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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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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倫堡大審判 作者:約瑟夫·E·珀西科 譯:劉巍
  引章 紐倫堡1945
  紐倫堡本是德國東部一個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但1945 年在那裡進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審判,使紐倫堡變得名聞暇邇。
  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倫敦協定和該協定所附的法庭條例,美國、法國、英國、蘇聯四國政府指控下列人員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罪和違反人道罪,並依據下面所引證的各點相應地對他們提出起訴。被指控和被起訴的人員為:
  赫爾曼·威廉·戈林;魯道夫·赫斯;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羅伯特·萊伊;威廉·凱特爾;恩斯特·卡爾滕布龍納;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漢斯·弗蘭克;威廉·弗裡克;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瓦爾特·馮克;雅爾馬·沙赫特:古斯塔夫·克虜伯卡爾·鄧尼茨;埃裡希·雷德爾;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弗裡茨·紹克爾;阿爾弗雷德·約德爾;馬丁·博爾曼;弗朗茨·馮·巴本;阿圖爾·賽斯—英誇特,阿爾貝特·施佩爾;康斯坦丁·馮·牛賴特;漢斯·弗裡切。
  下列(在此期間業已被解散的)各集團和組織,由於為達到其與各被告——均系各集團和組織的成員的犯罪有關的目的而採取的方法和手段,應宣佈為犯罪的集團和組織,它們是:德國內閣、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領袖集團,包括保安勤務處(通常被稱為SD)在內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黨衛隊(通常被稱為SS)、秘密警察(通常被稱為「蓋世太保」)、衝鋒隊(通常被稱為SA)以及參謀總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
  法庭提出了如下四項起訴理由:
  起訴理由之一共同策劃或密謀
  起訴理由之二破壞和平罪
  起訴理由之三戰爭罪起訴理由之四違反人道罪
  法庭對三千多份原始材料進行了認真的核實查對,並且通過一個專門授權的委員會對二百多個證人和其他數百人進行了傳訊。允許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的二十二名德國律師可自由地向法庭提交任何數量的書面呈文。他們提交給法庭的書面證明材料不少於三十萬份。面對他們的委託人所犯的罪行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甚至就在審問他們自己最先要求出庭作證的證人的時候,已使辯護處於無望的境地。例如,在審訊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德軍總司令、前陸軍元帥保盧斯的時候,被告不得不供認,早在1940 年秋,他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制定了進攻蘇聯的所謂巴巴羅薩計劃。由原告提出的文件就是確鑿的罪證。判決書說:「有一些文件是在鹽礦中找到的,還有一些則分別被埋在地下、藏在假牆後面或其他被認為不易發現的地方。」當時蘇聯方面的首席起訴人、現任蘇聯最高法院副院長L·N·斯米爾諾夫明確指出:「紐倫堡法庭在訴訟過程中,對德國首要戰犯所提出的每一起訴都是嚴格按照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的。就是最吹毛求疵的人對此也無可指摘。」根據1945 年8月8 日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達成的國際條約而制定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條例和根據這一條例所作的判決不僅僅體現了一種嶄新的民主的國際法,而且是這一嶄新的民主的國際法賴以繼續發展的組成部分,條例體現了各國人民對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勝利。納粹德國的帝國主義分子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麇集在德意志帝國國家機構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毫無區別,只不過更為強大罷了。
  在審理訴訟的案件之一、即所謂的弗利克案件時,美方首席起訴人、美國檢察當局參加首要戰犯審判的工作人員之一特爾福德·泰勒准將說:「第三帝國的專制政體是建立在民族社會主義、軍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這種災難性的三位一體的基礎之上。」1954 年去世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訴人羅伯特·H·傑克遜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紐倫堡審判的兩大任務:一、核實認定納粹當局所犯的重大歷史罪行的證據;二、解釋並規定新形成的國際法基本準則。他說:「我們必須憑確實可信的證據來確定那引起令人難以相信的犯罪事實。」他認識到:「對全世界來說,紐倫堡法庭判決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怎樣忠實地解釋過去,它的價值在於怎樣認真地儆戒未來,」在審判過程中,他面對通過大量材料所證明的帝國主義犯罪活動的真實情況得出了如下結論:「對於所有善良的和理智健全的人來說,納粹德國所犯的纍纍罪行中的最大的一樁罪行就是發動了一場違法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在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的教育下,在捍衛和平這一核心問題上世界人民都站在了同樣正確的立場上。
  第一章大審判
  ●人們可以發現,二次大戰就是國際性大企業正常「商務往來」的結果
  ●德軍的罪行還在於他們實施的「焦土政策」
  ●他不得不以這種離奇的要求想方設法為自己開脫罪責
  ●辯護律師們企圖通過各種各樣的司法理論進行「辯護」
  第一節人類歷史上第一批走上絞架的侵略分子
  1945 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明確強調,首要戰犯訴訟案的被告不能以他們對此項法規的無知作為他們免受刑罰的理由,因為不是沒有給他們提出法律教訓和發出警告。他們中間的那些最危險分子,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批這樣有組織的侵略分子,也是第一批走上絞架的侵略分子。處決這批最危險的分子對各國人民來說是一個鼓舞;同時,保持著高度警惕性的各國人民也希望,這些侵略分子是登上他們不得不建立起來的絞架的最後一批人。
  對策劃破壞和平的戰爭和密謀活動的指控和判決與破壞和平罪這一起訴理由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事實上策劃戰爭和破壞和平的密謀這兩件事是實際發動侵略戰爭和進行侵略戰爭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破壞和平罪」總的犯罪構成中,上述兩點實際上發生在進行侵略的罪行之前,因而也就被列為第一點起訴理由;戰爭罪則被列為第二點起訴理由。無論是從邏輯上說,還是按時間次序,這樣排列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對首要戰犯進行判決的時候,不得不把這兩點統統考慮進去,因為所有這些戰犯既是密謀的最初策劃者,又是實際進行戰爭的領導人。當然,要把參與侵略犯罪活動的負責人與那些準備這一侵略罪行的負責人區別開,不單純是一個法律的技術問題,這一區別對於判決的懲戒作用和預防作用有著重大的意義。
  另外,這也是判決不能不考慮的納粹專制機構會帶來的新問題。不言而喻,當法西斯獨裁國家垮台以後,這一獨裁政府的後台老闆和指使者都想盡快甩掉他們從前的幫手,只想將那些對發動新的侵略戰爭肯定有用的人保護下來,而其中首先是軍事頭目。不難看出,這一滔天罪行的辯護律師們都希望能按雅爾賴斯所說的那樣把納粹國家描述成是由希特勒個人擔負全部責任的一個獨裁政體,這樣,在希特勒(以及希姆萊和戈培爾)自殺以後,夠得上判刑的也只剩下戈林一個人了。
  過去,有人曾以法律形式對罪惡的希特勒政權提供了幫助,將來也有人會以法律形式幫助未來的傚法者,使他們解除擔心會受到的類似清算的後顧之憂。這些法律形式之一就是反對條例對共同犯罪範圍所作說明的論戰。事實上,歷史現象已經表明,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和為其他某些地方的戰犯審判所收集的證據也已證實,即使在決策權力最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企圖依靠武力建立世界統治而在進行準備和付諸行動的時候,必須要有一批共同密謀參與這一行動的同夥。與提出的軍事任務相適應,在這批參與者中間不可缺少的是執行武裝任務的軍事頭目。此外,同樣不可缺少的是組織嚴密、無條件服從命令的部隊,這些部隊均由上述這一夥人所統治,因而他們又擁有千千萬萬瘋狂的幫兇。此外,屬於這一獨裁範疇的還有經濟方面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為了從侵略中獲得好處而樂意通過物質上的支持以資助侵略集團。但是,他們只讓少數靠得住的人作為他們在政界的代理人,特別是僱傭那些在危急關頭懂得及時撤身的人(沙赫特式的人物)來辦事。被吸收到主要人物圈子中的欺騙群眾的最高級專家(戈培爾、弗裡切)按其性質也同樣從屬於上述體制的範疇。就這意義而言,將主要負責者與那些雖然是自願和堅決的、但是卻不負有總的責任的俯首聽命者和不負責任地濫用權力的追隨者相區別,可以理解這是戰後國際刑事司法面臨的新課題。為此,國際軍事法庭條例根據現行的國際刑法中密謀這一概念(第六條第一款),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種特殊的共同犯罪的形式,即所謂的組織犯罪或集團犯罪(第九條)。
  一些人反對實際懲辦所有的主要負責者,他們提出的論點是,密謀這一犯罪構成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所臆造的,因為在此以前只有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法律中才有關於「密謀」的規定(實際上這一概念的含義要廣泛得多)。這種說法已為事實所駁斥,例如蘇聯刑法也對密謀和匪幫等某些案件的犯罪構成作過解釋。在德國刑法中,從來就有關於秘密結社構成犯罪的規定(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條),在這一點上特別保守的法國法律也一直就有關於「犯罪集團」的規定。擺在被控告的戰犯面前的並不是什麼原則上嶄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刑法。相應地,國際軍事法庭的創始國只不過是以適合於法律的手續把一定的形式賦予了現存的刑法法規以實質性的內容。在有關各國現行的國家法律中早就存在此類內容,就是在罪犯本國的法律中也具有類似內容的規定。所以說,法庭對他們的審判是公平合理的,既談不上法律上的不公正,也談不上道德上的不公正。
  在紐倫堡首要戰犯訴訟案中,被控犯有密謀罪的人均已獲釋。他們是希特勒的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德意志銀行總裁、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希特勒上台的開路先鋒、副總理、希特勒的特使巴本和戈培爾在新聞、廣播部門的代理人弗裡切。釋放這三個人遭到了蘇聯法官的反對。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法庭進行判決時所遵循的路線,美國懲治戰犯法庭在審理所謂的第二號主要案件中也是以這條路線為指針的。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能被判密謀破壞和平罪的只是「那些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共同參與、準備和發動戰爭的人」。這樣,軍事頭目和經濟界的幕後人物都沒有被列在密謀的範圍以內。不管法庭這樣做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排除這些人的密謀罪就是對侵略分子的姑息,就是為他們將來在德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發動侵略戰爭打開方便之門。
  在審理重大的案件之一——法本化學工業集團案件時,美國起訴人以該集團蓄意為侵略戰爭作準備為主要犯罪理由發表了一項起訴聲明。作為法本化學工業集團的董事和該案被告之一的克尼裡姆竟然對這一聲明的「心靈慷慨激昂」和「極度誇張」表示驚訝。他從這份起訴書中引了幾段話以示他的強烈抗議。「被告在確立他們行動的方針時明顯地表現出的狂熱性是不容否認的。他們的目標是,把德國變為戰爭機器,把德國建成一個具有威懾力量的毀滅工具,以便使德國可以通過粗暴的威脅,如果必要,就通過戰爭把自己的意志和統治強加給歐洲各國和大洋彼岸的其他國家。被告是這種狂妄的、罪惡的冒險行為的積極參與者和領導者。他們是撲滅自由火焰的幫兇。他們動員德國的一切資源,絞盡腦汁,製造征服戰爭所需要的武器和工具,並以此擴大德國的恐怖暴政。他們是織成鋪蓋在歐洲大陸上的黑色喪服的經
  和緯..他們是一夥無所顧忌的歹徒。他們是把《我的奮鬥》的夢想變為現實的魔術家..他們是德國國防軍建設者..正是這一夥人使戰爭成為可能,他們進行了這場戰爭,因為他們亟欲征服世界..他們發動的這場血腥的屠殺幾乎席捲了歐洲的每一個國家。」這幾段話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在於話語之中洋溢著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神。
  克尼裡姆對此表示異議,他斷言,那一切都只是「商務往來,必須把這些商務往來看成是一家與世界各國均有聯繫的巨大企業的正常業務活動。」受理工業集團案件的法庭駁回了這項起訴,然而,人民卻看得越來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此類國際性大企業正常「商務往來」的結果。
  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土地上的德意志人民從中汲取了教訓,他們按照波茨坦協定的原則,消滅了壟斷資本。克尼裡姆在他的那本書的結尾處滿意地指出:「就一起重大戰爭的起訴那樣遭到如此慘重的敗訴還是少見的。」實際上,美國的法官們,尤其是負責受理克虜伯訴訟案件的首席法官安德森,對遭受沉重打擊的德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表示了一種即使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也是目光短淺的階級關係。
  安德森說:「有人以為,某一私人企業的財產所有者或某一私人企業的領導人能夠不依賴政府而獨自與該企業的僱員一起犯有破壞和平罪的罪惡密謀,或進行這種密謀活動,這種想法是多麼奇特,它在日後將產生非常廣泛的影響,僅就這一聲明也立即會導致產生如下疑問,即起訴的指控是否被理解錯了。」世界各國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對這一「指控」的理解是很明確的。只有他們這些人才認為,這不涉及壟斷資本的戰爭計劃,因為壟斷資本「與政府無關」,就像與希特勒政府是「無關的」一樣。
  實際上,他們這些人全都屈從於壟斷資本家,他們曾經而且還將從壟斷資本家那裡得到資助,而資本家給他們錢則並非出於慷慨大度和揮霍的嗜好,耶捨克雖然稱讚這項判決是「正確的判決」,但是他不得不承認,除了最上層的政治領導人以外,「根據國家的有關情況和組織結構,軍官和經濟界領袖」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侵略計劃的起因果作用的參與者。實際上,根據侵略勢力獨攬一切的這種組織結構,如果就侵略密謀的罪行進行判決的話,那麼這些侵略戰爭的真正受益者是一定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聯國際法學家羅馬什金正確地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況,美國首席起訴人傑克遜早在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進行談判的時候,就表示反對說明戰爭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美國國際法雜誌》主編芬奇也已在1947 年就從原則上表示反對對破壞和平的密謀提起公訴。
  另一方面,沙赫特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所作的一段供述也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他說:「1940 年,美國商務代辦科爾克在他離任前向我告別的時候表示,戰後將像對待一個平白無辜的人那樣對待我。」沙赫特對希特勒活動的目的和意義知道得十分清楚,為了減輕納粹德國擴充軍備的負擔,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經過多年的幕後活動之後,直到1949 年6 月13 日決定撤銷西德整肅納粹法庭關於剝奪沙赫特八年自由的判決,並通過各種形式由國家出錢為他恢復了名譽,釋放沙赫特的醜劇才告結束。
  有這樣一批人,他們認為,密謀這一犯罪構成是一條任意製造的規定,是與「刑法的原則和自然法的觀念相違背的」。克尼裡姆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實際上,這種觀點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集團的法律觀點,當然,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與愛好和平的人類的法律觀點相對立的。在紐倫堡法庭上,只有蘇聯法官尼基欽科在這一點上始終維護了人類的利益。
  特萊寧第一次從理論上強調了(除政府成員和軍事頭目以外)某些大工業資本家集團應負的責任。尼基欽科從不同的角度對此作了深入的論證,結論是:「沙赫特在準備和執行總的犯罪計劃方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已被證實無疑。因此,宣告沙赫特無罪的判決顯然是與現有的證據相矛盾的。」此外,在紐倫堡審判九年以後,美國的首席起訴人傑克遜發表談話說:「稱沙赫特是政府的所謂反對派這種說法的嚴肅性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並說,如果當時對他的案件進行非常慎重的調查,那麼起訴「肯定也不會敗訴」。
  最好再簡要地分析一下集團犯罪和組織犯罪這種新的表現形式。在紐倫堡法庭上,被告的辯護人對此曾作了許多毫無用處的瑣碎的分析。所謂集團犯罪或組織犯罪是專指納粹獨裁體制所特有的,組織得較為嚴密的,旨在準備、策劃、發動和執行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密謀的犯罪形式。
  國際軍事法庭明確指出:「犯罪的組織和犯罪的密謀在這一點上是相一致的,即兩者之間的合作在本質上都是為了犯罪的目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嚴密結合在一起的並為了某一共同的目的而組織起來的集團。
  正像黑恩澤爾所說的那樣:「國際軍事法庭對案件的審理只是初篩,而最後的細篩工作則由以後的程序來處理。」同時,國際軍事法庭根據本身的任務,只考慮那些組織參與的與戰爭有關的罪行。就是說,在1939 年9 月1日以前這些組織在德國國內所犯下的違反人道罪,如果與戰爭無關,均不在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權限之內。因為國際軍事法庭畢竟不是德國整肅納粹的法庭。
  國際軍事法庭在經過一些非常慎重的甄別工作之後,考慮到前面提到的種種限制,決定只宣佈政治領袖集團、秘密警察、保安勤務處和黨衛隊為犯罪組織。法庭全體成員均否決衝鋒隊是犯罪組織。法庭的多數成員否定德國內閣、參謀總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是犯罪組織。關於衝鋒隊的問題,法庭認為,衝鋒隊到頭來只不過「落到了一支無足輕重的納粹附庸部隊的地位,其中只有某些部隊被利用犯下了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這種觀點也許是講得通的。
  至於德國內閣,西方國家的法官認為,這一批人在1937 年以後就被希特勒宣佈為無所事事了。如欲把它作為組織對待,則又太小(僅約四十八名成員)。至於參謀總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法官則堅持認為,這兩者都不能算作是建立在自願結合基礎上的「高級軍官的集體」,而作為軍事技術的形式,這種「高級軍官的集體」存在於所有的國家。但是就這伙軍官本身而言,法官則認為有必要指出,「他們要對數百萬男女老少所蒙受的痛苦和災難負重大責任,他們玷污了榮譽的軍職。如果沒有他們指揮的軍事行動,希特勒及其納粹同夥的侵略慾望只不過是紙上空談,不會有任何結果。根據條例的條文,雖然這些軍官並未構成一個集團,然而他們確實是一夥殘酷無情的軍人。當時的德國軍國主義與其最新的同盟者——民族社會主義——一起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全盛時期,這是它在過去幾乎從未經歷過的美好時期..實際上,他們積極參與了所有這些罪行,或者當他們目睹那些比世界迄今所見到的不幸更為巨大和更令人義憤的罪行時,他們採取了默然同意的態度。這一點是必須加以說明的。」
  這樣一個由傑出人士組成的法庭通過其本身令人信服的論據而揭露出了它所作的一項錯誤判決,這是少見的。蘇聯法官尼基欽科站在反對的立場上對法庭宜判無罪所依據的獨一無二的形式主義的衡量標準進行了駁斥。他說:「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沒有一個有自尊心的軍事專家會把制訂純粹的軍事計劃同時平民執行集體報復措施聯繫在一起,或是同對戰俘蓄意採取肆無忌憚的處置和屠殺聯繫在一起。納粹德國參謀總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首腦所幹的正是這樣一些勾當。」所以,關於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裡也存在同樣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的說法證明是毫無根據的。國際軍官法庭的多數法官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不僅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而且在政治上也是站不住腳的。同樣,否定德國內閣所構成的組織犯罪的立場也遭到了蘇聯法官的斥責。蘇聯法官正確指出,納粹領導人把他們的核心——以希特勒和戈林為首的德國國防委員會的六名成員和參與這一委員會工作的其他內閣部長——稱作是「德國負責戰爭問題的決定性機構」不是平白無故的。蘇聯法官通過這一陳述駁斥了那種把納粹國家機構稱作是被動的論點。
  第二節誰破壞了和平
  一些人曾多次企圖從法律上破壞紐倫堡法庭的判決,為被判決的戰犯開脫罪責,並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辯解。他們的行為不僅限於組織犯罪和共同參與犯罪的其他種種問題方面,也不限於破壞和平罪,而且在戰爭罪的問題上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法,雖然人們認為,真正的戰爭罪由於它的殘酷性和規模,也由於戰爭罪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法律上均須受到幾十年來一直為各文明國家的人民所公認的懲罰,因而就沒有在法律方面受到那些人的指摘,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一再對破壞世界和平感到興趣的侵略勢力在實現他們的計劃和系統準備這些計劃的時候,在怎樣進行戰爭和怎樣策劃戰爭的方法等問題上是從不受道德規範的限制的。他們同希特勒一樣,希望在「總體戰」的口號下,不受任何約束地擴大掠奪世界和屠殺世界人民的體系。因為只有這樣,有關的工業集團和金融財團才能最迅速地——甚至在戰爭進行時——獲得他們所覬覦的最大限度的利潤,並且可以非常巧妙地利用戰爭鎮壓國內外受害者的反抗以保證他們的利潤。所以,他們希望將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制定的戰爭規則都作為過時的東西而加以否定。因而,他們虛構了一系列為自己辯解和為自己開脫罪責的理由。在這場掠奪戰爭失敗以後,他們又紛紛裝出了一副不認帳的面孔。
  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就違反戰爭法規和戰爭習慣所規定的懲罰顯然涉及長久以來眾所公認的、在一系列條約中普遍規定的關於限制戰爭的準則。這些準則當然不利於各個軍國主義集團。國際軍事法庭還以1907 年海牙公約和1929 年日內瓦公約中的有關條款作為制定1945 年條例規章的基礎。某些人企圖援引所謂的全體參加國的附帶條款來否定1907 年海牙公約的約束力,這是不難駁斥的。雖然按照1907 年海牙公約第二條的規定,只有在交戰國雙方均屬公約簽字國的情況下才能實際適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顯然並非如此。但是,海牙公約所附的海牙陸戰法規就戰爭的法規和習慣而言體現了世界各國有義務遵守的習慣法,這在戰前就已經是明白無誤的了。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一點都是無可爭辯的。
  於是,總體戰論在法律界的代言人又提出了另一種理由。他們宣稱,帝國主義時代以前產生的海牙陸戰法規這一戰爭法規其中大部分內容已經過時,而且也已不適用了,就是說,這一習慣法已經無效了,於是,他們就各按戰爭的情況和自己的需要任意確定法規的哪些部分仍然有效,哪些部分已經無效。西德的法學家中,在這個問題上走得最遠的依然是克尼裡姆。克尼裡姆給這個問題抹上了一層悲觀主義的色彩,說什麼帝國主義的恐怖戰爭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宣揚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的法律思想。他說:「從學術上探討那些已經成為問題的規章意義何在呢?實際上,這些規章不是已經消亡、或是注定要消亡的嗎?或者就在這些規章行將消亡的情況下,我們倒在必要反過來為了去拯救那些與最後殘存的人類文明相適應的國際法法規而進行鬥爭,使之適應這個總體戰的環境嗎?」只有依憑確定破壞和平罪有罪的新的國際法才能把人民從總體戰的世界中解救出來。如果對於這主要的一點視而不見,那麼在克尼裡姆的疑問中最後提出的那種有關道德的虛偽呼籲必然是騙人的把戲。因為就所謂的戰爭法而言,凡是在具體牽涉到拯救傳統的國際法的地方,克尼裡姆一概避而不談。他只是一味強調「我們今天的思想觀念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隨著技術的空前發達引起了戰爭方式的改變」,與之相適應,習慣法的準則也發生了變化。簡而言之,這就是所有否定法律的人所主張的所謂「實際現狀的標準力量」,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向「(帝國主義的)強權事實」投降。
  克尼裡姆對他所要說明的問題作了極為精確的表述。他說:「原則上講,在遵守海牙陸戰法規序言所規定的原則的情況下,佔領國是否有權利用被佔領區的經濟力量為其本國的利益,進而為滿足其戰爭需要服務?是否允許佔領國的公民、特別是工業家在這方面提供幫助?或者說這種做法是根本不允許的,或者說只有在嚴格遵守已經成為疑問的海牙陸戰法規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和第五十五條等各項條款的情況下才是允許的?」他所說的這些條款的內容涉及:佔領國有義務盡快重建和維持被佔領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盡可能遵守各項國家法律(第四十三條);尊重公民的生命安全和私有財產,私有財產「不得徵用」(第四十六條);禁止掠奪(第四十七條);非為佔領軍需要,不得向地方當局或居民分派勞役和徵用實物,並須與當地資源保持適當比例;不得迫使當地居民參加反對其本國的軍事行動(第五十二條);沒收權只限於國有的資產和國有的動產(第五十三條);禁止侵犯敵對國家的公共建築物和其他不動產等設施及其財物,佔領國有義務妥善保管上述設施,並像享有用益權者那樣使用這些設施(第五十五條)。當然,這些「老式」的條款對佔領國迅速掠奪被佔領區和「在佔領國的工業家的幫助下」將當地的人力和有經濟價值的資源據為己有是一種妨礙。
  克尼裡姆問道:「海牙陸戰法規生效以後由於現代總體經濟戰爭所帶來的一些變動」是如此之大,難道還不足以使這些條款變得不再適用了嗎?克尼裡姆極不嚴肅地回答說:佔領國可以破壞海牙陸戰法規,可以利用被佔領地區的經濟力量為自己的戰爭需要服務,佔領國的工業家(不管對他們有多大困難)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沃爾教授在為克尼裡姆著作所寫的《前言》中對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這個人物在道德問題上的敏感倍加讚揚,他同樣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為理由,稱「海牙陸戰法規的騎士式的作戰形式」已經過時。
  克尼裡姆在這條習慣(非)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宣稱,以海牙陸戰法規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作為世界各大國之間進行現代經濟戰爭應遵守的準則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他並認為在審理曼施泰因案件的過程中,一位英國辯護律師在談到強迫放逐問題時所說的話是值得深思的,這位英國律師說:「如果(在現代空戰中)用殺人的辦法來消滅平民的勞動力在國際法上是允許的,那麼,使用和利用被佔領地區的人的勞動力,也就不能說是不符合國際法的。」他們不反對英美空軍在進行空戰時所採用的違反國際法的方法,這是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企圖援引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違法行為來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辯解」。好一種「維護」國際法的真正人道主義形式!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充分表明了,海牙陸戰法規作戰規定過時論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只要各個國家不對廣泛建立在習慣法基礎上的國際法的繼續發展達成積極的協議,尤其是不對其中的戰爭法的繼續發展達成積極的協議,例如在1949 年的四個紅十字會協定中所出現的情況那樣,那麼,以習慣法為基礎的國際法以及符合習慣法不斷發展的作戰規定就必然會遭受失敗。但是,只要世界上還會發生諸如此類的戰爭,那麼就國際法而言,始終會在戰爭的進行中涉及進步的人道化的問題,而對新技術的適應以及對總體戰的侵略思想的適應終究只能通過國際法來加強抵制。
  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他們還提出了另一個為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進行辯解的理由,企圖完全擯棄國際法關於戰爭法規與習慣的規定。他們的理由是,每當納粹帝國完全征服一個國家或併吞一個國家,有關地區都應被看成為德國的一個部分。凡是以此托詞為1939 年9 月1 日以後德國所佔領的地區進行的辯解,特別是對波蘭所作的辯解均遭到了法庭的駁斥。法庭授引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說:「只要還有一支盟國的軍隊堅守陣地,併力圖為真正的主人奪回被侵佔的地區」,那就談不上征服。
  但是問題在於,如果征服是一場侵略戰爭的結果、即是一種違犯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結果,如果征服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非法的併吞,那麼征服之說在今天是否還有其根據呢?法庭把這個本來不難回答的問題擱置在一邊。所以,法庭對有組織的抵抗運動所進行的鬥爭意義未作充分考慮,而且對這些抵抗運動所擁有的權威性的核心力量——不管它是在國內還是處於流亡之中——也都視而不見。在這種觀點指導下的克尼裡姆甚至也認為,「過早地」併吞波蘭是違反國際法的,而又不無直接聯繫地無視當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主張把單純的「游擊戰」、「外籍軍隊」、「地下政府」的形成等都當作有礙於併吞的因素而從原則上加以消除。
  而當以上所作的種種辯解都無濟於事的時候,戰犯的辯護律師就又提出了一整套旨在使戰犯免受刑罰的辯護理由和減刑理由。為了揭露這些理由的實質,以說明它們不值一駁,至少應對其中幾個論點作進一步的簡要說明。
  國家緊急狀態或所謂的「軍事上的必要性」,這是軍國主義分子為自己辯解時樂於使用的辯護理由。因為這兩點比較容易被他們任意發揮。鑒於這種情況,完全應當強調指出海牙陸戰法規前言中的所謂馬爾滕斯附帶條款。在這一附帶條款中提到了條約締結各方均抱有這樣的願望,即「在軍事利益允許的情況下盡量減輕戰爭的痛苦」。在進行戰爭的時候,允許由於某些「軍事上的必要性」而從根本上否定正常的戰爭規則,是一種完全可能的現實。否定這一事實是自欺欺人,是對防止戰爭的鬥爭無益的。但是,決不能允許把因為某種極其緊急的情況而不得不接受的、但需嚴加限制的特殊例外按照老牌軍國主義的公式變為一種通用的規則:「戰爭的理由先於戰爭的規矩」,
  也就是說,軍事上的必要性先於戰爭的法規。正如國際法學家施特魯普正確指出的那樣:「這樣就可能以某一法規的施行與『軍事上的必要性』相矛盾為理由而將所有的法律條文宣佈無效。」只有當國家的獨立和存在受到戰爭的直接威脅而違犯國際法是唯一的軍事出路時,並且使之限制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內,才能作為例外情況允許違反戰爭規則。因此,國際軍事法庭有理由拒絕把對挪威的襲擊理解為由於軍事上的必要性而採取的預防性措施,因為可以證明,這一襲擊是德國軍事人員為了「奪取根據地」和「改善自己的戰略、戰術地位」經過數月之久所擬訂的一項預謀計劃,而在實施這一計劃的時候,德軍是以吉斯林憑空捏造的借口——盟國計劃佔領挪威——為根據的。
  克尼裡姆的論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認為,在開始襲擊蘇聯以前,凱特爾將軍於1941 年5 月13 日遵照希特勒的指示下達的《巴巴羅薩管轄權》和其他若干指令命令部隊「非正規部隊應在戰鬥中或在逃跑時予以無情殲滅..敵方平民對德國武裝力量及其所屬機構和人員的其他攻擊,應就地採取最嚴厲的手段進行鎮壓,直至把襲擊者消滅為止」,並嚴禁以日後提交法庭審判為由「保留嫌疑犯」,克尼裡姆認為,儘管這種做法在某種情況下有可能被人濫用,但只要「在緊急情況下為軍事上所必要的,也就能為國際法所允許」。曾被施特魯普譴責過的企圖以軍事上的必要性這一附帶條款為理由而將全部國際法化為烏有的做法,成為了克尼裡姆荒謬的論點的典型的例子。
  另外,常常充作所謂的辯護理由而為辯護者所濫用的還有報復的托辭。一般地說,作為報復措施而採取的某種違法的戰爭形式在特殊情況下是被允許的,尤其是在敵方已經違反了戰爭規則的情況下,報復可以作為迫使進行違法戰爭的敵方就範的一種手段。這裡所涉及的幾乎一向只是通過習慣法而很少通過協議來加以調節的內容。越軌行為和濫用權利的其他種種形式因此而可以被稱為在法律上有爭議的問題。所以,在紐倫堡訴訟中報復權作為一種辯護理由廣被援用。如果報復成為進行戰爭的一項基本權利,那麼就會形成勞特帕赫特所說的那種極為嚴重的犯罪,他譴責這種現象說:「報復不再是保證合法進行戰爭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恣意踐踏戰爭法基本準則的有效手段。」報復權利「給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披上了一件舒適的合法外衣」。所以,為受到控告的法西斯分子進行辯護的這一理由事實上也就成了繼續為槍殺人質、破壞村鎮、強迫遷移製造真空地區以及為法西斯分子推行的「焦土」政策進行辯護的借口。
  克尼裡姆企圖求助報復權利作為辯護理由,抹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關於殺害人質罪行的規定,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當然,克尼裡姆無法否認,在扣押人質時(如在進行一切報復行為時一樣),如果這是國際法所允許的,那麼在有關居民與那些遭受懲罰而通常是無辜的受害者之間必然存著某種牽連。但是,他認為,這種牽連的構成並不僅僅以活動的現場為依據,而且根據人質與「某一集團的從屬關係」也可以構成牽連。這樣,就可以使納粹軍隊主要在東方——雖然不僅僅是在東方——扣押純政治性的人質這一做法合法化了。克尼裡姆的這種濫用報復權利的抗辯是聞所未聞的。他一再宣揚這種報復權利的辯護理由,企圖從某種程度上掩蓋希特勒在1942 年10 月18 日發佈的所謂《突擊隊命令》這一可恥的罪行。這項命令說:「自即日起,德軍將像對待匪徒一樣對待英國人及其幫兇所派遣
  的行為不似軍人而似匪徒的那些從事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的所有部隊,此類人員一旦被德軍發現,都應堅決通過戰鬥予以消滅。」就如何處置敵方突擊部隊作了規定,規定說:「被發現的敵人,無論是在戰鬥中還是在逃跑時,應全部予以擊斃。」拒絕此類人員——如跳傘者——的「任何要求赦免的請求」;對任何被俘人員均不得拘押,「即使是暫時的」,而應一律交黨衛隊保安勤務處處置。1944 年6 月23 日,最高統帥部又將這項的適用範圍擴大到由於盟軍登陸而在法國非直接戰鬥地區日益頻繁出現的突擊部隊,而且出於恫嚇的目的,命令德國武裝部隊逐日在公報中公佈總的處決人數,並且按此執行。實際上,命令中所指的突擊部隊是游擊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這些部隊的主要任務通常是支持國內的抵抗運動並與他們合作。克尼裡姆把這些突擊部隊的所屬隊員和抵抗運動的戰士均說成是非法的戰鬥人員,而對於非法的戰鬥人員是可以任意處置的。他的這一論點同樣可以用來為納粹軍隊對據稱是「非正規部隊」發動陰謀攻擊的所在村鎮採取的暴力措施進行辯解。克尼裡姆對反抗非法的侵略者進行民族自衛的抵抗部隊所採取的立場是毫無根據的。對此無需進行解釋。
  勞特帕赫特在談到其他一些問題時正確地指出:「只要這些人員——儘管他們是在被佔領區從事軍事活動——履行海牙陸戰法規中所規定的條件,而作為非正規部隊而言,只要他們具備武裝部隊所應享有的權利的某些特徵,那麼今天我們就必須承認,他們可以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海牙陸戰法規第一條,這些特徵:1.沒有負責長官;2.佩有從遠處可辯認的標記;3.公開攜帶武器;4.遵守戰爭的法規和習慣。)他說:「在今天的條件下,存在於十九世紀的、就某種程度而言在1899 年海牙和平會議上達成的妥協所體現的那種觀點已經是不合理的了。這種觀點認為,在國家被敵人完全佔領以後,在沒有任何希望挽回局勢的情況下,游擊隊活動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反抗行為,必須加以反對。因為在現代世界規模的戰爭中,某一國家的領土被完全佔領僅僅是戰役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政府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土,但是它仍然與其盟國保持著聯繫,並且繼續履行著它本身的職責。」在這裡,勞特帕赫特指出了在今天的情況下當某一個國家的大片領土被實際佔領後所出現的問題。他進而又肯定了當合法政府為驅逐敵人而重返自己的國家、並使佔領國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時,民眾擁有組織起來反對佔領者而進行鬥爭的權利。1949 年8 月12 日簽訂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日內瓦協定第四條規定,武裝部隊的成員(就戰俘權利的觀點而言)、志願軍團的成員、包括那些有組織的抵抗運動的成員——儘管是在被敵人佔領的地區活動——只要他們符合海牙陸戰法規第一條中規定的條件,均享有同樣的權利。按照勞特帕赫特的觀點,這一規定在某些方面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法律規定,他稱這一規定是一個明顯的進步。這一規定的核心是把在抵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一直行之有效的法律從形式上固定了。
  勞特帕赫特指出了佔領國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困難,但是他正確指出:「這些困難不能通過採取某種殘酷的政策來解決。殘酷的做法最終必然導致戰爭罪行,對佔領者來說是這樣,對抵抗力量來說也是這樣..特別是此類人員有權利要求按照正規的法律程序得到必要的法律保證,必須把這種保證看作是最起碼的義務..佔領者所採取的肆無忌憚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政策,例如說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羅薩管轄權》中和在德軍最高司令部於1941年12 月發佈的所謂《夜霧命令》中都表現了這種恐怖政策,就其計劃與貫徹而言都是一種犯罪行為,並且在這種意義上受到了各個審訊戰犯的法庭的公開譴責。」美國軍事法庭在審理最高統帥部案件時也曾明確地指出:「沒有證據,僅僅憑嫌疑就發出槍斃這類人員的帶有明顯的犯罪性質,根據這些命令而執行的槍決就是犯罪行為。」
  以報復為借口,為對戰俘所犯下的罪行進行辯解,在法律上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因為1929 年簽訂的日內瓦公約第二條規定:「禁止對戰俘採取報復措施。」克尼裡姆居然能夠顛倒這一明確的規定,作出了相反的解釋。他考慮:「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是否有這種可能,由於敵方相應地違犯了戰俘法,那麼對於交戰國來說,「國際法的規定就完全失效了。」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克尼裡姆這種解釋的用意,觀察一下他為解決報復權利而提出的並不牢靠的原則,那麼就不難看到德國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對法律思想的破壞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恣意破壞城鎮鄉村,或任何非屬軍事必要而進行破壞」,這是在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作為某種應受懲罰的犯罪行為而例舉的案情。如果在這一點上也使用報復的辯護理由,那麼在一定的情況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普遍否定海牙陸戰法規第五十條的明確規定。這一條款規定:「不得由於個別人的行為而對全體居民採取罰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懲罰,不得認為居民對上述行為負有責任。」海牙陸戰法規第二十三條第七款也作了相應的規定。該條規定:「除非由於戰爭的緊急需要而必需破壞或佔用敵方的財產之外,禁止任何人破壞或佔用之。」在這方面,德軍的所作所為決不是因為從某一房屋發生向士兵非法射擊的事件,而是在沒有抓住射擊者的情況下燒燬或炸毀房屋的問題。在這方面所涉及的主要問題也不是在有充分理由使用報復權利的情況下由於超過了所允許的程度和規模而濫用了這項權利的問題。他們的罪行在於他們濫用了報復權利,他們以所謂的軍事上的必要性為借口,通過破壞整個地區以作為鎮壓合法抵抗運動的一種野蠻的手段。他們的罪行在於他們在遭到沉重的打擊而開始大規模撤退的時候在歐洲北部、東部和南部所實行的有組織、有預謀、旨在毀滅整個地區、地帶和國家的「焦土政策」。在這個問題上為法西斯分子說話的不僅有克尼裡姆,某些美國軍事法庭也曾為法西斯分子進行戰爭的野蠻方式說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報復通常只是作為針對的敵方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而允許採取的一種具體規定的特殊手段。只有在一定的、具體的、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允許以軍事必要性為理由採取緊急措施,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除去這一違反國際法行為的法律上的污點。但是,如果一般性地來看待這具體問題,並把它提到慣例的高度,使之成為對合法的抵抗運動進行鬥爭和從敵方領土上撤退而採用的一種戰爭方法,那麼結果只能是預謀地取消和破壞戰爭的法規和習慣。國際軍事法庭在與此有關的強迫居民遷移製造真空地帶的問題上也持有這種觀點。克尼裡姆無視海牙陸戰法規中明文規定的和在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再次強調的戰爭規則,企圖像為「焦土政策」辯護那樣,也為這一問題進行辯解。
  紐倫堡法庭上被告的辯護人和多次提到的西德的幾本書的作者,他們除了提出國際間訂立的戰爭法規和習慣的所謂過時論,除了系統援引軍事上的必要性這一辯護理由以及除了幾乎用來為所有罪行辯解的報復權利的辯護理由以外,還進而提出了另外一種理由,這就是:你也一樣。這種論點理所當然遭到了國際軍事法庭的駁斥。這告訴我們,在紐倫堡審判期間,而且時至今天都有人企圖通過對方也犯有同樣的罪行而將被告所犯下的、無論使用什麼詭辯伎倆也抵賴不了的罪行從世界上一筆勾銷。在這裡,辯護人所援用的並不是報復權利,就是說不是以對方某種所謂違犯國際法的行為有意識採取的抵罪措施為辯解的理由,而是以所謂雙方——彼此之間毫無關係地——共同犯下了違法行為為辯護理由。因為這些違法行為是雙方犯下的,所以也就不具有犯罪的性質。然而,克尼裡姆不得不承認,這一條所謂的「全部國際法中的基本原則」——耶捨克也以最極端的結論為此進行辯護——「在國際法的文獻中尚未加以闡述。」換言之,這是為法西斯戰爭罪行辯護的一項有目的的新發明。一方的軍國主義分子以另一方的軍國主義分子的違法行為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辯護」的理由,並且非常樂於率先要求追究另一方的責任,以便最後達到雙方均不受追究的目的,這並不是什麼新的手法。國際軍事法庭當然不能接受這種相互抵消的作法。如果侵略者認為可以譴責被侵略者,說他們對非法的進攻沒有作出正確有力的反擊,所以進攻者有權利給進攻的罪行再加上一條非法執行的罪行,這簡直是瘋子的道德。
  很難指望某一位德國的國際法學家會承認英美空軍在戰爭即將結束的幾個月裡對德累斯頓所進行的毫無軍事意義的空襲是合法的,即使他理所當然地認識到正是納粹德國不僅發動了這場侵略戰爭,而且也發動了對華沙、考文垂、鹿特丹等人口稠密城市的空襲。雖然這意味著在放棄法律原則的同時也放棄了所有的道德標準,但是表明有人企圖以某些盟國進行恐怖戰爭的暴行為理由,以「你也一樣」為依據,使德國法西斯分子有計劃、有預謀殘殺全體居民和有組織殺害政治犯的罪行矇混過關。克尼裡姆甚至為1941 年12月7 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發佈的罪惡命令《夜霧命令》辯解,如果說這一命令是違法的,那麼他的借口是:「你也一樣」,按照這項由希行勒一手炮製的命令,被佔領地區的抵抗運動戰士基本上均立即就地處決,否則就押往德國,通常被關在集中營裡,對他們的家屬來說,他們就那樣地消失在「夜霧之中」。克尼裡姆竟然稱這一恐怖行為在原則上是合法的。他說:「單就不讓他們的家屬知道有關他們的情況這一點來說,是極為殘酷的措施。但是比起空襲和製造饑荒還是稍遜一籌。」從克尼裡姆下面的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這種論調的目的是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報復行為和『你也一樣』的情況使國際法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昨天還是違反國際法和不得不用以上三種觀點之一進行辯護的行為,今天就已經是合乎國際法的了。舉例而言,只消想一想,在朝鮮正在進行的不受任何約束的空戰和所實行的焦土政策,那麼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所有這些反駁的理由,說到底就是一個意思,即允許軍國主義者在原子時代進行真正毀滅人類的戰爭遊戲,他們在這種遊戲中彼此互相支持,同時把為無可爭辯的罪行進行辯護的所謂理由暗中變為新的國際法準則。
  辯護提出的理由破綻百出,在這裡只能提到其中的幾個主要事例,並進行簡略的分析。當以上所說的那些辯護理由行不通的時候,辯護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為罪犯本人開脫罪責的所謂理由。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點也還需要作一簡單的說明。辯護方面無論是從道義上還是從法律上都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開始,他們所持的立場是從客觀上否定犯罪,之後又轉而強調被告的主觀原因為其開脫罪責。辯護方面不再否定罪行的客觀存在,而只是否認罪犯應負的罪責。就實際效果而言,這樣做如有成效的話,同樣可以使被告免受刑罰。著重從儆戒未來的戰犯和盡可能阻止他們構成犯罪活動的角度出發,從上述形式的辯護理由中我們選擇一些具有原則意義的例證來加以分析。
  執行命令是其中的一種借口。這對所有國家的軍隊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戰爭中佔有突出地位的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必須建立在服從命令這一紀律的基礎之上的。問題是,某一軍事長官所發佈的命令並由於執行其命令而違反刑法(例如涉及戰爭法規和戰爭習慣)究竟達到了多大的程度,而服從其命令的下屬則有不承擔罪責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是否由發佈命令的軍事長官單獨承擔刑事責任?不受任何條件限制保護下屬人員免受刑罰將會使盲目服從命令的行為和「命令就是命令」這種使恐怖活動得以實施的野蠻準則合法化。即使在最富有盲目服從傳統的德國,即使在由於這種盲目服從而造成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最終結果——領袖國家——的時期,德國軍事刑法典(第四十七條)仍然規定:即使是下屬人員,「如果他知道上級的以違反民法或違反軍法的犯罪行為為目的」而執行了這項命令也應受到懲罰。然而,德國司法機關通過對條文所作的相應的解釋(特別是對「以..為目的」一詞的解釋)實際上又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下屬人員應負的罪責。當然,另一方面正如勞特帕赫特所指出的那樣,「要考慮到如下實際情況,對並不明顯違法的軍事命令的服從乃武裝部隊所有成員的職責,無法指望,他們能極為精確地查核所接到的命令的法律的特徵」。但是,如果因此而把法律責任限於負責發佈命令的人,那麼到後來——勞特帕赫特也指出了這一點——特別是在納粹獨裁這種類型的國家裡,就只有國家元首負有法律責任了。但是正像我們曾看到的那樣,有關方面又以所謂的主權為借口來為國家元首的犯罪行為進行無理狡辯,所以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一起令人憤慨的虛構的沒有罪犯的罪行。國際軍事法庭的條例對一切值得注意的情況均作了周密的考慮。條例規定:「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級官員的命令行事的事實不能作為免刑的理由,但如按法庭的觀點該行動具有充分根據,可考慮作為減刑的理由。」(第八條)可以說,這條規定說明了當時國際法思想所達到的水平。國際軍事法庭始終正確地以這一思想為指導思想,同樣,其他懲治戰犯的法庭根據管制委員會第十條法令第二條的相應規定也都遵守這一原則。
  可以這樣說,首要戰犯訴訟案件中的軍人被告,包括德軍全部高級將領在內,沒有一個人企圖以這種借口來為自己辯護。但是實際上,國際軍事法庭感到有必要以德軍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一案和他的代表、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約德爾一案為例對他們只是執行了「上級命令」的論點進行分析。當然,國際軍事法庭正確判決二者均不屬於從輕判刑之列。關於凱特爾的案件,法庭認為,「當自覺地、肆無忌憚地、而且既沒有軍事上的必要性又沒有正當的辯解理由而犯了如此可恥、牽涉廣泛的罪行的時候,上級命令也不能被看成是從輕判刑的理由」。在對約德爾的判決進行說明時,法庭說:「從來就不要求一個軍人參與這種方式的犯罪活動,現在他也不得憑借軍人必須服從命令這種離奇的要求想方設法為自己開脫罪責。」
  然而,這些戰犯在思想領域裡的保護人卻要求擴大不得不服從命令這一辯護理由的適用範圍。企圖用這一借口為納粹政權的政府部門和經濟部門的全體公務人員進行辯護(希特勒除外,他用自殺逃脫了懲罰)。克尼裡姆以納粹國家的權力集中為依據說:「可以斷言,除了軍事部門以外,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所有領域都普遍存在著必須服從上級命令的情況。」所以,他要求絕對「服從保護」,也就是說,凡屬執行所有一切犯罪性質的命令,包括納粹國家的法律在內——從實質上說這些法律也是按照領袖的命令制定的——應該受到保護免受刑罰,除非所執行的命令是屬於「非人性的範圍」。按照克尼裡姆的觀點,1941 年12 月4 日頒布的所謂《波蘭人刑法法令》並沒有超出人性的範圍。這項法令規定,在東部合併區,一個波蘭人或一個猶太人犯有某種暴力罪行,如果這種行為在納粹法官眼裡是「由於特別惡劣的動機」,或者「由於其他某種原因而顯得特別嚴重」,那麼就可以不受其他任何刑法規定的限制而判處死刑。克尼裡姆「若無其事」地指出:按照納粹官方的統計數字,根據這一法令所作的五萬三千例判決中,「判處死刑不超過九百例」。只有對1943 年7 月1 日所頒布的另一項法令,即規定上述慘無人道的《波蘭人刑法法令》不再適用於猶太人,而把懲治猶太人的不再標明任何罪名的「犯罪事實」直接交給警察處理,也就是說交給黨衛隊處理,克尼裡姆也宣稱這超出了人性的範圍。紐倫堡法庭的總辯護方面也曾提出過這種理論,顯然,這種理論得出的原則結論是:當國家權力集中在某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罪犯身上的情況下,這個國家所犯下的和所唆使犯下的罪行一般地說就不再屬於懲辦之列。萊比錫國際法學家阿爾青格爾教授正確地指出:「這就是說,法西斯國家的成員所犯下的戰爭罪行不是戰爭罪行。」納粹政權越作惡多端,作為國家行為準則的犯罪活動就越應受到保護而不受懲罰,這種理論是否也出於那種「人性的範圍」呢?波拉克明確指出:「這是一個極為簡單而又不是那麼一目瞭然的事實,法庭只有站在民族社會主義的『法律』一邊、站在希特勒的法律立場上才會出現為戰犯辯護和撤銷紐倫堡法庭的判決。愚蠢的偽造者的陰謀詭計在於,刮去了這一『法律』上的納粹的色彩,企圖把它說成是『非政治性的』、『純法律意義上的』法。」
  而當這種總的「服從命令」的論點幫不了忙的時候,辯護方面又提出了一個新論點——個人正當防衛的辯護理由。他們說,禁令是有的,但是緊急情況是顧不上禁令的。實際情況是,根據一般公認的刑法準則,如果某個人由於人身生命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既不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又不是他所願意承受的,為了將自己從這種威脅中解救出來而非自願犯下了某種罪行,這種人可以免受懲罰。具體地說,如果納粹德國的元帥、部長、黨的領袖、警察頭目和經濟界的領導人拒絕執行希特勒的罪惡計劃,或者或明或暗地破壞希特勒的罪惡計劃,那麼難道他們也不會受到處決和被關進集中營的威脅嗎?難道他們就不能以個人正當防衛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嗎?不斷強化的恐怖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在某些情況下就會出現一些身不由己的局面。所以,為了防止事情向這方面發展,防微杜漸的原則自然是有效的。在審理首要戰犯的過程中法庭譴責了戰犯,宣告正是這些被告本人織成了法網,他們中間的這一個人或那一個面對著連他們自己也可能感到恐怖的某些後果事實上已經不再可能在不危及生命的情況下逃脫法網的制裁。法庭的這一譴責拒絕了任何正當防衛的辯護理由。
  勞特帕赫特認為,個人正當防衛基本上可以作為減刑的理由,但一般地說,對於那些最高級軍階的軍官則不在考慮之內。他說:「對於這一些人,根本談不上什麼無法抗拒地、被迫地去服從某項違法的命令的問題,他們完全能夠通過拒絕服從而阻礙和防止某一違法命令的執行。」勞特帕赫特還進一步正確地指出:「在高度文明的共同體中,任何司法的原則和法律的原則都不能允許某一個人為了避免個人的痛苦和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以——正像我們從許多戰犯的案件中所瞭解到的那樣——許許多多他人的生命和他人的巨大痛苦為代價。」甚至連克尼裡姆在談到特別行動隊的行動和毒氣室謀殺的時候也懷著不安的心情說:「我們感到,在紐倫堡的這次審判中,有許多受到判決的行為不再能以我們傳統法規中關於正當防衛的辦法來解決了。當一個人在他的生命處於既不是他本人所造成的、也不是他自願承受的實際的危險情況下,他消滅的不是一條人命,而是消滅了成千上萬條人命。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還能援引正當防衛作為辯護的理由嗎?」甚至連克尼裡姆竟然也會由於人性的衝動而突然產生這種心平氣和的感情。但是,當他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又建議對這些」不幸地牽連進罪責之中的人」——也就是說,對那些殘酷殺害了千百萬人的兇手——給予赦免的時候,這種心平氣和的感情馬上又化為烏有了。
  此外,他們還提出了一種「辯護理由」,即所謂的對禁令的誤解,或者說,罪犯或罪犯中某些人對他們的行為的違法性質缺乏認識。紐倫堡的辯護律師和理論界的辯護士都非常廣泛地援引這一理由。他們以「近代德國刑法學說」(即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刑法學說)為根據,一方面宣稱,那些人並非故意對其權利、義務和無視法律的後果抱有不正確的見解,因此可以不受到懲罰;另一方面又強調國際法概念中某些模糊不清的界限,諸如軍事上的必要性、報復權利、命令的約束等等,甚至還提出許多至今一直被承認的戰爭規則在實施中的某些模稜兩可的解釋,他們認為,通過這種方法實際上差不多就可以為戰犯的全部行為開脫罪責。按照這種論點,最終只有國際法專家犯了法才應受到懲罰。凡是在客觀上無法為犯罪的事實進行辯解的情況下,就按照這一理論把犯法行為作為罪犯主觀認識上的問題,使之成為犯罪行為基本的辯護理由。這種理論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此。這種理論是雅爾賴斯以總辯護人的名義提出的,這一理論也得到了那捨克的贊助,而在克尼裡姆的著作中這種理論又像一條紅線貫穿全書。給人以這樣一種印象,許多疑問僅僅是由於客觀的法律狀況所造成的,而其目的只是為了以後在主觀上為禁令誤解的無罪根據以及為採用某一種可能不會礙到承認的辯護理由的可恕性製造借口。比如說,「你也一樣」這一辯護理由不是不被承認的嗎?那麼好吧,某某陸軍元帥也是以此為依據的,所以,即使他的行為是不合法的,然而也是無罪的。當然,國際軍事法庭根本就沒有參加這種無謂的爭辯。
  辯護甚至達到了如此地步,當辯護人再也無法為赤裸裸的罪行進行辯解和為罪犯開脫罪責的時候,竟然就歪曲事實。克尼裡姆也不得不承認,1941年6 月6 日希特勒向部隊發佈的臭名昭著的所謂《政治委員命令》是公開的違法犯罪行為,是應受到懲罰的。這項命令規定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委員被俘後應立刻加以甄別和槍斃。但是,克尼裡姆又以緩和的口氣補充說,按照蘇軍的編制,在兩個德軍軍團所俘虜的戰俘中差不多有二百五十至三百名政治委員,而被報稱槍斃的「只有九十六人」,其他人員顯然都受到正式戰俘的待遇。這種說法的殘忍性和從刑法學的角度看這種推論的幼稚可笑都是無需解釋的。
  起訴的第四點理由,也就是最後一點,是違反人道罪。按照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這一罪行包括屠殺、滅絕、奴役、放逐以及在戰前和戰時對和平居民所犯的其他非人道行為的罪行,並基於政治、種族和宗教方面的理由而犯的屬於紐倫堡法庭有權受理的業己構成犯罪或與犯罪有關的迫害行動。在德國,在戰前就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慘無人道的迫害活動。這種迫害是極為殘酷的,是令人髮指的。按照國際軍事法庭的觀點,這一迫害與侵略戰爭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法庭只限於一般地表明其犯罪性質,而且只能把1939年以後所犯下的違反人道罪作為判決的依據。這種界限的劃分是符合國際軍事法庭的條例和該法庭的職能的。所以,克尼裡姆所說的:「宣佈某些行為是違反人道的罪行,也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可以根據國際法加以追究的非法行為,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內政受到國際法的監督和外國的干涉」,就越發令人費解了。他認為,這裡所涉及的是日後將國際法改變為世界性的自然法,不能根據這樣一個法追溯既往地對某些人進行判決,即使是在輿論的道義壓力下也不允許這樣做,在他眼裡,輿論「作為刑法判決的一個根據是頗成問題的」。國際軍事法庭十分注意違反人道罪與破壞和平罪或者與本來意義上的戰爭罪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證明了,國際軍事法庭所判決的違反人道罪,即使這些罪行同時並不是戰爭罪,也是一種越出了國家主權範圍的犯罪行為,因為這些罪行是策劃戰爭和進行戰爭的手段,或者與戰爭罪直接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是對別國權利和主權的觸犯,是違犯國際法的。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干涉別國主權的是威脅著世界和平的違反人道罪,而不是對違反人道罪的懲罰。因為制定一套關係到策劃、進行侵略戰爭以及破壞戰爭法規和習慣的侵略方法已經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內政所享有的特權。這與世界法毫不相干。無論是在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以前還是以後,各國人民都沒有要求制定什麼世界法,國際軍事法庭對首要戰犯的懲處,即使是懲罰他們所犯的與紐倫堡法庭判決的其他種種罪行聯繫在一起的違反人道罪,也不需要世界法。把所謂的對依然受到承認的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的權利看作是國家主權的表現,這種論點是反動派反「紐倫堡」的一個基本觀點。實際上,只有廢除這項權利才能保障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主權。國際軍事法庭以所有四點起抗議理由所作的判決就是從這一法律立場出發的,並且用一個以愛好和平人民的名義進行審判的法庭的全部權威加強了這一法律立場。聯合國憲章保證各國人民享有和平的權利。對那些想要再次破壞和平的人來說,紐倫堡法庭的判決是通過決議,確認了條例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規定的國際法基本準則。雖然這一事實並不足怪,但是也不無其重要性。就廣義而言,1948年12 月簽訂並於1950 年1 月生效的關於防止及懲辦種族滅絕的條約就是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一項成果。
  第三節蒼白的辯護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辯護律師們企圖通過他們編造的一套形式主義的司法理論來為世界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罪行「辯護」,企圖證明人類歷史上最為卑鄙無恥的這伙罪犯是無罪的。他們試圖把紐倫堡法庭的判決說成是非法的,是一種專橫的報復行為,他們尤其反對第一次對破壞和平的罪行所作的實際判決。對罪犯在戰爭期間所犯的罪行和與此有關而犯的違反人道的罪行所作的懲罰以及對罪犯策劃戰爭的罪行所作的懲罰也都同樣從原則上遭到了激烈的攻擊。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紐倫堡軍事法庭的絞架所顯示的非常有效的威力對那些蓄意煽動新侵略戰爭的人是一種潛在的威脅,雖然僅此一點還不足以阻止新的侵略陰謀,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卻可以抑制那些逃脫了因策劃大屠殺應受法律制裁的人的犯罪欲,而這些人,無論是紐倫堡還是東京的審判都未予觸及。像英國的赫希·勞特帕赫特教授這樣一位著名的
  國際法學家也認為,破壞和平(和違反人道)的罪行從法學的觀點上看是構成犯罪的。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提出有利於紐倫堡的判決,比如,只有一個被告——赫斯——被判處犯有破壞和平罪,只有兩個被告被判決犯有違反人道罪,其他的被告則視其在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分別被判決犯有嚴重違反傳統戰爭法規和戰爭習慣罪。他覺得有必要對此加以說明,「如果起訴僅僅限於『本來意義上的戰爭罪』而不超出這個範圍,那麼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的批評雖然不能一概排除,但大都是可以避免的。」各國人民最關心的不是怎樣規規矩矩地進行戰爭,而是怎樣從根本上杜絕戰爭。因此,懲治破壞和平的陰謀活動和危害和平的行為對世界各國人民來說都有著十分重大的原則意義。正如大家所應該考慮到的那樣,對各國人民和每一個民主的法學家來說,只要看一看由於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同夥的罪行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五千五百萬人死亡這一後果,就足以證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所作的判決的公正性和正確性。有一個名叫馮·克尼裡姆的人,是法本化學公司的董事和首席律師,雖然他被美國軍事法庭宣判無罪,但是他在1953 年發表的一部關於紐倫堡審判的長達數百頁的研究著作卻不是出於一位研究者的公正的動機。他缺少「起碼的」正義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多少廠家能像法本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那樣大發其財。
  克尼裡姆及其一夥炮製了一系列形式主義的「反駁理由」企圖掩蓋證據確鑿的罪犯和他們的罪行。1959 年12 月召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蘇聯的歷史學家會議指出,當前在西德大量為戰犯翻案的宣傳中,有許多形式主義的法律觀點。儘管這些觀點是不科學的,是沒有任何原則根據的,但是會議還是希望能從根本上駁斥這些觀點。因為這種形式主義的法律思想在西德對許多人都有著影響。卡爾·波拉克對於這個問題作了正確的回答,他說:「問題的關鍵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法律在這裡(對於戰犯的辯護人來說——編者)只不過是為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翻案實際上就是「公開準備戰爭的一個步驟,只不過為了欺騙群眾而偽裝得更加巧妙,並給它披上了一件虛偽的法律外衣。要揭穿這種聲名狼藉的法律偽裝,因為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所犯的全部罪行都打著法律的旗號」。這就是說,這些罪行都披著「法令」和「命令」的合法外衣。
  特別要加以揭露的是對破壞和平的控告所提出的一種主要「辯護理由」,即:在犯罪的當時,也就是說,在法西斯主義策劃戰爭和發動戰爭的時候,不存在禁止侵略戰爭和禁止密謀活動的法律規定,追溯既往地運用刑法是不能允許的。所以也不能以在1945 年才作為國際軍事法庭的條例規定下來的關於禁止侵略的條文和與之相關的制裁當作判刑的依據。這種辯護理由是否成立要看援引既往這一基本準則是否有理。所謂「nul-lapoenasinelege」 (法無規定者不罰)的原則,明確地說明,就是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則,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中有所規定:「刑罰必須按犯罪當時已為法律規定的條文制裁之。任何刑法均無追溯既往的效力。」事實上,這項原則是國際公認的刑法裁判的一項基本原則。然而德國法西斯分子,也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紐倫堡法庭所判決的罪犯就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級領導人和當權者——曾在1935 年6 月28 日頒布的法律中廢止了德國刑法法典第二條所規定的、而且得到憲法保障的這一原則。1946 年1 月,「管制委員會法規」又宣佈了法西斯分子對刑法的專橫修改無效。從而,這一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原則又得到了管制委員會四大國,即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執法的四大國的承認。
  只要人們歷史地、具體地而不是抽像地、形式主義地使用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則,那麼被告和他們在紐倫堡法庭上的辯護人援用這一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則則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行為。只有歷史地、具體地而不是抽像地、形式主義地理解禁止追溯既往的原則才能把握住它的意義和實質。德勒和裡希特在他們的文章中指出:「『法無規定者不罰』的原則是在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反對專制的封建法庭的鬥爭中形成的。就其本質來說,這一原則是用來維護正義和保障權利的。..在懲治納粹分子的專制暴行和恐怖罪行的問題上完全抽像地、形式主義地侈談『法無規定者不罰』的原則,並把它當作設置障礙的辯護理由,這樣做只能是顛倒這一原則的內容,即從以維護正義和保障法律為宗旨的這一原則顛倒為追認納粹分子的滔天罪行是合法的一種伎倆。」當然,還有另一引起令人信服的論點。例如,法國首席起訴人德芒東說,恰恰就是法西斯分子在德國活動的時期廢除了這項原則;美國首席起訴人傑克遜和克爾森教授分別認為,由於法西斯主義分子從來就無視國際法,所以才喪失了受禁止追溯既往這一原則保護的權利。
  以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則為根據的辯護理由也遭到了國際軍事法庭的駁斥。法庭的根據是,禁止實行事先沒有法律規定的刑罰的公正的一般原則,而不是對主權的限制。這就產生了唯一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共同設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國家是否因為他們規定了破壞和平罪應受的懲罰和個人應負的刑事責任而就等於不公正地行使了他們的主權了呢?判決書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有人主張,對於違反條約和保證、沒有發出警告就對鄰國發起進攻的人加以懲處是不合理的,這種論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本身一定知道他是無理的。因此對他懲處決不是不公正的;反之,如果對他的罪行不作懲處,那才是不公正的。」L·N·斯米爾諾夫更加令人信服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我在許多國家都與人們談起過紐倫堡審判,在日本列島,在東方的阿拉伯國家和在我的祖國,不管在哪裡,只要我談到納粹分子僅僅通過警察活動和在滅絕營、毒氣室裡就殺害了一千二百萬人的時候,當我談到,對這些罪行負有責任的那些人遭到了紐倫堡軍事法庭的無情的懲罰,談到他們被絞決,屍體被焚燒,骨灰被撒在紐倫堡大街上的時候,到處總是得到那些純樸而正直的人們的一致擁護。我堅信,如果我告訴他們,對類似的罪行負有責任的那些罪犯仍然逍遙法外,那麼肯定會激起這些純樸而正直的人們極大憤慨。」正是各國人民群眾的這種法律觀念決定著今天在共同的國際環境中生活的各個國家行使主權的合法性。人民群眾的這種法律觀念是今天國際法的根本,並給予國際法以民主的性質。
  至於在納粹分子陰謀策劃和進行侵略戰爭破壞和平的當時,侵略是否已經正式被宣佈為犯罪行為的問題,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裁決和對所有戰犯的審判均無任何影響。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的量刑標準得以立即付諸使用說明了判決具有充分的基礎,就是從法律的觀點看也是如此。這樣就有必要取消法律上承認的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出現的一些理論觀點和解釋,以及在這個時期達成的協定和規定。國際軍事法庭特別認為,在1928 年訂立的《白裡安—凱洛格公約》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愛好和平的蘇維埃國家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從革命開始的那一天起就站在原則上全新的法律觀點的立場上。蘇聯從它誕生之時起就通過頒布和平法令為這些新的法律觀點獲得承認而鬥爭。為此,帝國主義國家被迫用「和平主義」的討論、決議和條約等字眼來轉移人民的視線,並蒙蔽他們。儘管帝國主義國家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蘇聯在相應的保留的條件下批准了《白裡安—凱洛格公約》,並借此迫使其他條約簽訂國批准這一條約,結果,這一公約獲得了包括當時德國在內的六十三個國家的批准。公約在客觀上——儘管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反映出各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即戰爭不再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並禁止侵略成性的國家以戰爭作為所謂行使國家主權的結果。波拉克認為,蘇聯政府自1917 年11 月8 日起就提出的關於全面禁止侵略的要求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在反希特勒聯盟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基礎上才獲得承認的,他還認為,以為在國際聯盟期間的法律標準與我們時代的法律標準之間存在某種連續性的任何想法都是錯誤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他說:「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開始發展成為世界體系,由於人民群眾正在覺醒,他們甚至迫使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放棄侵略,普遍承認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更高級的階段。」這樣,不僅僅是《白裡安—凱洛格公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所作的一切類似努力都失去了意義。
  國際軍事法庭制定的可以立即付諸使用的條例是法庭判罪所依據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礎。根據這個條例,也應對德國軍國主義發動破壞世界和平的戰爭負有責任的個人追究刑事責任。這遭到了一個紐倫堡法庭判決的反對者耶捨克的堅決反對。他的觀點是:違法嗎?是的。懲罰嗎?不行。理由是: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應該由國家負責,而不應該讓國家機構的代表負責。西方國際法學家中的某些人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為破壞和平的納粹罪犯開了相同的後門。當然,那些受到納粹德國破壞和平罪行的威脅或直接身受其害的國家也有權利借助國際法的手段來防範納粹國家的違法行為,這種防範的最終形式就是防止法西斯主義的或軍國主義的政權在德國的復活,而這也同樣是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的。關於這一點,各主要負責國家已在1945 年8 月2日簽訂的波茨坦協定中取得了一致意見,並且連同由此而產生的全部結論均已獲得聯合國組織的認可而歸納在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中。這一條的條文規定:「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
  但是,難道這就是從納粹分子對全世界所犯罪行的受害者身上所得出的唯一的法律結論嗎?難道因為這些罪犯曾經是納粹國家機構的代表或掌權者而就可以不追究他們個人的刑事責任嗎?這難道不是允許他們藏身於納粹德國的廢墟之後心安理得地去準備為新主子效勞和犯新的同樣的罪行嗎?紐倫堡法庭上的辯護人和許多西方報刊都煞有介事地宣稱,雖然有五千五百萬被害者,但是沒有一個抓得住的兇手,這從法律角度講是不可能有的事情。按照這種高明的理論,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對戰犯的判決似乎是1933 年以後僅見的司法謀殺了。正好是為了防止他們這種強詞奪理的作法,國際軍事法庭條例對個人應負的刑事責任作了具體的規定。
  希特勒暴行的另外一些辯護人——如克尼裡姆——則論述說:「國際法使各國負有約束力,違反其規定,就必須賠償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或不得不擔心別國行使報復的權利。但是,國際法並不直接適用於個人。個人只受其所在國法律的制約,即使所在國法律與國際法中的規定不相符合。」但是,如果「國際法只適用於國家,只用來調節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那麼就根本不可能包括真正的刑法。按照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的法律觀念,只有自然人才負有刑事責任,所以不可能存在國家應負的刑事責任。但是,因為國際法不是針對自然人的,就是說,不是針對個人的。所以也就不能對個人的懲處作出規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這一論點是無懈可擊的。因為論據的兩項前提是正確的:一、國際法只適用於國家,原則上是不對個人的;二、刑法只適用於個人,原則上是不對國家的。那麼怎麼會有國際法所規定的刑法呢?但是,如果從事犯罪的是這樣一些個人,他們的行為可視為國家的行為,他們作為國家機構的代表或國家暴力的實際承擔者而犯下了國際罪行,那麼這種無情的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國際軍事法庭針對這個問題明確指出:「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是由人所犯的,不是抽像的人的行為。因此,只有懲治那些犯有這類罪行的個人才能發揮國際法各項規定應有的效力。」
  但是面對著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在他們當權時所留下的和起訴人在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期間所提供的大量證據,任何人都無法對這一展示的結果表示懷疑,正是德國法西斯分子肆意踐踏國際法、無視國際法規定的德國應該承擔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義務而蓄意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身居要職的國家領導人、黨的領袖、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和軍人都十分清楚,他們組織進行的一切都是謀殺。按照他們本國的法律(就是在納粹統治時期也從沒有在刑法中普遍廢除有關謀殺犯罪的規定,而且在法律中還保留有在國外的犯罪地點和謀殺外國公民等條款),按照有數百萬人被屠殺的那些國家的法律,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已構成間接犯罪。他們作為應該受到國際法禁令的規定制約的國家機構的代表卻使本國公民在客觀上成為兇手,而大部分人還以為他們的行為是合法的。犯有謀殺罪的正是他們這一夥,而不是別人。
  但是,法西斯分子克尼裡姆反駁說,恰恰因為納粹國家機構的代表人物和掌權者(起碼是紐倫堡法庭主要戰犯案件中的被告)的行為是一種主權的國家行為,他們制定的政策反映著具有國際影響的國家意志,所以他們個人不受國際法的制約。他們以自己所處的這種地位為名,並以國內法律為根據為他們所策劃和進行的侵略再次提出了已被國際法所廢棄了的辯護理由。這就是說,根據所謂的「國家行為理論」,並把國家的主權作為辯護理由,以為這樣就可以使任何不願意上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論調的圈套的人全都無話可說。波拉克指出,「今天,在西德又有一批法學家,他們以為,對於某種犯罪行為來說,只要軍國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權力賦予它以合法的形式,那麼這一犯罪行為就不具有犯罪的性質。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嚴峻的事實,必須要把這種現象作為公開復活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加以譴責。這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陳舊法學觀點所造成的惡果。資產階級的法律思想使法西斯主義合法化..今天,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有人起來反對整個人類對戰犯的判決,企圖在事後替已被判決的納粹罪犯辯護。」國際法就是在這一點上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改變是隨著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的制定而發生的,並在1945 年起,作為普遍的國際準則被聯合國憲章所肯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和第二條明確規定禁止侵略行為,禁止對和平的破壞,禁止奉行任何暴力政策,不得干涉別國內政,並且把所有國家主權平等作為基本準則。國家的主權是指一個國家在處理它的對內、對外事務時享有決策的自由,但是不能將其絕對化,國家主權是受到維護和平這一義務的制約的。除非在行使單獨的或集體的自衛(和在聯合國決定行使合法的集體強制措施)的情況下,凡援用「進行戰爭的權利」者,均屬超越了國家主權的範圍。這就是說,侵略戰爭是一種刑事犯罪。所以,這種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為總辯護人所特別強調的主權托辭也就不攻自破了。因為不再存在進行戰爭的主權權利。一個援用這種「權利」而具有侵略行為的國家,它的行為就不再屬於主權的國家權力的範圍之內。這種行為就具有侵略戰爭的犯罪性質。當然,這種主權觀念與帝國主義強盜式的主權理論和弱肉強食的道德理論是相符的。但是,這種主權觀念是符合愛好和平的人類的利益的,是符合現行的國際法準則的。
  可是沃爾和克尼裡姆等人卻詰問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作為個別國家的公民該怎麼辦呢?要不就違犯國際法,在將來可能要受到制裁,要不就違背他本國的法律而馬上受到懲罰,作為一個公民,他所面臨的不就是這樣一種絕望的選擇嗎?要求人們同情好些對凶殘的法西斯政權唯命是從的幫兇,這種態度是不嚴肅的。必須強調指出,拒絕執行那些置本國人民和別國人民的生死於不顧的命令和規定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紐倫堡法庭首要戰犯訴訟案中的被告決不是什麼一度曾處於那種進退兩難境地的國家公民,而是一夥決定國家政策的關鍵性人物,正是他們親手造成了這種犯罪的困境。對於這些人根本就談不上什麼「良心的危急狀態」,也無法考慮在他們應當遵守的、而且他們本身也部分參與制定的國際法與他們自己任意制定的不正當的國家法律之間「選擇權利」。為此,倫敦條例第七條規定:「被告的官方職務,不論其為國家首腦或為政府某一部門的負責官員,均不應作為免刑或減刑的理由。」
  克尼裡姆重彈他的老調,說什麼這種觀點在成文的國際法中未作規定,是不能成立的。他的這一論調,無視國際法中關於禁止侵略的規定,正如雅爾賴斯在他的紐倫堡法庭辯護髮言中所持的法律觀點一樣,是一種過時的法律觀點;還認為發動侵略戰爭事實上是國家享有的一項主權「權利」。克尼裡姆從這種立場出發說:「總之,公民在受到國家強迫的情況下去做某一違犯國際法的事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認為,只要世界的政治形勢和國際法依然如故,沒有任何改變,那麼這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限度以內是絕對合法的。」這是一種合法的犯法思想。這種思想遭到了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的審判。
  實際上,可以根據現行的國際法、根據罪犯本國的法律以及按照其公民成為侵略的受害者或在其國土上構成了罪行的那些國家的法律對侵略戰爭的組織者實行制裁。國際法只對違法的性質作出裁決,犯罪構成則應由相應的國家的法律作出規定。因為主要戰爭的犯罪地點是難以從地理上確定的,鑒於地理上確定的界限和受害者的國籍不同,就需要對某些國家實行不相同的制裁標準加以通盤考慮,而量刑的標準則可以由當事國根據國際法準則協商確定,或者像倫敦條例中規定的那樣,由審判人員加以掌握。
  我們認為,對破壞和平罪所作的判決最後是以各有關國家的國家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的,就像德國刑事法庭進行判決的案件應以德國的刑法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一樣。此外,英國法學家施瓦岑貝格爾也曾解釋法庭對國際法的進一步形成,如果「這種形成按其本源可以追溯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耶捨克就是援引他的觀點而提出「在紐倫堡法庭上」侵略罪行是無罪的論點。傑克遜對此作了極為正確的論述,他說:「像習慣法一樣,國際法也在發展。國際法的發展是通過它所作出的一系列使規定的原則不斷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裁決而實現的..現在,我們正處於世界的思想、習慣和結構因遭受到一場涉及到千百萬人的生活的戰爭的衝擊而發生大動盪的非常時刻..我們肩負著重大的責任,這就是用我們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導到鞏國和加強國際行為的法律上來,以便使那些掌握著政府大權和人民命運的人較少地動輒進行戰爭。」同樣,耶捨克也承認,通過法官判決而使「某一已經形成法律」得到進一步的形成從原則上講是可行的。事實證明,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首次對破壞和平罪進行判決的案件恰恰就屬於這種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必要性第一次出現在一個國際法庭的面前是不足為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帝國主義分子系統策劃和進行的一場侵略戰爭。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刑法學者謝爾登·格盧格說:「鑒於世界上出現了這樣一些國家,它們奉行蓄意無視法律的政策,並且發明了『總體戰』,企圖借此實現其奴役世界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現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改變那些不再適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
  最為重要的是,作為反希特勒聯盟的一支決定性力量,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觀點對國際法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這些觀點集中體現了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鬥爭中識破了帝國主義侵略秘密的各國人民的思想和意志。1944 年,蘇聯出版了蘇聯國際法學家特萊寧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版,1945 年出版了法文版。特萊寧曾代表蘇聯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四國協定談判。不僅在1945 年8 月8 日四國簽定的關於對歐洲軸心國首要戰犯起訴和懲辦的協定以前的一段歷史中證明了蘇聯反軍國主義的原則立場對國際法所產生的影響,蘇聯在1941 年11 月27 日和1942 年1 月6 日、5 月27 日以及10 月14 日的照會中所體現出的同一原則立場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些照會前後一致地為斯大林於1943 年11 月6 日提出的關於懲罰策動這場戰爭的法西斯分子的強烈要求作了準備。其他盟國也都正式或非正式地作了相同的準備。以所有這些準備文件和政治聲明為基礎,特別是以1943 年10 月30 日蘇、美、英、法的莫斯科宣言為根據,四大國終於在1945 年8 月8 日達成了前面提到過的倫敦協定並制定了國際軍事法庭懲辦首要戰犯的條例。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
  ●戈林發佈了在德國勢力範圍內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命令
  ●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鄧尼茨曾命令德國潛艇可以不加限制地使用所有武器
  ●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的戰犯
  第一節十惡不赦的戈林元帥
  戈林是所有被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他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證據證明,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納粹政權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曾任空軍總司令和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對希特勒有巨大的影響,至少到1943 年為止,那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並於1945 年他被捕而告結束。他供認,希特勒經常讓他瞭解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
  破壞和平罪:戈林從1922 年加入納粹黨和接受街頭戰鬥組織——衝鋒隊——的指揮權之時起,就是希特勒的顧問和強有力的助手,並為納粹運動最早的領袖之一。他作為希特勒的政治副手,還進一步促成了民族社會主義分子於1933 年奪得政權;他還被授權鞏固這個政權和擴充別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秘密警察,並創辦了第一批集中營,1934 年把這些組織機構轉給希姆萊,在同年執行了清洗羅姆的行動,並主持了把弗洛姆堡和弗裡奇從陸軍中趕走的骯髒事件。1936 年他擔任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成為德國理論上實際上的經濟獨裁者。慕尼黑協定簽定後不久,他宣稱要準備把空軍力量擴充到五倍,還要加速擴充軍備,其重點特別放在進攻性武器方面。
  戈林是參加1937 年11 月5 日霍斯巴赫會議的五名重要領袖人物之一,並且還參與了在本判決書業已作過陳述的其他許多重要會議。在合併奧地利期間,他甚至是主要人物、陰謀活動的頭子。他向法庭稱:「我必須負百分之百的責任..我甚至壓倒領袖的異議,把所有的一切都塞進領袖的最後決議裡。」在佔領蘇台德地區時,他一方面發揮了他身為空軍首腦的作用,策劃發動一場證實為毫無必要的空襲;另一方面他又起到了一個政客的作用,用虛假的親善諾言欺騙迷惑捷克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併吞波希普亞和摩拉維亞的前夕,戈林在希特勒與哈查總統舉行會談時威脅說,如果哈查不作出讓步,他就要轟炸布拉格。他在證詞中對這次威脅供認不諱。
  戈林參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國總理府召集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對其軍事領導人說:「不存在放過波蘭的問題..。」他還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薩爾茨堡下達有關指令的會議。還有證據證明,戈林積極參與了在這以後的外交陰謀活動。經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達勒魯斯作為與美國人聯繫的中間人;正如達勒魯斯向本庭陳述的,戈林企圖阻止英國履行對波蘭的保證。
  在進攻波蘭時以及在整個侵略戰爭期間,戈林指揮著空軍。
  即使如他所說,他反對過希特勒進攻挪威和蘇聯的計劃,但是很明顯,這種舉動僅僅是出於戰略上的原因;只要希特勒一旦做出決定,他就毫不遲疑地追隨希特勒。從他的證詞中明顯地表明,這些意見分歧從來不是世界觀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分歧。他對入侵挪威是「惱怒的」。但是,這僅僅是因為沒有及早通知準備進行空襲。他承認,他同意這次進攻,而且說:「我完全持贊成的態度。」他積極參與準備和執行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軍事行動,他供稱,進攻希臘的《馬麗塔》計劃曾作了長期周密的籌劃。他認為,蘇聯「對德國是危險的威脅」。但是,他又聲稱,在軍事上毫無直接進攻蘇聯的必要。實際上,他在關於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問題上,只是在時間上持有不同意見。他出於戰略上原因,希望把進攻時間推遲到打敗英國以後再開始。他對此供稱:「我的觀點僅僅是由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所決定的。」
  根據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認,鑒於他所擔負的各種職務、參加的各種會議以及他的公開言論,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戰爭的動力,其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制訂了各項計劃,是德國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進行戰爭準備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審訊過程中多次供認,他對使用奴隸勞工負有責任:「我們出於安全的動機使用這些勞動力,為的是使他們不可能在本國活動,並使他們不從事反對我們的勞動。另一方面,他們的勞沒有助於我們的經濟競爭。」此外,他還供認:「勞工被強迫到德國來,我不否認有過這樣的事。」說這些話的這個人就是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受權負責徵募和調配勞動力。作為空軍總司令,他要求希姆萊為他的地下飛機工廠提供更多的奴隸勞工:「我曾要求集中營裡的囚犯為空軍的裝備服務,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而且可以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戈林曾簽署過一項關於處置在德國的波蘭勞工的指令,並且用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施行細則加以補充,其中包括「特別處置辦法」。他頒發了在軍火工業中使用蘇聯和法國戰俘的指示;他談到,逮捕波蘭人和荷蘭人,如有必要就把他們當作戰俘,並利用他們去勞動。他承認,蘇聯的戰俘曾被安排去操縱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計劃執行者的身份積極主管和從事對佔領區的掠奪。早在對蘇戰爭爆發以前,他就擬定了對蘇聯地區進行掠奪的計劃。入侵蘇聯之前的兩個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面負責這個地區的經濟管理工作。戈林為執行這項任務設立了一個經濟參謀部。他曾以大德意志國元帥的身份發佈命令:「元帥的命令及於一切經濟領域,包括糧食和農業在內。」根據戈林的由國防軍印製的所謂「綠皮文件」,設立了「東方經濟參謀部」。這個指示規定掠奪和毀滅缺糧地區的所有工業,此外,從餘糧地區調出糧食以滿足德國的需要。戈林申辯說,他的意圖被誤解了,但是他承認,如果俄國被征服,「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理所當然、而且有義務去利用俄國」。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聲稱,民族社會主義黨人絕無離開被佔領國的意圖,而且應當採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槍殺、遷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猶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騷亂以後,他不僅在德國迫害猶太人,而且在被佔領國對猶太人進行殺害;他在德國(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對猶太人課以十億馬克的罰金。他本人在當時的言論以及他的證詞都表明,他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應該如何去劫奪猶太人的財產並把他們從歐洲的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當這些國家由於德國軍隊的突然襲擊而淪陷的時候,他把德國的反猶太法令在這些國家推廣實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國法令公報刊載了許多經戈林簽署的反猶太人法令。雖然滅絕猶太人原來是由希姆萊負責進行的,但是戈林對此絕不是不加干預的,他積極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活動,儘管他在證人席上進行了各種申辯和保證。1941 年7月31 日他發出命令指示希姆萊和海德裡希:「在歐洲德國的勢力範圍內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
  對戈林的量刑絕不能有所減輕,因為他從來就是、而且幾乎一向是推動力,他的地位僅次於他的領袖。無論是作為政治領袖還是作為軍事領袖,他都是發動侵略戰爭的領導人物;他是奴隸勞工計劃的領導者,也是在德國國內和國外對猶太人和其他種族實施壓迫計劃的主謀,他對所有這一切罪行都供認不諱。在證詞裡,某些個別情節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體來說,他本人的供認就已綽綽有餘地證實了他的罪責。他罪大惡極,令人難以置信。對這個人,在全部審判記錄中找不到任何寬宥的理由。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起訴書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幫助希特勒取得政權的鬥爭中經常以陰謀挫敗對手,而在大戰開始後的幾年裡,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裡,由戈林統率的空軍為希特勒以閃電戰征服波蘭的勝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戈林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令人費解的角色。從表面上看,戈林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和行為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根源是他的個人主義。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國所獲得的權力地位而對希特勒感激不盡,所以他對希特勒認為正確的一切,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試圖以武力威脅奧地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的話,那麼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樣為所欲為。而他的聰明才智(決不可只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樂的小丑而低估了這一點)使他明白,德國還未強大到足以與一個能堅決抵抗的鄰國作一次較大的較量,在這個階段,利用欺騙手段攫取領土在政治上是適宜的。所以戈林在促進德國的重整軍備的同時,竭盡全力在這方面來影響希特勒。
  而另一方面,戈林為了個人利益,也並不願意進行戰爭。在施佩爾的《回憶錄》裡,他敘述了戈林把個人的享樂看得多麼至高無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樣,喜歡把大樓改建成像萊比錫廣場國會總統府那樣,或者把新莊園住宅建造成像他豪華的卡琳哈爾莊園一樣。一場戰爭可能會給戈林的切身利益帶來危害,因為他在這場戰爭中無疑會成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歲,他追求享樂的慾望日益膨脹,希圖過寄生蟲的生活,只想打獵、旅遊、收集藝術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宮、並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請賓客。除此之外,他還把很多時間花費在他所鍾愛的第二個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兒埃達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誠意扮演交戰雙方調解人的角色。因為他個人認為,如果德國能夠在歐洲採取和平手段加強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須進行的戰爭,他才會過上安逸的日子。此外,還應考慮到的因素是戈林並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內分泌失調、高血壓,吸毒癮也經常復發。
  戈林作為經濟獨裁者主管為擴充軍備服務的德國經濟,同時他還充當希特勒「維護歐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這方面的主要競爭對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職的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這是希特勒力圖不使他的部下權勢過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輪番使用他們兩人去完成外交特別使命,這一做法導致戈林和裡賓特洛甫永遠只能互相傾軋和彼此厭惡。
  1938 年裡,各種事件幾乎接踵而來。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屆內閱「看守」成員之一陸軍元帥維爾納·弗洛姆堡所蒙受的恥辱而開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擔任國防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如今60 歲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對蘇聯開始的瘋狂備戰中的表現,說明他已成為希特勒戰略的一個障礙。困難的問題在於,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職務,而不是簡單地把他解職,因為那樣做會激怒軍官團,促使他們反對國家政權。
  戈林是否參與了導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恥事件,就像他是否參與國會大廈縱火案一樣無法得到證實。與之相關的重要一點是,儘管不能確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適的國防軍總司令人選,戈林則希望成為弗洛姆堡的繼任人。弗洛姆堡並不瞭解戈林的心計,還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為他認為,與等級森嚴的納粹黨內的這位「社交名人」對話是十分必要的。這正是戈林平時注意聯絡這些不容輕視的局外人的結果。戈林對周圍的一切始終具有敏銳的識別力。成為鰥夫已有好幾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個相當年輕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女人結婚。他迷上了個叫埃爾納·格魯恩的女人,並竭力爭取戈林同意他們結婚。結果,戈林不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還準備做他們的證婚人,並說服希特勒也當證婚人,很難猜測他這時究竟是怎麼想的。弗洛姆堡於1938 年1 月12 日結婚,隨後兩人前往意大利的卡普利島度蜜月。與此有關而無法證實的問題是,當時戈林是否已知道,埃爾納·格魯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為妓女記錄在案,她還拍過淫穢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與她動身旅行後不久,一份有關格魯恩小姐的案卷遞交到戈林手中。這份案捲來自柏林警察局局長沃爾夫·格拉夫·馮·海道爾夫之手。海道爾夫把這份案卷交給了凱特爾將軍,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匯報了此事,並表示對此非常惱火,因為他們由於這一騙局而為一個妓女的婚禮當了證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擇——宣佈這次婚姻無效,或者辭職。於是他選擇了辭職。
  接踵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裡奇男爵可能成為弗洛姆堡的當然繼任人。在希特勒看來,弗裡奇是個思想僵化、抵制陸軍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動分子。對弗裡奇進行「誣告」的希姆萊和蓋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這個問題上受戈林慫恿的希特勒於1 月26 日能夠把一份蓋世太保的案卷擺在弗裡奇的面前。該案卷表明,弗裡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個蓋世太保中的證人來當面對質。這個壞傢伙名叫漢斯·施密特。他起訴說,他有一次當場抓住了弗裡奇,還拿到了賄賂他的錢。一位目擊者報道說,戈林聽了弗裡奇與這位所謂的目擊者之間的對質深為惱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揮部的弗裡德裡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裡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認為這種情況是令人討厭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誡過弗裡奇,以使他對這種指責有所準備。弗裡奇輕蔑地駁斥了這種指控,結果被無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著給他的報償——在國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軍官團對弗裡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強烈不滿,大家都認為這一指控是一種卑劣的陰謀伎倆。參謀總部要求通過軍事法庭對弗裡奇的指控無條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這個要求。陸軍指揮部下定決心讓蓋世太保的手法徹底暴露,同時要求蓋世太保提出他們的證據。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國防部的指揮權,同時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國總統寶座一樣,取消了一個職位,並把與此相關的權力攫為己有。他召開自己的所謂內閣會議,戈林當然也是其中的成員。希特勒宣佈說:「從現在起,整個國防軍的指揮權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採取了同樣手段擺脫另一名1933 年人閣的老資格內閣看守成員——康斯坦丁·馮·牛賴特男爵的外交部長職務,而讓自己的親信之一里賓特洛甫接替了他。
  這一系列變更對戈林來說幾乎不能引起太大興奮,因為事實上,這一切僅僅給他帶來了一次晉陞以及一根元帥杖而已。除此之外,他還得到一項不尋常的任務——主持軍事法庭對弗裡奇進行緊張的起訴程序,並負責終究是由他創建的蓋世太保不被陸軍的揭露而出醜。
  對弗裡奇的案件第一階段審理應在1938 年3 月10 日舉行。鑒於其他原因,這個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在同一天,奧地利的危機達到了頂點,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駐軍隊。因此這次審訊又推遲到3 月17 日。這一天,德國由於成功併吞了奧地利,全國一片歡騰。戈林把利用這次對奧地利的政治欺騙而取得的成功主要歸功於自己。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舒暢。他逼迫已經被嚇破了膽的蓋世太保證人施密特重新作證,是他把弗裡奇與一名叫作弗裡施的騎兵上尉搞錯了。這樣,戈林滿意地結束了對弗裡奇的審訊,並以寬厚的態度要求弗裡奇平靜下來,因為他已恢復了名譽。正如戈林幾周後對英國大使亨德森解釋的那樣,弗裡奇無論如何也必須辭職,因為他同希特勒的觀點是不協調的。
  但是陸軍有可能以此譴責蓋世太保在弗裡奇事件中所使用的卑鄙手法,並且弗裡奇也獲得重新回到陸軍總司令一職上的機會。弗裡奇作為舊學校出來的軍官,永遠感到有辱顏面,後來他在率領舊軍團參加波蘭戰役的那一年裡自殺身死。他被授命為這個軍團的榮譽上校之一。這是為皇族成員保留下來的一種榮譽稱號。
  戈林以同樣粗暴無禮的態度主持了這次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種態度在他作為國會議長時已有暴露,但是他的高昂情緒首先歸因於1938 年3 月11日下午至晚上他成功地實現了大德意志國家對奧地利的併吞。這是戈林單獨在電話機旁逐字逐句聽到的消息。戈林是否直接參與了導致弗洛姆堡和弗裡奇下台的陰謀活動,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幕後對他們的解職進行了同謀活動,這些事在今天顯然是無法全盤加以證實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對導致葬送奧地利獨立的陰謀是負有責任的。戈林對此感到終身自豪。
  事實上,奧地利被吞併已勢在必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不久前才被希特勒從維也納召回駐奧大使巴本,早在1936 年就已使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重新參加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納粹運動曾被取締。被謀殺的聯邦總理恩格爾貝特·陶爾富斯的繼任人庫爾特·馮·舒施尼克則試圖以墨索里尼的影響來換取希特勒對奧地利的影響。與此同時,戈林又竭盡全力同墨索里尼親自會談,以防止他在奧地利插手干涉。即使在武力解決面前也毫不畏懼的奧地利納粹分子的急躁情緒是顯而易見的,就像他們謀殺陶爾富斯行動中已經證實的那樣。但是,希特勒不得不顧慮到世界輿論,至少想保持合法的外衣。
  希特勒的「合法」行徑的內幕究竟如何,奧地利總理舒施尼克對此已有所領略。1938 年2 月12 日,舒施尼克同他的外交國務秘書吉多·施密特在希特勒的山間別墅拜會了希特勃。由將軍們簇擁著的希特勒向他的客人作了一個冗長的、有關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必要性的講話,他要求舒施尼克把一位天主教青年律師阿圖爾·賽斯一英誇特任命為內政部長。戈林也對此表示贊同,因為這樣可以把奧地利的警察局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希特勒提高了嗓門,對奧地利總理緊逼不放,只給他7 天的考慮時間,以滿足希特勒提出的強硬要求。
  舒施尼克企圖為緩和這種威脅而爭取時間,但又不得不做出讓步,2 月16 日,他按希特勒所要求的那樣任命賽斯一英誇特為內政部長。舒施尼克力圖用其他方式來保持奧地利的獨立。最後,舒施尼克決定在3 月13 日舉行公民投票,有表決權的選民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抉擇:「擁護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德意志或擁護基督教的奧地利。」
  這在某種方式上是對希特勒的一次直接挑釁。如果公民表決的結果對希特勒不利,那麼在世界公眾面前他就沒有理由合併奧地利。3 月9 日,當他一聽到確定在3 月13 日進行公民表決時,他的反應非常迅速。第二天,希特勒向國防軍發佈命令,做好3 月12 日向奧地利進軍的準備。為制止墨索里尼有可能插手,希特勒派菲利普·馮·黑森親王送信緒墨索里尼,他在信中偽稱自己和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遭到了舒施尼克的迫害,並向墨索里尼保證,奧地利不管有多大變化,意大利北部邊界決不會受到侵犯。
  3 月11 日,舒施尼克面對希特勒的要求,被迫取消公民投票。德奧邊境上,坦克和轟炸機正在集結,舒施尼克於11 日下午再次作出了讓步。希特勒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授權戈林繼續進行談判。戈林在電話機旁控制事態的進展,而他已負責把當天晚上的電話會談內容作了速記。
  從17 點至21 日,維也納與柏林之間共有27 次電話會談。這些電話會談成為一種頗能起作用的新的侵略方法,因為邊界上的德軍正在行進,而且戈林的話特別有份量。速記稿一直被保存下來了,我們看到戈林當時以專橫獨斷的強迫方式來實現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德國人要求奧地利總統撤掉舒施尼克的職務,由塞斯一英誇特來取代他,並由賽斯一英誇特組成一個納粹主義的內閣。賽斯—英誇特一當上總理,便立刻向希特勒拍發電報請求派出德軍,以恢復奧地利的安定和秩序。希特勒派駐維也納接替巴本職務的新任特命全權大使威廉·克普勒把這份重要電報全文帶了回去。
  戈林是不失任何時機的。這從他在當天17 點同德國大使館官員多姆布羅夫斯基的電話交談中便可看出:多姆布羅夫斯基(在德國大使館)、賽斯一英誇特同聯邦總理一直談到14 點30 分。
  戈林:「19 點30 分以前必須組成新內閣,並且要有各種措施..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對您說了他是聯邦總理嗎?」
  多姆布羅夫斯基:「是的。」
  戈林:「直接對您說了沒有?」
  多姆布羅夫斯基:「說了。」
  戈林:「好吧,繼續講,什麼時候他能組成內閣?」
  多姆布羅夫斯基:「也許到21 點30 分。」戈林:「必須在19 點30 分以前組成。」
  多姆布羅夫斯基:「好,19 點30 分以前。」
  戈林:「現在克普勒正在去維也納的路上,還必須要求納粹黨獲得合法化。」
  多姆布羅夫斯基:「是。」
  戈林:「要有納粹黨的所有分支機構,衝鋒隊、黨衛隊..內閣必須全由納粹黨人組成。」
  多姆布羅夫斯基:「這已解決了,在19 點30 分..。」戈林(打斷他的講話):「必須在19 點30 分報告,克普勒已帶去應進入內閣的名單。納粹黨到底現在被明確允許了嗎?」多姆布羅夫斯基:「還沒有..,但這沒有討論的必要。」戈林:「同黨的所有組織嗎?」多姆布羅夫斯基:「同這裡國內所有的團體。」
  戈林:「穿不穿制服?」
  多姆布羅夫斯基:「穿制服!」
  戈林:「好!..你要注意,每天出版的報紙必須立即取締,也包括我們的人辦的。」
  多姆布羅夫斯基:「那麼,關於您提及與保安系統相關的人員問題..」
  戈林:「卡爾滕布龍納。是的,他應接管保安系統,您得留心,一旦新聞記者..」(雙方含糊不清地同時講話)。
  多姆布羅夫斯基:「是的。」
  17 點26 分,戈林直接同賽斯一英誇特通了電話。
  賽斯一英誇特:「總統已經接受了舒施尼克的辭職..他想把總理職務交給一個像恩德這樣的人。」
  戈林:「那麼您得注意。這就改變了整個形勢。請轉告總統或其他人,我們所知的卻是完全另一回事。多姆布羅夫斯基會在您委託下發出通知,您已獲得總理職務,納粹黨將會重新得到活動的許可,衝鋒隊和黨衛隊也許已接管各了警察局等等。」
  賽斯一英誇特:「不,不是這樣的,我已建議總統把總理職務交給我,但一般需要三至四小時。」
  戈林:「這不行!無論如何不行。現在事情正急速進行,請馬上通知總統,他現在必須刻不容緩地把聯邦總理的職權交給您,總理必須如上所述接管各個政府部門,您當聯邦總理,陸軍..。」
  這時戈林又被新來的報告打斷了。當他聽說奧地利總統威廉·米克拉斯拒絕接見克普勒和賽斯一英誇特後,他重又拿起電話筒,給賽斯一英誇特發出精確的指令。
  戈林:「請接賽斯。」(對賽斯一英誇特):「請這麼辦,您必須立即同穆夫中將(德國駐維也納武官)去見總統,告訴他,如果不立即接受如您所知道的這些要求,那麼已向邊界進軍和調動的部隊就要開赴全線。奧地利的存在也就完了。」
  「穆夫中將必須同您一起前往,要求馬上召見,轉達此意。請您們立即向我們報告,米克拉斯的態度究竟怎樣。告訴他,這決不是開玩笑..進軍令只是未發,軍隊已集結在邊境上。如果我們在19 點30 分前得到報告說米克拉斯已把總理職位交給了您..在19 點30 分前報告!穆夫必須同往。我馬上給他同樣發出指示。如果米克拉斯在四個小時內還不明白的話,就讓他在四分鐘內明白吧!」
  賽斯一英誇特:「是,好的!」將近18 點30 分,賽斯—英誇特見過米克拉斯後回來了。急於同沃爾夫岡·穆夫中將通話的戈林,此時卻同克普勒講了話。
  克普勒:「我已和穆夫講過。他現在正在樓上總統那裡。總統拒絕了,我剛剛又打電話詢問總統是否還希望在最後一分鐘內同我談話。」
  戈林:「穆夫現在那裡嗎?」
  克普勒:「他又下來了。此舉沒有成功。」
  戈林:「賽斯—英誇特應當廢黜米克拉斯。請你再上樓去明確對他講,賽斯—英誇特應該把納粹黨的衛兵叫出來。部隊現在在五分鐘內就會得到我的進軍命令。」這時電話中斷了,重新接通後。賽斯一英誇特向戈林談了一下形勢。
  賽斯—英誇特:「請問是陸軍元帥先生嗎?」
  戈林:「是的,情況怎麼樣了?」
  賽斯—英誇特:「總統仍舊堅持他的老觀點。我們爭取說服他。」
  戈林:「您肯定能在幾分鐘後作出決定嗎?」
  賽斯—英誇特:「最長不會超過五至十分鐘。」
  戈林:「您要留心,那我再等幾分鐘。請您在總理府用加急電話向我報告,必須得快。我簡直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本來可以完全不..如果不行的話,您必須馬上把權力接過來,對不對?」
  賽斯—英誇特:「是,是,然後我們再集合,不是嗎?」
  戈林:「請打加急電話給我。」
  這時已過19 點了。在20 點30 分時總統仍舊毫不動搖地表示拒絕,儘管舒施尼克面對維也納大街納粹黨遊行隊伍宣佈他下台。他在廣播講話中說明了下台的理由:「聯邦總統米克拉斯請我向奧地利人民說明,我們在武力面前作了讓步,因為我們在這一災難性的時刻不準備付出流血的代價。」隨後,米克拉斯一人堅守陣地,與此同時,賽斯—英誇特以內政部長身份在電台廣播中宣佈,德國人即將開進來,決不允許對他們進行反抗。然後繼續與戈林進行電話聯繫。
  戈林(對穆夫中將):「請告訴賽斯—英誇特,根據我們的看法,政府現已倒台,但他自己仍應繼續在台上。他應繼續領導政府,行使自己的職權,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出必要的命令。軍隊正挺進,已經宣佈過,不論誰起來反抗,必將承擔後果。但奧地利部隊可以隨來隨往,確切地說,可以受德國國防軍的保護。賽斯應設法不把一切搞得亂七八糟。」
  穆夫:「賽斯正在這樣做。他可能已經作過一次講話。」
  戈林:他應當從現在起就接管政府,立即開始工作——最好讓米克拉斯辭職。」
  穆夫:「是的,但他不幹啊,這事非常緊張的,我與他談了大約一刻鐘。他聲明,他決不在任何暴力面前退讓,也不組織新政府。」
  戈林:「是這樣。他在暴力面前不讓步嗎?」
  穆夫:「他不讓步。」
  戈林,「嗯,什麼意思呢?難道他讓自己束手就擒嗎?」
  穆夫:「是的,他就坐等在那裡。」
  戈林:「好吧,他就在14 個孩子身邊也許只好坐等著。好,你告訴賽斯,他應該接管政府了。」
  20 點48 分,克普勒又向戈林打電話報告情況。
  克普勒:「舊政府已發出命令,絕不進行抵抗。也就是說不允許發生流血事件。」
  戈林:「噢,這也無所謂。」
  克普勒:「我想問一下,是否柏林會有一名人士通過廣播電台向奧地利人講幾句話?」
  戈林:「是啊!我還不清楚。現在你要注意:最主要的是,英誇特現在要奪取整個政府,佔領廣播電台和其他一切..。」
  克普勒:「我們現在有政府了。」
  戈林:「是的,您們就是政府。您要注意。下面這份電報讓賽斯—英誇特發到這裡來,您要寫上:『奧地利政府在舒施尼克政府下台後肩負的任務是在奧地利恢復安定和秩序,謹向德國政府提出緊急請求,支持其所要完成的任務並協助制止流血事件。為此目的,它請求德國政府盡快派出德軍。』」
  克普勒:「現在衝鋒隊和黨衛隊正在大街上進行,但很有秩序。」
  戈林:「所以您要注意,賽斯必須守住邊境,以防某些人攜帶財物越境。」
  克普勒:「是的。」
  戈林:「然後..現在他首先要執掌外交政策。」
  克普勒:「是的,我們還沒有人。」
  戈林:「是的,這沒關係,現在賽斯—英誇特必須進行領導,委任幾個人。他應當委任那些我們向他建議的人選。他現在應當組織一個臨時政府。至於總統會講些什麼,這是無關緊要的。」
  克普勒:「是的,這些事都還沒有做。」
  戈林:「不,他現在應當成立政府,並把這事向外國宣佈。」
  克普勒:「是。」
  戈林:「他是在奧地利唯一還有實權的人。」
  克普勒:「是。」
  戈林:「我們的部隊今天越過邊境。」
  克普勒:「好。」
  戈林:「好吧!讓他盡快把電報發來。」
  克普勒:「賽斯—英誇特應向總統府發出這份電報嗎?」
  戈林:「請您把電文給他當面看,對他說,我們請他——他不需要自己
  克普勒:「是。」
  戈林:「為此您再打電話給我,給領袖或給我打都可以。好好幹,希特勒萬歲!」
  午夜,米克拉斯總統終於讓步了,同意任命賽斯—英誇特為聯邦總理,同時他自己引退了。這種「合法性」最終以這種方式得到了維護。黎明時分,德國軍隊作為對賽斯—英誇特草擬的電報的回答開進了奧地利。
  在此期間,墨索里尼通過菲裡亞·馮·黑森親王向希特勒保證,奧地利並不使他感到興趣。希特勒馬上歇斯底里地表示感謝說:「請轉告墨索里尼,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如果奧地利的事務現在得以完成,我準備同他甘苦與共,這對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不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英國和法國已經迴避對奧地利的支持。舒施尼克於3 月11 日已探詢過倫敦的立場並得到了回答:英國無能力保護奧地利。正當德國向奧地利發出最後通牒的消息傳來時,即將離任的德國駐倫敦大使裡賓特洛甫正同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在告別午宴上坐在一起。這是一個多麼難堪的時刻!
  戈林結束了他的電話征戰之後,從德國總理府驅車前往「飛行員之家」參加一次盛大招待會。這次宴會也邀請了各國外交使節。亨德森大使也是來賓之一,他在這次招待會上審閱了即將遞交德國政府的官方抗議照會;這份照會是曲他的秘書伊馮·柯克柏特裡克給他帶來的。全體來賓都感到很新奇,因為每個直接或間接聽到賽斯—英誇特和舒施尼克廣播講話的人都想知道發生了什麼樣的危機。
  戈林在這次招待會上,以平易近人的友好姿態出現,把一些重要貴賓拉到一邊單獨交談,使他們平靜下來。他還向捷克駐柏林公使沃約特赫·馬斯特尼博士保證說:「我用名譽擔保,捷克斯洛伐克不應有絲毫理由對此憂慮。」
  但同時他又警告馬斯特尼說,他聽說捷克軍隊在進行軍事動員。德國對此當然是不能容忍的。招待會上,國家歌劇院的歌舞演出結束後,戈林急忙去找亨德森談話。亨德森勸告戈林要做得緩和一些,儘管他內心裡接受了這一事實:德國和奧地利終將合併,而且舒施尼克的態度顯得愚蠢。戈林向亨德森保證德國軍隊將盡快撤出奧地利,在奧地利那裡應當奉行自由選舉。這時馬斯特尼離開會場,去瞭解他的國家所謂進行動員的消息是否屬實,然後他又回來向戈林保證說,這種謠言缺乏任何根據。
  英國的抗議照會被下列理由駁回:德國和奧地利的關係純屬德意志人民自己的事;德國軍隊只是應奧地利新政府的電報請求而進軍的。
  希特勒勝利地進入了林茨。在那裡他受到賽斯—英誇特和希姆萊的特別歡迎。希姆萊是為檢查有關接管奧地利秘密警察而飛到奧地利去的。希特勒立即指示草擬一個重新統一法,以此確定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第一條規定:「奧地利是德國的一個邦。」該法規定在1938 年4 月10 日在奧地利就同德國重新統一問題進行一次「自由的秘密的公民投票」。
  回到卡琳哈爾莊園的戈林同在英國的裡賓特洛甫通了電話,並強調了這個問題上的納粹主義觀點。
  戈林:「現在在奧地利是一片無法形容的歡騰,您從收音機裡可以聽到。」
  裡賓特洛甫:「是的,這實在使人難以想像,不是嗎?」
  戈林:「是的。相反,人民的喜悅完全消失了..領袖昨晚同我談話時無比激動..有人描述說,我們發出了一個最後通牒,這當然是胡說八道。最後通牒最初是由納粹黨部長和國民負責人提出來的..您諒必會想到,舒施尼克作了強有力的講話,聲稱祖國陣線將戰鬥到底;人們當然不可能知道,他們會這樣來投降的,所以賽斯—英誇特請求我們刻不容緩地進軍。」
  裡賓特洛甫:「我認為,這裡也將會承認..,前天我對在我這兒停留較久的哈利法克斯說過英國整個輿論界對奧地利發展狀況將會怎樣,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1938 年3 月14 日,希特勒才進入維也納。在這之前,希姆萊已證實,在維也納的30 萬猶太人並不像希待勒所描述的那樣會對他產生什麼威脅。許多對納粹懷有刻骨仇恨的人遭受迫害的清洗運動開始了。迫使大批猶太人浪潮滾滾而來,許多人在納粹統治的最初的日子時自殺。舒施尼克是兼併後被捕的許多奧地利人之一。
  戈林迫害猶太人所採取的措施,主要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戈林借助1935年紐倫堡種族法提供給他的全部工具,著手剝奪富裕猶太人的財富,使他們的公司「雅利安化」,把他們從經濟領域中趕出去。在這一階段的德國反猶政策還包括把猶太人從德國驅趕出去。他們被迫逃亡國外,而且在逃亡前只得把自己的財富和不動產留下。
  1938 年,凡屬猶太人的經濟財產都被註冊在案。戈林特別惱火的是,1938 年11 月10 日夜間,即「砸琉璃窗之夜」,猶太人的大部分財產被毀於戈培爾一手策劃的集體迫害猶太人事件中。這些暴行被官方視為對謀殺德國外交官恩斯特·馮·拉特的「自發的反應」。這位外交官於11 月7 日在巴黎被一名猶太青年用手槍擊中,並在兩天後死去。納粹暴徒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在這個可怕的夜裡得以發洩無遺。11 月12 日,戈林在他的航空部匆忙地召開了一次會議,以瞭解這次事件所造成經濟方面的損失。戈培爾親臨會議,海德裡希代表希姆萊出席此會。到會的還有經濟界頭目如瓦爾特·馮克,他是繼沙赫特之後、戈林屬下的經濟部長。
  戈林的講話一開始就對這次行動造成了的破壞明確地提出了批評。庫存的貴重貨物,包括紡織品倉庫,僅僅因為它們屬於猶太人的財產,都在大火中毀於一旦。同時還不斷發生搶劫事件,更增加了本來就很高的保險損失。僅進口窗玻璃一項,估計就要花費300 萬德國馬克。戈林吃驚地叫嚷:「不能再這麼蠻幹了!」他接著說,這不僅給猶太人,而且也迫害了德國經濟以及非猶太人的德國保險公司。戈林補充說,我們所要對付的是猶太人,而不是他們的財產。戈林還強令大大壓低所有已上報保險公司的損失數字。戈林還詳細地談了今後沒收猶太人財產所應採取的方法。與會者坦率地討論了今後猶太人在德國和德國經濟中的地位問題。下面是戈林與保險公司發言人希爾加爾德的討論記錄,這段對話明顯地表現了他們那種玩世不恭的殘暴態度。
  希爾加爾德說:「對我們的公司來說,我們已有一個極好的國際基礎,我們不能使保險公司的信譽受到損害。如果我們現在拒絕承擔合同規定的法律義務,那就會損害保險公司的名聲。」
  戈林說:「現在,我通過國家法令、即通過法律來干預,已經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了。」
  希爾加爾德說:「我想要說的也就是這件事。」
  海德裡希:「可以安心付給保險費,支付後再沒收回來,這樣就在形式上顧全了面子。」
  希爾加爾德離開會場之前,戈林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作出了總結。
  戈林說:「猶太人必須上報所受損失,他們獲得保險費,而保險費又可以由我們沒收。所以從最終的效果來說,總還是對保險公司的一大功績,你們並不需要賠償損失。希爾加爾德先生,您該滿意了吧。」
  希爾加爾德說:「我根本不認為,不支付一項損失是一大功績。」
  戈林:「我來說一說吧!如果您們在法律上負有支付五百萬的責任,那麼像我這樣一位豐滿的天使突然來到您們身邊並對您們說,您們可以少付一百萬,因雷雨天氣又再少付一百萬,這不是功績嗎?我還得直接同您們安危與共,還應該怎麼說呢?我對您們是很清楚的。您們應當暗自高興。您們已通過欺騙手段大大獲利了。」
  希爾加爾德說:「結果它(指保險團體)還是最後的受損者。這就是這樣,而且永遠是這樣,但不會有人在我面前否認這點的。」戈林說:「那麼請您們關照,不要打碎這麼多玻璃窗!您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派出您們的代表馬上去宣傳解釋!」與會者津津有味地討論著猶太人今後的地位問題,戈培爾對此表現出一種特別強硬的態度。當他要求為猶太人特設車廂時,戈林插嘴說:「如果只是火車滿員才把猶太人趕出去,那麼,他在火車運行時獨自坐在廁所怎麼辦?」有人提出從奧地利和德國逃亡國外的猶太人數字。戈林發表意見,要對仍然留下的猶太人進行有計劃的隔離。他說:「親愛的海德裡希!您必須在所有城市大規模建立猶太人隔離區。」戈林在結束講話時說:「對全體德國猶太人強征10 億馬克特別稅,作為對他們的卑鄙罪行的懲罰」。
  1939 年1 月,戈林倡議建立猶太人移民局,由海德裡希領導;以後通過種族屠殺「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由他來負責處理。
  要把戈林從頂峰到迅速沒落的生涯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圖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據當時曾有機會常在戈林身邊進行觀察的阿爾貝特·施佩爾的描述,戈林到1939 年初一直身居高位。施佩爾在戰後的一次審訊中說:「戈林是個聰明人,常常提出許多蠻幹的主意,理解力也極強,但他缺乏韌性..,他肩負事情太多。他的主意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因為他並不是很講究實際的人..。1939 年前,戈林的精神狀態極佳,他實行同工業界願望相反的四年計劃,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直到這個時候,他總還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些良好素質和充沛的精力。在1939 年以後他的精力衰竭了,剩下的只是他的惡劣品質。」
  接替戈林部分工作的青年建築師施佩爾在戰爭時期被任命為軍備和軍火生產部長。當他還是希特勒的建築師和建築藝術顧問時,就已認識戈林。他在《回憶錄》裡描寫道:「如果戈林決心要幹什麼,那他從不考慮錢的問題。例如,戈林改建了坐落在萊比錫廣場後面一座花園中的前普魯士商業部長官邸。在那裡的一間辦公室約有140 平方米,他坐在一張文藝復興時期的特大寫字桌後面,座椅形同御座。再加上他擁有的卡琳哈爾莊園,就使他看上去是名符其實的希特勒的「武士」、德國「文藝復興的侯爵」和權貴。1939 年初,埃本斯但的遺孀去世,於是她的繼承人戈林便取得了費樂膝施泰因城堡和毛特多爾夫宮,把它們併入自己的其他莊園,戈林樂於把自己想像為德國最大的富翁,也許在人們看來他還是擁有無限資金。在這些資金面前,他原有的相當可觀的私人財產就顯得大為遜色了。
  1938 年到1939 年的兩年裡,希特勒不僅要與像捷克斯洛伐克這樣裝備相當精良的國家進行較量,而且還要對法國和英國的和平意願進行「考驗」。法、英兩國所推行的綏靖政策是不惜憑借任何代價維護歐洲和平。這一政策部分基於達拉第和張伯倫政府的政治態度,同時也基於正處在經濟危機和大量失業時期的法、英兩國人民的態度。希特勒在他每一次新的領土要求得到滿足後做出和平保證是極有誘惑力的。可是,希特勒始終強調,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德國要成為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堡壘,並且阻止布爾什維克主義向西歐的推進。
  戈林連續幾周通過家宴宴請以及朔夫海德打獵等外交活動不遺餘力地申明希特勒決不會真正冒一場歐洲戰爭的危險。戈林直言不諱地談到捷克斯洛伐克,竟把它稱為中歐不受歡迎的「盲腸」,還談到蘇台德德意志人同德國的重新統一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統一無論如何不會是戰爭的起因。1938 年5 月,英國駐布拉格大使曾指出戈林「在最近把他的意圖公之於眾,這個意圖就是在今年夏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1938 年5 月28 日,希特勒在一次與戈林、裡賓特洛甫、布勞希奇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其他將領的談話中指出:「從地圖上把捷克斯洛伐克打掉是我不可動搖的意志。」戈林也同與捷克斯洛伐克毗鄰的兩個國家波蘭和匈牙利的代表進行了秘密會談。這兩國對僑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數民族感到負有責任,但戈林在密談中卻迫命他們參與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與此同時,一個以陸軍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為首的、對希特勒懷有不滿的將軍集團正謀劃一次軍事政變,並企圖逮捕希特勒。
  雖然法國在外交方面保證,如果有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將「履行它的義務」,並站在捷克人一邊,但是戈林感到法國人不大會參加這場戰爭。張伯倫這方面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態度,也不太友好。1938 年夏一場武裝衝突危逼英國時,他寧可通過外交談判使問題得到有利於德國方面的解決。享德森甚至奉命通知希特勒,張伯倫準備作希特勒與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之間的調解人。在9 月10 日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上,戈林把捷克人說成是「壓迫一個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劣等人種」。隨後,希特勒在9 月12 日發表了充滿仇恨的長篇空論。圍繞蘇台德區問題的戰爭看來有一觸即發之勢。此時,張伯倫應法國之請宣佈說,他將飛往德國以「審理德國方面提出的泛圍廣范的建議..」,並協助對這些建議的執行,而且以公開身份代表這些建議。
  1938 年9 月15 日,張伯倫為希特勒要求分割蘇台德區問題拜訪了希特勒,並同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會談,戈林和裡賓特洛甫也在場。裡賓特洛甫作為挑撥者是眾所周知的。他敦促希特勒,如果他的要求不能馬上得到滿足的話,應該訴諸暴力;而此時的戈林卻已受到一種趨向溫和的影響。在9 月22日張伯倫赴巴特戈德斯貝格之前,享德森在卡琳哈爾莊園拜會了戈林。戈林與享德森的談話中表示出一種不尋常的溫和態度。直到9 月16 日,戈林才要求匈牙利公使斯通揚煽動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匈牙利少數民族起來反對當地政府,以使當地政府陷入困境。
  在法國人的贊同下,張伯倫給貝奈斯施加壓力,讓他在不堅持蘇台德區公民投票的情況下將這一地區割讓給德國。如果他不贊成,那麼所有的結盟義務及邊境的安全保證都將撤銷。起初,貝奈斯予以拒絕,之後,他終於不得不讓步。張伯倫即將回國時發現希特勒的情緒難以駕馭。希特勒現在不僅要求割讓蘇台德區,而且還要進軍佔領。他沒有堅持的唯一「讓步」則只是把佔領日期從9 月26 日推遲到10 月1 日。張伯化對這種毫不羞恥的附加要求感到氣憤,立即啟程回國了。這時捷克已有100 萬人武裝起來了,法國開始對它的陸軍進行動員,英國也開始動員它的海軍。連推行孤立方政策的美國也對德國表示抗議。但是,希特勒仍然繼續進行威脅,並且在9 月26 日柏林體育館發表的講話中對聽眾們說,他無論如何將於10 月1 日拿下蘇台德區。
  在英國人和法國人看來,戈林是唯一還能制止希特勒導致一場戰爭的人。事實上他確實扮演了這個角色,而且因此招致希特勒對他的不滿。希特勒現在最親信的顧問就是唯唯諾諾的裡賓特洛甫了。在亨德森和弗朗索瓦—龐賽的催迫下,戈林勸希特勒繼續進行談判。他認為德國現時還未準備好應付一場較大的衝突。戈林對德國裝備狀況比裡賓特洛甫要清楚得多,而且後者只是一味地附和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侵略狂。此外,戈林要在希特勒面前堅持反對他的競爭對手裡賓特洛甫。亨德森說,他曾親耳聽到戈林在希特勒面前把裡賓特洛甫描繪為「罪惡的笨蛋」。
  納粹頭目之間的爭鬥究竟會產生什麼後果,當時還很難加以判斷。墨索里尼終於在這時提出了他的調停建議。墨索里尼、希特勒、張伯倫、達拉第為商討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景問題決定在慕尼黑會晤,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卻未被邀請。與此同時,反對希特勒的德國將領們放棄了他們企圖通過軍事政變剝奪希特勒權力的、本來就不很有力的計劃。希特勒在慕尼黑取勝後使得他們的軍事政變開始就注定失敗了。
  戈林在慕尼黑的談判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但他對談判結果當然是很贊成的。慕尼黑協定不僅給他以喘息之機,而且蘇台德的斯柯達工廠還向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一家軍備企業,這家工廠很快就被併入德國經濟中了。貝奈斯於1938 年10 月5 日下台,不久便流亡國外。在當年10 月制定兼併捷克斯洛伐克其餘部分的計劃之前,直到騷動為止,希特勒和戈林始終沒有等閒視之。他們同分裂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商定的計劃規定建立一個獨立的但在政治上、經濟上同德國一體化的斯洛伐克。中歐各國的邊界已陷入動盪之中,因為德國也慫恿波蘭和匈牙利提出領土要求。戈林此時的首要任務是,先穩住波蘭,因為捷克斯洛伐克一旦併入希特勒的統治範圍,下一步就輪到波蘭,在英法兩國不出面干涉的情況下,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這時,戈林與裡賓特洛甫與波蘭駐柏林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定期保持聯繫。他們之間的爭鬥越來越清楚地暴露出來。新任法國大使羅伯特·考倫德雷感到非常驚訝的是,戈林竟要求他同意如果他同裡賓特洛甫的交往發生困難時,只管聽取他戈林的意見。1938 牛11 月,戈林正與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長加利亞佐·齊亞諾伯爵在維也納會晤。戈林利用這次機會發表講話,公開蔑視匈牙利政府和保加利亞的包利斯國王。齊亞諾對於德國的陰謀活動深感厭惡,他在日記中描述道,戈林的穿著像艾爾·卡彭一樣,佩帶一支鑽石環作為領帶夾。在他那精細修剪過的手指上戴著鑽石戒指,戈林的鈕扣扣眼上鑲滿寶石的字形,可算是整個光彩奪目的焦點。
  在1939 年最初的幾個月內,戈林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進行減食療法,在卡琳哈爾莊園或同埃米去療養度過許多時光。裡賓特洛甫利用這一時機,想在希特勒那裡取得超過戈林的恩寵。因為戈林的緩和政策在慕尼黑取得的外交成果使希特勒對戈林頗為賞識。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權政策所以得逞,是因為第三帝國煽動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之間的糾紛,並使他們之間的鬥爭在1939 年3 月期間達到了高潮。戈林被從聖雷莫召回,在柏林的總理辦公廳參與了對可憐的捷克老總統艾米爾·哈查的敲詐陰謀。
  面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崩潰,哈查早已宣佈戰爭法規。希特勒迫使斯洛伐克領導人於1939 年3 月13 日至14 日宣告獨立,他並公然於3 月14 日夜向哈查聲明,在次日凌晨德軍將開進捷克,哈查必須馬上下達電話指令,不得進行任何抵抗。戈林在這次訛詐中以轟炸布拉格來威脅這位老人。哈查過於憤激,以致心臟病發作。希特勒的私人醫生莫勒爾用戈林提供的針劑給哈查注射了一針,使他恢復了健康。假使捷克總統死在希特勒的總理府,那麼不能設想,世界輿論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哈查同布拉格通了電話,凌晨四點鐘,一個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便不存在了。希特勒自己是1939 年3 月15 日晚到達布拉格的,在此之前,他的部隊沒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迅速佔領了後來成為保護領地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
  這些變更只是使波蘭憂慮不安,而其他國家對這些變更則不願意有意承認,英法兩國也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因為它們本來曾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作過保證。波蘭認識到,但澤和走廓作為下一個爭議地區必會激起希特勒的貪婪。3 月22 日,當立陶宛把梅梅爾區割讓給德國後,波蘭的形勢更加惡化了。但是在此期間,英法兩國的態度最終變得強硬起來。張伯倫於3 月31日在英國下議院宣佈說,如果波蘭的獨立受到威脅,英法兩國將「立即給予波蘭政府以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可是希特勒卻拒絕嚴肅對待這些保證。佔領萊茵蘭以來的經驗提供他的,只是適得其反的東西。實現領土要求的妙方夠多了:挑動地方或區域性的衝突;集結軍隊,以進軍威脅有關國家最高領導人,確保自己的「合法」入侵而不受到抵抗。
  第三帝國越是強大,各國人民反對它的領土擴張的抵抗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國際條約對於希特勒來說僅僅是暫時有效的一張廢紙,因為它們只能幫助他取得一時需要的妥協。因此他對4 月6 日晨倫敦簽署的《英波互助協定》不以為然。希特勒在4 月3 日就已確定1939 年9 月1 日進軍波蘭。秘密的軍事準備已相應地開始了。
  裡賓特洛甫,而不是戈林,陪同希特勒前往布拉格。現在戈林明顯地被視為納粹集團首腦中的溫和派,被利用去安撫那些對希特勒今後所採取的措施感到優慮不安和膽小害怕的人。裡賓特洛甫與戈林兩位對外政策的代表之間的爭鬥在德國與意大利兩國簽定鋼鐵協定後幾乎鬧了一場喜劇,因為裡賓特洛甫而不是戈林深受意大利國王的稱讚,並榮獲意大利的勳章。齊亞諾堅持說他在羅馬為授予勳章舉行的招待會上看到了戈林淌著妒忌的眼淚。後來德國極力勸說德國駐意大利大使、齊亞諾、以及墨索里尼給戈林也發給這種勳章。甚至說,如果戈林得不到勳章的話,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會受到威脅。然而維克托·埃馬努埃爾三世也是很固執的,因而直到1940 年的5 月間,戈林才得到了這枚渴望已久的勳章。
  在希特勒面前,戈林的威望明顯地日益消失。這個現實連同他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和他那種日益增長的享樂慾望導致戈林的地位在1939 年明顯下降。這年5 月23 日,戈林與他的司令官參加了一次會議,希特勒在會上闡明了自己關於孤立波蘭、而後征服波蘭的意圖。會上還討論了德國奪取東方的「生存空間」直至以後佔領烏克蘭的問題。如果英法兩國為保護波蘭而進行軍事干涉,它們也必將同樣被戰敗。這時,戈林除了擔負四年計劃的主持和空軍總司令的職務外,還奉命採取一切手段力圖改變英國給予波蘭的保證。他在希特勒備戰的同時大講「和平」。
  享德森一味希望繼續加強德英之間的良好關係,現在戈林也抱此願望。戈林在5 月28 日同亨德森的談話中抱怨英波互助條約。他聲稱,這種條約只會鼓勵波蘭人對德國持強硬態度。這時,亨德森卻敦促戈林抑制希特勒周圍「野蠻人」的影響,他首先指的是裡賓特洛甫。亨德森感到戈林有些同情心,他也非常願意到卡琳哈爾莊園去作客,因為那裡的生活不但輕鬆,而且奢侈。他倆都是病號。「事實上,戈林不比別人好多少」,亨德森在他一份官方報告中對這次談話寫道,「但我至少認為,戈林是不願打仗,並恨裡賓特洛甫的。」
  然而,戈林不得不在德國準備戰爭階段同樣起作用。1939 年6 月23 日,他主持召開了德國國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討論了關於挖掘勞工潛力的細節問題。會上提出男人應被徵召到軍火工廠服役;還考慮僱傭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強制勞工,甚至集中營犯人。因為,戈林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意圖,所以他對英國人和波蘭人的代表聲稱,在同這些國家達到諒解上存在的唯一障礙是令人麻煩的、具有挑釁性的《英波互助條約》。
  為外交界眾所周知的戈林的這些看法導致了1939年7月至8月間一系列特殊的會談。一位瑞典商比爾格·達勒魯斯強烈希望為維護歐洲和平作出貢獻,他吹噓自己能夠在非官方人士中取得外交官員們看來不能達到的成就。達勒魯斯與戈林早已熟識。戈林曾於1934 年幫助他克服一些行政手續上的困難,當時達勒魯斯要同一位德國寡婦結婚,從此他們之間的私人交往從未中斷過。在英國生活和工作過的達勒魯斯持親英態度。他堅信,納粹只是因為對英國的意圖和想法缺乏情報,無法認清《英波互助條約》在歐洲所謀求的目標。他認為,希特勒在張伯倫決定自己和他的國家有最終對波蘭進行支持的權利之後錯誤地判斷了英國的決心。戈林是達勒魯斯同納粹頭目進行對話最適宜的聯繫人。這位瑞典人安排戈林私下同一批英國商人聚會,使兩國人士在外交界之外能夠交流思想。
  1939 年7 月5 日,達勒魯斯在卡琳哈爾莊園拜會了戈林。使他感到驚訝的是,這座莊園在這樣危機的時刻不斷擴建。戈林在另一方面強調說,他相信英國人是在虛張聲勢地進行恫嚇;他們妒忌德國的迅速強大,企圖通過波蘭來阻止它的強大。隨後他們分頭行事:戈林要同希特勒磋商;而達勒魯斯則著手召集英國方面的對話人。哈利法克斯批准了出自英國觀點的計劃,但他對這個計劃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希特勒也對此表示讚賞,並希望這次會晤能夠削弱英國對《英波互助條約》的忠誠履行。裡賓特洛甫對於這個計劃意見當然是一無所知的。
  8 月7 日,7 名英國商人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屬地達勒魯斯夫人的莊園裡同戈林進行了會晤。達勒魯斯欣喜若狂,把他的英國客人一一介紹給戈林。戈林談吐坦率、彬彬有禮,午餐時還為和平祝酒,並向客人們保證,德國絕無意圖包圍波蘭。他向英國人說,希特勒在解決了與但澤和波蘭走廓有關的令人頭痛的問題之後對歐洲不會再有任何領土要求了。英國人指責希特勒在解決德意志少數民族問題上採用了被他們認為侵略性的「輕率」方式。持續了整整一天的會晤,看來對與會者都是有意義的。他們達成了協議並相互祝酒後分手了。協議規定在中立國瑞典舉行一次由德英兩國政府代表團為解決德波爭端問題的會議。達勒魯斯對這次會談中自己所取得成功異常高興,還為此寫過一本饒有興趣的書,並在紐倫堡戰犯審判中作為證人出庭作證。戈林在外交戰線上的活動與裡賓特洛甫相比已經黯然失色,現在他感到討人喜歡,因為他奉命以這種方式進行干預。
  這個預定的會議當然不會有什麼成功的前景。和平只不過維持了短短的三周,但是達勒魯斯和戈林仍常常會晤。達勒魯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他自己選擇的任務上,不斷穿梭於倫敦和柏林之間。至少他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作用,即他像一位絕望的理想主義者,激動地認為自己正處在事件發展的緊要關頭。實際上,他什麼也未能實現。戈林則從裡賓特洛甫所統治的舞台上被排擠下來。希特勒的外長正在準備他的最重大行動,即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一條約使希特勒贏得了緊迫需要的時間。
  1939 年8 月14 日,戈林與其他國防軍高級司令官一起參加了上薩爾茨堡會議。希特勒在會上確信,英國不會參加即將到來的戰爭,波蘭在一至二周內就會被打垮。他甚至還提到同蘇聯的談判,儘管使世界極為震驚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將在一周後才發表。條約簽定後的第二天,即8 月22 日,在另一次討論會上,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宣佈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細節。戈林後來承認,他在希特勒所作的關於英國境況日益虛弱的長篇講話之後,第一個向他鼓掌歡迎。
  戈林在最後的和平日子裡試圖改變英國為波蘭人而戰的決心。他計劃飛往英國。並於8 月23 日同英國首相在其切奎爾斯莊園會晤,但這個計劃未能實現。戈林是作好動身準備的,而英國首相也可能迎接他。但是,希特勒阻止了這次旅行。達勒魯斯再次出面,並於8 月24 日在卡琳哈爾莊園拜會了戈林。戈林請他立即飛往倫敦,並向英國外交部指明,「以後的發展全在於英國的態度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增強了希特勒在波蘭問題上達到他的目的的決心。戈林帶著達勒魯斯乘坐一輛敞篷雙座汽車前往柏林,受到了他的朋友們的歡迎。
  在達勒魯斯返回倫敦期間,戈林同利普斯基進行了會談,並重新強調了在《英波互助條約》中存在的那些糾葛。達勒魯斯於8 月25 日重返倫敦,與此同時,亨德森拜會了希特勒。戈林在同留在倫敦的達勒魯斯通電話時建議,哈利法克斯應親自寫信向他重申英國對和平的願望。戈林憂慮重重,因為在當天下午波蘭和英國又簽署了一項互助條約,而且把張伯倫在下議院所作的聲明付諸行動。
  達勒魯斯回柏林後,他在卡琳哈爾莊園附近的專列上見到了心情沉重的戈林。戈林又在為波蘭問題煩惱,他看了哈利法克斯寫來的信件,以緊張的心情聽了達勒魯斯對信件的翻譯,隨後,便動身去柏林,把哈利法克斯的這封信轉交給希特勒。
  德國總理府裡一片忙碌。達勒魯斯從旅館裡被請來,他穿過長長的走廓被領進希特勒的辦公室。希特勒和戈林正在辦公室裡等候他。達勒魯斯後來敘述說希特勒的舉止極端狂妄。希特勒向他談了充滿個人觀點的德國歷史以及他在德國演變過程中所推行新的擴張的政策。他談到他的陸軍和不可戰勝的空軍所具有的攻擊力量。這時,戈林在背後微笑,甚至幾乎要咯咯笑出聲來,以表示他的讚賞。希特勒的聲音幾乎是又響又刺耳,充滿對英國的憤怒。他咆哮道:「如果打起仗來,我要造潛艇、潛艇、潛艇!」達勒魯斯面對希特勒憤怒而扭曲了的臉目瞪口呆,而希特勒卻尖叫著:「我要造飛機,飛機、飛機!消滅我的敵人!」戈林忍受著希特勒的暴怒;達勒魯斯對戈林的卑恭屈膝感到吃驚。戈林則對一切早已習慣了。過了一會兒,希特勒又平靜了下來,要求達勒魯斯返回倫敦並解釋德國的這一立場。達勒魯斯詢問德國有什麼要求。戈林打開地圖集的一張波蘭地圖,用重重的鉛筆線標出德國所要求的地區。如果英國幫助取得這些地區和前德國過去在非洲的殖民地的話,希特勒建議同英國達成尚未詳細說明內容的一項協議。但是,這一切卻不許達勒魯斯作任何記錄。
  8 月27 日清晨四點,這位瑞典人離開了德國總理府。同天下午,他到達倫敦。在那裡,他同承認他在此期間作為非官方的調停者的張伯倫、哈利法克斯進行了會晤。達勒魯斯乘坐的是一駕專機,因為普通飛機由於戰時邊境的緊張局勢都已停飛了。德國國防軍業已集結在出擊陣地上,英國也迅速動員起來了。達勒魯斯在深夜又到了柏林。這位不得作任何記錄的來回飛行的信使如今只能靠自己的記憶力了。
  達勒魯斯已有兩夜未能合眼。英國大使館應該瞭解他的任務,但是消息來的太遲,以致在達勒魯斯午夜時分到達大使館要求被接見時,使館人員感到非常意外。他與大使館通了電話以後,達勒魯斯又同戈林在他的專列上見了面,他倆準備同希特勒再次進行商談。8 月19 日,達勒魯斯在英國大使館同亨德森會晤,亨德森由於對德方意圖的厭倦和疑慮已感到心情十分憂鬱。
  在此期間,達勒魯斯也許已經感覺到他的一番努力將付諸東流。希特勒聽信裡賓特洛甫,而沒有聽信戈林,這是戈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希特勒堅持要波蘭政府必須向柏林派出一名全權代表接受他的要求。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甚至採取了最後通牒的方式。英國則必須根據希特勒的意見促使波蘭立即表示願意進行談判。與此伺時,希特勒把越來越多的部隊集結在波蘭邊境上。德方報界宣傳說,波蘭人對德意志族人採取了駭人聽聞的暴行並多次挑起邊境事件。這時,戈林盡力擺脫還在糾纏不休的達勒魯斯,於8月30 日5 點用一架飛機把他送回倫敦。
  但是,英國並未準備勸告波蘭人立即同希特勒在柏林進行談判。按英國政府的打算,談判應在完全中立的國土上舉行。裡賓特洛甫當面向亨德森讀了德方的要求,並以簡短的話語拒絕了英國大陸要求的書面文字。但達勒魯斯卻設法從戈林那裡取得了書面文字,並電話通知了大使館。第二天,即1939年8 月31 日,達勒魯斯再次來到英國大使館。當時,亨德森同利普斯正在商談。這位波蘭大使正為希特勒力圖強加給波蘭的條件而大傷腦筋。但他對這種局面的看法畢竟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按利普斯基的觀點,戰爭在德國是不受歡迎的,因而有人將起而反對希特勒,波蘭人將打進柏林。
  9 月1 日拂曉,希特勒下達了進攻波蘭的命令。他並不考慮戈林、亨德森、利普斯基或者達勒魯斯現在還在採取什麼措施。就在這一天,達勒魯斯邀請戈林吃午飯。席間,達勒魯斯還催促戈林爭取希特勒同意與亨德森直接談判。後來,希特勒果真同意了。接著,戈林約亨德森來喝茶,也邀請了達勒魯斯。可是會談只涉及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對戈林來說,他只是消磨了一些時間。
  9 月1 日一大早,達勒魯斯便邀戈林在他的專列上會晤。他很快就得知,國防軍已經越過波蘭邊境發動了進攻。當戈林出發趕到國會聆聽希特勒有關當前局勢的講話時,他的精神極度沮喪。希特勒在講話中聲稱,戰爭是因為波蘭拒絕同德國談判而爆發的。戈林的忠誠終於得到了報償:希特勒將戈林正式立為他在遇到不測情況下的繼任人。
  達勒魯斯再次找希特勒談話,但是戈林已經失掉了從中調停的興趣。他只關注戰爭的進展及轉移他在國會總統府裡的珍貴油畫。第二天,達勒魯斯同戈林共進午餐,席間,戈林看來一點兒不關心戰爭,只關心他個人的事情。英國人準備於9 月3 日向希特勒遞交他們的最後通牒,達勒魯斯從大使館直接把這一消息告知戈林。戈林坐在停在波茨坦附近的列車裡,精神顯得迷迷糊糊,對當前發生的事不很清醒。英國的最後通牒意味著,如果希特勒不準備滿足英國提出的德國首先從波蘭撤退的要求,那麼兩國從這天11 點起將進入戰爭狀態。然而,希特勒還是不想接受戈林的勸告。
  「如果決定一經作出,那麼我們兩人都不能為和平而努力了。」戈林曾經對亨德林這樣說:「領袖將獨自作出決定。」但是,達勒魯斯仍然決心進行最後的調解嘗試。戈林會在命運攸關的11 點鐘聲敲響之前準備飛往倫敦嗎?英國方面會對德軍停止進軍而不撤軍感到滿意嗎?戈林是作好起飛準備的。但是,英國人根據電話詢問說,如果他們的最後通牒得不到徹底的答覆,拒絕接待任何人。
  戈林在離他的專列火車不遠的白樺樹下的沙發椅上垂頭喪氣地坐著。11點愈來愈近,這一時刻就這樣流逝過去。英國同德國已處於戰爭狀態,唯一的希望是迅速征服波蘭。英國也許會承認這個既成事實,並同德意志弟兄們達成新的協議。達勒魯斯盡到了自己的職責而離去了。
  第二節他決心在這場公開的審判中扮演一個精彩的角色
  戈林提著滿滿兩個手提包的補藥來到蒙道爾夫。這些藥品含有微量嗎啡。「我想,他可能是個藥商。」美軍監獄長B·C·安德魯斯上校當時判斷說。為此,他決定讓獄醫對戈林施加影響,以便讓他逐漸放棄服藥。儘管這意味著在以後幾個月中他要忍受戒毒的痛苦。靠了這種辦法,戈林於1945年11 月坐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被告席上,又恢復到戰前的樣子:機敏、愛挑釁、偏激,並準備在這場自認為不得不屈從的審訊中頑抗到底,因為它是在敵方的主持下進行的。也許在他被捕後任他隨便吃藥,阻礙他康復更為妥善吧,因為他的康復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審判階段竟使他對起訴人佔了優勢。
  戈林在蒙道爾夫與其他一些有名的俘虜來往。這批人按盟國的意圖將在一次公開大審訊中受到判決。戈林初進獄時體重已達125 公斤之多,他在獄中的伙食剛夠吃飽,這樣倒可以減肥了。戈林的僕從暫時留在那裡呆了一個時期,好讓戈林習慣下來,他後來在6 月被釋放了。這樣戈林便獨自與其他囚犯相處。他的表現像個模範人。他唯一擔心的是他的妻子埃米和女兒的命運,埃米也被捕了。當他戰前在柏林認識的英國外交官寇克派特裡克爵士到蒙道爾夫來看望他時,戈林顯得相當高興,好像已甘願聽天由命。寇克派特克同時也去看過裡賓特洛甫,而他的精神顯然萎靡不振。
  戈林願意對奉命經常監視犯人的審問官和美國心理學家給予滿意的答覆。首席心理學家道格拉斯·M·凱裡博士認為,戈林很能自我陶醉,他使用美容水、香粉、香脂護膚。他穿著絲綢內衣,戴著三隻貴重的戒指——特大號的紅寶石、綠寶石和藍色鑽石戒指,他另外還有四隻鑲嵌寶石的鐘錶。坐牢對戈林來說還不算難熬,因為他始終對他過去的地位和功勳引以自豪。此外,他決心成為納粹政權中最高級的倖存者的代表人物,在這場預期的公開審判中扮演一個精彩的角色。不管怎麼說,他到底是個歷史人物,而他的起訴人料定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對凱裡博士說:「五十或者六十年後,德國將到處都有赫爾曼·戈林塑像。」
  在此期間,國際軍事法庭組成了。由於即將進行的審判是沒有先例的,所以必須通過一項美、英、法、蘇四國之間的國際協議,以確定審訊議程。1945 年夏,由盟軍指定的起訴代表聚集在一起,以確定審判的法律基礎。8月8 日簽署了國際軍事法庭條例。按倫敦四國協定,一致同意對戰犯的審判按英、美現行法在紐倫堡法庭進行。戈林及其他被告,包括裡賓特洛甫、沙赫特、巴本、施佩爾、鄧尼茨和從英國監獄引渡到德國的赫斯等人,他們在9 月份從蒙道爾夫俘虜營被押到紐倫堡監獄。10 月25 日,被告羅伯特·萊伊在那裡自殺身亡,這導致加強對其他在押犯人的安全措施。
  審訊開始前30 天,戈林等人收到長達2400 字的德文起訴書。這份文件是美國紐倫堡軍管會出色的組織工作的第一項成果。軍管會的任務是,對投降後被沒收、繳獲的大宗德國文件進行審閱和分析。這些材料大部分落入美國人手中。美國方面資助並組織法庭審理,其他盟國只負擔本國起訴人和法官的費用。一大批調查員和翻譯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將幾百份作為證據提出的重要文件進行了篩選並譯成英文、法文和俄文。
  起訴書概述了四點主要理由。第一是「共同策劃或密謀與侵略戰爭」,其中包括:策劃侵略戰爭、虐待被奴役人民、宗教和種族迫害以及使用奴隸勞工。第二是「破壞和平罪」,其中主要是襲擊鄰國。第三點和第四點是「戰爭罪」——破壞戰爭法規——和違反人道:即謀殺、滅絕、奴役、綁架以及其他在戰前和戰爭期間對平民採取的非人道行為;或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的犯罪或推行與某一罪行有關的迫害行為。」
  紐倫堡審判比原先的估計要長得多,一共218 天:從1345 年11 月20日到1946 年8 月31 日。一個月後,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宣讀了判決書和刑罰。法官、起訴代表及其助手、德籍辯護律師等,一大批工作人員和專家
  在紐倫堡忙碌了整整一年。律師們是由被告根據盟國提出的一張可靠的德國檢查官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還有很多管理人員、翻譯、記者、攝影和廣播技術人員及警衛人員。審訊一開始就引起了全世界極大的關注。審判廳裡明亮的探照燈、嚓嚓作響的攝影機和一排排麥克風,這場面使人很容易想到這好像是攝影棚而不是審判廳。戈林非常清楚,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所以他決心盡一切可能拖延審訊時間。他畢竟是這場大戲的「明星」,任何人也不能剝奪他的這個角色。
  國際軍事法庭首次開庭時,世界公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納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們視為不折不扣的龐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組織這次對他們進行審判的盟國看來,這些人是一個曾在德國奪取政權、對鄰國發動殘酷的侵略戰爭、以所謂種族原因迫害和謀殺幾百萬人的犯罪陰謀集團。紐倫堡審判代表世界人民譴責納粹分子的無恥行徑,在繳獲的文件中有他們犯罪的種種證據。從另一方面說,紐倫堡審判還是以後數十年在歐洲各國、首先是聯邦德國繼續進行的許多戰犯審判的先例。審訊第一天宣讀了全面的起訴書。在法庭上,被告必須根據起訴書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態度很引人注目,記者爭相拍照。他為了表示自己對這一問題的保留態度,想發表一份聲明,但被法庭庭長、英國法官勞倫斯打斷,而只允許他講了一句話:「我聲明,根據起訴書,我是無罪的。」
  1946 年3 月,戈林才被准許在法庭上再次發言。他知道自己是眾矢之的。他的每一個動作、他對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語、他對面前提出的證據材料所作的每一個不以為然的、輕蔑的面部表情都會立刻受到旁聽者的議論,一直要到新聞和攝影記者對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種有意識的登場表演感到習以為常才平息下來。但任何人也不能剝奪戈林在德國的原有地位;由於希特勒、戈培爾和希姆萊都以自盡逃避了人間的懲罰,所以其他人與戈林相比,都沒有他那樣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後,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飯時或在他的禁閉室裡——在那裡他經常受到美國第二號心理學家G·M·蓋伯特博士的監視——竟破口罵人:「人們現在說些什麼,對我根本無所謂!我對此毫無興趣!我只知道他們過去是怎樣說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順利,他們就會怎樣向我們歡呼並把我們捧上天的!我對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後來他又說:「對德國人來說根本沒有一點兒民主..我高興的是,我用不著在外面過日子了——現在我們失敗了,在這種時候人們都來誹謗我們的黨,而他們卻力圖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腦袋。」戈林試圖對其同案被告施加影響,他的做法過於明目張膽,所以他被強迫單獨吃飯。這使他忿懣不平,並說:「我是這批納粹黨人的頭頭,但這決不意味著我是最危險的。此外,上校還應考慮到,他現在是在與歷史人物打交道。不論誰是誰非,我們在這裡都是歷史人物,而他卻不過是個無名小卒。」法庭放映了德國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後,戈林的態度暫時有所收斂,他對蓋伯特說:「我對所有這些情況始終還是難以理解的。」他認為,這些暴行都是希姆萊一手秘密幹下的。
  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靜聽宣讀對他的起訴,其中敘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雲,如何公然致力於第三帝國的備戰活動。美國起訴代表說,戈林曾是「德國為軍事侵略進行準備的核心人物」。起訴書譴責戈林對併吞奧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準備對波蘭和蘇聯發動侵略戰爭、對這兩國進行經濟掠奪以及使用奴隸勞工負有責任。由戈林親自簽署的許多文件被拿出來作為證據。籌建第一批集中營,把集中營犯人拉去充當奴隸勞工,迫害猶太人並沒收猶太人的財產都被證實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給海德裡希下達的關於「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罪惡命令表明戈林與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有關係。
  戈林與他選擇的辯護律師奧托·施塔默爾博士進行了詳談。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對他的辯護從3 月8 日開始,進行了13 天。施塔默爾辯護說,戈林沒有參與戰爭犯罪,而且對他職權以外的事件一無所知。特別是1943 年後,他對希特勒的關係已冷淡,以後就更不瞭解情況了。博登沙茨、米爾希和其他證人在法庭上說,戈林和他們一樣根本不瞭解戰爭罪行和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只有希姆萊的黨衛隊才會知道這些絕密細節。除了黨衛隊,沒有人知道集中營發生的情況。此外,不論是戈林還是任何其他人都無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認為是對的,他就會去做,而從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在雙方證人的對證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幾條得到證實,儘管英國代理起訴人戴維·麥克斯維爾—法伊夫爵士已經使陸軍元帥阿爾伯特·凱塞林提出供詞。這些供詞涉及納粹德國對華沙、鹿特丹的空襲以及戈林所指揮的德軍對意大利的侵犯。
  當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時,公眾對紐倫堡的戰犯審判的興趣立即達到了高潮。他雖然有點神經質,但卻表現得很自信。他對這次出庭已經準備了幾個月。他很快以追溯許多細節的傑出記憶力而使人們感到驚奇。起訴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他機智、敏銳。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顯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將處於困境時,他就避重就輕,例如,他公開聲明信仰納粹主義和領袖原則:
  「我曾堅持這一原則,並將自覺地繼續堅持下去。各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有其不同的淵源,並以不同的方式發展著。一種體制,對某一國說來非常適合,但在另一國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國在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終是確認領袖原則的。在德國,只有當國家罹難或幾乎瀕臨滅亡時才會出現民主。
  「我堅信,對德國來說唯一的可能是實行領袖原則,這就是說,來自上面的權威性和來自下面的責任性。例如天主教會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來都是建立在其等級制的領袖原則基礎上的,我認為也可以這樣說,俄國如果沒有領袖原則是不可能經受住這場戰爭的重擔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羅姆暴動之後就阻止過不必要的殺戮的溫和派。另一方面他又聲稱,他完全有理由參與幹掉這些人,因為他們密謀推翻合法選出的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對紐倫堡種族法承擔全部責任,但又補充說,這些法律只是因為猶太人的財產、權力和影響在德國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頒布的。在這方面,戈林供認:「我在此聲明,我對此承擔全部責任,儘管我得到過領袖關於實施和貫徹這些法律的口頭和書面的命令。但這些命令有我的簽字。我曾表示過贊同,所以現在我承認對此應負的責任,我絕不試圖以領袖命令作為我的擋箭牌。」
  戈林對他的擴軍計劃、對自己建立的空軍以及他在德國經濟方面的領導地位也同樣感到自豪,並說:「在經濟問題上我雖非行家,但起了推動作用並為這一事業發揮了我的才幹..這樣我才擔起了經濟的領導任務,」
  戈林在自己單人牢房裡,依然像演員一樣詢問蓋伯特博士:「嗯,今天會是怎麼樣呢?您不會說我是個膽小鬼吧?..是的,這是相當緊張的,我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記在腦子裡,您也許會感到吃驚。我只寫很少幾個字的提綱。」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為他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離題太遠,他對獨裁國家的哲學所作的解釋顯然使他感到得意;他敘述帶有某種嘲諷。他說:
  「在一個政治領導集團決心要進行的一場不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戰爭期間或在戰前,如果說只能由各個將領決定『我參戰,或『我不參戰,我的軍團留在家裡..』,那怎麼想像它會領導一個國家呢?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把這種權力給予每個士兵、如果去問每個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麼這也許可能成為一條避免未來戰爭的途徑。這當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堅持領袖原則的國家裡卻是行不通的。這一點正是我想強調的。」
  在美國首席起訴人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主持的審訊中,戈林看來有時似乎佔了上風。
  傑克遜:「您談了領袖原則,您向我們把它描寫為一種體制,在這體制中,只有權威居於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權力,對嗎?」
  戈林:「為了消除誤解,請允許我再次簡要闡述一下,我認為:在德國議會制中過去是由最高機構負責的,它對議會中的相對多數負責,由他們實行獨裁——而我們在領袖原則中,情形剛好顛倒過來,就是說從最高領導出發自上而下地行使權力,而且實行自下而上的負責制。」
  傑克遜:「換句話說,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許這是一種政府形式,即被我們稱之為建立在民眾贊同基礎上的政府形式並由人民通過其代表來行使國家權力?」
  戈林:「這並不完全正確。我們一再號召民眾,對我們的體制坦率地、明確地發表意見..我們選擇了所謂公民表決的道路..,而且領袖始終認為,違反人民的意願,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談到德國進攻蘇聯時,法庭上的人們緊張地傾聽著這兩人之間的對話:
  傑克遜:「您認為德國在這個時候進攻蘇聯有任何軍事上的必要性嗎?」
  戈林:「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危險尚未達到頂點的時候,在這一時刻進攻也許還不那麼必要。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傑克遜:「您當時是整個德國的第二號要人!」
  戈林:「這與我第二號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無關係的。這裡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戰略觀點。領袖作為第一號人物看到了某一種危險存在,而我,作為第二號人物——如果您願意這樣表述的話——是想採取其他戰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貫徹我的意圖,那我也許真的成了第一號人物了。正因為頭號人物持有另外的見解,而我又是第二號人物,所以只好貫徹他的意圖了。」瑞典人達勒魯斯的招供對戈林是不利的。達勒魯斯供認,戈林在他為和平斡旋時欺騙了他,並在希特勒當著達勒魯斯的面像瘋子般表演時表現了一種欣喜若狂的表情。當戈林再次出庭時,他力圖把達勒魯斯的證詞說成是純主觀的想像,以挽救敗局。但當美國起訴人傑克遜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後的談話中對待猶太人所持的態度問題,戴維·麥克斯維爾·法伊夫爵士為槍斃1944 年3 月從斯塔拉克第三空軍監獄越獄逃跑的50 名英國皇家空軍軍官一事與戈林進行了對質,這時戈林無言對答。在談到集中營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戈林的回答同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麥克斯維爾·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斷言,您直到1943 年為止作為德國的第二號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營的情況嗎?」
  戈林,「集中營後來的情況,即在我主管之後是怎樣的,我是不知道的。」
  麥克斯維爾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憶一下在這個法庭上提出的證據嗎?特別是臭斯威辛集中營,僅這一個集中營就屠殺了400 萬人。您回憶起來了嗎?」
  戈林:「這一點我只是在這裡才知道的。對我來說這個數字並沒有得到證實。」
  麥克斯維爾—法伊夫:「如果您認為這是未經證實的,那麼請允許我提請您注意霍特爾的證詞。他是德國中央保安總局外事處四科副科長。他說,有400 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殺害,另有200萬人通過別的方式被殺害。我們假定這些數字一個是俄國提供的,另一個是德國提供的,我們還假定它只有百分之五十是正確的,那麼就是200 萬人和100 萬人。請問,您還能在本庭堅持認為,在德國像您具有這種權勢的一位部長對這些事件會毫無所知嗎?」
  戈林:「我還是這麼認為。正因為這樣才說明這些事是對我保密的。我甚至認為,就連領袖對事情達到這種程度也是近乎聞所未聞的。這也說明,希姆萊對這些事是絕對保守秘密的。他在這方面從來沒有向我們提供過數字或其他什麼情況。」
  在審訊快結束時,戴維·麥克斯維爾—法伊夫又回到本題麥克斯維爾一法伊夫:「您還是說希特勒和您一點兒都不知道滅絕猶太人的政策嗎?」
  戈林:「至於希特勒,我說過,我不相信是這樣的;至於我,我說過,連這事大概達到什麼程度我都不瞭解。」
  麥克斯維爾—法伊夫:「也許您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知道的,但是您應該知道有這麼一項旨在滅絕猶太人的政策?」
  戈林:「不,我知道驅趕猶太人,但不知道滅絕猶太人。我只知道,在這方面的個別情況出現了違法行為。」
  麥克斯維爾一法伊夫:「謝謝。」
  蘇聯首席起訴人R·A·魯登科將軍也負責這類問題的審問。
  魯登科:「我審問您,您要回答我的問題。您是應當瞭解這些事實的。」
  戈林:「為什麼說應當?我對這些事實要麼瞭解,要麼不瞭解。您充其量只能問我,但斷定我瞭解情況未免太輕率了。」
  魯登科:「您必須進一步認識自己。幾百萬德國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您卻一點兒也不知道?」
  戈林:「但是也有幾百萬德國人一點兒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種根本沒有得到證實的說法。」
  漢斯·貝爾恩德·吉澤維烏斯博士的證詞使戈林受到又一次的反擊。他是德國反希特勒抵抗運動成員,是為前德國司法部長、被告威廉·弗裡克請來的辯護證人。他的證詞有力地證明了戈林與羅姆暴動和弗洛姆堡事件的關係,以使戈林很不明智地試圖讓他的辯護證人施塔默爾博士給吉澤維烏斯施加壓力,從而使他保持緘默。當這一企圖在法庭上被揭穿後,戈林更加丟盡了臉。此外,吉澤維烏斯還力圖把戈林與國會大廈縱火案聯繫在一起,沙赫特和施佩爾的證詞對戈林的壓力也很大。他的境況更為惡化,而且他對自己不再處於曠日持久的審訊的中心地位而開始感到無聊,所以他在法庭上時常抱怨坐骨神經痛,並在幾次審訊中缺席。他向蓋伯特博士訴苦說,所有人都同他作對,而且背叛了領袖的遺志。
  6 月份,施塔默爾在他辯護的總結發言裡盡了最大的努力,以挽回被告的名譽。他聲稱,戈林曾真誠地力圖制止戰爭,他個人不能對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承擔責任;他只是為國家利益才掠奪藝術品,他並未參加把集中營擴建為死亡工廠的活動。最後,這位辯護人的結論是:「他對希特勒的忠誠毀了他自己。」
  法官傑克遜勾劃了一幅戈林的可憎形象:
  「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於他既是軍人又是強盜。他到處插手。他利用他的衝鋒隊的彪形大漢使這幫人奪取了政權。為了鞏固這一政權,他又陰謀策劃、燒燬了國會大廈。他建立了蓋世太保和集中營。如果需要幹掉對手或製造醜聞,以擺脫桀傲不馴的將領時,那麼戈林的手腳是在猶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謀劃策,積極效力,他竭盡全力,把德國的經濟用於戰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戰爭的策劃活動。他是僅次於希特勒而集全體被告罪惡活動之大成的人物。」
  英國主要起訴人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從起訴當局的角度總結了戈林罪行:
  「戈林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應負的責任是無法否認的。他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但是在建立這個罪惡體系的人物裡,他是除希特勒以外的最大的人物。有誰比他更瞭解發生的那些事件,或更有機會對事件的進程施加影響呢?他們領導納粹國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進行戰爭的各種組織,納粹國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進行戰爭的各種組織,陰謀策劃侵略戰爭,實施暴政。這些事件都離不開納粹國家各機構密切的配合。如果不是納粹統治集團有計劃地強迫軍隊執行命令,他們不會侵入異國領土,不會開槍,不會投炸彈,不會去建造毒氣室,不會去驅趕受害者。在全德境內所犯下的,如今已昭然若揭這一系列罪行,必然涉及納粹統治集團中的每個人,因為他們構成這一條鎖鏈的各個環節。因為如果沒有每個人的配合,侵略計劃也好,大規模屠殺也好,都是不可能進行的。納粹分子藉以對領袖忠心效勞的領袖原則正是納粹和這批人的創造。」
  戈林在1946 年8 月31 日在國際軍事法庭上作了最後發言。他在發言中提出兩點。第一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種族屠殺問題,他說:「我在這裡強調指出,我對這種駭人聽聞的大規模屠殺表示最強烈的譴責,我對這種罪行完全不可理解。我願再次向尊敬的法官先生明確他說明:凡是我有權力能夠加以制止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下令殺害過任何一個人,也沒有下令實施其他暴行。」
  第二點是涉及戈林參與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壓迫和剝削佔領區人民的問題,戈林說:「我既不想也沒有發動過戰爭。我盡了一切努力,爭取通過談判避免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後,我盡了一切努力去確保勝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堅決地否認說我的行為是受這樣一種願望所驅使:即通過戰爭去壓迫外國人民,消滅他們,掠奪他們或奴役他們,或對他們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動機是對我的民族的熾熱之愛,是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為此,我請求萬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為之作證!」
  對他的這一呼籲無人予以理睬。法官們堅信戈林參與了納粹政權的許多喪心病狂罪行。一個月後,國際軍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開庭,法官勞倫斯勳爵宣讀了對戈林的最後判決:
  「戈林是進行侵略戰爭的元兇之一,他經常、幾乎是一貫起了推動作用,而且一貫緊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減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軍事的首腦。他是奴隸勞工計劃負責人,也是制定在國內外鎮壓猶太人和其他種族計劃的元兇。所有這些罪行他都供認不諱。他本人的供詞足以證實他的罪行了。這種種罪行是駭人聽聞的。根據全部材料,對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寬有。」
  戈林是被叫到審判大廳聽取判決書的第一名被告。當審判大廳的同聲翻譯裝置出現故障時,肅靜緊張的氣氛更為強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術人員排除故障。然後,法官勞倫斯勳爵宣判說:「被告赫爾曼·威廉·戈林!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起訴書所確定的你的種種罪行判處你絞刑。」
  戈林通過耳機聽到這一判決後,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此時,座無虛席的法庭也鴉省無聲。戈林把耳機扔到桌上,轉過身去,最後一次離開了法庭。「死刑!」他對在下面等著他的蓋伯特說。戈林的雙手微微抖動,請求讓他自己一人耽一會兒,他的雙眼流出了淚水。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戈林一直擔心他的妻子和女兒。他被捕後,埃米·戈林也被捕受審,她被准許把女兒埃達留在身邊。她一直被關押到1946 年3月。蓋伯特博士在她被釋放之後曾去看過她。後來還允許她與戈林通信。她被釋放的消息使戈林在精神上稍許輕鬆了一些。自9 月中旬起,埃米·戈林也和其他犯人的妻子一樣,可以在最嚴密的監視下去探望丈夫。當然他們間隔著一道金屬柵欄。有一次探望時,她把埃達也帶去了,然而這被證明是一次疏忽,因為戈林一見他的小女兒就昏倒在地。直到死,他都同其妻子保持著密切關係。在宣判死刑後,埃米被准許最後一次探望她的丈夫。
  戈林曾要求他作為軍人應以槍斃處決,不應蒙受絞刑之大辱。他的申請被駁回,戈林因此決定自殺。1946 年10 月15 日晚,他在自己的單間牢房裡服了毒藥。當看守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頭時,戈林已處於垂死掙扎之中了。請來的醫生確認他已死去。這樣,只好由裡賓特洛甫來充當候死隊的頭目了。戈林的屍體與被絞死者的屍體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隨風飄散。
  戈林是怎樣躲過各種搜查而成功地把納粹頭目一向隨身攜帶的毒劑膠囊一直隱藏到臨死之前的呢?這個謎直到1967年9月由當年的監獄長美國人安德勒斯上校公佈了戈林的訣別書以後才最後解開了。訣別書的日期是1946年10 月11 日。內容是:
  「監獄長:
  自我被俘以來,我一直把毒劑膠囊帶在身邊。在我被押解到蒙道爾夫時,我身上共有三粒膠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裡,以便它在搜查時可能被發現;第二粒在我每次脫衣時放在衣帽裡,穿衣服時再隨身帶上。我在蒙道爾夫和在這裡的單身牢房裡巧妙地把這粒膠囊隱藏起來,所以它雖經反覆徹底搜查也未被發現。在出庭時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統馬靴裡隨身帶著。第三粒膠囊現在還在我的手提箱中那個圓形護膚霜盒的護膚膏裡。對受命檢查我的人都不應為此受到指責,因為事實上不可能找到這粒膠囊的。這也許只是事出偶然吧。
  赫爾曼·戈林
  寫於蓋伯特通知我監察委員會拒絕我要求把行刑方式改為槍決的申請之後的片刻。」
  第三節希特勒的繼承人僅被判處十年徒刑
  1945 年4 月30 日,鄧尼茨收到了馬丁·鮑曼發給他的一封電報:
  元首己選擇你為繼承人,委託狀現在途中,你必須採取一切應急措施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隨後又收到另一封電報:
  元首己死。你的任命已被確認。帝國長官打算今天前往你處,並將情況報告你。
  就這樣,鄧尼茨出任納粹德國總統。
  一個月後,這位「千秋帝國」未任總統就結束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軍旅、政治生涯。
  1918 年10 月4 日,德國潛蜒「UB68」號巡航在西西里島附近。艇長在夜間發現了協約國的一個護航船隊逼近。潛艇立即浮上水面進行射擊。命中了一艘輪船。接著,艇長下達潛水命令,天窗在幾秒種之內就關閉了。緊接著,意外的事故發生了..。
  潛艇頭部沉重,像一塊石頭似的直向海的深處下沉。水手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不能設法阻止潛艇的下沉,水的壓力就會把潛艇壓碎。
  深度表指向了九十公尺,當水手們驚惶失措的時候,艇長。發出命令,要把主水櫃的空氣充滿。除此之外他沒有其他選擇。
  壓縮空氣發出噬噬的聲音衝進主水櫃,並把水壓了出去,艇身靜止了幾秒鐘之後,如同離弦之箭似地向上衝去。浮出水面,暴露在敵人護航船隊的包圍之中。
  潛艇立刻就被擊沉。在獲救人員之中也有「UB68」號的艇長鄧尼茨。他雖然損失了一艘潛艇,但是他卻發現了潛艇攻擊的一種新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鄧尼茨是潛艇部隊司令,後來出任海軍總司令。1959 年,英國海軍大臣肯寧安海軍上將曾這樣評論他:「我們首先應該知道,德國放棄了侵英計劃之後,鄧尼茨想出了什麼絕招來征服我們。他那永不停息的戰略,其要點就是以炸沉我們的商船為手段,達到慢慢地葬送我們的目的。他知道,大西洋是德國爭取勝利的唯一戰場,他極力反對把兵力分散於地中海,甚至北海。我要再次指出,這是唯一正確的見解。鄧尼茨是繼荷蘭人德路特之後對英國最危險的敵人。」
  毫無疑問,鄧尼茨是一位有才幹的海軍軍官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潛艇指揮官,他把自己的豐富學識運用到了戰場上。
  1891 年,鄧尼茨出生於柏林。他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他早在巡洋艦「布勒斯勞」號上實習時,就獲得了初步的軍事經驗。他在魏瑪的一所高中畢業之後,就入皇家海軍任候補軍官,在「赫爾塔」號上完成了艦上訓練,最後畢業於弗倫斯堡一米爾維克海軍學校的特別班。
  「布勒斯勞」號曾在1912 年的巴爾幹戰爭中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軍艦一道為保護歐洲的利益而被派往地中海。11 月初,「布勒斯勞」號開到小亞細亞,參加了對門的內哥羅的封鎖行動,並於1913 年5 月被派往阿爾巴尼亞參加國際登陸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鄧尼茨已是海軍少尉。首先,「布勒斯勞」號在阿爾及利亞的波尼港突然襲擊了正在裝載的法國殖民軍隊。然後,又和「居本」號一道被轉讓給土耳其,成為土耳其海軍的主力。艦上官兵擔負了訓練土耳其官兵的任務。直到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國,這兩條巡洋艦才歸回原來建制。
  鄧尼茨服役的「布勒斯勞」號,曾轟擊了俄國油港諾活羅西斯克的油庫和十四艘俄國輪船,擊沉過俄國戰鬥艦「俄斯特拉夫」,並於1915 年3 月初破壞了費奧多西亞的魚雷製造廠。當「布勒斯勞」號需要大修時,艦上官兵被配屬於岸上部隊,擔負防禦英軍在達達尼爾登陸的任務。鄧尼茨則被派往駐加利波利的一個航空大隊,在那裡擔任觀測員和機場導航員。工作中成績優良。
  1916 年3 月,鄧尼茨晉陞中尉,9 月被調回德國並派往潛艇部隊服役,直至1918 年10 月4 日因潛艇擊沉而被俘。
  潛艇被毀使他認識到,對敵護航船隊的攻擊不能僅靠兩艘潛艇,而必須使用一個潛艇群方能成功。
  這種想法雖然產生,但離實現還差得遠。鄧尼茨於1919 年7 月從英國的俘虜營被遣返德國之後,立即回到海軍繼續服役。他未曾忘卻他的潛艇群戰術,並為此進行了不斷的探索。
  鄧尼茨於1921 年晉陞上尉,被派到波羅的海海軍軍區司令部服務,然後調到魚雷監察部和駐柏林的海軍總司令部。1928 年,他晉陞為海軍少校,並任第四潛艇隊隊長,獲得發展潛艇群戰術的機會。他進行了拂曉戰與夜戰的訓練,並不斷地證實了它們的效能。
  1933 年,鄧尼茨晉陞海軍中校,並調任訓練巡洋艦「恩登號」艦長,負責海軍學校學生的訓練。1935 年10 月,鄧尼茨在晉陞海軍上校後擔任「威迪根」潛艇隊隊長。這是依照德英1935 年7 月簽訂的艦隊條約而成立的第一支德國潛艇部隊。一年之後,掌握了所有潛艇的編制情況。
  鄧尼茨擔任潛艇隊隊長是稱職的。自1918 年以來,他的思想就未曾離開過潛艇。他要求把潛艇編為集群,主張建造中等噸位機動靈活的潛艇。他的意見均被採納。當他完成戰術編組和潛艇司令部中央指揮系統的組建工作之後,又繼續發展他的理論。他不僅要把各潛艇編為集群,更要實施中心指揮的夜間攻擊。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不同的。那裡的潛艇只是單獨對敵作戰,而無戰術上的統一指揮。
  1939 年元月,雷德爾海軍元帥向希特勒提出了Z 計劃,其主要內容是:建造大型水面艦隻編成戰鬥群,從德國的港灣經由北海而直插大西洋,攻擊英國的生命線。這一大型水面翩隊計劃於1948 年建成。
  Z 計劃與鄧尼茨的構想不相符合。按照當時的海軍上校鄧尼茨的意見,德國的地理位置不適合建立戰鬥群在大西洋上使用。因為英國面對著德國的各個港灣,並且恰好能擋住德國艦隊的出海航路。還能控制其在大西洋上的作戰路線。此外,德國海軍在大西洋上沒有修理場所,一旦艦隻被擊中,其處境就很困難。還有一個不利條件:英國可以使用陸上飛機來攻擊德國的水面艦隻,而德國由於距離太遠則不可能做到。與雷德爾相反,鄧尼茨已經看出空軍的重要性,他認為飛機將發展成為一個決戰的軍種。1948 年才能完成的大型水面艦隻建造計劃,勢必與這種趨勢相違背。鑒於德國在海上毫無防衛力量,鄧尼茨要求建造三百艘供第一線使用的潛艇,因為只有這種水下艦隻才適合實施切斷英國生命線的任務。
  今天的英美研究戰爭的人士都認為鄧尼茨的見解是正確的。他們說,如果鄧尼茨的潛艇建造計劃被批准,那未第二次世界大戰必然是另一種結局。昔日的敵人認為,德國這一戰爭指導的錯誤構想,是其總體戰略的一個決定性錯誤,它也造成了德國潛艇和鄧尼茨海軍元帥的悲劇。
  當9 月1 日戰爭爆發而英國也同時宣戰的時候,德國海軍只有五十七艘潛艇,其中只有二十六艘能夠擔負作戰任務。因此每次只能派出八艘,至多九艘潛艇,而這樣的兵力要去對大不列顛帝國的所有交通線進行決戰實在是太少了。要讓潛艇擔負對英作戰的主要任務,至少必須經常保持九十艘與敵周旋。可見當時鄧尼茨所要求的三百艘潛艇是絕不可少的。
  儘管德國潛艇數量不多,仍然參加了戰鬥,而且在戰爭初期的數月內還獲得了極大的成功。1939 年9 月,德國潛艇擊沉了四十艘船,其總噸位為十五萬三千噸。德國海軍還用魚雷擊中了英國的戰艦「皇家橡樹」號以及航空母艦「勇敢」號,這些輝煌戰績完全歸功於鄧尼茨的卓越指揮。
  早在9 月3 日,他就命令各潛艇艇長依照海上戰利品條例進行商業戰。不久就發生了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相似的事件:第三十號潛艇擊沉了載有無數婦孺的客輪「雅典」號,導致海戰更激烈的進行。英國海軍部命令各商船採取防潛措施,夜航時也必須滅燈光。鄧尼茨則更肆無忌憚地實施潛艇戰,並命令對所有船隻不加警告即行攻擊。
  1939 年10 月,鄧尼茨晉陞海軍少將。同月,他提出一份意見書,強調縮短航路進入大西洋的意義,並建議在挪威的德倫斯哈姆港設立一個最優良的潛艇基地。
  1940 年至1942 年三年中,德國潛艇創造了輝煌的戰績。鄧尼茨改進了他的潛艇集群戰術,使人們對於這些海洋中的「灰狼」無不聞風喪膽。他讓海軍的遠程搜索機構報告盟軍船隻的位置,並隨之利用無線電指揮各潛艇群去攻擊這些目標,同時,各潛艇群還攻擊敵人的護航艦隻,使之陷入混亂,再行攻擊別的船隻。
  1943 年3 月,鄧尼茨的成功達到了最高潮。他的潛艇在二十天內擊沉盟軍艦船七十五萬噸。英國海軍史學家羅斯基爾上校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感到,雖然沒有人肯承認,我們的失敗是注定了。」
  1940 年,鄧尼茨晉陞海軍中將。1943 年元月30 日,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與希特勒意見不合而獲准辭職,鄧尼茨即由雷德爾推薦而繼任海軍總司令,並晉陞海軍元帥。
  這時,海戰出人意料地激烈起來。鄧尼茨發覺,雖然他的潛艇部隊官兵勇敢,戰術成功,但總的趨勢業已完全改變,大西洋的海戰必將歸於失敗。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煙幕中浮出水面並加以偽裝的潛艇,突然遇到敵機的攻擊並被擊沉,令人不勝驚詫,不知敵機如何能夠發現這些偽裝良好的潛艇。
  原來,英國的遠程轟炸機裝備了一種新式的、準確程度極高的定向器,即所謂「鹿特丹器材」,從那時起,德國潛艇蒙受的損失不斷增加,迫使鄧尼茨暫停作戰,研究對付辦法。
  英國不僅依靠新式定向器,而且採用了一種新的護航戰術對付潛艇群戰術:各運輸船隊由飛機掩護,機上的定向器可以探知潛艇動向,船隊側面則有反潛艦隻實施警戒。北大西洋的空中被嚴密封鎖,迫使鄧尼茨撤回所有的潛艇。這樣,盟軍的護航作戰反敗為勝了。
  1943 年6 月1 日,鄧尼茨又派出四百三十五艘潛艇去攻擊敵人的護航船隊。此時,一種新型潛艇研製成功。這種潛艇的水下航速由七節增至十六到十八節,並且依靠一種吸氣裝置能在水下停留更長的時間。由於盟軍對德國造船廠的轟炸,使鄧尼茨終未獲得海戰形勢的轉機。
  1945 年4 月,鄧尼茨在國家存亡的危急關頭被希特勒指定為總統。希特勒自殺後,他還在對德國國民的廣播中發表了悼詞。
  鄧尼茨做了三個星期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德國總統。他決定繼續同東方作戰,以免使德國軍民陷入蘇聯人手中。為此他還請求英美幫助。他的要求被艾森豪威爾嚴辭拒絕。鄧尼茨本人最後被投入俘虜營。
  在國際軍事法庭受審判的時候,鄧尼茨被指控的罪行是:指揮罪惡的海戰和參與侵略戰爭的準備工作。審判過程中被告方的辯護證明,鄧尼茨並未採用犯罪手段指揮海戰,因之在這一方面被宣判無罪。但因第二條罪行成立而被判處有斯徒刑十年。
  直判之後,鄧尼茨被押往施潘道監獄服刑。1956 年10 月刑滿釋放後定居於奧米萊。
  澤特在其所著《德意志近百年史》一書中對鄧尼茨任德國總統的幾天評論道:「自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之戰以後,戰爭已失去了軍事意義。但這在八天內,鄧尼茨指揮繼續作戰,使幾百萬德國軍民脫離開蘇聯而轉入西方..」。
  1945 年紐倫堡法庭上,鄧尼茨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被提出起訴。1935 年他開始擔任在1918 年以後建立的第一支潛艇分艦隊司令官。1936 年任潛艇艦隊司令官。1940 年任海軍中將。1942 年任海軍上將。1943 年1 月30 日他擔任德國海軍總司令。1945 年5 月1 日他成為希特勒的繼承人擔任國家元首。
  雖然鄧尼茨建立並培訓了德國的潛艇部隊,但是證據並未證實他對策劃侵略戰爭的密謀是知情的,或是參與準備和發動了這類侵略戰爭。他是一名單純履行軍事職責的職業軍官。他未曾參加過宣佈侵略戰爭計劃的最重要的會談。沒有證據可以證實他得知上述會議所作出的決定。但是鄧尼茨參加了條例所述及的侵略戰爭。戰爭爆發伊始立即展開的潛艇戰密切配合了國防軍其他兵種的活動。顯然,他當時所轄的為數不多的潛艇是充分作好了戰爭準備的。
  在1943 年1 月以前,他並未擔任「總司令」,這一點是屬實的。但是,按此論斷就會低估他所擔任職務的重要作用。當時他不是一個單純的軍或師的司令官。潛艇部隊是德國海軍艦隊的主體,而鄧尼茨就是這支潛艇部隊的長官。在戰爭的頭幾年,艦隊在公海上發動了幾次規模較大,但卻轟動一時的攻勢。盟國和中立國被擊沉的幾百萬噸船隻表明,幾乎只有德國海軍潛艇使敵方遇到了沉重打擊。受命指揮這種戰爭的就是鄧尼茨。海軍總司令部僅保留了決定各個海域配備潛艇數目的權力。例如,在關於入侵挪威的問題上,他曾於1939 年10 月提出建立潛艇基地的建議,而現在他卻申辯說,這些建議充其量不過是供參謀部研究的草案而已。1940 年3 月,他給潛艇後各部隊下達作戰令,有關這一點業已在本判決書的另一處提及。
  雷德爾曾推薦鄧尼茨為他的繼承人,希特勒在1 月30 日任命他為海軍總司令,這些事實對評價他在德國作戰指揮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希特勒同樣很清楚,潛艇戰是德國海戰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希特勒從1943 年1 月起,幾乎不斷地向鄧尼茨徵詢意見。經過調查的證據表明,他們兩人在戰爭進程中關於海軍問題的談話大約有一百二十次。
  另外,正如他親自供認的,在1945 年4 月份戰爭已經渺無希望的這一時刻,身為總司令的鄧尼茨卻仍然要求海軍繼續作戰。1945 年5 月1 日,他成為國家元首,他即以元首身份下令國防軍繼續在東部地區作戰,直到1945年5 月9 日投降為止。鄧尼茨解釋說,發出上述命令的原因在於保證德國平民的撤離,並使德國軍隊有條不紊地從東部地區撤退。
  法庭認為,經過調查的證據表明,鄧尼茨參加了侵略戰爭的領導。
  鄧尼茨被控違反1936 年海軍協定而進行全面的潛艇戰,德國曾參加上述協定,它承認,1939 年9 月3 日起,德國譜艇就全然無視倫敦協定而對商船進行全面的潛艇戰,而且根本不顧是敵國的還是中立國的船隻。此外,起訴方面還報告說,在整個戰爭期間,鄧尼茨始終費盡心機掩飾上述做法,其手段是偽善地大談國際法,還詭稱盟軍方面違犯了國際法。
  鄧尼茨堅持說,德國海軍始終執行了國際法和倫敦協定。鄧尼茨作證說,在戰爭爆發時,潛艇戰是嚴格遵循德國虜獲條例進行的,而這一條例幾乎是逐字逐句地照抄倫敦協定的。他曾按照德國人的觀點指示潛艇對下列船隻發起進攻:所有有護航艦護航的船隻、拒絕停駛的船隻或是在潛艇視界內使用無線電設備的船隻。後來,他接到報告得知:英國商船被利用以無線電傳遞消息,商船配備了武裝,而且襲擊在其視界內的潛艇,他便在1939 年10 月17 日命令他的潛艇不必提出警告襲擊所有敵船,並說明這是考慮到敵方會進行還擊。在此以前,他就已在1939 年9 月21 日發佈了襲擊所有在海峽中無燈夜航的船隻,包括中立國的此類船隻在內。
  1939 年11 月24 日,德國政府對中文國的航運發出警告,內容為:鑒於潛艇與盟國的商船經常在不列顛群島周圍水域及法國沿海發生衝突,這些商船均已武裝並奉命使用武器、衝撞潛艇的指示,因此,中立國行駛於該水域中的船隻的安全無法再得到保障。1940 年1 月1 日,德國潛艇艦隊司令部根據希特勒的指示,命令潛艇在不列顛群島周圍水域內襲擊一切希臘船隻(美國已禁止它的船隻在該水域內航行),並襲擊在布里斯托爾海峽封鎖區內的任何國籍的商船。五天以後,又對潛艇下達命令,在北海的一個特別劃定的海域內,「立即對所有船隻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器」。1940 的1 月18 日,最後授權潛艇,可以不經警告「擊沉靠近敵國海岸線水域並有可能在該處敷設水雷」的一切船隻,但美國、意大利、日本和蘇聯的船隻除外。
  戰爭爆發後不久,英國海軍部按照1933 年發佈給商船隊的指示手冊武裝了商船,讓其在多種情況下採用武裝護航,指示他們在遇見潛艇時,用無線電報告所在位置。這樣就把商船納入了海軍情報的警報系統。1939 年10 月1日,英國海軍部宣佈業已命令英國商船在可能的情況下撞擊潛艇。
  根據上述事實真相,法庭不能宣判鄧尼茨對英國武裝商船隊進行潛艇戰是有罪的,然而宣佈上述地區為作戰區和擊沉駛入該區的中立國商船則另當別論。在1914 年至1918 年的戰爭中,德國就曾使用過這種方法,在不列顛聯合王國也曾採用這種手段進行報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曾利用這些地區作戰,人們正是在完全瞭解這一情況下舉行了1922 年的華盛頓會議簽定了1930 年的倫敦協定和1936 年的海軍議定書。然而議定書並未對戰區作出例外規定。因此,法庭認為;鄧尼茨關於不經警告就擊沉駛入上述地區的中立國船隻的命令是違反議定書的。
  另據控告,德國潛艇非但未履行議定書中的警告條款和營救條款,而且鄧尼茨還蓄意命令殺害沉船中的倖存者,不論是敵國的還是中立國的,均一律對待。起訴方面還聯繫鄧尼茨發佈的兩項命令(即1936 年發佈的154 號作戰令和1942 年發佈的所謂「拉科尼亞」命令)提出了大批證據。辯護方面反
  駁說:這些命令以及因此而提出的證據並不能說明事態果真如此,並為反證提供了大量證據。法庭認為,經過調查的證據並不能確鑿地說明鄧尼茨曾蓄意下令殺害遇難船隻中的倖存者。這些命令無疑是語意含糊的,應受到最強烈的譴責。
  此外,經過調查的證據還證實,營救條款未被遵守,被告曾下達過不履行這些條款的命令。辯護方面辯駁說:在海上,潛艇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它比營救工作更為重要,空軍的發展已使營救工作不可能進行。或許這是對的。然而議定書的條款也是明確無誤的。如果說司令官不能承擔營救工作,那麼他根據協議書中的有關條款不得擊沉商船,而應允許商船完好無損地經過他的潛望鏡。因此上述命令證實鄧尼茨犯有違反議定書的罪行。
  考慮到上述業已證明的所有事實,特別是在考慮到英國海軍部1940 年5月8 日頒布的命令——依照該令應擊沉一切夜間駛入斯卡格拉克海峽的船隻——,最後並考慮到尼米茲海軍上將對向他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的答覆——美國方面從參戰的第一天起就在大西洋進行了不加限制的潛艇戰——,因此,沒有把鄧尼茨違背國際規定的潛艇戰作為對他判刑的依據。
  除此之外,鄧尼茨還被控應對希特勒在1942 年10 月18 日發佈的突擊隊命令負責。鄧尼茨承認,在他擔任潛艇艦隊旗艦指揮官的時候曾接到過這項命令並知悉命令的內容,但他拒絕對此承擔責任。他強調說,這項命令未用於海戰中的波俘人員,海軍並無部隊在陸上,而潛艇司令官也決不會向突擊隊員射擊。
  在鄧尼茨擔任海軍總司令的時候還有一樁事件:德國海軍在1943 年俘獲了盟軍一艘魚雷艇及其全體人員。主管的海軍軍官為獲得情報的目的而審訊了這些船員,之後又遵照他的命令將這些人轉給黨衛隊保安勤務處,最後均被槍決。鄧尼茨解釋說,如果海軍確實俘虜了船員,那麼殺害他們是違反突擊隊命令的;但國防軍的報告並未提到過此事,他本人並不知悉這一事件,他表示,與此事有牽連的海軍軍官不歸他指揮,而是屬於陸軍將領——挪威佔領軍司令——所管轄,但是在鄧尼茨擔任海軍總司令時,他卻容許該命令繼續完全有效,他對這一點負有責任。
  鄧尼茨在1944 年12 月11 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宣佈,「一萬二千名集中營的囚徒將作為補充勞工去造船廠勞動」。他辯稱,他當時並未就造船一事下達過任何強制命令,他只不過是在開會時提出了一項建議,目的是讓負責造船的官員採取某些行動,而他本人並沒有為取得這些勞力採取任何步驟,因為這並不屬於他的職權範圍。鄧尼茨聲稱,他並不知道此事是否付諸實行,但是他承認,他瞭解有關集中營的情況,一個處於他這樣地位的人必然知道,被佔領國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被監禁在集中營裡。
  1945 年,希特勒曾就是否宣佈退出日內瓦公約一事徵詢約德爾和鄧尼茨的意見,1945 年2 月20 日與這兩位軍事領袖會見的記錄記述了鄧尼茨的發言,發言認為這種作法是得不償失的。一位軍官的筆記以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鄧尼茨的態度:
  「更為妥善的辦法是,不必提出警告而採取認為必要的措施。面對外界,則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需保全面子」。
  起訴方面堅持認為,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所指,不在於聲明退出公約,而是乾脆要撕毀公約。辯護方面解釋說,希特勒撕毀公約出於兩個原因:其一,是為了使德軍脫離公約的保護,以這種方式阻止部隊大批向英國人和
  美國人投降;其二,由於盟軍的空襲對盟軍俘虜採取報復行動。鄧尼茨辯稱,他所說的「措施?是整頓德軍紀律的措施,是為了阻止他們投降,並不涉及對付盟軍的措施,況且這只不過是一項建議,無論是對盟軍或是對德國人,此類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未付諸實施。但是,法庭並不相信這種解釋。德國的確並未宣佈廢除日內瓦公約。辯護方面提供了許多宣誓證書,說明在鄧尼茨管轄之下的俘虜營內,英國海軍戰俘所受到的待遇是嚴格遵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的。法庭將考慮這一事實,並把它作為減緩罪行的情況。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宣判鄧尼茨無罪,但根據第二、第三條起訴理由宣判他有罪。
  鄧尼茨僅被判處十年徒刑,是被告中判處較輕的一個。
  第四節對於一名軍人,上級的命令也不能被看成從輕判處的理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六年之後,由於漢堡政論家和史學家格利茨的介紹,世人才知道前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元帥的身世。
  1882 年出生於甘德斯海姆的凱特爾,性格倔強。1901 年,這位農場主的兒子高中畢業後即從軍於沃爾芬比特爾的野戰炮兵的第四十六團。在他任該團的中尉副官時,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那慕爾與馬恩河的各次會戰,因作戰有功而獲得過二級與一級鐵十字勳章。並於1914 年冬升任炮兵連長。1915 年春,他晉陞上尉並調到第十預備軍軍部任職,於1916 年參加了凡爾登血戰。同年,凱特爾調任師首席參謀官,並獲霍亨索倫皇家勳章。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他在佛蘭德擔任海軍陸戰隊的參謀官。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凱特爾仍留在軍中服役。1931 年10 月擔任軍隊署組織處的上校處長,1933 年晉陞少將,並奉命在不來梅組建第二十二師。
  1935 年,凱特爾從師長直接被任命為陸軍部局長,1938 年2 月晉陞為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一躍而為希特動最親信的軍事顧問,但他在重大決策問題上都無法說服魔鬼希特勒,儘管在希特勒決定進攻波蘭時他曾提出過勸告。「凱特爾已晉陞將官。他對陸軍內部的反抗潮流毫無接觸。他相信希特勒在軍事方面的判斷能力,雖然希特勒的所作所為同他個人的意見大相逕庭,但他始終以服從為天職。
  西方戰役結束之後,凱特爾被晉陞為元帥。
  這時,希特勒決心進攻東方。凱特爾又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並提出了一份不要進攻蘇聯的意見書。希特勒對此毫不理會。從這時候起,凱特爾轉而處處迎合希特勒。1941 年7 月25 日,海軍元帥雷德爾在一份意見書中建議在地中海海區進行軍事掃蕩行動,並加強北非的作戰力量。凱特爾為避免引起希特勒的不快,提請徹底修改意見書。
  在東方戰役過程中,凱特爾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撤掉那些功勳卓著的將領。他甚至助紂為虐,贊同處死許多高級軍官,而這些軍官的唯一罪名只是未能服從希特勒關於死守的命令。1944 年2 月,凱特爾要求處死羅夫諾的守備司令,遭到陸軍參謀長蔡茨勒將軍的反對。但特級元帥戈林則支持凱特爾的意見。希特勒命令舉行軍法審判。經審訊確認守備司令有罪後,凱特爾又要求處死羅夫諾地區的一名師長,終因曼施泰因元帥的反對而未能執行。
  1944 年夏,西線崩潰,凱特爾的失誤已暴露無遺,他的絕對服從助長了前線的災難。希特勒於7 月29 日召集龍德施泰特、隆美爾和施佩爾元帥以及
  海軍上將克蘭克、裝甲兵總監古德裡安等人開會,這些人力勸希特勒停止戰爭,但希特勒仍然固執地預言總體戰的「勝利」。
  會後,隆美爾約凱特爾懇談,並向他說明,戰況毫無希望,戰爭必須盡快結束。凱特爾也相信戰勝沒有希望。他雖然答應向希特勒陳言,但他仍然迷信「領袖」的「天才」,並希望戰爭能獲得不分勝負的解決辦法。
  凱特爾一直到希特勒自殺的那一天都是忠心的。
  他於1945 年5 月13 日被俘,1946 年10 月1 日在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被判死刑,10 月16 日被執行絞刑。當他聽到判決的時候,臉上毫無表情,登上絞刑架時也是如此。他已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凱特爾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從1935 年到1938 年2 月4 日,他是當是陸軍部長弗洛姆堡的參謀長;在上述的2 月4 日那一天,希特勒接掌國防軍的統帥權,並任命凱特爾為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指揮。最高統帥部實際上是軍事參謀部。
  凱特爾和其他兩名將軍參與了1938 年2 月間與舒施尼格舉行的會談。他承認,他們的出席意味著是一種「軍事示威」,但是,由於他在一個星期以前才被任命為最高統帥部長官,因此,他並不知道為什麼要讓他參與會談。此後,希特勒和凱特爾不斷使用捏造的謠言、電台廣播和軍事演習對奧地利施加壓力。凱特爾負責制訂軍事計劃和其他措施;約德爾在日記裡寫道:「效果是迅速而顯著的」。當舒施尼格號召全民投票進行表決時,凱特爾在那天夜間向希特勒和將領們做報告,希特勒頒發了由凱特爾簽署的代號為《奧托方案》的指令。
  1938 年4 月21 日,希特勒和凱特爾曾經考慮利用某種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譬如謀殺德國駐布拉格公使,作為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開端。凱特爾簽發了許多關於《綠色方案》的指令和備忘錄,其中包括5 月30 日的指示,該指示有希特勒的一句話:「我的不可變更的決心就是在不久的將來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協定簽字以後,凱特爾簽發了希特勒關於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和兩個補充命令。
  第二個補充命令說,在外界看來,進攻「必須顯示是一次單純的解放行動,而不是一次作戰行為」。最高統帥部長官參與了希特勒和哈查的談判,這次談判以哈查的屈服而告終。
  1939 年12 月12 日,他同希特勒、約德爾和雷德爾商談對挪威和丹麥的入侵。1940 年1 月27 日的命令規定,由凱特爾「本人直接負責領導」有關挪威的計劃。1939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宣佈不尊重比利時和荷蘭的中立,凱特爾在1939 年10 月15 日、11 月20 日和28 日簽發了相應的進攻命令。一直推遲到1940 年春季才發佈了發動進攻的先後十七次命令,全部都是由凱特爾或約德爾簽發的。
  進攻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具體計劃是1940 年11 月開始擬訂的,1941 年3月18 日,當希特勒向雷德爾說明全部佔領希臘是軍事上最後解決的先決條件時,凱特爾也在場;他在3 月27 日還聽見希特勒下令,要「以無情的嚴厲行動」消滅南斯拉夫。
  凱特爾供稱,他出於軍事上的原因反對入侵蘇聯,而且因為這也是違反互不侵犯條約的。但是,他簽發了1940 年12 月18 日署有希特勒名字的《巴巴羅薩方案》,而且他還出席了1941 年2 月3 日希特勒召集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會談。凱特爾3 月13 日的補充命令調整了軍政幹部之間的關係。
  1941 年6 月6 日,他頒發了入侵的進軍時間表,他還出席了6 月14 日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上將軍們做了進攻前的最後一次報告。他任命約德爾和瓦爾利蒙特為最高統帥部代表,到羅森堡那裡去處理有關東部地區的一切事務,6 月16 日,他命令所有陸軍部隊執行戈林頒布的所謂《綠皮文件》,即搾取蘇聯的土地、糧食和原料的經濟方案。
  軍事法庭認為凱特爾犯有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1942 年8 月4 日凱特爾發佈一項命令,應把空降人員交給黨衛隊保安勤務處負責看管。10 月18 日希特勒發佈了已在多種情況下執行的突擊隊命令,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以後,凱特爾重申了這個命令,並且把這個命令擴大到適用於後來與游南隊共同作戰的盟軍部隊。他承認,他本人也不相信這個命令的合法性,但是卻聲辯無法阻止希特勒頒發這個命令。
  當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在1941 年9 月8 日頒發對待蘇聯戰俘的殘酷條例時,卡納裡斯曾給凱特爾寫了一份備忘錄說,根據國際法,黨衛隊保安勤務處不應同此事發生關係。凱特爾於9 月23 日親筆在他簽署的這個備忘錄上寫下旁注道:「這些疑慮系來自騎士戰爭中的軍人觀點。這裡所涉及的是消滅一種世界觀。所以我贊同並支持這些措施」。然而凱特爾供稱,他實際上贊同卡納裡斯的觀點,曾與希特勒發生過徒勞無益的爭論。這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命令軍事當局與羅森堡特別工作處合作,掠奪佔領區的文化財產。
  拉豪森作證說,1939 年9 月12 日凱特爾在希特勒的大本營——領袖專列——對他講過,應當把波蘭知識分子、波蘭貴族和猶太人統統消滅掉。10月20 日,希特勒告訴凱特爾,務必防止波蘭知識分子形成一個佔有統治地位的階級,生活水準仍須保持低下,而且波蘭只有被充作勞動力的來源。凱特爾不記得與拉豪森的這次談話,但是他承認,實際上推行了這樣的政策,在這件事上他曾向希特勒提出過抗議,但毫無結果。
  凱特爾於1941 年9 月16 日發出命令,如果士兵在東方遇到襲擊,那麼就要殺死五十至一百名共產黨員來抵償一個德國士兵的生命,他還補充道,在東方的人命分文不值。10 月1 日他給軍事指揮官下令,要經常扣押人質,一旦士兵遇到襲擊就可以處決人質。德國駐挪威轄區總督特波文寫信給希特勒說,凱特勒建議由工人家屬對怠工破壞行動負責,而這只有在行刑隊參加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收穫,凱特爾在這封信上批注道:「不錯,這是最好的辦法」。
  1941 年5 月12 日,即在入侵蘇聯以前五個星期,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敦促希特勒給陸軍總司令部下令,由陸軍去處置政治問題。凱特爾供認,這個命令曾經下達給戰地司令官。5 月13 日凱特爾簽發了一條命令,凡屬對部隊犯有違法嫌疑的平民,可不經法庭審訊處以槍決,而德國士兵對平民所犯的違法罪行則無處罰的必要。7 月27 日,又命令銷毀這一命令的全部文件,但命令的內容並不因此而失效。在這以前的四天,他又簽發了一項命令,僅僅法律上的懲罰是不夠的,部隊要使用恐怖手段。
  1941 年12 月7 日,由凱特爾簽署的所謂《夜霧命令》規定:在佔領區,平民被控犯有抗拒佔領當局的罪行,只有在被判死刑的情況下才應進行審理,不然就應交付秘密警察遣往德國。
  凱特爾曾經發出指示,把蘇聯戰俘使用於德國的軍火工業。他在1942年9 月8 日命令,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公民應為修築大西洋防線勞動。希特勒在1944 年1 月4 日命令紹克爾從佔領區抽調四百萬新勞工時,凱特爾也
  在場。
  凱特爾面對這些文件並不否認他與這些行動的關係。他的辯護是以他是一名軍人這樣的事實,以及「上級命令」這個原則為基礎的,但是,條例第八條規定,「上級命令」不能作為辯護的理由。
  不存在從輕判刑的理由。當一名軍人已經自覺地、肆無忌憚地,而且既沒有軍事上的必要性、又沒有正當的辯解理由而犯下如此可恥的、牽涉廣泛的罪行時,即使對於一名軍人來說,上級命令也不能被看成從輕判刑的理由。
  法庭根據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判決凱特爾有罪。
  第五節死亡之神
  納粹德國保安局長卡爾滕布龍納系按起訴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訴。他於1932 年加入奧地利納粹黨及黨衛隊。1935 年他成為奧地利黨衛隊的領袖。奧地利併入德國以後他被任命為奧地利公安國務秘書,這個部門在1941 年被撤銷以後,他被任命為黨衛隊和保安警察的高級領袖。1943 年1月30 日,他被任命為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首腦和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這是海德裡希在1942 年6 月被暗殺以前一直擔任的職務。他在黨衛隊內的軍階是副總指揮。
  法庭認為卡爾滕布龍納犯有破壞和平罪,作為奧地利黨衛隊的領袖,卡爾滕布龍納參與了納粹反對舒施尼格政府的陰謀。1938 年3 月11 日夜間,戈林命令奧地利民族社會主義黨奪取對奧地利政府的控制權以後,卡爾滕布龍納率領五百名奧地利黨衛隊成員包圍聯邦總理府;在賽斯—英誇特與米克拉斯總統舉行談判期間,由卡爾滕布龍納的副官指揮一個特別分隊衝進了聯邦總理府。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卡爾滕布龍納與在任何其他戰線進行的侵略戰爭計劃有牽連。併吞奧地利雖然是侵略行為,但是並沒有被譴責為一場侵略戰爭;依照法庭的意見,就起訴理由之一對卡爾膝布龍納提出的證據並不能證明他直接參與了進行這類戰爭的任何計劃。
  法庭認為卡爾滕布龍納還犯有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在1943 年1 月30日成為保安警察、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首腦和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的時候,他擔任了包括秘密警察,黨衛隊保安勤務處和刑事警察各總局在內的組織機構的領導。卡爾滕布龍納作為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有權命令犯人送往集中營進行監護。這類命令通常是經他簽署發出的。卡爾滕布龍納瞭解集中營的情況。他無疑視察過毛特豪森集中營,證人作證說,他目睹用各種殺人方法,如絞殺、從後頸射擊槍殺和毒氣毒殺,把殺死集中營裡的犯人作為表演的一部分。卡爾滕布龍納曾經親自命令在這些集中營裡處決被監禁者,他的辦公室通常把希姆萊辦公室發出的處決命令下達給集中營。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卡爾滕布龍納參與了撤退集中營囚徒和處決大批囚徒的應變措施,以防他們被盟軍解放。
  卡爾滕布龍納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期間,該局遵循執行了戰爭和違背了人道的廣泛計劃。虐待和殺害戰俘就是這種犯罪的一部分罪行。猶太人、政治委員和其他被認為由於世界觀的原因而敵視納粹制度的人均被報告給德國中央保安局,由該局決定把他們轉往集中營,並把他們殺掉。在卡爾滕布龍納任職期間,德國中央保安局發佈了一項使《彈丸命令》生效的命令,根據這項命令,某些逃跑而經重新捕獲的戰俘被押往毛特豪森集中營,並遭到
  槍擊。
  卡爾滕布龍納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期間,關於殺死突擊隊隊員的命令由秘密警察把其範圍擴大到空降部隊。由卡爾滕布龍納簽發的一項命令指示警察不要干預對跳傘的盟軍飛行員的襲擊。1944 年12 月,卡爾滕布龍納參與殺害一位被俘法國將軍的行動。
  卡爾滕布龍納在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期間,佔領區的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繼續殺害和虐待居民,他們使用的方法包括刑訊和關進集中營,這些通常是依據卡爾滕布龍納簽署的命令進行的。
  秘密警察負責對奴隸勞工強制施行嚴厲的勞動紀律,卡爾滕布龍納為此目的建立了一批訓練營。當黨衛隊採用自己一套奴隸勞動措施的時候,秘密警察則利用來把工人送進集中營,以此獲得必要的勞工。
  德國中央保安局在通過滅絕猶太人以「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方面起了帶頭作用。在德國中央保安局第四處下面設置了一個特別科,負責監督這個計劃。在它的領導下,大約有六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其中二百萬是被特別行動隊和保安警察屠殺的。卡爾膝布龍納擔任黨衛隊和警察高級領袖的時候,他就知悉有關這些特別行動隊的活動;他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以後,上述特別行動隊仍繼續進行活動。
  前面業已提及在集中營裡大約殺害了四百萬猶太人的事實。這部分計劃也是在卡爾滕布龍納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期間在該機構的監督之下實施的。由德國中央保安局特別小組巡視了各個佔領區和各軸心僕從國家,目的就是為了把猶太人驅趕到上述滅絕機構裡去。卡爾滕布龍納完全瞭解這些行動,他在1944 年6 月30 日寫的一封信中敘述道,為了上述目的把一萬二千名猶太人押運到了維也納,並且指示,要對所有不能勞動的猶太人準備進行「特別處置」,即把他們殺掉,他否認曾在這些信上簽字,還否認簽署過一批命令,而這些命令有的蓋有他的名章,有的則是用打字機打上他的名字,少數命令還是他親筆簽發的。對這些極為重大的事件,竟然會經常不徵得他的同意就簽上他的名字,這是不可想像的。
  卡爾滕布龍納聲辯,他是根據與希姆萊的協議出任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首腦以及德國中央保安局局長的;協議確定,他應把其活動限制在國外情報事務方面,並不擔負德國中央保安局活動的總體。他聲稱,這些犯罪計劃早在他任前就已經開始執行;他很少知道所發生的事情,當他瞭解情況時,曾盡力阻止事情的發生。他對外國的情報事務特別有興趣,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他把持了德國中央保安局的活動;他完全知悉該局所犯的罪行,而且他還積極參與了許多犯罪活動。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卡爾滕布龍納無罪;根據起訴理由第三條和第四條判決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納粹德國衝鋒隊副總指揮弗蘭克系按起訴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訴。弗蘭克於1927 年加入納粹黨。他於1930 年成為德國國會議員,1933年任巴代利亞邦司法部長,當這個機構於1934 年併入德國政府時,他任不管部部長。1933 年他被任命為納粹黨法律事務的全國領袖,同年被任命為德意志法學院院長。此外,他被授予衝鋒隊副總指揮的名譽軍銜。1942 年他曾就德國應當實施何種法律體制的問題,一度與希姆菜發生過爭吵。
  同年,他被解除納粹黨法律事務全國領袖和德意志法學院院長的職務。
  後弗蘭克被任命為波蘭佔領區民政長官,並在1939 年10 月12 日獲得波
  蘭佔領區總督的職位。他在1939 年10 月3 日闡述了他打算推行如下政策:「波蘭應給予殖民地待遇。波蘭人應當成為大德意志世界帝國的奴隸。」證據證明,這一佔領政策旨在完全摧毀作為國家單位的波蘭,並殘酷地搾取它的人力和經濟資源以供德國進行戰爭之需。任何抵抗都遭到了極為嚴酷的鎮壓。他們施行了即決法庭的恐怖統治,採取的措施有:在波蘭總督轄區建立臭名昭著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和邁達向克集中營而推廣實施了集中營制度。弗蘭克早在1940年2月6日同一家報紙的記者談到牛賴特公佈處決捷克大學生的佈告時,提到了他施行恐怖統治的程度,他譏嘲地聲稱:「如果我下令規定,每槍斃七個波蘭人就公佈一份佈告,那麼整個波蘭的紙張都不夠用。」
  1940 年5 月30 日,弗蘭克在一次警察會議上宣稱,為了消滅那些有可能反抗德國對波蘭的統治的、包括波蘭知識頭面人物在內的成千上萬的波蘭人,他要利用在西方的攻勢,以使把世界的注意力從波蘭引開。
  根據這些指示,開始了殘暴的A.B.行動。在這個行動的進程中,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執行消滅波蘭人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只有部分受到法律訴訟程序的限制。1943 年10 月2 日弗蘭克發出一項命令,根據命令,凡屬破壞總督轄區德國建設工程的非德意志人,均交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即決法庭審理,並判處死刑。
  對總督轄區提出的經濟要求,遠遠超過了佔領軍的需要,而且與這個國家的資源完全不成比例。波蘭生產的糧食被大批運往德國,從而使佔領區居民的口糧定量下降到了飢餓線上,而且瘟疫蔓延極廣。雖然採取了某些措施,保證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業工人的必要口糧,但是,對其他居民的需求則漠不關心。辯護律師答辯稱,由於戰爭的破壞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混亂,在總督轄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些苦難,這種看法無疑是對的。但是,由於強制推行的經濟壓搾政策,則加劇了苦難。
  弗蘭克在管轄期間就實行把奴隸勞工押往德國的做法。1940 年1 月25日他宣佈要把一百萬名勞工押往德國的打算,他並在1940 年5 月10 日建議用警察搜捕的方法以湊集這一定額的需要。1942 年8 月18 日,他報告說,他已經為德國提供了八十萬名勞工,而且期望在年底以前能再提供十四萬名勞工。弗蘭克在最初供述時說,由於在佔領區實施的暴行而使他感到了「可怕的罪過」。但是,他的大部分辯護則企圖證明:他實際上並不負有責任;他公然下令規定了必要的綏靖措施;那些過火行動則應歸咎於不受他控制的警察;而且他毫不知道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他還以同樣的方式辯稱:飢餓是戰爭和執行四年計劃時期的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強制勞工計劃是由紹克爾主管的;滅絕猶太人是警察和黨衛隊在希姆萊直接指揮下進行的。
  以下情況無疑都與事實相符:用來控告弗蘭克的極大部分犯罪計劃都是由警察去實施的;弗蘭克與希姆萊曾在有關操縱警察的權限問題上發生過爭執,而希特勒解決這些爭執在許多方面是有利於希姆萊的。因此,在總督轄區所犯的某些罪行,弗蘭克也可能並不知情,有時候甚至曾遭到他的反對。在總督轄區所施行的某些犯罪措施,也同樣有可能並非出自弗蘭克的本意,而應歸於來自德國國內的命令。但是,以下情況也是事實:弗蘭克自覺自願地參與了對波蘭實行的恐怖統治,採用各種方法進行經濟壓搾,致使大批人餓死;此外,他還把百餘萬波蘭人當作奴隸勞工押往德國,並推行了至少使三百萬猶太人遭到殺害的計劃。結論:法庭根據起訴理由之一宣判弗蘭克無罪,而根據起訴理由之三和之四宣判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納粹德國衝鋒隊副總指揮紹克爾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紹克爾於1923 年加入納粹黨。1927 年擔任圖林根大區領袖。1927 年至1933年曾為圖林根邦議會議員。1932 年他被任命為圖林根地方長官。1933 年5月出任圖林根財政部長和圖林根邦政府總理。他還獲得衝鋒隊和黨衛隊副總指揮的頭銜。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認為紹克爾犯有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1942 年3 月21 日,希特勒任命紹克爾為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賦予充分「調動一切可供使用的勞動力,包括統一監督從外國徵募的勞工和戰俘」的權力。紹克爾奉命在四年計劃的領域內開展工作。1942 年3 月27 日,戈林以四年計劃全權代表的身份發佈命令,委託紹克爾主管他的勞動力調配處的工作。1942 年9 月30 日,希特勒授權紹克爾,他有充分權力在各佔領區任命全權代表,並為執行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鑒於通過以上命令所獲得的全權,紹克爾提出了一項動員一切可供德國使用的勞動力的計劃。
  這項動員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依恃暴力有組織地利用被佔領區的勞工資源。紹克爾任職後不久,就讓各被佔領區的行政當局頒布去德國服勞役的法令。根據這些法令,紹克爾手下全權代表依仗各被佔領區警察當局的支持,把紹克爾命令他們必須完成的那部分勞工數額弄到手,並把他們運往德國。紹克爾利用「大批男女特務」推行所謂的「自願」應徵,「如同以往招募『水手』的情況一樣」。然而總的說來,除個別的情況之外,真正自願應徵的為數甚少。紹克爾在1944 年3 月11 日的自白就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在抵達德國的五十萬外國勞工中,只有不足二十萬人是自願前來的。」儘管他現在辯解說,這種說法並不屬實,然而他當初講這番話時的情況與現在提交法庭的證據同樣不容量疑地證明了,這種說法是與事實相符的。
  這些不幸的奴隸勞工是以怎樣的方式方法被集體趕到德國,他們抵達德國之後又發生了什麼情況,這些都已經敘述過了。紹克爾強調提出,他對執行這項計劃的越軌行為不負責任。他說,徵集勞工的總數取決於農業和工業的需求;徵集勞工是佔領當局的作為,把他們運往德國是鐵路部門的任務;在德國對他們的管理則應由勞動部、農業部、德國勞工陣線以及有關工業部門負責。他表白說,在他主管期間,他總是盡力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的。
  然而,紹克爾無疑對奴隸勞動計劃負有總的責任。在發生有關事件的時候,紹克爾並沒有放棄他對那些地區的控制,可是現在他卻打算讓其他人單獨承擔這些地區的責任。各全權代表之所以擁有徵集勞工的充分權力,正是出於他的命令,紹克爾本人常常去實地監督有關措施的執行情況。在徵集勞工時所採用的殘酷無比的方法,他總是竭力支持,因為這是完成勞工數額所必要的。
  紹克爾的命令還規定,他負責將這些工人運往德國、負責把他們分配給企業主、還負責管理他們,實施這些措施的其他有關單位都由他指揮。有人曾把當時的惡劣條件向他作了匯報。看來紹克爾的主觀意圖並不主張採取血腥手段,他也不贊同希姆萊的那種通過勞動把人折磨致死的計劃。他的態度反映在下面這項命令之中:
  「對所有這些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應該是:在花費最低限度的開支下,使他們發出最大限度的勞動效率。」
  紹克爾同樣被判處絞刑。
  奧地利保安和內政部長賽斯—英誇特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賽斯—英誇特原為奧地利律師。1937 年5 月,在德國的壓力下將他任命為奧地利國務顧問。他自1931 年起與奧地利納粹黨取得聯繫,但與該黨的接觸並不順利,所以一直到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才成為納粹黨員。依據1938年2 月12 日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會議上強加給舒施尼格的條件之一,賽斯—英誇特當上了奧地利的保安部長兼內政部長。
  在奧地利的活動:賽斯—英誇特參加了德國佔領奧地利之前最後幾個階段的納粹陰謀活動。在德國入侵威脅的壓力下,他被任命為總理。
  1938 年3 月12 日,賽斯—英誇特在林茨會見希特勒,並發表了講話,表示歡迎德軍並擁護德國與奧地利重新合併。3 月13 日,由於他施加影響而通過了一項法律,根據這一法律,奧地利應成為德國的一部分。由於奧地利總統米克拉斯寧肯引退而不願簽署這項法律,賽斯—英誇特就取而代之。3月15 日,他的職稱變為「奧地利總督」;同一天,他又被授予黨衛隊將軍的頭銜。1939 年5 月1 日,他出任德國不管部部長。
  1939 年3 月11 日,賽斯—英誇特對普雷斯堡的斯洛伐克內閣進行了一次訪問。他設法讓該內閣宣佈獨立,而宣佈獨立所採用的方式與希特勒攻擊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恰好合拍。在他擔任奧地利總督期間,他剝奪了猶太人的財產。在他的統治下,猶太人被迫流亡,他們被夫入集中營或遭受屠殺。在他統治奧地利的最後一個時期,他與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合作,將猶太人從奧地利驅往東方。他擔任奧地利總督期間,納粹的政敵被秘密警察送往集中營,遭受虐待或被殺害。
  在波蘭和荷蘭的犯罪活動:1939 年9 月,賽斯—英誇特被任命為南部波蘭行政長官。1939 年10 月12 日,他被任命為弗蘭克主持下的總督轄區的副總督。1940 年5 月18 日,賽斯—英誇特被任命為荷蘭佔領區總督。這樣,他以此負責管理德國通過侵略戰爭所佔領的地區,而對這些地區的管理正是德國進行侵略戰爭的生命攸關的問題。
  賽斯—英誇特在擔任波蘭總督轄區的副總督期間支持業已生效的嚴厲的佔領措施。1939 年11 月,他在總督轄區進行巡迴視察時指示說:管理波蘭的宗旨是,為德國的利益搾取它的經濟資源。賽斯—英誇特也參與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他接到過開始執行特別綏靖行動的通知,該行動把大批波蘭知識分子列為殺害的對象。
  賽斯—英誇特擔任德國駐荷蘭佔領區總督期間,為鎮壓一切對德國佔領的抵抗採取了殘酷的恐怖手段,這就是他親自稱之為「消滅」敵手的計劃。他與地方黨衛隊的高級首腦和警察頭目合作,參與槍殺因觸犯佔領當局而被逮捕的人質。他還把一切涉嫌敵視佔領政策的人員送入集中營,其中包括牧師和教師。許多荷蘭警察在威逼下被迫參與了這些行動,否則便要對他們的家屬採取報復手段。荷蘭法院也被迫參與推行這類計劃。而當法院流露出不願施以監禁時——因許多被監禁的人實際上已被殺害——,就大量使用警察速決法庭。
  賽斯—英誇特在荷蘭的經濟管理方面毫不尊重海牙公約,他認為該公約業已過時。不僅如此,他採用了一種最大限度地利用荷蘭經濟潛力的政策,在奉行這種政策時完全不考慮會給荷蘭居民造成的後果。公私財產橫遭掠奪,賽斯—英誇特的命令卻給這種作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他控制之下的荷蘭的各種財政機構也通過陰謀手段支持這種作法。
  賽斯—英誇特就任駐荷蘭總督之後,立即開始向德國遣送奴隸勞工。在1942 年以前,還在口頭理論上把去德國服勞役說成是自願的,而實際卻是憑借強大的經濟壓力和巨大的政治壓力強迫去的。1942 年,賽斯—英誇特正式頒布了強制勞役令。為制止避不執行該命令的行為,他動用了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在整個佔領時期,共有五十萬人被作為勞工從荷蘭被送往德國,其中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人是真正自願者。
  賽斯—英誇特擔任駐荷蘭總督時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發佈了系列法令,這些法令迫使猶太人的經濟狀況惡化。此後又發佈了幾道命令:強令猶太人進行登記、強迫他們遷入猶太人隔離區並佩戴作為猶太標誌的大衛星徽、間或把他們逮捕並關入集中營,最後按照海德裡希的建議把荷蘭的十四萬猶太人中的將近十二萬人集體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最後解決」。賽斯一英誇特供認,他知道這些人到達了奧斯威辛;但他辯稱,他曾聽到去過奧斯威辛的人說,猶太人在那兒的生活相應他說是不錯的。他曾設想,把他們留在那裡是為了在戰後安頓新的居住區,根據證明材料和他所擔任的官職,這種說法是難以置信的。此外,賽斯—英誇特還辯稱,他對佔領荷蘭期間所犯下的許多罪行不能承擔責任,因為這些事不是按照德國政府的命令干的,而是由不受他控制的軍隊干的,或是由德國黨衛隊或警察高級領袖干的,如他所說,這些事是直接向希姆萊報告的。的確,軍隊應對某些暴力行為承擔責任,賽斯—英誇特在某些情況下也曾反對過某些部門提出的極其嚴厲的作法,例如他曾有效地阻止軍隊實行焦土政策,他曾迫使黨衛隊和警察領袖減少槍決人質的數目,這些也都是事實。但是,賽斯—英誇特還是自覺自願地參與了佔領荷蘭期間所犯的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這也是事實。
  結論:法庭根據起訴理由之二、之三和之四判決賽斯—英誇特是有罪的。而根據起訴理由之一他無罪。他最後被判處絞刑。
  納粹建造專家施佩爾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施佩爾於1932年加入納粹黨。1934 年成為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親信之一。此後不久他任德國勞工陣線部長和副領袖辦公室負責城市建築的專員。他在1941 年以前一直擔任該職。弗裡茨·托特死後,他於1942 年2 月15 日被任命為托特組織的首腦和德國軍備和軍需部(自1943 年9 月2 日起改為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部長。1942 年3 月和4 月,又進而委任他兼任軍備生產全權總代表和中央計劃局成員,這兩項職務均與四年計劃有關。從1941 年至戰爭結束,施佩爾一直是德國國會議員。
  破壞和平罪:法庭認為:施佩爾本來的目的並不在於發動、策劃和準備侵略戰爭,也不在於為達到這種目標而進行密謀。他只是在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和在戰爭期間主管軍備工業。在他主持德國軍備生產時,其對擴充軍備所發揮的作用與其他生產企業對戰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但法庭認為,這種活動既不屬於起訴理由第一條所指的參與策劃侵略戰爭,也不屬於起訴理由第二條所指的進行侵略戰爭。
  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根據起訴理由第三條和第四條對施佩爾所提出的證據,只限於他參與強制勞工計劃一事。施佩爾對這項計劃並不負有直接的行政責任。儘管他主張任命一名安排勞動的全權總代表。因為他希望有一個能夠以此處理勞動問題的中央機構,但是他在行政上並不能控制紹克爾。紹克爾是根據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的,任命時明文規定他應對四年計劃全權執行者戈林直接負責。身為軍備和軍需部長及四年計劃
  軍備全權代表的施佩爾,在生產領域中掌握大權。他原來全權負責為陸軍總司令部設計和生產武器。後來這一權力逐漸擴大到海軍軍備、民用生產,最後從1944 年8 月起也包括了空軍軍備。中央計劃局掌握著德國生產的發展以及原料的分配和開掘等方面的最高權力,身為該局領導成員的施佩爾認為,該機關有權責成紹克爾,向它所控制的工業部門提供勞動力,儘管紹克爾反對這樣做法:施佩爾向紹克爾提出所需勞工的估計總額,由紹克爾提供勞動力,並依照施佩爾的分配方案調配給各工業部門。
  當施佩爾向紹克爾提出要求時,他知道這些要求只能用強制服役的外國勞工來滿足。他參加過許多為滿足他的要求而召開的旨在擴充強制勞工計劃的會議。1942 年8 月10 日至12 日,他出席了一次希特勒和紹克爾出席的會議,會上取得了一致意見:紹克爾應使用暴力從佔領區提供勞工,為了緩和施佩爾控制之下的工業部門勞動力不足的情況,這種做法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施佩爾還出席了1944 年1 月4 日在希特勒大本營召開的會議。會上決定,為了滿足施佩爾提出的勞動力方面的要求,紹克爾「起碼應從佔領區籌集四百萬新的勞動力」,儘管紹克爾在當時明確表示,他只有借助希姆萊才能滿足這一點。
  紹克爾曾接二連三告知施佩爾和他的副手,外國勞工都是依靠暴力搞來的,在1944 年3 月1 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施佩爾的副手曾就未能實現從佔領區籌集四百萬勞力一事非常詳細地詢問過紹克爾。在某些情況下,施佩爾還要求從某幾個國家徵募勞動力。在1942年8月10日至12日舉行的會議上,紹克爾受命「在1942 年10 月底以前,再向施佩爾提供一百萬俄國勞動力以供德國軍火工業之用」。在中央計劃局1943 年4 月22 日舉行的會議上,施佩爾研究討論了從俄國取得采煤勞動力的計劃,對於利用德國工人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建議,他直言不諱地表示反對。
  施佩爾表示,他曾主張修改勞動計劃,目的在於更多地使用德國勞動力在德國進行軍備生產,並更多地使用佔領區勞動力在當地生產過去都是德國製造的消費品。施佩爾在這方面採取了具體步驟:他在佔領區建立了所謂的「隔離企業」,這些企業均被利用於生產準備運往德國的商品。這些企業裡的工人可以倖免於被遣往德國。每一個奉命去德國的工人,如果他在某一個隔離企業裡做工,就可以避免被押解出境,儘管這種制度比送往德國略為人道,但仍然是違背法律的。隔離企業的體制,在大規模的強制勞工計劃中僅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儘管這樣,施佩爾仍敦促將這種辦法與強制勞工計劃並用,因為他懂得實際上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管理。就公務方面的意義而言,他是這種體制的主要受益者,故他主張繼續加以擴大。
  施佩爾作為托特組織的首腦同樣直接參與了使用強制勞工。托特組織的主要活動是在佔領區築造諸如大西洋防線和軍用公路之類的工程。施佩爾供認,他是靠強制勞動力來滿足這些工程所需要的勞動力的。他還在他所控制的工業部門使用過集中營勞動力。起初他準備將這些勞動來源用於邊遠的小工廠,後來因害怕希姆萊貪得無厭的權欲,所以便盡可能少調用集中營的勞動力了。
  施佩爾也曾在軍火工業中攤派使用戰俘,但是他辯稱,他只在符合日內瓦公約的情況下在工業部門使用過蘇聯戰俘。
  施佩爾的情況是這樣的:他與推行強制勞工計劃的殘酷作法並無直接關係,儘管他是知情的。例如在一次中央計劃局的會議上,有人曾告訴他,他
  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額是如此之大,以致必須採用暴力徵集的方法。在中央計劃局1942 年10 月30 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施佩爾發表意見說,許多聲稱自己生病的強制勞工都是些想開小差的人。他說:「黨衛隊和警察完全可以對此嚴加處理,那些吊兒郎當的人都可送到集中營工廠裡去。」儘管是這樣,施佩爾還是堅持要保證強制勞工以適當的食物和工作條件,以便他們能有效地勞動。
  施佩爾所建立的隔離企業使許多工人可以留在家鄉,在戰爭最後階段,他是敢於對希特勒說出「仗已經打輸了」這句話的少有的幾個人之一,也是敢於採取步驟的少有的人物之一,以期不僅在佔領區,而且在德國防止無謂破壞生產設備。應該承認,這些情況是可以減輕他的罪責的。他反對希特勒在一些西方國家採取焦上政策,他曾冒著極大的個人危險有意識地阻止這種作法。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和第二條判決施佩爾無罪;但根據起訴理由第三條和第四條判他有罪,最後他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
  第三章艱難的審判
  ●赫斯成為納粹戰犯中第一個失去自由的人
  ●黨衛軍決定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生死不明的戰犯
  第一節「千秋帝國」的副元首——赫斯
  僅僅存在十二年的「千秋帝國」最長壽的大人物魯道夫·赫斯於1987年8 月17 日死於柏林的施潘道監獄,終年九十三歲。自從1966 年10 月他的同案犯阿爾貝特·施佩爾和巴爾杜·馮·希拉赫在關押二十年後準時被釋放以來,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就一直是這座可容六百名犯人的監獄裡的唯一囚犯。他住的七號單牢(面積為2×3 米),也就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牢房:一天的食宿需2800 馬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盟國——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為了把他作為四國同盟的最後象徵,不惜耗資萬貫來關押赫斯,使他成為世界上單獨關押最久、費用最大的囚犯,在鐵門,圍牆和鐵絲網後面度過一生的光陰。看守他的人有33 個士兵、20 名軍官、17 位文職人員、4 名醫生、1 個監獄牧師和4 位監獄長。這筆開銷使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納稅人破費了千百萬馬克(民主德國分文未出)。
  從1947 年起,赫斯就被關進施潘道監獄。但他從1941 年的5 月10 日就開始喪失了自由:當時,抓獲他的第一批英國人不願承認這位「沒有委任狀的秘密談判代表」,而把他當作享有特權的戰俘關押起來。當時的英國戰時內閣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對前來報告赫斯抵英要求和談消息的漢密爾頓公爵說:「您想把『元首』的副帥來英國當成最嚴重的事件報告我嗎?也罷,管他是真的赫斯還是旨牌貨,我現在正在看《馬克西姆兄弟》這部影片哩!」也就是那時,阿道夫·希特勒通過德意志電台發表官方聲明,宣稱他的副帥神經錯亂了。
  正是由於1941 年5 月10 日赫斯駕機獨自逃往英國,使他成了納粹戰犯中第一個失去自由的人。
  時間已經是1941 年5 月12 日深夜了,伊馮·柯克帕特裡克和漢密爾頓公爵到達魯道夫·赫斯住處。又冷又累地在布坎南城軍醫院的一間小小的閣樓上相對坐著。這位副元首還不知道,他崇拜的偶像、他的元首和摯友已經向全世界公開宣佈同他脫離關係了。他只知道:在他面前坐著一位英國外交部的官方代表。
  經過幾小時休息得很好的睡眠以後,由於高興,他的臉上放射出光彩,全身洋溢出精力旺盛的樣子。他從枕頭下抽出筆記來並開始發言。
  他連續談了四小時之久。然後,坐在一張不舒適的木椅子上,聽不懂德語的漢密爾頓公爵就打瞌睡了。柯克帕特裡克被護士長叫去聽電話——唐寧街的一次特急電話,外交部長安東尼·艾登在電話機旁。
  「如何?柯克帕特裡克,您的事辦得怎樣了?」他問。
  「我能向您保證,這個俘虜真是魯道夫·赫斯。」柯克帕特裡克答道。
  「好的。但他說些什麼呢?他因何到此?現在您可以說說情況了吧?」
  艾登十分不耐煩地說。
  「我十分抱歉,但我還不知道什麼。」柯克帕特裡克打著呵欠說。「到現在為止,赫斯已經講了一個半鐘頭了,他給我上歷史課,從維多利亞女王和格菜斯頓開始講,中間還涉及到愛德華七世和威廉二世皇帝。剛才他對我說,愛德華皇帝完全誤解了國王。他來這裡的目的到現在為止還未向我透露。一旦我發現他的目的,我就打電話給您。」
  當伊馮·柯克帕特裡克再回到病房時,赫斯已經迫不及待地想繼續他的講話了。他概括地重述本世紀以來的德一英關係,著重強稠說,德國總是有理的。相反,英國總是無理的。這點就連英國歷史學家法勒在他的《英國的對外政策和愛德華七世》一書中也這樣講過。
  凌晨三點半,困得要命的柯克帕特裡克打斷這個饒舌的俘虜的話:「赫斯先生,我已經聽了您三個鐘頭的政治歷史講座,我從清晨就動身到這裡來看您,我想現在總應該聽到您為什麼到我們大不列顛來,帶來些什麼樣的建議了吧!如果您不談本題,我不得不打斷您的談話了。」
  赫斯很不高興,受委屈似地翻閱著他的筆記本,然後說:「我來是為了讓英國政府相信,你們的國家沒有取勝的機會了。和平談判是唯一理智的建議。」
  「什麼東西使您這樣肯定呢?」柯克帕特裡克問道。
  「我們已把英國軍隊從(歐洲)大陸趕出去了。你們的軍隊沒有力量再打回來。我們的空軍將愈來愈嚴重地和經常地轟炸英國的城市。你們根本不能想像,我們的空軍究竟強大到何種程度,我很瞭解梅塞施米特和其他的德國飛機製造家,我瞭解生產指數。我們的潛艇武器馬上就要成為全世界強有力的,我們能打沉每一艘船、每個護航艦隊。除無條件投降外,你們別無其他選擇。如果你們的政府想繼續在加拿大的戰爭,那我們將切斷英倫三島的一切供應來源。你們的人民將會餓死。我也可以向您保證,德國人民無條件地做他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後盾。」
  「希特勒將開始入侵了?」柯克帕特裡克問道。
  「這根本不需要。」赫斯答道。並且露出門牙顯出固執的微笑。「如果我們佔領了英國,我們還得養活它的人民。對元首來說,更簡單的辦法是摧毀英國的城市和工廠,以飢餓迫使那裡的人民投降。」一陣自鳴得意的好笑掠過副元首的狹長的嘴。
  赫斯轉身朝著他,慢條斯理地一頓一挫地說:「我獲得元首的充分信任,因此我也可以有全權發言。元首對大不列顛和大英帝國一直懷著最崇敬心理。消滅英國是違背他的整體思想的。因此元首對英國顯示他的大度,他準備立刻締結和約。條件是:英國必須承認德國在歐洲大陸的絕對統治,並保證將來不進行干涉。英國必須歸還德國在凡爾賽條約中被掠奪的殖民地。作為回報,德國保證英國在海外的帝國——唯一的例外是:英國必須撤出伊拉克,因為德國支持拉希德·阿里領導下的反英勢力。」
  柯克帕特裡克毫無表情地聽完了這些「和平條件」,他一言不發。
  赫斯清一下嗓門,繼續說道:「我請您立即向您的政府轉達我的和平建議,以便能馬上開始談判。如果時機合適,我將給您提出一個德國戰俘的姓名,此人是我作和平談判會議準備工作時需要作為副官和私人顧問的。還有一件事,」——當柯克帕特裡克站起身的時候,赫斯說道:「還有一件事是應該理解的,不可以對元首期望過高,要他跟丘吉爾先生談判。丘吉爾是主
  戰黨代表人物,反對德國的鼓動家,你們必須另找一位元首能夠接受的首相!」
  當柯克帕特裡克和漢密爾頓回到土倫豪森機場時,已是早晨六點鐘了。兩個鐘頭以後,柯克帕特裡克把荒謬可笑的和平建議用電話轉告給倫敦。這建議等於是要求英國無條件投降。
  「您繼續跟赫斯談。」艾登要求道,「也許您能探聽出一些希特勒的企圖。」柯克帕特裡克覺得這個任務簡直是極其無聊。
  在第二次拜訪時,副元首顯得心情很壞。他對許多事十分惱火:首先是尚未開始官方談判,他不得不仍同一位下級官員接觸;漢密爾公司仍未安排國王召見他。而按照赫斯的看法,國王是決定英國政策總路級的人。他不高興地威脅著說,「元首不是那種隨意任人耍弄的人。」
  「赫斯是一個傲慢自大的傻瓜,」柯克帕特裡克後來寫道,「傻到英國人對他所說的『和平建議』不可能感興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願知道。」
  為了能從赫斯的談話中得出一點積極的東西,柯克帕特裡克在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拜訪時問道:「究竟你們原來對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真實看法是什麼?曾經提出過希特勒可能進攻俄國的基本論據嗎?」
  「這點根本不成問題,」赫斯從心裡相信這點,「元首堅定不移地格守這個條約!」
  柯克帕特裡克冷淡的表情裡根本掩藏不住他的蔑視。他想:這個人要不是勞而無功的傻瓜,也是一個玩世不恭的騙子。
  赫斯感到氣氛在凍結。他逃遁在對英國的待遇規格的責怪中,並對已感到的幾件事提出譴責。
  「柯克帕特裡克先生,」他面帶溫色地說,「我想通知您,我對在此地的住宿安排十分不滿。我的印象是,我的法律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視,不管怎樣,我總是帝國部長和德國的副元首。我門前的哨兵沒有立正行禮,他們的腳步聲干擾我。我的印象是,他們有意這麼做,目的是惹我光火。這房間裡的電燈泡太刺眼了,使我頭疼。昨天我只好去看病。我不得不睡在床單上,依我看也不太清潔。」
  然後,他請柯克帕特裡克去求國王,向他「保證」給予假期,以便能去找尋一處合適的住宅。他的聲音變得慷慨激昂起來:「我是沒有帶武器,以和平的特使身份到你們這兒來的,我希望能得到停戰談判代表的待遇。」
  柯克帕特裡克的回答是乾巴巴的:「您持有貴國政府授予的作為特使的談判全權證明書嗎?如果您能出示一張全權證明書,我國政府自當聽取您的建議,並會把您當做停戰談判代表通過中立國遣送您回國。由於您,根據您自己的說法,沒有這種全權證明就來這裡了,您就得先按照日內瓦公約有關規定作為戰俘來對待。」
  現在赫斯感到,他的任務已無成功的希望。他明白,他的飛行是徒勞的了,在失望中,他讓自己保持紳士的風度。他怒氣沖沖地對柯克帕特裡克說:「如果您們不利用我飛行到此給您們帶來的機會,就證明您們根本不願跟德意志帝國達成諒解。在這種情況下,元首不僅有權利,甚至可以說有義務消滅英國,永遠使英國人民屈服!」
  在這次不成熟的談判破裂以後,柯克帕特裡克有禮貌地和冷淡地告了別,艾登通知他,他認為繼續跟副元首談話毫無意義。
  在施潘道監獄的七號單牢裡,魯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憶了他飛往蘇
  格蘭的事。他這樣寫道:「當時,我以為只會被關押七個鐘頭,一旦我說出公爵,並宣佈我是以自己的名義和地位,作為停戰談判代表來傳教的,就會釋放我。我設想會像談判代表那樣對待我。當事情的發展證明我判斷錯了時,我估計會等七天——直等到一次官方的談判為止。」
  赫斯當時非常自信,他在英國只呆很短時間。在他的行囊中既沒有帶換洗衣服,也沒帶肥皂之類的用具——甚至連牙刷也沒帶一把。
  這種天真的自信心,這種以為英國會為他鋪紅地毯的信念,是由於對英國民族的精神氣質完全錯誤判斷的結果。「您大概知道,」英國國務秘書約翰·西蒙爵士(後來的西蒙勳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談中說,「我們的人民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我們不喜歡威脅!」後來約翰爵士寫道:「他對英國氣質的無知是令人驚異的。」
  魯道夫·赫斯,這個從少年時候就在一刻有英國標記的國際貿易中心長大的人,令人吃驚地竟會沒有受到其他國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樣板:閉塞、氣量狹窄,而且無知。這些特點與他那種片面強調理智的鄉土觀念結合起來,就成為妄自尊大無恥的「主宰者」。他在英國被關押時,曾經抱怨附近火車站的扳道的聲音影響他的睡眠;而與此同時,他的東道國的首都人民每天晚上都被德國的炸彈爆炸聲擾得無法入睡。
  這位「摩托化了的巴齊法爾」(像阿爾佈雷希特·豪斯霍弗爾挖苦地稱呼赫斯的那樣)的荒謬的「和平建議」,按丘吉爾的說法,不是出自「一個存心辦壞事的腦袋瓜」,他的和平建議「帶有閉塞和玩世不恭的陰險」,當報紙出版商比弗布魯克爵士(當時任丘吉爾戰時內閣的飛機生產部長)去看赫斯時,這位被俘的副元首曾對他說:「假如能舉行談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國和德國結盟反對蘇聯的前提下,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條件。」
  事後丘吉爾問比弗布魯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經錯亂了的印象?這位飛機生產部長答道:「完全肯定沒有。赫斯講話十分清楚而且有理智。可能他在醫學問題方面和對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面有些不尋常的見解,但他絕不是一個瘋子。」
  比弗布魯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談話內容轉告斯大林。我們將看到,這裡存在蘇聯人對赫斯毫不寬容的一關鍵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溫斯頓·丘吉爾發出了如何對待副元首的指示:
  「1.從整體上說,我們應把他當戰俘看待。因此,把他置於國防部而不是內政部的監管之下比較合適。同時,我們還應把他當做那種受到嚴重指揮的人對待。此人和其他的納粹領袖一樣是戰爭罪犯。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戰後也許會受到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為他提供太好的活動場所將會後悔。
  2.在此期間,應讓他住在離倫敦不遠的一座專用的房子裡。他必須嚴格地隔離。看守人員應努力並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狀態,從他那裡瞭解一切有價值的東西。3.生活上應給予照顧,讓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給予充足的食物、書籍、文具和休養的條件。不允許他跟外界接觸(與家人通信當然不在此例)。不允許他接待來訪者,即使自稱是由外交部派來的也不准。不許他看報、聽廣播(這個決定於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應受到尊重。大約相當於對待被我們俘虜的一位重要的將軍一樣。」英國人竭力盡善盡美地保護這位重要的俘虜。假如赫斯遭遇不測,萬一
  他在被拘禁期間死去,萬一他被殺害,就可能給在德國拘禁的幾千名英國官兵帶來難以預測的後果。在英國,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德國人可能採取的報復措施是不會輕的。當局甚至擔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隊來解救他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賴門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戰醫院周圍派了一個營的兵力去駐守。還挖起了壕溝,鋪設了鐵絲網。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臥鋪車廂裡運往倫敦。他在監獄裡住了四天——就住在愛爾蘭造反者羅傑·凱斯門特先生1916 年被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裡。
  5 月21 日,他搬進那座將成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裡:奧爾德肖特靶場附近的默特切特宮。這座房子是維多利亞式的別墅,已經有些破舊了。對一部希區科克執導的影片倒是一個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這位副元首的人是蘇格蘭衛隊和科德斯特裡姆衛隊的官兵。赫斯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因為這兩個衛隊屬於國王的私人衛隊!國王把他的私人衛隊派來保衛他了。假如國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會感到痛苦:喬治六世成了新的「父親的形象」。對赫斯來說,國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對象。他認為國王的行動自由受到國內主戰黨的限制,否則他早就會召見赫斯,並且同他舉行和平談判了。赫斯信任近衛軍的軍官們,因為他們是國王派遣來保護他的。
  他不信任自己周圍的其他人,不信任三名諜報隊的軍官和精神病專家。赫斯認為,這位醫生同普通的「家庭保健醫生」一般水平。所有的人都能講流利的德語,對赫斯的習慣來說,流利得過於快了!也許他們是猶太人的流亡者吧?這位副元首用希奇古怪的幻想一塊一塊地建立起一座大樓。邦迪斯·霍羅爾教授的小陳列室比赫斯這間舒適的比德邁那爾派的起居室說大為遜色了。
  對於可能「解救」他們的俘虜問題,英國人其實不必為此擔心。希特勒對接他的朋友和副元首回國一事根本就不感興趣。元首有一次在飯桌上說:「如果赫斯回德國來。他只能在槍斃和瘋人院之間選擇。即使在戰後我也不願看見他。他必須自己在國外找到一個新的棲身之所。」
  的確,這位從前的副元首在他剛飛走幾天後,就成為希姆萊、海德裡希和黨衛隊的特務機關的副隊長瓦爾特·捨倫貝格一夥深入討論的話題。他們的結論是: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1941 年5 月19 日晚上,德國空軍對倫敦及其周圍城市作了一次猛烈的轟炸。高射炮兵、消防隊和戰地救護車的男男女女緊張地投入戰鬥,無暇顧及其他事情。
  在倫敦北面五公里處的盧頓附近,兩名跳傘者飄落到地上。完全偶然地,他們攜帶手槍。在審訊時他們沉默不語,但他們身邊有一張地圖,漢密爾頓公爵的住宅鄧吉維爾·希爾是用紅鉛筆劃了圓圈的。而鄧吉維·希爾是魯道夫·赫斯給他的元首留下的地址。根據戰爭法,這兩名黨衛軍被當作特務槍斃了。他們穿的是便眼,而他們表示想去見的那個人,在跳傘時至少還穿著制服。
  英國政府不願承擔風險,他們對副元首逗留的地點嚴格保密。在同國防部通訊聯繫中,默特切特宮使用的是商號署名「Z 聯合公司」。對外必須避免透露出政府同這位俘虜進行官方會談的任何跡象。國務院秘書約翰·西蒙勳爵扮成「精神病醫生格思裡博士」,而柯克帕特裡克以他的助手麥肯齊博
  士的身份來此。三個月以後,比弗布魯克爵士扮成「精神病醫生利文斯頓博士」被允許進入默特切特宮。
  在施潘道的單牢裡,魯道夫·赫斯回憶了默特切特宮的生活。他寫道:「我被運往奧爾德肖特附近的一座別墅,我在那兒居住了一年多。洋溢著濃郁香味的紫籐花園繞著整座別墅,絢麗彩的杜鵑花滿園開放。如果不是為防備周圍敵對的群眾而將我置於鐵網和哨兵的拘禁中,那我對這個地方真該心滿意足了。餐廳和音樂室同哈爾拉辛的佈局一樣,是設在花園的平坦的地方的。」
  「那位指揮員(和平時期的職業是工藝美術師)是一個地道的藝術家。他彈奏的莫扎特的曲子堪稱絕妙,外邊是溫暖的夏夜..」
  當他在英國被拘留大約25 年以後,魯道夫·赫斯從施潘道寫出一封信,主要內容是談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監禁的。它談起來倒像是一個遲到的、譯成密碼的、赫斯就當年對英國醫生和看守們的奇怪指控的道歉和辯護:
  「像拿破侖這樣一位勇敢和沉思熟慮的大人物在監獄時的變態心理也證明了,他在整個囚禁期間,直到他的生命終止時,都生活在深深扎根在他的腦海裡的一種想像的痛苦中——即有人要謀殺他。認為獅子(聖赫勒拿島監獄的監獄長)『可能是英國內閣派來的刺客和下毒者』。這種思想就是他『指控的資料來源和折磨他到死的、令他擔心受驚的根源』。」
  毫無疑問,赫斯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比作拿破侖——這只能從監獄的變態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赫斯的受迫害狂在英國時也表現過嗎?精神病和心理學醫生們承認此事。他們說,赫斯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精神變態者。他易於歇斯底里的反應和大肆渲染他的想法。但他又不是法律上認可的精神病患者。有一回他自己對一位精神病醫生宣稱:他曾經故意裝出迫害狂的樣子,心裡希望被當作重病號對待,也能像其他的戰犯那樣交保就醫。他在英國時還曾建議為了恢復他的健康,「提保給予假期」到瑞士去。但這個建議被英國當局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事實是,這位副元首在英國時自認為是「不中用的失敗者」,因而十分痛苦。他的朋友和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已宣佈跟他脫離關係。在德國已經有計劃地消滅對他的記憶,他的名字已不再為人提起,英國政府並不把他當作談判夥伴,不願跟他合作幹任何事。關於他那轟動一時的飛行的報道早已被其他新聞所擠掉。他周圍的軍官們把他當作「討厭的人」對待,儘管是一個已經被扔掉的孩子,但自大狂的赫斯仍企圖再度成為公眾注目的中心。
  他首先拋出了想在戰後修建房子的計劃,一座在德國,一座在伯爵領地蘇塞克斯,一座在蘇格蘭。人們懷著善意的寬容,對這位「胡思亂想者」聽之任之。但對他設計的住宅中擁的180 個人同時就餐廳並無多大興趣。
  1941 年6 月15 日,赫斯穿上全套制服,企圖來一次慷慨激昂的自殺。他跨過樓梯的欄杆往下跳,摔斷了腿。經過幾周的治療他的精神又恢復了。他又成為人們注意的中心了。他把醫生和護士們指揮得團團轉,每個鐘頭把他們呼來喚去,大聲地呵斥他們,在腿部敷上石膏的日子,赫斯過著像一出歌劇中女主角般的明星生活。
  「猶太人有種神秘的力量,使你進入催眠狀態中。」1945 年2 月5 日,赫斯對精神病醫生H·V·迪克斯中校這麼說。這位醫生在默特切宮時曾照料他,在阿伯加文尼時曾看過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這種方式進入
  催眠狀態的人名單,包括有:意大利國王和巴多格裡奧大元帥,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溫斯頓·丘吉爾,鮑羅斯將軍(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團司令),安東尼·艾登,布裡加迪爾·裡斯(英國首席精神病專家)等等。這張名單也包括魯道夫·赫斯自己。
  就在當天的晚些時候,魯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給他一把切麵包的小刀準備自己烤麵包吃。他走到臥室,穿上制服,用刀刺進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這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傷口,縫兩針就行了。但赫斯又成為被關注的中心。監獄當局問他「企圖自殺」的理由,在瓊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兩位大夫的日記裡這樣寫道:「病人陳述,刀是猶太人遞到他手裡的,以便讓他自殺。他是唯一能識破黑暗勢力的催眠術的人。因此,猶太人想幹掉他。」
  難道魯道夫·赫斯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嗎?如果聯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這點。1919 年在圖勒會時,赫斯曾經是這個組織的信徒。在其他人種學派別和小組中,包括以有爭論的、歇斯底里的馬蒂爾德·魯登道夫為主的小圈子裡,那些「受到教育的」鄉巴佬的頭面人物也參加這種胡扯的無聊行為,並且也相信這種蠢話。
  裡斯博士在1942 年時曾對赫斯作了如下診斷:「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個性格不穩定的人。他的這種不穩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時期就形成了。迄今為止我對他瞭解,用行話來說,我不得不稱他為精神變態者,甚至精神分裂者。這意味著,他的性格正在分裂為雙重性。同這種類型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很容易受外界影響,而且反映特別敏感。從他的氣質和生活方式來看,他現處於某種危險中:他顯得很憂鬱,因為他對自己感到失望了,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這位偏執狂的幻覺世界充滿了造成他幻黨的恐怖形象,對於現在身處英國的赫斯來說,是無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綜合症,逃遁在健忘和喪失記憶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聲稱記憶力完全被摧毀了。沒多久,記憶力又恢復了。因為一個軍官給他帶來有關阿道夫·希特勒的傳說,使他感到親切。直到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說過「一切都記不清楚」的話不宜在這種情緒表現時,才又檢點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裡突然又出現了記憶力喪失症。他什麼也記不得了,既想不起青年時代在亞歷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國時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導師卡爾·豪斯霍弗爾。
  精神病專家埃利斯·瓊斯少校的診斷書是這樣寫的:「赫斯患的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健忘症,這種病跟許多士兵在戰爭中處於嚴重負荷下形成的那種健忘症相同。這種健忘症在和平時期居民中也有出現。當某人處於自己無法抗衡的境遇時,也往往釀成這種健忘症。這類記憶力喪失屬於自我防衛的必然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精神病專家們的診斷,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發作時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記憶力恢復,他那恐怖的精神錯亂的幻覺世界又重新輪廓分明地呈現出來了。
  赫斯曾經宣稱,他在英國是完全故意裝出喪失記憶力的樣子,就連對自己的妻子也必須裝出這種樣子,因為所有信件都經過檢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寫給妻子的信說:「我現在已坐了好幾個鐘頭,一直在思考跟你們寫些什麼?但毫無進展。這有其特殊原因,遺憾得很!
  由於你們將有經過或長或短時間後,最終會注意和知道這件事,我乾脆告訴你們:我幾乎完全喪失了記憶力。過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霧中,就連最理所當然,最應該記憶的事我也想不起來了。為什麼會患這種病?我不知道。醫生對我解釋一大堆道理,但連他解釋的東西也在記憶中消失了。醫生保證,無論如何能慢慢治癒的。但願他說得對!
  這就是我不能給你們寫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寫這樣的信所需要的記憶力比想像的還要多。另外的原因還有,寫信時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們最後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個月過去了,仍然一直沒有收到家屬的回信。戰後查明:赫斯與其家屬的通信聯繫被英國方面的、德國方面的、還有國際紅十字方面的原因給耽擱了。由於一個官員的疏忽,信件被擱置在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給他妻子寫信:
  「又通信了,從去年9 月起我就沒收到你們的信。當你們不能寫信時,我也就不再寫信了。因為我需要寫信的激情。沒有你們的信,我委實不知道從何說起和說些什麼。因為——如同我已在最後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已經完全喪失了記憶力(即使只算是暫時的,如醫生向我保證的那樣)。你至少應該告訴我孩子在學校的一些情況。」
  他一直記得他有一個兒子,現在已經在上學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決後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詳盡的信裡報告說,他僅是裝出喪失記憶力的樣子,為了能作為重病號交換遣送回德國。字裡行間顯出孩子般的自鳴得意。因為他成功地蒙騙過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專家。這裡援引他信裡的原文如下:
  「有時,我的信從英國寄出如此遲緩,與我裝出記憶力喪失有關。因為喪失了記憶力是很難寫信的,假如我既要裝出記憶力喪失,又要再寫信,這至少冒著很大危險。如果我疏忽了這點,就可能鑄成大錯,甚至導致揭露我在弄虛作假。目前我斬釘截鐵地說,我只知道還有一個家,別的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記不起來了』。儘管你來信的信封上都寫的有,但我卻『忘記』我保存有這種帶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從家裡收到新的信件時,才促使我按照來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訊處。你們新寄來的信裡經常包含一些我能藉以假裝引起激動的事情,回信時就可以寫這些事,而無須費力去掩飾已喪失了記憶力。簡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們的來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時為止..「這場戲最後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讓醫生給我注射治療記憶力喪失的針劑。除開始時拒絕外,其他沒發生什麼事。我不願再加深我對周圍長期以來懷著的、被我誇大了的猜疑。幸而醫生立即預言,不能保證通過打針能重新恢復記憶力。最糟糕的是:注射這種針劑時必須同時使用麻醉劑。在注射時,『為了重新統一意識和潛在意識』,我不得不接受別人的提問,這一來,我不僅面臨說出從我的德國立場來說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險(這也許就是這種針劑發明者的宗旨吧!)而且還有其他的危險:這種狀況可能引起我原來的老毛病——頭暈病——的復發。
  「但是,如已經說過的那樣,從批准注射以來,我沒有什麼變化,儘管有人故意給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劑量更大的針藥,但我在耗費一切尚有意識力的情況下,仍完全成功地保護了我的意識,同時又裝出喪失意識的樣子來。
  「有這種情況下,我回答所有問題時當然用『我不知道這個」,在字與字之間的停頓用輕聲、無聲和喪失智力。最後裝出我只記得我的姓名時我也
  是用這種腔調說出來的。終於我決定『甦醒』過來,用驚詫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現實中來。這是一場壯觀的戲,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現在人們絕對相信我的記憶力已經喪失了。
  「但是,希望通過交換俘虜被遣送回國,我卻沒有忘記。這期間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島』。就是說,我相信,瑞典的運送傷病員的船下一個航班就會帶我走。你能想像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著呀!但船一次又一次開走了,並沒有送我走。
  「我的醫生們在實驗的基礎上已用麻藥證明我的記憶力喪失。以致後來出現了我認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裝的時候(早些時候在英國已做過一回),大夫先生們起初就不願相信我是假裝的事實。直到我背誦他們在我「喪失意識』時向我提出的所有問題,在我用當時那種的語氣、腔調重演我『甦醒』的那場『戲』以後,他們才承認,我把他們弄得如墮五里霧中了。用英國話說,意即我把他們當『傻瓜』愚弄了。總的說來,為了能回歸德國,為了呼喚神靈的庇佑,我當時確實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神靈另有決定——也許這樣更好些..」
  實際上,精神病專家迪克斯中校和埃利斯·瓊斯博士一起,於1944 年5月7 日用一種麻醉劑為赫斯做了檢查。這是一種用於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藥物。這次麻醉檢查的記錄和赫斯在書信中陳述的基本點是一致的。裡斯中校仍然持這種觀點:赫斯記憶力喪失是事實,只是一部分是假裝。他認為,另一部分應診斷為「真的」,這是在歇斯底里病發作時,誘發出的一種健忘症。
  在任何情況下,赫斯都想盡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劑。1944 年6 月6 日,他所作札記如下:
  「絕不再注射第二針!第一針對記憶力毫無改善,卻引起最厲害的精神煩躁。在檢查時提出的各種問題所作的回答,證明了記憶力仍然存在,只不過一時紊亂罷了。醫生們確信:回到德國後記憶力肯定能恢復。因此不用擔心和激動,假如記憶力仍舊壞到目前這種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認出你過去曾經見到過的人來的話。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再注射第二針!」這是赫斯作為「保護記憶力」的手段貼在牆上的札記。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試圖自殺」之前不久,赫斯聲稱,他的記憶力差不多正常了。
  當他在頭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戰犯名單,並且被一個軍事法庭提起公訴後,馬上又出現徹底的健忘症。
  1945 年10 月10 日早晨,他在梅因迪夫大院收拾行李,其中有少數裝有食物樣品的小包裹,他想攜帶去做物證。他從房間的牆上取下他兒子和妻子的照片,卻將他崇拜的偶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巨幅照片留在牆上。這種照片原來是掛在房間的最佳位置的。
  下午,他在精神病專家埃利斯·瓊斯博士、一名保健員和一個中士的陪送下,抵達已成為廢墟的紐倫堡市的機場。從前他曾多次在這個機場上舉行過黨代表大會,在幾千名褐衫隊員的面前向希特勒報告會議開始。
  魯道夫·赫斯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認為:他的監禁快要結束了。他覺得,這是一起精神案件,在審判以後法庭就會釋放他。
  在1945 年10 月10 日這天,法庭的20 間單牢都被副元首一夥被告住滿了。幾天後,前海軍大元帥霄德爾從蘇聯被押送到這裡時,22 個被告就全部
  到齊了。在主要戰犯名單上有兩個缺席:馬丁·鮑曼被認為是失蹤的人,對他將進行缺席審判;古斯塔夫·克虜伯·馮·博倫—哈爾巴赫身患重病,老弱和由於中風而癱瘓在他的住宅布呂恩馬裡赫宮裡,他後來被宣佈為因重病無力接受監禁和審判的人。
  美方監獄長科洛內爾·B·C·安德勒斯在單牢辦公室裡接待魯道夫·赫斯。赫斯身穿飛行服,沒有帶軍銜標誌,外面罩著一件英國式的帶帽的粗呢大衣。腳上穿的是他那雙用軟皮革製成的飛行員專用的黑色長統靴。美國的監獄精神病醫生道格拉斯·M·凱利博士寫道:「赫斯的身體狀況極好,雖然他很瘦。由於他的姿勢筆挺連續不斷地做立正動作,顯得如此軍人化,彷彿他雖經過竭力爭取還未獲得軍銜肩章一樣。」
  赫斯不僅在科洛內爾·安德勒斯面前立正,而且還筆直地舉起右臂行禮,他十分奇怪,這姿勢竟引起哨兵大笑。當安德勒斯告訴他,除文具、家屬照片和生活用具以外,他所有的個人財產都須交公保管時,赫斯憤怒地抗議道:「我是高級官員、軍官和戰俘,我要求把個人雜物都帶進單牢裡去!」他對那批小包裹看得特別重要,要掌握「物證」。他從英國帶來的食物和藥物樣品必須交給一名中立國的化學家檢驗。
  最後,他同意將帶來的「寶貝」當著他們面開列寄存物件清單,封好並簽名蓋章。與默特切特宮和梅因迪夫·科沃特住宅裡的舒適設備相比,紐倫堡革牢的設備真令赫斯心酸和失望。他進了一間設備十分簡陋的單牢,12 平方米大。設備有:一張鐵的行軍床、一把簡易的木椅子、一張小桌子。屋角里有一個不帶座圈和蓋子的抽水馬桶。沉重的木門上的小窗口一直是開著的。門前站有哨兵。單牢裡的燈不准關,在夜間只稍微調昏暗一些。
  在此期間逝世的德國監獄醫生路德維希·普夫呂克爾在他遺留下來的一篇文章中說:
  「就在頭一天晚上,我就被叫到赫斯牢裡幾次,因為他抽筋了。每次我都看見他的雙臂抽筋得變了樣地躺在床上。全身都因抽筋而顫抖。在一次間歇裡,我檢查了這個病人。發現他的胃和膽囊的部位根本沒有任何病變。」
  有趣的是另一段:「未經專門治療和護理,他那全身性抽筋時的變態不多一會兒就自動恢復..」
  10 月18 日,星期四,由英國少校艾雷·尼夫向這位從前的副元首遞交國際軍事法庭對威廉·戈林和其他戰犯的起訴書共二萬五千字,分為四條:
  共同策劃和密謀罪:被告們共同制訂和推行獨裁政權的侵略計劃,並一起犯有其他破壞行為。
  破壞和平罪:被告們在其64 個侵略事件中共破壞了36 項國際條約,進行了侵略戰爭發動世界大戰。
  戰爭罪:被告們掀起一場驚人的大屠殺。大批殺害群眾,施用毒刑,奴役勞工,命令或縱容經濟掠奪。
  違反人道罪:被告們迫害政治反對派,種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數民族,並犯有滅絕種族的罪行。
  根據以上四條魯道夫·赫斯被起訴。
  當天晚上,美國監獄心理學專家G·M·吉爾伯特博士到每間牢房,要求納粹顯貴們談談看了起訴書副本後的第一個反映。赫斯用英語寫道:「我記不得了」。
  魯道夫·赫斯再一次逃遁在喪失記憶力的情況中。凱利博士寫道:「他
  聲稱,記不清出生日期、出生地點、飛抵英國日期或任何一件具體的事實或早期生活的片斷;記不清在英國拘禁時的遭遇,就連最近飛到紐倫堡的經過也模模糊糊;他忘記了被關進紐倫堡監獄的具體細節,唯一的例外是:他再次問及他那批小包裹,並再三要求保證這些東西是存放在安全的、非有關人員禁止入內的地方。」
  凱利的每項建議,用催眠法或用注射藥劑的辦法來治療他的記憶力喪失症,都被赫斯拒絕了。其他一些促使他的記憶力復甦的嘗試也無效。在看有他的鏡頭出現的新聞週報時毫無反映。他聲稱,認不出戈林、豪斯霍弗爾教授、威斯特·威廉·博勒(他的國外組織的領導人)了。監管人員帶他去見他的女秘書們(希爾德加德·法特和英格堡·施佩爾),他也記不得這兩位夫人了。當希爾德加德·法特給他講他的家庭、他在哈爾拉辛的住宅時,他失神地瞪著前方。當英格堡·施佩爾試圖用全家福照片重溫他的回憶時,發現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情,凱利博士報告說:「赫斯急忙用左手向施佩爾小姐示意,並輕聲說:『我不需要幫助!』儘管他後來否認這點,但這是很明顯,他不願冒背叛自己的風險。」
  法庭主席、庭長勞倫斯委託一個由多國專家組成的小組對赫斯進行檢查,專家小組必須弄清下列問題:
  「1.被告對起訴書能採取態度嗎?
  「2.被告的精神是否健康?關於這點法庭想知道:被告是否有足夠的理解力來理解審判的過程,正確地為自己辯護,詢問證人,對證人提出異議,能理解提供的證詞的每一個細節。」
  這個由三名美國的、三名英國的、一名法國的和三名蘇聯的精神病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得出下面的結論:「現在他患的不是『精神病』這個字狹義上的病症。他的記憶力的喪失程度還不至於完全妨礙對周圍事物的理解,並阻礙他有能力和進行自衛,或阻礙他對過去的某些事情的理解,而這些事情在審判時可能被當作罪行。」另外,美國專家還加上這幾名話:「此外,存在有誇張他的記憶力喪失並借此抗拒醫生檢查的傾向。」這些美國醫生還說:「目前,被告的歇斯底里的行為一部分已成為習慣,只要他仍處於受罪的威脅下,這些習慣就將延續,這種行為可能削弱正常形式的辯護。」
  庭長勞倫斯決定,在11 月30 日舉行一次特別會議來決定被告魯道夫·赫斯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但是既定的審判仍應按事先的安排,於11 月20日上午10 點開始。
  出庭受審那天,赫斯穿著一件很不合體的灰公使裝。這還是在阿伯文尼時買的。現在襯衣領子的尺碼比這位消瘦了的大人物大兩號或三號。跟過去在生活中一樣,赫斯坐在「第二位」。甚至在紐倫堡,戈林也使他失去「第一」的地位。這位副元首的右邊是前納粹元帥戈林。左邊是裡賓特洛甫,前納粹外交部長。
  在法庭軍事長官查爾斯·w·梅斯上校喊「注意,開庭了!」之前,赫斯悄悄對身旁的戈林說:「您將看到,這些妖魔鬼怪就要消滅,在一個月以內您就會成為德國人民的元首!」戈林示意阻止他。後來戈林對吉爾伯特大夫說:「現在我相信赫斯瘋了。」
  起訴書宣讀完以後,赫斯取下頭上耳機,鄱開一本書,開始看起來,他看的是路德維希·托馬寫的《獵人洛伊澤》,當他看到有趣的段落時,就毫無拘束地放聲大笑起來。
  記者R·w·庫珀描寫了他對開庭第一天的印象:「赫斯側乎對一切都不明白,樣子有點『希奇古怪』。他那陰沉、生硬的形象,像兔子一樣的佯笑,顯得對周圍所發生的事絲毫不感興趣(不管是真還是假),彷彿這些事與自己無關。他不帶耳機坐在那兒,埋頭讀一本巴伐利亞的小說,不時用他那雙因看書太久、酸痛了的眼睛對審判大廳東張西望,帶著諷刺的冷笑打量著記者席和旁聽席。」
  下午,赫斯的胃痙攣又發作了,並經主席允許回到他的牢房。
  第二天,21 名被告(羅伯特·萊伊已於10 月25 日在他的單牢裡上吊死了)奉命一個一個地聲明,他自己認為是有罪還是無罪。赫斯走到麥克風前說:「不!」主席接著說:「這將作為『無罪』記錄下來。」
  11 月29 日放映了一部文獻片,這是美國攝影師們在剛解放的德國集中營現場拍攝的。吉爾伯特博士仔細觀察並記錄了每個被告對這部作為駭人聽聞的暴行的證明的影片的反映。他的記錄中關於赫斯是這樣寫的:
  「他呆望著屏幕,像一種吃死屍的惡魔似地用那雙凹下的眼睛瞧著..當展現一座集中營裡屍骨堆成山時,赫斯不知所措地瞪著..」
  電影放完後,所有的人都震驚得沉默不語。在寂靜中突然清楚地聽到赫斯的聲音,他轉身正對著戈林說:「我不相信這些!」戈林用絲絲聲阻止他,他不得不住嘴。當吉爾伯特大夫晚上去赫斯牢房時,赫斯只說四個字:「我不理解..」
  11 月30 日下午,赫斯一個人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律師京特·馮·羅爾沙伊特請求法庭宣佈他的委託人無受審能力。他出示精神病專家的鑒定書,鑒於法律上的意義,要求法庭予以深入討論。美方首席起訴人羅伯特·H·傑克遜尖銳地指出:「我僅請您注意,在法庭的人中沒有誰願證明,他的記憶力喪失到使他不能接受審判的程度。如果他立即停止服用那些不關痛癢的藥物,他的狀況肯定能更加好些。」
  馮·羅爾沙伊特博士堅持說,對赫斯的起訴應延期舉行,因為他的委託人無法跟上審判。
  庭長傑弗裡·勞倫斯先生想聽取赫斯本人的意見,馮·羅爾沙伊特博士贊成了。
  赫斯慢慢地站起來,帶著淡淡的冷笑望著記者席。當法警們把麥克風放到他座位時,他轉動著趾尖,目光向天花板,潤濕一下嘴唇,一個新聞記者這樣描寫現場情景說:「給我的印象是他準備用口哨吹一支小調了。」之後赫斯用鼻音說:
  「主席先生,我想說下面的事:今天下午的審判開始時,我給我的辯護人一張條子,上面寫如下意見:希望審判能縮短些,留一點時間讓我發言。我想說的是:為了防止不顧我希望參加其他的審判並希望同我的戰友們一起接受判決的願望而把我宣佈為無力接受審判者,我向法庭發表如下聲明(雖然我原先打算要到後幾次的審判時才發表它的):
  「從現在起,我的記憶力向外界方面恢復了。過去裝出記憶力喪失的原因只是策略上的一種方式罷了。實際上僅僅是我的集中能力有些下降,但我的記憶力仍然不會影響我有能力來繼續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向證人提問或自己回答問題。我強調,我對過去所做一切承擔全部的責任。包括所有由我簽署的文件。我的基本態度是:法庭與上述申明無關。」
  赫斯突然坐下,並故意擺出一副心滿意足的面孔。記者席裡登時大亂,
  彷彿出現群魔亂舞一般。記者們衝出去搶電話機,勞倫斯庭長控制住自己,只說了四個字:「審判延期!」
  魯道夫·赫斯又假裝喪失記憶力嗎?他能這樣騙過包括凱利博士和吉爾伯特博士在內的十位國際知名的精神病專家,使他們相信他患有健忘症?美國的一家報紙第二天用通欄大標題:「精神病治療學上的一次大失敗!」一位法國記者當時寫道:「一個什麼都假裝的人,不可能是正常的。」
  凱利博士甚至認為,如他相信的那樣,魯道夫·赫斯事實上有時出現的記憶力喪失也同他的記憶力突然返回一樣,是一個歇底裡病患者的典型反映。他寫道:「赫斯的歇斯底里的秉性可從這樣的事實中最好地看出,如他用否認自己的記憶力喪失來把自己置干公眾注意的中心位置,甚至用不斷否認的辦法以求達到宣告的目的。他的這些反應在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常常出現..」
  通過他在審判大廳扔的「炸彈」,赫斯在1945 年11 月30 日把自己置於法庭的中心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中心,並成了全世界關注的中心。當凱利博士和吉爾怕特博士到他的單牢去看他時,他能十分精確地回答所有的問題。關於在英國監禁的情況,他是如何飛往英國的,他在納粹黨裡擔任的職務等。甚至他在埃及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所有這些先前完全「忘記」了的事情,現在都能一一精確地回答出來。
  「嗯,我過去怎麼搞的?」他帶著最愉快的心情和完全興高采烈的虛榮心,「好了,是嗎?」
  「他通過做戲引起的注意力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凱利博士寫道。
  根據他和精神病專家們的談話,可以明顯看出:赫斯害怕法庭可能同意律師的要求,停止對他繼續審判。這樣他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很快被人忘記的角色。而這樣是他作為副元首的地位所不容許的。
  這位個人主義的歇斯底里病患者的虛榮心在許多希奇古怪的要求中也表現出來:「小香腸實在是太辣了,您能幫我弄些別的嗎?」「除了蛋以外,我能得到些別的東西嗎?果醬或者類似的東西。還有糖。」「今天只是麵包,我能得到別的食物嗎?」「我嫌這奶酪太辣了,您沒有別的奶酪給我吃?」
  這個時期德國各地的人都在挨餓,街上常有因飢餓暈倒的人,許多孩子死於營養不良。
  而魯道夫·赫斯老是害怕他的食物中可能被人下了毒藥。儘管普夫呂克爾大夫向他保證,沒有一個醫生會幹出這種事來。醫生們的所作所為,他完全可以由此看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說,在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以前,醫生們從來不敢用試驗性的和他不稱心的藥物來治療他的記憶力喪失的毛病。赫斯卻帶著挖苦的笑回答說:「親愛的大夫,您不曉得我知道些什麼!」他不拿人們送到他面前的麵包,卻選用離他最遠的那盤。
  在紐倫堡用餐時,他索性躺在牢房的地板上吃。打掃衛生時他一隻手拿掃帚,另一隻手放在口袋裡。走路時邁著特別精確、堅挺和叉開腿的步子。在他牢房的牆壁上、門上、甚至桌子上都用黑體字寫上:「請肅靜!」
  為自己辯護的準備工作他比任何其他的被告都做得少。代替做這方面的準備,他繪製了形形色色的設計圖紙:一座規模宏偉的「元首府」,一座紀念在審判結束後估計會被絞死那些人的紀念碑。
  普克呂克爾博士寫道:「他一直忙著準備不久就將重建的第三帝國的各種命令規定..,並且下令和他一起被捕的人召開集會。他在1945 年12 月
  的最後一天通告他們說:「你們應該鼓起勇氣,就在這年就可能重獲自由。當我對他說『你們只剩下幾個鐘頭的時間了』時,他馬上改口說:『我指的自然是明年!』」
  他在一封信裡告訴妻子他對審判的看法時說:「審判的一部分是可厭的,一部分是令人乏味的,但其中有一次還真有趣,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是一次生活中非同尋常的回憶!VVVVVV!」
  赫斯在審判會後有時表現很消沉。有一回他對吉爾怕特博士承認,他對有些在審判過程中被揭發出來的事不抱任何幻想了。吉爾伯特問他:「您經常說,您是想要和平的。您就從來沒有試過把希特勒從戰爭的道路上引開嗎?」赫斯沉思了片刻後說:「我不願談這個問題。」
  1 月底,他和他的律師馮·羅爾沙伊特博士斷絕了關係。因為這位律師把《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篇專訪給了他,這篇專訪認為赫斯在草率地濫用信任和損害辯護人的秘密。由於羅爾沙伊特在一次事故中折斷了腿,本來就不再來為他辯護了。年輕的慕尼黑律師阿爾弗雷德·賽德爾博士為赫斯充當辯護律師。這位律師同時還為前駐波蘭總督漢斯·弗蘭克博士辯護。
  儘管赫斯獲得像賽德爾這樣算得上這次審判中最能幹的律師之一的人,他還是情願最好由自己辯護。其原因根據他妻子說是為了逃避檢查官對第三者札記的檢查:「赫斯先生掌握的材料可以說要比其他的人都好些,並且對每個事件都有現成材料,而請律師辯護他得先來瞭解案情。」赫斯不理解弗裡克、弗蘭克和卡爾滕布龍納等幾個被告,他們本人都是法律學家,幹嗎還要請律師代表自己?!
  1946 年3 月12 日審判的午間休息時,在餐廳裡發生了一樁戲劇性的事件:德語講得很好的吉爾特大夫正在跟裡賓特洛甫聊關於希特勒破壞的許多條約,吉爾伯特問道:「裡賓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嗎?為什麼希特勒竟是這樣一位騙子?」
  赫斯跳了起來,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滿著怒火的眼睛威嚴地走到這個美國人面前,他作了一個立正姿勢,稍微欠了一下身子,問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國軍官能容忍一個德國人侮辱他已故的國家元首嗎?」
  「當然不會。」吉爾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國家元首不是騙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對我們的元首作這種評論!」
  吉爾伯特語塞了:「我只對你們外交官說。」
  赫斯在一剎那間給人的印象是彷彿要找吉爾怕特決鬥的樣子,後來他突然轉身並且坐下來。
  對於同希特勒無關的一切事他都記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記不清楚審判過程中的細節。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記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這回出現同那些令人感動的證人有關,這些證人是滅絕營裡的倖存者。在那些日子裡,被告中曾出現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國經濟部長瓦爾特·馮克還哭了。
  這回赫斯的記憶力喪失實際上又是假裝嗎?或者我們可以把它解釋為歇斯底里的逃遁綜合症的必然過程。作為發作的逃遁綜合症的必然過程,遇到應正視的現實超過患者的承受力時就會發作嗎?我們已經看到,假裝忘秘、逃遁到忘記中是一種天生的保護性的必然過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緊張的狀況時,它就自然出現。
  但畢竟赫斯的記憶力在當時是正常的。羅伯特·M·w·肯普納博士(當
  時是美方起訴人)曾經說過:「我能證明赫斯的記憶力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紙條上寫他的辯護提示交給其他的被告。並舉出有關的書籍、文件準確的位置和發現地點。一個具有這樣能力的人,可以說是具有卓越的記憶力的。」
  無法解釋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發生的事情:在審判開始前,吉爾伯特博士告訴魯道夫·赫斯,他過去的導師和朋友卡爾·豪斯霍弗爾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選擇了自殺的辦法。
  沒有絲毫情緒激動的跡象,赫斯說,「有一位姓豪斯霍弗爾的人想在這裡為我提供證詞。但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吉爾伯特想了許多辦法,使他記起豪斯霍弗爾來,但都沒有奏效。赫斯漠不關心地環視審判大廳,兩臂交叉著靠在椅子背上。最後他冷冷他說:「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證人不要用自殺的手段來把人置於困難境地。」
  一個記憶力未受損害的人,在聽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訊時能夠做戲似地假裝記憶力喪失,要不真的是神經錯亂,或者至少說情感有毛病,因為他沒露出絲毫動感情的痕跡。
  吉爾伯特最後問他:他是否能回憶起他在開始審判時聲稱自己的記憶力已經恢復正常,並且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一時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搖了搖頭。吉爾伯特寫道:「他又忘記了,忘記到把已忘記的東西再忘記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後,赫斯給他妻子寫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條理的信。信中談到他對兒子將來的教育所作的考慮,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訊地址取笑說:「魯道夫·赫斯,紐倫堡,『軍事戰犯』監獄,VVVVVV。」
  當律師賽德爾博士開始辯護時,赫斯為了陳述自己的事情,放棄為他提供證明材料。他的假釋的保人——有前斯圖加特市長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試圖為他開脫罪責,否認赫斯領導下的納粹黨的國外組織是從事「第五縱隊」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記誰曾為他作證過了。
  當3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試圖用一顆「法律的原子彈」對法庭的權威性提出懷疑時,赫斯漠不關心地坐在那兒。一個美國軍官給賽德爾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個紐倫堡審判告吹:這是1939 年8 月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外交協定的文本。在這份外交協定中確定了德蘇瓜分波蘭的分界線,裡賓特洛甫曾就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內容作過證。賽德爾還從弗裡德裡希·高斯(前納粹外交部派駐蘇聯的大使,曾參加德蘇友好條約的談判)在那兒取得一份有關的證詞。
  賽德爾博士未獲准讀這份文件。主席決定,應先將文件從英文本翻譯成俄文,並彙編進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賽德爾博士也不肯回答這份文件從何而來的詢問。因此,這份文件被當作「材料來源可疑」而被拒絕了。同理,法庭也拒絕了這位能爭辯的律師的請求,邀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證。
  現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協定的存在已經通過歷史研究證實了。當時,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說在短暫的時間裡)蘇聯的起訴代表團陷於痛苦的窘境。
  羅伯特·M·w·肯普納博士曾說過:「實際情況是,賽德爾博士拿那份文件來為魯道夫·赫斯辯護,雖然是這位律師的良好願望,但對這位被告來說,不僅毫無益處,而且還可能有害,這就可能給這位被告造成危險了。」
  肯普納肯定地說,蘇聯人對這個施潘道最後的囚徒持毫不寬容的態度,就是由於那次對這個囚犯毫無益處,但對於蘇聯人來說卻是一次十分狼狽的進攻的反擊。
  當3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像一頭獅子似的在法庭上作鬥爭時,他的委託人卻坐在一旁擺出一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面孔,兩眼死盯著前方。從這時起,他的思想離審判愈來愈遠,他對周圍發生的事愈來愈不關心了。
  他的妻子勸他閱讀美國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報》。該報上有些是非納粹的德國新聞工作者的優秀分子寫的東西。在一封信中伊爾莎·赫斯譴責她的丈夫說:「我們的許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經沒有基礎,只有從前存在過的短暫的世界中,這個世界已經不復存在,將來也決不會再有了。」
  魯道夫·赫斯回信說:「此外,我相信即使沒有《新報》,我也能比大多數按規則地報道世界形勢的人更能正確地看待事物。」
  1946 年7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來說是卓越的、生機勃勃的辯護詞,文中他引用國際知名的法律學家的論述,逐條逐款地駁斥對他的委託人的起訴。這篇辯護詞也有助於後來赫斯被宣佈根據起訴書中的第三和第四點(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為無罪。而赫斯卻呆若木雞似地坐在那兒,律師的戰鬥對他來說似乎沒有關係,他只不過是一個已感厭煩的旁聽者而已。
  8 月底,這位從前的副元首的記憶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給家裡寫信說:「從你們的『笑話』中,我看到你們從樂觀方面去接受賽德爾博士的通告(我可能再度完全喪失了記憶力),在這期間你們肯定已通過廣播知道了又出現了『奇跡』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識了,VVVVVV。這大概被稱為我可能是神經鍺亂或者處於『荒謬的想像』之中。我希望,你們能從光明方面去看待這事。卡李(卡爾·豪斯霍弗爾教授)曾說過,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即使是在一段時間裡被當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補充一點,或者被當作瘋子的命運和忍受的一切,也給我帶來了最新的、隨著我那令人驚詫的命運而產生的笑料。面對這樣的命運我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以沉著的微笑面對著我的厄運。我也將用同樣的平靜態度去迎接對我的宣判..」
  終於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這個主被告作最後發言的日子。戈林發言後輪到赫斯,他先請求讓他坐著發言,主席答應了他。然後,他抽出一大沓札記,開始作了一次奇特的、雜亂無章的講話。除其他問題外,他還講了:
  「我的一些戰友可以在此作證,我在開始審判時就曾預言:第一,這裡將出現這些證人,他們在宣誓後作不真實的陳述。這樣,他們便可給人留下絕對可靠的印象並獲得最好的名聲。第二,這樣,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證書中將會包含有某些不真實的證詞,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們將經受一些德國證人的、令人驚異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現獨特的行為,他們可能無恥地攻擊元首,他們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責,他們可能互相推諉罪責,但這是錯誤的。而且他們甚至會給自己增加罪責,這樣做同樣是錯誤的。我所有的證詞都是中肯的,至少對幾十樁事件是如此。我的這些證詞甚至涉及某些證人和他們代替宣誓的保證書。
  「我現在的陳述不僅在這裡,在審判開始就說了並且做了。而且早在審判開始前幾個月,還在英國,在阿伯加文尼時,我就對和我在一起的醫生約翰斯頓博士說過。就在那時候,我已經把我要說的這些話書面記下來了,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國之外舉行另一次政治性審判,這場審判的特點是,被告們以令人驚異的方式相互指控別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個地定為戰犯,這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則是被人作證他們犯有罪行的。當最後宣判別人死刑或對他們本身直判處以死刑的時候,他們狂熱地鼓掌,為了使全世界震驚,一些外國的新聞發佈官、報社的記者都這樣報道:說人們得到的印象是,這些被告方被一種迄今未知的藥劑弄得處於精神不正常的狀態。因此他們的表現就跟下藥者所控制的一樣。從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國時的某個機會,當然那時跟現在一樣,我是沒有可能獲得有關審判的報道材料的。不過這裡稍微好些,還有那些年的《人民觀察家報》供我參閱。在查閱報紙時,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發現了下面一段,這是一篇從巴黎發來的通訊,發電的日期註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現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報》揭露了關於前面提到的在審判中使用藥劑的事,這關係到一種秘密的藥物。這條消息的原文是這樣寫的(我引用《人民觀察家報》從《光明報》上轉載的原文):『這種藥物能保證讓選中的犧牲者完全按照發出的命令來行動和說話。』「我強調指出,在《光明報》的這篇報道中不僅寫了『按照已給的命令來說』,而且也寫了『按照已給的命令來行動』。最後一點提到的按指令行動,這是聞所未聞的。它對解釋迄今為止無法說明的在德國集中營裡的人的行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們身上進行可怕的、殘忍的試驗的科學家和醫生所能幹出來的事。
  「這種藥物對那些人無疑地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一種是發佈過命令和指示去於集中營裡的種種暴行的人,還有發佈命令去槍斃戰俘的人和搞私刑或者類似的暴行的人,甚至對元首本人,這種藥物也會起同樣的作用。
  「我記得,證人米爾希元帥曾在這裡作證,他的印象是元首在最後幾年裡精神上不正常。我的一些戰友也曾在這裡個別地、彼此不通氣地對我說過,元首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神色在最近幾年裡那些凶狠的樣兒,這是一種神經錯亂的特徵。我可以舉出有關的同志來證明這點。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在英國的一次特別的機會促使我從當時的審判中想起這篇報告了。這個機會是,當我在監禁時,我的周圍用一種獨特的和無法理解的禁銅方式來對待我。每一個值勤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都被定期更換,在人員換班時,一些被調出去的和新調到這兒的人都有獨特的眼神,這是呆滯的和耽於空想的神色,這種症狀只保留幾天時間,然後又變成正常人的眼神了。跟其他正常人的眼神沒有什麼區別了。
  「根本的問題是,在當時的報道中有一篇(這篇報道也許還能從存檔的報紙中找到)是關於莫斯科的審判。這篇報道說,被告都有獨特的眼睛,他們的眼睛是呆滯的和耽於空想的!我已經說過,我堅決相信,有關的政府完全不知道有人使用藥物這類事件。
  「還有一個歷史事實,即為26370 名在英國集中營裡死亡的布裡會族人婦女和兒童建立紀念碑的事。他們之中絕大部分人是餓死的。許多英國人,其中包括勞埃德·喬治,當時都曾激烈地抗議過英國的集中營裡發生事件。同他持同樣態度的還有親眼看見過英國集中營裡的慘狀的人,埃米莉·霍普福小姐就可以來作證。
  「當時,全世界都面臨著那個難以說清的謎,今天全世界又面臨著有關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同樣的謎。
  「當時,英國人民面臨著那個難以說明的謎,今天,德國人民也面臨著
  與之相類似的謎,那就是有關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是的,就連英國政府當時也面臨著有關在南非集中營裡發生的事件的謎。與此相似的是,今天,前帝國政府成員和其他被告在這裡或在其他審判中也同樣會遇到在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事件這個謎。
  「不言而喻,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對我在這裡所說的關於在英國監禁時期親身經歷的事件,可以起誓作證。但我不可能請我的辯護律師來準備這個發言,並向我提出有關的問題,同樣,我也沒有可能,為此請另外一位辯護律師來向我提出有關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對自己所說的一切可以起誓。因此我現在聲明:
  (被告赫斯站起來。)
  「我向萬能的和無所不知的主宣誓,我所講的全是真情,毫無隱瞞也沒有添加。
  「我請求高貴的法庭把我繼續所講的一切,看做是我的誓(被告赫斯又坐下。)
  「我想關於我的誓言再說幾句:我不是一個教徒,我跟教會沒有內在聯繫。但我是一個對宗教很虔誠的人。我相信,我對上帝的信仰比絕大多數人都要更強烈。為了崇高的主,我請求法庭重視我的誓言,重視我依照上帝的明確召喚所作的陳述。
  (轉身向戈林:)
  「請不要打斷我。
  1942 年初春對我來說..」
  主席:「我提請被告注意,他已經講了20 分鐘了。法庭已對被告說過,在這個審判階段不允許在此長篇大論地演講。
  「我們想聽所有的被告講話,因此,法庭希望被告赫斯能結束他的講話。」
  赫斯:「主席先生!我注意到並計算過了,我是唯一的、迄今為止尚未能有機會以任何方式在此表達自己意見的被告。正因為如此,我這裡所要講的一切,本應該是我作為證人早就講過的了,要是法庭先前能就有關問題向我提出問題的話。正如同剛才我陳述的那樣..」
  主席:「我無意贊同被告的辯論。法庭有規定,被告們只能作簡短的發言。被告赫斯曾有充分的機會,出庭作證或宣誓提供證同,可是他沒有這樣做,而現在他又來提異議。但他應同其他的被告一樣,只能限製作簡短的發言。」
  赫斯:「主席先生,我將因此放棄我要繼續陳述的,想接著剛才已經講過的事繼續再講。我請求,僅僅聽完我幾句結束的話,這是踉剛才講過的沒有關係的一般性講話。
  「我的辯護律師以我的名義在法庭前所進行的論證,讓人民和歷史將來對我再進行鑒定。只有這個對我才是主要的。
  「我的辯護詞不是否認起訴者有權對我和我的同胞們起訴,我不抗議蓄意損害我和我的人民的聲譽的意見,我把這些譴責看作是一種榮譽。命運讓我若干年來一直處於我的人民千年歷史上才出現的最偉大的兒子的影響之下,如果有這種可能,我不願把這段歷史從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對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德國人、一個民族主義者、作為我的元首的忠實信徒的義務,我絕不後悔。
  「假如能從頭開始,我像我已經做過的那樣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頭來等待我的是一大堆燃燒著的烈火為我執行火刑。對於人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我將置之度外,將來我將站在水恆的審判席前,我將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將宣判我無罪。」
  除最後一段戲劇性的誇張外,這篇結束語是一份獨一無二的、逃避現實躲到一座自己設計的夢幻大廳的文件。最後一段的特色幾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盧膝堡大街的法庭上發表的最後講話的調子完全相同。
  魯道夫·赫斯明白:他無法否認集中營裡的暴行,這是有文件證明,有怔人,有倖存者的。當人們所掌握的事實放在眼前的時候,是沒有人能抹殺得了的。因此就不得不找出一種解釋,而赫斯憑藉他對數學和邏輯學的天賦理解能力,就推斷出:不革是集中營裡的人受那種秘密藥物的影響,就連那些發佈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種秘密藥物的影響!
  甚至連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種卑劣的秘密藥物的催眠作用的影響下!
  由此聯想起在戰後流傳的一則滅絕人性的政治笑話:1945 年5 月,阿道夫·希特勒從帝國總理府下面的暗堡出來,站在俄國將軍的面前報告說:「潛伏的特務希特勒報告:命令完成了!德國已經摧毀!」
  對魯道夫·赫斯來說,他在法庭上講的結束語不是政治笑話,在他許以「日後給予高的獎賞」而讓英國的法西斯頭子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先生偷運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舉了「密謀者」的姓名。
  許多精神病專家的意見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結束語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能是刺激。這不僅由於他飛行計劃的失敗,也由於許多暴行的被揭露。這篇結束語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綜合症的必然過程的明證,是赫斯在藥物文獻裡找到的逃遁入口處。
  在法庭發表最後講話的當天,他寫信給妻子說:「當然要估計到死刑、坐牢或進瘋人院。」
  接著,他的虛榮心又一次表現出來了:他擔心他在法庭上講話的最後一段,即對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會被報紙和廣播所採用。他虛榮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以為當局可能會壓住他這篇危險的講話。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爾莎·赫斯馬上就向她的丈夫證實了此事。電台,至少是英國廣播電台沒有刪去他的最後一段的講話。她詫異地補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報紙的報道來說話呢?我們簡直無法理解。我們對你抄寫的東西已經看得很多了!」
  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時間都在宣讀判決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讀對每個罪犯的判刑。
  當念到他的名字時,魯道夫·赫斯似乎並不理解這事跟他有關。美國記者喬·J·海德克爾報道了現場情況: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蓋上放幾張紙,不停地寫。戈林彎下腰對著他說,現輪著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個手勢,拒絕戈林的提醒,繼續寫他的秘密札記,毫不關心法庭關於他說了些什麼,也一直沒有帶耳機。當戈林最後悄悄地在他耳邊告之判決的結果時,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點了一下頭。」
  根據起訴款第一條和第二條,他被宣告無罪。他對法庭的判決沒有什麼反應。
  三個被告:漢斯·弗裡奇、亞爾瑪。沙赫特和弗朗茨·馮·巴本被宣告無罪。法庭命令擔任軍事法庭檢察的將軍立即將他們釋放。其他的被告將於午飯後個別地帶上法庭聽候宣判。
  14 點30 分,法庭在審判廳舉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後一次審判會。
  喬·J·海德克爾描寫赫斯接受判決時的情況:「門(的扶手)輕輕地在轉動,就像鬼神的手在啟動那樣。門打開了,第二號人物魯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纖弱的手勢把門推開,他站在那裡蹺動著趾尖,用漆黑的眼窩東張西望,看著天花板。每個人都猜他大概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魯道夫·赫斯!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犯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無期徒刑。』赫斯沒有聽宣判,直至一個刑警在他的肩上輕輕地敲一下,他才轉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在出口處。」
  當赫斯被帶回他的牢房時,吉爾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寫道:「赫斯神經質地、趾高氣揚地說他根本就不留心聽,判什麼樣的刑對他都無所謂。當看守把他的手銬打開時,他問他為何被銬上,而戈林卻沒有?他笑了並且接著用充滿神秘的腔調說,他已經知道為什麼了。」
  第二天,魯道夫·赫斯寫信回家:「這期間你們已知道判決的結果了吧?當然也有關於我的:『無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驚訝,因為我估計自己是被判處死刑的。假如我認為,判決對我根本沒有任何意義,那我對這樣的結局便談不上滿意這個詞。既如此也就排除『滿意』或者『不滿意』這些念頭。我自己倒是平心靜氣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們痛苦了,使他們無法忍受我對事件的態度,我當然十分明顯地不想聽取對我的宣判了。我沒有戴耳機,並且從主席用英語講話以後,就不再注意聽了。事實是,我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判決的情況的。判決理由是由一個俄國人宣讀的,既然我沒有戴耳機,也就不願白費力地去聽那些我聽不懂的話了..」
  當他聽說,德爾博士為他遞交了一份呈請恩赦的請求時,他給這位律師寫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監獄長通知我,您為我向國際監察委員會呈遞了一份請求恩赦書。我認為,這是背著我的並且是違反我的意願的。我把呈交這樣一份恩赦書看作是有關尊嚴的行為。」
  德爾告訴赫斯,此事不僅關係到一般意義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確定量刑的輕重,最後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點45 分,戈林在他的單牢裡吞服氰化鉀自殺。
  在戈林自殺的兩個小時又十五分鐘,即10 月16 日凌晨1 點01 分,在監獄的健身房裡開始執行其他十名戰犯絞刑。3 點09 分,宣佈最後一名死亡。
  根據判決,魯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樓,底下的一層樓只住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單牢的地板上,凝視著反光燈,哨兵通過門縫紋絲不動觀察著這位從前的副元首,當局不允許獄中再發生自殺事件了。
  幾天後赫斯寫信回家:「這十一個人的死意味著什麼,現在能預料的極少。對此我能寫的就更少了。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折的中心,我們所遭受到一切,是時代轉折的分娩前的陣痛。一切似乎是消極的,但總有一天會誕生出新的和偉大的來..」
  為了接持七個被判監禁的人,施潘道監獄被改建和修復了。在準備工作未結束以前,這批犯人仍留在紐倫堡的單牢裡。
  赫斯寫許多信回家,談到拜羅伊特藝術的慶祝活動,慕尼黑舊城的重建方案、萊茵一美因一多瑙運河的設計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條穿過施瓦本的侏羅山脈的隧道將這三條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點,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紐倫堡監獄中被喚醒,用兩輛救護車運到紐倫堡機場,然後用飛機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點鐘,副元首抵達柏林一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地址是威廉大待24 號。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間同廚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間裡坐著一位90 歲的老翁。他住進這間牢房那年才53 歲;他在英國被俘時只有47 歲,這是「一個最好的年華」。
  這位七號單牢裡的孤獨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給他的妻子這樣寫道:
  「命運已經把變成一個你想像得更老於世故的人了。就連每年四季變化中最淒涼、易引起人們傷感的現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時節的陰暗,又濕又涼;太陽很晚才露臉,午後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機垂死了;光禿禿的樹木、枯黃的葉子隨風飄零..簡而言之,所有這些往往能使一個人把周圍世界傷感地比喻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樹枝上的葉子,就連這些最悲傷的自然現象也不能引起我心裡絲毫的反應了..」
  有時他一個星期不說一句話。不跟哨兵們說話,不限監獄長們說話,也不跟醫生們說話。這時他給周圍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對周圍不關心的人,是一個心理學家們稱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這個人,在給妻子和兒子的信中卻顯示出簡直驚人的、廣泛的興趣。
  這個幾十年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過著被強制孤居生活的人所寫的一封信件竟陳述了對現代社會問題的驚人的理解和見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問題臨時解決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交通即使不能做到免費供應,也應辦得盡可能的方便。車輛的座位總數能滿足人們任何時候到他們的目的地需要。即人們每小時蜂擁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個座位。並通過訂公共通車輛優先行駛的法律,使人們能比用自己的小轎車還要快得多地到達自己的目的地..而一個城市制定這樣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歡迎的車輛所花的費用,肯定要比親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橋、停車場之類的費用要節省得多。」
  就兒童缺少遊樂場和休息所問題,他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會使一位有開拓精神的家庭部長毫不遲疑地就簽名表示贊同。
  但從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調子。對發展援助的意見有種族主義者的印跡。比方,他是這樣談及非洲人民的:「是由於他們不具備創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處於他們難以理解的長期停滯在同樣原始的文化階層」。他非常讚賞吉澤爾·維爾辛寫的關於非洲的一本書。赫斯還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維爾辛當記者時認識他的,並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忠於黨的政治路線的新聞記者。與此相反,赫斯認為彼得·格魯貝斯關於東非的報告是一本「令人沮喪的書」,「使我十分震驚」,他在家信中這樣寫道。毫無疑問,魯道夫·赫斯應負掀起希特勒個人崇拜的狂熱的主要責任,也應對令人窒息的、無限制的阿諛奉承的空氣氾濫負主要責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開的演講中稱作「人性化了的純理性」;他在公開的演講中訓誡
  人們要狂熱地「盲目服從」;他頒布法令,不得批評希特勒,正如他後來在施潘道寫的信裡說的:「..這個德國人曾經傾向於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誇張,總是狂熱地承認那些跟時代的列車相反的、極端的東西。」——這是引咎、自謙,還是後來的觀點?
  有一點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七號單牢裡的人是個瘋子。魯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證明這點。他思考各種問題,並試圖用清晰的(有時是過於繁瑣和迂腐,但有時還是優美的)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羅傑·曼維爾和海因裡希·弗倫克爾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同一個時期裡,每隔30 天寄出的幾封信清楚地反證了那種認為這個寫信的人是患著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
  早在1948 年,美國精神病專家莫裡斯·M·沃爾什就到施潘道為赫斯作了檢查。當時他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囚犯「在現階段沒有患任何形式的精神錯亂」。在那次檢查時,他的記憶力跟三年半以後的檢查一樣正常。
  同樣,似乎可以確定:魯道夫·赫斯的內心同他的過去、跟納粹主義、跟阿道夫·希特勒的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在德國和另一些國家,有許多人至今仍懷念納粹,並公開地或秘密地讚賞希特勒。西方國家可以看到,並沒有因此無故把這些人投入監獄或者強制這些人作精神狀況的檢查。沒有人來煩擾他們,他們是受法律保護的,當局對他們很寬容。
  但這位白髮蒼蒼的副元首只住在一個大監獄的小牢房裡,這已成為很久的歷史怪事了。施潘道經歷了冷戰、封鎖柏林、赫魯曉夫對柏林的最後通牒等危機,它在過去的同盟國之間的種種危機中存在留下來了。在施潘道監獄裡,美國人、蘇聯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月復一月地幹著同樣的事,彷彿他們自從共同戰勝希特勒的帝國以來,本身就毫無改變似的。施潘道監獄僅是一個時間的外殼,在它裡面時鐘停留在1947 年上。
  1969 年底,魯道夫·赫斯在柏林英國陸軍醫院住了幾個小時,施潘道監獄上演了一出幽靈似的、使人聯想起荒誕劇的戲:蘇聯人堅持要按照這個囚徒仍在戒嚴號單牢裡那樣。機關鎗手們在探照燈的照明下,子彈上膛瞄準那已經沒有犯人逾越的院牆;看守們按規定時間檢查已不在其中的犯人的牢房;每餐的飯菜仍按規定時間送往牢房,然後又端回廚房去。作為從前(盟國的)一致性的最後痕跡,施潘道這種象徵性的意義,在這兒顯示出它在邏輯上的荒唐的結果。
  而那個1946 年在紐倫堡作出的判決的法庭如今又怎樣呢?更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物:形式上和法律上,那個於1945 年10 月18 日組建的國際軍事法庭仍然存在。四個參加國中,沒有任何一國宣告過脫離。理論上說軍事法庭似乎明天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這個法庭當時是經過十分強烈的產前陣痛才組織建立起來的。並且早在戰爭結束時就曾出現過四個盟國之間的嚴峻衝突,斯大林曾建議過總共要槍斃50000 名納粹骨幹,他是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蘭會議結束時的祝酒詞中提出這個建議的。丘吉爾用雷霆般的聲音和憤怒得漲紅臉反駁說:「當我和我的人民的榮譽被這些下流東西玷污的時候,最好讓人親自把這些傢伙帶到這兒的花園裡就槍斃他們。」英國人和法國人傾向於用所謂「拿破侖式解決辦法」,他們想把納粹領導人流放到像聖赫勒拿這樣的島上去,美國人想舉行正式審判,他們達到目的了。
  國際知名的國際法教授雅賴斯隱瞞了自己的懷疑,也隱瞞了自己的希望,他說:「這一法規的章程搶在一個世界大同的國家的法律前頭了,這章程屬於各國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和嚮往。」
  從這些要求和期望中得到什麼呢?
  1947 年11 月21 日,聯合國大會派一個國際法委員會在紐倫堡法庭的判決和章程的基礎上起草一項懲治「破壞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的法典,在這個草案的第一章裡這樣寫道:「破壞人類和平與安全就是破壞國際法。對此行為負有責任的個人和集體都將受到懲罰。」
  這個委員會延續了十年終於結束工作。在最後的宣言中這樣寫道:「當今的時代以其無數尖銳的危機很難訂出控制這問題的合適的規章。」說得剛好相反:委員會可以說無法反對傷風敗俗的罪行的法律,因為潛在的和公開的罪犯實在太多了!委員會作出的結論絕不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熱諷,而是得不到各國的支持。
  副元首魯道夫·赫斯是經過一個正規的法律程序的審判,認為他犯有參與密謀準備一場侵略和破壞和平罪。他是納粹高級領導人之一,是希特勒最親信的人。根據他自己的「為了馴服而馴服」的理論,無法想像他不支持,或者對元首的破壞國際條約和推行侵略戰爭保持沉默。而根據起訴書的犯有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項,魯道夫·赫斯被宣判為無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差不多40 年對在施潘道的魯道夫·赫斯仍繼續執行這樣的判決,而當時作為判決依據的法律卻至今仍未在聯合國大會得到通過。而且,這些法律準則在全球的許多戰場上被許多聯合國會員國家政府所蔑視。
  一切為了爭取釋放魯道夫·赫斯的嘗試都因蘇聯的固執的、毫不寬容的反對而失敗了。而提前釋放跟赫斯一樣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雷德爾和馮克時,蘇聯卻沒有提反對意見。但釋放赫斯的事對他們來說,卻成了「不是討論的題目」。
  當紐倫堡對赫斯的判決由法官的多數作出決定的時候,法官尼基欽科曾要求把他的不一致的意見記錄下來。其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因此,不容懷疑,赫斯和其他主要戰犯一起犯了違反人道的罪行,考慮到赫斯曾是希特勒帝國位居第三的重要政治領袖,並考慮到他在納粹政權所犯的各種罪行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認為對他唯一正確的量刑標準是死刑。」赫斯倖免於絞刑,按蘇聯人的意見,他至少得在監獄中過他的餘生。
  蘇聯人對待當時的副元首(當希特勒襲擊蘇聯時,他已經不在德國了)的態度如此僵硬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蘇聯人對赫斯飛英的看法,同其他國家對這問題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不是把赫斯看成自稱的和平人道的傳教士,而是當作一個希特勒蓄意放出去從蘇聯背後進行侵略,也許還是企圖爭取英國共同作戰的同盟者。
  赫斯在英國居留多久,斯大林的懷疑就有多長。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對丘吉爾都是懷疑態度,也許英國人實際上在同赫斯談判吧?他這樣想,也許英德雙方在扮演一出雙簧戲?
  當赫斯從前的副官卡爾海因茨·平奇1944 年在東線被捕,而且蘇聯人已查出他過去的職務時,他被接連審查了幾星期之久。關於他的上司去英國的使命他知道些什麼?去英國究竟為的什麼?平奇連那些各地都已經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蘇聯人根本就不相信。他們對他嚴刑拷打,每天斬斷他一根手
  指。接連斬了十天。
  魯道夫·赫斯沒有蘇聯的贊成票能釋放嗎?理論上說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三國中有一個從共同管理委員會撤回,那麼監獄本身就會按原來的章程解散。在這種情況下,囚犯就會解遞回他原來管轄的國家。即押回英國,在那兒,他有可能被釋放。
  如果同意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釋放施潘道這位最後的囚犯,西方三國政府顯然又害怕因為阿道夫·希特勒從前的副元首而招致跟蘇聯之間處於嚴峻的危機狀態。他們也不願意因為赫斯之故去破壞一項國際協定。英國政府通過外交部國務大臣查爾方特勳明確地表示過:「沒有蘇聯人同意,通過單方面的行動釋放赫斯,將要承擔破壞一項國際協定的責任,英王陛下的政府考慮扯進這種行動裡去。」
  從1967 年起,組成一個「援救赫斯行動委員會」。發起的第一個行動是,徵集了800 名德國的著名人物的簽名,呼籲釋放最後一名施潘道囚犯,特別是他自1966 年10 月以來就必須通過單獨關押,忍受紐倫堡的判決中未確定的加重判刑。這種加重判刑是監管當局連對任何判處無期徒刑的大屠殺的殺人兇手也沒有如此苛求的。參加簽名者中有: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他是紐倫堡審判時英國方面的首席起訴人;科學家哈恩教授和海森貝格教授、尼默勒牧師、讓·阿努伊、塞夫頓·德爾默、州主教利爾耶博士、奧托·馮·哈布斯堡、歷史學家戈林·曼和利物浦的羅素爵士(沒有人可以責備他對德國的態度)等等。這裡僅舉出一小部分。
  美國科學家朱利葉斯·愛潑斯坦(一個猶太人)在美國和加拿大發起一次運動,在無數報刊上的文章裡和在跟蘇聯總理柯西金的通信中,他指出:繼續延長對魯道夫·赫斯的監禁是違反人權的。
  在英國,除其他報刊外,《每日郵報》和《衛報》特別為釋放這名施潘道最後的囚犯說話。早在1965 年,著名記者和評論員伯納德·萊文(也是猶太人)就在《每日郵報》上呼籲釋放魯道夫·赫斯。
  為結束監禁,聘請的辯護人之一是倫敦的著名律師和保守黨議員艾雷·尼夫。這位艾雷·尼夫在紐倫堡審判時曾以法庭官員身份向赫斯遞交起訴書。尼夫在蘇聯人堅持拒絕釋放赫斯的情況下,為謀求下面的妥協而辯護:赫斯可以在西方三國負責監管施潘道的三個月,交保與其家人同住,而在「蘇聯執勤的」月份裡,他的家屬再把他交回施潘道監獄。假如蘇聯人不准許赫斯在聯邦德國內飛行,可以讓他的家屬在柏林為他安排專門的住宅。根據這個設想,又產生了其他的一些建議,如果赫斯長期軟禁在阿爾戈地區的興德朗市,住在他妻子的住宅裡,人可以散步,但不允許離開當地。這個建議的障礙在於:有關這個病人的病狀和治療問題,都必須取得四個監督國的一致意見。而且,就連這樣建議蘇聯人的答覆是「不行!」。
  這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許多是公開反納粹的;也有些是在第三帝國統治下在德國和歐洲親身受過納粹嚴重迫害的人,他們都允許讓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在自由的環境中度過他的餘生)參加簽名的事實曾導致許多同情納粹的人極端罕見的誤解:他們說這些重要人物之所以願意簽名是因為他們認為魯道夫·赫斯是一個不能正確辨認問題的好人和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一個替罪羊。他是由於專橫霸道的、報復性的判決才被關押起來的。
  產生這些誤解的原因在於無法形容的妄自尊大和心胸狹隘的自認為公道。這些特點在許多當年的納粹領導人的談話中還經常暴露到今人吃驚的程
  度。約阿希姆·費斯特把這種態度視為:「這是面對自己的麻煩事感到痛苦,與幾百萬受納粹迫害的無辜的犧牲者相比,在道義上完全遭到反對情況的人的共同特徵。」這些隱藏的納粹分子公然把純粹的人道和公正的動機跟對「副元首」的友好同情和讚賞混同起來。
  儘管應該尊重伊爾莎·赫斯夫人的感情,但從下面這段她的談話中,千百萬德國人肯定能發現她那沮喪的情緒裡也包含著高做自滿:「我們時代的許多男人有權要求得到承認,..我的丈夫堅定不移的態度——紐倫堡審判直到他謝世為止——將在德意志人民心靈中永存。總有一天會有人為他辯白的。」
  魯道夫·赫斯的所作所為,並不等於他崇拜的偶像的所作所為——殺人、滅絕種族。他的所作所為有些像不自覺的同謀,他是出於盲目的理想主義和盲目的順從而奉獻了自己。為此,這位副元首在施潘道監獄贖了幾十年的罪,他是代表他的人民的大多數去受罰的。他們跟他一樣盲目和順從。
  第二節「出色的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
  納粹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他於1932年加入納粹黨。1933 年前後,他成為希特勒的外交顧問,同年他又成為納粹黨的外交代表。1934 年他被任命為出席裁軍會議的代表,並在1935 年被任命為無任所大使,他以這一身份於1935 年簽訂了英德海軍協定,1936 年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1936 年8 月11 日他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1938 年2月4 日,他在總的人事變動中,即在解除弗裡奇和布洛姆貝格職務的事件中,接替牛賴特出任德國外交部長。
  裡賓特洛甫沒有出席1937 年11 月5 日舉行的霍斯巴赫會議,但是,他在1938 年1 月2 日——還在他擔任駐英大使期間——上書希特勒,發表他的意見,他認為,只能以武力才能實現按德國的觀念去改變現狀。如果這樣一種變動會引起歐洲戰爭,為了防止英國和法國在戰爭時進行干預而可能進行決戰,他還提出了措施。當裡賓特洛甫就任外交部長時,希特勒告訴他,德國還有四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奧地利、蘇台德地區、梅梅爾和但澤四個問題;他還提到了通過「某種決定性的攤牌」或「訴諸武力」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
  1938 年2 月12 日,裡賓特洛甫參加了希特勒與舒施尼格舉行的會談。會談期間,希特勒用入侵的威脅迫使舒施尼格做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奧地利的納粹勢力的讓步,同時還任命賽斯一英誇特為保安兼內務部長,包括對警察的控制。當原定佔領奧地利的計劃被付諸實施時,裡賓特洛甫正在倫敦;他根據從戈林處所得的情況通知英國政府,德國沒有向奧地利遞交最後通牒,聲稱對奧地利所作的干涉只是為了防止一場內戰。1938 年3 月13 日,裡賓特洛甫簽署了關於奧地利併入德國的法令。
  裡賓特洛甫參與了制訂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從1938 年3 月起,他同蘇台德德意志黨保持密切接觸,並且向該黨頒發指示;其結果是,蘇台德德意志人的問題發展成為生命攸關的問題,即成為德國策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1938 年8 月間,他參加了一次會談,會談的目的為,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一場戰爭的情況下,要求匈牙利給予支持。慕尼黑協定簽定以後,他為進一步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部分的目的而使用外交壓力。他插手對
  斯洛伐克人施加影響,以使他們宣告獨立。他出席了3 月14 日和15 日兩天的會談,希特勒在會談中用入侵相威脅,迫使哈查總統同意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德國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後,裡賓特洛甫簽署了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建立保護關係的法令。
  裡賓特洛甫在導致進攻波蘭的外交事件中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他參加了1939 年8 月12 日的會談,這次會談的目的在於,一旦由於進攻波蘭而爆發歐洲大戰,要爭取意大利的支持。在1939 年8 月25 日至8 月30 日的幾天裡,裡賓特洛甫與英國大使就德國對但澤和波蘭走廓的有關要求進行會談。當時他知道,德國之所以暫時推遲進攻波蘭的計劃,只是為了試圖動搖英國人對波蘭的保證。他所進行會談的方式使人們清楚地看出,他並不是誠心誠意試圖去解決波蘭和德國之間所面臨的困難。
  裡賓特洛甫事先就得到了關於進攻挪威和丹麥以及襲擊荷蘭和比利時的通知,並準備好了企圖為進攻的行動進行辯解的外交部的官方照會。
  裡賓特洛甫出席了1941 年1 月20 日的會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進攻希臘的方案;他還參加了1941 年1 月間舉行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談德軍假道羅馬尼亞進攻希臘徵得安東內斯庫的同意。當南斯拉夫在1941 年3 月25 日加入軸心國時,裡賓特洛甫曾保證新生南斯拉夫的主權和領土的不可侵犯性。1941 年3 月27 日,他出席了南斯拉夫政變以後舉行的會議,擬定了希特勒宣佈的意欲消滅南斯拉夫的計劃。
  1941 年5 月,裡賓特洛甫參加了希特勒與安東內斯庫就羅馬尼亞參加進攻蘇聯的會談。此外,他和羅森堡還商討過關於對蘇聯領土政治利用的初步計劃,並在1941 年7 月,即在戰爭爆發以後,他曾迫切勸說日本進攻蘇聯。
  裡賓特洛甫參加了1944 年6 月6 日的一次會議,該會議一致通過了制訂一個對低空掃射的盟軍飛行員施加私刑的計劃。1944 年12 月,裡賓特洛甫得知要把一位被俘的法國將軍殺害的計劃,他便指示其下屬,虛構隱瞞其中的細節,以防止中立國發現這個計劃。由於裡賓特洛甫的活動與被佔領國和軸心僕從國有關聯,他也負有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罪責。在丹麥和法國的德國最高級官員都是外交部的代表,因此,裡賓特洛甫要對在佔領這些國家時期普遍實施的經濟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做法負責。他曾極力勸說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和希臘採取殘酷的佔領政策。
  他在希特勒「最後解決」猶太人的問題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942 年9月命令駐各軸心僕從國的外交全權代表加速把猶太人放逐到東方去。1942 年6 月德國駐維希大使要求賴伐爾移交五萬名猶太人放逐去東方。1943 年2 月25 日,裡賓特洛甫在墨索里尼面前埋怨意大利人遲遲不放逐意占區的法國猶太人。1943 年4 月17 日,他參與了希特勒和霍爾蒂關於放逐匈牙利猶太人的會談;他向霍爾蒂說:「猶太人要麼必須加以消滅,要麼就該關進集中營。」在這次會談過程中,希特勒把猶太人比作「肺癆病菌」,而且還說,如果他們不勞動,那麼就應該把他們槍斃。
  裡賓特洛甫在對他的起訴進行辯護時說,希特勒親自做出了所有重要的決定,而他卻是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者和忠實的追隨者,他從來沒有懷疑希特勒一再提出的保障和平的主張,也從來沒有懷疑希特勒所解釋的導致進攻行動的原因的真實性。法庭並不認為這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裡賓特洛甫參與了從佔領奧地利以至入侵蘇聯的所有進攻行動。雖然他個人與這些行動的關係更多是在外交方面,而不是在軍事方面,但是,他的外交活動是與戰爭緊
  密相聯的,因此他不可能不瞭解希特勒行動的進攻性質。在對通過非法侵略而取得的德國控制區的管理方面,裡賓特洛甫支持犯罪計劃的執行,尤其是滅絕猶太人的計劃。此外,大量證據足以證明,裡賓特洛甫完全贊同民族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原則,而且還證明,他在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方面,明顯與希特勒與其他被告進行了無保留的合作。裡賓特洛甫之所以心甘情願為希特勒效勞到底,是因為希特勒的計劃和政策與他本人的觀點相一致。
  結論:法庭根據起訴書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判決裡賓特洛甫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第三節職業外交家——牛賴特
  馮·牛賴特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他是職業外交家。1930年至1932 年曾為德國駐英國大使。1932 年6 月2 日,巴本內閣曾任命他為外交部長,在施萊歇爾和希特勒的內閣中他仍留任此職。1938 年2 月4 日,他辭去外交部長職務,擔任德國不管部部長、秘密內閣會議主席和德國防委員會委員。1939 年3 月18 日,他被任命為德國駐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在1941 年9 月27 日以前一直擔任此職。他曾獲黨衛隊副總指揮的虛銜。
  牛賴特擔任外交部長時曾於1933年10月14日就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一事向希特勒提出過建議,也曾於1935 年3 月16 日通過有關義務兵役制的法律以及於1935 年5 月21 日通過德國秘密國防法對推行重整軍備提出過建議。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作出重新佔領萊茵蘭的決定時,牛賴特也曾發表過關鍵性意見。他還預言說,這一行動不會遭到任何來自法國方面的報復措施。1936 年5 月18 日,他對美國駐法大使說:「在解決萊茵蘭之前」,不會採取任何外交行動,這是德國政府的政策。只要萊茵蘭的防禦工事一旦修築完畢,中歐的國家就會明白,法國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進犯德國了,那麼所有這些國家在外交上將會徹底轉變態度,「就不會出現新的形勢」。1936年6 月18 日為締結海軍協定而進行的談判中,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37 年11 月5 日,馮·牛賴特參加了霍斯巴赫會議。他供稱,希特勒的發言使他大為震驚,乃至心臟病發作。不久後他即請求辭職。1938 年2 月4 日,在馮·弗裡奇和馮·布洛姆貝格被免了的同時,他的辭職獲准。儘管馮·牛賴特瞭解希特勒的侵略計劃,但他還是與納粹黨保持正式關係並擔任德國不管部部長、秘密內閣會議主席和德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在佔領奧地利期間,他又主管外交部。他曾向英國大使保證說,這一事件並不是由於德國的最後通牒引起的。他並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國打算繼續維護與捷克斯洛代克簽定的仲裁條約。馮·牛賴特曾參加簽訂慕尼黑協定之前的最後階段的談判。但他卻申辯說,他參加這些談判,主要是為了盡最大努力使希特勒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惡活動:1939 年3 月18 日,馮·牛賴特被任命為德國駐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是靠武裝部隊軍事佔領的。哈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迫作出的允諾不能表明這次佔領是合法的。
  希特勒在1939 年3 月16 日關於建立保護國的法律宣告:這一新的地區
  「以後將成為德國的領土」,從而可以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不復存在了。但是這項法令是以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擁有主權為前提的,條件只是在保護關係中體現德國利益。即使通過侵略行動而得到的領土就可以加以支配的理論被認為是可行的,法庭也不認為,為了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就可以把希特勒的上述聲明當成是歸並。因此必須承認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佔領就是戰爭法規中所說的軍事佔領。雖然捷克斯洛伐克並不是1907 年海牙公約的締約國,但是包含在該公約中的陸戰法規相當於現存國際法,因而也是適用的。
  馮·牛賴特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擔任保護長官時採用的管理制度,與德國當時的制度相似。新聞自由、政黨和工會均被取締。所有反對黨組織都被宣佈為非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被納入建設德國軍事生產的軌道,並被用於德國的擴充軍備。還推行了納粹分子敵視猶太人的政策和法律。擔任政府和經濟生活領導職務的猶太人均被清洗。
  1939 年8 月牛賴特發表了一項聲明,對破壞活動提出警告並宣稱:「對一切破壞活動不僅要向個別肇事者追究責任,而且要株連全體捷克人。」
  1939 年9 月1 日,當戰爭爆發之際,八千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名人士被保安警察逮捕而受到「保護性」拘留。他們當中許多人由於遭受折磨而死在集中營裡。
  1939 年10 月和11 月,捷克斯洛伐克大學生多次舉行遊行示威。結果希特勒下令查封所有的大學。一千二百名學生被監禁,九名遊行的領導人被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槍殺。牛賴特供稱,他對這次行動事先並不知悉,但是該行動是通過一份由他簽字的佈告公佈的,佈告曾在整個保護國的佈告欄上廣為張貼。然而,按他的說法,這是未經他允許而發生的。
  1940 年8 月31 日,牛賴特向拉默斯遞交了一份由他起草的備忘錄,其中談到了保護國的前景;同時還遞交了一份由弗蘭克起草而經他同意的備忘錄,內容同上。兩份備忘錄均談到日爾曼化的問題,還建議,多數捷克人在種族方面應被吸收納入德意志民族。兩份備忘錄都主張清除可能反對日爾曼化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識分子和其他集團。牛賴特的備忘錄建議採取驅逐方式,而弗蘭克的備忘錄則建議採取驅逐或其他「特別處置」。
  馮·牛賴特聲辯說,實際上採取鎮壓措施的是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這些機關都處於他的國務院秘書卡爾·赫爾曼·弗蘭克的控制之下。而弗蘭克是經希姆萊推薦而被任命的,而且作為黨衛隊和警察高級領袖直接接受希姆萊的領導。馮·牛賴特還聲辯說,反猶太人的措施和經濟壓搾的措施乃是德國所確定的政策在保護國付諸實施造成的後果。但無論如何,身為保護長官的牛賴特是當時該地區的最高官員,而在這一時期,該地區的管理在德國向東方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很清楚,正是在他的統治之下犯下了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
  為減輕對牛賴特的判刑,應考慮如下情況:他曾向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主張釋放1939年9月1日被捕的許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稍後在秋季被捕的大學生。1941 年9 月23 日,他被希特勒召見,並被告知,他的所作所為過於嚴厲,故派海德裡希前往保護國以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團體。馮·牛賴特試圖勸說希特勒改變派遣海德裡希的主張,而當未有成效時,他便提請辭職。辭呈未被獲准,他就在1941 年9 月27 日離職休假,從此之後拒絕再擔任保護長官之職。1943 年8 月他的辭呈正式獲准。
  法庭根據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判決馮·牛賴特有罪,但僅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第四節一個左右希特勒的神秘人物
  1945 年10 月18 日,英國皇家軍隊的理查德·威廉·赫爾斯通·霍廷少校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馬了·鮑曼:從11 月20 日起將在「德國紐倫堡」法院大樓審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國際軍事法庭受審,他可以親自或者通過律師為自己辯護;如果他拒不出庭,那麼對他的審判仍將照常進行。
  法庭規定了霍廷少校通知鮑曼的程序。通知在訴訟開始前必須每週在德國廣播電台廣播一次,並在鮑曼的家鄉出版的一家報紙上公佈。
  霍廷很快就發現,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即使撇開被告迄今為止下落不明這一點不說,究竟該把哪個城市看作是他的家鄉呢?是柏林嗎?
  他在柏林有過一個官邸,有人在那裡最後見過他,他也是在那裡失蹤的。但是,他在千秋帝國存在的十二年住在首都的時間肯定很短。有人給少校送來一份報告,內稱,這個失蹤者在勃蘭登堡有一筆巨大的財產,因此他很有可能在那裡定居下來。然而關於這件事,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或者,是否應該把尋找的目標集中到四十五年前鮑曼的出生地哈爾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運動的中心」慕尼黑或貝希特斯加登鄉考慮在內,希特勒的山莊和整個上薩爾茨山地區都屬這個鄉管轄。即使全國領袖鮑曼曾在不同地方任職,但上述兩個地方始終是他人丁興旺的家庭和住址,況且他在這兩處都有職務。
  所有這一切在一大堆關於尋找鮑曼下落的文件裡都未提到。這表明,納粹頭子的第一套班子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不大為人所知。他總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後不讓同時代的人知道自己。原來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邊的人才瞭解他。
  於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個佔領區的所有德國電台和報紙分別廣播和登載了四次《致被告鮑曼的通知》。此外,他還印了二十萬張佈告。這些佈告雖然沒有詳細說明馬丁的特徵,但是附有一張像片,以通緝令的形式張貼在德國所有行政機關和同盟國的官方辦事處。合適的像片連一張都很難找到了。少校十分懷疑一張庸夫俗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夠提供準確的線索。
  大多數德國人為他們的失敗而震驚,對把他們引入戰爭的「禍首」恨之入骨,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把一個重要的納粹頭目交出來,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雖然在戰前的選舉中,他們幾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經穿過
  帶字臂章的褐色、黑色、灰色或藍色的制服,但是他們現在嘗到了由於過
  去的錯誤而帶來的苦果了。他們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權務的安樂椅上專橫跋扈、現在將要坐到紐倫堡法庭的兩條硬板凳上為自己申辯的人了。
  由於阿道夫·希特勒、約瑟夫·戈培爾和海因裡希·希姆萊等人已經自殺,從而逃脫了法庭的審判;需要「清算」的只有納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個被告中至少有十三人擔任過部長,有幾個人只是因為在盟國看來名聲不好才被列入這個名單的。例如:古斯達夫·克虜怕·馮·波倫一哈爾巴赫,他是個傳統的軍火大王,這老傢伙因精神崩潰已不能出庭受審;還有漢斯·弗裡茨徹,他是宣傳部的司長,此人每週發表一篇廣播評論,曾預言最終將必
  勝,因此激怒了盟國。
  然而,德國人通過這二十四個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縮影。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代表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爾滕布龍訕代表了蓋世太保和黨衛隊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羅伯特·萊是民族社會主義信口雌黃的傳聲筒;漢斯·弗蘭克(在黨內也稱「弗蘭克二世」)代表了對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義;約希姆·馮·裡賓特洛甫代表了對和平國家的入侵;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代表了對基督徒的迫害;而軍人們則代表了戰爭工具。但是,大多數德國人在暗自問,這個馬丁·鮑曼到底是個什麼人呢?
  國際軍事法庭第一號通告,公佈了這二十四個被告的名字,沒有加上他們的頭銜和官職。這有什麼必要呢?在德國,人人都知道他們。但是,就鮑曼來說,即向人們宣佈他曾是納粹黨全國領袖、國會議員、政府部長、人民衝鋒隊首腦、黨衛隊副總指揮,也僅有極少數德國人還能記得起,什麼時候曾聽見過這個名字。只有這個沒落帝國的高級領導班子裡的人才熟悉他。但是這類人現在幾乎全部被關到圍繞著鐵絲網的集中營裡去了(估計有十萬人)。現在誰蹲在裡面,誰就要受到審訊,追查該人同納粹黨的關係。在紐倫堡預審法官和公訴當局的備忘錄裡,有關馬了·鮑曼的材料實在少得可憐。只有少數幾個人依稀記得見過他。
  然而,他的罪責卻是鐵證如山。德國人喜歡把每件事都記錄在文件裡,然後保存起來,並加上防彈防火設備。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為起訴書提供了足夠的材料。在法庭的檔案卷宗裡有二十七頁用打字機打印的材料,它們幾乎只是證明文件的索引。這些材料將要證明:鮑曼助長了納粹陰謀家的勢力,參與了備戰活動,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關於被告的經歷,起訴書裡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件軟弱無力的事實,它們在每家較大的報紙的檔案室裡都可以找到。起訴書認定,他可能還活著,因此對他應該進行審判。
  事實上證明鮑曼此時已經死亡的證據還很不足。他的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作證說,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鮑曼在企圖從被圍困的柏林總理府突圍之前曾絕望地對她說過,他恐怕難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機埃裡希·肯普卡的供詞稍微詳細一些。他曾在魏登達姆橋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鐵路車站附近,看到鮑曼被一輛德國坦克的爆炸甩到路邊,估計喪了命。他的屍體肯普卡再沒有見過。
  起草起訴書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編寫被告罪行錄。這個專案組的負責人是個美國人,名叫羅伯特·M·W·肯普納爾。一些者納粹分子肯定認識他。1933 前他是普魯士的內政部高級政府顧問和警察部門的法官,當時他還是那個企圖不擇手段地攫取權力的政黨的激烈反對者。他頑強地試圖利用內政部警察的權力阻止納粹黨取得政權。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後,當希特勒進入總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魯士警察大權時,肯普納爾知道,在德國等待著他的是什麼。此後不久,他就流亡到國外去了,在那些日子裡有成千上萬的人逃往異國他鄉。
  現在,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和重要的公訴人回來了。和他擔任同樣職務的人當中,除了懂得盎格魯一撒克遜的法律訴訟程序及其狡詐之處者外,肯定再沒有一個人還認識納粹分子。當戈林和肯普納爾再次相遇時,戈林冷冷地問他:「博士,我能期望從您那裡得到什麼教誨呢?」肯普納爾回答說:「德國元帥先生,說句公道話,由於您當時免去了我的職務,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納爾肯定從未見過被告馬丁·鮑曼。當他被迫離開德國的時候,馬丁·鮑曼在慕尼黑還是一個沒有什麼影響的幹部,他的任務是幫助那些在格鬥時受傷的衝鋒隊員交納醫藥費。但是公訴人相信,那個在黨徒們的內部傾軋中詭計多端、善於軟硬兼施、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潰之際也會知道在地下隱蔽起來的。
  肯普納爾認為,希特勒的秘書在最後時刻弄一張新的個人證件並非難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極力尋找。但他從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裡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純屬編造出來的材料外,一無所獲。因此,公訴當局也就不那麼感興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開庭前幾天,霍廷的上級亞歷山大·G·布勞恩中校,向公訴當局報告說,尋找馬丁·鮑曼的活動宣告失敗。
  兩天後——那是個星期六——法官們聚集在一起進行「公審前的準備工作」。現在必須作出最後決走:在當前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對鮑曼進行公審?英國的主要代理公訴人、傑出的法學家、下議院議員大衛·馬克斯韋爾·法伊夫爵士向法庭報告說,到目前為止,根據經過調查瞭解到的情況來看,不能斷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沒有認真考慮證人的證詞,所以他斷言,鮑曼曾躲在一輛德國坦克車裡,後來這輛坦克爆炸了,三個證人中有兩人作證說鮑曼當場被炸死,只有一人說鮑曼受了傷。
  大衛爵士當時大概不瞭解有關鮑曼的材料堆積如山這一情況,因為上述謠傳只是出現過一段時間,以後就再沒有聽說了。但這種謠傳已使法庭感到滿足。這位公訴人還用文件來證明,在尋找缺席被告的活動中法庭已發佈過大量命令。之後,法官們暫時休會,經簡短的磋商後作出了如下決定,「根據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對被告鮑曼進行inabsentia(缺席——編者注)審判」,並且宣佈,「將為被告鮑曼指定一個辯護律師」。
  接著法庭指定弗裡德裡希·貝戈爾德為辯護律師。此人願意立即執行委託他的任務——能夠在一次舉世矚目的重大訴訟案中出庭,是每個辯護律師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須預先看到,從這種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麼榮譽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誰能幫助律師駁回起訴書呢?誰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從哪裡可以找到減輕鮑曼罪責的證據呢?誰能舉出為被告辯護的證人的名字呢?
  貝戈爾德一直相信,他的訴訟委託人在柏林的戰鬥中已經一命嗚呼。他最希望在開庭審判的頭一天就提議,宣佈鮑曼已經死亡和審判停止進行(但這是過早的希望)。於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點整,多少擔負著一點義務地坐在離被告席只有幾米遠的其他辯護人中間,同時等待著能夠永遠離開他的座位的機會。
  到開庭這一天,在原來的二十四個被告中已減去了兩個人。工業家克虜伯的名字必須從名單上勾掉。羅伯特·萊這個納粹黨全國組織部長和納粹工會「德國勞動陣線」的頭子,在接到起訴書和他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沒過幾天便在他的牢房裡上吊自殺了。他建議:如果讓他活下去,他出獄後將肅清德國人的反猶主義。貝戈爾德希望下一個將在名單上消失的名字是鮑曼。在公審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他提議,希望對馬丁·鮑曼一案單獨進行審理和延期審理,因為這個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自己申辯的人。貝戈爾德沒有看出,為什麼他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大概有十個月——要一頭扎進一大堆文件
  (到審判結束時共有5330 份)裡去,並為一紙根本無法執行的判決而被弄得焦頭爛額。但是,法庭拒絕了他的提議。法庭只承認,應該給予他足夠的時間來做好辯護準備工作。因此,鮑曼一案將放到最後審理。
  這聽起來很感慨,但是,差不多還沒有過去四個星期,美國上校羅伯特·G·斯托裡就對鮑曼開火了。
  「雖然被告沒有親自出庭受審,但是,表明他在策劃和指揮納粹的陰謀活動方面負有責任的證據卻在這裡..鮑曼作為直接隸屬於希特勒的納粹黨辦公廳主任,是政治領導集團在領導方面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權力因素。」此外,他還控制了政府,並通過他作為黨的領導人和政府部長而起的雙重作用在納粹機構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時,1945 年聖誕節即將來臨。因此,當斯托裡上校詳細而感慨激昂地控訴鮑曼頑固迫害基督教教會的罪行時,就顯得特別激動人心。而對貝戈爾德來說,這使他更加難堪,因為正是在所指控的這個問題上他是完全站在失敗者的立場上的。從鮑曼親自批閱的許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戰爭期間最喜歡幹的事就是消滅基督教。
  聖誕節假期過去後,指控的矛頭仍然始終對準鮑曼。這時,一位對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輕少尉、美國代表團助理公訴人托馬斯·F·蘭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戰鬥。他帶著一個世界改造者的滿腔熱情,懷著好大喜功的虛榮心在那些法律大師中間嶄露頭角。他強調說:「這個躲在希特勒背後的人」秘密地把持著巨大的權力,他犯下了戰爭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猶太人,對東歐的平民百姓實行種族滅絕。
  「每個人都知道」,蘭伯特少尉提高嗓門說道,「希特勒是個壞蛋,但是,如果沒有像鮑曼那樣的幫兇,他是絕不可能把全部權力都抓到自己手裡的。」這個一輩子都在搞陰謀詭計的人「事實上是魔鬼希特勒身邊的一個兇惡的天使」。
  這也許超過了法庭庭長勞倫斯希望在一個法律學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對他來說,事實和客觀比華麗的辭藻更為重要。鮑曼在最後幾年裡竊取的權力越多,他簽署的決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訴當局和許多助理人員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裡找到了大量罪證,而且尋找這些罪證也易如反掌,所以他們甚至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證人。一個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師怎能與之分庭抗禮?
  在貝戈爾德看來,這二十一個被告決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現在,即在戰爭結束和等待宣判之際,他們只在表面上是患難之交;其實他們始終像在希特勒統治下一樣,是爾虞我詐的對頭。赫爾曼·戈林擺出一副元首繼承人的架式。卡爾·德尼茨和埃裡希·雷德爾兩人互不相容,儘管他們都統率過海軍,或者說,正是因為他們倆人都統率過海軍。尤利烏斯·施特菜歇爾受到大多數人的蔑視。軍人們互相傾軋,對黨棍們滿腔怨恨。只有在一個方面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看法幾乎和蘭伯特的看法不謀而合——鮑曼是希特勒的魔王。這個該受懲罰的人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為希特勒秘書的他都要首先承擔責任。
  1946 年3 月中旬,當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為證人受到美國公訴人羅伯特·H·傑克遜法官的詰問時,他認為第三帝國的真正罪魁禍首是: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和鮑曼。但是,「在戰爭期間,尤其是從1942 年起,鮑曼先生對元首本人有決定性影響。那是一種不祥的影響。」
  國家安全總局局長和在黨衛隊中權力僅次於希姆萊的人物恩斯特·卡爾膝布龍納賭咒發誓地說,他對成百萬猶太人被屠殺一事一無所知。「千這種勾當的人都死了,他們是:希特勒、希姆萊、鮑曼、海德裡希、艾希曼。」
  反基督教的《神話》的作者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拒絕為納粹黨的反教會方針承擔責任。因為他沒有讓人把他負責的部門當作「精神警察」來濫用,應負責任的是鮑曼,他受希特勒的委託,「代表納粹黨的教會政策」。同樣,羅森貝格在「處理東方問題」(即奴役和歧視當地居民的問題)上也是貫徹了鮑曼的嚴格要求。被告巴爾杜·馮·希拉赫報告說,鮑曼曾唆使別人反對他,因為作為全國青年領袖和維也納大區領袖的他,沒有給教會製造過任何困難。貝戈爾德問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誰應對組織人民衝鋒隊、對那些延長戰爭的、毫無意義的、只會造成繼續流血的召募群眾的活動負責?凱特爾回答:「鮑曼。鮑曼拒絕任何磋商、任何合作,拒絕關於人民衝鋒隊反對軍事機關的任何消息。」
  被告漢斯·弗裡茨徹說,甚至戈培爾都「非常害怕馬丁·鮑曼」。這個納粹宣傳部長,同時又是黨的全國領袖,在內閣中至少同鮑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戰爭期間的最後兩年裡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對「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黨內激進分子誤解的行動」,都要盡力向鮑曼申辯。鮑曼如果送來一份電傳打字文件,那就會使「戈培爾博士的全部機器都迅速開動起來」。
  5 月底,審判已進行了半年。弗裡德裡希·貝戈爾德的辯護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進展。
  他雖然希望能夠磨掉一些這個或那個罪證的稜角,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因為對於判決來說,罪證已經綽綽有餘。
  貝戈爾德無可奈何地一再企圖證明他的訴訟委託人業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只受盟軍諜報機關審訊的希特勒的司機埃裡希·肯普卡和鮑曼的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傳到法庭作證,並在那裡詢問他們的話,他也許會獲得成功。
  庭長勞倫斯大法官准許讓那兩個應證明鮑曼已經死亡的證人到法庭作證,但立即使他們的證詞失去意義:「被告是死是活,這毫無關係。問題在於,他有罪還是無罪。」
  「閣下,」弗裡德裡希·貝戈爾德抱怨說,「我的處境極為困難。我已經聽到許多證人的證詞並且已經竭盡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夠減輕被告罪責的材料。所有的證人都對被告恨之入骨,並極力把罪責推到他身上,以便減輕自己的罪過。」幾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審訊記錄),鮑曼的一個同事,一個名叫赫爾穆特·馮·胡梅爾的人在上薩爾茨山被捕。「我將到他那裡去,也許能得到新消息。」
  這個馮·胡梅爾確實是鮑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負責上薩爾茨山地區、梅克倫堡的幾處莊園及希特勒私人會計處的總務主任,此外,他在上薩爾茨山地區領導納粹黨辦公廳的一個分支機構,因為鮑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裡作數月之久的逗留時,能隨時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馮·胡梅爾顯然不能或者說也不想公開抨擊他從前的上司,因為他沒有作為證人在紐倫堡出現。
  他的這種辦法行不通。這個消息大概也傳到某些被告的耳朵裡去了,因為六月中旬,對鮑曼懷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審訊開始前假惺惺地向貝戈爾德打聽,是否終於找到了能為鮑曼減輕罪行而出庭作證的證人。這位前德國元
  帥認為:「他畢竟有過許多女秘書。」但是,律師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人想替他說句好話。」戈林得意洋洋地對其他被告說:「如果希特勒早一點死,我作為他的繼承人根本用不著考慮鮑曼的問題。在我能夠下令處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夥人就會把他幹掉的。」貝戈爾德在尋人方面並不走運。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說明,他現在仍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他想當著法官們的面詢問希特勒的女秘書格爾達·克裡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從美國上烏塞爾婦女拘留營裡出來後被送回老家度假,從此就隱姓埋名了。辯護人想讓她來證明,他的委託人絕不是自己決定幹壞事的,而是一個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貝戈爾德也希望從納粹黨辦公廳其他領導人那裡得到同樣的證詞。雖然局長赫爾穆特·弗裡德裡希斯和海因裡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審訊開始前不久,美國人仍通知他,他們已把國務秘書格爾哈德·克洛普費爾局長從一個拘留營押送到紐倫堡監獄了。
  因此,貝戈爾德本來是可以立即讓人傳喚克洛普費爾到庭的,但是他卻不敢這樣做。經過多次失望之後,他現在也不想再公開經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擊了。他要求延期審理鮑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費爾談完話為止,法庭在此期間可以審理被告弗裡茨徹一案。
  這時,遇事一向沉著冷靜,對貝戈爾德甚至懷有好感的大法官卻失去了耐心。
  「您為這個案子已準備好幾個月了,」他用威嚴的口吻大聲說道,「法庭的意見是,您應該進行辯護。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費爾的證詞,那就用別的材料。」貝戈爾德無可奈何,只有再三懇求:
  「閣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憐。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審問這個人之前,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腳。」
  就這樣,他終於爭取到了延期審理的機會——不過只有幾小時。鮑曼過去的部下克洛普費爾認為,他的上級並不像辯護人所希望的那樣,是無影響和無權無勢的人。在同一天,貝格爾德也把這個證人的名字勾銷了。
  他只好另尋出路。現在他試圖根據文件「提出一個小小的證據,證明被告並沒有起過像在第三帝國崩潰後強加給他的那種重大作用」。但他對此也感到理由不夠充分。於是他在遞交自己的報告後深表遺憾地說:「作為律師我很不情願毫無根據地做什麼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個非常簡短的演講。這不是敷衍塞責,而是因為,在沒有被告協助的情況下要從文件中找到積極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終於被允許傳喚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後一個證人埃裡希·肯普卡。此人出身於魯爾區一個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熏陶。多年來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機」。在第三帝國末期他管理總理府地下車庫的全部車輛,他還承擔了一項為焚燒希特勒和剛剛成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屍體提供汽油的任務。肯普卡是鮑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稱鮑曼為「我的間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專線聯繫。這在貼身司機和他們的主人之間是常有的事。由於這個原因鮑曼便算計起肯普卡來,這象算計所有未經他的允許而直接去見希特勒的人那樣。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鮑曼的所有下級一樣,對這位全國領袖向他們發號施令時的粗暴態度感到憤慨。
  肯普卡在回答貝戈爾德提出的問題時談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間,
  他從總理府突圍出來時在魏登達姆橋邊如何遇見鮑曼,以及他們的另外一些從希特勒地下避彈室逃出來的人如何企圖在德國坦克的保護下突破封鎖線等細節。鮑曼當時走在第一輛坦克的旁邊。
  「坦克恰好在鮑曼經過的地方爆炸了。」貝戈爾德問:「您此時看到馬丁·鮑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嗎?」當時,肯普卡已被噴射的火焰刺得睜不開眼並被爆炸聲震昏了片刻,他回憶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動,天塌地陷。可以說一切都飛上了天一樣」,並「肯定地認為鮑曼已由於強烈的爆炸而喪了命」。
  這些證詞並沒有使法官們感到滿意。他們尋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戰鬥的細節。他們問肯普卡,他是否同鮑曼談到過最好走哪條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麼地方被俘的。「在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說。什麼時候?「1945 年夏。」這次審問的結果也沒有達到貝戈爾德預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證說,如果身穿黨衛隊副總指揮制服即將軍制服的鮑曼死在魏登達姆橋邊,那麼這具屍體在次日早晨一定會引起蘇聯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傷,那麼蘇聯人會把他抓起來。但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肯普卡也沒有親眼看見鮑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過了蘇聯的包圍圈,甚至還逃到了巴伐利亞南部,並在那裡藏了一段時間。既然希特勒的司機能這樣做,為什麼他的秘書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證,希特勒已經死亡,」證人肯普卡向法庭擔保說。而鮑曼呢?他沒有回答。弗裡德裡希·貝戈爾德然後把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的一份宣誓聲明交給了法庭。聲明說,元首衛隊隊長、黨衛隊將軍約翰·拉登貝爾曾向她報告過鮑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師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詞,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為這位拉登貝爾和鮑曼一樣難以找到,而且也許同樣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紐倫堡宣讀了判決書。三名被告被認為「在被控訴的問題上無罪」,並被釋放出獄。七名被告被判處十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約十二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鮑曼。他的判決書是由蘇聯的約拉·T·尼基欽科少將宣讀的。
  鮑曼被宣判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決書說:「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鮑曼知道希特勒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的計劃。」他只是在當上了納粹黨辦公廳主任後,也就是說,在1941 年5 月魯道夫·赫斯逃往英國、希特勒已決定進攻蘇聯後,他才躋身於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這一點上,法庭犯了一個於被告有利的錯誤。但這對一個只要被紐倫堡軍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絞架的人來說,是無關緊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開始執行死刑判決。這時十二個犯人中只有十個被交給了行刑隊。另外兩名犯人,一個(戈林)在夜間服毒自殺;另一個鮑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時無論法庭還是辯護人都不知道,有一個人曾親眼看見馬丁·鮑曼怎樣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魯—拉克遜的諜報機關裡,有一份與這個案情有關的審訊記錄,上面印有「絕密」的字樣,因此它被鎖在保險櫃裡。閱讀這些材料時,就像親身經歷一次奇遇一樣。
  1945 年10 月下旬,阿爾卑斯山上的一場大雪,把一群年輕人從高山上的一間茅屋裡驅趕到巴伐利亞群山之間。這些年青人過去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在門敏根,他們裝扮成美國人。為首的是一個在半年前還是希特勒
  青年團裡級別最高的人:全國青年領袖、三十五歲的阿圖爾·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納粹黨員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繼承人。
  在剛一開始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就失去了一隻胳膊。戰爭結束時,他是元首地下避彈室裡與希特勒較為親密的隨從,他和其他人一起從那裡向外突圍,在魏登達姆橋發生戰鬥的時候他也在場。
  他向審訊者們——其中也有休·R·特雷弗一羅珀少校(他原來的職務是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供認,戰鬥結束後,他先是同鮑曼以及另外幾個從總理府逃出來的人一起繼續往前跑,——但是,這夥人不久就分散了,——後來他在勒特爾車站附近的一座天橋上看到兩具屍體。他認出一個是希特勒的私人醫生路德維希·施姆費格爾,另一個人是馬丁·鮑曼。
  關於阿克斯曼的這份報告以及那天夜裡發生的事情以後還要詳細談到。也許人們要問,這些諜報人員出於什麼動機要暫時封鎖有關鮑曼的最新消息呢?在特雷弗—羅珀寫給他的同事們的一些信裡可以找到某種解釋。首先是肯普卡敘述情節與阿克斯曼所說的有相互矛盾之處。誰說錯了?或者誰在撒謊?也許他倆的話都不可信。這一點必須要搞清楚,因為蓄意進行欺騙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人會再去尋找一個已經死去的人。這兩個人都堅持說他們決不是鮑曼的朋友,這使他們的證詞難以使人相信,因為如果要共同對付佔領國的話,這些「老戰士」應該把他們私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置之腦後。
  誰編造了鮑曼的下場的假話,誰都根本得不到信任。這兩人都是證明希特勒已經死亡、他的屍體已化為灰燼的重要證人。他們的證詞中哪些是真實的呢?
  蘇聯人證實,他們發現了希特勒的屍體,一位病理學家寫了一份詳細的鑒定。他在鑒定中確認,元首天生只有一個睪丸。美國情報機關知道,這不符合事實,因為希特勒的一位私人醫生奧多爾·莫爾(他本人是一個真正的殘廢人)就關在他們的一所拘留營裡。美國人當然已向他詳細打聽過這方面的情況。如果法庭現在宣佈鮑曼已經死亡,然而過不多久他又重新出現,那麼德國人中那些冥頑不化的納粹分子至少會這樣猜測:鑒於有關希特勒的屍體一事眾說紛紜,也許元首還活著。自然一個復活的鮑曼也會動搖人們對情報機關的工作的信任。
  特雷弗一羅珀在他那本二十多年後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資料性著作《希特勒的末日》中寫道,阿克斯曼的證詞在紐論堡「雖然可供參考,但顯然並未引起人民的重視」。在文件堆積如山的情況下,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當時由於鮑曼下落不明使得公訴人和辯護人都在積極進行調查。然而,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下述問題就永遠不會得到解答:為什麼那些肯定在密切注視著審判過程的諜報工作人員對阿克斯曼的證詞隻字不提?特雷弗一羅珀顯然早已認為這個證詞是真實的。紐倫堡審判過去幾年以後他寫道,這種說法「除時間上偶有差錯外..已準確地得到了證實」。
  法庭在判決書中對貝戈爾德間接予以表揚。
  尼基欽科少將宣讀判決書。他說:「不得不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工作的鮑曼的辯護人,對駁斥這份(關於鮑曼的罪行的)證明材料已無能為力,——從這些有鮑曼簽字的文件上就不難看出,——即使被告在場,辯護人也無法駁倒它..辯護人說,鮑曼已經死亡..但是現在沒有任何讓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他確已死亡,因此法庭決定,..對鮑曼進行缺席判決。」
  如果他重新露面,而且有可以減輕他的罪行的理由,那麼判決還可以修
  改。
  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裡,弗裡德裡希·貝戈爾德多少得到些安慰。因為當他在法庭上抱怨「最高公訴當局不再支持」他證明鮑曼已經死亡所作的努力時,他曾預料,「就這樣結束,今後各種稀奇古怪的傳說會層出不窮」。至今,已經有一些假鮑曼寫信給他進行招搖撞騙了。
  這僅僅是開始。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在全世界大約發現了四十八個所謂的「鮑曼」,這些鮑曼的故事越來越帶有神奇的色彩。這很像蘇格蘭的尼斯湖怪獸,只要有人對它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會揭開一層虛假或欺騙的迷霧。有關這些以後還要談到。
  但是,在談及其他問題之前,必須弄清,這個馬丁·鮑曼究竟是什麼人?他是怎樣扶搖巔上,在幾年之內成為歐洲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的?為什麼認識他的人寥寥無幾?為什麼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仇恨他?他們對他的惡劣品質感到憤慨。但是,誰要是能從「無名的衝鋒隊員」(這是納粹分子對他們的一般成員的美稱)一躍而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那他也必定具備某些「才能」和「德行」。
  在紐倫堡審判戰犯期間,當對殺害幾百萬猶太人一案進行審理時,納粹政權的最後一任國家安全總局局長恩斯特·卡爾滕布龍納供稱:「幹這件事的人現在全都死了,他們是希特勒、希姆萊、鮑曼、海德裡希、艾希曼。」他誤以為艾希曼已經不在人世,而且在列舉名字的時候忘記了詭計多端的主犯之一戈培爾。這些人都分別扮演各自的角色,希姆萊、海德裡希和艾希曼操縱殺人機器的開關;戈培爾裝出狂熱的樣子一再煽動恐怖暴行;希特勒作為真正的發動機,以談話的方式向他的黨內同志發出秘密處決命令,而自己卻不承擔殺人犯的罪名。
  鮑曼所扮演的角色最好還是用一件事實來說明。這件事發生在1940 年的最後幾個月。漢斯·弗蘭克總督被召進總理府述職,匯報已被確定為猶太人放逐地的波蘭佔領區的情況。談話時鮑曼自然在座,東普魯士大區領袖科赫和維也納大區領袖馮·希拉赫也被請來一同進餐。飯後,希特勒像平時一樣滔滔不絕地講起話來。他的客人們則裝出一副忠實信徒的樣子,阿諛奉承地對主人的高談闊論頻頻點頭稱是。鮑曼默不作聲地坐在一旁作記錄。他在一份詳細的談話紀要裡記下了這次席間談話的主要內容。
  弗蘭克吹噓說,波蘭的許多地區,包括他的官邸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內,幾乎已將猶太人全部肅清。越來越多的猶太人被趕進隔離區。然而,他卻竭力反對過於匆忙地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都送到他那裡去,否則猶太人隔離區將面臨人口過密的危險。倘若要把波蘭的幾個縣併入德國版圖,那麼,猶太人聚居的地區就更少了。但科赫堅持要把居住在他的轄區內的猶太人和波蘭人遣送出境。馮·希拉赫也要求說,必須把還居住在維也納的六萬猶太人送往督轄區。
  一絲不苟的記錄人鮑曼沒有忘記會後要把這次談到的具體事項變成實際行動,幾天以後,他提醒希特勒別忘了維也納的猶太人,以此喚起後者早已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宣佈的、從青年時代就產生的對猶太人仇恨。希特勒的決定很簡短:「由於維也納住房緊張」,應「加快速度,即在戰爭還在進行期間把仍居住在維也納大區的六萬猶太人遣送到總督轄區去。」鮑曼將這一決定寫信通知拉默斯。拉默斯再把這道命令傳達給馮·希拉赫。按照官方規定的途徑,他同樣要把這道命令傳達給黨衛隊和警察局頭子們。從當時的
  形勢來看,對期限的規定——信的落款日期是1940 年12 月3 日——只能作這樣的理解:希特勒和他周圍的人估計第二年就能取得勝利的和平。因此,上述命令的後面還加了一句話:「遣送一事」應「於明年年初著手進行」。
  在這次在全國各地展開的迫害和滅絕猶太人的運動中,鮑曼幾乎始終扮演了下面這樣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簽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簽署),向黨和國家機器輸送元首意願的變壓器,保證兇手們不致漏掉任何一個人的數據存儲器,搬弄是非的人和為主子效勞的監工。
  在這一行動中他幾乎沒有表現出什麼獨創精神。他看起來遠遠不像在頑固地反對基督教的鬥爭中那樣賣力氣。在希特勒看來,他是一個理想的替身,在這個替身的掩護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後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現在猶太人身上的殺人嗜好隱藏起來。鮑曼也為能充當這樣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間獨白裡,如果有幾句反猶言論,鮑曼就添枝加葉地把它們變成一項指示。只要他夠激進,他在這方面就絕不會因為積極而犯錯誤。這對他來說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滿變成一次全國性行動的事實,就頗能說明他的這一特點。他肯定沒想到,歷來受到那些炫耀德國國粹的人推崇的花體字——書寫體和印刷體——可能是猶太人發明的。當有人向希特勒提出這樣說法時,負責出版事業的全國領袖馬克斯·阿曼和受納粹黨出版總社控制的技術企業的老闆、及「印刷廠主阿道夫·米勒先生」於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薩爾茨山。希特勒向他們宣佈了自己的決定:「舊體字,即古羅馬字今後應被視為通用的字體。」猶太人發明的施瓦巴赫字,——鮑曼在通函裡宣佈說,——在學校和印刷廠,在街道路標上和文件裡,總之,在一切地方都必須盡快予以廢除。為了辦這件事而浪費的人力和物力,使那些負責軍工生產的人感到震驚。
  公訴人在紐倫堡指控缺席受審的鮑曼從1941 年起,也就是自赫斯駕機出逃後,同其他人一起簽署了幾乎全部反猶法律。然而,法庭並未調查,除了屬於職權範圍內的簽字以外;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參加了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比如,在新擴張的德國領土內實行的種族法,或者沒收已遷走的猶太人的財產的法令。儘管他或者他手下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國務秘書克洛普費爾一直參與了法律宗旨的確定和條文起草,但他和他的全權代表們的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東西與其說是陰險狡詐,不如說是官僚者的老奸巨滑。憑著這一點,他們把他們的慘無人道的法律之網上的最小的漏洞也給堵死了。
  克洛普費爾參加了1942 年1 月20 日召開的所謂萬湖會議。他在這次會議上沒有出風頭。這次會議在國家安全總局局長海德裡希的主持下制定了消滅猶太人的方案。鮑曼留在「狼穴」,儘管那些天他在那裡無事可幹。然而統帥希特勒卻一直忙於調兵遣將,以挫敗蘇聯紅軍想突破德方因嚴寒和撤退而受到削弱的中部戰線的企圖。因此,他沒有時間過問其他事情。鮑曼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回到柏林,然後直奔上薩爾茨山。我們從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雖然知道這些決定,卻想把決定的貫徹執行讓給希姆萊和他手下的人。
  即使在這次會議召開以前的那段時間裡,他在反猶活動方面基本上也沒有超過黨的領導人照例應達到的程度。他要求大區領袖們把猶太人關進集中營,如果他們「不立即遵守某些規定的話」。這個作法同樣適用於某個「雅利安人」。此外,鮑曼還負責監督下述規定的執行:從1941 年9 月5 日起,德國境內的全部猶太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六歲以上的孩子在內,在公開場面
  露面時必須佩戴黃色猶太教六芒星。幾年前他就建議過要猶太人戴類似標誌。當然現在這不再是他個人的創造了。同他在其他方面始終幹勁十足不一樣,他在迫害猶太人方面大概有數月之久裹足不前。此刻是他已經知道了希特勒的決定,還是他比其他所有幹部都要早地獲得了「最終解決」的計劃,因此認為自己已經不屑過問細枝未節了?無疑這兩種情況都可以設想的。
  希特勒的陸軍副官格哈德·恩格爾記下了希特勒1941 年2 月2 日在總理府當著鮑曼、施佩爾和凱特爾的面進行的談話。希特勒預言道,戰爭結束後德國再不會有猶太人了。如何處置他們,他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而且外交部還為此提出過把所有猶太人運往非洲馬達加斯加島去的計劃。但目前在戰爭期間這是不可能的。希特勒不無疑慮地說,除此之外,還要加上那些被征服的國家的猶太人。他說:「要是我知道什麼地方能安置幾百萬猶太人就好了,當然根本不會有這麼大地方。」這段時間希特勒再也不說移民和東方的永久性定居點了。鮑曼知道,海德裡希正準備遣送事宜,而且從1941 年10月起就付諸實施了。就是說,還是在萬湖會議之前幾個月就開始送了。起初說是到東方集中路過那裡。但鮑曼已經從希特勒那裡獲悉,東方將是猶太人的最後一站,是他們的生命的終點站。他一直呆在他的元首身邊,因此,每當希特勒在同他私下交談中考慮各種可能性的取捨時,他也許在希特勒作出殺人決定方面起了催化作用。
  1942 年1 月20 日舉行的萬湖會議,作出了把猶太人趕到東方去勞動的決定。在勞動中「大部分人將因自然減員而死亡」。剩下來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強的那部分人必須予以「適當處理」,因為這些人「一旦獲釋將會成為猶太人東山再起的力量」。儘管警察在天剛濛濛亮的時候就把他們的犧牲品帶走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竭力掩蓋他們的罪行,但是放逐行動還是瞞不過德國人民的眼睛。五月中旬,希特勒在「狼穴」大本營進午餐時對「所謂的市民階層..現在為被送往東方的猶太人流鱷魚眼淚」怒不可遏。此外,從東方回國休假的人也透露了他們在東方的見聞。據說,猶太人在那裡遭到了有計劃的屠殺。
  因此,到了1942 年10 月,鮑曼覺得有必要給大區黨部定一個——儘管是拐彎抹角的——表態的調子。必須提醒人民群眾回憶一下在猶太人和日爾曼人之間持續了兩千年之久的鬥爭。如果說猶太人現在被關進集中營而且必須進行強制性勞動的話,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有時對一些十分棘手的問題..只能用強硬手段來解決。」他繞了許多圈子以後終於用最後一句話,用納粹語言中通用的行話暗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就這一點來說,這封信洩露了天機。
  鮑曼繼續隨大流。1942 年10 月他讓在此期間取代達勒而爬上了糧食部長寶座的赫爾伯特·巴克明顯地減少了猶太人憑供應卡購買的定量食品。然而這一措施也並非他的發明。在一個月以前,戈培爾就已經切斷了柏林猶太人的一切配給品供應,並禁止他們飼養家畜和做「雅利安」理髮師的工作。
  與之相反,鮑曼卻始終以刻板的謹慎態度關心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當時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做出決定,軍人可以獲得娶同猶太人結過婚的婦女為妻的特許。鮑曼向希特勒報告了這一情況。於是黨組織便從一封通函裡得知希特勒的決定:「同猶太人結婚的德國女人已經證明自己沒有種族本能,因而她們今後同軍人結婚的問題將不予考慮。」
  有人向鮑曼報告說,在審查希特勒的女廚師的家庭出身時,發現她有一
  位祖母是猶太人。真是咄咄怪事。因為希特勒常常稱讚這個女人的烹調技術,有時甚至請她共進晚餐。大家心裡明白,一個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女人是不許呆在元首身邊的。然而,當鮑曼向希特勒報告這一情況時,後者卻怕辭退這位女廚師。管家鮑曼便出面寄給這位正在休假的女廚師一封解雇信。但這又不合希特勒的心意,他不願失去他那可口的菜湯。因而又撤銷瞭解雇令。
  鮑曼越來越被希特勒視為猶太人問題的專家了,或者至少被看成是這條殘酷無情的路線的忠實可靠的捍衛者。在一個由一位部長率領的匈牙利代表團訪問德國期間,他受托向他們傳授納粹黨的反猶經驗,就是證明。盟友匈牙利在這方面總是馬馬虎虎,而且找他們那裡大量存在的猶太人的麻煩,當然是在柏林大哥能夠容許的限度內。但是,如果歐洲真的應該成為沒有一個猶太人的歐洲的話,那就不能容忍布達佩斯例外。1943 年3 月7 日晚,鮑曼離開「狼穴」,經柏林去上薩爾茨山。在慕尼黑黨總部,他還收到一份電傳打字電報,這是負責接待來賓的外交部長作為「在這類會談中供參考的資料」推薦給他的。
  馮·裡賓特洛甫這個被所有老黨員公認為愛虛榮的傻瓜和暴發戶,現在居然也想插手意識形態工作。鮑曼只會把這視為狂妄。因此,馮·裡賓特洛甫關於「在德國或它的某個盟國內如果有十萬猶太人..那就幾乎等於讓英、美情報機構的十萬名間諜潛入德國或它的盟國」的論點,在他看來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猶太人是英、美消息和失敗主義的傳播者。因此,從主觀和客觀全面考慮,必須對他們採取「特別措施」。迄今為止生活在德國境內的匈牙利藉猶太人只有在他們沒有返回祖國的情況下才被遣送到東方,這種作法必須改變。
  鮑曼的任務是向匈牙利來賓說明,他們現在應該「傚法德國對猶太人採取的措施」,也應開始迫害猶太人。鮑曼具體要求把猶太人從文化生活和經濟領域中排擠出去,立即沒收猶太人的財產,讓猶太人在公開場合佩戴猶太人的標誌六芒星,以及開始向東方轉移這些人太危險,他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
  客人們於上午來到上薩爾茨山,受到鮑曼的款待,而且還被帶到各處參觀。在薩爾茨堡,他們還觀看了輕歌劇《蝙幅》,鮑曼深感到自己是東方和大德意志帝國的代表。第二天他派出一隊豪華的供國賓乘坐的馬車經過高速公路把他們送往慕尼黑。在黨總部建築群兜了一圈之後,他們在鮑曼的普拉赫寓所受到了盛情款待。在其參觀活動結束這後,晚上他們又開始在鮑曼家裡飲酒作樂。第三天,他們一起參觀紐倫堡黨代會會址和兵工廠,然而收效甚微。匈牙利人裝出受到鼓舞和異常誠懇的樣子,但是兩個月以後,即1943年5 月,希特勒卻在大區領袖柏林會議上抱怨「匈牙利人」在對待猶太人的問題上「處理得糟糕透頂」,「匈牙利這個國浸透了猶太習氣」。
  這幾個月,他們針對還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準備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要剝奪猶太人的最後一點權利,使他們任人宰割、蹂躪。希特勒1942 年4月底在國會的演講是制定這項法律的間接原因。他在這次演講中把法律專家們罵得狗血噴頭,因為法院始終拒絕充當國家恐怖暴行的執行者。於是,當時的司法部國務秘書羅蘭德·弗賴斯便極力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忠誠。弗賴斯勒從提拔他而且一直以來也很想讓他在新任內政部長蒂拉克手下繼續擔任國務秘書的鮑曼那裡領會了怎樣才能受希特勒賞識的主意,那就是制定反猶法律。這不是沒有先例的。如前所述,鮑曼曾經同大區領袖格賴澤爾一
  起為瓦爾特蘭大區制定過一項法令。這項法令剝奪了仍居住在那裡的波蘭人的一切法律保護權,並將他們置於希姆萊的警察的蹂躪之下。
  受到這一啟示,弗賴斯勒於1942 年8 月初向政府有關各部發出一封信,當然這封信也寄給了納粹黨辦公廳。這封信裡有一份「關於限制猶太人利用刑事法律手段的法令草案」。這個草案出自誰的手筆,附件裡並未說明。但弗賴斯勒至少不能一人壟斷草案的「創始權」。因為他強調指出,「他」(弗賴斯勒在「他」字下面加了著重號)「肯定了這項法令對於戰爭的重要性,因為它對國防有間接的作用」。許多德國人心情不舒暢是因為猶太人還有權對警察局作出的處罰決定向法官起訴,對判決提出上訴等等。猶太人的這些權力應該通過這項新法令予以禁止。
  弗賴斯勒很快就收到一些個性意見。官員們認為,可以利用這次機會同時剝奪猶太人在行政管理事務方面的一切公民權。糧食部提出要求說,必須禁示猶太人對整理耕地和興修水利等措施提出抗議。另外,還有人發現,必須否認猶太人的宣誓權力。這樣一來,當然又會引起麻煩,因為未經宣誓和不真實的證詞就不能被當作偽誓而予以懲罰。希姆萊要求說,死亡的猶太人的遺產必須宣佈收歸國有。此外,他還指責法律機器運轉太慢,必須共同就這個問題進行商討,以加快它的運轉速度。
  1942 年年底進行了磋商,原來計劃只有一項條文的法令增加到九項。此後該法令一直擱在內政部。弗蘭克「考慮到猶太人問題的發展」,認為這項法令「已無必要了」。任何人——他可能這麼說過——也不可能再剝奪死者的權利。然而,保安警察頭子卡爾滕布龍納卻於1943 年3 月出來糾正他的錯誤觀點:沒有一個總的規章,圍繞猶太人的遺產問題展開的爭論就會沒完沒了。繼承人當中還有未彼遣送出境的、同德國人結了婚的猶太人。在協調人鮑曼發表了權威性意見之後,該法令才於1943 年7 月1 日趨於完善。該法律明顯地帶有鮑曼的觀點。它規定,猶太人的哪些行為應受到懲罰只能由警察局來斷定,而且也只能由警察局來執行。這樣一來,猶太人在沒有法院判決的情況下——就像波蘭人法令中的規定一樣——便落入了希姆菜的恐怖機構的魔掌。此外,它還規定,猶太人死後,或者說確切遭到殺害後,非猶太血統的家庭成員未提出要求,其財產一律收歸國有。這項法令基本上只是承認了早已普遍存在的事實。早在一年多以前,即1942 年5 月12 日,就已有一千五百名猶太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趕進了瓦斯室——這是第一起有案可查的大屠殺。1943 年4 月,希姆萊已對「歐洲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做了一個統計。為了能夠把這個給希特勒看,鮑曼要求在行文中避免使用「消滅」和「特別處理」這類字眼兒。希姆萊唯命是從地作了一番修改。自這份報告公佈以來,已有一百四十五萬猶太人被送往東方,其中有一百二十七萬人在集中營裡「通過了閘門」——這是希特勒的「脆弱的情感」所能接受的屠殺一詞的代用詞。
  然而,這只是中期統計。殺人機器在繼續運轉。三個月以後,鮑曼「受元首委託」向黨的高級人士——全國領袖,大區領袖,團體領袖——發出一項秘密指令,指示他們應該向那些對於猶太人的消失越來越感到懷疑的德國人說些什麼。下面就是它的簡短內容:「在公開討論猶太人問題的時候,對將來的總解決計劃絕不允許作任何解釋。但可能談到猶太人無一例外地被投入了有用的運動。」在黨的辦事部門的事務登記卡中,這項指令應該歸入「猶太人的處理」這個條目裡。
  上面提到的那份希姆萊的報告,希特勒很可能根本就沒有看到。更確切些說,是不想看這種報告。鮑曼在四月份取回了那份報告,以便重新呈報。到了六月份,他不得不把用於希特勒閱讀的大號字體打字機打印的十六頁報告原封不動地從希特勒的辦公室拿走。後來當鮑曼於1943 年10 月3 日來到希姆萊的野戰司令部時,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根據一份談話紀要的記載,「黨辦主任..認為,元首現在大概不願意接受這份報告」,這兩位先生一致認為,「因此,這件事必須先放一放」。一年以後再重新呈報。然而按照官場慣例,再加上一些事情的影響,放一放也就意味著無限期拖延。反正希特勒對死去的猶太人不感興趣,管他死多少!但大區領袖們現在終於想知道東方的那些猶太人的命運究竟如何了。民間流傳的種種謠言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至少想得到一種黨的統一的正式說法,以便能夠用它來對付「恐怖的煽動」。
  然而,鮑曼禁止他們向希特勒談起「最終解決」,或者跑到希特勒那裡去為某些猶太人說情——馮·希拉赫在紐倫堡法庭上供認說。
  鮑曼用不著再關心希姆萊的消滅猶太人的工作了。他給自己找到了一項新任務,即所謂的混血兒問題,這些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中有一方出身於猶太家庭。鮑曼知道,他的元首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1942 年12 月的一天,希特勒在飯後大肆吹噓他的種族生態學長達數小時之久。其間也談到了這些混血兒。他說,在這些人身上,猶太人的氣質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他們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時又同猶太人結婚,即使是一個作為配偶的雅利安人,在他的第九代後裔的血液裡也免不了還有猶太人的成份;在這以後才能「按照孟德爾遺傳定律失去猶太成分」。1942 年7 月1 日,希特勒在進午餐的時候又一次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冗長的談話,而且還以所謂的猶太混血兒、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例,來說明「異族血統完全融為一個民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特勒已宣佈過,——混血兒不准服兵役,否則就會把他們與德意志血統的人同等看待。「不能承擔使我們的血統進一步增加異族成分的責任」。鮑曼的下屬亨利·皮克爾受鮑曼之托記錄希特勒的席間談話。當這次談話正在進行時,他接到一個傳令兵悄悄塞給他的一張紙條,這是他的上司寫的:「皮克爾博士,請特別準確、詳細地記下元首關於如何對待我們的猶太混血兒,他們的危險性,以及為什麼這些混血兒不應加入武裝部隊和不應受到同等待遇的談話。鮑。」兩天以後,——在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鮑曼的工作方式,——他便用通函提醒大區領袖們,不要對那些不能用紐倫堡種族法來對付的猶太混血兒持「完全不能理解的寬容態度」。
  從海德裡希在喪命前幾個月受納粹黨辦公廳的委託擬定的一個調查報告中也可以看出,鮑曼在執行這項任務中所起的作用是多麼頑固。海德裡希必須考察,對大約七萬名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人強迫施行絕育手術的可能性有多大。海德裡希得出結論說,每位動手術的人需要住院十天,而這筆開銷在戰爭時期是不允許的。於是鮑曼接著提出一項建議,讓納粹種族研究人員對所有混血兒進行檢查,從而把德國人同猶太人嚴格區分開來——對後一種人將如何處置就不言自明瞭。這筆開支在希特勒看來太大了,因此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現在,稱得上朋友的希姆萊表示願意幫忙。他的種族和移民總局局長、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布魯諾·K·舒爾茨必須制定一項如何加速種族檢查工作的計劃。希姆萊1943 年5 月底致函「親愛的馬丁」,認為這種檢查絕對
  必要:「我們必須在這方面——當然只是在私下這樣講——採取一種類似種莊稼和養牲口那樣的措施。對於..這類混血兒的後裔必須從種族上至少往上查幾代,如發現劣等種族則施以絕育手術,使其喪失繼續繁殖的能力。」但這一計劃也證明是行不通的。
  1944 年2 月,希特勒已經明白過來,除了鮑曼之外,恐怕任何人也處理不了棘手的混血兒問題。因此,這項委任以命令的形式下達了兩次:一次是給政府部門,另一次是給黨組織。這樣一來,這位黨辦主任當時又負責處理那些「血液中有猶太人成分或者異族成分的人要求頒發特許證的申請」了。像平常一樣,這兩個文件都是由鮑曼主管的部門草擬好並報請簽署的。鮑曼還獲得了重新研究迄今已由其他部門處理並決定了的全部案件的權力。那些偶爾被鮑曼整過的部門大概對鮑曼的權務的急劇膨脹提出了抗議,因為希特勒1944 年4 月1 日又頒布了第三道命令。該命令稍微削弱了鮑曼的管轄權:只要涉及政府官員和軍人,拉默斯或者凱特爾亦可在豁免許可問題上發表意見。但是,未經鮑曼同意,他們就不能頒發雅利安人身份證。戈林在納粹政權的早期曾大吹大擂地宣佈過:「誰是猶太人,得我說了算!」而現在則是鮑曼「說了算」。
  第一道命令頒布後的頭幾周,鮑曼給人的印象是,他是非常認真地看待自己作為種族法官的職責的。他通知各大區黨部,德意志血統的人與二親等混血兒(即祖父母當中有一個猶太人)通婚的事雖然不被禁止,但不能提倡。絕不吸收那些出身於這種婚姻所組成的家庭的人入黨,他們也不能選擇並從事某些職業,即使他們的德意志血統的父親是在戰爭中表現得非常勇敢的戰士。
  鑒於這些鐵一般的原則,鮑曼於1944 年一月禁止所有黨內要員繼續同作曲家裡夏德·施特勞斯保持「私人來往」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雖然這位音樂大師在政治上從未持過反對意見,而且有一段時間甚至心甘情願地充當文化招牌,但他卻在他的藝術創作過程中讓猶太人寫過一些歌劇腳本。他的兒子也同一位猶太姑娘結了婚。順便說一句,那作為音樂大師的兒媳沒有遇到任何麻煩,而且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了。假如真的按鮑曼的指示辦事的話,這位大師在過八十歲生日的時候就不會得到官方授予的榮譽了。那位總是喜歡把自己裝扮成藝術保護者,在文化政策上有時偏離黨的路線的馮·希拉赫,竟無視一切指示而到巴伐利去向施特勞斯表示祝賀,並到維也納他的行政區長官官邪去參加慶典。鮑曼暴跳如雷地說:「他居然吻了一個猶太女人的手」。
  這對鮑曼來說意味著什麼,三個月後他的妻子寫給他的一封信頗能說明問題。她寫道,真可怕,猶太教多麼強大。就連戰爭也削弱不了猶太種族,因為他們只是用錢而不是用血來打仗。「疾病和污穢消滅不了這種寄生蟲,」格爾達悲歎道,「怎樣才能把他們大批消滅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樣消滅。但她的提問表明,他沒有告訴過她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即使在他寫的信裡,對此也諱莫如深。
  1945 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缺席審判馬丁·鮑曼。鮑曼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四條被提出起訴。他於1925 年加入民社黨。1928 年至1930 年他是衝鋒隊區分部領導成員,並管理黨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為全國領袖。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領袖辦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國以後,他於1941 年5 月12 日擔任納粹黨總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為領袖秘書。他是國民衝鋒隊政治領袖和組織者,並是黨衛隊將軍。
  鮑曼最初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納粹分子,以後他的權力逐漸增大,特別是在後期他對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響。在納粹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鮑曼很是活躍;而在鞏固該黨政權的過程中,他更為活躍。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迫害德國的教會和猶太人。
  沒有證據表明鮑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他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項披露其侵略計劃的重要會議。從他所擔任的官職來看,人們也無法確切推論他曾知悉這些計劃。直到後來,當他在1941年擔任黨的總部主任時及1943 年成為領袖秘書時,他才出席了希特協的許多重要會議,上述職務使他相應地介入有關事件。考慮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對構成密謀進行侵略戰爭的罪狀所發表的觀點,現在證據不足以按起訴理由之一宣判鮑曼為有罪。
  根據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鮑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和全部權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職權進一步擴大,他對希特勒發佈的所有命令和方針政策擁有監督權。因此他從此時起對希特勒所發佈的法令和命令負有責任。從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區均成為德國的防禦區,向鮑曼負責的納粹黨各大區領袖都被任命為德國國防全權代表。這使他們實際上成了進行全民戰爭的管理者。不僅在德國處於這種情況,而且那些已被被併入德國的合併區和佔領區也是如此。
  鮑曼通過這些機構肆無忌憚地剝削壓搾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命令所有黨的機構推行希姆萊的計劃,即對被佔領區的居民進行強迫遷移並剝奪他們的國籍。入侵蘇聯三個星期之後,他於1941 年7 月16 日與戈林、羅森堡和凱特爾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營舉行的會議。鮑曼的報告表明,他們對奴役和消滅該地區居民的全盤計劃進行了討論並作了補充。1942 年5 月8 日,他與希特勒和羅森堡討論了強迫荷蘭人移居拉脫維亞的問題、在蘇聯進行大屠殺的計劃和對東部地區實行經濟剝削的問題。他對沒收東部地區藝術品和其他貴重財物頗感興趣。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機構,以向因遭受轟炸而無家可歸的德國居民提供從佔領區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鮑曼不僅在德國,而且在被吞併的和被佔領的國家大肆迫害猶太人。他曾參加過許多會議,討論如何與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萬名猶太人從維也納遣送波蘭。他曾簽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該命令宣佈紐倫堡法律擴大適用於被合併的東部地區。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項命令中宣稱,在大德意志領土上繼續清除猶太人的辦法將不再是放逐,而只有在東部地區的特別營中使用「無情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簽署了一項命令,宣佈猶太人不受法律保護,而把他們置於希姆萊秘密警察的獨一無二的裁決之下。
  鮑曼明顯地參加制定強制勞動計劃。當時,強制勞動的有關事宜,包括職業、勞動條件、伙食和住宿均由黨的領袖負責監督。1943 年5 月5 日,鮑曼給包括地方分部領袖在內的政治領袖集團發出一份通知,頒布了處理外籍勞工事務的若干規定。他強調指出,在安全問題方面,外籍勞工接受黨衛隊監督,他命令應該停止在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關於將五十萬名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勞力從東方運往德國的報告說明該行動是在紹克爾、希姆萊和鮑曼監督下進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紹克爾指示各縣政治領袖負責監督這些婦女勞力的分配和安排。
  鮑曼還向黨的各級領袖下達過一系列關於處置戰俘的命令。1941 年11月5 日,他禁止以適當方式埋葬蘇聯戰俘。1943 年11 月25 日,他命令各大區領袖報從寬處理戰俘的事例。1944 年9 月13 日,他命令各縣的政治領袖就使用戰俘參加強制勞動的問題同戰俘營長官取得聯繫。1943 年1 月29 日,他向他所屬的各級政治領袖轉達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該命令公然違背陸戰法規,允許對進行抵抗的戰俘使用武器,並實行體罰。他在1944 年9月30 日簽署的命令取消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對戰俘的裁決,而將此移交給了希姆萊和黨衛隊。
  鮑曼負有對盟軍飛行員施行私刑的責任。1944 年5 月30 日,他禁止警察干涉對盟軍飛行員施行私刑的人員,也不准對他們提出刑事訴訟。戈培爾大造輿論予以配合,煽動德國人民採取類似的行動。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了1944 年6 月6 日的會議,討論使用私刑的規定。鮑曼的辯護律師在困難的條件下展開了工作,但未能駁回這些證據。面對這些有鮑曼簽字的文件,即使被告本人出庭,也難以看到有可能駁回這些證據。他的律師辯護說,鮑曼業已死亡,法庭不得行使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的對進行缺席審判的審判權。但是,關於鮑曼的死亡並無任何確鑿證據。因此法庭決定對他進行業已宣佈的缺席審判。倘若鮑曼並未死亡而於日後被捕,仍可根據條例第二十九條,授權德國管制委員會,考慮能予減刑的任何事實狀況,相應地對他改變或減法庭根據起訴理由之一判決鮑曼無罪,但根據起訴理由之三和之四判他有罪,他被判處絞刑。
  第五節戰爭的原動力
  弗裡克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眾所周知,他是納粹專家和官僚的頭面人物,在希特勒第一屆內閣中擔任內政部長。直到1943 年8 月被任命為德國駐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之前,他始終擔任此項要職。他的職責處於內務行政的中樞,與此相關聯的,他先後擔任了普魯士內政部長、德國選舉事務特別代表、德國行政全權總代表、德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德國國防內閣成員和「三人委員會」委員。就在被德國併吞的各國遭受蹂躪之時,弗裡克被任命為各合併辦公室的主任。
  雖然弗裡克在1925 年才正式加入納粹黨,但是早在慕尼黑暴動時期,他就與希特勒及民族社會主義事業發生了關係,當時他是慕尼黑警察局的警官。1924 年,弗裡克當選為德國國會議員並作為民社黨議會黨團頭目而成為全國領袖。
  德意志民族之完全淪於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控制之下,狂熱的納粹分子弗裡克應對此負重大責任。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之後,這位新上任的內政部長立即著手將各邦政府合併在全國最高統治之下。經弗裡克起草、簽署和實施的法律取締了一切反對黨,還為秘密警察和由秘密警察所控制的消滅任何個別反抗的集中營開闢了道路。弗裡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應對制訂鎮壓工會、教會和猶太人的法律負責。在履行職守方面弗裡克無所不用其極。
  在入侵奧地利之前,弗裡克只參與德國的內務行政。證據不能證實他曾參加過希特勒闡明其侵略意圖的任何一次會議。因此,根據本判決中業已規定的定義,法庭認為,他並不屬於共同策劃或共同密謀進行侵略戰爭的參與者。
  佔領奧地利六個月之後,按照1938 年9 月4 日德國國防法的規定,弗裡克出任德國行政全權總代表。在希特勒宣佈處於防禦狀態的情況下,由他負責戰時行政事務,但不包括軍事與經濟方面的事務。德國司法部、教育部和疆域計劃局都處於他的管轄之下。為了履行他所擔任的職務,弗裡克建立了與之適應的行政管理組織。按照他本人的交持,這一組織實際上是在德國決定奉行戰爭政策之後開始活動的。
  1938 年3 月13 日,弗裡克簽署了將奧地利與德國合併的法令,並受命執行該法令。為在奧地利建立德國的行政管理機構,他發佈了一系列命令,通過這些命令貫徹德國法、紐倫堡法和義務兵役制。他還關注過希姆菜所主持的警察保安事務。此外,他還簽署了一批把蘇台德地區、梅梅爾、但澤、東部地區(西普魯士與波森)、歐本一馬勒梅迪和莫雷內歸井於德國的法令。他奉命親自主持併吞上述地區並在那裡建立德國行政機構。他還簽署了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建立保護關係的法令。
  弗裡克身為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中央辦公室主任以及總督轄區和挪威中央辦公室主任,他的任務是使駐各被佔領國的德國官員與德國最高當局進行密切合作。他為所有佔領區的行政機構任命德國官員。他還曾就東部佔領區文職官員的任命事項向羅森堡提出建議。他簽署了任命特彼文為抓殘轄區總督、任命賽斯—英誇特為荷蘭轄區總督的命令。
  弗裡克一向是猖狂的排猶分子,他起草、簽署並執行了多項旨在將猶太人排除出德國生活和經濟領域的法令。他的活動構成了紐倫堡法律的基礎,他還參與了該法律的貫徹。他對禁止猶太人從事多種職業及沒收他們財產等負有責任。1943 年,當大批猶太人在東部地區遭到屠殺之後,他簽署了一項決定性公告,宣佈將猶太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並將他們交付給秘密警察。這項法令為「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鋪平了道路。弗裡克還把這項法令推廣到德國所吞併的地區和某些被佔領區。
  在他擔任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時,數千名猶太人從捷克斯洛伐克特雷西恩施塔特的猶大人隔離區被解往奧斯威辛,並在該處被屠殺、弗裡克還頒布了一項命令,其中包括對猶太人和總督轄區的波蘭人使用特別的刑法。
  警察原來應隸屬於德國內政部長管轄,但實際上弗裡克對希姆萊和警察事務的控制卻是微乎其微。但是,他簽署過任命希姆萊為德國警察總監的法令,而且還簽發了由秘密警察接管集中營和調整執行保護性看管的若干條例。根據對他提出的大量控告、根據證人的證詞,法庭斷定弗裡克對集中營裡所發生的暴行是知情的。弗裡克明知希姆萊使用的方法,卻仍簽署命令授權他在某些被兼井的地區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作為德國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最高長官,弗裡克對1943 年8 月23日以後在這些地區所採取的鎮壓措施全面負責,例如對當地居民的恐怖統治、奴隸性勞動以及把猶太人驅趕到集中營加以消滅等等。身為德國保護長官的弗裡克的職權比他的前任受到了較多限制,他在保護區並不享有立法權,個人僅擁有有限的執行權,這是屬實的。儘管如此,弗裡克仍然完全瞭解當時在歐洲納粹佔領區,特別是對猶太人所使用的手段。鑒於他擔任德國保護長官的職務,故對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使用上述手段負有責任。
  在弗裡克擔任內政部長期間,他主管被佔領區和德國國內的德意志人國
  籍問題,建立了德意志人的血統種族登記,在這以後,他賦予某些地區的外國公民以德國國籍。他對奧地利、蘇台德區、梅梅爾、但澤、東部地區(西普魯士和波森)、歐本一馬勒梅迪和莫雷內地區的日爾曼化負有責任。他把德國的法律、德國的法庭、德國的教育、德國的警察和兵役制強加給這些地區的公民。
  在戰爭期間,弗裡克管轄的私人醫院、醫院和精神病院使用了本判決書另外一處所提到的仁慈處死法。精神不健全者、病人、年老體弱者都當作「無用的飯桶」而有計劃地被處死,弗裡克對此是知情的。有人曾向他控告了這些殺人行為,但他未曾採取任何行動予以制止。據捷克斯洛伐克戰犯調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估計,大約有二十七萬五千名精神衰弱和年老體虛者遇害,而這些人的健康本來是應由他負責的。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弗裡克無罪;但根據第二、第三、第四條起訴理由判決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馮克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馮克早年曾為經濟界的新聞記者,1931 年加入納粹黨,不久即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經濟顧問之一。1933 年:月30H 任德國政府新聞發佈官,1933 年3 月11 日任宣傳部副部長,此後不久,他成為控制新聞、電影、音樂及出版的各個納粹組織的頭面人物。1938年初,他就任德國經濟部長和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1939 年1 月任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他的上述三項職務都是接替沙赫特的職務。1939 年8 月,他成為德國國防內閣成員,1943 年9 月被任命為中央計劃局成員。
  當納粹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明確制訂完畢之後,馮克在經濟領域中極為活躍。他的一位代表曾參加了1938 年10 月14 日召開的會議。戈林在這次會上宣佈要大規模擴充軍備,並指示經濟部長增加出口貿易,以賺得必要的外匯。1939 年1 月28 日,馮克的一名下屬給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遞送了一份備忘錄,其內容是有關使用戰俘以彌補在動員時可能發生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1939 年5 月30 日,這個經濟部副部長出席了一次會議,會上草擬了詳細的為戰爭提供經費的計劃。
  1939 年8 月25 日,馮克寫信緒希特勒,為他能參與非凡的震驚世界的事件而向希特勒表示謝意。他還在信中報告說:他「為戰爭籌集經費」的計劃、控制工資與物價和加強德意志國家銀行的計劃均已制訂完畢;他已避開人們的耳目而將可供德國使用的所有外匯儲備兌換成為黃金。戰爭開始以後,他在1939 年10 月14 日所作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為四年計劃服務的德國經濟和財政部門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戰爭進行了秘密的經濟準備工作。
  馮克曾參與預定進攻蘇聯的經濟計劃工作。他的副手每天都就佔領蘇聯領土以後可能出現的經濟問題與羅森堡交談。馮克本人親自參與了侵蘇前在德國印刷盧布鈔票的計劃,這些鈔票將作為佔領貨幣在蘇聯使用。進攻蘇聯後他發表了一次演說,闡述他為從經濟上充分搾取「蘇聯廣闊地區」所作的計劃,這些地區將成為歐洲的原料基地。
  馮克並不是制訂納粹侵略戰爭計劃的核心人物。他在經濟生活中的活動從屬於身為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戈林。但是他參加了某些侵略戰爭的經濟準備工作,主要是對波蘭和蘇聯的侵略。根據起訴理由第二條可以充分說明他的罪責。
  馮克以其宣傳部副部長和德國文化協會副主席的身份在早期推行剝奪猶太人經濟權利的納粹黨計劃時起過作用。1938 年11 月12 日,即在11 月大
  屠殺之後,他參加了一次由戈林主持的商議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會議。他建議發佈一項命令,要所有猶太人退出全部商業活動。戈林以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身份在當天便頒布了這項命名。儘管馮克供稱,他對11 月10 日爆發的事件感到震驚,但是他在11 月15 日發表的講話中卻宣稱,這些事件的發生是「德國國民厭惡猶太人對德國人進行罪惡攻擊的強烈爆發」。他還指出,依邏輯推論,猶太人被驅逐出經濟生活是他們被驅逐出政治生活的必然結果。
  1942 年馮克與希姆萊達成了一項協議,按照協議,德意志國家收進黨衛隊的一批黃金、珠寶和貨幣;他並指示負責處理具體細節的下屬不准提出任何不必要的問題。協議結果,黨衛隊把在集中營被殺害的遇難者身上搜索所得的私人財物和貴重物品交給國家銀行。國家銀行回收了硬幣和紙幣,把珠寶、鐘錶和私人物品送進柏林的當鋪。從眼鏡上取下的金子、金牙和鑲牙的金質充填物被送到國家銀行的保險庫收存。馮克辯解說,他並不瞭解國家銀行以這種方式收下了物品。法庭認為,馮克或是知道收進物品之事,或是有意識佯作不知,二者必居其一。
  馮克作為經濟部長和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參與了對佔領區的經濟剝削。馮克對沒收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和沒收南斯拉夫國家銀行兩事負有責任。1942 年6 月6 日,他的副手曾致函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把法國的佔領費款項挪用於購買黑市物品。馮克出席了1942 年8 月8 日的會議,根據這一點便可證實他是熟知德國的佔領政策的。戈林在上述會議上曾對一部分德國佔領區的官員講話,告知他們應從其所轄地區徵收哪些產品,並補充說,「你們或許認為,你們那兒的人快要餓死了,但對於我,這種話說與不說都是無關緊要的。」
  1943 年秋,馮克被任命為負責中央計劃的內閣成員,他負責確定德國工業所需的勞工數額,並由他責成紹克爾提供這些勞工,通常都採用從被佔領區押送的辦法。看來,馮克對強制勞工方案中的這一部分不感興趣,在多數情況下他只派一名副手參加此類會議。此人即是前黨衛隊德國國內保安勤務處處長和前D 特別行動隊隊長。但馮克是瞭解上述事實的,因為他是內閣成員,而正是這個機構要求輸入奴隸勞工,並把他們分配給他所控制的各個工業部門。
  身為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的馮克也應對使用集中營勞工一事承擔間接責任。由他作主,國家銀行給黨衛隊開了一千二百萬馬克的銀行賬戶用於籌建使用集中營勞工的工廠。儘管馮克身居高官顯位,曾參與制訂各式各樣的計劃,但他從不是這些計劃的決策人。這一點可以作為法庭考慮減刑的理由。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馮克無罪;但根據第二、第三和第四條起訴理由宣判他有罪,並被判處無期徒刑。
  沙赫特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和第二條被提出起訴。沙赫特自1923 年到1930 年任貨幣委員會委員及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1933 年3 月17 日,他再次被任命為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1934 年8 月被任命為經濟部長。1935 年5月被任命為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1937 年11 月,他辭去了上述兩項職務而被任命為不管部部長。1937 年3 月16 日,他再次被任命力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任職期定為一年;1938 年3 月9 日,決定他繼續擔任該職四年,但他在1939 年1 月20 日即被免去該職。1943 年1 月22 日被免去不管部部長的職務。
  早在1933 年1 月30 日納粹黨上台之前,沙赫特便積極支持該黨的活動並擁護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此後,他在加緊推行擴充軍備計劃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在這項計劃提出的同時,沙赫特利用德意志國家銀行的儲備全力支助德國的擴充軍備活動。在傳統上一直代表德國政府行使財政職能的德意志國家銀行發行長期公債,公債的收入即被用於擴充軍備。他發明了一套辦法,發行一種名之為「梅福」期票(MEFO—Wechsel)的以五年為期的債券,由德意志國家銀行給予保證,但是實際上除了發行銀行之外,這種債券得不到任何抵償,它被利用於從短期的金融市場上為擴充軍備獲得巨額款項。擔任經濟部長和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的沙赫特,為組織德國的戰爭經濟而奔走效勞。他曾起草過進行工業動員和國防軍與戰時工業相結合的詳細計劃。他格外重視原料短缺一事,並首創推行了一套物資儲備計劃和控制外匯制度,目的是免使德國因外匯儲備微少而從國外進口擴充軍備所需的原料受到影響。1935 年5 月3 日,他向希特勒呈遞了一份備忘錄,其內容如下:「迅速而大規模地推行擴充軍備的計劃是德國的政治目標,其他一切都應從屬於這一目標。」
  自1936 年4 月起,即在戈林控制了原料和外匯之後,沙赫特開始在德國的擴軍備戰活動中失去中心人物所具有的影響。戈林主張大大擴展化學合成原料的生產計劃,而沙赫特則反對這樣做,理由是,由此引起的過度增長的財政開支有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後果。1936 年10 月16 日,戈林被任命為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受命在「四年之內使整個經濟處於戰備狀態」,這時沙赫特的影響就更加削弱了。他反對宣佈上述計劃並反對任命戈林主持這壩汀劃。希特勒的行動顯然表明了,對希特勒意欲選取迅速而有效的擴充軍備政策來說,沙赫特的經濟政策是過於保守了。
  任命戈林之後不久,沙赫特與戈林就糾纏在一連串的爭論之中。儘管在這些急執中也夾雜著某種個人對立的成分,但在某些基本政治問題上,沙赫特與戈林之間的觀點確是有分歧的。鑒於財政方面的原因,沙赫特主張限制擴充軍備的計劃,他反對大部分擬議中的生產可能性的擴展,特別反對有關化學合成原料方面的生產,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是不經濟的。他竭力主張大規模縮減政府信用貸款,主張在德國外匯儲備方面採取審慎的政策。在一次劇烈爭辯中,希特勒怪罪沙赫特的財經方針干擾了他的計劃,由於上面所談到的分歧和這次爭辯的結果,沙赫特在1937 年9 月5 日請假離開經濟部。1937年11 月16 日,他辭去了經濟部長和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的職務。
  身為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的沙赫特仍糾纏於種種爭端之中。在整個1938年間,德意志國家銀行繼續發行長期政府公債,為擴充軍備籌集經費,這時德意志國家銀行繼續發揮著德國政府財政代理機構的職能。但是,沙赫特在1938 年3 月31 日停止發行短期債券,即停止發行由德意志國家銀行提供保證的用於擴充軍備開支的兌換期票。沙赫特試圖通過德意志國家銀行重新控制財政,他在1938 年底拒絕滿足德國財政部長急需用作支付官員薪俸的一筆特別貸款,因為從所存資金中已無法支付這筆費用。1939 年1 月2 日,沙赫特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由德意志國家銀行的一些經理簽署的報告,報告要求採取防止通貨膨脹的唯一手段,即嚴格限制軍備開支和平衡預算。由於他在「當前德國國民生死存亡的決戰時刻所持的整個態度」,希特勒於1 月19日解除了沙赫特德意志國家銀行總裁的職務。1943 年1 月22 日又解除了他的不管部部長的職務。1944 年7 月23 日,沙赫特被秘密警察逮捕,在戰爭
  結束以前,他一直被監禁在集中營。
  顯而易見,沙赫特在德國重整軍備的計劃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所採取的種種措施,特別是在納粹分子上台初期所採取的措施,對納粹德國迅速上升為軍事強國負有責任。
  但是,依照條例擴充軍備本身並非犯罪行為。只有證明沙赫特所推行的擴充軍備是納粹分子發動侵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根據條例第六條構成破壞和平罪。
  沙赫特聲稱,他之所以推行擴充軍備計劃,是想建設一個強大的、獨立的德國。而當他發現納粹分子擴充軍備的目的是為了進行侵略戰爭時,他就試圖放慢擴充軍備的速度。在馮·弗裡奇和馮·布洛姆貝格被革職之後,沙赫特也參與了旨在除掉希特勒——先將其罷職然後殺掉——的計劃。
  沙赫特在1936 年出於財政上的原因就已開始主張限制擴充軍備的計劃。如果實行了他所主張的計劃,那麼德國就無法進行發動一場歐洲全面戰爭的準備工作了。由於他頑固堅持他的政策,以致最後被免去了對德國經濟有重大意義的一切職務。另一方面,沙赫特對德國的財政瞭如指掌,所以他處於格外有利的地位,易於瞭解希特勒瘋狂擴充軍備的真正意義,也易於認識到,他們所奉行的經濟政策完全是問戰爭的目標相一致的。
  此外,沙赫特還曾繼續參與德國的經濟生活;他甚至——儘管程度有限——還參與過納粹分子初期的侵略活動。佔領奧地利之前,他規定了馬克和先令的兌換率。佔領奧地利之後,他把奧地利國家銀行併入德意志國家銀行,他還發表了一篇極力稱頌納粹黨的講話,其中談到:只要他與德意志國家銀行保持一天關係,那麼這家銀行就是屬於德國納粹黨的。沙赫特在講話中奉承希特勒,為佔領奧地利進行辯護,並對佔領方式提出的異議加以嘲諷。最後他以「向我們的領袖三呼萬歲」而結束了演講。沙赫特並未聲稱這篇演講沒有表達他當時的觀點。佔領蘇台德地區之後,他實行了市制改革,還主持把擁有發行貨幣權的該地區的捷克銀行併入德意志國家銀行。他在1938 年11 月29 日發表的一次講話中傲慢地指出,正是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才使德國的軍備達到如此高的水平。
  沙赫特並未參與制訂起訴理由第二條所特別提到的侵略戰爭計劃。他參與佔領奧地利和蘇台德區的活動(這些活動在起訴中並未被指控為侵略戰爭)是有限的,不應將其看成是起訴理由第一條所稱的共同制訂侵略計劃的罪行。顯然,他並不屬於在希特勒周圍共同參與制訂上述計劃的核心人士。他甚至受到了這些人士赤裸裸的敵視。施佩爾的證詞表明,沙赫特於1944年6 月23 日被捕的起因,就是出於希特勒對他造成這種敵視的原因是沙赫特對戰爭的態度,此外還由於懷疑他參與了炸彈謀刺事件。對沙赫特所以提出起訴的原因,是估計他有可能實際瞭解侵略計劃。
  關於這個非同尋常的重要問題,起訴當局提供了證據。辯護方面也提出了一批為數可觀的證據。法庭對上述全部證據進行了極其慎重的考慮,並得出結論,認為上面所提到的那種估計無法駁回對它提出的合理質疑。
  法庭根據上述起訴判決沙赫特無罪,茲命令軍事法庭警長在法庭退庭之後立即將其釋放。
  馮·席拉赫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和第四條被提出起訴。他於1925 年加入納粹黨和衝鋒隊。1929 年,他成為民族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領袖。1931 年,馮·席拉赫擔任納粹黨全國青年領袖,管理包括希特勒青年團在內的所有納
  粹青年組織。1933 年納粹黨執政後,馮·席拉赫辭去了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和全國青年領袖的職務,但卻保留了主管青年教育全國領袖的職務。1940 年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區領袖、維也納總督和該地區的國防委員。
  納粹上台後,馮·席拉赫依靠暴力和官方的壓力,解散或接管了所有與希特勒青年團競爭的青年團體。希特勒在1936 年12 月1 日發佈命令,把全國青年運動納入希特勒青年團。當1940 年公開實行強制參加時,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的適齡青年成為青年團團員。
  馮·席拉赫利用希特勒青年團,以「民族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使他們服從一套嚴密的納粹宣傳綱領。他把希特勒青年團變成為向納粹黨組織輸送後備力量的源泉。1938 年10 月他與希姆菜達成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凡符合黨衛隊要求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都應被看作是黨衛隊主要後備力量的源泉。
  馮·席拉赫利用希特勒青年團進行軍事預備訓練,建立了特種部隊,主要目的是為各軍事部門培養專門人材。1939 年8 月11 日,他與凱特爾達成協議,根據該協議,希特勒青年團宣佈,它同意把軍訓活動與國防的要求相適應;國防軍宣佈準備每年為希特勒青年團訓練三萬名教官。希特勒青年團極其推崇軍事精神,它的訓練綱領強調重新取得殖民地的重要性、取得生存空間的必要性和德國青年為希特勒捐軀的崇高天職。
  儘管希特勒青年團有與戰爭相似的活動,但是看來馮·席拉赫與希特勒一夥制訂的通過侵略戰爭以擴張領土的計劃並無牽連,他也未參與過任何一次侵略戰爭的策劃和準備工作。
  1940 年7 月,席拉赫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區領袖。與此同時,他擔任駐維也納總督和德國國防委員,他的管轄範圍起初為第十七軍區,包括維也納大區以及上多瑙河地區和下多瑙河地區在內。1942 年11 月17 日以後則只負責管轄維也納大區。
  作為德國國防委員,他負責戰爭經濟:作為總督,他是維也納市的行政長官,並在內政部長的統一督導下,他負責管理德國政府在維也納的重大事務。
  馮·席拉赫並未被控在維也納犯有戰爭罪,而只被控犯有違反入道罪。佔領奧地利是為了奉行一項全面的侵略計劃。因此,按照條例第六條第三款,佔領奧地利「屬法庭有權受理的罪行」。據此,由於佔領而採取的「屠殺、滅絕、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為」以及「借口政治、種族宗教的理由而犯的迫害行為」均構成該條款所規定的違反人道罪。
  馮·席拉赫以維也納大區領袖身份執行了紹克爾1942 年4 月6 日頒發的命令。根據這項命令,各大區領袖均可以全權代表紹克爾安排勞動,有權監督他們所在地區的勞動力的調配和處置,紹克爾的指示規定,對強制勞工的伙食、住宿和使用的原則是,在盡可能小的開支情況下對他們進行盡可能大的壓搾。
  當馮·席拉赫擔任維也納大區領袖時,驅逐猶太人的行動早已開始。原來居住在維也納的十九萬猶太人只剩下了六萬。1940 年10 月2 日,席拉赫參加了在希特勒辦公室舉行的一次會議,他告知弗蘭克,在維也納總共還有五萬猶太人,波蘭總督轄區應接納這批人。1940 年12 月3 日,馮·席拉赫收到拉默斯的函件,信件表明希特勒已根據馮·席拉赫的報告下達命令:由於維也納住房緊張,尚留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應被押往波蘭總督轄區。之後,
  就開始從維也納驅逐猶太人,這一行動一直延續到1942 年初秋。1942 年9月15 日,馮·席拉赫作了一次講話,他為自己的行動辯解說,他把「上萬名乃至數萬名猶太人趕到東方的猶太人隔離區,這是對歐洲文明的貢獻」。
  正當猶太人被趕出維也納時,呈報給馮·席拉赫而表明其職務性質的報告紛紛到達席拉赫的辦事處。這些報告都來自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勤務處頭目的辦公室。報告包括對特別行動隊消滅猶太人活動的描述。許多份報告都有馮·席拉赫的主要副手的簽字。1944 年6 月30 日,馮·席拉赫的辦事處還收到過卡爾滕布龍納的信件,信中通知他,對重要的軍事勞役有用的一萬二千名猶太人正在被送往維也納的途中,對其他所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則應準備採取「特別行動」。
  法庭確證,儘管馮·席拉赫不是從維也納驅逐太人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在他擔任維也納大區領袖之後卻參與了這一行動。他知道,當時猶太人所能期望的,充其量不過是在東方的猶太人隔離區過上艱辛的生活。有關消滅猶太人的報告都存放在他的辦公室裡。
  馮·席拉赫在擔任維也納大區領袖的同時,繼續行使德國青年教育全國領袖的職權。他曾以此身份得知希特勒青年團參加的一項計劃:1944 年秋,把五萬名十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從被蘇軍收復的地區運往德國,讓他們在德國工業部門充當學徒或用作德國武裝部隊各單位的輔助力量。
  1942 年夏季,馮·席拉赫曾打電報給鮑曼,建議轟炸英國的一個文化中心,以作為對暗殺海德裡希的報復措施。如他所稱,這次暗殺是英國人策劃的。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處馮·席拉赫無罪。根據起訴理由第四條判他有罪,並被判處20 年徒刑。
  第四章狡辯
  ●蕾德爾曾極力主張對「英國」發動故爭
  ●「凡是干猶太人所於的事的人都將遭到同樣命運:誅滅和死亡」
  ●紐倫堡法庭的證人竟有納粹戰犯
  第一節約德爾為自己辯護:他是一個曾經宣誓服從的士兵,而不是政治家
  約德爾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從1935 年到1938 年,他是最高統帥部軍務處處長。擔任部隊司令官一年之後,他干1939 年8 月回最高統帥部任作戰局局長。雖然被告凱特爾是他的頂頭上司,但有關作戰事宜卻由他直接向希特勒報告:就嚴格的軍事意義而言,戰爭計劃實際是由約德爾負責的,他在很大程度上對戰略行動和軍事領導負有責任。
  約德爾提出下列事實為自己辯護:他是一個曾經宣誓服從的士兵,而不是一個政治家。參謀工作和計劃工作已使他無暇顧及其他事務。他說,他經常是在凱特爾缺席的情況下,為希特勒簽署命令、備忘錄和信件。儘管他辯稱,他作為士兵應聽命於希特勒;他也供稱,他常常試圖用拖延的辦法阻止某些行動,有時也曾獲得成功,例如他曾抵制希特勒要求發佈的對盟軍的「恐怖飛行員」施用私刑的指令。
  約德爾1938 年2 月13 日和14 日的日記表明,希特勒不僅指示他、而且也命令凱特爾繼續堅持對奧地利施加軍事壓力。在與舒施尼格舉行會談期間,就開始以佯裝採取軍事行動的手法施加軍事壓力,這些手法居然達到了目的,當希特勒決定「不容許」舒施尼格採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自決時,約德爾便把「原來的草案」,即現成的參謀總部的計劃帶到會上。他在3 月10 日的日記中記載道:然後希特勒就著手準備《奧托方案》,指令是由約德爾簽署的。3 月11 日,約德爾簽發補充命令,並於同日在希特勒的進攻令上簽了字。
  根據施蒙特的記錄,約德爾在策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時十分賣力。他在該記錄的第十四、十七、二十四、三十六和三十七等各點下面簽了字。約德爾承認,他與陸軍最高統帥部的意見是一致的:為德國發動進攻提供借口的「事端」最遲應在「X—1」日,即發動進攻前一天的下午2 時發生,還指示說,事端應發生在某個良好的飛行日的規定時間裡。約德爾曾經和宣傳專家們商討過「面臨的迫切的共同任務」,例如德國方面如果違犯了國際法,敵人將會如何利用這一事實,德國人又怎樣加以反駁。約德爾曾把這看成是「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
  慕尼黑事件之後,約德爾寫道:「捷克斯洛伐克作為一個國家因素已經不復存在了..領袖的英明以及他不惜發動一場世界大戰的決心,再一次使我們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勝利。現在希望的是,那些懷疑成性、軟弱觀望和猶豫不決的人都能幡然悔改,而且能夠永遠保持醒悟」。
  佔領蘇台德區之後不久,約德爾被委派為一個地區的部隊司令官。1939年8 月底,他開始擔任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戰長。
  1939 年12 月12 日,約德爾與希特勒、凱特爾和雷德爾商談進犯挪威一
  事;他的日記事後詳細記述了為這次進攻所做的準備工作。約德爾在評論此事時宣稱,希特勒仍然一直在為這次行動尋找「借口」,這意味著,希特勒等待著有關英國計劃的可靠情報。約德爾還為這次進攻辯護,把它說成是對付英國的先發制人的必要行動。他的證詞表明,希特勒自1939 年10 月起就取道比利時對西方發動進攻:但是在11 月中旬以前他對是否襲擊荷蘭還舉棋不定。1940 年2 月8 日,約德爾和他的副手瓦爾利蒙特和空軍參謀耶順內克討論進攻挪威、丹麥和荷蘭的「新設想」,但前提是保證比利時的中立。鑒於各種原因,其中包括氣候條件,對西線的進攻一直推遲到1940 年5 月,在此期間所發佈的十七道命令,其中不少是由約德爾簽署的。
  約德爾也曾積極參予對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進攻。希特勒1941 年1 月11日進攻阿爾巴尼亞的命令上也有約德爾的簽字。1 月20 日,即在發動進攻的四個月之前,在有德國將領和意大利將領出席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宣佈:在羅馬尼亞集結德軍是用於對付希臘的,當時約德爾也在場。3 月8 日,希特勒當著約德爾的面對雷德爾說:在有可能取得任何調整之前,必須首先佔領希臘全境。3 月27 日,希特勒對德軍最高統帥部宣佈,必須「以無情的嚴厲手段」摧毀南斯拉夫,還決定,不宣而戰地轟炸貝爾格萊德,這一次約德爾也在場。
  約德爾說,希特勒擔心俄國入侵,故他搶先發動進攻。準備工作幾乎在入侵的一年之前就開始了。早在1940 年7 月29 日,約德爾就命令瓦爾利蒙特準備計劃,因希特勒已決定發動進攻,後來希特勒告知瓦爾利蒙特,他原計劃在1940 年8 月就發動進攻,但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而推遲了。希特勒1940年11 月12 日的指令是由約德爾簽署的,該指令要求繼續執行曾口頭下達的準備工作。約德爾還於12 月18 日簽署了《巴巴羅薩方案》。1941 年2 月3日,希特勒、約德爾和凱特爾曾一同討論入侵事宜。6 月14 日,約德爾還參加了《巴巴羅薩方案》的最後安排。
  1942 年10 月18 日,希特勒發佈了突擊隊命令,一天之後又發佈了一件只發給司令官的補充指示。附加的說明是由約德爾簽署的。這些命令的原稿是約德爾的參謀部起草的,對此他是知情的。約德爾供認:出於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理由,他曾強烈反對這項命令,但是他無法拒絕傳達該項命令。約德爾堅持說,他曾試圖在實際執行中減輕命令的嚴酷性,倘若命令未被執行,他就不向希特勒報告。他簽署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1944 年6 月25 日的文件,以此在諾曼底登陸之後重申上述命令。
  《巴巴羅薩方案》的指示包括一項清除蘇聯政治委員的計劃。是否要將他們處死,可以不經法庭審訊,由某一軍官即行作出決定。一份留有約德爾手跡的草稿建議把這種措施作為報復手段。約德爾供認,他這樣做的目的是謀求迴避這項計劃。
  當希特勒在1945 年考慮退出日內瓦公約時,約德爾的意見是:這種做法弊多利少。2 月21 日,他對希特勒說:維持這一公約對戰爭的進行不會產生妨礙的影響。他還列舉了作為報復手段而擊沉英國軍醫船一事。此事後來被解釋成為誤會。他供稱,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因為這是希特勒唯一可以考慮的立場;至於道德上的或法律上的理由則都是不起作用的。他堅持說,他正是採取這種立場阻止了希特勒退出公約的。幾乎沒有什麼線索可以證明約德爾曾參與制定強制勞動的計劃,似乎他是集中全力於他的本職——制定戰略計劃。但是他在1943 年11 月7 日對大區領袖的講話中說:對丹麥、法
  國和荷蘭施加壓力時,應「不遺餘力而且毫不留情」,只有這樣,才能完成大西洋壁壘的防禦工程。
  1944 年10 月28 日,約德爾通過電傳打字機命令撤退挪威北部的所有人員並燒燬他們的房屋,以使他們不能給蘇聯人提供任何幫助。約德爾解釋說,他當時是反對這樣做的,但希特勒已經下達了命令,而命令未被全部執行。挪威政府的一份文件表明,挪威北部實際上發生過上述的撤退,並有三萬間房屋被燒燬。1941 年10 月7 日,約德爾簽署了一項命令,命令說,希特勒將拒不接受列寧格勒或莫斯科的任何投降條件,與之相反,堅持要把這兩座城市全部摧毀。約德爾解釋說,發生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德國人擔心俄國人會像在基輔那樣在這兩座城市佈雷。反正也從未提出過投降。
  簡言之,約德爾的辯護是以「上級的命令」這種說法為根據的,條例第八條已排除把這種說法作為辯護的理由。不存在減刑的理由。從來就不要求一個軍人參與這種方式的犯罪活動。現在他也不能憑借軍人必須服從命令這種離奇的要求為他本人開脫罪責。
  法庭根據起訴書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判決約德爾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第二節對雷德爾最嚴厲的指控是不加限制的潛艇戰
  翻開昔日的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的個人檔案,第一頁上記載著他的個人的身世。第二頁上記的是他所擔任過的十三個職務:從1895 年的海軍見軍官到1943 年的元帥。第三頁記的是三十六個艇上職稱:從在「施托施」號艇上當見習軍官到1928 年9 月海軍秋季大演習時在「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號艇上擔任審判官。
  第四頁上註明:
  1895 年5 月13 日為海軍見習軍官。
  1897 年10 月25 日,海軍軍官考試成績特優,井獲畢業證書。
  1926 年5 月31 日,獲基爾大學哲學系榮譽博士學位。
  以下記載的是他獲得的一些國家的高級勳章。最後記載著他所參加過的各次海戰情況。
  雷德爾1876 年4 月24 日出生於漢堡的萬茨貝克鎮,父親為西裡西亞省格隆堡高級中學校長。他干1894 年畢業於父親的學校並考取基爾的海軍軍官學校,六個星期的陸上嚴格訓練之後登上「施托施」號練習艦,接受航海的基礎訓練,參加過前往西印度群島的航行訓練。1895 年升為見習軍官,派到「格內塞瑙」號上見習。在下一個訓練年度裡,他開始學習艦炮學、水雷學和魚雷學。1897 年10 月在海軍軍官考試中獲得最優成績。同年雷德爾被派到裝甲戰艦「薩克森」號和裝甲戰艦「德意志」號擔任通信官。
  德意志帝國要成為一個強國,勢必同英國抗衡,因為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艦隊。能為德皇家海軍服務,成為當時莫大的榮幸。青年海軍軍官們充滿優越感和愛國的熱情。
  1897 年,當一個德國艦隊佔領了中國的膠州灣和青島,並於一個月後由德國政府租借了該地區之後,又有第二個巡洋艦隊在「皇太子」海裡希指揮下開到東亞。裝甲戰艦「德意志」號為它的旗艦,雷德爾就在上面擔任通信官,同時擔任艦上軍樂隊的指揮。他寫的《菲律賓的叛亂》一書特別受到「皇太子」海德裡希的賞識。
  1900 年4 月,雷德爾晉陞中尉,並調任水兵第一大隊副官,一年後又調任「蟋蟀」號艦上的第一航海官。在因膝蓋受傷的幾周休養期間,他寫了一篇題為《關於克里米亞戰爭中陸海軍的協同問題》的研究論文在這方面表現出特殊的興趣。這在以後攻佔挪威的戰役中他作了很好的嘗試。
  以後,雷德爾被派往戰艦「威廉大帝」號擔任警衛官。1903 年10 月至1905 年6 月被派往基爾海軍學院受訓。由於父親的教育,雷德爾通曉英法語言。在受訓期間,他又選修了俄文,自學了西班牙文,還到俄國進修了三個月。
  1905 年4 月,雷德爾晉陞海軍上尉,並於海軍學院畢業後被派往波羅的海預備艦隊的「福裡特約夫」號海岸裝甲艦上任航海官。1906 年4 月調任駐柏林的海軍部情報處第一科科長。他的職責是搜集和研究外國的新聞報道,主編《海軍觀察》和《航海》雜誌。他所擔任的工作使他有機會經常接近蒂爾皮茨上將和作家羅爾巴赫博士,甚至接觸過德皇威廉二世,後者還贈予過雷德爾四等紅鷹勳章,以鼓勵其寫作的成就。
  這樣一個滿腹經綸、多才多藝的人竟然不間政治而一心致力於軍事,這也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弱點吧。
  從1909 年10 月到1910 年3 月期間,雷德爾先在「霍亨索倫」號艇上任航海官,後來在皇帝遊艇上服務。這位青年上尉同皇帝有了較多的接觸。威廉二世很賞識他,當航行途經利薩島時,讓他作了一次專題報告,講評1866年奧國海軍在特格霍夫海軍上將指揮下戰勝意大利人的侮戰情況。這位喜歡探討學術問題的皇帝也曾召見過雷德爾。
  1911 年4 月,雷德爾少校調任巡邏艦隊司令希培爾上將處任首席參謀官,以後先後服務於「約克」號艦和旗艦「塞德利茨」號。
  1914 年11 月3 日,德國巡洋艦首次攻擊亞茅斯,「塞德利茨」號擔任了攻擊的主力。以後在同英國海軍的激烈戰鬥中,「塞德利茨」號受了重傷、「布魯切爾」號則被擊沉,而英國旗艦「獅」號也被轟擊失去戰鬥力。雷德爾因戰功而獲一等鐵十字勳章。
  經過長時間的休整,新任艦隊總司令捨爾上將指揮了一次向斯卡格拉克的突進,1916 年5 月31 日,在那裡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大海上戰爭。戰鬥艦「呂巢」號擊沉了英國巡洋艦「常勝」號,但自己也受到重創,不得不在敵火下換乘另一艘巡洋艦「毛奇」號。
  2 月初,帝國政府宣佈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雷德爾參加了掩護各進擊港口的安全工作。1917 年,他晉陞海軍中校。九個月之後,他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願望:擔任了一艘新的小型巡洋艦「科隆」號艦長,被派往北海執行巡邏任務。
  當時的德國,反帝制的運動日益高漲,加之給養不夠,海軍士兵普遍不願打仗。1917 年8 月,遠洋艦隊第四大隊軍事法庭以煽動叛亂罪處五個反帝制的水兵死刑。不到一年,德意志的帝制終被推翻。
  雷德爾在戰役結束一年之後晉陞海軍上校,並於1920 年7 月被派往柏林的海軍檔案處工作,整理官方的海戰資料。1922 年和1923 年先後出版了他所編寫的兩本書。第一本書記述從巡洋的出征到「施佩伯爵」號沉沒這一段歷史;第二本敘述各小型巡洋艦的作戰和航海經過。在海軍檔案處工作期間,雷德爾利用業餘時間就讀干柏林大學。當他準備考取博士之時,他被提升為海軍上校,並就任海軍教育監的監督,掌管各海軍學校的教育工作以及兩艘
  訓練用艦。
  由於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設立參謀本部和海軍大學,雷德爾建立了秘密的指揮與參謀人員訓練班,同時也成立了海軍各類專科學校。
  1924 年,雷德爾接任北海輕艦隊司令,以巡洋艦「漢堡」號為旗艦。次年2 月,他被調回基爾,同時晉陞海軍中將,擔任波羅的海軍區司令。
  在1926 年5 月31 日斯卡格拉克海戰十週年紀念日那天,基爾大學哲學院授予雷德爾名譽博士的學位。兩年之後,雷德爾晉陞海軍總司令。最初,他同頂頭上司國防部長格羅綱意見不台,以後,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改善。自此以後,他就專心致力於德國海軍的重建工作。他主張建造重型軍艦,並在「塞維拉」航空公司招牌的掩護下建立了半軍事性的海軍航空兵。
  雷德爾雖然不問政治,但他頭腦清醒。1933 年之後,德國海軍未被捲入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漩渦,完全是雷德爾的功勞。
  1933 年2 月,希特勒首次召見雷德爾,並對他說,他絕不會同英國、日本交戰。海軍艦隊的建立只用於防衛歐洲大陸。而且他建議同英國艦隊維持35 比100 的實力比例。
  1934 年8 月2 日,興登堡總統去世,希特勒成為他的繼任者和三軍最高統帥。次年3 月16 日,希特勒宣佈凡爾賽條約的限制無效,英國人對此提出抗議,並派外交大臣艾登去德國。6 月18 日雙方簽訂了一個海軍協定。
  這時,雷德爾交給訓練巡洋艦「恩登」號艦長鄧尼茨海軍中校一個任務,要他組建新的潛艇部隊。鄧尼茨主張建造供「集群戰術」用的中型潛艇。他認為,建造中型潛艇既符合德英海軍協定中關於艦艇噸位的限制,又能建造數量較多的潛艇。
  雷德爾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他有一個可靠的參謀班子。此外,他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享有廣泛的獨立性。這就使雷德爾能夠在1935 年完成使兩艘裝甲戰艦、兩艘巡洋艦、十六艘驅逐艦和二十三艘潛水艇下水的工作。到9 月27 日,鄧尼茨已經可以把第一批的潛水艇編為一個潛艇小隊了。
  雖然雷德爾竭力提防納粹黨對於海軍建設的任何干涉,他同希特勒之間的關係還是友好的。希特勒對於雷德爾的一切建議都表示採納,從不干預。
  當雷德爾於1939 年4 月晉陞海軍元帥時,一切跡象都表明戰爭在日益迫近。雷德爾曾一再警告希特勒,不要介入國際糾紛,特別應當避免同英國發生戰爭。他和海軍總部的軍官都一致認為,德國的海軍想同英國海軍作戰力量是不夠的。在他同伯姆和鄧尼茨兩位海軍將軍的一次會晤時,他曾斷言:「德國艦隊除了戰鬥和光榮地沉沒之外,不可能有別的作為」。但他又說,德國海軍利用潛艇來破壞大英帝國的海上聯絡,興許能獲得成功。
  當朗斯多夫上校於1939 年12 月17 日成功地出擊,重創並最後炸沉了英國的裝甲戰艦「施佩伯爵」號之後,雷德爾和希特勒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從那以後,希特勒開始把他的黨的意志強加於海軍身上。
  1940 年4 月,海軍接到攻佔挪威的任務。雷德爾最初認為,對於德國來說,中立的挪威比被佔領的挪威更為重要。後來,當他獲悉英法軍隊正在進行佔領挪威的礦砂港口納爾維克的準備之後,才決定採取先發制入的行動。他建議以魚雷快艦實施登陸。陸海軍密切協同。佔領挪威一仗,招致了海軍的重大損失,但陸海軍的協同動作還是比較順利的。
  西方戰役之後,雷德爾奉命對英國本土進行登陸作準備,雷德爾當即申訴意見,應把爭奪制空權列為登陸的先決條件。要使英國的空軍,甚至海軍
  都無法制止登陸行動。此外,還須設一個沒有水雷的區域,兩側更要佈雷警戒,並準備必要的運輸船隻。希特勒也曾答應,在1940 年8 月15 日以前將一切準備齊全。但這種準備竟拖延到9 月15 日。到了10 月,希特勒竟又下令停止「海獅作戰」。儘管如此,海軍作戰的重點仍然是英國。
  在大西洋上的最後一次大海戰發生在1941 年5 月21 日。戰鬥艦「俾斯麥」號擊沉了英國的裝甲戰艦「頭巾」號,還把「威爾斯王子」號戰艦擊成重傷。然而,「俾斯麥」號也同歸於盡。至此,重型艦隻的作戰停止了,潛艇部隊開始擔任海戰的主角。德國潛艇在敵人周密的反潛措施也曾獲得相當大的成功。水面艦隻和潛水艇以及飛機相互配合對敵人的北冰洋護航船隊所實施的攻擊也是十分成功的。
  1942 年秋季,德國巡洋艦隊司令在一個薄暮時分停止了對敵人一個警戒周密的護航船隊的攻擊。希特勒對此十分不滿。次年元月6 日,他又在一次會議上提及此事,並指斥和侮辱了雷德爾元帥,致使後者憤而辭職。
  希特勒批准了雷德爾的辭呈,於元月30 日任命鄧尼茨元帥為海軍總司令。
  德國戰敗之後,雷德爾被蘇軍俘虜,並與其夫人一同被押往莫斯科。1945年11 月20 日,他和鄧尼茨以及其他二十名政府官員都站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接受審判。
  雷德爾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被提出起訴。
  在擔任統帥的十五年期間,雷德爾建立並指揮德國的海軍。到1943 年去職為止,他應對此承擔全部責任。他承認德國海軍違背了凡爾賽和約;但他堅持說,這樣做是「關係到每個人的名譽問題」,他辯解說,這些違約行為大多是微不足道的。他還說,德國海軍的實力尚未達到它所應達到的程度。
  雷德爾通過馮·弗洛姆堡接受了1937 年6 月24 日命令,對奧地利作戰進行特級準備。他是親自參加1937 年11 月5 日堆斯巴赫會議的五名頭目之一。他辯稱,希特勒只是想通過這次會議促使陸軍更快地武裝起來;他堅持說,他當時確信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將得到和平解決,後來也正是這樣解決的。他還曾對當時正在與英國簽署的海軍協定作過指示。他說他並未接到加速建造潛艇的命令,這意味著希特勒並未策劃戰爭。
  雷德爾曾經接到有關《綠色方案》和《白色方案》等指示,《白色方案》以1939 年4 月3 日的指令為開始,其較多部分指示海軍通過海上干預的方式支持陸軍。雷德爾也是出席1939 年5 月23 日會議的為數不多的主要頭目之一。此外,1939 年8 月22 日在上薩爾茨堡發佈命令時他也在場。
  入侵挪威的計劃最先是由雷德爾而不是由希特勒提出的。儘管希特勒曾希望斯堪的納維亞保持中立,他在1939 年10 月所發的指令就表現了這種意向,然而海軍早在10 月份就仔細研究了在那裡建立海軍基地的好處,海軍上將卡爾斯提請雷德爾注意在挪威建立軍事基地的有利方面。1939 年10 月3日,又在海軍參謀部徵詢意見,輪流詢問是否贊成建立此類基地。10 月10日,雷德爾同希特勒談到了這一件事。在他的戰爭日記中對這一天載有:希特勒願意對此事加以考慮,數月之後,希特勒同雷德爾、吉斯林、凱特爾和約德爾談話。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開始制定計劃。海軍參謀部與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參謀們共同參加了這一工作。
  雷德爾收到了凱特爾1940 年衛月27 日對挪威問題的指令,他也收到了希特勒隨後簽署的3 月1 日的指令。
  雷德爾以如下理由為他的行動辯解:這樣做的目的只是為了搶在英國人之前下手。對於這類辨護詞不需再予討論,因法庭對此已進行詳細審理,並已做出結論:進犯挪威和丹麥均屬侵略戰爭。雷行爾在致海軍的一封信中寫道:「海軍在佔領挪威時的戰鬥行動將作為海軍在這次戰役中的重大功績而永存於世。」雷德爾曾多次收到過在西部發動進攻的命令,其中包括推遲進攻的數次通知。
  1941 年3 月18 日,在有希特勒參加的一次會議上,雷德爾竭力主張佔領希臘全境。現在他辯解說,此事發生在英國登陸之後,而且是在希特勒已經下達了進攻令之後。他指出,當時海軍對希臘並無興趣。他曾接到過希特勒關於南斯拉夫的指令。
  雷德爾曾試圖讓希特勒放棄進攻蘇聯的侵略行動。1940 年9 月,希特勒奉行在地中海的侵略政策,以此代替進攻俄國。1940 年11 月14 日,他極力主張對「作為主要敵人的」英國發動戰爭,並主張繼續建造潛艇和海軍軍用飛機。根據德國海軍參謀部的記錄,他對「在擊敗英國之前進攻俄國發表過至關重要的反對意見」。當時他聲稱,他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樣做違反互不侵犯條約,此外還出於戰略上的原因,然而一經作出決定之後,他在進攻蘇聯之前六天就批准了襲擊位於波羅的海一個特定警戒區內的蘇聯潛艇。現在他辯解說,這樣做的理由是那些潛艇企圖「偵察」德國的行動。
  這一證據顯然說明,雷德爾曾參與策劃和進行這次侵略戰爭。
  雷德爾被指控在公海上犯有戰爭罪。1939 年9 月3 日,一艘沒有武裝的英國郵船《雅典娜號》被擊沉,該船是被德國U—30 號潛艇擊沉的。
  雷德爾申辯說,這是由於一名缺乏經驗的潛艇艦長將該輪誤為武裝商船而擊沉的。他說,直到幾個星期後,U—30 號潛艇返航並對此事加以更正後,才瞭解到此事的真相,爾後希特勒指示海軍和外交部繼續對這件事持否認態度。雷德爾否認他曾得知過任何對丘吉爾發動宣傳攻勢的消息。
  對雷德爾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進行不加限制的潛艇戰,包括擊沉沒有武裝的商船和中立國的船隻,此外還對沉船的遇能者非但不加搶救,反而用機槍進行掃射。這些都是違背1936 年倫敦議定書的。
  法庭考慮到,對雷德爾的上述指控系發生在1943 年1 月30 日以前,即在他退職之前的期間內,故對他作出的判決與業已宣佈的對鄧尼茨的判決是相同的。
  1942 年10 月18 日的突擊隊命令本來明確與海戰無關,但是海軍參謀部卻把這項命令傳達到下屬的海軍艦長。海軍參謀部宣稱:「這樣做是符合領袖的特別命令的;但這在國際法中還是新的作法,因為士兵沒有向希特勒提出過異議。」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判決雷德爾有罪,並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60 年死去。
  第三節「頭號反猶煽動家」
  施特賴歇爾系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和第四條被提出起訴。他在1921 年參加納粹黨,為該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曾參加過慕尼黑暴動。1925 年至1940年,他是反猶太週刊《衝鋒隊員》的發行人,在1933 年以前他一直擔任該刊主編。
  施特賴歇爾是堅定的納粹分子,並是希特勒及其基本政治目標的追隨者。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他是希特勒的親信顧問。在他的經歷中,他與策劃戰爭的政策也無密切關係。例如他從未參加過希特勒向手下頭目闡明其決策的那些重要會議。雖然他是大區領袖,然而並沒有證據證明他知道這些政治計劃。法庭認為,證據不能證明他與密謀活動(本判決在另一部分已對此作了簡略說明)或與策劃和發動侵略戰爭有關。
  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和鼓吹仇恨猶太人觀點達二十五年之久的施特賴歇爾是盡人皆知的「頭號反猶煽動家」。在他發表的演講和論文中,他以反猶主義日益污染德國人的思想,並煽動德國人極力去迫害猶太人。1935 年印數達到六十萬份的《衝鋒隊員》,每期都充斥這種色情的和令人厭惡的文章。
  施特賴歇爾是1933 的4 月1 日抵制猶太人運動的頭目。他擁護1935 年頒布的紐倫堡法。他對1938 年8 月10 日在紐倫堡發生的搗毀猶太教堂的事件負有責任。11 月10 日,他還公開表示支持當時發生的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活動。
  而且,被告不僅在德國宣揚他的論點,他在1938 年就開始要求消滅猶太人種。1938 年至1941 年,他在《衝鋒隊員》上發表的二十三篇形形色色的文章全都鼓吹把猶太人「斬盡殺絕」,這些文章均已作為證據提交法庭。1938年9 月的一篇社論可謂是他的這種論點的代表作。文中將猶太人當作細菌和瘟疫,不把他們當成人,而是當成了「為了人類的利益必須將之消滅的寄生蟲、敵人、歹徒和疾病傳播者」,其他文章著重強調,只有當世界猶太種族被消滅之後,猶太人問題才算解決,他的文章還預言,在五十年內,猶太人的墳墓「將會證實,這個由殺人犯和罪犯組成的民族經歷了它罪有應得的命運」。1940 年2 月,施特賴歇爾發表了一封《衝鋒隊員》讀者的來信,信中把猶太人比作一群必須徹底消滅的蝗蟲。這就是施特賴歇爾藉以毒害成千上萬德國人所採用的方式,也是德國人所以追隨納粹黨迫害和消滅猶太人政策的原因。1939 年5 月,《衝鋒隊員》的一篇社論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目的:
  「必須懲治俄國的猶太人,以使每一個殺人犯和罪犯遭到他們應得的命運:判處死刑並加以處決。一定要把俄國的猶太人殺掉,必須把他們斬草除根。」
  在戰爭初期,戰事進展順利。德國日益獲得越來越多的領土,施特賴歇爾變本加厲地煽起德國人民對猶太人的仇恨。案卷中存有1941 年8 月至1944年9 月這一時期的《衝鋒隊員》的文章共有二十六篇,其中十二篇是由施特賴歇爾親自撰寫的,文章明白無誤地表示要滅絕猶太人,1941 年12 月25 日,他寫下並發表了如下這段文定:
  「若想不致再度發生上帝懲罰猶太血統繁愆的危險,那麼只有一條道路可循,那就是滅絕這個其先輩是魔鬼的民族。」
  「凡是干猶太人所幹之事的人,他就是惡棍,就是罪犯,凡是談吐學止倣傚猶太的人,他就得遭到同樣命運:誅滅和死在獲悉東部佔領區大批猶太人遭受屠殺之後,被告還繼續撰寫並發表鼓吹殺害猶太人的文章。在這次審訊中,被告的供詞竭力否認他曾不斷得知關於「最後解決」(猶太人)的進展。1943 年春,正值摧毀華沙猶太人隔離區之際,他的攝影記者曾被派往東部的猶太人隔離區採訪。施特賴歇爾曾收到和閱讀過的猶太報紙《以色列週刊》,該刊的每一期都報道了東部地區對猶太人採取的暴行,還有被驅逐和被殺害的猶太人的統計。例如:1942 年夏秋兩委出版的刊物報道猶太人死亡
  的情況如下:華沙七萬二千七百二十九人、羅茲一萬七千五百四十二人、克羅地亞一萬八千人、羅馬尼亞十二萬五千人、立陶宛一萬四千人、南斯拉夫八萬五千人、波蘭全境七十萬人。1943 年11 月,施特賴歇爾曾逐字逐句地摘錄了《以色列週刊》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猶太人實際上已從歐洲消失了,並評注提出:「這不是猶太人編造的謊言」。1942 年12 月,施特賴歇爾在談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的一篇關於蓄意消滅猶太人的暴行的文章時說,希特勒曾對此提出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導致猶太人種的消滅。1943年1 月,施特賴歇爾又撰寫並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說,希特勒的預言已經實現了。世界上的猶太人種正在被消滅;要是人們得知,希特勒把世界從猶太造孽者手中解救的,那就是頒布一項像紐倫堡法那樣的非常法,最嚴格地規定猶太人作為外國人的特徵,如若可能,通過締結一項國際條約的辦法作用補充,以在世界某個地方建立一所猶太國。所有猶太人均移居該處。面對提交法庭的種種證據,施特賴歇爾的這種聲辯是徒勞的。
  東方地區的猶太人在異常恐怖的境況下遭受屠殺的時候,施特賴歇爾煽動殺害的滅絕猶太人種,這種出於政治原因和種族原因的迫害行為顯然構成了條例所規定的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施特賴歇爾無罪,但根據第四條判決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羅森堡系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他於1923 年加入納粹黨,參加了1923 年11 月9 日的慕尼黑暴動,他在希特勒坐牢期間,曾努力使被禁止的納粹黨保持團結。他被公認為黨的哲學家,他在其主辦的《民族觀察家報》和《民族社會主義月刊》以及他所撰寫的著作中發揮、傳播納粹理論。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發行量達上百萬冊。
  1930 年羅森堡當選為德國國會議員,而且成為納粹黨的外交代表。1933年4 月他成為納粹黨的全國領袖和外交事務局局長。1934 年1 月,希特勒任命他為民社黨文化和世界觀教導事務特別代表。1940 年1 月他奉命建立「高級學校」,即民族社會主義世界觀和教育中心研究所。與此任務相關,他組織了「羅森堡特別工作處」。1941 年7 月17 日,他被任命為德國東部佔領區部長。
  他身為納粹黨外交事務局的負責人領導一個組織機構,該組織的特務遍全世界,從事種種陰謀活動。例如,他在自己的報告中聲稱,作為納粹黨外交事務局局長,他在策劃和準備進攻挪威的事件中起了主要作用。
  與雷德爾在一起,羅森堡是策劃進攻挪威的主謀之一。早在1939 年6月,當羅森堡與吉斯林會談時,他就開始對挪威發生了興趣。吉斯林提出,挪威海岸在德國和英國發生衝突情況下的重要性。英國有可能獲得挪威的援助,他對此表示憂慮。由於羅森堡的努力,這次會談的結果使吉斯林與民族社會主義分子進行密切合作,並在政治上得到納粹的支持。
  當戰爭爆發之際,吉斯林表示擔憂英國干涉挪威。羅森堡支持這種看法,而且把利用吉斯林對挪威發動一場政變的建議轉交給雷德爾。羅森堡促成了希特勒和吉斯林在1939 年12 月舉行會談、這次會談導致了進攻挪威的準備工作,希特勒還在會談時答應,保證在財政上支持吉斯林。這次會談以後,希特勒把政治上利用挪威的事務交託給羅森堡。
  挪威在兩個星期以後被佔領。希特勒告訴羅森堡,他下決心進攻挪威,其依據是「吉斯林連續不斷的報警,而這些報警又是全國領袖羅森堡向他報
  告的」。
  羅森堡要對策劃和實施東部佔領區的佔領政策負有重大責任。他在1941年4 月2 日就從希特勒處得知即將對蘇聯發動進攻,他表示同意以「正當顧問」的身份為希特勒效勞。1941 年4 月20 日他被任命為「有關東歐地區問題中央辦事處」主任。他在籌劃佔領計劃的過程中,曾與凱特爾、雷德爾、戈林、馮克、裡賓特洛甫和其他德國高級官員舉行過多次會議。1941 年4 月5 日,他制訂了許多關於在東部佔領區設置行政管理機構的指示草案。1941年6 月20 日,即在進攻蘇聯前兩天,他向其下屬人員做了一次有關佔領問題和佔領方法的講演。他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希特勒召集的會議,會上討論了行政管理和佔領事務方面的實施政策。1941 年7 月17 日,希特勒任命羅森堡為東部佔領區部長,並且正式委任他負責民政工作。
  羅森堡對在歐洲所有遭受襲擊的國家的公私財物進行有組織掠奪的體制負有責任。1940 年1 月,他奉希特勒之命建立「高級學校」,他組織和領導羅森堡特別工作處,該組織洗動了許多博物館和圖書館,沒收藝術珍品和收藏物,搶劫私人住宅。他本人的報告說明了沒收的範圍。在1941 年12 月按羅森堡建議發起的(傢俱)「行動」中,西方有六萬九千六百一十九戶猶太人住宅遭到洗劫,僅巴黎就有三萬八千戶。為了把沒收的傢俱運往德國,曾動用了二萬六千九百八十四節火車車皮。到1944 年7 月14 日為止,特別工作處在西方劫奪的藝術珍品,包括名畫和博物館藏品在內,共計有二萬一千九百零三件之多。
  羅森堡由於在1941 年7 月17 日被任命為東部佔領區部長而執掌了這一地區的統治權。他參與草擬了日耳曼化、剝削和奴隸勞工的政策,以及旨在滅絕猶太人和消滅納粹統治的敵對者的計劃。他設置了執行這些計劃的管理機構。他參加了1941 年7 月16 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希特勒聲稱,他們面臨這樣的任務,「按照我們的需要去切開這塊巨大的蛋糕,以便能夠:第一:統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搾取它」。在這次會議上,他向希特勒暗示,一場殘酷的行動正在策劃中。第二天,羅森堡宣佈,他已接受了任命。
  羅森堡完全瞭解有關對東方各國人民所施行的殘暴和恐怖活動。他曾經發出指示說,海牙陸戰法規不適用於東部佔領區。他完全知悉,而且積極參與了掠奪東部地區的原料和糧食,並將之運往德國。他聲稱,養活德國國民是在他對東方的要求清卑上居於首位的問題,而蘇聯人民因此而忍饑挨餓。他的許多指示預先謀劃要把猶太人隔離開來,而最後目標是把他們困在猶太人隔離區裡。他的下屬就開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他所轄的東部地區的民政部門認為,有必要把東方的猶太人清除乾淨。1941 年12 月,他向希特勒建議,在槍殺一百名人質的案件中,只挑取猶太人作為人質。羅森堡完全知道關於從東方流放勞工、「徵募」的方法和運送途中的恐怖狀況,以及東方勞工在德國所遭受待遇的情況。他給其所屬民政部門的官員規定了必須送往德國的勞工的數字,並且必須採取一切方式湊足勞工的人數。1944 年6 月14日為「乾草行動」發佈的命令上有羅森堡批准的簽署,該命令規定把四萬至五萬名10 歲至14 歲的少年運往德國。羅森堡偶而也反對他的部下所幹的過分殘暴行為,特別是科赫事件,但是,此類過分行為仍繼續發生,而他依然保持其職位,直到最後。
  法庭根據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判決羅森堡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馮·巴本系按起訴理由第一條和第二條提出起訴。1932 年6 月1 日,他
  被任命力德國總理。1932 年12 月2 日,馮·施萊歇爾接任他的職務。1933年1 月30 日,馮·巴本出任希特勒政府副總理。自1933 年11 月13 日起任薩爾區全權總代表。1934 年7 月26 日,他被任命為駐土耳其大使。1944 年8 月,土耳其與德國斷交,馮·巴本於是返回德國。
  1932 年至1933 年期間,當希特勒組織聯合政府時,馮·巴本曾大力給予支持。在希特勒1933 年1 月被任命總理一事上,他也給予了協助。身為該政府的副總理,馮·巴本參與了1933 年鞏固納粹控制的活動。但是,馮·巴本曾於1934 年6 月16 日在馬爾堡作過一次演講,表示反對民社黨壓制新聞自由和教會的企圖,指出了當時的恐怖統治,還提及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民社黨人都把「朝氣與殘暴」混為一談。隨著1934 年6 月30 日所謂的「羅姆清洗」之後所發生的暴力行動期間,馮·巴本被黨衛隊逮捕,他辦公室的人員也被捕,他的兩名助手被殺害,其中之一就是幫助他起草馬爾堡演講稿的人。馮·巴本在1934 年7 月3 日獲釋。
  儘管他的同事被殺害,馮·巴本依舊在1934 年7 月26 日接受了駐奧地利公使的職務,這恰好是馮·道爾富斯遇害後的日子。對他的任命是在希特勒的一封信件中公佈的。信中指示他使兩國關係導向「正常和友好的軌道」,希特勒還保證對巴本的「完全和無限的信任。」馮·巴本在擔任奧地利公使時,竭力鞏固納粹黨在奧地利的地位,目的是促使奧地利併入德國。1935 年初,他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一次會議。會上確定了如下政策:要避免一切可能造成德國干涉奧地利內政這種印象的作法。可他卻每月向「在奧地利遭受迫害的民社黨人」提供二十萬馬克。1935 年5 月17 日,他向希特勒報告了他與奧地利民社黨領導人利奧彼爾德上尉會議的結果。他力勸希特勒發表一項聲明,承認奧地利的民族獨立。他預言,這項聲明的結果將能使舒施尼格的基督教社會黨和奧地利民社黨之間更易組成旨在反對施塔赫姆貝格的聯合政府。1935 年7 月27 日,馮·巴本向希特勒匯報說:德國與奧地利的合併不能通過外部施加壓力來完成,而只有靠壯大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完成。
  馮·巴本在奧地利曾插手納粹分子在某些時候舉行的政治遊行,支持過納粹分子的宣傳活動,曾對納粹黨的活動提出過詳細的報告,也曾對奧地利的軍事防禦提出過例行的報告。他所推行的奧地利政策導致締結1936 年7月11 日的條約,這一條約在表面上是以「正常和友好的形式」重建德奧關係。但是附有一份秘密附件,規定對奧地利納粹分子實行特赦,取消對納粹報刊的檢查,恢復納粹分子的政治活動,還規定應接受親納納粹的人士參加舒施尼格內閣。
  簽署這項條約之後,馮·巴本提出辭職,但未獲准。此後,他便持續不斷地對政府施加壓力,以使納粹分子進入舒施尼格內閣,還設法讓他們在奧地利唯一的合法政黨祖國陣線中取得重要職位。1936 年9 月1 日,馮·巴本寫信告知希特勒,奧地利保安部中敵視納粹黨的人正阻止納粹分子進入奧地利政府,他建議「逐步施加更大的壓力,以變更體制」。
  1938 年2 月4 日,馮·巴本被撤除駐奧地利公使的職務;馮·弗裡奇、馮·弗洛姆堡和馮·牛賴特也在同時被撤職。馮·巴本告知希特勒,他對被召回感到遺憾,因為他自1937 年11 月以來就在盡力設法促成舒施尼格與希特勒進行一次會晤,而舒施尼格已同意這次會晤。會議於1938 年2 月12 日在貝希特斯加登舉行。馮·巴本陪同舒施尼格赴會,並在會議結束時勸舒施尼格接受希特勒的要求。1938 年3 月10 日,希特勒命令馮·巴本回柏林。3
  月11 日,馮·巴本已經身在總理府中了。沒有證據可以證實馮·巴本是主張武裝佔領奧地利的。巴本供稱,他曾力勸希特勒不要採取這一步驟。
  吞併奧地利後,馮·巴本隱退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1939 年4 月他受命出任駐土耳其大使。但是也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他在擔任該職時曾參與任何犯罪活動。
  根據證明材料不容懷疑:馮·巴本任奧地利公使時所持的主要目標是消弱舒施尼格的政治權力,並扶植奧地利的納粹分子,以使奧地利併入德國。為推行這一計劃,他不僅耍弄陰謀,而且使用威嚇手段。然而對這種踐踏政治道德的作法,無論其何等醜惡,條例卻並未將其視為犯罪行為。根據條例,只有馮·巴本參與策劃侵略戰爭,才能定為犯罪,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曾參與制定那類旨在將佔領奧地利的計劃。而且也由於無法確鑿無疑地肯定這些就是他的活動的目的,故法庭不能判定他參與了起訴理由之一所指控的共同計劃,或起訴理由之二所指控的策劃侵略戰爭。
  法庭因此判決馮·巴本無罪,並立即予以釋放。
  弗裡切系按起訴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訴,他是人所共知的廣播評論員。他每週都在他本人的節目「漢斯·弗裡切播音」中進行一次時事述評。他於1932 年9 月開始作廣播講話,同年他任德國政府設立的廣播機構的負責人。1933 年5 月1 日,當民社黨人將這一機構與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合併時,弗裡切加人民社黨並進入宣傳部。1933 年12 月,他擔任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1942 年10 月晉陞為該部部務委員。經過在東線的一個宣傳連短期任職之後,他於1942 年11 月擔任宣傳部廣播司司長和大德意志廣播電台政治組織全權委員。
  弗裡切作為國內新聞局局長負責監督擁有兩千三百份日報的德國新聞界。為了履行這一任務,他每天處於德國新聞發佈官迪特裡希的領導之下,而迪特裡希又受戈培爾的領導。迪特裡希從戈培爾和其他部長那裡接受指示,把它綜合為若干條規定,然後交給弗裡切繼續向報界傳達。各報紙隨時按照被稱為「德國新聞發佈官每日口頭訓令」的指示向德國人民闡述某些論點,例如領袖原則、猶太人問題、生存空間和其他各種民族社會主義的標準思想。每當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進攻之前,都要掀起一場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當弗裡切擔任德國國內新聞司司長的時候,他曾指示報刊應如何評述對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波蘭、南斯拉夫和蘇聯所採取的行動或進行的戰爭。弗裡切無權制訂宣傳措施,他只是負責向報界轉達迪特裡希的指示。例如,在吞併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之前,他曾在1939 年2 月接到迪特裡希的命令,要他把報界的注意力引向斯洛伐克的行動以及當時布拉格政府反德意志的觀點和措施。迪特裡希的這項指示來自外交部。
  弗裡切所奉行的政策系由迪特裡希和其他司長的確定。但是在戰爭行將結束時,弗裡切就獨攬了廣播事務的大權。他遵照納粹政權總的政治方針和外交部廣播政治司的指示,並在戈培爾的監督下,每天向德國各宣傳機構發佈口頭訓令。
  弗裡切與宣傳部的其他官員每天在戈培爾處參加部務會議。他們在會上接受每天有關新聞和安全方面的指示。1943 年以後,弗裡切有時也曾親自主持過這種會議,但都是在戈培爾及其國務秘書缺席的情況下。而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唯一任務也只是轉達戈培爾對他的電話指示。
  這便是對弗裡切在第三帝國中的地位及其影響所能作出的簡短說明。他
  從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以使之能出席策劃進行侵略戰爭的會議。他本人的供詞說,他從未親自與希特勒談過話,這一供詞並未被駁回。也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他曾得知過在這些會議上作出的重大決定。他的活動並不符合本判決書所作出的關於共同策劃進行侵略戰爭的定義。
  起訴當局斷言,弗裡切蓄意歪曲新聞,煽動德國人民犯下了起訴理由之三和之四所指控的暴行。他就是以這種方式挑撥和鼓動別人去犯戰爭罪。但是他的地位和職責還遠達不到足夠的重要程度,以使他能參加發動或策劃宣
  現存的他的講話摘錄可以證明,他持有明顯的反猶太人的思想。
  例如他曾在廣播中斷然聲稱戰爭應歸罪於猶太人,他們的命運將「如領袖所預言的那樣是非常愉快的」。但是這些講話並未要求迫害或滅絕猶太人。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曾得知過在東部地區滅絕猶太人的作法。此外,證明材料證實,他曾兩次試圖查封反猶太人的刊物《衝鋒隊員》,只是未獲成功。
  弗裡切有時在廣播講話中散佈過不真實的消息。但是卻不能證明他知道這些消息是偽造的。例如他曾報導說:當《雅典娜號》船沉沒時,在它附近並沒有德國的潛艇。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是由於他是從德國海軍那裡得到這條消息的,所以弗裡切沒有理由估計它是偽造的。
  誠然,弗裡切的廣播講話有時在宣傳方式上言詞過激。但是法庭並不認為,這些言論煽動德國人民對各被佔領區的民族採取暴力行動。所以不能宣佈他參與了對他指控的那些罪行。他的目的在於喚起擁護希特勒的和激發德國的戰爭情緒。
  法庭根據上述起訴內容判決弗裡切無罪,命令軍事法庭警長在下次開庭之前將弗裡切釋放。至此,全部二十二名戰犯審訓完備,他們的宣判書如下:
  被告赫爾曼·威廉·戈林: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魯道夫·赫斯: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無期徒刑。
  被告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威廉·凱特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恩斯特·卡爾膝布龍納: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漢斯·弗蘭克: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威廉·弗裡克: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瓦爾特·馮克: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無期徒刑。
  被告卡爾·鄧尼茨: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十年徒刑。
  被告埃裡希·雷德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無期徒刑。
  被告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弗裡茨·紹克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阿爾弗雷德·約德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阿圖爾·賽斯—英誇特: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阿爾貝特·施佩爾: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康斯坦丁·馮·牛賴特: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十五年徒刑。
  被告馬丁·鮑曼:根據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沙赫特、弗裡切被判決無罪,並被釋放。
  第四節「和平使臣」
  舒論堡在納粹的特工系統中是最年輕而又提拔最快的一個,1944 年時已是希姆萊手下實際統攬特工大權的人。他很得希姆萊的寵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他利用這一優越條件,極力加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轉而利用希姆萊,企圖同西方媾和。
  德國戰敗以後,舒倫堡隨伯拉多特伯爵避居瑞典。1945 年6 月,他被帶回德國出席紐倫堡法庭,但他是作為戈林、裡賓特洛甫及其他納粹首腦受審時的證人,直到1948 年1 月,他本人才開始受審,審問繼續了十五個月,美國軍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兩項罪名,而且考慮到他在戰爭後期曾幫助集中營的盟國囚犯脫逃,又減輕了判刑,所以他只被判處六年徒刑,刑期自1945年7 月算起,但1951 年舒倫堡刑期未滿即因病獲釋,他避居瑞士,開始撰寫回憶錄,不久瑞士當局要求他出境,他又遷居意大利,1952 年3 月病死在都靈。
  在納粹德國最後日子裡,舒倫堡作為「和平使臣」與盟國有過一些接觸。
  舒倫堡曾通過瑞士、瑞典和蘇聯人建立了間接聯繫,在他看來,他們對於可能結束德蘇戰爭的談判真正感到興趣。但是,由於裡賓特洛甫目光短淺,政策呆板,加上他那種無視一切挫折的難以置信的自大和樂觀主義,舒倫堡的一切努力都被破壞無遺。比如說,在同意和蘇聯人會談之前,他要求對方先證明自己的代表不是猶太人血統。當然,事情很可能是這樣:蘇聯人之所以願意談判,只是一種逼迫盟國開闢第二戰場的策略,但是,不管是什麼原因,德國都沒有拒絕他們的本錢。
  舒倫堡從克斯登博士那裡一聽到海維特先生(一個美國外交官)已經在斯德哥爾摩,準備和舒倫堡討論和談的可能性問題,舒倫堡立刻乘專機飛往瑞典。海維特先生是羅斯福的歐洲事務特別代表。為了盡可能謹慎地保密,舒倫堡在斯德哥爾摩一家最大的旅館他的那套房間裡和他見了面。事後,舒倫堡向某些消息靈通的瑞典朋友打聽,要他們告訴他海維特的影響範圍到底有多大。他們關於海維特的評價相當好。他在一切有關歐洲的問題上顯然能夠左右羅斯福。所以,在由舒倫堡自己負責和不作任何保留的情況下,舒倫堡告訴他達成妥協性媾和對於德國是多麼重要。他同意:只要舒倫堡願意,他可以立刻安排正式談判。當他們的談判結束後,舒倫堡很快飛回柏林,連夜趕製一份交給希姆萊的報告。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舒倫堡去見希姆萊,向他全部匯報了自己和海維特的會談。希姆萊覺得摸不著頭腦,十分不滿意舒倫堡的單獨行動,不斷地搖頭,大口大口地喘氣。然後,他開始談話了,越談越生氣。幸運的是,到他氣頭最大的時候,他當時必須去參加某個典禮,但是,後來他又把舒倫堡叫進他的辦公室繼續談下去。他們之間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舒倫堡總算運氣,並沒有被捕,但是舒倫堡的通盤計劃都被推翻了。
  當希特勒的時運迅速不濟時,舒倫堡不得不經常鋌而走險地利用他在希姆萊面前的地位,想辦法至少讓瑞士的中立得到尊重。不用說,這些純粹是消極性質的干涉,和舒倫堡不斷企圖建立直接或間接媾和試探聯繫的活動有著必然聯繫。舒倫堡的努力使卡爾滕布龍納、鮑曼和繆勒對他非常仇恨,他們正在等著這樣一種把舒倫堡搞垮的借口。他們也幾乎如願以償。
  當時,德國方面截獲到一份有關蘭本博士和盟國代表在瑞士談判的電報,人們提到了蘭本博士在這種完全非正式的活動中得到舒倫堡的贊助,也提到了柯斯坦博士在推進這些談判上所起的作用。卡爾滕布龍納和繆勒立刻著手進行秘密調查,但是克斯登對希姆萊的影響挽救了舒倫堡,使舒倫堡沒有遭到厄運。後來,舒倫堡也報答了克斯登博士,每當繆勒的蓋世太保計劃害他的時候,舒倫堡總是事先警告他,或者採取各種對策。
  正是在這個時候,舒倫堡在瑞士的聯繫使他和前瑞士總統繆塞先生掛上鉤。繆塞是一個完全忘我的人,非常聰敏,很有見識,他有一個努力目標——盡可能多地挽救成千上萬被關在集中營裡的人。到1944 年末,經過幾星期的說服工作以後,舒倫堡總算大規模釋放被關在猶太集中營裡的人來換取拖拉機、汽車、藥品以及其他非常缺乏的物資。繆塞提出了一個反建議:希姆萊應該只滿意於接受拔到國際紅十字會賬上的外幣。希姆萊不能夠認識到:從德國的外交政策著眼,釋放幾千名猶太人的重要意義;他似乎只關心這樣一種行動對黨內領導集團和希特勒產生的效果。在談話的這一部分結束時,提出了美國應該同意瑞士成為轉交猶太人的地點,這些猶太人最後將送到那裡,繆塞保證和瑞士的某些猶太人組織討論這個問題。
  在繆塞剛要回瑞士之前,舒倫堡說服希姆萊在繆塞的一項特殊要求上作出讓步,以證明他的誠意。繆塞的這項要求是:許多知名的猶太人和法國人應該被釋放。希姆萊勉強同意了,讓舒倫堡負責具體執行。他還讓舒倫堡和繆塞保持密切聯繫,並且安排他們以後的會晤。
  舒倫堡立刻和繆勒接觸,要他准許自己照管這些被囚禁者,但是遭到了拒絕,表面上的理由是:舒倫堡不是蓋世太保的成員,因此他不能讓舒倫堡插手蓋世太保的任何內部事務。不過,他准許舒倫堡和各種蓋世太保機關的負責官員聯繫,因此舒倫堡總算能夠弄清楚許多被囚禁者關押的地點,想辦法讓他們在伙食和居住待遇上得到改善,並且使他們能夠收受食品郵包;在
  某些情況下,舒倫堡還能夠讓他們穿上平民服裝,住到旅館裡,安排把他們遣送出境。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通過無窮無盡的官場手續,經常要和蓋世太保機關聯繫。
  希姆萊和繆塞的第二次會見於1945 年1 月12 日在黑森的威爾巴德—施瓦茨沃德舉行。通過舒倫堡的積極斡旋,達成了下列協議:
  1.每隔十四天派一列火車把一千二百名猶太人帶到瑞士。2.和繆塞先生有聯繫的猶太組織,在按照希姆萊建議解決猶太人的問題上將給予積極支持。同時,世界範圍的反德宣傳將開始有一種基本的改變。3.根據舒倫堡的建議,雙方同意酬款將不直接交與國際紅十字會(最初原是這樣決定的),而應該交給作為受托人的繆塞。第一批送人在二月初進行,一切都很順利。繆塞簽收了五百萬瑞士法郎,這筆錢是在1945 年2 月末交給他這個受托人的,而且按照協議,讓這件事在報紙上公佈了出來,同時封·斯梯格總統在怕爾尼發表了一篇文章,《紐約時報》上也刊登了另一篇。
  在此以後,繆塞和舒倫堡一致認為,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由於軍事形勢不斷惡化,必須讓希姆萊發出一道防止撤退所有可能被盟軍攻佔的集中營的命令,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希姆萊終於同意(在這件事上,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柯斯坦博士對希姆萊起了相當影響,也給了舒倫堡很大幫助),於是,舒倫堡在1945 年4 月7 日便通知繆塞:希姆萊已經同意不撤退任何集中營,並且特別請求盡快把他的這項決定轉告艾森豪威爾將軍。儘管已經超過七十高齡,繆塞先生當晚就坐著自己的汽車匆忙離開,三天以後,他告訴舒倫堡華盛頓方面已經收到這項消息,反應很好。
  1945 年2 月瑞典大使安特南·湯姆遜來信,說伯拉多特伯爵願意到柏林來和希姆萊協商。裡賓特洛甫讓他的個人顧問蓋漢拉特·瓦格納到舒倫堡這裡來,打聽是不是由舒倫堡通過與瑞典方面的聯繫策劃出這種提議的。舒倫堡非常坦白地告訴瓦格納說,自己對伯拉多特伯爵的提議毫無所知,並且立刻把事情報告希姆萊和卡爾滕布龍納。希姆萊非常感興趣,但是對這件事是由通過大使館和外交部提出來的事實很生氣。這迫使他不得不正式接待伯爵的來訪,那樣一來,就等於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希特勒。由於希姆萊當時正在指揮維斯杜拉兵團,他的總部設在布累斯勞,他讓卡爾膝布龍納找一個適當的時刻和希特勒談談這件事,試探一下希特勒的態度。希特勒的反應是:「在一場總體戰當中,搞這一套玩藝什麼用也沒有。」
  與此同時,伯拉多特伯爵已經到達柏林。舒倫堡給希姆萊打了電話,真心誠意地求他不要失掉接見伯爵的這個機會,強調和伯爵的會談必然會產生的各種具有政治意義的成果。經過反覆爭辯了很長時間以後,希姆萊終於同意了一個仍然給他留了後路的建議:由卡爾滕布龍納說服裡賓特洛甫,同時由舒倫堡和瓦格納談這個問題。兩個人都應該努力說動裡賓特洛甫接見伯拉多特,但是並不報告希特勒,而且不能讓裡賓特洛甫知道希特勒已經表示過反對這次訪問。如果裡賓特洛甫同意,卡爾滕布龍納和舒倫堡事後就能夠立刻接見伯爵。這樣一來,希姆萊就會有時間在正式參與其事以前看一看情況。可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是,伯拉多特伯爵從瑞典大使館給舒倫堡打了電話。他首先被卡爾滕布龍納和舒倫堡本人接見,以後便立刻去看裡賓特洛甫。雖然在這第一次的會面中,舒倫堡說的話並不多,可是舒倫堡感到已經和伯爵建立了良好關係。在這次訪問中,舒倫堡看到了實現自己原來的計劃——為
  德國結束戰爭——的可能。舒倫堡同瑞典的聯繫在這方面極端重要,因為瑞典對於停止北歐軍事行動特別感光趣。這樣,舒倫堡本來打算為丹麥和挪威作些事情的努力,就會和伯爵的目標符合。下一步就是想法讓瑞典充當妥協性和解的調停人。在會談結束時,伯爵再一次向卡爾滕布龍納表示願意和希姆萊談話,因為他有些事情要當面和希姆萊單獨地談一次。
  兩天以後,伯拉多特伯爵和希姆萊在霍亭裡欽會面。在坐車赴會途中,舒倫堡在即將舉行的會談問題上給了伯爵某些忠告,並且把希姆菜的若干性格特點向他作了介紹。伯爵原來的計劃是,要把全部丹麥和挪威俘虜都送到瑞典,一直讓他們在那裡等待戰爭結束。舒倫堡知道這種計劃絕不會被接受,建議他另外提出一種妥協性方案——這些俘虜應該集中關在德國西北部的一座集中營裡。事實上,這個建議後來成了伯爵和希姆萊會談時達成協議的基礎。
  在希姆萊和伯爵會談剛結束以後,舒倫堡就有了一個和他談話的機會。希姆萊對伯爵的印象很好,打算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他要舒倫堡負責執行他們的協定,他自己非常明白,這種協定將會在卡爾滕布龍納和繆勒那裡受到很大阻撓,或許裡賓特洛甫也會加以刁難。舒倫堡要把會談的要點以及達成的協議報告裡賓特洛甫,以便他可以正式向伯爵提出。
  在和伯拉多特伯爵會見以後,舒倫堡和希姆萊作了非常嚴肅的談話,明白地告訴他德國的崩潰已經不可避免。舒倫堡請求他利用瑞典的良好作用,努力把德國這一艘破船在沉沒以前開進平安的港口。舒倫堡建議他要求伯拉多特伯爵飛到艾森豪威爾將軍那裡,向艾森豪威爾提出他願意投降。
  舒倫堡也努力提醒他:作為一個軍團司令,他應該守在柏林,而不在布累斯勞。他應該看清楚,正是希特勒的顧問們又一次成功地把他從希特勒身邊趕開了。他應該立刻回到柏林,安排會談的準備工作。如果必要的話,他應該使用武力。希姆萊只允許舒倫堡和伯爵保持表面上的聯繫,也許可以影響他主動地飛會見艾森豪威爾。
  舒倫堡已經把這場鬥爭的情況告訴了伯拉多特伯爵。在談話中,舒倫堡同意:只要希姆菜最後下走決心,就立刻通知他(舒倫堡已經計劃親自陪伴伯爵飛去見艾森豪威爾將軍);舒倫堡也作了這樣的安排:一旦德國本身被敵軍切斷,舒倫堡就和希姆萊飛往南德,通過瑞典駐瑞士大使和怕拉多特聯繫。
  舒倫堡不斷提醒希姆萊當前的局勢是如何絕望,警告他:如果他優柔寡斷,歷史總有一天要他為此負責。希姆萊回答說:黨衛軍組織是按照忠誠原則建立的,他不能夠違反這條原則。如果他這樣做的話,就會動搖他自己地位的基礎。舒倫堡告訴希姆萊:和整個民族的存亡相比,黨衛軍只不過代表一小部分人,德國民族在經過長期苦難以後,希望能夠從他們的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們把希望放在希姆萊身上,因為他不是一個從國社黨政權中謀取私利的人。對於這一類談話,他的答覆往往只是:「所以,你打算把元首除掉是不是?」希姆萊就是這樣一種容易變化的性格,以致有許多天,舒倫堡不得不冒著極大危險回答他說:「是的。」
  到這時候,希姆萊和希特勒之間幾乎已經完全破裂,希姆萊對這種情況很擔心。希特勒甚至下命令,不讓希姆萊的黨衛軍特別衛隊在袖口上帶軍章,作為一種下他面子的標誌。
  希姆萊對舒倫堡說:除去勃朗德而外,舒倫堡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他該怎麼辦呢?他不能開槍打死希特勒;他不能毒死他;他也不能在帝國總理府把他逮捕,因為那樣一來,全部軍事機器就要突然停頓。舒倫堡對希姆萊說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他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他應該去見希特勒,坦白地把最近幾年來發生的一切都告訴他,並且強迫他下台;另一條是,他用武力把希特勒除掉。希姆萊不以為然,認為如果他要是那樣和希特勒談話,希特勒一定會暴跳如雷,馬上就開槍把他打死。舒倫堡說:「這正是你要防備的一手——現在還有足夠多的高級黨衛軍領導人跟著你走,你還有足夠的力量把他逮捕。如果沒有其他辦法可想,那末,就得讓醫生從中下手。」
  談話繼續了一個半小時左右,但是希姆萊仍然不能作出決定。
  4 月22 日早飯以後,衝鋒隊長伯爾格來了。他要和舒倫堡一起坐車回到霍亭裡欽去,因為在受到敵軍威脅的情況下,烏斯特羅將被放棄。
  他們一起討論了關於瓦南曼的問題,他是一個美國空軍將領,以前是駐柏林武官,這時是德國的一個戰俘。伯爾格和舒倫堡建議,把瓦南曼和另一個美國空軍上校送出德國,通過瑞士飛往美國和羅斯福聯繫。他要想辦法為美國戰俘弄到比較好的供應,改善他們的待遇,同時把希姆萊打算和西方盟國媾和的願望告訴羅斯福。舒倫堡早就有了這個打算,希望通過釋放有影響的英國戰俘,使他們能夠有助於促成英德之間的諒解。然而,希特勒和希姆萊卻一直嚴令禁止這樣做。
  舒倫堡和瓦南曼談了很久,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由於希姆萊不願意批准這件事,舒倫堡和瑞士的朋友以及美國駐伯爾尼外交武官萊格將軍一起,設法安排瓦南曼偷越邊界。舒倫堡做這件事完全由自己負責,安排了一輛汽車把瓦南曼和另一位空軍上校送到康士坦斯附近的邊境上。
  由於舒倫堡再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所以舒倫堡請伯爾格注意這個問題。到這時,希姆萊也同意了舒倫堡這個計劃。
  到中午,舒倫堡不得不匆忙離開烏斯特羅,因為據說在臭蘭尼因堡附近以及大致在羅溫堡和克蘭曼方面已經有了蘇聯的裝甲先鋒部隊。他們坐車從馬斯羅向北邊的麥克倫堡進發,以後再轉向東方,以便到霍亭裡欽。有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他們一路上都看到國防軍的部隊、大炮和裝甲車在調動,經常受到低飛的輕轟炸機和戰鬥機的襲擊。最後,他們終於到達霍亨裡欽。
  在吃過已經過時的中飯以後,希姆萊對舒倫堡說:「我幾乎相信你是對的,舒倫堡——現在我一定要採取行動了。你有什麼主意?」
  舒倫堡向他解釋說:事情已經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可以肯定,從瓦南曼那裡不會有任何希望,不過,現在還有可能和伯拉多特伯爵開誠佈公地談清楚全部局勢(舒倫堡已經瞞著希姆萊,遠為詳盡地把德國的真實情況告訴了伯爵)。舒倫堡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在丹麥見到伯爵,不過他有可能還留在律貝克。希姆萊讓舒倫堡馬上到律貝克去。希姆萊現在已經準備請伯爵以他自己的名義正式向西方盟國遞送投降書。
  在草草吃完飯以後,伯爵和舒倫堡離開符倫斯堡,坐汽車到律貝克去,到九點鐘抵達瑞典領事館。舒倫堡前往設在但澤大旅館中的辦事處,和伍恩尼堡將軍的辦事處取得聯繫,希姆萊就打算住在那裡。舒倫堡在十點鐘看到希姆萊,把自己和伯爵會談的各項要點告訴了他,努力加強他宣佈投降的決定。希姆萊躊躇了一會兒,但最後終於同意。
  希姆萊在對局勢作出總結以前,花了很長時間說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不過,他的總結倒是比較老實的,他說:「我們德國人不得不宣佈我們
  已經被西方戰敗;我請你通過瑞典政府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轉告這項聲明,好讓我們大家都減少不必要的進一步流血。對我們德國人,尤其是對個人來說,要向蘇聯人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要對他們拚命抵抗,直到西方盟國的戰線代替了德國始終在作戰的防線。」
  希姆萊指出:他有權在這些問題上作出決定,因為希特勒在兩三天內就要自殺。
  伯拉多特伯爵表示願意轉達希姆萊的聲明。正如他所指出,他本人(瑞典政府也可能有同感)主要關心的是:盡量想辦法不讓繼續作戰,無謂地毀滅斯堪的那維亞地區。對於他——一個瑞典人來說,這就是他同意希姆萊請求的理由。希姆萊說他完全理解這一點。在回答伯爵的另一個問題時,他說他準備答應把被拘禁的丹麥人和挪威人送到瑞典。
  在研究如何把投降聲明轉告西方盟國的問題上花費了很長時間。原來的計劃是:讓伯拉多特伯爵直接飛往艾森豪威爾將軍那裡,完全不作外交上的準備或事先說明。可是這個計劃被放棄了。最後,他們同意希姆萊應該寫一封信給瑞典外交部長克裡斯提安,請他出力支持希姆萊的投降聲明,這份聲明將由伯拉多特伯爵交給他。4 月26 日,瑞典須事館的李文豪普特伯爵給舒倫堡送來了一份臨時報告,告訴他談判進行得不太順利,盟國拒絕和希姆菜談判。
  自此以後,戰況急轉直下,繆勒據說投奔了蘇聯,希姆萊不久便自殺了!舒倫堡奉鄧尼茲海軍上將之命,擔任克羅西克的特使,經過一個艱險的旅程前往斯德哥爾摩去接洽並處理德國戰後的各種問題。完成了最後使命,舒倫堡的「工作」不再需要了!
  第五章天網恢恢
  ●「元首」之死
  ●羅夫組熾納粹分子「逃命之路」
  ●為盟軍服務的納粹分子們
  第一節他們沒等到上法庭
  1945 年4 月30 日,下午三點鐘剛過,新婚的希特勒夫婦在下暗堡的主走廓裡最後一次露面。自從四十個小時前在淒涼的午夜舉行婚禮以來,他們很少在一起。他們向總理府留下的成員道別。在場的有戈培爾、鮑曼、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將軍、瓦爾特·赫維爾大使、海軍武官伏斯中將、魏納·哈斯教授、臘登休伯少將、赫格爾少校、高級侍衛官海因茲·林格、奧托·根捨少校、三名秘書——克裡蒂安夫人、榮格夫人和克魯格爾小姐(鮑曼的秘書)以及曼切阿萊小姐和維爾納·瑙曼。只有飛行員漢斯·巴爾、青年團首領阿圖爾·阿克斯曼、司機埃裡奇·肯普卡和瑪格達·戈培爾不在場。
  這一正式的告別儀式只進行了幾分鐘,誰也回憶不起有什麼不朽的言詞。在一陣難以忍受的沉默之後,林格終於得到希特勒示意,打開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間的門。希特勒做了一個禮貌的姿勢讓愛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別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轉身面向海因茲·林格,同他握手,說,「林格,老朋友,我現在要你參加突圍小組。」
  林格吃了一驚,問道,「為什麼?我的元首!」
  「去為我的繼任人效勞。」希特勒說。
  不管這些話意味著什麼,它終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員面前說的最後幾句話。
  希特勒故作鎮靜地穿過人群,關上了房門。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後立即負責處理他們的屍體。這就是他在進入準備自殺的房間之前說的話。「他告訴我,要我們等十分鐘,如果聽不到聲音了就過去。」根據其他在場的人說,這時林格再也沉不住氣了。也許,在這樣一種受壓抑的時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靜了,但是不知是什麼明顯的原因使他像一隻受驚的兔子,飛快地一口氣跑完四段很陡的樓梯衝向太平門,跑到炮火連天的院子裡,隨後又迅速地跑下來,瞪大著眼睛,什麼話也沒有說。所有其他的人只是驚異地注視著他的古怪行動。
  接著奧托·根捨少校離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希特勒警衛隊的幾名青年軍官找在一起,向他們佈置任務。他們的緊急任務是把兩具屍體抬出下暗堡。根捨很快又返回,站在希特勒住房門口的正前方,兩腿叉開,把手槍緊緊地握在胸前。每個人都在期待著隨時發生的結局。大家都豎起耳朵等待著一聲或許是兩聲槍響。作為一個軍人,根捨開始懷疑他們是否真能從沉重的拱形鐵門聽到槍聲,而時間卻在一分一秒地過去。事實上,槍聲要通過兩道門,因為在希特勒臥室前面還有一間小門廳。
  門外的活動遠未結束。兩個重要的後來者現在突然出現,他們錯過了在走廓的告別儀式。第一個是戈培爾的夫人瑪格達·戈培爾,她衝向根捨。由
  於吃驚和迷惑不解,根捨揮舞著手槍,企圖把她趕回去,但是她要見希特勒的激動勁兒和決心使根捨的心軟了下來。根捨走進房間把瑪格達的要求轉達給希特勒,但是趁他沒有防備時,瑪格達突然繞過他,猛衝進希特勒的書房。這個事先沒有料到的插曲也許只有兩三分鐘。然而希特勒斷然拒絕同瑪格達說話,甚至不屑聽瑪格達勸他飛往伯希特斯加登的懇求。她哭泣著、顫抖著離開房間,走過她丈夫的身旁也沒有說話就又回到了上暗堡。
  第二個遲到者是在瑪格達·戈培爾同希特勒在密室交談時出現的。他是阿圖爾·阿克斯曼,他之所以遲到是由於他要冒著炮火,穿過威廉廣場,從街那頭的戰鬥崗位上來。阿克斯曼是同他的助手根特·韋爾京少校一起來的。兩個人都是盜匪裝束,用濕手帕蒙著臉,以防灼熱的灰塵和硝煙侵襲眼睛。當阿克斯曼走近根捨時,根捨正站在門前的崗位上,這位被激怒的少校堅定不移、生硬地對阿克斯曼說,「太遲了,對任何人都太遲了。」
  1945 年,阿圖爾·阿克斯曼的證詞曾被否定或忽視——他的證詞是在1945 年12 月下旬提供的。他直率他說:「我正好站在盡量靠近門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沒有聽到槍聲。像我一樣靠近門的有六個人——戈培爾、鮑曼、林格、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將軍、阿克斯曼,也許還有另外一兩個人。我們之中誰都沒有聽到槍聲。我認為這是因為有密封的兩道門的原故。那兩道門都能防火、防毒,所以能隔音。我和林格最後直接從元首那兒得到的指令是等候十分鐘,隨後就進入房間去。這就是我們所做的。我一直盯著我的表,我擔心它會停擺。這真是我一生中最長的十分鐘」。
  下午四點過後不久,希特勒死後不到半小時,哈斯教授向欣克非常確切地敘述了他同阿道夫·希特勒進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磋商的情況。哈斯說,這次談話就在那一天凌晨三點鐘或許是四點鐘左右在下暗堡裡希特勒就寢之前進行的,這就是欣克在路上見到的那次談話。希特勒再次詢問了哈斯關於他曾推薦的極簡單的手槍加毒藥的自殺方法。如果希特勒不折不扣地按照哈斯冷靜的勸告去做——而以後的情況證明了他確實是那樣做的——那麼,隨後發生情況是可以根據當時最可能發生的事加以合理推測的。
  希特勒有兩支手槍。火力較大的是口徑為7.65 毫米的標準瓦瑟手槍。從4 月22 日,也許更早的時候起,他就一直把這支手槍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裡,他的高級侍衛尤利烏斯·夏勃曾經見到他從臥室保險櫃裡拿走那支手槍的。比較小的一支手槍是6.35 毫米的瓦瑟。他帶在身邊多年,塞在褲腰右口袋旁邊所縫的皮套子裡。現在小手槍放在沙發前面的桌子上。人們認為這支槍只是為謹慎起見才擺在這兒,以防大手槍發生故障,因為他很不熟悉這支較重的手槍。後來,希特勒在那張狹長沙發的一端坐下,從他的上衣口袋裡掏出兩丸毒藥,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槍和花瓶中間,另一丸放進口中。
  他的新娘愛娃坐在藍白色沙發的另一端,他們相隔大約只有兩英尺。愛娃脫下無帶淺口鹿皮皮鞋,把腳縮在她那輕巧的身體下邊。她有兩粒膠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張小圓桌上,隨後把她的6.35 毫米口徑的瓦瑟手槍以及一條山茶色的綢子手絹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膠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對欣克說的,希特勒說過他倆一道死是他的最終的願望—
  —「當我們必須死時,我們倆希望一塊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談之後,為了萬無一失,他又去愛娃住所囑咐她,「一聽到槍響就立即咬破膠囊。」顯然她是這樣做了。因為她擔心看到她死去的愛人會動搖她的決心。所以,只有愛娃·希特勒一個人聽到了億萬人民樂於聽一的這一聲槍響。
  希特勒一死,戈培爾很快就步其後塵。
  1945 年4 月中旬,戈培爾全家在施萬南韋德住下後,關於如何拯救瑪格達和孩子們曾經提出過兩項計劃。哈韋爾河向西蜿蜒流入易北河,施萬南韋德就是這條河上的一個半島。阿爾貝特·斯佩爾的計劃就是要把瑪格達和孩子們迅速轉移到專用汽艇上(不讓戈培爾知道,因為斯佩爾擔心這位博士會堅決阻攔實施這一計劃),然後,沿著哈韋爾河順流駛向易北河,而美國人已於4 月11 日到達那裡。另一項類似的計劃是戈培爾的國務秘書維爾納·瑙曼制定的,同樣要用一艘已經停在那裡的汽艇,與斯佩爾計劃所不同的是,瑙曼的計劃曾呈送戈培爾過目並得到他的讚許。這艘汽艇藏在蘆葦深處作為瑪格達和孩子們的藏身之所,直到躲過最壞的時刻。可是,那位心神錯亂但又毫不動搖的母親立即拒絕了這兩項計劃。她說,她一定不能拋棄她的丈夫,又說,她決心讓她的孩子們同希特勒一道死,「因為我的寶貝們太好了,這個糟糕的世界簡直不配得到他們」。
  但是,仍然有一個問題時時困擾著戈培爾,那就是要弄清希特勒是否會堅持他在德國首都結束性命的決定。幾個星期以來,這位部長幾乎是獨自一人堅決主張在柏林堅持到底。而暗堡的絕大多數人則贊同選擇阿爾卑斯山堡壘作為最為防禦陣地,他們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3 月29 日復活節週末之後發生了一場危機。暗堡裡以鮑曼為首的強大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希特勒,其時正是希特勒想要呼吸一下上薩爾茨堡空氣的時候。戈培爾聞訊匆匆趕到暗堡。奧托·根捨少校描述這一緊張場面說,「戈培爾拉住元首的兩邊衣襟,懇求他記住1933 年1 月30 日午夜同戈培爾一起所作的莊嚴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為總理,入主總理府,他同戈培爾一起宣誓:『我們決不自動放棄這座建築物,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趕出去!』」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爾參加希特勒的生日慶典後沒有呆多久就早早地離開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徑直到他的辦公室,站在舊式瓷磚壁爐前,把許多紀念品扔進火裡,其中有:他七歲時穿著海員服裝的照片;他的中學成績單;他父親的一疊來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禮的照片;他們畢業班同學的集體照片。最後扔進火堆裡的是一個年輕女人上光相片。這是捷克美人莉達·巴洛娃1938 年贈送給她德國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爾又同他的秘書赫爾·裡夏德·奧托和維爾納·瑙曼在一起,仔細地監督銷毀他的日記。這些日記從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冊頁浩繁了。據瑙曼說,到現在這些日記堆放在「有四個電話間大」的密室裡。從1945 年1 月起奧托已經甲縮微膠卷拍攝了這堆日記(雖然這些日記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維爾納·瑞爾納·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黨衛隊上尉貢特爾·施瓦格曼受托收藏這些日記,以免落入蘇聯人或東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麼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捲縮微膠卷終於落入蘇聯人或東德人之手,最後在1974 年傳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經發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後的記載》)。即使在這次銷毀日記之後,戈培爾仍在黑皮日記本上繼續寫他簡短的日記,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寫到次日他自己臨終前的最後幾小時。
  戈培爾處理他的日記之後,便坐在辦公桌旁開始錄音,他知道這是他對日耳曼民族的最後講話。錄音的時候,蘇聯炸彈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當時在場的萊曼鑽到桌子底下,但戈培爾把泥灰從講稿上撣掉,照常錄製他的講話。然後,他把錄好的唱片放進盒子裡,以便在盡可能接近末日的時候播
  放,但實際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幾天已經播放了這一講話。
  戈培爾及其妻子和六個孩子坐在一張棟木長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勁地合唱。這支年輕的高音合唱隊企圖以怪誕的不斷的歌聲蓋過更大、更不祥的炮彈爆炸聲。
  雖然希特勒邀請戈培爾及其一家住進暗堡,但出人意外,這兩個人在最後一星期裡卻很少互相見面,每天只見面一個小時。事實上,他們的舊日友情明顯地冷淡起來。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對任何人(即使對戈培爾)也不願改變常規,蓋爾達·克裡斯蒂安稱之為「他的刻板的小禮儀」。例如,他任何時候也沒有同戈培爾在一起吃過飯。蓋爾達·克裡斯蒂安說,希特勒「幾乎不理睬戈培爾。使我吃驚的是元首不停地復復著『最後只有勃隆狄和勃勞恩小姐是忠誠的』這些悲傷的話。他有意視而不見戈培爾和他的妻子。如果考慮到戈培爾夫婦現在都是肯定要自殺的人,這就更使我不理解了。我們都知道,他們還打算犧牲自己的孩子為希特勒殉葬。」顯然赫維爾、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同希特勒在一起的時候,有時戈培爾也到場,但蓋爾達·克裡斯蒂安認為,這種時候「氣氛肯定冷淡」。
  然而,希特勒和戈培爾定期舉行的簡短會晤卻是重要的。現有的證據說明:在會晤期間,戈培爾草擬了希特勒的政治遺囑。戈培爾就像多數受到教育的德國人一樣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麥都留下了這類遺囑,旨在指導他們的繼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進入墳墓之前不要錯過同樣的機會,以便取得對歷史的發言權。
  我們已經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遺囑時,只有格特路德·榮格同他在一起;大約在半夜兩點他們倆人突然離開婚禮招待會。榮格夫人說,她對口授作了速記。但是她又說,希特勒是「照稿宣讀的」。誰寫的草稿?一般估計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對內容進行嚴格分析後,這種估計是站不住腳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還有一個真正的問題,即:到4 月29 日的時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顫抖而能使他寫清楚字跡。我猜想草稿極有可能出於戈培爾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遺囑開頭說:
  說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國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實的。需要和煽動戰爭的,完全是那些猶太血統的或為猶太人的利益服務的國際政客。我曾經為裁軍提出過無數次
  建議,後代不能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歸罪於我..。
  長達六年之久的戰爭儘管遭受種種挫敗,但終有一天會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爭取生存的最光榮、最英勇的意志表現而載入青史。在六年後的今天,我不能拋棄作為德國首都的這個城市。既然我們再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擋敵人對這個城市的進攻,既然我們抗擊魯莽的機械化部隊的力量將會逐漸消耗殆盡,我願留在這個城市裡與千百萬德國人生死與共..。
  有一位醫生向戈培爾夫人提供了安眠藥和毒藥。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鉀膠囊,裝在藍色塑料小瓶裡,瓶頸上有個黃銅小圈,是施通姆費格醫生那一星期在暗堡裡分發的那種藥,可能她在進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這些膠囊。不管她是怎麼獲得毒藥的,瑪格達本人殺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則是罪證確鑿的事實。
  夜幕在柏林已經降臨;當時是晚上八點半,正是開始燈火管制的時間。戈培爾和瑪格達倆默不作聲地走過放著六罐汽油的暗堡樓梯的底部。在樓梯
  的頂部,他們遇到希特勒警衛隊的一名官員,黨衛隊的上尉。這名上尉站在附近,是為了在必要時給他致命的一槍。他沒有執行這種特殊使命,卻呆在主平門內的暗處,成了這一自殺事件中的唯一目擊者。
  戈培爾和瑪格達·戈培爾都仔細地演習過哈斯教授推薦的手槍加毒藥的方法。瑪格達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膠囊,慢慢地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別著阿道夫·希特勒的金色黨徽,這是希特勒本人死前一天送給她的告別禮物。她的丈夫朝她開了一槍,子彈擊中她那披著淺黃色頭髮的後腦。戈培爾咬破了他的膠囊,緊接著扣動P—38 型瓦瑟手槍扳機,子彈打進他的右邊太陽穴。希特勒警衛隊的那位軍官找來施瓦格曼上尉,他們一起把汽油澆在兩具屍體上,點著火,匆匆地進行了火化。早在1927 年希特勒說過,「在這個世界上判斷一個男子漢有兩種方法,一是看他娶什麼樣的女人,二是看他怎麼個死法。」希特勒無意中說出的墓誌銘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的,也是為了他的預言家戈培爾的。
  希姆萊的死比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死更富戲劇性。
  1944 年底,納粹德國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深感大勢已去,每天有很多報告送到希姆萊那裡,有一份報告說,僅僅一個月裡就殺害了25 萬猶太人。希姆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讓他們去死是「為了提高德國的榮譽」。
  希姆菜合上文件夾立即指示女秘書把1000 個氣球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交給臭名昭著的看守奧斯瓦爾德·卡杜克使用。卡杜克挖空心思想出一條詭計,他把氣球送給孩子,這樣孩子就高高興興到醫院裡接受酚注射液。用這種方法每一分鐘可以殺死10 個孩子。非常疼愛自己孩子的希姆萊顯然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使孩子們高興,從而願意去注射致死人命的酚劑。
  希姆萊在理療醫生菲裡克斯·克爾斯滕那裡的所作所為也體現了他的雙重性格。克爾斯滕利用他給帝國黨衛隊首領治療的獨特機會,拯救了成千上萬個集中營囚犯。希姆萊的胃痙攣經常發作,有時連續幾天疼痛難忍,只有克爾斯膝能解除他的病痛。克爾斯滕則利用這種機會,促使希姆菜同意釋放一些囚犯。他還要求希姆萊不傳達希特勒關於盟軍進攻德國以前炸毀集中營的命令。這種訛詐真是好樣的!有一次希姆萊乾巴巴他說了一句,「善良的克爾斯滕醫生每次來給我按摩,總要從我這裡救出一條人命。」
  但是誰也治不了希姆萊二十年來關於培育所謂超級人種的狂想症。希姆萊對希特勒無條件地表示忠誠,建立在他自身安全的強烈需要及尋求庇護的基礎之上,然而,他的忠誠並沒有保持到第三帝國的末日。當戰爭發生了轉折,希特勒的失敗指日可待,即這個泥足巨人開始出現裂縫時,希姆萊立即開始動搖,這正表現了他的性格特徵。
  有跡象表明,希姆萊從1943 年開始同力量還弱、但日益擴大德國抵抗運動有著聯繫。他顯然還以某種方式參與了1944 年7 月20 日對希特勒的謀殺,否則難以想像,有嚴密組織的蓋世太保的最高首領竟然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對付謀殺希特勒的陰謀分子!
  克爾斯膝這樣描寫希姆萊的:「希姆萊具有科學研究精神,也許他可以當好一個莊園的管家、一個城市的市長、一個文化發達地區的文化局長。命運卻給了他力不勝任的職位。他的所作所為像是在抽風。我早已指出他氣質上的雙重性,色厲內荏,做出違心的事。他像一架自動機器執行元首的命令,甚至執行屠殺人的命令..」
  1945 年5 月23 日希姆萊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死亡之國。當
  時,希特勒已經自殺身亡,戰爭結束了,希姆萊被希特勒繼承人、海軍元帥鄧尼茨罷官。鄧尼茨在一封簡短的公文中通知希姆萊,鑒於形勢決定解除他的內政部長、內閣成員、陸軍預備役司令和警察首領的職務。
  戰爭於1945 年5 月8 日午夜正式結束。5 月4 日,德國在該地蒙哥馬利大本營裡簽署了投降書。5 月6 日,希姆萊和他的少數隨從從弗倫斯堡(現西德石荷州)出發,向150 公里之外的不來梅福爾德(現西德下薩克森州)行進,接著又往南到了呂內堡草原。希姆萊悄悄地隱居下來,他剃掉了小鬍子,摘下了夾鼻眼鏡,左眼戴了一個黑眼罩,想迷惑外人,結果弄巧成拙。
  希姆萊同其他嫌疑犯一起被不來梅福爾德附近的一個英國檢查站抓獲,送往呂內堡附近的英軍第三十一號審訊營。下午四點整,希姆萊被帶到審訊營司令湯姆·塞爾弗斯特上尉面前。上尉後來報告說:「走進我辦公室的第一個人,瘦弱、有病,穿著撕破了的軍裝。緊接著又走進兩個人,一個健壯高大、一副武夫樣子,另一個身材修長。那個壯漢走動時還一瘸一拐的。我感到有點異乎導常,於是命令一個軍士對這兩個人嚴加看管,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准同他們接觸。他們被帶走了。這時那個瘦弱的人摘下左眼的黑眼罩,戴上一副眼鏡。我立刻認出了他。他輕聲說:『海因裡希·希姆萊』。」
  希姆萊必須脫去衣服接受檢查,看他是否帶有毒藥。搜身檢查一無所獲。但是希姆萊把一顆氰化鉀藏在牙齒中間。醫生檢查時,懷疑他嘴裡的一個黑結並不是蛀牙,於是希姆萊嚼碎了膠囊、吞下了毒藥。醫生花了足足一刻鐘給他洗胃和進行人工呼吸方法,但還是沒有搶救過來。這個帝國黨衛隊的首領海因裡希·希姆萊逃脫了人類法庭對他的審判。
  第二節潛逃
  在希特勒周圍的工作人員中,馬丁·鮑曼似乎是唯一能預料到事態發展趨勢併圖謀潛逃的人。
  狡猾、令人難以捉摸的鮑曼是納粹黨內的實權人物。從1928 年納粹取得政權前五年開始,他便成為國社黨的專職官員,並在黨內擔任過各級領導職務,鮑曼原是魯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當後者前往英國談判無法實現的和平時,鮑曼便取代了他。從此,他便順利地步步高陞,反而招致許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終是勝利者。此人外貌不揚,有著一副呆板而無精打采的面孔和一雙偽善的眼睛。檢察長弗裡茨·鮑爾說他長著:「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這位啤酒鬼善於玩弄權術,逢人便吹噓他的風流韻事。他像狐狸一樣狡猾,像蛇蠍一樣狠毒。那些自以為能愚弄他的人到後來到都後悔莫及!從1942 年開始,他便成為納粹黨的真正領袖。希特勒疾病纏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聽任他為所欲為。鮑曼參加各種會議,到處插手,對各方面情況瞭如指掌。與其他國社黨領導人相反,鮑曼對長篇大論毫無興趣,他對風行於黨衛軍內的那種頗為神秘的思想觀念幾乎是一竅不通。他唯一關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慾望是成為新帝國的主宰。
  不久,帝國再沒有人反對他了,他得到戈培爾的支持。他對這位宣傳家的才幹敬佩不已。卡爾登勃魯納1942 年接替海德裡希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長後便投到鮑曼的門下,後者使他可以不通過希姆菜直接晉見希特勒。希姆萊為支付自己及情婦赫德威克的開支挪用了8 萬馬克黨的活動經費,這就為鮑
  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後,在擔任集團軍司令時遭到失敗以及所領導的武裝黨衛軍在各個戰場上的潰敗,使希姆萊的威信掃地,權力頻於崩潰。
  卡爾登勃魯納瞭解鮑曼的「逃跑計劃」嗎?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這位帝國長官決意不使自己成為帝國的陪葬。1941 年他對他的妻子格塔說:「即使紅軍和財閥們打進柏林,他們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個頗為神秘的人物幫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計劃。那個神秘的人物雖鮮為人知,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就是瓦爾特·羅夫。
  不管怎樣,從這時起,瓦爾特·羅夫就與納粹黨的最高領導層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從武裝部隊在突尼斯遭到第一次失敗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擔任任何正式職務。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營八次被鮑曼接見!
  1943 年秋,羅夫成為保安處駐意大利北方組組長。這一職務也是鮑曼為他謀得的。這時,他居住在米蘭,在雷吉娜飯店租了一套不太寬敞的房間。他所擔負的任務是比較繁重的。由於盟軍在意大利登陸和挺進,法西斯各機關一片混亂。有的人開小差;信函被錯送;車隊時常迷路。在半島上仍然忠於「領袖」的地區,安全機關已幾乎完全落入德國人手中,也就是說完全為羅夫所控制。
  正是在這一片混亂的氣氛中,瓦爾特·羅夫小心翼翼地根據指令開闢著勃洛克道夫所說的「羅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潛逃路線。
  到達意大利後,羅夫經常去羅馬。有時他整天呆在阿羅伊斯·休達神甫的寓所裡。休達是意大利半島上德國天主教徒的神職領袖,著名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羅夫懇求道:「您手下有幾百名信徒。請您為他們的命運想想啊!如果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該怎麼辦呢?」
  「帝國面臨危險嗎?」神甫驚訝地問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羅夫以不肯定的語調說。
  羅夫通過休達神甫的引見與幾個有權出入於梵蒂岡的高級教士取得聯繫。他會見方濟會修士、耶穌會會士、克羅地亞神甫及修道會會長。他逢人就說:「共產黨還很強大..戰爭的結局尚難預料..教皇對納粹暴行的通諭是一次可悲的誤會。」
  他試探人心,盤算著對策,處處對國社黨作出表示真誠的保證。他的遊說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級教士和修道士對之表示同情,並答應在「主管人」面前為其說情。這樣,羅夫在幾個月內便建立了一個以羅馬為中心從日內斯到巴裡的真正的逃亡聯絡網。鮑曼每天聽取情況匯報。
  1945 年初,羅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黨的檔案。從羅馬撤退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託德國人將這批檔案運往米蘭。法西斯委員會的官員未能根據墨索里尼的要求對這些檔案進行分選。羅夫代他們進行了這項工作。我們將在後面看到,這些檔案是怎樣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進行的奇怪的談判那樣又一次取得了談判的成功。
  鮑曼並非無所事事。他讓羅夫組織「逃命之路」,自己則全力籌集資金,以應付失敗以後的局面。
  他抱著這一目的與大工業人士和企業主們進行了接觸。鮑曼知道,這些人已經看到這艘帝國之船即將沉沒,他們再也沒有熱情幫助它重新浮起來。然而,他還是試圖去說服他們。
  第一次會議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邊的希瓦爾茨飛機
  螺旋槳製造商家裡召開的。黨衛軍中央經濟管理處的三名高級官員如該處處長奧斯瓦爾德·波爾上將,也出席了會議。鮑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勢。他強調指出,無論局勢發展如何,必須保存德國的經濟打擊力量。他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
  鮑曼受到不冷不熱的歡迎,因為與會者並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裡的打算。此外,與會者中有希姆萊的朋友,鮑曼不願意在他們面前說礙太明白。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休會。
  第二次會議於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紅捨」飯店舉行。這次,鮑曼全盤端出了他的計劃:
  「現在無需排除這種可能性,即從現在起到明年,我們必須秘密資助國社黨。因此,從現在開始應當具體研究黨在非法化以後能夠支配的財力問題。」
  後來獲得這次會議文件的西蒙·維森塔爾認為,這次斯特拉斯堡會議非同一般。「逃亡網」的資金問題可能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確定的。鮑曼毫不猶豫地離開大本營前往參加,可見他對會議是十分重視的。然而會議的規模沒有這位帝國長官所期望的那樣大,因為軍備部長阿·施佩爾在同時召開另一個會議。前往斯特拉斯堡參加會議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們當中有羅赫林、克虜伯、梅塞爾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韋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戰爭部和武器裝備部的代表。
  會議主席、赫爾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說:「德國工業必須為戰後的經濟復興作準備。因此,所有企業家都必須根據自己的利益加強與外國公司的接觸,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這席話正合馬丁·鮑曼的心願。他決心採取措施不使國社黨對德國工業的投資、技術專利和新式武器設計圖落入盟軍之手。事實上,鮑曼的建議並沒有受到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足夠的重視。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會議以後,確有大量資本以貿易為幌子轉移到「可靠國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護的銀行帳戶頭上。1946 年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國人投資並由德國人開辦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國家有233 家。
  會議一結束,鮑曼便去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並與她一起去蒂羅爾。無論是希特勒還是蓋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這次旅行。旅行期間,這位帝國長官似乎已準備了他的後路。
  旅途中,鮑曼化名馬克斯·纓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參觀了幾個先前人人向他報告過的偏僻的農場。
  在默蘭,他見到了剛從蘭米返回的羅夫,向他介紹了斯特拉斯堡會議的情況。羅夫、鮑曼及其妻子在默蘭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羅夫當時已受到盟軍諜報部門的監視,被一名英國特工人員認出(但他竟然沒有認出羅夫的同伴)。
  這位特工人員獲悉,就在這兩人在默蘭投宿的那天夜裡,默蘭城的一個教堂裡曾出現過奇怪的燈光。第二天他去教堂偵查,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兩天以後,「繆勒」啟程去博岑,羅夫返回米蘭。
  1967 年默蘭市修理這座教堂時,發現管風琴裡藏著價值6600 萬馬克的
  偽造英鎊。
  1945 年初,瓦爾特·羅夫曾幾次前往南蒂羅爾,其目的從未向保安處領導匯報過。毫無疑問,他是根據鮑曼的指示,在幾個精心選擇的逃亡站上建立「儲備金庫」。戰後,有人在該地區發現幾個裝著偽造英鎊的小鐵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終於以軸心國的失敗和盟國的勝利而告終。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爾馬和波洛尼亞失陷的消息,同時還收到了最後一封電報。希特勒告訴他蘇聯人剛剛打進柏林。墨索里尼光著腦袋,臉色臘黃,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驚恐、沮喪。
  「寧可死,也不能忍受這種恥辱。」墨索里尼說,「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俘虜。我寧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壽命只有三天了。
  據悉,民族解放委員會發佈了一項政令:所有的法西斯頭目,一旦驗明身份,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團軍最高指揮部和C 軍決定投降,投降書由赫爾將軍和馮·維丁霍夫將軍在卡塞塔簽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克拉蕾塔·貝塔西在科梅湖邊被游擊隊處死。他們的屍體被倒吊在米蘭羅爾多廣場的一個角落裡。
  在臨時陪都米蘭,社會秩序極度混亂,人心惶惶。解放委員會的公報一個接著一個。那些平日作惡多端的軍官和士兵四處逃竄,如同喪家之犬。
  5 月2 日,瓦爾特·羅夫改變身份,他脫去軍裝,化名卡爾羅·孔恃,帶著假護照,決定採取他慣常的大膽行動,與游擊隊進行接觸。
  誠然,羅夫不能兩手空空去談判。他有法西斯黨的檔案。他的部下對這些檔案進行了認真的分選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於4 月底裝上一輛卡車運到離米蘭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由於休達神父的幫助,5 月初,羅夫終於會見了當地一位名叫呂沃米的游擊隊領導人。
  「檔案在我手裡,」羅夫告訴他說:「它包括法西斯黨的工作報告、黨員名單,及其特工人員的真名和化名。這些檔案是要賣的。但是,假如你們逮捕我,你們永遠也不會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麼作為交換條件呢?」呂沃米問道。「讓我自由行動兩個月。」
  第二天,當他再一次赴會時,羅夫被美國巡邏隊拘捕,並被關進聖·維多爾監獄。但一位神甫設法將他轉移到米蘭軍隊醫院,後來又送到格迪集中營。在那裡,他與呂沃米不期而遇。後者使羅夫獲釋,並告訴他談判已達成協議。於是,檔案一份份交出。據此,意大利游擊隊進行了一次清洗。由於羅夫提供了材料,米蘭特工的鎮壓行動進行得非常迅速。
  形勢的發展不乏微妙之處:在停戰協定締結以後,保安處的一名高級軍官還在教會的支持下在米蘭組織逃亡活動!
  然而,羅夫並不自由自在。共產黨對他存有戒心;與他接觸的天主教高級教士力圖從他那兒覓取情報。不過折衷的辦法總是存在的。羅夫一方面向教會提供情報,一方面向游擊隊提供檔案。他終於使十幾名保安處成員從格迪集中營獲釋。他還保護一些平民先後從克裡斯托福羅和卡斯特爾索拉羅鎮轉移到米蘭郊區。當休達神甫讓他去日內斯會見紅衣主教希札時,往返旅途都得到游擊隊的保護。
  1945 年年底,「羅馬之路」已安全組織就緒。羅夫通過一個名叫恩裡羅·德·P..的前法西斯黨頭目,一方面在意瑞邊界,另一方面在雷察爾和布倫內羅山口,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驛站網。逃亡分子從瑞士一站一站地來到米蘭,然後潛入羅馬。大部人在米蘭逗留數月。只有國社黨領導人才能優先去國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東。
  參與組織逃亡活動的人有的是出於理想主義,有的則是為了賺錢或為搜集情報。他們之中有忠於希特勒的農民和農場主,有「偷越國境」的慣犯,還有神甫和修道會會長。「這一切都是在盟軍的眼皮底下進行的!」羅夫說,「可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這是多麼不公道啊!」
  這位前保安處官員有一個親密的合作者:克魯諾斯拉夫·德拉加諾維奇神甫。神甫儀表堂堂,臉色紅潤,噪音沙啞。
  德拉加諾維奇出生於波斯尼亞。他曾是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政治統一的狂熱支持者。1938 年後,他與「烏斯塔什」首領,著名的安特·帕夫裡奇保持著親密關係。1941 年南斯拉夫失敗以後,帕夫裡奇從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羅地亞傀儡政府。德拉加諾維奇遂應聘為愛格蘭大學的神學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國的狂熱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則成為帕夫裡奇的心腹。
  戰爭期間,德拉加諾維奇不遺餘力,四處活動。他為強迫數千名塞爾維亞東正教徒接受洗禮(這些改宗的教徒洗禮後,有的被立即槍殺)奠定了法律基礎。然而,他似乎不贊成帕夫裡奇的克羅地亞人把這種特殊的「改宗」變成他們施行暴力的機會。
  1943 年,德拉加諾維奇以克羅地亞國家駐梵蒂岡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從各方面說來,這一職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職期間,他結識了瓦爾特·羅夫。兩人在伊利裡亞·聖·耶羅姆教會所在地維亞多瑪塞里長談了數小時,兩人一見如故。
  「為了阻擋魔鬼的道路。」神甫說,「我要與希特勒的叛逆者結成聯盟!」
  德拉加諾維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後與希特勒的叛逆者結成了聯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來:帕夫裡奇的「烏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他竭盡全力幫助他們。
  但是,他那過分顯露的活動,不久便引起了佔領軍當局的注意。後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壓力。於是,德拉加諾維奇不得不離開維亞多瑪塞裡。
  不久,紅衣主教希禮把他派到日內斯。之後,逃亡分子便絡繹不絕地來到他的辦事處。他們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還有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黨徒。德拉加諾維奇辦事處在羅夫逃亡網和美國天主教難民組織的資助下,使大批「有問題」的人帶著國際紅十字會發給的零花錢和通行證逃往國外。
  1950 年,日內斯辦事處被關閉。德拉加諾維奇回到羅馬教會。因處境日益困難,他僅在那裡隱居了幾年。當教皇十八世著手改善羅馬教皇與貝爾格萊德的關係時,德拉加諾維奇不得不自行引退,從此再也沒有跨進梵蒂岡的大門。
  德拉加諾維奇稟性凶殘、刻毒,他至死還與原「烏斯塔什」分子和反對鐵托的地下反對派勾結在一起。1967 年,當他參觀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裡奇支持者在此被處死)時,南斯拉夫情報機關派人綁架了他。從此,他便銷聲匿跡了。
  1946 年年底,瓦爾特·羅夫在米蘭的助手中有一個26 歲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國中央保安局六處施倫堡的合作者狄特勻·凱斯登。他的驚險經歷充分展現了逃亡網的活動。
  凱斯登是在納粹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當帝國瀕臨崩潰之時,他除了他的黨內同志外,別無其他朋友。納粹主義是他的唯一信條。在馬林堡全國政治教育學院接受培訓後,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團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線參戰,成為第十帝國團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傷,因而獲得傷員勳章和德意志金質勳章。
  當帝國瀕臨崩潰之際,他在柏林指揮「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個加強營。他是該營唯一的倖存者。凱斯登當時藏在沙森瓦爾德大街一棟大樓的廢墟裡。起初他想投降,但耳聞的各種消息使他打消了這一念頭。
  他終於被盟軍逮捕,並被拘禁在馬爾堡「分類」營。在那裡,他得知他被起訴並被指控參與私刑殺害一名英國轟炸機飛行員。這位飛行員是1944年11 月飛行起火後在克洛斯特弗爾德跳傘的。事實上,凱斯登當時是在克洛斯特弗爾德擔負著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與帝國元帥戈林之間的聯絡任務,並沒有參與此案。1950 年此案複審,宣佈他無罪。當初他差一點被判處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營那樣,在馬爾堡,犯人每60 人編成一組,居住在十分簡陋的帳蓬裡。帳蓬之間都由厚厚的鐵絲網隔開。盟軍監察委員會的官員對可疑分子逐個審問。他們依據名單和檔案,力圖查清站在他們面前的每一個人是否是國社黨黨員、黨衛軍隊員或保安處成員。每一個都必須書面寫出自己的經歷,填寫調查表,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並準備接受極其詳細的審查。
  凱斯登決定逃跑。一天晚上,當他在集中營外勞動時,恰巧遇到一長隊因「無罪」而剛被釋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鑽進他們的隊伍。幾小時後,他搭上一列貨車逃到巴特霍姆堡,後又到達法蘭克福。他終於回到巴登一符騰堡他雙親的家裡。過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凱斯登外出回家時,發現他的家被美軍包圍,他不得不再次逃跑。於是他又逃到蒂賓根。他認識該地區前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並想在他家投宿。但後者剛被捕,其妻勸凱斯登逃往阿爾卑斯山:
  「我們的許多朋友都逃走了。據說。現在意大利一瑞士邊界有幾條可靠的路線。我不瞭解詳細的情形。」
  「和誰聯繫呢?」
  「您可去施利爾澤河邊的諾伊豪斯村,找過去的領導人奧貝爾林多貝爾..假如他還沒有跑到那邊去的話!」
  奧貝爾林多貝爾一直呆在村裡。他很平靜,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訴凱斯登,一夥來自德國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時正藏在斯皮特湖邊捨恩弗爾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於是,凱斯登當天就進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舊友、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分子、老人和一些軍官。他們生活在一種尷尬但還算愉快的氣氛中。大家互相回憶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暫時的,況且供應已成了問題。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氣驟然變冷。在這些逃亡分子中有婦女和兒童。有些人得了病。陣陣寒雨使凍瘡傷口疼痛難忍。牧場上一片寂靜。這伙亡命分子與外界隔絕,情緒越來越低落。由原國外保安處烏爾姆分處官員弗裡茨負責的供給,現在是越來越靠不住了。怎麼辦呢?
  12 月2 日,對這夥人多少起著領導作用的原德國中央保安局官員弗立克斯·霍肯海梅爾分析當時的處境說:「局勢緊張,這裡非久留之地。我們只有兩個辦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裡是沒有安全保證的。」
  大部人決定投降。第二天,捨恩弗爾塔姆草原佈滿了美軍。可凱斯登、霍肯海梅爾、兩名前林茨蓋世太保分子、一個女人及其他幾個人沒有絕望。在美軍到達之前,他們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著瓦萊普山谷,然後順著山路離開了此地。
  他們來到被法國人佔領的蒂羅爾市,沒有引起注意,爾後又渡過萊茵河抵達沃爾格鎮。在奧伯爾古爾格村小憩幾小時後,他們又繼續趕路。最後一段旅程是相當艱難的。奧伯爾古爾格村的一個山間嚮導同意帶領他們穿過阿爾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難。於是,他們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險的冰川。聖誕節之夜,萬籟俱寂。凱斯登和他的同伴們在霍希弗斯特東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終於走出山區,到達默蘭後即刻便被領進一座修道院。從此,他們便登上「羅馬之路」,踏進了瓦爾特·羅夫的「王國」。他們在默蘭呆了幾個月。一位名叫恩裡科·德·P..的人和一夥嘉布遣會修士負責與羅夫進行聯絡。1946 年1 月,他們被送到米蘭。應該說,旅途十分順利。雖然有游擊隊檢查,但是沒有人搜查火車。在米蘭車站,一輛汽車早已在那裡等候,他們被送到克裡斯多弗羅,與其他逃亡分子會合。
  「我一點也不明白,」霍肯海梅爾說,「在德國,我們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們卻安然無恙。」
  一個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處滅絕營突擊隊隊員回答說:「你對什麼都感到驚奇。」
  脫險者有的來自瑞士,有的來自奧地利,他們在日內斯作短期逗留後來到米蘭。他們的日子還算平靜。人人給自己起了假名並弄到一些零花錢,因而能自由活動。
  晚上,在城裡的小酒店裡,人們可以看到一些德國國社黨黨徒一面喝著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裡亞蒂肖像下竊竊私語。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強了紀律管束。一個前保安處成員在米蘭一家酒店裡酒後失言。從此,他們被禁止夜間外出,晚飯前必須回到寓所。
  但是,並不是除了安全就沒有其他優慮。一陣快慰之後,逃亡分子開始因消息閉塞而感到苦惱。許多人因得不到家裡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們發現,他們當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僅僅在兩三個星期後,就由牧師陪同去了羅馬。而其他人則不得不等待三四個月,有時甚至六個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運如何。
  「在這裡,最好不要過多地提出問題。」瓦爾特·羅夫常常這樣說。
  「這裡歸誰領導?」一天,凱斯登問他,「可是教士?」
  「不要無禮!你很快就會知道,我們是多麼需要他們。」
  「我已經覺察到了這一點。」
  原來,「逃亡網的教士」都是以盟軍拘留營官員的身份活動的。幾個月以來,歐洲出現了一股搜集情報的熱潮。每天都有兩名逃亡分子被帶到羅夫在卡斯特爾索拉羅鎮的寓所。有兩名教士詢問他們以往在第三帝國的活動情況。談話往往持續數小時。每一個似乎有趣的情況都被搜集起來,轉達到上面去。大部分脫險者唯一關心的是盡快結束談話。他們知道,對問題回答得越快,他們就能越早獲得安全。在高山上與凱斯登結伴同行的蓋世太保成員,就是這樣帶著國際紅十字會發給的身份證先去羅馬,然後去近東的。1946 年年底,凱斯登也在卡斯特爾索拉羅鎮受到接見。坐在羅夫右邊訊問他的好像是一個奧地利籍的年輕耶穌會神父。「我們向你提出的問題不是徒勞無益地給你帶來麻煩。最近有兩名美國特務企圖打入我們內部,但被我們揭露了。」「我學會了沉默。」凱斯登回答。他述說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耶穌會神父不時打斷他的話,詢問具體細節。談話結束時,他稍稍感到輕鬆了些。「這是你的護照,狄特爾·凱斯登。」凱斯登看了一下遞給他的護照。他立刻怒沖沖地站了起來,說:「您原來是想把我交給盟軍!」
  「怎麼啦?」
  「警察一看便會發現這本護照是假的。水印是偽造的。各頁的印章顏色也不相同!誰都不會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會相信我有39 歲。」神甫笑了,又在皮包裡翻了一陣。「你成功地通過了考試,狄特爾·凱斯登,這才是你的真護照。這是一本高質量的護照!」
  就這樣,凱斯登開始為羅失效勞。在日內斯,他負責與神甫德拉加諾維奇進行聯繫,並把逃亡分子領到米蘭地區的修道院和寺廟。威納爾·勃洛克道夫後來在談到這一插曲時肯定他說:「當時凱斯登幾乎每次外出時都把自己裝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凱斯登不得不離開「羅馬之路」前往近東。在此期間,他可能又經歷了一番新的周折。當時還流傳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鮑曼逃出來了。
  為什麼沒有介紹帝國長官的逃跑情況?他是死了還是活著?許多人猜測馬丁·鮑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沒有任何人確信這一點,首先,瞭解鮑曼精心準備逃命的人就不能確信這一點。
  1970 年12 月23 日,前黨衛軍上校、德國中央保安局六處特遣隊隊長奧托·斯科爾茲內在漢堡(他剛在那裡動過手術)宣稱:「鮑曼作過整形手術,叫人辨認不出來了。他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即使我今天碰見他,我也認不出來了!」
  根據現有各方面的見證,我們可以再現鮑曼1945 年4 月以後的活動情形。當時,這位帝國長官已戰勝希姆萊。「海因裡希大叔」丟掉了維斯杜拉河軍隊的指揮權。鮑曼已把國社黨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約瑟夫·戈培爾似乎準備支持他。各種跡象表明,一旦大難臨頭,他可以在羅夫的幫助下逃匿。但是在戰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計上的錯誤。
  當蘇聯人衝破維斯杜拉河防線,在奧得河的庫斯特林建立橋頭堡時,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時間問題了。與此同時,英、美軍隊繼續向前挺進,從黑森林抵達不來梅。蘇聯人似乎想搶在他們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佔領帝國首都。
  可事情並沒有如此。根據斯大林的命令,為了讓英美盟軍深入德國內地,蘇聯軍隊在奧得河邊休整幾個星期。希特勒推斷,雙方都希望同時進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結在敵軍會合點,以打亂盟軍的進攻。他把東部奧得河前線1/2 的裝甲車調給在東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線的舒爾納陸軍元帥使用。
  事與願違。這時蘇聯人正在正甫維也納方向和正東奧得河和尼斯河一帶同時揮戈出擊。紅軍打亂了最高統帥部的估計。德國武裝部隊的長官們匆匆向後撤退,準備組織柏林保衛戰。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著被包圍。鮑曼焦急萬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線均被切斷。怎樣才能逃出這個巢穴呢?
  4 月30 日,在來自四面八方的一陣陣炸彈和炮彈聲中,戈培爾、鮑曼、地下避彈室醫生斯坦普弗格大夫、總理府車隊隊長埃裡希·林肯卡和黨衛軍少校奧托·根捨最後一次向他們的元首行告別禮。後者的屍體在離倉們幾米遠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奮鬥,勝利!」曾幾何時,他們的信念完了,他們的奮鬥失敗了,他們被打敗了。
  鐵甲門又關上了。鮑曼回到總理府。幾個小時以後,他向海軍元帥鄧尼茨發出一份電報:
  元首已選擇你為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委任狀現在途中。你必須採取一切應急措施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將軍派來的西班牙籍志願軍團的士官來到地下避彈室。鮑曼接見了他,並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交談,隨後,鮑曼又向鄧尼茨發出一份由他和戈培爾聯合簽署的電報:
  元首已經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確認。帝國長官打算今天前往你處,並將情況報告你。
  鮑曼修訂了自己的計劃。鑒於事態的發展,他只有從北方才能出逃。發給鄧尼茨的電報顯然是他藉以潛逃的一個借口。
  5 月1 日這一天,鮑曼命令武裝部隊最後一任總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向蘇聯人提出最高統帥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證戰敗者的生命安全為條件(這一要求後來遭到拒絕)。他還要求黨衛軍頭頭解散「狼人」組織的所有抵抗小組。接著,他穿上一套陸軍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彈室。
  紐倫堡審訊時,他的女秘書埃爾斯·克魯克爾說:「當帝國長官正準備逃跑時,我見到了他。他最轉身對我這樣說:「『好吧,再見了!』」
  晚上10 點鐘左右,一小組人離開了總理府。他們是馬丁·鮑曼、埃裡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團團長阿圖爾·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個人穿過弗裡德裡希大街後,到達維登塔梅爾橋。阿克斯曼認為只要德軍的裝甲車行動靈活,是能夠衝破蘇軍坦克封鎖線的。但實際作起來不是那麼容易。一輛掩護他們前進的裝甲車被反坦克火箭彈擊中,爆炸了。由此,人們對鮑曼的下落便眾說紛紜。
  1946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斷言:「鮑曼肯定在那輛先頭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我認為他當場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機駕駛員漢斯·保爾(1962 年11 月16 日被審問)以及阿圖爾·阿克斯曼都持同樣的看法。但他們的具體陳述則毫無一致之處。
  人們以為已死去的前宣傳部國務秘書威爾納·諾曼1950 年在迪塞爾多夫露面。他持相反的看法:「鮑曼當時安全地逃出了柏林。」
  當時,坦克爆炸時,諾曼剛剛追上鮑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們知道這裡蘇軍的防守十分嚴密,難以突破,便決定朝另一個方向逃去。這個小組開始時向施普雷河方向進發,接著沿鐵道一直走到勒爾特車站。但車站已
  被蘇聯人佔領。雙方交火,但無一人受傷。於是,大家決定分手。鮑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兩名在途中相遇的軍官結伴而行。阿克斯曼自個兒走了。威爾納·諾曼也獨自一人離去。
  不一會,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當時,在離因瓦裡登大街不遠處的鐵軌旁,橫著兩具屍體,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馬丁·鮑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後來在法庭上說,「他們的臉我看得很清楚。他們仰躺著。我摸了一下鮑曼,他沒有反應,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沒有看到傷口,也沒有看到血。槍聲還在響,我只得離去。」
  其他見證人證明,鮑曼被埋在離那裡不遠的莫比特老區市場。1964 年根據西柏林市長的命令,在現場進行挖掘。什麼也沒有發現。
  1952 年,一個叫佩爾特·弗朗茲·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魯克的警察當局報告:1945 年12 月12 日,我把鮑曼從巴伐利亞的賴興哈爾送到意大利邊界。當時我沒有辨認出是他,因為他蓄著小鬍子。
  阿圖爾·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錯了。諾曼的說法符合實情。威納爾·勃洛克道夫等幾位作家的解釋及我們獲得的材料與一般看法相似:這只狡猾的狐狸確確實實逃走了!
  鮑曼的確終於逃出了蘇聯人和美國人撤下的天羅地網。他很可能是這樣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後,這位垮台的帝國長官來到柏林最北邊的威廉魯區。他在海德克羅特小車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彈室見到的一名西班牙籍軍團的志願軍士官。此人帶著便服,並主動提出護送他。鮑曼一心想逃走,當然樂於接受他的幫助。
  兩人沿著鐵路線前進,先是到達巴斯道爾夫。在那裡,他們沒有被蘇聯人抓住(蘇聯人把他們當作巴伐利亞汽車製造廠的工人),接著向萬德利茨走去。根據原定計劃,本應有汽車接迎。但誰也沒有赴約,兩人只得繼續步行。他們睡在廢墟或壕溝裡,躲開了巡邏部隊。5 月7 日,他們來到霍恩利森,10 日抵達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鮑曼與一名逃亡組織成員、原諜報局特種部隊勃蘭特堡師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說:「我們須改變計劃!一切都已安排就緒,一艘潛艇停泊在弗倫斯堡灣,一星期以後啟航。」
  當時,德國的潛艇還在各海域游戈。帝國的某些權貴後來就是乘潛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說,1946 年,一艘潛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附近。
  5 月12 日,鮑曼及其同夥抵達拉南堡。他們在愛爾伯大街113 號的小房子裡度過一夜。第二無清晨。四個穿著英軍制服、講著一口流利英語的人前來尋找他們。他們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務是把帝國長官送往英國管轄地區。
  中午,他們乘吉普通過了盟軍分界線上的拉南堡檢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過了弗倫斯堡。潛艇一直停泊在那裡。凌晨4 點,鮑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四人登上潛艇。鮑曼緊皺眉頭,沉默寡言。
  5 月底,潛艇進入愛爾蘭海域。一天夜裡,鮑曼和那個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小灣登陸。潛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鮑曼毫不費力地隱瞞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聽新聞,很快瞭解到羅夫組織的地下潛逃網沒有遭到破壞。他還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經死去。這年8 月,他搭船抵達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這一年他幹了些什麼?無人知曉。
  1946 年4 月,鮑曼決定會找羅夫。意大利沒有西班牙那樣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測。要離開歐洲,必須先去羅馬。
  4 月4 日,鮑曼來到日內瓦。德拉加諾維奇神甫負責照看他,並給他派了一名身強力壯的「烏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貼身警衛。16 日,鮑曼由這位身著教士長袍的克羅地亞人陪同,乘火車到達米蘭。他一出站,一輛小汽車便把他接到米蘭近郊。瓦爾特·羅夫在那裡恭候著他。「終於見面啦!」
  幾天後,這位前希特勒的秘書被秘密護送到羅馬。羅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維亞德拉尼馬休達神甫的寓所。後者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逃跑是十分危險的。盟軍正在搜捕鮑曼。所有檢查哨所都收到有關他的體貌特徵的通報。如果被抓住,他就沒命了。
  休達提出一個辦法。他和一個離羅馬城35 公里遠的方濟會修道院有聯繫。他說:「修道院院長絕對可靠。我們的朋友可以成為那裡的圖書管理員。但他必須有耐心。」
  鮑曼後來在那裡隱居了幾年。他實際上只外出過一次。1948 年夏天,鮑曼由兩位耶穌會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這次外出可以說是愚蠢的。此後不久,社會上便流傳著帝國長官還活著並隱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據知情人透露,鮑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機會撰寫了一本「政治紀要」。也許是他不願意將其發表,後來將之銷毀了,但現在還保存著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顯然,這些傳聞難以核實。但不管怎麼說,在此期間,鮑曼不可能是無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準備逃匿。當時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財政信息,試圖協調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維森塔爾後來說:「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證實,西班牙有一個資助納粹分子活動的『鮑曼基金會』。」
  1951 年6 月,這位前帝國長官離開了意大利,和四個克羅地亞人從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輪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只在那裡逗留幾天,小心翼翼,竭力迴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僑民領袖。只有極少數幾個知道他來到阿根廷。他們在靠近智利邊境的巴利羅切西部為他買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後,鮑曼才恢復與羅夫的接觸。1952 年夏天,羅夫陪同鮑曼去巴塔戈尼亞作過短期旅行。
  同年,他離開巴利羅切,在巴西和馬拉圭接壤地區購買了一處更舒適更安全的寓所。這時,在歐洲又開始流傳有關鮑曼逃亡的消息。為了掩人耳目,鮑曼讓人在當地德國僑民中宣佈他已死去,甚至還讓他的朋友在離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村舉行了一次假安葬儀式。1960 年,根據彼恩當局的要求進行了挖掘,開墓後查證。死者是一個幾年前死去的名叫霍爾蒙西亞的巴拉圭公民。
  從此便流傳著種種關於鮑曼行蹤的傳聞。有人說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見過他,有人說在西南非、在巴西馬托格羅索的熱帶叢林中見到過他。但每次搜查都一無所獲。
  西蒙·維森塔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幾年來,一些比較可靠的情報人員多次向他「透露」鮑曼的藏匿處。他說,這些報告包含著「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鮑曼隱居的國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羅切和瓦爾的維亞之間有一個「禁區」,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鮑曼居住在某地的證據,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24小時後,我就會失蹤。」他寫道。
  1962 年5 月,一位維森塔爾的合作者與帝國長官的前女管家保拉·裡埃格萊取得聯繫。女管家始終跟隨鮑曼的妻子,直至後者於1945 年逝去。她說:「我肯定他還活著。」
  勃洛克道夫認為,馬丁·鮑曼1967 年還隱居在上巴拉那。「除極少數人外(其中包括門格勒博士),他幾乎不與當地的其他任何德國人接觸。1955年以後,他甚至再也沒有見過羅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圍墾荒種地的人幾乎都是克羅地亞人、烏克蘭人、佛來米人和荷蘭人。這支『農民軍』負責他的安全。」
  鮑曼可能在著手撰寫國社黨從掌握政權直至崩潰的歷史。他放棄了建立秘密納粹黨的計劃。但他什麼也沒有忘記。
  毋庸置疑,設法讓鮑曼逃走是瓦爾特·羅夫羅馬逃亡網組織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動;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較為次要的行動。但無論哪一次都顯示出蓋世太保、黨衛軍保安處和其他納粹組織成員逃避盟軍懲罰的能力。幾百名逃亡分子(有的還帶著家眷)就這樣被送到近東。狄特爾·凱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爾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凱斯登由於一件桃色事件被迫離開逃亡網。幾個月以來,他與一位18 歲的米蘭少女瑪麗亞私通。而瑪麗亞是共產黨員呂弗米的侄女。羅夫認為還是支開她為好,因為當時與游擊隊的關係已趨於緊張。
  1947 年3 月6 日,凱斯登、霍肯海梅爾和四名原柏林蓋世太保成員決定前去羅馬。他們駕駛一輛舊式菲亞特汽車從克裡斯托弗羅來到維也特拉的聖·洛倫索教堂,會見了休達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東尼約牧師。這位牧師乘火車把他們護送到羅馬。途中大家都穿著教士長袍。牧師叮囑他們說:「你們要像神甫那樣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樣!輕輕地緩步向前,腳不要抬高,應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裝出一副尋找草莓的樣子,」
  在羅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維亞德拉尼馬的一座小樓裡。他們在這裡呆了半個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點起床,不能外出,沒有報紙。幾乎每天都有兩名教士輪番對他們盤問。
  「您認識繆勒嗎?」一天,一位教士問凱斯登,「就是那個海因裡希·繆勒?」
  「蓋世太保頭子嗎?我和他見過兩三次面。」凱斯登回答。
  「這裡有一張表,請把您知道的情況全部寫上。」
  凱斯登和霍肯海梅爾從羅馬來到波洛尼亞,在慈善組織總部領取了假護照,爾後前往威尼斯。在安東尼約牧師的幫助下,他們與即將帶領他們離開意大利的人接上關係,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薩爾·海卡爾(化名),講一口流利的德語。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開始了。這兩個德國人和海卡爾登上伊拉克前總理拉希德·蓋拉尼乘坐的輪船。般在雅典停靠,啟航後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風的襲擊,最後抵達敘利亞的拉塔基亞港。
  第二天,凱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車到達大馬士革。他們的聯繫人地址是喬治·哈塔特街22 號。這裡住的是一位法國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維希分子,1941 年當戴高樂部隊進攻敘利亞時,他在鄧茨將軍麾下任職。
  科林對他們說:「你們好像是為阿拉伯解放運動服務。現在時機極好。與以色列的戰爭將隨時可能爆發。」
  「但戰爭不會打多久的。」
  「不要這樣認為!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查·巴沙說,不久將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軍那樣屠殺。我認為他說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話吧,巴勒斯坦問題僅僅是開頭。」
  「那該怎麼辦?」
  「阿拉伯國家正想招聘歐洲政治顧問和軍事教官。幾位前保安處領導人已開始為他們工作,其他人在幫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衛隊。你們有的是工作可做。考慮考慮吧。」
  1947 年11 月30 日,阿拉伯聯盟宣佈反對建立猶太國。從謀殺發展到小規模衝突,最後戰爭終於爆發了,自英國人撤退後,八萬阿拉伯人(其中四萬埃及人,二萬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敘利亞人)與五萬耶路撤冷穆夫提國民警衛隊的巴勒斯坦人聯合發起全面進攻。
  凱斯登和霍肯海梅爾成了敘利亞軍人的教官。他們駐守在南部邊界豪蘭以西的德拉,時刻注視著衝突的發展。
  但是,復仇失敗了。1948 年5 月14 日猶太復活節,在英國托管期滿之前,戴維·本·古裡榮宣佈以色列國獨立。
  1949 年初,凱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電報:
  盟國搜查納粹罪犯委員會告知英國最高指揮部,敘利亞部隊裡僱有前納粹軍官。已通過外交途徑進行交涉。估計大馬士革政府將屈從於壓力。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凱斯登和霍肯海梅爾回到大馬士革。喬治·哈塔特街科林辦公室依然在辦公,但氣氛變得沉悶了。有人勸他們自謀生活。一天晚上,一個匿名電話警告科林說,他已被監視。
  「我們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預了。我們的遊戲該收場了!」那人解釋說。
  從第二天開始,過境中心成為名符其實的商務代辦處。帶著假身份證途經敘利亞的德國人各奔前程。他們抽籤決定各自的去向,約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這兩名羅夫的助手帶著阿薩爾·海卡爾的地址前往巴格達。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與他們相識。當他們來到他家時,海卡爾外出未歸。但他的妻子知道來客的身份。她勸他們離開伊拉克。她說,伊拉克也越來越不安全了。凱斯登同意離開。但疲憊不堪的霍肯海梅爾卻猶豫不決。
  兩天後,當他們取得離境簽證時,霍肯海梅爾決定獨自一人碰碰運氣。此人後來沓無音訊。凱斯登從開羅、馬賽、馬拉加和丹吉爾輾轉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與幾個在意大利時通過羅夫認識的納粹黨黨員重逢,感到十分詫異。他們與哈迪博士和「裡弗軍」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保持著聯繫。
  早在1943 年,當羅夫作為保安處駐北非代表時,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島的阿卜德·克裡姆,把他扶上在德國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國王寶座。由於西班牙反對,也由於這位領導人的最後支持者背離了他,這一計劃後來告吹了。羅夫對北非解放運動始終抱有同情態度。他常常說:「德國人和阿拉伯人生來和睦相處。我們有共同的敵人:英美、猶太復國主義和全世界的猶太人。」因而,當「羅馬之路」被迫停止活動後,羅夫便決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經勸謔性地審訊後,在特雷維索、烏迪內和貝盧諾(死三角)被處決。消息傳出後,事情開始變糟。
  隱藏在該地區的法西斯分子有十萬之多,他們中還有博爾赫斯親王的「黑色旅」成員。在此之前,當地治安部門已開始處決他們。然而,大批處決法西斯分子是根據羅夫向游擊隊提供的檔案進行的。
  與此同時,工作條件也越來越困難。教士不願再充當保護人。在教上們的壓力下,宗教界對他們的要求愈來愈苛刻。游擊隊由於基本得到了他們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繼續「合作」。兩個保安處成員在米蘭中心被捕,而羅夫再也無力使他們獲釋。
  在瑞士和奧地利,幾名偷越國境分子受到盟軍的追捕。美國諜報部門在發現了阿爾斯山中的不正常來往後,便以為是前「狼人」組織成員試圖重新建立「阿爾卑斯山巢穴」。他們採取了監視、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組織因此而停止活動。
  當鮑曼到達卡斯托爾索拉羅時,形勢十分緊張。然而「逃亡網」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動。這時,羅夫認為繼續活動將得不償失。他負責護送過境的最後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數不多,因而已安全脫離危險區。可是他本人的處境卻越來越困難。
  他於12 月20 日發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幾個可靠的人在米蘭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維亞德拉尼馬辦事處的人員全部撤出。
  此外,隨著法制的恢復,游擊隊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過去的那種勢力。因此羅夫認為還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檔案交給休達神甫為好。休達給他弄到一本護照及教皇慈善組織的各種怔件。這位前保安處軍官於1 月9 日離開意大利,乘船前往丹吉爾。
  1945 年5 至6 月間,德國中央保安局駐丹吉爾的行動小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東,其他人則成了美國駐馬德里大使館的俘虜,還有五六個人與羅夫保持著聯繫。根據羅夫的意見,他們隱藏在當地並與哈迪勃博士取得聯繫。後者開始在西屬摩洛哥組建一支軍隊。他住在「非洲」飯店,羅夫曾幾次匯款資助他。
  當時,原屬於勃蘭特堡師(諜報局作戰部隊)和保安處的50 多名西班牙軍團的士兵和士官獲得得上安西班牙總督的恩准,得以參加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軍。其他人則各奔東西,自尋出路去了。
  經過幾個月的組織,哈迪勃博士成了這伙「老納粹分子」的首領。凱斯登根據他在「敘利亞的經驗」,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裡弗軍」中的德國人負有特殊使命:監督和控制兵員徵集,組織破壞別動隊(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國人曾深受其害)。他們還在行薩拉建立了教育訓練中心。丹吉爾作為自由港的國際地位遂於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獨立後,又出現一個納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勢潮。一部分原諜報局和勃蘭特堡師成員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過阿爾及利亞邊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陣線並為其效勞。
  負責「裡弗軍」和阿拉伯聯盟之間聯絡的狄特爾·凱斯登,1955 年得知德國判處他的20 年徒刑剛剛減刑。不久,他便回到聯邦德國。第二次審判後,他受到緩刑判決。後來,他可能又以記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現在他住在漢堡。他的冒險生涯就此結束。
  瓦爾特·羅夫沒有在丹吉爾久留。他來這裡是為了處理一些他認為必要的政治和財務方面的事宜。在與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後,他於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達厄瓜多爾,爾後去玻利維亞,最後在智利阿雷納斯角地區的麥哲倫定居。他把自己的積蓄投資到鉛礦上。羅夫與另一個著名的逃亡分子約瑟夫·門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邊界的一個狩獵區會晤。
  馬丁·鮑曼的生死對世人來說一直是一個謎,戰地記者約亨·朗格的發現,可以算作一種有證據的解釋。
  朗格寫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馬丁·鮑曼喪命前幾小時,我才知道有一個名叫馬丁·鮑曼的全國領袖。他是第三帝國的領導人之一。那時我才十九歲,當戰地記者受了傷,因此在健康恢復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廣播電台當新聞記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鄧尼茨作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國總統。總理府離廣播大廈雖然近在咫尺,但總理府年發生的事件,我們卻一無所知。
  在那些日子裡廣播大廈有一個戰鬥指揮官,當我們考慮戰爭是否還在繼續進行時,他教訓我們說:「根本談不到結束戰爭。元首已另有良策。我們現在可以同美國人和英國人談判,並聯合起來共同向莫斯科進軍。」這個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鮑曼這個名字使大家驚訝。一個柏林人問道:「呢,什麼?難道將軍們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誰是鮑曼?」德國婦女會長指教我們說:「他是元首秘書,是元首最信得過的人。」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覺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書將帶領我們參加最後一次戰鬥。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鮑曼這個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這位秘書並沒帶領我們去參加戰鬥。我僥倖從柏林逃出來了,並於1945 年來到紐倫堡。在對還活著的高級納粹黨人的審判剛剛結束後,我作為一個年輕的記者採訪了被宣告無罪、並剛剛獲釋的宣傳部長在廣播電台的得力助手漢斯·弗裡切。從他的口中,我第二次聽到了鮑曼的名字。弗裡切向我講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鮑曼解散「狼人」的經過情形。我驚奇地問,這位陌生人哪來這麼多權力?弗裡切說:「可以說,他的權力比希特勒還多。」他當即講了一個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奧格斯堡一家印刷廠老闆的妻子是半個猶太人,她應該和這個家庭分開,並被送到東方去。為了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弗裡切找到鮑曼,憂心忡忡地說,如果把這個女人弄走,會在印刷廠裡引起巨大騷動,因為她深受工人們的喜愛。弗裡切建議,等到戰爭勝利結束後,再把她送走。鮑曼表示同意,並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行字,禁止把這個女人弄走。
  一年以後,我作為《明星》雜誌社編輯在涉及當代史的題材中越來越經常地碰到鮑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動。在此期間他已成為德國報刊和國際報刊上經常引起轟動的人物,已成為「會飛的哈爾柏斯塔特人」,他像傳說中的「會飛的荷蘭人」一樣,神出鬼沒地周遊全世界,然而誰也逮不到他。據說,下面這些人都發現過他的蹤跡: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裡希·林瑙在一列開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火車上發現了他;
  1947 年,國際海員工會秘書約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亞發現了他;
  1950 年,一個丹麥記者在非洲,一個英國人在阿根廷,一個德國記者在西屬摩洛哥發現了他;
  1951 年,前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保爾·赫斯萊因在智利發現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納粹裝備部官員、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羅馬發現了他。
  就這樣年復一年地不斷傳來新的、越來越離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總檢察長由於懷疑鮑曼在策劃無痛苦致死術方面、在這害猶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焦土政策」方面作為同謀犯,犯下了大量殺人罪,為了防止鮑曼漏網,對他進行了偵緝。兩年後這件案子移交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檢察機關辦理。黑森州政府懸賞十萬馬克,凡是能夠提供線索,從而有助於偵查到被告的行蹤、居住地點和把他引渡回國的人都可以得到這筆獎賞。首先,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裡茨·鮑威爾深信:無風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報機關在阿根廷綁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審訊他的時候,艾希曼估計鮑曼還活著,於是弗裡茨·鮑威爾便更加起勁地去尋找鮑曼。
  一方面有重賞,另一方面撰寫聳人聽聞的鮑曼故事又可以撈到大筆稿酬,這誘使越來越多的打獵者參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裡希·卡爾·維德瓦爾德向《明星》雜誌投來一篇關於鮑曼的稿件。據說他曾同這位希特勒的秘書一起逃出被包圍的柏林。現在這位秘書同其他納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個大種植園裡,由槍法高明的貼身警衛保護著。維德瓦爾德答應幫助找到他。《明星》雜誌的兩名記者飛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約定的時間等待建立聯繫,但白白等了幾個星期。一年以後維德瓦爾德不得不在法蘭克福法院的一次審訊中承認,他的故事是編造的。
  由於這次上當受騙,《明星》雜誌總編輯部對如此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鮑曼產生了興趣。有人問我,我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說,「我將從最後有人看見過他的地方開始去尋找他。」同一天我飛往柏林。
  第三帝國最後一位全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報刊上的報道大相逕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軍情報機關那裡關於鮑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們一起乘車前往苗爾特車站。他指給我看,他發現鮑曼和希特勒的貼身醫生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兩人躺在天橋上的地方,他們當時已經沒有生氣了,——他故意沒有說死亡,——因為「我不是醫生」。他準確地敘述了過去發生的事情。由於阿克斯曼對這兩個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認錯人。我也相信他不會撒謊,不會替活著的鮑曼打掩護,免得有人繼續追捕他。因為他們兩人是死對頭。我暗自思忖:
  如果這個天橋上果真出現過兩具死屍,那麼,必定有人要把它們抬走。在柏林有一個機構,名稱叫做「前德國武裝部隊陣亡將士遺屬通知服務處」。當我找到它時,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熱情地幫助我。該服務處沒有關於鮑曼的記載,但是,大概有施圖姆普費格爾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號郵局(勒爾特車站)局長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爾特魯德·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的信的抄件(加蓋了公章證明無誤)。霍恩呂興,療養所,掛號,隨信還附有十一張照片。信的內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員在橫跨殘廢人大街的天橋發現了一具在保衛柏林的戰鬥中倒下的一名戰士的屍體。根據從死者身上找到的證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由於我們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這個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時對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損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於五月八日同其他幾個戰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區殘廢人大街六十三號阿爾彭村(前全回展覽館公園)的墓地。從死者身上找到的遺像將立即給您寄去..」
  負責寄送郵包的職員什麼也不知道。在戰爭結束時,他們的同事埋葬過戰死的士兵。但這已經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在這裡執行勤務的人對於武裝部隊來說多半已經大老了。還有人說,有四個郵局職員曾被叫去挖坑埋屍。其中有一個人現在還活著,他的名字叫阿爾貝特·克魯姆諾夫,他把我領到躺過死屍的那個地方,這也正是阿克斯曼發現死屍的地方。不過在那些天他們身上的財物已被搶劫一空了。克魯姆諾夫告訴我,身材較高的那一個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內衣,另有個較胖的人,穿一件軍灰色制服,但沒有佩帶軍銜標誌。他們穿的靴子被脫掉了。他和他的同事們根據一個紅軍戰士的指示用擔架把這兩具屍體抬到附近的展覽館地區埋葬了。
  通過這次談話我還瞭解到,克魯姆諾夫由於做了這些事已經受到法蘭克福檢察署委託的柏林警察局的訊問。顯而易見,我是在同政府競爭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門對記者的傳統的不信任態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庫爾特·沃爾特和我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十週年的時候發表了一組關於納粹政權的《最後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關於鮑曼之死的材料。接著不久一位名叫赫爾貝特·賽德爾的柏林讀者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說,1945 年5 月初他(當時十五歲)在勒爾特車站的貨車上翻箱倒櫃地找吃的東西的時候,曾經從殘廢人大街天橋上躺著的兩具死屍旁邊走過。他也像克魯姆諾夫一樣沒有發現死者身上有任何傷痕。
  我心想,要是還能找到那些當時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證件的人,那麼也許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圖姆普費格爾之外,鮑曼也死在這個地方。然而沒有有關當局的協助,我再也無法前進了。
  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首席檢察官約阿希姆·裡希特曾經調查過鮑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偏見的、樂於同人合作的律師,如果他認為這樣做有助於查清案情的話。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後來當我由於工作而受人攻擊、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時,他成了我的患難之交。但遺憾的是,他已看不到這篇報道了,因為他已於1977 年退休後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時地找到了他;檢察官裡希特決定在幾天之內在克魯姆諾夫指出的地方進行挖掘,尋找死者的遺體。這件事應悄悄進行,不讓報界知道任何消息。裡希特只希望我在場,因為我的調查己深入到這一步了。但是當挖掘工作進行到第二天的時候,在場的記者至少有四十人,他們都是這次挖掘的見證人;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因為新的建築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使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在尋找埋葬地點時搞錯了位置。七年後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遺體。
  裡希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發現的線索是對的。我們現在通力合作,我們決不放棄努力。他衝破檢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個製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爾澤的證詞告訴了我。這個工人曾在勒爾特車站附近的一家工廠裡工作,他也看到過那兩具死屍。施特爾澤在他的證詞中說,當時在這家工廠裡工作的還有一個外籍工人——法國人,他穿著一件皮大衣,是件戰利品。有一位同事證明說,這個法國人從大衣兜裡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曆本,根據日曆本上的親筆記載來看,它的主人是全國領袖鮑曼。
  檢察官裡希特尋找這位同事——施特爾澤模糊地記得他的史字叫布魯諾·弗希納——的努力迄今毫無結果。當我下一次去柏林採訪時,我首先查閱了柏林的電話簿。然而電話簿上登記的名字叫費希納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對象。於是我把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布魯諾·弗希特邁耶爾的人,他就住在離發現屍體不遠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廠附近,他證實說,他看見過鮑曼的日曆本。他報告說,那家工廠的一名叫恩斯特·奧托的車間主任當時把那個小本裝進口袋保存起來了。
  現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個法國人——他的名字據說叫莫裡斯或是與這大致差不多的別的什麼名字——和向車間主任奧托打聽日曆本的下落。檢察官裡希特請求法國警方予以協助,但法國警方的尋找也毫無結果。《明星》雜誌記者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找到了車間主任恩斯特·奧托的行蹤;他離開了他在柏林的家,並同英格·施旺特一起遷往上述地點。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難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卻知道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當時把那本記事本交給了他的父親。她的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蘇聯人任命為柏林市中區的代理區長。父親對她們說:「你們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為獎賞。」
  恩斯特·奧托和英格·施旺特於1945 年夏天被一個蘇聯軍官叫到卡爾斯霍斯特大本營去了。他們在那裡被詢問了兩天,後來果然得到了有營養的獎品。莫斯科記者列甫·別蘇緬斯基可以在他於1974 年出版的關於鮑曼的書裡充分利用這本日記。
  然而,檢察官約阿希姆·裡希特在1965 年已經得到了幾頁從這個日曆本上抄下來的副件;這是民主德國司法當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讓我把記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來,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阿爾明·馮·曼尼科夫斯基發現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間出版的《鮑曼書信》上曾提到馬丁的一位情婦,簡稱「M」。現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頭發現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曼雅·貝倫斯,以及她在德累斯頓私人住宅的電話號碼和她演出劇場的電話號碼。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大概已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天橋上的死者是馬丁·鮑曼了。我們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在什麼時候死去和怎樣死去的。只是屍體還沒有找到。然而,不論檢察署還是《明星》雜誌都無法把柏林的數千平方米寬的地區徹底翻個底朝天。不過柏林當局向我保證,一旦那個地區由於某種原因要破土動工的話,一定立即通知我。
  1965 年11 月,《明星》雜誌副總編輯羅爾夫·吉爾豪森作出決定:現在是公佈調查結果的時候了。調查結果發表時用的標題是:《鮑曼死了》。這個調查報告應該是一個傳奇的結束,但繼之而來的,卻是對報告作者的「圍攻」。有一位家住維也納專門追捕納粹分子的西蒙·維森塔爾,在世界各地已經多次發現鮑曼的蹤跡,他在一次記者執行會上宣佈說,他越來越意識到,《明星》雜誌是納粹刊物,約亨·馮·朗格是一個老牌納粹分子,他的企圖只是在於替活著的鮑曼打掩護,使之免遭追捕。約阿希姆·裡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頂頭上司、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裡茨·鮑威爾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爾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殺猶太人而被處決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兒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鮑曼在阿根廷潛伏下來了。鮑威爾認為這個傳聞是可信的。他指責我的調查報告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屍體並沒有找到。作為反詰,我要求他通緝醫生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因為有證據證明,他作為黨衛隊醫生曾經用蘇聯戰俘作實驗。鮑威爾發火了:「那樣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樣清楚,此人已經死了。」如果我繼續追問他在什麼地方見過施圖姆普費格爾的屍體顯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駁倒所有的批評者,就必須找到鮑曼的屍體。然而到哪兒去找呢?
  也許他的屍體像無數其他戰死者一樣在此期間已被移葬別處了。我的三位記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爾奈留斯·梅菲爾特和格爾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幫我尋找。我們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單,訪問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國都傳開了。有一次當我在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新聞處辦點事的時候,一位負責西德報刊的助理員問我,在進午餐的時候,是否願意給他提供一個私下交談的機會?在「文化人旅館」品嚐匈牙利辣味紅燒牛肉的時候,他吞吞吐吐地對我說:「您的工作會危及您的前程。鮑曼並沒有死。我們已掌握了證據,他住在南美,得到聯邦德國總理基辛格的資助。」我根本不想看他們的證據。
  只要這兩人的屍體或者不如說他們的屍體的殘骸還沒有找到,鮑曼就可能繼續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沒。西蒙·維森塔爾宣佈說,他手頭有現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國領袖的照片。前德國情報局局長賴因哈德在他的回憶錄裡聲稱,還在第三帝國時期鮑曼已經是斯大林的間諜了,戰爭結束時當然就跑到俄國去了,以後也就死於莫斯科了。埃裡希·卡爾·維德瓦爾德又添枝加葉地重複了一遍他的故事,並在荷蘭出版了一本書。
  根據《明星》雜誌總編輯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別人一起作出努力來解決關於鮑曼的一切傳說中最後一個,同時也是最娓娓動聽的一個傳說的最後一個魔法。發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國報紙和一家美國報紙發表了一組標題為《鮑曼還活著》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國情報機關工作人員。據說他探聽到一件消息:鮑曼在戰爭結束前已派人把價值兩億美元的金銀財寶、外匯和藝術品用潛艇運往阿根廷,後來在第三帝國崩潰後,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羅馬。在那裡他會見了埃蔽塔·庇隆。當鮑曼把他的財富的相當大一部分交給她的時候,她就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難所。從那以後鮑曼就化名為裡卡爾多·鮑威爾。法拉戈不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還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書面證明:鮑威爾實際上就是鮑曼。裡卡爾多·鮑威爾這個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從柏林文獻中心主任那裡借用來的。這位主任名叫裡卡爾德·鮑威爾,是一個德國僑民,他從美洲回到了德國。在此斯間鮑威爾剛好也成了我的朋友,無論我有什麼需要,他都肯幫忙。
  我在倫敦會見阿法拉戈。我把漢堡大學一位人類學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的兒子也帶去了。霍夫曼的兒子經常在希特勒的大本營照相,因此認識鮑曼。人類學家要仔細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鮑曼的照片的頭顱。然而這個匈牙利人卻立即表示懷疑,說那些照片不是他親自拍的,而是從阿根廷情報機關搞來的,無論霍夫曼還是人類學家都沒有發現照片上的人像馬丁·鮑曼。此後不久,《明墾》雜誌駐甫美編輯黑羅·布斯解開了這個謎。原來照片上那個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師。布斯還要了一個花招來戳穿前美國情報機關工作人員所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價值。他用五十美元作為賄賂,從阿根廷情報機關搞到一份文件,它證實,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實際上就是馬丁·鮑曼。自此以後,追捕鮑曼的人就漸漸失去發明新傳說的興趣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尋找下去。不過最後一次找到鮑曼的機會幾乎被錯過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赫伯特·賽德爾寄給我一份剪報,上面登有一則消息,說我估計掩埋著鮑曼屍體的那個地方不久要破土動工。我向我的法蘭克福朋友檢察官約阿希姆·裡希特發出警報。他立刻作出反應,報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關建築部門。建築部門的工人後來也積極參加尋找,
  因為,他們希望用鮑曼的頭換得十萬馬克獎金。但作為不懂法律的門外漢,他們不知道,只有活著的頭才值這樣多錢。
  他們確實很快碰到了兩具骷髏——它們擺放的姿勢很奇怪,一個人的頭靠著另一個人的腳,對於裡希特和我來說,這是我們快達到目標的第一個跡象。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曾對我們說,那個「矮胖子」在運送過程中老是從擔架上掉下來,最後他們才想到用上面那種擺放的姿勢把它們抬走。由於他們不想再接觸屍體,所以就直接把他們抬的東西翻過來倒進坑裡埋了。
  最後只能由法醫來作判斷了。這個判斷之所以能作出,要歸功於我的另一個朋友——英國歷史學家大衛·歐文。有一天,當他問我尋找鮑曼進展如何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即使我們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認不出來了。我們沒有關於他的牙齒的記載。」歐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時候,到國立華盛頓檔案館去查了一下。他在那裡找到了鮑曼的牙齒圖樣,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繪製的。納粹黨高級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療的。戰後他為盟國繪製了圖祥,它們證實,我們找到的顱骨正是鮑曼的。此外,假牙技師弗裡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澤曼也能重新認出他們為鮑曼加工的假牙。鮑曼在調查表上登記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圖姆普費格爾的辨認就更快了,因為在柏林文獻中心有一份黨衛隊醫生給他檢查身體的認斷。最後慕尼黑刑事偵察技術科長根據顱骨複製了兩個死人的頭和外貌。我們把他的作品同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照片比較了一下,再沒有任何可疑之處了。
  在這個刑事案件結束後,法蘭克福檢察署把馬丁·鮑曼的遺骸交給他的遺屬處理,但作了一個規定: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們來作證的可能性。鮑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這一條件。
  和他的朋友鮑曼一樣,門格勒的頭顱是納粹逃亡分子中懸賞價格最高的10 萬馬克。然而他從來不是國社黨的領導人物。門格勒身材矮小,長著一雙黑眼睛,滿頭黑髮,皮膚黝黑,德蘇戰爭爆發時他剛30 歲。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的慘無人道的試驗使他聲名狼藉,並被列為重要戰犯。
  約瑟夫·門格勒於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貢茲堡,其雙親卡爾和瓦莉是當地的實業家。他的學業成績優異,曾獲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和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戰後學術界「收回」了這兩個學位)。醫學加哲學!當時這意味著生命衝動理論和雅利安種族生物學的結合,其結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門格勒說:「人和狗一樣,是有系譜的。有人在實驗室裡創造了優良的狗種。今天,我們正在培育超級人種。」
  1945 年門格勒博士33 歲。他於1928 年加入納粹黨。他參加過衝鋒隊,後來又加入黨衛軍。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級的注意。在布痕瓦爾德短期工作後,他晉陞為黨衛軍上尉並成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主任醫生。
  維森塔爾援引囚徒的控訴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有一個專門「實驗手術室」。在那兒,一些囚犯被當作動物來進行試驗。那是一些什麼樣的試驗呢?人們難以知道,因為接受試驗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維森塔爾說,門格勒曾進行過「雙胞胎」的專門研究,他「試圖人工製造出一些藍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這是多麼使人難以置信,門格勒博士幾年以後才受到追捕。當所有希特勒政權的高級領導人物被捕或逃亡國外時,這位主治醫生還安然地生活在德國。有人甚至不無根據地推測,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國。
  他的逃跑路線確實與鮑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線大不相同。今天看來,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條件下逃跑的。
  門格勒已結婚,並已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但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卻與一個18 歲的猶太姑娘姘居。集中營的囚犯管這個姑娘叫維爾瑪!維爾瑪的雙親已經去世,她是由祖父撫養在的。她的祖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珠寶商,他的珠寶店在華沙交易所附近。當建立隔離區時,她的表兄是猶太人治安組織成員。該組織作出了與德國人合作的選擇。
  一天,維爾瑪進入華沙非猶太人區,因未帶通行證而被巡邏隊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她的表兄希爾·聊貝爾,綽號「波蘭黑市大王」,是一個不可觸犯的傳奇式人物。他為她奔走說情。經過一番周折,她與門格勒相識。門格勒為她所傾倒,並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裡。
  維爾瑪在集中營裡行動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無顧忌地為她的這個或那個教友說情。
  維爾瑪聰明活躍,且頗有心計。她很快獲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當戰爭敗局已定時,她答應幫助門格勒逃跑。她的愛情似乎是真誠的。她對門格勒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維爾瑪勸說門格勒早作安排。4 個月以後,他獲得離開集中營的通行證。
  「希爾·陶貝爾是唯一能幫助我們的人。」她對門格勒說,「我知道他把從武裝部隊盜來的器材裝備交給了抵抗運動。」
  「這就是說我們有錢了!」
  「我考慮的不是錢。陶貝爾手中有一份能使我們獲救的文件。」
  這份文件就是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單,即全部「猶太人合作者」的名單。1943 年以後,很多人改邪歸正,其中大部分參加了波蘭抵抗運動。將來他們或許會在社會上、甚至可能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取得較高地位。「揭露」他們在佔領初期的立場,對她來說,是件有利可圖的事。
  1945 年2 月,維爾瑪取得了這份文件。
  紅軍迅速挺進,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門格勒和他的姘婦趁混亂之機,於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營的大門。門格勒放棄了正在進行的試驗,放棄了他的實驗室和研究課題。他穿上破舊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別人把他當成一個逃亡的以色列人!
  維爾瑪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樣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迎著敵人向東南方向走去。到達第一站扎科巴奈後,門格勒和維爾瑪自稱是從奧斯威辛逃出的猶太人,於是受到波蘭慈善組織的接待。
  該城已被蘇聯人佔領。經過4 年的戰爭,紅軍因他們過去所受的苦難而開始向戰敗進行清算。他們是以殘酷的手段奪得勝利的。
  兩腮刮得淨光、身軀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薩克騎兵,切爾卡塞蛤,成吉思汗時代裝柬、赤腳、騎著棗紅馬的蒙古人,俄羅斯大草原和亞洲的遊牧民潮湧般地向中歐進軍。
  1945 年8 月,門格勒和維爾瑪到達布拉格。他們仍然裝扮成猶太人。在布拉格郊區,一個名叫格魯恩費爾德的人為他們搞到了國際難民組織提供的身份證,並告訴他們離開捷克斯洛伐克的辦法。10 月,兩人進入奧地利,11月又抵達瑞士,這時他們已基本上脫離險境。
  1946 年1 月,門格勒遷居蘇黎世維爾瑪的雙親戰前購得的一座小旅舍,後來又平安地回到德國。
  五年中,門格勒如同其他無辜的德國人一樣,過著艱難但還處於平靜的日子。他有時在貢茨堡與他的妻子和兒子住在一起,有時去慕尼黑。當時正值歐洲復甦的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實行限量供給。人們到處用鐵十字勳章和獎章交換軍用餅乾和切斯特菲爾德香煙。
  1950 年夏天,這位以殘酷著稱的學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遊覽了貝加莫、佛羅倫薩和西西里島。他有時也去蘇黎世,可能是去會見維爾瑪。人每次回來都帶著大筆錢財。
  直到1951 年才有人對他起訴。在此之前,門格勒的名字還未被列入盟國搜捕的人員的名單中。從某種程度上說來,他手中擁有用以訛詐的文件是他基本上無需隱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納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時間後他才受到警察的通緝。所謂「門格勒之謎」就是在這幾年形成的。
  1951 年6 月門格勒博士從巴塞爾乘火車抵達馬賽,接著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諾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親開辦的農機廠——卡爾·門格勒—索恩公司。但他關心的不只是生意,他還在當地德國橋民中行醫,為知名人士治病。通過他們,他第一次得知瓦爾特·羅夫組建的「羅馬之路」。
  三年後,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並獲准與妻子離婚。離婚判決宣佈後,他又重新結婚。有人說後妻是他的已在前線陣亡的哥哥卡爾的妻子,也有人說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名叫馬坦克塔·馬麗婭·維爾的年輕猶太女子。
  這個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轉入地下。雖然他掌握著得以保命的材料,但在第一次審理集中營案件後,他便確信,人們是決不會放過他的。
  1957 年,門格勒的名字終於被列入戰犯搜捕名單。1959 年,西蒙·維森塔爾通過奧斯威辛國際委員會秘書長赫爾曼·朗格邦得知這個逃犯的地址,並報告了波恩當局。1959 年7 月5 日弗裡古爾格地方檢察院發出逮捕令。聯邦德國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該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門格勒已經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與他相識的羅夫給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證。
  「從現在開始,」羅夫告訴他說,「你在國際保安處保護之下。這一組織是我們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羅馬之路』活動分子的安全。該組織的活動分子原是蓋世太保、諜報局和保安處的成員。」
  門格勒開始改名換姓。他有時叫海爾默特·格利哥—格裡哥裡,有時叫海因茲·斯托貝爾特,還取名拉爾斯·巴爾斯特羅姆或福斯托·林東。後來他開始旅行。
  1959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邊界的巴利羅切療養地聖·卡洛斯定居。第二年(1960 年5 月11 日)艾希曼被綁架以後,有人在秘魯利馬北部一個十分偏僻的地區見過他。幾個月後,他又移居巴拉圭。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處。後來他一直隱居於此。
  巴拉圭地處拉丁美洲中部,與巴西、玻利維亞和阿根廷接壤。從它的首都亞松森出發,幾小時後便可到達烏拉圭和智利。這個只有200 萬人口的國家,95%的人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種。它成了前納粹分子可靠的隱匿之地。
  羅夫說:「我們在那裡很受人同情。」
  巴拉圭的德僑不超過3 萬人左右,但在巴拉圭有著重要影響。一部分人從1945 年起就開始定居於此。其他人則是1959 年9 月16 日庇隆政府垮台後被迫從阿根廷遷到這裡來的。
  從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鄰國更穩定。59 歲的阿爾弗來多·斯特羅斯納將軍於1954 年8 月當選為共和國總統,後來蟬聯總統職位。總統不忘自己的血統(其祖父母是德國人),因此執意聘用來自帝國的人作顧問和教官。前蓋世太保分子當上了警察,前黨衛軍隊員和納粹黨官員則被安插在政府機關工作。
  總統對德國人言聽計從。某些部長甚而認為國家的繁榮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德國人。恩卡納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萬人)最有權勢的人物阿爾幫·克魯格負責保障他們的安全。
  當門格勒決定移居巴拉圭時,他已經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資格。1959 年11 月27 日亞松森頒布國籍法。登記時,門格勒把他的律師塞薩爾·奧古斯多·沙那勃利亞的地址(亞松森,富爾熱尼科·莫爾納大街507 號)作為自己的地址。根據現行法律,有兩名證人證實他居住馬拉圭「至少已有5 年」。其中一人是瓦爾特·榮格,1961 年返回德國時受到過法蘭克福檢察長的審問。另一名證人是亞歷山德爾·艾克斯坦,他出生於波羅的海沿岸,是一個狂熱的仇猶分子,曾任巴拉圭軍隊參謀長。在對玻利維亞的查科戰爭(1931—1934)中,他曾與斯特羅斯納並肩戰鬥,後來通過聯姻成為其近親。1955年他與門格勒相識並成了他的朋友。
  這位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生來到亞松森可謂是回到了故鄉。他先是住在阿斯特拉一家旅社,其老闆是一個名叫貝特·福斯特的德國人。當然這只是他的臨時棲身之地。1960 年阿爾邦·克魯格邀請他搬進自己的莊園。不久,門格勒遷居恩卡納西翁和霍赫納市之間的蒂羅爾旅館。
  1961 年,根據國際保安處頭目們的建議,門格勒在上巴拉那鮑曼莊園附近買了一片土地。此處環境甚佳,與巴西和阿根廷毗鄰,最鄰近的城市是埃爾多拉多。市內有一個電報局、一座豪華的旅館。一家德國馬爾膝斯銀行分行,還有一家主要經營卡爾·門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農機的阿根廷裡加爾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經濟上,門格勒不虞匱乏。除了托管經營的家庭工廠外,他還從布宜諾斯艾利斯法德羅法姆鋼鐵公司50%的股份(400 萬馬克)中分得紅利。
  他與人頻繁的來往終於引起歐洲方面的注意。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開始流傳。甚至傳出在同一天,同一時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發現門格勒。
  「他來歐洲旅行過;他回貢茨堡參加他父親的葬禮;有人在亞歷山大旅行時認出他。」一些追求聳人聽聞的消息的記者這樣寫道。
  據威爾諾·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報機關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派主張採取「直接行動」;另一派(「策略派」)則擔心門格勒被捕後可能會揭露使當局難堪的情況。
  就算重演對艾希曼採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動也的確會冒很大風險,難道就不能不經法庭審判而立即將他處決嗎?
  「努拉·埃爾多克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維森塔爾聲稱:原奧斯威辛集中營女犯努拉·埃爾多克是一位年輕的猶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親。一天,她與門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認出了他,門格勒也發現了她刺在前臂上的花紋,兩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陣。幾天後,努拉·埃爾多克便被暗殺了。
  1960 年,當關於門格勒隱居在亞松森的消息被證實後,以色列情報機關要求當時以色列駐科隆使團的職員努拉·埃爾多克(又名余娣特)前往馬拉圭辨認門格勒。
  這位「余娣特」到達巴拉圭後不久被暗殺。原來,國際保安處得悉她此行的使命後,便派一名前「蘭格馬克」師黨衛軍隊員監視她。此人叫阿爾貝特,佛來米人,他沒費周折就與她拉上關係。阿爾貝特表現得很謹慎,從不提出問題,只是邀她去散步或遊覽。1961 年1 月27 日,阿爾貝特和「余娣特」一起登山遊玩,這位年輕女子便從此一去未回。幾星期後,警察得到報告,在一個山谷裡發現了已被肢解的埃爾多克的屍體。警察局長雷卡爾德羅·瓦斯克茲上尉派人偵查這一案件。阿爾貝特已逃之夭夭,兩年後,他又在危地馬拉露面。
  後來似乎又有人企圖在門格勒的藏匿處將其幹掉。
  1964 年春天,一個由13 名以色列入組成的別動隊試圖潛入馬拉那地區。門格勒接到電話報告後,立即向當地保安處求援。別動隊被搞得暈頭轉向,其八名隊員被殺。與此同時,奧斯威辛一案在萊茵河畔法蘭克福開庭審理。檢察長弗裡茲·保埃在公訴時確認門格勒隱居在巴拉圭。1964 年7 月16 日,西德駐亞松森大使再次提出引渡該犯。但據《明鏡》週刊報道,斯特羅斯納爾總統拒絕了這一要求。
  此後不久,在加拉加斯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會議審查了「門格勒」案件。國際刑警組織駐里約熱內盧代表費雷德裡約·尼科拉斯博士自認無能為力。他在會議上說:「巴拉圭不是我們組織的成員國,因而不能考慮進行干預的問題。」
  從此,流言四起。1971 年2 月,幾家報紙(特拉維夫的《國土報》、里約熱內盧的《巴西日報》和波恩的《星期日圖片》)紛紛透露,門格勒仍在亞松森以南卡爾羅·安東尼約·洛佩茲腹地的一個軍事禁區行動,甚至聲稱剛剛成立了一個代號為Coverl2 的國際組織,準備追捕門格勒。
  追捕納粹分子的專門機構對這些消息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
  巴拉圭駐特拉維夫總領事(猶太人)本·日胡達先生說:「我受權宣佈,一些聲稱門格勒博士隱居在我國的情報是沒有根據的,納粹是出於記者們的臆想。我還應指出,在近東衝突中,巴拉圭一貫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然而,約瑟夫·門格勒仍然活著,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邊界地區。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別墅裡,別墅位於瓜拉尼腹地的德國僑民區內,只有兩條公路通往這幢房子,別墅四周有警察和軍人巡邏。
  「萬一警察疏忽,」西蒙·維森塔爾說,「就有四個全副武裝、身背收音機和步話機的貼身保鏢護衛著門格勒。他們的薪水由門格勒付給。」
  這位前奧斯減辛集中營的醫生無所懼怕。每年的1 月30 日(納粹奪取政權紀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門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們聚會慶祝。
  第三節帝國殘照
  需要說明的是,脫險的納粹頭目並不都是通過「羅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運氣爭取活命的。他們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親朋以避風險。他們之中,有的逃脫了治安部門的追捕,有的則被人告發,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後來或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換姓而活了下來。
  還有一些人在最後緊急關頭謀求同盟軍談判,以求得到寬恕。的確,在戰爭結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權的某些權貴曾試圖利用蘇聯和美國的矛盾,分別媾和,藉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鮑曼、戈林、舒倫堡、鄧尼茨等人似乎確有過這種打算。他們與希姆萊對立的根本原因是:這位帝國黨衛軍首腦、德國警察總監、黑衫隊的首領、最可怕的納粹世界觀的典型代表過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國不願意只與他個人進行談判。但希姆萊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國崩潰時,他還夢想充當與盟國媾和的談判代表。
  儘管十年來納粹黨一再進行宣傳,但絕大多數德國人不相信「財閥政治國家和布爾什維克會一致同意把帝國從世界版圖上抹掉。」
  該投向哪一邊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為海軍副總司令的瓦爾特·盧德—牛賴特五年後供認,當時已確確實實面臨著這一問題。他說:
  「提出投向東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擋布爾什維克在歐洲的擴張,何不與過去一刀兩斷,自動而公開地表示支持建立布爾什維克秩序呢?」
  從東方不斷傳來的消息使這些希望終告破滅。「從那時起,」盧德一牛賴特說,「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落入蘇聯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當獲悉希特勒已死時,海軍元帥鄧尼茨便與在他身邊的約德爾、凱特爾、施維林一克羅西克及幾位年輕軍官談起他的處境與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軍要求各條戰線無條件投降。但鄧尼茨試圖單獨向西方投降。這一建議遭到拒絕。
  幾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鎮(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衛隊的黨衛軍分子決定成立一個具有十條綱領的新國社黨。會議是以這樣的口結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萬歲!」但急劇動盪的局面使這一微弱的念頭如同其他事件一樣,成了須臾即散的煙雲。
  總之,只有極少數國社黨和其他納粹組織的成員被盟軍「收留」而未被清算過去的罪惡。只有為數極少的「不可觸犯者」被西方視為絕對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國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蘇聯竟相爭奪德國科學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學家、天文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等)。
  於是,數十名諜報局、蓋世太保和保安處工作人員加入了盟國的情報機關。他們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魯士將軍,十年之後擔任聯邦情報局局長,繼而成為西德反間諜機構的頭子。此人便是萊因哈德·蓋倫!
  這位後來被人們稱為「灰色將軍」的蓋倫,在整個戰爭期間無疑是最熟悉蘇軍力量和真實情況的人。他是被美國人視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腦」的唯一德軍將領。
  蓋倫於1902 年4 月3 日出生於埃爾富特,1931 年與海爾塔·馮·賽德利茨—庫爾茨巴赫結婚,1920 年加入帝國軍隊前就讀於軍事學院。他逐步晉陞,德蘇條約簽訂時,他已晉陞為武裝部隊參謀部准將。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擔任「東方僱傭軍」司令時,他才得以大顯身手。
  「東方僱傭軍」是一個以東歐國家,特別是以蘇聯為工作目標的軍事情報機構,其總部設在措森(柏林以南)鄰近的美巴赫兵營內。它集中了最高統帥部的所有蘇聯問題專家,在整整三年中,蓋倫把它辦成了一個效率驚人的機構。1941 年入侵蘇聯的作戰方案得以實施應歸功於該組織。
  「如果我們贏得這場戰爭,那就應歸功於蓋倫的『東方僱傭軍』、普魯茨曼的『狼人組織』和斯科爾茲內的突擊隊!」一天,希特勒曾這樣說。
  蓋倫可是黨衛軍成員?有些人認為是,直至現在仍這樣認為,但沒有確鑿的證據。然而,即使他從未參加過蓋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處,但他曾不止一次地與他們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關係而言,「東方僱傭軍」隸屬於德國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發動神奇的「齊普林行動」時,瓦爾特·施倫堡和蓋倫開始合作。這次行動是在紅色蘇聯的中心地帶空降黨衛軍特遣小隊。特遣小隊的黨衛軍分子偽裝成蘇聯士兵,個個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這次行動的訓練是在黨衛軍少將漢茲·約斯特的指揮下由中央保安局六處C 組負責人、黨衛軍上校漢格爾霍普特監督進行的。行動情報只可由一個十分內行的專家提供。於是,「灰色將軍」參與了這次行動。
  不久,「東方僱傭軍」便與保安處中央指揮部幾乎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齊普林行動」的特遣隊甚至深入到沃洛格達和莫斯科高地,並打入蘇聯後方。
  此後,每當施倫堡和漢格爾霍普特需要有關蘇聯軍隊的情報和資料時,便習慣於請教蓋倫。而蓋世太保則把這些情報當作極有「價值」的俘虜交給蓋倫。這使蓋倫得以更加準確地確定襲擊的目標。
  1945 年3 月27 日,他這樣指示黨衛軍突擊隊負責人:「這是克拉科維、登布林、托恩和華沙鐵路橋的地理位置,如能將其炸毀,蘇軍的運輸就會大大減緩。」
  1945 年,瓦爾特·施倫堡(他的部下稱他為小希姆萊)控制了「東方僱傭軍」的電台。
  儘管他與德國中央保安局領導人關係密切,可戰後,萊因哈德·蓋倫卻自稱是納粹政權的老敵對分子。1951 年2 月1 日,他在卡爾斯魯厄法庭上就是這樣申述的。
  事實上,直至1944 年,這位「東方僱傭軍」長官對帝國政府的忠誠是始始不渝的,他竭盡全力去從事他所熱愛的艱難的事業。但可以肯定,與最高統帥部的許多軍人一樣,蓋倫對納粹黨的「政治家們」極其反感。他是一個保守的反共分子,而不是一個革命者。他對國社黨的許多事情不滿。和其他人一樣,他把這歸咎於希特勒的親信。「唉!元首要是知道他背後發生的事情那就好了。」他常常對人這樣說。
  蓋倫基本上沒有參與1944 年7 月20 日的謀殺案,可他與某些密謀分子過從甚密。馮·裡特貝格伯爵、阿列克希斯·馮·羅納、施蒂夫和弗賴伊塔格一羅林霍文都是他的朋友。據於根·托瓦爾德說,黨衛軍知道他的政治觀念是比較薄弱的。然而他善於使自己成為不可缺少的人。
  難道蘇聯不是日爾曼人擴張的天然國土嗎?鮑曼說:「斯拉夫人將為我們勞動。至於他們之中那些對我們無用的人,讓他們去死吧!」
  在蓋倫和大部分「東方僱傭軍」領導人看來,這種政策不但是罪惡的,而且是極其荒謬的。相反,他們認為應該幫助蘇聯人「掙脫」布爾什維克大使館的枷鎖,建立一個與帝國結盟的自由政府。
  自1942 年起,蓋倫曾試圖說服總參謀部和總理府。但是他的備忘錄及他呈送最高統帥部的關於德軍在蘇聯行為的報告並沒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很可能他在一段時間裡曾錯誤地認為約瑟夫·戈培爾會贊成他的意見。
  然而,局勢的發展迫使希特勒採取比較克制的態度或者說是更加狡猾的手段。1942 年11 月25 日在呈送給希特勒的一份長達17 頁的報告中,蓋倫借此機會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事情如照此發展下去,那麼,從現在起六個月內,我們在蘇聯的所有情報人員就有可能背棄我們。屆時,我們將得不到任何有關敵人的情報。我們有可能會贏得戰爭,條件是我們不能愚蠢把那些要求與我們合作的群眾推到斯大林和紅軍政治委員一邊去。」
  他接著說:
  「作為開始,必須重新採納維爾弗裡德·施特裡克一施特裡克費爾特1941 年10 月提出的主張:建立一支至少由20 萬人組成的蘇聯解放部隊與德國武裝部隊一道同蘇聯軍隊作戰!」
  希特勒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這一主張。希姆菜和烏克蘭帝國代表科克亦表示反對。
  「建立一支蘇聯軍隊!除非我完全瘋了!」希特勒吼叫道。
  但羅森堡讓步了。保安處助了一臂之力。蓋倫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1942年底,他得到模稜兩可的原則性同意。唯一的問題就是找一名「解放軍」司令。施特裡克一施特裡克費爾特提出一個人選。此人是安德雷·安德雷維奇·伏拉索夫將軍。伏拉索夫身材魁梧,兩眼炯炯有神,額上掛著一綹丹式的頭髮,帶一副托洛茨基式的圓片眼鏡。「伏拉索夫軍」就這樣誕生了。
  從1943 年5 月開始,「希特勒的哥薩克人」活躍在戰略、軍事和政治等各條戰線上。但從6 月開始,懷疑論在總理府重佔上風。6 月8 日,希特勒下令強行解散了這支軍隊。
  從這天起,蓋倫才明白過來。
  1943 年歲末,當紅軍突破維切布斯克、明斯克、基輔和敖德薩德軍防線,在黑海至波羅的海一線發起反攻時,帝國的命運已經注定。希望之星從此變換了位置。「東方僱傭軍」司令部裡堆積的電報不容置疑他說明了這一點。在他那極其肅穆的辦公室裡,這位身材矮小的普魯士人默默地站立在地球儀和那劃有一道道粗鉛筆線條的地圖之間,他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
  這時,蓋倫制定了一項行動方案,其大膽程度遠非他人所能想像。
  他不但要確保自己的安全和自由,還要保證他的整個組織在失敗後不遭受破壞!他保存的卷宗具有極其重要的情報價值。他相信戰後美國人將以高價收買。那時他就可向美國人提出條件、討價還價了。
  當時,這位「東方僱傭軍」司令對盟國情報機構的情況瞭如指掌。1942年以來,他閱讀了華盛頓發表的所有軍事文件。
  1944 年,他獲得了在科莫羅烏斯基伯爵領導下波蘭軍人秘密重建的「地下軍」領導人名單。這一份材料對他具有特別的啟發性。文件告訴他怎樣在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保持一支基幹力量。
  事實上,冀望蘇聯人和西方人不和的想法並不新鮮。某些納粹權貴曾在投降前產生過這樣的想法。1943 年,馮·裡特貝格伯爵在和他的朋友施韋爾特費格爾副官的一次秘密談話中談到這種可能性。但蓋倫後來使這一想法具有了另外一種重要意義。
  1944 年12 月,他把「東方僱傭軍」的所有領導人召到他在慕尼黑的寓所開會。他說:
  「你們和我一樣都十分清楚,形勢正日趨惡化。我們的任務非常明確:無論如何,必須使我們業已完成的事業不致付之東流。」
  在後來的三個月裡,措森總部辦公室忙得不可開交。根據蓋倫的命令,所有關於蘇聯的文件、檔案都精心地拍成照片或錄相;所有的檔案都集中在一個辦公室,鑰匙只由蓋倫一人掌管。他對表示驚奇的黨衛軍隊員說:「這純粹是出於謹慎的考慮。這些副本將儲藏在可靠的地方,準備原件一旦被毀後使用。像現在這樣的轟炸..」
  1945 年4 月4 日,萊因哈德·蓋倫和他的兩名主要助手來到薩克森州巴特一艾爾斯特市庫特旅館。這兩名助手是武裝部隊的反間諜軍官、兩年來擔任「東方僱傭軍」副司令的格爾哈德·威塞爾中校和1941 年被任命為東方戰線偵察和滲透處長的赫爾曼·保恩中校。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晤。蓋倫說:
  「從現在起的三個月內,戰爭將結束。我們將輸掉這場戰爭。對蘇聯共產主義的鬥爭,只有依靠我們了。我深信,和平以後,華盛頓和莫斯科的聯盟將告吹。只有站在美國人一邊,我們才能保存最基本的力量,拯救祖國。我向你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有決心與我一起進行一次嘗試嗎?」
  保因和威塞爾毫不猶豫地點頭同意。投降前一個月零四天,波恩一華盛頓軸心開始形成。
  第二天,蓋倫派人把照片和文件裝進50 個鐵箱並搬上一輛卡車。九天後,當參謀部向南撤退時,他把這些文件檔案隱藏在溫德爾斯泰因(阿爾高)靠近米埃斯巴赫鎮的一個偏僻農場裡。
  4 月10 日,希特勒任命威塞爾代替蓋倫。但這已經太遲了。
  計劃照常執行。15 日,「東方僱傭軍」從措森撤出,一部分人開往弗倫斯堡,其他隨格爾哈德·威塞爾前往巴伐利亞。
  當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同美國人建立聯繫。對此,「灰色將軍」也是富有經驗的。他派人試圖在圖林格進行的第一次接觸失敗了。他派出的使者不由分說都被拘捕。因此,他決定設法與對方的一位高級軍事長官對話。
  4 月20 日,蓋倫在米埃斯巴赫鎮被捕,並被立即遞解到盟軍剛剛建立的一個「監察所」。他要求與該地區美軍政治負責人對話,受到士兵的挪揄。美國人只圖搜捕黨衛軍隊員和蓋世太保分子。他們從未聽說過「東方僱傭軍」這一組織。「1945 年5 月,美國人總共只有7 名蘇聯問題專家。」這位聯邦情報局局長後來說。
  盟軍到7 月才開始注意前「東方僱傭軍」領導人的情況。這次,西方情報人士空前活躍起來。
  羅克斯將軍曾要求列出德國情報機關所有重要人物的名單,蓋倫當然是其中之一。這樣,人們便開始猜測他曾經發揮的作用。當蘇聯人在奧伯澤魯爾拘留營跟蹤他時,他已被押到埃德文·西貝爾特准將面前。
  「你叫萊因哈德·蓋倫。我雖然不十分瞭解你們組織的背景,我認為..」
  「你,你叫埃德文·西貝爾特。你生於1897 年,你是准將。你在擔任武官和西點軍校教員後,曾在炮兵服役。你現在情報部門任職。」
  「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呢?」
  「這是我的職業。」
  此後他們還進行過多次談話。這樣,雙方建立了聯繫。蓋倫幸運地遇到了這樣一位美國人,他比當時他的大部分同事都更樂於聽取蓋倫的意見。蓋倫向他炫耀自己淵博的知識和他的情報的價值。
  「我未能說服希特勒。」他說,「我可能有更多的機會與你們一起共事。我知道艾森豪威爾已經下命令,無論如何不能妨礙目前正在與蘇聯進行的談判。但是,事實擺在面前。不要以為斯大林會落入你們為他設下的圈套。現在,第三帝國已壽終正寢,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將不斷加劇。你們可以看看在東歐發生的情況。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蘭可能都將落入克里姆林宮之手。對此,你們不能不作出反應。」
  西貝爾特佩服不已。他特別感到驚訝的是,蓋倫提議把檔案材料交給他。1945 年8 月,他決定請示華盛頓戰爭部。他立即得到華盛頓的讚許。
  8 月底,蓋倫前往美國,阿爾貝特·邵勒、霍斯特·希孟茲、施特法努斯和海因茲·赫爾陪同前往。他們在華盛頓呆了一年。
  談判並非十分順利。美國人試圖首先佔有「東方僱傭軍」掌握的檔案材料。但蓋倫據理力爭,堅持自己的立場。
  「我同意把所有文件交給你們,條件是使用這些文件的組織必須由我一人負責建立。此外,我希望能夠挑選我將來的助手。我還希望永遠不利用這個組織反對我的國家。」蓋倫說。
  美國人終於讓步了。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蓋倫的預言得以證實。
  1946 年3 月,後來成為中央情報局的戰略情報局在陶努斯山建立了第一個「觀察所」。「冷戰」開始了,鐵幕在傷痕纍纍的歐洲落下了。
  1946 年7 月6 日回到德國時,蓋倫將軍向格爾哈德·威塞爾和赫爾曼·保恩通報了他的談判結果。美國政府准許在它的監督下建立一個德國情報局。該局主要處理蘇聯問題。前德國中央保安局和保安處人員可以進入該局工作,如果他們表現忠誠的話。
  這一消息得到戰略情報局上尉埃裡克·瓦爾德曼的證實。聯邦調查局誕生了。但它當時還未使用這個名稱,暫時還只是稱為「蓋倫組織」。
  這位前「東方僱傭軍」領導人立即著手創建他的情報網。他發揮了當年的聰明才智。該組織最初的兩個辦事處設在陶努斯山中。一個設在布盧休斯美軍營房附近的建築物裡;另一個設在克朗斯堡城堡。「蜘蛛協會」幫助挑選物色「候選人」。
  當時,戰略情報局總部設在法蘭克福。當這位「灰色將軍」經過法蘭克福時,大概無意中碰舊了西蒙·維森塔爾和納粹分子追捕者、後來的中央情報局局長裡查德·赫爾姆斯。
  經蓋倫保釋並任用的有前哲學教授、德國中央保安局領導人、分管蓋世太保駐巴黎分部的弗朗茨·西克斯。
  弗朗茨·西克斯生於1909 年8 月12 日,1930 年加入國社黨(黨證號碼:245670),1934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並被任命為教授。他曾要求並獲准加入黨衛軍,從黨衛軍巴特托爾茨容克學校畢業後升為黨衛軍中校。1936 年他一面在柯尼斯堡大學執教,一面負責保安處總部圖書館和新聞組的工作。兩年後他又上升為黨衛軍上校,參與德國中央保安局二處C 組(國內問題)的領導工作,後來擔任該處處長。
  1939 年他成為海德裡希手下負責監管入侵和佔領波蘭的心腹班子成員,同年擔任柏林大學政治系主任,後來又成為德國中央保安局七處「思想問題」研究組負責人。1941 年,他率領一支保安處偵察隊(莫斯科特遣隊)開赴東方戰線,直抵維切布斯克,並在那裡活動了兩個月。
  1948 年4 月10 日,紐倫堡美國軍事法庭判處西克斯有期徒刑20 年。1951 年1 月31 日根據約翰·麥克洛伊高級專員和美軍駐西歐總司令托馬斯·漢迪的請求,他被減刑10 年。
  1952 年提前釋放後,他立即加入了「蓋倫組織」並在蓋倫手下工作達8年之久。1960 年以後,西克斯擔任弗裡德裡希沙芬柴油機公司曼內斯分公司廣告服務部主任。
  1967 年,「灰色將軍」該退休了。為安排其接班人,他又留任一年。接班人是他多年的助手格爾哈德·威塞爾。1968 年1 月10 日,根據基辛格總理的提議,後者被任命為聯邦情報局局長,5 月1 日就職。情報局當時已臻於完善,它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吃驚。
  格爾哈德·威塞爾,57 歲,中將,他曾出任聯邦德國駐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委員會代表,後來統治「情報帝國」。他手下有500 名官員,4000 多名諜報人員。他的辦公室在聯邦情報局總部。總部位於普拉赫(慕尼黑郊區)一處圍有電網的府邸中心,佔地20 公頃。
  萊因哈德·蓋倫住在巴伐利亞施塔貝格河畔一處價值25 萬馬克的寓所裡。該寓所是美國中央情報局1965 年作為酬勞饋贈給蓋倫的。據鄰居們說,他幾乎只來這裡過夜。他的名字列於知名人士名冊。備註欄裡寫著:「國家官員」。
  蘇聯人未能把蓋倫這樣的人抓到手。只有幾個較低級別的諜報局和保安處人員投靠他們。一般說來,克里姆林宮對來自蓋世太保成員的「為時已晚的合作」建議一直遲疑不決。東方人通常是通過警察和警察機關的人來瞭解認識第三帝國的。他們不能容忍這些人不受懲罰而逍遙法外。在蘇聯,「蓋世太保的助手們」至今仍受到譴責。
  其實,不少「褐色和黑色分子」在兩個德國都重新謀得了職業,雖不說受到重用。
  最後對壘的規模和激烈程度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巨人之間進行著一場決鬥。德國和蘇聯處於前沿,其他國際力量皆無足輕重。雙方遭受的損失和投入的兵力確實令人難以想像。在1945 年戰爭結束之前,蘇聯的兵力相當於對方的二倍,坦克和自動炮相當於對方的三倍,飛機相當於對方的八倍。他們抗擊了28 個旅和237 個師。從元旦至5 月15 日,德軍在東線各個戰場上損失100 多萬兵力、12000 輛坦克和自動炮、近3 萬門野戰炮和6000 架飛機。
  「紅軍發起的戰鬥決定了德國世世代代人的命運。」埃烏格尼·波爾丁將軍後來這樣說。
  在美國人到達之前,飾有鐮刀和斧頭圖案的紅旗已在國會大廈上空飄揚。
  這裡還要敘述的是一個奇特人物的故事。我們已像提到鮑曼和門格勒一樣多次提到過他。此人就是帝國刑事警察局長、秘密警察首腦、德國中央保安局四處處長、黨工軍准將海因裡希·繆勒,渾名「繆勒—蓋世太保」或「蓋世太保—繆勒」。戰前,甚至在戰爭期間,此人鮮為盟國情報機關所知。一直到1945 年以後,他在警察機關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才使他成了新聞人物。
  在耶路撒冷審訊中,檢察長沒有忘記指出他曾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上級。
  當時有人說,繆勒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粗暴、詭計多端。為滿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怕犯下任何罪行。繆勒曾度過艱難的青年時代。他身材矮小,一副毫無表情的面孔。他常常受到侮辱和嘲罵。他的一生大抵就是這樣度過的。他那農夫般原粗腦袋、亂得光光的兩肋和頗為滑稽的中分式頭髮常成為被人取笑的話題。只要握一下他那汗漉漉的手,人們就會感到不快。繆勒也覺察到自己常常使人不快或引起別人的反感,可未了他反而以能使別人不快為樂,雖不說自以為得意。他有些自卑,但又野心勃勃。他不太聰明,缺乏政治修養,然而十分頑強,而且像野獸那樣凶殘狡猾。
  繆勒14 歲輟學,進入慕尼黑地區一家飛機發動機製造廠當學徒。他的工作令人滿意。但他的僱主不肯對他委以重任。他們認為他缺乏風度,在公眾面前拙於言辭。小伙子雖有責任心,但並不出眾。他只能「按資歷晉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部分飛機製造廠關閉,繆勒因此失業。他於是選擇了他後來的終身職業:警察。
  起初,繆勒受雇擔任慕尼黑警察局助理警察。他給人的印象十分平庸,但是繆勒毫不在乎。他花了十年時間才爬上秘書的位置,又過四年後才被任命為便衣警察。希特勒奪取政權後,他轉而為納粹效勞,如同他後來不論為哪個政府服務一樣,他只把這當作是謀生,從沒有什麼政治偏向。
  1933 年初,他被調到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工作。幾個月前還審問衝鋒隊和黨衛軍肇事者的繆勒,從此便加入「反共鬥爭」的行列。他積極肯幹,忠於職守,可也與人結下了仇怨。他雖不失時機地表示同情國社黨,但他知道巴伐利亞國社黨領導人不喜歡他。某些衝鋒隊領導人甚至公開對他表示憎惡。假如他不以新任慕尼黑警察局長希姆萊不久前任命的刑事政治警察處處長海德裡希為保護人的話,他大概早就被解雇了。
  本書前面提到,海德裡希很快便發現這位前裝配工學徒工作積極賣力。兩個月之後,繆勒便得到賞識。他不但受命負責監視共產黨的活動,而且還受命監視社會民主黨的活動。
  一年後,希姆菜兼任柏林蓋世太保首腦並著手統一全國的警察組織。希姆萊把海德裡希召到柏林,委託他負責蓋世太保中央總部的工作。海德裡希也考慮物色幾個有責任心的部下,於是決定提拔繆勒作自己的助手。
  從此,事情便一帆風順。海德裡希對他讚不絕口。繆勒加入了黑衫隊,由於其他原因,他對此並不十分滿意(他幾乎不穿黨衛軍制服,極少參加黨衛軍的各種慶典紀念活動)。他先後晉陞為黨衛軍少校(1935 年)、黨衛軍中校(1936 年)和黨衛軍上校(1937 年)。1939 年,他終於爬上了他的最高職位:德國中央保安局四處(蓋世太保)處長。
  自然,這一晉陞沒有堵住人們的嘴,有人照常對他說三道四。「繆勒曾獲鐵血勳章,可他是戰前才加入黨的!」某些人嘀咕道。
  但是,隨著「蓋世太保一繆勒」在警察中權勢的擴大,對他品頭論足的人漸漸少起來。他們知道,即使黨的大區領袖和黨衛軍隊長們也不敢冒犯他。再說,繆勒並不過分貪婪。他想攬權,但不願拋頭露面。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將永遠是一個高級警察長!」然而,始終有人對他懷有敵意。國外保安處處長施倫堡便是其中之一。
  應該說,這是兩個彼此格格不入的人。施倫堡精明強幹、思想敏銳、富有教養,與繆勒粗獷的個性形成明顯的對照。儘管如此,每當敵人的間諜網
  在帝國活動猖獗時,他們還是要在一起共事。他們之間職責的劃分是件困難的事,通常要經過激烈的爭論才能確定下來。
  在羅特·卡佩爾(約色交響樂隊)——當時最著名的蘇聯間諜網——事件中,蓋世太保和保安處進行了公開的競爭。在消除了這一間諜網後,繆勒試圖擴大戰績。他責成他的一個部門繼續使用查獲的電台,以期「腐蝕毒害」莫斯科的情報機構。然而這樣的行動本屬於保安處的職權範圍。施倫堡在戰後還報復說,繆勒曾利用這些電台與東方進行接觸。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天晚上,繆勒喝多了,對我說:『我越來越相信斯大林是正確的!』」
  1945 年4 月29 日,希特勒得知希姆萊背叛後,便對在他面前的帝國黨衛軍領袖的唯一同僚、埃娃·勃勞恩的妹夫、黨衛軍中將赫爾曼·費格來因進行報復。這時,繆勒也正在希特勒的地下避彈室。須臾,繆勒離開了避彈室。他告訴戈培爾說他要去宣傳部,遂即消失在夜幕之中。
  8 月,在全德國搜捕他的盟軍逮捕了一個名叫瓦爾特·盧德斯的人。盧德斯說:
  「繆勒在逃跑時已被擊斃。我在靠近總理府的地方發現了他的屍體,並把他埋葬在格羅塞爾—漢堡格爾街的猶太人公墓。接著我便去哈爾門,通知了他的家屬。」
  然而,繆勒的家不在柏林,而且他的寓所位於幾乎與哈爾門相反的方向。
  9 月17 日,在格羅塞爾一漢堡格爾街公墓進行了挖掘。盧德斯指點了一個墓(G 區第一排)。墓中的屍體已無法辨認,但死者的衣服和佩帶的勳章似乎是蓋世太保首腦之物。死者的家屬住在慕尼黑,見到衣服和勳章後也予以承認。
  繆勒真的死了嗎?
  1953 年,柏林戶籍登記簿上記載說,一個名叫H·繆勒的人死於1945年12 月15 日,死亡證號碼是11706/45。1958 年7 月1 日,一位住在西柏林的婦女在一家殯儀用品商店定制了一塊蓋墓石板,上面寫著:獻給親愛的父親海因裡希·繆勒,生於1900 年4 月28 日,死於1945 年5 月。
  當局試圖查清此事。與此同時,瓦爾特·盧德斯失蹤了。但格羅塞爾一漢堡格爾街的墳墓仍在原處!1963 年9 月,西柏林市市長命令開墓驗屍。法醫發現墓中的遺骨至少屬於3 個不同的人!頭蓋骨是一個35 歲男人的(德國投降時繆勒45 歲)。猶太人墓地的安葬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這是無可懷疑的了!
  事實上,海因裡希·繆勒確確實實與蘇聯人進行了接觸。但與施倫堡所說的情形相反,他並未使用「紅色交響樂隊」的發報機。因為那會冒很大風險,後果也很難預料。
  因怕部下告發,早有預謀的「蓋世太保—繆勒」直到1944 年才向他的一名聯絡員、柏林陸軍警察上士格爾哈德·狄茨說了他的打算。
  1944 年11 月,他派狄茨越過蘇軍防線與紅軍領導人接觸。狄茨沒有帶去書面信件,只是帶去口頭建議。繆勒建議,一旦柏林被攻佔,就在格魯瑙街一處房子裡碰頭。
  1945 年2 月3 日,狄茨到達奧得河西岸庫斯特林高地的蘇軍防線。他作了俘虜,被押解到基輔。狄茨使盡了渾身的解數說明來意,但沒有任何表示投誠的證據,誰也不相信他。一直到被押送到庫拉喬夫280—18 號俘虜營後,他才得以與試圖核實他口供的一位十分精明的軍官談話。
  蘇聯國家安全部特遣隊參謀長芳加馬諾夫中校仍持懷疑態度。
  「帝國蓋世太保首腦準備投靠你們。」格爾哈德·狄茨反覆這樣說,「你們前去會晤,不會有任何危險。」
  4 月28 日晚離開總理府後,繆勒隱藏在一所飛行員學校附近。一個名叫埃芬貝爾格爾的防空部隊的士官認出了他。29 日至30 日夜,他在波茨坦廣場脫掉軍裝,換上便服,接著便前往格魯瑙街赴約。
  恰好,庫馬諾夫也同意赴會。陪他同行的有幾名蘇軍戰士和一名前政治警察局的女秘書。後者認識繆勒,表示願意前去辨認。幸好他帶上了這位女秘書,否則,他怎麼能相信,在4 月30 日下午5 點,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步履沉重、面無表情的人竟是海因裡希·繆勒呢?那位少婦一眼便認出了繆勒。
  「就是他!」她低聲對她身邊的中校說。
  「蓋世太保一繆勒」受到可以說與他身份相稱的對待。他被護送到卡爾斯霍斯特;英國人到此地後,他又被送往施普雷河畔的富爾斯坦瓦爾德鎮。一些軍官和政治委員不停地輪番盤問他。
  繆勒曾認為失敗後,德國將遭到血洗。他以為投靠勝利者還可以為自己謀條出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經過幾天的盤問後,他預感到蘇聯人正在準備對他進行審訊。5 月底,繆勒通過一位給他醫治由於空襲造成眼傷的年輕醫生口中得知,他將被轉押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幹什麼啊?」「我不知道,這一切不取決於我。」這一消息對這位蓋世太保頭子說來,似乎是凶多吉少。自從被捕後,他未能會見他希望與之商談的政治領導人。繆勒是趁一個奇特的機會逃脫的。可惜人們對他逃跑的經過沒有獲得材料。7 月15 日左右,他在拉貝瑙鎮重新露面。在那裡,他混入了蘇台德的一群難民中。在貢茨堡地區,他終於弄到一張通行證,署名是戴寧格爾。幸虧這張通行證,繆勒才回到德國西部並順利地到達巴伐利亞。他在慕尼黑呆了三天。他很可能還回到他的哈爾拉青寓所(盟軍尚未發現此處寓所)取走了部分文件。在兩個多月裡,繆勒東躲西藏,以圖爭取時間。他始終是那樣的頑固、那樣的多疑。在施利爾澤河畔的諾伊豪斯鎮一位前慕尼黑政治警察局職員家住了幾天後,他又躲到拜利希一策爾一位醫生家裡。
  10 月初,他來到法軍佔領的庫夫斯泰因。這時,他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眼病復發,也懶得再跑了。一天,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曾在蓋世太保工作過的小官吏,打電話給法國人:「我手中有些文件。如果你們保證不逮捕我,我準備把這些文件賣給你們。」
  這類交易在當時多有發生。法軍當局表示同意並商定了接頭地點。繆勒換得了一點錢和一袋糧食。他提供的文件被送到因斯布魯克司令部鑒定。
  11 月16 日,雙方又一次通話,提出再次見面。但這一次會晤對繆勒來說卻是個圈套。法國人審查後認為這樣重要的文件不可能落入一個下級官員之手,肯定此人是個「大獵物」,必須查明他的身份。
  這一天,繆勒差點被捕。根據他的習慣,約會前幾小時,他察看了約會地點,發現那裡佈滿了士兵和警察。於是他立即返回,銷毀了手中的文件,兩小時後,逃往布倫內羅山口。
  施特津鎮是「羅馬之路」上的一個關鍵地點。繆勒在那裡與瓦爾特·羅夫的兩個部下邂逅。其中一個是原蓋世太保分子,曾在德國中央保安局四處B 組艾希曼手下工作過;另一個人是黨衛軍上尉弗朗茨·羅斯特爾,改名叫哈達德·薩伊德。繆勒通過他們瞭解到羅夫組織的逃亡網。可他先前對此卻一無所知。
  他立即前去米蘭,接著又抵達羅馬。在羅馬,羅夫給他物色了兩名保鏢。
  1945 年12 月20 日,這位前蓋世太保首領登上一艘200 噸位的快艇。這艘快艇為登奧多拉尼伯爵的一位朋友所有。這時,繆勒的傷眼發炎,艇上的醫生要他立即進行眼科手術。快艇不得不半途折回。
  回到羅馬以後,休達神甫從契維塔韋基亞請來一位眼科大夫為繆勒作了兩次手術,並讓他住進布拉恰諾的一家教會醫院。直至1946 年5 月,繆勒才病癒出院。
  從這以後,繆勒的行蹤使人難以捉摸。很可能是出於警惕,這位前蓋世太保首領與羅夫保持著距離,也可能是他還抱有為共產黨陣營效勞的念頭,他不願意成為教士和前納粹分子的負擔。1947 年兩位保鏢和羅斯特爾逃往烏拉圭後,人們對他後來一年的活動便全然無知。
  在《逃離紐倫堡》一書中,瓦爾納·勃洛克首夫斷言,繆勒在伊斯坦布爾與蘇聯情報機關進行了接觸。
  可以肯定的是,繆勒從未去過南美。他只到過近東。1949 年有人在大馬士革見過他。他改名柯衡..
  因與德國人合作被利比亞當局驅逐的一個名叫阿布·傑達的人幫他與埃及人取得了聯繫,並勸他去開羅拜見一位伊斯蘭協會的領袖馬斯禮將軍。於是繆勒乘船抵達塞得港。在那裡,他受到一個名叫哈桑·加法爾的人的接待。到達開羅後,馬斯禮將軍替他引見了埃及德國僑民的最著名領導人。
  1953 年6 月18 日,埃及共和國在法老統治過的這塊古老土地上宣告成立。1954 年11 月14 日,穆罕默德·納吉普被他的總理加麥爾·納賽爾推翻。
  兩年後,第二次阿以戰爭爆發,後因英法干預而告終。但在此後的10年內,「開羅的德國人」在埃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繆勒一直呆在開羅,他這時變得格外謹慎,並給人以謙遜的印象。他改名阿明·阿普德·麥吉德。他的醫生不是別人,正是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實驗員」漢斯·埃茲爾博士。1960 年,納賽爾從克里姆林宮取得火箭,繆勒被委以重任,負責建立火箭安全保密系統。
  在60 年代,德國僑民過著幾乎是封閉式的生活,很少與外界往來。幾乎所有的前納粹頭目都起了阿拉伯人的名字。某些人還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些人中有:改名叫阿里·納海爾的前保安處駐波蘭分處處長萊奧保爾德·格萊因;改名叫恩瓦爾·本·薩拉姆的前蓋世太保駐華沙猶太人辦事處處長貝爾諾爾德·本德爾;改名叫約成·德萊塞爾的前迪塞爾多夫市蓋世太保分子若希姆·道默林;改名叫哈米德·索裡曼的前烏爾姆市蓋世太保頭目海因裡希。澤爾曼;改名叫納衣姆·法希姆的原卡爾登勃魯納在中央保安局的合作者海因坦克希·維萊爾曼博士;前維也納蓋世太保分子,改名叫路易斯·埃爾哈格的路易斯·海登和弗朗茨·希托弗爾等。
  從1964 年開始,這些頗不平凡的合作者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其中有幾個人成了以色列情報部門的「炸藥包裹」的犧牲品;有些人則因歐洲公開了他們的身份,不得不重新轉入地下。1967 年,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離開了阿拉伯聯盟共和國。
  和往常一樣,逃亡心切的海因裡希·繆勒這次還是最先離開了開羅。不過,他沒有返回西歐,也沒有去社會秩序混亂的拉丁美洲國家,而是到了他20 年前曾準備在那裡穩身的東方。蘇聯對埃及的影響,一個由阿里·沙博裡領導的親莫斯科集團的存在,使繆勒沒費多大周折就同蘇聯取得了聯繫。「我知道他們終究會這樣對待我們的!」這位前蓋世太保頭子高興他說道。1964 年1 月12 日,西德《明星》畫刊刊登一篇題為《「繆勒一蓋世太保」在阿爾巴尼亞》的報道。此後不久,一名由蘇聯長期關押後釋放的前保安處特務說:「繆勒現在蘇聯,在莫斯科工作。我曾見過他兩次。」
  尾章 紐倫堡難道不是一個危險的先例?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是否就像它的名稱所表明的那樣是一個具有世界弄事法庭意義的國際法庭呢?或者說,紐倫堡法庭是否就是四個國家共同組成並由這四個國家任命了法官和起訴人的法庭呢?國際軍事法庭本身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簽字國設立了本法庭,規定了本法庭所要遵照執行的法律,並制定了規章,以使審判能正常進行。因此,它們共同所做的正是它們之中每一個國家單獨所能做到的事。因為,毫無疑問,每一個國家均有權設立特別法庭,以行使權力。」所以國際軍事法庭不是世界刑事法庭。十九個國家簽署的具有立法性質的倫敦協定和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後來關於承認法庭條例和判決的決定證明了,共同主持審判的四大國在這一訴訟過程中通過懲罰對它們本國公民犯下罪的戰犯而維護了人類的利益,因而也維護了德國人民的真正利益。
  明確指出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存在著某些不切實際的想法,認為在未來必將設立某種永久性的世界刑事法庭,甚至對這一法庭的條例已經有了許多擬定的方案。按照這些方案,具有防止和抵抗侵略職能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安理會——實際上將失去它的權限。如果有一天確實再次需要組成一個制裁戰犯的國際法庭的話,那麼根據安理會作出的對當前存在的侵略行為的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在合法分配席位和合法行使程序的情況下——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會對這一項共同的任務袖手旁觀,正像1945 年所根據的具體情況那樣,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有人擔心,被逮捕的侵略者會在既沒有中立國代表又無本國代表的情況下提交審判。各國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無需害怕這一點。在破壞世界和平的罪犯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中立,也不存在民族的團結。儘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還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就這些法官的傾向性而言,他們過去有傾向性,將來也會有傾向性,而其他任何國家的法官都不可能沒有傾向性。
  一方面,我們有必要抵制關於設立一個長設性的國際刑事法庭的據稱是可能的和合乎原望的某些危險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反對以此來取代聯合國安理會的職能。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1945 年前後流行的一種不無危險的論調。這種論調主張以一般的行政機構的政治決定來代替正規的司法程序。乍看起來,那些主張不經過長時間的司法程序而由政治性的臨時法庭來裁決的觀點好像是合理的。特爾福德·泰勒在一篇悼念傑克遜的文章中談到了1945年4 月在美國國際法學會上展開的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的是:《法在各國人民之間的作用》。文章說,美國副總統芬奇當時曾聲稱,沒有一個法庭會審判希特勒無罪,因而,所有的審判不過是可笑的官樣文章。美國最高法官斯通和當時的政治家科德爾·赫爾都同意芬奇的這一看法。法官斷言,辯護方面絕不會像起訴當局那樣有這麼多的時間提出證據,實際辯護方面得到的時間要多得多,這就是說,一項行政命令會更好些,因為命令是不加掩飾的、簡單的,完全不是作為司法部門的合法行為,而是公開表現為一種政治上的強迫措施。
  這種觀點是由反希特勒聯盟國家的某幾個政治領導人首先提出的。如果依從他們的觀點,那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就不會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許多人就會把罪犯當作烈士看待;而尤其不能為未來開創一個先例。另外在紐倫堡審判之後國際法仍然可以被新的侵略分子任意歪曲。還有一些人高談闊論,拿破侖就是未經法律手續而被囚禁在聖赫勒那島上的,這種敵視法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險。正像羅馬什金所指出的那樣,這種類比的推論不是孤立的,是與處理法西斯首要戰犯的相應計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某些人企圖像當年處置拿破侖那樣也將法西斯首要戰犯禁閉起來,把他們更安全地保護起來,以便在下次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重新起用他們。
  大大小小的戰爭時有發生,甚至有人妄想發動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紐倫堡大審判應該是一個警告了。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對妄圖發動侵略戰爭的野心家來說,紐倫堡審判都將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很早的時候,就有人企圖否定審判戰犯對未來的作用。1945年在紐倫堡,美國法官鮑爾斯在審訊所謂的威廉案件時說:「我堅決反對那種認為本法庭的任務就是為各國制定未來行動準則的觀點。」鄧尼茨的辯護人——德國海軍法官克蘭茨比勒——當然非常贊同這種觀點。但是泰勒指出:「紐倫堡的持續作用在於引起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回憶和激發他們的良知,誰受的痛苦最深刻,那麼他的反抗也就最強烈。」
  在列奧·格羅斯的一篇文章裡集中在理論上反映了這種傾向。格羅斯把紐倫堡被告的德國辯護士們所提出的各種辯護理由集中成為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因此而據稱是普遍建立起來的個人與國際法的直接關係是判決的主要意義。眾所周知,這是一種在個人與國際法之間的法律關係上的干涉主義觀點,紐倫堡的判決根本不是以這種觀點為指導的。另一方面,由於長年在紐倫堡作為起訴人工作的經驗,使泰勒這樣一位人士認識到:「今天,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紐倫堡的原則是否有理有據,而在於人類是否能夠按照這些原則生存,或者,假如沒有這些原則人類是否仍然能夠生存。」
  要麼反共、反猶、法西斯主義、戰爭政策和背叛本國人民,要麼堅持紐倫堡原則,不僅在過去和現在,這都是唯一的選擇。某些人認為,在這方面,政治上的教權主義與德國侵略勢力相互勾結也不無目的。例如薩維基從西德一個希特勒的辯護士的文件中引證了一段話:「在戰爭期間,帕德博恩的主教克萊因博士曾手持他的主教冠冕高呼領袖萬歲,福音派主教奧伯沙伊德博士也曾身穿衝鋒隊長的制服向教友布道。」
  總的看來,紐倫堡的判決對揭露納粹統治的獨裁體製作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它最大的不足之處就是宣判德軍參謀總部無罪和對德國金融寡頭集團及法西斯宣傳機構的寬恕。代表西方國家的起訴代表按照他們政府的指示拒絕把銀行家施羅德和法本化工公司的頭目列在第一批首要戰犯的訴訟案件之中。並且從一開始就阻撓將之列入專為上述人士提出的第二號國際訴訟案件之中,蘇聯法官尼基欽科對沒有任何根據無罪釋放沙赫特、巴本和宣傳機構頭目弗裡切持反對態度,而且尤其對宣佈德軍參謀總部無罪持反對態度。蘇聯法官所持的不同立場是對判決的重大的、理由充分的修正,彌補了由於西方國家法官的階級立場而給這一判決所造成的缺陷。儘管如此,紐倫堡法庭所作的判決仍然是對消除德國軍國主義鬥爭的一個重大貢獻,是掌握在德國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也是掌握在比今天的世界形勢不利得多的條件下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的各國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引  章 。。。。。。。。。。。。。。。。。。。。。。。。。 紐倫堡1945
  第一章大審判第一節 。。。。。。。。。。。。。。。人類歷史上第一批走上絞架的侵略分子第二節 。。。。。。。。。。。。。。。。。。。。。。。。。誰破壞了和平第三節 。。。。。。。。。。。。。。。。。。。。。。。。。。蒼白的辯護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第一節 。。。。。。。。。。。。。。。。。。。。。。十惡不赦的戈林元帥第二節。。。。。。。。。。 他決心在這場公開的審判中扮演一個精彩的角色第三節 。。。。。。。。。。。。。。。。希特勒的繼承人僅被判處十年徒刑第四節。。。。。。 對於一名軍人,上級的命令也不能被看成從輕判處的理由第五節 。。。。。。。。。。。。。。。。。。。。。。。。。。。死亡之神
  第三章艱難的審判第一節 。。。。。。。。。。。。。。。。。「千秋帝國」的副元首——赫斯第二節 。。。。。。。。。。。。。。。。。「出色的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第三節 。。。。。。。。。。。。。。。。。。。。。職業外交家——牛賴特第四節 。。。。。。。。。。。。。。。。。。。一個左右希特勒的神秘人物第五節 。。。。。。。。。。。。。。。。。。。。。。。。。戰爭的原動力
  第四章狡辯第一節。。 約德爾為自己辯護:他是一個曾經宣誓服從的士兵,而不是政治家第二節。。。。。。。。。。。。 對雷德爾最嚴厲的指控是不加限制的潛艇戰第三節 。。。。。。。。。。。。。。。。。。。。。。「頭號反猶煽動家」第四節 。。。。。。。。。。。。。。。。。。。。。。。。。「和平使臣」
  第五章天網恢恢第一節 。。。。。。。。。。。。。。。。。。。。。。。他們沒等到上法庭第二節 。。。。。。。。。。。。。。。。。。。。。。。。。。。。。潛逃第三節 。。。。。。。。。。。。。。。。。。。。。。。。。。。帝國殘照尾  章 。。。。。。。。。。。。。。。。紐倫堡難道不是一個危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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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大審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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