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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底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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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序

    北京孩子沒多大出息。    
    前兩年,聽說有個作家接受採訪,被問到大學裡北京同學與外地同學的異同,他答,畢業後,若北京同學和外地同學分到一個單位,不出幾年,外地同學一定是北京同學的上司。作家以觀察社會為己任,他的「觀察」大體不錯。不論挖溝要飯做小買賣,還是陞官發財幹大事業,北京的孩子都不行,不如外地過來的孩子。說得婉轉點,北京孩子較少「於連性格」,說得直白點,是北京孩子散淡,缺乏進取精神,不經折騰,以至於多不成大器。不獨作家,一些學者也就此下手,著書立說,對作家的觀察所得進行刨根問底的分析,甚至追溯到了清朝,把它歸咎於「八旗遺風」。    
    所幸,北京孩子再怎麼不行,仍有一點可吃的老本。那個年代的很多事情,孩子無論外地的北京的,都經歷過;但還有很多事情,外地孩子只是聽說和嚮往,無緣親歷,它們屬於北京孩子獨佔並賞玩不盡的收藏品。    
    中國有句老話,叫「好漢不提當年勇」。北京孩子既然普遍沒什麼出息,充不得好漢,因此也不必懷不遵古訓之虞。倒是另一個叫余華的作家,在他的文字裡幾次提到古羅馬時期有個叫馬提亞爾的詩人的話:「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可以拿來當作北京孩子歎氣之餘,聊以自慰的招牌。    
    因為世道變得快,懷舊已升格為一種生活方式。這本書寫到一半的時候,有家電視台公佈了一項網上民意調查,它顯示,在十大時尚生活方式的排名榜上,懷舊列在了頭一位。這也意味著,當年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情,那些雞零狗碎的事情,那些淡而無味的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有份量,越來越有滋味,越來越有意思和有意義了。    
    這本書取名「紅底金字」(當年的紅小兵臂章、紅衛兵袖章、校旗、學生證乃至畢業證書,一概為紅底金字),即是試圖勾畫成一種「回憶過去的生活」的色調。誰不想再活一次呢?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一幅鳥瞰圖(1)

    和今天比,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北京,還是一座安詳、清靜、古典和缺少變化的城市。也可以說,是另一個樣子。    
    王朔在小說《看上去很美》中,對西長安街西邊的復興路沿線,作了這樣的描繪:    
    很多年前新北京一帶還是典型的郊區景致。天空還沒有被首都鋼鐵公司和八寶山火葬場污染。也不繁盛,沒有沿街那些花俚狐騷的大笨樓和髒館子。復興路只是一條四車道的窄馬路。兩側樹木蔥蘢,有很寬的灌木帶將非機動車道隔開。騎自行車或步行的人可一路受著林蔭的遮蔽。隨處可見菜田、果園、遠山與河流。建築物大都隱在圍牆深處,多數高度在二層或四層,在林木環抱中露出錯落有致的屋頂。僅有的標誌性建築是軍事博物館高大的金五星和海軍辦公的大屋頂黃樓。1    
    沿著王朔說的地段向東,漸有城市氣象。過了木樨地,路南是「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的辦公樓,它的大門上方掛著毛澤東題寫的紅底金字的橫匾,能讓有心人覺得出與眾不同。2003年9月9日凌晨,這座有四十八年歷史的九層灰色建築被人工爆破,眨眼間化為烏有。當日上午,一位網友在帖子裡寫道:    
    這是一座和童年的記憶緊密聯繫的大樓。1960年至1966年,我們就在大樓南邊的小學裡(應該是復興路小學,即今天的白雲路小學——引者)讀書,下學後偶爾放縱一把,在膽大同學的帶領下,到大樓裡坐電梯,上上下下幾個來回,著實過了幾把癮。四十年過去了,至今記憶猶新… …    
    80年代以後,全總大樓漸漸湮沒在拔地而起的高層樓群中。可是當年,不僅是附近地區,即使在整個北京市,它也稱得上一座鶴立雞群的建築,站在它的頂層,幾乎可以俯瞰半個京城。周圍的孩子比著數十大建築,常拿它充數。這座大樓爆破前一個月,它的同齡人祝東平教授開車和我一道來這裡拍了幾張照片,正巧碰見中學教過東平、如今已從全總機關退休並住在全總大樓隔壁一棟宿舍樓裡的唐老師。唐老師說,50年代她上小學的時候,周圍還是一片農田菜地,就有這座樓了。她還說,拆掉這座樓,一些「全總」的老人難以釋懷,拆還是不拆,是有爭議的。本來早就該爆破了,一直拖著,是為了讓來開工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再看一眼。言語間含著惜別之情。    
    從這裡再向東,坐1路公共汽車(當年通稱大1路)走三四站地,過了天安門,即進入東長安街。已故的學者鄧雲鄉解放初期在燃料工業部工作,四十年後,他回憶說:    
    從南河沿、南池子南口對面說起,先是公安部北牆外蓋起的一座三層樓,人叫「宋得貴大樓」,因為主持基建的是一個名宋得貴的幹部,「三反」時因蓋樓貪污被處決了。玉河橋東面直到鄰近東單,這一大片長條地帶,分給四個部蓋辦公大樓,由西往東,依次是紡織部、燃料工業部(後分煤、電、油三部)、勞動部、對外貿易部,後來這些部在「三反」前後,依次蓋起了大樓,只有勞動部,雖然分到了王府井、長安街十字路口東南角那樣重要的一塊地皮,據說因為沒有經費,一直閒置了許多年……當時我正在燃料部工作,參與建樓工作。初建主樓連地下五層,兩翼四層,煤炭部時期,又加了兩層,現在好像是國家旅遊局……北京飯店西面五十年代所蓋新樓,是1953年初開工的,當時我還在北京,辦公室隔馬路斜對其工地,常常過去看看,沒有打樁,用的是沉箱法。2    
    這些三到五層高的「大樓」,就是解放初期,聳立在從天安門到東單沿途——北京市最核心也最熱鬧的地段——的建築物。後來,儘管這些辦公樓裡的機構或機構的名稱換來換去,而情景依然,直至六七十年代。    
    那時的北京,三四層高的樓房,即可享「大樓」之譽。大學畢業時,一位同學在通訊錄上留下的地址是:朝陽區左家莊二區大樓二單元六號。我去過他家,是一幢建於50年代的四層紅磚坡頂宿舍樓。多數機關、學校、部隊院子裡的主樓以及有名的飯店,也都在四五層上下,十層以上的建築,還屬於北京人心態上的一種奢望,十大建築之外,大概僅京西賓館而已。那時,除了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貨大樓和由董必武題名、70年代營業的西單百貨商場,顧客逛鬧市區的大商店(如東風市場、人民市場、西單商場),是用不著爬樓梯的;如今已不可或缺的滾動電梯,當年除了北京火車站和少數地鐵車站,別處見不到;而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自動玻璃門,首次亮相是在北京飯店新樓建成的1973年,這座標誌性飯店的柵欄外面,經常圍著來逛王府井的外地人,翹首巴望客人出入,以觀自動門「表演」。    
    1968年的冬春之交,北京市啟動了一場 「改頭換面」的轟轟烈烈的城市工程—拆城牆。此前,除德勝門、崇文門和西直門外,今天的地鐵環線路上的十來個城門樓,自50年代起陸續被拆除,但城牆大體還在。當時不過十來歲的汪明,住在宣武門內國會街5號,與城牆隔窗而望。她經常陪父親汪曾祺遛城牆,三十年後,也留下了孩時的記憶:    
    其實城牆上並沒有什麼好玩兒的,就是一幅淒涼敗落的景象。城樓殘破不堪,彩漆差不多都剝落光了,木頭柱子裂著一條條大口子,滿是塵土的木樓梯也都糟朽了。爸願意走進城樓裡東看看西看看,在有字畫的地方多呆上一會兒。有時一高興,在裡面大聲叫喊,驚得蝙蝠辟里啪啦地亂飛一氣,空闊的城樓裡充滿了神秘的回聲。    
    城牆上黃土裸露,颳風時會迷了眼睛;一叢叢的衰草,七零八落的爛磚,好多磚頭的下面壓著風乾了的屎。城牆上冷冷清清,屈指可數那麼幾個人。有人放羊,有人放風箏,有人挖野菜,也有人聊天。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一幅鳥瞰圖(2)

    拆城牆,是一場跨時不過數月的「摧枯拉朽」的「戰鬥」,但它的衝擊波,迄今未息。1950年,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對利用城牆規劃這座古城作了理想化的設計:「城牆上可以綠化,供市民游息。壯麗寬廣的城門樓,可以改造成文化館或小型圖書館、博物館。護城河可引進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4接近二十年後,這個美妙的設想的幻滅,給了梁思成沉重的一擊,據他的夫人回憶,梁聽說城牆被拆時,「簡直如坐針氈,他的肺氣腫彷彿一下子嚴重了,連坐著不動也氣喘」。至今,拆城牆,仍是一件讓不知多少持文物保護態度的北京市民耿耿於懷的事情。但也有另一種聲音,鄧雲鄉就說過這樣不合潮流但不一定沒有道理的話:「 北京拆城牆時,不少人有意見,據聞梁思成先生還為此墜淚,其實拆了也就拆了,你墜淚又有何用。正像黛玉姑娘笑寶釵姑娘一樣,哭出了兩缸眼淚,也醫不好棒瘡——況且陵谷變遷,本是歷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即以北京說,遼、金析津舊城,元代大都現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闕也好,是不會永遠存在的。」5    
    不管怎麼說,當年的拆城牆,是一項難得一遇的能讓市民體會到「變化」的快感的城市工程。馬車車隊運土運磚的壯觀場面,還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裡。據說拆城牆的時候,挖出不少解放前夕埋進去的金銀條、元寶、子彈及各種型號的手槍。和我曾多年同事的沈小農,當年不過十五六歲,是北大附中老初一的學生,家在雅寶路一帶。有一陣子他每天烙兩張麻醬餅,拉上同院的一個孩子,一人一張,揣在褲兜裡,帶上鉗子,然後頂著寒風,直奔城牆廢墟,從建國門掃到老前門火車站,尋找銅絲之類可以賣破爛的東西,一翻騰就是一天。後來居然有了十幾塊錢的「 戰果」—這大概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一個月的伙食費。他還記得用這筆錢買了佐餐葡萄酒、粉腸、豬頭肉,取代烙餅,「大吃」了一頓。那時人無論大小,見到或想到錢時的第一反應就是一個字—吃。    
    城牆拆了以後的很長一段日子,「城裡」和「城外」的概念還沿用著;護城河還留著。就孩子而言,冬天確可滑冰,夏天雖不見放舟,卻可以撈魚蟲、游泳。河水不深,但每年都能聽到淹死人的悲訊。    
    1974年10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復興門立交橋竣工,今天的讀者還可以在橋體上找到刻著施工單位和竣工時間的標誌。此前,北京市區沒有立交橋和高架橋;沒有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沒有二環路(1977年7月7日,二環路象來街至月壇南街一段率先通車),更不用說三、四、五環路了。今天的三環路以外,幾乎都是菜地或農田,屬於某個公社所轄。馬路大多為四車道,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二車道的,不少馬路的兩側或中央有排水溝。那時沒有主、輔路之分,多數馬路上的汽車道和自行車道沒有被隔開,馬路中央沒有隔離柵欄。人行橫道也不似今天的斑馬線而是兩條虛線,大多形同虛設,因為市民往往視而不見,就順腳的地方穿越馬路。十字或丁字路口都設有崗亭,紅綠燈是由裡面的交通警察手控的。繁華地段的路口中央設有安全島,警察站在上面用紅白相間的指揮棒加手勢指揮交通。這樣的場景,搬到今天,是難以想像的,而當年這種 「原始」條件下的交通狀況,卻遠有序於現在,原因很簡單——車少。    
    有報道說,截至2003年9月,國產轎車的款型已達115個,每年仍在以幾十款的速度陡增。而在六七十年代,街上跑的汽車,常見的和不常見的相加,品種和車型都數得過來。    
    以小轎車為例,街上能見到的有吉斯、奔馳(當時稱奔斯)、吉姆、雪佛萊、別克、道奇、斯克達、伏爾加、華沙、勝利20、豐田(以上為進口車),紅旗、東方紅、上海(以上為國產車)等十幾種牌子。當中的一款吉斯牌臥車,據說是蘇聯領導人送給中國領導人的,數頂級車,總共沒幾輛,毛澤東、郭沫若各有一輛,北京市民難得一睹。奔馳車可以見到,但奔馳600型,據說國內只有兩輛,陳毅坐一輛,「文革」時轉由黃永勝坐;另一輛被拆改成仿「紅旗」車。高級幹部乘坐的臥車,大體前期是吉姆,後期是紅旗。其他幾種,伏爾加、華沙、勝利20,是馬路上常見的中低檔進口車,但裡面坐的是誰,也不可以「車」取人,劉少奇的子女在一篇回憶文章裡有這樣的描述:「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讓秘書乘一輛華沙牌小臥車接爸爸去談話。」6有照片可證,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乘坐的也不過是一輛最普通的敞篷吉普車。眾所周知,1966年春夏之間,毛澤東在滴水洞住了一些日子,據身邊人員回憶,坐的是吉姆車。國產車以上海牌居多,紅旗車又有一面、三面之分,只有國家領導人和軍隊中總部、軍兵種及地方省部級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有資格坐。因而一般市民在街上看見一輛「紅旗」,就會對乘坐者下意識地作「大人物」的泛想,其實未必,裡面很可能坐的是秘書、廚師、警衛員或服務員。    
    其他車種,如大轎車、卡車、吉普車、摩托車的牌子,則是屈指可數了。    
    車少,少到什麼程度呢?侯京泉是我中學時的鄰居和同學,當年屬於經常坐在西長安街南禮士路一段的馬路牙子上看汽車的一族,他去年春節來串門,提到這些事時說,那時一個小時,也就過個二十來輛車。這個數字未免有點誇張,但並不離譜。趙忠祥在他的一本回憶錄中也這樣說:「我那條胡同一年也未准過一輛小轎車。」前幾年,一位在天安門廣場站過崗的退休交警在電視台做節目,他的記憶是,一個夜班值下來,所過的汽車,也就三五輛。當年,北京市私家車的擁有量等於零。出租車數量尚不及現在的零頭甚至零頭的零頭,沒有「掃馬路」一說,也沒有「趴活」一說。1973年以前,首都汽車公司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家出租車公司,車數不及千輛,城區設有二十來個出租車站點,以華沙車居多。誰家有急事,須打電話或直接到站叫車,類似於現在急救車的運作方式。1976年4月9日上午,葉聖陶和家人到首都體育館看廣州雜技團演出,他在日記裡說:「乘十三路汽車尚容易,抵平安裡則待之甚久始獲擠上五路電車。車中幾無法站直,抵體育館,頗為吃力。而雜技已上演半小時矣。」歸途不堪再擠公共汽車,他們步行到動物園,在那裡的出租車站打了一輛車,「徑直抵家,與去時之難易判若天淵」。7從動物園到其東四八條寓所,花費2.25元。公車的數量和用途,也不能與今天同日而語。那時,國務院下屬的機關,副部長級公務員,很多不配專車,有些部委是兩三個負責人同乘一輛吉姆車上下班,更少有公車私用的現象。上述葉聖陶的事例,即是一證,他當時不僅是高齡的知名人士,還是一位部長級官員。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張際春,也有過被公共汽車門夾住,摔斷了腿的遭遇。公共汽車和自行車,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各個階層的市民都不免經常利用的交通工具,許多今天聽起來相當顯赫的人物,在回憶文字裡,曾留下擠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的記錄。因而街上跑的車,還是以公共汽車為最多見,路線也不過幾十條,其中市區汽車有28條線(不含支線),電車13條線。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北京孩子生活成長環境(1)

    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北京市的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大體生活在兩類環境中。一類是城裡的胡同,另一類是城外的大院。    
    胡同作為京城傳統的居住環境,遍佈於老城區,也就是今天的二環路以裡。以前由於全市的人都紮在城裡,倘要細究,胡同與胡同,胡同裡的院子與院子,院子裡的屋子與屋子以及屋子裡的住戶之間,高低優劣,是參差不齊的。早年有「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說,也不盡然。但共性依然是主流,各個行業的傳統市民(即所謂「老北京」),在那裡的大雜院或四合院中住了幾輩子,政權的更迭並沒有使他們的居住狀況發生根本的變化,他們是胡同住戶中的主體。解放後,一些領導人、社會名流、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及一些機關的宿舍,也安在胡同裡,這應該是另當別論的,前者大多獨門獨院,與鄰隔絕,後者也頗具「組織」色彩,鄰里之間,味道已變。他們不屬於能體現市井京味的胡同居民。關於胡同和胡同裡的故事,有不下上百種專題作品面世,已經不新鮮了。要說的是,六七十年代,正值一個地覆天翻的動盪歲月,胡同裡的變遷,也是難免的。例如,不少胡同的名稱,一度被「革命」化了。1967年版的《北京地圖》出版說明中,有這樣一段話:「為了迅速滌蕩舊社會在北京街巷名稱上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時代的革命精神面貌,本地圖所用的新街名,都經有關部門根據廣大紅衛兵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的倡議,研究決定。」大街易名,小巷自然要跟著變,如東四北大街改為紅日路後,東四頭條即改為紅日路頭條,其他依次類推。更有甚者,紅小兵胡同、學毛著胡同、滅資胡同、反修胡同等等,都赫然出現在這張地圖上。今天的讀者也許聽著好笑,但在當年,就北京市民的心態而言,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又例如,隨著「興無滅資」的口號被貫徹,大量私房充公,不知多少標準或規整的獨門獨院淪為大雜院,不僅住戶雜了,而且還大興土木,格局與從前相比,面目全非。學者王世襄是文化世家出身,其父曾任中國政府派駐英國的監學,母親是畫家,解放後,他一直安居在父輩留下來的一所清幽的院子裡。前幾年,我陪著一位喜歡收藏的朋友,到日壇公園附近的一座住宅樓裡採訪過他,談話間,他提起,「文革」以後,為了不至使外人摻進,他曾邀朋友黃苗子夫婦等暫居其院,但也沒有能撐住多少時候。這個院子最終「淪陷」,塞滿了各色人戶。搭小棚的,鐵皮匠作業的,喧鬧聲震耳不絕,「簡直就沒法兒住了」。類似王世襄這樣境遇的社會名流或普通市民,是比比可見的,我周圍就有不少熟人的家與王先生大同小異。以致「文革」結束後,引發無數起落實房屋政策的官司,有些至今未了。    
    大院是那個年代的一大視點。1949年以後,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重返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位置,相應的機構隨之蜂起,作為這些機構的宿舍,大院的出現,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自50年代起,北京的城市建設呈放射狀拓延的趨勢,大院多建在城外四周。軍隊、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宿舍院,往往隨著單位走,與機構是一體的;國家機關的宿舍院多數是分散的,經常是東一處西一處,如輕工業部宿舍,月壇公園對面有一個院子,右安門內大街路東有一個院子,和平裡地區也有一處。其他部委,大體類似。這些院子裡的宿舍樓,多為二、三、四層。60 年代初,煤炭部曾在永安裡南側蓋過兩三棟九層高的宿舍樓,應該是那個年月居民樓中僅有的高層建築,現在還在。70年代中期,廣播事業局在復興門一帶蓋了一座12層的預制板宿舍樓,號稱「十二層樓」,遠近聞名,因為這是北京(恐怕也是全國)最早的一棟接近今天意義上的高層建築,馬季等人是第一批住戶,弄不好,他們也是全國第一撥高層建築的住戶。當時的宿舍樓多為磚牆結構,外觀無非紅灰兩色,有坡頂的,也有平頂的。宿舍跟著機構走的院子,有院牆與大街小巷隔著;專門的宿舍區,有院牆的似乎不佔多數。無論有無院牆,一概以「院」相稱。「我們院」、「咱院」、「後院」,是北京城外的孩子的口頭語。前不久,當年和現在的一個鄰居來電話,還問了一句:「院裡怎麼樣?」 我理解,他指的應該是我們兩家都已遷出二十來年的那所沒有院牆的院子。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北京孩子生活成長環境(2)

    從分佈上看,復興路上公主墳到玉泉路沿線,是軍隊大院相對集中的地帶。玉泉路路北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路南有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等五六家軍隊大院。復興路南側的另一條路上,還撒落著五六處軍隊所屬的院子。高校大院則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顧名思義的學院路,是一條坐落在西直門外的南北走向的馬路,自南向北,路東依次為郵電學院、醫學院、鋼鐵學院、石油學院,路西依次為政法學院、航空學院、地質學院、語言學院,這就是學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學院」。「文革」中,除鋼院外,這些學校全部遷離北京,鋼院也已經在雲南踩好點,據說是周恩來的一句話,把它留了下來。那時的學院路,一度名存實亡。其他一些院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民族學院、外語學院、工業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等,排列在學院路西側、與學院路平行的白石橋路和海澱路上。    
    國家和市屬機關的宿舍院,則散佈在城外各處。從西便門到阜城門以西,推進到木樨地、三里河、百萬莊一帶,就分佈著國務院、華北局、中央機要局、廣播事業局、全總、輕工業部、新華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鐵道部、國家計委、中科院、商業部、物資部、一機部、二機部、國家建委、六機部、二炮、北京市政、建工、物資諸系統等單位的宿舍。1958年以後,北京城外陸續建起了若干片居民樓群,如和平裡、虎坊路、古城、水錐子、龍潭、垂楊柳等小區,作為各種機關的宿舍。一些佔地頗廣的小區,又形成區中套區的格局,如和平裡地區,分為1-14 區,分屬化工部、煤炭部、勞動部、文化部、林業部、輕工部、中直機關等單位。百萬莊一帶是按子、丑、寅、卯……來劃區的,除申區系部長們住的兩層小樓外,其他各區,分屬三委(計委、經委、建委)、一機部、國家外文局等機關的宿舍。有些規模龐大的部委,則自劃其宿舍區,如鐵一、二、三區等。    
    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在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條的第一句是:「我國有七億人口。」我們也可以接著毛主席的話說:「北京有七百萬人口。」1964年,北京實有人口(含遠郊區縣)為759萬,1982年為923萬。如果除去接近半數的郊區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區人口也就在四五百萬之間,這個數字略高或者相當於今天北京市的流動人口數。那時,除了少數家庭的保姆,北京幾乎沒有常住的務工流動人口。過於數字化和概念化的東西難以說明問題,形象一點的描述是,那時,居委會小腳老太太,對管片住戶的人頭狀況爛熟於胸,摸得底兒掉,外地人來京探親訪友,要報臨時戶口;那時,除了公園、鬧市區等場所,大街小巷裡,輕易見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車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極少;那時,上班和上學的時間,居民區周圍經常是靜得出奇。胡英蘭是低我兩級的一個系的同學,她和我說起過,上小學時,有一回沒做到「三帶 」(水碗、手絹、紅領巾),回家去取,從街面到院子,一個來回,看不見什麼人,只有兩個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色,其意趣,竟讓一個小學生難以忘懷,記住了二三十年;1969年-1972年,大批機關幹部作為「五七戰士」劃入軍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屬「隨軍」,不少宿舍樓裡空著大量的屋子,有的實住率甚至低於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軍,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對很低的。    
    上面所寫的,大概可以粗略地構成一幅20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市、交通、居住、人口等方面的鳥瞰圖。當年的北京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和成長著。     
    註釋    
    1 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2 鄧雲鄉《百年東長安街》,載《水流雲在瑣語》,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3 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4 林株《建築師梁思成》,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5 鄧雲鄉《增補燕京鄉土記》,中華書局1998年3月第一版。    
    6 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7 葉聖陶《一九七六年日記》,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二期。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復課鬧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佈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但恢復高考制度的通知,則是在差兩天整整十年之後的1977年10月12日,由國務院發佈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間入學的高校學生(1977、1978、1979三級),年齡跨度在十多歲,從十八九歲到三十出頭。歷史的誤會讓他們成了同學,坐在一間教室裡讀書,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景。    
    復課以後,「北京孩子」的走勢,大體是這樣的:1959、1960兩個年齡段的孩子同時進入小學(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級結束時提前畢業,升入中學)。1953、1954兩個年齡段的學生同時升入中學,他們後來被泛稱為69屆和70屆(初中畢業)。1952年以前各年齡段的學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學的,被稱為老初一到老高三,統稱老三屆。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屆,這幾批學生復課後沒上幾天課(69屆學生只在中學呆了一年多),其實也沒什麼人有心思上課。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後來響應毛澤東「上山下鄉」的號召,被陸續發到陝西、山西、雲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農村落戶,少數人參軍,只有極少數人因各種原因或借口「倖存」了下來。70屆畢業生是最幸運的,除了走後門和前門自願參軍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廠裡。1971年起恢復高中,71、72兩屆初中畢業生中的少數優秀分子(分別為1/10 、1/5)成了「時代驕子」,被選拔升入高中,多數人直接就業;但上了高中的,畢業後也大撥發到郊區農村插隊。73屆以後,高中升學比例不斷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畢業後全部到郊區插隊,幾年後返城就業,特殊情況(如獨生子女等)例外。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兩到三年以後。復課後,北京市實行的學制是小學六年(1974年以後改為五年,當年該上六年級的同學「戴帽」在原來的小學讀初一課程,次年轉入各個中學與前一級同學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後逐步恢復高中),高中兩年。若以中學畢業而不是歲數為限來劃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屆以及69、70、71、72屆的同學們,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結束了「北京孩子」的時代。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學有等級之分,中學還有男、女、混合之分。「復課鬧革命」以後,各類等級自動取消,也不再有入學和升學考試一說。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無論畢業於哪一所中學,都談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經歷。因為當時的中學生一律以居住點為單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學校,歷史不一,規模不一。城裡老牌學校的歷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產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發端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的順天中學,再過兩年,將是她的百年校慶,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國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後,陸定一和郭沫若都題過「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與四中相距不遠的西城區福綏境小學,可以追溯到魯迅出生那一年(1881),當時叫八旗第三小學。崇文區的匯文中學,更有長達130年的歷史。城外則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學校,全面恢復高中及小學縮短學制後,中學一時爆滿,迫使一些小學升格為中學,如三里河四小就搖身一變,成了214中。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214中的頭撥學生,還參與過學校最初的基本建設(砌圍牆)。但學校的歷史與它的質量,並不一概成正比。圓明園邊上的101中學是解放以後建成的重點學校,所以叫101中,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郭沫若給命名的,意思有點誇張——這個學校培養的學生,成績要超過100分;另一說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點學校,番號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從一個百位數數起。郭沫若確實題寫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詞,由李煥之譜曲。    
    闊氣一點的學校,有相對正規、配置齊全的教學樓和操場,甚至有「東西校區」或「南北院」之分;差一點的,則隨處將就了。當年北京有不少學校,因地制宜,安在廟堂裡。月壇二小的校址,是月壇公園裡的大廟;寬街小學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壽的家廟,7路公共汽車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處貝勒府;八面槽小學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面路東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門內路北的歷代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本是一所明代建築,主殿名景德崇聖殿,裡面支著六十根金絲楠木二人無法環抱的大粗柱子,供奉著自炎黃以下歷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題的「報功觀德」的匾額高懸殿中央。帝王廟變成女三中(後改為159中)後,如此大殿成為一個「多功能」場所。全校師生集會時,它是禮堂;颳風下雨,它是學生上體育課的操場,鋪上墊子折跟頭。「文革」初破「四舊」,紅衛兵為摘下乾隆題匾,據說冒著「捨得一身剮」的風險。這塊匾從此不知去向,後來有關部門懸賞50萬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終於搬家,遷入了一所據說有游泳池等設施的現代化的校舍裡。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穿越當年的校園

    也有一些學校,因襲了學堂時代的舊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網上追憶他位於南橫街米市胡同裡的母校時說:    
    那是舊時的一家老學堂,分前中後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異。紅紅的校門,有一個高高的活動大門坎,其實就是一塊磨踏得沒有漆色,沒有稜角的長木頭。大門後是一個紅影壁,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手書體的白字。校辦工廠就在它的旁邊。那時的我們總盼著兩週一次的學工課,總是比賽誰縫的筆記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間有著青石板高台階的大教室。斜對面是不大的校長室。當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長。校合唱團排練就在大教室裡,各年級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時還要到區裡去演出。數同班的李凱亮嗓門最洪亮,我倆一起擔任領唱,還記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冬天裡,男生在課間圍在前面的火爐旁,侃這侃那。那種火爐同民用的火爐不一樣,裡套沒有瓦,爐壁是帶稜的。加足了煤,燒得爐壁紅紅的。教室北面的窗戶就是同學家的小院。    
    這大概可以被看作當年北京城裡的小學的縮影——簡陋、古樸、溫馨,類似一件古董,有一種讓畢業生幾十年都揮之不去的懷舊氛圍。城外新建的學校的畢業生們,少有這樣的情懷,而且各個學校之間,硬件上的差異甚大。那些帶「育」字頭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紅,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學校,條件相對優裕,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軍隊所屬的子弟學校。    
    復興路小學(現在的白雲路小學,位於白雲觀北側)曾是一所設施一流的地方學校。它有一棟L形的四層教學樓,系蘇式建築,後面還有一個近於禮堂規模的圓形木地板音樂教室,相當於今天的多功能廳。有標準化的操場、教工和學生食堂、圖書館、自己的鍋爐房。樓內每間教室配有玻璃黑板、電鈴、清潔櫃,每層有供熱的飲水池。課桌椅是木製的,課桌的設計是平面加坡面的組合,平面也就兩寸來寬,用來放鉛筆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鉛筆的小槽,坡面是放書本和寫字用的。這樣的條件,超過了一般的中學,城裡很難見到,城外也不多見。    
    與復興路小學也就一箭之遙的復興門外一小,是另一個世界。它的校園在小學當中,佔地算是相當大的,樓前樓後兩個操場,一大一小,還散落著好幾處平房教室,校園裡還套著有住戶的院子,給人的印象是大而雜。那裡的教學樓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類似南方常見的走廊外露的兩層簡易樓,沒有暖氣(冬天生爐子),沒有電鈴(上下課敲鐘),沒有玻璃黑板(木頭黑板)。「復課鬧革命」時,甚至連桌椅都供不應求,一部分學生要自帶馬扎或小板凳上學,課桌也是那種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長條桌。整體感覺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小學位於復興門西側長安街路南,也就是復興路小學的東北、復外一小的東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財政部所屬的子弟小學,全員寄宿制。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的祝東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這裡就讀。2003年暑假,我和祝東平因事路過育民小學,恰值學校準備翻建,一棟樓已被騰空,成了工地。東平一時觸景生情,在裡面盤桓了一個多小時。這所學校有兩個樓,那時候北樓是學生宿舍,南樓是教學和辦公樓,兩樓之間是一個操場。東平邊環視邊回憶說,教學樓頂層是一個多功能廳,常舉行各種聯歡和遊藝活動。教學樓南面是餐廳和浴室。他們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長接走。每個班都配有生活輔導員,類似於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學校。育民小學的生活及學習條件沒什麼說的,惟一讓祝東平和他的同學感到不自在的是,他們平時不准跨出學校半步。學校大門也是宿舍樓門,門前的一道線,等同於國境線,兩條腿如果都出線將被處罰。學生們經常是把一隻腳固定在線內,另一隻腳盡量往遠了伸(若打籃球時的定點持球狀態),頭探出去四處張望,透透外面的風。「文革」初,學校裡貼滿了大字報,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據有人推算,這所學校的學生人均佔地六倍於普通學校的孩子。    
    中學和中學之間,反差也很大。好學校,有400米標準跑道的操場以及籃球場和排球場,甚至游泳池,有分開的教學樓與辦公樓,有禮堂,有學生食堂,教學樓中有階梯教室、實驗室、音樂教室、圖書館等等。這樣的條件,甚至已經超過了吳玉章當校長的中國人民大學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學。    
    地處文化相對薄弱的宣武區的15中,是一所花園式學校。四座低矮建築—兩棟辦公樓、兩棟教學樓—隱在綠樹成牆、曲徑通幽的校園深處,即使在校門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學校,以致發生過不明真相的兩個老太太誤以為是公園,要買票入內的事情。西城區的西單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幾個「名校」。復興門內按院胡同裡的八中,有三個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場),本校的建築有環廊連帶,其舒適和怡人不難想像。巧的是,「文革」期間,八中的斜對面,西側住著風雲人物姚文元,東側住著後來審判姚文元的江華;「文革」後期,姚文元的兩個女兒也在八中讀書,其中一個據說腿還有點毛病,而另一位風雲人物王力的兒子王魯軍,則是這所學校的老師。八中的東邊,小口袋胡同裡的35中,李大釗是創始人之一。它也有兩個院子,北院有一個木結構的小樓,是志成學校時代留下來的,頗有二三十年代的特點,電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鏡頭,就取自這裡。「十七年」時期,西城區的中學在聲譽上,民間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說。此外,這一地帶還有二龍路中學(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屬子弟學校)和150中(前身是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實驗中學)。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課本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

    條件一般的學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為例,前身是社會路中學,說是中學,其規模、設施、面積,都與一所普通小學相仿。全校僅一個三層的教學樓(行政、教學、後勤人員和學生都擠在裡面)和一個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操場,打籃球就沒法踢足球,開運動會要借用隔著兩條街以及一個月壇公園的月壇體育場。上過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會有過抹不開身的體會。惟一可以讓他們引為自豪的是,這棟教學樓是用建人民大會堂剩下的材料蓋的,全校師生,無人不曉。後來才知道,人民大會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僅蓋了這所學校,更蓋了頗有氣勢的軍事科學院主樓及前面提到的永安裡那幾棟九層高的煤炭部宿舍樓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棟居民大樓。挨著月壇體育場的112中,就更不用說了,人稱「棒子面中學」,這是一個雙關稱謂:一者,玉米面的價格當時是0.112元/斤;二者,學校差,廉價的意思。    
    其實,當年學生畢業以後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學校的條件怎麼樣,教學質量怎麼樣,學生和家長都不大介意,介意也無濟於事。畢業於四中、14中還是44中,無論是學生及其家長還是局外人,都絕無誰高誰低的感覺,這是一個事實。倒是有不少普通學校,後來沾了按片入學的生源的光,如被國家機關宿舍「包圍」的44中,「文革」結束後,升學率與聲譽同步躍進,成了一所莘莘學子趨之若鶩的學校,這又是一個事實。但是,話還得兩說著,即便不以成績論,也即便不影響畢業以後的前程,北京的孩子,畢竟是成長和學習在或優或劣的校園中,面對的是不同層面的老師,也給了他們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響,這同樣也是一個事實。     
    復課以後,北京香廠路小學馬上幹了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了香廠路小學關於建立「紅小兵」 的材料,此後,紅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隊,成為全國少年兒童惟一合法的基層組織(此前,小學生也掛紅衛兵袖標)。它的標誌最初是一種紅底金邊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別針別在左衣袖種牛痘—即以前和以後的大中小隊幹部所佩帶的幾道槓臂章—的位置。這種臂章原是棉質的,不禁髒,要到綜合修理部壓一個塑料膜,後改成塑料製品。「九一三」事件以後,一個讓孩子雀躍的事情是紅領巾的恢復(當時做了綢子和布兩種面料的紅領巾,由同學視經濟條件自己選),但紅小兵的名稱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復課以後入小學,又是頭一撥加入紅小兵的孩子,有點 「黃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恐怕都忘不掉當年歷史性的一刻。陳庚子,是復課以後入學的,表現積極,很有第一批加入組織的希望,由於家長的株連(受審查),未能遂願。他還記得,那天躲在教室裡,隔著窗戶眼巴巴看著別的孩子在操場上舉行加入紅小兵的儀式,把新發的臂章往袖子上別,他的淚珠在眼眶裡直打轉,至今提起來,還挺委屈。其實沒過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 」,他就成了第二批紅小兵。那時能不能加入紅小兵,或者第幾批加入,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事情。    
    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但並沒有取代班組織,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職的稱謂,改叫班長,班委會委員、小組長、課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級(一二年級)每個班裡,有一兩個高年級(五六年級)品學兼優的同學來做輔導員,協助班主任。有個大學同學上小學一年級時,班裡的輔導員叫姜雁奴,這個名字有點兒「各」,也容易讓人記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幾年後,我們在學校的宿舍裡議論起名的話題,他說起這個名字,上鋪有學問的同學告訴他,「雁奴」系一個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陣中領班的頭雁,寓意不言而喻。    
    課本: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    
    儘管紅小兵被當時的「中央文革」視為「富於革命性、戰鬥性,有利於推動少年兒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組織,但廣大紅小兵畢竟是學生,而且是小學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為。作為「文革」期間入學的「當局者」之一,我的記憶中,好像除了隨大流參加一些象徵性的「革命活動」,如開批鬥會,遊行,吃憶苦飯,早請示晚匯報等等,還是「以學為主」。當然,那時不會有計算機課,也沒有外語課,也不存在一環扣一環的升學競爭因素。但小學的課程設置規範,即使是在「文革」最轟轟烈烈的那幾年,也基本沒有被破壞。自然,課文裡的時代烙印,是抹不掉的。這裡照錄一本1970年秋季小學五年級下學期語文課本的目錄(主課文十七篇):    
    一  林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節選)    
    二  贊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三  全球響徹《東方紅》萬歲萬歲毛澤東    
    四  傣族百歲老人心向紅太陽    
    五  毛主席教導    
    六  絕不許潘家峪慘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訴    
    七  紅燈記(唱詞選段)    
    八  吃吃喝喝絕不是小事    
    九  毛主席詩一首    
    七律 到韶山    
    十  身居「長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凱歌    
    十二  雪山雄鷹    
    十三  天山腳下的牧馬姑娘    
    十四  毛主席教導    
    十五  平型關大捷    
    十六  痛打美國「空中王牌」    
    十七  偉大祖國的尊嚴不可辱    
     ——記戰鬥英雄孫玉國1    
    這本教材還附有四節單元練習、四篇閱讀課文及「附一 應用文:祝賀信」、「附二 標點符號用法」、「附三 農村常用字」。    
    算術課本的字裡行間,時現用黑體字標出的「毛主席教導我們」。應用題也多被時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級的算術課本裡,有幾道練習題,可作一葉知秋的見證:    
    1.「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北京離地拉那7805公里,在一幅世界地圖上量得它們之間的距離是22.3厘米。求這幅地圖的比例尺。    
    2.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法寶。兩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種種困難,終於來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離是36.7厘米,它們之間的實際距離是多少公里?    
    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以老紅軍為榜樣,從井岡山步行到遵義,又從遵義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9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井岡山到遵義是8厘米,遵義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別求出它們的實際距離。2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千篇一律的教室

    低年級的課,有語文、算術、體育、大字、圖畫等幾門。三年級以後,陸續開政治、常識、珠算、美術、音樂、自習等課。期中和期末考試都是百分制,閉卷,成績要由家長簽字。語文課是從漢語拼音學起,然後是生字、組詞、造句、作文。一年級第一課的課文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九一三」事件以後,高年級課文中開始出現一些要求學生背誦的古代經典寓言,如「揠苗助長」 、「刻舟求劍」、「對弈」、「自相矛盾」等。我們班有一次上作文課,題目是「我的理想」,這是幾乎所有孩子都碰到過的一個被寫濫了的作文命題,今天也不例外。許多同學那時正受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影響,理想是當一名解放軍戰士,至少沒出工農兵的圈子,只有一個叫惠建明的同學例外,他的理想是當科學家。他後來是否當上了科學家,不得而知,這篇作文,當時是老師眼裡的範文,被當眾表彰。算術課更與從前沒什麼兩樣,不過是在應用題的敘述裡,多了一些「貧下中農」這樣的時代語言而已。黃帥「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義回潮」時期(1972—1973),有的學校三天兩頭測驗,甚至經常出那種附帶一兩道稍難的選做題的算術卷子,如果全部答對,成績便是100+優。上中學後,有個復興路小學畢業的同學和我們大說他小學時目睹的幾個學習尖子的當堂表演: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課所不及的題,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著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兩步解出,似乎是一個賽一個的智商高。他當時是指名道姓(這幾個解題的孩子也分到我們學校),用一種加油添醋的說書的口氣來敘述這件事的。可見,學生之間,多少還留有一些成績競賽的遺風。當然,若論學習氛圍,不能與「文革」前比,更不能與今天比,但和西方國家以玩為主的小學教育比,學生所學的東西,要正規得多,也紮實得多。    
    千篇一律的教室    
    學校的條件參差不齊,但教室的佈置大體一樣:黑板上方,中央貼著毛主席像,左邊是「好好學習」,右邊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書體的條幅。教室側面牆上一般要貼幾張文字簡單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語錄:「要鬥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語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語錄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個字依舊掛著。那時,有的小學時間上拉不開栓,一二年級實行二部制,即兩個班合用一個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節課,一兩個星期一倒。三年級以上全日制,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70年代以後,北京各小學教室裡的木頭課桌(椅)陸續更新為鐵支架加膠合板平面的課桌(椅),椅子的大小以號論,從6號(最矮)到12號不等。誰坐哪一把椅子,並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學,往往佔有把大號椅子換到手的便利。換椅子,也是當年教室裡的一景。    
    當年,沒有暖氣的學校,並不在少數。姚和林描繪的圍爐而談的意境,坐在有暖氣的教室裡的孩子,是無從享受的。然而一利則一弊,生爐子即是一大難題。教室裡的那種爐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學校是校工給生,也有的學校,自三年級起,由學生輪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陳庚子(我的中學同學)在北蜂窩一帶的鐵八小讀三年級,雖說學校就在家門口,輪到他生火的日子,一個不及十歲的孩子,五點多就得從被窩裡爬起來,摸著黑到校,用報紙或劈柴引火。由於人小,又無經驗,一折騰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臨近上課時間,火依舊滅著,滿屋子的煙,其他同學也進不了屋,在外面凍著。他後來和我成了中學同學時,已積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經驗和教訓,卻坐在了有暖氣的教室裡,練就的一身本事,化為屠龍之術。他幾次向我們形容,鐵八小的爐子,「有一人來高,難生著呢」。    
    教室裡的爐子,也能引發風波。沈小農的母校是南中街一小,他有一回把早餐—窩頭抹臭豆腐—帶到教室熱著吃,誰知上爐子一烤,惹了大禍,毒氣進來似的,周圍的女生吱喳亂叫。後來還是把老師叫來處理的。這是前些時候我們一道吃飯,他執意要用臭豆腐抹貼餅子,吃到嘴裡時,勾起的記憶。其實小農倒不是那類惹事的孩子,他上課不搗亂,但也幾乎不聽講,成績一貫是兩個一百。上大學念的是哲學系,業餘玩橋牌。玩橋牌的人自然不少,上至國家領導人下到冒充風雅的草民,但像他那樣玩到了把持北京隊主力近二十年,拿過若干次全國冠軍(包括非奧運項目的2000年全國體育大會冠軍),又在份內工作上執單位之牛耳凡二十年者,就很不多見了。聽說他現在還活躍在全國比賽的賽場上。他對小學課堂生活的印象就是四個字:閒得無聊。再加上一個小動作:自己疊紙玩。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帆布書包

    書包是學生的工具箱。那時候,都是一色兒的黃綠色的帆布書包,款式大同小異(好像也有極少數孩子背不起書包,用家裡的人造革簡易手提袋),學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書包裡的文具,變化不多。鉛筆盒大致有鐵的、塑料的和木頭的三種。「文革」初期,圖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陽,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語錄。「文革」後期,有了帶拉鎖的海棉鉛筆盒和磁鐵鉛筆盒,這兩種鉛筆盒並不實用,有點像今天的新款手機,最大的作用,是給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機會。鉛筆的顏色是五彩繽紛的,最高級的是帶橡皮頭的六稜綠色有華表商標的中華牌鉛筆,一毛錢一根。自動鉛筆先要把筆芯置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再用螺絲結構的塑料筆桿加以固定。鉛筆刀有豎刀、橫折刀、轉筆刀三種,有的孩子用家長的剃鬚刀片削鉛筆,鋒利無比,但弄不好就連手指頭一起削了。墊板和尺子,也分鐵的和塑料的兩種。橡皮是各種形狀的都有。也是「 文革」後期,出現了各式各樣並不實用的香橡皮。除了書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個小學生書包裡的常規家當。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舊與多少之分。女生的鉛筆盒都佈置得有規有矩,裡面還墊著從《人民畫報》或作業本上裁下來的紙。她們削鉛筆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標記,這樣削下來的鉛筆很勻稱,看著用著都舒服。她們「卡嚓」鉛筆頭時也知道輕重,不像男生,經常是一刀下去,鉛就斷了,前功盡棄。女生使橡皮也強似男生,她們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兩下再往紙上擦,男生的作業本常讓橡皮擦得一塌糊塗不成樣子,被老師找茬。另一些副課所需的文具,如蠟筆、彩色鉛筆、墨盒、水彩盒、算盤等,則不必每天裝在書包裡。當年,得到一盒顏色齊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蠟筆或彩色鉛筆,對一個低年級孩子來說,有如獲至寶的感覺。    
    低年級和高年級    
    北京孩子都應該記得這個順口溜:    
      一年級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級的小茶碗,一打一個眼。    
      三年級的吃飽飯,四年級的裝子彈。    
      五年級的一開火,六年級的全滾蛋!    
    透過這種戲謔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小學生階段性的真實處境。低年級同學,規矩自然多一些,「限制」也多一些。上課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後面;放學要排路隊;寫作業不允許用鋼筆和圓珠筆;清明節掃墓,只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年級去遠處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高年級的同學,可以把小說帶到自習課上看;可以加入鼓號隊、足球隊、宣傳隊、無線電小組、赤腳醫生小組;可以參加迎賓、學工、學農及節假日的活動;可以出任學校圖書室的管理員,甚至參與學校的管理活動(當低年級的輔導員,主持早操和課間操)。一二年級的同學,很羨慕高年級同學的「自由」和「風光」,遠的不敢想,至少巴望著早日昇到三年級,登上「俯視」低年級的台階;而高年級的同學,又總不放過拿低年級同學開涮的機會。逢打預防針的日子,高年級同學就會聚在低年級同學的教室門口,把他們緊張甚至哭喊的表現當表演看,倘是一個院子住的,還免不了回去散佈一番。有一點,在學校惹了禍及成績糟糕的同學,不論年級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樣的,即放學後不能按點回家,到辦公室挨老師訓,這是一種最常見的處罰措施,俗稱「挨留」。底兒潮的同學放學歸家稍晚,被院子裡的誰碰見了,準會順嘴問一句:「又挨留了?」還有一點,是一個與今天迥異的現象,也是年級無論高低,學生上學放學,未聞有家長接送一說。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們,恐怕沒少遙想當年的自己,應該有一種反差更真切的體會。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改校名斗校長

    和相對浪靜風平的小學一比,中學校園裡的故事,要波瀾壯闊得多。    
    復課以後,男女分校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學的歷史至此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風潮。我問過幾個復課後進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們說到自己的校名時,都不約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幾所女子中學,基本上改為了番號靠後的學校。如師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為師大實驗中學);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魯迅中學,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這所學校的女紅衛兵們,公開致信黨中央,率先提出廢除高考制度的要求);燈市口女中先改成東方紅中學,又改成167中;燈市口附近的另一個中學—女十二中,是美國公理會辦的擁有百年歷史的女子中學,前身為貝滿女中,出了謝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斗校長    
    更大的風潮還不在於改校名。儘管停課日子裡的抄家、串聯、接受毛主席檢閱等「革命」活動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喧鬧勁已經過去,但這場運動的衝擊波並未實際減弱。69、70兩屆的同學是復課後同時升學的,一邁進中學的門檻,這些孩子就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一景—斗校長。    
    幾乎所有的中學校長都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替身,沒聽說有誰成為死角,倖免於揪鬥。我熟悉的幾個69、 70屆的朋友,談起他們短暫的中學時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鬥校長。那時「走資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學校長中,女性比例很高,這裡可以說是女「走資派」最集中的場所。田畔後來是高我一級的一個系的同學,當年的西苑醫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開學的第一天,依慣例應該是一個典禮活動,由校長講話,而他碰上的卻是一場批鬥會。操場上人聲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長王一知—一個滿頭銀髮的小個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黨員,早期中共領導人張太雷的夫人。那時被斗者的胸前,要掛一個木頭牌子,上書「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規矩,名字中間的一個字還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兩個字都無所謂顛倒,她得以佔了點「便宜」。王不愧為老一輩革命家,堅強地挺過了這一劫,「文革」結束後安享應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壇中學的女校長則沒有支撐住,她被剃了陰陽頭後,有一天晚上,唱著毛主席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登上學校的樓頂,從煙囪裡跳了下去,選擇了當年屬於「自絕於人民」的歸宿。與這位女校長命運同樣悲慘、被斗致死的還有師大女附中的卞仲雲副校長。四中老初一學生陳凱歌,在他的書裡,曾寫到對女校長「運動」前後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學時(1965年9月),在操場上聆聽校長講話,「這位女校長嗓音洪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長被迫改『一問眾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髮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著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 …」3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義」,對校長們橫加凌辱。我的一個朋友是育英中學69屆學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長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倒在地,一個「口技」超人的「小將」,隔著數米向其臉上「飛」唾沫,有十環九環的準度;有的校長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鬥,突然間有人從後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長被勒令在雨地裡環操場爬行;有的校長被勒令和死屍握手。至於坐所謂「噴氣式」,更屬於家常便飯,不新鮮了。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給同學分撥

    復課以後的「鬧革命」,遠沒有到此為止。北京各中學,從建制到課目設置,從形式到內容,都被一改到底,徹底顯示出「革命化」的衝擊力度。    
    校長被打倒,學校行政機構由革命委員會替代,自不待言;中學是紅衛兵組織的發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華附中首次出現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百餘人的名字簽在「紅衛兵」三字後面,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國最早的紅衛兵。毛澤東曾於1966年8月1 日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捎帶點名並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彭小蒙。紅衛兵的標誌,最初是一面印著三個手書體字的戰旗,後改成毛澤東手書字體的袖章,別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別的。袖章大多是紅底金字,下印一行細明體小字:首都中學紅代會。「 文革」初期紅衛兵派別林立,大派諸如中學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顏色並不統一。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寬,佔去多半個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條街出現過這樣一幕:一幫「聯動」打扮的紅衛兵—一色兒黃軍裝、武裝帶、黑字寬袖章—飛車而過,卻一路高呼「打倒聯動!」的口號,令人稱怪。復課以後,紅衛兵成為全市統一的中學基層組織,學校設大隊委員會,班級設中隊,袖章化一製作。直到「文革」結束,紅衛兵組織都以袖章為標誌。70 年代中期,我們上中學時,紅衛兵袖章對孩子的誘惑力已呈漸衰的態勢,不少孩子入了紅衛兵,卻不愛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學校設值日生,責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況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災的當口,我們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長陳凱一早跑到紅衛兵中隊長張銳家,進門就問:「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張銳被問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問:「什麼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們又去串聯別的同學,特地一道上街轉了一圈,四五個戴袖章的孩子騎車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頻頻招致路人的回眸。這時距「八一八」,整整過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這個日子,還能不時喚起「老三屆」的紅衛兵的記憶。    
    復課後,以前的學校、年級、班、組,也一度照軍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稱營、連、排、班。趙福琪是70屆學生,住在國會街,與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實驗一小的同學,他們和69屆學生同時升入中學,據他的記憶,北到石駙馬大街,南到國會街,東到宣內大街,西到鬧市口南街,此範圍內的近千號孩子同時進入魯迅中學(女八中),組成一個連,20個排,69屆為1-10排,70屆為11-20排,他被編在16排。他去上了幾天課,便自以為都太容易,吃不飽,索性逃課,在家鉚魚缸,後來竟因「曠課」被送進了「復課鬧革命」學習班(一種後進學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試,他卻和另一個實驗二小畢業的女孩位列全班前兩名。以前的三好學生,改叫五好戰士。課目的設置,語文、數學、外語等依舊,物理改為工業基礎知識,化學改為農業基礎知識,合稱為工農業基礎知識,生物改為生理衛生。開門辦學,更是一種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機制上的變革。    
    復課後印發的初一課本,顯然是急就而成的,語文課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組」名義寫的說明中,有能說明問題的這樣一段話:    
    本教材是過渡性試用教材,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級(原小學五、六年級,1968年春季升入中學的新生)復課鬧革命使用。因為編寫時間緊迫,有關語文知識、課文註解、作業練習等內容,未能編入,有待教師根據本校情況靈活處理。    
    復課鬧革命當中,語文課應當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師生可以大膽創造。使用本教材時,可以全部採用,也可以部分選用,或者自編新教材。4    
    這本新編語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課文,目錄如下:    
    一、毛主席詩詞四首    
    漁家傲 反第一次大「圍剿」    
    七律 長征    
    七律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    
    四、心裡有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五、祝毛主席萬萬歲    
    六、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    
    蘇聯人民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給毛主席繡旗    
    「我愛新中國,我愛毛澤東!」    
    [附錄]工農兵熱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    
    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    
    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週年慶祝大會上林彪同志的講話    
    九、在震撼世界的喜日子裡    
    一○、無產階級革命派誓做擁軍的模範(《人民日報》社論)    
    一一、斥「剝削有功」的反動謬論    
    一二、收租院解說詞    
    一三、紅燈記(革命現代京劇)(第五場)    
    一四、毛主席對全國全軍的偉大號召    
    一五、崢嶸歲月稠(結選)    
    一六、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文匯報》社論)    
    一七、為人民服務(毛澤東)    
    一八、紀念白求恩(毛澤東)    
    一九、愚公移山(毛澤東)    
    二○、徹底地亮狠狠地斗堅決地改    
    —李文忠同志生前思想匯報提綱    
    二一、生為毛主席戰鬥 死為毛主席獻身    
    二二、鋪路    
    二三、破私立公 一心革命    
    ——蔡永祥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筆記日記摘抄5    
    從目錄看,這個課本屬於「報紙摘要」。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收租院、革命樣板戲、老三篇、李文忠、年四旺、蔡永祥,都是當時見報率最高的詞彙。到7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時期已經過去,語文課本的內容也已完全不一樣了,像魯迅的作品《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至今不過時的課文,佔了相當的篇幅。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變,變,再變

    合物理化學為一體的名為《工農業基礎知識》的課本,第一面同樣是一幅毛主席像,每一章的上方,是用半個太陽圖案作花邊框起來的一段「 最高指示」。課文裡不時出現黑體字樣的毛主席語錄,前加「毛主席教導我們」。數學、外語等課本,形式上的變化,也都差不多。    
    當年的課本,封面多設計為人物,印著工農兵高大的形象。拿到課本後沒幾天,不少閒不住的孩子就動手「再創作」,一般是不論男女,都給戴上眼鏡,或者讓年輕英俊的同志長出鬍子。    
    復課不及一年,也就是1968年的夏秋之間,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北京的中學。到這年9月,北京的工宣隊和軍宣隊已達三萬七千多人。工宣隊和軍宣隊實行輪換制,學校的一把手一般由工宣隊或軍宣隊的隊長擔任,也就是說,他們在學校的使命,並不僅僅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當然,前列的情景,都發生在「文革」前期,有些荒唐的舉措自然是短命的。隨著運動的漸趨平穩,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若幹過激之舉得到了糾正,諸如連、排的設置,課目的設置(生理衛生課除外),五好戰士,都恢復了以前的名稱。大部分校長也獲「解放」,被陸續「結合」 進領導班子。但開門辦學、紅衛兵、工宣隊和軍宣隊等等名目,一直延續到「四人幫」掃除以後。我們上中學時,已屆「文革」後期,本校工宣隊是由北京供電局派的,我們還趕上了一茬輪換;軍宣隊未知出自北京軍區的哪一支部隊,只剩下一位李姓的「政委」,一直擔任學校的黨支部書記,據說來校前是某團的政治處主任。他曾在我們班「繳獲」過一本《牛虻》,然後借看「黃色小說」為題,給全班訓話,其口氣和用詞與後來反映這段生活的一些電視劇的諷刺場面一模一樣,惟一的也是更滑稽的區別在於——李政委操唐山一帶的口音。    
    復課以後,幹部子弟及成績拔尖的學生扎堆的現象已不再存在,一些學校(如男四中、101中、育英、十一、景山等學校)的「貴族氣」也隨之蕩然,學生結構完成了新的排列組合。「勞動人民」的子女,能進最高學府,更能進最好的中學。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的女兒的同學中,一定不乏「販夫走卒」的子女。這其實是毛澤東早就希望看到的。1952年6月14日,他在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裡提出:「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學校之間的落差被拉平了,學生之間就學的「待遇」也被拉平了,但有些無形的東西,並不能一掃而盡。出自各類門第的孩子,坐在一個教室裡,又難免生成等級化的變種。紫竹院旁邊的曙光中學,以前並不起眼,是一所由小學升格而成的中學,生源來自四片:萬壽寺甲2號的東風大樓(總參二部和中調部合併時期的宿舍)、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幾個由雜居戶構成的居民大樓(附近孩子叫「居大」)。東風大樓的子女,大多出身「革軍」或「革干」,優越感最強;民院和外院的,多來自知識分子家庭,逍遙一些,不大靠近主流;居民大樓類似於胡同裡的大雜院,那裡的孩子,顯然與前三個院子的孩子過著兩樣的生活,他們走向兩個極端,要麼「紅」得發紫,要麼痞勁十足。「合一」為同學後,這些學生並沒有真的打成一片,東風大樓與兩個高校院裡的孩子,倒還來來往往,沒什麼障礙,而這三家與所謂「居大」孩子之間的距離,則有如他們生活質量上的距離,拉得很開。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當年東風大樓的孩子,她告訴我,畢業以後,同學之間的這種來往局面也一直在延續,至今開同學會,還是如此。    
    在更多的學校,生源並不似曙光中學這樣整齊和典型,家庭出身只起著一種潛在和微妙的作用,學生與學生之間,還是以「好」「差」(或曰先進後進)兩類來分別。    
    當時,老師判別學生的優劣,主要不以成績劃界,或者說,成績僅是個參考值。大體遵守紀律的孩子,便在好學生之列。反之,便不算好學生。好壞學生,經常是分成兩撥,涇渭分明。「壞」學生課外的劣跡另說,老師觀察所及的是,他們經常曠課,很少完成作業,上課不聽講,吹口哨,下位子,打鬧,起哄,答茬。這類學生為數不多,也不少,一個班總有十來個,佔去男生的一小半。每個學校、每個班、每天都會有「 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出現,僅是鬧事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位朋友70年代在150中上學,他的日記本上還記著某一天班裡無故曠課的同學達九人之多。好學生除了遵守課堂紀律,還要積極參與班裡的鬥爭,他們放學後很少按點回家,煞有介事地從事如開幹部會、寫大字報、出黑板報等等的活動。除了完成老師佈置的任務,學生熱衷於此,恐怕與男女生之間的關係不無關係。那時,有男女界限一說,即在課堂上男女生之間不說話,這是一種風氣,即使是問一道題,借半塊橡皮這樣的事情,也極少發生,更不用說隨意聊天了。學生無論好壞,表面上都守著這個規矩。而惟一被視為男女生之間「正當」的交流,就是在「各項政治活動中」的往來。像一道出黑板報,一道開學生幹部會之類的活動,不論男生女生,犧牲多少時間,心裡都是樂意的。儘管一般不會有什麼出圈的事情發生,說的也都是一些套話式的大道理,但畢竟是少男和少女之間的搭配。至於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只有自己知道。    
    學生幹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會、紅衛兵中隊、團支部)的成員組成。這些「好」學生又大體分成兩類。    
    一類是謝慧敏(小說《班主任》裡的人物)式的學生。劉心武在13中當了15年語文老師,他挖空心思刻繪的這個人物,確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學校裡,都有她的影子。我們是在上高中以後讀到這篇小說的,不少同學讀後馬上就有一種心領神會的感覺。這類學生學習不可謂不用功,但成績平平,知識面更談不上,幾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課外書(當然,對毛主席的著作,他們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著頭皮啃,跟形勢而已);他們遵守紀律,關心集體,敢於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帶到教室裡或把奇裝異服穿到教室裡這樣的「不良現象」做鬥爭,斷不了向老師匯報班裡的動向;他們筆耕不輟,幾乎天天幹的事情是寫日記,寫決心書,寫批判稿,寫思想匯報,寫黑板報,但從不用自己的腦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內容大體是一些套話,開頭一般是「目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而要對這「大好形勢」作哪怕是一兩句話的具體判斷,他們便會感到茫然。他們的這種政治熱情與鬥爭意識,引發過不少今天看來無異於笑話的鬧劇。    
    拿我們班為例,中學時代趕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學聚會,必有人挑起回憶,似乎百說不厭。有一回話題扯到寫大字報,他們都還記得,誰誰誰寫了《論「假招子」》,誰誰誰寫了《再論「假招子」》,誰誰誰寫了《揭開初二一班階級鬥爭的新蓋子》,並記得這些大字報的創作原委。我的一個同學的日記本上,也還留有一位班幹部的若幹點評,如針對1976年4月6日日記裡的一段話:「希望鄧小平改正自己的嚴重錯誤,回到革命道路上來。」他「批」道:「老機會主義者,改也難呀!」並在這句話的下面畫了一道槓,以示著重(他其實是借用了傳達過的毛澤東1971年夏天南巡時說的指向林彪的話)。還有一回,大家發現有個班幹部正在看《列寧選集》,有人問他能否看得懂,答云:正因為學不懂毛著,索性從更難懂的學起。他以為先難後易,是一條能學通毛著的捷徑。    
    這類孩子,大多出自缺少文化色彩,也缺少政治色彩的家庭,在結束學生時代以後,又大多從一個極端(「積極」)走到另一個極端(實際)。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無「惡」不做

    另一類,雖說也騰在政治熱情的雲霧裡,但與「謝慧敏」們比,是要另當別論的。他們肯讀書,成績靠前,有頭腦,有議論天下事的興趣,對所謂革命理想的理解和實踐,也不那麼庸俗化。「文革」後期,35中的幾個高中學生幹部就是這類學生的典型。他們曾立志像蔡立堅、朱克家那樣放棄城市生活,去改造中國的農村。1975年12月,他們代表首都中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康生的追悼會後,便結伙騎車出發,穿越太行山,到大寨觀摩。途中聽到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此後,他們每天上午在總理去世的時刻,面向北京,脫帽致哀。他們在畢業後確曾不顧重重阻撓(有人是瞞著家長遷走的戶口),奔赴了延安,一度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四人幫」倒台後,大勢已去,他們才意識到自己成了政治熱情的犧牲品。恢復高考以後,他們又在當地參加考試,後來又都如願以償,考進了大學。這類理想色彩甚重的「熱血」孩子,北京哪個學校哪個年級哪個班似乎都能出幾個,前面提及的我們班的陳凱和張銳,上初中時就有過一次「徹夜長談」,話題是「兩三年後高中畢業時,要爭取當第一批到台灣插隊的知識青年」。這個理想屬於他們倆之間的秘密,當年並沒有被張揚出去。我也是二十多年後,聽張銳有一次在電話裡偶然提到,才知道的。    
    無「惡」不做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中學課堂裡,惡作劇一直與「各項政治活動」相伴,這也符合學習空氣稀薄的環境裡半大孩子的折騰人的心態。大家都看過不少遍《小兵張嘎》。    
    常規的課間惡作劇有三種:一種是把笤帚放在虛掩著的門上,讓推門而入的同學挨砸;也有膽大的孩子,刻意在響上課鈴前來這一手,目的在看老師的熱鬧,這種孩子差不多都屬於「傻壞」的一類,因為明擺著,會有「好學生」讓老師知道是誰幹的,不愁沒地方秋後算賬。另一種是暗地裡在別人的椅子上放摁釘,它的效果是能把這把椅子的主人從座位上彈起來。還有一種是課間上廁所時幹的,名「剎閘」,即對著正在撒尿的同學的屁股猛拍一巴掌,使其「斷流」。這幾招都不新鮮,有點「老三篇」的意思。    
    有些惡作劇是專對老師的,「創意」極損。我的朋友李喬是東方紅中學(後來的167中)70屆學生,他們班有個善彈唾沫的孩子,記錄在十幾米開外,既遠且准。所謂彈唾沫,是先儲存盡可能多的口水,然後將舌尖縮卷,再與上牙床相撞,將口水彈出去。這本是一種孩子之間臉對臉時,互相「攻擊」的惡作劇遊戲,但該孩子將目標對準了遠處的老師。他坐在最後一排,有一回趁老師背對同學,正往黑板上寫字,他「呵啷」 一口,唾沫「飛」了出去,「啪」的一聲,貼在了黑板上老師粉筆剛落的地方,一時教室嘩然,前幾排的同學甚至不知是誰幹的。    
    我們班有個同學,是經常被軍宣隊李政委在各種場合點名批判的「壞學生」,但據說他字寫得不壞,也能畫上兩筆,還愛看點小說,偶爾和班上的「好學生」切磋硬筆書法,論成績則不能提。有一次語文考試,他答不出題,便在卷子上給老師畫了一個小人,索性用文言文作了一個註:「此乃張鐵生之弟也。」    
    有位大學同學提起,她上中學時,有一回幾個同學課間把老師帶到學校玩的還沒上小學的兒子藏在了教室裡桌子底下。上課鈴響,老師進來,全班肅立,老師先說:「同學們好!」同學齊聲回答:「老師好—」話音未落,老師的「請坐下」尚未出口,書本還沒有擱到講台上,就聽「 爸—」的一聲,他兒子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竄了出來。    
    有的孩子挖空心思折騰老師。如把圖釘尖朝上,固定在講桌上,老師倘趴在上面翻課本或講義,稍不留神,「呲—」地一聲,袖子就出了麻煩。我們年級十班的同學玩過這種損招,一幫孩子湊了三毛錢,買了一罐頭瓶子臭豆腐,派一人起早到校,挨茬抹,講台上、黑板上、板擦上、門窗上、桌子椅子上,面面俱到。上課時都正襟危坐。老師進來後,覺著不對勁,四下尋摸,一時也沒發現破綻,老覺著不對味,免不了走神。孩子則竊喜。這個班後來由於太能折騰,被學校拆了,把學生分散到各班。當年很多學校都這麼幹,把管不勝管的亂班拆了,學生分流。    
    類似這樣的真實的惡作劇故事,留在同學記憶裡的,不知有多少。當然,作為受捉弄者的老師,更忘不掉。那時,女老師被氣哭了的,氣暈了的,男老師氣急敗壞,與學生廝打起來的……都是家常便飯。無論哪一個學校,能鎮住學生的老師,沒有幾個。    
    整個「文革」時期,對一個中學老師來說,好過的日子是有限的兩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後,1972-1973年間,被稱為「修正主義回潮」 的時期;另一段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謂「右傾翻案風」時期。剩下的大部分時段,很多老師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因為學校已經不可能守住多少學習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過的那兩段短暫的時光,也是相對的,遠到不了老師可以把自己學生的成績引為驕傲或當作享受的地步。    
    我們上初一時,正趕上評法批儒,又是在黃帥「反潮流」事發不久,「右傾翻案風」還沒有刮來,那是「文革」後期北京中學課堂一派混亂的一個時期。有的老師,為了穩住課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們學校的一個歷史老師取消了常規的按講義授課的方式,他找來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課給學生念一段,不管怎麼說,講故事總比講課吸引孩子,就安定課堂秩序而言,這個辦法是管用的。其他課的老師還真來不了這一手。後來,一個教政治課的年級組長也在課堂上給我們念過小說《難忘的戰鬥》。    
    當然,這不等於說,再優秀的老師也會被埋沒,沒那麼嚴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北京孩子,對自己遇見過的好老師及他們的言談舉止、課堂風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掛在嘴邊,有一種散佈的慾望。我們的學校不行,一二級教師一個都沒有,能拿出來說說的老師也接近於零。有個部隊轉業軍人竟被派來教數學,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現眼」,出簡單的常識性錯誤。不誇張地說,聽他的課,常能出聽相聲的效果。有一次鬧了笑話後,教室嘩然,這位老師盯著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發現了錯在何處,回過頭來,故意反問大家:「誰知道這道題毛病在哪兒?」好學校則大不一樣。35中有位叫路科銘的數學一級老師,老山大肄業。他上課從不帶書本講義圓規三角板,也從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筆寫板書、畫圖,把一塊黑板寫滿的時候,下課鈴准響,堂堂精準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個年代上他的數學課,學生能聽得津津有味,視為享受。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老師您好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復高中,但由於是試辦,升學比例很低,當年初中畢業生裡10%的優秀分子有幸成為「文革」以來的第一撥高中生。那時被拔上高中的感覺,與粉碎「四人幫」後考上大學時的感覺,大體差不多。祝東平那年初中畢業,他自幼愛好美術,本來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新華書店從事和愛好靠譜的宣傳工作,他很滿意,但他的父親不滿意,逼著他報名參加選拔,上了高中。1973年畢業後就被發往延慶插隊。儘管他現在如願已償,當了一家名牌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但至今提到當年,還有點後悔的意思。不過,這10%畢竟是挑出來的,都是好學生,加上那兩年正處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期,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氛圍很不錯,比起一般的初中,要好出去不知多少。今年恰值他們班畢業三十週年,全班同學舉辦了一個隆重的慶祝活動,四十來人到場,有個叫孫小白的女同學寫了篇押韻的紀念文章,照錄如下:    
    三十年後的記憶    
    和平街一中七三屆高二(1)班2004年4月17日同學大聚會    
    孫小白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們告別了母校、老師、同學,踏上了奔赴「廣闊天地」的征程。正是從這天起,和平街一中七三屆高二(1)班五十餘名同學分道揚鑣,開始了漫長的各不相同的人生旅途。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高中生,我們感到自豪與光榮。當時學校配備了強勁的師資力量,齊國民老師重點負責我們這屆試辦的高中。三十二年前1971年的12月,大家初次見面,來自六所學校的50名同學走到一起,班委們都是指定的優秀學生。還記得第一堂語文課上,盧老師讓大家寫了一篇作文,題目是《當我升入高中》。老師挑選了幾篇範文在班上朗誦,魏建國在作文中批判修教路線引用了小學課文中的內容:「資產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卻談什麼『房前屋後栽瓜點豆』,什麼『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坐在我後面的劉毅娃當即說道:「合轍壓韻還挺順通。」另外一次語文課,盧老師佈置了背誦魯迅一首「貫於長夜過春時」的詩,叫起幾位同學都背不下來,最後還是馮春栓磕磕吧吧地完成。被稱之為「怪才」的孟兆祿,自稱與「哥德巴赫猜想只差一步」,他寫文章不用白話,滿篇的「者、也、之、乎」,一次政治課上,李穎琴老師宣傳中國人自己的產品勝於外國貨,坐在第一排的孟兆祿不緊不慢、不溫不火地說:「老師,您手上戴的是外國表,為何乎?」多年以後,李老師笑談此事還說:「孟兆祿一句話把我將住!」記得拉練到立水橋農場學農勞動,住的房子透氣漏風,白天幹農活汗灑田中,晚上洗漱用井水沖,條件雖說比較艱苦,但是大家其樂融融,每天都是談笑風生。如果沒有記錯,朱洪義自吹自擂硬說「人拉犁」是他發明—— 把自己的作用看得挺重!收工回來以後,李惠蘭、楊守燕、裴福珍三位「廚師」準備好的飯菜熱氣騰騰還挺可口。李惠蘭琢磨了一種加熱飼料餵豬能長膘的方法,最後還寫到了經驗介紹中。我的同桌好友周小思個性鮮明,講起話來眉飛色舞,作為化學課代表的她是杜老師的得意門生;我的入團介紹人李桂芳和楊小洲執著、認真、善良、真誠;我上學的同路人李梅芬、薛福華、白玉香、張素秋、俞敏,她們總是那麼謙和、與世無爭;陳萬里、錢穎一用學到的理論聯繫現狀,咬定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決不放鬆,討論會上與周小思爭得面紅耳赤,其結果是雙方都「 雷打不動!」紀會民、黃首征、成藝丁、石蘇平、馮春栓、任愛榮寫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們各具特色的字體至今還保存在大家的記憶當中。負責宣傳的楊守燕和祝東平,總是犧牲課餘時間寫寫畫畫,把黑板報和專欄佈置得齊齊整整……    
    那時班裡的學習氣氛很濃很濃,很少有不交作業的現象發生。記得物理課講到二極管、三極管時,我們買來很便宜的半成品零件,在馬老師的指導下將收音機組裝調試成功。當揚聲器第一次發出響聲,高興的心情難以形容。馬老師那簡潔、精練的語言,讓我們很清楚地懂得了勢能可以轉變為動能。端莊、美麗、和藹、大方的嚴老師,數學課講得讓人興趣大增,言簡意賅的邏輯推理,版書從左至右寫得齊齊整整。化學課從無機講到有機,面頰紅潤的杜老師在元素符號邊註明正負離子的情景,至今還在記憶之中……學習,使我們知道了離子的定向移動。當時同學們集體觀念很強,大家團結一致為班級爭榮。體育比賽成績在全校數一數二,非常出眾,田徑、賽跑、鉛球、跳遠、跳高多次集體立功。學校籃球場上閃現著李華、王慧茹、劉愛軍、車淑雲、趙彤、翁亦武的身影,他們常常是踩著上課鈴聲跑回教室中。清明前夕,全班同學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辦緬懷革命先烈的活動。記得高二第二學期,班裡提出早操練隊要求,許多同學住得很遠,但大家都絕對服從。就是那時不知何故,站在第四位的初雪在報數時總是報「5」,幾次重報,仍舊是「1、2、3、5……」錯誤地重複,為此引來了同學們止不住的笑聲!劉愛軍作為班長代表全班在全校大會上發言,一句「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在台下練習了數遍,上台後念得還算基本通暢。當時的男女界限還很分明,男女生講句話還會臉紅。放學後的小組會開得很是費勁,尤其是張偉搬個椅子側著身子不屑一顧把雙眉皺緊,思想工作不易做通,倒是黃首征、祝東平比較善解人意,配合小組要求,為了不讓討論冷場而「顧全大局」勉強發言,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感動。那麼靦腆的張偉,怎麼將漂亮的車淑雲追求到手?且最終成為班裡惟一一對夫妻學友,真是讓人搞不懂。那時的劉小雲始終一副嚴肅的面孔,給人感覺她總是在思考之中;馬敏有些固執己見,為了一個答案爭得不肯罷休,總想取勝。還記得女生中流傳過一首連名詩,不知誰把全班女生的名字串在一起。看了朝鮮電影《看不見的戰線》,裴福珍的名字變成了「老裴大哥」;錢京發的名字當時就被男生認為是富有的象徵,「錢多多」的綽號與今天市場經濟形勢下的追求挺相稱;石蘇平是以「青島」做代名詞而在學校聞名;王奎田被叫成「龜田」,似乎在向日本人的稱呼靠攏;呂錫文的名字被化學元素「鋁錫」替代,她的音樂天賦在學生時代就脫穎而出,這為她的縣宣傳隊生涯奠定了基礎,後來當了區長更顯示了她的與眾不同;高一時轉來了不善言辭的劉琦,如今卻已統管著海南省的某幾方面;與劉琦同桌的錢穎一,據說被列入亞洲知名經濟學家的名單;高二(1)班真是人才濟濟,校長、處長、總經理和教授,還有區委書記與副省長—一大批人事業有成,出類拔萃之輩令人敬佩,這也是和平街一中的光榮。尖子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同學過著平常人的日子,生活得輕輕鬆鬆,這也未必是不成功,社會就是由各種人士共同組成。三十年前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我們上大學的美好願望打入冷宮。分配前的畢業照讓瞬間成為永恆,一群風華正茂熱血滿腔的青年,在轟轟烈烈的批「回潮」 運動中各奔西東。還記得擔任畢業分配工作的唐老師,總是一身戎裝看上去很莊重,是她細緻的調查瞭解安置了我們去工作、去務農。學生時代是多麼美好,今天的成功得益於那時的啟蒙!三十年後再相聚,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同學的友誼最純,同學的情感最真,純真釀出的美酒最濃。在這裡沒有時間久遠的距離,沒有職務高低之分,沒有貧富貴賤之別,同學永遠是同學,彼此印象仍然是年輕的你,真誠友誼非常值得珍重!感謝本次聚會籌備組的同學,他們付出了許多辛苦與汗水。他們是馮春栓、成藝丁、趙彤,還有石蘇平、祝東平、朱洪義、朱秀蘭、王慧茹、初雪、紀會民、劉毅娃、任愛榮;感謝遠在海南的劉琦,千里迢迢捎來特產給大家品嚐,身居要職仍把學生時代的友情看重;感謝到會的四十餘名同學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這次難得的活動。純潔的青春,難忘的青春,回憶讓我們感慨人生!掛一漏萬絮絮叨叨了這些,所有這一切濃縮成兩個字來表達,那就是—真誠!    
    我的大學同學常伯工的母校是156中,他前幾年赴美留學時,在異鄉寫了一篇文章,回憶和懷念中學時代一位叫程忠海的語文老師。他提到的事情雖說發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但仍未出20世紀70年代。而此前幾十年,程老師是一直站在講台上的。我照錄了這篇文章,讀者不難從中掂出那個年代一位優秀的語文老師在學生眼中的份量。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輕煙縷縷叩師魂

    我常想,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教師,所能給予學生攪動靈魂深處的影響,當會伴其一生且永不磨弱。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生,則會以其全部生命去吸收老師的影響,同時他又有著非常的幸運,能遇到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教師。從這個角度看,高中時代的語文老師程忠海之於我,可當真正二字,雖然滿懷慚愧的我,並未敢稱真正意義上的學生。    
    商品大潮高掀的十數年來,基礎學科與純文化專業已漸失世之青眼。而二十年前高考擇向時,我朋輩中那些富於高瞻的學子們,如今正享受著當年智慧的陽光雨露;另一類優秀的癡兒們則咬牙坐冷板凳以度餘年。我自忖既無高瞻又非優秀且癡,我之選擇冷而又冷的文史專業,純粹是受真正意義上的教師的影響。    
    高中末年的我,本是隨了大流要報考理工專業的。但不知怎的,我忽然厭倦了整日的實驗推導及計算證明,而鬼使神差地轉到了文科班。這一轉便決定了我的一生,因為文科班的語文課如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任課的便是程忠海老師,我們背後稱她為「程老太太」。    
    這位老太太細細瘦瘦的,中等個,黃黑的面容,戴副舊白邊眼鏡,給人的印象是全部的智慧都集中在那對鏡片後面。沙啞的聲調,寬容的微笑,講課時手中常夾著支香煙,抑揚而從容的聲音便隨著那冉冉散開的輕煙佈滿教室。那時,學校裡還沒有如今升學競爭中的嚴酷氣氛,相當多的同學於學習二字持可有可無的態度,因此教室中時起時伏的噪音就成了任課教師及傾心向學的學生們之大忌。但在程老師未嘗緊束紀律的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是延頸張目、全神貫注,生恐漏聽了半個字的架式。我有時不解,到底老太太的課程中什麼東西那麼強烈地吸引了大家?許久後才悟出,是她那近乎自我陶醉的精神。當她沉醉於所談詩文時,微開著雙眼,旁若無人,唸唸有詞;忽而覺來,又以熱切的目光掃視大家,徵詢回饋;當她介紹某家某作品時,腔調抑揚,手勢聯翩,似乎那名家是她的知舊,又彷彿她是那作品中的角色。一個老師,如果不僅僅是在傳授知識,而是將自己的專業當作生命展給學生們讀與看,其成功必是毋庸置疑的。    
    好像是轉入文科班不久,迫於家庭及親朋輿論的壓力,我在痛苦盤桓多日後,又找到校方請求轉回理科班。那天早晨,聽了我的傾訴,教導主任表示願意研究研究,但當天上午還要我回文科班聽課,中午給我答覆。而上午的課正是語文!我至今仍記得,那次課的內容是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程老師在講授唐雎以「布衣之怒」對抗強勢的「天子之怒」時的神態,我現在只要閉上雙目,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因而當日中午定奪的結果自不言而喻了。    
    程老師的授課內容是博而雜的,並不限於課本。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歌賦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敏感。一次課上談到李、杜詩之比較,二十餘年前的中國,由於某些政治思潮的影響,是將李白看得神聖於杜甫的。記得她提起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的揚李抑杜時,不以為然地講,文學作品的優劣應因時、地、角度的不同而具體地觀察,不能籠統而論。她舉了李白的《古風》和杜甫的《詠懷》做比較,李詩結以「吾亦澹蕩人,拂衣同此調」,杜詩則結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她說:「二首均是詠志之作,杜甫借他人身世言己志,而李則直白說出,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究竟孰高孰下,不是一目可以了然嗎?」又一次,在講授字詞巧用時,她引用了溫庭筠的「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給我們展現了將紅豆、骰子和入骨相思這一詞語自然地銜接起來的無窮妙趣。這類看似枝枝蔓蔓的散談,在變幻不歇的今日世界諸賢目中,也許不屑措意。但它在二十年前,對一群腦中空空、嗷嗷待哺的少年學子而言,不啻久旱後的甘露。    
    聽程老師的課,能時時感受到寬鬆與有趣的氣氛,使人不論嚴冬抑盛夏都如沐春風。常見的高考複習是學生必於考洋題海中沉浮喘息,程老師卻從未強迫我們背記一詞半句,她只是將必知的語法現象和生字詞義不厭其煩地在課上重複,而且每次都有有趣的故事糅雜其間,而同學們在其樂融融之中便達耳熟能詳的地步。就在最緊張階段,她竟於課上繪聲繪色地大講克裡斯蒂的推理小說和蘇聯電影。我先以為她不過是要鬆弛大家緊繃的神經,後來才知她是在傳授我們敘述事件的技巧。而這種生動的方法使人一生都不會忘記。    
    程老師對教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熱愛。她不單能在教學方面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智慧,學習之餘也能處處以她獨到的智慧給學生影響,所以印象中的她是個極聰明的長者。臨近畢業的一次新年聯歡會上,師生一起遊戲為樂,她總是能在看似漫不經心之際贏得勝利,全場無人能比。我至今都不知她是怎樣一下子準確抓住遊戲中的致勝原則的。    
    教師中的程老師總是執著而不失風趣,悠然而又神采飛揚的。而生活中呢?她有沒有常人說的「另一面」呢?我想絕對有的。當她走出教室,或周邊無人相對時,常能見到她面色凝重、目光散滯地憑窗而立,手中仍夾著那支煙,只是任其自燃,絕不送到嘴邊。我那時雖屬少不省事一族,但遠遠望著她孑然落寞的身影,也感到一種被強電擊中似的心靈上的震顫。多年後,才聽一位瞭解她的朋友講到,她果然身世淒苦,生活無助。我想,她定是以粉筆生涯和年輕學子為自己惟一的精神支柱,離開了四方的黑板與講台,她會脆弱至崩潰的。    
    教室外的老師又是怎樣的,這是我們在對她五體投地般佩服之餘,存於心中的一點好奇。畢業前曾與同學一道登她家拜望,當時她全家與人擠住在一套舊式單元房中,室中除了大堆的書籍外,並無幾件傢俱,聊天時學生們坐在各式的椅子裡,老師就坐在床邊。至今不能忘懷的是,當在座的同學提到她家所在地區馬上要有市政拆遷,估計她家會有相當改善時,她立即忘情地大笑起來,如一個燦爛而純真的孩童!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操場

    我記不起是何時始立了決心從事文史的,但那段時日春風般的浸潤必定是透入我的骨子裡了。這個專業不能給我帶來任何物質上的實惠,但它給我的又太多太多,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自心底感謝上蒼使我有機會忝列程老師門牆。畢業後本應時常拜望,以增再沐春風之惠。而我賦性疏懶,又一事無成,究未動此念頭。直到去夏,才在朋友催促下,以不成器作品托其奉獻過去。朋友返時,帶來的竟是程老師已於前年辭世的噩耗。我的腦中頓時一片空白,雖似乎隔了重洋,又隔了時間,已失聞訊大悲的氣氛。但我日前還在盤算著,老師見文如見人,當感些許欣慰。一下子便至如此,真正嘗到了天人永隔的滋味,到了欲悲失覺,欲歌失音的地步。    
    程老師並非那種教育思想家,或為一山之首的教育大師,她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標準教師。而正是這標準兩字,奠定了她在我心目中的蠟燭形象。我自從教後,總不自覺地以老師為則,企圖將老師的恩惠推及於年輕的學子們。德能不足,但我盡了力。而近二年來,因各種緣故蹭蹬於北美。我自知此生也許不能再返回那半米見方的講台了。但我對天發誓,如有來生,我必會重操此業。因為我腦際永遠縈迴著的,是程老師從容又飛揚的神采,陶醉其中的語調和那副智慧而寬容的微笑。    
    願此文化作不絕如縷的輕煙,飄至程老師在天之靈的居所,以彌補我痛失的叩拜之機。    
    操場    
    中學的操場,本是用於上體育課、出操、開運動會以及下課後的體育活動的。像點樣的學校,都有一個400米跑道的標準操場,中間是一個足球場,在跑道外面,橫側面對著開球點的位置,有一個水泥搭的豎著旗桿的主席台,倘主席台後面還有一壁牆,上面一定有毛澤東手書體的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從六七十年代過來的孩子,對操場的印象,恐怕並不僅僅是體育活動,甚至是不以體育活動為主。因為那時學生拎著椅子到操場開會,是三天兩頭的事情。    
    「文革」初期,操場天天用來開批鬥會和批判會,學生有一段時間看到的情景是,今天揪出一個,明天揪出一個,從校長到普通老師,各路「 牛鬼蛇神」輪番上台。我的一個同事是65中老高一學生,他親眼看見隔壁的景山學校校長,有如清朝的「凌遲」犯人一般,雙臂伸展,被大綁在操場上(姿勢不同於常見的「噴氣式」),一個曾在一部轟動全國的兒童片中充作主角的該校學生,從廁所弄來一桶糞便,兜頭倒在校長的腦袋上。那時,校外的一些「走資派」乃至刑事犯罪分子,也時常被拉到操場上批鬥和宣判,學生則要充當觀眾。「文革」中後期,斗人的場面少了,但配合一浪接一浪的運動大潮,聲討「封資修」之類的批判會還時常出現在操場上。有時還要開更大規模的聯校批判會,操場侷促的學校的學生,常被要求從家裡自帶小板凳或馬扎,整隊出發,彙集到操場大的學校。1976年3月8日,北京四中的操場上,就開過一個有一萬二千人參加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六個學校的學生代表發言,當時的團區委書記也到會發言。    
    除去批判會,其他一些經常性或特殊性的活動,也常在操場操辦。如請先進人物做報告,學習老三篇講用大會,紅衛兵大隊成立大會,慶祝五一、七一、十一,慶祝人造衛星上天、氫彈爆炸、南京長江大橋通車、萬噸水壓機製造成功,歡送去郊區或外地插隊的畢業生,等等。1976年9 月15日,各校毛主席追悼會的分會場,也設在操場上。    
    操場上的活動,有時還伴有文藝演出,或者是專門的文藝匯演,演出者一般是學校的宣傳隊,由音樂老師負責排練或做導演。其他課任老師裡有一技之長的,也可藉機露一手。我們學校的操場很小,沒有主席台,對著操場的教學樓大門口台階之上的平台,就動輒起著主席台的作用,逢演出,它就成了舞台。我們年級有一個班的班主任,外號「縮脖罈子」,典出何處,已經沒有印象了。她能拉拉手風琴,常在演出時為宣傳隊伴奏。她家住在操場後面的一個居民樓的四層,窗戶對著教學樓。後來不知哪個同學先發現,一遇她出場,其丈夫必趴在家裡的窗戶上通過望遠鏡眺望,這個信息在同學中迅速傳開。以後再有演出節目的活動,她登台時,操場上必有學生扭過頭去,視線轉向她家的窗戶,不明真相的老師和同學也跟著這些學生瞎看,以為那座樓裡出了什麼事情。      
    註釋    
    1北京市中小學試用課本《語文》第十冊,1970年7月第二版。    
    2北京市中小學試用課本《算術》第十冊,1970年7月第二版。    
    3陳凱歌《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載《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4北京市中學試用教材《語文》(初中一年級),北京出版社1968年4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課外活動

    孩子的課外活動,任何時期都少不了。「文革」以前,北京市部分中小學實行二部制,宿舍區大多設有「少年之家」,騰出一兩間屋子,置辦一些文體娛樂用品,供孩子打發課餘時間和寒暑假,有時也排演節目。「少年之家」是那時主要的課外活動場所之一。此外家長所在機關經常組織帶孩子參加的活動,如春遊、游泳、看戲、國慶觀禮。我們院不少孩子曾在人民大會堂和毛澤東同場看過《東方紅》。那時家家攢一摞節目單,諸如《代代紅》、《奪印》、幾個樣板戲之類,後來都包了書皮。1966年以後的十年,國家處在「史無前例」的特殊時期,孩子經歷的課外活動,比起以前和以後,要不一樣得多,也「豐富」得多。有些活動,是一時性的;有些活動,持續的時間長一些;還有些活動,貫穿於那「十年」的始終。    
    上公共汽車念毛主席語錄,是「文革」初期流行於小學生之間的一種自發的課外活動,名曰「宣傳毛澤東思想」。它與中學生的串聯同步,持續時間不長,也就幾個月,但聲勢極大,成為當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這項活動的,多為小學三四年級同學(偶有高年級同學參加),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宣傳小組,盡量紅衛兵(當時還沒有紅小兵一說)打扮——軍裝、武裝帶、球鞋、紅袖標、像章,實在做不到,也無所謂。然後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到公共汽車上誦讀。他們通常是就近選一個公共汽車總站,下午過去,先學學雷鋒——打掃汽車站及車內的衛生。傍晚下班前後,趁乘客高峰時段上車宣傳,跟著司售人員跑一個來回,天天如此,風雨無阻,車票自然免了。那時毛澤東的語錄,稱「最高指示 」,或「最新指示」,裝訂為64開暗紅色斜紋的塑料本,又稱「紅寶書」。宣傳小組成員站在汽車尾端,以「最高指示」或「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開頭,自第一頁起,依次輪流朗讀。三四年級的孩子,多弄不大懂毛澤東的這些話以及說這些話的背景,不過是機械地過一遍眼睛和嘴而已,讀錯了字,鬧出笑話,都難免,乘客不會追究。這樣的活動,形式重於內容,但造勢的意義不可低估,至少顯示,連公共汽車這樣的交通工具上,都能聽到毛主席的聲音,毛澤東思想的力量無處不在;還意味著,即使連十來歲的小學生,都具有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自覺意識。這些孩子並不容易,一趟下來,嗓子啞的,腿酸腳疼的,人人難免。可以說得上安慰的是,過了過車癮。那時坐汽車跟坐電梯一樣,被北京孩子視為一種娛樂方式。                   
    遊行不是什麼六七十年代的發明和創造,也不是學生的「專利」,但那十來年,它是一項一直與中學和小學的孩子們相伴的經常性集體課外活動,動輒傾巢而動。如今四五十歲上下的北京人,在學生時代,沒參加過別的課外活動的,說不定會有,但絕無沒游過行的,再逍遙的學生,也不會對遊行陌生,這是一定的。    
    遊行的名目很多,大體分「慶祝」與「聲討」兩類,行話又稱「上街」。「十一」等國家慶典活動,組織嚴密,要戒嚴,有各種模型指引的方陣,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多次綵排,孩子中只有被挑出來的學生參加。林彪事件以後,這類活動改遊行為遊園。更多見的是全市規模的臨時性 「自發」遊行,如遇大事的發生,一場運動的開始,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中共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的召開,等等。學生們通常是在學校集合以後,整隊向天安門進發。低年級不一定去天安門,有的就在周圍的馬路上轉兩圈。    
    王朔的小說《看上去很美》的第十七章,有一半說的是遊行場面,儘管是小說,記錄的當是實情,例如:    
    第一批看到的紅衛兵是翠微中學的。我正走在上學路上,他們從翠微路北口校門冒出來,男男女女幾百號人,黃糊糊一大片,有步行的,有騎自行車的,一人一身黃軍裝,戴著軍帽,紮著皮帶,腳下一色白球鞋,左胳膊上套著一楂寬的紅袖標,印著新鮮的三個黃字。走在街上的小學生都停住腳看他們,翠微路商場的一些售貨員也戴著藍套袖跑出來看,還有路對過黃樓的一些推著嬰兒車的老太太聚在路邊指指戳戳。    
    他們看上去很溫和,也很沉默,自顧自地走路眼睛盯著前方,女孩子挺著胸脯帽簷朝天好像知道自己很好看所以有點驕傲。我身邊一個歪戴白帽子一看就有點不正經的男售貨員突然振臂高呼:向翠微中學的紅衛兵戰友致敬!我們都覺得此人滑稽,抿著嘴笑吟吟地看著那些紅衛兵作何反應。她們也像是有點不好意思,憨笑著往這邊看,有幾個女孩子也尖著嗓子握拳高喊:向首都革命群眾致敬!1    
    這是「文革」乍起時的遊行場面,路人還很有新鮮感,當熱鬧看。很快,它就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生活模式。王朔隨後又寫到小學裡的情景:    
    上街遊行成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學校放暑假了。老師好像巴不得我們早點滾蛋似的暑假作業也沒留就把我們統統打發走了。但到晚上,她們又不得不把我們召回去,參加慶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的遊行。那是人人有份的夜生活,她們不能不叫上我們一起過。流行的說法那叫「大喜的日子」,也真像是什麼人結婚,各大院裡敲鑼打鼓放鞭炮。有一次我給海軍大院的一掛鞭數著,數到九百九十九我拉了一泡屎偷了一盤向日葵瓜子都嗑完了還在響——那得是一多高的大個兒在那裡舉著啊。2    
    「文革」初期,三天兩頭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這也是遊行頻率最高的時段,因為逢「最新指示」發表,遊行慶祝不隔夜。孩子們可以在遊行中得到散發的「最新指示」卡片,是一種套紅鉛印的半個語錄本大小的紙片,文字越新,越有吸引力。很多孩子都攢了一沓子,變成一種收藏品。不少同學湊在一起核對卡片上的文字,互通有無。一時洛陽紙貴,誰先拿到最新的「最新指示」卡片,且可以高興一陣子。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慶祝遊行中,孩子們能見到《人民日報》號外,如八屆十一中、十二中全會,九大,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1970年4月24 日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都有號外散發。遊行中的另一樣收穫是撿傳單。遊行隊伍經過的辦公樓,常有傳單從窗口飛出。傳單紙多為大字報紙,類似《紅巖》裡的《挺進報》那樣,是刻了蠟版以後油印而成的,五顏六色,由標著五花八門稱謂的戰鬥隊、兵團、聯絡站、公社等造反組織編印,內容不外乎毛主席語錄、中央及「中央文革」負責人接見各地造反派組織的談話,造反派的活動動態,當權派的 「黑材料」,等等。撒傳單不是孩子的事情,看傳單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但撿傳單是很多孩子愛干的。攢傳單的孩子不多,撿到的傳單,新鮮一兩分鐘,以後都疊了風車或糊了風箏。現在,它們成了貨真價實的藏品,我曾在報國寺的攤上問過,一張傳單要價200元。倘能重溫這些最新指示卡片或各種顏色的傳單,不知還能勾起多少當年的北京孩子對遊行的記憶。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在遊行行列裡

    說撒傳單不是孩子的事情,也有點絕對。人民大學院裡長大的孩子王藝曾和我同事多年,他還記得,當年人大兩派組織「三紅」和「新人大公社」分據教學樓和圖書館,武鬥、打派仗,都往下撒傳單,接傳單的多為來串聯的外地紅衛兵。院裡的孩子出於湊熱鬧,也上樓幫著撒。經常是傳單撒光了,樓下人群仍翹首以待,這幫孩子就把廁所裡的紙簍拎來(當中確不乏用作手紙的傳單紙),一通往下亂倒。樓下的紅衛兵不明真相,爭搶紛紛。樓上的孩子看熱鬧之餘,也為惡作劇的奏效大呼小叫。    
    在遊行中,北京孩子還陸續熟悉了不少已成為一種象徵的數字,如「五一六」、「八一八」、「七二○」、「五二○」,以及用幾個人物的姓串起來的流行詞,如彭羅陸楊、劉鄧陶、陳姬喬、王關戚、楊余傅、黃吳葉李邱,直至1976年的王張江姚。而被打成「三家村」的鄧拓、吳□、廖沫沙,以及「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瀚笙,雖也婦孺皆曉,但三人或四人並提時,都用全稱,有一首打油詩的開頭是:「鄧拓吳□廖沫沙,他們仨人是一家……」時隔二三十年後,當年遊行隊伍裡的孩子李喬已是一家大報的理論部主任,手裡管著若干研究生,來自五湖四海,二三十歲不等,包括名牌大學黨史專業畢業的。他有一次測試他的下屬——讓他們說出黃吳葉李邱的名字。眾皆張口結舌,有一人硬著頭皮似問似答:「黃……是黃克誠吧?」    
    天安門並非每一次遊行的目的地。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的遊行,是針對「蘇修」的抗議活動,目的地是蘇聯大使館。當時很多學校組織學生先坐車到東直門,再下車整隊,圍著蘇聯大使館繞圈,吶喊聲討。我們上初中時的1976年,大事迭發,學校組織過兩次遊行。第一次是4月 8日,「兩個決議」廣播後,聲討所謂「天安門事件」,記得那天下午先開會,會後在學校附近的月壇南街和月壇北街上轉了一圈,沒有到天安門。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幾天前去天安門廣場抄詩的大有人在,這次遊行,純屬應付差事,隊伍稀稀拉拉,沒什麼聲勢。第二次是六個月以後,「四人幫」粉碎,郭沫若詩曰:「大快人心事。」這也是大家聞訊後的第一感覺。1976年10月21日到23日,北京市舉行了連續三天,每天100 萬到150萬人參加的盛大的慶祝遊行活動。當時已過八旬的葉聖陶雖沒能跟著上街,但不無湊熱鬧的興致。他在10月22日的日記裡述及他聽到的情形:    
    本欲偕兀真出外,觀天安門熱鬧情形,以小雨而止。後知即不雨而出門,亦未能到天安門,緣遊行隊伍太多,電車汽車不能前進,乘客皆不耐而下。余令兀真出外買熱水袋與薄圍巾,以為少頃即歸,孰知未得乘車,徐徐而行,竟歷三小時有餘而歸,可見遊行者之眾。3    
    用當時的概念衡量,東四八條離天安門並不算近,可知那幾天,整個北京市都動了起來。次日,葉又寫道:「累計三日遊行人數,當有四五百萬矣,此亦向所未有者也。」    
    這四五百萬人中,中小學生佔了相當的比例。可以這樣說,當年有多少中小學生,就有多少人上街。對於孩子來說,它可以算是「文革」十年歷經的數不清的遊行活動中的最後一次,如果葉聖陶的估計準確,它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當然,它還是參與者最發自內心的一次遊行,包括孩子。我們學校被排在22日上街,那天細雨濛濛,但沒人顧及天氣,惟一不解的,是橫幅和口號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句話,孩子看著聽著都不自在。不少同學穿著白色的網球鞋、乒乓球鞋、排球鞋,冒雨而行,邁步於萬眾歡騰的熱鬧場面中。回來以後,穿球鞋的同學都得先幹一件事——買鞋粉,刷鞋。    
    遊行有一套模式,有敲鑼打鼓的,有舉標語打橫幅的,有扛旗子的,有搖旗子的,有放鞭炮的,有領喊口號的……隊伍裡的一般成員,除了走路,還需跟著振臂呼口號。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掃墓、遊園、參觀

    掃墓的目的是讓孩子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文革」前,孩子掃墓,朝陽區去日壇公園裡的馬駿墓,石景山區去八寶山革命公墓,城四區有去八寶山的,也有去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祝東平「文革」前在育民小學讀書,聽說這個詞的時候,他以為是拿著笤帚打掃墳頭,後來親歷了到紀念碑的掃墓,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六七十年代,這項活動沒有中斷,逢清明節,北京的中小學生都集體給先烈掃墓。    
    西城區很多學校,四年級以下,去人民英雄紀念碑;五六年級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那時,學生集體出門活動,極少有坐車的,多遠都走著。低年級學生去紀念碑不去八寶山,也是因為距離的緣故。石景山區的學校,當沒有這種把高低年級分開的必要。有個朋友當年在長辛店上學,也走著去八寶山。掃墓一去大半天,要自備一頓飯,飲料是白開水,盛在鋁制的或塑料的仿軍用水壺裡。學生一大早到校,白襯衫,藍褲子,裝午飯的書包左肩右挎,水壺右肩左挎,以班為單位整隊,半臂間隔向前看齊,「手放下」以後,就可以出發了。    
    掃墓的路上,打頭的抬著花圈,舉著紅小兵旗。學生要唱兩首歌。一首是《毛主席語錄》歌:「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的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另一首為瞿希賢作曲的《踏著先烈走過的道路》:    
    在波浪滔滔的贛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戰鬥過的山崗,在白雪皚皚的森林裡,有楊靖宇將軍住過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紅色的戰士忠於祖國忠於黨。為了人民永遠的幸福,他們的鮮血灑在革命的道路上。    
    我們今天能戴上紅領巾,能高高興興走進學校的大門,是數不盡的先烈,用生命替我們換來的勝利;踏著先烈留下的腳印,我們繼續向前進。向敬愛的先烈們宣誓:你們的事業我們一定完成。    
    「文革」前掃墓,就唱這首歌,「文革」後掃墓也唱,但似乎只唱第一段歌詞。    
    那時候,清明前後,滿天安門廣場都是孩子。活動並不複雜,舉行一個儀式,由紅小兵大隊長之類的人物代表學生向烈士致辭,獻花圈,全體學生宣誓,然後環碑參觀。有的學校把紅小兵發展會也拿到這裡開。之後,就到中山公園遊園、休息和吃飯。中山公園是北京孩子熟悉的去處,裡面有一個可以開飛機和汽車的轉盤結構的遊樂場,別處見不到。同學之間的攀比心,學先烈時也不例外。一起吃飯的時候早忘了楊靖宇烈士肚子裡的野菜,互相打量,帶的是什麼東西。常見的是麵包和餅乾,最便宜的簡裝圓麵包一毛錢一個,最便宜的動物餅乾八分錢一兩,比它們更省錢的是家裡做的烙餅、糖三角、饅頭甚至窩頭。一個朋友還記得,有一回掃墓,他們班有個同學不吃午飯,說是不餓,背著的書包一直不肯打開,大伙便以為他帶的是窩頭,不好意思拿出來。返校時,猜了一路。據說後來有好事的孩子發現,他的書包裡有兩個花卷。    
    城區孩子去八寶山,走的路雖說比去紀念碑多出去幾倍,但一路郊區景致,看上去也與城裡不一樣,去一趟不容易,孩子很有新鮮感。低年級的孩子,都盼著升級,可以早點有資格到八寶山掃墓。八寶山乃革命公墓,無數先烈長眠的地方。最扎眼的是病逝於1950年10月的任弼時墓。任是黨內五大書記之一,位列陳雲、林彪、鄧小平之前,僅次於毛劉周朱。他去世後,毛澤東親筆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大多數學校在這裡舉行儀式,緬懷先烈,然後繞公墓參觀。有的學校在夏娘娘的墓前活動。1972年清明節,掃墓的學生還祭奠了剛剛去世的陳毅。很多孩子對墓碑上刻著的「享年」兩字不解,問老師,有的老師免不了瞎解釋幾句,說革命烈士哪有時間享受,這是「封資修」的提法。當時,瞿秋白的名分,已從烈士顛倒為叛徒,他的墓也被毀壞,遷出了八寶山。我們上高年級後,去過一次八寶山。有同學帶了一本中國青年出版社以前出版的《革命烈士詩抄》,插圖是古元等人的木刻作品,當中有瞿秋白的詩,老師還給大家解釋瞿秋白為什麼是叛徒,如何寫了《多餘的話》等等;還提到書裡的其他一些作者如「四八烈士」王若飛等,也是叛徒。同學聽著似懂非懂,即便是老師,在那樣的環境下,也只是下達上面的「精神」,又能明白多少?直到粉碎「四人幫」一段時間以後,學者陳鐵健寫了《重評〈多餘的話〉》,才拉開了為瞿秋白正名和平反的序幕。    
    我的印象裡,僅五年級去過一次八寶山,六年級沒有去,上了中學也沒有去過。不知何故,行之多年的學生集體掃墓活動,在70年代中期被取消了。    
    除了掃墓,中小學還偶爾組織遊園。小學遊園都是排隊「腿」著去。排隊走路,春秋天還好受一點;夏天最怕曝曬的日子,馬路上偶遇樹陰,或一絲的涼風,都是一種享受。那些年,各大公園如頤和園、故宮、北海、景山等,並不是常年開放。頤和園關過一段時間,故宮是70年代初開放的,北海和景山「文革」後期一直閉園。不少學校把陶然亭公園作為春遊的「點」,因為那裡有一套模擬紅軍長征的活動設備,據說可以捎帶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孩子的感覺則是,玩著就爬了雪山,悠著就過了鐵索橋。動物園,北京孩子學齡前就常去,上小學時必組織再去,一進門先看小熊貓,以為這就是國寶大熊貓小時候的樣子。70年代,斯里蘭卡(當時叫錫蘭)女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送給中國人民一隻叫「米杜拉」的小象,會吹口琴,北京孩子都看過它的現場表演。外地孩子只能在紀錄片裡見過它。中學生的遊園,就隨便多了,可以分別出發,騎車或坐車,一去一回在公園門口集合點人數,其他時間都放羊,有點像旅遊團。1976年春夏之交,我們上初三,就以這種方式去過頤和園,在門口等著集中時,遇見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陪外賓遊園,穿著一雙網眼皮鞋。這件事在畢業以後的同學聚會中,被多次提到,可見莊的名聲之響。    
    外出參觀,大多關係階級鬥爭或階級教育。廣為人知的,有以下幾個展覽和參觀點:    
    武鬥現場。「文革」初期,各單位都分成兩派,多有演成衝突者,甚至動刀動槍,是為「武鬥」。毛澤東洞悉局面的嚴重性,及時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復課鬧革命」後,北京武鬥局面已大體結束,成了反面教材。我們上小學後,學校曾組織到兒童醫院對過的北京市建工局辦公樓裡,參觀武鬥現場。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組字:說不出的滋味

    大型泥塑《收租院》。這是在軍事博物館和故宮都舉辦過的一個著名展覽,當年的北京孩子也差不多都被組織去看過。作為文藝形式,它與八個樣板戲齊名,其解說詞入了課文。大地主劉文彩和他的莊園、水牢,一時惡名遠播。後來,另一個大型泥塑《農奴恨》,以西藏農奴的悲慘遭遇為題材,雖也大展特展,卻沒留下多少回聲。    
    《三條石血淚史》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辦過,實地是天津。說的是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事情。有的學校興師動眾,用卡車把學生一撥撥拉到天津受教育,去過的孩子回來說,見到了那三塊大石頭。    
    大白樓村。在大興縣,是王國福的老家。王國福的事跡之一是全村十七戶人家有十六戶都住上了磚瓦房,只有作為支書的他,還「身居長工屋 」。孩子們蜂擁而至,參觀的便是他家的破房子。有的孩子見人去屋空,生出疑惑,王國福雖然死了,事跡裡提到的他的若干子女,怎麼不見一人?後來知道,王國福死前,已經搬進了新房。即使他活著,這裡也只能算是一個故居。再後來,浩然的小說《金光大道》第一卷問世,高大泉的原型之一便是王國福,大白樓也改成芳草地了,情節很吸引人,從土改說起,但去過大白樓也看過小說的孩子又有些疑惑,總覺著兩者對不上號,差得太遠。    
    石景山鋼鐵廠(首鋼)。參觀鋼鐵廠,是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一種方式。學生對煉鋼工人的形象的認識,多取自藝術作品:鴨舌帽、眼鏡、手套,揮著一把鋼釬,渾身冒汗,身邊「紅流」滾滾,鋼花四濺。但眼見為實,學校一般都選擇夏天去,要的是那種熱勁,教育意義最大。孩子們確也能實地感受到爐前工的辛苦,並非畫面帶給人的想像。聽說他們每人喝個十瓶八瓶的自製鹽汽水,還是解不了渴。去參觀的學生,也有機會嘗到那種汽水。    
    東方紅煉油廠。簡稱「東煉」,是和「石鋼」齊名的大型模範企業,位於更遠的房山縣。學校組織參觀這裡後,往往就便把孩子帶到周口店「 北京猿人」遺址參觀。一舉兩得。    
    還有一些參觀活動,只挑少數孩子參加,如去大寨、小靳莊甚至更遠的地方,誰被選上,是一種榮譽。這算不上意義普遍的集體活動。70年代以後,一些老牌展覽館和博物館恢復了展覽,北京孩子有機會走進故宮、天文館、自然博物館、美術館、歷史博物館這樣的知識殿堂,接受終生受益的知識與教育。    
    「九一三」事件以前(包括「文革」前十七年),每年「十一」,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典禮。1969年是建國二十年大慶,自當更為隆重。逢此日,在廣場上參加組字的中小學生有幾十萬之多。    
    城四區許多學校都要承擔這個政治任務。參加組字的學生也是挑出來的,在當年是一件大可自豪的事情,政治背景不能有大問題。我的一個朋友1966年被挑上,只參加了一兩回訓練,就因父親出了問題,被刷;中學生還有身高限制,男女分別在170和160公分以下(此標準以上的學生可以參加遊行)。被選上的同學都有一種榮譽感,因為按通行的說法,「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門城樓上站著,看他們表演。落選的孩子,自然免不了有傷心落淚的。但參加組字的同學,要經歷一個難忘和難過的夏天。他們從暑假前就開始集中,進行封閉式的訓練。以學校為分隊,以幾個學校為分指揮部,以區為總指揮部。設有總指揮、分指揮等名目的負責人。要進行無數次各種規模的會操,直至若干次綵排。學生手裡有紅黃兩種顏色的皺紋紙折疊花,按號令舉落,俯瞰形成圖案。他們或站或蹲或坐,三伏天,一練就不下幾個小時,中暑的情況時有發生。替補的同學跟著練,但不一定跟著去,內心滋味,更說不出。有的同學練過大半程,因身體原因被替下,前功盡棄,這也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十一」那天,組字的同學凌晨兩點就到了廣場,中暑和受寒,都有可能在這一天裡交替體驗到。慶典開始前,若想「方便」,可以去廣場兩側只有在舉行活動時才開放的流動廁所。    
    1971年參加組字的孩子,也經歷了這樣一個夏天。13歲的王朔是當中的一員。他回憶說:    
    按照計劃,我和其他數萬名兒童要共同組成那次遊行的背景,當軍隊和彩車走過天安門觀禮台前時我們就一齊打開手中的彩色大紙本子頂在頭上,向著天空拼出巨大的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此,我們從夏天開始停課,每天在學校集合,走十幾公里路到天安門廣場排練。很多小孩中暑,尿褲子。廣場旁邊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鐵蓋子,掀開圍上帳篷就是臨時廁所。有時我在裡面尿著半截,尿急的女孩子們就提著褲子衝進來佔領了身後所有的茅坑,我只好從另一出口倉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來,四周蹲滿女孩,又羞又無奈,氣得掉下眼淚。    
    更讓他們難忘的是,最艱苦的時段已經過去,眼看離天安門廣場越來越近了,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演練,解散。那年,由於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發生,天安門廣場上的慶典活動被臨時取消,改為遊園。此後直到「文革」結束,都是如此。但毛澤東從未在公園裡露面,也就是說自1970 年的國慶節以後,毛澤東,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就告別了國慶活動。    
    也是「九一三」事件以前,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在首都機場舉行正式歡迎儀式後,外賓由中國領導人陪同,乘車前往釣魚台國賓館,一路受到有組織的夾道歡迎,電線桿子上栓著兩國國旗。從機場到釣魚台,都有孩子列隊歡迎。迎賓,這是一個經常性的活動,也是一個政治任務。「九一三」事件以後,一般只在機場和國賓館門口有迎賓活動,市民可以自發到街上觀看車隊,1972年到1973年,有一段時間,周恩來經常陪外賓坐敞篷車從長安街經過,市民就在路邊觀看、鼓掌。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來,天安門前也有活動。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迎賓

    參加迎賓的孩子,通常是提前數小時就被帶到現場,手持紙花、綵帶、兩國國旗,長時間地等待。好不容易把外賓盼來了,看到的大多也僅是一閃而過的車隊。趙福琪「文革」前是實驗一小的文藝骨幹,他還記得大概是1965年秋天,被派到首都機場歡送謝胡,發了白色府綢襯衫和藍色短褲。早晨八點就到了機場,排演歌曲《北京地拉那》,足足等了12個小時,晚上八點,外賓才到。「文革」前,實驗一、二小、景山學校、北京小學、史家胡同小學等學校的孩子,常有機會參加這類迎賓活動。    
    「文革」前期,來訪的外國元首不多。「停課鬧革命」期間,如遇重要外賓來訪,孩子要被從家裡召回,參加迎賓。復課後,1968年春天,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巴盧庫來訪,我的朋友賀桐是木樨地列隊迎賓的孩子中的一員。他記得那天很冷,小風颼颼的,飛機也沒按點到,他們在這邊乾站著,凍得瑟瑟發抖。長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斷傳出「前方」的訊息:飛機已經降落,外賓已經走下旋梯,車隊正在經過天安門廣場 ……車過木樨地時,賀桐真掃著了幾眼,至今還有印象:去接客人的周恩來臉色不大好,外賓是個大胖子,與周形成鮮明反差。他能看清賓主的形象甚至表情,已經很不錯了。一般孩子名曰迎賓,弄好了能看見個外賓的影子,弄不好什麼也看不見,湊熱鬧而已。周恩來那時正沒日沒夜地忙,打不起精神,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巴盧庫那陣子老往中國跑,有時一年來兩趟。1967年2月8日,毛澤東會見了巴盧庫和另一位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博,他對他們這樣解釋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4這段話後來被用在了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報告裡。    
    以後,北京孩子參加的兩次大型迎賓活動,是齊奧塞斯庫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的來訪。都是十里長街,夾道歡迎。許多孩子還記得那時的新聞報道中,毛主席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說的一句話:「同志們!你們好。祝你們更好!」塞拉西皇帝1971年10月6日到京,距「九一三 」事件尚不及一個月,這次迎賓的規模,是周恩來一手佈置的,含著深意。吳德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他回憶說:    
    周總理要求組織20萬群眾,從機場一直到天安門、國賓館,進行夾道歡迎。我們發愁了,怕「小艦隊」還有一些什麼人漏網,進行破壞活動。我擔心在當時的形勢下夾道歡迎會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飛機場歡迎的建議。周總理說:不行,還是要組織夾道歡迎。我意識到周總理的這一佈置,是表示中國政局是穩定的。5    
    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親王到京,周恩來不僅親自去接,還邀請了46位外國駐華大使。孩子們參加的這次迎賓,嚴格說,不是外國元首的來訪,而是一次流亡。西哈努克隨後擔任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席,在中國呆了五年,成為老百姓家喻戶曉的人物。不僅西哈努克,他的流亡班子裡的主要人物賓努親王、喬森潘、英薩利、沙林察,以及他們的敵人朗諾、施裡瑪達、鄭興,也都廣為人知。當時有個流傳甚廣的謎語,謎面是「茅坑裡的發動機」,謎底即施裡瑪達(屎裡馬達)。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的一個同學去歡迎西哈努克後,回來考問他媽,西哈努克姓什麼。答雲不知道。他告訴他媽:「姓王。」因為他把喊了半天的歡迎詞「熱烈歡迎,西哈努克親王!」聽成了「西哈努克姓王」。當年就是這樣,一些孩子對於很多必須說的話,很少走腦子,留下的都是機械記憶。    
    「九一三」事件不久,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即出現建交潮,來訪的外國領導人驟增。第一個到訪的好像是尼克松,那是1972年2 月,沒有舉行大規模的夾道歡迎。尼克松來訪時,正趕上北京下雪,據說市政府動用了僅有的四輛進口掃雪車。這可是有新中國以來,外交場合上數一數二的大事。接下來的幾年,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紛紛來訪,走馬燈似的。但都沒有出現十里長街夾道迎賓的場面。    
    例外和特別的一次,是1975年春天,金日成的來訪。那時,周恩來已經病重,鄧小平代表他到北京站迎接,政治局委員去了一多半,舉行了多年不遇的盛大歡迎活動。我們當時上初二,被派到天安門前的灰觀禮台參加迎賓,也是等了很長時間,遠遠望見鄧小平陪著金日成乘敞篷紅旗車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向過來,又折向西而去。後來知道,車隊直接開進中南海,毛澤東正等著與金日成見面。「四人幫」粉碎以後,我們也在同一地點參加過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來訪的迎賓活動。    
    那些年,外國首腦只要來訪,即在北京成為公眾人物,小學生都知道。西哈努克不用說了,被北京人簡稱為「努克」,其他像馬科斯及其夫人、卡翁達、尼雷爾、尼邁裡、班達拉奈克、布邁丁、蒙博托、施密特、達達赫、邦戈、布托、埃切維裡亞、奈溫、蓬皮杜、西思、巴列維、田中角榮、特魯多、馬爾登等等,也都如此。有人通過電影紀錄片發現,馬科斯夫人來訪時,一天換若干套衣裳,這在當時的中國婦女看來,是一件奇聞。另有幾位外國人,如美國記者斯諾、意大利攝影家安東尼奧尼、有中國血統的英國女作家韓素音、澳大利亞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希爾、德欽巴登頂、採訪過江青的美國女記者維多利亞、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等,也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為國人所知道。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去世以後,通常會得到這樣的評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拉練與軍訓

    拉練是1971年初的事情。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70年11月17日,北京衛戍區給毛澤東打了一個報告,匯報他們在一年間分四批組織十三個團進行一千里和兩千里戰備野營拉練的情況及收益。毛澤東當月24日在這個報告上給林彪寫了一段批語:    
    此件可閱,我看很好。請你和黃永勝同志商量一下,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三支、兩軍者不在內。但大、中、小學(高年級)學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實行野營訓練一個月。工廠是否可以抽少數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產不能減少)進行野營練習。請與中央各同志一商。6    
    年底,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為綱,立即掀起一個『實行野營訓練』的熱潮。」隨即,北京的孩子,從小學生到中學生,都被捲入了這股「拉練熱潮」當中。    
    小學低年級學生拉練,是象徵性的。不少學校選擇類似八一湖旁邊的土堆這樣的地方,玩了半宿挖地雷之類的軍事遊戲。五六年級的學生,就要遠赴郊區,但時間也就一周左右,最多十天半個月。不折不扣地落實了毛主席指示的,是當時的中學生。    
    中學的拉練,都去遠郊區縣,歷時一個月。所謂拉練,也叫野營或野營拉練。就是把臉盆打進背包裡,負重行軍。天天走。每天百八十里,據說最多有走二百里的。    
    王鳳基當年是和平街一中的學生,他們自北京出發,圍著密雲水庫繞了一圈。據說連油鹽醬醋、棒子面,也都自己帶。伙食別提了,清湯寡水,頓頓窩頭,就這也不管夠。晚上住老鄉家。有一回餓急了,幾個同學半夜偷著起來在灶台上用大鍋貼餅子,但不得法,沒放起子,貼不上,最後弄成了水煮棒子面。類似把窗戶紙捅破了往外撒尿這樣的壞事,差不多人人幹過。十幾歲的孩子,大冷的天,一睜眼爬起來就得打三橫兩豎的標準背包,準備上路,有時還「夜行軍」,滋味之苦,是不難想像的。有一回下大雪,征途令人生畏。在老師帶領下,大家齊聲朗誦毛主席詩詞: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這樣的拉練,回過頭來再看,難忘的還不僅僅是艱苦。鳳基回憶這段事情,是「非典」期間在一個吃老北京炸醬麵的飯館裡,我和另一個一起吃飯的70屆朋友都被他說得有點神往。    
    學生對拉練的感受,除了累,都免不了這兩樣:腳上打泡,肚子餓。在拉練結束時,各學校都供應了一頓飽飯。據說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有的男生解下背包上的臉盆去盛麵條,結果把胃給撐壞了,進了醫院。    
    軍訓的歷史要早拉練幾年,毛澤東也有過批示。「五七指示」發表後,駐京部隊拿二中和25中為試點,對兩校師生進行了軍訓。這次軍訓被新華社編入內參,進入毛澤東的視線,他馬上批示:    
    請派人去調查一下,這兩校軍訓的經驗是否屬實?核實後,可以寫一1000字左右的總結,發到全國參考。又大專學校也要作一個總結,發往全國。7    
    軍訓有請進來和走出去兩種。校園裡的軍訓,由部隊派員來指導,時間可長可短。內容以操練為主,如緊急集合、隊列、走步、匍匐前進、用木頭槍拼刺刀、扔假手榴彈,等等,還要請解放軍裡最好是和日本鬼子拼過刺刀的老戰士作報告。到部隊去的,那就要過上一段軍營生活了,戰士怎麼練,學生也怎麼練。真槍真刀,真手榴彈。日常生活也跟著走,軍訓過的孩子都學會了快速打背包,以及能把被子疊得見稜見角這兩手。最令孩子興奮的是實彈射擊,這個項目一般會拖到最後,先練瞄準。許多孩子就靠這個盼頭支撐下來。    
    今天,拉練早已成為歷史,但學生在各個時段,仍需參加軍訓。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學工與學農

    1966年5月2日,解放軍總後勤部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個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5月7日,毛澤東就這份報告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7,裡面有一段更有名的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8    
    以後的十來年,學工和學農,就成了北京孩子課外活動的一個重頭,是孩子的學生時代必須經歷的生活方式,也是學生學習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統稱「開門辦學」,名曰—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小學生:象徵性活動    
    小學生的學工,週期短,不很固定。一般是去周圍的街道工廠,幹的是糊紙盒、縫筆記本、粘塑料袋一類的活,都不是有技術含量的工種,也不是掄大錘這樣賣氣力的苦活。有的學校規定一週一次,一次半天,排在課表上。也有的學校一個學期集中去一兩周。頭一回去時,請工廠的師傅介紹幾句廠史,說說操作規則。然後學生跟著師傅幹活。凡適合小學生勞動的作坊式的街道工廠,差不多都與附近的學校構成合作關係,有的工廠成為幾個學校學工活動的點。如果不出現大規模的返工,工廠很合算,畢竟不用付工錢,倘能一茬接一茬續上,是一種「零」價勞動力的運作。這些手工勞動計件方便,孩子們都比著干,看誰完成的多,當遊戲做。比起上課,學工畢竟活動範圍大了一點,約束少了一點,「 玩」的含量也多了一點。    
    學農也是這樣。一般在三夏或秋收期間,去個一兩天。撿撿麥穗和玉米桿,在玉淵潭或四季青公社的菜地裡摘豆角和西紅柿。總之是一些零活,有時候還不夠給添亂的。小學好像極少有組織孩子一去多少天的那種學農勞動。    
    真正能觸及北京孩子靈魂的學工和學農勞動,得到升入中學以後。    
    中學學工紀事    
    「五七指示」發表後,作為「兼學別樣」的配套基地,北京的中學陸續開辦了自己的企業,叫校辦工廠。產品是一些並不複雜的商品,如80中生產電烙鐵,35中生產汽車上的繼電器,42中生產電鈴,和平街一中生產一種輸液用的醫療器械。這些工廠大多由以前的街道工廠轉並而成,規模不大,有車間若干,在編人員不多。也有老師被下放到校辦工廠的,我們初一學工時的一位女師傅,高一時成了我們的物理老師。校辦工廠的工人,主要是分期分批來學工的本校學生。廠址有的在校內,有的在別處。當然,校辦工廠只是學生學工的一個點,此外,每個學校還有若干規模不等的定點學工工廠。和我們學校掛鉤的,是義利食品廠和北京鍋爐廠。東郊的那些大型企業,如第一機床廠、金屬結構廠、紡織廠等,也都是學工單位。    
    北京的中學,在六七十年代,一個年級大約十來個班。一般自初一下學期開始,有學工任務。按班輪,每班每年一次,一期一個月。學工時,在工廠換飯票,吃一頓飯。按工廠作息時間走,但三班倒的工廠,學生只上正常班。學工期間,除了勞動,一般要有一些介紹廠史之類的活動,有時候趕上工廠開批判會,學生也跟著聽。倘初中加高中五年下來,學生要學四到五次工,即累計學工時間在一個學期上下。    
    中學生學工,總要留下不少故事,哪個學校哪個班都不例外。今天都成了同學再聚會時的一大「議題」。下面這些片段,就是近幾年多次同學聚會時被倒騰出來的「學工紀事」,說起來還很有些那個年代的滋味。    
    1975年12月,我們班(北京42中初二一班)輪到去義利食品廠學工。這是一家1951年上海遷京的著名企業,廠址在廣安門附近的一條胡同裡。全廠有兩千多工人,系當年的開放單位,產品出口。據說年年超產,我們12月1號去上班,生產的已經是1976年計劃內的產品了。北京人都吃過出自這家工廠的麵包、餅乾、糖或別的點心。工廠兩班倒,我們也跟著倒。早班7點上,下午2點下;午班2點上,晚上8點下。每天上班帶著飯盒,在工廠吃一頓飯,伙食不錯,紅燒肉兩毛,溜肉片一毛五,素菜幾分錢。    
    我們工作的是巧克力車間,下面又分若干班組,如包糖、掛醬(在維夫餅乾上包一層巧克力)等等。巧克力車間,顧名思義,產品就是巧克力。1975年,還是拿雜拌糖當回事的年代,我們卻天天接觸成缸的巧克力,閃都閃不開。大的小的,圓的扁的,果仁的奶牛的。最稀奇的,是一種白色巧克力,向所未見,據說此產品只供出口。初二學生和巧克力天天打交道,能出什麼事情,是不難想到的。    
    要說沒有偷吃過巧克力的,女生肯定有,男生就不敢說了,即使有,也不佔多數。開始是偷著嘗嘗,分在包糖組的同學上班不久,有一回突然停電,好幾個同學不約而同,把糖送進了嘴裡。後來變本加厲,下班前從盛巧克力的大鐵桶裡抓兩把揣進褲兜,坐公共汽車回家時,能吃一路。有的同學開始還戰戰兢兢,那些進廠不久,大不了我們幾歲的青工沒少教壞,或示範,或開導,學生很少有摟得住的,不拿白不拿,否則也會落個假正經的罵名。其實幾天下來,就吃膩了,加上天天聞食品廠的味,學工半程以後,見了巧克力就噁心的同學,大有人在。再後來,有個同學把事鬧大了,順了一袋奶粉,放在飯盒裡,被老師發現,批判會一直開到回校,給了他一個記過處分。老師後來說,那袋奶粉是食品廠的原料,尚未加工,即使施盜成功,食用了也會中毒。    
    2003年春節過後,我到同年級八班的一個同學家串門,他如今做了共和國的檢察官,說起義利食品廠學工,張口就回憶的,也是他們班偷吃巧克力的趣事。巧的是我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大學同學當時是150中的學生,也在義利學工,說起那段時光,開台也是偷糖吃。魯迅中學的孩子,也在該廠學工,大概也沒少偷糖。一些孩子,學了個把月工,把「地雷的秘密」探聽到手。返校一段時間後,曾夜裡摸到工廠,翻牆破窗而入,用旅行包往外偷巧克力,這要讓值勤的抓住,就不是小偷小摸、給個處分可以了結的了,而是盜竊國家財產,不坐牢也得勞教。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小學生:的象徵性活動

    義利食品廠之前和之後,我們班還在校辦工廠(兩次)和北京鍋爐廠(一次)學工三次。北京鍋爐廠在八寶山西邊,簡稱「北鍋」,是一家生產發電鍋爐的重型企業,有數千工人。一進廠門一條寬敞的水泥大道,兩邊是車間,往裡走有科室辦公樓,好像光食堂就不只一兩個。我們班被安排在一進門左手的閥門車間學開車床。車間裡以70、71屆青工居多,學生一人跟一個師傅。北鍋不比義利,活不用多教,上來就干。車床切削的是鋼鐵零件,不是鬧著玩的,出廢品還在其次,弄不好手指頭就沒了。學生一般是先觀摩師傅幹活,三天下來,再在師傅的指點下上手,就這樣,還是有好幾個同學第一刀就車過了縮,出了廢品。有個同學接受的是政治任務,給正在蓋著的毛主席紀念堂車不銹鋼門把手,儘管榮譽感罩身,也沒少出廢品。因工廠三班倒,休息星期二,我們只上白班,這次學工,每個同學與兩三個師傅有合作關係。後來大家回憶北鍋學工,誰的師傅如何,是一個被津津樂道的話題。那時,青工裡藏龍臥虎,學生還記得,有個70屆初中畢業的師傅,記憶面之廣,令人稱奇,他有一回給我們背緬甸政要的名字,一口氣說了一串,有七八個,都是全名。還有一回背小說《青春之歌》的段落,一二十分鐘,不卡殼。學生都很靈通,去不幾天,就開始傳遞小道消息,誰的師傅拖兒帶女,每月掙41塊5,吃飯時只買幾分錢一個的菜;誰的師傅未婚先孕,挨了工廠的處分;誰的師傅下班後換下工作服,穿的是什麼衣服,變了個人。這次學工,讓我們知道了什麼是車鉗刨銑,什麼是天車,什麼是機床,什麼叫「緊車工,慢鉗工,遛遛達達是電工」。前兩年,車工出身的關牧村和侯耀華在電視台聊天,說他們開過大清年間留下來的床子,每台車床不能獨立運作,要把鏈帶往廠房頂上甩來甩去。到我們學工時,應該隔不了幾年,北京鍋爐廠的車間裡已經有了好幾台歐洲進口的自動車床,手搖車床已顯被淘汰的架勢。    
    在北鍋學工,下午四點下班。下班後經常有同學去爬附近的西山,當時是四月份,颳風的季節。有一回爬到山頂,得有七八級大風。紅衛兵中隊長張銳,外號小個子,有點激情,在山頂上即情賦詩,似乎還有別的同學跟著唱和。還有一回,一個叫杜世傑的同學(外號「杜小帽」)替叫熊文軍的同學(外號「老不記」)用鉛筆刀在山腰的楊樹上刻了一句話:「老熊,來此一遊。」熊文軍同學後來不知為什麼,得了精神恍惚的病,退學了。高二的時候,傳來噩耗,他在豐台的鐵道上被火車撞死。二十幾年過去,那棵楊樹是不是還在呢?    
    巧的是,當年學工時,義利食品廠和北京鍋爐廠的兩個青年女工,後來竟和我一度成了同事,而且她們就是巧克力車間和閥門車間的。    
    行之十多年的學工活動,確實讓學生實地粗略認識了工廠的面目,也大致瞭解了他們參與勞動的工種,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嘗到了毛澤東提出的「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收益,很難說。有的學校讓學生記學工日記,然後由工人師傅閱評,我看過一個朋友的學工日記,說的都是套話,師傅(一位女工)看後給他寫了這樣幾句話:    
    思想改造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要下決心努力去做。這兩天勞動情況較好,但我們不能鬆懈鬥志。要注意新動向,頭腦中繃緊階級鬥爭這個弦。    
    這與他日記裡的話,大同小異。    
    那時,學工前,要交決心書,學工結束時,要開總結會。上面那位朋友把他的決心書也記在日記裡,全文如下:    
    在學工期間,我決心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落實毛主席「五七指示」,虛心向工人師傅學習,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明確學工意義,端正學工態度,服從紀律,聽從指揮,堅守崗位,不亂串車間和亂動機器。在勞動中發揚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自覺磨練自己,改造自己。不遲到,不早退,不曠工。服從組織分配,不管幹什麼活,都要努力去做,不挑肥揀瘦,認真完成任務。在這次學工中,我的主要目的是認真改造世界觀,提高思想覺悟。不過思想改造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決心努力去做。這次學工對我們每個同學來說,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學工結束時,學生照例要對工廠的師傅有所表示,貼一張致謝大字報,或寫幾首詩之類。這是一首35中署名「(初)三、6(班)學工集體」創作的詩歌,題為《贈車間師傅》:    
    一月的學工使我們心情激動,    
    車間內外洋溢著戰鬥豪情。    
    你看那產品彩色的包裝紅艷艷,    
    你看那閃光繼電器個個亮晶晶。    
    批林批孔的戰鬥猛打猛衝,    
    促進了我們聯繫實際搞好學工。    
    師傅們親切教導牢記心中,    
    虛心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使我們革命的步伐更加堅定。    
    學工激勵著我們永遠戰鬥,    
    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詩裡的一些字句顯示,這應該是1974年的事情。    
    曾聽一個曾在鐘錶廠學過工的朋友說,在學工結束時的總結會上,大多數同學都提出,工人師傅中存在著不少帶有普遍性的缺點,如懶惰,如紀律渙散,等等。整體上還不如學生。他們離開時,一位工廠革委會主任曾當著全車間工人的面對學生說,你們給全廠職工樹立了榜樣。有時候還真難說清楚,到底是誰在接受誰的教育。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中學學工紀事

    學農和學工是一對孿生姊妹。「文革」前期,學農有時候與拉練混稱,諸如被稱作「三夏拉練」等等。學生上學期學工,下學期就得學農,時間都是一個月。兩者間的區別是,學農一年只兩季,學工不論季節;學農一去至少半個年級,幾百人,學工按班輪;學農要火車來往,連吃帶住,學工只是買張月票,生活上和平時上學區別不大。    
    學農過的是名副其實的集體生活。頭一回學農,對絕大多數孩子來說,是一件人生大事。行前要交一個月的伙食費和糧票,大約是幾塊錢,30 斤糧票。此外必帶的還有《毛主席語錄》、《紅旗》雜誌、兩個決議、筆記本、《毛選》、筆、薄被一床、塑料布、球鞋、涼鞋等。後來,《毛主席語錄》等書漸漸不在必帶之列。有個70屆朋友的父親「文革」初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下了大牢,母親也停發工資,一家五口最困難時靠街道發的20塊救濟金度日,當老師的母親不得不去挖溝,掙一天一塊多的血汗錢。他的妹妹上中學後去學農,是班主任給墊的伙食費。    
    被褥要在家打好背包,統一運送。學生住老鄉家,每戶騰出一間房,三四個同學睡一條炕。老鄉對學生,態度有好有一般有不好。我們班有一年去順義秋收,進村當日,下了一天雨,晚上行李尚未運到。有的老鄉還算不錯,送來了自己的被褥;不少同學是和衣而臥,在涼炕上囚了一宿。「文革」前期,學農時吃派飯,後來單開火,學生中挑體質較弱的去幫廚。伙食以粗糧為主,窩頭、餅子、棒碴粥、鹹菜。肉蛋很少吃,偶爾吃上一頓肉籠或包子,解饞的感覺終生難忘。    
    學農和學工不同,幹的是地裡的活,風吹日曬,出大汗,晚上有時還請老貧農憶苦思甜,又吃不好甚至吃不飽,一天下來,躺在炕上,只有面壁而泣的份了。夏收和秋收又有不同,三夏是農活「大忙」的時節,這時去學農,更累更苦。據既參加過麥收又參加過秋收的同學比喻,夏收是一次探險苦旅,秋收是一次戶外郊遊。我們班只參加過秋天的學農,干的不過是一些每天不重樣的零散活,人人都有累了個半死的感覺。夏收,一天到晚曬在麥子地裡,不直腰,回來全成了另一個人,多少日子緩不過來。這對於筋骨缺乏訓練的城裡孩子,教育意義,確實超過了想像。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們有一次三夏學農,下了火車,整隊往村子裡進發時,一路意氣高昂,扯著嗓子歡唱:「麥浪滾滾閃金光……」不出三天,就飽嘗了金光閃閃的麥浪帶給他們的「收穫」。    
    順義縣張喜莊公社東馬各莊大隊是我們學校的學農基地。但中學五年間的三次學農中,我們班僅去過一次真正的農村,還是在「十一」之後。那撥去了五六個班,二三百人。先坐火車到順義縣城,下來再走一個來小時,中間路過著名的牛欄山中學。進村時,地裡的棒子已經掰完了,剩下的是一些雜活,頭天不知道第二天幹什麼,從未連著兩天干重樣的活。脫過粒,翻過地,在場上晾過白薯秧子,下地撿過玉米稈,諸如此類。脫粒最累,相當於搬磚,機器不閒著,人也不能閒著,要一筐一筐地運玉米棒子。女生幹不了這活,她們很舒服,坐在玉米堆上用手搓粒。    
    這次學農,學生照例少不了「違法亂紀」。    
    我們三個同學住在一戶老鄉家。房東不錯,騰出了一大間房子,還噓寒問暖的。我們對他家也不錯,天天把窩頭帶回來,喂兩隻滿院子跑的小豬崽。後來只要我們一進門,兩隻小豬就圍過來打轉。村裡有個小賣部,學校以學生來接受再教育為名,禁止去那裡買吃的,這是事先宣佈的紀律。但伙食實在難以下嚥,不少同學溜到小賣部買桃酥和雞蛋糕,裹在衣服裡帶回來。此事或者老師沒發現,或者發現了裝沒看見,一直平安無事。    
    有個同學偷著帶了一包紅葉煙,同屋的另兩個同學也跟著抽著玩。這在當年,是一件一旦被老師知道就不得了的事情。他們也做了點躲閃的準備。有一回哥仨正抽著,班長陳凱掀簾而入,即使沒撞個正著,也聞到了煙味,但他沒吱聲,若無其事。這三人中的一個,在學農結束時還火線入了團。陳凱是我們班的早期團員之一,學生幹部裡的紅人,就差入黨了。他當年立過「改變中國農村面貌」的大志,後來學的卻是自動化控制,畢業後進入某部屬公司,常往伊朗跑,去改變那裡的面貌。三年前跳槽,如今在一家著名的電腦公司供職,已是一天一盒的煙民。像這樣在關鍵時刻不打小匯報的班幹部,用那時的話說,是需要一點「資產階級」人情味的。    
    很多同學都偷過大蔥。那次學農,帶隊的是軍宣隊李政委,他先幹了一件對人(學生)馬列主義,對己(老師)自由主義的事情。背著同學,與大隊作大蔥交易。老師人人有份,不讓學生買。同學得悉後,也都想弄點剛下來的新鮮大蔥回去,不讓買,只有偷,也算是「逼良為娼」。不記得是誰帶頭下的菜地,總之法不責眾,最後幾天,夜裡11點以後,一窩一窩的出動,都得了手。凱旋前,學生把偷來的大蔥打進背包。回來拆行李,一股子大蔥味,怎麼洗都洗不掉。    
    學農期間,一般會捎帶安排點活動。我們那次有兩回,一次是到鄰村西馬各莊大隊的一個高炮連駐地參觀,聽連長作報告。這個炮連戰史輝煌,不久前還打過仗,剛從越南回來。另一次是去鎮上,參觀一個種豬配種場,獸醫介紹說,這兒是一色的荷蘭豬。    
    那次學農結束後,第二年開春,別的班有個同學(我們院的孩子),糾集同屋三四個同學,騎車去東馬各莊村,看了一趟他們的房東。    
    我們班的另外兩次學農,去的不是農村,而是一個「玩」的地方——香山植物園。


第一部分:一幅鳥瞰圖中學學農紀事

    香山植物園隸屬於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那時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但內部組織去參觀的,接連不斷。有葉聖陶的日記可證。1976年5月7日,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員工到此一遊,葉聖陶作為出版社的家屬,也「頗為高興」(前一日日記)地加入了這次活動。他在當天的日記裡敘述了參觀過程。    
    晨七點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點半開車,擠滿,殆有四十餘人。開行五十餘分鐘到植物園。參觀其熱帶亞熱帶植物之溫室。全為玻璃所構成,分室頗不少,前度來時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聽講解員講說,候之稍久,乃得入。先聽講解,然後參觀各室。不可悉記,亦不能細看,隨眾周行各室而已。遇見又一批參觀者,其中一位女士呼余葉老,握手,余認之,似為白楊,然不好意思問足下是白楊否,只得應之而已。此人已十餘年未見矣。參觀溫室畢,他人皆以為參觀之事已畢,其實此園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觀,眾既回入汽車等候,余亦隨之。十點一刻即開車,到家才十一點過不久也。9    
    葉聖陶只在香山植物園呆了個把小時,看上去不大盡興。我們班兩次去學農,在園內各住了一個月。頭一次是距葉聖陶這次參觀一年之前, 1975年的5月;後一次是當年9月。植物園是一個單位,環境與農村大異,比城裡還宜人。學生住植物園的宿舍,上下鋪,木頭床,七八個人一屋。用的是自來水,走的是水泥馬路。還可以集體看電視。幹活按植物園下屬單位分組,有中草藥組,某某組,某某組等。第一次去,我們被分在中草藥組,指點我們幹活的師傅,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姓孫的老工程師。此人很厲害,現在看來,他是富有經驗和貢獻的植物專家,溥儀曾在他手下勞動過。有一種歐洲生長的名水菲薊的植物,德國人從中提煉出一種藥,叫西林馬寧,號稱是治肝炎的特效藥,但進口代價昂貴。而水菲薊引進後,到處都種不活,他的一大貢獻,是讓這種植物在國內成活。他指著那片茁壯生長的水菲薊,為我們班同學作了半個小時的介紹。他的另一貢獻是讓菊花提前綻放。菊花的開花時間一般是深秋,趕不上國慶節用。彭真當年大膽設想,要讓它開在國慶時節。這作為一個政治任務,落在了孫先生的肩上,並在他手裡創造了奇跡。植物園的領導曾把這件事作為一大成就,向一撥撥來學農的同學介紹過,當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孫工程師領著我們在中草藥組的七畝實驗地轉了一圈,挨個介紹,記得他指著一片綠草說,這叫罌粟,就是鴉片,花開的時候美麗之極。孫老工程師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隨身帶著藥。他的風範,回憶起來,能讓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學農,我們在到達的當日下午,就去參觀了葉聖陶提到的溫室。這裡的植物達2000個品種。印象最深的是王蓮,浮在水面上,直徑有一米左右,據說上面可以坐一個七八十斤重的小孩。還有朱德養的蘭花,董必武養的金橘,康生養的銀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馬科斯夫人、田中角榮等外國領導人送給中國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戶外無法生存的熱帶植物。晚飯後,又繞植物園轉了一圈。園子裡有一棵哆嗦樹,用手輕輕一觸,樹身就晃動,不明什麼道理。還有很多水杉,園內職工告訴我們,這是一億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稱。我們都很稀奇,回來逢人就宣講,多年後去南方一看,到處皆是。    
    植物園的學農與進村下地學農有天淵之別,周圍誘惑太多。我們第一次為期二十五天的學農生活,真正在植物園勞動的時間也就占一半。其間,去過一次臥佛寺(沿小溪走到《閃閃的紅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釗墓(萬安公墓),三次大紅門生產隊(參加勞動),兩次盲人工廠(參觀);聽了三次植物知識講座,兩次解放軍的報告,一次團課,一次「帕米爾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紅亮」事跡報告;看了《平原作戰》、《列寧在1918年》、《勝利油田》三場電影;開了兩次批判會,一次團員納新會;還每人輪著開了一次手扶拖拉機。剩下來的時間,是在草藥組裡幹幹鋤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園學農,是1976年9月。8號到園,9號下午,我們正在鋤草,突然通知到一個空場聽廣播,4點鐘有重要新聞。這是極少見的現象,大家都預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剎那間,有天塌了的感覺,連班裡平日最鬧的幾個孩子都失聲痛哭,有個叫「彎彎繞」 的孩子平時沒少瞎折騰,這次竟然哭暈了過去。那幾天的學農生活被徹底打亂,雖也勉強幹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師回去參加遺體告別,回來對我們說,很多人建議保留毛主席的遺體,中央在研究。我們在植物園也進行了各種悼念活動,還在17號到19號返城參加學校的追悼活動。開追悼會那天,學農的同學在學校的靈堂輪流守靈。20號回到植物園,又呆了十來天。其間開過一次團員發展會,一次撤銷對一個同學的嚴重警告處分、恢復紅衛兵組織生活的會,其他小組會,班幹部會,不計其數。回校前,植物園的一個姓馬的負責人給我們作該園概況的報告,提到了江青,稱其為「敬愛的江青同志」。沒過幾天,學農假期尚未過去,江青一夥就被「粉碎」了。    
    這二十來年,不斷有同學專門或順便到植物園,走訪自己的「故居」。據說現在還在。也曾有同學提議在那裡開一次同學會,未果。     
    註釋    
    12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5《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39葉聖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567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時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應該是孩子的權利,更應該是孩子的生活主題。只不過今天的孩子沒趕上好時候,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權利、主題,都談不上了,玩之於他們,成了一種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業餘的業餘的活動。但阻撓他們享受應有的快樂的家長們,卻一定還留有當年瘋玩的幸福記憶。不知道這是成全了孩子,還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環境的變遷,必然會連帶「玩」的主題的變遷。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語文課,老師講課文的次序是先講時代背景,後講段落大意,那麼,對於當年的北京孩子,「玩」這堂課外的「大課」的時代背景,又是怎樣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體。那時候,計劃生育的國策尚未出台,獨生子女人家不是沒有,但少得可憐,生兩個也算少的,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個八個也不新鮮。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孩子多。不論住胡同還是住機關大院,鄰里之間,孩子皆可以「群」 論,形容起來就是「嗚泱嗚泱」的。玩騎馬打仗、雙球打壘、官兵捉賊等等,動輒有滿山滿谷的孩子衝鋒陷陣。有時候一個樓的適齡孩子模擬軍事遊戲,照著軍棋(陸戰棋)封官,兩個陣營從司令到班長封完了,還能剩下成片只能當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樣數目的女官兵,場面可想而知。由此還引出一個動輒出現的情景:天擦黑的時候,家長扯著嗓子亂叫孩子的小名,呼喚在外邊瘋玩的孩子回家吃飯,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輪番叫。如今這種聲音已經根本聽不到了。很多過來人感歎當年鄰里關係的親密,其實這種關係的確立,與孩子之多,孩子之間的扎堆玩、串來串去不無某種連帶關係。    
    和今天比,當年的孩子學習的壓力可以忽略不記。寒暑假不必多說了,就是「玩」字當頭,假期作業也留,也有學習小組,也返校一兩次,但都屬於象徵性的。再好的學生,也難免把作業留到最後幾天突擊,意思意思而已。家長和學校都不去大張旗鼓地督促。課外的輔導班和提高班向所未聞。平時孩子背著書包上課,下了課書包一扔就開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常態。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沒有遊樂場(僅中山公園內有一個今天看起來不過巴掌大的、能坐「汽車」和「飛機」的轉盤遊樂區),沒有電子遊戲廳,沒有滑板、□轆鞋,沒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沒有各種旅行度假生活,總之,沒有現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門口這一畝三分地裡折騰著玩,好在當年的北京城裡樓少,城外樓也不多,高樓尤少,禁止孩子進去折騰的綠地花園更少,相應而言,是平房多,空場多,土路多,樹多,磚頭、沙子、木頭、鐵絲網多。從撒尿和泥到爬樹上房揭瓦,從構築工事到追追殺殺,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可以盡情地利用這個天然遊樂場,施展自己玩的創造性和天分。「玩具」或製作「玩具」的原材料,常離不開紙、皮筋、皮球、玻璃絲、線□轆、鐵絲、磚頭、沙子、樹、土、木頭……    
    那時候,北京的胡同裡和樓群間普遍栽著一些有年頭的樹,像槐、柳、楊、棗、榆等等,小樹林也不罕見,住在大廟附近的,還能與更有年頭的松柏樹為鄰。這些樹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遠和採摘的去處。院裡如有一排柳樹,遇春夏兩季,有時候棵棵樹上掛著孩子。孩子爬樹,經常是毫無目的,就是爬著玩。看誰爬得高,爬樹的高度與心理上的恐懼感加榮譽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歲的北京孩子回首當年,一定還記得院裡的哪棵樹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腳踩空了或踩折了樹叉摔成腦震盪。我們院有個外號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學時曾從一棵柳樹的高處失足,被低處的樹枝接住,揀了條命,但幸運沒能長期和他相伴,「文革」結束後的一個夏天,他和幾個同事去郊區游泳,家長沒擋住,20 歲出頭就葬身在懷柔水庫裡。有目的的爬樹,也很多見,像摘槐花,用背心當口袋摘棗,掰柳樹枝做笛子吹,摘楊樹葉子玩拔根兒,捅樹上的馬蜂窩,摘桑葉或榆樹芡喂蠶,上柳樹粘雞鳥……孩子從樹上下來,弄不好就是一臉楊剌子蟄過的痕跡。爬樹或利用樹做沒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當中,也是一種常態。就當年的男孩子以及相當為數的女孩子而言,誰沒爬過樹呢?西藏中學教音樂的張老師在佟麟閣路一帶長大,他和我說過,從鬧市口到白塔寺,兩側胡同裡的棗樹沒有一棵他沒上過。    
    當年的孩子也「出遊」。最簡單的玩法是漫無目的的干走,稱「遛圈」,類同大人的散步。有時候也遛人,即幾個孩子合謀途中甩掉一個。那時候孩子都覺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從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長途跋涉的感覺。巴掌大的院子轉著圈玩,都覺著沒邊際。有機會搭一段卡車,則是一件相當爽快的事情。有個朋友說起過,他們院有個孩子父親當司機,有一次把卡車開回家,這孩子左磨右求,當爹的終於破例拉著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車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沒忘了玩壞,衝著人群大叫一聲:「老張!」引來好幾個張姓路人的抬頭應答。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終於在歸途中遭到報應,有個孩子光顧著體驗兜風的暢快,不留神腦門被樹枝剮了個兩寸多長的口子,急送醫院縫了好幾針,險些傷及眼睛,至今傷疤還在。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收藏加賭博類

    6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緊張,到處張掛毛主席的幾道重要指示:「備戰、備荒、為人民。」「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實處的重大舉動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別是林彪一號令發佈和珍寶島衝突發生後,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陣,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熱潮,舉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廠機關學校,都不例外。揮鎬掄鍬、脫坯燒窯的場面比比都是,較之今天備戰2008年奧運會的基建規模要熱鬧得多。開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頂,各單位三天兩頭演練緊急集合時,往裡面鑽。有的單位還發給白布單,演習蘇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時往腦袋上蒙,據說能有效抵禦核輻射。包括孩子在內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種戰爭在即的緊張感。後來防空壕升級為防空洞,再後來又升級為連為一體的人防工程,而戰爭的氛圍則看減。毛澤東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北京孩子則可以說,利用防空洞玩,是我們的一大發明。所謂「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時期,是「跳」,即跨越壕溝,姿勢等同加助跑的跳遠。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處跳,比著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寬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運動員心裡算著還有哪座雪山沒上過那樣,惦記著周圍還有哪個防空壕沒跳過或沒跳過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別的院的。就這麼來來回回跳溝,樂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勝感輪番「作祟」。不少孩子沒少崴腳,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後遺症 —至今走長路還愛犯崴腳的毛病。至於沒跳過去,折進溝裡嗑著下巴頦紫藥水紅藥水亂抹一氣之類的「事故」,也難免發生。    
    防空洞時期,是「鑽」,類似抗戰時的鑽地道。或打著手電或點著蠟燭或摸黑,也沒有任何目的,就是鑽著玩。想穿了,當年孩子鑽防空洞,心態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遊—換一個環境呆著。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從此地進去,從幾里以外的某個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種剎那間的征服者的歡悅,回院後免不了向沒鑽或沒敢鑽的孩子反覆陳述:是從哪進去的,從哪出來的,過了多少陣子還斷不了搬出來當重大歷史事件回顧。有的孩子聽來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鑽防空洞的時候講,圖個之又。我曾多次聽一個住北蜂窩的中學同學說起,他四五年級時和另一個孩子摸黑鑽防空洞,走著走著就聽身後響起「唰、唰、唰」的腳步聲,兩人下意識地停住,腳步聲也停了。一抬腳,「唰、唰」聲又起。如是反覆數次,兩人從緊張到肝顫到篩糠般地哆嗦,就差暈過去了。好在他們熟悉這個防空洞的若幹出口,屁滾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說,此後再也沒敢鑽過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著手電的時候。幾十年後提這件事,他們仍不承認是幻覺、回聲或別的什麼可以解釋清楚的理由,而堅信是真真切切的腳步聲。    
    挖防空洞的時候,沙子、磚、膠泥、石灰、水泥預制板等建築材料隨處可見,孩子當然要利用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於如何去做,則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只能用電影《地道戰》裡的話說,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裡的一大特點是潮氣襲人,幾十年過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場合,或許還能勾起玩防空洞時的記憶。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種類很多,很繁雜,數不勝數。多數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異之別;但細分起來,也有少數玩法因孩子居住環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裡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騰的餘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牆容易,上樹也容易,棗樹、桑數較城外的機關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機會少,但因院子大,空場多,玩成規模的「兵團作戰」的遊戲,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開。大院裡的水泥甬道,也是當年一些遊戲需借助的「器材」。那種機關與宿舍連為一體的院子,禮堂、洗澡堂、食堂、車庫、操場樣樣具備,孩子更是如魚得水。總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結構越複雜,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豐富多彩。這大概也應了那句學術用語——「地理環境決定論」。    
    那時候玩什麼,都是一陣一陣的。這陣子流行煙盒,過一陣子就是彈球,再過一陣子是冰棍棍……品種五花八門,規則的版本也很不一樣。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馬,用接近於零投入的成本賺取莫大的樂趣。以下的分類,也屬於今天的他們強加給昨天的他們的。    
    煙盒、彈球、糖紙、冰棍棍、瓷片、鐵片、牛奶瓶蓋……這些櫃檯裡見不到的玩具,可以攢,因而曰收藏類;玩起來也可以爭輸贏,因而又曰賭博類。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煙盒(1)

    煙盒最具賭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體以香煙的檔次及罕見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數字。我的印象是:大中華全無敵,工農兵半無敵,老牌(解放前或已經停產的品牌)三億,小外國兩億,紅藍牡丹、群英一類150萬,大前門、恆大、光榮、墨菊一類30萬,戰鬥、大生產、紅燈、永紅、葡萄、飛馬、金鐘、綠葉、海河一類15—20萬。好像還有20分的,記不準是什麼牌了。    
    王朔提供的他們院的版本是:    
    「紅雙喜」是頭子,金卡,全無敵;等而下之是一批名煙:中華、上海牡丹、雲煙、熊貓,當時賣五毛幾都稱為「三十萬」;大前門、恆大三毛幾的「十萬」;飛馬、海河兩毛幾的三萬兩萬不等;有一品「戰鬥」,暗綠的包裝,煙錢一毛九,我們定它「九千九百九」。後來三十萬一檔又添了「鳳凰」,上海出的,聞上去有股巧克力味兒;十萬里加了一個「香山」,北京煙,次煙裡多了一個九分錢的「豐收」,煙紙之差還不如小學生作業本光滑,不帶它玩。還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老牌子煙和外國煙「哈德門」、「三炮台」、「駱駝」什麼的,已經失傳,不知其價,煙紙都很精美,一律歸入三十萬行列—都是大孩規定的。    
    一個署名「東子」的北京孩子在他取名《煙盒》的書中,記得更細,甚至專門列出了一個清單,如下:    
    (大)中華無敵    
    (藍)牡丹 100億    
    (老)上海 95億    
    (紅)牡丹 90億    
    (新)上海 85億    
    北京  80億    
    紅專  75億    
    雙貓  70億    
    幸福  65億    
    金扇  60億    
    鳳凰  55億    
    群英  50億    
    極樂  40億    
    雲煙  35億    
    紫羅蘭  30億    
    新青島  25億    
    阿詩瑪  20億    
    友誼之花  15億    
    以上簡稱為「滑溜毯兒」。(中華除外)九龍壁、石林、茶花、美麗  25億    
    紅山茶、紫籐、青島、白塔  24億    
    紅炮台、陵蘭、棧橋、禮花  23億    
    一隻筆、宏圖、翡翠、人參  22億    
    千佛山、泰山、香山、秦嶺  21億    
    中南海、當陽、開封、雲崗  20億    
    大重九、葡萄、龍鳳、萬象  19億    
    望海樓、海洋、長江、烏江  18億    
    青海湖、許昌、蘭州、成都  17億    
    地動儀、延塔、天池、寶成  16億    
    山海關、草原、迎賓、迎春  15億    
    水簾洞、金鐘、握手、鋼都  14億    
    新得利、金獎、琥珀、鑽石  13億    
    狼牙山、玉鳥、飛馬、燕舞  12億    
    黃果樹、白蘭、紅梅、雙鹿  11億    
    花果山、花籃、喜梅、喜鳳  10億    
    鬱金香、山花、金花、梅花  9億    
    八達嶺、三門峽、三七、雙線 8億    
    金絲猴、黃金葉、白貓、墨菊  7億    
    白河橋、紅玫瑰、綠葉、金橘  6億    
    大福字、大雁塔、東昇、豐收  5億    
    (白)紅纓槍、紅滿天、紅舞、紅億 4億    
    (粉)紅纓槍、紅山城、紅光、紅河 3億    
    大生產、大建設、北海、富強  2億    
    大前門、大團結、大眾、大象  1億    
    以上簡稱為「小毯兒」1    
    這是一個很經不起推敲的記錄。它太細;排列和分類太有規律;很多湊到一起的煙牌並非同一時期的產品;孩子經常過手的,也沒那麼多牌子。姑且錄之存疑。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煙盒(2)

    煙盒又稱三角,因為通常是把煙盒疊成三角玩。玩法大致有三種:撮鍋,接抓,拍。    
    「撮鍋」要找一塊水泥地,用滑石或粉筆畫一個方框或圓圈,是為「鍋」。兩到三人,每人一家,各出一兩張等值的三角,碼在鍋裡。這邊先用石頭、剪子、布猜先,排出出場順序。然後依次用鐵鏈子或排(石片或鐵片)在距鍋十來米的地方貼著地皮擲出,姿勢有如今天的保齡球動作,目的是把三角擊出鍋同時不讓鐵鏈子(排)留在鍋裡。第一個出場的如得手,再接著「撮」,如次次得手,把鍋裡的三角一氣清光,還不算贏,還得把鐵鏈子(排)扔到一個規定的範圍內你認為最不容易被擊中的位置,由後面的選手用他的鐵鏈子(排)擊打,如都擊不中,就算告贏,鍋裡的煙盒歸你。如有人打中了你的鐵鏈子(排),就得把到手的煙盒吐出來,機會留給下一個選手。這樣循環往復,直至最終有人把鍋裡的煙盒全部清光而自己的鐵鏈子(排)又沒有被打中,方為最後的贏家。順便提一句,「排」是北京孩子通行的一種拋擲類遊戲工具,指巴掌大小、略有厚度的石片或鐵片,有「聽排」一說。    
    「撮鍋」玩起來場面很壯觀,孩子多時,同時開好幾鍋,爭吵的,支招的,沸沸揚揚。到天擦黑的當口收場時,高手能把對手帶來的兩褲兜三角洗盡,回家將品相好的分高的拆開夾在書裡,第二天拿出來當欣賞品展示。    
    玩「接抓」不需要場地,也是兩三個人玩,每人把要出的三角置於暗處,同時亮出,不論張數,以分值高低定先後。例如我出20張別的煙盒,你出一張中華,那也是你先來。玩法是手心向上,拇指彎曲,將三角擺齊,直摞或斜摞在手心上。然後把三角拋起,手背翻過來朝上,接這些三角,接不住則被視為犯規,接住了,進入下一個環節,把手背上的三角再拋起來,完成最後一抓的關鍵動作。這一抓,有不同的規定。如甭管多少張三角,要把一張掉在地上,其餘的全抓在手裡,這叫「固定掉一」;如由對手觀察之後,指明掉幾張,這叫「說幾掉幾」;如一張也不能掉,但要在三角被拋起來的那一刻完成先接後抓或先抓後接的動作,這叫「接抓」或「抓接」。接抓要難於抓接,這是一般孩子的感覺。高手據說能在數十張三角的拋來拋去和接抓間揮灑自如,滴水不漏,很少失手,那是需要點雜耍的功夫和天分的。我以前的一個同事據說「接抓」功夫了得,他每回只帶十張三角出門,裝回一褲兜子,天天如此。    
    「拍三角」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玩法。兩個人玩,一人出一張。先把三角的邊往裡窩一圈,一人將三角擱在地上,另一人用手掌或手中的三角衝著地上的三角連煽帶拍一下,如能把對方的三角翻過來,即告贏。    
    還有的把煙盒疊成一寸來長的長方型形狀,起名「壓角」。「壓角」的玩法,與三角無異,沒什麼新鮮的,形狀不同而已。    
    四處尋摸煙盒,也是孩子的一件樂事。家長抽的煙,前門、恆大、琥珀、工農之類,數量和品種誘惑力都不大,撒網面要進一步擴大。周圍的垃圾站肯定天天去翻,從那時候過來的孩子,沒有去垃圾站撿過煙盒的,恐怕寥寥。復興門內有個垃圾總站,城裡城外的孩子不乏有人跋涉幾里地隔三差五地走一趟。有的孩子模仿撿破爛的做了那種耙子,每次都深挖一通。抽煙的大人扔煙盒時的習慣是將其揉成一團,孩子在垃圾站或馬路上撿到煙盒後,先要把團皺巴的煙盒展平。攢下來的煙盒,都夾在書或雜誌裡,相互展示,也有互通有無的時候。有「大款」分門別類,光中華就能夾一本書。也有的孩子不往書裡夾,一大厚沓子,窩起來,套上一根皮筋,別的孩子要看哪一張,得現用手捻。那時,老鳳凰和老雙喜,都是煙盒裡的珍品。煙斗牌的圖案裡,還鬧出了反動標語,據說能拼出「劉少奇萬歲」這幾個字,一時分值陡降。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家裡有個祖傳的盛雜物的木頭盒子,外面糊著一些老牌煙盒,他在別處從未見過,那可是一拿出去能讓一群孩子眼暈的罕見品,流行玩煙盒的時候,他天天想的,就是如何把這些粘上去不知多少年的煙盒揭下來。    
    不少孩子當年三角疊多了,成為一種習性。早就洗手不幹之後,見著紙就疊三角,大到報紙,小到汽車票。可謂積習難改的一種範例。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冰棍棍、鐵片、糖紙、剪紙

    玩冰棍棍,局限於夏天。玩法裡也有接抓一說,規則類同於三角。玩起來幾十根甚至上百根在手心手背上打轉,動靜不小。高手不僅能把數不清的冰棍棍從手指碼到手臂,接抓也很自如,看上去也是一種享受。玩法裡最簡單的一種是把冰棍棍往牆上扔,看誰的反彈得遠,實際上是比力氣。還有一種是將冰棍棍置於窗台或乒乓球檯子上,露出一寸左右的頭,然後用食指和中指猛剁一下,看誰的遠。    
    那時冰棍的品種單調,冰棍棍進入遊戲領域的,是三分和五分一根的那種,竹子做的,有三寸長短,比毛衣針略粗一點。木製冰棍棍不帶玩,手背朝上,中間三個指頭墊著,小拇指和大拇指別住木頭冰棍棍,朝膝蓋一磕,就折了。攢冰棍棍,不能指著老贏,高手畢竟有限,大家的本領都差不多。更不能靠自己每天吃的一兩根,因為玩起來都是一把一把的。最好的辦法是「掃」大街,逮著一條馬路搜尋,一趟下來能收穫不少,至於衛生與否,說句孩子的糙話:「管丫的呢。」    
    瓷片、鐵片、奶瓶蓋    
    瓷片和鐵片的玩法,和三角、冰棍棍差不多。玩瓷片興起於修地鐵時,從工地上流散出來不少五顏六色、方橡皮大小的瓷片,到了孩子的手裡,蔚然成風。後來發展到「洗劫」公共場所,從牆上和地下扒瓷片。有個朋友住在宣武區,他們院的孩子經常到南線閣的大華陶瓷廠偷瓷片。鐵片來自鋼鐵廠,有圓、長兩型。後來的調查顯示,玩過瓷片的孩子要遠多於玩過鐵片的孩子,這只能意味著瓷片找起來比鐵片容易,或者說,「出品」瓷片的地方多於鋼鐵廠。    
    那時訂牛奶,論磅,有一磅和半磅兩種,盛在如今一種盛酸奶的玻璃瓶子裡,叫奶瓶。每天早上把空奶瓶放在窗台上,送奶的蹬著三輪車過來換奶瓶。奶瓶口上包著一層紙,用皮筋紮著,揭開後還有一層和瓶口一般大小的硬紙片,是為牛奶蓋。這東西攢多了也成氣候,一摞一摞的,玩法以接抓為主。    
    糖紙、剪紙    
    糖紙是女孩攢著玩的(小男孩也攢),不進入「賭博」環節,但經常互通有無。糖紙都夾在書裡,一頁夾兩張,按類分,五顏六色,花哨。糖紙的分類就是糖的分類。有蠟紙的、玻璃紙的等等。那時上海奶糖如大白兔和米老鼠名氣最響,糖紙是蠟紙的,被奉為上品,高粱飴、黃油球等品種也是蠟紙的。酥糖是一般膠版紙的。女孩攢糖紙和男孩攢煙盒一樣,也須不怕髒不怕累,到垃圾站裡刨。所不同的是,回來後再處理比較麻煩。玻璃紙的要過水洗乾淨,晾上。蠟紙的先在下面墊一層煙盒裡的錫紙(孩子叫金紙),再在錫紙下點火熏,火要恰到好處,可以一下把皺巴的糖紙捋平,過火就成了「燒」,反而壞菜。攢糖紙類似集郵,不少糖紙配著套,得想辦法把它們弄齊。成套的玻璃糖紙夾在一本書裡,翻著看,對女孩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愉悅。    
    米老鼠糖紙花樣斑斕,當中一種紅色的最少見,不容易收集。曾聽沈小農夫人任淑平說,她小時候鍾情米老鼠糖紙,迷得不得了,非攢成一套完整的則不甘休。家長被纏不過,就領她到崇文門井岡山食品店(前身為法國麵包房,北京一種專營西點及高級食品的商店),花八塊錢給她買了一鐵盒米老鼠奶糖。孩子都喜歡吃糖,拿糖哄孩子,也是那時候家長的慣技。但這次卻不是沖糖而是沖糖紙去的。任淑平已記不清通過那盒子糖攢出多少張米老鼠糖紙,總之,自己攢夠了,還分給別的女孩不少。    
    剪紙是一門藝術,歸於美術類。但北京孩子「創作」的剪紙,並非剪出來的,而是刻出來的,名為「刻剪紙」。這當然不屬於對藝術的追求,而是刻著玩。步驟如下:先到商店買電光紙(電光紙五顏六色:紅的,綠的,黑的,天藍的……);然後將現成的剪紙鋪在墊板上,再鋪上電光紙(不帶顏色的背面朝上),用鉛筆塗抹,直至覆蓋剪紙,讓原剪紙的刻痕凸顯在電光紙的背面,這套程序近似製作書法碑帖的拓片;取出原剪紙,即可下刀(豎鉛筆刀或剃鬚刀片),按痕跡刻,刻畢翻過來,就是一幅作品。剪紙的造型按說是不受限制的,但當年幹什麼事情都為政治氣候所籠罩,剪紙的主題也都如此。成套的樣本有馬恩列斯毛頭像、一大會址、井岡山、韶山、遵義會議會址、延安、天安門等革命遺址系列圖,雷鋒、歐陽海、麥賢德、黃繼光等英雄人物組圖……刻好的剪紙和糖紙一樣,都夾在書裡,互相傳閱。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彈球

    彈球分兩種,一種是帶「芯」的,就叫彈球,是玻璃跳棋的棋子;另一種無「芯」,叫泡子,體積較彈球稍大,是一種玻璃原料。泡子沒芯,但顏色有白藍黃綠之分。彈球的計量單位是「顆」。    
    彈球的玩法有不少版本。最慘烈的是「真贏」(當年玩什麼都有「真贏」和「假贏」之分)。先要問清楚:「真贏假贏?」贏球的玩法稱 「出鍋」,以兩三個人為宜。在土地上畫一個比課桌面小一圈的長方型的「鍋」,每人出一個彈球,置於鍋內。距鍋十米開外,畫一道線。每人從鍋的位置把手裡的老子兒(母球)彈向線的方向,離線最近者先出手。「出鍋」的勝負,規則與三角中的「撮鍋」沒區別,區別在於手中的工具,三角是鐵鏈子或「排」,彈球是球,技巧性的要求要高一些,一般不直對著鍋出手,而是斜著打。有個朋友告訴我,他曾用兩顆球贏回一副玻璃跳棋,儘管有好漢不提當年勇一說,但這話如果屬實,他至少是當過他們院的彈球高手。還有個朋友,本來贏了一個孩子十來個球,這孩子回家把他哥叫來,威嚇之下,又吐了出去。    
    除了「出鍋」,還有「叮大廂」、「吃雞肉」、「五坑」之類的玩法。這些一般不掛球,屬於純粹的遊戲。後來「叮大廂」和「五坑」不怎麼玩了,一直流行下來的,惟有「吃雞肉」。    
    「吃雞肉」,理論上人數不限。先在地上挖一個小洞,從十米開外的一道線上開始彈球,目標是把球彈進坑裡,和打高爾夫球的意思差不多。中間環節是輪到誰彈,你可以把球衝著坑裡彈,也可以根據形勢,打別人的球,使之離坑更遠,這又有點像斯諾克檯球。玩起來也不省事,準度,審時度勢的素質,都不可缺。先進坑的呆在旁邊看熱鬧,最後剩下的一個,有兩種選擇,要麼冒險把球往坑裡彈,彈進去,大家都重來,無所謂輸贏;要麼把球彈到一個距坑三楂以裡的地方,名曰「挨吃」,其他參與者自坑的位置把球彈向挨吃的球,如都打不著,即告結束。如果最後一人把球彈不進坑(離坑很近),或離坑三楂以外(可以就近擊打),雞肉就算「吃」上了。一人擊打一次,要是七八個人,挨「吃」 的球的落點就不知離坑多遠了,往回扔不到三楂以裡(更不可能直接進鍋),再接著「吃」。    
    「吃雞肉」兩個人玩沒多大意思,三四個人以上,「雞肉」一旦「吃」上,就很難收場。一兩個小時過去也是它。被「吃」的孩子往往衝著坑的方向瞎扔,直至絕望。有時候別的孩子大老遠過來,人還未到,聲音先到:「誰挨吃呢?」經常是雙方都累了,或到了飯口上,家裡的大人連呼帶叫,便以饒了挨「吃」的孩子而告終。挨「吃」的球被「叮」成兩半,也是常有的事情。    
    彈球不像煙盒和冰棍棍,前者大街上撿不到。現在已很難說清,當年的孩子個個揣一兜子的彈球,源自何處。有的孩子專門做個類似煙袋模樣的袋子,用來盛彈球。一般是裝在褲兜裡,不玩的時候手都愛往兜裡和弄,嘩啦嘩啦聽響;玩的時候抓出一把來,挑一個「疤痢」最多的出陣。彈球與泡子不可同場競技,似乎泡子的含金量差一點。如果掏出一把五顏六色的新球,能讓周圍的孩子眼暈一陣子。倘家裡有一套玻璃球跳棋,那就無異於今天藏一幅張大千的畫,是不會捨得拿到球場練手的。因為球一旦「出場」,一盤下來,就難免會被叮成「疤痢」。    
    彈球的姿勢也有講究,標準的姿勢是拇指彎曲,用拇指關節處與食指指尖夾住球,然後彈出,這樣既有力量,也容易瞄準。弄不好成了拇指指甲與食指的彎曲處觸球,則被譏為「擠豆子」,猶如游泳姿勢裡的「狗刨」。瞄準的時候,各人習慣也不盡一致。有的孩子作半蹲狀,把球架在膝蓋上,有的孩子用左手支撐在地上,再把右手架在左手上,有點像打檯球。如果故意把持球的手前移,被稱為「大努」或「大杵」,屬惡意犯規,好像也沒什麼配套的懲罰措施,大不了重來,玩嘛。    
    彈球的很多玩法都離不開坑,挖坑也很簡單,或者說不用挖,找一塊土地,把大泡子放在地上,脫鞋,用鞋底子猛勁一拍,再用手捻兩下即成。    
    說起來這些收藏和賭博式的玩,都不是消費意義上的遊戲。孩子玩這些東西,起初也是沒辦法的辦法。正因如此,它們才能風靡多時,讓幾代孩子樂此不疲。倘不是玩出來的,你家縱有三副嶄新的玻璃跳棋,家長每天給孩子一張中華煙盒,也絕對找不到那種快感。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騎驢砸駱駝

    這裡說的群體,不是「三五成群」的概念。今天一個院的孩子,想踢球恐怕連湊足一支足球隊都不太容易。那時哪個院裡的孩子,玩起來都是成堆的,十個八個算少的,動輒二三十個。彼此都叫小名或外號。王朔在《看上去很美》裡用第一人稱說到他們院孩子的外號及其來歷:    
    姓葉叫夜貓子,姓江叫江米條,姓蔡叫菜包子,姓楊叫楊剌子,姓支叫支屁股,姓甄叫小珍主,姓吳叫吳老八,這都是因姓得名;還有因體形長相得名的:棍兒糖,桿兒狼,猴子,貓,大豬,白臉兒,黑子,小錛兒,大□;一些人是兄弟排名叫響了:老九,老七,三兒,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到四胖;個別人是性格:扯子,北驢,還有一些不知所為何來,順嘴就給按上了,沒什麼道理:范三八,張老闆,老保子,批崴子,任嘖兒,朱咂兒。2    
    這肯定是一個「據不完全統計」,也已經幾十人了。你我他的院裡的孩子,也一定不乏與上面的外號重複者。像從大毛數到七八毛,小三、小五、小六,更不在話下,院院都有。什麼紫茄子,大樓,小樓,老包子,大猴子,小猴子,老尖,大燈,豬頭,曩包,大媽,老杜……叫老什麼的,如果和姓搭著,容易鬧誤會。我們院的「老杜」住一樓,有孩子對著窗戶呼「老杜」出來玩,結果他爸出來了。概而言之,小、大、老,經常是孩子外號的第一個字。    
    孩子一多,群體活動就有了土壤,一些項目經久不衰。    
    騎驢砸駱駝    
    簡稱「騎驢」。分兩撥,先猜,輸的一撥當驢。一人靠牆立著,叫「柱子」,下一個把頭插進立者的褲襠裡,如此類推,構成一長串的『驢』 。另一撥孩子依次完成如下動作:經一定距離的助跑,扶『驢』,躍起,騰空,落在驢背上,整個動作類似跳箱。然後由打頭的與「柱子」猜猜猜。「騎士」贏了,接著當騎士;輸了換位置。也有固定一人當「柱子」的,哪撥都不屬於,不挨騎,也騎不了別人。    
    玩「騎驢」看似簡單,實則頗有些「技術含量」。最先騎的,彈跳力要好,盡量往前躥,否則一旦失去餘地,最後有人騎不上去,則判騎士一方輸;最後一個騎的,除了彈跳力,更需要的是份量,最好是大胖子,因為一旦把「驢」壓塌(趴下),則判「驢」方為負。所以末尾一個已經不必長距離助跑了,只須玩命往起跳,越高越好,以期狠狠落下去,造成對方「突然死亡」。猜的時候,能贏最好,贏不了也盡量猜平,多在「驢」上呆著。有時候猜來猜去,幾分鐘過去了,尚未分出勝負,「驢」裡有支持不住的,趴了下來,則判「驢」方輸。也有事先買通「柱子」的,那樣「驢」就慘了,弄不好這撥孩子一個下午光撅著當驢。所以猜起來也是爭吵不斷,互相指責對方玩賴,是常有的事情。有的「驢 」老挨騎,實在氣不過,會尥個蹶子,在「騎士」已經騰空的片刻,突然把頭從前面的褲襠裡拉出來,製造一個空擋,把「騎士」狠墩一把。    
    攻城    
    幾年前有個「五一」,北科大一個有收藏癖的朋友約我一道去河北的縣裡轉轉,那時還沒有節日放長假的規矩,他的旅行理念是不往人多的地方湊熱鬧。我跟著他去了定州和曲陽,果然開了點眼界,在曲陽縣城邊上一個殘破的北嶽廟的大殿裡看到了吳道子的壁畫,以及一塊當年錢玄同為當地某學校題寫的石碑。他還偷著揣回半塊古瓦—秦磚漢瓦嘛。我們在這個倆足球場大小的破廟裡盤桓了半日,也許是懷古的思緒連帶出懷舊的心情,他想起小時候窮玩的時光,首先提到的,即是「攻城」。他說,現在還能畫出一張標準的攻城圖。隨即用樹枝在地上給我畫了一幅。    
    攻城的規矩挺多。也是分兩撥,各踞一城,每撥幾個到十幾個孩子。由一撥守城,一撥攻城。攻城一方的第一道關,是先得按線路安全出城,事先商量好次序。守城一方如果在出城的窄道上把對方推出線外,或拉到自己城裡,此攻城選手即算出局。注意,雙方都不能踩線!攻城一方得想方設法先出了城,以不易被對方推拉為原則,蹲著往前蹭的,仰著身子走橫步讓對方夠不著的,憑速度猛跑出去的,各顯神通。假如攻城一方在出城時能巋然不動,還把守城一方的選手拉出城外,讓對方出局,這屬於效率最高的出城。出了城的孩子就要按路線往守方的城裡攻,直至有人一隻腳踩到守城一方的角旗,算攻城一方獲勝;如果攻城一方全軍覆沒,自然守方獲勝,然後交換位置。    
    攻城的場面,就是一幫孩子在打架,推推搡搡,扭成一團。也有些謀略和戰術。比如做個佯裝出城的動作,誘敵撲空收不住腳踩了線;又比如留一個人永不出城,但老做欲出城狀,牽扯守城一方的兵力。這都是一些定式,玩多了也不新鮮,但兵不厭詐,多少管點用。有時候,雙方激戰慘烈,都只剩下個把人的時候,就是純力氣的較量了,戰罷,獲勝一方大享來之不易的戰果。    
    攻城是起自50年代、在全北京市盛行的軍事遊戲,到70年代中期已經不多見了。當年孩子放學回到院裡,把書包往樹上一掛,或者往旁邊一堆,找樹杈或粉筆畫線,開始攻城大戰。土地、水泥地都可以玩。幾盤下來,甭管輸的贏的,少不了掉扣子,衣服開花。    
    攻城是男孩的遊戲,但也不絕對。我們院裡有個女孩姓任,因走路外八字,得號「任大媽」,院裡還有個說法,叫「任大媽,一個頂仨」,指的是她玩攻城時的能量。說女孩,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如今也已五十朝上,叫「任大媽」,早該名副其實了。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打皇帝

    「打皇帝」是一種用磚頭作道具的遊戲,不分撥,一人一撥。把整塊的磚頭豎起來,排成左中右三列,每塊磚都有名目。孩子在十米開外的地方用半塊磚頭擊打。中間一列,第一塊磚叫「茅屎坑」,最容易打著;茅屎坑的後面是皇帝,皇帝的後面是皇后;左右兩列是對稱的,根據參與人數,設打手、宰相若干。每個孩子有三次擊打機會,可以選擇你理想的目標。擊中後,把扔出去的那半塊磚平碼在目標磚上。別的孩子想獲得這個位置,也可以在三次機會裡把平碼在上面的半塊磚擊落,這屬於篡位。    
    最後各居所位,由皇帝發話,對「茅屎坑」進行體罰,打手具體操作,皇后、宰相等在邊上看熱鬧,兼充裁判。體罰的內容不一,例如彈錛三次,拿大頂幾分鐘,背著誰走多少步,爬院子裡的哪棵樹等等,皇帝也可以開恩大赦。    
    自然,誰都不願意當茅屎坑,最後的茅屎坑,常常是想當皇帝沒當上,誤中了這塊磚頭;或者是被剩了下來,又沒有篡成位的。並不是人人願意當皇帝,有的孩子不願「得罪」人,怕下回撞到對方手裡,橫遭報復,所以從不打皇帝,總是衝著皇后或宰相去;有的孩子想過手癮,專打打手,可知將來長大了成不了大器。也有被迫成了打手,不忍下手,不認真執行皇帝的罰令。有的皇帝專揀邪門的聖旨發佈,那也得執行。我們院有個孩子有一回當了茅屎坑後,被皇帝下令搬著一塊枕頭大的青磚繞樓走一圈,一群孩子在後面跟著。大人們不明究竟,原以為是搬磚頭當什麼用場,後來覺得不對勁,就都用詫異的眼神,目送這個由孩子組成的古怪「方陣」。    
    踢罐    
    全稱「踢罐電報」,屬於一堆孩子一起玩的遊戲,玩法和傳統的捉迷藏是一路。    
    先在水泥地上用粉筆畫好直徑一米左右的圓圈,中間放一個鐵皮罐頭殼,此為「罐」。一幫孩子以出手心手背的方式來「單撥我倒霉」,決出一個「倒霉」的。此孩子須雙手捂眼面壁。其他孩子中的一人如足球罰點球般照「罐」猛踢一腳,「倒霉」者待大家東躲西藏好以後,數多少下或聽到「得利」的叫聲,才能轉身,他要把「罐」找到並揀回來放回原處。按規矩,「罐」歸位後,方可以開始找人,樹後面,沙堆後面,防空洞裡,單元裡面,磚堆裡,如果發現了誰,必須大呼一聲:「某某電報!」叫的都是小名,被叫的孩子就算「死」了。躲藏的孩子須伺機往圈裡跑,在被發現之前,一隻腳踏在圈裡,也要大呼一聲:「沾家!」此時便有一種空中歷險之後成功著陸的感覺。有的孩子距圈還離著好幾步就瞎喊「沾家」,結果被點了「電報」,功虧一簣。    
    院子裡視線範圍內可供躲藏的地方就那幾個點,一場踢罐玩下來,被叫「電報」的孩子總會有幾個,下一盤,就在這些孩子裡再決出一個倒霉的來找別人。也有的孩子不想接著玩,踢罐以後就溜回家,不見了蹤影,這就屬於玩賴了。    
    「電報!」「沾家!」這些當年北京孩子熟悉的叫喊聲,早聽不到了。    
    雙球打壘    
    這屬於「大兵團作戰」,場面壯觀,得二三十人,十來個孩子玩不起來,硬玩也沒什麼勁。    
    雙球打壘,用的是皮球。分兩撥,每撥一幫孩子,一個皮球。事先就像女排賽前那樣,湊在一堆密謀,主要是決定由誰持球。然後,兩撥孩子散開,呈對峙狀。每個孩子都把一隻手揣在衣襟裡頭,作有球狀。究竟球在誰的手裡,雙方都在猜,是一場鬥智鬥勇的較量。規則是用球擊中對方,被擊中者下台,直至一方都玩了完而另一方還有人在陣地上,論出勝負。雙方都不輕易讓持球者馬上暴露身份,因為一旦暴露,必造成進攻上的難度,並給對方反撲提供了機會,弄不好就得輸。所以開始咋呼著往前衝的孩子,手裡往往沒球,是一種用一個人的犧牲探取對方持球人是誰的戰術。擊球也有技巧,最好不讓球離手,用手拿著球沾上對撥孩子身體的任何部位,對方即被擊斃;而球一拋出,就有個撿球的過程,對方反撲過來,會損失慘重。持球的人出手一次後,身份暴露,要迅速找機會扎堆,再倒球,保持持球人的隱蔽性,這是勝負的關鍵。持球人如果被擊斃,就算被拔了軍旗,全撥突然死亡,遊戲結束。所以持球者在明知自身難保的形勢下,務必丟卒保車,馬上把球拋出去。    
    這個遊戲的誘人之處,就在於兩軍交火,只有兩人帶著槍,而這兩人並不在明處。所以經常是一撥人跑一撥追,都把手掖進衣服裡捂著肚子,而球在誰手裡,不知道。每撥都有領軍人物佈置戰術,常勝者,無疑是具備了某些未來軍事家的潛質。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官兵捉賊

    官兵捉賊也是一種人追人的遊戲。一撥賊,一撥官兵。兩撥各有一個大本營。賊的一方先出動,引官兵來追剿,被抓後解押在官兵的營內;賊方也可以去偷襲官營,解救同夥。但最終官兵必須將賊一網打盡。好像那時的孩子都不愛當官兵,願意作賊。這個遊戲也有一套規則,不盡一致,大體因地制宜,隨院裡的具體環境而定。    
    丁大建是白廣路鋼鐵設計研究總院(前身為北京黑色冶金設計總院)院裡的孩子,周圍稱設計院。這個院的孩子中,出了後來的電影演員張力維和歌手張偉進。這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化的科研機構的院子,院裡有辦公的主樓,有若干棟灰色和紅色的宿舍樓,用眷一、眷二……到眷九來排列,也稱灰樓和紅樓,有兩三個花園,有汽車庫、食堂、禮堂、洗澡堂、小賣部、林陰道等等。如今已當了大學教授的丁大建,滑冰、游泳的技術都很不差,栽培出他這些本事的「學校」,就是他們院,現在常玩的是網球和檯球,前兩年拿過全校教工檯球大賽冠軍,這也可以稱為小時候玩的習性的延伸。去年春節過後,我到他家串門,提到孩子時代的瘋玩,他與很多「北京孩子」一樣,眉飛色舞地和我說一個上午,興之所致,順手畫了一張草圖,以下是他就著那張圖說的他們院版的「官兵捉賊」:    
    我們院是個老院,我家住的灰樓資格最老,也最大。U字型的四層蘇式建築,一共八個樓門,南北各三個門,朝裡開,另兩個門開在東面正中的大門洞裡。東邊一牆之外就是牛街的大雜院,各家朝東的玻璃沒少換。樓門前被半圍起來的那塊空地,是我們院孩子的活動基地,有水泥甬道,也有土地,玩什麼都行。玩的最多的,就是官兵捉賊,我們院叫「鬍子匪」。    
    先分兩撥,一撥跑,一撥追。雙方的大本營設在兩個正對的單元門口的台階上。跑的一方被抓,押在對方大本營裡,營救的方式是同夥深入敵營,用手碰到在押俘虜的手而又不被對方摸著。俘虜經常是一隻腳挨著敵人的大本營,另一隻腳跨著大步,身子前傾,手臂伸直,等著同夥來救。有時候俘虜多了,就手拉手連成一長串,忽左忽右,不停地移動,看守也得跟著打轉,場面類似老鷹抓小雞的遊戲。一旦當中的一人被救,即全體脫險,一哄而散,對方前功盡棄,這是抓人的一方最難過的一刻,往往互相指責,釀成內訌。有的孩子碰巧家住敵方大本營單元的一樓,偷著從樓後面翻進自家窗戶,再從單元裡頭出來救人,來個裡應外合,使敵方措手不及。    
    2003年7月27日,我陪一位朋友逛報國寺的舊貨市場,出來以後,到對過丁大建他們院看了一眼,院子裡空無一人。那座灰色的U字型老樓還在,但已處在被高層樓群環圍之勢,走路都得拐來拐去,什麼也玩不起來了。    
    官兵捉賊的另一個版本叫「張三跑李四追」。先從作業本上撕下幾張紙條,寫上一個李四,幾個張三,然後把紙條往空中一撒,眾孩子每人抓一張。抓到後迅速打開看,張三們撒腿就跑,李四則揀離得近或跑得慢的追。以李四抓到一個張三為一局的結束。    
    群體類的遊戲,還有撞拐、騎馬打仗、單球打壘、木頭人等等名目。玩起來也都是殺殺打打,追追躲躲,吵吵鬧鬧。不到天黑,家裡的大人大呼小叫喊著回家吃飯不收場。    
    幾十人的大規模群體遊戲,一般都在大院裡流行,胡同裡不多見。我問過一些胡同長大的孩子,上述遊戲,他們有的聽說而沒玩過,有的從未聽說過。胡同院子小,街道也窄,單位面積裡的孩子也比大院少多了,爬樹上房揭瓦摘向日葵偷棗什麼的小股人馬的活動,那裡的孩子比較在行。有個同學住西四北八條,他能從頭條進去,不再出胡同口,橫穿到六條。當然,少不了得進人家的院子走後門翻牆。大院與胡同區別很大,大院的地盤大,土地、水泥地,磚堆、沙堆,樓群,防空洞,這些遊戲中需要經常借助的「工具」都不缺。一個樓就能盛幾十戶人家,像丁大建他們那種樓,住戶恐怕不下百家。而且那時不比今天,多三口之家,當年兩三居室裡,一般都住著七八口人,四五口就算少的。又沒有電視、電腦,在家裡呆不住,這是孩子扎堆的一個關鍵因素。那時一個樓住著,家長都是同事,孩子之間也串來串去,傢俱是從機關借的,模樣都一樣,樓裡誰的家佈置成什麼樣,床在哪兒,桌子在哪兒,書架在哪兒,我估計這些孩子至今尚依稀記得。我們院的一個孩子,有一次在電話裡和我數全樓住戶的沿革,三個單元48戶人家,幾號先住過誰,後住過誰,大體能一網打盡,可見當年樓裡住戶的相知程度。    
    孩子多,作業少,家裡轉不開身,外面的天地又「大」,不折騰起來是不可能的。    
    打繃弓仗、埋地雷、放毒氣彈、踢(夾、砍)包、抓拐、跳皮筋、粘雞鳥(知了)、打嘎、推鐵環、鏈子槍和子彈頭砸炮等等,這些不能幹玩,甚至需要事先製作一番的遊戲,不妨統稱其為器械類,儘管器械與器械之間,並不搭界,有的隔著十萬八千里。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放毒氣彈

    北京孩子玩的遊戲裡,不少是惡作劇式的,損人而不利己。毒氣彈即其中之一。    
    毒氣彈的製作也不複雜,把打壞了的乒乓球或用壞了的塑料墊板用剪子剪成碎末,裝在紙筒裡,口封死,就算告成,至多再放入點辣椒面。接下來是用火柴把紙筒點著,再一腳踩滅,紙筒裡的化學成分經過燃燒便生成一種有害氣體。接下來,就是找地方讓這種毒氣有的放矢。    
    老樓都不像今天,一層住戶被封得儼若監牢,當年有些宿舍樓的陽台還是敞開式的,家裡有人的時候,門也一般不鎖甚至虛掩。這就成了孩子釋放毒氣的最佳場所。一般都選擇晚飯的當口,幾個孩子先繞著樓偵察一番,踩好點,開始操作,程序完成後,輕輕拉開陽台的門,將毒氣彈往裡一扔,關門撒腿就跑。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們院孩子都把毒氣彈做成圓錐型,然後對著別人家的大門鑰匙眼往裡放毒。這也是因地制宜,樓況不一,放毒的方式各異,每村都有自己的高招。    
    再接下來,就是聽動靜了。受害者的反應可想而知,孩子的心理是,動靜越大越好,沒動靜,費了半天勁也等於瞎耽誤工夫。    
    還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們院孩子做毒氣彈,不殃及大人,是把毒氣往孩子的脖領子裡放,讓煙氣從上衣底下屁股後面冒出來。    
    埋地雷    
    那時候,北京還有不少土路,不少院子除了通往單元門的幾條道,大多也是土地。地雷就埋在這些地方。    
    地雷的製作稍複雜於毒氣彈。原料是一根不粗不細的鐵絲,把它窩成圓圈或長方塊,往正中間套上兩根皮筋,用一個一寸長短的木頭片插進皮筋裡,然後轉動木頭片,就像給機械鬧鐘上發條,到了一定火候,再用一根冰棍棍或類似的木棍,將上緊的木頭片支撐在鐵絲圈上,木棍的一頭拴上粗線繩或細玻璃絲,地雷就算做成了。    
    玩的時候,在土地上挖一個淺坑,將地雷置於其中,上面撒上浮土,地雷線和人也得隱蔽起來。待有人路過這裡,猛拉線繩,地雷上用皮筋上著勁的木頭片失去支撐,快速往回翻轉,濺起大量浮土,是為「地雷爆炸」。    
    還有一種自動雷,不用線繩,使木頭片與木棍固定為人字型的立體支撐,然後埋在浮土裡,以期行人不經意一腳踩在雷上,破壞支撐,導致「 爆炸」。製造這種地雷,要格外小心,經常有孩子還沒炸著別人,自己的手先被繃得青一塊紫一塊,甚至付出血的代價。    
    埋地雷的最佳地點是一條經常有陌生人通行的土路,周圍得有障礙物作掩體。手控地雷襲擊目標是婦女兒童或皮鞋油亮的過客,自動雷趕上誰是誰。大多數成人不和小孩一般見識,有的孩子在地雷「爆炸」的一剎那得意忘形,歡呼起來,被路人揪住不放,也是難免碰見的事情。有時候,線繩是拉了出來,但地雷並不爆炸,這時的孩子,與《南征北戰》裡張軍長堵著耳朵下令炸壩等了半天也聽不見響聲的感覺差不多。還有的孩子把自動雷埋了一下午,也沒有爆炸,過人的高峰時段已經過去,掃興間只好把雷起出來,不留神把自己給炸了。    
    打繃弓仗    
    六七十年代過來的北京孩子,不論大院裡的還是胡同裡的,差不多都打過繃弓仗。    
    打仗先得儲備武器和子彈。所謂繃弓仗,即因繃弓槍而得名。也是用鐵絲窩的,呈手槍狀,前面準星位置是窩上去的兩個眼(圓圈),後面也是一個窩起來的子彈夾。把一串牛皮筋套在前面的眼上,再將子彈(紙疊的)通過拉緊的皮筋固定在彈夾內,扳機也是鐵絲窩的,扣動扳機時,利用槓桿原理把子彈撬出彈夾,再通過皮筋的彈力射出。    
    繃弓槍的樣式五花八門,大的有如卡賓槍長短,帶長把,小的可以別在褲腰帶上。那時,孩子中誰能窩一手漂亮的繃弓槍,就很難閒得住了,一天到晚和鉗子鐵絲打交道。有的繃弓槍能安數發子彈,可以連擊。有的在槍把上再套一個不帶皮兜的小彈弓,激戰中不及給槍換子彈時,就用它作戰。    
    子彈是紙疊的,畫報、牛皮紙、作業本、糖紙,都是製作子彈的原材料,一疊就一兜子。紙質和子彈的硬度成正比。最常見的子彈,是作業本紙疊的。也有玩損的,在子彈裡夾上曲別針或細鐵絲,以加大殺傷力。    
    繃弓仗都是兩軍對壘,沒有太細的規則,大概僅帶衝鋒和不帶衝鋒之別。那時候孩子玩打仗,分撥的原則,大體依照居住的距離,也就是,戰爭經常在單元和單元之間,樓與樓之間,胡同與胡同之間,院與院之間展開。    
    繃弓仗是一種和實際戰爭最接近的軍事遊戲。雙方都要構築工事,都有槍有子彈,有的還任命了司令、軍長、師長之類,打起來也「交槍不殺 」地喊著。六七十年代,院子裡或挖防空洞,或興土木,老有磚垛和沙堆,這都是繃弓仗的工事。那時做飯燒蜂窩煤爐子,煤廠一兩個月來送一次煤,盛煤的竹筐一般在院裡放幾天,摞起來可作移動工事。在單元裡玩的時候,樓上一撥,樓下一撥,從一樓攻到四樓就算直搗敵營。天天開仗,有如當年武鬥的陣勢。仗一旦打起來,真有魯的,有的孩子為拔頭功,把衣裳往腦袋上一蒙,揮著槍就往前衝。有時候也深入敵後打游擊戰,或者躲在暗處放冷槍。80年代末,我們在留系當老師的一個同學的宿舍裡聊天,系裡的教學秘書張森也在,說起他小時候打繃弓仗的故事。他家那時好像住的是平房,都是近距離作戰。他有一次偷襲到敵方一個孩子的背後,相隔不過一米,而且是居高臨下的位置,照著那孩子的後腦勺就是一發子彈,手也真夠黑的。    
    繃弓槍的子彈還不足以讓孩子開瓢,但打到頭上,繃出包來,是家常便飯。流行繃弓仗的日子,也是孩子腦袋上流行起大包的時節。    
    並不是天天都有仗打,也有的時候,是孩子拎著繃弓槍到處轉悠,瞎打著玩。記得我們上中學以後,有一年夏天,和幾個同學遛車,遛到天橋,在天壇公園、自然博物館和天橋商場各轉了一圈以後,回到105路無軌電車站,正吃著冰棍,因為是夏天,汽車車門上的玻璃都被卸掉了。有個叫「二老肥」的同學忽發奇想,趁一輛電車已經啟動的當口,掏出上好子彈的繃弓槍衝著臉對車門站著的一位乘客射了過去,正中其腦門。但車已經開出,挨繃的乘客隔窗眼睜睜看著「二老肥」,怒形於色,就是沒辦法。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冰車大戰

    冬天,不少院子裡都潑冰場,面積視環境而定,可大可小。但北京孩子在這種冰場上,不是用冰鞋滑冰,而是滑冰車。    
    冰車是自製的,檔次參差。上面是一整塊木板或幾塊木頭拼的平板,木板底下兩邊是兩根方木頭棍。冰車的優劣,不在於「車身」的木版,而取決於鑲在木頭棍上的是角鐵、冰刀還是豆條(粗鐵條),這直接影響到冰車的性能。冰鞋跑刀做的冰車,自然滑冰性能第一,但受跑刀長度的限制,車身不宜大,顯得侷促不說,滑起來總有一種欠穩當的感覺;豆條做的冰車性能最差,兩根鐵條擦著冰面,滑起來費勁,遇溝坎還難免「趴窩」;綜合性能比值最高的,是角鐵冰車,既不失穩當,又不失速度。孩子或置小板凳於冰車上,或盤腿而坐,或跪在上面。冰車賴孩子手裡的兩根鐵釬子戳冰為助力前進,相當於划船用的雙槳。家裡的火筷子,經常被孩子偷出來當冰車釬子。    
    放寒假後,這種冰場就成了院裡最鬧騰的地方。滑冰車的孩子帶著栽絨帽子、綿手套,穿著棉鞋,坐著他們的「戰車」,在冰面上亂戳一氣。經常是縮著脖子下冰,冒著汗收場,五眼塑料底棉鞋也冰汗交襲,早濕透了。天天如此,樂此不疲。有時候冰小「車」多,撞來撞去的,很難滑痛快了。    
    那時候,和平裡青年溝附近的一水域冬天結冰,屬於天然冰場,相對院子裡的人工冰場要開闊得多,周圍很多機關宿舍的孩子來這裡「練」冰車。後來一度演成冰車大戰。以院分撥,各出若干輛冰車,劃出地盤,然後互相攻擊,以衝出阻擋直搗敵後為勝,有點類似於地上玩的「攻城 」。玩起來場面恢弘,殺聲震天。經常是領頭的一聲「為了列寧,前進—」之後,這撥孩子叫著「烏拉—」,幾十輛冰車就一齊奔了出去。和平裡地區長大的孩子,應該還記得這個壯觀的場面。有個朋友當年住十四區,他印象中那一帶玩冰車屬化工大院的孩子厲害,他們不知從哪找的材料,是一色的角鐵冰車,機械化部隊。別的院和他們一比,豆條冰車佔了多半,「打」起來根本不是對手。喊聲再響,也是以失敗告終。    
    沙包三玩    
    沙包的玩法很多,有踢包、砍包、夾包種種,沙包還是玩抓拐的輔助工具。    
    沙包大小不拘,用五顏六色的棉布縫成六面的正方體,裡面的瓤,一般是紅豆黃豆之類的東西,也有大米小米,還有沙子或小石子。    
    砍包分成兩撥,一撥橫列在場地中間,另一撥選二人站在兩端。開始後,由兩端的孩子中的一個持包,砍向中間的一撥,砍中了誰,誰下場;砍不中,則另一端的孩子撿包接著砍,場上的一撥孩子必須不斷地轉身,面向持包人。他們可以躲包,也可以接包,如果把砍過來的包接住,則對方失分,有下了場的可以被救活。砍包講求速度,砍的一方速度一快,躲的一方容易亂陣腳,也容易躲閃不及,更不容易接包。坎包一方也有技巧,不能往對方懷裡砍,那樣最容易接住,最好是照大腿或肩膀出手,以對方不易接住為原則。    
    夾包不分撥,或者說是一人一撥。先由兩人上場,在當中畫一道線,孩子站在兩端,一方先夾,用兩隻腳尖夾住沙包的一個角,然後跳起,猛一甩,包必須過中線,離線越遠越好,對方也如法炮製,直至一方夾不過線為負,換人。夾包需要點技巧性,關鍵在那一甩,高手能甩出幾十米開外,對手就只好望洋興歎了。    
    踢包的玩法較前兩種略複雜。先畫一個鍋(圓圈),鍋前再畫一道線。也是分撥,一撥先踢,另一撥在前面接包,陣勢和規則都有點像打壘球。踢包是一人一人上場,接包是全體出動。踢包的孩子以線為界,動作類似足球守門員開球,也是以不被接住,越遠越好。如被接住,就得換人,所以踢包的一般都盡量讓包貼著地皮出溜。沒接住,就要由接包一方自包的落點處把包往鍋裡扔,此刻,踢包的孩子可以在線內用腿擋扔過來的包,如包進了鍋,踢包者自然出局,換下一個。如沒進鍋,用眼估摸,按鞋的尺寸要分,一腳為一分,說出要幾「腳」,然後用腳量,要少了吃虧活該,獅子大開口要過嗦了下台。最終以兩撥積分多少定勝負。     
    沙包的這些玩法,都不屬於劇烈對抗的遊戲,也不含任何惡作劇成分,因而男孩女孩都玩,或者摻和著玩,女孩的技術有時甚至強似男孩。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粘蜻蜓

    陳子建和我是多年的舍友。去年夏天,他有一次來電話說,逮了一隻蜻蜓,想送給一個放學的小學生,不料那孩子被嚇得倒退好幾步,死活不敢接。子建也不懂了,他問:「現在的孩子是怎麼回事?」其實也怪不得孩子,時過境遷了。有個朋友曾在出租車上聽司機說過:「你看看,現在哪還能見到蜻蜓?一隻也沒有!」想當年,就是30年往前,北京孩子哪個沒充當過蜻蜓和雞鳥的殺手?    
    粘蜻蜓算不上遊戲,但它是暑假裡孩子的主要活動之一,可以當遊戲來說。    
    粘蜻蜓的主要工具是竹竿。那時夏天興掛蚊帳,家家都有成捆的竹竿,或戳在牆角,或擱在床底下。粘蜻蜓用的器械,就是這種竹竿。竹竿上頭,綁上一根冰棍棍、掃街的長笤帚苗或長短相仿的較細的木棍,在頭上抹上膠。當然,先得熬膠。    
    膠的原料是皮筋或自行車內胎,用剪子剪碎,把鐵皮的玻璃罐頭瓶蓋翻過來,將碎皮筋置於其上,再用火燒,名曰熬膠。黏度如何,火候相當關鍵。膠熬好後,盛在中藥丸盒子之類的攜帶方便的容器中。至此,準備活動停當。然後是沿街搜索。粘蜻蜓最好是三人一起出動,一人負責操作,一人負責拿著盛膠的盒子,一人負責拿蜻蜓。走的都是小馬路上的便道。    
    蜻蜓一般愛揀禿樹枝上落,只要膠熬到了火候,粘起來很少失手。當然,手要穩,竿不能打顫,有句歇後語為:「老太太粘雞鳥——竿(肝)顫。」將竿悄悄升起,挨近蜻蜓,帶膠的竿頭對準蜻蜓的背部,猛一點,一隻蜻蜓就下來了。也有膠不黏的時候,竿還沒縮回來,粘住的蜻蜓就掙扎著飛了。    
    粘下來的蜻蜓都被夾在手指縫裡。夾蜻蜓也有講究,不能夾翅膀,那屬於姿勢走樣,和彈球裡的擠豆差不多,一隻手也夾不了幾隻。要夾住蜻蜓頭下面的身子,把翅膀留在手背上面,這樣一個手指縫可以夾四五隻。趕上豐收的時候,兩隻手上能夾四五十隻。當然,要不停地換膠,粘多了或碰上土什麼的,膠就會失去黏度。相識的孩子難免在馬路上會師,就比誰粘的蜻蜓多。    
    蜻蜓有若干品種,北京天上飛的,一般是黃色的那種。還有一種灰色的,比蜻蜓大,尾巴是一節一節的,尾巴頭上還有個飛輪,叫膏藥。一種藍色的,也比蜻蜓大,稱老子兒。還有一種紅色的,與蜻蜓一般大,就叫紅蜻蜓,或小辣椒。好像有不少文學作品,愛拿「紅蜻蜓」當標題,也有一些公司冠以「紅蜻蜓」之名,寓意何在,不得而知。北京的孩子也沒覺得紅蜻蜓有多麼特別,就是尾巴很硬,也很直。蜻蜓都咬人,似乎紅蜻蜓更甚。那時比誰不怕疼,就拿一隻紅蜻蜓來,看誰敢把手伸過去。膏藥和老子兒也比一般蜻蜓厲害,且不多見,半天下來,粘到幾隻,就算不錯了。    
    蜻蜓粘回來,也沒什麼用,樂趣都在過程中。頂多放養在家裡的紗窗上,讓它吃蚊子。也有的孩子把蜻蜓的翅膀撕去一半,像扔紙飛機那樣扔著玩,此時的蜻蜓還能飛,但飛不高,撲騰而已;或者在蜻蜓的尾巴上拴根線,像放風箏一樣。更有手黑的孩子,捏著翅膀,將蜻蜓「分屍」 ,然後喂雞。    
    用同樣的方式還可以粘雞鳥(即知了,北京孩子又叫「伏天」、「大馬猴」)。雞鳥都趴在柳樹的高處,一般的竿長度夠不著,得桿接桿。粘起來比蜻蜓費勁,要尋著叫聲仔細觀察,發現獵物,弄不好還得登柵欄爬牆上樹,有時候好不容易讓竿夠著了,雞鳥一察覺,飛了。我們院有個孩子小時候為粘雞鳥,在復外一小鐵柵欄的橫樑上沒站穩,摔了下來,頭沒事,柵欄尖紮著了肚臍眼兒。    
    那時候可逮的活物並不只是雞鳥和蜻蜓,像螞蚱、刀螂(螳螂)、扁擔、老牛、花大姐等等,隨處可見。晚上路燈下遛幾圈,能抓幾碗「一斗油」,回來放鍋裡炸著吃,據說還挺香。    
    這都是老北京的兒童遊戲,六七十年代也玩。    
    嘎,《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種兒童遊戲,兩頭尖,中間大。」木頭做的,狀如棗核。它的配套工具是「刀」,也是木製的,形狀和菜刀沒兩樣,有時候也拿光板的乒乓球拍子當刀。玩法是用刀剁嘎嘎的尖部,使之彈起,再用刀面猛擊,將其打出去,越遠越好。遊戲規則也許版本不一,但套路差不多,也是「鍋」式玩法居多。先畫個圓鍋,把嘎放在鍋裡,猜先。先打的可以擊三次,再由對手往鍋裡扔。有一個規定是,如果把嘎彈起來,但刀沒跟上,擊空了,也算一次,這在土地上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剁空了,或沒把嘎剁起來,則不算,或只算三分之一次,即三次剁不起嘎,算打一次。三次都有效地擊中,對守方來說,就沒什麼餘地了,飛出去一二百米也是它。有時候一拍下去,嘎便不知了去向。    
    抽「漢奸」也叫抽陀螺。「漢奸」也是木頭做的,圓錐型,錐部鑲進一個滾珠,圓面上用彩色鉛筆畫幾道不同顏色的圈。配套工具是鞭子,即在一根細木棍或樹枝上拴一個布條。玩的時候先用鞭子上的布條纏住「漢奸」,猛一拉開,讓「漢奸」在水泥地上轉起來,再用鞭子不停地抽錐底,使之不停地轉動。也有用手啟動的,兩隻手把住「漢奸」,離地,猛地呈順時針方向轉動,讓它轉著落地,再接著抽。抽漢奸一兩個人玩也沒多大意思,居住環境中如有水泥地空場,那就熱鬧了,幾十個漢奸在地上轉,轉起來花花綠綠,也是一景。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抓拐

    拐,分豬拐和羊拐,系豬蹄和羊蹄上的一塊骨頭。一般是四個一副,拐上都塗有顏色。每個拐有幾大部位:鼓、坑、針。輔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時候是一人一撥,找一塊水泥地(家裡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當色子,扔出一把,看誰的針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拋起,包在空間的剎那間,用夾、捏、抓等手段活動拐的各個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這算一個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動,是有次序的,不能亂,最後一個次序是將四個拐一把抓齊,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現掉包的情況,輸贏的標準是誰能在較少的回合裡完成活動拐的所有次序。    
    抓拐的技巧性很強,手的動作要快而穩而靈活。眼睛要盯著拋起來的包,靠手的觸覺判斷拐的部位。這種遊戲適於女孩,男孩也玩,但肯定玩不過女孩。技術水平另說,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幾副,帶在身上,隨時掏出來玩,即使一個人,也能自己玩。    
    豬拐比羊拐大,羊拐比豬拐秀氣,且比豬拐難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留下來的拐已經成了一種藏品。馬潔是5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她手裡有一副60年代的羊拐,三十年後,送給了她的女兒。    
    其他如鏈子槍、子彈頭砸炮、鐵環、跳皮筋等等,儘管也是風靡過的玩的形式,但遊戲成分的含量極少,接近於零,說起來故事也不多,只能點到為止。       有些北京孩子玩過的東西,歸到上列哪一類,都不靠普,但不能不提,甚至大說特說,只好另歸一類。其實它們之間也挨不上。    
    養魚    
    如今四五十歲的那幾茬「北京孩子」中,不少人至今還保留著養熱帶魚的愛好,追溯起來,他們的養魚史,都是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的。我的朋友裡,也有幾個。    
    那時,家家養熱帶魚,大人若沒興趣,孩子也養。魚缸是自己鉚的,到處找三角鐵,找鐵皮,找玻璃,找玻璃刀。找不到就偷。不少孩子偷著拆了家裡的鏡框,用玻璃做魚缸。《父親茅盾的晚年》裡曾提到,茅盾的孫子在家裡折騰,「把相框上的玻璃全拿下來做了魚缸」。這種玻璃也就二厘,三厘的都少,做不成太大的魚缸,頂多三四十公分長。有個朋友住在新華社附近,他們的玻璃來自新華社一個倉庫的閣樓,做案工具是鉛筆刀和鉗子,先用刀把膩子喀嚓下來,再用鉗子拔出釘子,玻璃就到手了。實在沒有魚缸,就用玻璃的水果罐頭瓶子替代,有不少孩子家裡的桌子上,擺著一溜罐頭瓶子。但這不成氣候,多少給人一些「業餘」的感覺。    
    材料有了,魚缸做起來也不大費事,主要是用膩子和鉚釘來固定邊角。這兩樣東西需要買,但都不貴。鋁鉚釘一分錢七個,銅鉚釘一分錢三個,膩子幾分錢一斤。魚缸玻璃分成三部分,行話稱:底、堵(兩頭)、面。先做底,把架子固定住,再往上說。    
    魚的品種,與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那麼幾種。普通的是「孔雀」,這種魚容易活,直接下魚,自然也最常見。稍「名貴」一點的是「紅箭」和「黑瑪俐」,也直接下魚。「神仙」最少見,為熱帶魚裡的極品。誰家的魚缸裡有條「神仙」,那是能讓滿室生輝的事情,恨不得一樓的孩子都來觀賞。養魚最成風的那段日子,兩條「神仙」可以換一輛錳鋼車,而自行車的地位,當時居家庭三大件之首,錳鋼車又是自行車裡的奧迪。可見神仙之俏與熱帶魚之火爆。那時也沒聽說有什麼魚市,都是互通有無,孩子間大體本著等值交換的原則換魚,如三條「紅箭」換兩條「黑瑪俐」之類。像「紅綠燈」這樣的甩仔的魚,都較為難伺候,需要「糞」,有的要用蒸餾水養,一般孩子就不費這勁了。    
    魚蟲也是自己去撈。像護城河、蓮花池、青年湖,大凡沼澤水域,每天都有成伙的孩子帶著傢伙來撈魚蟲。有一陣子地鐵工地發大水,長安街沿線成了一條河,也成了撈魚蟲的好去處。也有走街串巷賣干魚蟲的,用紙包包著,大小不一,幾分錢一包。    
    熱帶魚並非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北京人養魚的歷史當然不可能這樣短。但是,如果寫一本人類養魚史,六七十年代是不能不重點提到的,因為此前和此後,都不再有過如此盛大的養魚景觀,能讓它成為一種覆蓋了幾乎所有男孩子的娛樂方式。絕大部分養過魚的孩子,並沒有成為終身的熱帶魚愛好者,他們是隨著潮流捲入了由孩子組成的養魚大軍之中。    
    如今,魚市上的品種已經數不過來了,各種魚缸琳琅滿目,前幾年,大商場裡都擺著上萬元的進口魚缸(水族箱)。現代化的養魚工具也一應俱全,要從養魚中找回童年的感覺,已是難上加難了。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養蠶

    每年春天,清明一過,就到了養蠶的時節。    
    頭年讓蛾子把仔甩在紙上,一片一片的。來年開春,就可以生出小蠶。蠶都是在紙盒子裡養,小的時候,放在針劑藥盒裡就行,長大了,就得換成鞋盒子。    
    養蠶的難題不是拿什麼養,而是拿什麼喂。蠶只吃桑葉,北京的桑樹並非隨處可見,尤其是城外的大院裡,桑樹更少見。有時候拿榆樹葉對付,蠶不愛吃,也不能健康成長,有的甚至絕食而亡。    
    尋訪桑樹,讓不知多少孩子踏破了鐵鞋。大家都一樣,為弄一頓桑葉,不惜遠涉十幾里地,不惜貢獻出最捨不得出手的小人書、三角、彈球,不惜翻牆入院冒偷東西的罵名,甚至不惜被桑樹的主人抓住暴揍,打斷了腿的。有個孩子告訴我,他當年特地買了張通用月票,見天從城裡跑到西山摘桑葉。得到桑葉的一剎那,用「欣喜」來形容孩子的心情,是並不為過的。一個樓裡,孩子都養蠶,但桑葉的來路,各是各的。眾多家長也跟著忙活,有的家長單位附近能弄到桑葉,那就是每天的第一要務,將採來的桑葉墊上濕毛巾,擱在飯盒裡。很多孩子是饑一頓飽一頓,有上頓沒下頓地把蠶養大的。誰有固定的桑葉來源,不僅自己高枕無憂,倘再能分別的孩子一杯羹,就會被當救星一樣供著。弄著桑葉,要把它捂在濕毛巾裡,保持水分,這樣可以存一兩天。說一句回頭話,那時要有人做桑葉買賣,肯定發財。    
    趙忠祥小時候也養過蠶,他曾目睹一幫孩子「洗劫」桑樹的壯觀場面:    
    記得我住的胡同東口,有一個把角兒的大院子,院門很大,但緊瑣著,圍牆很高,外面刷成深灰色,每天都聚了十來個男孩,疊羅漢似的,從牆外,上了人家牆頭,裡面大院子靠牆的地方,長著一棵大桑樹。看人家院子的氣派,不知住的什麼人,反正他們家不會養蠶,孩子們又不可能被人家請進去堂而皇之地採桑葉,只能公開地「偷」,洗劫桑葉,頭幾天翻上牆頭的孩子還用手捋,過了幾天靠牆邊的桑葉已經沒什麼了,遠處的用手夠不著,不知哪個孩子由家裡拿了根竹竿,在竹竿上拴了一個繩套,大家「有物的出物,沒物的出力」,身子靈的上牆頭,有勁兒的當底托兒,扛著上邊兒的孩子,摘完了桑葉,大夥兒分,我那天在旁邊看了一會兒,那些孩子不是我們一撥的,我沒法加入,只能另找地方 ……3    
    按趙忠祥的歲數推,這應該是50年代的事情。但讓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看,照樣離自己很近,也許身邊就發生過,    
    蠶吃上桑葉,就會茁壯成長,隔不久脫一層皮。從螞蟻大小,一直長到兩寸長短,到後來,一天一個樣。一鞋盒子蠕動著的蠶,怎麼也得有百十來條,看著它們長大,對孩子來說,是一件樂事。吐絲的時候,有兩種選擇。如果想讓蠶結繭,就置其於有角的盒子裡;如果想要一張絲布,就將蠶放在一個平面上。結繭的蠶,吐完絲,就變成蠶蛹。再過幾天,破絲而出,又變成蛾子,甩仔後,生命即告結束。蠶的生命,也就兩三個月。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遛車

    用月票遛車,曾是北京孩子的一種消閒方式。    
    放暑假的時候,一些孩子會得到家長「賜給」的一張市區公共汽車月票,用於游泳之類的假期活動。市區學生月票兩塊錢一張,可以坐30路以內的汽車和所有電車。加起來大概有四十多條線。你買了,我也要買,幾經傳染,就差不多人手一張了。有的孩子從春天起就憧憬著暑假,經常湊在一塊對著地圖商量,哪路車沒坐過,哪個地方沒去過。沒有月票的孩子,想遛車或需要坐車又不想花錢或沒錢,此時有兩個辦法——造假月票和用假月票。造假月票很簡單,把真月票上的照片揭下來,換上自己的照片,用藍水鋼筆沿原壓照蓋章的地方再描一遍即可;借月票更乾脆,就用別人的。孩子之間借月票用,跟借筆用一樣不新鮮。    
    月票到手,孩子就在家呆不住了,甚至在院裡也呆不住了。最初的心理是既然花了兩塊錢,先把它「坐」回來再說。孩子在院裡碰面,誰說一句:「遛車去?」往往一拍即合,三五個人,抬腿就走。有時候事先在交通圖上查好路線,按既定方針辦。哪遠往哪去,哪沒去過往哪去,西城的孩子往朝陽遛,南邊的孩子往北邊遛,大體都往總站奔。現在看來,也遠不到哪去,市區路線的範圍為:西到公主墳,東到十里堡,北到小關,南到大紅門。也就是今天的三環路裡外而已。但當年的三環路以外,甚至二環路以外,都能見到菜地或莊稼地。市區汽車的線路裡,有不少能通到城鄉結合部,這是孩子最願意去的地方。到了目的地,其實也沒目的,瞎轉悠一陣子,新鮮新鮮,便打道回府。也有的孩子順手在野地裡逮點螞蚱什麼的,那裡的土螞蚱好逮。    
    一路公共汽車(俗稱大一路),從公主墳到大北窯,坐一站地和自起點坐到終點一樣,票價一律一毛,不利於撈回月票錢,而且一路車只走長安街,對北京孩子來說,也沒什麼觀景的意義,都不愛坐,多半用作中轉。其他路線,票價為六站以裡五分,以外每六站加五分,線路較長的從起點到終點得兩三毛錢。孩子愛坐的是長距離且拐來拐去的線路,如13路,能從三里河坐到和平街北口,有二三十站,最過車癮,下了車,北邊就是莊稼地。動物園是15路、16路、19路、7路、27路等汽車和多條無軌電車的總站或車站,遛車的孩子都沒少去,或在那裡倒車,或從莫斯科餐廳旁邊的柵欄翻到動物園裡兜一圈。有時候也去鬧市區,逛大柵欄的勸業場、西單商場、東風市場、人民市場。這些地方也不白去,一般要掛著「遛人」,即事先算計好遛誰。其過程是幾個孩子進了商店,某個孩子在某樣商品(一般是孩子感興趣的文體用品或小人書)的櫃檯前多掃了兩眼,也就半分鐘的時間,扭臉再一看,別人都沒了蹤影。他自然馬上意識到挨「遛」了,只好孤獨地往回返。其實他走出商店的時候,這些孩子很可能就在對面的商店裡隔著玻璃看他的動向。    
    孩子遛車不圖有座,上車以後愛往前邊湊,看司機開車。有時候還嫌車上人少,專往人多的車上擠。有個朋友和我說過,一次幾個孩子遛車,本打算去17路終點大紅門,還沒到倒車的那站,見一輛車很擠,關不上門,他們臨時斷然改變線路,下車往那輛車上擠車玩。添點亂,擠出一身臭汗,圖的是玩點壞。    
    一個暑假下來,差不多就把北京城遛了一過。不少孩子還留下一些「後遺症」。有個中學同學,考前曾表示,如果有份司機的差使,他甘願放棄高考。此人後來上了北京的一所一流大學。趙福琪如今已是年屆半百的人了,至今說得出當年市區所有汽車和電車路線的起點與終點。「九一三事件」以後,北京市的街名和商店的招牌都從「文革」初期「破四舊」的風格中回歸,像紅日路改回東四北大街,諸如此類,藍天、造寸、亨德利等商店以及一些食品店也恢復了原名,這也正是孩子遛車風行的時候。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北京孩子,對北京街道和商店的認識和熟悉,差不多都來自遛車的過程中。    
    以下是六七十年代兩塊錢一張的市區學生月票可以隨便坐的汽車路線(某些線路難免一度或數度變更,大體如此):    
    公共汽車    
    1路—八王墳至公主墳    
    2路—廣安門至蔣宅口    
    3路—地安門至廣渠門    
    4路—三里河至大北窯    
    5路—右安門至德勝門    
    6路—北京體育館至蓮花池    
    7路—前門至動物園    
    8路—東單至光明樓    
    9路—前門至金台路    
    10路—南菜園至東單    
    11路—大北窯至大郊亭    
    12路—北京體育館至鐵匠營    
    13路—三里河至和平街北口    
    14路—永定門火車站至北郊市場    
    15路—動物園至天橋商場    
    16路—動物園至北太平莊    
    17路—前門至大紅門    
    18路—左家莊商場至小關北站    
    19路—右安門至動物園    
    20路—永定門火車站至北京站    
    21路—三里河至鐵路醫院    
    22路—前門至北太平莊    
    23路—虎坊橋至大郊亭    
    24路—東直門至北京站    
    25路—永定門至蒲黃榆    
    26路—車公莊至二里溝東口    
    27路—動物園至安定門    
    28路—朝陽門至老虎洞    
    29路—朝陽門至日壇南路    
    無軌電車    
    1路—動物園至朝陽門    
    2路—永定門火車站至動物園    
    3路—動物園至北京站    
    4路—和平裡至廣安門    
    5路—白石橋至天橋    
    6路—東直門至永定門火車站    
    7路—東直門至白石橋    
    8路—和平裡至北京站    
    9路—廣安門至東大橋    
    10路—廣安門至十里堡    
    11路—崇文門至動物園    
    12路—沙灘至十里堡    
    13路—大北窯至霞光街    
    攢半導體    
    六七十年代,不少北京孩子攢過半導體,甚至形成一定規模的「風靡」程度。按說這是一種科普活動,「玩」的含量不重,但如今大人把做學問也視同於一種「玩」,當年孩子迷半導體,動機恐怕也離不開「好玩」兩字,離「獻身科學事業」遠了去了。所以大可以歸其為「玩」中,而不是課外活動。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少年時心中的理想

    50年代出生的不少孩子,是因幾本《礦石收音機》之類的科普小冊子和無線電科普雜誌而對無線電發生了興趣,由於年紀還小,付諸真刀真槍的實踐,只是個念想,尚待時日。「文革」初期的鬧勁一過,半導體收音機作為一種俏貨進入市場,又點燃了這些孩子的「理想」,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攢半導體一直流行於一部分家庭條件不錯的孩子當中。    
    攢半導體不比別的「玩」——成本太高。多數孩子即便有興趣,也很難說「玩」得起。當年,半導體的檔次以「管」論,一台七八個管、能收短波、帶皮套、帶伸縮天線的紅燈、牡丹、海燕、熊貓、美多、紅旗等牌子的晶體管半導體,對於普通家庭來說,還是件奢侈品。孩子攢的,多為低擋貨,出響是基本追求。很多孩子攢出的半導體,不帶外殼,看上去就是一堆零件湊在一塊,但不影響出聲。就這,工具(電烙鐵,熨衣裳的土熨斗也能湊合著用)和各種電阻、電容、三極管、喇叭、磁棒、線路板等零件,是一項不小的開銷。當年一個25瓦的電烙鐵,起初五塊錢,後來漲到八塊。所以孩子攢半導體,家庭條件不錯是一個必備的前提,因而它始終沒有成為大眾項目。九一三事件以後,一些小學試圖假期開設無線電小組,但報名者寥寥,即是一個例證。黃新原出自那類經濟寬裕的家庭,三十多年以後,如今五十出頭的他,腦子裡對攢半導體的那段時光,還有著清晰的烙印。他欣然命筆,為這本書寫了這段代表著相當一撥孩子的經歷的文字。    
    「牡丹8402」—少年時心中的理想    
    黃新原    
    那是去年上半年的一個週日,我在東南四環把角的雙龍舊貨市場,花5塊錢買到一台牡丹8402型半導體收音機—我只花了5塊錢!    
    那並不是無線電廠的正規產品,一望而知是攢出來的。不規整的焊點、不小心在電容器上留下的烙鐵燙過的印跡,是那樣的熟悉。我手裡捧著的這台破舊收音機,正是當年一個十幾歲孩子心中最燦爛的理想。    
    人生五十矣!回想起三十幾年前那個特殊時代,孩子的記憶裡,是一塊荒蕪的鹽鹼地,乾巴巴,白生生,沒有些微生趣。但一提到當年「玩半導體」的光景,彷彿又能感到幾分清甜與綠色,現在想起來覺得奇怪,在那個把科學和知識就地掩埋的年月,何以竟有這樣一批孩子,執著瘋魔地要去和當時「科技含量」最高的領域親近。    
    我從四年級開始玩礦石收音機,到六年級,正是紅衛兵大串聯剛過,在翠微路商場的電器櫃檯前,我第一次認識了三極管(正規叫晶體管)。它黑黑的,像卓別林的帽子,底下三根金屬線,又很像卓別林的兩條腿和那根拐棍,高頻管在「帽子」的一側有一個紅點,標示出臨近的那只 「腿」是發射極。而沒有紅點的則是低頻管。當時的型號還是蘇式的,叫做Π401、Π402、Π403和Π403Α;低頻管叫Π6Α(這個俄文字母「 Π」我們當時都發「坡」的音)。我記得一隻Π403Α的管子當時標價是40塊多一點,一個讓人咋舌的價錢(據一位6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對我回憶,1960年左右,這種管子曾賣到80多元一隻,是一個二級工兩個月的工資)。    
    從此我便開始不停地向父母要錢。我所生長的那個部隊大院,父輩們老粗居多,但幸好他們中不少人並不認為自己的「粗」是什麼優點,又幸好他們的工資要比一般人高出不少。    
    當我為籌備裝第一台半導體而買零件時,才發現,周圍竟有不少孩子也都捲入進來,並且一捲入,就著迷。當時「文革」鬧得正歡,該上初中的我們已經沒人管了,經常是有人振臂一呼:「走,買零件去。」就有一幫孩子登上38路汽車,「殺」奔城裡。    
    當我的第一台兩管「再生式」收音機接上電池,發出聲音時,父親很是興奮,連聲叫母親:「聽,響了!」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刻:一隻三合板機盒裝著的、一隻最初級的「舌簧」喇叭傳出的、夾雜著很大交流聲的一句樣板戲:「提籃小賣拾煤渣。」這就是我「半導體」生涯的開端。    
    裝響了兩管,還想裝三管、四管,裝響了「再生式」,還想裝「推挽式」。而且要改用塑料機箱,改用「動圈式」喇叭,那才夠味。然而錢呢?雖說這幫孩子家裡差不多都有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但大部分是農民出身的家長們,不可能讓你無限制地「造」下去。    
    當時,以三極管為例,可能是「反修」的原因,「Π」字系列的型號已經改為「3AG」(高頻)和「3AX」(低頻)系列,管子的價錢也明顯地降了下來,一隻正品高頻管已經在10元左右。但這個價位家長們也已經很不耐煩了—也確實,在普通老百姓來說,這樣的消費簡直就不能容忍。於是我們就採取兩條方針:一條是繼續向家裡連要帶騙;一條就是找各種門路去淘渙處理品。到1968年以後,隨著天下的越來越亂,各企業的殘次品也越來越多,尤其像電器原件這類「高科技」產品的次品率就更高。一隻八分之一瓦的電阻,從原來的8毛多,處理到4分錢,如果你不在乎收音機的粗笨,那麼雲母電容、鋁殼電解電容、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瓦電阻、金屬可變電容器都可以用幾分、幾毛,或一兩塊錢拿下。    
    但是玩,是要越玩越精的。隨著眼光的不斷提高,傻大黑粗的玩藝是越來越不屑一顧了。而要買時髦貨—那種又小巧美觀,功能和品質又穩定的零件,就要勤跑勤轉。那時像西四丁字街的老「造寸」,菜市口信託商店隔壁,前門廊坊頭條朝南一個不掛牌的小門臉,海澱老虎廟的廢品站,都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時能買到幾毛錢一隻的三極管,用表一量,放大倍數還真不低。    
     從這些採購零件的奔波中,我又驚奇地發現,原來並不是我們這些有錢的孩子才玩這東西,有很多看上去很寒愴、出手很小氣的普通少年也在涉足這一領域,而且玩得絕不比充滿「優越感」的我們水平低。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玩「壞」

    我們的「玩興」當然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濃,水平好像也越來越高,「推挽式」已經是「小兒科」,我們開始裝7管和8管的「超外差」 式多波段收音機。對零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那時最講究的可變電容器是雙連全封閉式的,喇叭是兩寸半飛樂牌的,機盒最時髦的有兩種,俗稱「58盒」和「2P3盒」。其實它們價錢並不貴,但卻極其稀缺,像「2P3盒」,市場售價只兩塊多錢,但你想得到一隻這種精緻美觀的上海產機盒,就要花多倍的精力或金錢。我就曾用一隻8塊多錢買的2寸內磁動圈式喇叭換了一隻這樣的機盒,當時雖然也很肉疼,但捧著那盒,構思著怎樣在其中佈置零件,想像著最後裝成一隻既小巧又功能強大的收音機,以炫耀於一起玩的朋友們,最後高興心情還是佔了上風。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認識了「牡丹8402」。它原本是北京無線電廠的產品,一種仿日的雙波段8管超外差式收音機。當時,要想去攢它,除了技術、勇氣和財力外,還要有運氣。因為當時不知為什麼,所有這一款機子的相關零件,沒有一件不要去淘渙,僅機盒,就分成若幹部分,包括皮套、主體、後蓋、前臉、上臉、金屬架子、旋鈕,甚至後蓋上的螺絲,都被零散著出賣。而裡面的部件就更是要像採蜜一樣,一件件去尋摸,敢於涉足於它的人都說,攢一台它,比買一台它,時間不算,錢就要多花不知多少。但玩它,是北京孩子最高的「境界」,誰要是說自己在裝「8402」,那就會被同道高看一眼。為了「8402」,北京各無線電元件商店的外面,經常會看到一些孩子,手裡拿著一件這樣或那樣的零件在徘徊,你問:換什麼?回答肯定和「8402」有關:中頻變壓器、印刷電路板、拉桿天線……,換什麼的都有,凡是商店不好買的,在這種交易市場上就有人換,那時候人們的觀念中私下買賣是違法的事,如果兩件交換的東西價值或容易得到的程度嚴重不平衡時,吃虧一方會就用一些別的方法進行補償,比如再「搭」件什麼,雙方商量著辦。    
    我是個淺嘗輒止的人,「8402」對於我,開始時簡直就要到瘋狂的地步,但是越買越換,我的畏難情緒就越重,心想什麼時候才能把東西湊齊呀,但心中的「理想」仍然讓我拚命地跑,一直跑到我1969年去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留在家裡的仍是一堆未湊齊的「8402」。    
     玩「壞」    
    前面提到的玩中,有不少已經含著惡作劇的成分,但畢竟還是以遊戲的面目出現的。這裡說的惡作劇,是一種純粹的「玩壞」。零零散散,什麼壞招都有,看似不搭界,當中反映出的孩子的心態是一樣的。    
    「點天燈」是最常見的惡作劇。不損人,損的是公共環境。操作過程為先往公共場所(如樓道)白粉牆上啐一口吐沫,然後用一根火柴尾部蘸牆上被啐濕的地方,以求一定的黏度,再劃著火柴,有黏度的部位朝上,甩到房頂,片刻,白色天花板就燻黑一片。有的孩子玩「油」了,能讓劃火柴和甩火柴同步,即手攥火柴盒,大拇指摁住火柴頭使之與火柴盒上的磷片貼住,然後猛一用勁,連蹭帶甩,火柴先燃著隨即飛向房頂。當年,很多宿舍樓和學校教學樓的房頂,斑斑點點,到處是「天燈」留下的惡果。    
    當年,北京能見到不少毛桃樹,結的毛桃也就杏核大小,吃起來苦不嘖兒的,面上有一層毛。毛桃的毛對人的皮膚有刺激作用,抹上去片刻以後,會讓人 「殺」得荒,有如被楊剌子蟄一下的感覺。此惡作劇就名為「抹毛桃」。互相抹也就罷了,有個朋友告訴我,他上小學時,一夥孩子專門給幼兒園裡更小的孩子抹。幾個孩子湊到一起,有人提議:「抹毛桃去?」就直奔院裡的幼兒園,把正做遊戲的孩子挨個脖子上抹一遍。小朋友被抹了以後,開始也沒反應,過不一會,「殺」勁就上來了,哭聲隨之響起。幼兒園老師也挺納悶,沒磕著碰著,孩子怎麼說哭就哭,莫非食物中毒?    
    初冬的時候,柿子是北京最流行的水果,家家都不少買,晾在屋裡的窗台上。住一樓的就有點懸。王朔在小說裡提到這個情節:「我們拿了長鐵絲沿著一個個窗戶走,每過一窗,就隔著紗窗捅進鐵絲在一隻隻柿子上扎眼兒,柿子皮很堅韌,相持一下,撲哧鑽了進去。沒到冬天,這些柿子就全爛了。家家人趕著吃,嘴上、兩手爛兮兮濕漬漬的,摸哪兒都黏。」4    
    拿自行車玩壞有兩種。一種是給自行車胎撒氣,撒了氣以後,把氣門芯照原樣擰好。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自行車棚子,車都停在單元門裡,晚上睡覺前被主人搬回家,平時樓門洞裡停著成片的自行車。兔子不吃窩邊草,孩子一般不會拿自家門口的自行車練手,都到別的樓至少別的單元干,也是挨個撒,撒完了氣就躲在一邊看熱鬧。通常的情景與電影《小兵張嘎》裡羅金寶遭遇的場面並無二致:車主出來,開鎖,蹬開支子上車,不對勁,再下車。另一種是把後架子的夾子就著彈簧扳到極限,再往下一摁,就難復原位了。放內部電影,孩子沒票,進不去的時候,經常以給自行車撒氣而撒氣。散場後,不少觀眾就得推著車走。更狠的,是把氣門芯拔了,或用圖釘挨個摁,如是則附近的修車鋪就忙不過來了。    
    那時候不像現在,家家被封閉得跟堡壘似的,尤其是一樓。當年不少老樓廚房外面的陽台就是後門,做飯時都開著通風。燉肉或熬粥的時候,得花些工夫,不一定有人看鍋。孩子便聞味而至。經常是抓一把爐灰,揭鍋就往裡撒,名「撒胡椒面」。筒子樓更如此,家家都在樓道做飯,樓道就是廚房,幹這事情最容易。軍隊和學校裡,筒子樓最多,幾乎院院都有。有些軍隊院裡的筒子樓,每層設一公用電話,響鈴的時候,誰趕上誰接。經常有孩子利用電話作案,和誰過不去,就拿他爸開刀。通常是午休時刻,幾個孩子用另一個電話打過來,告訴接電話者,找某某同志(目標孩子的父親)。半晌,該同志穿著襯褲,踢拉著鞋,帶著睡腔來接電話,剛問:「哪一位?」話音未落,就聽見一句童聲:「我操你大爺!」啪——電話斷了。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胡同裡的惡作劇

    利用放炮幹壞事,是孩子的一大發明。那時過年,大人孩子都在院裡玩。孩子一般是拿一根點燃的香放炮,更小的還沒到放炮年紀的孩子過年都打燈籠,有一種折疊的長燈籠不把蠟燭包嚴,上面有個口,玩壞的孩子冷不丁把炮扔進燈籠,期望炮捻撞到火上爆炸,把挑燈籠的孩子嚇得哇哇大哭。最損的招是把炮放入別人家的鑰匙眼裡,點著扭臉就跑,很快,炮聲未落,罵聲就響起來了。我們院有仨孩子,曾經放炮放出了圈。大概在60年代末,離冬天還遠,這仨孩子一個出炮,一個出火柴,一個出主意,在後院的油庫放炮,這一響,把油庫給點著了。頓時火苗伴著濃煙,蹭蹭往上竄。仨孩子也慌了神,開始還用土猛撲,無濟於事後,都不知了去向。附近月壇中學的學生也端著水桶和臉盆跑來救火,來了個火上澆油。幸好救火車及時趕到,未釀成大禍。據消防人員估計,再晚幾分鐘,將會引起爆炸,周圍的建築說不定都得被炸塌。後來院裡還專門開了這三個孩子的批判會。    
    胡同裡的惡作劇,首推上房揭瓦。住平房的不少孩子有飛簷走壁的本事,能在一胡同裡的屋頂上穿來穿去。夏天的夜晚,他們經常呆在房頂上,居高臨下,看見哪個院子裡有人下棋,就摸過去,順手揭了房上的瓦,照著棋盤「拽」完就溜。再有就是把聽診器上的橡皮管子一頭紮死,灌滿了水,有白蘿蔔那麼粗。這本來是孩子之間打滋水仗的武器,有的孩子為尋求更大的刺激,晚上帶著一橡皮管子水摸到誰家的後窗戶根,衝著紗窗猛滋。    
    那時控電的總閘,有的每樓一個,有的兩三個樓一個,置於某個單元門裡,像壁櫃那樣,外面加一道明鎖。晚上無聊的時候,孩子也沒少在電閘上打惡作劇的主意。這是要冒點生命危險的,操作過程是將電閘的木頭門拉到最大限度,手從縫隙裡伸進去,憑感覺把總閘拉下,弄個全樓或全院伸手不見五指。當然,免不了把自己家也給捎上。好在那時家用電器很少,無非是照明、聽收音機,停電對日常生活的干擾,與今天是不可比的。與此類似的,是找地方摁電鈴。儘管很多臨街的電鈴已經安在孩子伸手夠不到的位置,但擋不住他們摞起來往上夠,大人夠不著的地方,孩子也有辦法夠著。有個朋友說,一年寒假,他和院裡兩個孩子到紅光看電影,去早了,摁完把西單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亨德利鐘錶店的電鈴,又在西單大街上轉悠,進刻字商店裡看了看,發現商店大門用的是撞鎖,就偷偷把它設在自動撞鎖的位置,出門就產生了國際影響—— 幾個外國人被擋在商店外邊。他們正邊走邊得意的時候,商店的員工從後面趕了上來,沒有二話,摘下這幾個孩子頭上的栽絨帽子,扭身就走。他們看完電影後,硬著頭皮找到商店承認錯誤,要帽子,免不了被訓一通,當場寫檢查。    
    彈弓的第一用途是打鳥,但許海峰式的孩子不多;第二用途就是打玻璃。這種彈弓與打子彈的彈弓一個模樣,但要用粗鐵絲、串起來的牛皮筋,以及一個橢圓型的皮兜,用來夾小石頭子(子彈)。受了誰的欺負,看誰不順眼,嫉妒誰,誰家的玻璃就難免被「花」。一般是白天踩點,夜間行動。如丁大建他們院,臨著牛街,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使相鄰的兩個居民區之間有種天然的敵意。他們樓窗戶朝外的住戶,家裡的玻璃沒少被「花」。也有直接用手砍的,力量儘管不小,但準度有限,弄不好就打在了牆上,白費勁。彈弓的第三個用途是打街上的路燈,這得有點准性,不像打玻璃,衝著去就行了。    
    上面羅列的,都是些「經典」壞事,我們院,你們院,他們院,都發生過。還有些屬於即興發揮,以下是一個70屆孩子初中畢業等分配時過的一段鬧劇般的日子:    
    我、龍建、寶全湊到了一塊,隔三見五的出去玩。什麼頤和園、八大處、香山、鷲峰、櫻桃溝,想起個地方就去。    
    老到動物園就要玩出點花樣來。那天猴山前面就我們仨,看得出來,連猴兒們都悶的慌。於是我們找來土塊,北京話土坷垃,一二三照猴子就砍。土塊砸在石頭上冒起土煙,猴子們全精神了。第二輪炮火再過去它們就全明白了,三蹦兩蹦轉到山那邊去了。這難得住誰呀?我們撒開了包圍圈,分勻了站著,看你們往哪跑?一通速射。猴子們真機靈,吱哇亂躥了一會兒就全隱蔽好了,或在山洞裡,或在山石後邊,只露半拉腦袋逗我們。一個都打不著了,於是去打老虎。我們在獅虎山外邊轉了一圈,可是一隻老虎都不在外邊。居高臨下使石頭砸的招用不上了,只能進屋隔著鐵欄杆打。獅子老虎就是比猴子重要,門口坐著個人看著。我們只能悄悄的摸出彈弓給老虎來一下子,老虎身上挨打的那塊肉一哆嗦,虎眼有了神,東張西望找了找,然後就懷疑我們仨。等第二下再崩過去,老虎騰一下站起來了,嘿,打老虎就是比打猴子強。可回頭一看那邊的工作人員也站起來了,緊盯著我們。沒法往下玩了,我們藏好彈弓,若無其事的往外走。     
    後來我們終於發現了最好的目標:沒人管的野牛,有非洲野牛和美洲野牛,都在挺偏僻的地方,四週一個人沒有。我們趕緊找石頭,可是找不著,動物園為防備我們這樣的,把地掃的特乾淨。但這難不住我們,不遠的小河裡有凍裂的冰,我們抱了好幾大塊,兩個人架起第三個人雙手舉起冰塊照野牛腦袋就砸。效果太好了,野牛立即大怒,叫聲不高卻非常震撼,眼睛瞪得圓圓的,而且一會兒就變紅了。一次又一次的衝過來,犄角把鐵門撞得光光亂響。我們想像著這是在非洲大草原上,毫無遮攔,憤怒的野牛衝過來了,多麼驚險!龍建乾脆假設野牛把門撞開了,咱們該往哪跑?正在討論的時候,野牛的火氣消了下去,於是再砸它一冰塊加加勁。     
    到其他公園就砸房子,八大處、香山都幹過。那會兒整個公園裡就沒幾個人,山上東一處西一處的房子破破爛爛沒人管了。比如香山的玉華山莊不小吧,可那年月愣沒人看著。那天除了我們仨別的一個人沒有,房子被幾年前的紅衛兵砸過了,玻璃沒一塊整的了,門大開著,屋裡空的,一地石頭碎磚,還有屎尿。於是我們找那窗戶框子、門板還算好點的,帶點玻璃最好,因為玻璃發出聲音最好聽。然後收集彈藥,等每人跟前有了一堆石頭,就一二三開始「萬炮齊轟」。乒乒乓乓,稀里嘩啦,心裡真痛快。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在打鬧、博弈、衝撞中鍛煉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見愁(頂峰),那會山頂上光光的,什麼都沒有。我們先找背風的地方把帶的飯吃了,一般是饅頭夾鹹菜,好點就夾豆製品,最好的夾香腸。吃完就躺下,擼起褲腿挽起袖子曬太陽。聽說太陽有營養,曬15分鐘等於吃一個雞蛋,於是一邊午睡一邊捎帶著補充幾個雞蛋。那天正睡得迷迷糊糊聽見人聲,翻身往山下一看,有一男一女,又跑又喊又樂。太好了,趕緊找石頭扔下去。那男女站住了,使勁揮手,拚命喊:「下邊有人!別扔石頭!」我們一聽士氣高漲,石頭扔的更快,一邊也喊:「打的就是你!」從這兒開始,我們又有了新玩法:專砸一男一女談戀愛的。那會兒談戀愛是不光彩的,尤其到公園裡手拉手肩並肩,不光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協調,還有耍流氓的嫌疑。衝他們扔幾塊石頭簡直是理直氣壯。不過當面扔有一定風險,那男的一般都比我們個高塊足,大著好幾歲呢,又有個女的在旁邊鼓勁,需要提防那男的跟我們玩命。所以只宜偷襲不宜強攻,發現了目標,從後面悄悄摸上去,到了攻擊距離一二三土坷垃出手,轉身就跑。     
    動物打過了,房子砸過了,流氓也教訓了,插隊以前還幹點什麼?我說應該弄隻雞吃吃,龍建立刻埋怨我,說這麼好的主意怎麼不早說呢。於是立刻出發去找寶全,走到半路龍建提出個問題:多個人扔石頭多份力量,可要多個人吃雞呢?我立刻明白了,還是兩個人干。那會兒北京城裡養雞的太多了,住平房的養,住樓房的也養。百萬莊那一片樓,到處能見著雞散步。可沒想到雞也挺有心眼,沒事的時候,你就從它身邊走過它也不動,可剛一打它的主意,它怎麼就知道了呢?不容走近撒腿就逃。一個多小時過去,我倆服了,見著腿長身子苗條的雞,理都不理了,反正累死也抓不著。就在我們準備找寶全入伙時,意外的抓到一隻短腿、肥胖、跑不動的黑母雞。     
    我倆美滋滋的來了個一雞三吃。黃乎乎的肥油烙雞油餅,煮熟的雞撕巴撕巴來了個蒜泥白肉,一鍋雞骨頭雞湯下了麵條。一隻雞吃了兩頓。龍建很佩服他自己的遠見,說兩個人多好,可以一雞三吃,要是三個人,一雞一吃都不一定夠。就在我們決定一隻隻吃下去的時候,突然我、龍建、寶全都接到了通知,我們被分配了,這是臨時增加的最後一撥,西城區工業局。這還真是最後一撥了,我們後邊還剩下的二十多人真去插隊了,北京郊區昌平縣。     
    至於偷向日葵,打棗,拔蓖麻,掰別人家窗台上的繡球、仙人掌、死不了,這都屬於不在話下的小打小鬧。前兩年有一次在飯桌上,聽西藏中學的張老師頗為自豪地宣佈,佟麟閣路兩側所有的胡同,沒有他沒上過的棗樹。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玩壞」的孩子中的絕大多數,後來並未發展為地痞流氓,也並非生長在缺少家教的家庭裡。今天的他們,不乏教師、公務員、醫生、學者、記者……一個當年給小朋友抹過毛桃而今供職一所著名高校的朋友在電話裡談起這些往事時,先聲明了一句:「說起來都難以啟齒……」    
    只能說,那時的孩子,都那樣。    
    如果打著算盤總結,上面提及的,僅是北京孩子的「玩」中的一部分,還有很多門類,如跳皮筋、跳間(跳房子)、剁刀、拔根兒、撒棍兒、滾鐵環等等,不及提到,作為「遺憾」留著吧。     
    回過頭來再看六七十年代的窮玩、風玩、瞎玩以及惡作劇式的玩「壞」,當年的北京孩子們各有各的看法。    
    幾年前,《實話實說》播出過主題為「兒童遊戲」的一台節目。崔永元在《不過如此》中,借用學者鄭也夫的話,寫了如下幾段:    
    他說,遊戲的功能是增強體魄,開發智力,促進交往,帶來歡樂。    
    遊戲是兒童模仿社會生活的啟蒙老師。    
    最簡單的遊戲也有規則,所以,兒童在遊戲中最先懂得遵守規則,學會扮演角色,履行職責。    
    兒童在遊戲中產生了最初的集體觀念,知道了合作與交換、權利與義務,並且在競爭中初次體會勝利與挫折。    
    遊戲在刺激兒童的主動性和進取心。    
    你必須適應規則,當你強大時,你才可以修改規則。    
    兒童必須在與同齡夥伴玩耍、打鬧、博弈、友情、衝撞以至惡作劇中鍛煉。一個健全的人需要的不僅是理性的知識,而且是人格的發育和感情的成熟。後者只能在「遊戲競爭」中獲得。    
    2002年「十一」期間,中央電視台另一個頻道也分兩次播出了一台「北京孩子」說玩的節目,不少來賓帶著皮筋、煙盒、拐、嘎、包、「漢奸 」出場。嘉賓之一的杭天琪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作例子,來說明那時孩子成群地玩,有助於培養一種交往能力。發言者中好像還有人倡導今天的孩子回到那時的遊戲中去,借口一堆,實際上體現的不過是一種過來人眷戀往事的情結。    
    我的朋友黃新原另有看法。他的結論是,那個年代的孩子,生活不夠充實,甚至是過於蒼白,孩子的能量和好奇心無處釋放,只能變著法地折騰。他當年是撒過「胡椒面」的孩子,他認為,電視台的節目,自然迴避了這些能體現孩子真正心態的「遊戲」。    
    他們都想透過現象看本質,各有各的道理。我們說的只是現象,指點社會意義的「大話」,誰都能總結,說穿了,沒什麼意思,倒是這種原始的「玩」的場面,對那些漸漸步入靠回顧往事增添生活樂趣的「北京孩子」來說,或許有點意思。    
    例外的、很少能享受「玩」的樂趣的北京孩子有沒有?有。北京孩子、作家陳染曾這樣寫道:    
    從我還未出生的1957年「反右」開始,家裡就屢遭衝擊,家庭氣氛沉悶、壓抑、冷清。父母關係的緊張使我深感自卑和憂鬱。見到小夥伴的一家人圍坐著呼嚕呼嚕喝稀粥,收音機裡熱熱鬧鬧轟轟烈烈,裡院與外院的鄰居大嫂扯著嗓門隔著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羨慕極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熱情明朗的夏天裡,小夥伴們在院子裡跳整整一個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卻躲在陰暗冷清的房間裡練琴,只能隔著竹簾子向外邊望幾眼。長大後我為此深深遺憾。    
    話還得說回來,今天的陳染畢竟算是事業有成,這與她兒時的「非常經歷」不會沒有關係。倘她當年生長在她所「羨慕」和「神往」的人堆裡,有沒有今天的陳染,還是個問號。也不必言什麼「深深遺憾」。得到什麼,總會付出相應的代價,這才是顛撲不破的鐵的道理。     
    註釋    
    1 東子《煙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24 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3 趙忠祥《歲月情緣》,1999年11月第一版。    
    5 崔永元《不過如此》,華藝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6 陳染《時光倒流》,華藝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三種精神食糧

    電影、小人書、字書,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身邊的三大文化產品。這樣說,不意味著不存在與孩子相伴的別的文化生活,而是意味著離開了這三樣,或這三樣裡的一樣,便抽掉了幾代孩子的精神享受的支柱。說別的,就都顯得微不足道了。在一些回憶文字裡常能見到這樣的話:「我是看著《××》(電影或小說)長大的。」就北京孩子這個群體來說,可以齊聲說:「我們是看著電影、小人書和小說長大的。」    
    北京的電影放映場所,無非這樣三類:對外開放的電影院,內部禮堂,操場或露天空地。    
    電影院的分佈與人口的密度大體成正比。鬧市地段,都少不了幾家電影院。西單地區,有十字路口西邊路北的長征劇場(西單劇場),東邊電報大樓對過的首都電影院,西單商場旁邊堂子胡同裡的紅光電影院。西四十字路口東邊,路北是勝利電影院,丁字路口東邊,路南是紅樓電影院,磚塔胡同裡的地質禮堂也對外開放。王府井、東單、東四一帶有兒童影院(東風劇場)、大華電影院、長虹影院、紅星影院、東城區工人俱樂部等。菜市口一帶有白廣路影院、菜市口影院、廣安門影院等。加上其他地段的電影院、文化館、文化宮、工人俱樂部以及一些演戲的劇場(也放電影),北京正式對外開放的電影院,當在百家以上。城區的孩子,住在任何一個地段,活動所及的電影院,總在十個上下。例如在國家機關宿舍扎堆的月壇街道,孩子對方圓十幾里之內的電影院,如首都、長征、紅光、勝利、紅樓、地質、西養馬營工人俱樂部、三里河工人俱樂部、二七劇場、計委禮堂,都熟悉到閉著眼睛也可以摸進去。    
    電影院的設施、條件和票價,總體不如劇場。2003年被拆掉的首都電影院,由郭沫若題字,是北京兩家一流的電影院之一(另一家是東單大街路東的大華),樓上樓下,皮包的軟座,放電影前先啟幕(有別於拉幕),能放寬銀幕片子。更與眾不同的是,這家影院不打預備鈴,而是敲鐘。「文革」前,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毅等國家領導人以及胡志明等外國領導人都來這裡看過電影。一般的影院,多是那種膠合板面巧克力顏色的折疊硬座。現在的影劇院,一概單雙號;那時候並不統一,有單雙號的,也有從一號排起的。北京孩子對周圍電影院的排號次序,哪家十六七號、哪家一二號的票最中間,哪家多少號的票在兩個過道以外,都瞭如指掌。最絕的是計委禮堂,在改叫紅塔禮堂之前也曾叫過經委禮堂,排數與一般電影院不同,是逆向而列的,即倒著向前數排。票面上的一排,禮堂裡是最後一排。好像北京市還沒有第二家如此列排的電影院。不明真相又願意往前或往後坐的觀眾,照常例購票,必上大當。    
    當年看電影,很少有當場買票入場的,沒聽說過一場電影只有幾個觀眾,更沒聽說過一個片子循環演出,買張票可以呆在電影院裡不出來,一氣看若干遍。一般是預售票,熱門電影要提前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預售。學生和成人是兩種票價,學生票一毛(寒暑假五分),成人票一毛五到兩毛五不等,根據座位好壞定價。新片老片的價錢好像也不一樣。一張不及一楂長的電影票分三部分內容:副券,排號(這部分內容中還包括蓋著印有放映時間的紅藍戳子),加價部分(原票價是一毛或五分,票尾是加價,自一毛五起,五分錢一標)。    
    《北京日報》在第四版(最後一版)下端,有一個廣告區,內容主要是電影廣告(也包括少量文藝演出、體育比賽、電視節目、建設用地之類的廣告,那時禁止商業廣告,北京孩子倒是在電影裡見過日偽或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大街上的仁丹、味素招貼廣告),打頭的一般是毛主席會見外國領導人的紀錄片,其實是故事片的加片。故事片廣告標明今明兩天放映場次、時間,有些包場或票售一空的電影,儘管對讀者觀眾失去意義,也印出來,標明「滿」或「全滿」的字樣。其實,即使沒標「全滿」的電影廣告,觀眾也得根據經驗來判斷,否則,撲空一場,是十有八九的事情。那時候,買熱門電影票,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聽說某年冬天,首都影院售票廳秩序大亂,大門玻璃碎了好幾塊,手套、鞋、帽子甚至手錶散了一地。翻翻當年的《北京日報》,最火爆的片子,電影院一天放七八場。我手頭恰好有一張1974年9月24日的報紙,廣告顯示,朝鮮反特故事片《原形畢露》在東紅電影院一天放七場,頭場6:20,末場21:20,收場當在夜裡11點來鍾了。    
    內部禮堂不對外,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大體凡軍隊、國家機關、工廠、科研院校等單位,只要有禮堂,都在其中,加起來也許不止正規電影院的幾倍。內部禮堂的功能之一即是放電影。有的禮堂不憑票,有的是打字油印的票,也有的是鉛印的較為正規的票。但票或不出售,發給單位的職工和家屬;或以低於市場價的價錢出售。內部禮堂不似電影院,能天天把電影從早放到晚。一般是週末放幾場,有的禮堂一周固定幾個晚上有電影,有的則無一定之規。有個軍隊院子的孩子說,他們院的禮堂有一陣子天天晚上放電影,這屬於不多見的現象。對內部禮堂的好處的理解,可以顧名思義——放內部電影。看電影的歷險故事,有意思的,也多出自內部禮堂。在這類放映場所,常能一睹這樣的場面,由於不憑票或不對號,無法控制人數,過道上擠滿了觀眾,簡陋點的禮堂,有時候連側面的大門都關不上,甚至不乏站在門外邊用磚頭墊腳扒窗戶看或只聽聲不見影的「觀眾」。    
    生活在有禮堂的院子裡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至少很令別的孩子羨慕。我們院孩子要到設在機關辦公區的禮堂看一場電影,得走半個小時。而且自從家長(或一家子)去了干校以後,機關實際上已經散攤子,只剩一個留守處,院裡的孩子早就失去了本來也是「名義」上屬於自己的內部禮堂。院裡孩子看內部電影,必須另覓去處,以「外來戶」的身份,飽嘗寄人籬下的辛酸。附近的「二炮」、基建工程兵指揮部和政法干校的禮堂,是我們院孩子時常覬覦的地方。粉碎「四人幫」不久,正是大放特放內部電影的時候,「二炮」院裡的禮堂在一天夜裡突然失火,一時斷了他們院孩子的精神食糧。後來改演露天電影。像供批判的電影《反擊》,就是在露天空場上放的。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啊,電影

    電影導演馮小剛長在北京市委黨校院裡。他對他們院裡的禮堂記憶很深,很細,以至在《我把青春獻給你》這本書中,用它作了一個標題,並作了如下描述:    
    正門下有一層層的台階,台階上矗立著幾跟石柱頂天立地,石柱上托舉的橫眉正中鑲著一個浮雕,浮雕的圖案由五角星和分列兩側的旗幟組成,印象中旗幟上還有垂下來的穗子。    
    禮堂有一個前廳。地面由水磨石鋪成,石縫間還嵌著銅線,散發著煤油拖把擦過的氣味。頂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組組蘇式的吊燈懸掛在其中,每個吊燈上都有很細的鐵絲精心編織的網兜呵護著乳白色的燈罩。當然還包括高大的窗戶和用繩子一拉就能自動關閉的窗簾。    
    禮堂的舞台很淺,一道藍幕前八字形斜插著一排紅旗,正中懸掛著毛主席的畫像,如果放電影就把銀幕從台口落下來。星期五機關食堂賣電影票,5分錢一張,那是我最愉快的時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飯,和院裡的孩子成群結伙跑到禮堂的大門前等待開演,然後一擁而入,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頃刻間禮堂裡座椅響成一片。有時過道裡擁滿了人,我們就從後排一直踩著座位往前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進翻板中,疼得呲牙咧嘴。那種感覺直到今天都銘刻在心。1    
    馮小剛在這個禮堂看的第一部,也是他這輩子看的第一部電影,竟然是戲曲片《紅樓夢》,時間在1964年或者1965年。    
    露天電影受諸多條件限制—場地、季節、天氣、時辰,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隨意出來進去,可以站著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幾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樹上、牆上、房上、籃球架子上看,還可以在銀幕後面反著看。因而一旦演起來,看電影的場面其實就是很動人的一景。    
    一篇名為《看電影》(署名張映勤)的文章,上來就提露天電影:    
    在我的印象中,開始看電影並不在電影院裡。那是「文革」初期,還沒有上小學,我家附近的一所學校,隔個十天半個月就在操場上放一場電影,美其名曰進行宣傳教育。那時,我隨大人們帶上板凳馬扎,早早地坐在那裡等著,看看體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裡納悶,這人是怎麼在上面動的。快到放映時,操場上擠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風,來晚了的趴在後邊的籃球架上,騎在牆頭上的,黑壓壓一片,場面非常壯觀。    
    這樣的場面,北京孩子都經歷過。不打籃球的孩子至今一見籃球架子,就會想到露天電影的,大有人在。我們院以前也有個籃球場,卻未曾放過露天電影,這成了不多見的現象。有個50年代末出生的鄰居告訴我,當年鄰院鐵道部宿舍常放露天電影,隨便看,他還記得在那裡看的第一場露天電影是《寶葫蘆的秘密》。這應該是「文革」前的事情了,而我們都是「文革」以後才上小學的,可見孩子自小對露天電影的印象之深,很難讓歲月磨掉。另一個朋友說起人民大學校園裡的露天電影場,周圍都是坡頂的平房,上面堆滿了孩子,一不留神就有掉下來的。當年看露天電影,什麼時候到場,孩子之間也有不成文的講究。我的同學梁豐告訴我,她們院放露天電影時,搬著板凳早去佔地方的都是像她這樣的小女孩以及她們的父母、祖父母輩,男孩尤其是大一點的男孩都得抻著點,快開演時,才晃晃悠悠地入場,否則被視為「跌份」。這和後來他們談戀愛時的到場次序恰恰相反。    
    那時,露天電影帶給孩子的,絕非僅僅是看一場電影的享受。如果預先知道,從一起床就覺得這天是個好日子,中午就開始巴望天黑;如果臨時聞訊,就有喜從天降的感覺。盼到天黑驟降一場大雨(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電影也跟著泡了湯,那就無異於兜頭一悶棍。這些形容,絕無誇張的成分。如果一個孩子想讓另一個孩子空歡喜一場,拿露天電影說事,屢試不爽。這是一段孩子之間用來騙來騙去的經典對話。    
    甲:晚上咱院演電影。    
    乙:啊!!(興奮)幾場?    
    甲:兩場。    
    乙:(更興奮)哪國的?    
    甲:一場中國的,一場外國的。    
    乙:什麼名?    
    甲:夜戰白橋(夜站白瞧)、英雄布拉姆(不拉幕)。    
    乙:你大爺!    
    最後一句,是上過無數回當的孩子明白自己再上一當之後的順口答對。頭一次上當時,則一般會問一句:「真的?」    
    電影院(或禮堂、露天電影場所)之於孩子,究竟意味著什麼?有個朋友說:「小時候進電影院,就跟進了天堂似的。」可謂精闢。    
    看過N 遍的片子    
    北京孩子裡,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那幾撥,是格外幸運的,因為他們差不多看遍了十七年裡拍的引進的所有電影。我問過幾個這些年齡段的孩子,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蘇聯片《偵察員的功勳》、《基洛夫》,法國片《三劍客》,國產片《海鷹》、《山間鈴響馬幫來》、《無名島》這樣的電影。自1964年起,開始有「批判電影」一說(不含50年代的《武訓傳》、《清宮秘史》),最初的靶子,是《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的一份相關報告上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以後,陸續有其他影片挨批。到了「文革」前夕的1966 年5、6月,這類電影的內部放映進入高潮。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生活中的電影「含量」

    以後的兩年多,逢年過節,就有一批新片亮相。故事片裡記憶所及的,有《楓樹彎》、《創業》、《春苗》、《激戰無名川》、《車輪滾滾》、《烽火少年》、《碧海紅波》、《小將》、《阿勇》、《沙漠的春天》、《黃河少年》、《一副保險帶》、《難忘的戰鬥》、《沸騰的群山》、《連心鎖》、《第二個春天》、《牛角石》、《向陽院的故事》、《紅雨》、《海霞》、《決裂》、《歡騰的小涼河》、《雷雨之前》、《戰船台》等等。老電影《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平原游擊隊》和《年青的一代》,還被重拍了一次,北京孩子普遍覺得新片不如老片。1976年「十一」,是「文革」期間的最後一撥新電影上映,十部片子,有《芒果之歌》(長影)、《山花》(北影)、《鎖龍湖》(上集)(長影)、《新風歌》(上影)、《青春似火》(北影)、《南海長城》(八一)、《江水滔滔》(上影)、《山村新人》(長影)、《寄托》(峨眉)、《山裡紅梅》(珠江)。這也是自1974年以來一次上映片數最多的一次。七天後,「四人幫」被粉碎,意味著「文化大革命 」的終結。之前一些正在拍攝的片子,用一個當時的詞說,未能「出籠」。一部以「反擊右傾翻案風」為背景的電影《反擊》,已經完成製作,由李文化導演,於洋、胡朋主演,後來當作內部批判片,演了一陣子。粉碎「四人幫」後,劇組主要成員都受審查,北影還成立了李文化專案組。後來,胡耀邦曾批示:「《反擊》責任在領導,不要再糾纏個人。」    
    「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國內雖沒什麼新片出品,但孩子可以看到不少有看頭的進口片,像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廣闊的地平線》、《創傷》、《腳印》、《寧死不屈》、《伏擊戰》、《第八個是銅像》、《小貝尼》、《平凡的崗位》,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金姬和銀姬的命運》、《永生的戰士》、《延豐湖》、《看不見的戰線》、《原形畢露》、《仨妯娌》,越南電影《森林之火》、《回故鄉之路》,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沸騰的生活》、《爆炸》。70年代初,一些二戰大片在內部上映,有《啊,海軍》、《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軍閥》、《中途島之戰》、《巴頓將軍》、《日本海大海戰》等等。    
    反覆出入電影院,片子卻很少「刷新」,就會有所總結。那時候,流行這樣一個順口溜:    
    阿爾巴尼亞電影是莫名其妙,    
    羅馬尼亞電影是摟摟抱抱,    
    朝鮮電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電影是飛機大炮,    
    中國電影是新聞簡報。    
    這個形容直至70年代初,大體不離譜。《賣花姑娘》放映時,要帶著手絹進電影院,它賺得了大量中國觀眾的眼淚,《賣花歌》也唱遍了全國。但孩子愛看的,起初還是懸念四伏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後來朝鮮反特片《看不見的戰線》、《原形畢露》被引入,立時搶了阿爾巴尼亞電影的風頭。《看不見的戰線》初映時,要看這個片子,不付出半天時間甚至半夜起來的代價去排隊,是買不到票的。那時候,在孩子眼裡,最「 來勁」的電影有兩類——打仗的和抓特務的。去看沒看過的電影,先打聽:「是打仗的嗎?」    
    當年的孩子,都不是追星族,說起來也無「星」可追,他們「追」的是電影裡的人物、情節和台詞。王朔說:「除了生活中的活劇,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就是電影了。」《偵察兵》上映時,我們院有個孩子剛從電影院出來就說:「我得再看四遍。」意思是要湊足了五遍。這句話顯然不是衝著王心剛去的。導演英達說,《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他各看了五十多遍,加起來就是一百多遍。上大學時,有一次教學觀摩《地雷戰》,坐在旁邊的一個同學一直走在電影情節的前邊,一句跟著一句說台詞。角色尚未開口,他先說出來,角色說上句,他接下句。上面羅列的那堆電影中的大部分片子,可以說,他們都看了不知多少遍,或者說,N遍。    
    生活中的電影「含量」    
    電影對那幾茬孩子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影響,如今的電影導演馮小剛自身的體會是:    
    正是從小受到《半夜雞叫》的熏陶,不知不覺在我的心裡生根發芽,日後當我成為一名電影導演時,才會對喜劇情有獨鍾;才會充分地意識到想像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記憶中,《半夜雞叫》是我在禮堂裡看過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毫無疑問,也是禮堂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會那麼喜歡王朔的小說?今天終於找到了答案。王朔與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禮堂裡看過《半夜雞叫》。少年時的他,看到地主學雞叫,肯定也是樂得前仰後合。3    
    我就馮小剛的感覺問過幾個「五八年」前後的,當年也在他們的禮堂看過《半夜雞叫》的孩子,皆缺乏藝術細胞,上升不到他那樣的高度。最高的評價是,這個電影是不朽的,五十年以後還會有觀眾,但喜劇價值有限。    
    這種影響看上去有點虛,更實際的例子是最近有個當年住車公莊新華印刷廠宿舍(和馮小剛成長的北京市委黨校宿舍相距不遠)的孩子被請到電視台聊電影,小時候看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片頭是一個雕塑游擊隊隊員像的過程,這些鏡頭對這孩子的觸動,竟是拿定主意長大了去當雕塑家。他還真實現了這個夢想,如今成了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副教授。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看電影的故事(1)

    馮小剛提到的王朔,在他寫的小說《看上去很美》中,連回憶帶反思帶舉例:    
    那時我們院操場天天放電影,集中放映蘇聯電影和批判電影,所謂批判電影就是「文革」前十七年拍的所有電影。我們不知道這些電影有什麼值得批判的內容,只是如饑似渴地吸收那裡面的人物性格和隻言片語,就像學習自己的神話傳統和古老方言。那使我們看上去似乎變得是一個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部落,從電影起源,長出自己的根。那幾乎、差點發展為一門可用於交際流利表達思想的外語,你要不懂,就沒法跟我們相處。    
    當你站在一個高處,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說日語:兔子給給媽耶。或者:人民萬歲。    
    當你想往下跳時,在空中要喊「瓦西裡」,落地之後不管是躺著還是站著都要說一句:布哈林是叛徒。    
    困了,想睡覺,上了床,要對自己說:就這樣,在地上,蓋著別人的斗篷,睡著無產階級的導師。    
    別人問你剛才說了什麼,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萬歲。    
    別人看你,你要告訴他:看著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    
    要是有人熱情地摟住你,你一定要說:麵包沒有,牛奶也沒有。    
    那人就會說: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    
    稱讚別人你必須豎起一個大拇指,瞪圓眼睛:高,實在是高。    
    想讓別人信任,你只能說:皇軍不搶糧食,不殺人,皇軍是來建設王道樂土。    
    逼問一個人: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賴,沒有用。    
    表示有路子:別說吃你幾個爛西瓜,老子在城裡吃館子都不要錢。    
    叫誰滾開:黑不溜秋靠邊站。    
    叫誰站住:二曼,接槍。    
    把事情辦砸了:這一下美國顧問團又要說我們無能了。    
    安慰朋友: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了。    
    變本加厲:別說搶包袱,還要搶人呢。4    
    這些日常生活的代用語,多出自《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等電影的台詞,其實都非批判電影,只能說王朔遣辭欠嚴謹。台詞成了潛台詞,是電影融入孩子生活的一個重要體現。遠不止這幾句,甚至最流行的台詞,王朔還沒有提到。像「讓列寧同志先走」(《列寧在1918》)、「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閃閃的紅星》),至今還大有人在說。他如「墨索里尼,總是有理! 」(《寧死不屈》)、「塞裡姆,到了這種地步!」(《海岸風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偵察記》)、「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戰》)、「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興呢。」(《戰洪圖》)、 「有阿司匹林嗎?」(《廣闊的地平線》)、「天靈開,地靈開,妖魔鬼怪快離開。」(《森林之火》)「地雷的秘密我探聽出來了。」(《地雷戰》)、「這是泰勒將軍的命令!」(《打擊侵略者》)、「你拿的是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麗拉》。」(《看不見的戰線》)、「衝上去的,賞三兩大煙土!……」(《突破烏江》)、「誰火、火、火了?」(《秘密圖紙》)、 「萬山大叔在馬棚呢!」(《青松嶺》)、「我一句話不說兩遍。 」(《多瑙河之波》)、「你是我黨有自覺性的黨員。」(《列寧在十月》)、「已經是人家的人了。」(《摘蘋果的時候》)、「白花花的大米,倒在老漢的口袋裡嘍!」(《賣花姑娘》)、「都說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鐵道衛士》)、「雞都叫了!」(《半夜雞叫》)、「 以往的失敗,就在於輕敵呦。」「看在黨國的份上,伸出手來,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戰》)、「李向陽在哪兒?」「老鄉們,快出來吧。」「今天給你們上堂政治課。」「不理他,看他怎麼辦!」(《平原游擊隊》)……都成了孩子生活裡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語言。墨索里尼是強詞奪理的代名詞,塞裡姆是一個人窘況的代形容詞。說一句「你就跟墨索里尼似的」,或者「塞裡姆——」,沒有人聽不懂。不僅是台詞,有的字幕、旁白,像《列寧在十月》裡的「過了半點鐘」,「又過了半點鐘」,《地道戰》裡的「敵人的招數使完了,該看看咱們的本事了」 ,也都是北京孩子掛在嘴邊的日常用語。    
    流行歌曲,曲子是電影音樂,詞都被改了:    
    老鄉,快跑——鬼子就要進村了——(《地雷戰》)    
    錢廣趕大車,孫福捎點貨,榛子、蘑菇、大倭瓜……(《青松嶺》)    
    六百工分二十石大米還有現錢,方方的臉蛋說命她身體結實,厚厚的嘴唇說明她不愛說閒話。娶過來吧,娶過來吧,快掙工分。(《摘蘋果的時候》)    
    孩子的外號,也儘是電影裡的人物:    
    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譯官、周扒皮、馬小飛、解老轉、白桃花、顧調度、布哈林……    
    流行的順口溜,也拿電影作文章:    
    我叫小鈴鐺,家住槐樹莊。左鄰白毛女,右鄰李雙雙……    
    雙搶李向陽,堅決不投降。敵人來抓我,我就爬城牆。城牆有地道,我就鑽地道。地道有張紙,我就拉泡屎。拉了屎,仍了紙,敵人一衝鋒,踩了一腳屎。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看電影的故事(2)

    有一陣子,流行這樣的遊戲:孩子分兩撥,每天晚上出來「對電影」。一撥孩子先說出一個電影名,另一撥孩子說出另一個片名,其中的一個字與前一部電影名裡的一個字必須一樣。你說一個,我說一個。很多孩子在下午就大作準備,查書,問大人,搜集盡可能多的電影名,研究先說哪一部片子對方不易對答。做這樣的遊戲,導致有些片子即使沒看過,孩子也多聞其名。有時為了確認一部電影是否存在的證據,能吵到半夜。    
    更多的時候,是稍大的孩子聚在一起議論老電影,從情節到演員到演技。晚幾茬的孩子也跟著瞎聽。有的大孩子甚至翻騰出了諸如《漁光曲》、《春風回夢記》、《桃李劫》、《小城之春》這樣解放前的老電影和蝴蝶、陳雲裳、黎莉莉、鄭君裡、費穆這茬演員。他們也沒看過,多是轉述家長的記憶,或者從書上搬來的。像《戰上海》、《寂靜的山林》、《百萬英鎊》、《攻克柏林》、《州委書記》、《流浪者》等不計其數的片子,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先從那些大孩子聊電影時,聽到一鱗半爪,若干年後,這些電影解禁,或內部放映時,才看上。    
    電影中的許多情節也被孩子模仿於生活中,當然,勢必走了樣。看過《地雷戰》後,就有孩子發明了這樣的「地雷」:在常過人的土路上挖個坑,就坑拉泡屎,然後在坑面鋪上樹枝,墊一層報紙,再鋪上浮土。孩子躲在一邊,等著過客來「踩地雷」,以收有人弄一鞋屎而後跳腳大罵之效。有的孩子學阿爾巴尼亞電影裡的「地下活動」,挨窗台「洗劫」花盆裡的花,然後在花盆底下墊一張「傳單」,上書:「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其實他們並不把從人家花盆裡拔出來的花當法西斯「消滅」,而是移植到自家的花盆裡。我們院曾發生過這樣的事:一群孩子合謀在後院偷著挖「地道」,打算建一個《地道戰》裡的地下工事。天天作業,已經挖了直徑一米多、一人來深的坑,每天收工後將洞口隱蔽——墊上紙和浮土,院裡沒大人知道。不料有個女孩沒人的時候前往「巡視」,掉進坑裡,磕著了,驚動了家長,這才把它填平。幾個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還專門來現場趴在坑口上勘察,分析這些孩子的挖坑動機,商量來商量去的。    
    張自忠路上的「段祺瑞執政府」解放後撥給了中國人民大學,學校在院裡蓋起三棟宿舍樓,「老段府」樓內的一部分也成了教工宿舍。一些人大子弟的少年時光,是在這裡度過的。老段府是「三一八」慘案發生地,解放後沒少給電影廠攝制組當外景地,《南征北戰》、《鄂爾多斯風暴》、《佩劍將軍》、《陽光燦爛的日子》等等影片的若干鏡頭,都取自這裡。這院的孩子很幸運,常有機會實地感受「拍電影」。劉璞是這個院的孩子,他還記得拍《鄂爾多斯風暴》時,運來無數卡車的土,把現代化的馬路「還原」成土路。劉璞後來到內蒙古插隊、上學、工作,在烏海市一呆十幾年,由文工團演奏員而首席小提琴,而團長。也算是一度奮戰在鄂爾多斯高原上。插隊時有一回到公社看露天電影《南征北戰》,演到「國軍」將領開過軍事會議出來,張軍長和李軍長臨上車前互道「一路平安」時,劉璞指著那座作為背景的西式樓房,對同去的「 插友」說:「我家就住在這裡面。」周圍老鄉一齊送來詫異的目光,以為他神經出了毛病。    
    算起來,六七十年代,是中國有電影以來產品最匱乏的時期,卻是電影和孩子的生活最緊密相關的時期。正由於沒多少電影看,翻來覆去就是這些,一部電影,能從六七歲看到十六七歲,看過不知多少遍(還不包括四處蹭著看電視及聽收音機裡的錄音剪輯),也不感到過時,才延伸了這些電影的生命力,才讓這些電影和孩子的生活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才鑄就了幾代孩子永遠的電影情結。這是壞事變成好事的一例鐵證。前些年,有個女影迷在電視台當嘉賓,說老電影。她提及當年的電影注重細節,舉的是《平原游擊隊》的例子,老侯去端炮樓那場戲。她說,觀眾可以看到遠景中兩個偽軍小兵互彈腦錛。這是一個一晃而過的片段,情節也很緊湊,觀眾的注意力一般不會離開老侯。她居然注意到這樣的細節,不看個多少遍,是很難想像的。有個朋友告訴我,他現在每個星期一,必守著電視,看《流金歲月》裡的老電影,場場不落。我的一個同學給這種現象命名為「紅色經典情結」。    
    那時候,芸芸孩子,有幾個不迷電影呢?    
    看電影的故事    
    每個孩子都有一本看電影的故事賬。    
    翻過牆的,爬過窗戶的,鑽過下水道的,造過假票的……這是幾乎在所有內部禮堂都發生過的事情。很多孩子為了看一場電影,絞盡腦汁,到了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朱璉是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院裡的孩子,中學時和我同學校同年級不同班。他們院的禮堂,是當年遠近聞名的一個大演內部電影的地方。這個禮堂規模不小,樓上樓下,舞台有前後之分。有不知多少沒票的孩子,曾在這裡以身試法,用《地道戰》裡的一句台詞說,正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政法干校院裡的孩子,並非場場有票,被擋在外邊的時候,也得另想轍。他和我說起過的一次經歷,不僅可以入書,還是一個經典的素材——喜劇素材。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看過N遍的片子

    那次演的是內部電影《攻克柏林》,這是當年對孩子來說極具誘惑力的蘇聯片。朱璉一夥(兩三個人)中午聞訊,探得票沒什麼指望,要看這場電影,非玩邪的不可了。他們整下午都在為「作案」作準備,去商店買蠟燭,找來鋸條、改錐之類的工具,切磋方案。晚飯也犧牲了。開場前鑽了暖氣管道,他們憑著燭光摸到禮堂的後舞台下面,耗時甚久,總算撬開並鋸斷了後舞台的木板。竄出舞台,看見另一撥孩子也在裡應外合,先持票進場的正在撬木板,接應下面沒票的同夥。他們繞到安全門外的走廊,平安無事,鬆了口氣。然後上二樓,一個個大搖大擺地魚貫入了場。一切順利,只是電影已開演半天了。看電影時,他們還都騰出點精力為這次得手得意和慶幸片刻,儘管代價大了點。劇終亮燈後不免有點納悶,來看電影的怎麼都是院裡的男女老幼?回家才得到謎底,原來事先的情報不准,這是一次家屬專場,每家發了一堆的票,還都給他們留著,正到處找不到人呢。    
    違規看電影被抓,登記寫檢查告家長和老師,被關個幾個小時,這都算不了什麼。有幾個院外的孩子,為了一場電影,付出了慘痛代價。那時到政法干校混電影看,先得進了政法干校的院子再說進禮堂的事。大門有警察站崗,很難混進去,只有兩條路:走下水道,翻牆。有個孩子翻牆時,被牆上的玻璃茬子硌成重傷,送進醫院做了睪丸摘除手術。還有個孩子單挑著鑽地下管道,一宿沒出來,差點沒活活憋死。可知當年的孩子對電影的癡迷,到了近乎瘋狂的程度。財政部禮堂有一次演《出水芙蓉》,混亂中有孩子持刀捅死月壇派出所的一個警察,釀成了命案。    
    我的兩個同班同學陳凱、李連生,也住在政法干校院裡,他們都多次給我們提供看電影的方便。有一回說是演《羊城暗哨》,他們已經看過,並打探到票的顏色和副券號數,李連生給我做了一張假票,把同場顏色但副券為「3」的票,略施改造,換上了當場的副券「8」,他小時候學過畫畫,弄得天衣無縫。我拿著這張假票心裡打著鼓邁上禮堂的台階,若無其事地入了場,居然未露破綻。開演才知道,片子非《羊城暗哨》而是《跟蹤追擊》。回到教室一說,他們一聽就傻了。我估計李連生一准後悔,錯過了本可以先睹為快的這場反特電影。那時誰先看了什麼內部電影,可以拿來當時髦的談資。常看內部電影,能享引領時尚潮流的驕傲。不少孩子為做假票大攢過期電影票,有的甚至犧牲了在他們聽來 「沒勁」的電影而留下一張完整的票,有的攢了幾百張,夾在一本厚書裡,什麼樣的副券都可以「造」出來。據說那些造假票的孩子中,不少人幾十年過去,「傳統」未丟,潘家園、報國寺的攤上,不乏他們的近作。政法干校禮堂後來經常在電影演到半截時突然亮燈查票,將過道上堆著的孩子一網打盡。    
    政法干校禮堂是一個縮影,把這裡發生的故事安在別的禮堂,大概也成立(很多能演內部電影的地方,後來都請派出所的警察來維持秩序,也頂不了什麼用)。或者說,這些事情能勾出更多的讀者的更具戲劇性的回憶。馮小剛在他的書裡對來自禮堂的相關記憶,也難以割捨:    
    很多很多年過去了。在我母親去世的第二年,黨校的宿舍要拆了。院裡差不多同齡的一幫40多歲的孩子,約好了從各地趕回來,在那兩幢伴隨我們長大的宿舍樓前合影,留個念想。    
    那是一個星期六,我們在黨校的大門外聚齊,然後洋洋灑灑幾十人走進黨校的大院,繞過主樓,不約而同地向我們的禮堂走去。那一刻,我產生了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好像我們沒有長大,好像我們依然是約好了一個時間,到了點,先下樓的就站在樓下扯著脖子一個一個地往下喊,湊齊了一起去禮堂看電影。    
    李超,你丫快點,就等你了。    
    小萬,怎麼還不下來。我們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嗎?    
    哥們今兒下午就給禮堂廁所那窗戶的插銷拔開了。    
    我呢,小衛悄悄的,給了我一把禮堂後門的鑰匙。5    
    都差不多。    
    中央政法干校如今更名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那座禮堂還在,還在放電影。我的大學同學孫傑也是那院的孩子,至今住在院裡。前兩年,他請我在那裡看過一場《我的父親母親》,禮堂裡坐了不及一半觀眾,孩子更少得可憐。    
    唉,電影!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小人書之旅(1)

    崔永元在《不過如此》裡,有一段費神錘煉過的語言:    
    小人書造就了這麼一代人:他們揣著支離破碎的知識,憧憬著燦爛輝煌的未來,裝著化解不開的英雄情結,朝著一個大致的方向,上路了。6    
    他也是這一代人裡的一員。    
    其實,小人書不光小孩看,大人也看。毛澤東的衛士回憶,毛澤東也看小人書,至少看過《三國演義》,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賀龍、周恩來也看。1963年3月,連環畫《雷鋒》出版前,負責審批的總政宣傳部副部長錢抵千曾向這本小人書的作者之一姜維樸說:這是一部好作品,我們已批准出版。他還表示要在軍中下達通知,將此書列入學習書目之中。《雷鋒》後來累計印了200萬冊。    
    當然,小人書的基本讀者隊伍,是孩子。除了《小朋友》之類的兒童雜誌,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孩子,讀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本書,都是小人書,那還是不識字的年紀。而大看小人書的時段,應該在一到四年級之間。    
    「文革」前,北京有不少租小人書的路邊地攤,前面碼幾個小板凳,後面琳琅滿目。租一本一分錢,有個毛兒八分的,就能在書攤上耗一個下午。後來破「四舊」,小人書在被掃除的「毒草」之列,劫後倖存的,都轉入了地下。那時的小人書,只要剩下來,今天都成了藏品,價錢翻了幾十倍乃至上百倍。收藏者之間的關係,曰「連友」,漸成一個行當,曰「連界」。不知有多少當年的小人書擁有者,至今還在吃後悔藥,他們長大後,把成筐的小人書當廢品賣了。    
    到了崔永元這茬孩子看小人書的時候,已經輕易見不到整套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敵後武工隊》了。我們院有個大我幾歲的孩子,有一回把我叫到他家,搬出了一個大紙盒子,打開一看,是一套嶄新的《三國演義》。我當時大概連小學都沒上,對古裝小人書不感興趣,一本一本地翻篇兒,眨眼的工夫,就把那六十多本書翻完了,印象中他還說了一句:看得夠快的。二十年後,我從一個同學的弟弟那裡又借了一套重印了不知多少遍的《三國演義》,這一回,竟看了幾個月。    
    60年代的這撥孩子,對老小人書,只存有零散的記憶。有《千萬不要忘記》、《南海潮》、《柳堡的故事》這樣的電影小人書,也有《平原槍聲》、《鐵道游擊隊》、《紅巖》、《飛刀華》、《王子復仇記》這樣的手繪小人書。大多處於一種「過手」閱讀狀態,傳來傳去。有的孩子家裡藏著整套的小人書,也大多秘不示人,而是他自己看了以後當故事講,頂多你可以到他家現場觀覽。為本書作插圖的王藝小時候就存有幾箱子小人書,不出借,也是把孩子招到家裡,現從鋪底下拉出箱子,現場閱覽。在孩子手裡借來借去的都是一些單本的,或一套中的幾本,沒頭沒尾。看套書中的一本,其感覺若現在看一部電視連續劇的一集,到了較勁的時候,戛然而止。只是少了下回分解的盼頭。倘若有幸尋覓到了下一本,那是萬一的事情,感覺上就是絕處逢生了。    
    有時候,小人書也作為一種地下商品,在孩子之間流通。通常是交換,用《敵後武工隊》換《水滸傳》,用《以革命的名義》換《戰上海》,用電影的換手畫的,大體是等價交換,各取所好。有的孩子為了配齊一套《岳飛傳》,就得作出點犧牲,花上三四本別的小人書換一本,這也是願打願挨,沒違反交換的遊戲規則。也有的時候,小人書成為一種賭注。一般是在玩冰棍棍或煙盒時,掛小人書,有高手靠玩的本事能攢出一摞小人書。曾聽黃亭子新華社院裡的一個孩子說起,他們院有個玩三角的高手,尤擅「固定掉一」,贏的煙盒都夾在《紅旗》雜誌裡,令不少孩子垂涎,有輸急了的,搬來家裡的一套《說唐》作注,全賠了進去。還有的時候,小人書成為一種貨幣。2002年「十一」前後,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做了一道說玩的節目,當年住東單西堂子胡同的一位現場觀眾回憶說,他曾經用《奪印》、《暴風驟雨》這些小人書 「買」過別人的桑葉,用濕毛巾包回來喂蠶。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蠶養到半大,脫了幾層皮,眼看著就要吐絲了,代價再大,也得讓它們熬到「春蠶到死 」那一天。    
    小人書正文前沒有目錄,但老版小人書,開頭往往有文字的內容提要及畫面的人物介紹,特別是古裝套書,每集有幾頁,並排畫著出場的若干人物,大意是說明一下人物的形體打扮,好人壞人分列。有的小人書,畫面下面的文字是手寫體,楷體書法不遜於今天的電腦體,凡生僻的字,還用拼音標出。人物對話一般反映在畫面上,用線框住,箭頭對著說話的人物,行話叫「口白」,次序要由讀者自己判別。初版的《水滸》,看上去較普通小人書長出一截,文字部分豎排,置於每面的右側,通篇由董立言先生手書而成。成套的小人書,畫面出自多人之手,風格不一,甚至同一套書裡的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集裡大相逕庭,對照著看,成了兩個人。電影小人書,畫面分黑白和藍白兩種,直接把膠片印在紙上,其實就是一部部電影的一個個定格。    
    70年代以後,周恩來為改變小人書「斷檔」局面,多次直接過問小人書出版,曾在一次出版工作會議上問:「有人編小人書嗎?」此後,新小人書開始上市。八個樣板戲、《小英雄雨來》、《一支二十響駁殼槍》、《滾雷英雄羅光燮》、《海島女民兵》等陸續出版並走俏。1972年,根據高爾基三部曲改編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一時熱銷。那年暑假,很多孩子跑到開張不久的王府井新華書店二樓北側的小人書專櫃排隊買這套書。有時候得跑個幾趟才能配齊。這套小人書為董洪元所繪,構圖線條比一般小人書複雜,顯得灰暗一些,看上去很有特點,把俄羅斯風情展現得淋漓盡致。文字上也較少政治化的流行語言,說的就是高爾基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高爾基仁慈的外祖母,貪婪和缺少人情味的外祖父,給那時的孩子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後來沒有讀過這套名著的字書,但別人提到它們,並不感到陌生。說一句外行的話,這套書,應該是「文革」期間出版的無數小人書中最成功的作品。放在「十七年」間的小人書堆裡,它也稱得上是佳品。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小人書之旅(2)

    「評法批儒」時期,大概在1974年到1975年間,出了一批儒法鬥爭題材的小人書。古裝畫面的再現,讓一些孩子對《楊家將》這樣的小人書的開禁有了一絲盼頭。因為這茬60年代的孩子,看過成套古裝小人書中零星幾本並且念念不忘的,不在少數。他們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把它們成套地堆在家裡。若干年後,這些小人書果然再版,儘管這撥孩子早結束了看小人書的年紀,後來也不再對收集它們有所關注或行動,但是,念想還在。    
    小人書對孩子的衝擊力,比不了電影。但小人書也有自身的優勢,它體現的是一種私人化閱讀,小人書故事的載體(書)比起電影故事的載體(膠片),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就在身邊,在桌子的抽屜裡,書架上,鋪底下的紙盒子裡。至今四五十歲的那撥孩子,看見鞋盒子,也許就會想起裡面盛過的小人書,想起戴瓜皮帽的地主、短打扮挎盒子槍的狗腿子、戴墨鏡的特務、戴大簷帽、扎腰帶的國民黨軍官、帽子後面耷拉著屁簾的日本兵、一身盔甲手握長矛的馬上古代將軍的畫面,想起省下幾天的冰棍錢買了哪本小人書,或誰借了自己的哪本小人書一直沒還的往事……    
    小人書給了一代孩子什麼呢?    
    崔永元是當年的小人書迷,今天的連環畫收藏者。前兩年他曾到我的一個朋友家,一次購入數千塊錢的小人書。他說:    
    小人書帶我們遨遊遠古,觸摸歷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進入我們的視野都是從畫頁上喪魂落魄的孔老二開始的。    
    小人書還告訴我們,秦始皇是個暴君,宋江靠的是小恩小惠,曹操是奸臣。    
    看著《小英雄雨來》、《雞毛信》、《小馬倌》總是恨自己生不逢時。我焦急地對父親說,蔣介石什麼時候打回來呀,也讓我們過把槍癮。    
    在孩子們的眼中,小人書裡的戰爭少了幾分慘烈和殘酷,取而代之的是幾分俏皮,幾分浪漫。7    
    他的體會,僅是一個方面。同是看小人書,孩子和大人的視角自然不同。比如《三國演義》,孩子們不會像毛澤東那樣,對先人的韜略心領神會,感悟著政治風雲的潮起潮落。孩子眼中的《三國演義》,是誰和誰戰了多少回合,誰的武藝最高,誰用的是什麼兵器。北京孩子常湊在一起聊小人書,像聊電影那樣。聊的是呂布「單槍匹馬,縱橫天下」,張飛「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有的孩子能倒背《說唐》裡所有條數的好漢,有的孩子把三國人物按武藝高低排了座次: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七黃八魏九姜維。其實除了呂布高人一籌,其他人單挑著練,本事都差不多。我們院的一個孩子曾語出驚人,他認為,關羽最沒本事,斬顏良、文丑、華雄,都是措手不及間建的功,有點像後來丁松這樣的乒乓球運動員。還有的孩子不解,《三國》裡動輒大戰一百合,揚言三百合,到了《水滸》裡,怎麼四五十合就是極限了?也有的孩子練畫畫,拿小人書當範本,如《鐵道游擊隊》裡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機槍,不少孩子都臨摹過。    
    以此類推,孩子從小人書裡得到的,就是這些東西。不錯,小人書時代留給孩子的記憶,是永不褪色的,但倘若癡迷在小人書裡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出不來的孩子,書看的再多,也長不大。    
    2003年深秋,葉落的時節,我受一家雜誌委託,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宿舍採訪連環畫界前輩姜維樸先生,寫成了下面的文字。自1953人民美術出版社有連環畫編輯室以來,姜先生就是這個編輯室的負責人,以後又成為連環畫出版社首任總編輯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迄今五十載有餘。本書的讀者也許不識姜維樸其人,但一定都看過出自他的手的小人書。那麼,不妨來認識認識這位早該認識的老人,以及他腦子裡的往事,你們會知道,小時候看的那些小人書,是怎樣編出來的。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回到「小人書」的時代(1)

    姜維樸的記憶    
    姜維樸先生從二十多歲起投身連環畫事業,屈指恰好五十年。就是說,他見證了新中國「小人書」起步、興衰的全過程;也可以說,姜先生的工作史,與解放後連環畫的發展歷程幾乎同步;還可以說, 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甚至40年代——這些年齡段的「孩子」,是看著姜先生編的或主持編的「小人書」成長的。如今的姜維樸,已是往八十去的老人,當年癡迷「小人書」的孩子,也早已長大成人,甚至步入了老年。那麼,回過頭來聽聽姜先生敘談往事,應該是一件很有價值也很有意思的事情。    
    從《雞毛信》、《東郭先生》說起    
    在姜維樸看來,新中國第一代連環畫的優秀代表作,當屬1950年出版的《雞毛信》,那時,姜先生還是上海《華東畫報》的記者。這本書的文字作者蔡若虹(筆名張再學)後來告訴姜先生,解放初,國家還處於百廢待舉之際,毛澤東就把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找去,專門就連環畫問題談了一次話。毛澤東對周揚說,連環畫小孩愛看,大人也可以看;識字的人看,文盲也可以看。他指示周揚,要成立一家專門的連環畫出版社,出版一批連環畫。周揚回去馬上把毛澤東的指示落實到時任文化部藝術局美術處處長的蔡若虹身上。隨後就有了大眾圖畫出版社,《雞毛信》是第一批大眾版連環畫中的一種。    
    《雞毛信》的原作者華山,曾是延安魯藝美術系的學生,蔡若虹則是系主任,彼此自然很熟悉。改編《雞毛信》,可謂師生間的一次合作。繪畫者劉繼卣當年還是個三十出頭的知名度有限的年輕畫家,蔡若虹選擇他,是認準了他既擅人物也擅動物的繪畫功夫。劉繼卣不負重托,把作品裡的各色人物和海娃趕的那群羊表現得惟妙惟肖。說到這裡,姜先生順手翻開《雞毛信》,指著畫面上的羊群說:「你看,簡直生動極了。把羊的精神狀態都畫了出來。」《雞毛信》一炮打響,走在了同名電影的前面。以後幾十年裡,連連再版或重印,經久不衰,總印數至今已超過400萬冊,並有多種外文版在世界各地發行。    
    接著,鍾惦斐、賈芝、蔡若虹三人合作,以董聚賢的筆名,編寫了《東郭先生》。劉繼卣再接再厲,畫完了羊又畫狼。姜先生同樣用「把中山狼畫傳了神」,來稱賞劉繼卣的畫技。不用說,《東郭先生》和《雞毛信》一樣,成為家喻戶曉的傳世佳品,也成了幾十年間一茬接一茬孩子的啟蒙讀物。    
    劉繼卣後來成了畫界的名家,鍾惦斐、賈芝、蔡若虹也都是名噪文壇的藝術家。「小人書」在某些「藝術家」看來,也許不過是哄孩子玩的彫蟲之技,不屑為之,但是新中國的連環畫事業,確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過問下,由這樣一批文壇的名家奠基而起的。毛澤東當年關注連環畫的出版,固然是著眼於下一代,然而事實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不少第一代國家領導人,後來都成了連環畫的熱心讀者。    
    再說《水滸傳》、《岳飛傳》    
    兩年後,大眾圖畫出版社歸並到人民美術出版社,這時姜維樸已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人美所屬的《人民畫報》作記者。人美的社長薩空了聽說毛澤東很關注連環畫的出版,自然也格外重視這項工作。1953年,人民美術出版社成立連環畫編輯室,姜先生隨即被薩空了點名調到這個編輯室作副主任(當時無主任),實際主持工作,想不到從此與連環畫結緣,直至今天。    
    姜先生說,連環畫編輯室成立後,確定了一批以革命鬥爭和傳統文化為題材的1953年重點工程,《水滸傳》即其中之一。《水滸》的上馬,開了改編古典文學名著的先例。    
    改編這套名著,姜維樸和他的同事們事先進行過翻來覆去的討論和研究。姜先生操刀先編出第一本的腳本。他說,原打算把王進的故事單列出來,作為第一本,後來考慮王進是個「引子」式的人物,不在《水滸》故事的主人公之列,便和史進的故事合二為一,作為第一本,這就是後來讀者看到的《九紋龍史進》。第一本編好以後,送給薩空了看。薩十分滿意,批道:編得很好。打印供作者參考,並請專家提意見。以後,就鋪開幹了起來。人美的創始人之一朱丹(筆名瞿曇)也欣然「入伙」,編寫了好幾本。    
    《水滸》的六位繪畫者——徐燕蓀、卜孝懷、任率英、陳緣督、吳光宇、墨浪,已經相繼離世。姜先生談起他們,不時流露出歎息之情。這六位畫家之間,有一種師承關係。徐燕蓀是京派人物畫的前輩,享有盛名,其他五人是他的學生。他們畫風接近,合作默契。但創作《水滸》,也非一路坦途。徐燕蓀以前畫過戲裝的《水滸》人物,改編為連環畫,要一改原來的套路,更為貼近歷史。此外,器物(宋代)、山水(以北方地理環境為主),都是反覆斟酌、討論,幾易其稿後確定的。《水滸》的精彩畫面,給孩子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當中滲透了六位畫家的不知多少心血,也顯示出他們深厚的繪畫根底。    
    姜先生特別提到董立言——一位為《水滸》貢獻過特殊才能的「無名英雄」。董立言在編輯室內專司連環畫口白和腳本的書寫,他的小楷書法造詣極深,工整而不失韻味。那時人美版許多「小人書」的文字部分不用鉛排,由董立言逐字抄寫。26本《水滸傳》的文字,也全部出自他的手筆。董立言早年開過畫店,和齊白石很熟,60年代,他調到榮寶齋工作。令姜先生扼腕的是,「文革」初期,因害怕受衝擊,他在廁所裡懸樑而去。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回到「小人書」的時代(2)

    自1954年起,《水滸傳》陸續出版。原計劃出30本,1959年,出到第21本(《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後來又出版了五本,到「文革」前,共出版26本。姜先生說,後四本已經改編完畢,但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只能任其流產。    
    《水滸》的成功問世,也激起了姜維樸的幹勁,他決定上馬《岳飛傳》。姜先生回憶說,50年代,各兄弟單位的合作氣氛很好,每年開一次碰頭會,互通計劃,彼此支援。北京出了《水滸》之後,上海在1955年出版了《三國》,後來又出了《紅樓夢》,天津出了《聊齋》,河北出了《西遊記》。人美社因出版《水滸》和其他作品,畫手吃緊,再開發別的選題,有點拉不開拴,姜先生便回了趟「娘家」,到上海找老搭檔、新美術出版社總編輯黎魯求援。一見面黎魯就痛快地問:「你說說要什麼吧。」姜維樸說:「別的不要,就要畫家。」黎答:「沒問題。」馬上通知連界名家趙宏本,召集畫家們來了一次動員。就這樣,姜先生不虛此行,帶回了一批一流的畫家,把十五本《岳飛傳》包了下來。那幾年,《水滸》和《岳傳》交替出版,到60年代初,《岳飛傳》全部出齊。它的累計印數,已超過了450萬套。    
    姜先生邊回憶,邊從書櫃中取出一套80年代重印的《岳傳》。我打開封套,看到了一本本久違了的書名:《岳飛出世》、《槍挑小梁王》、《岳雲》、《牛頭山》……全套(15本)定價:3.50元。    
    連環畫的背後    
    連環畫的背後是什麼呢?不言而喻,是創作者的勞動。    
    「小人書」創作,類似於拍電影,起自腳本的編寫。姜先生向我出示了一張連環畫出版社的文學腳本專用稿紙,上面96格,即每面的文字不能超過96個字,下面是一欄「繪圖參考」,由編寫者向繪畫者提供參考意見或建議。    
    大量連環畫是根據字書改編的,編寫者不僅要熟讀原著,而且要吃透和消化,轉化為「小人書」版。這個過程並不輕鬆。據姜先生說,當年蔡若虹改編《雞毛信》,因為白天要坐在機關裡處理雜事,每天的夜車都開到後半宿。他家的保姆煮好麵條端上來,涼了,回鍋熱,再涼了,再熱,如是反覆多少遍。毫不誇張地說,蔡若虹是以一種廢寢忘食的創作熱情,改編了這本書。有些原創作品,需要文字作者和畫家深入生活,作實地調研和考察。姜先生提到《窮棒子扭轉乾坤》和《焦裕祿》這兩本60年代出版的現實題材的優秀連環畫,作為編寫者,他曾多次到遵化和蘭考採訪、體驗生活。姜先生還用上了畫報記者時的老本行,拍過許多照片。《焦裕祿》從確定選題到完成創作,僅僅用了20天。而腳本的初稿,是姜先生和兩位同事在一夜之間趕編出來的。    
    繪畫是連環畫創作的重頭。多卷本連環畫往往是多名畫家集體創作,風格要融為一體,這對早已形成個人畫路的畫家們,說來也並不容易。《水滸》的人物造型,就經過了反覆的討論。姜先生回憶說,當時先從不同視角畫出四個宋江,一幅正面,一幅側面,一幅全身,一幅特寫。然後張貼出來,請編創人員和專家們觀摩、討論,畫家再作修改。反覆多次,最終確定統一的造型。劉繼卣畫《窮棒子扭轉乾坤》時,也多次到 「窮棒子社」體驗生活,畫了大量的鉛筆速寫,又把鉛筆稿拿到農村徵求意見,經過多次修改和加工後才定稿。    
    這種一絲不苟的創作態度與合作精神,直接造就了畫家們的藝術素養,讓他們的繪畫境界拾級而上。後來美術界的名家如劉繼卣、王叔暉、程十發、任率英、墨浪、賀友直等等,用姜先生的話說,是「以畫連環畫起家的」。而《山鄉巨變》、《十五貫》、《渡江偵察記》、《東郭先生》、《西廂記》、《我要讀書》等等,也成了今天的收藏者眼中的精品。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一個即將消逝的概念

    字書這個詞,已經不常用了。它是就小人書而言的,也會隨著小人書的消失而消失。但字書這樣東西,還不會馬上離開我們。    
    六七十年代,孩子長到三四年級,只要不是太笨,大多開始了接觸字書的經歷。當他們囫圇吞棗地看完《歐陽海之歌》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後,一定有一種類似拿到汽車駕照這樣的掌握了一門技藝的快感。這個印象也一定終生不忘。倘報紙的讀書版拿「我看的第一本小說」作懷舊徵文,來稿也一定會豐富多彩、五花八門。    
    「毒草」還在氾濫    
    「文革」爆發後,幾乎所有的長篇小說(大概僅《艷陽天》、《沸騰的群山》等個別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為禁書。還不止是小說,像《外國名歌二百首》這樣的文藝作品,像《十萬個為什麼》這樣的科普讀物,也跌入冷宮。報紙上是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譯家挨斗的挨鬥,坐牢的坐牢,自殺的自殺;無數家庭的無數藏書抄走的抄走,毀掉的毀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書(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 三紅一創」,即《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都被束之高閣;新華書店更是一派蕭然的氣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親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紅」的紅衛兵來抄家時的一個場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書,可是紅衛兵倒不認真翻書,只有一個女紅衛兵指著滿屋子的書架問爸爸:「這些書你都看過嗎?」拿軍刀的頭頭說:「 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們只讀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書一本頂一萬本。」8    
    茅盾當時的處境,儘管也不怎麼樣,但與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還算是幸運的,頂多屬於靠邊站的一類。毛澤東有指示,個別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當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鋪子》)儘管也不能倖免於橫遭批判,但人似乎從未嘗過「揪出來」的滋味,家裡的書也未被抄走。但這段出自他家的對話,卻反映了字書在「文革」初期的真實境遇。    
    一陣疾風暴雨過後,「毒草」們並沒有被滅絕,時顯「沉渣泛起」之勢。漏網之魚,還在游弋。有個住在軍隊院裡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院大校樓一位留蘇的九級幹部家被抄後,家門洞開,他有一次去那裡遊蕩,看見桌子上赫然擺著一套《靜靜的頓河》,頓起肅然之感。三十年以後,我也有過一回類似的經歷:2000年的夏天,去哈爾濱開會,有人在車上和北師大教授汝企和閒聊,說起他的姓不多見。我隨口答茬說:有個翻譯家叫汝龍。汝教授說:他是我父親。我聽後也「頓感肅然」了一番,眼前閃過這位有名的翻譯家以及和他相關的托爾斯泰、契柯夫乃至聶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讓無數的孩子大中其「毒」,當中也一定包括破「四舊」時殺在前面的紅衛兵。所以說,矛盾是可以相互轉換的,人生的方方面面,盡在變數當中,這也是生活的辯證法。    
    復課以後,學生靠分看家和吃飯的時代已經過去,有了不少閒工夫。一些孩子「飛」在外面瞎折騰,另一些孩子呆在家裡大看借來的小說。那時學「毛著」的榜樣門合,有「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的經驗之談。這樣三句話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讀小說的體會上,以至傳看小說,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風靡一時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們看的,都是些傳來傳去的小說,有的是從圖書館流失出來的,蓋著形形色色的單位公章。外國小說中,不少是豎排繁體字的那種,人名和地名用曲線或直線標出。因庫存過久,紙張多已泛黃,散放著一股倉庫中的霉氣味。很多小說由於倒手次數過多,成了少頭缺尾的殘書。不知道過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過去的,包上馬糞紙書皮,用鋼筆寫著《安娜·卡列尼娜》、《紅色保險箱》、《上尉的女兒》、《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記》……也有的乾脆沒頭沒尾到底,書看完了還人家時,還得現打聽書名。那也看得如饑似渴,廢寢忘食。我估計有些小說沒頭沒尾是故意之舉,至少是讀者自我保護意識的一種體現,不然讓「毒草」招搖於市,有點危險。一般來說,小說的傳閱速度都是閃電式的,頭天拿到手,便被叮囑:「明天想著還我。」很多孩子的書包裡總裝著一兩本沒頭沒尾的小說。大街上也常見兜裡揣著小說的孩子,路上碰見熟人,問:「幹嘛去?」答:「還書去。」或者應了後來的電影《看不見的戰線》裡的那句話:「你拿的是什麼書?」回答當然不會是《歌曲集》。中間插一槓子,把書截走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而借書給他們的孩子,已經說不準是幾道販子了。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黃新原的讀書生活

    黃新原是我的朋友,確切說,是高我一級的同學黃漢青的哥哥,多年前因一次工作上的合作(我給他寫的一本書作編輯)而有了過往。論歲數,他應該是68屆的,由於身體原因(不是成績原因)蹲了一班。他父親在玉泉路的政治學院和紅山口的軍事學院之間調來調去,他家也隨之搬來搬去。他的身體比較糟糕,打小有哮喘的毛病,去年又安上了心臟支架,植物神經也不大正常,怕風,休息不好。但他精神尚健旺,聊天時,常能聽他翻騰出小時候的舊事,很有一些是和孩子看書靠邊的。    
    「文革」初期,他家在玉泉路政治學院。他這茬孩子成長到大看小說的時候,不分中外,幾乎所有作品都成了「毒草」。孩子都有點逆反心態,越不讓看,越得看。書借不出來但偷得出來。院裡幾個高玉寶式的孩子合謀在學院圖書館溜門撬鎖,黃新原也在當中。好在那時圖書館管理鬆懈,已陷於癱瘓狀態,經常是大門一鎖,管理人員便沒了蹤影——多半「鬧革命」去了。他們大得其手,揀自己喜歡的往家裡運,然後換著看。    
    後來,他父親受命給軍委辦事組(由黃吳葉李邱等人組成)講《法蘭西內戰》和《反杜林論》這兩本書,憑著一紙蓋著總政公章的介紹信,可以在中國書店買舊書。他說,他父親藉機廉價買了大量的與兩本馬列經典不搭界的舊書,不下幾百本,光《聖經》就有三種版本。他也跟著看。他父親曾指著一本《曾文正公家書》對他說:「你可以看看這本書。」這在家長中,是做了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當時曾國藩的頭上,頂著 「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的帽子,看他的書,無異於看蔣介石的書。沒點見識的家長,躲之都惟恐不及,豈有放任孩子接觸「封資修」甚而反動作品之理,更不用說推薦給孩子看了。    
    再後來,黃新原隨著部隊子女的大流,參了軍,在老撾前線的一個山頭上紮營一年。回來時,哮喘病犯了,住在天津的464醫院裡。那時他身份是大頭兵,醫院裡有個年齡和他相仿的女大夫,已經是四個兜了,人也算長得漂亮,就是有點個性。有一回兩人聊天,女醫生問他:最喜歡看什麼書?他大概說的是《三國演義》。對方抱以不屑的一笑,再問:外國的呢?答:《牛虻》,對方又抱以不屑的一笑。把黃新原問得只好反問她:「那你最喜歡看什麼書?」女醫生也用反問代替回答:「你看過《戰爭與和平》嗎?」他還真沒看過,一時張口結舌,有種「窩脖」的感覺。後來他借到一本《紅字》,被女醫生知道了,拐著彎找小護士來叫他。那天黃新原正洗著腳,以為是說病的事,沒敢耽擱,趿拉著鞋就過去了。女醫生表示也沒什麼事,意思是聽說他有一本《紅字》,想借來看看。黃新原一聽就攛了,這回是正色地一口回絕,好像還說了些「 別說書是借的,就是我自己的,你也甭想看」之類的話。書還了以後,女醫生後來也許意識到那次說話有點傷人,一再道歉,表示沒別的意思,就是想看這本書。到了她也沒看上。新原說,現在想起來,當時年輕,有點意氣用事。但他從此也明白了一個道理,讀書和讀書之間,是有高低之分的。為了不致再遭跌份的尷尬,他後來捏著鼻子狂看世界名著。那時就是這樣,很多孩子讀外國小說,出發點是虛榮心作祟,最終卻墮入小說的風情、情節、人物心理活動之中,豐富和成就了他們自己的文化底蘊。    
    手抄本    
    讀書是一種極具私人化和靜態感的生活方式,黃新原的讀書生活牽扯了不少孩子,可知當年的讀書,有時候確是風行到了一種集體活動。這類經歷並非孤證,50年代前後出生的孩子,和書相關的故事素材,是說不盡的。我的同事黃蔚琦也常提這些往事。他曾提到一位畫家的兒子在鋼鐵學院講《基督山恩仇記》,連著講了三天三夜,是當年在那一帶轟動一時的事情。還有一位名范與中的才子,根據英譯本手譯《基督山伯爵》,寫了六大筆記本,在孩子中傳抄。「文革」當中,開了手抄本先河的,也許就是這部翻譯作品。後來才有了《一隻繡花鞋》、《第二次握手》、《曼娜回憶錄》、《綠色屍體》、《別墅魔影》、《第100張美人皮》等手抄本創作作品。我們上中學時,全校盛傳一個笑話:某班課間休息時女生留在教室,男生到走廊活動,向來如此。某日有個孩子上課看手抄本小說《曼娜回憶錄》(也叫《少女的心》),竟致下課後無法站起來出門,當了十分鐘的「黨代表」。那時,有孩子看了手抄本,便在院裡添油加醋地開故事會。像重慶梅花黨的故事,就在北京孩子當中口耳相告,流傳甚廣,夜裡聽著還挺得慌,把王光美也擱了進去。孩子手抄的不僅是小說,我們上大學時,聽說中文系有個同學70年代抄過蘇聯作家愛倫堡的一整本談創作體會的書,此同學早年想必做過作家夢。也是70年代,北京孩子間一度傳抄1965年和1972年分別去世的柯慶施和謝富治的「遺書」,真假莫辨。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窗外事

    建國後,二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大體不再有作為,有個同學稱他們是「集體墮落」,僅少數人如孫犁等例外。因而十七年間的小說,有不少出自革命經歷豐富的「草莽」之手,還有不少出自工農兵之手。即便是他們的作品,也差不多集體淪為「毒草」。在北京孩子傳看小說的同時,這些新老作家的倒霉境遇也在傳說當中。事實是,《安娜·卡列尼娜》的譯者周揚、《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紅旗譜》的作者梁斌、《紅巖》的作者羅廣斌等人都在監獄裡關了多年。沒進去的,大多也在勞改之列,被拘在湖北咸寧或天津靜海的「五七干校」裡。有人說當年全中國的文藝活動靠的只有八個樣板戲加一個作家(浩然),不無道理。    
    《青春之歌》是「大毒草」之一,也是孩子私下傳看率甚高的作品之一。當時流傳一個故事,有個中學的工宣隊隊長沒收了一本《青春之歌》,回家看了一遍,過兩天召開批判會,給林道靜下的結論是「破鞋鬧革命」。聶元素(聶元梓的姐姐)是從「一二.九」運動中過來的老幹部,也曾有過寫一本反映「一二.九」運動的小說的打算,好像已經動了筆,因《青春之歌》的出版而打住了。聽說楊沫當年得了筆不菲的稿費,在香山附近買了一個院子;又聽說白楊和楊沫是姐妹。這都是那時在看《青春之歌》的孩子間傳來傳去的小道消息。另一部傳閱率甚高的小說是《歐陽海之歌》,這本書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很多三四年級學生的小說啟蒙讀物。它對低齡孩子的刺激尤大,不少孩子沉浸在軍營的故事裡而不能自拔,恨自己不馬上長大,參軍去。他們不會知道,這本讓無數孩子的理想「插上翅膀」的小說的作者金敬邁,自1968年以後就被摘掉領章和帽徽,喪失了自由,在秦城監獄一關就是八年。他後來把這段經歷寫在一本叫《好大的月亮好大的風》的書裡。    
    70年代以後,《高玉寶》、《海島女民兵》解禁,《桐柏英雄》、《閃閃的紅星》出版,高爾基的《童年》第八次印刷。這是幾本當年最流行的小說,都不厚,十幾萬字。《閃閃的紅星》的作者是李心田,後來另一位作家王願堅把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今天的孩子都知道同名電影,至少知道這部電影裡的幾首插曲,而對原創小說,恐怕是了無所知。再後來,《連心鎖》、《難忘的戰鬥》、《征途》、《新來的小石柱》、《較量》、《大刀記》等作品紛紛亮相。電台裡也重啟配套的「長篇小說連續廣播」節目。《征途》是根據金訓華的事跡創作而成的,在電台播出時,演播者張山與小說裡的階級敵人恰好同名,他等於天天在電台裡糟踐自己。《海島女民兵》後來也被改編成一部著名的電影《海霞》,此片與《創業》一道,驚動了毛澤東,它的作者黎汝青在當時能寫東西的作家中,算是有實力的一個,後來還寫了以土地革命戰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萬山紅遍》。《大刀記》一出就是三大本,但反應平平,據說作者郭澄清勤奮有餘,靈氣跟不上。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寫完了《大刀記》,又寫《千秋業》,此時,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準備一手托《千秋業》,一手托骨灰盒。」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水滸》情結(1)

    1972年,是一個值得愛書人稱道的年份。這年4月,四大古典文學名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再版發行,都是豎排半繁體字的那種版本。《紅樓夢》的註釋者是啟功,這已經是第九次印刷了。《水滸傳》是七十一回本的,當時距評《水滸》的運動尚有時日。把這四套書全買下來,也不過十塊錢出頭。它們的出版,最大的受益者,是60年代出生的這撥孩子。我們剛好到了讀這些書的年紀,沒被耽擱,就可以不必藏著掖著而放心地猛看。那時男孩都愛看《水滸》,沒有誰能數得清自己看了多少遍,不少孩子背得出一百單八將的名字、綽號和星號,有的孩子甚至到了能按次序倒背的地步。毛澤東說,《紅樓夢》至少要看五遍。也有人說,《紅樓夢》是一部可以放在枕邊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的書。其實《水滸》這部小說,在一些大人以及更多的孩子看來,比《紅樓夢》更具吸引力。把這本深入人心的小說拍成電視劇,非在一切環節上力求百分之百地忠實原作不可,這不是一般藝人靠幾分雜耍本事便能做起來的事情,除非你不自量。前兩年拍的那部四十三集電視連續劇,大肆篡改原作,或曰:走了大樣。這讓打小就熟悉《水滸》並懷著興致看了幾集的觀眾,大受刺激。我問遍了我們歷史系能問到的同學的觀後感,總結為兩個字—「掃興」。    
    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看來,《水滸》是一種精神食糧,是他們的憧憬和榜樣……這是今天的孩子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這樣的《水滸》愛好者,聽說《水滸》在拍電視劇,自然要翹首以待,甚至是數著腳指頭等著首映的那天。    
    他們等來的是什麼呢?用我的朋友邢東田的話說,是「差點沒背過氣去」。看了電視劇後,他氣得逢人便罵,讀不懂原著,靠看小人書演劇的戲子(據報載,有些演員在表演之前,反覆閱讀《水滸》小人書,以加深對《水滸》的理解),糟改英雄,荒唐透頂,他特意寫了篇《魯智深豈能再遁空門!》(發表時署名「新江」),將「未解水滸真義,以凡度聖」的編導連損帶罵了一頓。好在文章不長,照錄如下,可以體味一下具有「《水滸》情結」的那一代孩子的真實情感。    
    魯智深豈能再遁空門!     
    邢東田    
    好容易耐著性子看完43集電視劇《水滸傳》。大失所望。這就是那部中國人引以驕傲而我情有獨鍾的古典名著《水滸傳》嗎?真是城郭依舊人民非,晁蓋不是晁蓋,宋江不是宋江,林沖不似林沖,武松不似武松。他們怎能是我心許已久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水滸英雄?好憋氣!好憋氣!諸位哥哥,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惟有魯大哥差強人意,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有那麼點意思。然看到後來,又差點背過氣去,豪傑一世的生龍活虎竟悄悄溜回大相國寺,混跡於庸碌僧眾之中,就地打坐……    
    不由不拍案而起,這是魯智深?請不要搞錯!    
    魯智深,位列天罡,蓋世英豪,從來處來,到去處去,赤條條無牽掛,說打就打,說罵就罵,說殺就殺,說砍就砍,不來一絲一毫的虛假,也決不受半點醃氣,自己不受,也見不得別人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頂天立地,仗義執言,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拼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延安城裡,三拳打死鎮關西,五台山上,赤膊薅惱佛羅漢;大鬧赤松林,燒瓦官古寺,夜宿桃花村,滅周通威風;倒拔垂楊柳,鎮東京潑皮,授命野豬林,救林沖危難;水泊梁山,奏響聚義凱歌,中華青史,留得萬世英名。響噹噹的男子漢,噹噹響的大丈夫,豪傑中的豪傑,英雄中的英雄。金聖歎自愧弗如:魯達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李卓吾讚不絕口:是仁人!是智人!是勇人!是聖人!是神人!是菩薩!是羅漢!是活佛!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水滸》情結(2)

    「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敬拜高僧,摩頂受記,智深乃佛門弟子,方外之人。但他卻不守戒律,擾亂清規,我行我素,胡作非為,既不坐禪——十字橫羅,鼻息如雷,又不忌口——酒也吃得,肉也吃得,人家罵和尚是禿驢,他也罵和尚是禿驢,佛殿後拉屎撒尿,酩酊中砸爛金剛,卷堂攪鬧選佛場,出手打倒眾禪客。然而,「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做祖根基」。智深初上五台山,眾僧謂其形容醜惡,貌相凶頑,不似出家模樣,不可剃度。智真長老力排眾議:「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凶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中國禪宗,乃民眾的宗教,批判的宗教,革命的宗教,不立文字,不尊佛祖,我心即佛,率性而為。智深即最具禪宗精神,不讀經,不禮佛,心性本靜,無念為宗,揭竿斬木,乃光大佛法,放火殺人,皆修行的功課。水滸傳詩讚:    
    自從落發鬧禪林,萬里曾將壯士尋。    
    臂負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    
    欺佛祖,喝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    
    不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成佛做祖,當之無愧。    
    吾人最恨招安,水滸後半部令人洩氣。唯智深六和寺坐化,頗使人震撼,每次讀來,都不由蕩氣迴腸,感慨萬千,或潸然淚下,或扼腕而歎,每每咨嗟不已。    
    水滸弟兄征方臘得勝而歸,駐紮杭州六和寺。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同碧。夜半,忽聽得寺外雷般聲響,智深只道是戰鼓擂動,摸了禪杖,大喝著便搶出來,待要出去廝殺。眾僧攔阻,方知乃是錢塘江潮信,當下大悟: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萬松林活捉夏侯成;「遇臘而執」,俺又生擒方臘;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合當圓寂。隨即吩咐燒湯沐浴。又討紙筆寫一篇頌子,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    
    忽地頓開金枷,這裡扯斷玉鎖。    
    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聞訊急引眾頭領來看時,智深已在禪椅上坐化。做了三晝夜功果,合個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大惠禪師來與智深下火。那徑山大惠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著智深道幾句法語:    
    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    
    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    
    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    
    咄!解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    
    智深廝殺半生,弘揚佛法,至此見性成佛,終得正果,無怨無悔,瀟灑人生,獲一個圓滿,達涅境界。    
    水滸大千世界,豪情何在?不在廟堂府衙,亦不在佛寺道觀。水滸豪情,在梁山,在水泊,在斷金亭,在聚義廳,在江湖,在眾弟兄,「八方異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不分貴賤,無問親疏,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受招安,征方臘,英雄末路,豪傑氣短,西風古道,日暮鄉關,往事如煙,哪堪回首!梁山豪氣,風光不再,水泊理想,已然破滅,封妻蔭子,與吾何干,佛門聖地,亦非淨土……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然電視劇未解水滸真義,以凡度聖,居然讓成佛做祖的魯智深重回大相國寺,再度遁入空門,每日裡吃齋唸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這能是魯智深嗎!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小說之外

    除了小說,別的書孩子也看。像蔡東藩的歷史演義系列,林漢達的歷史故事新編系列,吳□主編的中國歷史故事叢書,中國歷史常識叢書,《古文觀止》等等,大體還容易找到。後來出了新版的《十萬個為什麼》,橘黃色的封面,也遠比不上老版的。大點的孩子也看點大人看的書。像當年流行的六種馬列經典著作的單行本——《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都翻著看,其實也是瞎看,就記住了《共產黨宣言》裡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70年代,郭沫若的兩本學術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與杜甫》再版或出版,這在無學術可談的當年,已是絕無僅有的亮點。有個朋友告訴我,他中學時逐字看過兩遍《甲申三百年祭》。幾個日本人寫了一本《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也在新華書店裡賣,但不擺在明面上,擱在櫃檯裡頭。這本書裡有不少政治笑話,可以當故事看。如此內部發行的書,還有幾種,如兩卷本的《各國概況》,這是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後出版的,前面用銅版紙印著各國國旗,書裡逐一標明各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投的是什麼票。多少年以後,我還在不少同學家的書架上見到過這本書。我相信他們都看過,並從中獲取了國際知識常識。不少孩子是從這本書裡知道,英國的全稱叫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那時巴基斯坦有東巴(孟加拉國)和西巴之分,斯里蘭卡(錫蘭)和非洲許多國家的名字也與現在不同。1982年我們在系裡的會議室看曼谷亞運會開幕式轉播,國旗一打出來,就有同學憑印象點國家的名字,估計都是從這本書裡知道的。各國的首都,也都躺在宿舍的床上默對過。友人趙福琪愛攢東西,他還留著一套70年代出版的《戰地新歌》,副標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創作歌曲選集」,我翻了翻第一本目錄,相當一部分「歌」不對題。百年前的《國際歌》,聶耳和冼星海的一系列作品,紅軍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到敵人後方去》等等作品,都在當中,只不過都被「集體重新填詞」過。這在今天,應屬侵權行為。直至「文革」 結束,《戰地新歌》一共出了五集。    
    當年,有一種供一定級別的人出入的內部書店,裡面能買到類似《朱可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等市面上見不到的翻譯作品。進這種書店的資格,與閱讀書店所售書的資格是兩碼事。這些所謂內部讀物後來也漸漸氾濫,在很多孩子家的書架上堂皇陳列,也在很多孩子的手上借來借去,不新鮮了。    
    有幾種雜誌,也在孩子的視線裡。如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朝霞》,北京出版的《解放軍文藝》、《北京文藝》。1976年年初,恢復了停刊近十年的幾種雜誌,如《人民文學》、《人民電影》(前身是《大眾電影》)和《人民音樂》等。一些善弄潮的名噪一時的所謂作家、詩人、學者,名字時與「四人幫」操縱的寫作班子的筆名、工農兵文藝評論組的名字摻和著列在一起。作品的內容也是那一套。有個如今被稱為「著名學者」的人物,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過題為《封建統治階級為什麼有時禁〈水滸〉?》的應景文章。如今,這些「時賢」們肯定不情願再翻騰那段並不光彩的歷史,或者已經隨著歲月漸漸地忘卻了,但「汗顏」兩字,他們應該認得。    
    粉碎「四人幫」接近七個月以後,1977年5月1日,一大批老版圖書解禁,當中包括《子夜》、《家》、《復活》、《簡·愛》、《九三年》、《高老頭》、《希臘故事與神話傳說》、《唐詩選》、《宋詞選》等等,等等。那天,王府井新華書店一大早就長隊如龍,北京各個新華書店也都人滿為患。來買書的,不乏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孩子,當然也包括40年代、30年代甚至20年代的「北京孩子」。那種情景,以前從未出現過,後來也沒有出現過,以後也不會出現了。    
    和以前及以後的孩子相比,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被認作「被耽誤了的一代」,賬都算在了「四人幫」頭上。有個看似奇怪實則必然的現象,中小學教育早就進入了正軌,和當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無論家長、老師、孩子,都把教育視為大事中的大事,或者說頭等大事。但花了不少錢,費了不少勁,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素質或曰文化含量卻不盡如人意,遠不如六七十年代不思學習的孩子。我的朋友李春林、王小琪夫婦的女兒一直是人大附中的好學生,剛剛進入北京大學。他們告訴我,還是哪哪都不如他們的小時候。高校年邁的教授們也常對弟子歎問:怎麼一蟹不如一蟹?其實道理很簡單,正因為喪失了受所謂正規教育的機會,也就沒了學習上的條條框框、負擔和壓力,當年的孩子,可以離開課本,盡情地看自己喜歡的古今中外的小說、雜書、閒書、野書,不看正書,結果就有了現在的今不如昔。     
    註釋    
    135 馮小剛《我把青春獻給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2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4 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67 崔永元《不過如此》,華藝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8 韋韜、陸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三大運動   乒乓球、游泳和自行車,在六七十年代,堪稱北京孩子的「三大運動」。換一句話說,那時候的孩子,誰不會騎車和游泳,沒打過乒乓球,是可以當新鮮事提的。再換一句話說,那時候的孩子,無論怎樣不好運動,對這三項運動也不會陌生,而且屬於自覺的參與,人人說得出一二三四。按說,官方色彩罩著的廣播體操、象徵性長跑,也屬於人人要參加的群體運動,但一個「要」字,足以大減其實際份量,值不當一提。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天下第一「球」

    當年,乒乓球當稱北京孩子的「第一運動」,它的普及與風靡程度,遠過於足球。但標準的木頭球檯不多見,院裡或學校操場上,一般都砌有水泥球檯。北京孩子打乒乓球全從這裡起步。後來的世界冠軍、國家隊主力如莊則棟、盧啟偉、滕毅等,進體校前,少不了在水泥球檯打球,這是一定的。    
    水泥案子的尺寸都不標準,也沒有正規球網,一概用磚頭當網,遇見米粒大的石子,不易發現又對球路有影響,稱「地雷」。實在找不到球檯,用粉筆在水泥地上畫個界線,照打不誤,或者直接和「牆」打來回球。我們院有個鄰居,1969年全家下放干校,老大因已經參加工作,沒有隨行,房子也沒退。記得他騰出一間屋子,用單人床板和板凳支了個乒乓球案子,院裡不少孩子都去打過。    
    乒乓球在文化體育用品商店或百貨商店的文體用品櫃檯有售,小商店裡也有售。極品是紅雙喜牌,五毛錢一個,等於半斤豬肉錢;次之是光榮、連環、盾牌、蝶花、鹿牌等牌,一兩毛錢不等;最便宜的是象牌和兔牌,都不到一毛錢,像牌九分,兔牌無縫的八分,有縫的六分。孩子打球是以娛樂為主,不大講究球的品牌,多玩這兩種便宜球,能彈起來即可。水泥案子,磚頭網,再好的球也不經打。有時不留神把球踩癟了,只要沒破,用開水一燙就起來,有點印兒,無礙接著玩。即使球裂了口子,就用膠布貼上去照打。直至實在彈不起來了,球也留著,作「毒氣彈」的原材料。此時的乒乓球,已無所謂什麼牌,商標早磨沒了。    
    拍子的品種五花八門。光板的,一層黃色海棉的,一層膠粒的,海棉帶膠粒的,海棉帶反膠粒的。牌子同樣以紅雙喜為尊,還有「流星」、「 紅棉」等等,好拍子的背面標著刻度,用來量球網尺寸,對在水泥球檯打球的孩子沒用。初學乒乓球的孩子一般用一層黃色海綿或一層膠粒的簡易球拍,很少見還不會發球,就使上海棉膠粒拍子的。有孩子手裡的拍子連清漆也不上,更不乏揮光板拍子比劃的。那時沒什麼人用橫拍,即俗稱的「大刀」,一色的直拍,偶見孩子買到出口轉內銷的接近方型的日式球拍,就算扎眼了。使好拍子的孩子,為不致海棉開膠,往往再用膠布圍著拍子粘一圈。當年海面帶膠粒的拍子也就賣兩三塊錢,「紅雙喜」不過幾塊錢。如今上點檔次的球拍都在四五百以上。前兩年,同學郭記中從威海來中央黨校進修,每天打兩三小時乒乓球。他號稱進過威海市男子單打前八名。有一次 大家聚會,說起乒乓球,一個北京長大的同學不服,兩人用嘴先打了幾個回合,互相揚言讓對方不過十(當時都打21球)。那個同學告訴記中,你還沒見過乒乓球的時候,我就用海綿膠粒的拍子了。這句吃老本的話意味著什麼,從那時候過來的北京孩子,都能聽懂。    
    球檯不標準,孩子打球的規則更不標準。基本不玩21球的,至多11個球,經常玩六個球、三個球甚至一球一下台的。11球若打成10平,爭勝負有兩種標準。一種為「丟司」,即搶兩分;另一種為「決一」,搶一分。發球輪換方式也與今天11球的國際規則不同,一人發五個,而不是兩個。11球打成3:8時,贏著的一方要稱對方「過節」(婦女節)。另有一種大中小將的玩法,三人同時上陣,一頭站一個人(大將),另一頭站兩個人(中將、小將)。由小將發球,贏升輸降。小將輸球下台。因為是「全民」打球,不少孩子屬於瞎湊熱鬧,連球也不會發,先把球在球檯上彈起來,然後自下而上挑球過網。兩個人都這麼打,叫「和平球」。    
    沒有標準規則,但有土政策。和平球即其一,不帶發轉亦其一,誰輸誰撿球亦其一。這都是明面上的。暗地裡讓球什麼的,還不在內。孩子之間說球,常能聽到這樣的土話,「連刷丫三盤」,「刷你過不了五」。「刷」,意思是贏。    
    有個署名「潤濤閻」的作者,在網上述及他的一個同學因為贏得一場來之不易的勝利,樂極生悲,惹下改變人生命運的大麻煩:     
    「文革」時乒乓球熱了一陣子,那時我在讀高中。一同學僥倖把冠軍給打下了台。他拿起一粉筆頭就在黑板上寫下了「請下台」。剛好落筆在 「毛主席萬歲」下面。因為「萬歲」二字已經基本看不見了,加上他太激動就沒仔細看。連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請下台」。一下子被告發,他被判為現行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是死刑。還好,他父母出身好他平時又老實巴交,給判了無期徒刑。判刑那天我緊緊跟在他旁邊想讓他看到我,意思是給他使眼色「要挺過去!」他爸後來囑咐我一生都要謹慎。我的心從那天起就灌了鉛。高中畢業後當工農接受再教育。不知這輩子還能不能上大學。這一輩子就這麼玩完了?那種無助與絕望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像的。六年後鄧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時我的同學從監獄裡給放了出來。那時我已經念大二了。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都是球迷

    當年孩子打乒乓球,狼多肉少是一種常態。院子裡沒幾張球檯,平均一個樓兩張,也就到頭了,來玩球的孩子可是一幫一幫的。倆人打球,恨不得二十人圍著。以至球分縮短、三四個人同時打一檯球的情景非常普遍。有時院裡球檯人滿為患,有孩子等不及,也到別的院或附近的學校碰運氣。這與同時期在飯館吃飯類似。要是兩個孩子找到一張沒人打的球檯,痛玩一下午,是一件難得的暢快事。但經常是腿遛細了,球檯還沒影呢。節假日裡,學校的球檯閒著的時候多。當年,許多學校的圍牆是帶尖的鐵柵欄,正常情況下身體鑽不過去,但總有幾處不知被誰撐開的缺口,能側著鑽進去,永遠堵不住,除非你砌起磚牆。野孩子進學校,用不著鑽柵欄縫,這大概多是打乒乓球的孩子所為。    
    辦公和宿舍區一體的院子裡的孩子,有機會在木頭案子上打球。早年的辦公樓差不多都是蘇式建築,高台階,寬走廊,大窗戶,大門對著樓梯。不少機關在每層走廊對著樓梯口的地方布一張乒乓球案子,供職工工間活動。白天不方便,晚上孩子沒少溜進去玩。能不能玩踏實,要看看門老頭的心情。最好是買通看門的,次之是和他們混熟了,下策是偷偷摸進去。但看門老頭一般不易通融。有個住在高校院裡的朋友說,他們寧可冒險從樓後面鑲在牆上的外置鐵梯子上爬到三樓,破窗而入。玩的時候,也不能像在院裡那樣盡情喊叫,爭吵一個球的得失。就這樣,得逞率也不高。有一年期末,考完試,幾個孩子想打球,一直等到晚上11點多,辦公樓值班室熄了燈,他們估摸著看門老頭進入夢鄉後,才從三樓的窗戶裡摸進去。一盤還沒打完,老頭就提著棍子上來了。    
    乒乓球最流行的時候,打球也不過是孩子的遊戲,沒有誰拿莊則棟為榜樣,勤學苦練,做世界冠軍夢。玩來玩去,水平儘管參差,也差不太多,能佔住擂台不下來的,極少見。當然,有天分的孩子,六七歲時被體育老師發現,送進體校,成了業餘幾級運動員的則另論。我們院的孩子金之龍,自小入什剎海體校打球,上的是定點學校—大木倉小學和北京六中。他很少和院裡的孩子在水泥檯子上瞎玩,偶爾比劃兩下,也是有一搭無一搭。儘管他沒打出什麼大名堂,但沾了乒乓球很不小的光。我們是同一年高考,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與顧准的兒子、當年北京市文科狀元顧重之同班。可知這是當時最熱門的專業之一。除了成績不錯,一技之長應該起了作用。另一位朋友崔國清,在有幾千員工的單位得過單打冠軍,如今是國家級裁判,動不動被叫去執法,至今每週訓練若干回。    
    對乒乓球,當年的孩子除了打,還看或聽(比賽)。最熟悉的播音員是張之和宋世雄。但他們即使在電視裡解說,也不露臉,孩子只聞其聲。有傳說宋世雄曾坐在廣播大廈門前「解說」過往的汽車,一群孩子圍著聽,據說嘴皮子和解說乒乓球一樣跟得上。我們上大學後,大概在1981 年前後,學校曾請張之來給學生作報告,原定在一個一二百人的教室,到點人滿為患,臨時易至更大的八百人教室,仍盛不下,場面一時混亂。現支一塊大黑板,征書法出類拔萃者上台書寫報告主題。那幾年隔三差五有名人來學校演講,包括侯寶林在內,都出不來這種效果。張之當時年事已高,早退居二線,仍能給當年的大學生、六七十年代的孩子造成如此近乎瘋狂的「追星」場面。    
    那時能在家裡看電視轉播的孩子寥寥,都是四處尋摸。宿舍附近的中小學校、郵局、商店、基層駐軍,這樣的單位逢重要賽事,常把14英吋黑白電視機移至室外,孩子就蹭著看。北京孩子裡,沒有過到外面蹭電視看的經歷的,幾乎沒有,除非自家有電視。世乒賽從1971年的31屆開始,就有實況轉播,名古屋成了對中國觀眾而言名噪一時的城市。首體建成後,1973年辦過一次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賽後拍成一部叫《萬紫千紅》的紀錄片,片中主題歌,至今還有人唱。那年為在首體看球,各院孩子都整宿整宿地排隊,就這還不一定買得上南北台的票。想當年,孩子對待乒乓球的癡狂勁,肯定不遜於2003年8月的「皇馬」北京之行。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都是追星族

    當年,紅極一時的世界級足球球員如貝肯鮑爾等人,北京孩子沒什麼人知道,但世界一流的乒乓球運動員,他們都如數家珍。乒乓球選手是能在北京引起明星效應的惟一一撥人。    
    中國運動員,男選手自莊則棟數起(此前尚有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年等,此三人「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殺),以下有李富榮、張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許紹發、刁文元、李振恃等。女選手有邱鍾惠、林惠卿、鄭敏之、鄭懷穎、胡玉蘭、仇寶琴、張力、李麗、葛新愛等。    
    70年代以後,三連冠的世乒賽冠軍莊則棟有點過景了,後來官至國家體委主任。前幾年,我曾在賽特商場地下冷飲店裡見到過他,獨自一人,來吃一碗冰甜食,謝頂,看上去是一半大小老頭,與1976年我們在頤和園門口看到作為國家體委主任陪外賓遊園時的他判若兩人,當年的風采已被殘酷的歲月蕩盡。張燮林打削球。李富榮拿了三屆世界亞軍。最有孩子觀眾緣的,是梁戈亮。梁是橫拍選手,打球很利落,但欠穩定,贏的快輸的也快,辟里啪啦就是一局。在世乒賽上曾連抽瑞典選手21板,給包括孩子在內的中國觀眾留下了難忘的一幕。許紹發被說成怪球手,據說他是世界上頭一個採用高拋發球的選手,一直打到70年代中期。郗恩庭的輝煌歷史是摘得一屆世乒賽男子單打冠軍。    
    女運動員裡,鄭懷穎是尤其搶眼的球手。她十八九歲出道,梳兩條短辮,直握球拍,快攻凌厲。她的運動生命似不算長,據說身體不好,提前退役了。很多孩子私下為她惋惜過,心態與今天的追星族相仿。在北京孩子眼裡,70年代以後的國內乒壇,最有記憶價值的運動員,就是梁戈亮和鄭懷穎,其他人往後捎。    
    外國球員中,日本的長古川信彥與河野滿,瑞典的本格森與約翰森等男選手;日本的大官行江、濱田美穗、小和田濱子,羅馬尼亞的亞歷山德魯,朝鮮的樸英順,韓國的李艾麗薩和鄭賢淑等女選手,也為北京孩子所樂道。    
    長古川信彥的打法與梁戈亮類似。河野滿是直拍選手,戴眼鏡,透著點儒雅之氣,這在運動員當中還不多見。本格森是瓦爾德內爾之前瑞典最值得驕傲的選手之一,他也拿過不只一次的世乒賽冠軍。亞歷山德魯是60年代初的選手,運動生命一直延續到70年代,當時大概已40多歲,倘還健在,該是70歲的老太太了。70年代中期,對中國女隊構成麻煩的是韓國的一對選手李艾麗薩和鄭賢淑,中國隊在與她們交手時輸多贏少。再後來,中國男女球手多屬曇花或流星型的,不大為孩子所牢記。    
    六七十年代,自行車是家庭重要財產之一。名牌車輕易買不到,和手錶一樣,憑票供應,收工業券。傳統名車,主要是三大品牌——上海產的永久牌、鳳凰牌,天津產的飛鴿牌。他如北京產的燕牌,青島產的金鹿牌,天津飛鴿廠的紅旗牌等等,皆歸於雜牌。    
    自行車的種類是形形色色的,有男女之分, 28和26兩種型號之分(24和22等小型車當年極少見),普通、加重和輕便之分。車上的配件也都相對獨立。車閘分普通皮閘、漲閘、線閘、倒輪閘等幾類。鏈套分全鏈套(又稱大鏈套)和半鏈套。車鈴分普通鈴和轉鈴。車支子分單腿支子和架式支子、電鍍的和普通噴漆的。車鎖有五六種,從原始的鐵片一捅即開的鑰匙到鋼絲鎖等。車座更是五花八門。還可以把自行車分成錳鋼、半錳鋼和非錳鋼三個檔次。名牌錳鋼車,是自行車裡的老大。標準配製的自行車,統稱「標定」車。    
    「掏襠」時代    
    小則一二年級,大不過四五年級,北京孩子便開始了他們的自行車生涯。除了極少數家境優裕者,孩子到了學車年紀,一般沒有屬於自己的自行車,都是拿家長的車練手。學自行車不拘地點,凡人不多的空場如學校操場、院子裡的水泥甬道、院外邊的小馬路,都可以當場地。那時學女車似不多見,不少十歲上下的孩子一開始就用28男車學,練會了滑輪屁股上座腳還夠不著腳登子。此時有幾個辦法,一種是聽其自然,夠不著就讓一隻腳懸著;另一種是不上座,屁股懸在大樑上邊,愣騎,太累了也挨挨大梁,但難免硌得慌。有個朋友說他曾用這種方式和一幫孩子從和平裡騎到天安門;還有一種是把右腿從車大梁底下伸過去夠右腳登子,如此則身子只能斜著,名為「掏襠」。當年,逢星期天,常可以見到一群一群的孩子掏襠騎車,鈴聲大作,穿梭於胡同裡、樓群中和沒有紅綠燈的馬路上。當然,孩子小,用這種方式騎車,控制車把難免不協調,弄不好就惹禍。我們院有個孩子七八歲時掏襠騎車,曾經在馬路上把一個更小的孩子撞成骨折,送進兒童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出院後的一段更長的時間裡,闖禍孩子的家長還時不常拎著東西去看挨撞的孩子。孩子學車,進步是神速的,沒多久就開始耍花活比車技了。雙手撒把都小菜一碟,倒著騎的,拐90度彎的,互相別車的,坐在後架子上騎的,一前一後帶倆人的,騎兩輛車(騎一輛帶一輛)的,站在腳登子上用雙腿固定車把,把雙手張開的,跳上跳下,不用腳登子的,最絕的是能雙腳踩著腳登子,車不動,把自行車當凳子坐,名曰「定車」,不少北京孩子有這個本事。常見的是一幫孩子在馬路上「飛車」,和汽車比速度。    
    那時,多數孩子學會了騎車,平時並無車騎,只有星期天家長休息時,孩子才有機會提「出去騎會兒車」的要求,或者偷拿家長的車鑰匙。剛學會騎車又無車可騎,對孩子來說,無異於一種折磨,做夢都想著這事,愛犯騎車癮,這與現在成年人學汽車時的心態相似。他們普遍暢想過未來的某天有一輛屬於自己的車,和一群孩子見天出去兜風,逛遍北京四城,再往郊區奔。若干年後,夙願實現了,感覺也變了:不過如此。他們或也會為這種幼稚心態感到好笑。其實凡事如此,得不到時,無限度地渴望;到了手裡新鮮兩天,也就無所謂了。這是人類各個年齡段對各種誘惑的通病,不獨孩時。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戰車」時代

    家境不錯的北京孩子,上中學後,倘學校離家不遠不近,就有機會得到一輛自行車,用作交通工具。這車是新是舊,則難說。一些孩子騎的是家長淘汰下來的舊車,不乏新中國第一二代產品,接近於所謂「除了鈴不響剩下哪都響」,那就只是個代步了。有的孩子騎的車,曾被家長「 怯」打扮過一番,或大梁、車把上纏著帶色的塑料布、電影膠片,或車軸上套著紅配綠的彩匝等等。顧點面子的孩子會覺得騎不出去。這種破車泛稱「戰車(音讀jO)」,一些出行場合如遇平時騎這種車的孩子當天沒騎,一定有別的孩子來過問:「你丫那戰車呢?」    
    家長讓孩子騎破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出於一種直覺的預感,說不定哪天孩子會把車撞了或丟了。擱今天,誰家丟個四五輛自行車,是很平常的事情,沒丟過車,倒可以當新聞說說。那時候和現在不同,家裡丟輛車是天大的事情,等同於把家中的財產割出去幾分之一,弄不好全家得不吃不喝若干天。轉鈴被偷,都是件不小的事情,很多自行車上的轉鈴,安有防盜的專用鐵箍。孩子倒不擔心這些,車不敢偷,鈴敢卸。我的鈴被卸了,再卸他的,他的被卸了,再卸你的,卸來卸去,如此循環,其樂無窮。     
    拔座、換鎖、卸架子    
    「文革」前期,有一輛線閘26全鏈套男車,俗稱「燕把」,是很令孩子羨慕的事情。拿到這款車,還需略施改造:把車座拔到頂,卸掉後車架子,安上轉鈴,換成鋼絲鎖。這幾樣改造具有十足的裝飾意義,被很多趕時髦的孩子視為不可或缺。此外,騎車的姿勢也大有講究。盡量一手插兜,一手扶把,即便雙手扶把,也切忌手指觸閘;腳要稍微外撇,把白邊懶漢鞋的中心部位固定在腳登子上,萬不能用腳尖登車;上車的時候,一般不滑輪,採用把腿一蹁的姿勢,即使滑輪,也只一下,緊著滑出去若幹下的上車法,被目為「有傷大雅」;下車也一樣,先捏閘,把車停住,用腳支地,甩胯下來。如此搭配,再加上「板兒綠」之類的應時裝束,「飛奔」在馬路上,就稱得上「招搖過市」了。有一陣子,軍隊和機關大院的孩子,動輒結伙出門,幾十輛自行車,浩浩蕩蕩,細觀他們的「坐騎」,車型與新舊程度自然不一,但一準是一水的沒有後架子、拔到頂的車座、鋼絲鎖和轉鈴,至於這樣做是否舒適與實用,孩子不管這些,這就叫「拔份」。    
    錳鋼」車——一種展品    
    60年代後期,28錳鋼車、半錳鋼車成為自行車裡的俏貨,像永久13型、17型,鳳凰18型等等,都是大鏈套、電鍍單支架、電鍍後車架、轉鈴,即所謂原裝「高配置」。和這幾款車有一拼的是天津產的飛鴿大鏈套,但支架是黑漆把後□轆架起來的那種,鈴也不是轉鈴。這幾款車是當年最先進、最新潮的自行車,全國聞名,價錢大約在一百五六到兩百出頭一輛。問題是光有錢還騎不上這些車,還得有具體型號的自行車票。弄到這幾款車票,則難上加難了。那時誰家有張車票就似小道消息一樣在鄰居間迅速傳播,新買了一輛錳鋼車更屬於爆炸性新聞,其震撼力相當於當時誰離了婚、誰家死了人以及15年前誰買了私家汽車,弄不好那幾天家裡就成了鄰家孩子們的展覽廳。至於外國自行車,因為沒有正規的進口貿易渠道,市場上根本見不到,但還不能斷言「絕跡」二字。像英產的鳳頭、三槍,日產的富士等,在大街上偶能看見,也都是些解放前甚至「二戰」時期的舊貨。三槍牌自行車,商標就是三桿槍,據說它的材料來自一戰後剩下的武器。    
    黃新原曾和我提起一件他至今歷歷在目的事情。新原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是在玉泉路解放軍政治學院度過的,小學同學裡有個孩子,父親與新原的父親原是一個教研室的同事,後調到總參二部,家也從玉泉路搬到三里屯總參二部宿舍。其父後來被派到加納任武官,那時中國駐非洲外交官每年有機會到阿爾及爾集中採購一次東西,他父親買了兩輛英國產的新款鳳頭牌自行車,一公一母,帶到北京。政院(現在屬國防大學)當年雖身列最高軍事學府,但那裡的「孩子他爹」八成是「土八路」出身,基本和開洋葷不搭界。這件事在總參二部宿舍也許算不了什麼,傳到政院院裡,一時間就成了孩子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據新原回憶,他們還沒見到車,聽著就已經八分耳熱。院裡的幾個孩子終於按捺不住,有一天下午騎著他們的國產「戰車」,從北京西頭的玉泉路跋涉到東頭的三里屯,不遠幾十公里,專程去看一眼這對鳳頭車。新原依稀記得,那兩輛車都是28大鏈套錳鋼車,帶便攜式氣筒,女車近似於國內若干年後出產的端把28車。兩輛舶來品自行車能在孩子間引發如此軒然大波,可以想見,自行車之於孩子,是一種意義有多麼重要的東西。還可以想見,這兩輛車若是讓兩個時尚裝扮的少男少女騎著環北京城兜一圈,一定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改革開放初期,黃新原的一個親戚出國,帶回一輛鳳頭車,送給了他。欣喜一陣子後,這車就成了他的累贅,老騎非丟不可,老不騎也不是個事,偶爾騎出去停車還是問題。無奈一陣子後,他找到以前在工廠時幫助過他的師傅,問要不要,該師傅二話不說,回家取出500塊錢拍給黃新原,新原最後收了他400塊錢。據說,這種車當時值1000元人民幣。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遇羅克他們的香山之行

    北京孩子上了中學以後,動輒騎車出動的現象已是一種常態,不論遠近事由。游泳、看電影、郊遊、打籃球、打群架,或者沒有事由,就是騎車干轉悠,從幾步路到百八十公里以外無不如此。我們班同學沒事愛往東郊使館區騎,那裡不僅環境清幽,各使館門口的玻璃櫥窗裡陳列著該國風情圖片。後來因團結工會而聞名於世的格旦斯克列寧造船廠,當年曾被波蘭使館作為該國樣板企業赫然貼出一組圖片。80年代,有個叫於娟的北京孩子單槍匹馬,騎車沿國境邊子繞了一圈,在媒體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底子肯定是孩子時打下的。一般北京孩子的騎車史,往遠了說,去的多的,是天津、八達嶺、十三陵這些地方。有的騎車出行還被賦予特殊意義。作家劉心武在一篇文章中述及和《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相關的一段往事:    
    1967年3月15日,是個星期日。遇羅克一早到鄰居任眾家對他說:「任老師,我們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眾很高興,背上借來的手風琴,跟他們騎上車,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還有三四個中學生。爬山的途中,遇羅克斷斷續續地對任眾說,《中學文革報》恐怕出不下去了,聽說「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經在小範圍表態,說《出身論》不對;遇羅克還說,感到這些天在上班路上,似乎有人跟蹤他。不過那天總的來說遇羅克的情緒還是不錯的,跟大家有說有笑,任眾拉手風琴,他也很喜歡聽。後來,他們爬到山頂一處廢棄的破碉堡那兒,遇羅克沒有招呼任眾,卻也並不避諱他,把小兄弟們叫到身邊,小聲地吩咐著什麼,後來,任眾看見他們把事先包紮好的一些本冊往那廢棄碉堡與山崖銜接處的縫隙裡藏匿,藏完還揀了些石塊封牢隙口。當時任眾以為他們藏匿的是日記,很多年後,提起這事問遇羅文,遇羅文證實,他們藏的並不是日記,而是遇羅克與另外兩個人合寫的一部詩集《凝秀集》。為什麼要藏匿這部詩集?集子裡「凝」了些什麼「秀」?遇羅文說連他也沒讀過這部詩集,哥哥平反後,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個地方,卻怎麼也找不到那幾個本冊了。不知後來是何人取走了?在滄桑世道、攘攘人寰中,這《凝秀集》還默然存在麼?那黃脆的紙片上以褪色的墨跡書寫的詩句,誰還記得?1    
    遇羅克當年已經二十出頭,工作了幾年,而他的弟弟們,至少那幾個中學生還在孩子之列。他們也許預感到什麼了,但絕不會想到不久後遇羅克的被捕和三年後的同一時節,遇羅克被處以極刑,以及遇羅剋死去十年後的被平反。他們更不會想到,這次騎車出遊香山,釀成了一件被載入史冊的謎案。在遇羅克他們這次騎游之後的十來年間,一茬一茬的北京孩子,但凡會騎車的,誰沒騎車去過香山呢?而有如此說頭的香山之行,未聞第二例。    
    蒙警察一道    
    經常騎車的孩子,難免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騎車帶人、逆行之類,是北京孩子都明知故犯過的錯誤。我們上中學時,常有同學把「虎口脫險」的例子掛在嘴邊,津津樂道,至今還記得這樣兩個:    
    有個同學騎一輛還沒有上牌照的永久17型新車橫穿天安門廣場,被警察揪住。問:「住哪兒?」答:「公安部宿舍。」問:「哪學校的?」答:「六中。」問:「六中在哪?」這孩子只知道六中離天安門不遠,並不清楚具體方位,到了這個份上,也只能蒙了。他想起「文革」初有傳說男六中的紅衛兵曾在學校挖地道企圖通往中南海,便順手往西一指:「那邊。」看警察的表情,心裡慶幸:蒙對了。警察也許念他住在公安部宿舍的情面上,沒予追究,只說了一句「下回注意」,放了他一馬。其實他的所有答問,沒一句實話,都是瞎編的。    
    另一個同學住在汽車局一機部宿舍,有一次騎車帶人,在木樨地丁字路口被警察抓獲,要扣車,讓他們到交通隊接受處罰。倆孩子開始想著通融通融就能過去,纏著警察求情,把警察弄煩了,車一鎖,拔出鑰匙,進了崗樓,不搭理他們。這倆孩子一嘀咕,急中生智,得一「上」計。騎車的同學假裝取執照,實際是回家拿了另一把鑰匙回來,靠著車座偷偷捅開車鎖,踢開腳蹬子,眨眼的工夫,倆人幾乎同時跳上車,沖警察大叫一聲:「走啦!」揚長而去。警察未料倆孩子還有這一手,一定後悔沒先記下車牌號,被兩個中學生涮了一把。那會兒的自行車牌照接近一尺來長,藍底白字,數字是漢字豎寫被模子壓出的,牌照別在後擋泥板上,很醒目,遺憾的是警察缺了個心眼。巧的是,這倆孩子當中的一個後來也成了交通警察,他處置交通違規,牢記兩條原則,第一,先登記牌照;第二,以教育為主,得過且過。    
    當年把「出去騎會兒車」當成天大享受的北京孩子,如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鳥槍換炮」,開上了汽車,至少在做著「汽車夢」,或許有人已經把汽車開膩了,或者到了有專職司機的份兒上。那麼,孩子時代的騎車經歷和樂趣,會被他們從記憶中抹掉嗎?    
    不會吧?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夢

    把游泳列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三大運動」的末位,是有理由可循的。游泳和騎自行車、打乒乓球不同,它更受季節及場地制約,即使在室內游泳館空前壯大的今天,誰也做不到想游了任何季節都可以抬腳就去,何況三四十年以前。    
    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夢    
    那時的北京,冬天游泳,還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除非你能冬泳,或者你是游泳運動員,或者是像偉大領袖毛主席那樣,住在游泳池畔。四季向社會開放的室內游泳池,當年還不存在。總參辦的平安裡游泳館一度不分季節對內開放,是少之又少的現象。北京孩子游泳,一年就盛夏那幾個月,正規場地,也屈指可數。天然游泳場起初有玉淵潭、積水潭、什剎海等若干家,後來玉淵潭後湖一度關閉,積水潭也停業,僅剩什剎海一家。露天游泳池有陶然亭、工體等幾處。另有一些為某單位所屬的露天游泳池,相當一部分對外開放,至少對家屬開放,辦理游泳證。高等院校、中科院這樣的大型研究機構、部隊,總之是人多地盤大的單位,有條件建這類游泳池。還有一些無管理設施和管理人員的「約定俗成」的天然游泳場所,如八一湖、蓮花池、陶然亭公園、護城河、頤和園裡的昆明湖及一度氾濫成河的地鐵一線沿途,等等。我們院有個孩子,地鐵氾濫成河的日子在南禮士路一帶游泳,一頭紮在了石頭稜上,縫了好幾針。頤和園在昆明湖十七孔橋這邊的銅牛附近辟有游泳區,一度有專人負責救護。    
    當年進對外開放的游泳池,要憑游泳證購票,到深水區憑深水合格證。游泳證為長方形,辦一張可使用四年,正面上下是藍底圖案,左上方貼一寸照片,蓋著紅色學校公章和藍色橢圓形深水合格章,辦理時須填寫姓名、年齡、單位、深水合格證號碼等欄目。游泳證正面還註明「憑證購票、本人使用、請勿轉借」的字樣。游泳證背面被橫了過來,用紅字標有「北京市游泳體格檢查證(學生)」的題目,下面是用方框框起來的四個年度,每年須由校方蓋一次體檢章。還註明:1.體格檢查內容,心、肺、耳、眼、血壓是否正常,有無皮膚病及傳染病等。2.凡合適游泳者,由檢查單位在當年度合格欄內和照片騎縫處蓋章。深水合格證是一種塑料製品的證書,縫在游泳褲衩上。測深水也很便易,在游泳池的深水區游200米,即被視做合格。孩子學會游泳後,可選擇正規游泳池隨時檢測。內部游泳池也發放游泳證,外單位的孩子往往通過關係辦證,那裡無所謂深水淺水,一張證一攬子用。當年在城西一帶,中央政法干校不僅禮堂出名,游泳池同樣名聲在外。我們上中學時,班裡很多孩子托住在政法干校院裡的同學辦過游泳證。    
    「會游了」之後    
    六七十年代,除了個別孩子四五歲時被「選拔」到體校,北京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屬於「自學成才」。不似今天的孩子,報個游泳班,有教練培訓,有專用器械,安全也不是問題,十天半個月就速成了。家長只是一接一送,連門都不用進,可以大撒把,高枕無憂。    
    「文革」前,與春遊一樣,許多機關、學校每年夏天要組織幾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於此。所謂起步,不過是套著橡膠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裡泡著,漸漸在淺水區練練憋氣和換氣,至於多長時間能把頭伸出來,得看悟性了。個別孩子練了幾十年,至今離不開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謂北京孩子裡的另類。80年代上大學時,有一年暑假,系裡幾個同學去西柏坡憑弔,在崗南水庫游了一次泳。有個北京同學下水後只在淺水處呆著,讓所有北京同學側目,感到蹊蹺:「你是旱鴨子?」答雲小時候家長看得緊,出不來。眾北京同學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說,當年不都是千方百計連躲帶騙瞞過家長往八一湖溜嗎?    
    「文革」中,因為有毛澤東橫渡長江的壯舉,游泳一直是一項得到提倡的群體運動,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規模的游泳形式來慶祝他老人家暢遊長江多少週年。直至「文革」後期,離游泳場所不遠的小學,高年級夏天的體育課,必有幾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實也沒人指導,說是上體育課,不如說是組織孩子游泳,更為恰當。「組織行為」以外,週末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家子出動,大人騎車帶著孩子,孩子身上套著救生圈,背著軍用水壺。這在當時,算是一種時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瞞著家長隨院裡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這屬於地下活動,一旦被家長發現少不了挨一頓臭罵甚至臭揍。不論渠道性質是光明正大還是陰謀詭計,北京孩子在十來歲上下,差不多都三撲騰兩撲騰地學會了游泳。他們當然永遠忘不了那令人振奮的一刻—居然突然間能不借助任何東西,把頭露出水面,身子浮在水上—會游了!    
    一旦會游了,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游泳池的孩子不計其數。城東的孩子去工體,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剎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規的游泳場所收取費用,什剎海這樣的天然游泳場,學生票價每人二分,團體(十人以上)每人一分,游泳池一兩毛。當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來口子,去什剎海游泳,花一分錢進門,什麼時候出來則沒譜了。工體等游泳池有一陣子是按場次或時間收費,進門蓋戳記錄時間,出門結賬,入場管得不大嚴。我的同事黃蔚琦小時候住東大橋紡織部宿舍,也屬於泡工體游泳池的一族。那時院裡的孩子事先說好,上午一幫孩子就帶著乾糧趕頭撥進去,一直游到太陽落山。出來前個把小時,院裡一個孩子到場,按人頭起票。如此則他們經常花一小時的錢游十個小時的泳。當年孩子在游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膩。今天再回首,他們也不忌「好漢不提當年勇」的祖訓,仍是一副自豪加驕傲的神態。    
    兩種游泳褲    
    70年代初以前,市面上還見不到尼龍游泳褲,泳鏡也極少見,游泳帽是塑料的,男孩都不戴。男式游泳褲大體有兩種,一種是棉線的,上面繫帶,深藍深紅兩種;另一種是布的,側面開口,或一排扣子,或繫帶,也是藍紅兩色,較線的顏色更深。去八一湖這樣的沒有更衣設施的地方游泳,一般要事先穿好游泳褲,到地方脫了衣裳就下水。游完了上岸換褲衩,側面開口的好說,找小樹林或背靜的地方先把內褲穿上,再把游泳褲側面的扣子或帶子解開,從襠裡拽出來即可。線的繫帶游泳褲衩換起來略微費事,那時孩子游泳沒那麼多窮講究,也嫌累贅,都不帶浴巾,一般是用長袖襯衫在腰上一圍,把身體中段遮擋住,然後褪下游泳褲衩,換上內褲。當年的北京孩子,對這兩種更衣方式都體驗過無數次,提起來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女式游泳衣也是布、線兩種,布的從上到下都是花褶子,線的僅一色,適用於中老年婦女。這兩款游泳衣前胸後背都捂得相對嚴實,當時在西方國家已經司空見慣的三點式泳裝,還遠離中國的游泳池。    
    北京孩子穿什麼款式的游泳褲,有一種不成規則的講究。歲數小的、初學游泳的或泳技不怎麼樣的,多穿線游泳褲,穿這種褲衩顯得不大利落,還兜水;布質游泳褲更短,更貼身,更時尚,更能體現人體線條,為半大孩子所青睞。打個比方,線游泳褲相當於田徑運動會上的球鞋,布游泳褲相當於釘子鞋;或者線游泳褲相當於輪胎底的懶漢鞋,布游泳褲則是白邊兒懶。一看穿哪種褲衩,大致可以判定這孩子的游泳史和泳技。


第二部分:三種精神食糧水中絕活

    這些孩子中,儘管沒有一個受過專門訓練,但架不住老在水裡泡著,互相比這比那,野路子照樣可以練就高手。最抖份的是游泳池裡的高台跳水,一般孩子是不敢玩的,能跳冰棍就算膽大了,我的大學同學李軒居然能在十米台上先展翅後扎頭,和李孔政他們比,就差折跟頭了。他這一手就是打小在工體游泳池練的。後來他成了足球記者,常在電台出聲,據說已不止小有名氣了。前幾年在一次體育記者和球迷的聯誼活動上,有個老太太追過去和他握手,滿口京片子,激動地說:「您就是李軒呀!」這是逢我們班同學聚會,他必津津樂道的事情。因為負責足球報道,李軒和工體的緣分一直持續到前兩年,如今似乎不大親臨一線了。    
    北京孩子耍到李軒這樣敢在十米台上玩扎頭的沒幾個,一般孩子玩跳水,多是從岸上往水裡扎,彈跳好的頂多能玩玩「燕式」,了不起能從幾米高的水閘或橋上往河裡跳。孩子之間經常比的,是憋氣時間、游泳的距離和速度、游泳的各種姿勢、能否一動不動地把水面當床躺著乃至下水的最早月份。能游一手好的蝶泳或自由泳(當時也稱爬泳)比能橫渡八一湖多少個來回要令人羨慕得多。我的另一個大學同學孫傑的蛙泳不錯,據說還參加過百米比賽,大概游出了一分半以內的速度。前幾年橫渡這個海峽那個海峽的張健也是北京孩子,但似乎是60年代以後出生的。70年代前期北京孩子在水裡撲騰時,他大概還沒起步。    
    那時孩子游泳,陣容頗為壯觀,尤其是機關宿舍院裡的孩子,動輒幾十人集體行動。腳蹼、汽車內胎(充作游泳圈)、籃球球膽等行頭赫然隨行。友人丁大建小時候住白廣路鋼鐵設計院宿舍,他們院離陶然亭游泳池不遠,院裡孩子學游泳差不多都啟蒙於那裡。「文革」一起,毛主席以身作則暢遊長江並號召大家到江河湖海裡接受大風大浪的鍛煉,這幫孩子夠不著大江大海,也不甘在池子裡打轉,就往八一湖水閘或上游的京密引水渠(又稱運河)奔,那些地方水深,水流也急,刺激感強。他們院孩子每次出動都浩浩蕩蕩,脫下來的衣服能堆成小山,自行車一支一片,個個身懷水中「絕技」。那時八一湖裡魚龍混雜,男女老幼、會游的不會游的,都在裡邊撲騰。上了中學的半大孩子不屑與他們為伍,愛到水深流急的運河游。據大建說,他們院孩子的游泳水平算是厲害的,不僅以各種姿勢干游,「到中流擊水」,還用水草樹枝搭門,分兩撥用球膽打水球。別的院的孩子不時有人過來羨慕地打探:「你們是海軍大院的吧?」有一回一群孩子正游著,有人覺著腿碰到什麼東西,幾個孩子順手就撈,拽出水面的竟是一具死屍。這人合衣溺水,顯然不是游泳淹死的,失足落水的可能性也不大,弄不好是受了衝擊之後想不開跳了河。這些不懂什麼叫害怕什麼叫噁心的孩子也是傻大膽,並不在乎剛喝了幾口死人身邊的水,把屍體弄上岸曬著,接茬游。那時候不少孩子一天兩場,白天游回來晚上再去,八一湖晚上大毒蚊子盛行,夜間游泳不挨曬,但少不了挨咬,回來人人一身包。那也去,耐不住癮大。    
    另一類水中絕活    
    這些「北京孩子」,如今還有不少人把游泳當成一種日常的運動方式,隔三差五去游泳館鍛煉身體。當年可沒想那麼多,那時候孩子游泳,體育運動不過是一個旗號,玩鬧的成分遠大於鍛煉身體。所以,在游泳場所,惡作劇一直與孩子相伴。    
    常見的惡作劇是灌人、趁其不備把池邊的孩子推入水中、打水仗、在游泳池裡撒尿。孩子下手不知深淺,有個朋友七八歲時和院裡的大孩子去游泳池,自己還不會游,在邊上坐著就被推到水裡,差點沒淹死。另一個朋友被推到水裡,屁股恰好坐到了汽車內胎的氣門上,頓時血流如注,送到醫院縫了數針。那時候也沒那麼嬌氣,旁邊的孩子剛撒了泡尿,自己就被灌了水的情景幾乎天天發生,沒聽說誰因游泳時喝了水而鬧肚子。    
    有些孩子把惡作劇做得更絕。友人牛鉛住在復興路上一個帶游泳池的軍隊院裡,暑假院裡的孩子天天以游泳池為家。他們院孩子有幾樣拿手把戲,可謂「壞」到了家。之一是找準目標,突然間把某個孩子推進女更衣室。一般是選擇瘦小和缺少掙扎勁的,也是趁其不備,幾個孩子突然一齊使勁,目標就進去了,接著就傳出陣陣吱哇尖叫的女聲,這些孩子聽的就是這個聲音。經常是被推進去的孩子又被推了出來,抹著眼淚回家。進過女更衣室至少等同於進過女廁所,話把兒就算落下了。來年游泳還提這事:「你丫在裡邊看見什麼了?」把戲之二是抹清涼油。清涼油是當年夏天防治日曬蚊叮的常見藥品,白天游泳一般用不上,一些孩子把它帶到游泳池,顯然別有用心。他們專找游累了在岸上邊曬太陽邊睡覺的打挺的孩子,用清涼油抹其腳心,片刻,游泳褲衩就成了「小帳篷」,屢試不爽。被抹的孩子驚醒後在一片起哄聲中明白自己「現了」 ,其表情之尷尬,是可想而知的。把戲之三是扒褲衩,這是在水裡干的「壞事」,往往是即興為之,你扒我的,我扒你的,亂扒一氣。有的孩子動作快,扒下別人的褲衩往岸上甩,被扒的孩子只好揀「好聽的」猛叫,讓岸上的孩子充夠了大輩還不算完,出了游泳池還得冰棍伺候。    
    所謂「三大運動」,就孩子的實踐心態來說,其實都談不上是什麼運動,玩興所向而已。     
    註釋    
    1 劉心武《遇羅克一家的故事》,載《老照片》(第十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日常生活

    1976年7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去世。後來有報道說,家屬按照他的遺願,把全部存款兩萬餘元交了黨費。作為收入最高的國家領導人之一,朱德積建國二十多年的全部工資所得,攢下來的,也不過這個數目。有文字披露,毛澤東的月工資為404元。在中國,工資收入超過他們的大概惟宋慶齡一人。舉這些例子,雖說和北京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毫不相干,但從中不難推想,普通人家的經濟收入,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當年,北京市的幾乎所有家庭,是靠死工資收入養家口,掙的都是有數的錢。級別和子女人數,是左右一個家庭物質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    
    那時候,孩子在學校填任何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欄。一般分為幹部(「革干」)、軍人(「革軍」)、職員、教師、知識分子、工人等幾類。    
    兩個生存要素    
    解放後,國家公職人員的收入從供給制過渡到薪金制。國家幹部和軍人的工資納入行政級別,共分25級。13級(工資153元)以上算高級幹部, 17級(工資99元)以上算中級幹部。看文件、看病、出席會議、能否訂閱《參考消息》、「大參考」,都以多少級來劃槓。由低向高,每一級工資之間的差別遞增,從幾塊錢到幾十塊錢不等。北京屬六類工資區,大學畢業進入機關的公務員,一年以後定為行政22級,工資56元。那時的工資級別與職務不完全掛鉤,中央直屬機關裡,十一二三級的「幹事」有的是。有個同學大學畢業後分到中組部,幹過一段落實政策的工作,他經手的老幹部中,有七級的局長,九級的處長。70年代,吳桂賢貴為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拿的工資還是按以前的級別,幾十塊錢。軍隊的級別與軍銜大體相靠,大校一般為九、十級,上校為十一、十二級。將軍和尉官,以此類推。機關大院的孩子,愛拿家長說事,比著玩。誰的家長在什麼機關,誰的家長官多大,誰的家長多少級,甚至家長所在機關的負責人是大將還是上將,是部長、副總理還是副委員長,也牢記在心,儘管這和他們的生活質量並不搭界。多年前,有篇文章回憶說,兩個軍隊院裡的孩子較勁,一個說:「我爸比你爸官大,我爸四個星,你爸一個星。」另一個說:「別看我爸一個星,我爸讓你爸立正,你爸不敢稍息。」    
    走技術系列的知識分子,工資檔次比行政級別拉得開,也就十幾個檔。以教學系列為例,一級的工資(360元)相當於行政五、六級。那時,一、二、三級是正教授,四、五、六級是副教授,四、七兩級為交叉級。四級教授的收入與行政十級相當,工資在200元上下。可見,當年頂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含金量是不低的,屬於貨真價實的高級知識分子。    
    工廠實行八級工資制,八級工工資在百元上下。學徒工三年出師,轉為二級工,國企二級工工資為41.5元(有 「四十一吊五」或「四百一十五大毛」的戲稱),街道工廠的三級工才41元,整差出去一級。    
    衡量一個家庭的生活水準,不能單看收入,更要看負擔的輕重。那年頭,獨生子女很少,老幹部家裡的獨生子女尤少。家家生一群孩子,五六個甚至十個八個都不算什麼,老小與老大年齡相差一代人也不是新鮮事,有的還是二茬、三茬。老婆若沒工作,加上需要負擔的老人甚至兄弟姐妹、老家的親戚之類,一個人的收入再高,日子也好過不到哪兒去。有個部隊院裡長大的朋友說起他們院一少將,生了六七個孩子,住房、傢俱、小汽車、公務員,都是公家配的,這是待遇。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孩子們,個個衣衫襤褸;家裡天天大鍋熬粥;如果撤走公家的傢俱,他的家當連撿破爛的也未必看得上眼。參加過長征、曾任四野副參謀長的蘇靜中將的孩子回憶說:「父親每月工資325元,這在當時可謂高薪,但因要養十口人,日子過得依然緊張,記得那時經常每月提前十天就要預支工資。我們兄妹幾個平時很少吃到水果、糕點,衣服是老大老二輪著穿,總是補丁摞補丁,鞋子也是母親一手縫出來的。」1我的一個同學在胡同長大,父親是一所重點中學的二級教師,工資過百,母親也是老師,三個孩子,日子就算不錯了。他家住南屋,東屋戶主是工人,月薪四十多塊錢,老婆沒工作,四個孩子,平均每人每月合不到十塊錢,省吃儉用都過不去,月月舉債。那時,北京的胡同裡,百八十塊錢養一大家子的家庭,相當普遍。    
    不管職位和級別高低,以當年的消費標準,人均月收入在四五十元以上的家庭,就很過得去了。倘雙職工家庭,收入在150元到200元之間,兩個孩子,沒有其他負擔,這屬於典型的「小康」之家。那時,國家機關、高校、科研機構的員工,都由公家配給傢俱,交少量租金。傢俱上蓋著形形色色的公章。個人的財產,頂多是幾個箱子。房租、水電費也很低廉,水電自家無表,按戶口上的人頭均攤,一度電的費用是0.16428元。房租水電收費挨戶輪,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例如住單元樓,輪到你家,先要挨戶跑一圈,調查人口。然後回來撥拉算盤,大算幾天細賬,落實到戶頭,再去轉一圈,挨戶收房租水電。一趟收不齊是常有的事,大點的孩子,難免被派去跑腿。    
    收入的支出,除了吃穿,就是攢置幾樣「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錶、縫紉機,孩子不當家,但家庭生活水準仍然能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居住環境

    軍隊宿舍的住房是相當寬綽的。將軍不用說了,多半住小樓,至少是兩家分一個樓。大區一級機關還有大校樓一說,一套五六間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樓,都是三四居室。房間的面積、舉架也今非昔比,廁所裡擱進一個浴缸,只佔去一角。取消軍銜以後,軍隊的住房標準為軍職五六間,師職四間,團職三間,營職兩間。行話是「師的房子」、「團的房子」。軍隊院裡的孩子大多不會有幾代同堂的體會。有時候,住房面積與生活水準的高低並不成正比。房子大,房主收入肯定不低,但居住質量則未必配套。軍隊院裡多為土八路,扛槍打仗種地行,享受生活不是他們的長項。如有少將「頂戴」的甘祖昌,就過不慣城裡的安逸日子,解甲歸田了,還因此被樹為典型。很多住著四五間房子的上校、大校之家,就靠公家發的那點傢俱點綴。牆上掛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一堆鑲在鏡框裡的照片,與胡同裡的市井味沒兩樣。另一個住部隊宿舍的朋友,說起他們院一大校,授銜後工資陡長,一氣買了八塊歐米伽手錶,轉著圈找地方擱。同時,他也不忘在自家門口開荒種地。他家裡最耀眼的東西,是院裡給配的兩個大沙發,家裡的佈置,則有辱於那套至今還頗讓一些人垂涎的房子。    
    軍隊的房子有一個特點,高級別的住宅,外表看不出有多排場。有一次我到軍事科學院串門,就把營的房子和師的房子看顛倒了。貌似很普通的宿舍樓,裡面可能住著一色的軍級幹部。    
    地方大院的居住條件,視機關情況而定。人民大學是從延安過來的學校,當年的身份還有點特殊,「文革」前國慶遊行時,出場的次序是人(人大)、北(北大)、清(清華)、師(師大),但僅此而已。艱苦樸素的口號被落實到教學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也不例外。當年,全校有西郊和城裡兩處宿舍,幾千教工,單元樓房不過十棟。剩下的是筒子樓、平房。其他院校的頂尖教授,都能在住房上享受一點特殊待遇,一家或幾家住一棟小樓。人大則不然,再有名的學者,縱使是一級教授,只要住的是學校的宿舍,到頭不過公寓樓裡的四居室,面積不及一百平方米。二三級的教授,收入都在二三百元,但倘是幾代人一大家子,加上在家辦公做學問,居住質量就大打折扣。    
    國家部委的宿舍,如百萬莊申區、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那樣聚居的部長樓不多見,大多是三、四、五層的普通宿舍樓,一到四居室。不少部委院裡蓋了不少筒子樓和簡易樓,住戶大多是級別較低或較年輕或「文革」中落難的幹部。50年代的房子,有很多坡頂U字型的蘇式建築,房間大,舉架高,敞亮;也有專門給高級幹部蓋的相對高級的宿舍樓,三到五居室一套。李銳(建國初曾任燃料工業部水電總局局長)的女兒李南央回憶說:    
    爸爸所在的燃料工業部在六鋪炕蓋了辦公大樓,又蓋了宿舍,我們家就從演樂胡同搬到了那裡的樓房。樓的正面只有一個單元門,在這一單元裡住的都是爸爸任局長的水電總局的大幹部和大知識分子。樓的背面有四個單元門,住的是燃料部的一般幹部。我們家住在三層一套五間屋子的單元裡,對面單元住著爸爸的公務員和秘書。2    
    到了六七十年代,李銳倒霉被下放乃至下獄後,家仍在原處,只不過因發生「那間父母的臥室已被隔回對門的單元」、「又曾擠進過兩對新婚夫婦」等新的情況,這套房子主人的居住環境,和1959年以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所謂高級宿舍樓,無非是房子多一點,廁所和衛生間分開,如此而已。70年代中期以後,南沙溝蓋了一片四到六間一套的高級住宅,走廊寬,兩個衛生間,一個二十多平方米雙開門的客廳,其他與普通住宅區別不大。廖承志、周建人、茅盾等都曾借這裡當周轉房。後來,大批落實政策的名人相繼搬來。    
    胡同裡的大雜院,居住環境與樓房是不能比的。一般是十來平方米一間的平房,出門就是地,沒有暖氣、廚房和廁所,磚頭地甚至於土地。北屋還能見見太陽,南屋終日陰暗,西屋在風口上,東屋西曬。冬天家家插煙筒,水管子上要纏上防凍的草繩子,上趟廁所要走幾十米,早晨倒尿盆都是一景。就是獨門獨院的普通私房,也有諸多不變。除非是經過改造之後的高級住宅,有走廊、專用鍋爐、廚衛設施,這就不是一般人住得上的了,不具有典型意義。我的一個同學供職社科院,80年代曾分到乾麵胡同一個大宅子裡的兩間平房宿舍,木板地,帶衛生間,據說是清朝一個侍郎的官邸,解放後是大學者顧頡剛的家。前清留下來的這類房子,一般市民也住不上。前幾年,很有一些搬到樓房裡的無病呻吟的人,炮製出所謂「四合院情結」,這好那好。有一篇反駁這種看法的文章說得妙:如果讓這些大肆宣揚「四合院情結」人再搬回去,他們是不會幹的;如果讓至今還在四合院裡四世同堂擠著的人們看,那是吃飽了撐的。    
    大雜院裡沒什麼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兒曾回憶說:    
    我們曾經住過的國會街五號的後窗外,是一個大雜院。我們習慣地管那兒叫「後院」,雖然我們的院子與「後院」並不相通。剛搬來時,鄰居就告誡我們:別惹後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來不久,發現後院的人真的跟我們不大一樣。他們說起話來,從不輕聲細氣,一律橫扯著嗓子,夾雜著各色髒字;酷暑時,那些已經結了婚、生過孩子的婦女大都光著上身,裸著一對豐滿的或乾癟口袋奶,在院子裡坦然地走來走去;從來沒有聽那幫孩子正兒八經地叫誰的名字,都是「三兒、四兒」的,或是親暱的渾號。    
    後來我發現爸爸對後院挺感興趣。每當寫劇本或看書累了的時候,爸喜歡站在後窗前,不動聲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後院的人在院子裡做飯,用很大的蒸鍋蒸很大的饅頭和窩頭,窩頭裡塞了很多的菜餡。主婦們掄圓了小臂用力在窩頭上拍打出一圈規則的手指頭印兒,遠遠看過去,挺像一件工藝品。爸說,這可是藝術,這樣拍出來的窩頭蒸出來才不會散。出鍋時,滿院子都是菜窩窩的香味,爸很誇張地做深呼吸,說他想像窩頭一定不難吃。媽說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飽似的!」    
    有一次後院的一家在大鐵鍋裡熬一大鍋灰色的漿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邊納悶:「熬什麼呢?」不一會兒,漿水發凝了,是熬澱粉。熬好了,把鐵鍋放在一個很大的洗衣盆裡冰著;涼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涼粉!這家的主婦把涼粉切了,送到各屋去。不一會兒,就見各屋的大人孩子各自捧著加了鹽醬的一碗涼粉,蹲在院子裡呼嚕呼嚕地吃。爸先說,他覺得涼粉裡加了辣椒油會更好吃一些,後來又發現,熬涼粉的和一個吃涼粉的不久前剛剛互相揪著頭髮打了一架,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爸直樂:他們倒不記仇啊!3    
    不論住樓房還是平房,寬綽還是狹小,北京的絕大部分家庭,能自小獨享一間住房的孩子是很少的,能分開性別居住,就算不錯了。而老人和孩子一起住,甚至幾代人同堂的現象,甚為普遍。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家當

    屋裡的佈置,也大同小異。水泥地,白牆,電走明線,傘型白瓷燈罩裡,是15瓦、25瓦,至多40瓦的燈泡。機關宿舍,傢俱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有一次,在飯桌上,幾個朋友就中央財經大學的沿革發生爭執,在這個院子長大的高世英拿出了過硬的證據,他家的傢俱上印有兩個單位的戳子,人大在先,從而「印證」了財大是自人大擗出去的一說)。三屜桌上擺著這些器物:菱形玻璃底座加綢紗布燈罩的檯燈;搪瓷盤子裡扣著開口帶花紋的玻璃杯,上面蓋著鉤花白手絹;機械馬蹄鬧鐘放在玻璃罩子裡,每天晚上摘下罩子給它上勁;陶瓷或石膏的毛主席像得放在桌子中央,有的也罩罩子,有的石膏像下面還墊著四本「紅寶書」(《毛選》)。五斗櫥或帶兩個抽屜的小衣櫃或書架上擺著電子管收音機。搪瓷茶缸子則隨處可見,不少是作為紀念品發的,印著由五角星加一圈文字組成的圖案。牆上除了毛主席像,必掛的還有月份牌,每天撕一張,每年換日曆不換牌。桌子上鋪著塑料布,床上摞著繡著一對鳳凰或別的圖案的緞子被面。那時候,掛窗簾的家庭是不多見的。    
    後來,公家配給的傢俱逐漸被折價賣給個人,折打得厲害,雙人床、三屜桌、書架都不過幾塊錢,等於白送。到70年代以後,一些家庭或結婚或更新換代,開始從傢俱店購入新傢俱,家庭的色調略有分別。有個朋友還記得70年代一些傢俱的價格:箱子22元,大衣櫃87元,五斗櫥56元,雙人床木頭的47元,鋼管的39.50元。他之所以記得如此清楚,有零有整,是因為他替他行將結婚的哥哥買這些東西,在西四傢俱店排了三天三夜的隊。他說,下輩子也忘不了。當然,當中的兩天一夜,他並沒有親自去站著,而是買通了一個蹬三輪車的替他排隊,代價也還合算—— 一盒飛馬煙。    
    北京孩子,生活的質量大同小異,大體不離上面描述的生存環境。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玩歸玩,折騰歸折騰,家務活是不能不幹的,而且樣樣都得干。2003年8月14日《光明日報》的一篇報道,把一個小學生學會洗衣裳挖出來當新聞,若在當年,這樣的新聞應該顛倒過來說。    
    家務活之一—倒爐灰    
    那時家裡的垃圾,以爐灰為主。家家都用蜂窩煤爐子做飯,70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替換成煤氣灶,平房冬天仍得用爐子取暖。掏出來的爐灰,盛在破洗臉盆裡,底下墊一張報紙,至少一天一倒。這活一般要落在孩子身上。單元樓雖設有垃圾道,但多半擱置不用。    
    垃圾站最初的設計是高出地面一米多,與拉垃圾的解放牌卡車持平。倒爐灰要上更高的台階,所以垃圾站多半帶有樓梯。後來改為升降式的,看上去有些自動化的意思。再後來又改來改去,直至今天的分置垃圾的紅、黃、綠等顏色的桶,無所謂垃圾站了。爐灰也早被日常垃圾替代, 「倒爐灰」這個詞也成了歷史。當年的垃圾車,是帶兩個跨斗的解放牌或東風牌大卡車。後跨斗下面有一個固定的木頭隔板,環衛工人都站在上面,穿著藍色工作服,戴著口罩、手套和草帽,隨車運轉,不算違章。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可以見到以這種方式載著工人的垃圾卡車。    
    倒爐灰是一項簡單勞動,不用學。孩子從低齡時就能幹。有時候你倒我也倒,傳染成呼啦呼啦一撥又一撥你來我往的壯觀場面,有的孩子也不管家裡的垃圾盆該不該倒。人人去時端著一個臉盆,回來就改成拎著了。有個朋友說起他們院垃圾站常有一個撿破爛的老頭,用耙子鉤出垃圾裡的廢紙,扔進背著的竹筐裡。有的孩子倒完爐灰,有時候也順手劃一根火柴,趁老頭不注意,把筐裡的紙點著,讓老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勞動所得付之一炬。    
    葛優小時候,也幹過倒垃圾的活。他妹妹回憶說:「我哥有次倒垃圾,從二樓走到一層那幾步路都懶得走,圖省事,乾脆把垃圾從陽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樓下住家的門前,把人家氣得夠戧,上來告狀。我哥還覺得自己怪聰明的。」4他確實聰明,自小能把生活瑣事演成喜劇。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家務活(1)

    六七十年代,還沒有家用洗衣機,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徑一米左右的大洋鐵盆裡支一個搓板,坐著小板凳或馬扎搓。孩子開始洗不了大件,但也自很早起就逃不過洗衣裳這樁活。先是襪子、手絹、紅領巾,然後是褲衩、背心,小學高年級以後,就無所不洗了。進了中學,再嬌氣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因為每學年長達一個月的外出學農生活,早把這類孩子逼了出來。    
    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夠「專業」,程序也經常亂套,洗不乾淨更是難免。不少孩子沒有用洗衣粉的習慣,就用燈塔牌肥皂、藥皂甚至洗臉的香皂蹭兩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來,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畢,晾起來,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過的衣服和沒洗差不多,家長還得返工。但不管怎麼說,洗衣服是當年絕大多數孩子必須體驗的手工作業,也是一件多少年後說起來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後來,他們氣急敗壞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時,都說過這樣的話:「我從×歲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來歲的孩子,何止不會洗衣服,不會穿衣服、扣扣子甚至不會吃飯的孩子都大有人在。《光明日報》2004年4月23日的一則報道說:「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飯時突然大哭起來,老師跑來問她為什麼哭,這個女孩子一邊抽泣著一邊說:『今天的雞蛋太硬了,沒法吃。』原來,以往每天帶的雞蛋都是她媽媽事先剝好皮的,而這次由於來不及了,沒有剝皮。」    
    與衣服沾邊的,是一些簡單的針線活,如釘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掛不大住,掉了以後,無論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自己釘,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針線包。有的孩子還能熟練使用頂針,甚而能蹬縫紉機。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一些孩子戴的黑紗,是買了黑綢布以後自己砸的。女孩子則大多自小就學著織毛衣。    
    家務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幹活的孩子,對這種活也不會陌生。因為學校輪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掃除,都幹過。    
    那時不興裝修房子,家裡都是水泥地,用墩布擦。儘管是水泥地面,每天都擦,有的還蘸著煤油擦,差不多能擦出玻璃效果。當然,這與當年水泥的質量以及居民樓所用水泥的標號之高不無關係。墩布都是粗木頭棍當把,墩布頭是一堆破布條,用一種專門的鐵夾子固定住。孩子多的家庭,今天老二,明天老三,天天擦地,一周也就輪個一兩回。    
    收拾屋子,在很多家庭裡,也是孩子的事。活不難干,但孩子下手不大穩當,免不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個杯子盤子之類的東西,為家長所心有餘悸。    
    家務活之四——做飯    
    有相當數量的北京孩子,自小學三四年級起就開始做飯。這也是逼出來的,家長是雙職工,院裡沒食堂,學校再不能入伙,那時不興也不可能頓頓吃飯館,不自己動手,就等著挨餓。他們人人可以寫一本自己的做飯史。    
    有個朋友,自幼由其奶奶照料。小學四年級他奶奶去世時,哥姐或插隊或工作。開始,吃飯瞎對付。某日,家裡留下四毛午飯錢,他在小飯鋪買了五個炸糕,這其實是該當早點吃的。孩子都眼大肚子小,他只吃了三個,就被噎得不善,連晚飯都沒吃下去。他後來帶著悔腔回憶說,早知如此,還不如買個黃瓜溜肉片就米飯可口。從此發憤學做飯,從炒雞蛋做起,不出半年,就能在家開席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家務活(2)

    當年沒有整體廚房和現代化的廚具,沒有不銹鋼水槽、抽油煙機、玻璃鋼爐灶和熱水器。筒子樓或拿走廊當廚房,或幾家人合用一個廚房。誰傢伙食如何,一覽無餘,沒秘密可言。四合院裡就在屋做飯,後來普遍自搭廚房,「小廚房」是破壞胡同文化的原凶之一,也是方便老百姓炊事的最佳辦法。單元樓雖有自家的廚房,也都煙熏火燎的。普及煤氣之前,家家在蜂窩煤爐子上做飯,天天得封火、掏爐灰,火筷子、鉤子、鏟子,是廚房的必備品。上爐子炒菜,無法控制火的旺度,尤其是煮餃子,得以點水的方式配合火候。老樓的廚房,水槽是個大水泥池子,除了涮墩布、洗菜、洗碗,還可以把案板支在上面切菜。也沒有專用的碗櫃,不少人家把機關發的書架戳在廚房裡,拉個簾子,放鍋碗瓢盆和瓶瓶罐罐。廚房裡常使的傢伙,以鋁製品為多,鍋、壺、盆、勺皆然。舀水的葫蘆瓢,棗木□面杖,課桌面大小的案板,都是當年家家廚房裡看得見的東西。不少人家吃飯都用陶瓷大碗,也稱海碗。70年代以後,高壓鍋開始進入一些家庭的廚房,提高了作飯的耗時效率。瀋陽出品的雙喜牌高壓鍋一時熱銷。    
    我的不少朋友、同事和同學,都是自小就做飯的北京孩子。幾十年過去了,現在一起吃飯,還經常能聽到做飯的話題,有時候就著桌子上的菜切磋做法,可見藝無止境。前些年流行一種家庭聚會,來客每人做一道菜。我曾在這種場合見到這樣的事,大家各顯神通一番後,一桌子雞鴨魚肉吃不了多少,惟有一位客人做的姜味豆角,被一掃而光。這是他小時候隨家長在北京飯店開會時吃過並學會的一道菜。做起來再簡單不過了:把豆角掐頭去尾,整根入鍋煮熟後,並排碼,然後澆上用薑末、醋、醬油、香油、味精搭配而成的作料即可。    
    做飯據說是一門藝術,從小做飯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逼無奈,湊合做熟了口填飽肚子而已,動機並非對藝術的追求。所以幾十年下來,多數 「孩子」的廚藝並未歷練到家,至今吃他們做的飯,味道「不過如此」,頂多有一兩手自視為看家的手藝,也大多得不到公認。我以前的一個同事,父親是名廚,湖南人,解放後給毛澤東和彭德懷做過飯,後來曾在馬凱餐廳和曲源酒樓掌勺。他也未免於從小做飯,但由於父親堅決拒絕傳藝,不讓子女再幹這行,他至今沒有得到點滴真傳。多年前,我在他家吃過他做的一頓飯,柿子椒炒肉絲之類,屬於餓急了吃吃還行的水平。另一位從小做飯的前同事,現在對色香味都極挑剔講究,據他說,是上大學期間,經常到一個同學家聽古典音樂的唱片,那位同學的父親視其為音樂知己,常留他吃飯。該同學乃江蘇人,其父廚藝非同一般,他的那點做飯的本事,用他的話說,是那時才「偷藝」得來的。    
    我的一個同學,1990年患急性肝炎,住在地壇醫院裡。晚上有時失眠,干躺在病榻上,滋味不好受。他就在腦子裡過電影,把魚香肉絲、燒茄子、炸雞蛋醬之類的家常菜挨排「做」一遍,都是打小練的本事。我曾目睹他炸過那種拌麵條吃的雞蛋醬,操作並不複雜,但不大常見。程序為:先在碗裡磕三四個雞蛋,打勻;再咕嘟咕嘟倒上相當於雞蛋三分之二的量的醬油,再打勻;在炒鍋裡多放點油,燒熱後加入蔥花,將和著醬油的雞蛋倒進鍋裡;待液體趨於固體時,加入味精,端鍋。用它拌麵條,頭一次吃,絕對香。他也是小學三四年級就開始了做飯的經歷。    
    做飯不比前幾樣,它是技術含量最高的家務活。一般孩子是從熬粥、燜米飯做起,而和麵包餃子、蒸窩頭、□麵條,而炒雞蛋、熬白菜,而殺雞燉肉燒魚。孩子做飯,用涼水煮雞蛋,下麵條,把握不住火候,把菜炒不熟或炒□了,或鹹了淡了,甚至菜刀切了手,種種事故,都不免發生。大人也難免如此,何況孩子。熬粥、燜米飯都不費事但費時,可以一邊做飯一邊幹別的。那時候孩子之間經常串來串去,到了做飯的當口,這家孩子燜上米飯一邊看著鍋,一邊和院裡來玩的孩子聊天的情景,是斷不了發生的。反正家長不在,有時候就一道吃了。有個朋友還記得,小時候到鄰居家玩,中午三四個孩子一起做飯吃,有一道菜是大白菜炒肉片。一個孩子問,如果頓頓吃上這個,是不是就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另一個孩子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行,到共產主義社會,頓頓吃土豆燒牛肉。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從合作社到百貨公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購物環境,與今天比較,是兩重世界。    
    那時,沒有農貿市場、超市、路邊的小賣部門臉、現代商廈。居民區周圍,會散佈著幾處規模不大的副食商店和日用百貨商店,應附近住戶日常生活所需。鄭重一些的家庭採購,就要逛西單、王府井這樣的鬧市區,那裡有大型綜合性的百貨商場和各類專用商店。大商店付款方式如今也見不到了,有款台,但不直接收款。比如買布,算好了價錢和布票數之後,由售貨員收款,售貨員的頭頂上都有一條粗鐵絲,直通款台,上面掛著若干鐵夾子。售貨員收完款,連同單據用鐵夾子一夾,順著鐵絲滑向款台,那邊接過來算細賬,把找回的錢和小票再滑回來。後來又安了電動滑輪。界於兩者之間的是准鬧市區,在那裡的中型商場裡可以買到服裝、五金和家用電器。所以,當年買東西,是分得出層次的。市民對商品短缺習以為常,打聽一樣商品,能從內行的指導意見裡看出商店的距離和規模:先到某商店,再到某商店,最後到某商店。從近到遠,從小到大,有貨的概率遞增。就如同看疑難病一樣,小醫院看不了,再往中、大醫院送。逢週末和年節,北京的幾家大菜市場,如西單菜市場、東單菜市場、崇文門菜市場、朝內菜市場、三里河菜市場,買什麼都排隊。當然,孩子給家裡買東西,多屬於小打小鬧,油鹽醬醋糧菜而已,一般不往遠處跑。他們經常光顧的地方,是離家不遠的一些小商店,泛稱「合作社」或「百貨公司」。    
    糧食    
    既然「民以食為天」,就從孩子買糧說起。    
    當年的糧店,規模都不大。大體格局是並排列有幾個箱櫃,裡面盛著玉米面、白面、大米、豆類之類的糧食。箱櫃都半敞著,上面是一個固定的鐵秤,下面沖外鑲著鐵皮漏斗。    
    那時,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買糧時,必須持購糧本並付給糧票。糧本是北京市糧食局發的,前面填著戶主姓名及住址和指定糧店。然後是一欄《糧油供應標準登記表》,依次為姓名、性別、工種、糧食定量標準。三歲兒童的定量是每月8.5斤,以後隨年齡遞增。成人標準又按性別、工種、年齡分得很細,從二十六七斤到三十多斤不等,礦工之類重體力勞動者的定量標準好像達50斤之多。糧票是通稱,細分為糧、米、面三種,每月按家庭人口的定量發給。    
    糧價分的也很細。玉米面、小米、高粱米等為粗糧,大米、白面為細糧。玉米面俗稱棒子面,每斤一毛一分二,小米每斤一毛四。細糧中,白面分標準粉和富強粉兩種,標準粉每斤一毛八分五,富強粉平時不供應,年節每個本可買十斤,每斤兩毛一。大米也有好次之分,次米又叫機米,每斤一毛五分七;好米也叫小站米,分每斤一毛九分七、兩毛零五和兩毛一分四等數檔。    
    當年,家家備有多條容量二三四十斤的米面口袋。半大男孩子,經常充當買糧的勞力。離糧店近的,就連扛帶抱帶提溜,倒著手把糧弄回家;遠的就得借助運輸工具,一般是自行車,也有用竹子童車往家推的。有個中學同學告訴我,他曾一次買過三大口袋糧食,用自行車馱回去,車把、大梁、後架子各放一個口袋,我以為他是推回去的,他說:「哪兒呀,騎著。」可見其車技不錯。買糧的時候,先寫本、付錢和糧票。然後,孩子把面口袋兜在漏斗上,兩手撐住。糧店售貨員用一種簸箕式的鐵製大容器從箱櫃裡舀出米面上秤,稱好了,往往會負責任地問一句: 「兜好了沒有?」聽到「兜好了」的答音後,再把幾十斤糧食通過漏斗倒進面口袋裡。    
    如今,面類食品充斥市場,應有盡有,已經很少有人家成口袋地買糧了,糧店的漏斗也成為一種記憶中的東西。那時,除了70年代後出現的切面,所有麵食想吃都得自己做,人口多的家庭,尤其是生了一串女孩的家庭,買糧還真是一個難題。    
    當年,糧食供應標準卡得很死,家家必須粗糧細糧摻和著吃,這與家庭收入多少無關,再有錢,一般免不了吃粗糧。只有一招—吃飯館。在飯館吃飯,不分粗細,糧票通用。寬裕的家庭經常打發孩子在早點鋪花糧票買火燒一類的細糧成品。棒子面可以熬粥,蒸窩頭,和白面和在一起做發糕或兩樣面的饅頭。有個朋友,「文革」期間父母都被停發工資,艱辛度日。那段時光,他們家經常用等量的面票和米票換別人家的糧票,就圖棒子面比米面便宜幾分錢,粗糧是他家的基本主食。    
    糧店還負責供應白薯,一年一度。每年深秋,葉落的時節,白薯就該上市了。白薯在孩子看來,是一種稀罕而嚮往的食品,分紅瓤和白瓤兩個品種,北京孩子統稱為白薯。白薯也按本供應,每五斤需交一斤糧票。四人以下的家庭,可以買五斤糧票的,二十五斤;五人以上,可以買十斤糧票的,五十斤;七人以上,可以買十五斤糧票的,七十五斤。白薯都過磅秤,裝麻袋,用排子車往家運。    
    買白薯的時候,有如孩子的節日。家家的男女老幼,凡能動彈的幾乎全體出動,起大早摸黑排隊,一般都得排幾個小時。有時候上午到糧店,天擦黑才能買到。可想而知,一所糧店只供應幾天白薯,所轄的人家,戶戶不落地來一遍,得多少人。那幾天糧店周圍全是一堆一堆的白薯和轉著圈的人龍。此時,甭管平時日子過得咋樣,凸顯出孩子多的家庭的優勢。四口之家較五口之家,供應量就差出去一半。這山望著那山高,孩子都覺得自己家的白薯堆不夠大,恨不得把一卡車白薯拉回家才過癮。白薯運回家,一般就堆在門後頭騰出來的牆角里。有的還用草墊子蓋著,這倒並非為了美觀,而是儲藏方便。    
    白薯的吃法是多樣的,蒸、烤、煮粥、曬白薯干,甚而有當水果似的生著吃。每年那個把月,經常可以在院裡看到拿著生熟白薯啃的孩子。當年的孩子之於白薯,恐怕超過了今天的孩子之於麥當勞食品。因為一年只有十分之一的日子能吃上它,無論你家錢多錢少。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油鹽醬醋

    採購油鹽醬醋,也是孩子的基本任務。    
    那時,每戶有一個北京市二商局發的居民購貨證,俗稱「副食本」或「購貨本」,簡稱「本」,按年度下發。所有定量供應的副食品都須「寫本」,食用油發油票,寫糧本,他如粉絲、粉條、澱粉、麻醬、食鹼、白糖、雞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衛生紙、火柴等,都一直或一度寫副食本。冬儲大白菜中的一級菜,過年供應的花生瓜子,一度買兩毛錢以上的豬肉,也得寫本。    
    學者資中筠拿她1960年出生的女兒作模特,寫了一篇題為《特殊年代的童趣》的文章,對女兒成長中因甩不脫時代印記而鬧出的機械模仿的笑話,作了有趣的描述,當中一則就涉及到了「本」:    
    小女出生於全民饑饉、物資最匱乏的年代。她在兩歲上幼兒園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親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時購買日常食品是一件頭等大事,樣樣都需要票證或購貨本。從她蹣跚學步之時保姆就常帶著她上街購物,往往看到需要的東西,票證或本上的配額已用完,只能望洋興歎。所以孩子在牙牙學語時聽到最多的話之一就是「沒票!」或「沒本兒了!」這兩個詞自然而然進入了她最初的詞彙,以至於形成條件反射,一帶她進商店,她就說「沒本兒!沒票!」惹得售貨員說,「這孩子真懂事。」後來發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說簡單的話語之後,她常常要自動加上「沒本兒!沒票!」大概這是她無師自通的詞,說得最流利、響亮。今天的人想像力再豐富大約想不到兩歲以前的幼兒常用語竟是這兩個詞。5    
    應該說,自1963年以後,也就是資女士的女兒還沒成長到能給家裡買東西的年紀,「物資最匱乏的年代」已大體過去。某些票證逐漸廢止。但還是有若干種生活必須的副食品,一直在憑本供應。糧、米、面、油、布、某些日用工業品,還是憑票供應。大點的,頭能高出櫃檯的孩子,為家裡買東西時,經常要帶著本和票。儘管那類條件反射的笑話已遠離了孩子,但北京的孩子們,對副食本仍不陌生。    
    如今一體包裝的副食品,那時大多能買到散裝貨。油盛在鐵桶裡,醬油、醋、黃醬、果醬、麻醬、白酒等,盛在缸裡。無論大人孩子,買上述東西,都稱「打」。「打醬油」、「打麻醬」,是掛在嘴邊的話。路上碰到熟人,常以這種方式打招呼,問:「幹嘛去?」答:「打醬油去。 」打醬油、醋、酒,要拎個瓶子,售貨員用木製的定量「提子」從缸裡舀出來,通過漏斗倒進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兩種,採用這種原始的衡量方式,對於散裝液體商品的出售,確實很便捷。打麻醬和黃醬,也都自帶容器,一般用吃飯的陶瓷碗,也不必論斤兩,孩子把碗往櫃檯上一擱,說一聲「打五分錢黃醬」即可。售貨員先稱碗,再把秤砣置於刨除碗的份量後應該的位置。麻醬是定量供應的食品,孩子打麻醬時,眼睛緊盯著秤,生怕少了,錙銖必較。稱麻醬又比較特殊,多了便縮不回去。好心的售貨員故意多出去毫釐的現象,是很讓一些孩子難忘的事情。有的孩子打回麻醬,路上忍不住想嘗兩口,用食指貼碗邊蹭一圈,含進嘴裡。此動作名「手一下」。    
    當年的物價之低,以今天的眼光看,是令人瞠目的。副食品中,醬油每斤一毛五,醋一毛,黃醬一毛六,麻醬五毛五。孩子出門買這些東西,從大人手裡拿到的錢,少則幾分,多不過幾毛,想「貪污」餘額,機會也實在有限。    
    家境尚可的人戶,一般不打散裝的醬油和醋,而是直接買成瓶的。吃完了再換,有如今天的啤酒愛好者。換醬油還是打醬油,是能照出一個家庭經濟狀況的一面鏡子。瓶裝醬油又分兩個檔次,一級醬油兩毛三一瓶,特級醬油兩毛九。當年還賣一種固體醬油,用水沖兌,一些下干校、插隊、去兵團的人回京探親,臨走時,常去成捆地買這種醬油。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鹹菜豆腐

    油鹽醬醋而外,孩子在副食商店裡還有兩項經常性任務——買鹹菜和豆腐。    
    一般副食店,鹹菜的主要品種有北京辣菜(也叫朝鮮辣菜)、辣蘿蔔條、醬小水蘿蔔、大水蘿蔔、芥菜疙瘩、醬豆腐、臭豆腐、醃雪裡蕻、韭菜花、蝦醬等。鹹菜是北京家庭的常備食品,除了早晚就稀飯,一些人家有時也拿鹹菜當菜吃。剛蒸出來、冒著熱氣的饅頭,掰開了夾北京辣菜,分外好吃。窩頭抹醬豆腐、臭豆腐或韭菜花,也好吃。醬蘿蔔切絲,用蔥花和香油一拌,是佐粥的上品。鹹菜都很便宜,五分錢的北京辣菜,能吃幾頓,醬豆腐七分錢兩塊。    
    當年,豆腐並不是能隨便買到的食品,各副食店每週定時供應,同樣得排大隊。豆腐是大眾食品,但很有來頭。相傳它發明於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王劉安之手,歷朝都有帝王、大吏、名士和豆腐結緣,有些甚至是生死的情結。金聖歎臨刑前,還不忘對兒子說:記住,豆腐乾和花生米一起吃,是火腿的味道。瞿秋白也是臨刑前在《多餘的話》的最後提到: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世界第一。歷史走到70年代,豆腐的風光依然,屬於物美價廉、怎麼做都好吃且營養豐富的傳統食品。那時的豆腐論塊賣,盛在苫著屜布的竹屜裡,四分錢一塊。孩子來買豆腐,要端著鍋碗盆之類的傢伙,售貨員戴著白色線手套,不用過秤,成交迅速。豆腐有南北之分,南豆腐較北豆腐稍軟,北京的商店,南豆腐不多見。美中不足的是,北京商店所售豆腐都不是滷水點的,缺少豆腐味,但與如今的盒豆腐比,味道強多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魚肉禽蛋

    嚴格說,它們也在副食之列,有的也寫本。    
    雞蛋的價格,長期穩定在每斤六七毛錢。有一度,每個副食本每月供應五斤雞蛋。    
    雞蛋易碎,太小的孩子買雞蛋,大人未必放心,能打醬油不意味著會買雞蛋。一般副食店,雞蛋和醬油醋是一個櫃檯,盛在墊著乾草的木箱子裡。買雞蛋,最好的容器是竹籃子,穩當,有孩子嫌籃子土,是老太太用的,他們買雞蛋用當年的時髦貨——網兜。    
    副食店櫃檯上都有一個用三合板釘成的箱子,挖出雞蛋大小的槽,槽下墊一層玻璃,箱內安有燈泡,名曰「燈箱」。其目的是把稱好的雞蛋挨個放進槽內照照,看有無「壞蛋」。這其實是一個能反映歷史和說明問題的物件。當年很少有鮮雞蛋出售,都是從遙遠的地方用集裝箱長途調配而來,擱在冷庫裡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幾斤雞蛋裡難免有個別「壞蛋」的現象;話又說回來,那時,雞蛋乃「貴重」(不單指價格)食品,一個是一個。顧客的心理是,一個都不能壞。擱今天,兩毛來錢一個的雞蛋,幾斤裡壞個把也無所謂,十人恐怕有九個懶得碼燈箱上照。當然,今天的市民已不必為吃冷凍雞蛋發愁了。提一下照雞蛋,或能「照」出歷史的變遷。    
    每個副食店,都會剩下一些蛋殼被碰破,但無礙食用的雞蛋,叫「硌窩」蛋。這種雞蛋一則不寫本,二則便宜,深受市民歡迎。孩子給家裡買別的東西,大人往往叮囑一句,帶上兜子,看看有沒有「硌窩」蛋,如真的買回來,那就是喜出望外,為家裡立了一功。    
    雞蛋都是柴雞下的,紅皮。    
    魚肉在副食店裡有專用櫃檯,有的商店還辟有專門售肉的屋子,不妨照老話叫「肉鋪」。    
    肉鋪的格局,前面大體是一排「肉床子」,上面攤著幾塊鮮肉,有時候也賣排骨、腔骨和大棒骨。櫃檯後面有一排鐵鉤,掛著幾條半扇的豬。肉鋪裡也有冷庫。魚不常見,牛羊肉更不常見。    
    照常理物以稀為貴,不然。六七十年代,絕大部分商品,買不著是買不著,但價格是不變的,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色。三十多年過去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無論是聚會、閒聊或是別的什麼場合,經常念念不忘當年的物價,記得最清晰,也說來說去的,就是肉價。豬肉每斤九毛(牛肉八毛,羊肉七毛一),排骨四毛五,腔骨三毛五,大骨頭九分,肉餡一塊。黃花魚每斤四毛五。帶魚按寬度分若干檔,每斤兩毛五、三毛八、四毛五不等。三毛八的就算好帶魚了,四毛五的屬於特寬帶魚,好像只有過年過節供應。其實吃帶魚並不講究越寬越好,太寬了無論燒、熏還是炸,都不容易進味。但老百姓當時的心態近似韓信用兵,無論買什麼,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有一度,買肉憑本,但兩毛錢以內不寫本。多買肉又不寫本,理論上說得通,實踐起來有點困難,即捨得出遛腿花得起工夫。跑五家商店,排五次隊,能湊一斤肉。但當年的副食店不比今天的超市,視線以內的,多不過二三家,多買兩毛錢肉而繞世界轉,太耗工夫。還有一招,家裡孩子多的,可以分頭行動,每人買兩毛的,往一起湊。    
    當年,家裡都沒有冰箱,豬肉即使敞開供應,也無法冷凍儲存。除了偶爾燉肉包餃子吃,一般人家很少買一塊錢以上的肉,炒菜隨吃隨買。孩子買肉與買黃醬一樣,不說斤兩,只說錢數,「三毛錢的肉餡」、「五毛錢的肉」,是肉店裡的常用語。兩毛錢的肉也能切回一條,炒一個菜。直至60年代中期,一些大菜市場如西單菜市場等,還在用荷葉包肉餡。後來,荷葉為一種泛黃的蠟紙所替代。買排骨和帶魚的時候,孩子出於解饞的迫切心情,都躍躍欲試,爭著去排隊。鄰居之間也相互傳遞消息,甚至奔走相告,無非是某某商店「來排骨了」、「來帶魚了」之類的信息。確如資中筠女士說的,那可是不得了的頭等大事。得到信息後,馬上家庭總動員,「三兒、四兒」地滿院亂叫,逮著誰是誰,排隊去。    
    豬肉除了直接吃,還有別的用途。那時,家家的廚房都備有花生油和葷油兩種。花生油配給所限,不夠吃,用葷油搭配,猶如饅頭和窩頭的搭配。葷油是從肥肉中煉出來的。「文革」後期,走後門之風猖獗,副食店的瘦肉、排骨,斷不了被人從後門買走,擺在肉床子上的,儘是些「 丹頂鶴」。沒法兒炒菜,只能用來先煉大油,再回鍋炒素菜。    
    有個叫傾傾的6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寫了篇文章,取名《逝去的美味》,專說那個年代的吃,有一段涉及於此:    
    那時幾乎所有副食品都是定量供應,花生油一人每月半斤,不夠吃,家家煉大油(在北京也叫葷油)。煉大油用的豬肉油(板兒油)也是憑本供應,煉大油剩下的油渣兒是好東西,撒上椒鹽,是不錯的下酒菜,還可以烙脂油餅、做餡兒,香!6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蔬菜(1)

    六七十年代,菜有粗細之分;吃蔬菜和水果,又有季節之分。    
    粗菜,即北方冬天離不開的那幾樣——大白菜、蘿蔔、土豆等。細菜要等到春末才逐漸下來。細菜上市是有次序的,始於5月份的黃瓜,10月,還能吃到論堆賣的茄子。    
    後來有「菜籃子工程」一說,其實用籃子買菜,是小腳老太太的事情。孩子給家裡買菜,都用玻璃絲編的網兜。菜店一般在副食店隔壁,半露天,菜床子上的東西,隨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並非冬天吃不到夏天的菜,70年代以後,已有大棚產品上市,不是一般的貴,因而一般人家不敢問津。同一種菜,冬天和夏天價格能差出去近百倍。80年代初,這種局面依然。有年冬天,黃瓜賣到四塊多錢一斤,聽說天津某大學一個行政 10級的校領導和屬下聊天,揚言他買的黃瓜,五分錢一斤。聽者皆以為他在開玩笑,便有一搭無一搭地打聽是哪買的。他答,哪都有,我是夏天買的。眾笑。他則表情嚴肅地說,黃瓜冬天夏天吃起來一個味,為嘛非冬天吃不可?    
    北京的小水蘿蔔剛剛上市,其漂亮可以說是無法形容,真可以說是誰看見誰愛。小蘿蔔只有大拇指那樣大,帶著約10厘米長的綠纓,5 個一把,用一根草篾紮好,在菜車子上,在油鹽店的菜床子上,整齊地擺著,用水淋得嫩紅嬌綠,遠看似乎要滴出水來。買幾把回去,把纓子切下來棄掉(老實說,丟掉真可惜),把那小小的蘿蔔輕輕用刀背一拍(千萬不要切,一切就不好吃了),半碎之後,加少量鹽一醃,把滲出的鹽水倒掉,淋上調好的芝麻醬一拌,那味道真可以說是絕了。另外也可以用糖醋拌,但近似江南吃,遠不如芝麻醬所拌之滋味雋永,直可入「家山清供」也。我幾十年沒有吃北京的芝麻醬拌小水蘿蔔了,怎麼能不懷念它呢?7    
    孩子不比鄧雲鄉,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件平常的事情放大到誘人的程度。那時,小蘿蔔論把賣,幾分至多毛把錢一把。孩子到了菜店,專揀個大把大的買,回家後也沒耐心等到加工後上飯桌,把纓子一掐,在水管子上涮涮,就帶皮吃了起來。味道有點辣,有點甜,爽脆適口。小蘿蔔留給北京孩子的,是每年那一二十天裡的生吃的感覺。    
    入夏,細菜逐漸上市,像黃瓜、西紅柿、豆角、柿子椒、冬瓜、茄子等等,開始還挺稀罕,也挺貴。誰家孩子去買頭一撥上市的黃瓜或西紅柿,會被尋常人家認做有錢沒處花了,因為經驗告訴人們,過不了幾天,大撥的一下來,弄不好就得成災,論堆賣。像黃瓜、西紅柿這樣的大眾菜,也就幾分錢一斤,那也有賣不動的時候,就論堆撮,五分錢或一毛錢一堆,甚至一兩分錢一堆,或者一毛錢能買一筐或一車,如果你吃得下的話。演員王衛國被中戲錄取前,在商店裡賣菜,他回憶說,商業局秘書騎車來通知高考被錄取消息時,他正坐在木頭錢盒子上用簸箕撮茄子賣,一毛錢一簸箕。我的一個同事以前也賣過菜,曾說起一次賣韭菜,上午一毛錢一斤,下午五分,臨下班一毛五一筐,剩下的第二天領導派他推了一車上街吆喝,說好一毛五,作為一天的銷售任務。結果是他把一車韭菜直接推到垃圾站倒了,自己墊上一毛五交賬,然後回家睡覺。我記得上中學時,曾經在快打烊的時候騎車路過一個菜店,櫃檯前的地上堆著不少茴香,售貨員在大聲吆喝,用兜售來形容都不準確,因為不要錢,隨便拿。很多人家趁此當口成筐地往回買黃瓜、西紅柿、豆角,做醬菜或醬,吃一個冬天沒問題。有一陣子,家家做番茄醬,盛在醫院打點滴用的玻璃瓶子裡,用橡皮塞密封住,上鍋蒸。入冬後打開炒菜做湯,味道自然比新鮮的差遠了,可畢竟是大冬天吃上西紅柿炒雞蛋。只是那種瓶子口小,往外倒的時候很費勁,得用筷子、鐵絲之類的東西硬往外捅,太麻煩。    
    孩子買菜,和買副食品之類的東西略有區別。買別的沒挑頭,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買菜儘管當時還沒有砍價一說,但好了壞了,老了嫩了,貴了便宜了,買主有挑選的餘地。同一種菜,價格會隨出售方式的變化而變化:可挑的,不可挑的,過秤的,論堆撮的,價錢的差別很大。這也是不少做家長的不放心之所在。大人都想買到物美價廉可心的東西,有時候寧可多跑幾家商店,孩子則是在完成任務,說買豆角,此家菜店有貨,絕不再上彼家菜店比較,弄不好就買砸了,讓大人皺眉頭。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蔬菜(2)

    有些落難及生活困難的人家,孩子早當家,專揀論堆撮的菜買。他們買菜不問質量,只看價錢,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個朋友現在做飯很講究,做什麼菜擱哪些作料、擱多少,不擱哪些作料,說起來口若懸河。我曾向他打聽當年一些菜種最初的上市季節和次序,答說不知道,他們家吃菜,大撥下來都不敢問津,直等到論堆賣時,才去光顧。不是捨不得,確實是吃不起。當年首都北京的家庭,用毛主席的話說,「 此類情況甚多」。    
    11月初,大約在冷空氣初次光顧北京前後,就到了冬儲大白菜的時節。買大白菜,也是一場全家上陣的盛大活動。冬儲大白菜按好壞(亦即菜芯的多少)分出幾檔,一、二級菜憑本定量供應,三級及等外菜敞開賣。一級菜兩分五一斤,二級菜兩分,三級菜一分,比零售價要便宜出幾倍。和買白薯一樣,每年此時,家家的孩子都得起大早頂著西北風排隊,棉大衣是必備的行頭。菜買到手以後,副食店用排子車挨戶送貨上門。後來,卡車或馬車乾脆把大白菜直接拉到居民點,副食店帶秤及平板車深入基層,現場辦公,那也得排大隊。    
    家家都想多買點一級菜,不少人家煞費苦心,有時候大人幹不成的事,孩子還真能立功。張銳是我的中學同學,如今供職的農科院,正是一個研究菜的機構。當年,排隊買菜時,他用他哥哥單列的一個集體副食本,蹭購一級大白菜。售貨員驗本時曾正告他,此本不屬於家庭副食本,購菜無效。但他不死心,趁亂「打劫」,不知用什麼招最終竟蒙售貨員寫了本,多買了幾百斤一級大白菜,這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意味著買到了等於別人家一倍的配給物品,要是在戰場上,相當於比別人多抓了一倍的俘虜,立特等功都打不住。    
    每年初冬的這種狂買大白菜盛況大約持續一個多星期,直至剩一堆白菜子,最後由清潔工收攤。這陣子一過,大白菜還能買到,價錢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據說政府每年因冬儲大白菜為市民貼出去不少錢,直至80年代,還有報道說,一年的大白菜補貼,等於兩座立交橋。當然,孩子是沒有這些概念的。很多孩子排了半天隊,並不清楚冬儲大白菜的價格合多少錢一斤,比零售菜價便宜多少。    
    11月初下來的大白菜,一般要吃到來年開春,老百姓即使不頓頓吃,也天天離不開它。儲藏是個大問題,否則菜一爛,購菜時費的勁便前功盡棄。住平房和一樓的人家,通常是揮鍬挖地窖;住樓上的也各顯神通,變著法盡量讓它保持水分。有在前後涼台挪來挪去的,有用報紙一棵一棵把白菜包起來的。好像是在進行一場馬拉松競賽,看誰家的大白菜能熬到最後且新鮮如初。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單位的食堂也跟著湊熱鬧,儲存大白菜。像軍隊、高校這樣的單位,人多,消費力強,購進的大白菜若堆積起來,能讓孩子當山爬。這些菜也面臨儲藏問題,否則保質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時候,就得擺在明處,一棵棵並列在食堂外邊牆根處或稍遠一點的操場邊上,上面蓋著草墊子破棉被之類的東西。這類大院的孩子,除了買大白菜,還免不了夜間行動,結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遊戲的成分重於竊取。像《地下游擊隊》、《三進山城》這樣的電影看多了,和平時代的孩子受電影情節刺激,總有一種從事地下活動的心勁在躁動,躍躍欲試。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時節這種模仿生活的第一選擇。一般是白天踩點,制定方案,入夜,幾個孩子一起行動,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牆用後腳跟走路,作隱蔽狀,偷操場上的大白菜還得匍匐前進。接近目標時,迅速出擊,一人抱一棵,往棉襖裡一掖,拔腿就跑。和這種偷襲得手的喜悅相比,吃上白來的大白菜的得意勁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水果(1)

    那時候,北京市面上水果的品種很單調,如今一些大眾習以為常的東西,當時不僅根本見不到,而且聞所未聞。    
    章含之在《我與喬冠華》這本書中,對一個細節的回憶,很可以說明問題。1974年6月初的一個晚上,她參加外交部幹部下鄉麥收勞動回來後,累得躺在籐椅裡「腿都動不了了」,其丈夫喬冠華尚在外面赴宴: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回來了?Darling,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在不聽使喚,只好扶著躺椅的把手站起來。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冠華這時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地拎出兩個淺棕顏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我說不知道。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我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 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我把這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興。」大使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口袋裡才是我的誠意。大使連聲說好。其實這個玩意還是從中國去的。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著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來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獼猴桃!8    
    那時,市面上可以見到的水果,籠統說,品種也不少,像蘋果、梨、桃、香蕉、橘子、廣柑、杏、西瓜、葡萄等等,但按季節一分,同期吃水果可選擇的餘地,還是少得可憐。而吃上白蘭瓜、草莓、枇杷、櫻桃這樣的水果,其難得程度猶如曇花綻放。「文革」期間,流傳一個海南人民向毛主席進獻芒果的故事,大量蠟制工藝品芒果在許多人家的桌子上供著,滋味如何卻不得而知。話又說回來,即使產品琳琅滿目,有條件長年將水果換著樣買的人家也未必普遍,當年不少人家的孩子,拿西紅柿、心裡美蘿蔔、白薯當水果吃。說起六七十年代的水果,孩子和孩子之間,因家庭經濟狀況上的距離,感覺是不大一樣的。菜是生活必需品,好歹也得吃;水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可吃可不吃的奢侈品。小一點的副食商店,都不賣水果。換言之,菜店和水果店之間,在數量上是不成比例的。還有不少可以說明問題的故事:    
    70年代,月壇公園南側開了一片桃園,西城區的一些中學將其作為開門辦學、勞動實踐的基地。我的朋友崔國清那時在150中唸書,有一回來桃園勞動時,適逢採摘。作為回報,學生可以敞開吃,但不准往家帶。國清還記得,他一氣吃了十八個,這並不是記錄,他的同學裡,有吃二十多個的。不吃白不吃惟恐不多吃的心態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平常難得一吃所致。今天,即使在中學生中舉辦一場吃桃大賽,其拔頭籌者能否接近這個數目,也難說。    
    60年代,有個朋友在301住院,同病房住著一個19級的上尉,得的是什麼病,已經說不清了,醫囑要多吃水果,他就每天吃一個黃香蕉蘋果。同房還住著一個中校團長,從未吃過水果。這位上尉嘴上吃著蘋果,心裡算計的是另一筆賬,不時流露出 「我已經吃掉了老婆的一件毛衣」之類的話。另一個朋友住在軍隊大院的校官樓,樓下是個12級的上校,按說工資不低,但生了五六個孩子。他家吃蘋果,從來是切成牙後再分著吃,和吃西瓜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水果(2)

    一位60年代出生的孩子回憶說:    
    水果兒少,連汽車尾氣都能聞出水果味兒來,要不是父母事先一再警告,肯定把牙膏當水果吃了,心裡還老嘀咕:那東西又涼又甜還有香味兒,不是水果是什麼?奇怪!春天揪榆錢兒、槐花(樹高,有的孩子摔死了),秋天偷別人院子裡的棗、桑葚兒,實在饞得沒轍,就到藥鋪花三分錢買一個酸甜的大山楂丸——越吃越餓!這山楂丸捨不得大口嚼著吃,那樣就未免太奢侈、太浪費了,要用門牙一點點、一點點鏟下來,在舌頭上含化了,再慢慢兒嚥下去,這樣才能解饞,才算物盡其用,心裡才覺著熨貼。往往是吃一半,另一半用紙包起來留著第二天再吃,一個山楂丸恨不得能吃三天!9    
    每年夏天,大概有一個來月,是吃西瓜的季節。西瓜和蔬菜一樣,剛下來的時候很貴,一般人家捨不得馬上吃,實在低不住誘惑,或被孩子纏得沒法,可以買那種論牙出售的。那時,水果店的櫃檯上都有個紗窗罩子,裡面是切好的西瓜,五毛錢一牙。商店的切法不似家裡。家裡切西瓜用菜刀,先從帶秧子的根部切一小片,在刀上蹭幾下,然後攔腰劈開,再切成牙。商店有專用西瓜刀,一般是將橢圓型西瓜,順勢從360度切成180度,再切成90度長條即可,也就是一個西瓜切四大牙。不僅是孩子,大人遛街,也是連熱帶渴,這種展品似的西瓜令人垂涎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但大批的西瓜上市,冰棍車走街串巷以後,這種出售方式便失去了優勢。    
    那時北京的西瓜,分黃瓤和紅瓤兩類,黃瓤似更多見。黃瓤西瓜,俗稱「黑繃筋」,黑皮,橢圓型,幾分錢一斤,買一個八九斤的西瓜,不過四五毛錢。這種時候,經濟條件過得去的家庭,孩子便獲允到水果店買西瓜,一天一個。西瓜是好是壞,外觀上很難識別,買西瓜必須挑挑。一般是買主告訴售貨員要多大的,由售貨員在瓜堆裡代挑,抱起一個貼耳拍拍,如此二三回,選中後再經顧客認可。如顧客還不放心,可以讓售貨員用刀在西瓜上剌一個三角形,拽出來驗貨。不少孩子由買西瓜而學會了挑,即在耳邊拍西瓜聽音,「當、當」的為不熟,「噗、噗」的為婁了,界於二者間的正好。當然,還需多作比較,審時度勢。西瓜剛下來時,生瓜多,收尾時,婁瓜多。    
    西瓜買回來以後,要用涼水拔一陣子。一般是放在臉盆裡,也有把廚房裡的水池子塞住將西瓜沉入的,最有效的辦法是用流水長時間地沖,和冰鎮差不多。那時也沒有節水的概念,住筒子樓的孩子經常在公用水房裡這麼幹,有時一衝就是幾個小時。當然,得不時出來觀望一下,一者怕被別人順走,二者怕被愛管閒事的將水龍頭關上。有個朋友家裡孩子多,一個西瓜不夠吃,只能隔三差五地買兩個。他還記得某個夏天的下午在海軍大院筒子樓的水房裡拔了兩個西瓜,隔十來分鐘輪著過去看看,合計看了二三十趟,直至晚上開吃前最後一次觀望,仍原封不動,用手摸摸,已接近冰涼。當間渴了,也都忍著,就等著盡情享受涼西瓜。又過了十來分鐘,哥幾個把菜刀和案板、臉盆都準備好,再去水房時,西瓜已經不翼而飛。他講這件事時,撮火的感覺死灰復燃,因為再買兩個西瓜,錢是小事,拔到這樣的涼勁,恐怕得後半夜見了。    
    與西瓜同步的水果,是香瓜。手雷大小,白色(也有一種綠色的,少見),不貴,也不如西瓜甜。有時候城外的瓜農會拉一馬車來賣,孩子經常是買一兩個,當場掰開,把瓜子一甩,或用鉛筆刀將瓜子刮除,在衣服上蹭兩下,就進口了。    
    入秋以後,蘋果和梨是最常見的水果。此前,大約在8月中下旬,有一種帶把的核桃大小的沙果上市,紅黃相間,脆甜可口,並不很貴。儘管它來去匆匆,每年在市場停留的時間很短,北京孩子對它的味道並不陌生。這本書寫到這裡的時候,恰逢沙果上市。2003年9月1日和5日 ,我到過兩個朋友家串門,一個是高我一級的同學李喬,一個是我以前的同事沈小農。他們都是這本書的模特。現在家家興把水果擺在桌面上,我在兩家都看見了沙果,我告訴他們,這本書也會提到沙果。李喬告訴我,沙果是其妻買的,昨天下班回家見到沙果,已經感歎了半天:多少年沒吃它了!小農的妻子告訴我,她每年必買兩次沙果。而今水果攤上,沙果已經很不起眼了,能替代它的漂亮、誘人的水果不勝羅列,但有些東西是替代不了的,對北京孩子來說,沙果帶給他們的記憶,其他水果就未必替代得了。蘋果的品種主要有國光、紅玉和紅黃香蕉,大約兩三毛錢一斤,好的四五毛。那時也沒有成箱囤積蘋果吃一個冬天的風氣,都是現買現吃。梨較蘋果略便宜,北京市場上常見的品種有鴨梨和京白梨。京白梨個不大,黃色,肉有點面,酸甜,今天好像也難得一見了。    
    讓孩子忘不了滋味的水果,還有一樣——杏。俗語云:桃養人,杏傷人,李子樹下埋死人。意思是杏不宜多吃,李子更不宜多吃。杏大約在6月初上市,那正是水果甚至蔬菜青黃不接的時節。杏對飲食結構的調節作用,可用雪中送炭作比。杏屬於酸味水果,太生的青杏,只酸不甜,不好吃;熟透了的杏,只甜不酸,面乎乎的,也不好吃;恰到好處的杏,表面上黃綠相間,吃起來甜酸、爽脆。杏最便宜的時候,一塊錢可以買四五斤,盛一網兜。孩子是不忌古訓的,只要趕上了,就玩命吃。家裡孩子多的,眨眼的工夫,就能掃盡這一網兜杏。剩下的一堆杏核,既可以彈玩,也可以鑿開了,吃裡面的杏仁,更有孩子下功夫將杏核磨出一個小孔,掏出杏仁,拿杏核當哨吹著玩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年貨

    我上中學時,一撥同學住在北蜂窩鐵道部宿舍,有的孩子的家長被派到非洲修坦贊鐵路。傳達注意事項時,有這樣一條禁令,不准在當地採購花生。理由是那邊市場上的花生都是從中國出口過去的,而在北京的市場上,平時根本見不到花生,倘中國人在異國大肆採購本國出口的產品,勢必造成不良的國際影響。北京人能在市場上見到花生,惟有過春節的時候,也是一年一度。    
    六七十年代,花生和瓜子(葵花子)是北京所有家庭的重要年貨,不僅寫本,而且按人頭供應。每人半斤花生,三兩瓜子,都是炒熟了的,剝殼即吃。花生瓜子和其他許多商品一樣,即使定量供應,也得排大隊;即使捨出工夫排隊,還未必一次就能買到或買齊。那時,採購花生瓜子,必須當一項艱巨任務去努力完成。孩子都放寒假在家,也不學習,有的是時間,這任務便替代學習而落在他們肩上。大多數孩子也樂於效力,尤其是雙職工、沒有老人看家的家庭,平時孩子就慣於操持家務,此時全指著他們了。    
    買這兩樣東西,不能用當時流行的網兜。如果是有心人,可以在排著長隊的人群中發現,孩子手裡拎的家什,五花八門,帆布書包、人造革提袋、面口袋,甚至家長出差用的旅行包,凡不漏風、結實的袋類容器,此時充斥於各家副食店。    
    今天的孩子已很難想像,當年的孩子為買幾斤花生瓜子,有多麼不容易。由於貨源緊俏,訛傳的消息不脛而走。經常是院裡頭天風聞哪家副食店來了花生瓜子,第二天,各家孩子結伙起大早去排隊,開門時才知道,根本無貨。有時候貨是到了,但狼多肉少,白排幾個小時的隊,眼看著快挨到了,商店突然打出「花生瓜子已售完」的牌子,歎氣都顧不上,還得接著往別處碰運氣。好在花生瓜子寫本但不定點,可以轉著圈跑副食商店。但基本上也是白跑,明知如此,為「不甘心」和「萬一」兩種心情所驅使,還是往南牆上撞。有時候,花生瓜子裡只買到一樣,任務不算完成,心還踏實不下來。直至奔波多日,終於把它們按供應量全買到手,斤兩不差的時候,方如釋重負。    
    其實,當時可充年貨的類似的零食商品,市面上還有幾樣,像黑、白瓜子、榛子、松子、胡桃、黑棗、花生米等,這類乾果不用寫本,雖說貴點,畢竟是過年,對一般家庭來說,也並非到了一回都吃不起的地步。可當年的事情還真不能這樣看,買花生瓜子,不是一個好吃不好吃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價錢貴賤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用別的東西來替代的問題。說穿了,是一個流行和時尚的問題,如同今天孩子腳上穿的鞋,只認喬丹、耐克、銳步、阿迪達斯等幾樣,你穿一雙再高檔的名牌拋光皮鞋,雖說又貴又好,但不是那麼回事。    
    年貨的採購單子裡,需要寫本或排隊,形成搶購潮的商品,還有三毛八一斤的帶魚、四毛五一斤的黃花魚、豬頭、活的或宰好的柴雞、牛羊肉、包著一層土的松花蛋、糖果等等。    
    買這些東西,其費勁程度不亞於買花生瓜子。直接原因是貨源不足,間接原因是這些年貨平時難得一嘗,全市的家庭(極少數享受特供的人家除外)都在採購,它們是幾百萬北京人一年一度的念想。有的人家試圖採取一次性行動的策略,全家出動,直奔東單、西單這樣的大菜市場,進門後分頭排隊(前面提到過,逢過年及節假日,在大菜市場買什麼都排隊),收穫也很難說。既然採購年貨是所有家庭的頭等大事,你家想出來的招,別人家早想到了,你家想不到的,人家也想到了。況且大菜市場的貨源相對購買力而言,也未必充足和齊全到哪兒去。技術上的問題,如先排哪個隊合適,誰手裡持本最穩當,都不是事先可以料定的,弄不好就事倍功半,徒耗精力,或者面對一些剩下的雞肋式的商品。能滿足期望值中的一半,就算不錯了。還不如死守家門口的副食店,無非是多跑兩趟,起早點。    
    惟有一樣年貨——酒,買起來似乎省些精力,不必大排其隊。一般食品店裡,可以買到六毛五一瓶的紅葡萄酒、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八毛多一瓶的青梅酒、一兩塊一瓶的二鍋頭、三毛多一瓶的天壇牌啤酒等。想買好酒,得到大一點的食品店,買八大名酒,就得去西單商場、百貨大樓這樣的地方碰運氣。好在一般家庭過年喝酒,屬於意思意思的事情,無所謂喝什麼酒。    
    孩子還有自己更上心的年貨——鞭炮、燈籠和氣球。    
    鞭炮並非一般商店有售,好像歸於土產品商店專賣。買炮,給孩子的印象是,需要跑更遠的路。西城區的鬧市口、劈才胡同,宣武區的校廠口、廣安門等處,是鞭炮相對集中的銷售地帶。一放寒假,北京的孩子就開始走街串巷,四下尋摸鞭炮,每年倘花到三五塊錢來買炮,就能盡情地放個夠了。買炮倒很少出現排大隊的場面,但商店無貨,孩子在城裡的胡同裡亂串,飽嘗遛腿滋味,乘興而出,敗興而歸的情況,時有發生。    
    最普通的是湖南瀏陽出的小鞭炮,暗紅色包裝紙,炮也是紅色的,兩毛一一頭,100響。比它稍大些的,是鉛筆粗細的土色鞭炮,俗稱「鋼鞭」 ,四五毛錢一頭。二踢腳四五分一個。最具威力的是麻雷子,10響,五毛錢。花炮較鞭炮為貴,放起來看閃光而已,意思不大。買炮的時候,還需順便買點香,點炮用。    
    燈籠是還不到放炮的年齡的孩子過年挑著玩的,分球形和桶形兩種,內置固定蠟燭用的鐵片。燈籠都可以折疊,省著用,不必每年都買。燈籠和氣球,一般百貨商店都有售,年三十現買,也來得及。    
    六七十年代的過年方式,除了包餃子,與今天是大不一樣的。那時沒有春節晚會一說,一般人家也沒有電視看,打麻將被視做違法行為。如在家裡呆著,頂多是打打撲克。所以年三十晚飯後,院子裡甚為熱鬧,有製造熱鬧的孩子,也有湊熱鬧的大人。孩子或打燈籠,或放炮,大人則遛達、觀望、聊天,心態近似到清風寨作客的宋江。小點的孩子,鞭炮都捨不得整掛放,而是拆開了零著裝進兜裡。最初不敢用手拿,放在窗台上,一手捂著耳朵,一手用香點,人與炮的距離是一個手臂加一根香,點著後還得撒腿就跑。後來發展到一手持香,一手從棉襖外罩的兜裡掏炮,點著後扔出去聽一響,有時候還故意讓手中的炮捻多著一會兒,從容多了。最後進步到放炮時敢捏著炮根不撒手。半大孩子則對此不屑一顧,他們或整掛地痛放大鞭炮,或放二踢腳。二踢腳的放法,一是手持,頂多戴著手套;二是把炮支在地上,發向對面樓的人堆,互相攻擊,就演成了炮仗。孩子不管這些,越熱鬧越盡興。這種無任何人組織,自發的沒有歌聲的年三十晚會,一般會持續至十點以後。大人們逐漸散去,回家打撲克、包餃子或睡覺。孩子還接著玩,各種犯壞的惡作劇,一般都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後。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前面歷數的各種年貨,便進入享用階段。那時沒有廟會,興鄰居或同事之間串門拜年,家家提供的招待,都是味道一樣而來之不易的花生瓜子和糖,你吃我的,我吃他的,他吃你的。區別在於糖果的質量,是普通雜拌糖,還在高級奶糖。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冰棍

    除了一日三餐,其他時間吃的東西,都應該歸入零食之列。吃零食不是孩子的專利,但只有孩子會把零食當回事,多少年後,他們開始幹大事業,遠離零食的時候,對小時候的很多零食的滋味和價錢,還留有清晰的印象。隔了多時或多年,偶爾吃一次,能讓童年的時光再現。    
    冰棍    
    冰棍是夏天的第一零食。六七十年代,冰棍的品種不多,價錢只分兩檔—三分和五分。和今天五顏六色的花哨包裝相比,當年的冰棍紙只是一種簡陋而色彩單調的蠟紙。    
    三分一根的冰棍,又分三個品種:小豆、紅果和一種粉色水果味的;五分一根的有巧克力和奶油兩種。早些年還有一毛五一個的雙棒冰棍和硬紙盒包裝的冰磚,奶油味,一毛錢一個;晚些年雪糕問世,也是一毛錢一根。冰淇淋最常見的,是紙碗包裝的那種,北冰洋牌,一毛五一個,用木頭片 著吃,奶油味。    
    當年,冰櫃尚少,只在較具規模的食品店可以見到。孩子買冰棍,主要依賴走街串巷的冰棍車。這是一種白顏色的木頭箱式手推車,掀開蓋,是一層厚棉被,起保溫作用。棉被下面是幾個敞口的暖壺,分盛不同品種的冰棍;也有的不用暖壺,直接把盛冰棍的紙盒子放在棉被下面。推車賣冰棍的,給孩子的印象一般是上了歲數的老人,胸前掛著帶兜的長圍裙。他們通常是在下午出門,把空車推到商店批發冰棍,然後在胡同或院子裡邊走邊吆喝,如:「冰棍—三分五分—」或:「冰棍—奶油、小豆、巧克力—」有的乾脆拉長了聲只反覆說一句:「冰棍—兒。」孩子對經常推車用方言吆喝著來賣冰棍的老頭或老太太,模樣和聲音,都非常熟悉,三四十年過去,提起來,還能迅速浮現在眼前。    
    買冰棍時,都是先拿冰棍後付錢。有個軍隊院子裡長大的朋友,小時候幹過這樣的事,三四個孩子連蒙帶搶「買冰棍」。他們騙推車老太太說要買多少根,拿到手後,用孩子看家的一招—撒腿就跑。推冰棍車的儘是些小腳老太太,哪追得上他們,最後告到院裡的有關部門,將作案的孩子一網打盡。當然,處理方式無非是退款,寫檢查,批評教育一頓。有的孩子發了點財,兜裡有個塊兒八毛的,就十根八根地狠買,把褂子上的兜揣滿,見到要好的,就分一根。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上學的路上,等不到打預備鈴時,這些冰棍早造完了。有時候一夥孩子和賣冰棍老太太起哄,張口買一塊錢的冰棍,老太太連忙從冰棍車裡往外掏,忙活半天把數忘了,只好抬頭再問孩子:「幾根了?」    
    冰棍的吃法也不盡一致。有的孩子圖痛快,大口大口咬著吃,眨眼間一根下肚;也有的孩子願意讓冰棍在手裡的時間盡量長一點,嘬著吃;據說最科學的吃法能兩者兼顧,先咬著吃,及一半時,再嘬。吃冰棍各有所好,小豆冰棍最硬,愣咬弄不好就咯牙,但這種冰棍在三分一根的裡最受青睞,往往供不應求。五分冰棍只有兩種,巧克力的比奶油的受歡迎。    
    如今夏天一到,很多人家從商店整箱批冰棍,存在冰箱的冷凍室裡。但對孩子吃冰棍,經常予以數量上的限制,這倒不是心疼錢,而是怕孩子吃起來無度,影響健康。當年孩子吃冰棍,同樣會被限制數量,例如家長一天給六分錢,買兩根三分錢一根的冰棍,這就是錢或曰經濟條件所限了,和為孩子健康著想無關。現在是一級警督的胡英蘭上小學時,有一次學校組織外出學工勞動,她事先在學校對面的冰棍車前買了一根三分的冰棍,還沒來得及進口,集合的哨聲響了起來,慌亂中過馬路時不慎把冰棍掉在了地上,這件事不只是讓她當時心疼了半天,而且及數十年也難以釋懷。類似的事情,不少北京孩子都有切身體會。可見當年吃一根冰棍,對許多孩子來說,意義是何等重大。夏天孩子做賭博類的遊戲,也經常掛冰棍作注。直至多少年以後,90年代,有一次我在安定門地鐵站等人,看見一幫三四十歲的北京孩子在「敲三家」,規矩之一,是輸者給贏者買冰棍,此舉可謂發揚了他們孩子時代的傳統。    
    冰棍的同類是冷飲。那時候品種也很單調,無非汽水、酸梅湯、酸奶三種。北冰洋汽水一毛五,冰川汽水一毛,酸梅湯一毛,酸奶一毛五。有的孩子或不耐煩,或渴急了,或嫌不痛快,拒絕用吸管喝汽水,而是對嘴吹。慢慢練出了對加了蘇打的汽水的適應力。90年代有一年夏天和同事孟超上街,渴了。他不吃冰棍,非要喝汽水。記得售貨員掏出汽水,他付錢後,一仰脖,零錢還沒找回來,瓶子已經空了。這是我親眼所見,把售貨員也看呆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糖

    糖,也是孩子常惦記的零食。    
    糖的品種很多,最便宜的是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牛奶糖二分一塊),包裝和味道都不能細品,反正吃起來有甜味,可以零售,甚至適應孩子的經濟條件,以零售為主。那時小商店的櫃檯上,一般都擺著幾個臥式玻璃瓶子,盛著各色零售糖,瓶口朝裡。一些孩子以身試法,趁售貨員不備,鉤手伸進去抓幾塊,屢屢得手。我的朋友孟君就幹過這事。當然,更多的時候是花錢買。孩子或撿,或從給家裡買東西的餘額裡「截留 」,或家長給點零用錢,或是申請來的專款,總之,兜裡會經常有幾枚論分數的硬幣,幹不了別的事情的時候,就買水果糖吃。有個朋友還記得最多一次花兩毛錢買了二十塊水果糖,裝了半兜子,吃了一陣子。當然,孩子如果手裡有更多的能支配的錢,就不再青睞水果糖了。一位在萬壽路總後院裡長大的孩子告訴我,他和另一個孩子有一次在馬路邊撿了兩塊錢,當然不會交給警察叔叔,他們就去翠微路商場買東西吃,買了什麼,已記不起來了,但肯定不會是水果糖,否則不必如此長途跋涉。據他說,他們去了若干趟,錢太多了,一次根本花不完。兩塊錢,要真買水果糖,那就是200塊,一天兩塊,夠吃三個月了。趙福琪上小學一年級時,也撿過兩塊錢,他在學校(實驗一小)附近的和平門大街路東一個小鋪裡全買了伊拉克蜜棗,售貨員是一老頭,開始以為聽錯了,問他:「是買兩毛的吧?」福琪把票子亮了出來,答:「不,買兩塊錢的。」當年,伊拉克蜜棗大概四五毛一斤,兩塊錢蜜棗,老頭用鐵皮桿秤整稱了兩回。福琪張開身上的兜,根本盛不下,索性全倒進書包裡。他吃了一路,也不過幾斤蜜棗的多少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不敢帶回家,索性倒進了護城河裡。    
    糖也是一種家庭待客的常規食品。家裡買糖,都是論斤,至少論兩,不會論塊買。一般商店裡的雜拌糖,是按比例把若干種水果糖、奶糖、酥糖等摻和起來出售,看起來品種豐富,價錢便宜,一塊二一斤,但顯得有點大眾化,不上檔次,當中玻璃紙包裝的,也就是點綴一下,且趕上什麼算什麼,顧客沒有選擇的餘地。講究點的人家,不買雜拌糖,他們會到大食品店如西單十字路口把西北角的食品商場或崇文門井岡山食品店,去有選擇地搭配,北京的蝦酥、巧克力,山東的高粱飴,上海的黃油球、大白兔和米老鼠奶糖都受歡迎。當年在大商場或大食品店買東西,天天排隊,逢年過節,更是長隊沒邊,即如張秉貴這樣「一把抓」的優秀售貨員,從早忙到晚,也難緩解排長隊的勢頭。後來,上海奶糖在北京的市場上已輕易見不到,北京人到上海出差,首選商品就是服裝和奶糖,一如東北人在北京採購豬肉。再後來,大概已經接近改革開放的時候,三里河那條街上,開了一家專營上海奶糖的商店,一時火爆。    
    有些孩子吃糖,是沾了得病的光。流行的說法是糖有助於醫療肝炎。而肝炎是一種傳染病,為數相當多的北京孩子得過這種病,養病和恢復的時候,給孩子吃糖既是一種待遇,又有助於康復,家長自然配合,漸成習慣。病癒之後,家中糖罐或糖盒子裡,便很少有空的時候。當然,一天吃幾塊,家長是要過問的。我的一個朋友,家裡四個孩子,其父為四級工程師。他們家的糖盒子放在帶鎖的壁櫥裡,但鑰匙放在不帶鎖的抽屜裡。他有時候趁家長上班自己在家的當口,從抽屜裡翻出鑰匙捅開壁櫥門鎖,偷著拿糖吃。有一次作案間,其母借工間操時間回了趟家(他住的院子也是機關與宿舍一體),慌亂中他在壁櫥裡摒住呼吸,一動不動,待母親走後才長出了一口氣,有種歷險的感覺。有時家長察覺到糖果看減,問起來都不承認。他一直以為只有自己偷吃過,幾十年以後,兄弟姐妹聊天,他提起這件事,才知道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幹過。有個高我一級的同學,當年曾與人合夥,夜裡撬過軍院的一個小賣部,進去後看著滿屋子好吃的,竟一時無所適從,不知道拿哪樣好了。後來偷出來糖、點心和水果罐頭,倆人不敢把東西帶回家,就在游泳池邊上一坐,狠吃了一通。此案至今未破。    
    有幾種北京孩子常吃的特色糖,值得一提。一種是關東糖,棍狀,麥芽做的,表面鋪著一層滑石粉那樣的白粉。初冬上市,吃起來先硬後粘,味甜但不□得慌,有嚼頭。這種糖可以論斤買,也可以論根零售。孩子花自己的錢,往往是買一兩根,拿紙一包,邊走邊吃。一種是粽子糖,即狀如粽子的褐色硬糖,大概也是一分錢一塊,買多了就上秤,味道似較水果糖厚重,多半是含著吃。還有一種帶把的水果糖,圓形,有糖紙,像吃冰棍那樣嘬著吃。這種糖把較冰棍棍細一些,和毛衣針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點心

    包裝品零食,幾分錢可以買到的,還有各種糖豆(玻璃紙)、甜米花(玻璃紙)、大米花(四分)、玉米花(三分)、果丹皮(玻璃紙)。散裝的有雞蛋卷(五分)、山楂糕、什錦果脯、杏話□、牛肉乾等。這些東西都不經吃,不能像吃飯那樣狼吞虎嚥,而是慢慢品著吃。吃大米花,通常是撕去長方形包裝中的一個角,往手心倒出幾粒,送進嘴裡;玉米花則一個一個地吃。有的孩子愛把玉米花拋起來,狀若乒乓球運動員的高拋發球,然後用嘴去接。    
    收糧票的食品,一般歸於點心類。最普通的點心是餅乾,最普通的餅乾是散裝的動物餅乾,四毛八一斤,收六兩糧票,零售一兩糧票八分錢。每塊餅乾是一種動物的圖案,像金魚、兔子、大象、長脖鹿、猴子之類。這種廉價和散裝的餅乾其實是衝著孩子去的,可以說,當年對動物餅乾感到陌生的北京孩子,幾乎沒有。我曾測試過不下十個當年的北京孩子,考題是動物餅乾的價格,有答八分錢一兩的,有答四毛八一斤的,都是脫口而出,無一例外。其他餅乾帶包裝,價錢貴出去不少。最常見的是一種長方形餅乾,邊是曲線型,包裝也是長方形,一包二兩糧票,有幾十片。更好的盛在鐵桶或鐵盒子裡的餅乾,屬於高級貨,一般人家不去問津。江米條、排叉、桃酥、蛋糕、薩其馬等也屬於普通的點心,商店裡常年擺著,但對尋常人家的孩子而言,仍無異於一種陳列品,能三天兩頭享用它們的孩子,是不太多的。小時候都愛感冒發燒,兒童醫院的大廳裡,有個食品小賣部,那裡的點心賣得快,可見,一般孩子只有生病期間,才有機會吃到點心。    
    零食說到最後,是早點。早飯儘管在一日三餐之列,但畢竟不是正餐,在外面吃早點,與家裡做的是兩回事,姑且當零食說。    
    有相當數量的家庭,經常從外面買早點,孩子上小學高年級以後,也常獨自在外面吃早飯。除了以經營早點為主的小吃店,帶正餐的飯館也賣早點。六七十年代,飯館裡的早點,主食以油餅為主,六分錢一個,收一兩糧票,議價油餅(不要糧票)八分一個,糖油餅九分。其他還有炸糕(八分)、糖火燒(七分)、麻花(六分)、豆沙火燒(六分)、芝麻火燒(五分)、螺絲轉(六分)等等。可以特別提提的,是一種稍大些的椒鹽火燒,俗稱大火燒,六分一個,收二兩糧票。稀的只有豆漿,白漿二分錢一大碗,糖漿四分。油餅是現炸的,飯量大的孩子,買一個油餅,用大火燒一夾,再喝一碗糖漿,這就類似於南方人所謂「大餅油條」的吃法,算下來一毛六分錢。當年的北京孩子,如今下崗的,當小職員混飯吃的,當大老闆的,當省長市長部長的,當名人的,幹什麼的都有,在什麼地方干的都有,差別是不用說了,但有一點,小時候恐怕都是喝豆漿吃油餅長起來的。註釋    
    1 蘇小林《我的父親蘇靜將軍》,載《老照片》第22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2 李南央《「闊家主」的孩子》,載《老照片》第32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出版。    
    3 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4 施文心、葛佳《都趕上了》,華藝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5 資中筠《特殊年代的童趣》,載《萬象》2003年8月號。    
    69 傾傾《逝去的美味》,載《讀者》2003年第8期。    
    7 鄧雲鄉《秋水湖山》,東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8 章含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昨天的時尚

    時尚,顧名思義,是指一個時期裡的社會風尚,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一種時尚一旦過時,意味著它自身的現實價值的大貶,但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價值——回味的價值,則很可能長時間地存在下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年的軍帽,如今只能在民工堆裡還看得見有人戴,但提起當年的軍帽及與軍帽相關的故事,從六七十年代過來的北京孩子,都會為之再心動一次。    
    「文革」前,孩子的衣服,品種並不算單調,尤其是女孩。北京孩子可以翻出小時候的相冊看看,他們的打扮,即使以今天的審美眼光來挑剔,也說不上落伍。後來,服飾裝束被染上政治色彩,進入了全民色款單調的服裝時代,孩子自然不能例外。    
    孩子小時候,穿衣服不由自己,家長買什麼穿什麼。男孩好說,60年代前期,冬天都戴人造革面栽絨裡的坦克帽或空軍帽,上面鑲著有機玻璃眼鏡,平時作樣子,起風時可以翻下來擋風。春秋天多戴海軍帽或大簷帽,扛著肩章。夏天穿印著圖案的白色或黃色跨欄背心。府綢白或格襯衫和明兜燈心絨外罩也一直流行。球鞋是男孩惟一渴望得到的東西。球鞋分矮腰和高腰兩種,有米黃、深藍、暗紅、咖啡等顏色。兩年前,在一個聚會上,有人穿著一種正流行著的球鞋,有位1952年出生的北京孩子見後神色異樣地說:「這不是我們小時候穿過的嗎?一模一樣!怎麼又轉回來了?」他歎道,時尚看來也未必有去無回,輪迴是一種能滲透到生活的末梢的人生道理。    
    女孩的打扮則很難盡數了,用「花枝招展」一詞來概括,並不過分。夏天,花裙子配帶襻的皮鞋加淺色襪子,為最流行的裝束。    
    上面說的,是「文革」前十歲上下的孩子的時尚裝束,只能算是這個話題的一個片面的前奏。這些孩子長大幾歲以後,進入轟轟烈烈的時代,穿著之風也為之一變。穿戴這個話題,說起來是有點複雜的,因為有男女、年齡、季節和從頭到腳之分,只能一樣一樣地慢慢梳理。    
    栽絨帽子、軍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絨棉帽子。款式略有區別,大致分三種。一種為褐色條絨面平頂,一種為褐色條絨面瓜皮頂,一種為軍綠色布面瓜皮頂。最時髦的是第一種。帽子裡面要加一個白色襯帽,有的就縫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變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講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從不把兩邊護耳的舌頭翻下來,不僅如此,固定耳舌頭的,不是那兩根帶子,而是一對別鉤,帶子當年稱「飄帶」,名副其實,要讓它永遠飄著。有的孩子不慎把飄帶弄皺巴了,得馬上過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還看不過去,就得換新的。這種褐色絲綢飄帶,大商店裡專門有售。有時候孩子頂風踏雪走出去幾里地往大百貨商場跑,目的就是為了尋求一副飄帶。平頂的栽絨帽子因為走俏,有時還不大容易買到,一些孩子只好用瓜皮頂帽子將就,那就要不時用手捏捏,給帽子做平頂造型。軍綠色棉帽子,又分軍用和民用兩類,倘是在商店買的仿軍帽,則有東施效顰之嫌,不受孩子青睞。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穿戴

    春秋兩季,流行單軍帽,即解放軍取消軍銜前後的款式。「文革」初期,自黨和國家領導人到造反的紅衛兵,人人頭上戴著一頂。這種帽子一成時尚,便經久不衰,幾乎貫穿於那十年的始終。軍帽也有真假之分,真的軍帽為的確良面料,顏色碧綠,帽簷尖挺,裡面印有長方塊的章,標著姓名、年齡、血型等欄;假的無論顏色、面料、樣式都能讓孩子一眼望穿,不值錢,給人的感覺反倒有點土。戴軍帽同樣有講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縫處盡量撐起來,出門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裡邊墊一圈硬紙殼或報紙,不如此不足以稱「酷」。當然,想擺「酷」就得承擔相當的危險係數,戴軍帽很容易被「飛」,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騎車而過的胡同小痞子順勢從頭頂上摘走。流行戴軍帽,讓軍隊大院的孩子抖了幾把,隨之而來的是被「飛」的後顧之憂,防不勝防。城裡小痞子戴的軍帽,除非家裡有親戚在部隊供職,否則,十之八九是「飛 」來的。其實,「飛」帽子並非六七十年代孩子的發明,杜月笙早年在上海就幹過這等事,只不過他「飛」的不是軍帽而已。還有一個時期,興在帽子上別帽徽,即紅色五角星,這也有真假之說,需仔細辨識。弄不好,真的軍帽配個假帽徽,效果不堪一看。    
    有兩則真實的故事,能量出當年孩子對軍帽的癡迷程度:    
    地安門一帶某胡同裡,住著一位退下來的部隊首長,據說銜至將軍,所居自然獨門獨院。老同志平時總是一身戎裝,類似孫毅那樣的打扮,這也是許多老革命軍人下崗後的著裝積習。令人不解的是,他不愛在家「方便」(他家有衛生間,或許動機是節約用水),經常出門上公共廁所。某日,老人正在胡同裡的公共廁所內蹲坑,進來幾個十幾歲的孩子,拿眼一「照」,遂起歹意,上去「飛」了老人的軍帽,拔腿便跑。老人指揮過千軍萬馬,嚥不下這口氣,提著褲子就追了出來。結果是帽子沒追回來,自己還玩了一跤。    
    另一件事發生在1969年,也就是國慶20週年慶典的前幾個月,我的朋友曲昭是當事人之一。曲君當年十五六歲,住在京西一個部隊院子裡。某日,他騎車馱著一個地方大院的同學去四機部二院玩,逢駐紮該院的一些戰士在操場上打籃球,脫下來的衣褲就堆在一邊。曲君的同學對眼前的軍帽垂涎多時,起了順手牽羊之心,與曲君嘀咕,馬上付諸行動。得手後他們有點忘乎所以,當即把帽子頂在了頭上。與前一例的結局不同,他們出門後正騎車晃蕩著,背後突然馳來一輛卡車,跳下幾條漢子,不容分說就把他們「綁架」到車上,開進了位於萬壽路和翠微路之間的 「九號」——當時一個遠近聞名、帶有強制性的拘禁場所。曲君屬於「脅從」者,也被關了幾天,審了一溜夠,後被家長領回教育,挨了父母一頓臭罵。他的同學為這頂軍帽付出了更為沉重的代價——在「九號」蹲了幾個月,直至國慶節後才放出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板兒綠」、制服、口罩帶

    六七十年代,孩子的服裝已單調到無多少款式可區分的地步,除了夏天,多數孩子三季都是一種打扮——四個暗兜的制服,惟顏色略有分別。現在的影視作品,涉及那個年代的孩子時,人人一身軍裝。其實「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並非獨以軍上衣能領風騷。院子裡的半大孩子結伙騎車出行時,部隊大院是一身綠,地方大院是一身藍。倘是兩類院子相鄰或相對,這種對比尤其分明。孰優孰劣,沒有公認的判斷。後來,從軍成為時髦的就業方式,不獨軍隊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參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軍裝這才跟著走紅,成為一種社會化的「學生裝」。    
    冬天,孩子都戴口罩。其實也不正經戴,而是把口罩塞進上數第二和第三個扣子之間的上衣裡面,帶子留在外面。這是一種不容忽略的時尚標誌。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領帶或女人的首飾。孩子都難免毛糙,丟三落四,經常是人已經走在上學的路上了,忽然發現沒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則,這身衣裳再時髦,也差著行市。如是看,非典期間那種直接往耳朵上套的短帶子口罩,遠不合當年的時尚準則。口罩帶子竟成為一種最時髦的服飾點綴,反襯出孩子穿著上的單調和蒼白。    
    冬天,北京孩子多穿棉襖棉褲,套制服外罩。無論胖瘦,人人臃腫,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後來出現一種制服式棉襖,將棉襖和罩衣合二而一,但臃腫依舊,且拆洗麻煩。那時的氣溫似低於現在,大冷的時候,有的孩子也穿棉猴,即一種衣帽連體的冬裝。通常是把棉猴帽子套在栽絨帽子上面。倘為了硬充帥哥而不穿棉衣凍著,則被目為「耍單兒」。    
    春秋天,小一點的孩子(十歲左右),上衣似還有幾種可供家長挑選的款式。一種是翻領,三個明兜,三到四枚扣子。這種款式以前流行過,以後也流行過;孩子適穿,大人也適穿。我的一個同學至今穿著一件麻布面料,淺駝色,三個明兜的翻領上衣,除了顏色和面料,與他十來歲時穿過的上衣沒什麼兩樣。另一種是三個暗兜的學生裝,直領,下面是兩個兜蓋,左上兜沒有蓋。這種學生裝30年代就流行過,直至六七十年代,仍不過時。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都穿中山裝或軍裝,惟一例外的是康生。除「文革」初期偶著軍裝外,他露面時(如出席九屆二中全會和十大)經常穿的衣服,就是這種學生裝。康一向被目為黨內的文化人,比黨內「秀才」格高一檔。他那時已經七十來歲了,為什麼不追隨毛澤東也穿中山裝,而是穿在小學生中流行的學生裝,其心態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現一樣,讓人揣摩不透。    
    上中學以後,除了四個兜的藍色制服,孩子的上衣選擇餘地有限,而且與家庭背景不無關係。    
    軍隊院裡的孩子不用說了,就是穿軍裝。把家長取消軍銜後壓箱子底的衣裳都翻出來。1955年授銜後,校以上軍官都配有禮服,盛在專用箱子裡,一人一個。國慶、八一之類的節日,軍官集體著裝乘車外出活動,看上去確實排場。當然,禮服平時穿不出去。孩子穿的,都是家長的四季常服。冬裝為呢子。當年的規矩是,校官著粗且厚實的黃呢子,將官是較薄的馬褲呢;大衣的區別在領子,校官為栽絨領子,將官為真皮領子。春秋夏裝的料子為嗶嘰、卡嘰布、柞蠶絲。別管哪一種,從箱底裡翻出來就穿。常見的搭配是裡面一件呢子上衣,外套普通軍裝,最上面的扣子不扣,把呢子領子露出來。陸軍軍裝最走俏,空軍上衣的顏色與陸軍一樣,海軍是藏藍色,就差點意思了。有個住海軍大院的朋友,父親是12級的上校,提起那段光陰,他的記憶是想方設法把藏藍色的海軍呢倒換成陸軍黃呢,問遍了他的陸軍家庭出身的同學,沒人願意換。可見時尚趨向之一斑。軍隊院裡長大的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的一段對小學高年級的描述,是準確和真切的:    
    學校五六年級很多男生穿了軍裝來上學,挽著袖子,免進去整幅下擺,仍顯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個兜。不少舊軍裝的肩膀和領子還有剛摘下肩章和領章痕跡,那一小長方塊比別處新。他們的表情還不是很自信,被人盯著看還有些羞澀。就這樣,他們也顯示出了一種力量。全校做操時,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黃燦燦的,無端就有些熱烈的印象。1    
    地方大院的孩子,能從家長的箱子裡繼承的,多為藏藍色斜紋毛嗶嘰中山裝,或西裝,似乎都有點穿不出去。他們一般還是穿藍色制服。    
    進入70年代以後,四個兜的的確良軍上衣(幹部服)長期領導服裝潮流,泛稱「國防綠」,俗稱「板兒綠」。很多地方大院的孩子也以穿它為榮,夢寐以求,想方設法得到一件。兩個兜的(戰士服)就沒意思了,甚至不如不穿。如今,在建築工地上,還能看到不少民工是這副打扮。軍裝的大小肥瘦,用號數和甲乙丙丁來區分,號數和衣服的尺寸成反比。軍裝可以以舊換新,只要有一件,哪怕是舊的,以後穿軍裝的大問題就大體不愁解決。實在找不到陸軍軍裝,前面說過,其他軍服也能將就。我的一個鄰居的姑姑供職海軍總醫院,給他找了一件藏藍色海軍上衣,印象中他無冬歷夏,一年到頭穿著,有一次被某痞孩子借去,差點沒要回來。後來,市場上一度有國防綠的確良面料出售,不少弄不到軍裝又不甘落伍的孩子央求家長買回這種面料仿製成軍上衣。穿仿製軍裝給人的感覺,與如今穿假冒的劣質「名牌」服裝無異。由此還連帶出軍扣的緊俏與升值,五枚軍扣,能換出遠遠超出扣值的東西。另一種仿製是把兩個兜的軍上衣(士兵服,明扣)改成四個兜(軍官服),那就更不能看了。    
    穿五枚扣子的制服,要害在於第一枚扣子不能扣,等同於今天穿兩枚扣子的西裝,最下面的扣子不能扣的道理。此外,左上兜別鋼筆的縫處也得空著。後來又興在衣領內側縫一個白色鉤織的襯領,表面上是維護衣領的清潔,實際也是一種裝飾。此外,最好把袖子往上挽兩圈。    
    工人子弟中,有不少孩子穿家長的「勞動布」工作服。淺藏藍色,布料粗厚結實,看上去有點夾克衫的意思。在大批幹部子弟中學畢業湧入工廠以後,這種工作服就不能意味著身份和門第了。穿著它走在大街上,還有點「頑主」的味道。    
    孩子的衣服都不經穿,一者布料多為純棉的,二者爬樹上房玩攻城磨磨蹭蹭、撕撕扯扯,三者不少家庭孩子穿衣裳是接力式的,兄長成隊的孩子很少能穿上屬於自己的衣服。滿眼望去,大多數工人子弟和為數相當多的幹部子弟,身上的衣服都打著補丁。補丁最常出現的位置是胳膊肘、屁股和膝蓋。當年,孩子穿帶補丁的衣裳,是很平常的事情,倘把那時一般人家的孩子拉出來,以今天的眼光審視,不是要飯的,也得是工地上的民工,甚至還不如他們。大概在「文革」後期,一幫好「弄潮」的孩子曾一度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嘀裡噹啷,補丁摞補丁,作衣衫襤褸狀,和他們從前的一身「板兒綠」形成鮮明反差,而且從不單挑著這麼打扮,一般是頭天說准了,第二天一齊搖身一變,出去就是一夥子人,成了北京市的一道景色。    
    夏天,平時都穿背心褲衩。這種裝束有點抖不起來,不少半大孩子依舊春秋打扮,寧可熱著。70年代以後,的確良襯衫與府綢襯衫形成高低之分,那時不講品牌,上中學的孩子如果有一兩件灰色的確良襯衫,不管是買的還是做的,都能招搖一陣子,心理感覺有如今天身著萬寶路T恤一樣。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白邊兒懶」、回力、五眼棉鞋(1)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都穿一種叫「懶漢鞋」的布鞋,後來又稱「片兒鞋」。這種鞋廉價、方便,鬆緊口,提上就走。懶漢鞋也是泛稱,細分起來,面、底、邊都有區別,之間可以產生多種搭配和組合。    
    懶漢鞋的面,有燈心絨和布面兩種;底有塑料、輪胎和布底三種,塑料底又有紅白之分;邊以顏色論,非黑即白。搭配起來五花八門,最具生命力的是紅塑料底黑邊條絨面的那種,至今不衰。白塑料底黑邊條絨面的當年也很多見。輪胎底的懶漢鞋,無論什麼邊什麼面,都顯得土氣,儘管結實,孩子也不愛穿。布底則都是家裡奶奶姥姥一輩戴著頂針用針錐納的,鞋幫也是自家縫製的,更為土氣,且與流水線批量生產的鞋相比,款式及尺寸上很多地方不合規矩,穿著它出門,不異於村姑進城,孩子更不愛穿。當然,愛不愛穿是一回事,穿不穿是另一回事。最「拔份」的,是黑布面、白邊、白塑料底的懶漢鞋,俗稱「白邊兒懶」。在如今四五十歲的北京孩子中,提起「白邊兒懶」,無人不知不曉。當年上了中學,萌發了點招搖心勁的孩子,將這種鞋視為追求對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懶漢鞋就不在眼裡了。在中學,班裡的規矩學生穿這種鞋的不多,他們大部分穿紅底黑邊條絨面或白底黑邊條絨面這兩款。用王朔的話說,「那些大點的,已知風情的,不那麼正經的孩子更愛穿『白邊兒懶』。那就像今天妓女酷愛的黑絲襪,走在街上有一種求愛的暗示」。    
    到了80年代,紅底條絨面黑邊懶漢鞋還是最入時的打扮之一,但要與吊腳瘦腿藍褲子和白襪子搭配。再後來,據說北京城裡常能見到這樣裝束的大款:一身皮爾·卡丹西裝,腳穿片兒鞋,手持大哥大,坐著人力三輪車。前兩年,有個在日本定居的同學回來,他是1956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我陪他逛了一趟王府井步行街。他感歎過王府井商業區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後,在新東安市場裡買了兩雙懶漢鞋,一雙是輪胎底的,一雙是布底的,都比塑料底的賣得貴。這是後話了。    
    球鞋也是孩子日常穿的鞋種,並不拘泥於打球或別的運動。球鞋的種類更多,得數一陣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種這兩年又輪迴過來的經典款式,還有若干種,不妨一提。    
    軍用球鞋簡稱「軍球」,又叫解放鞋。部隊院裡的孩子得近水樓台之便,腳上人人一雙。這種鞋儘管不在商店出售,但部隊指戰員年年發放,以致流傳甚廣,軍隊大院以外有解放鞋的孩子,也很普遍。穿解放鞋無所謂年齡界限,十來歲到六七十歲,穿著它走在大街上,都沒有什麼不當。當年,學校裡三天兩頭有行軍、勞動等開門辦學活動,都適合穿解放鞋。平時,除部隊子弟外,腳上一年到頭蹬著解放鞋的孩子,似也不少見。    
    沒聽說哪個孩子打過網球,但網球鞋也是孩子中最流行的球鞋之一,是無可置疑的。網球鞋分藍、白兩種顏色。白網球鞋通稱白球鞋。小學生組織活動,正規一些的場面,標準著裝為白襯衫、藍褲子、白球鞋。鼓號隊也是這身裝束。胡同小痞子穿白球鞋經常不繫鞋帶,後來如此裝束演成小流氓的代名詞。有一句歇後語可證:白球鞋不繫帶——流氓。孩子多的家庭,穿鞋和穿衣服一樣,也是接力式的,弟弟揀哥哥的鞋穿,一雙白球鞋,少說能傳兩三過。穿到最後,系不繫鞋帶,也確是無所謂了。否則,一雙縫來補去的「黑」白球鞋,配一副雪白的新鞋帶,看上去倒不大協調。「文革」後期,一些專門的球鞋開始在孩子間傳播和流行,如排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等等,價錢大概在七八塊上下。這些鞋的本來名目,對孩子來說,等於瞎扯。他們腳上的鞋都是多功能的,不僅穿著排球鞋打乒乓球,跑步,還穿著它上課,遛車,買東西。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白邊兒懶」、回力、五眼棉鞋(2)

    球鞋中真正的「大哥大」,是「回力」——一種高腰的籃球鞋,底子很厚,有兩三公分,內側有個半月型的紅色標誌,內踝骨位置有一塊紀念章大小的白色圓形皮子,是一個作健美狀的裸體男子壓模圖案。有個住紅山口軍事學院的朋友告訴我,他有一雙不帶半月標誌的「回力」鞋,他仔細比過,除此以外,和一般「回力」沒任何區別。當年院裡有孩子指其為冒牌貨,後來的事實——他們在八一體工隊的籃球館看到過穿這種鞋的隊員——為他作了「清白」證明。回力鞋大概十多塊錢一雙,一旦蹬在腳上,穿什麼衣服都無所謂,單憑這雙鞋,就能「拔」起「份」 來。「回力」也分藍白兩種顏色,白回力尤其扎眼。據說還有一種黑色回力,則很罕見。不少中學生刻苦練籃球,因為只要能打進校隊,「回力」就有盼頭了,這是央求家長給買回力鞋的最佳借口。說到「回力」之「俏」,還需借用王朔的一段話:「『文革』時社會秩序大亂,這款鞋和軍帽一樣是小流氓搶劫的主要目標。經常看到某帥哥穿著『回力』神氣地出去了,回來光著腳,鞋讓人扒了。」穿「回力」固然可以抖「 俏」,但和戴軍帽一樣,危險係數也跟著陡增,從某種意義上說,「回力」是一款能讓孩子的神氣感和恐懼感同時迸發的球鞋。「回力」的走俏,勢必連帶出仿製的冒牌貨。有一款遠看酷似回力,近看則漏洞百出的高腰白球鞋,也出現在一些跟風的痞孩子的腳上。這款鞋蒙不識字的家庭婦女有富餘,讓孩子隨便一瞧,便一眼望穿。它的最大破綻在於鞋底,回力的鞋底厚實暄騰,這款球鞋的底子是綠色的,不僅厚度不夠,且硬而缺乏彈性,有點往上翹,鞋尖部位尤其明顯。此外「回力」的半月型標誌、三個氣眼及踝骨位置的圓形皮子,高腰白球鞋都不具備。穿這款白球鞋,以一句用爛了的成語——東施效顰——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    
    冬天,北京孩子都穿條絨面的五眼棉鞋,區別在於鞋底。和「懶漢鞋」一樣,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時孩子走路愛出溜,這種鞋腳感滑溜,輪胎底的差點,布底墊底。「文革」中後期,開始流行淺棕色的翻毛皮鞋,結實、經穿,適用於上了中學的孩子。翻毛皮鞋與勞動布褲子搭配,看上去很協調。但這種鞋保暖性能差,僅一層單皮子,過不了冬,大冷的時候,還是得穿棉鞋。    
    夏天,背心褲衩,光腳穿塑料涼鞋是孩子居家時的日常裝束。60年代,流行的涼鞋樣式為「三橫一豎」、前麵包頭,有黑、棕兩色。也有不帶豎道、前面敞口的襻鞋,多被孩子視為「女式」,不愛穿。「文革」後期,前面一個叉子,腳後跟系襻的款式最常見,這種涼鞋和懶漢鞋一樣方便,提上就走。其實,夏天甄別北京孩子的時髦與否,不在於穿什麼款式的涼鞋,而在於是否穿涼鞋。在街上飛著耍「飄」的孩子,天越熱越不穿涼鞋,而是穿布鞋穿襪子,就像冬天「耍單」一樣,追求所謂「反季節」打扮。不少孩子被家長逼著穿涼鞋上學,出門轉一圈,待家長上班走了,再摸回家換上布鞋襪子。放了學進門再換上涼鞋。似乎穿布鞋比光腳穿涼鞋上一個檔次。    
    整個六七十年代,跨度很長,又可以分出若干時段,北京孩子的裝束打扮並非一成不變。但市場一直是僵化和單調的,穿著的時尚準則變化餘地不大,無非是今年流行一身綠,去年是上藍下綠,明年是上綠下藍。大體是軍用服裝在領導時尚的潮流,當年一度流行的順口溜中,有一句為「狂不狂,看米黃」,指的也是軍裝。軍帽、「國防綠」上衣或一身「國防綠」、「白邊兒懶」,背「軍挎」(一種軍用書包),用腳後跟蹬把車座拔到頂的26「燕把」鏈套轉鈴八成新的自行車,手持鋼絲鎖,這副打扮,用今天的詞來形容,叫「酷」,用前幾年的詞來形容,叫「 潮」,用那個年代的詞來形容,叫「份」或「狂」,意思是一樣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毛線帽、拉毛圍脖、蓬鬆髮式

    六七十年代,女孩子身邊的「化妝品」,在今天看來,應該打上引號。最常見的是蛤蜊油,比蛤蜊油高級的是雪花膏。抹雪花膏如今已經算不上化妝了,當年還須擔待「臭美」的罵名,或被上綱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至於做頭髮、染髮、用唇膏之類,是想都不能想的。女孩少白頭,也只能聽其自然。《看不見的戰線》上映後,許多少白頭的少女被賦予片中女特務「白桃花」的外號,有的進而被引申為「特務」。嚴格說,與化妝沾邊的、能讓少女改變模樣走向亮麗的打扮和修飾,在六七十年代,已經倒退到幾乎是空白的地步。    
    冬天,十來歲的女孩與男孩一樣,流行戴帽子。女孩的帽子是毛線織的,狀如古代武士的頭盔,把脖子以上除臉以外的所有部位都包在裡頭,耳朵下面耷拉著兩條長帶子,出門時在脖子上繞幾圈,然後繫在後脖頸子的位置。大點的女孩,則戴頭巾或圍脖,拉毛圍脖最「酷」。總之,用今天的眼光看,保暖而已,「怯」也難免,「俏」則都談不上。    
    女孩的髮式,多少還有點變化,不似男孩,小學生一律平頭,中學生趕時髦的,頂多把頭髮留成「一邊倒」。女孩的頭髮可長可短,長髮必梳辮子,無論年紀大小。而披肩發、馬尾巴,燙髮,使用發卡和扎蝴蝶結,都為世俗觀念所不容。當年從十來歲的少女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一律用寸把長的黑色卡子。女孩的辮子也必梳成兩根,一般在耳朵後面,位置可隨潮流稍有挪動,靠前點靠後點靠上點靠下點,挨得緊點或分得開點,變化的餘地,不出這個圈子。辮子的粗細也因人而異,但單根和多根的辮子也有臭美之嫌。儘管當時正是大唱《白毛女》裡《扎紅頭繩》的歌的年代,但北京女孩梳辮子,大多不用頭繩,更不用說紅頭繩了。一般用牛皮筋作頭繩,扎猴皮筋差點。短髮的款式大同小異,細看,有娃娃頭、運動頭和「飛機頭」三種,但還短不到八九十年代所謂「小子頭」的程度。界於短髮和辮子之間的所謂「刷子」,也流行,即從耳根往後的位置分出兩綹頭髮,但不編辮子,直接用皮筋紮起來即可。梳「刷子」,頭髮得留得恰倒好處,太長太短都不宜。    
    女孩若真想抖「俏」,得等到上了中學以後,拿頭髮做文章。要害是無論留什麼頭,都不能梳得太緊,尤其是自腦門劉海處到耳根附近,頭髮更不能緊貼著臉,要故作蓬鬆狀。當然,嚴格說,如此打扮,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時尚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品行的定位標誌。有個 5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告訴我,當時敢於以這副打扮在街上招搖的女孩,背後必有男人做支撐。他的意思是,那些不大正經和規矩的,愛在更不守規矩的男孩圈子裡混的女孩,才持這種裝束。當年,妙齡少女中凡髮式蓬鬆者,一般難逃「浪」的聲名,並有著男孩 「賜給」的外號。儘管留這種髮式的女孩為數不多,在班裡永遠屬個別現象,但依然能在全北京市通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於如果有人來寫一本北京人的時尚生活史,這是抹不去的一筆。那時候,在梳妝打扮這個生活末梢上,封閉、單調、一元化及各種禁錮已經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所以才生出可以靠髮式的細微變化來衡量人品的邏輯。話又說回來,任何事情都建立在相對的意義上,當年的頭髮故作蓬鬆與今天的「花枝招展」,其視覺的心理效果是一樣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軍裝、花格外罩、假領、肥襠褲

    「文革」初期,常說這樣一句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或曰:「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其實是揮筆,並非揮手。1961年2月,毛主席曾揮筆寫了一首七絕《為女民兵題照》,詩云:「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這首詩在後來的「文革 」中隨著另外33首「毛主席詩詞」一道,被廣為吟誦,婦孺皆能背誦。它對日常生活的直接和實際的影響,就是改變了中國婦女(不論年齡)數千年不變的天性和根本追求,將「愛美」而導致的衣著裝扮剔除於她們的生活目標之外,或者說,它改變了「美」的原始概念。女孩著裝也不例外。    
    不用說,50年代的少女裝束——連衣裙(俗稱「布拉吉」)、高筒襪、裝飾化的色彩斑斕的上衣——統統進了垃圾堆。女孩衣服的顏色和男孩子一樣,大體不出藍、灰、綠三種。款式也都千篇一律,側面開口的褲子更是肥大而沒型。不如此便有被扣大帽子之虞,至少被目為異類。既然是響應毛主席「不愛紅裝愛武裝」的號召,女孩的時尚打扮,只有向軍隊看齊了。事實也是如此。軍隊大院的女孩,得了風氣之先,以女式軍上衣「颯爽英姿」了一段不短的時光。    
    由於男女軍裝可以通換,軍隊院裡的女孩,無論母親是否是現役軍人,都能弄到那種兩兜仨扣翻領的女式軍裝,這是春秋兩季最時髦的少女裝。女孩的藍色便裝,也經常被做成軍裝的款式,釘上軍扣。即便弄不到女式的,穿男式軍裝也不遜色。憑心而論,用「颯爽英姿」來形容戎裝打扮的少女,還倒貼切。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也在部隊院裡成長,「文革」初期大概十四五歲,已經到了注意女孩的年紀。他回憶說,同院年齡相仿的女孩,或一身綠,或上綠下藍,梳著刷子或短髮,騎著26女車,這副裝束對男孩子的吸引力,較之女性化裝束,甚至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冬天,軍棉襖、棉軍帽、四個兜的軍用冬裝、甚至軍大衣,都是女孩的應時裝扮。地方大院的女孩除了嫉妒就是羨慕,她們頂多弄到一兩件,還不知得費多大的勁。那也不過是點綴一下以求不致落伍而已。嫉妒這些被「武裝」起來的女孩的,並非只有弄不到軍裝的地方大院的女孩,甚而還有一些地方院裡的男孩。曾聽熟人回憶說,一年冬天雪後,二炮後勤部院裡的兩個女孩,騎車到附近某地方大院樓下的商店買東西,皆著棉軍服、藍褲子,腳穿五眼條絨塑料底棉鞋,圍拉毛圍脖,戴著口罩。她們被在樓頂上打雪仗的幾個男孩發現,遂滿腹妒意地一齊衝兩人起哄大叫:「圈子!(意為女流氓)圈子!」並朝她們頭頂亂拽雪球。想不到此二女竟不失軍人子女的血氣,繞過商店就進了單元門,直奔樓頂而來。結果是嚇得這幫男孩惟恐跑不動,四下逃散,有兩個腿慢的孩子被當場抓獲,挨了一頓臭揍,脖子裡塞滿了他們自己攢好的雪球。    
    「九一三」事件以後,也就是70年代前期,「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出現了些許變化。這時候,兩個兜的女式軍上衣依舊為少女所青睞,但已經不再獨領風騷。女孩穿著上的款式和花色出現了餘地有限的變化。如夏天各種圖案的長短袖的確良翻領襯衫,鬆緊帶人造棉裙子,冬季各種顏色的中式棉襖外罩,春秋兩季花格子外套等,開始裝扮北京的女孩。到了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後期,女孩中開始流行一種襯領,即看上去是一件襯衣,實際是一個領子,套在毛衣或外罩裡面,把領子翻在外面。襯領自然較襯衣便宜得多,顏色也是多樣的。家長給孩子一買就是若幹件,可以三天兩頭地換換,既不失為一種修飾,也顯得衣裳多,富有變化,其實是既蒙不了自己,也蒙不了別人,因為北京的女孩幾乎人人如此,大家心照不宣罷了。但褲子則依然以藍、灰色調為主,且樣式無變化可言,都是則面開口的那種標準款型,面料為棉布、的確良或的確良卡嘰布(簡稱「的卡」),看上去有種肥打扮的意思。至於連衣裙之類,依然屬於奇裝異服。即使是普通鬆緊帶裙子,多好看,也只能在家穿穿,敢穿裙子上學,要有點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氣概。有個70年代在鐵二中上學的孩子說,她曾經鼓足了勇氣,和另一個同學把裙子穿到教室,立刻鶴立雞群,被當作怪物對待,她還能硬撐著,同伴不堪指指點點,課沒上完就哭著回了家。    
    當年的女孩子不戴任何飾物,若硬提裝飾,恐怕除了假領子,就是毛衣的顏色和花色了。那時毛線走俏,論兩賣,收取工業券。混紡毛線給人以攙假的感覺。家家無論男女老少,身上的毛衣差不多都是自家織的,女孩無論出身貴賤,一般從小學起就開始學打毛衣,每家都有一堆竹子的或金屬的毛衣針,還有用一根細塑料管連接兩根毛衣針的所謂「元寶」針。毛衣的色彩和編織花樣,是能讓少女展示愛美天性的為數不多的手段之一。辦公室、公共汽車、公園、電影院……凡公眾場所,織毛衣的婦女隨處可見。當年的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呂大渝回憶說:「那時,只要開會,女士們幾乎人手一件『毛活兒』。過冬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新毛線、舊毛線以及五顏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線維繫的爛毛線,拆了織,織了拆。」高手是大可以引此為自豪並招徠學藝者無數。手巧的男士當中,也不乏一些能織毛衣者。上了中學的女孩,把正織的毛衣塞在書包裡,帶到學校偷著打,被老師沒收而引起糾紛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不是個例。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襻鞋、豬皮鞋、塑料涼鞋

    六七十年代,女孩與男孩一樣,以穿布鞋為主。最常見的是白塑料底黑邊條絨面襻鞋,最時髦的是白塑料底白邊布面襻鞋,冬天更一樣,都是白塑料底黑邊條絨面五眼棉鞋,不分男女。他如輪胎底或納出來的布底都不入流。如今餐廳服務員及舞蹈演員的工作用鞋,即黑色絨面棕色模壓塑料底襻鞋,當年也有,是大人穿的,孩子穿它,看上去有點怪異。只有生活相對困難或姊妹成堆的家庭的孩子才穿這種鞋,顯然是撿大人的舊鞋而省得給孩子買了。總之,除了帶不帶襻這一男女之間的原則性區別,穿鞋的時尚標準,男孩女孩差不多。其實女孩中也不乏穿懶漢鞋者,或者說,懶漢鞋當時是一款不分男女的鞋。球鞋同樣男女不分,像所謂「軍球」、白球鞋、回力,都不乏女孩穿它們,而且可謂不減風韻。夏天,男女孩子穿鞋的區別最分明。女孩都穿帶襻的塑料涼鞋,款式大同小異,顏色較之男孩的黑棕兩色,要豐富許多,但大體還是以黑色為主旋律。審美的標準是可以轉換的,當年的女孩,涼鞋和絲襪子一道穿,是一種時尚和上檔次的體現,現在還如此打扮,則顯得有點跟不上趟了。如今一到夏天,入時的女孩或厚打扮(厚襪子加運動鞋),或光腳穿拖涼鞋,即便穿高跟襻帶涼鞋,也不能穿襪子,真是乾坤顛倒了。    
    到了「文革」後期,中學生裡,開始有追逐時尚的女孩穿皮鞋。穿皮鞋是否入時,取決於皮鞋的來歷。屬於自己的,款式和成色都是新的,一般是豬皮平跟的襻鞋或丁字鞋,一看就是專門做給學生穿的;一些女孩揀家長的皮鞋穿,則是另一回事,與入時無關,甚至效果相反,家長讓孩子穿它,也是一種無奈。冬天,還流行過一種鞋襻在腳脖子上繞一圈,繞到腳後跟系襻的平跟靴子,女孩穿它,看上去並不美。整個「文革 」期間,高跟鞋一直絕跡,它和燙髮、口紅、連衣裙一道,對那些風華正茂的少女來說,只是一個概念或一種念想,沒有人敢付諸實踐,用它們來裝扮自己。    
    以上裝束,差不多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女孩的日常梳妝打扮。倘要勾畫一個時髦女孩的具體形象,不出這樣的裝束:春秋兩季,上綠(女式軍裝)下藍或上藍下綠,襯衣領子翻在外邊,梳短髮或刷子,穿黑色布面白邊白塑料底襻鞋或條絨面黑邊白塑料底懶漢鞋,騎26線閘女車;冬天則四個兜的冬裝軍上衣,圍拉毛圍脖,戴口罩,穿黑色條絨面白塑料底五眼棉鞋,一提褲子要露出毛褲褲腿。    
    大體如此。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打群架—茬架

    打群架曾是一種社會時尚,一種半大孩子普遍參與的活動,說起來會讓今天的同齡孩子感到莫名其妙,當年,確是如此。    
    茬架    
    「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小學「停課鬧革命」達近三個學期(1966年6月-1967年底)。孩子扎堆活動,多以宿舍院為單位。院子的稱謂多是周圍通曉的單位簡稱,如空軍大院、輕工部、七機部、軍科(軍事科學院)、三部(總參三部)、計委(國家計委)、設計院、鋼院等等。名頭最大的是「國務院」(即國務院宿舍,位於西便門),有的簡稱用宿舍所在門牌地址,如新老302(廣播事業局宿舍)、三號(月壇南街3號,華北局宿舍)、某區(如和平裡七區、三里河三區、百萬莊酉區,皆為中央國家機關宿舍)等。胡同則依舊稱化簡,如八條、西堂子等。這些簡稱,在方圓數里的圈子內有效。那時北京城外,某個地段,會座落若干院子。如復興路沿街是一色的軍隊院子,頤和園周邊有軍事學院、軍事科學院、總參三部、中央黨校、中調部、西苑醫院、北大等單位的宿舍,北蜂窩一帶有鐵道部、新華社、四機部、有色金屬研究院、京西賓館等單位的宿舍,東大橋一帶有紡織部、外交部、農業部等單位的宿舍。月壇地區機關最多,有個順口溜說:「二三六九中,全城來辦公!」 當中的「三」,即指月壇地區的三里河,那裡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國務院之稱,這個地段的機關宿舍院,前面已經提到過,不必重複了。    
    打群架之風,是大氣候所致。停課以後,上了中學的孩子無正事可幹,且精力和火氣正旺,屬於沒事滋事的年紀。瞎折騰、瘋玩、「鬧革命」 之外,就著「橫掃一切」的社會風尚,孩子之間群毆之風的興起,便在所難免。導火索很容易形成,因瑣事產生的摩擦,因爭風吃醋(所謂「 拍婆子」)引發的恩怨,因這個院的孩子多看了那個院的孩子一眼(所謂「犯照」),都會釀成院和院之間的「戰爭」態勢,甚至兩院結下宿怨,「戰爭」時起時落,有如巴以關係那樣。有時候混戰的規模更大,出現「三國演義」甚至「戰國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術語,如「叫茬唄」、「擋橫」、「犯各」、「乍刺」、「裝丫的」、「執拗」、「來勁」等等。粗話如「裝什麼丫的」,在孩子圈裡常聽得見。    
    當年孩子打架,講究「陣勢」,即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情,也不是十個八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個院和另一個院的事情,或者說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間的事情,是所以謂之「群架」。打群架是有規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稱約架,雙方派員商定時間、地點,一般選擇在不收門票的小公園、學校操場或某個隱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帶,即那時候的打架「勝地」之一。約定完成,接下來是分頭去糾集人,韓信點兵,越多越好。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甚至數百人,機關規模大,宿舍院子大,樓多,自然在人數上佔便宜。     
    「文革」初期,「參戰」的孩子多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齡段。一遇「戰事」,經常是院裡適齡孩子總動員,傾巢而動,歲數小點的也尾隨去長見識。人群中有好戰分子,有跟著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脅去的。屆時浩浩蕩蕩,騎車的,走著的,騎車帶人的,有時候一長溜坐在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時有人過來發煙、冰棍和汽水。個個都揣著傢伙——菜刀、三稜刮刀、鋼絲鎖(又稱棍鎖、彈簧鎖,一種自行車鎖)、鐵鏈子、板磚等等。我認識不少老三屆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頂著各種名目的高級知識分子的頭銜,舉止文質彬彬,當初概不例外地被充為「群架」堆裡的一員。有一名牌大學教授,當年家住宣武區某院,常參與這類「活動」。他告訴我,他們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約在宣武公園,他屬於湊熱鬧跟著哄的一族,從不帶利器,頂多從家中廚房裡偷出一根□面杖,塞在袖口裡面,一則壯膽,二來防身。他參與了多起群架,但既沒打過別人,也沒挨過打。    
    其實,這種「群架」極少演成真槍真刀地浴血奮戰的場面,人糾集得越多,越容易讓「戰事」流產,否則,便很難解釋「茬架」頻頻,惡性流血事故卻不多見這樣一個當年的事實。那時把能折騰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聲在外的孩子稱為「狂主」或「頑主」。打群架後來形成一個規律,陣勢擺開後,雙方營壘裡總會有幾個「頑主」彼此熟悉,甚至稱兄道弟,繼而由他們出來調停,把糾紛擺平,結局千篇一律—雙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時候雙方招人竟約到同一個「頑主」頭上,一場惡戰轉為友情聚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就有這樣一個場面,影片是依據王朔的作品改編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當了一回擺平一場戰端的「頑主」的角色。兩伙子人馬後來殺到莫斯科餐廳,乾杯暢飲。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打群架—頑主

    「茬架」規模的「大戰」一般打不起來,突發性事件導致的「局部摩擦」則時有發生。板磚「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雖不普遍,卻也難免。架打多了,就湧現出一批「聲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個院厲害,哪個院。     
    比如60年代後期,西長安街沿線的機關大院,二炮和國務院宿舍相對「拔份」,老302(廣播事業局宿舍)就差點意思,全總和汽車局(一機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數,空軍大院和海軍大院,裡面的孩子成長在兵營中,得傳他們工農紅軍或八路軍、解放軍家長們的基因,穿著也劃一而扎眼,折騰起來差不多能驚動北京城的西半拉。再往西,一溜軍隊院子,數鐵道兵最厲害。和平裡的機關宿舍區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 。那時院與院之間,就似國與國之間,有一、二、三世界之分。兩撥不相識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園裡或冰場上相互「當橫」,嗆嗆起來,必得互問:「哪院的?」人單勢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禍端,要麼背靠一個厲害的提起來能讓對方膽寒至少發怵的院子,要麼就得有人壯著膽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對方院裡「頑主」的外號或小名,說些「和你們院郭三、小建沒的說」之類的軟話,一般能化干戈為玉帛,否則難逃一劫。    
    大院裡孩子多,容易成「勢」,然後借勢而起,頂多出幾個登高一呼的「頑主」,全院孩子出門,全仗著提這幾個名字「抖份」。他們起哄行,動真格的,絕對「野」不過城裡胡同的孩子。胡同的孩子,多出身勞動人民家庭,「造反」是他們身上的天性,打起架來豁得出去,個頂個。真正意義上流氓團伙,多出自那裡,泛稱為「城裡小痞子」。城外機關宿舍的孩子都怵他們幾分,不敢輕易叫板。最有名的,當屬菜市口菜刀隊。當年北京孩子中流傳一個盡人皆知的順口溜:「刀子、板帶,口裡、口外,大開門、小開門。」「口裡」,即特指菜市口菜刀隊,據說 「隊員」有數千之眾,在整個京城橫行無阻,逮誰滅誰。60年代末的一個冬天,軍院(解放軍軍事學院)一幫孩子和菜刀隊在頤和園冰場上遭遇,我的一個朋友當時就在軍院的孩子堆裡,他回憶說,軍院的孩子仗著家門口的地利,開始還想叫叫板,後來弄清對方的來頭,領頭的「頑主」終於心虛,不戰而退,認了。另一個例子也是他說的,大概發生在頤和園附近的河邊,倆城裡孩子被他們院的孩子圍住。那倆孩子是一身藍,懶漢鞋,一個拿一根角鐵,另一個拿一把刀,都不短,擺出誓死一拼的架勢。這邊部隊子弟一片「雞屎綠」,拿什麼的都有,雙方力量是2 比無數。就這麼對峙著,有半個多小時,軍隊院裡的孩子到了也沒敢動手。    
    「名人」,是指一些心黑手狠的「頑主」,這些孩子靠打殺得名,進而成為統領一方(某一地段)的小流氓頭子,名曰「戳」。當年,哪個孩子真敢玩野的,動刀子捅人,一準能在某一塊地界「戳起來」,惡名逐漸傳開。所謂「名」,指的都是綽號。如復興路一帶的「黑狗」、「瑤子」,和平裡地區的「特務」、「黑棗」,王府井、東單一帶的「騷子」,西單的「紅葉」,西四的「小酸棗」,前門一帶的大忠、小忠,木樨地的「二牛」,三里河的「大頭」等等。最著名的要算統領菜市口菜刀隊的「小混蛋」,可謂是一個能讓60年代末期的北京孩子如雷貫耳的人物,無人不曉。有兩本涉及當年北京孩子的作品都提到了他。王朔在《看上去很美》裡有一段專門寫他:    
    最廣泛的一次出動,大概是去平「小混蛋」的那次。說是一個叫王小點的人出的頭,這人也是小孩皆知,口耳相傳的大腕。小混蛋是城裡的頑主頭,後來我遇到過很多當年的「老炮兒」都號稱跟他交過手或打過照面,也就是說是個打遍北京城的角色。各大院的孩子走得一空,街上像過兵一樣過了一個上午,一眼望不到頭。聽說他們在白石橋小樹林裡堵住了小混蛋,一共七個人。小混蛋還說:給我留口氣兒。王小點說,我饒你,但我這刀不饒你。然後他們就排著隊一人一刀,扎到天黑,小混蛋千瘡百孔地嚥了氣。沒聽說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兇手太多,公安局也無從下手去抓。聽說還有一種說法叫為民除害,可以置之不理。王小點不久就被他家送去當了兵。關於這件事已經成了北京的一個民間故事,小混蛋這個人也已成為民間傳說中的英雄。從這點講,他也算流芳百世了,誰還記得王小點呢?    
    另一本名為《煙盒》的書這樣寫他:    
    那裡(指菜市口)的流氓頭外號叫「小混蛋」,名震四海,刀子玩得好,二尺來長的三稜刮刀就在腰裡別著,一身的國防綠,兩把菜刀叉車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無人敢管。據說他下轄的流氓團伙有3000人之眾。據說,一提認識「小混蛋」,在飯館吃飯都不要錢。2    
    當然,想成為登高一呼的「頑主」,僅憑一股子野勁是不夠的,那叫「傻魯」,充其量是一李逵,連張飛、魯智深都夠不上。還得有點心思,能拿住人,有辦法擺平一些事情,能把壞事做得藝術一點。舉目京城,凡壞到能享頑主聲譽的孩子,幾乎多少都有點這樣的資質,往大了說,就是朱元璋和劉邦。    
    那時,類似小混蛋這樣的「頑主」,差不多都是派出所裡的「常客」。一個院或一條胡同出幾個常和派出所打交道的孩子,並不新鮮,有的孩子一年進進出出個幾次。有些孩子的家長實在覺著臉上掛不住,就把孩子送回老家過一段,這也只是權宜之計。派出所進多了,這些孩子也已經麻木了,「無所謂」。反倒讓街道派出所的名聲大噪,遠在一些有大機關之稱的部委之上。如「月派」(月壇派出所)、「北派」(北新橋派出所)、「廣派」(廣安門派出所)等等,都是那些「玩鬧」孩子掛在口頭的機構簡稱。    
    聽住在景山後街總參院裡的一個孩子說起過,60年代末,他有一次到地安門一帶找一個叫「老四」的同學,在胡同口撞見倆警察正帶著老四迎面過來。他心想如果上去打招呼,弄不好也得跟著進去,索性裝不認識,擦肩而過,行同路人。他還挺緊張,隨後到老四家打探怎麼回事,家人隨口說了一句:「又進去了。」和說 「上街買東西去了」表情無二,然後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文革」中的第一茬「頑主」,結局不一。有的如王朔所述,或死無葬身之地,或搖身一變,成了人民解放軍戰士;有的因作惡多端,被判了大刑,若干年後出來,再過若干年,成了大款;更多的這類孩子隨著長大成人,「浪子回頭」,上了正路;還有的成了熱心於公益活動的「雷鋒」。曾聽一位家住月壇地區的孩子說,70年代前期,他們院幾個改邪歸正的「頑主」,聯合其他院的孩子,定期為附近的澡堂義務打掃衛生,堅持了一兩年。1977年「五一」,大批老書解禁,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前一大早就排上大隊,一群年輕人在維持秩序,他們並不買書,而是路過這裡,看到書店前秩序有點亂,自發過來服務的。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同學中,都有當天去那裡排隊買書的。有個孩子後來告訴我,他發現,這伙義務維持秩序的年輕人就住在他家附近,有好幾個是多年前打架不要命的「頑主」。    
    打群架之風起於「文革」初的停課之際,風行於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長奔赴干校時期,持續到「文革」結束以後。就是說,打群架作為北京孩子中一種流行的時尚活動,貫穿於「文革」的始終。像如今的運動員一樣,一茬孩子過氣了,代之而「後起之秀」。因而「頑主」也呈「輩出 」之勢。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戰例(1)

    復課以後,打群架勢必蔓延到課堂。孩子生活在一個失去學習氛圍的大環境裡,總得找點事幹;孩子扎堆,自然容易引起摩擦;孩子來自不同的居住區和居住環境,又容易引發群體的摩擦。這大概就是打群架在那個年代的生命力所在。70年代前期上中學的孩子,大概都曾在自己的學校旁觀或參與過「混戰」。「戰事」就發生在樓道或操場。樓道裡打起架來,抄的是笤帚、墩布、椅子和書包等順手的傢伙。樓道地方窄,騰挪不開,結果經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嘩啦,「參戰」的孩子人仰馬翻、頭破血流,甚至殃及無辜師生。而老師除了報警,根本無法收拾局面。操場地界大,常見的是追殺場面,抄板磚容易。總之,因打群架而大鬧課堂的事例,在70年代中前期,是相當普遍的。    
    學校裡打群架,分起撥來形形色色,有同班分兩撥的,有按班分撥的,有按院分撥的,有一個年級分成兩撥的,不一而足。復課以後,西城區城外中學的容量有限,月壇街道一些住機關宿舍的孩子被分到城裡的八中、35中、150中這些胡同裡的老牌學校,那一帶的打群架不免經常以「 城」為界。    
    八中有一幫三里河某區的孩子,遇事抱團。有一回在操場打籃球,三里河一孩子和學校周圍胡同裡的一個孩子掐了起來。擱現在大家勸勸也就散了,那時不然,先是三里河的孩子一擁而上,仗著勢眾,幾打一,把城裡那孩子「爆撮」一頓,取得階段性勝利。那孩子不告饒不還手也不躲閃,由著這幫城外孩子動手,然後爬起來撣撣身上的土,從容而去。三里河的孩子也是意氣用事,明白強龍鬥不過地頭蛇的道理,此後警惕了幾天,結伙來去,書包裡揣著傢伙,上學放學不敢避開高峰時段。接下來的幾天倒平安無事,在樓道遇見挨打的孩子,對方也不乍刺。三里河的孩子們以為事情就算過去了,漸漸掉以輕心,恢復到以前的習慣,放了學不回家,在操場上玩到天擦黑。大概在十來天以後的一個傍晚,他們從學校出來,還沒走到按院胡同口,迎面竄出一幫胡同的孩子,有一二十個,拎著板磚之類的傢伙,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臉就打。三里河的這幾個孩子連招架的姿勢都沒擺出來,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幾個開了瓢,縫了針。有個孩子腕子上的羅馬表蒙子被磚頭拍得粉碎。那幫胡同孩子儘管手黑,卻沒有把他們往死裡打,分寸感很到位,雪了恥,解了恨,又把事端局限在小孩打架的性質上,沒動刀子,不致釀出牢獄之禍。    
    三里河的孩子打了人,遭報復;挨了打回院,也沒有罷休的道理。就算哥幾個認了(當中確有挨打的孩子被家長摁住,不讓出門),院裡的孩子也不認。他們院孩子開始在城外斂人,個個使出吃奶的勁,那幾天院裡就像十月革命前夜的聖彼德堡。他們串院串校,百萬莊的,計委的,二炮的,建工局的……44中的,鐵三中的,月壇中學的……糾集起百十口子人,還在新疆餐廳和展覽館餐廳請了兩頓飯,討論戰略戰術。三里河的孩子們準備大動干戈,「平趟」胡同,一逞院威。城裡的孩子也湊了同樣規模的人數,候著對方上門。事態滾成這樣的規模,貌似到了激戰前夜,其實老炮們都清楚,就這場群架而言,差不多該結束了。    
    事情的結局是,城裡那伙孩子裡有個叫土匪的痞子的拐著彎的親戚,又拐了無數道彎,夠著了月壇地區一頑主的表弟,由該頑主出面,將雙方領頭的孩子招到月壇公園,打了一下午牌,意在安撫雙方,也說了幾句含著威脅口吻的話。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戰例(2)

    70年代以後,能擺平雙方,遏止一場爭鬥的領袖式的頑主越來越少,群架參與者的門檻也越來越低。到了「文革」後期,也就是70年代中期,打群架的北京孩子中,小痞子佔了九成以上。這時的群架有個特點,即持續性。很多時候,架一旦打起來,便不可能馬上收場,哪打哪了。吃虧的一撥自然不甘稱臣,想著復仇,佔便宜的一撥也自知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絕不敢掉以輕心,從此以勝利者自居。一句話,日子都不好過。輪到60年代出生的這撥孩子上中學時,已屆「文革」末尾。那時上課搗亂、起哄、瞎折騰的孩子一個班也能數出十來個,一旦「茬」起來,多數屬於跟著哄的,真打過大架的孩子很少。我們班,大概只有李連生和王世明這兩個人。    
    42中1974年的生源很雜,不似很多學校,從小學一鍋端到中學,至少學生來源相對集中。這個學校當年春天從甘家口的華僑補習學校院內遷至社會路,替代以前的社會路中學。隨後進校的初一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北蜂窩的,西直門外的,禮士路的,三里河的,木樨地的……後來打架,分撥也沒有以班或院為陣營。大體西外是一幫,另一幫分不出片來。李連生和王世明都屬於另一幫。李連生是政法干校的孩子,王世明住學校對面一個叫四道口的平房居民區。他們倆而外,這伙孩子中的骨幹分子,還有外班的外號「孟老頭」和「豁子」等五六個人,這倆人住在復興門外南側河邊的一片平房區。    
    李連生這伙孩子與校內外多個團伙交過手,西外一幫是其中之一。西外的孩子,非大淘即小鬧,守點規矩的極少,說白了,是一群痞孩子,程度不同而已。兩幫孩子因為什麼茬起來,孰是孰非,已經說不清楚了,無非是個別人之間的瑣事糾葛,把小事做大。在學校裡有過幾場亂戰,沒分出輸贏,始終相互不服。外來的和尚好唸經,打架也是這個道理,那時誰能多認識幾個社會渣滓,哪怕一面之緣,掛在嘴邊,也可以撐撐門面。有一次西外的孩子真招來一幫大幾歲的已經上了班的,果然奏效,打得李連生這幫狼狽逃竄,形成「追殺」場面。李連生一夥在大街小巷裡狂奔兩站多地,躲進市政某公司一棟宿舍樓的樓道,半天不敢抻頭,只有孟老頭仗著書包裡的兩把菜刀,想愣扛,結果被墊了被子—挨了頓痛打。他們躲到天黑才敢摸出來,連生回了家。當晚,另幾個沒回家的孩子在這棟宿舍樓下糧店的擋風板後面遇見一刷夜的女孩,此時來了膽,將該女就地輪姦。事發不久即在嚴打中入宮,後來派出所在現場開了批鬥大會,這幾個孩子站在卡車上遭例數罪行。月壇街道很多孩子目睹了這個場面。     
    李連生他們的另一場架是遠征農展館。那次也是幫別人的忙,有個孩子從西邊轉學到東邊,挨了欺負,回老家招人,三托兩托,到了豁子頭上,豁子又叫了李連生,那次一共去了四五個孩子,屬於單線聯繫的臨時組合,都揣著刀子。他們鎖定並堵住了目標,下手也狠,拔刀就捅。第二天李連生遠走外地,不久派出所抓人,另幾個都進去了,審到豁子時,這孩子堅不吐實,成全了李連生。後來那幾個孩子都判了刑,李連生則一直「逍遙法外」。    
    還有一次是到三里河堵人,去了五六個孩子,王世明和李連生都在內。那次也是他們得勢,把那邊的孩子打得滿地找牙,叫服聲不絕。事情如果到此而止,也就罷了,自當是他們身經百戰中的一場,收兵凱旋,不亦樂乎。但王世明不幹,在對方認服後,順手摘走了那邊一孩子的手錶,好像還有一兩件別的什麼東西。性質就出了打架的遊戲規則的圈,對方隨後報警。據李連生事後回憶,那些天嚴打的風聲正緊,有一天晚上王世明到他家喝酒,他還勸王外出躲躲,想不到王世明當夜回家,警察就在門口候著。王被抓的情形與甫志高極似。這一去就是十多年,奔了新疆,戶口也被吊銷了,罪名並非打架而是搶劫。王世明和我從小學起就是同學,他被放到西北後我們從未見過面。回來後聽說靠小買賣度日,娶了個農村媳婦,有同學在他擺的煙攤上買過煙。    
    李連生是另一路結局。他打了那麼多場架,花過人,也捅過人,但不用說勞教、判刑,連派出所都沒進去過,這在當年是不多見的。除了運氣,和他平時的為人大概不無關係。打架歸打架,那是意氣加義氣用事,此外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小流氓的痞氣。他生長在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福爾摩斯探案集》的譯者之一,母親是八中的老師。他打小學畫,當過我們班的美術和物理課代表。那時班裡正亂,上這兩門課,誰要是搗亂,他必挺身而出。他平時待人處世,其實是頗具君子風範的。當年買什麼東西都排隊,加塞搶購之類的場面天天能遇上。李連生到商店買東西,攤上這類時候,從來是往邊上一站,等著,大家搶購完了,剩下了他就買,剩不下就走。有一回幾個同學扛著氣槍到八大處打鳥,在公園裡還差點跟管理人員打起來。爬了一天山,傍晚回到蘋果園地鐵站時,個個筋疲力盡。那時地鐵車裡的座位排列和公共汽車一樣。李連生坐在一排的裡面,後來有抱小孩的上車,坐外面的同學實在懶得起來,就裝看不見,不料李連生從裡面站起來,給人讓座。2003年年底我們班一些孩子聚會,喝酒時說到他們打架的那幾檔子事情,他也承認,那時不懂事,意氣用事了。我告訴他,你的故事可以作為這本書的素材,他開了句玩笑:「你得把我寫成董存瑞、黃繼光。」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孩子「煙民」(1)

    小孩學抽煙不似大人,後者早期的吸煙史往往與環境和心境相關,諸如熬夜、工作緊張、壓力大、心煩之類。孩子不懂這些,他們抽煙,最初純屬鬧著玩、好奇和尋求刺激的心態作祟,漸漸互相傳染,成了一種生活時尚。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十來歲便有了吸煙體驗的,不在少數。別管真抽假抽,上癮還是鬧著玩,總之是抽過。如今四五十歲的北京煙民,不少人計算煙齡,可以追溯到他們攢煙盒的年紀——小學三四年級。但孩子抽煙,面上一般看不見,多半屬於地下或半地下活動。    
    孩子的抽煙場所,首選防空洞,次為公共廁所,再次為河邊、小樹林。總之是僻靜的,避開大庭廣眾的角落。偶爾也能於下午四五點鐘在離中學不遠的馬路上見到這樣的情景:幾個匪打扮的孩子紮成一堆,撒把騎在停著的自行車後架子上,遠看綠不嘰的一片,近看人手一根煙。    
    防空洞是最安全的吸煙場所。對孩子而言,在那裡抽煙被大人發現的可能性等於零。我們院備戰年間挖了兩個防空洞,後來沒有和連鎖的人防工程打通,成了「孤島」,被閒置起來。70年代前期,院裡一些上了中學的孩子將其中之一闢為「吸煙室」,裡面有一些磚頭壘起來的桌椅。他們時不時打著手電進去,呆上一兩袋煙的工夫。這種局面維持了差不多兩三年,直至這批孩子長大成人,不再顧及抽煙讓大人知道為止。孩子在防空洞抽煙,隱蔽性好,這是最大的便利;不便的是那裡透氣性差,弄不好就是一身煙味,出來後還得脫下衣裳狂抖落。此外防空洞也不似眼前的牆根、磚垛和廁所那樣抬腳可及,有時候還得遛腿找洞口,費勁掀蓋,摸黑進去,也不見得值當。不少北京孩子因地制宜,就在街面上找背靜的地方「冒煙」。萬一遇見大人過來,他們的姿勢是把手摟著,用食指和拇指掐著煙屁,煙頭朝上,整根煙縮在袖口內。單看這隻手,狀若半身不遂患者。所有打小抽煙的孩子都熟悉並拿過這種姿勢,好像是無師自通,一種自我保護意識的自然流露。此外,預防措施中還有嚼茶葉、灌涼水等等。導致有的孩子煙癮和茶葉癮並駕齊驅,同步增長,不抽煙也離不開茶葉,家裡招待客人的塊兒八毛一兩的茶葉飛速下降,弄得不少家長莫名其妙,打著轉猜想箇中原由。    
    當然,再怎麼躲著,「多行不義」了,也難免露把柄。上中學時,我們班一同學有天中午被院裡幾個插隊的孩子教唆抽煙,下午被語文老師找去談話,本來是說學習上的事情,討論「蔣介石獨裁統治」中「獨裁」這個詞的所指,該同學認為是指當時的統治集團,老師的答案是蔣介石個人。一進門他就被不抽煙的女老師聞了出來,瞪了他片刻,問:「抽煙了吧?」這孩子還算急中生智,脫口就撒謊,無奈他天生結巴,說話大喘氣:「是我……我……」隔了若干秒,老師正琢磨著用什麼詞教訓他,後半句接了上來:「我爸抽抽抽煙來著。」所幸老師也沒深究。其實他爸根本不抽煙,經他這麼一編,讓院裡幾個孩子充了一回自己的大輩。但也確有蒙冤的,我的一個大學同學上中學時,有一次上學路上,也被同學問及:「你抽煙了吧?」他緊著往外摘自己,解釋了一路。那時他父母都抽煙,但他從不抽煙,直至現在。    
    這還不算什麼,那時候孩子抽煙都愛湊一塊,冒著玩,單挑著抽的現象極少見,有時候躲閃不及被哪個孩子的女同學或鄰居撞見,會視為小流氓扎堆,告家長,問題就嚴重了。回家後嚴審是輕的,免不了一頓暴揍,其實審來審去,這些孩子沒偷沒搶,無非是過過沒有煙癮的「抽煙癮 」而已。孩子抽煙和學壞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頂多能讓人聯想到「惡習」為止。大多數家長把孩子抽不抽煙當作學不學壞的標誌,這實在是冤枉了大批好孩子,也是一種簡單思維所導致的誤區。我後來接觸過無數打小偷著抽煙的北京孩子,無一淪為或曾經淪為流氓者。    
    有一句名言:「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孩子抽煙,這句話也經常應驗。到處找沒人的地方抽煙,說不定哪次讓爹媽碰上;就在家裡抽反倒沒事。這樣的例子也不少,甚至是一些孩子的經驗之談,但並非人人適用,得有兩個前提,一是家裡經常沒人,二是家長也抽煙,對煙味麻木。有個朋友五年前戒了煙,他當煙鬼的時候抽煙極凶,一天兩三盒,早晨從睜眼到出門上班,不過眨眼的工夫,至少五六根下肚。換句話說,平時除了吃飯睡覺,基本上煙不離嘴,一根跟著一根,他的看家動作是用上一根煙頭點下一根煙,當年是很省火柴的。他的煙就是在家練的。他父母都抽「琥珀」煙,成條的買,就擱在不上鎖的抽屜裡,唾手可得。小學四五年級時他為好奇心驅使,趁父母不在,拉開抽屜,從開了包的一盒煙裡抽出一根,開始了他的吸煙經歷。有頭一回便有第二回,就這樣瞞了父母一年多,上了中學才被家長發現。那次也不是在自家,而是犯了大忌,和幾個同學到一個家長不抽煙的孩子家,抽這孩子家裡招待客人用的中華煙,一次造出去小半盒,露了餡,該孩子家長遍曉「做案分子」的家長,結果是幾個孩子分別被施以了程度不同的管教。結果的結果是——沒用。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孩子「煙民」(2)

    另一個自初一開始抽煙的朋友告訴我,有一次不慎被他媽從衣裳兜裡翻出煙來。其母大怒,抄起炕笤帚就掄過來。並打電話把他爸從辦公室叫回來,說「家裡出了大事」,他爸匆匆回來看到真相,並不以為是什麼「大事」,結果爹媽嚷嚷了一場,他倒趁機溜之大吉,先躲開再說。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無論抽不抽煙,都知道這樣一句順口溜:「高級幹部抽牡丹,中級幹部抽香山,工農兵,兩毛三(指北海牌,兩毛三一盒),農村幹部大炮捲得歡。」大體是據收入情況,把煙分成四五毛、三毛多、兩毛多等幾個消費檔次。孩子沒有收入,煙的來源五花八門,沒有固定的消費檔次,有了錢六毛五一盒的中華過濾嘴也敢買,沒錢大街上揀煙屁回來撕月份牌上的日曆紙卷大炮的事情很多孩子也幹過。有的孩子煙癮犯了甚至抽過樹葉、草紙、絲瓜秸等等。那時很多煙在商店裡有零售,可以論根買,這在一定意義上方便了錢不夠又等著過煙癮的孩子。英達也是打小抽煙的北京孩子,他有過這樣一段回憶:    
    我7歲的時候,父母入獄,被關了四年,惟一的姐姐16歲就到內蒙古支邊,我流落街頭。我學了一身壞毛病,比如抽煙、打架,父母回來那天,母親給了我5分錢,我沒有像其他小孩子那樣去買糖果,而是舉著那幾分錢,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跑到胡同口的煙攤,買了幾根香煙。母親知道了,傷心得不行:「這孩子怎麼辦啊!」母親花了很大的精力來改正我的毛病。    
    再大幾歲,比如上了中學的孩子,開始把抽煙引為一種生活時尚的標誌,這就有了品牌意識,基本原則是以價錢在三毛以上的為不跌份。那時恆大煙簡裝的三毛一,錫紙包裝的三毛四,上海大前門三毛六,錫紙包裝的三毛九,二者之間同一檔次的還有光榮(三毛六)、香山(三毛四)、紅葉(三毛二)等暢銷品種。高一個檔次偶爾能企及的是四五毛的,像牡丹、雲煙、群英、禮花、上海、鳳凰等,低一個檔次湊合能抽的是兩毛多的,像北海、八達嶺、工農、海河、大生產、飛馬等。再往下數,一毛來錢甚至幾分錢一盒的,如戰鬥、綠葉、春耕、工字、經濟之類,別看孩子不掙錢,也羞於搭理。如果時不時冒冒牡丹煙,那是一種飄飄然的、能覺得出許多孩子在垂涎的感覺。有個朋友回憶起有一次他們院一頑主剛從「局子」出來,他花一塊錢買了兩盒紅牡丹,當著一幫孩子給了該頑主,意為巴結,以後遇事讓他給自己戳著。還真立竿見影,該頑主當即對眾孩子放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後我不在,他有什麼事,就找你們丫了。言罷把煙盒拆開,撒給了這幫孩子。    
    倘有孩子不亮煙盒,把手伸進褲兜直接掏煙,常這樣幹的,多半為葉子窄(錢少)而煙癮大的孩子,兜裡揣的是不好意思出手的便宜貨。其實這種姿勢並非北京孩子的發明,早就有人回憶,當年魯迅掏煙,就用這種姿勢。確切說應該不叫「掏」,而叫「摸」。70年代初,市場上流行一種阿爾巴尼亞煙,硬殼掀蓋包裝,狀如非一次性的金屬煙盒,打開後先是一層錫紙,煙呈扁圓形,平著碼。聽說是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製造的,屬於出口轉內銷產品。這種煙很便宜,一毛幾一盒,看上去也不丟份,很多孩子愛拿它充樣子,但據懂煙人一致的感覺,就是——沒法抽。後來市面上又出現一種朝鮮煙,兩毛多一盒,據說更沒法抽。這就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場上僅見的兩種所謂「外煙」。    
    孩子抽煙,吞吐間也捎帶著把抽煙的規矩與花活都迅速學到。例如吐煙圈,甚至吐煙棍;例如吃煙,用舌頭和嘴唇合作,讓叼著的煙頭朝裡入嘴,把煙悶滅;例如迎風點煙;例如一根火柴不點三根煙;例如掏煙、夾煙、彈煙灰和彈滅煙頭的姿勢;例如一根煙抽到底,煙頭絕無濕感等等。總之看似簡單的一個過程,其中之道還挺深。    
    五六年前,我曾見一騎小三輪的老頭在街頭和幾個老太太發議論,話題聽上去是某人剛患肺癌去世,歲數不是太大。老頭一口京片子,底氣十足地夾著國罵放話道:「都他媽說抽煙愛得肺癌,那是瞎扯。我打六歲抽煙,現在六十多了,什麼他媽病也沒得過。」看來北京孩子抽煙,作為一種現象,有更遠的歷史,並非僅見於六七十年代,但那時候是不是和六七十年代那樣,抽煙能讓孩子引為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酒量是這樣練出來的(1)

    煙酒之間,從名到實,都難分開。孩子充「酷」,兩者中不管先沾上哪一樣,離另一樣就不遠了。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眼中,抽煙與喝酒,時髦的程度不分高低。對家長來說,兩者儘管都被視為孩子不學好的具體表現,但也不能說一概而論。多數家長無條件地拒絕孩子抽煙,不分時間地點場合,哪怕是對拿煙頭點炮這樣堂而皇之的借口,也決不鬆口;喝酒則另當別論,半大孩子逢年過節時在飯桌上要求喝一小杯葡萄酒或啤酒,一般會被允許。甚至有的家長自己喝酒時,用筷子頭沾一下白酒送進孩子嘴裡,看孩子又苦又辣的感覺,用意無非是逗著玩。作家汪曾祺就對自己的孩子來過這一手。他的女兒汪明回憶說:    
    我最初對「爸與酒」的印象大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那也算是一種「啟蒙」吧?說來奇怪,那麼小的孩子能記住什麼?卻偏把這件事深深地印在腦子裡了。    
    保姆在廚房裡熱火朝天地炒菜,還沒開飯。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隻滿到邊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費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兒直盯盯地看著他,吃幾個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拚命地嚥口水。爸笑起來,把我抱到腿上,極有耐心地夾了花生米餵給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嘗嘗世界上最香的東西?」我傻呼呼地點頭。爸用筷子頭在杯子裡沾了,送到我的嘴裡——又辣又嗆,嘴裡就像要燒起來一樣!我記得自己無法可想,只好號啕起來。媽聞聲趕來,又急又氣:「曾祺!自己已經是個酒鬼,不要再害孩子!」透過淚光,我看到爸還在笑著。3     
    但是,從未聞哪個家長有過用抽煙來「逗孩子玩」之舉。    
    孩子有了自覺的喝酒意識,一般要到上中學以後。與抽煙一樣,最初也是受新鮮感的驅使,談不上什麼嗜好,頂多是想趕點時髦。孩子所以對酒好奇,除了汪曾祺那樣的家長的言傳身教,恐怕與他們接觸過的各類文藝作品有點關係,像小說《水滸傳》、《創業史》、《沸騰的群山》、《艷陽天》,電影《鐵道衛士》、《渡江偵察記》、《鐵道游擊隊》,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等,裡面都有或細緻或誘人或壯觀的喝酒場面。有個朋友當年在二中上學,他的一個同學酒後回家被家長呵斥,逆反心態大作,拿李玉和、楊子榮這樣的英雄豪飲之舉說事,和家長強詞奪理。結果是父子混戰了一場。這孩子天生是喝酒的材料,如今也奔五十了,前些年喝得肝出了毛病,住在醫院裡,已經這樣了,據說吃藥不用水——還得用酒往下送。    
    孩子接觸酒,一般是從香檳、汽酒、葡萄酒、玫瑰酒喝起,這幾類酒多少有些甜味,而且酒精度不高,喝起來也容易得到家長的寬允。當年,最常見的甜酒是四毛五一瓶的紅葡萄酒(後來漲到六毛五)和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包裝簡陋,瓶蓋與醬油瓶子蓋無異,鐵皮墊著橡膠圈用起子開的那種,一般食品店都有出售。煙台中國紅和通化葡萄酒屬於國產葡萄酒中的上品,不僅名貴,還一般見不到,想喝這種酒,得等逢年過節往大食品商場奔。至於洋葡萄酒和如今流行的干紅干白葡萄酒,則根本見不到。香檳和汽酒屬於介乎酒與汽水之間的飲品,被正經喝酒的人打入另冊,屬於女人、孩子或視喝酒為受罪的男人的專用酒,那時也看不見國際汽車拉力賽,不知道香檳酒的一個主要用途是頒獎典禮上 ——獲勝者先抱著瓶子亂晃一氣,然後又亂噴一氣。    
    啤酒是北京孩子喝酒的第二個台階,雖說是苦味替代了甜味,畢竟酒精度有限,少喝點身體反應不大。那時還沒有燕京和北京這兩個牌子的啤酒,青島和哈爾濱牌對多數北京孩子而言,也僅是聽說而已。北京市面上的瓶啤牌子主要是天壇和五星兩種,以天壇最多見,三毛多一瓶。此外就是散裝的生啤酒,類似今天的扎啤。這種啤酒可以在飯館裡現買現喝,隨意定量,最早是兩毛來錢一升,一大海碗一毛。後來賣到一毛錢一杯,四毛錢一升,盛在白色塑料容器裡;也可以用暖壺、塑料桶之類的容器往回打。夏天,散裝啤酒最被孩子青睞,解渴刺激兩不誤。    
    烈性酒不為北京孩子所特好,但也免不了沾兩口。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八大名酒都不易買到,茅台八塊一瓶,竹葉青也得三四塊。過年過節、內部渠道、托外地親友是買這幾種酒的前提。孩子抽煙講究,喝酒則隨遇而安,最常見的是喝二鍋頭,記得是一塊七一瓶,屬物美價廉的糧食酒。此外還流行過一陣子青梅酒,八九毛一瓶,顧名思義就是用青梅泡白酒,綠色,給孩子的感覺是不如純白酒那樣勁頭猛烈。和啤酒一樣,白酒也有散裝的出售,副食店裡擺著酒罈子,論兩賣,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各種檔次的都有,用提子舀。常年打酒喝的都是些酒膩子之類的老炮,在商店碰見孩子打酒,不是替他酒鬼老爹跑腿,就是偶爾湊湊熱鬧。大一些的,例如十六七歲的孩子扎堆喝白酒的現象,也難免。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酒量是這樣練出來的(2)

    這三類酒之外,像南方的黃酒,歐洲的洋酒,日本的青酒,韓國的米酒,蘇聯的伏特加,都屬於多數北京孩子聽說過沒喝過的酒。    
    那時北京還有一些純粹的酒館,一般只零售白酒,規模小,結構簡陋,下酒菜也沒幾樣,是板爺之類的人物去的地方,北京孩子名曰喝酒,實則連吃帶喝,小酒館裡輕易見不到孩子。北京孩子的「酒桌」,大體設在這樣三種地方:家裡、飯館、公園。    
    在家喝酒,要選擇合適的機會,還要看居住環境。住平房、筒子樓或一家住兩個單元,孩子在家幹什麼,受父母干擾的程度相對要小。我們上中學時,其他班有個住在政法干校的同學,他的兩個哥哥當時一個在外地,另一個在北醫工作,平時住宿舍。家裡是兩套房子,四樓的一居室父母住,二樓的兩居室他和他姥姥各佔一間。他住的屋子大約八九平方米,有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檯和一個書架,關起門來自成一個世界,是地下喝酒的佳境。他不時約一二同學或院裡的「知己」來家聚飲。一般是下午放學後分頭去採購。酒是紅葡萄、佐餐這樣的甜酒,有時候也用暖壺去飯館打兩升啤酒。菜是一些熟食,如小肚、豬頭肉、粉腸、紅腸之類,買切好的盛在玻璃罩子裡的那種,用草紙一包,裝在書包裡。晚上七八點鐘,約好的同學摸到他家,檯燈一開,報紙一鋪,把包著熟肉的油浸浸的草紙一攤,香味撲鼻,都忍不住先下手抓幾片往嘴裡塞… …這種就著暗色燈光邊吃邊喝邊聊的氛圍,在他們的記憶中,是一種可以伴隨一生的享受。說起來代價並不算太大,一瓶色酒或一暖壺啤酒不過七八毛錢,粉腸四五毛能買繞著圈的一根,豬頭肉九毛錢一斤。一兩塊錢就能讓幾個孩子痛快一個晚上並且回味幾十年。沈小農曾提起過的一件事也是一個佐證。70年代初,他從雲南兵團回北京探親,下了火車進家們撂下行李後,就步行從雅寶路到八面槽的清華池洗澡,途徑金魚胡同的一家副食店,花四毛五買了半斤豬頭肉,左手托著紙包的肉,右手一片一片往嘴裡放。沒走多遠,離浴池尚有一段距離,半斤豬頭肉就下肚了。那種感覺形容起來就是一個字—香!當年,一些家庭的孩子上中學後,一般一個月能從家長那裡得到幾塊零花錢,大家一湊,就可以時不常地喝一頓。那時,同學聚一堆在家喝酒,這種現象在北京孩子中即便說不上蔚然成風,也是相當普遍的。    
    有時也喝白酒,起初差不多都是看大人(如家長)喝不免好奇,或因一些進了工廠和插了隊的大孩勾引所致。我們上大學時,外系一個同學住在東單附近的胡同裡,有一次在宿舍聊天,提起他的酒史。他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院,他們住東屋,十四五歲上初二那年,北屋街坊家有個正在順義插隊的孩子回家探親,給了他幾毛錢,支使他跑腿到胡同口副食店打幾兩散裝白酒。那天恰好兩家大人都不在,北屋這孩子就教唆他喝點,此前他從未沾過白酒,據他形容,當時有一種趟地雷陣的刺激感覺,更貼近今天的說法,像似面對毒品。畢竟是在幹一件不曾幹過也不該干但又忍不住想試試的事情。北屋那孩子插隊前也是滴酒未沾過,見他猶疑,便施以身教,邊喝邊說,把怎麼合夥在村裡偷雞摸狗,殺雞打狗燉肉喝酒這些插隊孩子的普遍經歷細摟一過,直至引得這孩子開了齋——用八錢的玻璃酒盅喝了半杯散裝白酒。很多十幾歲的孩子初涉白酒,酒精的刺激加上越軌心態的刺激,感覺大體都是這樣。萬事開頭難,不出多少時間,這些孩子便在喝酒這個領域長大成人,經常三五一夥半地下活動似地喝起來。多少年後,大概是四五年前,這位學兄告訴我,他剛戒了酒。原因是單位體檢時,醫生用手敲打他小腿神經部位,本應自然彈起,但他毫無反應,醫生告以是喝酒過度導致的神經麻木,後果不堪設想,把他嚇傻了。他那陣子喝二鍋頭,一般是兩個人撅一瓶,三天兩頭如此。聽說不久前又開了戒,開車去赴一個飯局,本來一桌人都喝啤酒,他喝了一杯不到就把另一半倒給別人,讓服務員上「小二」,連喝了兩瓶。    
    我的朋友田衛列小時候住前門鮮魚口,前門第一旅館是他姥爺開的。兩三歲的時候,他姥爺就像汪曾祺那樣用筷子頭沾白酒往他嘴裡杵。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就在家偷他爸的二鍋頭喝,倒出多少,再兌上多少自來水,自己還炒個雞蛋下酒。他爸則不能不常喝摻了水的白酒。如今很多 「北京孩子」在外邊狂飲,在家不喝酒或很少喝酒,逢年過節也就意思意思。他則不然,說:「在家我也得暈著。」經常是睡到半夜醒了,起來開兩瓶啤酒倒一杯白酒摻著喝。    
    70年代前期,結伴騎車郊遊,是北京孩子為數不多的消閒方式之一。「郊遊」這個概念,也因時間、地點、條件的轉移為轉移,當年的所謂郊遊,目的地無非是頤和園、八大處、香山這些公園,鷲峰這樣的地方都輕易去不了。吃吃喝喝,是這類活動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喝者,汽水是幌子,實乃酒也。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酒量是這樣練出來的(3)

    八大處二處有個規模不大的飯館,去玩的孩子進門後一般會先奔這家飯館,但不是去吃飯而是採購,那裡的醬豬蹄之類的熟食做得非常地道。備好葡萄酒、啤酒和下酒菜以後,再負重從容爬山、照相、逮蟈蟈、刀螂、螞蚱、用氣槍或彈弓打鳥。幾個小時過去,「會當凌絕頂」時,早已飢渴交加,顧不上再覽「眾山」了。這時候要找個空曠的地方喝酒吃飯,這是出遊八大處的壓軸節目。我們上中學時,班裡有個孩子,八大處是他們家的一個玩點,每月一家子怎麼也去個兩三回,可謂輕車熟路。有一次幾個同學去玩,他帶路,沒有沿二處、三處這條線往八處走,而是爬八大處南側的另一座山頭,那是一片叫不出名堂的野山,羊腸小道,山頂有一塊既平且大的天然巨石,能容一二十人,宛如設計好的野餐專區。在一片歡呼聲中,大家迫不及待地攤開報紙,掏出腸、豬蹄、鹹鴨蛋、水果罐頭和兩三瓶佐餐葡萄酒,用那個年代流行的伸縮式塑料旅行杯盛酒,一通「痛飲」。這是個完全放開的喝酒場面,想怎麼喝就怎麼喝,不像在家喝酒,有或多或少的顧忌,不能不擔心家長破門而入。而且可以邊喝邊說邊俯瞰下景,腳下漫無際涯,猶如置身在飛機上。我後來去過浙江奉化雪竇山頂的妙高台,蔣介石愛呆的地方,感覺也不過如此。就這樣任時光流逝,日落而歸。回去向家裡報賬,照例把肚子裡的酒肉變成麵包和汽水了事。從那塊石頭上五花八門的「題詞」和附近的空酒瓶子看,這裡並非處女地,而是一個很多北京孩子足跡所至的去處。後來因為渴望故地重遊,我們班同學又去過幾次八大處,自然又在那塊石頭上喝過酒。    
    香山也算是北京孩子出遊喝酒的佳地。但香山遊人多,有點鬧騰,不如八大處肅幽。香山半山腰的松林餐廳,用葉聖陶的話說,「菜頗不惡」 ,按說就著美味喝啤酒,能得兩種享受,但飯點上松林餐廳每每人滿為患,即使入了座,身後站著一堆下一撥的客人,顯然也喝不舒服,更談不上「痛飲」二字。1976年4月18日和10月26日,葉聖陶一家及親朋曾兩游香山,頭一次中午飯口上進餐廳時,已經客滿,大概親友中有人通過關係通融,去了管理人員的遊藝室,用乒乓球檯子當餐桌,「布陳二席」。第二次有了前車之鑒,到公園後就先去接洽飯店,「定下一席」再說,以絕後顧之憂。北京孩子去香山玩,攤上人少,也在松林喝酒,有個朋友曾談到,70年代中後期,他上高中時和一幫同學去香山,在松林餐廳喝了兩三升啤酒,大醉,躺在山亭子的座廊上睡了個把小時,把一個當年的稀罕物—有人從國外帶回來當禮品送給家長的一次性燃氣打火機—給弄丟了。儘管他回憶這件事情時,這種打火機已經滿大街隨處可見,五毛到一塊錢一個,很多飯館都免費相送,作為對顧客光顧的一種回報外加起廣告作用,但言談間仍流露出些許悔意。更多的時候,北京孩子成幫結伙去玩,還是自備吃喝,先爬山。「鬼見愁」上也不是「用飯」的地方,得到山腰樹林裡尋求僻靜和相對空曠之地。另一個方案是先爬到山頂,再向南一直走到八大處,下山坐公共汽車返回香山再騎車回家。如此則這頓酒很有可能選擇在從香山走向八大處的路上,某個合適的時間和合適的地段才能喝上。    
    除了香山和八大處,可供北京孩子喝酒的去處,還有頤和園裡的西堤、佛香閣後面,臥佛寺後面的櫻桃溝,玉淵潭八一湖和後湖邊的土坡,天壇公園寬曠的草坪等少數幾個公園,但都不及香山和八大處能讓孩子盡興和有安全感。至於公園裡的餐廳,如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北海的仿膳、大眾食堂,頤和園的聽鸝館等等,一來扎眼,二來人多、氛圍不對,三來在那裡用餐近似今天快餐式的吃法,都不宜於北京孩子的所謂「 暢飲」,還不如直接進飯館,因此也就罷了。就北京孩子的喝酒實踐而言,相對家裡與飯館,郊區公園所佔的比例是最少的,卻是最方便、最愜意和最具回味價值的。    
    至於在飯館喝酒,似宜歸到下一個話題裡再說。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從莫斯科餐廳到小吃店(1)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無論家境如何,多數是吃粗茶淡飯長大的,絕少遺少般美食家身上的江湖氣。70年代以後,下飯館漸漸被北京孩子作為消費時尚,即便如此,這些孩子也並不真的懂得吃,他們從不為奔哪一道菜而有針對性地下飯館,說不出昇華到所謂「美食」境界的種種道道,平時聊天也從不涉及這樣的話題。他們對飯館的體驗就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直感:比家裡做的好吃。因此,飯館之於他們,只有大小之分,無所謂甲乙丙丁之類的檔次上的概念,也無所謂菜系的概念,他們計較的是都去過哪些有名的飯館,還有哪些家沒有去過。在當時的中學生中,常能聽到類似這樣的「豪言」:以後掙了錢,先他媽吃遍北京的大飯館!    
    這話並非大得不著調。北京當年的飯館數量,遠比不上今天,大飯館更是數得過來。有名的飯館多座落在同樣有名的鬧市區,像西四一帶的砂鍋居、同和居,西單一帶的曲源酒樓、玉華台、鴻賓樓、四川飯店、又一順,王府井一帶的東興樓、東來順、翠華樓、五芳齋、康樂餐館,東四一帶的江蘇飯莊(森隆飯莊)、青海餐廳,地安門一帶的馬凱餐廳,前門一帶的都一處、全聚德、豐澤園等等。這些飯館,當年很多北京孩子即使沒去過,也能脫口說出它們的方位。論時尚指數,則它們再有名,還得往後算。北京孩子的首選飯館是兩家西餐館——展覽館後面的莫斯科餐廳和把崇文門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僑飯店。倘向當年趕時髦、如今50歲上下的北京孩子打聽是否去過或去過幾次這兩家餐廳,很多孩子會回答——「無數次」。    
    莫斯科餐廳「文革」中改稱展覽館餐廳,是北京展覽館蘇式建築群的一個組成部分,1954年餐廳開張時,據說是一色的男服務員,都是從哈爾濱抽調來的。這裡起初俗稱「小莫」,後被叫成「老莫」,這個稱號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這麼叫,發明者是誰,已無從考稽,但可以斷定他應該是那個年代的北京孩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那場戲,兩撥孩子打群架,最終被王朔飾演的一個頑主擺平,雙方殺奔飯館,舉杯歡呼並像奧運會冠軍對待他們的教練般地把頑主拋了起來。飯館就選在莫斯科餐廳。北京有那麼多家有名的飯館,由王朔、姜文這些北京孩子構成的創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廳搬出來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裡的份量的。說起來,莫斯科餐廳的飯菜未必多對北京孩子的胃口,無非是西餐,豬牛魚排、罐悶雞、雜拌、魚子醬、紅菜湯、黃油、果醬、麵包、色拉、什錦炒飯、紅茶、葡萄酒之類。但 「老莫」對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於飯菜的味道,而在於飯外的東西。說白了,那裡的就餐環境、餐具、吃飯的姿勢,都有別於中餐的「土」飯館。    
    莫斯科餐廳寬敞、高大,舉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撐,進門給人金碧輝煌之感,桌椅檯布透著洋氣,刀叉和杯盤更不待言。服務員推車送餐,盛罐悶牛肉、罐悶雞的是一種狀似地球儀的器物,即使幾片麵包也用很正規的盤子端上來,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鍍銀貨。餐廳服務員的著裝和態度也顯得比別處溫柔和嫵媚。所有這些,在當時京城的飯館中都能稱得上「獨一份」。去「老莫」吃飯,是那個年代沒有去吃過的許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過的許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別人回味一番的話題。以至於或同學,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如何攢錢湊錢,去一次「老莫」,已經構成一種現象,而且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當年有什麼大事難事麻煩別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頭語就是: 「事成之後,請你到『老莫』吃一頓。」有位如今已腰纏萬貫的女性朋友告訴我,她上中學時有一次和院裡另一個女孩在大街上撿了十塊錢,兩人合計怎麼花。當年十塊錢能幹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來都非小數,何況孩子。她們商量來商量去而後付諸實踐的,就是去莫斯科餐廳吃了一頓飯。這件事足以印證當時莫斯科餐廳對北京孩子的誘惑力。我認識的另一個孩子,把到莫斯科餐廳掌勺當作「我的理想」寫進了作文,聲稱要「做一名戰鬥在反修前線的廚師」,後來他果然如願以嘗,不過不是掌勺,幹的是白案。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廳受到西餐的啟蒙教育,往往是第一次用刀叉吃過飯,第二次便以老炮自居,剛明白是怎麼回事,就開始當另一個來這裡受教育的孩子的教練:刀叉不能使出動靜,麵包要用手掰著吃,用勺喝湯要從裡向外舀。當年,莫斯科餐廳的鍍銀餐具,手感沉甸甸的,不像商店裡流行的不銹鋼產品,亮堂照人,實則小氣。這種餐具鑿實而氣派,別處根本見不到,看著比牛排更誘人。事過境遷,多少年後,我不止一次聽當年出入「老莫」的孩子提到過,他們是如何利用桌布作掩護,順那裡的餐具,通過軍大衣、棉猴裡的深兜帶出去。用的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口氣。中蘇關係和緩後,展覽館餐廳正名為莫斯科餐廳。 90年代,一位當年在那裡順過餐具的朋友約數發小去重溫舊夢,進門發現,從鍍銀刀叉到杯盤到桌椅檯布到飯菜和服務質量以及價格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剩下的只是那間不可能變的房子。他們大發今不如昔之慨,回來的路上,歎了一道。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從莫斯科餐廳到小吃店(2)

    去「老莫」消費,底線是多少呢?友人田曉鳴是1953年的北京孩子,他幾次和我說起他的「老莫」之旅。60年代末,曉鳴因病住過一段復外醫院,同室病友中有個青工,兩人處得不錯。有一天閒著沒事,青工對他說:晚上請你去「小莫」吃飯。他一愣,問道:你有多少錢?答:五塊。再問:五塊錢能去「小莫」?再答:沒問題,跟我走吧。晚上,兩人在「老莫」點了紅菜湯、罐悶牛肉、色拉和麵包,這是田曉鳴頭一次進 「老莫」,算是開了眼,吃得很舒服。出院後的相當一段日子裡,用曉鳴的話說,去過「不知多少次」「老莫」,多數是他請客。曉鳴家當年屬典型的小康之家,父母收入不錯,子女少,連要帶摸,總能從家長手裡蹭出錢來,手頭之寬裕,是他那幫孩子裡的「大戶」。他說,在「老莫」最多一次花了25塊錢,大概請了四五個孩子,還喝了葡萄酒。當時在莫斯科餐廳吃飯,去晚了得等號,他們一般是一早動身,先逛動物園,十點來鍾出來,在餐廳門口等著趕頭撥。吃晚飯則需在四點以前趕到餐廳門口排隊。去得多了,他們在那裡遇見過不少名流,有一次幾個孩子剛點完菜,看見北影演員張平進來,穿著一件當年很流行的灰色的確良短袖襯衫,落座鄰桌。有個孩子脫口而出:「這不是《小兵張嘎》裡的老忠叔嗎?不吃烙餅攤雞蛋改吃西餐了。」這話被張平聽見,扭過臉笑著向他們點了點頭。    
    莫斯科餐廳畢竟是一家高消費的餐飲場所,北京孩子再怎麼嚮往,也不可能拿它當自家食堂,不眨眼地說去就去。中餐館檔次錯落,選擇餘地大,自這個意義上說,又是「老莫」這樣的西餐館所不能替代的。    
    下什麼樣的飯館,要看手頭如何,錢多可以去那些前面提到或未曾提到的一流餐館高消費,錢少可以去供應正餐(炒菜)的二三流飯館,錢再少可以去小吃店。都有酒喝。北京當時有不少中等飯館被劃成兩個區域,一進門是小吃,包子餃子涼菜之類,裡間是正餐,或者樓下是小吃,樓上是正餐,有點像魯迅筆下的鹹亨酒店。依當時的消費程度,去吃翠華樓那樣的大飯館,人均怎麼也得三五塊錢;中等飯館一兩塊足矣;小吃店看怎麼吃了,有個朋友上中學時,有一次在操場上折騰到四點來鐘,有點餓,請兩個同學到小飯館吃東西。三人要了三碗餛飩(一毛錢一碗)外加兩毛錢粉腸,切了一大盤子,總共花了五毛錢。據他回憶,那頓只是墊墊肚子的「飯」吃得非常舒服,餛飩餡實打實,碗底的蝦皮、冬菜也不是象徵性的,他一直沒有忘掉這頓「飯」。如果再要三杯啤酒,也不過八毛錢。人均合兩毛多,這個數目,大概就是北京孩子70年代進飯館的底線。    
    六七十年代,北京城裡分佈著不少因實惠和有特點而備受歡迎的小吃店,不少孩子光顧過。像西單十字路口東南角的慶豐包子館,西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包子鋪,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餐廳(專營冬菜餡包子),平安裡丁字路口東南角的山西刀削麵館,人民市場斜對面的隆福寺小吃店,寬街十字路口東北角的回民食堂,西單北大街路東的迎春餃子館,王府井八面槽的餛飩侯,府右街路北的延吉冷麵館等等。    
    拿吃包子來說,慶豐和西四這兩家包子館天天長隊如龍,不少人是端著小鍋、飯盒專門去打包子。我的一個同學住西四附近,常被家裡派去買包子,他往往在路上就忍不住趁熱吃幾個。站在裡面等過位子的顧客一定不忘這樣的場面:包子出屜時是鼓的,少待片刻會塌陷下來,有點發扁,餡裡的油開始往面上浸。這時候的包子最饞人,也最好吃。在這樣的場合等別人吃飯,只覺著時間過得太慢,恨不得催人家快吃。包子不宜干吃,老北京講究用綠豆粥「溜縫」,鹹鴨蛋和醬菜是不可缺少的;也可用白菜豆腐粉絲雞蛋湯搭配;西四包子鋪的佐餐是炒肝,自有特點;包子加炒菜的吃法,不可取。北京孩子去包子館是另一路吃法—佐以涼菜和啤酒。當時類似的飯館都供應拼盤涼菜,有些是自製的,味道很不錯。只是滿堂找空位子的感覺,一些孩子不耐煩,往往另找地方。孩子下這些小吃性質的飯館,花個人均塊兒八毛的,就能酒足飯飽。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從莫斯科餐廳到小吃店(3)

    如今,慶豐包子館、迎春餃子館都不知去向(西什庫一帶後開了一家慶豐包子館,並四處設連鎖店,也不知和從前的西單那家有無血緣關係);來今雨軒當年人滿為患、露天擺桌子的情景已經被門可羅雀的蕭然氣氛替代,冬菜包子做得皮厚餡少面硬;餛飩侯到處開連鎖店,老風味早就散盡;西四包子鋪現在叫二友居,看樣子也是慘淡經營;隆福寺小吃店更是不能提,我的一個大學同學70年代在寬街小學上學,他母親是這所學校的老師,每逢學校組織學生去那條街上的東城區工人俱樂部、長虹等處看電影,他和母親便先到隆福寺小吃店吃飯,也算是常客了,他最愛吃那裡的豆面素丸子湯。前些年,有一次我和他路過那裡,飯口上他提議進去吃飯,本來也是圖個問舊,卻實在吃不出個所以然了。鄰桌兩個五十歲上下的婦女操著京腔嘀咕,聽上去都是幾十年前的老客戶,她們的感覺與伯工一樣糟糕。這幾家小吃店,如今可去的,僅剩下平安裡刀削麵館一家了,仍然是老湯澆面,仍然是把老湯醬肉盛在玻璃罩子裡,論秤約。    
    那時候,孩子兜裡揣著幾塊錢,就敢在大飯館請客。西苑餐廳的羊肉串釬子都是那種電鍍帶把的,比如今攤上的長出去差不多一倍,也不過一毛錢一串。知味觀的「燒二元」六毛一份。一塊錢以上,就可以在大飯館點黃花魚了。據說現在中學生下飯館普遍實行AA制,吃完了結賬後分攤。那時候也興AA制,但都是事先湊錢,一人掏一塊、兩塊、三塊……可著錢點菜,量力而行;零花錢充裕如田曉鳴那樣的孩子動輒借小事請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或者這回你來,下回我來。總之付賬的模式,與今天大體無異。幾年下來,北京那些有名的飯館,也能去過不少個。    
    孩子進飯館,喝酒自然難免,一般是喝啤酒。夏天在飯館用一升量的塑料容器喝生啤酒,是一些孩子常幹並視為舒爽的事情,喝著喝著就多了的現象也難免,倘周圍有一兩桌同樣情況的孩子,相互叫茬,八成要打起來。有個人大院裡長大的朋友說起一年暑假,和三四個孩子中午在友誼餐廳喝啤酒,每人三四升進肚後,有一個孩子遲到,他們嚷嚷著罰他,這孩子說你們掐表數著,然後用接近一飲而盡的速度灌下一升啤酒,手錶秒針顯示:21秒。大概不少北京孩子的啤酒量,是用塑料酒升或搪瓷茶缸子這樣的大容量容器乾杯練出來的。那天一桌子菜除了涼拌西紅柿等個別涼菜,基本沒動筷子。正好穆鐵柱一干人也來友誼餐廳吃飯,當年還不興單間,穆氏一行的雅座不過是用屏風隔出一張桌子的地方,用這位朋友酒後的感覺形容,一般人站在屏風裡面頂多露出脖子,穆鐵柱一站起來,屏風擋不住他的褲腰帶。嚇了他一大跳,以為天外來人,酒也醒了一大半。    
    70年代,北京的飯館無論大小,晚上一般只營業到九十點鐘,到點轟人,沒什麼說的。除了火車站附近,24小時營業的飯館極其少見,要想在飯館「滲」到後半夜,東四的青海餐廳恐怕是惟一的去處。友人趙福琪「文革」時父親落難,被關進監獄,扣發工資達七八年之久,家境苦不堪言,也一言難盡。1975年落實政策,父親平反,補發了工資。有一天晚上他造訪曾借宿其家的宣傳隊朋友李以平,閒談一陣後,他執意請李出去吃頓飯,而且非要在當夜吃上。子夜已過,他們騎車出門,挨街轉悠,所有飯館都已打烊。從宣武門兜了幾個圈子,最後轉到東四,眼睛一亮:青海餐廳還開著。終於不虛此行,了卻了他的這樁「急」願。福琪還記得,當時在餐廳吃飯喝酒的,尚有幾桌,都是些半大的正值刷夜年紀的孩子。這家餐廳80年代還在,我們上大學一年級時,暑假前期末考完試的當天,有幾個同學打了半宿撲克,想吃夜宵,也是騎車去的青海餐廳,從雙榆樹到地安門,用了一個多小時,進門已經後半夜了。回來時騎到二里溝附近,天已大亮,困得不行,索性躺在路邊宿舍樓下的木頭椅子上睡了幾個小時。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拍婆子」(1)

    把「拍婆子」納入那時候的詞典,可以解釋作「男孩勾搭不相識的女孩」。它盛行於「文革」中前期,「文革」後期,這個詞演化為「磕蜜」 。往今天的詞上套,或許和「早戀」搭點界。    
    孩子到了青春期,自然會去注意同齡的異性。六七十年代,北京這個年齡段的男女孩子之間,表面上界線格外分明,上課不說話,放學不結伴,甚至撒尿和泥玩起來的「發小」,長到半大孩子,碰面也行同路人。違「例」者則被樹為靶子,立竿見影。這種現象,也套用當時的一個詞說,是徹頭徹尾的「假招子」。在這種男女界限表象的背後,當然是另一回事情。男孩湊在一起,倘話題和眼神從不沾女孩,豈非怪事。因此,說「拍婆子」這種另類孩子的社會實踐,先要從它的前奏—男孩對女孩的品頭論足—說起。    
    有個叫陳向陽的北京孩子寫了篇文章,名為《快樂的70屆》,貼在網上。70屆孩子若沒有蹲過班,應該是1954年生人,如今也「五張」了。他家原住一機部宿舍,1969年他隨父母去幹校,家也端了過去。1970年,他一個人從江西一機部干校回北京參加分配,和一些情形相當的孩子一起被安置到百萬莊一處騰空了的三層樓房裡(原系一機部成套設備局辦公樓),過了不短的一段日子。男孩住一樓,女孩住二樓,吃食堂。這篇文章的快樂所指,之一就是可以一起放肆地欣賞和評論樓上的女孩:    
    住了沒兩星期,女孩全搬走了,嚇的。男孩裡的張華原來家住百萬莊辰區,第二天就把他們那片的哥們兒全勾來了。這麼大的樓空著也是空著,折騰吧,唱歌、吹口琴、又叫又罵,每天晚上至少熱鬧到12點。有的哥們兒乾脆就在這兒過夜了,那會兒的話叫「刷夜」,都覺得比在自己家睡覺強。一大幫男孩老坐在樓門口台階上,那幾個女孩一路過全盯著看,然後就評分。100分算滿分,其中最漂亮的得了70分,最慘的才10分。評完分就開始分配,都挺謙讓的,說70分的應該留給張華。但張華的表情像是吃了蒼蠅,說70分的誰要啊?!他早就有女朋友了,95分!哪天帶來讓你們開開眼。既然張華不要,就給伊平吧,他白白淨淨的,有空就梳頭、抹油、照鏡子,碰上女孩就盯著看。伊平趕緊說70分的他也不要,可早樂得眼睛瞇成一條縫了,於是就算定了。下一個是50分的,更沒人要了,張華就硬分給了他的一個哥們兒叫麻驢的,麻是因為一臉的壯疙瘩,驢是臉太長。麻驢謙讓了幾句就認了,然後給50分的姑娘起了個名叫「點子」,因為他愛養鴿子,點子是鴿子裡最可愛的那種,即所謂的和平鴿,一身白。麻驢以後就不看別的姑娘了,一往情深的只盯著點子,還站在樓下,衝著二樓亮著燈的女生宿舍,吹一段口琴再唱一首歌,唱之前大聲宣佈是唱給「我的小點子」的。歌都是《外國民歌二百首》裡的,都帶姑娘、愛人這些字眼。過了沒幾天,那些女孩不見了,大家有點發慌,尤其是麻驢。趕緊跟蹤偵察,這不難,那幾個女孩還在同一個食堂吃飯。結果發現她們搬到了一機部的另一處宿舍。    
    打分和起外號,是男孩議論女孩的兩樣慣技。有時候男孩也按長相給女孩授銜,與打分異曲同工。對漂亮女孩泛稱「將軍」,中等長相的稱「 校官」。若是有名有姓的個體,則細化到「上將」、「少將」、「大校」、「中尉」之類。按照這種方式劃分,女孩若得個「上校」、「大校 」,就算是長相不錯了,「將軍」是很少見的。倘某天某孩子提到在某場合看見了一個「元帥」,眾聽者表情必和聽說他見到真元帥一樣的以為是天方夜譚。「元帥」,意味著頂級美女,全國屈指可數,那得有多稀罕。照此標準,住在百萬莊辦公樓的女孩,是一群「尉官」和個別「 少校」。有時候,男孩之間也會因某個女孩該封「少將」還是「大校」發生爭執,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還有的時候,男孩也用黑話形容女孩,諸如「盤兒亮」、「震空軍」之類……再往下說,就出黃段子了。    
    光說不練是不夠的,少數孩子不甘於過嘴癮,還見諸行動,是為「拍婆子」。怎麼個「拍」法,並無一定之規。有蓄謀已久並跟蹤目標多時後擇機上去搭話的,也有大街上一見傾心愣往上衝的,還有在冰場、影劇院之類的場合動心思的,不一而足。似以馬路上找適齡女孩搭腔者為相對貼切詞義,通常是先找個借口,進而單刀直入:「交個朋友行嗎?」冬天,頤和園、什剎海的冰場上斷不了發生因女孩而引起的毆鬥,多數情況是有男孩見扎眼的女孩滑冰,湊過去搭話,想「拍」一道,孰不知妙齡時髦裝束的女孩上冰場,十之八九名花有主,甚至一幫男的在一邊 「保駕」,他人是不那麼容易戕走的。若是兩邊都聚著一幫人,必化為一場惡戰。即使是彬彬有禮的文明方式,「拍婆子」也始終被目為「壞孩子」的遊戲。我隨機問過一些50年代前期出生的北京孩子,當年是否「拍」過「婆子」,多數人搖頭並用「那都是小流氓幹的事情」這樣一句乾脆的話作答,語氣顯然帶著幾分不齒。當年,在所有大人和多數孩子看來,「拍婆子」屬於騷擾甚至調戲女性的勾當。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拍婆子」(2)

    這種估計大體不錯。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拍婆子」現象之所以能存在達數年之久,和一些女流氓及半女流氓充做土壤不無關係。那時,在「 壞孩子」堆裡混的女流氓泛稱「圈子」,城外差不多院院都有,城裡一條胡同也背不住出幾個。中國有句俗諺:江湖上三種人不可惹:小孩、和尚、女人。意思是說這三種人一般不走江湖,一旦闖蕩江湖,必非善茬。外國有個電影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殘》,說的是一樣的道理。據說 70年代王洪文為看這部電影可以置重要公務於不顧。女孩學起壞來,有時候確比男孩子更厲害。那時,「圈子」有大小之分,大「圈子」提起來能讓方圓多少裡以內的男孩聞之膽寒,許多以男孩為骨幹的小流氓團伙,發號施令的卻是「圈子」。這些「圈子」中的多數並非天生的女流氓坯子,當中不乏高級知識分子、革命軍人和高級幹部家的「千斤」。不少「圈子」小學時代做過班主席、少先隊長,在轟轟烈烈的歲月中因家長落難而浪跡街頭,但骨子裡出人頭地的心勁並沒有被磨掉。某名牌大學有位副校長,「文革」中死於非命,至今死因不明,他女兒的經歷相當典型,人長得漂亮,生活沒有著落,浪跡街頭,最終被「拍」了「婆子」,後來成為女流氓,被逮進去,判了幾年。她們的墮落,貌似自毀長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那場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聽三里河一區(計委宿舍)一孩子說,他們院有個「圈子」,家裡的陽台與她家陽台相對。有段日子,她常在陽台上看見該「圈子」招一幫男女,在家抽煙,胡鬧。有一回她在陽台上遠眺見那「圈子」先往床上一躺,一男孩也跟著上了床。她滿懷興致,正待深入觀察,窗簾被拉上了。此女粉碎「四人幫」以後,曾主演過一部引起社會反響的電影。    
    「婆子」被分成幾類,有一類稱「軍婆」或「兵婆」,指的是部隊院裡的女兵——電話兵、衛生兵和文藝兵,有些當兵復員的北京女孩或住軍隊院裡常著軍裝的女孩,也在此列。女兵不招農村戶口的,都來自城市,普通話說得好,模樣也過得去,身上的軍裝更能給她們添幾分姿色。軍隊院裡的「壞孩子」常懷覬覦之心。有個住軍隊大院的孩子告訴我,那時候院裡經常有部隊文工團或宣傳隊來演節目,文藝女兵較一般「兵婆」更令他們垂涎。每逢這種當口,他和院裡的一幫孩子就往後台湊。當然,過眼癮的居多,但也真不乏膽大的,上去就「拍」——打聽聯繫方式,或約出來見面。    
    胡同的痞子拍婆子則另來一套。他們染指機關大院的女孩,可能性不大。多數孩子就地取材,這也符合門當戶對的硬道理。但小痞子拍婆子經常強買強賣,近似張恨水小說裡的軍閥做派,往往攪得四鄰不安,引發社會治安問題。胡同裡也是各色人等都有,很有不少漂亮而規矩的女孩遭了大殃。我的一個同學住胡同,他們院有個大她兩三歲的女孩,據說長到十三四歲,已經楚楚動人,被那一帶一個名「二歪」的小痞子看上了,非要「拍」到手,多次闖進院子,騷擾良民。弄得這女孩沒少往鄰家躲。「二歪」一干人找不到人,就在院裡的影背和大門上用粉筆亂畫烏龜,還指名道姓地書寫廁所語言,極盡下流之能事,恣意發洩。這女孩後來不堪騷擾,轉了學並般到遠離此地的親戚家。    
    把「拍婆子」和耍流氓劃等號,一概而論,也失之絕對。我認識的人裡,就有因此而受益大半輩子者。有個50年代初出生的朋友當年住在離景山不院的一個院裡,「文革」前期景山公園尚未關閉時,是他們院孩子遛圈和登高之地。他就是在一個秋天的黃昏,用「拍婆子」的手段,搭上了一個女孩。該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後來,也就是相戀七八年以後,成了她老婆。兩人恩愛至今,他們的女兒如今在國外一所著名大學讀研究生。他回憶起當年的情形,承認起初也是玩鬧心態作祟,想不到弄假成真。他的「早戀」,在院子裡是出了名的,也曾引起過院裡孩子的妒忌。有段時間這女孩每星期來他家一兩回,騎一輛八成新的線閘女車,就停在單元門口,用他的話說:「那幫孫子沒少拔氣門芯。」 80年代,張賢亮發表作品《早安,朋友》,有為早戀現象開脫之嫌,引發非議。這位當時妻女滿堂的「北京孩子」始終站在作品一方,而經歷相當的他的妻子則持相反的態度。    
    據一位曾在日記裡大寫「拍婆子」並有過多次切身體驗的北京孩子說,其實除了想入非非,也真沒什麼,即使是「拍」到手了,不過是有了一個聊天的異性對像而已,說「越軌」、耍流氓等等,都談不上。我沒看過他的日記,但多少年過去了,他在今天說這樣的話,應該是靠得住的吧。     
    註釋    
    1 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2 東子《煙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3 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時尚後記

    2002年9月11日,陽光燦爛。那天,我和林棟一道去湖北巴東開一個會。他那時剛編過《藏地牛皮書》,用北京孩子的話說,正「來勁」著,一路不間斷地數說他的選題,神采飛揚。我也曾在出版社當過多年編輯,但他的這種感覺,我從來沒有過。受他的情緒感染,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隨口提議,寫一本主題為「北京孩子」—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的書,林棟好像沒眨眼就認同了。這個想法從萌發到鑿實,一去一來,不到一分鐘,省了商量、斟酌、論證的工夫。這就是寫作這本書的緣起。    
    這本書是利用業餘時間寫的,初稿耗時大約一年。以後斷斷續續地舔來補去,又折騰了一年。其間,我認識的「北京孩子」沈小農、黃新原、趙福琪、馬潔、田畔、張銳、李喬、朱璉、祝東平、常伯工、王鳳基、侯京全、李春、梁豐、丁大建、陳庚子、黃漢青、孟超、陳凱、賀桐、田曉鳴、黃蔚琦、李連生、崔國清、陳雪秋、林思列、任淑平、張放、胡英蘭、王藝、李軒、李欣欣、周軍、高世英、陳子建、孫傑、劉璞、韓永玲、張新培、王新、高明、覃藝、田衛列……向作者憶述了他們小時候經歷的種種往事的細節。不管今天的心境怎麼樣,說起昨天的故事,他們無不滿眼放光,眉飛色舞,這種驚人的一致,是作者事先所未料到的。常伯工、黃新原、邢東田、孫小白或專門寫了或整理了自己的作品,供作者附在書內。趙福琪、馬潔、丁大建、李連生、張銳、杜世傑、梁豐都曾翻箱倒櫃,用近乎是「搬一回家」的勞動,搜尋出他們珍藏了幾十年的實物和相片,供作者利用,有些老照片是現從多少年也沒碰過的相角相冊上揭下來的;福琪更是折騰多次,「搬」了數回家,不厭其煩,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他真的要搬家了。黃新原不知解答了多少要靠苦思冥想來串連記憶的細瑣問題,還自告奮勇地替作者起了十來個書名,同樣不厭其煩。祝東平不僅開車為這本書「掃」大街拍照片,還開夜車作實物拍照和裝幀設計,他是個惜時如金的人,我用了他太多的時間。王藝手繪的50幅插圖,無一不是反覆掂量,數易草稿而後定下的。沈小農義務勞動,通讀了全稿,在作者自以為沒問題的原稿上發現了無數問題,替作者把了最後的也是令人放心的一道關。    
    林棟是一個過於苛刻的編輯,他的敬業精神令人感佩,我曾多次聽他不無自豪地向別人宣稱,他能做到把本職工作與個人樂趣融為一體。這與當今業內許多混飯吃的編輯在職業境界上判若天淵。但他不斷地給作者出難題,否定這個否定那個,增加這個增加那個,以至於在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的任何一道環節中,我再也沒有感覺到當初他認可選題時的痛快勁。    
    是他們的勞動和付出,成就了這本書。謝謝他們。    
    這本書凝聚著大家的記憶,也可以說是大家寫的,作者只不過盡了一點執筆並稍加發揮的義務,話又說回來,既然是未經考證的記憶,就難免有欠準確的地方。這是最後需要特別鄭重地聲明的一點。    
    這本書寫了兩年,也可以說拖了又拖,但讀清樣的時候,仍感到有不少擋不住的遺憾,這只能歸咎於作者眼界的短淺、文字功夫的不到家和想像力的不足。木已成舟,隨它去吧。     
                 
            2004年11月2日

<<紅底金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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