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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簾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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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說不盡的慈禧

    一部晚清史,套用一句老話,道是:從何說起!李鴻章稱「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可算是政治家的宏大敘事;王國維言「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則是詩人的切膚之痛。其間波詭雲譎,山重水覆,不但當局者迷,旁觀者也未必清。是故百年以來,以晚清為題材的文字著述,可謂車載斗量,汗牛充棟。    
    然而不管從哪裡說起,有一個人,無論如何是繞不過去的。這個人,我不說你也知道,就是慈禧太后。    
    在正經史家那裡,慈禧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想必早已蓋棺定論。陰險刻毒、冷酷自私、專橫跋扈之類的標籤,信手拈來,方便實用。但有一些人,總是不滿足這樣那樣的標籤,他們試圖揭開歷史的重重帷幕,回到鮮活的歷史現場,將冷冰冰的標籤還原為一個個血肉豐滿的生命個體。西格雷夫的這本《龍夫人——慈禧時代》,我想,其初衷亦正在此。他自己說:這「是一次針對歷史遮蔽的訊問。我們不單單是尋找慈禧,也是尋找一個失去的年代。」「就好像除去一幅油畫上的覆蓋物以恢復它最初的原貌,真相一點一點地慢慢顯露。」    
    當然,這本書面對的是西方的讀者。西方世界對慈禧的認識,大約有過幾次這樣的歷史機緣。首先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梁流亡日本,他們通過海外媒體發動了一連串的針對慈禧的宣傳攻勢,吸引了不少藍色眼球。第二次是1900年,義和團圍攻使館,讓整個西方世界大驚失色,當時正被困使館的《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事後發表了一系列相關報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最後是在慈禧去世之後,濮蘭德和巴克斯先後出版了《慈禧外記》(1910)和《清室外記》(1914),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前一本書在最初的18個月裡就重印了8次。這是兩位英語作家首次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紹慈禧的一生和晚清宮廷內幕,其所依據的材料,據說是庚子事變期間落入巴克斯手裡的一批「宮廷秘檔」,其中包括那本後來聚訟不休的《景善日記》。從此,慈禧作為一個陰險刻毒的殘暴統治者的形象,就深深烙在了西方讀者的腦海裡,不可磨滅。    
    1973年夏,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羅珀收到瑞士一位著名科學家的來信,信中以謹慎的措辭,詢問羅珀教授是否願意接受巴克斯爵士的兩部遺稿,如果他認為合適的話,希望能把手稿轉交給牛津大學圖書館保存。巴克斯的手稿很快吸引了羅珀教授的研究興趣,他開始了長時間的艱難調查,查閱了大量塵封已久的檔案材料,走訪了許多相關人士,最後,於1974年出版了《北京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秘生活》一書。此書以無可爭辯的翔實證據,揭開了巴克斯的神秘面紗:他是個騙子。巴克斯聲稱擁有的所謂「宮廷秘檔」,包括那本《景善日記》,純屬偽造。    
    西格雷夫的這本書,也正是以此為切入點,開始了他的艱難努力。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關於清朝歷史和慈禧太后的種種神話」,全面推翻濮蘭德和巴克斯建立在偽造材料基礎之上的慈禧形象,重新將她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老實說,這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一百年來,慈禧太后留在人們心目中的邪惡形象太根深蒂固了,冰凍三尺,豈止是一日之寒。要翻案,必須拿出過硬的史實材料。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經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讀者無緣得見的私人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來的77本日記,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從未公開過的日記。這幾個人,都是在晚清歷史上發揮過重要影響的西方人。    
    翻案文章,歷來容易吸引眼球,但要做得有說服力,則殊非易事。這要求作者對於已經消失在時間長河中的人和事,抱持一種「瞭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在西格雷夫筆下,「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裡,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她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用以支撐門面的擺設。在這樣一個嚴酷、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裡,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來,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上控制過這個帝國,她只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後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    
    你也許不同意西格雷夫的觀點,但你不能不承認:他的書很好看。作者的文字辛辣痛快,嬉笑怒罵,涉筆成趣。作為一本歷史讀物,寫得好看,我想總該是難能可貴的吧。


前言簡評

    西方學者為慈禧翻案新書引進出版    
    《宋氏王朝》後,西格雷夫再現「慈禧」    
    慈禧,這個統治清王朝長達半個世紀的女性,其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自上個世紀以來,便有眾多的西方人對慈禧產生了興趣。西方人眼中的慈禧形象是上個世紀由西方人巴克斯塑造的,但是《宋氏王朝》的作者美國人斯特林.西格雷夫卻為慈禧翻起案來。昨日,記者從中央編譯出版社獲悉,西方學者為慈禧翻案的新書《龍夫人》已首次在國內引進並在本月出版。    
    慈禧在西方曾是陰謀化身    
    早在上個世紀,濮蘭德和巴克斯便合著了《慈禧外傳》、《清室外記》,從而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他們所「熟悉」的慈禧。由此,西方世界所熟知的慈禧便被視為謀殺、投毒和陰謀的化身,且已成為一種經典敘述,而慈禧的反面形象也因此固定了下來。    
    結果在1974年,令所有人感到驚諤的是,巴克斯伯爵竟被牛津大學的教授揭露是個騙子。為了揭露巴克斯一手製造的騙局,西格雷夫深入當年中國的歷史,他借助了西方人的資料,當然也有巴克斯的講述。以史為主,一步步還原出一個慈禧給我們看。    
    昨日,《龍夫人》的翻譯者秦傳安告訴記者:歷史是有多層面的,為了真實地還原慈禧,西格雷夫便著力於對慈禧故事的再挖掘。結果發現慈禧並不像當時風靡西方世界的慈禧經典傳記《慈禧外傳》所描述的,因而他決定為慈禧翻案,告訴西方的讀者另一個慈禧。    
    作者還原慈禧為女人    
    在秦傳安看來,《龍夫人》一書最大的特色,便是首先將慈禧還原成一個女性,但由於她所處的是一個宮廷政變、權術盡現的環境,因而為了生存她必須不停地掙扎。「我們可以從《龍夫人》一書中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慈禧,相信這也是西方讀者之所以熱衷這本書的原因,」    
    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經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讀者無緣看到的私人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來的77本日記,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從未公開過的日記。這幾個人,都是在晚清歷史上發揮過重要影響的西方人。    
    正是借助了這些難能寶貴的歷史資料,西格雷夫所還原的慈禧便別具特色。在西格雷夫筆下,「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裡,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她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用以支撐門面的擺設。在這樣一個嚴酷、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裡,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來,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上控制過這個帝國,她只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後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    
    補充採訪:    
    秦傳安:010-84712300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節 後苑裡的鮮花(1)

    1899年的北京城,那會兒,每年春秋兩季來自戈壁灘的沙塵暴還不是十分猛烈。一個星期三的傍晚,大約6點鐘的時候,許多外國僑民(當時總人數不超過500,其中多半是傳教士),聚集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1的家中,要開一個草地晚會。大約有100位先生和30位女士,趕來聽赫德的銅管樂隊所舉辦的一場音樂會,音樂會在足有8英畝大小的總司花園裡舉行。這是本周的社交大事,任何一個有頭有臉的外國人都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們穿越北京城來到這裡。女士們漫步在丁香花下,曲折蜿蜒的小徑上,瀰漫著4月的紫色薄霧,空氣裡飄散著丁香花的氣息,其中混合著檸檬香水、玫瑰香水和一種名叫「萊茵紫羅蘭」的德國香水的氣味,那年頭,這種德國香水很是時髦。天氣已經有些熱了,女士們來之前剛剛都用藥皂洗過,牌子不是「薇諾莉婭」,就是「伊萊斯米格」。時髦的行頭是這樣的:穿柔軟的細麻紗布,淺褐色,淡玫瑰紅,或者嫩綠色,飾以絲帶或花邊;為了守護她們的嬌顏,使其免遭戈壁灘粗礪風沙的傷害,自然還要戴上面罩,那是用白色的俄國紗網或綴著小孔的薄紗所做成的;帽子的式樣很是嚇人,是用稻稈或者藍鳳鈴草桿編成的;扎上天鵝絨蝴蝶結,插上鴕鳥毛、魚鷹翎,再繫上緞帶。梳著高高髮髻的貴夫人坐在籐椅裡,一邊吃著小點心,一邊看著穿燈籠褲和圍裙的孩子們,在灌木叢裡跑來跑去。    
    外交官們在談論商舖;傳教士們看上去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那些從上海和香港來的新聞記者則到處亂竄,忙著打聽花邊消息。所有的社會階層和信仰教條同時登場,獅子和綿羊一起喝茶,為的是聽一聽熟悉的洋腔洋調。    
    到處都可以見到和「洋鬼子」打成一片的滿清大臣,他們的帽子上飾著圓紐扣,官服上綴著方補子,孔雀翎則是高級官員的標誌。迄今為止,最為壯觀的,要算是李鴻章總督,以及他的門生袁世凱將軍。    
    已經76歲的李鴻章,是當今中國最有錢也最有權的政治首腦,他控制著鐵路、電報、採礦、海運,擁有一支私人軍隊和為數不詳的密探。許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過總督大人奉送的銀子,從而使他們免於捉襟見肘的財政危機,因此,他們都心甘情願在他面前俯首貼耳,任由驅馳。他看上去就是個偽善的傢伙,穿著一雙厚底緞面朝靴,站著的時候,身高在6英尺4英吋以上。他中過一次風,這使他的臉有一部分不能動彈,於是看上去總是面帶微笑——一個危險的男人卻有著一張純潔的笑臉。因為這時候已經很熱,李鴻章戴著一頂篾底紗面的帽子,頗似燈罩,一隻孔雀翎被一根緬甸翡翠做的管子緊緊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著一件絲綢補褂,朝服的兩側各開著一個口子,這樣以便於騎馬,前後補子則依照他的官品而繡著白鶴,這是文一品的標誌2。補褂的外面,齊腰繫著一根皮製腰帶,上面掛著錢包和一些小袋,袋子裡裝著他的扇子、鼻煙,以及諸如此類。有一隻袋子裝的是一個袖珍痰罐,他不時地伸手取過來向裡面吐痰(總督大人清理喉嚨和鼻竇時所發出的嘰裡咕嚕的聲音,聞之者無不後脊樑發冷)。環繞著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計108粒,樣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掛著三串描畫著「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懸蕩著一串由翡翠連成的、像棒棒糖樣的垂飾。總督大人一邊和赫德談著話,一邊用他的左手撥弄著這些小玩意兒。    
    袁世凱的穿著,大致與此相同,但他比李鴻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飛色舞的樣子,就像是一隻躊躇滿志的貓,來到了一個滿是老鼠的園子裡。赫德總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總有一天,李鴻章或袁世凱(或者他們倆)可能會為攫取權力而發動一次政變。    
    風度優雅的外交官張蔭桓3爵士的缺席,顯得有些非同尋常。此人是第一個被大英帝國授予爵位的中國人,在派往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館(離哥倫比亞特區的杜邦環島不遠)期間,他竟然學會了使用刀叉。這位曾經頗受歡迎的好好先生(原文為法語)最近被流放到遙遠的新疆去了,因為他參與了1898年那場失敗的維新運動。詔書上說他「狡詐善變」。    
    赫德爵士說,來參加晚會的滿清大臣,「眼睛裡只有兩樣北京寶貝:總司大人和他古怪的樂隊。」他喜愛音樂,組建了19世紀中國第一支銅管樂隊,他強迫海關僱員和他們的太太參加進來,直到他們奮起反抗他專橫的暴政。於是,他只好僱用中國人,教會他們演奏西洋樂器,包括短號、次中音號,和一支從英國進口的低音大號。在恩卡納西奧(一位來自澳門的海關僱員)的指揮之下,這支樂隊演奏得有板有眼。14位身穿制服的樂手,全都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而且都另有一分全職工作:演奏長笛的是個剃頭匠,演奏短號的是個鞋匠,演奏鼓的是個裁縫。每個禮拜他們都要演奏赫德爵士所喜愛的樂曲:《愛之夜》、《當光線暗淡的時候》、《箴言波爾卡》和《美國穀倉舞》,混合著熱情奔放的鄉村曲調,真是聞所未聞。這樣的晚餐舞會,赫德每個禮拜組織一次,一直要持續到午夜。    
    赫德的府邸位於北京城的中央地帶,在使館區的邊上,靠近紫禁城的紅牆。它的北邊是一座道觀,西邊是一處荒蕪的花園和肅王府,東邊是豫親王的莊園,在整個使館區內佔去了半英里。    
    高牆之內這些旖旎迷人的花園和人工湖,使得北京城非常舒適宜人,這當然是對裡面的那些人而言。而在外面,人類排泄物所發出的惡臭,時時提醒人們一個隱蔽而真實的中國。在紫禁城之外,一條敞開的排水溝從使館區穿行而過,空氣裡夜以繼日地瀰漫著芳香,把它獨特的氣味奉獻給使館區的網球賽場、黃昏聚會和外交晚宴,點染著西方教堂的裊裊熏香,夜裡,那些明察秋毫的蚊子們在這裡構築它們的樂園。在中國城市那些塵土飛揚、人馬嘈雜的小巷裡,穿著開襠褲的孩子們蹲在路當中解手。在滿地污穢足以淹沒腳踝的街道上,遊方術士、變戲法的和雜耍藝人為了和一大群麻風病乞丐競爭幾個銅板而呼天搶地、吵吵嚷嚷。城門樓上垂掛著有氣無力的旗子,幾個病怏怏的兵士穿著髒兮兮的軍服,在聲嘶力竭地吆喝著,唾沫橫飛,滿嘴髒話,呼喝城下衣衫襤褸的人群,詛咒這蛆蟲螻蟻般的生靈。有機物所散發的氣味,讓你躲不勝躲,即便是赫德爵士優雅精緻的英式茶園,這些氣味也和那裡的茶葉清香攪和在一起。    
    赫德爵士在中國呆了40年,如今60歲了,依然精神飽滿。他頭髮稀疏,但依然烏黑;鬍鬚修剪得整齊修潔;他總是穿著雙排扣長禮服,繫著領帶;口袋裡揣著一個金質煙盒,裡面裝著一種牌子叫「沙哈」的埃及香煙。從前,他只在早晚兩餐之後抽一支方頭雪茄,但自從1881年赫德夫人帶著孩子們回英國之後,他就開始抽上了香煙,藉此排遣孤獨。5英尺7英吋的身高,每一英吋都是一個「纖細小巧而又堅不可摧的獨裁者」。    
    當家人不在的時候(如今已經整整18年了),赫德的娛樂亦堪稱豐富,還常常有帶著孩子來客在家中留宿;有人信誓旦旦地聲稱,他們曾看見赫德扮做盲人的樣子,把山上涼亭裡的女孩們逗得哈哈大笑。不過赫德並沒有特別親近的朋友。在事業生涯的頂點上,他只向自己的日記傾訴滿腹的辛酸:「我形單影隻,沒有一個朋友或知己。……孤獨的痙攣噬咬著我的心。」    
    赫德是唯一一個很樂意每天和滿清王公大臣打交道的西方人,這使他成了中國影響最大、聞見最廣的洋人。1861年,他構建了一支主要由外國人充任的、誠實而高效的海關服務團隊,在支撐大清政府的國家稅收中,他們的貢獻要佔到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外官員有什麼事都願意找他商量,他有能力謹慎地調停某些敏感問題。作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他大權在握,但他抵制住了每一次誘惑,謹慎細密,勤勉克己,小心翼翼地維護他作為一名中國政府僱員所獲得的信任,而不是擔當英國或其他西方列強的代理。在這種艱難的騎牆境地中,他耗盡了自己的一生。    
    赫德的客人中,有一位莫理循博士4,是倫敦《泰晤士報》派駐北京的記者,他首次出現在赫德的花園聚會上是1897年的春天。他是個英俊文雅的男人,略略有些斜肩,頭很大,淺藍色的眼睛,迷離恍惚的微笑。莫理循和每個人相處得都很融洽,自己卻深藏不露。他是一位37歲的澳大利亞遊俠,在維多利亞州的季隆5出生,也是在那兒受的教育,父母是蘇格蘭移民。他終生酷愛漫遊,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基本品質,財富和名聲的得來,靠的是遠征探險,下探尼羅河,上溯伊洛瓦底江6,橫穿印度庫什。18歲那年,莫理循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陸,123天走了2,000英里。23歲的時候,他又去新幾內亞進行了一次探險,險些在長矛之下斷送了卿卿性命;長矛的倒刺被蘇格蘭愛丁堡的一位醫生取了出來,他本人也正是在那裡完成了他的醫學訓練。作為醫生,他先是來到了西班牙的一家銅礦的工人當中,隨之而來的煩惱也在不斷增加,後來他就去了摩洛哥的一個酋長國。他步行、騎馬、划船,穿行中國大陸3,000英里,從上海一直到了仰光,1895年,莫理循出版了一本令人難忘的書,記述了此次旅行。這一切,引起了《泰晤士報》的關注,他們僱傭了他,並把他派到了中國。人們告訴他:「當遇到麻煩的時候,可以去找羅伯特·赫德爵士。」但這並不是件容易事,正像他寫給朋友的信中所說的:「我在這裡常常能見到很多人,但很少能遇上總司大人。據我所知,他十分謹慎,而且口風甚嚴。」    
    莫理循倒並不是一個循規蹈矩之輩。作為全球最偉大的報紙派到北京的唯一一位全職常駐記者,他是一個沒有使臣頭銜的使臣。他豎起一隻耳朵打聽使館的秘密,另一隻耳朵則探聽袁世凱將軍的動靜。他擺出一副騎士派頭,做著競選澳大利亞總理的美夢,雖說謊撒得機智圓巧,但在他的關於中國的文章裡,卻一點也不感覺到難為情。他深思熟慮而又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歷史,改變了此後幾乎100年的國際平衡。    
    作為一名在中國呆了20年的新聞記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頭也遠近皆知,照說最起碼總該精通漢語吧,然而莫理循並非如此。他總是聽由那些說漢語的人擺佈,這帶來了不幸的後果。他從不能親自核實一則消息,有時不免要陷入自我懷疑之中:「我犯下了大錯,陳述是錯誤的,」1899年1月7日的日記裡,他這樣寫道,「這讓我痛心疾首。」但虛榮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國郵政》,在經受了一輪狂吹濫捧之後,莫理循在日記中寫道:「它是憑藉我的知識學養所寫成的,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這樣說:「感謝(莫理循),在被視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國事務方面,全世界也沒有哪一種出版物能比本書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驅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稱讚他「料事如神」,對此,《泰晤士報》這樣寫道:「這或許一個新聞記者為自己的作品所贏得的最真誠的頌詞」。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2節 後苑裡的鮮花(2)

    他的編輯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裡,充斥著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貢獻,而莫理循自己,則保留著一份事件的秘密記錄,和他在報紙上的報道大不相同。作為新聞業首屈一指的中國觀察員,莫理循對那些關於中國的謠言負有主要的責任,這些謠言至今流傳、真假莫辨。    
    莫理循認識赫德爵士草坪晚會上的每一個人,並且(多虧有一隻搜集流言蜚語、醫學閒談和性隱語的耳朵),他還保存著一份秘而不宣的賬簿,記錄著這些男男女女誰患有淋病、誰患有梅毒,並以散佈其傳染途逕取樂。    
    使館區的資深居民全在這兒,其中就包括大鬍子美國公使、前騎兵指揮官愛德溫·康格8,以及他真誠得叫人生厭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學教派信徒,自視為聖會創始人瑪麗·貝克·艾迪的潛在繼承人。康格夫婦是一對嚴肅乏味的傢伙,從不胡說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爾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爾斯是美國使館的一等秘書,舉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業餘時間全都用來收藏中國瓷器,這使他顯得非常有錢。哈里特帶給他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同時還帶來了她在波士頓的一位親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樂的年輕女士,她很高興受到莫理循的關注。莫理循對自己的日記說:她「又胖又愛說話」,但在北京,實在也沒有更多選擇的餘地。    
    莫理循對47歲的英國公使竇納樂爵士9的感覺,可以說好惡參半。竇納樂又高又瘦,像一條蘇格蘭獵鹿犬,留著漂亮的、上了蠟的小鬍子,長著一對憂傷的眼睛。在被派駐桑給巴爾和尼日爾的領事館之前,他曾在希臘戰役期間服務於英國的軍事部門。他從位卑人微的處境一躍而佔據大英帝國在華最高外交職位,其中的緣由無人知曉。莫理循開玩笑說:竇納樂之所以能晉陞北京的這個職位,是因為前任公使索爾茲伯裡閣下相信他掌握了某些證據,足以證明索爾茲伯裡和「碎屍者傑克」10是同一個人。比丈夫小6歲的艾塞爾·竇納樂夫人非常漂亮,毫無疑問,她是北京城裡最優雅迷人的西方女人。    
    莫理循不喜歡法國公使畢盛11,他是一位胖乎乎的前新聞記者,留著海象鬍子,在他的同僚中不太出名,睡覺的時候喜歡穿一件繡有紅色燕雀的睡衣。莫理循瞧不起法國人,他認為畢盛是個沒有骨氣的人。    
    意大利公使馬提奧先生是個神神叨叨的傢伙。他曾經拒絕在一份外交協定上簽字,因為這天早晨他在街上碰見了一個斜視的男人,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徵兆。莫理循還知道,馬提奧先生在意大利使館之外的某個地方養著一個日本情婦。    
    新上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12是位尼采式的超人,竭盡全力要倣傚威廉皇帝13,陪侍在他身邊的,是他漂亮的美國妻子,一位美國中西部鐵路大亨的女兒。    
    在草坪裡的一把柳條椅上,坐著25歲的美國採礦工程師赫伯特·胡佛14,他為一家英國公司工作,依照特許採礦權在中國尋找金礦。坐在他的新婚妻子路易絲旁邊的,是赫德爵士的小舅子羅伯特·布萊頓和他的妻子莉莉;她的女兒朱麗葉則坐在另一個男人的旁邊;還有莉莉的現任情夫辛博森15坐在盡頭邊,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國的英國人,又圓又胖,思維敏捷,他連珠炮似的俏皮話讓莫理循不勝其煩。辛博森只有22歲,會說5種語言,其中包括漢語,最喜歡的事情有:騎馬、打獵、游泳、調情和食物(排序不分先後)。莉莉是一位性情活潑、心地善良的女人,來自舊金山,穿著打扮活像瑪麗·安托萬內特16,居然粘了一個漂亮的標記在她豐滿的胸脯上。莫理循說,胖子辛博森給羅伯特·布萊頓戴上了「一頂最綠的帽子,那是中國任何一個戴綠帽子的男人所從未戴過的。」    
    傳教士出現在草坪晚會上,就好像芥末灑在豬肉餡餅上,他們當中,有白髮蒼蒼的威爾士神父,政治激進分子李提摩太17(莫理循說他「非常威爾士,只是頭髮沒那麼白」),還有美國人李佳白18。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一直在聯合年輕、激進的中國維新派,試圖顛覆滿清政體,結果他們當中有幾個人被斬了首,為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的政治主張貢獻了幾個烈士。這兒,還有行為古怪的挪威傳教士內斯特加德,人們常看見他穿著白色燕尾服和晚裝夾克在北京城游遊蕩蕩,而且,還常常在俄國公使的妻子面前袒露自己,讓整個公使館為之側目。    
    莫理循討厭傳教士。在穿越中國旅行的途中,他結識了少數幾位他所喜歡的傳教士,他們勇敢而善良,但他們所帶來的結果,常常是悲傷多於愉快。有一位親切和善的蘇格蘭傳教士,他7年的工作只換來了3個皈依者,其中一個後來還死掉了。七百萬友好而平和的雲南人民,在度過饑荒之年後,非常渴望得到鼓勵,18位傳教士奮鬥8年,只皈依了11位教民;要使其餘的人全部皈依,那得要多少年哦?    
    在赫德晚會上的傳教士中,有一位令人討厭的阿奇博爾德·利特爾和他不知疲倦的妻子阿莉西婭,她是反纏足運動的領軍人物,穿著她通常穿的粗花呢男裝。早先,阿奇博爾德是作為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後來卻成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原文為法語)——赫德稱他為「有幹勁的英國佬」。莫理循在提到阿莉西婭時稱她為「那個可怕的女人」。在反纏足運動中,她曾經在香港面對五百位大學生發表演說,向他們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些聽講者為什麼自始至終都在竊笑、傻笑、譏笑。雖然阿莉西婭出版過幾本關於中國的書,但對這個國家她懂得並不多,也不能領會纏足在男人的性幻想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向中國學生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在他們看來,就像展示英國健身房裡那些男學生們的恥骨——他們不會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們結了婚,並從他們的妻子或小妾那兒獲得了性的經驗。    
    因為對來賓中的許多人都不喜歡,莫理循只好擠到了濮蘭德和巴克斯19那兒。    
    莫理循覺得濮蘭德這傢伙對自己很有些用,卻又很不喜歡他,他是《泰晤士報》派駐上海的記者,今年35歲;濮蘭德漢語非常流利,並且,決不讓莫理循忘記自己不會漢語。濮蘭德同時還兼任著上海國際租界市政委員會的秘書,在那兒,濮蘭德掘得了不少滿清政治活動的秘密情報,不過其中有太多的偏見和錯誤。他的私人生活並不幸福,他的妻子是個(正像莫理循所寫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經病」。濮蘭德儀容修潔、衣冠楚楚,頭髮優雅地從中間向兩邊分開,堪稱完美的鬍子修剪得非常精細,裝出一副冷漠的樣子,穿著質地昂貴、裁剪考究的騎馬短上裝,繫著格子花紋領結。    
    巴克斯是新近才從倫敦來的,是一位年輕的語言學家,剛剛在牛津推銷完自己,他在那兒聲稱自己會流利地使用10種或12種語言,是個外表文弱、一臉茫然的年輕人,和一隻在夜晚神出鬼沒的東印度眼鏡猴頗為神似。    
    他們正在討論慈禧太后。對於她老人家1898年秋天之前的情況,人們所知甚少。這之後,因為對迅速發展的維新運動的殘酷鎮壓——主要是流放張蔭桓、處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幾位年輕的殉道者,還有就是迫使激進分子康有為和梁啟超20流亡日本——「老佛爺」的恐怖形象於是就開始在每個人最壞的想像和偏見中,深深紮下了根,縈繞不去。流亡中的康有為也開始給西方人提供關於一位邪惡暴君秘密生活的驚爆內幕。    
    濮蘭德佔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因為在康有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時,他出過不少力,並且對康有為做過比較深入的採訪,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報紙改編和轉載。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對慈禧非常讚佩),北京和上海的西方人,對慈禧太后、對大清王朝的歷史、對滿清宮廷內部的運轉方式、對紫禁城內的神秘生活,幾乎一無所知。要想一窺東方帝國最高層的墮落,無論是對於他們,還是對於報紙的讀者,都太遙遠了。    
    康有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們把他奉為中國維新運動的大英雄,這實在有失公允。事實上,他並沒有多少英雄壯舉,他的那些「權威著作」全是錯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這點,並秘密地告知了英國外交部。    
    但是在北京,莫理循、竇納樂和傳教士社團,對康有為的故事照單全收,他們相信康有為確實瞭解年輕的皇帝和老太后,他所說的確實來自於對他們的直接認知。其實,康有為只不過是一個自我拔高者和麻煩製造者,他實際上僅僅處於維新運動的外圍,他剽竊了別人的理念,並把它當作自己的觀點發表。當康有為逃亡時,濮蘭德和其他新聞記者一路接應,稱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讓全世界都相信他那些惡毒的排滿宣傳。熱心有餘而見識不足的傳教會激進分子——像李提摩太、李佳白和阿莉西婭·利特爾之輩——繼續從事康有為未竟的事業,重新念起了康有為的誹謗經,就好像那是天國福音一樣。在傳教士時代的鼎盛時期,康有為的西方聽眾是如此熱心地希望看到中國能轉變成一個基督教烏托邦,以至於他們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假冒救世主的謊言給欺騙了。騎著信任的長風大浪,康有為周遊世界,自封為排滿運動的領袖而到處套取捐款,最後,被美國學者奉為能給中國帶來美式民主政治的人,這總要遠勝於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吧。    
    過上了安全的流亡生活,康有為便通過報紙和發給北京所有外交官的信函,發動了一場針對慈禧太后的惡毒討伐。他堅稱:太后是個邪惡醜陋的老太婆,她監禁了年輕的皇帝,在密謀廢黜他的同時,還給他服用麻醉藥和烈性酒。在指控她侵盜國庫之後,康有為轉而開始對她進行性方面的詆毀,他聲稱:太后的首席宦官其實壓根就不是一個太監,而是慈禧無數的情人和同謀者之一。康有為稱慈禧為「偽太后」、一個「墮落的宮妃」,口口聲聲稱她「一個女劊子手」,為了使自己的觀點更聳人聽聞,他杜撰了關於慈禧個人生活令人震驚的詳情細節:「偽太后有個私生子,名叫欽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龍位的……我們這樣的禮儀之邦,怎麼能夠接受這樣一個淫蕩、虛偽、殘暴、惡毒之人,一個廢君篡位的竊賊呢?」    
    如果滿清政府沒有在康有為的墨水寫干之前倒台的話,他對慈禧的污蔑誹謗也許慢慢會煙消雲散。一些老資格的中國通能看穿他的浮語虛詞。傳教士教育家丁韙良博士21酸溜溜地對他的朋友評論道:「康有為終於露了馬腳。」不過康有為的大多數聽眾卻不會跟他抬槓。在1900年的拳亂期間(這一事件標誌著王朝臨終陣痛的開始),莫理循和濮蘭德以康有為的指控為炮彈,對慈禧進行了狂轟濫炸,和他們串通一氣的是巴克斯,這個最有才華的文學騙子。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3節 後苑裡的鮮花(3)

    巴克斯1899年一到中國,很快就會說幾句流利的滿漢語口令,於是便去申請海關翻譯的職位。在遭到赫德爵士的拒絕之後,他開始翻譯漢語新聞報道和政府公文,莫理循常常把它們稍加編排就發給《泰晤士報》。    
    就這樣,巴克斯逐漸成了莫理循的非正式編輯和顧問,形同主僕。慢慢地,他對自己的這一職位越來越感到厭倦,而莫理循卻越來越依賴巴克斯,要靠他來報導和撰寫新聞電訊,這些電訊有許多是憑空虛構的,看來《泰晤士報》很信任莫理循。    
    1908年,隨著慈禧太后去世,結束她了幾近50年的統治,巴克斯突然宣佈他的特別發現。他聲稱,有許多宮廷檔案和其他手稿早在拳亂之後就已落入他的手中,這些發現證實了康有為所描繪的邪惡墮落的慈禧形像,也使她過去生活的離奇細節得以曝光: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餅乾掉她的競爭對手,以及她如何把那些假太監留在宮裡以供她進行性娛樂。    
    由一位西方權威人士(有點學者派頭,四平八穩,洞悉滿清宮廷內部的一切陰謀)對慈禧的一生作出完整的評述,此正其時也。於是,1910年,濮蘭德和巴克斯聯手合作,推出的正是這樣一個產品:《太后治下的中國》,一部關於慈禧統治時期的不朽歷史。接下來,1914年,《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再次向西方人披露了更多駭人聽聞的細節,全都是從那些只有巴克斯才閱讀過的滿清檔案裡挖掘出來的。    
    在他們給慈禧畫的肖像中,她是一個殘酷無情、目標堅定的暴君,一個意志剛強、性慾旺盛的清宮嬪妃,她在1861年篡得大權,用墮落、腐敗和陰謀統治中國幾近半個世紀,直到她的暴政導致了綿續兩千餘年的古老帝國徹底崩塌。在此,所有人都知道,正是「那個可憎的女人」,「那個醜陋的老巫婆」(莫理循這樣稱她),邪惡的東方女巫,一條爬蟲似的龍女,正是她,謀劃了投毒、縊死、斬首或賜死,以對付每一個曾經挑戰她的獨裁控制的人。    
    最損的一招,是巴克斯使出的,他偷偷摸摸地將自己對慈禧的描寫弄得有一種色情意味,這種伎倆,將他天性中的狡詐和穎悟暴露無遺。在他的描繪中,作為一個墮落的女人,慈禧被視為中國的梅莎莉娜22——羅馬皇帝克勞迪亞斯墮落的妻子,並受到譴責,因為在十九世紀的最後10年,滿清宮廷竟腐爛至此,以至於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卻毫無抵抗之力。    
    隨著這些蠱惑人心的材料被披露,巴克斯成了為數不多的「中國權威」中的一個佼佼者,他的那些稀世珍藏(中文古舊手稿),成了牛津大學圖書館的一塊牆角石23。他那一副權威人士的派頭,在他父親死的時候,又得到了增進提高,他承襲了「從男爵」的頭銜,搖身一變,成了愛德蒙爵士。    
    上述兩本書得到了外交官、學者和新聞記者們異口同聲的喝彩,他們說「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謎一樣的性格特徵的書中,它們最接近真相。」《紐約時報》說:「此書堪稱權威之作,因為它所依據的事實,全部編譯自宮廷檔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記,對於這本525頁的大書,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質……或許,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中文檔案向世界披露過,也沒有哪個人對中國官場生活的真相有過比這更詳盡的反映。」 《觀察家》說:「很少有哪一本圍繞國家檔案所寫成的書,能像這本書,如此可靠、如此豐富、如此引人入勝。」在最初的18個月裡,前一本書就重印了8次,並且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其中包括中文,這使它成了新中國的共產主義學者和宣傳員們的第一手資料。    
    這許許多多的肯定,至少有10位以上的學者和作家用更簡單的方法也得到了,他們所做的,就是借助巴克斯的材料,並對不利的證據假裝視而不見。他們使用的第一手材料有其他人的通信和日記,這些人是在中國生活過的外交官、軍人、傳教士、商業代辦以及他們的妻子,並且,他們有比巴克斯多得多的、五花八門的途徑可以接近太后和她的宮廷。1900年的拳亂之後,有大量的書籍和雜誌文章發表,包括由竇納樂夫人、莎拉·康格、蘇珊·唐莉夫人(英國使館一等秘書的妻子)和美國畫家凱瑟琳·卡爾24所撰寫的記述,她們所有人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會晤過太后。她們通常並不苛責慈禧,相反,倒是筆端常帶同情。男性評論家對此給出的評價是:無知而瑣碎。然而,當我們今天重新檢視這些關於慈禧太后的私人回憶,我們發現:它們包含著許多關於她的性格和宮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見,這些,都被西方國家的官方檔案和當時在北京的外交官及專業人員的私人文獻所證實。許多年來,有一本回憶錄被人們反反覆覆地抨擊為欺騙——這就是德齡25關於她作為慈禧御前女官的3年生活的記錄,事實證明它根本不是什麼欺騙,它所徵引的材料基本上都確鑿可信。在這些書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裡,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許許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紀初葉慈禧被當作昔日帝國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氣候裡,這些材料都被簡單粗暴地忽略了。    
    對於那些在慈禧死後粉墨登場的西方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和新聞記者來說,他們所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必須解釋:她是如何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搏殺中倖存了下來。與巴克斯和濮蘭德不謀而合,他們順著典型的西方女王(凱瑟琳·美第奇和凱瑟琳大帝26)的線索,假想出慈禧太后性格中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些作者中,許多人聲稱自己持有令人肅然起敬的信任狀,以證明他們是貨真價實的漢學專家或東方學者、外交官或傳教士、軍事人員或新聞記者。然而,就已經出版的那些關於慈禧的記述來看,現在已經很清楚:這些事不是哪一個人能做得了的。當需要引用材料以支持自己的觀點時,他們就互相引用,同時,他們所有的人又都會引用巴克斯。反過來,巴克斯所引用的又是滿漢文材料,而這些材料,已經被證明是仿冒、創作和偽造,都是他和他的中國朋友挖空心思炮製出來的。    
    巴克斯能夠堂而皇之地借鑒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某些傳統,這一傳統就是利用「秘密」的宮廷歷史(它們主要是、或者乾脆全部是虛構和捏造的),對倒了台的皇帝、皇后和嬪妃進行誹謗。按照這個模式,他給慈禧所畫的殘忍的諷刺畫,正是西方的性幻想和中國的春宮文學的巧妙混合,這一傳統可以上溯到幾百年前的唐朝。最好的標本,就是對女皇武則天的誹謗,千餘年來,她遭受了作家和戲劇家們的系統誹謗,其情形,和慈禧如出一轍。    
    1974年,某些事情讓牛津大學感到尷尬,也讓各路漢學家們私下裡有些沮喪,隨著休·特雷弗·羅珀27的《北京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秘生活》一書的出版,巴克斯作為一個偽造者、一個欺詐者和一個不折不扣的騙子的真實面目被揭露了出來。特雷弗·羅珀教授披露:巴克斯和他的同夥為了維持他們在北京的生計,偽造並販賣中國文學「名著」,其中就包括那些宮廷檔案和日記,他們正是以此為基礎編寫了關於慈禧的那些書。    
    即使特雷弗·羅珀沒有查究騙局的結果,僅憑此,我們也可以斷定,巴克斯和濮蘭德所合寫的這兩本書無疑會使歷史的構成變得錯綜複雜,因為它們完全構築在偽造材料的基礎之上。然而,巴克斯所講的關於慈禧太后的故事,是如此富有刺激,如此充斥醜聞、性和邪惡,而且又是通過如此優雅細膩、令人信服的細節來表現的,以至於大多數傳記作者對之深信不疑。慈禧的這幅肖像,從此被刻在石頭上,不可磨滅,即使是特雷弗·羅珀教授的書中,在提及慈禧時,也在沿用那些由巴克斯所打造的相同的曖昧措辭。騙子已經被揭露,但他偽造的材料至今還在充當學術的基石。    
    巴克斯這種才華橫溢的缺陷,是他不幸的童年的產物。雖說他的弟弟們成了軍人和海軍將官,但巴克斯卻是個不幸的種子,他的父母對他完全絕望了。他特別憎恨他的母親佛洛倫絲,不斷孕育的滿腔怨恨後來就一股腦地發洩到了慈禧太后的身上。在牛津,他浪擲了自己繼承的遺產,想混進奧斯卡·王爾德28的那個同性戀者的小圈子,接著,他從英國和破產中逃了出來,1899年初的某一天,突然出現在北京的街頭。    
    在北京,沒有人知道巴克斯的任何底細,尤其是偉大的新聞記者莫理循。最後,人們連估帶猜地認為,他是一個在遵循「科沃男爵」29的傳統方面有著非凡才華的色情作家,曾經靠寫「信」謀生,這些「信」描述了他的同性戀遭遇,它們被謹慎地傳播,後來被巴克斯的堂兄妹們私自出版,為他們自己同樣的愛好聊解燃眉。早在孩提時代和青少年時期,巴克斯就在色情文學方面嶄露鋒芒,此後,他對這一藝術的愛好保持了整個一生。這一說法,幫助解釋了他的慈禧傳記中,何以隱含著那樣濃厚的性錯亂主題,迷離糾纏,貫穿始終。    
    1943年4月,70歲的巴克斯住進了北京的聖米歇爾醫院,在那兒他度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留下了另外兩本手稿:《死去的往昔》——童年時代的回憶錄,以及《滿洲的衰落》——一本關於他的北京生活的私人回憶。    
    《滿洲的衰落》中最離奇的部分,是描寫巴克斯和慈禧太后之間為時長久、淫穢不堪的風流韻事的那些段落——準確地說,就是發生在傳記作者和傳主之間的風流韻事。依照他的說法,這段故事開始於1902年,當時他29歲,而慈禧67歲。巴克斯強調,這種曖昧關係一直持續到6年之後慈禧太后去世。    
    這些描述,加之其他類似的段落,暴露了一個男人最癡狂的夢想,就是這樣一個人,竟利用莫理循、濮蘭德、學者以及滿世界芸芸大眾的輕信盲從,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一樁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持久的騙局。    
    儘管這樣,他為慈禧太后所描繪的卑劣形象,仍然難以撼動,因為它在19九世紀到20世紀初葉為西方列強對中國採取行動提供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借口,就好像這些行動針對的是愚蠢和殘暴本身。    
    舉個例子,重新檢視一下著名的1900年拳民圍攻外國使館事件(長久以來這被歸咎於慈禧太后的邪惡和愚蠢),實際上是由於西方人的威逼以及歇斯底里的行動所激起的,在圍攻開始之前,他們就朝數百名中國平民、禁衛軍官兵和朝廷大臣開槍,結果讓他們自己的腦袋搬了家。後來,莫理循向《泰晤士報》提供了一份偽造的關於圍攻事件的歷史檔案,這份檔案被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全世界反覆發表,而那些最不為人知的材料卻被保存在莫理循一本秘密的私人日記裡,其中包括洋人對翰林院的掠奪和焚燒,一直以來,這一暴行也是歸罪於中國人的。歷史,又一次成為勝利者的版本。    
    莫理循的皮裡陽秋使人陷入深深的混亂,但巴克斯的騙局卻叫人震驚。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幾乎所有描寫大清帝國最後歲月的材料,都將巴克斯當作首要的資料來源予以徵引,這當中,不僅僅包括那些通俗傳記,也包括像恆慕義30的《清代名人傳略》(這本滿清傳記辭典受到所有研究生和學者的信賴)那樣的學術作品。巴克斯使很多歷史著作變得令人生疑,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這些著作的主要材料來源,更是因為他導致本世紀開展的許多學術研究,完全立足於假想之上,這些假想如今清楚地被證明是錯誤的。所有的傳記作品和歷史著述都在利用巴克斯的假貨,給大清帝國崩潰前的那半個世紀,以及這之後的更長的歷史,描繪了一幅歪曲的圖畫。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4節 後苑裡的鮮花(4)

    為數不多的年輕學者慢慢地開始有所發現,這些發現足以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關於清朝歷史和慈禧太后的種種神話。然而,他們是在挑戰資深學者的權威,而且正是這些權威們的著作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疑問重重。    
    最近的關於中國的著作,在涉及巴克斯時,都會負責任地把他視為一個可疑的材料來源,但涉及慈禧以及她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卻繼續堅持巴克斯的錯誤描述。    
    要指出巴克斯的騙局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們當作真理而接受的,則需要回溯到作案現場的很久以前、慈禧故事的開始,一點一點地重構歷史的真相。這意味著,要重新審視那些關於中西衝突的、老掉牙的陳詞濫調,以及其中種種陰謀、暗殺、戰爭和人身攻擊。這或許會引領我們進入遙遠的戰場,也會牽扯到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他們全都是這幅織畫上的一絲一線。只有通過對真相的系統重構,我們才能窺見歷史的前因後果。對於大清帝國何以會崩潰,讀者諸君將會有一個全新的理解,這是你們應得的酬賞。要穿透作品幕後惡意的妄想狂般的力量,展現慈禧真實的一生,單單靠傳記材料是無法做到的。因此,這並不是一本傳統意義上的傳記,而是一次針對歷史遮蔽的訊問。我們不單單是尋找慈禧,也是尋找一個失去的年代,那個年代使她成了一個符號。可以把它稱作一部「非傳記」。對這段歷史的全面重估,恐怕要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些混亂不堪的檔案得到基本的整理和研究,或者,等到那些在1900年被日本人所攫取的中文文獻完全公諸於世。    
    探索慈禧的真實面目,就好像除去一幅油畫上的覆蓋物以恢復它最初的原貌,真相一點一點地慢慢顯露。在華的西方人中,羅伯特·赫德是最傑出的一個,他會說漢語,懂得怎樣處事,忍耐寬容,富有同情心,願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幫助而不是威嚇滿清大臣。赫德和慈禧太后出生在同一年,並且在他半個世紀的旅華生涯裡,小心翼翼地留下了77本日記,是關於當時的人和事的一份獨特的、飽含同情的記錄,其中大多數沒有公諸於世。赫德的日記,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的未公開的日記,加之那些長期被忽略的許多其他人的信件和私人檔案,幫助我們刮去油畫上虛假的覆蓋層,底下的真相隨之顯露出來。    
    【譯注】    
    1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中文名赫鷺賓,出生於北愛爾蘭。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畢業後,進入英國外交部工作,1854年作為外交官被派往中國。自1864年起,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7年,直至去世。赫德是近代中西交往史上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因為他的傑出貢獻而被西方多個國家授予爵位。同時,赫德也深為清廷所倚重,被授頭品頂戴,拜尚書銜,加太子太保。《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傳。    
    2補服,也叫「補褂」,為無領、對襟,其長度比袍短、比褂長,前後各綴有一塊補子。有圓形補子及方形補子。圓形補子為皇親貴族所用,方形補子為文武官員所用,它是區分官職品級的主要標誌。文官繡飛禽,武官繡猛獸。文一品繡的是仙鶴。    
    3張蔭桓(1837-1900),字樵野,廣東南海人。捐納知縣。1882年任按察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1885年,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3國,並奏設古巴學堂和籌建金山學堂、醫院。1889年召回,仍入總署,不久升戶部左侍郎。1898年戊戌變法時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支持康有為的《請勵工藝獎募創新折》。戊戌政變失敗後,革職遣戍新疆。    
    4喬治·歐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澳大利亞旅行家,醫學博士。早年曾因徒步穿越澳大利亞而名聲大噪。後來,又從北京出發,途徑雲南去了英屬緬甸。1895年,莫裡森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詳細記錄了他在中國的經歷。1897年,他作為《泰晤士報》記者,被派駐北京, 1912-1920年間,他還一直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    
    5季隆(Geelong),澳大利亞東南部城市,位於墨爾本西南部。是一個製造業中心,旅遊業繁榮。    
    6伊洛瓦底河(Irrawaddy),緬甸一河流,全長1,609公里,向南流入孟加拉灣和安達曼海。是緬甸最主要的一條河流。    
    7喬治·內森尼爾·柯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英國政治家,曾擔任印度總督(1898-1905)和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    
    8愛德溫·荷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 1843-1907),美國外交官,內戰時曾作為騎兵入伍,1898-1905年間出任美國駐華公使。他的夫人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曾於1909年出版過《中國來信》一書,記述了她在中國的見聞。    
    9竇納樂,即克勞德·麥克斯韋爾·麥克唐納(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英國外交官,曾任英國駐華公使。    
    10碎屍者傑克(the Ripper Jack),英國歷史上最恐怖的連環殺手,1888年,他在倫敦的懷特契普爾區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謀殺,轟動一時。「碎屍者傑克」其實是個假名,來源於當時一封自稱是兇手寫的信,但真正的兇手至今仍然是個謎。    
    11斯蒂芬·讓-馬利·畢盛(Stephen Jean-Marie Pichon 1857-1933),法國外交官,曾任法國駐華公使。    
    12克林德,即克萊門斯·佛雷赫·馮·凱特勒(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4-1900),德國外交官,1899年出任德國駐華大使,次年,在庚子拳亂中被清兵所殺,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13威廉皇帝(Kaiser Wilhelm 1797-1888),即威廉一世,普魯士國王(1861年即位),在位期間任用俾斯麥為首相,統一了德意志,1871年加冕為德國皇帝。    
    14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1874-1964),早年曾作為採礦工程師來中國工作,後來成為美國第31任總統(1929-1933)。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5節 後苑裡的鮮花(5)

    15辛博森,即伯特倫·萊諾克斯·辛普森(Bertrarn Lenox Simpson 1877-1930),英國人,生於寧波。曾在中國海關任職,後出任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北京通訊記者。曾被黎元洪和張作霖聘為顧問。是著名的中國通。著有《遠東的新調整》、《滿人和俄國人》,《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東方的休戰及其後果》、《東亞正在到來的鬥爭》等書。    
    16瑪麗·安托萬內特(Marie Antoinette 1755- 1793),奧地利皇帝弗蘭西斯一世之女,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國大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1793年10月16日)。    
    17李提摩太,即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國傳教士,出生於南威爾斯的農民家庭,先後就學於斯旺西師範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1870年被英國浸禮會派來中國,直至1916年回國。40餘年間,積極推動中國改革,主持過同文書會(後來改名廣學會),參與創辦了山西大學,熱心教育、出版,被清廷賜頭品頂戴,著有《在華四十五年》、《百年一覺》的著作20餘種。    
    18李佳白,即吉爾伯特·雷德(Gilbert Reid 1857-1927),李佳白是其中文名,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著有《北京的第一個滿族皇帝》等書。    
    19濮蘭德,即約翰·奧特韋·珀西·布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英國記者,著有《李鴻章傳》等書。巴克斯,即愛德蒙·特裡勞尼·伯克豪斯(Edmund T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英國作家,被稱為「遠東最著名的無賴」,生命中的最後20年,在北京過著隱居生活。濮蘭德和巴克斯還合著並出版過《慈禧外記》(即《太后治下的中國》)、《清室外記》(即《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等書。    
    20康有為(1858-1927),近代思想家、文學家、政治活動家,維新運動的領袖。原名祖治,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曾任工部主事。他先後7次上書,請求變法圖強,其中以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的「公車上書」最為有名。梁啟超(1873-1929),近代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曾中國舉人,是康有為的學生。    
    21丁韙良,即威廉·亞歷山大·帕森·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中文名丁韙良,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1850年來華,在寧波傳教。1858年任美國首任公使列衛廉的翻譯,參與起草在天津與中國全權代表簽訂的《中美友好條約》(即《天津條約》)。1863年由寧波調往北京傳教。1869年經赫德推薦,出任同文館總教習,兼授國際公法,直到1894年,共在職25年。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被聘為總教習。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發生時,他避於東交民巷。後曾一度返美,旋即應張之洞聘,在武昌籌備設立大學,後因張內調而作罷。1908年,丁氏復回北京從事傳教及著述,1916年12月死於北京。丁氏除譯惠頓氏《萬國公法》為漢文外,還著有《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和文字》(1876)、《花甲記憶》(1896)、《北京被圍:中國對抗全世界》(1900)、《中國知識》(1901)、《中國的覺醒》(1907)等書。此外,他還寫有不少漢文宗教書籍,其中以《天道溯源》一書最為著名。    
    22瓦勒利亞·梅莎莉娜(Valeria Messalina 23-48),羅馬皇后,克勞迪亞斯一世的第三位妻子,因為和人私通而被處死。    
    23巴克斯曾經將一批重約8噸的中文手抄本贈送給牛津大學圖書館,希望能從牛津換來一個教授的頭銜。牛津收下這些稿本,卻拒絕給他教授職位,只在圖書館的榮譽名單上給他記了一筆。    
    24凱瑟琳·卡爾(Katherine Carl 1862-1938),美國畫家,1903年間,在康格夫人的介紹下,曾入宮為慈禧太后畫像,此事在德齡公主的《紫禁城兩年》中有詳細的記載。    
    25德齡(1886-1944),滿州漢軍正白旗人,原籍廣東香山,出生於武昌,在荊州、沙市度過了她的童年時代。從少年時代開始,一直跟隨出使國外的父親在日本、法國等地度過,並在國外接受西方教育。1902年底隨父回國,1903年入宮,成為慈禧太后的一等御前女官,1905年父親在上海病逝,德齡出宮。1907年與美國人撒迪厄斯·懷特結婚,後移居美國。1910年用英文出版《紫禁城兩年》,署名「德齡公主」(Princess Derling),轟動一時。此後,德齡陸續用英文撰寫並出版了《御香縹緲錄》、《瀛台泣血記》等多部描寫晚清宮廷生活的著作,在海內外有著廣泛而持久的影響。1944年11月22日,德齡在加拿大死於車禍。    
    26凱瑟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 1519-1589),法國皇帝亨利二世的皇后,出生於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她是洛倫佐·美第奇二世和法國公主瑪德琳的女兒,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去世了,在修道院接受的教育。1533年與亨利二世結婚,1552年,由於丈夫率兵參加梅斯戰役,她被任命為攝政,但權力有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她15歲的兒子佛朗西斯二世繼位,凱瑟琳迅速地攫取了朝政大權。凱瑟琳被認為對此後350年的西方流行時尚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據說她還發明了高跟鞋。凱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即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間1762-1796。出生於德國,1745年嫁給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靠宮廷政變登上皇位。她對外兩次同土耳其作戰,三次參加瓜分波蘭,把克裡木汗國併入俄國,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建立了龐大的俄羅斯帝國。    
    27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牛津大學現代史欽定教授,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研究的權威,出版於1947年的《希特勒的末日》使他一舉成名,1983年又因為為偽造的《希特勒日記》出庭作證而名譽掃地。其他的歷史學著作有《希特勒漫談》(1953)、《格貝爾斯日記》(1978)和文中提到的《北京隱士》。2003年1月26日,羅珀在牛津的一家收容院裡去世,享年89歲。    
    28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愛爾蘭作家,19世紀英國唯美主義的傑出代表,他還是一個著名的同性戀者,並因此而入獄兩年,1897年出獄後的王爾德離開英國前往法國,最後在巴黎去世。    
    29科沃男爵(Baron Corvo 1860-1913),是弗雷德裡克·威廉·羅爾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的筆名,英國小說家,同時也是一個出了名的怪人,他的小說被認為有同性戀傾向。他最後因為貧困在威尼斯自殺。    
    30恆慕義,即亞瑟·威廉·漢密爾(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恆慕義是其中文名,美國著名漢學家,著有《清代明人傳略》、《近百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等書。其子恆安石(1920-2001)曾於1981-1984年間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6節 葉赫那拉氏(1)

    我們甚至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本人對此諱莫如深,她曾經生活過的這個世界,也被設計得天衣無縫,將她隱藏在宮廷繁文縟節的重重帷幕之後。從來就沒有人敢對天子或他們妻子直呼其名,因為他們都是些半人半神的傢伙。她出生於1835年11月29日(與赫德爵士同年),出生地是中國的某個地方,至於確切的地點,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們既不能確定她父親的名字或職業,也不清楚她的母親姓甚名誰,就連這個女孩子的奶名(小時候人們用這個來稱呼她),我們也無從知曉。她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滿清官員的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兒,要不是被選為皇帝的妃子,並幸運地給他生了一個唯一存活下來的兒子,她也許就這麼默默無聞地過一輩子。多虧了赫德爵士,我們才得以知道,她還有三個妹妹,以及一個有幸長大成人的兄弟。另一樁有案可稽的事情是:她喜歡漂亮的衣服、北京哈巴狗和菊花。    
    她站著的時候,大約有5英尺高,漂亮、苗條、勻稱,惹人注目。一雙靈巧的手,一副彎彎的眉,一對靈氣飽滿的黑眼睛,高高隆起的鼻樑,飽滿清晰的嘴唇安放在堅強的下巴上。傾城一笑,眾生披靡。即使到了70歲的時候,依然風韻不減。她烏玉般的黑髮,從寬闊的前額向後梳攏。作為一個小姑娘,她外表上惟一稍嫌古怪的地方,就是總愛在自己下唇的中間描上一點朱紅,這是滿族成年女性一種普遍的化妝風格。在她作為嬪妃的8年時間裡,她的臉被裝扮得像京劇裡的臉譜。生命中的最後47年,作為一個寡婦,她洗淨鉛華,素面臨天下。至於赫德爵士所說的,她那「甜蜜輕柔的聲音」,也許對那些會說漢語的人確實如此,但在那些不懂滿清官話的洋鬼子聽來,就算她是吟詩誦賦,也不免詰屈聱牙,不堪入耳。晚年的時候,一次不算太嚴重的中風,使她的嘴有些向左歪斜,這使她看上去總是憤怒而痛苦(即使她當時並非如此)。    
    她只有一個丈夫,也只有一個兒子,但有三千太監,隨時聽候她的調遣。在丈夫死後,她統治整個中國幾達半個世紀之久,這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女性統治者的在位時間都要長,包括比她早一千多年的武則天,甚至,要長於中國浩瀚歷史中的大多數男性統治者。數千年來,中國只出現過3位女性統治者,她是最後一個。    
    1851年,她在16歲的時候被選為皇帝的妃子,人們提到她的時候,只是稱她被稱為葉赫那拉氏,那個姓氏來自滿洲的一個部落(葉赫部落的那拉氏族)。後來,當她成為太后和帝國的統治者,就有了一個廣為人知的稱謂:慈禧(從洋人的嘴裡說出來,通常就成了「蘇茜」),亦稱「西太后」,因為她住在紫禁城西邊的宮裡。    
    關於葉赫那拉氏的一生,在足資徵信的材料中,21歲之前的少之又少。於是,傳記作家和新聞記者不得不借用發明創造之類的手段來填補這段空白。21歲之後的生活,則有少許真相散佈各處,但也漏洞百出,充滿了虛構和傳說。卷帙浩繁的著作(它們大多由嚴肅的學者所炮製),充斥著聳人聽聞的秘聞,其中包括那些似是而非的性生活、陰謀、暗殺,以及諸如此類。北京是一個古老帝國的政治中心,在那裡,雄心勃勃的男人們為著權勢和地位,忙於持續不懈的拚殺。如此看來,她整個就生活在一個陰謀、投毒和賜死的世界裡,現實的教訓昭示了一個道理:她不能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人。    
    在我們能夠對她混亂的故事理出個頭緒之前,首先讓我們舉幾個例子,看看它們是如何陷入混亂的。    
    按照某些作者的說法,我們應該相信葉赫那拉氏是作為皇帝的性奴隸從廣州買來的。而在另一些人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時代,簡直就是一個東方版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她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低吟淺唱,她的妹妹則端著個帽子向周圍的人要錢,為的是給家裡買足夠的大米,因為她們的父親把自己的錢財全都花在了鴉片和妓女的身上。另一些人則聲稱,她的祖父是個俄國「洋鬼子」。像這樣的事情,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倒是常常發生,但沒有證據支持這些故事當中的任何一個。    
    西方傳記作家中,把關於葉赫那拉氏童年時期的最基本的「事實」與最荒謬的謠言攪和到一起的,就要算是巴克斯爵士了。「她的父親惠征,」 巴克斯爵士這樣寫道,「擁有八旗軍的世襲軍銜。考慮到他出身上的優勢,他的同僚們通常認為他是個失敗的傢伙:在他死的時候,他所擁有的最高職位不過是個巡檢使……他死於安徽,那時候他的女兒剛剛3歲。」    
    就算這是真的,也沒有任何證據。雖說如此,還是不斷有新的材料,由於其他傳記作家厚著臉皮對巴克斯的遺產加以誇大引申,而得以逐漸增加。於是,葉赫那拉氏的父親成了鑲藍旗的一員,她的家庭並不富有;「在中國,那多半意味著他父親是個誠實的人。」她父親「因為在面對太平軍進攻的時候臨陣脫逃,而遭革職」,那時候,葉赫那拉氏18歲,而且,已經是宮裡的一位嬪妃。    
    說到葉赫那拉氏的母親,關於她的情況,絕對一無所知。而巴克斯聲稱,她「才能出眾,富於理性,即使在一個以女性的聰明才智而著稱的部落中,也顯得卓爾不群。」另一些傳記作家則信誓旦旦地向我們保證,葉赫那拉氏的母親非常漂亮,人到中年,依然風采不減。    
    雖然沒什麼事情是確鑿無疑的,哪怕是葉赫那拉氏的出生地。但沒有誰比得上傳記作家何士1,他能夠把她出生時的情形描寫得繪聲繪色,他那本書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來描述慈禧一生中最不為人知的那段時期。他寫到葉赫那拉氏的父母:他們的婚姻並不幸福,這要歸咎於她的父親,他是個鴉片鬼,迷戀一個小腳妓女,並且,他在牌桌上的手氣總是很臭。在葉赫那拉氏出生的前夕,他耗光了家裡有限的錢財,她的母親則說服了好心的房東翁先生,允許他們暫住,即使他們一時付不起房租。慷慨大方的翁先生是如此喜歡葉赫那拉的母親,以至於擔當起了祖父的角色;何士此後提到他的時候,就乾脆稱他「翁爺爺」。正是這位翁爺爺,導致了葉赫那拉的出生,而不是父親惠征,其時,惠征正出門在外。    
    翁爺爺有一個姓傅的好朋友,是個算卦的,此人有驚人的先見之明:    
    正當寅時,這個滿洲孩子瓜瓜墜地,傅先生看見一陣強烈的光線一閃而過。神撩開了帷幔的一角,讓傅先生得以窺見了未來……他看見……這女孩剛剛出生……這會兒已經出落成一個漂亮的女人,混跡於歷代帝后之中,和他們不相上下……眼前的景象讓傅先生魂飛魄散,他……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後來傅先生檢查了那個孩子並發現了她的左胸上有一片胎記,這進一步證實了他的預見。)他看著那個胎記……形如一隻狐狸……他知道得很清楚,這就是「狐痣」,不是大吉就是大凶……他發現了一個古老的滿族預言……(它)規定了(滿清的)統治……終有一天要被這個帶有狐痣、姓葉赫那拉的偉大女人所終結。    
    所有傳記作者都同意,葉赫那拉是在3歲到16歲之間來到北京的,並在1852年作為年輕的咸豐皇帝的嬪妃而進入紫禁城。沒人能確定她是如何到北京的,也不知道她從何而來,但每一個人很樂意為此虛構某些場景。有些人聲稱,她們家一直就住在北京,或者,至少是在她父親去世後就來了北京,寄居在一個名叫穆楊阿的闊親戚家裡。多數人斷言她就住在錫拉胡同,這是一條住著很多洋鐵匠的小街,雖然「無法確定這位未來中國皇太后的家到底是那座房子」。所有這些憑空臆測,都言之鑿鑿,有板有眼。    
    1910年,巴克斯和濮蘭德在他們所寫的傳記中,斷然指責葉赫那拉故事中的幾個版本都是偽造的,說實話,這倒反而提高了它們的可信度。    
    這個(偽造的)故事講的是,當時(葉赫那拉的)母親成了一個寡婦,拖著一大家子人……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一個叫寧廣的小城裡,她的丈夫就是在那兒當官並去世。沒有回京的盤纏,她將不得不沿途乞討,最終之所以沒有淪為乞丐,完全是因為意外的幸運,一位同船的旅行者給了她一大筆錢(他們沿大運河去北京),那位旅行者看見這一家人如此窘境,大為同情,堅持要她收下那筆錢。    
    雖然他們聲稱關於這位大善人的記述是偽造的,但在1944年,卻被莫裡斯·柯利斯2(一位頗受歡迎的英國傳記作家)所「證實」了。另一位作家則講述了葉赫那拉如何在旅途中結識了一對西方傳教士夫婦。她「不喜歡他們醜陋難堪的衣服,他們粗糙的聲音,」他說,「但她卻很喜歡他們誠實的面孔、清潔的外表,以及他們高挑苗條的身材。」他又補充說,她父親最初的駐紮地是蕪湖,當太平軍進攻蕪湖的時候,他就攜帶金銀細軟從衙門裡開了溜。「顯然,(他)並沒有因此受到審判,許多這一類稀奇古怪的案子從未受到查究。」    
    撇開葉赫那拉是如何到北京的這一點不談,這部傳記專注於她是如何被選為皇妃的,以及她為適應宮裡的生活而作了怎樣的準備。    
    根據巴克斯的說法,當年輕的皇帝頒詔選妃的時候,她的氏族遞呈了一份名單(另外一個作者堅持說,是她把自己的名字列到名單上的)。巴克斯聲稱,穆楊阿是葉赫那拉族的首領,他曾把自己的長女送進宮裡,作為皇帝的第一位妻子,但後來她死了,這樣,穆楊阿就有了提名其他候選人的優先權。在此,巴克斯總算講了一個正確的故事,但又將氏族弄錯了;是鈕鈷祿氏,而非葉赫納拉氏,貢獻了第一位的皇后,她死後由另一位鈕鈷祿氏女孩頂替了。這個女孩最後成了慈安太后(即東太后)3。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7節 葉赫那拉氏(2)

    被提名後,葉赫那拉沒費多少周折就通過了初步的口頭測試,但接下來的身體檢查將許多男性傳記作者挑逗得興致勃勃。其中最為聳人聽聞的記述,出自美國陸軍准將弗蘭克·多恩4之手,多恩是一位語言學家和職業醫師,1934-1938年間曾在北京工作,二戰期間進入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參謀部;退役後,撰寫了一本關於紫禁城的書,其中有很多慈禧私人生活的詳細材料。多恩想當然地說,這位熱情奔放的葉赫那拉此時已經失了貞,但她自有妙法欺騙宮裡主持體檢的人。他有鼻子有眼地向我們講述了體檢的過程。    
    體檢這天,(葉赫那拉)戴著一對昂貴的玉手鐲。天資聰穎的她當然知道,只要躺到體檢室裡的那張床榻上,接生婆熟練的手一下子就能探測出她是不是處女。終於輪到她進入體檢室,她突然發起怒來,氣沖沖地拒絕人別人用手摸她。她這麼幹的時候,故事還在繼續,她神不知鬼不覺地滑下那對昂貴的手鐲,將它們落在接生婆那雙正熱切等待的手中,一旁的太監懵然不知。霎那間,兩個女人的眼神相遇了,四目對視之下,一切都達成默契。最後,接生婆衝她點了點頭,於是,(葉赫那拉)就順理成章地站到了其他處女的行列中。    
    就這樣,她用一對玉手鐲打通了她通往皇室家族之路,並很快得到了皇帝的關注。根據大多數記載,咸豐皇帝在妓院裡消耗的精力實在太多了,以至於面對宮裡的三千粉黛,反倒提不起什麼興致。而葉赫那拉自有吸引他的辦法。在一個版本中,據說皇帝是在御花園裡遇見她的,另一個版本則說是在一次茶會上。有一位傳記作者強調,她使用了一種特別的香水:「滿洲的資料來源毫不含糊地指出:她之所以比其他嬪妃使用更多的香水,是因為她有『狐臭』,顯然……這標誌著她是一位真正的(葉赫那拉)氏族的成員。」這位作者又羞答答地補充道:「我們並沒有精確的材料,用以說明這位皇后的狐臭到底有多強烈。」    
    作為一個窺淫癖者,有位英國作家顯然要比這位美國將軍稍勝一籌,他寫了一部關於慈禧生活的戲劇。獨處深宮葉赫那拉日漸憔悴,她從李蓮英(總是墮落、總是害人)那兒得知,皇上老在妓女那兒消磨時光。葉赫那拉便賄賂這位太監,讓他把皇上領到她的寢宮裡來。為了讓李蓮英明白她的意圖,她直觀地展示了自己的計劃:「中國女孩(她說)……並不會為官服所困,讓你看看我到底是什麼意思吧。」她先踢掉了腳上的拖鞋,然後身子往後一靠,一隻手臂著地,另一隻手臂搭在椅子上,她的袍子有意無意地鬆開了。李蓮英大驚失色,點頭表示同意,慌慌張張地告辭而去。她浪聲浪氣地衝著他的背影喊道:「我敢打賭,你若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也決不會從我這兒跑開。」    
    太監用一乘轎子將皇上帶來的時候,葉赫那拉正躺在床上彈琵琶,「她改變了一下姿勢,使每個從門口望過來的人都能看到她正在專心彈琴的絕佳風景。她看上去彈得十分投入……只聽見咸豐皇帝說了聲『停。』」皇上從門的一側溜了進來,和她正好碰了個面對面。她連忙彎下膝蓋,正要跪倒在天子面前,皇上阻止了她,說,「還是省省你這兩條腿吧!我們還要留著它們做其他用途呢。」一整夜他們都在用各種無法形容的方式做愛。打從這一刻起,皇上就成了自己妃子的性俘虜。    
    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賽珍珠5,對他們初次相遇的描寫則稍有不同,她的戲劇性設計用到了一大劑中國春藥。(在賽珍珠這兒,此書倒是明明白白地被視為虛構小說。)葉赫那拉被帶到皇上的寢宮之後,激起了皇帝近乎狂暴的慾望。    
    她知道,此刻,這個人完全是個虛弱不堪而又斷斷續續的生命,被他無法滿足的慾望所攫住,精神的慾望比肉體的慾望更加可怕……    
    「拴上門,」皇帝命令道。    
    於是,她拴上了門,當她再次回到他的身邊時,他帶著一種嚇人的、無法滿足的渴望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一位生活在宮裡的老宮女曾經告訴她……如果想延長皇帝留在寢宮的時間,可以將一種非常管用的藥草摻進他愛吃的菜裡,這樣可以給他出乎意料的、非同尋常的力量。但這種藥草也很危險,不要用得太多。那樣將會使人完全枯竭,最後甚至能致人死地。    
    第三天早晨,筋疲力盡的皇帝頭埋在枕頭裡,沉入半死不活的寂靜之中。他的雙腿發藍,雙目微闔,無法動彈,他瘦削的臉龐慢慢地變得蒼白泛綠,加之他黃色的皮膚,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樣。    
    作者告訴我們,72個小時馬拉松的結果,就是葉赫那拉懷孕了,而咸豐皇帝,則成了「一個低能兒」。    
    傳記作者所考慮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到底誰是這個男嬰事實上的父親,這個孩子在數年之後就成了大清帝國的統治者」。他們聲稱,由於過度縱情聲色,咸豐皇帝早就半身不遂,所以葉赫那拉根本就沒有生產,而是從一位漢族婦女那兒弄來了一個男嬰,冒充葉赫那拉和咸豐的兒子。    
    另一位作者補充說,這個孩子的母親是被葉赫那拉的太監掐死的,為的是滅口。這些作者完全不理會滿洲人在皇位繼承之事上都是些怎樣的偏執狂,這樣李代桃僵的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而且,葉赫那拉的懷孕將會受到嚴密的監控,這和威爾士王子6的王妃所遭遇的情形,沒什麼兩樣。這些趣聞也許看上去很愚蠢,但人們相信它們。    
    西方人筆下,所有關於葉赫那拉是一位邪惡操縱者的描寫,皆導源於巴克斯爵士,憑藉假說,巴克斯道出了這樣的真相:葉赫那拉是一個聰明、好鬥和專橫的人物,這樣的人物更經常的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而不是現實中,她能用廉價的手鐲作為賄賂打通路子,得以進入地球上最難以接近的堡壘,那裡用性和狡詐接納每一個人;她被當作皇帝的人質,唆使其他所有人,本能地借助謀殺的手段以除掉任何障礙。這實在是一幅非常有趣的諷刺畫,但它徹頭徹尾是假的。    
    人們終於發現巴克斯是個偽造材料、編織傳說的騙子,這一發現讓重新審視所有材料成為必要。每一種依據巴克斯的傳說所作的描述都變得令人生疑。因此,我們必須從頭開始,看看葉赫那拉到底喜歡什麼,以及,她生命中的戲劇性事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回顧她一生中最生死攸關的極端時期(這個時期充滿國內戰亂、外敵入侵、宮廷政變和反政變),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立刻就顯露出來:那些其他人所幹下的謀殺之類的勾當,全都栽到了她的頭上。在有些案例中,元兇不難確認;而另一些案例,雖說有許多嫌疑犯,但葉赫那拉並不在其中。倒是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發現:西方人把葉赫那拉和其他女人搞混了,於是,有一些針對她的、聳人聽聞的指控,卻是張冠李戴的結果。    
    她真實的身份是什麼呢?有兩點可以肯定:其一,作為宮裡的一位年輕女孩,同時作為一名來自外省、身份卑微的天真少女,當時她幾乎完全被忽略了;其二,她生下了唯一存活下來了的、以繼承皇位的男性後嗣,正是這一事件改變了她,使她成了一名政治代理人。這就是迄今所知的全部事實。    
    作為一個對皇宮全然陌生的女孩,她並不是一個受本能驅使、嗜血成性、總在搜尋受害者的人,她其實是一種反應型人格,所有的跡象都顯示,她是一個內向、孤僻而憂鬱的女孩,她沉潛內斂、深藏不露,密切注視著事情的發生,不管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她都隨遇而安。她之所以孤獨,是因為一種悲傷而不幸的深沉記憶,她曾經解釋說:「打從我小的時候開始,我這輩子就一直很苦。我從父母那兒沒有得到過絲毫快樂,因為我不討人喜歡。我妹妹總是能得到她想要的一切,而我,則常常不被理睬。」作為家裡最年長的孩子,她覺得受到了虐待、被人忽視,並且,沒人喜愛她,她度過了一個孤獨寂寞的青春期,這種性格逐漸發展,在簾幕和面具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聰明而不幸的女孩。作為一個厄運受害者,這種對於個人悲劇的強烈感受,如影隨形,伴隨她整個一生。加之在後來的歲月裡,她生命中的兩個男人(丈夫和兒子)又都先她而去,給她留下無盡的哀痛和憂傷。    
    她終於有機會從家庭的不幸中逃離出來,這一機會得自於她作為一名嬪妃進入了帝王之家。當她被提名為秀女人選時,年方14,16歲那年她獲選入宮,到了18歲,她已經完成了所有的準備工作。這4年嚴酷考驗的結束,就像從一所嚴格苛刻的學校畢了業,她已經被徹底馴服,謹慎小心,如同一個進入任何一家歐洲王室內部私室的女孩一樣。這是一個令人惱恨的、裝模作樣的禮儀世界,唯一的秘密只能保存在你內心的深處。每一個人都注視她,不間斷地看她是否犯錯。她不得不裝出溫和、愉快的樣子,小心翼翼地伺候她的新郎,逐一熟悉那些無聊透頂的繁文縟節。她之所以順從,是因為人們就是這樣期待她的。除了漂亮和順從,她什麼也不是。    
    在紫禁城裡,她得以首次接觸到中國至高無上的、類似神一樣的人:天朝皇帝和他殘酷陰險的愛新覺羅家族,以及他猜疑妒嫉的異母兄弟們——那些親王貝勒。和傳說恰恰相反,她既沒有在宮裡大跳其華爾茲,也沒有勾搭皇帝和他的兄弟們。他們全都信奉傳統的儒家信條:鄙視女性,所以她和他們之間的接觸其實非常有限。她唯一有規律地保持接觸的是皇太后,即使在那兒,她也不過是一大群女孩當中的一個。    
    除了皇帝的直系親屬以外,所謂的朝廷,還包括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顧問,心懷鬼胎的各部大臣,以及指揮那些從未上過戰場的軍隊的將領們。這些高級官僚和世襲的獨裁者,他們的偏見、狂妄、無知和愚蠢將支配她整個一生。未來的她,將被他們塑造成形,被一種早就在運轉的強大力量塑造成形,被偉大的事件和虛弱的人格塑造成形,除此之外,別無他途。男人和女人早就被那些爭權奪利和陰謀詭計糾結纏繞在一起,在葉赫那拉還沒出生的時候,這些早就已經陳舊而朽腐。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8節 葉赫那拉氏(3)

    至於她丈夫咸豐皇帝,其歷史記錄則十分糟糕。發生在葉赫那拉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咸豐的坍陷和他的統治崩潰的必然結果。    
    在父系這一支脈,咸豐皇帝的血統可以直接上溯到清朝的創始者努爾哈赤,他為滿清王朝接手氣數已盡明朝鋪平了道路。    
    明朝是中國最長的朝代之一(公元1368-1644),前後經歷了16位統治者(其中一位兩度臨朝),但明代晚期的皇帝全都是一些昏庸無能之輩,他們的精力全都消耗在尋歡作樂上,只剩下一架華而不實的行政機器惹人注目。在16世紀末葉,王朝進入彌留之際,就等著被人推倒一旁。國庫空虛,稅負繁苛,洪水氾濫,乾旱頻仍,饑荒遍野,這些都是傳說中暴政苛酷的徵兆,顯示了上天的震怒。內外交困的明朝承受著來自蒙古、日本和俄羅斯的武力威脅。明代最後的四位皇帝,沒有能力面對這樣的挑戰,於是乾脆將國家大事交由寵信的太監去處理。    
    絕望之中,中國的上層階級開始尋找新的選擇,以替代明朝的統治者。傳統上,一個朝代如果悖於天理,觸怒天顏,上層階級則可以決定是否應該棄暗投明,擁戴新君。    
    救贖來自於一個叫「女真」的少數民族,這支遊牧民族來自寒冷的高原峽谷和朝鮮西北部多風的大草原。女真族不斷向明代的國境線內滲透,他們定居下來,吸收採納了漢族的一切,只保留了為數不多的生活習慣和禮儀風俗。他們拒絕讓女人纏足,男人則以他們的髮型聞名於世:剃得光光的前額,黑色的頭髮編成一根又粗又長的辮子,就像後腦勺上拖著一根繩子。    
    過去的幾百年裡,女真族陷入內部混戰之中,主要對手是愛新覺羅和葉赫那拉這兩個部族。明朝的官員則樂於在他們之間挑撥離間,這無疑是在玩火。一位明朝將軍慫恿愛新覺羅的一位首領去攻擊他的對頭,然後又將他出賣給另一方。這位首領受盡百般折磨,最後被處死。他的死引起了一場大屠殺,最後在1586年被努爾哈赤所終結,他就是那位被殺首領的孫子。努爾哈赤通過軍事征服和政治聯姻,將女真各部族聯合成一個統一戰線。他壟斷了毛皮、人參和珍珠市場,和明朝皇帝交好。滿心感謝大明朝廷把他這樣一個附屬國的首領當作皇帝看待。努爾哈赤的另一項歷史功績,就是組建了一支7,500人的大軍,把他們每300人分成一個軍事編隊,以不同顏色的旗子予以識別。以軍事專制的方式,他利用這些「旗人」來管理他的帝國,監視他的臣民。與此同時,努爾哈赤還成功地讓他的兒子皇太極率兵入關,威脅要侵佔中國本土。    
    皇太極在使用迂迴戰術方面,是一位大師。他首先征服了朝鮮,從而積累了進攻中國的雄厚資金。他又利用朝鮮的國庫,收買了蒙古可汗跟他結成聯盟。蒙古允許皇太極的旗兵穿越他們的領土,從側翼包圍明朝軍隊在長城防線中的薄弱環節。從而打開了一個缺口,直搗北京。一位明朝將領匆忙率兵回防北京,這時,他發現皇太極的密探早已在城中散佈謠言,說他已經秘密和皇太極結盟。明朝皇帝(一個不是很聰明的傢伙)相信了這一謠言,把自己的將軍抓了起來。皇太極的旗兵大搖大擺地進入了北京城,盡情地燒殺搶掠。在明朝的軍隊還沒來得及重振旗鼓之前,皇太極就收拾起他們的戰利品,再大搖大擺地回了他們遠在長城之外的家。他現在還沒做好準備對抗整個華夏帝國。在這段時期,他很歡迎那些望風而來的漢人士大夫以及那些願意叛逃的明朝官員,讓他們在滿族親王寬鬆散漫的監督之下,與蒙古顧問攜手合作。這一成功地混合了三個不同民族的團隊組合,使得女真政府似乎少了一些外國色彩,從而也更容易被中國上層人士所接受。老天爺明顯也站在了皇太極這一邊,並且,好像也認可了這一切。1636年,他公開宣告,成立大清王朝,封自己為皇帝,女真民族被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帶有一種神秘力量的內涵:滿族。    
    皇太極沒有活著看到他的征服計劃得以完成,但舞台已經搭好。他的接班人,娃娃皇帝順治,繼位時只有5歲,只能由兩位親王聯合攝政: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和堂兄濟爾哈郎,兩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傢伙。正是這個多爾袞,很樂於從明朝討還家族的血債。    
    雖然滿世界的小學生都被告知:1644年滿清征服中國,但這並不是征服,而是背信棄義,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所有衝鋒陷陣的事都讓一個名叫李自成的漢族土匪給幹得差不多了。李自成在陝西的大本營從內部給了北京致命一擊。在滿族的旗兵沿著長城擺好陣勢的時候,這位李土匪抓住了機會,靠自己的力量一舉拿下了北京城。那是1644年的4月。    
    筋疲力盡的明朝皇帝(早先就是他把自己的將軍給抓了起來),攀上紫禁城後邊景山山頂上的一座亭閣,俯看著山下的匪兵們從灰塵漫天的街道上疾馳而過,他拿出一根紅絲帶,在紅漆橫樑上打了一個結,然後,把自己掛了上去。大明王朝就這樣終結了。    
    一位名叫吳三桂的明朝將領,匆匆忙忙率兵從山海關趕回,要解北京之危,但這時候要想救他的皇上,實在也太遲了。還有更糟糕的事,就是吳三桂最寵愛小妾竟然被李土匪給劫走了,此時此刻也許正在消受他的艷福呢。被激怒的吳將軍匆匆回了山海關,在那兒,他向攝政王多爾袞提出價碼,要跟滿族旗兵做筆交易:如果他們能幫助他解放北京、擊潰李自成、救出他的小妾,他就把他們視為同盟軍,放他們入關。多爾袞同意了,旗人傾兵入關,在長城腳下的平原上和土匪的部隊擺開了戰場。    
    滿族人以這種稀奇古怪的方式控制了中國,而根本不需要什麼征服。多爾袞巧妙地為滿清辯護,說他們並沒有「侵略」北京,而只是從土匪的手中「解放」了它。話雖如此,但他們好像並沒有離開的打算。1644年10月,滿清朝廷從奉天遷到北京,8歲的大清皇帝順治,登上了龍庭。    
    打那以後,滿清王朝為維護自己的統治不得不打擊大量的漢族反對者——同時還憑藉一種恐怖統治使中華帝國的人口大幅度減少。昏君明主,來來去去。一旦遍及中國的滿清暴政扎牢了根基,曾經使明朝潰爛的腐敗,同樣開始遍地開花。到了19世紀初葉,滿清帝國和它的軍隊已經虛弱無力、不堪一擊,實權旁落到爭吵不休的王公貴戚的手中。    
    葉赫那拉的丈夫咸豐皇帝,是滿清入主中國後的第七位皇帝,出生於1831年,是道光皇帝和皇妃鈕鈷祿氏的兒子。咸豐的生母在他9歲的時候去世了,於是他被交給另一位皇妃照料,這位皇妃為道光皇帝生了另一個男性後嗣,這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恭親王,他在葉赫那拉的一生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恭親王行六,比咸豐小兩歲。孩提時代,兩個小傢伙非常親密;他們在一起習武,比賽騎馬、射箭和長矛。    
    並不是所有皇室兄弟都能這樣融洽相處。滿清的龍椅也不是自動傳承給長子,於是,就有持續不斷的明爭暗鬥經常上演,這也正是親王們為什麼總在打口水仗的原因。這時候,恭親王被選為繼承人的可能性很小,他太愛開玩笑了;至於五子惇親王,則有太暴烈好鬥了;而咸豐,則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    
    孩提時的咸豐由一位老先生充任他的老師,這位老師對人類本性有著明澈的領悟。照例,正是這位老師幫助他比他的弟兄們贏得了父親更多的信任。有一年春天,當時咸豐17歲,在一次去熱河狩獵的途中,他的老師教導他:不要殺死任何動物。如果他的父親問起這是何故,他教這個孩子回答:值此春朝,萬物萌動,殘害生靈,於心何忍。此言一出,皇帝龍心一震,從此打定主意要讓這個孩子做自己的接班人。這使惇親王很不高興,也加深了他心中的怨恨,他是一個狂妄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脾氣火爆。    
    惇親王覺得自己的繼承權被人騙取了,皇帝為了安撫他,便給了他一筆巨產。很快,他就成了朝廷裡一個極端排外團體(鐵帽子小集團)的領袖人物。他圍繞那把龍椅所做的長期鬥爭一直延續到了他的兒子們。葉赫那拉統治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都耗在躲避他們的陰謀詭計上。他們對她一生最糟糕的危機負有責任。當1900年的拳亂帶來災難時,她發現自己成了他們的人質,在陝西空耗了整整一年。他們對外國人的那種偏執狂以及他們實現自己的計劃時的那種無能,正是王朝崩潰的一個主要原因。    
    咸豐19歲那年,道光皇帝駕崩。之前,這位皇太子剛剛和鈕鈷祿氏的一位女孩結婚。照規矩,新皇后的姐妹或堂姐妹要隨她陪嫁到夫家,作為嬪妃、秀女或者宮女。咸豐皇帝的第一位新娘有位11歲的妹妹,她自然也抵押給了咸豐,單等她長大成人,就會被送進宮去。要是鈕鈷祿氏能活得更長一點,那麼,當咸豐登基時他就能成為中國的皇后。但僅僅在完婚後的幾個月,她就病死了,至於什麼病,史無記載,而且沒有孩子。    
    朝廷很快就憂慮起來。萬一新皇帝有什麼不測,後嗣的空缺就會帶來一場血腥的搶座遊戲7,不同的利益集團就會為爭奪繼承權而展開搏殺。而且,又不能馬上安排皇帝另娶。照規矩,一位皇帝逝世,接下來就是3年嚴格的服喪期,因此,在咸豐皇帝為他的父親服喪期間,不能有任何新妻或嬪妃被薦於他的榻前。這個規矩是如此嚴厲,以至於任何高級別的大臣,如果他在皇帝逝世9個月以後生下了小孩,就會被立即解職。在服喪期間,皇帝自己如果做了父親,那麼他就會被認為是大不孝,而他統治的正當性就要遭到質疑。真要感謝這樣的約束,才使得在1853年之前咸豐皇帝沒有忙於應付性事。不過,等到服喪期一過,三宮六院就早已伺候在側了。    
    後宮裡,位子之爭也是非常激烈,因為紫禁城裡的生活與宮門之外大不相同。這兒到處是女人,她們所遭受的鄙視和侮辱,即使在一個儒教國家裡,也是最為苛酷的。在中國的象形文字中,「女」字通常應用於下列字詞:奸詐、奴隸、惱怒、嫉妒、嫌疑、巫婆、妖怪、姦淫、娼妓,等等等等。孔子早就向君子們發出警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9節 葉赫那拉氏(4)

    正如傅玄在公元3世紀所寫下的詩:    
    苦相身為女,    
    卑陋難再陳。    
    男兒當門戶,    
    墮地自生神。8    
    婚姻在中國,較少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結合,更多的是一個女孩和她的婆婆之間的奴役契約。一場婚事,通常是由父母安排好了的,而父母不過是想借此提升他們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或者乾脆就是為了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一個女孩嫁到她丈夫的家裡,同時也中斷和自己親生父母的所有聯繫。一位新娘,必須服從她的新家裡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她的婆婆,為了婆婆,她必須辛苦操勞,不能有片刻的休息。媳婦和婆婆是互相猜忌的競爭對手,為了丈夫/兒子的愛。公開場合下,丈夫和妻子要表現得彼此對對方毫無興趣,從不公開表示對對方存在的認可。而私下裡,妻子將不得不努力討丈夫的歡心,只有等到兒子長大成人,她才稍稍有些許的安全感。她後來對兒子的新媳婦不會顯示出多少慈愛,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這不過是一種輪迴罷了。    
    一個家庭中,小妾是一名重要的、通常也是永久的成員。她多半是在正房不能生育的情況下,被娶來負責生孩子的,這之後就作為一名偏房而留在家裡,承擔所有的職責,而只有很少的特權。一旦男人對她不再有興趣,她不過就是一名奴僕。多數情況下,小妾是從她的父母那兒買來的,所以事實上她就是個奴隸,雖然她不會被拋棄(除非她和這個家庭達成了某種安排)。    
    另一方面,被選為皇帝的妃子(也是小妾),則完全不同;妃子是皇帝家庭一名永久成員,而不僅僅是一個性愛奴隸,她享受著奢華的生活,擁有尊貴的地位。做皇帝的小妾一點也不掉價,相反是一種莫大的榮耀,幾乎跟被選為皇后一樣光榮,因此,就連那些最尊貴的家族也求之不得。一個作為嬪妃而進入紫禁城的女孩,能夠通過平常的摩擦將皇后擠掉。由於某些自然或非自然的原因,人們對壽命的預期都很短。只要命運之神不再眷注,成為皇帝的小妾要遠勝於做一名普通中國人的妻子。    
    為皇帝挑選妻子、嬪妃和宮女的工作,照規矩要由皇太后來擔當,這回為咸豐選妃,就該由他的嗣母負責了。她在一大群滿族和蒙古女孩中走來走去,要選出那個在她看來能為皇帝的龍種提供最佳容器的女孩。所有等級的滿清貴族,包括皇帝在內,都禁止與漢人通婚,所以,這樣的選妃活動,那些纏足的漢族女孩是要被嚴格排除的。皇室聯姻只能發生在滿族各部落之間,或者滿族人與其盟友蒙古人之間,少數情況下也會發生在滿族人和西部省份的穆斯林之間。這三者——滿族人、蒙古人和穆斯林——被認為是自己人:韃靼人,和漢人絕然不同。    
    與西方人的想像正好相反,太后的選擇,其首要標準並非著眼於性特徵方面。最重要的是,這個女孩應該是太后自己的穩重而有趣的同伴,然後才考慮對皇帝是否有吸引力。這個女孩不必漂亮,但要舉止端莊、身體健康、有教養、脾氣好、小巧、豐滿、勻稱,並且——為了給皇帝壯「陽」——她必須正處於發育期,「陰」精飽滿。而那些頭髮蓬亂、脖子很長、喉結突出、牙齒不整齊或者聲音低沉渾厚的,全都被淘汰,因為他們相信,男人的「陽」,可使洩,不可使漲。    
    皇帝的嬪妃也尊卑有序、等級分明,那些最能幹的或者最受歡迎的,則給予特別的褒獎。她們為討皇帝或太后的歡心,而展開激烈的競爭。無論眼下受寵的是誰,你縱有千般妙計也撼她不動,因為她的地位是顯而易見而且毋庸置疑的。如果皇帝讓她懷了孕,她的未來就有了保障。(即使沒懷上孩子,但侍枕席於「大內」,總要遠勝過謀衣食於「大外」。)一位皇妃的孩子,其享受的等級和權利,和皇后的孩子完全同等。當皇后去世,受寵的妃子就能成為新皇后。如果妃子生了一個男性後嗣,她就會成為皇帝堂堂正正的妻子,即使皇后依然健在。榮耀和特權將屬於她,她將受到的保護無人能及,未來將充滿希望和允諾。所有必要的美德集於一身:美貌、勇氣、才能、智巧、堅持和幸運。    
    紫禁城(即「大內」)是個稀奇古怪而又難以應付的世界,對於生息其中的女人來說,則尤其是這樣。雖然某些時候,居住在裡面的人多達六千之眾,但在帝國進入末年之後,裡面只有唯一一個成熟男性。在白天,外邊的人進來從事他們的官場事務,而唯一被允許留在大牆之內過夜的男性,就是在位的皇帝,還有他的未成年的兒子們(15歲以下)。其餘的全都是「半男人」——三千太監。這樣做的首要理由,就是避免任何通姦的可能。    
    對於所有前任皇帝寡居的后妃來說,紫禁城也是她們的退隱之地。一千二百年之前的唐朝,紫禁城尚不存在;那時候(當時的首都是西安),先帝的嬪妃就被送到尼姑庵裡,和尼姑們相伴度過餘生。然而,隨著定都北京和紫禁城的逐步擴大,這些殘花敗柳就被打發到位於紫禁城東北角的一些小閣裡,在對過去的綿長記憶裡消磨餘生。當皇帝歸天時,有些人還只有15歲,於是,時間就成了她們最沉重的負擔。她們住的小臥室朝向院子,那裡栽著一些盤繞扭曲的松樹。每到冬天,她們就給樹枝扎上綢花,有一項消遣就是回首往事、細訴平生。    
    為咸豐選妃的程序在他父親去世的幾年之前就開始啟動了。諭旨已發到所有省份的每一個滿族家庭,讓他們呈報候選秀女的提名。篩選被提名人又耗去了好幾個月。1851年,道光皇帝第一年的國喪還在服喪期,候選的秀女被召集了到北京城。那些被判定為最符合條件的,開列了一個不長的名單(大約有二三十人),拿到紫禁城呈遞給咸豐的嗣母。秀女們在面見她之前,先要由大內總管和太醫對他們進行全面的檢查,從社交禮儀、談話技巧直到身體狀況。雖然多恩將軍和另外一些傳記作者很喜歡胡思亂想,但經過兩年多的嚴格檢查,一個失了貞的女孩要走到這一步,是絕不可能的。只有那些給太后的家臣留下了良好印象的女孩,才能最終被帶到太后的面前。然後她再沙裡淘金,留下少數幾個她所喜歡的。接下來,還要花去兩年時間對她們進行培訓,使之符合宮廷生活的需要;第一年在家,第二年在宮裡。在1851年被選中的女孩中,有位16歲的葉赫那拉。在外邊經過一年的準備之後,於1852年進入紫禁城,又花去一年時間在紅色的宮牆之內學習宮廷禮儀。    
    巴克斯聲稱,她受過很好的教育,她「學過繪畫,技法嫻熟,而且酷愛藝術;在寫詩方面也很擅長……16歲的時候她就熟讀了滿漢文《五經》,並用心良苦地研究了二十四史,她堅信:對知識的熱愛,是智慧增長的源泉,是獲取力量的秘訣。」在他的敘述中,巴克斯偶爾會灑下諸如此類關於她聰明智慧的評論,以此消除讀者的疑慮,這樣,他就可以把那些惡劣的東西狡猾地塞到讀者面前。    
    根據著名畫家華士·胡博9的記述(他曾於1905年為慈禧畫像,並看過不少她畫的水彩畫),她的確是個熟練的畫家,因此,就這一點來說,巴克斯是對的。但他所說的她在16歲的時候就能讀書寫字並接受過中文典籍的教育,這和宮廷檔案相矛盾,檔案記載她在讀寫滿漢文公文時很覺吃力。事實是,年輕時的葉赫那拉並不能讀寫任何一種語言,因為中國人習慣上不教女孩子讀書寫字。一位中國傳記作者倒是深知此中的奧妙,他說:葉赫那拉「幾乎是(如果不完全是的話)文盲。」    
    葉赫那拉之所以被提名,事實上是政治角力的結果。皇妃通常是一些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女,是從旗人家庭選拔出來的,由每個部族的長者為著提升本族的政治地位而提名的。這個機會關乎到皇位的繼承,因為皇帝的男性後嗣很少只有一個人,於是,每一個部族都會提名他們最有希望的少女。滿清的皇位繼承,常常起於競爭,止於謀殺,所以,每一條足以影響結果的途徑(謀殺除外)總是會被認真對待。就聲望來說,那拉族位列第三,排在愛新覺羅和鈕鈷祿之後,而葉赫那拉氏(現在人們這樣稱呼她),就是來自那拉部族,這一部族是由四個最好鬥的部落融合而成。16世紀末葉,在給明朝製造麻煩方面,那拉部族始終最活躍,並且,通過武力、背叛以及交換姐妹女兒,那拉族和處於支配地位的愛新覺羅族聯合到了一起,一位葉赫那拉族的姑娘成了努爾哈赤最喜愛的兒子的母親,這位兒子就是皇太極,大清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因此,血統乃是滿清皇室聯姻中的一個重要媒人,這和歐洲的情形並無不同。    
    正因為她來自一個強有力的部族,並且有這個部族的長者作為政治上的後盾,要推斷他的父母是誰,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她父親的名字叫桂祥,而不是惠征,儘管有一位唯一聽到過這個名字的西方人根據發音把它拼成了「惠征」。葉赫那拉的弟弟最後被封為「桂祥公爵」的頭銜;滿清貴族常常取和先人相同的名字。她的父親也並不是什麼無名小卒,因為他的血統一直可以追溯到始祖努爾哈赤,所以他屬於一個叫做「皇室輪值」的精英集團,這個名稱為的是將它的成員同努爾哈赤的直系後裔區別開來。葉赫那拉氏是這個集團中第一個進入皇帝後宮的人。她的一個妹妹後來嫁給了咸豐的異母弟、道光皇帝第七子醇親王,她另外兩個妹妹則嫁給了兩位滿洲公爵。在這幾樁婚事中,葉赫那拉可能發揮過某些影響,在她弟弟被授予公爵銜的事情上,多半也是如此。她為自己的家庭也作了不少好事,但也不見得就比一個嫁給哈布斯堡家族、羅曼諾夫家族或者溫莎家族10的女孩做得更多。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0節 葉赫那拉氏(5)

    當道光皇帝的官方喪期終於結束,咸豐皇帝第一個妻子的妹妹就頂替了她姐姐的位置,成了咸豐的首席妻子,也就是後來的鈕鈷祿皇后。隨同她一進宮的,還有一群新選的妃子,其中就有葉赫那拉氏,她被正式封為四等皇妃11。    
    在最理想的狀態下,後宮裡除了皇后以外,應該還有三個層級的嬪妃:二等9人,三至五等27人,六至八等81人。因此,理論上和皇帝同床共枕的應該有121個女人。但到了國庫空虛的大清後期,皇上們不得不忍痛割愛,只保留1位皇后、2位貴妃和11位嬪妃。咸豐也是如此。根據他們所有人在他性事上的安排,他只能從皇后和兩位皇妃身上得到孩子。五等以下的嬪妃很少能陪侍皇上於枕席之間(除非作為熱身),其餘的嬪妃只不過是僕人。    
    咸豐被假定為能遵守傳統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決定他能跟哪位嬪妃做愛,以及何時做、做多久,遵循的是古老道教關於性方面的教條。記錄皇帝起居的秉筆太監負責監督皇帝的性事,就好像他們在管理一家種馬場。早先,被稱為「奴婢」的宮女負責監視每一次幽會,以確保皇上能在恰當的日子與不同的嬪妃交合,具體日期依照皇歷而定,而頻率則根據嬪妃們不同的等級而定。他們用紅筆記錄這些材料,這就是所謂的「紅檔」。任何一個不敢堅持自己權利的皇帝,就會輕而易舉地成為這套制度的犧牲品,受制於自己的奴僕。    
    依據道教理論,皇帝需要拿出相當的克制力,來維持生命力中的陽陰平衡,以便獲得生育「天子」的力量。女人的陰精(她的體液)被認為是無窮無盡的。而男人的陽精(他的精子),則是有限的。為了增強男人的陽,則需要大量的陰。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女人的生命力轉移到皇帝身上,所以他就必須大量地和他的嬪妃們交合,但不能射精。在他抑制自己的時候,還必須反覆喚起其嬪妃的高潮。道士們自誇,這種超乎尋常的自制,會產生神奇的力量。雖然有人懷疑,說,只能先有神奇的力量然後才會有這樣的自制。道士們說,更多的女人匹敵一個皇帝,而且要更經常,則更好,只要他在每一單個人的身上能克制自己。一本中文性手冊上溫和地聲稱「如果一夜能交合十個以上女人,則最好。」(道教作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幽默感。)老守著同一個女人是危險的,因為她的生命之精的生長會變得乏力,直到最後完全枯竭。你必須把你的嬪妃當作維生素來用。那些較低等級的嬪妃和皇帝交合要在那些較高等級的嬪妃之前,而且要更頻繁,這樣好培養他的陽元,為了每月一次跟皇后大戰三百合。    
    自製是東方哲學的一條基本要義。一個人的一生,是成功還是失敗,是強盜還是皇帝,端的全賴是否有這樣的力量伴隨著你。所以,不得不有這樣的宗教儀式,以便通過觀察來確定是否如此。一個好的儒家君主,應該是一個自製的模範。一個避免極度興奮的可靠處方,被7世紀的一位中國醫生開了出來。在最後的關頭,「男人要緊閉雙目,集中思想;舌尖頂住上頜,弓背,伸頸。敞鼻,平肩,閉口,吸入自己呼出的氣。」遺憾的是失敗是如此頻繁,以至於醫生不得不詳細說明,一個男人射精(如果他膽敢射精的話)要控制在怎樣的頻度才不至於損傷自己的身體:春季每三天一次,夏秋兩季每月兩次,而在冬天則根本不能射精。冬天裡一次意外的高潮,其所消耗的元氣比春天的一百次還要多。    
    為了使自製變得更容易一些,人工裝置被引入了遊戲,最有效的是羊眼瞼。這個稀奇古怪的東西,被保存在皇帝床頭的一個小玉匣子裡,是從羊眼周圍剪下的皮毛(包括上下眼瞼以及完整的睫毛)曬成褐色後所製成的一個精巧的圓圈。在一杯熱茶裡浸泡片刻之後,滑如軟環,這樣眼睫毛就散開了。其作用相當於一隻癢癢撓,不過皇帝想充分利用嬪妃所產生的陰,就不免是樁小小的困難,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單偶制的西方人設想,夜以繼日地有這樣多的女人可資利用,中國的皇帝怕是要忍受永久的性疲勞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幾乎總是一副癡呆的樣子(至少他們的眼睛看上去是這樣)。在19世紀西方人的觀念裡,嬪妃只不過是皇家妓女,就像內爾·格溫,或者蓬巴杜夫人12,除了為下一次狂歡而修飾自己的身體之外,也就無事可做。然而正相反,宮中性事是嚴格實行組織化管理的。    
    依照中國的性歷史,有幾點相當一致,太監負責為嬪妃做事前的準備,以確保她恰當地擦了油,而且沒有攜帶武器或者毒藥。在總管的監督下,太監們脫去被選嬪妃的衣服。太監總管與皇帝總是如影隨形,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和他的男僕。太監們幫著宮裡所有的女人梳頭、穿衣、佩戴頭飾以及諸如此類;他們無形無影、無所不在。被選的嬪妃赤條條地用一匹繡著飛龍走鳳的紅綢布裹起來,然後被運送到皇帝的寢宮。這套把戲是從明代延續下來的,那時候嬪妃們都纏足,一旦為了性事而解除裹腳布,走路就完全不可能了。在他的烏檀木雕花龍床上,她等候著儲藏在天子體內的天國焰火,這焰火,將賜予她現世的快樂。    
    在他從嬪妃們身上培植自己的陽元達到一個月之後,皇帝就和皇后交合一次,此時,最有可能使皇后為他的龍椅懷上一位接班人。中國人相信,在女人的經期過後的第一天至第三天行房,將會懷上一個男孩,第四、五天會懷上女孩,此後則根本不可能懷孕。    
    如果咸豐能嚴格地遵循這些規則,那將只會得到少許的樂趣,而大量的則是忙於平肩、吸氣之類的動作。在經過徹底被溺愛的孩提時代之後,滿清的王子們,除了破壞規則還比較熟練之外,其他會做的事情不是很多。在他們進入青春期的時候,他們通常被縱容進行五花八門的性試驗,要麼是和喜歡的太監,要麼是在北京城的男女妓院裡。許多年,咸豐一直和恭親王一起在城裡兜圈子,遍嘗男女妓院的風味,在這方面,倒是有位西方人與咸豐堪有一比,那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愛德華七世國王的兒子「埃迪」,也就是阿爾伯特·愛德華·維克多王子。雖然在英國,同性戀被平民認為是一種悖逆男人、自然和天神的犯罪行為,但在中國的精英階層中,同性戀或雙性戀是不會惹人側目的。    
    由於咸豐打破了那些古老的規矩(他更喜歡特別的女人),關於他的性生活,以及葉赫那拉到底如何對他的胃口,我們才得以略知一二,這和所有的虛構大為不同。    
    父親三年的喪期一過,咸豐就吩咐他的太監們,叫他們給他裹一個妃子來,這個妃子既不是葉赫那拉,也不是他14歲的皇后,而是一個名叫麗妃的二等嬪妃。二等嬪妃的地位僅次於皇后,比葉赫那拉要高出很多。麗妃被召來以後,禪宗那套自製的把戲一概免卻,於是她幾乎很快就懷了孕。她送給了咸豐第一個健康的後嗣。很不幸,是個女孩,封榮安公主,王朝的承嗣還是沒有著落。麗妃給歷史留下一個朦朧背影,後來就消失了13。不管怎樣,對於葉赫那拉的故事,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因為這兩個女人的身份曾經被人搞混了,導致了嚴重的損害。    
    當麗妃懷孕的事變得舉世皆知,她就被禁止和皇帝接觸。照規矩,她必須遵循一種嚴格的產前養生法則:結交正確的人,聽人朗讀正確的書,以鼓勵孩子正確地思想,遵守一種嚴格的禮貌法則。她必須坐得筆直,她的座位和枕頭都是照特定的樣子做的;禁食不熟悉的食物,避免不愉快的的顏色。如果她未能遵守完全的獨身生活,孩子出生時將會有皮膚病。孩子生下來後,她要禁絕性事100天,哪怕是手握也不行。    
    整整一年,咸豐被禁止和麗妃發生性關係,在這期間,他開始嘗試另外那些早就急不可耐地等候他眷注的處女們,並且,終於發現了葉赫那拉。唯一令人驚訝的是,對那個比她捷足先登者,他不再感興趣,而她為了嬪妃的職位已經空等了兩年有餘,而且,她也遠非尋常之輩。像宮裡所有的女性一樣,她穿著僵硬拘謹而不露纖毫的絲綢錦緞,嘴唇上輕點著一個紅色圓點,她的臉按照皇帝嬪妃的樣子上了彩妝,使用的是粉底、口紅和胭脂,就像希臘、羅馬或者更近一些的凡爾賽在某些時候所流行的式樣。20歲的葉赫那拉是個美人兒,高高的顴骨,一對靈氣飽滿的杏仁眼睛,眼角微微上翹,苗條流暢的輪廓。她過於嚴肅,很少笑;偶爾一笑,如沐春風。    
    宮裡的其他女人都認為她很嚴肅;只有和私人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她才活潑飽滿,在玩棋盤遊戲或逗弄她的北京哈巴狗(這種狗是皇家特供)的時候,笑意盈盈。不像其他典型的宮妃很願意讓太監幫她們處理日常雜事,葉赫那拉卻很歡喜做這些雜七雜八的事。在宮內各處行使職責時,她顯得精力充沛、處事果斷;她無法忍受那些懶散和愚蠢的人。她離群索居,在被自己的壞脾氣刺痛之後,通常也只能告誡自己:不要和自己過意不去。    
    當咸豐注意上她之後,籠罩心頭的烏雲終於散去,突然間她鮮花盛開、通宵怒放,就像久旱的柳條忽逢甘沛。在這個小小的世界上,暗影是如此深厚,而皇帝就是唯一的光源。他的眷注使她成了新的妒嫉的中心。她曾經談到:「我進宮以後,先帝很寵愛我,對其他人幾乎不看一眼。」這倒是真的,不過咸豐就像春天的氣候一樣變化無常。他和葉赫那拉之間的性關係僅僅是麗妃變得不可用之後才開始的。因此這種關係也只持續了幾個月,直到她也懷了孕。    
    懷孕給葉赫那拉帶來了安全,以及皇帝家庭的容納。她被承認是皇室家庭一名完整意義上的成員,而不再僅僅是個玩具。宮裡的其他女人也就給了她比以前更多的妒嫉。如果她順利地生下了孩子並幸運地存活下來(即使是個女孩),那麼她的地位就永久地上了保險。如果是個男孩,那麼他將是一位王子,而她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    
    從1855年的夏天直到1856年的4月,在她懷著她的小寶貝期間,葉赫那拉也就成了性的禁區。在這期間,麗妃重新奪回了咸豐的全部眷注,那是她自從榮安公主出生後就失去了的,也是葉赫那拉此後再也無望奪回的。遭到拋棄的刺痛感,重新激活了她的挫折感。像她一生中在所有的緊要關頭所做的事情一樣,她偶爾歎氣、在小院子裡踱步、莫名其妙地落淚。她的羅曼史太短暫了,但卻是她一生中兩個最快樂的時期之一。    
    她的孩子於1856年4月27日出生了,是個男孩,是咸豐皇帝的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男性後嗣。他出生在北京城郊的圓明園,在昆明湖中的鳳凰墩,這是皇帝誕生的傳統場景:一個個子大、身體壯的男孩注定能存活下來。中國人的名字雖然總是即興改變,但在宮裡,名字還有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可以憑它來識別孩子的輩分。咸豐和他所有的異母兄弟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奕」字,比如:奕諱、奕□、奕訢、奕□。而他們的下一代,名字都以「載」字打頭,孫子輩則是「溥」字,比如:溥倫、溥儀。按照這個規則,葉赫那拉的兒子被叫做「載淳」,不過在歷史上他更為人知的名字是他的統治年號,即「同治皇帝」(我們也可以稱他為「同治」)。    
    因為給皇上家生下了第一位龍椅繼承人,所以她被晉陞為一等嬪妃,和麗妃平起平坐,地位僅次於皇后。她被封號是「懿貴妃」,意思是「有女子美德的妃子」。「麗妃」和「懿妃」這兩個頭銜,乍聽起來很是相似,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後來幾年裡葉赫那拉為許多她自己並沒做過的事而承受罵名的原因,又一個弄錯身份的案例罷了。    
    21歲的葉赫那拉完成了她作為傳種母馬的職責。對於任何中國女人來說,兒子的出生就是最終的滿足。皇子的出生給了她在中國所能有的最高地位。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1節 葉赫那拉氏(6)

    這一次意外的生物學上的幸運,將葉赫那拉從完全隱匿的後宮提升到了中國政治演出的前台,成了一個關乎王朝存續的獨一無二的人物。她暫時還沒有權力(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但她就這樣冷不丁地出場了。朝廷上那些掌握實權的大臣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的存在。    
    由此觀之,在擔當重要角色(或者至少是潛在的重要角色)方面,不管她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那都是她此前所完全缺乏的。即使是她的個性,也經歷了一次改變。她特有的嚴肅,就是這一改變的結果,其他人是這樣看待她的,並且她也這樣看待自己。不管怎麼說,就像年輕的伊麗莎白一世和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她的某些性格此時已初露端倪,總有一天,這些將會影響到她對朝政的管理。    
    她的身上具有許多維多利亞14也同樣具有的特性,包括喜歡人家拍馬屁,這使她不能看穿奉承者的偽飾;深諳此道的傢伙懂得利用這點,她屢次三番被捲進宮廷陰謀中,這既不是她的發明也不是她的愛好,最顯著的的例子是義和團事件。和維多利亞一樣,她也是個對細節和禮儀斤斤計較的人,那些讓她感到自己被怠慢了的事,她會長時間地記在心裡,這導致她經常對僕人或侍女大發雷霆,甚至對王公大臣也是如此。這兩個女人都有堅強的個性和責任感,但葉赫那拉不會太專注於瑣事。作為一個老婦人,她像維多利亞一樣頑固而倔強,但在維多利亞那裡,這種性格漸漸成了一種病態,而葉赫那拉,則只不過是加深了她的憂鬱。    
    她和伊麗莎白一世15的不同是明顯的。她像伊麗莎白一樣,總是高度緊張、精力充沛,而且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伊麗莎白畢竟是一個處於正常環境下的君主),但她並沒有受過伊麗莎白那樣好的教育,也沒有她那樣的語言學和地理學方面的才華,甚至也不像她那麼聰明、那麼活潑,也不像她那樣是個優秀的男人鑒賞家,這一切,決定了這兩位君主的成敗榮辱。和伊麗莎白不同,葉赫那拉沒有皇室血統,並且進宮之前,她和皇室既沒有什麼重要的聯繫也沒有任何家庭紐帶。對於這個大千世界(哪怕是這個帝國),她沒有一個整體的認知,甚至,對於紫禁城和頤和園外面所發生的事情,她也一無所知。因為她是一個儒教國家的一個女流之輩,她決不可能為了掌握中國的第一手材料而到各省去旅行。在她63歲之前,她的大臣甚至不允許她會見外國人。這三位君主中,葉赫那拉最善於操縱,因為她最孤立。她沒有呼吸過那曾經吹進過紫禁城內的外面的空氣,所以,她只能完全依賴於報告和顧問們的誠實,以及總督們的慈悲。她不能從那些最富智慧的人當中選拔自己的大臣,並且由於滿清宗室的嚴格控制,她常常成為親王們的犧牲品。她統治的時間多長,她忍受王爺們的愚蠢就有多長。圍繞著她的全都是愚蠢,混合著排外,她自己的聰明才智從未得到過充分的展現。她和伊麗莎白一樣,有一副優柔寡斷的外表,二者都天生地透露出一種息事寧人的願望。但兩人的優柔寡斷並非天生,而只是通過學習,養成了小心謹慎的習慣,以符合她們的身份,那些大臣特別是在宮廷上煽風點火的人於是就認為她們優柔寡斷。    
    在進宮前之她根本沒接受過學校教育,進宮後才受到過翰林院學士的一些輔導,因此,葉赫那拉全靠自己的本能和直覺。24歲以前,她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而這之後,她的生存又接二連三地受到威脅。當一場緊急事件把她投到危險之中時,她靠直覺做出反應,變得易怒、好鬥,以此來自衛,這就像一隻正在打盹的家貓為生命而躍然一搏,然後再平息下來,靜靜地保持機警。她曾經談及「當時事情非常緊迫,但我能臨危不亂、從容應對」。    
    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曾經有意識地嘗試著倣傚佛的「以靜制動」,羅伯特·赫德爵士以及其他北京城裡深知她處境的那些人都曾肯定地說,這才是她的真實本性,這也正是她後來為什麼被人稱作「老佛爺」的理由,這是一個中國術語,大臣們都這樣叫她,帶有一種親切和讚美的意思。只是在1900年拳亂的那段時期,一些誤解她的西方人才開始用「老佛爺」的稱呼來咒罵她,這一稱呼也就有了幾分貶抑的意味。    
    在她生命的第二階段,這些性格特徵就逐漸形成,那是在她的兒子出生並因此而結束了她的孤立狀態之後。但它們還沒有完全顯露,直到1860年為躲避英法聯軍而逃出北京城,恐懼與突發事件相結合,終於催生了一個足智多謀、堅韌頑強的女人。不過那是後來的事情。    
    如果她希望孩子的出生能使她重新贏回已經失去的丈夫的歡心,那她就錯了。縱觀咸豐的一生,每當他麻煩纏身的時候,他就愈加渴望沉湎於狂歡作樂之中。葉赫那拉太認真、太嚴肅了。而麗妃則放蕩而快樂。    
    她並不是唯一被摒棄的人。雖然按照規矩,皇帝每個月應該和皇后消磨一個晚上,謝天謝地,由於他對麗妃的巨大熱情,以至於沒有足夠的「陽」來讓皇后懷孕。自製可不是咸豐的基本美德。根據他的批評者的說法,他幾乎沒什麼美德,無論是基本的還是不基本的。    
    作為一段浪漫傳奇,葉赫那拉的美夢完全破滅了,但作為一個母親,似乎還不錯。「很幸運,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有一次,她這樣不加掩飾地評論道,「然而我倒霉的日子也從此開始了。」    
    1856年,皇太后的去世改變了宮裡女人的等級順序。咸豐的皇后如今成了後宮的一把手。她比葉赫那拉年輕兩歲,而且一直沒生孩子,但作為皇后,她擁有獨特的地位,她表面上應該是咸豐子嗣的法律或官方的母親。而葉赫那拉只是個代理母親,對於自己孩子的培養教育方面,擁有的發言權很少。給孩子餵奶的工作交給了奶媽,日夜照料孩子則是宮裡太監們的任務,葉赫那拉和兒子之間的接觸很有限,只有在少數由相士們推算出的吉利日子裡,才能見上一面。作為一個潛在的皇帝,離開大字不識的母親對於他的成長實在太有必要了。這樣,兩個女人之間就產生了摩擦,葉赫那拉後來坦白地說:「(鈕鈷祿皇后)給我製造了許多的麻煩,我發現很難和她友好相處。」    
    咸豐的第二個兒子及時降生了,但沒多久就夭折了。有些材料說,這是受寵的麗妃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間是1859年。    
    1860年初,咸豐對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再也無法應付。災難,巨浪般地接踵而至。宮牆之外所發生的那些將要席捲一切的事件,葉赫納拉一無所知,風暴過後,她所熟悉的一切都面目全非。她將成為一個逃亡的難民。多年以後,當她成了咸豐皇帝唯一一個健在的后妃時,她受到了西方人的普遍譴責,因為她招致了這所有的不幸和毀滅,因為咸豐的愚蠢鹵莽,因為她勾引了他,因為她使他縱慾過度、精疲力竭,因為是她使得他面對1860年的外國入侵而無能為力,並最終使他變成一個癮君子,一個酒鬼,一個傻瓜。在一生中的其餘時間裡,她不得不忍受人們對她的名譽的攻擊,咸豐對另外一個女人的迷戀被栽到她的頭上,西方人沒能力弄清她們之間的區別。    
    在咸豐統治期間,沒有哪個洋鬼子能得到足夠的信息以弄清哪個嬪妃是皇帝所寵愛的,也搞不清皇后在那種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1860年以前,北京還沒有西方的外交使團。這之後,就連羅伯特·赫德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分清哪個嬪妃是誰。沒人知道她們的真名,而那些頭銜又很容易搞混。是麗妃,還是懿妃?    
    到底是什麼抓住了西方人的想像?在他們的觀念裡,中國皇帝總是被過於混亂的性生活給弄得癡癡呆呆,因此,所有參與其中的女人也必定是墮落的。這是個悲哀的事實:咸豐皇帝無需假他人之手,自己先就崩潰了。而他的父親,早就因為手忙腳亂地既要鎮壓太平軍又要抵擋洋鬼子,而焦頭爛額、一蹶不振。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2節 葉赫那拉氏(7)

    【譯注】    
    1何士,即哈里·赫塞(Harry Hussey 1881-?),加拿大建築師、作家,著有《老祖宗:慈禧太后的生活和她的時代》、《旅華四十年漫憶》等書。    
    2莫裡斯·柯利斯(Maurice Colli 1889-1973),英國作家,著有《紫禁城》、《她是一位女王》等書。    
    3慈安太后(1837-1881),滿洲鑲黃旗人,鈕鈷祿氏,廣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揚阿之女。初入宮侍文宗咸豐帝潛邸,咸豐登基後於咸豐二年二月封貞妃,五月晉貞貴妃,六月奉旨立為皇后。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皇后隨咸豐帝自圓明圓逃往熱河行宮,翌年七月咸豐帝崩。因皇后無子,便由懿貴妃六歲的兒子載淳承繼皇位,是為同治皇帝。尊皇后為母后皇太后,上徽號為「慈安」;尊其生母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后,徽號為「慈禧」。因慈安居住在紫禁城東路的鍾粹宮,故稱「東太后」,慈禧居住在西路的儲秀宮,故稱西太后。    
    4弗蘭克·多恩,生平不詳,美國醫生、作家,出版過《紫禁城:一座皇宮的傳記》(1974,紐約)。    
    5賽珍珠,即珀爾·巴克(Pearl Buck 1892-1973),美國作家,出生於弗吉尼亞州西部,父母是傳教士,童年時隨父母來中國。1922年開始寫作,1931年出版長篇小說《大地》,獲巨大成功。其作品主要以中國為題材,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6威爾士王子,英國王儲的稱號。    
    7搶座遊戲,在西方的孩子中非常流行的一種遊戲。    
    8傅玄(217--278),西晉哲學家、文學家。字休奕,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 )人。仕晉,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文中的詩句引自傅玄《苦相篇 》的頭四句,全詩為:「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複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     
    9華士·胡博,即休伯特·沃斯(Hubert Vos 1855-1935),荷蘭著名肖像畫家。1905年曾為慈禧太后畫像,此像今藏北京頤和園,並署有漢文銘款「華士·胡博恭繪」。    
    10哈布斯堡家族,歐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員曾於中世紀後期到20世紀這一段時期內分別在歐洲各國任統治者;羅曼諾夫家族,俄羅斯沙皇家族;溫莎,英國的統治王朝(從1917年始),包括1917年採用這個名字的喬治五世及他的後繼者愛德華八世、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二世。    
    11清宮后妃共分為八個等級,分別是: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1852年慈禧入宮時,封蘭貴人,在嬪妃中應屬五等,咸豐四年(1854)才晉封為懿嬪。    
    12內爾·格溫(Nell Gwyn 1650?-1687),本名埃莉諾·格溫(Eleanor Gwyn),英國女演員,1668年後成為查理二世的情婦。蓬巴杜夫人(Madame Pompadour 1721-1764),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    
    13麗妃(1837-1890),滿洲鑲紅旗人,他他拉氏,主事慶海之女。初入宮稱麗貴人,咸豐四年(1854)冊封為麗嬪,五年生榮安公主,晉麗妃。咸豐死後,尊麗皇貴太妃。光緒十六年薨,年五十四,謚莊靜皇貴妃。    
    14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英王喬治三世的四世孫愛德華公爵之女,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世的妹妹,1837年繼承威廉四世的王位成為英國女王。到19世紀末,維多利亞女王由於擁有許多歐洲皇室的親戚,而被稱為「歐洲的祖母」。在她的統治期間,英國迅速擴張,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地,稱「日不落帝國」。    
    15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王亨利八世唯一的女兒,1558年加冕為國王,是都鐸王朝最後一位國王。在位45年中,使英國從一個四分五裂的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強國。但在情場中卻是一個失意者,終身未嫁。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3節 洋鬼子(1)

    當所有虛構的帷幕被揭開,我們看到:正是少數英國人的蓄意搗亂導致了道光皇帝與兒子咸豐的屈辱和死亡,皇權也因此落入了一個女人之手,這在最近一千多年來的中國,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搗亂的成功使得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某種古怪心態大受歡迎,這種心態慫恿了巴克斯等人歪曲事實、偽造檔案,我們至今仍在為此付出代價。    
    19世紀中葉,大英帝國的勢力如日中天,中國卻跌入了自1644年滿清執政以來的最低谷。貪腐盛行,百弊叢生,道光皇帝的姑息縱容被視為軟弱可欺,從而導致了更多的弊端。在南方,廣州和澳門的外國商人壓根就沒把法律放在眼裡,他們大量走私廉價的印度鴉片。就像在樹心中扎入一顆釘子,鴉片從此成為滿清政府的一個符號,不管外國人是否會心血來潮地冒犯它,腐敗的滿漢官員參與鴉片買賣的事實,卻是早已欲蓋彌彰。每一回,總是洋人激怒中國人,而當中國人回擊時,他們又向當地官員要求妥協。妥協不成,戰艦就來了。這已經成了西方人最拿手的遊戲。中國發現自己之所以面臨戰爭,往往是因為那些憑空捏造的爭端,以及被極度誇大(或者純屬想像)的事件。有不少洋人就是靠恫嚇中國人而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他們當中,就有《泰晤士報》的莫理循,當然還有巴克斯爵士。不過,要說最早將這套手藝耍得嫻熟自如的,還得算是那些領事官們。他們利用航海時代的通訊不暢,在未經本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就轉向武裝對抗。這一外交學派的首要倡導者,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1,他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衝突的基礎之上的。19世紀的倫敦遠離事發現場。巴麥尊和他的閣僚們在最糟糕的關鍵時刻,不得不依賴(或者乾脆就是利用)領事官們的直覺本能和快速果斷。領事官當中,有很多人不過是野心勃勃的商人,臨時來充當領事而已,他們並未受過外交慣例和權衡調停方面的訓練。這些臨時領事們心知肚明: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他們的政府通常會認可他們在緊急情況下所採取的行動。在面對衝突的策略中,突如其來的意外被視為不可錯失的良機,而武力,則是成果的保證。至於國內公眾,他們將會得到恰當的引導,從而相信這一切都是一個偉大計劃的組成部分。    
    武力恫嚇之下的鴉片走私,加之臨時領事們蓄意炮製的謊言,最終導致了1860年英法聯軍對華北的侵略。咸豐皇帝拖家帶口逃到了關外的韃靼荒原,華麗堂皇的圓明園被付之一炬。就這樣,鴉片政治最終將葉赫那拉推上了寶座。    
    為了控制鴉片上癮,1729年,滿清政府建立了專賣制度,對鴉片徵收高得嚇人的關稅,使得這種毒品被限制在少數特權階層中。英國商人看到:以極低價格傾銷印度鴉片將在中國窮人中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就導致了煙癮在中國的爆發性擴散,不斷侵蝕家庭生活的基礎,加劇了政府的衰弱。就連皇帝自家的太監,也成了癮君子。到了1839年,鴉片的年進口量已攀升到了360萬鎊。中國所有的茶葉加起來,也不足以抵償這筆開支。中國的白銀儲備消耗殆盡,物價飛漲,民怨沸騰。    
    沒有哪個洋鬼子會正兒八經地相信滿清政府有採取嚴厲措施的道德力量。因此,當道光皇帝決定禁止洋人的鴉片貿易時,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廣州是當時唯一對西方商人開放的港口,而且只有在11月至次年5月的貿易季期間,才允許他們在此居留,他們的常設機構則設在葡屬澳門。道光皇帝,身材高挑瘦削,光著腦袋,有一張神情憂鬱、瘦骨嶙峋的臉,他的忍耐看來已經到了極限,不由得仰天浩歎:「嗚呼,倘不能驅此惡魔,雖死矣,亦何顏見先帝及列祖列宗於地下!」    
    1839年3月,欽差大臣林則徐奉旨抵達廣州。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大人下令:任何拒絕戒毒的癮君子將切除其上唇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再用煙槍。一開始,林則徐便直接向維多利亞女王溫和地提出了道義上的籲請。在給女王的信中,他寫道:    
    廣東自開海禁以來,通流貿易,凡在內地民人,與外國番船,相安於利樂者,百數十年於茲矣……乃有一種奸夷,制為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此為人心所共憤,亦屬天理所難容……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沒有收到答覆。    
    林則徐警告廣州的外國商人:鴉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們交出各自庫存的鴉片,並保證日後不再從事這一非法貿易。    
    義律總監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廣州及周邊地區英國商人所有貿易方面的事,他試圖偷偷地接應三大煙販之一、寶順洋行的頭頭顛地3出港,然而中國人在河道上設置了障礙以防止他們開溜。義律只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國自產的鴉片,但他卻指控林則徐「蠻不講理地扣押了廣州的全部外國僑民。」    
    義律很快被允許前往澳門,並帶上了所有尚未離開的英國人。接下來,他們上書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請求回擊,要求對他們的鴉片損失進行賠償,同時還提醒巴麥尊,他們的貿易是得到了英國政府許可的。    
    丹麥、德國、美國和西班牙的船長們向林則徐簽署了保證書,從而得以進入黃埔自由地從事其他商品貿易,而憤怒的義律總監卻將保證書撕成了碎片。隨後宣佈:所有的英國商船將在澳門卸貨。作為回應,林則徐也同樣禁止了中國在澳門的一切貿易,這樣一來,英國商船只能直接和中國走私販子進行離岸交易。    
    緊張的形勢因為一次酒後鬥毆而進一步惡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國水手殺死了一位中國平民,還打傷了另外幾個人。義律給了倖存的受害者一筆封口費,讓他們聲明這只是一次意外,隨後又上演了一場裝模作樣的審判,宣告兇手無罪。兇手和他的同夥乘船回了國,從此逍遙法外。義律告訴中國人,說他實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為之元兇」。很顯然,義律是個「滑頭哲學」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國誤解了英商個人和倫敦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國會受到了來自國內商界的強大壓力,他們要求向這種挑釁自由事業的行為開戰。而北京方面,也未免低估了英國的軍事力量和它的破壞力,此種力量主要以現代化大炮為表現形式。    
    外交部則另有一個發動戰爭的動機:他們想以此強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國政府之間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這是滿清政府一直拒絕的。    
    英國軍艦很快封鎖了廣州灣。在林則徐提出抗議的時候,「窩拉疑」號和「海阿新」號這兩艘英國軍艦就開了火,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在倫敦,威廉·格萊斯頓4在國會譴責了這次攻擊:「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義的戰爭,也更是一次使帝國永遠蒙羞的戰爭,空前絕後,聞所未聞。英國國旗被升起來,為的是去保護不光彩的貿易……面對這樣的戰爭場景,我們應該驚恐地退避三舍。」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4節 洋鬼子(2)

    讓中國大吃一驚的是,英國並沒有繼續攻打廣州,而是沿著海岸線北上,直取長江口的定海,那兒的中國守兵毫無準備。大約一萬名訓練有素的英國士兵排好了陣勢,他們所面對的是毫無作戰經驗的中國軍隊,他們除了自己窩裡鬥,還從來沒跟任何外國人打過仗,而且也沒見過現代化的大炮。其他戰鬥接踵而至,廣州、寧波等口岸相繼失守,直至北京投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被迫在英國皇家戰艦康華里號上簽署,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條約中開放了五個對外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讓給了英國;賠償了被林則徐燒燬的鴉片款600萬兩;清償了廣州商人欠英國商人的債款300萬兩,再加上給英國的1,200萬兩戰爭賠款。(兩年後,法、美兩國提出要求,並得到了同樣的協約口岸通商權。)    
    被打敗的滿清政府並不服氣。皇上那些好戰的謀士(被他們的死對頭稱為「八大臣」)仍然覺得在北京是安全的;許多年來,他們繼續割讓中國的小塊領土。這一切對於道光皇帝來說,實在是太過分了。他為了對付洋鬼子而忽視了國內問題和內戰隱患,結果弄得內外交困,兩頭失利。他的母親,他唯一覺得親近的人,也就在那時候駕鶴西去。道光皇帝失魂落魄,身體也垮掉了。他披麻戴孝,守在母親的靈柩旁,捱過了接下來的27天。他拒絕吃東西,只喝少量的水。沒過多久,他也撒手人寰,跟著母親一起去了另一個世界。    
    他19歲的兒子咸豐繼承了皇位。更大的災難,就要降臨在咸豐和他的后妃們頭上,葉赫那拉亦在其中。    
    從一開始,西方人就認為,咸豐要麼是個無能的花花公子,要麼是個白癡,甚至連他父親那樣的榮譽感也沒有。不管這是因為他的年少無知和缺乏經驗,還是因為他與世隔絕的成長環境,無論如何,他都不合適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為國家這艘大船掌舵。他似乎沒法認清形勢,在關鍵時刻則束手無策。    
    西方人所無從瞭解到的(他們沒有合適的觀察位置)是:咸豐完全被八大臣捆住了手腳,這幾個好戰分子是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是這八個顧命大臣而不是咸豐,在指揮著中國的行動。    
    每位皇帝都會指定一幫保守的大臣來輔佐他的繼任者,他們中的核心成員是幾個被稱為「鐵帽子王」的滿族親王,他們是這一階層中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在19世紀中葉,朝廷上的鐵帽子小集團被4個滿族貴族所控制,他們是:戶部尚書肅順、他的異母兄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和御前大臣景壽。他們是滿清軍隊的將領,極端排外。這4個權勢貴族控制了皇帝的4個軍機大臣,湊成了所謂的「八大臣」。    
    肅順5是這個小派系的主導者,並且是北京城裡除了皇帝之外權力最大的人,膽大妄為,野心勃勃,他比咸豐大16歲,年輕的皇帝對他的印象是:年富力強、血氣方剛。從一個小小的十品貴族開始他的事業生涯,但他得到了他的異母兄長鄭親王的庇護和支持,鄭親王在鐵帽子王中權力最大。正是鄭親王將肅順引薦給了皇帝,並巧妙地讓他進入了核心圈,從此,肅順逐漸找到了操控別人的感覺。到30歲時,肅順已經負責打理所有的皇家遊戲場,包括西苑三海,圓明園和熱河行宮。一連串的晉陞接踵而至。他被任命為內閣學士,旋升副都統,並且爬上了中國最令人敬畏的位置之一:左都御史,國家官僚機構的監督者,這個官職使得他可以通過恐嚇來勒索銀子。1859年擢戶部尚書,使他能染指每個人的飯碗。他為了拍皇上的馬屁而不惜介入他的私生活,成為皇上的皮條客,利用共同的性冒險把咸豐和自己綁到了一起。慫恿皇帝放縱自己,粗心大意的年輕皇帝身體被淘空了,精神也變得恍恍惚惚了。肅順的對頭們相信他是故意要毀了皇上的身體,從而讓他更容易被控制。    
    肅順樹敵原因實在太多。他粗魯無禮,咄咄逼人,殘忍苛酷,為了維護一種恐怖統治,濫施刑罰,動則得咎,稍違禮教足招殺身之禍。而他自己的行為舉止,則殊乖德教。為了掩蓋財政虧空的醜聞,他索性一把火燒掉了戶部,以此毀滅證據。在殿試中,他收受賄賂,讓一幫失利的舉子順利通過。這些考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徑,所以也是一種獲取官職的最佳手段。很多人終其一生,努力通過一輪又一輪的考試,為自己鋪平通往高官厚祿的坦途。儘管肅順的起點相對較低,但他最終還是斂集了一筆巨額財富。    
    1854年,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漸次平靜10年之後,英國開始向咸豐皇帝施壓,提出了新的要求:擴大貿易權,重新釐定關稅,在北京設立英國公使館,開放天津作為北方的貿易港口,外國人有權購買中國內地的土地,鴉片貿易的完全合法化。法國、俄國及美國政府也都摻和了進來,提出同樣的要求,並給中國設置了最後的協商期限。    
    咸豐皇帝對此的回應,就是將所有涉外事務全一股腦地交給廣州的漢人總督,一個名叫葉銘琛的脾氣暴躁的胖子。作為一個鄉村藥劑師的兒子,葉銘琛完全憑著冷酷無情而爬上了兩廣(廣東和廣西)總督的位置。他受命鎮壓當地的太平軍叛亂,屠殺了華北一大半人口而使自己名聲大燥,他想當然地認為大多數農民都是反政府的,所以都是叛亂者。他將整個城鎮夷為平地,吹噓自己不到6個月的時間殺掉了70,000名「逆賊」。    
    在廣州,葉銘琛拒絕會見外國使節,對他們的要求置之不理,並盡量避免與洋鬼子接觸。他被認為是一個嗜血者,可以跟包令爵士及巴夏禮6相媲美。包令,60多歲,是個能幹人,但過於自負,毫不理會顧全大局的政治法則。他是一位作家兼前議員,迫於經濟需要才開始了外交生涯;1849年出任駐廣州領事,1854年成為香港總督。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夢想著國王能委任他為首任駐華大使;成年之後,他渴望實現這個夢想,至於別人將會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非所計也。儘管他的首相屢次三番地警告:沒有預先得到倫敦的正式批准(這可能需要9個月的時間),不要對華動武。但包令對此毫不理會。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一場虛構的爭端讓大英帝國又一次捲入對中國的戰爭。    
    包令的這種想要迫使中國臣服的衝動,他的部屬巴夏禮也有。巴夏禮是個年輕的翻譯,臨時擔任英國駐廣州的代理領事。他26歲,中等身材,橄欖色皮膚,有著一頭金髮和絡腮鬍子;不安的眼神和抽搐的嘴巴將他的極度緊張袒露無疑。他傳奇般的職業生涯(正如一個讚佩他的傳記作者所寫下的)「主要是憑藉著決不讓步,決不允別人輕視自己,一直在中國人面前堅決維持自己國家的尊嚴和榮譽。」巴夏禮成了中國所憎惡的西方人的一切特性的一個象徵。    
    他們把咸豐皇帝拖入戰爭的借口,竟然是廣州一艘破爛不堪的舊船,這艘叫「亞羅號」三桅船,船體是葡萄牙的,船桅和船帆是中國造的。她曾經風光一時,現在東家是一個居住在英屬香港的華人走私老闆。為了發展英屬殖民地的貿易,包令爵士隨意給中國船隻發放執照,允許走私船和海盜船懸掛英國國旗。這些船隻(中國人戲稱為「混龍」)在迎風飄揚的聯合王國國旗下繼續他們紅紅火火的鴉片貿易,成了中國政府最為頭疼的事。為了保護「亞羅號」不會被中國海岸巡查人員查封,這艘船於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註冊,但是一年之後,也就是1856年9月27日,她的執照就到了期。船主忘了重新註冊,亞羅號的船員都是中國人,卻僱用了一個整天泡在酒裡的愛爾蘭船長,以便讓這艘三桅船看上去有一副可信的洋模洋樣。1856年10月8日的早上,亞羅號受英國保護的權利終結後的第11天,停泊在珠江口,而這會兒她的愛爾蘭船長在港口的另一艘船上「與一位友人共進早餐」。這時,4名中國官員和60名水兵登上了亞羅號,為的是搜捕一個臭名昭著的海盜,這傢伙很容易辨認:穆斯林頭巾,缺了的門牙。這天早上,有人在亞羅號上看見了一個符合這些特徵的傢伙。儘管他已經不在船上,但船上的華人船員還是被逮了起來。    
    那位愛爾蘭船長向巴夏禮發誓說:他們登船的時候,亞羅號仍然是在英國註冊的,並且飄揚著聯合王國國旗。中國人否認船的後桅上掛著旗子,當時在港口的其他歐洲船長也證實這一點。就連包令爵士私下裡也表示懷疑:「看來,」他說,「經過檢查,亞羅號無權再掛英國國旗;她這樣做的許可已經在9月27日就到期了,從那時起她就不再受保護。」但他向中國人隱瞞了這些,還自我安慰說,是那些中國人自己對這一事實懵然不知,因此也就喪失了任何法律意義上的主張權。    
    巴夏禮既不是英國外交官也不是國家公務員,他只是個臨時擔任代理領事的翻譯。但他擅自認定:這是一次中國軍隊侵犯英國主權、侮辱英國國旗的惡性事件。他登上中國軍艦,要求釋放亞羅號的所有船員。指揮官拒絕了他。巴夏禮後來對葉銘琛抱怨說,在他登船的時候,中國水兵曾對他進行暴力威脅。(按照自己一慣的行事方式,巴夏禮試圖親自動手放掉那些船員,一位中國官員給了他一下。他告訴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脅我,而且我還真的挨了那麼一下,雖說是這樣的情形,我也不曾做過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將任何個人因素置之度外。」)    
    為了照顧自己受傷的自尊心,巴夏禮不屈不撓地就此事向葉銘琛施壓,堅持認為亞羅號有資格受到英國的保護,任何在中國水域的英國船隻也就是「在英國的領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權。包令也加入到了這場遊戲中來,他指示巴夏禮,要求「對所發生的事情道歉,並確保今後英國國旗會受到尊重。」兩周後,葉銘琛釋放了全部12名船員,但拒絕道歉。巴夏禮將此次爭端移交給英國皇家海軍,由此引發了所謂的「亞羅戰爭」。    
    炮艇編隊在海軍上將西馬縻各厘7爵士的指揮下轟擊廣州6天,只有週日那天因為基督教禮拜而暫停。出於兄弟情誼,美國戰艦也加入了炮擊的行列。中國對美國人進行了還擊,打死了一名美國水兵。阿姆斯特朗准將決定好好給中國人上一課,他對準守衛廣州的要塞一通狂轟濫炸,用每發50磅火藥的炮彈徹底摧毀了這些要塞。    
    威廉·格萊斯頓再一次在國會義憤填膺地仗義執言:「你們將一個領事(巴夏禮)變成了一個外交家,而這位變身領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導英國的全部力量去對付那些毫無反抗之力的人民。」這一次的議會鬥爭中,巴麥尊勳爵的內閣(他在1855年搖身一變,成了首相)被擊敗了,大選重新開始。然而,多虧媒體連篇累牘的沙文主義言論,一時間群情洶洶,巴麥尊東山再起,重掌大權。乘著大選勝利的好勢頭,他向中國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魯斯(也就是額爾金勳爵8)統領的討伐大軍。(正是這位布魯斯的父親從帕台農神廟運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5節 洋鬼子(3)

    這真是一個天賜良機,法國人也興沖沖地來了,他們的借口是數月之前一場毫不相干的兇殺案,被殺者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傳教士,他違反中國的法律深入內地傳教。法國遠征軍在格羅男爵9的指揮下登上了戰艦,作為一名外交官,格羅男爵有30年的外交經驗。    
    額爾金勳爵得到指示:要求獲得英國公民在最近炮擊廣州期間所受傷害的賠償;還有對此次事件中英國全部費用的賠償;要求保護英國外交使節定期訪問北京朝廷的權利;還要求將貿易權擴大到北方的天津、長江及中國內陸其他幾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國政府給了格羅男爵同樣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額爾金勳爵罩在他的黑色長禮服裡,和一支雪茄的粗頭頗有幾分神似,雖說如此,但事實上他是一個聰明而敏感的傢伙。在他漿得硬邦邦的衣領上面,是一張慈祥的臉,被花白的絡腮鬍子所包圍。行將50之年,他依然足夠年輕,以至於人們認為他未來有可能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作為牙買加總督和英國在北美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人們批評他的脾氣未免太好了,是個和事佬。意識到有必要改變一下自己的溫和形象——加之意識到公眾對於「印度兵變」10(當即就被鎮壓下去了)期間英國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所遭受暴行的憤怒——額爾金勳爵決心這一回要改變一下工作作風,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實際上就是要中國人當冤大頭,為印度人的殘暴付出代價。    
    美國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俄國也跟著來湊熱鬧。沙皇的特使是海軍上將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滿清與歐洲諸國之間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滿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轉移,」這樣的轉移會有損俄國的利益而讓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們聚集在廣州灣的軍艦上。1857年12月2日,額爾金勳爵和格羅同時向葉銘琛遞交了外交照會,用「冷靜而莊嚴的措辭」,要求履行在廣州條約義務,保障進入港口的權利,賠償迄今為止的損失。他們給了葉大人10天時間來考慮這些要求。英國戰艦編隊在廣州城外嚴陣以待。    
    「一生中我還從未感受過這樣的自慚自愧,」額爾金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在災禍、瘟疫和饑荒之後靠唸經混飯吃的傢伙。」但他沒有逃避自己的責任。    
    中國拒絕了聯軍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炮擊,廣州於1858年新年前兩天淪陷了。這個城市「一片荒涼,」被一個純屬捏造的借口(那艘該死的亞羅號)毀於一旦。一個由巴夏禮控制的佔領政府成立了,在接下來的3年裡,巴夏禮成了廣州握有絕對權力的軍事首領。    
    廣州一安定下來,聯軍就沿海北上直搗大沽,直接向北京城裡的皇帝發難。在肅順的影響下(他控制了上達天聽的所有消息),咸豐仍然相信聯軍是來向他祈求恩賜的。於是,他指示他的談判代表:去逗弄逗弄這些「蠻夷」。    
    額爾金勳爵的如意算盤被這些推諉戰術弄得快要撥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韃靼騎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裡胡哨,而武器裝備卻只有弓和箭。額爾金寫道,這個國家的軍事狀況實在太可憐了,以至於「只須24個鐵了心的漢子,再帶上左輪手槍和足夠的子彈,就可以縱橫中國,從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錨定了的,聯軍充分利用這一點,讓炮艇駛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內,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戰鬥。額爾金和格羅趁熱打鐵,接著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後,他們離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敵人的進展嚇得驚慌失措的皇帝趕緊派出了新的談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紀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參加過《南京條約》的談判。    
    至此,額爾金勳爵已經習慣於扮演巴夏禮那種「桀驁不馴、凶狠殘暴的蠻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為,這些「愚蠢的」中國人,「除了恐嚇,是決不向任何別的東西低頭的。」除非中國人現在就滿足他的要求(而且還要快),否則英國人就會一路開到北京,(對於這一點,他們不必有任何懷疑。)    
    他將談判的事交給了他的弟弟弗雷德裡克·卜魯斯13,和26歲的翻譯李泰國14(「最狡詐的蠻夷」),之所以把他帶來,就是因為他恰好也有虛張聲勢的愛好(巴夏禮無法分身),再加上他漢語流利,能夠準確告訴額爾金:中國人的底線是什麼,並做出相應的回應。當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撫並舉的慣用伎倆(過去他總是這麼干)對聯軍發表致辭的時候,李泰國打斷了老先生的話,拿出一份耆英寫給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這封信是廣州淪陷時被發現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噓:自己能夠通過「安撫」和「遏制」來對付這些「蠻夷」。「我們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誠來和他們周旋,」他在信中寫道。    
    當李泰國大聲讀出這封信時,老耆英羞得涕泗橫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後被勒令服毒自殺了。    
    咸豐皇帝的談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說: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窺破中國虛實,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議和代表上奏說,李泰國「來公館,將自定條約五十六款,逼奴才等應允,驕狠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設法(使)當場決裂,京兵遠在百里以外,何以為情,該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聽其自主,是否不致決裂,奴才等實無把握。」15結果就是,談判代表極不情願地簽署了《天津條約》。    
    該條約向外國開放了10個新的沿江貿易港口;允許外國人到中國內地旅行;允許新教和天主教傳教士在全中國自由傳教;將對外進口的關稅限定在百分之二點五;向英法賠償白銀600萬兩。(1兩約合1.3盎司,共約800萬盎司白銀。)並且,自條約生效之日起,允許西方人進口和出售鴉片。    
    咸豐皇帝被迫批准天津條約,因為這是讓洋鬼子離開華北從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徑,儘管一年後他們還會回來以獲取條約的最終批准。這期間,皇帝命令蒙古將軍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軍事將領)重修大沽炮台,準備自衛。    
    1859年6月,到了交換條約批文的日子,聯軍在弗雷德裡克·卜魯斯的領導下,帶著數千士兵和為數不詳的戰艦,又回來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國使者:禁止從大沽進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們應該「暫泊攔江沙外,酌帶適量隨從(由陸路)來京換約。」這並不是故意挑釁。在北塘口另有一個港口恰好通向北方,外國人被邀請從那兒登陸。美國特使華若翰16同意了這個請求,取道陸路往北京換約,他的條約沒任何麻煩就得到了批准。    
    儘管中國的立場是正當的,但英國代表還是第三次站到了敵對中國的立場上,所依據的事由不過是一個技術錯誤,而且,他們也並沒有得到倫敦的批准。卜魯斯絲毫不理會咸豐皇帝並非無理的諭示,下令攻打大沽炮台。    
    面對這樣的場景,傳教士語言學家丁韙良寫道:「看到文明世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這真讓我很痛心。」聽到進攻的消息,馬姆斯伯裡勳爵(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在他的日誌中寫道:「來自中國的報告很糟糕,如果是真的,卜魯斯先生應該受到譴責。」    
    僧格林沁已經讓大沽炮台大有改觀;現在的防禦工事構建得很不錯,這一次封鎖白河,用的是鐵鏈而不是竹子。卜魯斯命令海軍少將何伯爵士17清除封鎖;1859年6月25日退潮的時候,大約有600名士兵和工程師被派去清除障礙物,他們要穿越一片開闊的泥灘。正當他們在齊腰深泥潭裡奮力移動時,大沽炮台開火了,準確得令人吃驚。在這支登陸部隊中被炸死的超過400人,何伯少將受了重傷。    
    卜魯斯被這樣的失敗給打懵了,將聯軍撤到了上海。風水輪流轉,這一回中國贏了。北京的滿清政府歡欣鼓舞。成功地打跑了英國人,這使得大沽方面相信自己能夠重振軍威。不過,這是一次他們很快就會後悔的勝利。    
    在倫敦,媒體嚷嚷著要復仇。公眾則被商業利益激勵得熱血沸騰,他們瞅準了這是一個天賜良機,可以好好地給中國上一課,這一課定叫他們永誌不忘。英國人相信,他們在白河三角洲泥潭的失敗,是那位狡詐的蒙古將軍不光彩的偷襲的結果,並且,操作那些大沽大炮的,並不是「愚蠢的中國人」,而是熟練的俄國炮兵。額爾金勳爵再一次臨危受命,率領一支新的討伐大軍前往中國,要給年輕的皇帝一點顏色瞧瞧。他們要求咸豐親自道歉,連同對士兵、水手和船隻的損失作出巨額賠償。法國也再一次派出了格羅。    
    1860年夏,額爾金第二次遠征中國的討伐大軍出發了。這一回,聯軍並沒有直逼大沽炮台。他們沒遇到抵抗,在北塘海岸3英里處登陸,從背後襲擊炮台。炮台失守後,聯軍再一次佔領了天津城。到1860年8月,英法聯軍到達大運河的源頭——通州,這裡離北京的東城門只有5英里。一路上,每走一步滿清都要發表抗議。    
    此時,咸豐皇帝和他的家眷並不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郊的圓明園,在御林軍的保護之下。洋人對華北的入侵使得朝廷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派別。比較有勢力的是八大臣和他們的支持者——鐵帽子集團,他們仍然拒絕妥協,不計後果,極力主張有必要撤退到中國內地去。他們在皇帝周圍形成了銅牆鐵壁,把他和其他閣僚隔絕開來,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員也難以和他接近。八大臣想讓咸豐帶著他的后妃們(包括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他只有4歲,理所當然的皇位繼承人)離開北京,逃到遠在長城以北110英里之外的熱河行宮。八大臣當然會陪著他們去熱河,並繼續幫他們拿主意。在那裡,朝廷將是安全的,可以免遭蠻夷的報復,直到衝突得以解決。這樣,也就可以放手讓僧格林沁的部隊集中精力去消滅北京城周圍的洋鬼子了。    
    與八大臣作對的,是一群更加務實的滿族王公和漢族大臣,他們認識到:只有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才能使滿清政權免於災難。長期以來,滿清政府嚴厲禁止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所以,這些現實主義者們總是處於危險的境地。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否則就要冒殺頭的危險。他們由皇帝寵信的異母弟恭親王領導,他力勸咸豐留下,靜觀待變。只要皇上在場,他的決定就能被立刻執行;假如皇上去了熱河,每一個決定都會被延遲好幾天。    
    在咸豐皇帝為是去是留而扯皮的時候,滿清代表和巴夏禮(此時他是額爾金勳爵的代言人)之間的談判緩慢而穩定地進行著。8月18日,巴夏禮發現一支大約由50,000人組成的蒙古軍隊正部署他和北京城之間,嚴陣以待。當他提出抗議的時候,清軍便把他和他的幾個夥計扣押了起來。    
    這一下,咸豐皇帝總算拿定主意了,決定去熱河,好為軍事攤牌留下一塊乾淨的場地,他相信自己的軍隊會贏。這使得此前所有與巴夏禮達成的一致化為泡影,額爾金勳爵被激怒了。他命令英國指揮官何伯將軍率兵向北京進發:「中國人的失信讓我們不必再為任何義務而束手束腳了」,並且,「巴夏禮先生和隨行人員的安危是下一步行動中最值得考量的事。」    
    亞羅戰爭及其荒唐可笑的結果,皆直接起因於巴夏禮和包令關於亞羅號的謊言。明白了這一點,再聽聽額爾金勳爵指責滿清政府的「失信」,就不免感到滑稽了。聯軍炮兵立即開始轟炸蒙古兵的陣地。高大的愛爾蘭軍馬衝向矮小的蒙古馬,把它們撞得人仰馬翻,密集的霰彈攔腰掃射,馬和步兵倒下一片。蒙古人像桌子上的麵包屑一樣,被打掃得乾乾淨淨。    
    失敗的消息迅速傳遍各地。離京城不遠的圓明園裡,宮廷貴婦們驚慌失措、亂作一團。匆忙收拾了數百輛馬車,裡面裝滿了后妃及王公大臣的家眷們的金銀細軟。許多珍寶——主要是宮裡的東西——都不得不棄置身後。要花一周以上的時間才能到達相對安全的長城,因此沒有時間去浪費。御林軍被匆匆忙忙地編成一組,隨同軍需官去給皇帝神聖的戰車清道。御道上的亂石必須清理乾淨,路面要灑上明黃色的粉灰。咸豐皇帝諭令恭親王留守北京、相機行事:「你要設法周旋、拖延時間,和夷首交涉只需以你的名義就行。」並指派內閣大學士桂良(他是恭親王的老丈人)和軍機大臣文祥18擔任他的助手。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6節 洋鬼子(4)

    9月21日拂曉時分,皇帝和他的宮人還在打點行裝時,聯軍已經沿著大運河行進到了八里橋,法軍發現他們的路給阻斷了,一群蒙古騎兵封鎖了石橋。緊接著就是一場恐怖的戰鬥,有1,000多名蒙古兵被打死。到目前為止的5場戰鬥中,聯軍只不過損失了20個人。    
    如果他們繞著北京城往北,朝著圓明園的方向行進,那麼,他們就能切斷皇帝的逃路並將宮裡所有的人一網打盡,但額爾金並不清楚這一點。他下令停止前進,等待從天津傳來的圍攻的炮聲,而那大概需要一星期。北京城的牆有80英尺厚。    
    1860年9月22日凌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咸豐皇帝和他的大隊人馬——包括「鐵帽子」怡親王、鄭親王和肅順;皇后和嬪妃;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坐著轎子和騾車離開了圓明園前往熱河,隊伍足足有5英里長。御林軍、馬車隊和三千太監前呼後擁,全都穿著綾羅綢緞,彩旗招展,簾帷飄飄,就好像是要去野餐一樣。    
    額爾金的部隊在八里橋停留了差不多兩周的時間,這期間,新任首席談判代表恭親王則盡可能地拖延時間。當攻打北京城的槍聲終於在10月5日響起時,聯軍們聽信了一個錯誤的傳聞,說皇帝還在圓明園。他們商量好了從北京的北面分路進軍,第二天在圓明園會合,抓住還在那兒的人。英軍因為要擺脫糾纏不休的蒙古騎兵而耽擱了時間,所以法軍搶在了前面。    
    第二天(10月7日),額爾金髮現法國人已經搶先了一步。「今天早上,我們聽說法軍已經趕在我們的騎兵之前拿下了圓明園。所有大人物都溜掉了。」    
    圓明園是京城西北部丘陵群山之中的一處園林,位於昆明湖的邊上的一大片林子裡,亭台樓閣,錯落其中。北京城中心的紫禁城,是王朝權力的底座,圓明園則是皇帝的行宮,一年中有6至10個月這裡是朝廷真正的所在地。將近一千年以來,為了逃避北京夏季的風沙和酷熱,皇上們總是來到昆明湖,處理政事,尋歡作樂。在過去的三年裡,這裡也是葉赫納拉的家。在圓明園,紫禁城裡那種嚴肅刻板、令人窒息的日常功課完全被寬鬆悠閒所取代。作為一名年輕的妃子和未來的太后,她有時會溜到御膳房裡幫著煮五香茶葉蛋,也會花去幾個小時的時間打理她的花園,忙著把食品和鮮花作為禮物送給自己的朋友和寵信的人,樂此不疲。下午可以到湖上泛舟,24個太監搖槳划動皇家的畫舫,一隊小船尾隨其後,帶著甜食、水煙和烹茶的爐子。    
    園子裡的第一座宮殿始建於12世紀,其他的亭榭、花園、魚池都是後來元、明兩朝陸陸續續添加的,亭台樓閣掩映在山間密林之中,蜿蜒的小路曲徑通幽。到了18世紀,乾隆皇帝耗費巨資對這個迷宮樣的宮殿群進行了擴建,數以百計的亭榭樓台遍佈在數千畝的土地上。在乾隆的旨意下,這裡被全國各地的珍寶、藝術品填得滿滿的。到了乾隆執政的末期,圓明園無論其規模之宏大還是陳設之奢華,都足以讓世界上其他的皇家宮邸相形見絀。它不像凡爾賽宮那樣的彰顯天下,圓明園一直是個神秘的地方,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有幸到此一遊,眼前的一切讓他們大吃一驚。    
    10月6日的黃昏時分,法國人到達圓明園,並立即進駐(「進攻」這個詞太嚴重了)這座被人遺棄的莊園,裡面只有一小伙留守的太監。乾淨利落地解決掉這幾個太監之後,法國人突破了最外面的宮門,黑暗中,先遣隊佔領了第一個庭院,對於接下來到底該做什麼,一時間毫無主意,宮殿裡靜悄悄的,顯然已經人去樓空。他們從裡面鎖上門,保持警戒,就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一夜。    
    7日凌晨,法國人被眼前的景象驚得目瞪口呆。就在這時,英國騎兵疾馳而來,和法國人一樣,他們也被這非凡的場景驚呆了。圓明園的富麗堂皇難以描繪。哈里森伯爵,法軍指揮官的秘書,他陪著將軍和上校們暢遊了一番圓明園後,這樣描繪皇帝的行宮:    
    牆壁,天花板,梳妝台,椅子,腳凳都是金的,鑲滿了寶石。一排排的小金神像雕刻得栩栩如生,技藝精湛,他們的藝術價值遠遠超過了它們本身的價值。挨著大殿的一間屋子裡,滿是天子的日常用品……他的茶具,他的杯子,他的煙槍(煙盞是金銀做的,長長的煙桿上鑲嵌著珊瑚、翡翠、紅藍寶石),還有五顏六色的絲穗子,他慶典時戴的皇冠上那成排成排的像堅果那麼大的珍珠……不知不覺地,我們全都壓低了聲音說話,踮起腳尖走路,看著面前如此巨額的財富,為了擁有它,多少人為之爭鬥甚至送命,它們的主人卻為了逃命而將它們棄置不顧,就像一個平頭百姓關上自家的大門出去避難一樣稀鬆平常……這一切,對他來說太自然、太熟悉、太平凡了,以至於根本不願意為保全這些財寶而哪怕是稍稍費些心機。    
    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大廳有40英尺高,30英尺寬,120英尺深,排滿了極其珍貴的手稿和抄本。    
    法國指揮官,庫辛·德·蒙托邦將軍下令不許進入宮殿。然而,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他的士兵們衝了進去。    
    「士兵們把頭埋在皇后的紅漆櫃子裡,」哈里森說,「還有人將半個身子埋在繡花織物和絲綢堆裡,有人一直不停往自己的口袋、襯衫和軍帽裡塞紅藍寶石、珍珠和水晶片。」抽屜被刺刀撬開,吐出了成堆成堆的珠寶和名貴寶石。士兵們撿起琺琅鼻煙盒、瓷瓶、鮮艷亮麗的景泰藍、玉雕、紅木桌、精緻的青銅器、雕花漆器、珠寶八音盒,還有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機械玩具和鐘錶,他們開始了一場刺耳的交響樂。不能被搬走的東西,則被打碎、捅破或用開槍打爛。一名法國軍官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自從羅馬遭野蠻人洗劫以來,像今天這樣的場景前所未見。」    
    英國騎兵也加入了進來。他們被眼前如此多的黃金給弄得暈暈乎乎,一個軍官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我們不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扔掉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真是很糟糕。」    
    英國主力的先頭部隊10月7日晚一些時候到達,圓明園已是一片狼籍。趕在所有東西被洗劫一空之前,英格蘭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還有蘇格蘭人,以最快的速度打掃戰場,打撈還剩下的任何東西,一些人甚至穿著女人的絲綢長袍。    
    下午5點,額爾金勳爵趕到。「天哪!」他長歎一聲。「如此荒涼的景象……我看到的房間中,沒有哪一間還能剩一半東西,它們不是被拿走了,就是被砸爛了。洗劫這樣一個地方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浪費和破壞,戰爭是令人憎惡的事情。一個人看到的戰爭越多,就越憎惡戰爭。」他其實應該再補上一句:尤其是那些以錯誤的理由而發動的戰爭。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7節 洋鬼子(5)

    【譯注】    
    1巴麥尊勳爵,即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出身於愛爾蘭貴族,畢業於劍橋大學,1807年踏上政治舞台,任英國海軍部部務委員。1809-1828年任英國軍務大臣,其後擔任內政大臣。曾兩度任英國外交大臣(1830-1841、1849-1852),又兩次組閣(1855-1858、1859-1865),連續擔任英國首相近十年。1830-1865年間,他幾乎一手包辦英國的對外政策,是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對華侵略政策的主要制訂者。    
    2義律,即查爾斯·埃裡奧特(Charles Elliot 1801-1875),出身於英國貴族。1815年入海軍,在印度和牙買加服役多年。1822年升少佐。1830-1834年在英國殖民地圭亞那充高級官員管理奴隸。1834年7月他以大佐軍銜隨英國政府派駐廣州第一任商務監督律勞卑來華,任秘書。第二年任第三商務監督,同年升第二商務監督,1836年升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為巴麥尊所信任。    
    3顛地,即蘭斯洛特·丹特(Lancelot Dent,生卒年不詳),英國人。他在廣州與查頓相齊名,也是當時最著名的鴉片走私販子。他開設的寶順洋行,僅次查頓、馬地臣開設的怡和洋行。    
    4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5肅順(1816-1861), 滿州鑲藍旗人,愛新覺羅氏,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字雨亭,一字豫庭,或作裕亭。鄭親王端華之弟。歷官至戶部尚書、御前大臣。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隨咸豐帝逃往熱河,次年遂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咸豐帝死,受命為贊襄政務王大臣。未幾,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合謀發動「祺祥政變」,被殺。    
    6包令爵士,即約翰·鮑林(John Bowring, 1792-1872),又譯寶寧、寶靈、保陵。英國人。1842年任《威斯敏斯特評論》編輯。曾任英駐比利時等國商務使節,兩次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1849 年任英駐廣州總領事、駐華商務總監。1854年4月任香港第四任總督兼駐華公使。1855年曾派遣英軍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56年借口「亞羅號事件」、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 年辭職回國。受封爵士。著有《邊沁生平及其著作》等。巴夏禮,即哈里·史密斯·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es 1825-1885),英格蘭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喪父,由其叔父撫養成人。1841年來華謀生,並在澳門學習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國駐華公使濮鼎查的隨員,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56年代理廣州領事,因入城問題與廣東居民起正面衝突。「亞羅號事件」發生後,極力擴大事態,力主對中國出兵。1858年後,巴夏禮跟隨英軍北上,任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秘書。1883後出任英國駐華公使。    
    7西馬縻各厘爵士,即邁克爾·西摩(Michael Seymour 1802-1887),英國皇家海軍上將,1856年作為英國海軍艦隊司令,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    
    8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即詹姆斯·卜魯斯·額爾金(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出身蘇格蘭貴族,英國外交官。1857年任英國全權代表,奉命統軍來華,擴大侵略戰爭,1858年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燒燬圓明園,並簽訂《北京條約》。    
    9葛羅男爵,即讓·巴普蒂斯特·路易·葛羅(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或譯作葛歷勞士,法國外交官。曾在法駐葡萄牙、西班牙、埃及等國使館供職。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兩度被任命為法國侵華軍全權代表。1858年(咸豐八年),英法聯軍佔領大沽後,葛羅以特使的身份來華,強迫清廷簽訂《中法天津條約》。1860年再度來華,簽訂《中法北京條約》。事後,又主動表示要幫忙鎮壓太平天國叛亂,聲稱「所有該國停泊各港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被清廷婉言謝絕。1862年(同治元年)調任駐英大使,次年退職。    
    10印度兵變,指1857-1858年間印度士兵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而爆發的塞波伊起義。    
    11普提雅廷伯爵,即瓦西列維奇·普提雅廷(Vasilevich Putiatin 1803-1884),俄國海軍上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俄國全權代表,1859年12月被任命為俄國駐華公使。    
    12耆英(1790-1858),字介春,愛新覺羅氏,滿洲正藍旗人,宗室貴族。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歷任理藩院侍郎、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禮部、工部、戶部尚書和熱河都統等要職。咸豐八年(1858) 參與天津和談,稍後以「欺謾」罪被咸豐皇帝勒令自盡。    
    13弗雷德裡克·卜魯斯(Frederick Bruce 1814-1867),英國外交官,1863年以後接替額爾金勳爵出任英國駐華公使。1865年後任駐美大使,直至去世。    
    14李泰國,即霍雷肖·納爾遜·萊(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第一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是赫德的前任。    
    15參見《欽差大學士桂良等奏英法條款要求太奢條約未能議妥折》,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三冊4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    
    16華若翰,即約翰·埃裡奧特·沃德(John Elliot Ward 1814-1902),1859年夏任美國駐華公使。    
    17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 1808-1881),英國侵華艦隊司令。    
    18	桂良(1785-1862),字燕山,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閩浙總督玉德子。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方的主要談判代表。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爾佳氏,滿州正紅旗人。1845年進士,1858年職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1860年隨奕訢在北京與英法議和,次年參與祺祥政變。力主實行洋務新政,為洋務派首領之一。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8節 宮廷政變(1)

    正當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的秘密花園裡嬉鬧狂歡的時候,咸豐皇帝和他的朝廷向著北京的東北方向,跋涉70英里,進入了陽光斑駁的崇山峻嶺之間,在長城腳下稍作停留,接著向下行進了40英里,穿過一片不毛之地,安全抵達熱河行宮。這趟旅行總共花去了10天時間,既緊張焦慮,又豪華氣派,看上去一點也不像難民。皇上這一大家子乘坐著裝飾華麗的馬車、四輪轎車和轎子,彩旗獵獵,羽翎飄飄。每個滿族王爺都有一班騎兵扈從前呼後擁,一隊隊都穿著色彩明麗的絲綢制服,不同的顏色標識出他們各自的門第。    
    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皇帝和皇后,麗妃和其他嬪妃,以及幾個總管太監,全都坐在轎子裡,由太監們抬著,要不就由騾子拉著,許多女人這些天來一直不停地在哭泣落淚。面前的道路,已經被羽帚清掃過,並灑上了明黃色的粉末。每塊石頭都被移開以保證腳夫騾馬不會被絆倒。一路上,4歲的皇位繼承人顯然更願意跟皇后或奶媽呆在一起,而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他們的身後,是一隊負重纍纍的車馬洪流,一眼看不見盡頭,尖聲叫喊和嗚咽呻吟相互交織,響徹秋天的曠野。沿途戰略性地建有許多小型宮殿作為休整的驛站。他們於10月2日抵達熱河。    
    熱河的所謂「避暑山莊」,其實既不是「山」,也不是「莊」,而是一座由宮闕、大殿,亭閣、湖泊、花園、輔助設施以及官員和家屬住宅區所組成的城市。常住人口接近50萬。這兒應有盡有,包括滑稽劇團和雜耍班子。    
    熱河最早是康熙皇帝在1677年開發的,當時是作為控制西北蒙古領土的軍事根據地。他的孫子——驕奢放縱的乾隆皇帝——極大地擴建了這座行宮,成了一個方圓5英里的御獵場,並把皇家狩獵場向四周擴大了5英里。風格獨特的宮殿環湖而建,聳立在灌木叢生的層峰疊嶂之間。到了1790年,他又增加了36處新的建築,包括京劇戲園。每一年,乾隆都要在熱河度過半年自娛自樂的時光。1793年,也正是在那兒,他接待了第一位來華的英國外交使節馬戛爾尼勳爵。為了省錢,咸豐的父親道光皇帝,終止在那兒度夏的慣例。    
    最主要的宮殿是用作正式朝見的一組殿閣群。在其附近,是煙波致爽殿——皇上的寢宮。咸豐常常在此冥思苦想,不時口授發給留守京城的恭親王的諭旨。    
    往西是一個較小的宮殿——松鶴齋,這是皇后住的地方,一同住在這裡的還有受寵的麗妃、葉赫那拉和其他11位一起逃來的嬪妃。皇子在各處自由出入,穿著明黃色的綢袍,耳後垂著黑色的長辮。4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學習童謠(相當於西方的字母歌)。他的表姐榮安公主比他大一歲,兩個小傢伙是很好的玩伴,完全被他們的奶媽所縱容,8歲之前他們一直吃奶,這對於皇室的孩子來說,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熱河,兩個孩子無憂無慮,對他們完全顛倒的世界懵然無知。    
    第三組宮殿群,被稱作「萬壑松風」,從這兒可以俯瞰黑玉般的湖泊,咸豐皇帝經常在這裡沉醉在風景之中,遠處挺立著蔥翠的冷杉和朱紅的中國寶塔,還有西藏喇嘛廟的黃瓦屋頂。近處是一棟三層樓戲園,在這兒,咸豐和他的八大臣,花大量的時間來觀看演出,大嗑瓜子,沉浸在他們的悲痛之中。    
    為了便於靜思冥想,這兒還有一棟建築,收藏著一套《四庫全書》,這部著作共有38,304卷,由160位學者花了整整8年時間編纂而成。已經完成的抄本只有7套,其中一套藏於圓明園,聯軍劫掠的時候被毀。    
    接下來的14個月裡,皇帝和他的嬪妃們一直呆在熱河。他們的倉皇出逃被人稱為怯懦的舉動,是「對徹底絕望的公開招認」,是「中國歷史最令人悲哀的10年」的頂點。歷史學家(中國的和西方的),異口同聲地譴責咸豐。「這位膽小怕事而又風流放蕩的皇帝……他在北京城外的急行軍,特別容易讓人誤認為他這是打算要御駕親征,不曾想他一溜煙地跑到熱河行宮躲了起來。在他最後倉皇北逃的時候,甚至連假裝抵抗的樣子也懶得一做。」這在中國歷史上絕不是一個偉大時刻,當然,在西方歷史上同樣也不是一個偉大時刻。    
    關於咸豐皇帝,至今仍有爭論:他是好還是壞,是聰明還是愚蠢,是堅定果敢還是優柔寡斷,是拚死抵抗還是膽怯退卻,是低能還是無謀?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冷嘲熱諷,說咸豐皇帝「大夢如常,徒自悲歎……一個懦弱無能的皇帝,為一己之安危而提心吊膽。」另一些人則更公正地辯稱: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儒家君主——當然,這說的是他人格分裂之前,這種人格分裂是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之下以及投入整個身心讓自己成為一個京劇票友的時候開始發生的。」    
    在額爾金勳爵的指揮官當中,有一位加內特·沃斯利中校,他這樣斷定:「在皇宮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度過完他的童年時代之後……皇帝的繼承人將成為一個好逸惡勞、喜歡空想、不切實際的成年人,這實在不足為怪。」然而,額爾金勳爵本人卻謹慎地認為咸豐皇帝「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愚蠢。」    
    葉赫那拉的傳記作者大抵會直截了當地陳述:正是從這一時刻起,她開始成為中國政府中決定性的關鍵力量,皇帝完全在她的奴役之下。傳記作者濮蘭德和巴克斯告訴我們:「在編年史家和當時(1850年代)的日記作者所留下的記錄中,通常可以看到:皇帝的主張和行動完全不被理睬,所有皇城和帝國的事務全憑葉赫那拉的一言九鼎……我們不要忘了,她那時還只是個嬪妃,這就尤其顯得不同尋常了。」他們聲稱,葉赫那拉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她的女兇手生涯的。他們堅持認為,有一篇「懸巨賞殺死蠻夷的諭旨就是葉赫那拉發佈的。」沒有什麼比這更遠離事實的了。    
    咸豐在熱河的所有時間,全花在沉湎於自己的悲痛之中,在一旁陪著他的,是肅順等八大臣,或者是麗妃。葉赫那拉只是跟著大傢伙兒一起去看他。麗妃到底是不是扮演了一個操縱者的角色呢?這的確容易招致猜疑。她或許隱隱感覺到了人們這樣的想法:咸豐的一位妃子在操縱他,閱讀他的奏章,幫助他草擬諭旨,然而對於她是否能讀書寫字,我們壓根就不能肯定。肅順除非一直在利用麗妃作為控制皇帝的一種手段(這多少有點像是真的),否則也會千方百計找機會制止她的直接干涉。    
    在熱河,咸豐的人格分裂迅速加劇,這暗示了麗妃在扶持他共度難關方面並沒有發揮多少作用,而且,還給了人們口實,說他們無休止地耽於宴樂,沒準她所做的恰好相反。在他的大腦還管用的時候,咸豐依然是個能夠應付局勢的人,正如他發給恭親王的許多諭旨所顯示的那樣。不過,那樣的時期並不經常出現,而且,顯而易見,一場有預謀的活動正要將他摧毀。肅順,最接近皇上的人,因為慫恿皇帝揮霍他所剩無幾的精力和才智而飽受責難,他的動機是不言自明的。皇上一死,肅順就打算作為攝政者躲到一位新的傀儡皇帝的背後,為自己攫取權力。    
    熱河的所有宮廷貴婦都經受了一場嚴酷的考驗。英法聯軍的入侵以及向北京的推進,在她們當中引起了恐慌,再加上有報告稱:這群正在逼近的蠻夷,在從天津向北京進發的途中,一路上酒醉醺醺地大肆劫掠沿途的每一個村鎮。想到自己有可能會被這些蠻夷擄去,葉赫那拉滿心憂懼,這種憂懼被自己虛幻的想像弄得越發嚴重起來,因為她從未真真切切地看見過一個洋鬼子。早先,從紫禁城逃到圓明園的時候,她曾經短時間地鬆了一口氣。那裡畢竟是一個已經被她看作是自己的家的地方,昆明湖畔這些安靜的亭閣,花園,荷花掩映的池塘,精巧設計的人行道綿延數英里,橫跨在溪流上的拱橋,橋下的溪水裡成群的金鯉倏忽來去。接著,他們又從圓明園逃出來了,把幾乎所有有趣的東西都留在那兒。最糟糕的是她的小獅子狗,每一隻都用珍珠夾子別著明亮的絲結。太監們抓起它們扔到了井裡,這樣總比被洋鬼子抓去吃掉要好。去熱河的路上,她一直淚水漣漣。    
    熱河所帶來的,是一個讓人心一下子變涼的發現。當葉赫那拉眼睜睜地看著皇上人格分裂的時候,她發現因為八大臣的敵意自己並不能為皇上做任何事。如果他死了,她的世界將岌岌可危。處在皇室家庭魔法圈的內部,她是安全的,顯然,作為皇位繼承人的母親,她將受到保護,但另一方面,卻也把勾心鬥角留給了自己。    
    在熱河,她第一次覺察到自己被陰謀家所包圍。固然,在紫禁城和圓明園,他們也全都在她周圍,但在到熱河之前,她從未意識到他們是一種危險。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議政王大臣和御史,如此多的擺設——全都是伺候皇上的雅士名宦,是一群永遠在排練禮儀的悲劇演員,這套禮儀包括服飾、台詞以及指導他們表演繁文縟節的滑稽劇的整套程序。如此之厚的禮節層,參與表演的官吏又是如此刻意講求,以至於他們真實的動機和意圖不可能被人看透。只有老練的耳朵才能察覺出一句包在金箔裡的話、一個藏在琥珀裡的念頭的真正含義。這就是那些花數十年時間來記住過去以掩蓋現在的人們。只有最聰明和最狡滑的人才能做到極致,雖然他看上去最正直善良。一個毫無經驗的25歲的女人被人欺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她和他們只有表面的聯繫,直到他們因為逃到熱河而偶然湊到了一起。    
    她被一個發現刺激得很時興奮,是太監們向她報告的。這些太監在宮裡無處不在,這使得他們成了非同尋常得耳目。一天夜裡,他們正在熱河主殿空蕩蕩的院子裡巡邏,聽見響動,他們移步上前,遇見了令人不安的一幕:肅順正端坐在咸豐的御座上,他的手裡是一塊皇帝專用的瓷碟(飾有五爪龍圖案),正操著皇上御用的金筷子大快朵頤,他自己的總管太監在一旁伺候。他們嚇得目瞪口呆,除了皇上,日落之後不允許任何人留在宮裡。這些特殊的場所是皇上的私人世界,而且,也沒人敢冒掉腦袋的危險去觸碰皇上的餐具。只有瘋子才會親自去坐一坐皇帝的龍椅。他們已經多次注意到肅順這樣的舉動了,後來,這成了對他的正式指控的一個中心點。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19節 宮廷政變(2)

    葉赫那拉第一次弄清楚肅順的真實意圖是後來的事。她被一種恐怖的念頭所擊中了,他認識到:自己是這樣的無助,不能為丈夫、為兒子或者為自己做點什麼。打自這個晚上之後,她在熱河的生活被徹底改變了。她找一切機會接近咸豐,告訴他太監們看見了什麼,而這些消息卻一直被八大臣構築的護欄封鎖著,他們堅持認為:皇上龍體欠安,除了大臣之外不能見任何人。    
    如果肅順暗地裡覬覦大位,那麼咸豐的久病不起就是早有預謀的,而葉赫那拉和她兒子的生命也將處於危險之中。這種恐懼所帶來的震驚像電流一樣擊中了她,對自己和兒子的生存的擔憂促使她的思考。她的政治教育終於開始了。她所不知道的是:其他人也有她同樣的懷疑,並且已經悄悄做好了行動的準備。    
    在皇帝延期返京的那段時期,恭親王成了中國的代理統治者,被迫和法國人及英國人直接打交道,這使他成熟、堅強起來,並克服了對其他滿洲權貴的一成不變的恐懼和嫌惡。他是一個被致命危險激活和喚醒的男人。他不僅要親自與洋鬼子打交道,而且還要不斷地通過這些洋鬼子來發現自己的不足,對於一個滿洲王爺來說,這可是樁新鮮事兒。羅伯特·赫德注意到:「親王並不十分聰明,無論是西方政治學,還是政治經濟學,他至今都不是很在行。但是他的意願是好的,渴望做正確的事情(如果他能夠知道什麼正確的並且允許他去做的話)。他有大量的事情要去應付,卻一直遭到許多排外大臣的反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皇上的心腹重臣,他們充當皇上的耳目,並且都跟著他去了熱河。」    
    恭親王比皇帝小兩歲,他所具備的許多品質是咸豐的性格中所缺少的。當他被他的滿漢同齡人視為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時,他顯示了非同尋常的機智和想像力,對於一個滿洲王爺來說,總是會毫不猶豫地將自己每一個異想天開的古怪念頭付諸實施。他相信:眼下,對大清王朝老說,最大危險來自太平叛亂所引發的內戰,而不是來自洋鬼子的入侵,並且爭辯道:和西方列強達成妥協將是明智之舉,這樣,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和資源擊潰國內的敵人。    
    恭親王是個格外有魅力的男人,長著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看上去既缺乏自信而又虛張聲勢,但同時,他又淡泊自處、不事張揚。沒有哪個西方人像羅伯特·赫德那樣接近過他。他住在紫禁城旁邊一個小湖中的宮邸裡,那是西苑的一部分。它的萃錦園是仙鶴、鸚鵡和鷹隼的樂園。金色、黑色的鯉魚飛快地穿梭在池塘中和瀑布下,而水則通過一頭蒙眼驢子不停推動水車來運送,亭閣中有一座是狐仙廟,狐仙是一種神秘而危險的動物,能夠變成美麗的女人,誘使懵然不知的男人加入夜晚的冒險。恭親王的妻子是大學士桂良的女兒,她和另外4個王妃一共給他生了9個孩子。    
    在咸豐執政的頭5年裡,恭親王擔任御前會議的高級親王和宗人府理事官,這兩個機構負責監督所有滿洲人的行為,恭親王的這兩個職位給了他在最後與八大臣的攤牌中糾集滿洲貴族勢力所需要的有效手段。    
    在努力和西方列強建立一種新型關係的時候,親王得到了大學士桂良和軍機大臣文祥的大力幫助。桂良是他的老丈人,早先在廣州、天津和「蠻夷」們打過交道。而文祥則是一個出身寒門的滿族官員,他能夠爬到軍機大臣的位置,完全是通過自己的優秀和誠實。因為童年時代的貧困,文祥比其他滿族權貴更為現實,這些權貴總是異想天開地認為自己擁有無窮的力量。    
    恭親王希望能盡快地平息北京的麻煩,與此同時,他又被八大臣逃離京城時所丟下的這個爛攤子徹底淹沒。當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時,北京城都快瘋了。皇上遠在熱河,軍機大臣文祥也懶得去打擾他老人家,在沒有得到恩准的情況下,他索性打開糧倉和國庫,犒賞北京城的守軍。恭親王授權內務府等衙門在緊急情況下負責維持京城各處的日常治安,作為對窮於應付的禁衛軍的補充。隨著僧格林沁將軍的離京,北京城的防務就移交給了恭親王信賴的滿族官員,這當中包括榮祿和勝保,在緊要關頭他們都和恭親王站在一起。許多最重要的漢人官吏逐漸成了他的支持者。麻煩不僅僅來自英法聯軍,也來自大量在恐懼和慌亂中倉皇逃城的老百姓,他們把家宅和店舖留給了那些漢人劫掠者。為了自身的安全,恭親王每夜都睡在不同的地方。    
    就在聯軍劫掠完圓明園之後,額爾金勳爵就給恭親王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釋放巴夏禮,三天之內必須答覆,否則就要攻城。親王已經決定釋放巴夏禮,但新的威脅恫嚇接踵而至,他向額爾金遞交了一篇外交照會,譴責聯軍的劫掠以及苛刻的賠款要求。當他拒絕交出京城北側的安定門時,英國軍隊已經做好了武力佔領的準備。工兵得到的任務是:架起攻城加農炮的炮台,對準北京城。這一招虛張聲勢很是管用,城門吱吱嘎嘎地打開了,北京城失陷。    
    在京城被佔領期間,皇上給恭親王發來了緊急詔令,要求他盡快簽訂和平協議,交換《天津條約》的批文,這樣一來,洋鬼子就會止步。免得他們繼續北上,直搗熱河。    
    巴夏禮和他的夥計們被釋放了。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殘酷的時刻,因為巴夏禮對自己在囚禁期間所受到的侮辱(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頭髮被人拽了兩把)而大為光火,決心要實施更嚴厲的報復。他花了好幾天時間和額爾金閉門密談,說服他要求歷史性的報償。額爾金就這個問題和葛羅男爵進行了討論,在到底應該把紫禁城燒掉還是把圓明園燒掉這個問題上,他們沒能達成一致。葛羅男爵首選紫禁城,因為它的面積相對較小,而且它的毀滅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而額爾金覺得圓明園在皇帝的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巴夏禮使他相信:它的毀滅將是一樁讓滿洲人永誌不忘的標誌性事件。再者說,在圓明園被聯軍劫掠一空之後,一把大火把它夷為平地也有利於毀滅證據。這樣,後世在解釋它的被毀時,沒準會把它看作是一次懲罰行動,而不是荒唐的惡意破壞。只有巴夏禮自己知道,這種報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那樁捏造的亞羅號事件——或者,難道是為了他的虛榮心?    
    「自10月18日開始,」沃斯利中校回憶,「第一師……點著了散佈在附近各處的所有宮殿。大火整整燒了兩天,烏雲蔽日,濃煙滾滾,籠罩著這個從前富麗堂皇的景區。」    
    這場毀滅是由英國皇家工兵完成的(其中就有查爾斯·戈登上尉),他們在許多殿閣中填放了炸藥。整個數千英畝的花園,只有唯一的一幢建築相對完好地倖存了下來,這要歸功於疏忽(這真令人費解),這幢建築就是高踞在昆明湖一座小山上的寶雲閣。    
    恭親王強烈抗議縱火燒園,但第二天就正式同意了聯軍的所有要求。中國屈服了,除了悉聽尊命實在也別無選擇。《北京條約》的條款當中,包括皇帝為中國軍隊的背信棄義而作的道歉,去年,他們曾抵抗了英國人毫無來由的襲擊(是雷德裡克·卜魯斯下的命令),成功地保衛了大沽炮台。    
    隨著協議的簽字、《天津條約》的批准和圓明園的被燒,聯軍總算撤走了,留下滿洲人去盤點他們的巨額虧空。    
    為了緩和未來與西方的關係,恭親王建議設立一個專門的機關以處理與外國列強的所有接觸。這之前,中國從來就不需要一個處理外交事務的衙門,因為她從來就不認為別的國家能和天朝大國平起平坐。這個衙門有個枯燥的名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成了它的頭兒,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外交大臣,這個位置他佔據了23年。1861年1月,在一篇呈遞給皇上的情理兼具的奏折中,他解釋道:「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則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1    
    這是一件必須去做的工作,儘管它並不是一項受歡迎的工作。和洋鬼子打交道,意味著通敵賣國,所以,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總理衙門的那些大人們全都是些馬屁精和賣國賊。西方人認為他們辦事拖沓,而中國人則認為他們在出賣國家。衙門裡的大臣和僱員因此逐漸被人們稱為「洋奴」。    
    恭親王盡力讓總理衙門不那麼引人注目。最初的辦公地點,就在北京西北角當初關押巴夏禮的同一間佛教寺院,「一幢骯髒、鬱悶、荒寂的建築……一個修繕狀況臭名昭著的所在。」 衙門裡的官員全都有別的差事,只是下午才來這裡。他們的工作量過大,這對某些人真是很要命。文祥在他鉅細無遺的日記中抱怨說,他覺得自己就像「一頭架軛負重的老驢」。    
    儘管有種種缺點和不足,但總理衙門還是給了恭親王自己的活動領地,使他能夠去構建一個廣泛的基礎來反對八大臣——這是一場很快就要進入高潮的權力角逐。    
    皇帝長時間呆在熱河不回北京,這招致了許多關於他怎樣打發時間的誹謗性謠言。額爾金勳爵聽說咸豐娶了第四個妻子,而《紐約時報》則津津有味地報道他已經娶了13個妃子的消息。中國人自己說,他經常跟熱河戲園裡的女戲子們嬉戲淫樂。葉赫那拉氏從未被提起。當皇上需要女伴的時候,總是麗妃。    
    圍繞咸豐個人缺點的學術爭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聯軍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和幕後的權力鬥爭方面轉移了過來。恭親王不斷催迫他的異母兄長返回北京,八大臣把他留在熱河的時間實在夠長的了,肅順毫無羈絆地決定政策的時間也實在夠長的了。但是,即使是在英法聯軍滾蛋之後,咸豐皇帝卻宣佈:在春天到來之前,他不會啟駕回京。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20節 宮廷政變(3)

    關於這次延期,除了被人們批評為怯懦之外,還有更多的說法。一些外交官甚至荒唐地把這歸因於老早以前的一次朝見爭執。在中國,任何人來到皇上的面前,都必須磕頭(前額觸地9次),即使是他的家人(父母除外)也不例外,這是中國禮節的一個基本部分。18世紀,乾隆皇帝在接見馬戛爾尼勳爵時曾打趣他,說,如果他能吻自己的手的話,就免他行磕頭之禮。乾隆的戲謔之詞,意思倒是很清楚:跪下來以頭觸地,也不見得就比跪下去親吻國王或教皇那不乾不淨的手更下作。正是因為外交使節拒絕遵守中國的宮廷禮節,以此來表示他們的輕蔑,所以,乾隆之後的皇帝都拒絕接見他們,除非他們遵守這樣的禮節。1861年3月25日,在額爾金的強烈要求之下,終於達成了某種妥協,外國使節將首次正式進駐北京。他們將有幸受到皇上的召見,然而一個更大的問題來了,那就是:在西方外交使節依然拒絕磕頭的情況下,該如何處理這次召見呢?    
    然而這並不是咸豐沒能迴鑾的原因。29歲的咸豐皇帝,身體狀況突然急轉直下。許多年之後,葉赫那拉這樣解釋:「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年,皇上突然病倒了。」他在到達熱河之後不久就突然病重,而八大臣卻秘而不宣,他們在皇上的煙波致爽殿佈置了守衛以封鎖消息。於是,迴鑾的事情一再延期,直到1861年4月,乾脆就取消了。一篇諭旨只是說:「暫緩迴鑾,俟秋間再降諭旨。」2    
    長話短說吧,年輕的皇帝被羞愧壓垮了。他辜負了自己,辜負了天下,辜負了祖宗。因為他的無能。那些蠻子們,對強加給我們的協議條款還不滿足,還要劫掠,還要毀滅帝國最偉大的珍藏,毀滅祖先難以計數的饋遺和恩賞,那是列祖列宗留給咸豐的遺產。這在大清王朝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皇室家庭被玷污了,而罪咎將由他獨自承當。    
    他的父親,就曾經被艱難的處境(比眼下還稍好一點)驅向致命的絕望,在他母親的靈柩前暗自憔悴。1861年所有的跡象都表明:咸豐皇帝沒準是大清王朝最後、也最慘重的失敗。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從某些方面來說可能並不嚴重的疾病(包括那些由酗酒引發的疾病),都是致命的。肅順非但沒有抑制他,反而一直幫著推波助瀾。    
    1861年8月初,咸豐的病情突然惡化。彌留之際,他似乎對正在到來的事情一無所知,因為根據肅順的說法,他並沒有準備好向繼承人移交權力。    
    現任皇帝享有獨一無二的權利:指定某個皇子作為自己的接班人,或者(這種情況極其罕見),指定的是兄弟或侄子。沒人會錯過介入此事的機會,尤其是宗室王爺和他們的同盟者。有許多合法的途徑這麼做。當一位皇帝駕崩的時候,如果沒有指定繼承人,皇后就有權在和地位較高的統治家族成員協商之後,在夠資格的候選人當中選擇一個。在緊急情況下,朝廷重臣也可以決定。既往的歷史表明:沒有事麼東西能夠阻止鐵了心的王爺們利用那些五花八門的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並且,如果所有手段都失敗了,他們就會求助於謀殺,甚至是一連串的謀殺。    
    在中國,親王之間的爭鬥有著很悠久的歷史,武裝叛亂,廢黜,復辟,再廢黜,謀殺,篡奪,不一而足。滿洲人也不例外,所有9位滿洲皇帝登上大位,都是從繼承危機中脫穎而出的。為了竊取皇位,殘暴的雍正皇帝(1678-1735)用自己的名字取代了合法的繼承人,在當上皇帝之後,就殺死或監禁了自己的皇兄皇弟,以防止他們礙手礙腳。因為一次突然爆發的偏執狂,他於是引入了一種古怪的制度,根據這一制度,被指定的繼承人的名字必須一直放在一個密封的匣子裡,只有當皇帝去世之後才打開,作為確認繼承人不是個冒牌貨的一種方法,因為雍正本人正是這樣一個冒牌貨。通常,皇上們總是有為數不少的兒子,所以,這個密封的小匣子正是為了避免兄弟相殘。不管怎麼說吧,此前幾代滿洲君主,還從來沒有哪個皇帝死的時候只有一位健在的皇子。熱河的情形真是獨一無二。理論上,葉赫那拉的孩子是唯一合法的繼承人,但現如今,這一切還懸而未決。    
    如果肅順的話可信,咸豐在死之前沒有來得及口授繼位詔書,而且,即使他指定了繼承人,直到他駕崩之後,也沒人知道繼承人的名字。肅順似乎對下面的情形早有準備:匣子打開之後,裡面空空如也。    
    葉赫那拉因此面臨巨大的危險。她是那位顯而易見的皇位繼承人的母親,她的這一身份,從前曾經意味著安全和威望,往後,假如肅順真的計劃阻止她的兒子繼位的話,這一身份就意味著她將會被殺。到時候,官方報告只會說:咸豐的去世,使她痛不欲生,在結束小兒子的生命之後,她自殺了。    
    如果她打算做點什麼的話,不得不趕快,但是,她能做什麼呢?身處敵人的陣營之中,她又能指靠誰呢?    
    人們總是假設,女人不會干預國事,但事實並非如此。皇后或太后們經常會千方百計影響繼承人的選擇,或者,千方百計要作為攝政者代替兒皇帝執掌朝綱,為的是要獲取個人權力或者阻止競爭對手染指皇權。在中國前180位皇帝當中,有78位在初登皇位的時候需要一位攝政者的幫助,而且通常是太后。因此,那些女人在這樣的情形下,其所面臨的危險和皇室後嗣所面臨的,在程度上彼此相當。太后們,總是被迫自殺,為的是不讓她們的兒子染指皇位;而兒子們,也總是非常突然地死於天花(這種病在中國一直很猖獗),為的是給他們的競爭對手讓路。在許多這樣的案例當中,要想說清楚傷害和恐懼的頭來尾去,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肅順有三個選擇。如果他自己覬覦皇位(正像太監們在空蕩蕩的皇宮裡看到的那些情形所暗示的那樣),咸豐死後,他緊接著就可以宣佈自己登基,並做好準備保衛自己的位子。或者,他可以扶持一個滿洲傀儡,希望以此分化瓦解反對者,並且將異議者糾集到自己這一邊。這兩種方案,無論實施哪一種,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都將在劫難逃。    
    肅順所可能選擇的第三種方案,並不能帶給她什麼安慰:可以讓葉赫那拉的孩子繼承皇位,但那個躲在御座背後執掌朝政的攝政者的角色,則非己莫屬。這一選擇的可能性最小,因為肅順已經宣佈了:咸豐並沒有指定他的兒子作為繼承人。    
    直接提前發動一場政變,肯定會受到質疑。他最安全的策略是躲在一個傀儡的背後統治天下。一個由他自己選擇的傀儡將使他可以和宗室親王們討價還價。20歲的醇親王是最好戰的滿洲貴族之一,也是肅順挑戰洋鬼子的政策的支持者之一。此人並不是特別聰明,他的忠誠分別給了不同的人。最近,他娶了葉赫那拉的一個妹妹(一個尖聲高叫的神經病),所以他可能會抵制廢黜葉赫那拉兒子的計劃,這孩子是他的侄子,無論從血緣關係還是姻親關係,都是。眼見得,要是保住侄兒的位子,總能得到更多好處吧。    
    惇親王,一直認為自己是冤大頭,被人騙取了皇位,他還是滿洲王爺中最仇視外國人的。咸豐的去世,他沒掉一滴眼淚,但只要答應讓他的某個兒子登上皇位或者任命他自己為議政王,他就會支持肅順的宮廷政變。即使是野心勃勃的肅順,要讓自己背上這麼一位脾氣火爆、性格暴烈的酒鬼,怕是也會大費躊躇。更何況,惇親王的那些追隨者中還有那麼多殘忍嗜殺的將軍。    
    遠在北京的恭親王,也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熱河,沒人能確知皇上真實的情狀,因為八大臣已經在煙波致爽殿的各處採取了嚴密的安全措施。葉赫那拉試圖探望咸豐,但一直遭到阻攔。在肅順的朝事邸抄中,嚴格的檢查也是很明顯的,這是在為咸豐的死作鋪墊:    
    熱河行在例當愜適,然夏日酷暑,聖上不能適。自六月(中國的陰曆)間聖躬違和……至七月初,已暫時稍痊,孰料後來情形,竟日益惡化。……七月十五日,晚膳後遽然昏厥。廷臣悉被召入,輪流看護。至十六日晨,竟大漸。俟稍甦,乃召諸王大臣至榻側……    
    根據肅順和幾個太監的說法(這幾個手腳麻利的太監見此情形,很快就把消息散佈到了附近的宮殿),彌留之際的皇上可能意識到了他嚥氣之後會發生什麼,所以已經委任八大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卻留下繼承問題懸而未決,然後就重又陷入了昏迷。肅順於是命人打開那只密匣,發現皇上並沒有按照習慣做法指定繼承人——匣子是空的。    
    聽聞此訊,震驚之下的葉赫那拉不得不採取行動。在這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但這個消息證實了她最大的擔心:肅順打算把她的兒子推到一邊。她只有孤注一擲,要不然的話,她丈夫的嚥氣是分秒之間的事,而她也就會永遠失去行動的機會。    
    據她自己說,她找到了兒子,從奶媽那裡把他拽走了,扯著這孩子急匆匆地趕到煙波致爽殿。在過去,她總是被那些守衛擋駕,固定不變的理由是:聖上病重,除朝廷大臣之外不見任何人。現在,咸豐明顯已經快死了,守衛們本能地放過了她,讓這位太子的母親,急匆匆地帶著孩子去見他的父親。如果她是一個人來的話,他們將會擋住她,但面對這個5歲的「天子」,他們不能不感到敬畏。    
    皇帝的寢宮裡站滿了大臣,包括肅順和他的親信,他們全都驚呆了,以至於沒人上前阻止她。就這樣,她大踏步地徑直走向了那張裝飾華麗的烏檀木床,把兒子摟在胸前,就像是摟著一把殺手鑭,聲音清晰地對著被單下那個蒼白的身形說:    
    「皇位繼承人的事情該怎麼辦呢?」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21節 宮廷政變(4)

    咸豐的樣子看上去像是睡著了,或者是不省人事,他沒有回答。或許已經太遲了,心急火燎的葉赫那拉把那孩子往床上一搡,提高了嗓門:    
    「你兒子在這兒!」    
    咸豐的眼睛睜開了,目光停留在那孩子的身上。房間裡一片死寂,他的嘴唇動了動。    
    他有氣無力地說,「自然是他繼承大統。」然後又補充道,「由他的兩位皇額娘輔政。」    
    說完他最後的這幾句話,幾分鐘之後,他死了。    
    由於這次大鬧寢宮,葉赫那拉的大膽冒險總算成功了。許多年之後,回憶起這次正面對峙,她說:「我不希望再有人去經歷我那時候所經歷的事情……這事既然定下來了,我也就放心了。」這是她一生中頭一次重大危機,也是她所遭遇的最勇敢的行動之一,形勢的變化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她幾乎是不假思索就採取了行動。她就是憑直覺掌握了這樣的法則:對於一個滿清宮廷裡的女人來說,要生存,就必須大膽。    
    肅順臉色煞白、怒氣沖沖。憑著這最後的喃喃數語(那麼多大臣都聽見了),咸豐就這樣將他精心策劃的密謀給攪黃了,他本打算把一個替代品放到那把龍椅上。就為這,肅順也決不會饒過葉赫那拉。如今,他不得不去應付這個宮妃的孩子。不過,他壓根就沒準備接受咸豐最後的遺命:讓這孩子的兩位皇額娘輔政。    
    當母子倆人被一群諂媚的朝臣和護衛們簇擁著出了寢宮的時候,藉著照看皇上龍體的由頭,八大臣私下交換了意見,接著就召集了一次會議,宣佈:他們將遵守皇上早先對他們(而不是兩個女人)的委任,擔任這個孩子的「贊襄政務王大臣」,這意味著給了他們每個人「顧命大臣」的頭銜。他們說,這個任命是在皇上神志清醒的時候作出的,比他在臨死之前那幾句神志不清時的咕咕噥噥更重要。會議上,沒有提及兩位皇額娘的任何角色。作為「顧命大臣」,他們將代替兒皇帝統治天下,直到這孩子成年(這個標準也要由他們判斷)。葉赫那拉戲劇性攤牌的時候,有不少朝廷大臣在場,為了回應這些人的非難,肅順斷然宣佈:顧命大臣決不會以任何方式屈從於寡居的皇后或者這孩子的母親。    
    這一宣言,在在場的大臣、親王和將領們當中引起了一場騷動,這種安排所援用的先例到底是什麼,誰也沒有把握。從最後一次攝政期算起,也快有兩百年了,還沒有哪個活著的人有處理這一程序的經驗。由於八大臣在熱河的鐵腕管制,再加上這一地區早已被他們的軍隊所包圍,因此沒人膽敢向他們挑戰。因為親王和大臣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會議被迫中止。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裡,每一個人(包括惇親王和醇親王)都在不同的會議之間疲於奔命,不停地爭論孰是孰非(和他們自己一直秘而不宣的野心正好相反)。其間,八大臣也著手解決他們希望解決的一些事情,並且想借此測試一下水深水淺。    
    一開始,他們小心翼翼地在官方文件裡自稱「贊襄政務王大臣」。隨著膽子越來越大,就乾脆將他們的聯合頭銜改為「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嚴格說來,這8個人當中,只有4位「軍機大臣」。憑著這樣僭越的頭銜,另外4個人(包括肅順自己)就儼然以「軍機大臣」自命了。而這樣的任命,只有皇上才能做出。    
    肅順拒絕提升這兩個女人在朝廷的地位,這一行為所引發的反衝是:一場特殊的關於禮節的戰鬥在滿清朝廷中開始打響了,而所謂的「規矩」,為這場戰鬥提供了鋒利的匕首。這場戰鬥並沒有直接攻擊八大臣或者試圖阻止他們攫取權力,那樣將很快演變成血腥屠殺。滿洲家族的規矩,允許朝廷大臣把禮節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用這樣方法讓肅順栽觔斗,也就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熱河,他們所有人都知道,皇上最後的口諭,已經指定兩位皇額娘輔政,而且,他們所有人也都知道,八大臣通過自命為攝政者而正在完成一場事實上的宮廷政變。他們聲稱(小心翼翼地採用最含混、最謙恭的措辭),應該尊重先帝最後的遺願,通過抬舉新皇帝的兩位皇額娘來表示對傳統的尊崇。面對吹毛求疵的大臣和傻乎乎的王爺們(他們所有人都千方百計在傳統美德方面表現得要高人一籌)所組成的一垛石頭牆,肅順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這是滿洲人唯一的客廳遊戲,但也是一種暗藏殺機的致命遊戲,違犯規矩所得到的懲罰很可能是掉腦袋,或者更糟。打從雍正皇帝開始,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生活在都察院的監控之下的極權國家,一個建築在恪守規矩的基礎之上的恐怖統治。最平常的失誤,可以找出叛國的罪名;每一個遭到指控的人,等待他們的是黃綢絞索。這套把戲肅順已經操練多年,利用它恐嚇政敵、勒索賄賂,所以他知道:流言蜚語要把自己打翻在地,是多麼容易。    
    肅順習慣於通過鬼鬼祟祟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回他決定採用迴避的方式。於是,他請求秘密會晤寡居的鈕鈷祿皇后。使盡百般詭計,說盡千般好話,向她解釋:由於大行皇帝升遐,以至令人遺憾地耽擱了正式宣佈她為大清帝國的皇太后。請求她再度與顧命大臣合作,保管兩方御璽中的一方,用它簽署顧命大臣代替兒皇帝所頒發的上諭和法令。    
    24歲的鈕鈷祿皇后和藹而親切,打從14歲以後就一直生活在宮裡,對政府運作的錯綜複雜也不過只有一點點粗淺的瞭解,對於陰謀詭計則更是毫無經驗。她完全不是肅順的對手,最後發現自己只能同意,於是,肅順匆匆忙忙地召集了另一次會議。    
    當朝廷中一干人等集合完畢,肅順宣佈:正式尊奉鈕鈷祿皇后為皇太后。他重申,顧命大臣將負責代替這孩子草擬所有的諭旨,不過此事有皇太后的全面合作。每一篇諭旨都將加蓋兩方御璽,一方蓋在起首的位置,一方蓋在結尾的位置。有一方在肅順的手裡,另一方則在新任皇太后的手裡。他沒有提及這孩子的生母,葉赫那拉。    
    又一波抗議的浪潮洶湧而來。有幾個大臣質疑將孩子的母親排除在這一安排之外的正當性,尤其考慮到大行皇帝最後的遺願。肅順的反對者們總算又找到了一個讓他們糾集到一起的由頭。    
    肅順勉勉強強地致函葉赫那拉,請求私人會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並不難推想,因為在稍後發佈的、關於這一事件的官方文本裡,可以發現不少蛛絲馬跡。在去松鶴齋的路上,肅順盤算著:可以授予葉赫那拉皇太后頭銜,但御璽必須繼續留在自己手裡。他想,讓葉赫那拉成為一位堂堂正正的皇太后,也許能安撫她,同時又能讓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評者住口。    
    當她走進房間,我們發現,她的外表已經戲劇性地改變。服飾華麗、濃妝重彩的嬪妃,已經被眉清目秀、喃喃誦禱的年輕尼姑的形象所取代。丈夫去世之後,葉赫那拉立即就洗淨脂粉、披上白麻,這是中國傳統服喪期的第一個階段。按照規定,她豐茂的黑髮用白布條紮了起來。她懷著極度興奮的心情來跟肅順會面。沒等肅順開口,她就提出要求:1、必須馬上改弦更張,遵從先帝的遺願;2、她必須和鈕鈷祿皇后一起,同任皇太后並共同輔政;3、放棄他任何篡奪攝政的努力。    
    對於這樣直截了當的正面進攻,肅順毫無準備。他本以為,對付葉赫那拉還不就跟對付鈕鈷祿一樣輕而易舉,沒想到這個大膽魯莽的妃子竟會選擇正面出擊。肅順從來只習慣那些低眉順眼的女人,面對這樣的架勢,一時間張口結舌、不知所措。    
    有那麼多大臣親耳聽到了咸豐最後的遺言,葉赫那拉更加有恃無恐,心中更多的是憤怒而不是恐懼。打那之後,幾個高級官僚一直來看她,按照慣例,隨著一位皇帝的去世,大臣應該向新皇帝的母親請安。他們的舉動清楚地表明了對她的支持。他們當中並沒有哪個人希望跟八大臣過不去,但他們的鼓勵給了她勇氣,當叛逆者試圖將自己的兒子作為人質時,她願意挺身而出。    
    肅順發起了反攻。他深感震驚:竟然有女人膽敢威脅他。他怒氣沖沖地告訴她:鈕鈷祿皇后已經答應跟自己合作,而且,也已經宣佈了獨一無二的皇太后。他含沙射影地說,鈕鈷祿皇后並不把她放在眼裡,也決不願意跟一個妃子分享權力。    
    葉赫那拉反唇相譏,她提醒肅順,他這是在和新皇帝的皇額娘說話。是該對她表示謙恭,還是冒險非禮皇上,可是要三思而行吶。你這樣冒犯皇上,不只是在朝廷之上,天下的臣民百姓也正在眼睜睜地看著呢。    
    這種責難深深地刺痛了肅順。如果說他真的害怕什麼的話,那他所害怕的正是:他的死對頭們將會聯合起來反對他的悖禮犯上。這些傢伙也許在所有事情上都不一致,但在這一點上卻是個例外,他們會聯合起來對付某些假想的犯上之舉。眼下,肅順還暫時佔據了一定的優勢,並打算保持住它,不過葉赫那拉的舉動倒是提醒了他,即使是和嬪妃交手,也必須要有足夠的詭詐,不可掉以輕心。他暴跳如雷地出了房間。    
    葉赫那拉馬上就急匆匆地去看望鈕鈷祿皇后,要把發生的這一切告訴她。她向鈕鈷祿皇后解釋:八大臣如何企圖攫取權力,肅順如何挑撥她們的關係,好讓她們彼此反目。她們兩個眼下都面臨著極大的危險,那孩子也是如此。最安全的保護措施,就是她們兩個人互相保護,使對方免遭八大臣的暗算。    
    鈕鈷祿皇后被葉赫那拉的警告嚇壞了,答應聯合起來對付八大臣。由於自己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沒有認識到肅順一直在搞鬼。新皇帝冊立之後,照例,他的生母應該被尊為皇太后,即使她已經不在人世。葉赫那拉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尊崇,這是唯一合乎體統的,而鈕鈷祿氏將立即召見肅順,把葉赫那拉的身份明白無誤地確立下來。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22節 宮廷政變(5)

    第二天(1861年8月23日)早晨,熱河的文武百官被召集到了一起,肅順面無表情地宣佈: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和鈕鈷祿皇后一起被尊奉為皇太后。但兩個女人並不參與作決定或草擬諭旨,而是儀式上的裝飾品,每個人保留一方御璽,分別加蓋在諭旨的起頭和結尾,純粹是做一個象徵性的姿態。從此以後,鈕鈷祿皇后將被稱為慈安皇太后,或稱東太后,因為她所住的宮殿在紫禁城的東邊;葉赫那拉氏將被稱為慈禧皇太后,或西太后。    
    沒人對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因為肅順的妥協並沒有觸及中心問題:咸豐皇帝遺命委任兩位皇太后輔政,而不是八大臣。而八大臣也不由得再次擔心:如何防止人們做出比溫和的抗議更過激的事情來呢。    
    肅順相信:對兩個女人做出這樣的安排,最後將被證明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兩位太后加蓋御璽的作用,將會掩飾自己草擬諭旨的角色。但他錯了。他和他的親信們壓根就沒想到,他們已經為自己製造了一個新的難題。他們無法預見到:這兩個成天琢磨著獨立自主的女人,沒準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至少總不能老是往諭旨上戳御璽吧。法律上,她們如今已經可以在八大臣的權力內部做更多的事了,她們可以拒絕加蓋御璽,如果她們不贊成某篇諭旨,或者,如果她們有個頭疼腦熱什麼的。而且,令肅順沮喪的是,這樣的事情確實都發生過。    
    與此同時,他在北京的死對頭們也開始推出他們的對抗策略。在恭親王的催促之下,兩宮皇太后開始收到來全國各地權勢官僚的鼓勵和支持。出於對儒家教條的迷信,他們相信:兩宮皇太后能發揮更大作用,而不僅僅是一個儀式上的花架子。這兩個女人應該是帝國控制鏈中重要的一環。獲悉咸豐升遐的消息,那些恪守傳統的士大夫們認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他們寫給新皇帝的奏折,應該經由兩宮皇太后,而不是通過肅順。例如,僧格林沁將軍就直接向兩宮皇太后上書,再轉逞兒皇帝。這樣一來,他和其他有權勢的文武官員就都公開表明:從合乎體統的角度講,皇太后才是皇帝的監護者、御璽的保管者和國家的管理者。僧格林沁將軍對太后的權威的認同和接受,完全忽略了提及八大臣自封的攝政,對於造成熱河那邊極其微妙的形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葉赫那拉曾經警告肅順的那樣,如果他侮辱了自己,也就等於侮辱了皇上,因而幾乎可以肯定也是極其危險的。作為華北最有權威的將軍,僧格林沁對兩宮皇太后的支持,也就意味著有了火力支援(如果確有必要的話)。八大臣聰明反被聰明誤,不經意間竟然把自己的成功或失敗交到了兩個藉藉無名的女人手裡。他們將因此而追悔莫及。    
    在北京,恭親王被咸豐崩逝的消息驚得目瞪口呆,轉而又對自己沒有被任命為攝政(或者至少也該弄個議政王幹幹吧)而大為光火。他迅速採取行動,將自己的計劃付諸實施。因為他知道,如果給八大臣機會的話,他們就會千方百計要拿自己充當替罪羊,為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佔領和焚燬承擔責任。恭親王加緊了對北京的控制,告誡他的支持者和幕僚們,要倍加小心:肅順在京城有許多密探。在翰林院學士們的幫助之下,恭親王分別給邊遠省份的督撫們寫信,以尋求他們的支持。    
    在咸豐生命中的最後10個月裡,恭親王一直請求到熱河去看望他的兄弟,然而屢次三番遭到拒絕。如今,恭親王有合法的借口去熱河了,因為無論是依照宮廷禮節還是尊崇儒家倫理,他都必須去熱河奔喪,叩謁大行皇帝梓宮,這一次的請求肅順無法拒絕。1861年9月5日3,親王匆匆啟程離京,為了避免引起猜疑,只帶了幾個護衛隨行。他一路馬不停蹄,直奔靈堂,咸豐的遺體就停厝在那裡,幾個職位較高的大臣在那兒守喪。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后也在。他們剛剛為他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穿著白色麻布衣服的恭親王一走進靈堂,看見兒時玩伴的屍體停放在那兒,眼睛裡滿盈著的淚水止不住奪眶而出,他癱倒在地。宮廷檔案這樣描述:他「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淚,蓋自十七以後,未聞有如此傷心者。」4    
    他的悲慟對慈禧的衝擊特別大。在她此後的整個餘生中,每年咸豐忌辰的這一個月,她都會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不理朝政,關閉戲園,摒絕遊戲,斥責每一個敢在她面前嬉笑的人。滿身上下全是黑色,甚至手帕都是黑色的,整個一個月她都在獨自垂淚,即使是到了老年,也從未停止過哀悼她年輕的丈夫。但她並沒有分享他作為一個失敗者的歷史評價。    
    從悲慟中稍稍恢復過來之後,恭親王請求會晤肅順和他的親信們,包括怡親王和鄭親王,連同兩宮皇太后。正如恭親王從他在熱河的密探(他們當中包括心懷不滿的惇親王和幡然醒悟的醇親王)那兒所瞭解到的,八大臣太忙了,所以他被單獨留下來和兩位太后呆在一起,這使得他此次似乎並不是刻意要秘密覲見兩位太后。他們會談了一個多小時,恭親王得到了她們的支持:密謀推翻肅順。    
    恭親王還有時間,可以去看他的弟弟醇親王,老七對肅順的專橫獨斷已經幡然醒悟。當八大臣的秘密討論會把醇親王拒之門外的時候,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恭親王的密探。皇室兄弟中最年長的惇親王,對熱河的分贓已經徹底失望了,所以他也轉而反對肅順,如今已經開始和恭親王的政治聯盟秘密合作。這對他們每個人來說可真是破天荒,皇室的兄弟們終於停止了爭吵,為了一個美好的前景而通力協作。    
    在滯留熱河的餘下的日子裡,恭親王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謹慎,出席所有的殯葬典禮,留心每一個服喪禮儀的細節。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兄弟們,一次也沒有對八大臣的自封攝政有任何微詞,反而竭力討好肅順和他的夥計們。在他毫無敵意的外表之下,他們就這樣被解除了武裝。恭親王不敢多作停留,9月11日5回到北京,和自己的黨羽嘍囉進一步密商。在他不在的這些日子裡,這幫人也沒閒著。咸豐崩逝的這三周之內,他們已經為開始密謀的下一階段作好了準備。    
    突然之間,有幾個高級大臣開始向熱河發奏折,懇請兩宮皇太后依照大行皇帝的遺命,作為攝政接手帝國的直接管理,取代肅順及其團伙。有兩位大學士、一位監察御史,還有另外幾個人,聯合起來為一個女性攝政統治而搖旗吶喊。    
    這些奏折中,最早也最大膽的那篇奏折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它強有力地支持了兩宮太后的權利,並譴責了把恭親王排除在顧命大臣名單之外的做法。奏折說,選擇一兩個高級皇室成員作為攝政或顧問,在國家事務方面對兒皇帝和兩宮皇太后給予指導,「更正當,也更有說服力」。    
    八大臣對此大為光火,便以小皇帝的名義草擬了一份詔書,對那些魯莽地建議兩宮聽政的傢伙進行了申斥。當兩宮皇太后被要求在這篇詔書上蓋下御璽的時候,她們拒絕了。這一策略也正是恭親王逗留熱河期間會晤兩個女人的首要目的,當時,他們就已經在行動目標上達成了共識。他需要她們的幫助:在熱河牢牢控制住這兩方御璽,這樣一來,當他從北京突然發難的時候,八大臣將會發現他們已經被人捆住了手腳,動彈不得。    
    肅順也不是省油的燈,他通過停止皇室家庭的供給來進行報復,但兩宮皇太后卻態度堅決。他斷絕了松鶴齋所有吃的喝的,要餓死這兩個女人和她們的那幫太監宮女,看看誰能堅持到最後。在持續飢餓大半個星期之後,她們屈服了。    
    因為要模仿5歲孩子的口吻,肅順的這篇諭旨暴露了八大臣的煞有介事而又愚蠢十足:「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沖齡,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制?且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贊襄政務……該御史奏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非臣下所得妄議。」6緊接著,又有兩封諭旨發自熱河:大行皇帝梓宮將於10月26日從熱河起蹕回京,新皇帝將於11月11日在北京舉行登極大典。    
    直到被兜起來之前,肅順還渾然不知此時此刻一張大網正在撒向他。攝政之事既已定妥,現在,他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回京了,沒人再會挑戰他的絕對控制。他把直隸總督召到熱河,報告沿途的安全狀況,指示他為兩宮迴鑾準備200輛大車。到時候將分成兩批走。首先啟程的包括兩宮皇太后和小皇帝。按照傳統,新皇帝必須先行到達北京,叩迎大行皇帝梓宮。稍後,肅順將隨同咸豐的梓宮,在浩浩蕩蕩的殯葬隊列的簇擁下,起蹕回京。按照常規,為了防範沿途的強盜,肅順指派了他所選擇的護衛,再加上八大臣中的兩個主要成員,一同陪侍太后們和兒皇帝迴鑾。    
    兩宮即將迴鑾的消息傳到北京,恭親王向熱河派遣了自己的錦衣護衛去保護太后們,由他最信任的將軍勝寶指揮,勝寶是負責維護北京的和平與秩序的欽差大臣。這樣的級別使他可以自由地進入熱河,去「協助迴鑾」。    
    1861年9月18日,勝保抵達熱河,在徵得肅順的許可之後,向兩宮皇太后和兒皇帝請了安,這是高級大臣和軍事將領的常規作業。他謹慎的舉止和極大的謙恭打消了肅順的所有顧慮,於是,勝保的名字就從必須嚴密監視的人的名單中劃掉了。醇親王通過秘密渠道帶來了兩宮皇太后給勝保將軍的口諭,並通過將軍轉達給北京的恭親王。    
    朝廷迴鑾的準備工作一切就緒,彎彎曲曲的道路自熱河逶迤向南,穿過長城再一次變成了一支旗旛招展的大軍。兩宮皇太后帶著兒皇帝和一干大臣先行啟程,在勝保將軍裝備精良的騎兵的保護下,快馬加鞭,一路疾行。肅順和他的小分隊不緊不慢地跟在後面,按照傳統的殯葬隊列護送大行皇帝梓宮,每天夜裡都要在沿途的奉安蘆殿停下來設祭。    
    目的是誘使八大臣回京。只要他們留在熱河,就會受到忠誠於他們的軍事力量的保護。如果能迫使他們離開那山高路遠的避難所,就能在他們經過長城以南那些狹隘的山路的時候,將他們截住。    
    一路馬不停蹄,勝保將軍和兩宮皇太后他們只用了6天的時間走完了10天的行程,於11月1日抵達北京,比殯葬隊伍提前了3天。恭親王已經在京城的周圍佈置了大量的軍隊,表面上是各旗的人馬在恭迎兩宮迴鑾。    
    當慈安和慈禧到達紫禁城的時候,她們召見了恭親王、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等人。第二天,以兒皇帝的名義發佈了一篇諭旨,慈安和慈禧加蓋了御璽,革除八大臣所有的行政職務,對他們悖逆犯上的罪行也已展開調查。另外又發佈了將八大臣每一成員實施關押、審訊的命令,指斥他們「跋扈不臣,招權納賄,竊奪政柄,罪在不赦。」    
    肅順死黨中兩位護送兩宮皇太后先行進京的怡親王和鄭親王,立即被逮下獄。其他人則在兩天之後,被指控「謀危社稷」、在處理外國事務上「籌畫乖方」、「不能盡心和議」(意指英法聯軍入侵)。諭旨還指斥:所謂咸豐死前遺命八大臣贊襄政務是公然捏造,這就等於說他們顛覆國家。    
    恭親王派勝保將軍帶領一隊彪悍的騎兵,去攔截其他人。他們在長城腳下一個叫半壁天的小鎮上出其不意地將八大臣逮了起來。隨同殯葬隊列一起行進的醇親王,隨後就顯露了自己也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於是得到了親自逮捕肅順的榮幸。


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第23節 宮廷政變(6)

    在一個政府行動通常十分遲緩的帝國裡,對於「逆犯」的調查倒是結束得非常之快。11月3日和5日的兩篇諭旨直指肅順,沒有半點轉彎抹角。他被稱為叛逆者、篡權者、納賄者,「罪大惡極,莫此為甚」。他被剝去所有的頭銜和榮譽,他在北京和熱河的家產也被藉沒,並開始搜尋他隱藏的財寶(人們相信他有這些玩意兒)。雖然這一判斷至今也沒得到證實,但諭旨還是警告人們「毋容稍有隱匿」,否則將「罪同肅順」。    
    11月8日發佈的一篇諭旨開列了八大臣的準確罪狀:    
    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即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並於召對時,有伊等系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折,亦系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詞氣之間互有抑揚,意在構釁。7    
    剩下的問題就只有如何懲處了。作為宗室親王,怡親王和鄭親王被賜令自盡。顧命大臣中次要一些的成員則被剝奪所有職銜和榮譽,發往西部沙漠邊陲效力贖罪。八大臣中唯一一個沒有受到懲處的成員是恭親王的姐夫景壽。據說,他的被寬恕就是因為有這一層親戚關係,但真實的理由是:他是恭親王安插在八大臣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他非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得到獎賞,他保住了公爵頭銜,佔據各種不同的高級職位,直到1889年去世。    
    肅順的結局是一件必須特別對待的事情,因為他曾經親自出馬侮辱、威逼甚至要餓死兩宮皇太后,她們可不想隨隨便便放他過鬼門關。在太后們11月8日發佈的諭旨中,說是要將他凌遲處死,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千刀萬剮」。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都操練過的經典死刑方式,也是羅馬宗教裁判所用來折磨多明我會修士的慣用伎倆,所以,這雖然顯然是為了給慈禧鬱積心頭的怒火降溫,但在高級別逆案中,一點也不希罕。或許,她是從人們讀給她聽的刑罰清單中挑選了這種最可怕的死刑方法,因為她對砍頭和酷刑之類的事情,並不比任何一個宮廷貴婦熟悉更多。    
    經過御前會議長時間的爭論,最後決定:「為保全宗室尊嚴」,將肅順斬立決。毫無疑問,那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刑罰了。    
    通常,像肅順這樣身份的人,不會被帶到平日裡行刑的地方(北京城的菜市口)當眾砍頭。如今這樣做,是為了進一步羞辱他,顯然也是出於兩宮皇太后的堅持,她們想要讓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被羞辱。肅順在熱河,說了太多惹她們討厭的話,做了太多招她們怨恨的事。如今,到了該讓他還債的時候了。在一大群街頭烏合之眾的面前,他的頭滾到了一大堆捲心菜當中。5年之後,濮蘭德和巴克斯發明了肅順被戮的「真正原因」,他們聲稱,這並不是因為他謀逆或者策劃宮廷政變,而是因為,他拒絕了慈禧的求歡。    
    雖然排滿鼓動家們堅持認為,慈禧是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的幕後策劃者。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恭親王和肅順之間這場巨大的權力角逐中,當時的兩宮皇太后中有哪一個扮演過比參與者更重要的角色。濮蘭德和巴克斯寫道:「她實施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挫敗陰謀,把自己置於中國政府首腦的位置上。」事實並非如此。否則照他們的說法,這個女人早就把肅順玩弄於股掌之間了。    
    在恭親王親自前往熱河並取得兩位太后的支持之前,他也許派遣過密使和兩個女人協商,以期得到她們的秘密協助。但像巴克斯所主張的「恭親王……當時和(慈禧)進行過秘密通信……並已經被認可為紫禁城的主心骨。」這實在是一個鬼迷心竅地將女人視為魔鬼操縱者的傢伙的胡言亂語。兩位太后既不會讀也不會寫,她們幾乎不可能和恭親王進行秘密通信,況且,如此大規模的活動必須要徵得全國各地總督、巡撫及其他高級大臣的支持,靠鬼鬼祟祟的通信也很難做到,要知道這次上演的可是一場規模宏大、排練純熟的交響樂,可不是一個人的單弦獨奏。    
    濮蘭德和巴克斯繼續推銷他們的荒唐故事,說咸豐之所以賴在熱河不回京,是為了不讓慈禧(那時候還只是孤弱無助的葉赫那拉)和她真正的情人、滿族將軍榮祿(當時在北京)接近。還有人堅持認為,是葉赫那拉勸咸豐逃到熱河去,所以她應該對圓明園的被毀負責。老實說,這樣的鬼話對巴夏禮先生的一世英名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損害。一位大不列顛作家乾脆宣佈:「1861年,(葉赫那拉)用毒藥害死了皇上。」這位仁兄對滿清宮廷在藥物管理上是如何嚴格、幾乎到了一種偏執狂的程度,完全一無所知。他聲稱,葉赫那拉負責為皇上熬藥,於是就在她長期的下毒夥伴、永遠邪惡的李蓮英的幫助之下,不斷給皇上的藥增加劑量。還有一位西方作者,極盡渲染之能事,說肅順曾說服皇上簽署了一紙秘諭,命令葉赫那拉在自己死後自殺。他沒有解釋:為什麼肅順沒讓這紙秘諭派上用場呢?不過他倒是說了,從來沒人見過這玩意兒,因為它早就被葉赫那拉偷去了。這則虛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說的是咸豐皇帝臨死的時候給了慈安一份密旨,以保護她免遭葉赫那拉的暗算,「這份密旨她只能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才能使用。」據他的推測,皇上在密旨中寫道:葉赫那拉「陰險刻毒」,如果她製造麻煩,慈安完全有權將她賜死。然而從沒見這份密旨露面,即使是在人們所認定的兩位太后徹底翻臉的那段時期。另一方面,麗妃在咸豐死後突然消失不見了,這一事實倒是打開了人們的思路:在所有這些喜劇性事件中,麗妃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由於有些人並不知道葉赫那拉是文盲,他們再三重複那些陳詞濫調,說她在咸豐死之前,每天要花幾個小時來閱讀皇上的公文,然後建議他該做什麼、能做什麼,這是因為她用性的迷惑力把他罩住了。事實上,此時,陪侍皇帝直至臨終的伴侶是葉赫那拉的競爭對手:麗妃。這些作者一般會同意:葉赫那拉一直躲在悲劇的幕後,從她進入紫禁城的時候算起,這一系列悲劇對大清王朝的打擊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是一幅過於簡單化的歷史圖景。    
    1861年,真正的鬥爭發生在八大臣和他們的競爭對手——由恭親王領導的皇親貴戚和朝廷重臣的政治聯盟——之間。肅順的失敗並不是因為就便投毒或者由滿洲麥克白夫人所引發的性瘋狂,而是因為在策略上他比恭親王稍遜一籌。而恭親王所做的,也只不過是前代帝王們所昭示過的,也是一個健康的統治所絕對必需的:清除所有覬覦權力的競爭者。短時間內,他需要兩宮皇太后用鉗子把肅順給夾住;長期來看,他需要她們在權力的轉移過程中作為一個合法性符號,為他和他的夥伴們在北京所控制的權力中心提供必要的支持。    
    葉赫那拉開始向熱河作艱難跋涉的時候,還是一個從圓明園的浩劫中逃出來的驚慌失措的流亡者,這樣一種狀況,就跟1553年都鐸王朝繼承危機期間的15歲的簡·格雷夫人8一樣,天真無邪、清白無辜。在熱河,她被那些陰險刻毒、寡廉鮮恥的朝臣所包圍,這些傢伙為了獲得對皇座的控制,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利用她或者其他人。如果她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心甘情願地和這些陰謀者合作(就像簡·格雷一樣),而不是敵視他們,肅順將會欣然接受她和她的兒子作為自己陰謀的一部分,而她,也將會成為恭親王反政變的一個靶子,結局也將和簡·格雷一樣:人頭落地。幸好,她沒有這樣,她把自己置於兩個敵對陣營的中間,她選擇了一條危險但正確的途徑:堅持兒子的繼承權,並且迫使他們承認自己作為太后的地位。為了自己的榮譽,她在恭親王接觸自己之前就大膽挑戰肅順的權威,表現得就好像是對一場巨大的陰謀瞭如指掌。她在熱河的主動出擊,為自己提供了在中國樹立聲望的堅實基礎,有了這一基礎,未來10年,人們會將她視為一個具有強大性格力量的女人,那些漢人士大夫也會對她抱以相當的尊重。當然,她也終於贏得了那些儒家夫子極不情願的尊重。任何時代,要讓這些傢伙去尊重一個女人,可並不是什麼容易事。    
    麗妃的結局依然是個謎。她陪侍著皇上走向他生命的盡頭,這之後,她或許得到了那個持續神話的真實感召:皇帝的一位妃子必幫助他走向大限。難道她真的能說服咸豐逃出北京,藏到熱河,直到洋鬼子滾蛋,然後將自己淹沒在縱酒狂歡之中?如果真的有哪個人帶領咸豐走入歧途,那這個人必定是他的首席顧問肅順,他或許得到了(也或許沒有得到)麗妃的幫助。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總之,榮安公主的母親消失不見了。    
    在一篇發給華盛頓的急件中,回顧熱河和北京所發生的事件戲劇性的轉變,首任常駐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這樣向國務卿通報:「北京發生了一場宮廷革命,過去的顧命大臣被推翻了,他們所有人,要麼被殺,要麼被流放,要麼被革職。皇太后(慈安)已經宣佈恭親王為攝政……也就是她的首席大臣。」    
    這位美國公使竟然不知道:宮裡有兩個皇太后。在發自中國的報告裡,像這樣的錯誤已經成了規律,而不是例外。同是皇妃的懿貴妃,也曾經和麗妃搞混了。如今,她被稱為慈禧,為什麼沒跟慈安搞混呢?蒲安臣的錯誤,後來還發生過許多次,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她統治中國幾近半個世紀之後,於1908年去世的時候,即使是向來細心的《紐約時報》也沒能弄對,在它通篇的訃告上,提到慈禧的時候全都錯為「慈安」。在這篇訃告出醜8年多之後,哈佛東亞研究所繼續出版了這樣一些書籍,書中只有一位太后——慈禧,彷彿慈安從未存在過。    
    【譯注】    
    1參見《欽差大臣奕訢等奏通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轉引自《中國近代史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五冊3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2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十一冊(咸豐十一年)6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3這個時間是錯誤的,恭親王離京的時間是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1861年8月31日),到達熱河的時間才是1861年9月5日(八月初一)。    
    4參見《熱河密札》,《近代史資料》總第36號。    
    5恭親王離開熱河的時間是八月初七(9月11日),回到北京的時間是八月十二日(9月16日)。    
    6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十一冊(咸豐十一年)30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7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十一冊(咸豐十一年)38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8簡·格雷(Jane Grey 1537-1554),英王亨利七世的重孫女兒,極富才華,曾經做了9天女王,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女王,後被瑪麗一世處死,時年17歲。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4節 紗簾的背後(1)

    恭親王的政變以5歲的皇帝在太和殿的登極大典而告結束。一個新的朝代宣告開始,年號同治,意思是「君臣同治」——意味著一個新的聯合政府時期的開始,這個孩子從此被稱作同治皇帝。這一精心設計的政治樊籬,部分地是為了避免兩個難題:一個真正的攝政王,以及由女人直接統治。    
    這一聯盟刻意強調了兩宮太后代替兒皇帝所扮演角色的臨時性。在一個男性控制的儒家社會,這一問題脆弱的敏感性被弄得很複雜。由他們選擇「同治」這個年號也可以看出聯盟各方的用心良苦,他們試圖追溯古代的先例,為的是讓那些被女性統治者的前景而給弄得驚慌失措的支持者們稍稍安心。雖然中國並沒有薩利克法典1,但卻有一條不成文的禁令:女人絕對不能成為君主。哪怕是動一動這樣的念頭,也被認為是危險的。宋朝(公元960-1279)的時候,有一個皇帝死了,皇后攝政,士大夫官僚堅持:她發佈的所有詔書都必須帶上一個「同」字,表示「一起、共同」的意思,為的是強調:擔當統治者的依然是皇帝(不管他的年齡或狀況如何),而不是他的母親。    
    在滿清統治時期,攝政王的名頭並不討人喜歡,幾乎是「篡位者」的一種委婉說法。有清一代,僅僅只有一位正式的攝政王——多爾袞,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之後,他行使絕對權力達6年之久。他死的時候很突然(可能是謀殺),他的敵人們的詆毀是如此徹底,以至於他本人的形象和攝政王的形象就再也沒有恢復過。所以,在1861年,沒人希望出現一個真正的攝政王,如果它意味著另一個多爾袞的話。    
    由一個女人直接統治甚至更令人恐懼。在此之前,中國也出現過女性攝政時期,不過時間都非常短,通常是在下列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廢黜一位皇帝,冊立一位皇子,或者,宣告讓位給敵人。在這些情況下,皇帝的母親或者寡居的太后被請求臨時作為攝政者執掌大權,純粹是一種權宜之計。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70年的呂後2。她開創了太后以自己的名義發佈諭旨的先例,並且,她親手將兩位皇帝扶上了皇位,據說,其中有一個是因為反對她而被她毒死的。公元前74年,權勢將軍霍光3將太后扶上了臨時攝政者的位置,為的是廢黜昌邑王。一千二百年後的1127年,宋朝的兩位皇帝被金國擄去;那位代替他們統治國家的傀儡,自己並不奢望皇位,便抬出了一位皇妃攝政,宣告她的一位皇子為皇帝,從而創立了南宋王朝。因此,傳統上,女性統治者的出現都只不過是臨時的,是在需要她們充當一個裝飾品的時候,在需要她們為一個幕後操縱的權勢男人充當傀儡工具的時候,或者,在一個掌權的部族或集團需要一副薄紗簾以掩飾其政治行動的時候。恭親王和兩宮皇太后的聯合正是這樣一個實例。    
    除了一位攝政者,還有一些事情也是必需的。許多滿漢權勢家族、總督、巡撫和將軍的支持,給了恭親王推翻八大臣所需要的關鍵優勢。為了使他的政治聯合看上去合法,需要兩宮皇太后出來裝裝門面,但又不能將絕對權利授予給她們。權力,必須讓參與聯合的所有成員分享。    
    為了贏得支持,恭親王和他的同盟者發動了一場宣傳戰,他們提到無助的「孤兒寡母」,提到皇帝的「幼齡」,提到「時局艱危」。所有這些努力,無非是要堅持這樣一個觀點:在皇帝成年之前,中國政府既不能由一個單個的男人(特別提到了肅順、多爾袞,以及過去的其他篡位者)來領導,也不能有一個單個的女人來領導。    
    恭親王的詆毀者們(其中有他猜疑妒嫉的兄長惇親王),則念念不忘那些自古以來的擔憂:女人干政的危險。惇親王一直是個搗亂拆台的傢伙。他夢想著在國家事務中扮演一個大佬的角色,而且已經被失望給弄得脾氣乖戾。恭親王則想方設法牽制他,而惇親王也從未在行政部門把持過一個顯著位置。然而,惇親王卻代表著一股潛藏的勢力,領導著極端保守派,並且和一些漢人和韃靼將領結成了私人聯盟,不可小覷。多年以來,慈禧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站在恭親王的一邊,因為那時候她覺得在關鍵時刻他的立場總是正確的,雖然可能並不受溫和派的歡迎。她偶爾的支持,則使惇親王和他的對頭們一樣深感驚訝。幫助維持宗室親王競爭的平衡,成了他們之間的一種契約。後來,惇親王的兒子們將利用這一契約,一步一步擠進了慈禧的核心集團。    
    在儒家教化社會,一種陰鬱的警告一直在流傳:當女人被允許干涉他們的本職事務(特別是政治)時,麻煩也就來了。這樣畏懼已經被培育了一千餘年,惇親王所做的,就是不斷喚醒它。    
    想必每個人都聽說過中國歷史上那位最著名的妃子——唐玄宗(公元712-756)最寵愛的楊貴妃。她的恩主將她的親戚們都提拔上了高位,人數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打破了朝廷上派系鬥爭的平衡,最終導致了安祿山叛亂。當皇帝被迫逃命的時候,他的衛兵堅持要他交出他的愛妃,然後,他們絞死了她。    
    一千多年中,唯一一個獲得中國絕對權利的女人,也出現在唐朝,她就是聲名狼藉的女皇武則天(公元625-705)。和慈禧一樣,武則天也是從嬪妃的身份開始,以太后的身份告終;和慈禧不同的是,她不僅成了一位攝政的太后,而是實實在在成了中國至高無上的君主。她並沒有通過宮廷政變迅速攫取權力,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抽絲剝繭的過程,這期間,她有充足的時間來操練自己的政治技能,練習朝廷禮儀,學會讀書寫字,培養強有力的朝臣。單從這一點看,比起1861年突然變成「慈禧太后」的葉赫納拉氏來,武則天的準備要充分得多,所以,這兩個女人的相似之處並不是很多。    
    由於擔心又出一個武則天,儒家士大夫(滿洲親王也一樣)在面對慈安和慈禧時,不由得有些神經緊張。關於武則天這樣一個非凡的女人,能夠確知的事實少之又少,數百年來,這些事實已經被新奇有趣或造謠中傷的奇聞軼事所掩蓋,而這些,都是那些「秘史」作家編造出來的。這些所謂的歷史,混合了虛構和紀實,以使它們閱讀起來妙趣橫生,其中還夾雜著大量輕鬆歡快的肉慾和色情成分,走的是中國春宮小說的套路。它們壓根就不是什麼歷史,這一點千真萬確,然而西方人卻常常錯誤地將它們照單全收。還有不少關於武則天的笑話和狡猾的暗諷,這些東西可以栽在任何一個女人的頭上,只需簡單地把她比作武則天就行了。京劇當中就有模擬武則天的面目猙獰的反面角色,她甚至被人們用來嚇唬孩子:要是你不如此或者如彼的話,武則天就會來找你。可憐的武則天。    
    據那些秘史記載,在她十幾歲的時候(那時還是太宗皇帝寢宮裡的一名嬪妃),她就成了一個性魔和女巫——或者叫狐狸精,在中國這兩者是同一種東西。他們說,太宗皇帝死前,她誘姦了他軟弱的繼承人、皇太子高宗。據一位編年史作者講,武則天意外地碰見了正在換衣服的太子,當即就誘姦了他。太宗皇帝死後,當她和其他那些過了期的嬪妃一起退隱到尼姑庵裡的時候,她知道:年輕的太子遲早會來看她,並帶她回宮,以安慰和指導他。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據說,保守派大臣對眼前的事實深感震驚:父親的情人如今竟成了兒子的情人。這可要擔負亂倫的惡名。他們想方設法要阻塞住武則天上升的通道。她一個接一個幹掉了所有的女性競爭者。名正言順的王皇后擋了武則天的路,所以她注定難逃厄運。據傳說,這一骯髒的行為是在公元654年完成的,當時,武則天為年輕的皇帝生了一個女兒。他邀請王皇后來看孩子。在皇后結束這次拜訪之後,據推測,武則天將自己的孩子悶死了,片刻之後,高宗皇帝走了進來。武則天突然號啕大哭起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告訴皇帝:皇后剛才正好在此。皇帝大怒,指斥皇后謀殺和施行妖術,將她關進了宮裡一間極小的房子,窗戶和門都被用磚砌死了,只開了一個小洞以遞送食物。武則天從嬪妃晉陞為皇后,取代了王皇后的位置。    
    一天,皇帝經過王皇后的單身牢房。他從前的皇后哀怨地呼喊他,懇求他將自己的監禁室命名為「回心院」。武則天聽聞此事,便命人將這位囚犯打死了。行刑者砍去了王皇后的首足,身體則被塞進了一隻酒甕中。所有這些都很生動有趣。    
    為了表現武則天的殘忍本性,這位秘史作家還講到了另一個不幸的人,一個相貌姣好的女孩子,暫時受到了蠢皇帝的寵愛。武則天將碎玻璃放進了她的食物裡。    
    年輕的皇帝在和武則天私通的瘋狂遊戲中耗盡了他的才智。(在秘史中,中國人總是因為性事過度而變得癡癡呆呆,關於咸豐的故事明顯與此相似。)那些編年史作家對縱慾放蕩之類的故事有濃厚的興趣,留心研究那些誰也不曾目擊過、在加工中又變得矛盾百出的性方面的材料。他們並不理會人物性格方面的線索。有一位作者說,武則天毫不猶豫地「作踐自己,忍受羞恥,為的是順從皇帝的意志。」那位編年史作家說,她讓自己遭受性的折磨,並非因為她是個女色情狂,而是因為她認識到:要是能夠通過放縱性事害死皇帝的話,中國的皇位就非她莫屬了。武則天安排人在自己的寢宮裡到處都裝上巨大的鏡子,年輕的皇帝就和她在這些鏡子面前表演性愛絕技。    
    在那些忙碌的日日夜夜,武則天不知怎麼弄的,竟然忙裡偷閒,為皇帝生下了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不管人們宣稱這樣的性愛狂歡是如何頻繁發生,看來她的孩子的父子關係還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或許這一切(其他的事情還有很多)恰好表明:在武則天的傳說中,真實和幻想之間,差別亦正不小。    
    武則天正欣欣向榮,而皇帝卻日漸頹萎,到了公元660年,他乾脆就成了一個行屍走肉,完全依靠武則天管理國家事務。這的確應驗了一條眾所周知的道家法則:一個在性愛遭遇戰中不能自制的男人,必定會消耗他的生命力量,而他的女性伴侶則會越來越強勁。因此,從高宗皇帝悲慘的實例中,作家們就能夠牽扯出一條清楚地道德訓誡。武則天導致了皇帝完全無法履行他作為一個君主的職責。人們不得不將她視為惡魔,這樣才能解釋她非凡的活力和技藝。    
    當枯萎的皇帝終於在公元683年呼完了他最後一口氣的時候,皇位就傳給了武則天的長子,新皇帝年輕的妻子愚蠢地試圖取代她婆婆的位置。武則天大為光火,廢黜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用第二個兒子取而代之,後來,她再也不耐煩了,就乾脆把那把龍椅拉到了自己的屁股底下。    
    作為獨一無二的統治者,武則天女皇再也用不著和哪個女性對手競爭皇帝的寵愛了。但作為一個終生的放蕩者,要滿足自己確實是個不大不小麻煩。解說員們強調,她擁有為數眾多的情人——「面首」,這是中國人對那些吃軟飯的傢伙的稱謂,因為他們使用化妝品。這些情人由她的侍從武官中那些積極上進的皮條客提供。    
    公元697年,在統治中國(不管用什麼法子吧)幾近40年之後,武則天(如今是個72歲的糟老太太了)中了兩個拉斯普廷4的符咒。這是一對張姓異母兄弟,他們以樂師的身份來到宮裡,通過阿諛奉承和色情表演給上了年紀的武則天催眠。    
    反對張氏兄弟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據說,老太后為了讓那些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不再吱聲,甚至將她9歲的孫子鞭打致死。    
    一幫大臣和將軍利用這些駭人聽聞的惡行為借口,策劃了一次宮廷政變,處死了張氏兄弟,強迫老太后讓位給皇太子。    
    一旦皇位被從一個女人那裡拿走,並安全地還給了一位合乎體統的天子,帝國重又恢復了和諧。武則天退回到了她隱居的宮殿,最終在那裡死去,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一個極具誘惑力的誹謗中傷的靶子。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5節 紗簾的背後(2)

    她的傳說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這一點在此後一千多年裡一直無法確定,這期間,文獻記錄已經被清除,而且被改寫了若干次。鑒於有嚴格的保密措施環護著皇座,關於武則天的生活,最初被確知的事實少之又少,這和葉赫那拉/慈禧的情形如出一轍。許多年之後,已經沒人真正在乎事實是什麼,粉飾和誹謗就全都來了,人們更願意以此作為消遣。    
    儘管她的名聲很臭(主要是虛構的),但歷史學家不得不承認:武則天統治中國,憑的是她偉大的性格、勇氣、技巧、效率和管理才能。中華文明在這一期間進入了空前絕後的鼎盛時期。如果將她統治時期的唐代成就開列出來,立馬就能把數千年來除少數幾個男性統治者外的所有的歷史成就給比下去。她要是個男人的話,人們無疑會承認她是帝國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但對於一個女人來說,要想完成這樣的豐功偉業,必定需要更邪惡的天賦,包括魔法、變態的性能力,以及下毒的訣竅,等等等等。    
    俗諺所謂「母雞不打鳴」,實為儒家精神的寫照。孔聖人編輯的《詩經》中,有一首詩這樣告誡人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5    
    因此可以說,正是為了避免人們聯想到武則天,才使得恭親王在1861年建立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政治聯合,讓兩宮皇太后僅僅臨時性地充當儀式上的攝政者。只要它足夠持久,那麼這一聯合就是成功的。固然,每次災難來臨的時候,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偉大」,而「偉大」總是不在場,在這種情況下,「持久」就是次好的東西了。對於這一政治聯盟,1868年3月29日的《紐約時報》進行了這樣的概括:    
    政變以來……最高當局已經授權兩宮皇太后擔當攝政。……政變的主要參與者恭親王,被任命為首席大臣和軍機處的首領……其職責就是在所有公共事務方面給最高統治者提出建議和忠告。……大清帝國級別最高、權力最大的部門或官職就是御前大臣、軍機處和內閣大學士。御前大臣完全是皇帝陛下家族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然而,他們一直是些品銜最高的人,而且,他們也一直是皇帝的耳目,他們的權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君主軟弱無能或毫無經驗的時候。他們對君主的個人影響常常凌駕並壓制了軍機處。據說,眼下也正是這樣。一共六七位御前大臣,其中就有恭親王的弟弟七王爺(惇親王),據說是他們的頭兒。……政府行為的產生,要麼是由皇帝或身邊的顧問直接發起,要麼是根據首都或各省的高級官員呈遞的奏章而採取行動。通常的情況下……奏章是通過一個登記部門轉到軍機處的辦公室,在那兒,它被採用,或者據此提出建議,或者,為依據奏章所採取之行動草擬一篇上諭。然後,這些一併呈遞御覽,而且,如果獲得批准,它將被送到內閣,謄抄副本並派發。    
    在這裡,沒有任何個別女人專權獨斷的暗示,而這樣的指控不久之後就出現了。    
    1869年,肅順就戮8年之後,進士將軍曾國藩就曾對兩宮皇太后做出評價,他是大清帝國最敏銳的政治家之一(這些人的評論我們還會聽到更多)。曾國藩受過良好的教育,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憑著非凡的才能,他爬到了一個很高的職位,這對於一個在滿人統治之下的漢人來說是異乎尋常的。因為不是滿洲人,他在權力頂層能夠倖存下來,靠的是他永無止境的警惕和狡猾。1869年,他被召到北京,其間先後受到兩宮皇太后的4次召見。13歲的同治皇帝也在場。曾國藩給北京主要大員所描畫的微縮肖像,也許比之後來出現的其他描述更加接近真實:    
    觀兩宮皇太后之才,亦並無特異處。召對時,語皆平常,無關宏旨。聖上尚在幼齡,沉靜寡言,不可測度。朝中大事,全賴軍機大臣,如恭邸、文祥、寶 諸人,其權位之高,傾蓋朝野。恭邸極聰慧,然稍欠堅定,諸多見解,持之不久。文祥持身正直,然心胸太窄,未能借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寶 難免眾唇之譏。余皆庸碌,難堪大任。6    
    曾國藩對於自己的發現深感困惑:慈安和慈禧沒給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而且她們在他面前似乎有些不自在。他本期望兩位太后(或許對其中一位期望更大些)會精明機敏而又盛氣凌人,尤其考慮到她們在熱河智取肅順等八大臣時所扮演的角色。在擔當政治聯盟的名義領袖8年之後,他想當然地認為這兩個女人必定是老練的政治家和精明的操縱者。因為在朝廷上,男人的生存靠的就是狡詐和對禮儀的掌握,每個人都猜測:兩位太后必定天生擁有這樣的生存技巧。事實上,是慈禧所戴的假面欺騙了曾國藩,在幾乎最不拘禮節的朝見上以此保護她們免遭批評。兩位太后其實早已徹底領教過:男人對女人任何時候表現出的奸猾和詭詐都極其敏感。所以,當朝廷上的男人們都在努力展現自己高智商的形象的時候,一個女人的聰明才智卻需要她加以掩藏,以平靜溫和、不事張揚的面目出現。    
    慈禧很看重自己在朝廷上的工作——在所有事情上充當調停人和仲裁者。她的成功靠的是讓人們把自己視為這樣一個典範:她唯一的興趣就是幫助大臣們決定最好的行動方針。在早年,她努力避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    
    作為天平的支點,她提供了一個使得所有國家政策都能得以稱量的穩定點。這樣的作用和一定數量的觀眾密切相關,就像一座教堂裡的牧師,每個人都不得不非常認真地從事宗教儀式。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一直隱藏在眾多紗簾的背後。成了太后,慈禧依然努力以一種冷漠、寧靜和仁慈的面目出現,就像佛。自從1860-1861年的危機以來,她已經逐漸成熟,而且,克制也讓她的憂思慢慢轉變為智慧的起點。最後,她將成為一個被大臣們所包圍的特殊人物,這些大臣是熱河政變之後崛起的,並且將她視為神明,期待她在所有事情上拿主意。如今她還只有三十幾歲,她所戴的假面具讓曾國藩相信:她儼然是個軟弱而無知的符號。曾國藩的感受所具有的歷史性的重要意義,就是這個中國最精明男人也並沒有把慈禧看作是一個有威脅的、善操縱的或者危險的人。    
    雖然這個政治聯盟被人判定為平庸,但它還是穩穩當當地連續運轉了47個年頭。在北京——正如曾國藩所說的——沒有一個人「看上去可以擔當中央政府的領導者或指引者的角色」。這個政治聯盟的首要目的是避免大的災難,然後再是尋找改善局面的小打小鬧的方法和途徑。或許,這並不是個宏圖大計,但在中國,那些不會帶來災難的宏圖大計,已經有很長時間沒出現過了。    
    曾國藩將軍對慈禧的評價和西方學者給她做的總結形成鮮明的對照。濮蘭德和巴克斯,這兩個冒牌傳記作者,把曾將軍為慈禧所作的肖像完全翻了個個兒:「慈禧太后以其所具有的無窮無盡的智謀、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個人影響,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毋庸置疑地挽救了大清王朝。要不是她的話,這次危機怕是會隨著她丈夫咸豐皇帝的駕崩而將滿清統治帶向末日。」    
    在巴克斯和曾國藩之間,存在著如此之深的隔閡,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有大量的評價都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巴克斯的判斷是典型的歷史學家的判斷,所以到今天他們所有人都依賴巴克斯,而曾國藩的第一手判斷卻已經被人們遺忘。關於中國、關於西方,有太多東西需要我們去弄明白了:為什麼錯誤的表象總是經久不衰,而真相卻被人置之不理?為自己服務的白日夢真是不可抗拒。    
    雖然女性陰謀理論的支持者堅持認為:在每一個陰險邪惡的細節上,慈禧都可以與武則天一比高下。但她們之間真正的相似之處並不容易找到(雖說含沙射影倒是不難)。慈禧或許同樣有武則天那樣的野心和生命力,沒準多少也有點武則天那樣的火爆脾氣,但她在1861年的崛起,卻只不過是走到了儀式上的權利邊緣,而且還是由其他野心勃勃的傢伙(全都是男人)設計好了的。在以後的許多年裡,她也僅僅是保留了一個儀式上的花架子,並且,當她的權力最終得到增加時,那也不過是隨著時間的消耗和資歷的增長使她變成了一個特殊人物的緣故。就這些方面來說,與其說她像武則天,倒不如說她更像維多利亞女王,這樣比較或許更公平一些。    
    慈禧所參與的那些發生在北京的事件,當時並沒有被人看作是陰險邪惡的,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一小撮極端保守分子除外,他們對所有女人都疑神疑鬼)。對於一位女性攝政者的見識,在儒家士大夫當中也還是有些擔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擔憂,落在慈禧頭上的也不見得就比落在慈安頭上的多些。朝廷之外,對於慈禧是誰,很少有人有個哪怕稍稍清楚些的概念。外邊的人只知道她是兒皇帝的年輕媽媽。    
    兩位太后都還只有二十幾歲,處理國事完全是新手。打自孩提時代以來,她們所受到的訓練只不過是生孩子、蒔花弄草和吹拉彈唱,並不包括政府運作或儒家典籍的研究。她們只有仰賴恭親王、軍機大臣以及醇親王領導的非正式御前大臣。即使在她們開始學習讀書寫字之後,無論是慈安,還是慈禧,都還不能看懂那些官樣文章,因為它們是用滿文寫的,而她們正在學習的卻是漢文。每份文件不得不附上翻譯的漢文稿,這樣她們可以對自己所簽字批准的東西弄懂個七七八八。(即便如此,在早年她們的能力也不過能閱讀百十來個漢字,因此對於自己所批示的要點從來都沒有什麼絕對的把握。)兩個女人對官樣文章都沒有足夠的知識,因此不能口授諭旨,更遑論撰寫了。宮廷禮節是如此刻板偏執,以至於要不是有高級大臣替兩個女人發表講話、採取行動,官僚機器怕是要停止運轉了。扮演這一角色的先是恭親王,後來則是醇親王,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還有其他人扮演過。我們知道,皇室的家庭教師被委派每日給兩宮皇太后閱讀儒家典籍,並教她們讀書寫字,而這兩個女人最後都很樂於寫「壽」字立軸,作為禮物恩賞給喜歡的人。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6節 紗簾的背後(3)

    對於紫禁城外面所發生的事情,兩個女人都沒有什麼直接的知識,除非你把她們坐在轎子裡透過紗簾所看到的也算上。每年祭掃皇陵的時候,她們會在大隊人馬的簇擁下穿城而過。按照傳統,沿途所有的房子都必須緊閉門窗,所有的市井百姓都必須留在緊鎖的大門之內,違者論斬。    
    兩位嫵媚迷人的年輕太后之所以在朝廷上擁有尊貴的地位,倒並不是因為她們的特殊權力、她們的個人魅力或者她們的政治敏銳,而是儒家禮節需要把她們捧得高高的。    
    多虧了兩千年的傳統,佔據眼下這個職位的,是皇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她們本人。傳統保證了太后在朝廷上不可動搖的位置,至於她的個人品質如何,是沒什麼要緊的。作為長輩,在禮儀上她都要居於新皇帝之前。皇帝在探望太后的時候,沒有她的吩咐甚至都不能坐。利用這樣的禮儀,太后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推翻皇帝的決定,當然,只有在確知會得到廷臣們的支持的情況下,她才能這麼做。這樣一來,至少在理論上,如果皇帝做出了什麼愚蠢的決定,太后就可以發揮其權力檢查的作用。在實踐中,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在慈禧身上也只發生過一次,那是在1898年的秋天。    
    實權依然保留在恭親王的手裡。這是真的,所有來自地方政府和軍事部門的文件和奏章,在名義上是呈遞給兩宮皇太后的,不過她們只是個裝飾品。我們知道,這些文件和奏章當時就直接送給了恭親王和軍機大臣們,他們研究每一個問題,然後根據自己的意見草擬不同的選項。然後,太后們對被推薦的選項以皇帝名義給出正式的批准,蓋上兩方御璽。在她們改行當了攝政的最初幾年,她們還沒有權力做得更多。    
    當太后們和她們的軍機大臣及其他臣僚一起出席朝見的時候,不管小皇帝在場不在場,她們都坐在一扇綢紗屏風的後面。聽聞過這套程序的西方人認為,這樣的紗簾多少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險惡,究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傳統慣例而已。在中國高級階層當中,男人和女人總是要這樣隔離開來。即使在私人家裡,也有這樣類似的隔離發生。這樣,女人才能參與家族生活(或者宮廷生活),而不需要讓人看到身體「在場」,那會擾亂儒家男性敏感的心性。很少在華外國人明白這些,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近高級階層的私人生活。在那些罕見的場合,當西方人被邀請進入達官貴人的家庭,也只有男人在場,女人是看不見的。    
    在華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歷史背景知之甚少,就是這點可憐的知識,也是他們從通商口岸的買辦或其所僱用的譯員那兒聽來的,他們自己則閉塞的很,而且遠遠談不上客觀。像這樣的人,也只好用生動有趣的創作去填充他們的知識裂縫,因為,讓自己看上去似乎對事情的來龍去脈瞭如指掌,實在關乎至重。在上海長廊酒吧的推杯換盞之間,在新開跑馬場上的飛短流長之中,他們把誤傳的消息和想當然的揣測混在一起,再通過書信、日記、論文、演講、外交報告和新聞媒體將它傳遞到地球上那些遙遠的角落,在那兒,人們把它當成了事實。    
    以歐洲為背景懸揣兩宮太后的情狀,對於歐洲人來說,只不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權力的王太后是兩位凱瑟琳:一位是凱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間的法蘭西攝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統治,到1572年8月的聖巴塞洛繆日7的新教徒大屠殺時達到頂點。另一位則是俄國的凱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幫助下謀殺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獨立執政達34年之久。這二者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太后,「一位擁有來自其已故丈夫的財產或頭銜的寡婦。」然而,西語中的「Dowager」(英語:繼承了亡夫爵位的遺孀)和漢語中的「太」並不完全相同,這造成了他們對慈禧身份的誤解。西方術語「dowager 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別的方面亦屬平常)的女性成員,爬到了高於自己身份的位置上,從而能操縱一個國家的全部權力。因此,當這一術語被西方人用到慈禧頭上的時候,便具有了一種言過其實的意義,並強化了他們的猜測:她通過高妙的手腕獲得了這一頭銜。然而,身在東方,又是一個女人,(按照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男人的標準)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們同時又聲稱:她既狡猾又愚蠢(這是那個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飾法)。    
    關於慈安,我們事實上一無所知,除了少量材料已經談到過她的鈕鈷祿氏族,她的出生,以及她在姐姐死後進入皇室家庭,等等。所有事情都需要兩位太后的關注,尤其是小皇帝的教育,慈安的地位要高於慈禧。雖然她還要年輕兩歲,但她是咸豐的皇后,所以,在行進的隊列中、在接收榮譽的時候以及在領受別人的敬意時,她都應該走在慈禧的前面。典型地,人們將她描述為謙遜、溫和、退讓、善解人意以及好脾氣。然而即便如此,可靠的證據也並不多。倒是有幾個小插曲,據描寫,慈安也曾經顯示了她的脾氣和意志力。她能夠強硬有力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她的這一友善、天真的小姑娘形象後來被人們誇大了,目的是在她和慈禧之間樹立一個鮮明的對照。多數學者甚至沒提到過她。    
    打從孩提時代起,慈禧就一直生活在一位女家長的陰影之下:她的母親、她的婆婆,後來則是慈安。如果她對身邊的人心懷怨恨,那也沒什麼可奇怪的。自封的改革家康有為,還有傳記作者濮蘭德和巴克斯,他們都誇大了這種敵意,以便暗示慈安是善良而溫和的,並且很關心年幼的同治,而慈禧是個自私自利的年輕女人,對自己的兒子也漠不關心,慫恿他吃喝嫖賭、虛擲光陰。與此同時,她還和那些男戲子及假太監保持不正當的關係,跟武則天一個德性。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些全部不是真的。    
    慈安是同治皇帝的嗣母,也是皇室家庭的首領。決定咸豐的孩子們的撫養教育,與恭親王磋商協調,這二者都是她的特權。同治皇帝和他的姐姐榮安公主,都得到了人們的教導:要服從慈安,迅速響應她的召喚,決不違抗她的懿旨。如果他們行為不端的話,是她(而不是慈禧)決定如何懲罰他們。如果同治不遵守紀律,那也是慈安的過錯。在政治聯盟需要的時候,兩宮皇太后會聯名發佈詔書,但在家庭事務和孩子教育的問題上,還是由慈安作主,這也就是為什麼慈禧「發現和她友好相處非常困難」的原因之所在。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那些非同尋常的悲劇通常發穎於這個孩子。    
    慈安完全躲過了那些好奇的眼睛。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記錄,能夠證明有任何一個西方人曾經親眼見過她。人們僅僅是在她死了以後才見過她的一幅肖像,那是為紫禁城中供奉祖先的太廟而畫的。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一幅活著時候的肖像是不能容忍的。從來沒有哪位畫家被允許去觀察遺體,尤其是皇室家庭,就更是如此。退而求其次,畫家只好利用一本書,上面有每一種可能的面部外形,包括眼睛、嘴唇、耳朵,等等。於是,家人便選擇12號鼻子,18號嘴,諸如此類。所有這樣的肖像都畫出整個臉部,既沒有表情,也沒有明暗,只有衣著裝束勉強能提示人們畫面上所表現的男人或女人的身份地位。慈安的肖像顯示了一個很小的外形,呆板僵硬地坐在御座上,頭上負載著尖而長的頭飾,裝飾著兩隻珍珠做成的鳳凰,穿著一件高領旗袍,還有一件明黃色絲綢短披肩,向肩的兩邊張開。纖細的鼻子,小小的嘴,細而尖的下巴,表情朦朧,神色茫然。    
    我們只有慈禧的照片,都是在她老年的時候拍攝的。它們全都有19世紀邊疆攝影的那種僵硬和荒涼,即使是孩子的眼睛,也會被這樣的攝影弄得跟死人的一樣,面部特徵則全無生氣。幸好,慈禧打破了傳統,分別在1903年和1905年,允許兩位西方畫家給她畫肖像,他們的感覺當然和玻璃版負片不可同日而語。    
    其中一位,就是華士·胡博,他的這幅栩栩如生的畫像是慈禧70歲那年在宮裡畫的,當時,他得到指示,要他消除那些現實主義細節。對此,他機智精明的回答是:他以這種方法動手畫一幅同樣的肖像,保準她看上去就像個25歲的女人。結果,成了一幅滿族聖母像,一個外貌驚人漂亮的年輕女人,纖纖小手戴著寶石護指,下唇上描著紅色的圓點,這是滿洲女人固定不變的裝扮。    
    除了去京城外的丘陵之間拜祭皇陵的罕見遠征之外,慈安一生中的其餘時間都生活在紫禁城內。慈禧這50年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它的大牆之內度過的。只有來自沙漠的大風,捲起漫天沙塵穿城而過。在寬闊的護城河後邊是聳起35英尺的高牆,綿延2.5英里,圍起250英畝的場地,將一大片亭台宮殿掩藏得嚴嚴實實。前院的內部空間令人敬畏。在它們的上面升起三座宏偉的大殿,聳立在巨大的磚鋪地面上,桁梁和琉璃瓦屋頂參差錯雜地裝飾著紅、綠、藍和黃色。在那些儀式性的建築物後面,矗立著乾清門,這是最後的屏障。這兒,禁衛軍從常規宮廷衛兵那裡接手紫禁城的保衛工作。這道門通向內廷和皇室家庭的私密世界,這兒整個是一個迷宮,院子連著院子,而且一個比一個小,直到最後就是前朝嬪妃們退隱的狹小院宅,她們在這裡過一輩子。    
    慈禧的正式寢宮位於內廷的西區(因此人稱西太后),由端則門守衛著。她的寢宮也有著高高的紅牆,嵌著小小的窗戶。院子裡栽滿了火紅的石榴、香氣撲鼻的洋槐、絢爛盛開的桃、李和櫻桃樹,還有遲開的菊花。到處都是籠養的小鳥,啁啾的鳥聲在空氣中傳播。北京獅子狗剛一出現忽又消失不見,像是有什麼緊急的使命,緊追其後的太監們辮子飛揚。她的寢宮裡還有一把不高的烏檀木御座,這個年輕的女人就在那兒接受隨侍女官們和兒皇帝的請安。她的房間按照西方的標準佈置得疏疏朗朗的,有鋪著墊子的長椅、低矮的桌子以及硬邦邦的紅木椅子。窗戶上裝著藍綢窗簾,即使在寒冷的天氣裡也敞開著。    
    她的臥室裡有一張雕刻精細的烏檀木櫥式臥床,或者叫「炕」,三側很高,一側敞開。床面上,放著一張厚厚的氈墊子和三層柔軟的填充床墊,覆蓋著黃緞織錦。每樣東西都是明黃色的,床單是黃色絲綢,床簾是黃色的織錦,床罩是黃緞被子,繡著金龍和藍雲。有很多繡花枕頭散佈各處,不過她最喜歡的還是一隻裝滿茶葉的枕頭,人們相信枕這樣的枕頭對眼睛大有好處。另一隻枕頭塞滿干萎的鮮花和香草。雕木床架的頂部,垂掛著一些小巧的絲帶袋子,裡面裝滿了麝香。雖然她不喜歡別的香味,但卻很喜歡麝香,這激發了她的批評者的靈感,他們到處散佈謠言,說她有「狐臭」。而狐狸是神奇的東西。像許多滿族女人一樣,她也吸水煙,白天的時候啜飲金銀花茶,晚上臨睡前喝一杯熱糖水。    
    在後來的那些年裡,她搬到了紫禁城裡一個更隱秘的住處,陳設佈置與此相仿。那兒有一個不大的秘密洞室緊挨著她的臥室,藏在滑動嵌板的後面。它的盡頭是一塊鋪著黃墊子的巨石,旁邊豎著一個香爐,用於那些沉思默想的時刻。一些隱蔽的通道將她的宮殿連到紫禁城的其他地方。這些隱秘的機關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了,不過在把這些展示給一位來訪者的時候,她評論道:「我從不跟人談起這些地方,否則人們就會猜測它們到底有什麼特殊的用途。」(舉個例子吧,弗蘭克·多恩將軍就想當然地認為它們是用來幽會和謀殺的。)    
    她沒有隱私,除非她真的需要它。隨從總是在場:兩個侍女在她的臥室裡,兩個太監在前廳守護,其餘4個太監站立在紅漆大門的兩邊,一打以上的太監隨時聽候使喚,6個以上的宮女在院子兩廂的房間裡很有耐心地等待著。    
    每年春天都要新選一些宮女來擔負這些職責,那些最低等的滿族家庭的女孩子被帶到紫禁城。太監頭從中挑選出那些他們認為會討兩位太后歡心的女孩子。在宮裡,這些宮女全都身穿藍旗袍,頭髮分向旁邊,然後編成一根獨辮子,再用紅綢繩扎上。這些女孩年紀都在10到16歲之間,要連續在宮裡服務10年,然後就給她們一筆養老金和一套嫁妝。少數人整個一生都留在宮裡,看守房子,監視新來的宮女,或者指揮下等太監幹活。    
    通常,皇帝和大臣們會在午夜至凌晨三點之間起床,開始他們的工作。慈禧的早餐是一碗熱奶和蓮子羹,接下來是一番精心細緻的梳妝打扮。晚上沐浴之後,她繫上一條柔軟的棉織法蘭絨胸兜或圍裙,接下來就是一條綢褲,繫著一根細繩,然後就是一條法蘭絨花邊胸衣。穿完這套內衣褲之後,一個少女就幫著她套上一件睡袍,她有數百件絲綢或錦緞睡袍,她會偶然穿上一件,在寢宮周圍散步。    
    幫她梳頭的並不是宮女,而是太監。先把頭髮從中間分開,然後順著耳側梳向後背,編成辮子,再將辮子盤道頭頂上,形成滿族頭飾的基礎部分,然後用兩根簪子把髮髻固定住。慈禧對自己面部的皮膚特別上心。作為一個寡婦,她不能再用化妝品,即使是輕點朱唇也不行。所以她只能很細心的保養皮膚,包括用細線拔去面部的絨毛。    
    一個出身卑微的女人,往往很在意自己的扮相,她對衣服和珠寶十分挑剔。幾十年來,她積累了三千盒「日常」飾物,從鑲珍珠翡翠的金手鐲,到用珍珠串成的梅花,還有用珍珠、白銀、翡翠所製成的鸛形髮夾。大多是達官貴人和有錢的鄉紳送給她的禮物,為的是討她的歡心。為了盡可能多地顯示這些禮物,根據不同的禮儀場合,她每天要換好幾次衣服和飾物。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7節 紗簾的背後(4)

    準備一次朝見要花幾個小時。典型的朝見裝束是:一件繡著紅牡丹的黃色緞袍,頭飾的兩側戴著珍珠翡翠做成的花朵,中間是一支碧玉鳳凰。緞袍的外邊穿著一件披肩,上面綴滿3,500顆金絲雀蛋大小的珍珠。這件披肩做成漁網的樣子,用兩排純玉扣子連綴起來。蓄長指甲是幾千年形成的習慣。在慈禧右手纖細圓潤的手指上,戴著三英吋長的金護指,左手戴著兩個玉護指。其餘的手指和大拇指都修剪了。她的鞋子上綴著珍珠穗子,鑲嵌著五顏六色的小片翡翠。    
    一切收拾停當,她就坐到自己的轎子裡,由八個太監抬著去某座大殿。太監頭走在她的左邊,一位次一級的太監頭在右邊,兩人各用一隻手扶住轎槓。四個五品太監走在前面,12個六品太監跟在後面。每個人的手裡都拿著東西:手帕、衣服、鞋子、梳子、毛筆、粉盒、香水、別針、黑紅墨水、黃紙。殿後的六個宮女,每個人手裡也拿著東西——整個就像一間長了腳的梳妝室。    
    當兒皇帝精神狀態還不錯的時候,就會被放到御座上,御座在大殿正面的平台上高高昇起。兩宮皇太后就坐在他身後的御座上,被紗簾遮住。當冗長乏味的儀式讓這孩子無法忍受的時候,他就會坐到某位太后的腿上,或者乾脆就饒了他,讓他離開大殿。表演完磕頭的儀式後,大臣們就遞上他們的奏折條陳,連同他們選定的應對方案,然後等待兩個女人發表意見。除非在極不尋常的情形下,兩個女人的答覆都是有案可查的,「交你們去辦吧,」這就意味著大臣們可以採用他們已經決定的最佳行動路線。這套把戲幫助維持了表面上的議事程序:太后們積極參與了決定的作出。在一個儀式比事實還要重要的國度裡,這可不是什麼小事。公事完畢,太后們就乘轎回到各自的寢宮,換上更簡樸一點的衣服。這一天的其餘時間裡,要麼從事小皇帝的教育,要麼就各找自己的樂子。慈禧最典型的娛樂,就是查看朝臣們送來的禮籃,裡面裝著鮮花和水果,檢視一卷卷簇新的綢緞(也是作為禮物進貢的)。她對這樣雞毛蒜皮的瑣事很是入迷,她最主要的愛好,是她的寵物獅子狗,再有就是蒔花弄草。宮裡有幾個太監是飼養動物的專家。慈禧的寵物們(大多是黑色)住在它們專門的亭閣裡,地面上都鋪了大理石,她經常帶它們散步、給它們洗澡。她特別喜歡的一隻獅子狗叫「傻子」,頭上還紮著鮮花。她的房間、她在戲院裡的包廂以及她的大殿裡,也都花團錦簇。她讓太監新摘的鮮花插在她的頭飾上,無論冬夏。朝臣們每天給她送來花籃,全是從他們自家的花園裡採摘來的。她每天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從事剪疊折紙手工藝,或者絞碎青草餵養兔子和小鳥。事實上,她也沒有太多別的事情可幹。她也是籠中之鳥。她一生的主要功能就是為皇位生產一位接班人,這項工作她已經完成了。如今,除了關心他的教育(而這也主要是由慈安和其他人操持),她唯一要干的,就是通過履行儀式職責以幫助朝廷維持現狀而已。    
    在她侍弄花草的時候,一位家庭教師或受過教育的太監就會在一旁為她閱讀中國古代的歷史、詩歌和箴言。有時候,她對那些枯燥乏味的章節不免有些不耐煩,就吩咐讀的人跳過去。她每天都要在紫禁城內四處走走,即使是雨天也是如此,這一習慣使那些宮女們苦不堪言,可憐她們的絲綢旗袍,轉瞬間成了濕耷耷的抹布,跟太監們身上穿的皺巴巴的衣服沒什麼兩樣。    
    當所有其他的娛樂活動都失效時,她還有一個愛好:棋盤遊戲。在一張的大方桌上擲骰子,方桌上鋪著白綢布,上面畫著稀奇古怪的圖案,表現的是「人間」和「仙境」。遊戲的目標就是讓象牙棋子走進「仙境」。    
    當她鬱鬱寡歡的時候,就會叫人拿來紙筆墨硯,熟練地揮毫潑墨,在4英尺長的立軸上揮寫斗方大字。另外一些時候,她還畫一些水墨花鳥。這些,她都會作為恩賞分賜給朝臣們。    
    說到用膳,她是碰巧在哪兒就在哪兒用。宮女們端來一張便攜式的桌子,還有蜜餞和果仁作為開胃點心。大約有150個小碟兒,每一碟各不相同,然後擺成長長的幾排,餐具有黃碗和銀匙,上面裝飾著綠龍或「壽」字。一個太監拿來一把裝著金銀花茶的白玉壺,另一個太監則拿來細長的金筷子。兩個人跪倒磕頭,舉起裝著豬肉、羊肉、家禽和蔬菜的盤子。豬肉的做法有:肉丸子,豆瓣肉片或魚香肉片,筍段燉肉,櫻桃、洋蔥、圓白菜或蘿蔔炒肉,或者碎肉餅。米飯也是膳單裡有的,但滿族人像許多北方漢人一樣,更喜歡吃麵食:烤的、蒸的、炸的,或者做成包子之類。表面上,皇家御廚每天必須為太后精心烹製兩頓這樣的美味佳餚,但盤子都很小,也不過和小茶碟差不多,而慈禧吃得也很少,剩下的都回到了太監們那裡,所以他們長得都很胖。    
    從成為寡婦的1861年到她去世的1908年,她的生活遵循這樣的模式長達47年。但沒多少人記得這些,像許多英國君主一樣,為了一些有益身心的愛好(狗呀,花呀,以及奇裝異服之類),她變得聲名狼藉,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她對於肉慾的嗜好永不饜足,而這樣的惡名,又被從那時到現在的傳記作者和歷史學家給無限放大了。他們當中似乎沒有人願意認真地想一想這樣一個事實:最初所編造出來的那些反對她的指控,全都直接起源於那些排滿鼓吹者,這些人在她最後的10年(1898-1808)熱火朝天地攻擊她。由於滿清朝廷對這些聲言愚蠢地不做任何反駁,人們便把它們當作事實接受了。    
    1901年,一位有錢的新加坡華人鼓動家林文慶8出版了一本書,裡面包含了所有基本的捏造材料。他指控:葉赫那拉作為一個年輕的妃子,竟「向一大群太監展示她的女性魔力。……人們注意到:這些太監大多是年輕的男人,體形優美,相貌清秀。……為數不少的年輕人,他們游手好閒,好奇心強,又找不到更賺錢的事好做,便進宮當差,成了宮廷僕役,過不久又消失不見了。他們去了哪兒呢?……謠言像野火一樣,蔓延得很快,說的是:這些年輕的宮廷僕役在皇城的宮牆之內遭受了意外的死亡。」所以,慈禧的太監中,多數人壓根就不是太監,而是她的情人。在她用完之後,就把他們殺掉了。    
    這個基本話題在巴克斯和濮蘭德的關於慈禧的兩本傳記中得到了極大的延伸和展開,傳記發表於她去世之後不久。作為在華的西方「專家」,他們對西方讀者的影響比林文慶要大得多。在他們的第一本書中,濮蘭德和巴克斯還只是輕微地觸及了太后的秘密生活,書中,他們描述「歡樂環繞著東方的特裡亞儂宮9。」他們在此書較長的一章中,塞進了關於宮廷太監和慈禧關係的內容,以此來含沙射影地暗示性墮落的元素:「誰都知道,而且街談巷議也都這樣傳言:(總管太監)最輕微的一閃念,在紫禁城裡就是法律。……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下面的事情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即使不是必然的話):空穴來風的傳聞不過是在真情實事誇大的基礎上流傳開的,因此我們發現了這樣的報告:(總管太監)並不是太監,而且……(葉赫那拉)已經生下了一個兒子,而他就是孩子的父親。」    
    有了這樣一個伏筆,巴克斯和濮蘭德在他們的第二本書裡繼續借題發揮。根據他們所引用的一份「可信的」中文材料所說,這個私生子的父親,要麼是那位假冒的總管太監,要麼就是一位北京的酒店老闆,這兩個人最後都被慈禧殺了。但是在這個謠言被發佈之後,濮蘭德和巴克斯最終拒絕解釋(也不予肯定)榮祿將軍是慈禧私生子的父親。早在1881年,他們曾引用「一位安徽的官員」的話說:慈禧曾被關在自己的房間里長達兩個月之久,「人們普遍相信,她就是在這期間生下了一個孩子,有人認為,榮祿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    
    濮蘭德和巴克斯聲稱,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在北京的「遊戲夥伴當中……有一個名叫榮祿的男性親戚……據傳,他們之間打一出生就定了親。」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說法。榮祿來自另外一個部族,即便是她的堂弟,也是血緣最遠的那種。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在後來那些年裡,他是她最親近的朋友和支持者,當時,他是政府中溫和派的領袖之一。不過,有一位意大利傳記作者,這樣描述他們之間的羅曼史:「以東方的形式和東方的背景……(所上演的一個)老掉了牙的蘭斯洛特和格溫娜維爾10的故事。」    
    數十年來,對慈禧的誹謗已經成了一個文學遊戲。許多年後,弗蘭克·多恩將軍又給這個故事添加了新的註腳,也增加了它的權威性:「她挖空心思地設計了許多個和榮祿幽會的地點,都十分隱秘。在大內的地底下,是由地道連成蜂窩狀密室。……榮祿使用的就是其中某條秘密通道,它的終端就在慈禧寢宮前廳的下面,一條樓梯向上通到前廳。……一道緊拴著的門被一條地毯蓋得嚴嚴實實的,這道門就開向慈禧的房間。」    
    多恩說,有一次,在地道裡有人試圖行刺榮祿。但這個強健的滿洲漢子拔出他的短刀刺穿了攻擊者的心臟,打跑了另外那些在烏暗漆黑之中襲擊他的傢伙。聽到地底下激烈的打鬥聲,太后「嚇得直哆嗦。」榮祿死裡逃生,這天夜裡他們整夜做愛,太后懷孕了。做了這麼多年的寡婦,要想掩蓋懷孕並避免一場毀滅性的醜聞(除了自己之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據多恩說,她安排了一位客人(她的妹妹)住到她的寢宮裡,假裝懷了孕。當慈禧的女兒生下來的時候,嬰兒便冒充是她妹妹的孩子,被榮祿帶回了自己的宮邸,在那兒和他其他的孩子一起長大成人。    
    這是個有趣的幻想,一個人可能是出於替她著想的意願,而把她的生活想像成這樣一個充滿佛羅倫薩的陰謀和維也納的輕佻的滑稽劇,因為現實的情況確實令人悲傷。剝去華而不實的油彩,她真實的性格實在太謹慎、太陰鬱、太不幸了。在歷史糊塗亂抹的圖層之下,是一個活潑飽滿、美艷動人的年輕女人掉進了一個失敗命題的陷阱:一個本分的寡婦,眨眼間被人判定為濫交;一個被遺棄的妻子,無望地看著自己的丈夫走向癡狂;一個滿懷希望的母親,她唯一的兒子卻是一個將要被野蠻的環境所扼殺的小丑;一個被當作擺設的太后,失去了三個可以共商大計的皇帝;一個擔驚受怕的君主,因為要對一個破產王朝的衰落負責,而使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譯注】    
    1薩利克法典(Salic law),法蘭克人古代習慣法彙編,編撰於5世紀末6世紀初,其中以禁止女性後嗣繼承王位的條款最為著名。    
    2呂後(前291-前180)名雉,秦時單父縣(今山東單縣)人,漢高祖劉邦之妻。前203年,劉邦稱帝,立呂雉為後。前195年,劉邦死,惠帝立,尊呂後為皇太后,惠帝仁弱,實際由呂後掌政,前188年,惠帝崩,立少帝,呂後臨朝稱制,達8年之久。本書中的時間是錯誤的。    
    3霍光(?-前68),西漢政治家。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人,霍去病異母弟。武帝時,為奉車都尉。昭帝年幼即位,他與桑弘羊、上官桀等受武帝遺詔輔政,任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候。昭帝死,無嗣,乃迎立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為帝,旋即廢黜,迎立宣帝。執政20年,其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頗為後世所稱。    
    4格利高裡·拉斯普廷(Gregory Rasputin 1871-1916),塞爾維亞僧侶,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佞臣。出身農民家庭,沙皇對他的催眠法術深信不疑,因此一躍而成為俄國最有權威的人物之一。皇后相信他用法術治癒了皇儲阿列克謝的血友病,還讓他參政並就私人和家庭事務徵詢他的意見。人們認為他給俄國皇族帶來極不健康的影響,1916年12月30日被兩名俄國貴族暗殺。    
    5這節詩出自《詩·大雅·瞻卬》。    
    6這一段沒有查到引文出處,只能照原文意譯。觀其語氣,似不像是出自一生謹慎的曾國藩之口。    
    7聖巴塞洛繆日,即8月24日,巴塞洛繆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1572年的這天夜裡,凱瑟琳王太后策劃了一場針對胡格諾派教徒的大屠殺,成千上萬的信徒在睡夢中慘遭殺害,並且,大屠殺很快從巴黎蔓延到外省,引發了一場新的宗教戰爭。    
    8林文慶(Lim Boon-keng 1869-1957),字夢琴,福建海澄人,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碩士,香港大學榮譽醫學博士。1897年曾創辦《海峽華人雜誌》,積極鼓吹維新。1921年,在陳嘉庚的邀請下,出任廈門大學校長,1937年回到新加坡。抗戰期間,新加坡淪陷後,曾出任偽華僑協會會長。1949年,出任新加坡中國學會首任會長。    
    9特裡亞儂宮(Trianon Palace),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建造的行宮,以備他和家人逃避沉悶的宮廷生活。建成於1687年,1910年改建了成一家旅館。    
    10蘭斯洛特(Lancelot)和格溫娜維爾(Guinevere),英國中世紀傳說亞瑟王的故事中的人物,騎士蘭斯洛特與王后格溫娜維爾的戀情導致了他與亞瑟王之間的戰爭。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8節 一匹馬上的兩個男人(1)

    紫禁城將慈禧和慈安包裹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與此同時,宮牆之外的帝國正在忍受太平天國叛亂所帶來的最後劇痛,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死亡人數達2,500萬。兩宮太后忙於召見群臣,頒發詔書,內容都是涉及要如何不惜一切代價鎮壓太平軍叛亂。隨著英法聯軍不再威脅到滿清的統治,而八國聯軍此時還遠在歷史的視野之外,恭親王對滿清政策進行了一次激進改革,讓軍事權力史無前例地落入了漢人之手。過去兩百年來,滿清統治者都處心積慮地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擔心漢人一旦有了自己的軍隊就會轉而反對他們的異族主子。自1644年以來,沒有哪個漢人被允許招募自己的軍隊,也沒有哪個漢人軍事指揮官會壽終正寢;他們全都是被暗殺、被斬首(以虛構的「大不敬」罪名)、被賜死或者被蓄意謀殺(擦槍走火)。但到了1862年,在恭親王的力勸之下,兩宮太后將王朝的命運交到了曾國藩的手裡,正是這個人,改變了她們固有的成見,將瓦解太平軍叛亂的任務留給了他。這樣,她們無意之間給了顛覆勢力以可乘之機,而她們的先輩們早就警告過,這將會導致王朝的屈辱和崩潰。曾國藩本人當然不會和她們作對,但他的一位被保護人(原文為法語)——狡詐絕頂的李鴻章——將開始著手一項非凡的事業,在這一事業中,他將成為王座背後真正的力量,而留下慈禧操弄一個日漸虛空的外殼。    
    這是個不得已的解決辦法,但有些事情不得不做。19世紀上半葉,接二連三的農民造反,起來反抗滿清的無能和暴政。太平軍只是最近的一次,不過他們成功了,而其他人則失敗了。1850年以來,他們橫掃了一省又一省,擊敗了所有咸豐皇帝派來圍剿他們的滿清軍隊。絕望之中,八大臣只好把那些最冷酷無情的傢伙推到省、地一級主管的崗位上,這些人借助群體滅絕的手段來對付叛亂:整個南方地區的漢族居民被屠殺殆盡,包括女人和小孩。這是一個劇痛時期,伴隨著乾旱、饑荒和洪水。由於對清廷的憎惡和絕望,那些窮苦的鄉下人紛紛加入太平軍。他們的皇帝洪秀全和他的信徒們具備一定的組織天才、神秘論的系統框架和近乎狂熱的獻身精神,這對於約束魚龍混雜的50萬大軍顯然是必要的。他們把自己的首都定在南京,在那兒威脅著中國的核心地區。    
    他們自視為基督徒,決心要建立一個「太平天國」。洪秀全可不是一個能等閒視之的瘋子。他曾經4次參加科舉考試都鎩羽而歸,結果是:成就功名的道路被堵死了。洪秀全的第三次失敗發生在廣州,在那裡,一個中國基督徒給了他一本名叫《勸世良言》的小冊子,通篇都是《聖經》說教和《舊約》故事。讀完這本小冊子,洪秀全陷入深深的憂傷之中,並馬上認定:自己就是耶穌基督的弟弟,將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新的朝代。他很快就有了一批核心信徒,他任命他們為「天國」的親王,其中有一個燒木炭的、一個闊秀才和一個打零工的。和滿清的八旗將官比起來,他們顯然更具備擔當軍事指揮官的才能,這一點被後來的事實所證明。太平軍拒絕所有滿族引進的東西,從觀念到服飾,太平天國的男人披散著他們的長髮,而不是滿洲人的辮子,所以他們被稱作「長毛土匪」,或者簡稱「長毛」。他們給予婦女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並且也可以擔任國家公職人員。瞧瞧太平天國提倡的都是些啥,如此稀奇古怪,如此現代,如此烏托邦。這些,不只是威脅到滿清的統治,更威脅到整個儒家社會體系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和中國膠結在一起的。由於他們挑戰的是儒家本身,所以難免遭到中國儒家精英的積極反擊。就像曾國藩所說的: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1    
    其時,曾國藩50出頭,出生於湖南一個不十分顯赫的官宦之家。他父親經過16次鍥而不捨的努力,通過了科舉考試。不過曾國藩顯然要聰明得多,很快就考上了最高級別的進士,相當於牛津大學的博士。作為對他的罕見天賦的承認,他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在那裡,他被證明是那種最稀有的東西:一個清正廉潔的人。曾國藩看上去不太像個軍閥,而更像是個值得尊敬的聖賢。5英尺9英吋的身高,體格健壯,虎背熊腰,本來就很大的腦袋,被前額刮得光光的滿洲髮型弄得更顯其大,頭髮編成一根辮子拖在腦袋的後面。濃密的鬍鬚垂掛在胸前,更使他顯得聰慧異常。他憂傷的淡褐色眼睛鋒利而敏銳,緊抿著薄薄的嘴唇。給人總的印象是:意志堅定,目標高遠,威嚴莊重,自制力強。他可不是個等閒之輩。    
    1852年,當太平軍掃蕩到湖南的時候,曾國藩最初得到了八大臣的一個含含糊糊的軍事命令。他當時恰巧在湖南,是因為給母親服喪而卸了翰林之任。肅順對他強調,為了國家的利益,他應該先把服喪的事放到一邊,招募一支地方武裝,從背後攻擊太平軍。曾國藩照著肅順說的做了,但發現自己的手被成百上千的無形繩索給束縛住了,肅順既不答應以皇帝詔書的形式給他一個正式的任命,也不給他必要的權力來提高地方稅收以支付兵餉。這些還只不過是滿人陰險奸詐的一個小小的典型而已。沒有正式的任命,作為漢人的曾國藩任何時候只要稍有越權之舉,就會被朝廷問罪,甚至會掉腦袋。八大臣希望曾國藩擋住太平軍,但又不敢給他任何實權。獲得對中國的控制之後,滿洲皇帝們疑神疑鬼,不允許任何人(即使他們的兄弟)獨掌大權。一支私人的漢人武裝,將會對北京造成更大的威脅。與太平軍的戰鬥足以證明,這種做法其實就是自我拆台。滿清的軍隊屢戰屢敗,曾國藩首戰告捷,算是破天荒的頭一回。但卻被肅順用各種辦法割斷了腳筋。儘管這樣,曾國藩還是想方設法按時給他的人關餉,而且是厚餉(這在中國的任何朝代都是十分罕見的事情),另外還要發「養廉銀」,以防止他們行賄受賄、敲詐勒索。他的湘軍從而成為第一支懂得自重的政府軍,實為數百年來所僅見,打勝仗就是這些措施的一個結果。    
    1860年,太平軍眼看著就要徹底完蛋了,滿清的軍隊將他們圍困在南京城內,肅順極不情願地讓曾國藩做了兵部尚書和兩江總督,所謂兩江,包括遭受戰爭重創的江蘇、安徽、江西和浙江4省。但八大臣決不會放手給出任何東西,他們慣用的伎倆是一手予一手取。他們派來蒙古親王科科沁作為曾國藩的副手,在他的左右安插下一個密探,要獨立做出任何決定都是不可能的。曾國藩比以前更受牽制了。    
    1861年,恭親王的政變改變了這一切。親王馬上給予了曾國藩自主權,那是八大臣一直故意不給的。    
    恭親王明白,太平軍是對王朝生存的最大威脅,於是就和西方列強達成和解,以便讓他的政府和將軍們放手去對付叛亂。搞垮了八大臣之後,第一步就是全力支持曾國藩。有了慈禧和慈安的支持,恭親王成功地說服了滿洲領導階層,改變他們對待漢人軍事首領的一貫政策。如果太平軍被打敗了,滿清也需要像曾國藩這樣的人的幫助。就這樣,恭親王的決定,使太平天國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末日,但同時也為漢人軍閥樹立了一個榜樣,這些軍閥給滿清統治帶來了新的緊張。    
    從這一點上講,這樣的聯合將會謹慎地鼓勵某些漢人在帝國的防務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將受到嚴密的監視,但不再會被捆住手腳。這種改變,是19世紀後半葉滿清政府最大膽的舉動之一,但也加深了滿洲人對於被顛覆的擔憂。而曾國藩自己,比過去更加為自己的安全擔心了。1862年初,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他這樣說:「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2    
    看來,恭親王和兩宮皇太后決計要冒一回險了。他們知道曾國藩為人不錯,相信是可以依靠的。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對的,然而,陰謀利用這一天賜良機的並不是曾國藩自己。    
    在曾國藩的才幹中,最為得心應手的技能就是選用聰明機靈的的下屬,讓他們去擔當密探、策劃陰謀,就像是一個高段位的國際象棋大師。他的軍事組織包括一個私人秘書處,或者叫「幕府」,成員是一些有科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充任他的稅務官、補給庫經理和密探。儘管他自己嚴厲而清廉,但他常常會選用一些有才能的怪人,一些行動家,有時候也有一些天才人物。    
    在他的那些被保護人當中,最有才幹的是李鴻章,當時還只是個年輕的漢族舉人。李鴻章具有他老師的全部狡詐,卻沒有他的審慎。他有著非凡的外表(而不是美德),站起來有6英尺4英吋,濃密的鬍子,黑色的杏仁眼(像典當商的彈球一樣叫人感到暖洋洋的)。他英俊文雅的外表讓人全無戒備之心,加上他那十足真誠的表情,使人很快就對他產生信任感。如果你感覺到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得不把孤兒院的保險櫃托付給他保管的話,那麼當你回來的時候,它必定還在那兒,不過他已經將裡面的內容用於回報率為300%的投資,所產生的利潤當然要裝在他的口袋裡。絕對的冷酷無情、精於算計和充滿惡意,他注定要成為大清開國以來最有權威的漢人政治領袖。但在曾國藩還是他的老闆和師傅的那會兒,李鴻章既有耐心又很溫順地老老實實當學徒,正如俗諺所云:兩人同騎一馬,總有一人在後。    
    李鴻章比慈禧大12歲,1823年出生於安徽的一個上層家庭,那是上海西邊的一個省份,是長江下游的一個戰略要衝。他學業優良,24歲的時候就成了一名翰林學士,28歲晉翰林編修,專門為皇上草擬法令和詔書。他在裝腔作勢的措辭方面顯示出了非凡的才華,應用自己的知識才能就像屠夫操刀一樣游刃有餘。對於像李鴻章這樣一個年輕人來說,他有一種非同尋常的領悟力,知道在中國究竟有多少事情真正起作用,也清楚地知道:無論何種途徑,只要有利於自己向上爬,就決不能有任何猶疑。    
    還在翰林院的時候,曾國藩和李鴻章就建立了這樣的師徒關係。1853年,當曾國藩為抗擊太平軍而擔當起組建湘軍的任務時,李鴻章就離開朝廷,回到了他的安徽老家,成了本省巡撫的一名私人僱員。在師傅的計劃裡,這是精心算計好了的第一步。    
    只要他留在文職官員的隊伍裡,他就絕無可能被派回他的本省。由於獲得了安徽巡撫的一個私人職位,他就跨越了這一障礙,並且,就有可能在30歲之前,在他家鄉的草根階層中為將來構建權力大廈而打下根基。1853年6月,在獲得巡撫批准的情況下,他的手下已經有了1,000名兵勇,表面上是為了對付太平軍以及其他的叛亂和土匪;事實上,他們是李鴻章的私人武裝。他的指揮官中,有許多就是從前的犯人,李鴻章利用他們去招募其他的土匪和惡棍,以擴張他的軍事實力,最後面貌一新,成了「淮軍」。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29節 一匹馬上的兩個男人(2)

    曾國藩的湘軍主要是一批在真正的書生指揮下的最好的農夫,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李鴻章的淮軍,他的人都是一些僱傭兵、無能之輩和江湖騙子,這些人通常還是秘密幫會和犯罪團伙的成員,那些有科舉功名的官員也接納了他們。李鴻章和曾國藩不是同代人,曾國藩反對那些經由通商口岸而傳入到中國的變革觀念,而李鴻章則採納了它們,並讓它們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任何時候,他都願意向既得利益者做出妥協,對於行賄受賄和貪污腐敗決不橫加反對。李鴻章很瞭解他所生活的這個危險時期,他也知道:只有貪斂之徒才能夠敲詐到必要的銀子來養活他的夥計們——同時也給自己支付薪水。李鴻章狡猾地聲稱:「余本貧寒子弟,而暴得大名。」1859年,在幫著把他的家鄉從太平軍的治下解放出來之後,李鴻章投到曾國藩的門下,成為他的私人秘書。作為回報,他得到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機會:從內部觀摩一個軍事強人指揮作戰時的政治貓膩。曾國藩派他做了一回密探,在他回來的時候,還親自聽取了他的匯報,對他的狡猾尤其是他能看透人心的才能表示了極大的讚賞。但李鴻章巨大的自負使得湘軍指揮部這個場子顯得太小了:「對於一條大船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太淺的海灘。」    
    曾國藩決定給這個年輕人一個能與其狡詐相匹配的任務。太平軍曾經以南京為根據地,在江蘇省境內發動過很多成功的戰役。這裡地形平坦開闊,綠色蔥蘢,物阜民豐,河渠縱橫,湖光瀲灩,盛產蠶桑。對於打伏擊戰來說,是個很不錯的地方。    
    在戰勝太平天國的諸多途徑中,曾國藩唯一讚賞的,就是摧毀叛匪的大本營南京(洪秀全就是在這裡登極加冕的),以此來斬斷他們的主根。但曾國藩卻因為不得不頻繁地為其他城鎮解圍而分心勞神。    
    隨著蘇州的陷落,那些有錢的達官貴人紛紛逃到上海,心急火燎地找到曾國藩以尋求幫助,見到他的時候幾乎就要哭出聲來。「休得哭嚎,」他勃然大怒,「儘管我不能派出我的主力,但我會派出一支『奇』兵前往。」    
    這支奇兵就是李鴻章,帶著一幫從他的淮軍和無賴中挑選出的精幹分子。他的任務是解放蘇州並馳援上海——這個邪惡之城(當他駐紮該市的時候,他倒是順便解放了它的口袋,並讓自己成了當地一霸)。    
    由於太平軍用牢固的蒸汽船封鎖了江面,李鴻章直到1862年的4月初才趕到上海。這座城市已經是一隻熟透了的水果,就等著被人採摘並吃掉。上海就是一顆大荔枝,中國的社交之都,流亡難民和國際無賴的所多瑪和俄摩拉3,它的中國居民在1852年時還不到500人,到了1860年,由於有錢人和窮光蛋都紛紛逃避太平軍戰亂,而一下子攀升到50萬。在淘金熱潮中,上海雲集了逃亡者、冒險家以及來自外國海軍和商船的海員。    
    在妓女的石榴裙下,正在進行的是為城市的控制權和它驚人的稅收而展開的爭奪之戰。本地的老闆們,也正在努力擊退那些想從中分一杯羹的、逃難來的蘇州權貴。    
    那些眼下控制著上海的人,因為害怕李鴻章的到來而體驗了一場集體性顫慄。他們知道,這座城市所面臨的真正威脅,並不是太平軍,因為他們一直秘密地為叛軍提供物品和武器。他們擔心的是:李鴻章將會把他那粗壯的大拇指重重地按在他們的天平上,而且,他們將會遭到一位新來的藝術大師的修理。    
    李鴻章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和皇帝賦予的權威來這麼幹。曾國藩和兩宮皇太后已經做好了安排,打算讓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江蘇是兩個帶頭反對開放通商口岸的省份之一(另一個是浙江)。現任巡撫薛煥大人不願意放棄上海安逸的生活來專心履行抗擊太平軍的軍事職責;作為替代,他僱用了一幫流氓地痞來騷擾商家、劫掠外國商船、謀殺所有膽敢違抗者。這一夥流氓總共不過千來號人,但薛大人聲稱,他們是一支真正的抵抗太平軍的民兵武裝,號稱有55,000之眾,這樣,他就可以把那些子虛烏有的「幽靈士兵」的薪水裝入自己的口袋。曾國藩把他比作那個守株待兔的傢伙。    
    如此這般,李鴻章就在31歲之年,成了帝國最富庶省份的首腦。他的對頭在上海的招待宴會進一步證實了這個城市實在有太多的貓膩了,尤其是那些通商口岸的買辦們,他們因為給洋商當掮客的小費而養得肥頭大耳。最頂級的老闆是吳煦和楊坊,他們曾讓薛巡撫充當他們的推銷員。表面上他們都是銀行家,其實是軍火商、騙子和勒索者,控制著整個勒索行業和假模假式的慈善機構,其中包括一支由西方商人承諾支付的、為無家可歸的難民而設立的慈善基金。楊坊老闆曾擔任過怡和洋行的買辦,英語說得像個拉皮條的一樣好。兩位老闆招募了一支小規模的外國僱傭軍,受過快速來復槍和火炮的專門訓練,他們的存在,對於李鴻章的如意算盤來說無疑是個障礙,李大人計劃讓自己的私人武裝成為上海唯一的防務力量,從而增加對這個城市欣欣向榮的勒索行業的控制。    
    在現有的條約之下,為中國事務而僱用外國僱傭兵是非法的,但楊坊老闆打著對付海盜的幌子,僱用了一個綽號「將軍」的美國海盜古夫。在古夫的蒸汽炮艇「孔子號」上,有一位29歲的美國人華爾4,是個野蠻的傢伙,留著濃密烏黑的披肩長髮,此人所熱心的事情就是自我毀滅。    
    華爾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市,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出海當了水手,後來又成了一名僱傭槍手,在加利福尼亞金礦區闖蕩,參與中國和墨西哥之間販賣勞工的非法勾當。這使他有機會來到上海,在這兒,他本打算出一個很高的價錢讓自己受雇於太平軍,未果;搖身一變,成了楊坊老闆那支僱傭軍的頭兒。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這個一貧如洗的流浪漢便擁有了數不清的美元和超過他掌控能力的權力。華爾和他的副指揮、北卡羅萊納人白奇文5一起,招募碼頭上的社會渣滓、逃亡者和菲律賓殺手,充作新兵,楊坊老闆則花錢收買這幫人去敲詐商會。    
    經過短短幾周夏普來復槍和科爾特左輪手槍訓練之後,華爾的槍手們便動身出發了,要去奪回位於上海西南25英里處的松江府。華爾帶領的這支隊伍,穿著阿爾伯特親王6式的雙排扣長禮服,僅有的裝備就是一根尖鐵棍和一支馬尼拉方頭雪茄。在松江城外,他們以露營的方式度過了他們的第一個夜晚,這一夜,他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弄出的動靜實在也太大了,以至於整個奇襲行動完全泡了湯。第二天,他們被太平軍打得落花流水,狼狽逃回了上海,到上海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領取了自己的餉銀,然後就開了小差。    
    華爾發誓要報仇雪恨,招募了第二支部隊,發起了又一次奇襲,拿下了松江府。受到勝利的鼓舞,他一鼓作氣,繼續攻擊太平軍的青浦要塞,這一回他把所有的東西都丟了——火炮、炮艇和軍需列車,華爾自己也受了重傷。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7(該報讀者當中,華爾的崇拜者並不是很多)的報道說:「最新和最好的消息……是華爾和他的人在青浦陣前的徹底失敗。這個臭名昭著的傢伙在上海栽了,雖然一時半會不像是有死的希望,但他的嘴巴、一側肋骨和一條手臂都受了重傷……現在這支軍隊已被解散。」    
    華爾從此消失了8個月;當他回來的時候,嘴巴上的傷使他看上去更加兇惡,說話也很吃力。他試圖從皇家海軍的軍艦上重新招募水手,結果被何伯將軍給逮了起來,還把他鎖進切薩皮克號軍艦的一間小艙房裡。那天夜裡,華爾艱難地鑽出舷窗,登上朋友們來接應的小艇,跑掉了。然後,華爾和何伯將軍達成一個協定,從此不再染指皇家海軍的士兵,退而求其次,華爾只好招募了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軍隊,由歐洲人指揮,並且得到了英國人謹慎小心的資助。    
    華爾很快就招募到了5,000名的中國士兵,穿著打扮就像法國的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綠色的穆斯林頭巾和燈籠褲。他的軍官則是一些美國兵痞子,他們加入這支部隊,只不過是為了杜松子酒而已。    
    剛好在李鴻章到達上海之前,在何伯將軍的海軍的支持下,華爾和他的中國大軍打了一個漂亮仗,佔領了太平軍小鎮——高橋。為此,兩宮皇太后給了華爾中國公民的身份,還有三品頂戴和提督軍銜。他們歡天喜地,將華爾的隊伍改名為「常勝軍」。與此同時,華爾還鞏固了他和楊坊之間的商業聯繫,辦法倒也簡單,就是把楊老闆的寶貝閨女娶過來做自己的老婆。他和楊坊一起買來了兩艘美國造的炮艦,並做了一筆很合算的買賣:趕跑了長江裡的海盜,接管了他們的走私業務。    
    此時,李巡撫帶著他的2,500名來自安徽的兵丁上了岸,穿著簡樸的鄉民服裝,風塵僕僕地穿過上海的大街小巷,惹得路人暗自竊笑。他們看慣了閃閃發光、五彩繽紛的華爾的洋人軍團。李鴻章則反唇相譏:「難道軍隊穿得漂亮比能征慣戰更重要麼?」    
    華爾的部隊給李大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們的武器,而不是他們的制服。於是,他也開始著手用夏普來復槍裝備自己的兵勇。他一舉一動都很謹慎,不直接和楊坊老闆搭話,但卻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用自己的人換掉楊坊他們的人。    
    李大人也肯栽培華爾,到了1862年底,他們的軍隊已經肩並肩地戰鬥了,但在合作的偽裝之下,兩個人又互相深深地憎惡對方。「魔鬼巡撫(李鴻章),」 華爾在給北京的美國特使蒲安臣8的信中寫道,「他牢牢地控制了這兒所有的稅收,卻並沒有經受過我曾經打過的那麼些惡仗……到現在他們還欠我和我的朋友們350,000(兩白銀),而我的這些朋友,不過是為了薪水之類的好處才和我保持友好關係的。」    
    就在這份指控發出的當天,華爾正從一座小山上監督著他的人攻打寧波西北方的一個城鎮,就在這時,有人從背後向他開槍。這天夜裡他就死了。幫著李大人的從前進的道路上移走這個障礙物的,可不是什麼上帝之手,而是「友情開火」。從背後幹掉競爭對手,從此成了李大人的一個顯著標誌。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0節 一匹馬上的兩個男人(3)

    常勝軍並沒有被解散(這得到了兩宮皇太后的批准),李鴻章指派華爾的副指揮白奇文出任這支軍隊新的掌門人,白奇文是個「專說大話不做大事」的傢伙,他注定要栽觔斗。因此沒人會誤解那些譴責白奇文的失敗的人,李鴻章讓吳煦老闆做了他的聯合指揮官,而讓楊坊老闆挑起了給這支軍隊關餉的重擔。這樣一來,這兩個人除了互相拆台實在也別無選擇,很快,他們就這麼幹了。    
    事到如今,李鴻章對上海的控制是如此完整,以至於那些商人們已經不再願意滿足楊坊的金錢要求了。反過來,楊坊也就拒絕從自己的保險櫃裡掏錢給白奇文關餉了。一天晚上,怒氣洶洶的白奇文帶了幾個全副武裝的士兵,闖進了楊坊的住處,將這位銀行家打翻在地,然後就收拾起他所有的銀錠和金條,揚長而去。李鴻章馬上就將一頂高帽子戴到了白奇文的頭上:稱他為「陰暗的人物」。在他的建議之下,兩宮皇太后頒發諭旨,著將吳老闆和楊老闆降職,就這樣,只消幾筆朱批,就讓李大人的主要競爭對手讓了路。這就是李鴻章做事的方式,讓他的對頭們自相殘殺,或者說得稍稍好聽點,叫做「友情開火」。    
    還有個問題,就是常勝軍,不過這時候它已經是李鴻章的一個玩具。為了指揮這支武裝,李鴻章想找個小有名氣的洋人。英國政府向他提議讓查爾斯·戈登9中尉來擔當此任,可以把他從英國皇家工兵中借出來。    
    打自戈登幫忙點火燒了圓明園,到如今差不多過去了3個年頭。這時候他30歲,還處於他傳奇生涯的早期階段。他曾服務於克里米亞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並跟隨額爾金勳爵去了北京,收集了他自己的那份戰利品,給母親和姐妹們寄去了皇帝的貂皮、翡翠、花瓶和琺琅。打這以後,戈登所在的部隊被派到上海,以改善外國租界的防禦系統,這讓他有機會被選拔來當常勝軍的頭兒,既是因為方便也是因為幸運。    
    戈登是個奇人,他暗灰色的眼睛可以長時間地盯住某些東西,而其他的東西一概視而不見。在上海,他穿著馬靴、鬆鬆垮垮的褲子和雙排扣長禮服,高視闊步,一支接一支地抽著雪茄。當他從低矮的小山上監視他的士兵們的行動的時候,隨身只帶著一根「得勝杖」。他靠生雞蛋為生,一次能吃一打,裝在一把燒水的錫茶壺裡,對著壺嘴吮吸。雖然我們對他的性生活的情況不是很確定,但我們知道他對兒童有一種特別的喜愛,曾經從太平軍的浩劫中營救過很多孤兒。在上海,有6個中國男孩擔任他的僕役。    
    戈登對常勝軍沒有什麼好感。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對它進行強制性的改造。他開除了那些吸鴉片的傢伙;廢止了對攻城略地的獎賞;不准劫掠,違者處死;禁止在宿營地喝酒。    
    這期間,美、法、英三國的公使感覺到白奇文確實是李鴻章陰謀的犧牲品,逼著恭親王要讓白奇文官復原職。李鴻章大人對這樣的干涉很是生氣,但很快想到:是不是要去收買一下那個白奇文?然而很快就證明這是不必要的。由於錢太少,白奇文乾脆投靠了太平軍。兩宮皇太后立即撤消他的中國公民的身份。後來,白奇文被李鴻章的部隊在太平軍的一個要塞裡俘獲,「意外地淹死了」。    
    如今,太平軍已經處於守勢。李鴻章打算解放蘇州,那是太平軍殘存的據點之一,有40,000太平軍將士在那裡把守。戈登的常勝軍在蘇州很不順利,多虧了太平軍的領袖們內訌,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在1863年12月5日失守了。有人指控戈登的人劫掠、謀殺和殘暴,於是他把自己的部隊撤到城外露營,把一切留給了李鴻章的指揮官處理,有幾個太平軍的將領,他非常讚賞和欽佩。這幾個太平軍將領之所以投降,就是因為他們和戈登達成了協議,戈登將保證他們的安全,並且還答應在政府軍中為他們謀得很高的官銜。戈登不在的時候,李巡撫邀請了這幾位叛軍將領赴宴,他們所得到的一道開胃小菜就是:他們全都被砍掉了腦袋。    
    戈登大為震驚,要求李鴻章直接逮捕、審判並處決參與其事的幾個戰爭罪犯,否則,他將辭職並投奔太平軍。就像哈姆雷特留著尤里克的頭骨一樣,戈登也保留了一個太平將領的首級在他的床頭,以此作為對李鴻章「背信棄義」的一個經常性提醒,也以此反照中國人在所有事情上有多麼壞。他還揣著一把左輪手槍在宿營地到處遊蕩,威脅要殺掉李鴻章。    
    恭親王和兩宮皇太后把戈登視為收復甦州的一位公眾英雄,送給他10,000兩白銀,還用他在戰鬥中奪來的太平軍旗包著。這更加激怒了他,他拒絕這樣的榮譽。戈登解釋說,他唯一想得到的是一件黃馬褂,就像李鴻章穿的那件一樣。對於一個戰地指揮官來說,這是朝廷所給予的最高獎賞。如果給戈登一件,想必李鴻章也不會有多大的意見。於是,兩宮皇太后就也賜給了戈登一件黃馬褂。戈登比大多數人更加瞭解李鴻章的冷血本性。他也曾聽聞過關於李鴻章覬覦大位的謠言。但沒過多久,戈登就離開了中國。    
    1864年7月19日,當太平天國在南京最終垮台的時候,戈登並不在場。因為又一次令人難以置信的殺戮和掠奪,南京被人們所銘記。那位落榜的秀才和太平天國的創立者——洪秀全,據他自己所說還是耶穌基督的兄弟,死於南京陷落之前的一個月,死於慢性毒藥。曾國藩將軍的弟弟曾國荃則負責最後的屠殺,在他的官方報告裡這樣描述:「其時偽城火已燎原不可向邇,其偽宮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人。國荃傳令閉城,分段搜殺。三日夜,火光不絕,斃賊十餘萬人……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10數月後,一位來到這一地區的旅行者描述這個殺人戰場「屍骨白似雪。」野狗都很肥壯。    
    北京當然很高興,太平天國叛亂總算結束了。慈安和慈禧將榮譽拿出來當作小禮品一樣分發,甚至發給那些沒有參與的人。曾國藩被封為侯爵,他的弟弟則被封為伯爵。李鴻章同樣也封伯爵。    
    41歲的李鴻章已經獲得了對上海的絕對控制,現在又被任命為整個長江盆地的總督,那是中國的心臟和靈魂。他只花了10年的時間,就得到了至關重要的財富和權力。而滿洲人所擁有的只不過是帝國的幻影。目前,李鴻章還是心滿意足地讓他們繼續呆在那把龍椅上。正如曾侯爺不斷提醒的,成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誘惑無處不在。    
    曾國藩在寫給他兄弟的信中說:「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11或許,此刻他回想起了南京圍城之戰的巔峰時刻,他和弟弟的指揮著13萬人馬,當時他曾收到過一紙密信:「南方諸省,泰半已入大人之手,大人難道沒有更遠的想法麼?」曾國藩頓時臉色煞白,憤怒而驚恐。    
    洋人甚至公然推測,滿清政府隨時有可能被曾國藩或李鴻章推翻,因此,當這兩個人走在一起時,他們就會表演一種特別的步法。曾國藩在邁步向前的時候,會謙恭地側步,讓他的被保護人上前,再邁步的時候,又再一次避讓,就好像是跳一種米奴哀小步舞12。每邁一步,曾國藩都要表演這樣自謙的情節喜劇,他聲稱:面對如此繁多的職責,自己實在太老了,太糊塗了,太衰朽了,太笨拙了。    
    隨著太平軍慢慢地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大清帝國面臨的下一次軍事挑戰,是一支叫做「捻軍」的秘密幫會,發韌於山東境內和安徽北部。平定捻匪的任務就落到了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身上,1860年,他曾經為保衛北京城而認認真真地和額爾金爵士對陣,但成績卻很不理想。朝廷希望僧將軍這一回能蕩平捻匪,同時也希望他擔當北京的保護屏障,以防止任何鹵莽的漢人將領倒戈相向、進犯首都。然而在1865年,當他在山東對一小股捻軍窮追猛打的時候,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襲擊,僧格林沁被殺。幾乎可以肯定,這又是一次「友情開火」,這一事件給李鴻章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這位蒙古親王是被蓄意謀害的,為的是叫他讓路。除了自己的武裝之外,他還指揮著從曾國藩和李鴻章那裡借來的軍隊,這讓他們很方便地進入他的防線的內部。    
    毫無疑問,僧格林沁的被殺搬走了李鴻章前進道路上的一個主要障礙。在恭親王和兩宮皇太后能夠始終依靠的軍事將領中,僧格林沁是唯一的一個非漢人將軍。一個吃苦耐勞的將軍,牢牢控制著自己的士兵,自己掏錢給他們關餉,受到人們的尊敬。僧格林沁的品德操守對李鴻章來說也是一個障礙。北京為他舉行了國葬。    
    僧格林沁的被殺使得滿清政府比以前更加依靠李鴻章和曾國藩了。曾侯爺被任命接替僧格林沁的位置,從而極大限度地取得了對華北的軍事控制。他把華南的控制權交給了李鴻章。    
    很快,米奴哀小步舞不得不重新跳起來了,因為,曾國藩因自己走得太靠前了而再次受到批評。他以大聲的抱怨來回答這些批評:他太老了,太累了,而且還體衰多病。    
    他謙恭地請求朝廷恩准,讓他回南京,回到過去的工作崗位上,並推薦李鴻章接替他在北方的位置。    
    這種極端謙虛的姿態使得朝廷對曾國藩更加信任,因此,朝廷並沒讓他退休,而是打算讓他當直隸總督,該省就圍繞著北京,是中國最高的省級職位。無論誰是直隸總督,他就會獲得僅次於兒皇帝和恭親王的權力。    
    再一次,曾國藩又表演起了他古怪的米奴哀小步舞,請求開缺以調養自己日漸衰朽的身體,並推薦李鴻章作為自己的繼任者。1872年3月,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靜地撒手人寰,享年61歲,他是滿清開國兩百餘年來第一位壽終正寢的漢人將軍。    
    李鴻章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直隸總督和首都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49歲的他是中國最年輕也最有權力的總督,恭親王和兩宮皇太后在危急時刻也就只有靠他了。從那時起,李鴻章就成了這一政治聯盟看不見的合夥人:兩宮皇太后執政,李鴻章控制。    
    【譯注】    
    1曾國藩《討粵匪檄》。    
    2曾國藩《致澄弟沅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799頁,岳麓書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3所多瑪和俄摩拉,《舊約聖經》中的兩座罪惡之城,因它們的邪惡和墮落而遭懲罰,被上帝毀滅。    
    4華爾,即弗裡德裡克·湯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美國冒險家,早年曾在尼加拉瓜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1959年來到上海,受蘇松太道吳煦的僱傭,組建了一支由外國人組成的武裝「常勝軍」,抵抗太平軍,1862年9月在一次戰鬥中被打死。《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傳。    
    5白奇文,即亨利·安德裡亞·伯格萬(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美國冒險家,華爾戰死後,他繼任「常勝軍」的指揮官。    
    6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    
    7《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是《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前身。1850年8月3日由英國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是上海最早的英文報紙,號稱中國的《泰晤士報》。1864年7月,報館另出《字林西報》,就將《北華捷報》改為它的每週增刊。1951年停刊。    
    8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國律師及外交官,1861-1867年間任美國駐華公使,曾代表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過《蒲安臣條約》。    
    9查爾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國軍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於軍人世家,父親是皇家炮兵部隊的一位中將。他19歲從皇家軍事學校畢業後即進入皇家工兵部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隨英國軍隊來華,後任常勝軍統帶,因幫助清政府平定太平軍有功,授提督銜,賜黃馬褂、孔雀花翎。後任蘇丹殖民總督,在喀土穆城被叛軍所殺。戈登被英國首相格萊斯頓稱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後維多利亞女王曾親自到他家中慰問,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傳。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國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國藩家書》631頁,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種緩慢而莊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結伴而跳,源於17世紀的法國。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1節 黃色薄霧下的生活(1)

    在缺少一個真正的滿族強勢人物的情況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後就只能依靠努力培養慈禧的兒子、年輕的同治皇帝,讓他表現得更出色。至於他是擔當一個積極的角色,還是繼續做他的傀儡皇帝,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須表現得像個完美的儒家聖君。在中國,對外表的依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君權神授」本身就關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賴於一個十幾歲孩子的言行舉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親王做了多麼大的努力,這根本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簡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慘生活使靈敏的政治聯合天平傾斜了,也使得慈禧離獨掌統治大權更近了一步。    
    傳統上,人們認為一個兒皇帝已經成年並能獲得全部權力的最低限度是15歲。在祺祥政變發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歲。從此之後,對於兒子的撫育教養,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實在不多。這一點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養小皇帝的日常功課被皇室代理人所嚴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夠對此產生影響。在接下來的10里,為鍛造同治的性格和培養他的思想,以準備擔當他偉大的職責,就必須為他選擇專門的家庭教師。    
    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這些準備工作,被交給了57歲的蒙古進士倭仁,此人是被人們稱為大清帝國品德最高尚3個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他不僅是同治的老師,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滿清政府意識形態領域的監察首腦)、翰林院掌院學士和戶部尚書。在任何事情上都沒人向倭仁挑戰。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種頑固和獨斷,不僅僅限於對同治的督導。作為朝廷裡的高級牧師和道德警察,在接下來的9年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讓王朝的制度從「力與謀」的罪惡退回到「禮與仁」境界,也就是讓一個病人從治癒退回到病死。    
    似乎沒人懷疑:同治能夠被灌輸進儒家美德,並且能夠被教育得聰慧睿智。這是中國國家神話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覺到任何程度的不足,親王和軍機大臣們就擔當指導他作決定的任務(就像如今他們對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樣),一定要使出現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和合乎禮儀的。然而,他們全都錯了。    
    從最近幾朝的情況看,儒家體繫在塑造它的統治者方面,成績並不是很好。曾經湧現出的一代又一代統治者,沒有哪一個接近於儒家的理想。許多人認為這個問題只是最近才開始出現的,咸豐、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慶。然而,就是那個偉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時間1735-1796),讓「堂皇其外,腐敗其中」變得時髦起來的。年輕時的乾隆顯示了他非凡的才幹,但在中年,他背離了儒家的美德,逐漸成為一個自我放縱、行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棄權力,使之落入他的寵信之手,對和珅的縱容,其實就是對此後幾朝中那些同樣兩面三刀的傢伙的鼓勵和慫恿。所有優秀的儒家談起基本道德來都眉飛色舞、頭頭是道,卻沒人會真的去踐履它。這之後的嘉慶和道光根本不能勝任他們的那份工作,而咸豐則乾脆繃斷了這種道德和實踐之間的緊張之弦。    
    至於他們的那些斯巴達式的軍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所破壞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後期。為了保護自己的位子不被兒子和侄子們篡奪,他禁止親王們擔任任何軍事或行政職位,除了像個游手好閒的花花公子那樣打發時光,留給他們的選擇餘地實在不多。打那以後,像那時的歐洲上層階級一樣,滿洲皇子們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氣沉沉的禮儀和典籍的研習上。於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繼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賴於他的謀士們了。大臣和顧問們認識到這對他們非常有利,也就不會去做任何努力以擴大皇上的知識視野,相反,還會以嚴格的傳統習慣為手段,去窒息任何對知識的好奇和渴求。從來不會有人慫恿慈禧去全國各地旅行,也沒人會向她介紹外國人和他們的觀念。她的侄子兼繼承人光緒皇帝是第一個堅持讓人為他翻譯西方雜誌和書籍的皇帝。    
    當同治的老師們著手把他塑造成一個君主的時候,他們被「到底應該相信什麼」這個問題給弄糊塗了。他們自視為卓越的道德典範,並且打算按照他們自己的樣子重塑同治。就連曾國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質將最終決定中國能否獲得新生,儘管他所指的某些東西要比同治皇帝實際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虛、思想狹隘的訓練要更加有益。曾國藩說:皇上必須樹立一個完美的道德榜樣,這將導致大清帝國實現完美的統治,如日之繼夜。曾國藩認為:道德勸誡乃是人君用來履行其維護全社會安全之職責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徑,就是要使年輕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過去,找到可供倣傚的明君,以他們為榜樣規範自己。    
    起初,對於倭仁為教育這個孩子所作的努力,恭親王還加以督導。親王堅決認為:必須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讓他掌握西學方面的知識。最基本的是要讓他熟悉他能夠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國」之外的國家和他們的人民、他們的社會、他們的政治歷史、他們的法律以及他們所遵守的戰爭規則。但是,倭仁卻阻斷了每一種企圖介紹現代課程的努力。翰林院學士們所共有的偏見,倭仁一樣也有。這種偏見認為:如果掌握了外國的思想,那麼他們古老的特權就會受到危害;對這些思想,他們應該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為傳播這些思想的老師。通過阿諛奉承,倭仁得到了兩宮皇太后的支持,這是心高氣盛的恭親王不可能得到的東西。(雖然兩宮皇太后欠恭親王很多情,但她們也經常被他魯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親王是唯一能夠責備、斥罵或輕視她們的人。)    
    倭仁儘管渴望完美,但他擺出的姿態未免有些妄自尊大。他在公眾面前擺出一副節儉的樣子,但旁人其實心知肚明。那些有頭有臉的大學士們都紛紛發起組織他們自己的俱樂部或者協會,讓一幫吹牛拍馬之徒圍著他們團團轉。倭仁組織了一個叫做「食糠會」的小團體,其成員必須以吃糠代替吃白面,以顯得他們克己自勵。他的鄰居倒是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每當倭仁獨自在家時,他們家的廚房裡就會氤氳繚繞、肉香撲鼻。因此,下面的結果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誓將同治皇帝造就成一個聖君的努力,最終將適得其反。    
    每天,倭仁和他的助手就到弘德殿見這個小孩。基礎課程和所有上層貴族家的小孩並無不同。三歲時的同治就學會了25個漢字,讀作「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2。對於一個三歲的孩子來說,這樣的材料實在要叫他頭暈目眩。等到他認識了這些字,然後就要教他寫。每一個漢字先是以紅色的輪廓線印在一張單頁的黃紙上,然後就教孩子用毛筆將輪廓填滿。直到最後,他能獨立地寫出每個字。等到他能夠握筆,就要開始背誦《千字文》,那是一首2,500行的長詩,裡面沒有一個漢字是重複的。7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學習《四書》和《五經》,它們都出自儒家經典。這幾乎完全靠死記硬背。一本打開的書攤放在同治的面前,倭仁用手指指著上面的字句,同治就鸚鵡學舌地跟著他一句接一句地反覆誦讀。即使是一個遲鈍呆笨的學生,用這種方式也能讓他記住一些儒家經典。正常的情況下,要掌握所有這些基本典籍,要到15歲,到那時,一個合格的孩子將會記住431,286個漢字——這一規律不適合膽小怯懦者,也不適合富有想像力的孩子。因為同治是如此調皮而任性,看來倭仁最終也只好讓他速成一下,打算只教給他一點膚淺的知識算了。    
    另外一項工作,就是要教這個孩子書法。傳統上,一個人得到皇帝寵愛的標誌之一,就是皇上能賜他一幅字,上面寫著一些祝福的話。但是,同治在所有的課程上都是一個很糟糕的學生。幸好,給皇帝擬寫詔書的翰林學士們個個都是書法家,能寫各種不同風格的毛筆字,於是,就可以讓他們偽造這樣的條幅,冒充是小皇帝本人的作品。這給他欺騙的一生樹立了典範。    
    對那些不用功的學生,或者是那些自得其樂地玩玩具(藏在袖子裡面)的孩子,通常要受到斥責,嚴重的還要用戒尺打手掌或屁股。不過對於同治來說,這樣做就不太容易了。一個身為帝王的孩子就是神,即使他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所以,懲戒的措施不得不拐彎抹角。師傅們和宮裡的太監一樣,不得不表現出偉大的克制,而同治也早就養成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逃避懲罰的習慣。    
    美國大使的妻子蒲安臣夫人在紫禁城裡聽說了這個困境,並寫信告訴了她的妹妹:「恭親王主管小皇帝的教育,但要讓皇上專心於書本,有時候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他(恭親王)不能使用通常針對其他年輕人的那些懲罰手段(我想,我們可以稱之為「善意的打屁股」)。」當所有別的措施都不能奏效時,兩宮皇太后就會命令一個太監擰他的臉蛋。    
    在管人方面,慈安和慈禧都是初出茅廬的新手,對於如何向這個兒皇帝灌輸紀律的概念,也全無主意。在紫禁城,皇上的每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都會被偷偷地滿足,紀律對於他來說,是個最大的問題。後來,《紐約時報》的一位撰稿人這樣寫道:「據說,他很淘氣,做事全憑自己的興致和樂趣。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他就被所有那些旨在培養他懶惰和縱慾的東西所包圍,這樣,擺在他面前的未來前景就不是那麼樂觀了。」    
    對於同治來說,快樂是最大的危險。當滿洲人第一次進駐紫禁城的時候,他們就陷入了一種極度的喜悅之中而不能自拔,誰都沒能逃脫。最後一位滿清皇帝溥儀(他是同治的堂弟)這樣繪聲繪色地寫下了他的喜悅之情:「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裡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裡面、腰上系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製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惟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3    
    要逃出這種黃色的狂喜,需要靈感和指引,但倭仁是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儒學機器人,你就別指望他能給同治皇帝帶來這兩樣東西。他那些冗長乏味、吹毛求疵的道德說教只能產生與此相反的東西。已經從想自殺的恍恍惚惚中擺脫出來的恭親王,也許能訓練同治皇帝,使他擁有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全部權威,但他一直忙於國事,而且他自己的兒子也好不到哪兒去。到最後,當恭親王試圖修理修理同治的時候,他已9歲,這已經太遲了。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2節 黃色薄霧下的生活(2)

    在督導皇帝的最佳時期,這件事情交給了宮裡的太監們,這實在是很愚蠢。皇室家庭第一次僱用太監究竟始於何時,已經無法確定;閹割戰俘也是年代久遠的事情。太監成為中國統治法則的一部分,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兩千年後,當明朝建立的時候,這支得勝之師橫掃敵人的各處要塞,俘獲並閹割每一個見到的男性,老少無遺。數以千計的男人就這樣被廢了。施行這一外科手術的專家被稱作「刀子匠」——這是一種世襲的職業。動刀之前,扭結在一起的繃帶作為止血帶圍繞在淨身者的下腹部和大腿上部,以防止出血過多。淨身者的生殖器已經用熱辣椒水麻醉過。淨身者則用大劑量的鴉片麻醉,放置在一張木床上。這時候,一個徒弟用一隻手繞過他的腰部扶住他,另外兩個徒弟抓住他的雙腿向兩邊分開。在最後一次詢問淨身者是否改變了主意之後,「刀子匠」拿出一把小彎刀,一隻手抓住生殖器,另一隻手切下生殖器,盡可能地貼近腹部以避免留下殘根(這被認為是很糟糕的)。工作完畢,一個很小的白蠟塞子被扎進尿道,然後用冷水浸濕的宣紙覆蓋上,再纏上繃帶。頭昏眼花的淨身者還要在人的攙扶下走上幾圈,以防止形成致命的血凝。接下來的三天裡,他不能喝任何東西,也不能小便。當繃帶拆除後,白蠟塞子被拔出,尿像噴泉一樣地噴射出來,這是手術很成功的標誌。完全康復則需要三個月,這之後,太監就準備去找工作了。他萎縮的生殖器被保存在一個廣口瓶裡,像個無花果,這樣他可以憑此驗明正身,並在他去世的時候和他一起埋葬,他的靈魂就能夠完整地升天。(與此類似,當一個人被斬首,他的頭也將在被埋葬之前縫上——如果他有親戚或朋友願意來做這件事的話。)多數太監會被一件事情所困擾,那就是他無法再控制他的膀胱。尿床在太監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他們總是弄濕自己的衣服。因此,中國人才有「污穢的夥伴」和「他像太監一樣臭」這樣的說法。    
    另一方面,許多太監因此得以進入權勢之家,在那裡,他們因為對現世的歡樂不再有興趣,於是就操縱自己的主子並極大地擴大自己的私人財富,甚至要篡奪大位。在不同時期的中國歷史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明代,宮廷太監變得如此有權有勢,以至於沒有他們的許可什麼事也休想辦成。    
    最臭名昭著的「半男人」(17世紀的耶穌會教士這樣稱呼他們),要算是深得明熹宗寵信的魏忠賢了。他偷偷地養著一個小妾,自然也有其他的法子來享受人倫之樂,他實在太想有個兒子了,於是四處訪求能夠讓他恢復生殖能力的靈丹妙藥。一個郎中告訴他,如果他能夠搾取幾個活人的腦髓並吃掉,那麼,他的生殖器就能恢復到原來的樣子。魏忠賢弄來了幾個囚犯,劈開他們的腦殼,挖出還在跳動的腦髓,併吞下了那些令人噁心的東西。(這個實驗是否成功,歷史上沒有記載,不好亂說。)    
    無論是他們自身還是他們對惡毒的愛好,都應該受到鄙視。宮裡的太監們形成了一個由閹人組成的秘密社會,這一點和地下教堂裡的修士很相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所有人都熱心於讓自己的主子把他們當作性對像來加以利用。    
    太監的干政對明朝的垮台,有過不小的貢獻,這迎來了滿清王朝的新紀元。從此以後,嚴格控制太監干預政治事務的策略被提了出來。然而,他們分佈在紫禁城的各個角落,沒有他們的捲入,任何事情也休想辦成。他們就像野餐會上的螞蟻,無關緊要,又無處不在。    
    太監們負責照看雨傘和爐子,發佈聖旨,引領大臣朝見,接收銀子和貢糧,留心起火,驅趕老鼠,管理文淵閣的圖書,給戰場上的元帥們頒賜黃袍馬褂,鞭打犯錯的宮女,唱戲,伺候宮妃,為所有來來往往的人站崗守夜,為晾曬的瓜果驅趕蒼蠅。他們有嚴格的得等級,皇帝家的每一個成員都依照等級編了號。王子和公主的編號是30,嗣子:20,皇侄:20,皇孫:10,曾孫:6,重孫:4。薪水普遍很低,總管太監每年也不過12兩白銀,不過還有一些額外的收入,包括回扣和其他一些非法收入,比如出售他們偷來的家庭財物、藝術品和寶石。所有總管太監和多數太監頭都有自己的廚房,有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家室,包括女僕。    
    地位低賤的太監則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當他們上了年紀,精疲力竭地離開這個世界時,身邊一無所有。如果他們因為某些過失而被趕出宮,他們就被迫靠乞討為生,最後餓斃於途。在紫禁城的大牆之內,他們生活得就像修道士,住在養心殿後面隔著兩條小巷的小單元房裡。雖然有時候他們誠實而善良,給予主子很大的支持,但他們也生活在黃色絲綢的陰影之下,他們也會引領輕率的小皇帝去幹任何他喜歡幹的事,很多他沒幹過的事。    
    當同治皇帝睡覺、洗漱、解手、穿衣、吃飯的時候,太監們總是侍立一旁。他們陪他散步,伴他上課,給他講故事。他們餵他吃飯,幫他揩嘴。他們給他摘花,為他擦鼻涕。他也會給他們一些小的獎賞,命令給他們一頓痛揍。他們從不會讓他一個人單獨呆上片刻。他們教給他很多東西,好的東西很多,壞的東西也不少。其他孩子有洋娃娃和隱形朋友,而皇帝則有太監們。他們是他的奴隸。而他,也同樣是他們的奴隸。    
    他們給他穿28種不同式樣的袍子,每一種都是規定為不同的目的以及在一月中不同的日子裡穿的。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大隊隨從跟著,走在前面的太監為他喝道,走在兩邊的太監則保衛他的安全,更多的太監則走在後面,拿著他的茶具、蛋糕、甜點和藥——燈芯莎草和菊花沖劑、治傷草素、正氣丸、中正敗火六合丸、用於退燒金箔硃砂、香草丸、萬金油、治腹痛的內服藥、抗瘟疫的藥粉、治消化不良的三仙水,還有(如果所有這些都不奏效的話)一把皇家夜壺。    
    同治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懶蟲。他大概只有呼吸這件事不需要別人代勞,而他呼吸的空氣裡卻還是由別人灑上了香水。他顯得毫無生氣,毫無「鑽研典籍的潛力」。9歲之前,他就發現做「天子」比練書法要有趣得多。他開始參加和他的太監們之間的性實驗,並且,自從每個人都拚命地討他的歡心的那一刻起,他對親密夥伴的選擇(太監或其他方面的)就變得沒有止境。    
    恭親王不止一次責備同治,因為它的言行舉止招致了很多謠言,說他「總是和太監們肆意戲謔」。不幸的是,恭親王沒有權威來強使這個孩子服從他的意志。誰能打「天子」的屁股呢?    
    1865年4月,一場權力鬥爭在恭親王和這個9歲的孩子之間爆發了。    
    儘管在熱河政變期間,恭親王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打那以後,他作為中國的議政王和首席大臣的地位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他的權力基礎並不穩固。這部分地是他的缺點所致,也是他性格的一個必然結果。他畢竟是一個宗室王爺,嬌生慣養、傲慢自大、急躁、易怒。他倉促草率的政治決定,顯示了他根本不關心滿漢保守派的一致利益。自從政變以來,恭親王就一直是朝廷中保守派的抨擊目標。他推介西方知識以及加強同外國聯繫的努力,冒犯了多數老衛道士,尤其是倭仁。早在1864年的秋天,權力聯合的3年之後,御史們就向最高統治者上條陳,質疑恭親王的領導能力。1865年2月,他們又向他發出警告,說他貪得無厭、自鳴得意、傲慢自大、獨攬大權和自私自利。作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是此次戰役的後台。    
    恭親王個人的生活習慣實在也太驕奢放縱了。他住在一幢富麗堂皇的湖邊宮殿裡,使自己成了妒羨和閒談的靶子,每個人都說他生活得很奢侈。作為一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和從前的花花公子,他不可避免地讓自己的傲慢自大在日常習慣中表露無遺,哪怕是坐在椅子上也顯得態度傲慢。要讓他裝出低眉順眼的樣子,按照標準的宮廷禮節對兩宮皇太后感激涕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作為一個一生下來就被嬌生慣養的傢伙,恭親王無法體會到慈禧的那種孤獨以及對愛和讚美的渴望。如果他能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傲慢,她就會將他視為終身的同盟者。然而,他們之間的齟齬,卻讓他們更容易受到朝廷大臣們合謀的攻擊。但他並不特別在乎他的傲慢可能帶來的後果。兩宮皇太后常常被恭親王所刺痛,這實在太過分了,她們一直很想教訓教訓他。    
    1865年4月2日,一紙上諭罷黜了恭親王包括議政王在內的所有職務。這篇以小皇帝的名義所下發的上諭說:    
    恭親王議政之初,尚屬勤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依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妄陳。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以示朕曲為保全之至意。4    
    這就是同治操練帝王權力的第一課。有了母親的支持和老師的讚許,他公然向他的叔叔挑戰。在一個充斥著野心家的政府裡,一個9歲的孩子能起到令人驚訝的槓桿作用(如果他是皇帝的話)。    
    其他人為了給恭親王以支持,打算要重整旗鼓,他們當中就有醇親王奕□,4月3日他被召來負責引領朝見。醇親王感覺到這樣的處罰就等於公告天下:小皇帝和兩宮皇太后可以任意處置宗室親王。說到底,兩宮皇太后不過是用來裝裝門面的。如果她們的這種做法僥倖得逞,那麼其他的親王(包括他自己)也就不會有安全。醇親王力勸兩宮皇太后召集御前會議重新評議這些指控。第二天,也就是1865年4月4日,會議召開,出席者都得到了恭親王謹慎的關照。    
    屈於眾人的意志,皇帝再又發佈了一份上諭,在上諭中,恭親王因為非禮而受到斥責,但同時認為他還是朝廷可信賴的一位盟友。恢復了他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之職,但議政王和軍機處首領的位置還是沒保住。醇親王和其他人都不滿意,奏折迭陳,都是為恭親王鳴不平。一個月之後,勉勉強強地恢復了他的軍機大臣的職位,議政王的名頭還是沒還給他;這個9歲的小傢伙也夠頑固的了。危機似乎過去了,對同治皇帝的督導也就交給了醇親王,他是新的議政王,一個很容易糊弄的傢伙。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3節 黃色薄霧下的生活(3)

    同治14歲那年,成了一個在公眾中不斷滋長的流言蜚語的話題。他總是溜到紫禁城去尋找禁果,結果弄得滿城風雨,他去的地方有酒館、戲院、滿漢聚居區的妓院。在這些性冒險方面,他的行為如此荒唐而輕率,就連倭仁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糟糕的局面的確是事實。他警告同治,最近紫禁城的一場大火,就是上天震怒的徵兆,小皇帝應該警醒自勵,改過自新。倭仁的警告被當成了耳邊風,當兩年之後他死去的時候,小皇帝的墮落行為很快就一發而不可收了。就這樣,倭仁塑造聖君的實驗悲慘地失敗了。慈禧看到這位頭號大儒在培養她的兒子方面也無功而返,接下來該怎樣做,她也就更加沒了主意。小皇帝的行為,她也並非不知情,只是她到底不願意因為站在恭親王一邊,為反對這些荒唐行為而損害自己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她荒謬地相信:同治只不過是正在經歷一個反叛的青春期。不管怎麼說,她是他的母親,即使他是個孬種。    
    在同治皇帝的許多冒險經歷中,都有他的堂弟載澄陪同。載澄是恭親王的兒子,比同治小兩歲,但他能夠自由地任意來去,只要他能避免惹惱他的父親。12歲的時候,他就對北京城的男女妓院瞭如指掌。後來,載澄因為慫恿同治的不良行為而受到責備,但他們似乎又有了別的法子來滿足這樣的愛好。    
    正是喜歡挑剔而又聰明絕頂的羅伯特·赫德,記錄了關於同治皇帝混亂性生活的令人驚異的詳細材料。「看來,他的生活極其放蕩。」 赫德在他的日記裡沮喪地寫道,「女人,小姑娘,男人和孩子——竭其所能地放縱自己,一個接一個。他從蘇州弄來了60個男孩:(地方官)收到一紙(密詔),並請示總督該怎麼辦。總督並沒給他任何建議——莫不是他沒注意到這個?想想此事,真是太糟糕了;60個孩子被送到北京,他們全都被閹割了。並且,或許正是從他們身上,同治才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一位西方醫生向赫德透露:同治從不到15歲的時候起,就一直在治梅毒。    
    五花八門的西方和中國的材料都聲稱:同治的父親、咸豐皇帝也同樣沉湎於同性戀。其實,早在滿清立國之前,雙性戀就是北京生活的一個事實。在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人們給了同性戀一個委婉的說法,叫「斷袖」。有一位皇帝要起床參加朝見,而又不想弄醒和他同睡的一位佞臣(他當時正躺在他的龍袍上),便割斷了龍袍的袖子5。據人們推測,另有一個皇帝同時寵幸一位妃子和他的兄弟(他是個太監)。此事至宋代(960-1279)漸成風尚。明代以後,許多顯赫的學者和詩人都會留一些孌童在身邊幫他們照看書籍。至滿清,這種風尚也同樣很流行。    
    一本1852年問世的中國小說描繪了一幅生動的北京風情畫,那一年同治剛剛出生。據小說裡的描述,除了男女妓院之外,文人墨客們還在他們自家的花園裡和那些來自戲院的化妝男友們一起嬉戲玩樂。傳統上,京劇戲院,同時還是那些在不登台的時候賣身的易裝癖者的老巢,許多人之所以在台上成功,是因為他們在台下有人捧場。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裡很有名,但普通百姓卻往往瞧不起他們,尤其是那些扮演附屬的性角色的人,人們輕蔑地稱他們為「兔子」。    
    女性娼妓(尤其是那些陪侍上層客人的)舉辦的所謂「花筵」,參加的客人將帶上他們的臨時伴侶(男女皆可)。官員們帶著有「玉女」之名的小姑娘,人們普遍認為只有處女才配得上這一稱號,並且認為能讓男人體驗到最佳風味的玉女,年齡應該在10歲或11歲,或者更小,這些女孩通常是從他們的父母那兒買來的,買處女的貞操就像買一瓶上等葡萄酒。    
    濮蘭德和巴克斯寫於1910年的慈禧傳記,聲稱有一本某位總管太監的秘密日記,其中透露了關於同治越軌行為的如下細節:「年輕的皇帝常常在一個太監的陪同下拜訪前門附近的一些戲園子和妓院……成了京城裡街談巷議的話題,堂堂天子竟頻繁地混跡於酒醉醺醺、聲名狼藉的喧鬧之地……在白天,他時常微服逡巡於書坊畫店……為的是去買那些淫穢的雕刻和繪畫,這種東西一直深得北京城裡那些風流放蕩的達官貴人的喜愛。」    
    其實,像這樣的春宮作品,同治皇帝幾乎沒有必要去廣為搜求。他的曾祖乾隆皇帝就藏有不少這樣的春宮藝術品,就保存在紫禁城的庫房裡。皇家圖書館文淵閣裡就藏有《房中術》、《玉房秘訣》和《養生秘解》等小冊子。    
    這些指導手冊宣稱:傳說中的黃帝(據推測出生於公元前2704年)在和1,200個女人交合之後就長生不老,打那以後,這就成了很多人的一個追求目標,但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在這馬拉松般的性事當中,據說有個叫「玉女」的人教給了黃帝9種基本方法,分別是:龍翻、虎步、猿摶、蠶附、龜騰、鳳翔、兔吮毫、魚接鱗、鶴交頸。說明手冊中還詳細規定了精確的體位,穿透的深度,和穿插的次數,以及諸如此類吧。    
    從羅伯特·赫德的日記中,我們得知:很早的時候,人們就為同治找了一個很年輕的女孩,以開始他對異性的追逐,這種努力顯然是為了把他從固定的同性戀關係中拉出來。這導致了許多年後有一個謠傳開始流行,說是這個女孩給同治生了一個男孩。據說,這個孩子後來落入了俄國人之手,那些熱心帝制的傢伙試圖利用這個「覬覦者」,在中國皇位繼承的關鍵時刻起到死兩撥千斤的作用。    
    所有管教同治皇帝的努力全都失敗了。於是,軍機處出手了,他們作出一個集體決定:該是給皇上娶媳婦的時候了。如果給他一個皇后外加幾個嬪妃,沒準他就會呆在家裡,不再出去胡鬧了。關於皇上大婚的謠言已經風傳了一年了(或者更久),直到1872年10月16日,才正式發佈大婚的詔書。    
    至於皇后和嬪妃的選擇,他是沒有發言權的。這一切將在御前會議的指導下,由他的嗣母慈安和生母慈禧做主。一篇公告出現在1872年3月12日的北京《邸報》上:    
    欽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沖齡踐祚,於今十有一年,允宜擇賢作配,正位中宮,以輔君德而襄內治。茲選得翰林院侍講崇綺6之女阿魯特氏,淑慎端莊,著立為皇后。7    
    新娘比同治大兩歲,按照其部族姓氏稱「阿魯特氏」。她是蒙古血統,不過母親這一支算是皇家血脈。1852年,咸豐皇帝曾經派阿魯特氏的祖父8統領一支旗兵去鎮壓太平軍叛亂,未能奏功(像其他人一樣),遭貶斥,家產籍沒(總理衙門最後的辦公地點佔用的就是他們的房子)。其子崇綺(也就是皇后的父親)主動請纓,大破太平軍,這才挽救了這個家。同時也因此受到了恭親王的關注,1860年間洋人入侵的時候,恭親王委派他協助指揮御林軍在北京巡邏。1865年,崇綺升任五城兵馬司(北京憲兵總隊的頭兒),同年應科舉考試,沒想到中了個狀元,於是就進入了翰林院。旋即被任命為同治皇帝的御前侍講,正是在那兒,兩宮皇太后喜歡上了他,也喜歡上了他的女兒。父親手上破敗的家庭從此又恢復了往日的榮耀,崇綺被封為公爵:三等承恩公。後來,他在慈禧聽政時期的諸多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皇后的母親是鐵帽子鄭親王端華的女兒,鄭親王是八大臣之一、肅順的異母兄,恭親王政變後被賜死。據說,皇后和八大臣的這種關係並沒有遭到反對,相反,沒準還是她最有利用價值的資源。她父親和恭親王的聯合讓朝廷裡的現實主義者們感到滿意,同時,她母親和八大臣的這種關係也讓那些好鬥的保守派感到滿心歡喜。這是一種調和的姿態。恭親王的聯盟並非沒有反對者,特別是鐵帽子王們,他們希望最終能有一位他們自己選擇的皇帝登上大位。作為一種安撫他們的途徑,就是確保同治皇帝的子嗣源自於政治光譜的兩端。自從為鞏固滿蒙聯盟而鼓勵韃靼人之間聯姻以來,選擇一個蒙古女孩做皇后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使得阿魯特氏獲選的關鍵人物,是年紀最長的滿洲親王——惇親王奕□,他負責管理蒙古和穆斯林邊境地區。當恭親王忙於應付南方的太平軍叛亂和日益發展壯大的湘軍的時候,惇親王也正在督師鎮壓西部省份陝西和甘肅的穆斯林起義。惇親王與蒙、回部落首領的聯盟壯大了他作為鐵帽子領袖的權力基礎。每個人都為他們自己所中意的皇后候選人向慈禧和慈安遊說,惇親王最後贏得了兩宮皇太后對阿魯特氏的認可,從而把自己和蒙古強硬派緊緊綁在了一起。與此同時,兩宮皇太后還為同治選擇了嬪妃,冊封的公告也發佈在1872年3月12日的《邸報》上:    
    欽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員外郎鳳秀之女富察氏著封為慧妃,知府崇齡之女赫捨哩氏著封為瑜嬪,前任副都統賽尚阿之女阿魯特氏著封為珣嬪。9    
    這位珣嬪是新皇后的姑媽,兩個女孩都被稱為阿魯特氏。這樣,萬一皇后沒能懷上男性後嗣,另一個阿魯特氏還有希望,以保證有雙倍的機會讓這個氏族懷上下一位皇帝。    
    未來的皇后先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宮殿裡住一年,以學習宮廷禮儀。還有很多為婚禮儀式所作的準備,包括訂婚的禮品。主要的禮品有:兩匹馬(連同馬鞍和籠頭),18隻羊,40匹錦緞,8卷絲綢,由宗室親王護送至新娘的住處。兩周之後,還有一些更貴重的禮物,包括100盎司黃金,10,000盎司白銀,兩匹馬和龍頭,以及給新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五花八門的財物和衣服。    
    其時,一乘製作精美的婚轎已經在乾清宮做好了準備,掛著大紅和金黃色的簾子,四角裝飾著4個銀製鳳凰。鳳凰轎將帶著新娘的嫁妝(傳統上是大紅色)抬到新娘的家裡,有親王護送,帶著香爐、太監、侍從和一隊護衛。    
    婚禮前的兩天,總理衙門的大臣就會到各國使館跟公使們打招呼,請求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在舉行大婚典禮的那段時間不要出門。公使們感到受到了侮辱,那天夜裡便聚到一起,交換彼此對這一事情的憤慨。不過憤慨歸憤慨,他們還是老老實實地遵守了這個古怪的規矩,而且顯然,他們當中也並沒有人去偷看迎娶皇后的隊伍。    
    這支隊伍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離開皇后的家,這個時辰是由占卜者定的,很吉利。阿魯特氏被裹在紅綢裡,她的臉被紅蓋頭罩住了,呆在她華麗的婚轎裡不露面。坐著威嚴尊貴的鳳凰轎,新娘被抬到了紫禁城,進了乾清宮。有皇室血統的親王們帶著他們的妻子,還有朝廷大臣、一大群宮女太監,正在在那兒等候。    
    阿魯特走出婚轎的時刻到了。按照風俗,她只能在女人和太監的面前出現,於是,所有親王和大臣們都退了出去。在太監和宮女的攙扶之下,阿魯特走出轎子,被護送到旁邊的坤寧宮,她16歲的丈夫和主子正站在那兒等著。他們喝了一杯龍鳳交杯酒,吃了一塊兒孫滿堂糕。然後,雙雙步入洞房,30英尺見方的房間裡空空蕩蕩,只有一張龍鳳床佔據了房間的四分之一。每樣東西都是紅的——天花板、床、枕頭、花。在中國,紅色是喜慶的顏色。    
    處女新娘阿魯特氏在認識了這位雙性戀者兼梅毒患者同治之後,接下來的情形如何,似乎就不必深究了吧。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4節 黃色薄霧下的生活(4)

    婚禮結束後,由於聯盟雙方的分歧,很快就爆發了一場爭吵。同治皇帝急著要擺脫他的議政王,當然還有他的兩位皇額娘,想嘗嘗親政的滋味。然而兩宮皇太后卻不想挪窩,讓那個小孩親政的日期一直到1783年2月23日才正式發佈。有些人認為,這完全是母子之間的一場爭奪,兩位太后不希望被人推開;而另一些人則懷疑,是那些滿洲的王公貴族們擔心他們的利益因為這個孩子的接任而受到威脅。總而言之,沒人願意同治完全掌權,至少,沒有必要這麼快。御前會議向兩宮皇太后施壓,要她們頂住,另一方面,這兩個女人似乎也並沒有過早交權的意思。    
    美國公使鏤斐迪10的報告說:「總理衙門裡的大臣們對這個話題諱莫如深;他們都說無可奉告……但在更低級別的官員中間,這個話題卻被自由討論。並且,幾乎所有階層的人通常都相信他們的報道。」    
    1783年2月23日,當同治皇帝正式親政的時候,那些外國團體為到底要送什麼樣的禮物而吵吵嚷嚷、手忙腳亂,最後一致決定:送烏檀木框鏡子,上面鑲嵌著手錶和音樂鐘。    
    同治親政的第二天,外國公使館致函請求覲見。自從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侯爵80年之後,中國皇帝再也沒有接見過西方使節。這麼多年來,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要外國人向中國皇帝磕頭以及不讓「洋鬼子」進入紫禁城而一直僵持不下。收到外國公使館的請求函後,朝廷一直藉故拖延,直到有位學者暗示:如果朝見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偏殿裡舉行,會見也許是可以接受的。最後,使館答應了所有的要求,外國公使們就開始穿上全套的官服排練起來。    
    1873年6月29日,星期日,會見如期舉行。一開始,就進行了一場關於禮節問題的愚蠢無聊的爭吵。禮節對於中國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弄不好就要流血敗事、破國毀家。整個過程只用了半個小時。    
    日本全權大使第一個受到單獨召見;接下來,其餘的公使一起接受集體召見。他們看見年輕的皇帝坐在王座上,王座放置在10英尺見方的檯子上,高出地面約3英尺,周圍環繞著護欄。這使得皇帝的頭完全高於所有的公使之上,雖然他是坐著的而他們是站著的。同治皇帝個子不高,身材瘦小,這個弱不禁風的年輕人長著一顆杏仁形的腦袋,樣子看上去就像他們所見過的微縮畫家的畫。作為總理外國事務的首腦,恭親王站在皇帝的身邊,另外還有兩位親王和兩位禮部大臣。兩排朝臣分立兩廂,一直延伸到了殿前的角落裡。外面的院子裡站著數千名身著絲綢朝服的滿清官吏。所有外國公使都穿著正式的外交禮服,佩戴著飾帶、勳章,戴著白色的手套,鍍金的紐扣,帽子或頭盔。一位年長的公使走上前,將他們的外交國書放置在一張擺在他們和皇帝之間的黃桌子上,皇上欠了欠身,算是表示答禮,臉上毫無表情。恭親王跪下接過皇上的答詞,然後就起身走上前,說:「皇帝陛下衷心祝願各國的皇帝、國王和總統……身體健康……並且,希望各位外交使臣與總理衙門之間的事務都能夠友善而滿意地解決。」會見就此結束。這樣的草草收場未免使得那些興頭正濃的洋鬼子大為掃興,不過他們都極力掩飾這一點。    
    等到興奮感漸次平息之後,那些公使又到處嚷嚷:他們對於在紫禁城外這樣一個接受附屬國朝貢的偏殿裡接受覲見感到很不高興。這使得他們成了待磨的新斧頭,為下一個20年留下了嚴重的隱患。    
    同治的頭腦裡有更重要的事情。大婚剛過6個月之後,他又開始溜出紫禁城,在圓明園的田園廢墟裡投身新一輪的狂歡之中。這片廢墟令他著迷,他動用國庫裡的銀子,著手重修這片園子,打出的幌子是要為兩宮皇太后準備一個退養之地。    
    他的大臣們反對重修圓明園,因為耗費太大了。儘管如此,他們所有人還是都捐了銀子,包括恭親王,開始清理遺址上的殘骸。同治則挪用了巨款來開始這項工作。他完全陷進去了,以至於所有其他的職責皆被置於腦後,對各地大臣們反對此事的條陳置之不理,甚至不參加日常的朝見和重要的儀式。正像一位中國批評家所說的:「他在政府中的表現,甚至達不到人們最小的預期。」這算哪門子「聖君」嘛。    
    關於同治性行為不檢的謠言愈傳愈烈,軍機處和御前會議被激怒了。1874年8月27日,恭親王親自草擬了一份最嚴厲的批評奏折,對皇帝提出猛烈的抨擊,指斥:    
    (聖上)工作太繁,諫諍建白未蒙討論施行,度支告匱,猶復傳用不已……頹靡之風,日甚一日……皇上一身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動雖微,不可不慎也。外間傳聞皇上在宮門與太監等以演唱為樂,此外訛言甚多,駕幸圓明園察看工程數次,外間即謂皇上借此喜於遊觀。臣等知其必無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見臣工,威儀皆宜嚴重,言語皆宜得體,未可輕率,凡類此者,願皇上時時留意。……中外大小臣工,呈遞封奏,向來皆發交軍機大臣閱看,請旨辦理。近來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發,於政事得失,所關非細。若有忠言讜論,一概屏置,不幾開拒諫之風乎?嗣後遇有封奏,伏願皇上仍照舊發下,一廣言路。    
    兩天後,也就是8月29日,在一次特別朝見上,大臣們被召來商議此事。同治和他的兩位皇叔恭親王和醇親王,以及其他軍機大臣,發生了正面的衝突。恭親王堅持要大聲朗讀他的奏折,令同治更為難堪。這個18歲的皇帝暴跳如雷、甩手而去。    
    1874年9月9日,又召集了一次朝見,重新評議此事。這一回,有兩位同治的老師李鴻藻和翁同龢站起來,支持恭親王的觀點。結果,同治答應放棄重修圓明園的計劃並重新調整他的航向。然而,這位被激怒的皇帝接下來所做出的反應,卻讓這一夥人目瞪口呆。他很快宣佈將恭親王和他的兒子載澄剝職,這顯然是要他閉上他的嘴巴。兩天之後,醇親王、軍機大臣文祥、老師李鴻藻以及其他6個大臣也被解除職務。這實際上就等於在朝廷裡放了一把火,內閣一下子陷入了危機。    
    同治皇帝已經離軍機處和御前會議漸行漸遠,這激起了滿族親王和貴族們的反擊,同時也冒犯了許多總督、巡撫和各省諸侯。政府陷於癱瘓。迫於御前會議的壓力,兩宮皇太后不得不出面干涉。沒有材料記錄她們是如何跟同治交鋒的,詔書很快就下來了,每個人都官復原職。恭親王和他的兒子又恢復了他們往日的榮耀,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這一次,兩宮皇太后站到了恭親王的一邊,反對「她們」的兒子。當她們共同採取行動時,慈禧和慈安顯然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住剛愎任性的年輕皇帝的。    
    各地對這次9月危機有什麼樣的評說,目前還找不到任何記錄。這樣的信息被完全付諸闕如,叫人疑心是不是編年史故意不留痕跡的,因為衝突的激烈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兩周之內,同治輕率魯莽的生活方式突然而致命地懲罰了他。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5節 黃色薄霧下的生活(5)

    1874年12月9日,關於同治皇帝重病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出了紫禁城。據說,他患上了天花,推測起來,大概是在紫禁城外的某個地方感染上的。人們請來兩宮皇太后,她們儀式上的攝政權又得已恢復。新任美國駐華公使艾忭敏在他的報告中說:    
    (12月9日)這天,或者是這前後……皇帝陛下(他一直不很強健,看上去瘦小而虛弱)患上了天花,這種病在北京通常很普遍……這之後緊接著就發佈了一篇上諭,日期是12月18日……上諭稱:皇帝決定暫時從國事中解脫出來,並委派兩宮皇太后臨時代為視事。人們認為,這篇上諭顯示了皇帝病得不輕,通常也預示著政府將有變動;但據我所知,他的病並不是很嚴重,也沒什麼危險,他這樣做只不過是出於一種謹慎的防範而已。……人們普遍認為,萬一皇帝有什麼不測,恭親王最有可能繼任他的位置。    
    雖然恭親王很有可能會再一次成為總理大臣,但除非再來一場意外的政變(原文為法語),要想繼承大位恐怕沒門。為了履行祭祀祖先的儀式義務,皇位應該傳承給同治的下一代。既然皇帝沒有出產一個後嗣,如果他死了,這的確會成為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但艾忭敏的報告中,令人感興趣的是:它暗示了這場疾病通常掩蓋著一場即將來臨的、預想中的政府變動。    
    即使是在同治的病情突然惡化之前,關於怎樣填補朝廷意料之外的空缺,就已經吵得不可開交。在君主缺席的情況下,某種機制必須頂替這一位置,以使得政府能夠正常運轉。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希望看到這樣的前景:讓恭親王重新獲得對政治聯盟的控制。如果需要來一次和平的皇位變更,那麼這一次可算是一次機會。意想不到的是,那個酒醉醺醺、脾氣乖戾的老惇親王卻勸說那兩個女人再度出山、重掌大局。同治完蛋了,皇位空了出來,繼承的問題又重新成為一個要命的問題。讓兩宮皇太后在台後掌控,總要好過讓恭親王在台前一手遮天吧。惇親王的算盤是:要讓自己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獲得優勢,以增加讓他的某個兒子繼承大位的機會。這輩子,他為了獲得對皇位的控制,而耗盡了自己的一生。    
    1875年1月9日,羅伯特·赫德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皇上病重……醫生們莫衷一是,(宮裡的太醫)說必須用藥,而外面的醫生則說只需滋補品即可。」兩天以後,也就是1月11日,赫德寫道:「叫來了安德拉醫生。他說皇上所患的病並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不管是天花還是梅毒,滋補品總歸是不太管用的。第二天,1月12日,同治皇帝駕崩,年僅19歲。    
    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    
    打那以後,慈禧對關於她兒子事總是習慣於沉默,很少談起他。正如她自己所說,她一生中只有兩段短暫的快樂時光,前一次是她和咸豐的浪漫傳奇,這讓她生下了同治,如今,這第二次快樂時光也像第一次一樣,悲傷地結束了。她的兒子在10歲之前完全不受控制,就連他的皇叔恭親王、惇親王和醇親王也沒法駕馭他。在慈禧和慈安面前,同治總是小心翼翼地表現得孝順而溫馴,她們就這樣被他給騙了,她們對同治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所見所聞完全不同。即使慈禧希望以不同的方式來培養同治,也會遭到慈安的否決,慈安在所有的家庭事務中都是絕對的權威。作為同治的生母,慈禧一開始就想給他以強有力的保護,但她最終所面對的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就是:她的兒子已經成了一個畸形的怪物。她從來沒有透露過:自己是否認為同治的死是一種刻意的安排。當他死的時候,她流下了眼淚,而不僅僅是哀痛。    
    兩宮皇太后非但沒有平靜地引退,相反,還讓她們自己捲進了一次選擇同治繼任者的政治危機的漩渦中心。同治並沒有將繼任者提名放在一個密匣中,也沒有來得及將國事直接委託給他的皇叔們,這就更不用說阿魯特皇后和其他的親王們了。在即將到來的這幾個月裡,必將充斥著比平常更多的陰謀和暗殺。    
    【譯注】    
    1倭仁(1804-1871),字艮峰,烏齊格裡氏,蒙古正紅旗人,河南駐防。道光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侍讀學士、大理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同治初年,任文淵閣大學士,反對洋務派設立同文館和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成為頑固派首領。同治十年卒,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謚文端。    
    2這是舊時最通行的一種描紅字帖上的一段話,雖說文句似通非通,但因其筆劃簡單、容易識記,而被用作兒童發蒙識字的最初的課文。文中的「孔」字在明以前作「丘」。    
    3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2節《帝王生活》。    
    4同治三年三月初七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十五冊(同治四年)第11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5此事《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董賢》中有記載:「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    
    6崇綺(1829-1900),字文山,姓阿魯特氏,原為蒙古正藍旗人,後升隸滿洲鑲黃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中狀元。十一年,詔冊其女為皇后,錫三等承恩公。歷遷內閣學士,戶部尚書,熱河都統,盛京將軍,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    
    7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二十二冊(同治十一年)第2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8阿魯特氏的祖父,即大學士賽尚阿(?-1875),字鶴汀,蒙古正藍旗人,阿魯特氏,是清朝著名的蒙古族大臣。1852年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師鎮壓太平軍,不利,剝職逮京治罪,論大辟,籍其家,未幾釋放出獄,發往直隸。    
    9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諭,《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二十二冊(同治十一年)第2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10鏤斐迪,即弗雷德裡克·費迪南·勞(Frederick Ferdinand Low 1828-1894),美國政治家、外交官,1869-1874任駐華公使。    
    11艾忭敏,即本傑明·帕克·艾弗裡(Benjamin Parke Avery 1828-1875),美國外交官,接替鏤斐迪出任駐華公使。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6節 一隻鳳凰的自殺(1)

    中國的歷史中,充滿著血腥的權力遊戲。比如唐代最後一位皇帝李柷,作為貴賓應邀出席軍閥朱全忠的宴會,席間,他的9個兄弟被朱全忠一個接一個地殺害。面對餐後的甜點,李柷最終答應退位,給輝煌壯麗的大唐王朝帶畫上了一個可恥的句號。他的兄弟們沒準更願意他盡快拿定主意。但要和聾子溝通,政治謀殺總是最後的一招。    
    最近,一些反覆查閱過中國宮廷檔案的學者為同治皇帝到底是不是死於梅毒而爭得不亦樂乎,雖然他們一致承認:他的一生實在過得很荒唐。這些被討論的檔案,雖然對他生命中最後的36天遮遮掩掩,但還是明確指出(至少是官方的):他死於天花。早在1875年(或者稍後),就有人認為:有人用一塊感染了病毒的手帕蓄意讓同治染上了天花。天花在中國的流行已經很有些年頭了。這種病毒通常是以吸入的方式感染,並且,也不乏用污染的手帕進行謀殺的著名案例。    
    官方檔案中關於天花的診斷,幾乎沒有記錄當時在北京的外國醫學觀察者的看法,根據外國醫學團體的內部報告,同治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梅毒,並且由於病情的發展而導致了他的死亡。那時候,中國的醫學還很原始,再加上對於天子龍體的診斷牽扯到政治的敏感神經,御醫們難免閃爍其詞,要讓他們說出其所知道的真相也實在勉為其難。幾年之後,由於沒有進行有效的治療,梅毒已經發展到了第三階段,到了這一階段,縱有回春妙手,多半也束手無策、徒喚奈何。身體的任何部位都會受到病毒的侵襲,包括大腦、神經系統、動脈,甚至會導致精神錯亂、癱瘓,直至死亡。在第三階段的晚期病例中,像出疹這樣的現象不太常見,在接下來的兩年之後,倒是會出現類似天花的症狀;因此,歐洲人在提及梅毒的時候,習慣稱之為「痘瘡」。所以,宮廷記錄很可能將年輕皇帝的致命疾病視為天花,他們要麼是弄錯了,要麼是刻意隱瞞,這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實上,這個孩子是死於晚期梅毒。或者,難道會是謀殺?    
    天花和病毒並不互相排斥。梅毒痘瘡的爆發正好可以給攜帶天花病毒的手帕的引入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掩護,這方手帕作為一種簡便快捷的手段,為同治皇帝可憐的帝王生涯拉上了演出結束的大幕。    
    具體搞清楚是什麼導致了他的死亡,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時機和政治環境。同治親政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後果,而且冒犯了一大批權勢人物,所以關於弒君的假設也就十分自然了。的確,那時候人們對骯髒的遊戲總是疑竇叢生,甚至進入了外國公使的耳朵。就在1875年快要過去的時候,《紐約時報》將同治皇帝之死歸為「神秘的死亡」,雖然編輯先生對此也語焉不詳。    
    動機無處不在,因為有許多人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憎惡和鄙視同治皇帝,尤其是在1874年的8、9兩個月他和恭親王發生正面衝突之後。倭仁在培養同治方面所做的實驗是個災難,因為同治正是因此而走向了一個賢明儒家君主的反面。恭親王的政治聯盟的命運因此而危如累卵,親王自身也經歷著嚴重的困境,在同治的手上丟盡了臉面,充足的殺人理由遍及東方。更重要的是,滿清統治在充滿不確定因素的中國的延續,因為同治的執政而變得險象環生。基於這一原因,我們可以開列一份不算太長的謀殺嫌疑犯的名單,廁身其中的,有不少滿清顯貴,包括鐵帽子王、惇親王和醇親王,他們兩個都希望取恭親王而代之,成為實際上的(原文為拉丁文)攝政者。    
    弒君是一門藝術。對於對手、將軍和皇帝的外科手術式的切除是一門古老的手藝,已經修習操練了好幾千年。公元前4世紀的聖人孫子在他關於這一主題的專題論文中,就曾經微妙而間接地將政治謀殺尊為上上策,贊之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幫著這一技藝提供更好技術材料的總是大有人在。每一個小集團都有他們能幹的後台老闆,他們當中首屈一指的要算是李鴻章總督,他作為一名幕後操縱者(原文為法語)已經越來越嫻熟,可以與黎塞留紅衣主教1一爭高低。並且,他也表現出了自己願意而且能夠在必要的時候把謀殺當作一劑瀉藥來使用,同時不失其良好的幽默感。恭親王已經完全依賴於李鴻章來從事大量的秘密勾當,作為回報,李鴻章將得到親王一如既往的保護。在取得鎮壓太平軍的赫赫戰功並恢復了滿清政府對長江盆地的控制之後,李鴻章成了恭親王在他的政治聯盟中的秘密合夥人。我們知道,在1875年的政治危機中,親王正是依靠李鴻章的足智多謀,才使得他在繼位問題上的任何攤牌都能奏功。    
    在同治去世25年之後,那陣子,把所有發生在北京的壞事都歸罪於慈禧的做法變得很是流行。那位自封的改革家康有為聲稱:正是慈禧太后為了收復失去的龍椅,而用染有天花病毒的手帕毒害了她自己的兒子。作為動機,這種說法很難站住腳。因為,她已經為那把龍椅生了一個接班人,也已經享有了絕對的威望,而且,對於行政瑣事她也顯得毫無興趣。做皇太后不見得就比坐龍椅差,其餘的則純屬白日做夢。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母親和兒子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至於她對同治的放任(慈安也有份),使得他缺乏自制,當然要受到譴責,但同治的保守派老師倭仁也同樣要受到譴責。最有可能的下毒者,是能夠得到某種好處的那些人,或者是圖謀報復的那些人。    
    這個孩子的被害,消除了一個頗為棘手的麻煩,這一點,和卡利古拉2的被殺頗為相似,雖然同治的違規行為在性質上和卡利古拉相同,但在數量上卻難望其項背。親王大臣們當中,沒有人對同治在12月突然病倒而在1月就宣告不治一事感到驚訝,就好像他們全都參與了此事似的。對於繼承問題的密謀早在他病倒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在他彌留病榻的那一個月裡,密謀仍在繼續進行。他撒手人寰的那一刻被確認後,互為競爭對手的親王和部族首領們分別召開了持續24小時的秘密會議,他們全都信心十足,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然而結果證明:他們誰都比不上李鴻章手腳麻利,他甚至不用出場,就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在繼位危機過去之前,那些王朝政府高層都被宗室親王們控制起來了,因為接班人的選擇必須出自愛新覺羅氏。歸根到底,這是恭親王和惇親王之間的又一次鬥智鬥勇。    
    按照慣例,皇位必須按照輩分的階梯一級一級向下傳承,這樣,每一位皇帝就會把他的前任視為自己的祖先而加以膜拜和崇敬。在1875年,按照這一規則,皇位就必須傳給同治的子侄。然而這一回,這種輪盤遊戲將比1861年的那場繼承之爭要更加複雜難解,因為在到現在為止的10位滿清皇帝中,同治是唯一在死後沒有一個合法兒子的皇帝。如果我們相信某些材料來源,他也沒有指定任何接班人。    
    在這個時候,同治的下一輩(溥字輩)中只有兩位符合這一規則的王子:二十幾歲的溥僖和出生剛剛兩個月的溥倫。然而他們兩個都沒有資格,因為依照滿洲系譜的特點,他們都屬於宗室外圍。既然如此,那麼就只有打破諸如此類的繼承規則,而到別處去尋找候選人,這種尋找先從宗室親王們自己開始。咸豐皇帝有5位還健在的兄弟:年紀最長的惇親王(五王爺),恭親王(六王爺),醇親王(七王爺),還有另外兩位年輕的兄弟八王爺和九王爺,他們的影響甚微,因為他們缺乏重要的權力基礎。這5個人中,自然是以恭親王和惇親王為頭。    
    25年來,惇親王(這個脾氣暴躁、嗜酒如命、固執任性的反動分子)一直心懷怨恨。他只比咸豐皇帝小6天,所以他一直覺得自己是被人騙取了長子繼承權,否則,他老早就是皇帝了。他的主張或許不無道理,因為根據英國大使館獲得的情報,惇親王確實比咸豐大幾天。但他的父親道光皇帝,為了滅一滅他的火爆脾氣,便有意貶低他在宮裡的地位,聲稱他行五而不是行四,接下來又把他過繼給他的一位叔叔。這種非同尋常的措施,把他從繼位的皇子序列中排除了出去,除非他的所有兄弟全都死在他之前,而且都沒有後嗣。這種深深的怨恨,導致了惇親王和恭親王之間的終生不和,他只有把復仇的野心寄托在兒子的身上。惇親王如今是仇洋排外的鐵帽子集團的領袖,那曾經是由肅順和八大臣所領導的。因為恭親王的那些更加務實的追隨者常常會對「洋鬼子」妥協讓步,他們之間頻繁地為此大打口水仗。在任何事情上他們都無法達成一致,無論是滿洲特權、頭銜和財產,還是誰將支配御前會議、滿清朝廷和皇座,都是如此。    
    如果皇位繼承的規則將要被打破,北京的消息靈通人士預計: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將會通過宮廷政變的方式直接登上大位。他們當中,恭親王比較受歡迎,但惇親王有那些強有力的保守派們的支持,以及一些好戰的漢族和韃靼將軍們給他撐腰。    
    另一些大臣則認為,三位親王未必會冒險直接去搶皇位,但他們會抬出自己的兒子做幌子。    
    然而恭親王的長子載澄貝勒最容易受到道德方面的抨擊,因為他曾經參與過同治那些穿梭北京妓院的聲名狼藉的冒險;惇親王的三個兒子——載濂(後來承襲了惇親王的封號)、端郡王載漪和輔國公載瀾——全都是大清王朝最魯莽的傢伙。選擇惇親王三個兒子中的任何一個都會造成外國公使館的恐慌。    
    醇親王的條件可謂得天獨厚,他有一個年紀小到性格尚未成型的兒子,作為一種妥協,一個3歲的孩子正好可以用來放到那把龍椅上做個幌子。他的母親是慈禧太后的妹妹。這個孩子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就是外國人認為他的父親是個最沉默寡言的滿族王爺,一個「猛人」,而他的母親則又是一個大呼小叫的神經病。    
    不管這個孩子有多麼合適,醇親王其實並不打算為他謀求這個位置。李鴻章總督通過他的偵察兵探得醇親王已經被收買了,他同意了惇親王的出價,答應支持讓惇親王的某個兒子登上寶座。為了欺騙他們,老謀深算的總督和恭親王提出了他們自己的一個安排。同治死後不久,恭親王秘密覲見了慈禧太后,力陳利弊,使她相信她妹妹的孩子是最合適的人選,讓他當皇帝要遠遠好於其他任何可能的人選,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和惇親王的兒子。慈禧喜歡這個孩子,並且,又剛剛失去自己的兒子,想想宮裡很快就會又有一個孩子,而且是她妹妹的孩子,慈禧便欣然同意了。慈安也同樣被說服了。為了防止李鴻章的戰略目標被那些反動分子所發覺,這個決定沒有和孩子的父親商量。在恭親王的建議之下,慈禧派了兩個心腹大臣外交官張蔭桓和將軍勝保到她妹妹的宮裡把孩子帶到了紫禁城。緊接著,兩宮皇太后以徵詢立嗣建議為借口,召集了御前會議。    
    在這次朝廷的高峰會議上,所有親王都迫於禮儀而裝作對皇位繼承毫無興趣。沒有人會為自己的兒子謀求這個位子,當然也沒人會拒絕它。作為御前會議的召集人,恭親王首先宣佈他自己、他的兒子以及他所有的家庭成員將不參加這場賽跑。這讓其他人鬆了一口氣,同時也把另外幾個親王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這樣一來他們也只好裝作要退出競爭。    
    1875年的這次皇位繼承,也許是惇親王通過兒子來贏得對皇位控制的最後一次機會,但礙於禮儀,他又不能開這個口。一陣緊張的寂靜籠罩著這幾個被召來的親王,慈禧環顧左右,說:「既然你們都不說話,那麼你們願不願意聽我的呢?」他們仍然保持沉默。「我將選定一個孩子,」慈禧說,「就是老七的兒子。」    
    「五王爺(惇親王)幾乎跳了起來,」羅伯特·赫德在日記中寫道,「老六(恭親王)很不高興地看了他一眼,而老七(醇親王,在驚愕地用滿語嘀嘀咕咕發過一通誓之後)說……『這樣也行。』」    
    雖然這次御前會議是秘密舉行的,但美國公使卻獲悉:「以其非凡的人格力量而受到信任」的慈禧站起身來,走出了會議室,然後,「帶著她的小侄子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威嚴地喝道:『這就是你們的皇帝!』」    
    赫德冷嘲熱諷地結束了他的記述:整台戲總算小心翼翼地演完了。作為表演大師,李鴻章對他們每個人都瞭如指掌。早在熱河咸豐皇帝的病榻前,慈禧就曾反覆操練過她大膽潑辣的表演風格。惇親王被激怒了,在他看來,一定是他弟弟出賣了他。醇親王雖然大吃了一驚,但除了接受這一巨大而意外的榮耀之外,恐怕也別無選擇。至於惇親王將他視為叛徒,他實在感到委屈,對於眼下強加於他頭上的這份責任,他自己也完全沒有準備,而禮法成規又容不得他有別的選擇。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7節 一隻鳳凰的自殺(2)

    「在我們看來,」赫德寫道,「恭親王比從前更加強大了,加上他先前的閱歷,我認為在未來的10年裡,他的總理衙門一定會有更好的表現。」42歲的親王正當盛年。    
    御前會議之後,照規矩惇親王和恭親王應該到弟弟的家裡去拜訪他。平日裡總是醇親王主動去向他們請安,但這一次他沒有這麼做。他們被告知:醇親王暈倒了,正在臥床。當他們來到他的床邊,醇親王迷迷糊糊地說:「這給我帶來了多大的麻煩呀,我這是在哪兒?」 惇親王在簡短地表達了他的問候之後,氣哼哼地走了。    
    有些人認為:七王爺對於兒子落入慈禧之手將會發生什麼有很深的擔憂,他在御前會議上的賭咒發誓和後來的昏厥就是一個明證。認為醇親王對兒子的幸福有過多的關切實在是個誤會。關於孩子,他有一段恐怖的歷史;對自己的妻子,他也有著很透徹的瞭解,她是一個虐待孩子的女人,她的孩子通常在幼年的時候就夭折了。只有這個孩子幸運地逃脫了。    
    在同治死後的這24個小時之內,一切似乎都完成了。一篇以慈禧和慈安的名義頒發的詔書宣示天下:大行皇帝3歲的堂弟載湉將成為新皇帝,年號光緒。緊接著又以這個孩子自己的名義頒發了一篇詔書,宣佈在他尚未成年之前,由他的兩位嗣母皇太后繼續聽政。這件事情就算結束了。恭親王的政治聯盟繼續掌權,而兩宮皇太后則在所有的決議上蓋下皇帝的大印。這些諭旨的頒發出奇的快,似乎暗示了情況的緊急。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    
    為了阻止朝廷對光緒繼位的批准,惇親王和他的小集團向外界透露:阿魯特皇后已經懷有身孕,而且,他們打算支持她的孩子的繼承權,這個消息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所有的爭論重新開始。親王之間又恢復了激烈的爭吵,甚至有人用武力相威脅。    
    如果(正如李鴻章總督向羅伯特·赫德所暗示的),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事先知道阿魯特皇后已經懷孕,那麼,他們選擇光緒就是有意要阻止鐵帽子王們利用這個孩子來確保皇位繼承的公開。    
    北京又召開了一次緊急御前會議,這一次的參加者還包括各部大臣和各省督撫。作為反擊,恭親王的擁護者指出: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皇后所懷的是不是兒子,在確定孩子的性別之前,讓皇位繼續空缺達數月之久將是十分危險的;萬一生個女孩,這麼長時間的耽擱則純屬浪費。這種觀點並沒有使鐵帽子王們動搖。    
    事情又一次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就在這時,傳來了皇后企圖自殺的消息,她吞下了金粉,僅僅是因為她的僕從發覺及時才救了過來。年輕的皇后苦苦掙扎了兩個半月之後,最終還是撒手歸天了。這首先是一劑及時的解藥,而後又是對政府致命的一擊。那段時期,恭親王完全處於狂亂之中,而中國則處於內戰的邊緣。在北京,有軍隊調動的消息和暴動發生的謠言在流傳,人們紛紛議論:宮廷政變一觸即發。    
    不祥的謠言轟隆隆傳到了《紐約時報》,據這家報紙1875年1月31日的報道:「據傳,北京已經發生了騷亂,其起因就是皇位繼承之爭。」2月12日的報道說:「發自中國的電報稱:人們認為在這個國家,一場內戰一觸即發。」 2月13日又說:「人們普遍認為,皇位的繼承將帶來一種不確定因素。雖然已經選定了醇親王的兒子……但人們認為這種安排有可能會引起騷亂。」    
    所謂軍隊調動和街頭暴亂,其實是惇親王的一著棋,他想以此向御前會議施壓,以延緩光緒登上皇帝的寶座。惇親王早先「靠智謀取勝」的努力並沒有奏效,於是只好求助於肌肉的力量:將驍勇剛猛的回漢騎兵從甘肅調到北京,和鐵帽子王結成強盜聯盟。他們轟轟隆隆地穿過塵土飛揚的街巷,在北京城的某些地區橫衝直撞,使得關於內戰爆發或者軍事接管北京的謠言一時間不脛而走。惇親王謊稱這些搗亂的傢伙是一些因為軍餉被剋扣而鬧事的騎兵,不過沒人相信他的這一套。也有一些街頭群氓跟著起哄,這正好佐證了惇親王的觀點:老百姓也被激怒了,因為光緒的獲選不符合皇位向下一代傳承的祖制。    
    美國公使館的報告說:「在過去的這個月裡,恭親王和他總理衙門的同僚召集了一次御前會議,包括8位親王、雜七雜八的貴族和滿清官吏在會議上審議了帝國事務。所有旨在確定這次非常會議的目標和會議討論主題的努力,全都毫無結果。」    
    由於缺乏此次秘密會議的記錄,對於事情的頭來尾去有過這樣一種評論:同治皇帝的突然去世,或許是一次弒君事件的犧牲品。1月14日,也就是他去世兩天之後,李鴻章將阿魯特皇后懷孕的消息透露給了羅伯特·赫德,和這條消息一起透露的還有:她曾經試圖自殺,但沒有成功。在關於皇位繼承問題的秘密會議舉行期間,這些消息一直被封鎖了好幾個禮拜。1875年3月27日,當阿魯特皇后終於崩逝的消息公佈之後,所有這些討論突然結束了,皇后的死因據說是「暴病」。她肚子裡的皇位繼承人當然也就隨她而去了,連累鐵帽子王們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位候選人。在這種情況下,惇親王才萬分不情願地同意了光緒繼位。大家作鳥獸散,各回各的家。    
    據《紐約時報》1875年5月(也就是阿魯特皇后死後兩個月)透露:「阿魯特之死的諸多細節引起了人們對死因的普遍猜疑,不難看出:萬一她所懷的孩子是個男孩的話,將會使皇位的繼承變得複雜,正是人們對這種複雜因素的擔心導致了她生命的終結。」    
    這個故事暗示了她的死是一種政治安排,或者,像羅伯特·赫德所寫的:「這個可憐的女孩不能不死。」到底是誰安排的呢?李鴻章總督告訴羅伯特·赫德:她用吞金葉的方式企圖自殺,這是中國一種很普遍的謀殺方法,很少用於自殺,因為金的作用很慢,而且死得很痛苦。如果要自殺,鴉片更受歡迎。阿魯特是雙重受害者:先是封鎖她懷孕消息的努力沒有奏效,事情給弄得一團糟;而後才是兩個月後的謀殺。    
    1875年的繼位之爭演變成搶位遊戲的謀殺。無論是赫德的日記,還是報紙的報道,都暗示了阿魯特的死是為了避免她生出一個兒子來妨礙光緒的繼位,而醇親王、恭親王、李鴻章和其他人都能因光緒的繼位而得到最大的好處。光緒是阻擋惇親王染指皇座的唯一途徑。    
    正相反,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慈禧用任何方式虐待過阿魯特氏。正是慈禧本人選擇了阿魯特氏作為她兒子的皇后;如果她生了個兒子,那麼這個孩子也就是慈禧的孫子,而且他的出生將再次鞏固她的地位,也給了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保證。所以,不管是阿魯特的兒子還是光緒做皇帝,慈禧的地位將繼續顯赫。    
    是什麼樣的決定性的法則使得太后一心要扮演這一毒害者的角色呢,沒人對此發表評論。所有人都將它和阿魯特氏的兒子緊密關聯起來。在1875年同治和阿魯特氏去世之前,同治皇帝的異母姐姐榮安公主也去世了。48小時之內,同治駕崩,慈禧成了一個靶子。大約與此同時,阿魯特氏首次病倒,慈禧也垮了,但在這之後的繼位危機中帶病堅持了下來。她的病被診斷為嚴重的肝病(毒素或重金屬——比如黃金——中毒所致)。在此後的8年時間裡,她一直是個病人,偶爾會有所好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883年。那段時期,她沒有出席朝廷的重大儀式(這一點檔案中有完整的記錄),甚至在很多場合聽到過關於她去世的謠傳。例如,1875年3月29日,阿魯特氏崩逝的消息發佈後的兩天,美國公使館的報告說:「(慈禧)太后,兩位攝政者中更有權勢的一位,也病得很厲害。」(根本沒有提及慈安這些年也在生病。)緊接著又說:「數月以來,(慈禧)病得如此厲害,以至於街頭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預期她會死掉,甚至有好幾次謠傳她已經死了。」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場陰謀,要謀殺同治,要處置他懷孕的皇后,要除掉榮安公主,還要毒殺慈禧,那麼,到底是哪一位受害者要對這一陰謀負責呢?歷史學家徐中約3告訴我們:「太后……對(同治)病情的恢復沒什麼幫助,相反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加速了他的死亡。」《大英百科全書》這樣評論同治的死:「根據這一天的傳言,由於他母親的詭計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傳言,除非算上許多年後康有為和巴克斯的捏造。費正清4教授在《中國:傳統和變革》中告訴我們:「據傳,(慈禧)甚至慫恿(同治)過一種無節制的生活,這導致了他的死亡。」    
    到底是誰給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員下了毒呢?恭親王毫無疑問有最強烈的動機,但他並不會弄髒自己的雙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話,自有李鴻章這把老練的解剖刀替他完成這項秘密的外科手術。不管他又多大的魔力,李鴻章是個危險的傢伙,為了取得這樣的主動,他決不會有絲毫的猶疑。恭親王只需要表示他希望擺脫同治皇帝,李鴻章完全有能力手到病除。那時候,同治已經給親王帶來了10年的麻煩和阻礙,恭親王的惱怒可能轉嫁到了慈禧頭上,怪她沒有對兒子採取強硬手段,因而牽涉到了親王自己的利益。慈禧自己突然病倒的時機,實在是太巧合了。一旦得到除掉同治的授意,李鴻章可能就會做出決定:掐斷每個人和他的聯繫,以此作為一劑瀉藥,來改善這個病態王朝的健康狀況。每一個連環殺手都會承認:正是謀殺刺激了他們的殺人慾望。無論是誰做出了這樣的安排,總歸是有人決心要幹掉同治,還有他的皇后、他的母親和他的異母姐姐,就好像是為下一撥食客匆匆打掃宴會的餐桌——正如一千多年前李柷皇帝和朱全忠將軍共餐的那場著名的宴會,推杯換盞之間,他的9個兄弟全都人頭落地。雖然慈禧自己也是1875年那場宴會的倖存者,打那以後卻怎麼也脫不了干係。    
    【譯注】    
    1黎塞留紅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並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領導法國。    
    2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羅馬皇帝(37-41在位),他繼承了養父泰比裡厄斯。在一場重病之後,他顯示出殘酷、荒淫無度以及狂妄自大,從而導致了他被謀殺。    
    3徐中約(Immanuel Hsu 生卒年不祥),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近代史》等書。    
    4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是著名的東亞和中國研究的權威,歷任美國遠東協會副主席、亞洲學會主席、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他開拓了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新領域,對美國乃至西方的整個漢學界有重大影響。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8節 咱們赫德(1)

    毫無疑問,對於阿魯特氏之死,羅伯特·赫德所知道的,要比他斗膽寫進日記裡的或者告訴同僚們的要多得多。這種用心良苦的謹慎作派,也正是他為什麼能夠一直維持恭親王和慈禧對他的信任、讓他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之所在。赫德處在一個比其他西方人更為有利的位置,使他能夠瞭解到現場背後所發生的事情,但那麼多年他滴水不漏,從來沒有表現出傾向於認為慈禧陰鷙、險惡或一手遮天。而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她固執、易怒。    
    赫德認為:慈禧應該對自八大臣受戮以來的濫刑負有責任。他在1875年1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慈禧是個「聰明的女人」,而慈安則是個「溫和的女人」。肅順就戮時,他寫道:「這就是慈禧的作派:她有脾氣,但她也有才能。」    
    30歲之前,當別的年輕人還在為前程而忐忑不安的時候,羅伯特·赫德已經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西方人,還是滿清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有足夠的理由讓慈禧和恭親王稱他為「咱們赫德」。打從1861年6月他代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那一天起(那年他26歲),他就積極投身於改變通商口岸外商關稅徵收的混亂現狀(國內稅收不歸他操心)。他被證明是個有著巨大能量的人,頑強、機靈、有商業才能。對待自己新的崗位非常認真,事無鉅細,必躬親焉,經常工作到深夜,決不容忍自己的僱員有任何廢話。他並不像李鴻章(政治聯盟的另一根支柱)那樣是個犬儒主義者,他是個清教徒。他和滿族親王及大小官吏廝混得很熟,他那些從未公開的書信和日記保存了關於慈禧真實性格的最為可靠的材料。    
    他初到中國是1854年,在兩次鴉片戰爭之間,一個19歲的男孩被派到繁忙的寧波港的英國領事館。一個身材瘦小、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北愛爾蘭佬,頭髮捲曲,已經有些謝頂。他的眼睛裡有一種狂熱,但決沒有那種無賴少年的狂野(這在中國沿海地區的洋鬼子當中很是普遍)。    
    在遠遠地望見寧波之前,他必定已經先嗅到了它的氣味,因為「艾琳」號雙桅船正減速繞行在甬江的拐彎處,江面上飄滿了油污。寧波是浙江省的主要港口,在張著大口的長江周圍數百英里範圍內,大小河渠縱橫密佈,寧波經由這些水路直通上海、蘇州和杭州。這裡是大運河的南端,大運河的北端連著塵土飛揚的北京(它的飯碗在南方)。這座富有人情味的小城穿著褲衩一屁股坐在渾濁甬江的一條岔口上,離海岸16英里。它衣衫襤褸的外表下面,隱藏著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那些老喜歡把金銀財寶東收西藏的本地銀行家控制著這個商業中心。鄉下的小舢板在潮淹區裡捕魚撈蝦,新鮮的農產品從周圍的三角州流入城市,丘陵山崗則為繁忙的工廠提供了木材,人們在紡紗織布、打造木船、晾曬醃魚,生產一些廉價商品用於出口。保守的本地銀行家族依靠經營典當行而發展壯大,他們控制著社會的命脈。裸露的排水溝流盡了城市的每一個毛孔。漂滿垃圾的甬江,以及修建於10世紀的唐代城牆與護城河,守護著這座城市。雖然乘船溯江而上可以抵達寧波,但城區卻躲在內陸,以防止它受到颱風的直接摧殘,阻擋倭寇偶然的襲擊。自5世紀以來,商船航行到寧波並在那兒卸貨,要比沿著海盜出沒的長江上行到南京更容易,也更安全。來自日本、朝鮮、台灣、菲律賓、福建和廣州的商船全都泊靠於此。葡萄牙人1545年來到這裡,尾隨其後的是荷蘭人和英國人。為了顯示對寧波的重視,一位滿清關稅代理在這座小城裡設立了一間很大的事務所,皇家陸海軍也在此安營紮寨,為的是及時追擊來自水路的海盜。    
    東西走向的主街道是嘈雜喧鬧的商業區,商舖雜陳,人頭攢動,麵食店裡掛著光溜溜的鴨子,乾貨攤、小型印刷廠、麵包房擁擠在一起。藥鋪裡賣的是樹根、草皮、研成粉末的鹿茸、枯乾的癩蛤蟆和密封在玻璃瓶裡的蛇。每一條狹窄的小巷都是不同行業的中心,這兒是竹器,那兒是燈籠,全都塞在不足1.5英里的範圍之內。在河岸上,住著一些外國人,有幾爿洋人的商行和兩家外國領事館,一家是英國領事館,另一家是葡萄牙領事館,他們的工作就是照看本國的商人,要他們向中國政府繳納關稅,叫他們不要惹麻煩。    
    寧波就是赫德的家,他在這兒呆了整整4年,一邊在英國領事館打雜,一邊學習中文。他和一大幫傳教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主要是一些誠摯熱心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妻子,還有老處女傳教士或者未成年的女孩子。生活沉悶乏味。而羅伯特·赫德需要的是一種真正的生活。他也幹過不少令人齒冷的勾當,並為此而付出了懊悔自責的代價。    
    他來自阿馬郡的波塔當1,那是北愛爾蘭靠近貝爾法斯特的一個小鎮。赫德出生於1835年2月20日,剛好比葉赫那拉大9個月。他是亨利·赫德的長子,亨利是一位復興基督徒和一家釀酒廠的經理,他曾經忍受過刷瓶子的苦差事,後來因為誠實細緻而被提拔。赫德小時候接受了嚴格的衛斯理公會派教育,這意味著每天要把聖經經文讀上兩遍。錢應該節省,不能浪費。生活的全部就是工作,快樂是有罪的。    
    15歲那年,羅伯特·赫德通過了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的入學考試,充滿「年輕人狹隘的想法和寬廣的野心」。赫德成績優異,他贏得了一筆獎學金,以資助他在畢業後繼續從事為期一年的現代語言學方面的深造。當時,英國外交大臣正在為中國翻譯人才的長期缺乏而發愁,想找到解決的辦法。在通商口岸相繼開放之後,對翻譯人員的需求就日甚一日,而且英國在各口岸新設立的領事館也急缺翻譯。現有的人員又因為疾病、水土不服和提拔晉陞而銳減。香港總督包令爵士建議從各大學挑選一些有潛質的青年語言學者,組建領事服務團隊,將他們作為個通商口岸的僱員直接派到中國,讓他們專心於語言方面的研究。在貝爾法斯特,有36個學生報了名,名額最後給了赫德,沒有進行考試。赫德收到了100英鎊的差旅費,年薪剛開始是200英鎊,同時收到的,還有一位外交官的忠告:「即使艷陽高照,出門的時候也一定要帶上雨傘;去打水鳥的時候一定要穿上長統靴。」    
    派往中國的任命使他擺脫了一種尷尬的處境。女王學院已經將他從小鎮挑剔的目光中解放了出來,在那兒他享受過連續不斷的對中產階級少女的心醉神迷(出於婚姻方面的目的)。她們所不能提供的那些東西,赫德和他的密友們卻在貝爾法斯特酒館裡的那些職業女性當中找到了,她們中的一位還給了他某些讓他刻骨銘心的東西。    
    很幸運,赫德染上的病在到達寧波後不久就治好了,也許是因為他每天早晨閱讀聖經和晚上的輾轉反側,也許是因為他最初6個月的禁慾。1854年的聖誕節,他再一次因為女性的友誼而擦傷了自己的皮膚。    
    他的老闆,代理領事約翰·梅多斯,是個不守規矩的傢伙,一個自封的自由思想家,高個子,絡腮鬍,灰雜色的頭髮,一對狂野的藍眼睛——「極像一個瘋子的眼睛」。梅多斯讓中國的船匠給他打造了一條小航船,他打算等他離開領事館(這為期不遠)後就住到船上去。    
    梅多斯已經離開本國多年,搭上了一個中國女人,他們一起生活在領事館的一側。赫德被「梅多斯夫人」給迷上了,他注意到老闆對她非常敬重,而那些傳教士總是在他們的洋老婆身上大手大腳。一天晚上,赫德走過她的身邊時發現她似乎很消沉,而「我的鈕扣孔上正別著一支漂亮的玫瑰,我把它摘下來,在走過她身邊的時候遞給了她。然後,我又到領事館的院子裡採了一些玫瑰,回到屋內,把這些玫瑰全給了她。」    
    和中國女孩的這種天真無邪的邂逅與赫德白天繁雜的工作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工作日,赫德的時間完全用來幫著梅多斯收繳關稅,處理走私販子、海盜、鴉片船,以及跟滿清官吏和巡江警察進行敏感的談判。西方商船的船長們討厭繳納關稅,他們更願意幹一些諸如鴉片走私之類的不法勾當,或者在外國旗子的掩護之下偷運一些違禁商品到通商口岸。    
    葡萄牙領事馬奎斯是個皮膚黝黑、脾氣暴躁的傢伙,披著長長的黑髮,戴著金絲眼鏡,突出的大門牙並不妨礙他用口琴吹奏葡萄牙民謠《思鄉曲》。馬奎斯對他的同胞們睜一隻眼閉一支眼,為他們的生意保駕護航,提供全副武裝的葡萄牙三桅船保護中國商船免受海盜的攻擊,作為報答,他們讓馬奎斯從自己的利潤中分一杯羹。海盜們則奮起還擊,將那些三桅船趕回了甬江,葡萄牙人紛紛逃到岸上尋求庇護。有幾個人逃到了英國領事館,將大門捶得山響。梅多斯拒絕讓他們進入,因為收留了他們,就意味著自己也脫不了干係。幾個葡萄牙人被拖到水田里斬了首。諸如此類的事件教會了赫德:如何在中國口岸貿易的兩邊做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他到寧波只有兩個月,中文水平還不怎麼樣,但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他結識了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並從此成了一生的朋友。丁韙良沒有選擇到河對岸和他的新教徒夥伴們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到了舊城的貧民區裡。他對中國人的友善和他對漢語的熟練運用給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韙良鼓勵他努力精通滿清官話和寧波方言,掌握中國的禮儀規矩,這將決定他在這個中央帝國的所有公務和社交聯絡的成敗。赫德以每個月7美元的價碼僱用了一個漢語家庭教師——「一個相貌古怪的老頭……他會用一種十分奇怪的方式在垂下他的眼角的同時,也垂下他相應的嘴角。」但赫德所需要的幫助顯然比這要多得多。「這種語言是如此奇怪——在我們的語言中應該明確表達的成分在這裡一概省略,要掌握如此多的字詞才能弄懂一個簡單的判斷句,要想學好真不是一件容易事。」為了更好地完成學習計劃,他的中文老師建議他買一個小妾,跟著她學習本地方言。「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赫德寫道,「有一些中國女人長得很好看,你只要花上50至100美元就可以讓自己完全擁有一個這樣的女人,然後每個月再花上兩三美元供養她……我是應該堅持呢,還是應該屈服?」    
    5月初的一天,赫德剛剛睡過一覺——和他的活字典、小妾阿瑤一起。他剛滿20歲,阿瑤則是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女,但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老練些。幸虧有了阿瑤,他的生活這才在平靜如水的日常公務中安定下來,她能夠讓他繼續從事他在領事館裡的職責和他的中文學習,而且,他很快就能流利地使用滿清官話和寧波方言。    
    他和阿瑤之間的聯繫一直維持了10年。那時他已經30歲,阿瑤為她生了3個孩子,而且都有幸成年。    
    從來到中國的第一天起,赫德就對西方人隨意欺凌中國人的方式感到憤怒。在香港,一天晚上在和斯泰斯先生散步的時候,他被此人的行為給驚呆了:「看來他很願意以他對待中國人的方式讓我驚訝——把他們的貨物扔到水裡,用自己手裡的籐條去抽打他們。」他的許多同僚則習慣於用粗魯無禮和挑釁戰術作為他們的消遣,在商業和娛樂活動中為所欲為。這樣的毛病在領事館譯員當中尤為典型;人們期望他們成為語言學家,而不是外交官,因為「對於研究漢語來說,要想取得成功,全神貫注是必不可少的,這使得他們的心理變得扭曲,對於現實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也會產生不健全的感覺。」    
    在華的英國譯員當中,與赫德關係最密切的同僚是李泰國,當時隸屬於上海領事館,他從15歲開始就為香港的英國商務督察工作。起初赫德很喜歡他。李泰國的自信(就像是個生活艱苦、嗜酒如命的惡棍)和招蜂惹蝶的功夫給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這樣一種無禮而冷酷的方式對待中國人,這令我非常憤怒。」    
    和令人生畏的巴夏禮一樣,李泰國也是從那位怒目橫眉的郭士臘2那裡學會了如何嚇唬中國人,郭士臘是一位普魯士冒險家、傳教士和譯員,他在歷史上的影響(主要是由於他的壞脾氣)從來就沒有得到足夠的賞識。郭士臘的專橫傲慢影響了李泰國、巴夏禮以及其他一些易受影響的年輕的英國佬,給19世紀的中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包括「亞羅戰爭」、火燒圓明園以及其他不幸事件,這都是他們發熱的頭腦和膨脹的虛榮心所帶來的直接後果。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39節 咱們赫德(2)

    郭士臘是個德國路德教徒3,他讓自己置身於亞洲傳教士狂熱的外部邊緣,他得到第一份工作後又兼了另外一份差使,這當然是由於錢包的需要。    
    他的體形矮矮墩墩,實在太胖了,走起路來就像鴨子一樣搖搖擺擺。「他的那身衣服沒準是好多年前在他的老家波美拉尼亞4鄉下裁製的,戴著寬邊草帽,藏在帽子底下的是一張大臉和陰險的眼睛。」作為裁縫的兒子,郭士臘最早被送到斯德丁5,跟一位專門做束腰的人當學徒。他寫了一首詩,為普魯士國王大唱讚歌,因此得以進入柏林的傳教士學校。一個德國傳教會將他派到了暹羅6,在那兒,他學會了中文,娶了一位有錢的英國女人(正好趕在她死之前),繼承了一筆巨額遺產。放下十字架,郭士臘支付了旅途的費用、登上一隻平底船去了中國。在那裡,他簽約受雇於東印度公司,在「阿美士德號」擔任翻譯,這艘船負責調查沿岸暗藏的非法貿易。當時,除了廣州以外,外國人在其他任何地方從事貿易活動都是非法的,但郭士臘卻為了打破這樣的法律而向地方官員行賄。他最大的本領就是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威嚇和脅迫中國人,而他嫻熟的送禮技巧為他掙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給英國政府當翻譯。英國人對他的工作相當滿意,讓他擔任了新一屆香港政府的中文秘書,多虧了包令爵士,他在那兒得以有機會將他的恐嚇技巧傳授給其他人。    
    15歲的李泰國和他13歲的弟弟喬治,被他們的母親送到中國,投到了郭士臘的門下。他們是一位英國在華領事官的兒子,1845年,他們的父親丟下貧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兒女,死於廈門任上。李泰國發現郭士臘是個令人無法忍受的傢伙,但他無處可去。為了逃出這個鬼地方,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學會中文,摒棄從前所接受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正規教育,像個乞丐那樣生活,照顧他年幼的弟弟,不斷體察他母親的困境。他沒有時間去參與正常的青春期娛樂,也來不及培養優雅的社交風度。儘管有這樣一些不足,李泰國中文已經非常流利,很快爬上了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譯員。1855年5月,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個機會,成了上海海關稅務司,以及一筆相當可觀的薪水:每年1,450英鎊,分三次從領事館支取。    
    李泰國冷酷地履行他的新職責,不斷揭露中國人和西方人縱容走私、欺詐和偽造公文。滿清政府興高采烈,慷慨地給了他獎賞。「外夷之中,就數李泰國最為機靈,」一位滿清官員讚許道,「我們應當繼續讓他負責夷務。」    
    此時李泰國只有23歲,正是春風得意,他獨自供養了留在英國的寡母和3個兄弟姐妹。然而,年紀輕輕就擁有了這樣的權力,再加上本性的貪婪,他很快就變得專橫暴虐、恃強凌弱,和他的師傅郭士臘沒什麼兩樣。    
    當滿清政府將海關稅務司的管轄範圍從上海擴展到其他通商口岸時,可以說,《天津條約》就永久性地改變了赫德和李泰國的生活。這一新成立的中國海關機構必須由外國人來領導,人選則由滿清政府確定,這一職位被稱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簡稱「I.G.」。讓每個人都驚訝不已的是,滿清政府選擇了李泰國出任這一職位。他們對李泰國的感覺可謂好惡參半,但他在為額爾金勳爵工作期間,曾經迫使中國最狡猾的談判代表乖乖就範,這贏得了他們極不情願的敬重。李泰國所擔負的責任就是:對所有在中國沿海地區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徵收關稅,並挑選其他人履行所有通商口岸海關的具體職責。1859年6月,羅伯特·赫德受李泰國的僱傭,離開寧波英國領事館,就任廣州海關副稅務司。    
    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從貝爾法斯特到寧波就是一步巨大的跳躍。比較起來,赫德從英國政府公職人員搖身一變成為中國政府僱員,就好像是穿過窺鏡。對於一個有語言天才而且對中國的處世態度和文化有著相當敏感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來說,迅速擴張的海關無疑為他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命運之神開始插手了。李泰國在上海挨了攻擊者一刀之後,就一直沒有完全恢復,1861年,他決定長時間的離職以調養自己的身體。他的離去正是一個困難的時刻,因為在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之後,中國被迫支付了巨額的賠款。海關稅收就成了恭親王的總理衙門能籌到現款的少數途徑之一。儘管接到了親王請他進京的私人邀請,李泰國還是突然離職,去了英國。雖然在動身之前,他已經命令羅伯特·赫德代替他去北京,但這無疑是一次嚴重的冒犯。    
    1861年的初夏,赫德第一次來到北京,此時正是朝廷處在八大臣危機的期間,也正是這次危機給恭親王、慈禧和慈安帶來了權力。赫德出乎意料地捲了進來,在總理衙門和恭親王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發現北京城竟有這樣一個謙恭文雅而又熱情誠摯的「蠻夷」,恭親王大為驚訝。結果則更令人驚訝。「親王自己先就改變了態度,顯得很友好,並給予最高規格的禮遇,」北京的英國公使這樣報告,「赫德先生的誠實和坦率給人留下的印象極為有利,以至於他們迫切要求他留在北京以幫助中國政府……恭親王在提到他的時候總是稱『咱們赫德』,凡是遇到有人提出看似合理實難推行的建議,親王總是回答:『如果我們有100個赫德,就可以採用這個建議。』」    
    那時候恭親王剛滿28歲,比赫德大兩歲,第一次涉足外國政治和經濟事務的迷宮。赫德覺得他不太自信,是個有些害羞的年輕人,擔心自己和外國人的接觸會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攻擊。為了限制自己直接和外國人打交道,恭親王曾經努力說服最高當局:把管理外國關稅的工作交給倭仁的戶部,那要比交給他的總理衙門強得多。遺憾的是這種說服並沒有成功。起初,和赫德呆在一起他總是呆板而威嚴,但當他摸清赫德底細之後就開始放鬆了,他知道赫德對於條約和口岸相當熟悉,並且能夠提供真相和數據以支持他所有的建議,使自己能夠防止來自背後的敵人的攻擊。    
    完全憑著自己的努力,赫德開拓出一條個人途徑,使得自己即使在那些傑出的在華外國人中間,也顯得卓爾不群。逐漸地,漢人和滿洲人都對他靈活的處事風格和敏銳的洞察力給予回饋,向他敞開通道。由此,他可以直達官府衙門,面見大權在握的親王們,甚至,能適時地進入皇帝的家庭。多年以來,他被允許單獨加入他們的談話,總計時間達數千小時。    
    赫德曾經向英國使館的一位名叫芮尼的醫務官談到過早年和恭親王在一起的經歷,這位醫務官總是在每天的晚餐之後草草記下那些奇聞軼事。「親王把一長串關於海關事務的問題擺在(赫德的)面前。」 芮尼寫道,「並且叫赫德要仔細想想他的這些近乎孩子氣的提問,這些問題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簡單;事實的確如此,在此之前,他對這些完全一無所知,不僅僅是那些很專業的問題,即使是普通的商業事務也是如此。直到近來剛剛發生的那些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擔負起他現在的職責,但還是很少親自顧問這些不那麼有趣的事情。」 赫德對於親王渴望弄懂這些問題的努力留有很深的印象:「說來也怪,親王倒是理解了低關稅所帶來的好處:很可能會促使交易額的增長。而更有經驗也更精明的文祥卻看不到這一點,堅決要維持高額關稅。」    
    當芮尼的流水帳出版的時候,赫德深感震驚,發誓不再透露他的任何私人討論和對中國統治者的個人感受。恭親王也嚇出了一身冷汗,於是赫德立下了終身沉默的誓約,以保護自己和恭親王,免受更多輕率言行的傷害。由於這一誓言,我們不得不在赫德那些從未公開的日記的字裡行間尋尋覓覓,從他大量的感受中拼裝出一幅罕見的圖畫,讓滿清高層不經意間的剎那流露浮現出來。    
    有時候赫德早早地來到總理衙門,看到恭親王獨自一人,正在閱讀公文。這使得他們有時間坐下來聊一些天南海北的奇聞軼事,也使得恭親王有時間對赫德的衣服口袋(這真是一項奇怪的發明)驚歎不已。滿洲人習慣把他們的私人物品——扇子、袋煙、袖珍痰盂——裝進小袋子掛在他們的腰帶上。過不多久,文祥也會加入到他們的閒聊中來。這兩個滿洲人都同意:中國政府裡幾乎沒一個他們信得過的傢伙,幸好他們可以在洋鬼子中僱傭到這樣的人:他的報告符合實情,值得信任。聽到這樣的話,赫德很開心。    
    和滿洲人打交道,赫德雖然精明,卻很坦率,雖然他們總是敷衍他。至於赫德想要什麼、他的立場如何,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早在1861年,恭親王就注意到:到底是什麼使得赫德為了中國人的利益而殫精竭慮,不是別的,正是「他對總稅務司巨額薪金的極度渴望」。對於恭親王來說,弄清楚這一點顯然要比搞懂李泰國和巴夏禮那些複雜的慾望更容易一些,對這兩個人而言,金錢的慾望跟榮譽和惡念混在一起。赫德逐漸成了恭親王的私人顧問,太陽底下的任何事情他都要給他出主意。赫德說:「我經常見到恭親王,事實上,只要我願意,就可以隨時走進他的總理衙門。」    
    這期間,李泰國在職務上仍然是赫德的老闆,而且仍然和從前一樣幹勁十足。從英國回來以後,李泰國構想了一個計劃,打算組建一支中國皇家水師,以保衛沿海口岸,強化關稅徵收。他得到了最高當局的許可,到歐洲去購買了一支蒸汽炮艇艦隊,外加一幫英國水手。但李泰國一直是個咋咋唬唬的傢伙,他的要求太過分了,他想讓自己來擔任這支中國艦隊的水師提督。有了這一職位,他就可以直接聽命於皇上,而用不著滿漢官員來做他的中間人。毫無疑問,這對英國佬大有好處,因為這就確保了地方官員不會把這支水師用作他們敲竹槓的本錢。但是,李泰國的計劃打亂了李鴻章總督的如意算盤,他更願意有一支由他一手控制和操縱的水師。總督大人大老遠地雇來一幫英國水手,並鼓動沿海各地的地方首腦(這些傢伙全都野心勃勃地想擁有自己的水師艦隊),愣是把李泰國的艦隊給鑿沉了。這同樣也是李泰國短暫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生涯的終結。滿清政府讓他結賬走人,帶著一大筆解雇費(將近21,000兩白銀)離開中國。羅伯特·赫德立即接手了他的差事,成為新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在赫德的領導下,中國海關成了誠實而富有效率的政府機構,其職員主要是外國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團隊裡有巴夏禮和李泰國這樣恃強凌弱的傢伙。他要求那些為他工作的西方人——法國人、俄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必須對東道國表示尊重:「海關稅務司是一家中國機構,而不是一家外國機構,同樣,他的每一位成員都必須讓自己向著中國,無論是它的百姓還是它的官員,這也是他們的義務之所在,我們要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產生冒犯和惡感。」一位英國領事抱怨道:「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甚至比中國人自己更像中國人。」    
    打那以後,赫德就為滿清政府貢獻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稅收。他的海關還管理著皇家郵政局。在這裡工作的人,其薪水和其他進項加起來要遠遠超西方外交部門,再加上中國廉價的住房、食品和僕人,一個精打細算的傢伙就能節餘下他的一半薪水,並計劃提前退休。中國海關成了人們最嚮往的地方,其吸引力要超過一個人在西方所能謀到的任何職業。國會議員和其他要人都纏著赫德,請求他僱傭他們的孩子,或者他們親戚的孩子。赫德自己的親戚則常常指責他冷酷無情、六親不認。許多年來,赫德慎重地僱傭了幾個大有來頭的被推薦人,通過這樣明智的任命,他很快就在倫敦和其他國家的首都為自己贏得了一大批支持者。    
    到1866年,他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海關。他是唯一一個由中國政府任命的海關管理人員,獨立地對海關的一切業務負責。政府給了他一筆特別津貼,由他決定怎麼開支,別人無權染指。    
    有時候,他也感到疲勞、厭倦、身體不適、孤獨寂寞,但每當他打算辭職回家的時候,他就提醒自己:「困難的產生,或許正是由於我獨自掌控了幾項未完成實驗的線索的緣故。」「我希望能讓中國強大起來,」赫德寫道,「我也希望能讓英國成為它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紗簾的背後第40節 咱們赫德(3)

    赫德的主要敵人,是他自己的同胞——主要是那些希望一夜暴富、馬上回家的英國商人。「我們大老遠的跑這兒來,可不是為了鍛煉身體。」他們喜歡這樣說。他們反對妨礙自己賺錢的任何控制。    
    在北京的英國外交官中,有些人也恨透了赫德,有些人則暫時還算友善,也看重他的見識,他在朝廷上的調停,或者他對完全秘密的敏感事件做出公斷的能力。雖然他愛中國,對自己在這裡的未來也充滿希望,他甚至從未回過國。不過,他的外套、襯衫、夾克和內衣褲,則全都是從家裡寄來的。同樣,他的糖果、酒和活頁樂譜(他照著譜子演奏小提琴),他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從英國的商品名錄中訂購的。    
    1865年的下半年,恭親王同意赫德離任幾個月,為某些緊迫的個人事務而回趟家。這是他將近12年來首次回到英格蘭。他的緊迫個人事務被稱作安娜、赫伯特和亞瑟。    
    自從1855年以來,他一直維持著和他的中國情人阿瑤之間的關係,此時,他們已經有了3個孩子:安娜(出生於1858年底或1859年初)、赫伯特(出生於1862年)和亞瑟(出生於1865年)。許多年以後,他已經是個時刻為兒孫操心的老人了,赫德通過他的日記回到從前,抹去了大多數提及他和阿瑤之間風流韻事的部分,於是,關於阿瑤的結局就完全沒有了記錄。我們所知道的全部事實就是:1865年,阿瑤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死於第三個孩子的分娩。赫德把這3個孩子送回了英國,寄養在一戶人家,並提供他們的生活和教育費用,直到他們成年。他再也沒見到過他們。    
    雖然赫德很少提及阿瑤(哪怕是轉彎抹角),但他從未忘記她。在10年之後(1875年)的一封信裡,他描述她「是我們所能想像到的最溫和親切、最通情達理的的人」,而給自己分派的角色則是「一個傻瓜」。    
    迫使赫德不得不向恭親王告假回國的另一件緊迫的個人事務就是:他決定找一位合適的妻子。阿瑤死後,他已經是自由之身了,正如他向自己的日記所傾訴的:「我感到更加孤單了,我非常希望有一個妻子。」那時候,他已經每年掙4,000英鎊了,即使是在倫敦,這也是很高的薪水了。    
    他找老婆也像當初買阿瑤一樣乾淨利落、直截了當。剛剛回到北愛爾蘭,他就認識了赫絲特·簡·佈雷登,他的家庭醫生的女兒,5天之後就向她求婚。赫絲特是個一本正經、嚴厲刻板的18歲女孩,是維多利亞時代老古板的典範,敏銳的眼睛能測度最有利的機會。赫德所尋找的並不是什麼浪漫激情,而是一樁和他的身份相匹配的維多利亞式的婚姻。他們的戀愛時期持續了3個月。當他們1866年8月22日結婚的時候,赫絲特只有19歲,而赫德是31歲,但對於一個已經在遙遠的東方揚名立萬的男人來說,這樣的年齡落差似乎也沒什麼不合適。    
    赫絲特陪伴他在中國度過了十個年頭,在此期間,她因為流產而失去了第一個孩子,後來生下了女兒伊薇和兒子愛德加。她在北京的生活是舒適而愉快的,就像在不列顛帝國治下的任何地方一樣。這兒有赫德的社交集會,而且,當她去拜會公使館的女士們的時候,她乘坐的是一乘四人抬的綠色轎子。    
    赫德夫婦即使談不上恩愛,也可算得上相處融洽,而且赫德也為赫絲特和孩子們而感到自豪。和大多數殖民地婚姻一樣,孩子是在婚姻這杯牛奶變酸之前趁早分居的、方便而正當的理由。1876年,赫絲特的責任完成了,她帶著孩子們回了英國,開始享受她勞動的果實——作為著名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妻子。    
    而那時候的赫德,仍然住在北京市郊一幢中國房子裡,他曾經為讓赫絲特高興而將這裡重新翻修過。1877年,清廷允許他搬到靠近使館區的新住地,在馬可·波羅路7的一個拐角處,為的是方便他處理海關事務。在那兒,他建了新房子,一幢西式別墅坐落在一個很大的花園裡,還有辦公室和僱員們住的單獨小別墅。赫德的房子被設計成一個字母H,有休息室、檯球室、他亂七八糟的辦公室和招待中國客人的接待室。像北京大多數住處一樣,也被一圈高牆環繞著。    
    當他1878年4月去歐洲旅行的時候,和赫絲特有過短暫的團聚。這次重逢使赫絲特懷上了他們最後的孩子:一個小名叫諾麗葉的女孩。赫絲特也跟著赫德一起回了北京,1879年11月1日,諾麗葉出生。神秘的東方生活已經不再能激起赫絲特的絲毫興趣,1882年她帶著孩子回了歐洲。在這之後的20年裡,赫德夫婦一直分居兩地。赫德一直很謹慎,對這樣的分居生活從不做任何解釋,只通過郵件保持忠誠的聯繫。赫德在金錢方面一直也很謹慎,他正在成為一個闊人,供養著赫絲特在英國和歐洲大陸過著奢華的生活。這正是她一直所希望的,他沒有讓她失望。    
    當今聖上兩位最重要的僕人如今正面相對了:李鴻章和羅伯特·赫德,最有權力的中國政治領袖和最有影響力的西方人。他們逐漸發展了密切的工作關係,但卻維持著疏遠的私人關係。總督大人在北京的時候,赫德就盡可能經常去拜訪他,時間一般是夜裡10點,一直要呆到很晚,常常聊至深夜。在赫德的日記裡,李鴻章被當作重要的內部消息來源而再三被提及。他對李鴻章簡樸的持家之道讚佩有加;總督大人用一張普通的桌子招待赫德,吃的通常有魚、小雞和一大碗米飯。赫德好意地向衙門裡的人談起這些,還說他本人也很討厭鋪張浪費。不料,他的話很快就傳到了李鴻章那裡。下一次赫德去的時候,李鴻章備了一桌精美的菜餚,足足有60多盤,從魚翅到荔枝,應有盡有。食量再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赫德被迫每樣菜都嘗了一點,而李鴻章則對他的侷促狼狽甚為得意,不動聲色地評論道:「這回你再也不會到別處去說在我家吃得像個苦力了吧。」    
    羅伯特·赫德見識過李鴻章最好和最壞的一面。那是1864年他被召去調停李鴻章和戈登的激烈爭吵的時候——那段時間戈登向他介紹了李鴻章的背信棄義和冷酷無情。    
    赫德一直提防著李鴻章,但面對政府中大量的犬儒主義和不誠信的行為,他並沒有灰心喪氣。從專業的角度講,他尊敬李鴻章,這種尊敬隨著兩人在各自的任上漸漸老去而逐步增長。「李鴻章並不很壞,」赫德說,「但他所處的環境則很糟糕。他很有才能,但卻缺乏正直和誠實。」    
    儘管李鴻章腐敗、不誠實和機會主義,但他是個行動的人,只要他拿定主意的事情,就一定有能力做好。他使自己陷身於大量例行公事和令人討厭的工作上,在有限的細節問題上傾注了他的精力。其他的漢族大臣可能在曬太陽,避免任何麻煩,而李鴻章卻是個肉身發電機,這倒有點像北愛爾蘭佬所讚賞的某種品格。「他渴望工作,」赫德曾經評論道,「而其他人,正好樂得讓他取操持那些令人討厭的工作。」    
    赫德在中國幾十年,一直抱持著他頑固的樂觀,認為自己和其他那些好人的努力,最終將會使中國克服障礙,穩定地走上改革和現代化的道路。在他到北京的頭十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認為,這條大船最終會轉過彎來,朝向正確的方向航行。」    
    1885年,有人提名赫德出任英國駐華公使。當他把這個消息電告他的妻子赫絲特時,她力勸他拒絕這一職位。這使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對此很傷心。他是多麼渴望自己在中國的傳奇生涯「能夠在不列顛公使館裡有一個迷離傷感的結尾。」    
    這個機會是因為現任公使的意外死亡而出現的,這位不幸的老兄非是別人,正是狂暴強橫的巴夏禮(如今是亨利爵士),悲慘的「亞羅戰爭」的始作俑者。作為一個年輕人,他使得赫德既妒羨又沮喪。「這傢伙是如何自負,而命運之神對他又是多麼眷顧啊!」 赫德迫不及待地想成為亨利爵士的繼任者,他甚至連給海關的告別緻辭都已經寫好了。他的計劃是讓他的弟弟詹姆斯繼任他的位置。但在旁人看來,詹姆斯的毛病(主要是酒的緣故)是顯而易見的:「總理衙門認為他太愛開玩笑了。」李鴻章則極力想讓自己的人繼赫德之後,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總督大人提出的人選是德璀琳8,一位精明而頑強的德國人,長著捲曲的黑髮,修剪整齊的范戴克9式的鬍子,一雙沉著、敏銳的眼睛藏在夾鼻眼鏡的後面,他來中國已經20多年了。赫德早在1865年就僱用了他,並注意到「他看上去是個令人愉快、聰明伶俐的小伙子,但說話有點口齒不清,說中文時總是帶有重音。」1872年,德璀琳已經升任稅務司,6年後被派往天津,在那兒他成了李鴻章的私人顧問。赫德的常規做法是讓他的人不斷在各地輪換,但德璀琳是李鴻章的寵信,赫德破例讓他在天津呆了整整27年。作為中國政府的秘密顧問,德璀琳與赫德之間難免有些摩擦。    
    赫德擔心,如果讓德璀琳當上了總稅務司,海關將會成為李鴻章的私人禁地。因為任何東西只要經過李鴻章之手,就會被弄髒,並被他變成一隻漏斗,讓銀子漏進他的保險櫃而不是國庫。赫德曾向朋友抱怨,一個受李鴻章控制的海關將會「受到傷害……即使不會讓它壽終正寢的話,也會讓它的有效性徹底斷送。」阻止李鴻章圖謀的唯一途徑,就是把德璀琳繼任的問題直接提交到太后。慈禧認為,她更願意「咱們赫德」繼續留任總稅務司之職。    
    太后的願望使赫德拿定了主意,他宣佈:自己將繼續留在目前的崗位上。在接下來的23年裡,他繼續任勞任怨,成為唯一一個將慈禧描述為一個女人而不是一個妖怪的西方人。    
    【譯注】    
    1阿馬,北愛爾蘭南部的一個郡,據說是由聖帕特裡克創建,是愛爾蘭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主教所在地。波塔當是該郡的一個小鎮,赫德爵士即出生於此地。後面提到的貝爾法斯特是北愛爾蘭首府及最大城市。    
    2郭士臘,即卡爾·弗雷德裡希·奧古斯特·古斯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德國傳教士。    
    3路德教派,由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創立的教派。路德反對教會階層的富有和腐敗,認為只要在信仰的基礎上即可獲得超度,而不須借助於教會的典籍,這些觀點使他於1521年與天主教會脫離,創立了路德教會。    
    4波美拉尼亞,歐洲中北部一個歷史上著名的地區,靠近波羅的海,位於今天的波蘭西北部和德國東北部境內。10世紀時由斯拉夫人的部落居住,12世紀時被波蘭征服。這一地區後來分裂並被各個強國統治過,包括神聖羅馬帝國、普魯士、瑞典、丹麥和德國。    
    5斯德丁,波蘭西北部的一座城市,靠近奧德河河口。1648-1720年間被瑞典統治,1720年割讓給普魯士,二戰後該城成為波蘭的一部分。    
    6暹羅,即今天的泰國。    
    7馬可·波羅路,即台基廠,1901年庚子事變後改稱馬可波羅路。    
    8德璀琳(Gustav Detring 1842-1913),1865年進中國海關任職。在海關48年中,先後在廈門、北京 、上海、廣州、鎮江、寧波、芝罘(煙台)、天津等海關任職,長期任天津海關稅務司。    
    9范戴克(1599-1641),出生於英國的弗蘭德斯畫家。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1節 禮教的人質(1)

    1875年,當光緒被帶到紫禁城與他的嗣母慈安和姨媽慈禧生活在一起的時候,還只有3歲。他困惑而又驚恐,一時很難適應,看來要成為天子也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羅伯特·赫德在日記中寫道:    
    恭親王親自照料小皇帝——告訴他該做什麼,從各方面關照這孩子。(孩子的父親七王爺)並不在他的身邊:他一方面有病在身,另一方面也為這孩子傷心——在他看來這孩子壓根就不會快樂。小皇帝的母親、奶媽和其他女人來安慰他,但都被趕了出去。後來,奶媽又再一次被派來了,但不到一個小時又被慈禧給打發走了。慈安太后……認為這個小傢伙應該忘掉他從前的環境,完全像在宮裡出生的孩子一樣成長。    
    後來的醫學報告顯示,光緒年輕時受到過強烈的精神刺激,有時候幾乎不能維持頭腦的正常運轉。這一生死攸關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紫禁城造成的。學者們一致猜測:進宮之前的光緒是個正常(雖然有點容易激動)的孩子,離開了舒適的家庭,剝奪了健康的童年,再加上後來被「那個邪惡的女殺手」慈禧折磨成一個人骸,這一切,都深深地損害他的心靈,在宮裡生活得像個實際上的戰俘,直至去世——被慈禧(或者是出於她的懿旨)所謀殺。光緒故事的這個版本,是被自封的改革家康有為當作玷辱太后的一個手段而發明的。後來,空想改良家阿莉西婭·利特爾又冒冒失失地把康有為的這個版本當作真理一樣四處散佈,從來沒人看見那些閉目塞聽的盲從者們適當地制止過這個眼花繚亂的故事的肆意蔓延。關於光緒皇帝的真相,戲劇性地各異其趣,從而更加引人入勝。    
    年僅3歲的光緒由於過度緊張而陷入痙攣,以至於患上了嚴重的口吃,這是他母親(慈禧的妹妹)虐待孩子的後果。這個家庭的另一位成員、也就是後來的溥儀皇帝1對光緒的母親有過非常生動描繪:「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燒香,夏天不進花園,說是怕踩死螞蟻。她對螞蟻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僕來,卻毫不留情。據說醇王府一位老太監的終身不治的顏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頓籐鞭打成的。」光緒的母親一共生了5個孩子,其中3個都夭折了。溥儀寫道:他們的母親「總不肯給孩子吃飽……結果第四個男孩又因營養不夠,不到五歲就死了。」她對待孩子們很殘暴,甚至不允許他們嬉笑。「『笑什麼?沒個規矩!』」2    
    就連光緒的異母弟、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也沒能逃出慈禧妹妹的傷害。像光緒一樣,他也終生口吃,有時甚至到了語無倫次的程度。    
    提到慈禧的妹妹,人們腦海裡浮現的印象就是一個高聲尖叫、愛打孩子的老潑婦,她先是對孩子推推搡搡、大打出手,然後又將他們鎖在儲藏室裡,直到他們哭得筋疲力盡。因此,當光緒皇帝被當作預備繼位的皇帝而帶到宮裡的時候,他就已經是個神經質的廢人了。考慮到他母親的所作所為,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慈禧之所以極力爭取讓她的這位侄兒成為新皇帝的候選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要將他從母親的虐待中解救出來。慈禧當然知道光緒的兄弟們是怎麼死的,而且,他是她下一代的親屬中碩果僅存的男性血脈。當光緒的母親和奶媽到宮裡來「安慰」那個可憐孩子的時候,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前景使得慈禧很快就把她們打發走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正是慈禧的干涉,才使得她的妹妹嫁給了醇親王。然而,根據她自己的供述,她和兄弟姐妹們相處得並不融洽,而且顯然,對於妹妹這樣對待孩子,她也同樣深感震驚。    
    在紫禁城裡的成長歲月裡,孩子的極度焦慮越發嚴重了,造成這一後果的並不是慈禧,而是那令人窒息的教育,是他所受到的諂媚奉承,還有來自他的首席老師翁同龢的那一套誇大其詞的儒家禮教。他被推入了紫禁城這一畸形的環境之中,在那兒,他成了禮教的人質,被那些吹毛求疵的老師們嚴防死守、牢牢看管,在他的首席老師的訓練之下,變得對慈安和慈禧戰戰兢兢、言聽計從。    
    從前,在培養不幸的同治皇帝的過程中,兩宮皇太后和宮廷老師們太過放任自流了——這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如今,光緒皇帝儘管已經從他親生母親的虐待之下被解救出來了,但他的老師們為了補救他們的過失又做得太過份了,使得光緒被嚴格的順從所窒息,讓他來為同治的品行不端付出代價。    
    慈安的身份地位要高於慈禧,由她來負責光緒的教育。撇開其他所有的問題,慈禧嚴重的肝病也是一個不小的麻煩。在光緒9歲之前,所有關於他的決定,都是慈安、醇親王和翁同龢的首要職責。    
    太監們也著手對這個孩子發揮積極的影響,以確保他不再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轍。他所受到的責罰,也不再像以往的天子,僅僅是掐兩下臉頰了。新任美國公使田貝3的報告說:「據說(是否確切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熱情而任性。傳說他是因為對外國鐘錶的狂熱而毀了自己,他所擁有的這玩意兒為數甚巨。」他的母親則把她對付孩子們的慣技(她也曾經這樣對待光緒),一股腦地發洩到了光緒的父親身上,因為是他堅持讓孩子搬到紫禁城裡去的。總管太監不免要驚呼:「萬歲爺心裡有火,唱一唱敗敗火吧。」4連哭帶嚎的小光緒被關進一間小屋子裡。那是一間無窗的小悶屋,裡面放著他的夜壺,不管他怎樣哭喊,叫罵,踢門,央求,全都無濟於事,沒人理睬。只有當他哭喊夠了,也就是說「唱」完了,他們才把他放出來。在他們看來,這樣孤寂的獨處,有利於讓他深思和反省。和同治皇帝不同,光緒是個脆弱敏感的孩子,有著一種易碎的自負。    
    當他面對單調枯燥的學習和沉悶乏味的典儀而畏縮不前的時候,人們就威嚇他,說這將遭受雷神的報應。這時,在一個老師的暗示之下,另一間屋子裡的太監們就會弄出可怕的巨響,就好像雷神正在隔壁準備給他報應。因為這,光緒一輩子都害怕打雷和巨大的噪音,加之經常發作的驚恐,已經成了他的沉重負擔。當他進入青春期以後,這些突然發作如此嚴重,以至於經常連續幾天陷於持續不變的恐懼之中。    
    他並沒有完全逃出他母親的陰影。依循慣例,光緒皇帝即使在宮裡也被迫節制飲食。田貝的報告說:「皇帝通常所吃的食物被規定得很死……如果他想要吃食譜之外的任何東西,負責皇上餐桌的御膳房必須事先進行商討。」為了報復那單調乏味的日常食物,這孩子就把自己撐得飽飽的。當他吃得太飽的時候,兩個太監就會抓住他的腳脖子,把他翻過來,面部朝下,將他的頭猛磕地板,「為的是理順他的胃。」後來,慈禧向一位御前女官談到光緒剛剛被帶到宮裡來時的情形:「他是這樣瘦小而虛弱。他的父母似乎不敢給他吃任何東西。」但在這段時期,她為這個孩子所操的心也實在太不夠了。    
    慈安要忙於應付過多的繁文縟節,孩子的成長很多時候就完全交付給了太監們的仁慈。太監們在認為自己能夠僥倖逃避懲罰時,總是格外地刻毒。他們向兩宮皇太后隱瞞關於光緒身體情況(他的身體總是很虛弱)的信息,因此他的身體狀況沒能得到改善;他們惡意地給他穿上層層疊疊的衣服,這使他看上去像一個穿緊身衣的洋娃娃;他們用五花八門的小花招戲弄他、折騰他。一旦允許他們懲戒這孩子,他們就變本加厲,這導致了光緒皇帝終生對奴僕的畏懼。他曾經寫過一篇短文,以說明太監是萬惡之源,文中聲稱:「唐朝之敗,皆由宦官(專權)所致。」成年之後,他讓他們吃夠了苦頭,讓他們為自己對天子的非禮承受了最沉重的責罰,直至處死。慈禧對別人的輕視(有些是真的,有些則是她的幻想)極其敏感,在這一點上光緒跟她很相像,成年的光緒不能容忍太監的無禮,哪怕是最細微的無禮。只要他們惹他生氣,他就命人責打他們。對此,他們的回應就是散佈關於他流言蜚語,這些傳到了朝廷的那些死對頭的耳朵裡,他們就把這些故事傳播到傳教士和新聞記者們當中。太監們從皇帝家裡偷來的並不僅僅是翡翠筷子,他們還能偷來面子。    
    不可避免地,關於紫禁城的絕密新聞,為那些愚蠢無聊的謠言增加了不少猛料。1878年6月11日,在光緒皇帝6歲的時候,兩宮皇太后被迫發佈了一篇諭旨,稱「修德持靜,以靖浮言。」在諭旨中,兩位太后稱:據言官所奏「民間因此傳聞,訛言日興。是朝廷整飭紀綱之舉,專為群情駭惑之端,不可不明白曉喻,以安人心而釋群疑。」5    
    有一則傳言,發表在中文報紙《華洋通聞》上,聲稱光緒是個王位覬覦者,他每隻眼睛都有雙瞳。這份報紙暗示:兩宮皇太后已經用另一個孩子取而代之,這是一個邪惡的滿洲密謀的一部分。這個故事發表後,《華洋通聞》的出版人據說自殺了,至於是不是出於自願,就不大清楚了。關於光緒皇帝李代桃僵的謠言流傳了很多年,最後成了攻擊慈禧的大量誹謗的一部分。對於那些試圖挑戰她的合法性進而挑戰皇權合法性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件有用的裝備。任何關於光緒不是真正皇裔的暗示,對於那些朝廷的敵對集團(尤其是鐵帽子王們)來說,無疑是有利的,他們一直巴不得能讓自己的兒孫登上皇位。根據1900年此類誹謗中的一個最流行的版本,慈禧在和榮祿的一次長夜風流之後,秘密地生下了一個孩子。起初,人們傳說這個孩子是個閨女;後來,這個故事又被嫁接到那個李代桃僵的故事中,這個私生子成了一個男孩,他秘密地取代了光緒。    
    如果皇帝口吃的毛病在1870年代後期就廣為人知的話,那麼這樣的謠言就不會得以流傳。因為他的父親醇親王最終成了議政王,用另外的孩子取而代之的說法就顯得很荒唐。他或許不是最聰明的滿洲親王,但自己的兒子還是認識的吧。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2節 禮教的人質(2)

    光緒的師傅翁同龢是個忠臣,這一點大概沒什麼疑問,但他對光緒的錯誤引導至今沒有被充分認識。在自己的孩提時代他就遭過不少罪,因為那時候他的父親6受到了八大臣的迫害和羞辱。1861年,當恭親王的政治聯盟攬得大權之後,翁同龢的父親被恩詔復職,翁同龢自己則獲殿試狀元,詔為兩宮皇太后講授典籍。在兩個女人面前,他卑躬屈膝、曲意逢迎,為的是保住並提升自己在朝廷裡的位置。由於他不斷地對兩個女人巴結討好,還總是促使別的大臣也去向她們獻慇勤,再加上又向她們大送其禮,翁同龢深受兩位太后的賞識,慷慨地給予他特權,最後爬到了軍機處的最高職位。慈安死後,翁同龢就成了慈禧太后最坦率的支持者,總是冒冒失失地充當他的辯護士。有一回,脾氣暴躁的惇親王指責慈禧在處理一樁高級官員行賄事件時過於寬縱,翁同龢當即便駁斥他。「惇王此言差矣,諸事皆處置妥當,合理公平,何來寬縱之說。」像這樣肉麻的阿諛奉承,或許頗能表明慈禧的判斷力,她縱容大臣們在自己面前奴顏婢膝。不管怎麼說,是宮廷禮儀造就了這樣一種辭令風格。大臣們競相表演他們的謙恭有禮,爭先恐後地表達他們對統治者欽敬讚美。這全是儒教遊戲的組成部分,和歐洲宮廷裡巴洛克式的諂媚沒有什麼大的不同。    
    一般來說,在跟人打交道的時候,慈禧還是顯示了她良好的判斷力,只要她能夠認清當時的情勢。然而很不幸,她渴望得到人們的喜愛,而這種喜好奉承的弱點,使她不可能看透那些弄權朝臣的心。    
    對於儒家的禮儀和規矩,翁同龢有著相當透徹的領會,這使得他在自己的官位上能夠立於不敗之地,而他對兩宮皇太后的諂媚逢迎,也讓他在私人生活方面受到絕對的保護。    
    他不知疲倦地努力讓光緒皇帝對慈安和慈禧更加謙恭和孝順,在這方面,他做得太過火了。在和其他大臣商議政務的期間,他會暫停訓導年輕皇帝的職責,把所有這方面的事情都交給兩位太后,並叮囑皇帝要盡量表現得誠實。    
    翁同龢給皇帝洗腦的結果,就是使得光緒在兩位太后面前總是呆若木雞。在進入青春期以後,光緒和姨母之間的關係表面上似乎也還友善而融洽,但在心底裡,他在慈禧面前(也包括在其他普通女性面前)總是非常緊張,以至於承受了長時間的遺精之苦。這自然給他的自尊帶來了破壞性的結果。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極度緊張是一種先天性的缺陷所帶來的後果。1898年以後的醫學報告顯示,正是他的這種極度緊張使他變得陽萎,他既無法做愛也沒能生下一個孩子。一位給他檢查過身體的法國醫生斷言:這起因於一種腎病,這種病並未被宮廷御醫所認識,因而也沒能得到及時的治療,最終因為他的極度緊張而更加惡化。    
    就這樣,一個飽受虐待的孩子突然之間被立為中國的皇帝,儘管這經過了種種華而不實的典禮儀式和矯揉造作的繁文縟節,到頭來人們還是發現在他長大成人後竟有一種醫學缺陷、一種使他陽萎和遺精的疾病。所有見到過光緒和他姨媽在一起的人都認為:她對待他還是很和善的;即使是最近法國醫生在給他做體檢的時候,她也是如此。當時,光緒坦率地將自己的身體問題和盤托出,包括他無意識的性興奮,如果他真的非常怕她的話,像這樣的事情恐怕就做不到了。地位顯赫的夫人所帶給他的怯畏和其他所有女人並無不同,是的,只是膽怯,而不是恐懼。只有當他能夠入睡的時候,才能讓他稍稍感到放鬆。    
    在他忍受磨難的那些年,也有積極的一面。一位中國皇帝最初所受的教育,已經有所拓展,其內容不僅僅是儒家經典。在同治皇帝小的時候,他的師傅倭仁阻斷了恭親王試圖介紹西方觀念的所有努力,直到他去世。光緒的是師傅們雖說毛病也不少,但也教給了他不少西方學科,向他介紹了不少西方觀點,正如田貝所報告的:「皇帝在接受過精心細緻的中國傳統教育之後,也有一些翻譯好了的外國書籍供他學習。」後來,「人們認為他的智力還不錯。」於是,「皇帝開始著手學習英文。兩位同文館的學生是他的老師。他們每天中午一點去見他……據說他的記憶力很不平常,所以學得很快。」同文館是一家翻譯學校,是作為總理衙門的一個附屬機構而設立的。羅伯特·赫德曾經安排他的朋友、傳教士語言學家丁韙良去那裡擔任總教習。    
    為了他永恆的榮耀,光緒開始表現得已經長大成人,願意成為一個甘心奉獻、勇於擔當、必能使兩宮皇太后感到滿意的皇帝。在他10歲以後,就顯示出要做一個苦行者的天性傾向,願意過一種克己和獨處的禁慾生活。和同治皇帝不同,他並不願意和太監們嬉笑打鬧,對於偷偷溜出紫禁城之類的勾當,也毫無興致。在人群當中,他從來就沒感到過自在;他獨自進餐,在這個扭曲的禮儀世界裡,他是一個作繭自縛的囚徒,一個禮教的人質。    
    和哈姆雷特一樣,面對任何事情,他總是猶豫遲疑。他渴望堅定果敢,但又優柔寡斷。他希望倣傚過去那些衝鋒陷陣的國王,卻總是等待有人給他指明前進的道路。雖然他身材瘦小、優雅,有一副精巧的面龐,而且從來就沒有一副強健的身體,但他既不膽怯,也不畏縮。他曾經勇敢地面對惡劣的天氣,長時間地在雪地裡漫步,拒絕隨侍太監的任何遮擋和保護。他曾經私下地談到,自己和慈禧一樣,認為下雪能使他逃出周圍人的視線,這些人總是環繞在他左右,並仔細觀察他。像所有滿洲王子一樣,他也有研習技擊的日常功課,這當中包括武術(西方人錯誤地稱作「功夫」)、劍和棍、獵鷹訓練和騎馬射箭。他也有幾樁小小的政績記錄:在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開始細心地注意到皇家預算的濫用,最後將這一預算裁減了三分之一。這可是個不小的壯舉。    
    從1875年到1881年間,慈安皇太后一天也沒病過。1881年4月初,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她突然病倒了。一篇上諭詔告天下:「慈躬偶爾違和,當進湯藥調治,以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勢陡重,痰湧氣塞,遂至大漸,遽於戌時仙馭升遐。呼搶哀號,曷其有極。」7她死的時候只有45歲。    
    不可避免地,無精打采的北京城這下子又來了精神,嘁嘁喳喳的閒言碎語到處流傳,不外乎是些謀殺呀、陰謀呀之類的陳詞濫調。美國公使館的報告稱:「關於宮廷密謀的含糊曖昧的流言在城裡四處流傳,但到目前為止,這些還僅僅只是謠言,不值得在此複述。」由於兩位太后中地位較高的慈安現在死了,而慈禧又長期臥病,對於宮廷政變來說,這的確是個天賜良機。儘管流言四起,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1910年,傳記作者濮蘭德和巴克斯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謠言,他們簡單地寫道:「慈安生了一場突如其來而又神秘莫測的疾病。」又說:「在當時,人們普遍相信並坦言直陳……正是慈禧造成了她的同僚的死亡。」    
    並沒有任何記錄支持這種觀點。在1914年,也就是大清王朝垮台的4年之後,同樣是這兩位作者,發現了「慈禧決意要除掉(慈安)」的「證據」。據他們所說,這一骯髒的勾當是通過下過毒的糕餅來完成的。慈禧之所以這麼干(這是他們說的),是因為慈安發現了慈禧和一個男演員在床上。這種說法實在荒唐可笑,不僅僅是因為它氣味難聞,更主要的是,慈禧當時還是個病人。直到兩年多之後,她才開始慢慢恢復。    
    儘管如此,時隔6年之後,在《清代名人傳略》中,作者恆慕義在「慈安」條下注云:「謠傳她是被慈禧毒死的。」他忘了指出:這些不同尋常的謠言是到慈安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才開始流傳的。徐中約則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告訴我們: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這都是跟著巴克斯鸚鵡學舌。事實是:她死於病毒型流感。    
    慈安之死讓慈禧成了孤家寡人,獨一無二的皇太后。皇帝家族及其千秋大業第一次成了她獨自承擔的職責。她現在成了這個古老帝國的女主人。這使得她忙於彌縫朝廷上水火不容的親王們和小團體之間無休止的爭吵。    
    爭取拉攏這位獨一無二的皇太后就成了宮廷政治的生死攸關之所在。主要的決定仍然是由朝廷大臣們做出的,然後再報呈她正式批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批准就具有了其自身的意義。這使她成了一個特殊人物。    
    這時候她45歲,光緒9歲。人們連篇累牘地暗示:這段時期,在慈禧和他的侄子之間一直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在羅伯特·赫德和田貝那裡,顯然並非如此。田貝寫道(沒有確認他的材料來源):人們都知道,光緒把自己都「奉獻給了她,」事實很有可能就是這樣。    
    羅伯特·赫德在1886年的一封信裡這樣評論:「皇上昨天去了天壇,今天早上回宮。據說他是個聰明、英俊的年輕人,這一次的行動使得他離自己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更近了。太后對此所提供的支持多麼令人驚歎,而且她所做的一切(兩次臨朝聽政)又是多麼出色啊。」    
    光緒成年之前,在外界看來,慈禧就是中國真正的統治者,究其實,正是恭親王一直將這一政治聯盟綁在一起,並在李鴻章等人的支持下維持它的運轉。    
    到1884年,恭親王已經有效地統治中國23年。只有3位滿清皇帝的統治時間比這要長(在登基的頭10年,嘉慶皇帝只是一個毫無實權的傀儡),而且,沒有哪位攝政王或者議政王享受過如此長的控制時期。    
    在慈禧的身體康復僅僅一年之後(那會兒光緒還躺在他的黃綢繭殼裡喘著粗氣),滿清朝廷就陷入了一場新的權力爭奪,這使得恭親王穩穩當當的統治突然終止了。無論是1861年的熱河政變,還是1875年的繼位危機,其實都是恭親王的實用主義政治聯盟和滿清頭號保守主義鐵帽子集團之間的一場拔河比賽。到了1884年,新一代性情火爆的鐵帽子們在那些同樣仇視外國人的漢人官僚的支持之下,紛紛攀上了權勢位置。光緒和慈禧則被夾在中間,左右不是人。    
    有幾個為首的反動分子在整肅八大臣的時候漏了網,他們是:五王爺惇親王,七王爺(亦即光緒的父親)醇親王,阿魯特皇后的父親承恩公崇綺。因為醇親王在朝廷上的地位隨著他兒子的成長髮育而不斷提升,他的追隨者的隊伍也就成倍增加,對頑固派的壯大起到了槓桿作用。    
    嗅到了勝利的氣味,他們開始一點一點地蠶食恭親王的權利,單等恰當的時機,再一舉將他轟下台。他們擔心自己走得太快了。他們雖然妒嫉恭親王,但並不怕他。讓他們憎惡並害怕的,是恭親王的支持者李鴻章。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3節 禮教的人質(3)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李鴻章對於到底讓誰坐到那把龍椅上當皇帝並不是很在乎,對於恭親王能否保住首席大臣的位置,他倒是更感興趣,這個位置能保護李鴻章許多賺錢的大買賣。作為對李鴻章多年來大力支持的回報,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親王給了總督大人種種獨一無二的特權。到了1878年,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大清帝國最好的職位)6年之後,法律上的任職期限已過,按規定該輪職到另外的地方去。幸虧有恭親王的出面干涉,李鴻章得以繼續呆在直隸總督的位置上,直到1895年——連續23年,這給了他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增加自己的財富和權勢。對於鐵帽子們來說,他始終是個危險的對手,在1879年擋住了他們攫取權力步伐的也是這個李鴻章。然而,縱使狡猾如李鴻章者,也難免馬失前蹄,由於貪婪而意外地將自己易受攻擊的薄弱部位暴露在對手的火力範圍之內。    
    剛剛走馬上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就在最高當局的支持下組建了一支「新」軍。以他的私人淮軍為核心,重組了北方的軍事力量,將他們聯合到了「北洋軍」的名號之下。打著「軍事現代化」的堂皇招牌整合這些武裝力量,李鴻章從此取得了對一支強大軍隊的控制權,並且使戰地指揮官們直接聽命於自己,而不是朝廷。作為總督,他還可以從省庫裡撥給他們軍餉,而用不著掏自家的腰包。    
    直隸省是北京的屏障,保護著京城免遭外敵入侵。即使事實上並非如此,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它的首府天津,是來自南方的漕糧卸貨登岸的港口。在外交意義上,可算是第二個北京:多數國家在天津設立了領事館,李鴻章在此也保留著一幢官邸。他在很多城市都擁有官邸,一開始成為封疆大吏,他就甩開膀子,能撈則撈。他永不饜足,在全國各地到處搜刮,敲竹槓,收黑錢,無所不用其極。他在北京的官邸就是通過秘密交易獲得的,這樣的交易滿漢大臣都沒有參與。作為中國最闊的人,李鴻章還通過各種途徑向滿清的王公貴族派發贊助,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很缺錢,靠皇家津貼艱難度日。他一直借錢給那些揮霍無度的滿洲貴族,然後等到他們一貧如洗的時候就開始收債。這之後,與其說李鴻章謹慎精明而富有創造力,還不如說他殘忍刻毒而令人討厭,人們對他的畏懼要超過對他的鄙視。    
    李鴻章幾乎完全控制了整個華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無論何時,只要中國人或外國人投資,李鴻章就會參股合夥,他手頭攥有一大把投機股票,有時候他還會弄個董事會主席幹幹,或者安插個把代理人。用這種辦法,他保持了對各地企業的控制,這裡面有蘇州、上海和南京的軍工業,上海和山東的採礦業,直隸的煤炭和鋼鐵業。他負責了一條3英里長的鐵路的修建,那是中國的第一條鐵路,於1878年修建於開平煤礦;還負責了直隸電報線路的架設;以及上海紗廠的建設;促進並創建了天津水師和魚雷學堂。    
    他最成功的投機事業之一,就是創立於1872年的「中國商用輪船運輸公司」。在此之前,漕糧都是通過平底帆船運到北方的,這些平底船過去是由海盜托拉斯所控制,現在則由中央政府資助。從這時起,外國輪船開始得以使用,並且首次特許華商運營。李鴻章提議由上海商人出資,白手起家組建一支船隊,再由中央政府特許他們承運漕糧。作為這宗交易的一部分,就是這家公司要由李鴻章親自選擇的人來管理。這樣一來,他就壟斷了全部漕運。他同時也就控制了船隊,並且,他所做的這一切,用的都是別人的錢。    
    作為北洋大臣,他有責任對漕糧從南到北沿途的安全給予關切。他把自己的軍隊作為「漕軍」駐紮到從長江下游的稻田到上海沿線。地方官員不得不拿出高達地方稅收的三分之一,來供應李鴻章的漕軍。通過這些手段,李鴻章試圖從頭至尾控制每一件事情:他能迫使商人們發起一項投機事業,然後通過敲詐勒索來維持它的運營,控制它大把的股票,通過自己任用的傀儡來管理它,動用自己的軍隊為它保駕護航,然後強迫別人掏腰包為那些士兵關餉。像這樣的人,賢明的孫子沒準又要發表高論:「人君之寶也。」8    
    李鴻章的士兵同時還負責到北京的鹽運,這使得他可以插手食鹽專賣,這也是中國稅收的一個主要來源。總而言之,李鴻章關涉到如此多的生活基本必需品,以至於到了1875年,滿清王朝的生存竟完全要依靠他。打從李鴻章秘密地掩護他的買賣並到處培植嘍囉以後,要想把他拉下馬或者幹掉他同時又不危及到國家自身,這幾乎不可能。扭結的無花果枝如今長成了參天大樹。    
    李鴻章操縱交易,協商談判,派遣軍隊,在必要的時候也對帝國的心臟地帶進行管理,維護治安,秘密偵察,挑撥煽動,並且對外國利益給予安撫或拒絕。對這一切,鐵帽子們當然不會高興。他們不信任他和外國政府的交往,他們知道他早就被商業合同和洋人的賄賂給喂肥了,他們憤恨自己要仰其鼻息,他們安慰自己,說這只不過是在他籌劃政變並讓自己登上大位之前的權宜之舉。十分瞭解李鴻章的羅伯特·赫德,則經常向自己的日記吐露他的擔心:李鴻章隨時能給大清王朝致命的一擊。    
    1884年的危機,被當作搞垮恭親王的一個借口。當時,法國佔領了古代中國的附屬國安南的北圻灣9和印度支那的柯欽10,並開始探查紅河和湄公河,沿著中國的南部邊界挑釁中國的霸權。在巴黎發出戰爭叫囂的同時,裝備精良的法國海軍艦隊也在南中國海逡巡。恭親王的腦海裡頓時浮現出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城的生動畫面,於是在李鴻章的幫助下,力圖安撫法國人,並打算議和。這種息事寧人的努力,只不過更加激怒了富有有愛國熱情的鐵帽子們。    
    為了扳倒恭親王和李鴻章,鐵帽子們需要強有力的漢人的支持。加入到他們這個陰謀集團裡來的是所謂「清流派」,那是一個由兩廣總督張之洞領導的漢人壓力集團。所謂兩廣,即廣東和廣西,正好和北圻灣交界。清流派和鐵帽子們都反對和西方列強打交道,鼓吹立即和法國開戰。張之洞是個機智敏捷的機會主義者,他和另外那些人沆瀣一氣,極力巴結和吹捧皇帝的父親醇親王,慫恿他在兒子的政府裡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圍著醇親王團團轉,並通過他得以接近年輕的皇帝和慈禧太后。    
    恭親王作為政治聯盟的領袖,其取得成功的基礎就是妥協和讓步。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抨擊他是一個優柔寡斷者,一個辦事拖沓者,一個和事佬。他被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派系弄得焦頭爛額。恭親王相信中國駐法公使的報告和羅伯特·赫德對形勢的評估,覺得可以通過折中妥協來阻止法國人。他委派李鴻章來處理此事。正當李鴻章試圖通過協商讓印度支那成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的時候,清流派就攻擊恭親王和李鴻章是「賣國賊」。這成了鐵帽子們的戰鬥口號。皇上則被此呼彼應的奏折條陳所淹沒,這些奏章都是譴責這兩個人的。    
    面對朝廷上不斷升級的紛爭,慈禧和光緒不得不做出讓步,讓恭親王下台。解職詔書澄清了對恭親王賣國的指控,只是指斥他傲慢專橫、任人唯親和效率低下。這些其實是他們所有人的通病。    
    對於這一系列事件,巴克斯的版本則略有不同。根據他的說法,恭親王之所以被解職,是因為慈禧「相信親王陰謀借助年輕的皇帝來反對她。」巴克斯狡猾地補充道:她還相信恭親王「對最近一篇條陳負有責任,在條陳中,幾個御史公然嚴厲地指斥她道德墮落、生活奢靡。」(其實是巴克斯杜撰了這個陰謀和批評性的條陳。)    
    1884年,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李鴻章總督在最後的緊急關頭來了個乾坤大挪移,撤回了對恭親王的支持,轉而支持醇親王和鐵帽子們——他以令人驚詫的上乘武功眨眼間站到了死對頭們的一邊。他們慌裡慌張地摸索著尋找自己的短劍,結果是虛驚一場,就這樣兵不血刃地將李鴻章收歸帳下。恭親王首席大臣的位置被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佔了去。外交事務則交給了48歲的慶親王奕劻,一個無所顧忌的傢伙。(慶親王的家族有著很長的貪婪和弄權的歷史。此人在私下交易、貪污受賄以及迎合脾氣火爆的反動分子等等方面很是有名。)    
    自從恭親王解甲歸田,一心回家侍弄他的狐仙花園之後,鐵帽子和他們的盟友清流黨重新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李鴻章的身上。然而,還沒等他們組織起新一輪的攻擊,和法國之間的爭端就演變成了戰爭。從前,鐵帽子們還可以把失敗推到恭親王和李鴻章的頭上。現如今,他們發現自己必須為贏得戰爭而獨立承擔責任。還在他們對自己的戰鬥命令字斟句酌的時候,法國人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令人氣惱的是,清流黨不得不找李鴻章總督幫忙,請這位頂級外交談判代表來為他們火中取栗。    
    讓每個人都深感吃驚的是,在醇親王作為朝廷首席大臣的地位得以確立之後,他反而變得更加通情達理了。國家管理的現實,使得政治極端主義僅僅對那些置身局外者才有相當的吸引力。一旦置身局內,問題看來就大不相同。七王爺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和他的異母哥哥這20多年來亦並無不同。    
    醇親王還發現:他既不願、也無法抑制李鴻章的權力慾。對於跟外國政府及外國銀行打交道,親王殊無興致;對於李鴻章是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管理者的細枝末節,他也沒有耐心去瞭解。於是乎,在恭親王倒台的數月之內,李鴻章竟變戲法似的重又成為中國幕後的實際統治者——國庫司庫、內務部長、外交大臣、情報首腦、運輸部長、通信部長和貿易主管。這些差事當中,有一些他是公開履行的,因為是皇上讓他幹的,多數則是秘密操縱的,由他的私人幕僚(人數多達數百)出面執行。作為一筆保險費,他源源不斷地給醇親王和太后送禮,他們要抵制送上門來的禮物確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李鴻章懷有的特殊目的。雖說如此,但李鴻章想拉攏光緒皇帝的努力,卻被證明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在他成功地一生中確實不多見。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4節 禮教的人質(4)

    1887年,光緒已經15歲了,按照慣例應該已經結婚,而且數月之後就要準備讓他親政。但這兩件事均被推遲了兩年。通常的說法,是因為慈禧不願意放棄權力,然而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光緒並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這一年的早些時候,醇親王也病倒了。做出推遲移交權力的決定的,是醇親王,而不是慈禧;然後,又是他領頭努力勸說慈禧再多訓政幾年。這樣的延期給了她額外的時間,來為光緒皇帝挑選皇后和嬪妃。她選擇了她的侄女,雖然相貌平平但卻通情達理,是慈禧的弟弟、副都統桂祥的女兒,她將被稱作「隆裕皇后」12。當選皇后比光緒大3歲,突出的大齙牙,胸部平平就像一隻北美長耳大野兔,而瘦則是它的兩倍。因為光緒是慈禧的侄子,所以這是第一樁表兄妹之間的婚姻,這在歐洲貴族之間倒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但卻潛藏著遺傳方面的危險。不過由於光緒身體方面的問題,這似乎不怎麼要緊。    
    許多作者都指責慈禧,說她選自己的侄子做皇帝、侄女做皇后。但話說回來,她已經擁有了所有的權利,像任何君主一樣,她只不過是希望,在自己漸近暮年的時候讓家人圍在身邊做個伴兒。那些在宮裡成天看著他們的人都說:她似乎真心地喜歡光緒和隆裕。    
    她從他他拉氏中挑選了一對姐妹,作為光緒的嬪妃。這兩個女孩子深得光緒師傅翁同龢的喜愛,他的建議在慈禧那裡很有份量。一個後來被稱作「珍妃」13,很有野心,天性活潑,容貌漂亮;另一個是她的姐姐「瑾妃」14,又圓又胖,一副平靜的但幾乎了無生氣的表情。一個是因為自己的聰明、活潑和身體魅力而當選,另一個則是因為她的平易近人。如果可能的話,光緒應該跟她們中的某一個履行自己作為丈夫的義務。    
    煩惱很快就顯露出來了,這樣的安排,無論是當選皇后還是年輕的皇帝,都不幸福。隆裕顯然是個性格剛強的女孩,據說她從一開始就倔強地反對整個計劃,只是迫於家庭的壓力才就範。據傳,光緒甚至不願意看他的新娘一眼,他們的婚姻太不完美了。然而,1889年2月26日,婚禮還是如期舉行了。    
    婚禮舉行一周之後,光緒親政,這一年他17歲。同一天(1889年3月4 日),慈禧太后光榮退休。54歲的皇太后表面上裝得很豁達,表示自己終於可以遠離宮廷鬥爭和政治活動,回到頤和園去過一種簡樸的生活了。作為引退的標誌,她向許多人頒發了賞賜。羅伯特·赫德則特別有理由慶賀:「皇上大婚;太后也終於結束了連續兩次、幾近30年的垂簾聽政,從此退隱林下。她頒發了半打以上的詔書,感謝所有在她聽政期間勤勉效力的人——活著的和死去的,有一篇諭旨……對我和我的工作給予了讚賞,誥封三代一品封典。從外國人的立場上講,沒有比這更古怪的了;但在中國人看來,則沒有比這更榮耀的了。」 三代一品封典,意味著這一榮恩具有追溯力,是授贈給他祖先的。將這樣的榮耀授予一個外國人,在歷史上僅此一次。    
    慈禧常常不顧大臣們的反對,用這樣的賞賜來證明她能夠並且願意打破慣例。她的一些朝臣對此頗為不快,一個洋鬼子如今竟能高踞於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甚至還有他們的列祖列宗)之上。自從150年前康熙皇帝賞給耶穌會士頂戴花翎以來,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還沒有對哪個「蠻夷」做出過這樣支持鼓勵的姿態。慈禧對羅伯特·赫德的讚賞以及對他的工作的認可,是中國政府朝著必要的改革方向所邁出的一個主要步驟。赫德聲稱,這種革命性的變革首先需要的是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可笑的是,由於保守呆板的禮節約束,慈禧根本無法會見赫德並與他面對面談話,直到13年後,她才打破了這個規矩,安排了一次私人朝見。在此之前,這種姿態是她公開表示認可的唯一方式,    
    理論上,光緒皇帝如今是大清帝國的獨裁統治者;但事實上,他只不過是這種體制下的一個傀儡。在他的統治時期,自始至終他就沒管過什麼事,除了1898年的那幾個月。在他的統治初期,他的決定都是在他的師傅翁同龢和恭親王的指導下作出的,再後來就是他的父親醇親王。1891年醇親王去世之後,慶親王(李鴻章的鷹爪)開始輔佐皇帝。光緒一直是被操縱的對象;他也從未主張過要採用康熙和雍正那樣的方式,來殘酷地清除潛在的競爭對手,他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可否認,光緒還只是個孩子。很多人都知道,每當他覺得長時間的公務勞累之時,他就會溜下御座,偷偷摸摸地躲到紗簾的後面抽口煙。    
    1890年遼闊的華北平原遭遇嚴重乾旱,對這一事件的處理就像一場滑稽劇,生動說明了滿清政府的衰落氣象。關於光緒皇帝在這一滑稽劇中所扮演的角色,羅伯特·赫德寫道:「皇上和朝廷……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要『及時雨』!現在,他們又祈禱天晴,不過努力的程度好像不夠!城市已是汪洋……街道皆成河渠——所有的庭院都成了游泳池,所有的房子都成了淋浴間。」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5節 禮教的人質(5)

    光緒皇帝19歲那年第一次接見了外國公使,時間是1891年3月5 日,對於公使們來說,這是自1873年他們和同治皇帝潦草馬虎的會見以來,首次受到一位皇帝的召見。對光緒進行過細緻觀察的田貝說:「他外表上是個體質很差的年輕人。又瘦又小,給人以體力不支的印象。看上去面色蒼白但很聰明。他的眼睛又大又黑,臉龐光潔無須。」    
    公使們都注意到他說話有些口吃,但另一個古怪的特點他們並不完全瞭解。像田貝所說的,「他說話有些結結巴巴,並且……他說得很慢、很吃力。雖然他性格沉靜,但據說他很倔強。」可是(田貝繼續寫道),每個人都對這個孩子寄予厚望:「鐵路,電燈,自然科學,全新的海軍,改良的陸軍,通用銀行系統,造幣廠,所有目前尚在萌芽狀態的事物,很快都能開花結果……年輕皇帝的統治時期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令人難忘的時代。」    
    田貝還真說對了,這的確是個令人難忘的時代,但不是因為鐵路和電燈。    
    三年之後,當他22歲的時候,不得不面對大清帝國自1860年以來最糟糕的軍事潰敗:爆發於1894年的中日戰爭。這是就光緒的宿命。對於慈禧來說,這場戰爭卻意味著又一場呼喚她出場的宮廷突發事件。對於大清王朝,她作為一個主宰者的重要性,這些年有了穩步的提升,因為那些操持朝政國事的人,要麼死掉了,要麼被政敵趕下了台。在所有人當中,只有她倖存了下來。這就是慈禧的宿命。如今,在她60歲生日的前夕,是中日戰爭的危機(而不是她「貪得無厭」的個人野心),再一次把她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譯注】    
    1宣統皇帝溥儀是醇親王奕□的孫子,光緒皇帝的異母弟醇親王載灃的兒子。    
    2以上引文均出自溥儀《我的前半生》第一章第5節《親王之家》。    
    3田貝,即查爾斯·登比(Charles Denby 1830-1904),美國外交官,1885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    
    4溥儀《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3節《母子之間》。    
    5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四冊第16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6翁同龢的父親,即翁心存(1791-1862),字二銘,號遂庵,別號千日醉道人,道光二年(1822)進士。歷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尚書。咸豐八年授體仁閣大學士。    
    7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七冊第4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8《孫子·用間第十三》。    
    9北圻灣(Tonkin),又稱東京灣,東南亞一歷史地區,為南中國海的一支。該地區包括現在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從1887年到1946年,這裡是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10柯欽,印度西南的一個區域,在阿拉伯海的馬拉巴爾海岸。1503年淪為葡萄牙殖民地,1663年由荷蘭人取代,1795年被英國佔領。    
    11奕劻(1836-1918),清宗室,愛新覺羅氏。光緒十年(1884)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1894年封慶親王。1900年與李鴻章同任全權大臣,與八國聯軍議和,於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旋任外務部總理大臣,後又任軍機大臣,兼管陸軍部。1911年改任內閣總理大臣。武昌起義後,主張起用袁世凱。清帝退位後避居天津,病死。    
    12隆裕皇后(1868-1913),滿州鑲黃旗人,葉赫那拉氏,名靜芬,慈禧太后的侄女,都統桂祥之女。光緒十五年,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被立為皇后。1908年,光緒帝去世,宣統繼位,被尊為皇太后,上徽號「隆裕」。1913年在北京病逝,謚「孝定隆裕景皇后」。    
    13珍妃(1875-1900),滿洲鑲紅旗人,他他拉氏,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光緒十四年(1888) 和姐姐瑾妃一起應選入宮,初封為珍嬪。二十年,晉封珍妃。 光緒廿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出逃。行前,命太監將幽禁於北三所壽藥房中的珍妃喚出,推入位於慈寧宮後貞順門的井中淹死,時年25歲。    
    14瑾妃(1873-1924),滿洲鑲紅旗人,他他拉氏,禮部侍郎長敘之女,珍妃的姐姐。光緒十四年(1888)以秀女入選為瑾嬪,二十年,晉封瑾妃。宣統即位後,尊為兼祧皇考瑾貴妃。1924年去世,謚「端康皇貴妃」。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6節 新的鐵帽子王(1)

    日本企圖削弱中國在朝鮮的領主地位已經有很多年。如果日本人獲得了對朝鮮半島的控制,他們就能威脅北京,並進而對大清王朝的存續構成嚴重的威脅。如今,這個泱泱王朝,其生存竟然依賴於一個變化無常、軟弱無力的年輕皇帝和一個年事漸高、對真實世界又所知甚少的老太后。於是,大清帝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李鴻章總督如何應對日本人的挑釁。    
    朝鮮因為其統治家族的長期內訌而特別容易受到攻擊,在這個國家,中、日、俄三國的代理人逮著機會就要管它的閒事。20年之前的1873年,剛愎自用的朝鮮攝政者李是應1(軟弱無能的高宗李熙2的父親)被迫下台,大權落入閔妃3和野心勃勃的閔氏家族之手。東京迫使朝鮮開放和日本人的貿易。這使得北京不免有些驚慌失措,他們認識到:日本人所獲得的正是中國人所失去的。    
    1882年,一群烏合之眾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企圖廢黜閔妃並恢復過去的攝政王,他們攻打漢城的皇宮,國王和王后差點送了命,幾位朝廷大臣被剁成了肉醬。這種混亂的結果給中國出兵干涉提供了借口,李鴻章總督派遣他最有前途、最陰險狡詐的得意門生袁世凱帶領一支4,000人的軍隊駐紮到了朝鮮半島。在接下來的12年裡,袁世凱(我們第一次認識此人是在羅伯特·赫德的草地晚會上)成了李鴻章在朝鮮的首席代理人。他是個詭計多端、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勃勃的傢伙,對於女人、食物、金錢和權利,有著永不饜足的胃口。    
    袁世凱到朝鮮後,中日兩國便輪流坐莊,支持互相對立的漢城政治集團。1884年,朝鮮的激進分子發動了一次政變。策劃政變的這些人受到了東京方面的資助,並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密探和前武士們所組成的精銳力量的支持,這些傢伙全都假扮成朝鮮人。雖然此次政變很快就被袁世凱和他的中國軍隊所鎮壓,但有一個叫金玉均4的政變首領,卻逃到了日本,在那兒,他成了一隻令中國人頭痛不已的牛虻。    
    為了避免韓國的局勢演變為全面的軍事對抗,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又稱《朝鮮撤兵條約》),在接下來的10年裡,這一條約就像一隻軟木塞子,好歹把朝鮮這只瓶子給塞住了,但在桌子底下,中日兩國卻一直在繼續他們在朝鮮的陰謀活動。這一時期,中國再三試圖從日本引渡朝鮮的麻煩製造者金玉均,日本人拒絕合作。袁世凱便派刺客去暗殺他,而金玉均一直受到日本玄洋社5的成員組織「天祐俠團」的保護,這是一個由軍事指揮官和黑社會歹徒所組成的極端民族主義秘密組織。雖然如此,金玉均最終還是被中國駐日公使所說服。公使說,如果他秘密地去上海(那兒的外國租界很安全),將會安排一宗交易,讓他出任漢城新政府的首腦。1894年3月,他住進了上海外國租界一家日本人開的旅館,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兒被人開槍打死了。金玉均的被殺,是身在中國的李鴻章、身在朝鮮的袁世凱以及身在日本的中國公使所共同密謀安排好的。    
    金玉均被殺後,李鴻章向中國駐日公使表達了他的私人感謝:「他的被殺如今提供了一個及時的解決辦法。我收到了袁世凱的一封來信,他說朝鮮朝野歡呼雀躍……他深深感謝你在誘使(金玉均)去中國一事上所幫下的大忙。」    
    不過,這種「歡呼雀躍」未免太早了點。他們誰也不會想到:金玉均的被殺是導致1894-1895年間損失慘重的中日戰爭的催化劑。金玉均和天祐俠團的緊密聯繫,使得這個日本秘密組織可以利用他的被殺作為借口,發動戰爭叫囂。日本外交部和軍隊的高級官員,尤其是鷹派代表人物山縣有朋6,都相信可以用武力佔領朝鮮。但他們知道:伊籐博文首相不會合作,除非這一次危機被推到了懸崖邊上。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的缺德頭子偷偷地建議天祐俠團去「放一把大火」,這樣,他們就有「責任」去「滅火」。天祐俠團很高興能幫這個忙。    
    在朝鮮放上一把大火,並不是一樁多麼難的事情。朝鮮的小農階級受壓迫的程度是如此之嚴重,以至於許多人不得不到一個被稱作「東學道」的宗教組織中去尋求庇護。天祐俠團的密探們煽動東學道武裝起義,反抗朝鮮統治者。中日兩國紛紛派兵干涉。東學道的農民兄弟被自己開啟的事端給嚇壞了,慌裡慌張丟下他們手中的火把,但火勢已經無法控制。袁世凱僅僅派出了1,500名中國士兵增援,而日本軍方則故意向伊籐博文首相誇大其詞,東京方面對此的回應就是派出了8,000人。日本軍隊蜂擁進入朝鮮,來撲滅他們自己點燃的大火。一旦強勢介入朝鮮半島,日本人就要求組建一個聯合委員會,以改革朝鮮政府,這是一個強迫聯合統治的借口。    
    看來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袁世凱偷偷地溜出朝鮮,乘船駛往天津。眼下正處在他事業生涯的早期,他還不準備把自己奉獻給一樁注定要失敗的事業。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艦隊司令官接到密探的報告:一艘從英國租來的商船「高昇號」載著大批中國軍隊和軍火被派往朝鮮,已經駛出了旅順口。日本艦隊截住了高昇號,並要求高昇號跟他們走,遭到中國人的拒絕。日本人立即向高昇號的舷側開火,繼而發射魚雷,高昇號連同船上的所有人就這樣慢慢沉沒了。那些沒有淹死的人則因為他們堅守在船的殘骸上而遭到機關鎗的掃射。    
    在北京,羅伯特·赫德面對這個消息,不由得陷入絕望:「中國保持了一兩天的沉默,以觀察英國將會採取何種行動,同時也留出時間讓英、俄、德三國進行聯合的外交努力……以說服或迫使日本熄滅戰爭的火炬。但這一兩天的等待並沒有換來任何允諾,中國恐怕只能獨自行動。我唯一的擔心是災難將會隨之而來。日本佬將會從一開始就一路凱歌,而中國將會在怯懦恐懼中舉手投降。」咱們赫德說的多麼正確。    
    赫德當然不知道,日本已經得到了英國不干涉的許諾,俄國也是如此。    
    自從恭親王倒台以後,鐵帽子們在北京擁有了支配性的地位,佔據了皇座周圍大多數高級職位。所以,在這些好鬥的謀士們的強烈要求之下,慈禧和毫無經驗的光緒皇帝不得不投入戰爭。滿朝文武誰都瞧不起日本人,在外交通電和皇帝諭旨上,提到他們的時候,均稱之為「倭匪」或者「倭寇」。然而,時代已經變了。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便開始了工業化改造,為徹底打破東亞的勢力平衡而不斷武裝自己。赫德是少數幾個明白中國已經力不從心的旁觀者之一。多數西方人認為:長時間地看,中國人完全能夠借助人數上的優勢戰勝日本人。他們不懂得:日本人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極其認真;而中國,甚至不能協調自己的左右手來穿針引線。    
    戰爭開始的時候,皇帝的師傅翁同龢(繁文縟節和吹牛拍馬的大師)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和御前特別顧問,以指導皇帝如何進行這場戰爭。這就好比是讓一個舞蹈教師擔任陸軍上將。翁同龢對打仗一竅不通,他的強項是裝腔作勢和搖擺不定。他所做的,就是一會兒主和,一會兒主戰,一周之內態度要變好幾回,每回都振振有詞。損失慘重的消息紛至沓來,然而北京的表現卻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讓,又不能收兵罷手。    
    在這次危機中,慈禧(她對打仗同樣一竅不通)也常常被請教。並且,人們期望她能夠調停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的分歧,這樣一來,她就不得不從她退隱的頤和園回到紫禁城。將仲裁調停的重擔交付給她,倒並不是因為她有任何軍事方面的才能,而是因為其他人也毫無任何才能。作為名義上的仲裁者,她所扮演的角色已經約定俗成,以至於在作出決定的過程中,光緒皇帝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為了避免皇上或太后單獨承受可能的損害,朝廷作出決定,從今以後所有呈遞給最高當局的公文都必須同時提交給慈禧和光緒。他們一同在瀛台慈禧的辦公室裡工作,瀛台是紫禁城邊湖中一座美麗的小島,那間辦公室則是許多年前在乾隆皇帝手上修建的一間殿閣。    
    慈禧只學習過為數不多的常識課程,她試圖憑著這些能夠鎮住她那些爭吵不休的大臣們。在中國正式宣戰的兩周之前,她就告誡大臣們:他們的政策決定一定不要造成人們的誤解。他們必須堅定而果斷(這是他們做不到的)。1894年,鐵帽子們信誓旦旦他們能夠打敗日本,就像1860年的八大臣確信他們能夠打敗額爾金爵士一樣。當戰爭進行得極其艱難的時候,他們便利用慈禧對於滿洲祖宗的埋骨之地和北京城本身可能會遭受「倭寇」蹂躪的擔心。這種擔心足以讓她鼎力支持他們的騎兵們。她認為自己可以依靠那位最終通過自己的代理人控制了陸軍和海軍的李鴻章總督。她的閱歷告訴她,李鴻章可以創造奇跡。    
    這支由各自心懷鬼胎的沿海諸侯所統領的不同艦隊所組成的中國海軍,其所創造的可不只是一件奇跡。其中最大的奇跡,要算是福建海軍艦隊了,其在1884年與法國的印度支那戰役中就已經全軍覆沒。這種尷尬處境使得北京在重建、集結海軍並使之現代化方面遭遇了巨大的壓力。李鴻章作為最有勢力的沿海封疆大吏,多年來一直為建立一支中央海軍而大聲疾呼,並且毫不害羞的用自己的名字為其冠名。新成立的海軍部被置於醇親王、慶親王和李鴻章的領導之下。從一開始它就是個空架子,因為地方觀念依然存在於4個沿海區域的4支海軍艦隊之中,而海軍部,則為庇護地方勢力和不法行為提供了一個新的、最佳的機會。李鴻章直接管理北洋水師和北洋陸軍,並且和外國公司訂立了修建海防工事的合約,其中包括山東半島位於滿洲裡和威海衛之間的旅順口。他從英國和德國購買船隻,到1890年,已經擁有大約25艘戰船,包括9艘現代化的軍艦。他還從外國銀行籌借貸款,著手建立水師學堂。但現代化的戰艦和軍火,在一雙混賬的手裡,也毫無用途。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7節 新的鐵帽子王(2)

    海軍部不過是一隻冠冕堂皇的飯桶。作為部長的醇親王,徵用了李鴻章借來創辦水師學堂的貸款,用於建造汽艇,以供宮裡在西苑三海和頤和園昆明湖遊樂之用。以太上之尊,要李鴻章幾個小錢花上一花,任何時候都好說。作為交換,只要他不要礙手礙腳就行。海軍部的其他軍費,則被醇親王和慶親王用來給太后送禮,認購一些大而無當的項目讓她老人家高興,為的是贏得她在政治爭執中對自己的支持。    
    醇親王制定了一個奢侈的計劃,要完全修復圓明園的一翼,作為慈禧太后退休後的頤養之所,至於所需的資金,當然要向李鴻章大人伸手囉。李鴻章自有妙法來應付醇親王的胡攪蠻纏。他沒有去向外國銀行借款,而是投入了一樁謹慎的資本增值活動(不過偽裝成一支秘密的海軍防衛基金)。他打著給太后送禮的旗號向各省富有的鄉紳和有錢的官僚敲竹槓。後來,據說慈禧將準備用來改造中國海軍的銀子,全部浪費在了修建昆明湖中的大理石舫上,這一指控在不少通俗作品和學術著作中被武斷地反覆提及。事實是,大理石舫是100多年前由乾隆皇帝修造的,而不是慈禧。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毀壞之後,醇親王為了討好太后,下令對其進行了裝飾性的修復。不過慈禧的確是這次修復的受益者,她很喜歡登上石舫,欣賞其中的壁畫(這些在1900年再次被八國聯軍毀壞)。但在人們的觀念中,中國之所以大敗給日本,完全是因為太后挪用了海軍的預算來建造滑稽可笑的石舫的緣故。雖然太后的確也知道:大把大把的銀子被醇親王和其他人浪費在了修復頤和園上,但並沒有證據表明:她就是這一主張的始作俑者。唯一能染指海軍經費的人(秘密地或者公開地),是李鴻章和醇、慶兩位親王,因為,他們就是海軍部。    
    李鴻章的主要海軍基地位於滿洲裡南端的旅順口。一位德國陸軍工程師負責基地的防禦系統,以及如何將從前的泊靠舢板的避風港改造為現代化的大港口,用挖泥船挖至統一的25英尺深。絕壁高聳,40多門現代化的大炮守衛著它的入口。那兒有造船廠、機械鋪、倉庫、鐵路、電燈和魚雷庫,這些都是中國最好的港口設施。    
    越過直隸海灣,就是位於山東半島頂端的天然良港威海衛,在它的入口的對面,是三座已經設防的小島。李鴻章同時還在大連的錨地設了防,並且沿著海岸修築了堡壘。他並不指望完全依賴海軍。在1890年代,蒸汽動力的軍艦還並不是很普遍。    
    雖然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經受過實戰的考驗,但人們還是對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寄予厚望。上海的報紙稱讚他的「堅不可摧」、「快速敏捷的魚雷艇」。1891年,他派出6艘最好的戰艦到處進行友好訪問,其中就包括日本,因此,日本密探得以有機會對它們進行近距離研究,並將危險分子安插到他們的海員當中。    
    美國公使田貝熱情洋溢地說:「如今,毋庸置疑,僅憑這支(北洋)艦隊,就足以單獨對付目前駐紮在東亞水域之內的任何一支艦隊」。    
    結果正好相反。就像那些穿著虎斑紋制服的中國士兵一樣,李鴻章的水師也是指望不上的,他們並沒有做好實戰的準備。它潰滅的速度快得驚人。1894年9月,開戰剛剛一個月,赫德就寫道:「李鴻章用以自誇得艦隊、防禦工事、大炮和士兵,這一切都被證明實在大大低於人們的預期。比如眼下,彈藥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南方艦隊的每門大炮只有25發炮彈,至於北洋艦隊,他們既沒有克虜伯炮的炮彈,又沒有阿姆斯特朗炮的火藥。」甚至更壞,赫德說,「許多大人物都借國難而大發橫財。」他這裡指的是李鴻章的整個腐敗家族,在這場戰爭中,他們通過向李鴻章的艦隊提供假冒偽劣的軍火而牟取暴利。    
    就在9月17日,日本人在鴨綠江口,只用了一個下午就將李鴻章自我吹噓的北洋水師摧毀過半,而他們自己沒有一艘軍艦遭受重創,這是自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使用T字戰法7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海軍勝利。赫德歎道:「海岸如今被徹底打掃乾淨了,日本人可以從容登陸,長驅直入,直逼北京。」    
    當這些災難性的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慈禧不禁目瞪口呆。大臣們此前的吹噓之詞,使得她面對這一系列真實事件毫無準備。她取消了11月為她舉行萬壽慶典的所有計劃。按照中國人的計算方法,這是她的60大壽,有著特殊的意義,早在開戰之前就已經精心籌劃了很長的時間。政府為此撥出了1,000萬兩白銀的巨款,並且已經收到了各地達官貴人送給太后的禮金100多萬兩白銀。這些數字是靠不住的,因為它給人的印象是:這些錢到時候將被花在太后身上,而事實上,其中有許多要用於公共事件,還有許多錢要按照慣例被侵吞。先來後到,長幼尊卑,見者有份。大宗的款項被化整為零,用於支付小費以及清償大小官僚拖欠的工資,這些人依附在官僚政治階梯的每一個梯檔上。至於慈禧自己,人們預期她會將餘下的錢慷慨地賞賜給那些受寵的親王、朝臣、總督、巡撫、道台、縣令和其他雜七雜八的官員以及各省的那些多年來提供特別服務的權貴鄉紳。她的60歲生日,換句話說,不過是軍機處征斂巨款然後又讓它全部消失不見的一個借口。太后取消慶典的主張使得很多貴族、名流和官員都不高興,他們一直在眼巴巴地期待著這筆豐厚的救濟款呢。    
    鴨綠江潰敗之後,光緒皇帝設法通過他的姨媽譴責李鴻章。總督大人被剝奪了所有的榮譽,包括他得到的雙眼孔雀翎和黃緞戰地元帥馬褂,那是他在太平軍戰役中掙來的。光緒希望一併將李鴻章革職查辦,但慈禧制止了他,不讓他走得太遠。收回他所有的榮譽,讓總督大人丟盡老臉,這樣的懲罰就足夠了。再多就不免魯莽,所謂過猶不及。李鴻章總算暫時保住了他的烏紗帽,包括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    
    每個人都擔心受到李鴻章的打擊報復,於是,所有階層的官吏都煞費苦心地裝作自己和這些懲罰文告毫無干係。這就使得下面事實更加顯而易見:處罰詔書不是集體的決定,而是來自最高層的旨意。頂戴花翎和黃袍馬褂是許多年前在恭親王的懇求之下由慈禧頒發給李鴻章的。她是唯一能夠收回這些賞賜的人。於是,這篇諭旨清楚地表明:正是太后本人被北洋水師的處事失當和丟人現眼給激怒了。    
    光緒皇帝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一舉除掉李鴻章這個心腹大患。鐵帽子們也看出了:這是一個讓李鴻章臣服於自己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們所有人都無法領會慈禧所透徹領悟的那些東西。作為聯合政府不露面的合夥人和中國最有錢也最有權的人,李鴻章對於政府的生死存亡實在是太至關重要了。太后似乎是唯一足夠聰明的人,知道留一手。她也知道,如果過分惹怒了李鴻章,他或許會反戈一擊,把權力抓到自己手裡。(當是時也,羅伯特·赫德酸溜溜地陷入沉思:「如果恭親王或者李鴻章或者他們聯手發動一場政變來把事情擺平,我一點也不會驚訝。」)    
    雖說他天生奸詐而又腐敗墮落,但作為一個出類拔萃、才華橫溢、目光高遠、精力充沛和辦事幹練的人,太后還是很賞識他。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場山縣有朋和天祐俠團決意要發動的戰爭,不管他們所需要的是怎樣的詭計或挑釁借口,都無關宏旨。一旦開戰,李鴻章無論做了什麼,也不能阻止他自許甚高的艦隊和要塞的覆滅,因為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發展出一種和他的硬件設施相匹配的軍力。面對盛氣凌人的日本指揮官,李鴻章的軍事首領中,不只一位「表現得像個膽小鬼」,要麼是不戰自潰,要麼是被打得落花流水。那些堅守陣地並決心死戰的人,到頭來卻發現:提供給他們的竟是一些打不響的炮彈,那都是李鴻章的親戚們所供應的。不過,只有傻瓜才會相信:李鴻章本人會支持這樣荒唐的勾當。    
    自始自終,他似乎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將因為這場戰爭而被追究。很早的時候,他就開始為他的家庭預作打算,將自己的部分財產分割給他所喜歡的人,剩下的則兌換成現金。如果自己被指控為叛國並被判有罪,那麼被沒收的不僅僅是他的性命,還有他的財產。他的後嗣則可能有幸逃命,如果是這樣,他至少可以確保這些生還者將會富有。    
    慈禧在處理李鴻章一事上所表現出來的克制,再一次顯示了她名副其實的政治才能。李鴻章受到申斥的12天之後,在慈禧的建議之下,光緒皇帝詔起恭親王,再一次擔當起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恭親王在自家的花園裡培育菊花已經有10年之久,同時也一直在培育胸中的不平之氣,培育對那些造成他現在境遇的人、那些把他拉下馬的人的怨恨。閒居這麼多年,他甚至變得有些遲鈍了,但他所擁有的經歷、天資和才幹,都是慶親王所缺乏的。他的職責是主持兵部、海軍部、總理衙門,最後,還有軍機處。儘管有許多人不遺餘力地要把慈禧描述成魯莽輕率的鐵帽子們的一個容易上當受騙的配角,但是這一回,她復出僅僅數周,就逐漸在恢復溫和派聯盟實際領袖的地位。    
    即使有恭親王擔當大任,但到了10月底,赫德依然看不到希望:「這裡的每一件事情都糟得不能再糟,群龍無首,缺少強人,過去的惡行導致了今日的無能。」光緒皇帝被迫抓住稻草救命。恭親王建議他把漢納根8召來,這位德國陸軍工程師在1881年指導了旅順口防禦工事的修築。皇帝同意聘請漢納根擔任中國陸軍總教習,「連同充足的資金和足夠的權力,」希望在一位西方將領的領導之下,訓練出另一支能扭轉頹勢的「常勝軍」。但就在第二天,那些被自己極端仇外的情緒弄瞎了雙眼的鐵帽子們義憤填膺,極力說服光緒收回成命,放棄聘請漢納根的計劃。「如果此事能辦妥,」赫德寫道,「中國就會確保無虞,而日本恐怕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然而,總是這樣優柔寡斷……某天,一支十萬大軍(包括2,500名外國軍官)被批准成立,第二天就被撤銷,然後就是賠款!這真是駭人聽聞——軟弱無能,沒有脊樑骨。」    
    由於鐵帽子謀士們的妨礙,他無法依照任何明智的建議行事,絕望中的光緒逼著他的指揮官們上陣搏殺,剝奪他們的頭銜和軍階,但允許他們留在戰場上指揮戰鬥,條件是:如果他們吃了敗仗就要被砍頭。他們別無選擇。1894年11月,固若金湯的旅順口失陷。接著,日本人輕而易舉地拿下了位於山東威海衛的設防港口。亞洲的力量平衡被決定性的改變了。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8節 新的鐵帽子王(3)

    為了避免投降,水師提督丁汝昌和他的部下全部自殺。他們以這種方式拯救了自己的名譽,同時又保全了他們家人的性命以及他們的財產免遭籍沒。據說,在中國有三種方式可以避免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首先是裝病,其次是逃隱,最後,就是自殺。羅伯特·赫德曾經描寫過和藹可親的丁汝昌,說他不過是個擺設:「之前他從未見過大船,選擇他擔任水師提督主要是因為他的謙遜和機智,而不是要他親自指揮那些卷唧筒、敲舷梯、拉汽笛的傢伙。」    
    隨著威海衛的陷落,這場戰爭基本也就結束了。到了1895年的2月底,日本人已經擁有了整個朝鮮和滿洲裡的遼東半島,而中國人則一直在呼籲和平。    
    北京試圖通過不同的調停人(包括美國外交官)和日本達成和解。對於事情如何處理,東京方面有著更為現實的想法,他們拒絕磋商,除非是和丟盡老臉的李鴻章總督。李鴻章被解除直隸總督的職責,任命為和談首領。安排好了這些,日本人同意就條約進行討論。對於李鴻章來說,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光緒皇帝和鐵帽子們打算讓他來當他們的替罪羊。    
    「和平的得來,要靠巨大的犧牲,」赫德寫道,「那個不得不簽字割讓的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舉國上下都會詛咒他,而政府至少也會讓他當眾受辱。」 赫德是對的。不過5年之後,在拳亂期間,李鴻章狠狠地報復了一下。    
    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抵達日本港口城市馬關,帶著135名隨行人員。5天之後,正當他離開與伊籐博文首相的一次談判會議的時候,一位受雇於天祐俠團的「狂熱分子」朝李鴻章的臉上開了一槍,子彈擦過他的左頰,只受了一點表皮傷。這一事件讓中國撿了個大便宜,因為槍擊事件使得國際上的抗議之聲得以增強,他們呼籲日本應該適可而止。據報道,日本皇后還親自為李鴻章包紮傷口。    
    條約中的各款項在4月7日達成一致,包括中國向日本永久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向日本人開放7個中國貿易港口;賠款2億兩白銀,允許日本人佔據威海衛直至賠款付清;以及承認「朝鮮獨立和充分、完全的自治」,這意味著把它轉讓給日本。    
    雖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赫德還是對中國所遭受的挫敗感到震驚:「恐怕我們是在補一口破爛不堪的鐵鍋。」私下地,他開始推測:用不了多久,滿清政府將會由於自身的無能和不妥協而遭受滅頂之災。正如他在1895年向一位朋友吐露的那樣:「我擔心,就大清王朝而言,它已經不可救藥了:10年之內,革命就會成功。」事實上,它花了16年。另一方面,他對中國人民又充滿信心,確信他們最終會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光緒對於此次失敗的最後反應,並不是抓住這一機會重塑皇帝的權威,像這樣的機會,他的祖先們(努爾哈赤、多爾袞、康熙、雍正)從來不會輕易放過。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懼,宣佈自己希望退位。面對突如其來的絕望,光緒坐在他的龍椅上,眼淚汪汪地坦然宣告(就像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的道光皇帝一樣):「朕何堪再為人主。」    
    這樣的時刻,需要的是大膽行動而不是傷心絕望。關於陰謀的流言在到處傳播。光緒打算退位去過一種冥思默想的生活的消息,吊起了那些覬覦大位的親王們的胃口。「在漢人圈子中,不斷發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赫德說,「即使來一場政變,也不會讓我驚訝:老百姓正在慢慢安定下來,一些人支持皇帝,另一些人則支持太后,這陣勢看起來就好像某個傑出人士將不得不把另一個逼入絕境。」    
    在光緒這一輩人當中,最厚顏大膽(或許還最有男子氣概)的品性,全都集中在惇親王那幾個脾氣火爆、魯莽好鬥的兒子們身上。在恭親王的弟兄們當中,惇親王是一位產量最高的父親,到1889年去世為止,他一共生了8個兒子。他們當中,年紀最長3個人被滿洲愛國精神弄得頭腦發熱,癡迷於陰謀詭計。在父親去世之後,他們開始炫耀自己的政治肌肉。到了中日戰爭的時候,他們已經爬上了鐵帽子集團的領導階層。長子載濂同時也是他父親爵位的繼承人,如今成了新一代的惇親王,還繼承了他父親的巨額遺產;接下來,就是端郡王載漪和輔國公載瀾(人稱「瀾公」)。都是些浮華紈褲、傲慢自大、野心勃勃、性格急躁的麻煩製造者,對於軟弱無力、躊躇猶疑、結結巴巴、性徵畸形的光緒皇帝,他們毫無同情之心。他們全都是皇帝的堂兄弟,就像年輕的普蘭特治尼特9們一樣,他們將這視為一張圖謀大位的許可證。加上他們的同夥和執拗的鐵帽子兄弟莊親王,他們要倒退到多爾袞和努爾哈赤暴烈的封建時期。他們在童年時代受到了太多的保護和溺愛,完全不知現實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們迷信道家法術,聽信術士們的胡言亂語,自視為正在創造中的傳奇英雄。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以某種方式登上皇位,就必定能扭轉頹局,恢復遠古中國的榮耀和孤立,只要將所有的洋鬼子和日本「倭寇」殺掉或趕走。這樣的許諾嚇壞了每一個同現實生活依然保持著接觸的人。在被日本打敗並使國家蒙羞的災難時刻,像這樣一種矯飾浮誇的雄心壯志,對於鐵帽子及其追隨者們來說,著實有一種令人心醉神迷的效果,他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譴責光緒皇帝,並對此深自陶醉。他們全然忘記了額爾金爵士(或許從未聽說過此人)給他們上的那一課,他們相信:西方列強一旦被趕出中國,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端郡王和他的兄弟們主要是被一種復仇的渴望所激勵。許多年前,他們的父親和皇位失之交臂,結果取而代之的是咸豐。而且,要不是恭親王和李鴻章從中作梗,在1875年同治皇帝死後的繼承危機中阻塞了他們通向皇座的道路,那麼,如今坐在那把龍椅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們兄弟中的某個人(或是他們兒子中的某個人),而不是光緒。他們相信:他們的家族已經屢次三番地被人騙走了長子繼承權,這是一個錯誤,必須予以改正。    
    雖然要論年紀並非最長,但急躁魯莽、趾高氣揚、侮慢無禮的端郡王卻是他們天生的首領。如今他已經三十多歲,從技術上講,要覬覦皇位似乎太老了點,除非這把龍椅在人們的慫恿之下自己落入他之手,但是,如果光緒退位,端郡王倒是有個兒子正站在戲台邊上等著出場呢,他的名字叫溥 。有個兒子坐在龍椅上,端郡王就能以攝政王的身份君臨天下。溥 雖說不是十分聰明,卻正好是光緒的下一代。    
    1890年代初期,端郡王就開始大出風頭,在這之前,他還只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年輕王子,他嶄露頭角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娶了慈禧的侄女做老婆,這個女孩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女兒。這樁婚事給了他作為其家庭成員而接近太后的特權,並使他受到她的栽培、成為她的耳目(如果她願意的話)。端郡王的福晉同時還是光緒皇后的妹妹,所以他能夠常在宮裡走動。端郡王利用一切機會向慈禧推銷他的寶貝兒子。隨著年齡的增長,溥 變得又圓又胖,自信得像一隻麝鼠,目空一切的樣子,一看就很適合做個抱負遠大的接班人。    
    像許多思想保守的滿洲貴族成員一樣,端郡王也極力避免跟洋人接觸,而且固執己見。外交官們認為鐵帽子們全都是心胸狹窄、眼光短淺之輩,在官方報告裡將他們成為「聚集在太后背後的反動分子」。這樣說來倒好像她是個領袖似的。其實,雖然端郡王極力巴結太后,並利用家庭紐帶以取得優勢,但鐵帽子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後黨」,而且在任何意義上她也不是他們的保護人。作為太后,按照滿清的規矩,在國家大事上,她既要和宗室的親王們商議,也要跟各部大臣們討論。在上一代皇室兄弟中,也只有恭親王、惇親王和醇親王積極地參與了決策過程。如今,他們三個人當中,只有恭親王還健在,所以,除了愛新覺羅的下一代,她已經沒有別的選擇,在他們當中,只有少數幾個王子對國家政策的制定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雖說恭親王那幾個耽於玩樂的兒子對於政治極其厭惡,但惇親王那一幫脾氣暴躁的兒子,對權力的迷戀卻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尤其是一根筋的端郡王。他是個頑固不化的傢伙。作為一位親王和皇上的首位堂兄弟,他成了朝廷會議上一名固定成員。他出沒於頤和園,頻繁地去找太后,送禮,大獻慇勤,逐漸讓自己成了她日常咨詢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一開始,他的慇勤和固執似乎還不是什麼壞兆頭。    
    端郡王的精力充沛給太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對於一個畢生都被畏畏縮縮的太監和曲意逢迎的官吏所包圍的女人來說,也不足為奇。端郡王的爭勇好鬥,雖說多少有一點令人恐懼,但至少是勇敢而積極的。慈禧一直沒有認識到危險,直到他慢慢地控制了她,但為時已晚。後來,當她發現自己竟成了他私人武裝的俘虜的時候,她實在有理由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扼腕歎息。    
    雖然端郡王沒什麼高明的策略,甚至沒有一份粗略籠統的計劃,但他和他的夥計們還是不動聲色地將所有的安全和控制工具悉數收入掌中,包括:最好的旗兵部隊,最精銳的漢軍分隊,秘密警察、國家警察和禁衛軍的指揮部,控制稅收和財政的關鍵部門,刑部,都察院,以及各戰略省份的總督和巡撫。1893-1894年間,甲午戰爭的前夕,當武裝力量被改編的時候,端郡王被提升為旗軍副都統,這一關鍵職位曾經被肅順和他在八大臣中的親信所把持。接下來,端郡王還獲得了組建自己私人武裝的特權,這支軍隊被他命名為「虎神營」。由10,000名滿族青年組成,年齡在25-35歲之間,他們全都是從最主要的旗兵中挑選出來的。雖然作為一支戰鬥力量而言,滿洲旗兵可能派不上什麼用場,勉強能擺個樣子就算不錯了,但在這支隊伍中也還有一些能幹的年輕人。為了組建虎神營,端郡王特意從正白、正黃和鑲黃三支旗兵中招募了最好的士兵。他們採用西式方法進行訓練,並且練習使用現代化的武器,其中包括夏普來復槍和克虜伯火炮。    
    對於外國僑民而言,這個名字所蘊含的意義,以及這支軍隊最終的目的,並不是馬上就能明白的。老虎,是鐵帽子們用來指稱西方列強的一句暗語。因為中國沒有大象,所以老虎就成了足以對龍構成威脅的最大的野生動物。李秉衡10將軍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漢族將領,來自南滿洲裡,因為異常誠實和對洋人的嫌惡而成為年輕的鐵帽子們的偶像。他警告人們:西方列強有雙「虎眼」。李秉衡是對外綏靖政策的死敵,長期以來,這一政策被認為與恭親王及李鴻章大有干係。李秉衡相信:如果領導有方、指揮得當,中國軍隊是能夠打勝仗的。不過這確實是個大而無當的「如果」。中日戰爭期間,他上書陳言:「列強虎視。其(未來)所採取之行動,必視我對日一戰之結局如何而後定……若嚴敕各將帥督撫,效死一戰,則不出半載,日人必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嚴敕將士效死一戰,也決不會改變這支軍隊「一開火就溜」的古老傳統,而李秉衡最終也會發現自己已經走投無路。中國的箭囊之中,全都是些彎彎曲曲的箭。被鐵帽子們當作英雄一樣崇拜的人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著實令他們深受鼓舞。他們信心十足,覺得只要朝廷能採納他們的意見,所有錯誤的事情都能夠得以改正。    
    鐵帽子們之所以這麼容易被人誤導,是因為他們的軍事實戰經驗主要是來自在中國西部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穆斯林暴民。在那片韃靼人的蠻荒之地,滿清軍隊在左宗棠將軍的指揮下實行焦土政策,所過之處,不留一個喘氣的。士兵和指揮官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理,以至於沒有人膽敢反抗或者兵變。士兵們只好逃跑,一旦被抓回來將被砍去手足。這些手段不同於那些在華北由將軍們所指揮的政府軍,他們可不是屠殺機器。政府軍從來就不是血腥殘暴之徒,因此,他們對於日本士兵所習慣的貼身搏殺的殘忍決絕毫無準備。原則上,李秉衡將軍或許是對的,但當他將這些原則用於指揮政府軍的時候,必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49節 新的鐵帽子王(4)

    在危機四伏的氣氛中,端郡王極力說服慈禧:他的私人軍隊將會給宮裡的安全局面帶來重大的改觀。1894年以後,除了擔當宮門守衛和其他護衛職責的御林軍之外,端郡王的虎神營也在皇座周圍形成了最內層的保護圈,守護著龍巢。再外面一層,就是由首席大臣慶親王所統領「神機營」。第三層是榮祿指揮的「武衛軍」,這是首都範圍內最訓練有素的一支軍隊。榮祿是慈禧畢生的的支持者,作為禁衛軍統領,他負責皇座的保衛工作,作為北京憲兵隊的頭兒(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他還要負責首都的安全。但現如今,他對宮廷安全的專有控制權卻因為端郡王的摻和而遭到滲透和削弱。由於對熱心過頭的端郡王那些心血來潮的怪念頭的一味迎合,任由他依仗虎神營而為所欲為,慈禧不經意間讓他溜進了榮祿魔法圈。很久以前,端郡王就開始炫耀他的肌肉,利用自己的私人密探暗中監視並脅迫皇室家庭成員,到最後,甚至威脅恐嚇太后本人,直到她發現自己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質。    
    端郡王的秘密武器,是他和冷酷無情的穆斯林漢人將領董福祥11所結下的聯盟,此人指揮著一支由12,000名凶殘的穆斯林暴徒所組成軍隊,全都是從民風粗獷的甘肅招募來的,他們駐紮在北京南部的皇家營地裡。董福祥從前是個強盜頭子,在1863-1878年間穆斯林為反對滿清統治而舉行的大起義中建立了他殘忍無情的美名。在起義的頭6年,董福祥和他的父親一起,領著他們的人,在和那些被派來收拾他們的滿漢軍隊的對壘中,贏得了一場又一場血腥的勝利。在30歲的時候,董福祥不僅是位精明的軍事戰略家,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商人。1869年,他跟滿清政府做成了一單很划算的買賣。被他賣掉的貨色是他的人民,他則帶著他的整個軍隊向政府投誠,作為交換,滿清政府允許他保留那些他從以前的穆斯林兄弟那兒搶掠來的土地和財產。每當他擊潰或俘獲一個造反頭子的時候,他就會毫不客氣地將人家的宮殿和財寶據為己有。董福祥對他的新工作(撲滅穆斯林的反抗)很賣力,乾淨徹底,一絲不苟,因此,到了1878年叛亂平息之後,滿洲人賞給他一個世襲的爵位。到董福祥終於成了一個闊人和猛人的時候,作為為甘肅的軍事豪強,他的勢力範圍一直在不斷延伸,從北京西部的莽莽群山,到中俄邊境沿線寒冷酷冽的沙漠高原。與董福祥的聯盟使得滿清政府對於西部邊境終於可以暫時鬆一口氣。這樣一來,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就能夠徵調那些招權納賄的將領去開展殘忍的鎮壓活動。董福祥和他那些骯髒的勇士們可以被收買,但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不久就發現:他們全都是敲詐勒索的大師。    
    在穆斯林叛亂期間完成和董福祥結盟這一工作的是惇親王。當時,恭親王已經說服了御前會議:為了鎮壓太平軍叛亂,應該允許他提升曾國藩,並讓他的湘軍發展壯大,當然前提是不能削弱滿洲人對中國的控制。惇親王充分利用了這一次政策的激進變革,據理力爭,也被授予了在西部省份執行同樣政策的特權,表面上當然是為了用來結束穆斯林叛亂。惇親王通過他的代理人、漢人將領左宗棠作為中間人,答應了董福祥出賣其穆斯林同夥的提議,作為回報,董福祥可以控制受害人的領土和財產。他們還訂立了一份合約,內容是:惇親王定期從國庫裡拿出一筆巨額款項,作為對董福祥補償。對於這位穆斯林軍事強人來說,在朝廷上有一位權勢人物給他幫腔,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而對於惇親王,若想在家族紛爭中能堅持自己的觀點,手邊有很方便的火力支援,總是很有用的。1889年惇親王去世之後,這份合約轉讓給了他的兒子們。    
    雖然在參謀總長榮祿的全面軍事控制之下,董福祥將軍還是深懷感激之心,將自己的忠誠唯一地獻給端郡王,悉心地關照端郡王和他的兄弟們,並把這當作自己的職責,就好像他們是自己的孩子一樣。他那些遠在中國內地的秘密要塞,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軍事基地。從甘肅到陝西,董福祥的穆斯林騎兵小分隊隨時可以聽候端郡王和他的兄弟們的調遣,以威脅他們在朝廷上的死對頭。他們的父親確實也曾這麼幹過,那是在1875年的繼位危機期間。作為一種政治武器,董福祥那支由前強盜們所組成的軍隊確實效力非凡,因為他的人一直是以冷酷和殘忍聞名於世的,比起打仗來,他們更喜歡大規模的屠殺。董將軍的騎兵隊只要露一下面,就足以在漢人當中引起恐慌,當然,洋人也是一樣。端郡王要做的,僅僅是讓董將軍的騎兵隊在北京城的街道上溜躂一圈就行了。在恐怖政治中,對於一位野心勃勃的親王來說,他們是一種很有用的武器。    
    無論何時,只要知道了董將軍的甘肅騎兵駐紮在首都南郊,鐵帽子們的心裡就會有底氣。在一場突然爆發的動亂或政變中,有了董將軍的火力支援,政治的天平就會偏向他們這一邊。    
    榮祿認識到了董福祥對滿清王朝所造成的威脅,為了把他弄出北京城,於是就在1895年10月,把董福祥派到了陝西,去幫助鎮壓和孤立穆斯林起義。董福祥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起義者消滅得如此乾淨徹底,以至於外國人也風聞了此事:「如今,他的名字把恐懼扎進了每個中國人的心裡。」    
    雖說董福祥就這樣挪了窩,然而,危險卻再一次出人意料地來自朝鮮。日本人在漢城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政變,廢黜了閔妃,把從前的攝政王扶上了台。1895年10月7日,一幫日本訓練的軍人穿著平民服裝,在日本警察的陪伴下,強行進入閔妃的住所。在殺掉了兩個宮女之後,他們把閔妃逼到了牆角。當宗人府大臣試圖護衛她的時候,一個日本劍客砍下了他的雙手。毫無防備的閔妃身中數刀,被帶到室外。他們把還活著的閔妃投入到一個柴火堆上,澆上火油,然後用火炬點燃。東京方面拒絕對此負責,但事實是日本駐漢城使館的人策劃並實施了這一行動。東京召回了日本公使館秘書官杉村濬和其他相關的使館人員,在一次裝模做樣的審判之後,他們被宣告無罪。然而,英國駐日公使薩道義12爵士在經過調查之後作出結論:「毋庸置疑,閔妃是被兩個日本人謀殺的,其中一個人就是杉村濬。」    
    閔妃令人毛骨悚然的被殺震撼了慈禧太后,對於相同遭遇的擔心使得她越發縱容鐵帽子們。端郡王試圖利用他新的優勢讓朝廷完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他既缺少詭譎狡詐,又缺乏政治經驗,因而也就沒能將更多舉止優雅、經驗豐富的官吏、開明派和中庸主義者團結到在自己身邊,以供咨詢討論。所以,儘管鐵帽子們的優勢地位,使他們得到了更多控制權力的手段,但他們還是沒能得到政策討論的控制權,從兒也就不能確保對結果產生任何影響。這樣倒是防止了他們更加輕敵。    
    北京的外國僑民雖然對董福祥的臭名早就如雷貫耳,但在1900年之前,他們對鐵帽子們和端郡王卻所知甚少,並且,對這個由新一代好鬥排外的親王所組成的權力集團的重要性也顯然認識不足。西方外交官僅僅把他們看作是「聚集在太后身後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們擔心:如果不採取極端措施,中國勢必會被貪婪的洋老虎撕碎、吞噬。說句良心話,在這著一點上,鐵帽子們是對的。日本在朝鮮的輕鬆獲勝以及他們對台灣的吞併,證實了鐵帽子們最壞的擔心。接二連三地,中國丟掉了尼泊爾、緬甸和印度支那,朝鮮和台灣也沒了,滿洲裡到現在還掛在秤鉤上,去留難料。每個通商口岸周圍的沿海地區,已經被咬得支離破碎。最近的一次對日妥協,甚至允許他們在通商口岸建造工廠,所有符合最惠國待遇條款的西方列強都紛紛要求這一權利。這一情形在1890年代餘下的那些年裡,演變成一場爭奪中國特許採礦權和相關特權的國際風潮。    
    中國能夠反抗的餘地實在很小。她的海軍已經被徹底摧毀了,她的陸軍也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她被迫支付給日本的賠款甚至製造了一場財政危機,以至於不得不裁撤了10,000名士兵,這些人光榮復員的時候無以謀生,只好去當土匪。如果鐵帽子們真的打算趕跑那些討厭的洋鬼子,那將需要更多的虎神營和董福祥的穆斯林騎兵。李秉衡將軍倒是有個招募一支龐大軍隊的聰明主意,並且已經開始付諸實施。    
    在鐵帽子們陰謀攫取權力的時候,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出現了。脆弱而無常的光緒皇帝終於擺脫了失敗的恐懼,試圖大膽主動一把,並首先向他的謀士們開火,以此回答他所面臨的挑戰,表現得果然像個恰如其分的「聖君」。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0節 新的鐵帽子王(5)

    【譯注】    
    1李是應(1820-1898),史稱興宣大院君,字對伯,號石坡,封大院位大監、獻懿公。朝鮮李氏王朝末年的親清派首領,南延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高宗李載晃(熙)的生父。    
    2李熙(1852-1919),朝鮮國王(1863-1896),大韓帝國皇帝(1896-1907)。字聖臨,初名載晃,字明夫,號誠軒,廟號高宗。興宣大院君李是應第二子。1852年(哲宗三年,咸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於漢城貞善坊私第(興宣大院君第)。1863年(同治二年),李朝哲宗去世,無子,奉翼宗神貞王后趙氏之命,入承翼宗大統,封翼成君,行冠禮。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甲午戰爭後,在日本協助下,朝鮮新政府開始了內政改革,史稱「甲午更張」。1895年1月7日,高宗率領世子、百官參拜宗廟,舉行誓告典禮,正式宣告朝鮮半島與中華帝國上千年的宗藩關係就此終結。    
    3閔妃(1851-1895),史稱明成皇后,本名閔慈英,驪興人。李氏朝鮮高宗的王妃,是僉正贈領議政驪城府院君純簡公閔致祿的女兒,驪興閔氏外戚集團的核心人物、親華派領袖、朝鮮歷史中的女性掌權者。1866年入宮,封閔妃。1895年在「乙未事變」中,她連同兄長及親人被日軍殘暴殺害,其王妃地位亦被廢黜,成為庶人。1897年獲恢復王后稱號,謚明成太皇后,厚葬於金谷洪陵。由於明成皇后的政策路線普遍對人民有利,所以深受人民歡迎,韓國後世的史家稱她為「偉大的鐵娘子」。    
    4金玉均(1851-1894),朝鮮開化黨(亦稱獨立黨)的領導者之一,甲申政變的主要組織者,政變失敗後逃亡日本,明治二十七年(1894)在上海被人暗殺。    
    5玄洋社,一個以日本九州福岡藩為地盤;以平岡浩太郎、頭山滿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積極鼓吹對外侵略的國家主義的右翼政治團體,在甲午戰爭中充當了侵略中期的急先鋒。後面說的天祐俠團是由玄洋社所組織的一個秘密團體。    
    6山縣有朋(1838-1922),別號小輔、狂介,近代日本軍制的創始人。生於日本長州藩下級武士家庭。早年任長州藩藩吏, 參加倒幕維新。明治維新後任兵部少輔、兵部(陸軍)大輔、陸軍大臣。甲午戰爭時任第一軍司令官。1889年和1898年兩次出任首相,還曾經兩次出任樞密院議長。被稱為「日本軍國之父」。    
    7這裡指的是著名的特拉法爾加戰役(The Battle of Trafalgar)。1805年,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率領艦隊在西班牙的西南海岸特拉法爾加擊潰了由拿破侖領導的西法聯軍,聯軍幾乎全軍覆滅。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不僅把英國從拿破侖入侵的威脅中解脫了出來,而且確立了英國的百年海上霸主地位。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 1758-1805)本人則在此役中陣亡。    
    8漢納根,即康斯但丁·馮·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德國人,陸軍大尉,德璀琳之長婿。1879年從德國軍隊退伍後,被中國駐柏林公使館聘請來華,在天津任軍事教官兼充李鴻章的副官,並負責設計和建造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的炮台。甲午戰爭中,因其「奮勇效力,深堪嘉獎。加恩賞給二等第一寶星,以示鼓勵。」後又賞加雙眼花翎提督銜。清末轉而經營井徑煤礦,直到1917年中德斷交,1918年底被中國政府遣送回國。1921年再度來華。1925年在天津去世。    
    9普蘭特治尼特(Plantagenet),即英國歷史上的金雀花王朝,是從亨利二世到理查德三世(1154-1485年)的一系列英王的家族名稱。    
    10李秉衡(1830-1900),字鑒堂,奉天(今遼寧)海城人。初捐資為縣丞。光緒十年(1884)任廣西按察使。二十年(1894)授安徽巡撫。甲午戰爭爆發,調山東巡撫。《馬關條約》簽訂,李秉衡聞知,憂憤填膺,披瀝上陳,要求清廷「立絕和議」,「嚴敕各將帥督撫,效死一戰」,不納。二十六年(1900)起為巡閱長江水師大臣。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後,李秉衡由江蘇率兵北上,馳援北京,在楊村(今武清縣)敗績,退至通州,自殺殉國。謚忠節。    
    11董福祥(1840-1908),固原州王朝山村(今屬甘肅環縣)人,土匪出身,後被詔安。以軍功躋身於清廷武將大員,先後任總兵、提督等要職,並授尚書銜、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加封太子少保,賞穿黃馬褂在紫禁城騎馬肩輿。    
    12薩道義爵士(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英國外交官,1895-1900年間曾任英國駐日公使。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1節 野狐禪(1)

    中國對日的戰敗,也刺激了另一些野心勃勃的傢伙,他們看到:變革的時機到了(如果中國能夠倖存到20世紀的話)。對於今後的變革應該如何進行,他們和保守派完全無法取得一致。保守派希望通過恪守傳統並清除洋人及其影響,從而恢復古老帝國光榮的隔絕狀態。改革派則希望摒棄舊的體制,用現代化的方式改造政府,就像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成功地做的那些一樣。如果年輕的皇帝不能用機智靈活的手段處理好那些反對力量的話,他們之間的衝突將不可避免。他必須讓太后始終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    
    互相對立的雙方都不知道:此時,李鴻章總督為了復仇,正一門心思要將他們塞進彼此的喉嚨裡。多虧了李鴻章的搗鼓,在1898年的大變革危機中,鐵帽子們才被捲入了那場以他們的競爭對手的徹底失敗而告終的陰謀。在接下來的恐怖統治時期,那些僥倖逃脫的改革家們千方百計要找一個可以譴責的人。太后成為這一政體有名無實的領袖已經很多年,甚至比許多改革家的年齡還要長,於是,她就成了他們復仇的焦點,以及利用國際媒體傾瀉誹謗的靶子。在這一年過去之前,她的肖像就變成了一個殘忍的暴君。對慈禧的妖魔化從此開始了。    
    羅伯特·赫德覺察到了麻煩,但要弄清楚正在醞釀中的麻煩到底是什麼,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們紛紛站隊,和互相對立的小集團結成同盟。「它……看上去就像一個平面上有許多細小的水銀珠子,在流動的過程中加入到更大的水銀珠子中,而後又再次分裂開來,形成新的中心,表面上毫無規律……就像玩藏豆戲法的人,拿著三個杯子和一粒碗豆:你盯著豌豆看了一會兒,接著,你發誓它就在這個杯子的下面——杯子揭開,瞧,它並不在。」    
    赫德所風聞的那些陰謀活動和據說和某些外國人有牽連。有一位英國冒險家莫蒂默·歐蘇利文,此人和「教育運動」關係密切,這一運動是個政治團體,其組成者是那些不再抱有幻想的翰林學士們,他們暗地裡向北京的英美傳教士中的激進分子尋求幫助。「他們的計劃之一,」赫德的報告稱,「據說是要毒死皇上,然後將另一個年輕人扶上皇位。」另有使人不安的謠言宣稱:「流言四起,說的是先帝同治據說有個兒子,昨天被烏赫托姆斯基親王1帶回來了,即將被扶上皇位。而光緒……自然要在這個貨真價實的繼承人出現之後退位。」    
    赫德所說的烏赫托姆斯基親王是俄國沙皇的代理人,此人曾大力宣揚俄國人和亞洲人有基本血緣關係的觀念。1896年,他曾陪同李鴻章總督出席了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李鴻章帶著他一貫的狡詐,到聖彼得堡兜了一圈,為自己撈了不少好處。他和外交官張蔭桓爵士一起,與俄國人訂立一份秘密協議,給予了俄國對遼東半島的控制權,以阻撓日本人對同一地區的圖謀。在談判期間,俄國財政大臣維特2送給李鴻章50萬盧布的賄賂,張蔭桓則是25萬盧布,目的當然是希望能達成令聖彼得堡滿意的條款。從俄國出發,李鴻章又滿世界周遊了一年,會見了威廉皇帝3、維多利亞女王和格羅弗·克利夫蘭4總統。美國報紙把他稱為「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為了避免遭到對頭們的暗算,在旅行期間,不論出席什麼地方的招待會,李鴻章從不吃任何東西,除非是自己的廚子為他做的,這些廚子他到哪兒都跟著。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受到了冷遇,被派到總理衙門工作——這實在是一次重大的下降。因為他們的秘密聯盟,烏赫托姆斯基試圖將一位覬覦者扶上大清皇位的密謀,很有可能是在李鴻章的默許下設計出來的,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要消滅他在朝廷上的敵人,恢復自己在中國的卓越地位。    
    另外的同謀者也就在手邊。赫德注意到:「袁世凱……在這場爭奪龍椅的賽跑中,不會跑在最後。」雖然袁將軍是李鴻章所豢養的腦滿腸肥的家貓和首席捕鼠動物,但卻被自己的野心給弄得心勞神疲。只要李鴻章餘威尚在,袁世凱還不敢獨立行動,但一旦衰朽的李鴻章退場,袁世凱就會猛撲上前。    
    除了宮廷政變的危險和排滿分子發動的街頭革命之外,還有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許多人認為,最大的危險來自日本。東京方面的長遠策略是:促使滿清皇帝和俄國沙皇垮台,只留下明治天皇在東亞坐大。在朝鮮和台灣,日本已經成功地取代了中國,並不斷侵襲滿洲裡。日本密探們還在蒙古和山東半島、甚至在北京和天津忙前忙後,不亦樂乎。鐵帽子們的驚慌失措,實在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但日本並不是唯一的挑釁者。在南方,法國已經切下了印度支那,大不列顛也把緬甸給搶到了手,並讓它成了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在外交上,為了阻止俄國人從中漁利,英、美兩國對於支持滿清政府並不熱心,反倒是英美那些愛管閒事的新聞記者、冒險家、商人和傳教士們一直在侵蝕著滿清政權的基礎。他們對改革家們笨手笨腳的慫恿鼓勵,反倒引起了鐵帽子們的猜疑,他們懷疑維新運動是英美兩國和日本人聯手發動的一場國際陰謀。    
    雖然恭親王再一次成為首席大臣,但赫德並沒有感到寬慰,因為他這位老朋友的才幹因為糟糕的身體和私人問題而大打折扣了。恭親王如今65歲,這一回復出應該是他的謝幕演出了。赫德說:他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被用來報復1884年把自己拉下馬的那些人。1898年5月,纏綿病榻數月的恭親王終於撒手人寰,恰好在最需要的時候消除了他的穩定影響。    
    恭親王曾經是1860年以來大清帝國最重要的人物。在利用陰謀手段支持慈安和慈禧從八大臣手中奪過權力之後,他的偉大功績就和一個失敗的王朝綁在了一起,用各種詭計和妥協掩蓋它的腐敗,直到這個腦死的病人僅僅依靠中國官僚機構的生命支持系統而苟延殘喘。恭親王再三努力培養新皇帝——先是同治,接著是光緒——但全都落了空。大清王朝的基因庫已經油盡燈枯。從前的勇士,已經失去了雙腿,不能再縱馬馳騁。    
    恭親王的去世,留下孤獨的光緒皇帝,平生頭一遭他要靠自己了。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位高級謀士的影響之下:先是恭親王,而後是他的父親醇親王,再是慶親王和他的師傅翁同龢,最後,又是恭親王。    
    26歲的光緒依然是個純潔無瑕的年輕人,一直在認認真真地摸索糾正古老腐敗和權力濫用的方法,這些都是導致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和頭腦僵化、閉目塞聽的端郡王集團不同,光緒皇帝多少受益於西方教育。他讀過一些專門為他翻譯的西方書籍和文獻,研究過日本的現代化實踐,目的是為了探討:為什麼一個「倭寇」島國能夠(幾乎是一夜之間)將自己改造成一個世界強國。如果日本能做到,那麼中國也能。    
    光緒渴望為他貧血的政府輸入新鮮的血液和新的觀念。1898年初,他公佈了有關改革的議題以供全民討論,鼓勵所有市民繞開都察院的看門狗,直接向他上書陳事。從前,只有高級別的官員才有權利向皇帝上書。作為對皇上呼籲的回應,一大堆斥舊揚新的條陳雪片似的飛來。此時的批評家,並不是那些深藏不露、營養不良的進士,而是一群被稱為「名士」的自由思想家和波希米亞人。許多「名士」抓住了皇上號召人們坦陳利弊、建言獻策的大好時機,不再在觥籌交錯的花園裡發表他們的高見,而是搖身一變,成了政治積極分子。他們攻擊的靶子之一,就是皇上的軍機處。名士們斷言:當皇上被像翁同龢、剛毅和禮親王這樣一些教條主義軍機大臣所包圍的時候,他和百姓之間要開展關於思想觀念的建設性對話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些軍機大臣,要麼是鐵帽子王,要麼是他們的追隨者。一頂鐵帽子,雖說其主要功能和別的頭盔並無不同,無非是低檔敵人的擊打;但它還有一項特別的功能,就是抵擋異己思想。如果光緒想要得到什麼新思想的話,那只能來自外部,來自「名士」們。    
    中國政府的骨幹力量是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給國家、省區和地方行政部門提供了人才基礎。王朝的上升或衰落,差不多就是帝國官僚隊伍的完美或殘缺。一個人,只要通過了科舉考試,成了國家公務員,並通過這一體制登上了官員的階梯,他們就獲得了頂戴花翎以及其他顯示其應得特權的身份標記。在一個對過去年代頂禮膜拜的文化中,人們對一位白頭祖父的期望,就是他能夠把自己的地位傳給年輕的一代。    
    不可避免,有許多人名落孫山;而另外也有一些人不屑於接受這一制度,拒絕入甕,名士就是來自於這一階層。他們自行其是,追求道德和智力的盡善盡美,並引以為傲。除了少數特定的場合,他們拒絕為政府服務,並且相信自己通過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國問題而履行了相當重要的社會職責。有些名士是闊人,能夠把信徒們養在自己辦的學堂裡,但大多數名士所擁有的不過是智力和才能,只能依靠有錢的資助人維持生計。他們被按照官僚機構中的對等角色嚴格培養,將他們非正統的意見和橫議閒談傳達給更高一級的權威人士,堅持不懈地向當局通報異議、流言和陰謀。不難預料,處在這樣一種境遇之下,名士階層中難免充斥著窺視者和告密者。    
    名士階層還是一個亞文化群體,其中有不少野性未馴的學者、漠視(或故意破壞)規則的離經叛道者。這些人就是所謂的「野狐禪」。在中國,這一術語暗指那些反常、淘氣和神奇的人物。像這樣的傢伙,離所謂的「狐仙」不過一步之遙。而「狐仙」,則是一種神奇的魔物,變幻莫測,隨意賦形,來無影,去無蹤。    
    前10年,名士們還滿足於一邊喝著小酒、吃著面疙瘩,一邊討論問題。打從被日本戰敗以後,他們當中那些膽子更大的傢伙,就開始將他們的意見以上書的方式呈遞給那些可以接近皇上的官員。他們的觀點不僅僅是說滿清政府應當有所應對,而是必須改革。像鐵帽子這樣的舊勢力應當滾蛋,令人窒息的科舉考試必須廢除,中國必須警醒自強,在世界上取得自己應有的位置。這就好像呼籲梵蒂岡要任命女人為牧師並鼓勵避孕一樣。膽子更大的名士甚至提出更激烈的建議:中國應該傚法日本的模式,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並且,應該邀請那些可惡的日本人來說明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為了讓改革的觀點看上去更美妙宜人,那些更謹慎的名士則在他們的空談中植入一段溫和的節目,說什麼社會道德規範仍將保留其恰當的位置,中國只不過是借用西方科學、技術和經濟學的某些強國方略而已。這只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宣言,經過幾百年嚴格僵化的思想控制之後,還沒有一個人為那些提案將會激起的恐懼和憤怒做好準備,就更不要說將有無數人頭要為之落地了。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2節 野狐禪(2)

    不管他們受過怎樣的古典教育,而且許多時候還很顯赫,但名士和野狐禪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滿洲人一直把他們當作危險分子看待。滿清王朝是建立在軍事力量和政治聯盟(用別人的錢買來的)之上的,在意外地獲得對中華帝國的控制之後,他們便通過屠殺抵抗勢力來保住自己的位子,通過政治迫害和虐殺異己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在洗刷掉逗留不去的馬汗氣味之後,滿洲人便借來儒家美德的斗篷披在自己的身上,並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救星,這一文化的火種早已被明朝皇帝的腐化墮落給熄滅了(他們是這樣說的)。從此以後,那些膽敢批評滿清政府的讀書人全都被殘忍地清除,他們的後代和親屬被斬首,他們祖先的牌位被焚燬。儒家體系被滿洲人改造成一種毫無實質內容的禮儀風度的訓練,儒家理念的實踐演變成了一種殘留的宗教儀式。違背禮儀(而不是違背古代聖賢的思想)將受到死亡的處罰。    
    對待讀書人不耐煩,在中國倒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第一位皇帝就曾扯過一個讀書人的帽子並朝裡面撒尿,以此來顯示他對此輩的蔑視。但滿洲人將儒教從一種倫理道德規範轉變成了一種思想控制系統。官方打著薈集偉大藝術作品的幌子,定期檢查學者們撰寫的歷史和文學著作,其真實的意圖不過是要篩選出危險的或不合意的作品,然後予以焚燬。在雍正和乾隆時代,知識尤其危險,這兩位皇上都熱心於搞大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審查和活體解剖。偉大的「藝術守護神」乾隆,銷毀過大約2,600種圖書。打這以後,中國學者便學會了主動避開諸如政治、經濟這樣的危險主題,一頭扎進了枯燥的文本批評和語言學研究之中,樂此不疲。滿洲人的焚書工作和政治迫害,到了1890年代依然熱火朝天,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種冷酷無情的制度。    
    名士們並沒有什麼本錢來挑戰者一制度。在中國作者的筆下,名士都是一些智力超群、傾向於瑣碎閒辭和縱情聲色的傢伙。在他們沒有忙於吟詩誦賦或者在觥籌交錯之間討論儒學優點的時候,他們時常登上花船、出入妓院和戲園子。戲園中的一天通常從中午開始,深夜之前不會結束。在笙簫鑼鼓的伴奏之下,演員們昂首闊步、神氣十足,咿哩哇啦的京劇假聲餘音繞樑,這會兒,聽眾們喝著茶、嗑著瓜子、啃著油炸的西瓜皮。女性角色由年輕的男人扮演,他們在舞台上踮著腳尖,模仿蓮足少女的優雅姿態,輕移蓮步,搖風擺柳,款款而行。    
    雖說他們有著諸如此類輕佻的嗜好,但名士當中也還是有一些誠實的人,他們把光緒皇帝視為中國的希望。堅持把自己和那些機會主義者、利己主義者區別開來。他們當中,最聒噪也最冒失的,要算是野狐禪康有為了,正是此人率先發動了對慈禧的惡意誹謗。    
    康有為是廣東人,他的父親在他10歲的時候死於肺結核,將他的教育留給了他的曾祖父——一個教書先生和小官吏。這孩子打小就顯示了在議論爭辯和自吹自擂方面的非凡才能。家裡唯一顯貴的先人是他的一位曾叔祖,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擔任過很短時間的廣西代理巡撫。1860年代中期,這位曾叔祖回到了祖居的鄉村,並在自家的鄉村別墅裡為自己建了一間很大的藏書樓和一處很寬敞的花園,他在那兒招待朋友們。小康有為就在這些房子的周圍嬉戲玩耍,他的早慧和裝腔作勢的樣子使他成了這幫老人的玩具。他模仿他們的言行舉止和溫文爾雅的樣子,以及他們高傲的風度。作為對這個孩子的酬賞,他們恭維他,說他命中注定就是一個孔子那樣的大聖人。    
    糟糕的是,他對這些鬼話竟信以為真。他變得越來越懶散、執拗,行為乖張,以至於當地人都認為他是個神經病。他渴望引人注目,於是,為了讓自己惡名昭彰,他開始幹一些違反本地習俗的勾當。    
    康有為逐漸長成了一個圓臉小湯團,撅起的雙唇夾在兩撇小鬍子之間,躊躇滿志的樣子尤為突出。他說自己在11歲的時候就已經「能指揮人事」。他認為老天爺將一件重要的歷史使命托付給了他。他告訴別人,自己出生的時候「中夜,紅火入於室,則余誕矣。」    
    一位認識並欽佩他的傳記作者承認:「虛心和謙遜……並不是他的長處。……他神出鬼沒,思維卻不混亂,對於別人所持有的不同觀點,他很少給予過認真的關注。」康有為狂妄地自視為勇敢的改革者,其實他不過是個剝削者,時刻準備利用其他人的觀點為自己賺取名聲。    
    19歲那年,他第一次有機會參加鄉試,可惜名落孫山。在接下來的11年裡,他浪游天下,首先去了香港,在那兒,他為自己所看到的感到驚訝:「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5他的下一站是上海。    
    康有為雖說有些虛榮,倒並不是個假正經。他欣賞生活中美好的東西,也懂得享樂。除了鄉下老婆之外,他後來還娶了兩房小妾,其中一個17歲,是在他15歲的時候買來的。摘拾五花八門的西方理念,他夢想著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戀愛的烏托邦:「所有人都能自由發洩他們性的慾望。……他們也可以享受同性關係的樂趣。……只要不是因為強迫,沒有理由禁止這種關係。」1882年,他去了北京,在那兒他遭受了第一次科舉考試的失敗。在經過6年的「發奮自勵」之後,1888年,在他30歲的時候重返北京,再一次坐到了考試場裡。他又失敗了。不過這一回,他為了結識京城名士和他們富有的贊助人,倒是奔走了不少地方,這些人當中包括皇帝的兩位師傅:翁同龢和李鴻藻。對於這個任性的年輕人來說,這兩位極端保守分子倒是頗有幾分神秘。    
    對於北京城的波希米亞黑社會來說,康有為是一個新來者,一個觀點古怪的局外人,不過他很快就要登台演出了。當他走到這一令人興奮的環境的外圍時,他認識到: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領導成員的瞬間閃光、耀眼的外表和個人的大膽厚顏。康有為下決心要把自己改造成這樣一個人,靠自己的力量攀上政治舞台。一開始,他就給太后和光緒皇帝寫了一篇奏折,他正告他們:一場危機正在到來,有必要制止對政府權力的濫用。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文字內容,這篇奏折都非原創,康有為只不過是把一位御史朋友所寫的一篇奏折改寫了一遍。有了這個開頭,剽竊從此就成了他終生的習慣。然而沒有贊助人,也就沒有路子呈遞他的奏折,於是他就把它收了起來,以準備在多年之後再把它發掘出來,塞進自傳裡充作他早年參與維新運動的「物證」。    
    雖然康有為喜歡自視為天生的名士領袖,但在京城名士們看來,他既不是個嚴肅的學者,也不是個有獨創性的天才,只是一個裝腔作勢的傢伙。既然首都的知識階層並不看重他,康有為只好悻悻地回了廣東,在那兒,他加入了一個由本地學者所組成的小圈子,他們終日高談闊論,討論儒家經典。通過一些他從北京和上海偷聽來的異端學說,康有為得到了其他人的擁護。這使他看上去有些另類,像個先鋒派。就這樣,他開始在少數幾個省份擁有了追隨者。康有為以他一貫的誇張手法宣稱他們這兒是個「學堂」,而他自己就是「聖師」。    
    在他的「學生」當中,有一位聰明的年輕記者,名叫梁啟超,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可惜缺乏裝模作樣、誇飾炫耀的功夫,因此沒能讓自己飛黃騰達,只好投到康聖人的門下。康有為的弟子們齊心協力,在此前幾百年的筆記雜談中翻箱倒櫃、細加搜檢,撰寫了一篇題目古怪的論文。最後,在1891年,康有為以自己的名義推出了一篇論文,那是從弟子們的作品中剽竊來的。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就好像如今的大學教授,也可以出版一本以他的研究生的論文為基礎的專著,連一聲謝謝都不用說。這本書的題目叫做《新學偽經考》,討論的是:儒學的最初的文本在孔聖人去世幾百年後遭人篡改,為的是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這一論點的提出,快有好幾百年了,一點也不新鮮。但在滿清思想警察的管制之下,這一問題的爭論受到了遏制,從前的討論差不多被人們忘掉了。如今把它拎出來,撣撣上面的灰塵,然後當作自己的原創觀點予以宣佈,康有為在此所表現出來的狡猾,後來被他故伎重演。幾年之後,他也是這樣翻出一千多年前關於「凶殘的」武則天的那些「秘史」之類的色情作品,撣撣上面的灰塵,充作誹謗慈禧的靈感來源。    
    在一次關於遠古的知識學問是如何純粹的講座活動中,康有為重申了儒學文本所遭受的篡改是如何令人吃驚的陳詞濫調。他的主要貢獻是:他把那些名士們通常只在內部討論的觀點拿出來公開發表。像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樣,激烈的儒家士子也願意相信:那些典籍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是可靠的。對於其他方面的意見,他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頭腦。    
    康有為的論文點燃了一場激烈的論戰,這倒不是因為它說了什麼,而是人們在如何說它。他毫不客氣地宣稱:拯救中國的辦法,就藏在他自己對於來自「未經篡改」原文的聖人的闡釋之中。在他最新獲得的惡名中,有一個是那位堪稱儒家舞蹈大師、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所授予的「經家野狐禪」的稱號。康有為誹謗性的論文引起了最高當局的關注。名士的保護人不得不插手此事,以保護他免受懲罰,儘管印刷這本小冊子的印版已經被下令銷毀。惡名很快就給他帶來了聲望,以及進入令人垂涎的名士階層的入場券。    
    但這些對他通過科舉考試卻毫無幫助。1894年,他再次坐到了考場上,又失敗了。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作最後的一搏。這一回,總算勉強通過。從此以後,他就一直吹噓自己其實在第一次就夠了分數線。不過,最後卻只授了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這未免使得他拙劣的炫耀要大受限制。他對這個職位不屑一顧,甚至懶得到任,正如他後來在自傳中所寫的:「未能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6    
    中日戰爭將他從尷尬的現實中打撈了出來。舉人士子一致反對由日本人口授的和談條款,條陳奏折交章疊上,力圖阻止最高當局接受這些條款。有些條陳被直接呈遞給了光緒皇帝。後來,康有為聲稱(這不是真的):在這場抗議中,他是個積極分子。他唯一的資本就是為此寫過一篇文章,其實也不過是再一次馱運別人的作品罷了。他打算把這篇文章呈給皇上,卻遭到了那些官僚主義者的拒絕,他原本指望能夠通過這條線上達天聽。儘管如此,康聖人卻自掏腰包,通過上海一家空頭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刷了好幾萬份。銷路還真不錯,而且沒費什麼力氣就贏得了維新運動的認可。康聖人大受鼓舞,便對自己的文章進行了修訂,這一回在談到戰後重建條款時措辭更謹慎了一些。他像個應聲蟲樣重複別人的話說:中國必須改進其軍事能力,集中其貨幣和銀行系統,擴張其鐵路和航運業,開展採礦業,組織郵政業。在北京,他的條陳被皇帝作為作為評注加進了連篇累牘的奏折中,從而在各省大員中廣為流傳。巡撫們對康有為的文章並沒有給予多少關注,但他還是嘗到了榮譽的滋味。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3節 野狐禪(3)

    在1898年年底之前,康有為還從未攻擊過太后,但他後來卻宣稱自己從頭到尾就是慈禧堅定的批評者。舉個例子吧,他曾經寫道:正是慈禧在太監總管李蓮英的影響下強迫光緒同意了日本人的談判條款:「太后一直對李蓮英言聽計從,因此輕易同意了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沒人質疑這樣荒謬的陳述,所以最後也成了康有為指控太后的罪狀之一。    
    為了吸引到更多的關注,他加入了一個當時勢頭正旺的維新討論學會,並去了上海,打算組織一個自己能夠占支配地位的省級分部。他的追隨者們出版了一份報紙,康有為堅持將報紙所使用的日期定為2737年(從孔子去世之年開始計算),以取代光緒皇帝的年號。這種對既定習俗的違背被認為是蓄意攻擊,簡直就是謀反。於是,北京和上海的協會均被解散。這一次小小的迫害,是康有為迄今為止(在他開始攻擊太后的兩年多之前)所獲得的全部。但現如今,他已經自視為一個教派領袖,一個自封的聖人。他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他正在忙著對中國歷史和儒家倫理進行一次不朽的重估。    
    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孔子改制考》的書,書中,他倔強地認為:孔子所偏愛的並不是現狀(原文為拉丁文),而是變革,這是必然的。批評家們想知道的是:康有為到底是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野狐禪」、一個按自己的準則行事的天才,或者,僅僅是一個為了拚命提升自己而利用別人的觀點以聳動視聽的推銷迷。    
    德國佔領膠州灣的那一年,康有為借制止當地鬧事者的反洋煽動之名,草擬了一份上呈最高當局的條陳,極力主張變法維新,以阻止外國入侵。他說:應該給予像他這樣的技術專家和知識分子接近最高當局的機會,以便幫助皇上作出英明的決定。當大臣們拒絕幫他遞呈條陳的時候,康有為就把它發表在上海的一家報紙上,並準備私自印行。在一個報紙還很稀罕的國家,康有為逐漸成為利用通商口岸的新聞出版機構進行自我宣傳和推銷的行家裡手,而作為傳教機構建立的小規模出版業,印行洋式圖書和小冊子也慢慢演變成了商業行為。    
    康有為聽說有一個研討會將在瑞典召開,討論如何通過裁軍促進國際和平。於是,他就找到都察院的一位朋友,死磨硬纏著要弄個代表幹幹。終於,總理衙門在1898年1月召見了他。出席會見的有總理衙門的4位大佬,他們是:前總督李鴻章、皇上的師傅翁同龢、大清安全首腦榮祿以及前駐美英公使張蔭桓爵士。    
    康有為盲打誤撞地進入了這個龐大聯盟。這4個權傾一時的傢伙分別代表不同的權力集團,在此後數月即將到來的悲劇性事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這場悲劇中,誠摯的年輕皇帝將成為一次拜占庭式的陰謀事件的犧牲品,而幾個真正改革家的天真頭顱也將滾滾落地。雖然康有為對這次召見的重大意義毫無覺察,但它卻是為他人生的轉折點。    
    對於一位潛在的搗亂者,總理衙門的大臣們都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次會見(他們只密切觀察過他,就像通過望遠鏡檢查一隻蟲子),除了那位前大使(他也是一位名士保護人),他倒是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認識了作為賓客的康有為。    
    「張爵士」,正如大使館的人所稱呼的那樣,他是第一個被大英帝國授予爵位的中國人,也是北京城的頭號國際花花公子。他還是1875年把哇哇直哭的光緒皇帝從家裡帶到紫禁城並因此立下奇功的那個傢伙。21歲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快樂無憂的浪蕩少年。年輕的時候,他屢試不第,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已而捐了一個功名,以其狡詐和才幹而成為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7的幕僚,從此開始走上他的光榮之路。給他分派的工作是收稅,而他收稅的業績實在是太突出了,作為獎賞,李鴻章給他在總理衙門謀得一份差事。作為一個從未通過科舉考試的落榜者,他的飛黃騰達自然引來了不少妒嫉。雖然如此,他還是被任命為外交公使,在1885-1890年間,先後被派駐美國、秘魯和西班牙。這段時間,他大部分是在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中度過的,在離杜邦環島不遠的中國公使館內,他奢靡宴樂,夜夜笙歌。回到北京之後,他成了翁師傅的私人朋友,兩人都是「名士」的保護人,是推杯換盞的藝術之友。這樣一種影響力,在張蔭桓被派往祝賀維多利亞女王75歲大壽的時候,為他贏得了爵士的封號。作為中國最西化的官吏,他享有一種非同尋常的特權:可以隨時接近光緒皇帝,以滿足這個年輕人對西方的好奇心。由於張蔭桓社交名人的地位,他和李鴻章之間也常常也有一些不愉快,但在和俄國進行秘密談判的時候,兩個人為了餵飽錢包的共同目標,摒棄前嫌、通力合作。安排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的,也正是這位張蔭桓爵士。    
    會見的時候,半句都沒有提到瑞典的裁軍會議。從頭至尾,康有為面對4位高級大臣,一直在侃侃而談他所熱衷的話題:關於維新,關於君主立憲制的優點,以及諸如此類。翁師傅覺得康有為舉止傲慢,李鴻章認為他盛氣凌人,而榮祿將軍(沒有半點廢話)則乾脆就厭惡這個傢伙。    
    幾天之後(多虧了張蔭桓爵士),康有為受到邀請,讓他就維新的話題準備一篇綜述性的文稿,坦陳自己的見解,以供皇上斟酌考量。在這篇新的條陳中,康有為就將當時京城名士中正流行的觀點改頭換面、重新包裝,不外乎是:中國應該傚法日本,應該追隨明治新政的腳步,圖新自強。他還拋出了幾個從別人那兒借來的高招:消除腐敗;在宮裡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以協調維新變革;廣開「言路」,使陳議能上達天聽,而不會一開始就被官僚機構所攔截。    
    光緒皇帝對維新運動一直有著極大的興趣,親自閱讀名士們的條陳,從中尋求擺脫中國困局的解決辦法。沒有證據表明:他在康有為說的話中有過什麼非同尋常的發現。他的話大多是作為註釋而出現在皇上閱讀或下發的那些奏章當中。然而,康有為後來聲稱:光緒決心實施自己的革新計劃僅僅是因為讀了他的《日本變法考》。據康有為說,皇上給太后寫了一封信,說:「我不希望做一個亡國之君。如果你不歸政,我將只有退位。」依照康有為的版本,在這個節骨眼上,太后終於同意了。但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樣的情節。首先,太后並沒有奪去皇帝的權力,其次,此時的太后已經退隱到了頤和園。關於慈禧篡奪了她侄子權力的論斷,只能是那些對權力運作完全無知(或者故意製造混亂,或者兼而有之)的某些人所作出的。就像康有為曾經杜撰的每件事情一樣,這個故事之所以得以流傳,完全是因為讀者一直無法驗證他的斷言。    
    讓每個人都感到大吃一驚的是:1898年6月11日,在太后的恩准之下,光緒皇帝發佈了他的第一份維新詔書,敦促「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與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繆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8這就是「百日維新」的開始。在接下來的102天裡,皇帝頒布了大約50份維新詔書,涉及政府管理、軍事發展、工業、教育和國際關係。每一份詔書都是由光緒自己頒發的,沒軍機處什麼事,只是咨詢過慈禧,皇帝每隔幾天就要到頤和園去探望她。他們之間的任何分歧,都會在光緒的最終諭稿發佈之前得到解決。很顯然,她有大量的機會事先進行干預(如果她想這麼幹的話)。她並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國,只是希望年輕的皇帝能夠逐漸找到他自己的辦法。不幸的是,光緒皇帝並沒有採取緩慢而謹慎的策略,相反,他前進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同時嚇壞了墨守成規的官吏、御史和鐵帽子王們。他們帶著不斷增長的恐慌紛紛向太后提出抗議。但她支持光緒皇帝在未來3個月裡堅定地推行他的維新計劃,只是當鐵帽子們向她出示精心編造的所謂陰謀證據時,她才失去了信心。美國公使田貝稱頌太后所扮演的角色,說:「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中國的)改良和進步……基本上歸功於太后的意志和權威。」    
    在這樣一個政府能力和皇上的決心都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時期,光緒那些單方面的決定所激起的強烈反衝遠遠要超過對它的辯護。他的改革措施就其本身來說是謹慎的,但在他們執行的時候,其在精神上又是革命性的,在鐵帽子們看來,甚至是危險的。皇帝至今沒有頒發過對政府形態進行激進改革的詔令,但在強硬派看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他正迅速地朝這個方向移動。最讓他們感到驚恐的是:他的詔書都是由親王和御前大臣們繞過傳統的防疫隔離帶而強加給最高當局的,從而挑戰了滿洲王公貴族的卓越地位,打破了他們對審查機構及其程序的控制,這種控制自雍正皇帝以來維持了數代之久。    
    光緒皇帝間接地增加了他們縈繞心頭的恐懼:政府形態可能會進行變革。不管是採用和平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就像日本表面上所採用的那樣)的方法,還是用共和政體使他們和他們的取代者達成平衡的方法。鐵帽子們都有理由疑神疑鬼、恐懼不安。中日戰爭的慘敗,已經嚇壞了他們。再加上農民起義,遍及各地的秘密組織「哥老會」的反抗,以及廣東和上海的共和運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勢頭越來越猛。    
    鐵帽子王當中,有些人讚成直接先發制人,乾脆發動一場宮廷政變,用端郡王的兒子取代光緒,另一些人則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把太后爭取過來,可以說服她從中調停,並恢復訓政。問題是如何去做。    
    【譯注】    
    1烏赫托姆斯基親王,即伊斯帕·伊斯帕維奇·烏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 1861-1921),當時有鄔多穆斯契、吳王、吳克托、烏克托木斯基等多種譯法,俄國外交官。    
    2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1849-1915),出生於俄國世襲貴族家庭,1892-1903任財政大臣。在任期內,他大力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著手全面的經濟改革,加速了俄國工業化進程。    
    3威廉皇帝,這裡指的應該是威廉二世(1859-1941),1888年加冕為德國皇帝,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到霍蘭,德國君主政體結束。    
    4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美國政治家,民主黨人,第22任(1885-1889)和第24任(1892-1897)美國總統,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分開任兩屆的總統。克利夫蘭被認為是獨立、誠實的總統,在反腐敗、反政黨分贓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5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3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7李瀚章(1821-1899),字筱家,又字筱聖,安徽合肥人。拔貢出身,早期為曾國藩主持湘軍糧台,後任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四川總督、漕運總督、兩廣總督。    
    8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17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4節 木偶戲(1)

    變法維新一開始,光緒就著手修理那些曾經虐待、羞辱過他的人,以及那些礙手礙腳的傢伙。    
    首當其衝的,是他從前的師傅、軍機大臣翁同龢。他最不可饒恕的過錯,就是在對日戰爭的處理上曾經給了皇帝糟糕而矛盾建議。翁同龢佔據一個備受信任的位置,年頭實在太久了,以至於誤認為自己有權對年輕的皇帝施加影響。    
    翁同龢是典型的儒家官僚,禮數周全卻毫無實質,對太后巴結逢迎,和鐵帽子們沆瀣一氣。他是那群見風使舵的滿清官吏當中的一個,這些人每逢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像個風車似的滴溜溜亂轉。如今,60歲的翁同龢身兼數職: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及協辦大學士,是朝廷上的一個關鍵人物,也是積貧積弱的中國政府中一條悲慘的註腳。雖然他「帝師」的職位早在兩年前(1896)就已經終結了,但作為一名軍機大臣,他依然能夠每天接近光緒,並經常出席朝見。和任何人一樣,他也對加重光緒的神經緊張負有責任,通過頻繁的出爾反爾讓他無法作出明確的判斷,從而使他一直維持著情緒上的殘缺,不讓他堅持自己的主見,培養他對姨媽的孝順虔敬,誇張矯飾得像個偏執狂。局外人都想當然地認為,是殘暴的慈禧一直牽著皇帝的鼻子,然而,從足資徵信的材料證據來看,事情並非如此。善於吹牛拍馬如翁同龢之流,他們為了向上爬,而採取一種誇張的卑躬屈膝的姿態,並利用他們對皇帝的影響,在他的孩提時代和青春期就不斷向他灌輸恐懼。當時機來臨,皇帝自然會報復翁同龢,而不是他的姨媽。    
    1898年6月15日,在一次由所有軍機大臣參加的朝會上,翁同龢喋喋不休的反覆告誡讓皇帝很不高興。翁師傅堅持認為,應該讓慈禧參與維新進程的每一個步驟,乃至維新官員的選拔。在這樣一番崇拜太后的令人厭煩的表演的背後,翁同龢真正的良苦用心,其實是要用一根紅帶子將皇帝的拇指拴到背後,以妨礙變法維新。雖說也算是響噹噹的名士保護人之一,但從來都小心謹慎的翁同龢感覺到了麻煩就在眼前,於是就開始主動和維新運動保持距離,因為在1898年的上半年,這一運動的勢頭就益發不可收拾了。如果事情進一步發展下去,到了改革者和鐵帽子們要攤牌的地步,他會站在那一邊呢,這大概不用太費推敲了吧。    
    皇帝忍受翁同龢的礙手礙腳已經多年,如今他的耐心已經崩潰了。一次短暫的緩和之後,他召集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明確地把翁同龢排斥在外。這次御前會議的最後結果是:皇帝不顧所有大臣的反對,斷然解除了翁同龢的職務。    
    巴克斯和濮蘭德卻給我們講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故事,他們堅持認為:翁同龢是被太后解職的,因為他領著皇帝走上了維新之路——一紙亙古常新的假情報,多數學者依然深信不疑,也不管赫德及其他人提出了怎樣的反證。翁同龢被解職時,身在頤和園的慈禧對此一無所知,只是後來才得到了相關的報告。    
    翁同龢的被革職,的確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再加上此前並未和太后商議,這一切,宣告光緒終於成人。這不免讓端郡王的小集團感到驚慌失措,包括其餘的軍機大臣以及朝廷上的其他權宦。已經有好幾代皇帝沒有獨立自主過,這期間,實權都落入了以廷臣為首的朋黨之手,比如八大臣,比如恭親王的政治聯盟。    
    由於恭親王的死和翁師傅的解職,只剩下了4位軍機大臣。剛毅1(端郡王最有權勢的同盟者之一)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其他軍機大臣,包括外表光鮮卻頭腦糊塗的鐵帽子禮親王。這些人全都是一些沒有想像力的傢伙。剛毅之所以成為一位權勢人物,倒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偉大的政治家,而是因為他自以為是、不懷好意、頑固不化地反對任何變革,這樣的德性,在保守的滿清朝廷裡,意味著忠誠正直、值得信賴。處事不如恭親王那樣圓滑的剛毅,極力想讓其他大臣相信:光緒皇帝行為魯莽,如果沒有一隻引導之手的幫助,實在不堪信賴。如果光緒不經多數人一致同意(這意味著向長輩們的判斷妥協)就擅自作出決議,那麼,恐怕就有必要讓他下課。反正端郡王的兒子溥 就站在旁邊,正等著繼位呢。    
    出人意料地,這次終於有了一個彈劾光緒皇帝的機會。為了做好這件事,強硬派們不得不加倍小心。首先,他們必須極力說服太后,讓她重新開始垂簾聽政,然後,就可以讓光緒體面地下課了。    
    對維新運動的激烈反應,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確切日期的話,那麼它應該是翁同龢被革職的那一天,也就是1898年6月15日,百日維新開始後的第4天。又過了4天之後,羅伯特·赫德聽說了關於一場宮廷密謀最初的謠傳。赫德說,翁師傅的「過於注重繁文縟節的保守傾向」導致他丟掉了自己的工作,並且引發了「一場宮廷密謀,讓權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    
    「讓權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這一說法容易造成誤解。事實上,她從未獲得過絕對的權力,只不過是佔據了一個儀式上的位置而已。當滿洲人說「讓她重回御座」的時候,並不意味著「重獲權力」,因為「掌權」一直是王公貴族、朝廷大臣們的專有特權,對於這一特權的把持也正是他們為什麼老是吵架的原因之所在。這一回,只不過是再一次需要她出來做個裝飾品,以便給那些真正掌握權力的人一個合法性的外表而已。1861年恭親王就是以這種方式利用慈安和慈禧的,1875年他又用過一回。如今,鐵帽子們因為同樣的目的,也需要用一用慈禧。    
    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收到了一封關於此次宮廷密謀的信,是A·E·希普斯萊(赫德在天津海關的一位僱員)寫給他的。「15日的詔書(翁同龢被革職)無異於一場宮廷政變,」希普斯萊大大咧咧告訴莫理循,這意味著光緒要將所有的反動分子一腳踢開。「當然,太后也得到了報告,說的是……皇帝的施政手段已經將中國帶到了毀滅的邊緣,不能再把國家事務付託給他了,所以她必須重新執政。我認為,這簡直就是說……要廢黜皇帝。」    
    希普斯萊歪曲了內幕消息,並把這樣的扭曲塞給外國報紙。他的老闆德璀琳,是天津海關的頭兒,這位仁兄的整個事業生涯完全是為李鴻章總督的腰包服務,所以,很可能是德璀琳指使希普斯萊故意把這樣的假情報透露給莫理循。其時,陰謀大師李鴻章曾多次指使別人給記者寫信、發電報,或者,在事件發生的很早之前就將相關消息透露出去,作為促使其發生的一種手段。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有一個李鴻章的人,曾經將一條暗殺的消息提前透露給了上海的報紙,幾天之後事情才發生。希普斯萊給莫理循的信寫於1898年6月20日,也就是翁同龢被革職僅僅5天之後。作為一個身在天津的低級海關僱員,他似乎對遠在多少英里之外的北京現場的背後所發生的重大交易瞭如指掌,包括幾樁並不真實的事情:太后說皇帝已經不再值得信任,以及她自己必須重掌朝綱,諸如此類。    
    可以被證明的是:慈禧並沒有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直到希普斯萊寫出他那封信的3個月之後。記錄表明:慈禧只是在9月中旬,在端郡王集團借助子虛烏有的材料的煽動和恫嚇之下,才開始真正慌了神。    
    她有可能被光緒解除翁同龢職務時所表現出的果斷專橫給弄得心煩意亂,被他給惹惱了,但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她被激怒了,或者,哪怕是生氣了。她很憂慮,這倒是真的。正如羅伯特·赫德向莫理循解釋的,翁同龢被革職的整個事件,歸根到底,是個方法、禮節和世故的問題,這幾點,太后都極其敏感。「遺憾的是,」赫德說,「皇上沒能更溫和地處理此事。」在那些日子以及後來的幾周裡,慈禧的侄子也還繼續到頤和園去看她,沒有他們發生爭吵的記錄,也沒有中斷過她對他那些維新詔書的明確認可。(當危機結束,他的大多數改革政策得到了維持鞏固。)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5節 木偶戲(2)

    翁同龢從軍機處解職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野狐禪康有為在張蔭桓爵士的安排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了皇帝的召見。在此之前,榮祿將軍和軍機大臣剛毅都認為:康有為只是個志大才疏之輩,建議在軍機處為他安排一份普通秘書的差事,在那裡,他對外國思想的迷戀或許能派上點實際的用場。雖說這已經夠給面子的了,但康有為卻夢想著在最終覲見皇上的時候,光緒或許能夠委任他擔當維新事務的御前顧問,弄個「維新軍機大臣」幹幹(如果真有這麼個職位的話)。    
    會見很短暫,而且無足輕重。皇上向康有為開出的全部價碼,也還是前面所提到的總理衙門的那份秘書差事。這個職位比康有為最初所授的工部主事,實在也好不到哪兒去。為了安慰自己,他深信,皇上一定是被那幫保守的御前大臣誤導了,卻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不過是個能力平平之輩。    
    這次令人掃興的會見之後不久,康有為就向張蔭桓爵士抱怨叫屈,然後又輕率地將這些話在名士圈子中四處散佈,說是皇上的顧問們從中搗鬼,壞了自己的好事。他一直處在監視之下,所以,報復很快就來了。鐵帽子們至今還為翁師傅的革職而窩了一肚子氣,如今正好可以敲打敲打康有為的保護人、生活奢靡的張蔭桓爵士,出出心頭的這口鳥氣。6月21日,張蔭桓被指控收受賄賂,特別指出他曾秘密地接收過來自聖彼得堡的俄國盧布。儘管這樣的指控很嚴重,但光緒還是對好脾氣的張爵士網開一面,只給了他一個輕微的警告。鐵帽子們則把光緒的寬大仁慈視為一次直接的公開侮辱,跑去向太后訴苦。對照處理軍機大臣翁同龢時的苛刻,這一次的寬大使太后十分惱火,她一直堅持,一項政策應該是顯著公平的,因為協調一致是少數矯治陰謀的解毒劑之一。    
    野狐禪的那些都察院的朋友們開始著手反擊,他們聯合起來彈劾另一位主要反動分子、工部尚書許應騤,一個才能平庸、狂妄傲慢、飛揚跋扈的傢伙。許應騤也毫不客氣地給予還擊,他撇開都察院的御史們,直奔問題的核心,在康有為的腦門上貼上了如下標籤:一個搗亂者,一個放肆的異端分子,一個冒牌的洋務專家。像一群對著獵物狂吠的獵犬,另外那些保守的大臣們在接下來的3個星期裡,將諸如此類的攻擊傾瀉到了野狐禪的頭上。他們全都認為康有為是個自私自利、長著一張大嘴巴的麻煩製造者。到目前為止,這還只是一場口水仗,但卻將爭論的雙方分化成了兩個完全對立的陣營:維新派vs保守派,而光緒和太后則夾在中間。這倒讓康有為佔了不少便宜,從此他越來越被人們混同於那些真正的改革家,其實,要是沒有他的話,他們的境況或許還好些。跟康有為扯到一起,事情就變得益發危險了。    
    朝廷上的溫和派,可能至今還在受到人們的擁戴(至少不會遭到反對),改革的觀念如今開始將維新運動和康野狐富有攻擊性的魯莽行為混為一談,康聖人其實完全是個門外漢,他只不過把自己變成了一條螞蟥,附著在維新運動的身上。他向洋人謊稱自己是一個非官方維新黨派事實上的領導人,吹噓自己和皇上有過很密切的接觸,以此來促使事態向前發展。    
    這期間,真正的恐慌在保守派中間不斷增長,他們擔心,或許真的有什麼更凶險的事情正在醞釀之中。許多西方人對康有為以及政體激進變革的前景顯得過於熱心,並且還一個勁地慫恿翰林院和其他政府機構中的持不同政見者。據滿洲密探的報告,一些有軍事背景的英美傳教士和大不列顛冒險家正在秘密鼓動人們贊同君主立憲。眾所周知,外國使館利用了那些當時並不希望自己被直接和顛覆活動聯繫起來的人。在日本公使館,還有一些高層活動,北京和天津的天祐俠團密探也在來往穿梭。這些報告所帶來的恐慌,已經讓偏執狂似的鐵帽子們深信不疑:維新運動很可能是個幌子,它掩蓋著一場受到西方列強支持的武裝顛覆。作為一種防範,朝廷做出決定:加強北京的安全力量。    
    經常被野狐禪破口大罵(常常是在名士們的酒會上)的人當中,有一個就是榮祿將軍,他是當初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的幾個大佬之一。他是一個職業警察,一個富有魅力的男人,有著養護得很好的鬍鬚和缺乏想像力的壞名聲(這實在冤枉得很)。在他還是個年輕官吏時,就是個性情溫和的亡命徒。22歲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舉止高貴、言行謹慎的成熟男人,是唯一一個讓每個滿洲人都放心的人。他一直很接近慈禧,人們常說他是慈禧的堂弟,雖然他並屬於慈禧那個部族。榮祿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努爾哈赤的一位功勳卓著的將軍,所以,在北京城,榮祿享有非同尋常的地位,他對大清王朝的忠誠毋庸置疑。從1888年開始,他就一直擔任禁衛軍的統帶。被日本戰敗之後,他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和兵部尚書,並被派到總理衙門以監視其他的大臣。朝廷和政體作為一個整體,其安全問題是他的主要關注之所在,他同時還負責密切關注那些野心勃勃的軍人,他們承擔著使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重大使命。隨著太后的隱退,一個反覆無常的年輕皇帝登上皇座,加之脾氣火爆的鐵帽子王們時刻惦記著復仇,榮祿將軍恐怕也只好點燈熬夜了。在他把所有造反渠道堵死之前,他恐怕還只能這麼硬著頭皮撐下去了。    
    榮祿推薦袁世凱去統領新軍,這支部隊共有7,000人。和過去的淮軍、湘軍不同(它們分別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為了對付太平軍而私下招募並提供經費的),新軍則是由中央政府招募並提供財政支持。由德國人漢納根負責訓練,裝備著西式武器。作為新軍的指揮官,袁世凱歸榮祿直接指揮。他依然對自己畢生的恩人李鴻章感恩戴德,但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他就有更大的施展餘地。袁世凱的新軍,總部設在靠近天津的小站,在那兒,他們是抵擋外國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線。    
    在百日維新開始的時候,光緒再一次提拔了榮祿,這一回是李鴻章從前的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一來,華北所有的軍事力量就被置於最堪信賴的滿洲人的控制之下。除了袁世凱的新軍之外,榮祿成了其他3支國家軍隊的最高統帥:宋慶3的毅軍、董福祥的甘軍和聶士成的武毅軍4,控制了北京周邊所有的戰略要地。榮祿的司令部設在天津,在1898年前後,坐火車從北京到天津可能要好幾個小時。    
    四支軍隊中,只有一支在漢人將領的親自指揮之下。所有的滿洲人都認識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關鍵時刻,漢軍也許會造反。於是,鐵帽子們對前強盜董福祥將軍不由得分外喜歡,他的這支由來自甘肅的野蠻而驍勇的回漢騎兵所組成的部隊,在端郡王的命令下,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御獵場。據描述,那是一次例行操練,攜帶著嶄新的西式步槍。由於他們不同的種族背景,這些韃靼兵們一旦對漢人開火,決不會心慈手軟。    
    為了進一步防止動亂,榮祿的老行當「北京憲兵司令」(步軍統領)就交給了端郡王的另一位支持者、內務府的崇禮5,憲兵們也重新配備了新式的洋槍和機械火炮。三支滿洲旗兵部隊和一個火炮步槍營被派去增防頤和園。軍機大臣剛毅則被任命為旗兵偵察師的副統帶,而榮祿的禁衛軍也用現代化的後膛槍重新裝備了。    
    到6月中旬,百日維新已經進行了一個月,保守派對皇帝改革的反對越來越強硬,端郡王的聯盟正在進行間接的努力,以勸說太后從退隱中走出來。她的一位御前女官向她訴苦:她丈夫(太后的同宗)已經被皇上從禮部任上革職了。接下來,一個由滿洲人和蒙古人牽頭的代表團頗為古怪地向她抱怨:光緒違犯了列祖列宗的成法(通過幹一些個創新的勾當)。慈禧不為所動,並沒有因為這些控訴而出面干涉。    
    這些努力都是軍機大臣剛毅指使的。最使剛毅心煩意亂的是,他和軍機處的另外3位夥計如今也處在被革職的危險之中。皇帝已經決定,要委任一幫年輕的維新顧問。保守派擔心,這幫維新顧問取代內閣學士恐怕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為了將所有改革者的名聲搞臭並阻止皇帝實施他的計劃,保守派針對野狐禪康有為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他成了紛至沓來的條陳所攻擊的靶子,批評他是個歪曲孔子學說的異端,指責他從事「思想煽動」。他的名士朋友們被嚇壞了。每當皇帝新生的維新政策應該得到培育呵護的時候,康有為就努力把人們的注意引到自己身上,他的這種做法惹惱了所有的人。野狐禪在都察院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正式奏折,懇請皇上把康有為派到上海去,管理一份政府支持的維新報紙,這不過是一個打發他離京的托辭而已。皇帝欣然同意。但康有為卻故意拖延,他和弟子梁啟超自誇:他們帶著「皇帝的委任狀」很快離開了北京,其實一直拖到了9月,為的是充分利用他們盛大的退場儀式為自己造勢。    
    處理好了康有為的問題,皇帝便乘勝前進,選拔了4個年輕人(全是漢人),擔任他的維新顧問,並讓他們負責監督所有維新法令的執行。這些人(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6)都有權直接向皇上提建議,並為他起草維新詔令,事實上也就取代了內閣學士的位置,同時也繞過了都察院和翰林院。在這樣的安排之下,皇帝的維新詔令發佈之前,包括鐵帽子在內的全體滿洲官員還都蒙在鼓裡,這樣,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準備抵制。    
    這是危機的起點。    
    有3位維新顧問是張之洞總督前程遠大的被保護人,作為保守主義清流派的首領,張之洞靠鐵帽子們的幫忙而成為權宦,但卻是靠自己單打獨鬥而成為闊人,他和自己所控制省份的外國公司合夥從事商業投機。自從李鴻章總督走下坡路以來,張之洞就成了最有影響的漢人總督。當皇帝告知天下:他正要找幾個年輕能幹的維新鼓吹者以充任御前顧問的時候,張之洞很快就推薦了幾個心腹干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3歲7的湖南人譚嗣同,其人也是個野狐禪,一個學者型冒險家。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顯示出天資聰穎。他的父親是個鰥夫,1889年成為湖北巡撫,這個職位給了他兒子顯而易見的優勢。在經過4次科舉失利之後,譚嗣同便放棄了,詛咒這該死的制度,因為它阻塞了才俊之士的仕進之途。他發起了自己的維新學會,然後去了北京,希望認識其他的叛逆之徒,包括康有為。他和康有為失之交臂,卻結識了康的追隨者梁啟超。在京期間,為了支持兒子走上傳統仕途,譚嗣同的父親為他謀得了一份小官吏的差事,花錢買了一個功名(這是做官所必需的)。譚嗣同拒絕了這些,稱之為「乞兒伎倆」。他渴望擺脫束縛(這正是父親所要加於他的),「如鳥獸之出牢籠」。他接受了老家那位革新派巡撫的提議,去那兒幫助宣傳維新,因此,當百日維新開始的時候,他並不在北京。作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一位魅力非凡的領袖,對於皇上的新顧問班子來說,譚嗣同自然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候選人。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6節 木偶戲(3)

    翁同龢從軍機處解職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野狐禪康有為在張蔭桓爵士的安排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了皇帝的召見。在此之前,榮祿將軍和軍機大臣剛毅都認為:康有為只是個志大才疏之輩,建議在軍機處為他安排一份普通秘書的差事,在那裡,他對外國思想的迷戀或許能派上點實際的用場。雖說這已經夠給面子的了,但康有為卻夢想著在最終覲見皇上的時候,光緒或許能夠委任他擔當維新事務的御前顧問,弄個「維新軍機大臣」幹幹(如果真有這麼個職位的話)。    
    會見很短暫,而且無足輕重。皇上向康有為開出的全部價碼,也還是前面所提到的總理衙門的那份秘書差事。這個職位比康有為最初所授的工部主事,實在也好不到哪兒去。為了安慰自己,他深信,皇上一定是被那幫保守的御前大臣誤導了,卻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不過是個能力平平之輩。    
    這次令人掃興的會見之後不久,康有為就向張蔭桓爵士抱怨叫屈,然後又輕率地將這些話在名士圈子中四處散佈,說是皇上的顧問們從中搗鬼,壞了自己的好事。他一直處在監視之下,所以,報復很快就來了。鐵帽子們至今還為翁師傅的革職而窩了一肚子氣,如今正好可以敲打敲打康有為的保護人、生活奢靡的張蔭桓爵士,出出心頭的這口鳥氣。6月21日,張蔭桓被指控收受賄賂,特別指出他曾秘密地接收過來自聖彼得堡的俄國盧布。儘管這樣的指控很嚴重,但光緒還是對好脾氣的張爵士網開一面,只給了他一個輕微的警告。鐵帽子們則把光緒的寬大仁慈視為一次直接的公開侮辱,跑去向太后訴苦。對照處理軍機大臣翁同龢時的苛刻,這一次的寬大使太后十分惱火,她一直堅持,一項政策應該是顯著公平的,因為協調一致是少數矯治陰謀的解毒劑之一。    
    野狐禪的那些都察院的朋友們開始著手反擊,他們聯合起來彈劾另一位主要反動分子、工部尚書許應騤,一個才能平庸、狂妄傲慢、飛揚跋扈的傢伙。許應騤也毫不客氣地給予還擊,他撇開都察院的御史們,直奔問題的核心,在康有為的腦門上貼上了如下標籤:一個搗亂者,一個放肆的異端分子,一個冒牌的洋務專家。像一群對著獵物狂吠的獵犬,另外那些保守的大臣們在接下來的3個星期裡,將諸如此類的攻擊傾瀉到了野狐禪的頭上。他們全都認為康有為是個自私自利、長著一張大嘴巴的麻煩製造者。到目前為止,這還只是一場口水仗,但卻將爭論的雙方分化成了兩個完全對立的陣營:維新派vs保守派,而光緒和太后則夾在中間。這倒讓康有為佔了不少便宜,從此他越來越被人們混同於那些真正的改革家,其實,要是沒有他的話,他們的境況或許還好些。跟康有為扯到一起,事情就變得益發危險了。    
    朝廷上的溫和派,可能至今還在受到人們的擁戴(至少不會遭到反對),改革的觀念如今開始將維新運動和康野狐富有攻擊性的魯莽行為混為一談,康聖人其實完全是個門外漢,他只不過把自己變成了一條螞蟥,附著在維新運動的身上。他向洋人謊稱自己是一個非官方維新黨派事實上的領導人,吹噓自己和皇上有過很密切的接觸,以此來促使事態向前發展。    
    這期間,真正的恐慌在保守派中間不斷增長,他們擔心,或許真的有什麼更凶險的事情正在醞釀之中。許多西方人對康有為以及政體激進變革的前景顯得過於熱心,並且還一個勁地慫恿翰林院和其他政府機構中的持不同政見者。據滿洲密探的報告,一些有軍事背景的英美傳教士和大不列顛冒險家正在秘密鼓動人們贊同君主立憲。眾所周知,外國使館利用了那些當時並不希望自己被直接和顛覆活動聯繫起來的人。在日本公使館,還有一些高層活動,北京和天津的天祐俠團密探也在來往穿梭。這些報告所帶來的恐慌,已經讓偏執狂似的鐵帽子們深信不疑:維新運動很可能是個幌子,它掩蓋著一場受到西方列強支持的武裝顛覆。作為一種防範,朝廷做出決定:加強北京的安全力量。    
    經常被野狐禪破口大罵(常常是在名士們的酒會上)的人當中,有一個就是榮祿將軍,他是當初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的幾個大佬之一。他是一個職業警察,一個富有魅力的男人,有著養護得很好的鬍鬚和缺乏想像力的壞名聲(這實在冤枉得很)。在他還是個年輕官吏時,就是個性情溫和的亡命徒。22歲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舉止高貴、言行謹慎的成熟男人,是唯一一個讓每個滿洲人都放心的人。他一直很接近慈禧,人們常說他是慈禧的堂弟,雖然他並屬於慈禧那個部族。榮祿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努爾哈赤的一位功勳卓著的將軍,所以,在北京城,榮祿享有非同尋常的地位,他對大清王朝的忠誠毋庸置疑。從1888年開始,他就一直擔任禁衛軍的統帶。被日本戰敗之後,他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和兵部尚書,並被派到總理衙門以監視其他的大臣。朝廷和政體作為一個整體,其安全問題是他的主要關注之所在,他同時還負責密切關注那些野心勃勃的軍人,他們承擔著使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重大使命。隨著太后的隱退,一個反覆無常的年輕皇帝登上皇座,加之脾氣火爆的鐵帽子王們時刻惦記著復仇,榮祿將軍恐怕也只好點燈熬夜了。在他把所有造反渠道堵死之前,他恐怕還只能這麼硬著頭皮撐下去了。    
    榮祿推薦袁世凱去統領新軍,這支部隊共有7,000人。和過去的淮軍、湘軍不同(它們分別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為了對付太平軍而私下招募並提供經費的),新軍則是由中央政府招募並提供財政支持。由德國人漢納根負責訓練,裝備著西式武器。作為新軍的指揮官,袁世凱歸榮祿直接指揮。他依然對自己畢生的恩人李鴻章感恩戴德,但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他就有更大的施展餘地。袁世凱的新軍,總部設在靠近天津的小站,在那兒,他們是抵擋外國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線。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7節 木偶戲(4)

    在百日維新開始的時候,光緒再一次提拔了榮祿,這一回是李鴻章從前的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一來,華北所有的軍事力量就被置於最堪信賴的滿洲人的控制之下。除了袁世凱的新軍之外,榮祿成了其他3支國家軍隊的最高統帥:宋慶3的毅軍、董福祥的甘軍和聶士成的武毅軍4,控制了北京周邊所有的戰略要地。榮祿的司令部設在天津,在1898年前後,坐火車從北京到天津可能要好幾個小時。    
    四支軍隊中,只有一支在漢人將領的親自指揮之下。所有的滿洲人都認識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關鍵時刻,漢軍也許會造反。於是,鐵帽子們對前強盜董福祥將軍不由得分外喜歡,他的這支由來自甘肅的野蠻而驍勇的回漢騎兵所組成的部隊,在端郡王的命令下,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御獵場。據描述,那是一次例行操練,攜帶著嶄新的西式步槍。由於他們不同的種族背景,這些韃靼兵們一旦對漢人開火,決不會心慈手軟。    
    為了進一步防止動亂,榮祿的老行當「北京憲兵司令」(步軍統領)就交給了端郡王的另一位支持者、內務府的崇禮5,憲兵們也重新配備了新式的洋槍和機械火炮。三支滿洲旗兵部隊和一個火炮步槍營被派去增防頤和園。軍機大臣剛毅則被任命為旗兵偵察師的副統帶,而榮祿的禁衛軍也用現代化的後膛槍重新裝備了。    
    到6月中旬,百日維新已經進行了一個月,保守派對皇帝改革的反對越來越強硬,端郡王的聯盟正在進行間接的努力,以勸說太后從退隱中走出來。她的一位御前女官向她訴苦:她丈夫(太后的同宗)已經被皇上從禮部任上革職了。接下來,一個由滿洲人和蒙古人牽頭的代表團頗為古怪地向她抱怨:光緒違犯了列祖列宗的成法(通過幹一些個創新的勾當)。慈禧不為所動,並沒有因為這些控訴而出面干涉。    
    這些努力都是軍機大臣剛毅指使的。最使剛毅心煩意亂的是,他和軍機處的另外3位夥計如今也處在被革職的危險之中。皇帝已經決定,要委任一幫年輕的維新顧問。保守派擔心,這幫維新顧問取代內閣學士恐怕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為了將所有改革者的名聲搞臭並阻止皇帝實施他的計劃,保守派針對野狐禪康有為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他成了紛至沓來的條陳所攻擊的靶子,批評他是個歪曲孔子學說的異端,指責他從事「思想煽動」。他的名士朋友們被嚇壞了。每當皇帝新生的維新政策應該得到培育呵護的時候,康有為就努力把人們的注意引到自己身上,他的這種做法惹惱了所有的人。野狐禪在都察院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正式奏折,懇請皇上把康有為派到上海去,管理一份政府支持的維新報紙,這不過是一個打發他離京的托辭而已。皇帝欣然同意。但康有為卻故意拖延,他和弟子梁啟超自誇:他們帶著「皇帝的委任狀」很快離開了北京,其實一直拖到了9月,為的是充分利用他們盛大的退場儀式為自己造勢。    
    處理好了康有為的問題,皇帝便乘勝前進,選拔了4個年輕人(全是漢人),擔任他的維新顧問,並讓他們負責監督所有維新法令的執行。這些人(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6)都有權直接向皇上提建議,並為他起草維新詔令,事實上也就取代了內閣學士的位置,同時也繞過了都察院和翰林院。在這樣的安排之下,皇帝的維新詔令發佈之前,包括鐵帽子在內的全體滿洲官員還都蒙在鼓裡,這樣,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準備抵制。    
    這是危機的起點。    
    有3位維新顧問是張之洞總督前程遠大的被保護人,作為保守主義清流派的首領,張之洞靠鐵帽子們的幫忙而成為權宦,但卻是靠自己單打獨鬥而成為闊人,他和自己所控制省份的外國公司合夥從事商業投機。自從李鴻章總督走下坡路以來,張之洞就成了最有影響的漢人總督。當皇帝告知天下:他正要找幾個年輕能幹的維新鼓吹者以充任御前顧問的時候,張之洞很快就推薦了幾個心腹干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3歲7的湖南人譚嗣同,其人也是個野狐禪,一個學者型冒險家。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顯示出天資聰穎。他的父親是個鰥夫,1889年成為湖北巡撫,這個職位給了他兒子顯而易見的優勢。在經過4次科舉失利之後,譚嗣同便放棄了,詛咒這該死的制度,因為它阻塞了才俊之士的仕進之途。他發起了自己的維新學會,然後去了北京,希望認識其他的叛逆之徒,包括康有為。他和康有為失之交臂,卻結識了康的追隨者梁啟超。在京期間,為了支持兒子走上傳統仕途,譚嗣同的父親為他謀得了一份小官吏的差事,花錢買了一個功名(這是做官所必需的)。譚嗣同拒絕了這些,稱之為「乞兒伎倆」。他渴望擺脫束縛(這正是父親所要加於他的),「如鳥獸之出牢籠」。他接受了老家那位革新派巡撫的提議,去那兒幫助宣傳維新,因此,當百日維新開始的時候,他並不在北京。作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一位魅力非凡的領袖,對於皇上的新顧問班子來說,譚嗣同自然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候選人。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8節 木偶戲(5)

    譚嗣同最大的劣勢是:他對權力的真相一無所知,這讓他很容易受到那些老滑頭的攻擊。這種無知,在他輕易被日本人給騙了這件事上表現得很明顯。東京方面一直興致勃勃地注視著北京的進展。1898年初,在譚嗣同被選為御前顧問的幾個月之前,3個日本參謀總部的軍官來到中國,表面上是就組織新軍的事拜見張之洞總督。湖南湖北兩省的新軍是在日本顧問的指導下進行現代化訓練的。幾個日本軍官在湖南的時候結識了年輕的譚嗣同,他們提議:在中日之間建立一個秘密聯盟。這不僅可以讓中國學習如何現代化並傚法明治維新以圖自強,而且日本還可以展示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當然是秘密地,這樣可以避免滿洲人不必要的恐慌。他們向譚嗣同保證:日本的動機純粹是利他主義。很不幸,譚嗣同果然上當了。    
    於是,當他在御前維新秘書的位置上就座的時候,譚嗣同就風風火火地發表這樣的觀點:邀請有資歷的日本人來北京定居,充任大清皇帝的私人顧問。說句公道話,鐵帽子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對的,鑒於日本人在將「維新」帶給朝鮮的時候所扮演的要命的角色,譚嗣同的這個計劃未免太欠考慮了。不過譚嗣同畢竟還是個年輕人。    
    皇帝還選拔了兩個年長一些的顧問,一個是舉人楊銳,和譚嗣同一樣,他也是本省(四川)維新學會的會長,另一個也是四川人,39歲的劉光第,他此時正在刑部當差。    
    第4個也是最後一個新任顧問是林旭,一個年輕的福建舉人,他也是本省的維新學會會長,還是康野狐從前的追隨者。    
    新顧問們就職兩天之後,光緒皇帝詳細地聽取完他們的建議,便發佈了一連串整肅令。令外國使館感到驚訝的是,他把張蔭桓爵士和偉大的李鴻章也革出了總理衙門,一同被解職的另外兩位衙門大臣被認為是李鴻章一夥的。起初,人們對此的評價是:看來它給李鴻章漫長的事業生涯畫上了一個句號。這未免太小看李鴻章了,尤其在他被逼到牆角的時候。    
    白髮蒼蒼、像個老爺爺似的李鴻章如今75歲,最近遭受了一連串麻煩,使他悲慘地既丟了老臉,又丟了銀子。他被人當作替罪羊,為滿洲人的錯誤的和中國制度的失敗而代人受過。    
    雖然李鴻章不再是總督,但他仍然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他的被保護人包括:步兵統領、水師提督、警察局長、文職官員、銀行和商號的首領、航運巨頭、郵政和電報局長、幫會和教派領袖、新芝加哥式的黑社會(比如把持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青幫」)的老大。通過他的這些被保護人以及他和西方外交官、商人、記者的良好關係,李鴻章繼續發揮著無可替代的槓桿作用。如今,他可以通過這些人發起還擊。在他這樣的年紀,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在收復失去的臉面之前,他將不會善罷甘休。    
    結識了《泰晤士報》的莫理循(只不過是通過了像德璀琳這樣的第三方),李鴻章發動了一場形象塑造活動。他打定主意,要盡可能多地出現在外國人的聚會上,包括羅伯特·赫德的草地晚會。赫德評論道:「每當收到邀請,中堂大人就欣然前往,出現在竇納樂的除夕化妝晚會上顯得非常不合適,總是帶著他的袖珍痰盂站在顯眼的地方。」沒人確切知道李鴻章的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他們都嚴重低估了這個老奸巨滑的傢伙。這樣大概過了幾個禮拜,他開始扭轉局面,維新派和鐵帽子們同樣都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天真的光緒皇帝對於這場即將把他捲入其中的陰謀和背叛的狂風大浪毫無準備。    
    李鴻章已經談好了一宗秘密交易,把南滿洲裡的控制權交給俄國,以此作為阻止日本走得更遠的一種手段。但現如今光緒希望得到日本人的幫助,並且任命了由年輕的改革者所組成的親日顧問團,他們迫使皇帝擺脫掉了李鴻章和其他所有他們認為親俄的官員。他們並沒有領會到李鴻章和俄國的共謀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作為中國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他的野心可遠遠不只是回扣和賄賂。正如他的貪婪和自私,李鴻章身上還體現出了漢人所特有的精明和能幹。而那些滿洲人,許多年前,要不是李鴻章保護了他們免於因極端無能而垮台的話,他們也許早就被吊死在他們的紅漆大樑上了。這樣說來,李鴻章的殘忍和危險也就是必然的了,但他不止一次很克制地放過了為自己攫取皇位的機會。和那些小肚雞腸的傢伙不同,他很清楚:做董事長要比做皇帝強多了。光緒皇帝如果更聰明一些的話,他或許會給李鴻章所有他想要的權利和聲望,以取得他的幫助,這也正是恭親王和慈禧為什麼這麼幹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光緒卻草率地採取行動,把他最精明的僕人拱手轉讓給了他最狡猾的敵手。從此以後,李鴻章製造了所有的麻煩,並使它們看上去像是鐵帽子們所引起的。在1898和1900的木偶戲中,所有的線都是由李鴻章牽著的。    
    通過自己的密探,再加上沙俄擁護者的情報,李鴻章很早就發現了光緒皇帝正盤算著要跟明治維新的設計師伊籐博文簽訂一份秘密協議。中日戰爭期間,伊籐博文是日本首相,如今是一個老資格的政治家。伊籐博文正打算來中國,此行被打扮成一次私人訪問。而事實上,他將在北京討論讓他擔任光緒皇帝改組政府的一名特別顧問的事情——此事並未徵得御前會議的預先同意。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李鴻章反對任何將日本官員安插在紫禁城以及讓日本密探滲透到中國官僚機構的交易。李鴻章的俄國朋友也慌了神,敦促他搶先阻止日本人。作為年輕皇帝最近的一位受害者,李鴻章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的一夥人當中:恰好是那些在中日戰爭結束時反對他的鐵帽子們。如果他把那樁即將和伊籐博文達成的秘密交易告訴鐵帽子們,那一定會激發他們的偏執狂並鑿實他們內心中最壞的擔憂。他知道端郡王和他的追隨者們一直在設法讓他們自己獲得更大的控制:警察、軍隊、財政和控制機構。他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對於皇位的野心,他們要將所有洋人趕出中國的長期密謀。李鴻章再一次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能夠起到一種催化劑或攪屎棍的作用。憑著李鴻章這樣狡猾的頭腦,完全有可能讓他的兩幫對頭——鐵帽子和維新派——互相攻擊,然後,他就躲在後面坐收漁翁之利。    
    1898年9月11日,榮祿總督在天津歡迎伊籐博文的到訪,並舉行了一次「誠摯的會談」。幾天之後,當他乘火車抵達北京的時候,伊籐博文和老對頭李鴻章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並會晤了總理衙門的大臣們。    
    如今將近60歲的伊籐博文外表文雅,出現在破敗、炎熱的北京胡同裡令人印象深刻。他修剪整齊的鏟形鬍子已經全白了,映襯著紅潤的面色,他有著一個武士的軒昂舉止,儘管他穿著漂亮講究的三件套,看上去更像是個英國投資銀行家。這位明治憲政體制的創造者,行走在這個氣數將盡的大清王朝潦倒破敗的首都。    
    從表面上看,伊籐博文的憲政體制恢復了日本天皇的權威(這種權威已經被仇外的幕府將軍們僭越了好幾百年),並且給它披上了一件基本公民權利的外衣,乍看上去倒蠻像是民主制度。而事實上,明治天皇只不過是一大幫形形色色的權利掮客們的奴隸,這些掮客包括:實業家、軍國主義者和擴張主義者,他們打著現代化和維新的幌子,將舊的封建勢力集團打掃得乾乾淨淨,然後取而代之。北京的情形與此明顯類似的是:那些惶惑不安地依附於中國權力的滿清貴族與此休戚相關,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權威得以增強,而不是削弱。照著日本人的模式,鐵帽子們將會被掃進垃圾箱。    
    皇帝和改革家們所看到的,僅僅是他們希望看見的。對於理想主義者光緒來說,明治的實例似乎昭示著這樣一個前景:有了仿自日本國會的新式行政工具,就可以恢復皇帝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卓越地位,在日本,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似乎都交給了國會代表(這僅僅在表面上是真的,就像伊籐博文的外套,只是看上去像是在薩維爾·勞8裁製的)。很明顯,光緒想當然地認為:這次復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只要把那些佔著茅坑不拉屎的反動派全都給解雇了,然後再讓一大幫新進的維新分子取而代之就行了。他不會懂得:日本國會其實是由像軍國主義者山縣有朋和天祐俠團的老大這樣一些人幕後操縱的,他們不顧伊籐博文的好意,聯手製造了中日戰爭。    
    伊籐博文本人對中國並沒有威脅。他是個溫和派,反對像山縣有朋這樣的鷹派。雖然據說伊籐博文在離開東京前往北京之前秘密覲見過天皇,但他這次的北京之行似乎並不是來充當煽動者,而是作為一個誠摯地想要幫忙的明智之士。沒有明顯的證據把他和山縣有朋與天祐俠團剛剛在中國開展的陰謀活動聯繫起來。日本密探企圖在北京煽動新政危機的謠傳被天祐俠團的檔案所證實。天祐俠團的存在,提供了一種在中國從事密探活動的手段,既不受東京的官方審查,在場面上又可以推諉責任。任何情況下,只要需要他們行動,天祐俠團就能夠在日本陸海軍、外交官和日本大商行和財閥的貿易代表的煽動下進行謀殺、拐騙和勒索。就連伊籐博文,偶爾也會用一用天祐俠團(這次訪問北京他還會再一次用到他們),不過,正是山縣有朋(而非伊籐博文)做夢都想在朝鮮用早餐,在滿洲裡用午餐,然後,在整個中國舉辦宴會。    
    山縣有朋,前首相和防務大臣,很快就要在1898年的秋天再次成為日本首相,對他來說,利用非傳統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已經很有年頭了,戰爭時期僱用非正規軍,和平時期僱用密探,諸如此類。他是日本擴張的主要倡導者,明治天皇核心集團的成員之一,天祐俠團的後台老闆。早在1879年,為了促進中國的顛覆,他就在一個名叫「怡樂堂」的連鎖藥房的掩護之下建立了一個密探網絡,由天祐俠團負責管理。他們以貨郎的身份走村串戶,分發特裡尼蝶以及別的春藥、「琳之玉」鈴以及天祐俠團老闆三浦富山特別喜歡的那種色情圖片。這些強力春藥和性愛圖片被用來結交權貴豪紳,然後在他們不能自拔的時候策反他們。天祐俠團的名譽首領平岡浩太郎和北京的官員廝混得很熟,以至於被人們貼上了「東京的非官方大使」的標籤。    
    伊籐博文的到來,在鐵帽子中引起了的深深的憂慮:這可能是李鴻章開始報復的信號。他利用自己的一個心腹黨羽、漢人安全官員楊崇伊,此人的女兒嫁給了李鴻章的孫子9。楊崇伊是都察院裡一個熱心的意識形態窺探者,都察院是一個負責監察中國官僚的檢查機構,適當的時候也可以指陳皇帝的過失。像翰林院一樣,都察院裡也儘是一些意見分歧的人,甚至有少數支持康野狐的傢伙。最危險的都察御史是那些目光銳利的秘密警察和自封的清教徒,老是指斥那些思想墮落者和潛在的叛國者。楊崇伊正是這樣一種人。他是極端保守主義的看門狗,是滿清安全首腦榮祿的被保護人,不過他的忠心主要還是獻給了親家李鴻章。    
    伊籐博文抵達北京後不久,御史楊崇伊就在李鴻章的指使下草擬了一份冗長的奏折,向太后發出警告:事情正朝著令人擔憂的方向發展,聲稱皇帝已經聘請了一個秘密顧問,此人非是別人,正是野狐禪康有為,並敦促慈禧出面干涉,刻不容緩地恢復她作為攝政者的位置。    
    楊崇伊的那些建議幾乎就是要彈劾光緒皇帝,所以,要找到一位高級官員向太后遞呈這樣一份爆炸性的公文,實在是一樁非常棘手的事情。鬼也不知道是李鴻章在背後策劃了這一切。一開始,楊崇伊把他的奏折拿給榮祿看。讀完之後,處事謹慎的榮祿拒絕參與此事,並指示他把奏折拿給慶親王看看。慶親王也不願意接手這只燙手的山芋,因為目前的形勢還沒到最後的關頭。當然還有別的人可以找。但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楊崇伊(和李鴻章)退縮了。    
    迄今為止,李鴻章的代理人當中,危害最大的自然要算是袁世凱了,如今,他又開始扮演一個背信棄義的角色。9月14日,楊崇伊寫好他煽動性的起訴書的同一天,皇帝第一次秘密召見了袁世凱,據推測大概是要討論軍隊改革的問題。自從在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從朝鮮倉促回國之後,袁世凱就被派全面負責制訂一項用西方技能和武器重新訓練中國陸軍的計劃。這導致了許多人(包括激進的維新分子)誤認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39歲的袁將軍是個「多面人」,就像伊阿古10,特別善於討人歡心。光緒輕易就相信了他的話,認為他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時刻準備著用他的新軍支持皇上的一切行動。兩天之後,袁世凱得到通知,皇帝很欣賞他,已經欽授他為兵部侍郎。    
    朝廷宣佈:皇上將於9月20日在紫禁城正式召見伊籐博文,同時出席的還有太后、慶親王以及其他高級大臣。皇帝的那些批評者們至今不知道:與此同時,光緒計劃在9月18日與這位日本政治家進行一次秘密會談,並打算向他提出一個建議(這他們倒是知道了),這個建議將會讓那些老頑固大吃一驚、暴跳如雷。光緒當然明白:他的行動會激起反彈,而且必定會聽到關於鐵帽子們謀劃先發制人的閒言。正如羅伯特·赫德的日記所清楚揭示的那樣,3個月前,在皇上將軍機大臣翁同龢革職僅僅幾天之後,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就普遍流傳這樣危險的閒談。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要求袁世凱在危急時刻能夠支持自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假如袁世凱真的像他假裝的那樣,是個自由主義者,那麼要制止鐵帽子的政變企圖,他無疑是個關鍵人物。但是,袁世凱那副忠心耿耿的表情從來就不是真心誠意的。除了李鴻章,對任何人的忠誠都不符合他的本意。所以,從請求袁世凱幫助的那一刻起,皇帝的命運也就被注定了。


第三部分 新的鐵帽子王第59節 木偶戲(6)

    【譯注】    
    1剛毅(1834-1900),字子良,滿洲鑲藍旗人。筆帖式出身,累遷至刑部郎中、按察使、布政使。光緒十一年(1885),擢山西巡撫。1888年,調任江蘇巡撫。甲午戰爭爆發,以附和主戰言論,召授軍機大臣,補禮部侍郎。1898年,授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剛毅思想極端頑固,極力反對變法維新,力主廢黜光緒皇帝。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隨同慈禧西逃,病死於山西侯馬鎮。    
    2許應騤(?-1903),字昌德,號筠庵。廣東番禺縣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國子監祭酒。光緒元年(1875)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次年授甘肅學政。旋升內閣學士、兵部左侍郎。累遷戶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工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百日維新中被光緒革職,變法失敗後,擢閩浙總督。光緒二十八年,開缺回籍,次年病故。    
    3宋慶(1820-1902),字祝三,山東蓬萊人。行伍出身。幼年家貧,1853年赴防安徽,平捻有功,擢參將。1861年以戰功晉陞總兵。1864年授南陽鎮總兵。1868年,授湖南提督,賞二等輕騎都尉。1874年調任四川提督,駐兵潼關。1882年移屯旅順。1894年,賞加尚書銜。甲午戰爭爆發,奉命幫辦北洋軍務,率軍赴九連城設防,戰敗被革職留任。1898年移守山海關。改其所統毅軍30營為武衛左軍。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宋慶奉命在天津堵御不力,退回北京。越二年,卒,清廷照尚書銜賜恤,封三等男爵,入祀賢良祠,謚忠勤。    
    4聶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隨淮軍將領劉銘傳鎮壓太平軍、捻軍,自把總累升至提督。中法戰爭期間,奉命率軍赴台抗法。1891年調統蘆台淮、練諸軍。次年,授山西太原鎮總兵,仍留蘆台治軍。甲午戰爭爆發,隨提督葉志超援朝,以功授直隸提督。時武衛軍創立,改其所統武毅軍30營為武衛前軍,駐紮蘆台。1900年,率所部守衛天津,抵抗八國聯軍侵略,中炮陣亡。    
    5崇禮(?-1907),字受之,姜氏,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光緒元年(1875),授山海關副都統。五年,歷遷內閣學士,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補禮部右侍郎。九年,授光祿寺卿。歷理藩院侍郎,轉兵部、戶部。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旋擢理藩院尚書。出為熱河都統。二十四年,授刑部尚書,兼步軍統領。二十六年,調戶部,協辦大學士。二十九年,授東閣大學士,轉文淵閣。三十一年,以病乞罷。又二年,卒,謚文恪。    
    6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屢試不第。1884年入新疆巡撫劉錦棠幕。楊銳(1857-1898),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人。1895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受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器重,聘為文書,參與機密。劉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授刑部主事。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曾充任榮祿幕僚,1895年,授內閣中書。戊戌變法時,以上四人均被授四品軍機章京,參預新政。變法失敗後,又都被殺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另外兩人是楊深秀和康廣仁)。    
    7這裡,作者明顯有誤,1898年譚嗣同應該是33歲。    
    8薩維爾·勞(Savile Row),倫敦的一條街道,許多著名的裁縫店坐落於此,這些裁縫店以一流的度身訂造手工聞名於世,吸引到不少紳士名流。    
    9作者在這裡弄錯了,事實是:楊崇伊的兒子娶了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的女兒。另外,楊又有一個女兒做了李鴻章的兒媳婦。所以,他們是雙重姻親,關係自然非比尋常。    
    10伊阿古,莎士比亞名劇《奧賽羅》中一個陰險卑鄙、狡詐殘忍的人物,是奧賽羅的旗官,由於他的挑撥,奧賽羅對苔絲德蒙娜心懷猜忌,最後釀成悲劇。


第四部分 逃亡第60節 告密(1)

    野狐禪康有為後來聲稱,就在皇上召見袁世凱的同一天,也就是9月14日,光緒給他寫了一份密信,說自己正處在危險之中。也正是這一天,御史楊崇伊寫好了呈給太后的起訴狀,因此,從理論上講,皇上的確處於危險之中。康有為聲稱,這封信是以密詔的形式,由一位中間人負責送達的,直到4天之後(9月18日)才到了他的手裡,也就在這一天,皇上第二次召見了袁世凱。    
    可以說康有為的故事很是離奇,理由有很多。打從皇上批准康有為去上海就任主筆之職,已經過去了足足兩個月,然而這只野狐禪還在北京,在名士們的集會上四處溜躂,散佈謠言,誹謗老頑固,煽風點火,諸如此類。其間,各省的保守派官員紛紛籲請皇上下令,乾脆把康野狐和他的夥計梁啟超的腦袋砍掉算了,像對付其他異教徒和搗亂分子一樣。康有為毫不顧及後果,在不同的聚會上誇誇其談,說自己和弟弟康廣仁1每夜都秘密覲見皇上。如果真有此事,那麼所謂密詔就完全沒有必要。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傳到那些鄙視康有為的大臣們(他們認為他是個自我吹噓的江湖騙子)的耳朵裡,也會導致他們對皇上的判斷力的懷疑。不管怎樣,康有為的大嘴巴正在危及整個維新運動,同時也證明他是個傻瓜。9月16日,光緒到頤和園去看望他姨媽的時候,聽她談及了康野狐的自吹自擂。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光緒發佈了一份公開的諭旨,命令康有為立刻動身去上海,從中還透露出很重要的一點:他僅僅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康有為聲稱,這份諭旨發佈的時候,他正在一位御史家的宴會上飲酒作樂,好不快活。他第一次知道它,是看見諭旨被張貼在大街上的時候。他對此倒也毫不在乎,也沒有馬上收拾行囊、準備開路。接下來的4天裡,他繼續忙活著整個夏天他都在忙活的勾當:呼朋引類、觥籌交錯、興風作浪。    
    9月18日凌晨,光緒第二次秘密召見了袁世凱,這一次是在頤和園。根據袁世凱後來的說法,這次會見中,他接受了兵部侍郎的職位。不過這個話題無關宏旨。這一回光緒向他透露了幾樁更大的秘密:皇帝打算不惜任何代價繼續推行他的維新計劃,並打算在紫禁城和伊籐博文舉行一次長達數小時的會晤,時間就在今天,當然不會通知任何老頑固,包括軍機處、總理衙門和太后。在他秘密會晤伊籐博文的時候,光緒打算徵詢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見,看他是否願意接受特別顧問的職位,這一安排可以解釋為:將中國整個行政機器交給一個外國人控制,有了皇帝的特別許可,他就可以在中國施行他曾經介紹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    
    袁世凱帶著他的衛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腳步沉重地出了頤和園。這會兒,他離慶親王的郊外宮邸只有很短的一段距離。他按照事先的安排,朝著晨色熹微中的慶王府走去。慶親王和李鴻章正在那兒等著他。在這次陰謀會晤中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雖然並沒有文字記錄,但接下來的事情清楚表明:袁世凱出賣了皇上,他把幾分鐘之前光緒透露給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訴了李鴻章和慶親王。李鴻章由他的心腹干將、來自都察院的秘密警察楊崇伊御史陪同,他們曾經一起起草了呈遞給太后的奏章,這份控告信眼下可以加以修訂和更新了,而且,現在要說服鐵帽子們聯名將這份奏折親自呈遞給太后,也已經不再有任何困難了。    
    不大一會兒,在緊急召集之下,端郡王、瀾公和其餘的鐵帽子領導階層都來了,聽取了慶親王和楊崇伊的簡單介紹。(這期間李鴻章和袁世凱溜走了,因為鐵帽子們對這兩個人深惡痛絕。)慶親王接著便召集了全體御前會議。在商討和準備相關材料之後,他們就成群結隊地去了頤和園,向慈禧報告最近的事態發展,請求她正式恢復訓政——也就是說,讓他們自己恢復藏在她裙子後面的權力。他們特別告訴她:此時此刻,皇帝正在和伊籐博文舉行一次秘密會晤,並且,皇帝打算建立一個中日聯盟,在這一聯盟中,伊籐博文將會成為中國政府的首腦(這是別有用心的誇大其詞)。這樣一來,將會危及到他們所有人。他們特別強調,尤其是將危害到慈禧作為一個退隱太后的位置,這樣的理由肯定會嚇住她。他們只需旁敲側擊地讓她記起朝鮮的明成皇后的命運就行了,天祐俠團的刺客們以一種驚世駭俗的方式將她刺傷、焙烤,以至於死,為的是給日本人接管漢城掃清道路。    
    慈禧在會見廳(緊挨著她昆明湖上的退隱住所)所面對的這些人,都是一些年輕的煽風點火者、自鳴得意的王公貴族和老朽陳腐的賦閒政客。他們都是些玩世不恭的自利主義者,操縱起這個63歲的老太太來,易如反掌。慈禧一時弄不清這幫傢伙到底要搞什麼鬼,在短暫的迷惑混亂和半信半疑之後,他們完全把慈禧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    
    他們告訴慈禧:假如中國步明治維新的後塵,滿清的控制也就到了頭,權力將會被轉移到新興的漢人政黨中那些不負責任的政治煽動家的手裡,這些人一點也不比麻煩製造者康有為及共和主義牛虻孫逸仙好多少,而愚蠢的皇帝到頭來頂多不過成為一件純粹的裝飾品。這意味著他們所熟悉的世界將徹底終結。    
    這次重要會見的首席發言人是李鴻章的狗腿子楊崇伊御史,他的機遇終於來了。起初,慈禧以她慣有的鎮定沉著穩坐不動地聽著楊崇伊的發言,聽著聽著,她的眼睛裡驟然燃起怒火,她不由分說地打斷了楊崇伊,命令他大聲朗讀整篇奏章。    
    楊崇伊搖頭擺尾讀了起來,這使慈禧不斷想起多年來名士們的種種陰謀活動,他還描述了康有為最近的惡劣影響。他說:康有為爬進紫禁城的核心圈,並不是親身而為,而是通過中間人。在康有為和名士們的影響之下,皇上被說服了,將那些閱歷豐富的老臣革職。結果是,光緒接受了這些麻煩製造者及其同夥的建議,違背祖宗成法,將他們放在了與軍機大臣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如今,光緒希望將日本人伊籐博文置於僅次於皇帝自己的位置上,作為事實上的中國首相,指導中國如何統治、由誰統治。    
    慈禧再一次打斷了楊崇伊的朗讀。如果有過哪個場合使她舉世聞名的火爆脾氣得以全面展現的話,那麼這一次就是。楊崇伊這是在指控一位賣國之君,這實在夠狠的。然而這一回,這個皇帝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她從妹妹的魔爪之下救出的孩子,是那個被她當做自己死去的兒子的替代者而加以庇護的、備受虐待的孩子,是那個被慢性疾病置於如此不利的環境以至於面對堂兄弟們的進攻而無力自衛的孩子。正如追溯到他們起源於東西伯利亞的蠻族祖先一樣,端郡王和他的追隨者們對光緒皇帝窮追猛打,就像一群野狗折磨一匹傷殘的小馬,直到把他徹底摧毀。他們誰也不會懂得:慈禧的親生兒子死後,光緒已經成了她兒子的化身。慈禧對他一直都溫和而慈愛。兩個人在宮中相依為命,情同母子。在諭旨中,光緒在提到他們倆的時候,語氣常常如同母子,有時候稱她為「皇阿媽」,有時乾脆稱「阿媽」。其他人也許能平靜地聽這些控告,但慈禧不能。聽著聽著,她的憤怒也在不斷增長,她終於懂得了:這些人是要讓她親手滅掉自己的養子。伴隨著憤怒而來的,是恐懼。    
    她想要知道:楊崇伊到底有什麼證據以支持這些指控。雖然楊崇伊也承認,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謠言之上的,並沒有什麼過硬的證據,但有理由相信:康有為和維新運動中的其他人,捲入了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這場陰謀受日本的影響和支持,還有英國佬也串通一氣。楊崇伊向太后保證:自己並不反對維新本身,他反對的是:將這樣重大的變革交由那些野狐禪和「倭寇」們決定。    
    這些駭人聽聞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賴的皇室成員的支持)被精心設計得讓慈禧別無選擇,除了走出退隱並重新訓政。即便是這樣,她還是告訴御前會議:她拒絕倉促做決定。不過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見得天平已經不可逆轉地偏移了。    
    慈禧對她侄子的所作所為並非毫無覺察,至少在他秘密會晤伊籐博文之前是這樣。頤和園距離紫禁城也不過只有6英里。百日維新期間,光緒不下10次去看望過他的姨媽,而且她也回過幾次紫禁城。他們並非彼此隔絕(除非是在西方使館和傳教士社團的想像當中,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來源實在少得可憐)。會晤期間,慈禧有足夠多的機會親耳從他侄子那兒聽聞他在幹些什麼,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將哪些大臣革了職。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慈禧在會晤期間以任何方式進行過干涉,也沒有記錄表明她命令過她的侄子做過任何不符合自己意願的事情。直到此刻為止,她沒有反對過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慶親王、端郡王及其他頑固分子跑去連篇累牘地說服她、李鴻章通過他的代理人這樣去刺激她,也許,她壓根就不會出面干涉。楊崇伊奏章上的白紙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並不是那個最先動手的人,不管後來她如何經常地受到指責。李鴻章才是幕後的煽動者,是他操縱了鐵帽子們和御前會議。    
    慈禧沒有預料到麻煩。退隱後的她一頭扎進了頤和園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裡。她最高興的一件事情,是一塊坑坑窪窪的巨石運到頤和園,樣子就像隕石,比一匹馬還要高,那是一位省級官員為她院子裡的花園而備辦的一件禮物。而如今,御前會議中那些詭計多端的陰謀家卻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對她侄子的奏折條陳完全淹沒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縱的。雖然有一些指控純屬無稽之談,有的也被無限誇大了,但有一些卻讓人深感不安,特別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禪康有為之間的秘密關聯,以及和日本之間的密謀。這一刻,她還不能確定指控背後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認真想想,暫時頂住要她採取行動的壓力。    
    控告本身並不讓她煩惱,讓她煩惱的是它可能帶來的後果。每一項指控都可以個別處理,但最終的結論卻頗為棘手:光緒無能,不能讓他獨自掌管大清帝國。這是一份在朝廷上盤旋多年的供述,對親王們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光緒的慢性疾病已經損害了他的信心。他從來都沒有發展出對他的競爭對手們頤指氣使、發號施令所需要的自信。當發現競爭對手毫無防衛能力的時候,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更能迅速地引發滿洲人的殺戮欲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1節 告密(2)

    作為大清王朝的女家長,慈禧的責任就是不斷給自己施加重壓。從前,她精力旺盛、意志剛強,如今已經精疲力竭。六十出頭的年紀,雖然風韻依然,但身體卻越來越沉重疲累。睡著了的時候,她的臉扭曲而僵硬,雖然微笑的時候依然像個小姑娘一樣燦爛嫵媚。在她並不常見的微笑的背後,是一汪憂鬱的深潭。在龐大的人群中,她煢然獨立已經差不多40年了。她經歷過1860年英法聯軍的入侵和圓明園的被毀,經歷過丈夫的死和熱河政變,經歷過兒子的墮落、謀殺和1875年的繼位危機,經歷過8年幾乎致命的疾病以及中日戰爭可恥的戰敗。這次戰爭暴露了京城裡每一個人的無能,包括她自己。在成為太后的最初幾年裡,她完全依靠恭親王,直到他們之間的友誼因為同治的不良行為和恭親王自己的粗疏傲慢而變得不愉快。當皇座上缺乏一個有魄力有權威的男人、一個能夠齊心協力拯救王朝的皇帝的時候,他們就把重任放在了一個女人的肩上,而她也只得依靠那些更糟的男人。在任何危機時刻,她只有尋求李鴻章的幫助。但中日戰爭的結果表明,即便是奸詐狡猾的李鴻章,也不過是一塊朽木。再也沒有人可以指望了。或許,從來就沒有過。    
    她的死鬼丈夫相信:是他統治時期的天災讓他承受了王朝歷史上最慘烈的失敗。打那以後這麼些年,她發現咸豐是錯的。天災一個十年接一個十年、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地持續發生,沒準會永遠這樣下去。她頑強地避免王朝的崩潰,不斷希望爭吵不休的王公大臣能找到共同的立場,就這樣耗盡了一生。而那些王公大臣們,非但沒有致力於王朝的新生和中國的復興,相反,他們的分歧反倒比以前更加劇烈了。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窩裡鬥。眼見得光緒就要成為此種家族病的下一位受害者,這一前景實在堪憂,處理起來不能不謹慎。她要小心翼翼地親自著手調查。    
    在她的手上,已經送走過兩位皇帝,如今眼見得又要送走第三個了。    
    當這一控告在頤和園內太后的住處悄然進行的時候,天津的榮祿總督先後發來了三封電報,警告說有7艘英國戰艦出現在大沽要塞前,事先沒有任何通報,這一值得注意的非常事件引起了人們的恐慌。後來,英國公使館解釋說,此事「純屬巧合」,只不過是直隸灣的一次例行巡航,不過這樣的巧合實在也太巧了。人們紛紛猜測,英國已經加入了日本的一場的陰謀,這場陰謀和此前伊籐博文的秘密訪問密切相關,並且,愛管閒事的傳教士、政治激進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現,也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這一猜測。    
    李提摩太是「倫敦傳道會」2一位交遊廣泛的代表,他來到中國,最初在山西地區傳教。無法抵抗鄉下饑荒的恐怖,在忍受過神經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後,唯一的收穫,是發現了自己的一項天賦,就是與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們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這些人的西學輸油管自居。有大量對維新運動產生影響的圖書被翻譯成中文,李提摩太對此負有責任。他所作的這些事情,沒有哪一樁是純粹出於利他的動機,李提摩太對政治有非常敏銳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結交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翰林學士,而這些人之所以對維新感興趣,只不過是把它當作一種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團伙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慫恿名士們,讓他們相信:在中國,保守的當權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國的自由黨人取代保守黨人,一個新世界將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團不能理解:欺騙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體制之下,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再一次證明:關於在中國很容易取代現有權威的宏大設想,能夠帶來悲劇性的結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同樣也被人奉承和誤導,通過他們,李提摩太對維新集團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力與他的能力並不相稱。當他僱傭康有為最緊密的追隨者梁啟超擔任他的中文秘書之後(這一行動在滿洲人眼裡確鑿無疑地表明:大英帝國政府和維新運動的狂人集團已經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開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幫著李提摩太忙前忙後的,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處推銷「基督徒能夠和儒教徒結婚」的觀念。這兩個傢伙夢想著把他們的運動命名為「中國上層傳教會」。    
    一直密切注視著北京新來者的羅伯特·赫德爵士認為:李提摩太並非是個沒有個人野心的傢伙。許多外國人都千方百計要把自己置於影響中國的位置上。赫德斷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這樣一個人:「人們發現:那些追隨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學士們)是帶著政治目的這麼幹的,並且,他們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們……李提摩太是個狂熱分子,他更願意相信自己的夢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這兩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們的那些觀念:改良中國,重塑其公共機構,簡言之,就是要帶動它的政府往前跑,這一切實在是太過美妙了。」    
    英國軍事冒險家莫蒂默·歐蘇利文船長也提到過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此人秘密來到中國,懷揣著英國政府的大佬們給他寫的介紹信。打這以後,他就忙於同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翰林學士們(這些人和二李正在結交的是同一撥人)勾勾搭搭。由於他的軍事背景(布爾戰爭期間,他曾在南部非洲服役),再加上他和倫敦之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關係,歐蘇利文這傢伙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個密探。    
    英國戰艦出現在大沽炮台外的幾天之前,李提摩太從上海抵達北京。據他自己講,是康有為邀請他去北京的,「充任皇帝的顧問。」像這樣上康野狐的老當,倒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三年之前,李提摩太就曾經告訴過《北華捷報》的讀者們,康有為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李提摩太在北京的突然出現,他和鬼頭鬼腦的歐蘇利文船長的勾勾搭搭,以及他在英國使館神神秘秘的進進出出,這一切,使鐵帽子們更加確信:一場由英、日兩國串通革新家們所策劃的陰謀正在進行之中。而一支莫名其妙的英國艦隊的出現,似乎印證了他們的擔心。    
    在頤和園,人們對於正在顯露的這一切還一無所知。9月18日,光緒皇帝和伊籐博文在紫禁城舉行了秘密會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提議被拒絕了。伊籐博文的私人日記(事實上是幾年之後為了公共消費而寫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9月18、19、21或22這幾天在北京的任何活動,只是著重強調了他在20日的正式外交會見,當時的參加者有皇帝、太后和其他朝廷大臣。然而,當時英國駐日大使薩道義爵士向倫敦的索爾茲伯裡勳爵通報:伊籐博文在18日(也就是正式外交會見的兩天之前)秘密會見了光緒皇帝。(薩道義補充說,他敏銳地感覺到,躲在太后裙子後面鐵帽子們這會兒正在策劃的先發制人的策略,其實是李鴻章所設計的。)    
    假如皇帝真的指望伊籐博文能針對中國問題提出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或者自告奮勇地為他打掃奧吉亞斯王最髒的牛棚4,那麼,他恐怕只能徹底失望了。對於光緒和伊籐博文之間的秘密商討,目前還沒有任何可靠的記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位日本政治家幾天之前在和《泰晤士報》的莫理循會談時所表達的強硬觀點,也許可以得到某些啟發。據莫理循說,伊籐博文表達了對中國維新的絕望:    
    沒有哪個政治家,也沒有哪個人願意擔負起責任,沒有人在自己的同伴面前大膽而傲然地挺身而出。皇帝連篇累牘地發佈下令變革的詔書,但他們決不會貫徹執行。一篇教導官員應當誠實、正直、清廉的諭旨,根本不可能改變那些貪吝之徒,他們的腐敗已經傳承因襲了好幾百代。中國必須修訂其國家稅收——可以通過……縮減或廢止那筆如今每年達3,000,000(英鎊)的開支,這筆錢是被那些為數甚巨、依靠朝廷供養的滿洲侍衛所吞掉的。為了最容易、最有效地做到這些,將朝廷遷出北京城無疑是明智之舉。只要皇帝還留在北京(被這些人所環繞),朝廷的改革將完全沒有可能。    
    中國必須要有一支軍隊,專門監視那些不可救藥的腐敗分子,這支軍隊必須由外國人訓練和指揮,而且這件事必須由來自英國和日本的指揮官來做。事情必定會給英國、日本和中國帶來更緊密地合作。俄國的侵略……沒人可以預見,它會在哪兒走向終結……    
    都察院必須撤銷。都察院是所有腐敗和不幸的根源。在檢查所有維新的成果時,其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貽害無窮。沒有哪一種制度比這更腐敗的了。都察院的御史們沒有薪水,他們全都靠敲詐勒索為生。彈劾的恐嚇,能夠從最鐵石心腸的官吏那兒搾出白花花的銀子出來。那些沒有把御史擺平的傢伙,最終遭到彈劾的必定是他。    
    按照他的性格,伊籐博文必定也是這樣直來直去地對光緒坦言相告:取消所有對滿人的額外津貼,將首都遷出北京,把軍隊置於洋人的指揮之下,撤銷都察院。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條,都能輕易促成一次宮廷政變或者乾脆就是弒君。不難設想,光緒按照原定的計劃,請求伊籐博文作為特別顧問,擔負起改良中國政府的重擔,看來伊籐博文只是答應了會認真考慮這個提議並在適當的時候給予答覆,在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這樣的回答也就等於說「不」了。他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年輕的皇帝是否能爬上老虎背,就更不要說騎上它了。    
    同一天,就在伊籐博文秘密會晤皇上而鐵帽子們正在試圖說服萬不情願的太后出面干涉的時候,康野狐聲稱:他終於收到了皇上請求幫助的密詔,據推測,密詔是4天之前發出的。他說,他和朋友們一起討論了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最後決定:可以讓皇上年輕的維新秘書譚嗣同去天津的小站,找袁世凱將軍,尋求他的幫助。這回是真的,當袁世凱在這天下午晚些時候(出賣了皇上之後)回到他的司令部時,發現譚嗣同正在焦急不安地等著見他。後來發生了什麼,有兩個不同版本的故事,一個來自很不可靠的康有為,另一個,則來自同樣不可靠的袁世凱,但他們所給出的,是本質上相同的故事,只不過修飾加工略有不同而已。    
    康有為聲稱(寫於事件過去僅僅數月之後),譚嗣同之所以拜訪袁世凱,完全是皇上密信的結果,據他說,信中有云:「朕位且不保,令與諸同志設法密救。」5康有為說,收到這封密信之後,他們就請譚嗣同去勸說袁世凱幫助皇上。「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6


第四部分 逃亡第62節 告密(3)

    據康有為說,袁世凱告訴譚嗣同:「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計劃在10月),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端郡王的鐵帽子們)也。」7    
    譚嗣同完全被這個老滑頭那副對皇上忠心耿耿的樣子給蒙騙了。據康有為說,這個年輕人離開袁世凱的司令部時留下的印象是:將軍儘管不會立即出擊,但會和他們一起保護皇上。康有為也曾自誇:袁世凱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一位軍事指揮官,一心向著皇上。」康有為的追隨者梁啟超也讚揚袁世凱是個勇敢的人,他忠於皇上,而且也深知太后的「苛酷」。直到過了很久之後,野狐禪才慢慢明白:袁世凱這個老滑頭把他們全當傻瓜給耍了。    
    在袁世凱自己的版本裡(出版於10年之後的1908年),他說,譚嗣同告訴他,有一封皇上的密旨,命令袁世凱逮捕並殺掉榮祿,包圍頤和園。    
    袁世凱沉吟半晌,結結巴巴地說,他不能只憑這個年輕人的口說之詞就相信這些。譚嗣同逼著要他給一個答覆,說自己回去就請聖上發一道親筆朱諭,袁世凱表示反對:「一經紙筆,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諭。你先回,容我熟思,佈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復告你如何辦法。」8(袁世凱自然知道,到那時鐵帽子們早就動手了。)    
    譚嗣同說:「上意甚急,我有朱諭在手,必須即刻定准一個辦法,方可覆命。」9袁世凱稱,譚嗣同向他出示的只不過是一份墨筆書寫的所謂「朱諭」,內容含糊曲折,也沒有要求譚嗣同所提議的宮廷政變。他說上面的內容是:「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10    
    這和康有為的版本(「朕位且不保,令與諸同志設法密救。」)大為不同。    
    袁將軍為了打消譚嗣同的疑慮,以免對自己不利,便對他信誓旦旦:「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11這位年輕的改革家就這樣回了北京,滿心相信將軍是他們這一邊的。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圍繞這些信息有大量的爭論。整個事情的關鍵是皇上的密信是不是可信?如果確有此信,那麼真實的內容又是什麼?那些仔細研究過康有為手抄的「密詔」副本的學者斷然肯定:它是偽造的。    
    假如這份密詔是件假貨,那麼它很可能是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偽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詔發出和18日早晨送達康有為,到在改革家們的棺材釘上決定性的一顆釘子,再到迫使鐵帽子們刻不容緩地採取行動,也許可以看出蛛絲馬跡。在中國,偽造是一門古老而神聖的手藝,許多翰林學者都受過模仿皇帝書法的專門訓練,為的是替皇上準備新年的祝詞和恩賞。李鴻章開始猛烈反擊所需要的就是「證據」,用以證明革新家們確實在陰謀籌劃一場軍事政變,至於有沒有日本人、英國人幫忙,倒無關宏旨。聖人孫子最著名的詭計就是用偽造的信息激怒敵人貿然行動。就這份光緒求助密詔來說,假的也罷,真的也罷,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在維新派當中,有李鴻章的密探,他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傳遞這份偽造的求助密詔。譚嗣同已經好幾天沒見著光緒了,因為光緒到頤和園去看望他的姨媽去了,回紫禁城不過是為了秘密會晤伊籐博文。因此,譚嗣同沒有辦法驗證密信的真偽,除非他準備等待時機。容易上當受騙的改革家們或許從來就沒有懷疑過它是件假貨,因為他們早就已經相信:皇上正處在危險之中,而且,很久以來他們就夢想著通過一場武裝攤排將「後黨」監禁、斬首,或者迫使他們倉皇出逃。    
    無論是袁世凱的版本,還是康有為的版本,他們在提到太后的時候,都沒有把她作為一個靶子,充作靶子只是「後黨」:那些老頑固們。康野狐的朋友們都喜歡把慈禧描繪成維新運動的主要障礙,並且暗示光緒也急於要擺脫她。事實上,在光緒寫給他的維新秘書楊銳的一封信(此信被證明是真的)裡面,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種溫和的態度對待他的姨媽,這樣,維新運動才能夠繼續,人事改革才可以順利開展而不至於觸怒她。    
    袁世凱將軍仍然按原定的時間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調查英國艦隊神秘露面的事,而且要在這天晚上趕回北京向皇上報告。19日下午5點鐘的時候,他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夜班火車,20日凌晨,趕在皇上正式接見伊籐博文之前,他走進了紫禁城,這是一周之內他第三次秘密覲見皇上。袁世凱後來聲稱,在報告完英國艦隊並無惡意之後,他試圖提醒皇上他所面臨的來自鐵帽子們的危險,勸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過急。對於他們之間的這次會談,尚沒有其他報告。康野狐後來宣稱,此次召見,皇上給了袁世凱一份密詔,但他不清楚其內容。在欺騙和謊言如此濃厚的空氣裡,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緒這方面的情況無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這些至今仍然是個秘密。    
    袁世凱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機會再次和李鴻章密商。之後,將軍回到天津,逕直去了榮祿那兒,又一次出賣了皇帝。他把譚嗣同的造訪、維新派密謀以皇上的名義攫取權力的計劃,全都一股腦地告訴了榮祿。袁世凱談及這些的時候輕鬆自如,讓整個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維新派完全沒有必為皇上的被黜而憂心忡忡。他告訴榮祿,這些人請求他保護皇上、處置榮祿、逮捕鐵帽子們。    
    據總督府裡的一位幕僚說,榮祿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當他趕到頤和園的時候已經是深夜,這個時候見太后實在太晚了,因為她已經睡了,只好轉而去報告了慶親王,慶王第二天一早就轉告太后。總督然後就會了天津。    
    在譚嗣同所提議的那些事情中,並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勾當。皇帝的權力正當合法,譚嗣同的權力也正當合法,而且,譚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員。對於光緒的維新政策以及他牽扯到伊籐博文的那些計劃,保守的滿族親王贊同也好,不贊同也罷,它總歸還是中國統治者的合法舉動。任何族人試圖進行干涉都是罪惡陰謀,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彈劾了。面對這樣的罪惡陰謀,皇上和他的忠臣們即使採取激烈的應對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過另一方面,全體族人都一致深信:他們之所以把權力托付給光緒,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他會維持事情的現狀,以部族的一致意見進行統治,在沒有獲得一致同意的情況下,不會僅憑自己個人的意願進行變革。不管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將中國出賣給日本人。他們相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將他從權力的寶座上搬走,恢復事情先前的狀態,把老太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讓她和過去一樣,扮演一個裝飾品的角色,然後再安置一個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兒子。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是一次政變,而是一場營救行動。說到底,只要他們能拉來太后給他們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們的行動就不會是犯罪。人們認為她的地位要高於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廢黜他,只需要恢復她作為好政府中的一個監護人的角色就行了,這意味著他所有的決定必須得到她的批准。    
    慈禧至今還沒打定主意。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她和鐵帽子們一樣激動不安。她從來就沒有完全放棄權力,理論上,她仍然有權否決皇帝的任何決定。在她退隱期間,她堅持讓自己的這種特權逐步減少,直到她徹底停止行使否決權。出於自願,皇帝可以繼續將他大多數決定提交給太后,作為一種謙恭的表示。雖然在後來的許多年裡,她的批評者聲稱:她渴望收復權利。但這到底會給她的處境帶來多大的改善呢?實在難以想像。到此刻為止,她的統治時間之長,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女人(除了武則天),也超過了大多數男性皇帝(不管是滿族的還是別的什麼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狀態中,能夠繼續享受權利帶來的種種好處,無論是在頤和園,還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經放棄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瑣事,任何一個處在她的位置上的人,恐怕都不會謀求恢復。    
    然而,9月19日,她從頤和園微服進了北京城,取消了慣常的豪華衛隊,這一次是為了出席第二天和伊籐博文的外交會見。皇帝向他請了安,據宮廷檔案記載,只有少數幾個大臣知道她在紫禁城。她在過去的寢宮裡安歇了下來,但一直沒露面。在第二天接見伊籐博文時,人們依然看不見她,這是規矩,她躲在一面紗簾的後面。參加會見的觀眾有慶親王和一大群滿洲權貴和高層官員,再加上更大的一群太監。互致問候之後,伊籐博文被邀請入座,接下來是一場簡短的會談。    
    光緒:「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侯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晰言之,並祈與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筆之於書,以備觀覽。」    
    伊籐博文:「敬遵寵命,他日猥承總署王大臣下問,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11    
    伊籐博文於是計劃再在日本使館逗留一兩個禮拜,以備中國政府大臣去那兒徵詢他的高見。不過此事最後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也沒有什麼值得關注的談話發表。    
    會見之後,皇上賜宴。一套繁文縟節操練完畢,皇上便祝願伊籐博文一路平安。慈禧並沒有馬上回頤和園,而是留在了她在紫禁城的住處,顯然是要繼續親自調查鐵帽子們的警告。剛剛接見完伊籐博文,慈禧就把袁世凱召到她的寢宮,想聽聽他關於維新派密謀先發制人的情況報告。聽完袁世凱關於此事的說法之後,她叫來慶親王和軍機大臣剛毅,進行討論。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她決定恢復聽政。很顯然,她終於被說服了。慶親王他們是對的,至少,光緒顯示了極其糟糕的判斷力,竟然依靠那些慫恿他鋌而走險的傢伙。與此同時,鐵帽子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要另眼相看了。要防止激進和保守這兩者當中任何一方走向極端,唯一的辦法就是:再次扮演最初由恭親王在許多年前為她選定的角色,作為一個政治聯盟儀式上的攝政者,去保護光緒,而不是廢黜他。    
    鐵帽子們會不會誇大了當前的危險呢?如果慈禧對此有任何懷疑的話,那麼,就在接見伊籐博文的當天,康野狐的一位同志楊深秀12就公然向皇上呈遞了一份奏折,建議中國與英、日兩國結盟。御史宋伯魯13(康有為的另一位朋友)在第二天的另一篇奏折中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還建議讓康有為充任皇上的首席侍從官,以處理維新的具體事務,還應該把李鴻章召來和伊籐博文、李提摩太等人一起,商議維新大計。這些奏折非常及時,它們幫了鐵帽子們的大忙,使得慈禧終於相信:不能再坐視不管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3節 告密(4)

    在這樣的危急時刻,對於任何統治者(或男或女,都無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種考驗。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殘忍刻毒的兒子雍正,年輕的時候都很善於應對危機,迫使所有的敵人落荒而逃。而光緒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讚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從未因擔當統治者的角色而消減分毫。打從孩提時代起,他就承受了身體、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難,對於擊潰鐵帽子們、爭取御前會議的支持這樣艱巨的任務,他從來就無力勝任,也沒能說服他的姨媽,讓她安於退隱,把治理國家的事情交給自己。他最大的缺點是語言障礙,這使得他在關鍵時刻完全口齒不清。他的姨媽只需解釋整個御前會議都反對他獨立行動並支持自己繼續監督政府的日常運作就行了。御前會議是滿清中國的最高權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認可和支持。一個皇帝,只有當他覺得自己擁有足夠的個人權威能夠把權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的時候,才可以否決御前會議的決定。這種情況,或許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兒出現過,但對於優柔寡斷的光緒來說,則絕無可能。接下來的一系列悲劇,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鐵帽子們的無惡不作所造成的,他們充分利用了臨時佔據的優勢地位。    
    對於太后和光緒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雖然並沒有任何記錄,但可以肯定的是:對雙方來說,這都是一個悲傷的時刻。9月21 日的詔書,是由皇帝寫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場(當然也包括太后的立場)。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對日戰敗的時候一樣,光緒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他幽居於瀛台,那是紫禁城邊上一個叫「南海」的湖中的一個小島。他從朝廷上消失已經有三天了,在他不吱聲的這些日子裡,外國公使館都相信了關於他已經被廢黜並被殺的謠傳。這給康野狐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康有為斷言:慈禧已經把她的侄子監禁、折磨並殺死了,因為他膽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個流傳甚久的謠言,說皇帝並沒有死,只是打那以後就成了瀛台島上的一個囚徒。原先有三座橋通向那個小島。然而到了1898年,只有一座人行橋依然立在那兒,這樣一來,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個謠言(是美國公使夫人莎拉·康格聽來的),說的是:皇帝曾經試圖從小島上的監獄逃跑。康有為聲稱,幾個維新派在譚嗣同的帶領下,曾計劃由日本人協助(由一個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面)攀過南苑宮牆去營救皇上,但沒能成功15。令人驚訝的是,皇帝被監禁的神話故事得到了20世紀幾乎所有中國傑出學者的支持。毫無疑問,皇帝既沒有死,也沒有被監禁,而且已經回到工作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時共用的辦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務確實中斷過,但僅僅只有三天。很顯然是因為驚恐和幻滅,而不是因為拷問和監禁。不過話說回來,他一直以來就是王朝體制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蘭德對這三天的靜養極盡誇大之能事,聲稱皇上在此後的餘生裡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這個虛構故事的學者毫不顧及壓倒性的反面證據。    
    慈禧回了頤和園,顯然,對於這次經歷,她和她的侄子一樣沮喪,留下鐵帽子們自由地迫害他們的死對頭們。對於鐵帽子們來說,到底有哪些人捲進了這場維新派陰謀,他們也是稀里糊塗,這種混亂導致了一連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佈太后重新訓政的同一天,還發佈了一篇諭旨,斥責康有為「結黨營私」、「惑亂朝議」。和袁世凱的指控(康有為及其同夥密謀殺掉榮祿並籌劃軍事接管)比起來,這些措辭真是不勝溫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為的命令已經下達,他的弟弟同樣也要給逮起來。    
    因為康有為在頭一天就已經乘火車去了天津,這會兒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從前慣於出沒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經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會館給逮著了,當時他正坐在一個馬桶上。康有為寫道:「是時幼博(即康廣仁)如廁,本可避矣。館長班恨幼博嘗責之,帶兵往搜,遂及難。」16    
    一封發自榮祿總督的急件9月23日送達北京,說他的探子們獲得了一批能證實維新派密謀的詳細資料,將在他下次進京時帶上這些材料。一方面是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面迫於慶親王和軍機大臣剛毅的強大壓力,太后下令逮捕譚嗣同等六人。康有為的同夥、新聞記者梁啟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緒皇帝終於在9月24日的清晨時分重新振作了起來,並且和往常一樣,重又開時閱讀、批注大臣們的奏章,陪著他的姨媽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條陳就遞給她。正式朝見的時候,他還會照從前的樣子,坐到她的旁邊,這一習慣持續了他的整個餘生。不管有怎樣煽動性的謠言在外國使館中風傳,他既沒有受到身體上的虐待,也沒有被收回權力。他只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媽的監督下扮演他已經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當然,這既令人遺憾又叫人悲傷,但似乎還算不上凶險。其間,鐵帽子們一直在外邊追獵異教徒。    
    皇上恢復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隨之而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張蔭桓的被捕,他曾經保舉康有為並經常設宴款待他,另有兩個涉嫌和康有為串通幫他遞條陳給皇上的不那麼顯要的官員。士兵們逮捕張蔭桓的時候,還在他的房子裡翻箱倒櫃,顯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維新顧問,楊銳、林旭、譚嗣同和劉光第,也都被逮住了。當警察來的時候,楊銳還在床上,被枷走的時候還穿著內衣褲。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時候被逮起來了。當捉拿自己的風聲傳到劉光第那兒的時候,他慷慨自投。譚嗣同則根本就沒打算逃走。    
    此時,對這四個維新顧問的指控還僅僅是和康野狐有「聯絡」。以這些溫和的指控對他們進行的審判,開始於三天之後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審判開始的時候,迫於鐵帽子們的極端壓力,指控被上升為煽動。    
    鐵帽子們正在興頭上,他們彎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著權力的刺激。他們已經佔據了制高點,並把這視為不可浪費天賜良機。憑什麼讓這些激進分子輕鬆過關呢?給他們點厲害瞧瞧,以儆傚尤,不是更好麼。    
    這次審判是在刑部大堂進行的。僅僅一天之後,9月28日,訴訟程序被終止了。一篇來自宮裡的諭旨送到了,下令將這6個囚犯立即處決。這篇諭旨是由光緒簽署的。    
    下午4點鐘,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他的朋友楊深秀,以及4個維新秘書——譚嗣同、楊銳、林旭和劉光第,被帶到菜市口,斬了首。他們成了舉世聞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據康有為的說法:「觀者如堵。幼博先就義,欲有所語,而左右顧盼無一人。五君子以次從容赴義。」康廣仁就義時,僅著短衣。據康有為說,一個家僕找了些合適的衣服,把他的頭縫在身體上,買了口棺材,將他葬在一座觀音廟旁。但所有發表的這些,都是康有為的又一創作。據《北華捷報》說,沒有哪個膽大包天的傢伙敢去要康廣仁的屍首,它在第二天被劊子手拖走,扔到一個敞口坑裡,那兒被當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廣仁曾經跟美國外科醫生嘉約翰18學過三年醫,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組織之前,很鬱悶地在浙江做過一年小官吏。據康有為的一個傳記作者講,1896年,康廣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樓會晤過革命黨人孫逸仙,以撮合康、孫兩黨聯手合作。從滿清朝廷的觀點看,孫黨顯然是顛覆分子,任何和他們扯到一起的人,格殺勿論。    
    事後,又發佈了一篇諭旨,解釋朝廷為什麼突然處死這六個人,他們如今被貼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標籤:「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19    
    「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維新運動的溫和派,其數字正在不斷攀升。他們包括:總理衙門那些世界主義者,許多派駐國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錢又有權的名士階層的保護人。如果繼續審問下去,將有許多開明士大夫可能會被點名,從而暴露在鐵帽子們的火力之下。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將不得不進行反擊。這樣一來,將導致溫和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魚死網破,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奮的鐵帽子們,一門心思要殺人見血。端郡王直接或間接地向慈禧施加壓力,要處死他抓起來的那一小撮維新分子。端郡王顯然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不知道,如果留幾個活口,逼著他們把其他人兜出來,他就能讓他的死對頭們遭受更長期的損害。慈禧和光緒則樂得順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於端郡王的壓力,殺掉了六君子,事實上是延緩了一場更大的悲劇。用一條痛苦的止血帶,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據宮廷檔案記載,「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煩可能會發生。」這樣的麻煩包括街頭暴亂。對北京動亂的擔心,倒並不是說市民們為支持維新派而聚眾遊行,而是牽扯到董福祥將軍駐紮在北京南郊的回漢騎兵,他們將會從北京街頭呼嘯而過,逼迫最高當局下令處死維新派。處決六君子後的第二天,在御獵場,董福祥的人就攻擊了正在郊遊的英、美大使館的人員,明明白白地警告他們:不要多管閒事。    
    這樣看來,光緒和慈禧是為了避免這些甘肅騎兵的失控而被迫處死了那幾個維新派。他們的狂暴行為,無疑會被描述為公眾對姑息激進分子不滿的一種自然流露。這一個禮拜的晚些時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車站襲擊並痛毆了一幫從北京來的外國工程師和幾個英國人,外交使團驚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當然不願意冒險和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約束的將軍陷入武力對抗,於是便息事寧人地給了董福祥一大筆「犒賞」,他也順從地將所部撤到了北京以東80英里的保定。到這時,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維新期間為鐵帽子們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應他們處死維新派的要求就威脅暴亂的光榮使命。他終於可以歇歇了。不過也並沒有走太遠,就站在舞台後面,很有耐心地等待著端郡王的信號,為下一場演出而重回北京。這一回,是要將「洋鬼子」趕盡殺絕。    
    張蔭桓爵士由於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腦袋。竇納樂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為他求情,伊籐博文也參與了,他這會兒還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張大使的家產將全部充公,本人則流放新疆。貶謫詔書稱他「居心狡詐,行蹤詭秘,趨炎附勢,反覆無常。」20當他們聽說張蔭桓將被流放的時候,《泰晤士報》的莫理循,英國公使館的休·格羅夫納,還有其他幾個人,密謀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後帶到公使館。張蔭桓知道這個計劃後,便讓人捎口信給莫理循,說他不希望妨礙朝廷的執法。兩年之後,他在流放中被殺,很顯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僱人干的。    
    另一個被逮起來的維新派,既沒有砍頭也沒有流放,此人就是72歲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經以自己的名義幫康有為遞呈過一些奏折。隨著鐵帽子們的整肅活動的繼續,另有30個人被逮捕、監禁、革職、軟禁、流放,他們的家人也被抓了起來。這30個人當中,有5個人並沒有直接參與維新運動,而只不過是維新派的親戚或朋友而已。人們一度擔心會有200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維新學會的會員和鼓吹維新的報紙編輯。但是,肅清活動突然停止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4節 告密(5)

    歷史學家在回顧百日維新時,幾乎眾口一詞地譴責太后是個致力於邪惡的極權魔王。根據他們的定義,「新」的就是「好」的。濮蘭德和巴克斯錯誤地聲稱:太后和光緒之間在維新方面一直存在著持續的衝突。「維新的問題,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這種衝突,在皇帝的母親(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後變得更加尖銳了,她是這兩人之間的一個緩衝器。」(的確存在權力鬥爭,但那是和鐵帽子們之間,而不是和太后之間。而且,對光緒來自童年時代的嚴重缺陷,他的母親負有主要責任。)    
    另一些人繼續聲稱:「簡言之,在他的(維新)計劃尚未展開的時候,皇帝就發現自己正陷身於和整個當權派的戰爭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後的日子,而且事實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發現:由於康有為對她的政權體制的兩大支柱——儒家經典和組織腐敗——的攻擊,她的整個世界都面臨著威脅。」(這完全是胡說。)約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來的中國》中聲稱: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國最大的權利來源」,並且斷定「事實證明,太后不僅僅憎恨維新,而且也憎恨中國。」(這樣的聲明荒謬可笑。)費正清則告訴我們:百日維新結束的時候,慈禧「處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個激進分子。」(如果說她和此事有關的話,那麼關係也不是很大。)    
    光緒在夏天所頒布的許多維新詔令都繼續有效,尤其是那些為軍事、工業、貿易和發展國立學校體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廢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鐵帽子們最擔心的——那些試圖開放現存政治體制的措施。對維新派的處理(逮捕或處死),並沒有清除維新運動對中國的影響,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謹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諭,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願和改革政策:    
    從來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見,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蓋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迨積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為救時之計。然或徒務虛名,不求實際,則立一法又生一弊,於國事仍無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於可行,必須慎始圖終,實事求是,乃能有濟。    
    深宮宵旰焦勞,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力圖自強為念。然內外臣工,大率畏難苟安,不知振作。國家所賴以宏濟艱難、補救時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國風俗政令,與中國雖有不同,而其兵農工商諸務,類能力致富強,確有明效。苟能擇善而從,次第舉辦,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淺識之徒,妄生揣測,或疑朝廷蹈常習故,不復為久遠之謀,實於勵精圖治之心大相刺謬。總之,興利除弊,責在疆臣;指陳得失,責在言路。嗣後內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責者,務當各抒所見,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切實陳奏,以備采擇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責,致負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國公使館中文秘書亨利·科伯恩這樣評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認為事情很明顯,皇帝面對這樣的美景(在自己手裡重塑一個嶄新的中國)而無法自持,他並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樣的困難。比起他的那些維新顧問,人們更有理由原諒他,因為他沒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經驗。我以為,他們把他移走,頗像我國(英國)的煽動者移走那些烏合之眾;這些人相信:一品脫容量的壺能裝下一夸脫水23的日子終於來了。皇帝對未來的想像,很少懷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實踐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頗有見地的評估與眾不同。多數權威人士斷言:慈禧的再度掌權是「殘忍的」,並且,他們通常聲稱:她「廢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歷史學家說她「折磨著可憐的光緒。」「在他的餘生裡,光緒一直生活在他姨媽的淫威之下。」這是嚴重的誇張。他一直就順從她,這種順從,即是出於自我本性,也是出於自我選擇。他不斷惡化的身體和情緒狀況,使他日益依賴於他的姨媽。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頤和園,許多年來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宮殿裡,她不斷為他操心,敦促親王大臣們找更好的醫生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來越糟糕了。經過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諭中,光緒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康野狐和維新運動的真實看法:    
    丁戊(1897、1898兩年)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吁懇皇太后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亂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執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24    
    有兩位在百日維新後的幾個月裡有機會連續貼近觀察光緒的女人,她們都注意到:光緒害羞而憂鬱。這是他終生的性格特點。光緒後來住在已經部分修復的頤和園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處緊挨著,他的私人宮殿也和慈禧的一樣雅致而豪華。在那兒,他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潛心學習,大量閱讀,研習英文,學彈鋼琴。他對皇后和嬪妃毫無興趣,卻很喜愛孩子。「他在宮裡沒什麼特別的愛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邊的女人。」他極不情願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義務。每日的朝見使他煩不勝煩,一有機會就會溜出來,用無休無止的香煙撫慰自己。兩位觀察者都沒有發現他憎恨自己的姨媽的明顯跡象。「他們的關係,雖然嚴格恪守禮儀……但似乎還算友好。在他這邊,即使他感覺到自己的政府由於1898年的政變而受到掣肘的話,他也似乎並不覺得太后對此有什麼責任。」    
    羅伯特·赫德爵士對於這次危機的結果可以說喜憂參半:    
    這兒的情形轉瞬間全變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後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擔心,親俄派(李鴻章)贏了,而皇帝的廢黜也許是巴布羅福(俄國公使)對李鴻章被趕出(總理)衙門的回擊。……有謠傳說:皇帝已經向伊籐博文求助,而且這和太后的突然出擊大有關係:這個老太太已經安靜——簡直太安靜了——好幾個禮拜,毫無疑問,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是她和她的「後黨」精心準備好了的。她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女人,用一場使人震驚的政變(像她曾經把他扶上皇位一樣)把皇帝擊倒了。    
    百日維新的垮台,真正的勝利者是李鴻章。他的目標有一連串:替換掉曾經魯莽地讓自己既丟臉又丟錢的皇帝;恢復太后作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這樣就有希望通過她更容易地收復自己的頭銜和特權;最後,將他的鐵帽子死對頭們置於自我毀滅的危險之中。像他從前所幹的那樣,李鴻章將操縱危機,使事情向盡可能糟糕的方向發展。當他被召喚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時候,他的價錢就會陡然上漲(他一直都這樣),而且,必須在他採取行動之前支付。簡簡單單的敲詐,在他手上就上升為一門藝術。這一切,恰好發生在1900年。    
    由於李鴻章對鐵帽子們的幕後幫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凱將皇帝出賣給了他們,而楊崇伊御史又幫著把他們的意見巧妙地呈獻給了太后,所以,李鴻章很快就恢復了他總督的職位。這一回,他被派到遙遠的廣州,在那兒,鐵帽子們覺得他的威脅會小很多。當然,這回像從前一樣,他們又錯了。李鴻章的報復才剛剛開始,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成。    
    在即將到來的幾個月裡,端郡王集團相信,他們如今幾乎完全控制了朝廷,於是,他們就開始為那個光輝的日子做準備了:把所有洋鬼子從中國趕出去。這些準備工作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顯露端倪,但所有這些都被外國公使館誤解了,只有傳教士們對此有模模糊糊的領會。端郡王,一個被榮譽沖昏了頭腦卻毫不關心自己是怎麼得到這些榮譽的傢伙,正在通過恐怖手段而成為北京城的最高權威。慈禧不斷犯下大錯,由於顯示自己的優柔寡斷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許多年來她都沒能正確認識他,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他是年輕一代宗室親王中最有幹勁的一位。現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宮廷安全部隊,其舉動不太像是保護者,倒更像是監獄看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5節 告密(6)

    【譯注】    
    1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號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的幼弟。不應科舉。1897年在澳門辦《知新報》,後在上海辦大同譯書局,發起不纏足會,主張改革科舉以出人才。因參與維新被捕就義,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2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譯倫敦差會、倫敦會,是英國一個跨教派傳教機構,成立於1795年。曾派遣過許多著名的傳教士(如馬禮遜)來華傳教,然而書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卻是受英國浸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來華的。倫敦傳道會還在上海創辦過中國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出版社:墨海書館(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成為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端。    
    3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國傳教會機構,創立於1704年。後來分為南長老會和北長老會。    
    4奧吉亞斯王的牛棚,奧吉亞斯(Augeas)是傳說中的希臘國王,據說他養了3,000頭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過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諺語中,用「奧吉亞斯王的牛棚」來指稱那些最髒的東西。    
    5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同上書,第161頁。    
    7同上。    
    8袁世凱:《戊戌日記》,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第55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9同上。    
    10同上。    
    11光緒和伊籐博文的這段對話,載於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報》(轉譯自日本《梅爾報》)。這裡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三冊第4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2楊深秀(1849-1898),號儀村,山西聞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二十三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時列強欺侮中國益甚,楊擔任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緒皇帝上了《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提出「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一時傳誦。二十四年,俄國割占旅順、大連,他上疏請聯合英、日抗俄,辭甚切直,京城人士,相與傳抄。變法失敗後被殺。    
    13宋伯魯(1853-1932),字子純,號芝洞,又號芝田,陝西禮泉縣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順天鄉試同考官、山東鄉試副考官、山東道監察御史等職。百日維新中,曾上書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開經濟特科,以網絡人才。變法失敗後,被革職通緝,避禍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41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這裡弄錯了。《康南海自編年譜》對此的記載是:「是時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與日人謀逾南苑救上,復生(即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7同上書,165頁。    
    18嘉約翰,即約翰·格拉斯哥·克爾(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國傳教士、醫生,1855年到廣州醫務傳教會的眼科醫院工作,在中國傳教、行醫多年。據梁啟超《戊戌六君子傳》記載,康廣仁曾「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    
    19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43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書,434頁。    
    21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靜,江蘇宜興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轉編修,歷左右春坊贊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徐致靖因與康有為結鄰而居,朝夕相敘,受其影響日深。百日維新中,屢次上書陳事,呼籲新政。授禮部右侍郎。變法失敗後,被捕下獄。庚子拳亂中,方始獲釋,「出獄待罪」,後赦免。光緒二十七年南歸,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奮好學,為人正直,「廉靜寡慾」。著有《上虞縣志》、《奏議》、《僅叟詩文》若干卷,皆藏於家。    
    22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51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脫(pint)和夸脫(quart)均為英制容積單位,1品脫= 0.5夸脫。    
    24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46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6節 逃亡(1)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報復進行之中的時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國輪船「重慶號」的下等艙裡和他的夥計們一起吃著熱氣騰騰的肉包子,這艘船正沿著中國海岸一路顛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對象。儘管他後來自誇,他的南下之旅肩負著皇上的秘密使命,但這一點卻並沒有被他的行為所證實。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後一輪午夜告別晚會,離開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車。作為一個自我放縱者,他為自己訂了頭等車廂,這天下午的早些時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館,第二天,登上重慶號蒸汽郵輪。由於太擁擠了,他沒能得到好一點的舖位,只好將就著在下等艙湊合,和那些嘔吐不止的夥計們擠在一起。經過三天的航行,郵輪駛過寬闊的揚子江口,進入狹窄的黃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郵輪緩慢駛向吳淞口凋敝破敗的市郊,人類排泄物所發出的惡臭撲面而來,正在這時,一艘快艇靠了過來。幾分鐘之後,《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走到康有為的面前。濮蘭德,皮膚紅潤黝黑,頭髮用薰衣草潤發油抹得光溜溜的,手裡拿著一張照片,他一會兒看看照片,一會兒又看看康有為,問,「這是你的照片嗎?你在北京殺人了麼?」    
    濮蘭德是奉英國駐上海署理總領事白利南1之命,前來攔截康有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趕到了英國公使館,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竇納樂爵士設法營救康有為,使其免受中國人的審判。指令很快就通過電報發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國領事館,指示他們密切注意康有為的行蹤,爭取趕在滿清當局逮捕他之前將他營救出來。然而沒等這些信息傳到上海領事館,白利南就已經在地方當局的鼓動下開始自作主張地採取行動了。在1898年9月26日寫給竇納樂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當時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長)給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說,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為到達上海時將他逮捕的秘密指令。與此同時,道台大人還派他的秘書向我通報:皇帝已經死了,康有為被指控給了皇上一些藥,這些藥後來被證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請求我對從天津來的所有英國船隻進行搜查,並且讓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監視到達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為了便於識別,他還給了我一張康有為的照片,他又補充說,捉拿康有為的賞金是2,000塊大洋。這天上午,英國輪船「埃爾多拉多」號到了,正當她進入泊靠地的時候,一艘中國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國沿江巡捕身著(英國)制服登上了船,在艙內搜查康有為。他們所做的這一切,並沒有我的授權,也沒有以任何方式獲得我的許可,對於這種非法行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議。    
    也就在這一天(9月23日),我收到了來自道台和其他衙門的各種各樣的消息,大意是:現已確知康有為將於24日乘「重慶」號輪船抵達上海。中國的密探和衙役都為那唾手可得的2,000塊大洋而興奮不已,我擔心,當輪船到達時,這幫衙門(市長辦公室)差役會急不可耐地衝進船艙。    
    事實上,重慶號停靠的碼頭在法租界內,這使得我要採取措施對這艘輪船實施保護就不免有些困難。經歷了頭一天的「埃爾多拉多」號事件,我還擔心:中國當局有可能會在船隻進入海港保護區之前就採取行動,所以我決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吳淞口外截住這艘輪船。我並不希望領事館的任何官員公開牽扯到將康有為轉送他船的事情中來,所以,我同意了讓濮蘭德先生來辦理此事的提議。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是用來完成這一任務的非常合適的人選。    
    24日一大早,濮蘭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吳淞口外幾英里的地方,攔截重慶號。憑著道台大人給我的照片,查找此人應該沒什麼困難。此人對正在迫近的危險竟然一無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求逮捕他的申請,他才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    
    濮蘭德向康有為出示了上海道台所發佈的告示,上面指控他「通過給皇上服用紅色藥丸而把他毒死了,」並命令將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濮蘭德告訴他,那些維新派全給逮起來了,包括他的弟弟。康有為不禁眼淚奪眶而出。等到平靜下來之後,他給了濮蘭德5份密詔副本,聲稱是皇上給他的。濮蘭德解釋:是英國領事派他來的,領事先生「知道您是皇上的忠臣,根本不可能犯下這樣的罪行。所以他特別指示我帶來一艘軍艦營救您。您必須馬上跟我一起登上這艘快艇。沒有時間可浪費了,因為上海巡捕官馬上就要來搜查這艘船。」    
    一直以來,人們都想當然地認為,是上海道台為了確保人們能夠自動告發康有為而編造了弒君的指控,雖說那筆賞金也算是足夠的激勵。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道台也是李鴻章的人,此人是一位來自寧波的富商,他的事業生涯曾經得到李鴻章的提攜,他的政府職位也是通過李鴻章的保護弄來的。他是盛宣懷2的親信,而盛宣懷是李鴻章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門生,西方人都稱他為「電報盛」,因為他是皇家電報電話網的頭兒,那是李鴻章創設的一家私人公司。電報盛是西方新聞記者的一個主要消息來源,專門提供關於北京事件的虛假而駭人的故事。通過散佈皇帝已被毒死的消息,道台大人和電報盛為上海、香港及整個外部世界貢獻了這樣一種流傳甚廣的觀念:滿清政府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正是李鴻章在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推銷的一種觀念,目的就是要創造出這樣一種危機氣氛,讓他的對頭們驚慌失措,而他自己也就有可能被重新召起,再度出山。    
    由於沒有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發自上海的報道就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光緒皇帝被滿洲親王所發動的一場政變推翻了。各地報紙爭相發表一些瘋狂的報道,包括《紐約時報》上一個愚蠢可笑的錯誤,說的是:慈禧太后和前總督李鴻章已於9月22日早晨結婚了,並且坐火車逃到了天津,為了防止追擊,還炸毀了身後的鐵軌。    
    這些惡意煽動的報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蚊蠅小報首先發表的,或者是在外灘沿岸頗受歡迎的長廊酒吧(或西方人常去喝酒的其他場所)的閒談中散佈的。外灘是一處維多利亞風格的河畔散步場所,人流如織、乾淨整潔,那兒標識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僅僅只有幾十年,上海就從一個東倒西歪、住著海盜和養豬農戶的海邊漁村,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都市,扼守著長江入海口,控制著沿江的所有貿易,由此上溯一千英里,直至寂靜而神秘的中國內陸。如今,白色的殖民建築沿著外灘一字排開,那都是一些主要貿易商行的總部,像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和寶順洋行。在這裡,那些來自愛丁寶或波士頓的精明商人與波斯人和西班牙猶太人競相抬價,醉生夢死,夜夜笙歌,常常到「青幫」開的大妓院裡帶走那些小腳妓女。他們的罪惡所遺留的殘渣瑣屑堆積在大街上,然後又被雨水沖進(或被苦力掃進)河裡,在那兒(如果你一不留神離得太近去觀察的話),你每天早晨都能從中辨認出死嬰的臂和腿與一大群野狗和巨大的狸鼠糾結在一起,漲潮的時候,遠處漂浮著腐爛的水果和墨跡斑斑的賬單。在擠擠嚷嚷的水邊碼頭區那些輪船、快帆船和破舊的舢板中間,有5艘廢棄的斷桅貨船蓋著波紋形的鐵皮屋頂,裡面是那些大商行的鴉片儲藏。如今,外灘已經鋪了路面,河岸邊闊葉楓樹排列成行,樹蔭下三色堇含苞綻放,遠處安靜的街道上,精瘦結實的黃包車伕一路小跑著超過身穿漿硬的卡其布短褲、頭戴穆斯林頭巾的印度巡捕。不管城市發展到多大,有些事情絕對不會改變,從江對岸被稱作「浦東」的那些糟糕透頂的貧民窟,到亙古常在、令人掩鼻的發酵豬糞的臭氣,這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提示,叫人想起大上海在骨子裡總歸還是一個養豬農民的小鎮。    
    那些由李鴻章的代理人所原創的、關於皇帝的種種煽動性流言,因為一份發自北京的電報而被傳得更凶了。電報是康有為的追隨者梁啟超發來的,向他在上海的支持者們通報:他還活著,而且活得還不錯,並斷然聲稱:皇帝被殺了。英國總領事白利南相信了這個傳言,並將謀殺的消息電告了索爾茲伯裡勳爵。第二天,這個故事就被刊登在上海的《北華捷報》上,這增加了這個消息在白人中的可信度,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像這家報紙一樣,毫不掩飾地憎惡中國的所有事情。    
    打從這一刻起(正如李鴻章所精明預見的那樣),這個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紐約時報》排出了這樣一條悲傷的大字標題:中國皇帝被殺——可能遭受過拷打——有人認為是被陰謀家毒死的。伴隨著這個故事的,是這樣的說法:雖然皇帝的死已經被「證實」,但對於「致其死命」的手段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某一個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塊燒紅的烙鐵刺穿了他的腸子。」滿洲人的材料來源(李鴻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證實」:皇上是被幾粒小小的紅色藥丸毒死的,那是維新派給他的,而維新派則反駁說:小小的紅色藥丸是紫禁城裡的某人給皇上的。    
    沒有人把光緒的死訊報告給他本人。不過,等到康有為抵達上海並被那個容易上當的濮蘭德截住的時候,一種對康野狐和「已故」的可憐皇上的巨大同情的氛圍,已經在西方人中間瀰漫開來。    
    白利南在給竇納樂的信中說:濮蘭德沒有浪費時間。    
    只花了幾分鐘,(康有為)就離開郵輪,登上了快艇,接著他就(被濮蘭德)轉移到了半島及東方輪船公司的「巴拉瑞號」上,當時這艘輪船正停泊在吳淞口外。皇家(軍艦)「鄂司克號」作為一種防範措施,也已經被派到吳淞口,而那些在重慶號上的人斷然肯定:康有為正在尋求英國炮艇的庇護,因此,當重慶號抵達上海時,一直在此關注著康有為的那些密探和官員們得到報告:康有為已經在鄂司克號的甲板上了。是夜,以及此後幾天,我收到了很多來自官方的關於(康有為的)下落的質詢,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似乎覺察到了:這位流亡者已經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


第四部分 逃亡第67節 逃亡(2)

    在巴拉瑞號逗留吳淞口期間,我多少有些擔心,唯恐某些中國僱員,在一筆巨額賞金的激勵下,可能會試圖取康有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號的菲爾德船長所做的防範十分完備,一位全副武裝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艙門外。    
    對於這位臉蛋圓圓的自我拔高者來說,這樣的待遇,規格確實是夠高的了。他魯莽輕率的行為使鐵帽子們受到了如此大的刺激,給維新派帶來了這樣的厄運,叫認真的年輕皇帝蒙受了這樣的羞辱,也讓維新運動成了一個遙遠的記憶。    
    在巴拉瑞號還泊在吳淞口的時候,英國領事班德瑞拜訪了康有為,滿心希望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但他後來正告英國外交部:康有為對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只知道一個勁地謊稱自己很有來頭。他說,康有為對朝廷的運作方式只有一點點很淺薄的瞭解,「反覆強調自己在政治投機方面有很廣泛的閱讀。」這在西方人所作的觀察中,是為數不多的正確認識之一,但卻不被人們注意,他們幾乎全都狂烈地拔高康有為、譴責「後黨」。    
    雖然班德瑞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康有為純粹是個江湖騙子,但這並沒能阻止濮蘭德肆意利用康有為那些滿世界散佈的、由謠言和虛構混合而成的所謂新聞,不過這些倒是和濮蘭德的種族主義及政治偏見嚴絲合縫、渾然天成。他把康有為告訴他的那些東西拿過來,再混合進他自己極端錯誤的的假想,然後將下面這樣的新聞電訊發給了《泰晤士報》:    
    他告訴我,他是遵從皇上的一封密諭才離開北京的,密諭中,皇上對他所處的危險提出了警告。他進一步聲稱,最近發生的事件完全應歸咎於滿洲集團所採取的行動,這一集團是由太后和榮祿所領導的,包括所有的高級滿族官員,這些人被皇上的親於維新派所激怒了,決定讓太后恢復聽政。「後黨」裡的那些人,是憑著與俄國之間的這樣一種默契才被綁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國考慮到對自身利益的支持,會承諾保護滿洲裡作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眼下的這場運動完全是滿洲人發動的……如今,李鴻章對榮祿的影響已經無足輕重,並且很可能趨向於逐步減少。    
    這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很願意洗耳恭聽的那種東西,在19世紀的一多半時間裡,他們都在為俄國的領土擴張而焦慮不安。但濮蘭德照例混淆了他筆下的那些演員,相信慈禧、榮祿和鐵帽子們也會玩那些只有李鴻章才玩得轉的魔術戲法。    
    濮蘭德繼續寫道:「康有為極力主張:英國應該藉機出面干涉,恢復皇上的權位。……他還評論道:除非給此次政變的受害者提供保護,否則從今往後,要想讓本土官員維護大英帝國德利益,將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為乘坐的輪船在鄂司克號軍艦的陪伴下,起錨前往香港。康有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國駐華使館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國。在從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長時間地會晤過康有為,像白利南總領事一樣,對康野狐或者他對朝廷的看法,也沒留下什麼好的印象。他斷定:作為一個信息來源,康有為毫無價值,唯一值得給他的東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觀點被英國外交部扣下了。關於慈禧和他的太監總管李蓮英,科伯恩向竇納樂挖苦地報告道:康有為拋出了隱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線索:「這個姓李的人和太后之間,有著比讓離婚法院認為滿意的那種關係更為親密的關係。」    
    在慈禧恢復聽政的最初兩個星期裡,全世界的新聞媒體接二連三地發佈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報紙甚至說,10月1日恭親王的一位孫子繼承了皇位。《紐約時報》則將一大堆讚美之詞堆到這個被稱作「瀅貝勒」3的年輕人的頭上,說他「漂亮、聰明……明顯親善洋人。」報紙上說,見過這位瀅貝勒的英國人「斷言:他將不會像他的前任那樣也是個傀儡。」    
    對於光緒皇帝來說,「傀儡」似乎並不是一個十分客氣的墓誌銘。而那位滿懷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的寵兒。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為乘坐的巴拉瑞號抵達香港,殖民地華人闊買辦何東4(也就是後來的羅伯特·何東爵士)前來迎候,陪同他一起來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將威爾遜·布萊克爵士以及警長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著瞧一瞧這個怪人。    
    多虧了英國人的先見之明,康有為的妻子、小妾和女兒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們全都能夠順利地逃到澳門,再從那兒去香港,他的母親被秘密地直接帶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兒則在三天之後抵達。這的確有些異乎尋常,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印象:英國人對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認的要深得多。當官府發現康有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後,便把他們所有的財產全都藉沒了。康野狐抱怨:就連那些疏遠的親戚也被連累,「時風聲傳播,奸人生心,親戚多被擄挾者。」6    
    即便是當下的英雄,也會成為燙手的山芋。作為一個華人,康有為給英國政府製造了一個頗為尷尬的難題。總不能想像,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樓或他自己的家裡吧,這也就是為什麼富商何東被牽扯進來的緣故。何老闆慷慨地安排康有為搬到他的公館,還給了他們幾千塊大洋的零花錢。另一些有錢的華人對這筆資金也有貢獻。康有為的「戲劇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間那種想當然的友誼,讓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實力的華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儘管英國人對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熱情周到,對他的每一個家庭細節都關懷備至,但康有為還是急切地盼望開路,繼續流亡。他將日本人視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經和日本駐上海的領事官接觸過,領事官電告東京,說康有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獨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請,並確保中國駐東京的外交機構不會找他的麻煩。    
    好傢伙,他所到之處都受到西方人的歡呼喝彩,他們將他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康有為對他的英國東道主的報答,就是讓自己任由新聞記者擺佈。他把自己的首次長時間的單獨會見給了《華字日報》。他的保護人兼東道主何東,僅僅被視為「一位知名的買辦」,擔任英文翻譯。康有為解釋說: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殺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謠傳,他感到非常難過。在清理了一會兒喉嚨之後,康有為「感謝英國人民為他提供的這些保護,也感謝他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進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給予的關注。」然後,他就發起了對慈禧的惡毒攻擊:    
    自從皇帝開始表現出對國家事務的興趣以來,太后就一直陰謀廢黜他。她經常和他一起玩牌,還讓他喝烈性酒,為的是阻止他參與國事。最近兩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皇上實際上成了一個裝飾品,這是違背其本意的。    
    你們都知道,太后沒受過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願意給予皇帝任何管理國事的實權。在1887年,朝廷決定撥出3,000萬兩白銀,用於創建一支水師……太后卻將餘下的錢用來修(頤和園)……    
    她從來沒怎麼見過外面的人——只有少數幾個能接近她的宮廷太監和國家大臣。    
    為了顯得自己是個熟悉內情的權威,康有為開始轉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宮裡有個假太監,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權。這個假太監的名字叫李蓮英。是直隸本地人。如果不預先向他行賄,任何事情也休想辦成。所有總督都是通過向這個人行賄才得到他們的職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鴻章也沒法跟他比。」(這到暗示了一個事實:在北京,任何一個比李鴻章總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謬可笑的,不過,康有為的聽眾根本沒有條件去核實他的信口雌黃。)    
    為了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威,康有為聲稱:他親自見過慈禧。「她中等身高,舉止威嚴,多少有點魯莽急躁。暗黃色的皮膚,長長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還算聰明,有一雙表情豐富的眼睛。」沒有證據表明康有為曾經見過太后,哪怕是一次朝會。就連羅伯特·赫德爵士也從未見過她。光緒在紫禁城裡短暫地召見康有為的那會兒,太后還在頤和園呢。    
    對於這第一次重要會見的回應,讓康有為甚覺高興,他分別給北京的西方公使寫信,力勸他們解救皇上。在他寫給愛德溫·康格和竇納樂爵士的內容大同小異的信中,康有為把慈禧稱作「偽太后」、「淫蕩、墮落的宮妃」、「篡國殺人的竊賊」、「放蕩、貪婪的老婦」以及「黎民百姓的災禍」。這是頭一回有人發表這樣惡毒的誹謗,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滿清王朝的歷史上,它標識著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從1898年開始,事實將被抹黑宣傳所取代。為了不斷給自己的話題加溫,康有為開列了許多關於慈禧生活的誹謗性的材料,這些都是根據他從名士們的酒會上聽來的閒言碎語自由改編的。「偽太后有個私生子,名叫欽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龍位的……我們這樣的禮儀之邦,怎麼能夠接受這樣一個淫蕩、虛偽、殘暴、惡毒之人,一個廢君篡位的竊賊呢?」(到此時為止,慈禧本人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已經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沒有廢黜光緒,也沒有篡奪皇位。)    
    康有為提醒外國公使們:「偽太后守舊、無知、暴虐、放蕩。她毒死了我們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豐皇帝的正宮,還有我們的同治皇后(阿魯特),結果,同治皇帝也悲憤而死。」(慈安之死發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時間讓種種關於下毒的謠言得到充分的傳播,但記錄在案的指控這還是頭一回。康有為還歪曲了阿魯特之死,聲稱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後悲憤而死的,而事實上他卻死於阿魯特之前。很明顯,他對慈禧當時也曾中毒的事情一無所知。)    
    「如今,」他繼續寫道,「她串通了那麼一兩位奸臣,幽禁了我們的皇上,密謀篡奪他的皇位,卻謊稱她這是在『訓政』。……我國所有有識之士,都被這個愛管閒事的宮妃將要軟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宮殿,以放縱自己的淫慾。她對國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無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 逃亡第68節 逃亡(3)

    這全是胡說八道,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該相信什麼。即使是那些長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對於朝廷的內部運作,對於紫禁城的真實生活,對於大清王朝真正的歷史,對於自1861年兩宮皇太后聽政以來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還是在衰落,也同樣一無所知。甚至在各國公使館裡,也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宮裡原來有兩位皇太后。    
    康有為在香港的時候去看過宮崎滔天8,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從財政上支持孫逸仙博士,是天祐俠團名義上的負責人。康有為也知道宮崎跟這個黑社會組織的關係,但並沒有領會到他真正的死對頭是端郡王。康有為請求他幫忙除掉慈禧。他告訴宮崎「太后是中國維新的唯一障礙,並表示希望能雇幾個日本浪人來除掉他。」而宮崎覺得,這是康有為某個熱心的年輕追隨者所應該操心的事,不關日本人什麼事。第二天,一個被康有為挑選來承擔暗殺任務的、緊張兮兮的年輕人,找到宮崎尋求幫助,並作了一個眼淚汪汪的告別。    
    在接下來的8年多時間裡,康有為策劃了一系列針對太后的暗殺陰謀。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殺太后的朋友,最後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於那筆用來完成使命的預算被他揮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則被抓起來處死了。無論是太后還是皇帝,都不曾饒恕他的誹謗和暗殺密謀。光緒皇帝,非但沒有在滿洲地牢裡飽受折磨,反而發佈了一系列聲討康有為的諭旨,這些諭旨自己會說話。    
    羅伯特·赫德爵士寫道:「老太后對康有為的事大為光火——這倒沒什麼可驚訝的,值得驚訝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採訪以及他所說的那些話竟然被發表,並在國際上造成了損害。」    
    竇納樂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歐洲公使深受他們所說的「上海傳聞」的影響,這一傳聞說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個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體的折磨。因為急著要讓自己寬心,使館方面便充分利用了光緒9月25日所發佈的一篇上諭。這篇上諭說,他長期以來健康狀況不佳,已經對太醫們的治療喪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9使館方面於是設想他還活著,全都竭力鼓動中國政府讓洋醫生來給光緒看病。其意圖倒也清楚得很:只有通過這樣的醫學檢查,才能澄清謠言洶洶的惡濁空氣,恢復大英帝國和國際社會對滿清政權的信心。作為一名有執業資格的醫生,莫理循千方百計要讓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頭上,那將是一條無與倫比的獨家新聞。他聲稱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資深醫學博士,但竇納樂爵士拒絕他的請求,說莫理循不適合擔當此任,因為他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另一位私人醫生柯萬博士也被拒絕了,因為他是康有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竇納樂爵士最後決定讓法國公使館的醫生多德福上場,因為他是眼下屬於外交使團的唯一一名醫學人員(英國使館的醫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醫生在慶親王和一位來自意大利使館的翻譯的陪同下,看視了光緒皇帝。如果太后真的很仇外,如果她真的憎恨自己的侄子並巴不得他死掉,如果她真的是康野狐所描述的全能惡魔,那麼,她決不會同意讓一個洋鬼子來進行這樣一次有可能透露內情的體檢。事實上,她始終在場,對這次醫學檢查坦誠以待,因此接下來的一切也就更直觀地說明了皇帝和她之間的公開關係。首先,多德福醫生發現光緒確實還活著,而且也並不是一個囚犯,既沒有受到折磨,也沒有中過毒。多德福斷定:從身體上看,皇帝顯然承受著布賴特氏腎病的折磨,並且承受著這一疾病所帶來的並發性影響。從精神上來說,他思維混亂,但是,將他的神經紊亂歸咎於太后或是別的任何人,或者僅僅歸咎於遺傳,歸咎於他母親的虐待,歸咎於紫禁城的特殊教育,都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臆測。    
    多德福醫生用法語寫的醫學報告,被送到了所有的公使館,並由他們轉寄給了本國政府。儘管報告很秘密,但正是由於這份觀察材料的私密性,其主要內容很快就被洩漏給了公眾,並且成了中國、歐洲和美國那些災難性的流言蜚語的靈感來源,不斷摧毀光緒皇帝那所剩無幾的支離破碎的形象。這份報告特別生動細緻而又袒露無遺:    
    乍一看,他的狀態很是虛弱,瘦得嚇人,情緒低落,臉色蒼白。食慾尚佳,但消化能力卻不太好。……嘔吐非常頻繁。……在得到陛下欣然同意之後,我用聽診器聽了聽他的肺部,並沒有顯示出身體良好的跡象。循環系統也問題多多。脈搏弱而快,頭痛,感覺到胸部悶熱,耳鳴,頭暈目眩,行走蹣跚,給人的感覺好像缺了條腿似的。除了這些症狀之外,另外還有:畏寒怕冷,雙腿、膝蓋和手指頭都感覺麻木,身體發癢,有輕微的聽力障礙,視力衰退,腎部疼痛。但是,比起這一切,更為嚴重的是小便器官的疾患……皇上小便很頻繁,但每次只有一點點,而24小時內的總量卻比正常的要少。皇上著重說到了他的遺精,這通常發生在夜裡,而且總是有快感隨之而發生。這些夜間發生的噴射,多由日間自發勃起功能的減弱所致。在綜合考慮這些不同的症狀之後,我可以確信:這一疾病應歸因於腎臟損傷,這在歐洲被稱為「腎炎」或「慢性腎炎」。這種病,皆因血液在經過腎臟時會產生對有機組織有害的沉積物。當腎臟因為器官受損而不能通過尿液排出這些沉積物的時候,同樣的沉積物就會被血液帶到不同的器官,逐漸堆積並導致疾病,就像前面所描述的症狀。有必要採用一種食物療法,這樣的食物要能減輕腎臟的工作負擔。……最好的食物療法是:只食用乳類食品,摒棄其他的食物。牛奶或人奶均可,每天3-4升,其中再溶入50克乳糖。這樣的食物療法要持續幾個月。至於藥物治療,洋地黃粉末頗有實效。腎臟的疼痛,則可以通過按摩和拔火罐來鎮痛。……至於遺精,則顯示了身體總體上的衰弱,尤其是下腹肌肉的衰弱。……這些,就是本人的粗陋之見,恭逞陛下聖裁,並衷心希望能為聖躬稍舒病痛。    
    光緒能夠在慈禧面前開誠佈公地談論這些話題,的確令人驚訝,同時也將平息任何這樣的觀念:他們之間存在一堵憎恨和猜疑的高牆。這份報告以多德福醫生的判斷作出結論,「目前沒什麼危險。」當然,他指的是醫學上的危險。    
    多德福覺得,最大的麻煩是:皇上的病使得性交完全不可能,皇上沒有性生活,皇位的繼承人也就沒有著落。即使在工作日,當他處於情緒的壓力之下時,光緒也承受了遺精之苦,這是他的腎病和神經緊張所帶來的後果的一個方面。他沒法和他的皇后或嬪妃做愛,即使他被她們所吸引也不行,何況他並非如此。出於尊嚴方面的考慮,他不能把自己跟任何女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將一直無兒無女,但皇后和嬪妃的存在時時刻刻提醒著他的性無能。對這樣一些缺陷的清醒認識,並沒有阻止光緒顯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將翁同龢從軍機處革職並發動百日維新。要是他沒有陷身於如此可怕的身體和情緒上的劣勢,他也許就已經戰勝了鐵帽子們,並給中國帶來戲劇性的變革。    
    多德福醫生沒有表達對光緒精神狀態的看法。另一位西方醫生在後來回顧皇上的症狀時,給出了這樣的總結:光緒的情狀應該是神經衰弱,由於腎臟的機能失常而進一步惡化,對此,韋伯斯特解釋為「一種情緒和精神的紊亂,表現為人際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時也常常表現為疲乏、沮喪、感覺遲鈍、頭痛、對感官刺激的極度敏感(如光線和聲音)以及身心失調(如消化系統和循環系統的失調)。」所有這些症狀,從光緒孩提時代起就一直伴隨著他,這也就足以解釋鐵帽子們為什麼能夠在他頭上佔上風。    
    所以,得出一些簡單的結論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為一個備受虐待的孩子(這導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狀況如何,他後來在紫禁城的撫育成長,以及處於翁師傅持續不斷的嘮裡嘮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監當中的一些人對這孩子充滿敵意的刺激,這一切,無疑使情況變得更糟了。正是翁師傅,讓這孩子對他的姨媽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長大成人才發現:關於他作為皇帝的職責,人們所告訴他的一切只是說謊,事實上他不過是那些反動親王的諂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後面集體掌權的官吏們的一塊橡皮圖章。    
    在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兒子和繼承人患有血友病,這一事實被當作國家機密而嚴格保守。而光緒皇帝精神和身體糟糕的健康狀況卻由於外國使團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顧,而成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多德福醫生的報告所造成的喧囂混亂,與1898年秋天舉行的一系列秘密御前會議密切相關,會上,鐵帽子們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繼承人。鐵帽子們如今佔了上風,通過對維新派的血腥鎮壓,已經嚇得溫和派不敢開口,所以他們認為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此正其時。    
    羅伯特·赫德爵士瞭解到「有6個年輕人在宮裡接受考察,據說在月底之前,他們當中將有一位要成為皇帝。」王爺們之間為使自己的候選人當選而展開的競爭,進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繼承危機不同,這一次的候選人,全部從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輩的小王子們當中產生。溥倫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統以及他父親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黨,1875年他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許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一匹黑馬候選人被提出來了,他就是慶親王的兒子,但是因為他不屬於皇室直系血脈,因而並不具備資格。不可避免地,選擇落到了端郡王的兒子溥 頭上。雖然溥 的當選據推測是「秘密的,」莫理循還是聽到過這樣的謠傳:這一選擇早在10月12日(六君子就戮的兩周之後)就已經做出了。    
    有很好的理由對溥 的當選暫時秘而不宣。外國使館和外部世界必定會將這一消息當作一場取代光緒的陰謀的證據而公告周知,甚至會產生更多的外交對抗。雖然溥 的當選被嚴格保密,但朝廷內部對此還是心知肚明,這導致端郡王對皇座背後的權力有了更多的掌控。    
    這年秋天,鐵帽子們又從太后那裡爭取到了另一些特權。據1898年10月31日的《北華捷報》報道,太后給了端郡王和他的哥哥惇親王載湉尚方寶劍,這給了他們斬首的權力,任何人,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也不管他的品銜和職位。這是一種古老的特權,在古代有很深的根基,它使得擁有尚方寶劍的人成為皇座的首席護衛,但一旦落在一雙錯誤的手裡面,它也會導致端郡王成為一個首席法官和首席屠夫。對於像端郡王這樣的人來說,這個權利就意味著:砍掉任何對頭的腦袋是正當的。一個更為不祥的信號並沒有被發出,而且莫理循和外國使館也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太后的身上,將她視為災根禍首。    
    自熱河政變以來(已經差不多過去40年了),權力第一次開始集中到朝廷上最好鬥、最沙文主義、心胸最狹窄的人的手中。雖然政府中依然有許多與鐵帽子們意見相左的溫和派,但要冒犯王爺的尚方寶劍,實在有巨大的人身風險。北京城裡到處都是端郡王的人,探頭探腦,通風報信。


第四部分 逃亡第69節 逃亡(4)

    奇怪的是,外國僑民對端郡王幾乎一無所知。百日維新期間,如果他們能一直給予關注的話,就會看到:端郡王和他的兄弟們對維新表現出了激烈的反對。一直有關於他密謀暗殺或廢黜皇帝的各種傳言。如果僅僅將他看作一個渴望復仇、被個人野心所毀、為自己覬覦權力、為兒子覬覦皇位的瘋子,將是一個錯誤。端郡王似乎曾經是個真正的愛國者,儘管是個極端熱狂的愛國者,但他的真誠從來都毋庸置疑。一位荷馬式的英雄所具備的一切素質,他全都具備,包括致命的缺陷。他是同類當中一個天生的領袖人物,銳意進取,氣宇軒昂,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父親惇親王奕□同樣也是個儀表堂堂的傢伙,但喝酒的時候卻很危險。在他們自己看來,鐵帽子們所要採用的首要策略,就是通過驅逐外國侵略者來恢復滿洲人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洋鬼子給大清帝國帶來的,除了恥辱,沒有別的東西。    
    使端郡王和鐵帽子們變得十分危險(無論對別人還是對他們自己)的缺陷,就是他們有意迴避現實,他們無條件地拒絕去親自認識瞭解洋人、洋觀念、洋槍洋炮洋軍隊——始終保持愚蠢的傲慢,在他們的領導之下,軍隊將會寧願戰死也不逃跑,中國人將會站起來,齊心協力地把洋人和他們的軍隊丟到海裡去。他們不承認:時代的發展已經將他們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世界已經改變,他們的敵人有更先進的武器,遊戲的規則也已經改變。他們拒絕關注並思考這些變化,到頭來,他們的行為將會以災難收場。他們仍然相信法術,而法術將會讓他們栽跟頭。    
    雖然慈禧對於外國人也沒有什麼實際的經驗,但她決定:通過邀請外交使團的夫人們喝茶的方式,來開展自己的公關活動,這可是一樁史無前例的事件。沒人會指望在茶會上能見到皇上。看到光緒還活著,而且還相當不錯,外國使館也許能就此打消顧慮。夫人們也會觀察到,太后和她的侄子之間除了慈愛,似乎也沒什麼別的事情。皇室的友好表示,贏得了外國人普遍的好感。這也是有史以來外國女人第一次見到慈禧。6個月之前,也就是1898年5月中旬,慈禧接見了普魯士的海因裡希親王,那是一次和光緒一起舉行的外交會見,這一次她並沒有躲在紗簾的背後,那也是她第一次被一個外國男人看到。當時,德國艦隊的巡迴訪問到達中國站,而海因裡希親王就是這支艦隊的司令官,他是德國皇帝的弟弟,也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這一身份對慈禧很有吸引力,這也許可以解釋她為什麼會打破慣例,直接會見他。翁同龢對這樣的違禮之舉很不以為然,強烈抗議她與洋鬼子的這次會晤。雖然如此,她還是決定要滿足自己對西方人的好奇心,哪怕是以這種很有限的方式。對於任何一個高層中國女性(尤其是太后)來說,這都是革命性的一步。在這樣的事情上,她從不會輕易改變立場。9年之前,她就因授給羅伯特·赫德官品從而在朝廷裡製造了一場大的轟動。下一步她要採取的行動,不過是她已經多次採用過的。在這樣一些經歷的鼓勵之下,她準備再一次打破慣例。    
    對於一個滿洲太后而言,招待外國夫人真是聞所未聞,所以,為了舉辦這次茶會,她不得不面對軍機大臣們的反對。茶會被安排在1898年12月13日舉行,地點就在北海,那是紫禁城旁邊西苑內的一處地方。美國公使愛德溫·康格多少有些疑慮,他這會兒差點沒被康野狐寫來的信給淹沒了,康野狐在信中將慈禧描述為一個詭計多端、雙手沾滿鮮血的女殺手,不過康格說他希望「從此以後,或許有些好的結果」。他告訴美國國務院:「一旦中國的老百姓普遍知道了這次是太后主動接見並招待外國人的話,他們(對外國人)的憎惡或許會有所減少。」康格夫人的男僕則興奮不已。    
    來自兩邊的困惑頗使羅伯特·赫德感到懊惱:「首先,她們在陛下希望她們出現的這一天還沒有準備好——約定的這一天到了,在這個節骨眼上,她們還沒有就翻譯的事情達成一致,除了竇納樂夫人,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翻譯——接著,另一個麻煩又出現了,秘書們的妻子和公使們的女兒都聲稱自己也是外交使團的一員,理應受到接待。」最後,正式茶會的參加者只包括英、俄、德、法、荷、美、日等幾個國家公使的夫人。    
    竇納樂夫人同樣也很失望:    
    太后非常好奇地想接見我們,但她的軍機大臣們卻強烈反對這樣一種新奇而親洋的舉動,千方百計要阻止我們的會見,要多勉強有多勉強地慢慢做出讓步,最後才同意我們各自的丈夫所做出的約定:我們將受到接見,但要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要表現出尊敬。約定中某些堅決要求我們女士們必須做到的條款,即使是對我們的丈夫來說,也未免太苛刻了。在一次會見中,慶親王笑著(對竇納樂爵士)說,洋太太們似乎差不多和中國人一樣難對付。談判持續了大約6個禮拜,但在所有本質問題上我們都立場堅定,決不讓步,最後證明:女人的好奇心比男人的阻力更強大。……四名歐洲翻譯和兩名中國人……陪同我們去宮裡。    
    在這個寒冷的早晨,10點鐘的時候,一支由總理衙門派來的騎兵護衛隊來到每一家公使館,陪伴夫人們去英國公使館,因為竇納樂夫人的年紀最長。每位夫人乘一輛轎子,有五名轎夫和兩名騎在馬上的侍從(或稱「馬伕」)。當她們到達西苑的第一道宮門時,夫人們就必須留下他們的轎子、轎夫、侍從和衛隊,她們被帶到園內,登上一輛很考究的軌道馬車,那是法國贈送給中國的。竇納樂夫人注意到這輛車「佈置得富麗堂皇,懸掛著鏡子,但經年的日曬已經對那些絲綢帳幔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座墊也已經陳舊破敗。」康格夫人這樣描述整個事件:「我們進了這輛車,身著黑衣的太監們連推帶拉,把它弄到了另一個停靠點,在那兒,許多官員接待了我們,還備了茶。……休息了一會兒,呷了幾口茶,之後,我們被幾個高級官員護送到金鑾殿。我們在門口脫下了厚重的外衣,被引領到皇帝和太后所在的地方。」    
    走在隊列最前面的竇納樂夫人發現:太后正在等候她們的那間屋子並不大,「除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幾面鏡子之外,並沒有什麼傢俱。一條樣子難看的歐洲老古董地毯鋪在石板地面上,數不清的玻璃枝形吊燈和中國燈籠從屋頂上懸掛下來。」更加有趣的是屋子裡的人:「裡面擠滿了衣著俗麗、濃墨重彩的宮女,粉紅和明黃是最主要的色彩,她們的臉頰和雙唇與她們的裙子爭奇鬥艷。許多官員也在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都喜歡,對於所有宮女來說,我們是首要感興趣的對象。這些宮女們此前從未這樣近距離地看見過她們的外國姐妹,而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根本就從沒見過我們。」    
    慈禧高坐在一個長而窄的檯子後面,檯子上擺著水果和鮮花,「正帶著最強烈的興趣注視著我們進來,」竇納樂夫人這樣記錄:    
    而我們也一樣充滿興趣地打量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這位被人們讚譽為有著鋼鐵意志和不屈性格的女人。雖然年過60,但她看上去依然很年輕,墨玉般的頭髮,和善的黑眼睛。平靜的時候,她的表情很嚴厲,但當她微笑時,臉上的表情就生動明快起來,所有嚴肅的痕跡全都消失不見了。她的臉不是那種普通的漢人或滿人類型,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她可能被誤認為是個意大利鄉下人。她個子不高,身材纖小……她的手和腳都很小,但形狀很好看,從我們的觀點看,最大的缺陷是那兩個鍍金的護指。……在太后端坐其後的桌子的前面,一張小一點的桌子放置在一側,皇帝坐在那兒。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發現皇帝也參加會見真是個令人愉快的意外,因為這之前我們被告知,只有太后接見我們。皇帝是個眼神憂鬱、外表文弱的年輕人,從臉上很難看出他的性格,在接見我們的這段時間,他幾乎沒有抬起過他的眼睛。    
    這是皇帝第一次在外國女人面前露面,所以她們幾乎是入迷地盯著他看,這弄得他非常不自在。這之前,她們不斷從各自的丈夫那兒或是從使館人員的閒談中瞭解到關於他身體狀況的每一個細節。這也是光緒平生頭一回這樣近距離地看到外國女人。在東方人的眼裡,使館的女士們所呈現的實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除了日本公使的夫人穿著漂亮的繡花和服與寬腰帶,別的女士全都穿著在她們各自的國家和時代看來最具品位的服裝——亦即「巴黎美艷年代」、「維多利亞時代」、「快樂九十年代」,以及諸如此類——每個人都打扮得像一個蒂凡尼燈罩,束胸扣得緊緊的,帽子就像廚師色拉上插著鴕鳥羽毛。她們看上去活像一大群身著全套盛裝的神話歌劇中的女主角,正準備高歌一曲威爾第或普契尼的詠歎調呢。在缺乏熱度的皇宮裡,她們全都被凍住了。毫無疑問,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漂亮的艾塞爾·竇納樂夫人,她是一位高個、優雅的女人,40歲剛過,她的金色卷髮和嫻靜端莊,大大柔化了這群人留給人們的糟糕印象(她們的樣子彷彿是出席一場國葬)。    
    莎拉·康格是一位冷峻嚴肅的基督科學教派信徒,一身黑色的裝束,事後回憶她們如何「按照等級(在北京呆的時間的長短)列隊站立並行鞠躬禮。我們的翻譯首先把每位女士介紹給慶親王,然後他再依次將我們介紹給陛下。」隨後,竇納樂夫人代表女士們用英語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致辭:「我們很高興陛下邁出這樣的第一步,能親自認識和瞭解外國女士。我們冒昧地表達這樣的希望:希望您高貴的榜樣能夠被中國女士們所傚法,也希望東西方人民能繼續將彼此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太后通過慶親王致了答辭。聽著太后的說話,竇納樂夫人認定:慈禧「聲音刺耳,聽上去叫人很不舒服,並且用一種比平常的中國女士要高很多的音調說話。」不過,別的女士卻認為她的聲音語調優美、令人愉快。    
    我們這邊又深鞠了一躬,接下來,每位女士被帶到御座前,向皇帝鞠躬、行屈膝禮,皇上向每個人伸出了他的手。我們接著移步走到太后面前,深深地屈膝、鞠躬。她伸出雙手,我們趨步向前。太后一邊說著簡短的問候語,一邊緊緊拉住我們的雙手,並將一枚沉甸甸的鏤金戒指戴到每位女士的手指上,戒指上鑲嵌著一顆大珍珠。向太后表示過感謝之後,我們後退著回到先前的位置。我們再一次深鞠躬,然後就退出了大殿。


第四部分 逃亡第70節 逃亡(5)

    女士們然後就被帶到了宴會廳,慶親王和5位滿洲格格在那兒設宴款待他們。竇納樂夫人說:「慶親王雖然也在宴會廳內,但並沒有和我們共進午餐,他一臉嚴肅地坐在那兒抽煙,一直注視這場宴會。」按照中國的禮節,這也是一種正常的性別分隔。飯後,女士們繼續到另一間屋子裡喝茶、抽煙,這期間竇納樂夫人注意到:「宮裡的女士們稍稍放鬆了些,允許我們讚美並觀察她們漂亮的服飾,輪流過來觸摸我們的衣飾的材料。」這幫外交官的妻子們再一次見到了太后,康格夫人評論道:「她愉快而幸福,臉上容光煥發,充滿善意。看不出有半點殘忍的痕跡。」另一些女士則談到她「迷人的」微笑。重新致意之後,一行人轉移到宮廷戲園,觀看了一個小時的雜耍表演。演出結束後,她們最後一次參加了太后為她們舉行的一場茶禮(類似於一場平安獻祭)。「當茶傳給我們之後,她移步向前,將每個人的茶杯蓋揭開,再端到自己的唇邊,輕啜一口,然後舉起茶杯,將另一邊送達我們的唇邊。」看到太后將這樣的殊榮給予這一群洋鬼子,可把她的大臣和王爺們給嚇壞了。每位客人又一次獲贈了一些小禮品。    
    西方媒體認為整個事件令人厭惡、唐突無禮、荒唐可笑。莫理循的外事編輯瓦倫丁·凱洛爾寫信給他的新聞記者:「我對此感受非常強烈,將優雅的歐洲女性氣質的典型,暴露給宮廷太監那粗俗的嘲弄和中國官吏那無禮的好奇心,她們理所當然會在太后的面前表演偉大的磕頭儀式。不過,事已至此,反對既成事實不過是徒勞無益。」    
    莫理循向《泰晤士報》報道:「太后對竇納樂夫人尤為和藹親切,曾經在和她談話的時候還開玩笑地拍拍她的臉頰。」    
    竇納樂爵士熱情地向英國外交部報告:「太后以她的謙恭有禮、和藹親切而給人留下了相當良好的印象。這之前,有些人可能認為她們將會見一位冷酷傲慢、態度專橫的人,帶著這一觀念走進皇宮的那些人發現太后是個和藹有禮女主人,不禁又驚又喜。她充分顯示了女性氣質中既機智又溫柔的一面。」    
    後來,當竇納樂夫人在一家英國雜誌上發表一篇對慈禧頗有創見的評價時,她表現出了對太后天性的一種異乎尋常而又非常重要的洞察力:    
    我要說,太后是個具有相當的性格魅力的女人,確實親切而和善……這是所有和我在一起的女士們的共同看法。我很幸運有這樣好的翻譯,他是我國使館裡的中文秘書(亨利·科伯恩),是一位在中國和漢語方面擁有20多年經驗的紳士。對這種語言,他在說和寫兩方面都很不錯,擁有偉大的才能和健全的判斷力。在拜訪太后之前,他對太后的看法,我可以稱之為「被普遍接受」的那種。我丈夫請他留心記錄整個事情的經過,特別是那些有利於對她的真實性格達成某種評估的事情。回來的時候他報告說,他先前所持有的那些觀念,已經被他的所見所聞徹底給顛覆了,他將太后的性格概括為「和藹得近乎軟弱。」    
    科伯恩本指望發現一個精於算計、卑劣狡詐的女人,有一顆冷酷的心,有本事對兒子和情人下毒手,吩咐那些假太監用燒紅的烙鐵燙年輕皇帝的後背——所有這一切,都是最近幾周世界各地的報紙一股腦地堆到她的頭上的。相反,他看到的是一個悲哀愁苦、變化無常的女人,渴望被人喜愛,一個被終生的憂鬱所折磨的女人,因為自己沒能力控制每一件事情而日益受到打擊。她眼見得自己的名譽正在遭受詆毀,於是試圖通過拉攏使館的夫人們以對此進行還擊,沒曾想卻因為這十足愚蠢的軟弱而讓科伯恩大吃了一驚。    
    老奸巨滑的曾國藩(據大家說,此人是個傑出的性格鑒定專家)在他29年之前第一次見到慈禧時,恰好也有這樣相同的經歷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說她的才能「並無特異處」,並觀察到她「語皆平常,無關宏旨」。幾乎不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是個邪惡的武則天。    
    在這樣軟弱表面的背後,那位頭號新興漢人軍閥及李鴻章某方面的導師,還有那位將成為常駐北京的MI611(假如那時真有MI6的話)的科伯恩,他們所窺透的到底是什麼呢?    
    慈禧在管理朝廷方面的軟弱,也許可以追溯到她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父母對她的鄙薄和拋棄。她的丈夫也拋棄了她,而回到麗妃的身邊。她的兒子也拋棄了她,而去追求自取滅亡的性生活。她始終在從她的朝臣那兒尋找自信,這使得自己成了那些精於算計的親王們一個易被利用的符號。作為老百姓的當家人,她完全不是曾國藩或李鴻章的對手。她無法預見麻煩,並繞開它。她消極等待,避免行動,希望事情會自生自滅。她不是現實政治的大師,相反倒是接二連三地遭遇進退維谷的艱難困境。她從來就沒法制止親王們不間斷的陰謀。她的一生中只有三次採取了戲劇性的行動,每次都是在巨大危險的威迫下行動的:1864年,1875年和1898年。每次危機都會導致一場政變,所以每一步都是在絕望中鋌而走險,而並不是因為她有什麼了不得的謀略。每一次從險境中走出之後,她都會重新回到紗簾的背後,退回去扮演她作為一個調停者和皇額娘的角色。因此可以說,她的放棄不只是一次兩次,而是連續不斷。    
    雖然慈禧被那些對她一無所知的人——還有那些應該更瞭解她的學者——栽上了許多悖謬乖張的特性,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她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就像喝水一樣平常。其餘的,全都是胡說、誹謗和惡作劇,是由貪婪、種族偏見、性別歧視以及簡簡單單的日常邪惡所激發起來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說,對她的任何研究,事實上必定是一種對那些妖魔化她的人的研究。喝水,的確不過是一件平常的事,不過,那是在它變得稀缺之前。    
    【譯注】    
    1白利南,又譯璧利南(見《清史稿》),即拜倫·布倫南(Byron Brenan 生卒年未詳),英國外交官。1898-1901年間擔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舊上海曾有一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康有為到達上海之前,上海道蔡鈞曾致信白利南,要求協助截獲康有為。    
    2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幼勖、杏生等,別署愚齋,號次沂、止叟等。江蘇武進人。晚清洋務運動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實業家。歷任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兵備道、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辦理商務事務大臣、鐵路總公司督辦、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1901年任辦理商務事務大臣,加太子少保銜。盛宣懷熱衷於教育和實業,1892年創辦北洋大學堂,1895年奏設天津中西學堂,1896年奏設上海南洋公學。還曾擔任過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冶萍煤鐵公司總理、輪船招商總局董事局會長等職。1916年病逝於上海。著有《愚齋存稿》、《盛宣懷未刊信籍》等書。    
    3這裡應該是弄錯了,貝勒載瀅乃是恭親王奕訢之子,這裡所說的恭親王的孫子指的應該是載瀅之子溥偉(1880-1937)。    
    4何東(1862-1956),原名啟東, 字曉生。原籍廣東寶安,出生於香港。1881 年入香港怡和洋行任副買辦,後升正買辦,並兼任香港火險、廣東水險兩公司分行經理,1900年後自營商業。1921 年曾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1929年接辦香港《工商日報》。 後長期在港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歷任香港臬署高等陪審員、華商總會董事、華商會會長、經濟調查局分任委員會長。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1915年受封爵士勳銜。    
    5梅含理,即弗朗西斯·亨利·梅(Francis Henry May 1860-1921),香港第十五任總督(1912-1918),出生於德國,曾任香港輔政司,1911年被封為爵士。    
    6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6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7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侯爵。早稻田大學的創始人。曾兩度出任外務大臣,1898年組閣,1907年退出政界,完全致力於早稻田大學的校務工作。1914年再度出任首相,1916年因病退休。著有《東西方文明之調和》等書。    
    8宮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宮崎虎藏,又名寅藏,別號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縣人。早年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接受「支那革命主義」思想。光緒十八年(1892)曾到中國考察,旋因經費告罄返日。1897年,再度來華,並結識了康有為、梁啟超,又經人介紹與孫中山成為知交,為興中會反清革命活動出力甚多。1899年前後往返於康梁與孫中山之間,極力勸說兩派聯合反清。1900年參與惠州之役,失敗後回國。1902年撰寫《三十三年落花夢》發表,向社會介紹孫中山的革命事跡。1905年為同盟會成立奔走效力,旋成為同盟會最早的外籍會員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多方挪借旅費再來中國,擁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8月,力阻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北上。10月間返日。1913年,孫中山返國反袁時與孫偕行輔佐。二次革命失敗後,往來於孫中山與黃興之間,力解孫、黃矛盾。1921年最後一次來華,在廣州晤見孫中山,次年病逝於日本東京,有《宮崎滔天全集》。    
    9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424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0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1868-1918),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位沙皇,被1917年的二月革命所推翻。1918年,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被當時的蘇聯政府秘密處決。    
    11MI6,即英國情報機構軍情6處。


第四部分 逃亡第71節 毒筆(1)

    北京城裡對新聞記者梁啟超的搜捕,在他成功地逃到日本與康野狐會合之後,也就草草收場了。一篇下令將其逮捕並就地正法的諭旨,將此兩人形容為「狼狽為奸」,這匹狼就是康有為。而梁啟超,這只因為腿太短而騎在康有為背上的「狽」,當時仍在北京,城門已經關閉,為的是防止他逃跑。他只好跑到日本公使館尋求庇護。危機期間,日本使館內唯一一名留在城內的高級外交官(其餘的人都去海邊或大山中度假了)是署理日本公使,他正忙著招待伊籐博文。在伊籐的吩咐下,梁啟超立即就得到了庇護權。    
    伊籐博文在北京又呆了一個禮拜,直到9月29日才離開,其間曾多次和梁啟超會談,也聽說了六君子的被捕、審訊和就戮,這幾個人都是他在朝廷上的毫無保留的擁護者。與此同時,北京城裡一張針對梁啟超的全城搜捕網已經拉開。在伊籐博文的指揮下,梁啟超裝扮成一個日本人,被一個名叫平山周的天祐俠團密探秘密地帶到了天津。靠近大沽錨地的時候,這位密探和日本駐天津的領事官護送這位逃亡者安全地登上了「大島號」炮艦。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直接發來了密電,命令大島號起錨,駛向外海,沒想到竟被一艘中國水師的軍艦截住了。榮祿總督的密探一直在嚴密監視著日本人,不過嚴密得還不太夠。中國水兵登上了大島號,要求交出梁啟超,日本船長拒絕了。梁啟超這會兒正呆在中國水兵看不見的小艙裡,奮筆疾書,給家人和朋友寫最後的遺言(他相信這是自己最後的文字)。不過,他的幸運之神還在繼續庇護他。中國水兵兩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船上,大島號繼續它的航程。    
    在日本,10月22日的《神戶記事報》透露:大島號帶來了「一件非常貴重的禮品」。比起康有為來,他多半算得上是「非常貴重」了。這兩個人可算是博斯韋爾和約翰遜博士1的中國副本:康有為表演,梁啟超記錄。直到此時為止,比較起來,梁記者還只是個為康有為出謀劃策的無足輕重的角色,一隻「狽」(正如那個成語所暗示的),對於昂首闊步來說,自己的腿還太短了。他缺少康有為的攻擊性,寧願通過自己的筆拐彎抹角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的營救把他推到了世界舞台上,並使他成為他那個時代最有殺傷力的抹黑宣傳員,一位毒筆大師。他的主要靶子就是慈禧。    
    雖說他的腿很短,但他的天才卻很長。作為一位廣東農民的兒子,他聰慧異常。9歲時就能寫千字短文,囫圇吞棗地嚥下了不少唐代詩人李白那些含鹼量很高的詩歌。16歲就中了舉人。不過他討厭專橫的形式禮儀,抱怨道:「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1890年,他赴北京參加會試,鎩羽而歸。回到廣東後,他拜見了康有為,成為康有為的「學堂」裡最早的弟子之一,而後又成了「學堂」的一位老師。1892年、1894年和1895年,他三次努力通過科舉考試,康有為倒是僥倖通過了,而他卻依然名落孫山,最後決定放棄。    
    由於一次最重要的外事接觸,梁啟超成了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書。落入李提摩太的圈子是一次意外的運氣,命運從此逆轉(原文為拉丁文)。梁啟超幫著李提摩太向名士們投懷送抱,並接近翰林院中專搞陰謀詭計的那一派。作為回報,李提摩太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外國人當中為梁啟超樹立一個聰明的年輕改革家的形象,說他將領導一個嶄新的中國。    
    有了這樣的鼓勵,梁啟超成了許多維新報紙和雜誌的撰稿人。憑著他筆頭的力量,1897年,梁啟超應湖南巡撫(張之洞總督的親信)之邀,出任新近創立的「長沙時務學堂」首席講師,那是一座維新派的溫床。在那兒,他加入了另外一些在相同想法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維新學會,並成了譚嗣同的朋友,此人將會成為皇上寵信的維新顧問和六君子之一。    
    恰好在百日維新的前夕,梁啟超去了北京,以便幫助康有為推開紫禁城的大門。通過張蔭桓爵士出面,梁啟超也接受了一次皇帝的召見(在召見康有為之後不久),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得到的獎賞也是一份差事,比光緒先前給康有為的那份可要強多了:他被安排負責新政府的譯書局,雖說那些個外國字他一個也不認識。梁啟超安靜地做著他的後台工作,直到9月慘案突然發生,在伊籐博文的營救下,才免於被劊子手收割。    
    大島號炮艇駛進了內海的宮島港,許多日本外務省的人正在那裡等著把梁啟超帶到預先安排的東京住處。10月底的時候,康野狐在宮崎滔天的護送下,也從香港趕到這裡,和梁啟超會合。    
    幾個月之前,日本人也為共和運動的領袖孫逸仙博士提供了庇護,那是在他廣州起義失敗之後,而且已經在橫濱為孫博士安排了舒適的住處。雖然康野狐的狂妄自負和政治見解,都與孫博士水火不容,但天祐俠團還是為他們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日本的知識分子、政客和天祐俠團的頭頭們,都將康梁二人視為他們實施長期戰略的很有價值的馬前卒,這一戰略就是:將西方殖民勢力(尤其是俄國)趕出東方,並將整個東亞置於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在這個計劃中,天祐俠團是一個危險的合夥人。10年之前,當他們認為大隈重信侯爵帶給外國政府太多自由的時候,他的一條腿就丟在了一位自稱刺客的人的手裡。新近出任外交大臣的大隈重信和天祐俠團又一次展開了合作,這一次的合作,撮合者是康野狐的排滿宣傳和孫博士的共和密謀。    
    康有為一到日本,就被介紹為:一個權威的消息來源、一位朝廷的密友、中國皇帝的一位親信。他告訴每一個人:他的死裡逃生,完全是因為李提摩太和竇納樂爵士的迅速行動,以及英國駐上海領事官和英國皇家海軍艦隊的施以援手。這使得他說什麼比要他是什麼更重要。他自吹自擂,說倫敦《泰晤士報》的通信記者濮蘭德已經親自對他進行過審查,並向全世界證實:他是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一位誠實正直的改革家。    
    打那時起,康有為的誇張宣傳就在普天之下廣為流傳,極大地扭曲了他對中國維新運動的影響,從而導致西方政府不得不對他認真看待(如果他們知道真相的話,沒準就會避之唯恐不及)。幾乎每個人都上了他的老當。    
    從1898年到1900年,外國報紙對中國的維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鼓掌歡迎,熱心贊助。他們不斷發表康梁二人正在熱火朝天地創作的那些宣傳材料。最主要的材料來源是梁啟超的《清議報》,這份雜誌由日本人資助,1898年12月23日(也就是他被秘密帶出中國的三個月之後),開始在橫濱出版。那些文章首先在《清議報》上發表,對北京的人和事給出了一個虛假或扭曲的版本,後來又被梁啟超選輯收集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1899年,此書經過修訂在上海和橫濱再版,成了百日維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維新運動的《聖經》。    
    中國的英文報紙——比如《字林西報》和它的每週增刊《北華捷報》(出版於上海國際租界,所以不受滿清政府審查機構的影響)——也採用了《清議報》上發表的虛假陳述。《北華捷報》經常刊載康梁的文章(都是被他們當作權威材料披露的)的譯文,從而使這些文章完全合乎英美報紙的口味。《北華捷報》上所表達的那些觀點,很少歸到康有為或梁啟超的名下,但其相似性是如此驚人,顯然是從同一隻杯子裡吸吮來的。《北華捷報》的編輯先生們毫不隱瞞他們對慈禧的厭惡,以及對維新運動的支持,如今,康有為自稱是這一運動源頭。《北華捷報》在上海出版的那些貨色,又被濮蘭德轉運到了倫敦的《泰晤士報》,接下來又被《紐約時報》所摘拾,這兩家報紙在整個英語世界擔當著紀錄日誌的角色。(關於慈禧太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報道,可以毫不費力地順籐摸瓜:從美國的地方報紙到《芝加哥論壇報》,再到《紐約時報》,然後到倫敦的《泰晤士報》,到上海的《北華捷報》,最後,自然就摸到了梁啟超在橫濱辦的《清議報》。)    
    梁啟超的排滿雜誌自然受到了海外華人的歡迎。1899年3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指斥慈禧、榮祿和剛毅是中國滅亡的設計師,梁啟超寫道:有人「謂西後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後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為念哉?」接著,梁啟超又補充道:「彼其愚迷,至死不悟。」他將一大堆讚頌之詞給了光緒皇帝:「天生聖人,以拯諸夏。……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2(此時此刻,梁啟超知道得很清楚:光緒既沒有被「幽」,也沒有被「廢」。)    
    不管朝廷對這份雜誌怎樣努力地圍追堵截,它們還是在中國內地廣為流傳。高級官員,包括維新派曾經的支持者張之洞總督,讀過這份雜誌也不免義憤填膺。張之洞警告總理衙門,它正在毒害百姓的頭腦。據說,軍機大臣剛毅拿了一本給慈禧,而她「非常氣憤」。無論按什麼標準,這都是大逆不道之罪。1899年2月發表了一篇諭旨,懸賞捉拿康梁二人,「不論死活。」這篇諭旨是由光緒簽發的。    
    很不幸,對於他們來說,滿洲人從骨子裡就對國際宣傳缺乏理解,也完全不懂得如何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對諸如此類的宣傳加以利用,或者進行反擊。他們反應遲鈍,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懂得:這樣一些通過報紙、雜誌和圖書發表的聲明對他們所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損害,是能夠提出質疑、進行反駁的。在滿清統治集團中,李鴻章是個顯著的例外,在拳亂期間,他將繼續極其有效地利用新聞媒體的宣傳和操縱,不過,李鴻章的犧牲品又還是滿洲人。最後,慈禧的全部傳說演變成了抹黑宣傳,而在促使大清王朝衰落和崩潰方面,說謊成了最主要的武器。如果滿洲人認識到了這樣的危險,那麼事情可能會大相逕庭,但他們卻奇怪地對此熟視無睹,就像那些守衛秦始皇陵的陶俑大軍,以其輝煌而緊湊的編隊在地底下埋藏了好幾千年。    
    張之洞總督(六君子中有三個人曾經受他的保護)是那些追求朝廷獎賞的人之一。為了讓康梁被逐出日本,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派出殺手佯裝成學生去東京。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給予回擊,指斥張之洞是個「見風使舵的官吏」,是個事先知道鐵帽子們的陰謀卻贊同這一陰謀的反動分子。《清議報》出版僅僅一年之後,它在橫濱的印刷廠神秘地毀於一場大火。    
    一點也不奇怪,日本人很快就對扮演吹牛大王康有為的東道主感到厭倦了。他成為大隈重信的座上賓僅僅5個月之後,大隈外相就說服了他去歐洲或北美旅行以進行籌款。康有為當然也沒有兩手空空地上路,大隈外相和天祐俠團給了他至少9,000塊大洋的零花錢,作為路上的開銷,1899年3月,他乘船前往加拿大。他沒能訪問美國,因為美國移民局需要滿清政府的擔保,所以就去了英屬哥倫比亞。在那兒,他受到加拿大官員的認真對待,而他的荷包,則被海外華商塞得滿滿的。他接著去了倫敦,在那裡,自由派領袖查爾斯·迪爾克爵士3在英國下院就英國因為慈禧「腐敗而愚蠢」而應該干涉中國的觀點提出辯論。保守派(他們對自己的外交報告心知肚明)反駁說:康有為本身有「誤導」之嫌。    
    習慣於靠別人的鈔票過優裕生活的康有為,很快就將他的小金庫揮霍一空,不得不搬到新加坡,在那兒,有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具備跨文化背景的闊人林文慶為他買單。康有為不得不做點什麼,要不然很快就要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林文慶在新加坡的合夥人很樂意支持一次武裝起義。憑藉著如此激動人心的前景,康有為又從海外華人那裡弄到了30萬美元的進項,條件是他必須保證新政權的善意。他選擇湖北省的漢口作為一個靶子,因為天祐俠團已經在那兒開設了他們的連鎖藥店的分店,可以用作軍事行動的前哨站。從此以後,漢口的許多鄉紳和富商都被策反了,於是康有為便設想:有了他們的支持,要發動一次起義大概不是什麼難事。


第四部分 逃亡第72節 毒筆(2)

    從一開始這場陰謀就失敗了。補給和軍事物品必須通過香港一家掛羊頭賣狗肉的五金公司,從日本偷運進中國,不過貨物從未到達過。武漢的先遣隊在約定的時間還沒到的時候就提前動了手,密謀敗露。這次很不光彩的失敗花去了康有為大量的財政資助。他仍然呆在新加坡,不過開始相信那個孫逸仙派了一個刺客跟著自己。他決定帶著年輕的女兒和姨太太去大吉嶺4度假。那是喜馬拉雅山脈一處度假勝地,他租了一幢房子,靠著華僑們為漢口起義捐贈的美元在那兒一住就是好幾年。    
    這其間,在日本,那只騎在康有為背上的小「狽」幹得還不錯。這兩個人當中,更狡猾也更小心的梁啟超,能夠盡量避免使他的日本主人產生不愉快,並繼續在他們的幫助下從事他的宣傳活動。他煞費苦心地維護與大隈侯爵的良好關係,經常設宴款待他。    
    到這時,梁啟超和康有為已經發展了一大群鐵桿國際讀者,這些傢伙對關於邪惡的滿清太后的那些新材料有著永不饜足的好胃口。在1898年之前,還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她的存在,現如今,她已經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險惡的形象之一。在美國,因為對「黃禍」的舊話重提而使得這些排滿宣傳更加洶湧澎湃,也因為那些白人政治家、勞工組織、宗教狂熱分子和土地掠奪者的煽風點火而更加烏煙瘴氣。混合著關於東方帝國一個女性統治者的男性白日夢,從而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本能反應。這樣一種觀念惹弄得美國男人心急火燎:腐敗中國被一個有著奇異性需求的卑劣女人所控制著。    
    梁啟超和康有為為了尋找靈感,便一頭扎進京城文人學士的歷史閒談中深入挖掘,這些人很喜歡將慈禧和他們熟悉的魔鬼化身武則天相比照。對於康梁不斷發布的那些個關於慈禧的黑材料,不熟悉中國秘史傳統的西方人自然不曉得:其中有很多從前就已經流傳過,不過說的是武則天。這些故事當中最受歡迎的話題之一,就是:曾經謀害過那麼多競爭對手的慈禧,到底是如何給光緒皇帝下毒的呢。這個主題又被康有為在新加坡的東道主林文慶專門針對英國聽眾進行了重新包裝,「滿洲人的刀叉伸得很長。」不過好像長得還不夠。    
    曾經在1901年有幸和林文慶共進午餐的莫理循說,此人「多少有點自吹自擂。」濮蘭德也認識林文慶,並且對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莊士敦(後來成了溥儀皇帝的英國師傅)對此人也有過描寫,說他是個「出類拔萃」的華人。在1890年代,他是馬來亞半島最有影響的人之一,他父親是一位新加坡富商,祖籍福建。早年在新加坡聲名卓著的萊佛士書院受教育,他是第一位獲得女王獎學金的殖民地華人,利用這筆獎學金,他到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和莫理循是校友)。在英國呆了5年之後(其中一年在劍橋),1893年回到新加坡,開始行醫並進入政界,他的語言天才使得他能熟練使用這個島國5種主要語言——閩南話、粵語、馬來語、英語和泰米爾語。1895年,在他26歲的時候被任命為新加坡立法院議員。第二年,當他娶了自己的一位合作者孫逸仙的女兒之後,林文慶就開始不斷發表排滿宣傳。    
    林文慶用他的本名和「文慶」這個中文名為《新加坡自由報》寫了一系列關於百日維新慘劇與慈禧邪惡本性的文章,對康梁的原始材料加以詳述引申。後來結集在倫敦出版,題目叫《中國的內部危機》。在書的序言中,林文慶否認它的任何獨創性。他感激朋友們,「他們當中有些人可以很方便地獲取準確信息。」然而,他卻不得不讓這些消息靈通的朋友一直保持匿名狀態。為了讓他的英國讀者身心放鬆,林文慶向他們保證:他寫這些文章,不過是「聊以自娛」而已。    
    他先從康有為的一篇小傳開始,稱他為「維新運動的涅斯托爾5」。他說:「直到今日中國受到關注,康有為的歷史著作標誌著他們的知識歷史中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轉入他的主要話題,林文慶告訴英國人:慈禧「活潑熾烈,熱情洋溢」。作為一個年輕女人,她將咸豐皇帝的精力完全從他作為君主的職責上轉移過來了。「就在他愛撫任性的(葉赫那拉)的同時,太平軍正在攻城略地,『紅髮鬼子』正在京城的街頭闊步行軍。」林文慶聲稱,在同治皇帝死之前,他實際上已經選擇了一位繼承人,是一位年輕的滿洲小王子,但慈禧卻選擇了光緒來取代他。林文慶宣稱,同治的這位「庶子」仍然活著,而且是「北京城裡少數幾個具有自由、進步思想的王子之一。」    
    接下來談到慈安之死是不是骯髒遊戲的結果這個問題,林文慶說,「中國人的傳聞是:她吃了一些自己特別愛吃的(美味佳餚),那是(葉赫那拉的)親戚為她特意準備的。片刻之後,她就被劇烈的疼痛攫住了,沒等到御醫趕到,她就斷了氣。」為什麼這些傳聞此前從未得到報道呢,林文慶沒有解釋。    
    然後,他又把話題轉到頤和園裡的性方面。他說,一個假太監,對慈禧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就像梅莎莉娜和凱瑟琳大帝一樣,她的需要也是車載斗量。「年輕的(葉赫那拉)向一大群太監展示她的魅力。」他接著說,她精心穿著的真實理由,是要討好她的那些性愛奴隸。「她為自己的魅力感到自豪,不惜代價地要讓這些魅力發揚光大。……在她的丈夫死後,她不得不把自己的美麗展示給宮裡那些粗俗的眼睛。」    
    為了要搔到維多利亞時代聽眾的癢處,他透露:和一個去勢的太監之間,在平常情況下,不會有什麼太冒險的性愛遊戲,但慈禧的太監總管李蓮英是個冒牌貨。李總管「逃過了那種野蠻慣例,最後成了(葉赫那拉)特別寵幸的侍從。」    
    林文慶透露:李蓮英從上海定購了一些古怪的巴黎時裝,這樣,他和慈禧就能穿著這些裝束,表演遊戲。「一位太后扮演奴僕,而一位侍從卻是這個奴僕的情人,這一切多麼有趣。」(在所有這些有殺傷力的宣傳中,倒是有一點真實的元素:慈禧的確常常作為「票友」而登台演出,這時候,她和她的宮女們穿著戲裝粉墨登場,有時候太監們也被迫參加她們的演出。一張攝於1903年的照片顯示了這樣一次舞台場景,她的太監總管看上去好像很不舒服。)    
    為了不斷給自己的話題加溫,林文慶又說:「人們注意到:這些太監大多是年輕的男人,體形優美,相貌清秀。……北京城裡那些頭腦簡單的傢伙也能認出,西宮太監當中那些年輕人的面孔,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正在準備科舉考試的生員。」他接著說,在提供短時期的服務之後,這些年輕人就會突然消失不見,成為「皇城的高牆之內意外死亡」的受害者。    
    林文慶希望留給讀者慈禧這樣一幅永恆的圖像:一個道德敗壞、惡意刻毒的統治者:「她……毫不猶豫地重複凱瑟琳·美第奇那些罪惡和陰謀勾當的幾乎每一個細枝末節。」    
    林文慶的攻擊也是一種種族主義。許多高層漢人都把滿洲人視為不可救藥的腐敗墮落的種族,正如他在一些評論中所暗示的:「你能指望一個年輕的滿族女性在放蕩成性的咸豐皇帝那污穢淫亂的後宮裡會受到什麼訓練呢?」    
    對於那些身處一個假正經時代的西方讀者來說,這樣一些性淫蕩的指控的確很有趣,也很刺激。但對於漢人和滿洲人來說,一位寡婦的貞節問題一點也不可笑。在太后這樣的情形中,貞節是一條底線。如果她自丈夫去世以後表現出有什麼風流韻事的話,那麼接下來,她就會失去她尊貴的地位所擁有的所有權利。在以前的朝代中,如果這樣的行為被證實,那麼她就會被立即處死。沒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情況已經有所改變。    
    慈禧是在26歲的時候成為寡婦的。從那時起,她一直這樣活到了73歲,她真的能保持絕對的清心寡慾長達47年麼?就目前足資徵信材料證據看,沒一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上述指控純屬虛構。比起其他的皇室成員,對於外在的形象,她不得不更加小心對待。她比大多數女人更容易受到品格方面的攻擊,不管有多麼曲折含蓄。她在朝廷上的權力,主要是建立在不斷履行她作為最終調停人的儀式性角色的基礎之上,這正需要完美德行的外表。她一直處在數千太監持續不斷的觀察之下,這些傢伙就像停在紫禁城和頤和園的宮牆之上的蒼蠅:任何對美德的悖離,將馬上被報告給真實或潛在的敵人。僅僅是性放縱的傳言,也足以威脅到她的地位的合法性。環繞在她身邊的,是不停地搞陰謀詭計的王公大臣,還有那些時刻準備著為賄賂或搾取而譴責任何人的無所不在的御史。這就是為什麼在隻身自衛的時候,她在恪守禮儀方面要求是如此嚴格,任何輕微的冒犯也會使她龍顏大怒。所以,利用性方面的誹謗對她進行詆毀,也不過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證據則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說吧,假如她真的發生過什麼風流韻事並且懷了孕(就像康野狐那幫人所說的),那麼她的許多僕從就會知道,因為她每天的沐浴更衣之事也是由這些人伺候的。在紫禁城這樣一個地方,在腐敗墮落被當作數千年的遺產代代傳承而形成的深遠綿長的大氣氛圍中,要讓數量如此龐大的太監宮女保守這樣一個秘密,真是難以想像。    
    就憑它的誇大其詞,我們也可以知道:康有為及其同夥的誹謗,亦不過是名士們輕佻酒會上人格詆毀的典型把戲,和都鐸王朝某位野心勃勃的朝臣為了擊倒某位女王而採用的那種致命的嚴肅指控比較起來,完全不是一碼事。不過西方人沒有辦法來瞭解它們之間的不同。    
    另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如果八大臣或鐵帽子們曾經能夠將她在性方面行為不端的確鑿證據提供給「宗人府」的話,那麼,他們也就能夠將慈禧打掃出宮,從而將自己選擇的繼承人扶上皇位。所以,那種認為她曾經和數以百計的假太監玩鬧嬉戲、這兒那兒到處生小孩的觀點是荒唐可笑的。    
    康有為在1898年的誹謗,是任何對慈禧此類指控中最早的一次。9年之前(1889年),美國公使田貝完成了一次對她的聲譽的近距離研究,寫信給華盛頓:「她表現得仁慈而節儉。她的個人品格無懈可擊。」    
    那麼,為什麼這幅由康梁所描繪(並被林文慶塞給了那些假正經的英國人)的虛飾浮艷的政治漫畫,竟然從那時起就成了慈禧每一部主要傳記的基礎材料呢?一言以蔽之,因為它是如此賞心悅目。林文慶頑固地持有這樣一種觀點:譴責中國所有的災難(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就能夠攻擊這個妖怪的腳踵。沒有太可怕的犯罪,沒有太奇怪的陰謀,沒有太駭人謀殺。人們普遍同意:佔據中國龍椅的女人確實是一條爬蟲。不是一條榮耀顯赫的中國龍——沉靜、慈善、仁厚的水族,而是一條居於幽穴、吞吐火焰的西方龍,就連它的呼吸也有毒。是一位惡毒的龍女。這足以解釋一切,也足以證明一切。    
    直到如今,那些專業人員(莫理循、濮蘭德和巴克斯之流)為了把這些中文抹黑材料變成更文雅也更有害的「信」史,而不斷添加進許多他們自己天才的新聞創造,為大清王朝的傾覆而推波助瀾。    
    【譯注】    
    1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國傑出的傳記作家,他為約翰遜博士所寫的傳記《約翰遜的一生》已經成了西方傳記文學的經典,博斯韋爾的名字在英語中甚至演變成了「為密友寫傳記的人」的代稱。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國作家,辭書編纂者,是英國18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文學界人物。    
    2此處引文均出自梁啟超《論保全中國非賴皇帝不可》一文(1899年3月22日)。    
    3查爾斯·迪爾克(Charles Dilke 1843-1911),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作家,曾幫助格萊斯頓連任首相,從而成為格萊斯頓第二屆內閣成員。    
    4大吉嶺,印度東北部一座城鎮,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低處、錫金邊界,處在2,287.5米的海拔高度,由於可以眺望干城章嘉峰和珠穆朗瑪峰而成為著名的旅遊勝地。    
    5涅斯托爾,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特洛伊的英雄,對希臘人來說是一位年高德勳的智慧老人。


第四部分 逃亡第73節 狡猾的春宮作家(1)

    百日維新突然失敗的時候,莫理循已經在北京呆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即便是老資格的北京居民,對這樣突如其來的強烈鎮壓也毫無防備,一直試圖搞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康有為到底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羅伯特·赫德幾乎是唯一保持沉著冷靜、不慌不忙的人。    
    夏天的大部分時間,以及在9月的流血犧牲期間,莫理循一直在黃河三角洲獵鳥,或者在西山僻靜的度假療養院獵艷。當他回來的時候,對於那些導致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幾乎一無所知,只好想方設法補課,不斷詢問他的消息內線,而所有的消息全都充斥著陰謀理論。作為《泰晤士報》駐北京的通訊記者,莫理循不得不踢掉他的長統雨靴上的泥巴,表演千里眼的動作,為的是能夠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以預言家的身份出現,能夠像個飽學之士那樣慷慨陳詞,並且最後對假想中的政變及其參與者的方方面面都瞭如指掌。    
    關於康有為,莫理循一無所知。這個藉藉無名之輩也不知是從哪個角落冒出來的,如今被人們談及,儼然是維新黨的領袖,新中國傑出的知識分子,年輕皇帝的私人朋友,六君子的親密夥伴,太后的頭號死對頭,香港的名人,日本的朋友,中國的彌賽亞。至少,北京的那些更容易上當的洋人正是這麼說的。    
    人們都在設想:濮蘭德所知道的可能比他說出來的要更多,莫理循寫信給他在上海的同僚,詢問康有為的價值,他的問題暴露了他有多麼無知。「康有為煽動了這樣一場針對太后的痛苦反叛以及隨後的流血,只不過因為他是一個和平的、學院式的非暴力改革家麼?您真的認為這是可信的麼?」    
    濮蘭德幾乎沒工夫去搭理莫理循,他正忙著用他在《泰晤士報》上的那些充滿偏見和錯誤的文章把康有為炒成國際名人。康有為那些謠言和虛構的混合物嚴絲合縫地契合了濮蘭德的排滿偏見。濮蘭德非但沒有像科伯恩和班德瑞那樣產生懷疑,反而對康有為告訴他的那些東西照單全收,並把自己關於太后的錯誤假想添油加醋地補充了進去。所以,濮蘭德對莫理循的啟蒙努力,其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將那些虛假的前提再加上自己對慈禧的先天偏見,一股腦地塞進了這位高級記者的頭腦裡。莫理循馬上就得出結論,這一結論暴露了他思想中的基本缺陷。他的推論是對的:鎮壓維新運動,光緒出局,太后復出,選擇溥 為繼承人,這一切都是一個完整陰謀的組成部分。但是,他把這一陰謀和慈禧聯繫了起來,而不是端君王和鐵帽子們。不管這是因為對這些晦暗不明的皇室成員的一無所知,還是因為沒能認識到滿洲王爺干涉朝政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莫理循總歸是認為他們只不過是慈禧的「後黨」,並且相信:是慈禧一個人在幕後操縱了光緒的廢黜並使他變成一個呆滯木訥的人。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寫道:「如今……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慈禧的死,這也絕非不可能。」他對這樣的觀點一定感到滿意:慈禧是所有這些不幸的起因,她的被殺將是一種解放。莫理循堅持自己武斷的觀點,也不管多德福醫生的證詞,這些證詞證明:沒有人做過任何損害光緒的事,也沒有人折磨或囚禁他,他的問題完全是身體上的(其次也有心理上的影響)。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他的姨媽也可能(像維多利亞女王一樣)是一個威懾性的形象,但那位法國醫生已經觀察到:她真心誠意地為自己的侄子擔憂,並且在醫生看來也沒有明顯恐嚇他的跡象。雖然莫理循自己也是一位醫生,並且親自報道過多德福的分析報告,但他毫無道理地憎惡慈禧,因而也憎惡這個法國人。所以,他的病態偏執使得自己完全曲解了正在真實發生的事情。他沒能認清端郡王和他的盟軍是些什麼樣的傢伙,這是一支分散而危險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進入陣地,並將因為那個時代一個巨大的錯誤步驟而給中國造成可怕的損害。莫理循對於正在醞釀中的事情毫無準備,他看錯了所有信號,卻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了「偉大」。    
    這樣一成不變的觀念,成了莫理循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報道中國和慈禧的基本原則。雖然他將會把自己個人的政治支持從李鴻章總督轉到袁世凱將軍,以和英國的政策相協調,卻從未重估過他對慈禧的譴責。在莫理循的頭腦裡,唯一的好太后,就是一位死了的太后。《泰晤士報》在它的字裡行間衷心地贊同這樣的觀點。    
    1897年,羅伯特·赫德爵士第一次見到莫理循的時候就喜歡上了這個年輕人,因為,一個聰明而孤獨的浪漫主義者總是會喜歡上另外一個同類的,但一個冷冰冰的事實慢慢顯露出來,赫德開始覺察到莫理循骨子裡的犬儒主義,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藐視,以及他為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發展而不斷調整他的道德標準時的輕鬆自如。在1900年的拳亂中莫理循扮演操縱者的角色之後,兩個人就很少說話了。    
    和赫德所認識的許多其他帝國主義者一樣,莫理循也沒能領會到:他們給中國喉嚨強灌下的西方靈丹妙藥正在殺死這個患者,他們既不願意也沒能力改變一下藥方,他們更願意死死綁住這個老人,直到他停止亂踢。英國不願意通過簡單的吞併中國而使自己過度擴張,這種不情不願的態度助長了英國人當中那種凜然自製、自命不凡和躊躇滿志的良好感覺,索性將這樣一樁勉為其難的事交給日本和俄國去接手好了。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莫理循不得不盡力去理解這種曖昧的意義,不過他發現了一個更容易的辦法,那就是:把中國的所有事情,都歸咎於那個頑固倔強、不諳世事的太后,她對目前形勢的絕望完全懵然無知。    
    那時,人們對中國的瞭解甚少,也很少有人對它危險的內部有任何的經驗,莫理循似乎是《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的一個理想人選。其時,他26歲,個子很高,聲音嘶啞,膀大腰圓,相貌英俊,比漂亮的外表更可貴的是:他還膽子大、臉皮厚。他是個神槍手兼合格的騎手,他曾經徒步、騎馬穿越中國內陸,進入緬甸的北部邊境。這樣一次旅行,另一些人在自擔風險的情況下也嘗試過。通常是在半道就送了命。對莫理循來說,追求遠距離探險所帶來的危險和光榮,是一個終身的習性。而且,他的聰明、魅力、膽大和令人愉快的寫作風格,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為他贏得了同儕的熱情信賴。出於對帝國的藐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自己從未費心去學習漢語。即便是亨利·科伯恩這樣的中文專家,也沒能脫除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惡習,在他來華10年之後,也就是1906年,當他從北京離任時,科伯恩自吹:在這期間,除了他的僕人,沒有任何別的華人曾經踏進過他的房子,一次也沒有。    
    莫理循因為對這種語言的輕蔑,而使自己完全受制於口譯人員、文字翻譯和中間材料。他沒法直接報道或親自核實他自己的一則故事。《泰晤士報》僱傭莫理循的時候知道他不會說漢語,說句公道話,掌握這門語言將會需要數年的努力。無論是他自己,還是《泰晤士報》,都不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不足。因為在領事服務機構中,學習語言是比較低級的活。沒有哪位真正的紳士會有時間浪費在說外國話上,有足夠多的僕人來處理這種事情。莫理循一直在那兒報道那些對英國在華利益有影響的事情。作為大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聯合鼓吹者,莫理循和他的編輯對中國的最高利益這個問題乾脆視而不見。他們和英國政府此唱彼和、步調一致。    
    初到北京的時候,莫理循完全依賴「萬事通」畢德格1,此人是李鴻章的美國秘書,專門傳遞秘密信息。莫理循總是急匆匆地乘火車去天津拜訪畢德格。這也解釋了他早期的一些獨家新聞為什麼那麼迅速而準確。羅伯特·赫德爵士一直被蒙在鼓裡,不知道畢德格不斷餵給莫理循關於李鴻章和俄國人做交易的內幕消息,並稱讚這位記者「從證據中提煉出真相的非凡技藝。」假如赫德知道了,他就能警告莫理循:畢德格並不是一個公正客觀的消息來源,而是李鴻章的一位忠心耿耿的代理人,而李鴻章,則是一位天才卓著的媒體操縱者。李鴻章和畢德格屢次三番地餵給莫理循很好的消息,為的是贏得他的信任,幫助他形成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能夠巧妙地對他和他的報紙施加影響。李鴻章還有別的記者可供利用,他能夠利用這些人直接撒謊或者聳動視聽。但莫理循和《泰晤士報》則有專門的用途。    
    至於中國人的日常閒聊和他們的所思所想,莫理循乾脆就依賴他的房東和男僕。他很少有機會在內部場合會晤滿人或漢人。令人驚訝的是,儘管他完全依賴於畢德格(沒準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和李鴻章卻只會晤過一次。他見到慶親王幾乎是因為意外,當時,慶親王將他的宅第誤認作英國使館。    
    莫理循所需要的,是一個可靠的材料來源,一位北京的助手。在最初的18個月裡,他帶著自己的難題堅持不懈地奮鬥。他的工作是孤獨的,而他的個人天性、他的急於要報道一切事情的迫切需要,則讓他更加孤獨。    
    接下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所有在華的西方人中,他最終選擇了25歲的巴克斯,把自己的信任交給了此人。巴克斯一下子就滿足了莫理循的許多迫切需要:智力方面的友誼,機智風趣的翻譯風格(口譯和筆譯),還有內線可以瞭解到滿清朝廷最幽深的秘密。    
    他們初次相識是1899年初在赫德爵士的一次草地晚會上。這個叫巴克斯的年輕人,在牛津鍍過金,有良好的漢語運用能力,曾申請加入海關服務部門。赫德爵士寫道:「巴克斯先生是個很優秀的候選人,剛到北京(帶著索爾茲伯裡勳爵、德文郡伯爵和張伯倫先生的介紹信),是巴克萊銀行一位董事的兒子,他懂俄語和漢語,只有25歲。他會是一位令人滿意的新成員,但我不能提供這個職位給他。」海關服務機構早已人滿為患。    
    一周之後,巴克斯正和莫理循共進早餐。莫理循在自己的日記裡語無倫次地嚷嚷道:「巴克斯來早餐,一位溫徹斯特2學者。一個肖像刊登在最近一期《浮華世界》上的人的兒子。會說、會讀、會寫俄語、現代希臘語。認識2500個漢字。……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德語。天才人物。」打這以後,他們經常會面,共進早餐或晚餐。對於被北京的日常事務累得半死的莫理循來說,這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改變。    
    巴克斯非常羞澀、內向,一張溫文爾雅的臉,像只敏感的小白鼠。他和賽馬會及野餐會上那些雄赳赳的使館小丑呆在一起很不相稱,於是在北京城外的深山老林裡租了一間房子。那天,這兩個人一起進行了一次長途騎驢跋涉,為的是逃避城市的灰塵和燥熱。後來這成了莫理循的例行功課。早上9點,他就離開北京城,騎驢進山,來到巴克斯的村舍裡,再一起吃午飯。他們有太多的共同點:都是以知識分子自命的單身漢,對書籍和手稿都大有興趣,沉迷於各種性過失,兩個人都自稱對北京已經受夠了。37歲的莫理循實在足夠老了,又有足夠多的經歷,這使他可以自視為年輕人的守護神。而且,這個時候他所需要的並不僅僅是老婆,而是一個有用的受保護人。巴克斯是個完美的陪襯,他的羞澀隱藏著學識。兩個人都因為別人的關注而美滋滋的。    
    關於自己,巴克斯透露得很少。他說自己來自蘭開斯特一個教友派信徒家族,到19世紀,這個家族已經有一家自己的家族銀行,並對煤礦和鐵路很有興趣。他的父親喬納森,打破了家族中嚴格的教友派傳統,和康沃爾一個英國國教家庭聯姻,新娘叫佛洛倫絲,是約翰·索爾茲伯裡-特裡勞尼爵士的女兒。婚後,他就把家族的銀行生意轉讓給了巴克萊,自己則成了巴克萊銀行一位董事,一直過著一種鄉紳式的生活。他是一個政治積極分子,後來因為他對自由聯合黨的貢獻而被封為從男爵。    
    巴克斯是他們的長子。他的弟妹們混得都很不錯,兩個弟弟成了海軍將軍,而第三個也是一個成功的士兵,他的妹妹哈里特嫁給了郡治安長官。巴克斯最初在溫切斯特受教育,後來則在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在那兒,他閱讀經典作品並開始研究亞洲和歐洲語言。作為一個天生的模仿者,他在文學和語言方面的才能幾乎接近於天才。他學習外國語毫不吃力,也用不著刻苦和勤奮,只需自然而然地信手拈來,通過一種記憶怪癖以及眼睛、耳朵和舌頭的天賦。他最後聲稱,除了英語之外,他會說11種語言:漢語、日語、蒙古語、滿語、俄語、希臘語、巴利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丹麥語,其中大部分他自稱都能讀寫。    
    莫理循無論如何都不算天真,事實上,他是一位苛刻的品德法官。他曾警告《泰晤士報》:「我們到這兒,已經僱用了一個因縱火而受到過審判的人(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證明他確曾犯下的罪行),另一個傢伙已經在大牢裡呆了7年,而第三個,則被判決為貪污。」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要找到「好幫手」和優秀的特約記者,並不是樁容易事,這也是他為什麼對巴克斯如此滿意的理由之一。    
    巴克斯馬上就動手翻譯漢語的消息文章和官方文檔,莫理循再將它們編輯成通信或電稿,發給《泰晤士報》。莫理循終於有了自己的北京助手、現場採訪記者、翻譯和滿清秘檔專家。


第四部分 逃亡第74節 狡猾的春宮作家(2)

    多虧了巴克斯的通力合作,莫理循才得以終止對畢德格和濮蘭德的如此嚴重的依賴,並且,他對中國事件的口譯能力,也因為每天通過巴克斯接觸宮廷檔案和中文報紙,而大有改觀。與持有強烈政治觀點的畢德格和濮蘭德不同,巴克斯似乎在所有事情上都絕對地漠不關心、不偏不倚、禮貌謙恭。他是完美的抄寫員,即便是為莫理循起草他自己的文章(尤其是關涉到朝廷習俗和名人),他也是合情合理。巴克斯有一種特別的才能:在觀察到莫理循需要什麼的那一瞬間,他能迅速地改變自己。這樣說來,他也可能是個神經病,只不過要到很久之後才會表現出來。莫理循從未正是僱用巴克斯,也沒有支付過他的工錢。巴克斯闊的很,每年都能收到他老爸寄來的大約300英鎊,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尤其是在中國,一個人只要不大手大腳,這筆錢就能生活得很好。在他們剛認識的那會兒,莫理循作為《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一年也不過就掙500英鎊,還要從這裡面支付那些業務開支,包括招待使館朋友的晚餐會。這次不涉及金錢的合作,很可能是巴克斯自己曾暗示此意,為的是討好莫理循,因為他在牛津的時候就慣於這麼幹。雖說如此,莫理循也還是不斷給他回報,通過禮物,通過借錢給他,以及通過讓他參與買書的交易,在這些交易中,莫理循得到了那些他認為有價值的中文圖書和手稿,這些東西或者是直接來自巴克斯,或者是經他之手。    
    從到北京的那一刻起,莫理循就開始收集珍本中文圖書和手稿,再加上關於中國的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書籍,建造了一座藏書室,以便在自己老了的時候可以賣掉它,充作退休金。因為他不能讀中文,所以就只能依賴巴克斯幫助他挑選古代手卷。莫理循不斷根據他的朋友的推薦投入大把的鈔票。只有巴克斯才能確定這些東西的出處。    
    這種關係的確熱情友好,甚至情深意長。他們會一起端坐至深夜,巴克斯翻譯文件,莫理循把它們轉換成電訊稿。巴克斯在信中這樣向莫理循傾訴忠誠:「我親愛的莫理循,多謝你的注意,請不要費心為我去弄巧克力了,因為我並不需要。」「我親愛的莫理循,非常感謝你這樣友好地送來果醬。當我再見到你的時候,就請讓我付賬吧。」    
    只要莫理循離開北京,巴克斯總是會特意留下來,堅持為他的朋友兼恩主提供背景材料和流言蜚語(這些都是外國記者的保留節目)。巴克斯成了莫理循的眼睛和耳朵:「我親愛的莫理循,非常感謝你無比親切的來信。……我希望你在國內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並希望你回來的時候看上去比你離開的時候更好。前些天,我正和斯科特主教共進午餐,他對我講了卜克斯在山東被殺的事4。……到現在為止還在竭力捉拿兇犯,他對此似乎不是很滿意。」    
    巴克斯和他的朋友佩奇共用著他在北京城外的家,佩奇是一位見習翻譯,在一次選錯地方的羅曼史之後,被迫從英國公使館辭了職。因為閱讀莫理循幾年前穿越中國的長途跋涉的故事而受到神啟,巴克斯和佩奇便一起動身去了蒙古,直到1900年6月才回來。    
    雖然巴克斯是個逃避使館生活的羞怯隱者,但莫理循卻像只公貓一樣被使館所深深吸引。他完全被迷住了,然而卻遭到同胞們的排斥,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他壓根就不屑一顧。北京是一潭死水,並且也和死水一樣聚集了人類的殘渣碎片。不過另一方面,莫理循又需要來自使館同胞的源源不斷的信息流,再者說,在一座西方女人的供給十分有限的都城,他也渴望女性的讚佩。「唯一曾經對我表示過愛慕的未婚女子,都是些上了年紀的淘汰產品,滿懷渴慕,滿嘴假牙,患有消化不良,雙手黏黏糊糊……完全不適合談婚論嫁。」他聲稱自己嘗試過各種辦法,從手淫到妓院,前者實在無聊透頂,後者則要小心謹慎。作為一名醫生和記者,他認真細緻地記錄了外國僑民中目前哪些人患有梅毒和淋病。有足夠多的男人私下裡就這方面的麻煩向他請教咨詢過,所以,他對女人的瞭解比他應該瞭解的多得多。「G帶著氯仿的氣味走了進來。他曾經患有腹股溝淋巴腫大,經過……治療……現在已經好多了。某些中國女士送給他這樣的禮物。」    
    一連串無傷大雅的風流事件被他鉅細無遺地羅列在自己的日記裡。某人跟「梅西」有一手,她是一位美國百萬富翁參議員的金髮女兒。正帶著一個女伴(她的職責名不符實)在遠東旅行,「梅西」把自己慷慨地贈獻給了莫理循和其他人。她的坦蕩率直和他的興奮激動在他的日記裡佔滿了整整三頁。    
    習慣性的(只要她還能記得),每天早晨就會自慰,即使身體不舒服,即使剛剛和一個男人在床上消磨了一個晚上。曾經在舊金山一家法國飯店(名字好像是「母雞」或「小雞」或「家禽」或者諸如此類)被……一個醫生誘姦了。還懷了孕。……隨後去了華盛頓,為的是擺脫這個麻煩……經常跟蓋恩斯眾議員睡覺。……四次流產。(跟著船長)離開檀香山後,在「西伯利亞」號,一路上自始至終玩著「吻」(這是莫理循對某種性遊戲的委婉說法)的遊戲。玩過幾天之後,就由馬丁·伊根接替了。……古德諾夫人告訴(梅西):一旦被一個女人「吻」後,她就再也不會願意讓一個男人「吻」了。如今,她很希望能帶個日本少女陪伴她回美國,每天早晨「吻」她。    
    北京的性福生活令他神魂顛倒,他頻繁地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一些低級庸俗的條目。「和辛博森共進午餐時遇見了布萊頓(赫德的小舅子),他是一位頗受同情的紳士,戴著一頂最綠的帽子,那是中國任何一個戴綠帽子的男人所從未戴過的。」「赴布萊頓的家宴。莉莉(布萊頓夫人)和猶太人辛博森(從他塗改的字跡看,此人叫伯特倫·萊諾克斯·辛普森)——他正患著非常嚴重的梅毒。……推測起來莉莉大概也患有梅毒。」「希爾夫人和這裡大多數男人有一手。她唯一的愛好是和一個男人呆在被窩裡。」「露西(格雷,英國使館醫生的妻子)說下輩子要做個女演員,那樣她將像一個獨立不羈、行為放蕩的女人一樣,每隔10天換一個情人。」「F和格蘭特夫人:格蘭特先生進來的時候他們……正在床上:『滾出去,先生!你怎麼敢進來呢,你這個小禿腦袋無賴,』(F說的)他的話差點讓格蘭特癱倒在地。」「賈米森告訴我:(美國公使的)速記員走了,娶了一位美國妓女,結果被調到了馬尼拉。」「勒讓德夫人(她先生是一位法國作家兼醫生)在北京的時候被狗咬了,並因此得了狂犬病,她不得不到托木斯克接受巴斯德的治療。而人們這會兒正打聽賈思納(法國外交官)怎樣了?」    
    他是一個對女同性戀著迷的窺淫狂:「她並不喜歡男人,但她那時候愛女人,她愛漂亮的女人。」「她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女同性戀者,被長老會女子學院開除了。」「我知道S夫人和她彼此早就認識,我曾經暗中發現她們在一起。」「或許她僱用那個日本女僕為的是吮吸她,因為許多具有邪惡本能的女人就是這麼幹的。」    
    羅伯特·赫德爵士曾經愚蠢地和莫理循聊起自己的私生活,而莫理循則把這些帳單如實地記到了自己的日記裡:「總司大人直到很晚才被凱夫人迷上了。」「與總司大人共進午餐,並發現了他對年輕女孩的性癖好。」    
    莫理循也把最近的使館閒聊拿來博巴克斯一樂,巴克斯則回報以充滿異國情調的旗人的墮落故事,那都是從他的名士朋友那裡搜集來的。這些富有挑逗性的關於性行為不端的指控,是康野狐為反對太后而製造出來的,它們也激發了這兩個男人的極大興趣。而且,一旦巴克斯覺察到了莫理循對太后生活中所謂的陰暗面興趣甚濃,他就盡力挖掘並詳細敘述那些更加聳人聽聞的罪狀。    
    從外表上,巴克斯看上去像個助祭教士一樣純潔無邪,他是如此謹慎作態,如此謙恭溫順,以至於他的行為舉止有時候好像就是受虐狂。這其實是他掩飾自己真實天性的花招,他的天性是如此狂野粗暴,以至於他不得不被迫把它藏起來,就像那個倫菲爾德5掩飾他嗜食蒼蠅和蟑螂的癖好一樣。巴克斯的雙手外形姣好,像女人的一樣,手指纖長尖細,但當他談話至深夜的時候,這雙手便帶著興奮和緊張神經質地移動。他最顯著的相貌特徵是他的眼睛,那幾乎將他給出賣了。眼睛裡的表情瞬息萬變,剛剛還是學者式的沉思冥想,立即就陷入了宗教癡迷的顛狂,一會兒又進入了年輕色情狂的旺盛情慾,接下來慢慢縮小,變為猥褻的老浪蕩子的貪婪狡詐,彷彿沉浸在他的那些關於太后和假太監們如何表演放蕩的色情報道之中。    
    跟莫理循在一起,目光敏銳、辦事專業的巴克斯,總是謹慎細緻地盡力讓他故事條理清晰,這些故事都是他從名士當中那些佔據有利位置的傢伙那兒聽來的,他們是一些在朝廷做事或在宮裡當差的滿漢士大夫,掌握著這些事情的第一手材料。自從一到北京,巴克斯就和名士們打成一片,頻繁出入他們所喜歡的戲園、酒館,並且(多虧他的語言天才和相同的性趣味),逐漸被那些離經叛道的異議分子所接受。巴克斯聲稱,通過這些人他接觸了一些秘密的高層中文材料,這些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康有為那些關於太后性罪錯的指控。    
    名士們的飛短流長和秘史寫作並非誹謗太后的唯一材料來源。莫理循和林文慶是朋友,他們曾在同一所醫科學校上學。林文慶給莫理循灌進了滿腦子對太后的辱罵。從各種不同的線索看,巴克斯似乎也認識林文慶,只不過沒在一起相處過。林文慶向巴克斯提供了大量他在自己的傳記中用來攻擊太后的原始材料,這之後,巴克斯就開始攻擊林文慶,指責他是一個被西方教育裝填過滿的、自命不凡的東方人:    
    憑藉著一家典型的「西學」雜貨店,這位作者把太后比作喀耳刻、塞米勒米斯、凱瑟琳·美第奇、梅莎莉娜、富爾維亞、朱莉婭·阿格麗品娜6。引用但丁和羅塞蒂以加強自己的觀點,再往裡面添加進一點點可檢驗的事實,僅夠讓他的敘述看上去稍覺可信,以此來發酵自己的謾罵……他的作品幾乎一錢不值。    
    當這些攻擊開始敗壞太后的名聲並被狡猾地塞進一些色情材料時,林文慶或任何其他人要想和雄辯的巴克斯競爭,簡直沒門。    
    然而沒人知道:巴克斯是一個奇特而痛苦的孩童期的產物,一位信奉佛洛伊德學說的精神病專家對此曾進行過引人入勝的研究。他曾經痛苦地抱怨:「我的童年歲月十分不幸,因為我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我的雙親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而我卻非常痛苦。我沒聽過一句和藹親切的話語,也沒接受過一次勉強的同情,有的只是憎恨,在生活的漫長歲月裡,憎恨無處不在,那時候,(我母親)嘲笑我孩子氣的眼淚。」「她的狂怒是真正的災難。」他的父親曾經痛打過他,而他的弟弟羅傑「總是非常粗暴地對待我。」    
    所有人都憎惡巴克斯,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個說謊者、一個騙子、一個小偷,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招搖賣弄的同性戀者,一個他的雙親似乎已經不能控制的化合物。他才華橫溢但極不穩定,一個真正的異類,有著一個奇特的白日夢世界以及與精神抑鬱症的長期較量。    
    8歲的時候,他被送到阿斯科特7聖喬治的一所學校,赫伯特·斯內德-基內斯萊牧師以過分的熱情管理著這所學校,此人喜歡敲打光屁股。在那兒,已經發瘋的巴克斯被教導要做一個完美的紳士,一個對高年級學生百依百順的孌童。他接著去了溫徹斯特,在那兒,他被自己的同齡人判定為一個說謊者、一個小偷,而且沒做任何解釋。在牛津大學默頓學院,他沒能完成學業,浪擲他繼承的遺產,拚命想擠進奧斯卡·王爾德的那個同性戀小圈子,遭到他們的輕蔑和利用。他只對莫理循吐露過:他是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的朋友,此人的被王爾德所誘惑以及後來的風流事件,曾經是倫敦1895年的大醜聞之一。    
    在他最後的那段時期裡,經過一次嚴重的神經崩潰之後,巴克斯突然在1895年夏天從牛津退學了,並且,為了躲避23,000英鎊的未付賬單以及避免一場令人難堪的醜聞,逃出了英格蘭。他被迫宣佈破產以逃避債務,留下他的老爸面對債權人。為了挽救家族的聲譽,這些債務最後以僅支付索賠額的十分之一的方式,總算是清掉了。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巴克斯的下落一直是個謎,但他最後還是去了中國,1899年初抵達北京。


第四部分 逃亡第75節 狡猾的春宮作家(3)

    隨著那一年債務的最終解決,以及父親勉強同意繼續支持他過體面的生活方式,巴克斯成了一個僑居國外而靠國內匯款生活的傢伙,這筆錢,買的就是他不要回家。他被迫按照自己的策略去尋求名聲和財富。如果沒有一種更好的財務解決辦法,父親也就成了一塊他不得不啃一輩子的骨頭。    
    當巴克斯就海關僱用的事情去拜會羅伯特·赫德爵士時,赫德注意到他帶著許多不同的世襲貴族所寫的推薦信。他是如何得到這些信的?或者,它們是不是真的?都無法確定。且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吧,在他寫於生命中最後一年的那本從未出版的回憶錄中,他記述了1890年代曾經和一位首相之間的一次(他自稱的)風流事件。    
    他領著我進入他漂亮的藏書室,向我展示拿破侖一世時代的印刷品(單面大幅印張,附有諷刺畫),還有皇帝寫給瑪麗·路易絲和教皇庇厄斯七世的信。在他的紀念品中,有兩根伊頓樺樹鞭,裝飾著那所學校特有的淺藍色,叫人回想起少年時代的鞭笞。據說,他很喜歡互相鞭打,就像斯溫伯恩9一樣……但在我和他交流的過程中,他從未暗示過這樣的花招。讀者諸君肯定會同意:當一個年輕人有幸和一位首相進行這樣的性交流,任何關於「操作方式」(原文為拉丁文)的暗示都必定是後者所發出,並且要盡可能讓我注意到,這就是「房客」(這是法國人的巧妙措辭)的情形,在那個年代,被動是不變的秩序。    
    別的姑且不論,巴克斯可真是個善講故事的傢伙。    
    這些從未出版的回憶錄是某種色情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巴克斯早在青春期就被這樣的文學傳統給餵飽了,典型的是《威尼斯通信》10,這是一本寫給巴克斯的表兄查爾斯·馬森·福克斯的書信集,寫信人是行為古怪的英國佬弗雷德裡克·威廉·羅爾夫,不過他使用的是筆名「科沃男爵」。羅爾夫是個讓自己活得像個作家、畫家、音樂家、攝影師、校長、學生牧師和男妓的漂泊者。他本來為自己計劃了一種在天主教堂裡的事業生涯,但是被判定為不合格,因為他把自己的時間全耗在了為那些只搭著塊遮羞布的年輕意大利男孩拍照上,而且債台高築。他定居於意大利,在那兒,他開始依靠陌生人的仁慈,全賴他的情人和保護人度過他的餘生。當他漸漸變得令人討厭,他就以令人難堪的訴訟相要挾以敲詐更多的報酬,這成了他報答恩人的方式。他是威尼斯一位聲名卓著的怪人,住在大運河上一座古老的宮殿裡。去參加宴會的時候,乘坐一艘有四個水手駕駛的平底船,斜倚在一張豹皮上。他也正是在威尼斯遇見了巴克斯的表兄查爾斯·馬森·福克斯,並且達成了某種安排。後來,羅爾夫和福克斯之間開始了一種古怪的通信,只有羅爾夫的信有幸得以保存了下來,最後秘密出版了這本《威尼斯通信》。這些信生動地描述了羅爾夫曾經和許多男孩和成年男人之間狂暴的性愛冒險。作為回報,福克斯則寄給羅爾夫一些錢,通常每次只有很少的幾個英鎊。福克斯和他在倫敦及康沃爾的小圈子因而能夠弄到一些新創作的色情文學供他們消遣娛樂。    
    在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巴克斯就在康沃爾和他的外祖父母一起過,在那裡,他加入了表兄查爾斯他們那一夥,查爾斯比他大7歲。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否見過羅爾夫,打他從早年開始就沉湎於秘密的同性戀色情文學作品,這當中,科沃男爵不過是個例子而已。    
    不管巴克斯有怎樣的怪癖和反常,他天生就是一個編故事的傢伙,在革命前夕的大清帝國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狡猾地把色情文學和新聞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像一個孩子為了肥料而攪動糞便。終其一生,他似乎一直在向任何一個願意聽的人講述關於慈禧性錯亂的故事,並從中體驗強烈的滿足感。在到北京的早期,他就願意潤色加工那些從名士們那裡拾取來的誹謗性花絮,與莫理循和其他人一起傳播謠言。這些流言蜚語將經過公使館的過濾,然後逐漸被廣泛接受。接下來,巴克斯將通過新發現的「事實」不斷對自己的謠言進行確證和放大。他對中國色情秘史、秘傳的文學傳統入了迷,並開始搜集這些玩意兒,以便摻和到自己的保留劇目中。隨著對中文材料的更加精通,他便開始生產偽造的「官方」檔案(日記和奏折),批評他自己的偽造材料,指出其他人的理論破綻(比如林文慶),最後把那些輕信的聽眾帶向必然的結論,那就是:只有巴克斯才是對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巴克斯關於紫禁城內部事件的偽造版本已經發展的極其複雜。一開始,他先是委婉地暗示「一座東方的特裡亞儂宮」的圖景,接著著手構建一個完整的秘密世界:假太監和縱慾狂歡、私生子、謀殺嬪妃,等等,在某種程度上可媲美喬納森·斯威夫特11,不過煞費苦心地要讓它更加可信。他筆下的慈禧秘史不斷延展,逐漸涵蓋了女色情狂的全部要素:放蕩墮落、性變態、殺人,讓人聯想到傳說中的武則天。許多諸如此類的主觀臆測最初是發表在《泰晤士報》上的,並沒有歸到巴克斯的名下。報紙的讀者們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全都是調查翔實、證據充分的事實,或者是直接來自大名鼎鼎的喬治·莫理循筆下的內幕消息。事實情況是巴克斯拼湊這些故事,並把它們作為「消息靈通的閒談」提供給莫理循的,而莫理循則不分青紅皂白把它們塞進了發給《泰晤士報》的新聞電訊裡。接著,世界各地的報紙有都採用這些電訊稿,使它們廣為傳播。當到巴克斯要出版自己的太后傳記的時候,他就常常充滿信任地將《泰晤士報》當做權威的材料來源,以支持自己的主張,他自稱這些主張是根據漢文官方檔案或他所發現的秘密滿文日記所作出的。這就是一次學院式欺騙的複雜運用的全部,這樣的把戲也只有一個具備非同尋常的耐心和智力的傢伙才能撐得住。    
    在北京的西方人,包括莫理循和赫德,總是不斷指出:對於滿清朝廷中正在發生的到底是什麼,要是能得到一位知情人的看法,那該是何等幸事。雖然在1908年慈禧去世之前,巴克斯和濮蘭德之間還沒有就他們第一本書的合作簽訂合約,但似乎在多年之前他實際上就開始撰寫了,或許,早在1900年,他從康野狐和林文慶那裡受到啟發,就著手此事了。那時候,他總是和莫理循聊至深夜,並且注意到了莫理循對假想中的太后的秘密生活的心醉神迷,巴克斯則正忙著構思他的傑作。將學術性的西方傳記和中國色情小說融會貫通的想法,很對巴克斯古怪胃口,他的幽默感,他驚人的文學才華,以及他的模仿天才——代表著他對文學的偉大貢獻:那個關於惡魔太后的驚天騙局。首先從古代秘史入手,巴克斯決定創造一部據推測是慈禧的一位前宗室重臣保存下來的「秘密日記」,內容就直接從中西材料剽竊。最初他是用英語創作這部日記的,後來被部分地翻譯成了中文,並且由巴克斯的一位親信用漢字繕寫副本,使用的是適合於日記的行書。頗為離奇的是,他的合作者濮蘭德從未要求親眼瞧一瞧巴克斯的這些原始材料。後來,當其他人試圖檢查這些材料時,巴克斯解釋說:它們已經遺失了、被偷了、被賣了或者被燒了,就這樣便便當當地定期把他的「收藏」給消滅掉了。    
    他和濮蘭德合寫的兩部慈禧傳記,通過描寫一種「域外」生活方式(不指望哪位讀者會寬容這種生活方式),而使得他們晦澀難解的色情文學作品很對西方人的胃口。事實證明,讀者們要求檢查這些「駭人聽聞」的揭露材料是正當的,因為巴克斯介紹這些材料時,說它們是滿清朝廷一位高級官員的秘密日記的片斷,應該用臨床分解的態度來閱讀它,就像一份動物學家的報告對待遠親猩猩那令人反感的行為一樣。    
    作為學術作品,這兩本書堪稱愛德華七世時期散文的傑出典範。讀者常常被那權威著作的派頭以及對修辭手法的熟練運用所折服。一旦認識到:你正在閱讀的東西並不是事實真相,而是一個複雜騙局的組成部分,你的聰明就會成倍增加。    
    總的算來,巴克斯在北京度過了將近45年的時光。前半段,大量時間被用於他對滿清宮廷的研究和造假;後半段,大量時間則被他用來慫恿其他人干同樣的勾當。最後,他的健全心智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將自己完全袒露在兩本繁複而瘋狂的回憶錄中。這兩本書和《威尼斯通信》極為相似,但在眼界和想像上,後者遠不能望其項背。這些瘋狂的回憶文字中,最稀奇古怪的是那些描寫巴克斯和慈禧之間假想中的風流事件的段落。雖然這些手稿從未出版過,也從未被大多數漢學家認真地研究過,但沒有任何別的事情能如此清晰地暴露他的瘋狂,而這,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我和慈禧之間的交往,」巴克斯寫道,「始於1902年,一直持續到她的去世。我曾保存過一份我與太后及其他人秘密交往的、異常私密的記錄,還持有有一些太后寫給我的短箋長簡,但所有這些手稿和文獻都不幸遺失了。」    
    對於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遊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於他們之間遭遇戰的荒誕不經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情況下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於幾十年前的被視為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偽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為瘋子的塗鴉。    
    首先,巴克斯是怎樣完成他的騙局的呢?又是什麼使得一代漢學家對他認真看待呢?回答是:共謀。的確,巴克斯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有喬治·莫理循(他給了巴克斯起點),有濮蘭德(這傢伙是如此容易上當受騙,以至於相信康有為和巴克斯告訴他的每一件事,只要它反清排滿就行)。多虧了莫理循和濮蘭德,巴克斯關於慈禧的創造發明的所有基本元素全都被當作事件記錄而發表在《泰晤士報》上,這些記錄,巴克斯可以當作根據加以引用,而又不會暴露他是在引用自己。有了巴克斯對他們的支持鼓勵,莫理循和濮蘭德不再孤獨了。作為外國記者,他們只是一種精神狀態鋒利的末端。在關於中國的西方偏見中,也存在著共謀——讀者們願意相信這樣的事情。在北京,在這世紀交替的時刻,這成為一種風尚,差不多每個人都在偽造記錄。舉個例子,義和團圍攻使館的許多方式就是莫理循和其他人偽造的,為的是將罪咎釘到慈禧的頭上。    
    【譯注】    
    1畢德格,即威廉·佩西克(William Pethick ?-1902)美國人。同治十三年(1874)來華,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後因仰慕李鴻章而辭職,入李鴻章幕府。由於畢德格熟悉漢語和英、法、德等國語言,於是便成了李鴻章重要的私人秘書、翻譯和顧問。畢德格跟隨李鴻章20餘年,深得李鴻章的信任與倚重,對李鴻章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據濮蘭德《李鴻章傳》記載,畢德格自擔任李鴻章的英文秘書後,每天寫日記,但這些日記於1902年臨死前被盜,被學術界引為大憾。    
    2溫徹斯特區,英格蘭中南部一自治區,位於倫敦西南。是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西撒克斯王國的首府。在諾曼征服(1066)以後,成為一個吸引了眾多宗教學者的重要學術中心。    
    3蘭開斯特,英格蘭西北部的一個自治領城市,位於利物浦北部,建在羅馬邊境的要塞上。1193年獲得自治權。後成為蘭開郡的首府。    
    4此次事件史稱「肥城教案」,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30日),基督教安立甘會英國傳教士卜克斯由山東泰安府城返回平陰教堂,路經肥城縣張家店地方,當地鄉民認為「近來教民欺訛平民,疑係洋人主使」,遂上前阻攔,雙方發生毆鬥,結果卜克斯受傷,次日斃命。    
    5倫菲爾德,愛爾蘭作家伯拉姆·斯托克(1847-1912)哥特式恐怖小說《德雷庫拉》(1897)中的人物。    
    6這裡提到的西方歷史和傳說中的女性有:喀耳刻,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女妖。塞米勒米斯,古代傳說中的亞述女王。阿格麗品娜(15?-59),羅馬皇后,她謀殺了丈夫克勞狄皇帝,以便使她與前夫所生之子尼祿能成為皇帝,而後來又被尼祿殺害。    
    7阿斯科特,英國中南部、倫敦西南的一個小鎮,由安妮女王於1711年發起的皇家阿斯科特賽馬會每年的7月在這裡的原野上舉行    
    8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 1870-1945),曾經是奧斯卡·王爾德的同性戀情人。    
    9阿傑諾·查爾斯·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國詩人及批評家,常寫樂體詩或色情詩來抨擊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規範。    
    10《威尼斯通信》是科沃男爵(參見《後苑裡的鮮花》一章的註釋)的一部重要作品,創作時間是1909-1911年,出版於1974年,所以,作者在這裡認為巴克斯在青少年時代即讀過此書純粹是想當然。    
    11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國作家,其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是《格列佛遊記》。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76節 草民(1)

    1900年的拳亂和所謂的「外國使館的圍攻」,一直以來被描繪為一場受慈禧太后支持的瘋狂陰謀的組成部分,並被當作中國人背信棄義的一個主要例證。在亞洲歷史上,很少有哪些事件被西方人所熟悉,相反,倒是更多被誤解。關於此次事件,所有說法都是錯誤的。在過去,義和團被認為是一場群眾運動,來自於中國傳統的秘密社會,一幫在反清起義中崛起的武術家,卻掉轉槍口跟「洋鬼子」打了起來,導致了那場著名的圍攻。當時的情形壓根就不是這樣。最近幾年對義和團的重估已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是一群想通過巫術而使自己刀槍不入的農民自發形成的草根現象——他們並不打算去推翻滿清政權,而是要去攻擊那些他們所憎恨的中國基督徒(他們把自己的悲慘不幸歸咎於這些人),還要把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從中國趕出去。    
    假如他們並不是造反,那麼,他們難道不是慈禧所支持的一場排外陰謀的組成部分麼?對外國使館的圍攻難道不是實實在在地發生過麼?(人們正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勇敢的西方衛士抵擋住了扎紅頭巾拳匪的瘋狂浪潮,直到一支來自八個國家的國際遠征隊把他們救了出來。)或者,難道所有這些譁眾取寵的廢話只是為了挖空心思地掩飾愚蠢的錯誤、提升自己的事業、阻止對深層犯罪的發現、把罪咎都栽到慈禧的頭上麼?在這裡,我要再一次強調:傳說徹頭徹尾是錯的。    
    雖然現在可以肯定的確有一場陰謀,義和團原本要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而慈禧也和光緒皇帝一樣,也是這一陰謀的受害人。更令人混亂的是我們發現:那次著名的圍攻被極端誇大了(即使不是全然虛構的話)。它不是以我們所聽說的那種方式發生的。發表在《泰晤士報》上的權威報道,追本溯源,從頭到尾都是莫理循蓄意偽造的,他保存了一份秘密而又截然不同的事件記錄在自己的日記裡。在圍攻之前及圍攻期間,多數殺戮都是西方人幹的,而不是中國人。太后的軍事指揮官在圍攻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在試圖阻止開火(而不是相反),並且試圖讓所有拳民在此次圍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們當時甚至不在北京。    
    雖然外國使館激發了這次危機,粗暴地作出過激反應,然後又通過巧妙的撒謊來掩蓋它,但真正的幕後操縱者卻是李鴻章,他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從未得到足夠得認識。正是李鴻章,通過不斷向西方報紙散佈關於中國人的駭人暴行的虛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國列強武力干涉中國,這是他為了削弱鐵帽子們的基礎、恢復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續努力的一個部分。聯軍的指揮官們受命利用這一事態,發動了一場針對中國的熱戰,目的也並不是救外國使館,而是為了趕在大清帝國土崩瓦解之前盡可能攫取更多領土,這個機會,他們時刻都在期待著。因此,義和團事件遠不是什麼中國人背信棄義的例證,倒是西方偽善的典範。    
    還是從頭開始吧,有一場陰謀正在進行之中。它是由鐵帽子們設計的,但是,沒有什麼陰謀是絕對的,也沒有什麼陰謀是命定的,在多數已經決定了的計劃中,運氣和機會扮演著主要角色。在面臨著將重大策略付諸實施的時候,鐵帽子們不免力不從心。對於如何進行,他們並沒有清晰明確的想法,只是隨著形勢的改變而向前移動。他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們希望從中國清除所有的外國人和外國勢力,把時鐘撥回到從前的光榮時刻。    
    採用義和團創立一支秘密的非正規武裝,然後利用這個隨時可以否認的中介力量驅逐外國人,這個念頭似乎最早產生於鐵帽子集團中最富有經驗的軍事將領李秉衡將軍。在過去,中國的農民起義總是一些顛覆分子在挑戰滿清統治的權威。1890年代發生在北京東南部的暴亂卻完全不同。它直接針對的是外國傳教士或他們的本地教民,並且決不反清。如果予以正當鼓勵和謹慎引導,它就能演變成一場橫跨華北地區的群眾性反洋運動,而表面上又和滿清政府毫無干係。西方的憤怒和軍事報復,也就可以通過把所有罪咎都歸到中國農民的頭上而得以避免。或許鐵帽子們就是這麼想的。    
    這一切是從山東省開始的,這個位於直隸東南的省份正好向外伸入中國海。山東西部是一個人口稠密、極度貧困的農業地區,平坦、堅硬、沒有樹木、含鹽,被乾旱和黃河的洪水掏空了。這裡的男人由於自然災害和洋鬼子帶來的禍患,被迫為盜,他們當中包括運河上壯實的失業船工,由於蒸汽船和鐵路的傳入導致了他們的失業。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加入了秘密幫會和強盜團伙,那是山東難以控制的邊界地區的一部分,他們走私食鹽和鴉片,劫掠旅行者。這就是中國的捨伍德森林1,也是那部描寫土匪強盜和超級英雄的長篇巨著《水滸傳》以及其他由流浪劇團或鄉村集市和廟宇中的木偶戲所表演的傳奇史詩的故事背景。導致山東崩潰的原因有:中日戰爭及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和一貧如洗的士兵的遣散,再加上鄉下人的窮困,這樣到了1895年,隨著又一次糟糕的收成,他們完全被逼到了造反的境地。    
    在總數超過四億的人口當中,只有極個別的中國鄉下人在1890年代見過白人。鄉民原本天性純樸,對外鄉人坦誠、友好,但在危機時期,對外國的東西都懷有恐懼。他們認為西方傳教士和教民們會敗壞空氣、破壞風水(一種無所不居的超自然存在)。只要風水好,幸運就會降臨。外國的房屋和建築,特別是尖頂教堂,被認為會刺激這種超自然存在,破壞祖墳的電話線和鐵路也是如此。哪裡的風水受到損害,哪裡就會有災禍。而哪裡的外國工程師或傳教士受到損害,哪裡就會有外交抗議。洋鬼子正是通過引進洋藥、洋教和洋貨來瓦解中國社會,這樣的觀念是一種強有力的宣傳武器。30年前,恭親王曾經告訴英國公使:「帶走你們的傳教士和鴉片,就萬事大吉。」    
    到了1870年,大約有250名天主教傳教士聲稱擁有40萬中國教民。有350名新教傳教士,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內部爭吵上,只聲稱有6千名教民。他們曾經深入內地,創辦學校和教堂,孤兒院和診所,這些傳教士還直接介入鄉紳和村民之間的衝突,不斷干擾傳統習慣,注入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政治策略。在山東西部,那裡的人實在太窮了,以至於稍稍富裕一點的鄉紳也沒幾個,衝突就發生在鄉民和教民之間。傳教士禁止他們的教民參與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動,也禁止他們給各種典禮和節慶儀式捐款,在鄉村,這是他們艱苦貧乏的生活中唯一的娛樂。這造成了中國基督徒和其他社群的分隔,也增加了別人的負擔。既渴望拯救靈魂,又想要維護賬簿,傳教士們常常因皈依者的增加而深感滿意,即便他們是些社會渣滓——中國人將這些寄生蟲稱為「吃教者」——以及那些並無向善之心的傢伙(他們入教不過是想在土地爭訟中佔點便宜)。    
    在寧波(羅伯特·赫德就是在那兒得到他在中國的第一份差使的),幾乎所有中國新教教徒都直接受雇於那些讓他們「皈依」的傳教士。借此表明:基督教能讓他們得到工作,並且工作也很安全。    
    到了1890年代,在機智巧妙而又分佈廣泛的反教宣傳的故意煽動之下,人們對那些吃教者和傳教士產生了憎恨,這些宣傳品免費發放給那些當鋪的主顧,他們廣泛分佈於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山東和直隸。大量小冊子以某種保證能激怒中國讀者的方式描繪了基督教傳教士的私人生活和宗教習慣。羅伯特·赫德曾提到過一本這樣的小冊子:「非常巧妙……一個真實與錯誤的古怪混合物。……它明顯是一位飽學之士的大作,我敢肯定: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的話,許多人恐怕更願意將它束之高閣。」小冊子譴責基督徒縱容亂倫、獸奸、閹割小孩,並利用魔法達到邪惡的目的。這些勾當,據說中國基督徒也對別的中國人幹過。    
    中國人被告知,傳教士使用迷藥以使教民皈依,藥是用胎兒製成的,他們開辦孤兒院不過是為了搜集嬰兒供他們食用。慈禧似乎多少相信了這些指控。她對一位宮女說:「傳教士還拐走中國的窮苦小孩,挖出他們的眼睛用來做藥。」她的評語倒是反映出:她對基督教懂得的是多麼少,她在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時對顧問們的依賴又是多麼大。雖然她很好奇,但她缺乏一顆善於分析的頭腦。如果足夠經常地告訴她某些事情,她還是會承認它是真的。她的看法在當時的中國很正常,儒家士大夫和翰林學士之流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就連傑出的曾國藩,也鄙視所有的外國人,特別是基督徒。慈禧一生都被困在紫禁城和頤和園裡,她沒有理由懷疑她的大臣和將軍告訴她的事情。她只能通過他們的眼睛去看世界。    
    印行和分發這樣的小冊子,使它們遍佈各省,這需要相當雄厚的財力。沒人知道到底是誰在為這場宣傳戰買單,不過在這樣一種方式的刺激之下,排外反教的怒潮在19世紀末風起雲湧。傳教士和教民被襲擊、被謀殺,教區財產被毀。在1890年代,中國的全部18個省都爆發了反傳教士騷亂。傳教士們被指控為密探、奸商和享樂主義者。    
    1891年,反傳教士騷亂橫掃長江下游流域,緊接著是1895年在四川爆發的反教騷亂,次年,又有11名男女老少在福建被屠殺。英國威脅: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懲處對此負有責任的地方官員,英國就要武力干涉。北京屈服了,將四川巡撫和6名其他官吏革職的革職、降級的降級,處死了31個農民,另有38人被監禁或遣戍。詔書的發佈清楚表明:任何對外國傳教士、教堂和教民的進一步攻擊將不會受到寬恕。另有上諭警告地方官員:如果他們那裡發生進一步的事變,他們將要為此承擔責任。毫無疑問,這些一系列旨在安撫西方的努力,是一個依然由溫和派所控制的政府作出的。這個信息響亮而清晰地表明:從現在起,基督徒將受到皇帝的保護。光緒皇帝和太后都堅定地支持這點。    
    其結果就是,在一些像山東西部農村這樣的地方,地方官員再也不願意冒任何風險和傳教士及其教眾正面對抗,有大量中國人開始皈依基督教,他們要麼是為免受本地仇人的傷害而尋求傳教士的保護,要麼是為了逃避地方官員大範圍的犯罪指控。整個強盜集團都把他們置於天主教牧師的保護之下。在鄉村,面臨訴訟的對立雙方,為了在衙門的公堂上獲得法律上的優勢也紛紛接受洗禮,教區牧師不管願不願意,也會為教民辯護,就他們的案子向政府官員施加壓力,或者要求省府施壓,甚至通過主教捅到北京的使館那裡。基督徒勢力的每一次示範都會吸引到更多的皈依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品行惡劣。山東巡撫李秉衡將軍稱他們為「草民」。    
    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個別傳教士在這種性的鼓勵下,開始濫用他們現世的權力去增加他們天國的紅利。自信有本國政府的軍事後盾,許多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為他們不斷增長的影響力而自鳴得意,對中國的所有事情都覺得自己有優越感。滿清政府甚至屈服於這樣的要求:中國的天主教主教要享有和總督相同的級別,就像李鴻章一樣。    
    山東正在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那兒最惡劣的罪犯是德國天主教徒,他們在國內代表著一個強有力的選民集團。1896年,山東發生了針對中國基督徒的廣泛攻擊,肇事者是一個自稱「大刀會」的團體,這個組織活躍在土匪出沒的西南地區,和江蘇接壤。這激怒了德國天主教徒,因而成了一次李秉衡巡撫嚴重關注的事件,他首先要確定的是:這個「大刀會」是不是一個像「白蓮教」(一個被禁止的熱心排滿的社團)那樣的秘密幫會,或者,僅僅是一支羅賓漢式的鄉村義務糾察隊。因為他們執行類似的宗教儀式,所以傳教士認為他們是白蓮教的死灰復燃。白蓮教是中國一個老資格的秘密社團,可以追溯到12世紀,在13和14世紀抵抗蒙古可汗對中國佔領的鬥爭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後來又支持明朝抗擊滿洲人,並在1774年和1794年舉行了兩次起義,試圖將滿洲人趕出中國。1813年,白蓮教的軍隊試圖奪取紫禁城,還差點兒成了功。每一次失敗都導致了恐怖的報復,到了19世紀中葉,有如此多的白蓮教首領被斬首,以至於整個組織只能轉移到地下生存,雖然它的成員在繼續密謀反對大清王朝。    
    白蓮教成了其他許多秘密幫會的一個典範。在根子上,它是一個有著強大的佛教和道教基礎的農民社團。道家學說對於智者愚夫皆有吸引力,它的曖昧、玄虛和寧靜,吸引了學者、藝術家和詩人,而升斗小民則將它玄妙的格言,照其字面理解為引領窮人走向永生的嚮導。那些神秘的宗教儀式,在那些窮愁困苦的信徒中建立了信心,在艱難時期吸引著新的成員。為了保護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人,也為了達到精神上的和諧,白蓮教的成員操練各種技擊,從「太極」到「武術」。某些首領還擁有非凡的技藝,敏捷矯健,力大無比,幾近神奇。有些人則專攻原始宗教的咒語,為的是獲得中國神靈的護佑,拋撒魔豆以召喚神兵。新來的鄉民相信:只要他們刻苦練習、吃正確的食物,就能進入一種通靈的境界。為了使他們的精神處於良好的狀態,還要背誦適當的咒語。通過吞下驅邪符,他們就能凌空蹈虛,遁跡於無形,雖蛇蠍毒藥、刀斧槍矛,不之害也。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77節 草民(2)

    然而,李秉衡巡撫發現:大刀會和白蓮教有非常重要的不同。大刀會並不搞陰謀詭計,他們只是一支由農民和本地土豪所組成的鄉村防務力量,為了抵禦強盜的盛行,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裝作是基督徒以逃避懲罰。他們並不排滿,而是反教和排外。除了武術,他們和排滿的邪教毫無共同之處,他們的武術是跟那些在鄉村拳擊場上巡迴表演的武師學來的,用來對付強盜的進攻或其他麻煩。這些訓練和超自然力量毫無瓜葛,只不過是一種肉搏形式,讓身體變得堅韌強硬,使得普通的刀劍槍矛比較難以刺穿而已。某些咒語和法術也被使用,但那只不過是為了最後一搏而創造出一種積極的姿態而已。    
    因為他們並沒有排滿的政治目標,和顛覆性的宗派勢力也沒有任何瓜葛,大刀會便受到了李秉衡巡撫的寬容,讓他們作為一支非正式的鄉村民團。巡撫大人已經下令,要他們消滅山東西南部的強盜,還派出一位名叫毓賢2的滿人地方官作為代表,協助剿匪。巡撫大人和按察使毓賢都對大刀會平定強盜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疲於奔命的省軍也由於他們的成功而鬆了一口氣。這使得他們動了這樣的心思:或許可以在謹慎的滿清朝廷的默許下,利用大刀會作為一支非正規秘密武裝的核心。    
    在他漫長事業生涯的早期,1880年代中葉,他還是個軍事指揮官的時候,李秉衡就曾在中法戰爭中使自己名揚天下,在中國人的涼山大捷中貢獻甚巨。在印度支那,他就觀察過一支游擊部隊「黑旗軍」行動,那是在廣西和北圻(此地以暴利走私聞名)交界處的一次三方聯合軍事行動,李鴻章的指揮官左宗棠將軍把黑旗軍徵召了過來,作為一支秘密的游擊軍幫助中國人抗擊法軍。他們滲透到法國人的陣地,並且在河內華商的幫助下在法國人的防線背後自由活動,以一個犯罪組織的靈活性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們本來就是這麼一個組織。為了鼓勵他們,滿清政府為每個法國人的腦袋出了一大筆賞金。神不知鬼不覺地行動,再加上法律也對之鞭長莫及,黑旗軍得以能夠執行搗亂和暗殺行動,而不必擔心激起國際社會直接針對北京的反彈。他們是筆糊塗賬,可以一賴了之。    
    在中日戰爭期間,李秉衡作為山東巡撫,目睹了自己轄區內的中國正規軍的潰敗,這個教訓給了他太多的思考。這時候李秉衡已經65歲了,不再是個魯莽衝動、懵然無知的初生牛犢,而是一個深沉老辣的行政官,有相當的組織才能,小心翼翼地表現得誠實正直,是個夠廉正、有效率、肯擔當的男人。「余為朝廷效力,凡二十五載,」他寫道,「所積蓄者,負債銀二萬兩而已;廚下之米,殆不足一月之儲。」他對那些投身於義務警察的農民深懷感激。那些關於黑旗軍的經歷教給他:這幫義務警察作為非正規游擊軍所發揮的作用,或許能夠為鐵帽子們驅逐所有外國人的計劃提供一種頗有價值的手段。所以,他想方設法通過按察使毓賢為大刀會推波助瀾。    
    大刀會開始一直把強盜們枷送地方官過堂審問。當地方官對這些案子窮於應付的時候,他們就請求簡化審判,就地砍頭了事。毓賢謹慎地稱讚了他們的做法。有一次,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算命先生,參加本地的一次廟會,在那兒,他可以仔細觀察大刀會,查視他們與日俱增的聲望。他們的人數大增,已經越過邊境進入鄰省。至少達三萬人——有人說已達十萬之眾。毓賢開始靜悄悄地將大刀會最精幹的成員吸收進省屬民團組織的一個特殊單位。    
    轄區內一個最大的土匪團伙,匪首名叫岳二米子,他指揮著三千玩命的窮苦農民劫掠本地村莊。當大刀會把岳二米子抓住並砍頭之後,他的數千名追隨者轉眼間全都成了天主教徒,然後他們就奚落大刀會,說他們所謂的能抵擋刀劍槍矛的本事純屬瞎扯,中國的異教神靈壓根就不管用。這使得這場爭吵演變成了撒尿比賽,那幫天主教徒決心要贏得這場比賽。他們開始了一場正式的訴訟活動,宣稱大刀會毀壞了他們的教堂。爭吵蔓延到了江蘇境內,在那兒,戰鬥以教堂被焚燒、教民被洗劫而告終。外國傳教士撤走了,在李秉衡巡撫的命令下,按察使毓賢被迫出面干涉。他將兩個最著名的大刀會首領抓了起來、殺了頭,此事就這麼平息了。其餘的人,全部允許回家,沒有別的大刀會成員受到懲罰。    
    此事發出了清晰的信號:鄉民們只要不排滿,就可以組織他們自己的義勇隊,並可以為所欲為然後逃之夭夭,甚至包括迫害天主教徒,只要他們不會激怒外國列強而給北京製造麻煩。於是乎,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鄉村防務力量有了戲劇性的增加。尤其是和直隸省接壤的邊境地區那些最貧窮的鄉村。1897年11月,巨野縣一個名叫薛田資的德國牧師,特別好鬥,引起了當地鄉民的憤怒,一天夜裡,一隊前來刺殺他的武裝村民,誤將另外兩位睡在他臥室裡的德國傳教士給殺了。而薛田資,因為把自己的臥室讓給這兩位朋友,自己睡到了僕人的住處,而躲過一劫,並成了一場國際危機的中心。    
    德國一直在尋找借口以強佔山東的膠州灣作為自己在中國的海軍基地。北京的德國公使海靖男爵,正需要找個法子挑起一次事變。此刻碰巧正在柏林的安治泰主教敦促外交部,就巨野傳教士被殺發表一篇外交照會。沙皇尼古拉二世發來電報,答應俄國到時候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沒看見。有了這樣的擔保,威廉皇帝派出了一支海軍編隊,去奪取守衛著青島市的要塞,並佔領膠州灣。12月,增援部隊隨後趕到。    
    李秉衡巡撫力請北京應戰,但遭到拒絕。他發現自己面臨著強大的壓力,因為德國公使館試圖將傳教士被殺歸咎於他,並把他從現在的職位上趕下台。他們知道他憎恨外國人,並且相信:他一直在慫恿遍及鄉間反教暴行。李秉衡還一直阻撓德國人努力取得在山東採礦和開設工廠的權利,對於柏林來說,這可是樁比兩個傳教士的厄運要大得多的事件。作為對他們被殺的補償,德國提出的要求是:獲得在山東建造鐵路及開辦煤礦的專有權,在膠州灣建造軍港的權利,補償給受害者家屬6,000兩白銀,還有,讓李秉衡巡撫滾蛋。北京屈服了,同意了德國人想要的那些權利,再加上租借膠州灣和青島99年。    
    德國人贏了,但在這一過程中,無意地使得朝廷上的天平向有利於鐵帽子們的方向傾斜,通過不斷激怒溫和派官員,驅使他們臨時站到了端郡王的隊列中。    
    最高當局已經計劃獎賞李秉衡,為了他實實在在的治河功績以及他在山東異常誠實的管理,擢升他為四川總督,那是遙遠的西部。海靖男爵堅持認為,決不能讓李秉衡再去管理一個省。回想起最近日本所帶來的羞辱,朝廷頓時沒了勇氣,便撤回了對李秉衡的晉陞,那是他完全有資格得到的。這時,鐵帽子們插了一槓子,要給這位老戰士一項秘密的任務,讓他回到滿洲裡南部老家,在那兒他可以訓練一支秘密部隊,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可以支持抗擊洋鬼子,不過這位涼山英雄實在已經丟盡了老臉。無論是他,還是他的朋友們,都不能釋懷。1898年1月,標誌著鐵帽子們要將洋鬼子趕盡殺絕的美夢的轉折點,算命先生開始掐算日子了。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安排李秉衡出任長江上所有中國水師的最高指揮官,那是英國的勢力範圍。算命先生這回選的日子是1900年7月,也就是短短7個月之後。長江允許西方船隻深入中國內陸,留下易受攻擊的側翼。當戰鬥打響,李秉衡就可以在長江口阻截住所有的外國軍艦。    
    張汝梅接替他出任山東巡撫,此人是個不太保守的儒教徒和狡猾的行政官,他投入自己全部的注意力來構建一支省屬民團,給他打下手的仍然是按察使毓賢,他曾經在是李秉衡的代理人,幫著他促進大刀會和其他鄉村義勇軍的發展。毓賢這回被任命為布政使,他和張汝梅太熱衷於自己的秘密計劃了,以至於忽視了治水和維護至關重要的黃河堤防,這是山東巡撫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從前李秉衡每年要花6個月的時間專門對付此事。在他解職之後,黃河在1898年夏天因為其大堤的疏於維護而決了堤,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整個華北地區千里澤國,汪洋一片,大片的農作物蕩然無存,饑荒接踵而至。數十萬農民傾家蕩產,百萬草民無家可歸,山東西部更是一場浩劫。接下來,又是一場蝗災和兩年乾旱,導致了更大的饑荒。一份傳單這樣警告中國人:「鬼子不除,天將不雨。」    
    這時候,又一場排外宣傳正在進行之中。鄉村義勇軍的隊伍迅速壯大,對外國傳教士的敵意也越來越強烈。天主教牧師在懲處李秉衡巡撫時所取得的成功,鼓動了一大批將信將疑的入教者。草民和傳教士一直支持他們獅子開大口,誇大他們的抗議和要求,漫天要價地勒索賠償。在與教民的爭執中,敗下陣來的非基督徒鄉民被迫在教堂內擺下酒席,款待勝利者,在教民們戲弄嘲笑、大放鞭炮的時候,跪在地上向他們呈獻每一道菜。血債不斷被創造,他們償還的日子也慢慢臨近。    
    慈禧曾對她的御前女官德齡說:「中國的洋教徒是些最壞的人。他們劫掠窮苦的鄉下人,搶田霸地,橫行鄉里。而那些傳教士還護著他們,為的是自己可以從中分一杯羹。」    
    1899年3月,張汝梅巡撫因為防治洪水的失敗而被革了職,取代他的是毓賢。此人和端郡王一樣,也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仇外者,夢想從中國清除所有的外國勢力。毓賢成了鐵帽子們在山東的新前鋒,那個地方與外國人之間的對抗眼看就要爆炸了。他並不是德國人想要的人:一個優先考慮他們利益的唯唯諾諾的官吏。正相反,他是一個比李秉衡還要狂熱的極端分子。    
    在領導山東反教運動的團體中,也還是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對於像大刀會這樣的鄉勇來說,有一個難題就是需要耗時費力讓每一個新來者成為精於肉搏格鬥的行家。如果要讓反教運動不斷得到大規模普及的話,那麼它就不得不拿出更容易、更快捷的結果。彷彿是為了回應這個難題似的,一場被稱為「神拳」的新興運動出現了,他們著重於「武術」的魔力方面,而不太強調嚴格的身體訓練。用不著耗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去練習技擊直至他們成為徒手格鬥方面的行家裡手,「神拳」拳師的傳授時間不足一周(甚至常常不到一天),在法術、儀式和咒語的幫助下,很快就能進入一種宗教迷狂狀態。在迷狂持續期間(從幾分鐘到一小時甚至更長),年輕人就會被他們所喜愛的神明(來自中國小說和鄉村戲劇中的人物)附體,然後就變得刀槍不入,子彈也奈何他不得。展示完這許多癲癇發作的症候之後,他們就會參與暴烈的運動,表演每個中國孩子打小就開始玩的那種拳打腳踢的把戲。這是速成武術,每個人只需要通過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表演。拳不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明附體,因為正是這種刀槍不入的集體性假想,才使得拳師們覺得自己銳不可當。    
    他們的教練是那些巡迴流動的「師傅」,穿著打扮或僧或道,走村串戶,來去無蹤。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宗教儀式方面頗有造詣,包括催眠術方面的基本知識。他們在裝神弄鬼方面堪稱專家,在招募無知的年輕鄉民方面也同樣技藝非凡,這些年輕人很容易被從事反教大業的輝煌前景所點燃。或許,年輕的「神拳」只是一種自然生發的鄉村現象,至於那些巡迴師傅來自何方,當時又是什麼導致他們當中有這麼人全都去了山東西部,以及後來為什麼轉到了北京,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這些教練是作為組織者和煽動者而被派出來的,同樣,那些印刷的宣傳品得以散佈流傳也是為了煽動鄉民。他們或許是由前強盜頭子董福祥將軍為鐵帽子們招募來的,其途徑便是他和強盜們的地下秘密幫會以及鄉村廟會上的江湖騙子之間的親密關係。董福祥的一位把兄弟後來領導了一幫拳師的中堅分子,其組成人員就主要是那些「師傅」。這些都符合這個模式。    
    1896年,神拳最初出現在山東的西北部,大約與此同時,最有前途的大刀會被吸收進了民團組織。李秉衡和毓賢曾鼓勵他們成長,並想方設法要引導他們,控制他們。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78節 草民(3)

    辛博森講述了當時外國使館為什麼沒有認真對待他們:    
    獲得批准的政府官員正式參觀了那些新兵,他們表演了整套恐怖的儀式,勇敢地站在一個身上插滿羽毛的拳師的前面;觀看了拳師往他的老式短槍裡裝填火藥,用一個槍塞堵住了頂部;目擊了一小把鐵彈被裝填了進去,但沒用槍塞填充通常的位置,還注意到了「師傅」用他致命的武器比劃了一下,以便在點火之前給他的觀眾留下更深的印象,不過人們沒有注意到鐵彈已經愉快地蹦出了那生銹的槍管;到最後,當火引子向外噴射火焰,震耳的聲音在距離新兵一人遠的地方炸響,他們,還有其他數千人都看見了,他毫髮無損。    
    也有一些偶然的錯誤,一個傢伙用炮彈轟擊另外兩個人,而另外的人卻忘了偏移行刑隊的子彈。這些失誤被解釋為準備工作不到位:受害人沒有嚴格執行他們的儀式。西方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罷,反正大多數中國農民和許多士紳是堅信不疑的。唯其信仰,所以才敬畏。為了傳播他們的宣傳品,拳師用上了恐嚇連環信:「如果你不傳遞此信,你將不得好死。另一方面,如果你複製此信並交給他人一次,你的家庭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複製十次並將副本交給他人,你們整個村子就是安全的。」    
    一種巨大的激情逐漸席捲到了山東之外,這種激情由於令人絕望的貧困而不斷高漲,他們僅有的裝備是棍棒和火把,扛著的旗子寫著他們的口號「扶清滅洋」。在「義和拳」的名義下,他們開始攻擊性地搜尋基督教民,打傷他們,然後把他們的家洗劫一空,再一把火燒掉。除此之外,少數教民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但是到了後來,隨著這樣的事變成倍增加,傷害賠償被傳教士們誇大為謀殺賠償,北京的公使館被迫提出抗議。    
    倫敦傳道會的分會在1899年的5月、8月和10月,先後受到襲擊。10月,袁世凱將軍的堂弟被派去驅散一大隊正在恐嚇基督教徒的拳民。在靠近平原鎮的一座廟裡,他把一千多名拳民逼到了絕路,然後就開了火。憑著一些木棍、幾桿步槍和一門老古董火炮,拳民奮起還擊,把老袁的堂弟打得抱頭鼠竄。政府的援兵很快就趕到了,殺了28個拳民,包括一位本地首領。當戰鬥結束,一位趕來為那位年輕拳民辯護的鄉村老者被士兵開槍打死了。他的被殺激起了巡撫毓賢的強烈反應,他建議北京剝去袁世凱堂弟的兵權,調到別的職位上。在山東的鄉村,毓賢的行動清楚地表明這樣的信息:拳民享受巡撫大人的保護。    
    有了這樣的鼓勵,義和拳的隊伍迅速壯大,來的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本地小青年、退役士兵、失業船員、流浪漢、無賴、江湖騙子和機會主義者。他們裝飾著紅色的頭巾、護腕和腰帶,焚燒寫有咒語的裱紙,然後把紙灰吞進肚子,進入具有表演意味的迷狂恍惚,然後被他們所喜愛的超級英雄附體。接下來,他們就為鄉村地方清除他們共同的敵人。    
    1899年11月,一大隊拳民在大名鼎鼎的朱紅燈3的帶領下,在劫掠了許多基督教村莊之後,正行進在回家的路上。就在這時,他們遭到了中國天主教徒的埋伏。拳民們反擊,結果三名教民受傷,兩名被殺,他們的鎮子被燒。因為這些兇殺,衝突戲劇性地逐步升級。毓賢巡撫被迫採取行動以恢復秩序——騷亂是一回事,殺人,則是另一回事。幾天之後,當義和拳的首領們開始內訌的時候,政府軍突然襲擊,把朱紅燈抓了起來,因為他扮成一個撒播大糞的農夫試圖逃跑。    
    毓賢巡撫顯然指望他逮捕朱紅燈的舉動能夠對公使館方面起到一個安撫的作用,就像幾年前他殺掉兩個大刀會的頭目一樣。然而,關注焦點突然從天主教傳教士轉移到美國新教徒的工作上來了。他們的抗議提交給了北京的美國公使愛德溫·康格,最後有了一個結果。12月初,總理衙門通知毓賢:康格「暗示要酌將(該巡撫)免職。」因為康格先生並不是個「慣於愛管閒事的傢伙」,所以總理衙門認為他的抗議並非沒有道理。第二天,毓賢的位置就被袁世凱將軍取代了,他(由於他對李鴻章的忠誠要勝過鐵帽子們)立即開始著手改變毓賢對待拳民的策略。    
    甫一抵達山東,袁世凱就發佈了一篇公告,宣佈採用嚴厲的標準,以鎮壓所有匪幫和麻煩製造者,不管他們披的是什麼虎皮。如果這些標準得到全面執行,那麼義和團運動就很有可能突然走向終結。不過,在他到任後的一個月之內,他收到了不下於三篇諭旨(毫無疑問是端郡王促成的),警告他要「格外小心」。    
    然而,12月裡最重要的發展,是義和團的一位新的戰地指揮官從陝西到了山東,有人要取代毓賢的位置了。此人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強盜,名叫李來中,也是穆斯林將軍董福祥的一位拜把兄弟,並通過董福祥直接聯繫著端郡王。他的到來意味著一場新的暴行。這期間,毓賢已被委任為山西巡撫,那是北京西邊的一個省份,在董福祥將軍的邊疆領地的邊緣上。    
    義和團立即就爆發了。照例,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中國基督徒,但事有湊巧,一位西方傳教士撞倒了他們的槍口上。1899年12月的最後一天,英國國教傳教士卜克斯牧師正冒著漫天飛雪返回他在平陰(位於黃河邊上)的教堂,此時,一隊拿著大刀的拳民圍住了他。卜克斯並沒有向他們的搶掠或其他侮辱行徑屈服,而是進行了抵抗,結果,他的頭和手臂被砍傷了。拳民們將他剝得只剩下內衣褲,然後把他拖走了。在刺骨的寒冷中,卜克斯試著和他們討價還價,提議願出一筆贖金讓他們放了自己。當這夥人停下來在一家路邊酒館裡吃午飯的時候,就把他綁在了一棵樹上。正當他們在裡面吃喝吵鬧的時候,酒館老闆解開了卜克斯,這位傳教士便撒丫子跑了,沒想到在離一座由「英國海外福音推廣公會」管理的教堂約一英里的地方被拳民追上了,並被他們剁得體無完膚。他的頭被割了下來,屍體被扔到一條臭水溝裡。    
    卜克斯的被殺在北京的外交使團當中激起的反應出人意料地冷漠。美國傳教士滿樂道4醫生寫信給莫理循:「竇納樂爵士對此非常冷靜,明確表示(卜克斯)不應該到紛擾不寧的鄉下亂跑。」巴克斯告訴莫理循,根據英國國教華北主教的說法,「此事看來的確是卜克斯在已經得到警告的情況下,並拒絕了一個衛兵的提議,故意進入那個村子的。」    
    雖然如此,北京的公使館還是正式遞交了外交抗議,要求最高當局譴責並壓制義和團。1900年1月11日,朝廷(溫和派和敵對派勢均力敵)發佈了一篇諭旨,字斟句酌,閃爍其詞,就連康格也認為「這樣古怪的措辭,其效果頗令人憂慮」。諭旨是這樣寫的:    
    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迭出。言者多指為會匪,請嚴拿懲辦。因念會亦有別,彼不逞之徒,結黨聯盟,恃眾滋事,固屬法所難宥。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護閭裡,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為淵驅魚。非民氣之不靖,實辦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澤,涵濡二百餘年。百姓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何致甘心盜弄,自取罪戾。全在各省督撫,慎擇賢吏,整飭地方,與民休息。遇有民教詞訟,持平辦理,不稍偏重。平日足以孚民望,遇事自足以服眾心。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固根本者在此,聯邦交者亦在此。各省督撫,受恩深重,共濟時艱,必能仰體朝廷子惠元元一視同仁至意。嚴飭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吾民亦當以保衛桑梓身家為念,勿聽煽惑以構禍興戎,勿挾威勢以欺侮鄉里,庶閭閻安謐,藉釋宵旰憂勤,是所至望。5    
    法國公使畢盛這樣評論它的措辭:「含混而靈活」,傳達了一種「雙重含意」。北京只不過是在公開表明觀點:只要新興的鄉村防衛力量不是顛覆分子(排滿),他們就不會受到壓制。    
    使館方面則被義和團運動的雙重特性弄得很是困惑。愛德溫·康格以一位消息提供者的新情報為基礎,在1900年2月的報告中寫道:「毫無疑問,太后被嚇壞了,並且確實不願意以必要的武力和嚴厲的態度對『義和團』採取行動……她顯然認為,在這個時候這樣做,既不明智也不安全。強大的武裝組織,一旦和政府嚴陣以對,可能最容易成為一場全面叛亂的核心力量。」    
    慈禧的確被嚇壞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她後來對她的御前女官德齡所說的話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時頒布諭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瀾公二人卻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些拳民是上天派來的,能使中國擺脫所有我們所憎恨的洋人。」接著,她補充道:「我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拳亂會給中國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即便使館方面被搞糊塗了,但鄉下的西方人卻絲毫不懷疑:這全都是一個險惡策略的組成部分。卜克斯被殺的一個月之前,美國公使館就收到了山東傳教士發來的一封電報,警告:「除非各國使館聯合施壓,否則,美國人認為情況幾乎令人絕望。」 1月11日那篇令人混亂的諭旨發表的兩天之前,太原(山西省的首府,冷酷而狂熱的毓賢是該省的新巡撫)的英國傳教士拍電報給竇納樂爵士:「前景非常暗淡……來自最高當局的秘密指令看來是要鼓勵(義和團)。」外交使團認為傳教士們是在杞人憂天。就在災難性的1900年開始的時候,羅伯特·赫德爵士寫道:「據說,山東的義和團真的正在往北京來,而我們還在爭吵不休,爭吵是由此開始的:總是有大量的謠言在流傳。」    
    1月初,彷彿是響應預先約定的信號一樣,巡迴拳師開始穿越整個華北平原從一個又一個村鎮向北京移動。這之前,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東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實與此相反,那些「師傅」們並沒有帶拳民跟著他們,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時候一路招募、訓練新的信徒。這種情形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印象:正是那些師傅(而不是信徒),才是這場運動背後的政治策略的關鍵,也是義和團拳民和鐵帽子們之間的聯結紐帶。在一場各自分散但又彼此相關的移動中,陝西強盜李來中帶著他親手挑選的拳民部隊,混雜著本地拳民,也從山東過來了,不同尋常地活躍在北京南郊,和他的拜把兄弟董福祥將軍的部隊離得很近。在這次義和團策略中,李來中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元素,沒準是個魁首。從那時起,要區分那些五花八門的隊伍,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他們全都匯聚到了北京。於是,事情很快就失控了。    
    到了1月底,英、美、法、德、意等國公使給滿清朝廷發出了同樣的抗議照會,要求頒布一份清楚明確的詔諭,下令徹底鎮壓義和團。在這樣的壓力之下,朝廷指示直隸和山東的官員,禁止義和團的活動,並諭知百姓:這種類型的幫會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使館方面對此甚是不滿,並在4月6日放出了武裝干涉的恐怖幽靈: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如果他們關於徹底鎮壓義和團的要求沒有兌現,外國戰艦和軍隊就會出面介入了。    
    4月中旬,另一篇諭旨採用了更加含混模糊的措辭,反覆說明:自衛軍將受到寬容對待,但與此同時,也告誡老百姓不要騷擾中國教民。義和團把這理解為官方對他們的組織的認可,並且宣佈:他們如今將在皇帝的保護下活動。    
    5月初,鐵帽子們建議:拳民應該全部被吸收進地方民團,在那兒他們將得到訓練、供養,還有兵餉。朝廷命令新任直隸總督裕祿6和山東巡撫袁世凱考慮鐵帽子們的建議並回稟。兩位大員斗膽極力反對。年長的裕祿(此人和英國駐天津領事私交甚好)暗示:以他看來,拳民都是些犯罪分子和江湖騙子。袁世凱則直言不諱,說:「該拳會聚眾遊行,每於數百里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為保護身家。焚殺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詳教。……竊以為……因其私團而官練之,實屬必不可行。」7    
    袁世凱的警告掉進了聾子的耳朵裡。    
    【譯注】    
    1捨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西方傳說中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羅賓漢和他的夥伴們出沒的地方。    
    2毓賢(?-1901),字佐臣,內務府正黃旗漢軍。監生出身。歷官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江寧將軍,山東、山西巡撫。庚子事變後遣戍新疆,抵達甘肅時被賜死。    
    3朱紅燈(1850-1899),原名朱逢明,乳名小朱子。山東泗水人。著名的義和團首領。    
    4滿樂道,即羅伯特·考特曼(Robert Coltman 1862-1931),滿樂道是其中文名,美國北長老會來華傳教的醫師、商人。曾在京師同文館講授醫學。    
    5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五冊第37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6裕祿(?-1900),字壽山,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撫崇綸子。刑部筆帖式出身,歷任湖廣、兩江、四川總督。光緒二十四年(1898),召為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徵榮祿入樞廷,遂代之督直隸。庚子事變中,天津城陷後自殺。    
    7袁世凱《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折》,轉引自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戊戌維新與義和團運動》第980頁。紅旗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79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1)

    到了1900年的暮春,來自那條從紫禁城出發流經使館區的敞口排水溝的氣味,越來越濃郁了。對於使館區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正常的春天,照例也有飢餓的農夫所引發的外省暴亂,不過多數外國職員已經學會了對鄉下人和排水溝概不理睬。這時節,也差不多是該打點行裝動身前往西山(在北京西南15英里)休養地的時間了。野餐和晚餐舞會,賽馬以及遠足,將令人愉快的消遣娛樂填滿春天的最後幾周。    
    5月裡的大事,是英國使館慶祝維多利亞女王81歲生日(也是她在世的最後一個生日)所舉辦的宴會。在59位來賓當中,男女賓客的比例是二比一,光彩照人的竇納樂夫人領著喬治·莫理循和羅伯特·赫德爵士就席。晚宴後,在掛滿中國紙燈籠的網球場上還有舞會,為舞會伴奏的是總司大人新組建的管絃樂隊。    
    兩周之前,1900年5月10日,《字林西報》刊載了來自北京的一位「本地通信記者」的匿名報道,作者顯然是一位有些西方朋友的世家小官吏。文章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和預見性:    
    筆者竭誠以告:有一項重大的秘密計劃,其目的是要鎮壓所有在華洋人,並借此收復「租借」給他們的領土。……主要領導者有:太后、慶親王、端郡王、剛毅、趙舒翹(鐵帽子的刑部首腦)和李秉衡。……所利用的軍隊是慶親王統領的神機營(5萬人),端郡王統領的虎神營(1萬人)和剛毅等人統領的御林軍各旗部隊(總計1萬2千人)。這7萬2千人構成了復仇大軍的核心力量,同時,義和團也將被當作這場大戰的後備力量,而這場大戰的迫在眉睫是北京或其他地方的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所有上層社會的中國人都知道這一切,那些把洋人歸到自己的朋友之列的人也已經警告了他們,但就我所瞭解的情況看,他們都更願意一笑置之。    
    這樣清楚明白的關於正在迫近的流血警告完全被忽視了。然而有大量的危險比北京的任何外國人所瞭解到的都更為嚴重,因為鐵帽子們正打算在義和團「自發的」反教暴動的掩護下發起攻擊。德國人不依不饒的持續施壓,以及山東和直隸的西方傳教士和吃教者帶了的更多麻煩,甚至在中國政府高層的溫和派當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義憤,以至於鐵帽子們的優勢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莊親王和瀾公如今是京城的步軍統領和副統領,這個職位讓他們掌管著北京的警察和秘密警察機構,並使他們能夠對高層溫和派對頭實行監視和脅迫。端郡王在宮裡佔據著同樣的職位,在那裡,他憑著對太后的個人影響以及對宮廷內部安全的控制,使得榮祿和其他溫和派要想干涉都很困難。鐵帽子小集團還把下列職位受入囊中:順天府尹(北京市長)、刑部和禮部尚書、內閣和軍機處首席大臣。這大大誇張了強硬派威權無邊的感覺,雖然他們在朝廷上並不具備壓倒性優勢。溫和派仍然能夠堵住他們。滅盡所有洋鬼子的預定日期被定在1900年7月,離現在還不到兩個月,這個日期是由算命先生掐定的,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卦象和曆法的會合點。鐵帽子們雖然選定了日期,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得到了太后和朝廷的支持,所以他們很快將不得不實行恐怖的血腥統治,以便讓他們的死對頭們閉嘴。    
    說到使館方面,不管他們就義和團事件怎樣再三抗議,也不管他們怎樣威脅要叫來外國軍隊,他們其實並沒有把這場危險正兒八經當回事,因為他們正在忙於對付他們所認為的在北京的最大危險:無聊。愛德溫·康格和竇納樂爵士都嘲笑義和團是「幾個神神叨叨的傢伙。」這個春天沒有下雨,整個華北都沒有播種。他們堅持認為,只要老天下幾天大雨,所有事情很快就會平靜下來。    
    羅伯特·赫德預言災難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他沒能幫助人們相信:總有一天,外國人將會把中國人逼得太甚。早在1894年,他的大拇指就已經發癢了,因為鐵帽子的陰謀暗流已經越來越洶湧了。他很為外國僑民的弱點而焦慮:「在北京這兒,我們就是身處老鼠夾子中,任由中國人擺佈:如果我們全都能聚攏起來,就能對付一群烏合之眾,但我們一盤散沙……如果將有一場爭端,我懷疑我們中的許多人怕是會逃之夭夭的。」他又補充道:「我認為下面這樣的情況完全是有可能的:一個(中國的)絕望的時期或許會表現為最狂暴的憤怒,而我們這些在北京的外國人則統統會被消滅掉。」圍攻開始的8個月之前,他寫道:「北京的所有外國人將會被消滅,而黃金時代將會回到中國。」他又補充道:「董福祥的軍事烏合之眾就駐紮在3英里之外,如果他們掙脫了束縛,那我們倒霉的日子也就到了。」    
    1900年5月,他寫道:「謠傳說太后是被她自己『咬傷』的,她同情(義和團)。但我真的對官方的感覺所知甚少,而且在表面現象的底下,我也實在看不出什麼東西。」如果她是被人咬傷的,那倒沒準是真的,因為西方人正起勁地發表康有為、梁啟超和林文慶那些粗俗下流的攻擊,並對之深信不疑。這只能讓這位老太太更容易被端郡王和剛毅勸誘說服。人類是出了名的容易受到沙文主義的影響,慈禧也不例外。赫德後來得知:最好的義和團表演者先在端郡王面前進行了展示,然後再來到皇帝和太后面前,在鐵帽子們的安排下進行御前表演。這樣的技藝在鄉村廟會上已經磨煉過數千次,他們輕而易舉地贏得了所有人的信任,除了那些最堅定的懷疑論者。在這樣的時刻,集體意志也保準會被愚弄。慈禧對京城之外的世界毫無實際經驗。中日戰爭之前,她就曾經被說服,打心眼裡相信:李鴻章的新水師堅不可摧,而那些德國人設計的堅固港口也固若金湯,所以,她憑什麼不會相信端郡王的魔法武器呢。她後來描述了端郡王是如何告訴她的:他看見「一個拳民用火槍向另一個射擊,子彈打中了,但那人卻毫髮無損。」毫無疑問,端郡王相信了這一切。當慈禧就此事和榮祿討論時,他嘲笑了端郡王的愚蠢,並告訴她「一個洋兵可以毫不費力地殺死一百個拳民。」還說端郡王「喪心病狂」,在他們完蛋之前,義和團「必將闖下大禍」。在中國法術和表演技巧依然有著巨大威力的情況下,而慈禧又在猶疑不定,她的顧問們就將她向反的方向拉了。    
    使館方面對赫德的苦惱毫無興趣,對於發表在《字林西報》上的直來直去的警告,他們表現出的興趣也不見得多到哪兒去。沒有任何自我懷疑的感覺困擾外國僑民,他們站在上帝一邊,不會受到傷害,因為面對愚昧的中國人,文明的使者將會受到道德優越的保護。正如拳民們面對西方人的子彈一樣,也刀槍不入。亦如日之中升面對弱智低能。    
    什麼事也沒發生,竇納樂爵士採取的防範措施就是召來一支海軍炫耀武力,兩艘英國戰艦停靠在大沽要塞外的錨地,4月中旬,又有幾艘炮艇加入了進來:一艘美國的,一艘法國的,兩艘意大利的。一個月之內,將會有24艘外國軍艦抵達大沽口外。就像百日維新結束時英國艦隊在這一海域露面的情形一樣,這一舉動使得朝廷恐慌起來,溫和派也憂心忡忡,而鐵帽子們則被激怒了。    
    1900年,北京城裡大概有500名外國居民,他們當中有一半是傳教士,管理著教堂、醫院、診所、孤兒院和學校,由於宗派差異,他們之間很少通氣。比較起來,使館區算是個自滿自足的世界。一共有11家公使館:奧匈帝國、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日本、俄國、西班牙和美國。它們並沒有連成一個整體,而是雜亂地散佈在一個長方形區域,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各邊有一英里,蜷縮在紫禁城的一側。南部邊界是一堵牆,標誌著旗人區的界限;在它的矮牆的那一邊,是臭氣熏天、嘈雜喧鬧的漢人區;東邊,一條主街通到哈達門(即崇文門);北邊是紫禁城的外牆;而西邊則是天安門,是進入錯綜複雜的皇宮的主門。臭氣熏天的排水溝從使館區穿行而過,充滿著黑色的污泥,一條兩邊綠樹成行的街道,將英國使館及相鄰的翰林院與圍牆圈著的肅王宮花園分隔開來。起初,英國使館是整個肅王府的一部分,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城後,它就被英國得到了。    
    除了使館本身之外,這一區域還佈滿了商舖、貨棧、銀行、事務所和一家旅館,其中有些是有錢的中國人所擁有,另一些則是外國公司的。這兒有:匯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怡和商行,兩家庫存豐富的商店(分別時英伯克和基魯夫開設的),以及由瑞士人奧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美國妻子安妮·伊麗莎白·麥卡錫所經營的北京飯店。羅伯特·赫德的中國海關和口岸事務所的西方僱員,在附近有他們自己的聚居區,還有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幾位教師。    
    這個孑然孤立的社群,其領頭人就是竇納樂爵士,此公是位身材瘦長、處事謹慎的48歲的蘇格蘭人,蓄著一副親切的鬍子,用蠟進行過定型處理,有著軍人的風度,那是在1880年代早期在希臘戰爭期間培養成的。他是個嚴肅的人,也是個好人,嚴厲苛刻、沉默寡言、富有思想;他還頑強、勇敢,是個靠得住的軍事指揮官。但他缺乏耐心和想像力,在對東方問題的理解方面,他並不像他的東京同行薩道義爵士那樣敏銳,薩道義爵士像赫德一樣,成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遠東。雖然西班牙公使是這個外交使團中的老前輩,但竇納樂爵士是最強大的「列強」的代表,而且他的公使館也是這個社群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至於莫理循,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對頭,對他的個人評價都是:冷酷無情,竇納樂爵士將他描述為一個「智慧和判斷力一樣稀少」的傢伙。    
    5月,義和團在北京城外的活動突然之間爆發了。在一個叫淶水的小鎮上,那裡的教徒和非教徒勢均力敵,中國教民砸了一個鄉村廟會,掀掉了本地神明的牌匾。為了報復,非教民洗劫了村子裡的教堂。當滿清的政府官員袒護教民的時候,怨恨就開始生長,1900年5月12日,一夥拳民焚燒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房子,屠殺了30個教徒家庭。隨後,這伙拳民又擊潰了一支皇家刑警隊,並打死了他們的統帶。60名拳民也死於這場戰鬥。幾天之後,義和團一把火將「倫敦傳道會」的一座教堂夷為平地,那兒距離北京城只有40英里。兩天之後,北京教區牧師樊國梁主教警告法國公使畢盛:義和團進攻北京城內的日子已經定下立了。他在寫給畢盛的信中說:如果鐵帽子們自行其是的話,西什庫主教堂(又稱北堂)將第一個被毀,然後就是公使館,「我懇求閣下……相信我;我有確切的消息,我不是在說無關痛癢的廢話。此次宗教迫害只是個表面;他們最終的目的是消滅所有歐洲人……拳民的同夥正在北京城裡等著他們;他們打算首先攻擊教堂,然後就是使館。至於我們,我們的大教堂,進攻的日子事實上已經定下來了。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鎮子上都在談論此事。」主教懇求派40或50個水兵來保護他們。不過,當外交使團開會討論樊國梁的警告時,他們卻認定義和團進攻北京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沒有必要到天津去徵調水兵。竇納樂爵士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寫道:「就我所瞭解到的信息看,不太能夠確認法國神父的黑暗預期。」竇納樂的缺乏理解力是使館的通病。從更深的層面講,一位大英帝國的代表,幾乎不可能憑著一個法國佬(而且還是個天主教徒)的大叫大嚷就做出自己的抉擇。外國僑民中的偏見、嫉妒以及背後說壞話,將是這場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個鮮明特點。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0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2)

    到了5月27日,一支義和團主力(發展到了將近1萬人)已經控制了涿州,它在距離北京西南50多英里鐵路線上,並且沿著兩個方向開始進攻和焚燒火車站、橋樑和電話線路。義和團首領強迫地方官員恭恭敬敬地設宴招待他們。他們由五花八門的鄉民做組成——包括為數不少的土匪、騙子、殺手和懶漢,他們把涿州的官吏和富紳狠揍一頓,然後劫掠一空,這些人也只好聽之任之。在北京,緊接著又是一次強烈抗議。像榮祿之流的高級官員,對義和團戰略的明智性不免要深表懷疑,不僅僅因為它會激起外國列強的報復,還因為義和團本身就是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任何時候都可能失去控制,弄不好還會顛覆政府。鐵帽子們則希望涿州的情形能給那些溫和派一些勇氣,好在御前會議上提高他們的嗓門,或者向皇上遞交他們的抗議奏折。而慈禧則完全搖擺不定,一會兒倒向這邊,一會兒倒向那邊。    
    羅伯特·赫德也得知了這種搖擺不定:「朝廷看來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要是不鎮壓義和團,使館方面就威脅要採取行動;要是竭力鎮壓,這個熱情高漲的愛國組織沒準就會改弦更張,演變成一場反清運動!」 端郡王對太后最有力的論點,就是威脅:如果義和團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們就會推翻皇座。慈禧後來這樣回憶起她的進退兩難:    
    有一天,端王帶著拳民頭領到頤和園,把所有太監召集到大殿的院子裡,逐一檢查每個太監,看看他們的頭上是不是有一個十字。那個頭領說:「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憑著他頭上有沒有十字來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後端王又到我的宮裡來,說那個拳民頭領……已查出了兩個太監是基督徒,問我如何處置。我當即大怒,告訴他:沒有我的許可,他無權把任何拳民帶到宮裡來。然而他卻說,這個頭領法力無邊,能殺盡洋人,刀槍不入,所有天神都保護他。……端王建議我把這兩個被認為是基督徒的太監交給拳民頭領去處理,我只好答應他。後來我聽說這兩個太監就在附近的村子裡被他們殺了。第二天,……太監們都換上了拳民的裝束,使我大吃一驚。……瀾公還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2    
    她隨後叫來了榮祿,「因為我急著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榮祿……聽說了宮裡發生的這些事,神色凝重。他說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過是些革命黨和煽動者。……我對他說,他的話或許是對的,問他應該怎麼辦?榮祿說他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對我說,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榮祿吵了一架,他說……如果我們要驅散他們,他們就會殺盡北京人,連宮中也不能免。」3    
    慈禧完全被嚇壞了,並認識到(惜乎晚矣):她實際上已經成了端郡王的囚徒。如果她曾經是個危險的、詭計多端的獨裁者,她可能立即就被他逮捕並處死了。但對這些陰謀詭計,她實在太缺乏政治和智力上的深度了,只能為自己的優柔寡斷而傷心落淚。最近幾年來,她已經開始隨著年華的逐漸老去而變得遲緩,她允許端郡王不斷巧妙地深深潛入她的私人生活。起初,她喜歡他的體貼專注。只有當他領著他的小集團、帶著對光緒的指控向她施壓時,她才懷疑他是一條盤繞著自己腳踝的毒蛇。當他接著又脅迫她授予他異乎尋常的尚方寶劍的特權以及隨時可以將他希望處死的人當場斬首的權力時,她才被他本性中陰暗的一面以及他日益明顯的偏執狂給嚇壞了。然而很不幸,沒有哪位宗室王爺有能力而且願意重新集結到她的身邊,保護她,使她免受端郡王和他的死黨的傷害。就連榮祿也已經越來越謹慎,不願意和鐵帽子們直面對抗。在1878年的一次有端郡王的父親作後台的爭執中,榮祿已經輸過一回了,並且被迫提前退隱,這一退就是7年。僅僅在惇親王死之前一落千丈的情況下,他才得以東山再起,於是他對宗室王爺總是很謹慎。在朝廷的政策爭論中,溫和派仍然佔有優勢,因為他們在官僚政治的浮誇虛詞、繁文縟節方面技巧嫻熟,再加上他們的政治經驗,但宮廷本身卻正在不可逆轉地滑入狂熱分子的手中。    
    另一隊拳民襲擊了北京和涿州之間的豐台火車站,放火燒了倉庫、機車庫和外國工程師的房子,炸毀了白河上洋人建造的鐵橋。因為除了大刀長矛和幾架老古董加農炮,他們沒有別的武器,火於是就成了他們首要的武器。在豐台城外的山崗上,兩位美國女人,哈里特·斯奎爾斯和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正佇視著滾滾黑煙從覆蓋著常春籐的陽台上升騰而起,那裡原是一座道觀,現在已改為夏日別墅。她們能猜測出正在發生什麼,嚇壞了。豐台是京津鐵路和北京至保定線的交匯處,它位於穆斯林將軍董福祥所控制的地盤的邊緣上。如果義和團暴民(或者是董福祥那些無法無天的軍隊)點火燒了火車站,那麼她們該怎麼辦呢?    
    哈里特·斯奎爾斯的丈夫赫伯特是美國公使館的一等秘書,而她的客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是一位活潑、年輕的波士頓女人,她正在東方度假,從日本來到北京。跟她們在一起的是斯奎爾斯的三個孩子、一個德國女家庭教師、一個法國女家庭教師和40個驚慌失措的中國僕人。一班手持長矛的中國士兵前一天被派來保護她們,但此後就消失不見了。    
    從冒煙的方向,有一個風塵僕僕的隱約輪廓正騎在馬上緩慢地向山上靠近,等到認出了來的人正是《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時候,兩位女士總算鬆了一口氣。喬治·莫理循是赫伯特·斯奎爾斯的一位親密朋友,很懂得憐香惜玉,他正往這兒來營救女士們。這天的早些時候,豐台動亂最初的報告剛到達,莫理循就騎馬出了北京城,想親眼瞧瞧,並看看女士們怎麼樣。赫伯特·斯奎爾斯這會兒正在美國使館裡忙得不亦樂乎,可能在夜裡城門關閉之前沒法離開北京城。這段時間,莫理循讓兩個女人收拾行裝並讓驚慌失措的僕人們將行李裝車,為的是在明天早晨匆匆趕回北京。    
    莫理循到達後不久,赫伯特·斯奎爾斯就帶著從俄國使館借來的一名哥薩克騎著馬上山來了。因為根據1689年和中國簽訂的一個條約,只有俄國的使館被允許保留一支小規模常設衛隊,一共7名哥薩克。斯奎爾斯高個兒、粗獷、英俊,永遠保持著半笑不笑的樣子以及一個有教養的新英格蘭人的風度。他這會兒穿著粗花呢騎馬裝,臂彎裡挎著一支毛瑟槍,就跟穿著三件套西裝一樣舒適。在進入外交部門之前,斯奎爾斯在美國騎兵部隊當了15年軍官,他是個令人愉快的紳士加無賴式的人物,無拘無束地出入會議室或沙龍。他有政治野心,有一筆讓人安心的銀行餘額,有一個聰明的老婆,還有積極上進的孩子們,他在中國瓷器方面的珍貴收藏,為美歐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館長們所熟知。    
    第二天早晨,他們動身去北京,這一隊列包括40個中國人,推著手推車、牽著騾子和驢子,3個全副武裝的白人騎在馬上擔任護衛。4個小時之後,他們到達北京城。    
    就在同一天,還發生了一場更大膽的營救。幾個外國工程師在豐台前一個火車站上被拳民們截住了,也沒法坐火車往北京或天津的方向逃跑。瑞士籍旅館老闆奧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騎馬走在一大隊武裝營救人員的前面,並把逃亡者安全地帶到使館區。其他在保定府火車站的西方家庭則乘坐小艇順白河而下,往天津的方向逃跑,遭到一群烏合之眾的攻擊,被迫繼續上岸走陸路,在損失9位成員之後到達安全地帶。    
    鄉下的情況正在迅速惡化,但使館區依然沒有表現出多大的驚慌。豐台火車站被燒的那天,公使們決定發電報給大沽,請求派足夠的水兵保衛使館。消息發出去了,不過當總理衙門得知此事後,水兵被禁止來此。在使館方面的堅持下,總理衙門作出了讓步,但每個使館只允許進駐30名水兵。由於有11家使館,這意味著總共有330人。    
    在經過一些鐵路運輸方面的艱難安排之後,這一小隊國際部隊離開天津,80英里的旅程沒出什麼麻煩。在北京火車站和使館區之間,董福祥將軍的甘軍6千名回漢士兵將狹窄的街道塞得滿滿的,要給這幫新來者一個下馬威,但他們很快就撤走了,被派去保護這會兒正在頤和園的皇上和太后。從水兵們行進的路上移去了這些甘肅勇士,朝廷上的溫和派就能夠減少正面衝突的可能性。早上8:00點,美、英、法、意、日、俄的聯合軍隊荷槍實彈行進在使館街(即東交民巷)——這是那一年他們唯一一次全體一致的行動。他們全都帶來了機關鎗,俄國人帶來了野戰炮的彈藥,卻把炮忘在了天津。    
    到現在,已經有17艘軍艦飄揚著五花八門的旗子在大沽口外拋了錨,還有更多軍艦則在前往大沽的途中。竇納樂爵士發電報給英國艦隊司令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爵士4:「無需再派軍艦到大沽,除非事情變得更複雜,但我不認為會這樣。」不過,軍艦到那兒可不是來救援的,它們是來攫取的。本國政府可不想撞大運,一旦麻煩來了,沒哪個國家甘居人後,眼睜睜地看著別人面對這一大份中國美餐狼吞虎嚥、大快朵頤。緊接著那份電報之後,竇納樂爵士在寫給西摩爾的一封信中說:不再需要更多的英國軍隊了,除非中國政府垮台,那它就是必須的,為的是在一場爭奪戰利品的國際比賽中和俄、法競爭。竇納樂爵士滿有把握地補充道:北京的使館,「將是最後遭受攻擊的地方。」    
    樊國梁主教直截了當地宣稱:他們將受到攻擊,就在人們對他的話不予置信的時候,首批小股紮著紅頭巾的義和團拳民開始進入北京的大街小巷,這個時候是6月初。在端郡王的命令下,外城門的守兵允許他們只進入漢人區——北京的三等街區,在旗人區圍牆的南邊。鐵帽子們立即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宮邸擔任保衛工作。只有到了此時,也就是1900年6月,可以說,義和團和鐵帽子們才在操作層面上完完全全地並肩戰鬥了。這之前,他們僅僅是通過像強盜李來中這樣的中間人,遠距離地進行一些手忙腳亂的協作。無論鐵帽子們是處在民族主義激情燃燒的時刻,還是自大狂,這都可能是做夢才會有的情形,王爺和農夫之間的這種肩並肩的協作持續了不到兩周的時間,並且,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尤其是拳民們,他們當中多數人在這個年關過去之前就斷送了卿卿性命。    
    數以百計的義和拳神壇在北京城的各處出現,有點像鄉村廟會上的大字佈告,在這種狂歡的氛圍中,本地男人和小孩也開始傚法那些鄉村英雄,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大練「神拳」。頤和園的太監們也紮著紅頭巾、綁著紅護腕、繫著紅腰帶(主要是為了對付端郡王的監督者),到處都在焚香,以證明那裡眼下沒有基督徒。北京城裡有錢的滿漢居民,紛紛以鐵帽子們為榜樣,認為聘請拳民擔任守衛是明智的做法,花錢雇他們,既可以保護自己的錢財,又可以焚香避免災禍。隨著其他拳民的陸續到達(起初是數以百計,繼而數以千計),就要努力把他們限制在旗人區圍牆之外的漢人區內。決不能讓他們威脅到使館區,或者,甚至不能接近它們。許多天過去,人們在使館區的附近只看到過一個拳民,而且很快就回到了遠處。    
    莫理循壯著膽子出了使館區,進入漢人區打算瞧上一瞧,他看見一個年輕的拳民在展示自己的技藝:「他裝作被一位天神附了體,恍恍惚惚地揮舞著刀劍朝空氣猛砍。沒什麼東西能傷害他,不僅僅是外國子彈和外國刀劍,就是外國毒藥沒奈他何……外國人正是用這些毒藥污染本地的水井。」莫理循補充道:一位西方人(他自己)飛起一腳就讓這孩子四腳朝天。這是個惡作劇。也是一次不必要的挑釁。莫理循在他給《泰晤士報》撰寫的文章中並沒有適當提及他對中國人有拳腳相加習慣。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1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3)

    北京城外唯一擺出架勢、似乎要阻擋義和團拳民的軍事武裝,是聶士成將軍的部隊,這支部隊在北京以東靠近天津的那一帶活動。聶將軍是個溫和派,對總司令榮祿的忠誠要超過對鐵帽子們的忠誠。在6月的3、4兩日,聶士成的「武衛前軍」擊退了一支義和團小分隊,當時他們企圖炸毀那座位於楊村的至關重要的鐵路橋,那樣將會切斷大沽口外的外國軍艦和北京使館之間的鐵路連接。這樣一來,鐵帽子們對聶士成自然就沒什麼好臉色,也使得他如今成了一個受監視的人,並且不久就會被蓄意殺害。    
    6月3日,一些額外的德國和奧地利水兵到達了(最初的水兵分遣隊被派出時他們被留在了後方),這樣一來,使館區的總兵力已經達到451人。這當中,有兩名指揮官和41名士兵最後被派去保護樊國梁主教和西什庫大教堂,留下17名指揮官和391名士兵守衛四分五散的公使館。一切看起來是如此平靜,以至於竇納樂夫人把她兩個漂亮女兒,4歲的斯特拉和3歲的艾維,送到英國使館在西山的新近翻修的避暑別墅去了,一路上有水兵護送。竇納樂夫人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陪伴著她們。一路上,她們嗅到了空氣裡危險的氣味,兩天之後就把她們帶了回來。這是6月5日,不是一個太早的日子。    
    消息在鄉下傳播的很慢,但在孩子們回到使館之後不久,就傳來了兩個英國傳教士4天前在北京以南50英里的永清被殺。查爾斯·羅賓遜和孟鶴齡受到一夥暴民的恐嚇,到一位地方官的衙門裡尋求庇護,被迫從後門離開,就這樣被逮住了,並被砍得體無完膚5。當竇納樂爵士帶著他的翻譯亨利·科伯恩到總理衙門抗議的時候,他注意到:在他陳述的過程中,四位中國大臣中有一位一直在打瞌睡。這位打盹的大臣後來被引為滿清政府(它已經一心一意要消滅全部外國人)冷酷無情的一個例證。就像莫理循為《泰晤士報》所寫的報道:「在危機日漸迫近的時候,太后卻正在頤和園裡大演京戲。」    
    事實上,在6月的最初一個禮拜裡,溫和派反義和拳小集團在朝廷上暫時佔了上風,這既要歸因於義和團在接管涿州期間的胡作非為,也要歸因於最近由使館衛兵的來到所激起的對外國干涉的擔心。有些人對1860年英法聯軍的入侵依然記憶猶新,即便是端郡王和他太年輕的兄弟們,也是如此。據《北華捷報》報道,6月4日,在頤和園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試圖解決鐵帽子們和那些反對義和團運動的高級大臣之間的分歧,這些反對者對集結在大沽口外的外國艦隊和使館區水兵的存在深感恐慌。《北華捷報》說,那些好鬥的傢伙堅持認為:不應該壓制或反對義和團,因為他們忠於大清朝,只要適當武裝就能起到輔助的作用。《北華捷報》認為支持義和團的人有:端郡王,他的弟弟瀾公,大學士徐桐6、軍機大臣剛毅和承恩公崇綺(已故阿魯特皇后的父親)。提出反對聲音的,只有榮祿總司令和軍機處首領、年事已高的禮親王。《北華捷報》又說,軍機大臣王文韶7坐在那兒一言不發,而「太后也保持了沉默。」沉默,如今是慈禧抵抗端郡王唯一的防衛武器。讓那些溫和派圍著他兜圈子並延緩不可避免的攤牌,她會盡量將天平向溫和派的方向傾斜,不管她是否能做到。但是內心的恐懼卻使得她不能在朝會上公然違抗端郡王。要是有哪個人願意跳出來護著她,她就可以下令逮捕他,但端郡王的同夥如今佔據了如此多的關鍵位置,以至於只有榮祿或袁世凱可以指靠,只有他們才能保護她。袁世凱如今遠在山東,榮祿早就被嚇壞了,而且小心謹慎,攔一攔端郡王他還是能做到,但到了攤牌的時候,他自己也不能確定會有誰肯幫他。    
    在沒有李鴻章的情況下,他們誰也不敢貿然行動。要應付像眼下這樣的形勢,他們全都養成了對李鴻章的依賴,甚至榮祿也在憂慮不安地等著李鴻章來救他們、做那些他們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但正是由於他自己的原因,李鴻章這會兒才在廣州優哉游哉地等著壺裡的水燒開呢。在此期間,任何人平心而論都不會懷疑:在宮裡直接跟端郡王正面對抗,將導致光緒的中毒,以及溥 作為新皇帝登基就職。    
    後來,莫理循、濮蘭德、巴克斯等人竭力要把慈禧打扮成這場排外陰謀幕後的主要操縱者,但這樣的努力純屬捏造,並不能被眼下正在進行的事實所證明。莫理循就這場圍攻給《泰晤士報》所作的報道這樣陳述:「這場排外反教運動……是在太后和被她選為謀士的那些反動分子的慫恿和培養下發展起來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完全不是真的。朝廷被從中劈為兩半,而太后又被優柔寡斷所困,一會兒倒向這邊,一會兒倒向那邊。在反對義和團這件事上,榮祿明顯和其他溫和派站在一起。張之洞、裕祿和盛宣懷(人們私下裡承認的皇家電報局的老闆)利用這次機會,令人驚訝地直接發電報給總理衙門,敦促鎮壓這次「以反教為借口」的所謂「叛亂」。站在中國的立場看,明智的頭腦暫時獲勝了。但在一個微妙的時刻,輕微的刺激也會讓朝廷上的天平偏向鐵帽子一邊,西方人似乎不辭煩勞,早已成竹在胸。令人吃驚的是,溫和派卻也盡可能地忍氣吞聲,支撐到底。    
    頤和園召開秘密會議的這一天,也就是6月4日,在一次外交使團的會議上,外國公使們決定,發一份內容相同的電報作為一種防範,電報云:「在鐵路和電話線路均被切斷的情況下,我們這兒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圍。」並且,大沽口外軍艦的指揮官也得到命令,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他們就應該著手營救。第二天,義和團拆除鐵軌,切斷了京津鐵路。憂心忡忡的竇納樂爵士去了總理衙門,和慶親王進行了一次私人會談。回來的時候他感覺到:親王已經不再控制整個事件了。    
    6月8日,義和團縱火燒燬了北京賽馬場的大看台。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挑釁,因為這處賽馬場是在外國僑民中最受歡迎的社交場所。這兒,也確實是個血流遍地的場所。它的跑道建在御獵場內的一片地上,距離北京城南10英里,很方便可以到達,從豐台坐火車路程很近,或者,對於那些精力充沛的傢伙來說,騎馬也可以。幾個見習翻譯備好了馬,全副武裝,輕浮佻達,再加上幾份興奮,他們騎馬對那兒的損害情況進行了一番巡視。其中有一位名叫翟蘭思8,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到達的時候,矗立的廢墟還在冒著煙。我們看見來自鄰近村莊的一群人正在搶奪那些磚塊。……我們猛衝了過去,把他們趕得四散奔逃。休息片刻之後,我們決定繼續往西邊去,看看拳民們在此之前還幹下了什麼更大損害的勾當。我們走了還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只見面前的道路被密密麻麻的一群中國人堵住了。一見到我們,他們就開始大聲喊叫……「殺,殺。」我們繼續向前,直到離他們不到一百碼的距離。接著,他們就開始往前猛衝,揮舞著刀劍長矛,在陽光下不祥地閃著寒光。我們迅速調轉馬頭,疾馳而去,很快就把這些追趕者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他們仍然繼續追趕了好一會兒。    
    另一位見習翻譯許立德9在自己的日記中補充說,後來,另外兩個見習翻譯寶士德10和德魯裡第二次去了賽馬場,遭遇了相同的憤怒的人群,寶士德拔出他的手槍,射中了一個中國人的腹部。至此,第一槍在北京打響了,而且第一個被殺的是中國人,是一個英國佬干的。    
    這一危急事件並沒有引起哪一個追蹤使館圍攻導火索的歷史學家的注意,莫理循在他寫給《泰晤士報》的報道中索性對它避而不談,竇納樂爵士所發表的報告也是如此。莫理循關於這樁和幾個見習翻譯有關的事情是這樣報道的:「幾個見習生正在鄉村騎馬時受到了攻擊。我們的賽馬場、大看台、馬廄全被燒燬了……冒險在使館區以外的街道上行走的歐洲人,沒有不遭到凌辱的。」他忘了補充一句:沒有哪個凌辱洋人的中國人不被開槍打死的。    
    那天夜裡,一臉陰沉的羅伯特·赫德爵士把海關官員們的老婆孩子送到了英國使館裡去過夜。    
    竇納樂爵士評論道:跑馬場的大火,使得北京城裡所有的歐洲人都有「一種他們處在危險地方的感覺」,沒有別的事情曾經讓他們有過這樣的感覺。正如莫理循所報道的:隨著跑馬場的被燒,「如今看來不可避免的是:我們將不得不要打仗了。」毫無疑問,對中國人的開槍給鐵帽子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周溫和派在朝廷上所獲得的優勢,如今也不復存在了。一個謠言傳到了竇納樂爵士這裡:朝廷已經轉向了,如今全都熱衷於「消滅」所有洋人。慈禧後來對這些事件給出了自己的版本:    
    事態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而且只有榮祿一人反對拳民,奈何寡不敵眾,無力回天。一天端王和瀾公來了,叫我頒布詔諭,令義和團先殺了使館裡所有的洋人,再殺盡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氣,拒絕下詔。我們商議了好半天,端王說事不宜遲,義和團已經做好了攻打使館的準備,明天就要動手。我大怒,叫幾個太監把他趕了出去。他臨走時對我說:『如果太后拒絕下詔,不管你願不願意,我終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這樣做了。……他瞞著我發佈了詔令,害死多少性命。11    
    端郡王對宮裡的接管如今全面完成了。他收拾起那一套對太后孝敬順從的假面,像熱河時期的肅順一樣,厚著臉皮通知她:自己這就要篡奪發佈聖諭詔令的權利了,甚至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擔心:她會不會因為他的傲慢無禮而砍他的腦袋。端郡王的人無處不在,他的追隨者如今控制著秘密警察、憲兵隊、刑部以及其他所有國內安全的關鍵要素。就像兩年前壓制光緒一樣,他如今同樣脅迫朝廷、壓制慈禧。這個曾經強有力的滿洲女人已經跌落到如此低微的境地,以至於沒有人膽敢出來保護她,而她也不敢請求這樣的保護。這之後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毫無疑問與恐懼所帶來的麻木軟弱密切相關。既然他有數萬兵力可供支配,區區使館,實在可以「滅此朝食」。唯一能夠阻止他宣佈自己的兒子為皇帝、打斷他繼續興高采烈地推行他的計劃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深為困擾的資格問題。換一種比喻的說法吧,當端郡王在1900年急沖沖地投身戰鬥時,動身離去的時候並沒有背上一個滿滿的箭囊。外國人曾經匆匆忙忙地把使館之圍歸咎於口無遮攔的榮祿,但他是唯一一個戳穿所有把戲、斷言端郡王已「喪心病狂」的滿洲人。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2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4)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總理衙門一位老於世故的滿族官員聯方拜訪了英國使館,此人曾在國外服務過,會說一點法語(雖然法國人也未必聽得懂)。他是慶親王的核心集團成員,更傾向於調停衝突。竇納樂爵士在寫給索爾茲伯裡的報告中說:「我跟他談到,一些正在流傳的謠言給人的感覺是,太后和她的顧問們已經決定,消滅北京城裡所有的外國人並把外國人趕出中國……而且董福祥將軍已經做出保證,以他的甘軍的能力完全可以達到太后在這件事上的要求。聯方聽後,並沒有嘲笑這種駭人聽聞的愚蠢策略(這自然要歸因於他的老成),而是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對於我說的這些謠言,他至少不會把它視為空穴來風。」    
    竇納樂爵士然後又發電報給西摩爾司令官:「情況極其嚴重。除非作好立即向北京進發的安排,否則就太遲了。」他召集了一次外交使團的緊急會議,告訴他們自己已經作了些什麼。    
    其他公使卻將竇納樂斥為一個杞人憂天的傢伙,並告訴他,剛剛收到的消息稱:太后和皇帝已經不在頤和園,而是回了紫禁城,假如真的有一場攻擊即將發生的話,他們幾乎不可能回城。他們要求竇納樂爵士再發一封電報給西摩爾司令官,撤回他的請求。莫理循在他的日記裡記道:「皇上和太后的回城使得事情一下子好了上百倍。」    
    然而,後來的消息稱,護送太后回城的是董福祥將軍那幫玩命的烏合之眾,他們在北京城一出現,歐洲人的後脊樑就要發冷。    
    董將軍和外國僑民之間有血仇。百日維新期間,董福祥把他的司令部設在「南海子獵苑」,外國人的跑馬場也在那兒。1898年9月30日,他的人馬襲擊了英、美使館的人員,兩國外交使節從他們各自的中國艦隊叫來一些水兵。接下來的那個月裡,董福祥的人又在北京火車站襲擊了幾個外國工程師和英國使館人員的集會,那兒是他在漢人區內的軍事轄區。使館方面要求把董福祥的軍隊從北京附近遷走,在經過艱難的周旋之後,他的人馬才轉移到了北京城以東的80英里處。據歷史學家馬士12說,這大概是「通過極大地增加董福祥和他的將領們的銀行帳戶的手段」才得以實現的。然而,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又把董福祥和他的人調回了北京,這一回是要和他的拜把兄弟、強盜李來中所指揮的那些拳民們進行密切合作。後來,董福祥被八國聯軍正式指控協同端郡王執行「消滅在華外國人的計劃」。    
    董福祥將軍在大街上的再次出現引起了恐慌。辛博森描述了這樣的場景:「今天,天開始黑下來的時候,一陣新鮮的刺激充溢著這座城市,幾乎製造了一場恐慌。董福祥凶狠野蠻的甘肅勇士(換句話說,是他的整個大軍)的主力重新進入了首都,在先農壇前面的一片開闊地中迅速地紮了營。……我很高興地說,這次安營紮寨,到頭來會讓所有的公使館都直打哆嗦。」    
    如果他們知道,慈禧和光緒不管到哪兒都是由董將軍護衛(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成了端郡王的人質)的話,沒準他們要再打一回哆嗦了。    
    更大的恐慌還在後面,那天早晨8點30分,竇納樂爵士發出了第三封電報,直言不諱地請求西摩爾將軍的幫助:「北京的形勢每時每刻都在變得越來越嚴峻……軍隊必須登陸,並做好立即向北京進發的安排。」其他外交使節也發出了同樣的電報。    
    大沽口外,6月9日夜裡11點,西摩爾將軍收到了竇納樂爵士最後一封電報,便立即行動了起來。他通知其他艦隊的司令,他將帶領一支武裝即刻去北京,邀請他們一起行動。    
    第二天早晨,羅伯特·赫德爵士憂心忡忡地致電遠在廣州的李鴻章,向他說明了目前的事態,並請求他作為太后「最年長也最信任」的顧問,電告太后:和義和團之間的勾勾搭搭是一項危險的政策。但就在同一天,端郡王出人意料地對總理衙門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這一政策是他和「沒有骨氣的」慶親王聯合執行的。這證實了竇納樂爵士的印象:慶親王甚至連他自己的衙門也不再能夠控制了。    
    這天結束之前,一封發給使館的電報說西摩爾已經上了路。然後,電報線路就被切斷了,也隔絕了北京和外界的聯繫。對於這個日期之後的事件,所有官方的外交報告都是事後撰寫的,並且都直截了當地歸咎於中國人,而對外國人的挑釁行為全然不予理睬。外交官和將軍們都想傳達這樣的信息:在危機期間他們行為得體、處置得當,他們的這種想法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不惜以犧牲事實為代價,來拔高自己的角色。很幸運,一些未經審查也未經修訂的日記和私人記述被保存了下來,提供了某些更接近於真相的東西。    
    正當使館的人懷著不斷增加的焦慮等待著西摩爾的救援大軍的時候,北京城裡義和團的人數也在戲劇性地增加,可能已達三萬之眾。他們當中不可避免地有許多流浪漢和罪犯,利用這樣的天賜良機把自己置於堂皇的保護之下,排起隊來享用免費的午餐。拳民們被安排在外圈,抵擋西摩爾以及接踵而來的任何人,董福祥將軍的一萬二千甘軍在中間一圈,神機營和虎神營的狙擊手們則在內圈。實際上,這一策略被證明依然不過是鐵帽子們的另一場白日夢。群集在北京城內外的這三支皇家武裝是政治大軍,他們的首要目的是為他們的老闆提供武力優勢。就這一點而論,端郡王和董將軍都不會把他們的人員或裝備浪費在事先精心佈置的戰鬥上。榮祿自然也牢牢控制著自己的大軍,無視鐵帽子們的意志。拳民們將苦撐到最後,僅憑著他們手裡的刀斧棍棒和幾支老掉了牙的火槍——當然,還有用來防彈的護身符。    
    緊張氣氛在不斷升溫。大家都在伸長脖子時刻盼著西摩爾的救援大軍出現,6月11日,日本使館一等秘書杉山彬穿著燕尾服,戴著大禮帽,領著他的男僕,坐著四輪馬車,動身前往位於漢人區的火車站,迎接聯軍部隊。他要是更聰明些就會呆在家裡,因為聯軍救援部隊這會兒正面臨著它自己的麻煩。出了永定門,杉山彬進入了漢人區,遭到了董福祥的士兵的襲擊,被拉出馬車,剁成了碎塊。    
    為什麼單單挑中了杉山彬作為攻擊對象,以這種殘忍的方式把他謀害了呢,其中的原因從沒有大白於天下。他可能與兩年之前把流亡者梁啟超偷偷帶出中國一事有關,招來了鐵帽子們的仇恨。莫理循報道:杉山彬的心「被挖出來了,並且(有各種理由相信)被當作戰利品送給了殘忍的董福祥本人。」莫理循又毫無來由地補充道:同樣是這位董福祥擔任著太后的護衛,並且是「太后所寵信的保鏢。」莫理循沒有提及,杉山彬被殺後,太后迅速地發佈了一篇上諭:「聞之實深惋惜。……著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務獲兇犯,盡法懲治。」13    
    杉山彬被殺的第二天,47歲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一個觀點強硬、作風魯莽的傢伙」)漫步在使館街上,遇上了一輛騾子拉著的有蓬馬車。騎馬走在前面的那個男人,穿著打扮頗似義和團拳民,頭和手腕上纏著紅色的帶子,如今在北京許多普通的中國人當中這是很時髦的行頭。他正在自己的馬靴上「自豪地」磨著他的馬刀。對克林德男爵來說,這也太過分了,他抄起鐵頭手杖開始攻擊這個男人。男人逃走了,克林德朝那輛有蓬馬車的裡面一瞧,發現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穿著同樣的裝束。他把那個男孩拖了出來,用自己的重型手杖狠揍了那孩子一頓,之後,他又把這個頭昏眼花的孩子拽到了德國使館,關了起來。對於要他釋放孩子的外交要求,他不加理睬。這對父子是在使館附近發現的最初也是唯一的「據推測」的義和團拳民,不過,克林德對他們的襲擊應該是導致使館圍攻的一個主要因素。    
    克林德男爵對那個男人毫無來由的襲擊,以及對那個孩子的毆打和綁架,激怒了民眾,數千名中國人(包括義和團和董福祥的甘軍),在接下來的三天裡(6月13-16日)進行了一場持續的暴力騷亂。北京城部分旗人區和鄰近使館的漢人區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騷亂、劫掠和焚燒。在騷亂開始的第一天,大量義和團拳民通過哈達門湧入旗人區,騷擾、劫掠那些與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商人的店舖。所有這些都離使館區還有一段距離,並沒有直接的威脅,但是已經人去樓空的海關建築,還有羅伯特·赫德爵士最近空出來的宅邸和花園,都被燒掉了,赫德的文獻檔案和圖書大部分毀於一旦。羅馬天主教的「東堂」和「南堂」也被付之一炬。南堂,由耶穌會教士修建於康熙皇帝統治時期,裝飾著許多藝術品,全都化為一堆冒煙的廢墟。同時被燒燬的還有:英國國教主教的的財產,倫敦傳道會和盲人院。防守堅固的北堂也遭到了圍攻,樊國梁主教以及他的許多教徒,還有他們的水兵小分隊,全都躲在那兒。    
    許多西方修女和牧師都在前一天被帶到了使館區,但在東堂和南堂,擠滿了大量的中國天主教徒,他們就只能靠自己了。一個西方人後來回憶:「我們能聽得見呼喊和尖叫,有些是那些正在燒殺掠搶的惡魔所發出的,有些則是他們的受害者所發出的。我們後來得知許多本地天主教徒為了安全都逃了到(南堂),在教堂的大牆之內被屠殺、被燒死。」    
    多數劫掠和焚燒發生在繁華區域,排滿了商舖、貨棧和有錢的中國人的宅第,包括經營珠寶、絲綢皮毛、刺繡品、古玩和貴重金屬的商人。新賬老賬,就這樣被一筆勾銷了。北京城的其他部分,包括大多數旗人區,根本就沒有受到騷擾;集市和商店繼續開張,街區的生活一如平常。董福祥的軍隊和義和團拳民明顯收到了攻擊某些指定區域的命令。    
    在使館區,中國僕人、園丁、轎夫和翻譯開始溜號。對於外國人來說,這與其說是危險的信號,不如說是一個大麻煩,因為現如今所有的日常雜務,燒水做飯,灑掃庭除,縫補漿洗,等等家務重擔都得由使館裡的夫人們來扛了。北京城內所有的傳教士都已經跑來尋求外交官們的庇護了。另一些人則沿陸路向著西伯利亞或通商口岸的方向逃走。    
    住在使館區附近的非基督徒中國人也驚慌失措、四散逃竄。辛博森說:「我從未見過這樣快速的奔跑,我從來都不相信那些小腳女人……能如此敏捷地健步如飛。每個人都驚慌失措、心亂如麻。……他們不停地奔跑、奔跑、奔跑。……遠遠地能聽見拳民們嘈雜喧鬧,烈焰騰空,那如今成了他們蹤跡所在的標誌。不過,這些可怕的傢伙本人,我卻一個也沒見到過。」也就是說,沒有見到一個拳民,除了遭克林德男爵襲擊的那對父子。    
    奧匈帝國公使亞瑟·馮·羅瑟恩是克林德男爵唯一的密友,所以,在圍攻開始之前的最後幾天裡,他們的行為也頗為類似。6月13日,一支由5名奧地利人所組成護衛隊被派到了比利時公使館,在那兒,他們的機關鎗控制了海關聚居區的街道。那天夜裡,一些中國人打著火把正在接近下面的大道,顯然是打算到海關建築的廢墟裡拾掇點什麼值錢的東西,卻被想當然地猜測為一些專愛放火的拳民。當他們進入射程之內以後,奧地利的機關鎗開火了。「這真是一陣令人愉快的聲音。」莫理循帶著讚許說,「火把倏然而滅。……但沒有一個人死。」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奧地利人擊落了街道上方的一些電話線。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3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5)

    6月14日下午,克林德男爵再一次外出搜尋獵物,在旗人區的城牆之上逶迤而行。他觀察到兩百碼之外,一群義和團拳民正在漢人區的一個場子上表演他們習慣的把戲。克林德匆匆忙忙地下了城牆,集合了一班德國水兵,帶領他們來到城牆上一個有利位置,在那兒他可以對準那些拳民。沿著城牆匍匐前進,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射程之內,德國人就朝義和團的編隊開了火,至少打死了7人、打傷20人。莫理循帶著些許滿足,評論道:「克林德和他那些興高采烈的夥計們從牆頂上射殺了7個拳民。……這次潛伏出擊幹得漂亮極了。」但他沒有向《泰晤士報》的讀者講述這次事變,也沒有表述自己的看法。    
    這次新的挑釁激起了中國人和義和團的強烈反應,他們像憤怒的火蟻一樣潮水般地從哈達門湧入旗人區。水兵們慌慌張張地用警戒線把使館區全給圍了起來(除了偏遠一些的比利時人聚居區),佈置崗哨。當更多的拳民試圖通過哈達門進入旗人區時,他們被中國軍隊給擋住了,大門也已緊閉。一場默然無聲的鬥爭開始了,榮祿作為軍界的最高指揮官,試圖以他的顯著的成績摀住水壺的蓋子,而端郡王和他的死黨們則努力讓它沸騰得溢出來。赫德寫道:「對我們來說,稍覺幸運的是拳民們只有刀劍棍棒之類。假如他們有大炮的話,一夜之間他們就可以將我們消滅殆盡,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多了。    
    6月15日,太后和光緒皇帝頒發諭旨,明令反對聚眾鬧事者。「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不准再事姑息。……城內外設立壇棚,應盡行拆去。」14他們指示榮祿、慶親王、端郡王和瀾公,按照這些詔令執行。慈禧再一次被事實說服了:鐵帽子們的計劃徹頭徹尾地愚蠢。    
    同一天,莫理循領著一群俄國人和美國人,騎馬去了1.5英里之外的南堂,為的是營救任何倖存的中國基督徒。陪伴他們的見習翻譯翟蘭思說:「許多人被發現是活活燒死的,這使得屠殺和殲滅以至於無法辨認。」    
    第二天,莫理循又組織了搜索隊,為的是尋找另外的中國基督徒難民。他們在一座廟宇裡遇到了拳民正在焚香、唸咒、處決戰俘。經過十分鐘的槍戰,46位拳民被打死,他們的戰俘也被釋放了。莫理循聲稱他親手殺死了6個拳民。有超過兩千名中國基督徒難民如今在綠樹成蔭的御河西路的排水溝旁邊安營紮寨,這條大街從英、俄、美公使館前面穿過,將它們和圍著宮牆的肅王府花園分隔開來。此事被證實讓使館方面頗覺為難,因為沒有誰願意收留他們。那兒沒有房屋,只能露宿街頭,對使館的生活是個妨礙。慈善機構的供應也跟不上趟。莫理循對這些令人討厭的教民的援救,或許是出於誠摯的關懷,而不是玩笑,但卻不幸地事與願違。    
    辛博森寫道:「對於我們這次公開援救中國人的行動,使館裡的幾個廚子再一次驚慌失措起來,因為這些人是些可疑的宗教狂熱分子。他們說,這一行動會讓我們自己的生活付出沉重的代價,使館將會遭受攻擊。」    
    迄今為止,還沒有直接針對外交使團的襲擊發生。在北京,還僅僅只有漢人遭到了義和團的攻擊,也沒有哪個拳民或清兵朝外國使館開過一槍,使館區內也沒有人被殺或受傷。所有開火都是發生在相反的方向:外國人向中國人開火。愛德溫·康格估計,到6月15日為止,將近有100名拳民在沒有挑釁行為的情況下,被各個使館裡的水兵開槍打死。這個數字包括那些遭到克林德的德國衛隊「潛伏襲擊」的拳民,但不包括許多被莫理循的掠奪者打死的中國人,也不包括少數幾個早先被見習翻譯和西方騎手機動小分隊打死的人,這樣加到一起的話就有好幾百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說:一夥水兵(不到20人)說他們到那天為止一共殺死了350名「小偷、拳民和清兵」。所有關於使館圍攻的報道都努力減少這個數字,或者,乾脆隻字不提。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5月31日之前,當使館衛隊從天津到達時,只有一名外國人被義和團所殺:傳教士卜克斯,他是被自己的同僚試圖採取愚蠢的行動給害死的。使館衛隊被召集起來之後,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所殺,4位法國和比利時鐵路工程師在逃往天津的時候在一場槍戰中被殺,兩位英國傳教士在永清附近被害。這樣算來,外國人的死亡總數到目前為止只有8個。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發生的其餘所有義和團事件,都是直接針對中國人的。(1900年的大多數拳民暴亂都發生在「北京—天津—保定府」這一片不大的三角形區域內,雖然西方報道使它看上去似乎是橫掃了整個華北。)    
    多虧了拳民們自身的魯莽,朝廷在政策上依然保持著尖銳的對立。6月13日,北京暴亂開始的那一天,義和團闖入年事已高的大學士徐桐的府邸,大肆劫掠,此公是義和團的一位主要支持者,也最仇視洋鬼子。拳民們還襲擊並搶掠了大學士孫家鼐15,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書。新近被任命的貴州巡撫被拳民們拖出他的私人座轎,強迫他在泥地上磕頭,然後還把他的衣服剝光,搶走了他的絲綢官服。這再一次使得天平朝反對端郡王的方向傾斜。6月17日,太后和光緒命榮祿移師進京:「將各使館實力保衛,不得稍有疏虞。」16然而,當榮祿詢問使館方面他們是否需要這樣的保護時,外交使團拒絕了,他們想當然地推測:榮祿(最接近太后的人)計劃了一場屠殺。在莫理循發表於《泰晤士報》的電訊稿中,他聲稱:對使館區的進攻「是太后下的命令,由榮祿組織的。」最後的事實是:在經過兩個月之久的圍攻之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平民都毫髮無損地倖免於難,這一結果,更多地得益於榮祿的調停和他對武裝力量的控制,而不是勇敢突圍、巡邏放哨以及作困獸之鬥。使館衛隊的胡亂射擊,莫理循的騎兵的快速槍戰,他對教民的救援,還有克林德男爵的蓄意挑釁,這一切只會使溫和派的計劃泡湯。    
    16日,順天府尹(北京市長,端郡王核心集團成員之一)崇禮17來到德國公使館,親自向克林德男爵求情,請求釋放那個被他抓為人質的男孩。這是克林德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因為那孩子已經死了。顯然是克林德因為一次突然發作的狂怒而開槍打死了他。此事被德國使館給隱瞞了,不過卻被英國政府知道了,莫理循也知道,他曾在私下裡與香港總督卜力爵士及卜力夫人談論過此事,但從未在《泰晤士報》上報道過。    
    兩天之後,總理衙門籲請使館方面,再也不要允許他們的騎手們搞武裝突襲,因為「此足以激起民憤。」義和團依然沒有攻擊使館區。    
    慈禧似乎很怕端郡王,越來越對他忍氣吞聲,同時還承受著來自溫和派的巨大壓力,她學會了一會兒偏向這邊,一會兒又倒向那邊,兩邊和稀泥。和了幾十年的稀泥,已經建立了許多慣例,這樣一來,她要想單方面採取行動則殊非易事,兩年之前光緒皇帝的暗中破壞就是一個明證。正如曾國藩和科伯恩所覺察到的那樣,慈禧並不是一個強大的領袖,而是一個很容易受別人影響的裝飾品。為了維持在朝廷上的地位,她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見,直到某個團體的觀點明顯地佔了上風。在義和團的問題上,她的政策方針一天一個樣,一直等著瞧瞧到底是誰的手最有力地掌握了舵柄。但是朝廷決策的隱秘性掩蓋了這樣的搖擺不定,因此在使館方面看來,最高當局的行動比事實上要更堅定。    
    多虧了有這麼多的西方挑釁,在6月的第二周裡,鐵帽子們重新奪回了對朝廷的控制,那是在剛毅和趙舒翹從保定、涿州調查義和團運動回來之後。這兩個人被派去向京城西南的義和團宣示:行為要放規矩點,並趕快散伙,否則,榮祿大人的軍隊可不是吃素的。6月16日,兩位大臣回京報告:義和團實在並沒有計劃一場針對大清王朝的造反,兩個人都保證義和團對大清的耿耿忠誠,並且,像燒燬教堂、殺死教民之類的暴行都是犯有罪行的秘密幫會的成員干的,而不是拳民自己——這是一個鐵帽子們自始至終都在維護的借口。剛毅說,當他到達涿州的時候,拳民們在他面前跪倒一片,合手致意。他把拳民們所有的過激和犯罪行為全都歸咎於反清排滿的白蓮教,據說這些人利用義和團以滲透進北京城,並策劃反政府陰謀。他和其他的鐵帽子們向太后和朝廷保證,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沒有必要壓制義和團,因為他們沒犯什麼錯。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4節 壞事是這樣來的(6)

    為了平息爭執,那天最高當局召集了一次特別御前會議,參加者包括所有親王、六部九卿以及宗室成員——總共有一百多位王公大臣和軍事將領,這是接下來的一系列御前會議中的第一次。此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有:報告義和團的惡劣行徑,包括他們對高級官員的襲擊;如何應對西摩爾司令的遠征軍,從已知的情況看,這支部隊已經離開天津,預料隨時都可能北京的城門前出現;還有就是許多正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國軍艦所造成的危險。這首次御前會議最後以一系列詔諭作為結束,宣佈榮祿的武衛軍必須將北京的義和團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僅僅要防止他們劫掠並粗暴對待朝廷大臣,而且也要讓西摩爾司令的部隊進京營救使館的行動變得毫無必要。太后再一次命令榮祿和他的軍隊負責保護使館區,不管他們需要不需要這樣的保護。第二天發佈的一篇諭旨明確表示了朝廷的擔憂:「如使館眷屬人等,有願暫行赴津者,原應沿途一體保護。惟現在鐵路未通,若由陸遄行,防護恐難周妥。應仍照常安居,俟鐵路修復,再行察看情形,分別辦理。」19    
    6月17日,第二次緊急御前會議召開,端郡王發起反攻,出示了一份據說是來自聯軍的最後通牒。根據我們得自此次會議的唯一目擊者的材料來源,太后以這份偽造的最後通牒為基礎,告訴與會者,外國列強提出了4點要求:一、考慮到不斷有謠傳說光緒皇帝依然被囚,因此必須指定一座特別的宮殿作為皇上的住處;二、為了消除官員腐敗的有害影響,必須給予外國人代表中國政府收稅的權利,不僅僅是外國海關稅收,也包括所有國內稅收;三、為了結束中國軍隊中的腐敗,必須賦予外國人在大清帝國所有軍事事務上的權威;四、光緒皇帝必須全面恢復權力。    
    沒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外國政府在這個時候提出過這樣的要求,所以,這份文件只能是出自偽造。一個顯而易見的可能性是:它是鐵帽子蓄意偽造的,為的是把溫和派打懵,並激怒太后,以便讓她採取激烈的行動。雖說如此,但是細細回想起來,更大的可能是:這份偽造的最後通牒是身在廣州的李鴻章總督所發明的,他一直在千方百計要挑起一場聯軍進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那個非常緊急的時刻,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軍司令們根本就沒有發出過任何一份最後通牒——一份將把中國拖入戰爭的通牒——就更不要說是像端郡王出示給太后的這樣一份了。    
    至於西摩爾司令那支兩千人的部隊,早在一周之前就離開天津去北京了,他們似乎是從地球表面突然蒸發掉了。莫理循在他6月16日的日記中說起了風涼話:「援救行動成了一場滑稽戲。他們沒準是爬著過來救我們吧。」羅伯特·赫德爵士則送給西摩爾一個綽號:「西諾摩爾(See-No-More,不見了)司令」。    
    【譯注】    
    1樊國梁,即阿方斯·皮埃爾·馬利·法維耶(Alphonse Pierre Marie Favier 1837-1905),法國傳教士,1862年來中國傳教。曾擔任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西什庫教堂總主教)。    
    2參見德齡公主《紫禁城的黃昏·德齡公主回憶錄》第25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3同上書,第252頁。    
    4此事史稱「永清教案」。1990年6月1日清晨,有一隊義和拳約數百人進入順天府永清縣城,此地在京津鐵路廊坊東南。拳民們隨即攻擊該處英國教會,殺死了派駐該處的兩名傳教士中的一名,即孫牧師(查爾斯·羅賓遜 Charles Robinson),並帶走了另一名傳教士孟鶴齡(H.V. Norman),將他囚禁在鄰近的一個村莊,24小時後亦被殺。    
    5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英國海軍將領。1852年加入英國海軍。1857年,他作為中尉見習生,參加英法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62年在上海與太平軍作戰。1863年回英國。後升為中將。1897-1901年任英國東亞艦隊司令。    
    6徐桐(1819-1900),字廕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歷官禮部、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    
    7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號耕娛,晚號退圃。浙江仁和人。咸豐二年(1852)進士。同治八年(1869)遷湖南布政使,十年署湖南巡撫。光緒元年(1875)上奏支持左宗棠,主張收復新疆。同年開辦湖南機器製造局,是湖南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三年,署兵部左侍郎,入值軍機。十五年授雲貴總督。二十四年,入贊軍機,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三十四年卒,謚文勤。    
    8翟蘭思,即蘭斯洛特·賈爾斯(Lancelot Giles 1878-1934),英國外交官,曾任英國駐漢口領事。出版過《北京使館被圍日記》一書(1907)。    
    9許立德,即威廉·梅裡克·休利特(William Meyrick Hewlett 1876-1944),英國外交官,著有《北京使館被圍記》、《在華四十年》等書。    
    10寶士德(H.H. Bristow 生卒年不祥),英國外交官,曾在1906-1907年間任英國駐重慶總領事。    
    11參見德齡公主《紫禁城的黃昏·德齡公主回憶錄》第25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2馬士,即荷西·巴盧·莫爾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英國漢學家,著有《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等書。    
    13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12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4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13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縣人。字燮臣,號哲生,別號澹靜老人。 咸豐九年(1859)狀元。光緒四年(1878),受命授光緒帝讀書,任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使、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戊戌變法時,孫家鼐參與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活動。二十四年,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掌管學務大臣,主持創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提出「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後官至太子太傅。    
    16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134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7考崇禮生平(參見第12章註釋),從未出任過順天府尹一職,庚子事變時,崇禮是步軍統領。此時的順天府尹是王培佑,因出差而由陳夔龍暫署。    
    18卜力爵士,即亨利·亞瑟·布萊克(Henry Arthur Blake 1840-1918),英國人。曾任巴哈馬、紐芬蘭、牙買加總督。1898年11月出任香港第十二任總督。1903年卸任後轉任錫蘭總督。受封爵士。    
    19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134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5節 一項瘋狂而邪惡的計劃(1)

    自從幾個星期之前拋錨在大沽口外以來,外國艦隊的指揮官們的時間基本上都用來爭論到底該做什麼。西摩爾將軍是眼下資格最老的指揮官,而英國艦隊又是一個核心,其他在此拋錨的列強軍艦都圍著它轉。西摩爾就是那位西馬縻各厘司令的侄兒,這位西馬縻各厘在1860年領兵圍攻過廣州和天津,在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城、劫掠和焚燒圓明園的時候達到了人生的巔峰。西摩爾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在他叔叔的旗艦上服役,他告訴部下,眼下停泊在大沽炮台外的海軍編隊,使他回想起了1860年。6月6日,西摩爾召集法、德、意、俄、奧、美、日等國指揮官在自己的旗艦「百夫長號」上開了一次會,為協調行動作出詳細的安排,並為他們的軍隊在必要的情況下登陸做出計劃。6月7日和8日,英國海軍部致電西摩爾,授予他自主採取行動的權力,不過在電報到達的同時,他已經不得不自主行動了。6月9日,當他收到竇納樂爵士請求軍隊立即向內陸進發的緊急電報之後,夜裡11點他就做出了決定。西摩爾同時邀請了其他國家的艦隊司令加入他的進京部隊。6月10日凌晨一點(收到電報僅僅兩小時之後),他已經集結了一支將近400人的隊伍,準備從大沽上游的一個公共登陸點「塘沽」登陸。在那兒,他們強行徵用了一列火車,凌晨三點,他們上路了,那是他們這次旅程的第一站,距離天津25英里。他們速戰速決地解決了天津火車站的抵抗,奪取了另外幾列火車,作為後續部隊向北京進發的之用。到了10日上午9點30分(在接到幫助請求後不到11個小時),西摩爾和他的小分隊正熱火朝天地往北京趕,距離不到90英里,常規情況下只需四五個小時。在他們的身後,一支1,500人的八國聯軍正在接踵登陸。    
    西摩爾的行動大膽而果敢,他滿心指望著能在這天夜間趕到北京。他的軍官們都穿著全套的制服,興沖沖地期待著使館裡的晚餐舞會。然而很不幸,儘管天分可嘉,但在乾燥的陸地上領兵深入,海軍司令似乎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們很快就擱淺了。    
    對於北京的形勢,以及途中這些鄉村的狀況,他都缺乏可靠的信息。他獲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是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賈禮士1,此人已經完全被自己直接職責範圍內的英國居民的危險而給弄得緊張興奮。西摩爾還愚蠢地把補給安排和通訊線路交給其他人處理。最糟糕的是,當他遭遇頑強的抵抗時,他就說服自己繼續呆在自己的船上(在這裡,也就是他的火車上啦),而不是像一個陸軍指揮官可能會做的那樣:開闢新的陸路。    
    開始的時候一切都還順利。在距離天津50英里之外的楊村,他們到達了白河上的鐵路橋,溫和派將領聶士成所率領的四千名中國正規軍在此防守,聶士成被榮祿從北京派到這裡來守護鐵路,使其免遭義和團的破壞,他也是少數對義和團的鬼話不甚買賬的漢人將領之一。西摩爾將軍通過鐵橋的時候,聶士成的漢人軍隊非常友好地對他們揮揮手,彼此之間還互致問候。西摩爾一路上馬不停蹄,直到下午他們不得不在一個叫「落□」的小鎮停了下來,以修復被本地民團拆毀的鐵路,這時候已經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程。從這一刻起,他們就因為鐵路和橋樑而遭遇了連續不斷的麻煩,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1日,他們還在向廊坊緩慢爬行,前方還有40英里的路要走。    
    就在接近廊坊的時候,他們遭遇了第一次積極抵抗,有大約兩千名本地農民向他們發起進攻,這些人大部分是紮著紅頭巾的年輕男孩,他們最近剛剛成了「神拳」,手裡的武器有棍棒、長矛、刀劍、火槍,還有一種大得嚇人的老式短程喇叭槍,得兩個人抬著,這個老古董所產生的主要是滾滾濃煙和震耳巨響。西摩爾的手下有一個人,在中國呆的時間較長,長到足以發展出對大清士兵不屑一顧的看法,他說:「這種景象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害怕和猶豫的跡象……向前猛衝,直至倒下。」有五六十個孩子被打死,其餘的都跑了。    
    廊坊的火車站已經被毀。不過西摩爾在路上耽擱的時間實在太長了,使得另外1,500名此前已經登陸的聯軍部隊能夠乘坐他們所徵用的另外4列火車追上他們。    
    另外的攻擊接踵而至,作為重新整編的地方民團,他們的攻勢更猛。作為一次輕便旅程所帶來的補給眼看著就要耗盡了。6月14日,在遠征隊和天津之間往返以維持補給的最後一趟火車,沒能通過楊村鐵橋。聶士成的軍隊已經撤走了,鐵橋如今落入了義和團之手。    
    西摩爾一直未過廊坊。一支水兵小分隊往前方偵查了幾英里,發現鐵軌已經被拆毀了,枕木也被燒成了木炭。他們孤立無援,四顧茫茫。    
    西摩爾其實完全可以在一周之內毫不費力地用腳完成從天津到北京的整個行程,從廊坊動身則只需要兩天。但這位海軍司令選擇了坐火車,如果火車動彈不得,他也就寸步難行。天氣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他們都沒怎麼喝水。    
    雖然已經得到了西摩爾行進緩慢的報告,但中國當局依然認為他在繼續沿陸路向北京進發。在過去的幾天裡,總理衙門大臣一再籲請竇納樂爵士制止西摩爾海軍司令。但他一次又一次拒絕了。1860年額爾金勳爵的佔領在朝廷所引發的恐慌,至今還令人記憶猶新。董福祥的四千穆斯林騎兵被派出了北京城,以阻止正在前來的聯軍部隊,而這支部隊卻再也無法前來了。    
    竇納樂爵士和滿清朝廷都不知道,那位海軍司令已經打定主意,要掉頭回去了。當他回到楊村的時候,發現鐵橋已經被毀,無法通行。無論往哪個方向去,北京還是天津,西摩爾都將不得不放棄他的寶貝火車,在陸地上為自己殺開血路。到目前為止,他還只不過是和破槍爛炮的農民以及幾個十幾歲的「神拳」打過交道,但情況將要發生變化了。西摩爾的德國小分隊作為後衛仍然留在廊坊,如今遭遇了穆斯林騎兵的強大火力。既然不能再過楊村鐵橋了,西摩爾萬分不情願地放棄了他的火車,向下游的天津方向撤退。他們奪來了四艘小木船,運輸他們的大炮、補給和傷員,而部隊則只好步行前進。他們當初要是步行穿越從廊坊到北京之間40英里鄉村地帶,跟眼下所面對的從楊村到天津之間的30英里相比,效果恐怕也差不太多,因為農民們見到他們在這裡也不見得就會更高興些。一個漂亮女孩奮不顧身地扎向一口狹窄的水井,為的是不被強姦,不過多虧了一位德國軍官的快速行動,將這個處於休克狀態的女孩救了出來。其間,天津的情況卻更加惡化:遠遠地,他們就能聽見猛烈炮火的聲音。    
    西摩爾離開艦隊的這些日子裡,他的留在各自炮艇上的軍官們卻陷入了一場和中國的全面戰爭。6月14日,西摩爾離開天津幾天之後,2,400名外國士兵(其中有1,700名俄國人)上岸保護天津老城外的外國租界。然而,就在6月15日夜晚,義和團就將天津法國租界的大部分給燒燬了。    
    遠在大沽口外的聯軍指揮官們正在他們的甲板上踱著步。北京的聯繫被切斷了,西摩爾也人間蒸發了,法租界已經成了一堆灰燼,而且,中國人隨時都可能切斷連接天津和白河入海口的鐵路,白河口就位於大沽,外國軍艦停泊在離它12英里遠的海面上,呆在炮台的射程之外。他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向炮台增援的援兵和補給正在源源不斷地到達,中國人正在安裝魚雷發射管,可以想見,河道裡應該也正在放置水雷。用不了多久,聯軍的艦隊就會變得威力全無。(這些推論並沒有考慮使館被圍的因素。)爭論最終停止了,多數指揮官贊成在他們還保持著優勢的時候採取行動。他們將佔領炮台,必要的時候採用武力。一份最後通牒被遞交到天津的總督衙門,所設置的最後期限是6月17日凌晨兩點。    
    這是一個特別微妙的時刻,也是那段時間最平靜無事的一個時刻,因為聯軍和中國之間並不存在戰爭狀態,從技術上來講,敵人是義和團的叛亂分子,而不是中國政府本身。因此,聯軍對炮台的攻擊,絲毫不亞於一場針對中國的單邊戰爭行動。但是,聯軍指揮官們堅持認為,如果不佔領炮台,未來某個時刻對使館方面的救援行動將變得更加困難。對於海軍司令和將軍們來說,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因為他們還可以像1860年一樣,從大沽以北3英里處的北塘口登陸,並直接向北京進軍,解救公使館,讓最後通牒(還有戰爭行動)變得毫無必要。不過人類的天性總是不可理喻,最後被選擇的計劃總是只有一個,而他們能採用的選擇方式就是簡單多數。因此,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攻城略地的興趣,要超過對營救使館的關心,這一觀念,他們所有人都很含糊曖昧。所以,當只有8名外國人被殺(對比之下,卻有超過200名中國人被殺)的時候,聯軍把事情抓到自己手裡,並選擇戰爭。他們的最後通牒雖然只要求交出大沽炮台,不過,那就意味著戰爭。    
    白河口一共有4座炮台(每邊兩座),鴉片戰爭期間兩次遭到聯軍的進攻,第一次以失敗告終,當時聯軍身陷海灘上齊腰深的爛泥中;第二次以勝利結束,通過陸路包抄從背後進攻炮台。打那以後,炮台經過了重修,並在李鴻章總督的德國工程師的主持下,進行了現代化改造,裝備了快速克虜伯大炮。因此,這一次決定從正面進攻,背海一戰,其所依賴的更多是運氣而非計謀。這樣的進攻將要穿越同樣的泥灘,其中插滿了尖利的樹樁,它曾經在1859年導致了令聯軍深感困窘的大流血。    
    最後通牒日期屆滿那天的日落時分,吃水較淺的炮艇載滿了900人,在炮台的圍牆之下占好了位置。參加此次行動的有英、德、俄、法、日等國的士兵,美國人遵照國內指示而拒絕參加,指示說:在沒有正式宣戰(這要提交國會討論)的情況下不要捲入軍事衝突。如果中國指揮官在6月17日凌晨兩點之前不投降的話,聯軍打算要做什麼就不是個問題了。因此,到了凌晨12:45,離最終期限只有一個小時,中國人就朝正在接近的聯軍部隊開火自衛了。激烈的戰鬥持續了6個小時。結果,聯軍的炮彈意外地落入了白河口南北兩岸那些巨大的彈藥庫。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些防守者竟被震得暈頭轉向。在塵雲煙霧的掩護下,水兵們呼嘯著衝向北炮台,步槍上都上好了刺刀。第二次爆炸之後,南岸炮台不戰而降,中國指揮官自殺殉國。聯軍溯流而上,中國水師的四艘德國造驅逐艦全都被完好無損地繳獲。    
    當大沽炮台遭到襲擊的時候,一種事實上的戰爭狀態也就開始生效了,於是,中國炮兵也開始向天津城外的外國租界開火。第二天,一萬名清兵包圍了租界。華盛頓也承認了這一戰爭狀態,通知海軍少將肯普夫:美國軍隊現在可以加入戰鬥了。這樣,一支總數達一萬四千人的國際縱隊從大沽動身,去解天津租界之圍。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6節 一項瘋狂而邪惡的計劃(2)

    6月23日早晨,這支聯軍救援縱隊進入了天津的外國租界區。發現這裡幾乎已經癱瘓了,他們又花了兩周時間,試圖奪取附近有圍牆的中國舊城。在其他人的掩護之下,日本人佔取了主動,一舉炸毀了城市的南大門,就這樣,中國人的抵抗停止了。    
    這期間,西摩爾海軍司令那支衣衫襤褸的大軍,正沿著很淺的白河艱難地順水而下。當他們到達距離天津三英里處的一個地方時,意外地碰上了西沽的軍械庫,這可算是他們此行所獲得的唯一成功。他們在那兒輕輕鬆鬆地開了火。短暫的反擊之後,令他們感到驚訝的是:所有抵抗全都消失不見了,並發現自己擁有了一座佔地40英畝的軍械庫,裡面堆滿了機關鎗、野戰炮、來復槍以及幾百萬發子彈。幾個仍然留在軍械庫的中國人一槍不發地逃走了。雖然他們現在距離天津步行也不會超過兩小時,但西摩爾的部隊已經筋疲力盡,他們在軍械庫繼續呆了5天,這樣就錯過了天津的戰鬥,並在6月26日完成了他們最後的一段旅程,而此時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聯軍征服者興高采烈的掠奪。對於西摩爾的遠征隊,最終的結論是29歲的指揮官大衛·貝迪(此人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日德蘭戰役中擔任海軍艦隊司令)所作出的,他說:「在任何一個人的頭腦所能冒出的念頭中,這是最瘋狂、最野蠻、最該死、最邪惡的一項計劃。」    
    也不見得吧。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對大沽炮台的最後通牒還一無所知,等到他們知道的時候,大沽炮台落入聯軍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隸總督裕祿,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把如此令人掃興的新聞包含進那些他通過快馬信使發送的消息中。他是個殫精竭慮要保住自己腦袋的老人,並且,他也毫不隱瞞自己對英國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擊之前,索爾茲伯裡勳爵就曾發出電報,說是可以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軍艦上為裕祿提供避難所,這一提議通過英國領事館轉告了裕祿本人。    
    當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後通牒的時候(而不是炮台已經陷落的時候),她就飭令各省督撫,保疆守土,嚴防洋人侵襲。對於那一天朝廷裡所發生的事情,濮蘭德和巴克斯後來發表了一篇偽造的報告,把整個過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給弄混了。根據他們的說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偽造的要求她退位的最後通牒。慈禧大為震怒:「這些洋人管的可真寬,無禮放肆,一至於此,誓當滅此輩而朝食。」(巴克斯的聰明機智是如此不能自已,以至於總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文雅風趣的措辭放到慈禧的口中,他似乎是在閱讀那些中文劇本的時候發現這些華麗詞藻的,並且把它們借用到自己的傳記騙局之中。)    
    關於大沽和天津開戰的消息,是21日傳到太后那兒的,但裕祿依然沒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報告給她。在北京,人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聯軍發佈了一份最後通牒,他們的軍隊已經以擺出威脅的姿態逼近了大沽炮台,並且,戰鬥已經開始。因此,在這場戰爭因為聯軍的進攻而開始的兩天之後,慈禧頒布了一篇諭旨,承認對抗已經開始,並且,在中國和聯軍之間事實上的戰爭狀態已然存在。    
    在此後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多數西方歷史學家都堅持認為,慈禧在這篇諭旨中「向世界宣戰,」以這樣的措辭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當時的情形似乎並非如此。聯軍艦隊的多數指揮官已經投票贊成進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對票的人也特別指出:這樣的進攻將是一次戰爭行動。它就發生於6月15日,而他們的本國政府並不知情(4天之後他們才得到關於最後通牒的報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關於進攻並佔領炮台的報告)。因此,這種將罪咎轉嫁給太后的做法,是一種對事實的蓄意操縱,這種操縱當即就開始了,並且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情況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報》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發的社論中宣稱:    
    中國同時與所有列強開戰,這一決定是太后和及其奸黨所作出的。憑著極端的無知和狂妄,他們自認為能夠安全地挑戰外國列強。……無論發生什麼,此輩奸黨若不自願離開的話,亦必將被逐出北京。希望有這樣的可能:把光緒皇帝弄出來,然後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間,必須讓中國人完全明白:挑起這場戰爭的正是太后,我們打的並不是中國,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儘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團做著這樣的大夢:有了義和團的大力幫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從中國趕出去,但這場戰爭在它開始的那一刻就結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聯軍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入北京。在他們重新部署並組織一次向北京的行軍之前,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他們不會被中國軍隊所阻擋,大多數清軍既無能力又無裝備。那些可以認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裝備著現代化來復槍的軍事單位,其實是政治大軍,沒人願意把他們浪費在打仗上。    
    對於翹首企盼的各國使館來說,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聯軍指揮官們,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兩個多月裡,還是沒能就進軍北京的事情達成一致。在這毫無必要的磨磨蹭蹭當中,使館的圍攻發生了。所以,圍攻使館的愚蠢荒唐固然應受譴責,而聯軍指揮官們的爭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樣的譴責。    
    在滿清朝廷裡,也有一場家庭爭吵仍在繼續。溫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計地干擾鐵帽子們的策略。在翹首等待的漫長數周裡,中國軍隊隨時都可以將使館區那點可憐的防衛力量風捲殘雲地吞掉,不過多虧了榮祿和其他溫和派,所有衝出去的拳頭都被他們給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動之下,第一次實實在在的交火發生了。見習翻譯翟蘭思在他的日記裡記錄了當時的情形:    
    這天(6月17日)中午,奧地利人和德國人朝董福祥軍的幾個人開了火,當時這幾個人正向歐洲士兵投擲石塊。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為所有人都希望盡量避免和中國軍隊之間的任何麻煩。子彈開始颼颼地滿天亂飛,我們在北御河橋的警戒哨被臨時撤回。我們(英國)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開一槍作為還擊。這天夜裡的晚些時候,竇納樂爵士……與一位中國官員進行了會談,雙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這樣的事件再發生,並且把此次事件當作一個誤會看待。    
    總理衙門並不知道西摩爾將軍已經放棄計劃並已動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門心思想避免任何更多的交火事件發生,他們試圖再次勸說使館方面自動離開。6月19日,12個紅色大信封被帶給了11位公使和羅伯特·赫德爵士。「本衙門……懇請閣下在24小時之內啟程,在使館衛隊的護送下前往天津,為的是避免任何意外的不幸事件。」與此同時,總理衙門把大沽的最後通牒向使館方面作了通報。竇納樂爵士嚇了一大跳。在一封將被偷偷帶給天津領事官賈禮士的短箋中,他慘兮兮地寫道:聯軍指揮官們已經「為北京城裡的外國人敲響了喪鐘。」後來,對英國外交部,他將這份最後通牒描述為「草率倉促而毫無必要的挑釁」。對總理衙門,他說:各國公使對此深感震驚,並確信「大沽炮台絕對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現在,所有外國公使,除了好戰分子克林德之外,都渴望離開北京。經過詳盡討論之後,他們在午夜致信總理衙門,請求早晨9:00舉行一次會晤,以便就起程的細節作出安排。沒有人盼望這次旅行。一位外交使節酸溜溜地評論道:「留,意味著可能的屠殺;走,則意味著確鑿無疑的毀滅。」說到那些年輕的職員,見習翻譯翟蘭思說:「考慮到歷史上坎普爾2的先例,我們斷然反對(離開北京)。」他所說的坎普爾,在印度兵變期間,英國駐軍曾在那裡慘遭屠殺。愛德溫·康格安排了100輛大車,以運載家眷和他們的財物去天津。莫理循在一篇很不錯的小文章裡津津樂道地說:此事讓康格「丟盡了老臉。」    
    總理衙門回復:「我王大臣等……亦深望能詳盡討論目前情勢,然近數日來,擾亂尤盛,第恐貴使在前往衙門途中,或致驚慌(安全不能保障)……」竇納樂爵士在他的官方報告中聲稱:這封帶有含蓄警告的信件到早晨八點的時候還沒有收到,此時,克林德開始有些不耐煩了,並且不顧同僚們的反對,決定親自到總理衙門走一遭。竇納樂爵士後來回憶:克林德男爵「是個熱情洋溢、容易激動的人,他揮起拳頭在桌子上重重一擊,說:『我要走了,就坐在那兒直到你們趕到,哪怕要坐它個通宵。』」對於克林德來說,即將到來的倒真的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長夜。    
    大約在早上8:30的時候,克林德男爵帶著他的使館翻譯海因裡希·柯德斯,坐了兩乘轎子,在一前一後兩個徒手中國男僕的陪同下,出發了。他的轎子覆蓋著紅綠兩色的篷蓋,表示他的官員身份。辛博森描述:克林德「抽著煙(雪茄),雙臂斜倚在轎前的橫槓上,怎麼看都像是去野餐。」兩乘轎子剛好經過熙熙攘攘的哈達門大街上一個不大的警署時,柯德斯朝左側隨意一瞥,看見一個穿軍服的滿族旗兵,是神機營長槍隊的一位章京(隊長),端著一支夏普來復槍,正對著克林德男爵的腦袋瞄準。正當柯德斯驚呼著發出警告時,那個士兵開了槍,克林德當場斃命。轎子落下來了,柯德斯跳了出去,撒腿就跑,子彈從他的兩腿間穿過。還好沒人追趕,他痛苦不堪地一路向前,跑進了衛理公會傳道會。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7節 一項瘋狂而邪惡的計劃(3)

    毋庸置疑,這次謀殺是端郡王一夥所安排的,為的是報復克林德一貫的好鬥行為。因為他無緣無故地毆打並關押那個義和團男孩,最後還將他開槍打死;因為他再三利用德國使館衛隊在漢人區的開闊地帶擊斃手無寸鐵的義和團拳民,而此時尚沒有開始任何針對使館區的敵對行動;也因為他三天前通過德國和奧地利的水兵向董福祥的部隊開火。克林德採取這樣好鬥的行為方式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已經弄得他的外交官同僚也不免有些驚慌失措。像當時的許多德國官員一樣,克林德也試圖倣傚威廉皇帝傲慢自負、誇誇其談的風格。他的前任海靖男爵(此公導致了最近德國對青島和膠州灣的佔領)所留下的記錄,也樹立了一個盛氣凌人標準,那也是克林德所渴望倣傚的。他那句不斷被新聞記者引用的名言說的是:對於中國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被列強當作一根德國香腸,切碎,再吞掉。當然,切下來的那一大片華北要歸德國。這當然使得英國人、俄國人和日本人很不高興,他們一直念念不忘的,也是同樣的事情。竇納樂爵士是如此憤怒,以至於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國外交部甚至和柏林進行了交涉,而德國外交大臣伯恩哈德·馮·布洛伯爵則給克林德發來了一封加密電報,在許多觀點上對他進行了申斥,並警告他:如果中國政府得知他和北京外交使團的其他成員之間存在這樣的爭吵,後果將很嚴重。就連那些通常還算寬厚的傳教士,對克林德男爵也深感憎惡,他們指出:「他的命令式的態度,在那個時候特別令中國人不愉快。」他把鐵帽子們逼到了謀殺的路上,實在也不足為奇。    
    殺死克林德的人名叫恩海,在刺殺克林德之後,一時間名滿天下,以至於後來受到日本人的跟蹤,又被德國人逮捕、處決。他告訴德國人,他的上司曾經給了他晉陞和70兩白銀的許諾,不過結果只得到了50兩。就在他的腦袋搬家之前,人們聽見他詛咒「愚蠢的王爺」。    
    公使們收到了來自總理衙門的通知,明確懇請他們不要冒險上街,這個信息也被莫理循知道了,但他卻把它完全弄擰了,在《泰晤士報》上他這樣報道:「太后和端郡王……籌劃了一次集體屠殺,根據這一計劃,所有外國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將大難臨頭。」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克林德只是個特例。刺殺克林德的計劃必定事先得到了鐵帽子們的同意,而鐵帽子們此前已經得知克林德殺死了那個年輕的中國人質,因為(真叫人吃驚),對克林德的刺殺早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在天津和上海被當作既成事實而加以討論。這一事件發生於20日,而倫敦的晚報卻在16日(事情發生的4天之前)就有報道,《泰晤士報》的報道則在第二天早上就出來了。正如北京的一位美國傳教士所說的:「這樣一個非常人物的被殺,竟然提前四天就弄得滿世界都知道,這恐怕不是經常有的事。」考慮到電報線路早在克林德被殺之前就被切斷了,由此帶來的通信滯後是如此之嚴重,以至於在北京之外,任何人要想證實這次謀殺,恐怕非得花上整整12天不可。是故(尤其考慮到東方的情況),要想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將要花上12天的時間,然而,你卻能提前一周知道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槍擊事件發生幾個小時之後,總理衙門通知使館方面,他們啟程的時間限制被延長了。不過克林德的被殺使得外交使節們改變了主意,他的外交官同行們已經不願意啟程去天津了,不管能提供一支多麼龐大的衛隊。    
    這次事件就好像是個信號一樣,如今,外國人紛紛從遍及北京各處的藏身之地蜂擁而出,進入使館區。使館區的防禦範圍之內的總面積是85英畝,周長約2英里。此範圍內一共有8個國家的20名軍官、389名士兵提供保衛。外交職員、見習翻譯以及五花八門的平民也被武裝起來,他們當中包括一幫自封的「騎師」,莫理循對他們嗤之以鼻。使館區擠滿了約900名外國人——451名軍人、245名平民、149名婦女和79名兒童。其中多半最後被集中到了寬敞的英國使館,那兒不同的建築被分配個各個國家。英國聚居區佔地超過12英畝,有許多的建築,包括圈養著150匹馬(多半是賽馬)的馬廄。那兒還有為數不少的運貨騾子,一群綿羊和一頭母牛,那是華俄道勝銀行的頭兒璞科第專用的。英國使館還擁有最大的食物儲備,有大量的罐頭牛肉,還控制著很好的開火場地,在旗人區的內城牆上沒法直接俯瞰。正常情況下那兒可以藏得下60至80個人。到了6月20日下午,那裡已經被數倍於此的人塞得滿滿的。美國傳教士和他們的中國教民們(包括126名中國女學生),藏在使館的小教堂裡。羅伯特·赫德爵士和他的海關職員及家眷,帶著所有吃的喝的還有賬本,也搬了進來。「此地被女人、傳教士、哭哭啼啼的孩子以及一大堆面容溫和的教民塞得滿滿的。」辛博森半開玩笑地抱怨道,「他們以如此親密的方式出現在面前,實在叫人受不了。」    
    數以百計的教民亂糟糟地擠在英國使館外的街道上,在敞開的排水溝邊席地而眠,也不知道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去。如今,既然使館方面打算在北京堅持下去,那就要想些辦法把這麼一大群中國基督徒清理走,以便把他們從火力範圍內移開,這與其說是為了他們著想,還不如說是為了水兵衛隊的方便,為的是防止敵人利用這些教民作掩護,偷偷摸摸地接近街邊的水溝。對此,莫理循有個很聰明的想法。    
    英國使館的對面是肅王府,肅親王3是八大滿洲家族之一的首領。這一片被稱為「肅王府」的地方,佔地約14英畝,綠樹蔥籠,花團錦簇,亭台樓閣,錯落其中,總共有30幢建築,被一圈20碼高的宮牆圍著。竇納樂爵士將肅王府視為「整個防禦系統的主要部分……因為它一旦失守,英國使館也就基本上守不住了。」另一個戰略要地就是旗人區的內城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眼下水兵們佔據著內城牆。    
    肅王府,就緊貼在紫禁城的屋簷下,是北京城一處世襲的房產,到目前的這位王爺為止,已經傳承了9代。此人是個極其少見的老於世故的傢伙,和鐵帽子的陰謀沒什麼直接的瓜葛。不管他有多麼開明,也決不會欣然把自己的高宅大院以及滿屋子金銀財寶捨棄給一幫中國難民,更何況還是一群「吃教者」。    
    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對京師大學堂那位行為古怪的秀耀春(Huberty James)教授有過下面的描述,此人參與了莫理循的持槍營救教民的行動,在莫理循與37歲的肅親王「協商」時擔任他的翻譯:    
    他們(中國難民)不能留在街道上,而使館又沒法容留他們。莫理循醫生和秀耀春博士偶然想到了一個妙不可言的主意,也就是:把肅親王那座漂亮花園佔過來。……秀耀春博士親自去找肅親王,向他解釋:如果他能夠把自己的宮邸和花園獻給他的這些愁苦可憐的同胞們,那將不僅僅是仁慈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因為這些同胞將會遭到清兵的屠殺。……秀耀春博士暗示:如果他不自願交出他的……花園,我們恐怕只好自己動手了。肅親王十分客氣,並說:不勝欣幸之至。他說的話或許多少是真的。不過真正讓他高興的只是:盡可能讓這些使館裡的傢伙離得遠點,雖然他將不得不交出他的宮邸。如果他對這些外國人所表示的贊同受到懷疑(哪怕是片刻),那麼他的生命就可能會面臨非常大的危險,如果他打算繼續住在這座宮邸裡的話(我們告訴了他可以這樣,因為我們只希望把他的大花園提供給那些基督徒),他就可能容易得到他的敵人的保護。    
    莫理循向《泰晤士報》報導:肅親王的宮邸和花園,由於秀耀春教授對肅親王所施加的「影響」而得到了。他忘了提及,這一「影響」是由威嚇和脅迫所構成的。    
    根據波莉·史密斯的描述,肅親王留下了「他所有的財寶和半數嬪妃。」這座宮邸很快遭到了西方人的搶掠。古董、藝術品、貴重的瓷器以及來自親王書房裡的珍藏,都被偷走了,所有的綾羅綢緞都被撕開,從牆上放下來,然後被拿去做沙包。肅親王的宮殿亭閣被洗劫一空,除了建築裝飾。有大量現鈔藏在五花八門的秘密地點,也被找到了,其中只有34,000元後來得到了確認,一部分被當作紀念使館圍攻的紀念品給留下了。沒有任何記錄表明:後來這些現鈔後來被還給了肅親王,或者為這樣的掠奪和損害向他支付相應的賠償。中國基督徒接下來就搬進了這塊場子裡,使這兒變成了一個難民露營地。這一安排被證明是合算的,因為使館裡的許多廚子和洗衣工早就逃之夭夭了。難民們就取代了他們,成了圍攻時期的傭人。    
    日本使館直接就在肅王府的後面,所以,該使館的陸軍武官柴五郎大佐就領著24名日本水兵和32名武裝教民,負責守衛肅王府花園、保護難民。柴五郎是個中國通,曾經在這兒上學,會說漢語,並且光榮地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他還在倫敦擔任過陸軍武官。日本外交使團中幾乎所有人都會說漢語,別的外國軍官沒有會說漢語的,外交官中會說的也很少。    
    在圍攻使館的整個過程當中,有組織的軍事進攻單單集中在肅王府,針對那兒的中國基督徒的進攻,要超過針對附近洋鬼子的進攻。一旦那裡的貴重物品被搗騰空了,就再也沒一個白人願意呆在肅王府了。莫理循和使館區防衛總隊的副指揮官本·斯特勞茲上校以及其他人,繼續進行週期性的巡視。夜裡,總有西方人在花園裡悠悠蕩蕩,在教民中搜獵那些容易上鉤的女孩子,也有許多強姦事件被外交使團掩蓋了起來。    
    6月20日下午四點,偏僻的奧地利使館傳來槍聲。那兒的人一下子驚慌失措起來,倉皇逃往鄰近的法國使館。從使館方面的觀點看,這一次驚慌標誌著圍攻的開始,雖然在任何時候都沒人能確定驚慌到底是為何發生的。至於這次圍攻,是否真的在他們的頭腦之外的地方存在過,則是另外的問題。    
    對於奧地利人的退卻,莫理循大為惱火,因為他老先生自己的房子就在隔壁。他指責奧地利指揮官、海軍軍官馮·托曼上校膽小怯懦。既然他們的使館已經被放棄了,莫理循也只好收拾起他的寶貝藏書,把它們帶到英國使館,在那裡,竇納樂夫人已經在自己住所的後面為他準備好了一個地方。莫理循把他的書圍著地板上一個床墊(他就睡在那兒)堆了起來,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不久之後,他的空房子被燒為平地。    
    6月20日夜裡,奧地利使館被放棄之後,那些在英國使館門口瞧熱鬧的閒人看見秀耀春教授在一個中國士兵的窮追猛趕之下,出了肅王府,正朝這邊跑過來。沒等他跨過那座橫跨排水溝的小橋,幾個中國狙擊手從遠處的灌木叢中冒了出來,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朝教授開了槍,其情形跟處死克林德的時候頗為類似。就在英國水兵朝著狙擊手的方向一齊開火的時候,秀耀春教授緩慢地爬下了堤岸,一頭栽倒在臭水河裡,死了。    
    秀耀春教授的被殺,使得每個人都對他們如今將要面臨的危險變得敏感起來。已有的幾樁蓄意謀害的孤立事件,都發生在那些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而有幸得到鐵帽子們的特別憎恨的人的身上,杉山彬和克林德就是一個開頭。他們的第三塊靶子是秀耀春博士,他對肅親王的被逐以及肅王府的被劫負有責任。不過現在,使館裡的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將會是下一個。此前並沒有做任何準備在英國使館設置合適的路障,而每個人都同意,這裡是重點防禦的核心地帶。於是就投擲了幾個沙包在英國使館的大門口。這天夜裡,優雅講究的晚餐會還是照常舉行,由身著全套晚裝的竇納樂爵士主持。晚餐之後,他點著一支希臘香煙,心事重重地在使館的院子裡溜躂了一圈。    
    第二天,窗戶全用沙包堵上了,只留下開槍的射擊孔,所有的大門都進行了加固。正在使館區周圍四處巡視的羅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由於某些無法理解的原因,他只看見了清兵的部隊,穿著各旗閃亮的絲綢制服。而那些紮著紅頭巾的義和團拳民,則徹底蒸發了。    
    【譯注】    
    1賈禮士,即威廉·理查德·卡爾斯(William Richard Carles 1848-1928),英國外交官,曾擔任英國駐天津總領事。    
    2坎普爾,印度北方邦南部城市,位於德裡東南部的恆河中游南岸。原系英軍兵站,在印度兵變期間,一個心懷不滿的撫恤金申請人於1857年7月屠殺了包括女人和兒童在內的全部英國守備部隊。    
    3肅親王善耆,光緒二十四年(1898)襲封肅親王,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書。清帝遜位後避居大連。第一代肅親王是太宗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崇德元年(1636)封肅親王,是清初開國八大鐵帽子王之一。肅王府位於東城區正義路東側。順治年間建,歷代襲王俱以此為邸,1901年庚子事變後淪為日本使館,如今只存垣牆。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8節 北京之圍(1)

    義和團哪兒去了?他們已不復存在。既然與外國列強之間的戰爭是一個既成事實,那麼也就沒必要再繼續拿拳民作幌子,說這只是一場政府沒有責任的農民暴亂。6月中旬,他們在北京城胡鬧、劫掠了三天,這挑戰了放任他們四處撒野的人的智慧,朝廷決定徵召那些年輕的亡命之徒進入正規軍、民團和警察。他們被正式置於鐵帽子們的警察首腦、軍機大臣剛毅和警察副首腦、輔國公載瀾的控制之下,他們也全都有自己的軍事轄區。而那些年齡較大的拳民(其中有許多無法無天的麻煩製造者),則被派到京城外的東邊,作為抵抗聯軍的人體盾牌。為了使這樣的部署更容易被接受並鼓勵他們服從,朝廷賞給了義和團拳民和董福祥的穆斯林無賴兩萬擔大米、十萬兩白銀。唯一允許繼續在北京活動的義和團隊伍,是一支被精心挑選出來的武裝,用於攻打防守嚴密的北堂(這裡是牧師、修女和教民的庇護所),並且在莊親王的嚴密監督之下。違抗這些賄賂和招安、繼續胡鬧和搶劫的義和團叛徒,將被政府的密探所追殺。所以,就在著名的義和團圍攻據說已經開始的這一刻,而義和團卻不再與此事有任何干係,並且,他們已經不復存在。    
    所有的政府軍依然留在使館的周圍,可以通過他們閃亮的絲綢制服以及指揮官的旗子進行識別,不過現如今,多半軍隊已經是榮祿的人,受太后之命來保護使館區。    
    榮祿正處在一個他覺得頗難對付的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得不執行太后的諭令保護使館,並盡量減少西方狙擊手給中國平民造成的傷亡。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向鐵帽子們做出令人信服的展示,顯得他的人確實在認認真真地攻打洋人,而實際上,他們是在向空中射擊,而且還放了為數甚巨的鞭炮。很遺憾,使館方面卻並不領情。所以,雖然榮祿的軍事封鎖實際上使得使館區比以前更安全,而使館區裡面不斷上升的憂慮卻使得每個人都相信:榮祿正把他們置於比以前更加危險的境地。這創造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話:當圍攻在使館人員的頭腦中開始的時候,它實際上已經結束了。他們所說的圍攻,其實是一次延長的停火。    
    榮祿並不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或者戰略家,圍攻使館的那幾個星期裡,他一直在維護著使館周圍的緩衝帶,同時茫然無助地等待著李鴻章回到北京,來拯救大清王朝。最後,這事兒還真的發生了,不過,那是在李鴻章總督向朝廷敲了一大筆竹槓並讓鐵帽子們陷入進退兩難之後的事。    
    在使館區,歇斯底里正在接管這個地方。雖然並沒有什麼正兒八經的進攻,但僅僅是對於進攻的恐懼,就足以使那些偏遠使館裡的人神經特別緊張,深信他們將被切斷,再遭受殘酷的折磨,緊接著就是駭人聽聞地被殺。6月22日上午9:00,沒有明顯的理由,發生了另一次恐慌,德、意、法、日、美、俄等國使館的衛隊全都跑進了英國使館。然而並沒有進攻發生,但一些中國人抓住這次機會接管了海關大街上的一處臨時防禦工事,然後一把大火將意大利使館燒為平地。大火中,意大利特使薩爾瓦葛侯爵和他的妻子失去了所有東西,除了他們的錢箱,這玩意兒他們鎮定自若地帶在身邊。他們很快就優雅地穿上了借來的華美服飾。奧地利海軍軍官馮·托曼上校,到那時為止依然是使館區內最高級別的軍官,因為這次驚慌失措,再加上早先放棄奧地利使館,而受到人們的指責。他被解除指揮權,大家一致同意竇納樂爵士在圍攻餘下的時間裡擔任最高指揮官。意大利人如今無家可歸,只好搬進了法國居民區,跟奧地利人擠在一起。    
    雖然中國軍隊偶爾會圍攻躲藏在肅王府內的教民,但使館區內的其餘部分卻只不過遭受了一些斷斷續續的炮火的襲擾,主要是董福祥的穆斯林士兵漫無目標地朝屋頂上開火。當外國水兵從內城牆上的工事裡或者從使館區的外部邊界向他們開火時,董福祥的人就火力還擊,雙方互有傷亡。這樣一來,到內城牆上把守工事就成了一項不受歡迎的差事,這一事實使得事情變得更糟。美國大兵們受命執行任務時就會拎上他們的威士忌酒瓶,大部分時間呆在那兒喝酒。莫理循在日記中譏笑美國海軍陸戰隊紐特·霍爾上尉「完全管不住他的人,這些傢伙在那兒喝得醉醺醺的,還不受責罰地侮辱他們的軍士。」    
    被安排在使館區內的窺視孔和火力點上的水兵及武裝平民,不斷向他們看見的任何一個在外遊蕩的中國人射擊,假想這些人就是義和團拳民。許多中國人被抓獲、拷打,然後被開槍打死。舉個例子,6月24日一大早,兩個遭到殘酷毆打的中國人(據說是「義和團戰俘」)被英國人在他們使館北側的馬廄裡處死,他們的屍體被扔到了臭水溝裡,以便讓他們超度重生。隨著陰涼之處的逐步縮小,白天變得越來越悶熱,加之腐爛屍體和排水溝滲發出的強烈臭氣,更加令人窒息。一個班的奧地利衛兵悄悄爬向意大利使館的廢墟,開槍打死了6個中國平民,這些人當時正在撥弄瓦礫以尋找任何值錢的東西。中國人這麼幹的時候被稱為「劫掠」,而西方人干同樣的勾當則被喚作「搜尋糧草」。所以,就在同一天,見習翻譯許立德說:「今天早晨,他們開始了一次有計劃的搜尋糧草,拉著大車將使館街上分佈各處的殘存店舖裡的食物一掃而空。」    
    其間,榮祿將軍一直在試圖和使館方面進行停火談判,未果。在一封寫給遠在長江邊上的張之洞總督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挫折感:    
    德使死後,英使已將肅王逐出其府邸,令數千教民居於彼處。各國使館已聯為一體,每日開槍放炮,射殺官民無數。    
    是故,欲使步軍衙署與董福祥軍勿反擊自衛,斷無可能。……6月25日,余出示大字告示一紙,云:奉旨停戰,保護使館。蓋欲與各方通話也。(各國使館)非但不加注意,反而(開槍)。……欲與之溝通,殊為不易也。    
    榮祿補充說,幾個休戰特使(既有衙門官員也有清軍將領),就在他們等待竇納樂爵士的回應時,也被開槍打死了。這是使館圍攻滑稽劇中典型的一幕,它是這樣發生的:在用雙筒望遠鏡閱讀完榮祿要求和他們對話的大字告示之後,使館方面派出一位信使,上了那條通向北御河橋的大路,但走到半道上,這傢伙忽然慌裡慌張、跑走躲了起來。榮祿的休戰特使(官員和將領)對這個奇怪的舉動感到迷惑不解,便加快腳步走進了開闊地帶,就這樣被使館衛兵開槍打死了。許立德在他關於此事的描述中一吐為快:那幾個休戰特使「被幾個躲在肅王府裡的日本佬和意大利人開槍擊中了。」雖說如此,最終還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實現了停火。    
    年輕的翟蘭思認為這樣的停火實在妙不可言:「早晨6:15,我們幾個人……一路小心翼翼,越過廢墟走到了北邊盡頭的翰林院,有幾個(滿清)士兵向我們走來,我們和其中的一位說了一會兒話。……還有些人遠遠落在他的後面……這一群士兵一共有兩三百人。他們紅色、綠色、藍色的制服顯得非常別緻有趣。」許立德和翟蘭思則在不亦樂乎地照相。他們都計劃撰寫關於使館圍攻的書,而且在此期間,他們要把那些攝影負片寄給翟蘭思的父親,以便刊登在英國雜誌上,當然,要記得保護版權。圍攻期間,他們的大部分空餘時間都花在照相或者「搜尋糧草」上了。當他們在蒙古市場周圍那些空無一人的私宅及其「附屬建築」中發現一匹匹的絲綢時,許立德尤為高興。    
    在對這次圍攻的敘述中有一個問題,就是:作家們將所有的槍炮齊發都描述為「攻打」,即便當時並沒有「攻打」發生,即便事實上那不過是一次「休戰」,而且中國士兵正在狂歡,在大放其爆竹。有一些「槍炮齊發」其實是大串的鞭炮,被使館方面誤認為是槍炮的響聲。比如說,在25日夜裡,停戰開始,卻仍有一陣古怪的「槍炮齊發」從周圍傳出,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那些中國人顯然是在朝空中開槍,因為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幢建築被打中。這被使館裡的人稱為「迄今為止最猛烈的開火」。翟蘭思寫道,一天下午,「警報響起,我們全都飛快跑到各自的崗位上。攻勢甚猛,不過由於那些中國人從不費心去瞄準什麼目標,所以並沒有人員傷亡的報告。每一萬五千顆子彈打死一個人,實在是一個很可憐的百分比。」在和幾個富有經驗的軍人進行過交談之後,翟蘭思也終於弄明白了:「中國軍隊的……射擊,數量甚巨,卻幾乎根本不瞄準。他們蹲伏在一堵牆的後面,裝彈,把槍伸過牆(他們自己甚至懶得站起來),然後開火——沒有特定的目標。」他很想知道這一切的奧妙所在。有一次,「從翰林院的方向開始了一陣猛烈的槍炮齊射。結果卻什麼事也沒有。來復槍的火力沒有持續多久,而那種老式土槍卻堅持到了凌晨4點。中國人想必是缺少來復槍的彈藥,不得不退而其次,使用這些老掉了牙的家什。」一天夜裡,中國人傾瀉了估計足足有20萬發子彈,普遍都朝著月亮的方向,一個人也沒打著。這些無害的爆炸聲,大多數只不過是焰火,不過對於使館裡那些驚慌失措的傢伙來說,可不是這樣。    
    一點不假,有些射擊是動真格的,至少對那些臨時防禦工事是這樣。在圍攻的最初兩個星期裡,有38名士兵被殺(主要是在防禦工事換崗時的近距離瞄準的情況下),另有55人受傷(多數是他們粗心大意地在使館四周閒逛時被跳彈所傷)。莫理循在他的日記裡挖苦道:除了極端反常的射擊,很少人會被擊中,如果他們還記得把自己的腦袋縮起來並呆在開闊地帶之外的話。    
    對於那些環繞著使館區的軍隊來說,裝得像模像樣是重要的,消耗大量的軍火是重要的,用爆竹弄出一些嚇人的響動也是重要的。在北京地區5支中國軍隊中,只有董福祥指揮的那支早就和義和團打成一片的部隊,因為董福祥和端郡王之間的緊密聯結,才似乎對使館方面構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到目前為止,那也不過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因為他們直接與使館邊界接觸的僅有的兩三個點都被榮祿牢牢看住了。董福祥的人雖然很生猛,卻談不上訓練有素,有些人雖然配備了後膛裝填式來復槍,但大多數人的武器不過是些步槍、臭彈和老式火槍。他們的存在,對於北京城裡中國居民的威脅,不見得就比對外國僑民的威脅小。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89節 北京之圍(2)

    多數認真的交火事件都是雙方互動的結果。許多到使館尋求庇護的人都拒絕拿起武器並參與對中國人的修理,但有為數不少的西方人夜以繼日地通過射擊孔注視並等待著目標的出現——任何目標。對於他們來說,這簡直是一項娛樂消遣。波莉·史密斯說英國使館一等秘書、佛蘭德人默格赫萊克姆「是一個好槍手,但也是一個非常乖僻的人。幾天前,他帶給我5根長長的中國人的辮子,是從那些被他殺死的拳民的頭上剪下來的,作為一天工作的紀念品……而且這些戰利品一直在我們的起居室裡掛了好幾天,對於我們的中國僕人來說明顯是些可怕的東西,雖然已經從令他們恐怖的敵人的頭上剪下來了。」如何能確定這些辮子就是來自義和團的呢,波莉小姐並沒有說。你槍殺的任何一個人都是義和團。幾天之後,一支法國小分隊在使館附近的一座廟裡俘獲了18個中國人。雖然這些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是義和團,而且交待了許多莫理循後來所報告的「明顯虛假的信息」,但他們每個人還是在法國使館被處死了,一位下士用刺刀刺穿了他們的肚子,為的是節約子彈。他們緩慢地死去。    
    並非北京所有的西方人都立即躲到了使館區。直到6月27日,巴克斯才瞅準了榮祿休戰的時機,偷偷溜過中國人的封鎖線,到英國人的聚居區開始避難。在使館被圍期間,巴克斯不是說自己摔傷了膝蓋,就是說扭傷了腳脖子,從而使自己幹活的負擔減少到了最小。「我懷疑他對別人是否會有什麼幫助,」他的一位親戚說,「因為我聽說:他曾經設法朝自己的軍士長開槍。」他的同齡人翟蘭思則說:「我偶爾見到巴克斯。圍攻初期,他就有些肌肉扭傷,從那時到現在就一直臥床不起。如今他剛剛能夠爬得動。他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打發時光。每天,他會把古德裡奇1的那本《袖珍漢英詞典》讀上一遍,從封面開始。」    
    每個願意工作的人都有活可幹,哪怕只是用肅親王的綾羅綢緞編製沙包。一個早晨就可以編一千個這樣的沙包,女人們縫紉,那些中國基督徒(他們如今被雇來充作苦力)就裝滿這些袋子並運走。7月初的那幾天,就是這樣緩慢地過去了,雖然偶爾有小規模衝突的聲音從肅王府花園那邊傳過來。7月6日整個一天都很安靜,幾個人在法院街上悠閒地漫步,這條街沿著俄、英兩國使館的西側,從蒙古市場一直通到鑾駕庫花園,還有幾個人在草地上野餐。要說這是一場正在進行之中的圍攻,恐怕沒多少人會相信。    
    有人在使館區旁邊一家廢棄的鑄造廠裡翻箱倒櫃,發現了1860年聯軍遠征隊遺留下來的一門老古董野戰炮,炮管已經生了銹,一番徹底清理之後,竟然還能用,可以發射俄國人帶來的那些裝藥9磅的炮彈(他們忘了帶大炮)。早先,在圍攻開始之前的一次恐慌中,他們把這些彈藥扔到了一口枯井裡,為的是避免中國人得到它們,如今不得不再把它們吊上來。從這門被授予「貝特西」稱號的老式大炮裡發射的第一發炮彈瞄向了紫禁城,越過玫瑰色的宮牆直指皇宮的方向。據榮祿說,皇宮被使館區發射的這樣的炮火擊中過好多次。    
    如今這些被圍困的人有的是時間,可以自由猜測西摩爾司令到底出了什麼事,以及正在猛攻天津的聯軍主力部隊進展如何。一位正從旁邊路過的中國苦力(被使館衛隊所「俘獲」的),給出了他們急於知道的答案。根據許立德的敘述,這個苦力所知道的似乎還真不少:「由於外國軍隊的到來,天津已經陷入了無序的混亂狀態……大沽已經失守,100艘(外國)軍艦到了那兒。昨天,拳民和士兵們在(北京的)大街上為贓物而頻繁地大打出手……榮祿的軍隊開始抓人之後,搶掠才停止了。董福祥仍在城內;管事的是榮祿和端郡王。慶親王和此事沒什麼干係。義和團總部就設在端郡王的宮邸。」這個苦力如此消息靈通,以至於使館裡的人都認定他是個密探。他真是夠走運的了,沒有被認為是個拳民。    
    7月13日的黎明時分,兩聲巨大的爆炸終於打斷了人們的百無聊賴。在使館區邊界的法國使館一側,一陣嚴肅認真的戰鬥打響了。在前一周裡,法國水兵在使館附近那些空房子的掩護下,打死了100多名路過的中國人,使得使館區附近中國人的死亡人數超過了400。中國人為了進行還擊,在法國人的防禦工事下面挖了地道,再裝上了兩桶黑色炸藥,炸死了兩名士兵,另有許多人受重傷。    
    生活很快又恢復了百無聊賴。天氣更熱了,腐屍的氣味第一次超過了污水溝的氣味。巨大的烏鴉啄食排水溝裡腐爛的動物屍體。那些為了節約子彈而用刺刀捅死中國俘虜的士兵們,倒是浪費了不少子彈來打烏鴉,以此作為一項娛樂,並把打死的鳥送給中國基督徒吃。    
    莫理循從來沒有這麼快活過。別人將他描述為「使館內見聞最廣的人……對事情有著冷靜的判斷,面對危險泰然自若,對幫助他人有著持久的責任感。」 波莉·史密斯認為「在我們的臨時食堂裡,他是個最有魅力的人——就像一個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英雄一樣,下流、快樂、健康。」    
    7月16日,莫理循和本·斯特勞茲上校(竇納樂爵士的使館衛隊副指揮官),從肅王府執行完一次巡視後,正返回的時候,兩個人都受了傷,莫理循只不過是皮毛傷,而斯特勞茲的傷卻是致命的。上校已經被鐵帽子們視為繼英國人攻擊中國士兵和官員之後的一個主要行動者,所以不得不把他除掉。    
    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按照他自己更樂意接受的說法:「右腿」上比較肉感的部位。這一有失莊重的傷口,位於「右腿」的後面,不過位置實在也太靠上了,要想置之不理也頗不容易,而且也不太適合單拐或手杖,這使得他在圍攻期間餘下的日子裡成了一個殘廢。他不得不趴著身子打發時光,事實證明,這對於他為《泰晤士報》撰寫關於圍攻事件的冗長報道來說,還真是蠻不錯的姿勢。辛博森一直認為這位著名記者是個神頭鬼臉的傢伙,他猜想莫理循的康復期或許被他用來撰寫兩個不同版本的圍攻故事。一個版本為討好讀者而故作英勇崇高,將發表在《泰晤士報》上;第二個版本則多少更接近於事實,不過這個版本將被嚴格保密。不管辛博森有什麼樣的過失,這個年輕人倒還真有點看穿偽飾的本事,莫理循的時間的確被用來輪流做兩件事:編撰關於圍攻的歪曲造假的新聞報道;另外就是書寫版本完全不同的私人日記。    
    從6月25日至7月16日,在這一段異常平靜的時間裡,法國使館的地下爆破和斯特勞茲上校的被執行死刑不過是兩樁孤立事件,而且那天之後(再一次感謝榮祿),一次將持續十多天的休戰期又開始了。對於一場被描繪為殘酷的圍攻來說,這實在算不上糟糕。在這次停火期間,一位年長的中國信使帶來了兩封官文。一封是美國國務院用密碼寫給康格的,是官僚政治的胡話傑作,只有一句話:「與信使聯絡。」另一封,是「慶親王暨同仁」寫給竇納樂爵士的,承諾中國政府將「竭盡全力維持秩序並給予保護。」慶親王暗示:如果外國人停止射擊中國人,情況可能會更平靜一些。檢討一下過去,親王的說法明顯是事實,不過使館方面因為坎普爾屠殺的幻想而處於不斷加劇的歇斯底里的狀態之中,他們對事實有自己的定義。這兩種觀點相距何止霄壤,以至於兩者之間的視差絕無可能被克服。那些在一方看來是真的東西,在另一方看來總是假的。康格在回復中輕蔑地說:從一開始,「外國軍隊所採取的行動就純然是出於自衛,並將繼續這樣做。」    
    一批蔬菜、新鮮水果和西瓜作為表示友好的禮品被送到了使館區,兩個中國士兵遞呈了榮祿的名片和一封信,信上說他此刻正在努力停止所有交火。果然,到了下午六點,它完全停止了。由於未能取得使館方面對正式停火的同意,中國人只不過是停止了還擊。    
    接著,康格得到請求,讓他致電華盛頓。中國人認為美國政府可能願意進行和平斡旋。然而,康格字斟句酌的電文卻導致了相反的結果:「一個月以來,我們一直被圍困在英國使館,處在中國軍隊持續不斷的槍炮轟擊之下。只有迅速救援才能阻止全面屠殺。」    
    利用這次停火,他們也正好可以出去伸伸胳臂踢踢腿,會說漢語的西方人就溜躂到了防禦工事的附近,和中國士兵聊天,遞香煙,套近乎。這些人當中就有辛博森,眼前的情形使他想到:雙方都是在憑著謊言和假想而行動:    
    四下閒逛,有些敵人很樂意參與交談。……陝西兵和董福祥的人……對於為什麼攻打我們只有很少的瞭解。他們說,自己被派到這裡來,是要防止我們闖入皇宮、殺死他們的皇上。……有人試圖向他們解釋:這一切都是義和團帶來的。然而他們對此的回答是:義和團已經結束了,被趕走了,沒人再相信他們了;他們也沒有人留在北京,而且,我們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士兵也給打發走呢,他們已經殺死了那麼多中國人。……這清楚地向我們表明:不僅僅在別的地方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而且義和團的計劃在北京本地也流產了。……這下完全明白了:此次意外的休戰是整個一系列事件的結果,這是我們連想也不敢想的。……義和團早期所有那些翻來覆去的決議再一次開始了,而那些全能的拳民們帶著他們自吹的神力被粗暴地處置。很明顯的是:他們不再被信任了,北京城內及周邊地區的形勢正在一天天地改變。那些拳民們,正在顯露出自己的無能,正在吞下自己種下的惡果。他們必定很快就會消失。最後一位(拳民)在夜裡被射死在日本人的防線之外,甚至都有兩個星期了……那是一個只有15歲的男孩。    
    辛博森所有這些假設都是對的,除了義和團:他們已經不復存在。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90節 北京之圍(3)

    法國使館裡的一位語言學家伯希和2聲稱,有一天,他越過使館街上中國人的工事。士兵們請他喝了茶,並把他帶到了總理衙門,在那兒,榮祿很關切地向他詢問使館區內的飲食起居情況。伯希和的回答讓榮祿鬆了一口氣:使館裡所需要的只不過是新鮮的蔬菜而已。他倒是美滋滋地飽享了一頓盛宴,共21道菜,然後就被護送回了使館,口袋被桃子塞得鼓鼓的。他帶來了好消息:李鴻章總督有望不久從廣州經上海來京,以安排一次和談。    
    除了對正在到來的事情懵然無知之外,西方人還有個習慣就是冒冒失失斷然下錯誤的結論。他們憋在使館區內受的苦實在很有限。他們從不缺乏食物。他們洗劫這一區域內所有商舖、貨棧和倉庫,吃喝日用,車載斗量,全弄到使館裡。他們在使館街上找到了一家被放棄的糧店,儲藏著200噸小麥,另外還有大米、玉米和其他糧食。多虧了對英伯克和基魯夫的兩家百貨店的解放,酒和香煙才有了充足的供應。至少有一千件香檳酒。使館裡大多數人每天都把酒當水喝。許立德在日記中透露:「有了這些劫掠來的香檳酒和雪茄,我們的聚餐會總是那麼令人愉快。」他說,7月裡一次典型的晚宴,唱主角的是「綠豌豆、(瓶裝)玉米布丁和嘶嘶冒泡的香檳酒。」羅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每個人都興致勃勃,狀態良好。瑞士人奧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從未離開過他們的北京飯店,他們在那兒每天烤300塊麵包。他們為每個掏得起錢的人提供飲食服務。辛博森描述了飯店的場景:「每個人都在安靜地工作,磨面、淘米、宰殺禽畜。」    
    使館裡的一些人的確生活得非常好。斯奎爾斯夫婦和他們的客人波莉·史密斯、莫理循(受傷之前),要算是最好的了。他們在進餐的時候吃的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保鮮水果、醃牛肉、罐頭青豆、法國魚醬、濃縮牛肉汁、通心面、喝不完的香檳酒和咖啡。在竇納樂夫人的餐室裡,40個人坐下來享用每一頓優雅大餐,穿著得體的晚宴禮服——傳教士不允許參加。    
    有一個與中國人交易的黑市,生意頗為興隆,正如辛博森報道過的(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雞蛋和軍火的秘密交易仍在進行,參與者是那些來自董福祥的露營地的變節軍人。我們通過向周圍那些比較友好的軍人支付大把大把的現鈔,而源源不斷地得到大量的雞蛋,他們用籃子和布袋偷來這些玩意兒,得到的回報就是接受一疊疊的銀元,這些雞蛋由一個委員會進行分配。有些人得到多一些,有些人則少一些……同時,許多貧窮的傳教士女人卻困苦不堪。」    
    為了解決那些正規士兵和傳教士們的吃飯問題,在英國使館的假山上壘起了爐灶,上面架起了大鍋,煮的是罐裝牛肉和米飯,那些穿著印花布圍裙的中國基督徒廚子,大汗淋漓地照看著這些家什。    
    有數千聽罐裝醃牛肉,不過要是偶爾碰上用咖喱賽馬肉作為替代的話,每個人都會興高采烈。6月24日,翟蘭思大聲嚷嚷道:「啥時候要是能吃上點新鮮肉換換口味,我就高興死了,打自上個星期三以來,我們就一直靠罐頭食品為生。這馬肉(最好是賽馬肉)還真不賴,頗似牛肉,不過稍微有點韌,不太容易嚼。」對於使館中的美食家來說,喜鵲和麻雀(他們稱之為「野味」)是對賽馬肉的補充。他們不吃食腐的烏鴉——那些在排水溝小分隊的頭頂上跳舞和爭吵的傢伙,他們全送給了中國基督徒。    
    就在使館裡的人成天為醃牛肉和香檳酒而牢騷滿腹的時候,肅王府裡的2,000教民卻正餓得兩眼冒金星。豐富的糧食儲備全被使館方面留下了(250噸小麥、大米和玉米),教民們只有乾瞪眼。當他們帶來的那點可憐的補給被消耗殆盡的時候,他們只得求助於中國古老的食物來源:樹皮、樹葉、樹枝、樹根,最後是泥土。肅王府內大多數青草綠葉早就被使館的那些賽馬吃得差不多了。    
    波莉·史密斯解釋:「迄今為止,我們每天仍能給他們一定數量的食物,但我們也節餘不了幾天了。……每天早晨都有兩匹馬在屠宰房裡被打死,然後分配給各個食堂,其中一半不能吃的部分,被那些餓得要死的人津津有味地吃掉了。」她補充說,他們是生吃下去的。    
    肅王府確實是鐵帽子們斷斷續續進攻的一個焦點。最初,他們帶來了十來門野戰炮,在最初的五天裡,當這些大炮朝使館區的屋頂上開火時,結果給那些建築物造成了巨大的結構性損壞,不過在他們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之前,在榮祿的命令下,這些大炮被拉走了。僅僅在肅王府,這些野戰炮才是近距離直接開火,摧毀了高高的花園宮牆,將擠作一團的教民暴露在直接攻擊之下。中國人所擁有的其他大炮,包括速射克虜伯炮,在圍攻期間並沒有派上用場,最後的8天是個短暫的例外。    
    大量關於圍攻的悲劇神話,不得不由使館方面到那些教民所遭受的極度痛苦中去抄襲。到了7月13日,在攻打花園23天之後,肅王府四分之三的部分已經落入清軍之手。英勇無畏、聰明過人、毅力可嘉的柴五郎大佐和他的日本水兵們是怎樣阻擋鐵帽子軍隊席捲整個花園、屠殺所有本國教民的呢。    
    焦慮不安的西方人很樂意把這個使命留給日本人,因為他們有另外的麻煩要對付。雖然他們百分之九十的人從來都沒有親眼見過一個拳民,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男人和女人)都躲在緊閉的門後不住地歇斯底里,或者繼續猛灌那些搶掠來的五花八門的酒:香檳、杜松子酒、威士忌、白蘭地。所謂的圍攻,倒成了一個酒氣熏天的節假日。有些使館人員則熱心於當眾表演裝模作樣的冷靜。留聲機及音樂盒也被從基魯夫的商店裡解放了出來。只要得到最輕微的鼓勵,華俄道勝銀行經理的夫人璞科第太太(從前是聖彼得堡一位歌劇演員)就會引吭高歌,來幾支詠歎調。英國人則打板球。當大雨傾盆、水漫金山的時候,使館裡的人就紮起木筏,在附近划水玩。德國使館一等秘書馮·貝洛先生總是一邊喝荷蘭杜松子酒,一邊彈鋼琴。波莉·史密斯說:「在一次可怕的進攻期間,他突然預感到這就是末日。……他忍受著靈魂的巨大痛苦,彈奏著,但幾個小時之後被粗暴地喚醒了,人們告訴他,進攻全都結束了,這一次他至少不會在如醉如癡的音樂中被殺死了。」到處都有牢騷滿腹。人們覺得:這些外交官們逃避了他們所有的職責。    
    美國公使的夫人、虔誠地獻身於基督科學教派的莎拉·康格倒顯得很樂觀,這真令人氣惱。「她認真地向我們保證,」波莉寫道,「使我們煩躁不安、荒腔走板的,正是我們自己,而不是這個非常時期。她還強調:雖然有戰爭對抗的表面跡象,但那確實只是存在於我們自己的頭腦中。……並沒有一顆子彈進入房子。錯誤地導致我們相信這是實情的,不是別的東西,正是我們過於敏感的頭腦。」不管怎麼說,莎拉·康格是對的。圍攻主要是他們的想像,很少有子彈落到附近的任何地方。圍攻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休戰中度過的。所以,與其說它是一場圍攻,不如說是一次冷戰。    
    赫伯特·斯奎爾斯,美國使館貪得無厭的一等秘書,表現得比大多數人都要好。一位美國傳教士寫道:「如果斯奎爾斯先生是公使,我們就決不會陷入目前這樣糟糕的境地。」 斯特勞茲上校被殺後,斯奎爾斯就成了竇納樂爵士的參謀長。    
    法國公使、前新聞記者畢盛,一位大個子男人,蓄著威嚴氣派的鬍子,常聽到他嘴裡咕咕噥噥:「Nous sommes perdus!」(法語:我們完了。)在英國佬當中,對畢盛看法完全一致。辛博森稱他「膽小鬼」,而莫理循則稱他「貪生怕死的雜種」,「整個使館區的笑柄」以及「可惡的懦夫」。鬼也想像不到,中國人為什麼會選擇在法國使館的地底下挖地道,除非是一門心思要摧毀它那非同凡響的酒窖。    
    圍攻剛開始的時候,畢盛就讓使館衛兵幫著他燒掉了所有的外交檔案,而畢盛太太則手忙腳亂撲住那些飄起來的紙片,再燒掉它們。俄國公使格爾思男爵不甘落後,第二天也把自己的檔案給燒了。莫理循對於法、俄兩國外交的相對價值有自己的看法,他給法國外交檔案出價5,000美元,俄國的則是50,000美元。    
    最近以來一直強健矍鑠的羅伯特·赫德爵士,因為感到絕望而在眨眼之間變了一個人。他如今65歲了,而且日益衰弱,卻要裝出勇敢的樣子。雖然收到了讓他打上黑領結去竇納樂爵士的專用餐桌上用餐的邀請,但他拒絕了,還是和自己的晚輩助手一起吃飯。辛博森說赫德「攜帶著多少有點令人生畏的武器——至少有兩把大號柯爾特式自動手槍,被他綁縛在自己單薄的身體上,而且很可能還有第三把,藏在屁股後面的口袋裡。」赫德拒絕參加搶掠酒和雪茄。根據他的命令,海關的食堂總是很樸素:早餐是米飯、茶和果醬,午飯是咖喱賽馬肉和米飯,晚餐是咖喱賽馬肉、米飯和果醬。赫德深信:滿清朝廷已經被瘋狂浪潮席捲一空,如今可能一切都沒了。他身陷使館,也無從展開調停,這一事實讓他感覺到虛弱而疲乏。    
    當一切結束的時候,赫德在一封信裡寫道:「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我感到非常痛心。」他的悲痛,除了因為失去了自己的宅邸以及畢生的紀念品之外,他的自尊也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一方面,赫德沒法不去想:中國人在設法殺死他(他們最堪信任、最有價值的僱員)。但這只不過是他在工作中的想像,受到了使館裡一種普遍假想的傳染,這種假想認為他們所有人隨時都可能被殺,就像在印度兵變中被害的那些英國家庭一樣。由於從來也沒有哪個洋人像他那樣,是個內部人,所以,如果他也沒有提前得到通知,那實在太令人難堪了。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正確理解許多已經出現的信號,就像《字林西報》的通信所警示外國人的那樣。在自己的日記裡,他注意到了所有那些徵兆,然而不知何故,多年來他越來越自我滿足,已有的預警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於要不了多久他就感到麻木了。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朝廷上的保護人(包括太后)已經無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的犧牲,是由於形勢的失控,而並不是由於那些背判了他的信任的朋友們。最糟糕的是,赫德在搬入英國使館的時候發現,所有西方外交官憎惡他,其程度比自己曾經猜想的要嚴重的多。他們清楚地表明:是他們,而不是赫德,如今在控制著這場演出並發號施令。他是一根額外的拇指,無用而可惡。    
    天氣也不幫忙。時當仲夏,氣溫超過華氏100度,來自戈壁灘的熱風裹挾著灰土和揚沙。蒼蠅無處不在,軍隊和蛆蟲一同爬行。熏天的臭氣尤其可惡。    
    有許多甜水井,還有一些味道不佳的水井,所以,水從來就不是個問題,雖然使館裡的水井都愚蠢地緊挨著臭水河,而且大多數水在燒開後要沉澱半個多小時才能喝。痢疾是使館區內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的一件事情。    
    在7月的停火期間,羅伯特·赫德爵士的樂隊裡的一位老號手偷偷溜進來了。他挨了一位滿清官員的打,一隻耳朵被割掉了,因為那些人認為他可能是一個密探,他這次來是因為他知道外國的醫生手段高明。他說,外國軍隊在大沽大獲全勝,並且已經佔領了天津,而董福祥和從前的義和團已經去阻擋外國軍隊進一步向北京推進了。    
    7月18日,一封信被偷偷地帶給了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信中說,一支33,300人的混合武裝正準備離開天津,「約在7月20日左右」救援北京。(十分欣賞日本的莫理循描述西德二郎男爵有著「和類人猿最古怪的相似之處。」)每個人都因為這一消息而興高采烈,不過在十天內他們再也聽不到這樣的好消息了。


第五部分 北京之圍第91節 北京之圍(4)

    大沽和天津的失陷,在北京的朝廷裡引起了巨大的恐懼,喚醒了他們對於1860年的記憶,並預示著在權力的天平上即將發生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向右偏移。溫和派已經預感到了它的到來,所以,總理衙門憂慮不安地重申了他們的請求:外交使節離開使館。外國公使之間的爭吵立即就開始了,有些人想走。但是由於事業的競爭和個性的差異,即便是就他們自己的逃亡而進行一次聯合交涉的立場,也一直沒能達成一致。竇納樂爵士含含糊糊地回復了總理衙門,沒有明確表示拒絕,這使得溫和派對於下一步應該如何努力,完全沒有了主意。    
    榮祿再次嘗試讓使館方面相信他的善意,派了一些中國商人進入使館區,打算開放一個市場,經營雞蛋、香瓜、黃瓜以及其他新鮮蔬菜。一封短箋被帶給赫德,詢問他是否安好。    
    到了7月25日,留給溫和派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越來越急切地想達成一個看得見的結果,要麼成功地勸說公使們即刻離京,要麼,如果他們不願離京的話,那就讓他們明碼致電本國政府,打消他們對使館安全的疑慮,這樣,正在天津準備的聯軍救援行動也就可以放棄了。如果溫和派能夠證明他們優先考慮的確實是談判而非戰爭,那麼在接下來的24小時之內,也只能設法達成其中的一個結果。這之後,一切都太遲了。    
    總理衙門硬逼著外國公使要他們將啟程去天津的日期定下來,並敦促他們向本國政府發出公開的信息,讓他們安心。依然在廢話連篇的公使們對這兩件事都予以拒絕。兩天之後,也就是7月27日,總理衙門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進行了最後一次懇求,他們送來了15大車麵粉、甜瓜和冷藏食品,有些是特意留給赫德的,懇請他奉勸公使們啟程。而赫德,對於滿清朝廷對待自己的方式深感生氣,外交使團對自己的不信任也使他反感,於是,他拒絕了,他不知道自己正在關上最後一扇門。    
    北京的形勢突然之間發生了不祥的變化,其原因是頭天晚上李秉衡的到來,此人是鐵帽子們的軍事偶像,從前的山東巡撫,正是他,在多年前對鄉村民團的潛力大加賞識,從而使他們發展成了「神拳」。雖然對於端郡王的一門心思要逐除所有洋鬼子並恢復帝國的榮耀,他幾乎沒有什麼責任,不過,李秉衡對中國軍隊能打能贏的絕對把握,倒是給了端郡王不證自明的信心。只要李秉衡在身邊,就有這樣的可能性(不管多麼遙不可及):老將軍能夠將政府軍及其指揮團隊打造成可以信賴的武器。然而他的意外被免職,留下了無依無靠的鐵帽子們暈頭轉向,找不著北。在被迫離職並遭到德國人的羞辱之後,李秉衡被任命為長江水師提督。呆在那條遙遠的江邊,他得以遠離朝廷上因鐵帽子們爭奪權力而引發的大爭論,也使得他沒法勸告和抑制他們。儘管王爺們對陰謀詭計有著非同尋常的愛好,但戰爭和政治的實際經驗,他們卻少得可憐。他們一本正經地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對義和團處理失當,白白浪費了他們的良好勢頭,把時間全耗在了和朝廷中的溫和派纏訟不休的爭論中。大沽陷落時,李秉衡已經著手加強長江三角洲的警戒。7月21日的一篇諭旨命令各省火速馳援北京,幫助守衛京師,阻止聯軍的推進,李秉衡是少數幾個積極響應的地方大員之一。三天之後,另一篇諭旨召他親自進京,他立即表示響應。    
    這匹老戰馬回到身邊,極大地鼓舞了鐵帽子們,並給了他們挫敗溫和派對頭所必須的力量優勢,也使他們注定要走向毀滅。到了27日,溫和派正式要求使館方面拿出一個結果來,他們向竇納樂爵士和羅伯特·赫德爵士提出強烈呼籲,但再一次徹底失敗了。對於鐵帽子們來講,這是妥協政策失敗的最後明證,在李秉衡的支持和指導下,他們反擊了。    
    使館方面最早得知這一突變是在7月27日,隨著瓜果蔬菜的到來,緊接著尾隨其後的竟然是野戰炮。轉瞬之間,槍炮聲大作,停戰壽終正寢。直到此時,也就是7月27日,對使館的真正圍攻才開始了,持續了將近兩周。    
    竇納樂爵士向總理衙門發出了一連串的抗議,抱怨這些違例行為:子彈在頭頂上呼嘯而過,野戰炮也瞄準了公使館。但一切都太遲了,這些抗議不會被送到任何一個「主和派」的手裡。「主戰派」如今控制著局面,慶親王也因為這場新的風吹草動而踮起腳尖,滴溜溜轉將起來,他答覆竇納樂爵士(這一回帶有明顯的諷刺):「頂多不過是些中國煙花嘛。」    
    果敢堅決的李秉衡在優柔寡斷的朝廷上,其影響力是壓倒性的。紫禁城已經越來越不習慣作決定,好鬥的勇士們不得不揮舞起他們大頭棒,以便在爭論中取勝。保守派以他們的愛國訴求和保衛京師的迫切需要,重新糾集到了一起。李秉衡領著鐵帽子們,清除最突出的溫和派,把恐怖根植在所有那些曾經和他們作對的人的心裡。回到北京48小時之後,李秉衡就監斬了朝廷裡兩個最具有全球視野、最能幹的大臣,他們從一開始就和端郡王作對。一位是許景澄3,前任駐法、德、荷、奧、比、俄等國特使;另一位是袁昶4,總理衙門一位主要的溫和派。作為精力充沛、率直敢言、開明而實際的政策領袖,他們自6月中旬以來,就一直堅持認為義和團只不過是危險的叛亂,應該徹底鎮壓,而且,任何攻擊外國使館的行為都是對國際法的嚴重違反,1860年的事實已經證明,抵抗外國列強最終等於自取滅亡。作為老練的外交官和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許景澄和袁昶曾經努力說服端郡王身邊的小集團,小心翼翼地反駁他的排外高調,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爭取他們支持尋求一種和平的解決辦法。有這兩個人在那兒干擾對戰爭的引導,鐵帽子們就被捆住了手腳。在李秉衡看來,這是一個危急時刻:「惟其能戰,方能言和。」在他們自己看來,鐵帽子們還不敢直接攻擊溫和派。但是如今他們提出了對反對者的指控,要迫使他們承認失敗,徵集到足夠多的支持,以判處兩個和平鼓吹者的死刑。第二天早晨,他們就被砍頭了。兩周之後,作為鐵帽子們清除工作的延續,另外三個主要的和平鼓吹者也交出了他們的腦袋,包括兵部尚書徐用儀5,他拒絕在端郡王的宏大戰略上簽字。在一次最後的復仇行動中,鐵帽子們還安排了一次謀殺,這一回的對象是遠在千里之外的老對頭——溫文爾雅、會使刀叉的張蔭桓爵士,百日維新結束之後,他已經被流放到新疆去了。這些滾滾人頭可把朝野上下給嚇壞了,爭論嘎然而止,沒人再說「事到如今調停和妥協也許能夠挽救朝廷走向毀滅」之類的廢話了。像榮祿這樣的高級別溫和派,在滿清王朝的等級秩序中特別安全,和太后的關係也特別緊密,要想清除,殊非易事。但即便是他們,如今也閉上了嘴巴。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就連太后也自身難保,光緒就更不用說了。    
    為了給予他們的支持者必要的權威以準備北京的保衛大戰,李秉衡被任命為榮祿的聯合總司令。在大難臨頭的氣氛中,李秉衡將最大的政府軍調集到了城外的東部和南部,以阻擋聯軍的前進,並準備親自出城坐鎮指揮。離開之前,他安排了200輛大車和6,000多名士兵進入紫禁城,打點行裝,要將皇帝一大家子遷出去,還要請求太后和皇上做好準備,離開頤和園。    
    使館方面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對於事態的發展,他們完全被搞糊塗了,一臉的絕望和茫然。7月初的時候,一個15歲的中國男孩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出了使館區,帶著一封竇納樂爵士寫給天津方面的信。7月28日,男孩回來了,帶來了一封莫名其妙回復,縫在他的外套衣領裡。信是那位容易激動的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賈禮士寫的,內容如下:    
    7月4日來信收悉。現有24,000名士兵已登陸,19,000名在這裡。蓋斯裡將軍有望到大沽。當他來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行動。俄國人在保定。天津城在外國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這裡的義和團力量劇增。請盡力隨時向我告知你們的情況。有足夠的兵力已經上路,只要你們能夠暫時保持食物供應,一切應該會好起來的。領事館正在修繕,以準備你們的到來。幾乎所有女士都已離開天津。謹向使館內的所有人致以親切的問候。    
    當這封信被傳遞給大家閱看時,莫理循忽然氣不打一處來:「要想弄清楚下面的問題簡直沒有可能:這些軍隊到底是在從天津到北京的途中,還是從歐洲到天津的途中?誰的軍隊?有多少?或者,登陸人數總共到底是24,000還是43,000?照他的說法,只要我們的給養能夠維持,軍隊就會到來,那意思好像在暗示:如果我們的給養不能維持,軍隊就會返回天津囉。」    
    其他人和他一樣反感。「男人們走到遠處,」莫理循寫道,「為的是去表達那些不想讓女士們聽到的情緒感受。」    
    對於女王陛下的領事部門的聲譽來說,或許值得慶幸,一封同樣晦澀難懂的通信兩天之後從天津的美國領事館送達了愛德溫·康格的案頭。開頭就是一句:「昨天夜裡我做了一個關於你們的夢,」沒包含什麼消息,結尾是:「你們全都倖免於難是我最誠摯的祝願。」    
    最後,8月1日,一封來自日本駐天津領事館的信件,總算帶來了邏輯比較清晰的信息:「謹悉您22日的來信。軍隊的啟程離津因運輸困難而被延期,但兩至三天內將會開拔。」    
    【譯注】    
    1塞繆爾·格裡斯沃爾德·古德裡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 1793-1860)美國出版商。創作過100多本兒童道德教育書。    
    2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國漢學家、探險家。早年曾在法國政治科學學院、東方語言學院學習,後供職於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會,即法國遠東學院(越南河內),曾數次奉命前往中國為該學院購買中國古籍。1906-1908年間進入中國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對全部洞窟編號,並抄錄題記、攝制大量壁畫照片,為敦煌文獻的發掘做出過巨大貢獻。著有《元朝秘史》、《金帳汗國歷史注記》、《馬可波羅遊記詮釋》、《卡爾木克史批注》、《西藏古代史》、《中亞及遠東基督教徒研究》等書。    
    3許景澄(184-1900),字竹篔,一作竹筠。浙江嘉興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元年(1875)後任四川、順天等鄉試考官。十年,出使法、德、英、荷、奧五國,兼駐比利時公使。十六年,又出使俄、德、奧、荷四國,遷升內閣學士。二十四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又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庚子事變中因反對對外宣戰被殺,宣統元年(1909)追諡文肅。    
    4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後補內閣中書,歷充會典館、方略館、天文算術館諸差。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戶部主事,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八年,以員外郎出任安徽蕪湖道。二十四年,奉調入京,授三品京堂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次年出任太常卿,辦理外交。與許景澄同時被殺,後追諡忠節。    
    5徐用儀(1826-1900),字吉甫,號筱雲,浙江海鹽人。咸豐九年(1859)舉人。同治元年(1862),充軍機章京。次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累遷鴻臚寺少卿、大理寺卿,擢工部右侍郎。旋充總理衙門大臣,歷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光緒二十年(1894),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後,復值總署。明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書。庚子事變中,與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同棄市。宣統元年(1909)追諡忠愍。

<<紗簾的背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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