫離勞動群眾和放慢生產為代價而做這些事的,最後要使佔領區工作維持下去,不得不實行殘暴的專政。可是,在所有權和組織形式方面所進行的過激的變革,要使之全部恢復原狀,是永遠辦不到的了。 
  第三節 財產的管制 
  最後,還須提一下關於西部佔領區內對屬於國家、納粹黨及其附屬機構、出名的納粹黨人或其同情者以及被逮捕或開除公職的人的財產所採取的政策。這種財產多數被充公,由管制工作委員會保管。在英方和美方的法律161 管理處裡設立了財產管理分處來處理這類事項。既然很清楚,不能讓所有的財產(大部分是工廠和設備)擱置起來,只有准許盟國人員或和納粹沒有瓜葛的德國人去使用和經營,一般要付租金,所收的租金存入凍結款項帳下,財產所有權不准轉移。開頭的用意是,到將來某個階段,四國對所有這類財產的處理將作出決定,在這以前,財產必須予以凍結。以後看來四國對此問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大,便另外產生一種假定,就是說佔領當局把權力歸還德國人時會對財產作出安排,這將成為執行財產轉移協議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時也就會決定由誰來接收凍結的資金。由於財產管理分處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律師,因而採取此種不表示確定意見的態度是合適的,但是在盟國政府對財產如何處理問題沒有集體地或單獨地作出任何其他決定的情況下,這種制度本身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一方面,選擇適當的新廠主是個問題。往往還有一個危險,即在盟國權力管轄下進行的財產轉移,在佔領期滿後,可能被德國政府取消。此外,佔領當局還須對各個人秉公處理,這樣就可防止他們永遠剝奪他人的財產,即使是有所補償。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財產對社會非常重要。倘若能夠選出適當的德國人來暫時使用這種財產(而且也不得不這樣做),這就很難說為什麼有時不能讓個人永未取得產權。為了對付將來的德國政府有可能取消以前的決定,應在佔領期間進行許多改革;讓別的德國人成了實際上的所有主,至少將使取消過去的決定較為困難。任何性質的再分配拖延的時間越久,以前的所有主收回財產的機會就越大。而以前的所有主被剝奪使用權,是因為他們對「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給予積極的支持。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是佔領當局宣佈要予以根除的。這個問題是個人非納粹化問題的主要部分,但到處都一樣,英美人雖然花了好多時間和精力不讓一些人佔據要職,卻對於保證適當人選擔當重任並盡可能使他們固守崗位則很少注意。按當162 時的情況來看,好些擁護盟國的德國人取得的財產所有權是靠不住的,而他們卻需要這些財產來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因為,當最後和德國當局進行財產交割時,討價還價的事情太多,幾乎沒有時間使所有這類情況都得到充分的保證。盟國不願干涉私有財產,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干涉,佔領的根本目的能否達到,就成問題了。在取得這種財產的過程中,納粹黨人畢竟還是進行過粗暴干涉的。而盟國進行干涉的恰當時機,就像佔領工作的許多方面一樣,應該是在佔領開始的時候,那時人們指望採取徹底的措施,而且盟國當局有充分時間掌握新的所有權,直到它能熟悉情況為止。   
  第十一章 解除武裝、歸還和賠償 
  在佔領的頭二年,很多盟國軍官在德國忙於尋找和銷毀軍用物資、武器、彈藥和防禦工事,解散德國武裝部隊所屬各部門,以及系統地銷毀一切軍事檔案,包括人員名單。然而,這項工作很少涉及政策問題,就不詳細記載了。無論如何,在西部佔領區內,這項工作是做得認真徹底的,雖然俄國人在這點上表示懷疑,甚至不斷有懷疑的感覺。英國人把尚未釋放和復員的德國武裝部隊人員置於他們的軍官管轄之下,這種辦法為俄國人提供了懷疑的口實。向西方軍隊投降的有七百萬士兵,解散肯定需要時間,因此不能讓他們完全處於無組織狀態。保留原有的編制,由他們自己的軍官來和他們打交道,從行政管理的意義上講是妥善的,但使俄國人可以毫不費力地利用這點來加以宣傳,說什麼保留這些編製是想利用德國人作僱傭軍來打俄國人。1945年11月初,這件事在管制委員會內引起了一場激烈爭論,結果英國提出了一項計劃,把剩下來的一些部隊單位予以解散,並在解散前,先把它們分散開來。當然,德國人繼續在各佔領區當佔領軍的僕役、司機和其他從屬人員,而英國人認為管理這些人員最有效的辦法是把他們編成服務組,置於工長監督之下,不准佩帶軍章。這個辦法是無可非議的,甚或有利163 於安全,可是俄國人始終抱著懷疑態度。 
  另一個引起摩擦的原因是穿德國武裝部隊制服的問題。在1945年秋,穿這種制服是管制委員會所禁止的,可是當時缺少衣服,許多退役軍人(特別在他們無家可歸的時候)沒有別的服裝可穿。在西部佔領區內,只令取下一切軍銜標記,不反對穿德國軍服。俄國人的做法卻不同,下令不准穿軍服,明確指出必須執行命令,這對退役軍人未免苛刻,逼得他們想出種種應付辦法。俄國人對西方盟國不這樣做很不理解,把他們的人道主義動機誤解為對軍國主義暗中表示同情。當1946年4 月間外長會議在巴黎召開的時候,俄國人再度譴責英國人未能對德軍解除武裝。這個申訴提交給了管制委員會。管制委員會指定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巡視所有四個佔領區並匯報解除武裝的進展情況。但是美國人堅持這個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應包括拆除軍事工業,俄國人卻不同意。結果管制委員會未能打開僵局,只有交給各國政府來處理。最後這個專門委員會始終未能出發到各佔領區去進行調查。 
  實際上,在指定成立該委員會的時候,英占區內的退役士兵只有七千名尚待遣散,他們都不是德國人,不願回鄉。還有十萬六千人在服務組工作,三千四百人被監禁著。到1946年7 月,找到的武器和彈藥約有四分之三已被銷毀,包括所有的飛機,剩下的軍需品大部分需要倒入海內,直到1947年初才最後處理掉。大約有同樣數量的主要軍用建築物被毀掉,還有一百二十個飛機場移作生產糧食之用。對次要的建築物,由於有一些盟軍需要使用,拆毀工作進展較慢,而對剩下的一部分,是否可以充當和平用途,必須逐個加以考慮,但管制委員會的計劃規定到1951年6 月完成清理工作。在美占區,工作大致是平行地進展的。而大量事實證明俄國人把他們認為有用的物資保留下來,並在其佔領區內生產大量軍需品。 
  在這整個時期內,一攬戰犯仍被監禁在德國以外,其中大多數是在大戰結束階段前被俘的。鑒於當時德國缺164 乏糧食和住房,卻有充分的人力,而別國卻需要勞動力,因此這些人的盡早復員並不被認為是當務之急。例如,在英國,如果沒有戰俘勞力的話,農產量肯定會下降,這樣可以用來援助德國的糧食就會減少。此外,感到擔心的是,把沒有親身經歷過德國崩潰的篤信納粹主義的人倉卒遣返,就會加強德國國內敵視民主的力量。如果認為這種擔心是正確的,只有把親納粹的分子留在國外十多年,才能適當地解除憂慮。可是,英國人和美國人決定按照各人的政治歷史情況來甄別戰犯,對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可靠分子」(也就是反對納粹主義的人),在遣返前給以某種訓練。這種訓練和德國國內教育部門所進行的工作是同時並進的,主要目的是彌補十二年納粹統治所造成的一般知識的缺乏,俄國人則給他們的許多俘虜以不同的訓練,灌輸另外一種不同的思想。 
  1946年8 月間,英國人在議會的壓力下,提出了一個從英國遣返戰俘的計劃。對「可靠分子」、因特殊情況應予照顧的人以及具有技能為德國所迫切需要的人,予以優先考慮。第一個月遣返三千人,以後的平均遣返人數增加到每月一萬五千人。那年9 月,估計在英國適合遣返的戰俘有三十九萬四千人,在英聯邦其他地區還有五十萬人;在中東的戰俘,由於缺乏運輸工具,遣返特別成問題。在俄國的戰俘,估計為八十九萬(1947年3 月莫斯科會議上官方發表的數字)到三百五十萬人;如果後一個數字過高,那麼前一個數字肯定太低了。大約有十萬名病殘戰俘已於1946年夏季遣返,還有十二萬個「可靠分子」於8 月底在東德普選前被釋放了。法國差不多有一百萬名戰俘,其中有許多是在前幾個月裡法國被說服釋放其他國籍的戰俘時,與美國交換來的。這些德國戰俘直到1948年4 月才全部釋放,其中有七萬五千人自願留下。最後一批德國戰俘是在1947年6 月離開165 美國的。據說,南斯拉夫、比利時、荷蘭、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那時共有十六萬名戰俘。 
  管制委員會的另一個行動是尋找德國在1940年和1945年間從被佔領的歐洲攫取的私人財產,並將其歸還原主。這類財產的清單讀起來好像一家成批回收廢品店的存貨單,處理的產權有:一千一百十三個教堂裡的鐘,二千條駁船,一千一百隻小船,七百個火車頭,一千六百七十匹馬,二千八百輛鐵路貨車,一萬四千五百件衣服,二千六百台無線電收音機,大量的機械,霍勒裡斯機器,傢俱,可移動的油泵,馬戲場設備,從萬森博物館攫取去的一整批殖民地樹木的科學珍藏,荷蘭女王的皇家火車,實驗室,鐳,無軌電車,馬達救火機,地毯,鋼琴,飛機推進器,高加索的卡拉卡爾羊,雪茄煙和三十六節貨車裝載的藝術品。若講掠奪,德國人樹立了一種典範,真是無奇不有。 
  非軍事化的最重要而又最艱巨的部分,無疑是拆除兵工廠或能用於戰爭目的的工廠,以及超過和平時期生產需要的多餘工廠。盟國的領袖們在波茨坦同意於兩年內完成整個工作時,不可能預見到這個問題後來變得多麼複雜。在實際拆除工作開始前,必須採取五個步驟: 
  (1 )對個別工業准許什麼生產水平,要確定下來。(2 )經濟管理局必須決定在這個工業中為達到所准許的生產水平,哪些廠是需要的,哪些廠是多餘的。 
  (3 )對每個多餘的廠必須按照協議的原則進行估值。 
  (4 )對可以利用的工廠,必須列具名單交各個有權獲得賠償的國家傳閱,以便它們能投標認購它們所需要的廠。 
  (5 )工廠必須在各申請國之間進行分配。對於一些準備全部關閉的工廠,頭兩個步驟當然可以不採用,七十四個廠就這樣選定下來,於1945年秋預先交出名單,儘管英國人表示反對。另一方面,後兩個步驟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重複,因為管制委員會首先要在東166 西方之間進行分配,接著指定分給西方的工廠必須由駐比利時的盟國間隴爭賠償管理局來進行分配,這個機構是按1945年12月巴黎賠償協定為此目的而設立的。在那次會上,還共同擬定了一份表格,指明總數中哪一部分應歸哪個國家。盟國間戰爭賠償管理局直到1946年6 月才進行分配,那時有個別的廠當然早已被拆遷了。例如法國人早已把曼海姆電廠拆遷,以供卡昂地方的需要。mpanel(1); 
  克萊作出關於暫停移交各廠的決定,並沒有使工作完全停頓下來,因為,除了預先交出的那份清單上所列各廠外,工作都在其他各個初步階段進行著。此外,在6月28 日,經決定,對美占區內專門從事軍用物資生產的一百十七個廠免予摧毀或拆除。英國人作了同樣的決定。這就使協調委員會能夠在1946年10月簽署一項共同議定的關於摧毀一切戰爭潛力的計劃。每一個佔領國要公佈其佔領區年兵工廠的名單,然後制訂出摧毀這些兵工廠的計劃。其他屬於準備減產而不予淘汰的工業,其工廠的命運如何,須待工業水平計劃是否修訂再作決定。結果,盟國間戰爭賠償管理局於1946年年底所接受分配的工廠只有三十一個,價值為六千四百萬德國馬克,而這一機構的任務看來變得只管分發機器了。修訂過的英美雙占區工業水平計劃是在1947年8 月遭到法國的抗議之後公佈的。這個計劃把要拆除的工廠從一千六百三十六個減少到六百八十二個,其中三百零二個肯定是屬於軍事性質的。剩下來的三百八十個廠,是根據這樣一種原則選定的,即在任何一個工業方面,要拆遷的廠,其生產能力僅相當於希特勒當權時期為準備戰爭所精心建立起來的工廠的生產能力。在1949年,甚至這種要拆除的工廠數字又按比例減少了。 
  不能認為盟國拆除兵工廠嚴重危害了德國經濟。後來的估價可歸納如下:西部佔領區賠償的最高數字估計占工業總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五。用作賠償的工廠主要是那些以和平時期生產結構來衡量存在著生產過剩現象的工業,如鋼鐵、化學和工程等。事實上,西部佔領區的賠償只達到計劃數字的四分之一,而且分幾年償清。奇怪的是在1949年達到最高點。直到1946年底,才拆除了一百個廠,按照戰前價格估計,值二億一千丑百萬德國馬克。到1949年底,累計達到七億一千四百萬德國馬克。而原來的估計數字167 是三十億德國馬克。賠款額總數等於1949年新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雖然東部佔領區的戰爭破壞和戰爭賠償都比西部嚴重和龐大,即使在東部這兩種數字總計也沒有超過1936年以來工業資金增加的數目。 
  戰後的德國具有比戰前同一地區裡更大的生產能力,賠償實質上並沒有改變這種情況。雖然人口增加了,但必須看到,戰前很大一部分工業是從事軍備生產的。農業和運輸方面損失最小,因為有從別國掠奪來的牲畜和車輛作補充。 
  但在1946年,甚至在1947年,不可能預見到事態發展的結果,以致盟國拆除兵工廠的政策引起了幾乎德國各界人民的恐慌和反對。他們準備接受摧毀軍火工廠以及諸如修理潛艇的掩體裝備等,但是原計劃包括雙占區內不屬於這一範圍的一千三百三十四個工廠,甚至在1947年的修正計劃中還包括三百八十個工廠。面對著一連串的反對、抗議、罷工和恫嚇,有些行動,諸如漢堡的勃盧姆和沃斯造船廠或埃森一博貝克的克虜伯鋼廠的拆毀等,還是不得不進行到底:這些廠僱傭的工人(往往是流亡難民)冒著個人生命危險進行反抗。果然不出所料,德國當局找出種種借口來反對拆毀這些廠,而盟國卻須對各方面的要求和建議進行調查研究,越發延長了本已拖延很久的進程。這種拖延是整個事情最令人不滿的方面,而所以拖得那麼久,是由於盟國想對這樣嚴峻的問題盡量做得細緻周到以及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所造成的。 
  因為,如果全部拆毀工作能夠按照原定辦法於l947年8 月前完成的話,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德國人在對戰敗所受的打擊記憶猶新的時候,可能不會竭力反對拆毀工廠的政策,而且,在幾乎不可能獲得新廠的時候,移交的機器對接收者來說價值要大得多。實際上,許多機器運到時已開始變得陳舊,而對德國人來說,用新廠來填168 補這個如此方便地騰出來的場地,是件榮幸的事。德國政府甚至以補償盟國充公的財產為借口,能對重新裝備的費用予以補貼。但是,如果要盡快地完成拆毀工作,那麼或者要把計劃範圍縮小,或者要採取一種簡便得多的手續。 
  事實上,這一進程拖延拉長,傷害了佔領國和德國人之間的關係,同時獲得的持久利益非常少。一旦德國人恢復了信心和精力,他們就寸步必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對拆毀了的工廠的工人,美國人本來不打算給他們提供另外的就業機會。在英美雙占區有五十萬失業者,更多的人勉強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受到這種影響的工廠,其人員對於尋找其他工作的前景,對於盟國的政策加在他們及其同夥身上的壓力不得不感到恐慌。即使向他們解釋受影響的工廠在工業中所佔百分比很小,他們也得不到什麼安慰,因為他們即使不是依靠這很小一部分工業過活,他們也知道有別人靠此過活,而且有理由設想,如果這個百分比擴大,自己所在的企業也可能成為犧牲品。這樣一來,要煽動民族主義之火是不乏可加的油料的,而實際上西德的全部人口,不論工人和僱主,不論保守派和社會主義派,不論男女,都加入了反對盟國政策的行列。廣義地講,事態已發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使說拿走的物資只是用以賠償納粹政策對別國所造成的損失,也沒有說服力,就算不談發動戰爭是犯罪的行為。若說這些廠對和平時期的需要是多餘的,德國人立即會回答,新德國因人口增加了五百萬,國內生產的食物缺乏,所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工業。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在所有的佔領區內,關於推行這種政策的理由和範圍,向德國人所做的解釋工作太少了。但是,即使情況有利於進行這項解釋工作,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要想大力引起人們更多地注意這個話題,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不是消釋疑慮。 
  要給德國提供一種合理的生活標準,要使民主制度169 有生存的機會,要想得到德國人的合作(這是恢復經濟所不可缺少的),拆除工廠的政策不得不放鬆執行。如果遲遲不放鬆,達到其他那些目的也就要推遲了。這點同樣適用於沒收個別德國人在國外的資產,包括財產,以及諸如專利權、商標等。德國人埋怨這是違反國際慣例。對於這種埋怨可以立即援引納粹黨自己過去違反這類慣例的事實來加以反駁。今天個別人,作為參與國家所有行動的一分子,也不能指望推卸自己的責任(即使從他未能阻止這些行動的意義來講)。實際的困難是難以使遭到損失的人甘心蒙受損失,而為了不使關係永遠壞下去,這種協調也是必須做到的。經驗只顯出在計劃階段有些英美人原已預見到的進退兩難局面罷了。懲罰性的解決辦法怎樣才能使遲早總要找到的積極解決辦法不至於受到挫折呢? 
  設備的拆卸和轉移,同二十五年前用外匯支付賠款的辦法相比,結果證明在技術上也不是那麼令人滿意的。指望德國對遭其破壞的一些國家重新提供設備,並暫時用其現有生產品來供應這些國家的需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結果可能是合乎這些國家的長遠利益的。但是這會引起別國生產者的強烈反對,要不然,他們可以承擔填補這個空隙的工作。此外,用現有的生產品來支付賠款,意味著減少出口方面的歲入,會引起英美當局的強烈反對。同過去一樣,看來現在只有一種辦法可以從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取得賠償,那就是把他們當作農奴看待,讓他們為勝利者當奴隸。可是,這樣做的人是不會討人喜歡、受到傚法或支持的。而如果奴隸關係在原則上被認為是錯誤的,那未問題就變得更加因難了。   
  第十二章 非納粹化 
  非納粹化也許確實是佔領工作方面最有爭論的部分,但是由於記不清這個政策為什麼提出來,其目的又何170 在,所以很大一部分指責是極不中肯的。脫離當時的背景來研究問題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此事也不例外。追溯一下非納粹化的由來,可能不會使爭論結束,可是至少會把爭論集中在一點,即在當時的情況下,什麼是行得通的,什麼是行不通的。 
  一個多少要用自由主義政府裝飾門面的現代工業國家的人民,如果不是被一種從事於十字軍東征似的神聖事業的信念所激發,他們是不可能被引誘去經受戰爭的艱辛勞頓和單調無趣的。如果對他們說,戰鬥是為了生存,這句話無論多麼真實,似乎還嫌不夠;必須使他們感覺到,為生存而鬥爭是關係到世界大局的事。張伯倫在1939年9 月3 日說過:「我們將要與之鬥爭的是那些邪惡的東西」,隨著戰局的進展,人們愈來愈傾向於認為邪惡就是納粹主義。羅斯福說過:「無條件投降意味著納粹主義和納粹黨的完蛋,納粹主義一切野蠻的法律和制度也隨著完蛋。這就意味著在德國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切軍國主義影響的消失。」丘吉爾也差不多是這樣說的:「我們要一道戰鬥下去,直到……把納粹主義連根拔除,使納粹黨再也沒有力量繼續為非作歹。」他們所允諾的是不但要根除納粹主義,而且要樹立正義。「德國所有那些對人類痛苦直接負有責任的人,應予以嚴厲的懲罰。」「正義一定要伸張,兇惡殘暴之輩必須給以應得的懲罰。」俄國人也表示了強烈的憤慨,雖然他們的主導思想表現得比較露骨。在戰爭結束對,集中營裡駭人聽聞的情況一透露出來,終於證實了以前已經傳開的確有根據的關於集中營裡種種暴行的消息。人們一致認為,對犯了這種慘無人道的罪行的人,如果繼續讓他們掌權,則侵略的醜惡慘劇還會重演。必須採取某些行動去拔除德國公共生活中的種種弊害的毒根。也有好些人,不一定是嗜血成性或野蠻殘暴,他們感覺到有充分事實證明,納粹分子的行為不論用什麼樣的文明標準去衡量,也是邪惡的,決不能不予制裁。納粹黨魁們對文明社會的原則漠然不顧,只能被認為是犯罪行為。 
  因此,戰爭一結束,普遍一致的意見是「納粹主義必須根除」。「根除」這個詞用得非常有意義;一個政治信條往往很容易被當作惡性腫瘤看待,以為能用物質手段去17加以處理。能在懲罰罪犯和肅清其支持者的影響之間劃清界限者,為數不多。而肯花點工夫去確切解釋一下「納粹主義」究竟是什麼,或者考慮一下一個過於概括的定義具有什麼含意,這樣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如果其含意是認為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在德國已經深深地紮了根,以至於不能根除,那畢竟是太悲觀了。懲罰的政策比較強調懲辦,而積極的政策則必須假定有轉化的可能。所以在任何佔領政策中,某種非納粹化的措施肯定是一個必要的因素。 
  清除納粹分子的另外一個理由當然是為了安全。一旦採取完全佔領的政策,對反抗行動的可能性就要予以很大的注意。在佔領初期,納粹主義實際上出人意外地消失了,這和嚴厲的防範措施不無關係。納粹黨曾有八百萬成員,另外在各附屬組織裡還有四百萬人,約佔人口的五分之一。在第三帝國搖搖欲墜走向崩潰的時候,關於納粹黨人策劃地下活動的傳說和韋雷沃爾夫組織在準備行動的威脅甚囂塵上。那些對德國傳出的跡象進行研究的人們傾向於持有這種嚴肅的想法。即盟國要求無條件投降這件事可能被納粹黨人利用來否認德國已經屈服,或者否認積極的作戰狀態以及它所證明為合法的一切行動已經停止。事實上這些顧慮是受了宣傳的影響,而不是產生於現實情況。上述種種顧慮,對於盟國司令官所應持的態度並未產生任何影響。他們一開頭就下決心堅持徹底清洗。把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公安部門去負責,在初期是比較有道理的,到後來還這樣做就不那麼合理了。 
  但是,在考慮實際貫徹執行非納粹化措施的時候,出現了五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如果當初對這五個問題都清楚地加以闡述,以後的工作就會順利得多。 
  (1 )哪些人該撤職?顯然,頭頭和一切比較危險的人物必須撤掉。可是,誰該算是頭頭?顯然不可能把佔人172 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拘留起來,或完全不讓他們擔任公職。事實上,什麼是納粹主義?特別是對那些只是為了保持職位而參加納粹黨的人該怎麼處理? 
  (2 )假定能把那些需要撤職的人員大致分成幾種犯罪類別,那麼對各個人該屬於哪一類又如何來鑒定?簡直不能指望他們對自己進行甄別,也不剪能指望他們甘願靜候別人來對他們作鑒定。盟軍中懂德語並瞭解德國政治情況、有把握做甄別工作的人員也不多。倘若讓德國人擔任這項工作,恰當的人選怎麼定?例如,不可能用德國的審判官來擔任這項工作,因為所有的審判官必須是納粹黨員。反納粹的人並不等於是當然的適當人選,而且也不能只憑他們個人的白述就接受他們。對那些自稱是有名無實的納粹黨員的聲明,怎麼來加以鑒別?很清楚,會有許多人提出這種聲明而又拿不出充分的證據。(3 )鑒於以前絕大多數高級行政人員都是納粹黨員(無論是通過挑選或者是為了情況所需要),把他們全部撤掉,將使管理國家的工作極端困難,尤其是在戰爭及其失敗造成一片混亂的情況下,行政管理方面要求具有很高標準。怎樣找到足夠的幹練人員來管理國家?何況在德國投降前的設想是強調盡可能讓德國人自己管理自己。 
  (4 )從長遠著想,對所有被撤職的人員怎樣來處理?不可能無限期地把他們關起來,甚至也不可能不讓他們擔任公職。這樣做會引起騷動,使人忘掉他們受懲罰的原因,並會在許多民主國家內引起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對他們表示同情。某種大家認為公道的量罪處罰的制度必須建立起來。為了做到公平合理,各個案件需要按照普遍適用的法律條款和量刑標準來加以考慮;做不到這一點,就是違反盟國自身認為一直在為之奮鬥的法治原則。但是,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機構和搜集證據來審理八百萬人,這是一樁龐大而又耗費時間的工作。 
  (5 )而且,除非犯罪者承認自己的罪行並且思想有所轉變,撤除公職除達到懲罰的目的外,完全是有弊無利的。因為,有關人員只要有才幹,一旦懲罰期滿,在社會上還會重新掌握領導職位。如果那時他們還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他們受到的處分可能一到佔領結束就會煽起他們的仇恨,播下民族主義反動的種子。能夠做些什麼事使他們的思想有所轉變呢?怎樣來證明他們的思想確已轉變了呢?173 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採取的步驟是提出懲處戰爭罪行的方案。這些方案的擬訂以及在紐倫堡和其他地方進行審訊的情況不屬本卷範圍,但是必須記住這兩方面的進展情況乃是非納粹化的主要背景。此外,把納粹黨黨衛隊等組織作為它們本身就是犯罪組織而予以起訴,使徹底搞好非納粹化工作的問題複雜化了,因為據決定,這些組織的成員必須看管起來,在原則問題未澄清前,不可能進行審訊。 
  考慮到盟國的政治家們都強調必須「根除納粹主義」,出乎意料的是,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都認為非納粹化是理所當然的原則,而沒有試圖決定確切地該做哪些事。這個原則的實際含意似乎是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中才第一次詳細載明,其中第六條的原文如下:mpanel(1); 
  所有參加納粹黨的活動而不是掛名的黨員,所有納粹主義或軍國主義的積極支持者以及所有其他對盟國目的抱有敵意者,都要撤銷公職,都不得在半官辦及私人企業或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這種企業或組織包括:(1 )市政、經濟和勞動組織;(2 )德國政府或其附屬部門擁有重大財政利益的法人組織或其他組織;(3 )工業、商業、農業和金融業;(4 )教育機構;(5 )報刊、出版社以及其他發佈新聞和宣傳材料的機構。凡有下列行為者均不得視為掛名參與納粹黨的活動,而應認為是納粹主義或軍國主義的積極支持者:(1 )在黨內及其附屬組織內,或在宣傳軍國主義的組織內擔任過地方到國家一級的職務,或以別種形式積極參與過這方面的活動;(2 )受權或肯定參與過納粹的任何罪行、種族迫害或歧視行為;(3 )曾經公開宣稱篤信納粹主義、種族主義或軍國主義;(4 )自願向納粹黨或納粹官員和領導人提供巨大的道義上或物質上的支持,或在政治上進行過任何形式的幫助。對以上各類人,不准因為行政方面的需要、方便或權宜之計,留在上列各類職業範圍內。 
  把領袖們反覆申述的內容詳細地寫進指令,這樣認真做的原因是出於華盛頓方面恐怕軍事管制當局對德國人不夠強硬,這恰巧極其清楚地表明了打算進行的工作規模之廣泛。如果要把納粹分子驅逐出工業、商業、農業和金融業,驅逐出政府部門和教育、新聞事業,實際上德國人生活中將沒有一處不受到影響。然而鑒於在對德國工業家們的一些審訊中透露出來的情況,很難說這樣大幅度的清除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如果要把工作搞得徹174 底的話。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令當然是要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遵照執行的,儘管,如前所述,英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而下級的美軍司令官們也往往自行其是。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對計劃的主要附加條款是開列出有嫌疑組織的名單,並把這些組織中各種不同職務的人員分為三類:即「必須下令逮捕」,「必須撤職」,「是否撤職尚須斟酌」。還決定那些在1937午以後參加納粹黨的人應視為確係「掛名」黨員,理由是到那個時候(納粹黨員名冊由一度保密轉為公開)重要的職位必須由黨員掌握。這個決定雖然是合理的,但也表明問題是多麼複雜,因為這樣一來,盟國就不能起用那些早年參加過納粹黨的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原希望該黨真會實行其申明過的某些宗旨,後來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而脫了黨。然而,在當時情況下,根據既定政策,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可說是制訂得再好不過的了,因為這些指令給了下屬官員們一個相當明確的指導。用這種方法來對待一種不能預測和必然要變化的情況,看起來好像是不朗智的,但是任何其他安排也會大大增加立刻發生的種種矛盾。 
  當然,計劃和現實不久就有距離了。雖然某些出名的納粹黨人轉入地下,但在1945年9 月美占區已有六萬六千五百人被拘禁,同年年底,英占區有七萬人被拘禁。另外,從1945年5 月到1946年9 月之間,在英占區有十五萬六千人被撤職,還有八萬六千人申請到具有禁止性質的部門工作而遭拒絕。對有關必須撤職和是否撤職尚待斟酌的指令應如何解釋,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如找不到適當的人來代替時,納粹黨員可以留在關鍵崗位上,這些問題都發生了困難。7 月份,美軍某一司令部發出一道命令,規定從所有這類關鍵崗位上撤銷納粹黨員的職務,一律改為斟酌執行而不是強制執行。這分明違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的規定,而巴頓將軍卻把納粹黨員和非納粹黨員的關係同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關係進行類比,認為拒絕執行非納粹化的指令175 是正當的。多虧在德國的美國新聞記者們直率的報道,結果在10月間把他撤了職。有兩個獨特的案件引起了紛紛議論,一是法格茨先生被美方任命為不來梅市的市長,然而他曾經當過納粹省長的柏林代表;一是原來由美方任命的科隆市市長,由於他同國社黨有瓜葛受到了抨擊,在10月間被英國人撤職,理由是他在處理住房問題上沒有盡到責任。他的名字是康拉德·阿登納。這個事實正清楚地說明訂下這麼一個嚴格的標準,缺點是不少的。美軍當局有好幾個月拒絕把在美占區內負責運輸業務的納粹黨員撤職,理由是這會引起運輸癱瘓,可是當克萊將軍在1945年12月間堅持把運輸業務移交給一個在他的工作人員監督下的德國管理局來管理時,撤職的決定就執行了,並沒有造成什麼災難。在英占區,糧食和農業管理處比較成功他說服其上級相信在面臨當前糧食匱乏的情況下,不可能冒著供應脫節的風險而撤銷納粹糧食採購機構(中央農業管理局),儘管從農民徵購來的糧食不足,有時據說是由於擔任這項工作的德國人不可靠。盟國專家們拒絕十分嚴格地實行非納粹化,也是十分自然的,因為這意味著用業務比較生疏的新手去代替受過訓練的熟手,納粹官員並不是那麼一下子就會暴露出他們的缺點的:不善於找出馬腳的盟國軍官們碰到顯然和他們同樣類型和同樣背景的人,就感到為難了。 
  為了解決鑒定納粹黨員的問題,盟國設計出一種個人問題登記表(Fagebogen )。如果這件事做得有些近乎是酒樓茶肆中的開玩笑,那麼缺點不在於這件事本身(其目的不過是搜集判斷個人情況的證據),而在於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個制度來處理這些材料。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理由,一位軍政府官員在某地呆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是例外,而新來的人每每感到難以發現他們的前任做了些什麼,更不要講為什麼要做的理由了。所以德國人只得填寫一連串的個人問題登記表,向每一個新來的當局遞送一份,指望能有一個領導人給他們定一個確定的和公認的類別。他們的希望每落空一次,他們對盟軍這種176 辦法的信念就減少了一些。然而在集中研究——實際上就是通過四方談判——制訂一種程序並把適當的指示傳達給地方官員們以前,地方官員們對於個人問題調查表,只是向身邊的公安和反間諜部門的同事們徵求一下意見,以便決定暫時讓這個人留在原來的崗位上或任命他擔任另外的職務有無危險。而負責回答這類問題的官員們在作出回答時所掌握的證據又極不充分。個人問題調查表本身漏洞很多,很容易讓填寫人弄虛作假;為了堵塞漏洞,把表中提出的問題逐步增加到多至一百三十三項,盟國官員中會講德語並熟悉德國情況的又為數很少。大多數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又不得不擔負特殊的任務,於是非納粹化的問題就照例交給那些在美國或英聯邦各國公安警察部門任過職的人。如果說指導誰該撤職的原則並不總是很呢確的話,那麼指定由誰來補缺的原則更是兒乎不存在了。最省事的辦法是徵求德國人的意見——但是妨礙盟國官員作出判斷的那些因素,也同樣妨礙他決定應聽取哪些最好的意見。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挑撥是非,飛短流長和耍弄陰謀就極為盛行,或者是讓那些嘴巴靈巧又善於看風使舵的人、道貌岸然的反動派或者可以冒充不關心政治的保守分子佔了便宜,那就不足為奇了。 
  在最初幾個月,俄占區的情況似乎也沒有多大出入,雖然那裡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活動又受到了支持和鼓勵、因而使得徵求德國人意見的問題大大簡化。俄占區把非納粹化的責任交給德國人擔負的甚至比美占區還要多。俄國人並未有計劃地把共產黨員都安插在所有重要崗位上,而且能夠毫不躊躇地任命那些估計會被他們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人去任職。俄國人用什麼人是根據他們對某個人能不能唯命是聽的估計,但是也讓人明白無誤地知道如果不中他們的意,處置起來是毫不留情的。正如一個俄國人向一個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受影響,我們敢於盡量利用納粹分子的聰明才幹。對於你們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因此,他們起用馬克格拉夫為柏林市警察局長,讓施泰德勒在他們的經濟管理機構中任職,讓貝希勒當勃蘭登堡州的內政部長,此外還使用了代表納粹政權在巴爾幹各國多次進行外貿談判的蘭德韋爾、第三帝國首屈一指的機車工程師奧赫爾和坦克專家奧古斯廷。法國人同俄國人基本上差不多,原則上不信任一切德國人,但是卻認為,通過接觸,就能識別誰在有人監督的情況下工作靠得住。所以法國人對於納粹分子的經歷不是那麼挑剔的。177 然而原來的意圖是在四國共管的基礎上統治德國,為此,在非納粹化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樣都必須擬訂出共同的方針政策。擬訂這種政策的第一步已在波茨坦協定第二部分第三、第五、第六段中有所規定,而這些規定又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所體現的政策的繼續。第二個必要步驟就是根據經驗擬訂出更詳細的有關逮捕和撤職的類別。內務和交通管理局進行了這頂工作,因而在1946年1 月盟國管制委員會頒發了第二十四號命令,這項命令不過是把美占區和英占區業已實施的政策略加修改而已。它對被逮捕和撤職的人最後怎樣處理的問題仍無規定。1946年10月頒布的第三十八號命令中有四國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基本上代表了美英雙方準備採取的方針。但是在此項命令頒布以前,無從著手對非納粹化問題採取最後行動,結果使得成立必要機構的問題在佔領的頭十八個月裡實際上掛了起來,儘管法國人和俄國人在起草有關法律過程中都運用各自的影響力求條文規定從嚴,然而他們對已經制定的法律並不認真對待,這就使得情況更加難以令人滿意。英國議會對這一結果的批評是不合情理地過於嚴厲的,正如當時海因德所解釋的那樣,為了應付法國人和俄國人,英方曾經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讓步: 
  我們在德國政府中只有四分之一的發言權。……在管制委員會中即使我們按照民主的原則辦事而不採用否決權的原則,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夥伴在某一政策上意見一致時,要想在我們的夥伴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決策上採取一種含有否決性質的態度,而又毋需面對一切反擊,那是非常國難的。 
  實際所採取的辦法是採用包括一百三十三項問題的登記表(Meldebogen)的新格式,對幾乎所有的成年進行甄別,這在美占區貫徹得非常徹底,就是德國人自己去搞,也難以比它高明。美方當局要求每個十八歲以上的人填表登記。結果造成三百萬人受指控,九十三萬人被判刑。在英占區,到1949年1 月1 日非納粹化工作最後結束時,共計有二百十四萬四千零二十二人受審查。這樣大規模的行動只有得到德國人的協助才能實施;在美占區,最高峰時共有五百四十五個法庭進行審理,工作人員達到二萬二千人。這一套法庭組織受美占區三個州總178 理簽署的「清除國家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法律的約束,規定從1946年6 月1 日起,各州由一位專門的「政治教育部長」負責一切非納粹化事宜,但在政府部門及報刊、電台等直接影響輿論的機構中任命職務均屬例外,仍由美國人自己作主。 
  按照這一制度,對每一份強迫登記的表格,都必須予以審查,分別列入下面五類中的一類,首犯,罪犯,次要罪犯,從犯,免予追究者。對每一類都按情節輕重規定大小不等的必要的處罰,例如對主要罪犯判處監禁兩年到十年,強迫勞動,沒收財產,褫奪公職,褫奪公權等。對從犯則僅要求他們向納粹受害者救濟基金繳納款項。對各個案例都有定期複審的規定,如悔改表現良好可改變其犯罪類別,降為次一類。最後,每人都發一張格式一樣的身份證,上面載明持證者在非納粹化法律下的身份;作出了安排,使身份證在西德全境有效,以免無休止地重複進行審查(除非發現犯罪的新證據)。1945年夏在慕尼黑造紙廠中即將化為紙漿的廢紙堆裡意外地發現了納粹黨黨員及輔助人員的完整卡片目錄(德國人也許認為把卡片燒燬是不應該的浪費),這對核實表格中所填寫的內容是否真實可靠幫助很大。 
  然而美國人決不滿足於德國人執行非納粹化法律的方式,經常要求處理得更嚴格一些。1946年11月,克萊對各州總理說:「如果德國人不願意於這件事,軍政府有能力、有決心自己來幹。」他們特別反對把「從犯」官復原職,堅持要由美方向已對這類案件全部進行複查。德國人回答說這樣做是對法律規定的程序節外生枝,雖然法律程序中規定了特別審理,但審理的原則尚未商定。如果這種糾紛出自美國人和德國人對法律條文的解釋不同,那麼這應當通過討論予以澄清,而不應當由美方片面處理。德國人還爭辯說,一旦「從犯」免除了處分,他們同其他人就沒有什麼區別(不然,這種差別待遇應在判決書中予以說明)。因此,在謀求職業方面,他們同其他人處於179 同等地位,就資歷而言他們倒還勝人一籌。對於那些曾任文職官員的「從犯」,如果象美國人所堅持的那樣把他們從政府機關中趕出來,這就意味著剝奪了他們享受養老金的權利,這是對情節較嚴重的罪犯的一種處分,因而也是德國人的案情審查委員會不願給予的一種處分。 
  英占區到1947年10月才把審理案件的職責移交各州政府。1946年7 月設立了由德國人組成的陪審團,以備地方公安官員咨詢,同時還規定被審查者得向德國人複審委員會提出申訴,但這種委員會純屬咨詢機構。如同美占區一樣,委員會的成員由地方政府提名,規定必須保證有一位工會代表。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第三十八號命令發佈後,英占區於1947年2 月也按上述命令的規定,參照美占區的做法,實施了一套罪犯分類辦法。 
  然而所有這些措施主要適用於未扣押的納粹分子。這些措施在初期對那些應予拘捕的幾糞罪犯,如德軍高級軍官、黨衛隊和蓋世太保頭予以及納粹黨的教導隊成員等的問題並無影響。前面已經講過,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對他們所屬組織的地位作出決定以前,並不打算對其中許多人進行處理,而紐倫堡軍事法庭到1946年秋才對此作出決定。所以他們被關押了一年多之久,並未進行審訊。拘留營的狀況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糧食定量在某個時期下降到每天只有九百卡路里,而被拘留的人是沒有機會靠掠奪來給自己補充口糧的。由於整個德國的糧食和住房都極為匱乏,改善拘留營食宿條件的要求只能放在未位來考慮,儘管這是不幸的,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1946年夏季末,這一情況在英國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批評者抓住這一條不放,說是對「未經審判不得監禁」的原則未予尊重。對彼拘留者進行甄別的職責是由情報人員承擔的,而情報人員還有好多別的工作要做,因而多少影響他們的甄別工作。於是甄別工作又從情報人員手中轉給由英國官員組成的一些三人小組去辦理,而並不要求他們熟悉德國事務(因為倘若提出這種要求,勢必又會由於合格人選缺乏而造成耽擱)。這樣一來,在押的德國人由1946年7 月的四萬二千人減至1947年5 月的一萬五千人。但是,毫無疑問,甄別工作進展太快,無180 法保證可靠,或處理的分寸一致。後果之一是等到紐倫堡軍事法庭作出裁決時,一些被判有罪的組織的下級成員中,有許多已經釋放,把他們再找回來交給盟國特別法庭去審判就不那麼容易了。當時還有兩萬到三萬在押人員有待上述盟國法庭去審理。然而他們仍須經過通常的非納粹化程序的處理。 
  隨後幾年有這麼一種傾向,即把盟國關於戰爭罪行和非納粹化的政策輕率地斷言為考慮不周並且根本行不通。在本節開頭部分,作者已經試圖證明這樣的批評,至少其中那些比較極端的論調,完全是脫離歷史實際的;人們見到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設法懲處德國的領導人並從德國根除納粹主義。許多德國人在納粹政權統治期間曾經無可否認地犯過駭人聽聞和慘無人道偽罪行,主張放過這種罪行不予懲處就等於主張不要在國際關係中建立道德準則,這種主張當然要遭到許多人(包括作者在內)的強烈反對。把懲處局限在那些直接犯有罪行者的範圍內也是不公平的。尤其重要的是人們認為有必要採取某種措施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不斷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光靠物質上解除武裝顯然是有種種缺陷的。在最猛烈地批評盟國完全未能履行其戰時聲明的人中,會有那麼一些德國人,他們的意見對於盟國倒是至關重要的。 
  還有一種經不起檢驗的對非納粹化進行批評的論調,這就是認定它是一個政治過程,因此不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司法過程來對待。如果堅持按這種表面上很動聽的主張去辦事,那麼除了人人有權自行其是地懲處納粹分子而無需考慮去建立準則之外,很難設想它還會有什麼意義。果真這樣做,有可能會導致大批人不經審訊就被殺掉,雖然其中有些人固然是罪有應得,但同時勢必有人借此機會洩私憤,圖報復。這樣就會作出一些專橫的決定,而在處理各個不同案件的罪行與刑罰之間的關係時,也必然有很大出入。既然英美人聲稱他們作戰是為了使法治得到尊重,既然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主要譴責之一就是蔑視法治,他們不可能始終如一地支持這種解決辦法。這種辦法的真正吸引力在於速度,而採用其他辦法也肯定是能夠達到這種速度的。 
  再說,以非納粹化會招致苦難為理由或者以拘留營的狀況太像集中營為理由來譴責非納粹化、那就更站不住腳了。拘留營的精神和宗旨畢竟與集中營全然不同,即使條件惡劣,但對這種狀況的不能改善要最終負責的,如前所述。乃是那些住在同一拘留所的人。時常還能聽到人們這樣說,先處理小人物的這種合平常理的原則,意味著在人們還普遍地保持著戰時對納粹主義的態度時就定了他們的案。給果,他們遭到較重的懲處,而主犯們反而得到從輕發落,因為後者是在人們對納粹的強烈憎恨開始減退之後才被審理的。這種看法忽視了這一事實:小人物已被釋放而得到自由,而主犯們還要在拘留營中忍受好多個月的困苦生活。而且,民主制度的最大壞事之中就是小人物自以為無足輕重,如上所述,這種想法在德國頗為流行。對納粹小人物的痛苦遭遇過分關心是方向不對的感情用事。 
  最後,更不能僅僅由於非納粹化引起德國人的廣泛不滿並且妨礙了盟國取得德國人的合作,而對之加以譴責。鑒於德國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曾經反對過納粹主義,盟國不論採取什麼治病救人的措施都很可能遭到阻撓。的確,德國人阻撓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證明需要採取那些措施。嚴重的是社會各階層都聯合起來阻撓,而盟國對之最為倚重的那部分社會輿論(特別是教會)是批評得最厲害的。這就表明:不管在原則上非納粹化是如何有道理,但在執行中方法上肯定有不對頭的地方。 
  第一個明顯的錯誤就是時間拖得太長了。造成拖延的原因上面已作了說明,但卻不容易知道怎樣才能消除這些原因。任何一場戰爭結束以後,「興奮激烈之後緊接著不可避免地又變得冷靜」,而且只是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被征服的人民是順從聽話的,征服者的態度是堅決的。非納粹化的規劃本應對這一因素給予更多的注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擬訂的程序過於繁複了。本來有可能使機構和手續簡化一些,而仍然能夠做得公正並符合法治182 原則。本來也有可能更早著手進行這項工作,尤其是在英占區,雖然人們必須記住,造成拖延的主要原因是過分拘泥於四國共同商定的處理原則。 
  其次,計劃太龐大了。這樣說是意味著一些較小的人物應該不列入非納粹化之列,或者給他們一個機會以最簡便的手續恢復公職。要說界限應當劃在哪裡,那是不容易的。但實際上對於「從犯」給予懲處究竟有什麼用處,是很值得懷疑的;在盟國的控制一旦放鬆以後,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恢復了公職,往往這種處分的唯一結果是使他們懷恨在心。如採用一種更快、更直截了當的刑罰制度,效果也不見得差;如果計劃不那麼龐大,貫徹實施計劃所需的時間就會少得多。 
  第三,整個方針政策的擬訂過分偏重刑罰,而對非納粹化所涉及的人的思想改造問題考慮得太少。理想的辦法本應是改造與懲處並重。毫無疑問,有許多罪行最為嚴重的納粹分子是不可救藥的,有充分的理由把他們拘禁足夠長的時間,以使那些比較具有民主傾向的德國人有機會立足並發揮作用。防止極權主義的復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支持納粹政權的人當中易於感化的有多少,而在非納粹化過程中他們受到的待遇恰恰適足以造成相反的後果。還有人說,很多德國人內心知道他們過去錯了,但是出於心理上的理由,還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懲處只會促使他們抑制犯罪感,而理想的處理辦法則應當有利於解脫這種犯罪感。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完全避免施加懲處,但是倘若懲處採取的是以下一些形式,即近乎自動地以金錢、實物或勞動等形式作出貢獻來彌補他們(在德國內外)造成的損失,來幫助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很難相信這樣做的結果不是更富於積極意義。人們常常批評俄國人輕易地把一個人的納粹經歷置之腦後,只要他樂於加入共產黨(或德國統一社會黨);他們這樣做的動機很值得懷疑,但是這種爭取人心的做法確有值得稱道之處。183最後一點,過分注重非納粹化是不幸的,因為這樣做就迫使美國和英國當局把當時可資利用的有限的時間和知識過多地用於消極方面,而不是集中力量盡可能地發現最良好的人才,讓他們擔當重要職務,並努力擴大第二流人物的眼界,要知道在很多情況下,只能找到第二流人物。根據正確的認識,發現和使用人才的工作才是盟國在德國的真正目標,因為這種工作有取得持久效果的希望,而禁止納粹分子擔任公職的命令是在佔領一結束就會作廢的。毫無疑問,在納粹分子的心目中,那些擔任了公職的人將會沾上與佔領軍合作的污點,因此一旦他們失去了盟國的支持,就有被趕下台的危險。然而當時這是軍事佔領擺脫不了的根本困難,而軍事佔領是不能指望永久存在下去的;如果說在佔領初期,蒙哥馬利元帥和麥克納尼將軍都講過要佔領十年,那麼羅斯福則曾經想過只佔領兩年。有限的佔領時期必須設法用來使反納粹主義紮下根來,並使其代表人物處在能夠維持下去的地位(從外界給以盡可能長期的支持)。顯然,把思想和人與外國軍隊的刺刀緊緊結在一起所帶來的不料因素必須牢記在心,但是制訂政策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堅信自己事業的正義性,而不是害怕激起反應。 
  發現適當的人才乃是關鍵。在形成英美政策的背後,在戰時發表的演說的背後,存在著這樣一種模模糊糊的假定:以為一旦把納粹分子解職並讓他們去從事最卑賤的工作,這時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未玷污的德國人來治理國家了。這就嚴重低估了德國中產階級的弱點,嚴重低估了他們所受反民主思想影響的程度。俄國人實現徹底改革要容易得多,因為他們要求徹底改造社會,因而能夠識別他們的朋友。在東德要想把時鐘倒撥很多,永遠也不可能了,但是為達到這一點所付的代價只是用一種極權主義代替另一種極權主義罷了。只有重建社會的基礎才能粉碎國社黨集團的勢力,才能堵死回到過去的道路。這種社會改造必然要遭到那些被剝奪了財產和權勢的人們的猛烈攻擊。因此就需要用武力來維持,而要讓武力獲得成效,也許不得不把權力交給那些和納粹分子一樣冷酷無情和胸襟褊狹的人去掌握。西方盟國寧願恢復納體上台以前的舊制度,希望通過對那種制度進行一184 番改革,便鬼以防止歷史的重演,這種故革因為人們對納粹主義所導致的結果記憶猶新,決不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則頗成問題,應該集中精力於積極的行動,以便使這種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第十三章 行政和政治 
  第一節 行政 
  德國行政體制的重建向盟國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這個體制曾被納粹黨加以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區的重要性加強了,命令和政策不是申選舉出來的機構開始執行,而是採取了自上而下傳達的方式。顯而易見,要肅清納粹的影響,必須包括取消同他們的政治觀點有直接聯繫的那些改革。但並非他們所有的改革都是壞的;例如,1935年的德國地方政府法令(鎮法令)在許多方面是要不得的,但也包括一些符合現代行政思想的改革。凡屬納粹的東西是應當一掃而光呢,還是應當把好的留下來呢?應當建立什麼去取代已廢除的東西呢?恢復1919年到1933年存在過的政府體制就算對頭了呢,還是應當根據需要進行一些變革呢?應當由佔領國決定哪裡需要變革呢,還是可以讓德國人自己去自由選擇呢?使納粹黨有可能取得政權這一事實,說明了1919年的體制是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很少德國人會贊成原封不動地恢復這個體制。的確,可以這樣認為: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和第三帝國的興起是德國公共生活中存在著比較深刻的缺陷的徵候,而傳統的政府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這些缺陷是負有責任的。果真如此,整個模式或許就需要加以改造。 
  對於英方內務和交通管理處的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分部來說,麻煩似乎在於德國人「不顧一切地考慮到效率,這種考慮導致他們為集中而集中,像綿羊般地服從於使少數追求權力的人得以飛黃騰達的獨裁政體的效率」。與此適成對照的是盎格魯一撒克遜民主的精髓卻185 在於地方自治的傳統以及地方居民生氣勃勃地參與管理自己的事務。假如這種分析是正確的,傳統的德國體制若不觸動,那就會助長正需要予以消除的弱點,並與樹立政治是眾人之事這一觀念的其他措施背道而馳。那些對這方面要求改革的人並沒有忽視經濟因素的影響,但他們同時也的確相信:一個國家的政治性質可能受到它的各項建制的影響,而德國政府體制需要徹底革新這件事,正提供了一個機會,對德國政治活動的性質也許在長時期年產生有利的影響。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他們指山了拿破侖引進德國的一些改革。 
  當然,有人在回答中可能爭辯說,一個國家的建制之所以採取現存形式,是自為倉些建制適應於在這個自家的人民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徵;階以,那些引進外國建制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這樣的建制只能發展來適應別的條件和具有別的特徵的人民。「不要因為日本人這樣做,就去把蕨的嫩芽燒來吃。適合於東方邊陲地區一些吃苦耐勞的種族的東西,不一定適合於你。」引進德國的許多改革正是受到了過樣的批評,並在德國人重新管理自己的事務以後,大多被棄置一旁。然而,這種批評忽視了問題之所在而竟收到效果,未免太不花力氣了。如果有人認為,建制當然能夠影響政治生活,但又補充說,建制必須適應民族特徵(大抵在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那末,他就幾乎等於說:用有意識地操縱環境的辦法去改變民族特徵,這種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這樣,就很難看出,民族特徵到底怎樣才能加以改變。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誰也不會否認:民族特徵——環境——建制——民族特徵這樣的關係是複雜的。然而、任何人只要不是採取完全宿命論的立場,準有可能對這個環節中的某一點施加有效的影響。德國的經驗也沒有駁倒這一點,因為186 實行更多的改革之所以失敗,可能正是由於所作的努力維持得不夠長久。 
  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出發點包含在波茨坦協定第二節第九段中,要求把行政引向「分散政治結構及發展地方職責」;兩個佔領區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向更高一級前進的速度以及留給德國人責任的大小。如前所述,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創立一個生氣勃勃的由地方參與的自治政府的傳統,這個自治政府既要訓練在更高一級活動的政治家,還要提供一個核心,抵制任何有獨裁意向的中央政府。問題是怎樣在可資利用的短時間內去創立這種傳統。為此,英國人希望使地方議會在進入更高一級以前應盡可能長時間地獨立活動;美國人卻認為要容許自治政府很快地走完各個階段,以便德國人在外國監護人的督察下能有最大限度的實踐。英國人希望把他們本身發展的初期階段曾經歷過幾個世紀的進程壓縮成幾個月;美國人則指望通過幾年的反覆試驗就足以把民主政府的本能培養起來。英國的計劃制訂者有意避免把任何完全類似英國體制的東西強加於人。「我們堅持保留德國體制中一切我們認為能夠按照民主原則發揮作用的東西……但我們要反覆灌輸英國地方政府的精神。」美國人傾向於把更多的責任留給德國人去制訂計劃,只是在那些計劃未能體現他們(象英國人那樣)認為是要點的時候才感到失望。法國人儘管在國內政治方面受地方問題的影響,但為安全著想,與其說要建立強有力的地方傳統,倒不如說要避免產生任何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們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要在州政府和地方議會之間建立任何特殊的均衡關係,不如說是要阻止把大量權力授給州一級以上的政府。在俄國人中間,為了安全考慮,需要分散權力,卻因為實行計劃經濟需要進行中央控制,這一願望被抵消了。各個佔領國都不免傾向於認為,解決德國困難的辦法,在於引進對其本身的體系來說最有價值的東西。 
  美國人早在1945年7 月就開始在鎮(最小的行政區)、市和鄉村區(大體上相當於英國的郡一級的市和鄉村區)建立他們所精選的議會,英國人在9 月也照此辦理。美國人的倉促行事不是完全出於原則上的考慮:187 如果德國人要學可民主方法,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迅速從地方一級開始。而且,這將有助於我們大量減少軍政府所需人員的數目。由於那麼多的軍官在最近幾個月要返回美國去,我們即使有一個有力的補充人員計劃,也肯定不能為許多地方支隊提供合格人員。況且,在我們任命的官員由德國人選舉的人員替換之前,我們簡直不能撤走地方支隊。但是,並不是出於提供人員的考慮才使克萊寫信給他手下的另一個軍官說:「及早進行選舉是美國的信條」(他特別在「信條」下面劃了很粗的底線)。他把部下的疑慮撇開不管,那麼固執地堅持要貫徹這個政策:美占區鎮一級的選舉在1946年1 月20日至27日舉行,鄉村區選舉在4 月28日舉行,市選舉在5 月26日舉行。於是,除了州以下的公安支隊以外,所有軍事管制政府的官員都陸續撤走了。英國人對選舉的問題並未給予同樣的重視。在為指定的議會(到1946年4 月他們已建立了八千一百個這樣的議會)挑選成員時,他們試圖把發言權給予為納粹主義所不容的屆民中的所有重要階層,並把在德國正常條件下不打算從事這種活動的男人和更多的婦女安排到地方政府中去。據認為,如果給予這些機構稍長一些時間去取得處理自己事務的經驗,那是不會有害的。因此,到1946年9 —10月間,英占區才舉行了第一次選舉。這次選舉為下述兩方面鋪平了道路,一是從較低級的人員中迅速裁減英國人員,二是代之以單一的縣級駐紮宮,他們在佔領後期是要成為領導人物的。 
  舉行選舉的一個必要的準備工作是頒布修改過的地方自治條例(鎮法令),規定地方自治單位如何組織,投票如何進行。為此,美國人在1945年9 月和11月先後向德國的州政府發出指示,命令他們準備必要的立法,規定應該遵循的一般方針;這些一經擬就,須經美國人批准。這個方法收到了縮小州和州之間差異的效果。英國人成立了一個精心挑選的十七人咨詢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的協助下,他們制訂了如1946年4 月的第二十一號法令之類的法規,向全佔領區頒布。沒有打算把這些法規在各佔領區之間進行協調,或者把它們提交盟國管制委員會;他們有意識地歡迎地區之間存在的差異,因為這樣有助於分散權力。188 英國法令的第一個特徵是有關市長的地位。按照傳統,德國的市長既是地方議會的首腦,又是它的主要行政官員;通常由人民投票直接或間接選出,任期十二年。在此期間,他可以受到指責,但本能撤換。他經常直接接受中央政府(他也是其中的一個官員)的命令,而不需要向他的議會打招呼。英國人所堅持的主要改革是把他的立法職能同行政職能分開,而把後者委託給一個稱為「市政秘書(市長官)」的新官員去執行;這樣,就在實際上回到了拿破侖和馮·斯泰因改革以前德國通行的體制。這個改革把德國市長降低到英國市長的地位,這樣的市長與其說是一個專職的行政長官,不如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這一改革背後的意圖是要表明:制訂政策的責任在於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同時強調:行政長官只是議會的僕人,依靠議會信譽進行工作。法令還規定:議會每年應有三分之一的成員退職,並應舉行新的選舉。鄉村區也堅持實行了同樣的分權,在那裡,議會主席的行政職能交給一位首席縣長官去執行。mpanel(1); 
  這些改革在德國人中是不得人心的,他們對這個新體制感到生疏。批評的理由是: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要物色足夠的能勝任愉快的非納粹分子來管理國家,而需要填補的職位倍增,更額外地大大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德國人還拒不相信,一個富有聰明才智的人在面對是和非的抉擇時,能夠假裝成不偏不倚和缺乏主見:他們甚至認為不贊同一個政黨的政策,而又願意效忠,是軟弱和不真誠的表現,而且,他們相信,政策必須出自專家,因為只有專家才具備必要的知識;他們認為,相應地調整專家的權力和地位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在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德國人獲得修改體制的自由後,就立即把體制修改了;1950年,他們重新採用了「委員會憲法」(參議會憲法),其中規定:議會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由專職的和非專職的委員組成;並由一位專職市長擔任主席。然而,在北萊茵- 威斯特伐利亞,1952年的鎮法令實質上還保留了英國體制的主要特徵。 
  在美占區,做法並不是千篇一律的。市長有時需要由議會任命,有時則由人民投票選出。沒有打算分割他189 的職能。但是美國當局堅持:如果他是由議會間接任命的,他的任期只應為二年;而且,現在又有一種隨之而來的趨勢:即使是由人民投票選出的,任期也要縮短。 
  第二個重要的改革是關於投票的方法,人們普遍感到;在魏瑪憲法下,各級政府的比例代表制被強調得過分了;據認為,這樣做鼓勵了分裂的小黨派,使聯合成為不可避免,使投票與其說為了一個名額,不如說為了一張名單,從而取消了投票人和代表之間的個人關係,因此,各級政府也就遭到了削弱。英國人迫切希望引進他們的以簡單多數票選舉的一人選區制度,但是,咨詢委員會的德國人擔心: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可能使得反對黨總是得不到足夠的選票以獲得一個席位。因此,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決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席位按這種方式去填補。如果獲勝者以絕對多數壓倒所有其他的候選人,構成這一多數的逸票就集中記在他的黨的帳上。如果沒有贏得絕對多數,落選者的票數總和與獲勝者的票數之間的差額按所得票數比例在競選失敗的政黨中進行分配。這樣一來,從各個選區得到的選票就好加在一起集中分配給各個黨,而統籌分配的相對數字就決定了每個黨可攤到的其餘百分之四十席位的份額。這就保證了少數黨也可有一些代表,並給了所有黨派一個機會,甚至在沒有被直接選上的地方也可向議會提供具備特殊資格的人員。也許有人懷疑:這樣做也給一定數量的政治交易開了方便之門。這個制度有它的優點,因而在1952年的選舉中,北萊茵- 成斯特代利亞州仍保留使用。然而,下薩克森州則放棄了這個制度,採用一種直截了當的多數票選舉制度。 
  在美占區,美國官員決定對選舉方法不表示意見,而讓德國人自行選擇;1946年的地方選舉中使用了比例代表制,但德國人已在口頭上表示反對,因而後來採用時有所修改。例如,在黑森,一個黨至少要得到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否則就無法取得任何席位;而在符騰堡- 巴登和巴伐利亞,至少要在一個地區獲得總票數的百分之十。 
  在法占區,地方政府的形式已由佔領當局在1946年6 月至9 月間頒布的條例規定下來。在鎮和市,他們試圖引進他們的有關選舉市長和助理的制度,即由地方議會從自己的成員中選出;然而,鄉村區的區長仍然是任命的國家官員。法占區的各個州一有機會就回復到採用傳統的制度。1946年夏天首次舉行了地方選舉。 
  俄國人除了廢除納粹的法律之外,出人意料地很少干預德國人關於地方政府的安排。如果說,這並不是他們想要表示寬宏大量的結果,那也許是出於這樣一種想法,即重要的是保證把可靠的人安插到關鍵位置上,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通過一個主張獨裁的黨組織或借助於憲法改革都是可行的。1945年夏天建立了指定的議會;1946年1 月舉行了縣鎮級的市長選舉。俄國人撤銷了普魯士行政上介於縣和省之間的中間一級管轄區;而在西部,這種管轄區卻被保留了。 
  西方盟國所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分散德國警察部隊。這多少是出於安全的考慮;據認為,若干分散的由地方控制的警察部隊被用作影子軍隊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對於一個妄圖做獨裁者的人來說,如果他不能抓住一個神經中樞,而要去控制若干支部隊,那他所遇到的障礙將會更大。但是,若與把警察作為敵對權力的大陸傳統相比較,盎格魯撒克遜人是以警察作為公民的朋友而享有盛名的,這又主要歸因於地方的自治和控制。同樣的考慮使得一些人堅持剝奪警察的武器(即使只是用來射擊在某些鄉村地區糟蹋莊稼的野豬)。儘管為了推行這兩項改革煞費苦心,卻沒有一項能堅持下來。在戰後德國的混亂情況下,人們很快發覺有必要允許警察使用卡賓槍,即使不是正規地攜帶;而且,近年來還可看到一種穩步發展的趨勢,要把地方部隊在州的基礎上重新統一起來,盟國對此幾乎一點也不表示抗議。在俄占區,從來不想做這種事,相反,在1947年初設立了一個特殊的中央行政機構來控制警察。 
  作為戰爭的結果,把也許是最永久性的改革引進德國行政機構的是在州一級發生的,就是說使國家成為一個由大小約略相等的各州所組成的聯邦。雖然各州人口多至一千二百萬,少至五十萬,卻沒有一個州具有普魯士迄今保持的那種優勢地位。這個州之被廢除主要為了縮小軍事影響,卻為德國史無前例地進行更加合理的再劃分開闢了道路。再說盟國管制委員會,它並不進行指導,而僅僅在各佔領區獨立採取的行動上蓋章而已。到1947年2 月25日通過正式撤銷普魯士的第四十六號法令的時候,所有新建的州在幾個月之前就已誕生了。 
  給予這些州的自治權的大小,在各個佔領區是不一樣的。總的來說、理論上的設想在實踐中已作了相當大的修正,這是因為佔領國鑒於經濟情況而不得不實行集中控制。如果法國人和美國人在分散權力方面走得最遠的話,那麼,所有四個佔領國的目的都是要用人為的辦法去剝奪中央政府的權力。因為,其所以強調要有一個聯邦憲法,是出於這樣一個信念:象德國這樣一個國家,如果存在一個高度集中的政府,就會變得不適當地強大,從而走向侵略,但是,一個聯邦通常是由一些獨立的州組成的,這些州感到有共同行動的必要但又不放心無保留地放棄各自的特性。然而在德國,一個聯邦國家卻是通過分割一個一直在穩步走向統一的國家而建立起來的。分散權力是根據政治理論——而且是外國的政治理論,而不是根據更為現實的國家利益。當然,德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要求各州政治上獨立的情緒,尤其是在南方;即使沒有盟國的佔領,這種情緒在戰後也有可能對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提出要求。但是,誰也不能忽視: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德國人對他們應屬於一個單一的國家越來越覺得重要;由於佔領而使他們的國家分裂,已把這種感覺轉化為一種處於支配地位的激情和一個世界問題,要求結合成為一個共同體的思想意識是那麼強烈,以致很難希望創建一個權力高度分散的國家。單就這個國家的幅員來說,相當程度的權力分散乃是效率高的政府所93必不可少的;一般說來,1945年以來建立的樣板是夠方便的了,雖然不久之後,有人開始批評州政府的一整套部長和部的設置是鋪張浪費。但是,期望德國憲法會像美國憲法那樣維護州的權利是不現實的;這裡的環境差異是那麼大,不可能機械地把制度移植過來。這裡有一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要維持州自治的企圖就沒有指望,倒是有可能造成自治的自行廢除。 
  英占區是在1946年7 月才開始定型的,當時舊普魯士的兩個省,即北萊茵和威斯特代利亞(到那時為止兩個省一直把魯爾分成兩半)合併成為一個州;其目的是要把主要工業區和某些農村供應區連在一起,以便成為一個平衡的單位,第二年11月,漢諾威、奧爾登堡、不倫瑞京和紹恩堡一利珀諸州合併組成下薩克森州。然而,漢堡和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合併的計劃卻放棄了,仍各自保持為單獨的州,即使它們合併在一起,人口仍然比佔領區內其他兩個州都要少。所以,到1946年底,英占區的未來劃分就已經確立了,雖然州一級的選舉到1947年4 月才舉行,但州政府以及作為其咨詢機構的指定的議會卻早已存在了。但是,德國正受盟國管制委員會下面的佔領當局統治,這些州政府打算幹什麼呢?如果州政府打算要干的只不過是執行命令,貫徹別人決定的政策,那麼,它們就沒有必要設置部長和議會議員。但是貝文說過,為了遵照波茨坦決定行事,英國人打算把德國的行政盡可能分散,並制定憲法,使德國避免走向鬆散的自治州邦聯和中央集權國家這兩個極端。現在正是通過為州政府確定某些職能而開始實現聯邦主義的時候了。 
  結果發佈了從1946年12月1 日起生效的第五十七號法令。它在四個項目表中列出了一些禁止或限制州194 一級立法的事項,其原因或者是要把這些權力保留給最後的聯邦政府或佔領當局,或者是限於種種條件,移交這些權力暫時還不可能。這一措施的寬宏大量的意圖只是虛有其表,因為這些項閣表中就包含了四十四個事項。移交給州一級的主要職能包括教育、公安、公共衛生、行政和選舉程序(這幾方面提出的一切方案在實施以前還必須經過英國駐在各州的高級專員批准)。但是,考查一下保留的權力就可表明:其所以那麼不放手;並不是由於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那個範圍所保留的權力只能說是適合屬於中央的一些權力。佔領當局保留的權力大大地縮減了州政府當局的職權;然而在當時的德國經濟情況下,把這些權力留在英國人手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個階段實行分散權力難免會引起摩擦和混亂。按照當時的情況,甚至交出那些要移交出去的權力,也在掌握這些權力的盟國專家中間引起深深的疑慮。然而,回顧起來,採取這一步驟,無可懷疑是明智的。德國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學會自治,只有接收一些權力去行使,才能實踐。所有他們現在要接收的權力必須及時移交給他們;假若移交得遲,那麼剩下來給予盟國官員仍以顧問資格進行監督的時間就會比較短了。當盟國不再是下命令而只是提出建議的時候,一些最密切和最富有成果的接觸終於建立起來了;德國當局逐漸珍視他們的幫助,甚至採納他們的意見。一種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關係建立起來了,這種關係比起戰勝國與戰敗國的關係來更有可能持久。同時,州的永久性憲法就可更加從容不迫地予以解決。 
  美占區照例走在英占區前面,州一級的指定議會早195 在1945年8 、9 月間就已建立起來。巴代利亞具備成為一個單獨州的條件是無可爭論的:另一個州則是把原屬符騰堡和巴登而沒有劃入法古區的那些部分合併而成的。本來打算使黑森和黑森,納索成為獨立州;但在1945年9 月,根據德國人的建議,卻把這兩個地區合併成為大黑森州。不來梅飛地直到1946年10月還由美國官員按照英國人的指示治理,但是,由於「不來梅一直不滿意這種安排」,這塊飛地就完全移交給了美國人,美國人就在1947年7 月把它建成為一個在自己古領區內僅有四十八方四千四百七十四人的獨立州。在其餘三個州內,咨詢議會於1946年1 月以指定產生;制憲議會也於第二年6 月選出,立即著手起草憲法。還指派了專門的美國官員來聯繫這項工作。經堅持而作出的幾項主要改動是:刪去大黑森憲徒中有關國有化的條款;刪去巴伐利亞憲法中某些可能不適幽地限制未來中央政府權力的詞句;增加規定實行徹底的非納粹化的條款。但是,在開始進行這一工作之前,麥克納尼將軍堅持:每部憲法都必須包含充分承認言論、宗教信仰和結社籌自由的個人基本權利的條款。按照美國的模式建立了立憲議會來決定所有制訂的法律的合法性。有些特別規定還禁止任何會影響政府民主性質的改革。美國人還堅持,憲法和隨後所有的修正案都必須通過人民投票來批准。這一工作在1946年底以前就及時地著手進行了。當工作正在舉行時,1946年9 月30日向美國軍官和文職人員發出了一個指令,雖然沒有立即公佈。指令規196 定了對州政府的一些特別要求,例如遵守國際法規、四國決議、佔領當局的命令和民主的基本原則。指令還列出了1947年1 月l 日以後留給美國軍政府當局局(州級和州級以下)的一些職能。美國計劃中所表現出來的比較明顯的慷慨大方,在某種程度上已為動輒提出意見所沖淡;必須記住,列舉出來的那些指示把仍然由中央擔負的諸如糧食:農業、佔領區間的貿易、物價、出版和廣播等職能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儘管如此,美國人在把責任交還給德國人方面,其行動要比英國人迅速。美占區的特點也許使得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這樣一個政策。無論如何,這個政策證明是成功的。 
  在蘇占區,由於波蘭佔領了奧行- 尼斯線以東的領土,使得重新劃定邊界成為絕對必要。這樣,就把波美拉尼亞分成了兩半,它的尾部同梅克倫堡銜接起來了。原為普魯土一個省的勃蘭登暈仍然維持原狀;但是,普魯士的薩克森省和安哈爾特州卻組成了一個新的州,即薩克森- 安哈爾特。同圖林根一樣,薩克森州沒有動。根據1949年7 月9 日發表的一個公告,在所有這些州中建立了德國政府,表面上,有相當多的職權移交給了這些政府、然而,俄國人的方法卻是通過可靠的工具來進行工作,把自己的願望蒙上德國人自願行動的外衣。懂得了俄國人會冷酷無情地對待越軌行為,也就懂得了幾乎沒有哪個德國官員或政治家在未搞清佔領國是杏會承認他們的行動之俞,敢於採取什麼行動。因此,真正的權力還是保留在俄國人手裡。州一級的選舉於1946年10月舉行,隨後由挑選出來的議會受命著手起草憲法;所有的憲法都仿照千篇一律的樣板,包含了一大堆裝飾門窗的詞句,並把相當大的權力交給中央行政機構。即使這樣;下文將談到,衝突並未能避免。197 法占區是由下列幾個部分組成的:巴登的南半部,符騰堡的南半部,以及由一些雜七雜八的小地區於1946年8 月組成的萊茵- 法爾茨州。1946年11月,各個州從區議會成員中提名,組成了協商議會,並起草了憲法,於1947年5 月通過州一級的選舉予以批准。隨之產生的權力分配由6 月9 日頒布的一項法令規定下來。列舉出來的關於州政府無權處理的問題一覽表,比別的佔領區要短得多,從而反映出法國人反對任何類型的中央集權。 
  有人講反話說:最大的權力正在交給最小的和經濟上最落後的、幾乎不能自立的州。 
  法占區也包括薩爾。在佔領初期,這個地方是作為第四個州而被管理的。但是,這個地方的資源對於法國鋼鐵工業極為重要,只有借助於這些資源,法國鋼鐵工業才有希望與復甦了的德國工業相抗衡。薩爾的三個鋼鐵廠已掌握在非德國人的手裡、另外兩個在早些時候也被法國人沒收了。但是法國政府需要作更加持久的安排,要在德國人能夠處於任何反對地儉之前就把這種安排固定下來。因此,1946年秋,法國外長皮杜爾在華盛頓提出這個問題時,美國就深表同情地接受了;貝文也表明:英國政府原則上不表示反對。就憑這一點,克爾茲將軍於1946年12月20日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上宣佈:他的政府將在第二天宣告建立薩爾和法國之間的關稅同盟(這暗示薩爾和德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委負會的其他三個成員國都對這種單方面的行動提出了抗議,不過克萊的抗議出於不意地比他的政府所要提出的更強硬了一些;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都沒有製造任何嚴重的困難。併入法國的另一個德國地區是施特拉斯堡訝面的港口和橋頭堡克爾。1944—1945年冬,當這個城市還處在前線的時候,這裡一方三千個德國居民中大多數人都疏散走了;但在被佔領後,有幾百人實際上是被法國人趕走的。九千個法國人被安置下來,在這個城市的東部邊緣建立198 了邊防哨所。其目的據說是要抵消在戰爭期間希特勒犧牲施特拉斯堡而給予克爾的刺激。 
  引起英國人和美國人關心的問題,特別在州一級,是德國文職機關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展。由於德國的傳統,許多嚴格地說來是屬於政治性的職位(如市長)都由文官充任,因而那種在英國,其次也在美國通行的政治和行政的嚴格區分,在德國從未發展起來。文官要不偏不倚,或者說要抑制個人的想法,這一觀念對德國人似乎是陌生的。因此,他們認為職業文官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甚至以黨員身份坐在州議會席上,而仍然擔任行政職務,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簡直沒有必要去描述這種情況給陰謀活動提供的機會,或者去描述這種情況可能給一個在氣質上與其大多數官員不一致的政府所設置的障礙。不能馬上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倒是這種情況所給矛那些不僅比別人更懂得怎樣操縱官方機構,而耳善於運用個人干預繞過政治障礙的人的權力。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屬於一個狹隘的階層。這種人通過考試進入官場,因而使得長期的法定訓練成為必不可少;他們享有一種實際上是絕對的任職的保證;他們習慣於對上級百依百順地服從,就像他們希望下級所做的那樣。這種情況自然而然地助長了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在別處的文職官員中也是眾所周知的,即管理國家的事最好讓專家們去幹,公眾干預國家事務的機會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些人不僅給中央政府,而且也給許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工作人員、因而人們能夠普遍感到他們影響的存在。特別在美占區作了許多嘗試,去擴大招聘人員的基礎;打破機關內部嚴格的級別界限;不那麼強調法定的訓練:使服務條件和指派人員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的控制;尤其是堅持這個原則,即一個官員在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以前必須辭職(而不僅僅是調動工作)。但是,德國的文職人員,一直持有某種正當理由,自認為是一種膠合劑,能團結整個國家渡過風暴,證明他們既難以說服,也難以強制。在佔領期間的各個階段,無論在哪一個佔領區,都不曾證明有可能會激起足夠的公眾感情和興趣來對難於處理的官場強行改革,因而這方面發生的變化就相對地要小些。至於州一級以上,佔領國的官方意見認為,只應該建立波茨坦協定規定的中央行政部門;佔領區邊界只不過作為軍事邊界這一概念,排除了在佔領區一級建立德國行政機構的任何必要。俄國人卻首先違反了這點,於1945年7 月至10月間在他們的佔領區建立了十二個中央行政部門。如果這些部門的真正目的是要充當波茨坦協定規定的全德機構的縮影,那麼,法國人的堅決反對,卻使這些部門只具有管理蘇占區的表面任務。共產黨人似乎沒有實行絕對的控制;許多工作人員具有中產階級的背景,或者是社會黨人。主席和副主席都山蘇聯軍政府任命,只有三個部門的主席是共產黨人,雖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個部門之外,所有其他部門至少有一個副主席是共產黨人。 
  起初,這些部門只起顧問作用,它們不直接對州政府發指示,而是通過蘇聯軍政府與之聯繫。然而,隨著它們影響的加強,就漸漸感到這個辦法太轉彎抹角了。它們不僅開始發佈命令,而且在1947年,有一次當州一級的立法被認為導致了中央計劃不能完成時,它們就把立法取消了。只是由於建立了一個中央經濟委員會,才使一場正面衝突得以避免,這個委員會由勃蘭登堡和薩克森的經濟部長擔任正、副主席,並有中央各部門和合適的黨派組織負責人參加;據認為這個機構發佈的命令,考慮了州的意見,從而不至於傷害州的感情。在本書涉及的時間內,像蘇占區那樣的全區代表大會是獨一無二的(當然,除了黨派的代表大會之外)。甚至在由於法國人在管制委員會上的阻撓而無限期推遲了建立中央行政機構的可能性之前,美國人早在1945年10月;也已開始對建立一個佔領區的權力機構採取行動了。美占區三個州的總理受到鼓勵,通過每月在斯圖加特與克萊將軍會晤一次,行使一種協調機構的職200 能。這種州標委員會開始時只起最低限度的秘書處的作用,後來逐步擴大了它的職能範圍。1946年1 月在法蘭克福設立了一個隸屬於州際委員會的運輸部,管理整個佔領區的鐵路、公路和水路這輸;同時,還在慕尼黑建立了一個郵政部。1946年3 月設置了一個掌管全佔領區糧食和農業的專員,接著在5 月間又設置了一個掌管和控制物價的專員。6 月,每個州總理又委派了一名代表於休會期間在一個常設的部裡工作,其下已設有六十八個附屬委員會,配備了下級官員。1947年3 月州選舉之後,由於從三個州議會中抽出七十二人組成了一個咨詢委員會,加強了州總理的權力;這種形式的委員會一直保持到1948年6 月為一個雙占區的機構所代替為止。英占區的情況發展得比較慢。1945—1946年冬,為了解決個別問題(明顯地是糧食問題),建立了德國的各種行政機構作為英國管制當局的必要助手。這些機構如要向州政府下達貫徹實施的命令,必須同時通過英國的渠道從佔領區一級向州一級下達同樣的命令。1946年3 月,這些機構在明登合併成德國經濟顧問委員會;這個機構到7 月份(當它開始接管某些行政職能時)擁有將近四百個工作人員。然而,在這個階段,這個機構的發展卻被雙占區的聯合所阻止;之後,它就被吸收進上述的雙占區機構中去了。這些雙占區機構由於沒有具備可以恰當地稱為立法的職能,因而不大象卅際委員會,例有些像蘇占區的中央行政機關。在英占區,制定法律的職能在佔領區咨詢委員會中得到了發展;1946年3 月6 日,該委員會在漢堡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有五個(後來是四個)州的行政首腦,四個在要政黨的首席代表,兩個工會會員,兩個合作會社會員,十一個屬於佔領區中各種職能機構的德國負責人(當然,其中有些也是德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委員會設有一個由德國人組成的秘書處和一個由英國人組成的聯絡部。委員會在成立初期只能討論由英國當局交付討論的一些事情201 (諸如土地改革和劃定州界等);而且,只能在其議事日程上列入經英國同意的一些項目。如果委員會的重要性一開始是受到限制的話,那麼,羅伯遜將軍卻煞費苦心地加強了它的重要性;他親自參加它的大多數會議,並且作了指示,佔領區內通常發佈的所有法令和指令必須徵求它的意見(雖然不一定被採納)。為了處理由此產生的事務,委員會建立了若干小組委員會。1947年6 月州選舉以後,委員金改由各個州議會選出的議員組成;一年以後,它就被併入一個雙占區機構中去了。委員會自始至終都是作構一個咨詢機構而存在。但它的影響和威信卻不斷地得到加強。 
  在法占區,一個協調的民事行政機關於1946年1 月在科布倫茨開始行使職權。但是,由於法國當局在中央集權問題上的觀點依然如故,這個機關從不具有真正的意義,這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相當多的協調工作都由法國人自己去完成。 
  1946年10月4 日和5 日,英占區和美占區十一個德國州政府的首腦根據他們自己的倡議,在不來梅舉行會議。在蘇占區和法占區的對等人物也受到邀請,但在最後一刻,前者送來了托辭,後者派來了觀察員。會上一致同章,要求盟國管制委員會為全德國建立一個州際委員會和一個議會的時機已經到來。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為進行各種貿易交流開放佔領區邊界,以此作為恢復工商業的第一步。這兩項決議對於貫徹他們所提出的政策時將會遇到的實際困難均未多加考慮,因此除在公眾中產生一些影響外,結果是一無所獲。為了消除在非納粹化標準和程序問題上的分歧,還建立了一個由每個州各派一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盟國當局沒有鼓勵——但也沒有否決——重複這種試驗;1947年6 月6 日在慕尼黑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討論經濟問題。法占區代表沒有獲准去出席這次會議;而蘇占區代表則在其他代表拒絕討論這個國家的政治統一問題時,退出了會議。會議通過了幾項報當含糊的決議,要求盟國澄清德國的政治前途,增加糧食供應,在經濟事務上給德國人更多的發言權。這些決議的賣際效果等於零。 
  從上述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或許除了在蘇占區之外,其他佔領區當局對於提供任何中央政府性質的東西這一問題都採取了實驗性的和謹慎的姿態。這樣做不僅符合波茨坦會議規定的政策;而且英國人和美國人長期202 不願做出任何事情來減少在佔領後期從政治上重新統一德國的機會。可是,另一方面,給予每一佔領區某種協調的權力是必要的;甚至法國人也意識到這一點。這個問題不可能指望盟國管制委員會發佈指示;法國人以及後期的俄國人準會對任何這樣的建議進行抵制。結果,英古區和美占區各自所採取的步驟不相一致,與俄國人的佈置也不統一。對德國人來說,這些步驟顯得不必要地緩慢而不完整。如果德國人或佔領國本身的短期利益是有決定意義的話,早期在盡可能廣泛的地區實行集權,本來會有很多好處。但是對於要求把分散作為對付一個強大和獨裁政府的解毒劑來說,集權則是完全背遭而馳的。而且,對一個如此羨慕軍裝的民族,在其生活中灌注一些異樣的內容,不是沒有道理的。 
  整個行政問題是一個從盟國管制委員會方面顯然得不到絲毫啟發的問題。如果人們想到盟國管制委員會成員之間的意見分歧,不僅表現在合宜的組織形式上,而且還表現在對「民主」一詞的解釋上,這就不足為奇了。唯一稍有意義的決定要算是1945年12月規定六條選舉原則的協議。雖然這六條原則在執行過程中是受人稱頌的,俄國人卻證明這六條原則解釋起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差異。除了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內容以外,對於哪些權力應屬於中央政府和哪些權力應留給州這個基本問題,從未達成協議。當問題提出時,總被一些人零零碎碎地應付過去。這些人與其說是立憲理論和文憲程序的專家。不如說是一批行政官員。他們從德國外部得到的指導,只是分散權力的要求,此外幾等於無。除了進行州的劃分以外,制訂聯邦共和國的憲法草案要留待德國人以後去解決。在地方政府部門,引進了許多改革,但站得住腳的卻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付出的辛勞也許好像是不得其所。但是,地方事務的自決是不讓中央政府過分強大的最好辦法,而抑制中央的權力乃是「佔領的基本目203 標」之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困難之一是國際力量和經濟力量把可以用來說服德國人相信這些變革的價值的時間縮短了。力量在思想還沒有足夠時間扎根之前,就得撤退。如果說這是不可避免的,那只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戰勝國聯盟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國,它的「基本目標」應當是什麼? 
  第二節 政治 
  在德國重建民主,顯然取決於恢復黨派制度,而恢復黨派制度則是盟國政策的主要特點之一。英美人會促其發展,自不待言;而俄國人也參與並確實領導了這一運動,乍看起來比較使人感到驚奇。的確,早在1945年7 月25日,他們就在全佔領區登記共產黨員,允許他們重整旗鼓,給予他們可靠的有利條件。但是像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裡一樣,他們不想給予共產黨員獨佔的地位。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不久以後就獲准開始活動了。這樣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希望按照與其盟國相同的方針來行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們急欲在當時建立一套政治機構以便在日後好讓他們控制整個德國,那就很難說了。如果兩種動機都能使同一行動成為可取的話,他們就可希望干了壞事而被認為是無辜的。他們在別處推行的政策也表明了他們忠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列寧主義的實踐,懂得在共產黨人牢固可靠地實行專政之前能夠取得資產階級全面合作的種種好處。甚至在一開始,他們就設法讓共產黨人佔據要害職位。 
  在美占區,各黨派於1945年8 月27日獲准在縣一級建立組織,於1945年11月23日獲准在州一級建立組織,於1946年2 月獲准在佔領區一級建立組織;根據要求,各黨派需將各自的綱領呈交佔領當局,並且定期匯報活動情況。活動經費的詳細來源必須隨時提供,領導人的履歷要經過周密審查,不管怎樣,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未經美國人同意不得召開公眾大會。各種政治文獻的抄本必須呈送情報管制當局。制服、徽章、袖章等,根據管制委員會命令,均需禁止。總而言之,他們希望各黨派宛如缸中金魚,一舉一動不得越雷池一步,儘管當主要政治人物被認為確有真心誠意之時,規章條例可不十分嚴格執行。1945年9 月14日,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宣佈允許各黨派在英占區內成立組織,「以便在德國發揚民主精神,為日後進行選舉作好準備」。控制各黨派活動的20章程與美占區的章程大同小異。在法占區,發展比較緩慢,活動帶有條件,要接受德國只應是一個鬆弛的聯邦的原則。 
  在早期,佔領區邊界仍被視為次要的問題,除某些地方性的特殊情況外,各黨派在三個主要佔領區內都是在相似的基礎上組成的。這時出現的黨派很自然地與納粹過去所鎮壓的黨派完全一樣。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具有相當的歷史傳統,自由黨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經分裂,後來又成為一個受到歡迎的重新組合的政黨。最令人注目的是基督教民主黨的崛起,它是戰後歐洲的一種普遍現象在德國的反映,即:形成民主黨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並且包括一個明顯的激進派。天主教徒與新教徒聯合以達到共同的基督教目標,這種思想是在共同抗擊法西斯主義中興起,並在共同反對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成熟的。但是這種思想在德國的某些地方卻引起了物議:在威斯特伐利亞,個人之間的仇恨以及羅馬天主教會內部之間的仇恨,滋長了一種復活舊的中央黨的企圖。該黨由施皮克爾領導,他曾是布呂寧的同事,在加拿大度過了戰爭年代。在巴伐利亞,新黨稱為基督教社會聯盟。其他主要屬於地方性的政黨有巴代利亞黨、下薩克森國家黨和在阿爾弗雷德·洛裡茨領導下的經濟重建黨。洛裡茨是個生活豐富多彩的巴伐利亞人,他「時而享受豪華生活,時而飽嘗鐵窗風味」。這個黨在組織方面最明顯的特點是不像有些政黨公開自稱為保守派。但是,這決不是說所有夠格參加政治活動的德國人都是進步的,也不是說法國的激進社會黨是個具有先進政治觀點的黨。後來,某些保守黨的確出現了,但是它們公開承認它們所自誇的民族主義觀點卻不為人們所重視,倒是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吸205 取了保守黨思想的主要部分,從而對兩黨的性質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在自由民主黨內有一個支派,真誠地信奉傳統的自由黨原則,包括經濟生活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這就是說它是一個資產階級派別,大部分是由實業家和職業階層的人士所組成,他們極力反對社會主義,也同樣反對教權,並敵視權力主義思想。但是一部分實業家之所以對自由民主黨感興趣,不是由於信奉自由這個原則,而是希望因此能夠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願地經營業務,避免政府用規章約束他們。赫爾穆特·赫爾茨是他們在俄占區的首領,威廉·海勒(1933年以前的自由黨員)是他們在西部佔領區的首領(後由弗朗茨·布呂歇爾繼任)。基督教民主聯盟繼承了魯爾和萊茵蘭一帶中央黨的普及工人運動的觀點,這與溫和的社會主又有所區別,因為他們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派在柏林的領導人是雅各布·凱澤。他認為與反動政策性質相同的任何東西在俄占區都是沒有希望的。該派在西部的領導人是卡爾·阿諾德,他是杜塞爾多夫的市長。他們的影響在1947年2 月阿赫倫起草的第一個黨綱上有顯著的地位。黨綱上說,每一項經濟的目的應當適應國民的需要。他們抨擊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宣揚消滅卡特爾壟斷經濟,主張工人廣泛參與工業管理,提倡有利於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由阿登納博士領導的該黨的另一翼則希望用生產和競爭代替福利事業來作為主要經濟目的,但在早期,這一派的名聲不很大。直到1949年,這一派才成功地說服了該黨接受杜塞爾多夫綱領(主要由巴伐利亞工商業部長、新接納的黨員路德維希·艾哈德博士起草)。該綱領把避免通貨膨脹置於維持全部就業之上,號召「受物價控制機構支配的各行各業互相合作》。基督教民主聯盟,雖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們一直保持優勢,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勢力很強。德國新教徒的主要勢力在易北河以東。柏林、薩克森和圖林根工業區一直是社會民主黨的堡壘。因此,顯而易見,只要德國保持分裂狀態,基督教民主聯盟將是最強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強弱似乎取決於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聯盟並在魏瑪路線基礎上與其進步一翼聯合的可能性。105 除法國外,每一個佔領國都與某個政黨有特殊的密切關係。英國左翼團體一直把德國資本家不受約束的力量視為德國民族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認為,如不經過某種程度的社會改組,穩定與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支持這樣的社會改組,雖然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其學說的基礎,但英國工黨政府同他們卻有許多共鳴之處。不少美國人把社會民主黨當作僅次於共產主義的禍水,同情自由民主黨的經濟觀點,但是發現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般社會態度與他們最為氣味相投,如果他們本身是天主教徒,那麼尤其如此。該黨與俄國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不容量疑的。但是德國政治家們卻不把外國主子的垂青當作一種純粹的幸福。社會民主黨傑出的領導人庫特·舒馬赫非常清楚,過去他的黨國被貼上國際主義者的標籤,其含義是對德國利益漠不關心,因此吃過苦頭。他決心不讓這類事重演。儘管英國一些大臣與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接觸頻繁,但後者還是不停地要求參與德國政府的工作,雖然在德國崩潰以後,他們一直是灰心喪氣的。他們的綱領除了提出推廣國有化,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過調整工資和物價來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會主義要求外,還對祖國的政策提出許多批評。他們要求保證供給足夠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佔領區或雙占區的行政事務,要求停止解除武裝,還要求德國人參與管理鋼鐵和煤炭工業。他們尤其要求廢除古領區邊界和重新統一德國。對這類達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種種現由來反對,但誰也不能把這看成是不合作。共產黨人的處境更為困難,原因是俄國人無意容忍他們提出這種公開批評。同時德國的反俄情緒發展得那麼快,以致任何同俄國人公開接觸的黨派,其行動都極為不便。在西部佔領區,他們在馬克斯·賴曼領導下取得的進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慘淡的歲月裡也是如此。而在東部,工人們卻如此地偏愛社會黨人,以致俄國人(傳說是受謝爾蓋·圖爾帕諾夫的鼓勵)急切地想加以利用。 
  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聯合運動據說在1945年秋就已在圖林根和薩克森開始了。在俄國人的鼓勵下,他們在柏林成立了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2月23日號召合併並建議其他佔領區中的這兩個黨接受聯合綱領,207 分管黨內主要機構,以便共同協力。談判秘密地進行了兩個月,除了奧托·格羅提渥以外,社會黨領導人對這種主張都抱冷漠態度。但是,雙方畢竟都是工人階級的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有許多人(帶有某種正義感)認為,在1930—1933年,由於缺乏工人階級的團結,致使納粹攫取了政權。據報道,圖林根一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說過:「納粹分子給我帶上手銬,押到柏林……的一位共產黨員同志面前,我自言自語說,」為什麼需要納粹分子把我們帶到一起呢?『「此外,格羅提渥是社會民主黨在柏林的領導人,而不是全德的領導人,他可能會想到,一旦德國統一了,他的黨內的主要職位將會落到別人手裡。他可能指望,新黨將更多地具有社會黨的性質而不是共產黨的性質。不管怎樣,社會民主黨在柏林的執行人在他的勸導下,於1946年2 月27日追隨共產黨投票贊成兩黨合併,成立德國統一社會黨,由格羅提渥和共產黨人威廉·皮克共同領導。新黨的執行委員會成立了,包括來自西德的代表。但是西德當局對他們實行聯合的措施有所懷疑,當柏林的社會黨人於3 月1 日召集群眾大會聲明反對聯合時,當局的懷疑更深了。因此他們不承認西德的新黨,或者拒絕發給他們的佔領區內出席執行會議的代表所需要的通行證。一批頗有勇氣(鑒於俄國人的態度)的柏林社會黨人決定在3 月31日組織一次黨員表決,得到了西方強有力的支持。但是俄國人卻拒絕配合,也不允許社會黨在俄管區內活動。西方三個管制區,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票數反對聯合,而在萊比錫舉行了同樣的表決投禁,據說一千六百名代表中只有一張反對票。 
  這一插曲的結果是實質上沒有提高共產黨的威望而把東部佔領區的社會黨摧毀了,同時在東德與西德之間進一步劃出了鴻溝。德國統一社會黨精心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組織,有中央書記處和八個部。共產黨人掌管了大部分重要職位,常常是黨政結合,他們與前社會黨之間的均勢保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是,聯合前兩黨間所開展的鬥爭後來仍在內部繼續下去。1947年期間,共產208 黨開始佔了上風。同時,俄國人對德國統一社會黨公開表示偏愛。該黨成員不僅可以例外地接觸官方情報(包括確切的統計,在計劃經濟中,這是很重要的東西),他們還配給到較高定量的口糧及額外的燃料和農著,享受特殊的旅行設備,發給汽油和假日工資。有一度新聞紙非常缺乏,而他們的報紙卻受到厚待,可以比競爭者刊印更多的版數。不僅象自由德國工會和德國農民協會這樣的組織被用來為黨的利益開展運動,而且其他一些政治性質不甚明顯的社會組織也同樣被利用。和納粹分子一樣,共產黨人認為,沒有哪一行應置於他們的影響之外。從戰後的早期開始,旨在幫助反對納粹的各種團體(法西斯主義犧牲者聯盟、國家社會主義追隨者協會)在東德的生活中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不僅使遭受迫害者得到安慰,而且受到感化。婦女被組織進民主婦聯,青年被組織進自由德國青年,知識分子則被組織進了文比協會。相形之下,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則感到前途困難重重。1945年12月,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巴德戈德斯貝格會議之後,它的領導人安德烈亞斯·赫爾梅斯和瓦爾特·施賴貝爾以及自由民主黨的科希因為不願執行俄國人的命令而被迫辭職。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凱澤因拒絕合作,又拒絕辭職而受到俄國人加施加的很大壓力。他自己住在西柏林,俄國人對他無可如何,但俄占區支持他的人卻被逮捕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報紙被迫刊登攻擊他的文章,直到最後在俄占區內不可能為他再搞什麼政治活動時才罷休。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報紙編輯魯道夫·佩歇爾也被迫辭職,取代他的是一位更順從的人。但是這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卻不准解散。俄國人似乎十分想操縱反對黨,以示他們對德國人的寬容,同時,他們也可能認為不迫使所有的敵手都轉入地下乃是明智的做法。 
  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46年9 月舉行地方選舉時,德國統一社會黨贏得的票數在梅克倫堡佔百分之六十九,在勃蘭登堡佔百分之六十,在薩克奔佔百分之四十八,而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所得票數在梅克倫堡分別佔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十,在勃蘭登堡分別佔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六,在薩克森各佔百分209 之二十(余票根據柏林社會黨的命令予以銷毀)。10月份在州的選舉中,德國統一社會黨得票四百六十萬張,其他兩黨總共得票四百八十萬張。但是票數的分配情況是這樣的:在薩克森和薩克森一安哈爾特,他們的票數佔絕大多數;在圖林根勉強佔百分之五十,在其他地方則低於百分之五十。在此基礎上,他們接著在薩克森的九名閣員中佔了五名,在薩克森- 安哈爾特的六名閣員中佔了三名,在圖林根的九名閣員中佔了六名,在勃蘭登堡的六名閣員中佔了三名,在梅克倫堡的八名閣員中佔了四名。五個州中,他們在四個州取得了內政部的要職。 
  這些結果好像還是穩健的,但俄國人的偏愛與強制手段對這些結果偽影響程度,可以從同時在柏林進行的選舉中得到說明,柏林全城的選舉是在軍事管制總部同意的基礎上進行的,並且由四方組成的小組視察投票情況,以便把投票人所遭受的壓力減到最小程度。社會黨得票九十九萬張,在全城二十個行政區內領先。基督被民主聯盟得票四十五萬四千張,而德國統一社會黨只獲得四十萬五千張。這次選舉的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無疑地使俄國人為之震動。這是他們首次在德國同比較老於世故的公眾的自由意見打了一次交道(前一年11月在奧地利,他們也受到了多少相似的震動)。這充分說明,一經批評和比較,就暴露出他們是多麼不得人心,他們的宣傳是多麼無能。對蘇聯軍政府的影響越來越深的日丹諾夫派,被巧妙地將了一軍,他們似乎對自己的失敗感到莫名其妙。他們仔細研究了盟國的方法,對美國人採用的對意見進行典型調查的技巧,尤感興趣,好像他們設想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施加影響,是因為他仍能更靈活地適應公眾的情緒。很早以來,柏林市市長一直是由奧斯特洛夫斯基博士擔任的。他雖然是社會民主黨員,但是他的同僚卻認為他對俄國人的願望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因此他們在選舉獲勝後,就逼他辭職,另選恩斯特·羅伊特接替他的職位。羅伊特過去是共產黨員,知其底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俄國人認為他是一個討厭的人物。在納粹統治時期,羅伊特一直住在土耳其,所以沒有通敵之嫌,但是,他的當選送到軍事管制總部去作必要的批准手續時,俄國人不予批准,此事提交盟國管制委員會後也毫無結果。西方盟國認為第一次選舉完全合法,不同意再搞一次選舉。為了解決由此而產生的困難局面,由羅伊特的副手路易絲·施羅德爾女士接任市長。 
  與此同時,1946年夏季美占區的州一級選舉中社會黨人在黑森領先(雖然不是佔絕對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克裡斯蒂安·施托克組織了一個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聯合內閣。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贏得了絕對多數,結果其領導人漢斯·埃哈德博士就任總理,他的前任德國社會民生黨的威廉·赫格納博士仍留在內閣任副總理。在符騰堡- 巴登,選舉結果不是決定性的,民主人民黨的賴因霍爾德·邁爾博士繼續領導著包括四名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四名社會黨人和一名共產黨人的政府。美國人傾向於鼓勵聯合,作為一種促成各黨共同工作的辦法,以減少削弱各個州政府力量的相互猜忌。 
  在英占區於1946年9 月舉行地方自治選舉時,基督教民主聯盟比社會民主黨獲得較多的選票和席位。但選舉的一個特色是無黨派的候選人贏得了一批席位,雖然他們所得的總票數不盡基督教民主聯盟,英國官員認為這批人的當選是沒有政治背景的新來者在提名委員會裡所做工作深得人心的結果,但基督教民主聯盟則更多地傾向於挑剔選舉制度上的毛病。10月份縣一級選舉卻呈現出不同的情景;基督教民主聯盟只獲得一千一百萬張選票,而社會民主黨獲得了一千一百七十萬張選票,前者贏得三千五百十八個席位,後者贏得二千五百十九個席位。共產黨人贏得一百三十九個席位,中央黨贏得一百九十個席位。1947年州一級選舉的結果如下:選舉之後,阿諾德就任北萊茵- 威斯特伐利亞州總理;欣裡希·科普夫仍然在下薩克森州領導一個聯合內閣: 
  在石勒蘇益格,赫爾曼·呂德曼領導下的社會黨政府取代了施特爾策。1946年9月法占區的地方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一百三十萬張選票,社會黨人獲得五十六萬張選票;1947年5 月的州選舉中,基督被民主聯盟在各處都佔優勢。211 當然,選舉情況並不是在各個州都是可以相比的,但最後結果說明了基督教民主聯盟是實力最強的政黨。有一定數量的小黨派和中立派游離在兩個陣容之間,可能為隨便哪一個營壘吸引過去。許多沒資格參加選舉的納粹分子不會老是受到排斥,以後他們可能加強右翼的力量。此外,上述選舉是在戰敗後反應初現之際舉行的,在這種情況卞,右翼政黨的這些支持者由於一時尚未受到這種反應的影響,也許認為隱瞞他們的真實觀點是得計的。在西部,的確毫無跡象表明人們強烈希望開展什麼社會革命。問題的發展有幾分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時勢變得並不十分有利的話,那裡的大多數人會堅決要求民主。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領導人確實認為黨的名稱加上民主二字遠不止是隨波逐流,但黨的追隨者也的確包括某些不太熱情的民主主義者。問題的最後解決也許要由這樣一批德國人來決定,特別是在青年一代中,有很多人明白表示他們厭倦政治,不肯從事政治活動或參加任何一個政黨。   
  第十四章 宣傳工具 
  要想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就不得忽視人們讀的和聽的東西。但是,在有關德國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處提到宣傳工具問題,即在1945年6 月5 日的柏林宣言中有一條,規定除由盟國代表指導背外,所有廣播電台和電信設施均應停止活動。在波茨坦協定中唯一涉及該問題的是一條規定:「除了維持軍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許言論、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盟國管制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個並非專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項查禁納粹書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審議過這個問題,而這項禁令的提出則是無視英美當局將近一年中所實際奉行的政策的。到1946年4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設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來處理宣傳報道問題,但那時各盟國的政策已經確文,因而該委員會除了爭論之外幾乎是一事無成。英美兩國政策的如此相似,是由於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戰部在德國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排,而並非迫於形勢。然而這對法國人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對俄國人則更是毫無影響。 
  第一節 報刊 
  212 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個階段已在前面敘述過了,即封閉原來的報刊、由軍政府出面辦報和批准德國人辦報。繼《法蘭克福評論報》(1945年7月31日創刊)之後,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區批准出版了二十三種報紙,總發行量達到三百十七萬份。此後兩年間又增加了二十一種報紙。這就使美占區的每個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報紙。柏林美管區有《每日鏡報》,於9 月批准出版,由埃裡克·雷格任編輯。對比之下,英國批准的速度比較緩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讓德國報界人士在英國人的直接監督下工作得稍微長久一些,預計也不會帶來什麼嚴重的危害;另一方面,當時對於批准辦報的依據還存在著爭論。美國的觀點是,在新聞紙張和優秀的辦報人員都缺乏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地區中獲准創辦的報紙數目應該少一點。而且,他們只批准那些代表幾種觀點的集團辦報,希望借此來阻止德國政治家的分裂傾向,使任何報紙都無法只擁護某一政黨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讓讀者聽取幾種觀點,就會促進討論。美國人讚成各報之間的競爭,於是其他報紙隨後便應運而生,以1946年4 月創刊的法蘭克福《最新新聞》為開端,這些報紙在許多城鎮創辦起來。但在英國人中占主導地位的政策卻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除非給予德國人實踐的機會,否則即不可能指望他們恢復民主政治的習慣。在佔領當局掌握著那麼多權力的情況下,這種實踐在一段時間內必須採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討論;而如果各政黨沒有自己的喉舌,討論就會受到阻礙。因此,在任何地區都按平均五人一份來規定報紙的總發行量。對任何申請辦報的政黨,都根據對其實力的估計給予一部分發行量(在1946年選舉提供出更為可靠的證據之後,作了必要的更動)。對於這種辦法來說,唯一的例外是,有些農村地區,看來辦一份以上報紙很難不虧損,因而在這些地區准許發集團辦報執照。現在看來,美國的政策比英國的政策高明一些。其高明之處在於,由於擁有較雄厚的財力,沒有太多的狹隘觀點,總的說來報紙的質量比較高。 
  第一份獲得英方許可證的報紙是1946年1 月8 日開始出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不倫瑞克報》。不久其他報紙也相繼得到批准,到這一年的仲夏已辦了三十五種報紙。4 月份,英管區「官辦」報紙《柏林人報》為《電訊213 報》所取代。這份報紙的發行量很快達到將近五十萬份,成為該市一家最大的報紙。其編輯阿爾諾·朔爾茨恰巧是該報所取代的「官辦」報紙的主要撰稿人;該報曾給社會民主黨人以強有力的支持(那時社會民主黨正處於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艱昔鬥爭之中)。 
  蘇管區的主要報紙仍然是《每日評論報》,但每天至少出版七份各自獨立的報紙。在蘇占區,各政黨獲准辦報,但只有統一社會黨獲得暢通無阻的發展。屬於資產階級政黨的報紙始終處於困境之中,其結果是水平不斷下降。直到1947年,俄國審查人員一直坐在辦公室裡對每一份行將出版的報紙進行審查:甚至在取消這種審查的時候,還通過新聞通訊社發出關於處理新聞報道的嚴格指示。1945年末,經法方訛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報《信使報》,由《法蘭克福報》原駐巴黎的一位記者擔任編輯。 
  英國人和美國人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來改革德國報刊並提高其水平,不僅編排方式以西方標準來衡量是完全過時的,特寫幾乎沒有,而且編輯部評論與新聞之間的界線也非常模糊。據信,這種情況曾幫助納粹分子控制德國人的思想,因為普通的德國讀者不是受到鼓勵專從直言不諱的新聞報道中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是習慣於接受夾敘夾議的新聞,因而把偏見和事實混淆起來。必須把C ·P ·斯科特的名言「評論自由,事實神聖」由新奇之談變成家喻戶曉。根據許可證上的條款,要求編輯把新聞單獨刊登,並且規定他們不要在第一版登載任何其他東西。對許多德國人來說,這種變化因為素不熟悉而不受歡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現了某種倒退現象,農村地區的報紙尤其是如此。但總的說來,這次改革已紮下根來,儘管有些報紙(主要是有插圖的週報)也學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報道聳人聽聞的消息。為反覆灌輸辦好報刊的原則,曾作過很大的努力,並安排了一系列的課程和討論。 
  當獲得許可證的報紙開辦的時候,原來的意圖是要對報紙進行仔細的監督,如果發現任何被認為有害的言論時就予以申斥。許可證的條款允許實事求是的評論,甚至允許對盟國政策進行合理的批評,同時又要求領有許可證者不得發表任何中傷污蔑盟國或妨礙盟國政策實施的文章。但事實證明不可能實行嚴密的控制。雖然盡量任用會講德語的官員來負責報界工作,但這樣的人太少,並且還有許多別的任務,不允許他們對各種報紙每期剛214 出版就及時閱讀。即使他們確實發現了某些問題,在未同所在部隊首長商量之前,甚至也許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總要到出版好幾天以後才能對那些冒犯當局的文章進行評判,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評判的結果也差不多總是只對被告告誡一下就輕輕放過。在這方面,美國人的度量也許比不上英國人,但無論在美占區或是英占區,很少吊銷許可證,就是吊銷也只限於幾個星期;大部分受到這樣懲罰的是共產黨報紙,這些報紙對當局的冒犯不僅是明目張膽的而且是蓄意的。 
  這種不加嚴密控制的狀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有可取之處的,其理論如下,德國人只有通過無拘無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學會如何明智地運用自由(評論家們認為許可證的條款本身約束得太死,那他們一定是聽信了德國人的抱怨而沒有閱讀德國人的報紙)。但是德國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國的觀點來撰寫的新聞稿件,這一事實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國人尊重客觀報道的標準,使盟國認識到擁有它們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實際上,當盟國遠征軍司令部的政策到1946年年中左右得到徹底貫徹時,在大多數宣傳工具中就產生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齊頭並進的指導思想。一方面,給予德國人適當的、越來越多的自由去辦他們自己的報紙、電台等等,甚至把負責批准的任務也交給了德國機構。另一方面,使德國人辦的報刊、電台與盟國直接控制的報刊、電台競爭。後者有意避免使人覺得太像進行宣傳:而另一方面,他們的有利條件是說話比較具有權威性,而且在消息來源、人員配備和新聞紙張供應等方面也享有優先權。這類報紙中首先出現的是《新報》,由美國主辦,從1945年10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週出三期,而由於新聞紙張缺乏,德國人得到批准的報紙仍被限定每週出兩期。該報文章的重點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而是放在新聞特寫和關於整個世界,特別是美國的背景知識方面。因為出版這些官方報紙的另一個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國人對外國的無知和誤解——納粹留給德國的遺產之一。豐富的內容是這些報紙的主要魅力之一。儘管德國人無疑是有保留地閱讀這些報紙,但這些報紙還是逐漸受到歡迎。mpanel(1); 
  英國辦的同類報紙是《世界報》,1946年3 月在漢堡215 開始出版,當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報》成為一份比《新報》更側重新聞報道的報紙,因而它除了採用路透社所發消息外,還從倫敦得到特殊的新聞供應。它很成功地達到了一百萬份發行量,按德國標準衡量這是異乎尋常的,儘管這個數字後來下降了。該報的主要困難是物色一個第一流的英國新聞工作者,這個人既能講流利的德語又願意按照管制委員會內部等級制度的規定領取薪金。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而且,英國的政策是在柏林和倫敦決定的,報紙卻得在漢堡出版,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加無法解決了。不僅英方主持辦報的人員缺乏編輯才能,而且其中沒有一個人真正熟悉英國的政策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結果是,雖然《世界報》被認為是闡述英國觀點的,但它常常闡述的只是德國編輯人員所想像的英國觀念,這就必然造成麻煩。該報有一個方針是毋須始終支持佔領國的行動,但德國編輯人員當然感到難於掌握分寸。如果經濟形勢的壓力並未使高級英國官員無暇把對於該報的一般口頭支持轉變為落實到物色人員和調整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難令人置信這個問題竟會無法解決。問題還在於人們未能理解編輯部把政策化為社評不能僅僅根據臨時的指示行事,而必須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儘管如此,該報還不失為英占區最好的一份報紙,對德國報刊產主了有益的影響。 
  另一種英國的官方刊物是畫刊《世界一瞥》,在英國出版(因為德國缺乏紙張),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種是模仿《讀者文摘》的《新作品選》,也在英國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導。美國人在德國出版了《現代》畫報月刊和文學雙月刊《美國評論》。所有這些刊物的基本任務是向德國人提供客觀的報道和擴大他們的視野,為了使刊登的宣傳材料易於為人們所接受,只給它裹上一層恰到好處的「糖衣」。與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種類和價值更為懸殊的德國刊物(至1946年底,美占區有二百五十五種)。由於對讀物的需求達到飢不擇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東西部有銷路,但因紙張缺乏,隨之需要對發行量加以限制,這就意味著報刊的價值從未受到真正的考驗。這樣一來,在申請發給一種新期刊的許可證時,就有一個216微妙的問題向盟國提出。不批准就有審查專橫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種新刊物又意味著原有刊物的發行量要減少,而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這個問題是憑經驗來解決的,凡申請出版的報刊看來已經夠多或者申請者的背景並不很硬的,則一概不予批准。 
  佔領區邊界的劃分情況使得蘇占區擁有德國的紙張和造紙材料的生產能力過大,而法占區也擁有與其人口不相稱的資源。美占區情況較差,英占區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學藥品或亞硫酸紙漿的產量方面,紙漿產量只相當於全德供應量的百分之四)。而且,造紙廠也像其他工廠一樣,由於缺乏必要的原料,特別是缺乏煤,都開工不足。1946年5 月,英占區一百七十家造紙廠中實際開工生產的只有四十家。克萊將軍提出的經濟政策排除了向國外大量採購紙張的可能,而國外也是供不應求。當然,報紙無論如何不是紙張供應的唯一競爭者,書籍(特別是教科書)、定量供應卡、竟選傳單、小冊子、商業單據和無數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給,甚至包括腸衣和煙卷也要用紙。真的,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意識到現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紙張。人們可以輕易地說,由於限制報紙每週出兩期,每期出四版,限制書籍每版印五千冊,宣傳工作所應得的紙張配給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的紙張配給也是很少的。無可否認,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紙張的人,使無法擴大發行量;然而這種「黑市」紙張絕大部分是數量少而規格不一。因此人們很快就意識到,不考慮各種紙張類型,不考慮配料及其供應,不考慮各種造紙廠適合於製造何種紙張以及種種類似的因素,而空談「紙張」本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談。 
  為了給最初幾家官方報紙提供新聞,成立了在盟國控制下的通訊社,美占區於1945年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聞通訊社(DANA),稍後英占區在漢堡建立了德意志報刊服務社(DPD )。這兩家通訊社都靠佔領國的一家通訊社提供國外新聞,而由自己的記者提供國內新聞;這兩家通訊社很快建立了交換新聞的關係。217 德意志報刊服務社通過一條直達線路從倫敦獲得消息。後來私人報刊獲准出版之後,這些通訊社仍然受盟國控制;當時很難在領有辦報許可證的人與通訊社的負責人之間建立起一種良好的關係。但是,從來沒有打算讓這兩家通訊社永遠由政府控制。盟國要等獲准出版的各報都站得住腳,然後鼓勵業主聯合成一個合作團體,再將通訊社移交給它。德意志普通新聞通訊社和德意志報刊服務社先後於1946年10月和1947年1 月完成這一移交工作;而這兩家通訊社又於1949年合併為德意志新聞社。 
  由於在四方委員會之外還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觸,俄國人充分瞭解英美對德國報刊的政策。但這一政策不是共產黨人的頭腦所易於理解的。俄國人對西德報刊登載批評他們的文章很惱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上表現得很敏感。然而這不過是責人嚴而律己寬,因為在俄國嚴密控制下的東德報刊經常刊登攻擊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難說到底是哪一方先開始攻擊的,因為這需要首先確定什麼是公正的評論,而在這一點上幾乎毫無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評開始是攻擊德國各政黨的政策,後來才一步步發展到攻擊它們的後台盟國的政策。像英占區和美占區負責處理那些攻擊佔領當局文章的機構一樣,四方委員會審議控訴的機構,工作進展也是緩慢的,對柏林報刊的審議則是例外。結果是,提出控訴也不見得有任何明顯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種保證之前,各方都不願嚴格約束自己的報刊。由於東西方之間總的關係趨於惡化,雙方所掌握的德國報刊對對方的評論也就變得越發肆無忌憚了。所有這些相互攻擊,有多少是出於惡意,有多少是出於誤解,則很難說;無庸置疑,這兩種因素兼而有之,並且互相影響,愈演愈烈。 
  1946年8 月20日,英國駐柏林的司令官在軍事管制總部就蘇管區報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議。簡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就英管區報刊上的反蘇文章提出了抗議。這就導致克萊將軍兩天以後在同一個講壇上就蘇管區報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議。一時毫無效果,於是克萊在協218調委員會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他說:「要是我們准許德國報紙批評每一個盟國,那是令人遺憾的。另一方面,美國代表團也不會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還牙。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必然要設想四方規定再也不適用了。」幾天前才擔任俄方代表的庫羅奇金將軍回答說,他願意並且贊成停止「這些誹謗」。在表示了這種少有的和解態度之後沒幾天,庫羅奇金將軍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協調委員會還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直到10月12日盟國管制委員會在第四十號指令中對德國報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動權作出了規定。這些報刊可以自由討論德國的政治問題,評論佔領國的政策,對外交事務進行如實的報道。禁止刊登下列四類文章:(1 )助長散佈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文章。(2 )散佈謠言,旨在分裂盟國或挑起德國人對任何佔領國的敵意的文章。(3 )矛頭指向盟國對德國問題的會議或管制委員會的決定的批評文章。(4 )呼籲德國人採取行動反對各自的佔領區總司令所實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對英占區和美占區的報刊來說,上述情況大多已在許可證上作了規定,予以禁止,該項法令實際上不過是一紙空文。沒有建立任何機構來處理會方的控訴或進行懲罰,而沒有這種機構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這樣一個孤零零的機構,也解決不了上述問題,因為任何四方機構往往都會陷入僵局。互相攻擊是一種根本衝突的徵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約就在同一時期,美國當局公佈了一項規定:任何報紙、雜誌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來自那些沒有締結互相自由交換協定的佔領區,一律不得在美占區出售。這是為了應付當時的形勢,因為俄國人禁止西部佔領區或西柏林的報刊在其佔領區內發行,卻把大量宣傳共產主義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國人提議同俄國人締結上述協定而219 未得到響應,此後不久,他們就禁止俄占區和柏林俄管區的材料入口。英國人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第二節 廣播 
  俄國人在佔領柏林時控制了該市的廣播電台設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國職工在他們監督下播送節目。但是,這些播音室位於市內劃歸英國管轄的區域內,發射機位於劃歸法國管轄的區域內,而相互連接的電纜據說要經過位於美管區的一個轉換站。儘管如此,當其他盟國進駐柏林時,俄國人沒有表示要放棄控制的任何跡象;他們自我辯護說,他們沒有其他合適的發射機能對他們整個佔領區進行廣播。英國軍事當局因不願在一個尷尬的時刻甘冒發生一場衝突的風險而予以默認了。在1948年之前,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去大膽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英管區對於站在播音室門口的俄國警衛人員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位於三處的設備再加上俄國對廣播節目的控制,引起了一個笑話,說柏林電台已經是四國聯營的了。 
  在德國投降之前,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曾訂出計劃,打算使用這部德國長波發射機作為四國向全德廣播的電台。在一段時期內,美國人還在繼續渴望實現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計劃,好像不願承認這個似有可能的天地從來只不過是個夢境罷了。試想一個組織機構有時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員會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佈,怎麼可能期望它就定期發佈新聞公報的條件取得一致意見呢?而且,一種可供選擇的辦法是讓各個盟國輪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時或一天,然後再交給下一個盟國,要是這麼辦,那會給德國人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呢?在發射機這個問題上俄國人是掌握著解決問題的鑰匙的,但是他們絲毫無意於同任何人分管。 
  1946年2 月美國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廣播電台(RIAS,美管區廣播電台),進行有線廣播;由於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發射機來代替有線廣播。1946年8 月英國人也在柏林裝置了一部低功率發射機,220 轉播通過陸上通訊線從漢堡傳來的節目。兩個電台都未徵求俄國人的同意。但是,儘管英國的陸上通訊線要經過俄占區,俄國人卻從未試圖認真加以干涉(這和約束英國人不去佔領俄國播音室,差不多出於同樣的原因)。 
  美國人在其佔領區忠實貫徹他們鼓勵聯邦制度的原則,為三個州中的每一個州都建立了獨立的無線電廣播系統,在法蘭克福、斯圖加特、慕尼黑和紐倫堡都沒有發射機。為了有可能進行發射,這些發射機使用了一個或兩個在戰爭期間「解放出來」的頻率。最初這些電台使用的是臨時湊集起來的設備並且大部分由美國人員操作。雖然訓練德國人員的工作開始得很早,但在幾年之後美國人才放棄控制。儘管不反對廣播廣告,也無意於採用商業廣告電台的形式。 
  英占區在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況的支配,就是只能選用兩個波長:三三二米和二二五點六米,後一個波長還是「合用」的(就是說,歐洲其他地方有一個電台也用這個波長,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兩套收聽範圍都很廣泛的廣播節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長向該佔領區的一半地方播音,那麼二二五點六米的波長就顯得太弱了。無法照顧到其餘的所有地方。漢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強的發射機實際上是完整地被佔領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貝格的發射機卻遭到嚴重破壞,儘管還能修復。根據這種情況,西北德國廣播電台(NWDR)把總部設在漢堡,播送單套廣播節目。漢堡發射機與朗根貝格發射機同時用三三二米的波長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倫斯堡、漢諾威和柏林的低功率發射機都用二二五點六米的波長播送。這種解決辦法遭到了批評,其理由是這種辦法過於把佔領區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了,萊茵地區的某些人則吵嚷著要求播送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廣播節目(而不是各地選送的共同節目)。另一方面,這種辦法卻能使為數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員最充分地發揮作用。由於得到英國廣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廣播電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於廣播業務又能講流利德語的英國管理官員(報刊方面卻未能聘到類似人員);尤其是西北德國廣播電台的中心技術部應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國工程師。當時成立了221 一個德國工作人員的班子並精心加以培訓,以便於該系統迅速發展;到1946年底,已經在醞釀著把控制權交還德國人的形式問題了。一方面,由於缺少波長(如果不缺少其他什麼的話),不可能考慮播送商業廣告節目的電台;另一方面,為了將來,人們認為重要的是提供盡可能多的防範措施,防止政府利用這個系統作政治宣傳(這種情況甚至在1933年之前在德國也不是沒有先例的)。關於西北德國廣播電台的章程問題,曾同佔領區咨詢委員會的有關委員會、各政黨的領導人、教育家、教會人士、工會幹部、報紙編輯以及有代表性的音樂家和演員進行了長期的討論。在討論的各個階段,總要徵求佈雷多博士的意見,而他也直抒己見。佈雷多博士是德國廣播界的裡思,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辭去了職務。 
  1947—1948年間提出的解決辦法,雖然是作為軍政府的一項法令來頒布的,但並不是簡單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規定,而是英國人和德國人經驗的結晶。它的主要特點在於成立一個理事會,根據章程規定,其成員只能以個人名義當選,而不能以任何政黨或團體的代表名義當選。要找到沒有公開參與政黨活動的知名人士,在德國比在英國要困難些;就是有意放過機會不發表個人觀點的人,也不多見。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如果讓州政府去委任的話,章程中又沒有任何條款能夠排除把政黨支持者塞進該理事會的可能性。最後採取的解決辦法是把進選任務交給一個評議機構,其成員是根據職權來選出的,不僅包括各州總理而且包括文化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首腦。當然,如果政治上的黨派偏見本來就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而一個組織又是屬於這個社會的,那就是再別出心裁,最終也無法把政治排除於這個組織之外。有人可以這樣說,在那種形勢下,本來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認不可避免的現實,規定各黨派有適當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個機構,而這個機構卻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蝕,因為它對這類弊端出現的可能性總是視而不見。另一方面,當時認為重要的是向德國人反覆灌輸黨派之爭要適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識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著正確的方向發揮作用。有趣的是,當美國人也在適當的時候著手移交時,他們採用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解決辦法。看來西北德國廣播電台已在德國樹立了相當高的威信,這部分地是由於從很早開222 始就允許它有評論自由,這種自由常常使美國人震驚,並引起法國人和俄國人的抗議。西北德國廣播電台後來常被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溫床,正如它當初被說成是納粹主義的溫床一樣,這一事實表明它相當成功地走了一條中間路線(它在預示政治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用姑且不論)。在移交給德國人管理的後期,英國管制官員擔任德國理事會下的第一任總經理。這種情況為任何別的佔領區所未有。 
  本來的意圖是,為了適應西北德國廣播電台交還德國人這一情況的變化,應該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的對德廣播來向德國人宣傳英國的觀點。由於對德廣播節目無法使全英占區都聽得到,1946年便作出安排,讓它使用東弗裡斯蘭的諾爾登發射機,這個發射機原來是為納粹對外廣播而建造的,後來為英軍廣播網所使用。美國也採用類似的辦法,通過美國之音的廣播來宣傳自己的觀點。但是經驗表明,各地聽眾都願意收聽最近最強的電台,除非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個電台的可靠性。總的說來,四德各廣播電台當之無愧地贏得了聽眾的信任。 
  第三節 書籍 
  德國是一個傳統的書籍之國。但當佔領開始時,德國卻是書籍奇缺。許多書籍已被納粹銷毀,其他許多書又不准進口。書店、圖書館以及私人的大量藏書均被炸毀殆盡。一個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補。但也存在著是否應該更加擴大這個空白的問題。對納粹書刊怎麼辦? 
  英美之間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最初作出了一個決定,223 反對擬訂禁書目錄性質的東西或縱容任何形式的公眾銷毀。這種行動只會引起對受害者的同情和鼓勵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能使禁書全部銷毀。另一方面,人們自然不肯讓所有納粹書刊都保存下來,等著去培育反動派。即使思想不能撲滅,但總可以使之易於或不易於傳播。主張對反自由主義的書刊不作任何取締,肯定是自由主義過了些頭。因此早期所採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轉讓或以其他方式傳播納粹書刊(至於哪些是納粹書刊,未作比較詳細的規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規定,而是鼓勵德國人自己去做選擇和銷毀的工作。 
  這項政策在1946年5 月受到了衝擊,當時內政管理局憑著它對非納粹化的職責,注意到缺少法律規定,於是根據俄國人的倡議擬定了一項法令來加以補救,盟國管制委員會通過了這項法令。該法令責成市長、地方當局、書商、圖書管理員、中小學校長,甚至私人收藏者在兩個月內向佔領當局交出「一切含有納粹宣傳內容的書籍、小冊子、雜誌、報紙合訂本、紀念冊、手稿、文件、地圖、計劃、歌曲集、電影片、幻燈片(包括旨在給各種年齡的兒童閱讀的任何東西)」,以便銷毀。但英國當局得出的結論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執行這項法令(這種結論毫無疑問在俄國人看來證實了他們的最壞的猜疑)。實際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強化原先的政策,派新聞管制官員去視察一下據悉存有圖書的主要場所罷了。這些官員一方面保證這項法令多少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不必要地銷毀書籍。這整個行動遭到了批評,理由是這樣做不但毫無必要,而且只會有害;但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小害不得不同英國人斷然拒絕合作所造成的後果進行權衡。關於法占區和俄占區如何執行這一法令的情況,沒有材料可資介紹;但是,如果俄國人不設法去銷毀更多的材料,那才是怪事。 
  在美占區和英占區,要求書籍出版商也像報紙業主一樣申請營業許可證(到1946年6 月,英占區有一百八224 十五家)。他們在任何一個時期所能使用的印書紙張數量,由管制當局根據他們所訂計劃的規模和重要性按大致的比例進行分配。除特殊情況外,每版限制在五千冊以內。書籍出版商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選擇出版書籍,但在營業許可證中告誡他們不得出版鼓吹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或種族主義思想的書籍,不得出版煽動反抗盟國或挑撥盟國之間不和的書籍,等等。出版帶有上述傾向的書籍要受到吊銷營業許可證的懲罰;如果他們對有些問題拿不準,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國當局審查,大多數書籍出版商似乎都極力希望把穩一些。結果,沒有一份許可證被吊銷,因而讓書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們喜愛的書籍,似乎也不見得會有多大問題。但是各佔領當局都不會率先冒險這樣做,而且,紙張既然如此缺乏,對書籍出版商的數目加以某種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當時的條件並不十分有利於著作活動,出版的書籍也不很值得注意。 
  填補這一空白的一個明顯辦法是翻譯英美的書籍。但是,只要德國馬克不能兌換外幣,向作者支付版稅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嚴重的障礙。馬克不能兌換成英鎊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國的外國人不得在德國積聚不能兌換外幣的馬克(理由是這種積聚在馬克可以自由兌換時將造成額外的緊張)。作為一種解決辦法,英美兩國政府用美元或英鎊有選擇地向一些挑選出來的作者購買一定年限內在德國出版他們書籍的權利;然後又把這些版權以不能兌換外幣的馬克賣給德國出版商,而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國書籍的選擇工作是在倫敦的一個小型顧問委員會的幫助下進行的;鼓勵德國出版商提出他們願意出版的書目。選定的書籍決不是局限於政治題目。大約有二百種英國書籍就是這樣出版的,美國書籍的數量更大。很遺憾,一些本來最有用的書籍的德文版權被賣給了瑞士出版商,無論出多高的價格用英鎊向他們購買,他們都不肯放棄版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無從作出切實可行的安排。不然的話,這項計劃是會執行得使人人都感滿意的。當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者是不滿意的,因為他們的書籍被認為不適宜於包括在該計劃之內。 
  看來俄國人無須為批准出版營業許可證操心。他們把紙張分配給他們所寵愛的出版商,同時講清楚,出版異端書籍將意味著給出版者帶來麻煩。他們採用這種辦225 法,無疑能達到所期望的效果。當然,英美的政策是從長期佔領這種設想出發的,在此期間應讓負責任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機會確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隨後可能出現的反動潮流。 
  第四節 其他宣傳工具 
  管制的範圍還擴大到劇院和音樂會,只有那些忘記了第三帝國的音樂和安排演出的竅門所起作用的人才會對此感到驚奇。英美的原則是,給劇院經理或劇場所有人發營業許可證,以迫使他們對演出的性質承擔個人責任。實際上現在很難想起有過查禁某個節目的例子,雖然酒吧間的歌舞表演常常接近這個限度。然而要在這個領域內非納粹化是特別困難的,而且產生了以富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們可以說,藝術與政治無關,但同時又很難容許那些曾受納粹寵愛的人若無其事地繼續登台表演。這方面,時間最能醫治創傷。但是這一部門的管制官員的工作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他們幫助歌劇院和戲院從當局得到建築材料、燃料、額外的口糧、通行證以及無數其他補助,要是沒有這些,劇院是無法演出的。根據一項與選擇書籍相類似的計劃,引進了許多外國劇本。由於演出者缺乏材料,而管絃樂隊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這就導致人們強調象格魯克、漢德爾、莫扎特等這類作曲家的那種比較古老、比較樸素的風格。這就是為什麼德國人雖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納的作品,卻似乎樂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閣的原因之一。在文化活動方面,法占區由於法蘭西話劇團、香榭麗捨芭蕾舞劇團和巴黎交響樂團的巡迴演出而顯得具有特色。 
  在電影方面,由於取締大部分引起非議的納粹影片而造成的空白,通過上演帶德語字幕或德語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補起來了。德國人對這些影片的反應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夠的既適合德國觀眾口味又可望增強盟國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輕而易舉的。萬國影片公司(UFA )在巴貝爾斯貝格的主要製片廠都在俄國人手裡,而西部地區僅有的規模大小不等的製片廠都在慕尼黑市外。這種情況再加上缺乏資金、原料和各種設備,意味著德國影片攝制丁作進展緩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區拍攝外景製成的,1947年1 月開226 始發行。英美當局聯合拍攝每週一輯的新聞紀錄片《銀幕上的世界》,強制上映。 
  在1945—1946年之間的冬天,一些地方軍政府的官員,特別是在英占區,開始把過期的英國報紙和德國報紙放置在任何一間近便的房間內,讓群眾進去閱讀。這種安排深受歡迎,因為德國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聞,報紙(特別是外國報紙)又很難弄到,而且很多德國人也樂予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間暖和的房間裡。1946年3 月在柏林臨時舉辦了一個名為「今日英國」的展覽會,目的在乎影響社會民主黨與統一社會黨的論戰;前往參觀的人數表明這種展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以上面兩件事為起點,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設想,要在全英占區一連串建立六十個新聞中心,附設閱覽室、圖書館以及用於演講、放映電影和舉辦展覽會的各種大廳。這種設想做起來就不像想像的那麼容易了。尋找房舍,進行整理,在德國建立一個供應中心,以及安排報刊、書籍和展覽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費時間。但是到1947年5 月,已辦起了六十二個這樣的中心,都用一個共同的名稱「橋樑」。這個數字後來必然要減少,但是那些保存下來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聯絡的基礎。美國人倣傚英國人的做法,到1947年7 月建立了二十三個新聞中心。俄國人也不甘落後,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樹大街開辦了一個堂皇的「俄羅斯文化之家」。 
  第五節 效果 
  上述種種努力所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德國人成為一個見識廣博、頭腦冷靜的民族,把這點記載下來是會令人愉快的,但是,儘管許多人在這方面取得了進步,卻還有相當多的人在這些年中繼續相信最荒誕無稽的謠言,繼續對德國以外的世界抱著極其錯誤的想法。問題不單單在於他們認為佔領國故意要壓迫德國,而是許多人以乎無法理解為什麼「可憐的德國」竟如此令人憎惡。很自然,他們會批評盟國無力供應更多的配給物品,但是他們拒不相信其他許多國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這種匱乏卻是納粹的野心所造成的。像施蘭格一捨寧根博士那樣的資歷較深的負責的德國領導人也許會證明,要不是由於美國和英國政府在犧牲自己的情況下運來了食品,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就會死於饑饉。但在英國人發現一般德國人非但看不到他們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卻只是談論饑荒是故意製造出來的時候,他們特別感到痛心,因為這些供應曾要他們付出高昂的代價。1946—1947年的冬天,像「世界糧倉是充裕的」這樣一類大字標227 題經常出現在德國報刊上,時至今天,盟國為拯救災難所作出的那份貢獻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這就引起了種種怨言,說盟國新聞處無能。 
  宣傳工作收效不夠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資缺乏,使得很難對德國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響。英國報界說了一句公道話,承認通過一份每日四版的報紙無法向廣大讀者作充分報道。但是,盟國卻想通過每週兩份、每份四小版的報紙來向那些有更多隔閡要消除的德國人作報道。不錯,還有廣播電台,但是一般說來,每個地區只能清楚地聽到一套廣播節目,而文娛節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這種情況下,對德國報刊所採取的政策也許是過於放任自流了;本來可以責令那些獲准出版的報刊拿出一定版面來強制登載實事求是地闡述盟國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讓它們完全自由地想登什麼就登什麼。但是,既然過去多年的宣傳使德國人形成一種習慣,遇到有人要他們相信某種事物時總要懷疑一番,那麼要發表不會引起異議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 
  而且,決不要以為一事無成。各報刊都系統地報道了紐倫堡審判的情況,同時還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和發行了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和傑克遜法官先生的開幕詞(遺憾得很,在最能發揮影響的時刻迅速公佈那些關鍵性的德國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這類文件在審判過程中被認為不可靠)。大批的書籍,如歐根·科貢的《黨衛隊國家》和彼得·德·門德爾松的《紐倫堡文件》等出版了,這些書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冊的限制。英美的官方報刊一再登載關於外國食品供應情況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區各新聞中心巡迴展出的十二組圖片中就有三組是有關上述主題的。許多地方官員也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強調這些事實。英國廣播公司的德語廣播節目強調英國援助的意義到了那種程度,以致收到聽眾表示憤慨的信件,抱怨他們顯然是想損害德國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難與其說在於未能成功地進行報道,不如說在於無法使這種報道為人們所接受。盟國是同那麼一種人在談話,他們常常根本不要聽,即便是聽了,也很快就置之腦後。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樣,這裡存在著一種心228 理上的障礙,妨礙著他們承認:世界不是無緣無故地討厭德國人;別的國家也缺乏供應;德國是罪魁禍首;如果不是佔領者大發慈悲,德國的處境會更糟糕。大多數德國人在心靈深處也許意識到這些事實;但是,要公開承認這些事實,似乎就意味著對許多長期被奉為典範的東西缺乏信仰。說盟國是正確的,就意味著說德國——不僅僅是納粹分子——錯了;而這對於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來說,是一顆難嚥的苦藥丸。英國人和美國人越是起勁地進行說教,其唯一效果也許是使聽的人越不願意聽。 
  歸根到底,要解決這種僵局還得靠德國人來做工作,而不是靠佔領國做工作。有些德國人是準備面對現實進行鬥爭的,1946—1947年冬天刊載在一家柏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明這種情況:任何一個稍微尊重事實或真理的人都無法否認,1918年的那種戰後氣氛再次籠罩著我們。我們在進行一場「民族」抵抗運動。對被征服和被佔領的現實感到反感;本能地團結一致反對一切非日耳曼人;什麼事情沒有完全達到人們根據諾言和指示所預期的結果時,他們就隨心所欲地批評一通;對供應缺乏報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還不如在納粹時期好」;只要對自由稍加限制就大聲疾呼「這是民主嗎?」;以到處散佈佔領期間和佔領以後的不愉快經歷為樂事:不願經受艱難困苦,嘴裡卻說:「喏,他們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於搞挑釁性的小動作;盡情奚落痛切懺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國的什麼東西被取走了,卻不願去想想德國人過去從別國人民那裡拿走了什麼;不願記住,除了德國造成的破壞之外,還有對於我們侵略的野蠻暴行的義憤;一提起德國官兵所犯的罪行,就採取愚蠢的「別相信」的態度;閉眼不看對波蘭人、猶太人和俘虜所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滔天罪行;別出心裁地指責「別人」通過簽訂條約幫助希特勒上台;抱著錯誤的「民族國結一致」的觀念,妨礙人們站在實際存在的「另一個德國」一邊——凡此種種,都是出於虛假的愛國主義或幼稚的利己主義的動機,在這些動機的驅使下各黨派人士閉目塞聽,不考慮正義和道德。 
  歸根到底一句話,不可能期望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即便處在災難的衝擊下,數月之內就改變多少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思想習慣。而想像力、無私和客觀性這些品質。是有組織的團體很少能夠表現出來的,尤其在處於逆境之時。最有希望的跡象也許是給德國帶來的一兩種變化,預示著在盟國營制取消之後確能繼續下去,而有些德國人也透徹地感覺到這些是存亡攸關的問題。這些成果能229 保持多久以及這些人的影響能有多深,只有在未來才能分曉。   
  第十五章 教育 
  盟國處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個佔領國對思想灌輸問題的不同態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們不僅改變表面的信仰而且改變內心深處的信念呢?因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追求前者而忽視後者顯然是沒有什麼益處的:這樣做只能意味著:外部壓力一旦消失,舊的習慣就會故態復萌。然而促成內心變化是不能憑借壓力的。相反還明擺著一種危險,即憑借壓力以求達到此目的將會引起消極反抗,從而實際上使促成變化的機會減少。但也並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會有足夠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擊時更加堅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則感到難於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種信唸經常受到來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傳得振奮人心,取舊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無從覺察舊思想的消失,在這種情況下,舊思想在受到壓制時要保持不變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慮直接行動能否在思想領域裡取得成效,必須認真考慮採取這種行動的那些人過去搞得冷酷無情到什麼程度,對另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辦法已經開展宣傳到了什麼程度,以及重新肯定舊觀點的途徑有多少。 
  在德國,具有最積極的新主義的是俄國人。他們本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所闡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過精心培育的,這就使他們毫不懷疑直接行動的價值;象大多數狂熱的信徒一樣,他們一心一意要傳播他們堅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觀察家所寫的那樣:「政治灌輸和宣傳是存在的,但是這種灌輸和宣傳是巧妙地裹著新思想、新書籍雜誌以及新展覽會等糖衣的炮彈。」他們在這方面的不利條件在於德國東部現存的各種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佔領區所奉行的種種信仰的傳入(甚至可以直接聽到)。儘管共產黨人想盡一切辦法,但他們無法使「鐵幕」隔音。法國人也對採取直接行動毫無顧忌。人們原來猜測,他們對德國人固有的懷疑態度會使他們不相信有可能改變人心。但也許正是這種懷疑態度使他們認為,既然德國人不會自己轉變,那麼,直接行動儘管230 有其缺陷、卻是有可能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此外,他們把大多數成年的德國人都看作是不可改變的,因而他們不那麼寄希望於宣傳一種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於喚起青年人熱愛學習而又熱愛客觀態度。美國人把他們對自由主義原則的固有尊重與為活動而活動的天然嗜好結合起來。其結果是,一方面他們不太願意採用向德國人填鴨式地灌輸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當德國人不能自我灌輸時,他們又感到難以坐視不管。英國人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所要宣傳的那種信念本身就包含著不相信通過命令把信念強加於人的價值。不過,要是他們遇到困難較少而又擁有較多財力物力的話,他們的政策也許會更加堅強有力。 
  在盟國管制委員會最早的一些決定中,有一項是德國的小學於1945年10月1 日復課。其主要出發點是使兒童不再流浪街頭,使他們脫離無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脫離這種勢必誘使青少年道德敗壞和犯罪的環境。許多年齡較大的男孩曾被納粹分子抓去為防空炮火觀測目標或執行其他戰爭任務。在漢堡,1943年以後,除了職業學校和中學高年級之外全都停課了。儘管使孩子們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來卻障礙重重。不僅校舍被炸毀,而且即使校舍完好無損,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徵用。現在一所大學歡迎一車玻璃就像在正常時期歡迎一個新的研究所一樣。兒童們本身也不大有條件學習;一個起碼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學校膳食制度,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湯或一塊巧克力,那種終究能得到點東西的心理作用也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更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教師,因為過去納粹強調對青年進行思想灌輸,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師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區幾乎有一半的教師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職了;在英占區有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師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審查期間,有一萬四千五百三十餘人失業。據說法國人一開始走得還要遠,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師,雖然其中若干人後來又獲准返回學校,擔任較低的職務。總的後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師從年齡和教學231 方法上來說,或者是舊時代的遺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國時期受教育的、未經多少專門訓練的年青教輔人員。在美占區,教師的平均年齡是五十二歲,百分之五十以上年過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員未經任何訓練就開始教學工作。儘管如此,每班學生的平均數卻是六十人,在英占區則是七十人。在下薩克森州的一所學校裡,一名男教師要對付一百四十一個孩子;他只有一本書,而且是借來的。最後,當然沒有教科書;幾乎所有納粹時期的教科書都不合適,而許多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教科書即使不太陳舊也好不了多少。好像書籍出版工作的困難還不夠多似的。為了出版教科書,還要增加一個編寫合適的課文的向題。 
  在這樣的環境下,西部佔領區內的盟國人員做出了奇跡:東部佔領區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裡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國人自己幹的。英占區教育部門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員的配備都是為了進行監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賣證明許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員必須負起廣泛的責任,有時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長的人選問題。在英美兩個佔領區,教育部門是管制工作委員會所轄各部門中地位較低、名聲較小的一個部門;除非是既有勝任的資格又以教育事業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願到教育部門工作,正因為這樣,教育部門的人員在勝任稱職、品德高尚和富於理想等方面,反而超過一般水準。到1945年底,英占區已有一萬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學校開學,學生人數達二百五十萬;到1946年9 月,在學人數達三百一十萬。有一部分學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為有許多學校必須實行二部制:有時候兒童們甚至還要等著輪流使用一枝鉛筆。其他佔領區的進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學校於1946年春開始復課。至於大學,英、美當局原來的意圖是等到非納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緒後再開學,但是1945年夏俄國人著手使柏林大學復課,法國也於此時使提賓根大學復課,其餘兩個佔領區也就跟著照辦:格廷根大學於9 月復課,海得爾堡、埃爾蘭根、馬爾堡三所大學於11月復課。教師和教材可就不232 是那麼好辦了。俄國人在六所大學開辦「師範部」以培訓師資(備有供初等學校畢業生就學的專門設施):英國人和美國人則傾向於按照魏瑪共和國時代普魯士邦實施的制度開辦專門的師範學院。為了迅速提供教師,在籌設短訓班方面顯得大膽創新;英方規劃要在三年內培訓一萬五千名師資。在英占區設立了負責編印教材的德國中央咨詢委員會,於1945年12月著手工作,到1947年底共計編輯出版了一千零五十萬份教材。俄占區由於擁有豐富得多的紙張資源,1946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萬份教材。法占區採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紐約德僑委員會編印的教材,到1947年年中。已經足以保證每個兒童有一套書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區的工作進展最慢,那裡是由德國人組成的各種委員會負責的;到1947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萬份教材,其中講現代史或政治的書一本也沒有;直到1948年底,問題才真正得到解決。在德國,教師一向比教材顯得更為重要,然而在沒有教材的情況下。師資的性質意味著灌輸的觀點是老一套的(或者,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的),要不就完全迴避主題不講,即使這樣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運動以後的歷史事件無法講授。在英占區,1945年11月創辦了一個學校廣播網,頗有成效,它在某種程度上暫時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動中,英美工作人員都是同他們的德國同事們(每每是招聘來的)並肩工作,不是以勝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態出現,而是雙方無分男女,都為了一個共同任務而工作。給予德國人的實際幫助開始減輕他們的懷疑,從而使個人之間的友誼得以建立。這一點在隨後把教育責任移交給州政府的時期證明有巨大的影響。在英占區,這種移交是在1946年12月1 日開始的,美占區也差不多同時移交。此後盟國的教育官員只擔任顧問,但是他們所能給予的幫助以及這種幫助完全無私的性質得到了公認,使得德國人很願意聽取英美顧問的意見。此333 時使用「磚頭和灰漿」的階段也將告結束;中心問題已不是補充足夠的師資和設備,而是考慮怎樣組織教育和應當給兒童教些什麼。正是部分地由於承認了這一點,英占區當局對教育部門的體制重新予以考慮,於1947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顧問,他可以同軍政府副總督直接聯繫工作,儘管在名義上他是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其他佔領區似乎都沒有類似的任命。俄國人從一開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義上的廣泛權力,同時通過黨的渠道繼續予以控制,這樣德國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擇,但他們怎樣抉擇是事先已經決定了的。法國人對教育嚴密控制的時間持續得較長,從而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應歸因於法國人所採取的措施的性質)。mpanel(1); 
  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發生的主要爭論並非由盟國引起,而是在德國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1933年以前,德國的教育實踐總的說來頗力落後,但同時也有一些個別的最先進的改革試驗。盟國的貢獻在於把其他國家解決這些共同問題的經驗提供給德國。其中首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教育事業的各個主要部門相互協調,組成一個統一的體系,以便使兒童們在受過共同的初等義務教育以後,能夠按照各自的才能選擇合適的中學——實際上這同英國1944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國的情況一樣,私立學校同這個學制的關係,甚至私立學校本身繼續存在的問題,都引起了熱烈的爭論。與這個總的爭端相聯繫的還有下列次要問題:(一)統一的學制應當是屬於某一個教派的還是屬於各個教派的;(二)允許專業化到什麼程度;(三)古典語文在教育中應佔什麼地位;(四)教育是否應當免費。在德國享有最高威信的完全中學,同英國的情況差不多,一向強調古典語文的學習,但是英國從阿諾爾德時代以來,文科中學的目標是培養見識廣博的和誠實的公民,而德國的中學教育則側重於謹嚴的治學素養和對於某一學科的詳盡知識。增設講授科目並未能影響這一普遍的治學方法,外界的觀察家從中看到了德國人之所以缺乏切合實際的判斷能力,缺乏內省以及過於注重理論的基本根源之一。 
  統一的初等和中等學校制度在俄占區得到最充分的234 承認。1946年夏,俄占區每個州都頒布了內容相同的「德國學校民主化」的法律。根據這項法律,所有兒童都必須受十二年的綜合中小學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八年,接下來四年是在三種類型的中學(大體上分別相當於英國的文法學校、全日制職業學校、部分時間的職業學校)選讀一種。一切教育均屬免費。廢除所有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但是允許教會保有必要設施以便在課後進行宗教教育,費用由教會自理。雖然課程側重於「現代的課目」(從十年級起俄語列為必修課),選讀文法學校的兒童仍有可能修習拉丁文。計劃是有雄心壯志的,因為其目標在於提高所有兒童的初等教育水準;在這個階段如果學得不好,接下來四年的提高階段將不足以使天賦較高的兒童達到大學所需要的水平,整個教育水準將因而下降。在故後的困難條件下實施這一計劃是需要很大勇氣的,那些對此不抱同情的批評家們則可能報之以各式各樣的非難。但是這一措施的確一舉結束了一向統治德國教育的階級差別。 
  法國人實施了類似的改革,其中初等教育佔六年。法國人忠於其反教會的原則,廢除了所有教會學校,因而與天主教會發生了衝突。他們建立了師範學校類型的中等學校以培養知識分子,特別是教師。法國人的政策是把組成西南部德國的各個面積不大、基本上彼此獨立的州置於法國影響之下,按照這項政策,佔領當局確定法語為必修的第一外國語,並十分強調灌輸法國文化。 
  俄占區和法占區的學制對盟國管制委員會1945年11月23日頒布的有關教會學校的指令幾乎不予考慮,這一指令「要實施到德國人民能夠自由地並且決定性地表達其願望時為止」。它以謹慎含糊的辭句規定:對於涉及依靠公共基金的教會學校的問題,以及涉及那些由各種宗教團體維持和領導的德國學校中的宗教教育問題,有關的盟國當局應當在各自佔領區頒布適合當地傳統的暫行規定。它應當考慮到德國人明確的願望,並符合有關教育管制的一般指令的要求。……凡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學校都不應剝奪兒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可能性,也不得強迫兒童上宗教課。英美當局按照這一指令都組織了公民投票來瞭解家長們的願望。公民投票的結果表明,普遍要求設立教會學校,只有某些大城市例外,特別是漢堡。羅馬天主教會極力支持辦教會學校,路德派新教人士亦然;科隆市的紅衣主教弗林斯甚至於主張教會有權過問師資培養和起草教學大綱。家長們可能由於對納粹把學校改成不信教的做法記憶猶新,也傾向於教會辦學。另一方面,一般教師,懺悔教會和某些天主教神甫贊成不要由某一教派辦學,而是把宗教教育列入教學大綱,成為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理由是教育制度應以團結全體人民為目標,而不應使教派的分歧加劇和永久化。 
  英占區和美占區把管理教育的職責移交德國當局,這意味著應當由德國當局而非山盟國去決定各該地區未來的教育制度。每一州都有權自行安排,各州之間問取得一致的進程證明是緩慢的。大多數州都朝著統一學校的方向有所前進,雖然沒有哪個州實行像在東部那樣的教育制度。盟國管制委員會發佈的唯一補充指示是1947年7 月(這時管制委員會幾乎已經不起作用)達成協議的十條原則。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則有:對六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實施全日制義務教育,部分時間的義務教育實施到十八歲,其中小學為六年;要求組織中小學課程銜接起來的綜合教育體系;規定不收學費,教科書免費,對繼續升學而經濟上有困難者給予補助;允許私立學校繼續存在;規定師資宜在專門的師範學院進行培養而不是在綜合性大學培養。像在許多其他領域裡那樣,管制委員會並不要求它所作的基本決定在進行其他可行的工作之前就予以貫徹實施,而只是想在各個佔領區已經明顯出現的趨勢之中找最大的共同因素。 
  德國教育界面臨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大學教育。德國的大學曾經是舉世聞名的學術中心;但是它們也曾經是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中心,這一點卻沒有象前者那樣為世人所公認。德國的大學曾經是實施學閥統治的場所,在大學裡只有教授才有權授予其他人以講學權,只有教授才擁有對出缺的教授席位進行任命的權利,儘管這方面要受到國家一定程度的控制。大學的學習方法鼓勵人們專攻狹窄的領域,以培養學者而非培養有廣泛文化素養的人材為宗旨。像馬克斯·韋貝爾這樣的偉大人物也為實施這種極端專業化的制度進行辯護,雖然認為這必須作為「精神貴族們的事務」而繼續留存。最後,過去德國的大學幾乎淡不到有什麼獎學金製度,因此大學教236 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能上得起學的中產階級學生所享有的特權;本世紀中,其他國家採取了一些措施,使那些具有接受大學教育才能的人受到大學教育,而在德國幾乎看不到相應的措施。進入大學的關鍵仍然是完全中學所發的畢業證書;這樣就為那些只上過其他類型中學的人設置了嚴重的障礙。 
  納粹主義浸透到大學的各個方面,盟國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根除這一影響。俄國人掃除納粹影響的辦法是把所有大學教師解聘,只讓那些他們認為政治上可靠的人恢復任教。法國人行動遲緩,接納了因與納粹有牽連而在其他佔領區被解聘的一批教師;在美因茨(法國人在此重新開辦了一所自十八世紀以來一直關閉的大學)有百分之十的教授是從其他職業界招聘來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只把名聲最壞的教授解職,而把其餘的人交給德國法庭去處理,即使這樣做意味著對於那些被納粹指控為民主分子而遭解聘的教授拖延了他們復職的時間。這種方法當然不會導致把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情者撤職,更不會導致把基本上持有反對民主的政治態度的人全部撤職。治學與日常生活無關的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那些曾經同納粹分子進行過鬥爭的教授們也看不到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有什麼關係,只要他是一個扎扎實實的學者就行了。正是出於這個理由,人們爭論說,如果試圖採取更為果斷的措施,就會遭到德國學術界的普遍反對,招致對思想自由進行干預的種種責難,而且隨後更可能產生反作用。最明智的辦法也許是只把那些罪惡昭彰之輩撤職,而對其餘的人力求逐步施加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注意物色填宜於擔任大學校長這樣關鍵職務的人選。然而這種權宜之計有其必要這一事實本身也就證明了問題的根深蒂固已到什麼程度。 
  接著對大學的教學和招生問題也採取了同樣的方針。英美對這些問題的觀點是要讓德國人瞭解,但不強加於他們。雖然改革的主意使某些教授討厭(這在其他國家學術界也並非全然沒有先例),另外一些人則表示他們的腦筋至少開了竅。這個建議的方針終於取得最大的成效,這是說在1948年成立了大學教育委員會,負責對英占區大學教育提出改革建議;該委員會的主席為德國合作社運動的領袖,其他成員有四名教授,一位新教徒,一位羅馬天主教徒,一位工會工作者,一位婦女,還有瑞士和英國的教育家各一人(後者曾經擔任過牛津大學巴利237 奧學院院長)。大學教育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中包括下列各項:發展通才教育以補(而非代替)傳統的專業教育之不足;改革大學的監督管理制度和組織,使之與周圍社會有所接觸;促進學生的集體生活以彌補由於舊的學生會暫時消失所造成的缺陷(原來的學生會以成為民族主義的溫床而臭名遠揚,在盟國管制期間受到禁止),還提出建議,擴大招生來源(雖然沒有達到俄國人所達到的那樣程度,俄國人的目標是要使三分之一的大學失來自工人階級)。規定大學的任務是為人類服務。這樣徹底的改革計劃使德國人感到困惑。雖然對所建議的某些次要改革項目採取了一些措施,委員會報告的主要結果僅僅是啟發思考——也就是說它的真正結果可能要到將來才見分曉。 
  英美在這一領域所採取的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致力於組織交流和互訪。早在1946年,僅在教育部門就組織了一百五十名德國人去英國參觀學習和參加各種學程的講習班,而去德國訪問的英國人也有一百人;以後幾年中這種活動的規模還要大得多。1946年12月,英占區的德國居民首次參加在威爾頓花園——這是擴大戰俘背景情況介紹的中心——舉辦的講習班,以後被送去參加這種講習班的人日益增加。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其他個人或團體來英國進行幾天或幾個月訪問的政界人士、警察、醫生、律師、牧師、新聞記者、青年領袖、婦女、政府文職官員、市政官員、無線電技術員,學生等團體以及其他人等。這些數字也不包括美國人所作的相應努力。當然,不能指望把所有的來訪者都爭取過來支持東道主的觀點——當你想到德國人也被送到莫斯科訪問時,這也就夠令人快慰的了。但是在西方組織參觀訪問的基本原則大多是使來訪者增長知識和經驗,而不是對他們進行說教。在英占區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官員,即使在佔領初期有過更宏偉的想法,要對德國人進行「再教育」,但很快也就放棄了這種想法。他們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在教育當局的推動下,通過說理和示範來進行實際的說服教育。我們在回顧過去所作的種種努力時,不管其最後成效如何,很難不對那些有關人士的目標和動機表示敬意。238至於談到成效,凡熟悉德國情況的人,都會看到各界人士,尤其是經濟和工業界人士中,還有很多人對民主思想仍然格格不入。在教育界本身,仍然有非常多的狹隘的反動傳統繼續在起作用,甚至盛行起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產階級的事,這個階級現在感到自身的社會地位受到了威脅。教學把知識與智慧混淆起來,而不善於培養判斷能力和激發首創精神。但是印象已經形成。問題依然是那些已經意識到改弦更張的可能性的人們是否能夠得到支持和鞏固,或者終於不免為一股反動浪潮所喬沒。毫無疑問,如果更多地依靠直接行動,似乎收效更快。但是法國人卻因此招致強烈的抵制,而美軍企圖對其佔領區內的青年灌輸民主方法的大膽計劃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俄國人所完成的改革雖然不大可能會被完全推翻,然而他們為取得這種成就所採用的方法卻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在考慮俄國人的成就時,我們必須記住這僅僅是徹底的社會改革的一個方面,而後者不可能不對教育制度有所影響。這裡,像在其他許多領域裡一樣,我們遇到了西方盟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教育改革要以社會改革為前提,而社會改革又要以加強民主精神最強的社會階層的力量為主旨,因為對他們來說,民主有重大的切身利害關係。…… 
  德國的教育問題,猶如其他一切地方一樣,是一個社會問題,從長遠觀點來看,只有把德國的再教育當作整個社會改造過程中一個組成部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魏瑪共和國徒勞無益地試圖把民主的理論移植到這樣一個社會,其中有勢力的分子對民主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個教訓應當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英占區進行再教育的成效……最終要這樣來衡量:看看通過再教育給德國人灌輸的思想使社會制度的性質能起多大程度的變化,看看德國人對於教育與社會之間具有更廣闊基礎和更先進思想的相互關係的概念接受到什麼程度。 
  在西方國家佔領區中,有些人聲稱上述觀點是本末倒置,他們認為決不能說教育最終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的,而應當認為正是教育才有力量成為改造社會的出發點。當然,這兩種對立的理論與實際對照起來是過於簡單化了,沒有人會否認教育對社會的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所產生的影響。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最新思想並不贊成把教育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首要出發點在兒童中培養同他們的文化大相逕庭的特徵、態度和習慣不是改造世界的辦法。每一種新的宗教,每一種新的政治學說必須首先爭取到一批成年的追隨者,建立起一個小規模的文化核心,使他們的後代在這種文化的框框內茁壯成長。……如果有些人要想改變我們的傳統,而且懷抱著能夠自覺改變傳統的希望,他們這種希望雖屬鳥托邦式的但或許還有可能實現,那麼他們首先必須聚集足夠多的成年人,跟隨他們一起對我們深受文化浸染的傳統態度稍作改革。對於那些想把其他社會某些進步傳統移植進來的人來說,上述論點也同樣適用。……成年人要這樣轉變態度,進展是緩慢的,而實現這種轉變更多地依靠有特殊才能或賢明的個人,而不是依靠大規模的教育計劃。   
  第十六章 兩種積極的影響 
  工人與教會是歷來反對納粹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他們的態度對新的形勢顯然是舉足輕重的。因此有必要談一談這兩方面的情況。 
  第一節 工會 
  俄國人和西方盟國都注意到促進工會活動是可取240 的。1945年6 月10日,俄國人宣佈任命一個八人臨時委員會來照顧柏林工人的利益。就在第二天,該委員會自行宣佈組成自由德國工會,這個團體終於證明既不自由,也非一般所謂的工會。7月10 日,俄占區的工人受命在「自由工會」中團結起來。波茨坦協定中有關政治與經濟原則的第十段寫道:「除了……維持軍事安全的需要外,准許成立自由工會」。盟國管制委員會首次通過的幾項法律中有一項是解散納粹的勞工陣線,給予工人組織起來的自由。 
  有這樣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立即出現,那就是組織一個單一的工會並按地區建立分會呢,還是按不同的工業系統組織許多工會。俄國人本能地採取第一種解決辦法。果然,在俄占區建立起十八個附屬工業工會,並允許這些工會推薦出自由德國工會委員會中的半數委員。但是主要的基礎是地方工會。它由各個工廠的小組組成,通過地區及州委員會而至自由德國工會代表大會。代表大會批准備工業工會推薦給自由德國工會委員會的人選,同時由大會本身任命其餘的委員。但是,正如在共產黨國家常見的情況那樣,從最低層建立起來的龐大的民主體系,其面貌是非常使人迷惑的。自由德國工會原有的職員一開始都是指定的,甚至連民主選舉的幌子都不要,其中大部分是共產黨人。雖然隨後要經過一道表面手續,即由他們所建立的組織來確認他們的職位,但這是一種預定的結果。各工會不允許掌握自己的基金。實際上自由德國工會是一個與政治統治者密切關聯並由中央指揮的組織。其主要目標在於控制佔領區內的工人,同時卻蒙騙工人,使他們認為在管理自己的事務方面有發言權。因此,它比德國勞工陣線幾乎沒有什麼進步。在柏林,自由德國工會想建立一個統轄四個管制區的單一組織,但意見分歧很大,軍事管制總部未能批准它的章程。 
  西部佔領區的發展受到反對東部佔領區做法的反應相當大的影響。但它們也受到1933年以前的工聯主義印象的影響,當時的工聯主義運動分裂成三個平行的組織,一個是「自由」或社會主義工會,一個是基督教全國工會,還有一個是民主的或「自由主義的」工會。這種妨礙共同241 行動的互相競爭對納粹分予有利。因此,那個時期的倖存者很想從這個教訓中吸取經驗。他們有些時候曾經設法保持一個地方組織的骨幹,使他活動下去,並在德國崩潰後帶頭重新開展工會運動。他們堅持這樣的主張,即工會運動必須團結一致,而其必然結果是工會必須超然獨立於各政黨之外。某些政治右傾的人不喜歡這種政策,他們一方面怕自己的黨會失去以前來自各個工會的支持,另方面怕單一的工會運動可能為社會民主黨人或共產黨人所利用。但不管怎樣在最初幾年裡,這些疑慮就消釋了。 
  英美當局從自下而上建立新社會的目標出發,一開始就堅決主張由各地的工人自發地組織工會,美國人實際上想從一個個工廠做起,而英國人則允許「任何一群在就業問題上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工人」來組織工會。按照這種想法,英占區組織工會的進程有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自稱是代表一批工人說話的某個人或若干人向軍事管制政府提出申請,請求批准把這批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工會,明確規定希望從哪些階級吸收工會會員,宣佈該工會的宗旨和已經擬定的章程,還要確定組織工會的區域範圍。第二步是:批准後,工會組織人按計劃吸收會員,籌集捐款,召開會員大會通過臨時章程。第三步是:要求組織委員會的委員按新章程的規定重新選舉。 
  這些規定旨在防止少數精明強幹而能說會道的人獲得支配工會運動的權力,從中漁利、達到個人自的。要這樣做是多麼容易,德國工人對民主程序還有多少東西需要學習,從一個廠的情況就可以瞭解。盟國官員在這個廠裡發現選舉的結果與眾所周知的許多工人的願望不符。他們調查了有關投票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只看在進一步追究之後,才發現選舉的組織者事先在選票的空白處填上了候選人,而並未向投票人解釋可以另選別242 人。沒有哪個德國人看出這有什麼毛病。但是,每個工會要在分別進行的兩個階段(如果不是更多的話)先把計劃送呈盟國批准,那就會使進展緩慢,而政界對於這種程序噴有煩言;然而這種做法是英國工會代表大會和世界工會聯合會所贊成的。 
  緩慢而穩健的發展也有助於消除另一個困難,這個困難是由於想避免從上面強加嚴謹的框框從而採用允許運動自下而上發展的方法而產生的。由於各州工會組織機構傾向於採取不同的形式,因此不易於互相聯合組成較大的工會。在北萊茵一威斯特代利亞州,德國人原來建議把各行各業的工人組成單一的總工會——自由德國工會。管制委員會英方的人力管理處(多半由勞動部的人員所組成)並不贊成,這種反對意見受到了1945年秋季訪向德國的英國工會代表大會代表團的支持。菜茵蘭當局轉而採用這樣的辦法,即把各個工業系統的全體工人組織成各種工業工會。在漢諾威地區,以地方為基礎組成總工會的做法得到了贊助,而在漢堡則認為應把職員和其他一些領薪水而不是拿工資的僱員分開來各自組成工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同的意見逐步協調,於是1946年8 月在比勒費爾德召開了代表大會,決定「按區域劃分並按職業類別和部門細分的工業自治聯合會乃是……具有最高效能的一種組織形式。」在10月份又一次召開大會時,英國當局對德國人說,他們歡迎建立佔領區一級的工會組織,這個組織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並在正式的組織基礎上向一切工會開放。這就頂示英占區內每個工業系統的各個工會此後將逐步合併為十二個組織系統。除公共事業和運輸系統外(鐵路工人迫切要成立自己的工會),這一合併過程到1947年4 月業已完成,於是第一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會議那時就在比勒費爾德召開,贊成建立佔領區工會聯合會,選舉了聯合會的職員,由老資格的科隆人漢斯·伯克勒任主席。這個機構由代表大會和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執行委員會組成。代表大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執行委員會在理事會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理事會由一名主席及每個有選舉權的工會的一名代表組成,聯合會的經費來源是由能充分支配本身基金的工會提供捐款。 
  在美國佔領區,重點放在成立「辦事處」而不是組織工業工會,這樣出現的組織多至一千四百個。美國勞工聯合會支持成立工業工會的主張,而產業工會聯合會則傾向於集中化。一直到關於自由德國工會的爭論已見分曉時為止。1947年自由德國工會在柏林的選舉清楚地說明一個集中的組織機構很可能落到共產黨人手中。從此以後,美國當局從不鼓勵成立集中的組織轉而公開予以否定。此外,他們在這方面還採取了反對在佔領區一級建立工會組織的政策,雖然他們同意在1946年8 月成立由一州一個代表組成的非正式的三人委員會來協調全佔領區的工會活動。1949年三個佔領區合併後的統一工會組織最後成立時,據說在執行委員會中英占區的代表人數超過了美、法佔領區。但是,大規模的組織缺乏經驗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還難以肯定,這種大規模組織已使南部佔領區處於不利地位,萊茵蘭和魯爾的工業集中也可能與此有些關係,甚至有關人員各人的品質才能也都有影響。「法占區的佔領當局不情願給予工會任何真正的自由,但被說服在1946年9 月頒布一項命令,允許以一個工業為基礎組織工會,但只能到州一級為止,而」一般工人的「工會則特別予以禁止。各工會組織之間的接觸受到世界工會聯合會的鼓勵,但世界工聯日益為共產黨人所控制,它希望奪取工會運動,使之成為謀求統治的一種鬥爭工具。這就置西方國家佔領區當局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不能十分有效地禁止佔領區之間的接觸,各工會聲稱希望有這種接觸;而佔領當局則十分明白它所包藏的危險。在這個問題上,西德領導人無愧於工人們對他們的信任。在幾次佔領區間會議召開的過程中,他們成功地做到不為自由德國立會所誘惑,沒有中計使談判破裂。mpanel(1); 
  各佔領區的工會會員迅速增加,但到1947年,會員總數仍然是八百萬名左右,而工人人口卻已接近二千七百萬。這種增長對工會運動的作用究竟應該是什麼引起了爭論。盟國管制委員會在1945年10月12日的第十四號指令中繼續推行納粹的工資凍結措施,雖然承認有244 必要作某些調整。工會一心想避免再次發生1922—1923年那制通貨膨脹,對此措施表示熱烈歡迎。盟國管制委員會還在1946年1 月26日頒布第二十六號指令,規定每日工作時間為八小時,每週為四十八小時。不過,大多數工廠總是因為缺乏燃料而縮短開工時間,相對來說工作時間就成為不太重要的問題了;同時,即使企業單位能夠支付較高的工資(事實上是付不出的),但由於很多交易是通過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工資水平幾乎成為無關緊要的事了。凡此種種,使得工會在簽訂集體合同確定工資和工作條件方面很難發揮作用。這方面的工作,在英國人看來,或在某種程度上在美國人看來,乃是工會的主要職能。此外,在國家不加干預的情況下通過自由協商來確定工資標準,這個問題在德國還是陌生的,因為在1933年之前,工資標準就早已通過法令規定下來了。工會一向習慣於依靠強制仲裁的辦法求得國家的支持,甚至在勞資雙方已事先達成協議的地方也是如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種要求,要把工會與正在產生的各種政治和社會發展聯繫起來,就像蘇占區內的自由德國工會那樣。事實上,在許多領域內,已經為工會會員參加各種咨詢委員會(例如非納粹化咨詢委員會)和參加控制煤炭與鋼鐵工業的各種臨時組織作好了準備。但因害怕它們同國家機器聯繫得過於密切,害怕重新捲入好容易才擺脫掉的黨派政治,從而損害工會的獨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許多方面,他們在進一步行動上以及在給予工會以一種法定地位上,都有點遲疑不決。這種遲疑不決的原因常常不能為德國人所理解,結果他們對英美管制當局產生了某種不服從管制的情況。 
  工會施加主要影響的領域是參與聯合決定或共同決定。這同德國在1919年到1933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後又開始在各地自發出現的工廠委員會運動密切相連。工廠委員會由一個工廠裡全體人員(僱主除外)選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個工會的成員。這樣,按照傳統和章程,工廠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工會的競爭對手,也必然成為以一個工業為基礎組成的工會的競爭對手。英國人和美國人擔心工廣委員會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種與效忠的工會相競爭的組織;俄國人則把工廠委員會視為增進工人階級團結的一種手段。如何對待工廠委員會的向題被迫提出來了,因為有些委員會的成員,按特有的德國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鴆共和國時湖那樣確定該組織的法律地位,於是盥自管制委員會柱1946年1 月10日的第二十二號法令中對此作了規定;工廣委員會的組成不是強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確的權利與職能只限於在工廠一級主持勞資雙方談判。但為了防止兩種形式的組織發生衝突,法令堅持要工廠委員會與工會密切合作;西部的工會由於同樣的原因,企圖通過公佈一項與個別僱主簽訂的「模範協議」來確定工廠委員會的地位,並且開展活動來保證工會會員在工廠委員會內取得席位。這樣就使共產黨人的希望落了空,他們原來想利用工廠委員會去重新取得因受工會運動發展的影響而被剝奪了的對工人的控制。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處擔心,在德國組織起來的勞工事業可能因工廠委員會的發展而遭到削弱,並非獲得加強,事實證明這種憂慮是有些道理的。「你們的工廠委員會不是從工會運動中產生的,……〔它們〕是依靠本身的權利,根據一項法令並在該項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來的,因而在你們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要在你們的組織上進行移花接木。」德國工會聯合會成功地把工廠委員會置於恰如其分的嚴密控制之下,但工廠委員會仍然是在單個工廠內照管工人利益的組織,而工會在一般工人看來則是在高一級起作用的外部組織,使人感覺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同時,工會的利害關係所在及其對僱主的不信任導致它要求獲得的管理權力,遠遠超過英國工會參與共同協商的權力範圍。在英國當局看來,這又是危險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國人卻回答說:情況有所不同,英國制度的用意是信賴僱主們的誠意,而這種情賴在德國是不存在的。這種心情在漢斯·伯克勒於上面提到的會議上回答盧斯先生的話裡作了很好的說明:我們談到工人在作出決定時應享受平等待遇,並非是空喊口號。我們想爭取這種平等是有其最緊迫和最現實的理由的。我們畢竟生活在二十世紀這個充滿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時代裡。工人再也不願容忍任人擺佈的境遇了。必須記住,兩次大戰及其產生的後果把我們德國經濟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來。把我國人民和全世界引入兩次大戰並造成如此可怕後果的,並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不管是政治領導還是經濟領導。既然我們總是被迫承認德國的僱主階級目光短淺、頑固不化,既然我們下定決心不再被引進我剛才說到的那種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們迫切要求在這方面取得我們的權利。正因為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決不會像我們僱主那樣心胸狹窄、頑固不化、目光短淺。 
  根據「模範協定」,要同工廠委員會協商的不僅是有關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等問題,而且包括人員配備和晉級提升等一切問題,協定還要求僱主向工廠委員會就生產程序和生產計劃提供定期報告,並讓工廠委員會查看公司的帳目。這些權利後來進一步得到擴大,在非卡特爾化的工業中更是如此;「聯合決定」在戰後己取代了工業的社會化。成為西德有組織的勞工所主要關心的事了。 
  它雖然不完全受到僱主的歡迎,但在德國經濟恢復時期確實有助於避免勞工的騷動。要不是這樣,可能容易出現持續堅持提高工資的要求。 
  1946—1947年冬,由於工會十分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反抗只對共產黨人有利,所以它們對工人們施加了一種可貴的起抑製作用的影響。但是,為了保持對會員的影響,它們不能落得個唯命是從地與盟國消極合作的名聲。的確,從很早的時候起,工會就堅持不懈地要求改變盟國的政策。工會發出了下列呼籲:停止拆毀可以用於和平目的的工廠,徹底整頓糧食分配機構,迅速追返戰俘,把行政職權交還德國當局。如果認為因為這些工人是反納粹的,是反共的,他們甚至在有關工業組織問題上也和英美人意見一致,這將是一個錯誤。恰恰相反,他們同別人一樣熱衷於使自己的國家從盟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而對於上述那些問題,他們首先是站在德國人的立場上去考慮,然後才站在工人的立場上去考慮。 
  第二節 教會 
  因參與1944年7 月20日事件而被處死的懺悔教會領袖迪特利希·邦赫費爾在1941年向一個朋友承認,他正在為他的國家的失敗而祈禱,因為他認為這是德國用以抵償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難的唯一方法。決不是所有的德國教職人員的態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則被納粹釣餌的票面價值引上了鉤,真以為國社黨會幫助教會達到它的目標;有些時候,這種幻想歷久不滅。許多教職人員堅持教會應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傳統觀念,但這並沒有使他們準備按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的要求而對之絕對效忠;當然,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還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抵抗。因此,他們對盟國的勝利,普遍報之以拯民於水火的頌歌。盟國的勝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會掌過權的德國基督教徒迅速銷聲匿跡而被歡呼;他們的領袖米勒主教自殺了,餘下偽人以罕有的謹慎退居幕後。像工會一樣,教會也很明白,它們內部的勾心鬥角妨礙了它們對國家社會主義所進行的抵抗。第三帝國的經歷使它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來的歲月裡不讓這種團結煙消雲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也有了友誼和合作,雖然因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種水平的思想統一,在新教教徒內部發生了一種最為重要的變化。1945年8 月底,符騰堡的主教武爾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請到的教會領袖在特賴薩開會,決定把新教教會生活中三個最重大的運動聯合組成一個新的團體——德國福音派教會。這三大運動就是武爾姆本人於1941年創建的「教會陣線」、「懺悔教會」以及巴代利亞、符騰堡和漢諾威的所謂「完整的」教會。後者曾經避免在1933—1934年間被迫把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塞入他們的宗教會議。選出一個十二人的理事會作為臨時的「教會政府」,而永久性的教會制度則被推遲到時局較為穩定的時候再行制定。德國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聯合派教會都接受這一決定。實際上,懺悔教會希望立即實行徹底的改組,而保守的路德派則厭惡任何革命性的背離舊宗教的改革信條,上述決定就是這兩者之間的妥協。作為組織成員的教會都保留其自主權,然而單一的組織機構是為代表大家去行動而建立的,其結果是稍勝於一個聯合會而略遜248 於一個教會。 
  特賴薩會議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懺悔教會認為,路德派與國家的聯盟對德國新教教義來說是不幸的,應切斷這種聯繫。比較保守的教徒則認為國家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教會的支持。再則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教會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經費短缺將會妨礙急如星火的許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進行。但是即使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教會經費所依靠的稅款,也是由國家徵收的。有極其充分的理由證明,考慮教會與國家分離還不是時候。因此反而採取了與盟國當局接近的措施,其結果是盟因管制委員會在翌年1 月的一項決定中繼續維持原定的稅收安排。 
  三個西方盟國在各自的機構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務部門來處理同教會的關係問題;在英、美方面,這些部門起初都是教育部門的組成部分,而且因為這些部門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義,所以配備的儘是非宗教人員。美國宗教事務部門的負責人把診一部門的任務規定為: 
  (1 )不參加教會改組,它只能在內部完成;(2 )保證信仰自由,只要不被濫用;(3 )向教會提供一向由政府給予的方便,(4 )肅清一切納粹分子,嚴防在宗教掩護下復活納粹主義。總之,這一部門的作用是實行監督,而不是給予積極的幫助,這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的總政策是一致的。俄國人雖然似乎沒有建立宗教事務部門,但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們不迫害教會,也沒有給教會特殊的照顧(除了在某些地區,把牧師和醫生一道列入糧食配給中的第二類)。准許繼續做禮拜,但如前所述,懺悔學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動都被禁止。任何一個教會如果得不到傳教的機會是不能長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國共產黨人施加的比俄國人還要嚴格的那些限制,緩慢地但是必然地驅使教會與政府當局對抗,於是進一步的壓制就接著發生了。然而,教會在任何時候都不曾受到鎮壓,儘管在奧得河以東,德國的傳教士連同他們的會友被波蘭驅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蘭語做禮拜。249 在英占區,宗教事務部門的工作還以隨軍牧師同德岡教職人員的接觸作為補充。1945年10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圖加特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其後又在柏林參加一次宗教儀式,當時他說:「我十分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講道。我作為世界教會的一個僕人來到這裡,向你們伸出友誼之手。」下一個月,英國教會理事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德國。代表團的到達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過英國廣播公司作一次廣播之時,他向德國教會伸出友誼之手,同時呼籲在基督教基礎上有一個新的開端。在法占區,新教的首席隨軍牧師也負責宗教事務。「但是,在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中,都普遍存在著對所有佔領當局的失望和不滿情緒。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誤解所造成的。有些軍政府官員對於教會的故時經歷一無所知,而教會方面則認為這是理當知道之事;另一方面,盟國對實施其政策的目的幾乎未作明確的解釋。但是即使這些表面上的障礙已經消除,產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這些原因乃是盟國對德政策的癥結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卻因為新教教會(雖然不是天主教會)是德國唯一公開表示悔罪的團體這一事實而加深了。在特賴薩選出的宗教理事會10月份於斯圖加特會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時候,他們提交了一份聲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語。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同我們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惱,並負有共同的罪責。我們非常痛苦地說,無窮無盡的災難是通過我們帶給許多民族和國家的。……不錯。我們曾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同可怕地體現在國家社會主義暴力政權中的那種精神作過多年的鬥爭,但是我們要譴責自己沒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證,沒有更加虔誠地進行禱告,沒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沒有以更大的熱忱去相愛。……我們寄希望於上帝,通過各個教會的共同服務,當前日趨強烈的暴力與復仇精神會在全世界得到控制,而唯一能治癒備受折磨的人類的和平與博愛的精神會佔優勢。這份聲明不是沒有遇到挑戰。許多比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們當年一向是反對納粹的。也認為向盟國單方面承認德國的罪責是錯誤的行動。他們之中有人曾這樣說:」歷史上犯罪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來共同負責的。「天主教教會從大主教到鄉村牧師據25說都一致拒絕接受德國集體犯罪這一觀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說,他雖然尊重斯圖加特聲明的精神,但並不認為這種聲明應在青年人能聽到的範圍內公開發表。」為了影響一個人,你必須承認他的正確與直率之處。「其他的人則認為,盟國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勝利而驕傲,因為這是上帝的功勞,而不是人類的武器所能辦得到的事。在這些人士中,對於他們認為盟國想把集體罪責加在德國人民身上那種偽善的做法,懷有很大的憎恨。雖然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緒並未有所改變。甚至斯圖加特聲明的執筆者以及他們的盟國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這個聲明會像凡爾賽條約中的戰爭罪責條款那樣被人加以利用。發起斯圖加特聲明的懺悔教會領導人回答這些批評說:擔心自己的行動被人利用來反對自己,不能作為一種借口不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改悔若以別人的改悔為條件,則將失去其價值。在新教教會領導人看來,他們過去挺身反對納粹以及現在始終反對上述批評的事實,應該受到盟國的尊敬。同樣那些責怪自己沒有充分發言反對納粹的人也決心不再重犯這個錯誤。大家認為,教會已經從戰爭中作為這樣的一個團體而出現,它能夠在沒有德國政府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戰士來為戰敗的國家而工作。而且他們發現盟國政策中有許多東西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認為背離戰爭時期所許下的諾言的。德國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東部,糧食與燃料的匱乏,設備的拆除,煤炭的輸出,戰俘未能遣返,甚至當局不願給教會辦的報紙配給紙張,所有這些都被譴責為錯誤的。非納粹化的範圍和做法,以及納粹分子未經審訊就被關押,都是造成不滿的特殊原因。教會力求由自己來決定在其內部合乎需要的非納粹化範圍,而要促使它們合作來實施盟國的法律是頗費周折的;在英占區,不得不用命令來迫使天主教教會實施盟國法律。但是教會曾經抵抗過納粹,在盟國面前無意於卑躬屈膝;誠然,它們相信,它們今後要在這個國家樹立權威就得取決於現在的不屈不撓。武爾姆主教在答覆大主教的廣播講話時寫道:我們以嚴肅的責任感和關心來提請你注意,盟國的勝利251 並不單純是善對惡的勝利。隨著對我國的軍事征服和佔領而來的是對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動,此種行動在盟國國內也激起了同樣的憤憤不平。從那時起,在某些佔領區採取非納粹化措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並不總是經過深思熟慮,給人以更高度的正義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後一批原料和機器從德國那些與軍備生產毫不相干的工業部門拿定的時候,向德國人民發出的許多呼籲,要他們設法自救,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來,聽起來只是一種嘲弄。誰也講不出目前在德國東部上演的悲劇嚴重到何等程度。但看來我們必須作這樣的設想:它將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成為犧牲品。紅衣主教福爾哈貝爾和巴代利亞新教主教邁澤爾於1945年12月聯名要求美國當局盡快處理政治逮捕案件,給予囚犯家屬通信的優惠待遇,並放寬關於限制發給老年有病者養老金的規定。1946年春,由科隆的紅衣主教弗林斯和萊茵蘭的主教們就有關在俄國及其他地方德國戰俘的命運共同簽署了一份嚴重抗議書,並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壇上宣讀,結果成為一種正義的呼籲。後來,在1946—1947年冬,紅衣主教弗林斯因說了下面的話而使佔領當局頗為憤慨,他說:」我們也許阻止不了個別人拿走維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東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請求來獲得那些東西的活。「 
  德國教會在它們與盟國的關係方面所特別堅持的是需要獲得那種它們視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馮·加倫在大戰期間對於納粹揚言要對盟國的轟炸進行報復曾經予以駁斥。他在1945年宣稱,這件事使他有權利「用同樣的方式去譴責許多出於仇恨和渴望對我們先前的敵人進行報復的言行」。而武爾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質問道:英國人和德國人難道不應該「在為我們的罪孽而殉難的上帝面前並以他的名義來訂立一個盟約,宣佈寬恕而不是復仇嗎?」人們普遍認為,這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終止,將會把世界引向災難。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這樣一種態度在盟國當局看來是多麼討厭。有些人認為,教會為了爭取以「寬厚的」252 和平取代「嚴峻的」和平,出來阻撓佔領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較單純地認為,沒有哪個德國人有資格對於處理其國家的方法怨天尤人。顯然牢騷埋怨不僅傾向於強調佔領的缺點,無視佔領的成就,而且毫無歷史常識。他們不去注意盟國對德政策是怎樣制定出來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樣巨大的困難情況中貫徹執行的。他們也無視這樣的事實,即戰爭的進程使德國為四個獨立的大國所佔領,而各大國對其餘三國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響。有時候那些批評好像是故意不想去瞭解各項政策為什麼要制定的原因。但這種意見齦齲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誰要把絕對價值用之於人事,就可能產生這種衝突。而教會在所有的組織團體中最有資格要求以運用絕對價值為其任務,而且拒不承擔考慮到種種困難的任何義務。這是至善論者與事務家之間年深日久的衝突。此外,德國的教會因為太不關注政治領域,不堅持把宗教原則運用於公共生活而長期受到譴責。這是教會領袖們在戰後想予以克服的一個缺點。尼默勒牧師在特賴薩會議上說:「在真理、正義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與民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它必須在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1946年1 月在德特莫爾德召開了英占區的教會領袖和國家官員的會議。決定教會承認在建立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態方面有合作的任務。基督教民主聯盟這一概念就意味著基督教具有從事政治事務的職能。另一方面,當時的巴代利亞州總理赫格納博士在1945年11月說道:「每個好基督教徒可以無保留地成為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而每個社會民主黨人可以無保自地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具有同樣趨勢的另一個跡像是懺梅教會在柏林建立了一個神學研究院,該院學生並不專門研究神學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學提供一種新的宗教基礎。 
  所有這些都是值得讚美的發展。如果教會要在世俗事務方面產生影響的話,它們就會試圖對構成德國真正政府的盟國施加影響,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教會所持立場的種種原因到時候終於在英美工作人員中得到更好253 的理解和尊重。誰也不會願意去設想,盟國政策遭到批評的方面正是人們要想突出讚揚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國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明顯地產生出盟國在尋求解決德國問題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有一批人或許希望找出最能與跟國求同之處,但他們不願意按盟國的條件來合作則是清楚不過的。他們同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國負責的領袖人物自由地解決自救問題。他們雖然願意考慮外來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盤採納。比較保守的教徒並不特別相信民主的種種優點;他們中有一位說道:「借助於一種政治制度來設法醫治德國人民的唯我獨尊的毛病,就好像把馬韁繩套在馬尾上一樣。只有在人們已達到成熟階段,能亨人間的自由,克盡人間的義務的時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認為是名副其實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首先要求盟國幫助的是創造經濟和外事方面的條件,使新社會有機會生存下去。與其說教會對共產主義敵意很深,倒不如說這種敵意助長了對於盟國的政策心懷疑慮,這種政策好像永遠要把德國一分為二,要讓德國東部的同胞幾乎沒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這些人並不是按照恰好為盟國所喜歡的任何調子跳舞的木偶——因為他們之所以象木偶,僅僅是由於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在後面牽制。   
  第十七章 結束語 
  本書已就盟國佔領德國頭幾個關鍵性月份的情況作了概述。這種佔領不僅應視為一個歷史過程——雖然所有這種過程都是獨特的——而且是一次行之非易的修好實習。盟國要尋求答案的基本問題是:怎樣才能防止德國發動擾亂世界的週期性侵略呢?用什麼辦法才能最有效地使戰敗國服從戰勝國的意志,並確保在以後的歲月裡戰敗國所推行的政策能夠遵循為戰勝國所滿意的方針呢? 
  在理論上處理這一問題的方法有三個,一是剝奪戰敗國的侵略手段,二是消除其侵略慾望,三是明確指出侵略必將吃虧。要剝奪侵略手段而不在同時剝奪生活資料是難以成功的,在軍隊依靠工業的今天尤其如此。因此,254 這就往往引起侵略慾望,結果與第二種方法背道而馳。但是,推行第二種方法必須包括形成一種思想觀念,這是命令或武力威脅所無能為力的。況且,對社會進行深入觀察就可以突出地看到思想觀念在一定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程度,而此種思想觀念乃是一定文化的歷史、社會、經濟和地理環境的產物,不易於用產生某種效果的方法去加以塑造。 
  既然沒有激情就無從進行戰爭,在憤怒和復仇情緒的鼓動下,往往促使採用第一種解決辦法。但在同時,經驗與人情兩者都否定懲罰性的解決辦法,而主張寬大。在大多數情況下,持這兩種見解的人都是非常堅決的,無法完全對之施加影響,但他們又是過分優柔寡斷,不能毫無保留地自行其是。結果所採用的折衷辦法往往被認為憾事,其原因是:懲罰太甚,不能消除侵略慾望;寬大過度,則不能消滅侵略手段。有人提出,兩種解決辦法中的任何一種只要系統地貫徹到底,就可望取得成功,而中間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這一結論是否正確,也許值得懷疑。不管怎樣,這種結論背後的思想是空想主義的,因為產生這兩種解決辦法的動機都是出自人的本性,在媾和的任何時期都有可能出現。而且,教養兒童和改造罪犯的經驗似乎都表明需要寬嚴結合,或者如大衛王所說的憐憫與誠實相結合。只講嚴格的人,遭人憎恨;一味讓步的人,不受尊敬。兩者之間的中間道路於是就包含在重修舊好的第三種辦法之中了。因為,要明確指出侵略必將吃虧,如果只說侵略將遭到壓倒一切的力量的回擊,這是很不夠的,還得展示出和平政策必將開花結果的某種前景。處理個人之間的問題,要做到不偏不倚尚且不易,涉及到國家之間的問題,那就更難為力了。一方面,要表明使用武力將在實際上遭到反對,而且是決定性的反對,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另一方面,要在國家之間建立那種在處理個人問題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相互尊敬和體貼的關係,也更為困難。兩者之間所需要的那種均衡,是無法開出一個精確的處方的,正確的比例如何,將因時因事而異。然而,儘管難以找到正確的比例,但是只要能夠這樣去做,它仍然是成功地爭取和平與成功地制訂對外政策的關鍵。 
  對於一個已經一敗塗地的國家,需要進一步向它表明,對征服者進行侵略必將吃虧,而且要使它自動接受將255 來的和平解決辦法。但是,戰勝國如果是幾個國家的聯盟,那麼只有在這個聯盟團結一致時,那樣做才會取得成效,而在歷史上,勝利的聯盟陷於分裂是屢見不鮮的。如果盟國能就一項共同的政策達成協議,那就會大大推動它們在德國締造和平的工作:有關的政治家們有足夠的理由去為保持四大國之間的合作而作出犧牲。的確,任何人只要想到四大國的分歧對未來世界產生影響的全部含意,就不會想把他們的努力斥為短視、無知或徒勞無益了。萬一歷史證明是使人誤入歧途的,那麼世界前景倒確實是光輝燦爛的了。同時,毫無疑問,因為四個戰勝國在如何對待戰敗國的問題上存在著很大分歧,所以要作出一番努力來達到四國的協調一致,這樣一來,要找出一種正確對付德國人的方法,其任務就大為複雜了。 
  英美所抱目的的基本點是把一種政治和社會制度引進德國,而這種制度比第三帝國曾經推行過的更接近於「民主生活方式」。俄國人也宣稱他們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用詞的一致一時掩蓋了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俄國人處理賠償問題的最初做法,除了適應於外國人的刺刀所支持的專制政府外,是否還適應於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這是值得懷疑的。這一困難處境,看來他們自己在一定時候也承認了。然而,這種做法與促進以人民抉擇為基礎的自治,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這種自治卻是西方政策所公開宣佈的目標。英美因為希望同俄國人保持團結,在波茨坦條款中接受了許多懲罰性的東西,這些與他們平時解決政治問題的態度不一樣,與他們為德國設想的政治前途也不一樣。嘴別是工業水平計劃,裝模作樣地要求德國人合作,可是又竭力策動德國人反對任何這樣的合作。在一時感情激動之下,美國領導人可能接受摩根索計劃,然而幾乎令人不可想像的是,經過若干年,講英語的各族人民居然會準備支持該計劃所包含的那種苛刻程度。在制訂一項能為四大國所一致支持的對德政策方面,過決非是唯一的困難。 
  俄國人不僅在懲罰德國方面顯得更加無情、而且在256 改造德國方面也顯得更加嚴厲。他們對於要建立的那種社會,以及要促其實現的方法都是堅定無疑的。他們所受的馬克思主義訓練使他們懂得,任何人如果要在社會上樹立某種思想觀念,必須從變革社會制度開始,特別是從變革經濟權力的分配製度開始。當然,西方盟國認識到,要建立一種他們希望看到的社會,有必要進行一些變革,但是他們主要考慮的是引進不同的政治制度。他們知道,德國的某些制度曾經助長了納粹主義的興起,因此準備強制推行一些其他制度,即使這些制度對德國是陌生的,不受德國人歡迎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的改革範圍已擴大到諸如教育方法以及新聞宣傳等方面,同時英國人還主張實行基本工業社會化。不可否認,俄國人並未立即實現土地、手工業或整個工業的社會化。但總的說來,美國人和法國人不曾干涉財產分配問題,而英國人雖然在社會化方面採取了一些步驟,但進行得並不徹底;俄國人卻這樣子了。西方盟國即使沒有明確闡述過他們的原則,他們還是按照原則行事的,這就是說,他們想要建立的政治社會和德國現行的經濟制度之間並無不相適應之處。民主政治,只要在開頭若干年內能牢固地建立而又加以保護,以後就能紮下根來。任何這樣的想法。都抹煞了德國和盎格魯撒克遜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之間的根本差別。 
  在英美,在較為集中的工業化產生出城市工人階級之前,種種條件使得經濟發展有可能早日開始,並給予中產階級以足夠的力量好從成功的革命中贏得政權。在德國,這種情況之所以不曾出現,主要由於神聖羅馬帝國未能把這個國家鞏固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由於一些小的獨立國家的長期存在所造成的傾軋和衰微,還由於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處。在德國中產階級在政治上覺醒之時,工人革命的危險已經露頭了。馬克思明確教導無產階級要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踏腳石。英美中產階級對於通過他們的革命所固定下來的自由傳統充滿了信心,而且幾乎毫不懷疑地接受了這樣的信念,即醫治人們對社會不滿的方法就是對政治和社會進行改革。然而,德國的中產階級卻對激迸傾向採取了較強的防禦態度。當他們在1848年和1918年有可能通過革命取得政權並用以打垮敵軍、地主貴族和軍事特權階層的257 時候,他們卻屈服於害怕對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義力量妥協,以保證免遭危險。最成功、最富有的產業家們同地主貴族同心協力,接受了他們很多的社會觀點,成為維持現狀的主要支柱之一。無甚成就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本應產生出一些自由社會的領袖,卻由於1923年的通貨膨脹和1932年的經濟蕭多而進一步遭到削弱。mpanel(1); 
  這一歷史背景(這裡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許多次要原因)給我們提供一種依據,大大有助於說明德國社會中顯而易見的軟弱性,如果我們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批判地加以觀察的話。但是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日耳曼和盎格魯撒克遜中產階級之間的表面相似之處,諸如對文化的興趣,對知識的尊重,對衛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態度等,往往都會使人認為他們的思想背景實質上是一致的。如果情況真是如此,一旦德國中產階級牢固地掌握了政權,當然會出現英美那樣的政治社會,這種預料也可能是合乎邏輯的。但實際上,德國中產階級卻給民族主義和納粹黨提供了一些最熱忱的擁護者。因此,把他們看做自由的保衛者,必然是值得懷疑的。被出賣過一次的通行證,還有再次被出賣的可能。 
  有人自然會說,既然德國中產階級不可信賴,權力就決不應落在他們手裡,而應掌握在別的比較能夠信得過的人手裡,特別是要掌握在工人手裡。在這裡,權力必須是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戰爭期間,英美公眾普遍認為,魯爾和萊茵蘭的企業家們和普魯士容克地主一樣,同德國軍國主義關係密切,必須同樣地嚴厲對待。但是,既然俄國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從根本上打擊了容克地主的權力,並產生了一個階級,可以隨時抵制任何開倒車的企圖,那麼還要妄稱紐倫堡的起訴、非卡特爾化以及其他用來對付企業家的措施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無稽之談。因此有些人就認為,土地改革應有徹底的工業社會化與之相配合,工人也應和農民一樣成為(不管怎樣在名義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據說,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證不再發生受工業巨頭資助的(如果說不是受其策動的)獨裁政治的反撲。258 這種分析同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財產所有權的重要性的論述極其相似。但是這種治療方法的提出,難道不正是根據德國和西方民主政治兩者之間似是而非的類推嗎?它假設:在權力移交之時,德國人不論多麼勉強也得接受其後果,正如皮爾和迪斯雷利領導下的托利黨人接受議會選舉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黨人接受坎貝爾一班納曼內和阿斯奎斯內閣的措施一樣。但是,一度實行過的大體上以英美保守主義為特徵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對於那些國家由於歷史發展而產生的權力實際分配情況作過一番現實主義的估價。這樣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動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國就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而在德國,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問的。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樣建立一個自由社會。因為,只要社會內部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集團,自認為有權用武力推翻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並自認為已強大到足以伺機而動,那麼無保留地讓這個集團充分享有各種自由,就會招致災難。無論如何,我們還無法斷言,德國工人被授予權力之後會願意按照自由主義路線來治理國家。然而,即使他們願意這樣做,反動力量也可能十分強大而殘忍,除非無產階級政權是同樣的殘忍和獨裁,就不可能被制服。從政治上來脫,西德人民陣線若不把共產黨人包括在內,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權,而共產黨人是包藏著破壞聯合以達到自己目的的禍心的。英國駐德國的高級官員也許沒有十分清楚地認識到財產問題是多麼重要,而美國人則公開反對對自由企業進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會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個左翼獨裁政權去維持這件事的嚴重危險性,那末,把未能實現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錯誤,那就未免太輕率了。 
  情況既然如此,剩下來的問題是:能否在現存的體制內再花些工夫來更換上層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負責崗位上,並以強迫轉讓個人財產的辦法把這種變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來,從而使倒退現象難以發生。可是實際上,深謀遠慮和不願干預的情緒妨礙了採取迅速行動。一旦戰敗的時刻已經流逝,那麼對這種強行干預的阻力幾乎是不可克服的了。當然,這種行動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問題的。的確,憤憤不平的業主們一定會像抗拒社會化一樣,激烈地抗拒這種轉讓。實踐證明,剝奪公認的納粹分子的社會地位的種種嘗試多259 數成了曇花一現。說不定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如果他們的經濟資源實際上轉給了別人(而不為國家所有),那麼,一旦德國人恢復了行動自由,在新秩序內擁有一定物質利益的集團的產生以及能夠調度出來予以支持的力量,並不足以阻止非正義的倒退進程。甚至還不能斷言,新業主就一定會比老業主開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結論是認為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實際,那麼我們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顯地看出盟國在德國可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 
  不管怎樣,有待於政治改革和非納粹化的現存社會結構在實際上的繼續保持,除了說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國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須填乎鴻溝之外,還出現了東西德之間的另一基本差別。的確,逐步形成這樣一項政策的前景一開始就是很渺茫的,雖然從彼此的利害關係來看,作此嘗試是正確的。溫斯頓·丘吉爾爵士等人已經提供了再清楚不過的記錄,說明在戰爭期間團結的利益顯得更為突出的時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麼困難。不單單是對權力和國家安全的必要考慮使得當時的情況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險消失之時,戰勝國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觀念在環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種環境所必然具有的差異之大,造成各國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讓、互相諒解來彌合這種差距,不僅需要對此情況有所認識(從承認差距的存在開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願望。然而,在俄國人方面,正是這種尋求諒解的願望,似乎被共產主義教義的原則所排斥掉了。這種教義不僅宣傳它的信條是絕對真理,而且教導其信徒們只能按照集體的自身利益、物質力量和爭取統治的鬥爭去考慮問題,只要有一點膚淺的馬列主義知識就可以看出,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雖然由四國組成的政府就是一種將其效率寄托於這種合作的實驗。只要有一點膚淺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樣,就英國人來看,俄國通常所起的作用與其說是同盟合作,不如說是威脅恫嚇。事實上實行四國共同政策的企圖,在執行這一政策的德國行政機構建立之前就早已破滅了。德國問題的整個性質也隨之改變了。 
  當各佔領國開始執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時,佔領區邊界就有了它們本來並不具有的政治意義。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實際代表兩個互相260 競爭的社會制度並受兩大敵對集團戰略利益支配的東西方之間的分歧,則是最難處理的。何況,這個根本性的劃分把一個國家分成兩部分,而這個國家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別的國家吏為民族團結的觀念所迷住。這種情況不是任何一個民族所能泰然處之的,德國人更是萬萬不能。它對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政策永遠起著鼓勵作用:它直接助長戰爭而不利於和平。它還雪上加霜,喪失領土給俄國和波蘭,對此,德國人無論如何是不會聽憑擺佈的。產生巨大災難的內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說明為什麼政治家們願意作出巨大的犧牲以期避免舊事重演。然而,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的話,那麼西方盟國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訂一項和他們平時的政治態度更為一致的對德政策。再也沒有必要去採取一種強硬的方針,以消除俄國人的猜疑了。這倒不是佔領德國的英美人樂意得出這一結論。他們似乎不願承認四國合作的實驗已告結束,並且暫時保持這樣的態度,不論德國人是否喜歡,凡是被認為對他們有益的就給予他們。 
  但是,形勢發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沒有把德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對待,加上波茨坦解決辦法所依據的不現實的考慮,使得這一解決辦法成為西方的絕對責任。當人們清楚地看到,執行工業水平計劃使得英美人面臨這樣一種抉擇:究竟是眼看德國挨餓呢,還是向俄國輸送賠償物資呢?他們認識到這個重擔是英國不能無限期承擔下來的,而美國則不準備承擔。必須使西德做到自給自足,這就意味著不僅要允許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經濟,而且要向他們提供一種生活可以過得去的前景以資激勵。在西德,人口日增,資源漸少,要開闢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為加強工業化而不是拆毀工業。 
  然而,經濟自由與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個現代工業國為了有效地發揮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為政府後盾的居民自動進行合作。德國人在受到戰敗的震動之初,曾經準備給予佔領當局至少是服從命令的那種程度的合作。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軍政府為德國人辦事比他們自己的任何領導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46年殘冬,盟國確保自願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對德國經濟進行長期補貼,又想261 避免加強公開施用獨裁手段,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權力移交給當時已經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並且依靠他們的良知,依靠為將來追求佔領的基本目標而可能向他們施加的影響。把權力歸還給德國人是東西方之間以競爭取代合作之後的必然後果。原來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時間在德國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種優勢力量,已為露骨的拉鋸戰所取代了。而且,在請求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給予支持的時候,又堅持要人家改變特性,這是不易辦得到的。1919年後,德國人不得不在戰勝國中間「贏得同情」,而1945年的戰勝國卻由於他們本身的糾紛被迫在德國人之中競相爭取同情了。 
  如果說盟國在開始佔領時失之於過嚴,如果說英國人和美國人稍許花了點時間使自己適應於變化了的形勢,那麼,後來的傾向卻是流於寬大無邊。起初,看來他們對於取悅德國人的想法幾乎是採取蔑視態度的,到後來他們卻顯得迅即不記舊仇,寬恕為懷了。無可否認,一旦德國成為世界均勢中一個有爭議的、或許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時,征服德國人的軀體就會同征服德國的靈魂成為一個齊頭並進的目標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像佔領初期那樣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經變了。因為,德國僅僅站在西方一邊,這是不夠的。它可能會這樣做,也許因為它相信西方軍隊能夠用來支持他們重新統一和收復失地的企圖。將對西方事業增援而不是威脅的德國只能是這樣的德國: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觀點,從而放棄以武力解決為唯一有效解決辦法的觀念。硬說這種態度在德國已成習慣,或者說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那是悍然不顧事實的。只要德國人認為西方要對他們的支持付出某種代價時,這種態度就不見得會加快樹立起來。當然,德國的身心都屬於四方這一點很重要,但這並不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德國就有照此辦理的可能。戰爭期間的考慮欠周也許使得某些人指望轉化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後來的痛苦經歷表明了非納粹化之難。即使真正的障礙的確在於作為基礎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但改變這一結構的直接嘗試是否可以奏效,我們仍然有理由懷疑。根262 據1945年以來發生的全部情況來考慮這個問題,很容易使人把盟國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設性綱領的整個想法責難為自以為是、空談理論而且不切實際。從這個觀點來看,背景情況使得變革的範圍非常有限,因此德國的未來完全可以交給德國人去處理,他們一旦在第三帝國明顯地遭到失敗時,是非常願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這樣講就忽視了下述的困難:一旦第三帝國不願承認失敗,因而迫使盟國軍隊打進德國中部,盟國就難以袖手旁觀了。他們一到那裡,權力自動會轉入他們手中,他們也就無法避免對政治後果施加影響。立即撤退意味著把德國拋進那個在中歐十分容易蔓延開來的饑荒、疾病和內戰的險境中去。情況很可能如此,如果內戰爆發,三個主要盟國就會發現自己被拖進敵對方面,因為他們生怕看到真空地帶被一個敵視他們的政府所佔據。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風險讓一個共產黨政府進入魯爾,那麼,俄國人也不甘冒風險讓一個「反動」政府到達奧得何。何況俄國人還要從德國人那裡得到賠款,他們如不填滿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佔領不可避免,根據奧地利的情況來類推,立即建立起一個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佔領國都決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為他們相信分散權力會削弱德國,使之不那麼富於侵略性。必須記住,從地理上、經濟上和戰略上來看,奧地利不同於德國。一方面,奧地利的價值不如德國大;另一方面,把一個幾乎沒有生存能力的國家再分成四個部分是不切實際的,在德國還不僅僅是不經濟而已。即使產生了一個中央政府,在一個厭惡其政策的大國佔領區內,哪裡有什麼機會去行使它的真正職權呢?建立一個解除了武裝、中立化而又統一的德國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是,兩大集團的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放棄一個地區;如果把這個 
  地區完全置於另一集團的影響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甚至從軍事意義上說,如果不存在佔領區,分裂本來是可能避免的。美國人對英國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機構的建議加以拒絕,其263 理由儘管是可笑的,但採納這個建議只會把已發生的爭奪地位和勢力變成另一種也許更為尷尬的局面。那就會意味著俄國人進入魯爾,盎格魯撒克遜人到達奧得河。 
  試問哪一個影響最大呢? 
  在波茨坦會議召開以前或進行期間,如果問題變得更為明確,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來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溫斯頓·丘吉爾爵士一道爭辯說:衝突本來就該這樣促成的。除了別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遲德國恢復工作從1945年8 月到1946年8 月的停頓,還有可能防止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組織為了避免盎格魯撒克遜人勾結起來反對俄國人的現象而於1945年7 月拆散。可是後人也許會責怪西方領袖們明目張膽地把一場爭吵強加在俄國人頭上。如果答案好像是本不應該讓局勢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那麼,對問題的探討就必須追溯到1945年以前,因為在盟國採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國不可能早日投降並產生了俄國可能長驅直入中歐的危險之時,實際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國武裝部隊力量遭到決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協性和平,而歷史卻似乎給了我們這樣的教訓:甚至象1918年那種程度的妥協性和平(那種妥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也會是一個錯誤。妥協性和平可能意味著消滅了納粹黨,但絲毫也不意味著根除了德國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魏瑪共和國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再清楚不過的啟示:如果讓德國人自己進行改革,工作是不會做得徹底的。1945年以來發生的一切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盟國誓把德國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棄這一做法的政策會被所有遭到德國佔領的國家看成是一種背叛,會立即使俄國疏遠,會在英美內部引起最激烈的爭論。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戰爭期間企圖爭辯說,納粹主義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據德國的條件要提出一個開明的解決辦法是辦不到的,那就等於說西方為之而戰鬥的原則對謀求和平是不適用的,而且會作出直接有利264 於摩根索派的行動。決不要忽視,對德國人進行「再教育」的意見,是作為一個善意的、建設性的嘗試而提出的,旨在尋求另外一種辦法來代替純粹懲罰性的解決辦法。 
  反對這個政策的論據是:它把一種心理狀態看作是個人力量可加以改變,而不受產生這種心理狀態的環境支配的。假使這種設想是不對的,那麼就可以說,這種嘗試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許會完全落空。可是,事實上盟國正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們已經相信,而且有某種理由相信,如果德國的情況保持不變,二三十年內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就有捲土重來再次威脅世界和平的嚴重危險。他們幾乎不相信,放手讓德國人自己去幹,會產生足夠的變革。要是換用另一套由他們自己出面干預的辦法,把變革強加於德國人,也不見得會完全令人滿意。然而,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說成決非破壞性的方案)。斷言一種局勢不可收拾,無助於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認心理狀態對環境的決定性依賴關係和相信個人的道德責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們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決定的,那麼對他們的行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貶。這也許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雖然馬克思本人對此是有保留的,而馬克思主義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這種觀點行事)。這種觀點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盟國因為相信個人有超脫所處環境的某種可能性,所以始終把他們的政策建立在這樣一種希望的基礎上,就是說甚至德國人也有可能及時地建立一個穩定和寬容的體會。他們不肯承認,改變德國面貌的那種精心的嘗試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今天也無須說它已經失敗了。 
  當然,在今大的兩個德國中存在著許多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靈通的觀察家擔憂。但是,對這些傾向感到吃驚的任何人只會期望發生奇跡,或者對俯拾即是的證據熟視無睹,更重要的是德國內部的一批人,他們似乎也分擔著憂患。當然,一個國家不能完全擺脫它所處的環境,因此指望在德國尋找完全像我們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種發展是徒勞無益的。如果對這一點有不斷深入的領會,盟國的政策本來可以變得更加靈活機動。但是,德國社會必須按照德國的條件來塑造,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然要成為極權主義的或侵略性的。有頭腦的德國人對於他們的歷史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是清醒的,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觀念的普遍歡迎,對重新武裝的深感猶豫。而且,納粹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是不容易使人忘懷的,在東西方衝突中,誰會最先受到打擊也是不容易使人認清的。有些德國人看到某些人為自己的信念奮鬥而遭到了失敗,明白了邪惡之所以佔上風的終極原因。熱心於建立自由社會的人是眾多的,他們已經立下了巨大的功績。在繼續貫徹佔領的積極目的的過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務是加強對這類人士的影響,而不損害他們的愛國聲譽。為此,現在仍然和往常一樣,有必要在寬與嚴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不可否認,俄國人的態度曾一度失之過嚴,現在又鼓勵寬大無邊。但是,如果我們打算贏得德國人的尊敬和合作,我們就必須經得起暫時的驚慌和煩惱的影響。調整這種平衡以適應一時情況所需要的良好判斷力以及防止左右搖擺所需要的堅定性,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危險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一章 盟國政策的形成 
  第一節 莫斯科宣言 
  盟國戰後對奧政策的第一個宣言是在1943年10月30日英、美、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結束時擬定的,其內容如下:聯合王國政府、蘇聯政府和美利堅合人國政府一致認為,奧地利這個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國家要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 
  三國政府認為1938年3 月15日德國對奧地利的強行吞併是無效的。從該日起奧地利所產生的任何變化,三國政府決不受其約束。三國政府聲明,他們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並為奧地利人民以及面臨同樣問題的毗鄰國家尋求作為持久和平唯一基礎的政治與經濟安全而開闢道路。 
  但要提醒奧地利注意:它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但是在最後處理時,必然要考慮到它對自身解放所作的貢獻。 
  雖然這是第一次聯合宣言,但三國政府對於奧地利在戰後歐洲的地位問題,在這以前當然已經作過相當考慮了。就英國而言,重新確定奧地利的獨立,在一個時期內已經成為它所正式承認的一個作戰目標。早在1939年11月12日,當時的海軍大臣丘吉爾在廣播演說中就已經提到這個問題。1940年11月9 日,他在官邸演說中明確宣佈,奧地利是英國為之而開戰的國家之一,英國獲勝後將予以解放。1942年9月9 日,當下院一位議員質詢解放奧地利是否為政府作戰目標之一時,艾登就是請他去查閱丘吉爾的這篇演說的。艾登補充說,政府當然不能在現階段就承認或支持將來中歐任何具體的疆界劃274 定,但同樣並不認為本身要對1938年及以後奧地利發生的任何變化承擔責任。這番話也許應該根據1942年2 月13日丘吉爾致艾登的備忘錄來加以考慮。丘吉爾在備忘錄中對奧地利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希望維也納可能成為「多瑙河聯邦的首府」。當丘吉爾本人考慮到奧地利在戰後重建的歐洲所處的地位時,這種設想顯然佔有突出的位置,因為他在德黑蘭和雅爾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堅持這種設想,而且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多次提到過。 
  英國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年2 月2 日進一步確定的,當時掌璽大臣克蘭伯恩勳爵在上院重申,英國的作戰目標之一是「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奧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說,這個國家未來的政治地位,「從現在起到盟國勝利之日這段時期內,一定要受到奧地利國內及其國外若幹事件的影響……而且必須取決……干將來奧地利人本身的態度,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們的敵人並肩戰鬥」。 
  無庸置疑,英國官方決心恢復奧地利獨立的這些聲明反映了英國公眾對奧地利友好的真情實意。老一代人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維也納仍然保存著感情上的聯繫。而青年一代中有許多人還緬懷著兩次大戰之間在奧地利山間湖畔歡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奧地利風行一時的事物,那是當年威爾士王子遊覽基茨布厄爾和韋爾特湖時開始盛行的。1946年格魯貝爾以奧地利外交部長身份訪問倫敦時,忿然看到英國人或許只把奧地利人視為「有趣的、生活豐富多彩的人民」,而認識不到他們是「歐洲國家大家庭中一個正派、勤勞而有才能的成員」。然而情況比有趣和豐富多彩更糟。許多英國人簡直難以想像一個外表如此樂觀而友好的人民,竟會對德國納粹主義那樣一種僵化的信條真誠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較小的熟悉奧地利的人的圈子內,在表示同情的背後,毫無疑問更為普遍地存在著內疚之感,因為1938年西方拋棄奧地利時,英國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如今政府領導人保證要完全改變對奧政策,使這些人的內疚之感得到寬慰。八年後,一個英國議員(空軍中校沙克275 爾頓)坦率地說:1938年奧地利遭到德國蹂躪是由於我們軟弱無能。1938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當時的情況很明顯,除非這個國家說一句決定性的話,奧地利就會滅亡——而奧地利是滅亡了。因此我感到我們對這個不幸的國家負有特殊的責任。 
  形成英國公眾輿論的另一個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是奧地利流亡者和前奧地利大使喬治·弗蘭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國致力於宣傳奧地利的事業。誠然,這些沛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難者,而是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由於這個原因和其他原因,他們的活動同其他國家具有流亡政府聲望的逃亡集團的活動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語了。1940—1942年間,在倫敦有兩個主要團體。奧地利辦事處是由社會黨前議員海因裡希·阿利納主持的,成立於1939年,從1940年到1942年出版了《自由奧地利》月刊。1941年又組成了自由奧地利運動,把各種政治流派從共產主義者到君主主義者的許多小團體團結在一起,奧地利辦事處也從屬於這個組織。自由奧地利運動出版了德語週刊《時代之鏡》,直到大戰結束之後。除這兩個主要組織外,還有第三個組織,即奧地利社會黨人倫敦局,大部分是由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包括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和奧斯卡·波拉克那樣的傑出人物在內。奧斯卡·波拉克後來成為維也納的社會黨日報《工人報》的戰後第一個主編。這第三個組織拒絕加入自由奧地利運動,其部分原因是該局的許多成員雖然反對納粹,但在一個時期內還抱著與一個民主的德國聯合起來的想法。這三個組織如能團結一致,顯然是有利於奧地利的。但在1942—1943年間雖然作了多次努力,並由英國政府多方予以鼓勵,結果還是沒有聯合起來。奧地利辦事處脫離了自由奧地利運動。1943年11月,在秘密的奧地利工會代表弗朗茨·諾維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新的協會,自稱為奧地利社團代表,是由自由工會、倫敦局、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黨人等聚集起來組成276 的。奧斯卡·波拉克在1945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宣稱,奧地利社團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奧地利運動實際上完全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它並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團體,僅僅吸收了具有非共產主義見解的個人。 
  在大戰期間,流亡的奧地利人和英國的許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軍中組成一支奧地利部隊。丘吉爾本人表示原則上同意這個計劃,但從未實現,雖然到戰爭結束時,據報道大約有三千名奧地利人在英國軍隊中服役。 
  在莫斯科會議前,關於奧地利的未來地位,美國似乎不曾有過比較正式的聲明。美國忙於對日作戰,又受孤立主義影響,國務院所關心的是戰後大國合作的總的原則問題,而不太注意對待個別國家的具體政策,特別如本書前半部所論述的,戰後如何處理德國尚無定見,把這一切綜合起來,在1941—1943年間,從大西洋彼岸來看,奧地利問題似乎是一個很小的問題。1941年12月,丘吉爾首次會見羅斯福時,如果談到了分割德國——看來有可能——他會順帶提到奧地利問題,這樣猜測似乎是合乎邏輯的。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1 月建立了戰後問題咨詢委員會。該委員會在研究分割德國的計劃期間,毫無疑問考慮過奧地利問題。然而,有鑒於陸軍部和國務院的意見分歧長期阻礙美國制訂一致的對德政策,注意一下這樣的事實也許是並非毫無意義的:1943年10月28日,當時的陸軍部長、前任國務卿史汀生在他的日記裡寫下了他對那時正在莫斯科討論的恢復奧地利獨立問題的懷疑:他們顯然一點也不領會,需要從根本上作出適當的經濟安排來使和年持久鞏固。……如果恢復二十五年前凡爾賽和會對奧地利所安排的地位,為什麼他們會使奧地利271 重新處於不能自給自足的狀態,看來他們對此全然沒有考慮到。戰後的中歐要有飯吃。要吃飯就得免除關稅。mpanel(1); 
  美國在莫斯科會議前的想法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對最後一個奧地利國王查理士的長子奧托大公所採取的態度,他是前奧地利流亡在美國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難者。1940年他和其他許多紐約公民一起註冊去服選徵兵役,但根據法律他是一個匈牙刊人,因此不能為美國軍隊接受。顯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認他是一個奧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腦,在美國到處演說,聲稱捷克人、斯洛文尼亞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統治。1942年,他取得很大進展,足以打動美國陸軍部接受一項計劃,由他的軍事委員會招募一支奧美特種軍團。但是僑居美國的幾個經過政權更迭的國家的前政府成員以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國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國務院不得不出面干涉,並於1942年4 月正式否認它有恢復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圖。陸軍部接受暗示,在8 月份宣佈奧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然而直到1944年4月11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國防務哈佛小組主席拉爾夫·巴頓·佩裡教授關於美國偏愛奧托大公的主張,聲明美國政府將授脅任何一個與共同敵人戰鬥的組織,不過這種援助「所採取的形式,不應損害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一國人民享有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權利」。 
  法國的對奧政策,由於明顯的原因,直到較晚的時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然而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大戰之前有許多奧地利人逃往法國,1939年,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數人已經投身於法國軍隊。許多人在讓他何選擇進拘留營或進外籍軍團中服役時,都選擇了後者,不料後來在法屬摩洛哥給德國人關進了拘留營,然後由盟軍把他們釋放再度參加部隊。作者本人認識的一些人,在他們最後回國之前的四年間都相繼穿過法、美、英三國的軍服。在法國本上有一個奧地利民族陣線,它與受共產黨人控制的自由奧地利運動有聯繫,述有奧地利解放協會和社會黨等組織,都因民族陣線帶有共產黨色彩而拒絕與之聯合,但它們與民族陣線一樣,也同法國抵抗運動合作。在自由法國部隊中確實組成過一支奧地利部隊,那只是1945年4 月25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發表前蘇聯的對奧政策,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訪問莫斯科時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爾匯報說,他首次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談時,斯大林就扼要敘述了他對戰後歐洲和處理德國的計劃,顯然毫無保留地建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此外,與此有關的是,1938年納粹吞併奧地利後。有三個著名的奧地利共產黨人曾在蘇聯避難,他們是前共產黨書記約翰·科普萊尼希,恩斯特·菲捨爾和弗朗茨·霍納。菲捨爾後來在莫斯科電台向奧地利作定期廣播,直到他在戰爭結束時歸國為止。霍納後來在南斯拉夫積極從事游擊活動,成為奧地利游擊隊的領導人。共產黨人的宣傳,不論是在莫斯科電台的廣播,還是在英國和別處的自由奧地利運動的宣傳,其主題都是宣揚民族主義和建立民族陣線。在倫敦的若干非共產黨組織曾提出恢復1929年修改過的1920年共和國憲法,作為奧地利戰後政治結構的暫定基礎,對此,共產黨人在莫斯科會議前後均未加以反對。 
  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國代表在莫斯科坐下來討論奧地利問題時,對於宣佈279 一項總政策會不難達成協議。事實井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對當時發生的情況敘述最詳的材料是美國代表團成員菲利普·E ·莫斯利的記載。他說,艾登、科德爾·赫爾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會談中都同意發表一項關於奧地利的聲明,鼓勵奧地利人「為本身解放作出貢獻」,並允許他們獨立。這樣一個聲明的草案是事前在倫敦和華盛頓分別準備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較,英國人寧願採用美國的文本。因此這一丈本就「借給」了英國人,由艾登在會上提出,其後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聯合王國)、詹姆斯·C ·鄧恩(美國)和安德烈·維辛斯基(蘇聯)組成的起草委員會。 
  就在這時候,蘇聯的政策第一次顯示出有了變動。在起草委員會的幾次冗長的會議上,維辛斯基堅持要另加一條,斷然地強使奧地利承擔「政治上和物質上對戰爭的全部責任」。英國和美國代表立即予以反駁,他們認為這與三國已宣佈的目標,即把奧地利當作侵略的受害者來對待,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他們爭辯說,奧地利不僅在被德國併吞後不丙是一個國家,因而對1939年及以後希特勒的行動絕對不能負責,而且,提出「物質上的」責任,意味著奧地利要接受賠償的要求。要求賠償與公開聲稱希望重新確定奧地利的獨立,兩者幾乎是互相牴觸的。不管怎樣,奧地利經濟的全部資源只能補償德國戰爭破壞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們雖然抵制,維辛斯基還是固執己見。最後英美兩國代表作了這樣一種程度的讓步,把那條修改成「奧地利……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實際上還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話。這種讓步雖然是真心誠意地為了想像中的盟國團結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現在回顧起來,卻鑄成了大借,給戰後處理奧地利問題經年累月不斷帶來糾紛,甚至在1955年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後對其經濟還繼續產生破壞作用。 
  對另外一個問題,蘇聯也表示反對。莫洛托夫嚴峻地拒絕了艾登提出的關於允許歐洲小國聯合起來的建議。這一建議無疑是反映了丘吉爾的「多瑙河聯邦」的計劃。280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對艾登第一次談到戰後的目標時,只是提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1943年蘇聯加進要奧地利承擔責任的條款,乃是克里姆林宮業已增強自信心的一種尺度。1941年冬,德國軍隊一直在敲著莫斯科的大門,蘇聯正處於時運最壞、聲威最差的時候。有某種跡象可以設想,當時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毀之前可能會同盟國妥協。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對於西方盟國可能打算保存德國的實力用以對抗蘇聯的做法,自然要加以關注而採取對策了;而讓奧地利獨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國的這一企圖。可是到了1943年,蘇聯著著勝利,使戰後前景完全改觀。單純救亡圖存的問題不復存在了。德國的侵略狂瀾已被堵住,而且已經逆轉了。基輔解放在即。首先是納粹侵略者給蘇聯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就使賠償損失成為蘇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向一個剛恢復完全獨立的國家索取賠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承擔:「對戰爭的全部責任」,那就可以據理向其索取賠償了。 
  莫斯科會議後三國外長發表的比較全面的公報被視為三國協調的新跡象,受到評論界的歡迎。在這一片讚揚聲中,關於奧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變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聲仍然可聞。12月2 日,《泰晤士報》就發表了一篇社論,一方面祝賀莫斯科會議不採取公開宣佈對待具體國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這一良好準則的例外」。《泰晤士報》認為,毫無疑問,奧地利人急切地等待著聯合國家把他們從希特勒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也毫無疑問,全體奧地利人將有決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國家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存在於歐洲,它的政治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與1919年所建立的組織根本不同。《泰晤士報》說,這種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誠然得到了承認。但是,對整個歐洲的未來組織應該首先作出決定,然後才能對具體國家的前途作出明細的決定,而且決定的內容是受組織的性質制約的。這項原則運用於「奧地利問題具有特殊的說服力」。281 顯而易見,丘吉爾在設計多瑙河國家聯邦時就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史汀生在考慮奧地利的經濟生存能力時也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這一觀點,在英國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但實際上,這種對於整個歐洲組織的關切,由於戰後「鐵幕」把東歐和歐洲其餘部分隔絕開來而落得一場空。何況,麻煩的程度更甚於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種模稜兩可的成分引進了戰後處理奧地利的計劃,使奧地利永遠不能擺脫。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應「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因此,按理應當受到與其他被德國佔領過的國家如法蘭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等國同樣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的,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據此推理,它應受到與德國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懲罰。英美兩國代表當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慮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們對於維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卻並不十分成功。 
  的確,宣言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奧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認奧地利是一個特殊情況。無可否認,許多奧地利人曾經在開始時歡迎過納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確熱情地執行過納粹的某些最令人厭惡的政策。但這絕不等於奧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贊成納粹的整個政策或行動。說奧地利納粹分子本質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通敵者,或者比後者更應受到指摘,這也是不確實的。更進一步說,在希特勒進入奧地利的幾個星期之內,行政機關的所有主要職位,以及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控制權,都由德國人接管了,就連奧地利的納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於使用同一語言,希特勒在奧地利實行納粹黨的「劃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區既迅速而又徹底。到1939年,奧地利己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權利來表達其民族地位和國家主權了。在這種情況下,說奧地利因為參加了希特勒的戰爭而要承擔責任,這是對事實的一種嘲弄。 
  然而,一部分與納粹德國雷同的事物一經傳入,不是282 馬上就可消除的。戰後對奧計劃與戰後對德計劃有必然的聯繫,從而遇到隨之而來的一切混亂和拖拉,此外還有一個不利條件,即同對德計劃相比,對奧計劃被認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緊迫的問題。 
  第二節 歐洲咨詢委員會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議結束之時,曾決定在倫敦成立一個歐洲咨詢委員會,以解決戰後歐洲問題並向英、美、蘇三國政府提供建議。但在論述三國政府審議奧地利問題之前,這裡順便扼要地談一談丘吉爾的「多瑙河聯邦」計劃的發展情況。雖然歐洲咨詢委員會從未特別考慮過這一計劃,但到1945年2 月為止,實行這項計劃的可能性並未最終喪失。 
  戰後如何處理德國問題、在莫斯科已經作過一些討論。11月份在德黑蘭,當羅斯福提出把德國一分為五時,丘吉爾建議將德國南部某幾個州併入多瑙河聯邦。這一建議之所以成為畫餅,是因為斯大林表示反對,其態度之堅決與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會議上提出反對時一樣。這事擱置了一年。1944年10月丘吉爾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時,又提出這個問題。這一次丘吉爾轉告羅斯福說,斯大林與他先前的觀點相反,將會「樂於看到維也納成為包括奧地利、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在內的德國南部諸州聯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爾進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進去的建議。 
  上述安排當然要取決於三國的正式認可,但並未立即遭到羅斯福的反對,他表示願意在即將在雅爾塔舉行的三國會議上予以討論。但那時丘吉爾雖提出這一問題,斯大林又建議在當時當地作出如何分割德國的決議,實際上這個問題並沒有進一步予以討論。丘吉爾本人說,三國雖都同意分割德國,但實際上做起來卻非常複雜,五六大內是難以解決的。分割德國問題經提交外長們去研283 究,責成他們擬訂一份計劃以供討論。建立多瑙河聯邦的建議看來不曾進一步研究。5 月9 日,理查德·勞對下院一位提出質詢的議員說,在雅爾塔沒有討論過佔領奧地利問題。 
  歐洲咨詢委員會討論奧地利問題,是以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為基礎的,雖然這項宣言含有若干言外之意。必須規定建立一個獨立的奧地利政府,恢復1938年前的奧地利疆界,並使奧地利的所有國家機構擺脫納粹的控制和滲透。但要保證達到這些目標,在奧地利也和在別處一樣,顯然有必要一開始就予以佔領。因此歐洲咨詢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要在戰勝國之間公平分擔佔領的職責。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己於1943年11月16日從阿爾及爾發表一項聲明,表示接受莫斯科宣言中的原則,可是這時它還沒有代表參加歐洲咨詢委員會。因此奧地利佔領區的劃分起初只是按三大國佔領的角度來考慮的。根據設想,美國將參加佔領,因為它和其他兩國聯合發表莫斯科宣言。1944年1 月14日,歐洲咨詢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英國和蘇聯都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各自的草案。但是,這種設想不久就顯然成為泡影了。英國在1 月15日首次散發的劃分德國佔領區的建議,分配給美國的佔領區包括德國南部和整個奧地利,其人口大約相當於建議中的英國佔領區(德國西北部)和蘇聯佔領區(德國東北部)的人口總和。這和英國從意大利或法蘭西進攻中歐的設想是一致的,這次進攻的部隊主要將由當時控制意大利的美軍來提供。蘇聯在2 月18日首次提284 出的建議中接受了英國擬議的東部佔領區,但主張把奧地利從佔領德國的計劃中劃分出來,不劃歸佔領德國南部的國家,而由三國共同佔領。蘇聯代表指出,他對英美兩國之間如何劃分佔領壓問題不予過問。這兩個建議,美國均未接受。3月份,總統送交美國參加歐洲咨詢委員會的代表懷南特一項建議,主張美國佔領德國西北部地區,而把德國南部和整個奧地利劃歸英國佔領。 
  羅斯福總統不願化美國軍隊參加對奧地利的佔領,似乎是出於兩種主要的考慮。第一,他顧慮孤立主義者批評他把美國精力集中於德國而不集中於日本的決定;他還覺得德國戰敗後,如果將美國軍隊重新部署到遠東去,那麼從易於到達德國北部諸港和海峽諸港的方位出發比從南部內陸地區出發要方便得多。第二,他似乎認為佔領德國南部和奧地利地區,有使美國捲入英蘇兩國在巴爾幹半島抗衡中去的危險。我不希望美國背上戰後重新組織……巴爾幹半島諸國的包袱〔他對赫爾說〕。我們遠處三千五百多英里之外,這不是我們本身的任務。確切他說,這是英國的任務。……必要的是,美國佔領軍對南歐將不承擔任何責任,只要哪一天確能撤退,就將盡早地撤退。當時對他有影響的第三點考慮是,法國在戰後可能混亂動盪,他認為這說不定會危及駐在南歐的美國軍隊的交通。總統所持的這種態度,雖然沒有得到國務院的支持,卻得到了陸軍部的贊助。但在那時,政治上的考慮應從屬於打贏戰爭的純軍事目的,這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英國的意見,如俞所述,一開始是從在意285 大利的兵力部署出發的。即使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陞遷到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美國軍隊不復控制意大利的時候,英國主張由美國軍隊承擔佔領奧地利的原意,在制定「霸工」計劃的過程中仍然未變,因為英國設想由駐紮在英格蘭東部的英軍攻入北歐,由駐紮在英格蘭南部和西部的美軍攻入南歐——因此也攻人奧地利。如果採納羅斯福總統關於美國佔領德國西北部地區的建議,那麼業已擬就的「霸王」行動的整個軍事計劃就要受到影響。進一步的考慮是,如果以後要分一個佔領區給法國,那麼從法國毗鄰的南部美國佔領區中劃出嗓是方便的,而且在美國軍隊按總統已表明的重新部署兵力的意圖撤退時,法國佔領區便可加以擴大。 
  以美國為一方和以英國與蘇聯為另一方的意見分歧,由於美國政府內部看法不一致而進一步複雜化了。英國代表身處本國首都,具有一切有利條件,便於獲得最高決策人的指示。而美國代表卻不得不在駐倫敦的安全工作委員會指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受權代表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來協調指示的,但實際上卻因各自需要取得華盛頓的上級批准而束縛住了手腳。即使在華盛頓,陸軍部的民事局有一個時期也拒絕合作,其理由是德國投降與佔領德國純屬軍事問題,因此安全工作委員會無存在的必要,就此而言,歐洲咨詢委員會本身也是多餘的。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咨詢委員會中關於奧地利問題的工作遭到嚴重的拖延,這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與此同時,「霸王」計劃的進攻日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至少讓參加進攻的部隊得到指示。駐在英國的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和地中海地區的盟軍最高司令官非正式地同意作出一項安排,於1944年4 月10日正式開始詳細制定奧地利軍政府計劃。1944年4 月28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戰敗或投降前的德國軍政府的聯合指令」,規定這項政策由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在某所部於敵人戰敗或投降前攻佔德國或奧地利的領土286 時予以實施。指令指出,該指令在「敵人投降前,為與歐洲咨詢委員會提出的聯合建議相一致」,其內容可以更改。指令還包括一項「奧地利政治指南」,強調佔領奧地利與古領德國的政治目標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指南提到,佔領區居民可能抱著一種比較友好的態度,這就沒有必要完全禁止與之親善;除了消滅納粹和維持秩序的指示外,指南還重申莫斯科宣言既定的政策,其昏的是把奧地利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並為建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鋪平道路。因此應該鼓勵那些「沒有因追隨納粹而被玷污的」奧地利人去取代佔據許多地方政府職位的德國人。在禁止納粹教條和納粹宣伶之外,還要禁止「泛日耳曼主義與重新和德國聯合」的宣傳。同時,指甫還規定,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應準備給予奧地利比德國更多的政治活動自由。 
  但是,儘管有了這些指示,美國參加佔領奧地利問題在政治上還未肯定,這說明倫敦的民事工作計劃起初幾乎完全是按照英國的意見制定的,雖然美國代表當然也隨時瞭解情況。有一個小組著手開展工作,後來成為對德和對奧管制局的一個組成部分。1944年的春夏兩季,這個小組在以陸軍部的F ·傅丈申爵士為主席的委員會指導之下繼續以這種形式存在。經濟作戰部和新聞部在搜集奧地利當前狀況必要的情報方面也取得了進展。沒有這些情報,民事工作就無從進行,可是在其後好多個月年,關於佔領區的劃分及關於工作委員會的組織,都幾乎沒有一點明確的消息。 
  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頒發的指令,一開始就以服從隨後由歐洲咨詢委員會提出的政治建議為條件,其日期正好和羅斯福第一次有保留地同意美國佔領奧地利不謀而合。懷南特因為要獲知明確的政策決定還存在著困難,於是在5 月份飛返華盛頓,帶回了總統的意見,同意美國在「國家一級上」參加管制奧地利——例如,通過派遣美國代表常駐維也納聯合司令部,同那裡可能建立的任何一個中央權力機構接觸,但並不真正佔領任何領土——287 然而對於派遣佔領軍的實際規模並未作出承諾。這種讓步由懷南特於5 月31日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宣佈了。這時候,美國政府內部交換意見的情況再度趨於複雜,因為懷南特的行動看來事先沒有通知國務院,特別是沒有通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儘管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於4 月28日向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頒發過一道指令,參謀長聯席會議卻於6 月9 白又向地中海地盟軍最高司令頒發了另一道指令,堅持美國軍隊不得使用於南歐,包括奧地利在內。隨後出現的混亂以及設法使文件協調的工作,一直到10月才最終解決。那時盟軍司令部的工作方始取得真正的進展,準備組織佔領初期的奧地利軍政府。 
  與此同時,歐洲咨詢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在7 月1 日建議三國共同佔領在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範圍內的整個奧地利。四周之後,即7 月31日,懷南特進一步確認美國接受在國家一級上參加管制奧地利,但只在維也納派駐一支象徵性的部隊。 
  這至少說明有了一些進步。因此英國代表於8 月21屍提出建議,設想採用三國管制中央的制度而申英蘇兩國聯合予以佔領。 
  但是,德國西部的兩個佔領區如何分□這個中心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而對這個問題遲遲不作決定,反過來使管制奧地利的進一步規劃也延宕了下來。直到英美兩國政府首腦於1944年9 月舉行第二次魁北克會議(「八邊形」)時,羅斯福才最後接受英國原先提出的建議,由美國佔領德國西南部地區。此時雙方又同意對奧地利應分別進外理。歐洲咨詢委員會再次考慮了這種主張,於是11月13日蘇聯代表提出了一個劃分三個佔領區的新草案,規定蘇聯佔領下奧地利和施蒂裡亞的東半部,英國佔領下奧地利和施蒂裡亞的西半部,外加卡林西亞,美國佔領上奧地利、薩爾茨堡,福拉爾貝格和蒂羅爾,包括東滯羅爾。蘇聯的計劃同時規定了三國對維也納本身的佔領:蘇聯佔領東北區,包括內城;英國佔領西北區;美國佔領南區。288 對這些新建議的討論,這時受到了新出現的兩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在丘吉爾和艾登10月份訪問慕斯科期間已經取得一致意見,應邀請新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參加歐洲咨詢委員會。三國政府發出正式邀請的日期定於11月11日。法國接受邀請乃是預料中的必然結局,而且意味著在那天以後不久,法國對於解決問題將有發言權。既然歐洲咨詢委員會的一切決定必須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到目前為止解決的任何問題不得不重新予以討論。第二,1944年10月28日,保加利亞政府和蘇聯簽署了停戰協定,美國從這個事件中吸取的經驗表明,在任何一個解放了的中歐國家裡,佔領國所施加的影響之大小很可能直接與駐紮該地的軍隊的多少成正比例。在保加利亞,儘管管制工作委員會是國際性的,但很快就明顯地看出,真正有力量的是蘇聯,因為它的葷隊實際上佔領了整個保加利亞。第一點考慮刺激歐洲咨詢委員會的代表力圖使德國佔領區的協議得到簽署,從而剛好在法國被委員會正式接受之前,即11月14日,簽署管制機構議定書和佔領區議定書。第二點考慮對說服羅斯福相信下述觀點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在奧地利取得一個完全的美占區畢竟是可取的,特別是因為美國接受了毗連奧地利的南部德國佔領區,軍隊的補給問題這時已不大了。從這個觀點出發,雖然有相當一庚時間的延宕,1945年1 月5 日懷南特接到了指示,要他接受1943年11月13日的蘇聯建議,但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見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按軍事理由提出並經國務院同意的。法國雖於1944年11月11日應邀參加歐洲咨詢委員會,但到11月叮日才實際參加。那時法國代表立即要求在德國劃出一個法國佔領區,但表示不可能有足夠的法國軍隊去佔領奧地利地區,只能在國家一級上參加對奧地利的管制。但是,當美國表示它決定在奧地利取得一個完全的佔領區時,法國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於是1945年1 月29日英國代表提出一個新的草案,規定法國完全參加對奧地利的管制,這一草案就變成了最後的佔領區協議的基礎。289 英國草案對蘇聯在1l月份提出的建議作了件多重要更動。它不僅設想出一個由福拉爾貝格和蒂羅爾(不包括東蒂羅爾)組成的法國佔領區,並且設想法國享有和其他三國同等的地位來參加管制,即在維也納的盟國委員會中包括法國成員,並在維也納城的東南部建立法國管制區。此外,原來蘇聯政府建議的英國佔領區,其界線是不顧德國的邦界和奧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專區界限,把施蒂裡亞州和上奧地利州一分為二;英國人建議不採取這樣的劃法,而是以1937年12月31日奧地利的國界為基礎,按德國在奧地利境內的分區界線來劃定不同的佔領區。他們認為,這種劃法有可能利用現存的州級行政機構,便於管制。根據這點,英國建議把整個下奧地利分給蘇聯,包括布爾根蘭的北半部;把上奧地利和薩爾茨堡分給美國;英國則分到卡林西亞、施蒂裡兀布爾根蘭的下半部和東蒂羅爾。至於維也納的劃分,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都建議佔領國應沿襲納粹所劃的維也納區,而不是僅限於蘇聯建議的維也納城區。英國人把這個大維也納的西南部劃給自己,西北部劃給美國;東北部劃給蘇聯。內城則由四國共同佔領,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個指揮官組成的盟國間管理權力機構來作出安排。這四個指揮官還負責「大維也納」區的聯合行政管理。一俟軍事情況允許,不遲於德自簽署軍事投降條約或停止首組織的反抗之日,全部協議應立即付諸實施。就建議中的各國佔領區來說,蘇聯代表在接受時提出兩個重要保留條件。他希望在蘇聯佔領區內,第一要包括上奧地利中位於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爾根蘭州的施蒂裡亞部分,因為這一部分是1938年10月1 日納粹法令頒布後才劃出去的。他還維持原來的「小」維也納的建議,就是說要恢復1937年12月31日的維也納邊界線。蘇聯代表提出的兩點界線更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可以讓蘇聯控制住奧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個邊界,還控制住奧地利境內整個多290 瑙河北岸。然而這兩點要求都被承認了。據埃裡克森說,對於第一點要求是美國讓步的,儘管懷南特加以反對,止步的原因是這一要求「沒有重大的軍事考慮」。對於第二點要求是英國讓步的,旨在希望蘇聯代表不會繼續反對英國關於劃定維也納界線的建議。 
  實際上,蘇聯提出的修正只是對英國草案建議的劃分各國佔領區有所修改,此外並無實質性的變動。談判,中最困難的是關於維也納本身的安排。事實上,細節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把整個文件的簽署一直拖到7 月份。這裡也應該提一提,雖然法國佔領區的範圍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內暫時取得一致意見,但政府一級一時還沒有批准。2 月份,丘吉爾在雅爾塔力爭讓法國完全參加對德和對奧的管制,斯大林勉強予以同意。但是直到5 月份英美兩國之間解決了德國的法占廈的細節之後,美國方始同意英國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內提出的有關奧地利法占區的建議。與此同時,民事工作計劃也以加速的步伐進展。魁北克會議決定對奧地利的處理要與德國區別開來以後,英國的奧地利計劃組——當時在副專員(民事)w ·H ·B ·麥克(後來是亨利·麥克爵士)指導下——便從德國計劃組中分了出來,同時管制委員會中英方的人員也經充實,與駐意大利的盟軍司令部密切合作。經盟軍司令部見歷山大無帥同意,T ·J ·W ·溫特頓(後來是爵士)准將被任命為副專員(軍事),負責協調把管制委員會的英方人員於1945年春季送到意大利與美方的人員會合。美方人員當時已經集結,並於不久前已經進入意大利。法方當時還只在組織過程中。 
  第三節 奧地利抵抗運動的影響 
  如前所述,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說,在最後處理時,要考慮到奧地利自己對其解放所作的貢獻。這一條291 款所根據的是對其他被佔領國家,特別是對意大利所作的類似的政策聲明。而寫上這條顯然抱有雙重希望,一是促進反抗運動的興起,二是便於使擺脫納粹羈絆的獨立政府能產生。雖然看上去這未必是蘇聯的戰後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戰爭的最後兩年內興起一個強大的奧地利反抗運動,會扭轉局面,有利於戰後階段對奧地利作比較寬大的處理。但事實上奧地利的反抗運動從未象法國、意大利和希臘那樣對盟國政策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從未存在過一個奧地利流亡政府。誠然,有一批參加奧地利抵抗運動的人後來在重新組成的行政機構中擔任了職務,但重要的情況是,戰後第一個奧地利政府中的領導成員,除外交部長卡爾·格魯貝爾外,並不是從流亡歸來任職的,也不是來自游擊司令部,而是在集中營中經過了嚴峻的考驗。伐後第一個當選為奧地利總理的和奧波德·費格爾本人,從1938年到1945年就在各種集中營裡度過了五年零八個月。實際情況是,在奧地利開展抵抗運動比在任何其他被納粹佔領的國家裡要困難得多。自1938年4 月2 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達豪以後,在德國佔領初期,蓋世太保的控制就在於清除一切能夠鋇導任何形式反抗的奧地利人。共同使用一種語言,儘管口音與方言上有些區別,對密探的滲透和對管理細節方面的嚴格監督還是非常便利的。全國一切主要職務都為德國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處於德國控制之下,奧軍中尚存的部隊被互相隔絕而且遠離祖國。還有幾個其他因素,雖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牽制其興起。第一,納粹確曾不遺餘力地破壞奧地利的國家地位,甚至這個國家的名稱都很快消失了,奧地利先是292 變成「東部邊區」,後來僅稱之為「大德國的多瑙河區和阿爾卑山區」。但奧地利的國家地位是凡爾賽和約確立的,而且無論如何還不過是最近的事。在奧匈帝國的內部戰爭時期,奧地利人民的一般傾向,不是忠於他們國家的整體,而是忠於維也納,忠於哈布斯堡王朝,忠於社會主義運動或忠於其他局部性和地區性的利益。到1931年5 月31日,蒂羅爾、福拉爾貝格、施蒂裡亞和薩爾茨堡等州的州議會都曾分別試圖脫離新建立的共和國,伺德國結成聯盟。第二,奧地利人在1934年至1938年間已習慣於生活在獨裁政權之下。如果說那種政權比意大利或德國的獨裁政權溫和一些的話,它卻仍然沒有排除新聞檢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奧地利共和國在經濟上一直是依靠國際聯盟的一系列貸款來維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 月維也納信貸儲備銀行倒閉為開端的世界經濟危機開始之後,奧地利的失業和貧困長期持續,顯然無可救藥。第四,也是最後一點,奧地利人的隨和性格使他們不幸地傾向於無所作為,聳肩忍辱,而不願以卵擊石。他們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觀(用丘吉爾的話來說)西方在1938年「優柔寡斷」,拋棄了奧地利),他們意識到德國的力量是莊倒一切的,而羅馬天主教會一開始就對納粹統治默然承認——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一種無依無靠和自暴自棄的普遍感覺。 
  一些具有幾百年民族意識的國家,遭到德國的入侵與佔領,其繁榮與財富,在一個世代內再一次被摧毀,那麼奧地利國內的反抗運動,在規模上不如這些國家,從所有上述情況來看,本是不足為怪的。而比較令人驚奇的倒是奧地利的反抗最後竟達到那樣高的水平。因為到1955年將這段經歷的材料充分搜集起來後加以描繪,就可以看出奧地利人反對納粹主義的範圍之廣,超過大戰結束時的一般推測,穢及的地區比實戰期間西方陣線所知道的還要廣泛。 
  儘管奧地利納粹分子對1938年的德奧合併無疑地表示歡迎,其他許多人也表示消極接受,但當時維也納最可靠的消息認為,如果許士尼格能夠貫徹他原先的意圖293 在1938年5 月13日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對此的最好證據也許是希特勒要用壓倒一切的兵力來實行吞併。要不是許士尼格在最後一分鐘宣告「德國人的血不可流」,繼而命令部隊不得抵抗,奧地利軍隊雖然眾寡懸殊、孤立無援,但也可能會對德國入侵作出某種程度的負隅反抗。實際情況是,最初的反納粹運動似乎來自羅馬大主教徒,從1934年起,任何有組織的社會黨尚不存在,他們是唯一能夠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紅衣主教因尼茨爾悔恨自己一開始就投降,於是引火燒身,敢於冒犯佔領國,在10月10日寫給教區教友一封公開信,闡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責任按其信仰撫育子女。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的羅馬天主教徒也許為紅衣主教的這種強硬態度所激勵,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屬的反抗組織。與此同時,在軍隊裡,在君主主義者中,在共產黨小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組織。共產黨小組事實上從1934年起一直是在活動的。戰爭爆發後不久,奧地利部隊就發生兵變,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領導人剛被逮捕,別人就立即挺身而出,來接替他們。 
  然而,蓋世太保的殘忍使人們小心翼翼。反抗運動在長時期內只限於這一類的鬥爭,如在工業生產上採取「消極怠工」,用竊竊私語進行宣傳,由醫生提供虛假診斷書等。到1942年第一批消息開始傳到國外,說前線的奧地利士兵紛紛逃跑,奧地利的工廠多次舉行罷工,示威遊行,以及包括炸毀多瑙河上科爾諾伊堡港的種種破壞活動等等。1943年3 月,奧地利青年聯盟主席彼得·馮·阿爾貝特在倫敦宣稱,許多機密報告證實了奧地利「全民的反德態度」,他還談到「納粹衝鋒隊與奧地利工人經常在街頭毆鬥」。 
  1943年下半年,盟軍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獲勝的消息鼓勵了各種形式的反抗,最後當莫斯科宣言中關於奧地利部分的內容公之於眾的時候,它無疑地激起了奧地利人對他們國家戰後將會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從那時起,一直到戰爭結束,有關奧地利國內與日俱增的反抗納粹的消息開始紛至沓來。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組成的一支奧地利游擊隊,在包括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和天主教294 徒在內的反抗組織的鬆散聯盟即奧地利自由陣線領導之下,以福拉爾貝格的兒個地區為中心開展活動。這些游擊隊的某些部分,被蓋世太保和黨衛隊趕出基地之後,經由卡林西亞和施蒂裡亞到達斯洛文尼亞,參加了鐵托的部隊,於1944年11月在斯洛文尼亞組成一個奧地利營,由南斯拉夫指揮,士兵和軍官都是奧地利人。其他反抗組織在布爾根蘭、施蒂裡亞和蒂羅爾的不同地區也開展戰鬥,其人員的來源相同而政治目標則各異。作為1944年7 月20日秘密計劃的一部分,德國的反抗運動和奧地利的掩護行動建立了聯繫。在奧地利兩個軍區的東部,逮捕二十名納粹黨要人的計劃執行得很成功。據說,如果不是德國秘密計劃遭到失敗,奧地利的計劃就會完全徹底地執行。實際上蓋世太保隨即採取行動,逮捕了一萬多名奧地利人,維也納的納粹法庭每月判處死刑的人數多至四百名,然而這種鎮壓的凶焰並沒有遏止住奧地利的反抗活動。1944年12月,在戰爭接近結束的時候,一個新的委員會成立了,即奧地利臨時國家委員會(P.OeN.)。它負責指導許多地區特別是維也納區的反抗運動。各種地方組織加入了這個委員會。特別在蒂羅爾,由後來的外交部長卡爾·格魯貝爾領導的地方委員會,在美軍到達以前奪取了因斯布魯克的政權,其後成為當地的州政府。奧地利臨時國家委員會(P.Oe.N. )的軍用紋章O5(以5 代e ,因為e 在字母表中是第五個字母),成為整個奧地利皮抗的象徵。奧地利臨時國家委員會的領導機構是七人委員會,包括社會黨人兩名,天主教徒蔭名,共產黨人一名,自由黨黨員一名,無黨派一名。以後倫納政府的核心就是由這個委員會中的某些人組成的。 
  1945年初期,奧地利臨時國家委員會首次與外界取得聯繫。這種聯繫是通過瑞士的奧地利組織「瑞士聯絡處」建立的。2 月份,委員會派了一個代表去巴黎,設法與盟軍取得了聯繫,把委員會的活動情況告訴盟軍,並要求支持。3 月份,一個年輕的反抗工作者弗裡茨·莫爾登訪問駐卡塞塔的盟軍司令部,要求盟軍不要轟炸奧地利的非牟事目標。莫爾登獲得了一個特殊身份,擔任了駐意大利美軍的聯絡官。 
  與此同時,奧地利自由陣線於3 月11日發出一份備忘錄,說明它的組織和活動情況,建議允許奧地利招募一個兵團,參加聯合國家一邊作戰。這個建議顯然因提得太遲而未能實現。總之,備忘錄是在4 月底才送到倫敦的。 
  然而,所有這些活動同其他許多國家的活動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國為在那些國家,有了盟國人力物力的滲透,能夠建立起具有高度組織性和作戰實力的部隊,相形之下,奧地利不免處於劣勢。1944年9 月,科德爾·赫爾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警告奧地利說,奧地利要作出可為盟國考慮的貢獻,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了。一個月以後,喬治·弗蘭肯斯泰因爵士從倫敦作了廣播,呼籲國內同胞「打開鎖鏈」。甚至在1945年3 月,艾登還對下院議員說,奧地利作為納粹德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地位是「相當特殊」的。「不可想像」它能夠和被解放的國家或盟國的領土相提並論;問題已經再三表明,在最後處理時,必須考慮奧地利本身對推翻納粹主義所作的貢獻。他想提醒奧地利人民,時間有限了。然而,他趁機重申英國政府的希望,即應該重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因此到1945年3 月,即解放前夕,盟國的對奧政策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確,佔領區的劃分已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內確定了大體輪廓,關於管制機構的協議也確定了主要條款。但是,如前所述,在7 月份之前,兩個協議都沒有簽署。不管怎樣,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矛盾並未消除,即使矛盾所產生的整個影響暫時還不明顯。   
  第二章 解放 
  第一節 從東部解放 
  1944年6 月和7 月丘吉爾提議盟軍在亞得裡亞海的頂端登陸,羅斯福沒有表示同意,而1944年10月丘吉爾在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卻一反他往常對西方國家在296巴爾於半島地面作戰信心不足的態度,強烈主張西方盟國應在亞得裡亞海的頂端登陸,向維也納挺進。這倒是具有諷刺意味的轉折。這時蘇聯軍隊距離柏林的路程比盟國軍隊要遠得多,而且在波蘭遭到了嚴重的堵擊。此外蘇聯統帥部似乎相信,德國人因為仇恨俄國人,他們會在東線集中一切防禦力量,情願讓西方侵入德國。看來切斯特·威爾莫特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認為斯大林希望通過這一建議把足夠的德國兵力引出中歐和巴爾幹前線,以便紅軍向柏林和維也納挺進。可是在這一年的年底,德國人在阿爾登山脈發動了進攻,有效地把西方國家的進軍推遲到2 月份,致使整個前景改觀。那時東線蘇軍進展得非常快速,離維也納只有八十英里,離布拉格只有一百二十英里,離柏林只有四十五英里了。2 月15日,蘇軍挫敗了德國在布達佩斯的最後抵抗。此外,美國反對動用駐紮在西歐以外的美國後備軍,再加上鐵托拒絕接納英軍,這就使得在亞得裡亞海的頂端大規模登陸的問題成為泡影。總之,此時的形勢發展已使原來要協助蘇軍挺進的想法變得沒有必要了。3 月份的一段時間內,德國人在匈牙利巴拉頓湖的東方和東北方展開猛烈反攻,欲解布達佩斯之圍。可是到3 月16日,這一軍事行動已經損耗了德軍的兵力。俄國人迅速予以反擊。在月底之前,他們已經越過奧地利邊界。4 月4 日傳出消息,說蘇軍的裝甲前衛距維也納已不到十二英里。四天後(4 月8 日),奧地利首都被圍。就在這一天,莫斯科電台廣播了「蘇聯政府關於奧地利的宣言」。這一宣言根據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來看,具有頭等重要意義。(宣言說),奧地利人民與德國境內的德國人不同,他們是「反抗德國人把他們疏散」和「歡迎紅軍解放奧地利的」。宣言又說,蘇聯政府不打算佔領奧地利的任何領土,或改變奧地利的社會秩序。蘇聯政府烙守保證奧地利獨立的莫斯科宣言,將把宣言變為現實,支持在奧地利根除納粹統治與重建民主條件和民主制度。這一宣言發表後,托爾297 布欣元帥立即向奧地利人民發出呼籲,要求他們盡可能在備方面協助紅軍,同時保證不觸動「個人權利、奧地利公民的所有權、私人社團以及屬於私人的財產」。呼籲書繼續說,在奧地利人民自己「通過民主方式」重新建立奧地利當局之前,將由紅軍任命的臨時市長行使民政職權。行政人員將從當地居民中挑選。呼籲書以這樣的詞句來結束:「用你們自己的功績為奧地利的解放作出貢獻吧。你們這樣做就會加速全面解放,重建奧地利的自由和獨立。」 
  在4 月13日維也納陷落前的五天苦戰和在其後蘇軍佔領的最初幾周中,奧地利人對於蘇聯這些諾言的實際意義便有所瞭解了。在上一年秋季,奧地利全國範圍內分散的抵抗組織因德國軍隊和民團中的奧籍兵士紛紛逃亡來歸而得到了加強。納粹為了保衛奧地利,最後企圖招募本地人入伍,稱為民團,這是一次夭折的「總體」動員。4 月2 —3 日夜間,反抗組織領導人與蘇軍司令托爾布欣元帥取得聯繫,並提出了一個計劃。托爾布欣元帥原則上接受了這一便利蘇軍進入維也納的計劃。4月5 —6 日,德國克雷默爾將軍聲稱,城內槍聲可聞,但並非來自俄國人的射擊,估計有一萬五千名武裝的奧地利人在反對德國人。4 月7 日,奧地利各游擊小組迎接紅軍。4 月13日維也納陷落時莫斯科電台宣佈,維也納居民和奧地利其他地區的居民不僅在戰鬥時「協助紅軍,制止德國人的抵抗」,而且通過這樣幫助解放維也納而「保全了奧地利民族的榮譽」。4 月12日,《消息報》指出,「奧地利自由陣線在組織游擊小組和成立南斯拉夫軍中的奧地利部隊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 
  然而,儘管蘇聯官方這樣承認奧地利人的協助,並且向全體奧地利居民作出過種種保證,但是維也納的群眾在這時候卻親身經歷了所有大規模擄掠和瘋狂破壞的恐怖。對俄國軍隊來說,奪取維也納被公認為一次長期而298 艱巨戰役的頂點。他們曾經看到自己的國家慘遭蹂躪,自己的村莊化為灰燼,自己的婦女為殘酷的侵略者所污辱,由於侵略者自詡屬於一個優秀種族,使所犯暴行更為人所不齒。此外,俄軍中大多數是簡單幼稚的士兵,他們在勝利時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粗野放蕩,他們也不去細辨操德語的人中這一個與那一個的差別。就這種士兵來說,他們要求痛痛快快地滿足自己的復仇慾望,也許是不足為奇的。然而,無庸置疑,大多數維也納人現在只希望結束戰爭,不管抱著什麼保留態度,他們都在準備把俄國人當作解放者來歡迎。假如蘇聯軍隊的行為有所節制,與他們司令宮的聲明相稱,他們贏得的友好與尊敬,很可能不下於他們實際上引起的恐怖與仇恨。他們初期在奧地利的所作所為,正如在歐洲的其他地區一樣,使得人們堅定不移地要反對他們。 
  同時,我們在回顧過去時也要說一句公平活,維也納陷落時和後來一個階段突出表現出來的種種暴行,絕非都是蘇聯士兵幹出來的。倫納寫下了他的看法,說戰勝者所造成的破壞,在許多情況下比納粹分子撤退時所犯下的罪行要輕得多。納粹分子撤退前的破壞堪稱典型,他們把不能帶走的一切補給品和設備都搞成廢物。就是這些納粹分子,命令救火隊撤出城市,好把許多東西都付之一炬,使人無法搶救。尤其是這個都城的象徵、右代聖殿聖斯蒂芬大教堂,也是納粹分子下令開炮予以摧毀的。 
  此外,在各大城市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麼一批不法之徒,其人數隨難民逃兵和地痞流氓的流入而激增。流入的這些人是在蘇軍挺進之前從十幾個國家逃亡出來的。果子酒和杜松子酒到處都是,無人收進空室的酒窖。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一切正常銷售制度已遭破壞。整個社會生活組織暫時處於崩潰狀態。在這種幻滅和絕望的時刻,就連那些平素矜莊自持、奉公守法的人,為了苟延殘喘,有時候也不得不像小偷土匪那樣行動了。 
  在鄉村裡,情況自然要安逸得多。可是,即使在鄉村,蘇軍到達時也免不了犯下種種暴行,這樣就使原來歡迎解放者的許多奧地利人猛然醒悟了。事情也怪,正是299 這類暴行所造成的一個事件卻決定了奧地利第一個戰後政府的成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值得詳細一談。 
  卡爾·倫納博士是老一代的社會黨領袖,第一次世界大故後當過奧地利共和國的首任總理,自1934年以後被迫退隱。他曾經敘述過蘇軍進入時怎樣發現他住在塞馬林山隘下的小鎮格洛格尼茨。4 月1 日和2 日,即復活節後的星期周和星期一,他和鎮裡其他居民碰到蘇軍巡邏隊挨戶嫂查暗藏的槍枝和德國士兵。儘管實際上所有的重要納粹分子及其親信都已逃跑,但由於語言障礙,蘇軍對居民的真實感情卻茫無所知。而搜查過程中所產生的情況,據倫納說「是不會令人輕易忘懷的」。因此在星期二,據他說,為了想「保護人民」,這位七十四歲的老人拄著枴杖,出門去找地方指揮所。街上闃然無人。到處佈崗。他向崗哨打聽,誰也聽不懂他的話。最後在一個小指揮部裡他獲得申訴的機會,輾轉由幾個士兵把他護送到鄰近的克特拉赫村。那裡碰巧有幾個蘇聯軍官熟悉他的姓名和履歷。mpanel(1); 
  這一次偶然的會見立即產生了結果。倫納連外衣部沒穿就被送上卡車,開到山區的一個村莊。他在村裡和「高級軍官們」談了一晚。他說,那些軍官對他極其尊敬,靜聽他陳述奧地利人民大眾的思想狀況,招待他晚餐,還負責把他的行蹤通知他的家屬。兩天後,他彼送到霍赫沃爾克斯多夫的一個農家,受到熱爾托夫將軍和一批蘇聯高級軍官的歡迎。熱爾托夫向他保證,紅軍對奧地利沒有什麼要求,他們堅決維護蘇聯政府聲明,允許奧地利獨立。他問倫納是否願意協助紅軍縮短戰爭進程,以減輕奧地利人民的痛苦。倫納回答說,他願意協助,但同時講清楚不願充當蘇聯的代理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經引導過奧地利人民克服困難,從戰爭走向和平,現在他願意以前總理的身份向奧地利人民發出呼籲。俄國人300 對此表示同意。在格洛格尼茨和後來靠近維也納新城的艾比希爾城堡作了短期籌備之後,倫納及其家屬在4 月21日被接到維也納,在希青區文茨街上的一所房子裡安頓下來。 
  倫納很快就覺得他所考慮的向奧地利人民發出呼籲這件事,現已不很需要了。長期不活動的老政黨紛紛重新出現。許多區已建立起臨時行政機構,這些機構不是與紅軍有聯繫就是得到紅軍的全力支持。倫納明白,他的任務不是要奧地利人民回顧民主的過去,而是要去引導和組織已經在行動的民主力量。在以後幾天內,他接見了一批第一共和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家,其中有基督教社會黨(後改為奧地利人民黨)的領袖利奧波德·孔沙克,有克爾納將軍和社會黨的阿道夫·謝爾夫,還有共產黨人恩斯特·菲捨爾和約翰·科普萊尼希。組織臨時政府的問題迅即開始討論。經過兩天的辯論,4 月27日就政府組成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其人員組成包括老社會黨的代表、基督教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基督教社會黨人圃得到陶爾斐斯的支持而未玷污,現在組成了奧地利人民黨,向一切政治思想保守的奧地利人敞開大門,只要他們忠於民主原則。共產黨不僅能夠宣稱他們在奧地利自由陣線中作為反抗運動的組織者而起過突出的作用,而且還具有獲得俄國人支持的有利條件。臨時政府在成立之日發佈了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的公告。4 月29日蘇聯政府正式予以承認。 
  第二節 從西部解放 
  斯大林很可能長期以來就想在大戰結束前把整個東南歐和中歐掌握在手中,因此他盡一切可能在西方盟軍開到前就確保掌握住維也納。丘吉爾毫不隱諱地表示他相信這是斯大林的政策,並一再敦促杜魯門總統有必要在整個戰線上盡可能深入東方與俄國人會師。但丘吉爾的意見卻彼置之不顧。艾森豪威爾為追求純軍事目標而作出的決定,即盡可能迅速摧毀德國兵力,反而得到了301 支持。他曾敘述,到4月1 日完成了對魯爾區的包圍之後,他的三個主要目標是:首先長驅直入,越過中歐,與俄國人會師;下一步是同時向兩側推進,在北翼切斷丹麥德軍的退路,在南翼深入並佔領奧地利西部山區(即所謂的「稜堡」)。根據情報,納粹在山區正在準備作拚死的防禦戰。第三個目標是次要的,而且是要繼其他兩個目標之後達到的,結果蘇聯軍隊已在4 月中旬佔領了維也納和奧地利東部,而美國的第三軍和第七軍直到4 月底才從西北方面進入奧地利,法國人從西面進入奧地利。薩爾茨堡於5 月4日被佔領,次日林茨的德國駐軍宣佈投降。法軍進一步向南挺進,於5月3 日奪取了因斯布魯克。5 月5 日,德國G 集團軍在巴代利亞的哈爾接受了盟軍提出的投降條件。 
  與此同時,在意大利北部武裝黨衛隊頭目卡爾·沃爾夫將軍的倡議下,結束意大利前線敵對行動的談判從2 月份起一直在進行著。第八集團軍在波河山谷進攻獲勝之後,4 月29日德軍在卡塞塔簽署了投降條件。據此,意大利的一切敵對行動於5月2日便停止了。英國的第五軍和第十三軍隨後向意大利東北部推進,從而進入了奧地利。5 月8 日,英國軍隊開進克拉根福,在尤登堡與佔領施蒂裡亞的蘇聯軍隊會師。 
  第三節 南斯拉夫的侵入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複雜問題,就是南斯拉夫對卡林西亞和施蒂裡亞南部提出領土要求,因為那兒住著斯洛文尼亞少數民族。歐洲咨詢委員會並未提出過南斯拉夫參加佔領奧地利的計劃。但在1944年12月,維萊比特將軍向新聞界發表一項聲明,代表鐵托元帥堅持對克拉根福提出領土要求。1945年4 月2 日,南斯拉夫把一份照會送交參加歐洲咨詢委員會的國家,正式要求它們同意南斯拉夫佔領包括克拉根福和菲拉赫在內的一個地區,並通知說,在和會上南斯拉夫將要求把這一地區併入302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亞。這份照會並未得到答覆。但是一批南斯拉夫部隊尾隨英軍開進了奧地利。5 月8 日,英軍抵達克拉根福時,發現南斯拉夫游擊隊已經佔領該地,有些是越過卡拉萬肯山脈進入的。有一個時期,以南斯拉夫司令名義和以英國司令名義發佈的公告,互相頡頏地張貼在這個地區,雙方都告誡居民要服從其命令。南斯拉夫部隊在的裡雅斯特已同西方盟國發生糾紛,有一個時刻看來西方盟國很可能要使用武力把鐵托的部隊趕出奧地利。英國向鐵托遞送一份照會,警告鐵托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領土要求。與此同時,倫納籲請蘇聯當局協助。據鐵托說,其後不久,蘇軍司令部唐突地命令施蒂裡亞和卡林西亞的南斯拉夫游擊隊撤至戰前南斯拉夫的國境線內。接到這項命令的日期不清楚。雖然鐵托說遵照命令執行,但不可能立即照辦。5 月17日,鐵托要求把他的駐奧部隊置於英軍統帥之下。5 月20日,美國政府致電斯大林,要求他協助同欽托進行談判,同時通知丘吉爾,如有必要,準備以武力對付鐵托的領土要求。局勢一連緊張了好幾天,後來鐵托同意把部隊撤離奧地利,但這並不影響他將來對斯洛文尼亞地區提出領土要求。 
  第四節 政治上的拖延 
  但是,上述事件的解決並不意味著四國佔領奧地利可以按計劃實施。首先,西方軍隊原先打算取道意大利進入奧地利。因此,英美兩國參加奧地利軍政府的人員一直在意大利待命,由盟軍司令部指揮。結果美國軍隊從北部和西部進入奧地利,這就是說在美國佔領區,進駐的那些軍政府人員原來是為佔領德國訓練的,而不是為佔領奧地利訓練的。此外,歐洲咨詢委員會關於劃分奧地利佔領區的協議,特別是關於維也納的各國分區管303 制協議尚未簽署或批准。在這一過渡期間,四國軍隊繼續佔領著原來控制的地區,其界線是由地區司令官當場決定的。因此蘇聯軍隊仍然控制著劃歸英美的兩個佔領區的東部。美國佔領著劃歸法國佔領的地區的大部分。由於在奧地利不僅存在著大批已投降的德國軍隊,而且存在著正如一個英國司令官所說的「形形色色流離失所的難民」,因此整個局勢動盪不定,而且進一步複雜化了。例如在卡林西亞,有以前由德國人在意大利北部使用過的兩個俄國移民兵團,「大約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外加他們的家屬」。他們的運輸工具是「敞篷四輪馬車……上面滿載著行李、飼料、婦女、兒童和為數眾多的教士,拉車的牲口集形形色色馬匹的大成,少數是善跑的駱駝」。 
  在以後幾周內,奧地利仍然處於僵局。其背景是三個主要佔領國的關係日趨惡化。蘇聯覺察到單獨對德停戰的危險,曾經強烈抗議英美在意大利同沃爾夫將軍談判時把它排除在外。4 月12日羅斯福逝世,中斷了他和丘吉爾、斯大林之間的戰時夥伴關係。關於波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問題,西方盟國和俄國人存在著爭執。艾森豪威爾決定揮戈南下,直搗德國的「稜堡」,前不向柏林挺進,對此,丘吉爾曾同他激烈地交換過意見。尤其是4 月29日莫斯科電台宣佈奧地利臨時政府組成,使西方國家大為震驚。那年早些時候已有謠傳,說莫斯科已經挑選出一個由共產黨人組成的委員會,充當奧地利臨時政府,但消息一直沒有證實。在歐洲咨詢委員會中從未商定成立臨時政府。根據理查德·勞5 月2 日在下院的講話得知,英國駐莫斯科代辦在4 月26日獲悉倫納向駐奧地利蘇軍司令官建議組織臨時政府的消息時,曾受命明確通知蘇聯政府,英國需要時間來考慮這一問題,因為這是預定共同佔領奧地利的四個國家都同樣關心的事。美國也有類似的反應。而且倫敦和華盛頓都以某種優慮的心情注意到下列事實,即兩個重要的部——內務部和304 教育部——分別由共產黨人霍納和菲捨爾擔任部長,這兩人在莫斯科度過部分或全部戰爭時間:副總理由前共產黨書記科普萊尼希擔任,這是第三個由莫斯科提名的人選。此外,關於西方代表團進入維也納問題,月初業已商定,但蘇聯政府卻提出先決條件,要歐洲咨詢委員會就佔領區和管制組織問題達成協議。因此,在西方看來,俄國人大有可能像他們在羅馬尼亞已經做過的那樣,企圖確保他們在奧地利的地位。英國和美國拒絕承認倫納政府,並對俄國人不讓兩國代表進入維也納提出聯合抗議,但無結果。關於承認問題的不幸的意外之事,一直持續到7 月份的波茨擔會議,到9 月份蘇聯同意一項折衷方案時才最後解決。寫此書時奧地利面臨俄國佔領的局勢。蘇聯方面沒有軍政府的組織,這一事實說明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至少願意把它行使的職權——如果它存在的話——交給奧地利人。但是,這並不能力他們未經盟國同意就單方面組織臨時政府一事推卸貢任。 
  在奧地利本土採取的這些限制性措施是和倫敦歐洲咨詢委員會內妨礙議事的策略同時並用的——順便提一下,哈里·霍普金斯從1945年5 月26日到6 月6 日以杜魯門特使身份出使莫斯科,結果改善了總的氣氛,蘇聯直到那時才放棄那種策略。 
  談判過程是頗費周折而且曠日持久的。美國對1945306 年1 月英國建議的正式意見終於在4 月初下達給懷南特。美國人同意四國佔領區的建議,但對劃分維也納管制區問題提出一系列反建議。他們要求為四國提供足夠的行政管理設施,在美國管制區內為美軍提供適當的空運設備,為四國都提供在它們幾個管制區的過境通行權,還有四國在維也納內城適當分配設備問題。特別關於機場問題,他們建議英國草案中劃出的維也納美國管制區應與法國管制區對調,以使施韋夏特機場處於美國管制區的範圍之內。 
  對於這些反建議和其他國家隨後提出的修正案所進行的談判,因蘇聯代表提出一個要求而進一步複雜化了。蘇聯代表要求不應訂一個協議而應訂三個協議——一個是關於各國佔領區的,一個是關於維也納管制區的,一個是上述兩協議的附錄。西方國家預見到這一程序的後果將會使維也納問題難於達成協議,因此堅持只訂一個協議,根據原來納粹所劃定的區界在「大」維也納範圍內各國擁有相等的管制區,而在各自管制區內都有一個機場,至於內城則由四方共管。它們還要求有一份「附加說明記錄」,其中四國政府要指令各自的司令官提供共同的必要運輸、訓練、娛樂及其他設備。蘇聯最後放棄了訂三個單獨協議的逮議,但仍堅持維也納協議應以舊城邊界範圍內的「小」維也納為基礎,堅持蘇聯佔領內城,還堅持維也納只設一個機場,置於蘇聯管制區內,由四國共同使用。蘇聯還建議四國放棄制訂一份附加說明記錄,而把細節安排留給總司令們在現場解決。歐洲咨詢委員會在4 月份收到美國的意見之後,幾乎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達成協議。一方面,西方國家以同意「小」維也納的建議來換取蘇聯接受四國共管內城和制訂一份四方同意的附加說明記錄。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獲得供美國使用的圖爾恩機場和供英、法使用的施韋夏特機場,並獲得從這些307 機場到維也納市的交通運輸權,從而部分地控制了它們自己的空中交通。此後,關於維也納劃分管制區的問題便很快達成了協議,英國得到西南部和東南部的五個區,美國得到西北部的六個區,法國得到西部的四個區,蘇聯得到東北部和南部的六個區。內城由盟國間的權力機構共同管轄。 
  在歐洲咨詢委員會進行討論的同時,四國政府之間也一直在互相磋商。如前所述,西方國家在整個5 月份內幾次三番想進入維也納,都遭到了阻撓。經過多次拖延,而且直到最後時刻才作出最後安排,但是,英、美、法的代表團各自在溫特頓將軍、弗洛裡將軍、謝裡埃將軍率領之下終於在6 月3 日抵達維也納來實地研究問題。他們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初步討論,可是他們的行動卻遭到那麼多的限制,以致6 月9 日丘吉爾打電報給杜魯門,說「我們在維也納的代表團已奉托爾布欣元帥之命於6 月10日或11日離開。他們獲准看到的東西是嚴格地限制在市區之內的。答應供盟國使用的只有一個機場。」三大以後,他把致斯大林的電報草稿送給總統,內中強調要把奧地利問題當作緊急事務來解決,「好使德、奧問題的整個安排同時實施」。在同一份電報裡,他極力主張俄國人撤出目前古領的奧地利英占區的那一部分,同時英美軍隊撤出德國的俄占區。 
  杜魯門完全伺意這份草稿,於6 月14日據此致電斯大林。丘吉爾接著發出他自己的那份電報,表明贊同杖魯門的意見。6 月17日,斯大林回電重申他的意見,認為歐洲咨詢委員會應完成其工作;他還說,由於蘇聯司令官因參加莫斯科的慶祝勝利活動,暫離維也納,要到7 月1 日才能開始德、奧兩地的撤軍工作。最後他承認在德國和奧地利「現在為法國軍隊確定佔領區是合乎需要的」。這些安排得到了履行。 
  與此同時,西方代表團已回倫敦匯報。亞歷山大元帥6 月21日在米蘭發表講話,說他們在維也納受到俄國308 人很好的接待,俄國人「表示非常願意毫不拖延地讓盟國在維也納和他們在一起」。事實上,正如已經指出的,此後不久在歐洲咨詢委員會裡達成了最後協議。但是,直到最後一刻,對於機場問題和附加說明記錄問題的意見分歧一直阻撓著協議的達成。英國代表胡德勳爵瞥威脅說,如果這些爭端得不到滿意的解決,就中止談判,後來蘇聯代表接到必要的指示,才表同意。 
  劃分佔領區的協議最後是在7 月9 日鑒署的,而必不可少的四國政府批准通知書都是在7 月24日收到的。7 月16日,四國總司令的代表在維也納會晤,作出臨時安排,又在7 月24日至26日之間簽署了執行附加說明記錄和分區協議總則的議定書。議定書被稱為「參謀長議定書」——至少在英方看來是如此——調整了佔領維也納的軍事條件,因此在總的方面使佔領順利進行,它是具有最大的價值的。在柏林則沒有類以的協定。 
  建立管理機構的協議是7 月4 日在歐洲咨詢委員會內簽署的,比分區協議的簽署提早了五天。這一機構與對德管制機構大致相同。最高權力授予由四個總司令組成的盟國委員會。但總司令各在其本佔領區內具有最高權力。四個司令都各有一個政治顧問協助工作。盟國委員會的一切決議都要取得一致同意。盟國委員會下轄一個執行委員會,通過各國所屬工作人員來貫徹盟國委員會有關整個奧地利事務的決議。工作人員由各國當局任命,包括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組成陸軍、海軍,空軍、經濟、金融、賠償、內務、勞工、法律、戰俘和流亡難民、運輸和政治等十二個管理處。盟國對奧委員會——注意在這個名309 稱中略去「管制」二字,說明奧地利的地位與德國的地位有所區別——的主要任務規定如下: 
  (一)保證在奧地利實施6 月5 日在柏林簽署的關於戰敗德國的宣言中的條款; 
  (二)實現奧地利與德國脫離關係; 
  (三)盡快建立奧地利中央行政機構; 
  (四)為建立自由選舉的奧地利政府做好準備; 
  (五)同時為令人滿意地進行奧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好準備。 
  第五節 波茨坦會議 
  影響戰後奧地利前途的最後的主要國際決定是1945年7 月在波茨坦作出的。 
  5 月底,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戴維斯去倫敦拜會丘吉爾時,丘吉爾告訴戴維斯,他對蘇聯單方面在奧地利施展策略表示擔心,並於7 月20日波茨坦會議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單刀直入地指控俄國人阻撓英美兩國人員進入維也納和遲遲不讓西方去佔領已經達成協議的地區。事實上,如前所述,四國總司令的代表已經於7 月16日在維也納會晤,作出臨時安排。因此斯大林能夠給予這樣的回答:協議現在已經達成,必要的部隊調動一兩天內即可開始。兩天後斯大林在主持會議時宣佈,蘇聯軍隊現正撤到規定的佔領區,英美兩國部隊正進入各自在施蒂裡亞和上奧地利的佔領區。實際情況是英國軍隊於7 月24日進入格拉茨。7 月24日至26日,四方代表在維也納再一次會晤,簽署「參謀長議定書」時,已安排美國軍隊從多瑙河以北的地區撤讓,那個地區根據歐洲咨詢委員會的協議是劃始蘇聯佔領的。這樣,四國佔領區已最後調整到與已經作出的決議完全相符了。會議後期,丘吉爾為奧地利委員會中英方成員的緊急建議所迫,提310 出要蘇聯協助解決不屬俄國管制區的維也納市民的糧食問題,斯大林同意了,因為該市的糧食供應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來自奧地利東部,即俄占區。 
  這些問題如此解決之後,下一步是解決賠償問題。俄國人在雅爾塔已明確表示他們很重視戰爭賠償。莫洛托夫現在提出,奧地利的賠款應定為兩億五千萬美元,以物資抵付,六年為期。這一建議立即遭到英美兩國代表的反對,他們認為這不符合莫斯科宣言中盟國要把奧地利當作一個被解放國家對待的諾言。其後,貝爾納斯指出,不管怎樣,奧地利將需要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而一個國家既要接受盟國的援助又要向盟國償付賠款,這是荒謬的。因此一致同意不向奧地利要求賠償。8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艾德禮的問題時,確認了這一決定。當時艾德禮是通過戰後英國大選繼丘吉爾擔任首相的。貝爾納斯引用了斯大林的話:「這一協議應寫進議定書中。」事實上,這一協議並未寫進議定書。然而,貝爾納斯說,美國代表至少認為,他們離開波茨坦時已經在豁免奧地利償付賠款方面取得了成功。8 月23日,當時的外交部政務次官赫克托·麥克尼爾在下議院證實,英國已採取不要求賠償的政策,正如美國代表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會議上所宣佈的那樣。 
  但是,賠償問題雖然表面上解決了,事實上卻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現。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斯大林臨時提出,蘇聯分得的德國國外資產雖然已經包括德國在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平和芬蘭的資產,但也應把德國在奧地利東部的資產加上去。據說,杜魯門只提了幾個問題,沒有和他的技術顧問磋商就表示同意了,艾德禮和貝文雖然比較猶豫,但也跟著表示同意。這個讓步在當時顯然311 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讓步。代表們都很清楚,蘇聯在奧地利東部已經奪取了「戰利品」,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只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罷了。當然,「賠償」二字並未提及。但實際上這個讓步正使斯大林如願以償。8 月2 日公佈的波茨坦協議關於賠償部分包括下列兩條: 
  (八)蘇聯政府對於坐落在德國西部各佔領區的德國企業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規定以外的德國國外資產放棄一切賠償要求。 
  (九)英國及美國政府對於坐落在德國東部佔領區內的德國企業以及德國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奧地利東部的國外資產,放棄一切賠償要求。 
  涉及奧地利的規定留下了可以隨意解釋的餘地。在以後的歲月裡,蘇聯毫不遲疑地利用這一條來為它在奧地利東部進行掠奪作辯解。不管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假使瞭解其真實意圖,是決不會這樣考慮的。這一問題後來成為討論對奧條約時的一個中心問題,而一開始沒有把它解決好,在以後十年內對奧地利的經濟猶如脖子上掛上了一個磨石,甚至在1955年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之後,奧地利的資源有很大一部分是為蘇聯的利益而抵押掉的。 
  在波茨坦考慮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關於奧地利的重要問題是蘇聯提議把倫納政府的權力擴大到整個奧地利。會議同意這一問題暫緩解決,等英美部隊開進維也納之後再說,這些部隊看來馬上就要開進去了。 
  第六節 盟國委員會首次會議 
  波茨坦會議結束後不多幾天,第一批西方佔領軍隊就開進維也納,8 月23日,英、美、法三國的司令部正式遷至該處。戰爭已經結束了四個月,盟國對奧委員會可以開始工作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但是一開頭就有一個困難要克服。6 月3 日西方代表團第一次進入維也納時,四國進行了初次接觸,關於維也納的糧食供應問題與蘇方當局曾經作過多次討論。312 俄國人起初不願意幫助解決西方管制區居民的糧食問題,儘管居民的糧食一向是由東部奧地利供應的。西方盟國自然不能單從軍事物資內承擔這一任務。斯大林在波茨坦答應過協助西方管制區,這雖已定為政策,但還需要通過就地正式協商來加以貫徹。由於馬克·克拉克將軍在巴西執行親善使命,與蘇聯副司令熱爾托夫將軍進行的討論還未能完成最高一級商談。克拉克將軍回來後,8 月底四國總司令在薩爾茨堡附近的克萊斯海姆宮舉行了預備會議,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商定於9 月11日在維也納正式會談,但關於維也納糧食供應的安排仍未最後取得一致。 
  會議是在蘇軍司令部帝國旅社舉行的,由蘇方代表伊凡·科尼耶夫元帥擔任主席。其他代表是聯合王國中將理查德·麥克裡裡爵士,美國的馬克·W ·克拉克將軍和法國的M ·E ·貝圖亞爾上將。他們隨帶各自的政治顧問:W 、H ·B ·麥克(聯合王國),J ·G ·埃哈特(美國),葉·德·基謝列夫(蘇聯)和L ·德·莫尼科中尉(法國),還有四個副高級專員:T ·J ·W ·溫特頓少將(聯合王國),格倫瑟少將(美國),A ·S ·熱爾托夫將軍(蘇聯)和P ·R ·P ·謝裡埃准將(法國),由他們四人組成執行委員會。 
  會後,向奧地利人民發佈了一份重要聲明,宣稱盟國委員會從那一天起對奧地利全國性的事務行使最高權力,雖然各總司令據此得在其轄區內行使全權。聲明重申以1943年莫斯科宣言作為盟國政策的基礎,並宣佈下一項任務是相應地產生一個牢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以便重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為此目的,民主黨派可以允許通過報紙、電台和公共集會發表政見,作為通向自由選舉的一個主要步驟。這一聲明表達了委員會旨在及早統一奧地利和徹底肅清德國影響的意圖。 
  會議作出了其他幾項重要決議。糧食爭論解決了,答313 應從9 月23日起,維也納居民的每天口糧定量從八百卡路里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盡快地恢復鐵路、公路的交通運輸以及電報、電話的暢通;三個正式的民主政黨,即人民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獲准繼續自由開展政治活動;還成立了兒個四方委員會來研究並匯報有關復興的許多緊急問題。 
  會議的氣氛是誠摯愉快的,看不出什麼不吉的朕兆。從帝國旅社的窗子裡看出去,不可能像從施瓦岑貝格的廣場上以後專為盟國對奧委員會開會用的大廈裡看出去那樣,一眼就見到俄國人所豎立的巨大的紅軍紀念碑。它以施瓦岑貝格宮為背景,造型是一個蘇聯士兵,一手擎旗,一手持盾,象徵著解放。而維也納人對蘇聯士兵卻已給予「不出名的強盜」這一稱號了。   
  第三章 佔領 
  第一節 任務的性質 
  盟國對奧委員會的組織初看起來在許多方面與對德管制委員會有相似之處。駐維也納的盟國委員會於正常情況下每隔十四天開會一次,而柏林的管制委員會則每隔十天開會一次。執行委員會對盟國委員會的關係與協調委員會對管制委員會的關係也有某些地方相同,雖然執行委員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盟國委員會,而協調委員會則不能代表管制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下面設有許多四人委員會,如同在德國一樣,是由若干全國性管理處的主管人組成,在兩個委員會中大致上彼此相對應,但也有細微區別,例如在德國,糧食管理處是同經濟管理處分開的,而在奧地利,只有一個經濟管理處,它的職責之中就包括了糧食和農業。關於佔領區,起初總的組織原則也是相同的,即在每個佔領區單獨設一個軍政府司令部,其下屬部門均附設於各個全國性機構。維也納的盟國委員會及其下屬四人委員會的主席,和在德國一樣,郁是按月輪流擔任。在取得記錄譯本的一致和克服314 語言障礙方面,都存在著同樣的困難。如同在德國一樣,只有在政治管理處內,僅用俄語轉譯或譯成俄語,而法語是不用翻譯的。 
  維也納的組織機構本身也不同於柏林的組織機構。 
  有一個盟國問軍事管制總部——這個名稱,在兩個城市裡都是相同的——由維也納市的四國駐軍司令和軍政府高級官員組成。但柏林沒有共管區,而維也納的內城則由四國共同管理,從佔領一開始,其實際活動突出地表現在由一支國際軍事警察來巡邏。巡邏隊是乘一輛吉普車的四個軍事警察,分別來自四個佔領國,各自穿著本國制服。 
  就人員招募問題來說,盟國對奧委員會也遇到管制委員會所面臨的困難,雖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有些是相似的。開頭招募人員比較容易,因為所需人數較少,而申請去做那些在各方面似乎尚合自己志趣的工作者還不乏其人。但由於迫切要求復員和戰鬥結束時實行各種長期休假制度,這就產生了應募人員能否接得下去的問題。這一點,兩處都是一樣的。大家都趨向於想在國內尋找一個和平時期的牢靠工作,這時在物色合適的人員方面,兩處所遇到的問題也是相同的。最後,至少在關於西方政策的調節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延宕和困難,其原因在於政府各部門間的職責分工問題。拿英國來說,它把奧地利問題和德國問題並在一起處理,建立一個特別的管制局,由當時的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J ·B ·海因德來負責。華盛頓和巴黎的安排,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現這樣的趨向,即奧地利問題與大得多的德國問題相比,未免相形見絀,可能受不到應有的重視。 
  所有這些相似之處容易使一般人把這兩個組織機構等量齊觀,或者更精確地說,使人們從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出發來考慮盟國對奧委員會,正如過去在計劃階段就有過一種趨向,即按德國情況來考慮奧地利本身的問題。其實,相似之處都是表面的。對奧委員會的工作環境是全然不同的,甚至在委員會存在的初期,來自德國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來。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對奧委員會與315 對德管制委員會在規模上不同;第二,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不同。 
  就數字比例來說,在奧地利要管理的人口總數和德國的人口總數比較,幾乎少得可笑——是七百萬與七千多萬之比。奧地利的總面積是三萬二千平方英里,而德國的總面積是十三萬八千平方英里。對奧委員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即使在最多的時候,也從未超過對德管制委員會總人員的零數。 
  規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於維也納,這就使得在奧地利建立機構的問題大為簡化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雖然決非阻止——發展佔領區組織機構而損害集中管制的趨勢。盟國對奧委員會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維也納,各種全國性組織的管理處,都相應地距離不遠。以英方為例,十二個處絕大多數就都設在申布龍宮內,或設在宮址一端的前黨衛隊兵營裡;其餘都設在希青第十三區的徵用房屋裡。各處之間的距離,乘車只需五分鐘,步行也不超過二十分鐘。機構這樣地集中於維也納,又說明了四國總司令從一開始就在維也納度過較多的時間,而遠不是象初期的駐德司令那樣通常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各自的佔領區內。 
  維也納的轄區小於柏林,再加上存在著一個共管區,因而更產生了一種情況,即市內四國管制區的界線並不像在柏林那樣劃得很嚴格。四國佔領軍和奧地利人本身從一個管制區進入另一個管制區從未遭到控制,儘管實際上其他三個佔領國的成員為謹慎起見,特別在夜間,並不無限制地進入蘇聯管制區。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本來住在蘇管區的維也納人,一有可能,就及早採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區內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區劃給不同的國家來管制,特別在佔領初期,有礙於經濟情況恢復正常,這也是事實。有那麼一件事記錄在卷,1945年底法國軍政府堅持需要一張許可證,使馬裡亞希爾費爾街一邊法管316 區的貨物能夠送到那一邊的美管區。然而,在這些保留意見得到適當考慮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從佔領一開始,維也納的統一實質上就保持下來了。 
  佔領區之間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在佔領初期的幾個月內,安全檢查也許是造成佔領區之間壁壘森嚴的主要原因,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希望其佔領區成為重要的納粹分子或戰爭罪犯的避難所。而且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匱乏也使佔領國和奧地利的地區當局不願意讓貨物離開其控制範圍。如果他們確信這樣外流的貨物會用於奧地利本國的話,他們也許不至於會過分猶豫。但不合理的情況是,早期對奧地利的邊界,特別是對東部邊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國內佔領區界線那樣嚴格。例如,在奧地利南部和東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佈肉食的定量,因為牛羊群都散佈在美國和法國的佔領區內。其結果是各佔領區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實際上在發展其單獨的經濟實體。這種過程也同樣出現在幅員更廣闊的德國,如果說這在德國造成了用難和反常狀態的話,那末對一個疆域還抵不上德國一個佔領區的國家來說,這簡直要導致一種悲慘的荒謬現象了。mpanel(1); 
  規模的不同並不意味著對奧委員會像人們把望遠鏡倒過來看管制委員會那樣,這一點也許已經說得夠多了。但這兩個委員會之間所以具有決定性的差別,是由於前面已提過的第二個因素,即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德國是被戰敗的。而奧地利,至少從官方來說,是被解放的。即使奧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說:「我們戰敗了,還可以活下去;可是讓老天爺保佑我們不要再來一次解放吧」,但差別就在於奧地利人從一開始並不被視為要加以管制的過去的敵人,而是被看做要給以幫助的朋友。確實,在佔領之初,如果希望無保留地採取這種友好態度,刀是不能兌現的理想。首先,態度之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四大國間情況之各異。俄國人不管他們的領導人發表過什麼官方意見,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現出令人心悅誠服的友誼,而他們帶來的那種贈品卻被認為莫名其妙,這也許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個人方面,他們被禁止和奧地利人建立密切關係,即使有時不顧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奧地利人建立起正常關係,也很可能突然中斷,317 或有時生硬地宣告結束。法國人在某個時期內不可避免地感覺到奧地利人和前不久壓迫法國的敵人操同樣語言。在盟國對奧委員會還沒開始行使權力的過渡時期,法國人在其佔領區內所遵循的政策並不是嚴格地始終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雖然從德國法占區到奧地利法占區去的旅客總會看到通告牌上寫著「這裡是友好的國家奧地利」。法國人對本國所遭受的戰爭破壞滿懷慘痛的經歷,無怪乎他們在完全控制其佔領區後,有那麼一個時期對美國要把蒂羅爾的戰爭工業轉變為有利於奧地利經濟的和平工業這項政策顛倒過來,開始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們無法從本國取得足夠的糧食供應,無怪乎他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仰仗國外,從而消耗了供應奧地利居民的本來不足的糧食。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有一段時期不願意給予奧地利政治黨派和報刊以許多自由,不肯貿然停止那種拆除工廠設備運回法國的做法,這也不足為怪。在這種情況下,法方在許多問題上很自然地對蘇方的態度比其他西方國家較少地表示不滿了。有一個時期在討論清除納粹影響時,總是發現法國代表和蘇聯代表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在其他許多問題上,法方在四國談判時則以東西方的調解人自居,以彌補它本身比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點,但它這樣做卻能為達成妥協性解決辦法作出可貴的貢獻。要它不再充當這種角色而幾乎是理所當然地站在其他兩個西方盟國那邊,這只能是逐步的。 
  至於美國人和英國人,儘管他們最願意看到奧地利人的優點和長處,但如果他們對許多奧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邊作戰到底,而且有些人還正式列入戰犯名單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麼他們簡直是有乖人性。在佔領的最初幾周內,美占區和英占區都禁止和奧地利人友好。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區約為7 月底,在英占區則稍微早一點,原因是6 月29日丘吉爾給了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備忘錄。318 此外,當三個西方盟國到達維也納的時候,關於蘇軍暴行的傳聞充斥於耳。過一些時候,他們才明白那些傳聞有許多是確有其事的,並非像他們起初所想的那樣,以為有人希望破壞戰勝國之間的關係而忠實地照搬戈培爾之流的宣傳。 
  然而,這些保留態度都是暫時的。盟國對奧地利人和德國人畢竟要區別對待,這是根本的。因此從長遠觀點來看,它意味著猜疑較少,神經緊張較輕,任意使用強權的誘惑力較弱,對人類苦難自然而然產生同情的抑制力較小。它也意味著總的看來,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務方面,奧地利人一開始就受到了鼓勵。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國到達之前,許多地方已經形成了新的管理體制的核心。儘管俄同士兵有過種種不正當的舉止,儘管俄國人對奧地利有組織地進行過掠奪,但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而且允許這個政府在蘇聯控制區範圍內享有相當大的行動自由。在其他佔領區內,三個西方盟國都通過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別人更早一點允許在州一級基礎上成立臨時行政管理機構,並且採取盡可能通過這些機構來進行工作的原則。所有這一切,從一開始就使佔領國與當地人民之間的關係比同時期的德國情況要好得多。 
  還有一點是戰爭破壞的相對程度。奧地利的傷亡人數絕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蹤者估計為三十五萬人,傷十七萬人;1945年底有數以萬計的人仍然是戰俘,大多數在蘇聯。這對總數只有七百萬的人口來說,遭到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空襲與戰爭的破壞,奧地利也未能倖免。德國人在林茨建立了一個重工業的聯合企業;在蘭斯霍芬有一個制鋁廠;德國梅塞施密特壟斷組織在維也納新城有一個重要的飛機工廠。這些目標和其他工業目標都遭到猛烈的轟炸——在維也納新城,經過聯合轟炸和最後幾次戰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無損,城內人口從1944年的四萬五千人減至1945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在維也納市內,許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礫成堆;街燈蕩然無存;運輸緩慢得猶如涓滴細流。然而,按比例來算,這種破壞程度還不如德國之巨大,因為德國的工業城市是既大又多。在相當多的奧地利農村地區,村莊和小319 市鎮實際上還完整地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奧地利西部的一些地區,甚至可以說從未發生過戰爭。無庸置疑,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委員會開展初步工作,比在德國面臨的相應任務要輕鬆得多了。 
  最後,如果加以比較,誰都知道,奧地利人民和德國人民在性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我們假定奧地利不是被解放而是戰敗的,這種性格也一定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把性格一般化了,那是很危險的。在德國南部和奧地利西部的居民之間,他們的性格區別也許不太明顯。但從總的看來,區別是仍然存在的。奧地利人具有這麼一種特性,他們的敵人稱之為懶懶散散,不負責任,他們的朋友則稱之為快快活活,寬恕容忍,不願意把事情看得太悲慘。這種特性是「搖搖欲墜的帝國」互讓互諒的產物,是奧地利人處於歐洲的一個十字路口的產物,是他們相對地接近地中海的古老文明的產物。這種特性具體表現在他們偏愛莫扎特的輕鬆愉快的喜劇作品,而不喜歡瓦格納的宏偉的英雄樂章。盟國對奧委員會的成員完全不受此種性格的潛移默化和息怒消疑的影響者,確實是寥寥無幾。 
  第二節 政治發展 
  (一)1945年的選舉 
  在9 月11日盟國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盟國對德政策和對奧政策的總區別,已如前述,由委員會的聲明加以闡明了,聲明說委員會的第一個任務是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創造條件。9 月20日,委員會的第二次會議對此繼續加以研究,一致同意倫納提出的邀請西部諸州代表來維也納開會的建議。西方各國的成員,特別是英方成員,迄今為止以臨時政府無充分代表性為理由一直未予承認,而倫納也同他們一樣,急於要消除這種反對的理由。 
  倫納建議的會議於9 月24日至26日在黑倫街下奧地利州議會召開。其結果是實際上擴大了臨時政府,因320 為增添了來自各州的人民黨新部長。這些新部長中有外交部長格魯貝爾,他是蒂羅爾州臨時政府的州長;有一個負責財產管理的國務部長,還有幾個副部長。會議還採取了兩個重要步驟。西方盟國對於共產黨人弗朗茨·霍納擔任內務部長一直有點耿耿於懷,倫納也意識到西部諸州都有類似的不安。為了照顧西部諸州和西方盟國的情緒,會議建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來監督普選的安排和控制警察。這個委員會由人民黨成員兩名、社會黨人兩名和共產黨人一名組成。其次,會議建議11月份舉行大選。這些措施大有助於消除西方盟國的憂慮。10月1日,盟國委員會同意向四國政府建議把臨時政府的權力擴大到整個奧地利並給予有條件的承認。但在10月20日的第六次會議上,委員會對此通過正式決議,重申盟國委員會是奧地利的最高權力機構,臨時政府可以把它的權力擴大到整個奧地利,但必須置於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全面指導之下。會議還規定大選應不遲於1945年12月31日舉行,並授權臨時政府通過適用於全奧地利的法律,其條件是這些法律要經過盟國委員會批准,並不得與軍政府的法律相牴觸。 
  聯合聲明的和諧調子為第二天蘇聯政府的行動所破壞了:蘇聯政府單方面通知奧地利臨時政府,說它決定完全承認該政府並互派大使。但從其後兩個月的情況來看,西方的憂慮好像又一次證明是被誇大了。7 月份又召開了兩次州會議,起草了舉行選舉的建議,包括剝奪納粹分子選舉權的規定。這些建議得到了臨時政府的同意和盟國委員會的批准。11月25日,奧地利全國開展中央議會和州議會的選舉。 
  投票是經過精心籌備的。它是在山區冬季雪封之前舉行的。盡可能在大黑前收齊票箱,計算選票。如前所述,監督工作由各黨派組成的一個委員會負責。然而,選321 舉自始至終沒有發生任何事件,也沒有任何關於徇私舞弊的指控,這一事實是令人可驚可佩的。不應忘記,自1930年以後,奧地利人民沒有參加過普選,而當時的國內局勢也決不是穩定的;褫奪納粹分子的公權自然要產生一種不滿的因素;對選舉的實際監督是由缺乏經驗、尚未完全組織好的警察執行的。可是,在西方人看來,最令人驚奇的是,在蘇占區內沒有任何干涉,那裡的公民到投票場去投票,享有與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同樣的自由。 
  投票率是很高的——為應參加投票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四。右翼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和國民議會一百六十五席中的八十五席。社會黨人獲得百分之四十五的選票和國民議會中的七十六席。共產黨人獲得百分之五的選票和國民議會中的四席。選舉結果有趣地證明,儘管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兩次大戰間的黨派先後在陶爾斐斯、許士尼格以及納粹的獨裁統治之下遭受壓制而銷聲匿跡,但奧地利人的政治忠誠還是堅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國的初期一樣,天主教勢力強大的農村地區主要是投人民黨的票,而城鎮則投社會黨人的票。但與1934年前那段時期比較,社會黨人已經改善了他們的地位。在維也納本市,選民的大部分逃票是集中的,社會黨人贏得的選票不少於百分之五十七,而且從全國範圍來看,證明除因斯布魯克外,各州首府對他們的支持都有所增長。 
  在選舉期間,三個政黨都約定繼續結成聯盟,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新政府,以人民黨領袖利奧波德·費格爾為新總理。12月8 日,盟國委員會接到了推薦的新部長名單。部長職位按比例分配給兩個主要政黨:人民黨八名,社會黨六名。餘下兩個職位給無黨派人士,一個職位給共產黨。按照嚴格的公平合理的做法,共產黨所獲選票甚少,分配名額是沒有份的——當然也不能保留原來共產黨人的內務部長和教育部長職務。然而,人民黨領導人認為完全排除共產黨人是不策略的,因此新建一個動力和電氣化部,由共產黨人任部長,目的在於繼續取得該黨的合作。這一著是厲害的,使共產黨沒有理由訴說自己受到歧視。322 盟國委員會沒有立即批准這份名單。特別是蘇、法兩方對於曾與納粹有過瓜葛的幾個人表示不同意。經過四次調整,包括否定尤利烏斯·拉布(後來他在1953年當上了總理),盟國委員會才在12月18日的第十二次會議上批准了調整後的名單。12月19日新國民議會召開會議。12月20日又召開了國民議會和上院聯席會議。上院是同時由各州議會選舉的。卡爾·倫納博士當選為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總統,所得票數為二百零五票中的二百零四票,一票棄權。倫納任命人民黨領袖利奧波德·費格爾為聯邦總理,社會黨領袖阿道夫·謝爾夫為聯邦副總理。 
  菲格爾抓住時機宣佈他的政策。他在12月21日的議會開幕詞中強調,為了重建和恢復奧地利的自由,需要各黨合作,需要重建一支獨立可靠的警察力量和司法體系。他呼籲佔領國放寬佔領區之間的往來限制,並通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對奧地利進行經濟援助。同時他極力主張奧地利有必要與四國合作,他說奧地利雖然是「傾向四方的」,但一向是「傳統的通向東方的門戶」。因此,它自然要尋求與多瑙河流域重建貿易關係。 
  這項政策是無懈可擊的。1946年1 月1 日,盟國委員會正式承認了奧地利共和國,其後與新政府互換了政治代表。盟國駐維也納的代表就是前已提到的那四個政治顧問。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次大選和通過自由選舉建立起經四國正式認可的奧地利政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這向外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奧地利的民主精神雖經多年的獨裁統治和戰爭,卻遠遠未被壓服,不僅能夠繼續存在,而且變得更為成熟了。兩個主要政黨各自拋棄了戰前基督抄社會黨人某些比較極端的教權思想和社會民主黨人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倫納政府當政期間,他們已經顯示出能夠在一起共事,其合作程度是第一共和國時期所難以想望的。現在他們表明毫不遲疑地同意323 把這種合作繼續下去,而且在職務分擔方面幾乎沒有耽擱什麼時間就取得一致意見。其所以更為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即使在各自的觀點方面較少地趨向極端,但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各自的綱領,而這個國家的幾個地區仍然非常明顯地信守其舊時的政治忠誠。 
  如果說往日左翼與右翼間的涇渭分明在今天再一次得到肯定乃是確切無疑的話,那末問題也極為明顯,奧地利人民是不想和共產主義打交道的。西方國家從這一點上得到了雙重保證。這不僅僅是一個吉兆,預示奧地利將保留在西歐民主國家的結構之內發展其政治前途,而且在下列事實上也看到了充滿希望的跡象,那就是俄國人在其佔領區內允許選舉自由進行,而且絲毫不想加以干涉。有人議論說,如果俄國人已經容許在奧地利產生這樣的結果,那麼在其控制範圍內的其他東歐國家說不定也有希望能和平地朝著民主方向發展,雖然從一切表面現象來看情況是適得其反的。 
  然而,事實真相似乎是這樣,蘇聯當局過高地估計了共產黨人競選的實力,到選舉揭曉時他們不禁大吃一驚。他們似曾估計共產黨人可獲選票高達百分之三十。如果選舉結果真是如此,他們大概希望共產黨人仍可掌握內務部和教育部這兩個重要的部長職位,在適當時機好從中漁利。選舉的實際結果顯然促使他們要重新檢查一下自己的政策。事實上克拉克上將已經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這次選舉標誌著蘇聯除搞假合作外,確已無計可施了;並繼續說,不久以後他們就著手既要限制蘇占區內奧地利當局的自由,又要不顧選舉結果給予共產黨人以較大的特權。但在當時,蘇聯觀點所造成的損失已經無可挽回了。不管用什麼理由來說明共產黨獲得選票之低,總不能說西方盟國在蘇占區內施加了影響。蘇聯方面不可避免地丟了面子。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其主要原因無疑是蘇軍在佔領初期的所作所為確實使奧地利人喪失了對共產主義可能產生的任何同情。 
  更為有趣的是,儘管蘇聯在政治標準上推行真正溫324 和的政策,但還是產生了這樣的結果。蘇聯當局單方面批准成立奧地利臨時政府,是不符合一致同意的盟國計劃的,這自然或多或少引起埋怨和猜疑。與此同時,倫納本人決不能稱之為親蘇派,他的確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清楚地寫過,他在和蘇聯軍事當局談話時明確表示過這一點。再進一步說,每一個部除部長外,再任命兩個不同黨派的副部長,保證了臨時政府成為真正的聯合政府。當時所有的報道一致說,倫納政府在當時蘇占區範圍內享有相當程度的行動自由。但嚴峻的事實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資以使戰後的混亂變得井井有條的時候,在一切動產都被當作戰利品運向東方的時候,理論上的自由是無濟於事的。 
  如前所述,西方盟國在其佔領區內所採取的政治態度與俄國人在其佔領區內所採取的態度比較,事實上要謹慎得多。一位記者有點誇大其詞地總結了這種情況,他說:在蘇聯佔領區是有自由而無物資,在西方佔領區則是物資多而無自由。就政治自由而言,到選舉開始就一反原來的趨勢了,雖然情況還不是立刻和全面的改變。通過自由選舉成立了各州政府,國家日常管理工作的責任大部分交給奧地利人自己去擔負,佔領國的任務自然減輕了。在以後許多個月裡,主要問題是帶根本性的生活問題,即提供糧食和公用事業,以及恢復國家經濟。在這些方面,奧地利的確是一定要依靠盟國的。但這次選舉還是標誌著奧地利向恢復自由邁出了明確的一步。 
  (二)新管制協定 
  儘管經過了選舉,盟國仍得按照1945年7 月4 日歐洲咨詢委員會有關管制機構協議的條款對奧地利政府進行管制。的確,選舉後不久,盟國委員會正式通知奧地325 利政府,把奧地利的法制推行到整個奧地利,不得解釋為否定盟國管制和監督「奧地利政府和向該政府負責的一切機構及其一切行動」的權利。事實上,奧地利政府所通過的每項法律仍然要盟國委員會一致同意才能生效。雖然法律管理處除了批准外要提出什麼建議,那與其說是常規,不如說是例外,但是否決權仍然存在,而且在11月份委員會要求廢除臨時政府關於軍事方面的一切法律時,就曾行使過否決權。 
  在已經舉行過選舉並按選舉結果成立了自由選擇的政府之後,這種情況還繼續存在下去,當然是一種反常現象,而且的確是與莫斯科宣言的規定完全牴觸的。這種情況預示奧地利人更加堅信他們要不失時機地對之發表意見了,而時機很快也就到來,那是因為關於憲法問題的情況令人不滿而造成的。 
  1945年5 月1 日,在臨時政府贊助下連續印行了政府公報,其中有五種法律的文本。這些法律謀求調整奧地利的地位,把原來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同時恢復1929年憲法的條款。新選舉的菲格爾政府於1945年12月19日通過一項法律,再次肯定這些較早的立法。雖然盟國委員會裡的三個西方國家成員準備表示同意,但蘇聯代表卻加以拒絕。由於盟國委員會的決議必須得到一致同意,只能對這項法律拒不認可。此外,由於蘇聯的堅持,1946年3 月30日盟國要求奧地利政府不遲於7 月1 日提出「一份依據民主原則的永久性憲法」。因蘇方反對而否決了臨時憲法的消息由美方透露給新聞界後,立刻引起了反應。奧地利新聞界抗議蘇方出爾反爾,前後矛盾,他們在1945年5 月單獨控制維也納時同意通過法律,毫無意見,而現在卻提出反對。接著費326 格爾於4 月12日在國民議會發表一篇演說。幾天以後,倫納總統利用記者招待會的機會用獨特的生動語言描述了他的政府的困難處境。據報道,他說:「我一直在捫心自問:四大國希望我們用什麼模子來塑造一部憲法呢?要我們倣傚蘇聯的憲法,或者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嗎?要我們模仿美國的總統制,或者法國的憲法嗎?法國憲法本身尚不存在。各式各樣的抗議以國民議會向盟國委員會提交一份正式決議而達到頂點。到7 月1 日,新憲法尚未提出。但盟國委員會並不採取行動。事情就到此為止,因為情況是這樣,實際上經新政府再次肯定的倫納政府的立法仍然生效,而奧地利憲法乃是1929年修改過的1920年的憲法,再加上解放後通過的一切補充性的法律。 
  在1946年的春季和夏初,又向盟國提出了幾次申訴,要求放鬆其嚴格監督並履行它們的正式保證,給予奧地利以自由。強有力地指出,一個經過自由選舉並得到承認的政府,居然把立法交給外國,這種怪事真是空前未有的。此後不久,社會黨人副總理謝爾夫博士在他和一位社會黨議員皮特爾曼先生非正式訪問倫敦時,得有機會就這方面的問題向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陳述意見。但就英國而言,事實上修改1945年7 月的管制協定並不是一個新的想法。早在11月選舉之前,委員會中的英方成員就已經對此著手工作了。1946年初,在政治管理局內,四方開始討論英國的草案,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保留權力問題,在佔領初期已經造成了種種困難,看來可能在一個時期年對這件事的達成協議,也要起阻礙作用了。但是,經過幾個星期的談判,在6 月份英方擔任主席時,以英國草案為基礎的新協定最後提交盟國委員會,並於6 月28日簽署了。新協定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進步。無怪乎9 月29日倫327 納在人民劇場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有鑒於迄今為止奧地利政府的一切法律都必須獲得四國的批准,因此新協定的第六條把這種規定只限制在立憲性的法律方面。至於其他一切立法措施和國際協定,如果在盟國對奧委員會收到後三十一天內,奧地利政府沒有接到該委員會持有反對意見的通知,則可視為盟國委員會業已批准。既然在這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盟國委員會作出決議時仍須取得一致同意。因此新協定中規定的任何不屬於立憲性的措施,即使得到佔領國中一方的批准,也不能再對它正式宣佈反對。當然這是協定中最重要的一條規定。但除此而外,更進一步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放寬了管制。第四條規定,除少數情況外,盟國委員會應消除一切「對奧地利內部人員往來、貨物運輸及其他交通方面尚存的限制」,這樣一來,佔領區的界線就可以視為「各國高級專員職權範圍的界線和佔領軍駐地的界線」了。此外,還允許奧地利政府組織一個管理關稅和疆界的機構,盟國本身要盡快地把一切關卡和管制旅行的職能移交上述機構,但不得妨礙佔領軍的軍事需要。協定宣佈奧地利政府可以自由地與聯合國家政府建立外交和領事關係,但與其他政府建立關係,則必須事先得到盟國委員會的認可。 
  佔領國只有在這樣一些領域內特別保留其權力,可以採取直接行動,這些領域就是有關非軍事化,保護聯合國家或其僑民的財產,管制流亡難民,在奧地利本身建立管制措施前對進出奧地利的旅行予以管制,以及追查和逮捕四國中任何一國所需要的人員或國際法庭所需要的戰犯等等。除了這些領域,以及為了維持法律與秩序和保證貫徹盟國委員會的指示的比較全面的目的之外,在一般情況下,委員會只是通過奧地利政府或其他適當的奧地利當局來行動。新協定還在第一條中規定奧地利政府的權力血擴大到整個奧地利,但奧地利政府及其一切下屬機構都應執行盟國對奧委員會下達的指示。事實上這並不是一項重要的限制,因為委員會不經過一致同意是不能發出任何指示的,而自此以後,能夠取得一致同意328 的問題,則為數更少。一方面三個西方國家都把新管制協定解釋為是要盡可能給予奧地利政府以廣泛而充分的權力,因此都木願意採取任何二種好像沒有必要去侵犯那種權力的措施。另一方面,蘇方則持有相反的看法,而且實際上是在試圖限制新管制協定所給予奧地利的自由。蘇聯當局的態度當時引起了某種驚訝,的確有人在猜測蘇聯人簽署新管制協定時也許是沒有充分瞭解其含義。但根據英方領導成員的消息,蘇聯副高級專員熱爾托夫將軍在新協定簽署前本來是反對第六條第一款的,其確切理由是不難想像的,即所謂「我們還在睡覺,法律就已生效」。在莫斯科,協定的全部含義說不定是慢慢才被理解的,儘管看來未必如此。但不管怎樣解釋,蘇聯的簽字顯然被認為是一個錯誤,因為蘇方在8 月份通過執行委員會向盟國委員會提出兩份特別針對第六條條款的文件。第一份文件談的是立憲性法律的定義問題,這是執行委員會致總理函件的草稿裡提到過的。蘇方認為,5 月31日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那個有問題的定義,事先沒有送交盟國委員會審批,因此在法律上無效。實際上委員會中所有三個西方國家的成員都記得盟國委員會早就討論過定義問題,並特別同意由執行委員會把它擬定出來。西方代表指出,這一定義在5 月31日被採納後當即成為新管制協定的基礎,而現階段蘇方卻加以反對,這說明他們是想取消協定中的一部分內容。 
  蘇聯的第二份文件是關於新管制協定如何實施問題。這一文件的內容是要獲准使一項決議得以通過,使盟國委員會得以「保留其原先控制奧地利各部的職權」。並「按新管制協定的條款來實行管制」。當然,這等於是違背新協定的整個精神。盟國委員會中的其他三國成員都直率地指出了這一點。由於他們聯合反對,第二份文件未予討論。329 蘇聯在盟國對奧委員會中的實際做法是對一致同意的決議在字面上做文章,而不堅持那種顯然經不起一駁的錯誤解釋。什麼構成立憲性法律,什麼不構成立憲性法律,這是蘇聯代表所孜孜以求的問題。雖然他們想使執行委員會5月31 日決議無效的企圖未獲成功,但在9 月27日盟國委員會討論奧地利政府的「貨物運輸法」時,他們又進一步施展手法了。9 月20日,這個法案提交執行委員會,西方三國成員已經同意,蘇方成員卻提議加進一條,使法律不能適用於「屬於佔領國的財產和貨物」。西方三國成員指出,佔領國的財產和貨物問題在新協定中已經得到了保障,而且這項法律不是立憲性的,所以應按「三十一天規定」於9 月23日生效。當時蘇聯代表宣佈他們保留在自己佔領區內不實行這一法律的權利。9月27日,這項法律提交盟國委員會時,蘇聯高級專員再次表示同樣的態度,所持的理由是它有損於蘇聯的利益,從這一點出發,他是不能讓步的。 
  關於奧地利按照新協定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的其他許多方面,其情節大都如此。盟國委員會已經授權奧地利政府與所有承認它的國家——德國和日本除外——互換外交代表,而現在是迅速採取行動,按第七條規定授權奧地利與聯合國家政府保持外交和領事關係,這樣到1946年底已經有了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的核心駐在維也納,以保證外國政府能不斷獲得有關奧地利國內情況的可靠消息。一旦奧地利要參加國際組織為成員國,不管這些組織是不是聯合國組織的一部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早在1946年3 月,奧地利曾派過一個代表去參加日內瓦教育會議國際局。但是,它所處的反常地位使它在正式會議期間只獲准以奧地利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下一個月國際聯盟本身就在會議期間解散了。儘管有了新管制330 協定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盟國委員會在年底之前對奧地利總理關於奧地利要求申請加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通知一直未予審議。1946年5 月,奧地利總理要求恢復奧地利在國際工人組織中的成員資格,盟國委員會在8 月和9 月兩次予以審議,都因蘇聯的反對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蘇聯反對的理由是國際工人組織是國際聯盟的產物,而國聯現已不復存在了,奧地利應成為聯合國相應組織的成員。11月間。總理又提出這個問題,通知盟國對奧委員會說,他認為根據新協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奧地利有申請成為國際組織成員的自由,這時蘇聯代表堅持說,在他看來,四國對此取得一致意見還是必要的。其餘三國代表不同意,於是這個問題又退回政治管理局。這些事件中的第三個例子是1946年10月奧地利請求允許它參加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這一回委員會中的蘇方成員只是說,他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因此在這一年內,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就沒有再討論。 
  然而,蘇聯的反對實際上不能阻止奧地利政府單獨向這三個國際組織提出申請,因為奧地利政府明白,其他三個佔領國是會支持它的。到一定的時候,這些組織部接納了奧地利,從而加強了奧地利的國際地位。費格爾政府在這幾個問題上的行動和其他悍然不顧蘇聯反對而採取的行動一樣,是極有膽略的,因為雖然奧地利政府得到了蘇聯的承認,而且至少存在著這樣一種很大的可能性,即此類行動不會導致個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實際上的威脅,但危險總還是有的。1946年間,公共安全在維也納絕無保障,綁架官員的事件也不是無人知道的。 
  從此以後,任何一個可以按第六條第一款進行審議331 的問題幾乎都一律遭到同樣的對待。在政治管理局,三個西方國家的成員總是同意奧地利的提議,而蘇方總是反對。這樣就要執行委員會和盟國委員會來作決定,而在這兩個委員會內,的的確確也只是老調重彈。問題就這樣過去了,只在會議記錄上記下了意見不一致。結果是把問題再交回奧地利政府。奧地利政府則等待規定的三十一天到期,把法律或其他立法措施予以頒布或在奧地利政府公報上發表。 
  (三)非納粹化 
  佔領國宣佈的兩個首要目標是清除奧地利的納粹影響和使奧地利脫離德國。這兩個過程實際上被認為是建立任何永久性奧地利政府的根本性預備措施。戰爭結束後,四國從到達這個國家的最初時期開始,就在各自佔領區內著手工作以期達到上述目標。他們所遵循的政策也許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在蘇占區內,奧地利當局在很早階段,即倫納臨時政府成立一周之後,就採取主動,通過了第一個非納粹化法(第十三號禁令)。接著是6 月6 日的禁止法,6 月26日的戰爭罪犯法和9 月份工業部門清洗法。這些法律加在一起。構成了這樣一種政策,其主要內容是:1938年3 月日日前參加納粹黨者被宣佈為犯有重大叛國罪,在納粹佔領下加入納粹黨的奧地利人被認為可以從寬處理,但地方長官以上的納粹黨高級官員則應視為當然的戰爭罪犯,情節最嚴重者要處以死刑。這種政策於解放之後就立即開始在俄國人佔領的地區內貫徹執行,當時的倫納政府就在這個地區範圍內行使其權力。在此時期,俄國人執行這方面的政策,如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都是通過奧地利的有關部門執行的——在這個問題上,由以共產黨人弗朗茨·霍納為首的內政部執行。 
  在維也納成立盟國對奧委員會之前,其他三個佔領332 區內,由西方盟國各自執行其政策。無可否認,所有這三個國家的政策都是旨在集中處理主要的納粹官員和戰爭罪犯,對小人物則從輕發落。但實際做起來是五花八門的。 
  在西部佔領區內,美國軍政府有好幾個星期並朱著手進行有系統的工作,因為奧地利是以一種不曾料到的方式解放的——這就是說,軍政府的官員原來是要去德國的,過一段時期他們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給專門來奧地利服務的同事。此外,當法國人進駐從美占區劃歸他們佔領的那部分地區時,這部分地區的工作又作了第二次移交。在英占區內,初期的活動不得不只限於卡林西亞,在那裡一開始就能夠貫徹原定的總政策,因為配備執行奧地利軍政府任務的官員是隨著第八集團軍從意大利進入佔領區的。在三個西方國家佔領區內,對於奧地利當局本身應准予協助進行非納粹化工作到什麼程度,都存在著混亂,那種混亂持續地存在著。 
  10月份盟國承認了臨時政府,接著臨時政府的權力擴展到整個奧地利。這本應意味著原來非納粹化法律的效力也同樣會擴展到全奧地利的。其實不然,因為臨時政府的一切法律須經盟國委員會正式批准才能在全奧推行,而非納粹化法律直到12月才被批准。因此,西方國家佔領區的非納粹化工作暫時仍然由各佔領國緊緊掌握,其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1945年10月31日,盟國對奧委員會在維也納成立一個由四國組成的非納粹化工作局,旨在使這項工作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可是還沒來得及考慮問題,費格爾政府成立,情況又起了根本性變化。這就使通過奧地利當局來進行工作,更有其必要了。1946年1 月10日,盟·國委員會對這一客觀現實給予某種程度的承認,要求奧地利政府在內務管理局的總的監督與管理下,於兩個月內徹底清洗民事部門上層三個等級中的納粹分子,而且允許該政府自由制定和貫徹自己的反納粹法律。然而,盟國對奧委員會保留權利,撤換國家管理機構或私人企業中的任何一個官員或高級職員,只要他們是進行過直接反對盟國或奧地利民主力量的納粹活動,即使這些活動333 根據非納粹化法律還未一一列入專門項目之內。這一要求所產生的總的效果是把非納粹化工作的執行權從佔領軍手裡移交給奧地利人,但盟國行使自由決定權而採取直接行動的清洗除外。雖然在這一年內盟國委員會有理由抱怨非納粹化行動過於拖拉,但從總理給盟國委員會的定期報告來看,進展還是相當大的。7 月26日費格爾報告說,奧地利政府從公用事業和工業崗位上撤換了二十七萬名納粹分子。6月份建立的內閣會議到年底已經「甄別」了大約一萬五千名主要文職官員。在同一時期內,應盟國的要求,有四百零八名重要文職官員和實業家已被撤職,而由奧地利主動處理的約五千餘名。9 月15日,總理報告說,共有三萬九千名奧地利文職官員已被解職或發給年金令其退職,還有二萬六千名尚未處理。年底也有一份類似的報告,談到在私人企業中採取行動的情況,說有二萬五千名高級職員和二萬八千名僱員已被解職。 
  與此同時,政府著手制定一項新的非納粹化法律,可使整個工作進程按一個恰當的統一標準開展。這項法律最後在7 月24日由奧地利議會通過,送交盟國委員會。委員會中的蘇方成員反對這個法律中的許多條款,法方成員也多少表示反對,到12月才取得一致同意,其代價是作了近五十處修改,大大加強了這整個法律的嚴厲性。奧地利政府不喜歡那許多修改之處,因為接受那些修改,簡直要使已經嚴重缺乏有能力的文職官員的情況進一步加劇。但是,當時有人認為,接受修改和通過這項法律是同奧地利訂立和約的先決條件,而訂立和約的談判已定於新年開始,因此修改的內容逐步被吸收到這項法律的新文本中,終於在1947年2 月6 日被通過了。 
  這項法律要求對以前的所有納粹分於進行登記,並根據他們在納粹黨內的地位和履歷來一般地劃分為「有牽連」和「較少牽連」兩大類。它還規定按罪行輕重進行懲處的等級。懲治辦法從禁止在某種職業範圍受雇到支付「贖罪稅」,各不相同,而且可以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來決定再罰或不再罰。這項法律的實施交由奧地利非納粹化官員去執行,這些人負責在全國範圍內對一切有關係334 的奧地利人和盟國當局保持聯繫,並對行政機構的非納粹化工作個人負責。 
  1947年這項法律的實施,其時間已超過了本書的範圍。但也許應該注意的是,即使在盟國委員會對法律進行修改使它更為嚴格之前,這項法律與臨時政府通過的早期關於這一問題的法律合在一起來看,其總的結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證據,說明奧地利政府從最早的時候起就已決心肅清希特勒主義的流毒了。也應該說,1946年9月1日由奧地利當局登記的前納粹黨員或候補黨員不下五十三萬六千人,其中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九人是黨衛隊員,六萬一千一百九十八人是挺進隊員。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合在一起,在全體選民中佔有很大的比例。實際情況是,登記的納粹分子數字超過了奧地利最大政黨的黨員數字,因此他們代表著一種潛在的政治力量,對之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忽視。 
  (四)君主主義者的活動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奧地利政府經盟國委員會同意對於1946年初哈布斯堡王族成員在奧地利重新露面所採取的行動。人們普遍認為卡爾·路德維希大公和羅伯特大公在戰爭結束後得到了法國的一些支持,而在奧地利本國,他們的事業在早期受到過奧地利人聯邦同盟的支持。1946年初,他們在維也納法國管制區內露了面。社會黨報紙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奧地利政府趕緊重申,前共和國所通過的並在憲法裡體現的有關驅逐不肯宣佈效忠於共和國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員的法律仍然有效。繼而又通過內務部發佈一項正式命令,驅逐那兩個大公並解散奧地利人聯邦同盟。1 月22日,法國高級專員貝圖亞爾上將在盟國委員會的會議上正式聲明那兩個大公進入法管區並未得到法國政府批准。會議通過決定,保證委員會將幫助奧地利政府執行把哈布斯堡王族逐出奧地利的法律。2 月25日,委員會採取最後的邏輯上必然的步驟,正式禁止組織任何君主主義的政黨。 
  (五)奧地利的報刊 
  正如奧地利的政治活動幾乎在尚未完全解放時就重新恢復一樣,奧地利的報紙在蘇軍到達維也納剛剛兩周之後就復刊了。出版的第一份報紙是《奧地利報》,「為維也納居民辦的紅軍報」,1945年4 月21日首次發行。可是,僅僅三天之後就出版了奧地利人辦的第一張報紙《新奧地利報》,它是在三黨聯盟主持下出版的,後來這三黨聯合組成臨時政府。過了一段時期,直到8 月5 日,1895年創刊的社會黨《工人報》和1929年創刊的右翼《人民小報》都在街頭再次出現了。在同一天,新的共產黨日報《奧地利人民之聲》也創刊了。在此階段,按照蘇聯的政策,俄國人是不反對奧地利報刊這樣復刊的。他們也許可以指望編輯們在這個階段談到佔領國問題時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小心謹慎,但是,就蘇聯嚴格控制國內報紙而言,他們竟肯讓具有這種傳統的奧地利報紙復刊,在西方觀察家看來,真是十分奇怪的事;1945年西方盟國到達維也納時,也都仿照蘇聯的先例,開始出版自己的日報。8月26日,美國的《維也納信使報》創刊;9 月18日英國的《世界新聞》初版問世。這時,逢星期一沒有日報,法方對新聞政策方面的問題特別機敏,11月12日出版了《維也納星期一報》以填補這個空隙。然而,這份報紙到1946年2 月25日就停刊了,法方從2 月18日起即以《星期一世界報》來取代,而在1946年10月1 日又出版《世界晚報》來補其不足。與此同時,奧地利官方報紙《維也納報》於1945年11月12日復刊,開始其第二百三十八年的發行。11月21日,第一份非德語報紙《英國晨報》第一次在維也納問世,它原來是由英方於這一年的夏季在其佔領區內出版的。 
  這樣,到1946年底,維也納的情況如下: 
  晨報《奧地利報》(蘇方) 
  《新奧地利報》(無黨派) 
  《工人報》(社會黨) 
  《小人民報》(人民黨) 
  《奧地利人民之聲》(奧地利共產黨) 
  《維也納報》(官方) 
  《英國晨報》(英方) 
  午報或晚報《維也納信使報》(美方) 
  《世界新聞》(英方) 
  《世界晚報》(法方) 
  星期一版報紙《體育日報》(地球出版社——共產黨控制的報紙) 
  《星期一世界報》(法方) 
  西方國家對奧地利報紙最初的態度表明是有保留的,這和它們對待奧地利政黨的態度相似。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周內,在西部佔領區內都沒有奧地利人辦的報紙,這和蘇聯佔領下的維也納的情況是一個奇怪的對比。到盟國對奧委員會開始工作時,政策才互相協調,其代價是在維也納實行某些法律上的限制。這些限制即使事實上早已存在,但在維也納人看來也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10月1 日盟國委員會在正式確定奧地利的出版自由時,同時規定不許任何報紙批評盟國委員會或盟國軍政府,不許發表任何針對盟國政策的批評意見或有損盟國團結的文字。自此以後,情況開始逐漸朝相反的方向發展。西方盟國允許在其佔領區內出版屬於主要政黨的地方報紙,並傾向於允許這些報紙的編輯逐步取得較大的自由。另一方面,蘇方則逐漸開始從嚴格意義上來解釋1945年10月1 日的決定,而且不時勒令違反該決定的報紙停刊或受懲罰。1945年12月28日,盟國委員會向所有編輯發出通知,提醒他們有義務遵守10月1 日的決定;1946年5 月10日也作出決議警告右翼的週報《車轍》。像這種能為四方成員一致支持的行動是罕見的。3379月13日,蘇聯企圖撤換社會黨《工人報》的編輯,就未能獲得成功。 
  但是,如果說這種程度的監督已被奧地利人所憎恨,認為是盟國不能遵守莫斯科宣言的諾言的另一例證,那麼它和盟國控制新聞紙而強行限製出版相比,引起的怨言畢竟要少得多。西方盟國決定出版自己的日報以與蘇聯的《奧地利報》相抗衡,這就使奧地利人的新聞紙供應受到很大影響。1946年,這個國家的新聞紙總耗用量是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噸,盟國報紙就用去不下一萬零九百七十一噸,即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佔領的原來目的由於冷戰危機而已經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對此恐難找出更明顯的例子了。 
  第三節 經濟發展 
  (一)引言 
  在1945—1946年間,盟國對奧委員會在經濟工作方面需要考慮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個是這一時期壓倒一切的問題,需要維持糧食供應,避免產生大規模的饑饉。第二個是逐步由奧地利人自己承擔政治責任。第三個是東、西方盟國間在早期出現的政治分歧。第一個問題意味著經濟管理處除了搜集情報為將來的行動打下基礎外,對整個經濟的恢復幾乎做不了什麼工作。重點全放在救濟工作上,實際任務主要是對從盟國庫存中所能調撥的物資輸送給奧地利加以監督而已。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在需要採取行動時,奧地利政府的擔子越來越重,而盟國對奧委員會經濟管理處的責任則越來越輕。第三個問題就是說,到1946年經濟管理局的大部分時間都要花在東、西方盟國之間的爭論上。一般說來,西方力圖促成奧地利的經濟獨立,而蘇方則力圖予以削弱。從1946年春季以後,又有第四個因素以當時在奧地利開始工作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代表團的形式出現。這個代表團是在盟國委員會總的領導下工作的,當然與經濟管理處有緊密的聯繫,但對於日常工作,代表團則和有關的奧地利當局338 直接聯繫。因此,後者幾乎一直不能處於較好的境地。一方面沒有外援,他們無力恢復本國經濟。另一方面,他們不得不聽從來自不下五個不同方面的意見,而意見往往是互相衝突的。如果他們不想甘冒失去所需援助的危險,他們就不得不表面上把意見全部接受下來。好在他們尚稱有幽默感和外交手腕。 
  但另外一個複雜的情況是,經濟恢復不同於政治恢復,不僅是廣義地恢復第一共和國時的狀況。自1938年以來,在經濟平衡方面有過許多次實質性的變化,其影響之深遠有甚於納粹思想,對未來的長遠計劃必然要起決定性作用。 
  到1938年,第一共和國依靠旅遊業、大力發展的農業和穩定的出口貿易,建立起一個雖不穩固但卻合理的獨立經濟基礎。當時以國際聯盟借款的形式來不斷輸血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看來如果能夠適當地審慎從事而和平又能繼續維持下去的話,經濟前景決不是暗淡的。可是就在那一年,奧地利在政治上已被消滅,隨後的七年扼殺了它在經濟上剛出現的獨立格局,使之成為德國戰爭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重工業產品擴大了,原料生產增加了。為了把傳統的經濟重心從維也納和奧地利東部移向較近德國的一些地區,在林茨建立了重工業綜合企業,使煉焦爐、煉鋼廠和制氮廠聯合起來,還有多瑙河上的一個大港口為其服務。這個港口後來與德國的幾條河流連接起來。在蘭斯霍芬建立了一個制鋁廠,在倫青建立了一個木質纖維毛紡廠。結果造成農業勞動力因流入城市而日益枯竭,隨之而來的是農產品的有意識的削減,以抵消東歐和鳥克蘭的被征服地區對德國供應量的增加。最後,納粹在吞併奧地利前,通過直接所有權,掌握股票和卡特爾協定所取得的對奧地利經濟的間接控制,已經變為緊密的直接控制了,這是因為納粹佔領奧地利後立即把大宗股票和其他產權轉入德國人手中,並用大批德國人取代奧地利人充當經理。可以毫不誇張他說,德國資339 本對奧地利的滲透是如此殘酷,以致大多數奧地利工業已經成為「純粹的德國財產」了。 
  導致這些變化的資本擴張,有許多顯然會有利於和平時期的奧地利經濟。但也有其不利之處。因為它是為德國的利益而不是為奧地利的利益設計的,而且是適應於戰時而不是和平時期的需要的。如果從奧地利本身的觀點來考慮,不少工廠的建廠地點並不合乎經濟原則,而且在原料供應方面以及對奧地利工農業之間勞動力分配所產生的總的影響方面都留下了種種困難。但是,這些對第二共和國未來的有利之點和不利之點,在1945年4 、5 月間都是無關宏旨的。因為整個經濟體制已經癱瘓了。在維也納和奧地利東部作戰時期,大批的糧食、原料和工廠裝備都被撤退的德軍運走或破壞。而戰爭本身又對春耕春種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害,同時使一年的收成落了空。剩下來的許多東西,不是為當地居民所搶走,就是為蘇聯軍隊所徵用。在西部佔領區內,大批投降德軍和難民的存在,納粹經理們的逃亡,盟國自己的軍隊的到達,南斯拉夫的侵入和依靠德國戰爭機器推動的整個工業和經濟綜合體的崩潰,已使工業實質上處於停頓狀態。維也納的整個糧食供應和分配機構已經癱瘓了。甚至在3月和4月兩個月內,正式的口糧定量已經減至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約等於正常定量的一半。而一旦所有儲備糧食都用盡之後——實際上很快就用盡——幾乎沒有什麼剩餘糧食了。不但下奧地利的正常供應來源已被切斷,而且不再存在任何一個可向別處採購糧食的組織。在糧食部門工作的納粹分子,大部分已經逃跑。不管是公路運輸還是鐵路運輸,都已停頓,因為從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有三百八十五座鐵路橋樑已被摧毀,維也納的所有鐵路車站,只有一個未遭嚴重破壞。維也納的卡車數字從1944年底的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二輛下降到3401945年底的三千五百五十三輛,摩托車從一萬七千八百十五輛下降到一千七百八十六輛。5月份維也納的每日口糧定量降至極為可悲的水平——三百五十卡路里。倫納向托爾布欣元帥求援。俄國人答應援助,給維也納居民分配了油、肉、糖和乾菜,暫時使這個城市免於饑饉,但也只能到此為止。在下奧地利蘇占區內的其他工業中心,情況是十分危急的。像聖琅爾滕和維也納新城這些城市,有三、四個月每天平均口糧只有五百至六百卡路里。事實上,這時維也納和這些城市的糧食情況比德國的任何一個地區還要糟。 
  西部佔領區的情況也差不多一樣糟。奧地利多山的特點,即使在正常情況下也是頗不宜於農業的,而現在人口已激增,因為來了許多流亡難民,這些人的早期情況是到處流浪,恣意劫掠。 
  1945年7 月底,維也納的情況略有改善,因為臨時的盟國救濟計劃把口糧定量標準定為八百卡路里,而如前所述,斯大林在波茨但會議上答應了丘古爾所提出的要求,幫助解決維也納非蘇管區的糧食供應。那些地區的糧食供應一向是來自現由蘇聯佔領的東部地區的。盟國對奧委員會一經在維也納成立,情況便有了進一步的改善,從9 月23日起,盟國委員會把維也納的每天口糧定量從八百卡路里增加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但是,在其後的許多個月內,維也納和各州的情況依然不佳。城鎮居民大多營養不良,面有菜色。唯一吃得相當好的人是盟國人員和那些處於偏遠地區而又能自給自足的農民。一定數量的供應品就從這兩個方面流進了黑市。例如1946年2 月28日官方報紙《維也納報》報道說,前一周內有五百八十三起檢舉黑市罪犯的案件,而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一個代表團於1946年6 月在維也納調查糧食供應情況時,卻連一個黑市飯店也沒有發現,那個報道或許是對真實情況的一種測定。這個代表團報告說,結核病死亡率從1938年每十萬居民中有一百人,增至1944年的二百二十三人,1945年的二百三十五人,1946年3 月的二百四十二人。從1944年到1946年,嬰兒死亡率從每一千個一週歲的孩童中有八十八人增至一百九十一人。341 在1945—1946年的冬季,就連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定量都維持不住了。到1946年3 月,儘管美英兩方緊急運入糧食,但普通用糧戶的定量已經減至一千三百二十卡路里。由於面臨一次肚界性的缺糧(英國第一次被迫實行麵包配給制),盟國委員會不得不於3 月18日把正常定量減至一千二百卡路里。 
  與此同時,已經採取步驟去爭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可能給予的援助,雖然進展慢得令人遺憾。儘管奧地利過去是一個敵對國家,沒有資格成為會員國並受到援助,但在1945年8 月聯總行政委員會在第三屆會議上通過了特別決議,「由於對該國實施行政管制的有關當局的請求並贊同其意見」,批准在奧地利進行善後救濟工作。1945年12月18日,盟國委員會邀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遣一個工作組來調查井提出建議。早在新年裡,經濟管理局內部已開始對方式方法進行討論,井同奧地利政府磋商。1946年4 月5 日,奧地利政府和總署行政委員會最後簽訂了一項協定,5月1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正式承擔起購買糧食供應奧地利的經濟責任。即使如此,但由於當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船舶和糧食的當年調撥任務已經十分繁重,盟國委員會不得不提供臨時援助,把已經同意的供應普通用糧戶每人一千二百卡路里的定量標準維持到6 月1 日。希望到那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會盡快運來糧食。實際上連這個希望也要落空。春旱之後,雨水特多,收成的前景,低於原來估計的水平。糧食部長弗倫策爾不得不告訴盟國委員會說,本國的糧食只能供應全國需要的百分之二十二。下奧地利的副州長說,有些地區,人民正在每天靠六百至八百卡路里來活命。為了彌補不足,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又得向盟國籌借二萬五千噸穀物和其他農產品來應用。342 即使如此,情況仍然十分不能令人滿意。一千二百卡路里的水平抵不上戰前正常標準的一半。曾經希望在秋季有可能至少增加到一千五百卡路里,但是等到掌握了收成的詳細情況,就很顯然,這是辦不到的了。10月1 日,費格爾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總監緊急呼籲求援,說定量繼續為一千二百卡路里將意味著人民「體質的毀壞」,他還指出,奧地利與接受善後救濟總署援助的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它的卡路里定量比例較低。他以提請注意這樣的事實來增加呼籲的力量,說在德國,普通用糧戶現在的定量水平是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他要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從10月14日起保證奧地利的基本定量為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費了很大的勁,從11月11日起才達到這個定量。但即使如此,普通用糧戶的定量有一年多的時間並沒有增加到這個水平以上,甚至維持這一標準也由於秋季蘇聯方面對公平分配的方式設置障礙而遇到了困難。7 月23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委員會批准,到1946年底最後分配給奧地利的基金達一億一千七百三十萬美元。總數中的大部分是用於救濟——大約糧食八千一百萬美元,衣服、紡織品、鞋襪二百萬美元,還有醫藥用品二百萬美元。這樣只剩下三千二百多萬美元用於復興,其中較大的部分,將近二千一百萬美元,要用於農業上的需要——種籽九百萬美元,農業機械六百四十萬美元,其餘用於包袋、繩索、肥料等等。這樣就為補救奧地利經濟的最主要的不足之處打下了基礎。 
  為便利起見,上面一直提到「普通用糧戶」的定量標準,因為當時大多數正式參考文獻中都是用這個標準的。但必須指出,這多少彼誤認為是這一時期奧地利每人平343 均消耗的實際卡路里量的一個標準。在約計七百萬的總人口中,大約二百萬人多一點是糧食自給的,他們的口糧定額比其他人要高得多。剩下的五百萬人中,諸如重體力勞動的工人、其他工人、兒童、孕婦或哺乳的母親等,獲准增加補充定量,而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補充定量是與家庭中名義上只享受「普通用糧戶」定量的其他成員分享的。現在評論中的這一時期分配給所有定量口糧消費者的卡路里平均數,經計算如下: 
  1945年6 月至1945年8 月1 ,0821945 年8 月至1946年3 月1 ,6791946 年3月至1946年5 月1 ,3611946 年5 月至1946年11月1 ,5291946 年11月至1947年8月1 ,824 同時還必須提一提規模很廣、組織很好的外來救濟工作,它大部分是在自願基礎上進行的。1947年初,英國若干團體同英國紅十字會和愛爾蘭紅十字會一起,送來了五千噸食品、四百噸醫藥用品和四十噸衣服。到1947年初,美國各慈善團體送來了九千五百多噸食品和三百二十噸衣服。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對於兒童。許多兒童給輪流地送到奧地利境外的許多療養中心。英聯邦國家和各種國際組織也都是樂於提供援助的。最後必須提醒一下,那些在鄉村裡有親友的奧地利人,偶爾到較少需要糧食供應的地區走一趟,也可以補充他們的定量。但是,即使把這些糧食補充來源都計算進去,事實仍然是這樣:在戰爭結束後的頭兩年內,整個奧地利人民都營養不良,其嚴重程度對經濟恢復的總進程產生了連續而有破壞性的影響。 
  (三)燃料和動力 
  在1945年和1946年間,供應每人僅夠維持生存的口糧必然是當務之急。而與此同時,向用戶提供煤和電。為恢復國家工業提供燃料和動力,也成為僅次於前者的緊要任務。 
  燃料情況本來是不會很糟的。1937年奧地利固體燃344 料的總消耗量以無煙煤計算是五百十五萬公噸。國內出產的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六十五全靠進口——其中來自德國的佔半數,來自捷克斯洛代克和波蘭的各為四分之一,還有一些零數是從匈牙利進口的。此外,雖然1937年無煙煤的總消耗量是二百八十八萬六千六百公噸,但國內產量只有二十四萬五千噸。因此,全國元煙煤的需要量中,靠進口的不少於百分之七十八。德國人在林茨建立一些煉焦爐時沒有擴大采煤設備,因此這種基本情況到戰爭結束時並未改變。但是進口來源現在已經斷絕了。奧地利唯一的無煙煤礦位於蘇占區,褐煤礦分佈在英占區和美占區內。組織解體,勞動力減少,再加上糧食匱乏,在短期內使本國生產猶如涓涓細流。 
  不久生產就重新開始了,儘管存在著巨大困難,1946年的年產量,折合無煙煤計算,總數達一百二十六萬公噸。但這個數字還只是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數達二百萬公噸左右的進口也不足以使總數相當於1937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此外,進口大部分來自德國,一旦要求魯爾供煤的競爭開始緊張起來時,它是否能維持,那是絕無把握的。 
  關於石油問題,儘管有不同的原因,其情況還是相當困難的。奧地利國內有相當多的資源。自1934年下奧地利齊斯特爾斯多爾弗油田開採以來,國內原油產量到1937年增至三萬噸。納粹的開採辦法雖不經濟,但1944年終於把石油產量提高到一百十二萬噸。1937年奧地利國內消耗量只有三十八萬噸。據戰後估計,正常情況下的產量每年可達六十六萬噸,因而即使在這個水平上,除某些特種類型的石油外,也能滿足奧地利國內的全部需要,而且還有很多剩餘可供出口。不幸的是齊斯特爾斯多爾弗油田位於蘇占區內,這就使這些估計多半成為紙上談兵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奧地利政府簽訂的協議有這樣一種諒解,就是說四國都要提出足夠的石油345 來維持奧地利的經濟生活。1946年3 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建議會員國政府「凡在其他接受聯總救濟的國家駐有軍隊者,應指令其部隊不要消耗當地生產的……燃料或其他正式列入聯總計劃之內的供應品」,當然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計劃中並不包括液體燃料或滑潤油。而實際上,提供民用的交貨是零星分散的,有時候只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工業生產,即使按1947年1 月共產黨的《人民之聲》的說法,當時的月產量已經達到了大約每年五十萬噸的水平。齊斯特爾斯多爾弗油田也許是奧地利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經濟財產,但是甚至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奧地利政府簽訂協議時,它的控制權仍不在奧地利人手中,事實上自1938年德國併吞奧地利以來,它從未為奧地利人所掌握。1945年4 月蘇聯部隊到達以後,新佔領油田的這些外國人開始把大量的設備和供應物資當作戰利品運走;後來他們突然改變政策,重新開工生產,隨後又根據波茨坦協定的條款把油田劃為「德國財產」而堅持油田的所有權。蘇聯軍隊守護著油田設備,產量大部分輸往蘇聯。盟國委員會和奧地利政府幾次三番提出抗議,都無效果。 
  另一方面,電力情況是令人鼓舞的。奧地利的巨大水力發電潛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初步得到開發,納粹又進一步予以擴大,即使其發展目的是為德國而不是為奧地利,但資源依然存在,實質上並無損壞,而且迅速投入生產,其水平大大超過戰前。固體燃料奇缺,要求以電力代替,即使目前產量的增加還不足以滿足戰後的需要。儘管如此,但工廠至少是完整的,預期大有可能逐步滿足全國需要,而且比較經濟。 
  燃料與電力的缺乏再次增加了個人用戶的困難。在1945—1946年的冬季,按維也納的標準來說,還不算嚴寒,但是一連幾周氣溫在零度以下,家裡難以取暖,這對老年人和首都大批住在窗無玻璃的公寓或宿舍裡的人來說,是特別困苦的。一到周未,凡是強壯的人都去維也納森林或附近鄉村搜尋能夠找得到的燃料。老年婦人跟在盟國煤車後面希望從雪地上撿到幾塊煤的景象,到處可見。 
  (四)工業總情況 
  如前所述,提供糧食、燃料和其他形式效濟的壓倒一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推遲了整個經濟的恢復。然而,即使上述需要並不那麼迫切,嚴重的障礙也早已存在了。姑不談由於納粹強迫奧地利經濟與德國體制合而為一,許多經濟部門都以非經濟的形式出現,據戰爭結束時估計,這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大約百分之四十已被破壞。蘇聯以波茨但決議為借口進行了掠奪,其結果使上述比例在戰爭剛結束的階段急速提高。此外,奧地利的整個對外貿易結構已經支離破碎。佔領區的強制劃分,意味著那些甚至能從國內得到原料的工業,也往往不能保證得到原料。基礎工業大部分在西方國家佔領區,而精加工的工業則大部分在東部。俄國人在戰爭結束時攫取的戰利品,既是囊括一切,又是不加選擇,從工廠整個工段的設備到牛羊、傢俱、私人所有的雜物用品,都兼收井取。倫納政府對此毫無權力禁止。因此,工業恢復的活動首先必然只限於在西部佔領區內進行,而由於缺乏任何全面掌握的權力來領導,就是在西部佔領區內,也只能在州的基礎上盡其所能而已。而況,各州之間的分離主義傾向導致了商業上的競爭。施蒂裡亞締結了一項以菱鎂礦向法國交換磷酸鹽的協定,並從魯爾得到了煤。上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一項協定,以按來換取玻璃的進口。與此同時,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一種貿易趨勢,即與佔領國結成紐帶——並不是通過有關軍事當局的專門倡議(不管怎樣,他們手裡已充滿了一般問題要處理,例如德國戰俘、流亡難民、法律與秩序、非納粹化等等),而僅僅是因為商人最容易能和他所在的佔領區內的有關國家接觸聯繫。至少有那麼一個觀察家認為,給奧地利安排佔領區是「近乎精神錯亂」,這種看法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儘管存在著這一切困難,貿易和工業還是開始347 迅速地恢復活動了,即使規模狹小而又受到嚴格限制。奧地利如與德國或英國比,它的工業化水平較低,這意味著手工業工人和小規模企業在國家經濟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納粹統治結束後,民族主義勃然興起,這就激勵了要求恢復的意志。初步的恢復主要是從小工場、小商行中開始的,因為比起大企業來,它們的性質更適宜於採用臨時應急的措施。與此同時,重建國家的意志也反映在產業工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他們雖然不能經營輕重工業工廠,但一俟原材料和燃料能夠正常供應時,他們將會以同樣的魄力和個人的首創精神,爭分奪秒地從事恢復和再建工作。許多工廠在有限的規模年重新開始生產,到1946年1 月,礦山和基礎工業的生產實際上己提高到相當於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八。 
  應該再強調一下,工業恢復的這些開端,主要是奧地利人本身努力的成果,因為盟國的援助多半限於進口食品和燃料。1945年9 月,盟國對奧委員會成立,對佔領區之間的貨物流通放鬆了控制,對交通也隨之作了某些改善。但是即使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於1946年5 月青手工作的時候,力量還是集中於救濟方面,這是說到年底為止所分配的一億一千七百三十萬美元中只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可以留作援助工業之用。然而礦山和基礎工業保持著不斷向上的趨勢,1946年10月的產量達到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三。另一方面,消費品工業的產量則落在後面,甚至到了1948年3 月,礦山和基礎工業的產量實際上已超過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十一的時候,消費品工業的產量還只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九點六。此外,儘管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對農業進行了援助,1946年底的農業產量仍然只相當於1937年產量的一半左右。 
  1945年和1946年間,奧地利在恢復對外貿易方面發揮主動精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解放後的最初幾個月內,對外貿易數字幾等於零。但自1945年8 月與匈牙利簽訂了第一個貨物交換協定後,其他許多協定便相繼簽署,到年底總數達三十一項。然而這些協定並不348 是都能完全執行的,到訂約時商業方面的進口與出口量還只分別達到1937年進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點一和百分之三點二。就是在1946年經濟恢復繼續增進之時,這年年底的進口與出口也只達到1937年相應總數的百分之十一和十三。 
  在外貿領域內恢復得這樣緩慢,主要原因是蘇聯在1946年連續六個月堅持貿易協定不屬於新管制協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中政治協定的範疇,而須得到四方的絕對同意。到這一年的12月,蘇方成員讓步,執行委員會才能授權奧地利政府不經盟國委員會事先同意可逕自與德國以外的任何國家簽定貿易協定。 
  (五)貨幣改革 
  1945年和1946年間,奧地利人在貨幣改革問題上一點也沒有遇到經濟上的困難。戰爭結束時,奧地利自然沒有自己的貨幣,銀行實際上都是空的,因為現金大多給俄國人拿去了,剩下的儘是不值一文的德國債券。唯一的貨幣是德國馬克,不知其總數多少,在德國垮台後仍然不斷流入奧地利,特別是從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流入。盟國都暫時發行各自的貨幣。因此最迫切需要採取的措施是收回德國馬克,用國家貨幣來取代,並使流通量能有可以控制的平衡。 
  臨時政府對這種局面自然非常瞭解——倒一點也不因為政府領導人和所有其他奧地利官員由於維也納銀行缺乏存款而只限於每月領取薪金一百五十德國馬克。可是他們在蘇占區內權力有限,不能採取有效行動。最迫切需要的立法一連多少星期還是草稿,擱在倫納博士的辦公室內;等待國際地位的明確和管理全國的一元化權力的建立。蘇聯當局從它們所攫取的財產中提出六億馬克一筆「存款」作為兌換的基礎,但是直到1945年7 月3 日按中央銀行過渡法重建奧地利國家銀行和頒布銀行支付法時才開始實行。這就使解放後一直關閉的奧地利銀行得以復業。銀行支付法規定存款總額中的百分之六十全部限制使用,百分之四十部分限制使用,但對受嚴格限制的臨時需要則准予支付。奧地利政府為了鼓勵個人把手頭的一些款項存入銀行,保證對這些存款不再限制使用。但是,這個立法仍只能部分生效,因為它只適用於蘇占區,政府的權力仍局限於這個區域內。在這個國家的其餘地區內,紙幣流通仍是自由的。 
  1945年11月30日所採取的第一個主要步驟是通過奧地利先令法,要求一切公開發行的銀行紙幣,包括德國馬克和軍用先令,在12月1 日至23日期間向銀行兌換新的奧地利先令,兌換率為一比一。現行的一切銀行紙幣,除十個德國馬克以下的小額紙幣外,全部停止流通,這些小額紙幣留待以後處理。奧地利銀行紙幣的發行限於每人一百五十先令,其餘部分以百分之六十列入限制使用帳戶,百分之四十列入部分限制使用帳戶。一種與此同時進行的業務活動,是對所有銀行帳戶以同樣的比率將德國馬克轉為奧地利先令。最後一步是兌換小額紙幣和硬輔幣,於1946年2 月20日實行。 
  這些措施大大減少了總的貨幣流通量。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工作的一般規模,1938年3 月7 日,奧地利國家銀行的最後一周結帳單表明,總的貨幣流通量是八億九千九百萬先令;1946年2 月從銀行和公眾中收回的紙幣總數是八十六億五千九百八十萬;同一日期按先令法在民間流通的貨幣略微超過十億,加上向佔領軍發行的十五億,總共約為二十五億。兌換的結果自然是黑市價格和外國貨幣價格的暴跌。由於第一次在全國實施統一的貨幣制度,貿易大為促進。然而,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其原因是平均每月的紙幣流通量從1937年的八憶四千九百萬先令增至1946年12月的五十五億六千一百萬先令。350 就貨幣兌換對奧地利居民的影響而言,盟國對臭委員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限於批准奧地利政府呈送的法律,並對各佔領區的實際兌換工作給予一些幫助而已。委員會倒較為直接關心奧地利當局提供給它們作為佔領費使用的款項。這筆費用的總數多少,四國之間怎樣分配,這是盟國委員會早期在會議上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從1946年2 月12日起,總的費用相繼減至占每年聯邦預算大約二十五億先令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二十五。這年年底,據一致同意,1947年這個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在佔領之初,分配給蘇聯方面的費用高於分配給其他三國費用的總和,但這種不平衡在以後的十八個月裡逐漸減小了。1947年的協議規定,那一年的總費用為一億三千萬先令,其中四千萬分配給蘇聯,其餘三國各為三千萬。 
  (六)蘇聯的經濟政策 
  奧地利政府促進工業和經濟恢復的一切嘗試,西方三國幫助奧地利政府的一切努力,總是因為盟國對奧委員會未能全面控制蘇占區而遇到嚴重阻撓,前面已經提過,蘇聯當局掠奪了大量的原料、工業設備和私人財物。這種掠奪在1945年整整一年中繼續未斷。其中有很多是偽裝得並不高明的,而且對蘇聯經濟是否有利,也很值得懷疑,因為機器拆卸下來,往往一擱就是幾個星期,任其生銹,然後才裝走,有些簡直永不裝走。波茨坦協定簽訂後,俄國人的手法略有改變。蘇方代表建議與奧地利政府笠訂一系列單方面協議,仿照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建立公司的先例,建立蘇奧混合公司,以開發齊斯特爾斯多爾弗油田和管理多瑙河航運公司。這樣就會導致蘇聯控制奧地利經濟的重要部門。臨時政府以值得讚揚的堅定態度拒不同意。後來俄國人再度把力量集中在大規模拆351 運的政策上。可是在1946年春季,他們最後也拋棄了這一政策,以利於把定為德國財產的設備原封不動地留在奧地利,使之為蘇聯的經濟利益開工生產。於是建立了一個機構,名為「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這個名稱來自俄文第一個字母USIA),以監督各有關事業。1946年6 月27日,蘇軍司令正式下令將東部佔領區年一切德國財產轉歸蘇聯所有,並於7 月16日把情況正式通知奧地利政府,自此以後,大約有四百處財產就這樣劃歸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掌握了。這些財產包括生產石油、硫酸、金屬板、人造纖維、電力設備。建築器材和玻璃在內的各種企業。 
  蘇聯政府可以授引美國處理賠償專員在波茨但會議後於莫斯科召開的戰爭賠償會議上所作的讓步,為它對波茨坦協定中賠償條款的解釋作辯護。當時出席賠償會議的美國專員承認了蘇聯政府提出的要求,即有權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在波茨坦所指定的那些國家的全部德國資產。此外,在波茨但會議後,美國政府於9 月7 日曾致蘇聯政府一份照會,提出:雖然〔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有權監督和處理德國國外資產的分配,但蘇聯政府可以處理德國在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以及在奧地利東部的資產,無需通知管制委員會的英國、法國和美國代表。管制委員會的英國、法國和美國代表可以處理其他一切德國國外資產,無需通知蘇聯政府。 
  西方國家要反對蘇聯的這種立場,可以援引1943年1 月5 日聯合國家在倫敦發表的宣言中關於強制轉移敵管區財產問題的規定。這一文件蘇聯是參加制定的,它為簽署國保留對被佔領區財產的任何轉移宣佈無效的權利,不論轉移所採取的形式是「公開的掠奪還是在形式上似乎是合法的處理,即使據稱是自動實現的」,都無例352 外。但蘇聯政府堅持該宣言不適用於奧地利。這個論點似乎是有一些法律根據的。 
  儘管蘇聯當局可能提供法律論據來支持其行動,但其行動本身顯然是直接違反莫斯科宣言和四國新近達成的承認奧地利政府並允許其對全國行使管轄權的協議的精神的。 
  英國高級專員斯蒂爾上將代表英國政府立即向蘇軍司令提出抗議。貝文在1946年7 月12日的外長會議上提議建立一個四國委員會來報告主要困難,即對構成德國在奧地利的財產下一定義。8 月2 日,諾埃爾一貝克在下院宣稱,英國政府認為「任何使奧地利劃分為佔領區的影響加劇的行動都是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如果任何這類行動似有可能「破壞四國都曾同意保持的奧地利國內外的領土完整」,那麼問題就更為嚴重。但貝文的建議遭到拒絕。英國提出的抗議和奧地利政府採取的大膽行動都無效果。奧地利政府打算通過一項國有化法律來對抗蘇聯的行動,該項法律適用於蘇聯當局要求佔為己有的許多奧地利財產。這項法律如果實施,就可以使那些財產免受蘇聯的控制,至少也可以大大限制蘇聯的控制。可是在這項法律送交盟國委員會的時候,儘管西方三國的成員毫無異議,但蘇聯高級專員卻立即表示反對,其理由是這項法律干涉了管制協定中所規定的蘇聯可以根據以往的盟國協議直接採取行動處理德國財產的權利。庫拉索夫上將不祥地補充說,蘇方保留在蘇占區內為保護其本身利益而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步驟。 
  蘇聯的反對並不足以阻止這項法律的實施,因為根據新管制協定的條款,反對意見必須四方一致才能生效。但很明顯,不管這項法律正式頒布與否,蘇方是不會允許它在奧地利東部施行的,因而奧地利政府本身寧願暫353 時停止執行佔領期問有爭議的措施,而不想在西方國家佔領區內有限制地予以實施。 
  但事情到此尚未結束,在秋季和冬初,盟國委員會內部因蘇聯的態度而進一步引起了爭論。9 月14日,蘇方企圖誘使其他三方接受一項限制以後十年內奧地利工業能力的計劃,未獲成功。10月11日,盟國委員會指示執行委員會進一步研究關於控制邊界的法律草案,因為蘇方不僅想把佔領國的軍用品而且想把佔領國的一切用品都不規定在法律條款之內,這一步驟將使蘇方想要定為已有的任何東西,特別是蘇方控制的各種企業生產或需要的物資自由進出蘇占區合法化。一星期後傳來消息,說俄國人已不准奧地利人視察蘇占區的工廠,並已下令凡食品和工業品未經簽署許可證者不得在蘇占區內作任何距離的移動,或移出境外。 
  這種政策如果允許繼續推行,將會迅速造成蘇占區與奧地利的其他地區隔絕,而新管制協定也要變得毫無意義了。西方三國立刻採取抵制行動。在10月25日的盟國委員會的會議上,英國高級專員宣讀了預先準備好的一項長篇聲明,評論蘇方對新管制協定第六條第一款的解釋。他說,國有化法律對蘇聯的賠償要求毫無影響,蘇方無權否認已經生效的盟國委員會的決議。這項聲明在奧地利國內外廣泛宣傳。雖然它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形勢,但對蘇聯的政策的確起了節製作用。顯然俄國人曾經決定,一味採取執拗態度是對己不利的,因為就在那次會議上。他們同意作出決定,承認奧地利政府有權控制本國的全部資源,並將所有這些資源充分用於奧地利經354 濟。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盟國的意見分歧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對出現的情況各自發表公報。塔斯社介紹這次會議的公報是別具一格的,它幾乎不提會上的讓步,而集中談會議所通過的一項決議,宣稱奧地利政府不曾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去利用本國資源或通過穩定價格來消除奧地利工業方面令人不滿的現象。事實上奧地利政府已經得到指示,要在三十天內提交出一份復興工業的計劃,包括進出口計劃在內。 
  局勢的關鍵問題在於奧地利政府不能實行全面控制,不論本國的糧食,還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供應的糧食,其分配必然不均;而就東西兩部分糧食資源數量不相等的情況來考慮,可能蒙受最大損失的是蘇占區。爭吵一直持續到年底。但在11月15日,美方重申了它要把奧地利作為一個單了的整體井統籌糧食供應的意圖,於是12月3 日蘇方同意在1946年12月8 日到1947年l 月3 日這段時期內允許蘇占區的糧食供應品自由流通。 
  但是,奧地利政府雖然在這些方面的權力已經再次得到了肯定,蘇聯卻通過其財產管理局的活動仍然嚴重地限制了奧地利政府的權力。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一開始就像一個在奧地利國土上獨立行動的代理機構。對奧地利的法律和商業慣例毫不考慮。它的買、賣、進口和輸出等活動毫不注意奧地利的正式規章。後來它毫不猶豫地在維也納蘇管區和整個蘇占區開設了一系列零售商店。在這些商店裡,凡是從東方進口的無稅商品,或由管理局所屬蘇占區企業的產品,賣出的價格比任何地方都便宜,這顯然是想證明共產黨企業具有更大的效率。維也納人並不受騙。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的存在便足以充分說明蘇聯對待奧地利的真實態度。但是這一整套制度是奧地利經濟體上的一個流膿的瘡傷,是恢復經濟的主要障礙。 
  在試圖評價盟國對奧委員會這一階段在經濟領域裡所做的工作時,我們曾特別提到過奧地利人本身在創業活動中所擔負的日益增加的責任,也提到過盟國對奧委員會活動範圍的相應縮小。與此同時,不應認為委員會在經濟方面的貢獻是可以忽視的。在早期的時候,經濟356 管理局年做到了相當程度的合作;交換了統計數字,共同估計了這個國家的總的需要,並對如何滿足這些需要的方法作了有效的估計。就物資援助而言,蘇方在早期清楚地表明,它無法繼續或實質上對糧食供應出力,而法國政府則在飽受戰爭創傷的法國無法養活其本國人民。然而,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計劃於1946年夏季生效之前,四國是補充供應的主要來源。的確,如果沒有它們的援助,沒有許多外國救濟組織的自動援助,奧地利就要淪於饑謹了。此外,這種援助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停止工作之後還是以很大的規模在繼續進行下去。到1946年秋季,進一步援助的前景已趨暗淡,11月間,費格爾給盟國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要求用外國貸款來彌補預計1947年因購買糧食而造成的一億七千八百萬美元的赤字。年底之前,英國同意提供八百五十萬英鎊作為救濟和重建款項,還有一百五十萬英鎊作為購買原羊毛的商業貸款。接著美國也提供援助,1947年初它是唯一能夠按所需的規模提供援助的國家。 
  主要來自英美的這種或別種形式的援助,使奧地利政府能夠在1946年間開始進行長期建設工作,到這年年底,可以斷言,儘管困難重重,但終於打下了戰後經濟恢復的牢固基礎。 
  第四節 幾個特殊問題 
  (一)難民與流亡難民 
  雖然單從人數方面來說,流亡難民問題在奧地利並不像在德國那樣嚴重,但就其複雜性而言,它肯定與德國不相上下。畢竟在處理這個問題之前,當務之急是把大批接受投降的敵方部隊集合起來,解除其武裝。在馮·謝爾上將指揮下的德國西南軍區的百萬大軍中已經包括駐紮在薩爾茨堡、福爾拉貝爾、蒂羅爾和卡林西亞部分地區的部隊,而在戰爭結束時意大利戰線的某些部隊也撤退到奧地利來了。此外,還有一些從西部和北部撤退到奧地利的部隊,其中包括這樣的僕從軍:一個匈牙利兵團356 和一個哥薩克兵團。後者是弗拉索夫將軍所部的一部分。但是,對這些敵軍的處理,只是總的困難中的一個最緊迫的方面而已。在戰爭前夕和戰爭初期,根據第三帝國與意大利、蘇聯和羅馬尼亞所訂的協議,成批的日耳曼裔移民已經遷到了奧地利。1939年和1940年間有四萬至五萬南蒂羅爾人定居在奧地利,不久接踵而來的有布科維納的一萬一千名德國人和比薩拉比亞的一萬名德國人。1941年南斯拉夫被肢解之後,斯洛文尼亞的戈特捨飛地大約有, 一萬名操德語的人移至第三帝國,其中有一批定居在新並進來的南施蒂裡亞和南卡林西亞。在以後兒年裡,移民一直源源不斷地湧入,其原因是德國工廠為避免盟國轟炸紛紛遷進了奧地利。隨著工廠而來的有大批技術人員和工人,其中包括戰俘和其他從德國佔領的歐洲許多國家中押送出來強迫勞動的人。最後,德軍撤退時,後面總是跟著一大批難民——有兩萬名德國人來自特蘭西瓦尼亞,三萬六千名來自羅馬尼亞巴納特,還有不知其數的人來自南斯拉夫巴納特、西爾米亞、斯拉沃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代克。這些人中有許多是政治難民——納粹分子、反鐵托的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納粹箭十字組織的成員。1945年4 月,許多奧地利人為躲避俄國兵從東部逃到西部,使局面又增加了混亂。 
  那時上述各種人總共有多少,無法提供確切數字。但有人估計,單是德國戰俘就有二十五萬名。據同一資料估計,在美占區內的流亡難民就有七十萬人,還不包括從東部逃來的大約二十萬奧地利人。韋南根據廣泛調查,推算出在整個奧地利境內非日耳曼裔的外國人有九十萬名。除去德國部隊,這時在奧地利的流亡難民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這一數字也許可靠。 
  因此,在戰爭結束時可以想像,儘管預先已經訂出計劃,但除了粗糙而即可實施的控制措施外,幾乎難以採取其他辦法。一開始的局面就好像是在戰場上打仗。一支支德國部隊被集中起來解除武裝。大約有八萬五千名蘇聯公民組成的哥薩克兵團,被強行從英國人手裡移交給357 蘇聯管制。搭起一座座臨時帳篷,供給成群結隊的非軍事難民居住。註冊登記和大致分類的工作開始進行。過了好幾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訓練的專門人員才能著手進行具體的工作、這些專門人員就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一個組成部分。 
  起初劃分的兩大類,一是屬於聯合國家的國民,一是前敵國的國民。首先著手有組織地遣返所有願意回國的第一類人員。這些人大多來自西歐——盟國戰俘、被迫應征服勞役者、囚禁在集中營裡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但是其他來自中歐和東歐國家的人,雖然後來情況變了,當時卻也有許多人願意回到他們的祖國去。至於前敵國國民,從奧地利遣返的德國戰俘,數字也很大,到1945年底實際上已全部遣返。對參加前德國軍隊的奧地利國民,則就地予以釋放。 
  但是,儘管在初期取得了這些成績,由於難民從毗鄰國家陸續不斷地流入奧地利,由於許多難民越來越不願意回國,又由於東西方盟國之間初期出現的意見分歧,正如影響其他一切問題的處理一樣,也影響了流亡難民問題的處理,因此情況不久又變得複雜起來了。 
  戰爭剛結束,波蘭和捷克斯洛代克都開始把所有具有德國國民身份的人——德國本土公民和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驅逐出境,其後不久,匈牙利也如法炮製。這些人大量湧入奧地利,與之俱來的還有從奧地利東部蘇占區逃來的其他許多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想到西方國家佔領區內避難。而且,儘管在制訂計劃階段認為所有流亡難民都會願意重返家園,但很快就清楚,有許多人,特別是來自蘇聯或蘇占區和來自現由鐵托元帥政權統治下的南斯拉夫的人,都極不願意回國。這些政治難民在聯合國家和前敵國的國民中都不乏其人。的確,到1945年底,情況已經很清楚,凡是願意離開奧地利回國的人大多數已動身了。因此,原來劃分的兩大類,實際上已變為願遣返者與不願遣返者這樣兩大類了。358 這種劃分是盟國對奧委員會有效工作的直接成果,因為在1945年8 月四國流亡難民管理局舉行第一次會議之後,這種分類很快導致東西方之間根本性的意見分歧。蘇聯堅持強製造返,西方盟國則堅定不移地拒絕往後對難民採取強制措施,那些被證明是戰爭罪犯的人則當別論。蘇聯堅持己見,使尋求共同行動基礎的嘗試失敗。這意味著不可能在奧地利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種統一政策,因此各國在其佔領區內繼續自行其是。 
  然而,即使在應付這種新局面的情況下,進展還是有一些的。波茨但會議為了試圖改變這種混亂情況,曾取得一致意見,認為遣返工作雖然要做,但應該要求三個有關當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蘭臨時政府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員會——暫時停止把德國人驅逐出境,好讓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能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以便在各佔領區公平分配被驅逐出來的德國人。波茨坦協議中有關這一問題的部分沒有提到奧地利,所以一開始時對奧地利未起作用。但在1945年11月20日,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作出一項決議,把奧地利列入要驅逐德國本上公民和其他國家中德國公民的國家之一。對這些人的接運工作很快由一個專門機構負責。這一機構名為「德國人代表團」,是在1945年11月20日成立的。它著眼於挑選熟練工人和其他在經濟上對德國有用的人。由於奧地利當局對此提出抗議,因此1946年1 月5 日在奧地利內務部成立了一個國民定居局,為了與「德國人代表團」抗衡,又成立了一個「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代表團」。但是,1946年2 月19日奧地利聯邦政府與西方盟國簽訂的有關協定,蘇方不予承認,下令波茨坦協定中提到的德國國民和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應一律從蘇占區立即撤離。 
  儘管存在種種困難,戰爭結束時在奧地利居留的外國人,其總數到1945年底畢竟大大減少了。許多聯合國家的國民已被迫返。其中五萬九千名波蘭人和七萬八千名蘇聯公民。實際上所有的德國戰俘已經撤走了,從捷359 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驅逐出來的德國公民和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也已著手遣返。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估計,其他難民為數尚多,大約有四十萬人。其中大約百分之七十五為前敵國國民,百分之二十五為聯合國家的國民,包括不論國籍,只要是在戰時曾遭德國迫害或受騙的人。接受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的人數只有五萬,因為在可以救濟的一類人中,排除了敵國國民。 
  下一年內,因為那些從波蘭、捷克斯洛代克和匈牙利驅逐出來的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被送回了德國,形勢大有進展;其餘的聯合國家國民被遣返回國,又使形勢進一步好轉。整個遣返數字不下二十萬人。留下來的人大部分是不願風國的「鐵桿分子」——反鐵托的南斯拉夫人、反華沙政府的波蘭人、反蘇的烏克蘭人和以前敵對的匈牙利人,還有尚待遇返的大批被驅逐的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甚至還有德國本上公民。經過各國遣返代表幫助說服,這些人中有的改變了主意。然而遺憾的是,他們剛被送走,新的難民又接踵而至。1945年底以後,所增加的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都是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驅逐出來的。由於波茨但協定並未提到上述三個國家,英美兩方軍政府拒絕這些人進入德國,他們不得已而留在奧地利了。此外,1946年9 月,德國的美方當局因為它的佔領區內有人滿之患,不得不暫時停止批准入境。不久,德國的英方當局也作出類似的決定。 
  而且,與此同時,又有大批猶太人離開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其中大部分要去巴勒斯但,卻把奧地利當作中間停留站。撇開持續不斷的膳宿供應問題不談,他們的到來特別給英方製造了政治上的複雜情況,因為英國是受托管理巴勒斯但的國家。 
  除了許多新難民進入奧地利外,還有不少已經在臭地利的難民,一開始就逃避了註冊登記,其原因不是當局出於疏忽,碰巧把他們漏掉了,就是他們有意規避,生怕360 登記後可能引起什麼後果。等到西方國家反對強制遣返的政策逐步為眾所周知時,他們中有許多人就不再隱蔽,出來向當局要求救濟。 
  總而言之,最後的結果是,到1946年底在奧地利的流亡難民總數只是比1945年底的總數略多一些罷了。根據1946年10月1 日英國的一個估計。其數字為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其中有二十六萬人是其他國家中的德國公民。1947年4 月美國的一個估計,認為總數是四十六萬七千五百十七人。 
  人們一直注意到蘇聯和西方國家在處理流亡難民問題的方法上存在著根本不同的想法,這種分歧是蘇聯堅持強製造返所造成的。意見的分歧影響了採取統一的政策,並嚴重妨礙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聯總與奧地利政府的協定中規定,既然處理流亡難民是盟國委員會保留管制的一件事,聯總的參預必須根據它與委員會訂立的協議。但事實上蘇聯的反對使這項協議未能達成,其結果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不得不根據它和三個西方國家的高級專員所訂的各項臨時協議來進行工作。實際上這並不十分妨礙本著真誠合作的精神來執行救濟和遣返任務,因為理由很明顯,大部分難民是集中在西方三國佔領區內的。儘管管理方法各不相同,三國工作的總目標都是一致的。但是難民集中在西部佔領區這件事本身就足以為蘇聯利用來達到宣傳的目的。雖然許多流亡難民如果給予機會都是很想幹活謀生的,而且的確有不少人是這樣的,並於最後獲得了為奧地利所接納的權利,但是也有另外許多人,特別是在初期,不願接受管制,自由自在地到處流浪,隨遇而安,謀求一飽。他們這樣做,不但失去當地人對整個流亡難民所處困境的同情,而且威脅著公共安全。蘇方就能夠利用這一點,還利用西方的反對強制遣返來一再攻擊西方國家在其佔領區內藏垢納污,「窩藏法西斯分子」。的確,在1946年6 月巴黎會議期間,莫洛托夫就以此為理由來推遲考慮簽訂奧地利條約。 
  有趣的是,儘管這樣,蘇方倒被勸使提供其佔領區年361 流亡難民的統計數字,但他們的統計顯然是隨意武斷,這就降低了統計數字的價值。舉例來說,1947年4 、5、6三個月的難民總數一直是六萬八千人,而從了月到12月卻是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二人。 
  奧地利政府在照管難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像它在其他許多領域裡一樣,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於1946年3 月接管之前,奧地利政府不得不以先令來償付難民營的費用,而救濟難民的進口物資的總費用則是由奧地利政府作為總的救濟債務的一部分來支付的。在初期,軍事當局還供給諸如建造臨時營房的設備和管理難民營必需的交通工具,但到1946年5 月31日以後,這類供應便告中斷,供養難民的全部費用就都由奧地利政府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負擔了。 
  到1946年底,情況已經很清楚,流亡難民問題乃是國際關心的一個問題,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其工作時,不能予以忽視,於是在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之後,建立了後來成為國際難民組織的機構。但就奧地利而言,雖然不可否認,流亡難民很快就以他們的勞動力奧地利的恢復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甚至到1955年,難民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二)警察 
  蘇聯訓練的共產黨人和游擊隊領導人弗朗茨,霍納被安插為倫納臨時政府的內務部長,西方國家認為這是個不祥之兆山而重建一支非政治性的警察力量乃是它們本身所確定的初步目標之一。 
  解放後的一個短時期內,簡直不存在什麼警察力量。納粹所建立的整個組織機構都已癱瘓,那些負責人都已逃跑。其後在1945年6 月,俄國人首先建立若干輔助警察小組,歸魯道夫·豪特曼領導,此人過去是電車售票362 員,是個忠誠的井產黨員。而弗朗茨·霍納領導的來自南斯拉夫的奧地利游擊營則駐在霍夫堡,充當共產黨的護衛隊之一。但與此同時,奧地利舊警察中的一些人員,在弗朗茨,納吉指揮之下。從奧埃爾斯堡宮的抵抗運動司令部派出來工作。其後不久,臨時政府的內務部副部長社會黨人奧斯卡·黑爾默根據7 月20日的權力過渡法著手採取積極步驟,在更加有組織的基礎上擴大警察活動範圍,擺脫共產黨的控制。俄國人同意他的建議,召回前維也納警察長、七十九歲的伊格納茨·帕梅爾博士,因此到8 月下半月其他盟國抵達維也納隨時候,一個非共產黨的警察力量的核心已經存在了。 
  10月7 日,在英國人的鼓動下,四方公共安全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以建立一支由中央徵募和組織的並經過適當訓練的警察部隊為主要目的,商討了八點政策。法方和蘇方唯恐新的警察可能變成奧地利軍隊的核心,這一疑慮必須打消。但到11月份,四方已一致同意制定一項政策。1946年1 月,在以前的羅紹爾一卡澤恩兵營建立了一個中央訓練學校,因此在年底之前應徵的新警察源源而來。在成立一支重新組織的警察和憲兵部隊方面,三個西方佔領區都有進展,在蘇占區內也有較少的進展。第一次各州代表會議已經剝奪了共產黨對警察的控制,建立了一個各黨委員會,霍納要有所行動就不能不通過這個委員會。1945年底第一個自由政府成立後,內務部長的職務文由奧斯卡·黑爾默擔任了。從奧地利國內政治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顯然是左右大多數選民的人民黨對社會黨人表示信任的一種姿態,從而成為加強聯盟的一種有效方法。這也標誌著結束了共產黨人對警察的一切實際控制。黑爾梅爾在西方國家的堅定支持下,著手清洗共產黨分子,只有在蘇占區內被迫勉強同意保留共產黨分子的部分職位。毫無疑問,他最大的成功乃是把俄國人建立的由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人迪爾邁埃爾博士領導的政治警察組363 織消滅於萌芽狀態。在1946年之前,迪爾邁埃爾專橫獨斷,有權把犯人扣留在勞動營內。有一個勞動營就座落在英國管制的維也納第十一區內。英國保安官員在訪問這個勞動營後,揭露了它內部駭人聽聞的情況(一個典型的事件是有兩人不曾送至醫院而在營內死去)。這個勞動營從此就不再歸迪爾邁埃爾控制了。雖然他一時還繼續活動,但其行動已受到嚴格限制。後來黑爾默終於能夠把他調到奧地利西部去。 
  對警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說明奧地利政府的選舉和得到承認已產生了決定性作用。從此以後,蘇聯政策只能施加有限的影響,例如拒不伺意奧地利政府一再提出而由西方國家支持的建議,給警察發放武器和現代無線電通訊設備。誠然,奧地利人並沒有完全控制蘇占區的警察,蘇聯當局有時毫不猶豫地要讓共產黨警官繼續掌權,或者力圖威脅奧地利警官,不許他們執行本國政府的命令。甚至在1946年8 月,當恢復治安方面已經取得相當進展的時候,黑爾默的報告中還說,在下奧地利,謀殺案件有二十六起,謀殺未遂案件有二十四起,暴行案件有九十八起。總的來說,蘇占區的治安情況雖然確實本比西部佔領區好,但也不像外國報紙有時描繪的那樣壞。 
  (三)檢查制度 
  解放初期,西方三國司令官對奧地利國內一切通訊聯絡建立了軍事檢查制度,作為一種安全預防措施。但在蘇占區和維也納則無檢查。這時蘇方已經明白表示,他們希望把非納粹化的責任移交給奧地利當局。當四國開始討論檢查這一問題時,蘇方竭力主張西方三國所建議的對維也納國際通訊聯絡的民事檢查也應交由奧地利364 負責。最後一致同意,維也納檢查局在盟國管制下檢查一切民間的電話和電報通訊。而維也納郵政檢查局則負責檢查進出維也納的國際郵件。1946年間,奧地利政府多次要求停止一切檢查,因為這與根據自由選舉建立起來的全國性行政管理是不相容的。法國在其佔領區內帶頭取消內部來往信件的檢查之後,經過英方的推動,盟國委員會指令自10月4 日起停止一切國內來往信件的檢查。但在1946年底之前,並沒有進一步放寬檢查。蘇聯方面一變早期的方針,在那時以前對放鬆管制一直採取敵視態度,阻撓了進一步發展。 
  應該補充提一下,檢查制度的繼續執行,對於1946年間奧地利與外部世界的電報、電話和航空通訊的逐步恢復起了許多抵消作用。 
  (四)建議的對奧條約 
  解決奧地利問題的條約是在本書所述階段之後才實際進行討論的。然而,在1946年底前已經採取了某些準備步驟,在這裡必須談一談。 
  從理論上說,盟國與奧地利之間無需訂立什麼條約。奧地利被第三帝國併吞後己不再是一個國家,因而從未與盟國交戰。所以無論如何是沒有理由簽訂一項正式的和平條約的。況且莫斯科宣言已規定把奧地利重建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一旦通過自由選舉成立的政府已經執政,如果四國對宣言有一致的解釋,那麼為了結束佔領,就必須分別與奧地利政府訂立協定,處理尚未解決的問題。但實際上如前所述,東西方上開始就對宣言的解釋存在著很大的夯歧。尤其是三國在菠茨但會議上聲明放棄向奧地利提出賠償要求,隨後又同意將奧地利東部的「德國365 財產」給予蘇聯,而蘇聯對這一點的解釋卻與西方國家對獨立的解釋,觀點完全不同。此外,南斯拉夫提出的領土要求,克里姆林宮予以支持,而西方則堅決反對。因此很顯然,如果要有效地貫徹莫斯科宣盲的保證,就必須通過佔領國共同談判與奧地利簽訂一項協定。這種協定應採用「國家」條約形式,正式調整政治和領土情況,以便第二共和國重獲獨立,同時規定佔領軍撤退的日期。 
  1945年間,其他困難太多,不容許根據這些方針來考慮簽訂條約。但早在1946年1 月,美國駐維也納公使約翰·G ·埃哈特向國務院建議,奧地利條約應與德國問題分開考慮,並應與意大利及東南歐的其他敵對國家簽訂和平條約的談判同時開始進行。因此華盛頓準備了一份條約草稿,2 月份、美國正式通知外長會議的其他成員,說他們希望下一次外長會議在巴黎開會時討論對奧條約問題。5 月份開會時,英美兩國代表堅持要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但未成功。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與貝爾納斯的私人談話中溫和地告訴他,奧地利條約是一個「特殊案件」,不管怎樣井無具體建議可供討論,而且由於奧地利政府忽視非納粹化工作,必須再予以佔領一年,總之蘇聯代表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一個反建議,說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應先交副手們討論,研究一下是否應由部長們親自來考慮。為了對付蘇聯方面的反對,美國代表得到英法兩方的支持,在討論6 月15日開始的下一半會議的議事日程時,建議列入奧地利條約問題,並建議副手們應同時準備好提供外長們考慮的條約草稿。蘇聯代表再次反對,這一回的理由是副手們已經在討論五個條約,沒有時間了。貝文提議四國在會議體會期間交換條約草稿,這也僅能366 迫使莫洛托夫答應採取措施「加緊準備」討論這個問題罷了。貝文提出皮對意見,說英國代表繼續堅持在6 月份考慮對奧條約,「不管用什麼方法對待這個問題」。外長會議間歇期間,貝文在1946年6 月4 日的下院外交辯論時,直率地表示出他的憤憤不平,他說:「蘇聯硬說他們不準備討論奧地利問題。這一點我當時不明白,現在還是不明白。那時以後,美國已提交一份條約草稿。我們在外交部有一份詳細的草稿。」 
  會議的下半部分繼續召開時,代表們都已拿到了在休會期間散發的美國草稿。會議採納了法國代表皮杜爾提出的決議案,把「審查奧地利問題」列入未項議程。6月26 日,英國代表散發了一份題為「對奧條約重要章節方案」的草稿。但只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即7 月12日,才討論了這個問題。貝爾納斯建議委託副手們研究現有的兩份草稿,如法國和蘇聯也提出草稿,可以一併研究。莫洛托夫相反提出了一項四點決議案,要求注意:新管制協定已經給予奧地利政府更大的自由;奧地利的西部佔領區內有四十三萬七千名流亡難民,他們在戰時反對過盟國,確已構成對奧地利內部安全和「毗鄰民主國家」的一種威脅;因此需要以撤走這批流亡難民作為恢復奧地利濁立的先決條件;(再提一下)必須先行簽訂五個其他條約,然後才能授權副手們準備對奧條約。其他代表對此提出明顯的反對意見,莫洛托夫又滔滔不絕地爭論了一番,其論據是硬說奧地利還繼續存在著納粹主義,還在和德國勾結。顯而易見,情況已不可能再有什麼進展了。 
  但與此同時,形勢有了進一步的重要發展。6 月份達成協議:與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簽訂的和約中允許在交通線上留駐蘇聯軍隊,直到蘇聯從奧地利撤軍為止。 
  因此在巴黎會議結束時,蘇聯代表取得了兩個重要收穫。第一,他們誘使美國和英國的代表透露出他們考367 慮簽訂奧地利條約的條件的性質。第二,他們獲得了在奧地利願留多久就可在東南歐駐軍多久的牢固的法律基礎。而西方盟國在細節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對蘇聯不願撤離奧地利又引起了另一個動機。 
  1946年12月在紐約召開的下一次外長會議上,爭取考慮奧地利條約的嘗試又遭失敗。然而,因為這時已完成了對意大利和一些衛星國的條約,莫洛托夫最後同意把對奧條約和對德條約一併列入下班會議的議程。下次外長會議訂於1947年3 月召開。 
  其後對條約的談判情況在《概覽》叢書的以後幾卷中有所敘述。對奧條約的討論是從盟國對奧委員會審議的不同標準上展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討論並不是嚴格限制在所提參考條件的範圍之內。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別是在賠償管理處內,經常討論著直接有關訂約條件的問題。各國代表時常向有關的處提供談判的消息。最後,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存在與否顯然取決於條約談判的成敗,因此談判的進展和前景對委員會工作的速度和總的氣氛有一定的影響。 
  還有一件事要提一下,這件事雖然與奧地利條約沒有法律上的聯繫,但對奧地利戰後的對外關係卻具有重大意義。這就是奧地利和意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達成了關於解決南蒂羅爾操德語的居民問題的雙邊協議。但這與盟國對奧委員會的職責無關。這裡不再詳細敘述了。   
  第四章 結束語上一頁 目錄頁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總的看來,西方盟國在1945年夏季進入維也納時,對前途是滿懷希望的。戰爭期間,盟國之間儘管一直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它們決沒有嚴分東西,互相排斥,對希特勒給予毀滅性的失敗,也未有所阻撓。而且,勝利者已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奠定了基礎。這個國際368 組織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於丘吉爾所說的合作繁榮的「廣闊高地」之上。盟國委員會中的西方高級官員非常清楚,特別在維也納,關於委員會的工作基礎,要與俄國人取得一致意見,所遇到的困難是不少的。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也許因為比別人更瞭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真實意義,對成功的前景一開始就抱著懷疑態度。在俄國人佔領了格拉茨三個月之後,進入該地的英方人員,對於指望蘇聯軍隊做出模範行動,絕不抱任何幻想。他們看到的是鋪著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燒,臥房四角糞便成堆;他們聽到的是當地居民講不完的遭受姦淫擄掠的事件。然而,當時軍官一級的關係一直是非常真誠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國有可能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一樣,總的說來能與俄國人合作共事,儘管彼此之間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蘇聯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著一種對俄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他們對俄國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動表示尊敬,《戰爭與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們在戰時以讚揚的口氣談到蘇聯,這些都同樣有助於友好親善。因此委員會中的許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維也納工作,這不僅是為了有機會積極參加戰後受到雙倍歡迎的重建工作,而且還為了有緣會見蘇聯盟友,談天說地,互致慇勤,瞭解他們對於人生的見解。不僅如此,維也納又是歐洲的偉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甚至納粹主義和六年的戰火都難以將其摧毀。奧地利人,尤其是維也納人,乃是眾所周知的樂天友好的人民,而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生活,將是一項愉快的任務。最後,維也納是通向其他國家或都城的大門,其歷史影響幾乎是同樣偉大的或者更加偉大,但六、七年來卻為烽煙所阻,不久就有可能從那裡旅行到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甚至到更遠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亞或華沙。 
  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實現的。起初,人們可能對維也納人在西方盟國到達時大量表示出來的寬慰之感熟視無睹,把許多這類表示歸之於殘存的納粹主義,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況時,滿心以為俄國人的過火行為,僅僅是那種大部分來自原始的亞細亞國家的軍隊經過東征西戰而最後結束其艱苦生涯時才幹出來的。有時候,也許在蒼茫的暮色中,你會看到一長列一長列的紅軍運輸隊在緩緩前進,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馬拉著一輛輛轆轆的大車,車上蹲著個蒙古人似的車伕,面無369 表情,一聲不吭。如果這種景象使你在剎那間心潮不平地產生身處異國之感的話。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來無疑是正常的了——成百個面孔團團、皮膚黝黑的農民,穿著帶有征塵的不合身的軍服,在希青的小動物園內一面散步一面談笑,在申布龍公園的草坪上按著手風琴的節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頭瞅著熙來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員駐地申布龍兵營出入口的對面,常常有一隊哥薩克騎兵走過,他們穿得整齊清潔,可入畫圖,騎在短背壯馬上,腳踏長長的鐵橙。有時候夜晚在咖啡館裡,你可能和蘇聯軍官乾一杯,交談戰時的經歷。在某些管理局內,蘇聯代表態度友好,很想瞭解西方的生活情況,如果你能把他們從他們的同僚那裡引開,他們在私下可能談一點本國的生活情況。但這種機會是罕有的。儘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礎來進行個人接觸,但是相識之後要再深一步發展友誼總是辦不到的。結交對像本人通常是拒絕談論任何可以稱之為政治的問題,即使開了個頭,東西方對於諸如「民主」之類的基本詞語的不同涵義往往在一開始就產生滑稽的問答遊戲。要有可能進行任何正常的討論,就必須有一個長期的打基礎的準備階段——然而對此不是沒有時間,就是沒有機會。 
  召開四方會議期間,情況也差不多。一開始就很明顯,對蘇聯代表來說,自由談判僅限於盟國委員會一級,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確,在各個管理局裡,如果一個西方代表由於討論過程中出現爭辯而改變了論題,蘇聯代表莫不對之表示驚訝。如果問題是會議結束後提出的,蘇聯代表會十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這種改變是一開始就估計到而且計劃好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判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的。委員會著手工作後,很快就非常明顯地看出,每個蘇聯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國例會時都帶有具體的指示,經常是用書面決定的形式,對這種決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細節上最小的修改,不請示上級,他是無權表示同意的。的確,要他同意是徒勞的,這一點很快就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會議上運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勸使他贊成了370 另一種措詞,而把蘇聯的觀點用這種措詞寫在記錄草稿中的話,他總是否認自己曾經表示過贊成,而要將他本人的意見再次解釋一番,改變得和原來上級指示他使用的詞彙完全一致,這時他才肯簽字,雖然這種情況往往是令人惱火的,但是對他個人生氣是沒有什麼用的。他是只能服從指示的字面意義的。顯然,如果違背決定而公開表示意見,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況是,如果蘇聯的觀點看來確乎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的話,蘇聯代表會抓住可乘之機在下次會議前請示上級,然後可能帶著新的指示回來開會。但同樣地他也可能不帶來什麼新的指示。帶來新指示也好,不帶來新指示也好,根據作者的經驗,不管怎樣他是絕不會說明情況的——要麼重新堅定地申述其舊的觀點,要麼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見。在冷戰氣氛越來越佔優勢的時候,西方的談判代表對於這種習以為常的情況日益熟悉了。 
  在盟國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這一級,蘇聯代表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但時間一久,情況就很清楚:他們也受到較嚴的控制,他們本身只不過是結合得越來越嚴密的一個組織的若幹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話。1946年的春夏兩季,一批與西方代表相處得很好的蘇聯官員為其他一些不太願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個蘇方人員開始表現出鐵板一塊的特點:這種特點是在蘇聯同外部世界接觸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到1946年底,在盟國對奧委員會裡,凡與俄國人打過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後不歸於煙消雲散者,實際上是寥寥無幾。現在已很明顯,西方代表和他們的俄國同僚的關係,看來已不能像在戰爭剛結束時那樣建立在友好的和個人的基礎之上,也不可能像其他三國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存在的那種關係,因為在蘇聯世界裡,個人關係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都是用來為克里姆林宮的目的服務的,而代表的遴選與訓練也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在蘇方成員這種逐步與私人斷絕交往的同時,他們的政治態度也相應地強硬起來(本卷前面已有所敘述),而且這種斷絕交往的確很明顯是其精心策劃的採取強硬態度的一個部分。由於蘇聯對外政策的每一個局部問題都不應孤立地看待,而應視為克里姆林宮對外總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在奧地利產生的這種變化和蘇聯在其他國家採取的總的強硬政治態度以及蘇聯政府逐步拋371 棄和戰時西方盟國的合作,是步調一致的。這種政策方面的改變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政府拒絕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許後者更引人注目——這兩件事上表現得十分清楚了。從東歐國家傳到維也納的消息是布達佩斯、索非亞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國代表團也遇到同樣的情況。mpanel(1); 
  然而,儘管關係惡化,儘管例如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的建立使蘇聯對奧政策顯得越來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蘇方在公務上的關係,如果說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難得有所進展的話,那麼在這個時期內也從未變得比冷淡還要糟。即使在開會時往往直言不諱,但會還是照開。即使對函件的答覆可能一拖幾周,但通信還在繼續。即使正式宴會的請柬很少得到答覆,但到時候蘇方出席的次數還是多於不出席的次數,而在蘇方擔任主席期間,他還是分擔舉行招待會的責任,儘管必要的交談往往用放映蘇聯電影來迴避。 
  因此,就與俄國人合作而言。即使1945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為泡影,但失望只能說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樣的保留意見,我們還必須說,盟國對奧委員會是起了作用的。通過其卓有成效的機構盟國秘書處,散發了各種文件,安排和組織了各種會議。每逢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來達到反法西斯的戰爭目的時,四國達成協議還是比較迅速而有效的,有時即使不是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況也是如此。因此,在諸如逮捕戰犯、遭散殘餘的德國部隊並解除其武裝、摧毀納粹戰爭設備等問題上,交換情報和採取一致行動,相對地說都沒有什麼困難。佔領初期四國還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統一,對四國本身所許諾的奧地利獨立問題,能夠達成書面協議,採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時間一久,東西方對這問題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對奧地利的新聞出版,對奧地利的工會372 組織,對奧地利的政黨都給予自由了。自由選舉舉行了。與選舉的結果相符,奧地利政府成立了。1946年6 月簽署了新的管制協定,於是盟國委員會給予奧地利政府以很大程度的自由。此外,由於盟國委員會的一致同意,糧食供應保持在免於饑饉的水平之上,起初是從盟國本身的軍事庫存中撥出糧食來供應,其後授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到奧地利進行工作。儘管蘇方經常提出強硬的反對意見,許多問題還是達成了協議,這是事實。在經濟恢復方面能夠打下基礎,得力於盟國委員會的一致意見者較少,而是有賴於四方三國的幾次努力與奧地利本身的不斷採取主動,這也是事實。即使對一項奧地利條約的討論已作出初步安排,但瞻望前途,仍是未定之天。然而,奧地利政府是從自由選舉中獲得政治權的,得到四個大國和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承認,能對國內一切重要領域和大部分地區自由行使權力。單從這樣一個政府的存在來說,就意味著打基礎的重要工作已經完成,只要沒有戰爭,蘇聯的事後反對是不能使之垮台的。 
  但除了這種積極的成就之外,盟國對奧委員會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許多年來,奧地利除了為納粹德國所允許的文化接觸之外,和其他一切文化聯繫都已斷絕,現在所有四個佔領國的文化宣傳在奧地利猶如潮湧,這就使它直接和世界輿論再次進行接觸。如前所述,每個佔領國都出版了各自的報紙,以不同程度的審慎態度宣傳其本國生活方式的優越性。每個佔領國還有各自的新聞社和閱覽室,陳列了本國的圖片和文學作品。此外,英國在格拉茨、格拉茨聖彼得和克拉根福有三個電台。美國在林茨有一個電台。法國在因斯布魯克和棟比恩有兩個電台。俄國人雖然沒有正式控制電台,但通過在維也納蘇管區表面上屬於奧地利的電台裡設置蘇聯的常駐檢查機構,實際上也獨特地收到了同樣的效果。但四國之中、表現得最善於文化宣傳的是法國。誠然,貝圖亞爾將軍對《費加羅報》的一個記者說,文化是「奧地利問題中的最具有法國特色的一個方面」。新聞社一直是各佔領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與開辦新聞社同時並舉的是開展373 各種文化活動,「由各國進行文化外交的比較永久性的機構舉辦——英國委員會通過維也納的一個辦事處,後來又進一步通過格拉茨、克拉根福和因斯布魯克的辦事處;法國外交部文化局通過駐洛布科維茨宮的維也納司令部和因斯布魯克的法國學會;俄國人通過當地的」奧蘇文化和經濟關係促進會「;美方雖然一開始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美國新聞社的建設上,但也通過國務院的文化事務部門的代表開展活動。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互相競爭,給維也納帶來它們的某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財產,諸如書籍和圖片的展覽,演員、舞蹈家、歌唱家和音樂家的聯袂光臨。與此同時,盟國對奧委員會教育管理處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來幫助奧地利的教育當局,為學校供應新的教科書,並通過一系列暑期學校和交換學生的計劃為研究人員的再教育提供方便。 
  不時到維也納各佔領國閱覽室去走一走,從讀者人數來試圖衡量哪個國家在這種文化衝擊中取得最大勝利,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陳設得如何別具匠心,琳琅滿目,在夏季前來參觀閱讀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間裡面人數最多,這或許不是不耐人尋味的。維也納人對於如此慷慨提供給他們的東西的確並不那麼目眩神迷。在這個領域內,他們至少是並不顯得寒傖的。他們本身繼承了豐富的藝術遺產,而從被佔領的最初時期起,他們就決心把這份遺產完整無缺地保存下去。奧地利臨時政府在其決心重建中表現出現實主義的精神,即從最低層(從下水道著手)向上發展來重建戰爭廢墟。它在宣佈立即著手重建歌劇院(對於這一任務,它感激地接受了蘇聯的幫助)。在供給電影院和戲院的特殊用電量方面,也顯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創造力。當西方盟國到達時,可以看到音樂和歌劇已經重新演出了。通過歌唱家和音樂家頑強堅毅的努力,出現了奇跡,在1945年和1946年的整個嚴冬季節,上演了優美壯麗的歌劇,舉行了一次次音樂會,演出了一出出戲劇。你可能在《菲德利奧》聽到「囚徒合唱」,演員們穿著令人傷感的襤褸衣衫。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貝爾森和茅特豪森集中營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費加羅》在化裝舞廳的狸紅、雪白和金黃的彩飾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見到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四國成374員。其中有些人也許在下午的會議桌上爭辯過,晚上卻和奧地利的各階層人士一起在音樂廳聆聽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盟國對奧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的,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恢復維也納這個頭等重要的國際藝術中心的往日聲譽,還可以使戰後不久那個時期的艱難困苦尚能為人所忍受。 
  盟國對奧委員會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價值,可向其成員提供機會,從人性的角度親身領略戰後歐洲的現實。就此而言,這個委員會在許多方面與其他出國工作的代表團或委員會比較,自然沒有什麼不同。大戰結束後,幾乎在歐洲的任何一國都駐紮過的英國士兵,能夠親自從流亡者、難民、飢餓、疾病和貧困等方面看出戰爭的含義。在柏林,他們同樣能夠充分地與法國、美國及其他盟國的國民結識交往。具有起碼的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每天所見到的人有什麼總的想法。可是在維也納,因為這個城市規模較小,而盟國佔領的目的又表現得比較溫和,所以在個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別處少見的親密,而對於民族性格和觀點的瞭解,比在柏林那樣更為嚴峻的氣氛中有可能進行得細緻些。即使蘇聯佔領軍比別國部隊受到更嚴格的控制,他們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蘇聯官方宣傳更為真實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圖景帶回俄國——誠然,從蘇聯歸國士兵再教育過程的報告中明顯地看出,蘇聯當局對於他們的公民第一次與外部世界接觸可能發生爆炸性後果這一點是非常瞭解的。拿破侖故爭期間,特別是拿破侖失敗後聯合佔領巴黎期間,俄國人和西方接觸,對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這種革命運動的第一次公開爆發是1825年由軍官們領導的流產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誰知道長期與西方接觸會產生什麼後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後,西方又一直是蘇聯佔領別國時不可避免的夥伴。在蘇聯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利用接近蘇聯在歐洲的佔領區和西方之間的邊界這一有利條件而投奔西方尋求政治避難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們認識到本國政府多年來有計劃地欺騙了他們,不讓他們瞭解375 西方民主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這個問題的確不是無足輕重的。關於西方觀念對其國民思想所產生物不可避免的影響,克里姆林宮對此可能引起的長期後果驚慌到什麼程度,我們猜測一下倒是挺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在考慮所有這些情況時,必須記住盟國對奧委員會的目的畢竟不是盟國的政治教育問題,而是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到1946年底,儘管無可懷疑地取得了進展,但是已經很明顯,東西方對莫斯科宣言含義的理解是大相逕庭的,而且就所能預料的情況來說,意見分歧可能要繼續保持下去。如果當真蘇聯除了戰爭以外,無法取消當時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奧地利已經取得的無可置疑的進展,那麼同樣明顯的是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阻撓任何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蘇聯是能夠這樣做,而且也很想這樣做的。蘇聯不改變它的整個對奧政策,奧地利是不會取得獨立的。而在冷戰變得越來越冷的時刻,那種改變似乎是不可能的。看來充其量是現在這種遠非理想的形勢可能令人不安地繼續下去。總而言之,佔領的確使奧地利獲得好處。但它也遭受其害。由於戰爭而受到的破壞,繼之以蘇聯在東部佔領區的劫掠。佔領區間壁壘的存茬阻礙了經濟的恢復。盟國的徵用造成房荒更加嚴重。佔領費用給這個國家的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只有通過麻煩的手續,取得四個外國統治者的同意,才能進行治理。四個大國佔領奧地利這樣一個小國,人人都知道這是荒唐可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身居奧地利,特別是在維也納,不僅要知道其西面和北面的一些國家,甚至也要同樣知道其東面和南面的一些國家。哈布斯堡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正如失去一肢的人對不存在的神經也許仍有感覺一樣,維也納也仍然容易感受到東南歐可能發生的悄況。奧地利和德國親近,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表現出來了,其原因與其說是出於親緣關係,不如說是在絕望中相信德國可能解決奧地利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說,奧地利和德國是操同一語言的。但是這兩個民族的性格在許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而這種格格不入的情況由於376 兩國在戰時的合夥而有增無減。說不定這種經歷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收穫的確產生了促進奧地利人民族感的新團結和新力量。但是,如果奧地利因被納粹德國併吞而遭不幸,那麼它在戰時因與德國共過命運,而讓人家把它的前途和德國問題聯繫起來考慮,這可是雙重不幸了。一旦如此行事,奧地利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受比較大的德國問題的影響而被投上一層陰影。對德實行四國佔領的決定很自然地(即使不是不可避免逃)要為奧地利創造先例。戰時的三個領袖當中只有丘吉爾把奧地利看作實質上是中歐和東南歐的一部分:只有他把奧地利再次看作是「多瑙河大聯邦」的中心;只有他極力主張西方國家的軍隊從東北方通過南斯拉夫向前推進,避免讓大片土地落入蘇聯之手,但正像戰後對蘇關係的其他許多問題一樣,他的忠告都被置若罔聞。 
     第一章 投降時的德國第二章 各佔領國的態度第三章 德國人的態度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第五章 波茨坦第六章 管制機構第七章 德國狀祝第八章 難民問題第九章 經濟事務第十章 財產的管制第十一章 解除武裝、歸還和賠償第十二章 非納粹化第十三章 行政和政治第十四章 宣傳工具第十五章 教育第十六章 兩種積極的影響第十七章 結束語第一章 盟國政策的形成第二章 解放第三章 佔領第四章 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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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全史: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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