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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三部曲之《毛澤東與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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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小引:世紀之棋 1

    決定中國命運的棋賽二十世紀的中國,一場波瀾壯闊、跌宕曲折的棋賽,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執藍子者,光溜溜的腦袋,長袍馬褂,講起話來喜歡拖腔拉調,一口浙江「官話」。平時他不苟言笑,著急時,會罵「娘希匹」。執紅子者,長長的頭髮朝後梳,一身中山裝,講起話來不緊不慢,一口湖南腔。平日喜歡說說笑笑,富有幽默感,發脾氣時會罵「放屁」。兩人都富有男子漢風度,一米八幾的個頭——光頭者似乎比長髮者還稍稍高出一厘米。在他們身後,分別插著青天白日旗和鐮刀鐵錘紅旗。    
    這兩位主帥的頭銜分別是: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共產黨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後來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們手下的軍隊分別是:中國國民革命軍和中國工農革命軍(後來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論軍職,他們一個是陸海空軍大元帥、軍事委員會主席、總司令,一個是中央軍委主席。    
    他們的大名分別是:蔣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字介石,後倣傚孫中山,改名中正。世人常以他的字相稱——蔣介石介,大的意思;介石即巨石,是從譜名「泰」字推衍的。    
    毛澤東,字潤之,亦作潤芝。筆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字共二十八畫),世人以他本名相稱——毛澤東。這本名是按「祖恩貽澤遠」輩序取「澤」字,「東」則意味著東方,太陽升起之處,蒸蒸向上之意。他曾因敬佩梁啟超(梁任公)而取過別號「子任」。至於他的字「潤之」,那「潤」是由「澤」推衍的,所謂「雨露滋潤」。    
    他倆是同時代人:蔣介石長毛澤東六歲,早毛澤東一年去世,蔣介石活了八十八歲。毛澤東活了八十三歲。其中,有八十二年,他倆同存於世。論個性、氣質,他倆截然不同:蔣介石軍人氣質,每日清晨即起,操練一番。他以《俾斯麥傳》、《曾胡治兵語錄》、《曾文正公家書》為三件寶,不時誦讀。    
    蔣介石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只喝白開水。喜食海鮮、鹹菜燒黃魚、紹興霉乾菜。毛澤東則詩人氣質,擅詩詞,喜狂草。他晝夜顛倒,每日晏起。他手不釋卷,一部《資治通鑒》不知讀了多少遍,從歷代治亂興邦之道中汲取教益。    
    毛澤東只能喝葡萄酒,但嗜煙如命,且喜濃茶、尖椒,常以紅燒肉「補腦子」……    
    他倆有著相近的政治經歷:    
    一九二四年,蔣介石出任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在廣州黃埔,世稱「黃埔軍校」)校長,日漸在軍中發展勢力,掌握軍權。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進而成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以至總司令。他一生視軍隊為命根子。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秋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出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不久他和朱德會師於江西井岡山,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朱德為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以這「朱毛紅軍」跟蔣介石對抗。毛澤東的名言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曾說,蔣介石「看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毛澤東笑謂,軍隊對於蔣介石,如同「大觀園裡賈寶玉的命根是繫在頸上的一塊石頭」。毛澤東稱,「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一點上,蔣介石是「我們的先生」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四五、五四六頁,第四卷一三八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毛澤東又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毛澤東以為,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朋友。尼克松曾這樣比較兩人之間的異同:「這也許是巧合,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東方人。毛僅出國兩次,一九四九年一次,另一次在一九五七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晤的。蔣也僅僅離開過亞洲兩次,一九二三年去過莫斯科一次,一九四三年作為四強之一到過埃及參加開羅會議。兩人不時擺脫日常政務,長時間深居簡出。毛利用這段時間作詩;而蔣則在山間散步,吟誦古詩……毛反對父親的專制和整個社會制度;蔣反對清朝的腐敗以及對外屈膝,順便一提,他反叛的象徵姿態——剪掉辮子——比毛早七年。    
    「他們的差異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懶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像一大口袋土豆被人漫不經心地扔在那裡;蔣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脊樑骨像是鋼造的。毛瀟灑自如,談笑風生;我同蔣見面幾次,從來沒有見他有任何幽默感。毛的書法龍飛鳳舞,字裡行間,不拘一格;蔣的書法筆畫端正,四四方方,格局分明。講得深刻一點,他們把中國看成是神聖的,但表現有所不同。兩人都愛這國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過去,而蔣則要在上面進行建設,取得勝利後,毛簡化了中國繁體字,不僅僅是為了促進識字運動,而且是為了掃除每個繁複字體的歷史含義。蔣敗走台灣時,在逃亡船上騰出空位,運走達四十萬件古董文物,卻把差不多數目的對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和官兵遺留在大陸。」    
    尼克松對於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比較,可謂入木三分。    
    不過,蔣介石有時也具有幽默感。一份洋洋數萬言的《抗日勝利後之建軍計劃》放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他無暇細看如此冗長的報告,提筆在天頭上寫下五個字批語「我非字紙簍。」蔣介石的批語,使他的部下哭笑不得。    
    蔣介石甚愛清潔、整齊。他的辦公室、軍營從來都乾乾淨淨,井然有序。蔣介石在台灣福大招待所下榻,在散步時偶見路旁一堆狗屎,頓時怒從心頭起,把招待所的主管臭罵一頓。那主管竟然因此鬱鬱而死。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小引:世紀之棋 2

    毛澤東也極愛乾淨,即便在長征中,他也從不睡別人家的床,總是拆下門板,作為臨時床鋪。不過,他愛清潔而不喜整齊,他的書房、辦公室以至臥室,到處攤著翻看了一半的書。他喜歡同時看許多本內容截然不同的書,而蔣介石則總是在看完一本書之後再看第二本書。蔣介石每年要發表眾多的文告。他的文告,大都由秘書代為捉刀,他自己細細地改了一遍又一遍。毛澤東手中有如椽之筆,不僅他自己的文告一概出於自己筆下(個別的講話稿由秘書記錄、整理),他還以《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寫了眾多的社論、評論,甚至他還替人捉刀,以朱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許多文告。    
    毛澤東和蔣介石對立了一輩子。貫穿於蔣介石的一生,是「反共」兩字。可是,如此對立的政敵,在政治上也有共同之處。比如,他倆都堅持「一個中國」。這樣,一九七二年,當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時,和周恩來在上海發表著名的《中美上海公報》。內中寫及,「美國政府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當然,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一個中國」的內涵,卻又截然相反。毛澤東心目中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蔣介石心目中的中國是中華民國。有時,他倆會在嚴重對立之中,也採取相同的政治行動。比如,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美國單方面發表聲明,將位於台灣東北一百海里處的釣魚島列島主權交給日本。毛澤東指令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五月一日發表社論《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台灣也開展了「保釣運動」,蔣介石提出了「保土愛國」的口號。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向美國發出了抗議之聲……蔣介石在黨內的對手是汪精衛和胡漢民。經過三番五次的格鬥,蔣介石才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武昌會議,即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裁,最終確立了他在中國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成為說一不二的黨魁。    
    毛澤東則在黨內戰勝了王明、張國燾。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他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最終在組織上確立了他的中共領袖地位。    
    他倆的婚戀之路,也頗相似:    
    蔣介石先是由母親王采玉作主,在十四歲時娶了比他大五歲的毛馥梅(後來因馥字難認,鄉下人稱她為毛福梅)為妻。此後他在上海,又先後與江蘇吳縣人氏姚怡誠以及蘇州姑娘陳潔如同居。最後,他與宋美齡結為政治夫妻,人們取了蔣中正之「中」字,與宋美齡之「美」字,戲呼他們的婚姻為「中美聯姻」,一語道出箇中奧秘。    
    毛澤東亦有四次婚姻。也是在十四歲那年,也是由父母作主,娶了大他四歲的羅氏,但他從未和她生活在一起。此後他有三次婚姻,妻子分別是楊開慧、賀子珍、江青。蔣介石是一位鐵腕人物,獨裁型領袖。他實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三一」式統治。一個政黨即中國國民黨,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一個領袖即蔣某人也。    
    毛澤東對蔣氏的「三一」不以為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至五日,六位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章伯鈞、左舜生、冷御秋、傅斯年訪問延安。據左舜生回憶,毛澤東曾對他如此說:「蔣先生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引者註:語出《孟子》)。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近代史中國史料叢刊》,第四九至五十輯,五四○頁,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果真,中國出現「天有二日,民有二主」的局面!其實,在毛澤東說這句話之前,已經是這樣的局面。直至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離世,也還是這樣的局面。以蔣介石為一方,以毛澤東為另一方,以中國廣袤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為棋盤,下了一盤震撼全球的棋。把這一「棋局」記錄下來,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史。這是一場錯綜複雜的大搏鬥。其中固然不乏刀光劍影、槍炮轟鳴、硝煙瀰漫、殺聲震天,卻又不時互派秘使,幕後斡旋,打打談談、談談打打。    
    雙方曾激烈地對罵著:    
    蔣介石罵毛澤東是「毛匪」,還有「赤匪」、「共匪」、「奸黨」、「奸軍」之類;毛澤東則罵蔣介石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頭號戰犯」、「蔣匪」,那詞彙似乎比蔣介石的更豐富些。不過,兩位主帥居然也有笑臉相迎、握手言歡之時。在重慶,海量都淺的兩位主帥居然都高高舉起盛著通紅葡萄酒的高腳玻璃杯,互稱「毛先生」、「蔣先生」。    
    在那山城和談的日子裡,毛澤東得知蔣介石不僅自己不抽煙,亦不喜歡別人在他面前抽煙。蔣介石的朋友之中雖不乏「癮君子」,但進見他之前總要漱口,以免說話時那煙味使他不悅。毛澤東雖然不至於去漱口,但尊重蔣介石,在他面前不抽煙。這一小細節,使蔣介石大為感動。私下裡,蔣介石對「文膽」陳佈雷說出了一番極為難得的對毛澤東的話語:「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據說每天要抽一聽(五十支裝)。但他知道我不抽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煙。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毛澤東呢?他擅長戲談。一位國民黨方面的記者問他對蔣介石的印象如何,他答曰:「蔣乃草字頭下面寫個『將』,『草頭將軍』也!」重慶談判一年之後—— 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訪問毛澤東,又問及他對蔣介石的印象。    
    毛澤東只用六個字作答:「蔣介石——紙老虎!」果真,毛澤東以三年時間,橫掃中國,戰勝了蔣介石……如今,硝煙早已消散,槍炮聲早已沉寂,兩位「棋手」(其實也是國共兩黨的旗手)也相繼撒手離位離世。然而,細細探究那盤恢弘壯觀的「棋局」,細細探究這兩位「棋手」,細細探究兩位「棋手」如何影響中國之命運,卻是令人回味無窮的。這部《毛澤東與蔣介石》,便著眼於毛、蔣,透視那盤舉世矚目、驚心動魄的歷史之棋。棋諺曰:「棋子木頭做,輸了重來過。」歷史之棋卻無法「重來過」。然而,追溯那逝去的往事,卻會給人以歷史的思索和啟迪……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澤東揮淚別妻赴粵

    江水在緩緩地流淌,波光粼粼,像一條閃光的圍巾,圍在廣州的脖子上。雖說已是臘月,這裡卻無寒冬之感,街頭巷尾的大榕樹依然翠綠,奼紫嫣紅的花兒把這座五羊城點綴成一座花城。一九二三年歲末的廣州,充滿春意。理著平頭、留著八字鬍的孫中山畫像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隨處可見。國民革命軍戰士們戴著大蓋帽,背著長槍,在車站、橋頭、大樓前站崗。只是在廣州西南、珠江的一個小島——沙面,才見到英國的巡警。那裡是英租界。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那洋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後,英國人在這裡建起了一幢幢歐式小洋樓。用黑色瀝青鋪成的新式馬路,正在市內伸展。公共汽車已經出現在街頭。只是那些小巷依然那般狹窄,連陽光都難以照進去。    
    不論是濃妝艷抹的小姐,還是臉色黝黑的女苦力,差不多都邁著一雙大腳。那年月在北方農村還能見到的留長辮的男人,在這裡早已絕跡。    
    一位身材頎長、穿一身灰布長袍、足登一雙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現在廣州街頭。頭髮長而密,眉毛卻稀疏,一雙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側長著一顆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夾著一把油紙傘,那模樣頗似在「文革」中印行了九億張之多的劉春華筆下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子曰:「三十而立。」毛澤東剛剛過了他三十華誕。他出生於清朝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他向來過陰曆生日。直至四十年代他的名聲大振之後,他的生日才被人「譯為」公歷——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此,他才在公歷十二月二十六日過生日。也真巧,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恰恰是陰曆十一月十九日。他從長沙來。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二十二號,住著他的妻子楊開慧、長子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毛岸青。已成為職業革命家的他,風裡來,雨裡去,走南闖北,這一回難得在家中住了兩個月,對任勞任怨、獨力挑起家庭重擔的愛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無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依大陸習慣,稱國民黨「一大」,而台灣則習慣稱國民黨「一全」大會)在廣州召開在即,作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裡。    
    毛澤東頗重感情,離別妻子之際,揮筆寫下一首情深意長的《賀新郎》,托出一顆赤誠之心: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見《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毛澤東的才、情,躍然紙上。毛澤東不愧為詩中高手,後來博得詩人美譽並不過分。這首《賀新郎》情意綿綿,已顯示出他的詩詞功底非同凡響。    
    毛澤東經衡陽,過韶關,一路風塵,一路艱辛,終於到達廣州。    
    一回生,二回熟。對於毛澤東來說,廣州已不是陌生之地,因為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曾來過這座南國名城。他來到廣州永漢路太平沙望雲樓,那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的寓所。四十來位中共代表聚集在那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那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身材壯實、聲若洪鐘的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張國燾表示堅決反對,毛澤東則表示積極支持。結果,在投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張國燾落選了,毛澤東以三十四票當選。會議選出的五位中央執行委員是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及蔡和森。陳獨秀仍任委員長。毛澤東任中共中央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根據中共「三大」的決議,毛澤東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成了一位「跨黨分子」,即既是中共黨員,又是國民黨員。毛澤東在廣州勾留到九月,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不久,他離滬返湘,在長沙住了兩個月。此番,毛澤東是作為國民黨代表,由湘入粵,出席國民黨「一大」……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孫中山電催蔣介石赴粵 1

    就在毛澤東前往廣州之際,一封又一封電報從廣州發往浙江奉化的一個小鎮溪口,催促正在故鄉為母親王采玉做六十冥壽的蔣介石,讓其早早動身前來廣州。溪口,山清水秀之所在。這裡地處四明山南麓,青山蓊鬱,剡溪迂迴其間。剡溪的南北兩支流匯合處,人稱溪口。幾百幢青磚黑瓦的平房,摩肩接踵擁立在剡溪北岸,匯成一條帶魚般的長街,米店、麥店、雜貨店、小飯鋪、剃頭鋪混雜其間,那便是溪口鎮。    
    這裡是蔣姓的大本營,鎮上一半以上的居民姓蔣。小鎮東頭,有一城門,曰「武嶺門」。進了武嶺門,沿著窄窄的街面往前,有一座二層樓房,一堵白色圍牆,中間一道青磚拱門,如同一個「U」字反扣在那裡,那便是「素居」所在。素居,亦即蔣介石祖宅,後來改名「豐鎬房」。這「豐」、「鎬」兩字,頗有來歷,取意於西周文武兩王定都之名——周文王建都豐邑,周武王建都鎬京。豐鎬房內有小院,有十來間房子,在小鎮上算是不錯的了。蔣介石的祖父,名喚蔣玉表,在小鎮上中街簟場弄口,開了三間店面——玉泰鹽鋪,以賣鹽為主,兼營石灰、酒、大米。    
    蔣玉表生二子,長子蔣肇海,次子蔣肇聰。因蔣玉表的二哥無出,蔣玉表以長子過繼,於是玉泰鹽鋪便由次子蔣肇聰經營。蔣肇聰果真聰穎,為人精明,有著「埠頭黃鱔」的諢號(意即黃鱔在洞裡好捉,游到河埠裡,那就難以逮住了)。他有著商業頭腦,接手玉泰鹽鋪之後,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他走在小鎮上,臉上也有光彩了。蔣肇聰娶妻徐氏,生一女一子。女兒叫蔣瑞春。兒子名周康,小名瑞生,號介卿,字錫侯,人們通常稱之為蔣介卿。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徐氏病故。不久,娶蔣王廟鎮孫氏為繼室,又病故。這時,玉泰鹽鋪的賬房王賢東,向蔣肇聰舉薦其堂妹王采玉,一言定局。那王采玉當時不過二十有二,年輕寡婦。她初嫁竺某,丈夫脾氣暴躁,常受打罵。未幾,丈夫病故。王氏欲帶髮修行,堂兄憐她命運坎坷,為之作伐。    
    蔣肇聰第二次續絃,沒有大操大辦,一頂轎子將王采玉抬入了玉泰鹽鋪。那是一八八六年,即光緒十二年,蔣肇聰的年齡已經有四十五歲了。翌年——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即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玉泰鹽鋪東樓,王采玉產下一子。這個男孩子,便是蔣介石——他出生時,祖父蔣玉表為他取名蔣瑞元,譜名周泰。上中學時,取了學名蔣志清,字介石。後來他追隨孫中山,改名中正。    
    唐人所著《金陵春夢》稱蔣介石本是河南許州(今許昌市)人氏,本名鄭三發子,是其母嫁給奉化人蔣肇聰時「拖」的「油瓶」。此乃小說家之言,不足為憑。王采玉嫁蔣肇聰後,除生長子介石外,又生長女瑞蓮、次女瑞菊、幼子瑞青。瑞菊、瑞青早亡。    
    一八九五年,蔣肇聰病故,終年五十四歲。當時蔣介石八歲,已遷入蔣家祖宅豐鎬房,由寡    
    母王采玉在艱難中撫養成人。為此,蔣介石深記母恩,事母甚孝。蔣介石幼時,跟小夥伴們玩打仗遊戲,便喜歡自封大將軍,登台指揮,頗有點「草頭將軍」的派頭。蔣介石得以出人頭地,成為真正的大將軍,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著三次關鍵性的機遇,而且這三次機遇是連環機遇,即前一次為後一次留下了伏線:第一次是一九○六年,十九歲的他正在奉化龍津中學學習,得以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在日本,他結識了正在警監學校學習的陳其美,並由陳其美介紹,於一九○八年加入同盟會。他與陳其美、黃乳三人結為異姓兄弟。陳其美歸國後,出任滬軍都督、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五團團長。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二年。借助於陳其美的關係,蔣介石投奔孫中山—— 一九一四年,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前身)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陳其美為總務部長。兩年後,陳其美在滬被刺身亡。一九一八年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雖說蔣介石曾一度因沒有實權而向孫中山辭職,回到上海醉心於做證券交易,但一九二一年底他還是應孫中山之召赴桂林,參與籌備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轟廣州孫中山總統府,孫中山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孫中山座艦永豐艦,協助孫中山反擊陳炯明。蔣介石侍立孫中山左右,與他共患難、同生死,並於八月十日護送孫中山離粵返滬。蔣介石又及時利用這一機遇,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請孫中山作序。於是,蔣介石聲名鵲起,被孫中山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孫中山電催蔣介石赴粵 2

    第三次便是此時此刻,孫中山給正在溪口的蔣介石發來了電報,命他速赴廣州,籌建黃埔軍校。這第三次機遇,正是永豐艦上那難忘的日日夜夜,使孫中山產生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感。蔣介石怎麼會離開風起雲湧的廣州,跑到風平浪靜的家鄉溪口小鎮呢?那是孫中山雖委以大本營參謀長重任,蔣介石仍以為沒有實權。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閱書,不能治事,憤欲自殺」。孫中山在廣州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蘇聯〔一九二二年底,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四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宣佈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後來加盟共和國擴大至十五個。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的關係日臻密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孫中山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正在香港的蔣介石獲知這一信息,對於訪蘇倒是有著莫大的興趣。他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去函,表示:為今之計,捨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既然蔣介石如此熱望訪蘇,孫中山也就滿足了他的願望。於是,八月五日,蔣介石在上海會晤了那位來自荷蘭的壯漢、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兩年前,當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貝勒路李書城私寓秘密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便是這位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出席,並發表長篇講話。    
    經與馬林磋商,議定了「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事宜。    
    這個代表團共四人,蔣介石為團長,團員有張太雷、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乃著名的中共人士,早在一九二○年十月便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英語流利。沈定一即沈玄廬,亦是中共早期黨員,《新青年》雜誌的一員猛將。王登雲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    
    蔣介石率團於八月十六日啟程,訪蘇三個多月。到達莫斯科時,本要會晤列寧,只因列寧正患病,住在郊外吾爾克村,蔣介石未能拜會他。不過,蔣介石拜見了蘇聯其他領袖人物: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裡寧。他還會晤了正在莫斯科的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    
    給蔣介石印象最深的是托洛茨基。蔣介石曾說及:「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茨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七年版。    
    蔣介石在蘇聯著重考察軍事,參觀了紅軍的許多軍事院校。在蘇聯,蔣介石處處跟共產黨人以「」(同志)相稱呼。在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蔣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會晤在滬的國民黨要人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陳果夫、張人傑,卻於當天下午三時又上了另一艘駛往寧波的輪船。翌日晨,船抵寧波,蔣介石立即雇轎,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二時三十分,他一到溪口,又馬不停蹄,上白巖山了……蔣介石如此心急火燎,為的是這一天——十二月十六日,乃是他母親王采玉六十冥壽。    
    王采玉是在一九二一年春病重的。蔣介石親自侍候母親,為她煎藥、餵藥,以報答寡母撫養之恩。那時,孫中山要率師出征廣西,發急電要他趕赴廣州。蔣介石不得不於五月十日離家赴穗,五月二十日抵達廣州,只逗留五天,掛念母病,又返溪口。這時,王采玉已病危,於六月十四日清晨七時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蔣介石葬母於白巖山魚鱗□。他頗信風水。據傳,那墓地是風水先生反覆踏勘擇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彌勒佛,而墓地選在肚臍眼上!蔣介石請孫中山書「蔣母之墓」四字,請胡漢民作墓誌,請汪精衛作銘,隆重安葬母親。在蔣介石訪問蘇聯的那些日子裡,白巖山上正在砌造新屋。那是依據蔣介石的意思,在離蔣母墳墓不遠處,蓋了幾間平房,蔣介石題了「慈庵」兩字,當地人則稱之為「墳莊」。蔣介石從蘇聯歸來,風風火火趕回故鄉,當夜便住進了新建的慈庵裡,為母親舉行六十冥壽儀式。此後,蔣介石回家鄉,常居於慈庵。    
    蔣介石知道孫中山急於獲悉他訪蘇情形,寫就《游俄報告書》托人帶往廣州,自己仍在家鄉逗留。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發來電報:「回粵報告攜代表團赴俄考察的一切,並許籌中俄合作辦法。」蔣介石見了電報,仍在慈庵居住,為母焚香、植樹。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張人傑又接二連三給蔣介石發來電報,催促他速速啟程。蔣介石依然悠閒地帶著次子蔣緯國在魚鱗□散步。    
    蔣介石如此怠慢孫中山,其中的原因在於國民黨「一全」大會即將在廣州召開。按照規定,每省的代表名額六人,其中三人由總理孫中山指定,另三人由該省黨員選舉。浙江出席的代表六人,由孫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傳賢(戴季陶)和杭辛齋,黨員們另選的三人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華,居然沒有蔣中正!倘若說是因為蔣介石到蘇聯去了,被「疏忽」了,但作為訪蘇團員的沈定一卻被孫中山指定為代表!何況,沈定一還是中共黨員呢!毛澤東是作為湖南代表前往廣州的。毛澤東不是孫中山指定的,是由湖南的國民黨黨員們推選的。    
    蔣介石本想在家鄉過了春節再去廣州——甲子年正月初一,為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但電報頻頻來催,礙於孫中山的面子,蔣介石不能不從溪口動身了……此時都已顯露鋒芒,又都尚未位居顯要,中國政壇的兩顆未來的巨星——毛澤東和蔣介石,終於頭一回會合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國民黨「一全」大會冷落了蔣介石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當蔣介石到達廣州——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那裡已呈現出一片熱鬧、繁忙的景象。茶樓星羅棋布在全城每個角落。人們在悠悠然飲茶之際,正議論著國共合作,孫中山總理要召集國民黨「一全」大會——原本最關心生意經的廣州市民,眼下也關心起政治來了。一隊隊士兵在街上荷槍而過,腰間圍著又寬又厚的子彈帶,看上去彷彿套著個救生圈一般。人力車伕們拉著那些操南腔北調的國民黨「一全」代表,奔走於剛剛鋪好瀝青的大街上。    
    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正在廣州的中共才子瞿秋白寫了這首詩,附在信中,寄給在上海的戀人王劍虹。國民黨「一全」大會海內外代表,共計一百九十六人,其中一百六十五人到達廣州(台灣)羅家倫:《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名單》,《革命文獻》,一九五五年第三輯。如此眾多的代表之中,居然沒有蔣介石!在「漢口特別區」的代表中,倒有一位名喚「彭介石」!一批著名的國民黨人,名列代表名單之中:廖仲愷、戴季陶、於右任、譚延闓、程潛、吳鐵城、柏文蔚、葉楚傖、孫科……女代表有何香凝、陳璧君等。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也名列代表名單之中:陳獨秀(未出席)、李守常(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羅邁(李維漢,未出席)、王盡美……據李加福考證,國民黨「一全」代表之中,有中共黨員二十四名。據余齊昭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若干史實考》《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一期。一文中的考證,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一全」代表中為二十三人。李加福加以補充考證,認為余文漏了中共黨員李永聲,應為二十四人《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一期。論歷史,中國國民黨比中國共產黨要早得多,然而,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卻比中共「一大」晚了差不多三年!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走過了曲折的道路。    
    追溯中國國民黨的起源,不能不回溯它的締造者孫中山的歷史足跡: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歲的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借卑涉銀行經理何寬的寓所,召集二十多位僑胞開會,成立了反清組織興中會,通過了孫中山草擬的《興中會章程》。該會的秘密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這句話精闢地道出了該會的宗旨。自興中會誕生,各地響應,紛紛成立反清團體。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東京赤阪區阪本珍彌宅,孫中山主持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中國同盟會是以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基礎,聯絡光復會部分成員建立的。大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今日人們習慣於稱政府首腦為總理,而彼時孫中山以政黨首腦而出任總理。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這一綱領後來被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中國同盟會領導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這一年是中國舊歷辛亥年,史稱「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元旦,四十六歲的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一九一二年,也就成了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孫中山出任理事長。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國新聞社北京電訊報道了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搶修虎坊路兩側的湖廣會館時,發現並確定了此處乃是國民黨的誕生之地。    
    翌年十一月四日,國民黨被袁世凱勒令解散。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在東京駐地精養軒成立中華革命黨,出任該黨總理。中華革命黨實際上就是原先的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處於秘密活動狀態,外界仍稱之為國民黨。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又改組中華革命黨,稱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之前加了「中國」兩字,以示區別於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國民黨。該黨以孫中山為總理,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如此這般,中國國民黨倘若追溯其源,可從一八九四年的興中會算起,比起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要悠久得多。不過,倘若僅就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而言,則只比中國共產黨早兩年而已——正因為這樣,中國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反而比中共「一大」遲了近三年。    
    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不論外界或中國共產黨自己,都用這一簡稱。至於「共黨」,則是後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有」簡稱——中共自己從不稱「共黨」,雖說「共黨」一詞似乎並不含貶義。    
    中國國民黨倘若依照「中共」那樣簡稱,那就成了「中國」了,與國家之稱「中國」混為一談。照理,應簡稱為「中民」,但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之前,已有了國民黨,也就習慣地簡稱為國民黨——雖說這一簡稱不甚準確,因為別的國家也有國民黨。    
    據蔣介石自述:「光緒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七年,經陳其美介紹,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正因為這樣,蔣介石說:「我是二十一歲入黨。」那一年,蔣介石正好虛歲二十一。在蔣介石看來,加入同盟會,亦即加入國民黨。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陳其美的盟兄弟張人傑監誓,蔣介石在上海秘密加入了籌建中的中華革命黨。那時,孫中山正在籌建中華革命黨,至翌年七月八日才正式成立。蔣介石成了最早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幾個人中的一個。蔣介石在加入中華革命黨之後一個多月,由上海來到日本東京,由盟兄陳其美介紹,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如其自述:「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此處他所說的依然是虛歲,而總理則是指孫中山——國民黨人習慣於稱孫中山為總理,誠如共產黨人習慣於稱周恩來為總理,只是一個為黨的總理,另一個為政府總理。    
    在國民黨內論資歷,蔣介石當然比不上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那一批元老,不過也不算淺。照理,當選國民黨「一全」代表,蔣介石是夠資格的——他已是入黨十七年的老黨員了。然而,在長長的代表名單裡,居然沒有「蔣中正」三字。如果他「避居」在老家溪口,目不見也罷,此時此刻他卻應召前來廣州,眼前晃來晃去的身影皆是「一全」代表,蔣介石的心中未免不是個滋味。就黨內地位而言,蔣介石顯得太低了!最使蔣介石不悅的是,由孫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杭辛齋,名列浙江六名代表之首,因病缺席(杭辛齋在大會期間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一全」大會致電哀悼),孫中山寧可空其席位,也未讓蔣介石替補!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澤東春風得意進入國民黨高層

    廣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裡洋溢著節日的氣氛。校園裡那座跟高高的塔樓連在一起的大禮堂,被選作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這所學校後來與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廣東政法專門學校合併,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稱中山大學。就在蔣介石到達廣州後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一全」大會在這裡隆重開幕。    
    孫中山選擇一月二十日這天開幕,因為「二十」即「雙十」——武昌起義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雙十」。正因為這樣,那天上午九時,當孫中山穿著有七顆紐扣、四個口袋的中山裝登上主席台,發表演說,便如此說道:「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卷,四頁,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孫中山發表演說之際,他的身後懸著中國國民黨黨旗——青天白日旗。大會剛開幕,他便領著代表們向黨旗三鞠躬。這黨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時,由會員陸皓東設計的。那藍色象徵青天,正中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數目多寡不一,由孫中山定為十二叉光,既像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時辰。黃興以為青白兩色之旗不美,後來孫中山建議加上紅色,變成「青天白日滿地紅」,紅、藍、白三色,象徵自由、平等、博愛。在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決定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旗後來則定為中國國民黨黨旗。開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代表們對號入座,三十九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他顯得興高采烈。蔣介石也坐在會場裡。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會議。他顯得沮喪。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頭一回交叉,同聚於一個屋頂之下。雖說在此之前,他們都已知道對方,卻未曾謀面。不過,這一回,毛澤東和蔣介石只是彼此見到對方而已,並無交往。國共兩黨的大旗,由孫中山、李大釗高擎著。    
    孫中山在開幕式上,剛剛發表了長篇演講,就按議事日程,討論組織主席團。一百四十號席上的廖仲愷站了起來:「提議主席團人數五人,由總理指派。」這一建議得到眾多代表附議,孫中山便宣佈:「現由本席指定胡君漢民、汪君精衛、林君森、謝君持、李君守常為主席團主席。」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於是,中共領袖「李君守常」——李大釗,坐上了大會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會,提到了「毛君澤東」的大名。那天會議是由國民黨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濃重的福建口音宣佈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十九位委員名單,內中提及「毛君澤東」。大會通過之後,毛澤東便成了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毛君澤東」是一位活躍的人物。早在大會開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號毛澤東」便就大會第七項議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作了發言。當時的會議記錄上,記錄了他的話:「此案為『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並未說明怎樣組織政府暨何時組織政府,請主席以此標題付表決。」此後,這位「三十九號毛澤東」又多次在大會上發言,顯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蔣介石則只是坐在一側,靜靜地聽著。他似乎並未意識到,這個一口湖南話的青年,後來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對手。大會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名列於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之中,而「蔣介石」三字不見蹤影。    
    中央執行委員共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靜江、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闓、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圖、王法勤、於右任、楊希閔、葉楚傖、於樹德。    
    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十七人:    
    邵元沖、鄧家彥、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彭素民、毛澤東、傅汝霖、於方舟、張葦村、瞿秋白、張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在中央執行委員中,有三名中共黨員:譚平山、李守常、於樹德。    
    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達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內中林祖涵(林伯渠)當時是中共秘密黨員,尚未公開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一九二一年經陳獨秀、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十名中共黨員成了國民黨中央執委及中央候補執委,既表明了國民黨「一全」大會確是國共合作的大會,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國民黨比之中國共產黨,歷史久而人數多,在召開「一全」大會時,國民黨黨員已達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國民黨組織龐大而鬆懈,連孫中山也不得不說:「本黨雖有主義,亦曾為革命而奮鬥,但民國以來,內有軍閥,外有列強,交相侵凌,歲無寧日,其故實由於本黨組織之缺乏,訓練之不周……黨的內部,漸形渙散。」    
    中共成立不過兩年多,黨員不過五百,卻顯得小而精悍,組織紀律遠勝於國民黨。即便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亦規定「出席此大會的同志們在每次會議之前,須秘密集會」,以便「主張一致」中共中央:《對於國民黨全國大會意見》,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遠不如「跨黨分子」毛澤東。那時的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夠「紅火」的。一九六三年,蔣介石回首那段在黨內沒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時,曾這麼說及:「我是二十一歲入黨的,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時五十分,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裡傳出洪亮的三呼「中國國民黨萬歲」的口號聲,宣告了這次歷史性的大會的結束。翌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各地執行部,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執行部工作。    
    蔣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孫中山急急催他來粵,不是要他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而是另有任職: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宣佈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委員七人,即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二十八日,孫中山指示,以位於廣州東郊、珠江黃埔長洲島上的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原址,作為新辦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由於位於黃埔,從此便稱黃埔軍校。    
    原來,孫中山從多年的失敗之中,痛感國民黨必須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軍隊,決定興辦陸軍軍官學校。在孫中山眼中,蔣介石原本在日本學軍事,是一位將才,因此只在軍事上倚重蔣介石,並未把他作為一位政治活動家——正因為這樣,在遴選國民黨「一全」大會代表時,「忽略」了蔣介石。孫中山希望蔣介石專心辦軍校。    
    蔣介石不屑於區區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一職(此時他尚未意識到這一職務對於掌握軍權的重要),摜紗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遞交了辭呈。未等批復,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也離開了廣州去上海。毛澤東住在上海閘北香山路三曾裡的中共中央機關裡,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書工作,一面又做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顆中國政壇新星在廣州短暫地同處了一個多月,一個掛著笑臉,一個哭喪著臉,離開了那裡……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轉眼間毛澤東跌入逆境

    毛澤東和蔣介石一別一年半,當毛澤東和蔣介石重逢之際,蔣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國民黨新貴了。毛澤東呢?他顯得疲憊、蒼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趙恆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斯諾:《西行漫記》,一三五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趙恆惕,當時的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澤東跟蔣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個個兒。風雲變幻無常,人世沉浮無定。原本在國共兩邊都頗為得意的毛澤東,在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澤東常常進出於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四十四號,那裡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兼組織部秘書。作為秘書,每逢召集執行委員會議,總是由毛澤東擔任記錄。在中共方面,毛澤東也是秘書。這秘書不好當。不論在國民黨裡,還是在共產黨內,毛澤東這秘書都遇到了麻煩。    
    在國民黨裡,毛澤東的資歷甚淺。在那些元老們眼裡,毛澤東不過是「毛頭小伙」而已!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遭到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葉楚傖的排擠。葉楚傖常被人們誤以為姓葉,其實他姓單名葉,字行,別字小鳳,江蘇吳縣人氏,早年就讀於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雖說葉楚傖只比毛澤東年長五歲,但他早在一九○八年便加入同盟會。一九一二年在滬創辦《太平洋日報》。一九一六年,出任廣有影響的《民國日報》總編輯(與邵力子合辦)。國民黨「一全」大會之後,他作為中央執委,擔任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他處處為難秘書毛澤東,不僅僅因為這位「毛頭小伙」資歷淺,更重要的因為毛澤東乃中共黨員、「跨黨分子」。葉楚傖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持反對態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去世後,葉楚傖便參加了鄒魯、謝持召開的西山會議,公開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澤東在葉楚傖手下,那小媳婦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北上,路過上海時,毛澤東向他呈交了一封聯名信(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一起工作的惲代英、羅章龍等共同署名):「上海執行部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乎停滯,職員等薪金積壓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務乞總理迅派負責專員進行部務,並設法籌款,清理欠薪,實為公便。」寫此信時,毛澤東正挈婦將雛,在上海過著艱難的日子——妻子楊開慧在這年六月,攜岸英、岸青兩子來滬,與他同住。在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起初還不錯。許多署名「鍾英」(「中央」的諧音,當時中共中央的代號)的文件,由毛澤東起草,或者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不過,漸漸地,總書記陳獨秀和中央秘書毛澤東之間產生分歧,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日子也變得不好過。因為他畢竟是秘書,而陳獨秀的「家長作風」又頗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見。    
    屋漏偏遇連綿雨。心境不佳的毛澤東,得了失眠症——夜裡睡不著,白天工作沒精神,人顯得異常疲睏乏力。據雲,毛澤東後來變得晝夜顛倒,晝眠夜作,其病症始於此時。    
    蔣介石對於故鄉熱土,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特別是在他失意之際,總是退隱於故鄉,在那裡使受傷的心靈得到慰藉。毛澤東也一樣,有著濃濃的鄉思、鄉情。在他失意之時,他攜妻帶子,以養病為理由,回故鄉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書一職,由羅章龍代理。    
    毛澤東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離滬的。就在他離開十多天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避開了大會,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寫照。中共「四大」在上海開了十幾天,由陳獨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會議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九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五人,毛澤東名落孫山,連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也未當上——須知,在中共「三大」,毛澤東不僅是中央執行委員,而且排名僅次於陳獨秀!毛澤東避開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預感到他的意見與「家長」陳獨秀相左,必定會在「四大」落選。中共「四大」,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兼任中央組織部主任,這位「家長」手中的權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呢?他倦懨懨地從廣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孫中山發來的電報:「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中山的電報,使蔣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內中「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一句表明,他在孫中山心目中頗為重要。於是,他在三月二日復孫中山,陳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緣由:「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蔣介石的話表明,他在國民黨內也非「春風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擠」,所以連國民黨「一全」代表都未曾選上。再說,在他當時看來,主持黃埔軍校校務,並非要職,更何況傳說以「程潛為校長,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包惠僧回憶錄》,一五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蔣介石屈居程潛之下,作為一名副校長,這更使他「拂然而行」。繼孫中山的電報之後,廖仲愷又發了三通電報給蔣介石,催他南下。蔣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陣,在四月十四日才打點行裝啟程,二十一日到達廣州拜見孫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蔣介石終於到任,在黃埔軍校作訓詞《犧牲為革命黨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訓詞《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黨員》。五月二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這一天對於蔣介石來說是歷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軍權的開始——雖說當時的他並未完全意識到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從此,人稱「蔣校長」,這是他第一個帶官銜的稱謂。即使他後來成為總裁、總統,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歡稱他「蔣校長」——表明當年曾是他的學生,顯得更為親暱。    
    身為一校之長,時時處處為學生表率。蔣介石每日清早一聽到起床號就翻身下床,軍服筆挺,風紀扣嚴嚴實實,三天兩頭向學生發表訓話,入夜則悄然巡視於各宿舍、教室……蔣介石養成了軍人生活習慣。    
    孫中山自任黃埔軍校總理,任命廖仲愷為黨代表。黨代表一職是中國軍隊中從未有過的,是仿照蘇聯紅軍建制設立的。六月十六日,黃埔長洲島上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高懸著紅色橫幅,只是橫幅上的字自右至左橫寫(如今中國大陸習慣於自左至右橫寫):「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操場上,響起嘹亮的快節奏的國民革命軍軍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孫中山在如雷般的掌聲中發表演說。他的一席話,說出了創辦黃埔軍校的宗旨:「我們今天要創辦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孫中山痛切地說:「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現在為了完成我們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決心改組國民黨,建自己的革命軍隊。」頭戴黑簷大蓋帽,身穿四個衣袋軍服的蔣介石,聽著總理這番話,對於校長一職的重要性,有了深層次的認識……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澤東攜妻回故里

    當蔣介石在廣州紅紅火火的時候,毛澤東卻和妻兒先是回到湖南長沙東北隅的板倉沖——毛澤東的岳父、岳母家,過了春節。然後,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正月十四),頭一回攜妻返回自己的故鄉……毛澤東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沖。韶,美好之意。韶山,即美麗之山。據《毛氏族譜》記載,毛澤東原籍江西吉州府龍城縣(今江西吉水縣)。    
    在元朝末年,毛澤東的祖輩毛太華參加朱元璋的農民起義軍。朱元璋當了明朝皇帝,獎賞三軍,毛太華在湖南湘鄉縣分得田產,於是毛氏定居湖南。後來,又從湘鄉遷往湘潭韶山。如此這般,毛氏在韶山繁衍,毛太華之後第十八代人毛恩著,字翼臣,便是毛澤東的祖父。毛恩著生一子,取名毛貽昌,字順生,號良弼,此人便是毛澤東之父——毛氏家族按「祖恩貽澤遠」排輩,毛澤東屬「澤」字輩。    
    毛氏祖宅坐落在韶山衝上屋場,是一座當地人稱為「一擔柴」的平房,毛澤東就出生在那裡。蔣介石出生於鹽商之家,後來成為軍人,他的氣質是軍人加商人;毛澤東祖輩向來務農,而他熟讀文史,具有詩人加農民的氣質。這一回毛澤東回故里,身邊站著穿大襟藍布衣、短髮、大眼睛的妻子楊開慧,鄉親們投來熱情的目光。    
    韶山的毛氏公祠變得熱鬧起來。毛澤東在那裡辦起了農民夜校,楊開慧也成了那裡的教員。公祠裡傳出琅琅書聲:「長江長,黃河黃。發源崑崙山,流入太平洋。」這裡教的不是《三字經》、《百家姓》,教的是「新學」。毛澤東教到最後一個「洋」字,借題發揮起來,引出了「洋油」、「洋火」、「洋人」,又從「洋人」引出了「列強」,引出了「打倒列強」……楊開慧呢,她教學員們唱新歌:金花籽,開紅花,一開開到窮人家。窮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話。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陽。太陽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在家鄉,毛澤東的神經衰弱症,仍日甚一日。他的友人賀爾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曾這樣記述毛澤東當時的疲睏之狀:「潤之(引者註:即毛澤東)忽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衰弱,今日又說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里路時,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動,疲倦得很了,後就到湯家灣歇了。」毛澤東在韶山毛家祠堂成立了「雪恥會」,驚動了韶山土豪成胥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韶山熱得像蒸籠一般,毛澤東忽得來自湘潭縣城的密報:「潤之兄:軍閥趙恆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報,今日已電令縣團防總局,決定即日派兵前來捉你。望接信後,火速轉移。」趙恆惕,遐邇聞名的「南霸天」。當孫中山當選非常大總統時,趙恆惕曾以「全體湘軍將領」名義通電反對。他當然視毛澤東為仇敵。不得已,毛澤東匆匆告別妻兒,告別故鄉韶山沖。到哪裡去呢?向南,到革命的中心——廣州去!毛澤東剛走不久,二十多個拖著長槍的「團防總局」士兵便包圍了那座「一擔柴」毛宅,一無所獲。    
    楊開慧帶著孩子在韶山沖親友家躲了兩個多月,未見毛澤東返回故里,只得去自己老家長沙板倉沖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掌槍桿子 毛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毛澤東已是三下廣州了:頭一回是去參加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這一回則是急匆匆逃亡廣州。他到達廣州時,已經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九時二十五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臨終前夕,自知不起,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這就像一口洪鐘墜地,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五十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湧。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羅亦農:《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嚮導》,第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內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為許崇智僚屬。於是,八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於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人」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此際,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毛澤東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裡住了下來。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筆桿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著,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的「正宗」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云:「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靈柩暫停於此(一九二九年後移葬南京中山陵)。於是,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選擇此處開會,表示對孫中山的「忠誠」。來人之中,有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林森、居正、鄒魯、覃振、葉楚傖、石青陽、石瑛、邵元沖、茅祖權、傅汝霖,還有已經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這是國民黨右翼人士的大集會。他們自稱這是「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他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於會議在西山召開,史稱「西山會議」。這批頭頭腦腦,也就成了「西山會議派」。戴季陶理所當然支持「西山會議派」,欣然北上,欲與鄒魯、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國民黨右翼元老馮自由(原名馮懋龍)卻聽了誤傳,說戴季陶乃中共黨員,於是派人對他拳打腳踢,弄得戴季陶好難堪!這位孫中山「嫡傳」弟子頗為掃興,狼狽離京赴滬——不過,他列名於西山會議的通電之中,依然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分子。戴季陶正陷於風波之中,何況他已站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立面了,當然他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成了虛設,毛澤東也就代理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桿子,毛澤東則掌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 蔣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一起登台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如今是《毛澤東選集》開卷首篇。雖說《毛澤東選集》上註明此文的寫作(發表)時間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實際上此文首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由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司令部主辦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    
    毛澤東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手中的筆桿子變得異常忙碌。雖說此前他曾發表過一百來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毛澤東選集》首篇,表明他自以為這是他的思想日漸成熟的開端。不過,載入今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當時的原文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和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要分清敵人與朋友,卻並不容易。中國革命亙三十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毛澤東為一九二五年十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宣言。十一月下旬,又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十二月初,毛澤東主編國民黨中央的《政治週報》。發刊詞出自他筆下,《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等雜文亦出自他的手筆。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他的妻子楊開慧攜岸英、岸青兩子也來廣州,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就在毛澤東忙於起草宣言、主編刊物之時,蔣介石正忙於東征——征討廣東軍閥陳炯明。蔣介石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而總政治部主任則是二十七歲的中共黨員周恩來。那年,周恩來剛剛回國——離別祖國四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自法國回來到廣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旋即脫下西裝,穿上軍裝,被派往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從此,周恩來跟校長蔣介石共事。蔣介石頗為欣賞周恩來的才幹,只是暗地裡歎息:「可惜,這個濃眉大眼的周恩來是共產黨!」蔣介石率三萬之眾東征。依然國共合作,請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東征軍出師。十月十四日,首戰大捷,一舉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城。緊接著,蔣介石揮師乘勝追擊,到十一月底,蕩平了陳炯明部隊。班師歸羊城,蔣介石名聲大振!在蔣介石順風順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緊鑼密鼓,準備召開:一是根據黨章規定,一年一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二是「西山會議派」那麼一鬧,另立中央,廣州不能不開「二全」大會,對他們進行「彈劾」。毛澤東積極參與國民黨「二全」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毛澤東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高高紮起了綠色松柏門樓,門樓兩側寫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央黨部大禮堂內,高懸孫中山遺像,旁置「奮鬥」兩個大字。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上午八時半,禮炮轟鳴,兩架飛機在空中翱翔,拋撒著紀念品。九時,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為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為十五號。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黨員占一百來人。蔣介石今非昔比。在國民黨「一全」大會時,他連代表都未曾當上。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在一月六日下午,向大會作軍事狀況報告。蔣介石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蔣介石報告畢,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此時,代表李子鋒站了起來,提出一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終為黨為國奮鬥。」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在全國代表大會為一位並非領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國民黨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看不下去,給大會主席團寫了一信,要求從大會記錄上刪去李子鋒的動議。不過,當年蔣介石呼聲甚高,成了國民黨的一顆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見一斑。    
    兩天之後—— 一月八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在一月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台講話。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這麼記載著:一、甘乃光同志報告商民運動決議案。    
    二、毛澤東同志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主席(引者註:即汪精衛):贊成者舉手(大多數,通過)。    
    三、蔣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    
    主席:以贊成照原案交國民政府辦理者舉手,付表決(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三七八頁,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共產黨、國民黨、日偽政府三方首腦,形成鼎足三分中國之勢。國民黨「二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二百五十二張選票中,有三張廢票,即有效票為二百四十九張。其中汪精衛、譚延闓、胡漢民、蔣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澤東則以一百七十三票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緊接著,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出席了會議。    
    躊躇滿志的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的領導核心,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九常委(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孫科、顧孟余、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之一。主席為汪精衛。    
    常委會之下,設一處八部,組成中央黨部。一處即秘書處,八部為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商業部、婦女部、海外部。    
    其中,宣傳部部長,由中央主席汪精衛兼任。    
    據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錄載:汪精衛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部長案。    
    決議:照準。    
    於是,毛澤東正式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列席中央常委會。    
    三天之後——二月八日,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又提出:「沈雁冰為秘書,顧谷宜為指導幹事。」於是,沈雁冰出任宣傳部秘書。沈雁冰何許人?作家茅盾也。沈雁冰在其自傳中,也曾這麼寫及:「一九二五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長。」《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上冊,四十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政治新星」蔣介石處境不妙

    在國民黨「二全」大會後不久,二月一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於是,他在廣州,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在蔣介石之上的那「一人」,乃汪精衛。汪精衛身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汪精衛年長蔣介石四歲。清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午夜,二十七歲的汪精衛冒死在北京攝政王載灃王府附近的銀錠橋下偷埋炸藥而被捕,一時間震驚全國。汪精衛面對死刑,坦然自若,口念五言詩一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汪精衛得以死裡逃生。從此,這位反清志士在國民黨內享有很高聲譽。加上他聰慧過人,擅長文筆和演講,有生花之筆、如簧巧舌,又為人圓滑,深得孫中山器重,以至成為孫中山遺囑的記錄人。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大大小小的會議召開之際,必定要全體肅立,恭讀一番總理遺囑。自然,汪精衛的聲望,高於蔣介石。在人們的心目中,汪精衛乃是孫中山的繼承人。「二全」大會之後,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常由汪精衛主持,毛澤東作為列席者一般總是到會的,蔣介石作為常委則是會議當然出席者。汪、蔣、毛聚會於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此時,汪、蔣已是國民黨的兩大領袖,而毛澤東只是代理宣傳部長。會上,他們彼此以「同志」相稱。會議記錄所載,「蔣中正同志」的發言大都關於黨務、軍務,而「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則大都關於宣傳。    
    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第五次會議上,有這樣一行記錄:「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同志因病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同志代理。」毛澤東生什麼病?其實,生病只是毛澤東的托詞。毛澤東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粵邊界的韶關,調查、領導那裡的農民運動。到了三月九日召開第十一次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時,毛澤東「病癒」了,出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會場裡。就在毛澤東「因病請假」之時,蔣介石也不在常委會上露面。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忽地向汪精衛正式提出「赴俄休養」!作為一顆「政治新星」,蔣介石正扶搖直上,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怎麼會想離開廣州,「赴俄休養」的呢?蔣介石跟毛澤東不同,有著寫日記的習慣(毛澤東似乎不寫日記。本書作者在一九八九年九月採訪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的夫人董邊時,她說曾見過毛澤東的日記,寫在無格毛邊紙上,並不逐日記,只是隨手寫下旅遊或心境,並不涉及政治)。    
    蔣介石在當時的日記中,如此披露心跡:「余決意赴俄休養,研究革命政理,以近來環境惡劣,有加無已,而各方懷疑漸集,積怨叢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個人意向亦難確定,而安樂非可與……綜此數因,不得不離粵遠遊也。」原本動不動回老家溪口,如今要「離粵遠遊」,其實都是因為處境不佳。這一回,蔣介石「環境惡劣」、「各方懷疑漸集,積怨叢生」,是因為他在國民黨內畢竟根基尚淺,資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眾望。牽動蔣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蔣介石能把黃埔軍校辦成「我黨我軍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蔣介石東征大勝,中共亦是出了大力。一九二六年初,蔣介石手下的第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之中,中共黨員佔了兩個;九個團的黨代表之中,中共黨員佔七個!蔣介石暗中擔心中共勢力過盛,曾要求周恩來交出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中共黨員名單,遭到周恩來的拒絕。    
    蘇聯新派來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維奇·古比雪夫,原任蘇聯紅軍喀琅斯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軍事顧問加倫因病離粵回國治療。蔣介石跟季山嘉產生了矛盾:蔣介石主張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會對北伐作出決議,而季山嘉認為北伐時機尚未成熟,汪精衛支持季山嘉。因此「二全」大會沒有就北伐作出任何決議,蔣介石氣得連「二全」大會的閉幕式也不參加了……由此,蔣介石得出印象:蘇聯顧問支持的是汪精衛,不是他蔣介石。    
    不久,蔣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進一步加深:蔣介石獨攬軍權,給他所領導的第一軍以及黃埔軍校的經費特別優厚,而季山嘉則認為不該厚此薄彼,主張合理分配,削減了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經費。為此,季山嘉找蔣介石談話。蔣介石以為,季山嘉「語多諷規,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蘇聯同志疑忌我,侮弄我……」蔣介石決心,「消極下去,減輕責任,以為下野地步」。他,摜紗帽了:先是提出辭去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又提出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廣州衛戍司令之職,接著則提出「赴俄休養」……不過,嘴裡這麼說,蔣介石心裡卻很明白:當年孫中山在世時,他可以動不動就回溪口老家去,孫中山一定會一次次打電報請他出來。如今全然不同,由汪精衛「當家」。汪精衛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養」,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軍權會馬上落到汪精衛手中!蔣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記中,記述他心中的苦悶。三月五日,他這麼寫道:「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三月十日,他則寫道:「近日反蔣運動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亦漸明顯,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堅也。」他提及的「反蔣運動傳單」,是劉峙、鄧演達日前告訴他,有人向各處散發反蔣油印傳單。看來,受到「疑」、「謗」、「忌」、「誣」、「排」、「害」,蔣介石的處境不妙。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介石披起「紅衣衫」

    蔣介石當然非等閒之輩。他深知,在那年月,誰想在廣州立足,不「左」不丈夫!因為中共黨員已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黃埔軍校的棟樑。只有說「左」話、唱「左」歌,得到中共、蘇聯顧問和國民黨左派們的支持,才能坐穩交椅。    
    那時的汪精衛,如同鐵蛋掉在銅碗裡,是響噹噹、噹噹響的左派。他說過這麼一段「名言」:「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過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就連胡漢民,因廖案涉嫌,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以「考察」為名離粵赴蘇。在蘇聯,胡漢民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全會上,發表了頗為動聽的賀詞:    
    「國民黨的口號是:為了人民群眾!這就是說:政權應由工農來掌握。我們這些口號是與共產國際的政策相一致的。共產國際是革命的大本營,是革命的總司令部。」蔣介石呢,深知不披「紅衣衫」,難以得到左派們的擁戴,而廣州正是左派們的營壘。他曾熱烈地稱頌過俄共:「俄國共產黨重在紀律,又是組織嚴密,他的黨員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絲毫不能自由的。他們為甚麼甘願犧牲個人的自由呢?「因為他們明白主義,都有決心犧牲各個人的自由,來救全人類的自由,所以他們成功就那麼快。」「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倣傚俄國共產黨的辦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員的責任、本分。」「俄國共產黨成功那樣快,我們不能成功,真是我們的大恥辱、倒霉!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非倣傚他們不可。」他也曾熱烈地稱頌過中共:「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團體肯與我們本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共產黨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對,因為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口號,是帝國主義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他口口聲聲,主張國共合作:「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的罪人?」「我們國民黨,現在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分,更不可有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如果國民黨員有這種見解,那是無異於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氣。」跟中共一樣,蔣介石非常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我今天可以說:帝國主義不倒,中國必亡;中國不亡,帝國主義必倒。這正是今日世界上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一場最後的大激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好如毒蛇身體、美女頭面一樣的怪物。苟有人和他一會流睞顧盼,其結果必至喪身亡國。」如此這般,蔣介石在當年完完全全是個「紅角兒」!最令人吃驚的是,當邵力子前往蘇聯訪問時,蔣介石居然托他捎話給斯大林:「希望第三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民黨,不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邵力子:《出使蘇聯的回憶》,《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眾所周知,第三國際亦即共產國際,是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創立的世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組織,人稱「世界共產黨」。它是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上級機關。中國共產黨一成立,便受共產國際領導。中國國民黨並非共產黨,亦非共產主義組織,怎麼可以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呢?正因為這樣,邵力子在克里姆林宮見到斯大林時,「實在說不出希望第三國際直接領導國民黨,勿通過中國共產黨來領導的話,只能說出希望第三國際加強對國民黨的領導,斯大林沒作肯定答覆」。不過,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會議上,把中國國民黨接納為「同情黨」,蔣介石當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名譽委員。    
    不論怎麼說,蔣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論、「左」派舉動,在公眾中造成他是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不過,在暗地,在私下,蔣介石對於共產國際,對於中共,早已防了一手。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的日記中寫道:「革命實權非可落於外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訂一限度,妥當不失自主地位。」三月九日,他又寫道:「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蔣介石的心態變得異常,行動變得詭秘起來。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爆發「中山艦事件」

    毛澤東畢竟是農民的兒子,他熟悉農民,熱心於農民運動。他在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之後,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昨日決定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定廣州番禺學宮作為講習所所址,毛澤東為所長。正當毛澤東忙於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蔣介石卻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下憤懣不已的話:「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入地獄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這一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機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跟國民黨右派人物接觸頻繁。因為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頗知其底細。周恩來當即把蔣介石動向異常的消息告訴張太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並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周恩來要張太雷馬上把這一情況告訴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聽罷,並沒有當成一回事。    
    歷史證明:周恩來的觀察力是那般敏銳,判斷是那樣準確,而他發出的「預警」訊號又是那麼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廣州文德樓,正在寓所的李之龍,忽地接到一封由專人送來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十五歲時便加入了國民黨。十九歲入煙台海軍軍官學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歲的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他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後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少將主任——他原本在海軍軍官學校學習過。一九二六年二月,海軍局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回國,由李之龍擔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    
    要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二艘開赴黃埔為禱。此致海軍局大鑒。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駐省辦事處啟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長」,便是蔣介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長」,則指鄧演達。來人乃海軍局作戰科科長鄒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龍照辦,當即寫了兩份命令,一份給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桐,一份給寶璧艦艦長。    
    中山艦,原為永豐艦。當年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便避難於此艦,蔣介石與孫中山共度患難亦在此艦。孫中山去世之後,為了紀念他,此艦改名為中山艦。中山、寶璧兩艦接李之龍命令,便起錨駛向黃埔。十九日清晨六時,寶璧艦在天色朦朧之中抵達黃埔。一小時後,中山艦亦駛抵黃埔。既然兩艦是「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而駛往黃埔的,抵達黃埔後當即向校長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不在黃埔。於是,兩艦向教育長鄧演達報告,而鄧演達竟不知有調兩艦來黃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蹺,後來經調查,才知是誤傳命令:原來,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黃埔上游遭劫,請求救援。於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時,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長趙錦雯派艦一艘,前往援救。趙錦雯又把任務交給科員黎時雍去執行。黎一經瞭解,黃埔附近無艦可派,便打電話到廣州,請該校駐省辦事處辦理。電話是辦事處股員王學臣接的。王學臣又打電話,請示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不巧,電話話音不清,歐陽鍾沒有聽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長的指示。派艦一艘,也被誤聽為派艦二艘。歐陽鍾知道,此事只有請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下命令,才能調動兵艦,而單憑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指示還不夠,於是他又加上了「轉奉校長命令」。歐陽鐘的公函送至海軍局,李之龍不在局裡。作戰科科長鄒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龍家中。李之龍見是「奉校長命令」,不敢怠慢,當即照辦了……鄧演達疑惑不解,囑令兩艦原地待命。正在此時,李之龍又接到通知,說是聯共(布)中央使團要求參觀中山艦。    
    這個中央使團團長,是資深的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時攻佔冬宮的五人領導核心小組成員。後來,他擔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蘇工會主席列普謝、遠東區委書記庫比亞克等十餘人組成的聯共(布)中央使團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初來華,先抵北京,再去上海,三月十三日來到廣州。他們得知中山艦是國民黨海軍主力艦,又有著保護孫中山的光榮歷史,便希望上艦參觀。——這需要把中山艦從黃埔調回廣州市區。李之龍打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才知兩艦昨夜去了黃埔。蔣介石一面同意調回中山艦,一面深為驚疑。中山艦於十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返回廣州。    
    十九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過。他本來就對李之龍代理海軍局局長存有戒心,因為他知道李之龍是中共黨員,與周恩來過從甚密。他接李之龍電話之後的第一個反應便是:中共私調兩艦前往黃埔,會不會欲謀害他於黃埔?    
    據蔣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龍電話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衛的電話,均問及他今日去不去黃埔。蔣介石又把蘇聯派來的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跟他的種種矛盾聯繫在一起,懷疑中共、蘇聯顧問團聯合汪精衛共同陷害他。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準備回汕頭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髮衝冠。下午五時,行至半途,自忖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魂銷盡矣。終夜議事。四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佈陷我也。」這裡提及的「回汕頭休養」,是指到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躲避。也就是說,接到李之龍電話之後,他「怒髮衝冠」,先是準備到汕頭避一下風頭。「行至半途」,下定決心,重返廣州東山,終於在凌晨四時「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也就在三月十九日,周恩來又一次通過張太雷,向聯共(布)中央使團團長布勃諾夫報告:「看來,右派現在準備採取行動了……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形勢相仿,到處是謠言和傳單。」楊雲若、楊奎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二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新來乍到的布勃諾夫,同樣未曾重視周恩來發出的訊號……三月十九日上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會。    
    毛澤東也「預感到要出事了」茅盾:《中山艦事件前後》,《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年第三期。當中山艦、寶璧艦駛向黃埔時,毛澤東問過李之龍,李之龍答覆他:「這是校長的命令。」十九日夜,第一軍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澤東又要陳延年注意這一異常動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他答覆毛澤東道:「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廣州,風聲甚緊。毛澤東對秘書沈雁冰說道:「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澤東頭一回痛斥蔣介石

    在漢字之中,「旦」字的造型構思頗佳:一輪紅日衝出地平線,那正是「旦」。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廣州,太陽尚未出現在東方,那些「枕戈待旦」的軍隊已經奉蔣介石之命,全副武裝,開始行動了。    
    蔣介石「終夜議事」,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與他同在廣州東山、相隔不遠的毛澤東,在樓下跟沈雁冰不時打聽著街上的動靜,而毛澤東之妻楊開慧則在樓上陪著孩子睡熟了。夜色之中,一隊隊兵士奉「校長」之命,影影綽綽穿過街道,分頭執行任務。一隊人馬上了中山艦,解除了全艦的武裝。文德樓李寓被兵士包圍,新婚不久的李之龍被從床上拖起,當場逮捕。海軍局被佔領。省港罷工委員會遭圍,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蘇聯顧問團住宅受到監禁。周恩來被軟禁。汪精衛住宅被軍隊以「保護」名義包圍。廣州全市實行戒嚴。接到蔣介石密令,何應欽把駐守潮汕的第一軍中的中共黨員全部扣押……這是震驚廣州、震驚中外的一天,這一事件史稱「三二○事件」,或稱「中山艦事件」、「廣州事變」。導致這一事件的發生,是由於黃埔軍校交通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在電話不明的情況下,擅自作主,聲稱是「奉校長命令」。李之龍則只是依照命令辦理而已。歐陽鍾之叔歐陽格,當時任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事件發生時,前往中山艦繳械和抓捕李之龍的,便是歐陽格。蔣介石本來就對中共、蘇聯顧問團及汪精衛積怨甚深,借口中山艦駛往黃埔,聲稱「中共密謀發動武裝政變」,一下子就把事態擴大了。事件發生之際,毛澤東甚為關注。——雖說他當時在中共並非主要領導人員。他馬上要去找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一位工友告訴毛澤東,說他在文遠樓附近,見到陳延年的秘書。據秘書說,陳延年到蘇聯顧問團宿舍去了。於是,毛澤東要去蘇聯顧問團那裡。「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為秘書,沈雁冰關切地對毛澤東說。他倆同行,離開了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小樓。    
    在蘇聯顧問團住處附近,毛澤東和沈雁冰見到許多士兵。有兩個士兵攔住了他們的去路。「我是中央委員、宣傳部長。」毛澤東抬出了他在國民黨中的「官銜」。然後,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長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書。」士兵一聽來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他們進了大門,毛澤東把沈雁冰留在傳達室,自己走進裡邊的會議室。沈雁冰如此回憶毛澤東當時對於蔣介石突然襲擊的激憤情景:我在傳達室先聽得講話的聲音,像是毛澤東的。後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後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澤東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我們回到家中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我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回答:據陳延年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屋子裡,揚言第一軍中不要共產黨員。據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團。我有點驚異,問:那怎麼辦?毛澤東回答: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夥,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我對陳延年和季山嘉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茅盾:《中山艦事件前後》,《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年第三期。這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跟蔣介石對抗、交手。不過,他只能向陳延年、季山嘉陳述自己的見解,提出自己的建議,卻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見去辦。他畢竟還不是中共的決策人。起初,陳延年表示贊同毛澤東,但季山嘉表示反對。「季山嘉這樣一反對,陳延年也就猶豫起來。」雖說毛澤東再三跟他們辯論,聲調越來越高,嗓門越來越大,也無濟於事。「三二○事件」實際上是蔣介石發動的一次政變。他動用手中的槍桿子,一箭三雕,獲得大勝:第一,拘捕了李之龍(李之龍當時蒙受雙重冤屈,中共內部「疑心李之龍受反動派利用」。後來,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獲釋,隨軍北伐。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在廣州遭捕,翌日被國民黨海軍第四艦隊司令殺害於廣州黃花崗),打擊了中共。第二,汪精衛自稱「受驚」,「心齦不寧,眼眩頭暈,不能視事」,提出「暫時休假」。三月二十五日他突然「失蹤」,蔣介石掌握了黨、政、軍大權。    
    第三,威逼蘇聯派來的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離粵回國,蘇方表示同意。    
    蔣介石初試鋒芒,一舉成功。不過他畢竟羽毛未豐,況且中共勢力頗強,加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一些收斂。他聲稱:「三月十八號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係的。我絕不承認三月十八號那天的事件,共產黨有什麼陰謀在內……」蔣介石又聲言,「對人不對俄」。他要求撤換季山嘉,但要求原蘇聯顧問加倫返任。    
    這麼一來,蔣介石既保住了「聯共」、「聯俄」的左派形象,又在實際上取得了大勝利。蔣介石受到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讚揚。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陳獨秀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上著文,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陳獨秀還致信蔣介石,對他大大稱讚了一番: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哪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陳獨秀的這些話,使蔣介石頗為得意……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介石果真「得步進步」

    倒是給毛澤東說中了,對於蔣介石,「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在「三二○事件」之後,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示弱」,蔣介石也就「得步進步」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雙腿癱瘓、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趕來廣州。蔣介石待如上賓,安排他住在廣州東山蔣寓對門,以便朝夕過從。此人為蔣介石在「三二○事件」後站穩腳跟、「得步進步」,起了幕後謀士以至「導師」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張,名人傑,字靜江,通常人稱張靜江。他跟蔣介石屬大同鄉,浙江吳興人氏,年長蔣介石十歲。    
    張靜江有過傳奇式經歷:他在二十歲時,便患骨痛症,致使雙腿行走不便。不過,他卻有一顆精明的商業頭腦。他居然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賺了大錢。一九○五年冬,他回國後重返巴黎時,正好與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並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他告訴孫中山聯絡暗號,並說以ABCDE為序,倘電報中寫A,即資助一萬元,B為二萬元,C為三萬元,D為四萬元,E為五萬元。孫中山聽罷,將信將疑。兩年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匱乏,無計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賈張靜江,便按聯絡密碼往巴黎發電報,電文僅一個字,即「C」。幾天後,果真,從巴黎電匯來三萬法郎,使孫中山吃了一驚!從此,孫中山在革命活動陷於困頓之際,便向巴黎求援,張靜江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後來,他出任中華革命黨財政部長……張靜江跟蔣介石也有著非同尋常的情誼。一九二○年,蔣介石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當經紀人時,便靠張靜江資助,認了四股。在張靜江指點下,蔣介石投機發了財。後來,蔣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債,又是張靜江替他還清,並勸他還是去廣州投奔孫中山為好。在陳炯明炮轟永豐艦,蔣介石侍衛孫中山時,曾把兩個兒子托給張靜江……張靜江得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三二○事件」,特地從上海趕來,為蔣介石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的幕後智囊。如張國燾所回憶:「他雖從未對外露面,卻是人所共知的幕後人物。」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一一○頁,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傍晚,已經從蘇聯返回廣州的蘇聯顧問鮑羅廷,通知中共代表張國燾和譚平山,說是當晚要去會晤蔣介石,商談要事。晚八時,張國燾和譚平山驅車前往東山蔣寓,蔣介石又陪他們到對面張靜江寓中。蔣介石向張國燾、譚平山透露了將於翌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二屆中執會第二次全會的一些內容,並特別關照他們:中共在翌日不要鬧事——這預示著翌日的會議將對中共有「大動作」。翌日——五月十五日,廣州街頭軍警加強了巡邏。在戒備森嚴的氣氛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召開了。毛澤東作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出席了會議。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中央的會議向來由汪精衛主持,這一回改由蔣介石主持,意味著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的領袖。對於蔣介石來說,這次會議是「歷史性」的。會上,經蔣介石提議,由張靜江接替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由譚延闓接替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國民政府主席。這麼一來,蔣介石戰勝了他在國民黨內最重要的對手——汪精衛。雖說他自己並沒有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是由張靜江擔任此職,也就等於由他擔任。    
    走筆至此,順便交代一下汪精衛的行蹤:在「中山艦事件」爆發後,三月二十五日,汪精衛便「失蹤」了。外界盛傳汪精衛經香港去蘇聯了。其實,汪精衛仍秘密隱居於廣州。他豈甘大權這般輕易落在蔣介石手中?他在尋找時機。無奈,汪精衛手中無軍隊,鬥不過蔣介石。靜觀了一個多月,他知道已經沒有希望戰勝蔣介石,遂於五月十一日悄然離穗赴港,然後由香港前往法國。還要順便提一筆:蔣介石借助於廖仲愷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資歷、聲望在他之上的胡漢民。胡漢民去到蘇聯,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講。聽說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聽說汪精衛「失蹤」,胡漢民興奮起來,在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廣州,盤算著接替汪精衛的空缺。不料,蔣介石不買他的賬,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尷尬。無可奈何,胡漢民無法在廣州立足,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無巧不成書,胡漢民也是在五月十一日離開廣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見那位「失蹤」已久的汪精衛!在孫中山去世之後,他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均高於蔣介石,被人們視為孫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卻被蔣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條駛往香港的輪船,真是不勝感慨!汪、胡的出走,為蔣介石上升為國民黨領袖掃清了道路。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會議的另一重要議題,是討論、通過由蔣介石、張靜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黨務案》。這一《整理黨務案》是針對中共的,難怪他事先關照中共代表「不要鬧事」。《整理黨務案》規定: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這裡的「他黨」,實際上指的是中共。「整理黨務」,實際上是從國民黨中清除中共黨員,雖說蔣介石一再聲明,「並不是限制共產黨」。會議開了一周,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蔣介石獲得了大勝利。    
    中共內部對於《整理黨務案》爭論激烈,毛澤東主張「堅持頂住」,但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按陳獨秀意見,要大家簽字接受。毛澤東拒絕簽字。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作報告時,大會由蔣介石主持。會議結束之後,根據《整理黨務案》,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中共黨員必須辭職。於是,在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有這樣三項議程:「毛澤東同志提出辭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請另薦賢能繼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辭常務委員會秘書及中央財政委員兩職,請另選繼任,以重黨務進行案」;「譚平山同志提出辭常務委員會秘書,請另選繼任,以重黨務進行案」。在二十八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以上三案均「照準」。會上,「張靜江同志提議請任蔣介石同志為組織部長,顧孟余同志為代理宣傳部長」。從此,毛澤東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離開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六月一日的第三十次會議。那次常委會,到會者既有蔣介石,也有毛澤東。這一次,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二十年代的最後一次見面。此後,毛澤東和蔣介石闊別十九年後,才在重慶談判時握手,回敘二十年代同在廣州的那段最初歲月……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毛澤東專心於農民運動

    毛澤東在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後,仍勾留在羊城。他的主要精力,從宣傳工作轉向農民運動——因為他被任命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這時,毛澤東的助手不再是作家沈雁冰,而是蕭楚女。「楚女」這名字,會使人以為這個人是湖北女子或是楚楚動人的女子,實際上蕭楚女卻是一位跟毛澤東同齡的男子,黑臉麻皮,毫無「楚楚動人」之處。他是湖北漢陽人氏,本名樹烈,學名楚汝——後來去掉「三點水」,變成了「楚女」,故意用其反義。有時,他寫文章,以「丑侶」為筆名,倒是用其原義。蕭楚女此人,出身貧寒,當過學徒、報童、小販,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擅長寫作,工作勤勉,為人豪爽。他是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唯一的專職教員,跟毛澤東一起教授學員。那時,蕭楚女正患肺病,支撐著病體講課。據當時聽課的學員筆記所載,毛澤東如此講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中國的農民問題,在以前沒有人研究過,遠自文武周公,近至現在各學校都沒有人研究它。    
    現在中國能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的黨,有兩個,一是共產黨,一是國民黨。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比較注重些。而國民黨對於此問題,二年前才開始注意。在國民革命時候應該注意農運了。辛亥革命的失敗,政權落於軍閥之手,完全是未得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幫助和擁護。國民革命,就是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的革命。唯有把農民動員起來,參加革命,國民革命才能成功。農民一支軍,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拋棄……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醉心於中國農民運動,以至被人們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就在毛澤東忙著在廣州番禺學宮為農運學員們講課的時候,蔣介石步步高陞。六月五日,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六月二十九日,出任國民政府委員。    
    七月五日,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部長。    
    七月六日,張靜江以患足疾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這樣,蔣介石握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人物。    
    七月九日,廣州東較場人頭濟濟,十萬軍民雲集那裡,舉行北伐誓師大會。蔣介石頭戴大蓋帽,一身戎裝,在萬眾歡呼聲中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發表就職演說:「今天,是國民革命軍舉行誓師典禮的紀念,亦是本總司令就職的日子。本總司令自覺才力綿薄,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惶恐萬分。但現在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已來重重包圍我們、壓迫我們了,如果國民革命的勢力不集中統一起來,一定不能衝破此種包圍,解除此種壓迫。所以本總司令不敢推辭重大的責任,只有竭盡個人的天職,擔負起來,以生命交給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自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一天,成了蔣介石的「登基」之日。隨著傳媒的廣泛報道,蔣介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蔣總司令」之稱由此而起。而此時此刻,毛澤東並不為人所注意。    
    國共依然保持著合作。中共黨員和國民黨黨員並肩北伐。蘇聯顧問亦在總司令麾下效力。蔣介石率八個軍,十萬兵馬,向北推進。九月三日,蔣介石在武昌城下塗家灣指揮攻城,毛澤東則從廣州前往黃埔軍校,發表演講。毛澤東演講的題目是《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關係》。    
    十一月,毛澤東接中共中央通知,偕妻楊開慧及二子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到滬後,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毛澤東挈婦攜子經武漢回到老家湖南,寫出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列為《毛澤東選集》第二篇的著作……在中共內部,陳獨秀並不看重毛澤東,倒是瞿秋白非常讚賞他。一九二七年四月,瞿秋白為長江書店所印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作序,指出:「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蔣介石陷入國民黨內群雄紛爭之中

    就在這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四時,上海響起密集的槍聲,顯示了蔣總司令手中槍桿子的威力。蔣介石下令「清黨」,大批逮捕、槍殺中共黨員,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走了三步棋:一年前的「三二○事件」,只是初露鋒芒的他實行反共的「火力偵察」;接著,《整理黨務案》的通過,表明他決心從國民黨中「分共」;這一回,已經立穩腳跟、大權在手的他,以武力實行「清黨」,亦即反共。外電急急報道:「在中國,『KMT』與『DP』火並,徹底決裂!」「KMT」,國民黨的英文縮寫;「D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DP」目前自然鬥不過「KMT」,因為蔣介石手中有著槍桿子。蕭楚女、陳延年、趙世炎等,一個個倒在血泊裡。毛澤東倒是從中悟明瞭一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雖說有人挖苦毛澤東是「槍桿子主義」,毛澤東卻不悔。一九二七年秋天,毛澤東在湖南發動了「秋收起義」,然後帶著兵馬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岡山,走上了用槍桿子對付槍桿子的道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武裝鬥爭」;用斯大林的話來說,那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蔣介石呢?雖說他在「清共」、反共方面步步得手,可是他在國民黨內不孚眾望。他獨攬大權,引起了不滿。那個汪精衛,依然是他在國民黨內的勁敵。雖然汪精衛被迫遠走法國,但他的「影子」仍威脅著蔣介石。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會議掀起反獨裁運動。蔣介石、張靜江拒絕出席。毛澤東作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倒是出席了會議。此會推選尚在國外的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裁撤了原由蔣介石擔任部長的軍人部。這是蔣介石上台後頭一回受挫。於是,四月一日,汪精衛興高采烈地從法國回到上海。汪精衛成了國民黨左派領袖。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央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一切職務,通緝拿辦。一時間,蔣介石聲名狼藉。不過,到了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實行「分共」,又跟蔣介石走在一起了!就在這時,蔣介石率北伐軍在與軍閥孫傳芳作戰時敗北,受到各方指責。八月十三日,蔣介石宣佈下野,辭去總司令之職——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頭一回跌到最低點,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間不過四個月而已!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出走日本……擠走了蔣介石之後,國民黨內又爆發了汪精衛跟李宗仁的爭鬥。汪、李相持不下,不得不提出請蔣介石復職。一下子,蔣介石「行情」看漲,從日本返滬。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跟一年前的二屆三中全會截然不同,這一回蔣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手中的黨、政、軍大權失而復得!於是,人們對他的稱呼,從「蔣校長」、「蔣總司令」,變為「蔣主席」。這年十月八日,蔣介石又兼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於一身。另外,他還兼任海陸空軍總司令。    
    一九二九年三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胡漢民又與蔣介石合作,在會上致開幕詞。大會通過了《獎慰蔣中正同志案》,大有「大樹特樹」蔣介石「最高領袖」權威的味道。汪精衛則拒不出席會議,指責會議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蔣氏「圈定和指派」,「所謂代表者,已完全喪失其意義」。之後,蔣介石下令軟禁胡漢民於南京湯山。「三全」大會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新軍閥們紛紛反蔣。先是桂系反蔣,爆發蔣桂戰爭;接著,閻錫山、馮玉祥又揭起反蔣之幟,爆發蔣、閻、馮大戰。一時間,打得好熱鬧。反蔣派擁戴汪精衛為領袖,另立中央,選舉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再度成為蔣介石的對手。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展開大戰。好不容易,蔣介石戰勝了對手。這時,蔣介石才騰出手來,坐鎮南昌,對江西的朱(德)毛(澤東)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擔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不再與蔣介石合作,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猛烈抨擊蔣介石專制獨裁,又爆發蔣、胡之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漢民被騙至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遭到軟禁。消息傳出,輿論嘩然。    
    汪精衛看準了時機,第三次跟蔣介石作對。汪精衛舉起了「救護黨國」、「打倒獨裁」之旗,聯合反蔣派,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向全國發佈《反蔣宣言》。於是,蔣介石調兵遣將討汪,爆發了寧粵之戰……看來,在四分五裂、群雄並存的國民黨裡,蔣介石欲成為最高領袖、「絕對權威」,也並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國共分別確立了「蔣汪體制」和「毛張體制」

    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瀋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瀋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准抵抗」。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落入日軍之手!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佈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面,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後,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入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余赴滬,面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是,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蔣、汪攜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從此,國民黨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制」,形成了「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教條主義……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著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註:此處指民國紀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註: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干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無論你是什麼策略,什麼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蔣介石先生告共黨書》,載中統局內部編印的《轉變》一書,二九九至三○○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這使中共連連失誤。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從此,中共形成「毛張體制」。張,即張聞天,當時用「洛甫」之名,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曰「毛黨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歷受打擊,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逝,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桿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享有威信。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麼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制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桿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終於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張體制」。    
    從此,「毛張體制」的中共與「蔣汪體制」的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是幾番「會剿」,接著又幾次「圍剿」——不過,那只是大搏鬥之前的「熱身賽」。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終於從覆滅的邊緣得以挽回,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紅軍挺進陝北,在保安站穩了腳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後的紅軍,在陝北迅速擴大,已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於是,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開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較量……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陝北小城保安成了「紅都」

    每當有貴賓來訪時,古人常講究「出廓相迎」。廓,外城也。對於坐落在黃土地上的陝北小城保安來說,那一道磚牆之外,就算是「廓」了。保安,「保障安全」之意,位於膚施(今延安)西北,原本是唐朝抵禦外敵的要塞。一九三四年改稱「赤安縣」。一九三六年六月則改稱「志丹縣」。志丹,即劉志丹,紅軍著名將領。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保安人氏(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四歲的劉志丹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陣亡,於是這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故鄉——志丹縣)。    
    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小縣城,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起,成了世人矚目的「紅都」。在這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移駐此城。雖說小小保安簡直無法跟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相比,毛澤東所住的那口簡陋的石窯洞也無法跟蔣介石豪華的辦公室相比,不過這裡畢竟也是首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主席便是毛澤東。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張體制」以來,紅軍逐漸走出了困境,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達陝北吳起鎮。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機關落腳於延安東北角的小鎮瓦窯堡(今子長縣縣城)。一時間,這座小鎮成了臨時「紅都」。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國民黨高雙城部隊襲擊瓦窯堡。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向西退至磁窯,然後轉往保安(那時叫志丹縣),在這「保障安全」的小城安頓下來。就在毛澤東住進保安的石窯洞不過十來天,一位勇敢的「高鼻子」——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衝破重重封鎖線,成了進入保安的第一位「外賓」。七月十六日,斯諾在石窯洞裡首次拜訪了毛澤東。斯諾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記》中,如此記述他當時見到的毛澤東:我到後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霎(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幾天裡面,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斯諾:《西行漫記》,六一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斯諾還寫道:毛澤東和他的夫人(引者註:指賀子珍)住在兩間窯洞裡,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就在斯諾訪問毛澤東五個多月之後,一彪人馬沿著黃土山路朝保安城進發。來者十餘人,從西安乘汽車來到洛川,然後改為騎馬,向北疾馳。騎者一律穿張學良東北軍軍服。為首的一位,年約四十,相貌堂堂,頗為斯文。與其說是軍人,倒更像書生。這一隊人馬離保安尚有二十餘里,一位穿紅軍軍服的長者,出廓相迎。兩人見面時,長者剛說了一句:「老葉,一路辛苦了!」那來者便大笑道:「林老,你不是來接我,你是來接『光洋』的!」那「老葉」,乃葉劍英也。「林老」,則是林伯渠。林伯渠所說的「光洋」,是他從葉劍英拍來的電報中獲悉的。林伯渠那時任財政部長,手頭正拮据,得知葉劍英此行運回五萬光洋,喜出望外,理所當然出廓迎接。雖說五萬大洋,還只是蔣介石懸賞毛澤東首級的二十五萬大洋的五分之一,不過對於困頓之中的紅軍已是久旱甘霖了。葉劍英哪來這麼多光洋呢?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馬伕」葉劍英潛入西安

    那是兩個多月前——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也是一隊人馬,出了保安城,朝鄜縣(今富縣)張村驛前進,由那裡進入東北軍駐地,再換乘汽車,直奔西安。那一行人,穿國民黨軍服。為首的那位,胸佩「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圓形證章,顯然是長官。不離長官左右、腰扎武裝帶的,則不言而喻是副官。還有一位西裝筆挺、頭戴禮帽、風度瀟灑的,則是秘書。這一隊人馬,據雲是中共派往西安的代表團,去與張學良進行談判。其實,那位長官名喚邊章伍,三十六歲,河北東鹿縣人氏,早年倒是畢業於保定軍校,曾任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師參謀長。但是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參加寧都暴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出任紅軍第五軍團十四軍四十師師長,並參加了長征。那位副官,二十九歲,河南鎮平人氏,姓彭名雪楓。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紅軍師長、師政委,並參加了長征。至於那位秘書,平素便有著「小開」的雅號,剛入而立之年,江蘇宜興人氏。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任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為人精明,還曾長期在中共特科工作。他的知名度頗高,潘漢年也。在這支隊伍裡,還有汪鋒、吳自立等。    
    隊伍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是一位穿國民黨士兵服的「馬伕」。此人才是整支隊伍的真正的長官——葉劍英將軍。這支隊伍,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保安窯洞裡逐一審定,派往西安。這是一支神秘的隊伍,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臨行前,毛澤東、周恩來跟那位「馬伕」作了長時間的密談。這支隊伍在鄜縣張村驛進入東北軍的防區。東北軍一位姓劉的師長已經接到張學良的密令,用汽車送他們前往西安,一路上暢通無阻——毛澤東正在和蔣介石下一盤歷史之棋,他把葉劍英一行作為一顆「暗棋」,挺入西安城內。坐鎮西安的,乃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海陸空軍副司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張學良。那時,在蔣介石的眼中,共產黨是「匪」,稱之「共匪」。所謂「剿匪」,即「剿共」。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中華日報》在刊載「西北剿總」成立的消息時,用了這樣的大字標題:徹底肅清匪患將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俟組織就緒蔣委員長親往巡視將來由張學良常駐指揮一切匪主力竄至甘川陝邊境我即開始圍剿年僅三十五歲的「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眾所周知,是「東北王」張作霖之長子。東北是他的老家。他的軍隊,人稱「奉軍」,又稱東北軍。「奉」,是由於當時瀋陽稱「奉天」。張學良與日軍有著切齒之仇: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瀋陽西北皇姑屯車站附近的南滿鐵路吊橋,突然發生大爆炸,炸毀正從橋上駛過的一列火車。車上坐的正是張作霖。他被炸成重傷,急急送回瀋陽,當天上午九時三十分斷氣。那炸藥,是日軍埋的。這殺父之仇,使張學良與日軍勢不兩立。緊接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九一八事變」,日軍突然襲擊,一夜之間攻陷了瀋陽。用了四個月零十八天,日軍全部侵吞了東北三省。張學良失去了老家,東北軍被迫「流浪」……然而,當毛澤東率紅軍抵達陝北,用蔣介石的話來說亦即「匪主力竄至甘川陝邊境」,蔣介石下了一著「妙棋」:把張學良的東北軍這顆「大棋子」,移至西北,並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並非蔣介石嫡系。蔣介石用東北軍打紅軍,既可削弱東北軍,又可消耗紅軍,可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張學良明知是計,無奈迫於蔣介石軍令,不得不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率十三萬東北軍開入潼關,坐鎮西安……毛澤東深知張學良的心態。明裡,中共那時把張學良跟蔣介石相提並論,罵為「賣國賊」。那篇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由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便這麼寫道:最痛心的,在我們偉大民族中間,卻發現著少數人面獸心的敗類: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等賣國賊,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群等老漢奸,數年以來,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國領土,以「逆來順受」的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然而,暗裡,毛澤東頻頻派出密使,前往西安城裡。葉劍英一行,便是內中一批重要的密使。「馬伕」葉劍英來到西安,搖身一變,成了「吳先生」,住入張學良機要隨從參謀孫銘九家中……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毛澤東、張學良之間架起了熱線

    一九九二年,筆者走訪了一位「歷史老人」。——孫銘九圓圓的腦袋上密佈著薄薄一層白色短髮,個子不高而肩胛甚寬,坐在那裡頭、頸、背成一直線,雖已八十有四,仍一派軍人風度。在他的客廳裡,見到牆上懸著幾幅葉劍英元帥一九七九年和他在上海的合影。    
    孫銘九是張學良的心腹。一九九○年,有人問張學良將軍,如果他重訪大陸,要見些什麼人。張學良首先便提到了孫銘九。一九九一年八月,沉默多年的張學良在台北一家飯店首次接受外界採訪——向日本NHK電視台導演長井曉講述了當年坎坷歷程。此後不久,長井曉來滬,給孫銘九放映了採訪張學良的錄像帶,並說:「張將軍很關心你的情況。」孫銘九一邊看錄像,一邊熱淚縱橫……孫銘九,一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出生於遼寧新民縣(今屬瀋陽市)。往日的報道上,寫作「孫銘久」。我問起他怎麼會改名,他說上私塾時老師給他取名「明久」,弟弟叫「明昌」。後來他去日本,改為「銘久」。新中國成立後,柯慶施當上海市市長,聘他為市府參事,那聘書上寫成「孫銘九」,從此也就這樣沿用下去。    
    孫銘九原本在天津張學銘手下當教官。張學銘是張學良之弟,孫銘九則是張學銘的同學。一九三一年,張學良出任國民黨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從南京經天津赴北平。路過天津時,張學銘派孫銘九護送哥哥張學良,張學良頗為看重孫銘九,送了孫銘九一塊表面上印著他的頭像的表。這表是張學良向瑞士訂製的,專送給一些關係密切友情甚篤的友人。孫銘九得了這塊表,表明張學良對他的充分信任。此後,孫銘九成了張學良的機要隨從參謀。後來,又擔任衛隊營營長,成為張學良嫡系中的嫡系。東北軍進軍西安,張學良住在城內金家巷,孫銘九則住在不遠處的一座四合院。當那「馬伕」進城之後,張學良關照孫銘九:一位紅軍代表「吳先生」要住在那四合院內,務必保證「吳先生」的絕對安全。孫銘九不敢怠慢,他和夫人劉靜坤改住門房,上房住的是張學良隨從秘書應德田,為中共秘使讓出了廂房。廂房共三間,當中的一間是過道,裡間住著中共黨員朱光亞,另一間靠近門房的則安排給「吳先生」下榻。孫銘九對放哨的部下說「吳先生」是他的親戚,進進出出不得阻擋,不得盤問。住了數日,孫銘九見張學良總是秘密會見「吳先生」,便知此人來歷不凡。當他從張學良那裡得知,「吳先生」原來是紅軍名將葉劍英,更是加強了安全保衛工作。張學良—葉劍英—毛澤東之間,架起了一條秘密「熱線」。光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葉劍英在西安城裡發往「紅都」保安的密電,便達十八次之多。葉劍英平日深居簡出。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被孫銘九得知,頗為著急。孫銘九擔心,葉劍英當年在黃埔軍校擔任教授部副主任,學生們都認得他,萬一在西安街頭被人認出,那就麻煩了。孫銘九關照葉劍英,讓他再不能去公共澡堂。又有一回,西安城裡一個中共秘密聯絡站附近,突然出現許多警察。中共地下人員以為出事,飛報孫銘九。孫銘九當即用汽車從家中接走葉劍英。後來才知道,那些警察並非搜查秘密聯絡站,於是那汽車載著葉劍英在外兜了一圈之後,又重返那四合院。葉劍英不光是溝通了張學良和毛澤東的聯繫,甚至通過張學良,還溝通著「西北剿總」司令蔣介石和被蔣介石稱之為「匪」的毛澤東之間的聯繫。    
    毛澤東、周恩來托葉劍英帶了一封信給張學良,內中提及:「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議,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十月二十九日,葉劍英在西安發密電給中共中央:「蔣、張已會談,結果亟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劍(英)擬三日後離西(安)回保(安),詳報告。可否,復。」在十一月上旬,發自保安的電波,告知葉劍英:「回保安商量,並順便問張將軍可否資助我們一點經費?」葉劍英當即向張學良轉告了來自「紅都」的意思。張學良對紅軍充滿友情,一口答應給紅軍五萬光洋。當葉劍英復電保安,財政部長林伯渠當然欣喜萬分。正因為這樣,林伯渠出廓二十里,前去迎接葉劍英一行……然而,作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的張學良,怎麼在暗中如此慷慨援「匪」呢?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天主教堂裡的徹夜密談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上午,一架「波鷹」(今譯「波音」)飛機從陝西中部的洛川縣起飛。    
    在那時,黃土地上空難得見到飛機的影子。飛機鑽入雲霄,不知去向。飛機的駕駛員,竟是三十五歲的張學良將軍!張學良多才多藝,會開汽車、摩托車,也會開飛機。    
    一九三四年,張學良乘車去鄂東麻城視察。當地的「父母官」聞張將軍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許久,等不到張學良。後來才知道,公路上曾駛過一輛汽車,那司機便是張學良!當地的「父母官」見到那輛車,以為是「開道車」,張將軍的專車必定在後邊哩!又有一回,張學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趕回北平。他竟駕著一輛摩托車,獨自疾駛,只花了兩個來小時,便回到了北平!    
    他購買了一架「波鷹」飛機,成了他的專機。他喜歡飛來飛去。飛機快捷,辦事效率高。這一回,他親自駕機飛行,卻為的是高度保密。飛機上的三位乘客,是經他嚴格挑選的: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機要隨從參謀孫銘九,還有一位神秘的人物。飛機起飛後,繞了一個圈子,然後才朝北飛行。直至機翼下出現蜿蜒的黃濁的延河,還有那小山頂上的寶塔,張學良才降低飛機的高度,穩穩地降落在一片河灘上。那裡便是膚施,即延安。    
    孫銘九記得,一行四人下了飛機,朝城裡步行。沒多久,來到膚施城東北軍駐地休息,等待著一位重要的人物的到來——此人來自「紅區」,現已在膚施城東川口,準備天黑時分進城。張學良知道這位要人的到來,是因為他在三日前——四月六日,接到毛澤東、彭德懷從瓦窯堡發給張學良、王以哲的電報: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八日赴膚施,與張先生商談救國大計,定七日由瓦窯堡啟程,八日下午六時前到達膚施城東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導入城,關於入城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佈置。原來,那位要人便是周恩來!周恩來一行五人,副手為李克農。李克農,安徽巢縣人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從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三科科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供出了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首腦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乃中共黨員,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來的地址。那從武漢發往南京的電報被錢壯飛知悉,火急轉告李克農,李克農迅即安排周恩來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轉移……李克農參加了長征,抵達陝北後出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張學良便是他的聯絡對像之一。夜幕低垂,周恩來一行五人秘密地來到膚施城內天主教堂,張學良早已在那裡恭候。這是周、張平生頭一回見面。周恩來留著濃黑鬍子,張學良稱之「美髯公」。張學良與「美髯公」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五十多年後,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回憶初識周恩來,便作出十二字評價:「反應敏銳,言談出眾,學識淵博。」張學良介紹了與他同機而來的神秘人物,說是他的秘書。周恩來一見這位張學良秘書,不禁大笑起來,與他熱烈握手。聽張學良介紹說:「這是貴黨的劉鼎先生。」周恩來也就順口稱那人為「劉先生」,說道:「劉先生好!」那人也連聲說:「周先生好!周先生好!」其實,這位「劉先生」,是周恩來的老部下,三十三歲,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闞尊民,化名劉鼎,後來竟以化名傳世。一九三○年,當劉鼎從蘇聯留學回來,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來報到的。劉鼎和他的妻子吳先清,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特科工作人員。劉鼎精明能幹,頗得周恩來賞識。吳先清也是一員強悍的女將。一九三三年,吳先清調離中共中央特科,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擔任諜報組組長,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長閔鴻恩的隔壁!至於劉鼎怎麼會變成張學良的秘書,倒也頗為曲折: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曾發生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週刊,在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了署名易水的《閒話皇帝》一文。文中寫道:「目下的日本……捨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人的罪惡。」「在現今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還要數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此文發表之後,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為由,由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處《新生》發行人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    
    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與張學良私交頗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張學良由南京來滬時,看望了正在獄中的杜重遠。杜重遠的一句話,深深打動了張學良的心:「不聯共抗日,就是空談抗日!」張學良聽進了杜重遠的話。二十多天後,他在滬秘密會晤了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是遼寧義縣人,年長張學良二十多歲,曾在奉軍任職,擔任過長春戒嚴司令、東北陸軍第十五師師長,被授陸軍中將銜。「九一八事變」後,任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上了廬山,面謁蔣介石,提出組織東北義勇軍四條政見,被蔣介石所拒絕。張學良在上海見到了老部下李杜,頗為欣喜。言談之中,李杜的意思與杜重遠完全一致:「聯共抗日!」張學良知道李杜雖不是中共黨員李杜後來於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六年病逝於重慶。,但與中共有聯繫。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與中共聯繫能否與中共領導人    
    商談聯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辦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李杜從上海給張學良發來電報:「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張學良當即派了高級參謀趙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紹的「朋友」接往西安。三月十一日,張學良跟這位「朋友」首次見面。這位「朋友」便是劉鼎!劉鼎作為中共代表,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而對外則稱是「秘書」。張學良主動找中共聯繫,中共也主動找張學良。張學良部將高福源,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所俘,進入中共所辦「東北軍軍官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高福源轉換了思想。一九三六年一月,高福源攜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件抵達洛川,第一次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繫。後來,高福源經常往返於洛川和瓦窯堡之間。由於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克農冒著鵝毛大雪,在洛川與王以哲見面、會談。接著,三月三日,張學良又親自駕機從西安飛抵洛川,與李克農密談。張學良向李克農提出,希望晤面毛澤東或周恩來……經過高福源、李克農、劉鼎秘密地穿針引線,終於促成了膚施教堂裡周恩來和張學良的徹夜長談……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毛澤東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

    周恩來雖說是跟張學良頭一回見面,但兩人才說了幾句話,便猛然縮短了距離。據周恩來回憶,他跟張學良一見面便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張學良當即接上去說:「我知道,我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起過。」張伯苓,天津人氏,曾創辦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後來,在一九四八年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周恩來十五歲時就讀於南開中學,校長便是張伯苓。周恩來覺得奇怪,張學良怎麼也是張伯苓的學生?張學良笑道:「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後來聽了張伯苓的規勸,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張伯苓為師。」笑罷,張學良又道:「我和你同師。」這別具一格的寒暄既畢,雙方便切入正題。對於共同抗日,雙方無須多言,早已一致:日軍佔據了東北軍的老家,使他們背井離鄉來到西北,東北軍全軍上下抗日一心,與中共的抗日主張完全吻合。    
    周恩來跟張學良會談的核心是如何對待蔣介石。    
    周恩來說明了中共的立場: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安內」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提出「抗日反蔣」。周恩來說:「願聞張將軍意見。」張學良直率陳言。他認為紅軍是「真抗日」的隊伍,這毋庸置疑。蔣介石呢?據他觀察,蔣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蔣」這口號不利於團結抗日。張學良說明了自己的理由: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又是國民黨的主流派。如果反蔣,勢必拋棄了國內最大的一支力量。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這固然是錯的,但蔣介石並未降日。蔣介石現正在歧路上。    
    張學良說:「在國民黨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蔣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緒和領導能力,故寄希望於蔣介石抗日。但是,蔣介石左右也有很多親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決心,而且處於極度矛盾之中。我主張,我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蔣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辭職另干!」周恩來非常仔細地傾聽著張學良這番「抗日必須聯蔣」的主張,以為頗為在理。周恩來說:「作為我個人,贊同張將軍意見。但這是個大政策,我要回去,帶上張將軍的意見,提請中共中央考慮、決定。」對於周恩來的表態,張學良覺得很為滿意。雙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會談直至翌日凌晨四時結束。臨別,張學良把《申報》六十週年紀念印製的我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投影彩色地圖贈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共同保衛中國!」周恩來離去時,原本一行五人,此時變成了六人——劉鼎亦隨他前往瓦窯堡,向毛澤東匯報。對於中共改變「反蔣抗日」口號,張學良的意見起了重要作用。    
    真巧,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十二時——那時周恩來正在膚施跟張學良密談,毛澤東發給洛甫(張聞天)的電報中,便寫道: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而應發佈告人民書與通電。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的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    
    毛澤東所說的「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即「反蔣抗日」或「討日討蔣」。周恩來一行離膚施不久,遇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十里鋪,於四月十二日回到了瓦窯堡,向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匯報了膚施天主教堂密談的內容,特別是轉達了張學良的「聯蔣抗日」的意見。毛澤東接受了張學良的意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聯名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不再像往常稱「賣國賊蔣介石」了,而是以「蔣介石氏」這樣中性、不褒不貶的稱呼相稱。《通電》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色中華》,第二七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版。這一段話,有著鮮明的「毛氏筆法」的特色。雖朱毛聯名通電,顯然出自毛澤東筆下。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的內部指示,則明確地指示全黨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為「逼蔣抗日」:(一)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二)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楊虎城曾兩度申請加入共產黨

    周恩來跟張學良會談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又匆匆離去。翌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張楊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毛澤東此處提及的「楊」,即楊虎城。楊虎城與毛澤東同庚,都生於一八九三年,他是陝西蒲城人氏。楊虎城本名楊,這是一個很冷僻的名字,念「忠」。後來以號為名改為楊虎臣,據其女楊拯英告訴筆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採訪於西安。,楊虎城與謝葆真戀愛時,情書署「呼塵」,即「虎臣」諧音。一九二六年,他主持陝西軍務,在吳佩孚部將劉鎮華入陝時,他和李虎臣一起堅守西安,人稱「二虎守長安」。為表守城之志,兩人均改名「虎城」,即楊虎城、李虎城,一時傳為佳話。後來,楊虎城竟以此名傳世。楊虎城在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旋任國民軍第三師師長。一九二九年投歸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四師師長。不久,任十七路軍總指揮,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成為陝西權重一時的人物。他的軍隊大多是本地兵,稱「西北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一樣,西北軍也非蔣介石嫡系。    
    一九三三年三月,蔣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隊進入甘肅,以鉗制楊虎城。同年六月三日,蔣介石突然宣佈解除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主席之職,委派邵力子替代。於是,蔣、楊矛盾日益明顯。自從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陝,張、楊兩將軍很快就結為摯友,因為他們都主張抗日,主張聯共,而且又都與蔣介石有著矛盾。比起張學良來,楊虎城與中共的關係更深,楊虎城甚至兩次申請過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二七年,當楊虎城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路軍總司令時,他的四周便一片「赤色」:軍部秘書長蔣聽松是中共黨員,軍部政治處處長魏野疇是中共黨員,第一師參謀長寇子嚴、第二師政治處處長曹力如也都是中共黨員。他辦了個軍事學校,校長南漢宸也是中共黨員——後來,南漢宸曾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行長、中國銀行董事長。給了楊虎城以極大影響的,還有一位讓人意想不到的小小女子。她便是前文已經提及的謝葆真。    
    據楊拯英告訴筆者,謝葆真原名謝寶珍,西安人,比楊虎城小整整二十歲。    
    一九二七年,十四歲的謝葆真剪掉了辮子,換上軍裝,成為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所直轄的前線工作團團員。這個工作團,近似歌舞團。政治部部長乃中共黨員劉伯堅,他早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產黨,擔任旅歐總支部書記。工作團團長乃中共黨員宣俠父,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受劉伯堅、宣俠父影響,小小年紀的謝葆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謝葆真被調往正駐守在安徽省太和縣的楊虎城部隊的政治處宣傳科工作。楊虎城愛上了這位年輕活潑的女性。楊虎城在與南漢宸、魏野疇談話時,好幾次提及,希望能讓謝葆真幫助他讀書學習。南漢宸、魏野疇知道楊虎城所說的「讀書學習」的含義。於是,他們向中共河南省委請示——太和縣在安徽西北部,與河南相鄰,楊虎城部隊中的中共組織當時受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了謝葆真和楊虎城結婚。於是,三十五歲的楊虎城和十五歲的謝葆真,在一九二八年春節前夕步入太和縣教堂,舉行了婚禮。對於楊虎城來說,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第一次:一九一六年,二十三歲的他和羅培蘭結婚;第二次:一九一九年,二十六歲的他和張惠蘭結婚。    
    在和謝葆真結婚的宴會上,有人問:「楊將軍,你為什麼愛上小謝?」楊虎城坦然答道:「我知道她思想進步。結了婚,她可以直接幫助我。」謝葆真即接著說道:「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楊虎城高高舉起酒杯:「好!為革命到底,白頭到老,乾杯!」楊虎城決意和謝葆真結合,是知道小謝的政治身份。也正因為這樣,楊虎城才會向南漢宸、魏野疇提出要小謝幫助他讀書學習——他知道南、魏的政治身份。    
    楊虎城在一九二七年冬,便曾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便寫及:楊本人近來因環境所迫,非常同情我黨,並要求加入我黨,要求我們多派人到他的部隊中去,無論政治工作人員和軍事工作人員都歡迎。丁雍年:《西安事變前的中共和楊虎城的關係》,載《楊虎城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但是,中共河南省委又認為,「楊軍系土匪和民團湊合而成」。為此,他們沒有同意楊虎城加入共產黨——只是批准了謝葆真和楊虎城結婚。    
    一九二八年四月,楊虎城和妻子謝葆真及秘書米暫沉(中共黨員)赴日本療養,在日本再度向中共東京市委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共產黨。他說他要「做一個賀龍」。中共東京市委即向中共中央請示。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函復中共東京市委:楊虎臣入黨問題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們執行加入手續。加入手續如下:須三個同志的介紹,候補期為半年。再望你們與他談一次話,指明兩點:(一)目前黨的任務主要是爭取廣大的群眾以準備暴動,而不是馬上就要實行總暴動,總暴動是我黨的前途,目前當不是一個行動的口號而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尤不是每個同志一加入就派回國來暴動。(二)每個黨員加入後如在工作上需要時,黨仍須調其往他處工作,不應給某個同志以固定時期的修(休)養。丁雍年:《西安事變前的中共和楊虎城的關係》,載《楊虎城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此函由於傳遞延誤,送達東京時,楊虎城已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中共東京市委錯過了為楊虎城辦理入黨手續的機會。楊虎城呢?他誤以為中共不同意他入黨,既然兩度申請均未獲准,從此他也沒有再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雖說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函已批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楊虎城對中共一直有著親切感。何況,他的妻子謝葆真、秘書米暫沉均為中共黨員,不斷溝通著他與中共之間的聯繫。後來,當他出任陝西省主席時,居然任命南漢宸為省政府秘書長——雖說那時南漢宸自一九二八年因中共河南省委遭破壞而失去組織關係。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紅色密使頻訪楊虎城

    毛澤東率紅軍抵達陝北後,目光關注著楊虎城這位西北軍的首腦。毛澤東知道楊虎城曾有過紅色歷史,以及和中共密切交往,便在暗中和他聯絡。一位中共密使,懷揣毛澤東親筆信,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從陝北鄜縣西部紅軍前線指揮部出發,潛入西安。此人名叫汪鋒。據汪鋒回憶,他那時正在瓦窯堡,忽地賈拓夫前來找他。賈拓夫那時化名關鋒——三十年後關鋒曾名噪中國,只不過那位「中央文革」的關鋒,並非此關鋒。賈拓夫這「關鋒」在「文革」中挨鬥,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含冤去世。賈拓夫是陝西神木縣人,一九二八年加入共產黨,擔任過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參加過長征。此時,他擔任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他通知汪鋒,馬上趕往前線總指揮部——鄜縣西邊的套通□東村。汪鋒星夜趕到那裡,見到前線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才知是毛澤東找他。毛澤東在一個土窯洞裡接見了汪鋒,交給他一封致楊虎城的親筆信,要他潛入西安,面呈楊虎城。    
    汪鋒把毛澤東的信,縫入羊皮襖裡出發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長武縣附近被兩個特務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襖中的信。幸虧那個人是「土特務」,見信是寫給楊虎城的,嚇了一跳。汪鋒也就趁機說自己乃是西北軍派往紅軍的特工,倒是把對方懵住了。後來,特務同意用卡車「押送」汪鋒進西安,使汪鋒一路上省了許多麻煩。到了西安,汪鋒把毛澤東的信交給了楊虎城秘書。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兩萬,所謂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急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此時此際,毛澤東所提及的,尚是「反蔣抗日」、「抗日討蔣」。楊虎城看罷,並未對毛澤東的信作出熱烈的反應,只是派軍法處處長張依中出面,招待汪鋒住下,說是容他考慮一些時日。楊虎城為什麼如此冷淡?其實,他讀了毛澤東的信,是極度高興的。但是,他不認識汪鋒,生怕內中有詐——萬一那封毛澤東的信是偽造的,而來者是蔣介石手下的特務,事情就麻煩了。他不能不謹慎行事。    
    楊虎城急派手下的陝西省政府秘書崔孟博去天津。楊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黨員,而那時南漢宸正在天津。楊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漢宸瞭解,來人汪鋒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澤東所派。崔孟博抵達天津時,不巧,南漢宸外出,未遇。崔孟博於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接待了他。王世英,字子傑,山西洪洞縣人,剛過而立之年。他雖年輕,卻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一年,他作為中共特派員潛伏國民黨的心臟地區——南京,派出多名中共黨員打入蔣介石的特務部門復後社。翌年,當新的特務組織藍衣社成立時,他又派了七八個中共黨員打入。後來他被國民黨特務察覺,才匆匆離開南京,轉往上海,又轉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知道事關重大,王世英親自隨崔孟博前來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馬上告訴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說是他從天津帶來了一位比南漢宸更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巧妙地安排了楊虎城和王世英見面:他先把王世英帶到西安九府街楊虎城的別墅止園,讓王世英坐在客廳東面的一間小屋裡,然後把門反鎖,帶走鑰匙,交給了楊虎城。中午時分,楊虎城說是要到止園午睡。待警衛們離開客廳之後,他悄然打開小屋的鎖,入內與王世英進行低聲密談……就這樣,楊虎城不僅與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聯繫,而且從王世英那裡得到證實,汪鋒確係毛澤東所派。    
    楊虎城臉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終於決定親自會晤汪鋒。他跟汪鋒熱烈地進行了交談。汪鋒在西安城裡住了一個多月,跟楊虎城進行了三次會談。此後,毛澤東又頻頻派出密使,進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從德國留學歸來的王炳南,被派往楊虎城那裡,負責楊和中共之間的聯絡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寫親筆函致楊虎城,交秘書張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楊虎城。二十六歲的張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後來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於一九四四年死於國民黨獄中,時年不過三十四歲,所以不大為人所知,曾任毛澤東秘書。    
    毛澤東這封信寫道——    
    虎臣先生勳鑒: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比聞貴部將移防膚洛,雙方更必靠近,敝方慶得善鄰,同時切望貴部維持對民眾之紀律,並確保經濟通商。雙方關係更臻融洽,非特兩軍之幸,抑亦救國陣戰之福。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志趨前商訂。專此奉達,不盡欲言。    
    敬頌    
    公祺    
    毛澤東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射向汪精衛的子彈幫了蔣介石的大忙

    走筆行文至此,該掉過筆頭,寫一寫本書的另一主角——蔣介石。那時的蔣介石,面臨著三大對手:就國際而言,日軍步步進逼,威脅著他的生存;就國內而言,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被他視為心腹大患;就黨內而言,汪精衛跟他面和心不和,爭權奪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三月六日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了「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蔣汪體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陣突然響起的槍聲,擊碎了勉強維持了三年多的「蔣汪體制」……那天,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議按照預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進行著:清早七時,全體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上午九時,會議在中央黨部禮堂開幕,由汪精衛作報告。汪精衛的報告不過二十來分鐘。報告畢,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禮堂,在門口拍照留念。中委們分成五排,前排坐,後排站。前排正中的兩把椅子,理所當然是留給蔣介石、汪精衛坐的。汪精衛已經坐定,而蔣介石的位子卻空著。等了一會兒,說蔣介石有事,不來拍照了。於是,九時三十五分,一陣喀嚓聲之後,攝影完畢。就在中委們回身朝禮堂走去時,在記者群中忽地發出「打倒賣國賊」的呼喊,緊接著連響三槍,均命中汪精衛:一槍中左臂,一槍中左頰,一槍中背部肋骨。    
    汪精衛踉蹌倒下。    
    這突如其來的槍聲,嚇懵了張靜江,他連忙趴在地上。孔祥熙趕緊鑽到附近一輛汽車底下。倒是張群鎮靜,回過身子一把攔腰抱住那開槍的記者。那記者這時又連鳴兩槍。說時遲,那時快,張學良飛起一腿,踢掉了記者手中的短槍。這時,汪精衛的衛士,擊倒了那記者。蔣介石聞槍聲,帶著衛士趕來。他來到汪精衛身邊,半跪著,扶起汪精衛的頭,那模樣極為關切。正在淌血的汪精衛,以為自身性命難保,吃力地對蔣介石說道:「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後,要你單獨負責了。」這時,正在一側的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對蔣介石不客氣了。在她看來,拍照時蔣介石不在場,顯然是蔣介石要對汪精衛下毒手。她當著張學良、陳公博、褚民誼等中委的面,對蔣介石大聲說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麼要派人下此毒手!」頓時,蔣介石如同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辯!他只得強忍著,陪著陳璧君,把汪精衛急送中央醫院救治。此事乃爆炸性新聞,馬上被各報刊以醒目地位加以報道,標上「中央震驚」、「舉國震驚」之類大字標題。議論如沸,蔣介石一時成了猜疑的中心。蔣汪之間,早已面和心不和,所以連陳璧君都當著蔣介石的面說出那樣的話,更何況別人會說是蔣介石殺汪!不過,也有明顯的令人費解之處:蔣如要殺汪,何必當著全體中委的面殺他?其實,那天蔣介石見現場頗亂,張學良、閻錫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實力派都帶馬弁二名,記者又那麼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廳裡,不願去拍照。汪精衛見蔣介石沒有下來,特地去請他。    
    蔣介石對汪精衛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場。」汪精衛聞言,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事情果真被蔣介石料中。汪精衛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殺手究竟是誰?當場被汪精衛衛士擊倒的,是晨光通訊社記者,叫孫鳳鳴。原本是十九路軍的一名排長。他受傷頗重,送入醫院已是垂危了。他斷斷續續地說:「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麼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雖然孫鳳鳴被列為「要犯」,蔣介石下令全力搶救,以查清此案,憲兵司令谷正倫守在他的床前,但孫鳳鳴只說那麼幾句話,再不願說什麼,於翌晨死去。此案驚天動地,自然要深究細查。後來,才弄明白,只是孫鳳鳴、華克之、張玉華、賀坡光這四位青年策劃的,並無大人物指使。孫鳳鳴要刺殺的,原本是蔣介石。他們認為,蔣介石對日軍步步退讓,只有殺了蔣介石才能拯救中華民族。    
    誰知蔣介石詭詐多疑,那天不下來參加攝影,孫鳳鳴便把子彈射向了汪精衛。    
    這四位青年中的華克之,如今年已九旬,仍健在。他後來奔往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潘漢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一九九二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華克之傳奇》,記述他傳奇的一生。    
    那四位小人物,刺殺汪精衛。雖說汪精衛未死,然而重傷使他不得不暫離政壇,出國治療。誠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愷被刺,成了蔣介石晉陞、奪權的絕好機會;這一回,汪精衛被刺又成了蔣介石獨攬大權的絕好機會——雖說刺廖和刺汪,確實與蔣介石無關。刺客的子彈射向蔣介石的政敵,理所當然給蔣介石幫了大忙。    
    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是為召開「五全」大會作準備的。汪精衛遭刺後的第十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十二月七日,則召開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副主席——主席雖是胡漢民,但受蔣排擠而在國外。蔣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衛擔任的行政院長。這樣,蔣介石也就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汪體制」——「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局面,從此畫上句號。這時,毛澤東在中共方面的地位,與蔣介石頗為近似:在黨務方面,雖然名義上張聞天是總負責,但實際領袖是毛澤東;另外,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紅軍的最高軍事首長之一(雖然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此時是朱德)。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何香凝的裙和續范亭的血

    蔣介石對於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向來是一個「剿」字:對於井岡山一次次「會剿」;對於江西中央蘇區五次「圍剿」;紅軍被迫長征,來個前堵後截;紅軍到達陝北後,則來個「西北剿匪」。面對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內」。此言出典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的《致全國同胞電》。同年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的宣誓儀式上,對這一方針又作了如下解釋:「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成功。」蔣介石把意思說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滅中共,方能抗日。隨著日軍步步深入,國土成片淪陷,抗日呼聲日益高漲,對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不滿愈加強烈。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忽地收到一個包裹,內中是一條裙子!是誰給蔣介石寄裙子?幹嗎給蔣介石寄裙子?包裹內放著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詩。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也。她的詩,全文如下廖夢醒:《我的母親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為中日戰爭贈蔣介石及中國軍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消息傳出,一時間成為新聞笑談。剛剛爆過笑的新聞,又爆出哭的新聞: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傳出一聲慘叫,一位男子用短劍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機急送他至醫院,因搶救及時,才算免於一死。此人便是國民黨「五全」大會代表、中將續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詩: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    
    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    
    靦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    
    續范亭的詩,道出國民黨內抗日軍人的心聲,恰好和何香凝的詩相呼應。    
    何香凝贈裙,續范亭自戕,是中國抗日大潮中的兩朵花。全國上下,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抨擊日烈。最使蔣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主席的胡漢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國民黨右派,卻居然發表與「攘外必先安內」相左的言論:「與其亡於日,毋寧亡於赤!」「寧掛紅旗,不掛日旗!」蔣介石審時度勢,意識到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會危及他的地位。雖說他仍在那裡「剿共」,卻在暗中派出密使,希冀跟中共進行和談……不過,雖說蔣介石每天都在戰場上跟毛澤東交手,可是要找到一條安全、可靠的秘密途徑給毛澤東遞上橄欖枝,倒也頗費一番周折。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波茨坦」號上奇特的「隨員」

    一九三五年底,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結束不久,聖誕節前夕,一艘名叫「波茨坦」號的德國巨型油輪,離開上海黃浦江碼頭,駛向遙遠的歐洲。船上的貴賓艙裡,住著國民黨政府新派的駐德大使程天放、少將陸軍武官酆悌。此外,還住著「隨員」李融清和江帆南。按照國民黨政府的規定,隨員是不能住貴賓艙的,只能住二等艙或三等、四等艙。這一回,為什麼破例呢?    
    原來,那兩位「隨員」,來歷非凡,按職務,比程天放、酆悌高得多。那位化名李融清的,乃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而化名江帆南的則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沖。其實,這和葉劍英化裝成馬伕進入西安酷似——國共兩黨在進行秘密工作時所用手法竟是如出一轍!三十五歲的陳立夫是國民黨要人。所謂「四大家族」,即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及陳立夫兄弟。    
    陳果夫、陳立夫是親兄弟,陳果夫為兄,陳立夫為弟,浙江吳興人氏。陳家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陳果夫、陳立夫之父,叫陳其業。陳其業之二弟,叫陳其美,即陳英士。蔣介石十九歲時赴日本求學,陳其美是他的同學,並介紹他加入同盟會。蔣介石與陳其美為結盟兄弟,也就視陳果夫、陳立夫為侄子,對他們深為信任。陳立夫早年赴美,獲礦業碩士學位。一九二六年夏,陳立夫經其兄陳果夫介紹,出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從此成為蔣介石心腹。一九二八年,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以陳立夫和陳果夫為首,建立了「中央俱樂部」,英文名稱為Central Club,簡稱「CC」。CC派成了蔣介石的特工組織。也真巧,「陳」姓的英文開頭字母也是「C」,「C    
    C」恰好是「二陳」!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陳立夫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足見他地位的顯要。蔣介石指派陳立夫為密使,理所當然。至於為什麼選擇張沖為陳立夫的副手,有三層原因:    
    第一,比陳立夫小四歲的張沖,浙江樂清人氏,十九歲時從溫州中學畢業後,便入北京大學俄語系,精熟俄語。    
    第二,張沖是CC派中堅人物,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    
    第三,一年前張沖曾去歐洲考察政治、經濟,熟悉那裡的情況。    
    這樣,化裝為「隨員」的陳立夫、張沖,均為CC要員,一個精通英語,一個諳熟俄語。令人費解的是,蔣介石為什麼把密使派往遙遠的歐洲?那是因為蔣介石曾非常仔細地讀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文件。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共代表團在會上提出關於組織「全中國統一的人民的國際政府」的建議書。季米特洛夫表示「完全贊同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提議」。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訪問過共產國際,深知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他捨近而求遠,派出陳立夫、張沖赴歐,為的是轉道蘇聯,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同時也希求建立中蘇抗日同盟。陳立夫、張沖的行蹤,雖說極端保密,卻瞞不過日本間諜機關的眼睛。陳、張在意大利登陸後,正在與莫斯科聯繫,日本的報章即公佈了蔣介石密使欲訪蘇聯的消息。蔣介石得知後,急急召回陳立夫和張沖,使兩位密使此行半途而廢。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國共莫斯科密談

    就在陳立夫、張沖奉蔣介石之命回國之際,蔣介石卻又發出另一份密電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急令剛從蘇聯回到迪化的重要人物重返莫斯科,以求完成陳立夫、張沖未曾完成的使命。此人不過三十一歲,湖南醴陵人,姓鄧,名文儀,字雪冰。鄧文儀和陳立夫、張沖一樣,也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蔣介石的得意門生。一九二五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送往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兩年後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須知,原本擔任主任之職的是周恩來。自一九二八年起,鄧文儀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參謀、侍從書記,成為蔣介石的心腹。四年後,他和戴笠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及中華復興社,出任訓練處長,成為國民黨特務系統要員。考慮到他原來在蘇聯學習過兩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擔任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後來成為國民黨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灣,曾任國民黨台灣省主任委員。晚年著回憶錄《冒險犯難記》上下冊,由台灣學生書局於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當陳立夫、張沖從上海出發,踏上「波茨坦」號油輪的時候,正值鄧文儀離開莫斯科返國述職,路過新疆迪化。那時,中共吳玉章等人,在法國巴黎創辦了一份中文報紙,叫《救國報》。《救國報》初為週刊,後為五日刊,宣傳中共的主張,發行四十三個國家,也在中國國內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漢銷售,總發行量兩萬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該報因受法國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國時報》,重新登記,又得以發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國時報》,刊載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擬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稱蔣介石為「南京蔣總司令」!宣言指出:趕快停止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之間的一切內訌;一切願意抗日的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和各群眾組織立刻開始談判共禦外侮的條件和方法;不論蔣總司令的軍隊也好,不論其他黨派的軍隊也好,不論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也好,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    
    蔣介石注意到這從巴黎傳來的駐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會談時,得悉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確有談判意願。於是,奉蔣介石密令,鄧文儀重返莫斯科,通過蘇聯當局,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了聯絡。中共代表團同意與鄧文儀接觸。於是,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面對面坐在一起,進行了秘密談判。這是國共兩黨自一九二七年決裂之後,頭一回直接進行談判。據鄧文儀回憶,他跟王明「懇談」,首先說及蔣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提出的建議書,決定著手與中共進行接觸、談判。鄧文儀傳達了蔣介石的三項條件:    
    (一)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二)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作戰必須有統一指揮;    
    (三)國共兩黨間恢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繼續獨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細地傾聽著鄧文儀傳達的蔣介石三項條件。    
    鄧文儀還表示,蔣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鄧文儀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國民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國民政府間應交換政治工作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蔣委員長知道,紅軍沒有彈藥、武器和糧食。國民政府能夠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派出若干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國民黨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王明馬上表示,紅軍不能「開到內蒙古前線」。因為那樣,意味著紅軍必須放棄陝北根據地。王明和鄧文儀的莫斯科會談雖說是短暫的,卻畢竟是歷史性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終於坐了下來,開始秘密談判。    
    王明還說明了實情:雖然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但是要進一步開展國共談判,還是要找在國內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能最後拍板。鄧文儀迅即把來自莫斯科的秘密訊息,電告蔣介石。於是,蔣介石明白,「捨近求遠」不行。要解決問題,還得找老對手毛澤東!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肩負重任的「紅色牧師」

    又一個重要的訊號,出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這一期報紙刊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祥對紅色中華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紅色中華社,即新華社的前身。談話稱:「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願與蔣介石「攜手」!也就在這時候,一位神秘的牧師,從上海來到古城西安,求見張學良。他向張學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過東北軍的防地,進入紅軍的防地!此人自稱姓周,名繼吾,是一位牧師。當然,他深知,光是說自己是牧師,未必能使張少帥答應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證件,那是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據雲,他要進入紅軍防地進行「調查」。    
    張學良知道此人來歷不凡,沒有當場答應。在送走這位牧師之後,馬上發密電到南京。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絡。張學良又用電台跟瓦窯堡聯絡,那裡的回電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並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都得到認可,表明此人神通廣大。關於此人,後來,斯諾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記》中,多次若隱若現地提到他,寫到緊要關頭便打住。在跟斯諾交往時,此人不再姓周,卻改姓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他為「王牧師」。斯諾寫道,他要從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點」。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武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    
    這位王牧師,人稱「紅色牧師」,確實非同凡響。他既與蔣介石有交情,又與毛澤東有交往。他的真實姓名,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毛澤東書信選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錄《毛澤東書信選集》,編選者在信末對董健吾加了這麼一條註釋:「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上海等地從事秘密工作。」這大抵是迄今為止關於董健吾的官方最詳盡的一條註釋。考慮到密使肩負任務的重大,國共雙方派出的人員,都是自認為絕對可靠的:國民黨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陳立夫、張沖等,中共派出的則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農、劉鼎以及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著從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與宋子文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交情頗深。他曾做過古董生意,成為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借助於宋子文的推薦,孔祥熙為他簽署了委任狀。這樣,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員,有了國民黨官員的身份。    
    董健吾還有一層重要的關係:他與宋子文之姐宋慶齡也有著密切聯繫。    
    最初,蔣介石打算打通與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則找宋慶齡,而宋慶齡推薦了董健吾。董健吾出發前,蔣介石接見了他。蔣介石向他面談了與中共談判的條件:    
    一、不進攻紅軍;    
    二、一致抗日;    
    三、釋放政治犯;    
    四、武裝民眾。    
    宋慶齡則交給董健吾一大包雲南白藥,因為她聽說紅軍缺乏止血藥,托他帶給中共中央。如此這般,「紅色牧師」董健吾肩負著重任,前來西安。與董健吾同行的,還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實身份,而董健吾卻不知他的,以為他是國民黨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在上海四馬路暗中接頭

    要說清那位小伙子的來歷,又得花費一番筆墨。    
    陳立夫在奉命和張沖一起赴蘇聯之際,又托曾養甫在國內尋覓與中共聯繫的渠道。曾養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憲浩。他是廣東平遠人,原本是技術界人士。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然後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歲的他回國,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總政治部主任。此後,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鐵道部次長。一九三四年,他發起興建錢塘江大橋。    
    曾養甫欲在國共之間架「橋」,他想起了一個非常合適、能夠幫助架「橋」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時的同學諶小岑。諶小岑,跟周恩來、鄧穎超都有著不錯的友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當周恩來在天津草廠庵學聯辦公室召開覺悟社成立大會時,第一批會員二十人在座,鄧穎超、諶小岑都是第一批會員。    
    諶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長周恩來一歲。諶小岑和周恩來、鄧穎超同在五四運動中搏擊,結下深誼。此後,諶小岑於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漢,周恩來則赴法國,從此分手。不過諶小岑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仍與中國共產黨有著種種聯繫。    
    曾養甫雖說過去也認識周恩來,畢竟沒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諶小岑。為了便於架「橋」,他任命諶小岑為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如今雖已九十有六,記憶仍清晰。據諶小岑回憶,架「橋」時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軍首領左宗棠的後裔,任南京《扶輪日報》編輯,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徵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聯繫,但並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黨員。諶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辦過《生力》雜誌,與他頗熟。左恭從諶小岑那裡得知重要信息,即趕赴上海,向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作了報告。中共上海臨時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敘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跡詭秘、變幻莫測的人物,換一個姓名,如同換一頂帽子似的,不當一回事。董健吾時而姓王,時而姓周。這位小伙子時而姓黃,時而姓張,而他的真實姓名倒鮮為人知,叫王緒祥。如今,人們通常稱他張子華——雖說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書也照人們的習慣,稱他張子華。張子華是寧夏中寧人氏。一九三○年,年僅十六歲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擔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特科成員。他奉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之命,與諶小岑接頭。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諶小岑從南京趕來,住在那裡。不久,張子華便來到那裡。諶小岑如此回憶道:我們面對面坐下來,他答覆我他姓黃。緘默了幾秒鐘,我說明了來意,請他代為轉達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談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答應說:「願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來了,我們在一所清靜的房間裡談了兩個小時,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問題,由我答覆。黃君聽了之後,再次表示他願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個交通員來同我聯繫。交通員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後,黃君來對我說,希望南京派一個人到陝北去。這天,曾養甫正好來上海,經考慮,我們一時派不出適當的人來,還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為此奔走。幾天後,他來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辦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誰去呢?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指派「黃君」,即張子華,前往陝北。張子華曾任中共豫鄂陝邊區特派員,去過陝北一帶。正在這時,那位「紅色牧師」也受命啟程——雖說董健吾聯繫的是另一條途徑。於是,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決定讓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他倆由上海到達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斷絕。他倆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氣沒有迅速轉好的跡象,只得求助於張少帥。當張學良從南京方面得到證實,知道「王牧師」來頭不小,乃是行前見過蔣介石的人物,於是決定用飛機送「王牧師」及其「隨員」黃君前往膚施。不過,也正因為得到南京方面的證實,張學良知道了蔣介石的絕密信息,知道蔣介石與中共之間有密使來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膽地與中共暗中來往。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毛澤東和蔣介石開始幕後對話

    一時間,張學良也成了「橋樑」。他在與南京聯絡之後,又與陝北瓦窯堡聯絡。來自中共中央的復電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紅色牧師」及其「隨員」。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鷹」飛機冒著風雪從西安起飛,載著那兩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進。漫山遍野,白雪皚皚。螺旋槳攪動著寒風,飛機在雲層中穿行,終於平安降在膚施城延河邊上。駐守膚施的東北軍接到張學良的命令,派出一個騎兵連,護送兩位密使,前往瓦窯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千里迢迢,終於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親自在「邊境」迎接他們。當天,林伯渠、吳亮平、李維漢、袁國平在窯洞裡設宴,為兩位密使洗塵。兩位密使急於要見毛澤東。不巧,毛澤東正和張聞天、彭德懷在山西石樓前線。周恩來呢,也不在瓦窯堡。他和劉志丹正在瓦窯堡東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窯堡。當晚,兩位遠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裡。博古仔細聽取董健吾的報告,而張子華作為「隨員」並未多言。然而,在與「紅色牧師」談話結束之後,博古卻又單獨會晤了張子華,聽取了匯報——如前文所述,董健吾並不知道張子華也是中共特科成員。夜深,博古馬上向山西石樓發出「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的密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如前文所引,電報中,博古說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餘人」。也正巧,就在毛澤東接到電報時,那位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正在毛澤東那裡,匯報關於和楊虎城密談的情況。三月二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及周恩來,要求他們和董健吾等一起趕往山西石樓,與他見面。董健吾因急於要回南京覆命,未能去石樓。張子華表示,他可以留下來,去見毛澤東。這樣,毛澤東於三月四日,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給周繼吾(即董健吾)發來一份電報:博古同志轉周繼吾兄:    
    (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    
    (乙)我兄覆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張、毛、彭四號十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托董健吾轉告的四項條件的答覆。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終於開始對話,雖說是通過「橋樑」對話的。知道毛澤東「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紅色牧師」於三月五日便離開了瓦窯堡。臨走時,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帶了別緻禮品贈宋慶齡:三枚刻著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那是當年江西蘇區鑄造的。另外,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中共用這樣特殊的方式,向宋慶齡表示敬意。對於中共來說,宋慶齡是在國民黨高層中真誠地表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個秘密電台便設在宋慶齡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與陝北中共中央保持著聯繫。「紅色牧師」一路奔忙,風風火火趕回南京,向蔣介石通報了毛澤東的意見。當「紅色牧師」欲再從南京前往陝北之際,風聲走漏。「山西王」閻錫山不知從什麼途徑獲知蔣介石派人去瓦窯堡,當即致電南京責問:為什麼聯合紅軍打晉軍?蔣介石知道此事聲張出去,大為不妙。從此不敢再啟用「紅色牧師」這一「橋樑」。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張子華穿梭於南京與陝北之間

    「紅色牧師」的那位「隨員」,不聲不響,繼續穿梭於陝北和南京之間……張子華沒有和董健吾一起離開瓦窯堡。他東渡黃河,前往山西前線,去見毛澤東。他向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作了詳盡匯報。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樓附近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與國民黨談判的問題,批准了毛、張、彭致董健吾電報中所提出的五項意見。    
    會議還就談判問題,作出決定:今後與國民黨軍隊的談判,集中於軍委;與國民黨的談判,集中於黨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從陝北來上海,當即與魯迅長談,傳達了中共中央對文藝工作的意見。此人便是馮雪峰。馮雪峰來滬,除了與魯迅、沈鈞儒等建立聯繫外,還建立了一個與延安通報的秘密電台。    
    與馮雪峰同行,一起離開陝北的,是張子華。張子華來到南京,秘密會晤了曾養甫。張子華轉達了中共中央的五項意見,希望南京方面就聯共抗日也提出條件。不久,陳立夫聽了曾養甫的報告,作出反應。曾養甫打電話約諶小岑來家裡,諶小岑一進去,便見陳立夫在座,陳立夫當場口授了四條意見,由諶小岑抄錄後,轉給了張子華。這四條意見是:    
    一、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    
    二、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采擇;    
    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另外,覃振還交給張子華一封信,托他轉給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著舊誼,他們同是湖南人,都於一九○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一九○八年,覃振在長沙密謀起義,因事洩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辛亥革命光復長沙後出獄。他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此後,擔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    
    林伯渠則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部部長。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敘情,亦是為了國共再度攜手。    
    張子華深知肩負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從南京奔赴陝北。這一回,他已是熟門熟路了。他趕到了陝北延川縣大相寺,中共正在那裡召開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都在那裡。張子華向毛澤東等當面作了匯報。這時,正值周恩來赴膚施天主教堂跟張學良會談不久,毛澤東曾明確提出由周恩來負責與國民黨的聯絡工作。於是,五月十五日,周恩來在大相寺,親筆寫了兩信,托張子華(亦即「黃君」)帶往南京。    
    周恩來的一封信是寫給諶小岑的,全文如下:    
    別了十五六年,幾如隔世。黃君來,得知老友為國奔走,爽健猶昔,私衷欣慰。十餘年來,弟所努力,雖與兄等異趣,但丁茲時艱,非吾人清算之日,亟應為民族生存,迅謀聯合。此間屢次宣言,具備斯旨。今幸得兄相與倡和,益增興感。黃君回,面托代罄積愫並陳所見,深願兄能推動各方,共促事成。養甫先生本為舊識,幸代致意。倘願惠臨蘇土,商討大計,至所歡迎。萬一曾先生不便親來,兄能代表賁臨,或更糾合同道就便參觀,尤所企盼。國難當前,幸趨一致,矧在老友,敢賦同仇。春風有意,諸維心照不宣。《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這封信表明,在「別了十五六年」之後,周恩來又與諶小岑恢復了直接聯繫。信中又向「養甫先生」,表示歡迎「惠臨蘇土」。周恩來的另一封信,是寫給他與張學良的「同師」張伯苓先生。周恩來寫道: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餘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去歲末,復聞先生於「一·二八事變」後,曾擬挺身入江西蘇區,主停內戰,一致對外。惜當時未得見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見蘇維埃與紅軍歷次抗日宣言,向使當時果來蘇區,紅軍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開,又何致直至去歲始得迂迴曲折,以先鋒軍轉入陝甘!經二萬五千里歷十一省之長征,在事為難能,在紅軍抗日之意更可大白於天下,而戰勝聲威,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樂聞歟?……《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來在信中,希望老校長張伯苓也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林伯渠也給老朋友覃振寫了復函。    
    張子華帶著周恩來、林伯渠親筆信,返回南京。這樣,國共之間開始書信往返。張子華在南京曾養甫家中遞交了周恩來、林伯渠的親筆信之後,突然失蹤了!張子華到哪裡去了呢?他被曾養甫下令關進了監獄。如此重要的密使,怎麼會身陷囹圄?雖然關於張子華被捕的原因,有種種說法,近來漸漸顯露出其中真實的原因:蔣介石通過曾養甫—張子華這一途徑,與毛澤東、周恩來暗中來往,在國民黨內是極端機密的,就連陳佈雷這樣的貼身秘書也不知道。張子華當時要求諶小岑在南京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開宣傳抗日。蔣介石聞訊,連忙下令把他抓進獄中,以免像「紅色牧師」那樣走漏風聲!一周後,中共上海地下黨發覺張子華失蹤,指令左恭出面向諶小岑要人。諶小岑對曾養甫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何況我們正在講和呢!」曾養甫這才放出張子華,由諶小岑親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曾養甫讓張子華去上海,為的是避開南京眾多的耳目。張子華給了諶小岑一份密電碼和上海信箱號碼,便於諶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聯繫;曾養甫則給了張子華漢口電台的呼號,讓張子華與漢口保持無線電聯繫,由漢口轉告南京——倘若直接與南京聯繫,容易走漏風聲……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籌劃中的蔣介石—周恩來秘密會談

    張子華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電,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養甫交給張子華一封致周恩來的信,托他送往陝北。    
    曾養甫在信中寫道:「盼兩方能派負責代表切實商談,如兄能摒除政務來豫一敘至所盼禱。」這表明,國民黨方面希望國共的「切實商談」,提高到周恩來這樣的高層級別。於是,張子華攜曾養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陝北。就在這時,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在會上發表演講,對於抗日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侵害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簽訂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蔣介石講話的調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雖說他還只是講「有人」,尚未鮮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對蔣介石的演說,作出了公開反應。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見報。信中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地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蔣委員長依然不願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聖的抗日戰爭,以阿比西尼亞的失敗為借口,繼續了自己的退讓政策。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是非常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信中,中共明確談及開展國共談判以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願望: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地遵守這個決定。    
    假如你們同我們的統一戰線,你們我們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統一戰線,一旦宣告成功的話,那末,你們我們及全國人就有權利高呼:讓那些漢奸賣國賊以及一切無氣節的奴才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暴力前面高喊「中國無力抗日」吧!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鬥到最後一滴血!中國決不是阿比西尼亞!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剛剛發表,八月二十七日,張子華風塵僕僕,抵達「紅都」保安。張子華來得正是時候,因為他所帶來的曾養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國民黨就國共談判表了態。毛澤東、周恩來細細讀了曾養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來出面聯絡。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寫就致曾養甫函,告知「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    
    周恩來寫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為策劃。《周恩來書信選集》,九十八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這就是說,周恩來願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談判。連談判的地點,都具體提出來了。翌日,周恩來又寫一信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黃君」(即張子華)與「養甫先生」的往來,也提及「兩先生」的「聯俄之舉」——陳立夫化裝為「隨員」和張沖一起遠赴歐洲尋求共產國際聯絡。    
    周恩來的信,一開頭便這樣寫道: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十七至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來的信中說「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希望二陳為國共聯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來還寫道: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同日,周恩來還修書一封,致胡宗南。周恩來的信,稱之「宗南同學」,卻又寫道:黃埔分手後,不想竟成敵對。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為憾。周恩來希望胡宗南「立停內戰,共謀抗敵」。張子華帶著周恩來的信,南下廣州,因為他得知陳立夫正在廣州。九月二十日,張子華趕到廣州時,適值陳立夫到廣東別的地方去了。張子華見到了諶小岑,把周恩來的信交給諶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陳立夫回到廣州,看了周恩來的信,指示由曾養甫出面,與張子華會談。九月二十七日,曾養甫與張子華晤面。曾養甫說,國民黨方面如派代表到陝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議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會談。他取出國民黨政府為周恩來準備的護照,交給張子華,以便周恩來能進入香港。這表明,國民黨方面已確實打算與共產黨談判。    
    曾養甫還轉告了國民黨方面三項新的承諾:    
    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    
    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    
    三、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    
    毛澤東於翌日收到張子華用密電發來的消息。十月八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聯名給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等人發了一封電報。電報說:「為確保政治、軍事外交秘密,從今日起用秘字編號發給你們之電,請指定專人翻譯,限於你們九同志閱看後立即燒燬。請你們向我們負責,不使任何別人知道。」《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這就是說,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與國民黨接觸,也屬極端機密的行動,僅限於高層極小範圍內知悉。誠如國民黨內,也只限於高層極小範圍內知悉。毛澤東的電報寫及了張子華的情況:「第三次與南京聯絡之代表(引者註:即張子華)九月二十日到廣州,二十八日來電稱彼方代表北來恐惹人注意,約恩來飛往香港或廣州會談。」毛澤東以為:恩來飛赴廣州,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毛澤東這樣判斷形勢:估計南京在日本新進攻面前有與我們成立妥協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壓境,企圖迫我就範。我們應爭取迅速開始主要代表之談判,求得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    
    張子華於十月十四日趕到西安,在那裡向中共派駐西安的葉劍英作了匯報。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共同署名發出致「九同志」的電報,作了通報:「與南京談判有急轉直下勢,第三次與南京聯絡之代表(引者註:指張子華)十四日回西安,攜來國民黨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毛澤東等的電報中,還寫及一重要變化:「蔣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們正交涉由蔣派飛機到膚施接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這就是說,周恩來要飛往西安,跟蔣介石直接談判!只是事態的變化,使毛澤東預計中的「蔣周會談」未能實現……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周小舟聯絡「姜府」和「龔府」

    行文至此,該寫一寫國共聯絡的另一秘密渠道。那是在曾養甫把「打通共產黨的關係」的任務交給諶小岑時,諶小岑除了通過左恭找到張子華之外,又打通了另一渠道。諶小岑記起了同鄉翦伯贊。那時,翦伯贊在南京擔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的秘書。翦伯贊是湖南桃源人,卻是維吾爾族。一九二四年,二十六歲的他在美國學習經濟——雖說如今人們一提到他總是稱之為歷史學家,其實那是後來的事。一九二六年回國,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八年卻又因「左」傾(亦即傾向中共)而失去國民黨黨籍。這時,他在北京結識歷史學家呂振羽、譚丕謨,從此開始研究歷史。翌年,他參與覃振的反蔣活動,從此與覃振結下深誼,以至擔任覃振秘書。    
    諶小岑跟翦伯贊在一九三二年曾一起編過刊物《豐台》,知道翦伯贊與左翼人士有些聯繫(翦伯贊後來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翦伯贊起初建議,從南京獄中釋放一兩名中共幹部,作為密使派往陝北,曾養甫以為不妥。接著,翦伯贊提及了呂振羽。    
    呂振羽那時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北平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翦伯贊知道,呂振羽此人亦「左」傾,他的學生有不少是中共黨員,於是建議諶小岑與呂振羽聯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諶小岑給呂振羽寫了一封頗為有趣的信:「近年以來,東鄰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龔府聯姻,方期可以同心協力,共謀對策,以保家財。兄如有意作成,希即命駕南來……」信中的「東鄰」,當指日本。「姜府」、「龔府」又是指什麼呢?「姜」,蔣的諧音也;「龔」,共產黨也。「姜府和龔府聯姻」,乃是國共合作的暗語。果真,呂振羽和「龔府」有聯繫。他把諶小岑的信,交給了一位二十三歲的小伙子周懷求。周懷求這名字,對於廣大讀者來說是陌生的。然而,一提他後來改的名字——周小舟,人們就很熟悉。周小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起擔任毛澤東秘書。解放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名震中國——誠如翦伯贊解放後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幫」分子,亦名噪華夏。雖說他那時用周懷求之名,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此處仍稱之周小舟。那時,周小舟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看了諶小岑的信,馬上請示中共中央北方局。這時,由高文華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迅即致電毛澤東。電報說,擬派周小舟、呂振羽赴南京聯絡。    
    毛澤東復電同意。    
    這樣,國共之間又開闢了一條新的聯絡渠道。為了探明諶小岑的意圖,呂振羽先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由北平去南京「姜府」。這時,呂振羽雖然尚不是中共黨員,但很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信任。呂振羽在南京會晤了諶小岑,把詳況寫信告訴了周小舟。    
    一九三六年一月,南京新街口北面的一家旅館,住進一位身穿長衫的年輕人。此人便是周小舟(從這時起用化名周小舟,與國民黨談判。不料,此後竟一直用周小舟這一化名)。他向呂振羽傳達了中共關於與國民黨談判的四項條件:一是立即發動抗日戰爭;二是開放民主自由;三是釋放政治犯;四是恢復民眾組織和活動,保護民眾愛國運動。於是,周小舟、曾養甫兩人居幕後,由呂振羽、諶小岑兩人進行接觸。不久,周小舟回天津、北平,呂振羽則留在南京,曾養甫任命他為「鐵道部專員」,發給他「車馬費」。實際上,呂振羽成了中共在南京的常駐代表。這時,呂振羽提出了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三月,周小舟二進南京,通知呂振羽,中央已正式批准他為中共黨員,並由王世英直接與他聯繫。這一回,周小舟從衣服夾層中取出一批寫在白綢上的信件,那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致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曾養甫、覃振的信件。此後,周小舟又於六月、八月三進、四進南京。    
    周小舟賦詩贈呂振羽:片衫片履到都門,佇足三年悟死生;擬向荊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呂振羽則和曰:潛蹤南渡到石城,艱危未計死和生;為挽狂瀾聯吳策,殘篇斷簡續亡秦。後來,由於「姜府」和「龔府」已通過張子華及另一途徑直接聯絡,也就決定放棄通過中共中央北方局轉達的這一途徑。    
    周小舟於一九三六年八月進入陝北,向毛澤東匯報南京談判的情景。毛澤東很喜歡這位能幹的二十四歲的同鄉(他是湖南湘潭縣黃荊坪鄉人,離韶山沖不遠),留下他擔任秘書。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小開」架起新的國共之橋

    在中共的三位密使——董健吾、張子華、周小舟,以三條不同的途徑多方奔走,國共之間日漸溝通,正式談判的條件日臻成熟了。前文已經寫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一支奇特的隊伍從「紅都」保安出發,前往西安。這一群人之中,大多穿國民黨軍服,唯有一人西裝革履。在這支化裝成「國民黨軍事委員代表團」的隊伍中,那位「馬伕」葉劍英是真正的首腦,而那位戴禮帽、挾黑皮包、穿西裝的「秘書」,則是中共特科要員潘漢年。潘漢年身上,帶著周恩來在九月二十二日寫成的致蔣介石親筆信。這是一封極為重要的信件。周恩來寫道:    
    介石先生:    
    自先生反共以來,為正義與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黨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價所付幾何?日本大盜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於四萬萬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決西南事變,漸取停止內戰方針。國人對此,稍具好感。唯對進攻紅軍猶不肯立即停止,豈蘇維埃紅軍之屢次宣言、全國輿論之迫切呼籲,先生猶可作為未聞耶?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於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祈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全國人民及各界抗日團體嘗數數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統率之軍隊及黨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嘗以抗日領袖期諸先生。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願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願先生變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違於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捲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    
    奉上八月廿五日敝黨中央與貴黨中央書,至祈審察。迫切陳詞,佇候明教。順祝起居佳勝!不一。    
    周恩來    
    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二十一至二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潘漢年隨葉劍英進入西安城,在那裡秘密會晤了張學良。他還與從廣州前往陝北的中共密使張子華作了長談。    
    毛澤東和葉劍英之間,保持著密電往來。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毛澤東致電葉劍英:「在進攻未停止,恩來未出動以前,準備派在滬之潘漢年同志進行初步談判,此項請告毅並轉年。年何日去滬,毅何日去寧?」《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電文中的「年」,即潘漢年;「毅」,即張學良。接毛澤東此電,潘漢年便離開西安,直奔上海……潘漢年此人,有著非凡的活動能力:紅軍長征前夕,前往國民黨陳濟棠部隊秘密談判的便是他。    
    紅軍長征至遵義,召開了遵義會議。張聞天找他談話,派他和陳雲前往上海,然後又去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在蘇聯,他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在莫斯科,潘漢年又跟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    
    王明告訴鄧文儀,將派潘漢年回國,作為國共談判的聯繫人。鄧文儀把回國後如何跟陳果夫聯絡的途徑告知了潘漢年。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潘漢年抵達香港。按照鄧文儀提供的途徑,潘漢年給陳果夫去了一信。不久,陳果夫派出了幹練的張衝前來香港,跟潘漢年晤面,然後陪他坐船到上海,再前往南京,入住揚子飯店。陳果夫又派出曾養甫跟潘漢年密談。不過,陳果夫托曾養甫轉告潘漢年:「你來自莫斯科,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當局。你最好去一趟陝北,帶來毛澤東的意見——我們的談判的對手是毛澤東!」七月上旬,潘漢年返回上海。正值張學良和他的「秘書」劉鼎在上海。潘漢年當即通過劉鼎,跟張學良在上海一家大飯店裡見了面。機智靈活的潘漢年,又通過劉鼎,於八月初從上海朝陝北進發。八月八日,他來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共產國際的情況以及和國民黨政府代表接觸的情況。不久,他到陝北安塞,和葉劍英一起做駐守那裡的東北軍的工作。接著,他又來到西安,秘密會晤張學良。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給他發來電報,稱他為「小開兄」——他風度瀟灑,如同小老闆,在上海便得了「小開」的雅號。毛澤東的電報,全文如下:小開兄:(甲)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李毅兄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乙)你來信及南京密碼今日收到,但張子華未到。現急需兄去南京談判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談判方針亦須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膚施,則往返需時過久。能否取道膚施,即復。二十六日二十二時《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小開」接到毛澤東電報,趕回「紅都」保安,面聆毛澤東關於去南京談判的機宜。不久,「小開」一身西裝革履,出現在那支奇特的隊伍中。這位「秘書」與「馬伕」葉劍英一起,進入西安城……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潘漢年、陳立夫會談於上海滄州飯店

    南京方面頗為看重「小開」,因為他們知道:    
    第一,他來自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指定他為國共談判聯繫人;第二,他去了陝北,見了毛澤東,又受毛澤東委派,指定他為國共談判聯繫代表。這麼一來,南京方面對潘漢年的重視,自然超過了董健吾、張子華、周小舟——順便值得提一筆的是,不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共,這些秘密聯絡渠道往往彼此並不知曉,以求嚴格保密,彼此平行不交叉。即使是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絡,張不知楊與中共有聯繫,楊亦不知張與中共有聯繫,而張、楊又不知蔣與中共有聯繫。這一切,都在幕後極端秘密地進行。當然,也有個別的例外,如張子華知董健吾、潘漢年知張子華。潘漢年到了西安,由於要幫助葉劍英做東北軍的工作,沒有馬上去南京。他怕南京方面著急,給張沖拍發了一份密電,告知他已抵西安。    
    由於南京方面看重潘漢年,張沖接到電報,竟直奔西安。此人也很神通,他通過潘漢年的姐夫路寶宗,找到了潛藏在西安城裡的潘漢年。張沖急於想瞭解毛澤東對談判的意向,向潘漢年探聽口氣。聽了潘漢年的介紹,張沖隨即趕回南京。不久,葉劍英接到毛澤東十月十四日電報,詢問:「年何日去滬?」潘漢年得知,料理了工作,便去上海。十月十九日,潘漢年乘火車抵達南京對岸的浦口。那時,旅客們要下車,一節節車廂被推上渡輪,要花費兩三個鐘頭渡過長江,才能抵達南岸的南京,再從那裡上火車。擺渡。選擇了擺渡那亂糟糟的時刻,趁別人不注意,兩位神秘的人物找到了潘漢年,跟他低聲交談著。這兩人便是從對岸南京趕來的張沖及其助手杜桐菽。張沖對潘漢年說了到達上海之後的聯絡途徑。就在渡船上,潘漢年把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中央的信,悄然交給了張沖。    
    潘漢年到了上海,一副「小開」打扮。他本來是要跟陳果夫會談的。    
    陳果夫患肺病多年。他的衣服口袋裡,總是放著一個特製的小痰盂。當他發表演說時,那小痰盂便放在講台上。講畢,往衣袋裡一放,隨身帶著。那時,他的肺病加重了,日夜咳嗽,便讓弟弟陳立夫出面,跟潘漢年會談。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國共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和潘漢年,一個是國民黨CC首腦,一個是中共特科要員,終於在上海晤面了。潘漢年向陳立夫遞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中央指派的聯絡代表。初次會談,雙方各自闡述立場,互通情報。張沖也參加了會談。    
    陳立夫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說,首先是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只能編三千人至五千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如回國,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    
    蔣介石也深深懂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所以他開列的第一個條件,便是要解決中共的軍隊。他的這一條件,理所當然被潘漢年所拒絕。    
    潘漢年回答道:「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場上的收編紅軍條件,不能說是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潘漢年又道:「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為什麼目前有此設想?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潘漢年就與南京政府談判合作抗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接著,潘漢年介紹了中共的立場:兩黨應合作抗日,建立全國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停止內戰;建立兩黨代表組成的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雙方保持政治上、組織上之獨立性。    
    陳立夫聽罷,仍強調首先要解決中共的軍隊,然後再談別的條件。    
    這麼一來,雙方僵持著。首次會談,便很難談得攏。陳立夫建議,請周恩來出來談判,以使國共雙方會談升級——由周恩來和蔣介石直接會談。陳立夫道:「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潘漢年則以為,像這樣「收編」式的會談,周恩來是不會出馬的。潘漢年說:「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僅說蔣願見他,豈不是要我騙他出來?!」第一輪會談,以毫無結果而告終。不過,不論怎麼說,國共雙方的代表能夠坐下來談判,這本身就意味著是歷史的進步。潘漢年把會談的簡況,用密電發往「紅都」保安。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復電潘漢年,全文如下:    
    漢年同志:    
    (甲)真電(引者註:當時流行以韻月代日,真即十一日)悉,張子華亦到。    
    (乙)南京對紅軍究能容許至何限度。望詢實電告。如果條件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也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    
    (丙)據張子華說,曾養甫云:    
    (一)黨公開活動;    
    (二)政府繼續存在;    
    (三)參加國會;    
    (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但不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與領導。為一致對日,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談原則協定。    
    (五)你在南京談判地待命。子任文亥《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    
    電末所署「子任」,是毛澤東的筆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毛澤東在《政治週報》上發表文章時,用過「子任」這一筆名。這一回用於電報署名,顯然是為了保密。至於「文亥」,「文」即十二日,「亥」即亥時,「文亥」指十二日二十一時至二十三時。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毛澤東的「決戰動員令」和蔣介石的「猛力進攻」

    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邊打邊談。對於國共兩黨來說,如此這般,見怪不怪。毛澤東十一月十二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所稱「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便是指蔣介石加緊了「圍剿」。就在潘漢年、陳立夫會談前,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午餐時,一架飛機從南京起飛,朝西飛向西安,於下午三時徐徐降落。步出機艙的是身著馬褂長衫、留著八字鬍的蔣介石,他的身邊是梳著長長劉海兒的宋美齡,身後跟著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秘書毛慶祥等十餘人。    
    蔣介石選擇這個時候前來西安,一是為了督促「剿共」,因為中共主力已轉移至陝北;二是為了「避壽」——眼看著十月三十日就要到來。這天是他的生日。這年的生日不比往常,他正好四十九歲。按照中國做壽「做九不做十」的習慣,虛歲五十,要大大慶祝一番。據雲,倘若他在南京過五十歲生日的話,那要引起一番轟動。早在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四家影片公司——明星、天一、聯華、新華的明星們,便假座上海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影劇場)舉行為蔣介石祝壽的遊藝大會,上海各報紛紛登巨幅廣告,那位藍蘋(江青)也參加演出契訶夫的獨幕劇《求婚》……十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長安軍官訓練團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強調「剿共」:「軍人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為不孝,在國為不忠。對不忠不孝的軍人要制裁。」「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黨,這是東北軍必須要打的敵人。日本離我們很遠。」「如果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就是遠近不分,內外不分,是非不分,緩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蔣介石這番話,在東北軍中傳開,議論紛紛。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為了「避壽」,來到了洛陽。然而,十月三十日,即便在洛陽,那慶壽典禮也是夠隆重的。上午九時,蔣介石偕宋美齡來到洛陽西宮廣寒宮,西北各將領傅作義、張學良、閻錫山為蔣介石的「稱觴典禮」致賀。空中,排成「五十」兩字隊形的飛機掠過,造成了「轟動效應」。孔祥熙送來的特大蛋糕最為引人注目。宋美齡親自切開大蛋糕,分贈賓客們……那排成「五十」兩字的飛機,是從西安起飛的。蔣介石調來了一百架戰鬥機、轟炸機。西安機場擺不下那麼多飛機,不得不連夜派兵擴建。蔣介石還北調三十個師的兵力。這些部隊,虎視眈眈,撲向陝北紅區——即毛澤東所說「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也。在潘漢年和陳立夫滄州飯店會晤的一星期後——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面對「蔣先生猛力進攻」,下令猛力反擊。以下是毛澤東下達的「決戰動員令」全文,從中可窺見當年陝北戰場上濃烈的火藥味:一、二、四方面軍各兵團軍事、政治首長均鑒:從明日起,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各首長務須以最堅決的決心最負責的忠實與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執行,而且要諄諄告訴下級首長轉告於全體戰鬥員,每人都照著你們的決心忠忱與意志,服從命令,英勇作戰,克服任何的困難,並準備連續的戰鬥。因為,當前的這一個戰爭關係於蘇維埃,關係於中國,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敵人的弱點我們的優點又都是很多的。我們一定要不怕疲勞,要勇敢衝鋒,多捉俘虜,多繳槍炮,粉碎這一次進攻,開展新的局面,以作三個方面軍會合於西北蘇區的第一個贈獻給勝利的全蘇的人民的禮物。    
    紅軍勝利萬歲!    
    蘇維埃勝利萬歲!    
    抗日民族戰爭萬歲!    
    毛澤東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朱德周恩來賀龍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發佈到全軍的連隊)雙方劍拔弩張,一場惡戰即將在西北黃土地上展開。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從「山窮水盡」到「柳暗花明」

    打管打,談管談。就在毛澤東發佈「決戰動員令」前兩天——十一月十六日,陳立夫從南京給在上海的潘漢年發來電報,邀他赴南京進行第二輪談判。翌日,潘漢年趕到南京,張沖告知,陳立夫帶著毛澤東十二日復潘漢年的電報,到洛陽去向蔣介石請示去了。陳立夫讓張沖轉告,請潘漢年在南京稍候。    
    就在毛澤東的「決戰動員令」發佈翌日——十一月十九日,陳立夫從洛陽回到南京,馬上跟潘漢年會談。    
    陳立夫帶回的蔣介石的話,口氣是非常強硬的。陳立夫說,蔣介石仍堅持原來的意見,決無讓步的可能!蔣介石要潘漢年將此意見電告毛澤東。    
    潘漢年提及,曾養甫代表國民黨,曾經提出關於國共合作的四項條件,與蔣介石今日的意見相距甚遠。陳立夫完全否認曾養甫曾提出過四項條件,說:「純屬子虛烏有!」談判的氣氛變得緊張了。陳立夫說:「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戰線,中蘇關係可能會惡化,那時,紅軍豈不更糟糕?」潘漢年針鋒相對道:「蔣先生要加入反蘇戰線,就不會抗日,我們今天的談判也不需要了。聽潘漢年這麼說,陳立夫又道:「我們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陣線,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面能為民族捐棄成見。」這樣一來,第二輪會談依然沒有成果。十一月二十一日,潘漢年把會談情況,電告毛澤東和張聞天。二十二日,署名「東、天」的密電從陝北發到潘漢年手中——小開:    
    (甲)南京兩電、上海兩電均收到。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    
    (丙)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先醞釀,然後發動,一處發動,到處響應,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詳容另告。東、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這麼一來,國共談判只好暫且畫上休止符。    
    這時,中共紅軍和國民黨胡宗南部隊正激烈交火。戰鬥在甘肅東部環縣山城堡打響,那裡離「紅都」保安以西並不太遠。自從毛澤東在十八日下達「決戰動員令」,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開赴山城堡,於二十一日一下子殲滅了胡宗南部隊一個旅又兩個團。雖說吃了敗仗,蔣介石「剿共」之心益切。他和宋美齡飛太原,飛濟南,飛綏遠。在太原,蔣介石鼓動山西省主席、晉軍首腦閻錫山「剿共」。在濟南,蔣介石策動山東省主席韓復矩全力「剿共」。在綏遠,蔣介石要傅作義調部隊「剿共」。這時,毛澤東則加強了逼蔣抗日的策略。毛澤東等十九人致信蔣介石。此信一派毛氏文風,況且如今已收錄《毛澤東書信選集》,足以確證出自毛澤東筆下——雖說信末是以下十九人共同署名(內中王稼薔即王稼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薔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率中國人民紅軍同上此信花了一大段筆墨,回顧蔣介石歷次「剿共」的敗績,一直數落到山城堡之敗。然後筆鋒一轉,勸起蔣介石來。毛澤東陳詞於蔣介石,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現照錄此信後半段原文如下: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毛澤東書信選集》,八十至八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就在毛澤東發出此信後不久,十二月七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決定組成統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二十三人,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中國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從這一天起,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後來改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一九三七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改為陝甘邊區政府。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只得改為黨的組織,即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直至他去世。這一職務,表明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首長。與之相應的,國民黨設軍事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亦為最高軍事首長。所不同的是,一個稱「主席」,一個稱「委員長」,亦即「毛主席」、「蔣委員長」。    
    在毛澤東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翌日,中共中央發出給潘漢年的電報,對於談判作了如下指示:「離開實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沒有任何商談的餘地。蔣介石如有談判的誠意,應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絕對不作無原則的讓步。」這樣,國共談判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就在「疑無路」之際,忽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在幾天之後——十二月十三日,陳立夫在南京心急火燎地趕到張沖助手杜桐蓀家中,命令他在最短的時間裡找到潘漢年!杜桐蓀雖說見過潘漢年,可是,從未直接跟他聯繫過——平時,都是由張衝出面與潘漢年聯繫,而此時張沖正在西安,因此,無法與潘漢年聯絡。杜桐蓀只隱約記得,張沖似乎說起過,潘漢年住在上海租界的一家小裁縫鋪裡。不過,杜桐蓀並不知道那小裁縫鋪在什麼街,門牌多少,偌大的租界從何找起?事情非常緊急。陳立夫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杜桐蓀立刻趕往上海尋找潘漢年不可。杜桐蓀只得從命。杜桐蓀在上海租界找得好苦。在一片暮色之中,他忽地見到一條小巷裡掛著一塊「潘記裁縫店」招牌,不由得心中大喜。    
    杜桐蓀步入裁縫店內,見到一老頭子,一問才知道,老闆姓潘,已經打烊回家去了。杜桐蓀便問,樓上住著誰?老頭子答曰:「小潘先生。」杜桐蓀猜想,這位「小潘先生」興許是潘漢年!於是,杜桐蓀便在裁縫店裡坐等。夜深,忽地閃入一人。杜桐蓀一看,正是潘漢年,頓時歡呼雀躍!潘漢年一怔:杜桐蓀為何深夜等他?杜桐蓀急急說明來意,拉起潘漢年便走,要他馬上去南京——陳立夫有十萬火急之事找他!陳立夫為什麼如此焦急要跟潘漢年見面?那是因為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在西安發生了震撼中國的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下令在臨潼扣押了蔣介石。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劉鼎子夜急購乾電池

    幾乎沒有這樣的顧客,子夜時分擂響電料行的門,說是要買電池,即便是價格高了一倍也行!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稱「雙十二」。凌晨零時,一個身穿東北軍軍裝的漢子三步兩腳從西安城裡金家巷張學良公館奔了出來,朝南院門一家電料行疾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分鐘都不敢耽誤!」此人便是張學良的「秘書」、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此刻,西安全城一片漆黑,連路燈也全部熄滅了。他好不容易叫醒沉睡中的電料行店主,買到了電池。又是「一分鐘都不敢耽誤」,奔了回去……在凌晨零時,張學良將軍忽地把極端重要的消息告訴劉鼎,他的部隊已在緊急行動,扣押蔣介石!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劉鼎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馬上發電報報告毛澤東。然而,為了配合這一緊急行動,張學良下令西安全城停電。沒有電,無法發電報,劉鼎這才風風火火趕去買電池。    
    張學良將軍發動的這一震驚中外的緊急行動,史第四章再度合作稱「西安事變」。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東京新聞》刊登了該報記者不久前在台北對張學良的採訪報道。張學良說:他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只在延安的教堂裡和周恩來見過一次面。他強調指出,西安事變與其說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教唆,不如說是他以愛國者的立場主動發起的。    
    劉鼎的回憶跟張學良與日本記者的談話完全一致。劉鼎是在十二日凌晨零時,當張學良主動把緊急行動的消息告訴他,他才得知——西安事變確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主動發起的。中共雖然在此前跟他們有過多次秘密談判,但那是為了結束內戰、一致抗日,而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全然是張、楊自己的決策。據劉鼎回憶:「電池買回時,蔣已被抓住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劉鼎的密電,由報務員彭紹昆發出,迅即飛入「紅都」陝北保安。周恩來當年的警衛員小劉——劉九洲,迄今仍清楚記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早,天還未大亮,周恩來早就在土窯洞裡工作了。「周副主席,這麼早起床幹什麼?」劉九洲問道。那時,周恩來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人們習慣於稱他「周副主席」。「把蔣介石捉住了,你知道不知道?」周恩來說出了這一驚人消息。「啊!」劉九洲莫名驚詫。「蔣介石被捉住了,你說殺掉不殺掉?」周恩來問小劉。「不殺!」劉九洲隨口答道。周恩來一聽,大笑道:「為什麼不殺?」劉九洲答曰:「我們不是規定不殺俘虜嘛!」小劉的答覆,使周恩來笑得更厲害了,誇獎他答得好。毛澤東也是在十二日清早接到劉鼎發來的密電後,才知道西安城裡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    
    毛澤東的第一反應是大笑:哈哈,你蔣介石也有今天!    
    十年了,蔣介石一直是毛澤東的死對頭。如今,這個最大的政敵,突然在一夜之間,由總司令變為階下囚,毛澤東怎不仰天大笑!笑罷,緊接而來的是困惑:怎麼處置蔣介石?這突然到來的特大喜訊,給毛澤東這些中共領袖們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    
    斯諾在《中共札記》中寫道:「周恩來告訴王炳南:我們有一星期沒睡覺……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確實,這是一道政治敏感度極高的難題,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反覆的權衡,才能作出最為恰如其分的答覆……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華清池籠罩著緊張氣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是扭轉中國歷史的時刻。一時間,位於西安之東的臨潼縣華清池,成了舉世關注的焦點。    
    華清池,坐落在臨潼縣城之南驪山西北麓,早在唐朝貞觀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便於此建湯泉宮。唐朝詩人白居易在其名作《長恨歌》中,便寫及楊貴妃沐浴華清池的情景: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從南京「避壽」而來西安的蔣介石,住進華清池,把那裡作為行轅。行轅,即行館、行宮。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東赴河南洛陽「避壽」,然後於十二月四日上午,又住入華清池。那時的華清池,共有八間客房。內中五間在院內東南隅,依山臨水,人稱「五間廳」。另三間在東首,稱「三間廳」。朱柱、青瓦的五間廳,在綠樹掩映之中。一號房成了侍從室。二號房為蔣介石臥室。三號房是蔣介石的辦公室。四號房為會議室。五號房則為秘書室。這樣,五間廳便成了行轅的中樞。四周有憲兵和蔣介石的侍衛嚴密警戒著。那裡,原本沒有電燈。為著蔣介石的到來,在那安裝了一台發電機,使五間廳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電燈。蔣介石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他每天記日記。即便是在西安事變那生命攸關的日子裡,他依然記日記。他曾依據日記口述,由「文膽」陳佈雷捉刀,寫出《西安半月記》——在此前不久,他五十大壽之際,亦由陳佈雷為之代筆寫出《報國與恩親》。毛澤東與之截然不同,他幾乎不發表這類文字。在《西安半月記》中,蔣介石記述: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這就是說,那天他已發覺有點異常的動向,只是「未暇深究」。傍晚,蔣介石「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張楊於」,即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於學忠是山東蓬萊人,原在吳佩孚手下任長江上游副司令。吳佩孚倒台,他轉入奉系,任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公署軍事參謀官。一九三○年九月,任東北軍第一軍軍長。一九三五年六月,調任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又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在東北軍中,他的地位僅次於張學良。    
    蔣介石所說的與「張楊於」商議「進剿計劃」,亦即準備於翌日下達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不過,「楊於」未到。張學良本來也不去華清池的。因為那天晚上,張、楊、於聯名在西安城裡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宴請蔣系軍政大員。傍晚,蔣介石來電要張學良去華清池,張學良只得從命。蔣介石與張學良共席,他發覺「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漢卿,亦即張學良。蔣介石直至「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其實,張學良「形色匆遽精神恍惚」,是因為他急於趕回西安城。他先是趕到新城大樓,和楊虎城見面,主持宴會,直至十時席終人散,他才又匆匆走向金家巷。    
    金家巷五號矗立著A、B、C三幢三層新樓,原是西北通濟信託公司建造的。    
    一九三五年秋新樓剛竣工,正值張學良由漢口遷西安,便租下這三幢樓,人稱張公館。青磚朱窗,典雅寧靜。張學良踏著青磚鋪成的台階進了樓,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已在客廳靜候了。張學良步入客廳,向東北軍高級將領們莊嚴宣告,他和楊虎城將軍決定,拘押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派出手下三員大將,前往臨潼,執行這一歷史性使命:第一員大將是他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他是張學良的心腹,向來參與機要,完全信得過。只是覺得孫銘九乃留日士官生,尚缺乏實戰經驗。因此,他又加派另外兩員大將,即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和該師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五。白、劉二人皆出身綠林,槍法極好。據雲,夜晚見亮不用瞄準,抬手即中。然而,兩人皆非張學良嫡系。張學良敢用他們二人執行如此機密又如此重大的使命,除了因為他們都堅決抗日之外,還因為之前已對他們進行了一番考驗。據劉桂五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引者註:指張學良)在一起,他拿出一個小盒子,盒內忽然冒煙,他趕快跑開,並連聲說:「不好,炸彈!炸彈!」我拿起來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邊說:「你怎麼不跑?」並摸摸我的心口跳不跳。我說:「我能自己跑開,丟下副司令不管嗎?」他笑著說:「你真行,有膽量。」……在三天前——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時,張學良召見劉桂五。見面時,張學良並不搭話。劉桂五正感到奇怪,張學良忽地猛然一拍劉桂五的肩膀。劉桂五一愣,問道:「怎麼?副司令,我有什麼錯?」張學良笑道:「我是想看看你遇事沉著不!」笑罷,張學良才向劉桂五透露了要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意思,並要劉桂五執行拘押蔣介石的任務。劉桂五當即答應了。張學良說:「我帶你去見委員長,你向他請訓,借此機會熟悉那裡的環境,便於執行任務。」到了臨潼,張學良把劉桂五介紹給蔣介石,自己卻走開了。這使劉桂五極為感動。後來,他曾對同事陳大章說起:「副司令讓我單獨跟委員長在一起,一點都沒有擔心我會『賣主求榮』,對我夠信任的!」劉桂五提出,白鳳翔最好也能參加這一重大行動。張學良接受了他的意見。    
    白鳳翔那時駐守在甘肅固原,接到張學良電報,馬上乘小汽車趕到西安……白鳳翔從張學良那裡帶回兩箱十二枝手槍,他吩咐副官把槍一一擦好。副官不知何用。白鳳翔解釋道:「西安附近的七曲山上有一隻老虎傷人,要準備去打老虎!」後來,他的部下們才明白,「老虎」原來在華清池裡!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張 楊終於發出扣蔣令

    張學良記得,在他成為軍人的那一天,父親張作霖便對他說:「你要做軍人嗎?你要把腦袋割下來掛在褲腰帶上!」在下達扣蔣命令之際,張學良大有「把腦袋割下來掛在褲腰帶上」的感覺。孫銘九對筆者說起,記得在十二月十一日夜十時左右,當他奉命來到金家巷張公館,張學良這麼對他說:「現在要你去請蔣委員長進城!絕對不能把他打死!」張學良已意識到這一「兵諫」之舉倘若失敗,後果將會如何。他對孫銘九如此說:「明天這個時候,說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見面了。你死,我死,說不定了。」孫銘九也意識到此行也許有去無回。這樣,他在出發前回家向妻子劉靜坤告別。他還匆匆寫了一張遺囑式的紙條,放在軍裝上衣右邊的口袋裡。他寫道:「如果我回不來,拜託應德田把我的兄弟孫明昌送到陝北或者蘇聯去學習。」應德田,也就是跟他同住一個四合院的張學良隨從秘書。午夜,東北軍、西北軍展開了聯合行動:張學良的東北軍負責前往臨潼扣蔣,楊虎城的西北軍則負責扣押蔣介石在西安城內的軍政大員。張學良任命東北軍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為總指揮。東北軍又分內外線:外線在華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蔣介石的衛隊武裝突圍;內線則是孫銘九、白鳳翔、劉桂五以及張學良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深入華清池,執行扣蔣任務。內線由第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指揮。    
    在一切佈置停當後,張學良把這一重要消息告訴了秘書劉鼎。就在劉鼎忽忙去買電池時,孫銘九已和白鳳翔、劉桂五朝臨潼進發了。他們所率的東北軍士兵,當時並不知道行動的真相,長官們只對士兵們詐稱:副司令張學良被扣押在華清池,趕快前去營救!要活捉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扣了張學良,只有扣了蔣介石才能救張學良!    
    事先摸清的蔣介石衛隊兵力是:院內,約三十人;院外,禹王廟附近,有憲兵四十人左右(後來才知是七十人左右)。王玉瓚率領的一營,負責解決禹王廟的憲兵。孫銘九手下的連長王協一,率五十人乘一輛卡車,首先出現在華清池大門前。門衛攔車,王協一的卡車仍朝裡進。門衛開槍了,打破了黑夜的寧靜。王協一指揮兵士下車還擊,雙方激烈槍戰。這時,孫銘九的卡車到達,車上也有五十多人。在混戰中,孫銘九率部衝過大門。二道門的火力甚猛,因為蔣介石的衛隊聽見槍聲,火速起床加入了戰鬥。    
    孫銘九繞過二道門前密集的彈雨,和連長王協一匍匐摸進了五間廳。當他們闖入蔣介石的臥室,吃了一驚:人去房空!環顧四周,桌子上放著蔣介石的軍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掛著大衣,孫銘九用手一摸被窩,還是溫暖的,這表明蔣介石剛剛出走。床旁的一扇窗開著,說明蔣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白鳳翔、劉桂五帶領的隊伍也先後到達五間廳。聽說蔣介石逃了,都吃了一驚,分頭開始搜索。劉多荃師長在華清池門口接通了張學良的電話,向他報告蔣介石逃跑的消息,張學良也捏了把汗。就在這時,孫銘九前來報告,說是一名士兵在後山牆下發現一隻鞋子,表明蔣介石可能翻過牆頭上山去了。「搜山!」劉多荃下了命令。那山,也就是驪山。驪,即毛色純黑的馬。那山形似馬,山色純黑,得名驪山。此山自古以來,便頗有名氣。相傳周幽王舉烽火戲諸侯的那個烽火台,就在此山上。秦始皇陵,在此山北麓。華清池及唐朝華清宮故址,在山的西北麓。    
    東北軍沿著驪山西北麓,開始搜山。此時,東北軍的士兵們才從長官那裡得知,搜山是為了搜蔣委員長,並嚴格規定,絕對不許傷害蔣委員長——士兵們終於明白此次行動的真正目的。誰活捉蔣委員長,賞錢一萬元。士兵們紛紛踴躍搜山。在半山腰,孫銘九那二營八連的班長陳思孝抓住一個蔣介石侍衛。孫銘九聞訊,疾步趕了上去。那侍衛在寒風中哆嗦著,但不肯講出蔣介石在哪裡。事後才知,此人是蔣介石的貼身侍衛、侄兒蔣孝鎮。    
    孫銘九用手槍對著蔣孝鎮的腦袋,逼問蔣委員長在哪裡。蔣孝鎮雖仍不肯講,但無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孫銘九敏銳地察覺,也就指揮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沒多久,陳思孝在前面大喊:「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裡呢!在這裡呢!」孫銘九飛步奔去,見到蔣介石從一山洞裡出來,正扶著洞口的岩石站著。此時,天色微明。    
    蔣介石光著腳,光著頭,灰白短髮,上身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褲,顫巍巍    
    立在朔風之中。事後,才知是蔣孝鎮背著他上山,避於山洞之中。    
    蔣介石此時,尚在雲裡霧中。他不知突襲華清池行轅的是什麼部隊——他最擔心的是紅軍發動襲擊。於是他問道:「你們是哪裡來的?」孫銘九立即答道:「是東北軍!」蔣介石一聽,鬆了一口氣。孫銘九繼續說道:「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關於此後的情景,美國記者斯諾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名著《西行漫記》中,是這麼寫及的: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國抗日。」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總司令聞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汽車開到西安去了。「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斯諾:《西行漫記》,三六五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本書所引用的這一段,斯諾加了這樣的註解:摘自代我在西安府為倫敦《每日先驅報》採訪的詹姆斯·貝特蘭訪問孫銘九的報道。筆者採訪孫銘九時,他還憶及:在山上,他一說是東北軍,蔣介石馬上就說:「哦,你是孫營長,孫銘九。」孫銘九很驚訝,蔣介石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蔣介石解釋說:「有人向我報告過。」緊接著,蔣介石誇獎他道:「你是好青年!」蔣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說,雖然有人「報告」,但講的是好話。孫銘九請蔣介石下山,蔣介石說:「我腰痛不能走!」    
    孫銘九便叫士兵挾架著蔣介石,下了山,然後連推帶拉,把他送上小汽車。那是一輛敞篷轎車,車牌號為「一五七七」。在車上,孫銘九坐在蔣介石左邊,唐君堯坐在蔣介石右邊,前座坐著司機和副官長譚海。在許多輛載著東北軍士兵的大卡車護送下,小轎車朝西安城進發。國民黨洛陽空軍分校校長王勳得知蔣介石在臨潼被扣,急派飛行組長蔡錫昌駕駛小型教練機「北平」號,直飛臨潼,冒險降落在臨潼城外公路上,企圖「救駕」。飛機剛一著陸,便被十七路軍裝甲團扣留。車隊駛入西安城,直奔綏靖公署新城大樓,蔣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樓內東廂房。與此同時,隨蔣介石來西安的南京軍政大員蔣作賓(內政部長)、陳誠(軍政部次長)、衛立煌(豫鄂皖邊區綏靖主任)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戰鬥中,國民黨中常委邵元沖死於流彈,蔣介石的副侍衛長蔣孝先被東北軍打死,此外死亡的還有蔣介石速記秘書蕭乃華、中央憲兵二團團長楊鎮業、中央憲兵三團中將楊國珍等。「雙十二」飛舞於華清池的彈雨,從此載入了史冊……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九秩老人張學良回首話當年

    「先禮」不成,這才「後兵」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隨著日本NHK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播出該台在台北獨家采錄的專題片《張學良現在開口訴說》和《張學良:我的中國和日本》,八十九歲高齡的張學良再度成為新聞人物。    
    這位歷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說出了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張學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圓山飯店,台灣八十位國民黨黨政要員為慶賀他九秩大壽(虛齡),舉行儀式。這實際上是為他平反。新聞傳媒廣為報道,轟動海內外。然而,那一天並非他真正的生日!    
    張學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陰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陰曆四月十七日,是公歷六月四日。恰恰在這一天,皇姑屯一聲猛烈的爆炸,他父親張作霖的專列被日軍炸毀,「大帥」死於非命。「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張學良說道,「從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過生日,因為這會使我想起父親。」日軍殺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過了半個多世紀,他首次打破緘默,也選擇了日本電視記者,以便通過日本傳媒,使日本年輕一代知道歷史的真相。他在接受採訪,一開始便說起自己的「生日之謎」,道出了那段血的歷史。    
    張學良又說及了日軍當年侵佔東北三省。他說:「家仇國難集於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為這樣,他是非常堅決的抗日派。張學良憶及,父親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國通」林權助前來遊說,希望他倒向日本。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沒替我想到。」林權助很驚訝,他說哪件事情沒替你想到?他說:「我是個中國人呀!」於是,張學良下令東北易幟,掛起青天白日旗。張學良回憶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廠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當時要求是很嚴的,下令做什麼,必須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通電東北易幟。十二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從此,張學良開始了跟蔣介石的合作。張學良說:「我和蔣先生個人關係非常好,他死時我去看過他。我和他的關係可以用兩句話說明……」說著,張學良拿過一張紙,把這兩句話寫了下來:「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敵。」張學良對他與蔣介石的政見之爭,作了說明:「我同蔣總統(引者註:雖然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當選總統,但蔣總統在台灣已成了對蔣介石的習慣稱呼)存在政見之爭,就是蔣總統主要是安內攘外,我就主張攘外安內,就是攘外就能安內,那麼蔣總統說先安內,以後再攘外。從開始我們兩人就存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張學良也就談及了關於共產黨問題。他說:「我根本就不願意『剿共』。東北軍想回家鄉是主題。他們要同日本人打。他們不願意同共產黨作戰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戰。當時,中國抗日情緒高,政府不想抗日,共產黨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說自己堅決反對內戰:「當時根本不願和共產黨打仗。實實在在地不願意。」九秩老人張學良回首話當年,他對日本NHK電視記者所說的對日本、對蔣介石、對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說清楚了他當年下達扣押蔣介石命令時的動機。    
    當然,他也僅僅是下令扣蔣,而非殺蔣——如他所言,就個人感情來說,他和蔣介石「情同骨肉」。當年,「三國四方」:日本,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中華民國之中又有蔣介石一方,張學良、楊虎城另一方。張學良說清了他處於「三國四方」之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理清了歷史的思路……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先禮」不成,這才「後兵」

    張學良說及他和蔣介石的「政見之爭」,從一開始就存在,「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臨潼扣蔣,是「尖銳」到了無法解決才斷然發動的。這「尖銳」,是一步步加劇的。「先禮後兵」。在「兵諫」之前,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了一次次「言諫」。當蔣介石在洛陽「避壽」的那些日子裡,張學良曾對他訴說心中的痛楚:「我遭國難家仇,卻受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部下,處此環境,有何面目……」張學良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蔣介石大為不悅,說道:「紅軍已成強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安內之後便可攘外。」張學良又與閻錫山一起,勸起蔣介石來。蔣介石益發不悅,斥道:「是我服從你們,還是你們服從我?」於是,蔣介石在洛陽空軍分校訓話時,不點名地訓斥起來:「有人想聯共。任何想與共產黨聯合的人都比殷汝耕還不如!」殷汝耕何許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與日本特務土肥原勾結,成為大漢奸,策劃在華北五省成立親日「自治政府」。蔣介石警告張學良,你要聯共的話,比大漢奸都不如!    
    蔣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東北軍、西北軍不願「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華清池行轅召見張、楊,向他們攤牌了。蔣介石毫不含糊地說:「無論如何,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蔣介石提出兩個方案,讓張、楊抉擇:第一方案,服從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向陝北前線,進攻紅軍;第二方案,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至福建,十七路軍調至安徽,讓出陝甘兩省,由中央軍「進剿」。這兩個方案,顯然都是張、楊所難於接受的。蔣介石把張、楊逼上梁山了!抱著一線希望,張學良於翌日上午再赴華清池行轅,向蔣介石面諫。張學良此時,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直陳己見,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國,貪得無厭,繼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已名存實亡。最近,日偽軍又大舉進犯綏遠(引者註:當時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設綏遠省,一九五四年撤銷。轄內蒙古的一些地區,包括呼和浩特、包頭等市),進一步窺視我西北。國家民族的存亡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不足以救國。繼續剿共,斷非出路。」「當今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東北軍抗日情緒很高,不可壓制。」蔣介石聽罷,寸步不讓,針尖對麥芒一般,加以反駁:「你明白共產黨,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今天確是到了剿滅共產黨的時候了。你不主張剿,而主張聯,簡直是反動。」最後,蔣介石說出了最為強硬的話:「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聽了蔣介石這句話,張學良知道「言諫」已經不再有什麼效果。隨後,楊虎城亦到,又對蔣介石勸說了一番。蔣介石也毫不客氣地對楊虎城說:「你是本黨老同志,要知道我們跟共產黨勢不兩立,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紅軍已成流竄之眾,我決心用兵!我有把握消滅紅軍!十七路軍中若有不主張剿匪而主張抗日的軍官,你放手撤換,我都批准。」到了這地步,張、楊心中明白,苦勸是勸不動蔣介石的。就在這一天——十二月七日,張、楊定下了實行「兵諫」的決心。於是,張學良便帶著白鳳翔、劉桂五前往華清池察看地形了。    
    據孫銘九回憶,使張、楊下定「兵諫」決心的,還有一封密電,那是十二月初,張學良部將王化一從武昌發來的。他說,據何成浚(當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密告,何赴洛陽見蔣介石時,曾在蔣介石侍衛長錢大鈞的辦公桌上,見到一份擬好的電報稿,內容是調東北軍到蘇皖,然後調到福建去,使之與共產黨及楊虎城分離開。王化一請張學良有所準備。    
    這一密電內容,在張、楊十二月六日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得到證實,表明蔣介石早已在安排處置東北軍。就在這柴已佈滿之際,蔣介石反倒自己點了一把火!那是在十二月十一日,蔣介石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送達手諭。這手諭是他十二月九日在華清池親筆寫的:力子主席兄勳鑒: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謁蔣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蔣介石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或許是故意放出空氣,要以蔣鼎文、衛立煌取代張、楊,以此逼張、楊「剿共」;或許是借報端披露消息,觀察一下張、楊的反應。當然,也可能蔣介石真的要下這一步棋。另一逼迫張、楊總攤牌的舉措,是蔣介石決定於十二月十二日頒布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張、楊如不服從總攻擊令,便以違反軍令處置。蔣介石的憲兵團和陝西省警察局已在暗中列出了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中共及親共人員名單,只待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下達,馬上著手逮捕。雙方的箭都已在弦上。終於,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華清池響起了急驟的槍聲。順便提一筆,驪山上蔣介石被扣之處,也從此遐邇聞名。國民政府在那裡先是建了一座草木結構的亭子,先曰「蒙難亭」,又改稱「復興亭」。一九四六年,胡宗南令桂永清推倒舊亭,建一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曰「正氣亭」。    
    一九五○年,此亭依舊,只是易名「捉蔣亭」。一九八六年,為紀念西安事變五十週年,此亭再度改名,曰「兵諫亭」。從「蒙難亭」、「復興亭」、「正氣亭」,到「捉蔣亭」、「兵諫亭」,歷史給那小小的亭子打上不同的印記。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古城西安沸騰了

    真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哪裡,哪裡就轟動。實際上,那是一次對蔣介石的態度的大檢閱:反蔣者歡欣若狂,擁蔣者如喪考妣,這兩種人雖說心態相左,但都旗幟鮮明。妙不可言的是一些表面上擁蔣、暗地裡踩蔣一腳的人物,態度曖昧,連連做著小動作……沸沸揚揚,保安—西安—南京,這三座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不同的戲。槍聲只是行動。行動需要宣言加以闡明。臨潼扣蔣,發生在十二月十二日清晨,當天的報紙已無法加以報道。當天,張、楊印發的第一號《號外》,是關於西安事變的最早報道。現照原件全文抄錄於下:    
    號外    
    第一號    
    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對於蔣委員長實行兵諫    
    (一)為停止內戰已將委員長妥為保護促其省悟    
    (二)已通電全國並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國會議    
    (三)已請南京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後國是完全決諸民意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負救國責任    
    這第一號《號外》,非常清楚地道出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本意,那就是兩個字——「兵諫」!「諫」什麼呢?緊接著,當日印發的第二號《號外》,闡明了張、楊的八項主張。現仍照原件,全文抄錄於下:    
    號外    
    第二號    
    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救國主張    
    (一)改組現在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八項主張的核心,一是「停止一切內戰」,即停止「剿共」;二是「救國」,亦即抗日。兩份《號外》,短短三百來字,簡潔地闡明了華清池槍戰的緣由。《號外》只能當天在西安城裡撒發,張、楊還於當天向全國發出通電表態。電文中寫道:「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作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電中同樣開列了那八項主張,闡明「諍諫」的含義。隨著《號外》、通電的發出,古城西安沸騰了。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捉蔣」成了西安三十萬市民最激動、最熱門的話題。街上,一輛輛宣傳車在撒《號外》。人們自發組織遊行,高呼著口號:「擁護張、楊八項主張!」「公審蔣介石!」「槍斃蔣介石!」這後面兩句口號,雖說從未見諸張、楊宣言,但是東北軍、西北軍士兵和西安的老百姓,卻喊了出來!    
    西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城中央的鐘樓向來是人來人往最頻繁的所在。那裡頓時貼滿了標語和漫畫,標語的主題句是支持張、楊,漫畫的大主角則是被抓的蔣介石。圍觀的市民裡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口號聲此起彼伏。這天下午,西安幾十個群眾組織紛紛開會,忙著發表宣言,發表通電,不亦樂乎。諸如《致全國將領及全體武裝同志電》、《擁護張楊救國宣言》、《告各黨各派書》等,群情激昂,無不擁戴張、楊……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笑謂「元兇被逮,薄海同快」

    最早得悉西安異常動向的是毛澤東。那是劉鼎從張學良那裡得知即將發動「兵諫」的消息後,立即給「紅都」保安發去密電《西安事變資料選輯》,三○○頁,西北大學歷史系等編印,一九七九年版。    
    劉鼎的電報,常被說成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零時三十分發到保安。但據劉鼎自己回憶,他「電池買回時,蔣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則應是十二日清早四五點鐘了。劉鼎的密電,報告了西安發生緊急事變。毛澤東事先未曾聞此事,急切欲知詳情。緊接著,早上六時左右,張學良囑劉鼎和應德田為他起草了致中共中央電報,立即發出。毛澤東讀罷。才略知西安事變的大概:吾等為中華民族反抗日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防胡北進。    
    電報中提及的「防胡北進」,指防胡宗南北進。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都住在附近的窯洞裡,聞此急訊,都趕到毛澤東那裡。「蔣介石惡貫滿盈,豈知也有今日!」毛澤東顯得非常高興、輕鬆。毛澤東的話,引起眾人大笑。周恩來道:「他過去多次懸賞八萬元捉拿我,這一回捉他,我們可一文未花啊!」朱德則接著說:「這次恐怕要首先拿這個委員長開刀了!」中共領袖們喜形於色,唯張聞天言語不多,陷入思索之中。    
    這是突如其來的緊急情況,所知也僅限於電文中那幾行字。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著手處置這一緊急事態,最初作出決定的是兩件事:    
    第一,擬好了《中共中央關於張學良來電稱蔣介石被扣問題給共產國際書記處電》。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必須把這一突發事變向共產國際報告、請示。電報中,轉摘了張學良的來電——也就是前面所引述的電文。    
    第二,立即復電張學良,以求證實來電所述情況的可靠性。毛澤東稱,「元兇被逮,薄海同快」,表達了他對蔣介石被扣的喜悅。復電建議,張、楊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由紅軍擔任北面鉗制胡宗南部隊的任務。復電還提議,派周恩來趕赴西安,和張、楊共商大計。    
    毛澤東最初論定西安事變的性質是「抗日起義」。中共對於張、楊持支持的態度。這樣,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便以這樣的標題加以報道:「西安抗日起義,蔣介石被扣留——張學良楊虎臣《紅色中華》的報道,仍用楊虎城的原名楊虎臣。堅決的革命行動」。這期《紅色中華》,還加了這麼一條大字標語:「擁護張學良楊虎臣將軍西安抗日起義,驅逐日寇出中國!」毛澤東的窯洞裡,機要人員進進出出,不時送來西安密電,使他對西安突發事態漸漸有所瞭解。    
    張學良接到中共復電,知道中共擬派周恩來前來西安,大喜:「他來了,一切都有辦法了!」張魁堂:《周恩來和張學良的交往和友誼》,《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三期。張學良馬上告訴劉鼎,準備派專機接周恩來到西安。十二日夜十時,毛澤東收到了張學良的復電。十二日夜十二時,中共中央發出了致共產國際電報,報告了對於西安事變採取五點緊急處置意見——這是毛澤東對於西安事變的最初措施《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中我方步驟問題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以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成三人委員會,以葉劍英為參謀長主持大計;    
    二、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在西安開會,準備半月內實現之;    
    三、組織抗日聯軍,以紅軍、東北軍、楊虎城軍、晉綏軍四部為主,爭取陳誠所屬之蔣軍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機進犯;    
    四、以林森、孫科、馮玉祥、宋子文、於右任、孔祥熙、陳立夫等暫時主持南京局面,防止並抵抗親日派勾結日本進犯滬寧,以待革命的國防政府之成立;    
    五、爭取蔣軍全部。    
    毛澤東的窯洞,徹夜亮著燈。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四時,中共中央又發電報給共產國際。電報提出了毛澤東的重要策略:「為穩定並爭取蔣介石之部下及資產階級計,我們站在西安事變的側面說話,並在數日之內不發表公開宣言,以減少日本及漢奸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動的造謠所能發生的影響。」正是出於這一策略上的考慮,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實權派,大大小小的組織,紛紛發表通電、聲明表態,唯獨中共保持沉默——雖說中共在致張學良、楊虎城的密電中,明確地表示支持。    
    中共的動作快如迅雷。十二月十三日,位於西安城東北的七賢莊一號,原本的「德國牙醫博士海伯特牙科醫院」,忽地換成了「中國抗日紅軍駐西安聯絡處」招牌。那裡,原是劉鼎在一九三六年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建立的秘密聯絡站。為了遮人耳目,劉鼎通過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從上海請來了一位德國的牙科博士來此開診所。此人叫海伯特·溫奇,猶太人,受德國法西斯迫害來華,同情中共。另外,劉鼎還指派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鄧中夏(已於一九三三年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於南京雨花台)之妻夏明,以護士名義,在此從事地下工作。不久,劉鼎又從上海請來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塗作潮,來此屋地下室設立了電台。這樣,七賢莊一號便成了中共在西安的重要據點。華清池的槍聲一響,這裡也就由地下轉為「地上」,公開亮出了紅軍聯絡站的牌子……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南京袞袞諸公意見紛爭

    與「紅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獲知西安事變消息,要晚得多。據當時在南京的陳佈雷十二月十二日日記所載:「是日下午一時余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無西安之消息,余怪而問之,則謂西安至南京電報已不通矣。」這表明,南京方面,直至十二日下午一時,尚不知西安風雲突變。陳果夫只因西安至南京電報不通,感到詫異。下午三時五十分,南京方面這才收到國民黨駐潼關部隊的將領樊松甫發來的電報,告知蔣委員長「失蹤」。這下子,南京方面才知西安動向異常。直至下午五時二十分,南京方面收到張、楊通電,這才大吃一驚,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來,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個小時!像炸開了鍋似的,蔣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袞袞諸公,先是不知所措,緊接著則意見紛爭。就在保安毛澤東窯洞徹夜通明之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常委們也於十二日夜十一時聚集在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會議開至十三日凌晨三時結束。接著,又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加以討論。兩個會議作出四項決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長代理蔣介石之行政院長職;    
    二、軍事委員會執委增至七人,包括何應欽、陳誠、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    
    三、軍委會工作由副委員長馮玉祥及執委負責;    
    四、陸軍部長何應欽及軍委會成員負責指揮部隊。    
    會議還決定,褫奪張學良一切官職並緝拿嚴辦,同時決定由何應欽指揮部隊討伐叛亂。會上,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佔了上風。陳立夫另有妙計,他以為妥善解決西安事變,可另闢蹊徑:通過潘漢年與中共緊急聯絡。於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張沖的助手杜桐蓀,命他火速趕往上海尋找潘漢年。國民黨和中共在幕後建立的秘密聯繫,在這關鍵的時刻,發揮了作用。當杜桐蓀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記裁縫店」裡找到潘漢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漢年隨杜桐蓀趕往南京,與陳立夫見面,則已是十四日上午了。暫且按下潘、陳會談不表,該敘一敘正在上海的宋美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當蔣介石的專機飛往西安時,宋美齡和他同行,同住華清池行轅。此後,當蔣介石在洛陽「避壽」,宋美齡也同往。五十誕辰那天,蔣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枝蠟燭時,宋美齡也在一側幫助丈夫吹。十二月四日,當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由洛陽飛往西安時,宋美齡因病去上海治療。這樣,當華清池彈雨紛飛之際,宋美齡不在場。宋美齡發表過《西安事變回憶錄》,內中寫及「初聞」蔣介石被扣的情形:余初聞余夫蔣委員長為西安叛兵劫持之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明。時適在滬寓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噩耗來余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余雖飽經憂患,聞孔氏言亦感惶急,時西安有線無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然讕語浮言,已傳播全球。駭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眾承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世界報紙竟據之而作大字之標題矣。    
    當宋美齡從上海趕到南京,已是十三日早晨。這時,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及中央政治會議已經結束,那四項決定已經作出。然而,宋美齡見了那四項決定,大為不滿。後來她這樣憶及:「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然余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這樣,南京又出現了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張「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王寵惠等。    
    十三日午後,一架由宋美齡所派的專機,從南京機場起飛,朝西北飛去。機上坐著宋美齡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提出公審蔣介石

    就在宋美齡派出的專機、特使朝西北飛去時,由張學良派出的一架專機離開西安,朝「紅都」保安飛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紅軍和老百姓緊急動員,修飛機場。保安這麼個小縣城,從未有過飛機場。張學良聽說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前來西安,決定派專機迎接。    
    於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塊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臨時機場。空中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轉了幾個圈,飛機無法降落——那臨時機場質量太差了。專機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舉行常委擴大會議(也有的文獻稱政治局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主持。主題是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這次會議的記錄,現存於中央檔案館。透過會議記錄,可以窺見當時會上爭論的真實情形。會議一開始,首先由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肯定了西安事變,說是有革命意義的,張、楊的行動和綱領都有積極意義,我們應該擁護。不過,毛澤東報告中談到的兩個問題,引起了爭論:一是毛澤東提議「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他說:「我認為在事變上會議記錄簡略,有些話不甚通順。此處應是「在西安事變的基礎上」。應成立一個實質的政府,叫抗日援綏委員會。名義上又不是全國政府。」毛澤東還主張:「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對於毛澤東這一見解,周恩來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來說:「我們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顯然,他並不主張「以西安為中心」。張國燾則說:「我們要以西安為抗日中心。」他以為,這「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義」。張國燾主張:「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協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顯然,張國燾反對周恩來「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的意見。這時,張聞天經過久久思索,終於開腔。他明確地支持周恩來的意見。張聞天說,我們「不願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他以為,張、楊所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他說,我們的方針,應是「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戰線」,使中共「轉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澤東的觀點,聽了張聞天的講話,覺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話,說西安事變「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而不是抗日反蔣的旗幟」。看來,保安窯洞裡,中共高層的爭論並不亞於南京。內中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如何處置蔣介石。    
    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審蔣」、「罷蔣」。他說:「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毛澤東主張「審蔣」、「罷蔣」,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蔣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對頭,中共領袖們恨透了他。    
    朱德主張,殺了蔣再講其他。    
    博古也說:「要使群眾的抗日運動開展,基本口號應宣佈蔣介石罪惡,要求公審。」    
    張國燾也力主審蔣、殺蔣。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及當時的情形,倒也頗為真切: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三三二頁,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對於殺不殺蔣,周恩來、張聞天沒有吭聲。張聞天含蓄地說:「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    
    南京,國民黨中常委主戰、主和兩派爭論;保安,中共常委也爭論熱烈。    
    畢竟毛澤東已是中共權威性領袖。中共的行動,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去實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保安三四百人舉行集會,堅決要求公審蔣介石。斯諾夫人在《延安日記》中,描述了大會群情激憤的情景:「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山積,現在是清算這筆血債的時候了,必須把蔣帶到保安由全國人民來公審。」對於蔣介石的熾烈的仇恨之火,從保安騰起。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寫及:「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會星火燎原。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將如火如荼燒下去,直至化為灰燼。」    
    在西安事變最初的日子裡,毛澤東和周恩來便顯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宋美齡急派端納飛赴西安

    南京要「討逆」,保安要審蔣,雙方劍拔弩張。    
    南京嗓門最高的是何應欽,他稱張、楊乃「劫持統帥」、「犯上作亂」,必須「馬上討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舉行要求公審蔣介石的群眾大會之外,當天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也發出公審蔣介石的呼聲。    
    嚴重的對立,出現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澤東等十五名紅軍將領發出的《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內中明確地提出要求:「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一二四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討伐張學良叛逆》,作出三項決定:「決議關於處置張學良叛變:    
    (一)推何委員應欽為討逆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清叛逆。    
    (二)由國府即下令討伐。    
    (三)推於委員右任宣慰西北軍民。」    
    同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討伐張學良令》。    
    何應欽走馬上任討逆總司令,隨即宣佈: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劉峙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並命令前方各軍立即發動進攻。    
    東北軍、十七路軍則和紅軍決定聯合作戰,擺開陣勢,迎戰「討逆軍」。    
    一場大規模內戰,已是箭在弦上了。    
    導火索在哧哧燃燒,一寸一寸逼近火藥桶……    
    為了掐斷這導火索,兩架專機先後降落在西安,分別載著國共特使。    
    來自南京的專機,早在十三日午後便起飛,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張、楊部隊的炮火所擊落——因為在起飛前,宋美齡以及機上那位特使,都曾從南京致電西安張學良,卻未收到復電。實在等不及了,專機起飛,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飛行,降落在離西安不太遠的洛陽——蔣介石「避壽」之地。    
    宋美齡派出了特殊的特使,此人高鼻碧眼,乃洋人也,名喚威廉·亨利·端納,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亞人。    
    宋美齡派出端納前往西安斡旋,此人可謂「最佳人選」。端納既和張學良有著深誼,又是蔣介石所信得過的,況且憑藉著那高鼻子,超脫於中國各黨各派之上。    
    端納出生在澳大利亞,祖先是蘇格蘭人。一九○三年他到香港出任《中國郵報》副主筆,從此與中國結緣,以至成了一位「中國通」。不久,他成為《倫敦時報》和《紐約先驅報》駐北京記者。他的成名在一九一五年,他從袁世凱的顧問、英國人莫理遜那兒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簽訂的「二十一條」,在報端捅了出去,頓時輿論大嘩,端納也從此與中國國民黨人建立了友誼。    
    端納跟查理宋(宋耀如)結識於一九一一年,由此跟宋美齡有了久遠的友情。    
    他又結識了孫中山,為民國政府起草了第一個對外宣言。    
    端納後來又成為張作霖的私人顧問。張大帥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張少帥的顧問兼老師。一九三四年,端納陪著張學良周遊歐洲六國,朝夕相處使他跟張學良友情甚篤。    
    游歐回來後,端納陪張學良在上海會晤蔣介石夫婦,深得蔣介石賞識。人們常稱端納為蔣介石的顧問,其實並無此職。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說得很明白:「端納者,外間常誤以為政府所聘之顧問,實則彼始終以私人朋友資格,常在余處,其地位在賓友之間,而堅不欲居客卿或顧問之名義。」    
    十二月十二日晚,宋美齡一得知蔣介石被扣西安,馬上從上海寓所給在國際飯店的宋子文和端納打電話,要他倆趕赴孔祥熙那裡,同商對策。    
    端納見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齡。宋美齡焦急地用英語說:「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被綁架,聽說已被殺死!」端納當即搖頭:「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帥會叛變委員長。第二,我不相信委員長已經死了!」端納的話,安定了宋美齡的情緒。當夜,宋美齡、端納、宋子文、孔祥熙一起從上海趕往南京。    
    當端納從南京起飛時,宋美齡委派了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作為翻譯同行。宋美齡還寫了親筆信給蔣介石,托端納帶去。    
    十三日日落時分,端納專機降落在洛陽機場。入夜,宋美齡接到張學良電報,說是歡迎端納入西安。    
    翌日,洛陽天氣頗為惡劣。至中午,仍不見有好轉趨勢。端納不顧氣候,要專機起飛,冒險飛行一個半小時,到達西安上空。端納擲下一降落傘,內有一信。告知如允許著陸,機場上燒三堆火。果真,機場上燒起三堆火。專機降落於西安。    
    下午五時,由張學良陪同,端納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大喜,連聲說:「我知道你會來的!」端納廓清了紛傳於南京的五花八門的猜測,從張學良那裡得知並無殺害蔣介石之意,只不過實行「兵諫」,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晚,端納發電報給宋美齡,宋美齡頓時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    
    十五日晨,端納又見蔣介石。然後在下午飛返洛陽。飛去洛陽,為的是能與宋美齡通長途電話,報告詳況。端納告訴宋美齡,蔣介石平安無恙,而且張學良請孔祥熙即飛西安商談……宋美齡極度興奮,覺得解決事變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紅軍先聲奪人:佔領延安

    張學良和楊虎城急切地盼望著周恩來的到來。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專機,由於無法著陸,徒勞而返。    
    保安乃陝西偏僻小縣,要使周恩來盡快趕往西安,看來只有取道膚施(延安),從膚施乘飛機飛往西安。    
    頂風冒雪,十五日清晨,一隊人馬奔出保安城。周恩來上路了。他,面容清,滿腮黑鬚。同行者之中,有那位穿梭於南京、保安之間的中共密使張子華,有後來成為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有後來成為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這一隊人馬,除了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外,還有負責護送的一連紅軍。    
    山道,積雪,路難行。花了一天時間,抵達以腰鼓聞名四鄉的安塞縣城,在那裡過夜。安塞在膚施之北。翌日,又花了一天時間在雪路上前進。傍晚時分,夕陽映照白雪,周恩來一行抵達膚施北門外,與黃春圃部隊會合。    
    黃春圃,亦即後來審判林彪、江青集團的特別法庭庭長江華,當時用「黃春圃」之名。其實,他本名虞上聰,瑤族,湖南南部江華縣(自一九五五年起,那裡改稱江華瑤族自治縣)人氏,故名江華。江華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曾任毛澤東秘書。    
    據江華回憶,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正在保安的防空洞裡睡覺,忽地軍委副參謀長張雲逸來,說是周恩來有急事找他。一到周恩來那裡,江華得知蔣介石在西安被抓起來,頓時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他記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圍剿」時,聽說蔣介石要從南昌到前線視察,江華奉命和杜仲美一起帶領一支突擊隊,要去活捉蔣介石。可惜,他們趕到時,蔣介石已經離開,失去機會。如今,聽說「死對頭」被抓,怎不雀躍歡騰?    
    周恩來告訴江華,西安發生事變,張、楊忙著收縮兵力,以對付向西安進攻的蔣介石軍隊。膚施原是西北軍駐守的,如今要撤防,城裡空虛,只剩下一些保安隊。毛澤東決定:搶佔膚施!周恩來問江華手下有多少兵力?江華說,剛帶部隊攻下旦八寨,隊伍正在休整。周恩來說,你手下的部隊就休整吧,你馬上帶領張國燾的手槍連以及陝北紅一團,盡快出發,迅速佔領膚施。    
    江華笑道:「我的馬還沒有回來,怎麼『馬上』走?」江華找來了馬,「馬上」跟手槍連一起趕到安塞。陝北紅一團正駐紮安塞。江華向團長黃羅斌、政委鍾輝傳達周恩來命令,「馬上」率團出發。這樣,江華部隊於十五日抵達膚施北門。他聽說城裡還有國民黨部隊,生怕跟西北軍誤打起來,就在北門外臨時紮營,暫不進城。也就在十二月十三日,白志文接毛澤東電報:「命白志文帶關中紅一團立刻前往蟠龍鎮,佔領青化砭後,前進三十里,相機佔領膚施。」白志文:《首次佔領延安》,《革命史資料》,第十三輯,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白志文部隊於十六日佔領了青化砭,也朝膚施而來。    
    周恩來一行在十六日傍晚趕到膚施南門時,急著想進城。周恩來以為,江華部隊已經佔領膚施。走近時,見到城門上有國民黨部隊,這才繞道,到北門來,遇上了江華。這時,江華才知周恩來要取道膚施飛往西安。周恩來說起,一路上他很焦急,因為江華走得匆忙,未及告訴江華張學良派專機來膚施一事。他一直擔心,紅軍不知內情,會把張學良的專機擊落。所以,他在安塞時,一夜沒睡好覺。    
    江華馬上報告周恩來,今天下午來過飛機!那飛機繞膚施城低飛了幾圈,走了!周恩來一聽,深感遺憾!因為已與張學良約好,如果機場上出現「天下」兩字,專機即可平安降落。顯然,下午來的專機,沒有看到「天下」兩字,飛走了!看樣子,坐飛機去西安已無希望,周恩來準備改坐汽車去。就在這時,白志文接到毛澤東電報:「你與黃春圃協同,立即佔領膚施。佔領膚施後,你任城防司令,黃任政治委員。」    
    十七日凌晨兩點,紅軍未發一槍,佔領了膚施,從此改稱延安。駐守城內的是七個保安隊,約五百來人,小部分人留下參加紅軍,大部分人發給路費,遣送回家。對於中共來說,解決西安事變尚無眉目,卻先贏了一步棋:佔領延安!比起保安來說,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陝北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機關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遷往延安。一月十三日,毛澤東也來到延安。從此,延安成了中國的「紅都」。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周恩來成為「西安之謀主」

    就在紅軍佔領延安之後,周恩來一行在十七日清早趕往延安城南兩道川,打算從那裡前往甘泉——張學良有部隊駐紮甘泉,可以派汽車送他們去西安。    
    正在這時,空中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周恩來大喜,急忙回頭,重返延安。    
    那架飛機,便是張學良的「波鷹」專機,由一位美國飛行員駕駛。機艙裡的乘客只有一個,那便是張學良的秘書、中共黨員劉鼎。飛機在機場降落。這時紅軍雖已進城,機場仍在民團控制之中。飛機一降落,民團人員便跑了過來,見是張學良的專機,也就沒有盤問。過了半個小時,說是縣長來了。那縣長叫高錦尚,是國民黨任命的膚施縣縣長。劉鼎對他說是去綏德辦事,也就應付過去了。劉鼎心急似焚,一小時過去了,還未見周恩來的影子!飛行員說,要關掉一個發動機,以節省汽油,這麼長久等下去不行。正在這時,民團紛紛逃散,說是紅軍來了。沒一會兒,一隊兵馬風馳電掣而來。劉鼎一瞧,為首者一臉黑鬚,正是周恩來!於是,眾人七手八腳忙著卸貨,機艙裡裝載著張學良送給紅軍的彈藥。張學良的專機,可坐二十人。實際上,上機二十二人——行李艙空著,有兩人坐在那裡。飛機終於起飛了。一路上,周恩來細心傾聽著劉鼎報告西安事變的詳況,特別是詢問了蔣介石的情況……當劉鼎說及張學良在派兵扣蔣時再三關照抓活的,周恩來非常注意這一細節,因為這表明張學良從一開始就無殺蔣之意,而只是著眼於逼蔣抗日。周恩來身在保安,所知情況限於幾份電報,頗為閉塞,劉鼎的匯報使他對西安的事態有了第一手的瞭解。    
    飛機抵達西安,已是下午。下了飛機,上了汽車,便直奔城內金家巷張公館。    
    這時,周恩來忽地對劉鼎說:「最好先找個地方落腳。」幸虧劉鼎對西安已是人熟地熟,他急令司機駛往金家巷不遠處,跟孫銘九家同一排的一座房子。那是中共地下黨員塗作潮的住處。前文已經提及,塗作潮原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劉鼎請他來西安,在七賢莊一號地下室設立了秘密電台。    
    周恩來進入塗家,要把又濃又長的鬍子刮去。用刀片,哪裡刮得動?又找來剪刀,那剪刀又不好使。好不容易,總算剪掉了長髯。這時,已不斷有人來催:「副司令在等!」周恩來來到金家巷張公館,張學良已在門口恭候。張學良見了周恩來的頭一句話便是:「美髯公,你的鬍子哪裡去了?」張學良左右皆驚,悄然私議:「副司令什麼時候跟周恩來見過面?」其實,周恩來除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膚施天主教堂和張學良作了徹夜長談之外,又在五月十二日赴膚施會晤他。所以這一回是跟張學良第三次見面了。    
    張學良在四月二十二日曾致函周恩來,說及第一次晤面,「坐談竟夜,快慰生平」,「感服先生肝膽照人」。正因為這樣,張學良對於周恩來的來臨,企盼已久。張學良和周恩來馬上開始長談。張學良擔心周恩來旅途疲憊,而周恩來雙眼炯炯,連聲說冒雪趕來便是為了當面深談。張學良在發動西安事變之後,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正感到「束手彷徨,問策無人」,而周恩來資深智廣,恰恰是張學良最需要的策劃人。    
    周、張會談,一開始,周恩來便盛讚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壯舉。緊接著,雙方的話題切入關鍵性問題,即如何處置蔣介石。周恩來不發話,先是傾聽張學良的見解。張學良說道:「據我看,爭取蔣抗日,現在最有可能。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應該放蔣,並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周恩來讚賞張學良之見,卻出乎意料地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但多少帶有『軍事陰謀』性質。」    
    張學良一聽,頗為不悅:「我為公不為私,怎麼是陰謀?」周恩來微笑著,作了解釋:「扣蔣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不同於十月革命時擒沙皇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擒拿破侖。蔣介石的軍事實力原封不動,西安方面與南京政府已經處於對立地位,因此,對蔣介石的處置要十分慎重。」周恩來接著進行分析:「如張將軍所言,如能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就會有一個好的前途;倘若宣佈他的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把他殺掉,不僅不能停止內戰,而且給日軍滅亡中國提供了便利條件。」周恩來的後一段話,是因為他聽劉鼎說及,張學良十六日在西安群眾大會上曾宣稱,如果蔣介石拒不談抗日問題,他將公佈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時給他的不抵抗電文,把蔣交給人民審判!這樣,周恩來和張學良經過商談,下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二十多年後,張學良曾憶及這次會談:「周至此時,儼然為西安之謀主矣!」會談結束後,周恩來便下榻於金家巷張公館。張學良住西邊那幢樓,周恩來及其隨行人員住東邊一幢樓。    
    當天深夜,周恩來便致電「毛並中央」,報告:「我率羅、杜(引者註:指羅瑞卿、杜理卿)等九人今乘機抵西安,即與張面談,並住張公館。」周恩來談及處置蔣介石的意見:「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電報中,周恩來報告了他與張學良商定的五項條件,因為宋子文即將來西安談判,將以這五項為談判條件:    
    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毛澤東在保安窯洞中,焦急地等待著西安消息。他一連數次詢問,周恩來的電報來了沒有?接到周恩來這封電報,毛澤東舒了一口氣。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拘押之中的蔣介石

    蔣介石呢?他在十二日上午九時被拘押於新城大樓東廂房之後,十時,張學良便來見他。張學良把張、楊通電交給了他。蔣介石與張學良發生了爭辯。張學良不得不說:「你不聽我勸告,可將這件事交人民公斷!」蔣介石則稱「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翌日,蔣介石要見楊虎城。楊虎城至。蔣介石連聲問:「這件事,你事先知道嗎?」「這樣干是聽什麼人的話?」    
    楊虎城答:「知道。」他還說:「這是全國人民的公意,希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新城大樓是綏靖公署,那裡畢竟目標太大,張、楊怕有閃失,決定請蔣介石移居至玄風橋高桂滋公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附近。高桂滋是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副軍長。    
    孫銘九記得,在夜深之際,他奉張學良之命,來到新城大樓,請蔣介石喬遷。    
    蔣介石誤會了,以為半夜拉他出去槍斃——他看見孫銘九腰間別著手槍,怎麼也不肯搬!這樣,十四日下午五時,端納是在新城大樓見到蔣介石的。端納呈送了宋美齡之信,此信手跡現仍在,只是信末一句後來被剪去。    
    宋美齡的信,原文如下:    
    夫君愛鑒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竊思吾兄平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凡所作為無絲毫為自己個人權利著想即此一點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張唯兄以整個國家為前提數年來竭力整頓軍備團結國力以求貫徹抗日主張此公忠為國之心必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目下吾兄所處境況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禱上帝賜福吾兄早日脫離惡境請兄亦祈求主宰賜予安慰為國珍重為禱臨書神往不盡欲言專此奉達    
    敬祝康健    
    妻美齡    
    廿五年所署「廿五年」,指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信末原有「戲中有戲」四字,後來被剪掉了。蔣介石一看「戲中有戲」四字,心中明白是指南京「戲中有戲」。    
    經過張、楊力勸,端納也以為新城大樓太顯眼,蔣介石才同意於十四日夜遷往高桂滋公館。端納翌晨又晤蔣介石時,說了一番話,頗為打動蔣介石的心。    
    端納說:「我這次是受蔣夫人的委託而來的,到這裡之後與張漢卿將軍進行了晤談,對這次事變情況有了一些瞭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張將軍對您並無加害之意,只要您答應他們的主張,他們還是忠心地擁護您做領袖。我認為這不僅是張、楊兩將軍的個人意願,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許多西洋人也贊同這樣的政見。您若是接受他們的主張,今後將更成為世界的偉人;若是拒絕接受,勢必將成為渺小的人物。國家和委員長個人的安危榮辱全繫於委員長自己心思的一轉。」畢竟端納乃「西洋人」,又是蔣介石信得過的人,以客觀立場講這番話,蔣介石容易聽得進。蔣介石致宋美齡的復函,近似於「遺囑」:「美齡吾妻,余決心殉國,余死後,余之全部財產由汝繼承。望汝善視經國、緯國兩兒,有如己出,以慰余靈,願上帝賜福於汝。」端納於十五日午後返洛陽之後,十六日下午四時再度飛抵西安。端納又見蔣介石,告知南京「戲中有戲」的一些情況,並轉達在洛陽與宋美齡、宋子文通長途電話的內容。宋美齡的一句話,使蔣介石為之一震:「寧抗日勿死敵手!」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雖然他還要擺委員長的架子,雖然他還不肯馬上認錯。十七日下午,周恩來抵達西安的消息,又一次深深震驚了蔣介石。這意味著「敵手」已伸到西安了……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中共 張 楊結成「三位一體」

    周恩來的行動疾如風。他剛抵西安,十七日夜與張學良長談,翌日晨便前往西安九府街。那裡,一幢青磚赭柱的兩層樓房,門口懸著「止園」兩字,人稱「楊公館」。比之於張學良,楊虎城跟中共的關係更為密切。這不僅因為楊虎城夫人謝葆真是中共黨員,楊虎城本人兩度申請加入中共,而且楊虎城手下的工作人員中有不少是中共黨員。    
    在張、楊二人之中,首先提出「兵諫」的,是楊。據張學良回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當張學良從洛陽向蔣介石祝壽回來,跟楊虎城談起了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不滿時,楊虎城問他:「你真的決定要抗日?」張學良答曰:「當然。」這時,楊虎城說了一句令他永遠難忘的話:「等蔣委員長來到西安,我們可以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張學良大為吃驚,以至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楊虎城則沉默著,等待張學良的反應。    
    張學良終於說話:「讓我先想想再討論這個問題。」緊接著,張學良又補充道:「請相信我決不會把你的話告訴任何人。」後來,又有一回,張學良跟楊虎城說及勸蔣無效,楊虎城很堅決地說:「軟說不行就硬幹!」張學良這一次聽進去了,他想了想,答道:「剛柔相濟,剛柔並用。」於是,張學良與楊虎城商定,對蔣介石進行最後的諍諫。「柔」不行的話,那就來「剛」——「兵諫」。    
    後來,就連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也這麼寫及西安事變:「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則為楊虎城。」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七十五至七十六頁,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七年版。    
    曾採訪過楊虎城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也在他的《楊虎城傳》一書序言中寫及:「正是楊虎城說服了少帥,只有運用兵諫戰略,抓住最高統帥,才有希望使他們停止對共產黨作戰,並團結全國共同抗日。」詹姆士·貝特蘭:《楊虎城傳》英文版序言(一九八○年)。    
    不過,也正因為楊虎城一開始就主張「兵諫」,所以他在發動西安事變時,再三關照部下:「必須給我捉回活的蔣介石,不要死的蔣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償命。誰打死了他,都以軍法從事!」周恩來前去拜訪楊虎城,自然非常融洽。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楊虎城表示問候,表示對西安事變的支持。接著,周恩來便說及昨夜跟張學良會談的情形。    
    楊虎城聽罷,頗為感慨。他說,他原以為中共跟蔣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蔣介石,雖不至於立即殺蔣,但也決不會輕易主張放蔣。    
    周恩來說:「蔣介石本人,現在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因此,促使他改變政策,實現對日作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楊虎城道:「共產黨置黨派歷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願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就這樣,周恩來成功地構築了「張、楊、中共」這「三位一體」。原先,中共只是分別與張、與楊秘密聯絡,楊不知張與中共的聯繫,張不知楊與中共的聯繫。如今,張、楊、中共三方結為一體。此後,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之中,便以張、楊、中共為一方,國民黨政府為另一方。周恩來不愧為統戰高手,有了張、楊,中共的「砝碼」更重了。當然,在與周恩來的交談中,楊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隱憂:「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敵對的黨,地位上是平等的,對蔣可戰可和。我是蔣的部下,如果輕易放蔣,蔣一旦翻臉,我的處境就和共產黨有所不同了。」順便提一筆,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消息極為靈通,他的「黑室」發揮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名叫亞德萊的美國人,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Black Chamber」,即「黑室」,負責偵譯密碼電報。楊虎城也設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實:設在新城大樓(亦即最初拘押蔣介石之處)的最底層地下室,光線暗淡,還遮以黑布。在「黑室」裡工作的是楊虎城的機要秘書李致遠。    
    李致遠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楊虎城將軍設置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黨員南漢宸引見,任楊虎城機要秘書。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偵譯了蔣介石、閻錫山堵擊紅軍的許多密碼電報。西安事變時,繳獲了胡宗南駐西安辦事處特印密電本以及軍政部的雙碼代碼密電本,偵譯了「討逆」總司令何應欽指揮三十個師撲向西安時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作戰命令、口令信號、陸空聯絡符號等等。這樣,「三位一體」對於南京方面部隊的動向瞭如指掌!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蘇聯否認「莫斯科魔手」

    西安本來已經夠熱鬧的了,如當時英國《泰晤士報》稱西安已成了「一個歌劇場」。在熱鬧之中忽地又爆出聳人聽聞的消息:紅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南京已紛傳「共黨策動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中共的陰謀」,「中共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西安已脫離中央(引者註:指國民黨中央),投奔中共」……眼下,西安一家名叫「雷電社」的電台,向國內外播發了「紅旗插遍古城西安」的消息,南京更是據此證明張、楊「投奔中共」。    
    就連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在採訪毛澤東時,也提出了這一問題:史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干的,而且說在城牆上紅旗高懸……究竟事實如何?毛答:關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罷。史沫特萊:《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載《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一九三七年。    
    據那位在楊虎城「黑室」中工作的李直峰回憶,經「黑室」電台監查,發現竟是東北軍的一個電台,在播發「雷電社」消息!周恩來馬上指示東北軍內的中共黨員,細查此事。一查,才弄明白:東北軍中的幾位青年軍官參加扣蔣行動,在華清池蔣介石行轅繳獲了一部電台。於是,他們便以「雷電社」的名義,向外發佈消息,自以為是做「革命宣傳」。這些年輕人沒想到,他們以無線明碼發佈的新聞電報,在外界引起了混亂。經周恩來勸阻,這個「雷電社」才宣告結束……這「雷電社」小插曲,倒是表明了南京方面以及海外對於中共的一舉一動,是何等關注。理所當然,日本和蘇聯方面的態度,也是眾所關注的。    
    日本外務省在十三日晚,便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日本政府方針,應以慎重態度,靜觀事態之推移情形。」日本的《朝日新聞》,則印出號外,大字標題是《支那政局全面混亂》,報道「蔣介石氏突被監禁」,「張學良氏兵變指揮」,還有「張學良氏自己保身」,與「共產軍妥協」等等。日本的《日日新聞》,則稱「張學良兵變」背後乃是「莫斯科魔手」在操縱!蘇聯的表態,出人意料。蘇聯並不支持西安事變,反而指責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陰謀!十二月十四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此次張學良兵變」與「親日派有密切關係」。社論說:張學良早有無窮機會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滿抵抗之決心,然張將軍本人則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現在渠乃以抗日運動為投機,高揭抗日旗幟,實際則轉使中國分裂,使其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者之犧牲品。    
    十二月十七日,《真理報》的國際評論說得更明白:最近從中國得來報告證實張學良之叛變純為日在中國之新陰謀,其目的乃阻礙中國之統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運動。    
    世界新聞界評論,完全證明日方嫁禍他人,偽稱張學良叛變乃「莫斯科魔手」之伎倆,業已失敗,張氏之叛變及日德協定之直接結果,其目的及任務為煽動戰爭。    
    與此同時,蘇聯外交部則通過外交途徑,向南京政府聲稱:蘇聯與張學良「無關係」,與中國共產黨也「無任何聯絡」,甚至共產國際也與蘇聯「無關」,「因此對中國共產黨之行動不負任何責任」。蘇聯外交部還表示,對於中國一部分報紙散佈西安事變與蘇聯有關的「流言」,感到「非常驚異憤慨,希望中國政府設法阻止」。與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於十三日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表,明確地提出:「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南京政府自然並不相信蘇聯外交部所聲明的與中共「無任何聯絡」、與共產國際「無關」之類話,稱之「此地無銀三百兩」!須知,陳立夫在西安事變一發生,便急尋潘漢年,為的是通過潘漢年給共產國際發電報,借共產國際對中共施加影響——蘇聯外交部的聲明顯然純係外交辭令!    
    在十二月十四日晚,中共中央在保安便從塔斯社的英文廣播中,知道蘇聯《真理報》社論的內容,議論紛紛。倒是張聞天在蘇聯學習過多年,對此作了解釋:蘇聯有難言之隱,「只能這樣說」,否則會引起「與南京對立」。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斯大林反對「倒蔣」

    蘇聯的「難言之隱」,說穿了,無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借西安事變,抨擊「莫斯科魔手」罷了。蘇聯對張、楊的批評,實際上是蘇聯外交政策實用主義的一種表現。    
    西安事變剛一發生,中共中央便在十二日晚十二時、十三日凌晨四時、十三日下午四時,三次電告共產國際。    
    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裡,急切地等待著共產國際的答覆。雖說毛澤東在決策時並不完全照共產國際的意見辦,但共產國際畢竟是中共的上級,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聽聽來自莫斯科的聲音。十三日夜,共產國際的復電終於到達。復電頗長,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在張學良左右一定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蘇聯不會給這種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    
    第三,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這三條意見,第一點完全與事實不符,第三點中關於對蔣介石的處理與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不同。    
    緊接著,斯大林又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    
    中國共產黨應該首先瞭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蔣介石,必須進行內戰,但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楊雲若、楊奎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三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在斯大林看來,作為中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不夠格,毛澤東的力量還太小,只有蔣介石才有號召力,能夠成為統率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抗日的領袖。斯大林反對「倒蔣」,這一見解倒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除了給保安發電報之外,也給上海的潘漢年發電報。    
    西安事變一發生,不僅陳立夫派杜桐蓀找潘漢年,而且宋美齡也打電話給姐姐宋慶齡,請宋慶齡找潘漢年。宋慶齡約見了潘漢年。    
    潘漢年去南京時,在宋子文家中,會晤了宋美齡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漢年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殺蔣介石。只要蔣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麼問題都可以商量。潘漢年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見。十六日,共產國際復電潘漢年:「所見甚為正確,已致中共中央,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就在十六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親自起草並簽署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可以說是共產國際對於處理西安事變的最明確的指示。    
    電報原文如下:    
    (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應考慮到以上情況,並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    
    甲,通過吸收反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及擁護中國統一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方式來改組政府;    
    乙,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丙,停止「圍剿」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合作;    
    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不過,季米特洛夫這一電報發到保安時,卻因密電碼搞錯了,以致譯不出來。中共中央不得不於十八日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請求「檢查重發」。二十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檢查重發」後的季米特洛夫十六日電報。來自莫斯科的對於張學良的種種批評,使張學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報》的社論,使張學良感受到壓力。十七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不得不向他就「遠方政府」(即蘇聯政府)的態度,作了解釋:「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但是,毛澤東又接著說,若遠方知此事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民眾聯繫的,「估計當寄以同情」。「遠方」對於張、楊的態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才終於轉變,承認張、楊是「為了正義而起義」,這才不再抨擊張、楊。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改變了對蔣策略

    世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    
    在西安事變之初,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決策上都有正確與錯誤之處,兩人恰恰呈「你對我錯」、「你錯我對」的態勢:對於張、楊——毛澤東表示支持,對了;而斯大林表示反對,錯了。對於蔣介石——毛澤東主張「倒蔣」,錯了;而斯大林主張「保蔣」,對了。其實,細細探究起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對與錯,都有其原因:對於張、楊,毛澤東身在中國,深知他們,馬上判定西安「兵諫」是「抗日起義」,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明中國內情,錯定西安事變為「日本陰謀所製造」。對於蔣介石,斯大林統觀中國全局,能夠客觀地論定中國抗日領袖非蔣莫屬。    
    毛澤東呢?蔣介石是中共的夙敵,十年深仇,忽聞「元兇被逮」,怎不要求「審蔣」、「罷蔣」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的反應紛至沓來,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置老對手蔣介石。尤其是周恩來十七日飛抵西安之後,當夜發來電報,提出「保蔣安全」,毛澤東以為在理。緊接著,十八日上午,周恩來在會晤楊虎城後,又發來一電,更促使毛澤東改變對蔣策略。周恩來在電報中報告: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蔣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周恩來這份電報所透露的最新信息,是極為重要的:一是宋美齡、蔣介石態度轉向抗日;二是南京親日派在積極行動,「倒蔣」將會造成汪精衛上台!汪精衛自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被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連發數槍擊成重傷之後,不得不離開中國政治舞台,出國養傷。眼下將息了一年多,正在法國巴黎。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汪精衛便收到國民黨中央急電,要他迅速返國。聞蔣介石被擒,汪精衛彷彿喜從天降。倘若蔣介石被殺,汪勢必可取而代之,成為國民黨領袖。於是,十四日,汪精衛電復南京:「遵即力疾啟程。」汪精衛在法國會見了國民黨駐法使節郭泰祺、顧維鈞,聲稱:「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汪精衛是眾所周知的親日派。一旦殺了蔣介石,讓汪精衛當政,那會比蔣介石更糟——毛澤東不能不注意到「汪將回國」這一嚴重的動向。    
    周恩來、張聞天的勸說,斯大林的電告,宋美齡、宋子文願意和談,蔣介石態度轉變,汪精衛準備回國……這一連串的變化,終於使毛澤東決定改變對蔣介石的處置。    
    這一改變,最初從十八日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的電報中透露出來: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本黨致貴黨建議書及許多通電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貴黨與蔣氏提議,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奈蔣氏對於日寇的步步進攻,依然是一再退讓……《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電報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絕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實屬顯然。」電報提出了五項條件,然後指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這份電報與在三天前——十五日毛澤東等十五位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報所云「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決」,已有明顯不同。    
    這份電報意味著毛澤東已回復到他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達的指示,即「逼蔣抗日」!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中共定下「和平解決」、「放蔣」方針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陝北人以孔為窯洞的量詞)石窯洞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圍坐在一起,召開會議。依然由張聞天主持會議,依然由毛澤東作報告,會議氣氛卻與六天前——十三日的會議截然不同。那次會議,議論紛紛,意見分歧;這次會議,眾說一致,作出了明確的決策。內中的原因,如張聞天所言,「在六天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顯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來告訴過王炳南:「我們有一星期沒睡覺……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周恩來所說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終於作出了「最困難的決定」,解決了最棘手的問題。    
    毛澤東喜歡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曾說及「亂子有二重性」。此時,他也談「二重性」,說西安事變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大爆發和延長的危險。    
    毛澤東以為,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即勝利的前途和失敗的前途。為了爭取勝利的前途,毛澤東提出,中共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二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通過對「二重性」、「兩種前途」、「分兩手」的分析,毛澤東最後提出中共的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戰結束」。    
    這一回,張聞天的講話與毛澤東完全一致。他明確地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顯而易見,他批評了毛澤東在上次會議上的意見。    
    這次會議產生了兩個文件,即《通電》和《指示》。    
    《通電》由毛澤東起草,《指示》由張聞天起草。毛澤東作了說明:「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通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說公道話。」《通電》,即《中共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於當日發出。《通電》提及蔣介石時,不像前幾天直呼蔣介石或「蔣氏」,而是稱之「蔣介石先生」。    
    《通電》建議「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明顯地不再強調「以西安為中心」了,而且所開的是「和平會議」,不是「抗日救國代表大會」。    
    《指示》,即《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是中共黨內指示,不公開發表,亦於當日發出。由於是內部文件,《指示》寫得更為明白,提出中共「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提及蔣介石時,稱之「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核心,便是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當天,毛澤東便致電潘漢年,全文如下:    
    漢年同志:    
    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毛澤東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翌日上午十時,宋子文飛抵西安,張學良和端納前往機場迎接。穿了一身筆挺西裝的宋子文,戴著黑框眼鏡和花領帶,見到了蔣介石。這使蔣介石大為激動。    
    宋子文帶來宋美齡致蔣介石的信,內中寫道:「如果三天之內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齡仍把西安事態看得頗為嚴重,連蔣介石讀到這裡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來已在西安,便道:「周恩來一來,事情就難辦了。」周恩來馬上托人轉告與他一晤。和宋子文同來的郭增愷,也建議他與周恩來一談。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來見面,會給何應欽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愷去見周恩來。郭增愷向周恩來轉達了宋子文的話,說宋子文早就認為:「共產黨不是武力所能消滅的,蔣想靠武力滅共,才有今天。」周恩來則請郭增愷向宋子文傳話:「只要蔣先生抗日,共產黨當全力以赴,並號召全國擁護國民政府,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宋子文原本最為擔心的是中共不肯饒蔣,聽了傳來的周恩來的話,大為興奮,認為和平談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納急急飛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又進一步放寬了處置蔣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提出了五項條件,請周恩來與張、楊商談,作為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電報指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下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這表明,如果蔣介石答應五項條件,便放蔣!    
    這樣,毛澤東對於蔣介石,由「審」、「罷」轉到「逼蔣抗日」,轉到答應條件可以「放蔣」了!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宋美齡終於飛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報》剛在報攤上露面,便銷售一空。    
    這一天,晚報佔了大便宜——因為頭版頭條要聞發生在這天上午,所有的當天的日報已來不及刊登。《大美晚報》的大字標題,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齡    
    今晨離京飛陝    
    徑赴西安過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會議。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飛回南京,帶回周恩來的口信,使宋美齡打消了疑慮。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漢年收到毛澤東電報,要他迅告陳立夫。宋美齡馬上從陳立夫那裡,得知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電報原文如下:    
    漢年同志:    
    即向陳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護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    
    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和平解決,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    
    (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    
    (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    
    (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結果如何,速以電報答覆。    
    毛澤東    
    來自周恩來—宋子文以及毛澤東—潘漢年—陳立夫的重要信息,彙集到宋美齡那裡。宋美齡下定了飛往西安的決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兩架三引擎的飛機從南京起飛,機上載著宋美齡、宋子文、端納、戴笠、蔣鼎文。這天天氣格外晴朗,彷彿意味著好兆頭。    
    上穿銀狐領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齡在飛機上不時觀看著艙外。當飛機經過洛陽上空,她見到機場上停著一排轟炸機,頓時收緊了心。並非如《大美晚報》所稱「過洛不停」,飛機在洛陽降落時,宋美齡再三關照洛陽空軍將領,未得蔣委員長命令,不能派飛機去西安轟炸。飛機再度起飛,當她見到晶瑩的冰雪覆蓋的華山,知道西安不遠了。    
    飛機在西安上空盤旋了一會兒。宋美齡拿出手槍交給端納。她說:「如果下了飛機,遇軍隊嘩噪無法控制時,即以此殺我,萬勿遲疑!」飛機降落後,剛一停穩,便見張學良登機迎接,宋美齡的臉上浮現了笑容。宋美齡一到,便驅車前往高公館,探望蔣介石。那時,蔣介石尚不知宋美齡來,正臥床養傷。當宋美齡入內,蔣介石驚呼:「余妻真來耶?君入虎穴矣!」宋美齡的到達,開始了西安和平談判。用宋美齡後來的話來說:「西變局勢是端納奠了基,宋子文砌了牆,而我蓋上了頂。」蔣介石對宋美齡、宋子文談了關於談判的意見:「改組政府,三個月後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蔣介石的這些意見,表明他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不過,他又附加了兩個條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頭,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談判;    
    第二,商定的條件,他不作任何書面簽字,而是以「領袖的人格」來保證。    
    第一條表明蔣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領袖的架勢。倘若他出面談判,勢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條則表明了蔣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練,不願留任何文字性東西在對方手中,以免日後成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三位一體」和二宋談判

    牆上掛著巨幅軍事地圖,紅色地板上放著一套黑色皮沙發,金家巷張公館西樓二樓的會議室掃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談判在這裡舉行——十一天前,張學良也正是在這裡發出拘蔣命令。蔣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談判的對手呢?是「三位一體」——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周恩來代表中共。    
    毛澤東和周恩來成功地與張、楊結為「三角聯盟」,組成「三位一體」。因此,原本是國共對壘,這一回張、楊卻坐到中共一邊來了。在「三位一體」之中,周恩來成了主角。談判一開始,就由周恩來代表中共及紅軍提出六項主張,整天的談判便圍繞這六項主張展開:    
    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    
    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    
    五、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變是張、楊發動的,周恩來後來才參與「斡旋」,然而此時此刻,誠如張學良所言,周恩來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謀主」!周恩來提出六項條件之後,「要蔣接受並保證實行」23《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結果,「宋個人同意,承認轉    
    達蔣」2。周恩來還提出,「在蔣同意上述辦法下,我們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即前述六項)。宋答可先見宋美齡(子文、學良言她力主和平與抗日)」3。這樣,二十三日下午,周恩來與宋美齡見了面。    
    宋美齡後來在她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用「曲筆」寫及她與周恩來見面的情景:張學良「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委員長所不願見者。余與此人長談二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彼詳述整個中國革命問題,追述彼等懷抱之煩悶,以及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與如何釀成劫持委員長之經過。余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覆申述一語並不厭贅,其言曰:國事如今捨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這裡的「此人」,便是周恩來。    
    周恩來確實對宋美齡說: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表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三三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會談剛一結束,周恩來便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談判情況。周恩來在電文結束時寫道:「如你們同意這些原則,我即以全權與蔣談判,但要告我,你們決心在何種條件實現下許蔣回京。請即復。」這就是說,談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蔣」了。    
    宋子文、宋美齡亦向蔣介石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聽取了蔣介石的見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談判:「三位一體」依然是張、楊、周,而蔣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齡。    
    宋美齡很明確地贊成停止內戰。她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談判,實際上是二宋代表蔣介石,對於「三位一體」昨日提出的條件,作出具體的答覆。從周恩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這樣一些答應:    
    一、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二、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三、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五、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六、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七、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八、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    
    十、宋表示要我們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三十三至三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這十條,表明二宋和「三位一體」的談判,取得了雙方都滿意的結果。    
    也就在這一天,中共代表團的另兩位重要成員博古和葉劍英,趕到西安葉劍英抵西安日期說法不一,有的文獻認為葉在早幾天已到達,此處據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闊別十年蔣介石、周恩來晤談於一室

    談判結束後,二十四日晚,蔣介石會晤了他「所不願見者」——周恩來。大抵因為他原本「不願見」,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一字未提。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只提及她與「有力分子」周恩來的見面,未提及蔣介石曾會晤周恩來。然而,蔣介石「懸賞八萬元」的這顆腦袋,竟如此戲劇性地出現在他面前!過去的文獻,一直是說宋子文、宋美齡陪周恩來去見蔣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問:蔣介石和周恩來曾在西安會面。當時張先生應該在場的,是嗎?    
    答:這是尖銳的問題,請不要再問了。我不但在場,而且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    
    張學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儘管已經事隔半個多世紀,張學良卻依然認為「這是尖銳的問題」。蔣介石那時囚在與張公館一箭之遙的高公館裡。周恩來希望一晤蔣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員長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說話。」當年,蔣介石和周恩來共事於黃埔軍校,一個是校長,一個是政治部主任。自從國共紛爭,蔣介石與周恩來已經十年未曾謀面。    
    據張令澳作《國共合作秘密使者張沖》原載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灘》,台灣《傳記文學》五十七卷第二期轉載。一文,寫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來、潘漢年曾應張沖之邀秘密赴莫干山與蔣介石會談。張令澳先生曾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筆者詢問張令澳先生,文中所記蔣、週一九三六年六月會晤是否親睹之事?張先生答系傳聞,那時他尚未到侍從室工作。由於此事迄今未曾在國共雙方有關文獻上查到依據,只能作為一樁傳聞。    
    周恩來在張學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蔣介石臥室,蔣介石正臥病在床。蔣介石支起身體,請周恩來坐在床前。廝殺了十年,蔣、周如今晤談於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來仍照以前的習慣,稱蔣介石為「校長」,寒暄道:「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點了點頭,說道:「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頗為機靈,順著蔣介石的話,轉向了正題:「只要校長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你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你的指揮。」    
    這時,宋美齡一聽說及敏感話題,馬上就替蔣介石作了答覆:「以後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這樣,談話的氣氛變得寬鬆起來。蔣介石也說:「我們再也不打內戰了!」蔣介石居然還這麼說及:「每次我們之間打仗時,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戰爭中,我還記得你曾幫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們還能共同工作。」這麼一來,談話切入正題。雖然張學良一九九○年對日本NHK記者說,「現在還不能洩露當時蔣介石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不過,一九八○年《周恩來選集》上卷問世,首次公開發表的周恩來《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內中倒是寫及了蔣、周會晤的內容: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乙)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丙)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這一段周恩來寫於會晤蔣介石後第二天的電文,可以說是關於蔣、周會談的最權威的記錄。在晤談之中,蔣介石跟周恩來還聊起家常,說及長子蔣經國在蘇聯,並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來馬上答應:可以與蘇聯方面聯繫,幫助他父子早日團聚。    
    蔣經國自一九二五年赴蘇聯學習,一晃,已經十一個年頭。後來,蔣經國消息杳然,蔣介石曾委託駐蘇大使蔣廷黻查詢,也未知一二。其實,一九三五年三月,蔣經國已與俄羅斯少女芬娜(後來改用中國名字蔣方良)結婚,年底生長子文倫,即蔣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愛理,即蔣孝璋。那時,蔣經國在蘇聯任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副廠長……    
    聽說蔣介石思念長子,周恩來後來果真幫他與蘇聯聯繫,促成了蔣經國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國,與蔣介石團聚。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曾這樣回憶:一九三七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是蔣經國。我很高興……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遭劫持,不意卻由此引出與周恩來的見面,又引出周恩來幫助蔣介石父子團圓的喜劇來!周恩來富有人情味,極為關心人,這一小插曲曾傳為美談,也是蔣、周會談的意外收穫!順便提一筆,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卻是經張學良的幫助,由「紅色牧師」董健吾牽線,於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張學良摯友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時,從上海帶去,與董健吾之子董壽琪同行。他們抵達巴黎後,再轉往蘇聯……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聖誕節的「最大贈禮」

    經過兩天的談判,「放蔣」也就定下來了。「三位一體」都同意「放蔣」,只是何時「放蔣」及如何「放蔣」,尚未確定。倒是宋美齡在來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蔣」的日期——二十五日,因為這天是聖誕節,而她和蔣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張學良函中,亦申明了這一「放蔣」時間:「如你能在聖誕節左右護送委員長安全返回,那真是聖誕老人給予的最大贈禮了!」孔祥熙不僅指明了時間,而且要求張學良「護送委員長安全返回」。    
    張學良答應了宋美齡的要求。但是,一早宋子文便告知蔣介石:「張漢卿決心送委員長回京,但是情況恐有變!」情況發生了什麼變化呢?那是在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信,是東北軍、西北軍多位高級將領聯名所寫的信:商定的條件必須有人簽字,中央軍必須先退到潼關以東,才能放蔣,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我們也誓死反對!    
    蔣介石閱信大驚,要宋子文立即去找張學良,以盡量早走為好。張學良也生怕有變,以盡早放蔣為好。張學良說:「城內外,多為楊虎城部隊。可否先送夫人和端納上飛機,然後委員長化裝,再設法登機?」宋美齡聞言,堅決反對,一是怕出亂子,二是化裝上機也有損於蔣介石名聲。時間一秒秒過去,仍無頭緒。按當時的飛行條件,飛機至遲必須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啟行,不然不能在日落前飛抵南京。    
    到了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張學良告知宋美齡:「飛機已準備好,但一切仍未決定。」直至下午一時三十分,仍定不下來。宋美齡不由得長歎,看來「聖誕老人給予的最大贈禮」告吹了。這時,有人出了個好主意:「即便今天無法飛回南京,那就先飛洛陽過夜。西安至洛陽,飛行一個半小時,下午起飛也無妨。」    
    宋美齡大喜,連忙禱告。於是,下午二時吃了中飯,張學良又來,聽了宋美齡的意見,說:「反正城防司令楊虎城已同意放行,不如明早起飛,直飛南京。」宋美齡堅持馬上就走,先飛洛陽。張學良同意了。這時,楊虎城到,蔣介石在臥室與張、楊談了半小時。    
    下午三時三十分,五輛汽車從高公館開出,直奔機場。蔣介石由張學良、宋美齡陪同乘一輛,張學良坐前座,以便遇上阻攔時可以交涉。宋子文和端納坐一輛。其餘三輛為蔣介石隨行人員和張學良衛兵。    
    當這五輛汽車駛入機場時,蔣介石大吃一驚:機場上竟聚集了上千名青年學生!難道消息走漏,青年學生們來機場示威,不許放蔣?一打聽,才知事有湊巧,在綏遠前線抗戰的將領即將乘飛機抵達西安機場,青年學生們在機場列隊歡迎。    
    一場虛驚過去。這時,楊虎城趕到機場。蔣介石忽地發現隨行人員中少了侄兒蔣孝鎮——華清池「兵諫」時,背他上山的便是蔣孝鎮。蔣介石對張學良說:「蔣孝鎮在哪裡?把他找來一塊兒走。」張學良立即命令副官宋桂忱驅車去找。沒多久,便找來了蔣孝鎮。下午四時,飛機準備起飛。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這麼寫及:蔣氏飛機將起飛的時候,他(引者註:指周恩來)正和張學良站在一塊兒送行,張說:「我送委員長。」便步上飛機,雖經蔣勸阻,但張學良還是登機起飛了。周說明他當時真著急,但在眾人之中又不好說話。其實,當時周恩來並不在場。    
    張學良在蔣介石登機之後,便上自己的飛機要隨著起飛。蔣介石曾勸張學良不要去,張學良堅持要親自送他回南京。楊虎城見張學良要去,曾對張學良說,由他陪送。張學良堅持由自己陪送,並在飛機旁寫一手令交給楊虎城,對楊虎城鄭重地說:「從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職務,萬一有事,東北軍聽你和於學忠指揮。」張學良的手令,全文如下: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指揮。    
    此致    
    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    
    張學良    
    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余之職,又。    
    內中「孝候」即於學忠。何、王、繆、董指東北軍何柱國、王以哲、繆澄流、董英斌四位軍長。飛機起飛前,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複述了一遍六項條件,說道:「我答應你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蔣介石在機場上,還對張、楊說了另一段話。這話段見諸於周恩來當天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上:    
    蔣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飛機的螺旋槳轉動了。蔣介石的專機起飛了。張學良的專機也隨後起飛了。當周恩來趕到機場時,飛機已無蹤影!據孫銘九回憶,他在聽到張學良要陪蔣介石去南京的消息後,急忙去報告周恩來。周恩來一聽,跳上汽車,跟孫銘九一起直奔機場。可是,已經晚了!    
    事先,宋子文告訴過周恩來,他和蔣介石今日要走。張學良也告訴過周恩來,他將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但周恩來表示不同意蔣介石今日走,也勸過張學良不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大概正因為周恩來持這樣的態度,所以他們也就避開周恩來走了。這在周恩來當天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文中,寫得很清楚:宋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要蔣、宋今日即走。張亦同意並願親身送蔣走。楊及我們對條件同意。    
    我們只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    
    周恩來曾勸張學良,放蔣是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親送則不必。周恩來引用了一句格言,告誡張學良:「政治是鋼鐵般的無情!」周恩來見張學良仍未聽進去,又說:「蔣先生歷來只許文人反對他,決不允許武人反對他,鄧演達被暗殺就是一個證明。」但是,張學良仍堅持要親送蔣介石回南京。事後,周恩來對人說:「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看壞了,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二十年後,周恩來又曾談及此事,他說:「張漢卿親自送蔣介石走是個遺憾,無論如何,他是個千古不朽的人物了!」    
    一九九○年,張學良面對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提問,回首往事,說及了自己親自送蔣的心態——    
    問:張先生,您是在「西安事變」後同蔣總統一起坐飛機去南京,結果受到審判。為什麼當時您會決定和他在一起呢?是有些什麼原因嗎?    
    張:我過去說過多次。我是一個軍人,應對自己行為負責。我去南京是為了請罪,請罪包括把我槍決。臨走,我把家都交給了我的一名學生,他是一個軍長。    
    我一當軍人的那天我父親就教導我說:「你要做軍人嗎?你要把腦袋割下來掛在褲腰帶上。」就是說你要隨時預備死。做軍人後我就真是隨時預備死。不過後來我對內戰非常厭惡。關於張學良為什麼親自陪蔣介石回南京?除了張學良自己所說的緣由外,一九九一年二期《海南師院學報》上唐若玲、陳封椿的文章,對其原因作了較全面的分析:    
    一、為了平息紛亂的局面以有利於國家民族。    
    二、避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    
    三、共產國際及蘇聯對張、楊的責難。    
    四、張學良自認為能夠返回西安。    
    五、宋氏兄妹和蔣介石的擔保。    
    六、為國家民族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聖誕之夜都未合一眼

    夕陽把天空染得一片金黃。兩架飛機一前一後,從西安朝洛陽飛去。    
    蔣介石的專機,由美國人林納德駕駛。蔣介石坐在機艙右邊最前面的座位上。他把禮帽拉下來,蓋在臉上,一聲不響。蔣介石的沉默,使整個機艙裡的宋子文、宋美齡、黃仁霖、蔣孝鎮等也一聲不吭。傍晚五時二十分,飛機在洛陽機場著陸。毛邦初、祝紹周、王勳、劉海波等數百人已在機場迎候。首先走下飛機的是帶著微笑的宋美齡,緊接著是宋子文,然後才是由激動得流淚的侍從們扶著緩步而下的蔣介石。蔣介石依然沉默不語。走了幾步之後,他忽然對宋子文說了一句:「你去招呼漢卿!」    
    聖誕節之夜,蔣介石宿於洛陽軍官分校。晚上,蔣介石把在飛機上打好的腹稿,口授秘書陳佈雷,命陳佈雷於當夜揮就三千餘字的《對張楊的訓詞》,以便明日可在洛陽發表,而一到南京亦可馬上交給各報——二十七日南京各報果真都刊載了此文。此文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回南京後對時局的聲明。    
    就在蔣介石口授《對張楊的訓詞》之際,在保安的窯洞裡,毛澤東正在反反覆覆研讀周恩來發來的急電。周恩來的電報中,除了報告了「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這一重大變化之外,還寫了自己對此事的評價:估計此事,蔣在此表示確有轉機,委託子文確具誠意,子文確有抗日決心與政院佈置。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三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毛澤東迅即對「蔣走張去」這一重大變化作出反應。    
    毛澤東發出了致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這一電報,實際上是向中共黨內通報了「蔣走張去」情況以及他對時局的估計——彭、任:在五個條件下,恢復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後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後告。    
    野戰軍仍速開咸陽集中。    
    毛澤東    
    二十五日二十四時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五四九頁,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三六年的聖誕之夜,蔣介石在洛陽,毛澤東在保安,都為激烈變化著的中國政局,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翌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蔣介石和宋美齡、宋子文改乘希特勒所贈的「容克」型專機,由洛陽起飛,朝南京飛去。四架殲擊機護送著蔣介石專機。    
    張學良依然乘坐那架「波鷹」專機,隨後起飛。中午十二時二十分,蔣介石專機降落在南京機場,飄著長鬚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率兩千多人在機場歡迎。這時,當蔣介石步下飛機,臉上出現了多日未見的笑容。雖說他的腰部在華清池事變時翻牆損傷,此時仍忍痛向林森彎腰鞠躬,表示感謝。    
    蔣介石乘車入城,沿途南京四十萬市民爭相觀看。見此盛況,蔣介石「心中悚慚無已」。也是歷史的巧合——這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澤東四十三歲誕辰。蔣介石剛回南京,便發表了通電——中正已於本日正午回京。兩周以來,承各地同胞熱烈垂注,無限感動。自唯精誠未浹,教導未周,致國家有此非常之變亂,以增我同胞之憂,內省職責,負疚殊深,應對我中央及全國同胞引咎。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忱,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為國家前途稱慶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    
    蔣中正    
    宥亥印    
    張學良來到南京,頓時成了萬眾關注的人物。張學良在這一天寫了一封致蔣介石函,也是極為令人關注的——介石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    
    學良謹肅    
    二十六日    
    張學良的這封信,是蔣介石要他寫的。張學良並不知道蔣介石要發表此信——張學良說「否則我不寫」。然而,蔣介石卻在報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後來,張學良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時,作了如此說明:「我寫給委員長的信,不知道他要發表的,否則我不寫。」在法庭上,張學良也鄭重地說明了自己送蔣介石回京,「我個人的生死毀譽,早已置之度外」。張學良聲言:「我對我們之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 蔣對西安事變作了「書面對話」

    在報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    
    前文已經提及,此文在南京見報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陽發表則是二十六日。此文剛一在洛陽    
    發表,迅即傳入保安窯洞。——中共從國民黨電台的廣播中獲悉。    
    毛澤東細細讀罷,馬上作出反應。二十八日,毛澤東寫出關於《對張楊的訓詞》的評論,最初以《毛澤東對蔣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談話》,二十九日刊載於中共機關報《鬥爭》上。此文後來易題為《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收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對張楊的訓詞》和《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是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一場特殊的「書面對話」。雖說《對張楊的訓詞》是陳佈雷代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蔣介石的意見,而毛澤東倒是向來自己動筆,無須秘書代勞——只是他的講話稿要秘書整理而已。現把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和毛澤東的《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加以剪輯編排,形成一篇耐人尋味的「蔣毛書面對話」——    
    毛: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蔣: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    
    蔣: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於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毛:蔣氏聲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    
    蔣: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系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    
    毛:然而蔣氏聲明中又有西安事變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系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三字作何解釋……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因此,我們勸蔣氏將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將「反動派」三字改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實,較為妥當。    
    蔣: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    
    毛: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著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    
    蔣:余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毛: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    
    蔣: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平生做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番「書面對話」,為沸沸揚揚的西安事變降下了大幕。    
    不過,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中有一處偽筆,毛澤東未曾看出來,當時成千上萬讀者也上了當。蔣介石在《對張楊的訓詞》中稱:「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之言將余槍決。」似乎《對張楊的訓詞》是在西安「囚室」中寫成——其實是在洛陽連夜趕寫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又在演戲

    西安事變雖說隨著蔣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戲劇性的「演出」,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進行著。    
    蔣介石是一位戲劇性的演員。他剛剛回到南京,孔祥熙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便發表通電:「茲幸蔣院長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領導之下,勉效驅策,所有祥熙代院長職務自應即日卸除。」蔣介石本是行政院長,西安事變時由孔祥熙代理,這時蔣介石官復原職,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蔣介石卻出人意料地提出:「為表明西安事變的責任,特呈請辭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他,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都要辭去!蔣介石要摜烏紗帽,其原因是西安事變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後說了一些自責的話:「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全毀於一旦。」蔣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過,蔣介石的摜烏紗帽,只是演戲而已。    
    他「再三辭職」,未能獲准:「經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加以慰留,但給假一個月借資療養。」這是說,蔣介石依然是國民黨的鐵腕人物。    
    蔣介石在西安答應的抗日以及「今後我絕不剿共」,雖說迫於無奈,畢竟言猶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便發表他的談話: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忱,已顯示偉大無比的力量,此種偉力……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為國家前途稱慶者也。    
    這表明他對於他的不抵抗主義感到「疚愧」了。毛澤東呢?西安事變使他大大贏了一步棋。他除了公開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之外,中共中央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下達了內部文件《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蔣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地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    
    這一文件還指出: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所許諾的條件,即停止內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政策,聯合共產黨,召開救國會議,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與實行對日抗戰等條件。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顯然,毛澤東的臉上掛著勝利的微笑。正準備由小小的保安遷入陝北重鎮延安的他,躊躇滿志,力圖擴大西安事變的成果。    
    蔣介石在西安受了驚,翻牆時受了傷,回到南京,南京又亂成一鍋粥。老樣子,蔣介石在遇上不順心的時候,總是兩步棋:一是「下野」,二是回老家。這一回,既然「給假一個月」,理所當然,他要回老家奉化溪口休養去了。當然,這一回他回老家,還有另一種原因:他的同父異母之兄蔣錫候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他要回老家悼念。    
    蔣錫候譜名周康,字介卿,系徐氏所生,比蔣介石年長十歲。蔣錫候畢業於四明專門學校法政科,做過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廣東英德縣縣長、寧波海關監督,人稱「蔣監督」。據雲,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老家武山廟看戲。他患高血壓症,吃了一驚,頓時,血壓升高手冰涼,從此臥床不起。就在蔣介石回到南京的翌日,蔣錫候一命嗚呼……    
    蔣介石本來就要回老家。這麼一來,他更要回老家。不過,在回老家之前,他必須處置一樁極為棘手事:如何對待那位「犯上作亂」的張學良?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審張 赦張 幽張 1

    張學良此人,確實令蔣介石頗為頭疼:讓他回西安吧,蔣委員長的面子往哪裡擱?把他抓起來吧,輿論壓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蔣介石,又親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來,未免太不仗義了!左思右想,卻又左右不是。    
    蔣介石畢竟老謀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鬧劇……    
    張學良的專機,在二十六日稍晚於蔣介石的專機飛抵南京。與張學良同機到達的,有他的七名副官和兩名司機。    
    這七名副官是劉令俠、趙維振、王慶山、夏寶珠、劉雲清、張庭艷、陳玉。兩名司機是譚延斌、董拜瑞。    
    趙維振是張學良的侍衛副官。據他回憶,一下飛機,張學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輛汽車以及南京張公館的兩輛汽車,直奔宋公館。    
    宋公館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玄武湖畔雞鳴寺北極閣,綠樹蓊鬱,幽雅宜人。宋公館內有兩幢二層小洋樓,宋子文把後面的一幢讓給張學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還算不錯。張學良在南京走訪親朋好友,往來自由。只是外出時,總有兩輛汽車跟著,一輛是南京警務廳的,一輛是軍統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務。那時,說是「保護」張學良,倒也還是說得過去。    
    張學良還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來,他在南京的日子過得自在、瀟灑。    
    就是在那些日子裡,蔣介石在悄然策劃著怎樣「收拾」張學良……其實,張學良也已料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他。據趙維振回憶,二十九日下午,當張學良在宋公館送別來訪的張群、吳鐵城、吳國楨時,張群對他說:「我們請你一聚。」張學良當即道:「要請趕快請,晚了可就趕不上啦!」    
    張學良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已意識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許,宋子文帶著戴笠來到宋公館。戴笠通知張學良,要開軍事委員會會議,馬上就去。張學良隨著戴笠走了。張學良到了那裡,才知道不是開會,而是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對他進行審判!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為李烈鈞,審判官為朱培德、鹿鍾麟,軍法官為陳恩普、邱毓楨,書記官為袁祖憲、郭作民。    
    審判長李烈鈞為資深國民黨人。他年長蔣介石五歲,江西武寧人,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加入同盟會,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後來任國民政府常委兼軍事委員會常委。    
    李烈鈞在「九一八事變」後力主抗日,此刻蔣介石要他出任審判長審判力主抗日的張學良,他真是有苦說不出。台灣《傳記文學》雜誌不久前曾刊載李烈鈞的回憶錄,他回憶道:三十一日開庭前,我命副官先佈置一下法庭,然後我借朱、鹿兩審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環顧法庭,四面佈置周密,警戒森嚴。我命將張學良帶上。不一會兒,張學良面帶笑容,趨立案前,我因為他是陸軍上將,又是未遂犯,讓他坐下,但他仍筆直地站著。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問張學良:「你知道犯什麼罪嗎?」張學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並對他說:「陸軍刑法的前幾條,都是你犯的罪。你怎麼膽敢出此言?」張學良態度從容,答話直率,毫無顧忌。我心想: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我問他:「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要你回答,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學良回答:「很好,請給我看看。」現今,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裡,尚可查到當年審判張學良的記錄。據記錄載,面對法庭,張學良作如下答覆:這回的事,由我一人負責。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面上報告過委員會委員長。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我可以說,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完全為要求委員長准我們作抗日一切的準備及行動,開放一切抗日言論,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難解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而親日者之障礙高於抗日者之進行。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審張 赦張 幽張 2

    尤為令法庭諸公難堪的是,張學良掏出隨身所帶的《銑電》,公之於眾。    
    「銑電」,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兩日(九月十六日,電報韻目代日為「銑」)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電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忿,置國家民族於不顧。」正是這個「銑電」,迫使東北軍在日軍大舉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於東北軍「不予抵抗」,日軍一口就吞掉東北三省。從此,張學良替蔣介石受過,得了個「雅號」曰「不抵抗將軍」。    
    就連中共,那時也接二連三抨擊張學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內中便稱「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賣國賊」,是「少數人面獸心的敗類」!正是這個「銑電」,使張學良背上了黑鍋。也正是這個「銑電」,促使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    
    今日,張學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無所顧忌,擲出了蔣介石的「銑電」,以正視聽。張學良的一切申辯都無濟於事,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在上午當即作出判決。《判決書》稱此案為「對上官暴行脅迫案」。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伙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減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這一判決一經宣佈,引起一片嘩然。當天下午二時,事情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蔣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國民政府,請求特赦張學良!蔣介石的呈文如下:為呈請事:竊以西安之變,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凜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府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繩,情罪俱當,從輕減處,已見寬宏……蔣介石在說了一通張學良罪有應得的話之後,筆鋒一轉,說「該員勇於改悔」、「自投請罪」等等,提議「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續,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報》。    
    上午審張,下午赦張,蔣介石精心導演了這一幕:彷彿李烈鈞在上午給了張學良一記耳光,而蔣介石在下午給了張學良一顆糖!其實,耳光是蔣介石打的,糖也是蔣介石給的。當兩條戲劇性的消息於翌日見報之後,引起的新聞轟動不亞於二十天前蔣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東北軍、西北軍集結在西安西關操場,抗議蔣介石扣張。楊虎城發出號召:「踏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血路!」自從審張之後,張學良便「失蹤」了!在宋公館,再也不見張學良瀟灑的身影。他被秘密轉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誤傳為太平門外)孔祥熙公館。那裡也有一幢漂亮的兩層小洋樓,已經事先騰空,眼下成了軟禁張學良之處。張學良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邊只有副官劉令俠。他的另八名隨行人員被「請」往南京珠江路憲兵十六團團部,解除了武裝。戲演到這裡,尚未結束。因為蔣介石的呈文,是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國民政府的態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作出重要決議案:「張學良所處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報》。既然要「嚴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張學良,而且沒有規定時限。從此,張學良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蹤一直處於絕密狀態:從南京孔公館,到奉化溪口,轉安徽黃山,入江西萍鄉,進湖南郴州、永興、沅陵,又押往貴州修文、桐梓、貴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灣……漫漫五十多個春秋,張學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過。從審張、赦張到幽張,蔣介石精心運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終於解決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難題……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躍起來

    自從蔣介石要求「辭職」,國民政府予以「慰留」,給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長蔣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報上公佈審張、赦張的消息之後,看看南京還算平靜,蔣介石放心了。他於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齡一起乘飛機飛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蔣介石在溪口,寓於慈庵,為母親掃墓,為亡兄蔣錫候開吊……蔣介石表面上彷彿在那裡度假,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遙控著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勢陡然緊張:何應欽下令,中央軍分五路朝西安挺進!楊虎城當即作出反應,設立七道防線,針鋒相對,水來土掩。在這劍拔弩張之際,幕後密使再度活躍。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電發到潘漢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毛,毛澤東。電報全文如下:漢年同志:    
    恩來在西安與宋子文及蔣介石商定之條件:    
    一、停戰撤兵。    
    二、初步改組南京政府,三個月後徹底改組。    
    三、釋放政治犯,保證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劃定防區,供給軍費,蘇區照舊,共黨公開。    
    五、聯俄並與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張學良處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與他接洽,你應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上述諾言。    
    洛、毛    
    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洛、毛電報中所稱「宋子文要我派代表」,這代表原本是周恩來。在西安,蔣介石曾經當面對周恩來說過:「我回南京之後,你可以來南京直接談判。」可是,張學良在南京受審、被幽,使毛澤東對蔣介石打了個大問號。就在致電潘漢年的同時,毛澤東致電尚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應該歡迎「張君到西安與恩來同志協商」。    
    毛澤東所說的張君,乃國民黨密使張沖也。    
    潘漢年接毛澤東電報後迅即和宋子文聯絡,潘漢年復電毛澤東,不日他可以陪張衝前往西安與周恩來談判。    
    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進了宋子文公館。一邊幕後斡旋,一邊又公開通電。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諸先生」,以及「奉化蔣介石先生」:本黨本政府認為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願聽命於蔣先生。這對於蔣先生也是必要的,因為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之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蔣介石權衡再三,於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軍:非得總攻擊令,不許對西安方面發動攻擊。而總攻擊令必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下達。    
    應當說,蔣介石這一命令,對於緩和當時一觸即發的內戰,還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蔣介石在溪口致顧祝同的電報中,道出了內中的底細:總攻擊日期可暫行展緩,蓋此時我軍如向西安進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晉邊渡河攻晉,以牽制我軍。此著非常危險……河東防務未固以前,我軍暫勿向西安正攻,但應時時向之威脅,勿稍鬆懈為要。中正手啟這一電報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蔣介石,仍在決定一切,指揮一切,只不過把指揮部    
    從南京搬到溪口來而已。    
    受命於毛澤東,潘漢年忙於幕後奔走。他陪張衝去西安見周恩來,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談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周恩來共同署名,給潘漢年發來電報,指出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須蔣先生從大處著眼,採取適當辦法以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之心。蔣能如此,我們當盡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國範圍內贊助蔣先生,團結各方一致對外,但蔣先生須給我們以具體的保證。    
    我們要求蔣先生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望與蔣先生商量這種保證問題。經過潘漢年、宋子文會談,事情有了進展。蔣介石答應了和平解決方案。大抵由於蔣介石在西安不肯簽字,造成人們對他的不信任感。這一回,毛澤東強調了要蔣介石簽字,生怕蔣介石說話不算數。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致潘漢年的電報中,明確指出: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旦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洩露,由我方負全責。不過,蔣介石還是老樣子,不答應毛澤東的條件——不簽字!在蔣介石的眼裡,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顧祝同—周恩來西安會談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發生的小插曲:一艘遠洋輪船在黃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繫著領帶的人物走了下來。他埋怨輪船實在開得太慢,以致耽誤了天賜良機!此人便是汪精衛,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老對頭。西安事變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國的他,一陣狂喜,以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機會到了。他聲言:「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他急急回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熱那亞港登上駛往上海的「波士坦」號郵輪。可惜那時沒有直航飛機。郵輪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詩來:    
    到枕濤聲疾復徐,    
    關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罷無長策,    
    起剔殘燈讀舊書。    
    當他抵達上海,西安事變早已落下大幕,蔣介石依然大權在握。    
    四天之後,汪精衛乘飛機飛往南京——這時才乘飛機,頂什麼用?!當飛機飛抵南京時,天公也不作美,飄飄灑灑下起冷雨來了。出於禮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飄著長髯,在一把油紙傘的遮護下,顫巍巍站在機場上迎接。汪精衛穿著長袍,戴著禮帽,步下飛機時臉上堆著苦笑,好尷尬……蔣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個月,於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後的斡旋,終於有了結果。蔣介石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於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    
    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    
    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從二月六日蔣介石自杭州發給顧祝同、劉峙的手令,便可覷見當時蔣介石的狐疑心態:我軍入西安之時,至少要先駐守東西兩門及鐘樓,或先進駐兩門後,再看鐘樓有否楊部駐守。如無楊部,則我軍可自動進駐鐘樓,否則與之妥商,令其讓防。其實,楊虎城部隊已經遵照商定的條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軍進駐西安,顧祝同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這時,周恩來尚在西安。於是,也就開始了「顧祝同—周恩來」新一輪國共會談。在幕後決策的,依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顧祝同乃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軍人,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顧祝同原本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之初,他擔任戰術軍事教官,從此成了蔣介石的嫡系。顧祝同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蔣介石也就對他不斷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蔣介石召見顧祝同,面授機宜,囑其在解決西北問題時,「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不久,顧祝同飛往洛陽,指揮五個集團軍,向西安小心翼翼推進。    
    蔣介石預料,顧祝同一進入西安,周恩來馬上就會與之接觸。正因為這樣,在中央軍開入西安的前一天,蔣介石便從杭州給在洛陽的「墨兄」發去一通密電。「墨兄」,即顧祝同,他的字為「墨三」。蔣介石的電報叮囑道:對恩來及共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好派代表與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與見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見面時,亦須用秘密方式,均勿公開,以免其多來求見也。    
    蔣介石生怕洩露天機,在電報中指明「此電立即付丙,切勿帶往西安」。付丙,即燒掉。蔣介石的電報還提及:「密。張沖同志本日由京乘車來陝。」果真,二月九日,當顧祝同剛剛抵達西安,來自城東北七賢莊一號的秘密使者,便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一晤顧祝同。也就在這一天,「毛、洛」從延安給周恩來發來了電報: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副……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組織領導不變。電報中的林,即林彪;賀,賀龍;劉,劉伯承;徐,徐向前。朱為朱德,彭為彭德懷。這樣,蔣介石在杭州不斷給顧祝同拍電報,毛澤東在延安不斷給周恩來發電報,「顧祝同—周恩來」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沖、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回憶:周恩來為了及時向中央請示,曾幾次乘坐雙座戰鬥機,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延安有個小小機場,既沒有導航設備,也沒有氣象台,飛行危險很大。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回延安,因雲霧很濃,能見度很低,飛機無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盤旋近一小時。在這段時間,延安和西安的電台一直保持聯繫,西安說飛機早已起飛,而延安則說未見飛機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來,十分焦急,葉劍英一直守在七賢莊譯電室,等候飛機的消息。後來,飛機折回西安,周恩來回到七賢莊,大家心裡的石頭才落了地。但他卻仍是談笑風生,不當一回事兒,為了黨的工作,第二天又飛向延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曲裡拐彎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遷入延安。毛澤東則於一月十三日遷入延安。    
    毛澤東初入延安的住處,鮮為人知。筆者在延安友人的幫助下,沿著狹窄的山路,在一塊巨大的山巖下,找一個方形的石窯洞。洞壁、洞頂被煤煙熏得一片漆黑,地面坑坑窪窪。窯洞現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訴筆者,李家十幾輩世居此洞,毛澤東初入延安時便在此洞中住了數月。當時,把窯洞讓給毛澤東的是她的父親。她父親是位中醫,有點文化,跟毛澤東頗談得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在院子裡,用紅磚黃泥砌了個崗亭,這崗亭迄今仍在。毛澤東正是在鳳凰山麓這孔石窯洞裡,不斷發出給周恩來的電報……    
    蔣介石呢,他在西子湖畔住了些天,又上廬山休養。雖說二月的廬山寒氣逼人,他卻喜歡這時廬山的清靜。他在籌劃著一次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早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便已作出決定:翌年二月十五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要對西安事變以來的政局作出決策。    
    深知這次會議的重要,毛澤東在延安那孔石窯洞裡,來了個先聲奪人。在會議召開前五天,中共中央便發出了《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這份電報,非同一般。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四五方案」,將了蔣介石一軍。電報聲言: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對國民黨五項要求之後,指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能夠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項要求,則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這便是毛澤東的「四五方案」。中共中央的四項保證是: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引自延安《新中華報》第三二九期。    
    這份電報,是中共綱領性的文件。    
    當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當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拉開帷幕,一場激烈的格鬥便開始了。這次會議,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對日關係;二是國共關係。「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會議在國民黨黨歌聲中開始。果真,國民黨內各派紛紛登台亮相。「久違」了的汪精衛上台了。他成了右翼頭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宋慶齡、何香凝則是左翼首領,她們力主「聯共抗日」。楊虎城也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重提西安事變時和張學良一起提出的「八項主張」。他說:「虎城等愛黨愛國,以為救亡之道,莫急於抗敵,而抗敵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項辦法建其始基。」蔣介石呢?他在會上作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他稱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等突然構亂」,是「凌亂紀綱」。他向「到會各同志」分發了「中正手輯小冊之西安半月記」。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乃是陳佈雷為之捉刀。陳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錄》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橫生地寫及《西安半月記》的出版內幕,照錄於下: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旁邊,他正心誠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麼,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說:「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鐘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這本書很有毛病,應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說。「我也這麼想。你試說毛病在哪裡?」力子虛懷若谷地問我意見。「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裡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的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覆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儘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這次大會。大會通過了《宣言》,表示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一戰」。蔣介石也在聲明中說:「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是在蔣介石的言論中,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    
    不論怎麼說,總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戰——雖然還有個前提,即「超過忍耐限度」。這不能不說是西安事變的一大促進,一大成果,一大貢獻,一大勝利。至於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大會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而「赤禍」當然指的是中共。不過,細細推敲這《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可以發覺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這一決議案,提出了處理與中共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軍隊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組織。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折,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對於這曲裡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周恩來選集》,上卷,一九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裡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毛澤東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文件《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和毛澤東討價還價起來

    不過,這談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滿著討價還價……「顧祝同—周恩來」西安談判,談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二是紅軍改編為三個師;三是從三月開始國民黨給紅軍軍餉接濟。這三件事能夠談成,也算不易。不過,畢竟只是一些細節而已。    
    即便是細節小事,卻也是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顧、周之間的討價還價,實際上是蔣、毛之間的討價還價。    
    蔣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顧祝同的密電中,規定了「底價」:「中央准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製,八團兵力當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毛澤東三月一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規定了「底價」:「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也就是說,蔣介石「開價」:紅軍改編一萬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澤東「還價」:紅軍編五萬人,「力爭超過此數」。顧祝同要服從蔣介石,周恩來要服從毛澤東。顧、周之間討價還價,毛、蔣之間討價還價,好不容易才算談定了個雙方認可的價:紅軍改編三個師,即兩萬兩千五百人,比蔣介石開的價高,比毛澤東開的價低。每一項談判,都如此這般,討價還價著。所幸,不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不論顧祝同還是周恩來,都對討價還價充滿著耐心。    
    蔣介石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提及:有關政治問題,「由恩來來京另議可也」。這樣,國共談判也就接著升級,由「顧祝同—周恩來」升為「蔣介石—周恩來」,談判的地點也由西安轉到杭州。國共談判消息傳出,各界猜測紛紛。竟有傳聞,蔣介石任命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這消息傳進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電毛澤東:「據×××傳播:南京已組國防委員會,蔣為總司令,閻、張及朱德為副主席,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紅軍編九個師。」毛澤東見了電報,大笑不已。他怎麼可能去當蔣介石手下的一個省主席?!毛澤東於翌日,當即復電李富春:「所傳非實,但談判正具體化,國共合作大局已定,國民黨政策正在轉變中。」《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剛剛給李富春發了闢謠電報,又從彭雪楓那裡傳來「新聞」:蔣介石要派毛澤東出洋!彭雪楓原任紅軍師長,此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駐太原閻錫山處。在那裡,他聽到道路傳聞,便給毛澤東發來了電報。毛澤東於四月一日給彭雪楓發了電報:「南京並無毛出洋之條件,華北消息系誤傳。」種種傳言,表明了人們對於國共合作前景的關心,表明了人們對於毛澤東前途的猜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蔣—周會談

    既然蔣介石願意跟周恩來談判,中共中央書記處也就同意了周恩來前往杭州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中央書記處事先擬好了關於談判的十五條意見,交周恩來帶去。    
    三月下旬,周恩來風塵僕僕乘飛機來到上海,先見宋美齡,把十五條意見交給了她。這樣,當周恩來翌日飛抵西子湖畔時,蔣介石已經事先知道了毛澤東的意思。這一回,蔣介石見到周恩來,顯得頗為高興——三個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來見面的時候,是那般的尷尬。不過,周恩來果斷、機智、幹練地處理西安事變,給蔣介石這位黃埔軍校的老校長留下很深的印象。關於這次「蔣介石—周恩來」談判的內容,中共中央書記處於四月五日有過一份近五千字的報告給共產國際書記處,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同蔣介石談判經過和我黨對各方面策略方針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用引號標明的,均引自這一報告)。    
    蔣介石見了周恩來,對中共說了一番好話。蔣介石說,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這樣的話,出自「剿共」領袖蔣介石之口確實難得。    
    蔣介石「承認由於國共分家致十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但分家之責他卻歸過鮑羅廷。他指出彼此要檢討過去,承認他過去亦有錯誤,其最大失敗在沒有造出幹部,他現在已有轉變」。    
    中共中央這份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顯而易見出自周恩來的筆下。周恩來在報告中,還這麼寫及蔣介石的談話:要我們不必談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合作。一個黨在環境變動時常改變其政策,但一個政策必須行之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說共黨說話不算話,他希望我們這次改變,要能與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後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    
    周恩來還寫道:蔣介石「要我們商量一永久合作的方法,恩來答以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一個最好辦法,他要恩來趕快進來商量與他的關係及綱領問題,恩來再三問他尚有何具體辦法,他均說沒有,但要我們商量」。周恩來以為,「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因為蔣介石知道「共產黨不會無條件地擁護他,而他又不能滿足於黨外合作」,「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自可放鬆一些」。    
    周恩來自然明白蔣介石的意思,表示中共可以負責起草綱領,可以寫上「國共兩黨及贊成這個綱領的各黨派及政治團體,共同推舉蔣為領袖」。周恩來甚至還表示,「我們可答應贊助蔣為總統」!這對於蔣介石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他早就夢寐以求成為中國的總統。    
    怪不得聰明的周恩來一眼就看出,「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    
    但是,中共採取擁蔣立場顯然是有條件的。於是,周恩來開始陳述中共中央書記處那十五條……這樣,蔣介石和周恩來在談了「理論性」問題之後,雙方又開始在一系列具體問題上討價還價……軍隊依然是討價還價的核心。這一回,中共「提價」:「紅軍改編後的人數須四萬餘人。」這數字高於西安談判達成的兩萬兩千五百人——雖說尚低於毛澤東最初「開價」的五萬人。蔣介石則「還價」,連聲對周恩來說:「四萬人太多了,最多兩萬。」也就是說,蔣介石「殺價」一半!如此「開價」、「提價」、「還價」、「殺價」,使國共談判充滿戲劇性!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毛澤東笑談「換帽子」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彭德懷、林伯渠、蕭勁光來到延安那簡陋的黃土機場,不時望著天空。    
    一架雙引擎的螺旋槳飛機,發出「嗡嗡」的轟鳴聲,徐徐降落,揚起滿天黃塵。穿著一身飛行服的周恩來,走下飛機,受到毛澤東等的熱烈歡迎。    
    周恩來的手,才和蔣介石握別,又和毛澤東握會。    
    周恩來把來自西子湖畔的信息,帶到了延安窯洞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剛剛開過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國共合作問題。如今,又聚集在窯洞裡,聽取周恩來的報告。毛澤東聽得非常仔細,他作出了重要判斷:「三中全會是國民黨國策基本轉變的開始。」那時的中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共和蔣介石談判,必須把情況向共產國際報告。於是,四月五日,由周恩來執筆,毛澤東改定,發出了那份長長的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既然蔣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國共共同綱領,毛澤東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員們於四月七日、二十日兩度開會,進行討論。這時的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內的地位得以鞏固。他的政敵張國燾,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給了張國燾以沉重一擊。    
    張國燾、王明對於毛澤東,猶如汪精衛、胡漢民之於蔣介石。不過,此時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只是動搖了,並未徹底垮台,猶如汪精衛此時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張國燾,國民黨「一全」大會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衛,他們在黨內的地位都曾高於毛澤東、蔣介石,又都被毛澤東、蔣介石所戰勝。    
    張國燾和汪精衛此後的命運,又是那麼相似:張國燾背叛中共,投奔蔣介石,當特務去了;汪精衛則背叛國民黨,投奔日本,當漢奸去了……國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傳開,許多人想不開,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亂。有人說,我們鬥來鬥去,鬥得紅帽子換成了國民黨帽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論述了「帽子」問題:有些同志以為我們的紅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義帽子,就表示老不願意。這個思想在過去是很對的,因為那時三民主義帽子確實戴不得。但如果舊帽子換上了新內容,那事情就變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變為可戴的了。蘇維埃改制,紅軍改名,並受南京國民政府指揮,就是為了這個意義。毛澤東接著又說及了中共為什麼要和國民黨攜手:過去因為國民黨背叛革命,所以共產黨不得不負起革命的責任。現在呢?國民黨又開始轉變到抗日的方面來,所以我們極力主張國共合作,主張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精神,國共兩黨與全國人民,大家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主幸福而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    
    一向喊慣了「打倒蔣介石」,以至把蔣介石喊成「蔣該死」,如今一下子要「擁護蔣委員長」,要「服從蔣委員長」,許多中共黨員思想轉不過彎來。為此,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黨同志書》。這一長達萬言的文件,向中共黨員們解釋了種種關於國共合作的疑慮,諸如是不是「共產黨的投降」等等。這一文件明確指出:我們主張「聯蔣抗日」與「國共合作」。這一回,周恩來帶來了蔣介石的密碼。於是,國共之間接通了「熱線」……既然中共擬出了國共共同綱領草案,周恩來也就決定離開延安,再晤蔣介石。    
    四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來由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一樁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槍林彈雨突然朝周恩來襲來

    那天,西安七賢莊紅軍辦事處裡,一片緊張氣氛。電台台長林青不斷和延安聯絡,因為周恩來未能按時到達西安,會不會半途出了意外?這時,延安也一片緊張。因為延安已經得知周恩來半途遇險,已派出了騎兵救援,尚不知詳情如何。已經遷入延安北門內鳳凰山下鳳凰村窯洞的毛澤東,焦急地等待著關於周恩來的消息……突如其來的襲擊,使延安產生疑慮:會不會是蔣介石在玩弄什麼花招?那天,周恩來在副官陳有才和中央警衛營兩個班戰士等護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輛大卡車,從延安朝西安前進。    
    離延安四十多華里處的甘泉縣北之勞山,有一極為險峻之處。筆者曾踏勘過那裡。那是陡峭的峽谷,公路從中間通過。周恩來的卡車,正是從谷底駛來。猛然間,從左邊射來密集的槍彈,槍聲震撼著山谷。據周恩來的同行者孔石泉回憶,槍彈首先擊中了司機的大腿。「吱」的一聲,卡車急剎車。這下子,卡車成了槍林彈雨的中心。約莫二三百人,從前、後、左三個方向射來槍彈。顯然,他們早已居高臨下在此等候。周恩來的卡車進入了他們的「口袋」——伏擊圈。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周恩來顯示了他的沉著、堅毅,他第一個從卡車上跳了下來,指揮戰鬥。戰士們在他的指揮下,紛紛跳下車來,拔槍還擊。無奈,周恩來他們所持大多是駁殼槍,何況是倉促應戰,又身居谷底;對方則使用機槍、步槍,地勢又極其有利。在戰鬥一開始,大批紅軍戰士已倒在血泊裡。    
    周恩來見右壁無敵,迅即率領戰士棄車向右側突圍,很快佔領了右面山頭。然後,朝來路邊打邊退,這樣,才逐漸擺脫了敵人密集的火力圈。槍聲驚動了附近的紅軍,急派騎兵來救援。那股敵兵見大批援軍趕到,不得不撤走了。經清點,周恩來的警衛十七人犧牲,內中包括他的副官、延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陳有才,警衛隊副隊長陳國橋。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劉九洲脫險。這是周恩來一生當中,又一次遇險——前一次,一九三一年四月由於顧順章叛變,周恩來在上海差一點落進國民黨特務手中。由於遇險,周恩來不得不折回延安。毛澤東見到周恩來安全歸來,鬆了一口氣。    
    那股伏擊者是誰?是不是蔣介石派人暗殺周恩來?因為周恩來的行蹤,西安方面是知道的。審問了俘虜,這才水落石出。原來,那是當地的一股土匪,企圖攔車劫財。他們既不知道車上坐的是周恩來,也與蔣介石無關。雖然遇險,經歷了一番浴血奮戰,周恩來毫不在意,要求西安方面派飛機來,他於翌日再登旅程。翌日,一架飛機自西安來。周恩來在延安登上飛機,直飛西安。    
    據電台台長林青回憶,當周恩來這一回出現在西安七賢莊時,「呼啦」一聲,紅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們把他緊緊包圍起來,顯得那般的興奮……    
    蔣介石告知,他不久要去洛陽巡視,周恩來可去洛陽和他見面。    
    這樣,周恩來在西安七賢莊住了下來。他會晤了顧祝同、張沖,把準備同蔣介石談判的意見先跟他們交換。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和林伯渠到洛陽晤見蔣介石。蔣介石說:「這裡談話不方便。國民黨不久將在廬山召集一次全國各界人士的救國談話會,我們也到廬山去談判吧!」周恩來表示同意,然後迅即電告毛澤東。翌日晚七時,署名「洛、博、毛」(即洛甫、博古、毛澤東)的電報,從延安發給周恩來。電報全文如下:    
    周:    
    我們覺得此次見蔣須談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關於綱領及區、紅軍、共犯、黨報、經費、防地等問題;    
    第二方面,對日、對英、對蘇外交,國防軍事、國防經濟及國民大會、人民自由、政治犯等問題。請將你對上述兩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見電告,我們將於二十七日以前有一電報給你。因此請你準備二十八日飛滬。    
    五月二十五日,「洛、博、毛」再度給周恩來發來很長的電報,規定了在與蔣介石談判時的條件。其中,「須力爭辦到者」有五條,現照錄兩條:特區政府委員九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    
    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四個師,一師長林彪,二師長賀龍,三師長徐向前,四師長劉伯承,先發表上述六人,余俟後呈請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這樣,周恩來再度負命穿梭於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也就在這些日子裡,延安打開了大門,歡迎第一批國民黨客人的到來,表明了國共之間的冰河開始解凍。前來延安訪問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考察團」,簡稱「中央考察團」。國民黨客人受到了中共的友善歡迎。國民黨中央考察團的團長為塗思宗。中共中央派出了葉劍英、陳賡陪同考察。延安城頭,高懸起「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鞏固國內和平,實行對日抗戰」大字標語。    
    五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歡迎國民黨中央考察團的晚會上致辭:「過去十年兩黨沒有團結,現在情形變了,如兩黨再不團結,國家就要滅亡。「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國共兩黨搞起來的,今天為了抵禦敵寇,兩黨團結一致,其作用和意義就更大了。    
    「十年內戰已成過去,兩黨團結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毛澤東這番話,說出了國共合作已是大勢所趨。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居然要毛澤東「出洋」

    在中國千山萬嶺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偏愛的山,是廬山。在中國千屋萬廈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廬。毛澤東喜愛廬山,住美廬,是後話。他曾在廬山主持召開了三次廬山會議,內中一九五九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判了彭德懷;一九七○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批判林彪、陳伯達,震撼了全國……蔣介石也跟廬山結下深緣。有人考證,說蔣介石上廬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說三十多次。筆者在廬山上查閱了線裝的《廬山續志稿》,見到其中還有專門的《蔣公歷年駐山起居日錄》,詳細記載了蔣介石歷年在廬山的活動日程。    
    蔣介石如此看重廬山,其實是因為那時沒有冷氣機,而作為國民黨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國的三大「火爐」之一,廬山是一片清涼世界,離南京又不遠,自然而然被選為「夏都」。每逢酷暑,不僅蔣介石上廬山,就連國民黨政府的各個部門也上山辦公,而美廬則成了蔣介石的總統官邸。蔣介石上廬山,原本住廬山東側、青玉峽旁、觀音橋附近等處的行宮。美廬原是英國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於一九二二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醫生,在廬山上開設「赫莉醫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當時廬山上最豪華、最寬敞的一幢,宋美齡甚為喜歡。於是,赫莉太太有意將此宅獻給中國第一夫人。蔣介石看此屋,最初並不中意,但是他頗信風水,以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東谷河,表明「蛟龍出水」……如此這般,蔣介石也就深愛此屋,由勵志社出面向赫莉太太購屋,而名義上則是赫莉太太贈屋。於是,此屋改名美廬,含義雙關: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紀念宋美齡。蔣介石選擇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喬遷美廬。    
    美廬綠門、綠窗、綠頂、綠柱,樓上有寬敞的陽台,四周有一萬五千平方米的花園,幽雅、清新、恬靜、俊美。蔣介石在園中植白竹,宋美齡則種凌霄花。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周恩來由上海抵達廬山。八日,周恩來前往仙境般的美廬——這與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黃土窯洞,無疑有著天壤之別。在當時,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毛澤東會成為美廬的主人。    
    蔣介石在美廬的寬敞的青石台階前,恭候周恩來的到來。「蔣介石—周恩來」會談,就在美廬裡進行。國共談判,從來曲曲折折,從未痛痛快快。照例,這一回也是如此。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來難堪的棋:上一回說好,由中共方面起草國共共同綱領。為此,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和周恩來反覆切磋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反覆研究著,這才寫出了《關於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    
    無可否認,在起草文件之類方面,毛澤東要比蔣介石在行得多。大約也正是看中毛澤東這位當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這一「特長」,蔣介石讓中共起草綱領。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這一綱領,多達五十二條!本來,周恩來上山,是準備就這五十二條,跟「老校長」討價還價一番……可是,蔣介石就像廬山的雲霧一樣變化莫測。蔣介石竟然說,這一回不討論綱領!蔣介石的一句話,把毛澤東煞費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條,扔進了廢紙簍!無奈,那時蔣強毛弱,兩人的力量之比,猶如廬山美廬與延安窯洞之比。周恩來不得不遷就那反覆無常的蔣介石。所幸,周恩來的涵養功夫挺不錯,強壓住心頭的怒火。    
    這一回,蔣介石撂下共同綱領不談,卻提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國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沒辦法,只好聽蔣介石的,周恩來只得就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跟蔣介石切磋起來。切磋的結果,可從中共中央六月十七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查到: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目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    
    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關於這「國民革命同盟」,蔣介石跟周恩來在廬山上研究了許久,周恩來又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琢磨了許久。結果呢?還是老樣子,扔進了廢紙簍!儘管蔣介石今日這花樣,明日那花樣,不斷翻新著,不過,周恩來的報告中,有一段「蔣又告宋子文聲明」,倒是說出了他的本意:一、共黨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    
    二、共黨應首先取得全國信用。    
    三、共黨不要使蔣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    
    蔣介石還向周恩來提及關於毛澤東未來的安排。這是一個敏感問題。蔣介石說道:「朱毛兩同志須出來做事。」2蔣介石的意思是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在蔣介石手下混個一官半職。有趣的是,蔣介石居然稱毛澤東、朱德為「同志」!這在幾個月前是不可想像的。當然,蔣介石要「朱毛兩同志」「出來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盤。他甚至把話說得更清楚,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怪不得此前就傳出毛澤東「出洋」的「馬路消息」!蔣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實早有先例:當年,蔣介石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眼下,蔣介石正要楊虎城將軍「出洋考察」——五月二十七日,周恩來正是和楊虎城及夫人謝葆真一起從西安乘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上海。後來,楊虎城將軍在六月二十九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蔣介石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拒絕了蔣介石這等無理要求。    
    這一回,廬山上的談判,倒退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1

    周恩來在廬山和延安之間穿梭。帶著廬山的霧氣,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澤東商討蔣介石提出的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剛剛有了眉目,蔣介石於六月二十六日又給周恩來發來電報,邀他再上廬山。於是,周恩來帶著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於七月四日到達西安。就在周恩來一行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形勢急轉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所謂「八年抗戰」,就是從這一天算起。這天夜裡十時,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里處、宛平縣境內的盧溝橋,一片緊張氣氛,正在那裡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聲稱有一名士兵失蹤,需進入城內搜索。國民黨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時,盧溝橋畔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當地國民黨駐軍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急電廬山,向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這一回,蔣介石的態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要好得多了。他在當天,致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鮮明地指出:「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我方應不予抵抗」的《銑電》,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延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就態度而言,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堅決;就影響而言,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大——因為國民黨的軍權在蔣介石手中,而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比紅軍要強得多、大得多。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蔣介石,全文如下: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懷等「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又發表致蔣介石通電,表示:「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這份電報公開表明,為了抗日,紅軍的紅帽子要換成「國民黨帽子」了。大敵當前,國共同仇,盧溝橋的槍聲,促使了蔣介石和毛澤東迅速接近——儘管他們之間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    
    日本內閣會議則在七月十一日發表就盧溝橋事變作出的決定:「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們認為,不但必須最迅速地恢復華北的治安,並且有必要使中國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日本內閣的顛倒黑白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公憤。    
    八月十三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來到了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    
    這時,廬山上大員、名流雲集,內中許多人胸前別著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徽章。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會議的特殊通行證。這特殊的會議名曰「廬山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要員、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談話會在廬山牯嶺市街附近的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裡舉行。會議由蔣介石、汪精衛主持。    
    雖說周恩來上了山,如他所言:「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個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來還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戰火正在山下燃燒,抗日成了廬山談話會的中心議題。就連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此時在談話會上也大談抗日: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最近盧溝橋事件突發,危急情況更加嚴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誠團結,將全國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2

    在宴會上汪精衛還發表了一通十分動聽的祝酒詞:我們現在耳朵裡聽著盧溝橋的炮聲,眼睛裡見著前線戰士的拚命與戰地人民的受苦,實在沒有可以開顏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環境艱苦中,培養元氣,生機不斷,精神不死,實在可使我們感激奮發。謹此理由,滿舉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廬山談話見聞》,《上海文史資料》,第四十四輯。蔣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有這一段話,在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段蔣介石語錄,當時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這是蔣介石對於抗日的最明確的表態。也就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倒十分真實: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承認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的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蔣介石這段話,說了自己為什麼「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義」的原因。蔣介石的另一段話,說出了這次採取抗日態度的原因:我們的東四省東四省當時是指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也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了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這番演講,極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決心。照理,這一回廬山國共談判應該順利,卻出乎意料變得異常艱難。談判在蔣介石、邵力子、張沖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之間進行。周恩來帶著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上山,蔣介石改了兩句,卻又扔在一邊。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內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上一回,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之後,由「政訓處」指揮。周恩來當即表示疑惑不解,問道:「委員長,政訓處何能指揮部隊?」蔣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他們指揮,他們就能指揮。」這一回,蔣介石又改口說:「政治機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這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周恩來無奈,在山上給蔣介石寫了一信:「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志,恐可是礙此後各事之進行。」蔣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裡。    
    那些日子,毛澤東正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實踐論》、《矛盾論》。接到周恩來發自廬山的電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反覆無常,怒氣沖沖。他決心對蔣介石採取強硬態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電報,從延安發給廬山上的周恩來:    
    周轉林:    
    甲,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    
    乙,我們決心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    
    丙,請你們回來面商之。    
    此處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隨即下山,飛往上海了。周恩來等在上海會晤了宋慶齡,向她通報了國共談判的情況。七月二十七日,周恩來等飛抵西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

    毛澤東派了周恩來等上廬山,誠心誠意前來談判,蔣介石要擺架子;當毛澤東令周恩來等拂袖而去,蔣介石卻又忽地電邀毛澤東本人前來南京!蔣介石是那麼的難以捉摸!人們常常以為,在重慶談判時蔣介石才給毛澤東發來邀請電報。其實,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澤東便已收到蔣介石托張沖發來的緊急電報,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剛剛在廬山上談「崩」了,怎麼又會邀毛澤東到南京會談呢?毛澤東一時弄不明白蔣介石的用意,急急給周恩來發電報。    
    周恩來於八月二日給張沖發了電報,告知毛澤東的意見:如開國防會議,則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去;如系談話,則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去。這就是說,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非到關鍵時刻,是不會去南京跟蔣介石見面的。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告知:「國防計劃宜由周、朱、葉攜往面交,不宜由電報拍往。」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此次赴寧需求得下列問題一同解決:    
    一、發表宣言。    
    二、確定政治綱領。    
    三、決定國防計劃。    
    四、發表紅軍指揮系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    
    五、紅軍作戰方針。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    
    八月四日張沖復電周恩來,說此次赴寧開國防會議。    
    這時,周恩來正和朱德在陝西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接張沖電報後他倆於八月五日來到西安。九日,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飛往南京,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朱德作為紅軍總司令,在南京公開露面,而且出席國防會議,這表明紅軍不再是「匪軍」,已經贏得了合法的地位。借國防會議的機會,國共又開始了談判——南京談判。本來,這一回談判,預計也不會太妙。正在這時,一樁新的突發事件,使國共之間的馬拉松談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那是八月十三日,三十多萬日軍在統帥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指揮下,大舉撲向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戰火,已經燒到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蔣介石再也無法「委曲求全」,終於痛下抗戰決心。十四日,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堅決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抗日戰爭從此全面展開。    
    蔣介石的歷史軌跡頗為令人尋味:日軍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澤東靠攏一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如今,大敵當前,兄弟攜手。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日本「促進」了國共合作!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國共談判變得順利了。蔣介石也不再耍脾氣了。    
    毛澤東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當天,蔣介石在談判中邁出了一大步——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二十二日,這一任命正式發表,意味著國共公開合作。這時,朱德和周恩來已經急急離開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腦聚集洛川私塾窯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縣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東北方向十公里,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村,名叫馮家村。全村只有一條街,四五十戶人家而已。不過,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側,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來離開南京,途經西安,馬不停蹄地直奔這個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馮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裡舉行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頗為重要,史稱「洛川會議」。當時,洛川正處於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紅區交界的地方。縣長是國民黨的,縣城裡也駐紮著少量國民黨部隊,而四周的農村卻是紅軍的天下。選擇馮家村這個小村開會,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筆者實地採訪過馮家村。那個私塾,實際上只是兩孔青磚砌成的窯洞而已。窯洞前有一個小小的院子,種著一棵桑樹。這兩孔窯洞,一孔成了毛澤東的辦公室兼臥室,另一孔則成了會場。小課桌並在一起,放在窯洞中間,四周圍著一圈長板凳。    
    長板凳上坐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張國燾,還坐著各方面的負責人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鐘,共二十二人。會議所討論的正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曾討論的兩大問題,即抗日問題和國共合作。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主題報告——在當時實行「張毛體制」的中共,每逢這類會議,總是這樣進行。據現仍健在的當事人傅鍾回憶,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曰「山雀滿天飛」。毛澤東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際,趁國共合作之際,把中共黨員如山雀般撒出去,滿天飛,飛向全中國!毛澤東還說,中共主力如果上華北前線,要像下圍棋那樣做幾個「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日軍。    
    毛澤東強調,紅軍雖然馬上要換「帽子」,但是戴國民黨帽子之後,依然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穿國民黨軍服的紅軍!毛澤東向來主張「黨指揮槍」。換「帽子」之後的紅軍,仍必須絕對服從中共的領導——雖然表面上是受蔣委員長的領導。    
    不過,由於國共合作,中共對於軍隊的領導體制不能不作相應的改動:中共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原本叫「中革軍委」,全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軍委」主席(原主席為朱德,朱德之前的實際負責人為周恩來)。眼下,實行國共合作,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勢必要取消。於是這次會議決定改設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仍簡稱「中革軍委」。這個「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這個「中革軍委」和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旗鼓相當。    
    當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宣佈對紅軍的改編以及對朱德、彭德懷的任命之後,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革軍委」,在洛川會議上也作出相應的決定。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署名於八月二十五日發佈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前敵總指揮部改名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實際上是屬於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是屬於毛澤東領導的。    
    順便值得提一筆的是,在洛川會議舉行的日子裡,一位來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經西安前往延安,途經洛川。此人後來竟成了毛澤東夫人。她原名李雲鶴,藝名藍蘋,進入紅區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國共終於第二次合作

    此後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贛、閩、粵、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擊隊,分別集中,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這樣,頭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隊中,有兩支屬於毛澤東領導的隊伍——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隊的問題總算解決了。緊接著要解決的是政府問題。經國共雙方商定,原陝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國民黨人士擔任。    
    關於主席人選,又費一番周折:    
    毛澤東提議在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選一,蔣介石搖頭;    
    蔣介石提議丁惟汾,毛澤東搖頭;    
    最後選定了既是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候補執委,又是中共黨員的林伯渠,算是國共雙方都能接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點頭。這樣,在表面上,朱德成了紅區最高軍事首長,而林伯渠成了紅區最高行政首長。毛澤東呢?他保持著中共最高首長的地位——雖說名義上中共的總負責是張聞天。毛澤東依然是紅區的最高領袖,依然是與蔣介石相匹敵的「棋手」。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國共合作已到了完成最後手續這一步了,即公開發表宣言,昭示世人。毛澤東派出了博古、葉劍英去南京,完成這最後一步棋。蔣介石則派出了與博古地位相當的康澤。於是,「康澤—博古」新一輪國共談判在南京舉行。    
    眾所周知,博古原是中共中央總負責,毛澤東的黨內對手。遵義會議批判了博古,毛澤東取而代之。由於博古承認了錯誤,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博古帶去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據毛澤東稱:「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電報。這一宣言曾被蔣介石扔進廢紙簍。如今,這從蔣介石的廢紙簍裡撿回來的宣言,重新放到了談判桌上。康澤剛在談判桌上坐了下來,便轉達了蔣介石對宣言的意見:「你們這個宣言稿,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一段,只是表示共赴國難的意見,那多好!後面說的一大堆政治主張是多餘的。」原來,蔣介石對毛澤東在宣言裡所寫的「一大堆政治主張」非常頭痛。毛澤東則堅持要把那一大堆政治主張放上去。於是,雙方又要進行一番切磋。內中包括對於用詞的切磋。比如,蔣介石要把中共起草的文件中的「國民黨」改為「政府」,中共則堅持用「國民黨」。蔣介石說:「這兩個詞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都是可以用的。」    
    博古則順著蔣介石的話,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道:「既然委員長說兩個詞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那就用國民黨吧!」就這樣,經過反覆切磋,康澤和博古作為國共雙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簽了字。九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與康澤、張沖、博古、葉劍英作了談話,同意發表宣言。    
    翌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異乎尋常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意味著正式宣告了國共合作: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妯姑姊妹宣:在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共赴國難。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機萬分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又過一日——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廬山上,發表陳佈雷為之捉刀的《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以居高臨下的口氣宣稱:對於國內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無至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    
    蔣介石的意思是中共今後「於本黨領導之下」,亦即在他的領導之下。這麼一來,國共不是對等的政黨,而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政黨!雖說如此,蔣介石的談話畢竟意味著公開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承認了國共合作。    
    毛澤東迅速作出反應,以解放報記者採訪的名義,發表了一大段中共中央負責人的話,借此公開對蔣介石談話的表態。當時的報道原文如下:解放報記者以共產黨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廣播發表之宣言,影響中國時局甚為廣大,特請共產黨中央負責人發表意見如下:「關於國共兩黨聯合救國之偉大事業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經過中央通訊社所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該社繼續發表的蔣介石的談話,建立起必要的基礎了。蔣氏的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發出了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的諾言,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這是值得讚許的。但是在蔣氏談話中尚沒有拋棄國民黨自大主義的精神,尚沒有能坦    
    白的承認國民黨過去十年來在民族危機中的自己所應負的責任,不免遺憾!……」以上三篇文獻耐人尋味,妙趣無窮:先是蔣介石對毛澤東起草的宣言品頭論足,緊接著毛澤東又對蔣介石的談話品頭論足。    
    蔣介石和毛澤東就是這樣又合作又對立。不過,中共宣言的發表,蔣介石廬山談話的發表,畢竟是歷史性的:宣告國共第二次合作,從此正式開始!第五章並肩抗日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大敵當前之際,終於握手言和: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算起,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國共之間整整十年的內戰畫上句號。從此,蔣介石稱毛澤東為「先生」,不再像往日那樣罵「毛匪」、「共匪」;從此,毛澤東稱蔣介石為「蔣氏」、「先生」、「蔣委員長」,不再像往日那樣罵「蔣賊」、「賣國賊」。毛澤東當時這麼論及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民國十七年國共分裂的時候,原是違反著共產黨的志願的。共產黨一向不願意和國民黨分裂。過去十年來國共雙方及全國人民都經歷了艱苦的經驗,這種經驗能增強今後的團結。毛澤東把第二次國共合作稱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共早年的文獻中則稱之為「聯合戰線」,如中共「二大」便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正是在抗日的旗幟下,蔣介石和毛澤東、國民黨和共產黨結成了統一戰線。對於抗日,蔣介石和毛澤東有著共識。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發表《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戰的概念: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們強橫的兵力,我們就要以逸待勞,以巧制拙,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拚死抗戰,來挫折他的士氣。他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他就是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蔣介石此文,十分重要。他為中國抗戰制定了持久戰的方針。他明確宣佈:「敵之最高戰略為速戰速決,而我之最高戰略為持久消耗。」蔣介石還指出:應該「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以爭取最後勝利」。蔣介石製定的這一抗日戰略方針,是頗有見識的。毛澤東呢?他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六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著名的演講,題目便是《論持久戰》。毛澤東的見解,與蔣介石一致:「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的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介紹給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白崇禧又向蔣介石作了介紹,蔣介石頗為讚賞毛澤東的見解。白崇禧此人,向來有「小諸葛」之稱。他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概括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據李宗仁的機要秘書程思遠回憶,這兩句話曾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其實,這兩句話是國共兩黨的共識,也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共識。不過,蔣介石擁有三百多萬軍隊,而毛澤東手下只有數萬部隊。懸殊的力量對比,決定了中國的抗日統帥、抗日領袖必定是蔣介石。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召開臨時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最高國防委員會,以汪精衛為主席,張群為秘書長。當天又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和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作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任命蔣介石為陸、海、空三軍總司令,授陸、海、空大元帥。這麼一來,蔣介石成了抗戰最高統帥,成了大元帥!蔣介石在南京穿上了威風凜凜的大元帥服。    
    順便提一筆,毛澤東雖說從來把軍權緊緊抓在手中,但他對大元帥之類的銜頭無多大興趣。正因為這樣,一九五五年,當毛澤東給朱德等十位元帥授銜時,他自己卻什麼軍銜也不要——雖然許多人勸他當大元帥,像蔣介石、斯大林那樣,況且毛澤東是名副其實的大元帥,那十位元帥一直在他的指揮下作戰。可是,毛澤東卻謝絕了大元帥的頭銜。詩人氣質的毛澤東,除了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上時因誤傳被「開除黨籍」(其實是開除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不能當政治委員了,只好當了一陣子師長。他一輩子沒有當過什麼軍長、司令的——也正因為這樣,他也就不當什麼大元帥。至今,人們無法想像這位平時總是敞著衣領的詩人,如果戴上大蓋帽、穿上筆挺威武的大元帥服,究竟是何等模樣……不過,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也很清楚蔣強毛弱的形勢,所以他對國共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分工,說得明明白白:「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這樣,蔣介石和毛澤東並肩抗日,但分工不同:對於日軍的「正面的正規戰」,由國民黨軍隊擔負;對於日軍的「敵後的游擊戰」,由共產黨軍隊擔負。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蔣介石在上海血戰日軍

    蔣介石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不過,不管怎麼說,通觀他的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們讚賞的:一是領導北伐,二是領導抗戰,三是振興台灣經濟並堅持一個中國。雖說蔣介石對於抗日曾有過一個曲折的過程:先是「不抵抗主義」,寄希望於妥協,而且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導致發生了西安事變。然而,在西安事變促進之下,他轉為抗日,成為中國的抗日領袖。當然,就其抗日態度而言,不如毛澤東堅決,中途曾寄希望於與日本妥協,但他畢竟是領導中國抗戰全局的領袖,為抗日做出了貢獻。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擔負起抵抗日軍的「正面的正規戰」的責任。    
    蔣介石領導著三百多萬國民黨軍隊,跟日軍展開了三次大搏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武漢會戰。就在蔣介石就任陸、海、空大元帥的第二天,隨著「八一三」的槍炮聲大作,日軍猛撲上海,淞滬會戰便開始了。淞,是因為黃浦江又稱吳淞江。淞滬,即上海。那時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稱淞滬警備司令部。淞滬會戰,又稱上海會戰。日軍的戰略,確如蔣介石所言,乃是速戰速決。日軍在突襲上海之時,便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進攻上海的日軍,達二十多萬人,有三百多門大炮,二百多架飛機,幾十艘兵艦。面對強大的日軍,蔣介石調集了自己的精銳部隊七十三個師迎戰日軍——當時,蔣介石可調動的部隊總共約一百八十個師,他這一回投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何況大多是他的嫡系部隊,表明他確實下了抗日的決心。    
    蔣介石先以馮玉祥為總司令,以張治中為前敵總指揮,後來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以陳誠為前敵總指揮。    
    酷烈的戰爭在上海展開。坐落在上海蘇州河畔的一座倉庫——四行倉庫,一度成為兩軍爭奪的焦點。由副團長謝晉元率八百戰士堅守,激戰四晝夜,這才最後奉命撤進英租界,成為一時佳話,人稱「八百壯士」。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也差一點遇險。那是在十月間,蔣介石夜巡蘇州前線。忽地幾十架日機闖來,狂轟濫炸,蔣介石躲進火車站月台。所幸月台未被炸中,蔣介石因此脫險。    
    宋美齡奔走於前線,慰勞戰士。十月二十三日這天,她和端納以及一位副官在上海乘車慰問傷兵。下午四時多,空中出現了日軍飛機。司機一邊開車,一邊不時仰望天空。一不小心,急速奔馳的汽車駛離了公路,翻在路邊,一下子把宋美齡甩到了爛泥地裡。端納倒是安然無恙,他跳下了車,疾步奔向蔣夫人。據端納回憶,宋美齡躺在離車二十英尺的溝渠裡,滿臉污泥,不省人事。    
    端納和副官趕緊把宋美齡抬到附近一戶農民家裡。那時的宋美齡只穿著普通的衣裝,看不出是一位貴夫人。端納見到宋美齡尚有呼吸,放下了懸著的心。端納唱了起來:「她輕鬆地飛向天空,鞦韆上那勇敢的少女……啊,夫人,醒醒!我希望你現在能看一看自己,你絕對是個美人!」    
    在端納的歌聲中,宋美齡漸漸甦醒,端納笑了。司機把車子修好了。端納問宋美齡:「你還要去看望傷兵嗎?你自己也成了傷兵了!」宋美齡答道:「去!」宋美齡去幾個營地慰問之後,回到了上海。經醫生檢查,她斷了一根肋骨。她不得不臥床休息了一個星期。端納去看望她,宋美齡問:「我受傷的時候,你怎麼還唱歌?」端納笑道:「一個女人倒下來的時候,如果說她受了傷,也許她再也爬不起來。」那時,蔣介石夫婦出入於日軍的槍林彈雨之中,確實是勇敢的。    
    日軍在上海與國民黨軍隊僵持著。為了速勝,日軍於十一月五日增派兵力在杭州灣北岸金山衛(今上海市金山縣)登陸,包抄國民黨軍隊的後路。也就在這一天,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見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七項條件。顯然,日本對蔣介石也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軟硬兼施。德國乃日本的盟友,這樣,德國駐華大使也就成了最恰當的幕後調停人。陶德曼跟蔣介石的會談,原本是絕密的。不過,如今隨著德國公佈了當年陶德曼致德國外交部的密電,這絕密會談的內容也就為世人所知。日本向蔣介石提出的七項條件如下:    
    一、承認滿洲國、內蒙獨立;    
    二、擴大《何梅協定》,劃華北為不駐兵區域;    
    三、擴大《淞滬協定》,設非武裝區域,上海由國際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經濟合作,減低日貨進口關稅;    
    六、根絕反日運動;    
    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這裡提到的《何梅協定》,「何」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梅」即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們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七月進行了關於在華北取締抗日的秘密談判。日本提出的這七項條件,顯然太苛刻了,使蔣介石無法接受。在陶德曼十一月五日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透露了蔣介石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假如同意日本採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倒了,那末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從來是不投降的。」蔣介石這一段話,說出了兩層意思:    
    第一,國民黨不抗日不行,不抗日就會倒台;    
    第二,共產黨是堅決抗日的。蔣介石把國、共與日本兩國三方的關係,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蔣介石拒絕了日本的七項條件,日軍就掩殺過來。國民黨軍隊無法抵擋,只得朝南京敗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落進日軍手中。雖然蔣介石輸了,不過他堅守上海整整三個月,畢竟挫敗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日軍本來要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是勝利者。    
    毛澤東對於蔣介石堅守上海,表示熱烈的支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延安《新中華報》,報道了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開學典禮上的講演,題為《目前的時局》。毛澤東說:我們決不要因現在的局面而悲觀,我們完全贊助蔣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說,堅決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後一個人一根槍還要再打,這就是共產黨「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時局的根本方針。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再度成為「游擊專家」

    當蔣介石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正面的正規戰」的時候,毛澤東如他自己所言,「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毛澤東可以說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游擊戰專家。他在井岡山上打游擊,打得蔣介石焦頭爛額。他的那游擊戰十六字訣,被世界軍事專家們奉為游擊戰經典:「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眼下,這位從未進過軍事學院大門的游擊專家,把槍口掉向日軍,又打起神出鬼沒的游擊戰來。毛澤東可謂「文人武將」,他一生幾乎從不佩槍,卻筆不離手。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裡,他寫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成為他關於游擊戰爭的又一理論力作。    
    毛澤東以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如今,「小而強」進攻「大而弱」,中國只能採取「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中國之弱,決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拚;中國之大,又為游擊戰爭提供了廣闊迴旋的餘地。毛澤東有聲有色地在他的論文中論述抗日游擊戰略,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這一論文,不時閃耀著這位詩人的睿智:「游擊戰爭是一般地用襲擊的形式表現其進攻的。」「『走』是必須的。游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方法。」「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游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如果敵情特別嚴重,游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地移動其位置。兵力轉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經常要採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騙、引誘和迷惑敵人,例如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即打即離、夜間行動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八、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正是在「游擊專家」毛澤東的這一整套游擊戰略指導下,朱德率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進入華北,開展游擊戰。毛澤東在九月二十五日給朱德的電報中,說得非常明白:「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毛澤東手下的軍隊,只有蔣介石的百分之幾,只能打游擊戰。八路軍進入山西,那裡的正規戰是由閻錫山負責。閻錫山比蔣介石年長四歲,乃山西五台人,早年畢業於山西武備學堂。辛亥革命後任山西都督。此後,他一直盤踞在山西,號稱「山西王」。眼下,他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這位「山西王」並非蔣介石嫡系,他力圖保存自己的實力。毛澤東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生動地勾畫了閻錫山的心態:「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覆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就在日軍進攻上海的時候,華北的日軍攻下了山西大同,進逼「山西王」的老窩——太原。太原的門戶雁門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不得不改向蔚縣、淶源等地進兵,企圖奪下平型關,以求抄雁門關的後路,直取太原。平型關的正面,由閻錫山的晉綏軍防守,而側翼則是八路軍一一五師。毛澤東在九月十七日給朱德的電報中,便作出判斷:日軍「向靈丘、平型關進攻,系向晉綏軍右翼迂迴」。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乃毛澤東手下虎將林彪。林彪籌劃著在平型關打一大仗。毛澤東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這樣寫及:「林彪同志來電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斷和部署,他只想以陳光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於二十四日調集三個團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必經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這類戰術,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對付蔣介石軍隊時,多次嫻熟地使用過。日軍沒有領教過毛澤東「口袋」的滋味,這一回算是嘗到了。    
    二十三日,林彪在上寨召開了全師幹部會議。林彪在會上作了戰鬥動員:「在華北前線,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後,恐日情緒正在迅速蔓延。為了振奮全體軍民的抗戰信心,必須發揮我軍的特長,以有力的戰術手段,出奇制勝,打出軍威!」在二十五日凌晨,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在向平型關進軍時,進入了「口袋」。筆者查到參加戰鬥的八路軍團長楊得志、副團長陳正湘當時所寫的《平型關戰鬥詳報》,這一原始文獻,十分真實地描述了平型關戰鬥的經過:「我軍參加作戰部隊……均歸林師長指揮。」「平型關戰鬥的前一天,旅團首長親到關溝以西北高地直接詳細偵察,已確知敵約一個旅團的兵力(兩千餘人)沿東跑池老爺廟馬路一帶溝內向平型關之鞋襪口推進,先頭部隊已於二十四日前進東西跑池地區(但未進到鞋襪口)。」「戰鬥的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在拂曉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後才逐漸晴朗。」「在接敵中動作迅速、隱蔽秘密很好,未受遠火器的殺傷。在進攻中的猛打猛衝的動作是繼續了過去的傳統精神……」楊得志等的報告,還寫及:「該敵驕傲自大,根本沒有土工作業,對警戒更為疏忽。」正因為這樣,日軍進入「口袋」,突遭伏擊,傷亡是慘重的。但日軍「能各自為戰,最後一個人也能進行戰鬥」,而且「由於語言不通」,「死不投降」。經過一天激戰,殲日軍一千多人,繳獲大量武器,是八路軍第一次大捷。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南京陷落於一片血海之中

    在華東,上海陷落之後,日軍撲向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於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規戰」,亦即南京會戰已迫在眉睫了。首都得失,事關重大。蔣介石必死守,日軍必猛攻,雙方必定大戰一番。    
    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率十三個師組成南京衛戍軍。十一月十六日,中山艦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氣氛之中,徐徐駛離南京。中山艦是一艘著名的軍艦。它原名永豐艦。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之際,孫中山便是在這艘軍艦上避難,蔣介石也正是在這艘軍艦上護衛孫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著名的「中山艦事件」又成了國共分裂的訊號。這一回,中山艦再一次擔負歷史性的使命,它載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離開首都,沿著長江,朝重慶進發。四川省主席劉湘發表致林森電報,表示「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林森此行,為何如此隆重?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從此,重慶這座山城成了「陪都」——戰時首都。不過,最初只是林森作為國家元首,先遷往陪都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機關,則就近遷往武漢。    
    就在日軍重兵壓境、三面包圍南京之際,那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求見蔣介石。他再度充當日、華之間的幕後斡旋人。十二月二日,躊躇再三的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時表示退讓:「中國政府願以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德國所提出的「各點」,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條。蔣介石「降價」,日本卻「加價」了!日本七條之外,又另加了四條「亡人之國的新條件」!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德國駐日大使的公文中稱:「如中國方面總的承認這樣一個媾和原則,向帝國政府表示乞和態度,則帝國準備答應開始進行日、華直接談判。」《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件(1840-1945)》下卷。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氣凌人的態度,他們要蔣介石「乞和」!自然,這是蔣介石所無法接受的。    
    蔣介石明確地拒絕了日本的條件。蔣介石說:「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這樣,南京一戰已無可避免。十二月五日,日軍兵臨南京城下,蔣介石飛離南京,前往武漢。翌日,日軍的飛機便大批飛向南京,狂轟濫炸,一場惡戰開始了。    
    唐生智率眾奮力抵抗,無奈不是日軍的對手。十二月十二日—— 一年前的這一天,正是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敗退。翌日,日軍湧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場空前的浩劫,在南京進行:日軍慘無人道地施行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血染南京!日軍甚至進行「殺人比賽」……十二月十七日,蔣介石在武漢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中共立即對蔣介石的文告作出反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指出:    
    蔣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堅決地相信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定能本此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國共之間,你呼我應,互相支持,同仇敵愾。這是過去十年中所從未有過的。不過,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中,敲響了警鐘,提醒全黨,要牢記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九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順便值得提到的是,正是由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南京獄中被關押了三年的陳獨秀,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獲釋。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始人,曾連任中共五屆總書記。不過,此時他已離開中共達十年之久了……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以「齒病」婉拒蔣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後,一時間,地處長江中游的武漢,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    
    蔣介石長駐武漢。毛澤東派出王明、周恩來、博古、鄧穎超組成中共代表團,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來武漢。面對向著武漢推進的日軍,國共兩黨在武漢又開始新的會談。這一回,國共會談的主題,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合作。    
    周恩來以為,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無非這三種:    
    A恢復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全」大會時)的形式,使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聯盟,允許其他黨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員會,在中央、各級共同討論;    
    C現在這種形式,遇事協商。    
    周恩來認為,第三種只是臨時辦法。    
    蔣介石呢?他以為眼下只能用這臨時辦法。國共談判,依然進展維艱。不久,蔣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種方案:國共「溶成一體」。    
    周恩來當即表示反對,說道:「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取消,只能從聯合中找出路。」周恩來明白,國民黨大,共產黨小,一旦「溶成一體」,結果必是國民黨「溶」掉了共產黨!蔣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過他所控制的報紙透露出來。一九三八年初,武漢的一些報紙開始鼓吹「三個一」,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指三民主義,「一個政黨」指國民黨,「一個領袖」指蔣介石。這「三個一」的另一含義是「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意思差不多。    
    武漢的《掃蕩報》還說出了蔣介石的「溶共」之意:「統一的團結方式,是用以大並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合而為一。」這就是說,國民黨要「溶」掉、「並」掉中共!毛澤東憤憤然,他理所當然反對「三個一」。二月十二日,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及《群眾》週刊第一卷第十期,還有許多報紙發表了萬言長文《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在武漢引起了頗大的震動!這篇長文,是二月二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採訪時所作的談話。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三個一」,稱之為「一黨專政」。蔣介石也很仔細看了此文。其實,那記者「其光」純係子虛烏有,毛澤東也無作過此談話!此事內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為之捉刀!當時,王明以及周恩來、博古共同署名於二月十一日致電毛澤東:關於一個黨一個主義問題,已成街談巷議之資料,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已到了不能不答覆之地步。我們決定,對於黨和主義問題,用澤東同志名義發表一篇二月二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此稿由紹禹起草,經過長江局(引者注:當時駐武漢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中共長江局)全體同志校閱和修正,現用油印發各報館及通訊社,明日《新華日報》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澤東名義發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負責同志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面衝突,不過因時間倉促及文長約萬字,不及事先徵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請原諒。原來,王明來了個「先斬後奏」,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批駁蔣介石的談話!雖然蔣介石那「三個一」對於中共來說,不能不批,但王明這種做法卻惹怒了毛澤東!毛澤東後來說,事情並非緊急到來不及經他過目的地步。    
    其實,說穿了,王明並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王明在共產國際當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向來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何況王明原是博古的後台,與毛澤東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緊張。當然,對於蔣介石的「三個一」,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曾這樣批評蔣介石道:「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違背一致團結抗日建國的大目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蔣介石對於來自中共的抨擊,曾向周恩來解釋道:《掃蕩報》的言論並不代表國民黨,也不代表他自己。陳立夫也告訴周恩來:蔣總裁已批評了《掃蕩報》,並要各報以後不再刊登這類文章。其實,《掃蕩報》所說,倒是蔣介石心中的話!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臨全大會」,那基調便是「三個一」。為了加強領袖的權威,「臨全大會」根據蔣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實行總裁製。    
    大會修改了黨章,規定「確立領袖制度」,增設了第五章「總裁」,賦予了總裁以「總攬一切事務」的權力。蔣介石被選為首任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從此,蔣介石除了「蔣委員長」、「蔣總司令」、「蔣大元帥」之類榮稱外,又多了「蔣總裁」這一尊稱。    
    總裁成了獨裁的同義語。蔣總裁成了一個領袖的同義語。蔣介石強調了戰時需要加強領袖的權力,實行了「總而裁之」、「獨而裁之」。「臨全大會」又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國民黨、中共、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以代表國民共同參政,算是在蔣介石「總而裁之」之下的一點民主。國民參政員共二百名。其中國民黨員八十八名。中共是作為「文化團體」參加的。毛澤東笑了,他稱中共乃「武化團體」,並非「文化團體」!不過,既然分配了七個名額給中共,毛澤東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黨員作為參政員。毛澤東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澤東、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照理周恩來應在其中,可能考慮到女性參議員非鄧穎超莫屬,而夫婦同為參政員又太顯眼,所以沒有列入周恩來。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在漢口上海大戲院召開。    
    毛澤東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他,究竟會不會從延安來漢口出席會議?毛澤東如果來漢口,意味著國共兩黨將舉行最高級會談。    
    張學良事件給人們留下的印象畢竟太深刻了!一年前,當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時,葉劍英馬上從西安發電報給毛澤東:「毛不必去。」這樣,那一回蔣介石和毛澤東沒有晤面。    
    這一回,毛澤東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個借口。毛澤東的借口頗為有趣,他在致參政會的電報中稱「因齒病及瑣務羈身」!毛澤東在說罷不去的原因之後,言歸正傳:寇深禍亟,神州有陸沉之憂;民眾發舒,大有轉旋之望。轉旋之術多端,竊謂以三言為最切:一曰堅持抗戰;二曰堅持統一戰線;三曰堅持持久戰。誠能循是猛進,勿餒勿輟,則勝利屬我,決然無疑。引自《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議長。這時的汪精衛集國民黨副總裁和國民參政會議長於一身,其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在中共黨內,張國燾此時已被開除,王明成了毛澤東的政敵。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多年,與共產國際關係很深,常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他在武漢除了以毛澤東名義發表那次批駁蔣介石「三個一」的談話外,還多次以中共中央名義,也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聲明、談話,卻不事先報告毛澤東。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漢發表的《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在報送毛澤東的同時,已送交國民黨了!而毛澤東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達武漢時,王明居然復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王明目中無毛澤東,竟然達到這等地步!中共內部王明和毛澤東的關係日益緊張,如同國民黨內蔣介石和汪精衛的關係日益緊張。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致信蔣介石盛讚其抗日精神

    日本首相近衛手下有一個智囊團,即昭和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所。一九三八年六月,這個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絕密的報告,叫《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辦法》。    
    報告一開頭,便這麼寫道:    
    殘敗的國民政府現在還在叫喊堅決抗日,毫無投降之意……對國民政府,必須以擊潰為根本方針,明確除此以外別無有效的解決辦法。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明,蔣介石自「七七事變」以來,積極實行抗日,就連日本也以為對其除了「擊潰」,別無選擇。這份報告也強調了必須「摧毀」國共合作:首先為了摧毀抗日戰爭的最大因素——國共合作勢力,攻下漢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佔領了漢口,才能切斷國共統治區的聯繫,並可能使兩黨產生分裂。這表明,連日本也意識到國共合作的威力。日軍為了「擊潰」蔣介石政府,為了「摧毀」國共合作,把攻擊的目標指向武漢。    
    六月十二日,日軍在安徽當時的省會安慶登陸,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蔣介石坐鎮武漢指揮,調集了十四個集團軍和一個江防軍,迎戰日軍。日軍則調集了十二個師團,前後投入了四十萬兵力。比起上海、南京來,武漢有大別山脈、幕阜山脈以及鄱陽湖作為屏障,再說國民黨軍隊也有了跟日軍作戰的經驗,日軍想速戰速決就不那麼容易了。戰鬥打得十分艱難。日軍從三面包圍武漢,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隊奮力抵抗,大小戰鬥不下數百次之多。    
    宋美齡則在武漢成立了「新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組織婦女參加抗戰,她自任指導長。她還用一口流利的英語,通過美國廣播網,向世界各國呼籲支援中國抗日。    
    對於蔣介石的英勇抗戰,毛澤東表示敬佩。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四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此信,極為熱情地讚揚了蔣介石。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政治對手之間,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頗為罕見。這是一封難得的信,故全文照錄於下,以饗讀者: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末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一方面將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    
    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此信,表明國共合作正處於最佳狀態。    
    不僅毛澤東在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中讚揚了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中共中央代表團也讚揚蔣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發表聲明:「蔣介石,政府,及國民黨,沒有投降,他們出來保護自己的國家以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中國人民則起來進行偉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鬥爭。」「在蔣介石統率之下,中國全部國家政權,與一切軍隊之統一,亦正在完成中。」「我們的黨,並不把自己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首領蔣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準備在戰爭之後,還繼續與他們共同工作,以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則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這就是說,毛澤東所實行的國共合作路線,得到了作為中共上級的共產國際的批准。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戰勝了分庭抗禮的王明

    毛澤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及,「恩來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這會議是在延安召開的,極為重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已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王明居然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報,要中共中央委員們到武漢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須知,武漢在蔣介石手中,全體中共中央委員們集中到那裡開會,是多麼的危險!雖說國共之間那時頗為親密……王明(陳紹禹)不得不和周恩來、博古(秦邦憲)、徐特立一起從武漢回到延安。筆者在延安查閱資料時,從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華報》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報道,從中可以頗為真切地看出王明當時在延安所享有的聲望——如果他沒有這樣的聲望,也無法跟毛澤東較量了。報道題為《延安各機關群眾團體及學校歡迎陳周秦徐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來了,這消息來得像一個晴空裡的霹靂,突兀、嘹亮……讓你來不及為這個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門的路上去。街上,還有人們在寫標語,發著透亮的光彩——「歡迎南北奔走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後勝利的陳、周、秦、徐諸同志!」巷口裡,不時走出一列長槍大刀的自衛軍,步伐是那樣急促,幾乎是在跑步。    
    廣場裡,排著長長的兩行較整齊的行列,一批批的人們插了進去,在低聲地喘息……煙塵起了!人們的心像一條扯滿了的弓底弦……漸漸地看見三輛卡車的影子,近著,近著,安然而止了,第一個躍出來的是英俊、挺偉的周恩來同志,朱德將軍走了上去,兩人緊緊地握著手,手在迅疾抖動著;接著出現在人群裡的是豐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遞過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卻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擁抱起來,笑著說:「我跟你行洋禮!」最後出現的是白髮蒼蒼的徐特立同志,張開了缺了門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著一切的一切……在延安東北郊十多里外的橋兒溝,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當年周恩來和張學良秘密會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裡)。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就在這座教堂裡召開。由於從蘇聯剛剛回來的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澤東為首!」這下子,王明無奈——因為王明所憑恃的「王牌」也無非是共產國際而已!此外,會議還批判了王明在國共合作中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早已提醒要警惕陳獨秀的教訓。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提議,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張聞天的提議,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就會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卻搖頭。他大抵以為時機尚未成熟。不過,張聞天是個明白人。打從這次會議之後,張聞天主動從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地位上退下來。凡政治局開會,張聞天總是建議在毛澤東住處召開,會議也總是以毛澤東為軸心。以中共中央名義簽發的文件,排名順序也從「洛、毛」改為「毛、洛」。毛澤東已成為實際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武漢風聲緊,不等會議結束,毛澤東便派周恩來前往武漢。周恩來向蔣介石面交了毛澤東的那封親筆信。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新設中原局和南方局,劉少奇為中原局書記,周恩來為南方局書記。    
    就在周恩來返回武漢不久,十月二十一日,廣州落入日軍手中。日軍加強了對武漢的攻勢。蔣介石仍在武漢指揮作戰。直至十月二十四日夜,武漢已岌岌可危,蔣介石這才和宋美齡乘飛機離開漢口,前往湖南衡陽之北的南嶽。不料,飛機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連天的漢口。翌日凌晨四時,蔣介石的專機,在黑茫茫中冒險起飛。周恩來也是在這時撤離武漢。當天,日軍便進駐武漢三鎮。雖說武漢會戰以國民黨失敗告終,但武漢會戰打了三個多月,傷亡日軍達二十多萬,完全打破了日軍速勝的夢想。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汪精衛突然出走河內

    蔣介石在廣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十二月六日,飛抵陪都重慶。從此國民黨的政治中心轉到了這座濃霧遮掩的山城。    
    蔣介石在到達重慶的第二天,便命陳佈雷發一電報給周佛海,命他速返重慶。    
    周佛海此人是一位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馬克思主義,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後來成為國民黨高官,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十二月五日,他從重慶飛往昆明,據雲,視察那裡的宣傳工作。陳佈雷的電報,使周佛海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覆覆思忖:為什麼他剛剛離開重慶,蔣介石就從前線趕到重慶?為什麼蔣介石一到重慶,就命他速返重慶?本來,蔣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慶,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驚恐萬分。「事情是否已經暴露?」這個大問號,壓得周佛海喘不過氣來。    
    周佛海此人的筆頭倒是很勤,十二月五日他在離開重慶後寫下這樣的日記:別矣,重慶!國家存亡,個人成敗,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犧牲決心,故不辭冒險一行也。豈飛機離地之剎那,即余政治生命斷絕之時歟?默念前途茫茫,國運、己運,均難逆料是吉是凶也。晚與柏園(引者注:徐柏園,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稍談,十一時半即寢。日本聞人仿重慶「要得,要不得」腔調,頗憶重慶。不滿現狀,留戀過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歟?憶亡友曼秋(引者注:陳曼秋,系周情婦,同年六月,病死武漢)書「亡友」,余心痛極矣!也就在這時,另一個在重慶的要人,同周佛海一樣,惶惶不可終日。此人便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汪精衛。汪精衛原定八日飛往昆明,跟周佛海會合。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蔣介石到了重慶。    
    周佛海因不知重慶詳情,不敢貿然回來。他只得以視察工作尚未結束為理由,拖延著。汪精衛和周佛海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此事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華日報》發表汪精衛致「國民黨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的電報,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汪精衛投降日本,當漢奸去了!按電報代日韻目,二十九日為「艷」。汪精衛的電報,人稱《艷電》。    
    日本對中國採取兩手:既大舉進攻,又暗中勸降。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九時,一輛出租汽車駛抵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從車上下來兩個「日本人」。他們在進入總領事館之後,由總領事中村豐一秘密安排乘日本輪船前往日本。此二人,便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以及周隆庠。他們去到東京,為汪精衛降日穿針引線……經過精心策劃,周佛海先赴昆明。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以赴成都軍官學校講演為名帶著妻子陳璧君、秘書曾仲鳴,終於飛來昆明。翌日,汪精衛、周佛海等飛往越南河內。二十一日,陳公博由成都經昆明來到河內。    
    蔣介石是在二十日由重慶飛往陝西武功,主持軍事會議。他在二十一日接到雲南省主席龍雲的電報才知汪精衛叛變。    
    汪精衛是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他的叛變,引起很大震動。    
    蔣介石在一九三九年元旦,主持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永遠開除汪兆銘的黨籍」。汪兆銘,汪精衛的原名。    
    蔣介石這一做法,跟張國燾叛離中共時毛澤東所採取的措施一樣。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作出反應,發佈《中共中央關於汪精衛出走後時局的指示》:「堅決擁護蔣氏堅持抗戰方針及其對近衛的駁斥,擁護蔣氏的每一進步,擁護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用一切方法打擊賣國叛黨的漢奸汪精衛。批評他的漢奸理論,並指出他的反共主張,即為他的漢奸理論的組成部分。」「打擊汪精衛時,連帶指出目前一切反對八路軍新四軍邊區與共產黨的主張,實為汪精衛之應聲蟲,只是從事實上幫助汪精衛、幫助日寇的行為,這樣來間接回擊國民黨方面頑固分子的反共活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一文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國反蔣反共的統一戰線。」這「反蔣反共」即「聯蔣抗日」的反義詞。此時,毛澤東已把蔣介石視為統一戰線的盟友。    
    


第五部分:並肩抗日毛澤東悄悄的婚宴

    日軍的毒焰,吞噬著中國。到處瀰漫著硝煙,到處散發著血腥。「紅都」延安,卻是一片安寧的世界。這座位於黃土世界中的古城,高呼著抗日口號,引起了日軍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剛剛吃過早飯不久,空中傳來轟鳴聲,十幾架翅膀上漆著紅色「大餅」標誌的飛機突然「光臨」。日軍飛機擲下一百多枚炸彈,爆炸的聲浪打破了延安的寧靜。雖說延安人所住的窯洞,成了天然的防空洞,不過城裡的一大片房屋受不住炸彈的肆虐而毀壞,也有一些窯洞在炸彈的衝擊波下倒塌。日軍的第一次空襲,使上百延安人死傷。那天被炸的以西北旅社一帶最為嚴重,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光華書局等。陳雲被封在一座炸塌的窯洞裡,經七八個人扒土,這才把他救出。延安從此開始拉空襲警報。    
    筆者曾訪問了當時正在延安的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王觀瀾曾任中共中央農委主任,與毛澤東有著許多交往。據徐明清回憶,正是在這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王觀瀾走向延安城裡鳳凰山下毛澤東的窯洞,窯洞也被炸彈炸過,但毛澤東仍在這裡宴請朋友。出席者還有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等。    
    這次宴會,是為什麼而舉行?主人不言,客人心中也都明白。一位二十四歲的來自上海的姑娘,頻頻為客人勸酒。她,便是前文已經提及的江青。她在這一天和毛澤東結婚了!宋美齡比蔣介石小十歲。江青比毛澤東小二十一歲。    
    一種奇特的巧合,為蔣、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約法三章」!    
    蔣、宋結合時的「約法三章」,是宋美齡提出的。據云:    
    一、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因宋美齡是虔誠的教徒,兩人必須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齡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並多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奮鬥。    
    三、宋美齡不擔任政府公職,不參加正式的高階層決策會議,她只願以蔣介石私人秘書的身份,對外從事政治活動。    
    關於蔣、宋的「約法三章」,所傳版本甚多。以上據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所印《蔣家三代的羅曼史》一書。    
    毛澤東和江青的「約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澤東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卻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約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約法三章」的內容也互有出入。    
    據筆者看來,前些日子由台灣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約法三章」,倒是比較可信。據雲,台灣方面的資料來源是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那是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繳獲一批中共文件,內中有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王若飛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的筆記本上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毛、江結合「約法三章」的決定,是可能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    
    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蔣、宋的「約法三章」和毛、江的「約法三章」,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婚後夫人的政治生活問題:宋美齡主動提出,她不擔任政府公職,只擔負蔣介石的秘書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這麼說,後來也這麼做;江青則不同,由政治局對她作出了嚴格的限制,二十年內不許她問政。這不同的「約法」,當然由於宋、江兩人的身世、閱歷、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齡出身名門,家庭豪富,姐姐宋慶齡又是孫中山夫人。宋美齡受過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語。雖說此前宋美齡有過戀愛經歷,但從未婚嫁。    
    江青則不然。她出身微賤,小學文化,又有過多次婚變——二十四歲的她,已經嫁過三個男人,即俞啟威(黃敬)、唐納(馬驥良)、章□(謝興),而毛澤東則成了她的第四個丈夫。然而,她卻是一個能幹、富有心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沒有什麼背景,全然靠著個人奮鬥,從一個山東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劇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又主動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澤東作為「進攻」目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正是知道江青是個參政欲很強的女人,又有著多次婚變以及被捕入獄、失去組織關係的複雜歷史,所以對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後來的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江青的「約法」,是富有預見性的!    
    宋美齡和江青都屬「女強人」,只是一個雅,一個「野」。她們都對丈夫的事業、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不過,宋美齡乃「明媒正娶」,蔣、宋的婚禮在上海豪華的大華飯店舉行,上千人出席。婚後,宋美齡便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躍於各種公眾場合。宋美齡在西安事變中,第一次顯示了她的政治才幹,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江青則不然。她和毛澤東的結合,是在悄悄中進行。沒有正兒八經的婚禮。徐明清所參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連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說穿!正因為這樣,江青最初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日子是靜悄悄的,「鎖在雲霧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這才終於「露崢嶸」……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蔣介石著手「溶共」

    自從進入一九三九年,國共關係由晴轉多雲,轉陰天,後來甚至下起傾盆大雨來了!「氣候」的轉折點,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霧都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前一個多月,「氣候變化」已經顯露了端倪。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蔣介石即將離開桂林飛往重慶,他約見正在那裡的周恩來。蔣介石忽地對周恩來說,他過些日子要去西北巡視,可否屆時請毛澤東到西安來,與他一晤?!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三回邀晤毛澤東了:先是邀毛澤東出席南京國防會議;接著邀毛澤東出席武漢國民參政會。    
    蔣介石邀毛澤東到西安談什麼呢?    
    蔣介石對周恩來如此說:    
    共產黨跨黨,大家不贊成。共產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併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後,就約毛澤東面談。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原來,蔣介石想把共產黨「吸收」到國民黨中來。說得更明白,即「溶共」!當天,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記述蔣介石的意見:    
    一、跨黨大家不贊成,共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成一個組織,力量可加倍發展。    
    二、如果可談他擬於到西北後約毛同他面談。    
    三、如全體做不到,可否以一部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四、大家怕共產黨的革命轉變。    
    周恩來深知毛澤東不可能同意蔣介石的「溶共」方案,當即作了如下答覆:共產黨信三民主義,不僅因其為抗日出路,而且為達到社會主義必由之路,國民黨員則必不都如此想,故國共終究是兩黨……加入國而退出共,這是不可能而且做不通。《周與蔣談國共關係問題的報告》,《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    
    周恩來在電報中還提到:「毛澤東不宜此時見蔣。」    
    蔣介石原來要「剿共」,此時要「溶共」,其實是一個意思。他始終把中共視為心腹之患。尤其是國共聯合抗日以來,中共迅速發展,使蔣介石深感不安。毛澤東呢?他不失時機地來了個「三擴大」:擴大中共,擴大八路軍、新四軍,擴大根據地。面對著日軍的長驅直入,蔣介石不得不聯共抗日。不過,他的心中,仍時時不忘提防中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兩週年的紀念日。這天,蔣介石在重慶約見了出席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即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又提起國共合併的話題。蔣介石的談話,可從王明十三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見到。    
    蔣介石說: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於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據吳玉章後來回憶,蔣介石對他說:「你是老同盟會,國民黨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黨來吧!」蔣介石還對他說:「如不取消共產黨,死也不瞑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又提統一兩黨事」。看來,蔣介石已在加緊「溶共」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毛澤東堅決拒絕「溶共」

    來自蔣介石的一次次「溶共」訊號,通過電波,飛向延安,引起了毛澤東的百倍警覺。毛澤東這時已經遷到延安城西北三公里處的楊家嶺。他在日軍飛機轟炸延安的當天夜裡,即他和江青舉辦婚宴的那天,考慮到城裡不安全,撤往城外的小山村楊家嶺。    
    楊家嶺,原名楊家陵。那是因為明朝太保楊兆的墓在那裡。自從毛澤東遷此,中共中央機關也遷此,遂改名楊家嶺。楊家嶺其實無嶺,只有幾座小土山而已。窯洞傍山而築,倒是極好的防空所在。毛澤東和江青住兩孔窯洞,一孔作辦公室及客廳,一孔作臥室。毛澤東與眾不同之處,乃是客廳裡放了張帆布軍用躺椅——那是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繳獲的戰利品,可坐亦可臥;另外,他的床上一年四季掛著蚊帳。    
    當蔣介石從首都南京遷往行都武漢,又遷往陪都重慶時,毛澤東一直坐鎮延安。    
    蔣介石對於中共態度的變化,毛澤東作出了分析: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相持階段。在此之前,日軍處於大規模進攻階段。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武漢會戰之後,日軍大量損耗,再說佔領了一大片中國國土,又牽制了一大批軍隊,不得不減緩了對蔣介石的進攻。另外,汪精衛的投日,使日軍加強了對蔣介石的誘降。這樣,雙方相持著。蔣介石也就可以騰出手來,對付共產黨了。對此,蔣介石和毛澤東倒也有著「共識」。    
    當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之際,蔣介石站在主席台上,對形勢作了分析:我們一定要持久抗戰奮鬥到底,不但敵人過去「速戰速決」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要使他現在「速和速結」的狡謀成為粉碎。毛澤東所說的「相持階段」和蔣介石所說的「速和速結」,異詞同義。果真,蔣介石在會上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對中共是要鬥爭的,不好怕它。」「我們對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採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    
    蔣介石這一回,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溶共」。「容」和「溶」,不過相差三點水,含義卻相差十萬八千里!就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確定了對中共的八字方針:「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會議秘密地通過了《整理黨務》決議,決定設立專門的「防共委員會」。    
    會議還決定,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以代替原先的國防最高會議,並規定國防最高委員會居為黨政軍最高領導地位。蔣介石被推選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由於汪精衛已經叛變,蔣介石成了國民黨獨一無二的權威。從此,「蔣委員長」又有了新的含義,即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新動向,迅即作出反應。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蔣介石。這一電報,由周恩來面交蔣介石。毛澤東在電報中針對蔣介石的「溶共」,明確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任何政黨。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這就是說,毛澤東非常乾脆地拒絕了蔣介石的「溶共」企圖。    
    也就在發出致蔣介石的電報的前兩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中共發出了黨內指示,即《中央關於我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對策的指示》。毛澤東清醒地向中共全黨敲響了警鐘:「國民黨目前的進步同時包含著防共限共工作的強化,這種進步中的惡劣現象,一時尚不會降低。」2蔣介石要「溶共」,毛澤東反「溶共」,雙方如同針尖對麥芒。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磨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術語

    一時間,「磨擦」成了中國最流行的政治術語。    
    據《辭海》釋義,「物體相摩擦」曰「磨擦」;而「摩擦」則曰「接觸」。當年所謂國共「磨擦」,既「磨」又「擦」,不僅磨擦出火星,有時還燃起大火呢!由「磨擦」一詞,又派生出許多新名詞:那些專門從事製造磨擦的人,被稱為「磨擦專家」;那些慫恿磨擦的文件,曰「磨擦文件」;那些因磨擦產生的事件,叫做「磨擦事件」。這些時髦的新名詞,其實又互相聯繫:蔣介石手下那個防共委員會,便是由許多「磨擦專家」組成。那些「磨擦專家」們起草了一系列「磨擦文件」。這些「磨擦文件」,導致了一系列「磨擦事件」。磨擦專家們給中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異黨」。稱中共的軍隊為「異軍」。於是,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之後,一系列「磨擦文件」,即限制「異黨」、「異軍」的文件,極端秘密地在國民黨內部下達了。這些文件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防止異黨兵運方案》……內中影響最為廣泛的是《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一文件一開始就提到:「應以絕對保守秘密為原則。」「應指定忠實可靠人員,嚴密保管,以免洩漏。」這一文件,便用上了時髦名詞「磨擦」:「倘不慎而洩漏入於異黨分子手中,則不僅易滋誤會,甚至發生磨擦。」這一文件,極為耐人尋味。其中最有趣的是這麼一段話:「目前共產黨控制下之陝北,彼能無論男女老幼悉納於各種組織之中,而由該黨分子予以切實之領導與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鐵桶之陝北特區,不但外人不易輕入,即入內亦難立足,更無論有所活動。本黨目前防制異黨活動之方,亦唯有採取此種堅強組織之辦法方能奏效……」    
    這就是說,陝北在中共領導之下,成了「鐵桶」般的「特區」。國民黨要向中共學習,要把國民黨統治區,也辦成「鐵桶」!看來,蔣介石對於中共「堅強組織之辦法」頗為羨慕。正因為這樣,他多次歎息國民黨「太鬆、太亂」。這些秘密文件還規定:「我們只有一個黨(國民黨)、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領袖(蔣委員長)。」「各黨各派均已接受國民黨領導,無論異黨之借口如何,均一律不予承認。」「對其非法活動與無理要求,必須嚴厲取締或拒絕,斷不可遷就退讓,再事姑息。」「絕對否認共黨所謂『陝甘寧邊區』之組織。」「共黨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開或秘密組織。」「八路軍與新四軍之軍政軍令,必須統一於中央。」……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儘管國民黨對《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作了嚴格的保密規定,這份絕密文件還是落到了毛澤東手裡。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一次題為《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中,激烈地抨擊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毛澤東說: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什麼是「異黨」?日本帝國主義是異黨,汪精衛是異黨,漢奸是異黨。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黨派,一致團結抗日,這是「異黨」嗎?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鬧磨擦,鬧分裂,這種行為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限制」,現在要限制什麼人?要限制日本帝國主義者,要限制汪精衛,要限制反動派,要限制投降分子。為什麼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進步的共產黨呢?這是完全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七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自從毛澤東把《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公開曝光,連蔣介石也覺得「異黨」一詞欠妥。他下令    
    把「異黨」一詞又改成「某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發出《特字四八六號密令》:「查『異黨』一詞易滋誤會,茲經中央決定,嗣後原稱『異黨』者一律改為『某黨』。」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毛澤東以「有理 有利 有節」為「反磨擦方針」

    長夜輒深思,團結精誠仍是當今急務同胞須猛醒,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陰謀這是周恩來所擬輓聯,高懸於延安會場。向來,這樣的輓聯總是周恩來親筆所書,只是由於他二十天前由延安楊家嶺騎馬前往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不慎墜馬,摔傷右臂,無法親自握筆。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延安群情激憤,召開「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正是在這個大會上,發表了前文提及的演說《必須制裁反動派》(最初題為《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收錄《毛澤東選集》時改為《必須制裁反動派》)。    
    平江慘案,便是當時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這地方,原是中共影響頗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便是在這裡舉行「平江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彭德懷率部前往井岡山之後,平江餘部組成湘鄂贛邊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七年九月,這支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一九三九年一月,這支部隊奉命開赴江南前線,在平江嘉義仍留有一個「留守通訊處」,料理一些善後工作。在磨擦日漸加劇的時候,這裡也磨擦著,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所部特務營第二連連長餘光宗,率部突然襲擊了新四軍一支隊一團的留守通訊處。上校參議塗正坤(四十二歲,平江人)、少校秘書曾金聲(三十歲、平江人)當場被擊斃。當天夜裡,中校團副羅梓銘(三十六歲、瀏陽人)及吳淵、吳賀眾、趙綠英等八人又被活埋於平江黃金洞。    
    此事被封鎖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軍獲悉。八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會。毛澤東大聲質問國民黨:「自從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殺了人之後,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們看見有人出來過問了沒有呢?沒有。……」「抗戰以來,被暗殺的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已經不下幾十幾百,平江慘案不過是最近的一件事。這樣下去,中國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統統被殺。殺抗日的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派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準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黨員,先殺愛國志士。這樣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裡滅亡。    
    所以這件事是全國的事,是很大的事,我們必須要求國民政府嚴辦那些反動派。」也就在這一天,延安各界給蔣介石打電報,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蔣介石不予答覆。這是因為《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本身是個「絕密」文件,他矢口否認有這麼個文件,叫他怎麼答覆呢?    
    磨擦歸磨擦。毛澤東譴責磨擦。不過,對於蔣介石,毛澤東還要顧全大局,擁護他抗日。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國民黨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位報社記者談話時,如此說道: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和汪精衛的口號區別,一定要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而決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蔣,我們就要擁蔣;他要反共,我們就要聯共;他要親日,我們就要抗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磨擦不斷。蔣介石由「政治限共」,發展到「軍事限共」。毛澤東在一九四○年初,曾歷數國共之間的「磨擦事件」:……湖南則有平江慘案,河南則有確山慘案,河北則有張蔭梧進攻八路軍,山東則有秦啟榮消滅游擊隊,鄂東有程汝懷慘殺共產黨員五六百之眾,隴東有中央軍大舉進攻八路軍駐防軍之舉,而最近山西境內復演出舊軍攻擊新軍並連帶侵犯八路軍陣地之慘劇。此等現象,不速制止,勢將同歸於盡,抗戰勝利雲乎哉?毛澤東制定了反磨擦方針,即「有理、有利、有節」。他在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及中央軍委名義下達的《關於反磨擦鬥爭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對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鬥爭必須注意自衛原則,不應超出自衛的範圍,如果超出這個範圍,則為全國的影響和統一戰線是很不利的。尤其對中央軍應注意此點,因國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軍的合作。    
    毛澤東在十天後的另一份電報中,又一次強調:「特別對中央軍要謹慎,有向我磨擦者,只應搜集其磨擦材料陳報,切忌輕易戴大帽子。」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    
    蔣介石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頗多困難,應取慎重態度。」關中:《戰時國共商談》,載《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七編,台灣商務印書館。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周恩來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

    磨擦的火花,促使國共重開談判。    
    一九四○年六月,從蘇聯治療臂傷歸來的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赴山城重慶,跟蔣介石談判。周恩來跟蔣介石,已是談判的老對手了。周恩來在談判中,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非常生動地刻畫了蔣介石的兩面性。周恩來如此說:蔣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認統一戰線,實際政策也在那裡限共防共,破壞統一戰線,存在著妥協投降的危險;但目前的方針及形式上還講團結,還主抗戰,還不願造成全國破裂的局面,這是蔣之意思與政策的最矛盾處,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點。    
    周恩來又分析了蔣介石不會馬上走汪精衛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將成為汪精衛的尾巴,或許會被迫下野。    
    二、分裂會遭到國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對,並且不能戰勝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條件太苛刻。    
    四、國內堅持抗戰的困難還不是完全無法克服。    
    五、國際的妥協派還不是一定要中國全部馬上投降。    
    由於周恩來對蔣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辦法對付蔣介石。周恩來總結了這麼幾條:一、在他困難的時候援助他,在他蠻橫時拒絕他。    
    二、誠懇的批評,具體的建議。    
    三、影響他左右的進步分子,反對那些落後分子。    
    四、經過抗戰將領及有正義感的元老造成進步的集團來影響他。    
    周恩來精於談判之術,他還總結了跟蔣介石談判的若干「技術」,其實也可以說是藝術:有利的應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將來會有更好的;無利的應該嚴正拒絕,不要拖泥帶水,使他增加幻想;讓步的應該自動讓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實現的應該適時適當的提出要求,不要過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虧。總之一句話,對蔣不要過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變。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這一回,周恩來和蔣介石在重慶重開談判,中心問題便是關於國共磨擦。蔣介石一開始便說了一番帶骨頭的話:「對於抗戰、團結,我看國共兩黨都是有決心的,任何困難決不畏懼,國共間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但軍事上必須服從命令。」周恩來馬上來了個針鋒相對:「這要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服從,另一方面不應拿命令來脅迫。」蔣介石搪塞道:「這是過去的事了。」為了解決國共磨擦問題,蔣介石讓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跟周恩來進行具體談判。自然,又是一番討價還價式的舌戰。    
    周恩來「開價」:八路軍編三個軍九個師,月餉四百四十萬元。    
    國民黨「還價」:八路軍編三個軍六個師,加三個團,月餉六十萬元。    
    周恩來「開價」:新四軍編三個師,月餉一百萬元。    
    國民黨「還價」:新四軍編兩個師,月餉八萬元。    
    兩「價」之間,相距甚大,相互僵持著。    
    為了避免磨擦,也就提出了國共「劃界」問題。雙方劃定界線,「楚河漢界」,各佔一方。內中,主要的焦點,當然是中共的「陝甘寧邊區」的劃界。另外,也要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防區」。國民黨提出,八路軍和新四軍歸第二戰區,因此兩軍的防區在黃河以北。八路軍原本在黃河以北,而新四軍則必須從皖南北進,渡過黃河。談來談去談不攏。蔣介石在七月十六日攤牌了。他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向周恩來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條: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    
    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域。將冀察戰區,即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所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準備編為三軍六師,三個補充團。另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二個師。    
    顯然,對於蔣介石的這四條,周恩來難以馬上表態。這需要中共中央研究,才能作出決定。於是,周恩來在七月二十四日飛返延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很仔細聽了周恩來的談判策略。周恩來提出,跟蔣介石談判,應當「在小問題上讓步而在大的問題上求得有利的解決」。毛澤東頗為讚賞周恩來的這一談判策略。其實,這一策略是周恩來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之後得出的經驗!周恩來根據這一原則,提出對蔣介石的《中央提示案》的答覆方案:    
    一、陝甘寧邊區改稱陝北行政區,這屬「小問題」,可以接受。但地盤一寸不讓,這屬「大問題」。    
    二、八路軍、新四軍要擴大到九個師、三個師,屬「大問題」,不可退讓。    
    三、劃分作戰區之事,屬大的「小問題」,可作為一種退讓的條件。    
    周恩來這一精明的「小讓大不讓」方案,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許。於是,周恩來又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穿梭。八月二十五日,周恩來經蘭州來到了重慶。    
    三天之後,周恩來、蔣介石之間的會談,再度舉行。白崇禧作為蔣介石的副手,也參加了會談。完全出乎意料,蔣介石這一回態度變得非常強硬,對《中央提示案》不作半點讓步。談判陷入了僵局。    
    蔣介石怎麼會變得這樣強硬?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蔣介石「三喜臨門」

    蔣介石變得趾高氣揚,是因為他「三喜臨門」。這樣,他也就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    
    蔣介石的「三喜」是什麼?    
    周恩來深知蔣介石的心理,他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分析了蔣介石的「三喜臨門」:「三國協定後,英積極拉蔣,蔣喜。現在日本拉蔣,蔣更喜。斯大林電蔣,蔣亦喜。此正是蔣大喜之時……」周恩來所說的「三國協定」,指的是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的協定。通過這個協定,三國正式結成軍事同盟。    
    英國原來聲稱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一九三八年冬,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曾從上海到重慶,跟蔣介石密談了七次,據雲是為「中日衝突」做調停人。德、意是英國在歐洲的勁敵。日本和他們結盟,意味著成了英國的敵人。英國再也不能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於是,英國要拉攏蔣介石,這使蔣介石喜形於色。此一喜也。    
    日本呢?扶植汪精衛這班漢奸,成立了另一個中國國民黨,居然也在上海開起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於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以汪精衛為代理主席的國民政府。另外,日本又加強了對蔣介石的誘降,暗中拉蔣介石。這樣,蔣介石心中高興。此二喜也。至於蘇聯,斯大林在西安事變的時候,就已在莫斯科明確告訴中共代表:蔣介石是抗日的,中國抗日要以蔣介石為領袖。    
    這表明,斯大林對蔣介石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著客觀的估計。當然,後來斯大林對毛澤東也作出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明確支持毛澤東。毛澤東領導中共在抗日中與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很受斯大林讚賞。一九三九年第六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熱烈地讚揚了毛澤東,給了毛澤東一大堆美麗的花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傑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不過,雖說斯大林認為中國的抗日領袖是蔣介石,但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中,他終究是站在毛澤東一邊。斯大林和蔣介石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斯大林和毛澤東是黨和黨之間的關係。    
    國共之間關係的惡化,也就直接影響了蘇聯政府和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斯大林曾一度冷落過蔣介石。德、意、日三國協定的簽訂,意味著日本正式成了德國的同盟國。德國那時已成了歐洲的霸主,希特勒正覬覦著蘇聯,德蘇關係異常緊張。日本站在德國一邊,理所當然成了蘇聯的對頭。    
    蔣介石敏銳地看中了這一點。德、意、日三國協定在九月二十七日剛剛簽訂,蔣介石瞅準時機,在二十九日致電斯大林,表示願和蘇聯協調步伐,共同對敵。蔣介石這一招果真靈。原本冷落蔣介石的斯大林,十月十六日,給蔣介石復了一封措詞熱情的電報,表示願意再向蔣介石提供軍事援助。斯大林還派出了崔可夫將軍,前往中國。    
    斯大林在崔可夫啟程之際,對他說了一番話,表明了對蔣介石的看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此外,帝國主義大國未必容忍中國共產黨取代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斯大林大力支持蔣介石,其目的是為了「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崔可夫:《在華使命》,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蔣介石向來把斯大林看成是毛澤東的後台。斯大林給蔣介石投來笑眼,自然使蔣介石興高采烈。此乃第三喜也。英、日、蘇,一齊要拉蔣介石,蔣介石怎不躊躇滿志?這與當年英國「中立」、日本進逼、蘇聯冷落的情況大不相同——那時,蔣介石不能不聯共抗日。蔣介石一得志,也就不把中共放在眼裡了。他要對中共下手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你發「皓電」 我來「佳電」

    就在蔣介石接到斯大林電報的第三天——十月十九日,著名的「皓電」發佈了。    
    皓,十九日的電報代日韻目。「皓電」,是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副總參謀長白崇禧發給「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葉參謀長劍英即轉朱總司令玉階彭副總司令德懷葉軍長希夷」。玉階,即朱德之別號;希夷,為葉挺之別號。「皓電」頗長。一開頭,先是表揚了幾句中共的軍隊:「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在抗戰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團結精誠,用克禦侮宣勤,不乏勳績……」緊接著,筆鋒一轉,便批評起來了:「孰意寇氛未靖,齟齬叢生,糾紛之事漸聞,磨擦之端時起……」「皓電」歷數種種磨擦事端,然後作出如下結論:其癥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四端,實為所謂磨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以糾正,其將何以成為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皓電」所開列的「四端」,把磨擦的原因一股腦兒推給了中共。圖窮匕見。「皓電」之末,轉達了委座(即蔣介石)的命令:關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作戰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這就是說,蔣介石給毛澤東下命令了!    
    毛澤東迅速作出反應。他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在十月二十五日發出致周恩來的電報:我們要準備蔣介石做戴高樂或做貝當,準備他宣佈我為反革命而發動全面反共,我們要準備對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們都是不怕的。    
    戴高樂是人們熟知的法國總統,不過,那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事。在一九四○年五月,他還只是法國第四裝甲師師長,六月,出任法國國防部副部長。希特勒以閃電戰消滅法國之後,戴高樂流亡英國倫敦,成立「自由法國」,成了法國的抗戰領袖。貝當的知名度,如今要比戴高樂差得多。不過,在當年,他遠比戴高樂顯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便指揮了凡爾登戰役。大戰末期,他擔任法軍總司令。一九四○年六月,他擔任法國總理。在德軍強大的攻勢下,他舉手投降,成了法國的汪精衛。他居然成立了跪倒在希特勒腳下的偽法國政府,擔任「法蘭西國家元首」。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以通敵罪,被判處死刑(後改處無期徒刑)。毛澤東說蔣介石可能要「做戴高樂或做貝當」,指日本可能要滅亡中國,蔣介石要麼像戴高樂那樣做流亡政府首領,要麼像貝當那樣做偽政權首領。周恩來對蔣介石的分析,更為有趣、生動。他在十一月一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寫道:蔣現在處於三個陣線爭奪之中。他認為以一身暫時兼做戴高樂、貝當、基瑪爾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讓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驊、桂永清拉德,讓親日派談和,讓孫、馮親蘇,讓何、白反共,他便以居中選擇,並以反共為軸心來運用。基瑪爾,是當時土耳其總統,抗戰領袖。    
    周恩來對於蔣介石形象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周恩來意識到形勢的嚴峻,他在電報中寫道:「時機是緊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戰爭會開始。」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用這樣的方式,公開回敬國民黨的「皓電」:「還是用朱、彭、葉、項名義通電答覆何、白,並呈蔣。」葉、項即新四軍的正、副軍長葉挺、項英。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斟酌再三,於十一月九日以朱、彭、葉、項的名義發一長電給何應欽、白崇禧。由於九日的電報代日韻目為佳,史稱「佳電」。「佳電」致何、白「兩公」,並「祈轉呈統帥核示祗遵」。統帥何人?蔣介石也。「佳電」的筆調,軟中有硬。先是說了這麼幾句:「中央提示案內所列辦法,七、八月間,經周恩來同志傳達後,德(引者注:指朱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惟有服從,而下屬苦衷,亦宜上達。」就在訴「苦衷」的名義之下,「佳電」歷數國共種種磨擦,逐一駁斥了「皓電」對中共的指控。並且要求「徹底查明是非曲直,期於永杜糾紛,以利抗戰」。內中頗為有趣的是,「佳電」訴了這麼一段「苦衷」:「以現有五十萬人之眾,領四萬五千人之餉,雖有巧婦,難以為炊。」這表明中共的軍隊「現有五十萬之眾」(真正的人數還不止於此),而「領四萬五千人之餉」則表明國民黨規定的中共軍隊編制為「四萬五千人」。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中共一下子把軍隊擴充了十倍以上!你發「皓電」,我來「佳電」,表面上是何、白對朱、彭、葉、項,實際上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在較量。毛澤東在「佳電」中,不能不對國民黨作出一點讓步。「佳電」稱:「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所謂江南正規部隊,即新四軍。這麼一來,新四軍是否「遵令北移」,何時北移,成了國共雙方關注的焦點……毛澤東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有一段話透露了「佳電」的背景,明確稱「佳電」是他起草,並說明新四軍退出皖南的內情:我除了在文章上(佳電)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我早要北移但現在偏要拖一兩個月),其他是寸步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我們現在已準備了一個鐵錘,只要政治條件成熟即須給他重重的一棒……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鬼計……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是達不到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    
    毛澤東在這份電報中還罵蔣介石為「死流氓」。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毛澤東和蔣介石眼中的葉挺

    走筆至此,該敘一敘新四軍之正、副軍長葉挺、項英其人了。    
    葉挺雖為新四軍一軍之長,但真正的實權操在項英手中。「朱、彭、葉、項」齊名,為中共的兩支軍隊的四位首長,但四人之中,唯葉挺非中共黨員!項英對外的公開身份為副軍長,而實際上他又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新四軍的前身,原是分散於中國南方的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署名「洛、毛」的電報,致博古、葉劍英,對紅軍南方游擊隊的整編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為一軍,以葉挺為軍長(待考慮),項英為副軍長,陳毅或劉英為參謀長,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洛、毛」即張聞天、毛澤東。電報中,又一次提及關於軍長的人選:「葉挺是否能為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之後,再行決定。並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    
    電報表明,毛澤東對葉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這可以從十月五日潘漢年致毛澤東的電報中看出:「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游擊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急待我方答覆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緊接著,十月八日,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又致電毛澤東:「葉挺事,據他說,恩來第一次在滬曾和他提過這個辦法,故他才敢活動。現已委任為新編第四軍軍長,撥發了五萬元活動費。他表示,如我們不贊成,他仍可辭職。」這表明,最初建議葉挺籌建新四軍的是周恩來。首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的是蔣介石。但此時葉挺尚未得到毛澤東的任命——中共的部隊首長,必須由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才有效。正因為這樣,葉挺表示「如我們不贊成,他仍可辭職」。這「我們」,顯然指中共,指毛澤東。    
    十一月三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詢問:「據雲,在滬你曾要他編游擊隊,他才敢對國民黨說。因為蔣委他為新四軍軍長,究竟你對他說過些什麼?」    
    蔣介石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當然因為他知道葉挺非中共黨員。    
    葉挺,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原來是中共黨員,後來也是中共黨員,而那一段時間裡他卻不是中共黨員!葉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時,葉挺率部保護孫中山、宋慶齡脫險。此後他赴蘇聯紅軍學校學習。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蘇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國。北伐時,葉挺擔任獨立團團長,屢建奇功,成為北伐名將。    
    然而,葉挺在中共黨內卻兩次受到了處分,最後導致了他脫離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華日報》所載《葉挺同志說明入黨志願》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來才漸漸弄清內情。頭一回葉挺受黨內處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軍總攻武昌。葉挺的獨立團率先攻城,損失慘重,而劉峙部隊按兵不動,後來在獨立團攻入城內時去搶頭功。劉峙被蔣介石任命為武漢衛戍司令。葉挺一氣之下,離開部隊,到上海接家屬去了。為此,葉挺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第二回則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又在廣州發動起義。葉挺在南昌起義時任前敵總指揮,而在廣州起義時任工農紅軍總司令。廣州起義的失敗,使葉挺受到李立三的責難,說他指揮「消極」,葉挺再度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葉挺又在一氣之下,去了莫斯科。    
    誠如周恩來後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寫: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就這樣,葉挺脫離中共,流亡歐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葉挺在澳門才與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取得了聯繫。蔣介石看重葉挺的才幹和聲望,曾希望葉挺在國民黨部隊任高官。這當然被葉挺所謝絕。這一回,既然葉挺主動表示願意出任新四軍軍長,蔣介石求之不得,當然馬上宣佈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澤東卻對葉挺脫黨後的情況所知不詳。這樣,毛澤東不敢貿然把新四軍的指揮權交給葉挺。毛澤東要博古、葉劍英「提出保證」之後,這才決定「葉挺是否能為軍長」。為了瞭解葉挺,毛澤東邀葉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葉挺到達延安。經過長談,毛澤東知道了葉挺兩次黨內處分的經過,知道了葉挺脫黨的經過。毛澤東的疑慮消失了。中共中央黨校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高懸起「熱烈歡迎葉挺軍長」的大標語。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致答詞。他說了這麼一段自疚又自奮的話:「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疑惑冰釋,從此毛澤東對葉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葉劍英「保證」了!就這樣,葉挺走馬上任,成為毛澤東和蔣介石雙重任命的新四軍軍長。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葉挺 項英先後摜紗帽

    至於項英,與蔣介石沒有什麼瓜葛,倒是跟毛澤東有極深的淵源……項英原來是武昌的織布工人,從事工人運動。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產黨。翌年他成為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袖之一。此後,由於北伐軍打下武漢,武漢成為革命中心,加上共產國際強調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黨員,項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從中央委員進而政治局委員,進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於毛澤東。    
    一九三○年底,項英進入江西紅區。他一度支持過毛澤東,又一度狠狠整過毛澤東,內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過,有一點他是很不錯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之際,他奉命留下打游擊,他堅決服從。這真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留下來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蔣介石重兵「圍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國南方孤立無援之境游擊多年。他手下的游擊隊,也就成了後來新四軍的骨幹。    
    不言而喻,在新四軍成立之後,葉挺雖為軍長,但不能不處處聽命於項英。一個非中共黨員而又在新四軍中毫無根基的葉挺,受到了項英的排擠。葉挺曾自雲,是「夾在車輪子中間的一粒沙子,兩面受擠」。這兩面受擠,一面是蔣介石從上往下壓,一面是項英從下往上頂。當然,還不僅是葉、項關係緊張而使葉挺不快。當時,曾受命於延安而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的李一氓如此回憶:葉挺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惱,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完全是和項英的個人關係。他說,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軍長。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李一氓:《我親身經歷的皖南事變》,《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這句話極為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葉挺的心態。所謂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廟外人士」。居士去當方丈,本已不合適,何況管的是一個大廟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兩面受擠的葉挺在百般無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門,離軍出走,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呢?正覺得葉挺上任之後不聽他的話,如今葉挺要辭職他求之不得。蔣介石問葉挺:「誰繼任?」葉挺答曰:「葉劍英。」蔣介石搖頭。他要委派國民黨將領出任新四軍軍長。    
    毛澤東聞訊,焦急萬分,馬上發電報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周恩來一面向蔣介石表示,中共堅決反對另任新四軍軍長;一面緊急約見葉挺。    
    周恩來與葉挺在北伐時有著深誼,在發動南昌起義時並肩戰鬥,何況最初又是周恩來建議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解鈴還須繫鈴人」,周恩來的一席話,自然使葉挺釋服,回心轉意。葉挺原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雙方都認可的新四軍軍長。既然葉挺願重返原職,一場風波也就告罷。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來在重慶放出「空氣」,說是要趁春節回老家浙江紹興省親。其實,他是受毛澤東委託,陪著葉挺回「老家」——新四軍。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和葉挺一起來到了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所在地……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國共磨擦日深,新四軍成了國共矛盾的焦點。就在這時,項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總政治部的批評,極為不滿。在一九四○年五月,項英三次電告延安,請求撤職——他也要摜紗帽了!項英犯了什麼錯誤呢?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中,寫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決定》指出:還在抗戰開始,項英同志即與中央存在著關於政治原則與軍事方針的分歧……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的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關於項、袁所犯各項原則錯誤,經中央從去年夏季起歷次嚴厲批評之後,項、袁表面上表示服從,中央方以為他們有了轉變,今始證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這份中共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是在皖南事變剛剛結束、對於史實尚未完全弄清時作出的,今天看來有偏頗之處;不過,從中卻可清楚地看出當時項英與毛澤東之間的深刻矛盾。項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寫道:「為了保證中央方針與黨及革命的利益,我鄭重請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員到四軍及東南局負領導之責。目前鬥爭局勢正是緊張複雜,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錯誤,而影響黨與革命之發展和勝利,應公開宣佈撤我之職,是屬必要。」項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電報中又聲言:「我有不同的意見,在今天鬥爭環境下,為黨的利益,不必申辯和爭執,只有改換領導為有利。」項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那話中透著一股怨氣、傲氣:「我認為對一個較負責同志(就是一個老黨員罷),有錯誤應公開批評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轉……」項英的眼中沒有葉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項英眼中也沒有毛澤東!這,當然跟他在江西紅區時和毛澤東那一段恩恩怨怨有關,也與他的自高自大分不開。據雲,項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歸來,曾對二支隊政委洪雪村說過這樣的話:出席會議的十二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一個在江北,就我一個在江南。他們十一個才管江北那麼一點點,我一個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談話,馬寧、黃澤兵整理,未刊稿。!項與葉不和,項跟毛對抗,使新四軍失去了堅強的核心。蔣介石卻恰恰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了這支核心渙散的中共部隊……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蔣介石下令解決「N4A」

    安徽東南,青弋江在山間蜿蜒。江畔的涇縣,離宣城不遠,向來盛產宣紙。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軍軍部移駐於此縣雲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也隨軍移此。從此,這裡成了江南紅區的中心。    
    十三個自然村,分佈在雲嶺東西長約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軍軍部駐羅裡村,政治部駐湯村。散佈於各村的有參謀處、秘書處、副官處、軍需處、軍法處、軍醫處、組織部、宣傳部、民運部、敵工部、總務處、《抗敵報》編輯部……組成了一個「大廟子」。在那裡一駐,竟駐了兩年半光景。蔣介石視之為眼中釘,早就想拔去。    
    毛澤東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獲知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澤東便發出了「紅燈」訊號:「據重慶周、葉報告,確悉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江南北新四軍之命令,請葉、項、胡服(引者註:胡服,乃劉少奇的化名)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    
    毛澤東的這一電報,足以表明,中共的諜報工作何等厲害。蔣介石的密令剛在重慶下達,坐在延安楊家嶺窯洞裡的毛澤東馬上就知道了,並立即給皖南發出了指示。緊接著,十月八日,毛澤東給皖南又發一電,說得更為明確:「蔣令顧、韓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磨擦是可能的。」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新四軍軍部應該「北渡長江」。三天後,項英電復毛澤東:「軍部困難北移。」此後不久,「皓電」、「佳電」相繼發表,新四軍是否北移,成了國共雙方關注的焦點。形勢頓時緊張。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軍令部擬訂了《黃河以南剿滅共匪作戰計劃》。老樣子,蔣介石又罵中共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調重彈,這意味著一場新的國共火並又要開始。    
    消息靈通的毛澤東,在十一月十五日發出了《關於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對付蔣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葉挺、項英,仍指出新四軍軍部必須北移:「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我們決心以皖南的讓步換得對中間派的政治影響。」《皖南事變》,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但是,項英在翌日電復毛澤東,列舉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難。項英在電報中說:「我們意見,極短期內無法開動,如估計有戰鬥情況發生,反不如暫時留皖南為好。」十一月二十八日,項英再度在電報中堅持己見:「請毛無須顧慮,我們就在皖南打。」就在項英一次次跟毛澤東在電波中切磋之際,寶貴的時間一分一秒流逝。國民黨的部隊,正在朝涇縣合圍。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給項英下達命令:「現在開始分批移動,十二月移完。」就在這時,國民黨部隊加緊了部署。十二月三日,何應欽向蔣介石呈報:「若江北異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翌日,國民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也向蔣介石呈報:「若江北匪偽竟敢進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立即將江南N4A予以解決。」所謂「N4A」,N即NEW,英文中的新,A即ARMY,英文中的軍隊,N4A即新四軍。蔣介石在徐永昌的呈報上批了個「可」字。這就表明,蔣介石下定了解決N4A的決心。    
    十二月十日,蔣介石在致顧祝同的密電中,明明白白寫道:「至限期(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戰火已迫在眉睫,項英仍希望從顧祝同那裡拿到「開拔費」之後才開拔。十二月十三日,項英致毛澤東電報中稱:「我們的態度是不發餉彈即不開動。」    
    如此電報往往返返,一再延宕,毛澤東實在忍無可忍了。就在蔣介石規定的期限到來的前五天——也真巧,這天是毛澤東的四十七歲生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項英等發來了口氣極為強硬的命令。這一命令,表明了毛澤東的預見力。現全文照錄於下:各次報告均悉。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向中共請示方針,但中央遠在一年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藉故不執行,最近才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並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衝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幹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瞭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麼,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直至收到毛澤東此電,項英這才不敢對毛澤東軟磨硬頂了。毛澤東此電末句「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這是意味深長的。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蔣介石在聖誕節演了一幕輕喜劇

    嚴峻的形勢,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蔣介石已調集了七個師八萬多人,合圍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三個團九千餘人。力量的懸殊,意味著「N4A」命運乖戾。「圍剿」新四軍的國民黨部隊已經到達指定的地點,構築了碉堡,擺好了陣勢。就在這個箭在弦上的關口,在重慶,蔣介石演出了一幕輕喜劇。    
    那是在「歷史性」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五日。這天既是聖誕節,又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獲救」的日子。蔣介石倒是記起四年前在西安事變中奔走的周恩來。於是,他約見了正在重慶的周恩來。    
    周恩來在翌日,便發電報給毛澤東,匯報了會見蔣介石的情形。如今,可以從周恩來的電報中,得知蔣介石的談話內容。    
    周恩來在電報中寫道:「昨日蔣因數日來心緒不佳(軍何跋扈,夫人不歸,糧價日漲,我們無復電),不斷罵人,而過冷淡的聖誕節的背景中見我,蔣以極感情的神情談話。」周恩來提及的「我們無復電」,是指何應欽、白崇禧在十二月八日發表批駁「佳電」的「齊電」,中共不作回復。「齊電」洋洋數千言,痛斥中共,並以命令式的口氣,要中共限時限刻「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毛澤東卻說:「對於蔣及國民黨急於要求我們表示最後態度,答覆蔣之命令,中央決定報之以冷靜與不理……因為蔣介石要急,我們就不急了。」毛澤東還如此形象地勾畫了蔣介石:「所謂惹急了他會撕破臉皮亂打,這是被蔣之流氓嚇倒了的話,其實蔣是精於計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嚇人,並不用以決定政策。」蔣介石的心中,的確很著急,因為他限定的新四軍北撤期限十二月三十一日,眼看就要到了,可是毛澤東還不吭一聲。不過,這一天蔣介石似乎對周恩來表現出特別熱情,提起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說:「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難的日子,故以見面談話為好。」這麼看來,蔣介石對中共還是挺感謝,頗有感情的。果真,蔣介石的話,也說得熱乎乎的。蔣介石說:「抗戰四年,現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七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很難過。」這番話,由蔣介石講出來,真不容易哩。    
    自然,蔣介石說及了磨擦,也說得很漂亮:「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蔣介石提及了新四軍北上之事,說得冠冕堂皇:「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周注:靠不住)。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蔣介石說了這麼一番話之後,再三叮囑周恩來:「你務必迅速將我的話轉告你們中央。」也就是說,一定要迅速轉告毛澤東。    
    周恩來果真立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蔣介石的談話,「系嚇壓之餘,又加上哄」,是「大灌米湯」。毛澤東畢竟是蔣介石的老對手,深知蔣介石的那些話是哄孩子的。就在接到周恩來的電報之後,毛澤東給項英發出了那個口氣強硬的命令。    
    接到毛澤東這一命令,項英在二十八日召開新四軍軍部會議,終於決定馬上北移……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鮮血染紅了皖南山林 1

    歲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後下雪。就在這冷颼颼的空氣中,新四軍的幹部和戰士們正忙著收拾行裝。畢竟在這裡住了兩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動,大有熟土難離之感。軍部通知,每人隨身物品不得超過二十市斤,罈罈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葉挺、項英致電毛澤東、朱德:準備開拔。    
    一月三日,毛、朱電復葉、項:「你們全部堅決開往蘇南,並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就在毛、朱電報到達之際,蔣介石給葉挺的電報也到達了:「應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就已令各軍掩護。」既然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命令都已下達,葉挺、項英也就在一月三日下午三點光景下達行動命令:明天下午五點吃飯,六點半出發。就這樣,一月四日,在蒼茫的夜色之中,迎著撲面寒風,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餘人分三路縱隊,從雲嶺出發,踏上了悲涼的征途。連日大雨,道路泥濘,行軍頗為艱難。就在這時,蔣介石「令各軍掩護」。對於葉挺來說,不論是負責「掩護」的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還是「頂頭上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都是有著校友之誼——當年都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同學。由校友「掩護」,安心、放心!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漲,原來可以徒步過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橋。五日,依然大雨,新四軍各路縱隊在平靜中渡過青弋江,下午三時分別到達指定地點。部隊因已很疲勞,原地休息,準備朝涇縣茂林地區前進。六日晨七時許,突然響起了槍聲。那是新四軍的一個便衣偵察班進入下長村時,負責「掩護」的國民黨四十師的一個連,射來了子彈,打響了皖南事變的第一槍!這槍聲,意味著友軍變成了敵軍!就在六日,蔣介石下達了給顧祝同的密令,要對新四軍「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範」。就在六日,顧祝同下達了給上官雲相的密令:「仰貴總司令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務期於原京贛鐵路以西地區,徹底加以肅清。」就在六日,上官雲相下達了給所屬各部的命令:「主力於明(七)日拂曉開始圍剿茂林、銅山徐一帶匪軍。」就在六日,蔣介石、顧祝同、上官雲相,下達了對新四軍的總攻擊令。    
    就在六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潘村開會,決定按原計劃行軍,當日黃昏開始行動,七日拂曉通過各嶺,午前會集星潭,待機行動。七日拂曉,新四軍中路縱隊前衛營,越過丕嶺,進入紙棚村時,密集的槍聲響起了,國民黨四十師一二○團向新四軍前衛營發起了猛攻。皖南事變此時正式爆發!毛澤東聞訊,迅即電告葉挺、項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議東進,乘頑軍佈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這樣,蔣介石稱新四軍為「匪軍」,毛澤東則稱上官雲相部隊為「頑軍」。新四軍寡不敵眾,陷入重圍。慘烈的戰鬥開始了。一月八日,顧祝同給上官雲相下令,限十二小時內全殲新四軍。此電報原件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文如下:匪軍經我各部圍剿窮蹙一點,消滅在即,為期能於短時間徹底肅清,毋使漏網起見,希即督勵所部,協同友軍切取聯繫,努力進剿,務嚴令包圍於現地區限電到十二小時內一鼓而殲之,勿使逃竄為要。    
    上官雲相要大幹一場了!據他的總司令部少將參謀處長武之萊後來透露,早在一個月前,上官雲相便讓派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聞援竊取了新四軍兵力部署圖,為「圍剿」新四軍作了詳細準備。如今,正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了。茂林一帶,重巒疊嶂,懸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條羊腸小道。新四軍近萬人受困山中。炮彈打得岩石開花,樹枝橫飛,遍地橫屍,真如《新四軍軍歌》所唱,「血染著我們的姓名」……皖南的槍聲晝夜不絕,延安的毛澤東晝夜不眠,重慶的周恩來日夜奔走呼號,蔣介石避見周恩來,顧祝同避接周恩來電話……就在這危機萬分的時刻,一月九日,毛澤東忽接葉挺電報:「項英、國平於今晨率小部武裝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這一電報,使毛澤東極為不安,在這緊要關頭,項英和袁國平怎麼可以連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直至一月十日,項英和袁國平才回到部隊。關於項英此行,一般被說成「率一小部武裝繞小道而出,試圖突圍」,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實,這遮掩之辭,也經不起推敲。作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的項英,即便「試圖突圍」,怎麼只「率一小部武裝」呢?怎麼不與軍長葉挺打招呼呢?如果「試圖突圍」成功,那也就是項英和這「一小部武裝」突圍出去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鮮血染紅了皖南山林 2

    現存於北京中央檔案館的項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電報,解開了謎底。在這份電報中,項英承認自己是「臨時動搖」,「影響甚壞」,請求「中央處罰」。同時,他也表示了從此之後「堅決與部隊共存亡的決心」。項英的電報全文如下:    
    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於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故臨時只找著國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開會並影響甚壞。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隊到時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葉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後,他的回憶錄得以發表,內中首次公佈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全文。他是新四軍秘書長,皖南事變的倖存者。這份寫於皖南事變後一個多月的電報,真實反映了項英的出走。內中也牽涉到李一氓自己。不過,李一氓還是尊重歷史事實,不加遮掩的。原文如下:    
    晚十時左右,項忽派人叫我幾次,皆未找著。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項派人找過我,遂去項處,那時袁國平、周子昆皆在。項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語。即匆匆向後走,此外同行者僅二三衛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還以為找地方開會,決定最後處置,但又不見有老葉,行數十步後,袁始說他們的衛士沒有來,周又自語說,他沒帶錢。我才恍然,項又要來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問項叫過老葉沒有,項反答叫了他不來。此時我對項此種行動不大贊成,我當即表示我不同他們走。項即反問,那你怎麼辦?我說,我另想辦法打游擊,也要帶幾支槍脫離隊伍,也要想法救出幾個幹部,我還想把軍法處、秘書處及胡立教等設法從銅陵、繁昌過皖北。項當即表示贊成,與我握手,並說把××(電文不清)也帶走,他身上還有錢。袁當時表示願同我走,又聽說今晚無把握,須等明天看清情況再決定。結果仍與項、周同走,因同行之獵戶是他們唯一嚮導,於是分手,他們繼續前進。    
    我一個人轉回後,因找張元培、胡立教及軍法處、秘書處的人未找著,首先遇見李步新(皖南特委書記),我告訴他說老項他們走了,後走到河邊祠堂葉之指揮所。當時我想告訴他這個消息,但又覺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與葉一塊,但又覺得項袁周黨軍政都是負責的,我沒有與葉共存亡的責任,即或算開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決定不告訴葉,仍然退出。找著張、胡、揚(帆)(軍法處)等,並與李步新的地方黨同志共三十餘人,也就離開了隊伍。過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們下山吃飯,遇見第五團全團撤退出來,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決定不管其他隊伍在哪裡,我們決定隨第五團打游擊。十二日後出至坑口才曉得,軍部也都打到石井坑來了。    
    項袁周他們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團以後,下來與軍部會合。    
    我承認我當時沒有堅決反對項袁等的動搖,只是簡單不滿意、不與他們同行動而已。我受了他們的影響,沒有到最後時機,便脫離部隊,這是我的錯誤。李一氓:《我親身經歷的皖南事變》,《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李一氓在去世前回憶此事,心情頗為沉痛。他說:雖然時間很短,從黃昏到夜半,不超過十個鐘頭,但總是一個這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後來華中局向中央報告,要給我一個口頭警告的處分,我二話沒說,決然接受下來。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後,黨內多次填表,在處分一個欄目上,我總是規規矩矩地寫上皖南事變口頭警告。至今想起來,不知為什麼當時會錯走這一步,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可能還差點什麼。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葉挺軍長身陷囹圄

    經過幾天幾夜的激戰,終因眾寡懸殊,新四軍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屍體橫七豎八,佈滿皖南山間。雨仍不時地下著,凍得戰士們手心冰冷。葉挺指揮部隊幾度突圍,均告失敗。葉挺在十一日致電毛澤東:「突圍計劃又告失望,現將士疲勞過度,惟士氣尚高,只好固守一拼。」鑒於項英臨陣動搖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在十二日發來電報,指定新四軍由葉挺、饒漱石負責領導,項英隨軍北上。    
    毛澤東在十二日給浴血苦戰中的葉挺、饒漱石發來電報,「如有可能,似以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有利」,「同時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重慶方面,正在交涉,但你們不要靠望,一切靠你們自己」。饒漱石,那時在新四軍中只是作為葉挺軍長的朋友出現,化名梁樸。其實他長期從事地下工作,那時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    
    據當時任新四軍軍醫處副處長王聿先(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目擊,在十四日早晨,「軍長的朋友」梁樸前來找葉挺,密談了一陣子。事後王聿先才知道,正是這次密談,他們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經葉挺、饒漱石決定,派出兩名參謀持葉挺名片,前往附近國民黨五二師師部聯繫談判之事,以求爭取時間,減少損失。這時,葉挺手下大約還有兩千人。十三日的戰鬥,格外酷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戰鬥中負傷陣亡。十四日傍晚,響了一天的槍聲,稀疏了。這時從山下傳來喊聲:「不要誤會,不要打槍,我們是奉命來接葉軍長的。」葉挺命令暫停還擊。於是一位國民黨一○八師副官處長,帶著一個排上山來了。那位處長見了穿黃呢軍服的軍官,便知是葉挺軍長,連忙敬禮,說明來意。為了全軍的命運,葉挺也就不顧個人安危,隨來人下山,去見他的同學上官雲相。葉挺一去,便遭拘捕。十七日,葉挺被押往上饒,關入李村監獄。隨同葉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則被關入上饒七峰巖監獄。據王聿先回憶,關了一個多月之後,葉挺生病,憲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腳鐐,帶他到李村監獄給葉挺看病。王聿先見到葉挺時,落下了熱淚。    
    葉挺面目消瘦,鬚髮很長,但牆上有著他用木炭寫的兩行大字: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此後不久,葉挺「失蹤」。葉挺到哪裡去了呢?一九四一年冬,在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陽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沒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個「夷」字。陽翰笙看了字跡潦草的信,才猜出這個「夷」是葉希夷。信中說,他已經被押解到重慶,並提到陽翰笙的老朋友、音樂家任光在皖南事變中陣亡。從筆跡、信的內容,陽翰笙斷定這確實是葉挺寫的,馬上轉交給周恩來。周恩來一見信,欣慰地說:「失蹤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們可以向蔣介石要人了!」    
    後來才知,葉挺在囚室中事先寫好這封信和一張條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慶近郊途中,說要入廁,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條子和五元錢用小石頭壓在地上。條子上寫著,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見了此條子,代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見了此條,把信寄出……    
    至於葉挺會把信寄給陽翰笙,是因為一九三九年,葉挺到重慶時,陽翰笙請他到中國電影製片廠看紀錄片《戰地特輯》。他和陽翰笙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相識於廣州,那時周恩來是北伐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陽翰笙則是政治部秘書。他正是考慮到陽翰笙在重慶目標不算太大,而又與周恩來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把信寄給陽翰笙……    
    葉挺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從上饒李村押往重慶,關在望龍門二號。此後他又被轉往重慶郊區、湖北恩施、廣西桂林……葉挺在獄中度過漫長的四個春秋。他在重慶紅爐廠蔣家院子的囚室裡,曾把所寫的《囚歌》贈給郭沫若,頓時不脛而走,膾炙人口: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你自由!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項英之死迷霧重重

    經七天七夜苦戰,新四軍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縱隊一千多人在司令員兼政委傅秋濤率領下殺出重圍,其餘少數被俘,大部戰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顧祝同曾下令:「一網打盡,擒拿葉項。」葉挺既已被捕,項英成了眾所關注的焦點。然而,項英卻去向不明。項英是難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擊」,向來在深山老林中出沒,何況那一帶正是山高林密之處。上官雲相於十六日發出給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電報,懸賞五千銀元,捉拿項英。電報命令:「希迅飭涇、南、繁各縣立即發動全縣鄉保甲長按戶清查,毋使漏網。」項英卻音訊杳然。    
    項英哪裡去了呢?國共雙方都關注著。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縣縣長李協昆出巡鄉鎮時,在玉屏鄉查獲一形跡可疑的人。經審訊,此人供稱名叫李正華,乃第三戰區特務密查員。可是又拿不出證件。經再三審訊,此人忽然招供,說自己的真名叫劉厚總,曾任新四軍團長、副官,皖南事變時隨項英等四十多人逃離戰場。他們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廢歷」(即陰曆)二月十六日,他把項英打死,逃走……陰曆二月十六日,即公歷三月十三日。    
    縣長一聽,此事事關重大,對劉厚總的口供將信將疑。於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縣特工陪同劉厚總進山。他們在鳥道羊腸上攀登,時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據雲,那是殺死項英之處。特工正欲進洞,忽有三個穿黑色短衣者出現。劉說「不是好人」,特工分頭搜索。混亂之中,劉厚總乘機溜之大吉!特工進洞,查得棋子四顆,洋燭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確有人住過,但無屍體。由於劉厚總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懸案……    
    那個石洞,當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劉厚總又被抓住。據供認,他把項英打死,搶得國幣二萬四千多元,黃金八兩五錢。他要求辦理自首手續,並論功行賞。誰知,國民黨皖南行署將他關押。後來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繩索捆綁,押往重慶,關入渣滓洞看守樓下第六號牢房。據雲,劉厚總在監獄裡管理圖書,白天可在獄中天井走動,夜裡則被鎖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軍逼近重慶,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實行大屠殺,把劉厚總放了。在兵荒馬亂中,劉厚總企圖逃命,卻因搶登卡車,被人捅了一刀。這時,正好被駕車路過的白公館看守所所長陸景清看到,帶他上車,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這樣,劉厚總便死於那一片混亂之中……    
    中共獲知項英被劉厚總謀殺的詳況,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項英外,獲知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也死於劉厚總之手。中共中央華中局曾寫了《關於項英、周子昆被謀殺經過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密送延安。報告中寫道:項、周於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隨行副官、叛徒劉厚總謀殺。彼時,與項、周同行者李志高(參謀處第一科科長)、謝忠良(第二科科長)等計二十餘人。彼等為皖變後逗留皖南最後一批人員。項、周雖主張過江,但特別遲疑,不立下過江決心,總以交通不暢為虞。李、謝等以項、周應負失敗責任,對項、周不滿,形於辭色,且曾公開反抗,屢屢分家。項、周均不良(宜)於夜行,頗有依賴李、謝幫助之意,見李、謝不肯,只好暫時分住數處,徐圖過江。項、周與李、謝等共分住四處,在深山中,相距均為三四里不等。李、謝等帶了七八人住一處,項、周僅帶一個特務員及劉厚總共四人同住,而以劉厚總專任對外與李、謝等聯絡之責……    
    最後查清項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項英死後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貨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經理居然打開緊閉了多年的嘴,說出項英之死的真實情況。站出來說話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個特務員。他叫黃誠,當年是周子昆的警衛員。    
    一九八○年初,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中共黨史專家胡華作了《關於黨史上若干問題的輔導解答》報告,內中說及皖南事變,說及項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衛員王成。黃誠看到了胡華的報告,勾起了對往事的回憶,激動萬分。他於一九八○四月五日給胡華去信說,「我就是您在講話中說到的那個警衛員王成——應該是黃誠」。    
    據黃誠回憶,在七晝夜的激戰之後,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圍,來到石井坑後面的大山裡躲了幾天。很巧,有一天在一個大坑裡,竟遇上了項英等十來人。於是,他們二人就加入了項英的隊伍,在一個大山的包谷棚裡躲了個把月。到了三月初,他們跟軍部的參謀劉奎接上了頭,並找到了當地的中共地下組織。於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們由劉奎帶路來到了蓮坑,住在中共地下黨員姜其貴家中,算是吃了一頓「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飯。翌日拂曉,在姜其貴的帶領下,他們上了山。那山極為險峻,半山腰有個險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裡只能住四人,其餘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裡。住在蜜蜂洞裡的四人是項英、周子昆、黃誠以及項英的副官劉侯忠(也就是劉厚總)。住下之後,項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塊石頭上下起棋來。這時,外邊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夾雪。到了夜十一點鐘左右,他們入睡。由於洞深處有些潮濕,黃誠就躺在最裡面,然後由裡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項英、劉侯忠。在拂曉前,黃誠正睡爛熟,突然響起砰、砰兩聲槍響,他被驚醒。這時,一道雪亮的手電光照在他臉上,使他眼花繚亂,緊接著,又響一槍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過去,什麼都不知道了。……    
    後來,劉奎他們上了山,進了洞,才知劉侯忠叛變,打死項英、周子昆,搶走錢財,潛逃了。他們見黃誠的心還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鄉家養傷。然後,又上山,把項英、周子昆的遺體轉移到另一個山洞,所以國民黨特工沒有找到他們的遺體。直至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遺體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黃誠的信,才徹底揭開項英之死的內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變皖南事變引起蔣介石和毛澤東的論戰

    皖南事變,一下子把國共關係推到了冰點。    
    皖南的硝煙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又做了個大動作,史稱「一·一七命令」。這天,蔣介石正式給皖南事變下結論,公開發表了兩個文告。其一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以命令式的口氣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其番號。其二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實際上是對《通電》進行說明,列舉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證實《通電》的斷語的正確。不論是《通電》也罷,《談話》也罷,其實都是蔣介石的意思。    
    蔣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剛一發出,毛澤東當即作出反應。毛澤東針鋒相對,也來了兩個文告。其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針鋒相對。其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針鋒相對。    
    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四個文告,彷彿蔣介石和毛澤東對皖南事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書面爭論。以下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對談」,他們的話均引自那四個文告。蔣: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軍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毛: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戰有功,馳名中外。    
    蔣: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未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    
    毛:軍長葉挺,領導抗敵,卓著勳勞;此次奉命北移,突被親日派陰謀襲擊,力竭負傷,陷身囹圄。    
    蔣: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借申軍紀,而利抗戰。    
    毛: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著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鬥。    
    蔣: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遭受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腦袋。    
    蔣: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官長分別交軍法處審判嚴緝治罪。    
    毛:至於重慶軍委會發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於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裡去叛變誰呢?那裡不是日本佔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麼不讓它到那裡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於是七個師的聚殲計劃出現了,於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發佈了,於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洩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蔣:此次事變,幸賴前方將士戳力用命,當地民眾明辨忠奸,協助戡亂,而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能用於數日之中,平定叛亂,此未始非長官應變若定所致雲。    
    毛: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裡去,那就悔之無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對話」,一個刻板,一個活潑;一個一本正經,一個尖酸幽默。    
    蔣介石的核心論點是說新四軍「違反軍紀」。那時,就軍隊而言,蔣介石是八路軍、新四軍的上級,所以他擺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勢。但是,就國共兩黨而言,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無拘無束、毫無顧忌地批駁蔣介石。    
    細細品味,可以發覺,雖然國共雙方都稱皖南事變,對於「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蔣介石看來,這「變」是叛變、變亂;在毛澤東看來,這「變」則是突然事變、反共事變。西安事變是聯共的開始;皖南事變則是反共的高潮。就國共關係而言,從西安事變到皖南事變,從正走向了負。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各報差不多都在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報道了觸目驚心的皖南事變。不過,那時的中國報紙,大多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各報紛載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蔣氏文告,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中共掌握的報紙,大體限於延安,很難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在那裡產生影響。唯一突破「防線」的中共報紙,是在重慶印行的《新華日報》。不過,《新華日報》也要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稿件只有經過審查同意才能刊登。這天,《新華日報》有關皖南事變的新聞稿,全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扣押,只得臨時採用巧妙的調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來的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還醒目地刊載周恩來一首詩的手跡:「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後來,毛澤東在看到這份不平常的報紙之後,曾致電周恩來:「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往。」各國駐華記者,也紛紛向各國發出急電,報告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    
    來自各國的反應,隨著各國的立場不同,而對皖南事變作出不同的評價。    
    美國的反應出人意料。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指出,皖南事變是「極大的不幸」,認為國民黨稱中共為「心腹大患」、日本為「癬疥之疾」,是極其錯誤的。    
    美國駐華使節詹森拜見蔣介石,表達了這樣的態度:「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應導致大規模的互相殘殺,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對中國維持獨立生存的能力極為關切。」    
    美國對皖南事變不悅,是因為美日關係已極度緊張。美國不希望中國內戰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國的立場和美國一致。英國政府通過駐華大使卡爾把意見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本的攻擊。」蘇聯的反應則在意料之中。蘇聯支持中共,理所當然反對皖南事變。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明確表示:「對於所發生的事件,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會見蔣介石,指出:「對於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美、英、蘇三國採取反對立場,使蔣介石由「三喜臨門」轉為「三不歡迎」。    
    日本當然歡迎中國內戰。早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月,日軍駐滬軍部參謀長櫻井便已赴南京,與駐華日軍司令西尾壽造制定了計劃,內中有一條:「對散駐京滬杭地區之新四軍,決迫其向皖南退卻,並設法使其與中央部隊自相火並。」最妙的反應來自汪精衛。他說了一句「名言」:「數年來蔣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屬一個好人。」國內也一片嘩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國民黨左派人士發出一片反對聲。內中,最為激烈的是宋慶齡、何香凝,她們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    
    美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評蔣介石的話,最為概括:「自毀長城,自促國亡。」態度最強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澤東在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毛澤東還接連對中共內部作出指示:「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來電。「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劉少奇電。「人家已宣佈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游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4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電。「蔣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我們應該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4面對著只有日本、汪精衛和國民黨右翼發出的稀稀落落的掌聲,面對著來自國內外的一片譴責聲,面對著毛澤東的強硬態度,蔣介石不能不收斂了一些。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紀念周發表講話,那姿態處於守勢。雖說他仍堅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場,但他的講話調子明顯變軟了。    
    蔣介石說:「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興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蔣介石的意思是這回皖南事變,只局限於新四軍,他並不準備與中共決裂。    
    蔣介石還擺出「家長」的架勢說道:「新四軍乃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我常說我們國民革命軍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平時看待自己的部下,猶之於家長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長的榮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長的恥辱。……」    
    蔣介石的講話中居然還談起了《聖經》——他和宋美齡結婚之後,已成了基督教徒。    
    蔣介石以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口氣說道:「大家看過《聖經新約》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條,訓勉一般人,對於罪人,須要饒恕他七十七次的罪過,而現在新四軍的罪過,早已超過了七十七次以上。我們就以耶穌的寬大為懷對於這種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的軍隊,也決不能再隱忍,再饒恕,否則就是我們自己的犯罪,就是我們貽害國家,要成為千古罪人。」蔣介石的講話,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動」!    
    毛澤東當即讀了蔣介石的講話稿。三天後——一月三十日,在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反應:「蔣二十七日演講已轉入辯護(防禦)態度,可見我方不滿,他已賊膽心虛……」皖南事變使國共關係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對皖南事變作出了這樣結論性的正式評價: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及一月十七日宣佈新四軍叛變的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是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治上的巨大變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由合作到破裂的轉折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不過,即使國共關係近於冰點的時候,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還保持著克制:蔣介石沒有借皖南事變繼續大打;毛澤東沒有借皖南事變大鬧。    
    國共雙方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外敵——日本。蔣介石要顧忌各方的批評,毛澤東要考慮大敵當前。國共大打,「漁人」日本就會得利。這樣,國共雙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決心。    
    毛澤東的反擊,只是在政治上、在輿論上大造聲勢。如毛澤東所言:「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蔣介石呢?也只局限於新四軍,只局限於說新四軍「違抗軍令」,這把火沒有燒到八路軍,沒有燒到整個中共。    
    毛澤東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便作出這樣「有節」的策略規定:「蔣現尚未提及八路與中共,故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及中央軍,八路及中共人員亦不公開出面,看蔣怎樣來,我們便怎樣去,在這點上我們仍是防禦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給蔣介石留點「面子」。毛澤東寫道:「唯在蔣沒有宣佈全部破裂時(宣佈八路及中共叛變),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蔣介石的名字……」正是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互相指責中保持了克制,國共瀕於大破裂的局面,終於得以挽回。最使蔣介石尷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發佈之後,日軍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蔣介石的湯恩伯部隊十五萬人包圍於平漢鐵路以東!這表明,蔣介石一旦與毛澤東大決裂,日本便會大舉進攻!    
    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三十日發表講話,聲稱:「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日本的態度,也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和中共重新和好。不過,國共關係從冰點漸漸升溫,要有一個過程。最初,雙方都別彆扭扭,冷冷淡淡,圓睜怒眼,板著面孔。    
    周恩來在這陰晦寒冷的時刻,機警地指出:蔣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尋找台階……    
    毛澤東也很清楚時局的轉變。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判斷:「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十七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國共是僵局(如陳佈雷所說),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    
    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蔣介石正在找台階下台之際,碰上了棘手的難題:早在皖南事變前十來天,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公佈了。內中,中共參政員依然是毛澤東等七人。同時還公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將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漸臨近,而中共卻表示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十二條」,他們就不出席會議。蔣介石本來是以國民參政會來裝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會議,理所當然使蔣介石尷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條」,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就明明白白地開列了: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七七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顯而易見,毛澤東所開列的這十二條,是蔣介石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實,毛澤東心裡也很明白,蔣介石是不可能接受這十二條的。    
    毛澤東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了一些頗為微妙的話:「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只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對於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十二條,乃是一種「政治攻勢」。    
    毛澤東索性把這「政治攻勢」鬧大:讓周恩來以中共七參政員的名義,把這十二條乾脆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要求國民參政會加以討論!周恩來還說明,在這十二條未得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會議!在這一「政治攻勢」面前,蔣介石顯得被動。雖說蔣介石想約周恩來一談,但聖誕節的那次談話猶在耳邊……於是,只好請國共談判的元老張衝出馬。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在參政會得了大面子

    張沖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了。在反反覆覆的國共談判中,他們建立了友誼。    
    張沖在二月十九、二十日兩天,來見周恩來,並不斷給周恩來打電話、寫信,請求周恩來暫且撤回給王世傑的公函,以便給蔣介石一點面子,並由他從中安排周恩來和蔣介石見面。張沖對周恩來說:「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周恩來答曰:「反正已經半翻臉了。下一步不過是下討伐令,全國清黨!至於見蔣,必不能得出什麼結果。」周恩來拒絕見蔣介石,使正在尋找台階的蔣介石失去了台階。可是,國民參政會的開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蔣介石顯得十分焦急。無可奈何,二月二十五日,張沖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來,一口氣談了三個小時。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描述:我堅決告他,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說:為了國家計,他跪下都可以。我說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新四軍問題後,政治壓迫,軍事進攻,我們確無讓步可能。張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我們要顧大局,他們是不顧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時……張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參政會。    
    張沖差一點給周恩來跪下來了,還是不行。    
    周恩來搖頭,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搖頭;周恩來不鬆口,實際上是毛澤東不鬆口。    
    張衝要跪下,實際上是蔣介石要跪下;張沖求饒,實際上是蔣介石求饒。    
    翌日,張沖又來。顯然,他又奉蔣介石新的指令而來。    
    果真,張沖降低了條件,說:「七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會議,可否請正在重慶的其中的兩位──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周恩來依然搖頭,說道:「萬做不到。這樣做,將成為歷史上的滑稽劇!」張沖又退了一步,說:「如果連董、鄧都不出席會議,那麼可否選毛澤東進入主席團名單?」周恩來答曰:「這豈不成了單相思!」張沖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鄧兩人之中,去一個人出席會議也好。」周恩來挖苦道:「國民黨請客,被請者是『奸黨』,而且還要『奸黨』去捧場,豈有此理!」張沖連忙解釋說:「罵你們是『奸黨』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說話的。」張沖所說的中央也就是蔣介石。張沖也請周恩來轉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澤東。    
    周恩來答道:「一切談判,我都報告中央的。中央說,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的希望是決不會有的。」    
    即便是周恩來如此嚴詞拒絕,蔣介石在第二天還是說:「參政會開會,中共參政員必不可少。」蔣介石派張沖「三請」周恩來,周恩來仍拒見蔣介石!蔣介石無可奈何,又派兩批特使,前去動員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依然無效。蔣介石明白,毛澤東是以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來表示對皖南事變的抗議。也正因為如此,他千方百計要拉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    
    會議開幕的前一天,蔣介石的侍從室不斷給王世傑打電話,探聽消息,詢問中共參政員是否出席會議。三月一日上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寫及中共的勝利: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響。蔣親提主席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黨員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最後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采地講話。全重慶全中國全世界在關心著、打聽著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著團結的人是共黨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兩個參政員及我們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    
    也就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罵蔣介石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這個大流氓!」當然,毛澤東這一著棋,使蔣介石嘗到了皖南事變的苦果。三月六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之說明》的長篇報告。這是他出於無奈,不得不對毛澤東提出的「十二條」作出正面答覆。蔣介石對毛澤東的「十二條」作出分析:「綜觀他的內容,大概可分為『軍事』、『政治』與『黨派』三部分。」蔣介石逐一進行答覆。這樣,毛澤東的「十二條」、中共的立場,也就廣為人知了。關於中共,蔣介石稱之為「在野黨」。他說:「就黨派來說現在國內黨派,由於歷史演進的結果,事實雖有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分,以及各黨大小與歷史久暫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之內,更應該人人平等。」照蔣介石這麼說,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區別,只不過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在野黨,而兩黨是平等的。這等於完全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認為中共是「共匪」了。    
    蔣介石在講話中,雖然指責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證:「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    
    蔣介石又一次呼籲,請毛澤東等中共七參政員出席會議。蔣介石說:「希望參政員諸君本著精誠團結,共同禦侮的精神,懇切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使中國共產黨能切實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各中共參政員能在參政會內共聚一堂,精誠團結……」    
    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以國民參政會名義,致電中共七位參政員,再一次敦促出席會議。    
    毛澤東當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參政員的名義,致電國民參政會,回敬了蔣介石。毛澤東在電報中雖未指名道姓,卻尖銳地指責了蔣介石:「中共參政員,對於歷次參政會,無一次不出席,亦為諸先生所共見。唯獨本次參政會,則有礙難出席者在。蓋中共參政員,為政府所聘請,而最近政府對於中共,則幾視同仇敵,於其所領導之軍隊則殲滅之,於其黨員則捕殺之,於其報紙則扣禁之,尤以皖南事變及『一·一七命令』,實為抗戰以來之巨變,其對國內團結,實有創巨痛深之影響。」    
    毛澤東還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說明了不能赴會的原因:「新四軍被稱為叛軍矣,八路軍被稱為匪軍矣,共產黨被稱為奸黨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產黨,抗日與剿匪並重,剿匪不是內戰等等驚心動魄之口號,被正式之官府與正規之軍隊大書於牆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變,澤東等雖欲赴會,不獨於情難堪,於理無據,抑且於勢有所不能。」蔣介石實在被動透了。在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的情況之下,他還不得不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    
    毛澤東笑謂蔣介石是「阿Q主義」!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夫婦笑宴周恩來夫婦

    國民參政會剛剛結束,蔣介石便說要約見周恩來——離那血肉橫飛的皖南事變不過兩個月!這一回,毛澤東罵蔣介石為「大流氓」了!毛澤東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蔣介石似非對我妥協一下不可。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毛澤東可以說是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張沖稱蔣介石是「吃軟不吃硬」,其實蔣介石不是那麼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是欺軟怕硬。毛澤東採取那麼強硬的態度,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國民參政會,結果蔣介石反而軟了,反而要約見周恩來!這一回,周恩來去了。為了緩和氣氛,宋美齡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蔣介石一見周恩來,打哈哈,說道:「兩月多未見面,由於事忙,參政會前,因不便未見。」「現在開完會,可以談談。」由於翌日周恩來有一電報給毛澤東,匯報與蔣介石見面的情況,所以如今可以從那份電報中查到蔣介石的原話。    
    周恩來寫道:「蔣談話目的在和緩對立空氣,粉飾表面。」蔣介石問起了毛澤東,向周恩來打聽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寫道:「(蔣)問延安有否電來,我答沒有。他要我電延,問最近意見。我告他,問題總要解決才有辦法。」然而,當周恩來一提起「新四軍事件」(即皖南事變),蔣介石便「置不答」。於是,周恩來只能就一些小問題跟蔣介石談談,諸如發軍餉、《新華日報》的發行等等。周恩來問起了葉挺。他說:「聞葉希夷已到,我要見他。」蔣介石即答:「尚未到。當去查。如到,可見他。」話不投機,雙方敷衍著,冷冷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就結束了。倒是宋美齡出面,說是下星期請周恩來吃飯。這樣,蔣介石總算跟周恩來見了面。    
    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如此估價蔣介石的這一次會見:「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正走著哄字。」    
    在接到周恩來電報的當天,毛澤東便從延安復電。毛澤東並不完全同意周恩來的分析。毛澤東指出:「蔣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讓步以謀妥協之意,因國內外形勢不容許他不讓步。」看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比周恩來更正確些。    
    十一天後──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齡出面宴請周恩來、鄧穎超,由蔣介石、賀耀祖、張沖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談判」,氣氛自然輕鬆得多。一邊頻頻勸酒,一邊「討價還價」。論酒量,蔣介石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論談判,蔣介石也略輸周恩來一籌。    
    周恩來剛剛離開宴席,便給毛澤東發電報:「今天見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輕微緩和,實際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緩和的事。」不管怎麼說,這一回宴請,表明國共關係從大破裂的危險境地挽回了,從冰點開始回升了,從雨雪交加轉為陰天,從怒目圓睜到略帶微笑。從此,皖南事變掀起的軒然大波,終於得以漸漸平復。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黨內指示文件《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總結了蔣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澤東這樣刻畫蔣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澤東指出,中共要用這樣的方針對付蔣介石的「一打一拉」:「我黨的方針,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毛澤東強調:「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對拉」,蔣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澤東也就來了個「拉」蔣。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內部文件,明確指出:「目前我黨方針是拉蔣抗戰。」毛澤東在七月八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則這樣概括蔣介石的方針和中共的對策:「乘機取利,制日制共,是蔣的方針。因此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又不攻的方針。」成天跟蔣介石打交道,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剖析,可以說入木三分了。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拉」毛澤東,毛澤東「以拉對拉」,也「拉」蔣介石一把。國共關係也就在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緩和。不過,這時的國共關係,不冷也不熱,不好也不壞。就在這時節,兩樁在凌晨發生的突然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一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時,一百九十個師、三千七百多輛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飛機、一百九十多艘艦艇,趁著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刻,突然朝蘇聯撲來。一個半小時之後,即清晨五時三十分,德國駐蘇聯大使這才在莫斯科向蘇聯政府遞交了宣戰書……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大批日本飛機突然飛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珍珠港,擊毀擊傷美機二百六十多架,美艦十八艘。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同日,英國對日本宣戰。這兩樁發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戰」的事件,導致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美國、英國、蘇聯的公開對抗。既然中國是日本的敵國,中國也就成了美、英、蘇的盟友。    
    十二月八日凌晨,正在重慶郊區黃山鄉別墅的蔣介石接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獲知日軍偷襲珍珠港,急急忙忙趕往重慶。上午八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委特別會議。蔣介石說:「我國對日宣戰,已無問題,手續亦甚容易……」說來難以令人置信,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已有四年半時間,日軍已經吞噬了中國的大部分國土,蔣介石政府尚未對日正式宣戰呢!直至此時,蔣介石政府才發表正式文告,對日、德兩國宣戰,即《對日宣戰之文告》、《對德宣戰之文告》。不過,蔣介石倒頗有頭腦,建議中、美、英、蘇四國在亞洲建立某種軍事同盟會議。當天下午,蔣介石召見美、英、蘇駐華大使高思、卡爾、潘友新,把宣戰書和建議書交給了他們。美國總統羅斯福熱烈支持蔣介石的建議。美國正在與日本交戰,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國。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蔣介石的建議不錯。只是斯大林稱正忙於對德作戰,尚顧不上東線的日本——其實,那是因為蘇聯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答應不進犯西伯利亞一線。    
    既然是蔣介石建議,蔣介石也就充當東道主。十二月二十三日,東亞聯合軍事會議在重慶召開。美國派出勃裡特少將、馬格魯德少將,英國派出韋維爾元帥、鄧尼思少將,中國派出何應欽、商震,會議由蔣介石主持。這是蔣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國際性會議。中國第一次以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德、日、意三國,曰「法西斯軸心國」。既然德、日、意三國結盟,那麼反對他們的國家勢必也要結盟。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個國家代表齊聚美國華盛頓,簽訂反對法西斯軸心國的《聯合國家宣言》,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是,這二十六個國家曰「盟國」,又稱「反軸心國」。後來又有十九個國家加入這一統一戰線。    
    在簽署宣言時,四個領銜國放在最前面。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擬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國順序是美、中、蘇、英,中國名列第二。後來才改成美、英、蘇、中。雖說這麼一來,中國名列第四,不管怎麼排,蔣介石政府畢竟進入了「四強」之列,蔣介石也就進入了同盟國「四巨頭」之列——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齊名了。蔣介石在國際上的聲望,猛然升高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是蔣介石終身難忘的日子。這天,盟國第一最高區域統帥部成立。這一統帥部之下設中國戰區,羅斯福提議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最高統帥。    
    中國戰區除中國外,還包括越南、泰國等。    
    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上,這麼寫道: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總統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翌日,蔣介石電復羅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職」,並決定設統帥部於重慶。為了表示對美國的感謝,蔣介石還致電正在美國的宋子文,洽請羅斯福遴選美國高級將領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一月五日,蔣介石在重慶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錄》中,以欣慰的筆調寫道:    
    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英、美、蘇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不久,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派出了他的好友、陸軍中將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參謀長。    
    自從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於抗日也就變得積極。他以駐雲南的國民革命軍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個軍,組成遠征軍,開赴緬甸,協助英軍抗日。這在國民黨的作戰史上是空前的。不過,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合作中,卻常生芥蒂。原本,羅斯福總統遴選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可謂最佳人選。    
    史迪威比蔣介石年長五歲,高高的個子,一團頭髮像一頂船形帽似的戴在頭上。他是美國佛羅里達人,畢業於美國西點陸軍軍官學校,卻居然能講一口漢語,也認得中國的方塊字。他給中國士兵訓話時,會用漢語說起中國宋朝名將岳飛如何抗擊入侵的金兵,也會講越王勾踐如何臥薪嘗膽,終於復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夠成為「中國通」,是因為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來到中國,擔任駐華美軍的語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這中文名字。他在中國工作了三年後回國,後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再度來華,擔任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的營長。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擔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對中國的抗戰極其熟悉。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來華,身份更高了。他向蔣介石報到時,逐一說明了自己的多項職務:美國總統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可是這位史迪威將軍,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蔣介石看來,他是統帥,史迪威不過是參謀長;在史迪威看來,他固然是參謀長,更是美國總統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權指揮那支在緬甸的國民黨遠征軍,蔣介石卻非要在重慶遙控指揮不可。史迪威罵蔣介石指揮無能,蔣介石則認為史迪威越權。史迪威見到蔣介石的光頭中間有一條稜,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裡稱蔣介石為「花生」,而把蔣介石手下那一大幫將領,稱之為「一籃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麼奚落蔣介石,蔣介石畢竟是最高統帥。蔣介石向來就主張「三個一」。最高統帥的頭銜無疑大大提高了他作為中國最高領袖的聲譽。    
    宋美齡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夫人」,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飛抵美國。她在美國住了半年多。英語流利的她,擅長外交。她在美國奔走,呼籲支援中國抗日。她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美國報紙對她一片盛讚:「議員們被她的優雅風度、嫵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議員們長達四分鐘的起立歡呼之後,她才開始講話……」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1

    就在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一月八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待機觀變。」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待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的這一系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三風」。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創建,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經歷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中央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一直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歷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系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裡,忽然從蔣介石嘴裡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裡跟他見面!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面;第二回,請毛澤東去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之時。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蔣介石為什麼又邀毛澤東會面呢?毛澤東在此前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軸心」指軸心國。「三國同盟」指德、意、日三國,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故史稱「軸心國」。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需沿滇緬公路源源運往重慶。四月二十九日,日軍佔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麼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最近恩來見蔣談的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徵兆,但不能求之過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冊,一九八五年版。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會。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見蔣。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採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2

    毛澤東要「稱病」,稱什麼病呢?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不錯,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澤東沒有去武漢,稱的是牙病;這一回,毛澤東則稱感冒——雖說時值盛暑,似乎不大會感冒。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徵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據雲,這份電報是康生所擬,經毛澤東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周恩來接到電報後,即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意思告訴蔣介石侍從室,讓其轉告蔣介石。不過,毛澤東斟酌再三,以為蔣介石已經「三請」,此次還是以一見為好。何況當時蔣介石「看不出有何惡意」。於是,毛澤東在八月十九日致電周恩來,改變了主意:「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他是否見蔣,中共中央還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後決定。周恩來仍以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面的時機尚未成熟——再說「張學良第二」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因為不久前的皖南事變記憶猶新。在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周恩來於當天致電毛澤東:「最好林或朱先打開局面,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毛澤東閱周恩來電報,還是以為以見蔣為好,「有益無害」。    
    毛澤東於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兩度致電周恩來,與他切磋此事:「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後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後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來反覆考慮之後,於九月五日復一長電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詳陳己見。周恩來仍然以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周恩來陳述了如下理由:    
    (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絕非民主合作;    
    (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併即大部消滅;    
    (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後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願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並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面,並非對我有利:    
    (一)蔣對局勢的看法,一面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    
    (二)中共「七七」五週年宣言,本是我黨歷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於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係,而蔣則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於孤立。    
    因此,蔣毛見面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面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    
    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駐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周恩來的電報,是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由康生收下。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這一電報,以為有理,遂打消了與蔣介石會晤的念頭。這樣,毛澤東第四次婉拒蔣介石的會晤之邀。    
    不過,毛澤東在八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仍表示:林彪見蔣時,可表明「我極願見蔣」。毛澤東以為,「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的「好時機」。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林彪重慶談判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和伍雲甫、周勵武一起,離開延安,乘卡車前往西安。天有不測之風雲。那卡車在山道上顛簸,出了故障。當林彪來到西安之時,已是十七日傍晚五時,蔣介石已離去……    
    經毛澤東同意,林彪前往重慶,會晤蔣介石。於是,也就開始了「蔣介石—周恩來、林彪重慶談判」。林彪乃一員武將,且性格內向,不擅言談,不擅外交。何況那時林彪只是一位師長,人稱「林師長」,跟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地位相差懸殊。毛澤東怎麼會派林彪作為談判代表呢?    
    毛澤東精於用人之道。他派出林彪,原因有二:其一,林彪乃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與蔣介石有著師生之誼,說得上話;其二,平型關一戰,使林彪名震中國,有著「抗日名將」之譽,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受人敬重。    
    那時,林彪剛從蘇聯回來不久。林彪在蘇聯養傷,一住便是三年多……    
    林彪受傷,事出偶然。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山西隰縣北面,林彪正帶著戰士在對日軍進行偵察。為了便於接近日軍陣地,林彪和戰士們全穿上了日軍的軍服——反正在平型關戰鬥中,繳獲一大批日軍軍服,有的是!林彪一副日軍軍官打扮,腰挎日本指揮刀,騎著大洋馬,神氣活現。他萬萬沒有想到,國民黨閻錫山部隊把他們真的當成了日軍!一陣槍響之後,才知是誤會,卻為時已晚,林彪已倒在血泊裡!    
    林彪的傷勢頗重,子彈從右脅進,右背出,肺及脊骨嚴重受傷。毛澤東聞訊,急派醫生從延安趕去,護送林彪回到延安。半年之後,又送林彪去蘇聯醫治。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彪才從蘇聯回到蘭州,轉往延安……林彪奉毛澤東之命來到重慶時,已是十月七日。毛澤東為林彪制定的與蔣介石的談判方針是「重在緩和關係,重開談判之門」。    
    在重慶上清寺曾家巖,那裡有座求精中學。中學隔壁有一幢灰磚二層小樓,名曰「桂園」。那裡是張治中的私宅。在重慶的軍政要人之中,這樣的住宅算是中等的。十月十三日午後,蔣介石忽地光臨張宅。當蔣介石步入會客室時,除了主人張治中之外,兩位濃眉客人已在那裡等候。內中濃眉舒展者乃周恩來,另一位八字濃眉者乃林彪。    
    蔣介石選擇了張治中的家作為會談地點,並選定張治中為談判代表,是因為張治中在黃埔軍校時,與周恩來有著深誼,又是林彪的老師。    
    林彪見了蔣介石,口稱「校長」,表明他不忘當年黃埔軍校師生情。林彪首先向蔣介石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林彪說,毛澤東很希望一晤蔣介石,只是不巧他「適患傷風未來」。蔣介石當即表示對毛澤東「病情」的關心,並托林彪代他轉達對毛澤東的問候。如此這般,在「轉達」之中,結束了寒暄。    
    緊接著,談話進入了主題。林彪在表示了中共擁護蔣介石為民族領袖之後,便談及中共中央關於「三停」、「三發」、「兩編」的意見。「三停」,即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三發」,即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即發人),發餉,發彈;「兩編」,即允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    
    蔣介石聽罷,說了這麼一番話:「我對團結統一是有誠意的,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統一政令下工作。國內政治問題,我希望整體解決,而且越快越好,也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著,我就會為此努力。我會奉行公道原則,不會讓你們吃虧,這點可放心。」    
    蔣介石還就國共關係說道:「中共是愛國的、有思想的,有許多的人才,國家也愛惜人才,並一視同仁。過去合作革命五年,不料十年內戰,時光白白過去了,這是教訓,若國共問題解決,國家必能一日千里。」林彪見蔣介石說得如此慷慨,便提起了新四軍,希望蔣介石能夠承認如今以陳毅為代軍長的新四軍。不料,這話觸動了蔣介石的心病,他不悅道:「承認新四軍,等於不承認政府。你今後不要跟我提新四軍了。再提我是不聽的!再提我是不聽的!」說罷,蔣介石意識到自己的話說得太直了,又趕緊對林彪說:「因為你是我的學生,所以我有什麼,就跟你說什麼。對別人我就不說了。」    
    林彪跟蔣介石的第一次會談,就這樣不了了之,結束了。    
    就在林彪到達重慶不久,國民黨聯絡參謀鄭延卓到達延安。毛澤東和鄭延卓談了兩次。鄭在延安住了兩星期。    
    鄭延卓打算回重慶之際,請毛澤東親筆修書一封,交他帶給蔣介石。毛澤東當著他的面,寫了這麼一封信給蔣介石:    
    介公委員長政席:    
    前承寵召,適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後如有垂詢,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來延,宣佈中央德意,惠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鄭兄返渝之便,特肅寸楮,借致悃忱。    
    毛澤東    
    林彪到了重慶,卻想不到這一回的會談,竟變成了馬拉松會談。一談就談了八個來月!國民黨方面,常常由張治中出面,會談也就在張治中家裡。    
    後來,張治中這麼回憶:「周、林一道來,談談歇歇,歇歇談談,前後經過八個月之久。」林彪「虛此一行」。會談拖拖拉拉,沒有什麼成果。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致周恩來、林彪的電報中指出,蔣介石「除面子問題外,是否還有藉以拖延之目的」?這樣,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來、林彪在會見張治中時提出,林彪要回延安,希望行前一晤蔣介石。    
    其實,這時毛澤東已決定周恩來也一起回延安,但周恩來未向張治中提及——因為自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多次希望回延安匯報,蔣介石總是「挽留」。    
    六月七日,周恩來、林彪會見蔣介石。周恩來當面向蔣介石提出與林彪一起回延安,蔣介石答應了。這樣,闊別延安三年的周恩來,終於有機會「回家」了!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林彪、鄧穎超等一百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經西安返回延安。一路風雨,到達延安已是七月十六日了。    
    中共留下董必武在重慶主持工作。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共產國際的解散如同「新聞原子彈」爆炸

    周恩來這一回下決心離開重慶,是因為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他發來重要電報:「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開會討論中國的政策,請你即回延安。」    
    共產國際解散,如同一顆「新聞原子彈」爆炸,在世界上形成極其強烈的衝擊波!共產國際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創立的。共產國際,人稱「世界共產黨」,它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上級組織,它和各國共產黨之間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和參與下成立的。二十多年來,中共和其他共產黨一樣,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    
    共產國際決定解散的消息,最初是從蘇聯《真理報》上透露出來的。那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主席團作出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五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電報,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也就在這一天,蘇聯《真理報》便把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決定公開發表了!毛澤東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當即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發去那份要他速返延安的電報……共產國際在作出的決定中,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解散的原因:「共產國際這種集權形式的國際組織已經不能適應各國共產黨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六日,作了《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向中共黨員這樣說明解散共產國際的原因:「馬列主義的原則,是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革命鬥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與鬥爭的需要不適應時,則應該取消這個組織形式。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鬥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妨礙各國革命鬥爭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共產黨,而無需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了。……」    
    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一公佈,引起了世界反共勢力的狂喜。他們發動了強大的宣傳攻勢:「共產國際完蛋了,各國共產黨也將完蛋!」「共產國際的解散,意味著共產主義日暮途窮!」消息傳到中國,蔣介石理所當然地興高采烈。    
    從五月底開始,國民黨報紙進行了對中共的集中攻擊:    
    「共產國際的解散,證明了所謂階級鬥爭,所謂世界革命路線之根本錯誤。」    
    「中共是由共產國際用『人工方法』炮製出來的,是靠人家盧布豢養而存在的。」「中共應該有同樣的覺悟,放棄割據,交還軍隊,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從一個領袖,一個政府。」蔣介石明明白白地對周恩來說:「共產國際解散了,國民黨希望共產黨能夠合併於國民黨。」蔣介石想乘機「招降中共」。他在周恩來、林彪離開重慶前夕,親筆寫信給毛澤東,透露了招降之意。他還通過張治中轉告林彪:「國民黨在共產國際解散後,擬有兩個方案:一是中共交出軍權、政權,以取得黨的合法化;二是國共兩黨合一。」    
    最為耐人尋味的是,戴笠制定了《對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國際(注:即共產國際)解散後,本黨對中共應有之對策」。這一方案指出:「莫斯科正式公佈解散第三國際後,各國共黨之政治地位及組織策略均將發生重大分化,中共為世界革命之派系,現已逐漸失去國際勢力支援,其政治號召力必將失去或減低,中共分子之動搖心理亦必隨之而劇烈。本黨應把握此有利時機求中共問題之徹底解決。」    
    戴笠的對策分政治、軍事、黨務、宣傳、特務五個方面,非常詳盡。內中特別提出:「選派大員赴延安談判,並分化毛澤東與留俄派陳紹禹……」    
    連戴笠都已注意到利用毛澤東和王明(陳紹禹)之間的矛盾!    
    戴笠在「特務」項中指出:「派員與留俄派陳紹禹、秦邦憲接洽,提高陳秦政治地位,藉以達到孤立毛澤東派,鼓勵留俄派分化之目的。」另外,還用這樣的口氣提及毛澤東:「派員赴延安談判,並叫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來渝。」也就是說,戴笠要「叫」毛澤東來重慶!    
    戴笠的方案中,還有一條,叫「以共製共」:「爭取共黨中之覺悟分子與動搖分子,準備於必要時運用蛻化方式號召再組織共黨或另組新黨,達到以共製共之目的。」看來,戴笠要把日本對付國民黨的一套辦法,來對付中共……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共最高領袖

    其實,這一回蔣介石全然錯估了形勢,打錯了算盤。共產國際的解散,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異於少了一個「婆婆」!往日,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任何重大的決策都要向共產國際請示,獲得同意之後才能行動。共產國際遠在莫斯科,並不很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實,那樣的「集權領導」,往往捆住了毛澤東的手腳——雖說毛澤東也並不完全聽命於共產國際。如今,共產國際的解散,反而使毛澤東感到輕鬆,因為他不必再聽命於莫斯科。    
    為了適應共產國際解散的局面,中共已預作措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極為重要的決定,即《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一決定是歷史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政治局主席一職。「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另外,「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這樣,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領袖——雖說自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已是實際上的中共領袖,但名義上中共中央的總負責是張聞天。《決定》中有一句極為重要的話:「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樣,毛澤東便在政治局中擁有「最後決定之權」(雖說文件中最初是指在書記處會議上擁有「最後決定之權」)。毛澤東擁有這「最後決定之權」,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後的路程。這樣,中共在共產國際面臨解散之際,推出了自己富有權威的領袖——毛澤東。    
    劉少奇被確定為毛澤東的副手。劉少奇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熱情讚頌毛澤東:「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劉少奇稱頌毛澤東是「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這時的毛澤東,正好步入「知天命」之年。由於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加強了對於自己領袖毛澤東的宣傳和讚頌。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王稼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從此,毛澤東思想被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廣為宣傳。這樣,共產國際的解散,並非蔣介石所認為的毛澤東倒了「後台」而「搖搖欲墜」,卻是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因此而加強。    
    當周恩來回到延安,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對毛澤東的熱情贊詞:「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此時,張國燾、王明敗北,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誠如此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完全鞏固。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

    也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發表了堪稱「蔣介石主義」的代表作——《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的主題曲,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書中強調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蔣介石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中國之命運》還「迂迴」攻擊「新式軍閥」、「新式割據」以及「奸黨」、「奸軍」等等。不言而喻,所謂「新式軍閥」、「新式割據」、「奸黨」、「奸軍」指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必須通讀的文件。人人要讀,人人要學。此書初版二十萬冊,不久,印至一百萬冊。《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讀〈中國之命運〉》,對其作出高度評價:「這個大著已經指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團通過宣言,稱頌《中國之命運》是「我們革命建國的方向,以至個人修身立業的大道」。《中國之命運》的出版,與國民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傳,匯成一股反共浪潮。也就在這時,蔣介石要胡宗南調集了四五十萬軍隊,分兵九路,打算以閃電的速度進攻延安。七月七日,原本是中國抗戰的紀念日。一九四三年的「七七」,國民黨部隊卻炮擊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區,打響了內戰的炮聲。    
    蔣介石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國共關係,又驟然吃緊了。    
    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以防皖南事變重演。    
    七月九日,延安三萬人集會,發表通電,向全國呼籲制止內戰。朱德、劉少奇出席了大會。大抵考慮到給國共關係留點餘地,毛澤東沒有出席大會。畢竟蔣介石吃過皖南事變那國內外一片譴責聲的苦頭。一聽延安的浩大聲勢,蔣介石懾於輿論壓力,於七月十日下令胡宗南部隊停止行動。七月十三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寫道:「我宣傳閃擊已收效……使蔣害怕不得不改變計劃。」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極為巧妙地抓住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所發的一條小小的電訊,大做文章,進行回擊。那是在七月六日,新華社在重慶發出一條這樣的電訊:    
    〔新華社重慶六日電〕此間國民黨機關中央通訊社於七七紀念前夕,發表了一個破壞團結的新聞,該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形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已於六日發出。同日新華社又發一電訊,詳述西安「新聞」:〔新華社西安六日電〕確息,六月十二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復興社特務頭子張滌非,召集西安文化團體開座談會,張滌非主席宣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事打擊中共之必要,並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制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次歐戰第二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為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威風,不敢說話。當由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覆者即為默認,有增刪意見者可以註明,以便最後修改拍出。此次偽造民意會議,共開十分鐘。被邀者三十餘團體,但到會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風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庵等人,均系CC特務頭子。    
    延安《解放日報》在七月八日刊載了以上兩條消息,加上了大標題《特務機關破壞團結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    
    七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重要社論,那標題火辣辣的:《質問國民黨》。這篇社論後來收錄《毛澤東選集》,人們方知乃毛澤東手筆。    
    一開頭,毛澤東便指出:「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經常很可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緊接著,毛澤東便提到了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那條電訊。毛澤東批駁道:「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所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什麼緣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難道你們以為共產黨太多了嗎?全中國境內共產黨只有一個,國民黨卻有兩個,究竟誰是多了的呢?」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如此進言道:「『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佔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進行了一系列質問。最後,毛澤東的筆鋒直指蔣介石。    
    毛澤東寫道:「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滌非。」毛澤東抓住中央社那麼一條消息,抓住了張滌非,做了那麼一篇大文章!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起一番風波

    毛澤東緊接著又部署新的輿論反攻——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據陳伯達對筆者談及,那時他正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毛澤東忽然找他和幾位「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也就分頭著手寫文章。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這樣既簡練,又稍稍照顧了蔣介石的面子。另外,改署陳伯達個人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陳伯達等著:《評〈中國之命運〉》,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一九四五年版。    
    毛澤東加的這一段話,一開始便點出陶希聖為蔣介石捉刀之事,再點明陶希聖的身份,貶了《中國之命運》。這種「毛澤東筆法」,頗為辛辣。這跟他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是一樣的。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京大學等校擔任過教授。他曾跟隨汪精衛逃離重慶,並在「汪記」國民黨裡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他與汪精衛產生矛盾,於一九四○年一月,與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約。一九四二年初,他回到重慶,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中央日報》總主筆。陳伯達的文章,於七月二十一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志《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陝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他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中央宣傳部    
    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個中宣部在那裡唱對台戲。    
    同日,毛澤東在致重慶董必武的電報中,指出:「本日公佈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這麼一來,蔣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這一回,國共雙方不是在戰場上較量,卻是在打「宣傳戰」——蔣介石不能不輸毛澤東一籌!順便值得提一筆的是,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中的「主題曲」,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登了針鋒相對的社論,題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後來,有人由此編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唱開來了,連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學會了,在家中唱了起來。毛澤東一聽,以為不妥,因為早在有了共產黨之前早就有中國——顯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存在語病。於是,毛澤東建議增加一個「新」字,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澤東文筆之嚴謹。這首歌,迄今仍在中國大陸傳唱著,只是已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最初是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論戰引起以及毛澤東過問這首歌……雖說國共「宣傳戰」在報刊上「炮火連天」,毛澤東在七月十三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卻很冷靜地表示:「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毛澤東致董必武的電報中,則稱:「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這樣,國共關係在緊張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不好不壞、不冷不熱了……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對於蔣介石來說,是異常興奮的一天。    
    這天,蔣介石收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祈極守秘密」。是什麼事如此秘密?    
    宋美齡把電報譯給蔣介石聽:「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會議結果能有裨於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與我相晤,但在任何情況下,我極望與閣下及丘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時間為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間。我想亞歷山大當為一良好地點……會議日期為三日。」這就是說,羅斯福要邀請蔣介石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電報中所說的「莫斯科會議」,是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國外交部長沒有應邀出席。後來,根據羅斯福的提議,要發表《四強宣言》,邀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出席並簽字。    
    羅斯福除了組織發表《四強宣言》外,又提議召開四強首腦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於是,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那份電報。說實在的,那時的中國領土,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稱中國為「強國」,把蔣介石列為「四巨頭」之一,有點名不副實。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收到羅斯福的邀請電,蔣介石喜出望外。羅斯福的電報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願意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的猜測不是多餘的。果真,斯大林不願出席「四巨頭」會議。內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坐在一起開會。    
    不知是斯大林看不起蔣介石,還是由於中共的關係而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    
    其實,其中的原因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蘇聯不願參加在重慶召開的聯合軍事會議一樣:蘇聯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不願與日本關係惡化,以免腹背受敵(日本和德國東西夾攻蘇聯)。這樣,斯大林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以免過分刺激日本。於是,羅斯福只得採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辦法:羅斯福、丘吉爾先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談,然後,再由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談。也就是說,把「四巨頭」會談拆成兩次不同的「三巨頭」會談,避免了斯大林和蔣介石坐在一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位令蔣介石頭痛不已的參謀長史迪威從重慶飛往開羅。    
    翌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重慶飛往開羅。    
    開羅西南郊豪華的米那赫斯飯店,一下子成了貴賓雲集之處。飯店的總統房裡,分別住著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從窗口便可遠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國高級官員們也住在這家飯店,以至於「浴室都緊張起來了」。四周,英國駐紮重兵保護。一門門高射炮,高翹著炮筒,日夜監視著天空。這下子,蔣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壇巨頭,而宋美齡則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幹練的才華、優雅的風姿、嫻熟的英語,周旋於巨頭之間。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巔峰。一幀歷史性的照片,成了開羅會議的縮影:羅斯福穿著深色西裝,卻敞著襯衫領子,沒有系領帶;丘吉爾一身白西裝,足登一雙白皮鞋,領帶系得整整齊齊;蔣介石一身戎裝,戴白手套,拿著大蓋帽;宋美齡則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和蔣介石的交談中,再三表示:美國不希望陷入中國內戰的陷阱,要求蔣介石能與延安「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求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蔣介石和宋美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開羅。翌日,羅斯福、丘吉爾便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對《開羅宣言》表示同意。於是,十二月一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蔣介石開羅歸來,春風滿面。確實,開羅之行,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由此爭得「四強」之一的地位,為後來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打下了基礎。就這一點來說,蔣介石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做了好事。    
    開羅會議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進入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勢大變:美國部隊在日本控制下的塞班島、菲律賓等地登陸,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連連敗北。日本東條英機內閣不得不因戰爭失利而下台,繼任的小磯內閣也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英、美部隊於這年六月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    
    八月二十五日,法國首都巴黎光復。蘇軍則重創德軍,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並長驅直入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九月,蘇軍攻入德國。    
    在中國,日軍卻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即豫湘桂戰役爆發——這只是日軍的垂死掙扎。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不過,蔣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卻日益白熱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這顆「花生」以及那「一籃子花生」都不行,太無能。中國軍隊必須由他全權指揮。蔣介石豈能容忍這美國佬如此放肆?!一個參謀長,怎麼可以不把統帥放在眼裡?!史迪威甚至在回國述職時對羅斯福總統說:「不管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國的最高指揮權上做點文章,我們就白費勁了。」羅斯福總統對史迪威持支持態度,這使蔣介石極為不快。其實,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連一九四四年六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也向羅斯福報告:「蔣充其量只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羅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開羅會議時對蔣介石說過的話,希望國共合作。羅斯福托華來士向蔣介石轉告:國共兩黨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可以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    
    羅斯福的話,使蔣介石不悅。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九月十八日,兩度給蔣介石發電報,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晉陞為上將,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率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九月十九日,在接到羅斯福的第二次電報時,史迪威在給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寫道:「我用魚叉,對準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咬牙切齒地寫道:「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就在蔣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總統的特使帕特裡克·赫爾利少將來到中國。    
    赫爾利支持蔣介石,促使羅斯福轉變了態度。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這下子,史迪威氣壞了。他罵羅斯福是「橡皮腿」——立場不穩。可是,已無濟於事,「花生」畢竟戰勝了他。這下子,蔣介石興高采烈了。他稱這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他的「雙十節」賀禮——自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十月十日便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蔣介石在一九四四年「雙十節」發表演說,強調了抗戰即將勝利,暗示要著手反共。    
    毛澤東當即予以反駁。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乃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強烈地抨擊了蔣介石: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面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面,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作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赫爾利邀毛澤東去重慶會晤蔣介石 1

    高高的個子,蓄著尖尖的灰白鬍子,文質彬彬,臉上總是掛著微笑,赫爾利給人一種謙和的印象,不像史迪威那麼傲慢。赫爾利雖是少將,最初卻是文官。他在華盛頓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當過多年的律師。他的溫文的舉止,是律師職業所鑄成的。後來,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成了上尉,捲入軍界。二十年代末,他在胡佛總統時代擔任陸軍部長,並於一九三一年來華訪問。    
    一九四三年起,赫爾利擔任美國駐新西蘭公使。    
    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總統派赫爾利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華,最初的使命是「促使蔣介石同史迪威之間確立有效的和諧的關係,以便史迪威行使對于歸他調遣的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兩個月後,赫爾利接替高思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赫爾利對於蔣介石的態度,跟史迪威截然不同。他跟蔣介石第一次見面,就強調「擁護委員長是中國的領袖」,對蔣介石頗為尊重,不像史迪威那樣嘟嘟囔囔譏稱蔣介石為「花生」。蔣介石正被史迪威弄得十分狼狽。他馬上意識到,這位赫爾利是用來打敗史迪威的王牌!於是,加緊了對赫爾利的拉攏。    
    蔣介石這一著果然靈驗。赫爾利給羅斯福發電報,強調蔣介石「是一個統率幾百萬軍隊,抗日已經七年的國家元首」。他認為,美國總統不應該支持史迪威,而應該支持蔣介石。如果失去蔣介石,就失去中國的抗日力量,這問題對於正在與日本作戰的美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羅斯福聽進了赫爾利的意見,下令調回史迪威,使蔣介石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羅斯福委派魏德曼中將繼任史迪威的職務。畢業於西點陸軍軍官學校的魏德曼是一位職業軍人。來華之前是東南亞戰區副參謀長。魏德曼從他的前任史迪威的覆轍中吸取了教訓,對蔣介石十分尊重。這當然使蔣介石更為歡欣,也就更為感謝赫爾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正當延安慶賀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時候,一架美國專機降落在延安機場。赫爾利興沖沖走下飛機。「新官上任三把火」。赫爾利這一回要充當國共之間調停人的角色,以表明他要在中國幹出點成績。    
    周恩來和包瑞德在機場迎接這位穿著筆挺軍服、胸前掛滿勳章的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包瑞德乃美軍上校,在這年七月二十二日起,以美軍觀察組組長的身份來到延安,組員之中有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    
    翌日,中共與美方的談判在延安展開。看在赫爾利是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面上,中共派出了最強大的談判陣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美方的代表是赫爾利和包瑞德。    
    赫爾利此時顯出律師本色。他說,他作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只求幫助中國內部的團結,對於國共兩黨不偏不倚。他希望能夠「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以利抗日;也希望能給中共以合法的地位。他要作為國共兩黨的中間調停人。    
    赫爾利帶來了他事先擬好的文件《為著協定的基礎》,共五條。他念了起來。    
    赫爾利念罷,毛澤東並不對這五條發表意見,卻問:「這五條是你的意見,還是委員長的意見?」赫爾利答:「是我的意見。」毛澤東追問道:「委員長同意嗎?」赫爾利答:「已經同意。」    
    毛澤東和蔣介石打過多年交道,深知這些條件如果事先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那麼,討論這些條件等於白費時間。後來的事實表明,毛澤東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赫爾利那五條,應當說還是比較公允的。毛澤東對這五條作了一些修改,赫爾利也表示能夠接受。修改後的五條,正式定名為《中共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定》。於是,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在延安王家坪舉行了簽字儀式。作為律師,赫爾利精通這一套:文件一式兩份,每份留好三個簽名的位置,即毛澤東、蔣介石以及「見證人」赫爾利。    
    毛澤東和赫爾利,一個用毛筆,一個用鋼筆,在文件上簽了名。剩下的一個空白處留待蔣介石簽名。這份《中共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定》,內中的中國政府指的是國民政府。協定全文如下: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赫爾利邀毛澤東去重慶會晤蔣介石 2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的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簽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北美合眾國大總統代表赫爾利(見證人)(簽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協定簽畢,赫爾利顯得異常興奮,彷彿大功告成——雖說蔣介石尚未簽字。    
    赫爾利在簽字儀式的前一天,曾對毛澤東發出邀請,企望毛澤東隨他一起飛往重慶,和蔣介石會談,並出席蔣介石的簽字儀式。赫爾利再三說:「我以美國的國格來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在會見後能安全地回到延安。」見到毛澤東沒有正面答覆,他又趕緊補充道:「不管毛主席、朱總司令或周副主席,無論哪一位到重慶去,都將成為我的上賓,由我們供給運輸,並住在我的房子裡。」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就能和蔣介石會晤。赫爾利的專機正停在延安機場上。這一回,毛澤東卻搖頭了。這樣,十一月十日中午,當赫爾利的專機從延安起飛時,坐在機艙裡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同機而行的還有包瑞德。    
    赫爾利的公文包裡,裝著毛澤東托他轉致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羅斯福總統閣下:    
    我很榮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爾利將軍。在三天之內,我們融洽地商討一切有關團結全中國人民和一切軍事力量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的大計。為此,我提出了一個協定。    
    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們一向願意和蔣主席取得用以促進中國人民福利的協定。今一旦得赫爾利將軍之助,使我們有實現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興地感謝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對中國人民的同情。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一致通過這一協定之全文,並準備全力支持這一協定而使其實現。我黨中央委員會授權我簽字於這一協定之上,並得到赫爾利將軍之見證。    
    我現托赫爾利將軍以我黨我軍及中國人民的名義將此協定轉達於你。總統閣下,我還要感謝你為著團結中國以擊敗日本並使統一的民主的中國成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歷史傳統的深厚友誼的。我深願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於延安    
    在離開延安之際,赫爾利給毛澤東寫了這麼一封感謝信:    
    中國延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先生    
    我的親愛的主席:    
    我感謝你的光輝的合作與領導。這種合作與領導表現在你率領你的政黨提出協定上,這一協定你已授權於我帶給蔣介石主席,我同樣感謝你要我轉交美國總統的卓絕的信件。    
    閣下,請信賴我對於你用以解決一個最困難的問題的智慧和熱忱的品質,深感愉快。    
    你的工作,是對於統一中國的福利及聯合國家的勝利的貢獻。    
    這一光輝的合作精神,不僅將繼續於戰爭的勝利中,而且將繼續於建立持久和平與重建民主中國的時期中,這是我們的懇切願望。    
    美國總統代表    
    美國陸軍少將    
    赫爾利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

    到了重慶,果真不出毛澤東所料,蔣介石不願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簽名。儘管赫爾利聲稱那五條曾事先徵得過蔣介石的同意,實際上蔣介石並不同意。蔣介石譏諷赫爾利是「大傻瓜」。十天之後,蔣介石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提出了三條反建議,作為新的國共談判方案:    
    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    
    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    
    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蔣介石的三條迴避了聯合政府問題,也就迴避了要害問題。這下子,把毛澤東和赫爾利已經簽好的文件變成一張廢紙。蔣介石很明確地表示:中共要求聯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為他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毛澤東得知蔣介石的三條之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當天電復周恩來,指出蔣介石的方案是「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    
    蔣介石通過他的代表王世傑,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澤東到重慶來,跟蔣介石當面談判。周恩來當即作了說明:「毛澤東同志很願出來。他曾向軍事委員會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及赫爾利將軍說過他很願出來。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聯合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會談陷入了僵局。十二月七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飛回延安,準備出席在翌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包瑞德同機而行。飛機在飛過西安之後,好久都看不見延安的標誌——山頂上的寶塔。周恩來意識到駕駛員迷航了。他走過去對包瑞德說:「上校,我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說這時我們也應該到延安了。我想我們現在是在向西飛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發覺不對,有點慌了。這時,周恩來說:「讓駕駛員拐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後向前飛,就可以飛到一條河的上空,那條河就是渭河。然後,再朝北飛行。」周恩來彷彿成了領航員。駕駛員照著周恩來指點的方向飛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機翼下出現了寶塔。機艙裡人們都稱讚起周恩來,周恩來卻說:「我來來回回跟國民黨談判,總是飛這條路,成了『老經驗』啦。可惜,我飛了那麼多個來回,國共談判還在『迷航』之中。」確實,國共談判反反覆覆、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來、董必武回延安之後,由王若飛在重慶跟國民黨談判。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從延安給王若飛打來聯名電報:「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到來之際,蔣介石發表了元旦廣播。他說:「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央,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歸政於全國的國民。」毛澤東在一月三日,便以「延安權威人士」的名義,寫出了《評蔣介石元旦廣播》。    
    毛澤東以極為尖刻的語言,對蔣介石的元旦廣播嗤之以鼻:「蔣氏及其一群的所謂『國民大會』,早已臭名遠播,不搬還可藏拙,搬出一次就會臭氣大發一次。孟子說道:『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是個美人,蒙了不潔,人皆掩鼻。一個獨夫渾身浸在糞缸裡,怎能叫中國人民不掩著鼻子開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糞。」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延安《解放日報》。    
    毛澤東又在那裡罵蔣介石「獨夫」了!凡是這類字眼出現在毛澤東筆下之時,便是國共關係寒暑表裡的水銀柱急劇下降之際。在周恩來回延安之後,赫爾利幾度邀請周恩來到重慶,繼續談判。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又飛重慶。    
    在赫爾利的斡旋下,國共再開談判。    
    二月十三日,在赫爾利的陪同下,周恩來會晤蔣介石。蔣介石的一句話,深深激怒了周恩來,致使周恩來三天後就回延安去了。蔣介石說了這麼一句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    
    蔣介石說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可談的呢?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朋友赫爾利的態度也變了。他原來聲稱充當國共之間調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如今,他倒向了蔣介石,實行「扶蔣反共」。毛澤東敏銳地察覺赫爾利的變化——在毛澤東看來,以為赫爾利原本戴的是「假面具」,現在露出了真相。    
    一九四五年春,赫爾利和魏德曼回美國述職。赫爾利在美國各種公眾場合,發表談話,扶蔣反共:「只要向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數量較小的援助,共產黨在中國的叛變就可以鎮壓下去。」「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羅斯福總統表示接受赫爾利的對華政策。也就在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於四月十二日因腦溢血溘然逝世。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    
    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的名義,發表了《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和《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猛烈地抨擊了赫爾利:「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裡,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對台戲: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估計到抗戰勝利,已是可望可及。作為政治家,他們都在考慮下一步棋:抗戰勝利之後,該怎麼辦?毛澤東和蔣介石不約而同,走了同一步棋: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屈指算來,中共該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用中共的習慣,稱「七大」;國民黨則該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國民黨習慣,稱「六全」大會。頗為有趣的是,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幾乎同步召開!中共「七大」開幕比國民黨「六全」大會開幕要早,閉幕要晚:中共「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開,開了近五十天;國民黨「六全」大會則自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只開了半個月。    
    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召開,主席台正中掛的是毛澤東和朱德兩人並肩的側面像;國民黨「六全」大會在重慶浮圖關中央干校召開,主席台正中掛的是孫中山正面像。中共「七大」高懸的標語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而國民黨「六全」大會的標語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共「七大」在《國際歌》中開始;「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建大同。……」國民黨「六全」大會則在《中國國民黨黨歌》聲中開始。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為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出席國民黨「六全」大會的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九人,特准代表一百六十一人。對於中共和國民黨來說,這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是空前的。中共「六大」是在一九二八年召開的,那時中共只有四萬多名黨員;時隔十七年才召開「七大」,中共黨員已猛增至一百二十一萬,已是一個大政黨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便已作出了《關於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打算在翌年一月召開「七大」。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便有一句:「『七大』開會在即,你及項英均須一月十五日前到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六冊,一九八五年版。    
    只是由於皖南事變突然爆發,使中共「七大」不得不推遲。這一推,就推遲了五年……國民黨也走過了曲折的路:國民黨的「四全」大會有三個之多——蔣介石在南京、胡漢民在廣州、汪精衛在上海各自召開了各自的「四全」大會。好不容易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算是召開「五全」大會,開幕之日便爆出汪精衛在與中委們合影時被槍擊的新聞,而胡漢民則拒絕出席會議。    
    至於國民黨「六全」大會,居然也有兩個!那個汪精衛的國民黨,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極司裴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秘密召開了「六全」大會。蔣介石得知,斥之為「偽『六全』大會」!耐人尋味的是,陶希聖既參加了那個汪記國民黨「六全」大會,又出席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的主題,都是為抗戰勝利之後怎麼辦制定黨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和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毛澤東提出了中共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毛澤東指出,中共的方針是:「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六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作了《政治總報告》,制定了國民黨的方針:「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大會對外發表了《對中共問題之決議案》,稱中共「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武裝割據,破壞抗戰,危害國家」。    
    對內秘密印發《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稱毛澤東提出的聯合政府為「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要求國民黨「整軍肅政,加強力量」。潘公展作了《關於中共問題的特別報告》,則稱「與中共之鬥爭,已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當前對中共之爭論,應集中反駁聯合政府,反駁抗日戰爭中有兩條路線的論調,反駁中共具體綱領,與反對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全」大會拒絕了毛澤東的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通過了《關於國民大會召集日期案》,確定「國民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並由大會通過憲法」。    
    毛澤東則反對召開國民大會,加以駁斥道:    
    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是準備內戰理由。這麼一來,蔣介石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聯合政府;毛澤東又反對蔣介石提出的國民大會。重慶和延安,兩個大會尖銳地對立著。    
    中共「七大」通過修改黨章,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方針。    
    國民黨「六全」大會則通過《中國國民黨總章》,改總裁代行總理職權為行使總理職權。蔣介石可以按個人手令裁奪全國黨、政、軍、財一切事務。    
    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唱的是對台戲。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為中共、國民黨制定抗戰勝利後的政策。眼看著八年抗戰即將畫上句號,一場新的鬥爭又將開始……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說「蔣介石在磨刀」

    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四五年,隨著夏日的到來,世界的歷史進程以高節奏向前推進: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被處決;四月三十日,蘇軍把紅旗插上柏林市中心的德國國會大廈,希特勒和他的情婦伊娃布朗自殺於德國總理府地下室;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郊區卡爾斯霍爾斯特,舉行了德國無條件投降儀式,德國全權代表凱特爾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並於九日零點生效;    
    七月中旬,一千多架美國艦載飛機空襲東京;    
    八月六日上午八時十五分,美國兩架B29型轟炸機在日本廣島上空擲下第一顆原子彈;    
    八月八日,蘇聯對日本宣戰;    
    八月九日,蘇聯紅軍一百五十七萬人、三千四百多架飛機、五千五百多輛坦克在遠東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的指揮下,向駐守中國東北的七十五萬日本關東軍發動總攻;同日,美軍在日本長崎市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四十五萬日本平民傷亡;    
    八月十日下午七時五十分,日本外相東鄉茂德通過電台廣播,宣佈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從此,中國八年抗戰,畫上了句號。爆竹聲震撼著華夏大地,中國人民淚眼含笑,歡呼這一歷史性的勝利。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這一歷史性的勝利發表演說。毛澤東是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說;蔣介石則是八月十五日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題為《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往常,毛澤東的文稿出自他自己筆下,這是眾所周知的;而蔣介石的文稿出自陳佈雷筆下,這也是人所共知的。這一回,蔣介石一反慣例,自己執筆寫了演說稿。    
    蔣介石的演說是公開發表的,是歡呼式的:「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和我國的同胞,相信這個戰爭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我們所受到的凌辱和恥辱,非筆墨和語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這個戰爭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最後戰爭,那麼對於凌辱和恥辱的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是無須加以比較的……」「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不論膚色,所有的人們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地攜手合作。這個戰爭的結束,必然會使人類發揚互諒互敬的精神,樹立相互依賴的關係……」但是,歡呼聲中夾雜著爭吵聲。抗日的勝利,意味著中日對抗的結束,而國共矛盾由此加劇。蔣介石在八月十一日下達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給國民黨軍隊,要求「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    
    第二道命令給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要求「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    
    第三道命令給所有偽軍,要他們「維持治安」,只接受國民黨部隊的收編。    
    蔣介石這三道命令,理所當然地引起毛澤東的憤慨。於是,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署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致蔣介石的電報,如今收錄《毛澤東選集》——因為那電報是毛澤東寫的!    
    以朱德名義於十三日致蔣介石的電報,那語調是毫不客氣的:「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    
    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同日,毛澤東又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發表評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那語調更是如刀似劍,稱蔣介石為「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    
    同日,毛澤東發表了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說,闡述抗戰勝利後中共的方針。由於是在黨內會議上演講,毛澤東說得直截了當。    
    毛澤東這樣論及他的政治對手蔣介石:    
    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    
    緊接著,毛澤東這樣剖析蔣介石的歷史:    
    蔣介石是怎樣上台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這段歷史同志們都是知道的。這一次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又保衛了他。現在抗日戰爭勝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絕不感謝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賬,還想照樣來幹。蔣介石說中國過去沒有過「內戰」,只有過「剿匪」;不管叫做什麼吧,總之是要發動反人民的內戰,要屠殺人民。    
    毛澤東發出警告,「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他非常明確地說了中共對付蔣介石的方針:「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    
    蔣介石拿起了刀。毛澤東「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也拿起了刀。抗戰的硝煙還未消散,內戰的烽火眼看著又要燃起。    
    中國,來到了十字路口:    
    未來的中國是蔣介石的中國,還是毛澤東的中國?    
    未來的中國是國民黨的中國,還是中共的中國?    
    未來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    
    兩種中國之命運,眼看著要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搏鬥……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妙棋乎?刁棋乎?1

    八月十四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前一天,毛澤東在延安發出「蔣介石在磨刀」的警告;後一天,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不早不晚,就在八月十四日,蔣介石從重慶給毛澤東發去一份十萬火急而又舉國矚目的電報,全文如下: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那時,電報以地支代月、韻目代日,「未」即八月,「寒」即十四日。    
    在此之前,雖說蔣介石曾六邀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八月邀毛澤東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    
    一九三八年七月邀毛澤東赴漢口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邀毛澤東赴西安會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再邀毛澤東赴西安會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邀毛澤東赴重慶晤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邀毛澤東赴重慶見面。    
    這六邀,分別是通過張沖、周恩來、赫爾利、王世傑等轉達的,而且都是秘密的。    
    這一回,與往日不同,是由蔣介石直接致電毛澤東,發出正式邀請,而且於八月十六日將電文公諸《中央日報》。這表明此次邀請非同小可。蔣介石決心要把此事跟輿論聯繫在一起,從幕後推到前台。不論毛澤東來不來重慶,都要讓公眾知道,都要向公眾有個交代。因此,從一開始,蔣介石打的便是輿論戰、宣傳戰。    
    向毛澤東發邀請電的主意,是吳鼎昌在八月十三日向蔣介石出的王芸生、曹谷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大公報〉》,《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八輯,一九六二年六月。    
    吳鼎昌比蔣介石年長三歲,原籍浙江吳興,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談時任北方代表,後來任《大公報》社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此後,還曾任貴州省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調任國民政府文官長,成了蔣介石的近臣、謀士(一九四八年五月起任總統府秘書長)。    
    蔣介石採用了吳鼎昌的建議,並命他於十四日起草了以蔣介石名義致毛澤東的第一份電報。不過,當蔣介石決定公開發表這一電報時,卻使《中央日報》吃了一驚!《中央日報》那時的社長為胡建中,不大過問社務。主持業務的是總編輯陳訓恩、總主筆陶希聖。陳訓恩乃陳佈雷之胞弟。陳訓恩及陶希聖平時住蔣介石侍從室二處,與陳佈雷過從甚密,消息靈通。可是,中央日報社十五日深夜突然從中央社的電訊稿中,才得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出邀請電一事,極為震驚。從陳訓恩口中透露,此電報不是陳佈雷起草,所以他事先不得而知。人們這才慢慢知悉,那電報原來是吳鼎昌的手筆……    
    幕後策劃者乃赫爾利。這位「大律師」,一直想充當國共兩黨斡旋人的角色。十個月前,他在延安會晤毛澤東時,就代表蔣介石邀請過毛澤東去重慶。眼下,到了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他更是重申自己的主張。當然,蔣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那就是他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所寫的:自十九年剿匪開始……我對共產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    
    對於蔣介石來說,那份電報是一步妙棋、好棋、穩棋:倘若毛澤東又借口「齒病」、「感冒」或者別的「微恙」,不來重慶,那自然是使毛澤東在公眾面前輸了理;倘若毛澤東來了,可以借助於馬拉松式的談判,贏得時間。因為蔣介石急於要接收大批偽軍,然後部署與中共決戰,正需要時間。    
    這份邀請電,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異於是一步刁棋:去吧,要冒著張學良、葉挺的風險,或者可能成為人質。他剛剛在延安幹部會上說過蔣介石是「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不去吧,顯而易見,蔣介石在輿論上要佔上風。    
    面對蔣介石的這一步刁棋,毛澤東一時似乎難以作出明確的答覆。他於八月十六日,給蔣介石復了一封極其簡短、未作正面回答的電報: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未銑    
    毛澤東提及的朱德同日中午的電報,其實也是毛澤東寫的!與毛澤東以自己的名義打給蔣介石的寥寥數語的電報相反,這一電報竟長達三千字!人們在研究蔣介石—毛澤東之間電報交往時,往往忽視了這份長電,以為是朱德的電報。其實,這份朱德電報也收入《毛澤東選集》,表明那確實無疑是毛澤東的手筆。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妙棋乎?刁棋乎?2

    毛澤東巧妙地借用朱德的名義,對蔣介石的命令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六項要求。    
    電報中,對蔣介石再也不用過去那種下級對上級的口氣,而是稱之「你和你的政府」。這表明,抗戰一結束,中共的軍隊再也不受制於蔣介石了。毛澤東寫道: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我認為你的這個錯誤,是由於你的私心而產生的,帶著非常嚴重的性質,這就是說,你的命令有利於敵人。    
    同日,還有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那也出於毛澤東手筆,卻以新華社評論的名義公開發表。這篇評論題為《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乾乾脆脆稱蔣介石為「人民公敵」: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後,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領一群人,從黑龍江一直退到貴州省。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果然,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敵人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只要提到這些,中國人民就知道是蔣介石。蔣介石幹了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敵的問題,是否還有爭論呢?爭論是有的。人民說:是。人民公敵說:不是。只有這個爭論。    
    毛澤東稱蔣介石為「人民公敵」,是因為蔣介石的發言人稱朱德(即毛澤東)為「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發言人十五日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談及朱德違抗蔣委員長的命令時說:「違反者即為人民之公敵。」    
    一邊函電交馳,表示「共商大計」;一邊又互罵「人民公敵」,劍拔弩張。笑臉和怒視交織在一起。    
    鑒於蔣介石公開發表給毛澤東的電報,毛澤東也把他十六日給蔣介石的復電公開發表於二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    
    蔣介石於二十日第二次致電毛澤東:「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蔣介石在電報中,對毛澤東以朱德名義發來的那份長電,作出答覆。蔣介石仍堅持要朱德「嚴守紀律,恪遵軍令」。接著,蔣介石這麼說:    
    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介石依然打宣傳戰。這份電報於翌日,發表於《中央日報》,加上了這樣醒目的標題:《蔣主席再電毛澤東,盼速來渝共商大計》。    
    毛澤東於八月二十二日,再復蔣介石。這一電報手跡現保存在北京中央檔案館,一望而知乃周恩來所寫。電報全文如下: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復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毛澤東    
    未養    
    這就是說,毛澤東只答應「先派周恩來」去。周恩來和蔣介石翻來覆去,談過那麼多次。顯然,蔣介石絕不會滿足於毛澤東這樣的答覆。他以為毛澤東老樣子,跟過去一回回婉拒一樣,這一回也不會來。於是,蔣介石下了一步咄咄逼人之棋,於二十三日第三次致電毛澤東,聲稱連「迎迓」毛澤東的飛機都準備好了!    
    蔣介石的電報全文如下: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中正    
    梗    
    蔣介石此電,於二十五日刊在《中央日報》上,標題為《蔣主席三電延安敦促毛澤東來渝》。    
    中國的慣例講究「三」。諸如,三顧茅廬。這樣一來,蔣介石已是三請毛澤東了。在蔣介石這步「逼」棋面前,毛澤東該怎麼回敬呢?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各方關注延安棗園的動向

    一時間,毛澤東的動向,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延安城西北,約莫十五華里處,有一大片果園,內中以棗樹居多,人稱「棗園」。這棗園原是地主申有安的產業,後來他把棗園連同園內的一大片窯洞都賣給了陝北軍閥高雙成。紅軍攻入延安,高雙成跑了,棗園歸公。後來,康生看中了那裡,把他手下的中央社會部搬進了棗園。從一九四三年初起,毛澤東住進棗園,中共中央機關也由楊家嶺遷至此。在棗園東北半山坡上,五排窯洞分別住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他們是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人稱「五大書記」。在「五大書記」所住的山坡之下,棗樹叢中,有一座新蓋的磚木結構的平房,人稱「中央書記處小禮堂」,是「五大書記」開會的地方。自從蔣介石的一封封電報飛入棗園,小禮堂的燈光常常徹夜通明……    
    最為關注著棗園動向的,當然要算蔣介石了。他給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發去電報,要他們弄清毛澤東的意圖。於是,周、羅求見毛澤東。毛澤東自然一眼便看穿他們的來意,答曰:「目前不準備去重慶。」周、羅迅即把來自棗園的第一手消息密報蔣介石。    
    重慶各界從報端得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毛澤東頓時成了「熱點人物」。各方人士等都萬分關注著延安棗園的動靜。重慶各報發表各種文章,表明各種態度——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表達了對毛澤東的關心。    
    重慶《大公報》於二十二日發表社論《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說道:「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國家之大計。」重慶《新華日報》於二十二日發表社論《蔣介石先生哿電書後》,被國民黨當局扣發,只得於翌日單頁印行,隨報附送。哿即電報二十日代日韻目。社論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團結先要民主。像目前這樣一隻手叉住了對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腳踢,而面孔上浮著奸笑來說「快來團結,快來團結」的做法,三歲的孩子也會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團結得攏來的。    
    二十四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讀者莫一塵的來信:    
    有些報紙的言論,非常強調毛先生出來,好像只要他一出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是,我要請問一下那些說空話的先生們: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哪裡?葉挺在哪裡?廖承志在哪裡?在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連合法的地位都沒有,在特務橫行、老百姓連半點人身自由都沒有的情況下,叫毛先生怎樣出來呢?    
    中國民主同盟此刻也發話了。這是由部分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的政治團體。最初成立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稱「統一建國同志會」。一九四一年三月,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再度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梁漱溟等為中央常委。    
    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國民黨、中共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聯合國準備成立,周恩來在致國民黨王世傑信中,建議中國代表團人選「必須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    
    中國民主同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我們要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同時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主張給以充分的考慮……我們承認國民黨對抗戰是盡了力的,同時我們承認共產黨也盡了力……他們提出了十條主張,並以八個字來概括,即「民主統一,和平建國」。    
    八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編輯部在對形勢進行分析時,總主筆陶希聖說:「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他又說:「即便共產黨來,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耐人尋味的是,胡適自稱「閒人偶爾好事」,致電毛澤東: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    
    美國合眾社記者從重慶發出電訊,報道魏德曼的講話:    
    美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曼中將昨日(十六日)下午在一記者招待會上答覆記者,如中共領袖朱德、毛澤東依照建議到達重慶,彼不敢擔保彼等之安全。因此舉純係中國問題,但彼謂如中國政府要求給延安領袖之交通工具,則彼可以辦得到雲。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指出:    
    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蔣主席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    
    《紐約時報》的社論,正合蔣介石的心意。於是,中央社迅即轉譯,作為電訊發出,許多中國報紙加以刊載。這等於用美國人的話,將了毛澤東一軍!    
    莫斯科理所當然關注著延安的決策。雖說共產國際已經宣佈解散,但斯大林仍不時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給毛澤東發來電報。斯大林先是給毛澤東發來了一份電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這電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毛澤東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    
    緊接著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來了電報,那口氣依然是上級發給下級的:「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毛澤東應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至於延安各界,當然也非常關切著毛澤東是否去重慶。他們大都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決策親赴重慶

    雖說各方意見紛至沓來,中共畢竟已是獨立的大黨,能夠獨立自主地作出決策。抗戰八年,中共得到了大發展:不僅黨員猛增到一百二十多萬,而且軍隊猛增到一百二十七萬,另有民兵二百六十八萬!須知,在八年前,蔣介石和周恩來談判時,雙方所「討價還價」的中共軍隊數目不過在二三萬之間!此時,中共所控制的解放區,已達一百零四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一億二千五百五十萬……在棗園的會議室裡,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著如何對待蔣介石的邀請電。    
    毛澤東在會上說,現在的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    
    我們過去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現在的新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能得的。蘇、英、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    
    毛澤東還說,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所以可能採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上述諸條件。會議決定周恩來先去重慶。至於毛澤東是否去重慶,暫不作決定。用周恩來的話來說,他先去重慶打「偵察戰」。國共雙方談得攏,毛澤東再去;談不攏,毛澤東就不必去。不過,會議還是為毛澤東去重慶作了必要的人事安排:如果毛澤東去重慶,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另外,決定增補陳雲、彭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這一宣言提出了六條緊急措施。    
    這樣,毛澤東於翌日發出了致蔣介石的第三封電報,全文如下: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勳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敬    
    文末的「敬」,為二十四日代日韻目。    
    毛澤東的三封電報,一封比一封向前邁進:第一封,要蔣介石先對朱德電報表態;第二封,只說派出周恩來;第三封,才表示「亟願與先生會見」。不過,第三封電報的意思,仍是「模糊」的。看上去,彷彿毛澤東馬上要去重慶,但細細琢磨,是分兩步走的意思:周恩來先去,毛澤東後到。毛澤東是否去還是要看蔣介石跟周恩來談得怎麼樣而定。正因為這樣,重慶報紙發表毛澤東這一電文時,標題是這樣的:《毛澤東電復蔣主席亟願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周恩來先行彼亦準備隨之來渝》。    
    真正作出毛澤東赴重慶的決定,是在二十五日夜。那天,王若飛從重慶趕回延安。    
    在棗園會議室裡,有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加上新增的陳雲、彭真兩位後補書記在開會。    
    王若飛介紹了重慶各界的反應,書記們反覆斟酌著。毛澤東分析了形勢,認為他去重慶的話,有四個有利條件:一、我們的力量;二、全國的人心;三、蔣自己的困難;四、外國的干預。毛澤東作出了結論,「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這樣,中共中央於翌日,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一五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一錘定音。毛澤東下定了赴重慶談判的決心。他充分意識到去重慶的風險,排除一切冗務,找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他作了最壞的打算。    
    據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劉少奇後來曾透露了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內中有一句話,給人印象最深。毛澤東說:「須知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毛澤東的意思是,他到了重慶,如果蔣介石要動「拳頭」,發動對延安的進攻,只有以「拳頭」對「拳頭」,他在重慶反而好說話。倘若「禮讓」,他在重慶說起話來腰桿子就不硬了。毛澤東這話,和他過去所說的蔣介石「怕硬不怕軟」是一個意思。    
    也就在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給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魏德曼發去一封電報,要求美軍派出專機前來延安,並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隨機一起前來。中共中央要美軍派出專機,而不是要蔣介石派出專機,顯然是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因為飛機失事之類的事故,是很難加以調查的。用美軍的專機,又有美國駐華大使陪同,自然是要安全得多。    
    毛澤東向劉少奇面授機宜畢,二十七日下午美國一架草綠色的三引擎飛機,便降落在延安機場。那是赫爾利的專機。從機艙裡走出來的,是身材高大、一身西服的赫爾利和一身戎裝、戴著眼鏡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他們專程前來迎接毛澤東……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的八角帽換成了巴拿馬盔式帽

    二十八日,重慶各報以醒目大標題,公佈了毛澤東即將來渝的消息:《赫爾利昨飛延安迎接毛澤東來渝蔣主席派張治中同行定今日中午返抵重慶》。    
    各報均載國民黨中央社根據美國新聞處消息,發表赫爾利二十七日飛往延安時,在重慶機場的聲明:「余現赴延安,曾獲蔣主席同意與充分讚許,以及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邀請,余將陪同毛氏及其隨員來渝。並在渝與蔣主席以及國民政府作直接商談。余現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斷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協助國民政府消除內爭之可能性。在此一爭論上衝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終能獲得雙方之尊重與信賴,此實為吾人感覺愉快之來源。」這樣,當二十八日重慶各報送達千千萬萬讀者手中之後,毛澤東來渝成了山城街談巷議的中心。    
    這時,在延安棗園,正準備出遠門的毛澤東不能不「打扮」起來……向來隨隨便便,即使穿了打著大補丁的褲子,照樣坦然走上講台的毛澤東,這一回,忽地煥然一新,先是穿上了一件嶄新的白綢襯衫,再穿上了一套嶄新的灰藍色中山裝——那是葉劍英有「預見」,在北平為他訂做了這麼一套「禮服」,此時派上用場了。照毛澤東的習慣,他的衣服總是做得那麼寬大,特別是褲腳管,肥大得足以伸進另一條腿。在延安窯洞裡穿慣布鞋的他,此時換上了一雙嶄新的黑皮鞋,只是他的黑皮鞋是老式方頭的,而蔣介石的黑皮鞋則是時髦的尖頭的。    
    自從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便過著游擊生活。即使在延安,也是過著農村式的生活。這次去重慶,是他平生頭一回坐飛機,是他十八年來第一次進入大城市,第一次在西裝革履和高跟鞋的世界中露面。作為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領袖,他也就「包裝」了一番。「我是不是太洋氣了一點?」當周恩來進來的時候,毛澤東問他道。周恩來把腦袋稍微歪了一下,打量著毛澤東,說道:「主席,您的帽子好像小了一點。」往常,毛澤東頭上戴著的是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顆鮮紅的五角星。眼下,要去重慶,自然不能戴八角帽。他換上了一頂俄式呢禮帽,確實小了一點,那是江青昨天特地跑到蘇聯醫生阿洛夫那裡借來的。於是周恩來趕緊拿來一頂巴拿馬盔式帽,給毛澤東試戴,倒是正合適。那頂帽子是周恩來的。毛澤東不好意思了,說道:「我怎能奪人所愛?」周恩來道:「重慶我比您熟,總可以再搞到一頂,這頂就送給您吧。」於是,那頂盔式帽,也就成了毛澤東赴重慶的重要「道具」,曾出現在許許多多照片之中李德林、趙光耀、濰河:《毛主席赴重慶談判軼事》,《解放軍報》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二十八日上午九點多鐘,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坐著一輛南洋華僑捐贈的救護車,從棗園駛往機場。機場上聚集著許多送行的人,大都表情沉默,為毛澤東此行擔憂。上飛機前,一行人排成一列橫隊拍照留念:毛澤東的兩側,站著張治中和赫爾利,他倆都面帶微笑,顯然為終於請到了毛澤東而興奮。毛澤東雙眉微蹙,表情嚴肅。然後依次為周恩來、王若飛、毛澤東秘書胡喬木、毛澤東警衛陳龍。最後一個進機艙的是赫爾利,他在艙口發出「哎,咦,呀」的怪叫聲。送行的人們不解,詢問在場送行的美軍聯絡組組長包端德。    
    包端德作了絕妙的解釋:「赫爾利是牧羊娃出身,這可能是他早已養成的在歡快時的一種得意表現吧。」飛機的螺旋槳捲起旋風,坐在機艙頭排的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讓飛機在延安上空轉一圈,我要向陝北人民道個別。」遵照毛澤東的意思,專機在延安上空轉了一個圈,然後消失在西南方向的天際。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朋友、詩人蕭三,自機場送行歸來,當即寫了一首詩:    
    毛主席飛上了天空,    
    地面上千萬顆人的心,    
    都禁不住怦怦地跳動,    
    都跟著他到了雲中。    
    是的,不論毛主席是在雲端,    
    或者是落在什麼地面,    
    千萬顆心,萬萬顆心——    
    都時常縈繞在他身邊!……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棗園·桂園·林園

    由於報上說,毛澤東「定今日中午」抵渝,於是到了中午一時三十分,接機的人們已經趕到重慶九龍坡機場(這一機場今已改為重慶火車站)。歡迎者有幾百人。內中最熱心的要算民主黨派人士,諸如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譚平山、黃炎培、冷御秋,還有剛從蘇聯回來的郭沫若夫婦。另一批熱心者是數十位中外記者,他們理所當然對這一重大新聞發生濃烈的興趣。    
    蔣介石對於毛澤東的到來,並沒有給予高規格的禮遇。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沒有政府首腦。他派出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周至柔將軍作為他的代表,前去歡迎。另外,考慮到毛澤東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副秘書長雷震也去歡迎。重慶的八月,太陽火辣辣的,空中卻靜悄悄。終於,一架銀色的飛機降落了,很多人跑了過去,才知那架飛機叫「美國姑娘」,並非自延安來。直至下午三點三十七分,那架草綠色的專機來了,人們蜂擁而上。最先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是面帶微笑的周恩來,緊接著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起出現了。毛澤東取下頭上那頂盔式帽揮舞著向人們致意。「喀嚓,喀嚓」,記者們撳下這歷史性的鏡頭。    
    毛澤東陷入忙碌的漩渦,跟這個那個打著招呼。    
    在機場,周恩來從公文包中拿出了一疊印刷品,頓時記者們一擁而上,將印刷品一搶而光。那是毛澤東的書面談話。    
    下機伊始,毛澤東作了如下表態:    
    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重慶談判紀實》,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美國駐華大使館派出了牌號為二八一九的防彈車迎接毛澤東。蔣介石也特別撥出了牌號為二八二三的轎車,作為毛澤東專車,也在機場等候。上車之際,毛澤東問往哪裡開,他住哪裡。周至柔說,已為他準備了接待美國貴賓用的招待所。那裡設備好,環境幽雅。毛澤東笑笑道:「我不是美國人,我是中國人。」這句話,使周至柔頗為尷尬。    
    張治中趕緊說:「蔣主席還為您準備了山洞林園住所。」    
    毛澤東聽罷,未置可否。    
    毛澤東、周恩來、赫爾利、張治中一起上了美國大使館的防彈車。那輛蔣介石派出的專車緊隨其後。毛澤東一行,直奔張治中公館——毛澤東才離棗園,便進桂園!毛澤東步入張治中家的客廳,坐在皮沙發上。他已多年未坐過沙發了。當服務小姐給毛澤東端上細瓷蓋碗茶杯時,他一不小心,打碎了蓋子子岡:《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重慶《大公報》。,白瓷片撒落在客廳的廣漆地板上——他已多年未用過這類東西。大城市裡的一切,對於他來說,顯得那麼陌生。    
    他的一舉一動,都引起記者們的注意:他那被香煙燒得焦黃的手指,那簇新的白綢襯衫,那嶄新的鞋底,那一口湖南話……毛澤東還沒有吃中飯呢!就在張治中急著安排毛澤東吃中飯——其實已是晚飯之際,他接到了蔣介石的電話,說晚上八時三十分要在山洞林園宴請毛澤東。於是,毛澤東剛從延安的棗園到張治中的桂園,又要到蔣介石的林園了。    
    他在去林園之前,在周恩來陪同下,匆匆前往重慶的「紅區」——紅巖嘴十三號,會晤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編輯部的幹部們……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國共兩巨頭歷史性的握手

    林園,坐落在重慶西郊歌樂山區。這裡原來是一片荒野。自從重慶成了陪都,這座山城也就成了日軍空襲的目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蔣介石看中這片山林,一是這裡在成渝公路之側,二是離白市驛機場很近,交通極為便利。於是,蔣介石下令在這裡建造一幢園林別墅,作為自己的官邸。    
    翌夏,別墅落成,蔣介石邀林森來游,林森流露喜愛之意。蔣介石成人之美,將這一別墅贈林森,自己另住重慶的黃山別墅。於是,此處遂稱「林森公館」,又稱「林園」。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清早,林森坐車進城,半途與一輛美國軍車相撞,導致腦溢血。兩個多月後,林森病逝。蔣介石也就返回林園。他在林園新建三幢三樓三底別墅,分別稱一號樓、二號樓、三號樓,林森別墅則編為四號樓。蔣介石住一號樓,稱「中正樓」;宋美齡住二號樓,稱「美齡樓」。兩樓之間有過道相通。三號樓作會議、辦公之樓。    
    蔣介石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禮遇,也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把「美齡樓」讓給毛澤東住——外界紛紛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其實,蔣介石也生怕出什麼意外,因為毛澤東畢竟是他請來的,出了什麼事,他就說不清了。林園到底是戒備森嚴之處……二十八日晚,毛澤東離開了紅巖,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在茫茫夜色之中,沿著崎嶇的山間公路,驅車朝山洞林園進發。    
    毛澤東車抵林園,蔣介石夫婦已在一號樓前恭候了。原本隔著「漢河楚界」廝殺的這兩位國共「棋手」,今日終於笑臉相迎,握手言歡。一個操浙江官話,一個說湖南口音,一個一身戎裝,一個一身中山裝,終於開始面對面談話。蔣介石對毛澤東的稱呼是「潤之」,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稱呼是「蔣先生」。他倆在互道「你好」之後,不約而同地說起了共同的話題:闊別整整十九年,哦,那時候我們在廣州……歲月飛逝。這十九年,一言難盡……蔣介石引導毛澤東步入客廳,一一介紹作陪的客人:赫爾利、魏德曼、張群、王世傑、邵力子、陳誠、張治中、吳國楨、周至柔、蔣經國。內中,蔣經國見了周恩來,別有一番感慨。那是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見到周恩來,提及在蘇聯的兒子蔣經國,後來經周恩來向斯大林交涉,這才促成蔣經國歸來,蔣介石父子團圓……    
    蔣介石盛宴招待毛澤東,為毛澤東洗塵。雖說蔣介石平時滴酒不沾,毛澤東的酒量也不大,此刻卻幾度舉杯,互祝身體健康。席間,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致辭。    
    蔣介石站得筆挺,保持軍人的立正姿態。胸前的勳章及領口的特級上將領章,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慶賀抗戰八年終於勝利,慶賀國共兩黨終於坐在一起。他代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蒞渝,表示最熱烈的歡迎。他以為,毛澤東此行是崇高的行動,深表敬佩。    
    蔣介石的講話,不時為熱烈的掌聲所打斷。毛澤東站起來致答詞。他,一派詩人風度,講話不緊不慢。他代表中共代表團對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謝,他預祝會談成功。據雲,後來有人稱那天蔣介石是「普魯士式」風度,毛澤東是「波西米亞式」風度。普魯士以窮兵黷武著稱,波西米亞則是捷克的舊名,以溫文爾雅著稱。不過,國共兩巨頭,都顯得輕鬆,都向對方致敬。    
    蔣介石知道毛澤東嗜辣,特地吩咐在毛澤東面前放了一碟紅色尖椒。此後蔣介石每一回宴請毛澤東,都作如此吩咐。    
    毛澤東呢?知道蔣介石不抽煙,忌煙味。煙癮甚重的他,席間不抽一根煙。此後毛澤東每一回與蔣介石會談,從不抽一根煙。那天晚上的宴會,用《新華日報》翌日報道的話來說,「空氣甚為愉快」。那天夜裡,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十四冊,台灣中央日報社一九七七年版。蔣介石寫及的「正午會談」,是指那天中午他召集核心會議,商談國共會談的方針。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初次會談風波驟起

    席終人散。是夜,毛澤東宿於林園二號樓底層東屋,王若飛住底層西屋。周恩來則住在林園三號樓。國共領袖同宿一園,堪稱史無前例。    
    毛澤東的警衛們保持著高度警惕,貼身警衛龍飛虎、陳龍這「二龍」和衣躺在毛澤東臥室前的客廳沙發上,以應付突發事件。林園之夜,那般安謐。毛澤東雖旅途勞頓,卻輾轉難眠。那是他在延安陰涼的窯洞住慣了,驟入這暑熱的山城,很不習慣;再說,他一向睡硬板床。即便在長征途中,住進什麼地主老財的公館,他也總是喜歡拆下門板睡。這一回,躺在林園那「軟床」——席夢思上,他無法入眠。這樣,向來晏起的他,居然在二十九日清早五點多就下床了。    
    毛澤東輕輕走出臥室,警衛員隨即從沙發上起來。毛澤東信步走出二號樓,沿著林間小道,    
    慢慢踱著。警衛員在身後緊跟著。猛然間,毛澤東見到一個人從對面踱來。四目相視,彼此都感到意外。「蔣委員長!」毛澤東昨晚一直稱蔣介石為「蔣先生」,此刻脫口而出——因為他在一些公開發表的文告中常常要稱之「蔣委員長」。「潤之,睡得好麼?」蔣介石也為在小道上猝遇毛澤東而驚訝。如果說,保持文人夜間工作習慣的毛澤東是「貓頭鷹」型,而保持軍人早起習慣的蔣介石則是「百靈鳥」型。清晨在林間散步是蔣介石的生活習慣。想不到,這天清早「貓頭鷹」會跟「百靈鳥」相遇。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小道旁的一對鼓形石凳上坐了下來。中間,隔著一張蘑菇形的石桌。    
    他們的談話,就像剛才的散步一樣,漫無定規。蔣介石說起了林園,提起了林森。    
    毛澤東也說起了林森。毛澤東記得,林森去世時,他曾去電致哀。蔣介石則記起,林病危時,周恩來曾去醫院探望……他倆居然都談得很得體,彼此都尋找共同的話題,避免使昨夜開始的和諧氣氛遭到破壞。聊了一陣子,要進早餐了,他倆才從石凳上站起,道別。    
    黃油、牛奶、麵包、炸牛排,林園的西式早餐,跟毛澤東的口味相距甚遠。毛澤東笑謂身旁的警衛:「蔣介石吃的是美國飯!我是中國人,以後請他們還是給我吃中國飯。」從此,毛澤東在重慶不再吃西餐。當天,舉國矚目的國共重慶談判在林園三號樓舉行。上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和張治中作有關程序的初步會談。下午,國共會談正式開始。蔣介石和毛澤東展開第一次會談。雙方會談一開始,蔣介石和毛澤東互相宣佈代表名單。蔣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外交部長王世傑、四川省主席張群以及張治中、邵力子,毛澤東派出的代表是周恩來、王若飛。    
    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就說:「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體方案,是為了表明政府對談判並無一定成見,願意聽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見。希望中共方面本著精誠坦白之精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蔣介石的這一段話,常常被作為蔣介石對重慶談判「毫無準備」的證據。其實,蔣介石的意思是先聽取中共方面的意見,使自己在談判中處於主動地位。    
    毛澤東則說:「中共希望通過這次談判,使內戰真正結束,永久的和平能夠實現……」不料,毛澤東此言,蔣介石不以為然。蔣介石道:「中國沒有內戰。」蔣介石此言,毛澤東又不以為然。毛澤東予以反駁道:「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就產生了和平團結的需要。我們要求了,但是沒有實現。到西安事變以後、『七七』抗戰以前,才實現了。抗戰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內戰是沒有斷的,不斷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說沒有內戰,是欺騙,是不符合實際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一五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新來乍到的熱烈、和諧氣氛戛然而止。雙方在談判桌旁,開始了唇槍舌戰。    
    國共談判歷來是艱難曲折的。這一回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往日的國共談判,毛澤東坐鎮延安窯洞,靠著無線電波,由周恩來出面談判;這一回,毛澤東從幕後走到前台,也就由他直接出面交鋒了。    
    蔣介石是有準備的。張治中後來曾這樣說過:「蔣介石從來不做蝕本生意,從來不做沒有準備之事。重慶談判,他採用後發制人,所以常被誤以為他沒有準備。」蔣介石除了宣佈在二十八日日記中所訂下的方針之外,他在這天還向國民黨代表宣佈了談判三原則:    
    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    
    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這是蔣介石為重慶談判定下的調子。    
    毛澤東在林園又住了一夜,便決心離去。他對周恩來說,此處戒備森嚴,我簡直成了「籠中之鳥」!周恩來亦有同感。於是,便向蔣介石提出,還是住紅巖為好。這樣,毛澤東一行,在三十日就遷往紅巖。那裡既稱重慶的「紅區」,又稱中共駐重慶「大使館」。一到紅巖,毛澤東如魚入水,像回到老家。雖說紅巖的那幢房子比林園差得多。    
    周恩來安排最為涼快的一間——二樓右手第一間給毛澤東住。據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處處長兼機要科科長的童小鵬告訴筆者,毛澤東一住進去,周恩來便關照所有的工作人員不要再穿皮鞋。那是因為樓房裡的樓梯、過道全是木板鋪成的。穿皮鞋走過便發出登登響聲,影響毛澤東休息。童小鵬等在三樓工作的電台人員,乾脆赤腳……不過,毛澤東在紅巖一住下,很快又發覺不合適:一是地點太偏僻,遠離市區,上山石級又多,來訪者諸多不便;二是國民黨特務早就盯住這片「紅區」,監視著進進出出的人物。在市區上清寺曾家巖五十號,倒是有周恩來的住處,人稱「周公館」。不過,那裡太小,何況二樓又住著國民黨一位官員,顯然,不便於毛澤東居住。就在周恩來為毛澤東的住處傷透腦筋的時候,張治中給他幫了大忙:張治中把自己那幢離「周公館」只有一箭之遙的桂園,讓給毛澤東居住。張治中率全家遷至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狹小的舊平房裡。這樣,毛澤東就歇腳桂園。不過,毛澤東大都白天在桂園,便於會客,便於外出活動,夜間則回紅巖……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國共談判在山城艱難地進行著

    多霧的山城,像一團謎。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談判,也如同一團謎。    
    重慶談判牽動著億萬顆心。儘管是一團謎,人們的關注之情,卻是那般的強烈。重慶《大公報》在二十九日發表了王芸生所寫的社論《毛澤東先生來了!》,有一段話很能代表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善良心願: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劇,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後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以悲劇始,以喜劇終,這可說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嗜好。有人以為藝術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國人有他的傳統偏愛,我們寧願如此。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歷史學家侯外廬從國共兩黨的歷史來分析,以為這回國共談判的前景未必樂觀。他打了個比方:「老頭子和青年人難成婚姻!」毛澤東笑答:「不行的話,可以刮鬍子嘛。」不過,蔣介石不願「刮鬍子」。重慶談判進展維艱。既然蔣介石要中共方面先提方案,中共方面由周恩來、王若飛出面,國民黨方面由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出面,經過幾天初步交談,中共方面於九月三日提出了方案,共十一條,要點如下:    
    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    
    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三、承認各黨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五、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六、重劃受降地區,中共應參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令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    
    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採取必要措施,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    
    十、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    
    十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    
    九月四日,中共方案提交給國民黨代表。蔣介石看了,在當天的日記中寫著讀後感:「腦筋深受刺激。」蔣介石親自擬訂了另一方案,即《對中共談判要點》。這「要點」一開頭便寫道:「中共代表們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之第一、二條尚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即不應提出。」在蔣介石看來,中共的方案中,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尚有誠意」,其他九條純屬「不應提出」之列。於是,蔣介石在「要點」中提出了他的四條:    
    一、中共軍隊之編組,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具體方案,經雙方商討決定。    
    二、承認解放區絕對行不通。只要中共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各縣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可酌予留任,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員參加。    
    三、擬將原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中央政府之組織與人事,擬暫不動,中共方面如現在即欲參加,亦可予以考慮。    
    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額。    
    雙方的方案相距甚遠,使談判變得艱難。內中,最核心的一條,依然是軍隊。一如往日的國共談判,雙方仍在軍隊問題上討價還價。這一回,由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討價還價。毛澤東「開價」:中共已有一百多萬軍隊,至少應編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蔣介石「還價」: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毛澤東的「開價」,是蔣介石「還價」的整整四倍!這麼大的差距,使得雙方談來談去,難以取得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價」。那時,蔣介石的軍隊為二百六十三個師。即使中共編四十八個師,國民黨部隊仍為中共的六倍。另一個問題,則是政權問題。毛澤東要求蔣介石承認中共所領導的解放區,而蔣介石則一口回絕,「絕對行不通」!談判的地點,從林園改到桂園,又從桂園改到堯廬。堯廬,即曾家巖德安裡蔣介石的侍從室。談判桌上,雙方僵持。談判桌外,蔣介石和毛澤東頻頻交往,倒是客客氣氣:八月二十九日晚——蔣介石前往林園二號樓,探望毛澤東。    
    九月二日晚八時三十分——蔣介石在林園宴請毛澤東,並介紹毛澤東和國民黨官員、參政員見面,內中有孫科、熊式輝、陳立夫、王雲伍、白崇禧、翁文灝等,還有那位提出電邀毛澤東來渝的吳鼎昌。熊式輝、白崇禧則是曾與毛澤東在戰場上多次較量的對手。宴罷,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林園進行第二次直接會談。    
    九月四日下午五時——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出席軍事委員會舉行的慶祝勝利茶會。會畢,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進行第三次直接會談。    
    九月五日晚六時三十分——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在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禮堂,出席招待蘇聯大使彼得洛夫的茶會,並同觀京劇《穆桂英掛帥》。京劇由重慶厲家班演出。卜道明任總招待,蔣經國為副總招待。毛澤東對京劇饒有興趣。茶話會開始時,蔣介石致歡迎詞,毛澤東致答詞。    
    九月十二日中午——蔣介石邀毛澤東共進午餐。午餐後,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第四次直接會談。    
    九月十七日中午——毛澤東赴林園與蔣介石作第五次直接會談,赫爾利在場。……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國共兩巨頭作了五次直接會談之外,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等又進行了許多次會談。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國共雙方的每一次會談,國共雙方均有記錄在案。這記錄分兩種,一種是當場的速記,字跡顯得潦草;另一種記錄,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寫在豎行紅格花箋紙上,顯而易見是經過整理謄抄,供各方內部傳閱及存檔用的。中共方面是由當時任毛澤東秘書的王炳南整理的;國民黨方面,則是由蔣介石秘書陳佈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檔案館存有中共方面的記錄,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陳佈雷卷宗內存有國民黨方面的記錄,在台灣則保存著國民黨方面的另一份記錄。    
    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記錄,專記「何先生」每日的行蹤。這種記錄曰《情報日報》,每日呈送蔣介石。以下是《情報日報》的作者事後回憶的大致內容:    
    一、何先生今天×點××分到十八號。    
    二、上午×點有某人(男、女或外國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裝、年齡),乘小轎車(汽車號碼)到十八號會何先生,於×點××分離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號上汽車,目送汽車走後,就慢步返回。這時街上不少人停步觀看何先生。我們向老吳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門外,我們對何先生的安全很擔心。老吳點頭表示會意,沒有答覆。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會(寫明請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時半,何先生接見一名新聞記者,接著又接見兩名外國記者。三時半,何先生走到花園迎接一位坐小轎車的客人,好像是事先電話約定的。    
    五、下午五時,何先生赴某街某號訪×××、×××,接著又赴某街某號訪友,不知名。回到十八號後,不久即離去,老吳沒有通知,我們沒有隨車護送。    
    內中的「十八號」,即重慶中山四路十八號,即桂園。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澤東;「老吳」則是毛澤東警衛副官朱學友的代號。透露這一內情的,是當年桂園的特別警衛班班長李介新。李介新,憲兵特務。當毛澤東移居桂園時,憲兵司令部特高組少校組長楊香命李介新率一個班的憲兵特務,進駐桂園,據雲是奉總裁之命。當然,蔣介石此舉,也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不管怎麼說,毛澤東畢竟是蔣介石請來的貴客。也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在重慶有個三長兩短,那賬總是要算在蔣介石頭上的。    
    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對李介新的上司、憲兵第三團團長張醴泉作了如下吩咐:「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要來重慶,他在渝期間的安全責任由駐防重慶市區的憲兵第三團負責,要照校長出來時的特別警衛那樣採取保衛措施,以策安全。任務重大,你須特別注意,並準備少校官兵以備臨時靈活使用。如果需要你親自率領必要的官兵護衛毛先生時,由校長侍從室或憲兵司令部隨時電話通知。」不過,蔣介石也很注意毛澤東的行蹤,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寫關於「何先生」的《情報日報》。起初,李介新為了弄清來訪者的姓名,在傳達室設立了會客登記簿。「老吳」發覺後,隨即關照他取消會客登記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報日報》中寫某男某女了。李介新的《情報日報》倒是一份可貴的實錄,記載了當時毛澤東頻繁的社會交往。毛澤東在山城,確實活動頻繁,廣泛接觸各界名流。從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到中國民主同盟張瀾、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中國青年黨左舜生,國民黨人孫科、陳立夫、戴季陶、白崇禧,還有郭沫若、柳亞子等等,或宴請,或赴宴,或來訪,或回訪……很多人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張治中是其中一個。但張治中和蔣介石也有著深誼。    
    早在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之時,張治中便被蔣介石委任為軍官團團長。北伐時,張治中擔任蔣介石的行營主任。抗戰時,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省長。自一九三九年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成為蔣介石身邊要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兩度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談判。雖說張治中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國共談判中跟周恩來建立起友誼,對毛澤東頗為尊重。正因為這樣,他才讓出桂園給毛澤東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親信、憲兵第一團團長蔡隆仁,保衛毛澤東。    
    於是,蔡隆仁常駐桂園。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時,路過曾家巖錢劍夫家。錢劍夫是他的同鄉、同學,那時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說起,毛澤東習慣於夜深工作,而且清早來桂園,喜歡外出散步,保衛工作不易做。    
    錢劍夫聞言,當即寫了四句話:「晨風加厲,白露為霜;伏莽堪虞,為國珍重。」錢劍夫囑,將此條子送交毛澤東。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應是「伏蟒」。錢劍夫卻說,毛澤東自會明白其中含義。    
    蔡隆仁只得從命。奇怪,自從毛澤東看了此條,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園散步!直到前些年,錢劍夫才說出其中奧秘。原來,《易經·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於莽」。戎,即兵戎。莽,叢木。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於前兩句則是陪襯。末句表達寫條子者的期望。深諳古文的毛澤東,當然明白那條子的善意的提醒……不過,蔣介石畢竟做過軟禁張學良之類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慶傳出消息,說是蔣介石欲軟禁毛澤東,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據雲從蔣介石身邊某某人那裡傳出,絕對可靠。自然,這消息不脛而走,傳入馮玉祥、於右任的耳朵。他倆來了「反話正說」,給蔣介石打電話,說要請報界闢謠:蔣主席請毛澤東來重慶,為的是共商國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謠中傷,稱蔣主席欲軟禁毛澤東,純係捕風捉影,子虛烏有……蔣介石一聽,急了,連忙答道:「不必登報,不必登報。明人不做暗事,謠言不攻自破。中正為國為民之心,神人共知,請不必介意道聽途說!」毛澤東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作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準備,並對劉少奇作了吩咐。不過,他卻也料到這回蔣介石未必敢於對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樣坐蔣介石撥給他的專車,由蔣介石所派的司機給他開車……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詩」引起的「《沁園春》熱」

    神烈峰頭墓草青,    
    湖南赤幟正縱橫。    
    人間毀譽原休說,    
    並世支那兩列寧。    
    這首寫於一九二九年的詩,作者為柳亞子。詩中的「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孫中山陵墓所在地。「支那」即中國。至於「兩列寧」,據作者自雲,是指孫中山和毛澤東。    
    當時,作者正在上海,知道毛澤東在湖南舉起「赤幟」,卻又忽聞毛澤東遭到不幸,寫下這首七絕,表示悼念。    
    柳亞子,江蘇吳江人氏,本名柳慰高,字亞子。他出自書香門第,十歲便能寫詩,十四歲起在上海報紙上發表詩作。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曾應邀到南京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不過,他才做了三天,就不幹了,書生意氣的他,實在不習慣於官場。他依然忙於編報紙,寫詩,做一個自由自在的文化人。    
    一九二六年五月,柳亞子赴廣州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初識毛澤東。他倆曾一起品茶論詩,很談得來。這樣,三年後,他聽道路傳聞,說毛澤東遇難,所以寫下那首悼念之詩。後來,他從報上「剿共」消息中所稱「朱毛匪徒」得知毛澤東依然在世,又於一九三二年寫下懷念「毛郎」一詩:    
    平原門下亦尋常,    
    脫穎如何競處囊。    
    十萬大軍憑掌握,    
    登壇旗鼓看毛郎。    
    這「毛郎」,指的便是毛澤東。    
    一九四四年,柳亞子遷居重慶。毛澤東前來重慶,自然使柳亞子歡欣鼓舞。九月二日清早,柳亞子應毛澤東之約,前往紅巖見面。如同柳亞子後來所憶,「握手惘然,不勝陵谷滄桑之感」。頗為感慨的柳亞子,寫下了《贈毛潤之老友》一詩:    
    闊別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堪格,    
    遍地勞民亂倘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    
    雲雷青史歸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    
    一笑崑崙頂上頭。    
    內中的「中山」,當指孫中山;「卡爾」,即「卡爾·馬克思」。    
    這首詩,隨即被重慶《新華日報》發表。    
    柳亞子那時正在完成亡友林庚白的遺願,編一本《民國詩選》,希望收錄毛澤東的一首詩。那時,毛澤東已寫了幾十首詩,但在國統區公開流傳的只有一首,即斯諾所著《西行漫記》一書中引用的《七律·長征》。由於在傳抄中,有幾處明顯的錯字,柳亞子抄了一份,請毛澤東親自改正,以收錄《民國詩選》。    
    十月七日,毛澤東卻抄了一首《沁園春·雪》給柳亞子。他在給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于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    
    也許是考慮到正在重慶談判,而《七律·長征》有著明顯的反蔣意味——正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於是,毛澤東改寄《沁園春·雪》給柳亞子: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像,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的這首詞,據考證,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在長征途中,寫於陝北清澗縣袁家溝白治民家的窯洞裡杜建國:《〈沁園春〉詠雪詞寫作經過》,《重慶文史資料》,第十一輯,一九八二年版。    
    柳亞子深為毛澤東這首詞的磅礡氣勢所感染,依毛澤東原韻,和了一首《沁園春》。    
    十月二十五日,柳亞子和畫家尹瘦石在重慶黃家埡口中蘇文化協會大廳,舉辦《柳詩尹畫聯展》,展出柳亞子的《沁園春》。柳亞子的《沁園春》既是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順理成章,也就公開展出了毛澤東的原作。這下子,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引起參觀者莫大興趣,傳抄者甚眾。    
    十一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柳亞子的《沁園春》,但沒有發表毛澤東的原作。三天後,重慶《新民報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譚》,首次刊載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引起了轟動。許多國統區讀者,原先只知「毛匪」,這才頭一回得悉,原來毛澤東寫得一手好詩!這「土匪」,原本是「白面書生」呢!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乃是《西方夜譚》編者吳祖光的主意。那時,他從王崑崙那裡,抄得毛澤東的詞,便決定發表,用了《毛詞·沁園春》為標題,只說是「毛潤之」之作。    
    中國古有《毛詩》,相傳乃西漢毛亨、毛萇所傳。眼下,毛澤東的「毛詩」,一時間在山城廣為流傳。    
    蔣介石見毛澤東此詞,問陳佈雷:「照你看,真的是毛澤東寫的?」    
    陳佈雷沉默不語。    
    蔣介石明白,陳佈雷這一表情,表明他確認那《沁園春·雪》是毛澤東手筆——陳佈雷可以說是國民黨方面讀毛澤東文章最多、最細心的一個,深知毛澤東的文學功底。    
    「毛詩」,只不過一首《沁園春》而已,便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論武,蔣介石可跟毛澤東較量一番;論文,蔣介石不能不略輸一籌。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廣泛影響,使蔣介石惱怒不已。他發動了對「毛詩」的「圍剿」。一時間,和詩之風大盛。《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即原《掃蕩報》)等,接連刊登詞,詞牌皆用《沁園春》,總是標明「步和潤之兄」、「次毛韻」,或者乾脆標上「和毛澤東韻」。現照號稱「三湘詞人」易君左的《再譜〈沁園春〉》:異說紛紜,民命仍懸,國本仍飄。痛青春不再,人生落落;黃流已決,天浪滔滔。邀得鄰翁,重聯杯酒,斗角鉤心意氣高。剛停戰,任開誠布信,難制妖嬈。    
    朱門繡戶藏嬌,令瘦影婆娑弄午腰。欲乍長羽毛,便思撲蹴;欠貪廩粟,猶肆牢騷。放下屠刀,歸還完璧,朽木何曾不可雕。吾老矣,祝諸君「前進」,一品當朝。    
    除了刊登易君左這樣「反其意而和之」的許多《沁園春》之外,還組織了一批批判「毛詩」的文章——火力集中於毛澤東《沁園春·雪》中的「帝王思想」。    
    直至一九八四年,從台灣出版的新書中,又透露了鮮為人知的當年秘聞:國民黨曾暗中通知各地、各級組織,要求會寫詩填詞的國民黨黨員,每人「次毛韻」填一首或幾首《沁園春》,以便從中選拔優秀之作,署以國民黨高級領導人的名字發表,以求把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比下去!國民黨出此下策,實在是迫於無奈。蔣介石手下武夫多,卻選不出能與毛澤東匹敵的詩才。將近四十年後,台南神學院孟絕子從一位當年參與跟毛澤東「賽詩」的國民黨要員那裡得知內情,便寫入他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此書列入李敖主編的《萬歲評論》叢書,於一九八四年出版。    
    走筆至此,順便提一句,蔣介石其實也能寫詩,雖說「蔣詩」極為罕見。一九七九年,宋美齡在和美國《天下事》旬刊《人物誌》專欄作者哈妮談話時,說及蔣介石曾經寫過許多詩。宋美齡透露,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蔣介石曾寫了舊體詩詞四十三首、新詩一首、自嘲打油詩兩首。當蔣介石在一九七五年病逝之後,宋美齡曾想出版這些「蔣詩」,但蔣經國閱後,以為:「父親的詩作,雖然製作精巧,但大都品位不高,使人閱後很容易聯想起南唐亡國之君李後主……」宋美齡以為言之有理,遂把這些「蔣詩」付之一炬。至於這些「蔣詩」是否尚有抄本在世,就不得而知,因此眼下也就難以將「蔣詩」跟「毛詩」加以比較了。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臨別前山城突然響起槍聲 1

    重慶談判進行了一個多月,經歷了一番左支右絀,總算接近尾聲。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在曾家巖蔣介石侍從室堯廬會談時,周恩來代表中共方面宣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定於周內返回延安。    
    關於毛澤東回延安之事,周恩來事先跟張治中商量過。外界傳言,國民黨特務跟蹤毛澤東,倘若毛澤東久留重慶,可能會發生意外事件。為此,周恩來以為,毛澤東以早點離開重慶為好,以防夜長夢多……周恩來最初想安排毛澤東在十月一日離開重慶。九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去看望張治中,透露了毛澤東欲回延安之意。張治中當即問毛澤東打算何時回去,周恩來答十月一日。    
    張治中思忖了一下說,讓毛澤東主席一個人回去不好,我們不放心,既然是我去延安迎來毛澤東,當然應該由我護送他回去。    
    周恩來聞言大喜,張治中正是說出他想要張治中說的話。有張治中親自陪同,毛澤東的安全也就有了保證。    
    張治中說,他要向蔣介石請示。毛澤東離渝日期,最好稍晚一些,以便安排……就在毛澤東將走而未走之際,風波驟起:一輛十八集團軍的汽車,在紅巖附近,遭國民黨士兵射擊,車上所坐李少石身受重傷,送到醫院不久因流血過多而死去。李少石乃中共黨員,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新華日報》記者、編輯。李少石還有一特殊身份,他的夫人廖夢醒,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的長女,即廖承志的姐姐。據傳,李少石被槍殺,是因為他的長相頗像周恩來,國民黨士兵原本是要暗殺周恩來的!另外,李少石遭害處,正是毛澤東每日必經之處:毛澤東白天在城裡桂園,夜裡回郊外紅巖,一來一去都走這條道……空氣驟然緊張。人們為毛澤東、周恩來捏了一把汗!筆者曾採訪了周恩來的助手童小鵬。他回憶了這一震驚山城的「李少石事件」。這一突然事件,發生在十月八日傍晚……    
    那天傍晚,坐落在重慶林森路的軍事委員會大禮堂,冠蓋雲集,五六百人出席在那裡舉行的雞尾酒會。先到那裡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們、新聞記者們、文化界名流們、社會賢達們,最後到達的,則是國民黨的要員們。除了蔣介石沒有露面之外,這裡差不多囊括了重慶的頭面人物。    
    這樣規模的宴會,在當年的山城是空前的了,也是毛澤東到達重慶以來受到的最大規模的招待。盛宴的主人,是張治中。他得知毛澤東即將離渝,奉蔣介石之命,為毛澤東舉行這一盛宴餞行。在酒會上,張治中首先致辭。他說,自從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國共談判取得了成果,大的原則雙方已大體談定,國共雙方將在近日聯合發表公告,以慰國人。    
    張治中最後宣佈:「毛先生準備月內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會既是歡迎,也是歡送,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回去。」毛澤東在熱烈的掌聲中致答詞。他對蔣介石以及張治中的熱情邀請、接待,表示深深的謝意。他說:「這次來渝,首先感謝蔣先生的邀請與四十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謝今晚的主人張文白先生設了這樣盛大的宴會,也感謝所有今天到會的各界人士。」毛澤東接著指出:「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這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在蔣主席領導下」:「和平與合作應該是長期的。大家一條心,不作別的打算,作長期合作的計劃!(鼓掌)全國人民各黨各派一致努力幾十年,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毛澤東在結束講話時,又一次提到了「在蔣主席領導下」。他說:「困難是有的,不指出這一點是不好的。中國人民的面前現在有困難,將來還會有很多困難,但是中國人民不怕困難,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不管困難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在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引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慶《新華日報》。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臨別前山城突然響起槍聲 2

    毛澤東最後高呼:「新中國萬歲!」會場頓時爆發出長時間的鼓掌聲。    
    雞尾酒會畢,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是個京劇迷,正和張治中一起,興致勃勃地觀看京劇。周恩來在側。童小鵬也在座,忽見一人神色緊張、匆匆前來找周恩來。他記得,那人是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當即離席,在外面與那人談了一陣子,回席時臉色凝重,他雖無心看戲,卻並不去驚動興致正濃的毛澤東和張治中。    
    周恩來把正在看戲的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找到外面談話。周恩來顯然在處理急務,但一直不去驚動毛澤東和張治中……周恩來跟張鎮談話後,走近毛澤東,輕聲對他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說罷,周恩來便和張鎮一起外出,而毛澤東和張治中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周恩來當時在緊急處理的,是「李少石事件」。李少石是廣東新會人,生於一九○六年。一九二五年,十九歲的他考入嶺南大學,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嶺南大學和廖夢醒相識,一起發動工人罷工。後來,他被校方開除,便轉往上海、香港從事地下工作。一九三○年他和廖夢醒結婚。廖夢醒曾如此回憶:當時,我和少石同志都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承志走後,少石便常到母親家探視和安慰老人家。母親對少石說:「如果一旦你被捕,就說住在我家。」因為我們一九三三年五月才從香港到上海,我們住的是秘密機關,半年之內就已轉移過三次。一九三四年二月,少石果然被捕。他就照母親吩咐,說自己住在綠楊村。特務押著少石到了母親家,一進屋,少石就對母親說:「岳母,我被捕了。」這樣,母親也就明白特務已知道她與少石的關係。特務查問少石睡在哪裡。那時,我的一個姨媽剛從香港來了,母親在自己臥室裡搭了一張帆布床。母親指了指帆布床說:「就在這裡。」不料姨媽在枕頭下面放了幾個髮夾,特務不信是少石的床,便開始翻箱倒櫃。自從承志被捕,母親有了經驗。她有意在箱子裡放上一兩個國民黨公函的信封。特務知道母親是何香凝,就不敢太放肆,匆匆帶著少石走了。後來雖經母親和柳亞子多方設法營救,但少石仍在獄中關了三年。廖夢醒:《我的母親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李少石被捕,是因為叛徒出賣。他從上海被押往南京。一九三七年經周恩來向國民黨再三交涉,李少石終於獲釋,前往華南工作。    
    一九四三年夏,李少石奉調重慶,擔任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成了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不過,他平日在紅巖幾乎足不出戶,從事內務,對外從不公開身份。    
    毛澤東來重慶之後,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工作繁忙,李少石也做些外勤工作。    
    十月八日下午,他坐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黑色轎車,由司機熊國華駕駛,送柳亞子由曾家巖周公館回沙坪壩住所。過去,李少石被押南京時,柳亞子曾出面營救,與李少石有著不平常的友情。    
    送罷柳亞子,已是下午五時許。李少石仍坐原車,沿原路返回城裡。車子經過紅巖嘴下土灣時,突然響起槍聲。子彈從車後的工具箱射入,從李少石左側肩胛進入肺部,頓時血湧如注……司機熊國華見狀,驅車直奔城內金湯街市民醫院,把李少石送入病房急診。李少石的傷勢很重。    
    熊國華趕緊又開車到民生路《新華日報》營業部,向該報廣告主任徐君曼以及交通劉月胡報告,並把他們送往市民醫院。    
    徐君曼在醫院裡忙於張羅搶救李少石。司機熊國華則用原車帶交通劉月胡回曾家巖,把車子鎖入車庫,把車鑰匙交給劉月胡,說自己有病,走了。從此,熊國華不見蹤影。    
    熊國華並非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工作人員,是臨時雇來的司機。他這一走,把情況複雜化了——因為當時車上只有兩人,李少石命已垂危,只有熊國華才能說清李少石遭害的現場情況……本書初版本出版後,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筆者接到熊國華的女兒熊曉群的電話,告知她的父親熊國華八十多歲了,仍健在。熊國華看了本書,提出意見說,他當時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只是對外不暴露身份,所以當時報紙上稱他是「臨時雇來的司機」。他是根據中共地下黨的指示離開的,並非他自己「走」了。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周恩來冷靜平息「謀殺」風波 1

    周恩來得訊,即和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一起,驅車趕往市民醫院。當周恩來和張鎮趕到時,已是晚上八點五十分,晚了一步,李少石已於七點四十五分因流血過多而去世!周恩來見到李少石遺體,淚如雨下。他不由得想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遭到槍擊而慘死的情景。    
    周恩來泣道:「二十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到如今我又看到你這樣……」周恩來馬上想及的是毛澤東的安全問題,他隨即對張鎮說:「請你協助辦兩件事。第一,詳細調查李少石遭害的原因,迅速弄清真相;第二,晚會結束後,你用你的車,並由你親自陪同,送毛澤東主席回紅巖村,絕對保證他的安全。」張鎮一口答應照辦。    
    周恩來和張鎮又匆匆趕回軍事委員會大禮堂。晚會仍在進行,毛澤東和張治中仍在看戲。這時,周恩來和張鎮都忙著佈置緊急工作。周恩來在劇場旁的一間休息室裡,召集機要人員開緊急會議。據當時在場的石西民回憶,周恩來曾非常悲憤地說:「少石同志是為我而死!」石西民聽了周恩來這話,才想及李少石的外貌頗似周恩來,可能是國民黨特務欲暗害周恩來,而誤殺了李少石。這表明「李少石事件」是一樁非常嚴重的政治性事件。    
    張鎮也處於高度緊張之中,因為他事先一無所知,而眼下除了知道死者是廖仲愷之婿外,仍不知那槍彈是誰射來的。他急忙把張治中叫出,告知這一突發事件。張治中懵了!他從熱情洋溢的劇場,一下子跌進了冰水裡……    
    張治中和張鎮當即叫來在劇場負責警戒的國民黨憲兵第三團團長張醴泉,命他火速趕回第三團團部,調動憲兵,追查此案。劇終人散,等候在門口的桂園警衛班長李介新卻遲遲不見「何先生」出來,頗為著急。可是,他沒有通行證,又無法入內。直至夜深十一時,「何先生」才在張鎮的陪同下走了出來。本來,毛澤東是坐蔣介石派來的專車,由李介新護送。這一回,卻忽然改坐張鎮的車,跟張鎮坐在一起。車前車後,還有幾輛憲兵三輪摩托車護送,可謂「前呼後擁」。李介新也就隨他們一起護送毛澤東。    
    車抵紅巖村,張鎮隨毛澤東下車,說:「我送毛先生到辦事處。」毛澤東連聲說不必,上山石級多,夜已深,請張司令早回。張鎮仍舊不放心,令李介新和另一憲兵護送毛澤東到辦事處門口,見毛澤東安全入內,這才回去……    
    這一夜,周恩來和張鎮都沒有睡,雙方都在緊急調查著「李少石事件」真相。蔣介石從張治中、張鎮那裡得知此事,也十分著急。據張醴泉回憶,他回到憲兵第三團團部,馬上召集了上清寺到沙坪壩沿公路線的憲兵隊長、區隊長和分隊長等來團部緊急匯報。內中駐化龍橋的憲兵隊長汪雲集報告了重要線索,據他手下的憲兵報告,傍晚在紅巖嘴六號靠近嘉陵江岸方向,曾聽到一聲槍響。於是,張醴泉抓住這一線索,加以追查。他組織了「專查組」(中共則習慣於稱「專案組」),連夜趕往現場偵查……    
    這時,周恩來讓毛澤東休息,他自己則在紅巖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連夜召集機要人員會議,分析情況。由於事出突然,情況不明,會上佔壓倒性的意見認為這是蔣介石密謀的政治性暗殺事件,暗殺的對象第一是周恩來,第二是毛澤東。把周恩來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前所說,乃是考慮到李少石長得像周恩來——因為李少石並非中共領袖,似乎不可能去暗殺他。會上,有一年輕人獨持異議。他提出了一個疑問:「我有一點不清楚,為什麼事情發生之後,我們的司機就自己跑了?」此言一出,遭到很多人的批評,說他的敵情觀念太淡薄,警惕性太差。唯有周恩來聽了進去,說道:「這話有道理!」見周恩來這麼一說,那位年輕人也就繼續說下去。他說,重慶的很多司機喜歡開快車,會不會是那位司機開快車,出了車禍,撞了國民黨的兵,遭到槍擊?正因為這樣,那司機才會自己跑了!周恩來聽著,連連點頭。    
    周恩來決定,也派出自己的機要人員,進行調查。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周恩來冷靜平息「謀殺」風波 2

    周恩來派出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錢之光,連夜到曾家巖車庫查驗了那輛車,查明彈孔的位置,查問司機熊國華的去向……國民黨的憲兵,騎著摩托車,行動甚快。夜二時,張醴泉在團部接到專查組組長盛先熙從小龍坎打來電話:「本案案情已經查明,原來是駐壁炮兵團派到重慶請領冬服的一排人,因為沒有領到冬服,仍又開回壁山,今夜駐在小龍坎松鶴樓樓上。據帶隊隊長說,他們從城內回來,過了化龍橋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輛開進城的黑色小轎車把一個士兵撞傷倒地,在旁的另一個士兵喝令停車,汽車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開去。那個士兵一氣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槍,那個受傷的士兵已送到小龍坎傳染病醫院醫治。開槍的那個士兵和步槍一枝、步槍子彈殼一個,現在均已查獲,請示如何處理。」張醴泉:《李少石遇難經過》,《重慶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一九八五年。那個被撞傷的士兵,名叫吳應堂,是彈藥一等兵。當時他正在公路邊小便,所以躲避不及。領隊的是中尉排長胡關台。開槍的不是吳應堂,因為他當時頭部受傷,不可能開槍。開槍的是下士班長田開福。這樣,也就查明了真相:事情是由司機熊國華開車太快引起的,肇事後又不停車;但國民黨部隊不應舉槍就射,卻又誤傷並無責任的乘客李少石。也就是說,國共雙方兩個傷亡者都是無辜的。責任在司機熊國華和開槍者田開福。這樣,「李少石事件」也就大體弄清了。就在張醴泉打算向張鎮報告專查組的調查結果時,電話鈴聲響了。他以為是張鎮打來的,萬萬沒想到,耳機裡傳出來的竟是周恩來的聲音!    
    周恩來詢問調查情況,並說抓到兇犯應送到他那裡問話。張醴泉深知,倘若他把開槍者送到周恩來那裡,非要遭蔣介石的責罵不可。於是,他只得撒謊:「兇犯已經解送走了。」放下耳機,張醴泉對周恩來辦事如此敏捷,頗為讚歎……    
    周恩來從張鎮那裡得知調查結果之後,也派人到現場進行調查,所得結論和國民黨方面一致。這樣,就排除了「政治性謀殺」的猜疑。翌日早上,當毛澤東從紅巖進城,仍由李介新護送。他發覺,今日不比往常,從紅巖到曾家巖桂園,沿途都有武裝憲兵警戒。那是張鎮下令,加強對毛澤東的保護。    
    《新華日報》對「李少石事件」接連進行了報道:十月九日,即李少石遇害的翌日,當時周恩來尚未作出明確結論,就讓《新華日報》報道了他和張鎮去醫院探望李少石以及李少石已突然遇害的情況。    
    這一報道,迅速把李少石之死公之於眾,引起各方極大的關注。但是《新華日報》只作客觀報道,未對李少石之死的性質作結論。    
    十月十日,發表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關於事件經過的談話。    
    十月十一日,發表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錢之光關於事件經過的談話。    
    錢之光所談經過和張鎮一致。錢之光代表中共,表示了態度:關於李少石之死,「是革命事業中的一個沉痛損失」。關於司機熊國華,是他「肇禍後仍不停車」,「我們也當協同有關機關繼續尋覓,使其歸案」。關於吳應堂,「我們願負擔他的醫藥療養費,如不幸因傷逝世,並願意負責予以殮葬」。另外,周恩來還於同日中午去醫院探望了吳應堂。這樣,一場突發的事件,經周恩來實事求是加以解決,平息了這場風波——倘若處理不當,「李少石事件」完全可能成為導火索,足以引發國共之間爆發一場劇鬥,將重慶談判以來國共和諧的氣氛破壞殆盡……李少石於同日安葬,毛澤東為他親筆題詞:「李少石同志是個好共產黨員,不幸遇難,永誌哀思!」周恩來在李少石墓前講話:「這樣一個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實在是很大的損失。」至此,「李少石事件」畫上了句號。周恩來以高超的政治藝術,迅速而正確地處理了這    
    一突然而來的嚴重事件。據當事者劉昂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回憶,錢之光的談話稿是事先經毛澤東、周恩來審定的。又據王炳南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回憶,周恩來「後來總結此事時常說:『人不要有主觀主義,不要有成見,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動的例子。』」季國平:《關於李少石同志之死》,《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一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據童小鵬回憶,周恩來曾認為,張鎮那天晚上護送毛澤東回紅巖,又很迅速、認真調查「李少石事件」,立了一功。周恩來後來多次對童小鵬說:「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第八部分:重慶談判毛澤東握別蔣介石

    就在緊張處理「李少石事件」的那幾天,重慶談判進入尾聲,毛澤東和周恩來正處於高度忙碌之中。    
    重慶談判經歷了「頂牛」,經歷了爭吵,經歷了一連串的討價還價,國共雙方總算達成了協議。協議初名《會談公告》,出自邵力子之手,於九月二十一日交出。翌日,赫爾利帶著這一草案飛美,向美國總統及國務院作匯報。    
    赫爾利返回重慶後,國共雙方又經過反覆斟酌,由張治中重擬,劉孟純執筆,寫出《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於十月八日經雙方代表討論通過,並定於「雙十節」——十月十日,舉行簽字儀式。就在八日傍晚,發生了「李少石事件」。十月九日中午,蔣介石夫婦在林園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毛澤東即將離渝餞行。十月十日下午六時,重要的儀式在桂園樓下客廳舉行。那是國共雙方代表舉行《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簽字儀式。由於這天是「雙十節」,這份紀要通常稱為《雙十協定》。    
    毛澤東就在桂園樓上,卻沒有出席儀式。那是因為蔣介石沒有出席儀式。根據兩黨對等的原則,毛澤東也就不出席儀式。出席簽字儀式的國民黨代表是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王若飛。簽字儀式畢,毛澤東下樓,和在場的代表們一一握手,表示祝賀。邵力子對毛澤東說:「此次商談,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賴於毛先生不辭辛苦奔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慶《新華日報》。    
    《雙十協定》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文獻。如果細細推敲起來,跟二十七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上海發佈的《中美聯合公報》,風格極其相似。通篇可用「求同存異」四字來概括。因為無論一九四五年的國共雙方,還是一九七二年的中美雙方,都是觀點差距甚大的雙方。所以這類由雙方簽署的政治文獻,其行文都採用「一致認為」、「某方認為」、「另一方認為」的格式。凡共同處,用「一致認為」;凡差異處,開列各方觀點。    
    《雙十協定》共分十二條,內中標明「一致認為」的,只不過三條而已,即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關於政治民主化的方針、關於人民自由問題。這三條,大體屬於「虛」的條文。其餘九條,所寫的無非是「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只是開列了雙方的觀點罷了。不過,不管怎麼說,國共雙方經過四十多天的會談,尤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能夠坐在一起會談,而且畢竟簽訂了這麼一份「求同存異」式的《雙十協定》,是很不容易的了。    
    《雙十協定》簽畢,蔣介石來桂園看望毛澤東了。蔣介石非常講究禮儀的規格。他是國民黨領袖,所以只在毛澤東剛到,以及即將離渝,兩次前去看望毛澤東,其餘均是毛澤東去他那裡。這一回,蔣介石軍裝筆挺,佩特級上將領章,掛著佩劍。毛澤東在樓房階簷口跟蔣介石握手,然後陪著他步入客廳。蔣介石為《雙十協定》的簽訂,說了幾句祝賀的話,席不暇暖,便和毛澤東一起出去,坐上汽車,前往國府路,來到國民政府大樓,出席「雙十節」招待外賓的雞尾酒會。    
    過了一個多小時,招待會結束,毛澤東回桂園片刻,從此就告別了桂園。他應蔣介石之邀,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前往林園,與蔣介石作第六次會談。是夜,毛澤東、王若飛宿於林園二號樓,周恩來仍住三號樓。翌日清早,毛澤東向蔣介石辭行,他倆作了最後一次晤談。從此,蔣介石和毛澤東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面——雖說他們每日都在思索著如何戰勝對方。十一日上午八時,蔣介石委派陳誠作為他的代表,和毛澤東一起去九龍坡機場,為毛澤東送行。他自己,對於毛澤東仍是「來不接,去不送」。九時一刻,三輛小汽車從林園到達機場,下車的有毛澤東、陳誠、周恩來、張治中、王若飛、郭沫若夫婦、張瀾、邵力子夫婦、陶行知、章伯鈞、茅盾等以及各界人士、中外記者。臨行之前,毛澤東特地向日夜守衛桂園的士兵們致謝。毛澤東握著憲兵班長李介新的手說:「這次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大家。」    
    毛澤東在機場對記者發表了談話:「中國的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不過困難都可以克服。」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慶《新華日報》。    
    九點四十五分,毛澤東乘坐一架綠色雙引擎C47型運輸機起飛。張治中、王若飛同行。周恩來留在重慶。據童小鵬回憶,毛澤東的專機起飛後,紅巖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電台,一直緊張地與延安電台保持密切聯繫。在收到延安發來毛澤東平安到達的電報後,工作人員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延安機場洋溢著歡笑,兩萬多人聚集在那裡,歡迎毛澤東。這與毛澤東離開延安時,機場上一片擔憂之情恰成鮮明的對比……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雙十協定》只是「紙上的東西」

    就在毛澤東返回延安的當天,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對《雙十協定》作如下評價:「這個東西,第一個好處是採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歷史上未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人民的。」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這次他和蔣介石平起平坐,對等談判,是「歷史上未有過的」。重慶《新蜀報》社論便稱重慶談判是「兩黨首腦,開誠協商」。翌日——十月十二日,《雙十協定》由國共雙方同時公佈。也就在這天,王若飛和張治中一起飛回重慶。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和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未了事宜。    
    《雙十協定》的發表,引起國內外一片歡呼之聲。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十月十二日的社論說:「分裂內戰的陰霾可望由此掃清,和平建國的時代可望於茲開始,因而八年抗戰的鮮血也將不至於白流,這是中國民族的福音!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重慶《大公報》十月十二日的社論說:「毛澤東先生雖已離開重慶,這四十幾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國人民的熱望,並證實政府及蔣主席的誠意。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誰不在期待?快來吧!」延安《解放日報》十月十三日社論,代表中共評論重慶談判:「八月底起,在重慶舉行的國民政府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之間的會談,乃是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事件。」    
    重慶《中央日報》十月十二日社論,表明了國民黨的觀點:「假如中國真的發生內戰,那就是悲劇的演出……蔣主席為了阻止這悲劇的發生,特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再三堅邀中共毛澤東氏來渝,商談促進統一團結的步驟,決本寬大容忍的一貫方針,覓取中共問題合理合法的解決。」英國《泰晤士報》十月十二日述評以為:「一項令人滿意的聯合聲明發表了,因為它至少是暫時地使內戰的可能性不再突出。」倒是十月十三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評論說得很有分寸,留有餘地:「以為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所締結的協定,永遠消除了兩黨間一切實際的或潛在的衝突源泉的話,便是魯莽的想法。基本上說來,協定只是建立了中央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的休戰地位,並使之合法化而已。」毛澤東也對重慶談判發表了內部講話。那是十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毛澤東告誡中共幹部們:「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    
    毛澤東這時說出了他去重慶談判的原因:「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是要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實現他的願望,客觀上有很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另外,中共中央在十月十二日,發出《關於雙十協定後我黨任務與方針的指示》,作了明確規定:「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大抵是在重慶太累的緣故,毛澤東病了。往日,他所說的「齒病」、「感冒」是假病,這一回真的病了,病得不輕。他手腳痙攣,冷汗不已,夜不能寐。往日,他生假病時要見諸報道,這一回真病倒要保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師哲給斯大林發了電報,斯大林派了醫生飛往延安,毛澤東在蘇聯多年的長子毛岸英也隨飛機一起回到延安。    
    蘇聯大夫的治療,長子的歸來,終於使毛澤東的病日益見好。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迷航的飛機洩露了蔣介石的天機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句話,確實是他「夫子自道」,說出了他的內心奧秘:「我對共產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在蔣介石看來,重慶談判是「撫」,所以他笑臉相迎毛澤東,給予上賓之禮;就在「撫」的同時,他又兼施著「剿」。毛澤東在《關於重慶談判》這一內部講話中,說出了他去重慶是「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蔣介石則是在重慶談判期間,在他授意張治中致胡宗南密電中,和盤托出他的本意。此電當即被中共通過秘密途徑所獲,馬上電告延安:「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後,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以土匪清剿之。」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代表團關於張治中向胡宗南傳達秘示致中央電。    
    重慶談判談了四十三天,蔣介石確實達到了「拖延時間」的目的。也真巧,重慶談判尚未結束,就在十月八日下午六時,就在張治中為毛澤東即將離渝、為《雙十協定》即將簽字而舉行盛大宴會,在河南太行山麓焦作附近,一架國民黨運輸機迷航,降落在中共控制區內。中共軍隊檢查了飛機。一查,查出了蔣介石的密件!機上載有寫著「閻司令長官密啟」字樣的編號為三二五一的代電一封,是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二組發出。代電全文:「吉縣第二戰區閻長官勳鑒:茲附發《剿匪手冊》兩冊,請查收。中正。」所附兩冊《剿匪手冊》,也落入中共部隊手中!這一偶然發生的飛機迷航事件,洩露了蔣介石的天機!《剿匪手冊》要剿什麼匪呢?這「匪」,也就是「奸黨」,也就是中共,也就是正在重慶跟蔣介石晤談的毛澤東!一點也不奇怪,這就是蔣介石的「剿撫兼施」的最生動的寫照。    
    那《剿匪手冊》,送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一看,頗為失望,原來這《剿匪手冊》雖是新印的,卻是老版本,他早就「拜讀」過……這《剿匪手冊》,其實就是《剿匪手本》。一九三三年夏日,蔣介石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時,那封面上印著《剿匪手本中正手制》的小冊子,被定為訓練團的課本。那時,從繳獲的國民黨軍隊檔案中,毛澤東就讀過這《剿匪手本》。    
    筆者在南昌江西省檔案館查到了《剿匪手本》原件,並影印了該書。書的《緒言》一開頭就這麼寫道:國家興亡,軍人之責,盜匪不滅,軍人之恥。我革命軍自入贛剿匪以來,至今已時逾三載,官兵死傷者萬餘人,而師長陣亡殉難者且及四人之多。其犧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結果,不唯於匪無損,而且其囂張猖獗有加無已者,何哉?主義不明,而心志不堅之所致也……古云:破山中之盜易,破心中之賊難;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賊,必須先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賊。苟吾人而能具必死之決心以剿匪,則士卒必能以勿生還之勇氣而盡忠。    
    蔣介石所謂「江西山中之賊」,指的便是毛澤東,便是中共,便是紅軍。    
    《剿匪手本》還附錄《赤匪的戰術》,歷數毛澤東的游擊戰術。    
    蔣介石當年印《剿匪手本》,為的是消滅江西的「赤匪」。如今,十八個春秋飛逝,毛澤東已經成了他談判的對手。蔣介石重印《剿匪手本》,就是為了完成十八年前的未竟之業。其實,蔣介石所定的對中共「剿撫兼施」的方針,更準確地說,是以剿為主,以撫為輔。或者說,撫是為了剿。一句話:剿是目的,撫是手段。剿,也就是滅絕。如《後漢書·朱暉等傳論》中李賢所注:「剿,絕也。」剿共,也就是滅絕中共。對於中共,蔣介石一直是個「剿」字:早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蔣介石就要「剿滅」毛澤東,那時叫「會剿」,即調動湘、贛、閩三省國民黨部隊,會合在一起「剿共」;毛澤東進入瑞金,蔣介石實行「圍剿」,那時調動的國民黨部隊更多,圍而剿之,故曰「圍剿」;毛澤東被迫長征,蔣介石追而剿之,曰「追剿」;毛澤東進入延安,蔣介石依然要進而剿之,曰「進剿」。不論是「會剿」、「圍剿」,還是「追剿」、「進剿」,都是「剿」。蔣介石從一九二七年起,對於中共念念不忘的,便是一個「剿」字!只是日本侵略中國,民族大敵當前,蔣介石不得不聯共抗日。如今,日軍投降,蔣介石又繼續進行他的未竟之業——「剿共」。他記起當年「手制」的《剿匪手本》。就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翌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何應欽便下令大量重印,以供再度「剿共」之用。    
    就在《雙十協定》公佈的翌日,即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又下達密令:「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僅八年抗戰前功盡棄,且必遭害無窮,使中華民族永無復興之望,我輩將士何以對危難之同胞,更何以對陣亡之將士。」「遵照……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建功於國家者必膺懋賞,其遲滯貽誤者當必執法以繩。」不過,如今中共已不那麼好「剿」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大發展,已不是井岡山時代那「星星之火」了,而是呈燎原之勢!據雲,蔣介石曾咒罵,是日本人幫了中共的大忙——日軍侵略中國,逼得蔣介石不得不放下「剿共」之刀,和中共一起去打日本人——雖說中共的勢力已不小,但比起蔣介石來還差一大截。國民黨軍隊,大約相當於中共部隊的四倍:國民黨軍隊為四百三十萬人,中共軍隊為一百二十萬人。蔣介石相信,盡早著手「剿共」,能夠獲勝。於是,在借助重慶談判拖延時間,蔣介石調整好兵力之後,國共之戰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大規模內戰正「不宣而戰」

    內戰的槍聲,其實在重慶談判期間就已經在上黨打響了。    
    上黨,原是戰國時的郡,指山西長治一帶。劉伯承、鄧小平所率中共部隊跟國民黨閻錫山部隊幹了一仗——蔣介石派出運輸機,正是給「山西王」閻錫山送《剿匪手本》!據《劉伯承、鄧小平關於上黨戰役總結向軍委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稱:劉、鄧部隊三萬一千五百人,閻錫山部隊三萬八千人,從八月下旬打到十月八日,打了四十天。結果閻錫山部隊被殲兩萬六千多人,中共部隊傷亡約四千人。消息傳到重慶,蔣介石只得以那是閻錫山打的,他不清楚一推了之——雖說毛澤東已從電報中獲悉那架運輸機上的《剿匪手本》以及蔣介石給閻錫山的密件,只是顧及蔣委員長的面子,沒有當面點穿罷了。蔣介石吃了敗仗,如同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毛澤東一回到延安,在《關於重慶談判》的講話裡,就毫不客氣地挖苦蔣介石了:「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    
    蔣介石呢?上黨之敗,還只是「小意思」罷了。這位特級上將,忙於調兵遣將,陳兵百萬於內戰前線。他調動的兵力有:    
    胡宗南的第一戰區——十個軍;    
    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七個軍;    
    顧祝同的第三戰區——五個軍;    
    劉峙的第五戰區——五個軍;    
    孫蔚如的第六戰區——五個軍;    
    余漢謀的第七戰區——兩個軍;    
    李品仙的第十戰區——三個軍;    
    孫連仲的第十一戰區——九個軍;    
    傅作義的第十二戰區——四個軍;    
    此外,還有不屬於以上戰區的六個軍。    
    蔣介石總共調集了五十六個軍,加上挺進部隊以及奉命參加內戰的偽軍(即投降國民黨的偽軍)五十萬人,共計二百萬軍隊,可謂浩浩蕩蕩。蔣介石指揮這二百萬大軍的進攻目標是:    
    第一戰區,進攻河北解放區;    
    第二戰區,進攻上黨解放區;    
    第三戰區,進攻浙東及天目山新四軍根據地;    
    第五戰區,進攻豫東及豫南解放區;    
    第六戰區,進攻湖北解放區;    
    第七戰區,進攻廣東東江解放區;    
    第十戰區,進攻皖中及鄂東新四軍;    
    第十一戰區,進攻山東及豫北、冀南解放區;    
    第十二戰區,進攻綏遠及察哈爾解放區。    
    蔣介石一邊部署兵力,一邊驚歎中共在抗戰中竟有那麼大的發展。星羅棋佈於全國的解放區,已是剿不勝剿了。就在蔣介石調動二百萬大軍打算踏平那些解放區之際,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吳國楨則很「謙虛」。合眾社記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自重慶報道吳國楨的談話:「政府在此次戰爭中居守勢。」毛澤東當然看出吳國楨的用意。他以中共中央發言人的名義,於十一月五日發表談話,題為《國民黨進攻的真相》。    
    毛澤東指出:「吳氏所說『守勢』云云,全系撒謊……國民黨當局正在大舉調兵,像洪水一樣,想要淹沒我整個解放區。」毛澤東說:「中國人民被欺騙得已經夠了,現在再不能被欺騙。」在毛澤東發表談話之後,緊接著在十一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長篇特訊:《國民黨調動二百萬大軍發動全面內戰的真相》。十一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真和平與假和平》,指出內戰正在「不宣而戰」:「雙十協定剛才發表,《剿匪手本》和『剿匪密令』已經從『軍委會』和『委座』那裡發出來,『手本』大量翻印、密令滿天飛舞,不宣而戰的空前大規模的內戰就此爆發起來。」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馬歇爾充當了「調解人」的角色

    就在中國大地充滿了火藥味的時候,美國又一次充當國共調解人的角色。不過,這一回出場的不再是赫爾利。那時,赫爾利正回美國述職。他正為自己在中國成功地「導演」了重慶談判而得意洋洋,抨擊起美國國務院,認為國務院「對共產主義不堅決」,引起國務院對他的不滿。赫爾利說這樣的話,是因為他力主美國空軍應幫助蔣介石把部隊從南方空運到北方,支持蔣介石消滅中共,而美國國務院並不贊同赫爾利。十一月三日中午,赫爾利在美國新聞俱樂部再一次猛烈攻擊國務院,並宣佈他已把辭呈放在國務卿貝爾納斯的辦公桌上。    
    赫爾利的講話,震動了美國首都。這樣,當天下午,美國總統杜魯門便不得不打電話到參議院,約見正在那裡出席珍珠港事件調查委員會會議的馬歇爾……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撤銷赫爾利的駐華大使職務;同時又宣佈,新派五星上將馬歇爾為總統駐華特使。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還宣佈了美國對華政策:    
    一、國民政府軍隊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各種意見不同的武裝力量間,應即設法停止敵對行動。    
    二、應召集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國會議,籌商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的辦法。    
    三、美國承認現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達成中國團結統一這個目的之適當機構。    
    四、美國保證不會使用軍事干涉的方式影響中國的內爭過程。    
    馬歇爾此人,在美國政界、軍界資歷頗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擔任美國陸軍總參謀長,主持指揮美國陸軍。此刻,杜魯門總統派他前往中國,除了他正準備退休、處於機動狀態外,還因為他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中國工作。雖說馬歇爾接受了總統的任命,他卻意識到只有具備「魔術師的技巧」才能完成在中國的使命。    
    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在給馬歇爾的信中寫道:「在你與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交談時,授權你用最坦率的語言和他們談話。」十二月二十二日,馬歇爾飛抵重慶,開始了他的「魔術師」使命。對於馬歇爾的到來,蔣介石憂心忡忡,因為過去在他和史迪威的尖銳衝突中,馬歇爾是站在史迪威一邊的。當然,後來的事實表明,蔣介石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周恩來跟馬歇爾在重慶一見面,倒是印象不錯。周恩來曾說:「我覺得他直率、樸素、冷靜,與史迪威相似。我們在三個月內相處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東北問題起來之後,雙方意見常有距離。他對蘇聯有猜疑,往往把蘇聯牽涉到各種問題上去,加上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使我們和馬歇爾無法取得協議。但是,我與馬歇爾個人關係很好,我認為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在馬歇爾的斡旋下,十二月二十七日,國共兩黨在重慶重開談判,中共代表為周恩來、葉劍英、王若飛,國民黨代表為王世傑、張群、邵力子。「調解人」為馬歇爾。這一次的國共重慶談判,取得了兩項成果:一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人稱《停戰協定》。這一協定由國共雙方在一月十日公佈,自一月十三日夜十二時起生效。二是成立了馬歇爾、張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馬歇爾任主席。自一月十三日起,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國民黨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三人組成,負責實施《停戰協定》。其實,《停戰協定》依然是紙上的東西。美國的「中立」也只是掛在口頭而已。    
    美國給了蔣介石大量的援助,幫助蔣介石空運部隊,還把二百七十一艘艦艇贈給了蔣介石……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緊張時刻發生緊張事件

    緊張的時刻,偏又發生緊張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上午,延安飄著細雨。人們踏著泥濘的路,朝機場走去。等著,等著,鉛灰色的雲層中,不見飛機的影子。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下午二時許,從重慶起飛的飛機仍沒有出現——雖說據重慶電告,飛機早已飛離重慶。「也許是因為天氣不好,中途在西安降落,或者半途折回重慶了!」人們只得這麼解釋,悻悻地回去。飛機上的乘客,非同一般:除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王若飛、博古、鄧發之外,還有葉挺將軍一家!自從葉挺在皖南事變被囚以來,中共一再跟蔣介石交涉,要求釋放葉挺。一九四六年一月,當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時,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國民黨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後來,經過多次交涉,蔣介石總算答應以中共釋放被俘的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馬法五為條件,在一月二十二日釋放廖承志。接著,在三月四日,釋放了被囚達五年零兩個月的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剛一出獄,在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便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會。    
    葉挺在會上說:「在這五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裡,我想得很多。我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我認識清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走向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的國家。」    
    出獄的第二天,葉挺便致電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提出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    
    毛澤東同志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我已於昨晚出獄,決心實行我多年的願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並請答覆。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中共中央獲悉之後,當即於三月七日電復葉挺。電報手稿,現保存於北京中央檔案館。從手稿上可看出毛澤東修改的筆跡。原文開頭為「葉挺軍長」,毛澤東改為「親愛的葉挺同志」,又加上了「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等句。電報全文如下:    
    親愛的葉挺同志:    
    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事業進行了二十餘年的奮鬥,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收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並向你致以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重慶《新華日報》。這樣,葉挺終於又成為中共黨員。一個月後,四月八日,王若飛、博古要從重慶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葉挺也就和他們一起去延安。同機而行的有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歸來的鄧發,還有葉挺夫人李秀文、五女揚眉、幼子阿九,以及王若飛的舅父黃齊生和黃齊生的孫子黃曉莊,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等,共十三人。他們所乘的是和毛澤東赴重慶所乘的同樣飛機,即C47型運輸機,由美軍上尉蘭奇(CELange)等四位美國人駕駛。那天延安一帶天氣不好,但飛機仍在上午九時許起飛。起飛後,飛機機組不斷與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電台聯絡。飛機途經西安半個小時後,即中午十二時二十五分,還曾與延安美軍電台聯絡了一次。此後,飛機杳無音信。毛澤東在延安焦急不安。周恩來在重慶忙於與各方聯繫。嚴峻的形勢,使周恩來不能不作嚴峻的考慮——會不會是蔣介石在玩弄什麼陰謀?    
    周恩來也考慮到天氣問題。就在不久前,他在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一月二十七日,他匆匆返回延安匯報工作,又於一月二十九日飛往重慶,以趕上政治協商會議的閉幕式。由於天氣不好,不得不在西安滯留了一夜。一月三十日上午,飛機冒著惡劣天氣起飛。在經過秦嶺上空時,遇上強大的冷氣團,飛機外殼結上了一層厚厚的冰。由於負荷過重,飛機墜向低空。駕駛員吩咐把行李從機艙扔出,機上十多位乘客全都繫上降落傘,以防不測。就在這時,飛機上響起小女孩的哭聲。那是隨機飛往重慶的葉挺的女兒葉揚眉,因為沒有降落傘,哭了。周恩來聞聲,把自己的降落傘解下來,繫在小揚眉背上……幸虧駕駛員當機立斷,折回西安,脫離了險境。當天下午,天氣好轉,這才由西安飛抵重慶……這一回葉挺他們乘的飛機,失去無線電聯繫後,毫無信息,表明凶多吉少。飛機是從西安飛往延安的半小時後,失去聯繫的。根據航程推算,當在甘泉一帶。美軍派出飛機,一連三天在甘泉一帶盤旋搜索,毫無結果。    
    那幾天,毛澤東在延安,周恩來在重慶,都晝夜不安。    
    直到十一日晚十時,中共駐紮在晉西北的部隊發來電報,告知在山西興縣東南八十里的黑茶山,發現飛機殘骸,機上所有人員遇難。黑茶山是海拔兩千多公尺的荒山,八日下大雨,飛機可能在濃霧中撞在山上。翌日,村民上山打柴,發現飛機殘骸,從死者身上,找到第十八集團軍證件。當地中共部隊聞訊,在康思儉排長率領下,上山警戒,保護現場。由於交通不便,消息傳到興縣蔡家崖——中共部隊軍區機關所在地,已是十一日了。    
    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震驚,毛澤東派出陳雲,乘飛機前往出事地點上空,瞭解情況。經過仔細調查,中共判定,這是一次飛行事故,不是有人謀害。這樣,在緊張時刻發生的緊張事件,如同《雙十協定》簽字前夕發生的「李少石事件」,終於得以平靜解決……新華社在十二日發出電訊,首次報道了「四八事件」。延安沉浸在淚水之中,重慶也為之震驚。    
    延安和重慶都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葉挺遇難之際,正步入「知天命」之年。如果他不死於非命,毛澤東在授元帥軍銜時,必定有他……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毛澤東笑稱蔣介石是「紙老虎」

    中國,確實到了萬分緊張的時刻。    
    五月五日,蔣介石還都南京。國共談判桌,也隨著搬到南京。    
    蔣介石在南京席不暇暖,便飛往東北督戰去了。    
    內戰之火,在東北猛烈燃燒:    
    五月十九日,國民黨部隊攻佔四平;    
    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部隊攻佔公主嶺;    
    五月二十三日,國民黨部隊攻佔長春;……    
    蔣介石在東北的勝利,使他益發堅定了「剿共」的決心和信心。這樣,他終於全面發動了中國的內戰:    
    六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命令劉峙率三十萬大軍向中原解放區發動聲勢浩大的攻勢;    
    七月十二日,蔣介石調五十萬大軍猛撲蘇北解放區;    
    八月二日,漆著青天白日標誌的轟炸機,出現在「紅都」延安上空,劇烈的爆炸聲把《雙十協定》、《停戰協定》全都炸個粉碎;    
    八月二十七日,國民黨部隊攻佔承德;    
    九月十九日,國民黨部隊佔領淮陰;    
    十月十一日,國民黨部隊從中共手中奪得重要城市張家口;……    
    面對一連串的勝利,蔣介石有點陶醉了。十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秘密軍事會議上,對形勢作出樂觀的估計:「五個月之內打垮中共軍。」毛澤東作為蔣介石的對手,卻在那裡冷眼觀「棋」。就在蔣介石的飛機轟炸延安的日子裡,在延安楊家嶺一排十四孔的窯洞前,毛澤東坐在石凳上,隔著方形石桌,接受一位美國女記者的採訪。她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山坡上,羊群在安靜地吃草,放羊娃卻不住地朝這邊好奇張望,因為在延安難得見到外國人。毛澤東逐一回答著斯特朗的提問。斯特朗的每一個問題,差不多都離不了蔣介石。毛澤東談著談著,忽地說及一個新名詞,令翻譯一時不知怎樣譯成英文。毛澤東是在談論原子彈時,這麼說起這個新名詞:「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紙老虎。」    
    「紙老虎」?翻譯納悶,最初譯成「paperman」,即「紙人」,毛澤東搖頭。後來,經毛澤東作了解釋,翻譯明白「紙老虎」是包含「外強中乾」的意思,而「紙人」僅僅是「中干」,沒有「外強」之意。於是,譯成了「papertiger」,這成了毛澤東「發明」的新名詞。斯特朗饒有興味地聽著毛澤東談論「紙老虎」。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毛澤東談及了他的老對手蔣介石,他稱蔣介石也是「紙老虎」。他說:「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也就在這次談話前不久——七月二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毛澤東還制定了對蔣介石的作戰方針:「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毛澤東正是基於這種戰略,所以面對著蔣介石聲勢洶洶的攻勢,放棄了一座又一座城市。蔣介石呢?卻把從毛澤東手中奪來的每一座城市都視為一次勝利。國共之間,已經以炮火代替了握手。連美國總統杜魯門也致電蔣介石:「近數月來,中國局勢的急劇惡化,已成為美國人民所深為關切的問題。」雖說蔣介石復電杜魯門,稱「竭盡所能地與馬歇爾將軍合作」,但馬歇爾和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得不在八月十日,發表聯合聲明,宣佈「調處」失敗。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馬歇爾離華返美。離華時他說:「和平障礙國共兩黨均有責任。」他給國共兩黨各打了五十大板,以求顯示他這位調解人的公正。    
    馬歇爾這位「魔術師」,後來倒是說了一段真心的話:「毛澤東的人民民主不會願意接受蔣介石的統治,也不會願意接受一個對美國友好的民主中國,而由於國民黨的愚蠢無能,沒有美國的軍事干涉國民黨政府就不可能對共產黨人實施統治。現在看來採取任何別的政策將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毛澤東呢?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接受美國記者斯蒂爾的採訪時,這樣評論美國的調解:「我很懷疑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所謂調解。根據美國大量援助蔣介石使得他能夠舉行空前大規模內戰的事實看來,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謂調解作掩護,以便從各方面加強蔣介石,並經過蔣介石的屠殺政策,壓迫中國民主力量,使中國在實際上變為美國的殖民地。這一政策繼續實行下去,必將激起全中國一切愛國人民起來作堅決的反抗。」當斯蒂爾問毛澤東:「閣下是否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當然領袖』?」毛澤東斷然否定:「世界上無所謂『當然領袖』。」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毛澤東用林沖戰略對付蔣介石

    「抗戰前十年內戰,抗戰中八年磨擦,勝利後一年糾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來在國共談判面臨徹底破裂,不得不離開南京飛回延安時,接受記者採訪,用這樣概括的話,總結了國共兩黨關係史。周恩來的離去,表明國共關係接近冰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南京衛戍司令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重慶警備司令部同時發出通知,限令三地的中共聯絡處及辦事處所有人員於三月五日前撤退。這實際上是國民黨向中共提出的最後通牒。中共代表王炳南發表了《為委託民盟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緊急聲明》,稱中共在各地的房屋資財,「悉數委託中國民主同盟全權保管,業於三月五日簽訂契約,先將南京各種財產造冊點交,並請林秉奇律師作證」。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羅隆基,也於三月六日發表《為受委保管中共代表團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緊急聲明》:「茲以中國共產黨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員撤退在即,所有遺留各地之房屋物資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託本同盟全權保管。」《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中共也相應採取措施,要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機構撤退。另外,中共還要求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撤離延安。美軍觀察組在三月十一日上午剛剛撤走,國民黨轟炸機在下午就大批飛臨延安上空,進行狂轟濫炸。這樣,國共之間的戰爭全面展開了。蔣介石和毛澤東作為國共雙方的主帥,下著國共的決戰之棋。在國共之戰的初期——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蔣介石部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蔣介石打的是全面進攻戰,他調動了手下二百萬大軍,全面進擊,四處開花。    
    毛澤東打的戰略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進行運動戰。    
    戰爭進行了八個多月,毛澤東放棄了一百零五座城市,卻消滅了蔣介石部隊七十一萬人。從棋局來看,蔣介石部隊越楚河、過漢界,咄咄逼人。實際上,他損兵折將,消耗實力。其實,毛澤東所用的戰略,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已說得明明白白: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澤東在十年前寫的這段文字,彷彿是為十年後的國共之戰畫像。蔣介石就是那其勢洶洶的洪教頭,毛澤東採用了林沖的辦法對付他。    
    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所寫的《三個月總結》中,對國共之戰初期的形勢作了如下判斷:「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國共之戰,果然按照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進行。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因「戰線太廣」而「兵力不足」,不得不收縮戰線,集中兵力。於是,國共之戰進入第二個階段,即蔣介石由「全面出擊」改為「重點進攻」。蔣介石定下了兩個重點:    
    一、集中三十四個旅二十三萬人,進攻陝甘寧邊區,進攻「紅都」延安;    
    二、集中六十個旅四十五萬人,進攻山東解放區。    
    毛澤東呢,依然著眼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毛澤東說了一句頗為精闢的話:「存人失地,地終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兩失。」一時間,延安成了國共爭奪的焦點。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蔣介石從南京飛往西安,召集那裡的軍政要員,為進攻延安作了部署。蔣介石命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厲兵秣馬,突襲延安……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蔣介石為「光復中共赤都」興高采烈

    胡宗南兵馬未動,三月三日深夜,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卻正在細細研讀著胡宗南的進攻延安的絕密計劃!「謀事不密則害成。」胡宗南深知這一點,尤其是與中共作戰,更要講究出其不備。他生怕洩露機密,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連他手下的師長、軍長都不知道。他只告知部隊要集結而已。可是,那絕密計劃竟已落到毛澤東手中。胡宗南做夢也沒有想到,他身邊的機要秘書竟是中共地下黨員!此人名喚熊向暉,乃是奉周恩來之命,早在一九三七年便打入胡宗南身邊,翌年起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熊向暉的真實身份,在中共方面,也只有周恩來、董必武、蔣南翔三人知道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最初,周恩來只吩咐他作「閒棋」、「冷子」,作長期埋伏的打算。    
    周恩來的這一步閒棋下得不錯。熊向暉在胡宗南身邊「閒置」了多年,終於在關鍵的時刻,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三月二日夜,乘胡宗南外出,熊向暉把胡宗南的作戰計劃背熟。翌日夜,熊向暉秘密來到西安新華巷一號,把絕密情報告訴中共地下黨員王石堅,由王石堅的無線電台把胡宗南的作戰計劃發往延安,發到了毛澤東手中。這樣,毛澤東迅速得知,胡宗南定於三月十日拂曉,對延安發起閃電總攻。胡宗南手下的十五個旅的部署、進攻路線,毛澤東也瞭如指掌。    
    毛澤東於三月六日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電報,通報了胡宗南的作戰計劃,並指出:「此次胡軍攻延帶著慌張神情,山西僅留四個旅,西蘭公路及隴海線均甚空虛,集中全力孤注一擲,判斷系因山東及冀魯豫兩區失敗,薛岳去職,顧祝同調徐,胡宗南實際上主持鄭州軍事,急欲抽兵進攻豫北,故先給延安一個打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三月七日,熊向暉又密告王石堅,胡宗南的總攻延安時間推遲三天,為的是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撤離。這時,王石堅告訴熊向暉,上次去電延安之後,延安已復電,說已把胡宗南作戰計劃呈報毛澤東、周恩來,他們稱讚「很及時、很得用」。果真,胡宗南部隊在三月十三日晚,進入預定位置,十四日拂曉發起總攻擊。緊接著,熊向暉又密告延安,此時胡宗南的作戰方式是:「採取『蛇蛻皮』、『方陣式』進軍方法,派前衛佔領陣地,依次掩護本隊前進,前尾相顧,左右相連,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敵人即行殲滅,遇大股敵人可先繞道,吸引於延安附近圍殲。」如此這般,毛澤東對胡宗南的動向,可謂一清二楚。面對胡宗南南、西、北三路大軍的進攻,毛澤東用了林沖的戰略,避其鋒芒,讓他一步。根據「存人失地,地終可得」的原則,毛澤東作出重要決策:放棄延安!三月十九日清晨,胡宗南部隊攻入延安時,延安已是一座空城。胡宗南興高采烈地給蔣介石發去「光復中共赤都」報捷電報:「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十九日晨佔領延安,是役俘虜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胡宗南的電報所稱「七晝夜的激戰」、「俘虜五萬餘」,乃系虛構。因為毛澤東讓他一步,早已作撤離延安的準備,胡宗南一路順風,並無「激戰」,也無大批俘虜。接到胡宗南的電報,蔣介石自然比胡宗南更為興高采烈。蔣介石在翌日晨,發佈嘉獎電: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獎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中正蔣介石的「雪我十餘年來積憤」一句,道出了他內心的真話!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毛澤東笑謂胡宗南「騎虎難下」

    南京一片歡騰。《中央日報》以頭版頭條報道「國軍收復延安」的消息,並發表社論《國軍解放延安》。街頭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貼著「慶祝解放延安」、「慶祝陝北大捷」大標語,鞭炮聲此起彼伏……此處頗有意思的是國民黨也用「解放」一詞。「解放」一詞,其實古已有之,《三國誌·魏志·趙儼傳》中,便有:「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蔣介石的「解放」,是指從中共手中奪回之意。毛澤東更為常用「解放」一詞,則是指從蔣介石手中「解」而「放」之。中共中央的機關報,那時叫《解放日報》;理論刊物叫《解放》週刊。國共決裂之後,中共軍隊不再稱「八路軍」、「新四軍」,而是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在「國軍解放延安」的一片歡呼聲中,陳誠在二十日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戰,只需三個月即可擊破共軍主力,但過去是因和談關係,國軍多是挨打。」陳誠還說,今後「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三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又致電胡宗南,把「雪我十餘年來積憤」,延伸為「雪二十一年之恥辱」,把賬算到了一九二六年!蔣介石的電報稱:「延安如期收復,為黨為國雪二十一年之恥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時閱捷報,無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傷者應速詳報。至對延安秩序,應速圖恢復,特別注意其原有殘餘及來歸民眾與俘虜之組訓慰藉,能使之對共匪壓迫欺騙之禽獸行為,盡情暴露與徹底覺悟。十月後,中外記者必來延安參觀,屆時使之有所表現,總使共匪之虛偽宣傳完全暴露也。最好對其所有制度,地方組織,暫維其舊,而使就地民眾能自動革除,故於民眾之救護與領導,必須盡其全力,俾其領略中央實為其解放之救星也。」據熊向暉回憶,胡宗南進入延安,他陪同「參觀」。在棗園,胡宗南步入毛澤東住過的窯洞,看得很仔細。他居然拉開毛澤東的書桌抽屜,細細檢視。他發覺,抽屜裡有一紙條。拿起一看,上面寫著:「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畢,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據熊向暉在胡宗南身邊多年觀察:「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毛澤東的「勢成騎虎」這句話,正是一語道破了胡宗南的心病。確實,胡宗南在攻佔延安之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地步。毛澤東對付胡宗南,採用了「蘑菇」戰術。如他所言:「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後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後消滅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二二二至一二二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澤東在山險路艱的陝北,跟胡宗南「蘑菇」,把胡宗南部隊磨得又累又餓。胡宗南生怕毛澤東有詐,「每次進攻,全軍輕裝,攜帶乾糧,布成橫直三四十里的方陣,只走山頂,不走大路,天天行軍,夜夜露營,每日前進二三十里」《戰局的轉折點》,新華社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社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據雲,這是「國防部指導下的新戰術」。    
    儘管胡宗南小心翼翼,還是一回回進入毛澤東設下的伏擊圈,連吃敗仗:    
    就在佔領延安後的第六天,在延安東北的山勢險要的青化砭,胡宗南三十一旅近三千人被殲,旅長李紀雲被俘;四月十四日,胡軍四千多人被殲於陝北羊馬河;五月二日至四日,在陝北蟠龍,胡軍六千七百人被殲……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蔣介石下令「通緝」毛澤東

    就在胡宗南騎虎難下之際,蔣介石在重點進攻的另一翼——山東,也連吃敗仗……那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蔣介石的嫡系王牌整編第七十四師,在山東臨沂北面,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團圍困在孟良崮,已經瀕於彈盡糧絕的境地。崮,山東一帶對四周陡峭而有著蘑菇狀山頂的石山的稱呼。七十四師的師部,就設在崮頂巖下的山洞裡。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一米八六的個子,長得英俊瀟灑。他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後來升為國民黨中將。張靈甫能文能武,能書善畫,頗有儒將風度。他的整編第七十四師,是蔣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蔣介石的五大主力為第五軍、新一軍、新六軍、整編第十一師和整編第七十四師。,向來以驍勇善戰著稱。這一回,卻陷入了絕境。面對中共部隊激烈的炮火,已無退路的張靈甫面臨最後的抉擇:要麼降,要麼死。他選擇了「殺身成仁」。張靈甫寫下了絕命書。其中一封給蔣介石,一封給妻子王玉玲。這兩封絕命書,交給了勤務兵。勤務兵穿上解放軍服裝,混出孟良崮,帶到了南京。    
    王玉玲珍藏著張靈甫的絕命書。筆者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安採訪了張靈甫長子張居禮,他出示了張靈甫的絕命書——這是現居美國的王玉玲,交張居禮之弟張道宇帶來的。張靈甫給妻子的絕命書全文如下: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及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親來看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生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靈甫絕筆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張靈甫寫罷絕命書之後,自殺身亡。他的七十四師共三萬二千餘人,全部覆沒。    
    當時,考慮到張靈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共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皮定鈞命政治部派人購棺木予以安葬。收屍者乃吳強。這一段經歷給吳強留下很深印象。後來,吳強寫出了孟良崮之戰的長篇小說《紅日》,並由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於一九六二年拍成電影……對於孟良崮之敗,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發佈《為追念張靈甫師長剿匪成仁通告國軍官兵》,對失敗的原因進行了檢討: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每為烏合之眾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諜報不確,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錯誤,馴至精神不振,行動萎靡,士氣低落,影響作戰力量,雖亦為其重要然究其最大缺點,厥為各級指揮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敵愾同仇之認識,更無協同一致之精神,坐視為敵所制,以致各個擊破者,實為我軍各級將領取辱召禍最大之原因。    
    蔣介石不論是重點進攻延安,還是重點進攻山東,皆遭失敗。    
    隨著重點進攻的慘敗,蔣介石在軍事上也就由主動轉為被動。蔣介石已沒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宣稱「五個月之內打垮中共軍」那種躊躇滿志的氣度了。因為五個月早已過去,中共不僅沒有被打垮,反而連連獲勝。就在陝北蟠龍之役和山東孟良崮之役大勝之後,正在陝北靖邊縣王家灣的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以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寫了《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一文,對形勢進行了分析,並稱蔣介石為「賣國集團」:蔣介石賣國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蔣介石的軍隊,無論在哪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共計十一個月中,僅就其正規軍來說,即已被殲滅約九十個旅。不但去年占長春、占承德、占張家口、占菏澤、占淮陰、占安東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沒有了,就是今年占臨沂、占延安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也沒有了。蔣介石、陳誠曾經錯誤地估計了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和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法,以為退卻就是膽怯,放棄若干城市就是失敗,妄想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後再解決東北問題。但在十個月之後,蔣介石全部進犯軍已經深入絕境,被解放區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所重重包圍,想要逃脫,已很困難。    
    大凡輸家,往往容易發火。蔣介石輸了,對毛澤東恨透了,火極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義,對毛澤東下了「通緝令」。蔣介石給毛澤東開列的罪名是:「意圖顛覆政府,其為內亂犯!」蔣介石光是「通緝」毛澤東還不解氣。他在七月四日召開的國民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上,提出《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得以通過。他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號召全民,一致奮起,淬礪進行」,「從速戡平叛亂」。於是,蔣介石宣佈,全國進入「戡亂時期」。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頒發了一系列法令及條例:《中國國民黨戡亂建國總動員方案》、《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國防軍事實施辦法》、《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戡亂時期國家緊急治罪辦法》。蔣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令,實為對共匪重大之打擊,不僅軍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匪」

    戡亂總動員,也無濟於事。戰爭形勢越來越不利於蔣介石。戰爭進行了一年(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蔣介石的軍隊被殲人數已達一百一十二萬。    
    美國《白皮書》也明明白白指出:「戰略主動權已由政府手中轉入中共手中。」    
    蔣介石雖說不願直截了當承認失敗,但從他講話的口氣中也可明顯感到了:「共產黨絕對不能打敗我們。」他已不再去誇口講幾個月內消滅共軍了,只是說中共打不敗他,表明他已處於守勢了。對於這一年的戰爭,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進行總結。他們都既回顧過去一年的「棋局」,又在總結的基礎上考慮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澤東的總結,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陝北葭縣朱官寨寫的,題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蔣介石的總結,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軍官訓練團所作的演講,題為《一年來剿匪軍事之經過與高級將領應注意之事項》。    
    毛澤東顯得很興奮:「這一勝利,給了敵人以嚴重打擊,在整個敵人營壘中引起了極端深刻的失敗情緒,興奮了全國人民,奠定了我軍殲滅全部敵軍、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蔣介石則不能不正視敗局:「前方的部隊,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級將領被俘的被俘,戰死的戰死,這不僅是我們革命莫大的恥辱,而且對於社會人心發生很嚴重的影響。」毛澤東確定今後的作戰方針是:「我軍作戰方針,仍如過去所確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蔣介石則確定如下方針:「今後剿匪的工作,鬥智尤重於鬥力。」蔣介石開動了腦筋,用他的「智」,下達《制定剿匪作戰守則與六項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後對中共作戰的「四大守則」:「一、積極進攻;二、迅速行動;三、特別注重火網之構成;四、夜間行動。」他制定的「六項要目」是:「搜索、警戒、偵察、掩護、聯絡與觀察。」不過,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蔣介石益發處於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澤東起草了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毛澤東寫道: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現已大舉反攻。南線我軍已向長江流域進擊,北線我軍已向中長、北寧兩路進擊。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整個敵我形勢,和一年前比較,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    
    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內戰禍首」。蔣介石對毛澤東下「通緝令」,而毛澤東此時來了個針鋒相對,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實際上,這也就是對蔣介石下「通緝令」。蔣介石和毛澤東互下「通緝令」,這與兩年前他倆在重慶高舉通紅的葡萄酒杯,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毛澤東還宣告:「本軍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這就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    
    面對中共由守勢轉為攻勢,蔣介石意識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蔣介石在這年十一月三十日,寫下一篇《反省錄》,對於他的處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尤以榆林(陝西)、運城(山西)被圍日久,無兵增援;十二日,石家莊陷落之後,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加之,陳毅股匪威脅徐州(江蘇),拆毀黃口(江蘇)至內黃(河南)鐵路,而後進逼徐、宿(安徽);陳賡股匪竄擾豫西,南陽、安陽震動;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澤東呢,此時他的心緒很好,勝券在握。他對蔣介石提高了調子,由「內戰禍首」升級為「蔣介石匪幫」了!多少年來,總是蔣介石稱毛澤東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顛倒過來了,輪到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匪」了。這種稱謂的變化,倒也鮮明地反映出蔣介石和毛澤東地位的變化。誠如古語所道:「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蔣介石敗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蔣介石寫下那篇《反省錄》之後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    
    如今,輪到毛澤東以躊躇滿志的姿態說話了:「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內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裡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二四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對於這樣嚴峻的形勢,蔣介石也心中明白。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的日記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的悲涼心態:「閱地圖所示共匪擴張之色別,令人驚怖,若對匪作戰專重對付其軍隊主力,而不注重面積之原則,亦將陷於不可挽救之地步。」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蔣介石步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 1

    就在蔣介石連吃敗仗、目怵心驚之際,民怨高漲,他在國民黨內的威信也隨之不斷下降,美國政府對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蔣介石面對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實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開被稱為「民主之基」、「憲政之階」的國民大會,實行憲法,選舉總統。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向來受到人們的非議。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國民大會。這次國民大會實際上是由國民黨一手包辦,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對,拒絕參加,稱之為「偽國大」。中國民主同盟等也拒絕參加。那次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眼下,蔣介石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總統、副總統,以表明這是「中華民國實行民主憲政的開始」。    
    蔣介石這人,骨子裡嗜權如命,表面上卻是謙謙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大會召開之時,蔣介石便曾發表這樣的演說:「我個人本來沒有政治慾望和興趣,而且我今年已經六十歲,更不能像過去二十年一樣擔負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須將國家的責任交託於全國的同胞。」這一回,蔣介石又顯得很謙虛,他表示在「國家未能統一」之前,「決不競選總統」而只「願擔任政府中除正副總統外之任何職責」。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上,提出了總統候選人的五項條件:    
    一、瞭解憲法,認識憲政,確保憲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於戡亂建國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國歷史、文化及民族傳統;    
    五、對當前之國際情勢與當代文化有深切認識。    
    蔣介石還說:「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種條件之黨外人士出任總統候選人。」    
    蔣介石彷彿在給人們出啞謎,人們紛紛猜測究竟誰是蔣介石心目中的未來總統。按照蔣介石開列的這些條件,很多人推測是胡適。胡適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便頗享盛名。抗戰期間,出任駐美大使。後又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    
    他和美國有著良好的關係,又是文人的象徵。    
    蔣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決不競選總統」,人們竟難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適當象徵性的元首,如同當年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一樣;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賢,總是要先來一番遜辭再三。    
    蔣介石再三堅辭總統候選人,倒是張群明白他的心意:《中華民國憲法》對總統的權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須進行修改。於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通過了由陳佈雷起草的一項決議案:「總裁力辭出任總統候選人,但經常會研究結果,認為國家當前的局勢,正迫切需要總裁的繼續領導,所以仍請總裁出任總統,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會並建議在本屆國民大會中,通過憲法增加『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戡亂時期,得以緊急處分。」這新增的「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給予了總統以「緊急處分」的特殊權力,蔣介石滿意了。於是,蔣介石也就不再「堅辭」了。    
    四月十八日,國民大會通過了「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蔣介石也就在總統候選人討論會會上發表演講。蔣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奮鬥史,從最初追隨孫中山,到領導北伐,進行「剿共」,直至領導抗戰。最後,蔣介石說了這麼一番話:「我是國民黨黨員,以身許國,不計生死。我要完成總理遺志,對國民革命負責到底。我不做總統,誰做總統!」蔣介石既然說「我不做總統,誰做總統」,當然就一錘定音。他成了總統候選人。不過,光是他一人成為總統候選人,也就談不上競選,缺少民主的味道。於是,由居正參加陪選。居正那時擔任立法院院長。    
    翌日,國民大會進行選舉。蔣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得二百六十九票,蔣介石的得票數差不多是居正的十倍。這樣,蔣介石也就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集總統、總裁於一身。總統的選舉頗為順利。副總統的選舉,卻風波迭起。    
    副總統的候選人,蔣介石原本內定孫科。孫科為孫中山嗣子,擔任過立法院院長、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副主席。孫中山乃國民黨的締造者,孫科作為孫中山之子在國民黨內頗享聲譽,而且與蔣介石關係不錯。由孫科出任副總統,也表明蔣介石對孫中山的忠誠之意。事出意外,忽地殺出一匹「黑馬」,角逐副總統,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與孫科同齡,小蔣介石四歲,乃桂系首領。李宗仁向來與蔣介石齟齬頗多:他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聯合何應欽逼蔣介石下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發蔣桂戰爭,李宗仁兵敗,出走香港;這年十一月,他又聯合張發奎反蔣,又敗;翌年,與閻錫山、馮玉祥一起反蔣,再敗;過一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和陳濟棠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一九三六年,再度聯合陳濟棠發動反蔣兵變……在抗戰中,李宗仁因指揮台兒莊戰役,給了日軍沉重打擊,名聲大震。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委任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蔣介石步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 2

    李宗仁此人錯綜複雜,既反蔣、抗日,也反共。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支持過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    
    李宗仁一向「凡事不為天下先」。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李宗仁會跑出來競選副總統。就連李宗仁手下的大將白崇禧都感到驚訝。幕後的底細,若干年後由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道出:「後來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競選副總統,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動。」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原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在一九四七年夏去北平。九月八日,他在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在一般學生心目中,象徵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目之為過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又指出:「李宗仁將軍之資望日高。」這表明,美國已把希望寄托在李宗仁身上。    
    有了美國的支持,李宗仁也就「當仁不讓」了!他出馬競選副總統,自然使蔣介石心中不快,他曾說這「好比一把刀指著胸膛那樣難過」。除了李宗仁、孫科之外,還有程潛、於右任以及莫德惠(社會賢達)、徐傅霖(民社黨)等作為副總統的候選人。當然,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李宗仁和孫科。副總統的競選,近乎白熱化,那角逐的激烈程度絕不亞於一場精彩的球賽。四月二十三日,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的結果是: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孫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潛得五百二十二票;於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餘票。李宗仁得票數雖然居於榜首,但不足當選票數,即未超過全額半數——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二十四日重選,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孫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潛得六百十六票。李宗仁仍未過半數。這時,蔣介石對李宗仁施加壓力。會場上散發種種傳單,對李宗仁進行激烈攻擊,說他的台兒莊的勝利是假的,說他的競選口號跟共產黨的口號差不多……二十五日,各報爆出大字標題新聞:李宗仁退出競選!李宗仁以退為進,這一著棋是高明的。因為他一旦真的退出競選,蔣介石的臉上也不好看了。於是,蔣介石只得出面,表示在選舉中「不袒護、不支持任何一方」。李宗仁又重新參加競選。二十八日,進行第三次選舉。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孫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潛得五百十五票。李宗仁仍未過半數。不得已,只好在二十九日進行第四次選舉——這一次是「決選」,以誰多誰當選,不一定要過半數。李宗仁最後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險勝孫科。就在南京忙於競選的那些日子裡,四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中共手中。不過,毛澤東沒有重返延安,卻東渡黃河,由山西進入河北阜平縣境內。蔣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正、副總統。毛澤東當即作出反應。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紀念「五一」節口號》,共二十三條。其中的第二條是:「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蔣介石做偽總統,就是他快要上斷頭台的預兆。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蔣介石呢?他則在五月十日的日記中這麼頗為微妙地寫道:「深夜靜慮,此時只有前進,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過慮其必敗。」一個「敗」字,已在這位新總統的腦海中不停地盤旋著……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大決戰前夕雙方摩拳擦掌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們雲集南京國防部,「戡亂軍事檢討會」在那裡舉行。蔣介石主持會議。會議的氣氛是悲涼的。誰都意識到,與中共主力的最後決戰就在眼前。然而,取勝的希望卻是那麼渺茫。    
    與此相應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縣滹沱河北岸一個長滿古柏的柏樹坡,有座七八十戶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那裡舉行。    
    毛澤東主持會議。    
    會議的氣氛是歡樂的。誰都意識到,與國民黨主力的最後決戰就在眼前。與會者充滿著必勝的信心。決戰前夕,這兩個會議在唱對台戲。南京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原本是白崇禧。自從李宗仁當上副總統,蔣介石便令國防部長換馬。他把白崇禧調任華中「剿總」司令,讓何應欽繼任國防部長。蔣介石此舉,當然是為了削弱桂系的勢力。    
    會議開幕的那一天,蔣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強精神武裝》的報告。蔣介石的報告調子是低沉的。他說:「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諱言的是處處受制、著著失敗!到今天不僅使得全國人民的心理動搖,軍隊將領信心喪失,士氣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對我們國軍譏刺誣蔑,令人實難忍受。」蔣介石嚴厲批評了他的部屬:「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十倍,制空權、制海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敗於接收。」蔣介石向他的高級將領們發出了嚴重警告:「現在共匪勢力日益強大,匪勢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覺悟,再不努力,到明年這個時候能不能再在這裡開會都成問題。萬一共產黨控制了中國,則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毛澤東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    
    毛澤東告訴與會者,中共黨員已從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時的一百二十萬猛增至三百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則從一九四六年的一百二十萬猛增至二百八十萬!毛澤東在說及這兩個數字時,臉上掛著笑容。毛澤東正在考慮著「奪取全國政權」,他提出「必須準備好三萬至四萬下級、中級和高級幹部」。蔣介石和毛澤東報告的調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蔣敗毛勝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南京,新任國防部長何應欽報告了兩年來國民黨軍隊的損耗數字:「死傷、被俘、失蹤總數為三百多萬人,損失步槍一百萬枝,機槍七萬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門……」西柏坡,朱德也在報告兩年來的戰績,其統計數字竟與何應欽十分相近,只是比何應欽更為精確:「人民解放軍殲敵二百六十四萬人,其中俘虜一百六十三萬人。兩年主要繳獲,計有步槍近九十萬枝,重輕機槍六萬四千餘挺,小炮八千餘門,步兵炮五千餘門,山野重炮一千一百餘門。」會議的第四天,眼看著將領們個個垂頭喪氣,大有「敗軍之將,不敢言勇」之態,蔣介石又發表演說加以打氣:「我自黃埔建軍二十多年以來經過許多艱難險阻,總是抱著大無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決心,堅持奮鬥,終能化險為夷,渡過種種難關。自對共匪作戰兩年來,軍事上遭受了挫折,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同心同德,共濟時艱,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激勵士氣,來挽救危機爭取勝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傾軋。」毛澤東依據「第一年殲敵正規軍折合成九十七個旅(師),第二年殲敵正規軍折合成九十四個旅(師)」的殲敵速度,提出了這樣的戰略計劃:今後每年殲敵一百個旅(師),則再花三年時間,殲敵三百個旅,就可以「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他又同時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發展到五百萬人。    
    毛澤東這一計劃,人稱「三五計劃」,即以五年時間(包括前兩年),消滅國民黨五百個旅(師),中國人民解放軍擴大到五百萬。蔣介石呢?面對敗局,仍要作最後的掙扎。他作這樣的戰略估計:「現在我們在軍事上,海軍、空軍佔絕對優勢,陸軍還有幾百萬人;在經濟上,有九億美元的基金,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物產豐富,糧食絕無問題;國民政府仍然統治著廣大地區,有眾多的人力可以徵調。就總的力量對比來說,我們要比共產黨大過許多倍,沒有任何悲觀失敗的理由。『破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與毛澤東的「三五計劃」相對應,蔣介石製定了「苦撐三北,確保二華」的計劃。「三北」,即東北、西北、華北;「二華」,即華中、華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很看重這大決戰前的會議。蔣介石稱南京會議確定的方針是今後「剿匪成功之關鍵」。    
    毛澤東稱西柏坡九月會議是「從日本投降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會議檢查了過去時期的工作,規定了今後時期的工作任務」。在大決戰前夕,南京和西柏坡各自運籌,蔣介石和毛澤東摩拳擦掌……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東北之敗使蔣介石氣得吐血

    國共主力的大決戰開始了。    
    第一個震驚全國的消息,是在九月二十四日傳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及山東軍區部隊,在這天一舉攻下了山東省會濟南,殲滅國民黨部隊十一萬餘人,活捉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兼山東保安司令王耀武。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佔領省會,第一次佔領濟南這樣的大城市,顯示了強大的攻堅實力。    
    這表明,毛澤東在向蔣介石發起大規模的進攻。    
    蔣介石慌了手腳。所幸他有專機,載著他到處飛。哪裡吃緊,他就往那裡飛。在大決戰的那些日子裡,蔣介石時而在北平訓話,時而在瀋陽指揮,時而在天津督戰,時而在錦州灣葫蘆島視察……毛澤東呢?他穩坐在那長滿古柏的小村莊。他晝夜不停地工作著。他給各野戰軍發出電報,指揮作戰。有時,土屋裡夜間太悶熱,他端著煤油燈,來到院子,乾脆把石磨當成辦公桌,起草著電報……    
    激烈的戰鬥在東北打響。    
    十月十日,毛澤東給林彪發去電報:「你們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在林彪的指揮下,東北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的部署,於十月十四日對錦州發起猛攻。    
    翌日,蔣介石偕宋美齡急急從南京飛往瀋陽,坐鎮督戰。錦州已處於鐵圍之中,蔣介石派出飛機,在錦州上空,給駐守那裡的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空投手諭:「能守則守,不能守則退出錦西。」然而,范漢傑已經是既不能守,也不能退了!東北野戰軍激戰三十一個小時,一舉攻克了錦州,活捉范漢傑,殲滅國民黨部隊十萬餘人。    
    毛澤東令林彪全力攻克錦州,確實是一步妙棋。錦州,乃東北之咽喉。錦州一失,切斷了關內關外的聯繫,切斷了東北國民黨部隊的退路,使駐守長春、瀋陽的國民黨部隊陷入一片驚慌之中。    
    蔣介石以為毛澤東馬上要回師攻瀋陽,急匆匆和宋美齡於十六日飛離瀋陽,前往北平。毛澤東卻沒有馬上打瀋陽,而是攻長春。    
    毛澤東的電報,發往長春城東南四五十里的李家屯。那裡是中共第一線圍城指揮所的所在地。「二蕭」,即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正在那裡忙碌。    
    最初,「二蕭」得到的命令是「久困長圍」,所以十萬大軍自六月二十二日起,便把長春圍個水洩不通。毛澤東因為要先取錦州,所以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針。眼下錦州得手,毛澤東便要攻長春了。    
    駐守長春的國民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曾如此回憶當時兵臨城下的長春的情景:「長春城內是一片混亂。軍隊賴著微少的空投活命,士兵飢寒交迫,士氣低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老人餓死在道旁……長春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當時,擺在六十軍面前有三條路:一是死守長春,其結果是城破軍亡;二是向瀋陽突圍,其結果是被解放軍殲滅在長春到瀋陽的路上;三是反蔣起義,參加革命,向人民贖罪,這是條活路。」曾澤生:《起義紀實》,《人物》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十月十九日,曾澤生率所部二萬六千餘人起義。    
    曾澤生後來回憶,他身邊有許多中共地下黨員,給了他很多影響。事後他才知道,他的副官長兼特務營營長楊濱是中共地下黨員;他的指揮所所在的那個團的副團長趙國璋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從一九三八年起,中共在六十軍軍內,建立了地下組織……蔣介石在北平聞訊,氣得吐血,於十八日再飛瀋陽。蔣介石下令:「集中部隊,一舉收復錦州。」無奈,他的部下已人心惶惶,不願出戰。翌日,從長春傳來令蔣介石沮喪的消息:駐守長春的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將軍率所部四萬七千餘人,投誠中共。於是,長春解放。    
    鄭洞國將軍是這樣回憶他的投降經過:到了此時,我已感到山窮水盡。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電報,他擬請蔣介石派直升飛機來接我出去,問我有無降落地點。我答覆他:「現在已來不及了。」但是我還不肯改變「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頑固態度。我把這個時候的情況報告蔣介石,並對他表示「來生再見」。當天夜裡,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和過去兩天一樣,響著劇烈的槍聲。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楊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們想出來的辦法:要直屬部隊向天放槍,表示假抵抗後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實,使我跟著他們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武器。他們為了把我從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來,真是煞費苦心。鄭洞國:《放下武器》,《人物》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錦州、長春已解放,瀋陽成了一座孤城。    
    毛澤東把目光移向瀋陽。往常,他在起床之後,總要沿著西柏坡葦塘邊散步。在那些日子裡,葦塘邊再也見不到毛澤東的身影。他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已經沒有散步的時間。    
    蔣介石從孤城瀋陽飛往北平。雖然他明知瀋陽已危在旦夕,仍要作最後的掙扎。蔣介石把杜聿明召至北平,任命他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要他無論如何奪回錦州。    
    然而,東北的敗局已經無可挽回。十一月二日,瀋陽、營口兩城均被東北人民解放軍攻下。國民黨部隊十四萬九千餘人被殲。至此,東北全部解放,遼沈戰役宣告結束,全殲國民黨部隊四十七萬人。    
    蔣介石不得不垂頭喪氣地由北平飛回南京。蔣介石竟是那麼不經打,這出乎毛澤東的意料。這樣,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新華社寫了題為《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對他自己兩個月前所作的五年打倒蔣介石的估計,作了鄭重更正。    
    毛澤東寫道:「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三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五十五萬蔣軍受殲淮海

    東北尚在酣戰之際,毛澤東已在部署另一場大會戰。這一會戰,毛澤東稱之為「淮海戰役」。蔣介石稱之為「徐淮會戰」,又稱「徐蚌會戰」。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在西柏坡給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發出了一份重要電報,即《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詩人氣質的毛澤東,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卻是那麼的嚴謹。後來的事實表明,戰爭幾乎完全按照毛澤東的這一電報所設計的「藍圖」進行。毛澤東要求,「你們以十一、十二兩月完成淮海戰役」。這一回,他採取與遼沈戰役不同的戰略:遼沈戰役時,毛澤東集中全力先攻其尾,即長春—瀋陽—錦州這一長鏈之尾;如今,他卻改用中心開花。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本戰役第一階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殲滅黃伯韜兵團,完成中間突破。」於是,黃伯韜兵團成了「錦州第二」——國共爭鬥的新焦點。    
    為了打好淮海戰役,毛澤東決定成立淮海戰役總前委,由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粟裕五人組成,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    
    蔣介石對徐淮會戰,也極為關注。蔣介石聲言:「徐淮會戰實為我革命成敗,國家存亡之最大關鍵。務必團結苦鬥,期在必勝。」蔣介石要國防部擬訂了《徐蚌會戰計劃》。然而,毛澤東處於攻勢,蔣介石處於守勢,戰爭主動權全都掌握在毛澤東手中。按照毛澤東的計劃,第一個挨打的是黃伯韜兵團。自十一月六日起,黃伯韜兵團受圍於徐州以東的新安鎮碾莊地區。黃伯韜雖非蔣介石嫡系,但實力頗強,乃蔣介石在華東的主力。就在六日那天遭到猛攻時,黃伯韜對蔣介石派來的戰場巡視官說道:「共軍先打我這個兵團是肯定的,而且陳毅的主力達四十萬,集中來打我這個十五萬人的兵團,本兵團是必敗的;這次是主力決戰,關係存亡,誰也走不了。我受總統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絕不辜負總統期望。」黃伯韜還頗為感慨地說:「國民黨是鬥不過共產黨的,人家對上級指示奉行到底,我們則陽奉陰違。」果真,黃伯韜鬥不過陳毅。雖說蔣介石三次派飛機空投親筆信,勉勵黃伯韜殊死奮戰,畢竟無濟於事。打了半個月,黃伯韜兵團覆沒。黃伯韜帶著一批親信,在小黃莊東北的一個小院,作最後的抵抗。黃伯韜在受傷後自殺身亡,搜身時發覺他的衣袋裡還放著蔣介石空投給他的親筆信,寫著「固守待援」……黃伯韜的第七兵團十七萬八千多人被殲。    
    「捷報!捷報!殲滅了黃伯韜。這一仗,打得實在好,實在好。同志們的功勞,真不小,真不小……」歌聲在戰場飛揚,中國人民解放軍士氣大振。在黃伯韜受困之際,蔣介石派第十二兵團前去救援,又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陷入重圍。毛澤東開始了第二階段戰役。到十二月十五日,這一兵團十二萬人覆滅,司令黃維被俘。    
    黃伯韜、黃維這「二黃」被殲,徐淮一帶只剩下杜聿明手下的三個兵團,共三十萬人,即邱清泉兵團、李彌兵團、孫元良兵團。本來,奉蔣介石之命,杜聿明增援黃維。黃維遭殲,蔣介石知大事不妙,急令杜聿明率部放棄徐州,繞道永城南下。    
    毛澤東豈肯放過杜聿明?他馬上調兵遣將,把杜聿明集團包圍於陳官莊、青龍集地區,開始第三階段戰役。內中,孫元良兵團企圖突圍,先被殲滅,唯孫元良隻身潛逃。    
    杜聿明陷入鐵圍之中。毛澤東雖然在西柏坡,卻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的名義,寫了一份廣播稿。這篇廣播稿,後來收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頗有「現場感」,這麼寫道:    
    杜聿明將軍、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你們想和他們靠攏是沒有希望了。你們想突圍嗎?四面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麼突得出去呢?你們這幾天試著突圍,有什麼結果呢?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我們的飛機坦克比你們多,這就是大炮和炸藥,人們叫這些做土飛機、土坦克,難道不是比較你們的洋飛機、洋坦克要厲害十倍嗎?你們的孫元良兵團已經完了,剩下你們兩個兵團,也已傷俘過半。你們雖然把徐州帶來的許多機關閒雜人員和青年學生,強迫編入部隊,這些人怎麼能打仗呢?十幾天來,在我們的層層包圍和重重打擊之下,你們的陣地大大地縮小了。你們只有那麼一點地方,橫直不過十幾華里,這樣多人擠在一起,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    
    ……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杜聿明被圍,蔣介石如坐針氈。蔣介石不斷給杜聿明發電報,空投親筆信。    
    杜聿明表示忠誠於蔣介石,不願向毛澤東投降。陳毅托一個被俘的第十三兵團軍官,給杜聿明送去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李彌先看,不表態,交給杜聿明。杜聿明看罷,交給邱清泉。雖然邱清泉之弟邱清華乃中共將領,但兄弟倆人各有志。邱清泉把信扔進了炭火盆……    
    由於杜聿明等拒降,於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下令總攻。到一月十日,杜聿明部隊全部被殲。邱清泉戰死,李彌逃脫,杜聿明被俘。    
    杜聿明在被俘時,入廁解手,乘人不備,以一巨石猛擊頭顱,欲自盡。血流滿面的他,被送往醫院搶救……    
    至此,淮海戰役降下帷幕。蔣介石在華東的劉峙集團,總共五十五萬人被殲。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古都北平在沒有硝煙中交接 1

    就在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淮海戰役尚在進行時,毛澤東又在下另一步棋了。    
    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華北。在北平、天津、張家口這三角地帶,駐守著傅作義集團,有四個兵團,十三個軍,連同地方保安團,總共有六十多萬人,是一塊「大肥肉」。毛澤東部署平津戰役,他採用的戰略,既不同於遼沈戰役先掐住錦州這「咽喉」的打法,又不同於淮海戰役先瞄準黃伯韜兵團來個「中間突破」的打法。這一回,他採用「聲西擊東」法。    
    毛澤東的「聲西擊東」的戰略,是佯裝攻西面的北平,而真正的目的是取東面的天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給林彪、羅榮桓發去《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電報,明確指出:「三縱決不要去南口,該縱可按我們九日電開至北平以東、通縣以南地區,從東面威脅北平,同四縱、十一縱、五縱形成對北平的包圍。」「但我們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圍北平,而是首先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    
    毛澤東採取圍北平而取天津的戰略,是因為考慮到傅作義集團已是驚弓之鳥。蔣介石在東北和淮海的大敗,使傅作義集團惶惶不可終日。蔣介石以為,東北已失,淮海危急,平津難保,而寧滬兵力單薄。為此,蔣介石曾命令傅作義率部南撤,放棄平津,退守寧滬。傅作義呢,他並非蔣介石嫡系。他想保存自己的實力,西撤察哈爾、綏遠一帶,怕入寧滬會被蔣介石所支配。為此,傅作義向蔣介石建議,暫守平津。蔣介石同意了。    
    毛澤東深知蔣介石、傅作義的心態,擔心一受驚恐,傅作義很可能南逃,而從天津經海路而南逃是一條可能的路。因此,毛澤東不能不先切斷傅作義集團的退路,卻又不能讓傅作義看出來,所以就來了個「聲西擊東」。毛澤東在著手部署平津戰役時,幾乎不動聲色。他絕不驚動蔣介石,更不去驚動那已是驚弓之鳥的傅作義。    
    面對著蔣介石和傅作義,毛澤東悄然下了三步棋:    
    毛澤東的第一步棋,是「急棋」。他秘密急調林彪部隊入關。他特別囑咐,在林彪入關之後,仍要在《瀋陽報》上發表林彪在瀋陽的消息,以求迷惑視聽,穩住傅作義。蔣介石、傅作義以為,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林彪部隊必定要進行休整。傅作義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一紙命令,林彪大軍迅速入關,已經悄然挪到他的鼻子底下!毛澤東的第二步棋,是「緩棋」。他馳電淮海戰場,命令暫緩捉拿「網中之魚」杜聿明集團。毛澤東在《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中透露了他這一「緩棋」的用意:「為著不使蔣介石迅速決策海運平津戰役諸敵南下,我們準備命令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於殲滅黃維兵團之後,留下杜聿明指揮之邱清泉、李彌、孫元良諸兵團(已殲約一半左右)之餘部,兩星期內不作最後殲滅之部署。」毛澤東說明了他的擔心:「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兩星期內一般應采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辦法。」毛澤東下的第三步棋,是「暗棋」。這步「暗棋」是極端秘密的,直到若干年後才漸漸露出真相。簡直不可想像,坐在西柏坡土屋裡的毛澤東,居然對北平城裡傅作義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諸如傅作義在家裡發脾氣,咬火柴頭,唉聲歎氣,以致想自殺,毛澤東全都清清楚楚。毛澤東怎麼會對傅作義的動態如此瞭解?那是因為中共在傅作義家中,布了一顆「暗棋」!    
    傅作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長女傅冬菊竟然是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原本在天津大公報社工作。在那裡秘密地加入了中共。這裡所說的「秘密」,是因為考慮到她的特殊身份,比一般的中共地下黨員更為秘密。她只保持單線聯繫,以至後來中共佔領北平時,中共北平黨組織還準備發展她入黨呢!    
    考慮到爭取傅作義投降,事關重大,傅冬菊接到秘密指示,要她從天津回到北平工作。於是,傅冬菊回到了父親身邊。    
    傅冬菊第一次試探父親的態度,說是有個同學是共產黨,願與他商談合作之事。傅作義當即反問:「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遇上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當傅冬菊再三說明她的同學是真共產黨,傅作義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初次的試探,傅冬菊發覺父親是有與共產黨合作之意。因為他無此意的話,就會一口回絕的。那時,傅冬菊差不多每天都秘密前往北平東皇城根中共地下黨員李中家裡,跟中共聯絡員崔月犁見面。這樣,傅作義的一舉一動都在中共掌握之中。崔月犁曾回憶道:「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第九部分:國共決戰古都北平在沒有硝煙中交接 2

    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都被中共動員起來。華北學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杜任之,是中共黨員。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他們又是傅作義的同鄉。中共委派杜任之前去聯絡。傅作義的《平明日報》採訪部主任李炳泉,也是中共黨員。他與傅作義的「剿總」總部聯絡處長李騰九有著親戚關係,他同樣受中共委派,與傅作義聯絡……毛澤東接連下了這三步棋。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種種部署之後,中共部隊打響了平津戰役的槍聲,一舉殲滅新保安傅作義三十五軍軍部。二十四日,攻克了張家口,殲滅傅作義部隊五萬四千多人。這樣,北平、天津、張家口這三角地帶,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吃」掉了一角。緊接著,駐守天津的國民黨陳長捷部隊陷入了重圍。這下子,使蔣介石為之震驚。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蔣介石致電傅作義,加以勉勵:「就華北言,匪眾雖多,其裝備補給則不如我,其素質訓練,又遠不如我。」蔣介石還說:「抱定有匪無我,有我無匪之決心,激勵所部,鼓起滅此朝食之勇氣,造成高度堅強力量,發揚我革命軍人冒險犯難,以一敵十之精神,搶佔機先,穩扎猛打,奮鬥到底,堅持最後五分鐘,為戡亂高潮創造輝煌戰史之一頁,深信克敵制勝,完成戡亂建國之功,端在此戰也。」大勢已去,蔣介石的這番空話,無濟於事。    
    毛澤東決定先取天津。    
    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乃傅作義在保定軍校學習時的同學。陳長捷在天津修築了堅固的城防工事,揚言起碼可以守上半年,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城防工程圖紙,卻被中共地下黨員描了一份,送到了林彪手中,又由林彪派人送交毛澤東。    
    中共派人與陳長捷商談投降之事,被陳長捷所拒絕。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下令對天津發動總攻。經過二十九個小時的激戰,天津於十五日落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手中。十三萬蔣軍被殲,陳長捷被活捉。同日,毛澤東任命黃敬(即俞啟威)為天津市市長。    
    天津失落,北平震驚。鑒於傅作義有受降的意向,北平的幕後活動大大加快了步伐。傅作義派出了他的副手、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作為全權代表。據崔月犁回憶,她在北平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中,初晤鄧寶珊。一見面,鄧寶珊就對崔月犁說:「我是瞭解共產黨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陝北電台的廣播我經常聽。」鄧寶珊作為傅作義的代表,秘密出城與林彪進行談判。林彪則派出參謀處處長蘇靜作為聯絡代表,又隨鄧寶珊秘密進入北平城。傅作義的長女傅冬菊,在這關鍵的時刻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終於,在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中外記者蜂擁於北平中山公園水榭,捕捉重大新聞:傅作義的代表閻又文在那裡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傅作義總司令文告,公佈中共與他和平解決北平之雙方協議。文告稱,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跡,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一舉促成全國徹底和平的早日實現,將雙方協議,除有關軍事細節從略外,公佈如下……於是,秘密的談判,也就公之於眾。從這天開始傅作義把二十萬軍隊撤離北平市區,前往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    
    一月三十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入北平城。這樣,這座古都在一片和平的氣氛中,轉入中共手中。    
    毛澤東對北平的和平解決方式,作出高度評價。他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從此,平津戰役畫上句號。在這一戰役中蔣介石部隊被殲滅和改編的達五十二萬人,只有駐守塘沽的五萬人得以從海上逃跑。    
    國共主力進行決戰的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這三大戰役,歷時一百四十二天,蔣介石部隊被殲的總數為一百五十四萬多人。    
    對於蔣介石這一慘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倒是說得頗為客觀: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人員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觀察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毛澤東和蔣介石「新年對話」

    一九四九年的新年鐘聲撞響,不論是對毛澤東,還是對於蔣介石,都感慨萬分。    
    一九四九年,對雙方都是關鍵性的一年。經過一九四八年的國共大決戰,中國的形勢已經明朗化。    
    對於毛澤東來說,一九四九年將是金色的,充滿著希望;    
    對於蔣介石來說,一九四九年將是灰色的,充滿著失望。    
    在新年到來之際,在白雪紛飛的西柏坡,忙得顧不上執筆的毛澤東,由他口授,由政治秘書胡喬木起草,最後由毛澤東改定,為新華社寫出了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在新年到來之際,在南京也忙著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滿悲涼之感,不僅僅因為戰局的慘敗,而且也為替他默默地起草了無數文稿的秘書陳佈雷已離他而去!    
    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陳方臨時為他捉刀。    
    陳佈雷一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他掛在嘴邊的名言是:「永遠只願做No2,永遠不做No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號人物。他追隨蔣介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蔣介石的眾多文稿出自他手。    
    陳佈雷之死,據雲原因有二:一是面對敗局,他曾向蔣介石建議,和共產黨和談,遭到蔣介石痛斥,聲言「和談即投降」;二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國民黨中央會議上,蔣介石說:「抗戰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陳佈雷以為此言不妥,在整理蔣介石的講記錄時,刪去了此話,又遭蔣介石斥責。又據傳,最使蔣介石惱火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一九四八年初,國民黨情報部門把毛澤東的報告文本放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蔣介石仔仔細細地看罷,正巧陳佈雷進來。蔣介石無意中朝陳佈雷說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陳佈雷脫口而出,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這一句話,深深刺痛了蔣介石的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陳佈雷吩咐副官和秘書道:「讓我安靜些!」副官和秘書以為他要寫重要文章,也就為他謝客。他真的閉門寫作。只是所寫的是他的遺書!翌日夜,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離開了這個世界……    
    陳佈雷之死,使蔣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幾分憂傷。    
    順便提一句,陳佈雷有六男兩女,長女陳秀、次女陳璉均為中共黨員,也頗為出人意料。    
    除夕之夜,蔣介石邀請國民黨要員四十多人,聚集南京黃浦路總統官邸,出席晚宴。其中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院長孫科以及國民黨中常委張群、陳立夫、張治中、蔣經國等。    
    宴畢,蔣介石令張群宣讀《元旦文告》,徵求意見。令部屬們驚訝的是,蔣介石一向諱言的「求和」,卻成了《元旦文告》的核心意思。蔣介石臉色蒼白。部屬們明白,原本宣稱「和談即投降」的蔣介石,在遭受了慘敗之後,已是「走人簷下過,不得不低頭」了。    
    一九四九年,在太陽第一次升起的日子,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時在中國發表。緊接著,毛澤東在一月五日又以新華社評論名義發表了《評戰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評戰犯求和》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對照,便構成了他倆的一次「新年對話」。    
    不過,這與三年半之前,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已大不相同。那一次,蔣介石居優勢,眼下則是毛澤東居優勢了:    
    蔣:中正為三民主義的信徒,秉承國父的遺教,本不願在對日作戰之後再繼之以剿匪的軍事,來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戰爭甫告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商談、軍事調處的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不意經過了一年有半的時間,共黨對於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期的步驟見諸實施。而最後更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    
    毛: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蔣: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完全在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於共產黨一轉念之間。    
    毛: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後還要裝的)。    
    蔣: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    
    毛:為了保存中國反動勢力和美國在華侵略勢力,中國第一號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蔣介石在今年元旦發表了一篇求和的聲明。    
    蔣:要知道政府今天在軍事、政治、經濟無論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過共產黨幾倍乃至幾十倍。    
    毛:哎呀呀,這麼大的力量怎樣會不叫人們嚇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力量放在一邊不去說它們,單就「軍事力量」一方面來說,人民解放軍現在有三百多萬人,「超過」這個數目一倍就是六百多萬人,十倍就是三千多萬人,「幾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萬人,無怪乎蔣總統要說「有決勝的把握」了。    
    蔣: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的公意是從。    
    毛:人們不要以為戰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為這樣的求和聲明實在可惡。須知由第一號戰犯國民黨匪首出面求和,並且發表這樣的聲明,對於中國人民認識國民黨匪首和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計劃,有一種顯然的利益。中國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來現在喧嚷著的所謂「和平」,就是蔣介石這一夥殺人兇犯及其美國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東西。    
    蔣:現在所遺憾的,是我們政府裡面一部分人員受了共黨惡意宣傳,因之心理動搖,幾乎失了自信。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受了共黨的威脅,所以只看見敵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見自己還有比敵人超過幾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毛:新聞年年皆有,今年特別不同。擁有六千多萬名軍官和兵士的國民黨人看不見自己的六千多萬,倒看見了人民解放軍的三百多萬,這難道還不是一條特別新聞嗎?……蔣介石已經失去了靈魂,只是一具殭屍,什麼人也不相信他了。    
    不過,毛澤東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自蔣介石的《元旦文告》發表之後,所有國民黨公開發表的文件,一律把「共匪」改成「共黨」了。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毛澤東斥責蔣介石求和是虛偽的

    蔣介石在他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還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    
    屈指算來,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這是第三次下野了。    
    每一回下野,都是他處於政治危機之際:    
    第一回,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在北伐時敗於軍閥孫傳芳之手,被迫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宣佈下野;第二回,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與汪精衛、胡漢民不和,發生寧粵戰爭,蔣介石失利,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宣佈下野;第三回,顯然由於在國共決戰中失利,國民黨內倒蔣之聲日益高漲,逼他下野。    
    蔣介石自己並不想下野。據張治中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他去見蔣介石時,曾主張跟中共和談,蔣介石當即一口回絕,說道:「我現在不能講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現在不是我下野的時候。」    
    可是,兵敗如山倒,國民黨內「人心浮動」要求和談,倒蔣的呼聲熱烈,白崇禧、程潛等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劃下,湖北省參議會致電蔣介石,發出嚴厲的警告:「如戰禍繼續蔓延,不立謀改弦更張之道,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他們要蔣介石「循政治解決之常軌,尋取途徑,恢復和談」。    
    美國杜魯門政府也透露了「換馬」之意。杜魯門在十二月致蔣介石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問:「是否已考慮辭職問題?」    
    另外,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巴爾少將在十一月十六日給杜魯門總統的報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對蔣介石的不信任:「委員長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並且大失民心。誰也不知道這個國家對他企圖維持現政府而採取的新措施會支持到何等程度。」    
    蔣介石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裡,他不僅因東北之敗而氣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連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藥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十二月十六日,蔣介石派出張群、張治中以及新任總統秘書長的吳忠信,跟李宗仁會談下野之事。經過密談,商定以下三條:    
    一、蔣總統便於政策的轉變,主動下野。    
    二、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宣佈和平主張。    
    三、和談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還就和談作了準備工作。    
    這些密談內容,後來就反映在蔣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對於蔣介石的求和,毛澤東除了在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評戰犯求和》之中痛加駁斥外,還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正式發表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作出答覆。    
    毛澤東在《聲明》中,尖銳地指出,「中國第一名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南京政府偽總統蔣介石,於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願意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是「為著保持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力量,取得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認為這個建議是虛偽的。這是因為蔣介石在他的建議中提出了保存偽憲法、偽法統和反動軍隊等項為全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條件,以為和平談判的基礎。這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    
    毛澤東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內中列為首條的「懲辦戰爭罪犯」,這戰爭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應是很具體的。蔣介石當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澤東已很明確稱之「第一號戰爭罪犯」、「頭號戰犯」。至於詳細的名單,新華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發出電訊《陝北權威人士論戰犯名單問題》,已一一開列。值得提一句    
    的是,這「陝北權威人士」指毛澤東,而毛澤東當時在河北西柏坡,並不在陝北,只是為了迷惑蔣介石,用了「陝北權威人士」名義。這電訊,明明發自西柏坡,也用了「陝北電」之類字眼。    
    這《陝北權威人士論戰犯名單問題》,全文如下:    
    此間各界人士談論戰爭罪犯的名單問題。某權威人士稱:全部戰爭罪犯名單有待於全國各界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但舉國聞名的頭等戰爭罪犯,例如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成、王雲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    
    家驊、王世傑、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等人,則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應當列入頭等戰犯名單的人,自然不止此數,這應由各地深受戰禍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軍為首先有權利提出此項名單者。例如國民黨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在作戰中施放毒氣,即已充分地構成了戰犯資格。全國各民主團體皆有權討論和提出戰犯名單。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蔣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讀了毛澤東的《聲明》,蔣介石稱之為「哀的美敦書」。「哀的美敦」即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譯,原意為「最後通牒」。    
    特別是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的敗局,在一月裡震撼著南京城。蔣介石別無選擇,只有下野了。    
    一月十九日,在南京黃浦路總統官邸,蔣介石面對黨政要員們談了對毛澤東《聲明》的看法:「毛澤東對時局的聲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項條件下的和平談判,這些條件太苛刻了,我是決定下野了。現在有兩個方案請大家研究,一個是請李德鄰出來談判,談妥了我再下野;另一個是我現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來主持。」    
    蔣介石提到的李德鄰,即李宗仁。    
    兩天後,蔣介石便決定下野。    
    蔣介石不早不晚,選擇了一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宣佈下野:二十日,杜魯門宣告就職美國新一屆總統;二十一日,則是艾奇遜宣告就任美國國務卿。    
    杜魯門對於蔣介石早已不悅,所以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希望在中國「換馬」。蔣介石自然也就對杜魯門不悅,一九四八年冬美國競選總統時,蔣介石派陳立夫赴美,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表示支持,這當然更使杜魯門對蔣介石不滿    
    。不料,杜魯門在競選中獲勝,使蔣介石深為沮喪。正因為這樣,蔣介石選擇了杜魯門再度出任美國總統之日後一天,宣告下野。    
    接替馬歇爾成為美國新國務卿的艾奇遜,對蔣介石選擇了那麼個日子下野,說道:「我就職的那一天,委員長辭職了,把那個共和國的總統職位交給副總統李宗仁將軍。但是,他在辭職以前,已把中國的外匯和貨幣儲備全部搬往福摩薩,並要求美國把預定運往中國的軍事裝備改運福摩薩。這就使李將軍既無經費又沒有軍事裝備的來源了。」《艾奇遜回憶錄》,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艾奇遜提到的「福摩薩」,即台灣。那時,蔣介石已預感可能在中國大陸無法立足,在作退往台灣的準備了。    
    二十一日那天中午,蔣介石在總統官邸宴請軍政要員,宣佈下野。蔣介石以低沉的語調,說了這麼一番話:「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絕不干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介石拿出事先擬好的《引退謀和書告》,請李宗仁在上面簽字。這一文告即蔣介石下野宣言:    
    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五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宴散之際,蔣介石宣佈,他今天就離開南京。    
    李宗仁及軍政要員當然要為他送行,他卻借口還有事情要處理,飛機起飛時間未定,不必送行。    
    蔣介石臨行,其實並無要事處理。他的汽車離開總統府,直奔中山陵。他在那裡流連、沉思,內心不勝痛楚。下午四時十分,蔣介石乘「美齡」號專機起飛。他特地囑咐,專機在南京上空盤旋一圈,讓他多看一眼。    
    待李宗仁和軍政要員們聞訊趕到機場,他早已離去……後來,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寫及蔣介石引退的三個原因:(一)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三)另起爐灶,重定基礎。    
    蔣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慣例,每一回下野,總是「下」到他的家鄉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人歷來講究「名」。    
    蔣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麼呢?李宗仁之「名」,便頗費周折。    
    國民黨中央社為蔣介石下野發佈消息,說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而「引退」,稱李宗仁為「李代總統」。    
    中央社發出這一電訊後,迅即加以更正,稱李宗仁為「李副總統」。這一更正表明,雖然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但他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李宗仁只是「代行總統職務」,李依然是中華民國副總統。    
    其實,關於李宗仁之「名」,早在蔣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從武漢給李宗仁打長途電話,叮囑他:「必須當繼任總統,不能當代總統。」    
    蔣介石當然不可能讓李宗仁當「繼任總統」。弄來弄去,李宗仁最後的「名」是「代行總統職務」的副總統。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長孫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調來了。孫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在競選副總統時,孫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禮。    
    在李宗仁上台之後,孫科果真於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遷到了廣州。    
    這樣,國民政府也就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就連李宗仁,也不得不稱此為「一國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發表文告,聲稱「決本和平建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執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國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    
    (二)取消全國戒嚴令;    
    (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    
    (四)釋放政治犯;    
    (五)解除報章雜誌禁令;    
    (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    
    平心而論,李宗仁的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變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還下令釋放張學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書程思遠前往台灣,交涉釋放囚禁在那裡的張學良。只是由於張學良屬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屬蔣介石,他人無法過問。李宗仁只得作罷。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表示願以毛澤東在一月十四日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    
    李宗仁的電報,受到孫科的反對,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卻也在上海聲稱,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犧牲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    
    毛澤東於二月十五日,為新華社寫了評論《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對亂糟糟的國民黨政局,進行了抨擊:「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聲明,致命擊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使蔣介石在一個星期以後不得不『引退』到幕後去。雖然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人對於這一手曾經作過各種佈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較可看的雙簧,但是結果卻和他們的預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觀眾愈走愈稀,連台上的演員也陸續失蹤。」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孫科在廣州,「一國三公」,各唱各的調:「蔣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繼續指揮他的殘餘力量,但是他已喪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來愈少。孫科的『行政院』自動宣佈『遷政府於廣州』,它一面脫離了它的『總統』、『代總統』,另一面也脫離了它的『立法院』、『監察院』。孫科的『行政院』號召戰爭,但是進行戰爭的『國防部』卻既不在廣州,也不在南京,人們只知道它的發言人在上海。」    
    毛澤東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這樣,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看見的東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現在下過的命令,沒有一項是實行了的。」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毛澤東論蔣介石、李宗仁優劣

    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故鄉溪口,當晚便在母親的墓莊「慈庵」住宿。那時,宋美齡正在美國,為他爭取美援。    
    蔣介石這一回回老家,脾氣大得很。他一進臥室,見到為他準備的席夢思,大為不悅,要馬上換木板床。給他吃機器碾的大米,他不喜歡,一定要吃用石磨碾的大米。武嶺學校的校務主任施季言給他送來了甲魚,他不但不謝,反而問這年頭甲魚多麼貴,吃甲魚乾什麼……他心中異常煩悶,脾氣也就異常暴躁。    
    雖說下野,蔣介石依然是國民黨總裁,而且還只是暫不「視事」的總統。電話、電報不斷,又有兩架專機往返穿梭於奉化和南京之間。蔣介石在幕後,依然操縱著一切……    
    李宗仁呢,他在南京,依然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雖說他也並不完全聽命於蔣介石。    
    毛澤東在西柏坡,細細觀察著、比較著蔣介石和李宗仁。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饒有興味的評論,題曰《蔣介石李宗仁優劣論》。    
    大抵是三大戰役已經結束,毛澤東有了點「閒情」,所以對蔣介石、李宗仁的優劣比較,產生興趣。此文寫得輕鬆活潑,調侃辛辣,典型的「毛派」筆調。    
    一開頭,毛澤東便寫及蔣介石和李宗仁的相同,也注意到兩人的不同:「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蔣介石談和平,從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談和平,兩個人都談和平,這是沒有區別的。蔣介石沒有下過如像言論自由,停止特務活動等項命令,李宗仁下了這些命令,這是有區別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頭支票……」    
    毛澤東笑談兩人的另一不同:「人們罵蔣介石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聽慣了,從來不申辯。人們罵李宗仁為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李宗仁沒有聽得慣,急急忙忙起來申辯……」    
    毛澤東又指出:    
    「蔣介石撒起謊來,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還政於民』『我歷來要和平』之類,不讓人家在他的話裡捉住什麼具體的事物。李宗仁在這件事上顯得蹩腳,容易給人家抓住小辮子……」    
    毛澤東又指出:「蔣介石昨天是凶神惡煞,今天也是凶神惡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惡煞,今天則有些像笑面虎了。」    
    毛澤東批駁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的代總統在其『致電毛澤東』裡面說:『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在雙方商談尚未開始以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執行某項條件,則何得謂之和談?以    
    往恩怨是非倘加過分重視,則仇仇相報,寧有已時,哀吾同胞,恐無□類,先生與弟將同為民族千古罪人矣。』哎喲喲,李宗仁來得厲害,這一槍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槍法,仍然不過是小諸葛桂系教程裡的東西,中國自有孫子兵法足以破之。」    
    毛澤東所說的「小諸葛」,指的就是白崇禧。    
    毛澤東接著又講述了這次國共和談的「故事」:「夫『在雙方尚未開始商談以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執行某項條件』者,是因為南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自兵敗如山倒以後,即如喪考妣地要求談判。中共說:好,待我們準備好了你    
    們再來談。戰犯們說:不行,非立刻開談不可。中共說:你們閒得發慌,給你們一件工作做罷,你們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戰犯。故事的過程就是這樣。後來,中共將逮捕改為監視,算是作了一個極大的讓步,戰犯們就安靜下來,不再吵鬧了。」    
    毛澤東最後這樣評價李宗仁:「人們請看,李宗仁就是這樣反覆無常的,又贊成商談懲辦戰犯,又不贊成實行懲辦戰犯,他的腳踏在兩條船上。」    
    毛澤東在二月十八日為新華社寫的另一篇評論《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中,則這麼論及李宗仁:「如果說,李宗仁別的什麼都不好,那末,他說出了這句老實話(引者注:指他承認內戰是『慘絕人寰的浩劫』),總算是好的。而且他對這場戰爭起的名稱,不叫『戡亂』或『剿匪』,而叫『內戰』,這在國民黨方面來說,也算得頗為別緻。」    
    其實,蔣介石把李宗仁推到前台,自己躲在幕後,有他的打算:由李宗仁出面跟中共談判,他借此爭取時間,以整頓潰敗中的國民黨軍隊。    
    蔣介石作了這樣的部署:    
    上策——通過和談,實現「劃江而治」,即以長江為界,與毛澤東形成「南北朝」對立的局面;下策——和談失敗,失去中國大陸,退往台灣,實現「隔海而治」,即以台灣海峽為界,與毛澤東形成「大陸、台灣」對立的局面。    
    蔣介石作這樣的戰略部署,李宗仁並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二月,蔣介石瞞著李宗仁,下了手令,把中央銀行庫存的九十二萬兩黃金、三千萬枚銀元裝上一艘軍艦,極為秘密地運往台灣……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國民黨代表團在北平受到冷遇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二時,一架來自南京的專機飛抵北平。機上載著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六名代表,即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李蒸、章士釗,以及代表團顧問屈武和二十多位工作人員。    
    中共中央於五天前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平西苑機場人山人海,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這「五大書記」全都來到那裡,舉行隆重的閱兵式,三萬多部隊受閱。眼下,機場上冷冷清清!按照國共過去多次談判的慣例,國民黨代表團以為,在到達時,必定會受到中共代表團的迎接。前幾日中共已經公佈了代表團名單,也是六人,即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    
    令國民黨代表團吃驚的是,機場上空蕩蕩的,不僅沒有周恩來的身影,連其餘五位中共代表也沒有露面。前來迎接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全是陌生面孔,經介紹,才知是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北平市副市長徐冰、北平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    
    國民黨代表團一下飛機,就馬上意識到受到冷遇。他們原本以為,這一回是敗軍之將,前來乞和,中共當然給以冷冰冰的面孔。    
    在極其沉悶的氣氛中,代表團驅車前往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東交民巷原本是北洋軍閥時期外國駐華使館群集之處,六國飯店乃是外國貴賓下榻之處。國民黨代表團步入六國飯店,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標語,寫著:「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    
    國民黨代表團下榻之後,從窗口望出去,街上鑼鼓喧天,男女老少在扭秧歌、打腰鼓,令他們感到甚為新鮮。直到傍晚六時,周恩來等六位中共代表前來六國飯店看望國民黨代表,並設晚宴為之接風洗塵,那冰冷的氣氛,總算略為回升。不過,平素總是臉帶微笑的周恩來,見到老朋友張治中卻板著面孔,益發使張治中納悶。    
    直到晚宴後,周恩來約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張治中這才解開心中之謎。周恩來的第一句話,便責問張治中:「你為什麼在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原來,中共對張治中此舉,極為不快,所以也就給國民黨代表團以冷遇……這一代表團是李宗仁派出的。內中,委派張治中為首席代表,委派邵力子為代表,當然是考慮到他倆是「老經驗」,跟中共有著多年的談判經驗。張治中曾三到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的友情都不錯;邵力子更是中共元老,中共開始創立時他便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黃紹竑、劉斐是桂系人物,李蒸不屬什麼派系,章士釗乃社會賢達。    
    張治中受命為首席代表,深知和談方案,未得蔣介石點頭是萬萬不行的。這樣,他先是在三月三日去溪口,和蔣介石談了五天。蔣介石、張治中的談話,是由張治中的機要秘書余湛邦記錄的。據余湛邦回憶,對毛澤東提出的「八條」,蔣介石的意見如下    
    :一、關於懲辦戰犯問題,蔣介石認為無法接受毛澤東的條件,不加談論;    
    二、關於改編軍隊問題,蔣介石還念念不忘他所謂「軍隊國家化」,主張雙方軍隊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關於政治體制問題,蔣介石根本迴避了毛澤東提出的「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只表示同意實現民主化和多黨的民主政治;    
    四、關於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蔣介石迴避了毛澤東提出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國共雙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發言權。    
    張治中顯得很謹慎,在飛往北平前夕,又於三月二十九日由南京飛往溪口,向蔣介石作了請示。臨走時,蔣介石對張治中說:「你這次擔負的是一件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我願意和平,願意終老是鄉!」中共的情報非常靈敏。毛澤東、周恩來迅速得知,張治中在來北平前竟兩赴溪口。這樣,當國民黨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在雙方會談時,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直言不諱地提及張治中兩赴溪口,質問道:「你們代表團究竟是代表南京,還是代表溪口?」這一回的國共談判,與往日那麼多回的國共談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佔了絕對優勢,以居高臨下之態跟國民黨代表談判。用周恩來的話來說,三大戰役結束之後,蔣軍主力殲滅殆盡,眼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剩的任務只是打掃戰場而已!往日的國共談判,以「馬拉松」著稱。這一回,則「速戰速決」。中共代表團經過十來天的談判,於四月十三日早上,向國民黨代表團正式提交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這一草案是根據毛澤東意見,由周恩來起草的。    
    國民黨代表團一看,大吃一驚。因為國民黨方面希望通過談判,達到「劃江而治」、「南北對立」的目的,而「草案」簡直是對國民黨政府的審判書,是要求國民黨政府舉起雙手的「投降書」。國民黨代表們面面相覷。好在那文件上標著「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餘地。於是,國民黨代表花了一天多時間進行修改,這修改無非是把過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動而已。四月十五日晚七時,周恩來把標明《國內和平協定》字樣的文件,送交張治中。張治中一看,已無「草案」二字,而內容與「草案」相差無幾。全文共八條二十四款。    
    周恩來一眼就看出張治中心中的困惑,特地強調了一句:「這是最後的文本。」    
    張治中當即反問:「也就是『最後通牒』,對嗎?是不是只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周恩來點了點頭。張治中無可奈何道:「也好,乾脆!」確實幹脆,當夜九時,國共雙方代表團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全體會議。他們在一張長條方桌兩側坐了下來,而長桌兩端則坐著雙方的首席代表。頗為有趣,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竟大都是光頭的,跟他們的委員長保持一致。    
    會議的主角是周恩來,他對《國內和平協定》作了詳細說明。最後,周恩來語出驚人:「這個協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簽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簽字,到本月二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就要橫渡長江!」周恩來的話,不折不扣,是最後通牒。毛澤東下的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國民黨政府「劃江而治」、「南北對立」的美夢。    
    當夜,國民黨代表團決定,派黃紹竑、屈武於翌日立即飛往南京,把《國內和平協定》送交李宗仁,並急送溪口蔣介石。    
    李宗仁看罷,猶豫不決。蔣介石看罷,怒道:「文白(引者註:張治中)無能,喪權辱國!」蔣介石一錘定音,拒絕了《國內和平協定》。    
    國共談判,也就告吹。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百萬雄師過大江

    毛澤東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三大戰役剛剛結束,中共中央便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發出文件,「準備四月渡江」。如果可能,則「準備三月即行渡江」,「於三月或四月佔領南京(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八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國共和談期間,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便已公開「正告南京政府」:時至今日,一切空話不必說了,還是做件切實的工作,藉以立功自贖為好。免得再受蔣介石死黨的氣,免得永遠被人民所唾棄。只有這一次機會了,不要失掉這個機會。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這不是拿空話嚇你們,無論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定也好,不簽這個協定也好,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前進的。其實,周恩來在四月十五日晚對國民黨代表團所說的那番話,也就是重申了毛澤東十天前對南京政府發出的警告。與往日的作戰不同,向來講究奇襲、出其不意的毛澤東,這一回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開宣佈了。這表明,毛澤東對於橫渡長江,充滿著百分之百的把握。    
    據雲,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為長江汛期即將來臨,晚了就不利於渡江作戰。不過,國共談判尚在進行,毛澤東還是把渡江日期推遲至四月二十日。又據傳,斯大林曾勸阻過毛澤東不要過江。內中的依據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記》,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載,張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說:「中共決心繼續打下去,可並不是由於蘇聯的關係,蓋蘇聯只勸告他們沿著長江停止進軍。」    
    依據之二,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講話時,曾說:「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起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其中,毛澤東所說的一九四九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對渡江。    
    依據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在與王方名等人談話時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很困難,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等人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革命遭受到一個又一個的失敗。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的局面)。」毛澤東又說:「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正確的,而蘇聯領導人主張中國革命應當半途而廢是一種右傾錯誤的觀點。」    
    依據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楊尚昆在和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會談時,就曾提及米高揚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訪問西柏坡,向毛澤東轉達了斯大林的警告,勸阻解放軍過江。但是,也有人以為斯大林未曾發出勸阻過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關檔案裡查不到依據兩種不同意見,可參看陳廣相《對斯大林干預我軍過江問題的探討》,載《黨研究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張光佑《關於斯大林曾否勸阻我過長江的探討》,載《黨的文獻》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關於斯大林勸阻解放大軍過江之我見》,載《黨的文獻》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堅決主張過江,這是毫無疑義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佈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至何處,均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蔣介石下令通緝毛澤東。幾曾何時,如今輪到毛澤東下令緝拿蔣介石了。儘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國民黨官方文件不再稱共產黨為「共匪」,此時毛澤東乾乾脆脆地稱蔣介石為「匪首」。    
    蔣介石曾吹噓長江為天險,國民黨的江防固若金湯。    
    駐華美軍司令魏德曼還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戰鬥意志的軍隊,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衛長江。」《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雖說國民黨軍隊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槍、機槍,卻是一支完全喪失戰鬥意志的軍隊。三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的「御林軍」——首都警衛師師長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黨員、《大公報》記者陸平等策動之下,率部倒戈,震驚了南京……渡江之戰,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開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澤東公開宣佈的時間進行。    
    僅僅依靠木帆船,僅僅依靠「小米加步槍」,僅僅用葫蘆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湯」的「天險」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了!    
    毛澤東的興致特別高,居然親自執筆,為新華社寫了新聞稿,題為《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    
    〔新華社長江前線二十二日二十二時電〕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餘華里的戰線上,衝破敵陣,橫渡長江。西起九江(不含),東至江陰,均是人民解放軍的渡江區域。二十日夜起,長江北岸人民解放軍中路首先突破安慶、蕪湖線,渡至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地區。二十四小時內即已渡過三十萬人……    
    美國駐南京的大使館也迅即電告美國政府:「由於要害地點守軍的叛變、最高統帥部意見分歧和空軍未能給以有效支持,共產黨簡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過了長江。」蔣介石在溪口聞訊,於二十二日急飛杭州,把李宗仁、何應欽(孫科已於三月十二日辭去行政院院長之職,由何應欽繼任)、白崇禧、湯恩伯、張群緊急召至杭州筧橋機場開會。    
    這次會議,是商討「最後一仗的作戰計劃」。蔣介石強調,「天險」長江雖已被中共突圍,但仍要堅守寧、滬、杭。    
    李宗仁向蔣介石表示,南京眼看著保不住,他要求辭去「代行總統職務」。李宗仁說:「現在這種政出多門、一國三公的情形,誰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領導?」蔣介石當即說:「你還是要做下去,不論你要怎樣做,我總歸支持你!」蔣介石和李宗仁商定兩條:    
    一、在政治上,宣佈和談破裂,政府今後唯有繼續作戰,黨內不許再倡和談;    
    二、在軍事上,由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的指揮權力,參謀總長直接向國防部長負責。    
    會議一結束,李宗仁便於當天傍晚飛回南京。這時,在南京已經可以聽見槍聲了!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毛澤東通向李宗仁的「暗線」

    對於李宗仁來說,二十二日之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四郊機槍之聲不絕,首都已一片淒涼。」李宗仁知道,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後一夜了。眼看著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臨著人生的抉擇。在他的面前,有三條路:    
    一、遵蔣介石之囑,明日飛往廣州。因為國民政府已遷都廣州,他作為臨時元首,當應去廣州。    
    二、飛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勢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來。    
    前兩條是明路,誰都知道;後一條是暗路,毛澤東知道。    
    蔣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開化。毛澤東對於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膽的「暗棋」,即策反!    
    毛澤東選擇了一位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充當密使。此人名喚劉仲容,湖南益陽人。    
    劉仲容早年留學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跟中共有過聯繫。回國後,他長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參謀。西安事變時,劉仲容在西安跟周恩來有過交往。抗戰之初,劉仲容作為廣西方面的代表,派駐延安達半年之久,跟中共領袖們頗熟悉。這樣,劉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當的密使。    
    就在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抵達北平前夕,劉仲容攜帶無線電密碼,也從漢口到達北平。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代表團的顧問兼李宗仁聯絡員。    
    劉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禮遇,比正兒八經的國民黨代表還高。毛澤東兩次在北平西山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四月二日,也就在國民黨代表團到達北平的翌日,毛澤東在雙清別墅跟劉仲容談了對李宗仁問題的三點意見:    
    一、關於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暫時不動,還當他的總統。    
    二、如果談判成功,歡迎何應欽來,關於桂系部隊,只要不出擊,我們也不動它,等到將來再具體商談。至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是這樣,如果他們不出擊,不阻礙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暫時保留他們的番號,聽候協商處理。    
    三、關於國家統一問題,國共雙方正式商談時,如果李宗仁出席,那麼我們對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願來,由何應欽或白崇禧當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則派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參加,來個對等。談判地點在北平。雙方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以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時,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掛了。    
    毛澤東還談及了白崇禧。他說,解放軍過了長江,白崇禧要撤退,「我們可以不追擊,他可以退到長沙」;「如果他要退到廣西,也行,我們可以三年不進攻廣西」。    
    毛澤東風趣地說:「你白先生喜歡帶兵,將來國防部成立了,給你帶五六十萬人,做個大元帥好不好?」四月五日,劉仲容從北平飛回南京,向李宗仁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緊接著,他又於四月十二日飛往北平。    
    幕後的密談,比國共兩黨正式代表的談判更為熱鬧……    
    劉仲容後來在北京擔任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去世。中共還派出劉子毅,秘密前往南京。劉子毅在南京,跟李宗仁官邸建立了無線電聯絡。從此,李宗仁有了跟北平聯絡的暗線……就在解放軍渡江之際,毛澤東通過暗線,通知李宗仁:「在解放軍渡江以後,不要離開南京。」毛澤東還告知李宗仁:如果「認為南京不安全,可以飛到北平來,將以貴賓相待」。    
    面對著廣州、桂林、北平三種選擇,李宗仁考慮再三,既不去廣州依靠蔣介石,也不去北平當毛澤東的貴賓,而是回桂系老家去。    
    翌日上午,李宗仁的專機「追雲」號在南京故宮起飛。他向前來送行的官員聲稱飛往廣州。李宗仁的專機,在南京上空盤旋了兩圈——比蔣介石離去時多飛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後一瞥。在飛機起飛之後,李宗仁囑駕駛員改飛桂林。當天中午,李宗仁到達桂林,住進桂林文明路一三○號私宅。在四天前,李宗仁已派飛機把夫人郭德潔從南京送往這裡。    
    這樣,李宗仁結束了短暫的三個月的代總統生涯。後來,他在《李宗仁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道:「我在南京出任代總統的三個月期間,本抱『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欲為不可收拾的戰局盡最後的努力,期望息兵,達成和平局面,解人民於倒懸。古人說:『盡人事而聽天命。』但是因環境特殊,蔣先生處處在背後牽制,使我對這匹『死馬』實未能盡應有的努力。」蔣介石在四月三十日的日記中,則這樣寫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過於共匪政府所提『國內和平協定』條款,使李代總統等主和求降甚至謂『投降即光榮』之投降派亦無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談決裂,重新作戰。」就在李宗仁剛剛離開當天,蔣介石經營了二十二年的首都南京,落入中共手中。    
    毛澤東這位詩人已多年沒有詩興。這一回,他顯得異常興奮,欣然命筆寫下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鍾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內中「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句,表明了他對「窮寇」蔣介石一追到底、決不罷休的決心。    
    中共剛剛佔領了南京,二十五日,在北平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    
    白崇禧所派的一架專機,由上海起飛,在北平徐徐降落。這架專機是前來接回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解放軍既已過了長江,又佔領了南京,已沒有什麼可「和談」的了,自然該早早打道回衙。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從飛機上走下的,卻是張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張治中弟媳鄭淑華等家屬九人!    
    中共的地下組織,再一次顯示了神通。這幾位家屬,是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送上飛機的。    
    原來,周恩來在和談告吹之後,力勸張治中、邵力子等國民黨代表留下。張治中顯得猶豫,因為他的家屬尚在上海,生怕會牽連家屬。於是,周恩來急命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把張治中的家屬送上飛機。這麼一來,原本是接張治中等回去的專機,卻成了送他們家屬去北平的專機!承辦這一秘密使命的,是中共地下黨員沈世猷王為崧:《秘密北飛》,《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沈世猷在一九三七年考入桂林軍校。一九四一年,入國民黨八十五軍二十三師。該師師長名曰張文心,乃張文白之胞弟。張文白,即張治中。    
    一九四四年夏,張文心調往重慶受訓,沈世猷隨他一起住在桂園,於是,他與張治中一家都很熟。後來,沈世猷打入了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第一廳,以至打入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作戰處,從事中共秘密工作,與中共上海地下黨王月英保持聯絡。    
    在一九四八年冬的淮海戰役中,張文心起義,投向中共。消息傳來,中共地下組織把保護張文心夫人鄭淑華的任務交給了沈世猷。當張治中被定為國共談判國民黨首席代表,飛往北平,中共地下組織又囑沈世猷負責保護張治中家屬安全。    
    四月二十一日,槍聲可聞的南京一片混亂,沈世猷在這混亂之中仍盡力把張治中夫人及張文心夫人送往上海。    
    四月二十五日,奉周恩來之命,在沈世猷以及張治中老部下、當時任上海機場基地指揮官的中共地下黨員鄧士章和夫人的幫助下,躲開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終於把兩位夫人和其子女全送上了專機……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蔣介石在上海差一點被活捉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就在李宗仁離開南京之時,蔣介石又從杭州返回溪口。    
    失去了南京,蔣介石知道再也無法在溪口「終老是鄉」了。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蔣介石和蔣經國等一行,乘轎子來到團暝村,欲乘軍艦「泰康」號赴滬。正值退潮,蔣介石不得不先登上竹排,換上汽艇,在象山港上了軍艦。    
    蔣介石表情凝重。他是一個家鄉觀念頗重的人,從此以後他將拋下他的祖墳和故居,永別他的故鄉!他如同唐朝崔滌《望韓公堆》一詩所寫:「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歸日是何年?」蔣介石途中在鎮海嶼頭停留,二十六日中午一時,「泰康」號駛抵上海。上海人心惶惶,為了安全,蔣介石避居在上海東北角黃浦江畔的小島——復興島。復興島雖然名為「島」,其實只是一條人工所挖的運河和楊樹浦隔開而形成的,唯有一座鐵橋可通島上。這樣,在橋頭設了警衛,便外人莫入了。也有幾天,蔣介石隱居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勵志社。蔣介石要為保衛大上海打氣。所以他一到上海,四月二十八日《大公報》便披露他在上海的消息,並發表他的聲明。蔣介石在表示「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之後,強調了「剿匪」的新的內涵。    
    他說:「我們當前的情勢固然是險惡的……但是我們認清了今日剿匪作戰是反侵略主義的民族戰爭,是反集權主義的民主戰爭。」蔣介石自元旦起不用的「匪」字,如今又冒出來了。蔣介石還說:「我們今日只有在一個政府之下,以對共的態度,為忠奸試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謀貫徹,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絕對服從。」蔣介石到上海才一個星期,五月三日便傳來杭州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的消息。    
    寧、滬、杭這「鐵三角」,蔣介石已失去了兩角。上海已危在旦夕。就在這時,蔣介石差一點被捕於上海復興島!說來話長,蔣介石有個秘書,名叫沙孟海。他是浙江鄞縣塘溪鄉沙村人氏,家鄉跟蔣介石的老家溪口相距不遠。他父親沙孝能是個農村中醫,受父親感染,他喜歡書法,擅長文筆。    
    沙孟海兄弟五人,他為長兄,四個弟弟均為中共黨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因為有赤色背景,無法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供職,只得到杭州去。杭州市市長乃陳佈雷之弟陳屺懷,與他有舊,他遂在浙江省政府做了個小職員。後來,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看中他的文章,聘他為秘書。抗戰時期,沙孟海隨朱家驊來到重慶。蔣介石那時正需一位起草應酬文章的秘書,把他調去。考慮到他對溪口文史極熟,蔣介石要他主修蔣氏家譜……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時,還帶著他回溪口,幾次商談修訂蔣氏家譜。    
    蔣介石沒有想到,沙孟海的二弟沙文漢那時是中共上海局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二弟媳陳修良乃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當蔣介石來到上海,沙文漢化名王亞文,正充任國民黨中將張權的秘書。沙文漢策反了張權。張權秘密調了一艘軍艦,準備炸沉於吳淞口,擋住蔣介石的退路。張權還調來自己的嫡系部隊,密謀襲擊復興島,活捉蔣介石……不料,中校參謀長張賢把張權的密謀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聽罷,把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張權立即被捕。蔣介石不便聲張,就以「販賣銀元,擾亂市場」的罪名,把張權處死。沙文漢倖免於難。在一九五四年,他被毛澤東任命為浙江省省長。翌年,卻受潘漢年冤案株連。一九五七年他和妻子陳修良雙雙被錯劃為右派……至於告密者張賢,獲得蔣介石五千銀元賞金後,則在上海隱匿下來。後來,被識破身份,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由此,蔣介石不敢在上海久留。    
    五月六日清早,寧靜的復興島畔,汽艇聲不斷響起。汽艇往返運送蔣介石和他的一百多名隨從,登上停泊在黃浦江的招商局「江靜」號客輪。據船長徐品富回憶,蔣介石穿一身玄色長袍馬褂、足登圓口輕便緞鞋,右手執「司的克」登上了輪船。緊隨蔣介石之後的是蔣經國,還有蔣經國那混血之子艾倫。    
    蔣介石上船後,並不馬上開船。汽艇仍在往返著,把大批的物品運上船。內中就連蔣介石睡覺的大銅床和所騎的大洋馬,也運上了船。不言而喻,蔣介石要最後告別大上海了。雖說上海大街小巷,正貼滿「誓死保衛大上海」的標語。    
    這天,蔣介石在船上寫下的日記,稱「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他還寫道:「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的一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晚八時,蔣介石吩咐徐品富:「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時開船,天要黑未黑時到舟山。」徐品富完全按照蔣介石的吩咐辦。軍艦「泰康」號護航。    
    蔣介石到了舟山不久,五月十四日,在毛澤東的部署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完成對上海的三面包圍。這天,徐品富看到三架巨型運輸機飛抵舟山機場,內中的一架便是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五月十七日下午,蔣介石離開了「江靜」號輪船,登上了「美齡」號飛往馬公島。一周後——二十四日,傳來使蔣介石沮喪的消息:紅旗插上了奉化縣城,紅旗飄揚在溪口!三日後——二十七日,上海外灘那座橫跨於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出現長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上海人從未見過那麼多的馬,那麼清脆的馬蹄聲。    
    上海之役,國民黨部隊十五萬三千多人覆沒。毛澤東、朱德的畫像以及五角星,成為這座中國第一大城最新標誌。街頭巷尾貼滿署著「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佈告》。毛澤東欣然為新華社改定了社論《慶祝上海解放》,成為上海各報競載的頭條要聞……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國共之戰已進入「殘局」

    蔣介石連連慘敗,於二十八日,飛往台灣岡山。他發出了「死守台灣」的誓言。他要把台灣作為最後的立足點。不過,這時的中國,東北、華北全部、華東大部已是一片紅色,而華南、華中、西北、西南,尚在國民黨手中。在中國大陸,蔣介石還要作最後的拚搏。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李宗仁在桂林,蔣介石在台灣,又一次呈現「一國三公」的局面。蔣介石仍要把李宗仁拉住,力勸李宗仁「回粵主政」。五月八日,李宗仁終於飛抵廣州。這樣,李宗仁再度成為蔣介石的傀儡。毛澤東和蔣介石,已進入「殘局之戰」。至六月,國民黨部隊被殲總數達五百五十九萬人!國民黨剩餘的部隊,只有一百五十萬左右了。如毛澤東所說:「肅清這一部分殘餘敵軍,還需要一些時間,但已為期不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四六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澤東於六月十五日在北平主持召開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著手於「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本著「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頻頻發出繼續進軍的命令,不讓蔣介石有喘息的機會:    
    五月十六、十七日,連克漢口、武昌、漢陽;    
    五月二十日,攻克當年拘蔣的古城西安;    
    五月二十二日,攻下當年舉行「八一起義」的南昌;    
    五月二十四日,佔領閻錫山的老窩太原;    
    六月二日,拿下青島;    
    八月十七日,進軍福州;    
    九月五日,打下西寧;    
    九月二十三日,進入銀川;    
    十一月三十日,進抵新疆喀什……    
    蔣介石仍在那裡「莫退、莫退」。但是,他已無法擋住席捲全中國的紅色旋風。    
    在這風捲殘雲的時刻,七月十日蔣介石忽然偕王世傑、吳國楨從台北飛往菲律賓碧瑤。蔣介石居然還出國訪問?原來,他要與菲律賓總統季裡諾組織「太平洋反共聯盟」,還要組織「國際志願軍」來對付毛澤東,對付中共。蔣介石甚至還考慮到如果台灣失守,他準備在菲律賓組織流亡政府。    
    蔣介石在菲律賓未敢久留。七月十二日,他飛回台北。兩天後,他飛往廣州。    
    七月十六日,蔣介石在廣州宣佈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蔣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這個非常委員會在非常時期擁有最高權力。這麼一來,蔣介石結束了下野,又從幕後走到前台來了。    
    蔣介石又忙于飛來飛去了。八月二日,他宣佈在台北建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翌日,他飛往韓國,與李承晚總統商討了「發動遠東各國反共聯盟的具體步驟」。這樣,他作好了立足台灣,以菲律賓和韓國為兩翼的戰略部署。    
    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逼近廣州,八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飛抵廣州,在那裡佈置廣州保衛戰。蔣介石聲稱這是「決定黨國最後成敗的一戰」。在廣州席不暇暖,蔣介石於二十四日又飛往山城重慶。蔣介石重新步入山洞林園,觸景生情。整整四年前,正是在這一天,毛澤東在延安第三次電復蔣介石,表示願來重慶進行談判。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抵達重慶,當晚蔣介石正是在林園歡宴毛澤東……歲月無情,不過四年工夫,他卻落到這等地步。預料廣州難保,九月七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來重慶。這是國民政府二進山城了……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別了 司徒雷登!1

    在那些日子,毛澤東顯得異常忙碌。用他的話來說,正處於百廢待興的時刻:他忙於建立新政權;他忙於「追窮寇」……就在這個時候,從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短短的一個來月中,毛澤東卻親自動筆,為新華社接連寫了五篇評論,抨擊美國政府。    
    從表面上看,事情是由於八月五日美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引起的。這一白皮書的全稱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關於1944~1949年時期》。這一白皮書,長達一千零五十四頁,正文共分八章。白皮書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建議編寫的。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極力主張編寫一份以最近五年為中心的我國同中國關係的詳盡報告,在它垮台時予以發表。總統表示同意,於是,成立了一個由富有學識和專長的人員組成的小組,在沃爾頓·巴特沃思的領導下開始工作,後來由無任所大使菲利普·傑塞普博士擔任主編。」另外,艾奇遜還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題為《美中關係概要》的長信,與白皮書一起發表。杜魯門總統為白皮書的發表,寫了這樣的聲明:「此時發表這份坦率和翔實的報告,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我們對中國和整個遠東政策將以有情報根據和明智的輿論為基礎。」    
    白皮書的發表,引發了毛澤東和美國政府之間的一場激烈的論戰。其實,這場論戰,或遲或早總要發生的,白皮書只是成了導火線罷了。在國共之間,雖說美國人多次扮演了調解人的角色,實際上美國政府是蔣介石的後台。隨著蔣介石的慘敗,誠如艾奇遜所言:「現在已經很清楚大陸上的國民黨政權已經接近垮台了,今後美國必將不再支持大陸上的政權。」艾奇遜所說的「大陸上的政權」,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權。    
    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這麼評論道: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文件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雖說美國政府和中共的決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國政府和中共之間在蔣介石政權即將垮台之際,卻有過一番秘密談判。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麼幾句令人玩味的話:「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毛澤東所稱的這位「大使老爺」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地的「中國通」。迄今,在杭州耶穌堂弄三號,尚可見到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爾先生來杭州傳教時,在一八七三年建造的花園別墅。司徒雷登先生就出生於此屋,並在此度過了青少年時代。    
    中共與這位「大使老爺」原本有著不錯的關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當赫爾利辭去美國駐華大使之職時,美國政府曾準備委任魏德曼為駐華大使。魏德曼明顯地傾向於蔣介石。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在重慶見到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時,說道:「魏德曼將軍與蔣介石關係極為密切。讓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中國不僅無法實現聯合政府,而且內戰將是不可避免的。」馬歇爾當即問周恩來:「你以為誰是美國駐華大使最合適的人選?」周恩來敏捷地答曰:「燕京大學校長約翰·萊頓·司圖爾特博士,無論在學識上和人格上,還有在政治的中立方    
    面,難道不是最合適的人選嗎?」周恩來所提到的約翰·萊頓·司圖爾特(John Leighton Stuavt)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曰司徒雷登。馬歇爾元帥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後來美國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已岌岌可危。這天清早,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風風火火前去拜訪司徒雷登,轉達了李宗仁代總統的話:「請大使先生盡快離開南京,移駐廣州。」司徒雷登確如毛澤東所言,「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他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在南京城裡打探著消息。四月二十八日,一位重要人物從北平乘火車南下,到達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黃華,受周恩來的委派,出任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外事處處長。周恩來派黃華來南京,是考慮到南京原是國民政府首都,有著眾多的外國大使館,有著許多涉外事務需要處理。司徒雷登對於黃華的到來深為欣慰,是因為黃華肄業於燕京大學,是他的學生,又是傅涇波的同班同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為了試探與中共秘密談判,而黃華與他以及傅涇波有這樣熟悉的關係,自然很有利於談判。於是,就在黃華抵達南京不久,五月六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涇波前去拜訪了黃華,表示司徒雷登願與黃華就美國政府和中共的關係進行秘密會談。五月十三日,黃華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訪司徒雷登,進行了秘密會談。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權成立時,美國可以考慮予以承認,但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中共必須按照國際公認的慣例,尊重國家之間的條約;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權,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    
    黃華則明確指出,美國政府如果願與新中國建立新關係,首先的條件是不干涉中國內政。黃華提及,美國駐青島的軍艦、陸戰隊,必須盡快撤走。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別了 司徒雷登!2

    在這次會談後一星期,駐青島的美軍果真撤走了。不久,傅涇波來見黃華,說司徒雷登要和他一起飛美一次,向美國政府請示有關問題。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允許司徒雷登及傅涇波赴美的指示》,指出:「青島美軍艦隊確已退走,國民黨匪軍已東撤完,我軍冬或江日可入青市。」「可同意司徒帶傅涇波飛美,當其提出申請並完成手續後,即予許可,並由南京市人民政府發給傅涇波以個人名義的出國護照。在司徒赴滬前,黃華可與之見面一次。」    
    中共中央的電報,還就黃華的談話內容作了指示:「黃華與司徒會面時,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該再與逃亡政府發生關係,更不應和逃亡政府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黃華可向司徒或傅涇波透露個人看法,新政協可能在佔領廣州後召開,不要說很快召開的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八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黃華接到中共中央電報三天後——六月六日,在南京軍管會外事處約見了司徒雷登和傅涇波,轉告了中共中央的意見。黃華又一次強調,美國政府如果要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其前提是美國政府必須斷絕與國民黨逃亡政府的外交關係,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司徒雷登則不願正面作出答覆。秘密會談的氣氛雖說客客氣氣,但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原則。司徒雷登回去後,改變了主意,不急於回國請示。六月八日,他又派傅涇波去見黃華,詢問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可否去一趟北平,以便直接瞭解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意見。傅涇波問及黃華是否跟周恩來有著聯繫。黃華當即明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拜會周恩來。    
    黃華迅即電告中共中央。北平表示,既然美軍果真從青島撤退,表明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政策有所鬆動,而且司徒雷登也還是做了好事,讓司徒雷登來北平有好處。但是,司徒雷登畢竟是美國政府駐中華民國的大使,他以這樣的身份來北平,自然不便。於是,中共中央建議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來北平。    
    司徒雷登是個聰明人,他很快就想出一個非常體面而又符合邏輯的理由:他長期擔任北平燕京大學校長,每年六月都返校過生日,今年也不例外。    
    司徒雷登給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寫了信,表達了自己的意思。    
    也就在這時,中共中央電報中提及的「新政協」,於六月十五日召開了籌備會。    
    司徒雷登注意到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所講的關於對外關係的一段話:「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六月二十八日,黃華前往司徒雷登住處,轉告他,周恩來歡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學,也歡迎在北平跟他會晤。    
    司徒雷登急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七月一日,艾奇遜電復司徒雷登:「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這就是說,美國政府關上了與中共談判的大門。於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結束了他的使命,告別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國,於八月二日和傅涇波一起啟程返回美國。接著,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公佈了《美中關係白皮書》。於是,八月十四日起,毛澤東開始接二連三地抨擊白皮書。毛澤東在八月十八日,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毛澤東寫道:「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失敗的象徵。」    
    毛澤東詼諧地稱司徒雷登為「滾蛋大使」,笑稱艾奇遜為「一位可愛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因為毛澤東稱白皮書為反面教材,艾奇遜為反面教員),又稱杜魯門為「馬歇爾幕後總司令」……司徒雷登回到美國,艾奇遜囑他要避開新聞記者,免談中美關係。一九五二年,司徒雷登辭去了有名無實的駐華大使之職,埋頭於寫回憶錄《在華五十年》,於一九五四年出版。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寓所,終年八十有六。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毛澤東在北京主持開國大典

    金秋時節,天高雲淡。毛澤東在北平忙得不可開交。    
    九月二十一日晚六時,北平中南海懷仁堂綵燈高懸,六百多名代表已開始步入會場。主席台的佈置,別具一格。上方,掛著大字橫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中,掛著政治協商會議會徽以及孫中山、毛澤東巨幅畫像;兩側,掛的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七時整,場外響起五十四響禮炮。場內,軍樂隊奏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作為大會執行主席,毛澤東在掌聲中登上主席台。    
    毛澤東在會上作主旨講話:「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次會議證明,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一道,是不能完成任何有利於人民的任務的。」    
    毛澤東又說:「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之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佈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這就是說,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將在中國正式產生新的政府。正當毛澤東在北平穩穩步上主席台的時候,蔣介石正在中國西南處於異常慌亂之際。九月二十二日那天,蔣介石在重慶吃早飯,在昆明吃中飯,卻在廣州吃晚飯!    
    蔣介石是突然在上午十時由重慶飛抵昆明的,事先沒有通知雲南省主席盧漢。他已風聞盧漢與中共暗中來往,有可能叛變。所以他只在前一天派兒子蔣經國先來昆明,摸清虛實,這才突然飛來。他有過西安事變的經驗,所以提防著盧漢軍變。    
    蔣介石一到昆明,作了訓話,不敢在那裡勾留,於當晚飛到廣州。    
    蔣介石剛下飛機,便挨了一棒: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在這天率八萬軍隊投奔中共!毛澤東呢?他正喜氣洋洋,在北平忙於為即將誕生的新國家和政協代表們商議著……人有姓名,國有國號。關於國號,黃炎培、張自讓建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張奚若則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據查證,任弼時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最早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經討論採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會上,有人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可簡稱「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締造的。但是,多數人反對此議,因為蔣介石二十八年來一直用中華民國這一國號,容易混為一談。會議代表從眾多的設計稿中,選中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紅色向來是中共的代表色,從紅區、紅軍直至紅都、紅旗,皆為紅色,象徵熱烈。黃色意味和平,又像征黃色人種。五星,象徵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象徵五億人口。五角星中的大星,象徵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象徵四個階級,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公元紀年,不再採用中華民國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起,改北平為北京。其實,北平原稱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南京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從此叫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由齒輪、麥穗、五星、天安門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會議通過了「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五十六歲的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六人為副主席。這時,蔣介石正在廣州。九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爾漢發表通電,率八萬之眾,投向中共。蔣介石連聲說:「至為痛心!至為痛心!」蔣介石很擔心有人暗害,就連李宗仁宴請他,他都暗中派人在廚房監視,生怕有人下毒。    
    十月一日,北京披上節日的盛裝。    
    下午二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就職典禮,任命五十一歲的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三時,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三十萬人出席。在禮炮聲中,在《義勇軍進行曲》聲中,毛澤東按動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朱德則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堅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和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同時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    
    那天,蔣介石在廣州「華聯」號軍艦上度過。    
    十月二日,蘇聯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並決定斷絕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自廣州召回外交代表。    
    蔣介石聞知,以氣憤之情,寫下日記:「俄帝之承認匪偽政權,實乃既定事實,且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蓋以我在聯大控俄案通過,彼乃不能不出此一著,以作報復之行動耳。今後俄帝必與共匪建立空軍與海軍,則我為勢更劣,處境更艱,此為最大之顧慮。」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瞥 1

    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又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擊:十四日,廣州插上五星紅旗;十七日,廈門解放;二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迪化。    
    緊接著,在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向西南大進軍;十一月十五日,貴陽紅旗飄揚;十一月二十二日,桂系的大本營桂林響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代總統李宗仁稱病,於十一月二十日由南寧飛往香港,住入太和醫院。二十六日,李宗仁申請赴美就醫。十二月五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等飛往美國。李宗仁臨行聲稱:「胃疾劇重,亟待割治。」    
    在貴陽危如累卵之際,重慶告急。蔣介石於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由台北急飛重慶,調兵遣將主持制定了「保衛大重慶」方案。其實,蔣介石也知道重慶已很難保住,他下令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即關押共產黨人的白公館、渣滓洞進行大屠殺。在此之前,九月十七日蔣介石下令在白公館附近的松林坡,秘密殺害了楊虎城將軍夫婦及其秘書宋綺雲。    
    蔣介石還從台灣調來了「技術大隊」,由保密局毛人鳳、徐遠舉組成「重慶破廠辦事處」。所謂「破廠」,也就是破壞工廠,炸毀重要設備。    
    就在蔣介石到達重慶不久,中共地下組織曾密謀拘捕蔣介石。這一密謀,不久前由徐州某老幹部休養所的蕭德宣透露出來……蕭德宣乃中共特別黨員,原本在國民黨邱清泉兵團任職。淮海戰役中,受中共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派遣,混在亂軍之中,來到重慶。一九四九年四月,他被任命為國民黨暫編一五零師少將副師長。    
    蔣介石來到重慶之後,蕭德宣密謀與二二八團團長何顏亞對蔣介石進行突然襲擊:定於八月十七日子夜,以進行夜間演習為名,把二二八團拉出,襲擊蔣介石所住林園別墅。在行動之前,何顏亞為他的部屬考慮,下達了緊急疏散軍官家屬的命令。這一命令,洩露了天機,以至二二八團官兵被憲兵繳械,拘蔣計劃化為泡影。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軍攻下江津,逼近重慶。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閻錫山由重慶飛逃成都。但蔣介石仍坐鎮重慶指揮。十一月三十日,解放軍由江津順江場等處強渡長江,國民黨海軍江防艦隊「永安」號、「郝家」號起義。這時,蔣介石不得不倉皇乘飛機逃往成都。當天,山城重慶易幟。成都,成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最後的據點。蔣介石要在成都和中共作最後的較量。為了振奮軍心,蔣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蹤保密的習慣,成都各報在十二月一日都刊載了蔣介石來蓉的消息:    
    〔中央社〕蔣總裁今日晨九時許,乘「中美」號專機由兩架驅逐機護衛,自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來蓉,降落新津機場,黃少谷、俞濟時、谷正綱、陶希聖、蔣經國、沈昌煥、周宏濤、曹聖芬、夏幼權等隨行,成都方面,陸校張耀明校長、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升,均趕赴機場恭迎,省垣各要員,均未及前往。總裁駐節軍校官邸,十一時許,閻院長、王主席等,赴軍校晉謁。又訊:蔣總裁十時許到達北校場,約閻院長晤談,張群、王陵基、嚴嘯虎於十一時前往軍校晉謁。    
    報道中提到的王主席,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閻院長,即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嚴嘯虎,為成都警備司令。    
    蔣介石「駐節軍校」,指的是坐落在北較場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    
    在那兵荒馬亂的時刻,成都唯有這中央軍校算是安全地帶。軍校內,武擔山腳,一座層的法國式小樓,名曰「黃埔樓」,成了蔣介石的行宮。    
    成都,勾起蔣介石無限傷心的是一座新墳,人稱「戴公墓」。墳前的新碑上,刻著「戴季陶之墓」。戴季陶和蔣介石有著莫逆之交。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深夜,面對國民黨無可挽回的敗局,他走上了三個月前陳佈雷所走的路——服用了大量安眠藥,自殺於成都棗子巷家中……蔣介石抵達成都後的第五天,十二月四日,在黃埔樓接待了美聯社記者慕沙,發表了談話。蔣介石說:「余此次應李代總統之邀入川,正值共軍滲入川東,陪都危急,余亟願李代總統急返中樞,共挽危局,而李代總統卻決意出國。余為國民一分子,並負領導國民革命之責任,唯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險,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鬥。」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瞥 2

    蔣介石還論及了中國大陸的反共戰鬥形勢:「重慶淪陷,西南局勢更步入艱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國人士,應知中國大陸反共戰鬥,不僅並未停止,反而不顧任何代價,一切犧牲,亦且益趨擴大,刻在各地結集軍隊,使西南反共戰鬥持久……」「中國共黨在莫斯科指揮之下,企圖以暴力吞併中國國家,奴役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然中國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獨立自由而戰,絕非暴力所能屈服。」十二月七日,蔣介石眼看形勢越來越不妙,終於發出了這樣的電報:命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作戰。此令蔣中正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起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往台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司令部。」這樣,國民政府的駐地,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此時不得不遷往台北。    
    這一過程,正是表明了蔣介石是如何節節敗退的。    
    十二月九日這天,三處來電向蔣介石報告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昆明來電,雲南省主席盧漢宣佈投向中共(這表明兩個多月前蔣介石獲知盧漢「動搖」的消息是確切的);彭縣來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宣佈投向中共;宜賓來電,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郭汝槐率三個師投向中共。風雨飄搖,眾叛親離,蔣介石意識到已無法在中國大陸久留。就在這時,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蔣敢死隊」,密謀襲擊黃埔樓。也就在這時,十二月八日,成都的晚報刊載消息:「蔣總裁已於今晨乘『中美』號專機離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趕上送行。」    
    讀了報紙,「捉蔣敢死隊」連連頓足,以為錯失良機。令人困惑的是,十二月十一日成都《新新新聞》忽地又載:「蔣總裁昨離蓉飛台。」這表明,蔣介石是在十日離開成都的!蔣介石究竟何時離蓉,成了一個謎!這也表明,在那樣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的時刻,蔣介石的行蹤極為詭秘!    
    那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他化名戴正名,逃脫。後來又在四川江安被捕。據王陵基在一九六五年回憶,蔣介石離開成都是在十日。那天清早,他正準備躺下去睡一會兒,得知蔣介石要離開成都,便急急趕往鳳凰山機場送行。    
    另據蔣經國日記記載,他和蔣介石是在十日下午二時從鳳凰山機場起飛的。    
    這樣,蔣介石離開中國大陸的最後日子,通常認為是十二月十日。    
    不過,近年來,也有人以為蔣是十二月十三日離開成都泰彤:《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時刻》,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其依據是蔣經國的日記,十一日空白,而十二日卻寫「日昨尚在成都」,表明蔣介石十一日尚在成都!而據嚴嘯虎在一九六二年回憶:「蔣遂於十三日飛逃台灣。」蔣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繞了一圈,爾後含淚告別故鄉溪口,告別上海復興島,告別重慶林園……終於,他向中國大陸投去了最後一瞥,從此一去不復返。    
    後來,蔣經國在《蔣經國自述》一書中,回憶父親蔣介石在中國大陸那段充滿風險的最後日子時,頗為感歎:「此次(父親)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蔣介石只能實行第三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傍晚,蔣介石告別中國大陸,從成都向東飛行,越過海峽,抵達台北。一路上,蔣介石「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從此,蔣介石落腳台灣。    
    後來,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這樣論及蔣介石的失敗:「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差不多是在給蔣介石作總結了!    
    蔣經國後來則在《負重致遠》一書中,這樣寫及敗退台灣的蔣介石的處境:    
    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的存亡之秋」,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搖、震盪;存續淪亡,決於俄頃。我們身歷其境,當時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覺,恍如浮光掠影,隨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憶起來,閉目沉思,始覺得當時國脈民命繫於一髮,真令人動魄驚心,不寒而慄了。    
    就在蔣介石到達台灣不久,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蘇聯莫斯科訪問。毛澤東乘火車行進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訪問。    
    他在蘇聯訪問了兩個多月,直至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才返回北京。    
    蔣介石離開成都之後,托付胡宗南坐鎮壓陣。無奈,軍心浮動,胡宗南已壓不住陣腳。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賀龍率領下,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下,進逼成都。眼看成都風雨飄搖,十二月二十三日,胡宗南由成都飛往海南島。二十七日,戴紅色五角星帽的隊伍行進在成都街頭。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十二月份的戰績公報:在西南、華南殲滅國民黨部隊七十九萬五千人,俘虜國民黨高級軍官、川湘鄂綏靖專署主任宋希濂等一百四十二人。    
    一九五○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完成勝利,鞏固勝利》,明確指出:「解放台灣、西藏、海南島,完成統一全中國大業。」    
    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為五百五十萬人;國民黨的總兵力,則劇降為六十萬人,只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十分之一左右。    
    胡宗南剛從成都飛逃海南島,便接到蔣介石命令,要他飛往西昌指揮。這樣,胡宗南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飛往西昌,作「最後的奮鬥」。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西昌這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最後的釘子,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拔除。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在大陸有組織的戰鬥乃為之告終。」    
    蔣介石在危敗之際,原本制訂了三種方案:一是以四川為中心,西南為根據地,走當年抗戰的老路,與毛澤東長久對抗;二是以海南島為最後退路;三是以台灣為最後退路。如果這三種方案都失敗,則退到菲律賓,組織流亡政府。重慶、成都、西昌接連失守,蔣介石的第一方案宣告破產。就在打下西昌半個多月之後——四月十六日傍晚六時三十分,幾百條木帆船從雷州半島出發,朝南駛去。駐守海南島的是蔣介石的嫡系、當年在長征時「追剿」毛澤東的薛岳,他擔任瓊崖保安司令兼防衛總司令。薛岳知道海南島難保,曾面見蔣介石,請求從海南島主動撤退,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蔣介石說:「海南島是反攻大陸的跳板,不可放棄。」如今,得知中共部隊渡海峽而來,薛岳急命出動飛機、軍艦攔擊,卻無法阻擋那幾百條木帆船。    
    毛澤東在一九五○年一月十日給林彪的電報中便指出:「爭取於春夏兩季解決海南島問題。」按照毛澤東部署,在三月五日、二十六日,兩小批中共部隊曾經用木帆船渡過瓊州海峽,登上海南島和那裡的中共游擊隊——瓊崖縱隊會師。這樣,中共對於橫渡瓊州海峽已是熟門熟路了。這樣,只用了四個多小時,幾百條木帆船在夜色的掩護之下,居然一舉渡過瓊州海峽。在瓊崖縱隊和先期登陸的兩批部隊的配合下,中共主力強佔灘頭,站穩了腳跟。中共後續部隊也就不斷地渡海而來。    
    經過十多天的戰鬥,海口於四月三十日落入中共部隊手中。五月一日,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港,紅旗飄揚。從此,海南全境已是中共的天下,薛岳部隊三萬多人被殲。於是,蔣介石第二方案又遭破產。自一九五○年十月七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進軍西藏。藏軍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於十一日起義。十九日,昌都解放。緊接著,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談判。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九月九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到達拉薩。十月二十六日,由張國華、譚冠三兩位將軍所率主力部隊進入拉薩,舉行了入城式。從此,西藏插上了五星紅旗。這樣,中國全境除台灣以及少數島嶼之外,都已是五星紅旗的天下。這樣,蔣介石別無選擇,只能實行他的第三方案——以台灣為最後退路。這樣,毛澤東和蔣介石以台灣海峽為「楚河漢界」,繼續對立著。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蔣介石對退往「美麗島」作了周密部署

    台灣,有著「美麗島」、「東方甜島」的美譽。本島面積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九平方公里。論大小,在世界的海島之中,排名第二十八位。    
    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最近的距離為一百三十公里。在晴朗之日,從福建沿海登高遠眺,澎湖列島上的煙火,以至台灣高山的雲霧,皆隱約可見。    
    一九四六年台灣的總人口為六百二十四萬。一九四九年,台灣的總人口猛增了一百三十萬。這些新增的人口,大部分為「外省人」——台灣本地人對從大陸去的人的習慣稱呼。這些「外省人」之中,有近六十萬人為蔣介石帶去的部隊。    
    蔣介石曾說過這樣的話:「處絕地也可以生……有台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以復興。」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從日本佔領下光復一週年的紀念日。蔣介石曾和宋美齡一起赴台灣視察。當時蔣介石便說過這樣的話:「中央政府之視台灣,一如離別家庭五十年的弟兄……中央的愛護台灣,遠勝於全國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對於台灣建設的重視,也勝於其他的省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這一次視察,台灣的重要的戰略地位、長夏無冬的氣候、豐富的物產、秀麗的風光,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宣佈準備下野的前夕,部署了台灣的退路。    
    蔣介石說:「在俄帝集團侵略之下,寧可失了整個大陸,而台灣是不能不保的。」「只要有了台灣,共產黨就無奈我何,就算是整個大陸被共產黨拿去了,只要保著台灣,我就可以用來恢復大陸。」在蔣介石看來,憑藉著台灣海峽這天險,退可以求得生存,進可以反攻大陸。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突然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陳誠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讓陳誠掌管台灣,是為自己留下一塊安身之地。    
    李宗仁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此次新職突然發表時,前主席魏道明(引者注:指前台灣省主席)事前竟毫無所知。陳誠得令後,立即自草山遷入台北,三八年(引者注: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便在台北職視事,行動的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佈置的周密。    
    內中提及的「自草山遷入台北」,指當時陳誠在台灣的草山養病。其實,蔣介石讓陳誠以養病為名去台灣,已預作佈置。所以,一旦蔣介石宣佈了對陳誠的任命,陳誠隨即「敏捷」地走馬上任。    
    蔣介石還任命長子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誠兼任台灣警備司令。這樣,台灣的黨政軍大權,全部落在了蔣介石嫡繫手中。蔣介石的另一部署,在當時乃絕密行動。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二日,才由《中央日報》透露出來:    
    在某一個深夜裡,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引者注:中央銀行的簡稱,下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主席(引者注:指台灣省主席陳誠。不過,當時陳誠尚未被正式任命為台灣省主席)打電報給俞氏(引者注:指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全部黃金已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裡,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裡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不過,這篇報道沒有透露運往台灣的黃金的具體數量,而只是說「一箱一箱的黃金」。黃金論箱,而且是「一箱一箱」,數量相當可觀。後來,據中央銀行稽核處長李立俠回憶,搶運黃金共分三批:    
    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午夜由上海裝運,總數為二百萬零四千餘兩,運至基隆;第二批運走五十二萬二千餘兩,運至廈門,再轉運台灣;第三批是俞鴻鈞辭職以後,劉攻芸繼任中央銀行總裁,由湯恩伯親臨央行運走十九萬八千兩,這時離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    
    前後三批,共搶運黃金二百七十一萬五千餘兩。同時運往台灣的還有一千五百二十萬銀元,另有一千五百三十七萬四千美元則存進美國銀行的國民黨政府賬戶石四維:《二百七十七萬兩黃金搶運台灣》,《上海灘》,一九九○年第七期。    
    這批黃金,成了蔣介石初入台灣時的經濟支柱。    
    誠如蔣經國後來所言:「政府在搬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彌補財政和經濟情況,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裡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饋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這樣,蔣介石的立足點尚未移至台灣之前,已在黨、政、軍、財四個方面,對台灣作了周密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從上海敗退的蔣介石,來到台灣高雄要塞過端午節。    
    六月二十一日,蔣介石住於台北大溪,他非常喜歡那裡,稱那裡的風景很像他的故鄉溪口。二十四日,蔣介石在台北之北十三公里的草山,看中一幢別墅,作為自己的住處。這所別墅名叫「士林」,原是台灣糖業公司的賓館。那裡附近多溫泉,花木繁茂。蔣介石改草山為「陽明山」,以表明他對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崇敬之情。    
    蔣介石在台北設立了總裁辦公室。    
    在台灣安排好退路之後,蔣介石這才又飛往廣州、重慶、成都,作「最後的奮鬥」。直至這「最後的奮鬥」失敗,這才從成都飛來台北。在蔣介石回到台北不久,宋美齡也於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從美國來到台北。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蔣介石迫使李宗仁讓位

    在蔣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國民政府遷至台北。不過,此時的國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總統李宗仁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附設的長老會醫院。蔣介石雖然是台灣的實權人物,是「非常委員會」主席,是國民黨總裁,但畢竟是下野總統。一國無總統,總是「名不正,言不順」。蔣介石早有復出之意,無奈,總得由代總統李宗仁主動讓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卻怎麼也不肯讓位,甚至把蔣介石的復出稱為「復辟」。據李宗仁回憶,蔣介石的復出計劃,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便已開始進行了:七月間,我還在廣州的時候,黃埔系將領及蔣夾袋中的政客,已有請蔣復職的企圖,然那時尚無人敢公開提出。抵渝之後,情勢便迥然不同了。他們認為廣州既失,我已墮入蔣的甕中,可以任其擺佈了。這時,CC系和政學系控制下的報紙,對蔣已不再以「總裁」而徑以「總統」稱呼。我深知蔣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復職」了。    
    果然不久,吳忠信、張群、朱家驊等便先後來找我,他們不敢明言要我勸蔣復職,只是含糊其辭地說當前局勢緊張,希望我拍一電報請蔣來渝坐鎮。其實,蔣一直在飛來飛去,向來不需要我敦請,現在何以忽然要我拍電促駕呢?他們辭窮,便隱約說出希望我聲明「引退」,並參加他們「勸進」。當吳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時,我勃然大怒道:「禮卿兄,當初蔣先生引退要我出來,我誓死不願,你一再勸我勉為其難;後來蔣先生處處在幕後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們又要我來『勸進』。蔣先生如要復辟,就自行復辟好了,我沒有這個臉來『勸進』!」他們見我態度堅決,才不敢勉強。《李宗仁回首話當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只是由於李宗仁不願讓位,蔣介石這才無法「復辟」。    
    李宗仁在美國,倒是真的動了手術。據其自雲,是「割治十二指腸」,「恢復甚快」,「一九五○年一月間,我身體已大致復元」。一月二十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國居住。台北的監察院連連電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願回去,但又不願讓位。    
    蔣李矛盾,終於公開爆發。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非常委員會致電李宗仁,限他三天內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李宗仁拒絕回台。    
    二月二十五日,「監察院」彈劾李宗仁。    
    三月一日,蔣介石宣佈復職,即復任「中華民國總統」。    
    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話時,談到了他三次復職的經歷:「我每一次復職時所預定的目標,亦無不如計完成。我在第一次復職以後,不到八個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復職以後,雖然經過十四年的長期奮鬥,但終於促使日本投降,達到了我們雪恥復仇收復失地的目的。現在是第三次復職了,這一次復職以後,我們革命的目標,是恢復中華民國,消滅共產國際……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復職的使命。」    
    從此,蔣介石到他死去,一直連任「中華民國總統」,成了終身「總統」:蔣介石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按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六年。一九五○年三月,他尚在任期之內,只是由下野變為復職重任。一九五四年,六年期滿,蔣介石連任第二屆「總統」。    
    一九六○年,又六年期滿,而《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為了使蔣介石連任「總統」,「國民大會」通過了《臨時條款》:「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據此,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    
    又據《臨時條款》,蔣介石每六年連任一次「總統」。他在一九六六年,連任第四屆「總統」。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已八十五歲的蔣介石,向「國民大會」發表了遜謝之辭:「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職,深感歉疚,謹鄭重懇請諸位代表另選賢能,繼承本人擔任總統職位。」自然,「國大」代表們表示懇請。於是,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只得遷就民意」。這樣,再據《臨時條款》,蔣介石連任第五屆「總統」。倘若他不死的話,定然會據《臨時條款》,連任第六屆「總統」。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蔣介石反思失敗的原因

    每天清晨六時,台北介壽路準時響起「中華民國國歌」,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徐徐升起。    
    那裡是「總統府」的所在地。路名為「介壽路」,是紀念蔣介石六十誕辰時取的。總統府原本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也改稱「介壽館」。蔣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復任「總統」時,便在介壽館三樓辦公。    
    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忽然出現一本不平凡的書,書名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乃海峽彼岸他的政敵毛澤東。    
    毛澤東此書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介石怎麼會研讀起毛澤東的十四年前的舊著呢?在毛澤東此書的千千萬萬的讀者之中,蔣介石是最特殊而讀了最有體會的一位。因為毛澤東此書所寫的,就是如何打敗蔣介石的戰略問題。當年,蔣介石就翻過這本書。無奈,他正忙於跟毛澤東打仗,靜不下心來。如今,他是敗軍之將,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讀毛澤東此書,他感慨萬分。他這才明白,他敗在毛澤東手下,是因為毛澤東確實是一位熟知戰爭規律的戰略家。毛澤東正是用這些戰略戰勝了他。    
    毛澤東寫道:「弱軍對於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可不是嗎?毛澤東經常用的就是這一手。毛澤東又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可不是嗎?毛澤東也常用這一手。毛澤東還說:「『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想當年,井岡山上的毛澤東確實是個「乞丐」,而擁有數百萬軍隊的蔣介石確實是「龍王」。最令蔣介石歎息不已的是毛澤東書中的一段話:「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蔣介石不正是毛澤東所說的「蠢人」嗎?    
    痛定思痛,蔣介石檢討著自己在大陸失敗的原因。蔣介石此時此際,認識到自己在發動內戰之初所實行的「速戰速決」、「全面進攻」犯了戰略性的錯誤。蔣介石說:「我們在進攻中雖然佔領了許多城市,卻要處處設防,尤其是交通要點和後方基地更須置重兵據守,每處至少佈置一團以上兵力,我們的兵力就這樣被四處分散,並且都成了不能機動使用的『呆兵』,而共軍則能隨時集中主力,採取主動,在我們正面積極活動,伺機突襲,將我各個擊破。」在此之前,蔣介石也曾這樣說過:「國軍處處設防,備多力分,形成處處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點,乃『以大吃小』之戰法,集中其全力攻擊我薄弱之一點,於是屢被其各個擊破,此所以逐漸造成今日嚴重之局勢。」蔣介石在作了這些戰略檢討之後,認為:「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在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蔣介石總結了四條「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內部不能精誠團結,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撥的可乘之機。    
    第二,是違反國父遺教,大家不以服務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    
    第三,是喪失了革命的黨德,不能以個人自由與能力,貢獻於革命大業。    
    第四,是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偉大。」    
    蔣介石反思了自己的軍隊,總結了高級將領們的八大缺點:    
    (一)本位主義;    
    (二)包辦主義;    
    (三)消極被動,推諉責任;    
    (四)大而無當,粗製濫造;    
    (五)含糊籠統,不求正確;    
    (六)因循苟且,得過且過;    
    (七)遲疑猶豫,徘徊卻顧;    
    (八)主觀自大,故步自封。    
    由此,蔣介石認為,他的軍隊也就成了「六無」之軍,即「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    
    由此,蔣介石認為,軍人們也就成了「六無」之軍人,即「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由此,蔣介石得出結論:「非失敗不可。」    
    蔣介石說:「我們的幾百萬軍隊,沒有同共軍作過一番較量,就被解決了,無數優良的裝備送給了共產黨,用來消滅我們自己。」其實,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倒也調侃地說過這樣類似的話:「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並不是笑話。」難怪,毛澤東常常笑稱蔣介石為「運輸大隊長」,給他送來「無數優良的裝備」。蔣介石又反思了國民黨。他總結了國民黨的散漫、腐朽:「黨內不能團結一致,同志之間,派系分歧,利害摩擦,違反黨紀,敗壞黨德,以致整個的黨,形成一片散沙,最後共黨乘機一擊,遂致全盤瓦解,徹底崩潰。」為此,蔣介石在一九五○年一月,著手成立了「國民黨改造案研究小組」。為此,蔣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向二千名國民黨中高級幹部,發表了長篇演說。他的演說分三大部分:    
    一、虛心接受中國大陸失敗的教訓。    
    二、不惜犧牲感情與顏面,徹底改造。    
    三、他自己將鞠躬盡瘁,爭取最後勝利。    
    蔣介石的演說,使在座不少人涕淚滿面……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便去蘇聯訪問。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毛澤東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與蘇聯結盟。雖說毛澤東曾與斯大林有過一些意見分歧,但是大體上關係還不錯。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便宣告「一邊倒」,即倒向蘇聯。    
    毛澤東是這麼說的:「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緊接著,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中,非常明確地寫上了:「首先是聯合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以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者挑撥戰爭的陰謀,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澤東提到的「新民主國家」,即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正因為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在蘇聯率先予以承認之後,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至五日,「新民主國家」便接連予以承認,內中有保加利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稍後,有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毛澤東在外交上,果真行「一邊倒」。蔣介石則倒向美國,這原本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由於蔣介石的戰敗,美國總統杜魯門希冀「換馬」,轉為支持李宗仁,一度使蔣介石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毛澤東口口聲聲罵蔣介石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眼下「美帝國主義」要拋掉蔣介石,怎不使蔣介石極度尷尬?!杜魯門不悅於蔣介石,這在當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已經明明白白地顯露出來。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中美關係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的發表,不僅深深激怒了毛澤東,他為此寫了一系列文章抨擊《白皮書》,而且也深深激怒了蔣介石,因為《白皮書》用相當多的篇幅批評蔣介石的無能!    
    最使蔣介石惱火的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居然如此「目中無蔣」。艾奇遜把國民黨的慘敗,歸結為「其領袖不能應變,其軍隊喪失鬥志,其政府不為人民所支持」。一句話,美國政府此時所實行的政策曰「拋蔣」。毛澤東反正已經「一邊倒」,他罵「美帝國主義」,罵得再厲害,也無所謂。所以他可以連篇累牘地公開抨擊《白皮書》;蔣介石卻全然不同,他只能在他的日記中,悄悄地發洩他對於《白皮書》的憤懣。    
    《白皮書》發表之際,蔣介石正在韓國訪問。蔣介石在八月六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到韓國後,更覺定靜光明,內心澄澈無比,是天父聖靈與我同在之象徵也。對美國《白皮書》可痛可歎,對美國務院此種措置,不僅為其痛惜,不能不認為其主持者缺乏遠慮,自斷其臂而已。」蔣介石還恨恨地寫道:「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為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回到台灣後,蔣介石得以細細閱讀《白皮書》,他在八月十日的日記中,連著罵了馬歇爾、艾奇遜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徹底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隨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之污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隨著《白皮書》在世界上產生廣泛的影響,蔣介石實在忍無可忍,終於以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名義發表聲明,斥責美國政府落井下石。    
    美國政府實行「拋蔣」,其原因有幾點:    
    一、艾奇遜所說的,蔣介石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美國在蔣介石身上花了那麼多的錢,那些錢如同扔進水裡。    
    二、美國政府實行扶李。也正因為這樣,李宗仁以治病的名義,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請赴美就醫,翌日,美國國務院就表示同意他入境治病。    
    三、美國政府認為蔣介石守不住台灣,中共會迅速攻下台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院發出的第二十八號密令,作了這樣的估計:「台灣的失陷已在廣泛預期中,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台灣民政和軍事情勢趨於惡化的事實,亦增強了這種預期。」既然台灣保不住,美國政府也就冷眼對待蔣介石。    
    正因為這樣,當國民政府遷往台北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直住在美國,而在台北只有一名領事級的代表而已。不過,美國政府對於毛澤東,也充滿敵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後,十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美國只承認國民政府為合法政府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軍方人員的談話中,對中國形勢作了這樣的估計:「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控制著全中國,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國民黨自己崩潰。」艾奇遜主張,「在中國問題上眼光要放遠一點」。    
    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份新聞公報,宣佈了美國對台政策。這一公報,極為重要。杜魯門宣告美國無條件地承認福摩薩(即台灣)為中國領土,然後宣告:美國對福摩薩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都沒有野心。在目前,美國不想在福摩薩取得特別權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無意使用它的武裝部隊來干預當前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會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戰的方針。    
    同樣地,美國政府將不向在福摩薩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顧問。在美國政府看來,福摩薩的資源足以使他們能夠得到他們認為保衛該島所必需的東西。美國政府建議,根據現行的立法授權繼續執行經濟合作署目前的經濟援助計劃。《艾奇遜回憶錄》,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杜魯門的這一公開聲明,等於表示,如果毛澤東以武力進攻台灣,美國將袖手旁觀,不以武力加以干涉。    
    杜魯門的這一公開聲明,無疑使蔣介石的處境雪上加霜。    
    這樣,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    
    正在美國請求援助的宋美齡,此刻在美國如同在冰水中。她不得不在一月十三日離美返台。而杜魯門居然在白宮設宴,請李宗仁以「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的身份赴宴,簡直把蔣介石的鼻子氣歪了……    
    美國政府還下令,撤離美國在台僑民。這表明,在美國政府眼裡,毛澤東進攻台灣已是近在眼前了。    
    美國政府甚至準備在中共打下台灣之後,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朝鮮的槍聲使蔣介石喘了一口氣

    就在蔣介石面臨風雨交加、台灣搖晃不定之際,一場突然爆發的戰爭救了蔣介石的命。    
    那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蔣介石正在吃早飯,蔣經國向他報告了緊急情況:朝鮮半島動向異常,似乎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南北之戰!    
    由於時差的關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得知這一消息,是在六月二十四日晚十點。艾奇遜那天離開首都華盛頓,到哈伍德農場去度週末。他剛睡下,白宮的電話把他吵醒。那是美國駐韓國大使約翰·穆西奧從漢城發來電報:北方越過三八線向南朝鮮部隊發動進攻。這是一次同過去那種邊界巡邏衝突不同的猛烈襲擊。這是對大韓民國的全面進攻。    
    正在美國密蘇里州獨立城度週末的杜魯門總統,也接到同樣的報告。    
    這消息使美國的要員們結束了休息,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據《艾奇遜回憶錄》載:    
    第二天早上國務院收到的消息是壞的。以一個坦克縱隊為核心的大規模進攻正指向漢城和金浦機場。南朝鮮的武器裝備顯然遠遠不能抗衡……    
    美國軍政首腦在布萊爾大廈召開緊急會議。    
    艾奇遜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了三項建議:    
    一、除了已經由軍事援助計劃分配的之外,授權和指示麥克阿瑟將軍對南朝鮮提供武器和其他裝備。    
    二、命令美國空軍在美國從屬人員撤退時轟炸任何向金浦機場方向前進的北朝鮮地面和空中部隊,以保護金浦機場。    
    三、命令第七艦隊從菲律賓向北開行,以防止中國向福摩薩進攻,或相反的情況。    
    杜魯門總統接受了艾奇遜的建議。    
    另外,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提出了關於台灣問題的重要意見。他說:「台灣是美國太平洋防線,自阿留申群島經日本、沖繩,而至菲律賓之一環。」麥克阿瑟說了一句名言:「台灣可以成為一艘不能擊沉之航空母艦。」這麼一來,美國對於台灣問題來了個急轉彎,即由「棄台」轉為「保台」。六月二十六日,杜魯門總統對麥克阿瑟下達訓令:「對韓國予以海空軍支援。」這道訓令表明,美國從此介入了朝鮮內戰。    
    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就朝鮮戰爭發表公開聲明,內中涉及台灣問題。這時,杜魯門的對台政策,與他半年前——一月五日的新聞公報,截然不同:    
    鑒於(中國)共產黨軍隊的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區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美國部隊,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並且本人已請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    
    這下子,蔣介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當時蔣介石派駐漢城的大使邵毓麟,曾對朝鮮戰爭(即韓戰)與台灣的關係,作了頗為生動的分析:    
    韓戰對於台灣,更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面臨的中共軍事威脅,以及友邦美國遺棄我國,與承認匪偽的外交危機,已因韓戰爆發而局勢大變,露出一線轉機。中韓休戚與共,今後韓戰發展如果有利南韓,也必有利我國。如果韓戰演成美俄世界大戰,不僅南北韓必然統一,我們還可能會由鴨綠江而東北而重返中國大陸。如果韓戰進展不幸而不利南韓,也勢必因此而提高美國及自由國家的警覺,加緊援韓決不致任國際共黨渡海進攻台灣了。    
    就在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後的第三天,美國第七艦隊駛入了台灣海峽,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楚河漢界」,為蔣介石築起了一道防線,從而使台灣處於美國武力的保護傘之下。美國也就從「拋蔣」轉為「保蔣」。    
    美國的舉動,理所當然地激起了毛澤東的極度憤怒。六月二十八日,外交部長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侵略朝鮮、台灣及干涉亞洲事務。周恩來嚴正宣佈:「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    
    「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    
    此後,九月十五日美軍七萬餘人在朝鮮仁川登陸向北推進,並向中國東北進行轟炸掃射。十月十九日,毛澤東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支援金日成,與美軍直接交戰。    
    中共與美國政府的關係,進入完全對立的階段。    
    此後,美國官員頻頻訪問台灣。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十月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任命杜勒斯為國務卿。杜勒斯是一位堅決反共的人物,採取了堅決支持蔣介石的態度,向台灣派駐了大使蘭金。另外,艾森豪威爾總統還宣佈取消前總統杜魯門的承諾,即杜魯門所聲明的「本人已請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也就是說,第七艦隊的使命,只是保護台灣不受中共攻擊,而允許台灣進攻中國大陸。美國政府不再貌似中立了。    
    此後,蔣介石結束了風雨飄搖的日子。    
    歷史給了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同的機遇: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共得以大發展;朝鮮戰爭的爆發,卻使蔣介石在台灣站穩了腳跟。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毛澤東的解放台灣和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隔著海峽,毛澤東和蔣介石依然是宿敵。    
    在海峽此岸,毛澤東提出解放台灣;在海峽彼岸,蔣介石則把反攻大陸定為國策。    
    他倆依然針鋒相對著。「解放台灣」這一口號,最早見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佈的《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在一九五○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國的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此後,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各種政府文告,都不斷地重申解放台灣。    
    蔣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復職「總統」時,便宣誓要「光復大陸」。六月,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蔣介石製定了這樣的戰略計劃:「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從此,他提出了「反攻大陸」的口號,要把台灣建成「反攻復國的基地」。    
    毛澤東所說的「解放台灣」,也就是指武力進攻台灣。毛澤東確實有著手解放台灣的部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命令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著手修復各地的機場,並要中央財政委員會「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經費」。一九五○年二月四日,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曾致電中共中央轉粟裕,要求加強傘兵訓練,以備解放台灣之用。粟裕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華中軍區副司令員。毛澤東記起,蔣介石的傘兵第三團曾起義投誠,所以發去以下電文:    
    粟裕同志:(中央轉)    
    一、前起義過來的傘兵第三團,現在還有多少人,跳傘技術程度如何,他們中間的政治工作進行得怎樣,有無黨員的發展,一般的政治情緒如何,望電告。    
    二、這批傘兵盼加強對他們的政治訓練,我們需要以這批傘兵作基礎訓練一個傘兵部隊,作為台灣登陸作戰之用。    
    毛澤東    
    二月四日    
    過了六天,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表示:「同意粟裕調四個師演習海戰。」    
    毛澤東調四個師給粟裕演習海戰,就是為了作解放台灣之用。    
    一九五○年四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舉渡海攻下海南島之後,毛澤東充滿信心,準備解放台灣。這時在台北的電線桿、小巷、車站,忽地有人貼出了震撼台灣的標語:「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擁護毛主席,活捉蔣介石!」正在這時,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不得不放慢了解放台灣的步伐:一是他要準備出兵朝鮮;二是美國的第七艦隊游弋於台灣海峽,成了解放台灣的極大障礙。這樣,一九五○年八月八日,毛澤東致函病中的粟裕:「目前新任務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養,直至病癒。」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給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的信中,提醒在宣傳工作中,不要提「在一九五○年打台灣」這類話。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喬木同志:    
    請查過去宣傳中有無規定在一九五○年打台灣的事,有人說他看過今年元旦文件內說今年要打台灣的話,未知確否?以後請注意,只說要打台灣西藏,不說任何時間。各黨派賀詞中一九五一年任務我已全部刪去,因其中有打台灣西藏一項。    
    毛澤東    
    九月廿九日    
    這封信表明,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隨著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毛澤東放慢了解放台灣的步伐。    
    蔣介石呢,他幾乎在他每一次公開的講話,以及種種「政府」文告中,總要提及反攻大陸。隔著一道海峽,海軍、空軍力量不足的毛澤東,一下子無法實現解放台灣;蔣介石總共才六十來萬軍隊,守島尚可,至於反攻大陸未免力量不足。雖說毛澤東一下子無法解放台灣,蔣介石又一下子無法反攻大陸,雙方在五十年代之初卻仍處於交戰狀態。這時的國共之戰,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毛澤東打蔣介石,打的是大陸周邊那些被蔣介石軍隊佔領的小島;蔣介石打毛澤東,打的是空襲戰,小股登陸、騷擾戰。這跟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寧滬杭戰役相比,只能說是小打小鬧了。不過,這小打小鬧,在那時卻不停地打,不斷地鬧。    
    毛澤東一個一個打下了蔣介石部隊佔領的小島: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珠江口外的萬山群島,發起攻擊,至十二月七日全部佔領那一群小島;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下舟山群島;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蔣介石把一位名叫「秦東昌」的特殊人物派往浙江沿海的大陳島,在那裡設立了浙江省政府,「秦東昌」為主席(這位「秦東昌」,其實就是當年毛澤東的老對手、「西北王」胡宗南)。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下了大陳島西北的一江山島。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得知蔣軍可能會從大陳島撤退,毛澤東給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寫了一信:彭德懷同志:    
    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    
    毛澤東    
    二月二日    
    蔣軍果真撤退,解放軍亦果真未在其撤退時炮擊。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難得的一次戰場上的「合作」:蔣介石料定大陳難保,為了保存實力,把十五萬部隊急急撤回台灣。毛澤東「高抬貴手」,下令「讓敵人安全撤走」。    
    二月十三日解放軍佔領了大陳島、披山島。    
    從此,這種小島之爭,畫上了句號。    
    蔣介石那時掌握著中國的制空權,雖說他的陸軍大部覆沒,空軍卻幾乎很完整地退到台灣,也正因為那時中共還沒有空軍力量,所以蔣介石可以從成都從從容容地飛回台北,不必擔心途中會有中共的飛機截擊。蔣介石的空軍那時有各種型號的飛機四百架。由於缺乏維修的零件,其中能夠投入戰鬥的大約為半數。蔣介石憑藉著這二百來架飛機,不斷飛越海峽,轟炸大陸沿海城市。內中最為著名的是一九五○年二月六日,根據國民黨潛伏特務羅炳乾提供的情報,蔣介石派十七架飛機轟炸了上海的發電廠、自來水廠等重要目標,投彈七十多枚,造成上海停電、停水,居民死傷達千人以上。上海人為之震驚。稱為「二六」轟炸。    
    蔣介石的海軍那時也佔優勢,退往台灣的艦艇有五十多艘。憑藉著這些艦艇,蔣介石不時騷擾著大陸沿海。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獲悉蔣軍情報,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發去電報:    
    台灣敵人向潮汕及海陸豐舉行登陸襲擊是極有可能的。你們必須:(一)加強偵察工作,務使我軍在敵舉行登陸襲擊之前,獲得可靠情報;(二)加強兵力,請考慮從西面抽調一部兵力(例如一個強的師)及一部炮火加強東面,確保潮汕及海陸豐沿海防線,並派一個軍級指揮部去擔任指揮,遇敵襲擊時能堅決殲滅之……另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及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蔣介石曾兩度派部隊騷擾閩粵交界處的東山島。特別是第二次,蔣介石出動了登陸艇、炮艇、兵艦,在空軍的配合下,一萬三千多人撲了過來。打了一天,被殲三千多人,這才趕緊退走。    
    這樣的打打鬧鬧,持續了好多年……海峽兩岸,處於緊張的對峙之中。海峽此岸,那時最流行的歌曲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海峽彼岸,那時最流行的歌曲是「反共第一歌」——《保衛大台灣》。    
    海峽此岸,毛澤東著力於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挖出蔣介石逃離大陸時在大陸埋伏下的五十萬左右的特務人員。那時,大陸最走紅的是反特電影,如《人民的巨掌》、《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等;海峽彼岸,蔣介石實行「戒嚴令」,開展反共運動,深挖「共諜」。那時,台灣最走紅的是反共電影,如《噩夢初醒》、《永不分離》、《春滿人間》等等。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克什米爾公主」號的迷霧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三時,南中國海上空的一聲爆炸,震驚了全世界。    
    那是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一架C69型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由印度孟買經香港飛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途經北婆羅洲沙撈越海面上空時,突然發出沉悶的爆炸聲。機長傑塔鎮定地駕駛著搖搖欲墜的飛機,從一萬八千英尺高空降落在海面上。在烈火中,傑塔機長、四位機組人員及十一位乘客喪生,另三位機組人員及其餘乘客獲救。    
    這次空難事故之所以震驚世界,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原本要搭乘這一航班,飛往印尼。    
    周恩來前往印尼,是為了出席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政府首腦會議,史稱「萬隆會議」。這時,在台北的國民政府,未在被邀請之列。因為大多數亞非國家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把台北的國民政府稱為「蔣介石集團」。蔣介石對於未能出席萬隆會議,深為不快。    
    周恩來臨時改變了行期,未上「克什米爾公主」號,倖免於難。    
    「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眾說紛紜。美國《紐約時報》說這是一次普通的飛行事故,與政治無關。但是,美國新聞處四月十二日的電訊,卻轉達了北京的憤怒的抗議聲:    
    中國今晚抗議美利堅合眾國及國民黨集團昨天預謀破壞飛機,謀殺中國總理周恩來先生和其他往萬隆出席亞非會議的共產黨代表團員。    
    北京電台說失事飛機在離開香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獲悉美國和蔣介石集團的秘密組織正積極破壞中國代表團所乘坐的印度飛機,對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進行謀殺,破壞亞非會議」。    
    美國新聞處的電訊,發自倫敦,他們是從北京方面的電台播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中,獲悉北京的抗議。飛機失事才二十四小時,北京方面怎麼會如此迅速作出反應,明明白白地指責這是美、蔣進行的政治謀殺呢?    
    其實,北京方面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就已經獲悉重要情報。正因為這樣,周恩來改變了行期,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    
    留著八字鬍,戴一副紫黑顏色邊框的眼鏡的李克農,事先獲悉了蔣介石特務的謀殺計劃。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當時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聯絡部部長。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    
    自一九二八年起,他在中共特科從事秘密工作,屢建奇勳:    
    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在武漢叛變時,把周恩來以及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的地址和盤托出。密電發往南京,落在國民黨中統頭子徐恩曾的秘書、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手中,錢壯飛急派女婿劉杞夫趕往上海,奔往上海西藏路東方旅館,把密信交給住在那裡的李克農。李克農火速通知周恩來,使周恩來及中共中央機關迅速得以安全轉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中,李克農在幕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西安事變前他是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專門負責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秘密聯絡。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在陝西洛川與張學良秘密會談的中共代表便是李克農。此後,四月九日,他又陪同周恩來前往膚施(延安),秘密會晤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團秘書長……    
    四十年代,他是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    
    一九五一年,他參加了朝鮮停戰談判。一九五四年,他是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之一……    
    李克農可以說是一位無線電專家,早在一九二九年便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那時的局長就是徐恩曾。李克農憑藉著他對於國民黨無線電系統的經驗,在破譯密碼專家的配合下,在潛伏台灣的中共特工幫助下,事先獲知了蔣介石特務的絕密謀殺計劃。正因為這樣,「克什米爾公主」號剛一失事,北京就以極為肯定的語氣,譴責這是美、蔣特務謀殺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陰謀。    
    後來的調查表明,李克農的情報完全正確:五月二十六日,印尼調查委員會指出,「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是由於右翼尾輪升降道中的定時鉺雷(炸彈)爆炸所造成的,否定了那是「普通事故」。此後,又反覆調查當時在香港機場曾經接近過「克什米爾公主」號的二十七人,細細「過篩」,查明定時炸彈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僱員周駒所放。周駒是個化名,本名周梓銘。台灣特務機關花重金收買了周梓銘,讓他把一枚帶有鐘錶結構的定時炸彈悄然放上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發後,周梓銘逃往台灣……這一重大事件發生在香港,英國政府不能不進行認真調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英國外交部把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調查結果聲明,由英國駐北京代辦歐念儒送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破壞事件,經英國政府調查,是蔣介石集團指揮他們在香港的特務機關在飛機右翼內部安置定時炸彈所造成的直接結果。    
    蔣介石集團特務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其原因在於亞非首腦會議把蔣介石集團排除在外。出席這一會議的有亞非二十九個國家,蔣介石被排除在外,深感外交上的孤立。他們想借謀殺周恩來,給北京以打擊……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周恩來在萬隆首次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六時,當周恩來出現在雅加達瑪腰蘭機場時,機場上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    
    周恩來成了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的「明星」。這不僅僅由於幾天前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而是在於他是第一流的外交才幹,在於他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非地區的重要地位。那時,亞非各國頗多分歧,周恩來鮮明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著名方針。    
    周恩來在當年的漫長的國共談判之中,在和蔣介石的一次次會談之中,磨煉了一身難得的談判功夫。此刻,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代表,在大會上發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講。    
    周恩來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求同的基礎,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    
    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一片贊同。這樣,會議達成了關於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的十項原則,史稱「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是一次國際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卻也談起了國內問題,即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對於台灣問題,也可以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去解決,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美國注意到周恩來的這番話。不過,當時的美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而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外交關係,於是中美雙方通過英國進行聯絡。在英國的聯絡下,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雙方選擇了一個中性的地點瑞士首都日內瓦,在那裡舉行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中方首席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為尤·阿·約翰遜。王炳南參與策動過西安事變。在重慶談判時,他擔任毛澤東秘書。他在一九五五四月,奉派為駐波蘭大使。    
    經過中美雙方的會談,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達成一份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佈已經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日內瓦的會談表明,自從朝鮮戰爭以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立的關係有了緩和。這理所當然對北京和台灣的關係產生了影響。    
    自從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公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當即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人們猜測著北京究竟以什麼樣的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其實早在一九五○年,毛澤東已經考慮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遴選從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人物時,首先想及了那位號稱「和平大使」的張治中。張治中確實是非常恰當的人選。他曾是國共談判時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台灣有著他的眾多的舊部好友,他和蔣介石也有著頗深的淵源,就連蔣介石下野之後,他還兩度赴溪口聆教……    
    一九五○年,張治中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組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三月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張治中,全文如下:    
    張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電悉,極感盛意。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    
    毛澤東    
    寅真    
    內中,「寅」為代月地支,即三月。「微」、「真」為代日韻目,分別為五日、十一日。    
    毛澤東電報中提及的「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指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張治中在進行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這在當時是極為機密的。不過,那時國共大決戰剛剛結束,塵埃尚未落地,海峽兩岸的對立情緒還非常嚴重,張治中的和平使命難以實行。    
    當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首次披露了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意見之後,從上海來了一毛遂自薦者,願赴台灣去見蔣介石。此人名喚袁希洛。    
    袁希洛給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寫信,內中附了一封致毛澤東的信。黃炎培將信交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即邢西萍),請他轉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作了如下批語:    
    劉、周、陳、鄧、彭真、陳毅閱,退毛。    
    似可允其來京一行,並參加國慶觀禮。此人是江蘇教育會派要人之一,似可考慮給以某種名義。    
    毛澤東    
    八月十七日    
    「劉、周、陳、鄧」,即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    
    袁希洛此人,確實頗有點來歷,他是辛亥革命時的同盟會會員,臨時議會代表,二十年代任江蘇啟東縣縣長。    
    袁希洛到了北京,說是可以去見蔣介石。    
    為此,毛澤東於十月十二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見蔣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劉、周、陳毅、彭真閱,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見蔣,我說須得台灣許可才能去,因此他寫了一封信,似可聽其去。此人書生氣很重,人是好人。    
    毛澤東    
    十月十二日    
    退徐冰處理。    
    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不過,袁希洛後來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章士釗和程思遠各負特殊使命

    為了著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員為張治中,秘書長為邵力子。他倆均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委員之中,還有章士釗,亦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國共談判破裂,章士釗和張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釗跟毛澤東有著很深的友誼,他是湖南長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時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結識了毛澤東。毛澤東的岳父——楊開慧之父楊懷中,是章士釗的摯友。章稱毛澤東為「潤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釗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蔣介石的一封信託香港友人轉往台灣。    
    這封信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四種方案,供蔣介石考慮:    
    一、除了外交統一於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    
    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    
    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還轉達了蔣介石故鄉信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蔣介石收到了來自北京的信,並未馬上表態。雖說蔣介石默不作聲,客居美國的一位國民黨要員卻公開表態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細細研讀了周恩來的萬隆講話,於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國發表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    
    李宗仁說,他與蔣介石絕無個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蔣先生繼承孫中山先生遺訓,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實驗區」。但是蔣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來,所作所為,無不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諸如憑借外方,孤芳自賞;鉗制輿論,削除異己;獨裁專制,尤有甚於大陸時代。且他侈言「反攻復國」,此實為不切實際的濫調,而長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於日益不利的境地。為此,李宗仁以為解決台灣問題,只有以下兩條道路:    
    一、國共再度和談,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謀解決,美國人不應插手。經過國共談判,希望能為國家統一作出適當安排。    
    二、美國應正式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然後在美國撤走其第七艦隊的同時,實行台灣地區非軍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應邀前來北京觀光。五月十二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程思遠。    
    據程思遠回憶,周恩來十分讚賞李宗仁的建議,但有一點他不能同意。周恩來說:「台灣不能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非軍事化,祖國統一以後,台灣還需要那裡的駐軍維持地方治安嘛!」周恩來還對程思遠說了一番重要的話:「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和為貴,團結對外。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人士都回來看看,保證來去自由。」    
    周恩來的這番話,由程思遠帶給了李宗仁,使他動了回歸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談台灣問題。這一回,他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說得更為明白:「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周恩來還說:「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第十一部分:隔著海峽曹聚仁為北京和蔣經國牽線

    就在周恩來說了關於和平解決台灣那一番話之後,從香港又來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隨團特派記者的名義,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飛抵北京。前往機場歡迎的是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的秘書長邵力子,表明此人來歷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兒曹雷這麼勾畫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著一口浙江官話,嗓音也沒什麼特點,唱什麼歌都像吟古詩那樣哼哼,右臉頰上還因兒時患牙齦炎留下了一條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記者、作家、學者。他的一輩子,差不多都是在筆耕中度過。據雲,他一生的著作,多達四千萬字。他是浙江浦江縣蔣畈村(現屬蘭溪縣)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陳望道是他的老師。一九二二年,他來到上海,在愛國女中任教,同時為邵力子主編的《國民日報》副刊《覺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攜,所以他跟邵力子有著很久的友情。此後,他擔任過許多報紙的主編、記者,內中有幾段經歷頗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魯迅有過許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華中國旅行社採訪過周恩來;    
    三是此後不久,蔣經國在贛南,邀他擔任《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他跟蔣經國有過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後來寫了《蔣經國論》一書於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創墾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滿於國民黨的腐敗,曾在文章中寫過「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正因為這樣,他不願憑借他和蔣經國的關係去台灣。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適合於他那自由主義的「自我」。這樣,他又不願留居中國大陸,於一九五○年別妻離雛,移居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    
    一九五四年,他脫離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