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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鏡頭中的周恩來:生動再現第一代領導人風采(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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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鏡頭中的周恩來:生動再現第一代領導人風采(選載)
  作者:們不約而同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周總理是《東方紅》的總導演。」然而,當我們今天打開歷史案卷重新審視這部史詩誕生的那段歷程時發現,周恩來為《東方紅》耗費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義,遠非一般純粹藝術上的「總導演」這個職銜所能容納得了的


  第一章

  情滿西花廳(1)

  自從周恩來愛上了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這裡始終保持著莊嚴、幽靜、美麗與樸素的風格。
  自天安門廣場往西經過新華門繼續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轉彎沿中南海紅牆一直到達近府右街北口處,見到那個有國徽的西北門,往裡向左一拐便是西花廳。
  西花廳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統年間修建的那種京城常見的舊王府式四合院建築群。因年代久遠,青磚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紅陳舊,雕樑畫棟亦已褪色斑駁,已不見那昔日王府的豪華氣派。
  西花廳由前後兩個院落組成。前院進門不遠處可見一座小假山屏擋住人的視線,茂密而細長的修竹環繞著它。院內自南向北的一條彎曲長廊隔在汽車道西側,長廊中段設一涼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盡頭處築一小巧的水榭,池子裡沒有放水,也就沒有魚蟲水草和蓮藕,常年乾涸著。如今西花廳院內的房屋、亭子、長廊、水榭等建築物看來已相當陳舊,但整個院子綠化得很好,樹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齊,院內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略有一點花草芳香,樹上的知了鳴叫不停。
  西花廳前院有一個漂亮氣派的前廳,建在約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總理接待與宴請外國賓客的地方。平台下邊有一橢圓形花壇,被四周栽種的低矮的常青樹環繞,中央栽著周總理和鄧穎超都喜愛的芍葯花和月季花。花壇亦是交通標誌,是來往汽車的環形島,周總理和鄧穎超經常來這裡散步賞花。
  西花廳的海棠花一向為中南海及熟悉總理家的人士所稱譽。每年初夏時節,後院裡的海棠花盛開,每棵樹上開滿了紅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來無數彩蝶紛飛,蜜蜂嗡嗡地叫著忙個不停,在此優美而寧靜的環境裡,蘊含著盎然生機。
  後院的面積不大,是周恩來辦公與居住區。一片綠地上滿院海棠樹,有幾棵梨樹、桃樹和白皮松。周恩來辦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裡。紅色的廊柱綠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戶鑲著大塊玻璃,上面是紗窗再加玻璃窗。每當天空晴朗、風和日麗與溫度適宜的時候,打開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開白色的窗幔使陽光直射進來,室內光線充足,頓時亮堂起來。
  周恩來辦公室西隔壁有一個稍大些的房間稱作「活動室」。室內有一張乒乓球桌子,北側與西牆根處立著書櫥,裡邊藏書主要是屬於文、史、哲類的圖書。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將「活動室」習慣地稱之為「乒乓球房」,或乾脆就叫「球房」。打乒乓球是周恩來在辦公間隙惟一喜愛的活動腿腳的方式。常有警衛、秘書、醫生陪他打球。周恩來右臂肘關節傷殘屈曲,活動不方便,加上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揮拍抽殺,就像董必武說的,是打「衛生球」。
  西廂房為工作人員辦公處,東廂房為臨時「客房」,來客作短暫住宿用。工作人員在西花廳10年只見過周恩來的親侄女在這裡短期住過幾次外,未見過別人來住過。
  辦公室往東是客廳,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可稱之為「多功能廳」。這兒是周恩來、鄧穎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兩位主人在此會客、與親屬團聚所在地。鄧穎超間或亦在此看電視。
  由客廳往裡(朝東)便是鄧穎超的辦公室兼臥室。鄧大姐臥室隔壁是周恩來的臥室,周恩來臥室的東牆外是一條內走廊,這裡有書架,存放一些舊書刊和文史資料類圖書。當初設計這條內走廊的人,想必考慮冬季保溫、夏季隔熱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來臥室內傢俱陳設極其簡單,因為他一進臥室就上床,身後用枕頭墊著斜靠在床頭繼續辦公。他睡的是一張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愛的棕繃床墊。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紹興,生長於江蘇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習慣有關。
  各房間和衛生間都由內走廊連接出入。走廊出口處是夜間警衛值班室,周恩來進臥室休息後,通向周恩來臥室走廊的門就鎖上了,鑰匙由警衛員保管。
  周恩來居住在西花廳,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這從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來。自他住進來以後,不許裝修與翻新房屋及庭院。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乘總理到廣東從化組織閱讀、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機會,為了保護和加固建築物,搶時間搞了點簡單的內裝修,更換了窗簾、洗臉池與浴缸。周恩來回來見了十分生氣,將他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事後,他語重心長地對身邊人員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花那麼多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這麼好,群眾怎麼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周恩來的這一番話發人深省。自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提及裝修房屋之事了。
  鄧穎超在悼念周恩來的文章中說:「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這個海棠花盛開的院落,就愛上了海棠花,也就愛上了這個院落,選定這個院落,到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這裡始終保持著莊嚴、幽靜、美麗與樸素的開國總理風格。
  正如陳毅元帥所說:「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總理也。」
  周恩來是黨內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為了爭分奪秒,他開闢了「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周恩來是一個真正的忠實、高效、廉潔的人民公僕,他一生都在實踐著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擔任政府總理的26年多的時間裡,在處理內政、外交和大小公務活動中,他那自覺的強烈的公僕意識是無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說的:「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像春蠶那樣吐完最後一根絲。」
  可以說,周恩來是黨內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他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周恩來」。

  情滿西花廳(2)

  他白天忙於開會,接待外賓,有時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帶些簡單的飲食,在驅車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問題的時候。
  在一天裡,周恩來惟一的休息時間是在和鄧穎超共進晚餐的時候。他喜歡聽陝北民歌,每當這時他總是要把留聲機打開,邊吃邊聽,不時用手指輕敲桌子或是用腳點地,隨著音樂拍打,臉上露出安閒、愉快的表情。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當他想起要處理的事,又常常
  要把秘書找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國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周恩來主持制定和組織實施的。祖國每條大江大河的治理,每項重點工程的建設,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人造衛星的上天,無不凝結著他的心血。他在日理萬機中送走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又迎來了一個個繁忙的早晨。難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對周恩來個人提出的惟一請求是:「請為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
  周恩來規定,一天24小時,凡有重要緊急的事情,不論他是在睡覺還是在吃飯,主辦急件的同志要隨時向他報告。有一次河南省發大水,為處理此事,周恩來幾天幾夜沒怎麼合眼。那天剛睡下,又來了急件,秘書考慮周恩來太累了,想等他睡醒了再報告,就沒有叫醒他。他醒來看了急件後,嚴肅地批評了秘書。秘書心疼地說:「總理,你幾天幾夜不睡覺,要累垮的。」周恩來說:「我的時間不屬於個人。我少睡點覺算什麼?發大水關係到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問題。以後要堅決按規定辦。」
  國內外許多有名望有影響的人都著文說:「無疑,周恩來是這個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個人。」
  工作忙主要體現著他的奉獻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則不但體現了奉獻精神,同時也體現出他過人的聰明才智。
  我們只要看一看每一天周恩來的工作日程安排,看一看西花廳那經常深夜不熄的燈光,我們就會想到人民的總理是怎樣一種獻身精神,那璀璨不滅的燈光是周恩來用生命點燃的!
  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就開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這裡所謂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時刻,甚至到下午一兩點鐘,偶爾會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廳的服務人員一清早便將衛生間打掃乾淨,一切生活用品都備齊;白天拉開窗簾打開窗戶進行通風換氣,夜間則關上窗戶拉上窗簾使室內既保持空氣清新亦使室溫相對恆定。
  周總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習慣與工作安排是:
  「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便看手錶。他偶爾按電鈴叫人進去詢問有何急事需要處理。要是時間許可,他也覺得困乏而沒有睡夠便接著睡。不然,他便按枕頭邊的電鈴呼叫值班警衛人員,他們聽到鈴聲,便進周恩來臥室隨他一起到洗手間。
  周恩來進衛生間後,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就按電鈴(電鈴按鈕在馬桶旁的小條幾上),把值班秘書叫進來,向他報告電話記錄、待批閱的緊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時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來熟悉的老部下)到衛生間來匯報工作,交談的時間是幾分鐘,也可長達幾十分鐘。所以,日子一長,西花廳的工作人員賦予衛生間一個雅號,叫做「第二辦公室」。
  秘書們都十分重視這一辦公時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嘛。為這一辦公時間,秘書們都是預先有準備和協商的。
  首先,他們將各自負責的急件拿出來,「爭奪市場」,誰先送誰後送,要爭一爭,排排順序,往往是那些需要立即批辦的電報放在前面。這麼大的國家,周恩來只要睡下三四個小時,就會發生一些急事要辦,何況還有國際風雲瞬息萬變?這一切都連著周恩來的「第二辦公室」,要在坐馬桶之時就加以處理和決策。
  一般情況下,周恩來在「第二辦公室」只處理急電急件,大事要事。那種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這裡辦。因為周恩來還要看報紙,可以說一次也沒缺過。
  假如「老資格」的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人員將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的話,那麼臥室就被稱之為「第三辦公室」。周恩來起床後便到「第二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來是在臥室的床上結束一天工作的。
  周總理每天深夜或凌晨離開辦公室去臥室時總抱著一大摞文件,鄧穎超把這一摞文件戲稱為「他每天總抱著金娃娃」去睡覺。
  周恩來洗漱完畢進臥室躺到床上,繼續看著「金娃娃」,批閱文件,常常在疲憊不堪時打瞌睡。手裡拿著的紅鉛筆在文件上圈、點、畫,到後來則畫出一道道彎彎曲曲不規則的線條。有時,工作人員站在旁邊勸他休息,他很少答應,只是叫人拿熱毛巾擦一把臉,拿點花生米或者蘇打餅乾給他「充飢」。工作人員看出,其實他是想借此驅逐「瞌睡蟲」。有時,等工作人員取來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頭睡著了,握在手裡的鉛筆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衛士隨時注意著臥室內的動靜,一旦周恩來入睡了,便輕手輕腳進去,將燈熄滅,再輕手輕腳出來,關嚴門,小聲對值班的秘書們說:「回去吧,總理睡了。」
  當然,有時周恩來是自己關燈睡覺,這是主動有意地要睡覺,一般是沒什麼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頭痛得無法看東西了。周恩來用腦過度的痛苦之狀大家都見過,微蹙眉頭,不敢睜眼,這時他要服安眠藥,並由醫護人員幫忙做些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
  周恩來主動熄燈睡覺,常發生睡不踏實的情況。一見他關燈,值班秘書就可以走了。可有時工夫不大,周恩來「辦公室」的燈又亮起來,這是他又想起了什麼事,叫衛士再把秘書找來,或詢問,或交代一件事,或對某項工作作出指示。

  情滿西花廳(3)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周恩來見秘書跑來跑去,心裡不安,就說:「唉,真麻煩你們了。還是給你們寢室安部電話吧。」
  於是,值班秘書的床頭就安了一部紅機子。周恩來床頭裝一部紅機子,這部紅機子沒有撥號也沒有鈴,拿起話筒就可以讓總機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進來,因為不響鈴,怕響鈴驚擾住在隔壁的鄧大姐。
  有了電話,秘書就可以少跑許多腿。有些事,在電話裡就可以說了,回答周恩來的詢問或接受某項指示,而不必再從寢室跑到周恩來的「辦公室」。
  辦公條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來的「第三辦公室」,開始條件簡陋,周恩來抱著文件上床,在身邊一放,就將背靠在了床頭上。他批閱文件時,就將兩腿弓起來,文件放在腿上,邊看邊批示,這樣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寫字不易寫好,還吃力。衛士見了這種情況,就幫忙找來一個硬紙板,讓周恩來墊在腿上。
  這樣寫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鄧大姐見了,心有不忍,動了動腦子,把木工請來,親自講了設想。木工就按鄧大姐的設想做了一張小桌子,帶傾斜面,剛好能卡在床上。這樣,周恩來辦公就可以減輕些勞累。
  這張小桌,平時只放三樣東西: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60年代,周恩來勞累過度患了心臟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預防心臟病猝發進行救急的藥品硝酸甘油。現在,這張傾斜的小桌子就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
  鄧穎超手裡沒有周恩來辦公室的鑰匙,要進辦公室,得事先報告。周總理批閱文件絕對地細緻認真,他的這種態度,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
  周恩來是執行黨的紀律的楷模,他的這種作風值得各級幹部學習。也許是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養成的嚴格保密習慣。就拿周恩來辦公室門鎖的鑰匙這麼一件事來說,他規定鑰匙只有三把,秘書有一把,便於他們出入辦公室整理文件等;警衛人員有一把,便於清潔和整理房間;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裡不離身。
  鄧穎超手裡沒有鑰匙,她要進辦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門告知一聲再進去,這是他們夫妻間相約的禮貌與規矩。
  周恩來辦公室的房間不大,約三十平方米。當你推開辦公室的門,立刻有一種房間狹小擁擠的感覺,因為屋子裡的東西堆得滿滿當當,空間太小了。
  辦公室地上鋪設綠呢地毯,沉重的玻璃書櫃擺在東西北三面牆前。室內有兩張鋪有綠呢檯布的辦公桌。一張普通的大辦公桌朝南臨窗擺放,桌上放了許多文件、文具等辦公用品,有一個老式銅座綠色燈罩的檯燈。這張辦公桌的右側几案上擺了三部電話機。
  另一張辦公桌,是一張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長條形會議桌,沿房間東西向橫放著。它幾乎佔據整個房間四分之一的面積。任何人推門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張醒目的、堆滿文件的長條形會議桌。桌上的檯燈是自製的,有兩個20瓦日光燈管。早先因為辦公室裡秘書多,分工細,故周恩來辦公桌左下方安裝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於總理呼叫各位秘書。「文革」開始後,秘書逐漸減少,最後只有兩個人,這排電鈴裝置也失去了作用。
  長條形辦公桌上放著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會議桌的東頭留了一點空間,周恩來常在此進餐或接待個別來訪客人在這兒談話,放置茶杯等物品。時下人們常說「文山會海」,周恩來辦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說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來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種各樣的會議,還有外事活動等,而家裡每天又有那麼多文件等著他親自來批閱,他能不忙不累嗎?!
  那張臨窗辦公桌的左側放著一個扶手小沙發,那只是一種擺設而已,很少見他坐在這張沙發上休息過。
  「文革」初期,因為周恩來多次發作冠心病、心絞痛,後來在辦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張木板單人床,供他躺在那裡小憩,充充電、養養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臟病發作時臥床休息、服藥、做心電圖和吸氧氣時用。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張單人床的功能慢慢地發生了演變,床上沒有了被褥枕頭等臥具,而是堆滿了文件。原因很簡單,就是周恩來沒有時間躺到單人床上去「充電」!
  周恩來常常因工作過度勞累而感到胸部憋悶不適。他常感到房間裡空氣不夠用,其實是冠狀動脈供血不足引起心絞痛的表現,這是經心電圖檢查一再證實了的。但他不肯,確實也沒有時間專門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氣。在專家指導下,醫護人員自行設計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裝置,通過曲折的管道系統將氧氣直接輸送到他的辦公桌旁。周恩來在辦公室裡不知不覺地邊辦公邊吸氧,這樣,保證了定時定量供給氧氣,亦減少與減輕了冠心病的發作。
  周總理批閱文件絕對是細緻認真。現在國家檔案館裡有數不清的周恩來墨跡,其中的急電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辦公室」裡批閱,你可以從前查到後,再從後查到前,看有哪個批得不清?看有哪個錯字或是使用不當的標點符號周恩來沒有改正過來?周恩來一生嚴格、細緻、謹慎。舉個批閱文件的例子:
  周恩來閱讀文件,除逐一圈點外,當看完一頁時,必要將這一頁掀起,以此頁末行壓在下頁首行之上,看完上頁右下角末一個字,再看下頁首左上角第一個字,這樣來保證兩頁銜接處不會多字或缺字。
  報批的文電及匯報,一般是外交和軍事排在前,這兩個方面突發性事件多,緊急情況多,而農林系統一般靠後,除非發生了災情,有重大災情就要首先報。
  記得有次匯報,負責農業的秘書對負責外交的秘書打招呼:「喂,你快點啊。今天國務會議上,周總理聽農林口匯報,基本情況我得先報給他。」

  情滿西花廳(4)

  外交和軍事方面的秘書很快完事,留時間給農業秘書匯報。可農業秘書有些猶豫,因為周恩來正在批閱文電,並且不時地交代機要秘書發電,口述電文。等在農業秘書後面的還有負責文教體育的秘書,見農業秘書猶豫,就想先匯報。農業秘書知道周恩來永遠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匯報了。
  也難怪農業秘書猶豫,那時是計劃經濟,他匯報有一連串的數字,比如糧食、棉花、油
  料等等的產量數字,徵購數字,已完成數字,分配數字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匯報周恩來怎麼可能記得住呢?
  讓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國務會議上,周恩來聽匯報,居然給匯報者糾正了一個念錯的數字!而且在問答中,一涉及數字,那位副部長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來就很不耐煩地幫他說出準確數字。事後這位副部長說:「我們沒法跟周總理比,那麼多數字,我們只能記到紙上,周總理全能記在心裡。」其他秘書說:「你還不知道呢,周總理就是早晨聽了一次匯報就全記住了。」
  當然,全國報來的文電和情況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來看,全向周恩來匯報,首先要經過秘書的篩選過濾,有選擇地呈送,有選擇地匯報。
  有次國務會議結束後,一位副總理問周恩來有關黃河水利的問題:「總理,這個文件我們報上去了,不知您有什麼意見和指示。」
  周恩來馬上搖搖頭,肯定地說:「這個文件我沒見到,也沒聽秘書講過。」
  他找來有關秘書李巖,果然,是被李秘書篩選下去了,沒報周恩來。但凡報上來的,周恩來都是「過目不忘,過耳不丟」。此後,為避免篩選出差錯影響工作,秘書們改變了做法,就是對篩下來的文件報告,有空時便向周恩來嘮叨幾句。不要小瞧這幾句嘮叨,周恩來聽過就不會忘,萬一哪位負責人向周恩來問及這件事,周恩來就不會不知道。
  周恩來離不開《辭海》、《辭源》等工具書,為求一字準確,有時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翻到之後他還要親自查閱核對一遍。凡屬見報或下發的文件,更是嚴格把關,有引用經典著作的內容,他一定要找來原著核對。秘書幫忙核對之後他仍不放心,仍要親自核對一遍。
  周恩來這種謹慎細緻、事必躬親的作風,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
  看了上面說了這麼多,知道了周恩來工作特別繁忙,拿現在的話說,就是工作起來特別地「玩命」。可是,大家別以為周恩來只是一個缺乏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其實,生活中的周恩來,很富有人情味,他的情趣愛好是非常廣泛的。
  他愛好跳舞,愛好各種體育鍛煉,喜歡唱歌、讀小說、作詩、看電影、看戲劇以及下棋打牌,他還喜歡廣交朋友。他一生沒有別的嗜好,只是喜歡喝點酒。
  周恩來是個愛玩又沒時間玩的人。所以,興趣廣泛又不能不壓制興趣,甚至忍痛將其窒息掉。
  在人民大會堂,在建築工地,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歷史都為我們留下了周恩來指揮大家引吭高歌的鏡頭。
  周恩來喜歡唱歌,也喜歡聽歌。他的聽歌、唱歌有一致之處,也有不一致之處。
  一致之處是,他喜歡聽喜歡唱民歌,不大喜歡「洋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美聲唱法。聽這種歌他從來不跟著唱,也不會那樣用嗓。
  他曾說過:「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但不適合我。這種洋嗓子聽著不舒服,洋嗓子和我們革命的歷史聯繫不大,喚不起美好回憶。」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有他獨特的經歷,當然也就有他自己的愛好和選擇。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為好妻子,對於每個人來說還有其性格、知識、經歷、交往等許多考慮。聽歌唱歌也是這個道理。
  周恩來喜歡聽信天游,聽到這種曲調便會生出莫名的激動,兩眼閃出濕漉漉的波光,頭輕輕地點出節拍,神情裡流露出一種靜謐的喜悅和舒心愜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從東北到雲南,從新疆到台灣,所有的地方小調他都喜愛聽,但極少放開喉嚨高歌,這就是聽與唱的不一致。
  他喜歡高唱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長征組歌》、《洪湖赤衛隊》、《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熱烈奔放的歌。特別是《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簡直可以說入迷上癮,時間久聽不到就難受,疲憊不堪而閉目小憩時,嗓子裡必要哼哼這些歌曲。
  他愛看愛聽《長征組歌》,有演出盡量設法去看,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組歌就會用手輕輕擊拍,或哼曲,或小聲跟著唱。他最喜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一句,無論是在劇場還是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這裡便會擊出一個重音,無限感慨地把頭點一點。
  有一次,他獨個兒在辦公室聽這支歌,當唱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時候,他的身體各部位都隨著音樂的節奏有所動作,彷彿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秘書忍不住問:「總理,這一句有什麼特別之處嗎?」他笑道:「沒有經過長征,是聽不出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對各地民歌小調,周恩來喜歡沉醉一般悄悄欣賞;全身心地鬆弛,獨個兒追逐體會著那感情的跳躍,意識的流動,彷彿漸漸走入一個美妙而古樸的童話世界,充滿了花草的溫馨和泥土的芬芳。
  周恩來是位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在某些作品裡,常把周恩來工作中的嚴肅、謹慎、細緻,籠統到整個生活中。其實不是這樣。休息時,凡是群眾場面,只要不是辦公室,他都是活潑又活躍。在老幹部中,「活躍分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往往指革命隊伍中上下組織,左右聯絡,出頭露面進行宣傳鼓動的同志。在中國的領袖群中,周恩來幾乎可以稱為惟一的「活躍分子」,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常常按捺不住地放開歌喉,甚至要指揮起成千上萬的人一道唱。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樂於自告奮勇,教同志們唱《中華兒女志在四方》,唱《長征組歌》。

  情滿西花廳(5)

  過去有許多影視資料和報道文章都記錄過周恩來帶領群眾放聲高歌的情景,無須多講。這裡想講一點的只是他這樣做,絲毫沒有什麼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確實是一種感情洋溢,需要釋放的再自然不過的表現。
  周恩來喜歡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歡京劇及各種地方戲劇,喜歡看各種國產影片。
  對於戲劇,有人曾問過周恩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
  周恩來說:「都喜歡。」
  又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
  周恩來一笑,「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
  這話不假,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不僅是品學兼優的學生,而且也是表演話劇的活躍分子。
  1909年,南開劇社便成立了,校長張伯苓親自寫了南開第一幕新劇《用非所學》,供劇社排演並親自擔任角色。1914年11月,南開新劇團成立,下設編纂、演作、佈景、審定四個部,周恩來擔任話劇佈景部副部長,並親自登台扮演許多角色,如《一元錢》中的孫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緣》中的燒香婦、《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華娥傳》中的華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
  在話劇中,周恩來一般都是男扮女裝,飾演主角。那麼為什麼沒有女同學出演呢?
  周恩來回憶道:「我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演過話劇。那時學校還不夠解放,男女分校,我們演劇沒有女角,就由我來扮……我們演得很成功。」
  南開學校的話劇不僅受到本校師生的歡迎,而且得到京津許多地區觀眾的矚目,它的聲譽超過了專業劇團。許多學校和專業劇團爭相上演南開學校的話劇,同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1915年10月18日,廣德樓戲園上演南開學校話劇團演出的話劇,周恩來聞訊後與李福景等20多人組成「津門學界觀劇團」,乘火車前來北京,下榻於前門西河沿元成房。當晚,來到大柵欄廣德樓戲園,在包廂裡觀看了《因禍得福》(即《仇大娘》)。觀畢,周恩來等人返回客房進行了熱烈的評論,到次日凌晨兩點鐘。下午,周恩來等人再次來到廣德樓,觀看話劇《恩怨緣》,統觀全劇,無懈可擊,劇本佳,又加之演出者聚精會神,遂得圓滿之結果。劇終後,周恩來等人去外面吃晚飯,飯後又返回戲園觀劇。這場話劇演得比頭天晚上的效果要好,大家直至午夜才返回住所。
  通過觀摩,周恩來等人不僅瞭解了北京的戲劇演出情況,同時在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穫。
  當年周恩來幾次觀摩話劇的廣德樓,如今已成為前門小劇場。1957年,周恩來再次來到這裡,他和秘書從大柵欄東口步行到前門小劇場,拿著預先買好的入場券,觀看了北京曲劇《楊乃武與小白菜》。觀畢,他到後台親切地接見了魏喜奎等演員。他說:「我出國訪問剛剛歸來,看到報紙上的廣告,就趕來看你們的戲了。」他還說:「我喜歡這齣戲,不只因為它是我從小就愛看的家鄉戲,更主要的在於它跟別的公案戲不一樣,平反冤案,並沒有借助清官,而是借助兩宮鬥爭,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在周恩來的關懷下,不久,這齣劇拍成了電影。
  周恩來不光是到北京來看別人演南開新劇,他自己參加演出的《一元錢》也曾進京演出。該劇表現的是一對青年男女不為貧富巨變所動,追求自主婚姻的動人故事,在南開演出後受到好評,並應北京文藝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聞訊趕來,觀看了演出,並與演員們進行了座談。解放後,已是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與梅蘭芳相見時,曾經高興地回憶起這件往事。周恩來說:「30多年前,南開校慶,我們排演了話劇《一元錢》,北京文藝界曾邀我們來京演出。」說到這裡,梅蘭芳說:「我想起來了,您在《一元錢》裡演一個女子。演過之後,好像我們還開了座談會。」周恩來笑著說:「對。雖然那是青年時代的事,但我們可以說是同行。」
  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後,周恩來自己便不再登台演戲了,但他對話劇藝術、話劇團體仍給予極大的關注,即使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戰熱潮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國旅行劇團在漢口法租界天聲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鋤奸話劇《前夜》,該劇由陽翰笙編劇,由中國旅行劇團團長唐槐秋導演並主演。應陽翰笙之邀,周恩來前往觀看演出,給劇本提意見並作指導。
  演出結束後,周恩來在陽翰笙的陪同下,來到後台看望演員,並微笑著和全體演職員一一握手。當與唐槐秋握手時,唐槐秋客氣地說:「您好!請多指導。」周恩來更加客氣地說:「我是來學習、受教育的。」在對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勵之後,他還希望中國旅行劇團更多地創作演出這種振奮抗日精神,鼓舞抗日鬥志的好戲。
  自此以後,凡是中國旅行劇團推出新劇,周恩來都來看。他每次到劇場,都有鄧穎超陪同,另有秘書、警衛、司機等隨員,連他夫婦共6人。每次演出結束,他都到後台看望演職員,祝賀演出成功。他們每次來看演出,都是照章購票,決不「看白戲」。一次,唐槐秋托田漢給周恩來送去6張戲票,請他來看戲。周恩來見了戲票,就問田漢:「戲票好多錢?」
  田漢說這是請他看戲。
  周恩來說:「那不行!」又鄭重表示:「槐秋的劇團是職業劇團,全靠賣票維持生活和發展。我們怎麼能『看白戲』呢?」田漢只好說:「那票錢由我來付吧!」
  周恩來說:「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麼幾個錢嗎?」
  結果,田漢拗不過他,還是收了他的6張票錢,才算了事。
  解放後,周恩來對話劇的興趣有增無減,他天天看報紙,天天必看各劇場的節目預告。無論哪一天,你隨便問周恩來:「今天吉祥劇院演什麼戲?」周恩來肯定可以馬上告訴你。

  情滿西花廳(6)

  有一次秘書問:「總理,你看那些劇場節目預告幹什麼?」
  周恩來笑著歎口氣,「看戲是享受,想戲也是一種享受呢。」
  秘書含笑作一個總結:「很少有總理沒看過的戲,也很少有總理看完全場的戲。」
  周恩來聽罷哈哈大笑,頻頻點頭。因為他這一句話道出了實情。周恩來酷愛看戲,沒有什麼戲不想看,但他「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個尾巴,或者早到,看個開頭就馬上要趕去參加會議,有頭有尾地看完一場戲實在太少,有數的幾場而已。於是秘書們想出了個辦法叫周恩來休息,其實這辦法就是「假公濟私」,「投其所好」。
  什麼是「假公濟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線不分。凡有新電影、新戲劇出來,秘書們總要找出各種理由,安排周恩來去審查新片新劇,並且盡量「上綱上線」,說這是對文藝工作者是否關心、重視、支持的大問題,說作者和演員如何如何已經準備聽取周恩來的意見,如果不去看就會挫傷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甚至是不利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云云。
  這樣一來,周恩來就不審查也得審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幾個小時了。
  所謂「投其所好」,就是按照周恩來對休息的解釋,滿足他的那種「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員請到家裡來,同周恩來一起吃頓飯,聊聊天;自然是聊戲,聊演員的生活。這樣聚會一次,既解決了劇團的問題,也達到了讓周恩來休息一下的目的。
  每次看話劇,周恩來都十分投入,十分認真。看完後他都能提出幾條建議,供演職員們參考。
  1963年,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演出了一部10場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兼備的劇本,作者沈西蒙,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動人事跡為素材,表現了革命軍人身居鬧市,拒腐蝕、永不沾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讚許。
  隨即,前線話劇團奉命到北京匯報演出《霓虹燈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劇中扮演女主角春妮。周恩來到劇場觀看演出後,十分高興,休息時接見了作者和導演。演出結束後,又登上舞台和演職員一一握手。後來,鄧穎超曾同陶玉玲說起過,周恩來看完戲興奮得整夜睡不著覺,為了使這齣戲得到提高,他先後看了6遍。
  周恩來不僅一次又一次地看戲,而且非常認真,幾乎每一次都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如第二場趙大大撿到林乃嫻的錢包沒有馬上還她,到第六場才還,周恩來指出:這樣不妥,有損趙大大的形象。解放軍拾金不昧。錢包應該馬上交還。周恩來對演員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極為重視,要求演什麼人就像什麼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務曲曼麗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周恩來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這樣的人是不會穿這種服裝的,最好改穿工裝褲,要樸素些。」導演遵照周恩來的意見,讓演員換上了工裝褲。不久,周恩來又來看戲,發現曲曼麗的褲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個阿飛,他馬上又提出來,褲子要再改一改,既然要給她穿工裝褲,就要像個工人,不能妖裡妖氣,不要一出場就讓人看出她是個壞人,應該隨著劇情的發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來,不然就看不出她的偽裝。
  周恩來不僅親自指導修改,還請來了文藝界老前輩田漢、夏衍、曹禺等和許多領導同志來看演出,並且親自主持座談會,讓大家提意見。在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對陶玉玲說:「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寫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動。但是我來問問你:春妮是什麼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說:「小學文化程度。」周恩來笑了,說:「高小文化程度,能說出『兩小無猜』嗎?」大家不由得笑了起來,他又說,「這句詞也很不口語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說:「那就改成『從小在一塊兒』,好嗎?」周恩來馬上給以肯定:「對,很好哇!」
  周恩來很喜歡《霓虹燈下的哨兵》這個話劇,可以說是百看不厭。在百忙之中他又來到八一電影製片廠,觀看由該廠演員劇團演出的這出話劇。
  聽說周恩來要來觀看這出話劇,全團上下一片歡騰。團長李力制止了大家熱情的交談,說:「今天各部門的工作都要做得認真些、紮實些、緊湊些,誰也不許出差錯!」
  要求是誰也不許出差錯,但還是出了一點小紕漏。
  當林媛媛和童阿男在南京路上準備去迎接解放軍時,發現了特務老K潛入大樓裡,童阿男叫林媛媛速去報告解放軍,他留守在樓外監視特務的活動,林媛媛便帶著這個任務緊急地跑下台去。當扮演林媛媛的演員師偉飛快地跑進側幕條時,突然撞在了一個非常堅硬的東西上,「嗡」的一下頭立時便蒙了過去。原來,她剛好撞在了扮演趙大大的李炎胸前佩掛的衝鋒鎗上。平常李炎都是站在幕條很遠的地方候場,今天,他也是小心謹慎,提前來到了側幕旁。邊幕裡黑糊糊的,師偉從台上跑下來又很快,什麼也看不清,幸好她跑的時候是半張著嘴,衝鋒鎗撞在了她的門牙上,沒有把嘴唇磕破,否則將是一個「新形象」的林媛媛了。她緩了緩氣,硬著頭皮帶著解放軍跑上場去,台詞怎麼說的也顧不上了,只是在該她說話的時候,指指畫畫地胡亂哼唧了幾句,便跟著抬童阿男的擔架下場了。
  一般人也許沒有看出這個小紕漏,不過,周恩來還是覺得有點「問題」。戲演完後,周恩來走上台接見全體演出人員,並和大家一一握手,當他和師偉握手時,師偉非常難為情,覺得沒有拿出最好的成績向周恩來匯報。沒想到周恩來卻表揚了她:「這個戲你演得很好嘛!」「你是從上海來的?」師偉說:「是從上海電影製片廠調來的。」周恩來點了點頭,接著說:「你在第一場裡有句台詞沒有說清楚,以後應該加強基本功的訓練哪!」

  情滿西花廳(7)

  師偉當然清楚周恩來說的是哪句台詞,不過這種尷尬的場面,又怎麼解釋呢?事後回想起來,倒是禁不住地笑,這種紕漏也算是難得一遇呀!
  花開花落的海棠,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情誼,伴他度過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時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來幾多繁忙,幾多快樂,幾多憂愁。
  在文娛活動中,周恩來最喜歡的似乎還是要算跳舞。人們也喜歡讓周恩來多跳舞。這項活動後來被稱為「三結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結合,而是文娛、體育、工作的三結合。
  跳舞本身既是娛樂活動,又能鍛煉身體,這是無須解釋就很明白的事。醫生主張周恩來每天跳一場舞,活動活動身體各部的肌肉關節。但他太忙,做不到。
  周恩來跳舞極少去春耦齋,一般是在紫光閣和人民大會堂山東廳。50年代在北京飯店也常跳,到這些地方來跳舞的還有李先念、陳毅、余秋裡、何長工、呂正操等國務院及各部領導。舞會8點開始,周恩來如果參加,常常10點左右到,跳幾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瀟灑,會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樣,不像毛主席、朱老總那麼單調地踩點走步。
  周恩來跳舞從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團來的那些女演員,盡量勤換舞伴,滿足盡可能多的女演員「陪周總理跳一圈」的願望。
  周恩來參加舞會,首先是作為社交的場合與機會,不忘結交朋友,不忘調查研究,不忘討論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來必要同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領導打招呼,通報情況。若是有大事複雜的事,就在舞會休息時將有關領導叫入舞廳旁的小屋裡談話。跳舞時,周恩來換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認識人,多聽一些情況的考慮。
  每次跳舞,對於新舞伴,周恩來必要問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對單位裡的領導及工作有什麼意見,等等。對於認識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藝政策方面的問題,徵求意見,或者將自己考慮中的有關文藝工作的內容講出來聽聽群眾意見。
  周恩來在跳舞中是怎樣調查研究,怎樣做工作的呢?隨便舉個例子。
  鄭淑雲是周恩來的保健護士。她第一次見周恩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場上。談話是在舞會休息時開始的。
  「你什麼時候來北戴河的呀?」周恩來問過姓名、年齡及家庭情況後,放慢了講話速度。
  「中央異地辦公,從開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們一起過來了。」
  「這個地區的地方病是什麼?」
  「哎呀,不知道……」
  「你是醫務工作者,領導沒給你介紹嗎?」
  「光是從安全方面介紹一下,地方病可沒說。」
  「沒介紹你也沒調查?這就是問題。安全也要以預防為主。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研究這個地方的狀況,作為醫務人員特別應該查清這個地方的發病情況,這樣才好開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說對不對?」
  「對的。」
  「那麼地圖你看仔細了?」
  「看了,否則找不到首長。在杭州我給羅部長做蠟療就迷了路,摸黑轉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嘛!吃一塹長一智,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開始了。總理,你去跳舞吧。」
  「你會跳嗎?」
  「我不會。」
  「一次沒跳過?」
  「跳過兩次,也是人家帶著我……」
  「那好,這次我帶你,我來教你跳。」
  「哎呀,我,我會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稍稍後仰,一邊笑一邊指鄭淑雲腳下,「不要緊嘛,你穿的是軟膠鞋。」
  鄭淑雲臉紅了,把手遞給周恩來。跳出第一步時,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帶我跳會很累的。」
  周恩來放低了嗓門,小聲說:「放心跳吧,累點正好運動。」
  除了喜愛跳舞之外,周恩來亦很喜歡賞花。海棠花的明艷,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等等,都為周恩來所喜愛。
  作為政府總理,一位偉大的外交家,周恩來陪同來訪的外賓和出訪時觀花賞景機會自然很多,但這些畢竟屬於公務,只能是走馬看花,匆匆而過。
  海棠花鮮艷,漂亮,招人喜愛。它結的果實味美,又甜又酸,開白花的結紅海棠,開紅花的結黃海棠,果實纍纍,掛滿枝頭,真像花果山。海棠花開的季節,周恩來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抽幾分鐘散步觀賞;夜間工作勞累了,有時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樹前,總是抬著頭看了又看,從它那裡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稍稍休息,然後又去繼續工作。
  花開花落的海棠,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情誼,伴他度過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時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來幾多繁忙,幾多快樂,幾多憂愁。
  在花裡面還有人生的大道理。革命烈士之子彭偉光在回憶文章裡寫道:「當祖國處在困難時期,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同政治無關的個人愛好問題了。」西花廳裡有花園,有假山,還有水池,但是彭偉光卻看到,花園裡無花,魚池裡無水,也更沒有魚,假山不能噴泉。他曾好奇地問周恩來:魚池裡放點水,養點魚,花園裡種點花,植點草,既能新鮮空氣,又能減少灰塵,該多好哇!
  周恩來說:「你這個人倒挺會享受的呀!我這地方有魚池,可以放水養魚,那麼其他人可以不可以這樣做呢?」
  彭偉光說:「不會的。」
  「你太不懂事了,你懂得上行下效嗎?」
  「這個我聽說過。」
  「如果我當總理的可以養魚種花植草木,那麼下面的部長也可以這麼做,各省省長,省委書記,地委,縣委也可以如法炮製。在人民生活還處在困難時期的今天,這樣我們就會脫離人民,人民就不會相信我們。這個問題你想過沒有?」

  情滿西花廳(8)

  周恩來賞荷花,大多是有事到頤和園時順便為之。
  1951年秋,鄧穎超住在頤和園養病,周恩來時常帶著侄女、侄兒去看望。他們園中散散步,賞賞花,有時還坐船遊湖。幾個人租用一隻帶篷船,泛舟昆明湖上。船兒在清香的荷花、荷葉旁漂過,微風襲來,好不愜意。
  周恩來情有獨鍾的頤和園東北角的諧趣園,也是滿池的荷花。除了滿池清香的荷花外,這諧趣園特別像淮安城裡的小勺湖,也是周恩來鍾愛它的一個原因吧。
  多才多藝的周恩來,情趣愛好原本很多,惜乎中國眾多人口的眾多事務,佔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時間,使他個人的生活失去了應有的色彩,許多情趣愛好也只能是心中的「愛好」罷了。


  第二章

  走近周恩來(1)

  第一次走進西花廳,杜修賢那顆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來熱情和藹的舉止所融化。初次見面,周恩來卻在記憶的海洋裡捕捉到了他往日的身影。
  大家也許只看到周恩來永遠忙忙碌碌,主持政務,其實周恩來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黨和國家許多方針大計的制定他都參與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他手。很多人都以為周恩來只是溫和謙讓,其實他有「鋼」一樣原則:在關鍵時刻,他有「當仁不讓」、「非我莫屬
  」的氣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有雷霆怒顏、說一不二的威風。他和常人一樣,臉上不是永遠充滿了陽光,充滿了笑容,他也有苦惱,也有委屈,也有無奈。他不是聖壇上的周恩來,他也有情,也有愛,也有說不完道不盡的瑣碎故事。
  有人評價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三個人的性格時說,毛澤東和鄧小平是「舉重若輕」,而周恩來則是「舉輕若重」。也就說周恩來具有「事無鉅細,事必躬親」,「周密細緻,紮實穩妥」的工作風格。的確,這是周恩來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長,這跟他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這是他長期在白區工作養成的作風。其實在他身邊工作的人都說,他不僅處理好每一個局部,更注意到全局。因為任何大事必須從小事入手,這是一句醒世格言。
  「事無鉅細,事必躬親」,「周密細緻,紮實穩妥」的周恩來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嚴要求——工作上不允許有絲毫差錯!
  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嚴要求,而這種嚴往往是不講任何情面的。他們雖然在總理身邊卻沒有一點「神氣」,「夾著尾巴做人」是他們的原則;可是在嚴的背後是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的尊重、體諒和關心,處處洋溢著春天般的溫暖。
  有人說,在西花廳工作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醫務人員與周恩來、鄧穎超組成了一個「大家庭」。這是一個團結、歡樂的「大家庭」。當然啦,在這個「大家庭」中還包括了許許多多由周恩來、鄧穎超收養的烈士後代。
  後來,一位新華社攝影記者也加入了這個「大家庭」的行列。他就是著名的紅牆攝影師杜修賢。
  見過杜修賢的人都會說他是條漢子!
  是的,1米8的個頭兒,寬闊的背脊,古銅色的臉膛,還有歲月的風霜染白的平頂「刷子」短髮……構成了陝北漢子猶似黃土高坡那般渾厚雄壯、堅忍倔強的獨特氣質。
  一旦和他相識,很快你就會發現這個「獨特氣質」中隱藏著許多精彩的細節。有兩件生活小事可以說明。第一,他不介紹他那只端相機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穩穩托住按動四分之一秒的快門。只是用手夾著一支燃燒的香煙,煙已快燃到煙蒂,兩寸多長的灰白煙灰雖弧形彎曲著,隨著他擺動的指尖一會兒舉向嘴邊,一會兒落於膝蓋,煙灰卻垂而不落,直到這根香煙吸盡丟在煙缸裡,煙灰這才粉身碎骨。這是一種罕見的平衡之功。第二,他沒有過多的語言講述他一生的經歷,也不去評論中南海裡的歷史事件和風雲人物,而是帶著記者走進照片構成的歷史瞬間裡。記者驚呆了,這不是什麼瞬間,而是一條由千萬個瞬間彙集而成的歷史長河,河寬而深。上面閃動著耀眼的光芒,捲動著激騰的浪花,也旋轉著湍急的水渦……偉人領袖也好,風雲人物也好,都在這條歷史長河裡施展身手,表現才略。他們在鏡頭裡沉浮、流動、定格,幾乎每一個瞬間都能構成一個永恆的主題。
  杜修賢曾握住過中國最高新聞媒體的觸角,在政壇新聞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還是那樣不善侃說甚至外貌有點威嚴冷峻,迴避好奇者刨根問底的糾纏,更不允許作家們任意的文學加工。
  他說,他這一輩子只講真實和真情。
  和他熟了,記者開始一點一點剝去酷似嚴厲的外表,窺視他善良溫和的心靈。
  故事也滔滔不絕地流出他的心窩……
  1960年元月,杜修賢正式接到新華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隨周恩來總理,專門負責拍攝他活動的新聞照片。和杜修賢一同確定為專職攝影記者的還有侯波、孟慶彪、張彬,他們分別負責毛澤東、劉少奇和朱德的攝影活動。記憶裡這是新華社第一次明確分工跟隨中央領導人的攝影記者。那年,杜修賢剛滿33歲,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賢走進了人們嚮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同時也融入了西花廳這個團結勤奮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攝影師絕不是一般按按快門、調調焦距的攝影師,這點他很清楚。這不僅要求攝影技術的嫻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瑩的冰將所有的生氣死死地封在底層,留著光潔卻寒冷的美麗和太陽默默相對。
  杜修賢到中央警衛局報到,轉了組織關係。按規定,專職攝影記者的黨組織生活由警衛局統一管理,侯波擔任中南海攝影組的組長,杜修賢是副組長。
  第一次走進西花廳,也說不清是緊張還是新奇,杜修賢心裡繃得緊緊的。他握了握手裡的「萊卡」相機,盡量分散這種命運轉變帶來的不自然情緒,他還要盡量表現出輕車熟路、穩操勝券的老練模樣來。
  西花廳院內環境幽靜,空氣清新。客廳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築,看上去似乎富麗堂皇,鬱積著貴族的氣息。定睛細看,就會發現,門窗簷柱上已油漆斑駁,露出了陳舊的木質,那驕橫盛世的皇家氣息已被歲月風化,變成了漫長歷史演變的物證。室內簡樸的陳設更將這種氣息消逝殆盡,都是極普通的桌椅沙發,不僅式樣陳舊還特別地笨重。
  杜修賢站在客廳的一邊,一會兒,周恩來走了進來。見總理走上前和電影記者握手,杜修賢就跨到跟前為他們拍照。連著拍了幾張,周恩來走過來和杜修賢握手,剛握上手他突然調過頭對別的記者說:

  走近周恩來(2)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麼沒有人照相?」
  杜修賢忍不住笑了,「相機在我手裡,別人照不成啊!」
  周恩來朝另外一個記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給照一下。」
  杜修賢高興極了,和總理留一張單獨合影,這是他夢寐以求的事情。讀者可能有點奇怪,整天和總理在一起,怎麼照一張照片還那麼難?
  周恩來是一個和藹慈祥的人,同時也是嚴厲嚴格的人。到他身邊前,杜修賢就知道了許多「紀律」,比如不能搶鏡頭,不能主動提出和領導人合影等規定。那時的人也很老實,不讓合影就不合影,決然想不到找機會單獨合影。所以許多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沒有一張和總理的單獨合影。
  周恩來和杜修賢單獨握手後,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見過你……面熟嘛。」
  剛才那一笑驅走的緊張又跟了過來,臉熱良久,舌尖上也沒能彈出一個音符。
  以前見過?杜修賢在腦海裡迅速篩找記憶……
  1945年杜修賢在延安見過周恩來,那時他從重慶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機場上,杜修賢擠在人群裡,緊張地抓著一部蘇聯老大哥的照相機,一會兒舉起,一會兒落下,奔前跑後,忙得不亦樂乎,蠻以為能拍下周恩來瀟灑、沉靜、健美的身影,還沒等從成功的幻覺中醒過來,猛然發現鏡頭蓋沒打開。巨大的懊惱頓時像刀在胸腔裡剜,剜得淚都快出來了。怎麼節骨眼兒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著怪床歪那樣,年少氣盛頗為自負的杜修賢差點沒把相機給砸了。那次純屬攝影新手的常規錯誤。
  那天機場上人山人海,杜修賢淹在裡面,連個頭頂也沒有冒出來……這絕不可能算是見過。
  以前見過?1954年從蘭州調到北京分社,後又到中央新聞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可……那些會議和活動往往場面較大,人數也多,儘管有時鏡頭離總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會神地講話,怎麼可能會注意杜修賢這個普通記者!
  然而他確實記住了杜修賢,從他確信無疑的神態可以看出。
  「我能到總理身邊工作,一是組織的安排,二是……是我的運氣好哇!」杜修賢憋了半天,說出這麼一句話。
  周恩來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準是不是要責備他,心裡不由得慌了起來。
  「那哪能靠運氣?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說是不是?老杜。」
  剛才周恩來叫他「老杜」,使杜修賢不自在了半天,總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總理,您就叫我小杜吧,這樣合適些……」
  不等他說完,周恩來擺擺手,「哎,我們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齡大小,老杜小杜還不一樣嗎?沒那麼多規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杜修賢看見總理也笑了,心才鬆弛了下來。
  過了一會兒,總理抬手看看表,可能還有幾分鐘的時間,就拍拍杜修賢背著的充電器,說: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時用的閃光燈沒有干電儲存功能,靠充電器供電。一個充電箱起碼五六斤重,背久了還真的壓肩,木澀澀的。
  「總理,這些機器都不能離身,這是規定。」
  「噢……規定,規定就不要違反了。你們很辛苦,要背這麼多的機器。」
  周恩來不無同情地望著他們幾位記者,個個脖子上至少吊著兩部機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閃光燈,一副五花大綁的樣子。
  他們告訴總理,他習慣了,一點也不累。周恩來感歎道,到底人年輕啊,他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經開始花白的頭髮。可杜修賢一點也不覺得總理是個花甲老人,特別是他那雙濃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輝,英姿勃勃。以前他只知道總理瀟灑而莊重,練達而忠篤的風度頗為眾人欣賞、稱讚。相形之下,他內在的美德和海涵氣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種深沉持久的征服力。這使周恩來的魅力經久不衰,子子孫孫仰慕不止。
  會見外賓後,周恩來提議攝影師們一同到後院坐坐。
  後院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裡有幾株高大的海棠樹,每年4月,粉色花朵綴滿枝頭,陣風吹過,花瓣紛紛揚揚,漫天飛舞,壯觀至極。
  這時,杜修賢見到了鄧穎超。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著雪白的紗巾,和藹可親地迎接他們。
  大家落座後,鄧穎超一一詢問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她聽說杜修賢有兩個女兒,眼瞳裡跳出只有女性才會有的憐愛神情,連連說:
  「女孩兒好,女孩兒好。女孩兒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兒好。」
  看得出來,這個庭院缺少孩子的笑聲。鄧大姐是多麼喜歡孩子!這些工作人員的孩子,幾乎都到總理和鄧大姐家裡玩過,有時,鄧大姐主動打電話讓把孩子帶過來玩玩。
  十多年,杜修賢拍過不少周恩來、鄧穎超和孩子在一起的開心鏡頭。
  當杜修賢離開西花廳後院時,鄧穎超一再囑咐道:「老杜,有時間帶女兒們來玩玩,啊,一定帶她們來玩哪!」
  帶著孩子到總理家裡做客,杜修賢連想都沒敢想。兩個女兒進了西花廳以為進了公園,活蹦亂跳。鄧穎超見到了孩子,更是高興無比……
  後來杜修賢和妻子帶著女兒們去西花廳時,他們的三女兒剛出世不久,他的妻子抱抱又放下,考慮再三,還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嬰兒和一摞尿布。
  「這是進中南海,你當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帶這麼多尿布雅觀嗎?」
  杜修賢沒好氣地對妻子說。
  兩個女兒進了西花廳就亂蹦亂跳的,以為進了什麼公園,不等他們拉住就撒開兩條小腿不見了影子。鄧穎超從屋裡出來,一見,愛得什麼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著大的一手抱著小的,眼睛還四下裡尋。

  走近周恩來(3)

  「老三呢……小的那個呢?」
  妻子朝杜修賢投來責備的目光,對鄧穎超說:「孩子太小,一會兒就哭鬧,怕……打攪大姐的工作,再說帶小孩子出門,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麼關係呀?我就想看看這般大的奶娃娃,聞聞奶香,毛茸茸的多可愛。
  唉……」
  她不無遺憾地用手比畫嬰兒的模樣。
  看到鄧大姐這樣喜歡孩子,杜修賢心裡也後悔了,不該顧忌這顧忌那的,將小女兒留在家裡,結果給鄧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杜修賢他們再三保證:下次一定將毛娃娃帶來!鄧穎超的臉上才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孩子調皮,又有個面慈心善的奶奶寵著,歡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滿地毯上打滾。杜修賢兩口子在一旁又急又氣,幾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們。
  鄧穎超不讓。
  「哎,孩子調皮愛動,不是壞事。說明她們愛動腦筋,有個性。聰明的孩子往往是調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嚴。」
  時間真快,該告辭了。鄧穎超笑瞇瞇地拉著孩子們,走到屋外,選好背景、摟住兩個孩子合影留念,鏡頭裡的熱烈場景真讓杜修賢感動也讓他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兒育女,可我們的大姐選擇革命的同時也選擇了終身缺憾,放棄了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這高尚而高昂的代價,竟是這樣地殘酷……
  他們離去時,鄧穎超一直相送到大門口才收住步,親了親兩個淚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杜修賢的妻子眼眶紅了,移開視線……
  兩個小傢伙走出好遠,還不住地回首,望著向她們依依招手的鄧奶奶。
  「下次別忘了帶毛娃娃來玩哪!」
  春風從他們的背後送來了鄧大姐的叮嚀。
  杜修賢至今想起都不能原諒自己,小女兒兩歲他都未能兌現自己向鄧大姐許下的承諾。這不難兌現的承諾竟在繁忙和顧忌中無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機場相遇,真不知道會將大姐的願望拖延到何時。
  1964年夏季,杜修賢隨總理出訪。他的妻子攜已由奶娃娃長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機場送他。鄧穎超在候機廳裡一眼就看見了杜修賢他們,連連朝他們招手,叫他們過去。孩子膽怯地望著蹲下身和她平視的陌生人,想哭。可鄧穎超高興極了,摟過孩子,對著小臉龐「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說:
  「啊呀呀……瞧瞧,我們的奶娃娃長這麼大了。你這麼一點大時,我就讓你媽媽帶你來玩……你媽就不帶你來,你說,這是媽媽不對,是嗎?」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動著頭,衝著鄧穎超「咯咯……咯」傻笑個不停。
  鄧穎超笑得更開心。
  杜修賢趕緊搶拍下這幕洋溢天倫情趣的生動畫面。


  第三章

  踏遍大慶和大寨(1)

  數萬建設者用自己的汗水鑄就了一個讓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非常舒心的名字—大慶。第一次視察大慶,周恩來滿懷豪情地稱讚道:「咱們工人階級就是有力量!」
  從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又稱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渡過難關,必須調整經濟。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鞏固已經取得的建設成果,充實能夠發揮經濟效益的生產部門
  ,提高管理能力和勞動生產率。
  擺脫困境,調整經濟,就這樣成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主題。對中國人來說,這無疑也是一場並不輕鬆的挑戰。
  在挑戰面前,最能看出一個民族的性格。正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艱苦創業、英雄輩出的年代。
  在千里沃野的東北松嫩平原上,數萬名共和國的建設者用自己的汗水鑄就了一個曾經令中國人滿懷自豪的名字,一個讓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非常舒心的名字——大慶。
  作為我國最大的油田,大慶為我國實現石油自給,徹底甩掉「貧油」的帽子,基本改變石油依靠進口的局面,做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大慶在艱苦創業中所體現的「鐵人」精神,曾經是一個時代中國人民的一面心靈旗幟。
  也許是作為國民經濟的「總管家」,周恩來更深切地感到實現石油自給的喜悅與自豪,1962、1963、1966年曾3次視察大慶。在短短的4年中,3次視察一個大企業,這在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中還是較為鮮見的。
  1962年6月21日,是大慶油田的建設者們一個興高采烈的日子。
  這一天,他們迎來了他們為之奮鬥的共和國的總理。這也是大慶油田迎來的第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上午10點半,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大慶石油會戰指揮部余秋裡、康世恩等的陪同下,來到大慶油田。
  一下火車,周恩來就同前來迎接的幹部和群眾代表緊緊握手。看著這些幹部和群眾一個個都穿著布衣和草鞋,周恩來滿懷深情地重複著一句話:「同志們辛苦了!同志們辛苦了!」
  周恩來是頭一天晚上由齊齊哈爾乘火車到大慶的。在列車上,他聽取了余秋裡和康世恩關於大慶油田會戰情況的匯報,一直到凌晨兩點多。
  考慮到周恩來一路勞頓,頭一天晚上又沒休息好,出了車站,康世恩就請示:「總理,還是先休息一會兒吧!」
  周恩來擺了擺手,興致勃勃地說:「不用了,時間不多,抓緊時間在大慶多看幾眼。」
  周恩來與鄧穎超首先來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鑽井隊。他健步登上鑽井台,同工人們親切地握手問好。
  一位值班工人兩手都是油污和泥漿,見周恩來把手伸出來要與他握手,便急忙用手在衣服上猛擦。
  「沒關係,我也當過工人。」沒等這位工人擦完,周恩來就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抖了幾抖,風趣地說:「咱們工人階級就是有力量!」
  接著,周恩來又和工人們拉起了家常,關切地詢問他們多大年紀,老家在哪裡,當了幾年鑽井工人,愛人接來沒有,冬天野外鑽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和不暖和……
  鑽機歡快的轟鳴聲、共和國總理和石油工人們的爽朗笑聲匯成了松嫩平原上一道獨特的風景。攝影師不失時機地拍下了這動人的一幕。
  「這國產鑽機的性能怎麼樣啊?」望著這歡快的鑽機,周恩來大聲地問工人們。
  「不錯,很好使。」
  「好哇,希望你們用我們的國產鑽機多打井,打好井。」周恩來高興地說。
  一位柴油機司機因為正在值班,看著大家與共和國總理有說有笑,流露出羨慕的眼神。細心的周恩來發現了,便朝這位司機走過去。
  但是,從鑽機的司鑽位置到柴油機司機的位置,僅有一條很狹窄的過道。周恩來側身擠了過去,握住了那位司機滿是油污和老繭的手,深情地說:「辛苦了!」
  柴油機司機激動得熱淚盈眶,握住周恩來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離開鑽井工地時,工人們見共和國總理這麼平易近人,就大膽提出:「總理,我們與您照張相可以嗎?」
  「可以!」周恩來爽朗地說。
  於是,周恩來親自給大家排好隊形。當攝影師正要拍照時,周恩來突然說:「等一等。」
  原來是在附近鋤地的家屬們看到這兒熱熱鬧鬧,跑過來了。周恩來溫和地笑著,向他們招手,讓他們一起過來照相。
  隊形排好後,周恩來伸出兩個胳膊,搭在旁邊的兩位老工人的肩上,微笑著,在照相機快門的「卡嚓」聲中,給歷史留下了輕鬆的一刻。
  離開鑽井工地,周恩來又來到北二注水站。這是大慶首先創立崗位責任制的試點單位。
  周恩來詳細查看了貼在牆上的各項崗位責任制度,邊看邊點頭說:「好,你們這樣做很好。」當看到泵站流程圖沒有填寫繪圖時間時,囑咐說:「要把時間標上。」
  鄧穎超在旁邊補充說:「記上日期,別人看著明顯。」
  臨走時,周恩來對化驗員意味深長地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啊!」
  周恩來的話,對北二注水站的職工鼓舞很大。在此後的幾十年裡,這個站的職工堅守崗位,一絲不苟,從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從注水站出來,陪同人員示意說:「時間不短了。」周恩來說:「沒關係,來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心裡高興啊!」
  接著,周恩來又來到職工的食堂和宿舍。
  當時,正是國家三年經濟困難,大慶艱苦創業、進行石油大會戰的時候。大慶全體幹部職工住牛棚、干打壘,每天以5兩糧加野菜,日夜奮戰。
  在食堂,周恩來揭開鍋蓋,用勺子攪了攪正在煮著的高粱米稀粥。又揭開另一個鍋蓋,裡面是一鍋菜湯,周恩來用勺子盛了一點,嘗了嘗。而後對炊事員陳玉珍說:「你們很辛苦哇!」

  踏遍大慶和大寨(2)

  陳玉珍回答說:「不辛苦。」周恩來深沉地說:「艱苦是一個事實,說不艱苦是假的。人家卡我們的脖子要債,又遇上自然災害,現在確實存在困難,但我們只要堅持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將來一定會好起來的!」
  出了食堂門後,周恩來見200米開外的一位職工家屬模樣的人從地窩子裡出來倒垃圾,便走了過去。
  陪同人員說:「總理,別去了吧。」
  周恩來像沒聽見似的,一個勁兒地往地窩子走去。
  出來倒垃圾的家屬楊得群又激動,又後悔:怎麼偏偏讓總理看見了呢!她滿臉通紅,不好意思地對周恩來說:「裡面又黑又暗,首長就別進去了。」
  「不要緊,你們能住,我就能進。」說著,總理一低頭,一彎腰,就進了地窩子。
  沒有傢俱,只有最起碼的幾件生活用具。一張簡易的土炕上,一個剛剛滿月的孩子靜靜地躺在上面。
  看著這一切,周恩來充滿深情地說:「同志們,現在生活確實很艱苦,但將來一定會好起來。」
  視察中,周恩來對余秋裡、康世恩等人說:「要想辦法改善工人們的生活。像大慶這樣的礦區,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設居民點,把家屬組織起來參加農副業生產,做到工農結合,城鄉結合,這樣對生產、生活都有好處。」後來,周恩來又把這幾句話概括為「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成了大慶油田建設的一個指導方針。
  周恩來來到大慶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油田。晚上,當周恩來要離開大慶時,工人們和家屬們自發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到車站,為共和國總理送行。
  那種場面,那種情緒,非常動人。周恩來已經上了火車,又再次下車,向送行的群眾揮手告別。
  ……
  毛澤東說:窮山溝裡也能寫出好文章。一個裹著白毛巾的農民,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他對著萬餘名聽眾把爛熟於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對著萬餘名衣著筆挺的聽眾和台下閃爍的各級軍官的肩章,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把爛熟於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聽眾們盯著這位不同凡響的農民打扮的大隊書記,隨著陳永貴講的那些新鮮生動的英雄般的故事,時而振奮,時而沉靜,時而發出笑聲。講到精彩處,陳永貴還不緊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廳中靜得連那茶水下嚥的咕嘟聲都清晰可聞。陳永貴著重講的正是在大寨歷史中表現出來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他講合作化,講三戰狼窩掌,講抗災,講三不要三不少,講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講憑著人的志氣打糧食。他的報告與當時瀰漫在全社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很合拍,大家聽了使勁鼓掌,報告大獲成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還播送了陳永貴的傳奇般的講話。節目播出後,中央台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來信。這些幾十年前的舊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氣氛,傳達出那時的社會輿論對人的志氣、意志、幹勁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證明一個學大寨的運動正在自發地形成。
  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澤東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鐵、劉子厚和陶魯笳等幾個人,到他停在邯鄲的專列上,聽取工作匯報。陶魯笳匯報說,前不久他在昔陽縣大寨大隊蹲點,瞭解到這個大隊的生產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書記陳永貴是個生產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對管理工作抓得很嚴,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發出通知,要求全省農村黨支部書記向陳永貴學習。陳永貴提出過一個很好的口號,叫做「參加生產,領導生產」。這時毛澤東說:「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樣,紙上談兵不行;你不參加打仗,怎麼會指揮戰爭呢!」
  接著陶魯笳繼續匯報說,陳永貴要求每個黨員的勞動要好於一般群眾,支部委員要好於一般黨員,支部書記更要好於一般委員。他認為只有這樣,黨支部才有資格領導生產。初級社剛成立時,村裡的地主富農分子暗中輕蔑地說:「看這些窮小子們還辦社哩,兔子尾巴長不了,用不了幾年,非讓他們吃塌了不可。」陳永貴得知後在黨員大會上說:「我們每個同志都要橫下一條心,絕不佔公家一點便宜,讓他們看看,共產黨員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人。」十年來,大寨全村的工分賬和財務賬,從來是一清二楚,接受群眾監督,定期向社員公佈。群眾稱他們的支部書記是貼心書記,會計是保險會計。大寨的評工記分,照陳永貴的說法是「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
  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評工記分就是不要搞繁瑣哲學。又有差別,又不懸殊,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
  陶魯笳又接著匯報說: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幹,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說,「你沒有新套套,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它不會給你增產一斤糧食。」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是經常請教山西農學院的科學技術人員,經過科學試驗得出來的。所以很見效。正如他說的,「集體生產有了新套套,才能變思想、變技術、變土地,才能穩產高產。」從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來,大寨年年增產,年年增加上交國家的徵購糧。大躍進那幾年,許多農村幹部浮誇虛報,說他們的糧食平均畝產已過了長江,超過了800斤甚至1000斤時,大寨卻如實上報糧食單產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陳永貴正在縣裡參加人代會,他聽到後立即繞走山路回到村裡。群眾一見他就說:「永貴你看這麼大的災,咱們怎麼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觀得哭了起來。陳永貴先問大家:「人沖走了沒有?牲口沖走了沒有?」大家說:「沒有。」然後他挺起腰桿說:「沒有沖走一個人,沒有沖走一頭牲口,這就是大喜事,應該開慶祝會,還哭什麼?毛主席說過,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老天爺也是個紙老虎,欺軟怕硬,你硬了,它就軟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手,靠兩隻手我們就能改天換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就是這樣,他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斗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跡。被洪水沖倒在泥漿裡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來,培土施肥,千方百計地救活了。結果,除少量完全被衝垮了的梯田絕收外,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10年造地規劃,建設抗禦旱澇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溝壩田、河灘田。被洪水沖毀的舊大寨,也按照統一規劃,用集體的公共積累,重建家園。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間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改觀的新大寨。僅僅半年多的時間,半數社員就歡欣鼓舞地搬進了新居。這真是一個奇跡!他們選擇一處又長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寫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換地」赫然醒目的八個大字。這八個大字活現了大寨人的雄心壯志。

  踏遍大慶和大寨(3)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農村、城市各級黨組織發出了向大寨人民學習的通知後,到大寨去參觀的人越來越多,都驚歎大寨人個個是改天換地的勞動英雄。
  毛澤東聽到這裡,饒有興趣地問陶魯笳:「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
  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並說,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他
  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他雖然不識多少字,書本知識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工作能力。他是個善於向社會實踐學習的人,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還懂得什麼叫邏輯。不久前他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陶魯笳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這時,毛澤東對大寨和陳永貴以肯定和讚賞的語氣說:「窮山溝裡出好文章。唐朝時山西有個大學問家柳宗元,他在我們湖南零陵縣做過官,那裡也是窮山區,他在那裡寫過許多好文章。」
  毛澤東又高興地問陶魯笳:「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
  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來總理就派農業部長廖魯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著重總結了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按照農業「八字憲法」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經驗。他特別讚賞大寨經過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為活土層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的「海綿田」。他認為這種「海綿田」對於發展我國旱作農業具有普遍的科學意義。他回京後,向周總理和毛主席作了書面匯報。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在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講: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種好16億畝地的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產高產田,要逐步減少糧食進口,以增加新技術的進口,需要加強內地建設。這或許就是農業學大寨的來由吧。至於「農業學大寨」這個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見的是1966年8月14日發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其中在講到毛澤東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中,就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公開表彰大寨是農業戰線的一個先進典型。眾所周知,這個報告是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周總理在報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並成了2900塊,並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係,他們只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糧食,平均每戶每年交售2000斤。
  最後,周總理概括大寨精神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會期間,周總理看到一份《內參》上登了一個記者的報道,說大寨耕地畝數不實,今年糧食平均畝產跨過長江、超過800斤的報道也不實。周總理當即找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山西省省長衛恆和陶魯笳三人到中南海,專門詢問此事,並要他們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實糧食產量。周總理說,如果確有虛假,《政府工作報告》公佈後,外國記者會把它捅出去的,這樣國際影響就很不好。於是,他們立即派農業廳廳長康丕烈和省委辦公室副主任劉貫文帶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國務院工作組一道進行了一個多月查田定產工作。最後經過核實,大寨耕地面積為796.69畝,1964年糧食平均畝產809斤,跨過了長江。他們一面上報周總理,一面在省內也作了通報,因為省內不少人對此也是有懷疑的。事實證明,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經驗的基本總結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當時大寨的實際情況的。
  第一次走進大寨的周恩來,是那樣地精神抖擻,興致勃勃,連草帽都不肯戴。大寨人發現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竟這樣平易近人。
  1965年5月21日,這是令大寨人最難忘的一天。周恩來和李先念陪同阿爾巴尼亞貴賓,第一次來到大寨視察。
  這天周恩來坐的是直升飛機,一路顛簸,身體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剛休息一會兒,就去山上視察。他視察走的路線,轉一圈就是八華里。烈日當空,熱風拂面,年輕人跑一趟,還覺得累得慌。可是,周恩來卻那樣精神抖擻,興致勃勃,連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窩掌,
  山洪餓狼亂石塊。」
  三戰狼窩掌是大寨人戰天斗地的一個縮影。周恩來第一次來大寨,就很重視大寨的農田基本建設。他聽了說明員的介紹以後,又叫陳永貴講大寨是怎樣治理狼窩掌的。參觀狼窩掌的時候,他看得很細緻,想的問題十分周到。他很關心當時的工程能不能頂住像1963年那樣大的洪水,建議挖一些排水溝,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為害。看完狼窩掌以後,周恩來對大寨人三治狼窩掌的艱苦奮鬥精神讚不絕口。
  周恩來第二次來大寨時,時間安排得很緊。從早上8點多到下午4點多離開,除了吃飯,總理一刻都沒休息。那天午飯後,鄧穎超要看一看狼窩掌,周恩來高興地說:「是啊,到大寨來,不去看狼窩掌,就不能算來過大寨。狼窩掌一定要看。」鄧穎超臨行前,專程去看了狼窩掌。

  踏遍大慶和大寨(4)

  從狼窩掌回來,周恩來又走進了展覽館。
  大寨展覽館,通過實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過的艱辛歷程。周恩來對展覽的內容看得很細緻,問得很詳細。他看了大寨今昔對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後說:「這個展覽辦得好,內容豐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義。」
  展覽館裡,還陳列著梁便良、牛國棟、石桂林等人在舊社會穿過的衣服,蓋過的被子,用過的枕頭,討飯的籃子等。周恩來拿起牛國棟一家三代人枕過的一個木枕頭,囑咐攝影的同志,把這些實物一件件拍照下來,教育廣大青少年。
  周恩來還仔細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對了剛才視察走過的地方。陳永貴笑著說:「總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該跑累了。」周恩來笑了笑說:「我們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對工作這樣不辭勞苦,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給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僅有樹一萬餘株,其中果樹一千餘株。1963年,周恩來特別指示大寨要多種果樹,走綜合治山的道路。於是大寨加強了對林業生產的力度。幾年內,綠化荒山300餘畝,植樹10多萬株,其中果樹4萬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禿禿的虎頭山,如今被一片蔥綠覆蓋了。七溝八梁一面坡上長起了成片林木,有蘋果、葡萄、梨、桃……酸棗樹上嫁接的大紅棗,結滿了纍纍的果實。現在每年光是各種干鮮果品,收入就相當可觀。
  當周恩來站在虎頭山上看見座座荒山披上了綠裝,心中充滿了喜悅。他說:「要是把所有山頭,都植上樹木,該多好哇!」並囑咐說:「要多種樹,發展林業,水果樹、乾果樹、木材樹都要種。」還鼓勵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棗樹嫁接成大紅棗樹。
  1973年周恩來第三次來大寨時,虎頭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樹、蘋果樹和松柏林,近村周圍栽滿了桃樹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長著株株核桃樹,田邊地角的酸棗樹都嫁接了大棗。周恩來滿心歡喜。特別是聽說酸棗樹嫁接的大棗樹,已經結了不少果實,他高興地笑出了聲。
  看看虎頭山變成了花果山,嘗著蜜甜的新鮮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總理的遠見卓識,大寨的林業也包含著總理的心血!
  大寨是個山區,地面沒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體化前地裡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連吃水都困難。集體化後,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的「海綿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給全村吃用以外,還可以用來漚肥。
  這次,周恩來來大寨視察時,十分關懷大寨的水利建設。他專門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細地詢問:這個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機器馬力有多大?陳永貴回答了這三個問題以後,接著說:水夠人吃了,還能解決一些漚肥用水。
  中午,在歡迎貴賓的飯桌上,周恩來又談到了水利問題,他突然問大寨黨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麼辦?」周恩來不等他們回答,又發問道:「三年大旱怎麼辦?在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情嘛!要想辦法徹底解決水源問題。」
  支部的同志被問住了。他們不能不驚歎周恩來考慮問題是這樣周到、長遠!
  在這以後,大寨人把周恩來的這句發問永遠記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援下,奮戰50多天,建成了一條全長14華里的「軍民渠」,把昔陽縣郭莊水庫的水引到了虎頭山。軍民並肩戰鬥,又在虎頭山上修起了一個可以蓄水34000擔的「支農池」。以後大寨人又相繼建成了5個蓄水池,總共可以蓄水8萬擔,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災,從種到收沒有落過透雨。這場大旱真的連續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幹得非常出色,戰勝了三年大旱,奪得了沒有見過的大豐收。糧食總產量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
  周恩來第一次視察大寨,一進村,他就問頭一任鐵姑娘隊長趙素蘭,去年做了多少個勞動日。素蘭子如實作了匯報。周恩來親切鼓勵說:「好,好,要好好學習,要好好勞動。」
  那天,周恩來又到了素蘭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蘭子爹趙懷利嘮起來。總理問:「你今年多大歲數?身體好嗎?」
  懷利開頭跟總理說話心有點跳,拘束地說:「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來笑著問:「你看我多大歲數?」
  懷利見總理這麼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認真地端詳了總理慈祥的面容說:「有五十來歲吧!」
  周恩來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個指頭說:「我比你還大三歲呢!在座的人,除了我歲數大,就數你了,咱們可都得抓緊時間干社會主義噢!」
  周恩來的視察就要結束了,大寨人發現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竟這樣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裡人一樣。當周恩來離開大寨時,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廣場送行,看著總理遠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淚。


  第四章

  心裡裝著百姓苦(1)

  周恩來不是「大躍進」中的得志者,卻是「大躍進」後的苦行者。秘書發現周恩來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許多。
  從1957年起,神州大地開始發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萬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產主義「狂想曲」,把一輩子受苦受窮的人民都鼓動了起來,夢想著早日走進糧食成山,食油成河,鈔票作廢的「神仙樂園」。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從土疙瘩裡升
  了天。毛澤東看到這一個個激動人心的「衛星」,由衷地高興。他多麼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間擺脫貧窮走進共產主義!「浮誇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目光緊緊吸在「衛星」的表層。在中南海肯定和讚許聲中,一系列的「大」出現了:大辦農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大辦食堂……好像沒有一個「大」字打頭,就失去了人定勝天的力量。
  周恩來不是三年「大躍進」中的得志者,卻是「大躍進」後的苦行者。他在這場熱鬧非凡的大運動中,一直處在挨批評的地位,這是他漫長的政治生涯裡少有的長時間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有一年就要完成,冒進的苗頭開始顯露出來的時候,他就發現經濟建設速度過快,突飛猛進的背後似乎預示著某種災禍,驚人上漲的數字不一定是個好預兆。他開始觀察、思考,進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來到伯延調查的周恩來沒有想到一個農民的話這麼尖銳並充滿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直言批評「大躍進」時,毛澤東又重提周恩來「反冒進」之事,使他無法回到以前的觀點上。毛澤東說:「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大會上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的洩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了。如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
  對周恩來的批評因為出現了彭德懷事件而轉移了。但是,周恩來心裡受壓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視為落後於時代的保守派。
  然而沒有多久,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大躍進」不是把農民們帶進「共產主義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觀經濟規律的審判台。冒進後的問題「兵敗如山倒」似的滾滾湧來。幾乎一夜之間,宣傳家們用最美的詞句描繪的前景像海市蜃樓般地不見了。外債、飢餓像瘟疫一樣在全國蔓延,農村首當其衝。
  當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患病、死亡的報告擺到了共和國的領導者面前時,他們痛心得流淚了,這才發現急於改變貧窮,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主觀願望是那樣地不切實際。
  為了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尤其是對農業生產的恢復,中央不得不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這副重擔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國總管家周恩來的身上。
  調整從哪裡入手?還是從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入手。而要調整農業,又首先必須從調整對農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連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研究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村政策的調整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沉重地說:「現在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越急就越辦不成。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
  為了徹底摸清國民經濟狀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真正把政策調整落到實處,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搞個實事求是的一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來到了伯延村實地調查,重點是食堂、供給制和包工包產。此前,周恩來早已派出了他的「先頭部隊」——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率一個工作組在伯延調查,事先也得知伯延的一些情況。
  這一次,鄧穎超也帶病和周恩來一同下去。總理一般出訪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為總理不願意讓家裡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務,另一方面鄧穎超身體不好,患了嚴重的胃病。這次到河北,鄧穎超的病情好了一點,總理有意讓她出來換換環境,順便做一些調查研究。但是總理在農村召開會議時,鄧穎超一般都坐在外圍的地方,她只能帶耳朵聽而不能帶嘴講話。以前總理曾說過,夫人有時出面講話,別人會當是我這個總理講話,這樣不利於工作。
  這一次攝影記者杜修賢也隨同採訪,以前他跟隨總理出訪,看慣了總理一塵不染的筆挺衣著和瀟灑的風度。這次出發時猛一看總理下農村的裝束,覺得好笑:一身棉布質的灰色中山裝,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皺巴巴的;熱了,乾脆敞開懷,一手抓住衣襟當扇子,呼啦呼啦地扇了起來。儘管外表如此「土」,卻掩蓋不住周恩來的儒雅之氣。只是眉宇間掛著的一絲憂慮,讓隨行的人們感到,這次下鄉對於總理來說並不是一樁輕鬆的事。
  1961年5月3日,周恩來一行來到河北武安縣的一個公社,住在部隊的營房裡,早晚回營房吃飯,中午就在視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是個公社,有十多個自然村落,人口27 000人,辦公共食堂比較早。現在,受災面大,饑荒嚴重。周恩來這次到農村是帶著考察題目來的,主要有三點:食堂、供給制、包工包產。
  周恩來在伯延調查了4天,先後召集了大小隊幹部、社員群眾、農機站和修配廠的人開會7次,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
  「周恩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說八道的。」被叫來參加會議的社員,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他的。農民們雖不知國務院總理屬於多少級幹部,但他們知道宰相的份量。見總理挨個兒問他們,他們只是笑,也不敢亂回答。生怕說得不好,讓幹部怪罪,叫總理笑話。周恩來見群眾對食堂問題有顧慮,就開口說:「食堂是上面叫辦的,下面報告說好,我們沒有調查,首先是我沒有調查,就相信了。現在調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們就不辦!」周恩來的這番開門見山的講話,一下子消除了大家的拘謹,氣氛活躍了起來。結果,到會的12名社員代表,有10名敞開喉嚨反對辦食堂。

  心裡裝著百姓苦(2)

  其實,到會的社員不知道,周恩來為了掌握真正的情況,曾和工作人員一道「偷襲」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總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趕快叫社員們先打飯吃。等周恩來一行就餐時,不見一個社員的影子。他見桌上為他備了豬肉和雞蛋,就奇怪地問:「平時你們也吃這麼好嗎?」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說:「是的,是的。」周恩來笑著說:「那你們
  比我們在北京生活還好哇!不過,今天,我不能吃。蘇聯逼債,我立了規矩,不吃雞蛋,不吃豬肉。給村裡的病號吃吧,他們比我需要。」大家正猶豫中,總理就讓工作人員把一碗肉和一盤炒雞蛋端走了。
  村幹部以為周恩來不會再去食堂了。可只過了一天,他又悄悄來到另一個村的食堂,但他還是去晚了,社員已經吃完回家了。炊事員一見總理來,措手不及,連忙蓋鍋蓋,說沒有吃的東西了。隨同的公社幹部就叫總理回公社吃。
  周恩來也不說話,逕直走到大鍋前,揭開鍋蓋,見裡面還剩些玉米糊糊,二話不說,拿碗就盛。炊事員慌了,要用乾淨的毛巾替總理擦擦黑□□的碗。周恩來擺擺手,「這沒關係,不用擦。」這是周恩來來農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飯。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來心裡對食堂的情況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還沒有調查清楚社員是不是能真正吃飽。公社領導在匯報情況時說,食堂能讓社員放開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飽。可周恩來發現村子裡有不少浮腫病人,知道公社領導匯報有假。
  周恩來又一次召集社員開會,這次人多,黑壓壓擠了一大房子。周恩來坐在會場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樣,一開始群眾不敢說話,敢說話的人也只說食堂好,能吃飽。周恩來見老百姓有壓力,便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自己。「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場子還是很靜,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見一個農民蹲在他身邊,悶頭吸煙,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不說話?」別的人回答說叫「二廷」。
  二廷見總理問,彈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著脖子,「總理,你叫說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啦。」
  二廷狠狠嚥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樣,「要說真話,剛才說的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好,食堂吃不飽。」周恩來立即直起身子,神情異常認真,「為什麼吃不飽?」
  「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一點,他們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點,幹部多吃一點,到我們社員嘴的才有三四兩,能吃飽嗎?要自己做,湯湯水水的總能糊飽肚子。別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幾個娃娃,我還是願意自己做!」二廷的話像拉開閘,大家七嘴八舌訴說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號啕大哭起來。
  周恩來的心在一點點地下沉,這比指他的鼻子罵他還要難受哇。老百姓在食堂裡挨餓,可是中央還不知道,他這個總理還不知道,慚愧呀!「鄉親們,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讓大家挨餓了。食堂辦不好,就不辦。」
  二廷不相信地問:「不是糊弄我們?」
  「不是!」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二廷愣沖沖地說了這麼一句。
  周恩來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尷尬地望著若無其事的二廷。剛才還熱熱鬧鬧的會場頓時陷入難堪的沉寂,連一聲咳嗽都沒有。過了好一陣,周恩來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聲對二廷說:「好!你往下說,為什麼再過兩年,連我也會餓死?」
  二廷也不害怕,「說就說!我們吃不飽,沒勁幹活,地裡打不上糧……長那一點糧還不夠咱生啃著吃呢!哪有糧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國庫,兩年不交,還有國庫,三年不交呢?國庫還有嗎?你當總理也要吃飯,國庫沒糧,你能不挨餓?」
  周恩來的眼眶潮了,激動地說:「二廷,你是我下來碰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得對,我很難過。上面不瞭解情況,下面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我能不難過?」
  周恩來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壯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來走南闖北,很少有人能說住我,今天算你行,說住了我。二廷,咱們交個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剛濛濛亮,周恩來找到了二廷的家,邊喊著二廷的名字,邊跨進了門。二廷還躺在床上,見總理進來連忙爬了起來。周恩來拍拍二廷的腿說:「二廷你辛苦了。」「總理請坐吧,我家又窮又小,就坐床上吧。」總理側過頭來一看,床裡邊一溜排睡著幾個孩子,有兩個醒了,睜著黑溜溜的眼睛,從被窩縫裡朝外張望。總理摸摸他們的頭問:「二廷,這4個孩子都是你的嗎?唉,不容易呀!大的大,小的小,你又當爹又當媽,夠累的呀!」二廷連忙說:「不累不累,總理管大事才累呢。」總理撫摸著一個小一點的女孩的頭說:「我和鄧穎超沒有孩子,我幫你帶個女兒吧,養大後再送回來。」二廷的頭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媽死時對我說,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負孩子她媽。總理,孩子我不能讓你帶,我養得過來。」二廷說到這兒,兩行清淚順著這位才三十多歲卻已經過早衰老的農民的臉頰淌了下來。
  周恩來也難過地背過臉去。
  「甚?總理也有過辮子?」當今總理與農民開始了無拘束的談話。聽說要解散食堂,人群裡擠出一個老漢,衝著周恩來磕了一個響頭,「周大人……我給您請安……」
  在伯延的幾天裡,周恩來總是想法一個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視線,獨自去串門。以前在中南海,身邊總是跟著工作人員,他也不嫌受約束。可一到農村,也不知是回歸大自然,還是他的天性返璞歸真,外出時,周恩來總想爭取「獨立自由」,有時剛還見他歪在椅邊休息,轉眼就不見了,大家好緊張,趕快分頭去找。

  心裡裝著百姓苦(3)

  杜修賢到底是記者出身,眼睛觀察快,發現不遠的一戶人家的煙囪冒煙,沒準兒總理上那戶去了。走近一看,總理果然在和人家談話。原來,那時只讓社員吃食堂,不讓在家裡做飯,住家的煙囪冒煙是不正常現象。冒煙那戶的老人不認識總理,覺得他是幹部,就遞木凳給他坐。總理剛想坐,見有個姑娘剛下工回來,就一把把凳子遞給了那姑娘坐,還說:「你勞動了,你比我累。」然後,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門檻上,和主人一個在裡,一個在外聊了起來。杜修賢一見,上前就是一個「卡嚓」。
  周恩來衝他擺手,「別跟著我,你那個『卡嚓』,把人家嚇住了。」
  杜修賢只好轉到總理看不見的地方,等他再「行動」時上前抓拍。一會兒,周恩來隨主人進了屋,見鍋台冒熱氣,就揭開鍋蓋看看,屋裡黑,他看不清,還以為燒的是水。他要走時,發現了地上的榆樹葉,馬上預感到什麼,又折回身,第二次揭開鍋,用嘴吹吹熱氣,定睛一看,原來是榆樹葉和糧的稀糊糊。總理輕輕放下鍋蓋,重重地歎了口氣,出了門自言自語:「有了食堂還『兩頭冒煙』,吃不飽的食堂要它幹什麼?」
  杜修賢跟在後面好笑,總理這次下農村,學了不少「民間文學」,剛才說的「兩頭冒煙」就是當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時在中南海,總理說話嚴肅、認真,很少與工作人員開玩笑。但在伯延,周恩來卻像換了一個人,話多了,儘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卻好得很。
  杜修賢至今還記得總理和一個老農一段有趣的談話,竟是那樣坦誠直率:「你多大歲數了?」
  老農答:「65歲啦,老了,不中用了。」
  「屬什麼?」
  「雞。」
  「比我大一歲。我屬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過辮子嗎?」
  「留過。」
  「我也留過,還挺長的。」
  「甚?總理也有過辮子?」
  「總理也不是生下來就是總理。那時誰不留?不留還不漂亮呢!」
  「嘿嘿……」兩位老人都樂了起來。
  「你為什麼不入食堂?」家常一拉,總理馬上就切入正題。
  都是留過辮子的人,老農陡生親切,說話也多了:「食堂吃飯不對胃口,自己做飯方便,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想吃了,糧還在家擱著,飛不了。食堂吃飯不吃白不吃,誰也不省著點。那年頭,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糧?這不,遭報應了不?要是不辦食堂,種地的莊稼戶誰能不省著點過?糧多少還會有點的,也不會餓成這德行!」
  「是啊!我和鄧穎超也入過食堂,開會多,來人多,不方便哪,沒幾天我也退了食堂。」總理感慨著好像在對自己說。
  「你不入食堂當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誰敢怎麼樣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鬥我,說我是社會主義絆腳石。」
  周恩來苦笑了,萬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時間,中國乒乓健兒榮獲多項世界冠軍,總理非常高興。他請小將們到中南海作表演,中午中南海食堂供應的飯菜有限,總理就自己掏錢讓工作人員去外頭買回一些食品,請幾位運動員在家裡吃了一頓午餐。
  「老哥,不能這麼說,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總理?你是社會主義,我也是社會主義。唉,以前我不專管糧食工作,現在卻要天天過問糧食情況,你們沒糧吃,就不要我當你們的總理了。大官也會被老百姓罷官的呀!」
  老農張開豁了牙的嘴樂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難念的經,總理也有疙瘩的時候。咱這點鬥爭算個甚?」
  5月6日,也是周恩來在伯延的最後一天。臨離開伯延的時候,他又召集社員開會,他要親口告訴大家一個決定——伯延村解散食堂,並通知食堂做好給社員發口糧的準備,到10日要基本將農民生活安頓妥當。當時滿滿一院子群眾,一聽總理下命令啦,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總理跟前擠,要和總理握個手。總理身不由己被沸騰的群眾簇擁著走出會場大院,本該朝北走,因他的車子停在北村口,可群眾卻擁著他往南走,警衛人員攔都攔不住。總理一看,原來南面還有好多群眾等著和他握手告別,他就索性繞著伯延的街走了一個圈。走到村東頭,突然,從人群裡擠出一個老漢,衝著總理,「撲通」雙膝著地,磕了一個響頭,「周大人……我給您請安……」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磕頭搞蒙了,連杜修賢這個「快手」也愣著不動彈了。還是周恩來反應快,一把把淚流滿面的老漢攙起來,「老鄉,有話好好說……」邊說邊彎下腰要替老漢撣膝蓋上的土。老漢拽住周恩來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縐縐地自責:「我失禮了,失禮了。」
  如果不是縣城有會議等著周恩來,他是準備跟老漢好好聊聊的,問他為什麼會攔道磕頭,是不是有什麼難言的委屈。
  周恩來上車後,還顯得不安,就叫身邊的秘書留下來,囑咐道:「查一下老人為什麼磕頭。如果有特殊情況,我明天再來伯延。」
  原來這個老漢是另一個村的單身漢,吃不飽,浮腫無力。有人攛掇他找總理反映情況,不吃食堂。他一早就奔到伯延來,沒想到總理正好在宣佈解散食堂,那他還有什麼苦好訴?他擠了半天,才擠到總理跟前,將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為兩行清淚和一個跪拜。
  周恩來秘書找到老漢,還沒問幾句,老漢動氣了,覺得這秘書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禮節,「總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這就對了。過去宰相下來,要黃土鋪街,清水灑路。現在也沒這個禮了……不像話!我見了總理磕頭,只是想講究個禮節。你們還來問我為什麼。咱農民有這麼好的總理,磕個頭有啥?好像社會主義就不講究禮節似的?越來越沒有規矩,不像話!」

  心裡裝著百姓苦(4)

  老漢氣呼呼地好一頓責備年輕人不懂規矩。秘書一見,也不忍心說他什麼。老漢一番祖上禮節經,雖說像老古董,背了時,但是他愛總理的心卻是淳樸自然的。周恩來聽秘書繪聲繪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來。慢慢收住笑後,臉上卻浮現了愧疚的神色。大家以為總理會批評老漢這種封建禮儀的做法,可他什麼也沒說。
  回到寢室,已是凌晨。周恩來卻無法入眠,幾天來的調查和思考,他覺得應該向毛澤東
  匯報下面的情況,不管以後他自己的處境會怎樣。
  凌晨3點,周恩來給遠在上海的毛澤東掛通了電話。電話內容較長,簡單歸納為4點:「第一,食堂問題,社員願意回家做飯。我已經搞了解散食堂的試點。第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第三,群眾要求恢復評工記分,我認為這個辦法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第四,邯鄲地區旱災嚴重。」後來,周恩來又給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毛澤東是怎樣看待周恩來的報告,不得而知。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檢查,同時,許多中央領導人對這幾年黨風「左傾」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接著,毛澤東把陳雲請出來搞經濟工作。陳雲上來後,他提出:首要問題是「退」,經濟已經面臨嚴重危機,不退無望,不退則亡。


  第五章

  追尋歷史的足跡(1)

  杜修賢為周恩來拍攝了一張手搭涼棚的精彩瞬間,照片上周恩來憂國憂民的深情躍然紙上。難道巨人有先知?沒有多久,邢台地震和「文革」接踵而至。
  周恩來在他的共和國總理生涯中,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海南、廣東、廣西、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上海、四川、雲南、貴州、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陝西、甘肅、新疆等省、市、自治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也
  留下了許多關於他的傳奇故事。這傳奇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烘托出共和國總理的平凡與偉大,悲喜與憂歡,睿智與風采,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中國不平凡的歷史進程。
  進入1966年,剛開始大家都沒有感覺今年和往年有什麼不同。春節過後,周恩來到玉泉山休息幾天,說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地方而已。攝影記者杜修賢在他身邊6年,幾乎沒有看見他有過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療養,也是帶有視察的任務,有時甚至比在北京還要忙,白天到處跑,找人談話,晚上回來還要開會,或是看文件。
  周恩來到玉泉山以後,杜修賢的拍攝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他起床想到外頭走走,因為長期職業習慣,即使在外頭散步也喜歡手裡抓個照相機,以備萬一遇到有新聞價值的鏡頭,不是可以順手拍上幾張嗎?他慢慢沿著石子小路往總理住的小樓走去,轉過一個彎,就看見周恩來一個人站在門前的空地上,迎著初升的朝陽,用手搭了涼棚,好像在看遠方什麼東西,又好像看不清,費勁地張望。杜修賢頓時被周恩來帶有憂愁和不解的面容所震動,他很少有這樣的表情,杜修賢趕緊上前快手抓拍了一張,照相機卡嚓聲驚動了總理,看著他,奇怪地問:「老杜,你這麼早就起來?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會兒。」
  「你剛才看什麼呢?」杜修賢還是不能忘記剛才總理那獨特的表情。
  「沒看什麼。好像遠處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雲,老是看不清楚。」
  杜修賢趕緊也順著總理指的方向看,但他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嘛,只有黃禿禿的山坡和一簇簇乾枯的樹林。
  周恩來沒有再說什麼,就轉身往另外一個方向走去了。
  後來杜修賢將照片洗出來,感到很不錯。人就是很有意思,當拍一種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來,果然,總理這張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憂鬱而且顯得有些焦慮。沒有想到僅隔兩個月,河北邢台地區傳來地震的消息,又隔一個月,中國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多年以後,杜修賢十分疑惑,那時的總理內心是否有所預感,否則他為什麼要愁眉緊鎖著遠眺,而且視力所及處,留給他的卻是模糊的景物?
  現在再看這張照片,竟然是杜修賢拍攝總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許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周恩來從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的電波傳到中南海。9日,北京南苑機場已經備好了一架直升飛機,不一會兒,周恩來急速來到機場,登上了飛機。
  當直升飛機飛臨邢台上空時,便看見機翼下地震帶來的慘象。田地裂縫,一道道深溝裡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莊像一個個碎瓦爛磚堆。嚴重的災情,讓周恩來無比揪心,他目不轉睛望著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個村舍……
  飛機在寒風中降落了。總理一下飛機就對趕來的幹部群眾說:「你們受災了,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他拉住災民的手問寒問暖。當天晚上,周恩來在隆堯縣抗震救災指揮部瞭解災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劇烈晃動,泥土刷刷直落。這是5級以上的餘震,大家急切地說:「總理,離開這裡吧!」周恩來看看牆壁,見餘震已經過去了,便說:「沒什麼,繼續談吧。」在這牆壁開裂的樓房裡,周恩來一直工作到深夜兩點。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又趕到受災最重的隆堯縣白家寨去慰問群眾。
  飛機在村北小橋頭旁邊的一塊空地上降落。兩千多名群眾聚集在這裡等候。
  周恩來一下飛機,就看到了群眾眼中的淚水和臉上的淚痕。
  這淚水,有失去親人和家園的悲哀,有見到共和國總理親臨災區的激動。
  「毛主席萬歲!」
  「共產黨萬歲!」
  「總理來了,我們就有救了!」
  群眾情不自禁地高呼著口號。沒有人佈置,沒有人帶領。這是那個年代發自群眾內心的呼聲。
  從當時拍下的影像資料還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來當時的表情:他一臉的憂心和焦慮。群眾的災難就是國家的災難,看著這一片廢墟和淒苦的災民,憂國憂民的周恩來彷彿心都快要碎了。
  周恩來同前來白家寨幫助工作的城關公社幾個大隊的幹部握手,說:「你們來支援他們,很好。就是要互相支援,過去打仗也是這樣,這個連隊受了損傷,那個連隊立即支援。」
  周恩來又同迎上前來的群眾握手。
  一個老大娘激動地走上前,「撲通」一下跪倒在周恩來面前,哭著說:「總理,你來了,我們就有救了!」
  周恩來連忙攙扶起老大娘,說:「大娘,你們遇到了災難,黨和政府非常關心。有黨和政府的幫助,困難是一定能夠戰勝的。」
  為了讓大家都能看到總理,聽到總理的講話,一位解放軍戰士找來了一個裝救災物資用的空木箱,放在場子上。
  在一片熱烈的歡呼聲中,周恩來登上木箱,大聲喊道:「同志們!鄉親們!你們受了災,損失很大,黨中央和政府非常關心你們。毛主席讓我來看望大家,慰問大家。」
  「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群眾的掌聲、口號聲、歡呼聲響徹上空。

  追尋歷史的足跡(2)

  周恩來繼續說:
  「昨天夜裡,我到了隆堯縣城,聽了地委、縣委的匯報,今天又來到這裡。這次地震來得突然。你們這個地方在邢家灣到耿莊橋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多年前,在抗日戰爭中,你們也受了損失,那是和民族敵人作鬥爭。這次是和地底下的『敵人』作鬥爭。每個村莊、每個家庭都有損失。付出了代價,也取得了經驗。
  「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要帶頭抗震救災。你們組織起來,辦法一定會有的。你們這個地區有30個公社、三四十萬人受災,現在已開進解放軍兩萬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隊和醫療隊一萬多人,共三萬多人,10個人就有一個人幫助。真是一人有困難,萬家來幫助。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你們不是學過《愚公移山》嗎?愚公能移山,我們對現在的困難也一定能夠戰勝。死了人當然難過,但是不要低頭。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老年人家裡沒有人,我們要照顧他們,娃娃沒有人帶,我們要幫著帶,這些都要靠青壯年去做。」
  沒有擴音設備,周恩來全靠自己的嗓子,努力使聲音傳得更遠些。
  「我不能到每個莊子去了,請你們莊子做代表,你們要把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和我講的這些話傳給別的莊子。中國人民是有志氣的。恢復了生產,恢復了力量,就對得起死去的人。現在大家一起呼口號。」
  說著,周恩來激動地舉起右手,高呼:
  「奮發圖強!
  自力更生!
  發展生產!
  重建家園!」
  在場的幹部群眾都齊聲跟著周恩來高呼起來。
  周恩來的講話沒有講話稿,沒有套詞,沒有空話,全是實實在在的內心話,給災區群眾以極大的鼓舞和力量。人們一下子覺得有主心骨了,不是那麼感到失望和無助了。他們真切地感到,在他們的背後,有黨和政府,有千千萬萬的全國各族同胞!
  周恩來講完話後,在村幹部的陪同下,一連走訪了7戶受災群眾。
  強震後的村莊,到處是殘垣斷壁,滿目瘡痍,一片淒慘。破碎的瓦礫之間,不時還有未來得及掩埋的屍體。年幼的小孩哭喊著尋找自己死去的父母,滿臉灰塵的老人在哭喊著自己死去的兒女。這場面,讓周恩來撕心裂肺,臉上一直掛著深深的焦慮。
  周恩來在碎磚爛瓦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那些臨時搭起的簡易窩棚,見了老鄉就關切地問:
  「家裡損失如何?」
  「蒸飯的鍋和吃飯的碗有沒有?」
  「窩棚擋寒不擋寒?」
  ……
  在貧農協會主席王根成的窩棚裡,周恩來詢問過他家的損失情況後說:「你是個老黨員,要帶頭干,還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幹勁,重建家園。」
  王根成說:「總理放心,在抗戰時期和敵人作鬥爭,我都沒有怕,現在遇到地震災害,也不會怕。一定拿出抗戰打鬼子的勁頭來,和自然災害作鬥爭。」
  在軍屬於小俊的窩棚裡,周恩來瞭解到她家受災比較嚴重的情況後,指示當地幹部:一定要好好幫助受災嚴重的群眾解決困難。
  從一家窩棚出來後,周恩來見有個小女孩坐在一截斷牆下,想到這斷牆隨時都有在餘震中倒塌的危險,便急忙上前將小女孩抱了起來,深情地問:「小朋友,你爸爸媽媽呢?」
  一旁的村幹部連忙匯報說:「小孩的父母都沒事。」
  周恩來放心地對小女孩笑了笑,囑咐小女孩:「不要在牆底下坐著,牆倒下來會砸著你。記住了嗎?」
  小女孩怯生生地點了點頭。
  這時,餘震又起,那截殘牆「轟」的一聲倒塌了,磚頭土塊滾落到了周恩來的腳邊。
  時間接近傍晚,自從下飛機後,周恩來沒喝一口水,沒歇一分鐘。
  天快要黑時,周恩來乘飛機離開白家寨,返回北京。
  老天似乎不滿於人世間的混沌,繼3月8日地震之後,3月22日下午4時50分左右,邢台地區的寧晉縣又連續發生6.7級和7.2級的強烈地震。
  這次地震,比前一次範圍更廣,波及90多縣,破壞更大,寧晉、冀縣、巨鹿、束鹿等縣近300萬間房屋都倒塌和破壞了。只是由於有上一次地震的經驗,人們都有警惕,加之地震又發生在白天,人員傷亡沒有前一次那麼嚴重,死450多人,傷5000餘人。
  一個月之內,連續兩次大的地震,這對早已是久旱無雨的邢台人民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村民的情緒迅速低落,有些人簡直都要挺不住了。
  一時間,謠言四起,人心惶惶。
  1966年的天象確實有點怪,好像在預示著什麼。
  不過,回過頭來細細一琢磨,天象與人世還確實有點關係。
  1966年,當華北的兩次大地震過後,緊接著就是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席捲全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1976年夏,河北唐山又發生7.8級的大地震。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開國元勳相繼撒手人寰。
  不過,1966年邢台地震時,人們恐怕都沒有想到這場大地震會是席捲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兆。
  為了安定災區群眾的情緒,從3月31日至4月5日,周恩來再次赴邢台、邯鄲視察災情並部署救災工作。
  為了穩定災區群眾的情緒,周恩來冒險再次赴邢台。4月1日上午,周恩來在河北省副省長郝田役的陪同下,乘直升飛機來到寧晉縣東汪公社。寧晉縣的縣委書記趙安芳及一萬多名幹部群眾聚集在這裡等候周恩來。
  東汪是這次7.2級地震的中心,全大隊的房屋基本夷平,化為一片廢墟。從鎮子東頭一眼可以望到西頭。
  周恩來揪心得眉頭緊蹙。在村北的寨牆上,周恩來對在場的一萬多名幹部群眾講話:

  追尋歷史的足跡(3)

  「3月8日你們這裡損失小,22日損失大了。第一次我到了隆堯,沒有到你們這個莊子上來。22日地震以後,黨中央毛主席派代表團來慰問你們。當時因為我忙,有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來寧晉,沒到你們這個地方,今天我來補看你們。
  「地震是個自然災害,是不是沒有辦法對付它呢?不是的。你看,3月8日地震範圍小,損失大,3月8日以後,天天有些小震動,22日大家提高了警惕,有了準備,損失就小了。……
  ……大家有了防備,房子倒了,傷亡很小。同一件事情,有了準備,就和沒有準備不同。
  「對自然災害,不管是天上來的氣候、地下來的震動,只要有準備,就有辦法對付。我們派來很多人,研究地震規律。地震怎麼對付,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
  「救災主要靠自己,國家要幫助。3月8日我到白家寨,他們提出首先靠自己,自力更生,大家幫助。國家是大家的,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搞好。我們是新中國的人民,是社會主義的農民,是有志氣的,現在恢復生產要靠大家。
  「麥子返青了,地該種了。幹部要帶頭,黨團員要帶頭,貧下中農要帶頭,把生產搞好。特別是黨的支部,要帶頭把生產搞好。我過去說的四句話要改一改,應改為: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把生產搞好了,家園就會建設得更好。你們說對不對?」
  這時,在場的幹部群眾高呼:「對!」
  周恩來講話後,縣委書記趙安芳代表全縣幹部群眾表決心,說:「房倒志不倒,地動心不移。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你冒水,我澆麥,你冒沙,我蓋房。」
  周恩來當即讚揚:「講得好!說出了新中國農民的志氣。現在就是要抓緊抗旱,澆地春播,趕季節,別耽擱,靠我們自己的雙手,搞好生產,重建家園。」
  隨後,在趙安芳等人的陪同下,周恩來穿行在殘牆斷壁、碎磚爛瓦之中,挨家挨戶察看災情,一連慰問了140多個傷病員。
  在貧農賀全勝老人的身旁,周恩來摸一摸褥子厚實不厚實,又輕輕地掀開被角察看老人的傷勢,勸慰老人安心養傷。
  賀全勝激動得熱淚盈眶,哭著說:「總理呀,是解放軍把我救出來的。您整天為我們操勞國家大事,還親自趕來看我們,這可叫我們怎麼報答您呀!」
  周恩來說:「為人民服務嘛,應該的。解放軍是為人民服務的,我也是為人民服務的。」
  鄉親們也沒有啥招待總理,有村民給周恩來端來了一碗水,碗是那種粗瓷黑碗,水面上落了一層灰。
  周恩來接過碗來,吹了吹,一飲而盡。
  後來,這只周恩來用過的碗被村裡的群眾一直保留著
  ……
  周恩來為中國革命奮鬥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後的足跡留在了牡丹的故鄉。這是他和大自然進行的最後一次交流,他帶著對洛陽牡丹的未了情,離開了人世。
  1973年10月14日,周恩來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一行前來洛陽訪問。杜修賢那時是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也跟隨他外出視察。
  專列是上午11時30分開進洛陽車站的。一進車站,映進眼簾的是五彩繽紛的歡迎隊伍。周恩來已經走訪了河南幾個城市,這是最後一站。自從周恩來去年查出癌症後,特別容易疲倦,身體也日漸消瘦。但他向來有很強的自制力,只要在公開場合,他總是及時調整好自己的情緒,表現出良好的精神狀態。這次,儘管他十分疲勞,但下車向歡迎的群眾揮手致意時,依然笑容滿面地和站在歡迎隊伍前列的省、市委負責同志握手。和以前一樣,目光直視對方,手掌有力一握,讓人感受到他由衷的熱誠和真摯。
  周恩來陪同貴賓來到洛陽友誼賓館。據說這個賓館是第一次接待外賓,服務人員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周總理進門後,好像揣摩到大家的心情。他環顧大廳,眉眼間露出笑意。
  「這個賓館很好哇!這裡還有這樣好的一個賓館。」
  總理的表揚如同讓賓館裡的同志吃了定心丸,個個喜上眉梢。
  周總理將貴賓送到房間休息後,在回自己房間時,路過一個長廊,見兩旁花池裡的花株一片枯黃,就問:「這是什麼花?」
  身邊一個同志答道:「是牡丹花。」
  「牡丹花,幾月開?」
  「4月底5月初開。」
  「我來的不是時候哇,明年五一我來看牡丹。」此時的周恩來,心中有著無數的明年,然而,他哪裡知道,無情的病魔正在一天一天走進他身體深處……
  下午,攝影記者帶著照相機,跟隨周恩來,驅車前往著名的雕刻藝術寶庫—龍門石窟遊覽參觀。
  周恩來和賓客在龍門下車後,可能是陽光太刺眼,他用手在眼眉上搭了個涼棚,環視四周風光,一邊是碧波蕩漾的河水,一邊是依山密密麻麻的石窟。的確,這是一處少見的精美古跡。周恩來臉上露出了平靜的微笑,這樣的閒情在一國總理的日程中實在是太少太少了,他流露出流連山水的神情。在陪同外賓順著岸旁的大路向南走時,他看著碧波粼粼的河水,自言自語地說:「伊水,這是伊水呀!」
  鏡頭裡的周恩來出現了返璞歸真般的率真和寧靜。
  當他漫步來到禹王池旁,看到泉水湧起的漣漪在陽光下閃閃泛光,就問:「這水很好吧?」
  「這泉水四季恆溫,常年都是20度。」
  周恩來好奇地彎腰蹲下身子,把手伸到水裡劃了劃,點了點頭,「是,溫溫的。」
  周恩來和貴賓走進賓陽洞中。這個石窟的雕像是釋迦牟尼,窟頂刻著華麗的蓮花寶蓋,挺健飄逸的伎樂飛天迎風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當講解員講到洞口兩壁有名的《帝后禮佛圖》浮雕,在1934年被帝國主義分子普愛倫賄賂國民黨政府,勾結奸商鑿盜走的時候,周恩來臉上浮現了氣憤神情,嘴裡不斷地說:「可恥!可恥!」

  追尋歷史的足跡(4)

  看了賓陽洞,來到禹王台。這裡正在出售龍門碑刻拓片,周恩來好奇地問:「這是什麼?」當他知道這是魏碑拓片後,就拿起一套散發著墨香的拓片反覆地看,有些愛不釋手。他問:
  「多少錢一套?」
  「500塊。」
  周恩來扭頭問身旁的秘書帶有多少錢,秘書面露為難,輕聲說帶得不多。周恩來又問了幾個同志,都說帶得不夠。
  秘書向總理建議說:「是否到北京匯錢來,請他們寄一份?……」
  周恩來趕緊擺手,制止了秘書再往下說,「不行,那樣做,他們就不收錢了。」
  周恩來的舉動,讓旁邊的市委領導臉上有些掛不住了—總理喜歡我們石窟的拓片,這可是我們洛陽的驕傲!偌大的一個古都連給總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那也太寒磣了。他馬上向總理提出,送一套!
  「嗯—」周恩來馬上警覺地望著這位領導,口氣非常嚴肅:「怎麼能這樣呢!」
  市委領導不好再提「送」了,因為這是周總理最忌諱的「禮節」之一,也是他鐵的紀律,更是他為人清廉的真實寫照。
  周恩來反覆看了半天拓片,最終還是因為沒有湊足500元而依依不捨地離去。大家心裡酸酸的,卻無能為力。身邊的人都知道,周恩來絕不會帶走一樣贈送的禮品。即使出訪在國外,外國元首送給他的禮品,回國後他也要統統上交外交部禮賓司,自己絕不留一樣禮品在身邊;不僅自己不留,身邊工作人員接受的禮品也得一律上交。跟他出訪除了外表風光外,實惠的內容一樣沒有。清白和緊張,就是那個時候工作人員最獨特的感受了。
  石窟山壁下有一個潛溪寺,緊鄰它的石壁有一塊清代草書碑。在石碑前周恩來問省外辦的一位同志:「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寫的嗎?」
  「不知道……我不懂這方面的東西。」這位同志臉有些微紅,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來說:「這是清代一位進士寫的。」
  看罷潛溪寺,來到萬佛洞。萬佛洞是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建成的,因壁上刻有上萬尊佛像而得名。周恩來認真地聽文物保管所同志的講解,當說到萬佛洞是為武則天歌功頌德建造時,周恩來問:「你讀過駱賓王的《討武檄》嗎?」
  有人回答:「讀過。」
  周恩來又問:「記得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嗎?」
  「記不清了。」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我記得是:『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他接著背誦:「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琅琅的背誦,使大家心裡太敬佩總理了,覺得他不僅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而且學識淵博,從古至今的事情沒有他不知道的。
  周恩來補充說:「不過,唐代初期社會還是向前發展的。」
  離開萬佛洞,周恩來陪同貴賓又連續看了蓮花洞、古陽洞、藥方洞。然後,在奉先寺下邊稍事休息。
  休息時,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高興地向周恩來講起他小時候的幻想,說他小時候就喜歡考古,愛好研究,曾經想從加拿大地下挖個洞到中國來。大家不由得被這個外賓的天真幻想逗得樂不可支。周恩來也一陣哈哈大笑,但他畢竟是出色的外交家,話鋒一轉:「這說明你很早就想瞭解中國,研究中國的歷史,和中國友好往來。」
  大家一陣談笑後,就信步走上奉先寺的石階。
  奉先寺是龍門石窟中規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重要石窟。從唐鹹亨三年(公元672年)開始建造,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費時3年9個月。從設計到施工可說是獨具匠心,中間的「盧捨那佛」高達17.14米,一個耳朵就將近兩米高。盧捨那佛的寧靜莊嚴,弟子的虔誠持重,菩薩的端嚴矜持,天王力士的剛健暴躁都刻畫得栩栩如生。面對歷史巨匠的精美作品,作為今天的人們,心情並不輕鬆,因為這些文物在「文革」中再次遭到洗劫,許多石像被破壞得面目全非。
  周恩來神情凝重,默默站立在這些巨大的、也是支離破碎的石像前。他對文物所的同志說:「古人留下的不僅是文物,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我們要精心保護哇,不然對不起先人,也對不起後人。」
  走過長長的石窟山壁,到南門出口已是下午4點多鐘。周恩來上車由龍門回賓館。一到賓館,一直跟在周恩來身後的保健大夫張佐良,趕緊遞給周恩來一片藥,請總理服下。因為在這些人中間,他是最知道總理病情的人。對於總理的身體情況,他也是最擔心的,並時刻惦記著總理的服藥時間。
  周恩來接過藥片,沒有送到嘴邊,藥片卻突然從手指縫間掉到地上,不知滾到哪裡去了。
  保健大夫要再拿一片,可周恩來不讓,和大家一起在地毯和沙發下找。後來,終於在沙發下面發現了它。服務員移開沙發,把藥片撿了起來,周恩來伸手接了過去。服務員心想,藥片已經髒了,不能讓總理再吃,忙說:「總理,這藥——」
  周恩來卻說:「沒事,沒事。」用手帕把藥擦了擦,就放在口中服了下去。
  周恩來服罷藥進裡間休息,坐在床邊吩咐說:「6點半走,提前叫我。」今天總理拖著病體,走了那麼多路,實在太疲憊了,想用活動間隙的半個小時恢復一下體力。
  時針走得太快了,眨眼快到6點了,但是,大家總想讓總理多睡一會兒,就一眨不眨地盯著鐘錶的時針,靜靜地一秒一秒地讀。當大家在外間數到6點35分時,只聽見裡屋「哎呀」一聲,進去一看,周恩來已經坐了起來,正在看手錶,「就剩5分鐘了!讓你們提前叫我,為什麼不叫呢?我是來陪外賓的,外事活動我們要帶頭遵守紀律。以後可不要這樣了。」

  追尋歷史的足跡(5)

  臨行前,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在賓館大廳,向貴賓贈送禮物,其中有精美的汴繡嫦娥奔月。省外辦的負責同志向貴賓講述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特魯多總理的夫人聽得非常有興趣,她說:「嫦娥長得真漂亮!」
  周恩來和外賓就要走了,和來時一樣,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表示謝意。大家說:「歡迎總理再來洛陽!」
  周恩來興奮地回答:「明年五一,我來看牡丹!」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周恩來為中國革命奮鬥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後的足跡留在了牡丹的故鄉,而這次握手告別,竟然是和總理的訣別。
  周恩來這次在洛陽,是和大自然進行的最後一次交流,此後,病魔使他停止了視察大江南北的足跡。兩年兩個月後,周恩來帶著對洛陽牡丹的未了情,離開了人世。


  第六章

  大樹參天護英才(1)

  周總理專程來看演出。第一幕時,大家還見他炯炯有神地觀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從座位上消失了。
  周恩來總理作為一位政治家、國務院總理,卻能在日理萬機的繁重工作中,抽出很多時間和精力去關心、指導文藝工作。有時就像一位專職的文藝界領導和專家,親臨指導一個劇目,策劃一項文藝活動。所以,直到今天,文藝界許多人懷有無限敬佩的心情思念他。
  新中國剛剛建立,周恩來就將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文藝工作上。他為了使延安來的一批歌唱演員,在新形勢下提高演唱能力,特地指示有關單位,從蘇聯請來專家給他們上聲樂課。幾年後,為了檢驗學習成果,他讓蘇聯專家做顧問,由中央歌劇院排演了新中國成立後介紹給我國觀眾的第一部西歐古典歌劇《茶花女》,主角是專家學生和張權、李維渤、李光羲等,演出獲得成功。
  不久,周總理專程來看演出。第一幕時,大家還見他炯炯有神地觀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從座位上消失了。演出結束後,周恩來上台祝賀,陪同的人才知道,他在看戲中間,換了樓上、樓下幾個座位,為了瞭解劇場視線和聲音效果,樂隊是否造成了「音牆」,影響了演員的發揮等問題。
  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後,記得一次為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演唱,國務院外辦的人對總指揮說:這次節目是總理審定的,除了民族民間的,還讓演唱柴可夫斯基的「連斯基的詠歎調」,向外賓展示我們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成果。
  20世紀60年代初,湖北歌劇團演出了民族歌劇《洪湖赤衛隊》,轟動了全國。周總理不僅親臨劇場觀看,演出結束後,還上台和全體演員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這首歌,周恩來唱了十幾年,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總理喜歡的是「洪湖水」。「文革」中,他不能公開和大家一起唱,就一人悄聲地哼,直到他去世前還深深地喜愛著這首歌。
  許多歌唱家無法忘記一個日子─1962年12月29日。政協禮堂裡將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獨唱音樂會,就是當年稱為十一大女高音獨唱音樂會,參加的有王昆、張權、張利娟、孫家馨、劉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張越男、蘇盛蘭、徐有光、仲偉。
  著名女高音王昆從1954年到1963年9年間,一直在苦苦地尋找「理想的唱法」。這位在延安就以《白毛女》紅遍解放區的歌唱家,有一段時間在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上來回「拉鋸」。經歷了一段「不上不下」、「裡出外進」的痛苦過程。直到周恩來親自點撥她才醒悟過來,找回了自我。
  那天,王昆反覆問自己:是用什麼方法來唱?是用《白毛女》和陝北民歌的唱法,還是用學了歐洲發聲法之後的唱法?她想《白毛女》那種唱法5個月前總理剛聽過了,新的唱法雖然還沒掌握好,但「醜媳婦終歸要見公婆」,就決定讓總理聽一聽學的新唱法!
  王昆唱了維族歌《解放了的時代》和印度歌《搖籃曲》以及印尼歌《寶貝》。本來她對自己這種唱法就缺乏信心,內心也隱約覺得周總理是不會承認這種唱法的。心理上有了壓力,一有壓力,精神就更緊張,唱出的聲音「忽忽悠悠」的,結果緊張出了一身大汗。
  演出後,周恩來沒有說她什麼。但是在聯歡舞會上,周總理沒有和以前那樣邀王昆跳一場舞,而是和其他幾位歌唱家說話。看得出來,周恩來對王昆有意見,可能考慮這個場合不便說。王昆最後還是鼓起勇氣,走到總理面前,接受批評。周恩來先是注視了她一會兒,然後非常嚴肅而且是不留情面地說:「你終於學成這個不洋不土的樣子了,關於『洋嗓子』『土嗓子』問題你們音樂界什麼時候才能糾纏得清呢?你的嗓子本來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寶貝》是劉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麼?你要走自己的路嘛!」
  王昆當時受到極大的震動,難過地要掉下眼淚,9年心血,9年苦覓,竟然得到的是這樣的評價,而且是周總理的評價!晚會結束後在大廳走廊照相的時候,工作人員還是和往常一樣把她安排在周總理的右邊。這一次,王昆無論如何是笑不起來了。
  她不能再有任何猶豫了,也別無選擇了,決心把「自己」找回來。
  1963年5月初,也就是政協禮堂獨唱會4個多月後,王昆寫了一封信給總理,告訴說她要在蘇聯展覽館演出獨唱節目,請周總理和鄧大姐來看。
  沒有想到周總理和鄧大姐真的來到了劇場觀看王昆的演出,那天她唱的是《夫妻識字》、《南泥灣》、《北風吹》、《扎紅頭繩》和《秋收》等老歌。落幕以後,周總理和鄧大姐從台側走到舞台上來。只見周恩來滿臉興奮,握著王昆的手說:「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興。你的歌聲使我們今晚回到了延安!」
  「為人民歌唱」是周恩來當年在延安送給王昆的一句話。在王昆幾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論是在農村土檯子上,或在前線醫院緊湊在傷病員的耳邊,還是在金碧輝煌的大舞台上,都是這幾個大字在鼓勵著她,鞭策著她。
  女歌唱家張權也難以忘懷這一天。她自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發配哈爾濱,這次成為11名女高音之一,第一次在周總理面前表演,內心更是別有一番滋味。那天張權演唱特別動情,演出很成功。按當時大多數人的心態,她是一個摘掉政治帽子的人,也是不可親近、不可接觸的人,當她唱到第二首歌時,周總理從座位上舉著一杯茶,走到台前,雙手遞給了張權,頓時四座為之一震,一杯茶說明了周恩來對一名歌唱家的尊重與理解,甚至是支持和關懷。熱淚盈眶的張權事後請求工作人員把那個茶杯贈給她作為紀念。
  後來周總理和幾位副總理出席北京飯店舉辦的晚會,特約來北京開會的張權參加。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為了給大家助興,請張權和男歌唱家演唱《飲酒歌》。張權因很久不唱歌,再加上激動,忘了歌詞,事後很不安。她到總理跟前表示歉意。周總理沒有責怪張權,而是當場批評了統戰部負責人,說:「我們的幹部要學會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強人所難。」總理懂藝術,更重要的是,他作為領導人,懂得尊重藝術規律,善於團結人。文藝界的老同志都記得,周總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賀時,總是帶著誠意注視著與他握手的演員,不讓人感到僅僅是禮節、應酬。尤其令大家感動和驚異的是,他能記住並叫出許多許多演員的名字,甚至有的人過去只見過一次面。

  大樹參天護英才(2)

  以大國總理的身份和在國內外的影響,他深知凡與他見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紀念的願望。每次會見或是活動,只要有可能,他總是主動建議和客人一起合影留念。每當此刻,總是令大家喜出望外,興奮不已。
  這種和洽、真誠和親密情緒幾乎能從每一張周恩來和文藝界人士合影中散發出來,強烈地感染了今天的人們。不難想像,當年的周總理已經走進每一位藝術家的心田里,他的音容
  笑貌定格在一個時代的相框裡。
  1961年8月,周恩來總理陪同一位非洲國家的元首訪問上海期間,觀賞了一場演出,節目有音樂、舞蹈、滬劇等。上海交響樂團的副首席提琴手陳慧爾獨奏了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原是中國傳統劇目,這次用西洋樂器演奏,格外動人。台下觀眾被這首優美且淒婉的曲子深深地打動了,全場鴉雀無聲。音樂指揮手中的指揮棒剛剛落下,一陣雷鳴般的掌聲湧向了舞台。
  演奏的演員們相信,那熱烈而長時間的掌聲中一定有周總理執著的擊掌和他真摯的笑容。
  演出結束後,參加這場演出的主要演員走上舞台向觀眾們謝幕。
  這時周總理和外賓走上台來和大家一一握手。這是演員們第一次這樣近距離面對周總理,和周總理握手,情緒非常激動。
  周總理的情緒也十分高昂,他走到陳慧爾跟前時,停下腳步,握住她的手問:「你是哪裡人?」
  「浙江人。」
  「你幾歲開始學琴?」
  這時陳慧爾又激動又緊張,竟然一下子沒有回上話來。大家在一旁急忙插嘴:「慧爾,回總理話呀!」她還是沒有反應過來,瞪著眼睛望著周總理傻笑……周總理也笑了起來,鼓勵她說:「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帶著微笑和別的演員握手去了。
  事後大家得知,周總理對這次演出很滿意,對提琴手陳慧爾尤為滿意。因為周恩來一直關注上海交響樂團,要求他們寫出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交響音樂作品來。《梁祝》就是實踐民族化、群眾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周總理的提議下,《梁祝》多次為來訪的國賓和外賓演出,反映一直不錯。當時有人這樣評價說:「聽了這首協奏曲,好像在潮濕的空氣中聞到一陣芬芳!」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每年國慶總是要選調一些優秀劇目作為獻禮作品。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一部大型民族舞劇《寶蓮燈》成為舞台上的「寵兒」。著名電影藝術家趙丹的女兒趙青成功地扮演了劇中主人公「三聖母」的角色。
  該劇一登舞台,便轟動了海內外。1959年上影廠拍成電影,成為國慶十週年十大獻禮片之一,並參加了在剛建成的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慶大典獻禮的演出。當時有一個200多人造型的大寶蓮燈,場面之宏偉,好似表達了新中國十週年的偉大氣魄。
  演出結束後,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內,舉行宴會答謝參加國慶大典演出的文藝界全體工作者。趙青恰好與周總理坐一桌,但是不挨著總理坐。周恩來見「三聖母」坐在自己的對面,朝她招招手,叫別人與趙青換了座,讓她緊挨著自己身邊坐。
  周總理問趙青:「你知道誰叫你們演出大寶蓮燈的?」
  趙青實話實說:「不知道。」
  周恩來哈哈大笑,「這總導演是我呀!陳荒煤同志介紹了舞劇電影《寶蓮燈》,我心想舞劇怎麼拍電影呢?後來把影片調來看了,我看了很喜歡,看到了你們慶祝沉香百日那場戲好不熱鬧,我就建議國慶大典演這場戲,而且人加到200多人的大場面。」
  周總理這樣興高采烈,喜不自禁,讓趙青好感動。事後趙青回憶說:我們年輕人每取得一點點成績,周總理就像看見自己親生孩子取得成績一樣高興。
  或許趙青和周恩來的關係還多了一層父親趙丹的緣故,自然感到親切許多,就連她的婚姻也是周總理做主,越過了她父親定下的「戒律」,有情人終成眷屬。
  1961年中蘇兩國關係緊張起來,周總理代表中國共產黨前往蘇聯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二大。隨同去的還有中央歌劇舞劇院,趙青作為主力演員也去了蘇聯、波蘭等地演出。舞劇院帶去了三部舞劇《寶蓮燈》、《小刀會》和《雷峰塔》,趙青領銜主演了前兩部舞劇。
  這次去蘇聯已經失去了以往兩國間輕鬆友好的氣氛,政治空氣十分緊張。周總理在莫斯科委託中國大使給在列寧格勒的全體團員打長途電話,一語雙關地關照大家:「要注意天氣的冷暖。」當團長向全團傳達時,大家感動得幾乎落淚,總理自己在困境中還這樣關懷大家。後來周總理先回國,舞劇團在蘇聯各地轉了一圈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劇院演出《寶蓮燈》。這是中國人的舞劇第一次進入了他們神聖的藝術聖殿。演出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領導人全體出席觀看,蘇聯觀眾在大劇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萬句表達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友誼的語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傳到了中國,傳到了周總理的耳中。演出人員歸國後,周總理和陳老總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閣宴請舞劇團全體領導和演員,為大家接風慶功。周恩來還把趙青的父親趙丹也請來當陪客。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指著一桌素菜為主的宴席,直向大家道歉:「沒大魚大肉招待大家,讓大家清苦了。」
  周總理邊吃邊聽大家敘說在蘇聯演出的盛況,當大家說到蘇聯老百姓把米高揚比作劇中「哮天犬」時,周總理和陳老總樂得幾乎要把飯菜噴了出來。周總理說:「看來藝術也有很大政治現實意義,以後應該多出訪演出。」
  周總理這樣興高采烈,喜不自禁,讓趙青好感動。事後趙青回憶說:我們年輕人每取得一點點成績,周總理就像看見自己親生孩子取得成績一樣高興。

  大樹參天護英才(3)

  這一天,趙青覺得總理看她眼神有點特別。原來周恩來有話要問她,但是沒有直接問,而是先問演「劉彥昌」的演員是誰,趙青向他介紹了付兆生同志,總理又問演「沉香」的是誰,趙青又介紹陳雲富同志……周總理實在憋不住了,只好直接問:「你愛人到底是誰?」趙青紅著臉將劉德康介紹給他,周總理好像不相信謎底一樣,疑惑地說:「我一直聽說你愛人是《寶蓮燈》的男主角。」趙青解釋說:「以前是,演我兒子沉香,因為身體不好,換了別人演。」
  周總理扭頭問趙丹:「聽說你反對你女兒談戀愛呀?」
  趙丹理直氣壯說:「搞藝術就應該有所犧牲,尤其是搞舞蹈。」
  周恩來點點趙丹的鼻子問:「阿丹!你不是20歲就開始戀愛了嗎?你為什麼反對你女兒談戀愛呢?」
  這一問,弄得全桌人哄堂大笑。周總理的話真管用,趙丹以後再不反對女兒的婚事了,直到臨終對這位女婿還是非常滿意的。
  從蘇聯回國不久,趙青的膝蓋出了毛病,幾乎不能跳舞了。周總理從趙丹口中知道趙青住的是水泥地。一次在北京飯店舞會上把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和藝術局局長周巍峙叫到跟前,他臉色很不好,當著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面動了火:「我們死了梅蘭芳、歐陽予倩,這是十分可惜的。可活著的藝術家我們卻不去關心、愛護!」
  周總理特派周巍峙到趙青家去證實,並下令專門將蓋大會堂中宴會廳剩下的地板為全體舞劇團舞蹈演員蓋起兩幢木地板樓房。
  以後幾年裡,趙青演什麼戲,拍什麼電影,無論在國內,還是出國,每一步計劃,都得到周總理的關懷和安排。所以趙青是眾多幸運藝術家中的一個,她在藝術成長道路上得到了一個理解藝術家心靈的政治家和領袖人物的幫助,成為一名能代表中國民族舞劇而且有盛譽的年輕舞蹈家之一。
  1963年趙青去日本訪問演出,周總理親自來大會堂中小禮堂審查節目,看後給大家講了話,特別誇獎了趙青:「趙青,我看你跳長綢舞多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國古代婦女含蓄內在的美表達出來了,而且表演很有層次,但你千萬別驕傲!」多麼懇切的教誨!永不驕傲,永遠想到這是黨和人民哺育的結果,這句話一直鼓勵著趙青無論是逆境還是順境,永遠不能停下「紅舞鞋」。
  「東方歌舞團的名字很光榮,你們要保持東方歌舞團的光榮。」這是1970年周總理最後一次見到東方歌舞團演員留下的話。
  東方歌舞團於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它的成立還要歸功於周恩來。
  1960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帶了一個很大的代表團去仰光參加緬甸的國慶,同時出席中緬邊界條約的會議。代表團包括一個人數眾多的綜合藝術團,其中有電影工作者及戰友歌舞團、總政歌舞團、新疆歌舞團和北京舞蹈學校東方班的演員們。
  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招待緬甸吳努總理和駐緬各國使節,藝術團除表演中國民族民間歌舞節目之外,還表演了14個亞洲國家的歌舞節目,反響極為熱烈。
  許多國家,把中國藝術家表演他們國家的節目看成是中國對他們國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個國家的節目時,他們的使節和代表都來和周總理及中國代表碰杯,說些千感萬謝的話,甚至當場跳起來、唱起來。當晚也有些國家的使節打電報回國,作為一個政治消息向國內首腦報告。
  「你們是沒有大使頭銜的大使」,這句話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給予文藝工作者的光榮褒獎。
  中國政府代表團回國的路上,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與當時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主任張致祥進行了研究。在飛機上做了一個決定,成立「東方歌舞團」。
  周總理回國之後,親自主持從幾個自治區商調最好的演員,維吾爾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瑪、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蘭和已在北京的朝鮮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這次調到東方歌舞團來的。
  周總理為東方歌舞團確立的方針是:「學習和演出我國民族民間傳統的、優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節目,同時學習和演出亞非拉各國民族民間的優秀的、健康的、進步的歌舞節目,以促進我國和亞非拉各國的文化交流,增進我國人民和亞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間的友誼。」建團時有30多個演職員,團長暫時空缺,後來從廣州軍區調來了戴碧湘,副團長是田雨,王昆是藝術委員會主任。
  1961年到1962年是「大躍進」的後期階段,那個時期人們對於「反右派」仍心有餘悸,對於東方歌舞團所演出的節目也有些人認為不能接受,或冷眼觀看。因此團裡遇到拿不準的問題,就直接請示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
  有一天,兩位總理都在場,大家問:「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大幅度地扭胯,這些舞蹈我們學不學?如果不學,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學,國內的人肯定接受不了。」
  周總理雙手抱臂,這是他的習慣動作,想了一下說:「你們對別的國家的藝術應作些調查研究。第一,看看他們有沒有具有戰鬥性的進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沒有,再看有沒有比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沒有,也可以學一些他們國家典型的傳統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麼樣就跳什麼樣,非洲舞蹈是扭胯的,這是他們民族的特點。你們給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們國內如何演,也要看情況,你們可以扭得含蓄些。」
  陳毅是個樂天派,這時他操著純粹的四川話,大大咧咧地說:「噢!我才不信,我們這麼大一個中國,扭兩下子肚皮就把中國扭垮了。」
  周恩來一聽不由得哈哈笑起來,「總之,以我為主嘛!以我為主,是以我們國家的需要為主,以對我們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有利為主。」

  大樹參天護英才(4)

  有一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客人在人大小禮堂看東方歌舞團表演朝鮮舞蹈《鼓舞》,由於演員服裝上飄帶的花紋和他們原來的不一樣,客人向周總理提出了意見。為此,周總理特地向歌舞團查詢:「為什麼會不像?原因出在哪裡?他們反對民族藝術中摻進洋的東西,是否你們給人家改了?過去我同你們說過,一定要學好學像,因為這不僅是藝術問題,如影響了人家民族自尊或習慣,就是政治問題了。」
  「東方歌舞團的名字很光榮,你們要保持東方歌舞團的光榮。」這是1970年周總理最後一次見到東方歌舞團演員留下的話。
  舞蹈演員李亞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從舞蹈學校分配來團的演員,那年她被借調去為一個晚會報幕,那天周總理陪外賓觀看。當周總理知道李亞媛是東方歌舞團的演員之後,像久別的老朋友重逢似的,對她十分親熱。周恩來對她說:「東方歌舞團的名字很光榮,你們要保持東方歌舞團的光榮。」
  當周總理知道他親手建立起來的東方歌舞團已被江青解散,下放軍隊農場勞動好幾年了,他知道以後再見到東方歌舞團的人已很不容易了。這兩句話是他對東方歌舞團從1962年至1966年4年業績的肯定;是對「四人幫」解散東方歌舞團的不平;是對未來東方歌舞團的重大囑托和希望。
  打倒「四人幫」之後,1977年9月東方歌舞團恢復了原建制。周總理最後的囑咐「保持東方歌舞團的光榮」成為全團人員的座右銘。
  周恩來經常到杭州的梅家塢茶村,在青青茶園裡他得到靈感,建議改動歌詞。以後《採茶舞曲》按照周恩來修改過的歌詞登台亮相。
  《雨前曲》是20世紀50年代末的一出越劇,《採茶舞曲》是其中的主題調。
  浙江省越劇團演出的這個劇目,反映的是江南茶村的勞動生活和技術革新活動。全劇七場,作為主題調的這首《採茶舞曲》,疊用了多次,幾乎每一場都有其旋律飄蕩其間,渲染著它的藝術魅力。
  周恩來第一次聽到它是在北京的長安戲院。他在聆聽之中,不時抬眼凝望台前打出的歌詞字幕,似乎從中留意琢磨著什麼。看到那些描寫採茶勞動的精彩優美的詞句,比如「姐姐呀,你採茶好似鳳點頭」,「妹妹呀,你摘青猶如魚躍網」等,則不由得流露出了讚許的微笑。演出結束,他接見劇團全體人員。他瞭解到,《採茶舞曲》的詞曲都出自劇團團長周大風之手。於是他熱情地稱讚說:
  「謝謝你呀,大風同志!你創作的《採茶舞曲》很生動,很活潑,很親切,我看是成功的嘛!」
  周大風深受鼓舞,對周總理說:「我們的演出還不成熟,尤其我的這些習作,還遠遠談不上有多高的藝術水平。請總理多多批評、指示。」
  周恩來頭一歪,表示自己是個外行,「哎,歌曲創作我不在行,說不上什麼批評、指示。只是歌詞中『插秧插到大天光』這一句,沒有注意勞逸結合嘛。還有,『採茶採到月兒上』,最好也得修改一下。要知道,黃昏之後的露水茶不好采,炒出茶來也味道淡薄,是不好喝的呀。」
  大家聽周總理這麼一說,更加感慨,周總理不僅有很好的音樂素養,而且有著豐富的生活經驗。連採茶這樣精細、季節性很強的農活他都知道,真是一國總理,事無鉅細,事事知曉,行行精通!
  最後,周恩來在跟周大風握別之時,還語重心長地囑咐他說:「杭州離梅家塢茶村很近,我建議你不妨到那裡去深入生活一段時間,這對你的創作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
  周恩來說到的梅家塢茶村,是他經常去的地方。他每一次到杭州總是要去那裡看一看,走一走。周恩來喜歡綠色,更加喜愛這裡的茶樹。特別是春天,清亮的陽光下,一行行翠綠、渾圓的茶樹和散落其間紅紅綠綠的採茶姑娘,將江南丘陵裝扮得格外妖嬈。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個春天,正逢採茶的大忙時節,周恩來再次來到梅家塢茶村。剛剛走進村口,就聽見高音喇叭裡傳來的《採茶舞曲》。傾聽之中,他覺得那麼熟悉而親切。
  原來浙江越劇團的《雨前曲》,先後在上海、北京公演之後,根據京劇大師梅蘭芳和舞蹈藝術家戴愛蓮的建議,把其中的主題調改編成歌舞演出,它成為劇團的保留節目,不斷上演,深受城鄉群眾歡迎。
  不久,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便將舞蹈《採茶舞曲》的主題曲作為每天播音的開始曲,從此它就家喻戶曉。
  周恩來剛進村,就聽說這裡的「雙手採茶十姐妹隊」的十姐妹都在村前茶園裡忙採茶,就興沖沖往茶園走去。
  此時十姐妹們不知道周恩來的到來,待她們突然發現遠處走來的身影,正向她們頻頻揮手時,隨即一齊歡呼雀躍起來。
  「總理來啦!總理看我們採茶來啦!」
  周恩來走到隊長沈順招身邊,順手摘下她的笠帽,戴在自己的頭上,接著又把茶簍拿過來,挎在腰間,用當地的方言說道:「今朝我也來學學雙手採茶!看,你們都採得介快,介好,那就請你們能者為師,教教我吧!」隨後又招呼站在茶園邊的隨行人員:「來,我們大家都來學一學嘛!」
  眼看這裡的大片茶樹比前兩年長得更加蔥蘢,株株蓬頂枝上都綻滿雀舌般的春芽,滿園清香,煞是喜人。
  十姐妹看到周恩來專注地採茶,而且採得又快又好,不禁露出驚喜的神色,「呀!總理採得真好!」
  「不好,不好,我都采碎了,這雙手採茶到底沒有你們靈光,我得好好拜師才行啊!」周恩來攤開雙手,讓大家看他采的青芽。
  這時不知是誰問總理喜歡不喜歡《採茶舞曲》,周恩來說:「當然喜歡啦,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旋律,不過我還不會唱呢。」十姐妹便一齊亮開江南女子特有的高音嗓子,唱了起來:

  大樹參天護英才(5)

  「溪水清清溪水長,溪水兩岸好風光。
  ……
  姐姐呀,你採茶好似鳳點頭,
  妹妹呀,你摘青猶如魚躍網。
  ……」
  歌聲在茶園裡蕩漾,舞台上的採茶歌到了真正的茶園裡,變得特別有滋有味。周恩來聽到民風淳樸的《採茶舞曲》,欣喜不已,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大伙唱起來,不時還揮手打幾下拍子。
  這天採茶一直採到正午時分,周恩來才跟大家回村。村裡在幾年前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已經辦起了茶葉技術學校;茶園試驗田上也安裝了自動灌溉的揚水器;姐妹們都上了夜校學文化、學技術,還學會了跳採茶舞呢。
  周恩來聽說後奇怪地問:「你們的採茶舞是誰教的?」大家七嘴八舌告訴總理說:「去年春上,村裡來了一位青年作曲家,又教歌,又教舞,採茶舞便是他教的……」周恩來聽到這裡,忙問:「哦!那位青年作曲家名叫什麼?」
  「周大風。」
  「這麼巧?現在他在哪裡?」
  「就住在村子裡。」
  「那好,快去把他喊來,就說我有事情要找他。」
  周大風參加北京調演回來之後,便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來到梅家塢茶村深入生活,吃住都在茶戶家中,跟大夥一起勞動。當他聽說周恩來在這裡視察,有事要找他,便趕緊來見總理。上次周恩來要他修改的歌詞,雖然幾經琢磨,幾番修改,都不太滿意,怎麼向總理交代呢?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一見面,周恩來就對他說:「大風同志,你到底來梅家塢了。《採茶舞曲》那兩句唱詞你改好了嗎?這樣吧,我建議你不如這樣改吧:前一句改成『插秧插得喜洋洋』,後一句改成『採茶採得心花放』,你看怎麼樣啊?」
  周大風豁然開朗,終於得到了滿意的歌詞。
  以後,《採茶舞曲》就按照周恩來修改過的歌詞登台亮相。
  「文革」中,《採茶舞曲》成了「大毒草」,被禁止上演。1970年,周恩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來梅家塢茶村觀光,並在杭州訪問。招待貴賓的文藝晚會演出些什麼節目呢?頗讓浙江省領導為難,不得不事先請示周恩來。結果令他們一驚,周總理指名要請貴賓觀賞《採茶舞曲》!
  這條指示傳達下來時震動更大,尤其是省越劇團更是喜出望外,《採茶舞曲》重見天日啦!
  演出之前,貴賓接待室裡充溢著清芬之氣,那是西湖龍井茶從茶盞中冉冉溢出的清香,馥郁襲人。
  親王平素嗜啜綠茶,這回啜上絕品之茶,更是讚歎不已。他呷了口茶,微笑著告訴周恩來說:「我這回可把西湖龍井啜過癮啦,從梅家塢啜到樓外樓,從賓館啜到劇院,真是無處不龍井啊!」
  周恩來略帶神秘地說:「是啊,是啊,我們馬上還會從《採茶舞曲》中品得龍井之絕味呢,那可真叫『味外之味』咧!」
  演員們格外珍惜這次演出機會,《採茶舞曲》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來凝神地傾聽這久違的旋律,臉上洋溢著當年在茶園採茶時的歡快和寧靜。
  能在西湖龍井茶的產出之地,也是《採茶舞曲》的誕生之地,邊喝極品茶,邊欣賞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茶味濃厚的歌舞,這在西哈努克親王來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是從未經歷過的。演出之後,親王在周恩來面前連連讚許說:「精彩,精彩,果然不失西湖龍井的『味外之味』呀!」
  這次演出之後,因為有周總理的撐腰,許多出國訪問的中國藝術團體,都把《採茶舞曲》作為重點演出節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列入亞太地區民族音樂教材,更引起了世界樂壇和舞壇的注目。
  可是,國內外觀眾卻不知道,這首《採茶舞曲》的最初發現者,並且親手為之修改唱詞的不是別人,正是周恩來。


  第七章

  「文革」前的輝煌「絕唱」(1)

  上海一部大歌舞啟發了周恩來的靈感。他心中開始醞釀一個大創作。有人建議用「東方紅」。周恩來眉頭一挑,露出了讚賞的笑容。
  1964年國慶節,周恩來親自指定並且具體導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部有3000多人參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壯大和發展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受到國內外的普遍讚譽。
  提起《東方紅》,當年參加這部史詩創作和演出的文藝工作者們不約而同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周總理是《東方紅》的總導演。」然而,當我們今天打開歷史案卷重新審視這部史詩誕生的那段歷程時發現,周恩來為《東方紅》耗費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義,遠非一般純粹藝術上的「總導演」這個職銜所能容納得了的。
  進入1964年,國民經濟逐步恢復,人民生活也漸漸地好了起來,各項文藝活動也多了起來。
  1964年7月13日,周恩來再次來到上海,他這次不是陪同外賓來到上海,而是受陳毅邀請前來觀賞第五屆「上海之春」開幕式演出過的音樂舞蹈史詩《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孟波倡議的,主要是為了鼓勵音樂舞蹈的創作表演、理論活動,自1960年起每年舉行一次,為期10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牽頭,與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聯合主辦,一般於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日開幕,展示貫徹《講話》的成果。第五屆「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週年,為了慶祝上海人民的節日,在文化廣場舉行的開幕式上獻演了音樂舞蹈史詩《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這是一部表現黨領導我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奪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型歌舞劇,由上海的專業樂團,合唱團,歌劇院,音樂、舞蹈、戲劇院校和部分業餘合唱團、童聲合唱團共2000餘人參加演出。此劇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為主,用幻燈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兩側的大合唱隊和舞台前的管弦民樂混合大樂隊演唱演奏。文化局副局長許平是大歌舞的藝術指導。全劇不間斷演出,一氣呵成。
  革命的思想內容和如此大型的藝術形式相結合,在上海還是第一次,這主要是借鑒了朝鮮表演大型歌舞的經驗。這場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間演出了兩場,深受觀眾歡迎。閉幕後,又重演了7場。
  6月18日晚,陳毅副總理陪同一位非洲國家的元首觀賞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賓對大歌舞很有興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請總理來看一次。」
  周恩來對文藝一向很關心,加上共和國建國15週年在即,北京方面已經著手慶祝活動,但是還需要一些重點節目唱「壓軸戲」。他聽陳老總興致勃勃一番講述,決定親自去一趟上海,瞭解一下上海大型歌舞的情況。7月13日晚,訪問緬甸剛剛回到上海的周恩來與陳毅一起,在上海市委書記、市文化局長陪同下觀看了上海文藝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
  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為主,用幻燈投影作背景,表現了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面對親身經歷過的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面,周恩來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就在觀看演出時,周恩來的心中醞釀著一個更大的創作設想:在國慶15週年之際,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詩結合的史詩性作品,來完整地、藝術地反映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來的心願。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他幾次談到中國在歌舞方面,沒有搞出一個稱心的東西來。建國初期看大秧歌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了。
  演出結束後,數百名演員在台上謝幕,他們盼望周總理能上台接見。周總理和陳老總起身退場時,場內約一萬多名觀眾歡聲雷動,簇擁著周恩來一行人緩步行走。周恩來在人縫中走到舞台一側,沒有想到被童聲合唱隊的小朋友們團團圍住了,小朋友不像大人容易指揮,無論怎麼疏導、阻攔,天真的孩子們又叫又跳,就是不讓周恩來爺爺離開。而周恩來只要一看見孩子,就格外興奮,抱抱你,親親他的,忙得不亦樂乎,比正式接見還要熱烈許多。
  台上的演員們只好眼睜睜地望著孩子們和周恩來總理在台下親切「會見」。因為時間關係,走出孩子包圍的周恩來無法再上台和演員一一握手了。他在台下向演員們揮手致歉,然後在維護會場秩序人員的保護下,離開了演出場。
  這回周恩來是下了決心,準備親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詩作品,但是這時距離國慶節還有3個多月,時間不等人哪!
  周恩來一回到北京,馬上找來周揚及文化部、總政文化部有關負責人談了他的設想。接著他又在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公開透露了他的設想。
  他對到會者說:「我們這回國慶要大慶祝一下。上個月我到了上海,陳總把我拉去看了一個上海兩千人的歌舞,很動心,我看還不錯。有這麼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15週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通過藝術表演,逐步地表現出來。請周揚、徐冰同志及有關方面的同志幫助搞一下。現在離國慶只有兩個月了。總之,要有人寫,要寫幾首壯烈的史詩。請周揚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個歌舞,它是一個《國際歌》,一唱,下一幕馬上就到了井岡山,這個也太突然了……」
  周恩來一向辦事有頭有尾、認真負責,既然他的決心已定,就要善始善終辦好事情,決不會冷一陣熱一陣的。這既是他一國總理應具有的素質,也是他性格的必然。既然在高層領導人面前公開了他的設想,那麼接下來便是事無鉅細,親臨現場,一一落實。

  「文革」前的輝煌「絕唱」(2)

  第二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國務院外辦、對外文委和文化部負責人研究「北京音樂節」問題時,藉機將他搞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內透了個「風」。大家一聽開始很振奮,但是靜下來一掐指頭,有點膽怯,對時間懷有顧慮。畢竟這個創作任務是跨越共產黨40多年歷史長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雖然只有兩三個小時,而幕後的工作量卻不是三朝兩夕能完成的。俗話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周恩來見大家沉默不說話了,卻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對大家說:「時間雖然緊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總政文工團有革命歌曲大聯唱,還有飛奪瀘定橋等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舞蹈,以這些為基礎進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來的。就看大家有沒有這個決心了!」
  周總理親自打氣撐腰,大家的積極性很快調動了起來。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周揚召集文化部、總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傳部等方面有關負責人進行了仔細研究,一致認為周恩來的意見是可行的。
  7月24日,也就是周恩來「透氣」的第三天,周揚以中央宣傳部請示報告的形式向陸定一、康生並周恩來、彭真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創作一個概括地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的大型歌舞,供國慶演出。報告還就歌舞的規模、內容、藝術表現形式及組織領導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
  周恩來仔細地審閱並修改了這個報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廳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最後拍板定奪,決定大歌舞立即上馬,爭取在國慶節上演。會上,周恩來與大家談定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並就大歌舞的領導組織工作親自點將,擬定了一個由13人組成的領導小組名單和組織指揮工作小組名單。領導小組以周揚為組長,梁必業、林默涵等為副組長,齊燕銘、張致祥、陳亞丁、周巍峙、許平、呂驥等為組員;組織指揮工作小組以陳亞丁為主任,周巍峙、許平等為副主任。後來,工作小組又稱為大歌舞指揮部。
  關於大歌舞的名稱問題,考慮到上海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個題目太長,會上有人建議用「東方紅」。周恩來眉頭一挑,露出了讚賞的笑容,立即表示贊同,認為這個題目很好,既精練又切題。
  一部反映深受苦難的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起抗爭、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宏偉詩篇在周恩來的策劃下,終於啟動。
  8月1日,周恩來正式批准了周揚的報告,並對演出隊伍、朗誦詞等問題作了具體批示。
  此後,《東方紅》的創作與排演活動就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不久,12位參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進京,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排演工作。
  周恩來策劃並批准一個有3000多人參加的大型歌舞,想通過這個題材給一些優秀的藝術家、文藝家加上一層保護色。
  用現在文藝界的行話來說,周恩來是《東方紅》的總策劃。周恩來的這一策劃,固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為意識形態的文藝領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火藥味越來越濃了。自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藝處的特殊「處長」的江青在文藝界到處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先後寫下了有關文藝的兩個批示,對建國後的文藝狀況作了不切實際的「左」的估計。這種估計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對文藝界大張撻伐。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和作家、藝術家遭到批判和打擊。在這樣一種氣氛下,周恩來策劃並批准一個有3000多人參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證明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外,還想通過這個題材讓一些優秀的藝術家、文藝界權威參與《東方紅》的創作與演出,一是給他們加上一層保護色,也借此機會展示一下藝術家的強大陣容和實力。因為《東方紅》主題鮮明,是以歌頌中國共產黨、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沒有人能將此打倒、推翻。
  周恩來的這一用意在他當時的一些講話中及對有關問題的處理上表現得很明顯。如在參加《東方紅》創作與演出的隊伍問題上,考慮到當時毛澤東提倡大學解放軍,他決定以軍隊文工團為主。但是,周恩來又特意強調說,總政文工團是主力,但不能驕傲,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等政府所屬文藝單位都要參加。這樣一來,部隊的各大軍區文工團,地方系統的專業、業餘文藝團體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這大概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文藝大聚會、藝術家大匯合了!
  在挑選專業人員問題上,周恩來強調說:要挑選最優秀的演員,毛主席的詩詞一定要寫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員來唱。周恩來指示在《東方紅》中選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時期的音樂作品,其中包括賀綠汀作詞作曲的《游擊隊歌》和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當時因賀綠汀和田漢受「批判」,江青說《游擊隊歌》又鬆又軟,有人主張拿下這兩首曲子。對此,周恩來不以為然,「對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包括對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為二。有些是人民群眾批准了的東西,我們為什麼不能採用?不能以人廢言,以過改功。藝術家有失誤,我們就沒有失誤?」
  的確,在《東方紅》的創作與排演中,周恩來是名副其實的總導演。從作品主題的確立到藝術表現手法和原則的把握,從某些細節的處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裝顏色的選擇,周恩來無不親自過問。作為一個大國總理,周恩來具有的豐厚的文藝素養和深入細緻的領導工作作風,真是十分難得,令人傾倒。
  關於《東方紅》要表現的主題,周恩來明確指出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整個作品要貫穿毛澤東思想這條紅線,要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產物。

  「文革」前的輝煌「絕唱」(3)

  但是,藝術不是對歷史進行簡單、機械的複寫,《東方紅》也不可能把黨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藝術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抓住最本質最主要的東西,直接關係到能否徹底充分表現作品的主題。對此,周恩來對編創人員說,毛主席在總結我黨的歷史經驗時曾指出,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是我黨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正確理解這三個法寶及其關係,就等於正確領導了中國革命。因此,《東方紅》所要表現內容的選擇和情節的安排都應圍繞正確表現這三個法寶及其相互關係。
  主題確定了,但在藝術上如何表現,卻是一個不小的難題。在當時,用藝術形式,特別是用歌舞這種形式來概括地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還處於探索階段,有相當的難度。
  正如周恩來所說:「史詩要用史詩的寫法,它不是寫故事性的劇本,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
  從內容取捨來說,要把中國人民革命這幅宏偉的長篇歷史畫卷濃縮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線條地勾勒。但如果處理不好,粗線條的勾勒往往容易流於平板、單調,成為某種政治說教,收不到深刻、打動人的效果。為此,周恩來和藝術指揮們一起商磋這個難題,就像科研人員攻關那樣,擬訂了幾個方案,從幾個方面把握和體驗藝術的感覺。
  周恩來以自己是創作者和一名觀眾的感受告訴大家說:「中國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壯麗的史詩,是一個偉大的創作。文藝工作者要從中學習些名堂出來,這次要努力做到用藝術形式將這首史詩再現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現對象的特點,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平板、單調、貧乏的東西不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藝術享受;不僅不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反而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在談到如何表現我黨經歷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五次武裝鬥爭時,周恩來說,這五個階段各有不同的特點,標誌著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只有把握了這五個階段的不同特點,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特色。他還說,表現這五次戰爭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戰爭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槍炮子彈。表現革命,有的時候需要雄壯的東西,有的時候也需要輕快的東西,有剛也要有柔,有統一也要有變化。我們黨的鬥爭歷史是剛的,因此,《東方紅》這部作品的基調是剛的,這是統一,但也應該有優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廣闊的,革命感情是豐富的。
  為了使《東方紅》的創作達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周恩來一方面或親自或請熟悉黨的歷史的中央、軍隊方面的負責人給編創人員作黨史報告;另一方面,在具體創作中一一進行指導、糾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場中,原來只表現了共產黨人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英雄氣概,沒有提及陳獨秀的問題。對此,周恩來指出,對我黨來說,蔣介石的叛變只是大革命失敗的外因,陳獨秀的錯誤路線則是內因。否則,蔣介石舉起了屠刀,我黨也能組織有效的抵抗,情況會大有不同。這是血的教訓,證明只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開展工農運動,發展革命武裝,堅持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寫清楚這一點,不僅是為了正確表現歷史,而且對國際國內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表現「遵義會議」這個問題上,起初編創人員認為難表現,就用幾句朗誦詞一帶而過。周恩來看後說,表現不表現遵義會議,是個原則問題,一定要用專場來表現。如果實在想不出好的藝術表現方法,就把遵義會議的現場搬到舞台上,用解說員向參觀者解說的方式。後來,編創人員在舞台上設置了遵義會議的場景,加上了《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這首歌,以表現紅軍戰士渴望毛澤東回到紅軍的指揮崗位上來的迫切心情。周恩來審看後又提出,上場的戰士人數太少了,可以增加紅軍女戰士和革命群眾。按照歷史的真實來說,當時的廣大群眾,包括紅軍戰士,不可能知道我們黨正在召開這次會議,但是,周恩來是從藝術真實的高度上去要求創作人員跨越歷史高度的。這樣一表現,反而將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路線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體現了出來。
  在把握歷史本質的前提下,周恩來十分注重細節的真實。在表現紅軍長征一場中,如何正確表現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當時有些爭議。有人主張統稱為紅軍就行,有人認為只提中央紅軍就可以。周恩來不同意這樣處理。他說,張國燾雖然很壞,但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是好的,不應歧視。毛澤東也同意周恩來的看法。後來,三個方面軍都表現了,歡慶三個方面軍會師的歌也是周恩來親自改定的。
  周恩來對《東方紅》的精心指導,實際情況還遠遠不止對主題和創意的指導。可以這樣說,《東方紅》的每一場、每一個細節,從歌詞、歌曲、樂曲、朗誦詞以及服裝道具舞美等表演藝術手段的設計,都經周總理審定,滲透著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場排演,他都親自審看。正式公演前預演過8遍,周恩來竟然反覆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後,周恩來都親自主持座談會,徵求意見。
  周總理對文藝工作一直非常重視,特別在解放以後,他經常會見文藝工作者,瞭解他們工作生活情況。有時他還直接參與演出,和演員一道唱歌、跳舞,場面特別親切融洽。文藝家們也將周總理當作自己的知心朋友,無話不談。這次排演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為國慶15週年獻禮的一項大工程,自然有更多的新老演員有機會接觸、瞭解周總理。記得當時許多參加《東方紅》創作和演出的作家、藝術家、演員們對周總理對藝術規律的深刻把握敬佩不已,更多的敬佩還來自他民主的領導作風。

  「文革」前的輝煌「絕唱」(4)

  周恩來一向強調藝術民主,他在指導《東方紅》的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他提倡領導、專家、演員一起討論,鼓勵大家在創作中打破框框。他說,在創作上有許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國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後十幾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東方紅》?
  在討論中,周恩來談自己的看法時總是先聲明:「我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對很多問題不
  可能沒有感觸,包括文藝問題。我說錯了,大家議論改正;說得不充分,大家補充;說得對的,供大家參考。人不可能不說錯話、不做錯事,我談這些問題,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氣氛。」參加《東方紅》演出的一名年輕演員當時感歎說:「在總理面前,我覺得比在我們團長面前還受尊重得多。」
  國慶15週年之際,首都文藝界隆重上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又將演出後的會場的氣氛推向史無前例的高潮。
  辛勤的汗水終於贏來了熱烈的掌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終於在1964年10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到16日結束,共演出了14場。場面之大,演員之多,氣勢之恢宏,轟動了整個北京城。這是文藝界空前的盛舉。《東方紅》的演出,不僅在國內引起轟動,而且還受到前來參加國慶15週年觀禮的許多外國友人的盛讚。
  《東方紅》還在前台如火如荼演出時,周總理卻將慰問和鼓勵送到了台後。10月10日夜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雲南廳接見參加《東方紅》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幾位同志周巍峙、黎國荃、許平、董本一,還有三位首都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周總理在作總結報告時,他沒有談到自己如何關心《東方紅》的創作和演出,更沒有將《東方紅》的功績歸於自己名下,而是強調這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主要是:「朝鮮的影響,上海的基礎,全國的力量。」面對掌聲和讚譽,周恩來謙虛地說,這首先歸功於毛澤東思想,再就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5日,周恩來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團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觀看《東方紅》,並領著他們到演出後台參觀。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許多絕對屬於藝術上的專業問題包括燈光設置上的一個具體問題。周恩來娓娓道來,十分內行地一一作了使他們滿意的解釋。清水驚奇地睜大了雙眼,「總理,你怎麼會這樣清楚地知道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國演員自豪地回答說:「總理是我們的總導演哪!」清水和松山淚光閃閃,說:「你們是幸福的,只有你們中國有這樣的總理。」
  1964年10月16日晚,人民大會堂將最後上演一場《東方紅》。這一次,周恩來將陪毛澤東觀看演出。整個演出,毛澤東一邊聚精會神地觀看,一邊將滿意的目光傳遞給幾位當年一起打江山的老戰友,和大家一起分享回憶崢嶸歲月的歡快。
  演出人員誰也沒有想到,在《東方紅》熱浪伴隨共和國度過15歲生日時,中國西部一個更加令人振奮的消息在等待著大家,就在《東方紅》即將落下輝煌的幕布的當日,即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裡如詩如畫地展現,一個激動人心的喜訊也在悄悄臨近……演出終於結束了,大家又興高采烈相聚在大會堂接見大廳的四周,等待中央領導人走進會場中心……毛澤東笑容滿面,周恩來寧靜微笑,劉少奇面容和藹,朱德眉眼帶笑……洋溢歡樂情緒的領導人在掌聲中快步走向演員……頓時歡快的掌聲淹沒了整個大廳……
  周總理走到麥克風前,他用雙手向四周作了個停止的動作,然後雙目又環顧了一圈,才開口說話。但是他一講話,不由得讓熟悉他講話風格的人愣怔住了。
  「今天正式開會前,主席讓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點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會堂的樓板會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號,我的耳朵會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維護會場秩序……今天我國西部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周恩來話音剛落,3000多人中間也像丟了個大炸彈,全場爆發出巨大的歡呼聲,有人開始蹦跳起來,接著更多的人也跳動了起來,人排像起伏的浪頭不斷躍動,歡呼叫聲似巨響的浪潮在大廳裡發出轟鳴聲……
  周總理見人們的情緒失去了控制,不由得著急起來,他兩臂不停地做往下壓的動作,對著話筒大聲喊:「同志們,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樓板就要塌了!我再說一遍,大家不要跳!」
  沸騰的人群,激動的總理,大家好像面對著原子彈爆炸的現場,情緒和感覺顯得無法自控。
  這個在接見《東方紅》演職員前的插曲,將接見會場的氣氛推向史無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場的人只有一個感覺:作為中國人,此刻是多麼地幸福和激動!雖然原子彈爆炸場面在萬里之外的大西北,但在場的所有人心靈都感受了它強烈的衝擊波和震撼力。
  這是我們中國人期待了一個多世紀的「蘑菇雲」!是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側耳凝聽的驚雷!
  10月16日,這個在歷史上極平常的日子,老天爺卻有意地安排了兩件大事:中國原子彈爆炸,蘑菇雲冉冉騰升翻動的時候,莫斯科的電波送來一條新聞——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除職務。
  這個消息同樣令國人雀躍不已!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撤走專家、逼債,又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而雪上加霜的人們,刻骨銘心地記住了一個好似仇人的名字——赫魯曉夫。突然聽見他下台的消息,更增加了原子彈爆炸後的熱度。


  第八章

  戰友深情(1)

  李富春與蔡暢和周恩來夫婦一樣,攜手走過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雨金婚之旅。兩對模範夫婦都有表達感情的獨特方式。
  眾所周知,周恩來與鄧穎超堪稱中南海裡的模範夫婦,是老一輩領導人中為數不多度過金婚紀念日的終身伴侶。他們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忠貞不渝的愛情至今仍傳為佳話。但人們卻很少知道中南海裡還有一對親密的革命伴侶——李富春與蔡暢。他們和周恩來夫婦一樣
  ,攜手走過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雨金婚之旅,同時這兩對終身伴侶又是半個多世紀的至交好友。他們的夫妻情、戰友情感人至深,留下了一段令人難忘的人間真情。
  李富春長期從事計劃經濟工作,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卓有成效的經濟計劃工作,不僅有力地保障了三大戰役的後勤供應,而且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為此,他被中央視為中國經濟計劃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53年,李富春和陳雲作為周恩來的助手前去蘇聯,制定了中國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書。從這以後,李富春和陳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財經工作,協助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成為周恩來的左右臂。
  蔡暢自從1942年擔任中央婦委書記以來,一直是中國婦女界最高領導人。鄧穎超在解放後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成為蔡暢的「手臂」。她們不僅是工作的正副手,同樣也是多年的親密姐妹。
  自從兩家住進中南海,還是和以前一樣,生活中相互關心,工作中相互配合。李富春跟隨周恩來一道主持經濟工作會議,外出視察工農業生產情況。鄧穎超則伴蔡暢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共同關心中國婦女事業。
  在中南海裡,像這樣各有正副職務、互為助手,又是終身伴侶的家庭並不多,加上他們都是有情趣的革命者,表達感情的方式也很獨特。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談戀愛時,一個在中國的天津,一個在法國的巴黎,兩人通過兩地書確定了關係。以後他們依然喜愛這樣的方式表達思念和愛意,周恩來經常出國訪問,他無論工作多麼繁忙,都要想法抽一點時間寫信給國內的鄧穎超。而牽掛丈夫的鄧穎超也放飛鴻雁,以信抒情。而在法國結婚的李富春與蔡暢也保持了他們當年入鄉隨俗的習慣——擁抱接吻,即使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也好似初戀的一對情人,落落大方地相擁而接吻。
  周恩來三救蔡暢,使得他與蔡暢除了戰友之情又多了一份生死之情。
  周恩來和李富春夫婦在法國時就相識,他們不僅是親密的革命戰友,而且和蔡暢有著生死之交。
  1921年,中共旅歐支部在法國巴黎辦了一份《赤光》刊物。刊物宗旨是在華工和勤工儉學的華人中介紹馬克思的著作,宣傳十月革命和俄國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並且成為與反動派論戰的陣地。周恩來、蔡和森、李維漢、趙世炎、王若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年僅17歲的鄧小平和李富春負責刻蠟版和油印。李富春因為來法時間長,認識人多,支部讓他負責發行。蔡暢和母親葛健豪當時在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名氣大,可以協助李富春發行。所以蔡暢也接觸了刊物的工作,漸漸地與周恩來交往多了起來。
  命中注定,他們的交往引來了一段生死之交的佳話。
  周恩來一共救過蔡暢三次命,使得他與蔡暢除了戰友之情又多了一份生死之情。
  周恩來第一次救蔡暢是在法國。
  1922年國內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停止後,法國政府加緊了對中國留法學生的「監督」。「勤工」已經十分困難,幾乎沒有工作可「勤」,「儉學」更是畫餅充飢,已不可實現。大家不得不用大部分時間千方百計「勤工」以維持生計。和李富春結婚後的蔡暢先後在巴黎一家電燈廠和手帕廠做工。不久蔡暢懷孕了,身體很不好,母女倆的生活主要靠母親葛健豪出售自己的刺繡品維持。而李富春擔負旅歐支部的領導工作,更加勞累。他不僅要做工,還要做黨組織的聯絡工作。為了節省房租,他們一家居住在一個大筒子樓似的宿舍裡。有幾日,蔡暢突然發起了高燒,葛健豪正巧外出做工,李富春去外地做聯絡工作,沒有在家。
  蔡暢一連發高燒3天,滴水未進。昏昏沉沉中,蔡暢幾次想出門求救,卻是無力站立。說來也巧,周恩來因為《赤光》刊物的事情找蔡暢。他敲門,裡面卻沒有人答應。他以為蔡暢做工沒有回來,便折身下樓。然而心細的周恩來走到樓門口,無意間看了一眼牛奶袋,發現屬於蔡暢名下的牛奶積了3瓶。他駐足想了想,又趕緊返身上樓,果斷地翻窗進去,蔡暢果然在家,而且已經昏迷不醒。周恩來二話沒說背起蔡暢下樓,將蔡暢送到最近的一家醫院救治,並且墊付了醫療費。等蔡暢甦醒過來,周恩來才離開醫院。
  1928年在上海,周恩來再次救了蔡暢。
  大革命時期,李富春夫婦和周恩來夫婦都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周恩來主要負責中央軍委和特科工作。李富春負責江蘇省委工作。蔡暢和鄧穎超等人負責上海的婦女工作。有一段時間,蔡暢因為連日組織紡織廠的女工罷工,奔波甚急,疲勞過度,在回家的馬路邊突然暈倒,不省人事。
  正值大革命失敗,昔日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變成了白色恐怖地帶,警察和警車日夜不停地行駛在各條馬路上,上海這座不夜城變成了不眠城。居民們心懷恐慌,輕易不敢上街閒逛,即使上街也是步履匆匆,閒事充耳不聞。而蔡暢卻在這個時候暈倒在馬路邊,必然是凶多吉少,許多行人不敢上前搭救,只是駐足圍觀,沒有人敢幫助送往醫院。誰也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詐。
  蔡暢昏倒了好一會兒,也沒有人出手相救,這時留著大鬍子、化裝成商人的周恩來路過這條馬路,他坐在黃包車上看見路邊圍著一群人,如果以前遇到這種情況,周恩來總是快速離開現場,以防便衣特務故意放出「誘餌」引誘地下黨「上鉤」。而這次,他卻鬼使神差地讓黃包車停下來。他上前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倒地的竟是蔡暢!

  戰友深情(2)

  他立即叫黃包車的車伕上前,一同將蔡暢扶上車,快速送到醫院,等李富春接到消息趕來時,蔡暢已經脫離危險,甦醒了過來。
  好險,也好懸。蔡暢的一條命竟然是周恩來從馬路邊撿回的。如果不是真實事情,有誰相信天下竟有這樣的巧合?如果說無巧不成書,那麼周恩來和蔡暢的生死之交更是巧中之巧了。
  或許正像周恩來所說,革命沒有成功,馬克思不收我們。
  解放初期在中南海,周恩來第三次相救蔡暢。
  1950年,蔡暢從東北進北京,住在北京東四一個胡同裡。那時李富春還在東北工作。一次中南海開會,蔡暢突然在會場上胃病發作,開始她還忍著,可她慘白的臉色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連忙上前攙扶蔡暢離開會場,並用自己的汽車親自送蔡暢到醫院醫治,幸虧治療及時,避免了胃部的大量出血。
  蔡暢住院期間,周恩來還讓鄧穎超多次去看望。
  蔡暢緊緊擁抱周恩來—沒有想到這是他們人生最後的告別!
  1975年6月16日,蔡暢在北京飯店理髮,她突然看見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驚奇地問:「是不是總理也來了?」
  她話音未落,周恩來在醫護人員的攙扶下,緩慢地走向他常去的房間。此時周恩來的身體已異常虛弱,但是他要在生命最後的時刻將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再走一遍,和當年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做個告別。這天他正好來到北京飯店,和以往一樣先到他辦公休息的房間,然後又請理髮師傅為他最後一次理髮。蔡暢看見周恩來來了,也不等自己理好發,就急切地到周恩來的房間看望。周恩來見蔡暢來了,也感到意外,吃力地站立起身子,伸出他那只略帶殘疾的右手,握住蔡暢飽經人生磨礪變得厚實的手。
  蔡暢也緊緊握住這只好似兄長伸過來的、讓人感到踏實有力的手!
  這種握手他們是那麼地熟悉,這雙手整整相握了54年。可是此時握手,他們卻相視默默,許久說不出一句話。和蔡暢相伴了53年的李富春在半年前剛剛離世,周恩來抱病從醫院趕到李富春追悼會現場,目送老戰友走完最後一程。而此時的周恩來也已快到生命的盡頭,僅隔半年,他也走了……
  蔡暢用凝視的目光打量著周恩來……總理憔悴瘦弱的面容引起她的極度不安。她握著總理的雙手,憂傷地說:「恩來,按理你比我大兩歲,可是50多年你一直叫我大姐,今天看見你這樣瘦,大姐心痛啊!」
  周恩來也感慨地說:「你是我們革命的大姐,富春都叫你大姐,我當然要叫你大姐啦!」
  這時,蔡暢聲音有點哽咽了,伸出雙手挽住周恩來消瘦的雙臂,向告別即將遠行的親人那樣深情地說:「恩來,讓大姐好好親親你,行嗎?」
  周恩來臉上又浮現了他那特有的笑容,爽朗地說:「好啊,大姐,我們是老戰友了,我也想親親大姐!」說完,相互親吻了面頰,又緊緊擁抱在一起。蔡暢用手掌輕輕地拍擊著周恩來的後背,像是鼓勵像是安慰也像是最後的告別。
  蔡暢離開周恩來的雙臂,幾乎沒有抬頭,立即轉身而去,因為她已淚流滿面!此時此刻她不願意讓生死與共的老戰友看見她的眼淚。從法國認識起,幾十年艱難險阻,風雨征程,他們從來都是笑迎困難坦然面對死亡,眼淚不屬於他們這些堅強的革命者!最後的告別,依然不能用眼淚作為句號。
  望著蔡暢步履蹣跚、不斷抽泣的背影,周恩來的視線也模糊了……而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卻哭出了聲,這種無比沉重的場面表達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含義——人生最後的告別。
  半年之後,周恩來走了,永遠地走了。蔡暢沒有再流淚,她像握周恩來手那樣,緊緊握住鄧穎超的手,兩位並肩戰鬥的革命姐妹,此時的心境幾乎不用言語的表達便彼此相通。她們都失去了終身愛人,但是都獲得過一個充滿真情的人生。悲痛的心靈中留下了一段滿足和欣慰的姻緣。
  這以後,蔡暢又在中南海慶雲堂一號生活了15年,1990年9月,度過了90壽辰後,留下「喪事從簡,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的遺囑,安詳離世。

<<紅鏡頭中的周恩來:生動再現第一代領導人風采(選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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