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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澤東一起感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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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節 蕭三回憶「五四」(1)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也被迫「參戰」,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只是把德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山東半島轉交給日本帝國主義去掠奪罷了。中國仍然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戰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強迫中國訂立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和他們在中國劃分的「勢力範圍」,還是繼續有效。    
    國內軍閥間的混戰仍然不停止。每一派軍閥都勾結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作自己的後台老闆。各帝國主義者也利用這些封建軍閥勢力來加緊剝削中國人民。    
    那時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軍閥長期拉鋸的戰場。兵災、匪災(全省各縣都發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災(1915年全省三十四縣受災,1916年、1917年、1918年洞庭湖邊各縣和長沙等地大小水災不斷),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青年時代的毛主席親眼看到國家民族這種危急的狀況和人民的痛苦情形,從早年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感覺,進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來改造國家社會的觀點。    
    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習的幾年之內,毛澤東同志在同學中間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陳昌、張昆弟等。這些人也大都是從農村來的比較貧苦的青年或壯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並且自己從事過勞動。他們都抱著遠大的志向。毛澤東同志的言論、行事,給他的這些朋友們很大的影響,他自然成了他們的表率。他們經常研究求學為人的道理,討論個人與社會國家的前途等等問題。    
    在這時期,全國人民的覺悟漸漸提高了。對推動和促進全國青年群眾和一般知識分子的覺悟起過很大啟蒙作用的「新青年」雜誌,是在1915年開始發行的。這是一個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對封建的文化,宣傳科學的文化改革,主張「文學革命」,反對舊禮教,反對古文,提倡白話,鼓吹科學和民主。這刊物到了湖南,由於我們尊敬的教員楊懷中先生的提示,對新鮮事物極為敏感和不斷追求真理的毛澤東同志,首先注意這個刊物,並且熱烈地和同學們談論刊物上所提出的許多問題。    
    在這種形勢和影響之下,毛澤東同志漸漸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學問和作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就要有充分的準備,就一定要聯合更多的同志,並且結成一個團體,才有力量。    
    1917年的秋天,在長沙城的各個學校裡發現一張不大的油印的啟事,上面寫著簡練的幾行文字,記得大約三百來個字。第一句是:「嚶鳴求友」(引詩經上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句),下面是徵求有志上進、願為救國救民出力者為同道……末尾簽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畫生啟事」(「毛澤東」三個字共有二十八筆畫)。    
    這個啟事在長沙的幾個城門口和城內照壁上也張貼了,在報紙上也登了出來。起初只有幾個人,到後來就有了幾十個熱情的青年響應了這個號召。經過一番醞釀,結果組織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我記得,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裡(他家在瀠灣寺租住的「為癡寄廬」),集合了十三個人(有些人未能到會)。在吃午飯的前後,人們在屋子裡,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宗旨、名稱、章程……會章是毛澤東同志起草的。討論時他向大家說明、解釋,徵求大家的意見。和平常一樣,他的話語淺顯、扼要、深刻,意思新穎、明朗。就在這一天,新民學會成立了——取「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樣,有一種反對舊制度、主張革新、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為總幹事。他本是學會的發起人,組織者,但他謙虛地只同意作副總幹事。    
    學會的簡章規定:「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會規有「不懶惰,不賭博,不狎妓……」等條文,含著一種實事求是、尚樸素、主誠實、禁浮華、戒驕躁的精神。這裡重要的是,長沙城裡先進和進步的青年們第一次在一個團體裡組織起來了。    
    學會的會員,最初絕大部分都是第一師範的同學,也有少數其他學校的。漸漸不僅其他學校的有志青年,並有個別進步的中小學教員加入了新民學會。入會的標準是: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進步的意思,但那時候還不流行這樣說)。    
    學會經常開會,討論學術或時事問題。會員們都精神奮發,努力上進。    
    新民學會對後來湖南以及整個中國的命運,有很大的影響。學會會員發展到七八十人,內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顯著的活動者。他們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不少光輝的篇章。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後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被反革命殺害的、犧牲的郭亮、向警予、陳昌、羅學瓚、張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同志,以及還有許多為人民解放事業而犧牲了的會員——他們的崇高的氣節,凜然的正氣、光榮偉大的革命事跡,永垂不朽!    
    假如說,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在「五四」時代,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學生運動、青年運動中起過很大的作用,那麼新民學會就是一個核心的組織。它的會員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界運動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澤東同志自然成了他們的領導者。到後來一部分最先進的會員,又切實地作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學會就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組織者和中堅力量了。因此新民學會是湖不限於湖南——共產黨的前身,實質上起過秘密黨小組的作用。而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響,他的進步、正確的思想,大無畏的作風,形成了一種革命的風氣。    
    新民學會成立不久,1918年6月毛主席在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了。    
    在那時候有鼓吹留法勤工儉學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在法國留學過的吳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發起的。他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政府從中國招募了大批華工去法國作工,認為青年學生們也可以去法國半工半讀,於是組織了「留法勤工儉學會」,號召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    
    一方面,由於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另一方面,當時湖南(以及全中國)一般願意上進的青年,在中等學校畢業之後,就都因無力升學而覺得苦悶,聽到了勤工儉學的辦法,認為是解決繼續求學和找出路的好機會。「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尤其是那時許多青年所嚮往的事。毛主席與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發動、組織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預備法文,然後坐法國郵船的所謂四等艙(實即貨艙)從上海放洋去法國。    
    這個運動,當時在另種意義上,促進了湖南與北方新文化運動的聯繫。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又一結果,是後來從這些學生與工人中間產生了一批中國人民革命的幹部,共產主義運動的戰士。    
    毛澤東同志幫助青年們實現這個留法勤工儉學的計劃,但自己不出國。他覺得,中國有許多事物需要調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國正處在偉大的動亂中,自己不能離開這個戰鬥的環境。    
    9月間毛澤東到了北京,過著窮苦的公寓生活。楊昌濟先生那時在北京大學作教授,毛澤東同志和第一師範的幾個舊同學,仍經常去請教。楊先生介紹毛澤東去北京大學圖書館作一個小職員,登記來館看書報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職務,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計較地位與金錢,能夠餬口就得了;在圖書館裡能得到自己讀書的機會,他很高興。    
    北大圖書館的館長是李大釗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優秀的進步的學者,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介紹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黨在北方的領導者。他在擔任圖書館館長的時候,搜集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書籍,他自己除講學外,就住在圖書館裡努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同學們常到圖書館來向他請教,他總是熱心指導,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書籍給學生看,並且告訴他們閱讀的方法。由於同在圖書館工作的關係,毛澤東更是便於經常請教。他的抱負、理想和才幹,得到李大釗同志的尊重,認為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的領袖。這年10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同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讚揚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社會上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在北京一面在圖書館工作,一面繼續自修。他還是又學又問,除讀書外,常去拜訪當時的一些名流學者。北京大學那時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領導的作用,大學裡進步的學術團體也多。毛澤東在工作餘暇時常到北大去旁聽,並且加入北大的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    
    在北京毛澤東吸收了許多新的知識,擴大了自己的見聞,這時他對政治與學術的興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運動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傳到了中國。但是,那時無政府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等在中國也頗為盛行,毛澤東在李大釗同志的指導和幫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學習,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一部分第2節 蕭三回憶「五四」(2)

    1919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經天津、山東、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錢買票,來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別了一批放洋去法國的青年之後,毛澤東決定回湖南去。他經常惦念著這塊土地。他是在這裡生長的,是在這裡求學和開始社會活動的。這裡還有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有會務需要發展。他要回到故鄉去,結合同志,繼續研究學問;團結人民,和壓迫者作鬥爭。    
    3月裡毛澤東從上海回到了長沙。在這裡他除繼續組織、團結青年外,並和對張敬堯統治表示不滿的教育界和新聞界的人士,廣泛聯繫。    
    新民學會的組織現在發展到了長沙以及湖南各地許多學校,會員有學生,有個別中小學教員。他們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形成了一種社會活動的核心力量。    
    為了維持生活,毛澤東同志在修業小學每週教幾個鐘頭的歷史課,但月薪不到十元。    
    這時候,一個狂風暴雨式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在全中國展開了。    
    這是一個愛國的運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運動;同時又是反對國內封建主義的運動。它反對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宣傳科學的、民主的新文化。    
    這是一個民主主義的運動,但這個民主主義「從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它在這時候進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內容。在這時期,「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民主主義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這個運動的爆發點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的愛國大示威遊行。    
    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在巴黎召開分贓的「和平會議」。中國當時算是「戰勝國」之一,但在和會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戰時強迫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卻說不在和會討論範圍之內;倒是戰時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奪去了,——巴黎和平條約有條文規定,都讓給日本!這消息傳到中國,人民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賣國政府和其親日派大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不僅不反抗,實際是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行事。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    
    1919年4月底北京兩萬五千名學生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收回青島,號召全國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學生舉行群眾遊行示威活動(我那天也參加了,那時候正在北京法文預備班學法文)。大家高呼「打倒賣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收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群眾把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也燒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段祺瑞賣國政府派出軍警彈壓,捕去32名學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總罷課,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這一運動震動了全國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以及兩廣、福建、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東北三省的學生都起來響應。他們都先後罷課,發通電、傳單,作講演宣傳,查禁日貨。全國人民都奔向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組織,要求行動。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張敬堯壓迫無效。毛澤東同志自己寫了一個字數不多、熱情奮發、號召大家行動起來的傳單,第一句是:「同胞們,起來!」用幾個學校學生會的名義發出。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積極活動。6月3日「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了。當天發出爭回青島的宣言。長沙學生於這一天全體罷課。全省各地學生也陸續響應。    
    湖南學生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澤東自己實際參加領導學聯的工作和長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    
    學聯這時主要的活動是:抵制日貨、焚燒日貨、愛國儲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辦法和經驗,7月中旬,成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它的基層組織為救國十人團,在一個多月之內這種十人團在長沙就達到四百多個)。    
    學聯在暑假期間組織講演團,演新戲。青年學生們不辭辛苦,日夜勞動,作各種愛國反日的宣傳。    
    長沙的工人們也組織宣傳隊,和學生們共同行動。    
    湖南各縣的學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樣的組織和活動。    
    全湖南省、全中國在這時候都動起來了。    
    毛澤東在師範學校求學時期的許多活動已經是革命的民主主義的了,現在更敏銳地和大踏步地立即捲入到這個反帝反封建運動——新民主主義運動的浪濤裡去,並站在浪頭——運動的前哨,成為運動的積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第一部分第3節 蕭三回憶「五四」(3)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義論」裡面說:    
    「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這一段話,精闢正確地說明了五四運動的性質、由來,它的意義、價值和作用。    
    五四運動發展到6月3日以後,更加高漲了,更加擴大、深入了。    
    根據記憶和許多史料的記載:6月3日北京的學生們舉行全城沿街大講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6月5日上海六七萬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為北京學生聲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漢、廈門、山東、安徽等地學生、工人、商人也起來響應。    
    唐山,長辛店的工人示威遊行。    
    6日上海「工商學各界聯合會」致電北京,要求懲辦賣國賊。    
    北京政府不得已於6月9日下令罷免曹、陸、章三人,並答應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果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因此五四運動——正如毛主席說的——「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    
    作為這個反帝反封建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和起了推動作用的新文化運動,即「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的運動,普及於全國的各個角落。許多新的報紙、雜誌、小冊子、書,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出版了。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紛紛發表文章,各抒己見。李大釗的政治學術論文,除上述兩篇外,1919年5月又發表了「我之馬克思主義觀」。魯迅於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1919年4月發表「孔乙己」,1921年12月發表「阿Q正傳」等小說。郭沫若於1921年8月發表「女神」新詩集。那時刊物中較有份量的,有「每週評論」和「星期評論」,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當時稱為進步的言論機關。    
    為了開展湖南的革命運動,為了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鞏固他們的革命熱情,為了發表自己的政見,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毛澤東覺得,在長沙有出一個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的創刊號出世了。這是和「每週評論」一樣的一個小型的四開四版的報紙。報頭旁邊寫著「發行所湖南學生聯合會」,說明這是學聯的機關刊物。在報縫中登的「本報啟事」裡說:「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創刊宣言」就是主編毛澤東寫的,用較大一號的字排印,幾乎佔整個第一版的篇幅。這篇文章的意思新穎,熱情奔放。我還記得,在當時「世界革命」呼聲和「人類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毛澤東曾寫道: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就用「民眾的大聯合」這個題目,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連發表了他寫的三篇文章,詳細論述人民必須聯合、團結、組織起來以和有組織的統治壓迫階級對抗的極端重要性。他那時寫道: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毛主席憑他的最初步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特別是因為被俄羅斯十月革命勝利及當時匈、奧、捷克、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鼓舞,認為中國人民「也應起而倣傚……進行我們的大聯合」。    
    「湘江評論」除政論外,有西方和東方大事述評的文章,有關於國際、國內和湘江的雜評,有「新文藝」、「放言」等欄——一種隨感錄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時從北京回到了長沙,也在「新文藝」欄裡寫過幾則雜感)。刊物的內容是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反舊禮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提倡勞動,提倡民眾聯合(團結、組織起來)。    
    「湘江評論」這刊物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銷路很好。第一期印兩千份,當天銷完,又重印兩千份。它大大地推動和加強了湖南全省——不僅湖南省——的學生青年運動,推動了湖南的——不僅湖南的——知識界、教育文化界,使他們走向進步,走向革命。它的影響非常的大,因為它不僅是提倡新文化、反對封建舊禮教等等的宣傳者,而且是民眾運動的組織者。在它的篇幅上經常討論思想問題和社會上各種實際問題,並號召積極行動。    
    7月21日和「湘江評論」第二期出版的同時,又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28日出第三期。從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漢、廣東的青年學生,一部分中小學教員及社會進步人士都爭相購閱它。長沙的學生們自動地在街上銷售,毛澤東自己也到街上去賣過。    
    這時候湖南各學校的學生都出版自己的週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鍾」,毛澤東也為該刊寫過文章)。站在領導地位的「湘江評論」發起組織一個「學生週刊聯合會」。從此宣傳的步調更加整齊了,宣傳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內全省(不僅湖南省)學生青年、知識青年的思想,煥然一新,「湘江評論」是起了絕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評論」出了第四期以後,被張敬堯查封了。他同時派出軍警封了「湖南學生聯合會」。    
    毛澤東同志和學聯的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住下,繼續從事革命的活動。    
    「湘江評論」被封後,毛澤東同志又被邀接著主編一個學校學生會出的週刊「新湖南」。他標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和「湘江評論」一樣,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澤東同志寫的。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麼?無政府主義是什麼?」等等。    
    「新湖南」也被張敬堯封閉了。毛澤東同志此後就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發表文章,正面或側面地揭露統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長沙發生一件被父母強迫嫁一有錢人的新娘在花轎以剃刀割頸自殺的事,毛澤東同志在報上寫了九篇文章,評論此事,引起各報討論,成為一次對封建制度的大進攻)。    
    從辦「湘江評論」起,毛澤東同志在進行社會政治等實際組織活動的同時,從事著革命的新聞工作、政論工作和思想理論工作,這些工作都取得輝煌的成績,在他初期革命活動史上佔著重要的一頁。


第一部分第4節 蕭三回憶「五四」(4)

    張敬堯在湖南的統治更加橫暴、兇惡,剝削壓迫愈加殘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萬北兵在湖南各縣「清鄉」,殺人、放火,擄丁、派夫、強姦婦女、搶劫牲畜、財物……使得人民叫苦連天,全省各階層的人都痛恨「張毒」。    
    湖南的某些士紳階級,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進行過反對張敬堯的活動,但是他們沒有本省人民群眾運動作基礎,所以只起了點宣傳的作用。    
    那時,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之下,在毛澤東同志主編的「湘江評論」、「新湖南」等報刊的啟發和號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知識青年學生群眾和文化教育界,都動員起來了,反張運動就漸漸成為真正的群眾運動了。    
    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湘江評論」等期刊雖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積極分子仍然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作秘密的活動——首先是驅張運動。    
    11月裡,湖南學聯發出「再組宣言」,繼續作各種活動。12月初,又在長沙教育會坪舉行了一次焚燬日貨的示威大會。這次除學生外,工人,店員也參加了。張敬堯的四弟張敬湯騎著馬,帶著一營隊伍來鎮壓。他破口大罵男女學生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並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來,要他們跪下,打他們的耳光……    
    這是對學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種很大的侮辱。人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了!    
    這時候北洋軍閥內部,直系和皖繫起了激烈的衝突。直系的吳佩孚在進攻湖南時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勞」的,但湖南省長兼督軍的位置卻被皖系張敬堯佔去了,吳佩孚只被派駐衡陽,心裡很不高興。駐在常德的馮玉祥對張敬堯也表示不滿。    
    毛澤東同志分析了這種情況,認為張敬堯已處於孤立的地位,驅逐他出湖南的時機已經成熟。現在只要人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可以達到驅張的目的。首先就是學生和教育界的有組織的行動。    
    焚燬日貨時,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這是一根導火線。毛澤東同志領導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立即召集學聯的積極分子,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省外的力量開展驅逐張敬堯的運動。經過他們的日夜緊張活動,結果,全省各學校的學生一致罷課,表示反張。湖南學聯用中等以上學校一萬三千名學生的名義發出宣言:「張毒一日不去,學生一日不返校。」    
    這一行動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罷課實現之後,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領導核心的學生界教育界組織「驅張代表團」,分途到北京、衡陽、常德、上海、廣州等處活動。由毛澤東同志率領的代表團去北京,沿途作反張宣傳;到北京時又向政府請願,事實上是公開控訴皖系軍閥的罪惡。由彭璜等組成的代表團去上海進行宣傳活動,組織「平民通訊社」發行「天問」的刊物,揭發張敬堯的罪惡,刊載驅張的文章(毛澤東在「天問」上也寫過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組成的代表團到了衡陽後,一面團結湖南學生,作愛國反日運動,一面利用張、吳的矛盾,使吳在軍事上對張壓迫。1920年初,直、皖兩系的鬥爭更加尖銳化了。5月下旬吳佩孚帶領他的部下由衡陽北上,經長沙去武漢。吳佩孚後退,原在湖南的譚延、趙恆惕就前進,是這樣向張敬堯節節進逼。張敬堯的部隊人雖多,但很腐敗,沒有戰鬥力,不戰而潰。張敬堯知道自己站不住腳了,於6月11日從長沙倉猝逃走。不久以後,他的部隊完全從湖南境內退出了。    
    這是湖南人民一個大勝利。反軍閥和民主運動的勝利。它壯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時給全國人民極大的興奮。    
    毛澤東親自指揮,籌劃了這一次反軍閥的運動。他認為這個鬥爭就是許久以來大家所宣傳、發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官僚強權、反對賣國政府的鬥爭;就是愛國運動和改造社會運動的一項實際行動,也是對付和改造當時湖南環境的一個必要的行動。    
    蘇聯政府於1919年7月25日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那裡面聲明,蘇聯政府「……宣言廢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聯盟國所訂之秘密條約……將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與日本及聯盟國共同侵奪者,概行交還中國人民……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其他各種產業,由俄皇政府……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放棄庚子賠款之俄國部分……廢棄一切特別權利,及在中國境內之俄國貿易區」。    
    「如中國人民願取得自由,一若俄國人民之有今日,並願免蹈使中國成為第二朝鮮或印度之……命運,則願其瞭解,足以作為其在為國家自由而奮鬥中之聯盟與兄弟者,捨俄國工人農民及其赤軍而莫屬」。    
    這個宣言最初被反動派嚴格地封鎖,但終於到達了中國人民的耳目,大受國人的歡迎。人們對十月革命,對新的俄國,同時對社會主義發生了巨大的興趣。    
    毛澤東後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裡正確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對中國人民最偉大的意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世紀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馬克思主義,經過70多年之久,來到了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福音。    
    當毛主席第二次來到北京的時候,熱心地尋找和貪讀了一切那時能找到的關於蘇俄和馬克思主義的書、報。他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這本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和當時由外國文翻譯成中文的「階級鬥爭」,以及一本「社會主義史」幾種書。這些讀物的數量雖然很少,卻給一貫好學、善於精讀、勇於追求和承認真理的毛澤東以很大很深的影響。第一次在北京時毛澤東已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現在更建立了他對這個偉大學說的完全的信仰。從這時起他就毫不猶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儉學」的辦法,毛澤東這時非常熱衷於留俄,寫信給新民學會留在長沙的朋友們,計劃組織「赴俄勤工儉學」……但他自己當時仍堅持暫不出國,願意在國內自己研究各種學問,特別是對中國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研究,並以長沙為基地。    
    1920年4月,毛澤東同志由北京來到上海。除作驅張的工作及普遍的反軍閥運動外,他和那時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學會的人們密切地聯繫。這個學會於1920年5月成立,在上海設總會,在北京、湖南、廣東……等地設分會。「新青年」雜誌改為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機關刊物。    
    在上海,毛澤東同志又特別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開展民主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等問題。    
    1920年的夏天,這時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成為了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回到了長沙。


第一部分第5節 蕭三回憶「五四」(5)

    在這時期毛澤東在長沙作革命活動的範圍一天天更加擴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為了有一個立腳點,要有一個社會職業。毛澤東於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主事(即校長)。同時他兼作第一師範校友會(包括已畢業的舊同學)的會長。不久以後他又破例地(師範畢業就教師範)被聘請作了第一師範一個班級兼任國文教員。    
    從1920年夏天起毛澤東在長沙進行了一連串的社會的——政治的活動。    
    首先是恢復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公開活動。    
    接著就作湖南自治運動——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境。    
    張敬堯被驅逐出湖南之後,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從此再不受北洋軍閥的統治和蹂躪了,而由湖南人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情。譚延、趙恆惕利用這種民情,投機地宣佈「湖南自治」,並且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主張。但這完全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欺騙政策。因此「湖南全體學生終止罷課宣言」裡便警告人們說,湘局雖僥倖解決了,但將來的困難還很多,我們「當用自決的精神來創造一切環境……應有徹底的覺悟……凡事須靠自己,不再做無謂的周旋,向老虎嘴裡討食……」    
    為了一面組織和擴大人民的民主運動與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統治者欺騙政策的本質,毛澤東約集了一些朋友和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發起成立一個「湖南改造促成會」。這個會主張廢督裁兵,建設民治,希望譚、趙「亦自認為平民之一,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之自由……」    
    毛澤東曾歸納這個運動的總的方針和口號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    
    同時毛澤東繼續他的新聞政論工作。他在長沙的一家報紙上一連發表了十篇文章,評論湖南自治運動。這些論文引導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張由人民(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自己來討論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憲法」。    
    中國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澤東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動總是和群眾密切聯繫的。這時期他除發表論文外,發動、組織湖南各界各人民團體集會討論改造舊湖南、建設新湖南的問題。10月10日「國慶節」又舉行了萬人的遊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憲法會議」、「建設新湖南」的口號;扯下過時了的、軍閥官僚的代表機關舊省議會的旗幟……    
    不久之後,趙恆惕推倒了譚延,取得了湖南政權,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號下,制定什麼「省憲」。    
    毛澤東還在「省憲法草案」發表時,就在報紙上寫文章,公開批評它。他著重指出,這個「草案」的最大缺點之一是關於勞動的事項,如工人的工作時間、工錢、休假、教育、衛生等等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根本沒有規定。    
    他一面批評這個「省憲」,這種「自治」,一面又發動下層群眾,利用統治階級這個虛偽的、為自己謀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於勞苦人民大眾的事,拿它作為進行合法鬥爭的工具。這正如古語說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統治者無話可說,不然就把他虛偽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澤東剛從上海回到長沙後的一項有很大意義的活動,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發起,成立一個「文化書社」,在全省大量推銷各種新的書報。他吸引一些名流參加這種事業。這個書社在推動新文化運動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上有過很大的作用。後來這書社成了共產黨的一個機關。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這個會的有新民學會的會員,湖南學聯的幹部,個別進步的教員。會員都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研究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狀況等等,經常開會討論,並結合中國的湖南的革命實際。這樣,毛澤東同志使得團結在他周圍的人們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無產階級和其政黨——共產黨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8月間,毛澤東同志又聯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進步人士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發起留俄勤工儉學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去了(其中有任弼時、肖勁光等同志)。    
    10月毛澤東同志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入了團。此後新民學會便逐漸結束了。會員中間也起了分化;少數人落伍了,個別的後來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終前進的分子,在毛澤東同志的影響與領導下,從事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的活動,成為了共產主義者。    
    毛澤東的這些革命活動,都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為建設共產黨作了各種準備。整個五四運動建立了偉大的功勞,——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這裡需要補充敘述的是,毛澤東在作那些組織工作的同時,還作了一些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現在還有人記得,他曾經從毛主席那裡領到許多小冊子,拿到街上去賣,價錢非常便宜。那些小冊子的名稱有:「伙友們」,「工友們」,「農友們」,「一個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冊子的文字很通俗,內容是宣傳社會主義,談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團結起來革命。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最初階段上對傳播與宣傳馬克思主義有其一定的——橋樑與先鋒的——作用。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學生運動、文化界知識界的運動。但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中堅力量是無產階級。毛澤東同志於是用最大的精力來作工人運動。


第一部分第6節 蕭三回憶「五四」(6)

    現在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懂得: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和基本力量。馬克思主義只有與工人運動結合,才能成為物質的力量。毛澤東除組織、領導一般的、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運動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運動。    
    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結合的過程在當初是頗不容易的。在開始的時候,語言、習慣、服裝、態度等等,彼此相差很遠,兩方面都覺得格格不入。這時候革命的知識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懷著滿腔熱忱,並甘心當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接近群眾,漸漸也當群眾的先生。    
    毛澤東下決心,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去做。農家出身的他,素來就具有一項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領——他能找到和工人群眾接近的大眾的語言。他的誠懇的心,老實樸素的態度,簡單、透徹的語言,能夠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難的事物,最深奧的道理,毛澤東都能給工人們解釋得清清楚楚,使他們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現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淺顯的語言說明最深邃的理論與最高深的原則的人。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引人入勝,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裡,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這種深入淺出的本領,是我們每一個人所應該努力學習的。    
    毛澤東同志最初接觸工人的辦法是煞費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們集聚的地方去和他們接近,到茶館去和工人們一塊喝茶,談心,交朋友。    
    一天,毛澤東同志去長沙城的南門外和小吳門外一段鐵路上散步,走來走去,總希望遇見個把工人,後來終於遇到火車頭修理廠的工人陳地廣。這人是廣東人。毛澤東同志就和他「拉話」,然後去他住的地方「玩」,談他的工作、工資……這工人覺得客人很親切。    
    經陳地廣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別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後,毛澤東同志提議為他們辦個學校,教他們識字。工人們都很贊成。    
    回來後,毛澤東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員(在第一師範求學的時候毛澤東就熱心地辦過工人夜校,這時更加擴大了他和工人的聯繫)。    
    突破了一點之後,毛主席運用這個經驗到別的工人叢中去。    
    毛主席來到銅元局——湖南造幣廠,找工人談他們的生活、工資……工人覺得客人很關心他們。    
    毛主席走進成衣店,和裁縫們慢慢談他們的工作、衣料、收入……    
    人們坐人力車來到家裡,毛主席請車伕進來喝茶,和他談話。後來派羅學瓚同志專做人力車伕的工作,常和車伕漫談,長談。為人力車伕辦夜校時,毛主席曾親自給他們教課。    
    湖南第一紡織廠成立了,開工了。無政府黨人在紗廠裡頗有影響。毛主席過河去,找到了紗廠工人,談了許多。    
    黑鉛煉廠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鉛印工人,麵粉廠工人……都來找毛澤東,談他們的生活,說出他們的要求。    
    1921年冬天,毛澤東同志曾乘著長株、株萍鐵路的火車,去安源,深入礦井。由長沙幾個路礦工人的介紹,認識了許多礦工。他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和許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長沙後,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當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員。(後來劉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這裡的工人運動大大地發展了,壯大了,當時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稱。)    
    交幾個工人作朋友,通過他們,可以認識和團結千百個工這是毛澤東的主意和寶貴的經驗之談。    
    和工人們接近了,給他們辦夜校,辦補習班、識字班,教育他們,說明「勞工神聖」的意義,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方法……啟發他們的覺悟,然後講工人們應該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道理。    
    在每一工廠,每一行業裡面,毛澤東發現積極分子,培養幹部。通過他們,通過行動、鬥爭,漸漸地把所有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都組織起來。    
    宣傳——組織——行動,聯繫起來,長沙——湖南的工人運動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    
    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毛澤東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產主義者在全國各地,就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相聯結了。    
    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際密切地結合起來,毛澤東等就這樣開始奠定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基礎,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礎。    
    (蕭三:《毛澤東同志在「五四」時期》)


第一部分第7節 李維漢的回憶(1)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帝王的統治,使久受專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又沒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支持,這次革命的首要果實——國家政權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28頁)。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所豢養和扶植的各派軍閥互相爭奪,內戰不斷,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鄉村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日益走向破產和沒落的境地。同城鄉小資產階級有聯繫的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憤於中國社會的黑暗,繼續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新民學會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新民學會在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中起著核心領導作用,為湖南地區的建黨建團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一部分參加留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留法勤工儉學的革命活動和建黨建團的準備工作中,也部分地起著骨幹作用。現在,就我的記憶並參考當時的一些文獻,將新民學會的情況,作一簡要的回憶。事隔六十年,記憶的人和事情可能有所漏誤,尚望瞭解情況的同志予以補正。    
    新民學會從不自我標榜,但由於它的乾乾不息的前進運動,在實際上,成為我國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成立的影響最大的革命社團之一。它的主要發起人是毛澤東和蔡和森。    
    我於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畢業後,即在附小教書。那時,毛澤東、張昆弟、鄒彝鼎等在第一師範第一部讀書。蔡和森於1913年考入第一師範,在1914年至1915年與毛澤東同學,此時已轉至高等師範學習。已畢業的同學何叔衡和蕭子在楚怡小學教書,陳紹休等在一師附小教書。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個人和社會如何進步的問題,深感有建立一個組織之必要。經過多次醞釀,大約在1917年冬,決定「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活動」(《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乃有組織學會之議,取名「新民學會」。我因鄒彝鼎、張昆弟的聯繫,也參加在內。    
    1918年4月的一個星期天,在長沙岳麓山劉家檯子(後叫周家檯子)蔡和森家中召開了成立會。參加會的有:毛澤東(潤之),蔡林彬(和森)、蕭旭東(子),蕭植藩(子)、陳紹休(贊周)、羅階(章龍)、鄒彝鼎(鼎丞)、張昆弟(芝圃)、鄒蘊真(泮芹)、周名弟(曉三)、陳書農(啟民)、葉瑞齡(兆楨)、何瞻岵(叔衡)、李維漢(和笙)等十四人。會上討論通過了會章,選舉了幹事。會章規定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會章還規定會員須遵守如下紀律: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會議選舉蕭子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飯,飯後繼續討論了會員向外發展的問題,至下午散會。學會成立後,總部一直設在長沙。由於蕭子不久即去法國,會務由毛澤東主持。至同年8月,羅學瓚(雲熙)、周世釗(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甫)、陳昌(章甫)、傅昌鈺(海濤)、曾以魯(星煌)、彭道良(則厚)等相繼入會。會員增至二十餘人。    
    從新民學會通過的會章,可以看出學會開始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團體。會員們絕大多數是青年人,都抱著要革新,求進步的熱烈願望。但是對於怎樣革新?如何進步?尚在摸索中,並不明確。學會的宗旨,由開始的「革新學術,砥礪品行」,到後來修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其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是毛澤東同志平日所主張,而為1920年7月留法會員在蒙達尼集會和1921年1月國內會員在長沙集會所一致通過。這個宗旨的變化是新民學會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是新民學會大多數會員在五四運動以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勞動運動,因而在思想上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標誌。    
    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主要分為兩支:一支在國內,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國外,主要在法國。積極倡導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學會成立後在國內首先開展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學會討論會員向外發展的一個主要措施。    
    留法運動始於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汪精衛、張繼等人發起,吳玉章同志也是發起人之一。留法學生包括官費、儉學和勤工儉學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去法的不多。戰後,發展甚速。法國巴黎和國內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華法教育會,有的省如四川、廣東建立了分會,主持留法勤工儉學事宜。新民學會成立後,會員深感向外尋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小召開的一次會員會上,確定進行留法運動,由蕭子和蔡和森負責進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學生羅喜聞等在進行留法的準備,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學會的這次會後不久,蔡和森受學會委託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聯繫赴法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同志在湖南則進行號召和組織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湖南也成立了華法教育會分會。是年8月,毛澤東同志同我們準備留法的二十幾個人到北京。在北京的會員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蕭子、陳紹休、熊光楚、張昆弟、曾以魯、鄒彝鼎、李維漢、羅學瓚、羅章龍。同來北京的青年還有李富春、賀果、任理、侯昌國、唐靈運等。我們二十幾個人從漢口乘火車北上,到了河南郾師(今郾城),因郾師以北鐵路被大水沖斷,在郾師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許昌,再搭車到北京。在郾師耽擱的時間裡,毛澤東同志和有些同學三三兩兩的在附近和老鄉們交談,瞭解風土人情。到北京後,毛澤東同志開始是住在豆腐池九號楊懷中先生家裡,後來搬到地安門內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和蔡和森、羅學瓚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學會會務報告》),過著清苦的生活。楊懷中先生來北大教書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和高等師範的倫理學教員,思想開明、進步,為人剛正、真誠。新民學會的成立以及我們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對我們的影響有關。對於留法運動,他也十分贊成,親自出面聯繫,幫助籌措費用。    
    毛澤東同志當時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作助理員工作。其他會員除羅章龍在北大學習外,則分別在北京、保定、蠡縣布裡村的留法預備班學習。蕭子、蕭子、陳紹休、熊光楚、鄒彝鼎、羅學瓚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裡村班;張昆弟、李維漢、曾以魯與李富春、賀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在保定的同學一面學習法語,一面學習機械學、機械製圖。每人學一種工藝(鉗工、木工、鑄工等)。機械學和製圖課的教員是劉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預備班只學習半年。1919年初,鄒彝鼎病重,我和張昆弟護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學會發起人之一,曾和毛澤東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學會章程。他和後來留法,於1921年病故的陳紹休都是極好的同學。他們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張昆弟送鄒返湘後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為籌措赴法費用和安家奔走(我們1919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備費用。我主要靠第一師範教員朱炎先生幫助一百元)。這時,北京爆發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湖南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情緒異常激昂,紛紛起來響應,聲援北京學生鬥爭。已於4月返湘的毛澤東同志和在長沙的會員積極參加了這場鬥爭,成為運動的骨幹力量。長沙各校學生罷課遊行,抵制日貨,進行愛國宣傳,並在鬥爭中迅速組織起來,改組舊學生聯合會,建立以彭璜(後為學會會員)為會長的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後來又由學生聯合會發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使學生的愛國運動擴展為包括各階層的人民愛國運動。這個運動遍及全省。許多學校組織了「救國十人團」、「講演團」。男校學生在街頭,女校學生進入居民住宅進行宣傳。有的學生還組織了販賣國貨團,上街賣國貨,凡購買者隨贈國貨物品單一張,告訴市民哪些是日貨哪些是國貨。在長沙,有一次學生查獲培德厚綢布店私運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氣憤,便聯合各界組織了焚燒日貨遊行大會,將布匹當眾燒燬。


第一部分第8節 李維漢的回憶(2)

    以新民學會會員和非會員積極分子為骨幹的湖南學生聯合會,在湖南的五四運動中是個最活躍的組織,起著先鋒帶頭作用。毛澤東同志當時主編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這個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國都有很大影響。北京的《每週評論》、《晨報》,上海的《時事新報》、《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紹過它或轉載過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姿態,投入了五四運動,宣傳了科學和民主的思想,歌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發人們起來向舊思想舊勢力作鬥爭。它在政治上對湖南地區的五四運動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刊物的許多文章都是毛澤東同志和其他新民學會會員如蕭子、陳書農、蔣竹如等所寫,毛澤東同志寫的尤多。毛澤東同志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提出以民眾大聯合的力量實行社會政治改革,對抗強權者、貴族和資本家的主張,提出由分業「小聯合」達到各界「大聯合」的步驟和方法,並指出「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辯證關係。這是毛澤東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重要文章。這個刊物發刊時,我尚在湖南,和張昆弟一道同毛澤東同志見過兩次面,瞭解當時運動的情況,聽取他對勤工儉學的意見。我曾按照第一師範第二部畢業同學錄上的地址把《湘江評論》分寄給各同學,並介紹一點我所知道的運動的情況,希望他們在當地發動這個運動。    
    五四運動浪潮中,新民學會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會員,其中有:羅宗翰(恥迂)、張國基(頤生)、夏曦(蔓伯)、蔣竹如(集虛)、易克(閱灰)、向警予(俊賢,女)、陶毅(斯詠,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張懷(伯齡)、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欽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韞廠,女)、勞君展(啟榮,女)、謝南嶺(維新)、徐瑛(女)、劉修秩(繼莊)、鍾國陶(楚生)、張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劉明儼(望成)、歐陽澤(玉生,玉山)、楊潤余(女)、陳純粹、蕭業同(道五)、李雲杭(舜生)、黃勝白、任壽鵬、熊夢飛、匡日休、蕭青野、鍾秀(雄軒)等。隨後,易禮容(潤生)、任培道(振予,女)、吳家瑛(德莊,女)、賀延祜(女)、吳毓珍(女)、郭亮(靖笳)、謝覺哉(煥南)、陳子博、蔡暢(鹹熙,女)、熊季光(作瑩,女)、熊叔彬(作,女)、劉清揚(女)、許文□(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大多在國內,個別在法國,多數在學會中期,個別在學會末期,先後入會。在長沙的會員於11月,曾在周南女校開過一次會,對會章略有修改,決議學會設「評議」、「執行」二部。執行部下設「學校」、「編輯」、「女子」、「留學」等部,並選舉何叔衡、李思安為正副委員長;陶毅、周世釗、毛澤東、周敦祥、魏璧、陳書農、唐耀章、蔣竹如等為評議員。此次會後,正值驅張高潮,多數會員即離長沙。    
    湖南地區的五四愛國運動興起後,軍閥張敬堯始則嚴密控制,繼則實行暴力鎮壓。1919年八九月間,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長沙群眾舉行焚燒日貨大會。張敬堯帶著馬弁前來鎮壓,脅迫彭璜停止反日愛國運動。彭璜不畏強暴,嚴詞拒絕。張敬堯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張敬堯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極大的憤慨,一個規模甚大的驅張運動隨之興起。張敬堯是安徽人,是北洋軍閥皖系段祺瑞的走狗。他於1918年2月湘桂聯軍戰敗後,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及接近直系的馮玉祥一起進駐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為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在湖南的統治十分暴虐。人民對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對學生愛國運動的鎮壓,便成為驅張運動的直接導火線。在驅張運動中,學會開了會,決定聯合各界一面進行驅張宣傳,一面組織各界的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衡陽、常德、郴州、廣州等地活動,爭取全國的同情。許多會員都參加了代表團。毛澤東同志和會員李思安、張懷、陳紹休、羅宗翰等聯合湖南在京各界,組織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員會作驅張機關。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湖南紳界、政界、軍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國會議員,聯合的人十分廣泛。毛澤東同志等在北京辦了一個「平民通訊社」,專門報道驅張的活動。彭璜、易禮容、何叔衡、夏曦等從1919年下半年起先後分赴上海、武漢、衡陽活動。彭璜等在上海辦了《天問》雜誌,駐衡陽學生請願團辦了《湘潮》雜誌,宣傳驅張。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商專校長湯松,楚怡學校校長陳夙荒,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齋務兼庶務主任趙鴻鈞、《民治日報》主編張效敏以及北京國會議員陳嘉言,湖南紳界熊希齡、范源濂等對於驅張都表示某種程度的支持。最後,由於群眾鬥爭的壓力和直皖兩系軍閥之間的矛盾,張敬堯於1920年6月被趕出湖南,湘軍譚延和趙恆惕控制了湖南。驅張運動的消息傳到法國,湘籍勤工儉學生莫不稱讚。及至傳來勝利消息,更是雀躍不已。    
    張敬堯被逐出湖南後,進駐長沙的湖南軍閥譚延、趙恆惕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發出一個宣佈實行「湖南自治」的通電,虛偽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體人民」。1920年4月,毛澤東同志為驅張事從北京到上海時,就和彭璜等討論過驅張之後如何在湖南造就一個比較好的政治環境,促進湖南向較好的方向發展,並曾擬過一個《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廢除軍閥統治,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見《天問》週刊第二一期,1920年6月20日)。譚、趙通電的發佈,帶來一個複雜的局面。譚、趙以驅張實力派的身份順利地取得了湘南全省的統治地位,好像理所當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萬湖南人民的發言權,這是一。1913年反袁獨立失敗以來,湖南人民受盡軍閥戰爭和北洋軍閥暴虐統治的痛苦,張敬堯趕走後,惟恐北洋軍閥再來,於是,「湘人治湘」的呼聲四起。譚、趙舉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幟,正是利用人民的這種願望,這是二。譚、趙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體人民」的口號,本質是欺騙,但是為了裝飾「自治」門面,在民眾壓力下,也將不得不採取某些極為有限的民主措施,這是三。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事情的兩重性,新的軍閥統治形式的矛盾性。面臨這種複雜局面,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和方針來對待譚、趙提出的「自治」呢?毛澤東同志不贊成採取籠統的反對態度,也不贊成消極的抵制態度,而主張採取積極態度,參加到「自治」運動中去,利用矛盾,進行鬥爭,啟發民眾,揭露統治者,盡可能地爭取擴大民主因素。新民學會會員們發起建立一個「湖南改造促進會」,提倡「湖南人民自決」,自基層發動爭取真正「民治」的群眾運動,同譚延、趙恆惕的「官治」相對立。毛澤東同志於1920年九十月間,曾連續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湖南自治運動」,說明「自治」必須是人民的「自治」,必須以人民為主體,否則「自治」不過是只具外形,其內容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洞的(毛澤東《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見湖南《大公報》,1920年9月26日)。毛澤東和在湘會員還聯合湖南各界人士發表了一個要求召集「人民憲法會議」,直接平等普遍地選舉人民代表的建議書。10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請願要求召集「人民憲法會議」,解散舊的省議會,並發生扯下省議會旗子的事件。事後,譚延、趙恆惕就暴露了他們假自治的面目,誣蔑請願代表「輕信游詞、盲從暴動」(譚延1920年10月12日發的佈告,見《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頁)。趙恆惕趕走了譚延,獨攬湖南政權之後,炮製了一個「省憲法草案」,並於1922年1月正式公佈施行。趙恆惕統治集團迫於民眾自治運動和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把某些資產階級性的民主自由權利寫進省憲裡。因此,這部「省憲法」後來被毛澤東同志和湖南黨組織利用,作為進行合法鬥爭的武器。


第一部分第9節 李維漢的回憶(3)

    毛澤東同志在進行驅張運動的前後,特別是在北京活動期間,廣泛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據他後來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說,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當毛澤東於1920年4月到上海時,準備赴法的會員陳紹休、熊光楚、蕭子、張懷、魏璧、勞君展、周敦祥、劉明儼、歐陽澤等也先後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個會員。他們曾在上海的半淞園開過一次會,為赴法同學送別。實際上,這是一次討論新民學會會務的會議。這次會議決議學會應有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作風,並主張會員要多組織學術談話會,使學會養成好學的風氣。吸收會員要謹慎嚴格,會員要有誠懇互助虛心的態度(《新民學會會務報告》)。    
    1920年7月,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會員在參加和領導湖南地區反帝反封建政治運動的同時,以很大的精力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新思想新文化。他們團結教育界、新聞界的知名人士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發起留俄運動。任弼時、肖勁光就是在這個運動中去蘇聯學習的。在傳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評論》、《天問》、《湘潮》以外,毛澤東同志於1919年參加主編過一段時間的《新湖南》週刊,以何叔衡為館長,謝覺哉、周世釗、鄒蘊真為編輯的湖南《通俗報》,龍兼公主編的湖南《大公報》等,都起過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而影響最大,與建團建黨工作關係最密切的則莫過於創辦「文化書社」這件事。    
    「文化書社」於1920年9月由毛澤東同志親手創辦,書社的《發起緣起》和《社務報告》都為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書社經理是易禮容。書社不僅是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而且是我們留法會員與國內會員,湖南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與國內其他省區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的聯絡站。它的創辦對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國也很有影響。參加發起和投資的除新民學會許多會員外,還包括教育等各界許多上層人士。書社銷售的書有一百六十餘種。營業後的半年中,全國與之發生聯繫的書報社和文化團體就有六十家,書社除在長沙設總社外,還在平江、瀏西、武岡、寶慶、衡陽、寧鄉、漵浦等地設分社,在一些學校設販賣部,負責人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以及和新民學會有聯繫的進步分子。書社一直辦到1927年馬日事變後被許克祥封閉為止。    
    1920年下半年,毛澤東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動中都聯繫著考慮和醞釀建黨建團的問題。隨後,在新民學會的會議上和國內外會員的通信中對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1921年,在長沙的會員一連開了三天會,討論學會的目的、達到目的須採取什麼方法以及如何即刻著手進行等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報告了上年5月上海半淞園會議以及7月我們在法會員召開的蒙達尼會議的情況(蒙達尼會議的情況,將在下一部分詳細論述)。這次會議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問題上展開了和我們在法國蒙達尼會議相類似的爭論。一部分會員如毛澤東、何叔衡、陳子博、彭璜、陳昌、易禮容等主張用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和世界。另一些會員則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主張用溫和的教育的方法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的會員猶疑動搖於二者之間。這是一種根本性的革命道路問題的爭論。由於它在學會生活中還是初次出現,矛盾還未展開,故沒有影響學會在組織上的統一。這次會議還決定把「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學會的一項活動。這種思想信仰的分化,隨著前進的運動而日益加深,最後引導到學會會員在組織上的分化,以至整個學會(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實上以後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只有一部分會員;而當時由少數會員在實際上形成的共產主義小組,則已成為學會活動的核心。1921年7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同志代表它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此後,新民學會實際上就停止了活動。    
    (摘自李維漢著:《回憶與研究》)


第一部分第10節 張光宇回憶國共合作(1)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國共合作形式下進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伐。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發展,曾經作出過重要的貢獻。    
    一    
    為了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毛澤東不辭辛苦,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第一,從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由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所促成的。1922年8月,為了貫徹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全會,主要討論同國民黨聯合的形式問題,決定同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各民主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毛澤東出席了這次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大會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等五人組成中央局(毛澤東任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凡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我黨黨員、團員全部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我黨則為之建立。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湖南的黨組織著手幫助建立國民黨組織。早在1923年3月,由毛澤東擔任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湘區委員會即計劃從組織國民黨入手進行政治運動。毛澤東離湘調黨中央工作後,通過覃振的關係將惟一留在湖南的國民黨員邱維震介紹給中共湘區委,商談籌建國民黨組織問題。至同年11月,已有一批我黨團員加入了國民黨。至次年3月,設立了長沙、寧鄉、安源三個分部,共計國民黨員二百六十餘人。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蘇俄顧問鮑羅廷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大會在討論「比例選舉制為本黨政綱之一」案時,提案人黃季陸說:「比例選舉制可以打破現在選舉的流弊。」(比例選舉制是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制度之一,根據各政黨在全國所得選票,按總票數中的比例來分配各政黨議員席位的選舉制度。——筆者注)毛澤東發言反對這種選舉制,他說:「現時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黃季陸進行辯解,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比例選舉制雖為社會黨所贊成,但當其未成功時固是如此,若成功後即不盡然,此制很有害於革命之本身,蓋以自由給以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大會在討論國民黨章程、組織國民政府、設立研究會等問題時,毛澤東也發表了重要意見。這次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通過了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決定,大會選舉有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次大會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31日,毛澤東出席了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會議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別在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五處組織執行部,以中央直屬機構的名義全權領導各地區的黨務。會後,毛澤東以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參加上海執行部的實際領導工作,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統一戰線工作。2月25日,上海執行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決議由毛澤東代理秘書處文書科主任職務和擔任組織部秘書職務。作為文書科代理主任和組織部秘書來說,毛澤東的工作是繁重的。為了改變國民黨極端渙散的狀況,國民黨「一大」後強調組織上和紀律上的整頓,實際上主持上海執行部組織部工作的毛澤東負責對國民黨員的重新登記的工作。但這一工作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反對,國民黨「元老」謝持自恃辛亥革命後擔任過四川省長,在執行部衝著毛澤東責問:「我是謝持,誰管填表工作的?我不登記!」帶動一幫人拒絕登記,無理取鬧。毛澤東義正詞嚴地回答說:「不來登記,就喪失黨籍,必須維護革命紀律,沒有紀律,就無法革命。」結果,這幫人不得不重新登記。    
    毛澤東之所以積極從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是基於對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正確認識。1925年11月21日,他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次年1月,他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又說:「中華革命黨改成中國國民黨時,又加入一批中產階級的非革命派,此時而且有一部分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混了進來,他們站在黨的支配地位,孫先生及少數革命領袖仍不能革命,乃於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黨的全國大會,明白決定擁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從工農階級中擴張國民黨的組織,並且容納共產派分子入黨。」    
    第二,主持國民黨的宣傳工作    
    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國民黨這一統一戰線組織形式,發動和組織了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鬥爭。毛澤東利用其在國民黨中央的地位,作了大量的反帝反軍閥的宣傳工作。    
    1925年10月,毛澤東從湖南到達廣州,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    
    11月下旬,毛澤東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報告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會議通過了他的報告。12月3日,毛澤東在廣州出版的《國民新聞》上發表了《中央宣傳部對反奉宣傳之通告》。    
    12月5日,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主編的《政治週報》第一期出版,並親自寫了《政治週報發刊理由》,指出:「『向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週報的責任。」《政治週報》「對外不公開,所以通訊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政治週報》「由中央宣傳部主持,每期四萬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長江的反革命宣傳」。《政治週報》在宣傳新三民主義,反對國民黨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月,毛澤東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他作了《宣傳報告》,全面總結了宣傳工作的成績和缺點。他的報告受到楊公(中共四川地委書記)的讚賞,認為較其他報告都「有系統些」,「能把具體的事實指出來,並對每個時期所施的宣傳口號,也恰中客觀的需要」。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2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正式批准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毛澤東從2月5日至6月7日正式代理宣傳部長期間,出席了十八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對革命宣傳工作提出過許多重要提案。在十二次會議上,他以宣傳部名義提出的「上海『革命導報』為偽中央機關報,應請中央通告各級黨部禁止流行」案,會議決議通過。在二十次會議上,他提議開辦上海黨報案,會議照準。在二十三次會議上,他以宣傳部名義提議:「(一)擴大黨及國民政府之宣傳於全國各地;(二)變更編纂辦法,用買稿法在上海等處收集稿件,編印關於革命理論策略史事之叢小冊;(三)在宣傳部之下設宣傳委員會,以討論計劃全國宣傳事項,並請指派汪精衛、陳公博、甘乃光、彭澤民、陳其瑗、林祖涵、毛澤東等七同志為宣傳委員會委員;(四)湖南省黨部開辦黨報請每月津貼六百元」案。會議決議:「(一)項交政治委員會辦理;(二)(三)兩項均照準;第(四)項津貼湖南黨報六百元之經費准予香港黨報存款項下暫時支用,至香港黨報開辦時另行設法。」在二十四次會議上,他以宣傳部名義提議:「(一)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於『五一』節發表告工人農民電並在廣州發一傳單;(二)於『五四』、『五七』紀念日發表通電」案,會議決議交宣傳部起草。他還以宣傳部名義請中央發起「五卅」全國反帝國主義示威運動案,會議決議照辦。在二十五次會議上,他以宣傳部名義提出審定編輯國民運動叢書辦法案,會議決議照原案通過。    
    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1926年10月中下旬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曾建議:「將大會每日開會情形電告各報館,以明真相。」    
    上述事實說明,毛澤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積極參加者,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他嘔心瀝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一部分第11節 張光宇回憶國共合作(2)

    二    
    國共合作雖然實現了,但是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妄圖篡奪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陰謀並未停止。為了鞏固和發展第一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堅決地進行了反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    
    第一,參加反對西山會議派的鬥爭    
    1925年11月,鄒魯、謝持、林森、張繼等一小撮國民黨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擅自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的非法會議,並作出了「取消共產黨在國民黨中之黨籍」和「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的共產黨員」等反共決議。會後,他們在北京等地設立偽國民黨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偽國民黨中央黨部,人們稱之為「西山會議派」。    
    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六十七號通告,要求各地黨委推動國民黨各級黨部發表通電,痛斥「西山會議派」。這時,毛澤東在《政治週報》上發表八篇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山會議派」。    
    首先,他揭露了「西山會議派」的反革命罪行。他指出:「國民黨右派葉楚傖主持的上海民國日報,從11月20日起,即從登載北京右派會議的通電之日起,已經宣告做了反動派的機關,宣告脫離了革命的國民黨,宣告與帝國主義軍閥從此妥協,宣告做了帝國主義宣傳機關之一種。」他批判了右派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罪行,指出:「這些右派,完全不服從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完全不照三民主義去實際工作。」「這班右派實際完全是孫先生三民主義的叛徒,儘管他們在總理靈前開一百次會,儘管他們把三民主義天天寫在臉上掛在嘴上。」    
    其次,他指出了「西山會議派」的性質。他說:西山會議派「事實上是大大幫了帝國主義的忙,事實上是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因為他們的工作適合了帝國主義的需要」。    
    再次,他分析了「西山會議派」出現的原因。他從對國民黨的歷史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說:「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從對國民黨員的社會階級屬性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說:「他們的分裂,是基於他們的階級性,是基於現在特殊的時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總之,「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政黨,在今日應有這個分裂,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最後,他還指明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的前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收到各地反對「西山會議派」的電文近五十篇,毛澤東將這些電文全部刊登在《政治週報》上,他高興地指出:「反對右派會議者遍於全國」。「因為現在的中國,除了革命,決無路走,凡屬革命性強固的黨員,決不願附和右派拋棄光榮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國主義軍閥張目。」他從此作出結論說:「我們可以毫不猶疑的斷定: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之分裂並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並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    
    反對「西山會議派」鬥爭的高峰是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一起,積極參加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的鬥爭。在1月18日會議上,討論《中央黨務總報告決議案》時,毛澤東發言說:「六款『凡有發表政治的言論』句應改為『關於發表變更本黨決議及政治方針言論』,又創立研究的會社之上,應改加『凡有』二字,必須事前將黨部之許可,改為『必須將該地最高黨部之許可』,把『或事後得黨部之追認』句刪去」。毛澤東的意見是針對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組織而提出來的。他的意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有好幾人發言同意或補充他的意見。可是高語罕卻發言說:「言論的範圍極寬,一千幾百字也是言論。本席以為應聲明限於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幾月所出小冊子之類,須得本黨許可。如屬細碎之言論,均須黨部之許可,恐不勝其煩,事實亦難辦到。本席主張將言論二字改為著作品」。毛澤東當即發言表示不同意,他說:「五十九號(即高語引者注)所說,本席也以為未盡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說詞,字數雖少,關係卻很大,所以專限小冊子也不行的」。毛澤東是從本質上而不是從形式上看問題的,「西山會議派」林森的演說詞,字數雖少,但內容反動,當然應屬禁止之列。    
    在會上,黃埔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的代表、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袁同疇附和「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提出限制共產黨的反動提案,說什麼「(一)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聲明自己是共產黨;(二)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三)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毛澤東立即駁斥了袁同疇的意見,嚴正指出:「這三種條件,我們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點說,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聲明,便馬上要受槍斃了。就第(二)點說,和第(一)點相同,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是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於國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點說,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澤東的發言不僅有力地駁斥了袁同疇的反動提案,而且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的駁斥下,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    
    毛澤東1月10日在《反對右派會議者遍於全國》一文中預料:「現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業已開會,對於右派,當有嚴厲之處置」。事實正是這樣。經過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大會通過了《處分違犯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請處分列名同志俱樂部分子案》、《請處分上海偽中央黨部案》,決議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對居正等十二人提出警告,命令葉楚傖的《民國日報》交出改組,責令戴季陶反省,大會給了「西山會議派」以沉重打擊。


第一部分第12節 張光宇回憶國共合作(3)

    第二,參加批判戴季陶主義的鬥爭    
    1925年七八月間,國民黨新右派的「理論家」戴季陶先後拋出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等反動小冊子,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藉以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鼓吹所謂「戴季陶主義」。    
    為了批判戴季陶主義,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作出決議,決定和戴季陶主義進行堅決鬥爭。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寫了《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肖楚女寫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惲代英寫了《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針鋒相對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動理論。毛澤東雖然沒有像他們那樣撰寫專題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體觀點,但是他從本質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義。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指出:「惟聞在北京的會議中,代表小地主及華資工商資產階級的一派與代表買辦階級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會議未終即離京南下之說。(戴季陶原準備參加西山會議,但又隨即偷偷地逃走了——引者注)我覺得這種現象也是必然的」。「中國的中產階級(除開其左翼即中產階級中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可與其餘階級合作革命,但人數不多),到現在還在夢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還在夢想國家主義之實現,還在夢想由中產階級一階級領袖不要外援欺抑工農的『獨立』的革命,還在夢想其自身能夠於革命成功後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建設一個一階級獨裁的國家。他們介在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為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中間派只有兩條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萬萬沒有第三條路。」特別是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更明確地指出:「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毛澤東關於中產階級右翼提出的所謂「獨立」的政治路線的論斷,為以後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第三,參加反對蔣介石的鬥爭    
    1926年3月,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製造了反共的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篡奪軍權的反革命信號。事件發生後,毛澤東主張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他說: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他向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代理蘇聯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建議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其黨籍。他分析取得反擊勝利的有利條件時說: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佔優勢,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於劣勢。但是,毛澤東的正確建議遭到季山嘉的反對,毛澤東說:陳延年先是站在我一邊,可是以季山嘉為首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卻反對,他們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問題,認為真要打仗,獨立團不能堅持一個星期。季山嘉一反對,陳延年也猶豫起來,我再三跟他們辯論,沒有效果,最後決定請示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沒有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接受,陳獨秀主張退讓,使蔣介石完全控制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中山艦事件後,從黃埔軍校和第一軍退出的共產黨員達二百五十多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但陳獨秀拒絕這一正確主張,因此這個計劃未能完全實行。    
    1927年1月起,武漢地區逐漸開展了以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為中心內容的「提高黨權運動」,而黨權運動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主張堅決反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勢力。    
    首先,他反對蔣介石延期開會的陰謀。蔣介石對於提高黨權、反對獨裁為內容的三中全會是害怕的,所以藉故一再拖延會期,進而達到使全會開不成的目的。蔣介石藉故不前來開會,譚延在預備會上也主張改期舉行。毛澤東在7日的預備會上明確指出:「大會則決定今日開,不能再展」。吳玉章、惲代英、彭澤民、於樹德、徐謙等也主張大會如期召開,於是,決議仍按原定日期舉行,10日正式開會。    
    其次,他主張限制蔣介石的權力。鑒於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靜江曾於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擅自決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挑起了「遷都之爭」的事實,為了防止當時仍留在南昌的蔣介石、張靜江故伎重演,所以,在7日預備會上,毛澤東提議:「在大會期間,政治會議停止開會,如有重大事故發生,應付與主席團全權辦理」。於樹德表示贊同說:「以為當然,但事後對大會仍須報告」。會議主席說:「毛、於兩同志提議付表決」。結果多數通過。    
    再次,他主張取消蔣介石操縱的黃埔同學會。在17日的會議上,他指出:「黃埔學生皆黨員,似不必有同志會之設立,凡同學會同志會皆封建思想之遞嬗,已不適宜於今日,故應規定軍事政治學校及各分校,不應有同學會同志會設立之一條文」。吳玉章立即支持說:「毛同志提議不得設同學會,本席贊成」。當會議主席將此提議付表決時,全體通過。    
    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會通過的各項決議限制了蔣介石的權力,使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一次反蔣鬥爭的會議。    
    蔣介石製造「贛州慘案」之後,3月15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陽新、贛州死難烈士追悼會,毛澤東發表演說,指出:「在這革命勢力的範圍內,竟不斷的演出慘殺農工的事實,由此可證明封建的殘餘勢力,正準備著秣馬厲兵,向我們作最後的掙扎啊!從今日起,我們要下一決心,向那些反動分子勢力進攻,務期達到真正目的」。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下,武漢地區掀起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反蔣運動,這是武漢政府時期反對國民黨右派的高峰。    
    由上述可見,從反對老右派到反對新右派的長期鬥爭中,在幾個關鍵時刻,毛澤東總是站在正確意見一邊,與許多共產黨人一起,向右派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遺憾的是,毛澤東等許多共產黨人為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的努力被斷送了。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和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致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慘痛失敗。


第一部分第13節 張光宇回憶國共合作(4)

    三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長期革命鬥爭中,特別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為了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深刻地總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    
    第一,統一戰線必須具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礎。他指出,當時的國民黨由於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是國共合作式的民族聯盟,但是當時國民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只給勞動人民很少的利益。由於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利誘,在1927年以後轉化為反革命。他指出,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政治基礎。    
    第二,統一戰線必須有革命武裝作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使得當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使革命陷於失敗。當時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垮台了。    
    第三,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毛澤東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正確的政策應該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    
    第四,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是革命成敗的關鍵,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他在「八七」會議上批判了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放棄對國民黨的領導權的錯誤,他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這是一大錯誤。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又說:「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1924年至1927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還說:「在1927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地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    
    第五,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法寶,中國共產黨必須善於運用這個法寶。他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法寶。」他具體談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意義時指出,由於國共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發動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1927年兩黨分裂,造成了十年內戰的局面。由於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線,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鬥爭。    
    毛澤東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具體表現,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張光宇:《毛澤東和第一次國共合作》)


第一部分第14節 李銳回憶農民運動(1)

    在初期革命活動中,毛澤東同志已開始注意如何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1923年初,湖南黨的地方組織已開始領導農民運動。    
    為了培養革命青年幹部,毛澤東同志創辦的自修大學於1922年9月設了補習班;在補習班國文課中特別講授了依據湖南情況寫的農民問題的文章,其中詳細分析了湖南農村各階級的社會經濟情況,土地日漸集中和農民日益破產的原因,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起來鬥爭,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    
    1923年初,在水口山礦區作工會工作的劉東軒、謝懷德兩位同志被黨派到他們的家鄉衡山嶽北白果開闢農民工作。這兒的農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農民們聽到他們所講的水口山罷工鬥爭的情形和工人俱樂部的作用,都非常興奮。不久就成立了岳北農工會。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與地主進行大鬥爭的一個農會組織。    
    白果這個地方是趙恆惕的家鄉,田地大都是趙家及其親故所有,農民所受剝削和虐待很重。在劉、謝兩同志的宣傳鼓動和串聯下,岳北的農民們就暗地進行活動。經過半年的工作,採取工會組織的辦法,以十家農戶為一小組組織起來,舉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產生區的總代表。衡山這時已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在黨的領導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開了岳北農工會成立大會,到會有周圍幾十里的一萬多農民,選舉劉東軒、謝懷德等七人為委員,劉、謝分任正副委員長。    
    據1924年1月3日「中國青年」十二期鄧中夏同志「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一文所載:「大會當議決下列各案:(一)關於農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決議案;(二)關於本會對政府態度之決議案;(三)關於農村教育之決議案;(四)關於農村婦女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決議案。並發表宣言如下:『可敬愛的農友們!我們在世界上佔了士、農、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們在民權的地位上,除開叫苦叫冤、啼饑號寒、日夜勞得汗水如淋以外,什麼都沒有的呵!要讀書吧,學校是有錢的才可進去;要住屋吧,好一點的房子,我們一進去,房主即疑我們是來偷竊扒摸的呵!要吃飯吧,輪到青黃不接之時,提起錢沒有谷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國的棉花價格提高收盡去了,使得我們赤裸裸的不能紡花織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錢的人,挾著官威強買民田。做官要得錢的人,時常預征錢糧。外國人暗中使中國軍閥互相打仗,到處用兵,弄得我們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們呵!外國人把洋貨送到中國來,弄得我們從前用手藝做出來的貨,哪裡還值錢呵!我們現在種種的壓迫,因為從前忘記了團結力是我們的武器,以致從來沒有向社會反抗,現在我們知道了:要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聯合起來呵!』」    
    農會成立後,派代表四處宣傳,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加入農會的很快增到十萬人以上。在農會領導下,轟轟烈烈開展了平糶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鬥爭。原來谷價一元三斗,後壓平為一元四斗。同時開始醞釀減租減息的鬥爭。以趙恆惕家為首的地主集團,急忙賄買衡山縣署。縣署於10月中旬派兵包圍農會,上萬的農民群眾趕來援救,軍隊開槍,打死農民一人,受傷的很多,並將劉東軒、謝懷德等九個農會負責人捕去。這時正逢譚延、趙恆惕發生戰爭。譚軍正佔領衡山,劉、謝等九人得以釋放。戰爭結束後,11月25日,趙恆惕再調軍隊一營,將農會的會址以及農會負責人和許多農民的房屋放火焚燒,並且打死四個農民,打傷的更多,農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軍剛到衡山時,曾舉行過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難農民的大會。    
    1925年春,毛澤東同志從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鄉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一邊養病,一邊從事農民運動。毛澤東同志和許多農民交往,瞭解他們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幾個在地方上慣打不平,常同地主團保作自發鬥爭的農民積極分子,毛澤東同志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朋友關係,使他們很快成為農民中真正的帶頭人。於是,幾個月之內,在毛澤東同志的家鄉韶山、銀田寺一帶組織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農民開始懂得「打倒軍閥」的道理;毛澤東同志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通俗地解釋為「打倒洋財東」,使農民更加容易接受。農會開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運糧外出、平抑谷價、增加雇農工資以及減輕租額等經濟鬥爭,時常與地主豪紳發生衝突。於是地主們告到長沙城裡,要趙恆惕來捉毛澤東同志。農民報了信,同時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同志便到廣州去了。    
    1926年8月,「湘潭農民協會第一次全縣代表大會宣言」中,還特別提到這件事情:「各地有組織的農民群眾,經過很艱苦的鬥爭和偉大的犧牲,雖在趙恆惕的鐵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紳、團防、地主武裝的嚴重壓迫,而農民協會的組織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鬥爭。如韶山、株亭農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經濟要求——平糶阻禁運動,農民領袖被趙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團防局捕捉及誣控為匪者蓋已屢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且以煽動農民嫌疑,幾至被逮。」    
    韶山的共產黨支部也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候親手建立起來的。這個支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第15節 李銳回憶農民運動(2)

    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教育的韶山農民,從1925年成立農會之後,培養出不少的農民運動骨幹和黨的幹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軒同志,雇農出身,沒有讀過書。由於毛澤東同志的親自培養,帶他到長沙的學校中去當校役,半工半讀,後來又帶他到安源煤礦參加工人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回到湘潭一帶進行農民運動,毛福軒同志因此成為能說能寫,頗具才幹,且為農民所愛戴的領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毛福軒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黨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時,毛主席有一次談起毛福軒同志,他說:『一個農民出身的同志,學習和工作那樣努力,一直到擔任黨的省委委員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蔣迪空、龐叔侃等,都是毛澤東親自培養的韶山的農民幹部。」    
    毛澤東同志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中國農民運動、革命運動大規模培養幹部,是到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之後。    
    1925年,毛澤東同志到廣州後,主持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名額比過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個省的學生,其中以湖南、廣西、四川、湖北、河南,山東等省學生最多。湖南黨組織這時動員大批的黨員、團員和革命青年到廣州去受訓,有的進「農民運動講習所」;更多的進了「政治講習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澤東同志在班上講「農民問題」。政治講習班畢業的學生大多數在北伐軍中當政治幹部。    
    毛澤東同志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講「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等課程。毛澤東同志講課時深刻地聯繫到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講「牛王廟、三薯加一米,這些為學生熟悉但不能從其中看出道理的農村情況。因此學生聽了感到莫大的興趣,得到莫大的啟示。」毛澤東同志也向學生要東西,「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個村莊的居民情況,土地情況,生活方式,他們的出身,張三如何富起來的,李四變貧的具體事實,那個村裡官(公)地有多少,歸誰管,歸誰種,租金數目……他又經過分析研究作為教材講給學生聽。」    
    當時彭湃同志領導的東江農民運動正在轟轟烈烈開展。毛澤東同志組織講習所的全體學生到海豐參觀和實習。「學生於接受各種理論之後,親入革命的農民群眾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決心極大。」    
    毛澤東同志講課時,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當時的學生現在還能回憶起來:他在黑板上畫了許多圖表,說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具體而形象地從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和對革命的態度,來說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敵人,以及在革命運動過程中,各個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又會起怎樣的變化。毛澤東同志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發表於1926年廣州出版的「中國農民」第二期。毛澤東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這篇偉大的文獻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樣,代表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是公開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當時陳獨秀曾拒絕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發表這篇論文。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篇文章成為湖南各地群眾幹部訓練班的講義,實際上指導著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的思想和行動。    
    受了毛澤東同志這樣明確的階級教育和策略教育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的湖南籍學生,由於形勢的發展,沒有等到畢業,就先回來了一批人。他們以國民黨省黨部農運特派員的名義,大多數被派在鐵路沿線工作。他們一開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確道路,因為他們從毛澤東同志和彭湃同志那裡學到了發動農民群眾的實際經驗。他們從下層訪貧問苦開始,聯絡了相當數量的積極分子後,就成立鄉農民協會。有二、三個鄉成立了農會,然後才成立區的領導機構(縣的領導機構多半是北伐軍進入湖南後才開始成立的)。那時農民協會的主要成員是貧苦農民和一部分農村貧苦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多半是由當地共產黨員早就聯繫了的小學教員。這種情況的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毛澤東同志從組織新民學會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共產黨,在湖南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以及在廣州辦訓練班時培養出來的大批革命幹部,質量一般都很好,這樣就使得下層群眾運動中的根子很正。    
    北伐軍進入湖南之前,在農民運動中開展的多半是宣傳、教育和組織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規模的經濟鬥爭;農會的工作在反動勢力強大的地方是秘密狀態,有許多地方是半公開或公開狀態。如當時益陽的農民運動就是公開進行的。1926年的陰曆元宵節,益陽郊區「農民訴苦隊」一萬多人,舉著燈籠到縣政府請願,要求「取消苛捐雜稅」等等。大隊以十六個溜星(火球)開路,農民把牛牽到縣衙門的「大堂」上,向縣長說,「我們餵牛都喂不起了」。    
    (李銳:《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


第一部分第16節 羅榮桓回憶秋收起義(1)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人民,向反革命進行了武裝鬥爭。南昌起義就是黨在這危急關頭,以武裝起義來挽救革命失敗的嘗試。這個起義向全國人民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的旗幟。接著「八七」黨中央緊急會議,堅決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決定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號召各地農民進行秋收起義。    
    當時,南方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農民運動蓬勃發展,農民們普遍要求進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區甚至發生了農民自動沒收地主土地的鬥爭。這種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不僅嚇壞了國民黨反動派,也使陳獨秀機會主義分子們感到害怕。繼蔣介石在上海一手製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長沙的「馬日事變」,是反動派向湖南工農群眾殺來的第一刀。接著,7月15日,武漢的國民黨也與共產黨決裂而叛變革命。黨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進攻,決定首先在這些有著雄厚、廣大的農民運動基礎的省份,發動秋收起義,並且派毛澤東同志到湖南去領導當地的起義。    
    黨一開始就是起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繼續革命鬥爭的必要,而且積極地領導人民行動起來。這是秋收起義能夠迅速發動的根本原因。同時,未趕上南昌起義行動的一部分部隊,退入了農村,與各地農民武裝起義結合起來,成為起義中的軍事骨幹,並使秋收起義的武裝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戰鬥能力的軍隊。應該特別提到秋收起義中主要的一支部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湘、鄂、贛三省邊境收集起來的部隊。原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是這支部隊的骨幹,其餘的就是平江、瀏陽的農民義勇軍,萍鄉的工人自衛隊,通城、崇陽的農民自衛軍,以及醴陵的起義農民。警衛團開始以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的名義,駐紮在修水縣城。這支部隊中,雖然有不少黨員,但並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更多實際戰爭的鍛煉,指揮能力較弱,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著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於上述原因,這支部隊的戰鬥力並不強。    
    秋收起義開始於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長沙」的口號下,一團從修水出發,取道長壽街,進攻平江;三團由銅鼓取道東門市,企圖在瀏陽與北上的二團會合,圍攻長沙。起義發動後,收編的第四團丘國軒突然叛變。毫無防範的一團二營,在長壽街受到該部的襲擊,全被打垮。三團在東門市受到優勢敵人的伏擊,傷亡較大。二團佔領瀏陽城後,也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戰鬥中損失殆盡。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攻長沙,顯然是一種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加之沒有廣泛地爭取群眾的配合,和戰術上的分兵,致使起義的部隊遭受嚴重挫折。    
    毛澤東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餘部,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進軍,部隊從此踏上了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正確的道路。南進途中,在瀘溪又受到敵人的伏擊,部隊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便立刻進行整頓。    
    首先是整頓組織,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改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只有兩個營七個連。整編後,幹部多餘了。這些幹部,大多是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這一連串的挫折面前,在這危險、艱苦的鬥爭面前,驚慌失措。灰心動搖起來,少數人已經不告而別了。如果不迅速地處理他們,勢必會動搖軍心。毛澤東同志採取了堅決的措施,根據自願,要留則留,要走的就發給五塊錢路費,疏散到農村去。整頓後留下來的都是經過戰鬥和艱苦生活考驗的堅定的革命者,人雖少,卻精悍得多。    
    接著,毛澤東同志開始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建立黨委,在連以上各級設置了黨代表。並且成立了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於是,這支部隊便開始完全處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為了掃清舊軍隊的一切不良制度和習氣,毛澤東同志果斷地採取了許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員會就是這時候產生的。為了反對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實現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帶兵方法,這就需要進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員會就是實現民主的一個組織形式。那時,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表面看來,這樣做似乎是會鼓勵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思想,但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必須堅決反掉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關係——階級的團結。部隊的實際情況是民主不夠,而不是什麼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問題。因此,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徹底更有效地肅清軍閥殘餘。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眾覺悟,才能建立鞏固的集中。農民的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記得,起初甚至沒收地主的一個雞蛋,也要由士兵委員會來平分。後來由於幹部處處以身作則,作風民主,士兵受到感動,他們從實踐中也知道了無法絕對平均,覺得那樣做沒有什麼好處,便逐漸改變過來,在自覺的基礎上愛護幹部、聽從指揮了。    
    改善官兵關係的措施,貫徹到各個方面,也表現在物質待遇的變化上。秋收起義以前,軍官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和士兵的待遇懸殊很大。三灣改編以後,因為鬥爭很艱苦,那時最需要的是官兵艱苦與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幹部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關係,對幹部的考驗和改造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今天的條件已經不同,因而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別,在目前還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進到達寧岡古城後,毛澤東同志召集了「古城會議」,總結了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派人與中央及省委聯繫,並繼續整頓部隊內部。這時,由於地方黨組織的幫助,還建立了一個後方。    
    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當時,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英明地解決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那麼,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當然,三灣改編也只是開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政治上、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是一個長期鬥爭的過程。    
    當年10月初,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向遂川方向展開游擊活動。那時,天氣已經逐漸寒冷,戰士們還是穿著破爛的單衣,給養十分困難,並且也沒有休整的機會。可是由於黨在部隊中進行了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戰士們情緒始終高漲,在極度疲勞的行軍以後,還四處張貼佈告,向老百姓宣傳。


第一部分第17節 羅榮桓回憶秋收起義(2)

    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和給養,我們進駐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鎮。剛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戶團的突然襲擊。部隊因毫無準備,倉促應戰,只好分散撤退。當時四連有兩個排,隨著毛澤東同志跑到黃坳,便停下來收集失散人員,並擔負掩護一營集結的任務。這時,三營向湖南桂東方向撤走了。    
    四連一共剩下三十多個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飯吃,炊事擔子也跑丟了,肚子餓了,只好向老百姓家裡找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從飯籮裡抓著吃。    
    等大家吃飽了,毛澤東同志站起來,朝中間空地邁了幾步,雙足併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他的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有力地感染了戰士們。他們一個個都抬起頭來,鼓起戰鬥的勇氣,充滿信心,提著槍就站起隊來,向著他那高大的身軀看齊。接著一營就趕上了,隊伍向井岡山進發。三營撤退到桂東一帶活動,一個月後,在我們從茶陵退出時,也終於會合了。    
    部隊開到井岡山,立即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開始進行土地改革,爭取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由於革命發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時期,革命力量總退卻的時期,我們卻在反革命統治力量較薄弱的贛、湘兩省邊境的井岡山農村展開了游擊戰,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塊根據地。這樣,在農村的進攻,也掩護了城市的退卻,後來有許多黨的幹部,被送到游擊根據地來,送到武裝部隊中來。向井岡山進軍,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是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從而奪取城市的戰略任務的偉大開端。當然,要徹底完成這個戰略任務,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艱巨的鬥爭。因為當時我們控制的還只是些零星的農村陣地,還不鞏固,也不聯貫,遠不能形成對城市的包圍。    
    軍隊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口號,就是在這時候提出來的。這句口號具體地體現了革命軍隊是進行政治鬥爭的武裝集團,軍事活動與政治工作的密切結合,互相作用的關係;也說明了只有在實際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才能提高部隊的軍事、政治素質。    
    那時候,部隊一方面實行武裝割據,進則主動打擊敵人,退則周旋隱蔽,避免打無把握的仗,等待時機,準備下一次打擊反革命。每到達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組為單位,分散到各村去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會。寧岡、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帶,都是這樣地逐步建立了紅色政權,成了革命根據地。這樣,不但把革命的紅旗牢固地插在湘贛邊界,成了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的最大威脅,全國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時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係,教育、鍛煉了部隊。打茶陵回井岡山後,毛澤東同志親手訂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改為八項注意),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多少年來,它一直指導著每一個指戰員的行動。    
    部隊內部繼續進行著民主改革。各級黨的組織、黨代表制肯定下來了;各級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員會更普遍建立,並起著積極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當時連的主要幹部都有馬,但誰都不騎,打仗時用來馱傷兵,平時用來馱病號。部隊的改造需要經過長期的鬥爭。這是因為舊軍隊的一切壞習氣、壞作風,還不斷通過補充的原俘虜兵反映出來。同時源源而來的參軍農民,也帶來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後的東西。因此,經常要和這種侵襲作鬥爭。    
    經過這種經常的、深刻的內部和外部的鬥爭,部隊真正達到了「軍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緒高漲,極少有開小差的事例。還記得這樣一個故事:毛澤東同志曾帶領三十一團的三營,下山去接應二十八團由湘南返回井岡山。夜間通過桂東地區,遭到敵人襲擊,部隊當時被打散了,大家很著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個擔架兵。誰知當部隊回到井岡山上時,這個擔架兵早已回來了。    
    秋收起義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它開闢了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這就是向農村進軍,依靠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借此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逐漸包圍城市並最後奪取城市的惟一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最先從行動中正確地解決了依靠農村,堅持長期游擊戰爭的革命戰略問題。毛澤東同志主張: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在武裝的支持下,進行土地革命,這就使廣大農民群眾更容易發動;沒有武裝,便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裝不和土地革命結合,不是以土地革命為武裝鬥爭的內容,那麼有了武裝也會陷於失敗。同時,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設根據地結合起來,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鞏固,武裝便不能在群眾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敵人的打擊而失敗。革命武裝、土地革命、革命根據地,這三者的結合,就是當時毛澤東同志革命戰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軍隊的建設方面,秋收起義的部隊,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培育下,也創立了無數寶貴的經驗。例如,武裝起義,一方面必須依靠廣大的農民群眾,另一方面又必須有一部分有革命覺悟的正規軍隊作為骨幹,這樣才易於形成戰鬥力。但是,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即使有了大量的起義農民,有了軍事骨幹,部隊還是沒有靈魂。不經過政治改造,起義的農民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一觸即潰;不經過政治改造,軍事骨幹不能同時是政治上的骨幹,其軍事骨幹的作用就不能發揮。    
    黨始終是軍隊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鼓舞者,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革命的軍隊。離開了黨,一切都要失敗。我軍的整個歷史,都充分地證明了這個真理。歷史上對於黨的集體領導制,曾經發生過多次動搖,每一次動搖,都曾使部隊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損失。這些教訓都是極為深刻的。三灣改編的重要歷史意義,就在於正是從這時開始,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後來,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從政治、思想方面肅清舊式軍隊的殘餘習氣,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軍隊的組織、制度和作風。毛澤東同志的系統的建軍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通過實踐逐步完成的。到紅四軍九次黨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毛澤東同志建軍的一套經驗,便基本總結起來,這就成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幾十年來,它一直對革命戰爭和軍隊的建設起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


第一部分第18節 何長工回憶井岡山(1)

    一    
    1927年9月,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了湘贛邊界偉大的秋收起義,以後又率領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燎原之火,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光輝道路。井岡山的紅旗,照亮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程,引起了無數革命者的嚮往。    
    毛澤東同志一直非常關心周恩來以及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聯繫,並且要我打聽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相機和鄰近地區革命力量取得聯繫。    
    10月5日我自井岡山出發,10日到達長沙。到長沙後,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將秋收起義經過,向省委作了報告。當時,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陽特委了,由他們聯繫,而要我繞道粵北去聯繫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於12月中旬輾轉來到了廣州,準備由那兒經由粵北返回井岡山。正巧又趕上廣州起義。敵人被革命的聲勢嚇壞了,馬上調江西、湖南的隊伍向廣東集中,進行鎮壓。從廣州到韶關的火車也不通了,情況非常混亂。我在旅館老闆的掩護下,躲過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後,方搭上火車,夜間來到了韶關。    
    幾個月的奔波,身上髒得很,一下車住下旅館,就忙著去洗澡。韶關駐紮著雲南軍閥范石生的第十六軍。恰好有幾個軍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氣濛濛的,誰也看不清誰。只聽見他們在談論:「王楷的隊伍到犁鋪頭了。聽說他原來叫朱德,是范軍長的老同學。」另一個說:「同學是同學,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隊。我們對他有嚴密的戒備。」這個無意中聽到的消息,真使我興奮極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南昌起義保留下的部隊,原來在這裡!我匆忙洗完澡,結了賬,看看鐘,已經是下半夜一點了。心急如火,顧不得天黑路遠,馬上離開韶關向西北走去。    
    犁鋪頭在韶關和樂昌之間,離韶關四十多里。我穿著西裝,黃呢子大衣,黃皮靴,裝得像個小康之家的子弟,手裡挾著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著。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沒有碰到什麼人盤問與檢查,安全地到達了犁鋪頭。    
    朱德同志部隊的哨兵,把我轉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見我的是一個兩肩披著長髮、一臉大鬍子的年青人。他帶我進到裡邊屋裡,我一眼就看見了蔡協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聲,撲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這兒碰到你!蔡協民同志也吃了一驚,嚷道:老何,你怎麼來了?原來我們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過秘密和公開工作,處得很熟。經他介紹,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王爾琢同志。我開玩笑說:你這把鬍子,簡直像馬克思。蔡協民同志說:王爾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頭不刮鬍子呢。    
    大家正談得熱鬧,從裡間屋裡走出一個人來,精神飽滿,和藹的笑容,全身嚴整的軍人打扮。蔡協民同志把我介紹給他。他和我緊緊地握了握手,輕聲而謙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時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陳毅同志。    
    我把毛澤東同志上井岡山,直到我這次由廣州脫險,意外地找到此地來的經過,向他報告了。朱德同志高興地說:好極了。從敵人報紙上看到了井岡山的消息。我們跑來跑去,也沒有個地方站腳,正要找毛澤東同志呢,前些天剛派毛澤覃同志(毛澤東同志的胞弟)到井岡山去聯繫了。接著他詳細地詢問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情況,問井岡山的環境怎樣?群眾多不多?……談話中,不斷有人來找他,一會兒是縣委書記,一會兒是赤衛隊長,人們出出進進,川流不息,看樣子將要有什麼大的行動。我們的談話時斷時續。朱德同志不時地回過頭來,向我抱歉地笑笑,後來就叫陳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給了我一封介紹信和一部分盤資,握著我的手說:希望你趕快回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聯繫。我們正在策動湘南暴動。


第一部分第19節 何長工回憶井岡山(2)

    二    
    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岡山。不久,就聽到朱德同志發動了湘南暴動的消息。湘南暴動僅僅一個月左右時間,宜章、郴州、資興、永興、耒陽五縣就建立和壯大了地方武裝,縣、區、鄉普遍成立了工農蘇維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轟轟烈烈的湘南暴動嚇壞了國民黨反動派。湘粵兩省敵人,立刻出動「會剿」。湘省敵人的前敵指揮部設在衡陽,粵省敵人的前敵指揮部設在曲江,沿粵漢線,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直逼暴動總指揮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敵人也出動了,牽制我們井岡山工農紅軍的行動。由於湘南是湘粵兩省的要道,是敵人必爭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動主義的影響;部分地脫離了群眾,因而暴動失敗了。    
    3月上旬,應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澤東同志為師長,率部隊向湘南行動,支援湘南暴動。部隊立刻在酃縣的中村、水口集結,毛澤東同志在宣佈擔任師長職務後,對大家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湊成諸葛亮。我們有這麼多幹部,大家當參謀長,大家當師長,不愁打不好仗。以後就兵分兩路:毛澤東同志帶著第一團作為左翼,楔入桂東、汝城之間;命令我們第二團,向彭公廟、資興方向前進。    
    第二團是收編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隊,約一千人,在毛澤東同志帶領下,打過幾次小勝仗,但還沒有遠出作過戰。大家知道這次行動的意義後,情緒很高。開到資興附近時,碰到一支隊伍,拿的都是土槍、梭鏢,約有一營左右。一問,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師,都是資興、永興、耒陽一帶的起義農民,師長叫鄧允庭。我們會合後,開了個幹部會,研究了敵情:湘敵何鍵的隊伍,在衡陽集結未動,可能因為湘東我軍活動頻繁,不敢輕易南下。我們便決定繼續南進,將北犯的粵軍,阻擋在九峰山脈,不使他們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勝,也可以掩護朱德同志的暴動軍總指揮部撤退。會上又決定第七師歸我們統一指揮。    
    我們連夜經舊縣,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軍。滁口離郴州不過一百多里。敵人也剛到滁口,還沒有來得及做工事,就被我們圍住了。那時井岡山的部隊,雖然一式灰軍裝,還算整齊,但手中的槍卻都不大好,尤其是沒有重武器;七師的同志連軍裝也沒有。敵人大概有點瞧不起我們,打得很頑強,一邊打一邊很快地修起工事來。我們奮力攻打了兩天兩夜,敵人終於軟下來了。當我們發動總攻擊時,敵人嘩地垮下來,立刻向南撤逃。我們跟蹤追擊,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現了敵人的主力,朝我們壓過來。我們只好立刻撤退。    
    擺脫了范石生部隊的追擊以後,我們就退到資興。這時,探聽到何鍵的部隊也已經出動,直追郴州。便寫了一封信,插上雞毛,交由黨的交通組織連夜快馬傳送到郴州,建議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夾擊。我們北撤時,不意在資興附近卻突然碰到陳毅同志,他帶著一部分暴動的農軍和一些地方黨的機關,由郴州退到這兒來。我們急忙問他:朱德同志呢?陳毅同志說:他和總指揮部還在郴州,不久可能帶著主力部隊,向東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帶去。我們計算了一下日期:陳毅同志從郴州撤出時,正是我們打滁口的時候。    
    這時,我們和毛澤東同志還沒有聯繫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馬橋一帶打游擊。我們把隊伍佈置在資興城郊,準備阻擊追來的敵人,然後和陳毅同志及湘南特委書記楊福濤等同志,到資興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廟開會,研究下一步的行動。    
    誰知,一開會,楊福濤及共青團湘南特委書記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陽去。楊福濤說:我們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岡山特委,我們不應該離開自己的地區。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說:共產黨員應該不避艱險。我們湘南特委機關躲上井岡山,這是可恥的行為。陳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們:你們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種口音,各種裝束,挑著油印機,這一路民團查得很緊,怎麼走得過去呢?同志們,不要作無謂犧牲吧,上井岡山以後,我們再設法陸續送你們走。當時,我對於他們這種固執的態度也很生氣,但警惕到不能用軍隊幹部的身份來壓服他們,便說:毛澤東同志是中央委員,我們可以請示一下毛澤東同志再作決定。    
    他們根本不理會這個提議,下午,收拾了一下東西,就帶著特委機關出發了。陳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們一程,一路上繼續勸說他們留下,可是他們主意已定,再說也無用了。    
    後來聽說,他們果然在安仁、耒陽邊界上,統統給敵人抓住,慘遭殺害了!一個黨和團的特委機關損失了,這是在游擊戰爭初期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    
    我們回到彭公廟,就接到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要我們立即撤回井岡山,他帶部隊在後面掩護,並正由汝城向酃縣撤退。


第一部分第20節 何長工回憶井岡山(3)

    三    
    當我們快接近酃縣的沔都時,便衣偵察員回來報告說:朱德同志帶領隊伍已經到了沔都了!大家一聽說,都高興得加快腳步,飛速趕去。進街後,果然看見一些軍人在來往,他們有的穿軍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顏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個個都是精神抖擻,神氣得很。    
    我隨著陳毅同志、鄧允庭同志,以及幾個縣委書記,一齊來到朱德同志的屋裡。他穿著一身不大整潔的灰軍裝,綁腿卻還是打得那麼結實,臉色比在犁鋪頭的時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們一一握手。我們問他:這次沒有受損失吧?他說:很好,沒有受損失。就是忙得沒有理髮,鬍子長得很盛了。家務還是很大的,繳了武器,隊伍也擴大了,幹部也充實了。我說:我們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這麼利索。朱德同志笑瞇瞇地說:你們的行動,直接掩護了我們的撤退。接著他又問:毛澤東同志在哪裡?我報告說:他擔任後衛,大約還得三四天才到。    
    第七師歸隊了,陳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邊。4月24日,我們第二團回到礱市,將隊伍佈置在東邊,向江西警戒,然後將寧岡附近的後方機關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為歡迎兄弟部隊籌備房子和給養。    
    回到礱市兩天,朱德和陳毅同志帶著一部分直屬部隊也進了山,分住在礱市附近的幾個小村莊裡。4月28日,毛澤東同志率領第一團回來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隊,也從安仁、茶陵一帶開來了。寧靜的山中平原頓時顯得熱鬧起來。    
    1928年4月28日,這天天氣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岡山像被水洗過一樣,顯得特別清新;滿野蔥綠的稻田,散發著清香;太陽喜洋洋地掛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閃光。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日子!我們跟在毛澤東同志的身後,注視著他那高大穩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敗以後,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豎立起了第一面鮮艷的紅旗,照亮了中國革命的航程。今天,兩支革命武裝勝利會師了!革命的力量將要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更加壯大,革命根據地將進一步鞏固發展,革命的浪潮,將要從這裡更有力地推向全國……    
    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會見地點是在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朱德、陳毅同志先到了龍江書院,當毛澤東同志到來時,朱德同志趕忙偕同陳毅等同志到門外來迎接。我遠遠看見他,就報告毛澤東同志說: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邊是陳毅同志。毛澤東同志點點頭,微笑著向他們招手。    
    快走近龍江書院時,朱德同志搶前幾步,毛澤東同志也加快了腳步,早早把手伸出來。不一會,他們的兩隻有力的手掌,就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使勁地搖著對方的手臂,是那麼熱烈,那麼深情。    
    進了龍江書院屋裡,毛澤東同志把我們介紹給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將他周圍的幹部,給毛澤東同志作了介紹。    
    毛澤東同志帶著祝賀的口吻說:這次湘粵兩省的敵人竟沒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說:我們轉移得快,也全靠你們的掩護。    
    談了一陣軍情以後,毛澤東同志熱情地說:趁「五四」紀念日,兄弟部隊和附近群眾開個熱鬧的聯歡大會,兩方面的負責同志和大家見見面。說著,轉過身對我說:何長工同志,你負責準備一下吧。他詳細地指示了該準備些什麼,最後特別強調說:要多發動些群眾來參加!    
    等他指示完畢,我們幾個跟他來的同志就告辭出來,讓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靜地商談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走出來,看見田野山坡、村莊周圍,到處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岡山的戰士和群眾已經和朱德同志帶來的戰士們處得很熟了,他們相互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紹情況,談論革命經歷,展望未來前途,表示今後決心,到處歡聲笑語,一片熱鬧景象。


第一部分第21節 何長工回憶井岡山(4)

    四    
    山明水秀的礱市,今天更加美麗可愛,山茶花更紅,油菜花更黃,溪水更青,秧田更綠。在礱市南邊的一個草坪上,有一個用門板和竹竿搭起來的主席台,被無數的雲霞似的紅旗簇擁著。主席台兩旁插滿了寫著「慶祝兩支革命部隊勝利會師」、「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標語板。    
    一清早,人們就川流不息地向會場走來,不到十點鐘,離這二十里外的部隊也都趕到了。會場擠滿了人,部隊和湘南農軍約一萬人,群眾也不少,人山、旗海,歌聲、笑語,匯成了喧鬧的浪潮。    
    十點鐘,由黨、政、軍、工、農各界組成的主席團,走上了主席台。我擔任大會司儀,便宣佈:「大會開始!放鞭炮!」從樹頂直掛到地面的鞭炮立刻響起來,經久不絕;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個司號員一齊吹響軍號,號音整齊嘹亮,威武雄壯,響徹雲霄,遠近的山峰都傳來回音。    
    軍樂奏完,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同志講話了。他說:今天是「五四」紀念日,我們今天來開大會慶祝兩個部隊的勝利會師,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接著他宣佈:根據紅四軍軍委的決定,全體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是朱德同志,黨代表是毛澤東同志……    
    朱德同志接著講話。他說:我們黨領導的兩支革命武裝的會合,是意味著中國革命的新的起點。參加這次勝利會師大會的同志,一定都很高興。可是,敵人卻在那裡難過。那麼,就讓敵人難過去吧,我們不能照顧他們的情緒,我們將來還要徹底消滅他們呢!這次勝利會師,我們的力量擴大了,又有了井岡山作為根據地,我們就可以不斷地打擊敵人,不斷地發展革命。最後他希望兩支部隊會師後,要加強團結;他又向群眾保證,紅軍一定保衛紅色根據地,保護群眾分田的利益。他的話剛結束,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接著,毛澤東同志講話。他指出這次會師是有歷史意義的,同時分析了紅軍部隊的光明前途。他說我們紅軍不光要打仗,還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現在我們雖然在數量上、裝備上不如敵人,但是我們有馬列主義,有群眾的支持,不怕打不敗敵人。敵人並沒有孫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孫悟空的本事,我們也有辦法對付他們,因為我們有如來佛的本事。他們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我們要善於找敵人的弱點,然後集中兵力專打這一部分。十個指頭有長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敵人也是有弱有強,兵力分佈也難保沒有不周到的地方。我們抓住敵人的弱點,狠狠地打一頓,打勝了,立刻分散躲到敵人背後去玩「捉迷藏」。這樣,我們就能掌握主動權,把敵人放在我們手心裡玩。毛澤東同志這一番話,把大家說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和熱烈的歡呼聲。    
    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同志講了一番軍民關係的問題後,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講了話。大家都滿腔熱情地祝賀新成立的紅四軍,在將來跟反動派鬥爭中取得偉大的勝利,根據地能順利地發展和鞏固。    
    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勝利會師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全中國。井岡山地區的紅軍聲勢更加浩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發展,會師後,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取得了「4月至7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尤其是6月23日龍源口大捷,殲敵一個團,打垮兩個團,繳槍千餘支,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的進攻,取得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井岡山根據地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湘贛邊界的紅旗子,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這時,許多學生和安源煤礦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難,來到了井岡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農民和學生,長途跋涉奔上了井岡山。後來滕代遠、鄧萍等同志率領紅五軍也來到了井岡山。井岡山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和堅強的堡壘。    
    (何長工)


第一部分第22節 賴春風的回憶(1)

    在井岡山鬥爭的艱苦歲月裡,毛主席無微不至地關懷井岡山人民,喚起工農打土豪、分田地的樁樁往事,五十年來一直銘刻在我的腦海。這些感人肺腑的史實,生動記載了無產階級的領袖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骨肉相連的革命情誼,體現了我們黨密切聯繫人民群眾的優良作風。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新長征中,我們是多麼需要這種革命情誼和優良作風啊。    
    1927年9月29日,毛委員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造謠恫嚇,我母親領著我和二姐,跟著不明底細的群眾躲進名叫豬老沖的山溝裡。從豬老衝到三灣有十四五里地。大家在深山裡呆了一天一夜之後,見外面沒有什麼動靜,都急著想回去。大家經過商議,決定由我母親、舅母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老表嫂到三灣探個究竟。她們各挑著一擔青菜,在中午時分趕到了三灣村。剛到村口,迎面碰上六七個穿著便衣和土布軍裝的人。    
    這幾個人走到她們跟前,停了下來,其中一個身材高大、臉龐清秀的人親切地問:老表嫂,菜是賣的嗎?多少錢一斤呀?    
    「長官,菜是賣的,隨便給兩個錢就行了。」媽媽連頭也不敢抬。    
    隨便?這怎麼使的呀!他仔細地端詳了她們一會,又笑著說,看樣子,你們是從山裡來的吧?    
    我舅母連忙用顫動的聲音說:「老總,我們是……來……賣菜的。」    
    「賣菜的?」那幾個人都會心地笑了,其中年紀稍大的一個說:「老表嫂,你們不用害怕,我們不興叫什麼『長官』呀『老總』的,興叫『同志』,這位是毛委員,是領著我們來搭救受苦人的。」    
    毛委員對著她們微笑道:你們叫什麼名字,是哪個村子的人呀?你們家到這裡好遠嗎?    
    她們望著毛委員慈祥的面容,心裡漸漸安穩下來。當毛委員知道她們是古城人時,高興地說:我們很快就要到古城去,你們歡迎不歡迎呀?停了一會,他又說:國民黨反動派造了我們很多謠,你們可不要信他們的鬼話。我們跟國民黨的保安隊、靖衛團不一樣,他們是欺壓老百姓的,我們是保護老百姓的,是窮人自己的隊伍,同窮人是一家親。你們回去把躲在深山裡的老表都叫回來,好不好?    
    她們望著毛委員,又驚又喜:「好!我們回去一定把老表們都叫回來。」    
    毛委員笑著點了點頭,說:時候不早了,你們在我們這裡吃過飯再回去,這菜我們買下啦,這兩位同志帶你們去過過秤,公買公賣嘛!    
    那兩個小伙子接過菜擔挑著就走,大家邊走邊聊,邊說邊笑,親如家人。    
    當天下午,豬老沖這個沉睡的深山溝沸騰起來了。老表們圍坐在一起,靜靜地聽著我媽媽她們講述到三灣的所見所聞,爭相傳看著工農革命軍送給她們的幾件衣服,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驚喜的神色。大家明白:窮人的救星來了,自己的隊伍來了,好日子就在前頭。天色漸暗,老表們打著火把,扶老攜幼,連夜回到了古城。    
    第二天,老表們紛紛騰房子,準備糧食蔬菜,為迎接自己的隊伍而忙碌著。幾天以後,毛委員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浩浩蕩盪開進了古城。    
    工農革命軍進入井岡山地區後,毛委員經常身背斗笠,腳穿草鞋,深入鄉村調查研究,訪貧問苦,指導農民運動。井岡山周圍幾個縣的廣大鄉村,留下了毛委員的足跡。    
    1927年冬,在一個寒冷的日子裡,毛委員來到寧崗縣的塘南村。「毛委員進村來了」,人們奔走相告,沉寂的山村頓時沸騰起來。龍開觀老表搬來一張長板凳,謝芝娥老大娘端來一碗山茶,還有一位老表生了一盆木炭火。毛委員雙手接過謝大娘的茶,熱情地拉她在板凳上坐。謝大娘連聲說:「使不得,使不得……」毛委員笑呵呵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一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謝大娘也不再拘束,歡歡喜喜地挨在毛委員身邊坐下來,其他老表也團團地坐了一圈。毛委員和大家親切地交談著,從柴米油鹽到婚姻嫁娶,從收成的好壞到家庭的境況,說到高興的地方,毛委員還學兩句客家話,氣氛是這樣活躍、融洽,大家心裡都暖烘烘的。    
    談著談著,毛委員話題一轉,說:有個問題,不知老表們想過沒有,剛才大家都說日子艱難,為什麼我們貧苦農民常年累月忙不停,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沒吃沒喝,而地主老財終日不勞動,卻朝魚晚肉,穿紅著綠呢?    
    這個問題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唉!都怪自己命苦啊。」謝大娘長歎一聲。    
    那為什麼窮人的命就該窮,富人的命就該富?毛委員進一步問大家:我們窮人家心地善良,一年到頭只知道在地裡辛勞耕種,從沒幹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而地主老財心狠手毒,專門勒索、欺壓窮苦百姓,按理說,窮人積功積德,應該受福,而地主老財喪盡天良,應該受懲罰才對。可老天爺為什麼總是不長眼睛,總是讓我們受苦呢?大家沉默不語,每個人都在思考著,傾聽著。毛委員用堅毅、有力的聲音說:什麼命苦不命苦,這都是惡霸地主編出來的騙人鬼話。我們窮人不姓窮,窮人受苦難是因為有惡霸地主和土豪劣紳的壓迫剝削。只要我們窮苦人團結一條心,把地主豪紳推翻,我們就能過上好日子。    
    貼心的話語,深刻的道理,宛如涓涓細流,滋潤著老表們的心田,大家的心裡彷彿燃起了一團火。


第一部分第23節 賴春風的回憶(2)

    1927年底,毛委員率領部分工農革命軍在酃縣中村一帶調查研究,發動群眾,使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組織起來的貧苦農民紛紛拿起梭標、長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黨的組織和鄉村政權,那情景,可真是天翻地覆!毛委員像普通戰士一樣,置身在群眾鬥爭的行列裡。他親自為翻身農民丈量土地,為得到土地的群眾書寫和插下分田牌子,還親自給大家送糧。祖祖輩輩受苦受難的人,心裡多麼感激!可是,也有少數群眾擔心惡霸地主反攻倒算,因此不敢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財。對於這些群眾,毛委員一有時間,就挨家挨戶地上門做工作。    
    一天傍晚,毛委員同幾個工農革命軍戰士帶著糧食和衣被等物來到一個姓葉的老漢家裡,對老漢說,聽說你一家又揭不開鍋了,給你們送來一點糧食,還有幾件衣服,這都是從地主那裡沒收來的,先解決一下眼前的困難。毛委員說著,讓隨來的戰士把糧食和衣物送到葉老漢手裡。葉老漢用顫抖的雙手接過這些東西,不知如何是好。毛委員從老漢那刻滿皺紋的臉容和充滿憂愁的眼神裡,已經看出了他的心思,溫和地說:葉大爺,你莫害怕,糧食是窮人種的,衣服也是用窮人的血汗做成的,現在我們把它從地主惡霸那裡奪回來,分給窮人,這是物歸原主嘛。    
    葉老漢沉思著。毛委員讓一個戰士找來一把筷子。他先取出一雙,毫不費力就把它折成兩截,然後又拿出一把,使勁折也沒折斷。毛委員笑著問葉老漢:葉大爺,你力氣比我大,能不能把它折斷?    
    葉老漢趕忙說:「這就不易折斷!」    
    毛委員又問:你說天底下是受苦的人多,還是地主惡霸多?    
    「當然是受苦的人多。」    
    毛委員接著說:既然是受苦的人多,那我們還怕什麼?小小的筷子,扭成一團就不那麼容易對付,我們廣大的受苦人團結起來,幾個地主豪紳和「挨戶團」還能奈何我們麼?!    
    這時,附近的群眾聽說毛委員來了,都陸續湧進葉老漢家裡。大家都被毛委員的話打動了。毛委員和藹地看著大家,繼續說:小石頭能打破大水缸,只要我們大家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就像是一塊塊堅硬的石頭,不僅能打破像你們村的惡霸地主這樣的小「水缸」,還能打破蔣介石這個大「水缸」,你們說對不對呀?    
    人們活躍起來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紛紛:「可不是,只要窮人心齊,還怕那幾個臭地主!」「有毛委員領路,我們什麼也不怕。」    
    葉老漢那滿面的愁容也舒展開了,他說:「毛委員,我也要做一塊小石頭,同你們一起去打蔣介石這個大『水缸』。」頓時,大家都笑了起來。這爽朗的笑聲,包含著信心,充滿著力量。    
    從那時起,中村一帶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開展得更加火熱。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把毛委員親手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搞垮,在瘋狂地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又使出了經濟封鎖的陰險伎倆。那時,井岡山軍民的衣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1928年2月間,正是春荒時節,許多群眾都無米下鍋了,工農革命軍的「紅米飯,南瓜湯」也維持不下去了,只好靠吃苦菜充飢。誰能想到,我們敬愛的毛委員也和大家一樣吃著苦菜。這消息很快就在群眾中傳開了,老表們聽了都揪心似的難受。    
    就在這困難的日子裡,駐在寧崗古城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發動群眾鬥爭了幾戶惡霸地主,將他們的糧食、豬牛三鳥以及其他財物統統沒收,分給窮人。古城一帶的群眾紛紛彙集到謝家祠堂前,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盡情地歡慶勝利。這時,一位老表站在台階上大聲地說:「毛委員為了我們日夜操勞,不知受了多少苦,我們給毛委員送點糧食去,大家說好不好哇?」「好!好!」大家齊聲呼應著。儘管工農革命軍的同志們再三說明,把糧食和浮財分給大家,是毛委員要求我們這樣做的。但大家還是堅持:糧食和衣物不給毛委員送去,我們也不要。同志們沒有辦法,只好把群眾的意見反映給毛委員。毛委員當即指示:我們有困難,人民更困難,我們任何時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們寧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糧食分給群眾,寧可自己蓋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給人民。    
    當工農革命軍的一位幹部把毛委員的這些指示傳達給大家的時候,在場的許多老表都流下了熱淚。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大娘嗚咽著說:「毛委員,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呀!你自己在吃苦菜,卻讓我們分到了糧食,吃上了米飯,這叫我們怎麼嚥得下去呀。」一位名叫謝福生的年輕老表說:「毛委員和工農革命軍一個心眼為著窮人,我們就要以實際行動報答毛委員的恩情,我報名參加工農革命軍!」當場出現了群眾踴躍參加工農革命軍的動人情景。    
    從此,毛委員寧可自己咽苦菜,也要把糧食留給群眾的佳話,在井岡山人民中廣為傳頌,八百里井岡,飄蕩著「毛委員帶頭(喲哈呀麼)吃苦菜(喲喂),光輝(裡格)思想傳萬代(喲)」的悠揚歌聲。    
    (賴春風)


第一部分第24節 劉伯承的回憶(1)

    一    
    1929年11月,紅四軍由廣東返回閩西,12月開到上杭的古田。當時我在二縱隊四支隊十二大隊任黨代表。    
    四支隊,是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路經尋鄔、項山時編成的。支隊轄十、十一、十二三個大隊。第十、十一大隊是軍部特務營改編的,主要成員是國民黨第八軍起義的;十二大隊是軍部獨立營改編的,主要成員是國民黨第三軍起義的。這兩支部隊起義之後,黨代表毛澤東同志為了把它改造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曾做了許多工作,先後派了黨代表和一部分骨幹,補充了一批經過革命鬥爭鍛煉的戰士,建立了黨的支部和士兵委員會,加強了政治教育。這樣就從組織制度上徹底改變了舊軍隊的一套,加強了黨的領導,充實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軍隊的基礎。    
    但是,由於這兩支部隊受國民黨的影響極深,參加紅軍的時間又短,因此舊軍隊的思想作風,仍相當嚴重。有些人不把黨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軍隊的一項建軍原則,對黨代表的尊重與否,完全是看人行事。黨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強,他們就尊重,否則就看不起,甚至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些人把紅軍的任務看成只是單純的打仗,因此不重視根據地建設,不願做艱苦的群眾工作。他們認為群眾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軍事幹部則認為是政治工作人員的事情。他們特別不願到福建去,因為福建山多、地貧、生活艱苦;而願意到處打城市,認為打下城市後,可以進去吃吃喝喝。對部隊的管理教育,不少軍官仍然採用舊軍隊的一套。打罵士兵的現象還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謬論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張槍斃逃兵。有些人則對士兵的錯誤行為採取了縱容、放任的態度,說什麼「當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時馬虎點沒關係」。士兵們賭錢,他們不但不制止,還要贏了錢的士兵請客。部隊中嚴重地存在著破壞群眾紀律、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等舊軍隊的惡習。我到十二大隊以後,曾遵照黨的指示,同這些不良傾向做過堅決的鬥爭。但是,由於這些邪氣、惡習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們雖然不敢公開做壞事了,卻仍是偷偷摸摸地幹。看到這些問題,我心裡非常著急。    
    我們開到古田後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軍部開會。    
    到了軍部一看,各支隊、縱隊的黨代表全到了。此外還有一部分大隊部的黨代表。一打聽,才知道這是毛黨代表召開的一次聯席會,要瞭解部隊裡存在著哪些不良傾向,準備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    
    果然,毛黨代表主持開會了。他首先講了這次會議的意義,指出:這次會議是為了徹底肅清四軍黨內存在著的各種不正確傾向,把四軍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他列舉了存在於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不良傾向之後,鼓勵大家打消顧慮,充分發表意見。毛黨代表講話之後,便分組討論。我參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組織觀點的小組。    
    聽了毛黨代表的講話,一致認為這是英明的決定。因此大家對各種不良傾向和錯誤思想,進行了充分揭發和批判。    
    在我們分組討論時,毛黨代表不斷深入到各個小組,具體指導。他一面聽我們發言,一面還做記錄,並不時向我們提出一些問題:你們那裡有多少人有這種思想?這是什麼思想?這種思想應該怎樣糾正?……當時,我們的水平還很低,雖然知道這些思想不對,但卻不能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和分析。每當我們回答不出來的時候,毛黨代表便耐心地進行分析、解釋,啟發大家認識這些錯誤的產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認識,指出克服的辦法。    
    在毛黨代表親自領導下,經過十多天的討論,大家不但對錯誤思想的產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且找到了糾正的方法。這次會議雖然才開了十多天,但是我卻感到就像進了一次學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隊之後,立即召開了支部委員會,傳達了會議的精神,對本大隊存在的問題作了初步檢查。會上並決定以支部委員會的名義向全大隊重申不許打罵士兵等紀律。    
    在此期間,毛黨代表根據調查及兩年來豐富的建軍經驗,為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起草了一個決議。這就是著名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黨代表的親自主持下,紅四軍召開了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毛黨代表在大會上做了報告。經過熱烈討論,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這個決議。這次大會,由於毛黨代表在會前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發揚了民主,使黨內取得了思想上的統一,因此正式會議只開了幾天。會議時間雖短,但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就是這個會議,總結了毛澤東同志的一整套建軍經驗,奠定了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線,使其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之上,得以肅清一切舊軍隊的影響,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第一部分第25節 劉伯承的回憶(2)

    二    
    古田會議結束後,江西、福建、廣東的敵人,便對閩西地區聯合發動了「三省會剿」。毛黨代表立即指揮一、三、四縱隊向江西進軍,親率我們二縱隊在龍巖的大、小池阻擊敵人,掩護主力行動。我們完成任務之後,便經過連城、寧化之間,挺進江西。進攻閩西的敵人金漢鼎部,見我們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並糾合唐雲山、朱耀華等部,從三面向我逼近。於是我軍又集中在籐田一帶,一面休息,一面伺機粉碎敵人的進攻。這時已是1930年1月。就在這個時候,羅榮桓同志調來二縱隊任政治委員,我也調任四支隊任政治委員(這時各級黨代表均改為政治委員)。    
    早在進軍江西的路上,四支隊各大隊黨支部就已利用行軍的間隙,初步向全體指戰員傳達了古田會議的精神,並組織了討論。羅榮桓政委來到二縱隊以後,又進一步組織了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他指示我們:要徹底根除各種錯誤思想,必須充分地發動群眾,展開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遵照他的指示,我們四支隊首先組織大隊的幹部逐條地學習了大會的決議,之後,各支部又逐條地向全體指戰員傳達,講解了大會的決議。正在這個時候,唐雲山的十五旅,單獨冒進到水南。並且兵分三路向我進犯。我軍在水南,直夏將唐雲山部大部分殲滅後,金漢鼎、朱耀華怕我乘勝北進和西渡贛江,急忙撤回吉水、吉安、樂安、永豐一線。毛黨代表根據這個情況,決定分兵贛南各縣發動群眾。我們二縱隊奉命向贛州、南康、大庾、信豐一帶前進,任務是掃蕩沿途的地主武裝,摧毀反動政權,打土豪,籌款,擴大宣傳黨和紅軍的主張。然後東轉安遠、尋鄔發動群眾。    
    向贛南進軍的路上,又繼續進行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支隊黨委和各支部,都按照決議逐條地、全面地檢查了本部隊、本支部存在的問題。在檢查過程中,有些人是有牴觸情緒的。但是,古田會議的決議給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對他們進行了說服教育,開展了嚴肅的批判。檢查結束以後,各支部又把檢查的結果向全體指戰員公佈,發動大家討論,並提出了「反對流氓行為」的口號。支隊黨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評精神,和堅定不移的鬥爭決心,對全體指戰員是極大的鼓舞和教育。這樣,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種反不良傾向的氣氛。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隨之開展起來了。許多官兵自動地檢查了自己,並開展了互相批評。打罵士兵、不重視黨的領導、不願做群眾工作、破壞俘虜政策、破壞群眾紀律以及吃喝嫖賭等不良傾向,便成了眾矢之的。許多壞人壞事被揭發出來了。特別是對一些有嚴重流氓行為的人開展了嚴肅的批評。    
    羅榮桓政委非常重視部隊黨的建設和思想建設。在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同時,他就領導各級黨組織,建立了許多制度,加強了政治工作。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在許多方面進一步得到了貫徹。    
    首先是黨的領導進一步加強了。那時候,支隊黨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訂出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的具體計劃,向全體指戰員公佈,並定期檢查計劃執行的情況(支隊黨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檢查,都必須做出總結:有哪些進步,還存在些什麼問題,是什麼原因,今後怎麼辦。不論戰鬥、工作、學習,都要經過支部討論,做出決議,然後召開支部大會和軍人大會進行佈置。就連召開黨的小組會,支部也都事先召開組長聯席會,對小組會的目的、哪些人開會不發言、為什麼不發言、怎樣誘導他們發言、結論如何做等,進行具體研究。團結,培養黨的積極分子,也成為每個支部和黨小組的一項經常工作。這一工作加強後,有時候任務緊急,來不及召開支部大會和軍人大會,只要召集黨的積極分子一佈置,他們便能立刻傳達到每個戰士,並帶領大家迅速行動起來。批評與自我批評,被列為各級黨的會議的經常議事日程。小組給黨員分配工作,黨員向小組長匯報,也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樣,每個大隊就像一部巨大的機器,黨的支部帶動著黨的小組,黨的小組帶動著黨員,黨員帶動著群眾。掌握這部機器勝利運轉的是黨的支部。黨支部真正成了大隊的領導核心。    
    其次是加強了政治教育。每個支部都必須按時上黨課。黨課內容除了講解組織常識外,著重進行糾正黨內八個錯誤思想和革命任務、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如何進行社會經濟調查,也是黨課的主要內容。支隊黨委還經常開辦短期訓練班,訓練黨員和黨的基層幹部。對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內容有:時事報告,紅軍的三大任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怎樣做群眾工作,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和革命的前途,解釋紅軍各個時期的口號,紅軍和白軍的比較,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比較,講革命故事等。每佈置一個任務,都要事先講明意義和要求。這樣,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幹部、戰士的覺悟提高了,思想領先了,大家便自覺地遵守紀律,積極地完成任務,主動地進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員會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不論幹部、戰士,都受到士兵委員會的嚴格監督。同時,士兵有什麼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這種作法,實際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眾路線。由於發揮了士兵委員會的作用,部隊的民主作風進一步得到發揚,官兵關係也隨之改善了。在建立這些制度的過程中,羅榮桓政委不斷地進行指導和檢查,使這些制度逐漸得到了鞏固。    
    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實際上是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經過學習,幹部、戰士的覺悟顯著提高,各種不良傾向逐步克服,部隊呈現了一片新的氣象,同志們都能以決議的精神互相監督,互相幫助,鞭策自己。各大隊轟轟烈烈地掀起了一個群眾工作熱潮,真正發揚了既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的優良傳統。部隊走到哪裡,標語就寫到哪裡。所經村莊的牆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樹幹上,到處都留下了紅軍的筆跡。部隊一住下,戰士們便自動地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調查土豪劣紳的罪惡。部隊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籌款任務外,把全部東西分給群眾。每次出發前,大街小巷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支部又挨門逐戶地檢查是否有借物不還或損壞東西沒賠償的。這樣,紅軍的政治影響擴大了,軍民關係更加密切了。群眾一聽說我們要離開,都戀戀不捨,齊集村頭夾道歡送。一路上,遇有反動政權和地主武裝,我們就給以殲滅性的打擊。特別是四五月間在安遠、尋鄔一帶分兵發動群眾,我們採取了「分片包干」的辦法,短短兩個月,不但完成了籌款任務,而且在廣大的農村中,建立了黨的秘密支部,組織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權、赤衛隊和各種群眾組織。在這同一期間,一、三、四縱隊和贛南的地方武裝,也在毛黨代表的統一指揮下,先後在寧都、萬安、興國、鄂都、信豐、南康、大庾等縣大力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同年6月,當我們再次去閩西的時候,黨和紅軍的政治主張在贛南各縣的廣大群眾中有了深遠的影響,革命根據地也有了新的發展。


第一部分第26節 劉伯承的回憶(3)

    三    
    部隊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這樣的成績,完全是由於毛黨代表的英明領導。古田會議後,毛黨代表非常重視部隊對大會決議的貫徹執行,不斷地、適時地給予許多寶貴的指示。最使我難忘的是下面的兩件事情:    
    記得我們二縱隊在毛黨代表親自率領下向江西進軍的途中,一天,部隊在閩贛交界的一個莊子裡休息,我有事到縱隊部去。剛到那裡不久,我們大隊派向清流、寧化方向游擊的一個排,便與敵人打起來了。敵人是福建的盧新銘部,是我們的手下敗將,於是我便立刻向縱隊首長建議堅決打擊和殲滅來犯之敵。這時候,毛黨代表卻要我不要急。還說要開個會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還是不打好。要我也參加。    
    毛黨代表那種鎮靜自如的態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後,他要我把主張打的理由講一講。我說:「敵人是塊爛豆腐,不頂打。一打,保繳他的槍。」毛黨代表聽了,心平氣和地進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這很好!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趕快趕到籐田去和主力會合。打,可能把敵人消滅,但是打了馬上還要走,必定要耽誤時間,還可能有傷亡,這都會給我們的行動增加困難。如果因此而影響到按時完成與主力會合的任務,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簡單又明確,就像談家常一樣通俗易懂。最後,他又要我說說是打好還是不打好?打有利還是不打有利?    
    聽了毛黨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剛才考慮的太簡單了。於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黨代表又轉身徵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見。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黨代表又轉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說,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應該怎樣行動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細想了想,才回答,「我看應該掩護轉移,繼續前進。」    
    「對!我同意你的意見。立刻去佈置吧!」    
    毛黨代表微笑著作了決定。    
    毛黨代表完全採用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態度,而且還要我參加會議一起討論。這種高度的民主作風,不但啟發我認識了缺點,而且使我學習了應該如何分析問題。通過這件事情,使我進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態度對待同志的深遠意義。    
    1930年5月,我們二縱隊開到尋鄔。這時候,正是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高潮時期。舊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還沒有樹立起來。特別是在管理教育方面,軍閥主義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後,一部分幹部對部隊的管理教育,表現得縮手縮腳,更多的人則感到不知應該從何處著手。正在這個時候,毛黨代表專門召開了一次大隊以上的幹部會,詳細地講解了如何對部隊進行管理教育。    
    毛黨代表在這個報告裡,反覆強調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是無產階級的武裝,與歷史上所有的軍隊有根本的區別。他指出,國民黨和一切反革命軍隊內部,都存在著不可克服的階級矛盾。統治階級為了暫時緩和這個矛盾,迫使廣大士兵為他們賣命,不得不採用欺騙、麻痺和鎮壓的手段。我們的軍隊則恰恰相反。我們是由許多有覺悟的勞動人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組成的一個革命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裡,不論幹部、戰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戰士,都是階級弟兄,因此,必須以革命軍隊的管教方法來代替舊軍隊的管教方法。接著毛黨代表又把革命軍隊的管理教育方法歸納成七條,大意是:第一,幹部要深入群眾,要群眾化。他指出,當了幹部就高人一等,那是舊軍隊的作風。只有深入群眾,群眾化了,才能和戰士真正打成一片,戰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裡話告訴你,才敢大膽地向你提出意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瞭解戰士的思想問題和困難,適時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決。毛黨代表強調指出,幹部群眾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決條件。他號召到會的全體幹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戰士中去。第二,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毛黨代表指出,這是測驗每個革命幹部有沒有群眾觀點的標準。我們的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的疾苦,解決戰士的困難。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部隊真正成為一個充滿著階級友愛,充滿著階級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會使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成為不可摧毀的力量。第三,幹部要處處以身作則,作戰士的表率。毛黨代表強調指出,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們的幹部必須是執行紀律、服從命令的模範。「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製法違法,這是統治階級的作風,必須堅決根除。第四,幹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眾路線。毛黨代表再三告誡我們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相信廣大群眾中有英雄。他說:我們的戰士是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勇於創造的人。我們要充分地運用群眾的鬥爭經驗、群眾的創造來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說服教育重於懲罰。毛黨代表諄諄地教導我們必須懂得革命要靠自覺,不能靠強迫命令。他反覆指出,我們的戰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講清,他們就會自覺地遵守紀律,勇往直前,所向無敵。我們當幹部的責任就是要提高戰士的革命自覺性,也就是提高戰士的思想覺悟。提高思想覺悟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加強說服教育。在必須以紀律制裁的時候,也要使被處分的人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一切不教而誅的作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反對。第六,宣傳鼓動重於指派命令,反對命令主義。講這個問題時,毛黨代表特地給大家講了三國時黃忠老將大敗夏侯淵的故事。他說,黃忠本來年邁、體衰,很難取勝夏侯淵。可是諸葛亮使用了「激將法」,把黃忠的勇氣鼓起來了。於是黃忠立下軍令狀:如不斬夏侯淵於馬下,提頭來見。結果,黃忠果然殺了夏侯淵。毛黨代表指出,我們的戰士是有高度階級覺悟的,我們用不著「激將法」,但是我們卻要學習諸葛亮善於做宣傳鼓動工作,用宣傳鼓動提高戰士的階級覺悟,啟發大家的革命英雄主義。把道理講清,任務講明,戰士們就可以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專靠指派命令,不做宣傳鼓動,就是執行了命令,也不會得到更大的成績。第七,賞罰要分明。應賞必賞,該罰則罰。應賞不賞,應罰不罰,是賞罰不分明,有賞無罰,或者有罰無賞也是片面的,不對的。執行賞罰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群眾公議,組織批准。這樣,既能教育個人,又能教育全體。毛黨代表講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簡明、生動,聽了以後長久難忘。毛黨代表的這個報告,不僅對貫徹古田會議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導著我軍的建設,成為我軍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田會議以後,紅四軍在毛黨代表的直接領導誤時間,還可能有傷亡,這都會給我們的行動增加困難。如果因此而影響到按時完成與主力會合的任務,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簡單又明確,就像談家常一樣通俗易懂。最後,他又要我說說是打好還是不打好?打有利還是不打有利?    
    聽了毛黨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剛才考慮的太簡單了。於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黨代表又轉身徵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見。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黨代表又轉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說,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應該怎樣行動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細想了想,才回答,「我看應該掩護轉移,繼續前進。」    
    「對!我同意你的意見。立刻去佈置吧!」    
    毛黨代表微笑著作了決定。    
    毛黨代表完全採用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態度,而且還要我參加會議一起討論。這種高度的民主作風,不但啟發我認識了缺點,而且使我學習了應該如何分析問題。通過這件事情,使我進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態度對待同志的深遠意義。


第一部分第27節 劉伯承的回憶(4)

    1930年5月,我們二縱隊開到尋鄔。這時候,正是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高潮時期。舊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還沒有樹立起來。特別是在管理教育方面,軍閥主義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後,一部分幹部對部隊的管理教育,表現得縮手縮腳,更多的人則感到不知應該從何處著手。正在這個時候,毛黨代表專門召開了一次大隊以上的幹部會,詳細地講解了如何對部隊進行管理教育。    
    毛黨代表在這個報告裡,反覆強調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是無產階級的武裝,與歷史上所有的軍隊有根本的區別。他指出,國民黨和一切反革命軍隊內部,都存在著不可克服的階級矛盾。統治階級為了暫時緩和這個矛盾,迫使廣大士兵為他們賣命,不得不採用欺騙、麻痺和鎮壓的手段。我們的軍隊則恰恰相反。我們是由許多有覺悟的勞動人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組成的一個革命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裡,不論幹部、戰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戰士,都是階級弟兄,因此,必須以革命軍隊的管教方法來代替舊軍隊的管教方法。接著毛黨代表又把革命軍隊的管理教育方法歸納成七條,大意是:第一,幹部要深入群眾,要群眾化。他指出,當了幹部就高人一等,那是舊軍隊的作風。只有深入群眾,群眾化了,才能和戰士真正打成一片,戰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裡話告訴你,才敢大膽地向你提出意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瞭解戰士的思想問題和困難,適時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決。毛黨代表強調指出,幹部群眾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決條件。他號召到會的全體幹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戰士中去。第二,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毛黨代表指出,這是測驗每個革命幹部有沒有群眾觀點的標準。我們的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的疾苦,解決戰士的困難。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部隊真正成為一個充滿著階級友愛,充滿著階級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會使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成為不可摧毀的力量。第三,幹部要處處以身作則,作戰士的表率。毛黨代表強調指出,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們的幹部必須是執行紀律、服從命令的模範。「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製法違法,這是統治階級的作風,必須堅決根除。第四,幹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眾路線。毛黨代表再三告誡我們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相信廣大群眾中有英雄。他說:我們的戰士是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勇於創造的人。我們要充分地運用群眾的鬥爭經驗、群眾的創造來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說服教育重於懲罰。毛黨代表諄諄地教導我們必須懂得革命要靠自覺,不能靠強迫命令。他反覆指出,我們的戰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講清,他們就會自覺地遵守紀律,勇往直前,所向無敵。我們當幹部的責任就是要提高戰士的革命自覺性,也就是提高戰士的思想覺悟。提高思想覺悟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加強說服教育。在必須以紀律制裁的時候,也要使被處分的人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一切不教而誅的作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反對。第六,宣傳鼓動重於指派命令,反對命令主義。講這個問題時,毛黨代表特地給大家講了三國時黃忠老將大敗夏侯淵的故事。他說,黃忠本來年邁、體衰,很難取勝夏侯淵。可是諸葛亮使用了「激將法」,把黃忠的勇氣鼓起來了。於是黃忠立下軍令狀:如不斬夏侯淵於馬下,提頭來見。結果,黃忠果然殺了夏侯淵。毛黨代表指出,我們的戰士是有高度階級覺悟的,我們用不著「激將法」,但是我們卻要學習諸葛亮善於做宣傳鼓動工作,用宣傳鼓動提高戰士的階級覺悟,啟發大家的革命英雄主義。把道理講清,任務講明,戰士們就可以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專靠指派命令,不做宣傳鼓動,就是執行了命令,也不會得到更大的成績。第七,賞罰要分明。應賞必賞,該罰則罰。應賞不賞,應罰不罰,是賞罰不分明,有賞無罰,或者有罰無賞也是片面的,不對的。執行賞罰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群眾公議,組織批准。這樣,既能教育個人,又能教育全體。毛黨代表講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簡明、生動,聽了以後長久難忘。毛黨代表的這個報告,不僅對貫徹古田會議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導著我軍的建設,成為我軍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田會議以後,紅四軍在毛黨代表的直接領導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後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麼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後追,企圖消滅我軍於湘江之側。    
    面臨敵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這時,二、六軍團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黔湘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蔣介石為了阻擋我軍會師,忙調重兵堵截、追擊。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戰鬥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採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於是,部隊在12月佔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後,立即出發,1935年1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於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第一部分第28節 劉伯承的回憶(5)

    四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並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幹,並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陝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經過十多天的休整,部隊體力稍見恢復,又進行了整編,立即移師北上。    
    這時候,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地區頗有發展,但是因為敵人駐在芷江一線,防備我返回湖南,因而無法取得聯繫。四方面軍在川陝也粉碎了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當中央紅軍經桐梓、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四川軍閥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佈防,派其模範師(郭勳祺師)四處巡弋,並封鎖長江,防我北渡與四方面軍會合。當我軍挺進至滇東北之威信時,敵周渾元、吳奇偉縱隊已從湖南趕來。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師,敵又大軍奔集。我乃放棄北渡長江的意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婁山關和遵義,消滅王家烈兩個師。這時,敵周、吳縱隊也已趕上,和我軍展開激戰。天下大雨,山路濘滑,我三軍團與幹部團和敵人反覆爭奪老鴉山制高點,一軍團趁黑夜從西側插入敵人大隊中,號聲四起,山鳴谷應,敵人腹背受敵,頓時大亂,倉惶南逃。我軍邊追邊打,直到烏江邊,殲滅敵一個多師。殘敵渡江南竄,怕我追擊,把烏江浮橋拆掉,來不及過江的敵人也悉數被殲。這一戰役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    
    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於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惟一保證。    
    我軍在遵義一帶幾次尋戰,敵卻小心防守。3月,我軍便自遵義西進,占仁懷,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敵人料我將北渡長江,大為恐慌,連忙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企圖封鎖圍殲我軍。但我軍卻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外,其餘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並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    
    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餘慶、石阡等地佈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於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裡,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餘主力穿過湘黔公路,直插雲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背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於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    
    一過公路,甩開了敵人,部隊就像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並渡過了北盤江。4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入滇時,佔領宣威,後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沾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雲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峽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形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這時,蔣介石似乎已經發覺了我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來偵察。我軍三路連夜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一軍團搶龍街渡,三軍團搶洪門渡,幹部團搶絞平渡,五軍團仍舊殿後掩護。    
    幹部團偷渡金沙江襲擊並消滅了川軍一排守敵,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絞平渡兩岸渡口,前後搜獲七隻小船。而團主力則由北岸的深谷,急進至幾十里外的高原,擊潰了川軍援兵。這時,洪門渡因江流太急,無法渡過;龍街渡又因江面太寬,敵機可以低飛騷擾不便渡江;因此,一、三軍團都集中到絞平渡渡江,而仍以五軍團的一個師擔任掩護。    
    三天後,敵人的敢死隊十三師約五六個團的兵力,向絞平渡追來,被我五軍團打了個措手不及,沿河潰退下去。原來蔣介石也發覺了我軍的戰術方針有了新的變化,於是就在貴陽召開會議,研究我軍近來的作戰特點,規定了「長追穩打」的戰術方針,以免被我軍殲滅。現在敵十三師見脫離主力太遠,被我一追,不知虛實,不敢輕舉妄動,就在團街固守起來。我軍就依靠絞平渡七隻小船,經過九天九夜全部渡過江去。第二天,敵人大隊人馬才趕到,而這時候,船隻已經燒燬,紅軍早已遠走高飛了。    
    從此,我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會理休息了五天,繼續北上。經西昌、瀘沽,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使老伍族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族,則反覆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趕到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    
    安順場原名支大地,瀕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從此北渡未成而最後失敗之處。這裡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這樣的深溝中,部隊無迴旋餘地,兵力亦無法展開,極易為敵人伏擊消滅。因此,四川軍閥曾揚言紅軍將蹈石達開覆轍。河南岸安順場駐著四川軍閥的一個營,僅留一隻交通用的小船,其餘船隻都被他們拉到河北岸去了。我們在河南岸包圍安順場川軍時,找到了那一隻小船,便組織突擊隊渡河。十七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佔領了渡口,接著,我第一師陸續渡過河去,掃清北岸沿河之敵,並在化林坪擊潰了川軍劉文輝的北岸預備隊劉元堂旅。隨即與南岸二師夾河而上,向瀘定橋前進。第二師先到,敵人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我軍便攀緣鐵索衝過大渡河與第一師會合。    
    1935年6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後,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夾金山,佔領川西北之大維、懋功等地,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合。


第一部分第29節 劉伯承的回憶(6)

    五    
    中央紅軍長征期間,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曾經取得粉碎敵人六路圍攻的勝利。可是,這時張國燾卻繼續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放棄了川陝根據地,帶著全部人馬,向西退卻逃跑。這支部隊,在渡過嘉陵江、涪江、岷江後,到理番(今理縣),懋功一帶,即與一方面軍會師。    
    對於張國燾的錯誤,毛主席始終採取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會師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繼續北進。會後,毛主席率領部隊於6月下旬啟程,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松潘附近的毛兒蓋。可是,這時張國燾並沒有放棄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他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業已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由此可見,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肅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時他仍舊堅持預定計劃,向西康、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退卻。因而中央屢屢電催不應。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隊籌糧,準備過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兒蓋停留了一個月。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對我國的進攻,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華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佔領和侵襲了我國半壁河山!我黨早在1933年1月,就曾發表宣言,表示願意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而國民黨反動派卻置民族存亡於不顧。一面降日賣國,一面卻繼續增兵「圍剿」和追擊紅軍,妄想將我全部消滅。其倒行逆施,令人髮指。國內輿論,對我黨堅持大義,深表同情,期望我黨能負起抗日大任。我黨早已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打擊了蔣介石堅持內戰的反動政策。    
    接著,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並決定分兵兩路北上。右路軍由中央,毛主席率領,包括一方面軍之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率領,包括四方面軍之九軍、三十一軍及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    
    右路軍穿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帶前進,在包坐河邊的救濟寺,消滅了胡宗南一個師。左路軍由卓克基出發,經草地向阿壩、班佑一帶前進。但到了阿壩後,張國燾進一步露出了他分裂黨的野心,竟打電報給中央,要右路軍全部南下。中央雖曾幾次去電,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糾正其南下的錯誤,後來甚至嚴詞責令北上,但張國燾卻悍然不顧中央指示,仍堅持其錯誤路線。    
    這時,右路軍雖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堅定不移。9月,部隊自巴西出發,渡包坐河,沿白龍江前進,過棧道,攻克天險臘子口,然後即越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區,到達甘南之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敵人急忙拼湊了二三十萬人馬,準備在渭水堵擊。紅軍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便出動作向天水前進狀,誘使敵人將主力集中天水。我們卻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順利渡過渭水封鎖線,相繼占榜羅鎮和通渭城。10月,經回民區連續突破會寧、靜寧之間的封鎖線及平涼、固原之間的封鎖線,擊敗敵四個騎兵團的追擊,翻越六盤山高峰,過環縣,抵達陝北根據地之吳起鎮,與陝北十五軍團勝利會師。直羅鎮一仗,粉碎了蔣介石向陝甘邊區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在1935年12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會議批判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錯誤,都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才獲得可能系統地闡明政治策略方面的問題。瓦窯堡會議是一次致關重要的會議。會後毛澤東同志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個報告,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


第一部分第30節 劉伯承的回憶(7)

    六    
    張國燾公開和中央分裂後,擅自率領左路軍及右路軍中原屬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再過草地、翻雪山,經毛兒蓋、懋功、寶興等地,向川康邊境的天全、蘆山一帶退卻。在綽木碉,他終於奸心畢露,公然進行叛黨活動,宣佈成立偽中央,自己擔任主席。朱總司令在這樣的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張國燾要他發表宣言反對中央,他不但嚴詞拒絕,而且耐心地向幹部宣傳中央的正確主張。    
    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一帶停留了三個月。這時,敵中央軍周渾元部隊入川,與劉湘配合,向我們攻擊。兩軍對峙,仗越打越大。部隊消耗很大,張國燾卻舉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爐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帶,仍舊企圖向青海西寧方向逃跑。    
    這時,二方面軍由湘鄂川黔邊界根據地出發,經貴州、雲南,長途轉戰,歷盡艱辛,也來到甘孜。由於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同志堅決維護中央正確路線;加上四方面軍廣大幹部也逐漸認識到南下是錯誤的道路,紛紛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就完全失敗了。這時,他被迫取消了偽中央,並率領隊伍北上。    
    部隊由甘孜出發,經東谷、阿壩、包坐,再次過雪山草地,8月到達甘南,占哈達鋪、大草灘、臨潭。這時,中央已經派聶榮臻、左權同志帶領部隊西征,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並準備組織靜(寧)會(寧)戰役。二、四方面軍乃兵分兩路:四方面軍為左路;二方面軍為右路。右路軍經西和、武山之間東去,連克成縣、徽縣、康縣、兩當,並圍攻鳳縣,拖住胡宗南的尾巴。聶、左部隊已將毛炳文、許克祥包圍起來,通知張國燾前來協同聚殲。誰知張國燾竟繼續他逃跑主義的錯誤,以組織岷(縣)洮(臨洮)西戰役為名,擅自帶領左路軍仍舊向西撤走,準備去青海西寧。後因部隊不滿,而且渡河困難,張國燾只好將部隊又拉回來。    
    但張國燾野心不死,竟又借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結果過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趕來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隊,照他的預定計劃,西進至甘州、肅州地帶,即被國民黨軍輾轉包圍。雖經英勇抗擊,但終於遭受失敗。    
    張國燾的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但由於遵義會議以後,全黨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才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能夠產生更大的危害。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對從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下挽救四方面軍,對從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保存中國工農紅軍,對長征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終於在會寧會師。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滅胡宗南部一個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從此,我軍就親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為爭取實現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奮鬥。    
    回顧長征的全部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長征是徹底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領導,才取得勝利的;長征是在與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他的分裂陰謀作了堅決鬥爭,並堅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取得勝利的。    
    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澤東同志久經考驗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戰略思想,是中國革命的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只有它,才能賦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賦予革命軍隊以無堅不摧的戰鬥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導紅軍奇跡似地戰勝千苦萬難,完成長征,走向新的勝利。    
    長征,用它鐵的事實宣佈: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戰勝的。    
    (劉伯承)


第二部分第31節 楊成武回憶長征(1)

    8月,紅軍征服了雪山以後,在毛兒蓋、波羅子一帶集結待命,前面就是縱橫數百里、神秘莫測、人煙稀少的水草地。黨中央決定北上過草地,命令我們團為過草地的先頭團。毛主席很關心這一行動,要親自給我們先頭團交代任務。    
    我懷著萬分興奮的心情,帶著騎兵偵察員從波羅子附近,飛奔黨中央的駐地毛兒蓋。十數匹快馬像一股疾風,忽而飛上高坡,忽而馳下山谷,在山巒起伏的高原上,揚起陣陣煙塵。由於急於聽取主席的指示,我還是嫌馬兒跑得太慢。    
    到了毛兒蓋,直趨毛主席的住處,見到了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同志,他立即帶我去見主席。我邊走邊打量著這個住處,這是藏民用木頭架起來的普通房子,分上、下兩層,底層關牲口,樓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樓板,鄧發同志朝裡一指:「毛主席就住在裡面。」    
    當面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我還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動。    
    主席看見我們進來,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親切地對我說:    
    你來了,很好!這次你們四團還是先頭團。要知道草地是陰霧騰騰、水草叢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澤國,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    
    稍頓一下,主席又繼續說道: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是中央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後決定的。現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區的漳臘、龍虎關、包坐一帶集結了四個師;東面的川軍也佔領了整個岷江東岸,一部已佔領了岷江西岸的雜谷腦;追擊我們的劉文輝部已趕到懋功,並向撫邊前進;薛岳、周渾元部則集結於雅州。如果我們掉頭南下就是逃跑,就會斷送革命。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揮說:我們只有前進。敵人判斷我們會東出四川,不敢冒險走橫跨草地、北出陝甘的這一著棋。但是,敵人是永遠摸不到我們的底的,我們偏要走敵人認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詳細地告訴我過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難,具體地指示了解決的辦法,以後又強調地指出:克服困難最根本的辦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志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只要同志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困難能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    
    以後,主席又詢問了部隊的思想情況和過草地的物質準備情況。    
    我向主席報告說,部隊的情緒很高,大家一致堅決擁護中央過草地北上抗日的決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們就堅決向草地進軍。我們有過草地的思想準備,省吃儉用存下一些糧食,沿途採摘些野菜,估計可以捱過草地。只是衣服成問題,每人只有兩套單衣,恐怕抵禦不了草地的嚴寒。    
    主席懇切地、著重地囑咐我,要盡量想辦法多準備些糧食和衣服,減少草地行軍的困難!然後問我是否已找到嚮導。    
    我說已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通司作嚮導,已準備了八個同志用擔架抬著他為我們帶路。    
    毛主席指示說:要告訴抬擔架的同志抬穩當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數民族,團結好少數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後繼續說道:一個嚮導解決不了大部隊行軍的問題,你們必須多做一些「由此前進」、附有箭頭的路標,每逢岔路,插上一個,要插得牢靠,好讓後面的部隊跟著路標,順利前進。    
    毛主席以很嚴肅的口吻對我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四方面軍的二九四團已編入你團,你們必須搞好團結。團結是黨的事業勝利的保證,你們搞好了整編後的團結,就是一、四方面軍親密團結的標誌。    
    最後主席問我有什麼困難。我說,我們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難我們依靠大家想辦法解決。主席說很好,並叫我到徐向前總指揮那裡去接受具體的指示。我向主席敬過禮以後,立即去見徐總指揮。    
    從徐向前總指揮那裡出來,趕緊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醫生禁止探望,只見到鄧穎超同志。她詳細地告訴我周副主席的病況,並要我轉告同志們不用惦念。當時藥物奇缺,糧食極度困難,眼看就要向草地進軍,周副主席的病委實叫我們擔心!我們多麼希望他快點恢復健康啊!    
    離開鄧穎超同志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再返回主席住處,看是否還有指示,鄧發同志問我吃飯沒有,經他一問,這才想起今天還沒有吃東西,而且還要走幾十里才能回到我們團部的新駐地,我便說還沒有吃飯。鄧發同志聽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內,不一會便端出一個土盤子,裡面盛著六個小雞蛋般大的青稞面饅頭,對我說:「主席說,你一天沒吃飯,還要趕幾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飯給你吃,吃飽了好回去工作。」我一聽說是主席的晚飯,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糧食十分缺乏,部隊都勒緊褲帶,把數得出的一點糧食省下來,準備作過草地之用。鄧發同志找不到飯才告訴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飯端給我吃。我久久地望著六個烏黑的小饅頭,心裡在想:主席一頓飯才吃這麼一點東西,本來就不飽,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餓肚子。想到這裡,我真後悔不該說沒有吃飯,並決心不吃。但又一轉念,不吃,主席是不高興的,只好吃了兩個。鄧發同志還要我吃,我堅決謝絕了。這時候,主席從房子裡走出來,笑呵呵地對我說:「怎麼?不吃了?不吃飽不好工作啊!」我只說:「我吃飽了。」主席以慈愛的眼光看了我一會,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好吧,沒有別的事情了,望你們完成任務。」我向主席敬過禮,便離開了主席的住處。    
    一路上,毛主席的親切明確的指示,不斷地在我耳邊迴響著。草地艱難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圖畫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過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戰,要把連野獸都走不過的沼澤征服,要同風雨、冰雪、飢餓搏鬥,要粉碎反動派的騎兵的襲擊,許多想像不到的困難在等待著我們。但是當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就感到我們肩負的任務無上光榮,只覺得眼前明亮無比,渾身是勁。我滿懷信心地想:任何困難是擋不住我們紅軍前進的。讓階級敵人再次領略領略無產階級武裝部隊「硬骨頭」的英雄本色吧!


第二部分第32節 楊成武回憶長征(2)

    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進行了過草地的政治動員。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銘刻在每一個同志的心裡。整編工作也進行得很順利。四方面軍張仁初同志率領的二九四團編為我團二營,他們把本來不多的糧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給各營,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階級友愛和鋼鐵般的團結去戰勝草地的困難。    
    21日清晨,我們紅四團,肩負著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開始向草地進軍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驚心!舉目一望,是茫茫無邊的草原,在草叢上面籠罩著陰森迷濛的濃霧,不辨東南西北。草叢裡河溝交錯,積水氾濫,水呈淤黑色,散發出腐臭的氣息。在這廣闊無邊的澤國裡,簡直找不到道路。腳下是一片草莖和腐草結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軟綿綿的,用力過猛就會陷下去,拔不出腿。我們只能跟著通司的擔架,依著通司指出的草根較密的地方,一個跟著一個,艱難地前進。    
    第一天我們就遭到暴風雨的襲擊,河水氾濫,曾一度擋住了去路。黃昏,只得在一個稍高的小山上渡過了第一個漫長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難越是嚴重。時風時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驟下。夜晚的嚴寒,更是使人難耐,我們只得擠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別是風雨一來,衣服濕透,地面是水,戰士們只好在風雨中站著,急切地盼天快亮。    
    風雨、泥濘、寒冷的折磨和飢餓的煎熬,使同志們的身體明顯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兩腿癱軟無力,舉不起步。但我們牢牢地記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難,大家團結得越緊。身體較強的同志攙扶著身體弱的同志走,並把自己的糧食讓給他們吃,希望他們增加一些力氣,走過草地。我們幾個團幹部的乘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來組成收容隊,輪流馱送病員,但還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當我們熬過一個夜晚,離開宿營地繼續前進時,有的戰友就長眠在我們共同躺過的營地上。在這些光榮犧牲的同志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傳員鄭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團部黨支部的青年委員,只有十七歲,是一個十分惹人喜歡的「小鬼」。進入草地的第四天,鄭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動了。他對同志們說:「我在政治上像塊鋼鐵,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隊了!我多麼捨不得你們啊!」我命令飼養員老謝,把乘馬給鄭金煜騎,保證把他馱過草地,並且把我們的乾糧勻出一部分給他吃。後來,他衰弱得連腰也直不起來,馬也不能騎了,我們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後支撐起來,再用繩子把他綁在馬背上,叫一些同志輪流扶著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後面傳話上來:「鄭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員等他一下,他有話同政治委員說。」我知道有問題了,便懷著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著。老遠就望見老謝牽著牲口,步伐沉重地走來,到得跟前一看,鄭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蠟,雙目緊閉。他聽見我的聲音,強睜開眼睛,以激動得發抖的聲音斷續地對我說:    
    「政治委員,我不行了,感謝你們對我的照顧。我知道黨的北上抗日路線一定會勝利!革命一定會勝利!……政治委員,我確實不行了,我看不到勝利那一天了。」說到這裡他的眼淚奪眶而出,站在我身邊的警衛員和飼養員也泣不成聲。    
    經過一陣急喘後,鄭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堅定地說:「政治委員,希望黨的路線勝利,革命快勝利;勝利後,如果有可能,請告訴我的家裡,我是為執行黨的路線,為了革命的勝利犧牲的。」    
    我壓住心頭的沉痛,安慰他:「鄭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過草地,同志們一定幫助你走過草地!」隨即叫警衛員把水壺交給老謝,交代老謝好好照料他,無論如何要把他帶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這個優秀的青年共產黨員,就在風雪交加的草地上,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草地,這殘酷無情的草地,奪去了我們多少戰友可貴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長期間經受飢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熱,每一分力氣都消耗盡了。他們在死前的瞬間還非常清醒,還念念不忘革命,還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們的生命雖然結束了,但他們的英雄史跡,卻永遠不會被人們忘記。    
    我們沒有辜負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經過六天的艱難鬥爭,終於從茫茫的草地上踏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至26日勝利到達了草地盡頭的班佑。在班佑擔任了兩天警戒,第三天我們又接受了新的任務——向天險臘子口前進。    
    (楊成武)


第二部分第33節 錢江回憶長征(1)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橫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雙亡,與弟弟兩人成為一對孤兒,備嘗人世艱辛。我的小學教育是在幫人做雜活的情況下完成的。這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時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漲,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逐漸萌發了朦朧的革命意識。    
    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的家鄉吉安成為對敵鬥爭的前線。1929年紅軍來到富田鄉,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我擔任了兒童團團長和少先隊副隊長,聽到了許多關於紅軍和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的故事。知道他們領導的紅軍是窮苦老百姓的隊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動中,是窮人的救星。他們對窮苦人和藹可親,平等待人;對敵人英勇奮戰,毫不留情;他們指揮紅軍作戰,戰無不勝。因此我由衷地對朱總司令、毛委員產生了敬仰之情,對紅軍十分羨慕。    
    1930年10月初,紅軍攻佔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發出了擴大紅軍一百萬的號召。我已經是共青團員,就帶頭報名參加了紅軍。開始分配在紅十二軍當楊立三的公務員,楊立三調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當副官長時,我隨他分配在總司令部公務班。我想,這下子我就在朱總司令、毛委員身邊工作,所以高興極了。這時總司令部只有一個參謀處,一個副官處,機構精幹,人也不多。11月,我被調到衛生所當衛生員,仍舊編在公務班,班長是朱總司令的公務員康東生,同班還有參謀長朱雲卿的公務員李力田。毛委員當時是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兼一軍團政治委員,他的公務員編在另一個班。我第一次見到毛委員是在行軍路上,李力田指給我,哪一個是毛委員,哪一個是朱總司令。只見毛委員身材高大,體格魁梧,目光慈祥,頭髮較長,身著普通灰軍服,平易近人,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領袖這樣儉樸,沒有官架子,和我們紅軍戰士一個樣,我更暗下決心,一定要跟著共產黨、毛委員打倒土豪劣紳和蔣介石,做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    
    那一年冬天總司令部移駐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員說了話。那天毛委員和賀子珍到衛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衛生所長鄒南山詢問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況。他問衛生所共有幾人,忙不忙。鄒南山作了回答,同時把我介紹給毛委員說:「最近增加一個小鬼幫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員立即向我端詳了一番,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回答叫錢昌鑫。他又問我是哪幾個字,「是日曰昌嗎,是哪個『興』?」問得我不好意思。鄒南山回答說:「是三個金字的鑫。」毛委員接著笑笑說:「你姓錢還不夠,還要那麼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說得大家哄堂大笑。鄒南山又向毛委員和賀子珍介紹了我的家庭情況,並說我長得有點像賀大姐。賀子珍笑著說:「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員聽了也笑著對我說:「錢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這時說得我面紅耳赤,很不好意思。後來就傳開了,說我是賀子珍的弟弟。毛委員談吐幽默,親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對革命領袖的神秘感,特別是溫暖了我這個孤兒的心。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結束,總司令部轉移到了瑞金葉坪。這時進行組織調整,人員也充實多了。我從衛生所調到宣傳隊當宣傳員。一個多月後,又要調我去總司令部無線電總隊學習無線電(入學不久,以我們這訓練班為基礎,組建成軍委無線電學校)。在即將離開生活了一年多的總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員、朱總司令、賀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個天氣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員的住處,是大會堂右側一座樓房。我上樓走到毛委員的房門口見毛委員和賀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們行了軍禮。賀大姐招呼我進屋裡坐。進屋後,毛委員拉住我的手,親切地讓我坐在他的身邊。我向毛委員報告了要離開總司令部去學無線電的情況。毛委員問,還有誰去。我說還有宣傳隊的劉士清。毛委員一面剝柚子,一面對我說:「小錢,要好好學習無線電,掌握技術。只要用心刻苦學習,是能學好的。學好後回來工作。」他又說:「無線電是我軍的一項新的技術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隨時溝通各軍團、各軍、師之間的通信,可以用來偵察敵情,還可以收發新聞,用處可大呀!所以無線電比一般的技術工作更重要。」毛委員一面教育我好好學習,一面把剝好的柚子分給我吃。他說,這是院裡柚子樹上長的,剛摘下來,新鮮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環視屋裡的陳設。屋裡只有桌子,床鋪和幾把座椅,兩個文件箱子。桌上擺著文房四寶和一些書,文件,簡樸極了。1980年我回到闊別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參觀,看見這個院子和這間屋子,還按原樣擺設,我深深地沉浸在回憶裡,無比地懷念毛主席和賀大姐。


第二部分第34節 錢江回憶長征(2)

    1932年4月我在汀州軍委無線電學校學習結束,先後分配到紅三軍軍部、瑞金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粵贛軍區搞服務工作。1933年6月調到瑞金軍委二局從事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當時是曾希聖和錢壯飛分別在前後方擔任正副局長。我聽說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對這項工作十分關心,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來。但是一直沒有見到毛主席。原來在寧都會議以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領導排擠毛主席對紅軍的領導。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我們編入軍委縱隊即紅星縱隊的二大隊。直到渡過湘江進入湘西後,才聽說毛主席又過問紅軍的工作了。當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況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時,曾派人送來豬肉表示慰勞。我們當時對「左」傾錯誤領導採取大搬家式的行動及過湘江時遭受的嚴重損失不滿,因此當毛主席派人送豬肉來慰勞時,心裡想,毛主席又過問紅軍工作了,情況可能會好起來。直到遵義會議後,情況才起了根本變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況。    
    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就經常向曾希聖局長瞭解二局工作的情況並給予指示。在江西時聽劉伯承參謀長講過,毛主席對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有了這項工作,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寶」,看得清,押得准,贏得了。遵義會議後,紅軍面臨的形勢還十分嚴峻。蔣介石嫡系薛岳兵團8個師尾追我們進入貴州,王家烈的黔軍雖然戰鬥力差,也還有5個團,北面川軍劉湘命令潘文華在長江佈防,此外還有滇軍和湘軍。我們1月19日從遵義出發,軍委的意圖是在瀘州上游北渡長江,四方面軍來接應再共創川西革命根據地,因此首先要殲滅劉湘的若幹部隊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總部進到土城,我軍與川軍郭勳祺旅打響了。當時我們對川軍的電台還沒有來得及嚴密的偵察控制,因此對川軍兵力也還未完全弄清。戰鬥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後面還有潘佐、廖澤兩個旅。郭旅被擊潰,但由於土城一帶川敵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溝石巖,不便迂迴,故未能全殲;而合江、赤水、古藺還有川軍3個旅,再堅持下去,可能造成敵人對我南北夾擊的形勢,情況變化對我不利。弄清這些情況後,總部下令在29日凌晨一時左右在土城附近渡過赤水河;往古藺地區前進另找戰機。在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情況: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聖局長轉來的毛主席的一個手令,這是一張長方紙的字條,內容是令二局指定專門電台限三天內把龍雲及其下屬各電台找到並加以控制,我們立即執行毛主席指示,注意瞭解滇軍情況。29日我們進抵古藺地區後偵知永有川軍范子英旅駐守,我軍繼續向扎西(威信)前進。2月5日我們進至石相子,這時對川滇兩敵的情況瞭解得比較清楚了:川軍有7個旅向古藺、永跟進,滇軍3個旅也已到達滇黔邊境的鎮雄、畢節並向扎西撲來,又有南北夾擊之勢。同時瞭解到蔣介石嫡系的8個師都在貴陽附近休整,遵義則只有王家烈5個團據守,最為薄弱,因此軍委10日在扎西開會決定東進殺它個回馬槍。我們於19日從太平渡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從24日到28日連克桐梓、婁山關,再次解放遵義。蔣介石派他的嫡系吳奇偉的五十九師和九十三師來救援,被我大部殲滅,打了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大家高興極了。    
    蔣介石吃了敗仗,3月2日飛重慶調集大軍增援遵義,並且改長驅直入為長追穩打的方針,用江西第五次「圍剿」時那套辦法,固守防堵,令周渾元軍和吳奇偉一個師進到魯班場築碉堡固守,企圖圍殲我軍在黔北。軍委瞭解了敵人這個企圖後,決定將計就計,使敵軍北調。3月16日我們到仁懷後從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藺、永方向推進。蔣介石以為我們又要北渡長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軍撤出遵義返轉土城。而南面的烏江,他就沒有設防。軍委除令九軍團在烏江北牽制敵人外,3月21日我軍又突然南下,從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進,順利地通過周渾元在魯班場一帶設置的封鎖線。我們於3月31日渡過了烏江。這時蔣介石發覺我軍主力南下,離貴陽只有50餘里,他與宋美齡、端納都在貴陽,兵力空虛,於是急調滇軍孫渡率3個旅馳援。蔣介石看到紅軍忽又東指,以為又要入湘,於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鎮遠方向急進,命令滇軍向貴定、甕安方向前進。這些敵軍調動,我們都能及時掌握。毛主席早說過,如果能把滇軍調出雲南就是勝利。於是紅軍於4月9日從貴陽、龍裡間的大馬路上穿過,迅速隱蔽地折向西南,經紫雲、貞豐、興仁等縣,以每日行軍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晝夜兼程,進入雲南,於4月27日到達曲靖地區,把蔣介石尾追的部隊遠遠地甩開了。由於紅軍行軍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團還未得到上級通報,因此竟把紅軍當作中央軍來歡迎,過曲靖時我們軍委縱隊也被當作中央軍歡迎過,真使我們暗暗好笑。紅軍的先頭部隊27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獲一輛由薛岳副官押運的汽車,車上裝有西南地區五萬分之一的套色軍用地圖和許多雲南白藥,這種地圖和白藥對當時紅軍來說,真是無價之寶。5月2日到達團街後北向金沙江前進,5日趕到皎平渡,渡過金沙江後在江邊中屋山一個石巖洞中架起天線工作,毛主席和軍委領導同志也在這個巖洞中進行指揮。記得紅一軍團在龍街渡口、紅三軍團在洪門渡口都遇到了困難,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轉到皎平渡口過江,一直到9日主力部隊全部渡江完畢,才鬆一口氣。從此紅軍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由被動轉為主動。四渡赤水的勝利的確是長征中的一個轉折點。誠如後來蕭華同志在長征組歌中歌頌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與在江西的三次反「圍剿」和解放戰爭中在陝北的蘑菇戰術一樣,這些都是毛主席軍事指揮中輝煌的一頁。當然,當時軍委二局的技術偵察工作使毛主席和軍委領導及時瞭解敵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長征結束後對我們說:你們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長征就好比是打著燈籠走夜路」,這對我們是終身難忘的極大鼓舞。


第二部分第35節 錢江回憶長征(3)

    長征渡過金沙江後,又經過會理、彝族地區,到安順場,過大渡河,到瀘定、天全。在中壩還遭到敵機轟炸,終於在6月17日過了第一座雪山夾金山,到了達維、懋功,與四方面軍會師了。我們與四方面軍搞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同志相處得很好。後來在毛兒蓋地區住的時間較長,8月21日才從這裡出發,按中央決定分了左右路軍,軍委二局隨右路軍北上。過草地,十分艱苦。8月27日出草地,經班佑到巴西。這是一個藏民村子,前敵總指揮部住在這裡,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裡。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隨三軍團駐在另一村,相距幾里路。我們在巴西住了一段時間後,聽到傳說,張國燾不願意北上。大家對此十分反感,私下議論,主張跟毛主席北上,不願意南下再過草地。9月9日,前敵總指揮部領導我們工作的參謀長葉劍英忽然來到二局,通知曾希聖局長,說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隨同中央立即北上,應秘密作好出發準備;同時要他和曹祥仁(當時是一科科長,解放後曾任我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和浙江省委書記,已故)、鄒畢兆(當時是副科長,解放後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國防工辦主任。)三個同志立即到三軍團駐地去,並且告訴留下的同志迅速準備,待命行動。他特別強調要絕對保守秘密。我們得到通知後無法抑制內心的喜悅,議論著,盼望著時間過得快些。當時日常行軍準備是很熟練的,我們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預定計劃大家迅速行動,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駐地,就地停止待命。這時才見到葉參謀長一個人牽了馬從我們的來路走過來,見了我們就開玩笑說:「我開小差來!」(後來聽說那晚上他的馬未卸鞍,走的時候連警衛員也未告訴,是隻身牽著馬出來的。)我們也笑著向葉參謀長說:「我們是開大差來!」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隊伍帶到集合的地方,見到曾局長、曹祥仁、鄒畢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們。不久彭老總來了,毛主席也來了。他們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興,都笑著問好。毛主席當時對集合在那裡的全體直屬機關同志講了話。他說:我們執行中央的決議,繼續北上,張國燾不想北上,決意要南下到天全、蘆山去,而且還企圖阻撓我們北上。我們不得不帶著一、三軍團先行北上了。四方面軍的同志跟張國燾走,不北上,我們不勉強他們。我們一、三軍團先走,開闢一條北上的路,這是一條康莊大道。南下是一條錯誤的道路,是沒有出路的,走下去是會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四方面軍的同志會跟著我們開闢的這條道路來的。當時空氣是很緊張的,但是毛主席鎮定自若。說完後我們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將一、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直屬單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繼續北上。後來到了延安,中央開會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錯誤,我才聽說9月9日張國燾曾背著黨中央密電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黨中央,是葉劍英把密電報告了毛主席、黨中央,毛主席、黨中央才下決心率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立即北上。原來我們二局的同志當時是處在這樣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們轉危為安啊!    
    我們北上抵達俄界的當天晚上,發現在二局搞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丟了。他從巴西出發時就得了肺炎,一出發就是用擔架抬著的,9月11日沿達拉溝行進時,河對面有人打黑槍,我們疏散開一個一個迅速跑步通過,估計就在那裡出了事。當晚發現後即沿來路去找,沒有結果。我們都非常痛惜。事後曾希聖局長向毛主席和軍委首長作了匯報。毛主席對此非常重視,他說:我們要關心愛護每一個戰士,生病的同志也要盡量帶走,一個也丟不得。要知道每一個紅軍戰士都是一顆革命的種子,是骨幹。現在多保存一個同志,將來會是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我們聽了非常感動,毛主席是從整個革命的事業著想關心每一個普通戰士的。    
    當毛主席知道二局還有其他病號時,在全軍正處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下令調撥了一匹老黃馬給我們。雖然這匹馬背上已爛了個大洞,在關鍵時還可能助一臂之力。領導上當時把這匹老黃馬分給我用,因為我在過彝族地區時就開始腹瀉,一直好不了,在毛兒蓋又誤食了野菜毒菌,身體非常虛弱,但我仍堅持和大家一起行軍,值班。9月14日離開俄界,沿白龍江前進到了麻牙,9月16日從麻牙出發經花園向車眼(離臘子口約十餘公里)前進時,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腸小道。山路崎嶇不平,開始時我不忍心騎這匹老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讓它馱著跟我走。當日下午六七點鐘,由於陰雨天黑得早,風雨交加,山路更難行。我受了凍,腳抽起筋來,膝關節不能打彎。往後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麼高,到處又長滿荊棘。我混身濕透,掉隊了。前後沒有一個人,這時已寸步難行,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心裡想,別的不說,就在山上凍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輕輕的只有20歲,難道就死在這大山裡嗎?正在絕望之時,聽到後面忽拉忽拉的響聲,回頭一看,竟是我的老黃馬走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謝天謝地,來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騎你不可了」。我費盡全身力氣踹上路旁一個樹樁,爬上馬鞍,死死地趴在馬鞍上,任憑老黃馬馱著我下山。兩旁的荊棘把臉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鑽心,但一切都顧不得了。下得山來,已是深夜了,我見到前面有燈光,想必是自己的隊伍了。這時我想大聲叫問紅星二大隊在哪裡?可是不知為什麼就是發不出聲音來,在飼養員幫助下我費力地從老黃馬身上下來,就趴在地上起不來了。休息了一會才掙扎著進了屋。幾十年來我總是記著:是毛主席送來的老黃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龍江山區的這一晚,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個小村裡休整,身體慢慢恢復過來,18日就過臘子口,進入漢人區,到甘肅境內的哈達鋪了。出了山區,見到地裡金黃色的莊稼,精神倍增,老黃馬也上交了,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部隊繼續北行到了通渭,在西蘭公路上打了敵人的汽車,繳獲了一批物資,曾經分給我一塊黑色禮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陝北在被服廠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說他自己既有一匹馬,又有一副擔架,所以可以叫我們去一個病號坐他的擔架。曾希聖局長根據二局病號的實際情況開始要我去。我當時骨瘦如柴,兩眼像金魚似的鼓起來,真是嚇人。但我不肯去。因為我心裡嘀咕,自己拉肚子褲子這樣髒身上又長虱子,怎麼能去坐主席的擔架呢!我終於沒有去,讓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個多月,急行軍過了六盤山,走到鐵邊城,快到吳起鎮了。一天,毛主席騎了馬從我後面走過來,我走到一旁讓路。毛主席忽然停下來向著我說:「這不是錢昌鑫嗎,你怎麼病成這樣子啊,是什麼病呀?」我一見毛主席突然像離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見到親人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激動到了極點,眼淚止不住嘩嘩地流下來。我11歲時母親死了也沒有這樣地流過眼淚。心裡有話要說,硬是哽咽著說不出來。毛主席立即叫警衛員要扶我上他的擔架,我直搖頭。等了好一會,毛主席只好說:「那就慢慢走吧,我們快到根據地了。」第二天10月19日我們就到了吳起鎮。在長征中行軍,賀子珍大姐平時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灣,才見到賀大姐,她把毛主席用過的一條半新的夾褲送給我,並且說:「這是主席穿過的,還能穿,給你應應急吧。」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見到賀大姐時把我的情況告訴她了,不然她怎麼知道我的病情呢?    
    歲月流逝沒有沖洗掉我記憶中的這些往事。階級情深,恩重如山。我參加紅軍後當小兵時就有兩點鮮明的感受:第一點是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關係,與舊社會地主老財對待窮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領袖和群眾之間,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見在會議上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平時在工作上下級要服從上級,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點是我們這支軍隊與舊軍隊完全不同。舊社會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我們當紅軍是好崽當好兵,好鐵打好釘。這支軍隊好似一個家庭,又像是一所學校。我15歲參軍後離家很近,一點不想家。第二次反「圍剿」走到富田,路過家門而不入甚至怕家中親人見到來拖後腿。我愛這個革命大家庭勝過愛自己的家。


第二部分第36節 錢江回憶長征(4)

    到了吳起鎮,休整了一個多星期,我們又移駐甘泉象鼻子灣。在號房子時發現這個小村住不下全部人,於是軍委二局留在象鼻子灣,中央軍委其他人員住在下寺灣。到達象鼻子灣時天下著鵝毛大雪。趁著總部直屬隊還在等待設營人員分配房子時,毛主席站在一塊大磨盤上向大家講了一次話。他說:我們終於到達根據地了,現在首先要和陝北的同志搞好團結,團結起來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同四方面軍分開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指張國燾搞分裂活動),大家不要再議論了。其次,大家也很清楚,一年前我們離開江西的時候,隊伍浩浩蕩蕩,人那麼多,現在隊伍變得小多了。有的同志犧牲了,有的病故了,我們要懷念他們。有的同志負了傷、生了病,沒有能走過來;還有由於種種原因而掉了隊的同志,我們都不要責怪他們。我們走了一路,播下了紅色的種子,總有一天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回想起我們在江西開創了那麼轟轟烈烈的大場面,現在到了陝北,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也會開創一個大場面,甚至比在江西還大。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使我們心裡熱呼呼的,都說到我們心坎裡去了。    
    1936年夏天,毛主席隨紅軍東征返回陝北。軍委二局當時也從瓦窯堡遷到保安。我們有些同志受當時時局發展的影響,思想有些波動。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後,有一天就到保安二局的駐地來看望大家,又向大家講了一次話。那天正碰上我當班,講話的內容別的同志後來向我傳達了。大意是要我們安心從事這項技術工作,甘當無名英雄。他特別講了一個修橋的故事。說魯班爺要修石橋,石橋修到最後快完工了,就差一塊石頭,怎麼打也打不出這塊不大不小的石塊來。一天有一個為修橋人天天打草鞋的老翁,其實是張果老的化身,他把錘草用的那塊石頭送給魯班爺,不大不小,正好砌上,石橋終於修好了。你們二局的工作就好比這塊石頭,是革命的石橋少不了的。這和後來我們講的要做革命的螺絲釘是一個意思。    
    此後我再直接見到毛主席就比較少了。抗日戰爭後期我調到南下支隊。1946年7月中原突圍後回到延安。毛主席當時住在王家坪,我向尚昆同志提出,希望能見一見毛主席。但心裡想,主席這樣忙,有沒有可能?哪知不過一小時就答覆同意我去。那天是4月6日。我一進窯洞就敬了禮。主席看著我不說話。我只好自己報告,我叫錢江,原名錢昌鑫。主席立即說:「噢,錢昌鑫啊,七八年不見了,你還沒有死啊!」我忙向主席問候,接著談了前線的同志當時對和、戰問題及主席去重慶談判的一些看法,主席針對這些思想對當時形勢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他說:要知道反動勢力對於人民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於反動勢力,亦應採取同樣的原則。聽了這番話,使我思想上清楚多了。以後1949年初在平山西柏坡、1950年4月在中南海,毛主席又對我們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別使我感動的是1958年我們機關開完黨代表大會後,到中南海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接見照相。毛主席一見到我還是叫我錢昌鑫,並問我為什麼這樣瘦。我告訴主席因患十二指腸梗阻作了胃切除手術,已經好多了。我心裡想,毛主席現在工作這麼忙,還記得我這個老戰士呢!現在我們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週年,他老人家離開我們也已17年了。我仍然深深地懷念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深謀遠慮,有預見。在巴西北上時,他說將來四方面軍會跟上來,剛到陝北他就說我們還將開創出一個比在江西更大的局面。這些預言後來果真一一實現了。在最困難的時候,他沉著冷靜,成竹在胸,能繞過暗礁,逢凶化吉。沒有共產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歷史的真理。    
    (錢江)


第二部分第37節 伍修權回憶遵義會議(1)

    長征開始以後,部隊不斷受到損失,士氣十分低沉。首先在領導層中,對當時的軍事指揮錯誤就有議論,早已醞釀著不滿。湘江戰役,進一步暴露了軍事指揮上的逃跑主義錯誤。李德等人的所作所為,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迫使人們苦苦思索面臨的問題:為什麼在臨時中央和李德來到根據地以前,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指揮下,能夠以三四萬人的兵力,粉碎了敵人一、二、三次「圍剿」,還擴大了根據地,發展了紅軍。周恩來等同志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繼續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作戰,也取得了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以上,中央根據地更加擴大和鞏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揮下,紅軍苦戰1年,結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後來了個大搬家,喪失了整個中央根據地不算,八九萬大軍只打剩下三萬來人,使黨和紅軍面臨絕境。慘重的失敗,險惡的環境,使人們對李德那一套由懷疑到憤怒,許多指戰員忿忿地說,過去幾次反「圍剿」,打了許多惡仗,不但沒有這麼大的消耗,還壯大了許多倍,現在光挨打,真氣人!他們痛心地問:這樣打下去,結果會怎麼樣呢?長征開始後,彭德懷曾經氣憤地說:「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他批評李德等人「把革命當兒戲,真是胡鬧!」事實教育了人們,王明等人自稱「百分之百」的正確,卻打了敗仗,被他們批判排斥了的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卻越來越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人們在勝利時認識了毛澤東同志,在失敗中又進一步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    
    中央的領導同志,包括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陸續有了覺悟。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不久,在一次軍委會議休息時,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同志跟我說:「這樣打下去,我們能有勝利的前途嗎?」這表明,他當時已經對李德的軍事路線產生了懷疑。到廣昌戰役後的一次討論會上,他就提出「不該同敵人死拼」,結果同博古同志鬧翻了。李德對這件事表現很「關切」。他要博古向張聞天同志轉達他的意見:「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說,博古和張聞天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內部不應該鬧摩擦。張聞天同志根本沒理會李德這個「勸告」,也不怕他們排斥打擊,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次大搬家後,他對李德等人的錯誤,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覺察到李德等人的軍事錯誤。他那時是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圍剿」時,他負了重傷,長征開始後就坐擔架隨隊行動。當時毛澤東同志也因病坐擔架,經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們在行軍休息時就商談了許多有關黨和軍隊前途的問題。王稼祥同志向毛澤東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對當時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同志讚賞他的想法,並針對現實情況,談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這給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啟示,也更加堅定了他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決心。這時,他們就商談了準備在適當時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    
    周恩來同志當時也是軍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同李德接觸較多,曾經與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特別在如何使用兵力的問題上,李德強調所謂「正規軍」打「陣地戰」,用紅軍的「多路分兵」對付敵人的「多路進擊」。周恩來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則部署牽制力量,使紅軍保持相對優勢和機動兵力,以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來同志的正確建議,使分兵把口的紅軍被敵人的強大兵力各個擊破。進行這些爭論時,我經常在場,有時由我從中翻譯,有時周恩來同志直接用英語對李德講。他對李德的錯誤最瞭解,只是由於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堅持「左」傾錯誤,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獨斷專行,周恩來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採取某些具體措施,進行適當的補救,盡量減少紅軍的損失。周恩來對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本來就是瞭解和讚佩的,所以他當然是支持毛澤東同志的。    
    毛澤東同志在長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有關幹部和紅軍指戰員進行說服教育工作,用事實啟發同志們的覺悟,使大家分清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打下了思想基礎。此外客觀形勢也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    
    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知道我們的意圖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正在我們前進方向佈置了五倍於我們的強大兵力,形成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去鑽。面對這一嚴重情況,李德竟然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把已經遭到慘重傷亡的3萬紅軍,朝十幾萬強敵的虎口裡送。如果按照這個意見辦,中央紅軍可能會全軍覆沒。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主張,很快得到多數同志的贊同,中央迫於形勢,只得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被通過了。於是,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指導和周恩來同志的具體指揮下,紅軍揮戈西指,改向貴州進軍,這就一下打亂了敵人的原來部署。從這時開始,紅軍突破烏江,攻下遵義,戰局出現了轉機,紅軍恢復了活力。    
    在進遵義以前,王稼祥同志早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的倡議。他首先找張聞天同志,談了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和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同志來領導。張聞天同志也在考慮這些問題,當即支持了他的意見。接著,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一一交換了意見,並取得了這些同志的支持。聶榮臻同志因腳傷坐擔架,在行軍途中聽取並贊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見。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歷來就尊重毛澤東同志,在臨時中央打擊排斥毛澤東同志時,他們也未改變對他的態度,這次也毫不猶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見。正是在此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再加上毛澤東、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開遵義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準備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至此,遵義會議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第二部分第38節 伍修權回憶遵義會議(2)

    1935年1月上旬,紅軍勝利攻佔黔北的重鎮遵義。中共中央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柏輝章的公館二層樓上,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和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和凱豐(即何克全),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會議擴大到軍團一級幹部,有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三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因為戰事遲到,在會議開始後才趕到;鄧小平同志先以《紅星報》主編身份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正式參加會議,李德只是列席了會議。我作為翻譯也列席了會議。會議中途彭德懷和李卓然同志因為部隊又發生了戰鬥,提前離開了。    
    會議一般都是晚飯後開始開會,一直開到深夜。因為中央政治局和軍委白天要處理戰事和日常事務。會場設在公館樓上一個不大的房間裡,靠裡面有一個帶鏡子的櫥櫃,朝外是兩扇嵌著當時很時興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戶,天花板中央吊著一盞舊式煤油燈,房間中間放著一張長條桌子,四周圍著一些木椅、籐椅和長凳子,因為天冷夜寒,還生了炭火盆。會場是很簡陋狹小的,然而正是在這裡,決定了黨和紅軍的命運。    
    會議開始還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長條桌子中間的位置上,別的參加者也不像現在開會,有個名單座次,那時隨便找個凳子坐下就是了。會議開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經常變動。開會以後,首先由博古作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主要報告。他也看出了當時的形勢,對軍事錯誤作了一定的檢討,但是也強調了許多客觀原因,為臨時中央和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和解釋。接著,由周恩來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講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同別人的發言比起來,算是長篇大論了。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放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和它在各個方面的表現,如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和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還尖銳地批評了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犧牲。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確意見,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熱烈擁護。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嚴厲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軍事上的錯誤,擁護由毛澤東同志來指揮紅軍。張聞天和朱德同志接著也表示了明確態度,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同志在發言中也支持毛澤東同志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的領袖。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會上的其他發言,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李富春和聶榮臻同志。他們對李德那一套很不滿,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很嚴厲。彭德懷同志的發言也很激烈,他們都是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的。其餘同志在當時形勢下,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會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實際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當時,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我也坐在他旁邊,他完全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上。別人發言時,我一邊聽一邊翻譯給李德聽,他一邊聽一邊不斷地抽煙,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由於每天會議的時間都很長,前半段會我精神還好,發言的內容就翻譯得詳細些,後半段會議時精力不濟了,時間也緊迫,翻譯就簡單些。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為自己及王明在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不過這時他已經理不直、氣不壯了。事後有人說他在會上發脾氣,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這我沒見到。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鬥爭很激烈,但是發言還是說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識到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失勢無權了,只得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發言。    
    會議共開了3次,即由1月15日到17日。遵義會議決議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不準確,可能是1月18日之誤。因為1月8日部隊剛進遵義,1月9日中央機關才進遵義,還沒來得及召開會議,決議不會那麼早就作出來。    
    會議的後期,委託張聞天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精神,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指出,博古和李德(用華夫代名)等人「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禦路線(或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一部分損失,並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應該指出,這一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決議》還就博古、李德等在組織路線、領導作風上及利用敵人內部衝突等等問題,一一作了結論。這個決議在會議上被通過了。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改組了黨和軍隊的領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總負責人職務和李德的軍事顧問職務,選舉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義途中,在雲、貴、川交界處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分工時,選舉張聞天同志為中央總負責人,接著,又成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有周恩來、王稼祥同志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最高統帥部,負責指揮全軍行動。全黨信服毛澤東同志,把當時最有決定意義的、關係到我黨我軍生死存亡的軍事指揮大權托付給他,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是遵義會議的最大成就,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


第二部分第39節 伍修權回憶遵義會議(3)

    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了毛澤東同志傑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判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相反還在決議中對這個時期的政治路線,說了幾句肯定的話。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英明決策。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會後,曾有同志問毛澤東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也早在反對他,為什麼當時不豎起旗幟同他們干,反而讓王明的「左」傾錯誤統治了4年之久呢?毛澤東同志說,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一時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發動鬥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反而不利於對敵鬥爭。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才能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還注意把推行「左」傾錯誤的頭頭,同僅僅執行過這一錯誤的人嚴格區別對待。在遵義會議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對別的同志,則採取耐心的說服幫助,爭取他們轉變立場。毛澤東同志這種對黨內鬥爭的正確態度和處理方法,也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於這樣,原來曾經支持過王明「左」傾錯誤的王稼祥、張聞天等同志,在遵義會議這一歷史轉折關頭,都轉而支持了毛澤東同志。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澤東同志曾說,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關鍵的一票」。又說,他是第一個從王明的教條小宗派中脫離出來的。周恩來同志也說,王稼祥同志在遵義會議上是有功的。張聞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博古同志雖然是會上主要批判對像之一,但是,他的態度也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會後,他又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決定,並嚴正地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直到10年以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還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應有品質。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志親自指揮了四渡赤水戰役,巧妙地甩開了敵人,跳出了重圍,贏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寫下了長征史上最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們許多參加過這個戰役的同志,至今談起來還眉飛色舞,讚歎不絕。    
    朱德同志有首紀念遵義會議的詩寫道:「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確確實實如此。遵義會議後,正是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我們在長征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保存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本骨幹,並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地到達陝北,結束了長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這一切隨著時間的推移,使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遵義會議的深遠意義。    
    遵義會議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作為親身經歷這一轉折的老戰士,每當回憶起這次會議,總是自然地深深懷念毛澤東同志。遵義會議以前,王明等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只會搬用書本和外國的經驗,甚至倚仗外人來領導中國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和鬥爭特點,卻以「太上皇」自居,憑著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揮,推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結果把我國的革命幾乎引入絕境。正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本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使我國革命走上了勝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享受著遵義會議的成果。我們回憶遵義會議,正是要銘記毛澤東同志根據我黨血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的這一偉大真理。儘管毛澤東同志晚年有過錯誤,但他的光輝革命實踐,和他在中國革命危難時的偉大歷史功勳,是永垂史冊的。    
    (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後後》)


第二部分第40節 於化民的回憶(1)

    毛澤東是紅一方面軍東征戰略的主要制定者,並親自率領紅軍強渡黃河東征山西,實施大規模的戰略出擊。在東征戰略的決策過程中,他以總攬全局的遠見卓識和知難而進的無畏精神,為黨中央制定這一戰略方針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近年內,有關部門在編輯《毛澤東軍事文集》時,考證確定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是毛澤東起草的,為揭示毛澤東在東征戰略決策中的作用和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證。    
    1935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中央紅軍,衝破蔣介石几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挫敗張國燾的分裂陰謀,結束了長達一年的艱難征戰,勝利抵達陝甘根據地,終於在陝北找到了落腳點。新的生機在孕育萌發。但是,陝甘根據地作為新的革命大本營,也有它的不利因素,紅軍面臨的局勢依然嚴峻。    
    首先存在著地域條件的局限。陝甘根據地位於西北黃土高原。中央紅軍到達前,這塊由劉志丹、謝子長開闢的根據地,極盛時北迄長城沿線,南抵淳耀,東臨黃河,西接環江,包括25個縣,其中有6座縣城,面積3萬多平方公里,人口90多萬。這與中央根據地全盛時的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包括21座縣城,人口250萬相比,面積和人口都要少得多。不僅如此,中央根據地所處的江西、福建地區,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經濟比較發達,而陝甘根據地自然環境較為惡劣,生產和經濟發展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這樣的條件,供養5000人的陝北紅軍尚可應付,可中央紅軍與紅十五軍團會合後,主力紅軍的人數已達到1.1萬餘人,而按照革命形勢的需要,紅軍還應大大發展。在經濟上、兵源上僅僅仰賴陝甘根據地就難以為繼了。    
    再者是周圍大軍雲集,敵情嚴重。在陝甘根據地的四周,屯紮著10倍於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南面有楊虎城的西北軍主力,位於宜川、韓城、白水地區;西南有張學良的東北軍主力,據守延安、洛川線,阻隔陝北與關中蘇區的聯繫;北面的榆林、三邊被井岳秀的86師盤踞;東北方的綏德、米脂在高桂滋的84師控制之下;山西軍閥閻錫山在東面的吳堡、義合鎮一帶佈置了4個旅防守黃河,另外在黃河東岸還有25個旅的晉軍主力虎視眈眈。敵軍大兵壓境,根據地區域狹小不利於紅軍的機動,與外界聯繫的惟一通道延安至西安的大路也被敵軍封鎖。隨著中央紅軍進入陝甘根據地,蔣介石的「圍剿」重心勢必也會轉向西北。紅一方面軍和陝甘根據地的安全受到空前嚴重的威脅。    
    這樣,關係紅軍和根據地生死存亡的戰略問題,突出地擺到黨中央的面前。它包含了下列互相關聯的內容:一、如何對待陝甘根據地,是用最大力量鞏固發展這個落腳點,還是放棄它另謀生路?二、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鞏固與發展,應當選擇何處為主攻方向?三、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指導方針,是鞏固地發展,還是以發展求鞏固?應該說,在第一個問題上,中央領導人的認識基本一致。歷來重視根據地並親自開創了第一塊農村根據地的毛澤東,對陝甘根據地充滿信心和期望。還是長征在甘肅境內時,他就鼓舞紅軍指戰員說:「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現在我們北上先遣隊人數是少一點,但是目標也就小一點,不張揚,大家用不著悲觀。」他高度評價中央紅軍在陝北打的第一仗,即直羅鎮戰役,認為這一戰役的勝利為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舉行了奠基禮。經歷了喪失根據地的痛苦磨難,飽嘗了顛沛流離的艱辛,連「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也痛切地意識到了根據地的寶貴。起初大家關注的焦點是第二個問題,即紅軍究竟應向哪個方向發展?圍繞著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中央和軍委行裝甫卸,便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戰略方向問題。1935年10月下旬,在吳起鎮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紅軍向陝甘晉發展,寧夏、綏遠不作為主要方向。11月18日的東村軍委會議又決定,紅軍的當前任務是打擊南線的東北軍董英斌部,打破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直羅鎮戰役,切掉了南線尾隨追擊的敵軍。毛澤東在戰後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提出了到晉陝甘綏寧五省開闢新蘇區、發展游擊戰爭的任務。他明確地提出向東對閻錫山作戰,是在11月30日晚發給張聞天的電報裡。電報說:「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翌日,他又與彭德懷聯名致電張聞天、周恩來:「如閻軍渡河西向,我軍開進決迎擊並準備乘勝渡河東向。」同時他還命令劉志丹偵察黃河沿岸地形和敵情,繪製地圖,做渡河的準備。聯繫東村會議決定分析,毛澤東這時提出東渡打閻,還是把它看作鞏固陝甘根據地全局中的一個環節,尚未賦予它獨立的戰略意義。東渡提議得到彭德懷的贊同。    
    當時還有另外一種意見,即紅軍主力應迅即向北進攻寧夏,進而奪取綏遠的五原、包頭地區,接近外蒙,打通蘇聯,取得國際援助。這種意見是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在11月下旬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毛澤東12月1日回信中雖然表示同意紅軍靠近外蒙的方針,可他主張不要馬上出動,而應抓緊時間在陝北擴大紅軍,四個月內擴大1萬人,並且在路線上也不是徑入寧夏,而是經由山西和綏遠。毛澤東認為,「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這裡有兩點是明白無誤的:一、紅軍要向外作戰;二、不脫離陝甘根據地。彭德懷也認為,以現有力量進攻寧夏及五原、包頭,不僅不可能,而且有極大危險性。他建議目前戰略方針應以發展關中游擊戰爭,鞏固南線陣地為中心。他同意紅軍突入山西,目的是調動陝北晉軍回援,在運動中殲滅晉軍主力,擴大紅軍,求得在黃河一段鞏固發展。林彪也曾向中央提出要到陝南去打游擊。這樣關於戰略攻擊方向的選擇,大致上出現了三種意見,毛澤東主張向東,張聞天主張向北,彭德懷主張向南,側重點各有不同。    
    12月13日毛澤東從前線抵達瓦窯堡,參加17日至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還專門討論了軍事問題。毛澤東在代表軍委作的報告中指出:為適應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必須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1936年主力紅軍的主要作戰目標還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同時應估計到紅一方面軍在1936年的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與日軍發生部分的戰鬥。為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黨的工作重心要擺在山西,總方針為著山西,紅軍應當進入山西作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根據軍委報告精神起草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軍事決議》確定「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為紅軍的兩個基本任務,決定把紅軍行動和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去。《軍事決議》提出分三個步驟完成上述任務。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根據地,完成渡河的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的準備。第二步東渡黃河開入山西,擊破晉軍主力,消滅其一部,在晉西開闢新蘇區,擴大紅軍和游擊隊,組織抗日聯軍,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第三步由山西向綏遠轉進,打通蘇聯,實現直接對日作戰。會後,毛澤東、周恩來聯名向紅一方面軍下達了關於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


第二部分第41節 於化民的回憶(2)

    如果說直羅鎮戰鬥後毛澤東提出渡河打閻還僅僅把它看成紅軍行動的臨時步驟,那麼瓦窯堡會議已經把東征作為一個完整的戰役進行了周密的部署,毛澤東堅持選擇山西為紅軍的主要作戰方向,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在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的果敢決斷。通過與向西和向南方案的反覆比較,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東征將會帶來巨大的戰略利益。    
    第一,日本繼侵佔東北、熱河後,將魔爪伸向華北,攫取河北、察哈爾大部主權,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國民黨政府繼續執行賣國政策,全國抗日愛國運動不斷高漲。而統治山西的閻錫山,一貫堅持親日立場,頑固反共,鎮壓抗日活動。紅軍東征山西打閻錫山,可以打擊漢奸親日派的氣焰,廣泛宣傳中共和紅軍的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主張,聲援北平等地的學生愛國運動,爭取人民群眾的同情與支持。山西、綏遠地處抗日前沿,一旦紅軍在山西立住腳跟,便可開赴前線,直接對日作戰,給日本對華北五省的侵略以迎頭痛擊。紅軍出山西、綏遠,接近外蒙,還便於取得蘇聯的技術援助,但與北上抗日的目的比較,它是處在次要地位的。    
    第二,東征山西可以極大地改善紅軍的經濟狀況。比起陝北,山西地區寬大、人口稠密,經濟發達,擁有數億元的雄厚資本和可觀的軍事工業。紅軍東入山西,可以在閻錫山統治區大量籌措錢糧,補充給養,徵集軍用物資,還可以擴大紅軍,增強紅軍的戰鬥力,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三,陝甘根據地地域狹小,四面受敵,紅軍長久侷促陝北一隅,勢必陷入被動。以主力紅軍衝破敵人黃河防線跳出重圍進到外線,不但能夠調動入陝晉軍,減輕對陝甘根據地的壓力,還有可能在河東創造新的根據地,與陝甘根據地隔河呼應,互為援手。這並非像有些同志所認為的是放棄陝甘根據地,而是用發展、用開闢新區的方式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是積極防禦戰略的靈活運用。    
    第四,紅軍把山西作為主要作戰方向,有利於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紅軍初到陝北就注意與東北軍中下層人員建立聯繫。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統戰的對象發展到上層。中共先後派南漢宸、汪鋒與楊虎城聯絡,張學良也向愛國人士杜重遠、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表達了願與中共聯合抗日的意向。紅軍選擇閻錫山為主要打擊對象,就避開了與東北軍、西北軍的正面衝突,為西北大聯合局面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氛圍。這也就是《軍事決議》中所說的「執行『抗日聯軍』的策略,把敵人營壘中間的矛盾與破裂組織到民族戰線上去,把我們營壘同『第三營壘』結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民族營壘」。    
    東征的戰略意義並未馬上被所有的人理解。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隨主力紅軍行動,周恩來、博古等堅持後方工作。毛澤東在會上又說道: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作。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對於陝甘蘇區會有極大幫助,要下最大的決心到山西去。但這著妙棋的高明中也蘊含著一定的風險。主力紅軍渡過河東,陝甘根據地後方空虛,如果南北敵人趁機進攻,陝甘根據地有喪失的可能。主力開往山西,與後方的聯繫有黃河天險阻隔,一旦黃河被封鎖,前線的主力和後方根據地還有被各個擊破之虞。不少人對此表示憂慮。    
    彭德懷在1月24日和26日兩次致信中央,強調鞏固陝甘蘇區的重要性。信中說:「陝甘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塊最高的旗幟。」應採用一切手段鞏固和擴大陝北蘇區,不應使紅軍行動有脫離蘇區的危險。他認為目前中心敵人是蔣介石,堅持紅軍仍應向渭北發展。他主張把東征作為戰略佯攻,調動晉軍,求得肅清陝北殘敵,鞏固基本蘇區。1月31日周恩來、博古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提出:現在的軍事行動應是鞏固擴大根據地,而不是遠離蘇區形成流動;須能擴大武裝人員和解決經濟困難,有利於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同日博古還用他和張聞天的名義發出電報,要求修改《軍事決議》把打通蘇聯置於首要地位的提法。電報說:「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黨的新政策之實施,自己要依靠在為中國人民出路之模範的根據地之鞏固發展上,因之將保衛與擴大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上述意見表明,經歷了喪失全國絕大部分根據地的痛苦之後,中共領導人對根據地的意義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愈發感到碩果僅存的陝甘根據地之寶貴。擔心丟掉陝甘根據地,是存在於中共領導人中間的一種普遍憂慮。這種擔心固然不無道理,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應當如何保存、鞏固和發展陝甘根據地,是採取被動的消極防禦,實行全線固守,還是用大膽靈活的戰略出擊,跳到外線作戰,打破敵人封鎖,開闢新的蘇區,在發展中鞏固。無疑,毛澤東所堅持的是後一種意見。    
    1月25日,毛澤東和張聞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復電彭德懷,再次申明東征是惟一的選擇。基本理由是:向北沒出路,作戰要單純的打堡壘,徵糧亦無辦法,向南開渭水以北地區對蔣介石作戰,那是張學良的地盤,他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剩下的只有「取閻錫山為對手」,渡河東進。常委也吸收了彭德懷的意見,決定東征的作戰方針為「穩打穩扎,依靠黃河發展,並以調動孫楚求得陝北殘敵的肅清。」只有在沒有被隔斷危險時,才實行敵後躍進,同時保證回渡的船隻。    
    為進一步統一對東征必要性的認識,毛澤東從瓦窯堡來到延長,主持召開軍委會議,聽取前線領導人的意見,研究軍事方針問題。會上進行了熱烈的爭論。大部分人主張「目前應鞏固和發展蘇區與紅軍,堅決反對冒進。」根據討論情況,對戰略方針作了部分修改。據參加會議的聶榮臻回憶,毛澤東在會上反覆說明東征討閻無論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能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在山西「籌款」、「擴紅」,以解決陝北根據地「太窮」的問題。針對擔心回不來的顧慮,毛澤東說一定要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們進退有據。經過毛澤東耐心細緻的說服,與會同志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同意進行東征。2月3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致電周恩來、博古、鄧發,稱:我軍決從上游渡河。主要作戰方向仍應在東邊,向南的方針基本上不適當。這樣,由於毛澤東堅持不懈的努力,經過了兩個多月的反覆討論,東征戰略方針最終得以確立。2月20日,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突破黃河天險,順利進入山西,開始了東征作戰。    
    整個東征戰役歷時75天。其間經過了晉西展開搶佔戰略樞紐、分兵南下、北上創立游擊根據地、收攏兵力奪回黃河渡口等階段。遭受突然打擊的閻錫山捉襟見肘,窮於應付,請求蔣介石派中央軍入晉支援。敵軍51個團採取堡壘主義戰術,向我穩步推進,黃河沿岸渡口一度被敵人封鎖。由於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陝西的神府、三邊和甘肅的環縣、合水地區敵人力量空虛,便於紅軍作戰,紅一方面軍遂於5月5日西渡黃河返回陝北,結束了東征戰役。東徵取得重大戰果,共殲敵約7個團,俘敵4000餘人,擴充新兵約8000人,籌款30餘萬元。紅軍揮師東征還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它以實際行動向全國民眾表明紅軍北上抗日的堅強決心,廣泛宣傳了中共抗日救亡的愛國主張,推動了華北及全國抗日愛國運動的發展。東征的軍事意義也不可低估。紅軍東征,迫使閻錫山調回「圍剿」陝北蘇區的晉軍,使神府蘇區與陝北蘇區連成一片,不久又恢復了三邊蘇區,陝甘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的力量也進一步發展壯大。東征後在山西創建游擊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未能完成,這反映出對蔣介石出兵援晉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並不能說明東征決策是錯誤的。紅軍在山西境內作戰,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經驗。抗日戰爭爆發後,八路軍順利進入山西佔領戰略支點,實施展開,隨後又成功地創建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等大塊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要紅軍在山西、綏遠直接對日作戰的意圖最終得以實現。東征期間,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順利開展,受中共抗日救國實際行動和政策的感召,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態度逐漸明確,大西北「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局面開始形成。東征回師通電提出的「逼蔣抗日」的政策對促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東征的進行過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於3月下旬在晉西地區召開會議,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研究軍事戰略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上重申了他的觀點,指出,日寇加緊侵略華北,華北成為中日矛盾的集中點,變為全國對日作戰的戰場。紅軍爭取迅速對日直接作戰,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軍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這是對日作戰主要和必要的步驟。毛澤東還深刻闡述了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的辯證關係,強調應「以發展求鞏固,反對鞏固的向前發展。現在,只有發展,才能鞏固」。我們「並不廢除鞏固,而是以發展求鞏固」。「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體現了毛澤東積極防禦的一貫思想。它的確立是對延長軍委會議戰略方針的重大修改,並成為十年內戰後期紅軍軍事行動的指導方針。    
    (於化民:《毛澤東與東征戰略決策》)


第二部分第42節 王輔一回憶西安事變(1)

    「西安事變」的發動,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感召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廣大官兵愛國激情的總爆發,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歷史必然。    
    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中華民族危急關頭,黨中央於1935年10月下達《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正確解決了對中間階級的策略問題,隨後在12月6日又發佈《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1935年12月17日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再次批駁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論證了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其獨佔殖民地的情況下,不但民族資產階級有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能性,就是地主、買辦營壘中的親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亦將出現矛盾和鬥爭。根據變化了的形勢,我們應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爭取盡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澤東提出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階層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綜合與會同志的正確觀點,起草並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會後,毛澤東依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來,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全面的文件和綱領。    
    毛澤東為了力求把這種策略理論見諸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    
    毛澤東批判了「九一八」以來,黨內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存在的聯合「下層」、排斥「上層」「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當地採取了以下層為基礎、上層為重點,用上層領導下層、上下結合的統一戰線原則。    
    對於下層統一戰線,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開展工人、學生、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如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上海、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國活動;二是通過士兵活動、前線喊話、戰地聯歡、釋放俘虜、辦訓練班、辦學校等方式,開展爭取國民黨軍隊把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活動,這些民眾性的、基礎性的抗日救亡活動,在十七路軍和東北軍中收到了顯著的效果。然而,要鞏固和發展這些成果,還必須搞好對領導機關、首腦人物的統戰工作。    
    上層統一戰線,首先是爭取和依靠國民黨左派及其愛國領袖。這部分人是堅持孫中山革命綱領、革命精神,推動蔣介石接受國共合作的中堅力量,宋慶齡等人則是其傑出的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澤東在《致宋慶齡》的信中,高度讚揚她,說「1927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希望她「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以「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    
    其次是爭取國民黨內部從反動營壘中分化出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反蔣派。蔡元培是他們中的代表。1927年清黨時,蔡元培是列名於彈劾共產黨文件的監察委員之一;但清黨後,目睹國民黨的變質,使他拋棄了對蔣介石的幻想;「九一八」後,他對蔣介石對外不抵抗對內加強法西斯統治深表不滿,以後又辭去國民黨內一切職務。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致蔡元培》信中,希望他「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傾,作狂瀾逆挽之謀」,「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蔡廷鍇、蔣光鼐及其指揮下的十九路軍也曾是擁蔣的工具,但「九一八」後他們主張槍口對外,並於1933年組織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同我紅軍簽訂停戰協定和抗日反蔣協定。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給他們的信中說:「真正之救國任務,必須有許多真正誠心救國之志士仁人,根據互相確信之政治綱領,為聯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徹底完成之望」,「為達推動全國(包括南京在內)進行真正之抗日戰爭起見,特向先生及十九路軍全體同志提議,訂立根據於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    
    第三,爭取愛國民主知名人士的贊助,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是其代表人物。「九一八」後,他們發起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7月15日,他們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贊成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後攘外」的錯誤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毛澤東在致他們四人的信中說:「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動,已經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生無限的敬意!」希望他們「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更親密的合作。」與此同時,還致書李石曾、吳稚暉、許德珩、馬敘倫、張申府、楊秀峰等七十餘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倡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致書於這部分人的政治效果是卓著的,反響是強烈的。魯迅、茅盾等都曾給黨中央來信,陶行知等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談話,一致擁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何香凝和九十多歲的馬相伯還走上上海街頭,領導抗日救國遊行隊伍。    
    第四,爭取國民黨內部的當權派,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頑固勢力,棄舊圖新,走上國共兩黨團結禦侮的道路,實現全國抗戰。為此,我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摒棄前嫌,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936年1月,毛澤東在同《紅色中華》社記者談話中說:「我代表中國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蔣介石或任何方面的軍隊能夠停止進攻紅軍,中國蘇維埃政府立即命令該敵對地方的紅軍停止軍事行動,並實行動員來進行共同抗日戰爭。」「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中國蘇維埃政府在不分黨派,不問過去關係,只求一致抗日這一主張上,決不保留任何例外,決不絕人自新之路。」    
    同年2月,我黨主動改變把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其後,毛澤東在對黨內的指示中說:「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並指出不應再單獨發「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2月21日,我蘇維埃中央政府在公開發佈的《關於召集全國救國代表大會通電》中,沒有點蔣介石的名,提的口號是「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容許一切黨派的自由活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討逆」。    
    3月上旬,在毛澤東指示下,我黨同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就停止內戰問題開始秘密接觸。我黨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五項條件,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其後至西安事變前,雙方代表輪番往來,進行了多次談判。    
    4月25日,毛澤東為倡議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共赴國難,起草並發佈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包括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    
    5月5日,黨中央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


第二部分第43節 王輔一回憶西安事變(2)

    8月上旬,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同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針。    
    8月10日,毛澤東在給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進一步申明我黨關於抗日聯合戰線的主張:「我們在聯合戰線內部的口號是:一切黨派一切階級在抗日反漢奸的目標下聯合起來!」「我們認為在聯合戰線裡面提出打倒某某階級某某黨派的口號是錯誤的。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裡面,我們認為還有不少的領袖、黨員和官吏是能夠抗日的,我們願意與這些人聯合起來。」「現在籠統的反對國民黨及其各級政府,我們認為是不適當的。」    
    8月12日,黨中央在《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文件中,首次確認南京政府為統戰的「必要與主要對手」,並提出「請蔣抗日」的口號。    
    8月25日,黨中央致書國民黨,提出重建國共合作的主張,懇切表示我黨「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    
    9月1日,黨中央下達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說明了我黨由反蔣抗日到聯蔣、逼蔣抗日策略方針的轉變。    
    9月17日,黨中央作出了《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為了動員和吸收更廣泛的階級、階層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把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在此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致書陳立夫、陳果夫,朱德致書王鈞、毛炳文,徐向前致書胡宗南及其他黃埔生,進行統一戰線工作。    
    10月5日,黨中央擬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準備以此作為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共同綱領,待前方停戰後,由周恩來帶去與南京代表談判。    
    10月15日,毛澤東通過蘇維埃新聞社發表談話,宣佈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委員會已發佈命令:「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僅在被攻擊時,允許採取必需之自衛手段。」毛澤東說:「吾人已決定再行懇切申請一切國民革命軍隊與南京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此談話,當時通過各種途徑向國民黨黨政軍界散發,宣傳黨的統戰政策。    
    10月26日,毛澤東領銜,發表《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針對蔣介石到西北督剿紅軍的舉動,痛切陳詞,指出:「全中國人民今日所仰望於貴黨政府的,是領導抗戰,驅除日寇」,「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後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以復活黃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復國共合作時反帝鬥爭的勇氣,抗戰發動得早,是中國民族的大幸。既萬一不蒙諸先生採納,我們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12月1日,毛澤東致書蔣介石,針對蔣介石在山城堡戰役後,依然不顧民意,一意孤行,親臨洛陽,部署對紅軍大規模「圍剿」的舉動,指出「寇深禍亟」,必須「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如仍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告誡蔣介石,只有順應抗日救國的歷史要求和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國和蔣介石個人前途的惟一出路。    
    第五,爭取地方實力派。這部分人同蔣介石中央獨裁的排斥異己、投降賣國的反動政策有矛盾,又怕共產黨侵害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力求保全實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把這部分人爭取過來,就能夠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當時黨和毛澤東在華北是爭取宋哲元、閻錫山、傅作義、韓復矩,在華南是爭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是爭取劉湘、劉文輝、龍雲,在西北則是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毛澤東或致書信,或遣代表,對他們進行耐心細緻的爭取工作。    
    1936年間,毛澤東對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寫了大量信件,宣傳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進行統戰工作。


第二部分第44節 王輔一回憶西安事變(3)

    二    
    黨中央和毛澤東精密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和各地方實力派的政治態度,決定把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作為統戰重點與中心環節,用西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步驟。    
    對於張、楊及其所率領的兩支軍隊,毛澤東作過精闢的分析和比較,認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蔣介石對非嫡系的雜牌軍歷來心懷叵測,伺機打擊吞併。他叫張、楊「剿共」打頭陣,就包藏著在與紅軍作戰中,達到既消滅紅軍,又消滅「雜牌」軍的險惡用心,可謂一箭雙鵰。果然這兩部分軍隊綁在蔣介石「剿共」的戰車上,遭到沉重打擊。楊部在短短的半年之內,三個旅被擊潰,兩個旅長陣亡,實力受到相當大的損失。張部在三個月的「剿共」中,損失了將近三個師的兵力,兩名師長陣亡,七名團長陣亡或被俘。張、楊的地位也因此發生了極大的震動和動搖。蔣介石不僅毫無關心之意,反而乘機撤銷他們部隊的一些番號,減發他們的軍餉,張受其奚落,楊受其申斥。「剿共」對張、楊非但沒有出路,而且實力也消耗殆盡。現實逼著他們不得不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從兵力上比較,東北軍比十七路軍大好多倍。但他們初到陝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勢重兵散,人心惶惶。中下級官兵沉痛地說:「我們應到白山黑水間與日寇拼雌雄,怎能在周、秦、漢、唐的故地與紅軍自相殘殺?」加上前方受到紅軍處處打擊,更是上下驚恐。十七路軍比東北軍雖少數倍,但久居陝甘,人地兩熟,有一定的潛在力量,有擴大實力、控制地盤的願望,對國民黨中央、尤其同胡宗南的矛盾日益突出。楊虎城本人出身貧苦,受過進步思想熏陶,經過大革命的洗禮,他的部隊裡有我地下黨長期經營與活動。根據以上分析,爭取他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在中央紅軍打完直羅鎮戰役後,即開始了爭取張、楊的工作。    
    爭取楊虎城的工作是通過三條線進行的。    
    一、派遣代表致親筆信。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派汪鋒致書楊虎城及其總參議杜斌丞和鄧寶珊,表示「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共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來蘇區,洽商一切。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此次同楊虎城會談,楊對我黨聯合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黨中央決定國共再度合作,改「抗日反蔣」為聯蔣、逼蔣抗日口號之後,毛澤東又於1936年8月13日派他的秘書張文彬致書楊虎城及杜斌丞,表示「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希望「雙方關係更臻融洽」,「敝聞貴部將移防膚洛,雙方更必靠近,敝方慶得善鄰,同時切望貴部維持對民眾之紀律,並確保經濟通商。」「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抹下臉來,對外不惜任何屈辱,對內不顧一切輿論,一意孤行反對革命。蔣派大批中央軍進入陝西後,毛澤東再次派代表要求楊虎城公開表態,旗幟鮮明地站在聯合抗日戰線上。    
    二、北方局南漢宸派申伯純、王世英等去十七路軍做楊虎城的工作。1936年2月,王世英同楊虎城初步商定雙方停戰抗日協定,後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正式生效。    
    三、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派王炳南回國,到楊虎城身邊做十七路軍工作。    
    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則採取公開與秘密、上層與下層、整體與局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其中以爭取張學良為首的上層為重點。毛澤東直接領導了這方面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毛澤東親自接見被我俘虜後釋放的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肯定了他為促進紅軍與東北軍合作而進行的努力與取得的成果。在高福源離開瓦窯堡再次返回東北軍前,毛澤東特地指示將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給高,由他帶到洛川給王以哲並轉張學良。由此,溝通了兩方上層的聯繫。    
    同年1月21日,毛澤東派李克農作為我方代表到洛川,面見張學良、王以哲,表明紅軍願與東北軍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結為友軍,共赴國難。    
    1月25日,毛澤東起草聯名發表的《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申明願同正在陝北進攻紅軍的東北軍首先停戰議和,共同抗日。希望雙方互派代表,共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    
    2月下旬,毛澤東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與王以哲和張學良會談。行前毛澤東指示李克農:在向東北軍上層進行統戰工作中,要「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謀求籤訂互不侵犯協定,態度要誠懇,做到「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此次會談進展順利,張學良提出要與我黨中央代表直接談判。    
    3月5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我中央軍委與王以哲六十七軍訂立的抗日停戰口頭協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澤東致電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雙方雖系口頭協定,但因均出於抗日救國誠意,必比尋常外交上之文字協定,更為誠信無欺。    
    3月下旬,劉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黨駐東北軍代表,系統地向張學良介紹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和十七路軍的團結。劉鼎的工作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曾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3月27日,毛澤東聽取了李克農出使談判的匯報後,在山西省石樓召開中央會議,認定張學良要求與我方負責人談判的態度是誠懇的,決定派周恩來為我黨全權代表,偕同李克農等赴延安與張會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紅軍與東北軍兩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    
    4月9日,周恩來偕同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內天主教堂裡舉行秘密會談。雙方重申了洛川談判的口頭協定之後,張學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該包括蔣介石,因為他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掌握著全國範圍內的軍事、財政、外交大權。當前的問題是要改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張表示,如果蔣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並說眼下他正為東北軍缺乏抗日幹部而焦慮,切望我方幫助。周恩來答應用辦訓練團的辦法幫助培訓幹部(後來張學良與楊虎城共同舉辦了王曲軍官訓練團,張任團長、楊任副團長,葉劍英等為教官,訓練了團以下的抗日軍官),並願把聯蔣、逼蔣抗日問題帶回中央,待與黨中央毛澤東商定後再復。周恩來針對張學良對人民力量認識不足和缺乏抗戰勝利信心問題,以紅軍為例,反覆向他講明了人和武器裝備的關係,告訴他發動、依靠人民群眾,抗戰必勝的道理。周恩來的一番話,提高了張學良對人民力量的認識,堅定了張學良抗日的決心與信心。此次談判達成了六項口頭協定,收到了雙方滿意的效果。此後,毛澤東為更有力地進行對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決定由周恩來統一負責接洽並指導這項工作,並將這個決定電告張學良、王以哲。    
    6月20日,黨中央頒發了《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爭取東北軍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綱領,使之變為紅軍的友軍。方法是說服、解釋,不搞陰謀詭計。對受騙進攻紅軍的東北軍,不能排除軍事打擊,但這種打擊,不是消滅它,而是為了爭取它。強調爭取整個東北軍,要從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明上層統一戰線具有特殊意義。    
    8月上旬毛澤東應張的要求,派潘漢年、葉劍英、朱理治到東北軍協助開展工作。    
    9月18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紅軍與東北軍簽訂了局部停戰協定。    
    9月22日,毛澤東簽發了紅軍與東北軍抗日救國協定。兩方面軍隊,從此經常一起聯歡、看戲、互贈禮品,化干戈為玉帛,改昔刀槍對峙的疆場,為今結抗日友誼的舞廳。    
    10月下旬,蔣介石飛抵西安部署督促內戰。張學良置「剿共」命令不顧,於11月27日發了《請纓抗敵書》,向蔣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這標誌著我黨爭取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勝利完工。


第二部分第45節 王輔一回憶新四軍(1)

    1937年10月,根據國共談判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在新四軍組建的過程中,始終得到毛澤東的指導和關懷。筆者根據多年來接觸到的史料,對毛澤東指導、關懷新四軍創建的情況作一初步的探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9月中旬,國共兩黨談判達成協議。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了團結禦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佈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立。然而此時,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和游擊隊,由於同外界失掉聯繫,不瞭解整個局勢的變化,不知道中共中央關於政策的調整,仍在深山老林裡堅持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派人同南方各地的紅軍和游擊隊聯絡,並加強那裡的領導力量,讓他們根據形勢變化和黨的政策調整,適應新的鬥爭形式,進而把他們組建為一支整體力量,是當時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考慮的一個緊迫的問題,並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盧溝橋事變前幾天,中共中央軍委確定調原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鄭位三、原紅一軍團衛生部政治委員蕭望東和張體學、程啟文等4人去鄂豫皖邊游擊區工作,以加強那裡的紅二十八軍的領導力量。毛澤東特意接見了鄭位三、蕭望東等人,專門講了當時的形勢和黨的政策調整的情況,要鄭位三、蕭望東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向紅二十八軍負責人高敬亭傳達並組織貫徹。    
    對於調紅二十八軍去工作的幹部,中共中央軍委、毛澤東是經過精心選擇的。除蕭望東來自中央紅軍、有豐富的軍隊政治工作經驗外,其他3位原來都在鄂豫皖邊區工作。張體學、程啟文過去就是高敬亭的部下,同高敬亭關係密切,且張體學和高敬亭都是河南省新縣人。鄭位三、程啟文是新縣的鄰縣黃安(今紅安)人,黃安是高敬亭經常戰鬥的地區。這就便於他們到達後展開工作。    
    鄭位三、蕭望東等稍作準備,於8月動身,繞道江蘇、安徽、湖南,9月上旬到達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向高敬亭和紅二十八軍指戰員傳達了中共中央、毛澤東對時局的分析和關於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紅二十八軍部隊應整編為抗日武裝等指示。他們還向高敬亭介紹了紅軍的歷史、長征的經過和政治工作的經驗,對幫助擴大隊伍,整訓部隊,起到很好的作用。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軍委、毛澤東還要有關部門挑選合適的幹部去其他游擊區聯絡。其中,原紅七十五師政冶部主任王集成,是福建省上杭人,七七事變後奉命返回閩西,找到由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領導的閩西紅軍游擊隊,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形勢分析和黨的政策調整,參與了部隊的整編,任新四軍第二支隊政治部主任。原紅二方面軍營長張秀,是江西省永新縣人,七七事變後被派往湘贛邊游擊區,參與了部隊整編,後任新四軍第二團的營長、團參謀長。    
    從1937年9月起,各游擊區就停止武裝衝突等問題,陸續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9月下旬到10月初,毛澤東或同張聞天一起,根據各游擊區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的情況,致電正在南京、武漢與國民黨談判的秦邦憲(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及中共南方工委書記張文彬(化名南傑),要他們速派人去尋找項英、陳毅,向他們傳達黨的方針。提出同國民黨談判時的注意事項。秦邦憲、葉劍英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的電示,派顧建業(原名顧玉良)到贛粵邊游擊區找到項英、陳毅,帶去了黨的文件,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顧建業還陪同項英由江西於10月23日到達南京與秦邦憲、葉劍英會面。之後,項英迅即轉赴延安。    
    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同南方各游擊區的聯絡速度是不一樣的。到1938年1、2月間,中共中央關於將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集中組建為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的決策,才由項英、陳毅、張雲逸、曾山等傳達到多數游擊區。由於事關重大,曾山又於1938年2月下旬親赴浙南,向劉英、粟裕傳達,並一起研究了貫徹落實的問題。    
    同各游擊區取得聯繫,體現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關懷,為他們實行戰略轉變,進而組建為新四軍,形成巨大的整體力量創造了條件。    
    1937年10月,國共兩黨談判確定將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但具體編組原則,到當年12月才確立下來。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新四軍的編組原則時,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並同意項英向會議提出的報告。會議經過討論後,確立的編組原則主要有兩項:其一,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線去,以增強抗日力量,並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同時,各游擊區應留一少部分武裝堅持,以求得將來的發展。其二,成立黨的領導機構。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負責領導東南各省黨的工作;同時,成立軍分會,以項英、陳毅、張鼎丞、曾山、黃道為委員,項英為主席(後稱書記),陳毅為副主席(後稱副書記)。    
    在同一天,毛澤東、項英在致葉挺的電報中指出,新四軍的各級領導幹部配備,「不要軍何(按: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派人」。就是說,新四軍的幹部配備,均由共產黨方面負責,不允許國民黨方面插手。這就為在新四軍部隊中建立共產黨組織和政治機關,貫徹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    
    至於新四軍的具體編製,有一個談判的過程。1937年11月6日,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電報中提出,新四軍應「編兩師四旅八團」。12月14日,毛澤東和項英在致葉挺電中又提出設兩個縱隊、七個支隊。但當時均沒有達成協議。直到12月下旬,項英帶著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意圖到達武漢,又同國民黨當局談判。12月27日,項英在致毛澤東、張聞天的電中稱:「四軍編制為四個支隊,支隊等於旅」。第二天,毛澤東復電項英:「同意編四個支隊」。至此,新四軍的具體編製才最後確定下來。    
    在指導談判、確立新四軍具體編製的過程中,反映了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的堅定性和鬥爭策略的靈活性。這就是說,這支武裝必須由共產黨絕對領導,不要國民黨方面插入任何人;至於要不要師、縱隊的名義,編為支隊還是設旅,那是次要的。


第二部分第46節 王輔一回憶新四軍(2)

    關於新四軍領導幹部的配備,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對於人員的選擇也是很慎重的。    
    1937年9月,國共兩黨就統一整編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為1個軍,開赴華中敵後抗戰達成協議,但由誰來任軍長?國共兩黨是有爭議的。開始,國民黨方面打算派陳誠或張發奎指揮。共產黨方面不同意;共產黨方面曾考慮由葉劍英擔任軍長,國民黨方面又不同意。恰在這時,10年前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海外的葉挺回到國內,表示願意領導這個軍,並提議改編後的番號稱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發出通報,由蔣介石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當時,蔣介石單方面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是有其用意的。蔣介石認為,葉挺在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離開共產黨,在國外過了10年流亡生活,這次回國後恐怕不會再替共產黨辦事了,於是乘機拉攏葉挺,企圖把新四軍抓到自己手裡。當然,蔣介石這個目的並未達到,葉挺卻靠近了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同意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也是有個過程的。1937年10月5日,當潘漢年將葉挺任新四軍軍長的消息報告延安後,毛澤東和張聞天並未立即表態,而是於10月19日致電在南京的秦邦憲、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受黨指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並是否願意來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取得何應欽同意)。」10月21日,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報告:葉挺表示願意赴延安「面陳」,「聲明完全接受黨的領導」。10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秦邦憲、葉劍英的電報中,還講到:葉挺是否任新四軍軍長,尚「待考慮」,「葉挺是否能為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之後,再行決定」。直到11月初葉挺到達延安,毛澤東同他談話,聽取其作出雖「在黨的組織外,但願在黨領導下進行工作」的保證後,才正式表示同意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並在為葉挺專門舉行的歡迎會上講話。從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新四軍軍長的人選是相當慎重的。    
    關於項英擔任新四軍副軍長,內定的時間比較早。見諸於文字的,為1937年10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關於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集中改編問題致秦邦憲、葉劍英的電中講到,新四軍以「項英為副軍長」。但國民黨方面最後正式公佈,則是在1938年1月。    
    新四軍參謀長的人選,也是經過反覆研究的。當時提出的人選,有陳毅、劉英、周子昆、張雲逸、周士第等。其中,周士第、周子昆在北伐時曾在葉挺獨立團工作過,張雲逸也在北伐軍中工作過,容易和葉挺配合工作。毛澤東最後確定,由與葉挺取得聯繫較早的原紅軍總部副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張雲逸任新四軍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人選,確定稍晚一些。在醞釀過程中,提出的名單有陳毅、張際春等。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在致項英電中稱:中央決定派袁國平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副主任。    
    新四軍各支隊司令員陳毅、張鼎丞、張雲逸(兼)、高敬亭的任用,中共中央早已確定,並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於1938年1月上旬正式委任。其中,軍分會副書記陳毅,曾考慮任軍政治部主任或參謀長,後由於第一支隊要擔負獨立的、重要的任務,需要由政治上強、經驗豐富、能獨當一面的人來領導,故最後還是確定將他留在一支隊任司令員。    
    在新四軍創建之初,毛澤東除對軍和支隊領導人的配備極為關心外,還要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調集了一批原主力紅軍的師、團幹部擔任新四軍軍部機關有關業務部門的負責人。其中第一批包括:原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賴傳珠,任新四軍參謀處處長;原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李子芳,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原軍委第二局副局長胡立教,任新四軍軍部通信科科長;原陝甘寧邊區政府糧食局局長宋裕和,住新四軍軍部軍需處副處長(處長為葉挺之弟葉輔平);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原中共陝甘省委宣傳部部長李一氓,任新四軍軍部秘書長。這樣,新四軍軍部機關負責作戰的、組織和幹部的、通信的、錢物的、機要的等重要部門,都由來自主力紅軍的幹部擔任領導。這對機關業務部門的迅速建立、工作的開展和發揚紅軍優良傳統,都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對新四軍作戰部隊的建設也給予極大關注,先後從抗大抽調一批原在主力紅軍工作的師、團、營職幹部,以加強新四軍支隊、團、營的領導力量。其中第一批有:原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胡發堅,任第一支隊參謀長;原紅一軍團師政治委員劉炎,任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原紅三十軍第八十九師副師長王必成,任第一支隊第二團參謀長、團長;原紅軍團長張道庸(陶勇),任第二支隊第四團副團長。其他支隊、團,也派進了一批原為主力紅軍的團、營幹部。1938年春,第四支隊第八團改編前後,就派進原主力紅軍的團長成鈞、趙啟民、朱紹清等20多名團營職幹部,領導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強。    
    這些來自原主力紅軍的幹部,領導部隊建設和指揮作戰的經驗豐富,且多數在抗大學習過,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四軍組建以後如何部署?1937年12月30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康生、陳雲一起,在致陳紹禹、周恩來、項英、秦邦憲、葉劍英的電報中就明確指出:「為使敵攻武漢處於我之戰略包圍」,新四軍應部署在長江南北;以皖南為重心,準備攻擊南京、蕪湖等地之敵;皖北(按:應為皖中)以舒城、桐城等地為中心,準備攻擊沿江之敵;以陳毅支隊置於皖南,高敬亭支隊置於皖北。這就把新四軍組建後的基本部署定了下來。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集中整編的指示,新四軍軍部於1938年2月下達了部隊集中整編和集結的通知。第一、第三支隊於4月初開到皖南歙縣巖寺鎮集結,第四支隊也於4月初開到皖中舒城、廬江地區集結。第二支隊由於路途太遠,加之又到福州領回原何鳴部被繳的槍支,直到4月18日才到達巖寺。這樣,分佈在南方八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僅用3個月時間,就順利地完成了改編和集中的任務,速度是相當快的。    
    新四軍集結後怎樣行動?項英、陳毅於1938年2月14日向毛澤東建議:新四軍「不宜全部集結巖寺」,應「盡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蘇、皖之昌化、績溪、孝豐、宣城、寧國」。毛澤東第二天就復電:「同意14日電的行動原則,力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地」。不久,第一、第二支隊挺進到蘇南和蘇皖邊開展游擊戰爭,就是按毛澤東這個指示進行的。    
    1938年4月24日,毛澤東復電項英:「主力開涇縣、南陵一帶,先派支隊去溧水一帶偵察甚妥」。按照毛澤東的復示,新四軍軍部從第一、第二、第三支隊抽調人員組成先遣支隊,由粟裕率領,於28日赴蘇南敵後進行戰略偵察。項英於29日向毛澤東和長江局作了報告:「先遣隊已出發,各支隊不日陸續跟進」。這時,離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在巖寺集結完畢,也只有10天時間。    
    同年5月4日,毛澤東就新四軍應進行敵後游擊戰爭的問題致電項英:「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並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會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偵探部隊出去若干天之後,主力就可準備跟行,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游擊戰爭的」,項英認為毛澤東這個指示很重要,在組織東南分局、軍分會的成員學習後,立即轉發給各支隊,並要負有進軍蘇南敵後任務的第一、第二支隊認真研究執行。是年6月,陳毅,張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隊先後挺進到蘇南和蘇皖邊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    
    隨著第一、第二、第四支隊向大江南北敵後挺進,並取得蔣家河口、韋崗,新豐等戰鬥的勝利,從而使新四軍實施了戰略展開,初創了蘇南、皖中抗日根據地,擴大了影響和聲威。1938年6月新四軍進入江南敵後前,日軍感到其後方安全,從常州、鎮江、南京、當塗到蕪湖一帶,只駐紮兩個聯隊,當新四軍進入江南後,積極打敵人,破壞敵人交通,迫敵增兵防衛,到1938年底,江南駐防的敵人已增加到兩個半到3個師團。這就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    
    毛澤東上述關心、指導新四軍的創建和初創時期取得的成就,都已鐫刻在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豐碑上。它為開展華中敵後抗戰,為新四軍爾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王輔一)


第二部分第47節 胡喬木回憶皖南事變(1)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中國與日本、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兩國三方」關係,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面。鑒於前一階段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抗戰的不同態度,日本政府對國民黨由軍事打擊為主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日軍作戰的主攻方向由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轉向對共產黨的敵後戰場。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這種改變,國民黨政府面對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壯大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展,其政策的重點也由對外轉向了對內,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裝摩擦事件。    
    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條件下,如何處理以或隱或顯、時伏時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大敵當前,八路軍、新四軍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軍;為了自衛求生,對於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進行鬥爭。困難不在於要不要進行這兩方面的鬥爭,而在於如何把這兩者結合好,使抵禦內患之爭不至於損害抗擊外侮之敵,以這種鬥爭來維護共同抗敵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決了這個棘手的難題,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又領導全黨打退了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國共兩黨的這次嚴重的政治軍事鬥爭,對抗戰期間的政局和戰局,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都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端於1940年10月19日的何、白「皓電」。這一天(19日在電報上以韻目代日,簡稱「皓」),蔣介石集團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致電十八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限令駐守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並要求八路軍、新四軍由已有的五十萬人縮編為十萬人。這是對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產黨的通牒,揭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這場史劇的序幕。    
    第二次反共高潮距第一次反共高潮僅半年時間。為什麼蔣介石對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如此迫不及待地發動進攻?這與當時國際形勢在一個方面的急劇變動有一定關係。    
    1940年6月,德軍攻陷巴黎,法國貝當政府投降。9月,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急謀結束中日戰爭,使日本從中國戰場抽身,得以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國的殖民地。為此,德國再次出面調停,勸蔣介石集團對日妥協,日本進一步開展誘降活動。這個時期,英美政府也改變了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日本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政策,積極拉攏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進。為了拉蔣,英國表示重開滇緬公路,美國宣佈給予大量貸款。另外,蘇聯根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繼續給予國民黨政府以軍事和經濟援助。國際上三大力量這樣或拉、或誘、或援的結果,使蔣介石感到身價陡增,忘乎所以,好像歷史給了他一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難得機會。    
    毛主席分析這一形勢,指出:「這是德意日同盟與英美對日積極化的結果」,「一個月來英美與德日意在中國的鬥爭是異常激烈的。後者要求中國政府放棄獨立戰爭,加入德日意同盟,變為貝當政府。前者要求中國政府放棄獨立戰爭,拒絕貝當政府,變為戴高樂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目前這一鬥爭將到白熱化」。毛主席剖析蔣介石的心態說:「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戰爭能早日爆發,並有勝利把握,他是願意做戴高樂的。一個月來他已利用德意日的聲勢,不久他還會利用日本向他的讓步,向英美再敲一筆竹槓,並要英美自己用卡車送進來,目前是蔣介石最得意的時候。」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除了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其有恃無恐外,還因為他們在蘇北製造的反新四軍摩擦中吃了虧,急切地要進行報復。自1939年1月國民黨在它的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體方針後,一直在處心積慮地尋機打擊、削弱、直至消滅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華北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敗了,不甘心;1940年6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又在蘇北挑起武裝衝突。在他們看來,蘇北的地理位置介於華北與華中之間,是八路軍與新四軍聯繫的樞紐,佔據蘇北,可以阻止八路軍與新四軍會合。在蘇北,國民黨的韓德勤部有十六萬之眾,新四軍陳毅部只有七千人。蔣介石讓韓德勤發動蘇北戰爭,滿以為會一舉成功,沒有想到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僅9月底到10月初的黃橋一戰,就被殲兩個師一萬一千多人。蘇北戰爭以韓德勤的慘敗告終。周恩來同志談到這段歷史說:「蔣介石捏住鼻子沒有說話,但他是要報仇的。在蘇北戰爭結束後,王懋功就到顧祝同那裡去,佈置皖南事變」。10月中旬,蔣介石集團發出何、白「皓電」是決心要對華中地區的我黨抗日武裝力量給以致命一擊。在「皓電」發出的同時,國民黨軍司令部向顧祝同、湯恩伯、韓德勤等部發出了圍攻新四軍的密令。10月24日,恩來同志向延安報告重慶方面的消息說:「蔣之宴會,何之報告,白之反共,湯恩伯、李鐵軍與馬鴻逵等紛紛來渝,江南北部隊亦在調動,對於華北進步報章之限制,對輿論反共之動員,對凡有共黨左傾嫌疑者加緊監視和逮捕,均證明反共高潮是正在著著上升。」    
    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蔣介石發動反共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規模較小,在國內產生的震動不大。這一次何、白「皓電」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發出的,氣焰囂張,勢頭猛烈,對社會各界震動甚大。無論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間派人士都為中共的前途擔憂。替中共謀劃對策者有之,為中共設法調停者有之,要中共發動反內戰者也有之。但更多地還是勸中共作出讓步。11月1日,恩來同志電告中央說:「現在各方都已感覺形勢嚴重」,「大家一致望我們拿出辦法來,並望我們讓步,以緩和破裂,這須請中央以決策速告」。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面前,毛主席表現出了大政治家處變不驚、鎮定自若的風度。他對形勢發展的各種前途以及影響它的各種力量作了冷靜的分析,提出了我黨打退國民黨進攻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國民黨的內外關係。他認為:從世界形勢看,蔣介石集團「仍是動搖於英美路線與貝當路線之間,他們仍不敢過於得罪蘇聯,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從國內看,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在軍政、財經、文化、人心方面一概不穩固,其危機是空前的。毛主席說:統治階級內部是分裂的,在資產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是分裂的,在地主階級中開明紳士與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資產階級中英美派與親日派是分裂的,國民黨內部各派之間的關係是不鞏固的。這個總的特點決定了國民黨領導集團要結成蔣、桂、何聯盟,實行反共的統一戰線,進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兩面戰爭。這個特點也決定了他們的中心戰略是攻勢防禦,即以攻勢之手段達到防禦之目的,決非全面戰略攻勢。這是蔣介石政策的實質。


第二部分第48節 胡喬木回憶皖南事變(2)

    毛主席儘管認為蔣介石還沒採取全面反共的戰略攻勢,但面對嚴峻形勢仍然確定我們黨的方針要以應付最黑暗的局面為工作的出發點。他指出時局發展有維持現狀、壞轉、好轉三個前途。所謂好轉,只是對反共放鬆一些,對抗戰加緊一點。但好轉前途很少了,維持現狀可能還拖一下。我們要準備對付一切情況,出現任何一種情況都要有辦法。目前「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佈置的出發點,而不是把樂觀作出發點。」毛主席還說:「我們現在是兩面政策,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面,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多次開會研究蔣介石可能對我軍採取的軍事進攻行動。中央最初認為,蔣介石可能對我軍實施兩步進攻計劃:第一步將我軍驅逐到隴海線以北,構築多層縱深封鎖線;第二步配合日軍夾擊消滅我軍。11月1日,毛主席電告恩來同志,說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選擇的兩個方案,徵詢意見。這兩個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即只在反共軍進犯我根據地時反擊之,我軍不主動打入彼後方。若採用此方案,我軍佈置仍以堅持各抗日根據地為主,而以反對反共進攻為輔。其利是政治上我方佔上風,其害是將來軍事危險很大,不能用實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八路軍五十萬人中至少抽調精兵二十萬分數路打入彼後方。若采此案,由於人民不瞭解情況,則政治上不利,但軍事上能制先機,不被封死,有用實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經過對兩案的反覆比較,特別是從政治上權衡利弊,中央最後決定採用第一方案,對蔣介石集團實行「表面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方針。毛主席解釋中央的這一方針說: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們的一切作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湯(恩伯)、李(品仙)東進是嚇,命令撤銷八路軍駐廣西桂林辦事處也是嚇。蔣還有可能做出其他嚇人之事。許多中間派被他嚇倒了,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詞以釋之。我除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還明確指出:我們「緩和可以爭取群眾,抵抗可以保衛自己,軟可以給他以面子,硬可以給他以恐懼」。「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制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對策。如何公開答覆何、白「皓電」呢?儘管指導方針已經明確,基本對策已經確定,毛主席對發表對外宣言仍採取慎之又慎的態度。他幾次起草,擬好又停,曾經準備過非常強硬的「炸彈宣言」,轉念又放棄了。這不單單是要反覆權衡利弊,思考對策是否周全,還因為要看看國際形勢的變化,等待日蘇關係的發展。11月3日,毛主席致電恩來同志說:「現在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機,是一個大資產階級從政權中退出還是保留的時機,故須緊張的應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緊很穩,魯莽不得,錯誤不得,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後無窮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擬好後來被稱為「佳電」的初稿。經過中央反覆討論和與各中央局負責人磋商後,在11月9日發表了「佳電」(韻目代日,「佳」為9日)。陳雲同志說過,毛主席最後寫的「佳電」文字,寫了一夜,改了幾遍,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致何應欽、白崇禧的「佳電」,以極富感情的筆墨,委婉而又堅決地據實駁斥了「皓電」的反共誣蔑的無理要求,揭露了國民黨當局反共投降的陰謀;同時表示,為顧全大局,團結抗戰,新四軍駐皖南部隊將開赴長江以北。「佳電」是我黨的嚴正宣言,對國民黨當局曉以大義,用懇切之詞,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針藏綿裡,剛寓柔中,情理交融,迴腸蕩氣的傑作。大後方的民主人士無不為中共「佳電」的既堅持大節又委曲求全的態度所感動。    
    根據「佳電」,我黨在皖南取讓步政策(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北移江北),在華中取自衛政策(保衛皖東和蘇北,堅決打擊一切來犯者),在全面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以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延長國共合作抗日的時間。這充分表明了我黨相忍為國,維護團結的真誠願望。    
    但是,國民黨當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讓步政策視為軟弱可欺,於12月8日發出「齊電」,要八路軍、新四軍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的部隊全部開赴黃河以北。9日,蔣介石簽發手令,限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12月31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翌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在此前後,國民黨加緊了對華中、皖南部隊進攻的軍事部署和輿論準備。他們急調二十九個師約二十至三十萬人向大江南北新四軍駐地附近集結,在皖南佈置了袋形圍殲新四軍的「防堵計劃」,並簽發了「解決」皖南新四軍的作戰方案。他們密令宣傳機關放出空氣,要求政府嚴明「軍紀國法」,以堅決手段懲戒一切「不服從命令之部隊」。這樣,國共兩黨之關係空前惡化,政治情勢危殆萬分,皖南的軍事衝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對作為最後通牒的「齊電」和國民黨軍隊的圍殲部署,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積極備戰,我江南孤軍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電項英,皖南部隊務須迅速渡江,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一切準備。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書記處名義電告項英、周子昆、袁國平,指出:「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於)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並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決心有辦法衝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幹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對如何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統一領導華中、山東的黨與軍隊,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南方局的任務是利用各種矛盾動搖蔣介石及國民黨的決心;全國其他各地黨組織對於國民黨的進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壓政策必須堅決反對,注意靈活地運用策略,準備長期鬥爭。毛主席說:中央決定對於蔣之命令和宣傳攻勢,報以冷靜不言的態度;不論其如何謾罵與攻擊,暫時都不理它,待其鬧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後出來講話;蔣介石急,我們就不急,這是目前對付國民黨的好辦法。


第二部分第49節 胡喬木回憶皖南事變(3)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九千餘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項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身份實行對新四軍的政治、軍事領導),長期以來對黨中央的「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持有異議,在何、白「皓電」發表後,當國民黨頑固派陰謀進攻新四軍的跡像已十分明顯時,仍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轉移遲疑不決。一方面,國民黨下令新四軍北移包藏險惡用心;另方面,新四軍又不能不通過北移以求發展。正確的處置是應當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充分準備,將計就計。項英則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嚴厲批評後才倉促決定北移路線。這時,國民黨早已完成圍殲北移新四軍的一切佈置。6日,當新四軍北移部隊行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顧祝同、上官雲相統率的國民黨軍隊七個多師八萬多人,便對其展開了包圍襲擊。    
    事變發生後,毛主席和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來同志所在地重慶、劉少奇同志所在地鹽城和葉挺軍長所在地茂林地區之間,通過電台頻頻聯繫,作出了一系列指揮決策。全黨對新四軍的命運憂心如焚。當北移部隊在茂林地區休整時,1月7日,毛主席等即電告葉、項,不宜久留,以迅速通過其包圍線為有利。皖南北移部隊遭到突襲後,項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圍的錯誤決定,使已在東進中取得初步勝利的部隊失去了衝出包圍的時機;隨後他與袁國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參謀長)同志又私自離開部隊出走,使軍部指揮極為困難。1月9日,毛主席致電葉軍長,要他指揮執行北移任務。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軍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挺同志負總責的決定。當得知北移部隊多次突圍未能成功,全體官兵已瀕絕境,準備犧牲時,毛主席等一面指示葉挺同志速謀突圍,注意與包圍部隊負責人進行談判,一面電告恩來同志,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並向各方呼籲求援,促國民黨改變方針。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通電,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為挽救皖南新四軍危局,少奇同志、陳毅同志還向中央提出發動蘇魯攻勢,包圍沈鴻烈、韓德勤部的建議,以便憑藉這種形勢提出交換條件,迫使國民黨在皖南撤圍。在重慶,周恩來、葉劍英同志向蔣介石方面進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動員黨的幹部向各方揭露國民黨軍狙擊皖南新四軍的陰謀,發動社會名流向蔣、何、白提出抗議。蔣介石一面佯稱「撤圍」,一面下達生擒葉、項手令,對被圍新四軍發動全線總攻。這樣,新四軍北移部隊與比它多五、六倍之國民黨軍浴血奮戰了七晝夜,終因處置失措,彈盡糧絕,基本覆沒。除兩千多人突圍皖北、蘇南外,其餘或受傷被俘或壯烈犧牲。葉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撐危局,在奉命與國民黨談判時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也遇難。1月17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反誣新四軍「叛變」,宣佈取消其番號,將葉軍長交付「軍法審判」。蔣介石蓄謀製造的皖南事變,以新四軍遭受血腥大屠殺震驚世界。    
    針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高壓,中共中央採取了堅決鬥爭,毫不妥協,獨立自主地擴大和發展自己力量的立場和方針。還在1月7日茂林戰鬥剛剛打響時,毛主席就電告少奇、陳毅同志,應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們黨奠定華中基礎的機會,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華北基礎那樣。在接到皖南新四軍被圍殲消息後,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結新四軍失敗的教訓之後指出:今後我們的辦法是抓住皖南事變,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採取像前年我們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那樣的非常強硬的態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們的進攻。1月20日,政治局會議繼續分析時局,決定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佈命令,1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同志為代理軍長、劉少奇同志為政治委員,還任命了其他領導成員。這個命令於當日發表。隨後,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餘人,宣佈繼續在長江南北堅持抗戰。    
    在1月20日這天,毛主席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反共陰謀,抗議其反革命暴行,嚴正宣告:親日派反共降日的計劃即使實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有責任有能力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這個談話還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懲辦禍首,釋放葉挺軍長,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撤退華中的「剿共」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條解決皖南事變的辦法(以下簡稱「十二條」)。    
    這以後,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或在致恩來同志、少奇同志、彭老總等人的電報中,繼續闡發了黨的立場和方針。毛主席特別強調:(一)蔣介石1月17日命令和談話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這對我們有利。破裂責任在他。我們應該緊緊捉住1月17日令堅決反對,絕不游移妥協。(二)採取尖銳對立的步驟回答蔣介石1月17日令。三個月來的讓步階段已經完結,立即轉到堅決鬥爭的立場。一味擔心破裂,不但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和我黨我軍,而且會中蔣之詭計。只有尖銳對立的政策,才是目前惟一正確的政策。(三)我們政治上取全面攻勢,揭破蔣之陰謀,軍事上取守勢,打防禦戰。同他全面決裂,目前不可能。我們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對付任何情勢。如蔣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未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四)目前的破裂不應說成是國共之間的破裂,而是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與全國人民之間的破裂。對於蔣介石應由一打一拉政策改變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惟在蔣沒有宣佈全面破裂以前,我們暫時不提反蔣,但要公開批蔣;蔣尚未提及八路軍與中共,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與中央軍。(五)我們表明態度後,聽憑蔣介石去處置,或者他執行我們的「十二條」,兩黨重歸妥協,或者實行全面破裂。我們目前和他沒有談判的餘地,只有在經過嚴重鬥爭之後,才能克服蔣的反動,達到爭取時局好轉之目的。


第二部分第50節 胡喬木回憶皖南事變(4)

    毛主席的這些意見在黨領導的各條戰線上得到了貫徹。蔣介石「一‧一七」反動命令發佈後,延安《解放》週刊發表了題為《抗議無法無天的罪行》的社論;冀中八百萬軍民通電全國,聲討皖南事變的元兇;蘇北軍區發表《告同胞書》,聲援皖南新四軍;八路軍第五縱隊黃克誠等將領發表通電,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血腥慘案。在重慶,當「一‧一七」反動命令見報後,恩來同志即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了嚴重抗議,並在電話中怒斥何應欽「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17日深夜,他親筆寫了悼念皖南死難烈士的題詞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輓詩,用巧妙的方法突破了國民黨當局的檢查而在《新華日報》刊出,使新四軍被圍殲的真相衝破新聞封鎖而傳遍山城。恩來同志還和南方局工作人員廣泛接觸社會各界人士及一些國家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爭取他們的同情和聲援。皖南事變前,恩來同志還先後向美國著名記者斯特朗、斯諾詳細地介紹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和蔣介石的反共陰謀,並準備了一份國共關係的文件交給他們。毛主席「一‧二○」談話後,恩來同志即電告在回美途中的斯特朗,建議她發表所知道的情況,並附去中共中央軍委關於重建新四軍的命令。斯特朗在紐約接到周電後,即向美報界披露了皖南事變真相。斯諾也發表了恩來同志給他的材料。1    
    我們黨以尖銳對立的態度向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使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我黨的重大變化。各階層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對我黨的正義自衛立場深表同情和支持。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先生先後致信蔣介石和致電國民黨政府,反對當局在皖南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軍長。馮玉祥、於右任、孫科等先生也對蔣介石、何應欽的舉措表示不滿,憂慮國內前途。各地方實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時的主角閻錫山、胡宗南等,在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間派立場。各民主黨派對蔣介石使親痛仇快的行徑表示憤慨。海外僑胞也譴責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倒行逆施,呼籲政府停止內爭。    
    在國際上,蘇、美、英等國對蔣介石製造的反共事件紛紛表示反對或不滿。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國民黨駐蘇大使原定舉行的宴會。蘇駐華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後向何、白提出質問。潘大使會見蔣介石時還明確表示,進攻新四軍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內戰對於中國意味著滅亡。美國擔心中國大規模內戰不利於實現利用中國牽制日本的目的。美總統代表居裡在訪華時會見了恩來同志,對蔣介石正式聲明,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美國無法大量援華,並批評了國民黨的對內政策。英國政府表示中國內戰只會加強日軍攻擊。英駐華大使卡爾也勸告蔣介石停止國內衝突。    
    國民黨頑固派大規模反共除了面臨國際上的外交壓力外,還被日本人的軍事進攻打亂了部署。皖南事變後,蔣介石乘勢將調集的三十萬大軍指向豫皖蘇地區,企圖「肅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軍、新四軍,然後深入蘇北、山東,以達到「驅逐」華中我黨武裝至黃河以北的目的。但正在這時,日本侵略軍發動了河南戰役。1月26日,日軍以五個師團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舉進犯,將十五萬國民黨軍包圍於平漢路以東。兩軍主力在信陽一帶發生激戰。在日軍出其不意的進攻下,蔣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變成抗日部署,數萬大軍倉皇從「剿共」駐地撤回。    
    僅僅半月前還是不可一世的蔣介石,頓時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動的窘境。對於政治形勢的這一轉變,毛主席從中日間、國共間的錯綜複雜關係上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2月間的許多文電中,他闡發了這樣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指出國民黨在各方的壓力下,雖然不會改變其反共的根本立場,但反共高潮正在下降。毛主席說:「蔣介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們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輿論都同情我們,「中間人士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引起破裂者,現在則贊成我黨採取強硬態度」。皖南事變時,「蔣以硬為主」,皖南事變後,「因為我們硬起來」,蔣「沒有那樣硬了」,「以軟為主」。「蔣對我們是吃硬欺軟」。「1月17日以前,蔣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1月17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就在於此」。    
    第二,指出日軍發動河南戰役是蔣介石全力反共造成的,也將在政治上給蔣以極大的打擊。蔣介石以為,發動皖南事變,擴大國共衝突,日本人會坐山觀虎鬥,停止入侵。豈知日本人另有想法。東條英機在1月30日的講話說:「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依賴國共糾紛,而是依賴自己力量解決中國事件」。再則,日本人不願意新四軍去華北。東條說,「華北是日本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毛主席在致彭德懷同志的電報中引述東條的話後指出,日本人認為「對我分區宰割於彼有利,將我集中華北反於彼不利,這是我們在華北反掃蕩戰爭勝利的結果」。「這一點我們過去沒有估計到」。日蔣之間的「這個矛盾很可利用」,這是目前黨的政策的「中心出發點」。    
    第三,指出目前國共僵局存在於我黨有利,愈僵愈於我黨有利,只有蔣對我黨表示和緩,我黨才可以表示和緩。毛主席說:「我之政治攻勢(「十二條」),已壓倒了蔣之攻勢(皓電、齊電、皖南事變、17日命令、限令北移、命令進攻華中等),並已收到了成效」。我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對於一個強有力的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暫時緩和的可能性就有了」。「用蔣介石的手拉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只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    
    在2月7日致恩來同志的電中,毛主席還預測到,「依我觀察,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們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不想個妥協辦法更加於他不利。」    
    時局正按照這個預測在發展,毛主席牽著蔣介石的鼻子向前走。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計劃於3月1日在重慶召開。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參政員是否出席會議,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表示:國民參政會開會,中共參政員出席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裡也表示,要觀光國民參政會開幕。在各方面壓力下,蔣介石心急火燎,力拉共產黨出席參政會,以擺脫窘迫困境。    
    中共參政員要不要出席會議呢?黨中央、毛主席和恩來同志反覆電商後認為,不能無條件地出席。2月15日,以我黨七參政員名義提出將1月20日宣佈的「十二條」提交參政會討論,並以接受「十二條」作為出席條件。這是極高明的一著棋。它不僅有利於擴大「十二條」的政治影響,又能進一步表明我黨力求恢復團結抗戰的立場,博得國內外更多人的同情。但是,蔣介石方面既拒不採納,又無理糾纏著要中共方面出席會議。為打破僵局,在參政會開幕第二天,中共方面又提出臨時解決方法的新「十二條」1,作為中共部分參政員出席參政會的基本條件。若不採納,拒不出席。3月2日,毛主席電告恩來同志說:「昨夜書記處會議討論來電,反覆考慮認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主席分析情況說:「我不出席,他亦無可奈何。第一,皖南事變他錯了,通國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議,我並未錯;第二,我已提出讓步條件(臨時辦法),他不答應,其曲在彼;第三,如他因此發動更大破裂行動(通過擁護政府17日命令,發佈討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於彼不利;第四,國際形勢已到於彼不利之時(英德大戰與英日衝突);第五,國內形勢,彼方對我絕無辦法,我毫無所懼。」    
    由於中國共產黨採取堅決態度,蔣介石於6日被迫在參政會上表示,保證「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儘管這次會議通過了「反共」決議,中共參政員無一人與會,但會議仍不得不選董必武同志為常駐委員。如毛主席在3月12日致恩來同志電中所說:這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    
    第二屆參政會是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時的一戰。參政會草草收場,標誌著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二部分第51節 胡喬木回憶皖南事變(5)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打退這次反共高潮,是我黨對國民黨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這個勝利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蔣介石一舉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破了產。新四軍軍部重建後,力量得到了更大發展。不僅擴大和鞏固了蘇北解放區,而且使華北八路軍和華中新四軍開闢的抗日根據地逐漸聯成一片,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的如意算盤。此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力明顯地強於國內其他任何軍隊,成為頑固派們心目中的「真正的勁敵與攻不開的堡壘」。    
    ——爭取了廣大的中間派。經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我們黨更加認識到了中間派的政治作用,擴大了中間派的成分。不僅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各抗日小黨派和多數的雜牌軍、地方勢力屬於這個階層,連國民黨中央軍中的許多軍官和國民黨黨政機關的許多官員也納入了這個範圍。儘管中間派在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場是動搖的,但是經過積極的耐心的爭取工作,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鬥爭的重大關頭,還是同情和支持了我們。從此以後,他們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日趨活躍,逐漸形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國共兩黨的地位正在發生有利於我黨的根本變化。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不斷發展,抗擊的日寇兵力幾乎與國民黨抗擊的日軍數量相等。在這次反共高潮開始時,我黨採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後轉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為全國人民所讚許。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階級力量的對比在發生變化。我黨日益成為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定因素和領導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聲望空前提高。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為可以關起門來打內戰,日本人會鼓勵他,英美會不作聲,蘇聯會不關心。但是,他的估計全錯了。我黨進行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贏得了世界進步輿論。國際社會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擊日本的重要力量,漸漸地改變了過去那種不屑一顧或不以為然的蔑視態度。這為抗戰後期的國、共、美三方會議奠定了政治基礎。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經驗和基本政策進行了總結。毛主席談形勢說:    
    關於目前時局問題。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矛盾仍然是從屬的。這是因為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起著決定的作用。現在指導中國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抗戰反漢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願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們的對策是革命的兩面政策,以拉對拉,以打對打。    
    我黨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必須有整套戰術,不可粗心。對其反共政策必須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但鬥爭須是有理有利有節。    
    在反頑固派的鬥爭中,必須將買辦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與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們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基礎。地方實力派雖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與統治中央政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區別,一般的,應以中間派的態度對之。有人以為皖南事變後整個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都完全叛變了,這是把複雜的中國政治簡單化了,中國社會是中間階級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對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發生動搖,對階級關係作了錯誤的估計,所以對黨的政策也發生動搖,以為三三制的政權不適用了,而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已不是統一戰線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對付國民黨破裂的可能性,當作最壞的惟一的可能性,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    
    有些同志不瞭解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瞭解統戰政策與階級政策、統戰教育與階級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瞭解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政權社會性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三三制政權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標誌。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也是他準備在高級幹部會議上作關於最近六個月來國民黨反共高潮的鬥爭經驗總結的報告提綱。這次政治局會議作出了贊同這個報告提綱的決議。5月8日,毛主席為黨中央起草黨內指示,進一步闡發了上述思想,對一些重要的經驗和政策進行了更為科學、更為全面、更為準確的解釋和概括。這就是《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這篇著名文章。    
    從何、白「皓電」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時間,是毛主席在抗日戰爭中非常緊張的一段時間。毛主席肩上擔子沉重。但是,他思考問題很細、很具體,處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緊。那個時期他起草的文電很多,僅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數幾天沒有發出這樣內容的文電外,一般每天都要發出兩三件。據不完全統計,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電」前後和12月上旬頑固派的「齊電」發出之後,是毛主席發出電報最多的時候。11月3日和13日這兩天,均發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這一天則發出了十一件,創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文電的最高紀錄之一。這些雖多為佈置工作、發佈指示的急電,但並非全是事務性的應急處置。如上所述,不少文電有豐富的思想內容,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還有一些文電,對他的理論觀點作了一定的闡發。這些文電和這個時期會議上的一些講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論的形成過程。《論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文,可以說是集這些思想之大成,是這個時期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從毛主席的文電以及恩來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電往來,還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認識最初也並非正確無誤。他也有情緒激動、看法不周、思想反覆的時候。但是他有一個極大的優點,能集思廣益,博采眾長,知錯即改,縝密比較,科學概括,最後形成並提出更為全面、更為正確的思想觀點或重大決策,從而他的這些認識或決策既體現了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又在汲取別的同志正確意見的基礎上高於別的同志的思想認識。例如,對於「皓電」,中央最初決定答之以強硬的「炸彈宣言」。在恩來同志反映了重慶各方意見,提出望「作表面的服從」,以分化頑固勢力和「用朱、彭、葉、項名義通電全國,答覆何、白」的建議後,採納此議,改為發表前述產生巨大影響的「佳電」。在「佳電」發出後和蔣介石的「齊電」發出前的一段時間裡,毛主席一度對形勢作出過較為樂觀的估計,認為蔣介石大舉「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嚇我讓步,大吹小打。為了加強政治鬥爭的籌碼,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兩個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張。但在瞭解到國民黨圍殲皖南的某些佈置後,迅即於12月26日發出了皖南部隊立即北移的緊急指示,並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會上表示,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好在過去也沒有發出文件。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出於對蔣介石血腥屠殺新四軍的無比憤慨,一度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又只強調了壞轉的一面,認為國共的全面破裂已經開始,中共與蔣之合作已經完結,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問題,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提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時全面大反攻的方針。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過這一主張,但在三天後他改變了想法,認為時機不成熟,力量不允許,「實行全面軍事進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提出「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毛主席接受了這個建議,改為採取政治攻勢、軍事守勢的正確方針。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對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變及「一‧一七」國府命令是否全國破裂的開始,這一點要考慮。這樣,實際上就放棄了一度產生的偏激認識。毛主席從善如流的思想作風使黨的領導層的團結更緊密了,黨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個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對如何堅持團結抗戰的認識走向統一了,同國民黨鬥爭的經驗更豐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趨於定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階段。    
    (摘自胡喬木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第二部分第52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1)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後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名為《整頓黨的作風》)。在報告中,毛主席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是我們的任務」。2月28日,中央通過《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強調貫徹黨的整風精神。    
    從此,由黨中央的整風學習逐漸形成為全黨的整風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既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也有當時的策略意義。它對於我黨進一步團結統一和加強一元化集中領導;對廣大黨員群眾政治覺悟水平的提高、黨員思想認識的統一、黨的戰鬥力的增強,都起到了空前重大的作用。    
    整風是我黨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在整風運動期間,毛主席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文章,從思想上總結了過去的黨內路線鬥爭,分析了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他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裡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因此我們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    
    毛主席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除闡明了整風運動的目的、任務和方針以外,還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整某個人,追究什麼人的個人責任。因此,在整風運動中學習的材料是比較多的,除規定的22個必讀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六本「幹部必讀」等書。    
    整風學習運動開始時,大家嚴肅認真地集中思想和精力學習文件,研究關於政策、方針、路線等各方面的問題,並展開討論。大家學習的態度很好,很認真,既作筆記,又寫自我檢討。整風初期,運動進行得比較正常,各級幹部在學習中提高了思想認識,糾正了一些同志的錯誤思想、糊塗觀念、不正確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從而使黨內出現了更加團結一致的局面。    
    但是,大約在1942年5月間,冒出了一股蠱惑人心的陰風,說對黨內歷次錯誤的發生要找根尋底、追查責任。就是說,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誰起草的,起草人的動機與意圖,如何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關於這個問題,在中辦支部(楊家嶺)叫得最響亮的是一個叫「小米」的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後來在肅反中查明他是隱藏在黨內的一個叛徒。我當時感到很困惑。這樣一來,豈不是扭轉了運動的方向?!但有人隨聲附和跟著他跑。    
    一天清晨,毛主席出來散步,湊巧我們在山坡上相遇。我藉機順便問毛主席關於我黨整風學習的方針、任務與目的,並且向他反映了一些情況。向他請教:「有的幹部不知聽了誰的話,或受了誰的影響,不是認真鑽研文件,弄清歷史,提高思想認識,而是去調查所學習的文件中的哪件或哪篇文章是誰寫的,哪個文件(決議、決定、宣言等)是誰起草的等等。這是企圖扭轉學習方向。這樣做,對嗎?」    
    主席聽罷,立即回答說:  「整風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問題,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偽,提高認識,而不是追查個人責任。那樣做是不對的!」    
    毛主席斬釘截鐵的回答,使我頓時心明眼亮,信心倍增。這個時期,在總結我黨歷史經驗教訓,澄清我黨各個時期的路線、戰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當年,毛主席考慮最多的是關於愛護、保存、發展和科學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養、提拔幹部,放手地任用他們,盡可能地把每個幹部都使用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以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這是充實我黨幹部隊伍的重要方針。那時,他是把這個問題當作我黨革命鬥爭中的一項主要戰略問題對待的,所以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他一般持慎重的態度,本著較合理的方針、政策來處理的。    
    整風開始後,中央領導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負責中直機關的整風學習;王稼祥、陳雲負責軍委直屬機關;任弼時、高崗負責陝甘寧邊區系統。毛主席親自抓文藝界的整風運動,這就是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由來。


第二部分第53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2)

    1942年6月2日,黨中央成立了總學習委員會,毛主席為組長,康生為副組長,領導全面的整風運動。這個學習委員會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級)學習組的基礎上產生的。中央(高級)學習組的組長是毛主席,副組長是王稼祥。由於康生回國以後,當上了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社會部部長,掌握了教育、審查幹部的一部分權力,同時,康生又善於耍兩面派,見風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貫」批判王明路線,與王明路線作鬥爭的樣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時高喊「王明萬歲」,初回延安時仍竭力吹捧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但到整風運動期間,他卻搖身一變,說王明的小冊子是「為中共更加孟什維克化而鬥爭」。就這樣,他當上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組長。並且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以後,毛澤東對康生說過:總學委會的實際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們幫助他做工作。黨中央同意了。我記得,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是:胡喬木(毛澤東的秘書)、黃華(朱德的秘書)、師哲(任弼時的秘書)、王鶴壽(陳雲的秘書)、廖魯言(王明的秘書)、陶鑄(王稼祥的秘書)、匡亞明(康生的秘書)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為他的助手,分別向各有關單位瞭解整風學習的進展情況,並向中央總學委會匯報。    
    康生要隨便使用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長,要完成自己首長交辦的各項任務。所以,除了我和廖魯言以外,基本上沒有看見過他們與康生有多少聯繫。大致上,胡喬木隨毛澤東主持文藝界的整風運動;陶鑄、黃華隨王稼祥、朱老總管軍委系統的整風運動;我和廖魯言去邊區聯繫中央西北局和聯防司令部有關整風的事務。此外,我還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隨任弼時一起參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開的西北局高幹會議。    
    1943年3月初,劉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讓劉少奇主持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但是劉少奇因自己剛到延安,對延安的整風和中央機關的情況都不大瞭解,很少管事,實際上還是康生在主持這方面的工作,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雖然毛主席、劉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楊家嶺,但是有關整風的一些匯報會劉少奇不常參加,有時毛主席也不去參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這樣,康生就成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對於整風、審干中的一些問題,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匯報,也可以向劉少奇匯報。但有些問題康生並不向毛、劉匯報。這種情況給康生鑽空子創造了條件。    
    整風運動開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為整風運動的重點。後來審查幹部又把中央黨校作為重點,都不是沒有原因的,也不是與康生本人無關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進行全院大檢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專門從事「學風、文風、黨風」的檢查。    
    當時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從馬列學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當時,馬列學院學習馬列主義的空氣是很濃厚的。無論是教員還是學員,他們學習馬列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好樣的。他們熟悉馬列主義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會背誦而已,還沒有使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然而,這能不能說馬列著作讀得過多了呢?以後可以不學馬列著作了呢?實際上,當時我們對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出版還很不夠,研究得更不夠,哪裡談得上讀得太多了呢?!當然,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是要反對的,但反對教條主義,並不是連馬列的書也不讀了,只能學習毛澤東著作。整風以後的確注意學習毛澤東著作,並且也開始把毛澤東與馬恩列斯並列。    
    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較高。他翻譯過很多馬列著作。但是,整風開始後,柯柏年竟因為翻譯過一些馬列著作,而被指責為「教條主義者」,似乎還因此而受到批判。於是柯柏年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工作了。毛主席後來也知道了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對柯柏年說,你還要翻譯啊!柯柏年堅持說,再不搞翻譯了。對於這些問題,回過頭來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風運動中的這種偏向與康生是有直接關係的。康生後來說過,批判教條主義是「破壞」,學習毛澤東著作才是「建設」,只破壞不建設,只能給三十分。    
    整風開始以後,康生以為整風就是對付所謂「二十八個半」的,所以選擇中央研究院作為整風運動的重點,並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運動,把運動的矛頭指向一些黨內的老同志。後來因為毛主席強調整風是為了弄清問題,分清是非,提高認識,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才把康生的這一套壓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過一個報告。報告的題目就叫《關於鋤奸問題》。這個報告就是宣傳延安「特務如麻」。報告認為,一種是打進來的,例如戴笠派來的特務;還有一種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們的隊伍裡發展了他們的人。    
    康生利用漢中特務訓練班一案,即「戴案」,開始製造「特務如麻」的輿論。    
    「戴案」確實是一個特務案件。這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機關在整風運動開始以前就已破獲的,並且已經處理完畢。1940年末,邊區保安機關在關中地區發現個別人的特嫌問題。1941年,保安處派布魯去關中馬欄鎮進行調查處理。    
    最先向我們自首的是曾參加過那個特務訓練班的吳南山。吳南山說,戴笠在漢中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訓練了一批青年,派進陝甘寧邊區從事特務活動,這個訓練班有四十六七人已進入邊區。後來,保安機關根據吳南山提供的線索進行了深入調查。結果絕大多數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們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這個工作做得很順利,原因是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鄰近邊區的邊境線上。他們想,如果現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一旦被發現,全家都要受牽連。同時,當時黨實行寬大政策,如果特務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殺。這樣,這批人也就一個一個地都分別處理了,並允許他們照常工作。當然,對他們也予以必要的監視、考察,以掌握其動向。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僅受過特務訓練,而且混進邊區來也是帶了具體任務的。當然,到了邊區以後,是否從事過特務破壞活動,危害程度如何?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最初,康生並不知道這個案子,事後才知道,於是要走了卷宗、檔案材料,進行了瞭解,據此,他向毛主席作了匯報。康生說過,「毛主席很重視這個案子」。還說,這個案子說明了很多問題:這一案四十餘人都是青年,因此,我們審干的重點對象也應該是青年,首先是外來的青年。其次,他們滲入到了邊區各個部門、各種工作崗位。可見他們的活動是深而廣的。面既如此之廣,審干、肅反也要做得廣些。康生在審干、「搶救運動」中確實把矛頭對準了青年,幾乎把外地來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務」或給加上「特嫌」標籤。    
    康生說,「『戴案』給我們敲了一個思想上的警鐘」。康生的所謂「特務如麻」就是由此而來的。    
    從1942年12月,康生作《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以後,延安少數單位開始審查幹部。


第二部分第54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3)

    1943年康生就說,「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這兩句話實際上是康生在整風運動中杜撰的一種別有用心的「理論」,作為他推行一條錯誤路線的根據。    
    1943年4月1日,康生要邊區保安處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公冕要來延安,怕一些在審查幹部中發現有問題的人與胡公冕「聯絡」,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幹會結束後,我被調到陝甘寧保安處一局任局長。    
    一天晚上,康生手裡拿著一個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又圈又點,說這個是「復興」,是「CC」,那個是「特務」,是「漢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後叫我們把打了「○」的人都抓起來;打了「‧」的送進邊區行政學院。    
    我問:「要抓的這些人有沒有材料?沒有確切的材料,我們怎麼抓人?怎麼審問?」    
    康生說:「有材料還要你們審問幹什麼?!」    
    從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沒有休息,一夜之間抓了260多人。同時,李克農、汪金祥(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    
    4月3日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的決定》,文件認為:「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運動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辦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辦法。」因而決定整風運動再繼續開展一年。    
    1943年7月,蔣介石陰謀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審干運動轉為肅反運動,即「搶救失足者運動」。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出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第一句話就是「今天的大會,是緊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他說:「從四月十號起到今天為止,已經有450人向黨坦白悔過了。」他將受審查的幹部稱為「失足者」。他說:「一個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時還可以從容的去救,如果是漲大水的時候就要搶救,這是不說也懂的簡單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邊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們號召來坦白的人趕快地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了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決定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特務之多,原不足怪」,並說:「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不認識此點,就不能採取正確的方針。」《決定》指出:「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幹部,並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不採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採取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方針,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群眾性的問題。」文件規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個機關)、反省、保衛三種機關進行審幹工作。    
    10月間,我從綏德回來時,延安受審查的人更多了。這些人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邊區保安處,一個是社會部(棗園後溝)。這兩處關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還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黨校、邊區行政學院(這裡主要是邊區系統的)和西北公學學習、反省。西北公學名義上是社會部在棗園辦的一個訓練班,實際上是集中中央直屬系統和軍委直屬系統受審查的幹部。這兩處有近千人,還有第三種人,有問題但不嚴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單位進行「勸說」,促其「坦白」。    
    任弼時時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態的發展,有時把我找去,瞭解情況。當他發現這種種錯誤做法造成是非顛倒、以至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時,就向毛主席匯報,反映情況,提出立即制止錯誤做法的意見。毛主席採納了任弼時的意見,並糾正了那些錯誤做法。當時瞭解情況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認為不能給群眾潑冷水。運動已搞成這個樣子,糾正起來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後,情況雖然稍稍緩和了一下,但事態並未徹底扭轉過來。    
    到1943年9月末,「搶救運動」已無法再搞下去了。「搶救」和被「搶救」的雙方到了極度對立的程度,再也無法繼續進行了。康生又耍了一個花招,提出所謂「自救運動」。這是康生自己後來對我說的。他說:「在中直大禮堂,人們斗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柯曾是北平地下黨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黨遭到破壞後,絕大部分黨員被捕,恰好柯慶施去了綏遠,沒有被捕。根據這一事實就懷疑柯慶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時候,雙方出現了僵局,十分對立,弄不下去了。我到會,提出了『自救運動』的口號。我說,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們還沒有吃飯,也喝不上水,關於他的問題,我們有個辦法,我們不搶救他,讓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從今天起『搶救』告一個段落,以後要靠他們『自己救自己』了。」所以從此刻起,就開始了「自救運動」。這樣,給這項僵持不下的會議找了個出路。從1943年10月起,「搶救」變成了「自救」。其實「自救」不過是「搶救」碰壁之後的一個轉彎,形式上緩和了一些,其實,運動並未停止下來,問題也並沒有解決。    
    1943年底,我去關中地區。1944年二三月返回延安。這時,康生還要我們把犯人的口供送黨中央、毛主席。同時,康生還叫我們準備一個關於邊區系統審干、肅反的總結報告。我和周興起草的報告,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如實地敘述了肅反運動的經過,承認了許多錯誤,但是康生拿去壓了好多天,說不能用,也就沒有用。    
    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了《關於反奸鬥爭的發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不但不承認有什麼錯誤,而且還擺「功」。康生說:「在這一年另兩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清出了許多暗藏的偵探奸細,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創造了新的反奸路線,獲得了巨大的成績。」    
    在這個報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錯誤做法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他說:「有些同志,以『特務如麻』的主觀主義,代替群眾性的正確認識,不曉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務嫌疑時,必須慎重,許多人只是有些可疑,但不能確定為特務。如果以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定有龐大組織;既有組織,定有頭子;既有頭子,定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下層組織,因此,對每一個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組織系統,一定要求他供出許多特務關係。一定要信以為真,不准懷疑,如果是這樣(確有許多地方是這樣),那是錯誤的。如果有了這種主觀推論的方法,必然產生擴大化的結果,產生逼供信的各種形式。」這一大段話完全是自我解嘲,是「此處無銀三百兩」,好像康生是正確的,其實這無異是自我暴露。因為這樣做的人,正是康生自己。康生的這個報告,雖然提出了要徹底糾正逼供信的錯誤和進行甄別工作,但是整個報告的基本調子是肯定成績,反對「極右」。康生在報告中說:「我們這次反奸工作,並未完結,僅僅是從坦白運動開始轉入了甄別工作。在過去坦白運動階段中,我們突破了特務,鞏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滅了被資產階級同化的危險,在組織上保障了內部的純潔,在反奸工作上創造了新的路線,得到很大成績,如果不進行這個工作,就會使黨受到很大損失。在這一點上如果有人懷疑,那就是極右的觀點。」按照康生的這種觀點,糾正逼供信和甄別工作實際上也就無法進行了。    
    值得慶幸的是,毛主席親自抓了這個工作,及時補救,撥正了運動方向。


第二部分第55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4)

    搶救運動發生一些偏差也與當時階級鬥爭異常尖銳、複雜和敵人的破壞有關。    
    1943年底,從西安來的情報獲悉,地方特務向西安報告,在關中發展特務順利,人數頗多,甚至地委書記都上了他們的特務名單,軍區司令員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務名單等等。我到關中馬欄調查案情時,中央轉來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調走的地委書記向特務提供了情報等內容,這更加引起我的懷疑。經過一兩個月的調查,得知西安情報的來源是出自住在邊區境外的織田鎮一個特務據點,即國民黨特務專員楊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問題,必須設法抓獲楊宏超。    
    我們決心拔掉這個釘子,組織了一個班,由王天民隊長率領,乘夜色,通過封鎖線,奔襲織田鎮,把楊宏超抓回邊區來。借我情報員的幫助,帶路,順利地通過了國民黨封鎖線的炮樓。    
    半夜12點時,楊宏超才回家。我們的內應將事先準備好了的肉扔給楊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後把門打開。戰士們一閃而進,將楊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將孩子看好,抓獲了楊宏超。織田鎮離邊區只有十幾里路,我在縣署等候消息。僅兩個多小時小分隊就回來了。戰士們給楊宏超戴上手銬後押到馬欄鎮。    
    我先回到馬欄,同地委書記張德生商量好審訊計劃。    
    楊宏超30多歲,身材魁梧。戰士將他帶到房子裡,我叫警衛員把手銬、腳鐐向他面前一丟,並厲聲地說:「你怎麼辦,是講真話,還是頑抗!?」    
    他摸不著底細,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邊區,因而對邊區情況很熟悉,為了領賞弄錢,就造假情報,說他花多少錢買通了什麼樣的幹部。被收買的幹部級別越高,國民黨的獎勵就越多。他在織田鎮胡編亂造,西安的特務機關都信以為真,而且十分重視。    
    抓住了楊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國民黨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專門派了一個師長到織田鎮調查此事。西安向重慶呈報,特務專員楊宏超被共產黨逮捕,言之令人痛心!這個電報也被我們的情報人員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給我看過,但他卻無任何表情。    
    楊宏超被抓後,關中地區許多問題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間,我回到延安,任弼時、西北局、中組部對我的工作都表示滿意。    
    「搶救運動」的錯誤是康生一手製造的。康生對於特務問題主觀主義的估計和當時的一些重大鬥爭,也為黨中央、毛主席所認可。    
    但是,真正糾正逼、供、信錯誤和進行甄別工作的還是黨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寫信給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但是康生不執行正確路線,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農、周興和我談話。    
    毛主席看見我們就說:「你們送來的口供,我還沒有看完,你們那裡還有沒有這樣的供詞?」    
    我們說:「還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問:「你們覺得口供的真實性如何?」    
    我們說:「基本上沒有錯,個別的話,個別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從城裡保安處去棗園的路上,我和周興還商量匯報什麼內容,後悔沒有帶上材料。見面後沒想到毛主席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真是老虎吃天無處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們一時轉不過彎來,就從江西蘇區肅反講起,開導我們。他說:「江西肅反的經驗、教訓是十分沉痛的。」    
    我對此一無所知,摸不著頭腦。而李克農、周興都是過來人,他們不作聲,一邊聽,一邊點頭。    
    毛主席見我不明其意,舉了一個例子,說:「反AB團時,每個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著覺,悄悄地走到審問犯人的地方,用舌頭將窗紙舔了一個洞,偷偷地看,看見審訊人員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團是怎麼來的。」    
    毛主席講完後問我們:「你們有沒有搞這一套的?」    
    我回答說:「沒有。我不會審案子,總是審不出問題來。」    
    「審問犯人的是誰?」毛主席問。    
    「負責人是審訊科長。他有辦法,一審準能審出來。」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問道:「有沒有這樣審問犯人的?」    
    周興說:「審訊科長是從江西來的。他在江西就搞過這一套。這些口供都是他送來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審出來的。」    
    毛主席說:「你們送來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後也不要再給我送來了。」    
    這句話給我的打擊很大,無異是潑了盆冷水。    
    毛主席頓了頓又說:「為什麼不想看?我看這些材料像是寫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話不實在。你們怎麼看的?」    
    李克農、周興不吭聲。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在蘇聯時見到的都是犯人為自己辯解,從沒有主動講自己是特務、叛徒的,因而說:「他自己講自己是特務,怎麼會自己污蔑自己呢?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毛主席仍說:「總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寫文章、小說,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覺得怎樣?」他這是衝著我說的,我沒有作聲。他見我的思想仍轉不過來,又問:「這些口供,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沒有一句話、一個字是錯的?」    
    我回答說:「一句兩句錯,恐怕難免,但這無關緊要。」    
    毛主席聽了我的話後,耐心地解釋說:「如果有一句是假話,會不會有十句假話?有十句假話,會不會有一段假話?有一段假話,會不會全篇都是假話?我寫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貼到牆上,每天改幾個字,一個月後就改得面目全非。這還是自己寫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們寫的全對嗎?寫口供不是寫小說,不能編假的。你們回去對犯人說,一個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個字;一句話是假的,改正一句話;一段話是假的,改正一段話;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們把他們的口供交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去改,要說明一個字,一句話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


第二部分第56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5)

    毛主席最後說:「我們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們要搞清楚,口供是從哪裡來的,絕對禁止用刑逼供。」    
    周興忙說:「審訊科長在江西打過人,在這裡是否打過人,還不知道。」    
    毛主席讓我們回去瞭解瞭解,並斬釘截鐵地再次強調說:「要讓犯人講真話,絕不允許講假話。保衛工作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你們要把好關,不要冤枉一個好人。」    
    毛主席同我們從上午9點多一直談到12點,並留我們吃午飯。回來的路上,我同周興邊走邊談,原計劃那天夜裡要槍斃三個人,我說,應該趕快改變決定。    
    按照毛主席談話的精神,我回來就同一位年紀較大的犯人談了一次話。我問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寫的,真實不真實?」    
    我的話音未落,他就哭了起來。    
    這樣,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問他:「當時為何要寫假口供,用意是什麼?」    
    他說:「吃好飯,戴紅花。」最後,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說,「我要它幹嗎,全是假的!」    
    從1944年4月以後,對各種案子開始進行甄別工作。一邊甄別,一邊平反。這個工作做得時間較長,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別、平反完畢。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極個別人的問題一直未徹底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徹底平反。而這些同志已由二十來歲的青年人成為兩鬢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審查幹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絕對不能使用逼供信的辦法。這不僅是對幹部本人負責,而且是關係到黨的事業是否能興盛發達的問題。    
    對於「搶救運動」中的錯誤,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錯的同志賠禮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門外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當時是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受審查的專員、縣長集中學習的地方)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說:「我向大家賠個不是。」並向大家脫帽鞠了個躬。毛主席還說了一句:「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後來聽說,毛主席在其他場合也作過同樣的賠禮道歉。這使幹部群眾十分感動,許多受過冤屈的人都擺脫了精神負擔,心情也舒暢起來了。    
    我們從棗園回到延安城裡保安處後,周興打電話向康生作了如實匯報。    
    原來,毛主席先找康生談過,指出要糾偏,康生卻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們談。康生為什麼壓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傳達呢?因為他正想藉機準備整別的高級幹部,如葉劍英,說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裡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瑣事,無限上綱,弄成政治問題。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實向毛主席匯報。我曾對他說不要捕風捉影,他很生氣,批評我將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對葉劍英很器重,多次講過他是「呂端大事不糊塗」。毛主席有時還讓我打電話給葉劍英,提醒他應該注意的事情。葉劍英非常尊敬毛主席,執行任何任務從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與毛澤東思想是相對立的。在康生領導下搞肅反,就只怕沒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後,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終沒有承認過自己的錯誤,從未作過檢討。相反,還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機進行翻案,洗刷自己。這個不可救藥的壞分子對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對「搶救運動」的錯誤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康生的錯誤絕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兩面三刀,挑撥同志間的關係。李克農因病休養後,他對我說,李的身體不好,你要準備做副部長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對李克農講,師哲這個人有野心,想將你擠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農的關係很不自然。    
    劉少奇和王前夫妻間關係不好,康生則乘機講王前不像樣子,配不上劉少奇等等。最後劉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歡我,認為我不聽他的話。    
    有一次,他讓我去抓人,我說:「要有證據,光憑傳說沒有證據不行。」    
    他馬上回敬我說:「你若認為他沒問題,你就簽個字。」    
    我不瞭解情況,當然無法簽字。他就是用這種辦法「將軍」,使你不好不執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礙於我在弼時處工作,對我還是比較客氣的。    
    當時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員,為什麼如此懼怕任弼時?對這個問題,後來我曾問過他,康生這樣解釋:「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弼時是我的老師。」現在想來,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時一身正氣,康生不敢觸犯,更不敢得罪。在那個時期,人們注意到康生只怕兩個人:一個是任弼時,另一個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時、毛主席面前撥弄是非而已。    
    任弼時在整風中兩次向毛主席進言,對於甄別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黨的高級幹部開始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整風運動由普遍整風轉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    
    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共產黨的隊伍更加整齊,步調一致起來,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麼,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會被我們打倒的。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就是統一全黨,特別是黨內高級幹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這在思想上為七大的召開準備了條件。    
    在審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黨校成為重點。代表資格的審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間,任弼時向毛主席反映了這個情況,並說:如果不承認所謂有問題人的代表資格,要各個地區重新選舉代表,那麼,新的代表到達延安,最遠的地區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時間。這樣做,七大就會被推遲,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召開。這個問題不解決,無法召開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討論。    
    毛主席當機立斷地說:「開會,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審查了。」    
    任弼時的匯報和毛主席的決斷加速了審干的甄別工作。因而像劉子久、黎玉等原來選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接著,中央準備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在制定大會議程時,是準備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交大會討論的,後來為了慎重起見,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1945年4月20日通過了這個決議。


第二部分第57節 師哲回憶整頓運動(6)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預備會議召開,任弼時做了七大準備工作的報告,他說:七大早應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阻隔,遲延至今才召開。這固然是個缺點,但也有積極意義:(1)準備了和發展了我們的力量。1937年12月會議決定召集七大時,黨員只有五六萬人,軍隊不超過10萬人,根據地只有陝甘寧、晉察冀。現在黨員已有120萬人,軍隊近百萬人,根據地人口近l萬萬。這時召開七大,意義非常重大。(2)黨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經過整風、路線學習、審查幹部,黨內思想更加一致,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地盤縮小了,組織更加純潔,又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    
    我作為代表和工作人員出席了七大。當時為了開好這次大會,工作人員一律駐會,只有我和陳剛兩個人因工作需要不能離開機關,所以每天都從棗園到楊家嶺開會。來回往返,使我們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楊家嶺大禮堂隆重開幕。大會期間,毛主席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陳毅、高崗、張聞天、博古、康生、陳雲、彭真等都結合自己的工作做了專題發言。博古發言的內容是關於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萌芽、形成、發展和破產,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和檢討。大會進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線錯誤。    
    王明錯誤的實質到底在哪裡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從棗園出來,趕赴楊家嶺參加七大會議。在延河岸邊,我們邊走邊談大會上的種種情況,隨之談及王明錯誤的實質。相互議論間,涉及到他的這點或那點錯誤性質,然而仍未超過我對各項文件所談及的那幾點。    
    毛主席從我的話裡揣摩出了什麼,摸準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關節所在,於是只用一句話就打開了天窗。他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聽這話,茅塞頓開,思想豁然開朗。覺得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毛主席歷來認為: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首先要研究解決中國的問題,思考分析中國的革命實踐。對於處在被壓迫被奴役地位的中華民族來講,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是一致的。「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被打倒了,同時也就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談過,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說:要得到兄弟黨的幫助,首先就要幫助兄弟黨的進步、發展、壯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黨單方面作出犧牲。丟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別人,這實際上不是真正的幫助。因為既沒有真正的幫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談話深入淺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談話充滿辯證法,與我在蘇聯學習時受到形而上學的影響是多麼地不同呀!    
    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區別,王明對共產國際採取盲從、教條主義式的、生吞活剝的態度,盲目接受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裡領欽令、接聖旨,硬套到中國問題上。如果說斯大林對中國許多問題沒有弄清楚的話,倒不如說王明從未介紹、解釋清楚;反而將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問情況照辦。而毛主席則不是這樣,他對斯大林的任何意見或建議,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醞釀成熟後才表態。毛主席致力於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將馬列主義中國化。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有「中國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時,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團作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時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要不要選?從黨的歷史經驗來看,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不應當一掌推開。只要他承認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大會還可以選他。    
    在他一再做工作後,大會選舉李立三、王明為中央委員。    
    在談到中央委員的代表性時,毛主席說,由於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建立了許多革命根據地,散佈在各地,有許多軍隊和山頭。要縮小山頭,消滅山頭,就首先要承認山頭。要使七大選出的新的中央成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從組織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還講道,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一個人通曉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幾方面,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通曉各方面的中央委員會。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大會順利地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6月11日,大會圓滿結束。毛主席在閉幕會中講道:「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許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了團結。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事實證明,經過整風運動,全黨思想達到了新的團結。所以,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抗日戰爭勝利後,只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就打敗了蔣介石,取得了全國的勝利。    
    整風運動和七大的歷史功績是偉大的、豐碩的,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摘自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增訂本)》)


第三部分第58節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1)

    1940年11月,我離開北方局,從太行回延安,去參加黨的七大。同行的有廣東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區夢覺等黨在華南很有名的領導人。他們從廣東先到蘇北,再轉山東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從山東經太行回延安,也和我們同行。那正是皖南事變的前夕,日軍又對華北根據地施行「囚籠政策」,嚴密封鎖,路上很不安全。太行軍區派了一個旅送我們過同蒲鐵路,晉西北又派了一個旅來接應我們,在這年年底到達延安。    
    那時,延安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七大。中央原來決定1941年5月1日前召開七大,地點不是在楊家嶺,而是在棗園的後溝,在那裡修了個禮堂,還挖了些窯洞,準備給代表住。皖南事變發生後,形勢很緊張,會期就推遲了。我們留在延安,先參加整風學習。    
    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分配我擔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員會的委員;1942年又參加中央調查研究局黨務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長任弼時兼的。1943年,中央調整和精簡機構,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3人組成的書記處,下面設組織和宣傳兩個委員會和中央研究局。宣傳委員會書記是毛主席,組織委員會書記是少奇同志,委員有任弼時、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鄧發和我,並由我擔任委員會秘書。中央研究局由劉少奇兼任局長,我是副局長。對各抗日根據地的指導,中央也作了統一分工。當時,周恩來同志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決定由王稼祥負責華北,劉少奇負責華中,任弼時負責陝甘寧和晉西北,陳雲負責大後方,我負責敵占區的工作。這些同志直接對書記處負責。北方局書記的名義儘管仍由我掛著,實際工作由彭德懷同志代理。    
    從1940年3月周恩來和任弼時從共產國際返回延安後,黨的七大的籌備工作就在緊張地進行著。代表資格的審查,由任弼時、陳雲、李富春、蔡暢、胡耀邦、譚政等組成一個委員會,早已開始進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員會,研究制訂準備提交七大討論的各項政策提綱,由任弼時和剛從重慶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凱豐三人組成,我到延安後隨即參加這個委員會,不久,從晉察冀歸來的彭真同志也參加進來。這個委員會是弼時同志牽的頭,從1月11日開始,每兩周討論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討了9次,制訂出勞動政策、土地政策、軍事、文教、鋤奸、三三制政權和財政經濟等七項政策提綱,準備經書記處討論後提交七大審議通過。王明、康生、王若飛和李富春等常來參加研討或起草工作。《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是這個時候制定的。它由邊區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經弼時、博古、凱豐、王若飛和我修改補充,最後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過後,先在5月1日的《新中華報》上公佈,作為出席邊區參議會的中共代表團向會議提出的提案。這個綱領把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理論,同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加以具體化,成為可操作的政策條文,糾正了蘇維埃運動後期「左」的錯誤,調整了階級關係,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施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起了示範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視這個綱領,要求在重慶、上海、香港、菲律賓、新加坡和紐約等大城市廣泛「徵求各界意見與批評」。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詳細匯報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戰初期,北方局書記是劉少奇,我是副書記,那時是工作大發展時期。黨的六中全會後,少奇同志調任華中局書記,我接替他的職務,這時的工作方針是鞏固地發展。三年來,華北的八路軍主力擴大到37萬人,縣級政權建立了300多個,黨員發展到40萬人。基本地區,除「模範根據地」晉察冀外,又建立了晉東南和冀南根據地1;晉西北根據地也已走上正軌,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華中的部分地區是華北的八路軍向南發展形成的。我們的缺點是向河北和山東的發展晚了一點,政權建設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由於受閻錫山的「合理負擔」政策的限制,對群眾的利益保護不夠。在同國民黨頑軍的鬥爭方面,總的原則沒有大錯,但對反摩擦鬥爭中怎樣根據自衛原則實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夠,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內戰,和頑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權工作中的「三三制」貫徹得不夠好,有的地方領導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於團結一切抗日的力量。這些,正在糾正中。    
    對百團大戰,我在匯報中說,當時主要目的是破壞敵占區的交通線,打擊敵軍,鞏固根據地,擴大八路軍的軍威。雖然在日軍報復性的「掃蕩」下,我們付出的代價大了些,但政治意義很大。對付出的代價,我們在事先是估計到的。劉伯承同志曾說:敵人像是一窩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會出來叮你,那時我們要多背一點敵人,這是小道理;我們打一個勝仗,徹底破壞正太路,使晉東南和晉察冀兩塊區域連成一片,既可以衝破日軍封鎖我們的「囚籠政策」,又可以制止當時國際上誘蔣降日的東方慕尼黑陰謀,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贊成這個意見的。    
    總之,我在匯報中認為:北方局基本上執行了中央的指示,缺點和錯誤主要是「左」。    
    1943年9月,彭德懷同志回延安時,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詳細匯報了華北的工作,並將北方局6年的工作總結送給毛主席看。他說:「我們華北黨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路線,但還存在著嚴重缺點。」毛主席看後,用毛筆將「基本上」三個字刪去,並寫了這樣的批語:「就華北全黨來說,就整個六年來說,應該說,執行了中央路線。」    
    就在我作匯報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在結論中提出要加強中央秘書處的工作。會議決定我協助王稼祥管理華北、華中委員會的工作,研究這兩個地區向中央報送的工作報告,提出意見。因此,我經常列席政治局的會議,整風學習時也編入中央學習組。


第三部分第59節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2)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級幹部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開端。    
    整風的目的,是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分清黨內的路線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為七大統一全黨認識作準備。    
    整風學習的內容非常豐富,而且不斷地深入。大家先從學習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入手,進一步聯繫中國革命的實際,研討黨的歷史經驗,重點放在剖析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組長。那時,我住在楊家嶺,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學習。平常就是讀書,看文件,也開小組會。在這段時間內,我確實讀了不少書,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說,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同志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也是必讀的。    
    為了幫助大家學習黨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氣,編出一本「黨書」,就是《六大以來》。全書共280多萬字,彙集了從1928年到1941年間黨的重要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重要言論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們在中山大學期間也讀過不少馬列的書,也學革命史,但教員引經據典地講的都是俄國的經驗、英國的經驗,我在那裡4年,就沒有在課堂上聽說過毛澤東,也沒有聽說過農民運動,雖然知道中國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但認為農民只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並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學來作過報告,也沒有講毛澤東在井岡山這股革命力量,沒有指出它是將來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山大學裡一味責備是那些缺乏「理論」的老幹部斷送了革命,王明還大肆吹噓中國革命非我們這些「新知識分子」不成。到這時,我們系統地讀了「黨書」,有一個鮮明的比較,才開始認識到什麼是正確路線,什麼是錯誤路線;什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麼是教條主義。「黨書」在延安整風中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黨的普遍整風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黨校作《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題為《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後展開的。這以後,延安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學習中央規定的22個文件,發揚民主,檢查工作,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這時,高級幹部的學習重點轉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剖析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大家結合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做筆記,寫心得,準備反省檢查。    
    5月下旬,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委會,領導整風,毛主席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主管常務。中央學習組的48名成員分為9個小組,我和任弼時、李富春、王若飛等6個人為第三小組,組長是任弼時。    
    那時候,康生很紅,擔任的職務很多,除了總學委會副主任外,還是中央社會部主任,情報工作這一塊在他手裡。不久,延安各單位分成五個系統,指定專人管整風運動。中直系統的學委會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黨政軍民學包括軍委和群眾團體的學習,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現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機關匯報情況,他親自作記錄,當時還沒有複印機,他墊著複寫紙在小本子上記,會後立刻把複寫件送給毛主席看。中直系統匯報時,他把鄧發和我拉到一起聽。總學委會討論時,他扮成一個「聖人」的角色。對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他裝作恍然大悟地說:「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它,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那時,毛主席很稱讚他,大家也覺得他不錯,認為他很有本事。    
    對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歷史,在討論中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六屆四中全會後在政治路線上有沒有錯誤?二是六大決議案是不是正確?三是抗日戰爭中應該以正規戰為主還是以游擊戰為主?此外,對土改、整軍、根據地性質等問題也有爭論。    
    在反省檢查的基礎上,我參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兩次整風擴大會議,這是中央領導層整風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兩次會議,許多重要問題在會上經過思想鬥爭,取得了共識。    
    第一次九月會議在1941年,主要揭發和批判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當時,恩來同志在重慶,少奇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分別在華中和華北前線,沒有出席。會上,洛甫和博古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和批評,會議對所謂「國際路線」的錯誤取得了共識,連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毛主席「說是路線問題,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講話,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戰初期王明在武漢工作中的嚴重右傾錯誤,他便以攻為守,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央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太左」,同斯大林的觀點不一致。這自然遭到同志們的批駁。從此,王明便稱病不出席會議,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覺悟。    
    王明為什麼那麼傲慢?他說《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是他創造的。實際上這些都是從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那裡來的。他主張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事實上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一切服從蔣介石,放棄獨立自主。有同志問我,如果王明老老實實認錯,事情的發展是否可能會不一樣。我認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實實認錯,他自以為有後台,有資本,頑固地堅持所謂「國際路線」,而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離經叛道。到新中國成立後,他借治病的機會,跑到蘇聯,不再回來,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魯曉夫一起反共反華。    
    第二次九月會議,是在1943年召開的。那時提出來反對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宗派,一個是經驗宗派。毛主席說:反掉這兩個東西,黨就統一了。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克服前者,後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隨著整風學習的逐步深入,從各根據地又抽調許多幹部回來參加。那時,留在根據地堅持的叫「咬牙幹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幹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準備的意思。    
    所以,參加第二次九月會議的人比第一次要多。這次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經常列席的還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飛、陳伯達、胡喬木和我。王明依然稱病不參加,對他的批評是背對背的。    
    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一方面,從大家揭發的事實來看,「左」傾教條主義對革命的危害確實十分嚴重,而王明的態度又令人十分氣憤。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會上也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說王明是特務,讓他講怎樣出賣黨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同志,要公開批判周恩來。這個時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說:周恩來同志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的第一槍。這個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風中在「搶救運動」以外,再來一個反周,那就很危險。


第三部分第60節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3)

    對教條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說:教條主義還是革命的,不過是搬教條就是了。他們同我們有3點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反對蔣介石;第三,主張分田地給農民。他不提這個,有教條主義錯誤的下不了台呀!其實很多同志那時也不過跟著走就是了。在關鍵時刻,毛主席這麼一說,有利於抑制那股「左」的情緒。    
    毛主席還說:黨內的宗派主義,也可以說沒有組織系統,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綱領。對教條宗派來說,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綱領就體現在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處理階級關係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學後期支部局的委員之一,被列入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整風對我來說確實有很大收穫,那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大家對我的批評,有些話也很厲害,那沒有什麼,又沒有給處分,治病救人嘛!後來,在黨的七大的大會發言中,我對自己的錯誤作了鄭重的自我批評。擔任支部局委員期間,中山大學進行了「清黨」,這是按聯共(布)的辦法進行的,支部局書記是蘇聯人,清黨委員會的3名委員都是蘇軍參謀部派來的,在他們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標準給每個黨員做了政治鑒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攏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攏或半靠攏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調和分子。戴上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國以後,即使表現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組織的信任。左權同志曾在伏龍芝軍事大學學習,清黨時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裡很不平,向我說過,想請黨中央給他平反。這使我認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政治後果。清黨時,博古已經回國了。洛甫到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學支部局委員中有4名中國學員,兩位已經犧牲,另一個叛變了,因此我有責任向黨說清楚。我在大會發言中說:在這個問題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責任沒有我大,他們不是當時的支部局委員,沒有發言權。左權同志1930年回國,進入革命根據地,參加了歷次反「圍剿」的戰爭。長征中參與指揮了多次重要戰鬥。1936年5月,任紅一軍團參謀長和代理軍團長。抗戰初期任八路軍副參謀長,1942年5月犧牲於山西抗戰前線。那時,整風沒有結束,他是抱著遺憾離開我們的!至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是許多中大學生對我們自稱「布爾什維克」的挖苦和譏諷,很難確定地說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風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條宗派的「組織」系統,結果,誰也沒法開列出一個大家認可的名單,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為以後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整風總結時,毛主席代表書記處和政治局對這些問題作了公正的結論。1944年5月21日,經六屆七中全會一致通過,形成如下文字決議:    
    1.中央某些個別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風錯誤問題。    
    2.四中全會後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臨時中央及其後它所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    
    3.對過去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鬥。    
    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認一切。    
    5.六次大會雖有其缺點與錯誤,但其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6.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嚴重存在的是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應當進行切實的教育,克服此種傾向。    
    上述各項全體表決通過。    
    這項決議,書記處原來討論確定的只有前五項,後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除對前五項作了說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項。他說兩個宗派已經沒有了,「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東西了。丟掉這個包袱,才符合事實,利於團結」。並提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正式作出了決議。    
    誰能料到,作為當年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的康生,後來當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居然推翻政治局的決議,指鹿為馬,重算老賬,使許多老同志遭受殘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幫」後,1981年8月,由孫冶方同志建議,經黨史領導小組的胡喬木同志同意,約請當年中山大學學員和熟悉情況的老同志舉行座談。會議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主持。會議鑒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說法並不能準確地反映王明教條宗派集團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在給中央書記處報告的《關於莫斯科中山大學王明教條宗派問題調查紀要》中寫道:「建議黨內今後不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    
    回想起來,我覺得:延安整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頁:第一是學習馬列,研究歷史,分清路線,整頓「三風」,特別是毛主席提倡「實事求是」,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這是很偉大的,不然,全黨思想統一不了,七大可能開不成功,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也不會那麼快取得勝利。雖然這中間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評,傷害過一些同志,總起來說,積極的方面畢竟是主要的,所以黨的七大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第二,在學習過程中出了一個問題,叫審干,把人關起來交代問題,那樣做是錯誤的。至於「搶救運動」,那就「搶救」得沒有邊了!這一點,我在下面再說。


第三部分第61節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4)

    毛主席說,整風是思想上清黨,審干是組織上清黨,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力圖派人打進我們內部來,1943年春天,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勢日趨緊張。在複雜的鬥爭中,審查幹部,清除內奸,確實非常必要,但後來嚴重地擴大化了,康生在這方面起了很壞的作用。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內奸的專門委員會,主任是剛從華中回到延安的劉少奇,副主任就是專管情報工作的康生,由他負責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康生審干的辦法,是按照蘇聯的「經驗」。當時,共產國際有一名聯絡員住在棗園,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孫平。平時由康生同他聯繫。他介紹說:審干應該從下面往上追,最危險的敵人是埋藏在上層的人。    
    審幹工作的進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單位負責,重點在黨校。但很快就發展到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把懷疑對像關起來交代問題,輪番逼供。有一次,在楊家嶺禮堂開大會,「鬥爭」以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要他交代同特務的關係。會前,李富春、鄧發和我去問康生:究竟有什麼證據。我們還提出:這個會不能開,不然開了會鬧不出東西來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聽都不聽,說常委決定了,你們不要動搖。會上,和柯慶施一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來揭他。揭了些什麼呢?我記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還背著照相機,你是地下黨員,憑什麼敢這樣招搖?」柯慶施什麼也不承認,說你們這些人說的都是假的,根本沒有這個事情。大家就喊口號,打態度,轟了一個下午,從下午3點鐘一直開到7點鐘,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那時,康生開了二三十人的名單,記得裡面有鄧潔,一旦柯慶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連關押人的窯洞也準備好了。散會後,我回家經過毛主席住的窯洞,他問我:你們開什麼會呀?又叫又鬧,開得這樣熱鬧。我說:斗柯慶施嘛!他說:你進來坐下講講,怎麼個情況?我把情況向他說了,還講我們3個人向康生報告過,認為沒有把握。毛主席聽後說:這個會不要再開了,我會給康生打招呼。這件事還是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後來在「搶救運動」中,又變本加厲地追逼,柯慶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搶救運動」是1943年7月15日開始的。這時,正逢上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蔣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閃擊延安,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邊區周圍頻繁活動,中央對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康生又誇大事實,弄虛作假,製造混亂。在此之前,他先製造了兩件轟動延安的錯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質的王實味「托派奸細案」;一件是張克勤假坦白的「紅旗特務案」。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1942年春普遍整風開始,在發揚民主、檢查領導時,他寫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詞尖銳,冷嘲熱諷,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對他進行批評,開始時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在會議中間,有人揭發王實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過聯繫,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這時,康生插手了,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決定追查王實味與「托匪」的關係,成為敵我矛盾。其實,王實味過去和托派分子來往的問題,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要追查,中研院黨委又召開了兩個星期的「座談會」,不但「追查」王實味,還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把問題的性質上升為「黨外鬥爭」了。我和範文瀾、陳伯達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10月,康生授意院黨委開除王實味黨籍,並責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發言。10月31日,我在發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調,說「我們這次鬥爭,按其性質已經是一種黨外鬥爭了。」當時有同志反映:座談會的鬥爭過火了,不夠「與人為善」。我回答說,明白了鬥爭的性質,「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至於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其餘4位同志,我講了兩點:一是確認座談會對他們「仍然採取了嚴肅的、同志的態度,耐心地聽取他們的報告與發言,並未用敵對的仇視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是「希望他們能翻然覺悟」,「考驗他們是否還希望當一個共產黨員」,「給以改過自新的機會」。二是,當有人提出座談會應對他們作組織結論時,我回答說:「在今天是否適當,值得考慮。」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年底,康生將王實味關押審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會部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對王實味同志從思想批判發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後來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這是十分慘痛的教訓。    
    雖然蒙冤近半個世紀的王實味案,已於1992年2月由公安部認真複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這個教訓,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對槍斃王實味,毛主席十分不贊成。毛主席聽說這件事時,我在場,他拍了桌子,指著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說:林老,你還我的人。因為當時是把人交給邊區保安處的。當然,林老同這件事並沒有關係。


第三部分第62節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5)

    繼王實味案之後,康生又製造了張克勤「坦白典型」案。張是由甘肅省工委介紹通過西安辦事處進延安的地下黨員,年僅19歲,在陝北公學學習。在審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辦法,要張承認是打進來的「紅旗特務」,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楊家嶺大禮堂召開中直幹部大會,延安所有機關都派人來聽。康生在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稱:延安各機關「特務如麻」。接著,張克勤上台「坦白」。說甘肅省工委是國民黨批示要他們出來組織的,實際上是國民黨,是打著紅旗的假黨,所以叫「紅旗黨」。隨後,從河南、河北等省來的人中也有人出來講自己是「紅旗黨」。這一來,延安各機關、黨校、女子大學等紛紛召開「搶救大會」,一時「坦白」成風。那時,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進攻的消息,所以氣氛十分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出來說話了。恩來同志當時的處境很困難,因為說國民黨統治區許多地下黨是「紅旗黨」,矛頭其實是對著他的。在李維漢同志問他「紅旗黨」是怎麼回事時,恩來同志明確地回答:「沒這回事。」弼時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見。毛主席也覺察到了「搶救運動」中的問題,幾次作出指示,規定政策,不許搞逼供信,斷然地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黨:「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搶救運動」剎了車,但陝甘寧邊區如綏德地委等,繼續在逼人坦白。結果在這個運動中,中直機關受到「搶救」的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識分子集中的陝北公學竟達到百分之五十三。後來毛主席看到了問題的嚴重,他在大會上向大家脫帽道歉。延安撤退時,他又特別關照我:所有審干的檔案都要帶出延安,不能損失,以便將來能根據事實平反。    
    應當說,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為康生是最早起來反對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稱讚他,把領導整風的總學習委員會的常務工作交給他,而不是書記處或政治局。後來,從莫斯科回來的孔原和馮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報告了實際情況。孔原是老資格,原名陳鐵錚,後來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當時王明和康生是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孔原討厭王明,覺得他不正派,反對王明反對得很厲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開除了孔原的黨籍。回延安後,孔就找毛主席,說康生一直是宣傳王明的,他不但沒有反對過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且在列寧學院講中國革命史課時就以王明這本小冊子作教科書;有一次,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上,他還帶頭在祝酒時喊:「王明同志萬歲!」孔原跟毛主席談話後,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訴我的。像這樣去說的不只孔原一個人,從莫斯科回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也去跟毛主席講。不久,毛主席讓康生離開延安,到晉綏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離開延安時,李富春、鄧發和我去找他,問他發動「搶救運動」那些情報的來源,康生的態度仍非常曖昧,只說那個時候還是有材料的。什麼材料呢?後來一查,大概有這麼幾個:第一個,是國民黨西安特務站的CC分子陳建中給當時國民黨綏德專員何紹南發過一個電報,說中共在陝北地區的一個領導幹部,是他的同鄉和同學,要何紹南進行策反。這個電報被康生截獲了。陳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學生,我擔任國家主席時,他到北京來,還見過我。其實,問題不在於他有沒有同學在延安。而要看我們的同志有沒有接受敵人的策反。康生卻不管這些,輕率地斷言陝北的黨有問題,西北局也有問題,最危險的敵人在上層。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國隊」有意散佈的政治謠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搶救失足者」的根據。「反共救國隊」的隊長是梁干喬,廣東人,黃埔軍官學校一期畢業生,1926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夏,因托派問題被遣送回國。他有意製造假情報說:每一次知識分子到延安去的時候,我們都派人進去,一共打進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為重要依據,在大會上宣佈「特務如麻」,「延安的知識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康生是主管情報工作的,他把這些情報提供給毛主席,毛主席對敵情的估計也嚴重了,不然康生不敢開大會,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但是毛主席也發現並制止了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搶救運動」不能發展;結論要有證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發現康生這個人不大可靠。特別是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一系列的表現,使毛主席認為這個人「左」,用毛主席當時的話來講:「我們黨內『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要相信他的話。」    
    (摘自楊尚昆著:《楊尚昆回憶錄》)


第三部分第63節 胡喬木回憶整風運動(1)

    整風運動是全黨範圍的運動,包括各個部門和各級幹部在內,文藝界和文藝工作者當然也不例外。不過文藝界的整風有文藝界的特殊內容。    
    按照中央領導的分工,文藝界的整風運動由毛主席分管。    
    當時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沒有做過詳細統計,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說延安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說「延安有六、七千知識分子」。這給了我們一個大概的數字。這些文化人的絕大部分都是抗戰爆發後一兩年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彙集到延安的。他們有的是受黨組織的派遣,更多的則是出於對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來。    
    毛主席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深知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戰線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所以自西北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後,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抓文藝工作。同時,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人,他的詩詞和散文都具有很強的文學魅力,這又為他聯繫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藝團體和單位,如中國文藝協會、西北戰地服務團、魯迅藝術學院、邊區文化協會、抗戰文工團、民眾劇團等,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大力支持下成立和開展工作的。許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每當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問世,他都會表現出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詩人柯仲平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受到群眾的歡迎,便立即索要詩稿,親自批道:「此稿甚好,趕快發表。」不久即連載於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據冼星海的描述:「當我們唱完時,毛主席和幾位中央領導同志都站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這些無疑都是對文藝家們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藝運動興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發表講話,闡明他的文藝觀點。    
    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縣(今志丹縣)成立時,他號召文藝家們「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典禮上論述「藝術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原蘇區文化工作者稱作「山頂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稱作「亭子間的人」,說:「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頂上的人也有擺老粗架子的,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他要求這兩部分人都不要以過去的工作為滿足,都「應該把自大主義除去一點」。「作風應該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他還特別講到:「亭子間的『大將』『中將』」到了延安後,「不要再孤立,要切實。不要以出名為滿足,要在大時代在民族解放的時代來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完成藝術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魯藝發表演說,論述怎樣做一個藝術家。他認為,一個好的藝術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遠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第二,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藝術家的「大觀園」是全中國,「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藝術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現豐富的內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學習和掌握藝術技巧。」    
    1939年5月,他為魯藝成立週年題詞,提出「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主張。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講演,明確規定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他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張同他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聯繫起來,不難看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作家應深入群眾,深入生活,這是他一貫堅持的文藝思想。    
    由於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重視和提倡,同時由於全民抗戰熱潮的推動與成百上千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抗日文藝運動獲得蓬勃發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所說的:「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文藝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抗戰事業的進行,繁榮了根據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當時湧進延安的大多數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尚沒有真正完成從小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轉化。他們的思想感情還需要有一個改造的過程,對革命根據地的生活還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在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問題上,還需要有一個從口頭承認到徹底解決、從「化大眾」到「大眾化」的發展過程。就是說,在大多數文藝工作者身上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弱點。當抗日戰爭困難時期到來後,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他們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點,就更加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第三部分第64節 胡喬木回憶整風運動(2)

    對於主要是1940年以後延安文藝界暴露出的問題,在整風後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這樣概括:在「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現在還是「雜文時代」。從這些思想出發,於是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的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的方面糾紛也是層出不窮。」這裡的概括是符合實際的,其中列舉的觀點,有的是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出來的,有的是作家們在同毛主席交談時談出來的,有的則是在文藝座談會期間反映出來的。以下幾方面問題尤為明顯:    
    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和一些文藝刊物上,也有宣傳這類主張的文字發表。有人在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    
    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例,其辦學方針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從1939年強調「正規」和「提高」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的傾向發展起來。大戲、洋戲充滿了舞台,而且影響到延安的整個演出界。講寫作,就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小說。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教師卻關在自己的窯洞裡,不與農民往來。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藝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堡壘裡的作家為什麼躲在窯洞裡連洞門都不願意打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劇本、歌曲,但魯藝提供出來的就是大、洋、古的東西。這是很尖銳的批評意見。延安整風開始後,魯藝領導人也主動檢查了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這在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中也存在著模糊認識。作家歐陽山曾批評過「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的觀點。但也有的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麼『教育意義』,『合乎什麼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相當多的作家由於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又只在知識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甚至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也加以同情、辯護和鼓吹。反之,對工人農民則缺少接近和瞭解,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像毛主席所說的:「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文藝界沒有真正解決為什麼人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在文藝界發生的數不清的爭論中,當然有些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甚至是彼此攻擊,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挑起爭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影響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進步。    
    黨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種種問題。儘管這些問題並沒有構成延安文藝界的主流,但它們對抗戰和革命事業是不利的,也阻礙著文藝本身的發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並系統地制定黨的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如同解決其他重要問題一樣,為了召開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他給許多作家寫信,找了許多作家談話,對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談話不止一次。他讓作家們幫他搜集材料,提供有關文藝工作的意見。與此同時,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宣傳部代部長凱豐等也分別找作家談話。根據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毛主席約去談話的文藝家有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尊、草明,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多人。    
    丁玲是抗戰前夕第一個從大城市到達陝北蘇區的名作家,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組織者、領導者,在「文抗」、「文協」中都有職務。她到陝北後,寫過不少以人民軍隊將領和群眾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從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擔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她的《三八節有感》,曾受到賀龍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評。毛主席同丁玲有過多次交往,座談會前同她的談話,主要是就文藝批評問題交換了意見。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變後,在周恩來同志的鼓勵和資助下,同羅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後受到張聞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見,相繼擔任了「文抗」理事、《詩刊》主編、邊區參議員等職務。文藝座談會前,毛主席三次給他寫信,兩次約他面談。交談之中,毛主席對當時發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艾青懇切地要求毛主席親自「開個會,出來講講話」,他並把自己寫的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送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不僅自己仔細閱讀了艾青同志的書面意見,而且把它交給幾位政治局委員傳閱。毛主席尤其在「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上,對艾青談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據當時對毛主席所談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書面意見,後來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蕭軍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時,毛主席就曾親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後,擔任「文抗」理事、《文藝月報》編輯、延安魯迅研究會主任幹事等職。從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寫給蕭軍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寫於1941年8月,4封寫於1942年4月,兩封寫於文藝座談會期間和其後。蕭軍性格豪爽,有才華,但固執、孤傲,看問題有些片面和絕對化,尤其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因為不贊成周揚《文學與生活漫談》一文的某些內容和《解放日報》沒有刊登他們幾個人同周揚商榷的文章,而負氣要離開延安。他向毛主席辭行,毛主席對他作了開導,隨後又於1941年8月2日寫了第一封信。信寫得非常坦率誠懇,既有批評,又有表揚,並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談會有關。毛主席還同蕭軍兩次面談有關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問題。    
    劉白羽當時擔任「文抗」的支部書記。毛主席為了更多地瞭解情況,要劉白羽找「文抗」的黨員作家先行座談,聽取意見。在同毛主席交談中,劉白羽提出人犯了錯誤怎麼辦的問題,毛主席回答說:在哪裡犯的就在哪裡改,如果是寫了文章,影響更大些,應該是在哪裡發表的就在哪裡改正。    
    歐陽山尊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該室研究員。毛主席同他們談話中,除就作家的立場、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為什麼人等問題交換意見外,還對草明提出的「文藝界有宗派」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宗派主義也是個原則問題,但只有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並到工農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義問題才能解決。


第三部分第65節 胡喬木回憶整風運動(3)

    同魯藝教員們的談話,是集體進行的。談話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有「暴露黑暗」與「歌頌光明」,作家與群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幻想與牢騷,「人性」與「人類之愛」,李白與杜甫,《聊齋誌異》與今人作品等多方面問題。    
    文藝座談會於1942年5月2日下午開始舉行,地點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會議室。請柬是以毛主席、凱豐兩人名義在座談會前幾天發出的,上面說明開會的目的是「交換對於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除毛主席、凱豐以外,當時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會議。被邀請參加會議的文藝工作者連同中央和一些部門負責人,共一百餘人。座談會舉行過三次全體會議,有幾十位黨內外作家發言,毛主席自始至終地參加了這三次會議。    
    在5月2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這種風趣的說法,不但形象生動,而且表明了他對中國文化革命主將魯迅的一種崇高的評價。當然後來正式發表時,還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語言:「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毛主席根據文藝工作本身的任務和延安文藝界的狀況,提出立場、態度、工作對像、轉變思想感情、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五大問題,要大家討論。座談會上,不少作家爭先恐後地發言,有的談自己的見解,有的對其他人的發言提出不同意見。這次會後,報紙並沒有作報道。5月14日,蕭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之我見》,文章開頭說:「五月二日由毛澤東、凱豐兩同志主持舉行過一次『文藝座談會』,作者為參加者之一」,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報道了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消息。該文於6月12日由《新華日報》轉載,又把這一信息傳遞到了國統區。    
    5月13日,延安戲劇界四十餘人集會,座談劇運方向和戲劇界團結等問題。會議從早到晚,開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藝運動的普及和提高」的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一兩年來延安的「大戲熱」是一種偏向,不適當地強調了提高,忽視了廣大工農兵的需要,自覺不自覺地把觀眾對像局限於機關公務人員、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以後應更著重於普及工作。但普及與提高兩者的關係是什麼呢?大多數人認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兩方面,要有精確的分工,又要有有機的聯繫;另一些人認為應把兩者分開,使它們各自專門化起來。這次會議既是對毛主席「引言」的響應,又為他10天後作結論提供了重要資料。    
    5月16日召開座談會的第二次會議。整天時間,毛主席都在認真地聽取大家的發言,並不時地做著記錄。有幾個人的發言格外引起與會者的注意。一位作家從「什麼是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講了一個多小時文學基本知識,引起大家的不滿。120師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根據自己幾年來在前線和農村工作、學習的體會,講了前線部隊和敵後群眾對於文藝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實際鬥爭給予文藝工作者的教育,認為文藝工作者應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甚至發兩分光,這樣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實際上學到的東西更多。他呼籲延安的文藝幹部到前方去。從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對這個發言很滿意。柯仲平報告了民眾劇團在農村演出《小放牛》受歡迎的情況,說: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們就是演《小放牛》,群眾很喜歡,老百姓慰勞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都吃不完,裝滿了衣袋、行囊和馬褡。他的發言引起大家的歡笑,毛主席也很高興,但他說: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後就沒有雞蛋吃了。會上繼續有人發表「人類之愛」和「愛是永恆的主題」、「不歌功頌德」之類的言論。    
    5月23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氣氛更加熱烈。朱老總在下午最後發言,他針對前兩次會上出現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情緒指出: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農兵群眾批准。不要怕談「轉變」思想和立場,不但會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說,他自己就是看到共產黨能夠救中國而由舊軍人「投降共產黨的」。共產黨、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工農兵。朱老總的發言深入淺出,生動有力,很受文藝家們歡迎。他發言後,由攝影家吳印鹹為與會者攝影留念。    
    毛主席作「結論」時,已是晚飯之後。由於人數增加,會址只好改在廣場上。在煤氣燈光下,人們專注地聽著毛主席的講話。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在對這個根本問題給以充分的馬克思主義闡述的基礎上,對座談會之前和座談會期間延安文藝界反映出來的思想觀點,一一分析、辯駁。他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劃清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兩種思想、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兩種區域的界限,毫不遲疑地同新的群眾結合起來,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寫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    
    座談會後的一周內,毛主席又兩次發表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對座談會講話內容作進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風高級學習組的會議上。他指出: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一個「結合」問題,「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黨的結合問題,與工人農民結合、與軍隊結合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為了實現這幾個「結合」,又必須「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即「要把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壞,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這是「結合的基礎」。黨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藝術家,自覺地不是勉強地、慢慢地和工農打成一片」,「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如此才能寫好工農,教育工農。他把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區別為兩種,一種是某些作家發表了含有錯誤內容的文章、作品、言論,他認為這「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原因在於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時候或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部分的性質」。另一種是作家「頭腦中間還保存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這後一種是「最基本的問題」。「把這個問題解決,文學藝術為工農,服務於工農大眾,向工農大眾普及,再從向他們普及中間來提高他們,這些問題也都可以解決」。總之,毛主席這次講話所強調的文藝界的基本問題,就是一個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問題,這同全黨整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講話中,毛主席還指出,在文藝創作上,不僅要反對只講藝術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傾向,也要反對只講革命性而忽視藝術性的傾向,應該把革命性與「藝術形態」這兩者很好結合起來。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魯藝。他提出著名的「小魯藝」、「大魯藝」的觀點,提出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只在小魯藝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到大魯藝學習,這個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鬥爭。鑒於魯藝曾有過的片面強調提高的傾向,毛主席說:長征經過的毛兒蓋地方有許多又高又大的樹,那些樹也是從豆芽菜一樣矮小的樹苗苗長起來的。提高要以普及為基礎,不要把「豆芽菜」隨便踩掉了。


第三部分第66節 胡喬木回憶整風運動(4)

    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事前備有一份提綱。提綱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負責人和身體工作人員商量後親自擬定的。講話時有速記員作記錄。整理的時候主要是調整一下文字順序,使之更有條理。毛主席對整理稿表示滿意。但稿子整理後並沒有立即發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對稿子反覆推敲、修改,而他當時能夠抽出的時間實在太少了;二是要等發表的機會。到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週年時,講話全文正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由於受當時猛烈進行的「搶救運動」的影響,講話稿發表時,加進了一些不適當的言辭。如說在中國,除了封建文藝、資產階級文藝、漢奸文藝之外,還有一種「特務文藝」;在文藝界黨員中,除了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以外,還有一批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著『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這些原來講話所沒有、同全文精神極不協調的不實之詞,在建國後把《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完全刪除了。    
    談到建國後毛主席對《講話》的修改,除上面所說的情況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訂外,還應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動。這些改動說明了毛主席對文藝上的某些重要問題作了進一步思考。這裡只舉兩個例子。一是關於文學遺產的借鑒與繼承問題。原稿的提法是:對古人和外國人的文藝作品,「我們必須批判地吸作為我們的借鑒」,「但這僅僅是借鑒而不是替代」。《毛澤東選集》相應的句子改為:「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鑒」,「但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作。」這裡雖然主要是加進了「繼承」二字,但卻是對一個文藝理論問題所作的原則性的變動。因為對文學遺產,有些就是只有繼承,根本談不到是什麼借鑒。如詩體、語言之類。今人寫七律,寫菩薩蠻,就詩體而言,只是繼承。各時代的語言儘管都有創新,但作家不可能離開歷史形成的語言傳統,另外創造一套語言。二是在論到一些文藝工作者「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問題時,原稿說:這些同志「與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有些不同的」。《毛澤東選集》把「有些」二字去掉,改為「是不同的」。這也是原則性的改動,劃清了兩種脫離群眾的根本界限。    
    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把延安文藝家們的思想引入一個新的境界。文藝界的整風雖然在座談會之前就已開始,但真正開展起來,則是在座談會之後。從這時起,文藝界出現了一種從來沒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評的風氣。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對她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專欄時允許《野百合花》發表及她自己的《三八節有感》一文在「立場和思想方法上的問題」作了檢討,並以生動的語言講述了自己在整頓三風中的收穫。她說:「回溯著過去的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忌和過錯,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自己的軀殼順水流去的感覺,一種翻然而悟,憬然而慚的感覺。」然而,「這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她要「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快」。這段話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著小資產階級弱點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啟迪下所發生的思想認識上的超越。這也正是丁玲後來在文藝創作上取得卓越成績的新起點。    
    寫過《還是雜文時代》的羅烽,把他來延安後寫的幾篇文章送交毛主席審閱。6月12日毛主席親筆回信,對他既鼓勵,又批評,希望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查一番」。這對推動作家的進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協先後召開四五十人參加的座談會,許多作家都進行了嚴格的自我反省,表示決心徹底掃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後,延安的作家們還不可能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批地、長期地下廠、下鄉、下部隊,因為整風運動還在進行中。座談會剛剛開過,艾青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到前線去,毛主席回答他:目前還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學習一下馬列,主要是歷史唯物論」,然後再到前方,切實研究農村階級關係。因此,一段時間內,作家們還只能是在整風學習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創作和演出大眾化的作品,挖掘和運用民間已有的文藝形式,吸引更廣泛的群眾參加文娛活動,成為文藝家們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樂部建築街頭藝術台,舉辦「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三種大型牆報,分別由張仃、艾青、魯黎等負責編輯。音樂界也提出要使音樂活動「走向街頭,面向工農兵」。10月,延安詩界舉辦詩歌大眾化座談會,提出由創作「大眾化」的詩到創作思想感情語言都同於工農兵的「大眾的詩」,以至幫助大眾詩人創作「大眾自己的詩」的主張。這些活動和主張都表明了文藝家們對貫徹文藝座談會精神的積極態度。到1943年春節期間便出現了大規模的、為陝北人民喜聞樂見的「秧歌運動」。首先是魯藝的秧歌隊扭遍整個延安城,並演出街頭秧歌劇《兄妹開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歡迎。毛主席稱讚他們已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之後,秧歌運動在延安普遍展開,由魯藝而各劇團、各機關學校;又由延安而陝甘寧邊區,由陝甘寧邊區而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劇成為廣大人民群眾非常喜愛和積極參加的藝術形式。    
    毛主席對大眾化的秧歌運動極為重視。在1944年3月召開的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他特別稱讚了秧歌劇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化。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麼不能發生這樣的力量呢?因此它沒有反映邊區的經濟、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後,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有廣大的群眾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群眾,真正的反映經濟、政治,這就能夠有指導作用。」他要求多組織秧歌隊,一個區至少搞一個。恰在這時,艾青根據他在中央黨校領導秧歌隊的體會寫了《秧歌劇的形式》一文,對如何創作秧歌劇的許多問題都作了論述。他認為:秧歌劇所以能夠很快的發展,主要是因為它體現了毛澤東的文藝方向——與群眾結合,內容表現群眾的生活和鬥爭,形式為群眾所熟悉所歡迎。毛主席看到這篇文章非常高興。5月,他專門寫了一封信,讚揚文章「寫得很切實、生動,反映了與具體解決了幾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建議除在報上發表外,還可印成小冊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還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見,對文章作了一些改動,不久,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後又出版了小冊子。


第三部分第67節 胡喬木回憶整風運動(5)

    1943年3月,延安整頓三風學習基本結束,文藝界很快掀起下鄉運動。此前,一些作家已開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接近群眾,創作反映工農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餘人舉行歡迎邊區勞動英雄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表示接受勞動英雄們要他們「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意見。同月,艾青創作了長詩《吳滿有》。他把詩稿首先念給吳滿有聽,徵求吳本人的意見,直到吳滿有表示沒有意見為止。艾青由於寫了這樣一些優秀作品,後來被評為邊區甲等模範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據自己的生活積累,創作了大量反映陝北農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後方展出,引起了重慶文化界的轟動。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動員文藝界下鄉。凱豐、陳雲、劉少奇、博古等領導人都在會上講了話。其中尤以陳雲同志關於「文化人是以什麼資格作黨員的」講話,給作家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陳雲同志指出:絕不應抱著「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的態度,而應樹立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分工」的觀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這次動員會後,作家們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擁護黨中央的號召,並很快見諸行動。延安各劇團也幾乎全部下鄉巡迴演出。這是延安文藝界的一個重大的舉動,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的廣闊的生活天地,給作家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使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視著作家們在新的創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個成就。    
    1944年初,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平劇(即京劇)《逼上梁山》,毛主席觀看後很快寫信向他們「致謝」,如大家所知道的,讚揚他們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打破了舊戲舞台上把人民當成「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的局面,使「舊劇開了新生面」。他把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的工作相提並論,說這「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同年6月,丁玲、歐陽山尊在參加邊區合作會議後,分別寫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裡》。因為作品描寫了新人新事(兩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劉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範),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鬥爭生活後取得的進步,所以毛主席極感快慰,專門派人送信給丁玲、歐陽山尊。信中說:「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揚丁玲,說她下鄉,到群眾中去,寫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說。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毛主席的講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化界也發生了很大影響。1943年3月15日,《新華日報》正式刊登了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和毛主席發表講話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以摘錄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講話的主要內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何其芳、劉白羽同志奉命隨同前往,作大後方文藝調查工作,並負責向那裡的進步文藝工作者介紹座談會和整風情況。他們遵照恩來同志的安排,到重慶後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詳細介紹,然後由郭出面召集座談會,介紹和學習《講話》內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發表文章或談話,暢敘體會,表示共鳴。郭沫若連續以《一切為了人民》、《向人民大眾學習》、《走向人民文藝》等為題,發表多篇文章,號召進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瞭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外形和內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對延安的秧歌劇十分讚賞,他認為三十年來的話劇歷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話劇歷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點放在最大多數的工農之上」的道路,「這不單是現階段文化文藝工作的正確指標,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歷史的新文化運動劃時代的轉變,與最正確的解決」。    
    《講話》也在世界各國受到眾多進步作家、評論家的熱情肯定和高度評價。1945年12月有了《講話》的朝鮮文本,這是最早的外國文譯本,幾十年來已有五大洲幾十個國家把它譯成本國文字出版。    
    歷史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五十年來中國文學藝術的整個歷程與毛主席的講話密切相關。《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種穀記》、《高幹大》、《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原動力》……,這一部部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國解放後眾多的優秀文藝作品的問世以及它們創作的過程,說明了《講話》對中國文藝事業的偉大推動作用。    
    《講話》的根本精神,不但在歷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導了抗日戰爭後期到新中國成立期間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和建國以後文學事業的發展,而且我們在今後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講話》主要有這樣兩個基本點:一是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二是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    
    當然,對《講話》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辦」那一套,因為《講話》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必然帶有其歷史局限的一面。對此,應採取科學分析的態度。    
    《講話》正式發表後不久,毛主席說:郭沫若和茅盾發表意見了,郭說:「凡是有經有權」。毛主席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有經有權」,即有經常的道理和權宜之計。毛主席之所以欣賞這個說法,大概是他也確實認為他的講話有些是經常的道理,普遍的規律,有些則是適應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    
    比如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在普及基礎上提高,在提高指導下普及,這是普遍的原則。但具體到一個專門家來說,如何貫徹這一原則呢?當時毛主席要求專門家去注意「群眾的牆報」、「軍隊和農村中的通訊文學」和「小劇團」、「群眾的歌唱」、「群眾的美術」,要像「高爾基在主編工廠史,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十幾歲的兒童」一樣(按:這一句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刪掉了),幫助與指導普及工作者,並向他們學習,從他們那裡吸收群眾的營養,來充實豐富自己。這種要求,在當時戰爭和農村的環境下,為了糾正文藝家們一個時期內比較嚴重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這種要求從來沒有貫徹過,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藝家們都這樣去做,就無法從事自己的創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寫出《秧歌劇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體地去修改民間秧歌劇。再如,作家必須深入生活,這是普遍的規律,但要求每個作家都長期地下廠、下鄉、下部隊,也是不可能的。1944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識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個延大、整個行政學院解散下鄉」,搞「放假旅行,真正學習本領」。這當然更是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的權宜之計了。    
    五十年後的今天重讀《講話》,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說理性,仍使我們每一個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內容,將使我們長久地受到教益。    
    (摘自胡喬木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第三部分第68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1)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毛主席倡導成立高級組和中級組,花了很大精力領導全黨的高、中級幹部集中學習六大以來的重要文件,研究黨的歷史,檢討過去中央領導的路線是非。同時從1942年2月開始全黨性的整風學習運動,來提高廣大幹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後來,隨著《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內重要文件彙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後編出,特別是通過1943年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入地檢討了黨的歷史問題,廣大高級幹部認清了路線是非,黨中央認為,重新起草歷史決議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經過兩年多的整風學習,再回頭來看1941年秋起草《歷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內容和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顯然需要充實和修正。例如它對四中全會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瞭解還不完整,認為四中全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這就反映了當時認識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歷史草案》可作基礎,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路線學習的六條意見,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報告——《學習與時局》,可以成為起草歷史決議的重要指導原則;三是「七大」召開在即,許多代表和高級幹部聚集延安,還可以繼續深入討論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並就歷史決議提出修改意見。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由任弼時同志負責召集,成員有少奇、康生、恩來、洛甫、彭真、高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為成員。弼時同志作為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負責主持歷史決議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參加了決議草案的起草和修改,還作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對歷史決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4年5月2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第七次全體會議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7人,各方面負責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喬木擔任這次會議記錄。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為「七大」的召開作準備。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的最基礎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會議進行了11個月(原準備開兩個月),是我黨歷史上時間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全會期間多次召開大會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決議草案。    
    為了使七中全會盡早地討論歷史決議草案,「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立以後,弼時同志很快就投入了決議的起草工作。他在當月寫出了第一個稿子,這就是目前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這個稿子是以《歷史草案》為藍本改寫而成的(本來《歷史草案》就是最早的歷史決議稿,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為基礎),分六個問題:(一)關於四中全會的結論;(二)「左」傾領導路線的錯誤;(三)「左」傾領導路線的惡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錯誤領導路線下還能獲得一些成績的原因;(五)遵義會議結束了這一錯誤路線,恢復正確的領導路線;(六)檢討歷史的意義和學習黨史的重要。雖然這個稿子的基本內容、一些重要思想觀點的文字表述都參考了《歷史草案》,但是弼時同志還是花了很大氣力來起草的。一方面要把兩萬多字的《歷史草案》的精華吸收進來,還需要作提煉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會議」以來對黨史路線問題的新認識,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時同志對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見到的就有三個改稿。第一稿近一萬兩千字,到第三稿壓縮到一萬字左右。    
    比較《歷史草案》,弼時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貢獻,主要有三點:一是修改了《歷史草案》關於四中全會的評價。根據1943年「九月會議」的精神,弼時同志寫道:「四中全會的補選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組,使教條主義宗派分子能夠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獲得重要地位,他們與經驗主義者相結合,篡奪黨的領導,重犯左傾路線錯誤,使蘇維埃運動和白區鬥爭受到重大的損失。」「七大認為四中全會是沒有在黨內起積極作用的,而且有許多的缺點與錯誤,不但沒有表示黨的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且是阻礙黨的進步的。因此七大認為四中全會的決議應加以否定。」二是強調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正確路線的作用。弼時同志指出:「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同志代表的正確路線曾經糾正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使紅軍、蘇區不但未因立三路線遭受重大損失,反而獲得很多的勝利與發展。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蘇區在中央未遷入以前,他曾極力抵抗新立三路線,而且也在實際上糾正過許多錯誤。」弼時同志還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歷史的、唯物的、辯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不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地來對待中國革命運動,在政治上是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而能真正用馬列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處理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每一新發生的事件的,在組織上是採取正確的組織路線,而不是宗派主義的對待幹部、打擊幹部,在軍事上是照顧中國革命武裝發展的歷史而把武裝鬥爭的經驗提高到適應於中國革命武裝鬥爭需要的理論原則高度的。」雖然這裡的概括還是初步的,但這個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檢討黨的歷史路線的意義,號召全黨研究和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弼時同志在決議草案中說:「這種總結是為著把黨的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黨能夠正確地瞭解黨的歷史經驗,同時也便於團結更多的同志為黨工作」。「七大認為教育黨員和幹部最好的辦法,就是號召全黨來研究中國革命運動和中國黨的歷史,首先研究和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總結中國黨的各方面鬥爭的歷史經驗。只有用中國革命的理論,用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來教育中國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夠避免許多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無限地增加黨員和幹部鬥爭的信心與勇氣」。弼時同志的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後來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時同志改過幾稿後,又由胡喬木以弼時同志的稿子為基礎,重新起草一個稿子。這個稿子近七千字,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概述了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抗戰爆發十年間中國共產黨曲折發展的歷史。在這裡,強調了毛澤東同志以開展長期的農村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為核心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軍事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各種問題,怎樣空前地豐富了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第二個問題是概述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怎樣佔據黨的統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嚴重錯誤內容,基本思想是根據《歷史草案》和弼時同志的稿子敘述的。第三個問題是分析「左」傾路線在黨內取得四年之久統治地位的歷史原因,也是根據《歷史草案》寫的社會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觀根源的論述來發揮的,指出個人品質問題,歸根結底是歷史的產物。第四個問題是講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指出遵義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實際上開始了黨的馬列主義的新時期;七大認為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方向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而黨現在是完全統一團結於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央的領導之下了。


第三部分第69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2)

    這個稿子是由弼時同志的秘書兼中央速記室主任張樹德同志抄正並複寫的。弼時同志在抄正稿上對胡喬木寫的稿子進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後都由樹德同志抄正,先後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寫了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對文字表述的修改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則是對第三個問題講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結合時,作了較大改動,加寫了近五百字一長段話。弼時同志寫道:「教條主義宗派的左傾路線是獲得黨內經驗主義者的支持與合作的。在黨內,特別是在大革命失敗後,許多幹部從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擊戰爭,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固然是實事求是的艱苦奮鬥,成為正確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經過長期鬥爭而且在黨內負有相當重要責任的同志,因為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不能總結革命鬥爭的經驗,沒有能力把經驗提高到理論高度去加以靈活的運用,不善於分析具體情況,缺乏遠見,因此就在黨內形成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以至經驗主義的宗派傾向。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受過把理論與實際互相脫節的德波林學派的教育,不但有馬列主義的豐富詞句,而且打了共產國際的招牌,這就使與黨內教條主義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難於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經驗主義者,容易無保留的接受教條主義者的綱領,而與教條主義者互相結合和補充,並供給他們以龐大的組織陣地,這就使黨內小資產階級的非馬列主義的勢力,達到空前的高漲,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思想發表的障礙」。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時同志除繼續進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後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寫了七條提綱式的意見。這七條意見是:第一,不瞭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特殊關係;第二,不瞭解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第三,不承認任何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組成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第四,對革命的長期性沒有認識;第五,不瞭解農村武裝鬥爭的重要意義及戰略戰術;第六,政治鬥爭策略上的錯誤;第七,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七條意見是從政治形態上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內容作了進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草案)」時提出的意見。    
    雖然弼時同志對胡喬木寫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和七中全會的同志們仍感到不滿意。中央指定聞天同志參加修改。因為弼時同志工作很忙,具體負責處理中央的許多日常工作,無暇繼續用大量精力來專門修改稿子。聞天同志是「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的正式成員,經歷並參與過黨內的許多重大事件,熟悉黨的發展歷史,理論分析能力又很強,且整風以來對過去的歷史錯誤認識深刻,高級幹部對於他的檢討比較滿意,適合承擔這一任務。聞天同志改寫的那份稿子雖然參考了以前的改稿,但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思。由於年代久遠,這個稿的全部內容已尋找不到。現在保存的是聞天同志修改過的不完全稿。這個稿子有前面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概述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戰爆發期間的革命鬥爭歷史,說明了研究和總結大革命失敗以後十年歷史的重要意義。在這個問題裡,聞天同志修改較多。他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同志的有份量的話:「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十年內戰更使我黨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統一的思想,在內戰中有了極大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指出了正確的行動方向。而毛澤東同志終於在內戰的最後時期確定了他在中央的領導,這領導,無疑的,將保證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完全勝利。」第二個問題,敘述「黨內三次左傾路線的產生,是有著它的歷史淵源的。」這個標題是他加的。這個問題介紹了1927年11月擴大會議、六大、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臨時中央、五中全會、遵義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對於六大的介紹,是根據恩來同志在1944年3月3日和4日作的《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報告和毛主席在3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的結論寫的,肯定「黨六次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並對其基本正確的方面和缺點作了初步的概括。對立三路線的「左」的內容及三中全會怎樣糾正立三路線的情況也作了概略的分析。聞天同志對介紹三中全會以後的文字作了較多修改。這個稿子突破了此前的決議草案只從四中全會寫的框框,把歷史決議對歷史問題作結論的起點從1930年12月的四中全會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因而這個稿子的一個特點在於,它不只是對四中全會以後的歷史作決議,而是對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十年內戰時期的歷史作決議。在這個問題的末尾講到經過1942年全黨整風以後的黨的狀況時,聞天同志加寫了一段重要的結語:「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結!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勝的黨!」第三個問題,專門分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改變了以前的稿子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四個方面進行敘述的寫法,基本上以前述弼時同志歸納的七點提綱式的意見而展開論述。對這個問題,聞天同志作了較多的文字性修改。聞天同志的修改稿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聞天同志修改過的那份稿子,用16開的紙抄清以後有46頁,大約有一萬三千字。這個「抄清件」有第四、第五個問題,並有題目。前面幾個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覆磨了半年多。到這份「抄清件」為止,關於歷史決議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來了。從1945年春開始,毛主席在這個「抄清件」上親自動手進行修改。從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參加改了7次。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改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從聞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內容來看,這是符合實際的。歷史決議的題目從此也就定下來了,再沒改過。毛主席對「抄清件」的第一個問題改得較多,加寫了許多話。後來歷史決議上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這句話,就是這次加上的。只是「徹底」二字,毛主席寫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後來添的。「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這段話的意思,也是毛主席這次加上的。這第一個問題,經過毛主席修改後,基本上是後來歷史決議的第二部分的內容。對其他部分,毛主席這次改動的不是很多。


第三部分第70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3)

    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進行了第二次修改。這次修改主要對第二個問題涉及黨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增加了一些有份量的話。如對黨的六大進一步強調了它的正確方面,指出:後來的「左」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來的,相反,是違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針。對於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既進一步肯定了它的積極方面,也指出了它對於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的思想實質及相當時間以來就有了的若干「左」傾錯誤政策並未加以清算的缺點和錯誤。對於六屆四中全會打擊所謂「右派」的嚴重錯誤加以進一步的強調,指出:四中全會除了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及錯誤地打擊了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以外,還很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的全體同志。毛主席還寫道:其實,當時的反黨的右派,是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幾個人。至於所謂右派大多數同志,如何夢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十餘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與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雖然他們對於三中全會的中央採取了錯誤的態度。接著不久,這十餘個同志就被敵人逮捕。但是這些同志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表現了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他們的這種可歌可泣的事跡,長留在全黨同志的心中。這段話在以後的決議改稿中基本保留下來了,並不斷地得到了充實和完善。這段話反映了毛主席對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懷念之情。這個改稿還強調了在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一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此時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的作用,以及遵義會議實現的轉變對於克服張國燾路線,挽救一部分主力紅軍,團結全黨同志共同奮鬥的重要意義。    
    此外,在結尾部分加寫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一段話,為後來的改稿一直採用。作為歷史決議結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這個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確地將過去寫的由黨的七大討論歷史決議的提法改為由「中國共產黨第七次擴大的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並且在稿子的第一頁上寫了兩段批語,第一段批語是:「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此時如在)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後印若幹份,編號發給四十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成定議,再交七中通過。毛澤東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語說:「此次決議如通過,只發七大代表,將來再考慮是否發學路線的人,其他都不發。」第二個批語雖然是規定發決議的範圍的,但也補充了第一個批語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將歷史決議交七中全會做結論,毛主席在這次全會上講了產生這個想法的緣由。他說:要使大會代表們有這種自覺,就是歷史問題應由七中全會做結論,以便大會只集中注意力於當前全國的政治問題。精神是弄清歷史,團結全黨抗日建國。不採用大會的武器來算舊賬,才能集中注意力於當前問題。為了使與會代表們都同意這個想法,毛主席還建議讓各代表團對這個建議進行討論,然後寫信上來請七中全會通過,「這樣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於當前政策問題,才真正是團結黨內黨外抗日建國」。毛主席的這個建議為與會同志所贊同。在這次會上,毛主席還解釋了起草決議的一些指導原則。他說:草案中沒有說「左」傾路線造成白區損失100%、蘇區損失90%的問題,沒有說犯錯誤者的品質問題,也沒有說四中、五中全會的非法問題,也沒有說教條宗派、經驗宗派問題。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成為錯誤。遵義會議,六中全會都採用這個方針,因為那時許多幹部不瞭解,不成熟嘛!那時採用此態度是正確的,這次還採用此態度。    
    經過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後,決議草案於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鉛印稿。對這個鉛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這次修改雖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刪,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這樣幾處:(1)強調《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提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全部綱領。從此就在黨內產生了一條錯誤的新的左傾路線」。與此相聯繫,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特點是不但不批評立三路線的「左」,卻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以強調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來掩護它自身的「左」傾路線。改稿還增加了不少文字來敘述從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期間「左」傾路線的發展過程及各方面的「左」傾政策所帶來的惡果,基本上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關於這段歷史敘述的大體格局。(2)加寫了關於抗戰時期黨史路線問題不作結論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話,明確提出,「擴大的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戰後黨內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戰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這個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會上作了進一步發揮,指出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於做結論。這樣,以後稿上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的內容統統刪去了。(3)對於「左」傾路線的8條基本錯誤內容增改得更為充實,同時進一步強調了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廣大黨員和幹部群眾的英勇鬥爭,指出:「在這個偉大鬥爭中,一切為人民利益而壯烈犧牲了的黨內黨外的領袖、領導者、幹部、黨員與人民群眾,將永遠被我黨與人民所崇拜。」(4)在分析「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指出了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左右搖擺、動搖不定、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等特點,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5)在結尾部分加寫了關於歷史證明毛主席的路線和方向是正確的,黨在一個時期犯錯誤是局部現象,以及黨通過克服錯誤而更加堅強的一大段話,從而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第七部分的主要內容。    
    經過第三次修改後,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清樣。此後,第4次,第5次,第6次修改的底稿,都是這一次鉛印稿。在這些修改稿上,除了主要是毛主席的修改筆跡外,也還有其他領導同志少量修改的筆跡。這說明歷史決議的起草過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智慧。    
    對第四次修改稿,毛主席在題目的「草案」二字後加了「修正稿」三字,此後三稿都稱「草案修正稿」。第四次改稿基本上是文字潤色,是幾次改稿中變動最少的一次。    
    第五次修改稿與第四次修改稿是在4月7日同一天改出的。因為四稿改得少,故緊接著改五稿。第五次修改稿主要在開頭加寫了一大段話,指出:中國共產黨自從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1921年以來的廿四年中,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和廣大中國人民在一起,向著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革命鬥爭,取得偉大的成績與豐富的經驗,並通過與黨內機會主義作鬥爭,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一天天更加鞏固起來。到了今天,我黨發展到已有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近一百萬人民、九十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領導者。這段話是後來歷史決議第一部分的核心內容。


第三部分第71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4)

    第六次修改稿,是委託胡喬木匯總毛主席的和其他領導人的意見而作一次局部性修改。胡喬木將毛主席修改稿上所加寫的開頭那一大段話,加以展開,強調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事業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代表,黨在廿五年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一條同黨內一切錯誤路線及錯誤思想相對立的正確路線及正確思想——毛澤東路線與思想。並將這段開頭語寫上(一),使其成為單獨一部分。這樣,決議草案至此改成了六部分。對其他部分只作了些文字改動,毛主席在審看這次改稿時也作了個別文字修改。稿子經過一天改好後,胡喬木在4月9日將改稿交弼時同志,附有一個便箋:「弼時同志,歷史稿送上,因考慮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許多地方因記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將來的改正稿望你給我一份,以便繼續研究。關於教條主義宗派我是先講小集團,待宗派主義事跡說清後才安上教條主義宗派的頭銜,以見實事求是之意,經驗主義的問題也是先說事實後說責任,這樣說不知是否有當?敬禮 喬木 九日。」對這次改稿,大家還是不甚滿意,於是又著手進行第七次修改。」    
    胡喬木參加修改過的第六次修改稿於同年4月9日再次排印。第七次修改主要是對第四部分講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內容重新改寫了。將前幾稿講的八點又恢復為從政治(包括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篇幅大大地擴充了。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由別人改寫的。在組織上和在思想上兩個問題是胡喬木改寫的。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採取把錯誤路線放在與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相比較的過程中來展開敘述的。毛主席在這些改稿的基礎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寫了兩段話,第一段話是:「應當指出,在『九一八』以後,我黨曾領導了東北義勇軍,援助了『一二八』戰爭及察北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聯盟,提出了在三個條件下紅軍願與國民黨軍隊團結抗日,在六個條件下我黨願與各界人民建立武裝志願委員會等項抗日的方針與工作,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是可惜,由於否認同中間階級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聯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錯誤。」這段分析是實事求是的,避免了簡單化和片面性。後來的改稿保留了這個內容,並把它進一步充實了。第二段話是在政治部分的結尾處寫道:「在上述三個政治問題上,就是說,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與革命動力的問題上,在對於整個民主革命階段策略總方針的問題上,在對於各項具體鬥爭的策略部署的問題上,左傾路線都是犯了錯誤的。而這三種錯誤是互相聯繫的,第一種錯誤(混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第二種錯誤(混淆農村與城市)與第三種錯誤(混淆先鋒隊與群眾)的總根源。」這段話後來雖被刪去了,但是毛主席對這幾個問題間的關係的思考還是富有啟發性的。對第五部分分析「左」傾路線社會根源,毛主席在修改這一部分時加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說,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裂的時期,較易發生『左』傾錯誤。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的時期較易發生右的錯誤。」這個思想後來經過修飾和潤色,成為毛主席的名言之一。    
    以上七次改稿都是毛主席或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的。為了提交4月20日召開的七中全會的大會討論,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按照改稿的標明情況計算,第一至三稿稱「草案」;第四至七稿為「草案修正稿」,此稿在清樣上標為「草案第三次稿」(如果連算過去的七次改稿,這應是第八次修改稿)。這個改稿除了一般性的文字和段落的增刪調整外,主要修改是:(1)刪去了第三部分關於第三次「左」傾路線特點的分析與第四部分相重複的內容,相關有用的思想和文字集中在第四部分去敘述。(2)在第四部分分析「左」傾路線的錯誤內容的政治方面說到革命轉變問題時,增寫了不要再重複歷史上的錯誤,明確提出了「我們現時的任務是堅決反對內戰分裂,力爭和平團結,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段話。(3)在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組織上的錯誤時,增寫了一段話,即「擴大的七中全會在此宣佈:一切被錯誤路線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銷其處分或其錯誤的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係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給予昭雪,恢復黨籍,並受到同志的紀念。」後來的定稿用了這段話,只對它作了個別的文字修飾。(4)在第五部分分析「左」傾路線的社會根源論及小資產階級時,增寫了關於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之一,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應採取與對於黨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不同態度的內容;在分析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和組織生活方面的表現時注意了從好與壞兩個方面來闡述,改變了以前幾稿只講一面的缺點。(5)將幾次改稿的第六部分的最後兩段話獨立成第七部分,從而形成了歷史決議稿的基本結構。這就是說,歷史決議稿的總體佈局和主體內容,經過了七八次的反覆修改,直至拿到六屆七中全會第五次大會上討論之前五天才大體定型。    
    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主要議題就是審議歷史決議草案第三次稿。這次會議是在楊家嶺召開的。到會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懷、洛甫、博古、李富春、林彪、劉伯承、陳毅、賀龍、高崗、葉劍英、聶榮臻、楊尚昆、羅邁、吳玉章、鄧發、凱豐、朱瑞、林楓、陳郁、譚政、孔原、陳伯達。石磊(曹瑛)和胡喬木任會議記錄。    
    會議開始時,由富春同志宣讀王明給七中全會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沒有參加會議。三次決議草案都送給他看了,七中全會主席團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總、少奇、弼時、恩來)都先後和他談過話,傳達會議內容,聽取意見,幫助他反省錯誤。這次是討論歷史決議的最後一次會議。於是他在開會之前寫了一封信來。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表示擁護歷史決議。他寫道:「我對於七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正確路線以及近年來全黨同志在整風運動與黨史學習的認識,而作出的對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所犯嚴重的錯誤的內容實質與其重大的危害以及產生此種錯誤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計,完全同意和擁護。這條路線的錯誤和危害,早已由歷史實踐所充分證明。」他還對他那本小冊子,從對革命性質和動力的分析,對策略方針的提出,關於進攻防禦及先鋒隊與群眾關係的觀點和黨內鬥爭問題等四個方面進行了檢查,承認「所有這一切就證明了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線小冊中存在有『左』傾路線的各項主要綱領,因而小冊子有『左』傾路線的錯誤是正確的」。這封信較長,富春同志只宣讀了上述第一部分。    
    弼時同志作為會議主席,報告各代表團討論歷史決議草案的情況。他說:上次會(即3月31日會議)後,各代表團討論決議一致贊成委託七中全會解決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無原則的修改,只把講「左」傾路線錯誤的8條系統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頭一段。第三次草案討論後各代表團還有些意見補充,主要提出了這樣幾條:(1)王明同志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的內容應加入;(2)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應單獨寫;(3)張國燾路線的內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會議盲動路線毛主席未贊成的情況要說明;(5)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析還要徹底一些;(6)對六大的錯誤,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們考慮後還是不寫為好。這些意見請各代表團秘書整理成書面材料,以供最後修改參考。弼時同志還說:王明同志剛才也寫了聲明擁護此決議,我們應表示歡迎,並望他今後在行動中加以實現,不斷進步。今天討論決議草案,望七中全會最後考慮本決議有無原則修改,對基本內容加以討論,作為基本結論。


第三部分第72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5)

    與會同志發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決議草案內容,對於決議草案未提宗派問題,未講品質問題和對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不作結論這樣一些重大原則,都完全擁護。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繼續檢討錯誤,承擔責任,汲取教訓。博古同志說:這個決議是在原則上很嚴格,而態度對我們犯錯誤的人是很溫和的。我瞭解這是給我們留有餘地。治病救人,必須我們病人自己有覺悟,有決心和信心。我們要從頭學起,從頭做起,願意接受這個決議作為改造自己的起點。這個態度是誠懇的,可以說表達了歷史上犯過錯誤而又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的共同認識。還有一些同志發言談了對歷史決議的感受和對若干歷史問題的看法。陳毅同志發言,仍然表現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氣概。他說:決議內容完全同意。這個決議的自我批評精神很好。敢於徹底指出黨過去所犯過的錯誤,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我經過三個時期的革命,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是沾了邊的。我對黨外階級鬥爭是英勇的,在黨內鬥爭中就表現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個決議是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最好的教科書。恩來同志講了三個相關的歷史問題。第一,何謂忠實於共產國際。他說:過去把共產國際的決議當成偶像、教條,不顧實際去執行,不能說是忠實於國際。對國際的決議要發展,六大決議毛主席發展了好的,教條主義者發展成壞的。六大時,斯大林對我說,形勢不好,你們可到四川去,意即講革命高漲並不排除退卻。但那時沒理會這句話,瞭解為一直高漲。1930年打下了長沙,就說實現了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當然,也有的同志到國際去反映情況是不忠實的。王明到國際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觀看法去反映,老是誇功,說如何又取得了勝利,國際也只好肯定。與這有關的錯誤,我們自己有責任。第二,三中全會問題。恩來同志說:三中全會有好壞兩方面。王明攻擊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壞的一面,這次決議未講。三中全會的決議比三中全會本身還要壞些。第三,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關係。恩來同志說:經驗主義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條,這是兩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謂宗派,不是說有什麼秘密反黨的小組織,而是說以錯誤思想、綱領為基礎而形成的同志間氣味相投的結合,對不相投者即反對的關係。這種關係自然是不鞏固的,思想變了,這種關係也不復存在了。恩來同志對這幾個問題的解釋使與會者對研究歷史決議,看待過去的歷史問題很受啟發。    
    毛主席最後發表講話。他講了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關於決議的重要意義。毛主席說: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要對全黨與全國人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眾鬥爭中證明是適合的,哪些是不對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就再現了黨的廿五年的歷史,就對於今後的鬥爭有益。正確與錯誤的標準,雖然要看馬、恩、列、斯,但歸根結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對於各黨派往往不清楚,但曉得根據政策來判斷。國民黨開頭是激進的革命民主派,但後來國內政策反動,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也犯些錯誤。現在的決議案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人民的。二是對歷史決議中的一些歷史問題如何估價。毛主席說,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至於整個歷史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後看來,還是功大過小,就很好了。原來準備交七大討論,後來改交七中全會,這是有政策意義的,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可以免得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對付當前問題,這是不好的。決議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現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錯的。共產國際為什麼不提?故意不提的。國際現在沒有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國際。國際對中國,總之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問題。毛主席說:這個方針被證明是有效的。治病與救人,看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方面。前年十二月會議,治病太多,用多了點藥,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團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對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則相反。總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時候需要攻一下,這就是幫助他。去年怕傷了元氣,又溫和些。發展過程就是如此。到了這個文件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全黨大多數幹部有這種病菌,非進行教育不可。決議要點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於他們幾個。黨是政治團體,要搞五湖四海。政見不同會有爭論,爭論時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後要少戴帽子為好。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都改正了,要像決議上說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四是好事掛賬的問題。毛主席說:決議案上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這個劃分。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還會逾矩的。整風過去不會,搞生產過去也不會,現在都有經驗了。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麼都會了,只是錯誤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敵人利用問題。我們的決議案沒有作,人家就利用。現在做了決議案,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    
    毛主席講完話後,決議案付諸表決。全體一致原則通過。在第二天即4月21日開幕的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主席講到他的想法說: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寫過多少次,經過三翻四復的研究,經過多少雙眼睛看。單有中央委員會幾十雙眼睛看還不行,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沒有大家提意見,我一個人就寫不出這樣完備的文件。昨天七中全會是基本通過了,交給大會以後的新中央採納修改,精雕細刻。毛主席還講,我們在這個短短的歷史決議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歷史都寫進去很不容易。我們還不是修黨史,而是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就是說,在黨的歷史上一種比較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鬥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個問題經過了幾年的醞釀,現在比較成熟了,所以寫出決議案把它解決了。至於抗戰時期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成熟。所以不去解決它。這個決議案,將來來看,還可能有錯誤,但治病救人的方針是不會錯的。


第三部分第73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6)

    七大閉幕後,6月1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討論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定繼續由弼時同志為首組織修改,並提交下次會議最後通過。    
    根據六屆七中全會、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期間提出的修改意見,於7月24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就修改的總次數言,應為第九稿)。這次修改的工作量還是相當不小的。主要改動是:(1)根據七中全會以來廣大代表們的要求,加強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關頭作用的敘述,特別是在第一部分將原來寫的「黨在二十五年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一條同一切錯誤的路線和思想相區別的正確的路線的思想——毛澤東路線與毛澤東思想」,改成了「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並增寫了對毛澤東思想的一段總的論述。(2)對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左」右傾向的敘述,增寫了八七會議,並對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六大、立三路線、三中全會、新「左」傾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及其向蘇區白區派遣中央代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五中全會、反五次「圍剿」的失敗與長征等重大事件講得更為充實和全面。(3)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內容的分析,把軍事方面獨立出來,增寫了關於軍事方面的長段文字,從而使之成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這是這一稿最大的修改。對政治方面的三個主要錯誤的概括和敘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對第一點錯誤,由原來的「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弄錯了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與革命動力」,改成「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與階級關係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對第二點,將原來的「各次左傾路線既然在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動力等戰略性質的問題上作了錯誤的論斷,對於如何使革命在全國得到勝利這個策略總方針的問題上,也就不能不採取錯誤的方針」,改為「各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戰爭與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對第三點,將原來的「各次左傾路線既然在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動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針兩類基本問題上都犯了許多左的錯誤,它對於各項具體鬥爭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隨著犯同樣的錯誤」,改成「各次左傾路線在進攻與防禦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錯誤」。在這一點的敘述中不但增加了對毛澤東同志策略思想的闡述,而且在決議稿的第一次明確指出「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並對其策略思想展開地作了分析。由於對「左」傾路線政治上三條錯誤的概括改變了,原來講三條錯誤關係的那一段話也相應地刪去了。(4)在論述「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首次指出「左傾路線反映中國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一面「在將來也可能與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其落後的一面則是在失去無產階級領導時有可能變成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俘虜」;「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本質上是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卻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這些思想的提出及論述使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許多。這次修改對於歷史決議稿的最終形成是帶有決定性的,無論從整體結構、思想觀點、段落調整和文字表達來看,經過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討論,8月5日排出了歷史決議的「草案最後稿」。這實際上是第十次修改稿。這次改稿雖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後修飾和潤色,但對一些歷史問題的分析和敘述還是有一些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會議錯誤的同時又肯定了它的功績,使其評價更為全面;將三中全會「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是有功績的」,改為「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在講四中全會時增加了對於《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小冊子的批判;敘述在中央蘇區的錯誤時,原來提到寧都會議的時間只籠統地說1932年,這次具體化為「1932年8月」,反而把時間弄得不確了,成為後來黨史研究的一樁「公案」(準確時間現已考訂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論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時,增寫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政治錯誤時指出他們「否認中間營壘與第三派的存在」,「把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在論述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時,增寫了「紅軍(現在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路線、綱領與政策,也就是為著全國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奮鬥」,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作戰問題上的錯誤時,強調了他們「要求陣地戰與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不瞭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思想方面論及一切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與否的根源時,將原來寫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改寫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與此相聯繫,也將原來寫的「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改成為「毛澤東同志從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於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從而強調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對於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分析也相應地增寫了「它們都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它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話。這一稿的修改,使歷史決議稿無論在內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從總體看,都達到了更加嚴謹、細密、準確和完善的地步。


第三部分第74節 胡喬木回憶「七大」(7)

    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在楊家嶺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補中委12人,還有幾位高級幹部列席。與會者對歷史決議稿再沒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見,在表決時,全體一致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年8月12日,「歷史決議」正式印成了黨內文件。這樣,經過前後近4年的時間,毛主席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覆修改,全黨高級幹部直至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多次討論,一個偉大的歷史文獻終於誕生了。它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黨的集體智慧,把延安整風運動的積極成果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下來了。用這樣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是我們黨的建設的一個創舉,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建國後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毛主席提議將「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毛選》。當時參加編輯工作的有田家英、陳伯達和胡喬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說:「此件擬編入毛選第二卷作為附錄,須作若干小的修改,並加上陳、秦二同志名字,請加審閱,提出意見。」政治局委員都圈閱同意。最後編入第三卷於1953年4月出版。這個公開發表稿作了這樣幾點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刪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審定過程中親筆刪改的。如在第一節講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之後,刪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一語;也有將「毛澤東思想」刪後改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的。這樣,發表稿通篇就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毛主席在出版物和黨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澤東思想」概念,早在建國前夕就已萌生了。還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就指出:將草案中「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曾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並列,說如果平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樣不好,我們請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這個想法是毛主席刪去「毛澤東思想」概念,並在相當長時間內不贊成恢復使用它的一個重要原因。    
    問題在於毛主席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想法?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歷史決議」提毛澤東思想就有對著蘇共的意思。我們黨從一開始就是在蘇共、共產國際幫助下產生的,這一方面給我們黨許多積極的東西,但同時也給我們黨造成許多困難,帶來許多消極的東西。如果不經過整風,全黨對於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是解決不了的。通過整風,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地位確定了。「歷史決議」反映全黨要求,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可以設想,如果不提,就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因為共產國際儘管解散了,它的影子還存在,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但是,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於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並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蘇兩黨開始論戰後,中共中央才恢復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據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處,點了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當時點名,沒有特別嚴重的意義。犯路線錯誤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點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比瞿、李要嚴重得多,不點名,對這些歷史問題擺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正確指示的份量,原來一些地方沒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幾處還增加了他的引語。這個修改是陳伯達提議的,毛主席贊同了。    
    四是將左傾路線的左字都打上了引號,即一律改為「左」傾路線。此後,黨的文獻就沿用了這個用法。    
    此外,還有一些用語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將「蘇維埃運動」改為「紅軍運動」,將「蘇區」改為「根據地」,將「暴動」改為「起義」,以及將「與」改為「和」等。    
    這個「歷史決議」後來的命運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其中有高度評價劉少奇同志的貢獻這樣的內容,整個決議被從《毛澤東選集》中刪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少奇同志恢復了名譽。新版《毛選》按照建國初期的編排,仍將「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    
    (摘自胡喬木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第三部分第75節 方強回憶「七大」以後(1)

    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已經五十多年了,這次大會是建黨以後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它以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進黨章,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為標誌而永載黨的史冊。作為當年參加過這次大會的老戰士,撫今追昔,我深深感到,黨的七大在中國面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夜,在國民黨反動派即將發動全面內戰的歷史關頭,旗幟鮮明地把毛澤東思想寫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領中國人民艱苦奮鬥,最終奪取勝利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今天充分認識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領導我們把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黨的六大到七大,時間相距達17年,這在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實,準備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提出來了。此後,因戰事連綿,會議的準備工作只好推遲。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這次會議提出,中央應「立刻進行具體準備」,成立大會各主要議程的報告草案委員會等等。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軍委之命,離開八路軍第129師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崗位,擔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當時,組織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幾個人,但很精幹,人員也比較年輕,我當時也只有26歲。組織部的主要任務是在全軍進行黨的組織工作和幹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們總政機關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潔的平房裡,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辦公室的燈光。毛主席有時來到我們辦公室看望大家,瞭解情況,我們得天獨厚地能經常聆聽到他的指示。由於在高級領導機關工作,離中央首長又比較近,使我對七大準備工作的進展情況有了一些具體的瞭解。    
    同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七大。會議還對代表名額分配、選舉代表的方法做了規定。號召全黨要注意調查研究,為召開七大做好準備工作。    
    為了貫徹全會的精神,1939年1月軍委決定開始組建華北戰地考察團,並任命我為考察團團長。中央領導對考察團工作非常重視。當時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雲等都曾接見過考察團同志,作了專題報告和重要指示。記得毛主席報告的內容是聯繫群眾、調查研究;李富春講了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問題;滕代遠講了注意研究軍事工作的重要意義;譚政講了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等。這麼多的領導同志百忙中給我們講課,使團員們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還親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團的工作方針、任務、工作方法、出發時間等。考察團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從軍委直屬機關、抗日軍政大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八路軍留守兵團等單位陸續調集來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經考驗的紅軍幹部、知識分子幹部和有各種業務專長的年輕同志,人數不多,人才濟濟。我們按考察團的任務編為組織、宣傳、敵工、軍事、鋤奸、戰地記者6個工作組。配置了電台、機要等若干輔助小組,成立了黨支部,由我擔任書記。    
    3月16日,考察團從延安出發渡過黃河,前往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18日,由毛澤東、王稼祥、滕代遠、譚政聯合署名發給華北各根據地負責同志的電報中,對戰地考察團的主要任務、指揮關係、經費供給等一一做了明確規定。並強調「所有考察團的幹部,任何人不得抽調,以保證其任務之完成」。戰地考察團在向敵占區行進當中,沿途受到當地人民極其熱情的接待和照顧。每到一地不論男女老少,見到我們這些八路軍都把我們當做自己的親人,把最好的房子讓給我們住,把僅有的一點細糧做給我們吃,並爭先恐後地給我們帶路、牽馬。當時的黨群關係、軍民關係是一種患難與共的魚水關係。    
    我們考察團每到一地,就緊張有序地工作,並每天將工作情況用電台上報給軍委。    
    11月23日,軍委來電,讓我帶著總結材料於12月底前趕回延安,參加七大的準備工作。但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隨後日軍又加緊向我根據地進攻,七大籌備工作再次受到影響。這時,總部又來電讓我「暫緩來延」,繼續進行考察工作。    
    1940年7月1日,考察團滿載而歸,回到了延安。為了把調查報告總結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室,由我負責。大約經過4個月的時間,我們寫出了約30萬字的兩份調查報告。王稼祥仔細審閱了這些總結材料和文章,他對我說,這是從實際中得來的第一手材料,對領導的決策工作非常重要。後來,這些材料也為七大有關報告的修訂和完善提供了參考。    
    1941年3月我調到軍委秘書廳任秘書長,兼管軍委幹部研究處的工作,專門負責研究八路軍的幹部問題。我記得,為了開好七大,黨中央和毛主席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比如,加強和擴大了中央黨校,集中大部分已經來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黨校學習。我和王稼祥經常到黨校,邀請各根據地來的七大代表,向他們瞭解當地的幹部情況,最後由我整理出了三份專題材料。王稼祥說,這些材料對幫助七大制定幹部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黨校發起,緊接著在全黨範圍內展開了整風運動。這年的夏天,蔣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斷調集軍隊進犯我邊區。這時中央調我任邊區留守兵團副政委。當時我與兵團司令肖勁光一起,邊組織部隊做好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迎擊敵人的準備,邊認真搞好部隊的整風工作。    
    在整風學習的基礎上,全黨高級幹部在1943年冬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討論中我對繼續清算王明的「左」傾錯誤提出了意見,建議不要讓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進入新中央委員會,後來我又把意見寫在給中央的信上送給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給我復了信。信上說:「方強同志:來信收到了。很願同你一談,因準備七大,近日抽不出時間,等一會再定時間約談。同志的敬禮!」毛主席對大會代表的意見如此重視,令我十分感動。這時,我與王稼祥、譚政等同志一起被總政機關選為黨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榮幸。    
    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說明,注重調查研究,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充分發揚黨內民主,集中全黨的智慧進行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令人欣慰的是,這個好傳統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


第三部分第76節 方強回憶「七大」以後(2)

    1945年的春天,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歐洲戰場上,法西斯德國即將滅亡;在國內,敵後戰場對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經開始,抗日戰爭已處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這春意盎然、萬象更新的日子裡,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革命聖地延安召開了。我作為軍隊代表團的正式代表,有幸參加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    
    1945年4月21日,七大舉行預備會議。    
    任弼時首先報告大會的籌備工作。他說:「七大早應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分割,遲至今日才開。」他還說:「經過整風、路線學習和審查幹部,使黨內思想一致,組織上更加純潔。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黨的空前團結的反映。這是對七大的思想準備,其意義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針問題作了報告。他說:「這次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還說:「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要看到全國四億五千萬人民,要組織起強大的團結的隊伍去戰鬥。」毛主席號召全黨要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當然家庭也是有鬥爭的,但新的家庭裡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毛主席講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這番話贏得了全場的熱烈鼓掌。預備會議還表決通過了六項議案。一是六屆七中全會提議的毛澤東等15人為大會主席團;二是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大會主席團常委;三是任弼時、李富春為大會正副秘書長;四是以彭真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五是確定大會議程為:政治報告(毛澤東)、軍事報告(朱德)、修改黨章報告(劉少奇)、選舉中央委員會;六是七大會場規則。    
    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    
    大會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這個禮堂是1942年由中央機關的同志自己動手蓋起來的。它雖然同現在許多高大建築無法相比,可在當時的延安它是獨一無二的,顯得雄偉,令人振奮。我走進會場,按照代表證上的編號坐下。抬頭望去,主席台上懸掛著兩面鮮紅的黨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掛在紅旗的中間。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會標的橫幅上面,寫著「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前進!」    
    看見這條橫幅標語使我百感交集。我們黨從一大成立到七大召開已有24年了,這24年走了不少曲折艱難的路程,現在我們終於懂得了:革命事業只有在正確旗幟指引下才能無往而不勝。    
    大會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開幕。毛主席致開幕詞。這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的《兩個中國之命運》。毛主席指出:我們的大會是處在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和兩個前途的鬥爭,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全力以赴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毛主席講話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等先後在開幕式上講了話。    
    大會第二天,代表們先後聽取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劉少奇在作報告時,對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闡述,講得非常精闢。在他們每個報告後,會場裡都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代表們發自內心地表示熱烈擁護。    
    大會在聽取報告後開始進行小組討論。    
    在小組討論時,大會主席團想方設法讓每名代表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代表們情緒始終是高漲的。討論中大家都能暢所欲言,到處洋溢著非常民主、非常團結的氣氛。原定討論的時間不夠,大會主席團又臨時決定延長几天,會議的議程也不斷地改變。記得各代表團在討論選舉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時,有的同志提意見具體到人,指名道姓,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來毛主席發表講話說:一些被選舉人聽到意見後,提出不做候選人行不行?你們考慮。選不選自己,自己有自由。只要在自己選自己對黨不利時就不選,否則就應該畫自己的圈。我就準備畫自己的圈。毛主席說:對誰有意見,所有同志應把自己想講的話徹底講清楚比較好。歷史證明,凡是原則性的問題,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會出來的。徹底搞清楚,才有利於團結。    
    毛主席很注意傾聽代表們的意見,只要有空就到各個小組參加討論。他講話總是很風趣,既形象生動又通俗易懂,很吸引人。一些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經他一講頓時豁然開朗。所以,毛主席到哪裡參加討論,哪裡的氣氛總是非常活躍。


第三部分第77節 方強回憶「七大」以後(3)

    5月31日,毛主席向大會作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他根據各代表團討論的意見和要求,主要講了三個問題。首先是國際形勢問題。毛主席說,把世界引向進步這是歷史的總趨勢。英、美聯合一切反動力量反對蘇聯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這種可能性,現在還不存在。毛主席在講到第二個問題,即國內形勢時說道:我們的《論聯合政府》小冊子在重慶發了幾萬份,蔣介石秘書陳佈雷看了這本書,只說了兩個字,就是「內戰」。他們要打內戰消滅我們。他提醒全黨注意內戰爆發的危險,提高警惕,千萬不要對國民黨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抱有絲毫的幻想。他說:我們對國民黨打內戰要有些準備。我們要看見光明,但是要準備克服困難。毛主席講到了七大以後可能出現的17種困難,如內戰全面爆發;外國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英、美大罵;根據地丟失幾塊,黨內出現悲觀情緒;天災流行等等。毛主席要求全黨高級幹部要有對付非常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毛主席號召全黨團結起來,克服困難,贏得勝利。    
    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講到關於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時,強調了全黨同志要注意轉變思想觀念,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必須如此。他提出在思想政策上要準備轉變,轉變是在民主革命階段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要注意研究掌握不斷變化的形勢,以免在轉變關頭犯「左」的或右的錯誤。毛主席還講到了工業發展問題。毛主席說:東北地區是極其重要的,有許多大工廠和大城市,有許多工業設備。東北地區現在還不是我們的,但這是明天的事,我們要有這個預見。如果我們對於掌握工業問題不能解決,那麼一定要滅亡的。毛主席把掌握工業問題看得如此重要,這是過去沒有過的,這表明,毛主席的思路非常開闊,他已經在運籌解放以後的建國大事了。    
    以後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主席對七大後國內外情況變化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    
    6月11日,大會勝利閉幕了,毛主席作了《愚公移山》的閉幕詞。代表們一致把這次大會譽之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會後代表們陸續回到原來的部隊和地區,迅速將七大的會議精神進行傳達、貫徹。中國革命的航船從此開始了新的航程。    
    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以後革命形勢的發展進一步證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深有體會。    
    1945年秋,為了反對蔣介石「控制華北,搶佔東北」的戰略方針,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黨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隨即抽調了2萬名幹部,10萬大軍去東北開展工作。我奉中央軍委命令去東北合江地區任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合江工作期間,我們按照七大制定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的方針,緊緊依靠當地人民群眾和廣大指戰員,進行了艱苦的剿匪鬥爭和恢復生產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後來我又參加了遼沈決戰、平津戰役、南下解放廣州等等。    
    回憶起七大以後這段戰火硝煙的崢嶸歲月,我深深體會到,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舉什麼旗幟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明確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革命事業向何處去,黨在人民面前樹立什麼形象的問題,這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是取得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幾十年來,我們黨從大革命的勝利和失敗、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失敗、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直到迎來全國的解放,是從勝利與失敗的比較中教育了全黨,認識到了這一點。七大會議確定黨的指導思想為毛澤東思想,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取得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事實,就充分說明,在每個歷史關頭,黨都必須有鮮明的旗幟,使全黨「有所指望」、「知所趨赴」。在偉大旗幟指引下勝利前進,是黨的事業蓬勃發展的基礎,是黨從歷史與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信念。    
    回顧歷史,著眼現實。二十多年中國的發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經歷了80年代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國際國內風波的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兩個關頭,都有一個道路選擇問題。我們黨拒絕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也不回頭走「左」的錯誤的老路,而是堅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在這個理論指引下,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事實證明,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具有無比的正確性和偉大的創造力。黨的十五大把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作為這次大會的靈魂,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是我們黨在政治上、理論上成熟與清醒的表現,充分顯示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具有在國內外複雜形勢下駕馭局勢的能力,不愧是黨的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和開拓者,能夠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奪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作為一名老黨員、老戰士,我對此充滿信心。    
    「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修正,天空無限任飛揚。」讓我們高舉起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滿懷豪情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    
    七大會議作為我黨歷史上重要的一次宏圖盛會,將永載史冊,永放光芒!    
    (方強)


第三部分第78節 孫毅回憶「七大」(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會前,按照地區選舉代表,我被晉察冀邊區選為七大正式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這次大會,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光陰似箭,轉眼五十多年過去了,每當回憶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聖地延安出席黨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動不已,那動人的場面還歷歷在目。    
    我參加七大很光榮,學習了不少東西。    
    七大召開前,按黨員數量比例,晉察冀的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都不夠。一些人回前方去了,像李葆華是七大代表,但他1944年回晉察冀傳達整風精神去了,不能回延安參加七大。於是,中央便把在延安的晉察冀邊區幹部集合起來開會,補選代表。開始我和愛人田秀涓都不是代表,是後來增補上的。我是七大正式代表,田秀涓是候補代表。    
    大會的前兩天,召開了預備會議。毛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講話,闡明七大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指出,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全黨要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    
    毛主席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並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這些報告和發言從各個方面論述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大會經過詳盡的討論,一致通過關於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當時印發給我們代表,有一大本。他講的時候是重點地講,發揮得很深刻。他起碼講了有兩個半小時到三小時,發揮了《論聯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讀。最後的閉幕詞也講得比較深刻,用愚公移山這個故事做總結,「愚公移山」,說明只要大家同心協力、貫徹黨的路線,最後總是可以完成任務的。在七大召開的過程中,我們確定了自己的領袖,把毛澤東思想寫進了黨章,要求貫徹毛澤東思想。毛主席很謙虛。我坐在會場幾百人中間,毛主席說話聽得很清楚,大家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接著說:「我52歲!」很謙虛的。毛主席講七大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這個路線是很對的、是正確的。    
    七大充滿了民主和團結的氣氛。在討論大會的報告和發言中,許多代表暢所欲言,或者具體地總結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積累起來的經驗教訓,或者對過去黨內所犯的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深入開展批評,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也進行了自我批評。大會對犯錯誤的同志進行了耐心的幫助和教育。毛主席在大會的報告和講話中,對犯錯誤的同志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既看到他們犯錯誤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們對黨對革命做出貢獻的一面。    
    整個會議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像周恩來、彭德懷等好多人都進行了自我批評,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評。所以,整個會議貫徹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這個會開得好。批評、自我批評展開了,大家都自我批評、相互批評。相互批評是不指名的批評。不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會開不好,光作報告還不行。為了開好這個會,毛主席做了很多的工作,大體思想上成熟了才開會。經過幾年的路線學習,大家認識都提高了,樹立了毛澤東作為全黨的領袖的思想,樹立了毛主席思想指導全黨的意識,所以七大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在小組討論會上,我懷著激動的心情,暢談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後,一直到參加黨的七大,這段時間裡自己的收穫體會,同志們聽了,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是從舊軍隊過來的人,思想深處潛存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加上自己性情急躁,愛發脾氣,對同志恨鐵不成鋼,所以在平時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通過七大前的整風學習,自己深刻檢查了身上的缺點,歡迎同志們給自己提意見,收穫很大,印象很深,對我確實有觸動,一些事情使我終生難忘。    
    在抗大二分校整風學習運動中,高上科(高級科、上級科)有個學員,因犯有男女關係方面的錯誤,隊上開會批評他,他不僅不接受批評,反誣好人。隊長多次通知他到會,他以紅軍老幹部和當過某軍分區副團長擺老資格,拒不出席會議,甚至躲進醫院避風,態度蠻橫。    
    當隊上要處分這個學員時,我說:「批評要抓緊,組織處理可略緩,我要派人再核實一下事實,並要親自找他談一次話。」    
    隊長又來找我說:「他還是不到會,校長,你看怎麼辦?」    
    我說:「你告訴他,他是一個共產黨員,黨組織批評他所犯的錯誤,他應無條件到會嘛!」我接著說:「你第三次通知他,如果他還是不到會,用擔架把他抬來,出席黨的會議。」    
    這一帶強制性的辦法還算靈,他沒有讓人抬來,而是自己步行走進支部大會的會場,接受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    
    從此,這個學員對隊長不滿,見了我這個校長如同見到仇人一般。他利用住院的機會,四處搜羅整風運動中人們給我提的意見,不加分析地統統列成我在二分校所犯「錯誤」的材料。    
    1943年4月,二分校高上科五百多人調赴延安,那個犯錯誤的學員隨隊編入中央黨校第二部,參加整風學習。他認為時機已到,藉著「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名義,在二部全體人員大會上,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大罵我三個鐘頭。說我是家長式的領導作風,官僚主義的典型,舊軍閥式的帶兵方法。還說我讓團級幹部和戰士一樣跑步,手裡經常拿著一根小木棍,看著誰不順眼,就打誰的屁股。在他的眼裡,我這個校長連國民黨的軍官都不如。他還在中央幾個大單位的會場上,作過同樣內容的發言。這種有轟動效應的發言,為延安的街頭巷尾增加了議論的新話題。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參加整黨學習的聶榮臻司令員來電報,通知我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幹部共20多人,組成一個小分隊,由我帶隊,離開了晉察冀邊區。我們步行一個半月,於12月初抵達革命聖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醫院,我聽說劉伯承老校長在那裡住院,便決定順便去看看他。見面後,我同劉校長親切握手,向他表示問候。「全黨都在整頓三風,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贊成你到黨校學習。」劉校長問明來意後親切地說。    
    「這一次是我主動要求來學習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    
    「你們二分校有個幹部,在中央黨校二部發言,罵了你三個鐘頭,罵得你狗血淋頭,不是人樣了。我在這裡看過他的一份發言稿,足有1萬多字。」    
    「我在二分校執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點錯誤,人家批評,對我有好處。」    
    「你這個人我是瞭解的,工作一貫積極,從不偷懶,說話直爽,辦事認真,但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容易引起別人的不滿。」    
    「劉校長,你講的話我一定牢牢記在心裡,好的方面,我繼續保持,不足的方面,下決心克服!」    
    劉校長點點頭,滿意地笑了。


第三部分第79節 孫毅回憶「七大」(2)

    到達延安,我首先拜見了聶榮臻司令員,接著又去看望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聶司令說:「孫毅,你旅途疲勞,先去軍委招待所休息幾個月,然後再進中央黨校學習。」    
    住在軍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團以上幹部,有不少老紅軍戰士,有軍分區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等,共七十多人,組成干休所黨支部,總政組織部長胡耀邦指定我擔任干休所黨支部書記。    
    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原二分校高上科的學員們,每晚都有人到軍委招待所看我。師生見面,親切熱情,大家不約而同地圍繞那個犯錯誤幹部的發言展開話題,不少學員開誠佈公地談論我在抗大二分校的功過,既肯定成績,又指出不足。    
    我對於學員們當面提出的意見和批評,心情極不平靜,常常是深夜坐在油燈下,認真思考自己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    
    事實勝於雄辯。沒過多久,那個犯錯誤的幹部大概有些醒悟,據說,他說過一句心裡話:「要讓我當校長,我也得那樣做,我實在對不住日夜操勞的孫毅校長。」    
    我住在軍委招待所,一有時間就找老同志交談。一天,一位老紅軍戰士告訴我,他去棗園看望了毛主席,當面匯報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現狀。    
    聽了這個消息,我的心裡頓裡翻騰起來了,萌發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頭。當晚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粵贛軍區第22師同毛主席相處10天的日日夜夜,到現在已整整10個年頭了。10年之中,我們黨我們軍隊特別是我自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長征和抗擊日寇的鬥爭中,自己遇到過無數困難和坎坷,但堅信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堅信革命能夠勝利,總算是挺過來了。我心裡有多少話要對毛主席說呀!想到這裡,斷然決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    
    第二天早飯後,我換上了一套乾淨的軍裝,就一個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棗園出發了。隆冬的延安,天氣很冷,但我被一種興奮的情緒鼓舞著,覺不到絲毫寒意。怎麼能不興奮呢,自己渴望已久的願望就要實現了。我冷靜地想一想,心裡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見到毛主席匯報點什麼呀?10年中,許多戰友為革命英勇地犧牲了,許多活著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績,想到這裡,心裡又有點抱愧,想著想著,腳步邁不動了,於是又轉回來了。坐在宿舍,我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向毛主席寫信匯報。    
    1944年12月14日,是寧都暴動13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我想起了帶領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紅5軍團參謀長趙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長、原紅5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董振堂,他們早已為革命英勇地犧牲了。我是個倖存者,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這裡,激動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著眼淚用毛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匯報了自己從1934年長征前到現在的大體經歷和自己目前工作、學習情況,請毛主席批評指示。    
    信發出之後,我的心平靜了許多。我天天盼著毛主席的回信。當我給毛主席去信一個半月之後,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給我回信了。當通信員告訴我是毛主席給我來的信時,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我拿著信仔細端詳著,信封是用牛皮紙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個印好的紅框框,在紅框框正中用毛筆寫著五個大字「孫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於崑崙」。我知道「崑崙」是毛主席住處的代號。    
    我急忙將信拆開,毛主席那揮灑自如、遒勁有力的筆體,立刻呈現在我的眼前。信是這樣寫的:    
    孫毅同志:    
    你給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問邊章武同志,知你還在楊家灣,遲至今日才復你,甚以為歉!多年辛勞,希望你好好休息一會。五軍團有光榮歷史,有慘痛經驗,現在可以正確地總結一下。待你在延安休養與學習快要完畢時,我希望和你晤談一次,那時請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後,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層層漣漪,主席工作那麼忙,還惦記著我,惦記著五軍團的將士們。更重要的是,在我休養與學習結束前,毛主席要當面聽我匯報,到時候向毛主席講點什麼呢?    
    在黨的七大會上,我親耳聆聽了毛主席激動人心的講話,受到極大的鼓舞。想想領袖的教導,想想同志們的熱情幫助,再想想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戰友們,自己感到很慚愧,於是暗暗下定決心,團結同志,做好工作,爭取對革命做出更多的貢獻。    
    七大結束後,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黨校集中起來接著學習了兩個月,討論七大的路線,學習七大的文件、報告,都編了組。「壯大人民的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這個標題我還記得很清楚,討論了兩個月還是比較深刻的。會後代表們陸續回到各自的根據地去貫徹七大的路線,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們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張君、我,回到冀中就貫徹七大的路線。七大代表們對路線討論深刻,對路線的執行也比較堅決。總之,七大開會五十多天,討論得比較深刻,以後又進到黨校,關於七大的路線又學了兩個月,所以印象比較深刻。    
    七大以前,毛主席給我寫了封信,說我走以前,我倆再談談。可是後來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時候,毛主席決定要到重慶和國民黨談判去。臨走時,我被點名到飛機場為毛主席送行。送他們時,我想等毛主席回來再說。    
    開完七大,學習兩個月後我就回到冀中。去延安前我是晉察冀軍區第3軍分區司令員,七大結束後回冀中,原來的冀中軍區司令員楊成武調走,我就擔任了軍區的代司令員。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七大是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的。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礎。    
    我們紀念黨的七大,更重要的是發揚七大團結的精神,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理論聯繫實際和緊密聯繫群眾的精神。在當前我國改革開放的形勢下,仍需要團結,全黨要團結,全國人民要團結,各企業、各部門之間也需要團結。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協作,銳意進取,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孫毅)


第三部分第80節 張治中回憶重慶談判(1)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重慶,全市為之轟動,大家都在熱烈地慶祝勝利,但是我卻一個人悶在家裡。不錯,抗戰算是勝利了,但是國內問題仍然是危機四伏,一觸即發,不能不使人有憂慮之感。當時兩黨商談早已經陷於停頓,為了使國家避免再次陷入內戰的漩渦,我正積極活動,企圖使和談恢復。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促進,終於由蔣電請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會商國事。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確定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全黨第一個方針,第一個鬥爭目標。因此毛澤東先生慨然電復應約。於是由我和赫爾利坐了專機到延安去迎接,記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們陪同毛先生到了重慶。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慶,在當時說,是象徵著中國內部的團結,是意味著國共兩黨新關係的開始,勝利與團結,正是雙喜臨門,不但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熱切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為之提高了許多。    
    毛先生到重慶後,蔣隨即舉行歡宴,並會談了多次,雙方分別指派周恩來、王若飛;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和我充當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兩位首先提出《談話要點》一件。9月4日,蔣把他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了我們四個人。    
    從這兩個文件看,雙方的距離是很遠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及委員由中共推薦,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由中共推薦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直轄市由中共推薦副市長,而國民黨是空洞地答覆:「只要中共方面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則不僅各縣行政人員中央經過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員,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參加;又如關於軍政數字,中共要求改編為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而國民黨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個雙方距離如此遠,在最初看,很多人認為是根本不會得到協議的。由此亦可見當時商談進行的困難。不過,最初料不到的儘管雙方距離遠,但經過四十天的日談、夜談、集合談、個別談,終於獲得了一個協議,就是10月10日午後在我家客廳裡,毛澤東先生也在場,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內,蔣固然禮遇隆重,親到住處訪候,而各黨派、各階層人士求見的更是絡繹不絕。他那種和藹、親切、謙遜、誠懇的態度,給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請的也很多,即過去反共堅決、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對毛先生表示敬重,並對他重慶之行寄予熱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約時間宴請毛先生和同行諸位的信中還說:「……前日毛先生惠訪,未得暢聆教言,深以為歉!……一別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國民所感受之苦難解決,均繫於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臨重慶,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軍委會大禮堂舉行歡宴晚會,邀請參政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黨、政、軍各方人士五百餘人參加,盛況空前。我當時有一個簡單的致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參政員、文化界、新聞界暨黨、政、軍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臨,極感榮幸。這次舉行聚餐晚會,請柬上並沒有聲明原因,大家也許心裡正在猜想;當此嘉賓畢集、盛會開始之際,本人願宣佈今晚之會,主要的是為了歡迎和歡送毛澤東先生。    
    毛先生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地位,應國民政府蔣主席的邀請,到重慶來商討和平建國的大計。此事,不但為重慶人士所關懷,也為全國人士所關懷,也可以說為全世界人士所關懷,因此,大家對於毛先生的惠然蒞臨,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慶已經四十天了。他和蔣主席談了好幾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張岳軍先生、王雪艇先生與本人也和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有時與毛澤東先生談,一共談了好多次。談的結果怎樣,這是大家所最關心的。外間有種種傳說,今天想趁這個機會向大家很忠實地報告一個概要。我的報告雖然沒有事先徵得雙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許能夠代表雙方的意見。    
    首先,值得報告的,是雙方商談的大前提大原則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礎上建國,在蔣主席領導下實行三民主義,這些大原則是毛先生提出來的,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和平、民主、統一、團結是今天中國所必需遵從的大原則。在抗戰勝利結束後,我們要向和平建國的途程邁進,要埋頭苦幹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夠迎頭趕上,才能夠使中國不愧為世界上四強或五強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奮鬥救中國是我們國父的遺言,民主是我們革命的目的,我們中國國民黨流了五十年的血,我們犧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滿清政府,剷除數千年來的專制政體,抵抗窮凶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為的什麼?還不是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國嗎?至於統一、團結,更不必說,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富強的國家,沒有不團結、不統一的,任何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家,沒有不實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願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新中國,一再表示願為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而努力,這種地方真值得我們佩服。這四十天來,我們就在這些雙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則下,在和諧友好的空氣中,期謀各種具體問題的解決。比方說政治要民主化,怎樣才能民主化?軍隊要國家化,怎樣才能使軍隊國家化?各黨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樣才能平等合作?……這些問題的研討,始終在極度和諧友好的空氣中進行。    
    在談判進行中,雙方意見不免有若干的距離,但是這個距離已經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們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談判的成功已經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這剩餘的百分之三十的距離,我們相信也會有方法使它逐漸接近,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


第三部分第81節 張治中回憶重慶談判(2)

    關於這次談判的詳細經過,我們準備不久發表一個公告,不僅是已經得到解決的問題要公佈,就是雙方意見尚未一致的地方,我們也想讓大家知道;並且願意竭盡我們的能力,用盡種種的方法,繼續在友好和諧的商談中求得解決。我們相信,由於雙方的互諒互信,這些問題是不難得到圓滿解決的。    
    毛先生到重慶已經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件亟待料理,所以他準備日內回延安去,所以我剛才說,今天的集會也是為了歡送他。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請大家到這裡來,一方面是為了對毛先生這次惠然蒞臨重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時也為了毛先生這四十天的辛苦現在回去了表示歡送之意。    
    最後我們大家舉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當時也有一篇簡短的講話(是記錄稿,未經毛先生核定):    
    張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這次應蔣先生的邀請,來到重慶,商談和平建國大計,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謝。尤其今晚承張先生及夫人舉行這樣盛大的會,說是歡迎和歡送,非常感謝,非常不敢當。    
    這次雙方的商談,全國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關心,因為我們所談的,不是一二個黨派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利害相關的問題。剛才文白先生說,談判情形良好,前途樂觀,這在我們也有同感。因為在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打倒後,世界是光明的,中國也是光明的,我們在這樣的情勢下來商談團結、合作、統一的問題,當然是可樂觀而且應該樂觀的。    
    從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們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但第二次與第一次不同。這次戰爭全世界人民獲得了光榮的勝利,我們中國尤其獲得了空前的勝利,這種勝利把世界和中國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個階段中,我們在一起商量團結、合作、和平建國的問題,具有異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商談的結果,恰如剛才張先生所說,大部分問題得到解決,還有些問題亦正在繼續商量解決,而且我們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和為貴」,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錯的!我們在大的方針、大的原則方面都是一致的,這些方針和原則,為全國人民利益所要求,我們一定要共同執行。    
    剛才張先生說,中國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設,我們也同樣相信。困難是存在的,我們大家不怕困難,在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大原則下,在蔣先生的領導下,我們中國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這次的商談,不是暫時的合作,而是長期的合作;不是一時的團結,而是永久的團結。我們要互諒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難,一定可以建設新中國!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飛返延安。下飛機時,飛機場黑壓壓地站滿了人。幹部、群眾、學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們的表情裡,充分流露出對黨的領袖最大的歡悅與關切。那種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動!以後,我還常常和朋友說起,認為這是解放區一種新興的氣象,而國民黨裡還有人存著反共的念頭,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當天晚上,中共還舉行一個盛大的晚會歡迎我,賓主盡歡。第二天毛先生親送我到飛機場,在車上還帶點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在重慶調查過,大家都說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團能做到民主領導,也不要錢,幹部都願意接受你的領導。」又重複在重慶時的話說:「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我說:「何以見得?」他舉了幾個例子,並說:「你把掃蕩報改為和平日報就是一個例子。掃蕩報是在江西圍攻我們時辦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贊成的。」這些地方,都充分說明了他的細心和懇摯,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特別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離延安,毛先生都親為接送。記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別舉行盛大的歡迎晚會,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對和平的熱情。會上我曾說了一番話(有中外記者隨行,後來曾在報上發表過),主要的意思是強調整軍方案的重要,我們應該百分之百地做到(後來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裡曾被C.C.分子鄭亦同所引用,頗有譏諷之意,我當時曾加以駁斥說:「如果鄭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見解,我是願意接受;但如果是一種諷刺,那麼我要反問鄭同志一句:我們對於這個方案是不是準備來個七折八扣?」這話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後還說了一句話:「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引起了全場的鼓掌歡笑(這話後來傳遍了全國,以後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談起這件事)。我說完下來,毛先生還和我說:「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只說三到呢?」我答:「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就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延安這地方,不會再有第四次來的機會了!」他愉快地說:「是的,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延安,開會就到南京。」以後還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說:「你的話說得很好,我們可以寫歷史了,就是說我們是成功的,而不是失敗的。」我笑說:「我從來就沒有意識到共產黨會失敗!」毛先生說我還可以四到延安,雖然後來蔣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議,但未成事實,而第四次卻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來了。    
    (張治中:《毛澤東在重慶》)


第三部分第82節 王炳南回憶重慶談判(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個難忘的喜慶日。平素煙霧迷濛的重慶城,忽然陽光普照,一掃陰霾,晴空萬里,秋高氣爽。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彷彿從天而降,不脛而走,霎時間傳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偉大領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達重慶了!就要來同國民黨政府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了!在群山環繞的九龍坡機場上,歡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內心的激動,時時翹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雲霓,期待著毛主席很快的到來。    
    這天,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重慶《新華日報》館的同志們,為了準備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趕到機場。我的心情格外激動,但又警惕自己,千萬不能出差錯。因為不久前,黨領導通知我,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由我擔任毛主席的秘書。這使我驚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身邊工作,朝夕相隨,親聆教誨,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幸福和光榮嗎?現在,毛主席就要來了,日盼夜夢的期冀即將變成現實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歡欣鼓舞呢!    
    下午三點半鍾以後,晴空裡響起了馬達的轟鳴,一架草綠色飛機緩緩著陸。機艙門打開了,機場上爆發出一片熱烈的掌聲。我由於工作關係,幸福地首先登上飛機,向毛主席報告迎接人的名單,引主席下機。毛主席雄健魁偉,神采豁朗,頭戴盔式帽,身著灰布衣,在親密戰友周恩來同志的陪同下,一邊徐徐走下飛機,一邊灑脫地揮動著右臂,含笑向歡迎的人們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這樣的偉人,必然神態莊嚴,在他身邊工作,難免會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觸後,卻感到主席如此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我的顧慮完全打消了。就在從機場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親切地問我是哪裡人,我答是陝西省人。毛主席便笑著說:我們在陝北十年了,陝北的小米養育了我們,陝北人民對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毛主席的話像一股暖流,湧進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對待同志,總是那樣熱情、關懷。此後,每當我向他匯報工作時,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說,他仔細聽完後,還常常先徵求我的看法和意見。當時,《新華日報》每天大量報道毛主席在重慶的活動。有一次,主席對我說:告訴報館不要對我報道太多,不要突出個人;有些活動不必見報,可多登些人民來信。毛主席這種質樸謙遜的精神,更顯出他的崇高和偉大,更激起我的無限愛戴和敬仰。    
    毛主席親赴重慶談判,這是抗戰勝利後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後,蔣介石蓄意挑動內戰,但懾於國內外要求實現和平民主的強大政治壓力,同時也為了爭取時間把國民黨軍隊從大後方調集內戰前線,便在美帝國主義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詭計。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時間裡,蔣介石連發三電,假意邀請毛主席赴渝談判。當時的重慶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同志們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擔心主席的安全,不免憂慮重重,有些根據地甚至發報勸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雄偉膽略和大無畏氣概,毅然飛赴重慶,同蔣介石集團展開面對面的政治鬥爭。這一英明決定,揭穿了敵人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博得了國內外進步輿論的稱頌。「毛主席一身繫天下之安危」的話,響徹了整個山城。    
    毛主席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即在蔣介石官邸林園開始進行談判。可是,蔣介石集團對談判毫無準備,並提出國共兩黨「沒有內戰」等謬論,企圖從根本上否定談判的必要性。毛主席當即以大量歷史事實,駁斥了這一詭辯,向國民黨代表指出:要說沒有內戰,是欺騙,是不符合實際的。從而戳穿了蔣介石在聲稱沒有內戰的煙幕下,積極準備內戰的伎倆。從談判一開始,毛主席就告訴在紅巖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的同志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要準備同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主席還對我們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慶時,除參加談判外,還親自同國民黨的各種人物接觸,包括跟頑固派頭目打交道。毛主席說:國民黨是一個政治聯合體,要作具體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鐵板一塊。毛主席不但會見了馮玉祥等一些贊成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左派,還提出要見陳立夫、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對主席的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陳立夫、戴季陶這樣的反共專家和頑固分子,我們平時都看作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麼好見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釋說:不錯,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同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接觸。有一次,主席去找陳立夫,我隨行在場。事前我心裡暗暗地想,同陳立夫這種人可怎麼談呢?一見面,主席先以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前國共合作的情景;然後批評國民黨背叛革命,實行反共剿共的錯誤政策。主席說:十年內戰,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而國民黨剿共的結果,卻同時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險些招致亡國的禍害,這一教訓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毛主席還談到,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就這樣,毛主席在談笑自若中,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給以批評,同時也向陳介紹了我黨對於國內時局的主張,提醒國民黨認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轍。在談嚴肅的政治問題中,有時講得很幽默,沒有使人感到緊張的氣氛。面對毛主席坦蕩的胸懷,機鋒的議論,陳立夫雖然有些窘迫,卻並不顯得難堪。由於理屈詞窮,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訪問於右任,可是守門的說蔣介石正在於家作客,主席便提議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園」中的戴季陶。戴季陶這個蔣介石的忠實走卒和「智囊」,萬沒想到毛主席會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侷促不安,諾諾連聲,好像無地自容似的。我目睹這情狀,對毛主席磅礡的氣度、寬廣的心懷和高超的鬥爭藝術,是多麼欽敬呵!從戴府出來回頭去見於右任時,正值蔣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與主席貼面碰到,蔣問主席要去哪裡,主席說去見了戴季陶,蔣介石先是一怔,隨後佯笑說:「好,見見好,見見好。」毛主席在重慶的這些活動,為我們樹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則性和策略性統一起來的光輝典範。


第三部分第83節 王炳南回憶重慶談判(2)

    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還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廣泛地會見各界人士,進行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使我黨的影響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會見了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見了婦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闡述了我黨關於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基本方針,推動了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毛主席在重慶時,住在八路軍辦事處紅巖村。另外,由張治中先生騰讓出自己在市內的桂園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內辦公和會見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見一批「小民革」的領導人,從吃晚飯談起,共談了十個小時。這次,主席興致很高,開懷暢談,旁徵博引,講的是史冊古籍,《紅樓夢》、《西遊記》等等,卻又都切中時弊,針砭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主席的這種以古寓今,風趣橫溢,妙語連珠,在場的人都聽得入了迷,忘了時辰,無不為之感佩。    
    毛主席還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談判間歇,在重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見美國航空隊員、日本反戰進步作家,設宴招待各國援華團體的代表和在重慶的各國友好人士,感謝他們在抗戰八年期間給予陝甘寧邊區和各解放區的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見了許多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同他們進行了談話。毛主席通過上述這些活動,一方面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革命的嚴密封鎖,推動著重慶談判期間的政治形勢朝著更加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資料,掌握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動態。後來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中說,他在重慶時,「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又說,「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慶的工作和活動是非常緊張頻繁的。我至今還記得,在紅巖樓上的那一間小屋裡,每當更闌人靜的午夜,主席或還同周副主席討論問題,或還親自起草文件,或輕輕地來回踱步,思考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我們為愛護主席的健康,總希望他多休息一會兒。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沒有把一件事情及時報告給他,事後他批評了我,說我們是為談判來的,許多情況要及時掌握,以便決策,並指示我今後遇到這樣的問題,任何時候都應把他叫醒。後來我們從美軍人員口裡得知,國民黨軍隊在昆明和龍雲打起來了,我連忙深夜把主席叫醒,報告了這一消息。主席對此很重視,說只要龍雲能頂住就好了!要我們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隨時報告。主席到了重慶,許多舊友來訪,也有很多個人來信。有人建議,主席這麼忙,個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過目了。我於是拿著幾封信去請示主席,可否代為處理。主席說,不,不能把這看作私信,這是大後方人民的心聲;有些是個人寫的,你們不瞭解你同他們的關係。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連一封信件也不放過,有的親自作復,有的交代我們去辦,都得有個著落。    
    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心連心,從不放過和群眾接觸的機會。在密探如麻、特務林立的重慶城,革命者誰不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懸一顆心呵!我們敬愛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離,緊緊跟在毛主席身邊。但主席視險境若坦途,從容自若,經常出現在群眾中間,記得九月二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參加中蘇文協宴會,剛一跨進會場,到會者一齊向毛主席圍過來。很多老朋友拉著毛主席的手,老淚縱橫地說:「你來了,中國就有希望了!」有人聽到毛主席出席了歡迎會,把消息很快地傳開了。雖然那天正下著濛濛細雨,卻抑制不住人們多年久仰的心情,無數工人、市民、學生擁到街頭,熱切地盼望著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門,向群眾頻頻招手,街道兩旁頓時歡聲雷動,有人還冒著生命危險高呼:「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很念舊,不忘老朋友們。到重慶後,開了一個他過去相熟的新民學會會員的名單,要我去瞭解他們的近況。後來打聽到其中幾位,有一個退職的老教授,當時賦閒在家,窮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親自去看他,還叫我們事先不要驚動主人。當我們隨同主席走進一間低矮潮濕的小屋,告訴主人,毛主席來看望他時,主人顫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著毛主席,臉上滾下簌簌的熱淚,半晌說不出話。屋子矮小陰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過幾把舊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敘舊,談起他們學生時代的經歷,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還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學,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車停在校門口,先由我去探聽主人是否在家。當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來看他時,喜出望外,三步並作兩步,跑到校門口迎接主席。霎時間,一傳十,十傳百,「毛主席來中央大學」的消息傳遍了全校,學生們在教授家周圍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這時警衛告訴我,中央大學政治情況複雜,為主席安全計,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當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學生們便擁了上來。周副主席揮手要大家讓出一條路來。學生們自動分站兩旁,熱烈鼓掌,還高呼:「歡迎毛先生!請毛先生給我們講話!」以後主席幾次對我們提起這件事說:你們總是講,蔣介石統治的地方,這裡不能去,那裡有危險。我看群眾是通情達理的,我兩次同群眾見面的場面,你們都看見,可見人心向背呀!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慶度過了四十三個日日夜夜。從談判桌上到談判桌外,毛主席不放過任何一個做工作的時機。面對風緊雲沉的時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穩操勝券,領導我黨以談對談,以打對打,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堅持在談判中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決回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進犯。蔣介石在談判中提出「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幻想以此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反動輿論也叫嚷「不要另起爐灶」。針對蔣介石的陰謀,毛主席說:「不要另起爐灶」的話我很贊成,但是蔣介石得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明確指出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裡不許我們造飯。蔣介石在談判中被動失利,轉而策劃軍事冒險,指使閻錫山一再大規模進攻上黨解放區。我解放區軍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擊,消滅了全部來犯的敵軍十三個師。蔣介石玩弄政治騙局破產,發動軍事進攻又遭失敗,在國內外反對內戰的強大壓力之下,只得於十月十日簽署了國共雙方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它的發表,使我黨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的主動,而使國民黨陷入非常的被動,它標誌著中國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十月八日晚,張治中先生舉行宴會,歡送毛主席即將返回延安。就在這天晚上,發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紅巖村附近不幸遇難事件。當時事件真相未明,許多人為毛主席安全擔心,勸主席暫住城內「桂園」,不回紅巖村,以防萬一。但主席泰然鎮定,堅持仍回紅巖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採取各種措施保衛毛主席,並要國民黨當局堅決保證毛主席在重慶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結束了在重慶的工作,帶著輝煌的勝利,在張治中的陪同下,離開重慶,飛返延安。從此,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更加壯麗的革命進程。    
    (王炳南:《陽光普照霧山城——憶毛主席在重慶》)


第四部分第85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1)

    1947年春,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已經一個多月了。在這些日子裡,我們時南時北,忽東忽西地跟敵人兜著圈子。每到一個地方,住不上幾天就又轉移,胡宗南匪軍要想「摧毀」我黨神經中樞的計劃,一次又一次破滅了,而且失敗的命運正一步又一步逼近胡匪的頭上!    
    四月間,中央機關轉移到靖邊縣的王家灣。羊馬河戰役以後,敵人主力都集中到瓦窯堡一帶來了。附近的村莊,完全被他們燒燬,那裡再也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子,窯洞的門窗也都燒個淨光。敵人不時四出蠢動,企圖尋找我軍主力決戰。    
    為了打擊敵人的氣焰,首長們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緊張了,夜以繼日的開會研討。我們預料又在佈置大的戰役了。每到這個時候,首長們輕易不出窯洞。只有秘書拿著電報跑出跑進。主席偶爾出來,也只是獨步沉思,像是在考慮著重大的問題。    
    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剛從窯洞出來,秘書急匆匆地把一份電報送給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過以後,立刻交給主席,主席接過電報看了一下說:把敵人牽走就好辦!說著馬上又回窯洞開會。    
    接連好多天,都很少見到首長們休息。窯洞裡的燈光,有時一直亮到天明,所有這些徵候表明,主席一定又在佈置戰鬥,調動敵人了。大勝利的消息不久就會傳來!    
    但是,從前方傳來的消息卻不很好,敵人已經佔領了綏德,眼看過幾天就要到黃河邊上了。直到現在卻還沒聽到我軍行動的消息,這是怎麼回事呢?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敵人一向是聽我們指揮,逃不出主席的神機妙算的,這一次究竟要怎麼打呢?我們在焦急地等待著。    
    5月1日,主席窯洞裡又開了一夜會,天將黎明的時候,首長們才和衣躺下休息。突然在駐地的東南方向,響起了沉重的炮聲。我們趕緊爬起來,只見主席披著灰棉襖,走出窯洞,問哨兵說:是炮響麼?    
    是炮響!已經響了一會兒了。哨兵回答說。    
    主席沒再說什麼,返身走回窯洞,但臉上卻露出興奮的神色。    
    一時住在院子裡的人都起來了。主席、副主席顧不得休息,又緊張地工作起來。秘書拿著電報,飛快地往主席窯洞裡走,只聽見周副主席說:好!佔了制高點就有把握!接著又傳出首長們愉快爽朗的笑聲。這笑聲立刻感染了我們,紛紛猜測是打什麼地方。    
    大炮響了兩天兩夜,人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一有空閒,就跑到窯背上眺望。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大家都有一個信念,只要打響了,勝利就是十拿九穩的。果然,不久前方傳來捷報,我軍收復蟠龍,全殲守敵六千多人,活捉敵旅長李崗。還用步槍打下了一架敵機。蟠龍是敵人的戰略補給站,彈藥、物資、軍衣、白面,堆積如山。胡宗南這個運輸隊長當的真不壞,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都送來了,這一來,就更充實了我軍打擊敵人的力量。    
    一切疑雲都廓清了。原來就在敵人尋找我軍主力決戰的時候,主席就命令我野戰部隊,用一個旅的兵力,把敵人九個旅,由蟠瓦窯堡一線牽到綏德,隨後又調動主力,抄了敵人的後方。敵人要再由綏德返回,最少也要六、七天,已經是來不及了。這個大勝利,使我們進一步體會到毛主席英明的軍事思想,是戰無不勝的。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後,整個西北戰場上,我們只有兩萬多野戰軍,敵人卻來了二十多萬。以少勝多,就必須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在戰爭當中不斷壯大自己。主席徹底摸清了敵人的規律,不僅指揮著自己的部隊,而且也指揮著敵人。因此,兩個月當中,敵人只能根據我們的計劃行動。這不禁讓我想起:早在胡宗南闖進延安以前,主席就確定,要在延安東北清化砭一帶,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一股進犯的敵人。果然,一切都不出主席預料,敵人以五、六個旅,五萬多人眾,全副武裝地撲往安塞。敵人只看到我們的部隊公開往安塞撤退,萬想不到我們主力會在清化砭一帶,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羊馬河大捷,也同樣如此。由於我軍正確地貫徹了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能夠機動靈活,迅速勇猛,不避艱險和困難地連續作戰,抓住敵人的薄弱環節,狠狠地給以致命性的打擊,不讓一個敵人漏網。因此,兩個月以來,西北戰場的形勢,就完全改觀了。    
    5月14日,在真武洞召開了萬人祝捷大會,慶祝我軍收復蟠龍的勝利以及西北戰局的扭轉。周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戰軍指戰員祝賀,並在會上宣佈了:黨中央和毛主席仍舊留在陝北!    
    「毛主席還在陝北!」這個消息,給人帶來莫大的鼓舞。人們興奮地歡呼著,跳躍著,把帽子丟上了半空。    
    毛主席親自指揮著我們,全面勝利很快就要到來了!


第四部分第86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2)

    轉眼到了六月,我們播種的玉茭,已長出一尺多高,老鄉們都忙著施肥鋤草,滿山的莊稼一片嫩綠,象徵著一派豐收的景象。這時,胡宗南因為連遭慘敗,惱羞成怒,就又派了劉戡,率領著四個多旅,向王家灣一帶撲來。    
    司令部命令作好一切戰鬥準備,派出去做群眾宣傳工作的同志,也都紛紛返回。老鄉們也忙著堅壁清野。毛主席特別關照說:敵人從東邊來,我們要有計劃地組織老鄉撤退,不能讓老鄉亂跑,把我們行動方向告訴村幹部,讓他們帶著群眾轉移。當時有人擔心這會暴露我們的行動方向,提議讓老鄉向其他方向轉移。毛主席知道了,嚴肅地批評了這種意見,並指示一定要讓老鄉跟自己部隊撤退,可以減少損失。現在軍民已凝成一體,就應該對群眾負責到底。已經向東走了的群眾,要派人追回來。老鄉們知道我們部隊要向西面走,也就有了主心骨,一個個扶老攜幼,牽羊抱雞地向西轉移。    
    天還沒黑,附近老百姓已經走了一空,我們接到命令,知道當晚就要出發,於是忙著收拾行李,備好牲口,等候命令。    
    一陣雷響,西邊天上佈滿了烏雲,快下雨了。主席和幾位首長還在窯洞裡開會,我們非常著急。雖說入夏以來還沒有下過透雨,心裡卻盼望著烏雲快快散去,不然,行軍途中,首長就要挨淋了。    
    主席走出窯洞,我們趕快把馬牽過去。主席看看天空,解開制服衣扣,欣喜地說:這是一場好雨!隨後又安詳地坐在小木凳上,一點也不像要走的樣子。恰好,支隊副參謀長汪東興同志來了,他問主席說:主席,什麼時候出發?    
    主席說:慌什麼嘛?還沒有看到敵人呢!聽主席這樣說,我們更加著急了。想起撤離延安的時候,槍炮齊鳴,飛機轟炸,主席依然穩如泰山。如今主力部隊已離開我們很遠,這裡只有四個連的兵力,連一門小炮都沒有,幾百條步槍,要抵擋住四個半旅的美式裝備的敵軍,這個任務是太重了。副參謀長瞭解我們的心情,也不住地催促說:主席還是早些走吧,太晚了路不好走。    
    主席笑道:我走過雪山,走過草地,就是沒走過沙漠。不要著急,我們總是不會按照敵人的設想行事的,它想把我們趕過黃河,我們卻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過沙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這裡再走也不遲!    
    主席在院子裡來回走了兩趟。居住了將近兩個月的窯洞,彷彿有著無限的深情,在接受主席的檢閱。主席低頭沉思了一下,又回過頭來對我們說:把窯洞打掃乾淨,再仔細檢查一遍。    
    天陰得黑沉沉的,我們點上馬燈,首長們準備停當,跨上牲口的時候,稀疏的雨點掉了下來,果然遇上雨了。    
    臨出院門,主席還站在窯洞前面問:房東還在嗎?我回答說:村幹部已經帶上他們轉移了。主席這才上馬。    
    冒著細雨,順王家灣村後,我們爬上了西邊的山梁。雖然是6月天,但細雨迷濛的深夜,還是有些涼意。越到山頂,風雨也就越大。首長們雖穿著雨衣,騎在馬上,但半截褲腿都濕透了。路滑得一走一溜,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人們都是跌跌撞撞的往前行進。牲口不能騎了,主席下了馬,跟著我們慢慢上山。    
    天明到了小河。雨後,整個村子被一層薄霧籠罩,顯得格外美麗。這裡離王家灣四十里。    
    根據偵察報告,敵人迂迴部隊,正和我們向同一方向前進。天黑下來,我們繼續出發。剛剛轉晴的天,又變了臉,下起大雨來。我們順著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響起了一陣零落的槍聲,同時發現左邊一派火光。看不見頭,望不到尾,一個火堆接著一個火堆。那是敵人,離我們不遠。任弼時同志下了命令:不許打手電,不准抽煙。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忽然停下來,隨著傳來「原地休息」的命令。我們急出一頭汗,情況這麼緊急,怎麼能停留呢?派人瞭解一下,原來是帶路的老鄉迷了路,到附近村子另找嚮導。為了防備萬一,警衛部隊立刻派一個排,帶著三挺機槍,朝左側山下,佈置警戒。    
    風雨交加,環境異常艱險。敵人隨時有可能衝上山來,槍聲時緊時慢,時遠時近。我們的心幾乎提到嗓子眼裡。主席在一旁卻說:這場雨下得好,再過半個月,就該收麥子了!聽到那鎮定的話語,我們立時又安定了下來。有毛主席,任何最壞的情況也會變好的。    
    雨似乎小了些。黎明時刻,到了離田次灣五里路的一個小村子。主席一夜行軍,沒喝到一口熱水,我們暫時停了下來,找到一間狹小而漆黑的窯洞,烤烤衣服,燒點熱水。火煙瀰漫了整個窯洞,嗆得眼淚直流。我們讓主席脫下鞋來烤一烤,主席笑笑說,烤乾了還是要濕的呀,不如就這樣穿著好。    
    天大亮時,我們翻到梁頂,進入田次灣。部隊和馱騾都在村頭樹下避雨,等候命令。這裡的老百姓都已經轉移了,二十幾戶人家,只剩了些空空的窯洞。    
    任弼時同志說:敵人也出發了,離我們只有二、三十里地。    
    主席說:就在這裡休息吧,做好行軍戰鬥準備!把警戒部隊組織好,敵人來了,我們立刻就走;敵人順溝過去的時候,我們就住下。說到這裡,向山下望了望說:敵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    
    果然,偵察不斷前來報告:敵人順溝過去!敵人過完了!主席說:好!我們住下。    
    接著,主席給汪東興同志佈置了任務。    
    主席說:你帶一個連,尾追著敵人,到延安去一趟。你得叫敵人兩天兩夜不睡才行哪!你的任務有兩個:到棗園一帶瞭解一下敵人的情況:都住在哪裡?對老百姓怎樣?再去看看那一帶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沒有,他們有什麼困難,要設法幫助解決。一路上你要機動靈活,遇上大股敵人就走,遇上小股敵人就堅決消滅它!    
    我一定堅決完成任務!汪東興同志說著就準備起身。主席又說:帶一部電台,直接和我們聯繫吧!    
    任務佈置完了,汪東興同志好像想起了什麼,猶疑了半晌才說:主席,我帶一個連太多了吧?你這裡怎麼辦?    
    主席溫和地笑了,他握著汪東興同志的手,堅定地說: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辦法。停了一下,又囑咐了一句,你回來的時候,我們也許離開這裡了,到什麼地方,還不能肯定,反正不會離開陝北的!    
    不會離開陝北!這是多麼有力的話語。這句話已經成為我們勝利的象徵了!    
    汪東興同志接受了任務,一切安置妥當,配備了電台工作人員,帶著一支精幹的武裝,尾追著敵人,便向延安方向前進了。    
    劉戡帶著四個多旅,像沒頭蒼蠅似的,始終沒找到中央機關的蹤跡,只好垂頭喪氣地往回走。汪東興同志那支隊伍,正好掐住它的尾巴,劉戡還在納悶,他萬想不到這裡會鑽出一股解放軍。只好慌忙應戰,一路上丟盔卸甲滾回延安城去了。    
    不久就聽說汪東興同志深入延安附近,集合了五、六個游擊隊,跟敵人展開鬥爭,同時還幫助老百姓搶收了幾百擔麥子。消息傳來,毛主席稱讚說:好極了,這個時候,收幾百擔麥子,比消滅了幾百個敵人還有用!過了半個月,汪東興同志完成任務,勝利歸來了。我們都去向他道賀,大家高興地說笑著。我說:你回來了,「空城計」也唱完了!汪東興同志奇怪地問:怎麼啦?我說: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這麼幾個兵,你還帶走一個連。如果你再不回來,別說打仗,連放哨也有困難了!汪東興同志笑著說:你著什麼急呀!跟毛主席在一起,還不是穩如泰山!記得延河邊的石壁上刻著一句「胸中自有甲兵十萬」,主席胸中豈止甲兵十萬,而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拿這句話比我們的偉大領袖,那才貼切呢!別看我們人少了,多麼強大的敵人,拿毛主席思想就能打敗它!


第四部分第87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3)

    小河村,依山傍水,被一片蒼翠的樹林包圍著。中共中央機關在田次灣留駐了五天,就又回到這裡。    
    麥秋很快就過去了。在那些日子,主席工作特別緊張,幾乎天天跟首長們一起開會,研究問題。一天,主席忽然提出,要去村外走走。我們聽了,都很高興。因為從到了小河村,主席就很少出來活動。我們跟著主席上了後山。    
    到山頂,舉目遠望,一片鬱鬱蒼蒼,山深谷幽,青峰入雲,景色十分壯麗。山頂上堆著一個個的石頭墩子,還有幾座倒塌的石窯洞,茅草叢生。主席指著腳下的石頭墩子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我們幾個警衛員看了半天,誰也說不上來。主席走了一圈,然後指點著說:古時候這一帶常打仗,這是戰爭的遺跡。石頭墩子是炮台,這些是房子的根基。這裡是古代一個封建地主的莊園。    
    這一講,引起我們很大興趣,你一言我一語地提出了許多問題。主席都耐心地一一加以講解。我們就像上了一堂最生動的歷史課,長了好多見識。跟著主席,隨地都是課堂,而我們的領袖,又是多麼好的循循善誘的教師呵!    
    往回走的時候,主席提議去看看飼養員老侯。老侯從長征時就跟隨主席,為人忠誠勤勞,主席對他很有感情。我們來到院子裡,老侯趕緊把小煙袋往鞋底上磕磕,跑上前來拉著主席的手。主席說:老侯呀,你身體好嗎?老侯笑咪咪地說:主席呀,你咋這麼多日子不出來走走哩,馬也不騎了,可把我巴望壞了!主席笑著說:這不是來了!老侯忙笑著把老青馬拉出來,老青馬一見主席,立時四蹄登起,以為主席要騎它呢。    
    房東小姑娘,名叫蘭蘭,長得伶俐,看去不過十四、五歲,卻沒有山區一般女娃娃那種羞澀之態,穿一件白淨淨的粗布褂子。她一聽我們說話,忙出來打招呼,手裡還提著一雙專門給主席做的大鞋。    
    蘭蘭笑嘻嘻地說:我可是做不好,首長試試合腳不?說時,蘭蘭媽媽也走來了。主席笑著說:謝謝你,我有了鞋穿,打仗走路就方便了。我們高興地請他們母女到主席住的窯洞坐坐,她們也不推辭。蘭蘭的弟弟妹妹也隨後跑來,兩個小傢伙一點也不認生,跑到主席跟前,一人拉著主席的一隻手,看著主席傻笑。主席親切地說:跟我去玩吧!然後幾人一路下山。一到院裡,主席請客人坐下,關心地問他們現在生活怎樣。蘭蘭說:家裡生活很好,從來不受罪,就是胡宗南來了以後,我們逃到山溝裡,不敢回家,才總是挨餓呢!沒等主席說話,蘭蘭媽趕緊接著說:你這個孩子,只知道現在吃了點苦,你可不知道鬧紅軍以前老輩子過的什麼日子!現在胡兒子來了,咱們受點罪,可一回家,還是有吃有喝呵,過去哪行呢?主席說:老大娘說得對,在戰爭期間,難免要吃點苦,等打敗胡宗南就好了。    
    蘭蘭媽說:都是這麼想呵!可是什麼時候才能把敵人打走呀?主席說:快啦!最多一年!蘭蘭媽說:這可就快啦!別說一年,就是再有十年八年也還會撐下去,老百姓有這個骨氣,只要毛主席還在陝北,我們就不怕胡兒子!    
    在陝北解放戰爭期間,每走到一處,我們都聽得見這樣的話:「咱毛主席還在陝北!我們什麼也不怕!」這幾乎成了所有的人精神上的支柱。人民用這樣的話互相鼓舞,期望著勝利和未來,縱有天大的困難,也都能克服!人們說著這話的時候,彷彿也就看到了自己的領袖,或在荒僻的山野中,或在又破又黑,缺門少窗的窯洞裡,謀慮著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    
    而今天,主席的話特別令人激動,最多一年打敗敵人,象徵著勝利已經醞釀成熟了。    
    第二天,主席告訴我們,把東西清理一下,他要搬到周副主席住的地方,因為中央要開一個重要的會議,這裡過於狹小,安置不下許多人。    
    我們按照指示,搬到了河灘上的大院子裡。聽說要有不少人參加會議,窯洞太小,便連忙趕著在院子裡搭蓋天棚。再放下幾把木頭桌椅,因陋就簡,權充會場。    
    賀龍同志先來了,他是陝甘寧晉綏的聯防司令員,我們在延安時常看見他。    
    主席從窯洞裡迎出來,親切地和他握手。賀龍同志向主席全身打量了一下說: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時瘦了呢!主席笑笑說:我覺著比起在延安時更結實了,行軍是個好事情,可以鍛煉身體,現在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覺得累。    
    接著,陳賡同志也來了。他見了主席,第一句話就說:主席,你可經過不少艱險呢!你帶的警衛部隊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們實在擔心,旅長們都要求過河來保護你呢!    
    主席握著陳賡同志的手,親切地說:這次就是叫你們過黃河的,不過可不是來保護我。說到這裡,主席微微一笑:你們在晉南打得很好,給了敵人致命的打擊,好武器應該給你們用,我這裡你不用擔心。    
    開會的首長都陸續來了,一座院子頓時顯得熱鬧起來,十七、八位首長說說笑笑,歡聚一堂。    
    為了讓首長們生活過得好些,周副主席指示我們行政人員,多想辦法。菜沒處買,綏德地委便派人每隔幾天,送來一些菜蔬。但天熱路遠,菜送到的時候,有的已經爛了,沒法子,只好又去挖野菜。這種野菜是主席在王家灣散步時發現的,恰好這裡也有,端到飯桌上,大家都覺得鮮美可口。陳賡同志越吃越有味,還不住地誇獎說,這菜好吃得很,還有沒有?大家都笑起來。周副主席說:有的是,我們隨時可挖。說著連忙吩咐再炒一盤。    
    會議期間,主席差不多每天講話,大會、小會,找各地來的首長談話,一天到晚,非常忙碌。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大的行動開始以前,主席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這一次會議,看來是研究幾個戰場的配合作戰問題,事情就更多了。    
    會議一連開了七、八天,討論的問題很多,情況非常熱烈。當談到陝北戰局的時候,決定我軍出擊榆林,誘敵北上,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盡,然後尋找機會,消滅它的有生力量;談到陳謝大軍渡河問題時,又確定出師豫西,威脅西安,支援劉鄧大軍南下。從討論的這些問題中,可以預料,勝利已經在望,一個新的大反攻的局面就要到來!


第四部分第88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4)

    中共中央機關在小河村住了四十多天,新的戰鬥序幕揭開了!8月初,西北野戰軍的主力部隊直逼榆林。胡匪軍慌了手腳,忙把隊伍從南線調往北線,以解榆林之圍。一路鍾松,率整編三十六師自志丹、安塞一帶,順長城東進;一路劉戡、董釗,統七旅之眾,順鹹榆公路北上。匪首蔣介石親自飛往延安督戰。敵人的陣勢完全被打亂了。    
    小河村,正當敵人進攻的矛頭。根據偵察報告,敵人的「快速部隊」正向小河猛撲。中央機關決定轉移。7月31日晚上,主席叫我們把借老鄉的用具,一一清點歸還,損壞了的,照價賠償,並且挨門挨戶向老鄉道別。不一會,任弼時同志又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作了動員。他說,這次行軍任務是艱巨的。敵人企圖封鎖綏(德)、米(脂),把我們包圍在無定河以西。我們要粉碎敵人的陰謀,搶先趕過綏德,尋找機關消滅它。因此要求大家發揚艱苦頑強的戰鬥精神。會後,任弼時同志又去查看警衛部隊阻擊敵人的陣地。看來情況是相當急迫了。    
    8月1日清晨,毛主席和首長們都起來了。老鄉們知道我們要走,三三五五地起來送行,立時把院子擠得滿滿蕩蕩。    
    大隊已走遠了,老鄉們還圍住首長不放。主席說:大家請回吧,我們不久還會回來的!老鄉們前簇後擁,把首工們送出村口。主席走出好遠,還不住地回頭招手。周副主席也連連招手向群眾告別。    
    隊伍沿著大理河川向東進發。河道時寬時窄,依山回轉,一路上,來回只見過河。有的地方架個小橋,有的地方擱著幾塊石頭,騎馬倒顯得累贅,主席索性下馬步行。一路上跟我們說說笑笑,遇到河水淺的地方,主席就踏著河裡放的石頭,三腳兩步地跳過去。有的地方水深,沒放石頭,也沒架橋,主席連鞋襪也不脫,跟我們一起水。大家走一路,唱了一路歌。    
    陝北的8月天氣,早晨還是清清涼涼,太陽一當頂,立刻像發了大火。人們的衣服汗濕得要流下水來,石頭好像也烤得冒煙。漸漸的,歌聲斷了,大家熱得只是張口喘氣。主席是最能體察同志們情緒變化的,見大家沉默不語,便把頭上戴的草帽取下來了說:同志們很辛苦呵!一句話把大家的興致又鼓了起來,七嘴八舌地說:這才走了幾步,哪說上辛苦!這比長征差遠了!咱們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敵人才苦呢,老叫咱們牽著鼻子走!主席笑道:說得對!敵人的命是苦哇,人地生疏,從南到北,又沒有群眾支持他們,拖也被我們拖垮了!我們吃點苦,可是換來了勝利。    
    傍黑到了清陽岔,這是個靠近沙漠的小鎮子,4月間路過時,主席曾在鎮公所住了幾天,並且在這裡發出了《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的指示(指中央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那時候,敵人剛侵佔延安不久,氣焰正盛。僅僅過去五個月,我們打了幾次大勝仗,敵人就已經疲於奔命了。現在,戰局正循著主席指示的方向發展。只是這次長途行軍,中央機關後邊背著五、六萬敵軍,這擔子也夠沉重呵!可是我們相信,只要把敵人調動過來,勝利終歸會屬於我們。    
    在清陽岔住了一夜,天明繼續出發。行軍頭兩天,雖說冒著盛暑驕陽,還算輕鬆。敵人走得緊,我們也走得緊,敵人走得慢,我們也走得慢,隔著一兩天的路程,卻又不讓敵人脫鉤。可是一到火石山,情況突然變了,敵人竟然不吃不喝,一路緊追。    
    天氣也似乎故意刁難,人停雨歇,我們一上路,雨又下起來了。由小崖子到巡檢寺,雨一直不停,主席連棉衣都濕透了,渾身沒點乾爽的地方。黑燈瞎火,看不見路,號房子的人到前面去了,一時找不到住處。人們站在雨地裡,互相招呼著。我們好容易過齊腰深的河水在街上寺廟的對過,找到一間小房子,請主席進去避雨。主席問:周副主席他們來了嗎?我們忙派人去接。周副主席正在指揮各單位過河進村宿營。主席一直站在雨中,等首長們到齊,都安排了住處才進屋子。    
    因為連日冒雨行軍,馬搭子上又沒有雨布,裡面的被褥全濕了。雖然今天路上,飼養員老侯把自己的舊大衣蓋在馬搭子上,仍然擋不住雨淋。我們剛解開濕漉漉的被子,主席擺擺手,就把油燈撥亮,開始工作了。那一夜,我們點了一堆濕柴,烘烤衣服。主席屋裡的燈光,也一直亮到天明。    
    對我們來說,行軍本算不了什麼,可是在主席和首長們說來,情況就不是這樣簡單。主席不但要策劃全國各戰線的人民革命鬥爭,而且要直接指揮西北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行軍途上,哪怕是臨時休息,報務人員也馬上架起電台,讓主席跟各地通報。一到宿營地,不等卸下馬搭子,主席就開始辦公,批閱電報,起草指示;端起飯碗,手裡還離不開文件。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長也同樣如此。不管炕沿,缸蓋,碾盤,石頭,隨處一坐,就是辦公桌。別人行軍,他們也行軍,別人休息,他們卻不得休息。因此比平日駐留一個地方,更顯得勞累、忙碌。    
    越靠近綏德,行軍速度越加快了。這幾天,榆林前線不斷傳來勝利消息,西北野戰軍已掃清外圍,消滅敵軍五千多人。敵人急如星火趕往應援。因此我們必須趕在敵人前面搶過綏德,把敵人牽到我們指定的地區。主席儘管勞累,仍大踏步走在前邊。十一日夜間,翻上一架山梁,主席忽然問道:現在幾點了?我說:兩點五十分。主席說:好!我們的部隊已經撤離榆林戰鬥了!    
    戰局真是瞬息萬變!還是小河會議的時候,我們不少人就已知道,出擊榆林、誘敵北上,有重大戰略意義。不僅直接配合陳謝大軍南渡黃河,使敵人應接不暇,同時拔掉這個反動堡壘,也解除了我們的後顧之憂。繳獲的軍用物資,又可以支援解放戰爭。可是為什麼忽然又要「撤退」呢?我以為自己聽錯了,便問了一句:主席,咱們主力撤出榆林戰鬥了?黑夜裡,看不清主席的面容,可是語調無比的堅定:我們要選擇有利時機,打他的援兵!這一下,敵人的陣勢就亂了!——原來鍾松匪部已自長城一線進抵榆林附近了。    
    我們深信,不管敵人多麼陰險狡猾,都逃不出主席的深謀遠慮。榆林不打了,那就是說,已經在另外的地方,給敵人挖好墳墓了。叫敵人背著榆林,加重一點負擔吧。別的不說,光糧食就是個難題。從河套運,要通過沙漠,汽車走不動,駱駝沒草吃。從南邊接濟,道路完全被我們封鎖。早晚有一天,敵人不是投降,就是活活餓死!    
    果然我軍驟然撤退,造成敵人驕橫的氣焰。鍾松一到榆林,便馬不停蹄,分兵三路南下,跟蹤「追擊」,並且叫嚷著要「一戰結束陝北戰爭」。哪裡知道,它的脖子已套上了絞索哩!    
    到李家崖,正是下午。我們把馬搭子抬到蔭涼下,主席和首長們又聚在一處開會了。吃過飯,主席才斜靠著馬搭子坐下。我們勸主席進屋休息,主席說:馬上就要出發。敵人離綏德近了,我們要趕過它才行。隨即站起來走了幾步,好像要驅逐睏倦似的。    
    六十里急行軍,來到黃家溝。這裡離綏德只有三十里。深更半夜,人困馬乏。正待燒水做飯,誰知來了報告:劉戡率領七個旅,正猛撲綏德。任弼時同志忙來請示。主席決然地說:敵人是快速部隊,我們也是快速部隊。我們還要趕過敵人!    
    夜漆黑,黃土粘泥的路非常難走。前面就是綏德城了。人們加快了腳步。綏德大橋橫在眼前,橋頭有民兵把守,四處靜寂無聲。我們過了橋,到底把敵人甩在後面,敵人要把我們截在無定河以西的狂妄意圖完全破滅了!    
    忽然,後面響起叮叮噹噹的聲音。炊事員老高提著飯盒,喘吁吁地跑來說:主席,吃飯吧!原來出發時主席沒有來得及吃飯,老高到底抓緊集合的間隙,做了些疙瘩湯。主席說:既然做了,請周副主席、弼時同志都來吃點吧!    
    從來都是這樣,主席不願意自己生活上受什麼特殊照顧。有飯就一起吃,挨餓就一起挨。行軍時偶爾買了個西瓜,也是大家分吃。有時我們乾糧吃完了,主席省下饅頭,分給我們。    
    有人鞋子穿爛了,主席又把自己的鞋子,拿來給他穿。戰爭期間買不到紙煙,有時河東送來些紙煙給主席,主席也分給大家抽。這次雖說只有一點點麵湯,主席也沒有忘了其他首長們。    
    一過綏德,部隊行動方向轉為正北。劉戡撲了一空,立刻又尾追上來。主席得到報告以後對周副主席說:好哇!敵人可以不吃不睡,我們也可以不睡不吃。走!於是部隊一路疾進。


第四部分第89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5)

    表面看來,中央機關的處境非常艱險。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敵人節節進逼,後邊又有劉戡七旅追兵。兩路敵人將近十萬人馬,齊頭向我們壓來。這一次敵人又企圖把我們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壓縮在無定河和黃河之間的狹小地區。我們不理會這些,仍照預定路線繼續行進。當部隊到達井兒坪的時候,騎兵偵察報告,敵劉戡距我六十里,已經宿營。我們也正準備宿營,接著又有情報說,北路敵人已到了米脂城北的鎮川堡。於是部隊未肯久停,繼續趕路。    
    連日急行軍,主席不吃不睡,因此異常疲勞。剛一上馬,就晃了一下。主席忙又跳下,大步走去。我們看出主席是在極力抑制睏倦,忙支好擔架。主席笑道:怎麼,又讓我上擔架麼?我說:主席太累了,同志們都願意抬呀。主席邊走邊說:大家也都很累呀!你們願意抬,我可不願意坐!長征時也準備了擔架,一路上都是抬病號和傷員。坐擔架可不是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負了重傷!我們都禁不住笑了。    
    白天行軍,太陽像貼熱膏藥,緊緊貼在身上,胸前背後都成了水洗的了。我們心裡更緊張,時刻擔心著首長們的安全。看行軍方向,是奔葭縣。有人就揣測著,是不是會過黃河。有人又提議應該勸主席和首長們先過河,擺脫敵人,在河東指揮作戰,不是一樣嗎?正議論著,後面忽然有人報告,周副主席病了。主席聽了一怔,問清情況,便說:快拿擔架去抬周副主席!    
    我們趕忙抬著擔架往回緊跑。原來周副主席過於勞累,流鼻血了,正坐在草地上休息。我們忙把擔架撐開,副主席說:你們快點去照顧主席,我一會就好的。大家再三勸說,周副主席才坐上去。    
    在行軍路上,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長一樣忙碌,吃得少,睡得少,事無鉅細,都要親自佈置和安排。有時,為了分擔主席的重任,總是睡得更遲一些,起得更早一些,除了有特急電報,總不肯驚擾主席,往往他自己睡上一兩個小時,就被秘書叫醒幾次。他的鞋子磨穿了,也不讓人知道,怕同志們為他費神操勞。不料一上擔架就把破洞露出來了。同志們說:周副主席,你的鞋底露出襪子來了。周副主席笑笑說:透了嗎?怪不得走路硌腳呢!    
    說著已走到主席跟前,周副主席又要下地行走,主席忙把他按住。在擔架邊走了一程,主席微笑著對我們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你們的擔架,到底用上了。這叫做有備無患。大家都笑了。    
    離米脂二十里,部隊便離開大路,轉向東邊的山溝裡。半天光景,到了一個集鎮,叫烏龍鋪。    
    大路上很少遇見老百姓,可是一拐進山溝,人漸漸多了,地裡有人作活,路上有人挑擔。再往裡走,正逢集會,人來人往,買東賣西,熙熙攘攘,非常熱鬧。敵人還沒來過這裡,老百姓安謐如常。一見這種情況,主席立刻告訴群運組的同志,集中起來,向老鄉們宣傳堅壁清野。    
    行軍隊伍通過熱鬧的集鎮,驚動了人們。有人認出隊伍前頭那個高大的人,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    
    整個陝北正處在戰火中,在艱難的日子裡,人們想起自己的領袖,困苦就變得容易忍受,勝利就有了希望,幸福也有了盼頭!而現在,毛主席仍在陝北,和大家同甘共苦,他那安靜的笑容,鎮定的神態,立刻給每個人帶來了信念和力量。人們再也按捺不住滿腔激情,把全部的愛都從心底呼出來了:「毛主席萬歲!」主席在馬上也親切地向大家招手,人們擁了上來。隊伍完全捲入熱情的人流中,幾乎挪不動腳。群運組的同志立刻趁機展開宣傳。    
    在烏龍鋪住了一夜,又向東走。傍晚忽然下起大雨,雷聲隆隆,電光閃閃,白花花的大雨斜著從天上倒下來,水從頭頂流到腳跟,每人身上都像有無數股噴泉。雨大風狂,推著人走,哪還睜得開眼。隊伍無法行進,只好進了村子。    
    這裡是曹莊。找到個破窯洞,主席、周副主席連忙召集開會,研究行動路線。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    
    狂風怒吼,戰馬嘶鳴,眼前一片漆黑。村子裡的老百姓都已睡下。幾株老槐樹,成了臨時避雨的地方,大家往一塊擠。有人望著屋裡跳躍的燈光說:黃河就在前面,這回准要過河了。立刻有七八張嘴反對道:主席說過,不打敗敵人,決不過黃河!果然,不一會兒,任弼時同時冒著風雨跑來了,說:部隊行進方向不變,繼續按原定路線前進。從首長的神情,我們已預感到大戰迫在眉睫。哪裡料到,就在同一時刻,我們英勇善戰的西北野戰軍已自四面八方,向沙家店一帶運動集結,正對敵三十六師壓縮包圍。    
    不到一小時的工夫,消息傳來,劉戡匪部自烏龍鋪又出動了。任弼時同志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吧!敵人這麼積極,我們也起身吧!    
    雨勢兇猛,人們靠著閃電的光亮辨識著路徑。閃電一停,黑暗立刻把人緊緊捆住,邁不開腿。耳邊只聽見轟隆隆的震響,大水挾著巨石,由山頭沖刷下來。人們互相傳告著:「小心!」可是,喊聲連自己都很難聽清。    
    黎明時,雨才住了。部隊來到葭蘆河邊。山上山下,到處是白花花的水。葭蘆河突然比往常寬了許多,把路擋住了。    
    這個意外的情況,急得我們滿頭冒汗。河的兩側是高不見頂的大山,中間是湍急的水流。按時間算來,後面敵人離我們頂多有三十里。地形這樣不利,光這一點警衛部隊,能不能堅持到首長們安全轉移呢?再看主席,正和首長們坐在一塊大石頭上開會,有說有笑。忽地,後邊傳來密集的槍聲,不一刻工夫,大炮也轟轟響成一片。原來是野戰軍的一部,已在側擊敵人。只見主席從容地站起來說:好,就這麼辦!任弼時同志立刻命令出發。    
    部隊臨時改變了方向,突然由東向西北方向行進。西北邊是高峰陡壁,山路崎嶇,下邊還有羊腸小道,上邊但見雲霧繚繞,甚至連小路都找不到了。主席下了馬,招呼說:上山吧!大踏步走到前頭去了。汪東興同志特別告訴後邊的警衛部隊,把轉移時路上的痕跡去掉。主席說:沒有問題,就是在這裡豎塊牌子,註明「毛澤東向西北山上轉移」,那些蠢貨也毫無辦法。聽主席這樣說,大家都笑了。周副主席含笑對汪東興同志說:有備無患。還是去掉吧,讓敵人多找一會兒也不錯!    
    走到半山,山下又響了幾槍。周副主席停住腳步問道:怎麼回事?主席也站住了,把草帽拿在手裡,慢悠悠地說:是敵人來了嗎?找了塊石頭坐下,又說:好吧,我們等它,看看是個什麼鬼樣子。後邊有人前來報告,是對岸民兵打槍。誤會弄清了,主席才站起來說:沒有事,咱們再走!    
    爬到接近峰頂的一個山包上,回首東望,太陽像個火球,從紫霧裡滾了出來。葭蘆河水不過是一線細流。遙看黃河,在崇山峻嶺間,顯得特別柔順,沒有那種嘯叫暴跳的野勁。披著陽光,格外秀美,使人心曠神怡!多少天來的緊張勞累,立時消散。大家被這美妙的景色吸引住了,都站著向下眺望。    
    這時候,劉戡率領著隊伍闖到葭蘆河畔,找不到我中央機關的蹤跡,便認為我們從葭縣過了黃河,於是在河邊上架起大炮,朝葭縣城猛轟。葭縣恰在這座山的對面,炮彈開花,陣陣狼煙,在山頂上看得一清二楚。到現在,我們更加瞭解主席判斷的準確,是由於熟悉敵人情況,充分掌握了敵人行動規律的原故。身背著五、六萬敵人,經過無數個不眠的夜晚和緊張的白天,冒著盛暑驕陽,排除艱難困苦,翻山涉水,披風沐雨,長途跋涉,終於把敵人引到指定的地方。如今任務完成了。主席微笑地站在頂峰,欣賞著氣象萬千的祖國大地。


第四部分第90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6)

    就在山頂上,有個不大的村子,叫白龍廟。居高臨下,形勢險要。周副主席覺得主席過於疲勞,打算在這裡宿營。周副主席說:這地勢對我們有利,司令部可以住在這裡。主席也說:對,就在這裡住下。把警衛部隊佈置好,敵人要上山,還可以打它三個多鐘頭,到那時再走不遲。    
    天黑時候,敵人在葭縣以西一帶,點起了大火,烈焰沖天,山上看得真切,好像近在咫尺。汪東興同志忙去向周副主席匯報,副主席出來看了看說:把警戒部隊佈置好。不要告訴主席,讓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勞了!誰知主席在屋裡聽到了,大聲說:汪東興啊!不要擔心,現在不是他們的天下,是我們的天下了!    
    後半夜下起了大雨,山下的敵人,被水沖得嗚嗚呀呀亂吼亂叫,又是打槍又是打炮,給自己壯膽。我們卻一夜好睡。    
    清晨,雨下得更猛,整座山,白茫茫的,像掛了瀑布。我們下山的時候,簡直是被水推著走,腳也站不住。馬是不能騎了,主席就跟我們挽著手走。    
    下到溝裡,往北,到了葭蘆河上流。大水淹沒了河床,也不知有多寬。先頭部隊找到一處最窄的河面動手架橋。那裡跨河有兩座巨石,正好做橋基。只是水勢湍急,看了叫人頭暈。    
    主席走到河旁,仔細觀察了一會兒,並且拿起一根樹枝,插到河裡測驗流速。周副主席和任弼時同志早忙著去指揮架橋了。    
    突然,白龍廟方向槍炮齊響。轟隆隆的爆炸聲,就像在我們頭頂。我們的警衛部隊和敵人接了火,眼看這裡就要變成戰場了!主席回身望望山頭,神態自若地在岸邊來回踱著。架橋的戰士們都脫光了衣服,拼著全力,把繩索、木桿,往對岸扔,想搭起個架子,好鋪木板。河寬水急,有些木桿落在河心,叫水沖走了。情況這樣緊急,橋一時又搭不起來,汪東興同志忙來請示主席,要設法先護送主席過河。主席搖搖頭說:不,我留在這裡!你想辦法先把秘書、譯電員和文件送過河去吧!    
    不一會,按照主席的吩咐,機要人員都伏在未加鞍子的馬上,順著水勢泅過河去。    
    戰鬥更加猛烈,架橋工程進展仍很緩慢。機關人馬全彙集在河灘上,偏偏敵機也冒雨出動了。主席全不在意,回身對參謀人員說:把電報拿給我看!遂坐在一塊濕漉漉的青石上,聚精會神地翻看電報。一時電台也架起來了,河灘上響起「的的嗒嗒」的聲音。    
    領袖的從容鎮定,給人們增添了力量。浮橋剩下最後一截,老鄉們又拉來許多門板和木料,協助我們一一橫放在繩索上,浮橋架起了。主席這才站起來,走在前面,大踏步過了浮橋。其他首長也一一過去。    
    中央機關夜以繼日地行進。戰局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這是誰都可以感覺到的。還是在行軍的路上,我們就已聽到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消息,當時毛主席就和我們說過: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區,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而在這個時候,我華東野戰軍也轉入外線作戰,出師魯西南,徹底粉碎了敵人在華東戰場上的重點進攻,並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作戰。大反攻的形勢,正在開始形成!    
    當時,我們正置身在一個偉大的事變中,然而我們並沒有立刻理解到,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它預示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直到後來我們聽了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以後,才真正理解了這個事變的偉大意義。    
    但是,這戰爭的轉折點是在敵強我弱、異常艱險複雜的情況下到來的。敵人自認為佔著壓倒的優勢,狂妄到了橫行無忌的程度。敵三十六師一到鎮川堡,立刻分兵兩路,派一二三旅向東進犯,企圖與劉戡會合,迫我軍背水一戰,或是把我軍趕過黃河。敵人得意忘形,哪裡知道,我們已給它擺下了天羅地網呢!    
    早晨,起了風,吹散一天烏雲。一股股白色的霧氣,從山谷裡升起。中央機關當天由楊家園子出發,開往靠近前線的地區。天黑來到梁家岔,這裡距沙家店二十里路,只有六、七戶人家,幾百人擠在這裡,簡直沒有插足之地。勉強給主席和首長們借到兩間窯洞,又給工作人員弄了一間小窯,其他人員全部露宿。於是河灘旁,崖畔下,山坡上,都住滿了人。安置就緒,主席要我們輕裝。我們一怔,這一路幾次遇到緊急情況,都沒有輕裝,如今鍾松已成「甕中之鱉」,為什麼又要輕裝呢?主席說:你們也知道,我們要在沙家店一帶和敵人有個大的戰鬥。兩方主力都集中在這裡,地區又狹小,打得好,我們就轉危為安,暫時不走了;打不好,我們就過無定河,再往西走。    
    我們立刻恍然大悟。主席經常教導我們:事情要往最好的方面努力,往最壞的方面設想。尤其是指揮作戰,總要同時設計幾個方案,打好了怎麼辦,打不好又怎麼辦,條件起了變化又怎麼辦,甚至連天氣變化,都要估計在內。把各種情況考慮周到,才會爭得主動,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儘管這一戰,我們有必勝的把握,主席仍然囑咐我們要做好應變的準備。這不是過慮。因為敵人將近十萬人馬麇集在這個狹小地區,「困獸猶斗」,敵人是會作垂死掙扎的。何況鍾松「援榆有功」,剛受過蔣介石的嘉獎,氣焰正盛呢!於是我們馬上動手,該燒的燒,該埋的埋。    
    不一刻工夫,司令部和西北野戰軍總部接上了聯繫。原來他們就在離這裡十幾里路的一個村子。主席下令,立刻架好電話線,要和前線直接通話。    
    電話鈴「嘀鈴鈴」響起來。    
    電話就放在外窯的木桌上。主席大步走到跟前,拿起電話就說:    
    「是呀,我是毛澤東!」    
    守在窯前的人,都是又驚又喜!恰像一聲響雷,炸開烏雲,陽光四射,萬木生春。「我是毛澤東!」那聲音沉著而堅定,飽含著力量和信念。自從敵人侵佔延安以來,主席一直是使用代號,今天才第一次用這個偉大的名字,這說明,形勢大大改觀,我們已爬到山頂,敵人就該下坡了!當前線指揮部報告了敵三十六師被圍的情況時,主席又大聲地說:好!和全體指戰員講清楚,這是對整個戰局有決定意義的一戰,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敵人,不讓一個跑掉!    
    窯洞裡,首長們緊張地開著會,飯也顧不得吃。牆上掛滿了地圖,炕上、桌上,也都鋪滿了地圖。主席守著電話機,不曾離開一步,隨時聽取敵情變化的報告,發出戰役部署的指示。隨後又往作戰地圖上作著標記。因為隨身帶的蠟燭點完了,屋裡只點了一盞棉油燈,燈光幽暗,還照不到幾尺遠。因此查看地圖非常困難。主席全不在意,一直忙到深夜。    
    電話鈴一陣陣響著,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是通夜未睡。作戰參謀拿著資料出出進進,幾乎所有的人,都圍上去探聽消息。作戰參謀只笑嘻嘻地擺手。我們不放他走。主席聽見了,忙放下電話,走出窯洞,神采煥發地說:你們到山上聽炮聲去吧!炮聲激烈時,來向我報告!


第四部分第91節 閻長林回憶陝北戰爭(7)

    原來清晨的炮聲,是由常家高山傳來的。當敵三十六師前衛部隊一二三旅,向烏龍鋪一帶進犯時,松發覺自己已經被包圍了,於是,慌忙命令一二三旅回援。一二三旅回頭進入常家高山一帶,又被我埋伏在這裡的兩個旅團團包圍。我軍當即發起攻擊,兩個小時之內,就全殲了敵一二三旅,活捉旅長劉子奇。我另一支部隊,也把企圖增援松的劉戡匪部,阻擊在葭縣一帶。松恐慌萬狀,急著突圍,胡宗南在無線電話上,指名道姓地把松大罵了一頓,叫他「固守待援」。劉戡因為「援榆不力」,早已受過申斥,這一次,胡宗南又令他星夜應援松。劉戡遭到我軍阻擊,生怕被我軍消滅,遲遲疑疑在黃河邊上打轉轉。胡宗南火了,下令要把劉戡撤職查辦。正式的戰鬥還沒打響,敵人就亂做一團了!    
    全殲一二三旅,只是沙家店戰役的序曲。熱鬧的場面還在後頭。得到主席的指示,我們飛奔上山。這時雨過天晴,一輪紅日噴薄而出,四野靜寂無聲,只有風吹茅草沙沙作響。大家懷著難耐的心情,捱到黃昏,仍沒有聽見戰鬥的訊號。這是怎麼回事?    
    一時來人換我們回去吃飯。只見主席仍對著話筒,跟前線指揮部通話。聽說主席整天沒有離開電話機,前線上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及時傳到這裡。主席甚至也問到戰士們工事挖的怎樣。我們進去報告了,主席移開電話筒笑道:不要著急,還不到時間呢!這就快了!    
    果然,一語未了,西南方向轟隆一聲巨響,無數巨炮,一齊怒吼,霎時間,天崩地裂,震得窯頂刷刷落土。主席和首長們,都站了起來,走出窯洞。山上了望的人,一路飛跑,興奮地叫道:打響羅!打響羅!人們從四面吆喝,歡呼。主席微笑著說:好!這回看胡宗南怎麼交代!    
    捷報不斷傳來:一會是,敵人全部落網,一會是正在清查從黃昏到天黑,僅僅兩個小時,就全殲了敵整編三十六師。勝利,就這樣以雷霆萬鈞之勢,閃電般的到來了!僅僅幾天以前,敵人還凶焰萬丈,妄想一戰結束陝北戰爭,然而沙家店一戰,敵人就像雪崩似的垮了下去,完全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沖沒了。    
    主席和首長們又工作了一個整夜,天微明時,剛擦把臉,運送傷員的隊伍,從沙家店戰場下來了。主席立刻指示機關人員全體總動員,組織臨時救護站,燒開水、煮稀飯;醫生們一齊出動,給傷員換藥、裹傷。機關裡的牲口,也都拉去運送傷員。周副主席還親自出來檢查督促。    
    當人們正為著偉大的勝利而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們的領袖卻又走在了時間的前面,考慮著下一步繼續殲滅敵人的問題。只見他片刻也不休息,忙著查看地圖,發出指示,詳細地部署著,周密地計劃著、思考著。主席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廢寢忘食了。經我們一再提醒,才少進了些飲食,又匆匆趕到野司駐地後東原村去開會。將軍們遠遠地迎了出來。主席說:打得好呵!將軍們喧笑著,搶著和毛主席握手。都說:主席瘦了!主席笑吟吟地說:瘦了走路方便!有個旅長說:主席呵,你們幾次遇到危險,我們可真擔心呢!主席說:我也替你們擔心呢!那麼多敵人,如果你們打了敗仗,陝北戰爭的勝利就要推遲了!那個旅長說:那也不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路,敵人是比不過我們的!拖也把它拖死!又一個旅長說:我們的胃口也大了,敵人以為我們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處集中,恰好叫我們吃上大頭!只是便宜了劉戡!主席笑道:不會便宜他的!還得把他拖住,來個會戰!原來我們計劃消滅它十幾個旅以後,就可以反攻,現在還沒消滅這麼多,看來敵人的日子就不大好過了!胡宗南是個沒有本事的人,陰險惡毒,志大才疏。他那麼多軍隊,把我們沒一點辦法!我們打了這麼多次,沒吃過一次敗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們的計劃行動。隨又補充了一句:那有什麼辦法,我們那樣想,他就那樣辦……將軍們都哄然大笑。說著,進了窯洞。大家請主席坐下休息一會,窯洞很小,炕上坐滿了人,有的還擠在門外面,把著窯門坐著。歇了一會兒,主席又說:陝北戰爭已經翻過山坳,最吃力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戰爭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裡。當然我們還有困難,不是軍事力量的對比方面,而主要在糧食方面,沒有糧食是不能打仗的。邊區糧食少,我們就不在這裡打了,我們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門上和他打,還要吃他的東西。這是個便宜事哩!將軍們又哄笑起來。主席接著說:沙家店一戰,把敵人的囂張氣焰完全打掉了!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要找機會再打幾個這樣漂亮的勝仗,到那時候,陝北的敵人,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會後,主席又到村南制高點,視察了殲滅敵三十六師的陣地。    
    回到梁家岔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因為村子太小,整個機關已轉移到朱官寨宿營。周副主席和任弼時同志等著和主席一起上路,因此主席沒有停留,就又起身了。    
    順著河溝,全是石頭子路,夜黑無光,馬蹄時時碰出火星,一路上跌跌撞撞,二十里路,好像老走不完。偏偏老青馬的鐵掌又磨掉了。主席愛惜牲口,不肯再騎。還說:騎在馬上要打瞌睡!主席已將近三天三夜沒有睡眠,我們恨不得快些趕到地方,好讓主席休息。於是破例地打開了隨身帶的手電,在前頭照路。哪知到了朱官寨,號房子的同志說,主席的住處在後溝,離這裡還有二里路,那裡要清靜些。主席忍不住笑了:我現在不需要安靜,只需要睡覺呢!同志們臨時騰出一孔窯,可是剛一落腳,首長們卻又開會了。親愛的領袖,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付出了多少心血呵!在極度的緊張和勞累之後,甚至連片刻的安睡都這樣難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獻給了人民的解放事業!革命的車輪,正沿著偉大領袖指出的道路向前飛馳!在我們這一代,英雄的人民將要寫出完全嶄新的歷史!    
    8月23日,陳謝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在陝州、洛陽之間飛渡黃河。沙家店的勝利,在全國各個戰場發生了連鎖反應。胡宗南的機動兵力,由於被我們拖在北線,後方空虛,使陳謝大軍得以順利渡河,分兵向東西兩路發展,東面威脅洛陽,牽制了河南的敵人,支援了劉鄧大軍南下;西面直逼潼關,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難保了。胡宗南慌了!十萬火急地命令劉戡南下。劉戡卻龜縮在米脂東北的山溝溝裡,缺吃少喝,不敢妄動。加上秋雨連綿,眼看天氣轉寒,個個叫苦。接到命令,只得冒死南逃。強大的西北野戰軍,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發揚艱苦奮鬥,不避艱險,不顧疲勞的連續作戰的精神,正對向南潰逃的劉戡匪部展開猛烈的追擊。大軍順鹹榆公路南下,準備趕到敵人前面,堵擊敵人,讓敵人每挪動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價!    
    大反攻到來了!毛主席日夜謀慮著、籌劃著,一個個英明的指示,一件件重要的部署,正從這偏遠的村子,飛向前方。北起黃河,南抵長江,東自濱海,西到漢水,在這廣大的原野上,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縱橫馳騁,猶如風捲殘雲。蔣家王朝二十餘年的反革命統治,最後滅亡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全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引導我們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閻長林:《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記毛主席在陝北戰爭中》)


第四部分第92節 劉伯承回憶大別山(1)

    1947年7、8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強渡黃河,千里躍進大別山。我軍這一戰略行動,恰似一把利劍插進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心臟,它同東北、華北、西北、華東等戰略區的反攻和進攻相配合,形成了對敵人的全國規模的巨大攻勢。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扭轉了整個戰爭形勢,為奪取全國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鬥爭史實,對於更好地學習和領會毛澤東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一    
    到1947年6月,中國人民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一年。經過一年的戰爭,敵人雖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無論在數量上或者裝備上它都還佔著優勢。蔣介石還在繼續獲得美帝國主義大量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還有廣大的統治區可供搜刮,以支持其軍事進攻。敵人對我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還在繼續進行:集中了三十一個旅共二十萬人壓在陝北戰場上;集中了五十六個旅共四十萬人壓在山東戰場上。東北戰場上的敵人雖已被迫採取「全面防禦」,但也還保持著相當大的兵力。解放區的重要城市延安,臨沂和張家口等還淪陷在敵人手中。當時,從表面上看,可說是烏雲依然瀰漫天空,局勢依然嚴重。    
    但是,毛主席高瞻遠矚,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形勢,指出戰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早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戰爭打了三個月之後,毛主席又指出:「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到1947年的2月,毛主席更進一步地指出:「我軍如能於今後數月內,再殲其四十至五十個旅,連前共達一百個旅左右,則軍事形勢必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事實正是這樣,經過一年來的軍事較量,敵人被我軍殲滅了正規軍九十七個半旅,連同非正規軍共一百一十餘萬人,被迫把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而且重點進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強弩之末。敵人進攻解放區的兵力,除了用於守備者外,戰略性的機動力量已經大大減少。在後方任守備的只有二十一個旅,且都分佈在新疆、甘肅、四川、西康等省。在湘、桂、黔、閩、浙、贛等六個省的廣大地區,只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隊維持秩序。國民黨的後備力量已經快用完了。同時,在敵人統治區域的偉大的人民運動,已經蓬勃發展起來,迅速地遍及六十多個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總之,蔣介石無論是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打了敗仗,「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而我軍則在戰爭中不斷得到鍛煉和發展,裝備大為改善,士氣極為旺盛,廣大指戰員掌握和運用毛主席戰略戰術的本領有了很大的提高。廣大解放區在「前方打老蔣,後方挖蔣根」的口號下勝利地進行著土地改革。我軍的後方更加鞏固了。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出中國人民最後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臨近了,我軍轉入戰略進攻的時機基本上成熟了。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主席的意圖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應等到敵人的進攻被完全粉碎、我軍在數量上裝備上都超過敵人之後再去展開戰略進攻,而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不讓敵人有喘息機會,立即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因而規定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戰略進攻的矛頭指向哪裡?毛主席英明地選定在大別山地區。大別山,雄峙於國民黨首都南京與長江中游重鎮武漢之間的鄂、豫、皖三省交界處,是敵人戰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區。這裡又曾經是一塊老革命根據地,有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廣大群眾,多年來一直有我們的游擊隊堅持鬥爭,我們容易立足生根。我軍佔據大別山,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蔣介石必然會調動其進攻山東、陝北的部隊回援,同我們爭奪這塊戰略要地,這就恰恰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戰略目的。    
    應當採取怎樣的進攻樣式?毛主席指示,進軍大別山不能像北伐時期那樣逐城逐地推進,而必須採取躍進的進攻樣式:下決心不要後方,長驅直入,一舉插進敵人的戰略縱深,先佔領廣大鄉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再奪取城市。    
    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擔負進軍大別山的光榮任務。以十幾萬大軍遠離根據地,一舉躍進到敵人的深遠後方去作戰,這種獨特的進攻樣式,是史無前例的。不難設想,要實現這樣偉大的戰略計劃,決不是輕而易舉的。當時,毛主席既估計到躍進大別山的有利條件,又充分估計到了到外線作戰的種種困難,提出可能有三個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轉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打游擊;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並告誡我們要作充分的思想準備,從最壞處著想,努力爭取最好的前途。


第四部分第93節 劉伯承回憶大別山(2)

    二    
    為了實現躍進大別山、奪取中原的戰略計劃,毛主席作了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周密部署。三軍配合是:除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實施中央突破直趨大別山以外,還由陳毅、粟裕等同志率華東野戰軍主力為左後一軍,挺進蘇魯豫皖地區,由陳賡、謝富治等同志率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兩個縱隊另一個軍為右後一軍,自晉南強渡黃河,挺進豫西。三軍在江、淮、河、漢之間布成「品」字形陣勢,互為犄角,逐鹿中原,機動殲敵。兩翼牽制是:以陝北我軍出擊榆林,調動進攻陝北的敵人北上,以山東我軍在膠東展開攻勢,繼續把進攻山東的敵人引向海邊,便利前述三軍的行動。    
    當時,蔣介石利用黃河從陝北到山東所構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勢,把主力集中於陝北、山東兩翼,實施進攻,企圖將南線我軍壓縮到「乙」字形的弧內,然後聚而殲之。在其聯繫兩翼的戰線中央,則憑借黃河天險只以少數兵力實施防禦。這種兵力部署,很像一個啞鈴,兩頭粗,中間細,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毛主席正是要我們在這裡實施中央突破。    
    我野戰軍接受任務後,全軍為之振奮,立即進行渡河作戰的準備。根據地的廣大群眾,也積極為部隊的出征準備了大批的糧食、車輛和擔架,支援前線。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把渡河地點選定在魯西南的濮縣至東阿之間。這裡河寬水深,敵人自恃這一天險可抵「四十萬大軍」,僅在南岸分別構築了灘頭陣地和野戰工事,用兩個師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擺一個師在嘉祥地區機動。為了迷惑敵人,我們採取了聲東擊西和支作戰、主作戰相配合的打法。發起渡河作戰的前幾天,以太行、冀南軍區部隊偽裝主力,在豫北發起進攻;以豫皖蘇軍區部隊向開封以南地區佯施攻勢,以轉移敵人的視線;我野戰軍主力則隱蔽地、神速地從豫北開赴渡河地點,並派冀魯豫軍區部隊事先偷渡黃河,以接應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當豫北、豫皖蘇兩戰場我軍虛張聲勢、積極行動的時候,我們在東阿至濮縣橫寬三百里的地段上,突然發起了渡河作戰。在南岸我預設部隊的接應下,在當地群眾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四個縱隊共十二萬大軍,以偷渡與強渡相結合的戰術,一舉突破黃河天險。敵河防部隊立刻全線崩潰。    
    與此同時,華東野戰軍的五個縱隊也在津浦路泰安至臨城一線,發動了攻勢,有力地支援了我們的行動。    
    我軍勝利突破黃河天險,大大震動了敵統帥部。蔣介石為了堵住這一缺口,倉惶從豫北戰場和豫皖蘇戰場調集三個整編師和一個旅趕來增援,並由山東調來王敬久統一指揮,分左右兩路,向定陶、巨野推進。敵人的企圖是堅守鄆城,吸我屯兵於城下,然後以其右路主力拊我側背,迫我背水作戰,把我軍殲滅於黃河、運河三角地帶,或重新逼過黃河。我們看穿了敵人的這個詭計,趁勢發起了魯西南戰役。將計就計,採取「攻其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的戰法:一面堅決圍攻鄆城,吸引援敵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隊向西南急進百餘里,直插敵人縱深,攻取定陶、曹縣;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苒集、汶上集地區,拊擊敵人的側背。7月7日至10日,我軍攻克鄆城,殲敵兩個旅及一個師部,同時攻下了定陶、曹縣,全殲定陶守敵和敵左路軍的一個旅。於是右路敵軍三個整編師,就成了一條孤立的長蛇陣,擺在巨野東南、金鄉西北的六營集、獨山集、羊山集。這時,我各個縱隊都已騰出手來。毛主席指示我們:應該放手殲敵。殲滅敵人愈多,對躍進大別山愈有利。我們遂以遠距離奔襲的動作,迅速將敵人的三個師分割包圍。獨山集的敵人慌忙逃向六營集。14日,我們發起六營集戰鬥,採用「圍三闕一」的打法,網開一面,虛留生路,布下了一個口袋陣。入夜,我軍由西面猛攻,敵陣大亂,果然紛紛奪路東逃,被裝進了「口袋」。敵三個半旅及兩個師部又徹底被我消滅了。    
    15、16兩日,我軍繼續攻擊困守在羊山集的敵六十六師。由於羊山集三面環水,背依羊山,敵人又搶修了堅固工事,所以幾次未能攻下。這時,蔣介石一面命令該敵固守待援,牽制我軍,一面急調八個師另兩個旅趕來尋我主力作戰。但我趁敵援兵主力尚未靠攏的時機,22日首先殲滅了金鄉來援之敵一個旅。27日集中兵力對羊山集的敵人發起總攻,經過一晝夜的激戰,終於全殲了這股負隅頑抗的敵人。    
    我軍突破黃河天險後,經過二十八天激烈的連續戰鬥,殲滅了敵人九個半旅和四個師部共五萬六千餘人,勝利地結束了魯西南戰役,取得了戰略進攻的初戰勝利,打開了躍進大別山的通路。    
    坐鎮開封的蔣介石,不甘心於這一失敗,又糾集其原在魯西南的和新調來的五個集團共三十個旅的龐大兵力,分五路向鄆城、巨野地區的我軍實施分進合擊,妄圖殲滅我主力於隴海路和黃河之間,或把我軍逐回黃河以北,以堵塞這個被我打開的缺口。蔣介石還準備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贏,就由開封附近掘開黃河堤壩,水淹我軍。當時,我軍打了勝仗,士氣高漲,我華東野戰軍主力五個縱隊結束了在津浦線上的攻勢以後,也轉出外線,開進到魯西南,我們的力量更強大了。所以,好些指揮員要求再戰,擴大戰果。但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權衡了整個戰局,要求我們一定要先敵進入大別山,先敵在大別山展開,指示我們「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別山」。    
    我們堅決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調整部署,開始行動。為了利於我主力隱蔽地突然地實施躍進,以新編成的十一縱隊在黃河邊佯動,造成我軍渡河北返的聲勢,吸引敵人繼續合圍;以豫皖蘇軍區部隊破擊平漢路,斷敵交通;並決定待主力跨過隴海路後,中原獨立旅即西越平漢路,直出信陽以西,作出挺進桐柏山的姿態,以迷惑武漢、信陽之敵。同時華東野戰軍的五個縱隊也積極捕捉戰機,打擊敵人,以掩護我野戰軍主力南進。8月8日夜,正當各路敵人向我合擊的包圍圈將攏未攏,而由南向北進擊的一路已越過菏澤、巨野公路,隴海路兩側完全沒有敵人正規軍的時刻,我們突然甩開敵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馳:第三縱隊在左,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線直奔皖西;第一縱隊在右,沿曹縣、寧陵、柘城、項城、周家口、上蔡之線直奔豫南;中原局、野戰軍指揮部率第二、第六兩個縱隊居中,沿沈丘、項城、息縣之線前進。從此,開始了千里躍進的壯舉。    
    敵人在魯西南撲空了。由於連日暴雨,河水猛漲,敵人又錯誤地判斷我軍只是在其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北渡不成而南竄」。所以,除從蚌埠抽調少量部隊插到太和,協同地方民團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隻,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魯西南的主力兵團尾我追擊。敵人以為黃泛區這一天然障礙可以阻滯我軍,妄圖趕上來一舉把我殲滅。可是,我軍已先敵兩天跨過隴海路,進入黃泛區,把敵人遠遠拋在後邊了。    
    黃泛區是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不顧人民死活,決堤使黃河改道造成的,寬達三十多里,遍地積水污泥,淺則及膝,深則沒臍,沒有人煙,沒有道路。為了爭取時間,把敵人甩得更遠,我軍指戰員不顧敵機輪番襲擊,不顧連續行軍的疲勞,在烈日當空的酷暑季節,艱難地一步一步跋涉前進。有時要從沒頸的泥潭中把戰友救出來,有時又只得眼看著軍馬被泥潭吞噬。同志們拉的拉,推的推,扛的扛,抬的抬,千方百計,終於把大炮、輜重、車輛拖過黃泛區。    
    正當我中路部隊通過黃泛區的時候,我右路部隊已奔赴沙河的新店渡口實施敵前強渡,搶過南岸;左路部隊亦迫抵沙河,奪取了太和渡口;豫皖蘇軍區部隊也進至沙河南岸。在他們的掩護與接應下,我中路部隊於18日迅速渡過了沙河。蔣介石企圖把我軍殲滅於黃泛區的毒計,又被徹底粉碎了。    
    勝利渡過沙河後,為了快速前進,繼續戰勝敵人的追堵,我各部隊實行輕裝,埋藏和炸毀了一些必須精簡的笨重武器、車輛,並再次對部隊進行動員,提出「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口號。部隊鬥志昂揚,前進的速度更快了。    
    直到這時,蔣介石才大夢初醒,發現我軍的矛頭是指著大別山。於是,急忙趕調一個師零一個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帶,佔領渡口,毀掉民船,擺開陣勢,擋住我們的去路。    
    8月23日下午,我中路先頭部隊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架起浮橋,搶佔了河南岸的一個橋頭堡大雷崗。敵人馬上從東西南三面構成一個馬蹄形陣勢,把這個小小的村莊圍住,企圖阻攔我軍前進。    
    此時,我東、西兩路部隊已先敵越過汝河,逼近淮河,中路部隊也有一個縱隊先敵搶過汝河,繼續南進,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機關、野戰軍指揮部和一個縱隊的兵力。而緊跟在我背後的三個師的敵人,距離我們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趕到。前有阻師,後有追兵,形勢真是千鈞一髮,萬分險惡。我們能否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搶渡汝河,關係到整個躍進行動的成敗,從而也關係到整個戰局。戰略躍進的光榮使命鼓舞著我們,此刻,面前即使橫著刀山火海,我們也必須打過去!黃昏後,我和鄧小平同志趕到了汝河北岸先頭部隊的指揮所,命令部隊以堅決進攻的手段對付堵擊的敵人。說明「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要我們堅決、勇敢、不怕犧牲,就一定能夠打過去。    
    強渡汝河的戰鬥開始了。縱隊和旅的幹部親自下到團、營、連指揮作戰。戰士們英勇頑強地同數倍於自己的敵人拚殺。搶奪橋頭堡的敵人被我擊退後,我後續部隊陸續渡河前進。各部隊冒著敵機的低空轟炸、掃射和兩邊敵人近距離的側射火力,邊走邊打,勇往直前,終於在大小雷崗和東西王莊一帶殺開了一條血路,掩護著中原局和野戰軍指揮部突破敵人層層攔阻,勝利地闖過了千里躍進途中的這個險關。    
    就這樣,我軍以銳不可當之勢,粉碎了敵人數十萬大軍的前堵後追,先後跨越了隴海路、黃泛區、沙河、渦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礙,經過二十多天的艱苦跋涉和激烈戰鬥,終於在8月末先後進入大別山區。    
    這期間,華東野戰軍主力,在魯西南地區輾轉作戰,機動殲敵,拖住了大量敵軍,有力地支援了我們向大別山的進軍。我陳、謝兵團在晉南強渡黃河,腰斬隴海,東逼鄭、洛,西叩潼關,接著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開,迫使陝北戰場的敵人南撤,吸引尾追我野戰軍主力的敵人,抽調三個師的兵力西顧。陝北、山東的我軍,也已粉碎了敵人的重點進攻,並轉入了戰略反攻。


第四部分第94節 劉伯承回憶大別山(3)

    三    
    我軍進入大別山後,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原局,立即號召部隊和地方幹部堅決地義無返顧地為重建大別山革命根據地而鬥爭。重建這塊根據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堅決執行毛主席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中所指示的:「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    
    在重建這塊根據地的過程中,我們同敵人展開了反覆的極端激烈、艱苦的爭奪戰。概括起來,可說是經過了三個回合的鬥爭。    
    第一個回合:迅速實施戰略展開。    
    我軍進入大別山初期,敵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別山區極為空虛。為了迅速立足生根,我們立即按照中原局的計劃,分遣各部隊向預定地區開進。以三個旅在皖西展開,兩個旅在鄂東展開,九個旅擺在大別山北麓的商城、羅山地區,一面牽制敵人,一面就地展開。同時,將全區劃分為豫東南、鄂皖、皖西、鄂東等四個工作地區,組成黨的工作委員會,分別由各縱隊抽調部隊和幹部,在統一領導下,開展地方工作。估計到新區鬥爭的複雜性和艱苦性,我們堅決精簡機關,減輕裝備,隱藏了一批輜重,減去了許多牲口,並訓練部隊迅速熟悉南方作戰條件和生活習慣,以適應新的鬥爭環境。    
    就在我們實施戰略展開的過程中,尾追我們的二十三個旅的敵人,也先後壓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區。敵人的企圖是:以多數兵力擺在平漢線及其東側,阻我向桐柏山、大洪山地區發展;以一部兵力實行分散「清剿」,摧毀我地方政權,使我失去立足之地;另以敵國防部長白崇禧親自指揮的桂系兩個師實行機動,尋找我主力作戰,把我軍趕出大別山。    
    我軍深入到敵人的戰略縱深地帶,在無後方依托的條件下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新的根據地,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創舉。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遵循毛主席「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原則,正確地解決兵力的集結和分遣的問題。部隊既要打勝仗,又要佔領地方。要打仗,就不能不保持相當的機動兵力;而要佔領地方,又勢必分散一部分兵力,以至削弱主力。打仗和佔領地方兩者雖有矛盾,但是又是統一的。因為只有多打勝仗,多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鼓舞士氣,振奮人心,有利於佔領地方;另一方面,只有多佔領地方,發動和組織群眾,才便於分散敵人,消滅敵人。    
    遵循著上述原則,在實施展開的同時,我們集中一部兵力,於9月上旬在商城以北的河鳳集地區打擊了戰鬥力較弱而又孤立的敵滇軍一個師。中旬,在商城以西的中鋪地區殲敵一個團。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擊了東援之敵一個師。經過這三次作戰,我們把敵人的機動兵力全部調到大別山以北地區,保障了我軍在大別山南部的鄂東、皖西勝利展開。但是這三次作戰,打得都不夠理想,沒有全殲敵人。這主要是由於我們剛剛由內線轉到外線,由北方轉到南方,缺乏無後方作戰和山地、水田地帶作戰的經驗。飲食不習慣,穿不慣草鞋,語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等,都給部隊造成了不少困難。雖然我們在進入大別山之初,即已指示部隊抓緊形勢任務教育,指出創建大別山根據地必然會遭遇到暫時的困難,強調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但是,自強渡黃河以來,部隊一直處在連續的行軍作戰過程中,未能休整和進一步進行政治思想動員,所以有些同志對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戰略意義和艱苦性仍然認識不夠。再加上群眾未發動,政權未建立,糧食要自己籌,傷員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沒有可以休整的時間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隊一時呈現出疲憊和紀律鬆弛的現象。有些幹部,打起仗來顧慮重重,錯過了一些殲敵的機會。為了及時解決部隊的思想問題,我們於9月下旬在光山的王大灣召開了旅以上高級幹部會議。小平同志嚴肅地指出:越是在困難的時候,高級幹部越要以身作則,鼓勵部隊堅決勇敢地殲滅敵人。我們既反對在條件不可能的時候輕率地去作戰,更要反對在條件可能的時候不敢勇猛地去作戰。小平同志強調部隊必須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指出毛主席在井岡山建軍之初規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決不是什麼簡單的規定,而是黨的路線和政策的體現,能否堅決執行,關係到我們在大別山能否站得住腳,一定要牢固地樹立起以大別山為家的思想,堅決克服怕打硬仗、紀律鬆弛等等右傾思想情緒。這次會議對後來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別山的人民群眾有著優良的革命傳統。但是,由於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我軍主力三次撤出這一地區後,群眾受過反動派極端殘酷的鎮壓。再加上這次我軍初到,當地的反動統治還未摧垮,保甲、特務勢力仍在暗地裡威脅和控制群眾。因此,群眾對我軍究竟能否長期在這裡站住腳,還有些懷疑,雖然心裡很歡迎我們,但在表面上卻不敢過分接近我們。為了盡快地解除群眾的顧慮,迅速把群眾發動起來,我們積極展開了宣傳工作,向群眾說明我軍已經發展壯大,這次打回來,是在殲滅了敵人一百多個旅以後的戰略大進軍,我們再不會走了,一定要和大別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為重建大別山根據地而鬥爭。同時,號召部隊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聯繫群眾的作風,擔負起打仗、作群眾工作、籌集給養等三大任務。當時,指戰員們都背著沉重的糧食、彈藥行軍,抬著山炮翻山越嶺。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濕透,不少人連草鞋也沒有,不得不赤足行軍。幹部們都將自己騎的牲口,用來運糧食、馱傷員,並親自參加抬送傷員。部隊在疲勞的行軍之後,還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飯、打草鞋、打馬掌。由於給養不能及時得到補充,有的部隊曾二十幾天不見油鹽,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馬肉充飢。儘管如此,大家還是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就這樣,我們戰勝了無後方作戰的種種難以設想的困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了群眾。群眾逐漸活躍起來,與部隊親密合作,同心協力地擔負起了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任務。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鬥爭,到9月底為止,我們先後解放縣城二十三座,殲滅了敵正規軍六千餘人,反動地方武裝八百餘人,並且建立了十七個縣的民主政權,初步完成了在大別山地區的戰略展開,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第四部分第95節 劉伯承回憶大別山(4)

    第二個回合:積極尋機殲敵,進一步完成戰略展開。    
    10月10日,中央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土地法大綱》,同時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和重行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黨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並且宣佈了黨的八項基本政策。據此,中原局發出了《放手發動群眾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區普遍宣傳黨的土地法大綱,立即發動群眾向封建地主惡霸展開鬥爭。並決定成立鄂豫、皖西兩個區黨委和軍區。由每個縱隊各抽三個團作軍區基幹武裝;各抽調一千至兩千名幹部和老區翻身戰士參加地方工作。由於區分了野戰軍和軍區部隊,野戰軍主要用於實施機動,殲滅敵人;軍區部隊則用於擴展地方,發動群眾,繁殖游擊戰爭,消滅地方反動武裝。這就進一步解決了兵力的集結與分遣的問題。    
    當時,集結在大別山北部的敵軍六個多師,妄圖合擊光山、新縣地區的我軍主力。我軍則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別山北部牽制和迷惑敵人,主力即擺脫敵人的合擊,乘虛出鄂東、皖西,尋機殲敵。    
    我三縱隊首先在皖西六安東南的張家店,把在運動中的敵八十八師六十二旅全部消滅。這是大別山我軍在無後方依托條件下,第一次消滅敵人一個正規旅以上兵力的重大勝利。與此同時,我出擊鄂東的主力部隊,以疾風掃落葉之勢,掃蕩沿途分散孤立之敵守備部隊和地方反動武裝,連克長江北岸的團風、浠水、廣濟、英山、武穴等城鎮。三縱隊於張家店戰鬥後,也進至長江北岸的望江地區。至此,我軍已控制長江北岸達三百餘里,威震大江南北。蹲在廬山的蔣介石在江北隆隆炮聲的震動下,日夜惶恐不安,生怕我軍渡江南進,慌忙調兵追截。但是,他所派到大別山的部隊,已被我分別牽制在大別山北部和皖西,由黃安、麻城地區趕來跟在我軍背後盯梢的,只有戰鬥力較弱的敵四十師和五十二師的八十二旅。蔣介石便急令這股敵軍兼程前進追截我軍。敵人孤軍來追,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良機。我們察覺這股敵人將從浠水向東南前進,如果把它誘進地形險要便於設伏的高山鋪,殺他一個「回馬槍」,是有可能在運動中全殲的。為此,便決心把分遣在長江北岸的部隊立即作向心集結,準備打殲滅戰。以攻克武穴的第一縱隊回師高山鋪設伏;以攻克團風的第六縱隊閃到敵人左側,在團風東北、關口以西地區待命,俟敵人進入我伏擊圈時,從後面殺他一刀;以第二縱隊主力在黃梅地區作保障。同時,調第三縱隊主力西進,準備擴大戰果。部署既定,我們便派出一支小部隊,化裝成地方游擊隊,前去和敵先頭部隊接觸,邊走邊打,誘騙敵人。敵人以為有便宜可佔,便節節追逼。26日晨,終於鑽進我預設於高山鋪附近的口袋陣裡,被分割包圍。這是一個狹長的山谷,洪武腦山、馬騎山、界嶺山聳峙於狹谷的兩側。埋伏於山上的我軍,像一把大鉗似地,從南北兩面死死地卡住了敵人的咽喉。敵人發現情勢不妙,即拚命搶奪山頭,企圖突圍。但是,鬧騰了一天一夜,還是沒有抓到一線可以逃命的縫隙。第二天上午九時,我軍一發起總攻,敵人立刻潰不成軍,紛紛舉手投降。蔣介石的一萬二千多人馬就這樣全部覆滅了。戰鬥解決得如此迅速、乾脆,以致當我軍帶著俘虜離開戰場的時候,從武漢起飛的一批敵機,還在高山鋪上空投下熱饅頭、燒餅,來支援他們的部隊呢!    
    張家店、高山鋪和這一時期的其他幾次作戰,都是在敵情十分嚴重、供應異常困難、部隊人員和裝備都削弱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由於全體指戰員堅決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響應了中原局的號召,發揚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克服各種困難,終於取得了勝利。這些勝利大大打擊了敵軍和地方反動勢力的氣焰,鼓舞了群眾的鬥爭情緒,提高了部隊進行無後方作戰的勝利信心,為進一步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高山鋪戰役之後,已經是露寒霜重的深秋時節。我十幾萬大軍仍然穿著單薄的征衣。如何抓住勝利後的有利時刻,盡快地解決冬衣問題,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迫切的問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時刻都在關懷著我們,曾打算從晉冀魯豫根據地送棉衣來,或送銀元來就地採購。但是,千里迢迢,封鎖重重,這是何等困難的事!因此,我們報請中央,由我們自己設法解決。解決的辦法主要是依靠群眾支援和全體指戰員自己動手。我們規定了籌借材料的政策。經過宣傳動員,廣大群眾熱情支助,我們很快籌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們用竹鞭、樹條和自製的彈弓來彈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軍上下自己動手做起棉衣來。不久,十幾萬指戰員就都穿上自己親手做成的棉衣,冒著風雪嚴寒,信心倍增地投入了更加艱苦的鬥爭。    
    這期間,挺進到蘇魯豫皖地區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和挺進到豫陝鄂地區的陳、謝兵團,都已勝利展開。至此,三軍在中原的「品」字形陣勢已經形成,緊逼長江,直接威脅敵人的統治中心南京和戰略要地武漢。    
    第三個回合:把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相互配合起來,實施戰略再展開,粉碎敵人對大別山的瘋狂進攻。    
    蔣介石眼看我軍在中原不僅已經立足生根,而且日漸根深葉茂,而他在陝北、膠東、東北等戰場上又連吃敗仗,大廈將崩,王朝將傾,便決心全力與我爭奪中原。爭奪的重點,首先是大別山。他從進攻解放區的前線,又調回了十個旅,糾合原來在大別山地區的二十三個旅,共計三十三個旅的兵力,由偽國防部長親自指揮,對大別山展開了大規模的圍攻。敵人採用了日寇岡村寧次慣用而美帝國主義所欣賞的「三網(諜報網、公路網、碉堡網)政策」和「三光(殺光、燒光、搶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利用封建地主武裝猖狂破壞。到處抓丁、搶糧,捕殺我地方幹部,企圖徹底摧毀我生存條件。


第四部分第96節 劉伯承回憶大別山(5)

    我軍躍進大別山後,從全國戰局來說,我們是處在外線作戰。但是,就大別山這個地區來說,敵人集中重兵對我進行圍攻,我們則又是處在外線中的內線了。鬥爭是複雜的,局勢是嚴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敵人對大別山的瘋狂圍攻,是垂死掙扎的表現。大別山是敵人的戰略要害地區,敵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拚命爭奪。敵人已沒有戰略進攻,只有戰役進攻了。它對大別山的圍攻,形式上雖然同過去對中央蘇區的圍攻相似,實質上則完全相反。過去的圍攻,是敵處於戰略進攻,我處於戰略防禦的情況下進行的;現在的圍攻,是敵處於戰略防禦,我處於戰略進攻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並不表示敵人的強大,而只是敵人垂死前的迴光反照。同時,我們躍進到大別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敵人向我進攻。把敵人吸引來的越多,我們背得越重,對其他兄弟戰略區進行大規模的反攻和進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戰略區的反攻和進攻,也正是對我們堅持大別山鬥爭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們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針,在全國各兄弟戰略區的配合和廣大群眾的支援下,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圍攻,把大別山根據地鞏固起來。    
    如何粉碎敵人的圍攻?當時黨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們:大別山根據地的確立和鞏固,是中原根據地能否最後確立和鞏固的關鍵,足以影響整個戰局的發展。因此,南線三軍必須內外線緊密配合。由大別山的我野戰軍主力堅持現地鬥爭,由華東野戰軍和陳、謝兵團向平漢、隴海線展開大規模的破擊作戰,尋機殲敵,調動和分散圍攻大別山的敵人,直到徹底粉碎敵人的圍攻為止。    
    正在這時,晉冀魯豫根據地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時地給了我們有力的支援:增調來了兩個縱隊的兵力,送來了一批新戰士和傷癒病痊歸隊的指戰員,還帶來大批彈藥、藥品和銀元。這真是雪裡送炭,使我們更增強了粉碎敵人圍攻和堅持大別山鬥爭的信心。    
    我們根據上述指示,分析了敵我情況,決定既要把敵人拖在大別山,以利於華東野戰軍和陳、謝兵團在外線大量殲敵,又要在內線積極作戰,以粉碎敵人對大別山的圍攻。在大別山地區的反圍攻,我們同樣也採取內線和外線相配合的方針,一方面分遣了三個縱隊轉到外線,實施戰略再展開:以新從晉冀魯豫調來的第十、第十二兩個縱隊西越平漢路,分別向桐柏、江漢兩地區展開;以第一縱隊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區展開,擴大根據地,在外線蔓延與發展游擊戰爭,拖散敵人。另一方面則以第二、三、六等三個縱隊留在大別山,和軍區部隊、人民武裝相配合,堅持內線鬥爭。當敵人集中對我合圍時,我外線部隊便積極活動,兜擊敵人之後路,內線部隊則及時分散,機動殲滅小股敵人,或破壞敵之交通,襲擾、疲憊和消耗敵人。當敵人發現我主力已轉到外線,被迫分散尋我作戰時,我們又靈活地、適當地集中力量,殲滅孤立之敵。廣大地方武裝則一面實行空室清野,保護群眾,保衛地方政權;一面利用山區的複雜地形,開展游擊活動,乘機消滅地主武裝和小股敵人。這樣,整個大別山的鬥爭就形成了內線外線犬牙交錯的極為複雜的形勢,包圍我們的敵人,又被我們層層反包圍起來了。    
    在這場艱苦、激烈的鬥爭中,我軍全體指戰員充分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忍受了千難萬苦,許多同志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素具革命傳統的大別山人民,也充分表現了頑強的革命意志與崇高的革命氣節。他們全力支持我軍,和我們同生死、共患難,不避風險地掩護我工作人員和傷病員,替部隊保存物資、帶路、偵察敵情,協助我軍戰勝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一個多月的鬥爭,來勢洶洶的敵人在我軍民合力打擊下,無論是集中合擊還是分兵「進剿」,都遭到了失敗,從而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而這時,我轉到外線的三個縱隊都已乘虛展開。其中向桐柏、江漢兩地區挺進的第十、第十二縱隊,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據地,成立了桐柏、江漢兩個軍區,和豫陝鄂連成了一片。向淮西挺進的第一縱隊,也開闢了豫皖蘇十餘縣的工作,成立了一個新的軍分區,使大別山和豫皖蘇連成了一片。該縱隊並與華東野戰軍主力及陳、謝兵團在平漢線勝利會師。這期間,華東野戰軍主力和陳、謝兵團對平漢線展開了大規模的破擊作戰,攻克了許昌等二十座縣城,殲滅了敵整三師及第五兵團部等大量敵人。這些勝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別山的鬥爭。這樣,我中原三軍便在江淮河漢的廣大地區完成了面的佔領,迫使敵人不得不縮到鐵路沿線。    
    敵人本來是想抓住大別山不放的,開始,我華東野戰軍主力和陳、謝兵團在平漢線上幾乎打爛了敵人的屁股,敵人還是咬著牙忍著痛不肯回師救援。但是,戰鬥進行了一個多月,敵人不但在大別山碰得焦頭爛額,喪師減員,毫無所得,而且丟掉了桐柏、江漢和淮西廣大地區,使他們的長江防線、武漢重鎮和信陽基地直接暴露在我軍的攻擊面前。平漢、隴海兩線又連遭我華東野戰軍主力和陳、謝兵團的嚴重破擊,蔣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從大別山的周圍先後調走十三個旅的兵力去應付其他地區的失敗局面。這樣,敵人便只得退守據點,從而陷入線線被切斷、點點被包圍的態勢。敵人在中原的全面防禦體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轉為分區防禦,真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    
    經過以上三個回合的嚴重鬥爭,我們終於在大別山站穩了腳,深深地紮下了根,勝利地實現了毛主席指示的三個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間,我中原三軍互相配合,機動作戰,共殲敵十九萬餘人,解放縣城一百餘座,在四千五百萬人口的江淮河漢廣大地區建立了中原根據地。此後,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軍區部隊繼續堅持大別山根據地的鬥爭,及時將主力轉出大別山,同華東野戰軍和陳、謝兵團會師,實行大規模的機動作戰,縱橫馳騁,掃蕩中原。逐鹿中原的鬥爭又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躍進大別山鬥爭的實踐證明,毛主席戰略進攻的英明決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一個光輝的發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導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那種非凡英明和偉大氣魄,是史無前例的。    
    (劉伯承:《千里躍進大別山》)


第四部分第97節 葉劍英回憶三大戰役(1)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進入第三年以後,毛澤東同志及時地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指揮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戰略決策。三大戰役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歷時四個月零十九天,殲滅敵人正規軍一百四十四個師(旅),非正規軍二十九個師,共一百五十四萬餘人。在這個期間,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也都展開了進攻,殲滅了大量的敵人。在戰爭的頭兩年,人民解放軍每月平均殲滅敵軍八個旅左右。到了這時,人民解放軍每月平均殲滅敵軍的數目,已經是三十八個旅了。這三大戰役,使國民黨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精銳部隊基本上歸於消滅,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全國勝利的到來。    
    三大戰役所取得的偉大戰略決戰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決戰思想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戰略思想的勝利。戰略決戰思想是毛澤東同志整個軍事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認真研究三大戰役的豐富經驗,將幫助我們全面地領會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全面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軍事科學。本文想從幾個方面來闡述三大戰役中所體現的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決戰思想和軍事指揮藝術。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過敵處戰略進攻、我處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我處戰略進攻、敵處戰略防禦階段以後,由於人民解放軍繼續大量地殲滅了敵人,到1948年6月,敵我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更進一步地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7月的一百二十萬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萬人;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減少為三百六十五萬人,其中用於第一線的只有一百七十餘萬人。    
    在這個時候,人民解放軍雖然在數量上還少於國民黨軍隊,在裝備上還低於國民黨軍隊,但是,在兩年多的內線和外線作戰中,已經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戰鬥力。人民解放軍消滅了大量的敵人,繳獲了大量的現代化武器,加強了自己的裝備,建立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堅能力,在石家莊、四平、開封等戰役中,取得了攻堅經驗,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同時,人民解放軍利用戰鬥間隙,用訴苦、三查和群眾性練兵的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加強了內部的團結,提高了部隊的政治質量、軍事技術和戰術。解放區的翻身農民踴躍參軍,堅決進行保田、保家的鬥爭;被俘的蔣軍士兵經過政治教育之後,也紛紛自願地參加人民解放軍,從而使解放軍得到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這個時候,各個主要的解放區相繼連成一片,可以作戰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區面積已擴大到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億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區內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發展了生產,進一步提高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使我軍後方更加鞏固,使戰爭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國範圍內,更加擴大和鞏固了人民革命的統一戰線,更加發展和壯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這個時候,國民黨軍隊的數量雖然還多於人民解放軍,裝備雖然還比人民解放軍的好,國民黨反動派雖然還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所發動的反革命戰爭的非正義性,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極端腐朽性,國民黨反動政權已經陷入搖搖欲墜的境地。這時候,敵人已經被迫放棄「全面防禦」的計劃,而進行所謂「重點防禦」,企圖以他們現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戰略重要點線。敵人為了避免遭受殲滅,以精銳部隊為核心,兵力靠攏、蝟集一團,想使人民解放軍「吃不掉,啃不爛」;同時,裁併「綏靖」區、擴大兵團、吞併雜牌。裁減機關,以求增大機動兵力;並在國民黨統治區大量抓丁,擴充二線部隊,以便整頓和補充力量,進行垂死掙扎。但是,在人民解放軍大規模的進攻面前,他們再也無法擺脫戰略上全面被動的地位。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五個戰略集團已被人民解放軍分別牽制在南線和北線的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戰場上。東北戰場為衛立煌集團,共四十八萬餘人,分佈在長春(當時,該處敵人已被圍困兩個月)、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依靠北寧線的錦、榆段作為他們和關內水,陸聯繫的通路。華北戰場的敵人共六十餘萬,分佈於平綏線(在人民解放軍綏察戰役後,歸綏與張家口之間的聯繫已被切斷)上的歸綏,張家口及北寧線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關等各要點,依靠塘沽港作為他們海上補給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敵,已被圍困。華東戰場為劉峙集團,共六十餘萬人(以後增援的一個兵團及其他部隊未計算在內)。這個國民黨軍集團在我軍進攻濟南時,遲遲不敢北援,當濟南被解放後,即集中於以徐州為中心,西起商丘,東至連雲港的隴海線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線上,企圖阻止我華東人民解放軍南下。中原戰場為白崇禧集團,約七十五萬人,分佈於平漢線南段及以漢口為中心的地區。西北戰場為胡宗南集團,約三十萬人,被牽制於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一隅。除上述五個戰場外,敵人後方的軍隊僅有三十六個旅,約二十三萬餘人,由於人民游擊戰爭的發展,很難機動。這樣,國民黨反動派就沒有完整的戰線了,除某些地區還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戰略機動外,大都處於徘徊麻痺,被動挨打的狀態。    
    這種敵我力量對比的形勢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反動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為著繼續大量地殲滅敵人,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人民解放軍就必須攻擊敵人堅固設防的大城市,必須同敵人的強大機動兵團作戰。因此,敢不敢打我軍從來沒有打過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敵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殲滅敵軍的強大集團,敢不敢奪取更大的勝利,已經成為我軍當時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問題。就在這時候,國民黨1948年8月南京軍事會議曾經議論過撤退東北,確保華中,堅持瀋陽至十月底,以觀時局發展,原則上不放棄瀋陽,同時亦作撤退準備的作戰指導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讓敵人實現他們把現有兵力撤至關內或江南的計劃,使我們失去時機,從而增加我軍爾後作戰的麻煩呢?還是敵人還沒有來得及決策逃跑之前,我們就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時機,組織戰略決戰,各個消滅敵人的強大戰略集團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澤東同志根據對戰爭形勢的科學分析,毅然決然地抓住了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先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他在《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中向東北戰場的我軍指揮人員指出:要「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於同他作戰。」    
    毛澤東同志說過:「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子主觀指揮的錯誤。」他還指出,在一個或幾個戰役分了勝敗以後,「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的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去壓迫對方。」「勝利者方面的努力和這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給敵人更大的損害,務求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和形勢,而務求不讓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圖。」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進行到第三年以後的情形也是這樣。國民黨軍隊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敗以後,為了挽救他們的危局,曾經進行拚命的掙扎,企圖用「重點防禦」的辦法,來擺脫當時已經出現的對他們極端不利的形勢,妄圖重新創造一種有利於他們而不利於我們的形勢,在一定時機向我們舉行反撲。與此相反,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贏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以後,力圖發展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更大量地消滅敵人,務求發展當時已經出現的對於我軍極為有利的形勢,務求不讓敵人實現他們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計劃。這種主觀能力的競賽,當時首先表現在時機的選擇上。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抓住時機,進行決戰;對於敵人來說,應當是抓住時機,組織戰略撤退,避免戰略決戰。1949年10月30日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社論說:「滿洲的喪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問題上唯一嚴重錯誤,就是擇時不當。」敵人在戰略撤退上的猶豫不決,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捕捉決戰時機的英明。    
    毛澤東同志在緊緊地抓住決戰時機的同時,又正確地選定了決戰方向。當時全國各戰場的形勢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但敵人在戰略上卻企圖盡量延長堅守東北幾個孤立要點的時間,牽制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使我軍不能入關作戰;同時,敵人又準備把東北敵軍撤至華中地區,加強華中防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指向華北戰場,則會使我軍受到華北、東北敵人的兩大戰略集團的夾擊而陷於被動;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首先指向華東戰場,則會使東北敵人迅速撤退,而實現他們的戰略收縮企圖。因此,東北戰場就成為全國戰局發展的關鍵。當時東北戰場的形勢對我又特別有利。在敵軍方面:孤立分散,態勢突出;地區狹小,補給困難;長春被圍,無法解救;或撤或守,舉棋未定。在我軍方面:兵力優勢,裝備較好;廣大地區,聯成一片;土改完成,後方鞏固;關內各區,均可支援。東北人民解放軍殲滅了東北敵軍,就能粉碎敵人戰略收縮的企圖;就能實施戰略機動,有利於華北、華東戰場的作戰;就能以東北的工業支援全國戰爭,使人民解放軍獲得戰略的總後方。根據上述情況,毛澤東同志將戰略決戰方向,首先指向東北戰場的衛立煌集團,這就將戰略決戰的初戰勝利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這是毛澤東同志宏圖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著好棋子。決戰首先從局部的優勢開始,進而爭取全局上的更大優勢。由於迅速而順利地取得了遼沈戰役的勝利,就使全國戰局急轉直下,使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


第四部分第98節 葉劍英回憶三大戰役(2)

    在遼沈戰役開始前,東北戰場敵人據守於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我軍進攻的主要方向應首先指向哪裡,才有利於戰役發展,才有利於全殲東北敵人,才有利於全國戰局,是戰役指導的關鍵問題。從局部看,長春孤敵,為我久困,是東北戰場敵人的弱點,消滅該敵可以解除我後顧之憂。但敵人卻企圖以長春來牽制我軍,掩護瀋陽,錦州敵軍改善態勢,並且進行撤退的一切準備工作。我作戰方向如首先指向長春,就會中敵人的詭計;而攻克長春,又會將瀋陽、錦州的敵人迅速嚇跑,影響戰役和全國戰局的發展。錦州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雖然錦州敵人的兵力比長春多,周圍並有若干據點;攻錦州時,華北敵軍可能增援,敵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錦州,就會陷我軍於被動地位;而且我軍主力,遠由北滿南下作戰,會有一定困難。但是,錦州至山海關段上各點的敵軍,孤立分散,攻殲取勝比較確實可靠;在北寧線上作戰,可吸引長春,瀋陽敵軍來援,有利於戰役發展;還可分割敵方在華北戰場和東北戰場的兩大戰略集團,華北敵軍的增援則將因我華北人民解放軍的牽制而削弱。錦州是東北敵軍通向關內的咽喉,打下錦州這一戰略要點,就等於關上了東北的大門,衛立煌集團即成「甕中之鱉」;而且控制了北寧線,更有利於我軍根據戰局發展,向兩翼機動作戰。基於上述分析,錦州才是東北敵軍的真正弱點、致命弱點。因此,毛澤東同志在《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中指出:「為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於該線,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如長、沈之敵敢於增援,「則你們便可以不離開錦、榆、唐線連續大舉殲滅援敵,爭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同時又指出,攻克錦州是全戰役勝利的關鍵,要求東北人民解放軍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東北人民解放軍執行了毛澤東同志的作戰方針,殲敵四十七萬,取得了東北決戰的偉大勝利。加上當時其他各戰場上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從此就使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對於國民黨軍也轉入了優勢。    
    正當遼沈戰役方興未艾之時,毛澤東同志在華東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濟南戰役勝利以後,又組織了淮海戰役。華東戰場敵人劉峙集團,以重兵蝟集於徐州附近地區,形成所謂一點兩線的部署,企圖阻止我軍南下,以屏障南京。敵人重兵密集,便於機動,增援迅速。若要攻殲其任何一部,必須首先擋得住敵人的援兵,才能贏得時間,保持主動。這是華東戰場與其他戰場截然不同的特點,也是影響戰役勝敗的關鍵。當時黃伯韜兵團位於東接連雲、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東的隴海線上,是劉峙集團右翼勁旅。如殲滅了黃伯韜兵團,則使劉峙喪失一臂,並可吸引徐州敵人東援,在運動中殲其一部。同時可將我山東、蘇北兩解放區聯成一片,切斷徐(州)、海(州)聯繫,形成包圍徐州、兵臨江淮的態勢。因此,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中指出:「本戰役第一階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殲滅黃伯韜兵團,完成中間突破,佔領新安鎮、運河車站、曹八集、嶧縣、棗莊、臨城、韓莊、沭陽、邳縣、郯城、台兒莊、臨沂等地。」為了全殲黃伯韜兵團,毛澤東同志根據華東戰場敵軍部署的特點,在兵力的使用上,採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軍「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牽制、阻擊和殲敵一部,以對付邱李兩兵團,才能達到殲滅黃兵團三個師的目的。」「否則不能達到殲滅黃兵團三個師的目的。」毛澤東同志對戰役爾後的各階段也反覆地強調了這一部署原則。從一般情況說來,主要兵力應集中使用於攻殲的目標上,毛澤東同志卻在我有足夠兵力及敵軍兵力集中的情況下,採取了相反的方法,創造性地處理了戰役目的和手段既統一而又有區別的辯證關係,靈活地運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則,因而順利地牽制、阻擊了徐州敵軍強大兵團的東援,取得了殲滅黃伯韜兵團的勝利,切斷了敵人海上逃路,為戰役的爾後各階段,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以後由於黃維兵團北援,徐州敵人西逃,使戰役發展方向不是東向新(浦)、海(州),連(雲港)及兩淮地區,而是向西殲滅黃維兵團和杜聿明集團,這就使淮海戰役大大地超過了原來的計劃,殲敵五十五萬五千餘人,取得了中原決戰的偉大勝利,使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首都——南京處於人民解放軍直接威脅之下。從此,國民黨反動統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當淮海戰役鏖戰正酣之際,毛澤東同志又組織了平津戰役。當時華北戰場的敵軍,在我華北人民解放軍的牽制與打擊下,又受到了遼沈,淮海兩大戰役勝利的震撼,已成驚弓之鳥。國民黨反動派這時在戰略上惟一可能機動的兵力就是華北的部隊。因此,蔣介石一方面企圖利用這個集團阻止我軍南下,以便掩護他們在江南重整軍力;一方面又企圖誘使這個集團經塘沽海運江南,增援華東戰場,以解劉峙集團之圍或扼守長江,進行垂死掙扎。而這個集團本身當時還有沿平綏線西撤綏遠的企圖。敵人或撤退或收縮,都將對戰局的發展不利。因此,不使敵人撤退,不讓敵人收縮就成為平津戰役的主要關鍵。毛澤東同志利用了華北敵軍認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遼沈戰役後必然進行休整,不能迅速入關的錯覺,命令東北人民解放軍於遼沈戰役結束之後,不進行休整,迅速秘密入關,配合華北人民解放軍的兩個兵團,出敵不意地對華北敵人實施戰略包圍,力求將敵人全部就地殲滅。毛澤東同志在《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兩星期內一般應采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辦法。」為了不使敵人逃跑,又著重指出:「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敵都打掉,這將迫使南口以東諸敵迅速決策狂跑,此點務求你們體會。」為著造成敵人的錯覺,不使蔣介石迅速決策海運平津的敵軍南下,又令華東戰場我軍對杜聿明集團殘部在兩星期內不作最後殲滅之部署,又令山東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點,作好防止敵軍向青島逃跑的準備。這樣,就穩住了敵人,完成了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使華北敵人完全陷入收不攏,逃無路之絕境。「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軍事原則,為一般軍事家所熟知,但毛澤東同志運用之妙,卻超乎尋常。「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作戰方針,以及延緩華東戰場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最後殲滅部署的指示,則更表現了軍事指揮上的高度藝術,而為一般軍事家所望塵莫及。由於我軍執行了上述方針,華北敵人即被我軍斬頭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個殲滅。平津戰役共殲滅和改編了國民黨反動軍隊五十二萬餘人,取得了華北決戰的偉大勝利,基本上解放了華北地區。    
    毛澤東同志根據全國各戰場的具體情況,抓住了不同的關鍵問題,正確地確定了決戰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繫了起來,一環扣一環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取得了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像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組織決戰中,初戰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從戰爭的全局和戰役的全局出發決定初戰,初戰的勝負又對戰爭的全局和戰役的全局的勝負有決定意義。這就是兩者的辯證關係。因此,初戰必須建立在確有勝利把握的基礎上,同時,初戰的勝利又必須有益於全局的發展,這是照顧局部和全局關係中最吃力的問題。總之,沒有全局觀念,就沒有好的初戰計劃。歷來的軍事家雖然也慎重初戰,但初戰的指導藝術,毛澤東同志卻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達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三大戰役的首戰東北,以及遼沈戰役的首攻錦州,淮海戰役的首殲黃伯韜兵團,平津戰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從全局利益考慮決定的。三大戰役的三個作戰方針,都是初戰與全戰役計劃密切聯繫的體現。因此,初戰勝利之後,就勢如破竹地分別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三大戰役的初戰勝利,完全體現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的初戰原則。在戰爭指導中如何照顧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如何在複雜的情況中去找出和掌握關鍵問題,毛澤東同志為我們作出了光輝的範例。


第四部分第99節 葉劍英回憶三大戰役(3)

    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長期以來敵人戰略上圍攻我軍的情況,已改變為我軍戰略上圍攻敵人的情況。毛澤東同志從最後消滅敵軍主力,必須攻擊敵人堅固設防的大、中城市,並與敵人強大機動兵團作戰的情況出發,從建立全國統一的革命政權,必須奪取政治、經濟的中心城市的情況出發,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全殲敵人強大兵團密切地結合起來,把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和奪取城市與地方密切地結合起來,把大規模的運動戰和大規模的陣地戰密切地結合起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軍多年來豐富的作戰經驗概括而成的「十大軍事原則」,在三大戰役的指揮中,得到了全面的運用。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是人民軍隊達到化劣勢為優勢、以劣勢兵力戰勝優勢敵人的根本方法。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它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這個正確的指導就是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法。我軍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個作戰方法,不僅在中國革命戰爭過去的實踐中,而且在三大戰役的決戰的實踐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戰役中,我軍對敵人實施戰略包圍的同時,進行了戰役和戰術上的分割與圍殲。在戰略上將敵人分隔在幾個戰場上,而在各個戰場上又把敵人的強大集團肢解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優勢兵力,逐次予以殲滅,以至迅速地消滅全部敵人。我軍在遼沈戰役中,利用東北敵軍分散孤立的態勢,首先集中優勢兵力攻殲了錦州的敵人,繼而轉用主力各個殲滅了由沈援錦的廖耀湘兵團和瀋陽的殘敵,衛立煌集團遂全軍被殲。我軍在淮海戰役中,首先割斷了黃伯韜兵團與徐州敵軍的聯繫,繼而包圍了黃維兵團,阻止了李延年兵團、劉汝明兵團,使敵軍不能相互支援,在殲滅了黃伯韜兵團之後,逐次轉用主力各個殲滅了黃維兵團和杜聿明集團。我軍在平津戰役中,把敵軍分割包圍在平綏、平津線上的各點,逐次殲滅。通過各個殲滅敵人的方法,我軍在四個月零十九天內,就把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三大戰略集團一百五十四萬餘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殲滅。這是毛澤東同志「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這些原則的實際運用和發展,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全部殲滅敵人強大兵團密切地結合了起來。    
    在三大戰役中,我軍不僅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奪取了敵人佔領的城市和地方。由於攻克錦州,不僅殲滅了敵人、解放了該城及其附近地區,而且迫使長春敵人的一部分起義,其餘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長春,並為全殲衛立煌集團打下了基礎。由於黃伯韜兵團被殲和黃維兵團被圍,不僅殲滅了敵人、解放了隴海線東段南北地區,而且迫使徐州敵人棄城逃跑,解放了徐州,並為全殲劉峙集團打下了基礎。由於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僅殲滅了敵人、解放了兩城及其附近地區,而且為全殲華北敵人打下了基礎。總之,在三大戰役中,不但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奪取了敵人佔領的很多城市和地方。這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這些原則的實際運用,使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和奪取城市與地方密切地結合了起來。    
    在三大戰役中,我軍不僅進行了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陣地戰。遼沈戰役開始時,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以六個縱隊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於三十一個小時內,攻克了敵人堅固設防的錦州。同時,在錦州以南的塔山地區,以近三個縱隊的兵力,用陣地防禦戰阻止了敵人九個師在海、空軍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區,用陣地防禦戰阻住了廖耀湘兵團十二個師的增援。攻克錦州後,我軍又轉用兵力,迎擊從瀋陽西竄的敵軍,以八個縱隊,經過兩晝夜的激烈戰鬥,在運動中將廖耀湘兵團全部殲滅。淮海戰役開始時,我華東人民解放軍以十一個縱隊,在運動中以側擊,攻擊、截擊的方法,將西撤的黃伯韜兵團包圍於徐州以東的碾莊圩附近地區,同時以強大的兵力在徐州以東地區,用陣地防禦戰阻止了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共十二個師的東援,將野戰陣地防禦中的黃伯韜兵團九個師全部殲滅。在圍殲黃伯韜兵團的過程中,我中原、華東人民解放軍六個縱隊,密切協同,以運動戰將北援的黃維兵團中途包圍於蒙城東北的雙堆集附近地區。殲滅黃伯韜兵團之後,中原人民解放軍在華東人民解放軍配合下,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野戰陣地,將黃維兵團全部殲滅。當黃維兵團被圍攻時,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團企圖沿津浦路增援黃維兵團,合力南逃。我軍以八個縱隊之兵力,展開了大規模的陣地阻擊戰,粉碎了敵人的企圖。因此,杜聿明集團遂棄城西逃,我華東人民解放軍則以十個縱隊的兵力,展開了平行追擊,在運動中將敵人包圍在永城東北的陳官莊地區。黃維兵團被殲滅後,我軍集中十一個縱隊的兵力發起攻擊,徹底摧毀了敵人的堅固野戰陣地,將杜聿明集團二十四個師全部殲滅。同時,劉汝明、李延年兩個兵團共八個師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為我軍所粉碎。淮海戰役的三個階段,都以大規模的運動戰開始,以大規模的陣地戰結束。平津戰役中,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以六個縱隊的兵力,在強大的炮兵支援下,於二十九個小時內,攻克了由十個師十三萬重兵堅守的現代設防的天津市。毛澤東同志歷來強調,要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和戰爭的不同階段,適時地轉換作戰形式。我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曾一再地進行過這種作戰形式的轉換。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時,我軍曾以運動戰為主殲滅和消耗了敵人,在敵軍從「全面防禦」被迫轉入「重點防禦」以後,陣地戰的形式特別是攻堅戰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同志指出:「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在三大戰役中我軍已經把大規模的運動戰和大規模的陣地戰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在過去歷次革命戰爭時期以及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前期,由於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基本特點,使我軍只能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能以保守和奪取城市與地方為主要目標;只能在戰役、戰鬥範圍內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殲敵人的強大兵團;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時間,以陣地的進攻和防禦來輔助運動戰,而不能打大規模的陣地戰,特別是大規模的攻堅戰。到了三大戰役的時候,由於敵強我弱的形勢已經改變為我強敵弱的形勢,攻克敵人堅固設防的大、中城市和奪取地方,已成為與繼續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密切聯繫的問題。在對敵人的強大兵團實行戰役分割的同時,實行戰略包圍,力圖全殲;在攻殲敵人重兵堅守的城市的同時,從運動中殲滅敵人增援的強大兵團。這些都是在三大戰役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可能和必須完成的任務。「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進行了靈活的戰略指導,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嚴格遵循了和靈活運用了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戰略戰術原則,因而使我們在三大戰役中取得了戰略決戰的勝利。    
    「決戰階段的鬥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毛澤東同志在三大戰役中,不但對我軍指揮自如,而且善於製造和擴大敵之弱點,使敵軍完全聽我調動,就我範圍。例如:攻擊錦州的時候,我們估計瀋陽的敵人可能出來援助錦州的敵人,而瀋陽的敵人果然來援,結果取得了遼西的大勝利。又如:圍殲黃伯韜和黃維兵團的時候,我軍堅決阻擊邱清泉、李彌、劉汝明、李延年等兵團的增援,敵軍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結果使黃伯韜、黃維兵團全部就殲。又如:平津戰役開始的時候,我們打算先穩住敵人,而華北敵人果然未能東逃或西撤,結果全部被我解決。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藝術達到了「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高度。


第四部分第100節 葉劍英回憶三大戰役(4)

    人民解放軍對敵軍從來就是在主要實行軍事打擊的同時,又進行政治上的爭取和瓦解,並把二者密切地結合起來。在三大戰役中,由於我軍的節節勝利,國民黨敗局已定,敵人內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擴大化,這就為我軍爭取和瓦解敵軍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在遼沈戰役中,我軍爭取了曾澤生部的起義,鄭洞國部的投降;在淮海戰役中,我軍爭取了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部的起義,孫良誠、趙壁光、黃子華等部的投誠,並在圍攻杜聿明集團的時候,發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組織了強大的政治攻勢,雖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殲滅,但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爭取了敵軍一萬四千餘人來降。    
    平津戰役中,在我大軍包圍下的北平、天津守敵,完全陷於絕境,我軍「秣馬厲兵」,只待攻城。但是,為了保護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我軍採取了「先禮而後兵」的方法,勸告平、津守敵接受和平解決,給敵軍指出了兩條道路,或戰或降,任其擇一。天津守敵陳長捷等拒絕投降,我軍即以戰鬥方式,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了該敵。在天津解放之後,迫使北平守敵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決的方法,並且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就使北平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鬥爭方式獲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決敵軍,「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以後,我軍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的主要部分,對於綏遠國民黨軍隊,有意讓其暫時存在,在保留一個時期之後,待條件成熟時,再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將其和平改編。用綏遠方式解決敵軍,「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這種鬥爭方式對於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將較長些。」因此,這並不是說,他們舉行了起義或接受了和平改編,就已經革命化了,沒有反動性了,相反地,還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為人民解放軍。    
    在三大戰役之後,毛澤東同志明確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解決殘餘敵軍的問題,他著重指出:「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同時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戰爭發展的實踐,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些意見的正確。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同志向全國進軍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迅速地消滅了繼續頑抗的國民黨反動軍隊,並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綏遠、長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區。用三種方法解決敵軍,是毛澤東同志關於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要互相結合的思想,在敵軍主力被殲後的新條件下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    
    為了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黨在軍隊中繼續進行了「三大民主」、「立功運動」,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發了廣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熱忱和革命主動精神,使他們能夠以驚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靈活的戰術,去完成一切作戰任務。與此同時,黨還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進行了巨大的動員和組織工作,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來支援戰爭。在遼沈戰役中,動員了十八個獨立師直接投入戰鬥,又以八十個二線兵團約三十餘萬人,作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後備兵源。在淮海戰役中,動員了四十餘萬人的地方武裝,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隊作戰。在平津戰役中,也動員了華北幾個省的地方武裝,參加對敵鬥爭。在各戰場上,還動員了廣大的民兵和各種群眾團體,支援前線,鞏固後方,使我軍得以專心作戰。這樣,就將人民的力量全部動員了起來,與前線的軍事鬥爭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使敵人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而無法逃脫其滅頂之災。由於各解放區相繼完成了偉大的土地改革,動員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不斷地得到提高;同時,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復了各種工業生產,尤其是軍工生產,從而使我軍的供應得到了根本的保證。為了滿足前線我軍對糧食、被服的急需,又組織了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籌集糧食,趕製被服。在三大戰役中,各地組織了廣大的人民群眾,隨軍執行戰勤任務。遼沈戰役的時候,動員了一萬三千八百餘副擔架,三萬六千七百餘輛大車,九萬六千餘民工,隨軍行動。淮海戰役的時候,動員了二百餘萬民工,支援前線,使我軍與民工的比例達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熱情鼓舞下,人民解放軍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取得了戰略決戰的勝利。    
    三大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的人民戰爭思想的勝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真正的力量屬於人民。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觀點。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又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革命戰爭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儘管革命的武裝力量開始的時候比較弱小,但是,最後終究要取得勝利。在三大戰役中,廣大人民支援戰爭的宏偉場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戰略決戰的勝利,再一次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    
    (葉劍英)


第四部分第101節 楊成武回憶進軍綏遠(1)

    在隆重紀念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誕辰九十週年的日子裡,我懷著十分敬仰的心情,回想起毛主席指示我們進軍綏遠的情景。    
    那是1948年秋,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的重要時刻,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把聶榮臻同志和我召到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當面授予進軍綏遠的任務。這次接見和談話,使我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年,但毛主席當時的音容笑貌,及他那戰略家的風度,運籌帷幄、用兵如神的雄才大略,他那光輝的軍事思想,都深印在我的腦海裡,至今記憶猶新。    
    1948年7月下旬,我們華北軍區所屬的晉察冀野戰軍的一部,正在保定以北地區順利進行保北戰役,取得了殲敵一個旅,佔領定興、高碑店、北河店一線的勝利。7月31日,接到中央軍委和華北軍區的電報,要部隊立即收兵到易縣、淶源、狼牙山地區進行集訓,準備接受新的作戰任務;並要我馬上趕到軍區,隨同聶榮臻司令員去中央接受任務。趕到軍區所在地平山縣煙堡村後,聶司令員告訴我,現在我軍準備在東北同敵人進行決戰,中央軍委要求我們將華北的敵人拉住,積極配合東北作戰。他說:「毛主席找咱們一起去談。」    
    聽了聶司令員的話,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從1946年7月,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以來,人民解放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和正確指揮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兩年來,打退了蔣介石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消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不僅保存了解放區的基本區域,並使自己轉入了反攻。到了1947年底,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現在,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中央軍委決定首先在東北同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將東北敵人全殲在東北境內,迅速解放全東北。這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形勢啊!    
    8月3日上午,我隨聶司令員騎馬沿滹沱河北上,來到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周副主席首先接見了我們。他說:「下午三點,毛主席和書記處的同志跟你們一塊談。」    
    聶司令員帶著我準時來到毛主席的住處。這個住處是一間房子外加接出去的一個棚屋。那棚屋幾乎跟瓜棚一樣簡陋,兩側各樹起三根立柱,架著橫樑,上覆葦席。左邊的立柱砌在牆裡,靠右的立柱還暴露在牆外。    
    我們走進棚屋,只見正中放著一張高腳舊八仙桌,四面擺著四條長凳。毛主席坐在靠裡面的一邊,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總司令,右首是劉少奇同志和任弼時同志。主席招呼我們在他的對面坐下,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茶水。接著,他便拿起一份電報,說:「你們先看看。」    
    聶司令員看完後遞給我。這是1948年7月22日中央軍委發給東北野戰軍領導人的關於東北戰場作戰要求和注意事宜的電報。主席帶著徵詢的口氣問我們:有沒有意見?同意不同意?我們表示完全同意。接著,主席又遞給我們另一份電報。這是三天前中央軍委對東北野戰軍作戰計劃的復電,明確指出,東北戰場首先「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范漢傑集團」。    
    等到我們看完電報,毛主席就站起來,伸出兩個指頭,操著濃重有力的湖南口音說:晉察冀野戰軍六個縱隊,現在改組為華北野戰軍二、三兩個兵團。以第三縱隊、第四縱隊和二縱隊的一個旅,組成第二兵團,並統一指揮冀熱察的地方部隊,由楊得志同志任司令員,羅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員,耿飆同志任參謀長。以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的兩個旅、第六縱隊組成第三兵團,並統一指揮晉綏的第八縱隊、內蒙古的兩個騎兵師以及晉西地區的地方部隊,由楊成武同志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天煥同志任副政治委員。毛主席點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接著說:你們第三兵團準備進軍綏遠,抄傅作義的老窩,開闢新的戰場,配合東北的作戰。綏遠為傅作義所必救。你們把傅部的主力拉住在平綏線,調動他向歸綏轉移,使華北的敵人不出關,少出關。與此同時,第二兵團則出擊冀東,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線配合東北作戰;另一部在北平、張家口線行動,配合你們三兵團在綏遠作戰。徐向前、周士第同志的一兵團仍在山西作戰,對付閻錫山。這樣,就可以保證東北我軍作戰的勝利。主席說到這裡,看了看我們,問道:你們在二十天內完成一切準備,怎麼樣?有沒有困難?有什麼要求?    
    我脫口回答:「沒有困難,保證完成中央給的任務。」    
    毛主席笑了笑,說:「不對,出兵綏遠,困難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指出:綏遠是傅作義的老窩,他在那裡經營了二十來年。國民黨搞了很多欺騙宣傳,那裡的群眾對共產黨、對解放軍還不太瞭解,特別是那裡的糧食相當緊張,徵糧不是一般的困難,供給到前線也很不容易。傅作義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他搞堅壁清野。過去,晉察冀野戰軍一部分部隊兩次出擊綏東,都沒有站住腳,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飯。主席還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這不是當年在毛兒蓋過草地,那個時候你帶一個團,不過兩千人。現在是個兵團,四個縱隊,還有騎兵部隊,那麼些地方武裝,上萬的民工,十多萬人,都要吃飯呀,能說什麼困難也沒有?」    
    戰略上藐視困難,戰術上重視困難,是毛澤東同志一貫的思想。現在,他把困難擺得那麼具體,問題點得那麼透徹,我們很受教育,很受感動。全國有多少個戰役需要他去運籌,對各個戰場上的每一著棋,他都考慮得非常周到。要完成出兵綏遠的任務,確實像主席說的那樣困難不少。主席為使我們對困難有足夠的重視,又對我們講,傅作義一輩子只經營了兩個兵團,這是他的全部老本。你要消滅它,他一定要和你拚。毛主席講到這裡,鄭重地對我說:「成武啊,你們到綏遠要站住腳,就得準備餓三天肚子,吃兩天草啊。」    
    少奇同志接過毛主席的話說:「要準備餓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第四部分第102節 楊成武回憶進軍綏遠(2)

    毛主席歷來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為了保證出兵綏遠取得勝利,他不僅反覆給我們講清楚了困難的因素,又詳細地教給我們戰勝困難的辦法。毛主席要求我們:一、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把困難想夠,想透,最大的困難充其量有多大,統統擺出來,同全體指戰員一條一條地講清楚,讓大家出主意,想辦法。有了充分的精神準備, 遇到困難就嚇不倒。你們回去後開一個團以上的幹部會,請聶榮臻同志去講一次話,困難可以講十條,甚至十二條,有利條件最多講五條。要明確告訴指戰員,怕困難的可以不去。如果到了傅作義地區又跑回來,就不好了,那就有生命危險,而且洩露秘密。二、要做好物質準備。武器彈藥該補充的、能補充的趕緊補充。綏遠那個地方只要有銀元,就能搞到糧食。要薄一波同志給你們十萬現洋。    
    聽到有這麼一大筆現洋,我犯難了,忙說:「十萬現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麼帶得動啊!」    
    朱總司令笑了起來,說:「你們可以用紅軍時期那個辦法嘛,連長背50塊,排長背50塊,分給大家背,沒有吃的就用現洋換。搞不到小米,可以買土豆。」    
    這時,周副主席也插話說,解決糧食困難,除了靠現洋,另一個辦法是,晉西北、晉察冀組織支前部隊支援你們,組織地方工作團到綏遠發動群眾,還可以帶一批支前民工、擔架隊。    
    接著,毛主席又給我們提出了另外三條要求。他說:第一,要首戰必勝。第一仗必須打好,你們可以用兩個縱隊,以六比一的兵力,首先殲滅集寧那個師,佔領集寧城。然後,各個縱隊以歸綏為目標,由東向西進軍,佔領包頭以及附近其他城鎮。打好集寧、包頭這兩仗至關重要。第二,必須嚴格執行俘虜政策。國民黨蒙騙他的部隊,說和共產黨、八路軍作戰,當了俘虜就被殺掉,一個不留。所以,揭穿他們的欺騙性很重要。你們俘虜了他們的人包括他們的軍官,一律優待,願去者贈送盤費,願留者歡迎參加解放軍。讓俘虜幫我們做瓦解敵軍的工作。第三,放手發動群眾,把群眾工作做好。要宣傳我軍的政策,我軍的主張,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執行工商業政策,幫助群眾治病、挑水、掃院子,讓群眾知道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來幫助他們解放的。佔領了一個地方,就要放手發動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支援部隊作戰。    
    毛主席講完這三條要求後,看了看表,說:你們今天不要走了,就住在這裡。你們想一想,看還有什麼問題要解決,可以和恩來同志再談一談。他稍停之後,又叮囑我們:再說一遍,你們進軍綏遠,端傅作義的老窩,把關內的敵人拉住,不僅要在軍事上打勝仗,佔領綏遠後,還要在工作團的配合下,把綏遠變成解放區。    
    小小的棚屋,氣氛莊重而又活躍。在毛主席給聶司令員和我作指示的時候,周副主席、少奇同志、朱總司令、任弼時同志都有重要插話。連戰士御寒的棉衣,行軍走路的鞋子,行進中的隱蔽,部隊宿營和爭取戰役的突然性等具體問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指示,使我們對完成進軍綏遠的任務充滿了信心。    
    這天晚上,我們就在西柏坡住下了。聶司令員和我共住一間房子。我們兩人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作的指示回憶了一遍,並逐一作了研究。我們深深感到,毛主席這許多重要的指示,都是他制定的十大軍事原則的具體運用和生動體現,我們必須嚴格遵循。這天晚上,聶司令員對我也作了許多具體指點。我想到這次任務重大,司令員和政委的職務最好由兩人分擔。我考慮李井泉同志是晉西北的書記,有很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政治工作經驗和地方工作經驗。地方工作團和繁重的支前工作也都得靠他。於是,我向聶司令員提議由李井泉同志來當政委,他表示同意。    
    西柏坡的夜,一片靜謐。偶爾傳來幾聲「王剛哥」鳥的啼叫,間或響一陣哨兵換崗的腳步聲。這時,部隊和老鄉們都已酣然入夢,但毛主席那間平房還閃著燈光。深夜,中央軍委向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二兵團領導人發出了通報:「本日楊成武來中央面商向綏遠行動問題。楊部(八個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準備,擬待你們在錦榆線作戰業已開始,楊得志、羅瑞卿兵團任務確定(或者包圍承德,或者包圍唐山)並開始行動,吸引傅作義主力向北或向東之時,即由淶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主力到達歸綏附近,攻擊歸綏,一部襲取集寧、興和,以配合你們之作戰。」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們又到了周副主席那裡。聶司令員向周副主席匯報了頭天晚上我們研究的貫徹意見,並說:成武建議,請李井泉同志擔任兵團政治委員,我認為很好。    
    周副主席欣然同意。於是,他帶著我們又到了主席辦公的那間棚屋。周副主席、聶司令員向主席作了匯報,並向主席談了要李井泉同志任政治委員的理由。主席當即表示贊同:「就這麼辦。馬上下命令,要李井泉同志在朔縣等三兵團部隊。」    
    臨走時,毛主席又加撥給我們一批布匹,以備餓肚子的時候換糧食吃。


第四部分第103節 楊成武回憶進軍綏遠(3)

    8月5日,我們回到了華北軍區。聶司令員叫我向軍區領導匯報了到中央接受任務的情況。聶司令員、薄一波政委、滕代遠副司令員等軍區領導同志又給我作了具體指示。第二天,我帶著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重托和軍區首長的期望,回到兵團司令部所在地狼牙山東麓的易縣遠台村,立即著手進行各項具體準備工作。4天以後,聶榮臻司令員親自來到遠台,我們召開了全兵團團以上幹部大會,請聶司令員在會上作了報告。聶司令員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詳細地給大家講了國內外形勢,講了毛主席親自決定的這一戰役行動對東北我軍作戰的重要意義,講了作戰部署,提出了對部隊的要求。聶司令員的報告,極大地鼓舞了到會同志的鬥志,大家都異常興奮,情緒激昂。回去以後,各縱隊都開了誓師大會,進行了思想動員。隨之,進軍綏遠的戰鬥準備和戰前練兵,就緊張而有秩序地在各部隊全面地展開。    
    秋季,狼牙山區紅葉爛漫,層層梯田上,高粱谷子熟了,一派豐收景象。8月21日,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三兵團各部隊從易縣、淶源地區分路出發向雁北開進。經過一周的行軍,到了朔縣地區,與李井泉政委帶領的工作團和晉綏八縱隊的姚等領導同志會合了。南北兩路行軍隊伍,也都按期趕到,在預定的朔縣、山陰、代縣地區集結。兵團前委在朔縣米西馬莊召開了有晉綏黨政領導幹部參加的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了作戰計劃。    
    9月4日,部隊繼續向綏遠進發。各縱隊分別向集寧、歸綏展開。為了隱蔽行動,部隊晝宿夜行。雖是中秋時節,塞外已是北風呼呼,寒氣襲人。指戰員們負重七八十斤,長途行軍跋涉,不少同志腳上打起了泡,肩上磨出了血。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鼓舞著同志們戰勝各種困難,勇往直前。綏遠地區村落稀少,宿營困難,為了不驚動群眾,部隊多在屋簷下、門洞內、矮牆邊、草堆裡甚至街頭過夜。連隊還利用行軍間隙幫助群眾收割莊稼,打掃院子,挑水推磨,宣傳我黨政策,使沿途群眾打消了疑懼。共產黨的好政策和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像春風一樣吹拂著寒冷的塞北大地,溫暖了廣大群眾的心。    
    在進軍中,各部隊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想了很多辦法解決糧食困難。毛主席批給我們的銀元、布匹,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部隊都是用它換取小米、土豆和一些蔬菜、牛羊肉。一路上,李井泉同志帶領的工作團廣泛地發動和組織群眾,踴躍支前,本著買賣公平的原則,做到有糧給糧,有肉給肉,保證了部隊基本上能吃飽。    
    按照毛主席首戰必勝的指示,我們認真地研究了毛澤東同志「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用一、八兩個縱隊包圍了集寧城。集寧,是綏東重鎮,是連接張家口、大同的要地,城圍八里,城高二丈五,寬一丈餘,外有六尺寬的護城河。城東南有老虎山,城西是臥龍山。敵人在這兩個制高點構築有鋼筋水泥工事。面對堅城,我軍將士勇猛頑強,機動靈活,不到一天就攻下了集寧,殲敵一個旅,俘虜敵旅長,傳出了進軍綏遠的第一個捷報。與攻打集寧的同時,我軍以破竹之勢,用四天時間解放了綏南、綏東的廣大地區,又殲敵六千五百餘人,控制了從豐鎮以北到歸綏以東的平綏鐵路全段。就在這時,我二縱隊攻佔了包頭城,並向西追擊逃敵二百餘里,殲敵大部。我騎兵部隊沿大青山向綏北發動了進攻,接著解放了綏西和綏北的廣大地區。這時候,天空下起鵝毛大雪,夜間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同志們的眉毛都結上了冰霜,戴著口罩呵出的氣很快變為「冰須」。部隊忍饑耐寒,頑強拚搏,橫掃塞外,乘勝包圍了孤城歸綏,直逼傅作義的老窩。    
    三兵團的這一行動,使傅作義大為震恐。他看到後院起火,便慌慌忙忙地把他駐紮北平、張家口的嫡系部隊步、騎兵約十個師旅星夜西援。情報傳來,我們便留下一個縱隊和地方部隊監視歸綏,控制包頭。主力立即揮師東進,集結在豐鎮、集寧、涼城地區,準備打擊西援歸綏之敵。與此同時,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向北平、承德、張家口地區進逼,策應三兵團的作戰。這時,傅作義又不得不命令援綏的十師之眾,掉頭東返,疲於應付。這樣,中央軍委、毛主席關於拉住傅部主力不使其出關的戰略意圖終於實現了,保證了東北我軍取得遼沈戰役的偉大勝利,並為隨後取得平津戰役的偉大勝利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深深感到,進軍綏遠作戰的勝利,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正確指揮的結果,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它又一次證明,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指導革命戰爭、克敵制勝的法寶。現在,現代軍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新的形勢為我軍廣大指戰員提出了新的課題。但是,無論兵器和作戰樣式有什麼變化,毛澤東軍事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我們一定要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結合新的歷史條件,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把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的這筆豐富遺產用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中去。這是我們對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的紀念。    
    註:綏遠——舊省名,1954年撤銷,併入內蒙古自治區。歸綏即今呼和浩特市。    
    (楊成武:《毛主席指示我們進軍綏遠》)


第四部分第104節 閻長林回憶西柏坡(1)

    1948年8月的西柏坡,正當酷暑季節。特別是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這段時間,毒花花的陽光,火焰一般炙烤著山坡、田野和房屋。    
    毛主席住的是一間平房,又矮又小,又沒有通風的窗子,靠近房周圍的樹都很小,不能遮擋陽光。所以屋裡不但溫度很高,還很憋悶,簡直像個小蒸籠。這對主席的休息非常不利。因為他的習慣是夜間工作,白天休息,中午正是他睡覺的時候。過去在延安和在陝北轉戰途中,住的都是窯洞,而且多在山溝裡,夏天也很涼快。現在在這樣的房內,這樣的中午,哪裡睡得成覺?我們看到主席一躺下就渾身汗水淋淋,像剛從水裡出來一樣,常常睡不了多大一會就熱醒了。    
    頭幾天,主席熱醒後,用涼水擦擦汗,就看文件或讀書報。每當這時,我們就趕快送上一把扇子,換一盆涼水。但他一忙起來就什麼都忘了,根本顧不上扇子。有時實在熱得不行了,就用涼水洗一洗,或者在屋子裡走一走。幾天下來,他就明顯露出疲倦的神色了。我們心裡都很著急和不安。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為此,大家想了很多辦法。首先保證他吃好。高師傅很有辦法:在大米裡加上少量小米,使做出的飯軟而有香味;買來滹沱河的魚和主席最愛吃的青辣椒,做幾樣湖南風味的菜;有時也做一碗扣肉讓他改善生活。他喜歡吃,但醫生不讓,只能少吃幾塊。主席白天睡覺,我們就保證環境安靜,不讓有一點聲響驚動他。可是這都解決不了消暑的問題。我們找了幾處有樹林子的地方,想讓主席中午最熱的時候到那裡去休息一會,不過沒有敢對他說,怕他不同意。    
    這天中午,主席又從熟睡中熱醒。他煩躁地在屋裡走了幾步,問:「這附近有沒有清涼一點的地方呀?」我們立即回答說:「有。後溝禮堂旁邊有片樹林子,順河往東十多里地方的蘇家莊和郭蘇鎮都有樹林子。」    
    主席聽了,略為沉思一會,用徵詢的口氣說:「那咱們現在就到那裡去休息休息,好嗎?」我們當然沒有二話。主席就把桌子上的文件、資料和幾本書裝進一個帆布包裡,我們搬了一個可以半躺的帆布靠椅,拿了個熱水瓶,就和主席一起乘車到達蘇家莊的樹林裡。    
    這裡離西柏坡有十多里地,離村子也有一段距離,不遠的地方還有個大水塘,很涼爽。主席很高興,連聲說:「好!好!這地方很好嘛,以後再熱得沒辦法了,咱們就到這裡來。」說著就仰靠到躺椅上,閉起眼睛。    
    看到這情景,我們很欣慰。前一段他實在太忙,連續開了幾個會,最近開會少了些,說明各個戰場上的形勢都很好,主席可以放心地歇息一下了。可是再看主席,他已經坐了起來,從包裡取出文件看了起來。這些文件中有各個戰場的情況,許多統計數字,還有過去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文件。他一邊看,一邊用筆劃著,有時站起來輕輕走動,有時又坐下來匆匆寫著什麼,有時又放下筆靜靜思考,顯然是在想著重大問題。我們給他倒上一杯水,勸他休息一會,他只是點點頭,連眼睛也不抬。這哪裡是來休息呵!    
    下午四點多鐘,天氣已不那麼熱了,我們怕主席在樹林子裡待久了會著涼感冒,就請他回去。他還有點戀戀不捨,又停了一會才起身上車,臨走時還說:「這個地方很好,明天如果還熱,我們再來。」連著幾天,主席都外出到幾個涼爽的樹林子裡去辦公,還叫我們把飯帶上,在外邊吃。    
    一天上午,主席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們又做了準備,等主席起了床就出發。可是主席起床後就告訴開飯,說是今天不出去了。接著就是沒日沒夜地在屋裡看文件,緊張地寫著什麼。許多首長也從外地趕來了,說是要開會。我恍然大悟,原來前幾天他不是休息,而是要找一個涼快的地方為會議作準備呀!    
    記得會議是9月8日開始,到13日結束的,地點就在機關的小飯堂內。開會時是會場,吃飯時是飯堂。外邊來開會的首長,好幾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晚上就圍在會場的燈下看材料、寫材料。條件雖然艱苦,但比起半年多前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開會時,已經好得多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一次什麼會議,只聽到毛主席講了話,其他首長討論得很熱烈。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次政治局會議,檢查了前一段的工作,規定了今後時期的任務,非常重要。現在,每當我讀著《毛澤東選集》上那篇《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的文章時,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毛主席在酷熱中為這次會議做準備時的情景。    
    9月會議以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更忙了。以前,毛主席也經常召開書記處會議,雖然有時也開長會,甚至連續開,但次數畢竟不太多。這時就多了,幾乎天天都開。    
    每天晚上八點左右,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時同志,都準時來到毛主席的辦公室,有時作戰部、宣傳部有關的同志也來參加。而且這些會還有個特點:都是通宵達旦。夜裡是毛主席的工作時間,周副主席為了工作方便,從陝北轉戰時起,也改為夜間辦公。不過他兼著軍委總參謀長,儘管夜裡不睡覺,白天還得開會佈置工作,還有外交、僑務、統戰、新聞宣傳等事情要他處理。好像有著用不完的精力。少奇同志那時五十歲,精力旺盛。朱總司令則因為年過花甲,平時又有早睡早起的習慣,對夜間開會不適應。由於開的都是關於打仗的會,他就堅持參加。有的首長勸他回去休息,他就說:「這麼高興的事,我回去也睡不著。」話是這麼說,連續開會畢竟太疲勞,有時開著開著他就睡著了,其他首長也不驚動他,等到要決定問題才叫醒他。他抱歉地說:「哎呀,我睡著了!」周副主席關心地說:「沒關係,你休息一會,就能堅持到底了。」毛主席也說:「咱們這一段會議多,總司令在開會時尋機睡一會,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又指了指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說:「我們三人打疲勞戰慣了,在陝北打了一年多,打敗了蔣介石妄想消滅我們的野心。現在咱們再一起打一段疲勞戰,徹底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不然,事情這麼多,又這麼重要,少數人作不了主呀!」    
    我們在首長身邊工作,平常都能聽到看到一些事情,有時秘書同志也給我們說一點。知道的事情不能到外邊去亂說,但逢到開會,其他首長的警衛員們也來,我們遇到一起,就互相交談起來。過去,只是談些一般情況,這些日子都成了「軍事家」,盡談論打仗的事:我軍又解放了哪個城市啦,又消滅了多少敵人啦,越談胃口越大,漸漸地對解放個一般的城市已經不過癮了。這時前方發來的捷報又特別多,更給我們的談話增加了內容。開始,一個重要的話題是遼沈戰役,先是聽說解放了錦州,接著說長春的敵人起義了,又說蔣介石親自飛到瀋陽。我們都說:「這次再捉住,可不能像西安事變時那麼便宜他了。」好消息不斷傳來,我們非常激動,開會的首長們也抑制不住興奮。有時我們進去送開水,給地爐子加煤,可以看到首長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他們的情緒,又進一步地感染了我們。


第四部分第105節 閻長林回憶西柏坡(2)

    遼沈戰役勝利結束的那天晚上,首長們照常在主席的辦公室裡開會。大家想,今晚首長們一定要慶賀一下,說不定還要喝點酒呢,今夜的夜餐要做得特別好。於是,高師傅來了,周師傅來了,做湖南風味菜的趙師傅也來了。這三人都是經過長征的老同志,在延安時都給主席做過飯,今晚都想來露一手。他們做了飯,做了菜。有干有稀,有葷有素,有熱菜,也有下酒的涼菜,品種眾多,花樣好看,數量也適當。飯菜都做好了,可首長們還不說吃,幾次去催問,都是周副主席說:「再等一會。」事後才知道,他們乘著遼沈戰役的勝利,又在部署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了。    
    這次夜餐準備得最早最豐盛,吃得卻比往日晚,直到夜很深了才開飯。工作人員和廚師把做好的飯菜一齊端了上去。以往,飯菜稍為好一點,首長們總說做得太好了,再三追問有沒有超過標準。這次,我們開始也擔心會挨批評,可是端上來後,他們什麼也沒說,立即吃了起來,胃口也特別好。他們邊吃邊說,談笑風生,沉浸在歡樂之中。看到自己運籌的戰役勝利進行,革命事業迅猛發展,怎能不高興呢!    
    不久,又傳來了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殲敵五十五萬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緊接著,平津戰役也打響了,張家口、新保安的敵人被殲滅,天津也獲得解放,傅作義將軍宣佈起義。至此,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共消滅敵人一百五十四萬多,國民黨軍隊基本上土崩瓦解。後來周副主席說:「毛主席在一個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戰役!」這是千真萬確的。    
    北平和平解放後的一天,傅作義將軍來到了西柏坡。我們知道,傅將軍不聽蔣介石的指揮,以人民利益為重,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使北平古城避免了一場戰火的災難,是為人民做了好事的。所以周副主席專程到石家莊機場去迎接他,並陪同來到西柏坡。下午,毛主席、朱總司令就乘中型吉普車前往後溝去會見傅將軍。當時是2月,天氣還很冷,毛主席穿著皮大衣,戴著皮帽子。車到後溝時,周副主席已陪傅作義將軍等在門口。傅將軍著裝整齊,身體健壯,滿面紅光。還沒等毛主席脫下大衣,他就急步向前,雙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說:「主席,我有罪!」毛主席高興地說:「謝謝你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掉你的。」隨後,他們一起走進會客室,進行了長時間親切友好的談話。最後傅將軍送毛主席、朱總司令出來時還表示,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工作做好,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對人民和國家有益的事情,以彌補過去的過錯。    
    1949年10月1日凌晨六點,東方天邊已露出桔紅色的曙光,主席才緩緩走出他的辦公室,來到院裡,點起一支煙,邊抽邊輕輕踱起步來,神色顯得有些疲倦。    
    他太累了!這些天連續開會,非常緊張。昨天晚上沒有召開會議,主席本來要早休息,以便次日有充沛的精力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但他仍然沒休息成,在辦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幾次去提醒他,他只答應,卻不離開桌子。周副主席也幾次來電話,催促主席早點休息,要保證上天安門的時間,他才停止工作,興奮地站起身來。    
    是呵,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幾十年來,我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英勇奮鬥,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記得1947年3月18日晚上離開延安時,主席語氣肯定地說:「延安還是我們的,全中國都是我們的!」時間才過去兩年多一點,這個偉大的預言就實現了,誰能不興奮呢?主席大概也是這樣吧。    
    平時,主席是下午三點起床,今天要參加開國大典,大典前還要開一個會,所以要在下午一點起床。時針指到了一點,我們心裡很矛盾。想讓他多睡一會,又不得不把他叫醒。我輕輕喊了一聲:「主席,到一點了。」他聽到喊聲,一下折起身子,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說:「這麼快呀!」說著下了床,很快刷牙洗臉,吃了飯,穿上那件綠呢軍裝。在此之前,我們勸主席做一套新衣服,他沒有同意,說:「這一套不是很好嘛,就穿它吧,不要再做了。」現在他將要穿著這套軍裝去參加開國大典了。    
    下午兩點五十分,毛主席走出大門,其他中央首長: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弼時同志等已等在豐澤園門前了。主席見了這些戰友,立即上前一一握手。周副主席問:「主席今天睡好了嗎?」主席搖搖頭,風趣地說:「我們打了這麼多年疲勞戰,打出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是建國第一天,又是一個疲勞戰。我一直沒怎麼睡,吃了藥也睡不著。上天安門又要站幾個小時,咱們的一生就是打疲勞戰吧。」其他首長都笑起來,主席自己也笑了。    
    毛主席和首長們登上天安門城樓時,正是下午三點整,五十四門禮炮齊鳴了二十八響,在莊嚴嘹亮的國歌聲中,毛主席輕輕按動電鈕,巨大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廣場上冉冉升起。在這萬眾歡騰的時刻,毛主席用渾厚洪亮的聲音宣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這高昂的聲音,透露出主席的興奮心情。幾十萬人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顯示著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的巨大力量。    
    隨後是檢閱。毛主席目光炯炯,偉岸地站在城樓上。最先走過的是陸、海、空軍,接著是群眾隊伍,文藝大軍,體育大軍。時間太長了,我們擔心主席太累,就請他進了休息室。他還沒有來得及喝水,就和在那裡的程潛先生說起話來。主席剛點起一支煙,周副主席就匆匆走進來,對主席說:「你預料得對,要在天安門上站幾個小時。」原來群眾隊伍到天安門前,見不到毛主席不願往前走。毛主席對程潛先生抱歉地笑笑,放下剛抽了幾口的煙,又回到了城樓上,對遊行的群眾招手致意,直到大典結束。    
    這天夜裡,主席辦公室的燈又亮到很晚很晚,他又在為新中國的建設絞盡腦汁了!    
    (閻長林)


第四部分第106節 薄一波回憶建國初期(1)

    接管平、津工作告一段落後,中央確定我為中共代表之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隨後,我又以華北解放區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使我有機會參與了共和國的籌建工作,並對建國前後的若干重大決策有所瞭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里程碑,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我們黨關於建國的主張,主要通過建國綱領中若干重大決策體現出來。因此,我對新中國建立的回顧,著重於若干決策的形成。    
    1949年3月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為解放南半個中國和勾畫新中國建設藍圖的極其重要的會議。當時,我奉命留守北平,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前後展開的重大工作都是親身經歷過的。我想圍繞著農業國變工業國這一建設新中國的重要藍圖,談談自己瞭解的情況。    
    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黨中央就為創建新中國作準備了。1948年9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在會上講話時指出:「新民主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這樣,並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和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當然,這兩個矛盾要區別對待:一個是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一個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作者注)「我們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至於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劉少奇同志在會上就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構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等重大問題發了言。毛主席贊同少奇同志的意見,並囑托他對新中國經濟成分的分析作進一步的思考,草擬文件提請二中全會討論。    
    恰在這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常委張聞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東北解放較早,許多工作先走了一步,這就使聞天同志有可能和有條件對那裡的實踐進行調查研究,對經濟成分作出系統和科學的分析。這份提綱,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產物,受到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視。9月間,毛主席在修改這個提綱時,強調了以下五點:(1)實行國民經濟組織性與計劃性必須嚴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內,國營經濟首先要適應這種組織性與計劃性;(2)除開國家總的計劃外,必須特別重視地方性的國民經濟計劃;(3)使合作社成為普遍的社會制度,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艱苦工作,才能一處一處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路線時,又必須嚴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5)由於有了多種經濟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商人資本主義這一切情形,這使我們必須有無產階級明確而周密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整套的經濟組織去指導國民經濟建設,絕不容許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亂。隨後,少奇同志對提綱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後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頁上,『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來。」修改後的提綱,曾印發給東北局、華北局和部分領導同志徵求意見。    
    我認為,黨中央和毛主席、少奇、聞天同志對經濟建設方針的探索和對提綱的修改過程,是一次理論聯繫實際的調查研究。如果沒有這種調查研究,就不可能產生認識上的飛躍,也就寫不出七屆二中全會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調查研究,猶如毛主席講的「十月懷胎」。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應該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況上,這樣做出的決策才有科學依據。「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才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情況不明,決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處理複雜的經濟問題尤其如此。所以,準備會議、準備文件,都應把功夫用在調研上,這是很值得記取的一條重要經驗。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對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做了具體安排。毛主席在會上的講話中,論述了經濟建設方針。指出:「今後對經濟構成是應有一個通盤的認識。國營經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合作經濟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並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那個東西基本上(是)對的,但要注意兩條戰線鬥爭。一方面不要以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不是向社會主義發展,而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展,那是極端錯誤的。……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必須謹慎,不要急於社會主義化。」毛主席的這些思索,構成了七屆二中全會的重要內容。    
    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的報告,可以說是集全黨智慧之大成。報告的內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設新中國的綱領性文獻。這裡,我不可能一一介紹,只想談一點自己的體會。    
    毛主席在報告中提出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構想,是建立在對國情分析的堅實基礎之上的。這至少包括兩方面:    
    第一,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與之相適應的轉移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決策。毛主席說:「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適應這種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從方針上講,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繫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二是「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26—1427頁)。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在城市工作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頁)    
    第二,對基本國情的分析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毛主席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毛主席闡明了一系列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精闢地分析了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和黨在革命勝利後所應採取的方針,既反「左」,又反右,處處閃爍著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法的光輝,為如何由農業國變工業國繪製了一幅清晰的藍圖。它的基本點是:    
    1.革命勝利後,我們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性質的,五種經濟成分並存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由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起決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2.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經濟綱領,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共同發展。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勝利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3.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們對民族資本的總方針。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對內節制資本,對外統制貿易,是新中國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4.必須謹慎地、逐步地、積極地引導占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5.實現由農業國變工業國的時間,毛主席曾多次估計大約需要15年到20年,即三個五年計劃或更多一些時間。    
    毛主席的報告,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是衷心擁護的,認識是一致的。但是,後來在發展農村互助合作等問題上,卻產生了一些認識上的分歧。究竟原因在哪?經過多年的思考,我覺得起碼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從根本思想上說,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標誌著黨和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因為新民主主義中有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因素,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建國後,我們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創造條件向社會主義過渡。後來黨內認識上有些分歧,跟對毛主席這一戰略思想的理解不深有關。另一方面,由於勝利的提前到來,部分農民在得到土地後,為了解決發展生產中的困難,已不滿足於變工隊、互助組的方式,而開始要求組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毛主席積極支持了農民中的集體生產積極性,這是正確的,但現在看來他當時對農民中的個體生產的積極性的確有所忽視,後來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步驟也搞得有些急了。這些,都是革命實踐中難於避免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個「先哲」擬定的方案進行的,只能通過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黨的領袖人物,在革命的轉折關頭能指明歷史發展的趨勢,就很了不起了。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時,要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我們講不足,不是說三道四,而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使我們變得更聰明些,把今天要辦的事情辦得更好。


第四部分第107節 薄一波回憶建國初期(2)

    我們黨在1948年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口號中,提出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倡議。1949年9月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商討組建新中國的人民政權。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裡,我想記述三個問題。    
    1.毛主席對新中國國體和政體的構思。    
    黨中央和毛主席在繪製新中國建設藍圖的同時,就開始考慮和醞釀如何組建新中國的人民政權了。在1948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明確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在中國採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這就把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和構成形式即國體和政體揭示出來了。為什麼要採用這樣的國體和政體?1949年1月底2月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時,毛主席曾告訴他:這是由中國的經濟條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們的經濟還很落後,還需要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還需要利用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的積極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作者注)、政治條件(國民黨完全喪失威信,共產黨領導軍隊,取得領導權)、革命條件(廣大群眾由下至上的徹底革命)、群眾條件(議會制度在中國徹底喪失威信,從袁世凱、曹錕直到蔣介石的國大均失敗了),以及採用這種形式最利於與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黨領導權,又能聯合一切民主力量)諸因素所決定的。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點明,他和恩來同志參加政府,他任總主席,恩來同志任內閣總理。這就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6月30日,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著名論文中,又從歷史、現實和理論結合的高度上對此作了精闢論述,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1480頁)毛主席的這些思想,為《共同綱領》的制定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共同綱領》的通過,又成為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大憲章。人們把「四項基本原則」稱作立國之本。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兩條原則,40年前就載入了《共同綱領》。這說明,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後,黨和人民選擇的通過人民共和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2.《共同綱領》中何以未寫社會主義?    
    多年來,一些黨史工作者對《共同綱領》未寫社會主義而提出過各種不同的理解。據我所知,其所以不寫,既不是一時疏忽,也不完全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如有人說是為了麻痺資產階級等),而是從當時的實際出發,經過中央慎重考慮作出的決策。也就是說,我們黨在立國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是真心實意的。這從中央領導同志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    
    1949年8月26日,毛主席在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指出:綱領中只說現階段的任務,如果再說得遠一點就變得空洞了。就是說,綱領是帶有時間性、有變動的。它是行動綱領,是為著規範當時的行動而規定的;它不同於《宣言》,不是描繪新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圖畫。    
    9月21日,少奇同志代表我們黨在政協開幕式上致詞時指出,《共同綱領》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國綱領」。它包括了共產黨的全部最低綱領。「共產黨的當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實現自己的最低綱領。」(《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34頁)    
    9月22日,恩來同志作《共同綱領(草案)》說明時指出:總綱之所以沒有明確地把新民主主義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發展前途寫出來,是因為考慮到:「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並願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鬥。」「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裡面,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68頁)稍後,他還講過,不寫入社會主義的前途,是因為今天的條件還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資本主義還有它的歷史任務,過早提出來會亂了資產階級的陣腳。1952年6月,他又進一步指出,當時不定入,是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避免發生「左」傾錯誤。    
    我記得,沒有寫入《共同綱領》的,還有「不勞動者不得食」。因為這個原則是表明人人都應有工作,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當時還做不到。    
    3.確定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    
    1949年初,黨中央和毛主席考慮聯合政府的組成時,曾設想過在聯合政府中,中共與進步分子合為2/3,中間與右翼占1/3。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從穩步地實現民族的昌盛和國家的富強的戰略高度,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頁)在進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來同志: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裡安排職務。我們黨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請看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黨外人士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委員56人中,黨外人士27人(何香凝、賽福鼎、陳嘉庚、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東蓀、龍雲)。再看政務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總理中,黨外人士2人(郭沫若、黃炎培);15名政務委員中,黨外人士9人(譚平山、章伯鈞、馬敘倫、陳劭先、王崑崙、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在政務院所轄34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兩個正職),具體任職如下:    
    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    
    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譚平山    
    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    
    郵電部部長朱學范    
    交通部部長章伯鈞    
    農業部部長李書城    
    林墾部部長梁希    
    水利部部長傅作義    
    文化部部長沈雁冰    
    教育部部長馬敘倫    
    衛生部部長李德全    
    司法部部長史良    
    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    
    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    
    (上述民主人士中,後來個別同志恢復了共產黨黨籍,有少數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者注)    
    作出這樣的安排,充分地顯示了我們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勵精圖治,不謀黨派和個人私利的坦蕩胸懷,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衷心擁護和高度讚揚,極大地調動了他們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


第四部分第108節 薄一波回憶建國初期(3)

    記得在開國大典之後不久,我曾根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針對著一些同志認為對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安排高位是否右傾的想法,幾次在華北局幹部會上指出:毛主席常說,我們不能再長征了,我們要千秋萬代長坐北京,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們(如傅作義、程潛)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排。我還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裡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前幾天不是就從香港飛來12架飛機嗎?這是對革命有利的。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要反對「麻煩說」、「搗亂說」、「吃飯說」,要反對關門主義。1949年11月13日,針對交通部黨組個別領導成員在與黨外人士合作中出現的問題,我曾以中財委分黨組的名義作過批示:(1)要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這不是句空話,共產黨員應保證這句話不折不扣地實現。不論上級、同級、下級都應盡到自己職份內的責任,不能因為黨內已有決定而不去就商黨外人士。該商量的必須商量,該請示的必須請示,該經過的必須經過。在工作中遇到黨外人士有不同意見時,不應做硬性決定,除檢查自己意見有無不妥外,還應耐心說服黨外人士始能作決定。(2)一切重要決定,須請應該參加的黨外人士(如部長、副部長等)共同討論。這決不只是形式問題,而是應該取得他們的實際同意,使他們真正有參加決定大事之權。許多事情需要黨組事先商量,需要有黨的明確領導。但這決不是說,一切事先商量好了,然後拿出去通過了事。相反,有些事黨內可以不事先商量,直接提到會上討論。如同中財委的委務會議那樣,大事亦可討論,黨內意見亦不必盡同,反而更活潑些。(3)日常處理的重要事情均應讓黨外人士知道。如電報、公文,上級來的指示,下級送的報告,都要送給應該看到的黨外人士看。這樣,每天在做些什麼事情,他都知道。(4)用人也應與黨外人士商酌。黨外人士所舉薦的人,更應慎重考慮,能用者盡量予以錄用。    
    重提上述這些事情,無非是想說明,從新中國誕生起,黨中央就十分注意奠定和加強我黨與黨外人士真誠合作的基礎。我覺得,黨外人士參加政府最大的好處,是使我們的耳朵能經常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使事關國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辦得更謹慎、更好些。經過長期鬥爭考驗而形成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國情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優點。    
    「一邊倒」的外交格局,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它是歷史的產物,並不是哪一個人心血來潮所決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上存在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尖銳對立和鬥爭;國內存在著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集團與國民黨領導的反動武裝集團的尖銳對立和鬥爭。蔣介石國民黨要內戰、獨裁,就要賣國,就要投靠美帝國主義;而美國為了企圖控制中國,也必然支持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蘇聯政府宣佈對日作戰,蘇軍出兵東北,對中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同時對我們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也是有利的。國、共雙方,猶如兩個人打架,蘇聯這個巨人站在我們背後,這就極大地鼓舞了我們的銳氣,大殺了國民黨的威風。「一邊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形成的。    
    1.建國前夕,劉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就建國大計和增進兩黨關係聽取斯大林的意見。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指出:「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會後,9月28日,毛主席關於九月會議向斯大林的通報中提到,有許多問題要向斯大林和聯共中央通報,準備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電斯大林:「召開政協,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雖然共產國際已取消,我們還是把蘇聯看成老大哥,有大事還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電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薄一波、劉伯承、陳毅、羅榮桓、林伯渠諸同志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問題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春季)。這個會開完即去莫斯科,然後回來開二中全會。後因交通不便,接著毛主席又要指揮淮海、平津戰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於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聽取我黨中央的意見。毛主席和少奇、恩來、朱德、弼時同志,就戰略方針、軍事部署、和平談判及其發展前途、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及其綱領、建都問題、經濟政策及建設計劃、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蘇關係、兩黨關係等問題,同米高揚交換了意見。3月25日,中央機關進駐北平之後,建國問題已迫在眉睫。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團(團員有高崗、王稼祥)訪蘇,6月26日代表團抵達莫斯科。28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會見劉、高、王,祝賀中國革命的勝利。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團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談的問題,其中包括:貸款和專家問題,關於國際形勢的估計,在莫斯科向蘇聯學習的內容,請蘇聯幫助辦一個培養建設管理人才的專門學校(即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蘇交通問題、文化交流問題、貿易問題,等等。7月11日,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談增進兩黨關係問題。15日至26日,代表團與蘇聯國家計委、財政部、商業部、國家銀行負責同志交談,並參觀工廠、集體農莊。27日,劉、高、王與斯大林、布爾加寧、華西列夫斯基商談軍事計劃。30日,少奇同志與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宮簽訂貸款協定。同日,高崗回國。8月2日,毛主席電請少奇同志回國,參加人民政協和新中國的組建工作。9日,劉亞樓、張學思同志抵莫斯科,與蘇商談幫助我建設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圓滿地完成了出訪任務,乘專列離莫斯科回國(近百名蘇聯援華專家同行)。    
    2.主動提出「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為了澄清某些黨外人士的模糊認識,同時,也為了奠定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1475頁)為什麼當時要提出這樣的外交戰略方針?它的背景和針對性是什麼?有何深遠意義?當時正在華東指揮作戰的鄧小平同志於7月19日致華東局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闢的闡述。這些論述今天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尤其是青年同志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特轉錄如下:    
    「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於迫我就範,我們的鬥爭也在於迫使帝國主義就範。我們絕不會就帝國主義之范,而一個多月的經驗看出,帝國主義就我之范亦非易事。這一時期雙方鬥爭實際上都是試探的性質,直到英美攤出封鎖的牌。封鎖,在目前說來,雖增加我們不少困難,但對我仍屬有利,即使不封鎖,我們許多困難也是不能解決的。但封鎖太久了,對我則是極不利的。打破封鎖之道,毛主席強調從軍事上迅速佔領兩廣雲貴川康青寧諸省,盡量求得早日佔領沿海各島及台灣。同時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現於行動則對我愈有利(毛主席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內部政策強調認真的從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認真著手做(毛主席說,更主要的從長遠的新民主主義建設著眼來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這兩條很好,與中央精神一致。我們這樣做,即佔領全國、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於堅固的基礎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國主義就我之范。」(《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34頁)


第四部分第109節 薄一波回憶建國初期(4)

    3.建國初期,毛主席訪蘇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不言而喻,這也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作者注)同日,周恩來外長致函各國政府。2日,蘇聯政府決定中蘇建交,並互派大使,成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電斯大林,介紹王稼祥同志出任駐蘇大使,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資格接洽兩黨事務。當時,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嚴重鬥爭,因而鞏固和發展中蘇兩大國的友誼和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電謝斯大林:「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黨和政府的盛大歡迎。21日,毛主席在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上致詞,全場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並告「已與斯大林約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談一次」。恰在這時(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蘇的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等等。據說,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這說明,高崗從那時起,就在製造黨內糾紛了。——作者注)。這份報告,對我黨高層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實的反映,甚至可以說是對我黨中央進行挑撥離間,起了很惡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蘇聯後,一段時間內,蘇方不夠主動,毛主席閉門不出,可能與此有關。毛主席在蘇聯接待人員面前發了脾氣,說:我來蘇聯並非專來祝壽,還有兩國雙邊關係等重要問題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後,很快就同毛主席談判,並將科瓦廖夫總顧問的那份報告交給了毛主席,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瞭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開)。1950年1月2日,毛主席致電中央:「最近兩日這裡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定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14日至16日,毛主席訪問了列寧格勒。20日,周總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日,毛主席、周總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會談。23日,周總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會談。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總理起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25日,電請中央討論。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在莫斯科簽字。同時,還簽定了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與改造50個企業的協定。毛主席訪蘇獲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總理離莫斯科回國。    
    記得毛主席回國後,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曾談到在蘇期間向斯大林匯報了我們工作的情況,並傳達了斯大林的三點意見:一是強調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農的利益,否則是危險的。二是建議我們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三是建議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編成集子,以使黨內學習,也便於國際上瞭解。隨後,4月11日,毛主席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蘇條約的報告》。會議批准了這個條約。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我們是處在一種什麼情況之下來訂這個條約呢?就是說,我們打勝了一個敵人,就是國內的反動派,把國外反動派所扶助的蔣介石反動派打倒了。國外反動派,在我們中國境內,也趕出去了,基本上趕出去了。但是世界上還有反動派,就是我們國外的帝國主義。國內呢,還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朋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同蘇聯的友誼,應該在一種法律上,就是說在條約上,把它固定下來,用條約把中蘇兩國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者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    
    在談到條約和協定的重大意義時,毛主席指出:「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軍,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總之,「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我想,瞭解了這些,就會懂得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我們黨為什麼要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為什麼要跟社會主義的蘇聯結盟,為什麼說這些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    
    這裡,我還想簡略地講一下有關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杜魯門隨即公開宣佈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政,並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對我領土進行武裝侵略。黨中央和毛主席審時度勢,以敏銳的洞察力對戰局的發展作出科學預見,及時地作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迅速調集20多萬野戰軍集結東北,組成東北邊防軍,作為「綢繆之計」。在8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周總理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後,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實踐證明,這是富有遠見的正確決策。    
    9月,美國侵略軍進逼三八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處於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認真傾聽各種意見,充分發揚民主,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應該說,當時下決心出兵打這場戰爭,對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並不是沒有風險的。百廢待興,困難很大。記得毛主席曾跟我談過,我們確有困難,一些同志不主張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們是個大國,不打過去,見死不救,總不行呀!經過慎重的反覆的考慮,黨中央和毛主席於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給周總理(當時在莫斯科)的電報中指出:「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際國內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該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周總理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講到:「當時,我們發表政府聲明,警告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進逼鴨綠江,否則,中國決不能置之不理。美國不聽。這時,我們再次警告。除這兩次公開警告,我們還正式通過印度向美國提出過。當時,印度相信我們的警告,勸美國要謹慎。美國不聽,一直進逼鴨綠江,逼我們到牆角,我們才進行抗美援朝。」(《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28頁)    
    以彭德懷同志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後,不僅站住了腳,而且很快地就贏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戰役的勝利,扭轉了朝鮮的戰局。那時,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相互結合,「三套鑼鼓一齊敲」,搞得有聲有色,把全國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動員起來了。毛主席當時那種敢於鬥爭的偉大氣魄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人民再一次充分地顯示了不畏強暴、英勇鬥爭、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為了奪取勝利,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消耗各種物資560多萬噸,開支戰費人民幣60萬億(舊幣)元。我志願軍壯烈犧牲和光榮負傷的達36萬餘人,其中犧牲的團以上幹部就達200多人。對於這些為國捐軀的英烈,我們是應該永不忘卻的。要把他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作為生動的教材,經常對我們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眾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教育。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我們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在與美國為首的外國侵略勢力血與火的較量中,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同時也消除了蘇共和斯大林對我們黨的某些猜疑,進一步增強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第五部分第110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1)

    毛主席勤政殿召見,菊香書屋論兵。毛主席聽我匯報關於朝鮮戰局的6條意見後說了6個字:「有道理,很重要。」    
    抗戰勝利後,根據中央的安排,我參加了中、美、蔣三方的停戰談判。毛主席、黨中央看穿了美蔣「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在軍調部的機構要進行精簡之前,我趁機向領導提出到前線基層下放鍛煉,因為我深知自己從參軍起一直在統帥部工作,缺乏基層特別是前線實戰經驗,不利用這個時間下去鍛煉鍛煉補課,將來工作就容易犯錯誤,但上級都以工作需要為由沒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內戰全面爆發後,我再次提出到前線去鍛煉,意外地得到了葉劍英的批准。不過葉劍英找我談話時說:「去前線下放鍛煉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個條件,那就是隨叫隨回來,不能講價錢。」我高興地點著頭,表示堅決服從命令。    
    在華野十縱(第二十八軍),我一直在團和師裡工作,參加了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福州戰役等許多重要戰役戰鬥,確實體驗了炮火連天的戰地生活。打完福州後,全國已基本解放,周總理發電報調我回來,一開始準備要我隨姬鵬飛大使去英國做武官,後來未能成行。周總理要我到他辦公室任軍事秘書兼中央復員委員會副秘書長和總參作戰室主任(實是給毛、周當參謀)。    
    1950年6月24日,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等幾位主要領導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開會,會議休息時,總理突然叫住了我,說毛主席馬上要見我。我很激動,因為自從去了前線,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機會單獨和主席在一起了。    
    毛主席坐在沙發上正抽煙,見我過來,連忙拍著身邊的沙發說:「這不是我們的雷娃子嗎,來,坐這邊來。」我高興地在他身邊坐下來。他問我:「這幾年都去了什麼地方了?」    
    我回答說:「到基層鍛煉去了。」    
    主席問:「在哪個部隊?」我回答說:「在宋時輪領導的華野十縱。」    
    主席問:「在機關還是在基層?」我說:「在師和團,主要時間在團。福州解放以後搞了一段軍管會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層的連隊幹幹,可上邊不讓,說只准在團以上單位。」    
    聽到這兒,主席很有興趣地問:「這是為什麼?」我回答說:「上邊說這是根據陳老總的指示,理由是我在軍委當過科長,在軍調部當過代處長,在敵我雙方都是較有影響的人物,怕我下去萬一出了問題,不好向軍委交待。」    
    毛主席笑了:「這個陳毅,考慮問題還蠻周到的嘛!」他接著問:「那你當沒當過團長?」    
    我說:「當了團長,又是領導又是學生。」    
    毛主席點著頭說:「好,當了就好。團是部隊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當了一團之長,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帶兵經驗。你那個團在華東參加了哪些大的戰役?」    
    我說:「華東一些大的戰役基本都參加了。」    
    毛主席瞇起了眼睛:「在前線整天炮火連天,血肉橫飛的,害怕嗎?」    
    我真沒想到主席會提出這樣一個似乎有點奇怪的問題,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只好想到哪裡說到哪裡,怎麼想就怎麼說。「不怕,可也有點怕。」    
    毛主席表現出更濃的興趣:「細細說來,到底怎麼個又怕又不怕?」    
    我說:「從戰略上講,我們是革命軍隊,打的是正義戰爭,又有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領導,終歸是要戰勝敵人的,沒什麼可怕的。但是,從某些局部、某些戰術上形勢對我不利時,也確實有點怕,怕因自己沒經驗給部隊造成損失。具體說來有五怕:一怕打敗仗,二怕完不成任務,三怕誤人子弟(一個兵從出生到參軍,人民要花費許多心血,如果因指揮失誤犧牲戰士的生命,怎麼向人民交待),四怕當戈爾洛夫(蘇聯劇本《前線》中一個司令,老保守),五怕給毛主席和軍委機關丟臉。有段時間我發現,部隊對大機關下來的人不大歡迎,說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誇誇其談,因此我很怕幹不好,給毛主席和領導臉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後發現,怕與不怕也是相互轉化的。開始怕,是因為心裡沒底,有了經驗就不怕了。有時是開始不怕,傻大膽,打了敗仗吃了苦頭才怕起來。有時成功與失敗會反覆多次,稍不注意,勝仗之後就是敗仗;敗仗之後注意總結經驗,虛心辦事,就可能又打勝仗。在實踐中不斷學習,按客觀規律去辦事,才能少吃苦頭……」    
    聽到這兒,毛主席哈哈大笑起來。主席這一笑,我的臉頓時紅了,趕忙說:「主席,我說的很不成熟,讓你笑話了。」    
    主席笑著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隊鍛煉沒有白去,有收穫,你說的是心裡話、老實話。我也有害怕的時候。如果什麼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樂觀主義,是對工作的不負責。我們現在是勝利者,權力很大,捧場的人很多,可同樣有許多讓人害怕的事情。特別有很多工作,比如經濟、外交等,都是我們接觸不多的,可形勢又逼著我們去幹,你說怎麼能不怕呢?因此大家都要兢兢業業,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老老實實工作。害怕沒關係,只要變壓力為動力,就能轉化為不怕。千萬不可驕傲自滿、故步自封。就是軍事工作,我們當了幾十年的兵,是我們的拿手好戲,但如何搞現代化、正規化,如何使用飛機、大炮、坦克打現代戰爭,我們就不會。不虛心學習行嗎?」    
    談到此,毛主席親切地拉著我的手說:「今天還要開會,找個時間我們認真討論這個問題。」主席勤政殿的這次談話,像過電影似的,時常在我腦海中閃現。那深情的目光、親切的話語,那滿懷希望的囑托成為我做好工作的一種無形的動力。那時候,能被主席召見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事後,葉劍英對我說:「小雷啊,主席這次當面考試你,看你老實不老實,你的試卷答得蠻不錯嘛!」    
    我很不好意思,話匣子一打開,往往就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談話的對象。時間過了很久,我為那次召見自己說得過多而內疚。    
    如果照葉帥說法,這次召見是一次面試,可以稱之為「勤政殿對應」的話,那麼兩個月後,主席在菊香書屋的召見,則是一次更嚴格更現實的考試。    
    就在毛主席於中南海勤政殿召見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當時朝鮮人民軍進行戰爭準備的情況,我們並不清楚。    
    朝鮮人民軍英勇作戰,一開始打得非常順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漢城。受美國人扶植的韓國李承晚偽政權眼看搖搖欲墜。美國人坐不住了,他們惟恐韓國偽政權一旦垮台,會在整個亞洲引起連鎖反應。


第五部分第111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2)

    6月27日,美國出動海、空軍對朝鮮進行武裝干涉,同時又向我國的領土台灣派了兵,並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阻止我們解放台灣。三天以後,美國又派陸軍第8集團軍直接參加朝鮮地面作戰。隨後美國又操縱聯合國,要挾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亞等16個國家出兵,組成聯合國軍,另加李承晚的軍隊,由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任總司令。這時候,由於朝鮮人民軍的英勇作戰,8月初已經解放了朝鮮90%以上的領土,迫使美軍和李承晚的偽軍退守洛東江以東的大丘、釜山一隅。人們都處於高度的興奮之中,等待著朝鮮實現統一的時刻到來。    
    一位蘇聯軍事代表眉飛色舞地在北京對周總理說:「人民軍穩操勝券,要不了幾天,李承晚偽軍便土崩瓦解,朝鮮全境統一指日可待。」記得周總理對這位蘇聯人的話沒發表任何意見,只說了一句「那好」。    
    毛主席對形勢的估計並不像蘇聯人那樣樂觀,顯得冷靜而鎮定,我們常見他在一幅軍用地圖前踱步。他說:現在朝鮮人民軍應該做短暫休整,調整軍隊部署,然後再接再厲,最後一鼓作氣,解放整個朝鮮。越是在這個時候,越是要預防不測。    
    對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毛主席給予了足夠的注意。    
    就在毛主席的目光緊盯著風雲變幻的朝鮮半島的時候,我作為周總理的軍事秘書、總參作戰室的主任,和作戰室的參謀們根據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常常徹夜不眠地關注著朝鮮戰事的發展。總參作戰室位於中南海居仁堂的一平房內,平時戒備極嚴,人們戲稱是「白虎節堂」。此時正是酷暑8月,參謀們冒著炎熱翻閱資料,研究軍事形勢,氣氛顯得肅穆緊張。    
    各種各樣的情報資料均都證實:朝鮮人民軍已經打到了洛東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佈:1950年的8月將是朝鮮人民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個月份。或許出於軍人的本能,在這一派大好形勢下,我卻生出莫名的疑慮和隱憂來。「主力全調到釜山三角洲,後方不全空了嗎!」不知是誰半帶驚訝地冒出了一句。隨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各抒己見。    
    「美國駐日本的兩個師顯然是作為預備隊部署的,可這兩個師至今未動啊!」    
    「朝鮮的地形很像一個長長的冬瓜,這地形可潛伏著危險啊!」說話人攔腰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地圖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確:敵人會不會抄人民軍的後路?    
    這句話一下子提醒了我,情報部門提供的資料已完全證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顧問艾夫裡爾‧哈里曼及軍事助手弗農‧沃爾特斯已到達東京,這預示著美軍將會有較大的行動。我立即提議,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並分兩組對抗作業,然後將大家的意見加以歸納整理,提供中央首長決策參考。    
    討論從下午一直到晚上9點多鐘,意見共歸納出6條,但集中到一點:美軍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陸,將朝鮮半島攔腰截斷,位於南部的朝鮮人民軍將處在被包圍的危險中。對美國軍隊可能選擇的登陸時間,我們也作了預測,9月15日是大潮,美軍選擇這一天登陸的可能性極大。當然,這些意見絕非主觀臆測,而是在對大量資料和客觀事實的周密研究後得出的。    
    以後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麥克阿瑟後來的回憶錄證實,就在我們預測美軍動向的同一天,麥克阿瑟在美國駐日本大使館以驕矜自信的口氣對總統顧問哈里曼說:「請馬上告訴總統,如果他能滿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實施9月15日漲潮時在仁川登陸的計劃,我將用在南面的第8集團軍為鐵錘,用在北面登陸的第10軍團為砧,把北朝鮮的軍隊砸個粉碎。」後來,杜魯門果然批准了他的這個登陸計劃。在選擇登陸地點時,麥克阿瑟也曾考慮過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仁川。儘管在仁川存在著登陸作戰最忌諱的諸多不利條件——仁川港是朝鮮西海岸距漢城西南30多公里處的一個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東海岸相差近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別大,漲潮時高差達11.2米,落潮後海面至港口可出現24公里的淤泥灘,在這裡實施登陸作戰,必須在最快時間內完成,這就使登陸時間的選擇受到極大限制,帶有很大冒險性。而美軍專家為麥克阿瑟提供的9月、10月、11月的三個登陸時間,以9月15日為最佳。麥克阿瑟不顧軍方首腦的反對,決定冒險在仁川登陸。在東京論證作戰方案時他曾說:「你們關於在仁川登陸的各種不利條件,恰恰是本人確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麥克阿瑟的這種分析判斷和最終決策,早在我們這些年輕參謀的預測之中。但預測畢竟是預測,我們的分析不過是依據一般的情報材料和作戰規律得出的結論,對麥克阿瑟的計劃我們不可能有所知曉。要不要將我們整理出來的6條意見報告中央軍委決策人,我不禁產生了幾分猶豫。    
    當然,這種猶豫更多的是對所提意見所產生的直接後果而擔心,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務,它可能直接影響最高領導人的決策。    
    我知道,我軍從紅軍時期開始,雖然軍事民主早已成為光榮傳統,但最終決定戰略戰術的還是統帥人物。作為參謀人員可以為決策者提供情況和意見,做一些具體工作,但直接參與大政方針決策的事極少。現在我們的這些意見顯然超出了情報資料的範圍,一旦提出,就意味著直接參與決策指揮了。    
    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種情況:眼下已經建國了,統帥們已經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於軍事和作戰,更多的則是考慮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全面建設,作為首腦機關的工作人員,有責任為中央領導的正確決策當好參謀。何況毛主席、周總理多次指示我們,要注意朝鮮情況的變化。    
    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把6條意見首先報給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總理。於是當天晚上10點左右我回到西花廳對周總理說:「總理,我們作戰室的同志對朝鮮戰爭作了研究,認為眼下潛伏著很大危險。」    
    總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帶驚疑的目光看著我:「怎麼,有什麼重要發現嗎?」    
    我說:「美軍很可能要在朝鮮半島實行登陸作戰,登陸地點最大可能是在仁川。我們具體研究了6條理由。」    
    周總理以審慎的目光看著我:「詳細說說看。」    
    我指著牆上的巨幅地圖,非常認真地匯報說:「第一,麥克阿瑟眼下把美偽主力十幾個師都擺在了釜山三角洲的灘頭陣地上,我們計算了一下,平均每8平方公里擺一個師,他的一個師差不多兩萬人。現在李承晚偽軍龜縮在洛東江以東地區,釜山解放指日可待。可美偽的這二十幾萬部隊既不撤退,也不往一線增援,固守這一片灘頭,到底要幹什麼?從戰備上看,我們認為這是為了把朝鮮人民軍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線來。如果這種判斷能夠成立的話,這其中更隱藏著極為險惡的戰略意圖。」周總理點點頭示意我說下去。    
    「第二,美國駐日本的兩個師,是作為預備隊部署的,戰鬥力很強。眼下南朝鮮部隊處在險境,可據情報證實,這兩個師沒有任何去南朝鮮增援的跡象,而這兩個師中的一個師是海軍陸戰隊。」    
    周總理站起來,走到地圖前,他的目光瞄向仁川前面的那片海域。不論從美偽軍的兵力部署,還是從朝鮮整個地理地形看,仁川都將是敵人登陸地點的最佳選擇。這裡東西海岸的距離很小,一旦登陸完成,便很容易將南北朝鮮攔腰切斷,而挺進南部一線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將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周總理的眉毛擰緊了,自言自語地說:「麥克阿瑟這個冒險將軍看來確實要在仁川再顯身手了。」


第五部分第112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3)

    我繼續匯報:「再說麥克阿瑟和他的第8集團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善於登陸作戰而著稱的,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曾吃了他不少苦頭。就麥克阿瑟本人來講,素來是敢冒險的,為此他與總統杜魯門曾多次有過口角。比如,當年他搞登陸作戰,攻佔尼多羅島、呂宋島以及其他島嶼時,五角大樓都說風險太大,但他每次都力陳己見,最終都實現了計劃,完成了登陸。」    
    周總理雙臂抱在胸前,微微點著頭說:「現在麥克阿瑟作為聯合國軍總司令,位高權重,按照他的稟性,要冒一個讓全世界震驚的風險,恐怕更有可能了。」    
    我說:「第四,便是我們對朝鮮地形的分析。朝鮮半島南北長約1000公里,而東西最窄處只有200公里,最有利於分割。而且可供登陸的地點很多,比如元山、鎮南浦、仁川、群山。」    
    我略作沉思,對美軍登陸地點的闡述顯得異常慎重:「現在朝鮮人民軍主力已經全部投入釜山一帶,後方很空虛,我們分析——西海岸的仁川將是美軍的最佳登陸地點。」    
    「為什麼?」周總理問。    
    「因為這裡人民軍隊少;這裡既是漢城的外港,又是戰略要地;這裡的潮水落差大,地勢危險且複雜,很可能因這樣一個原因被朝鮮人民軍所忽視。而麥克阿瑟恰恰又是一個善於搞出人意料、驚人之舉的人物,那麼,選擇仁川便完全符合麥克阿瑟的個性。」    
    周總理點頭示意我說完。    
    「這第六條也同樣是重要的因素。眼下無論是朝鮮還是蘇聯,似乎都沉浸在一片迎接勝利的氣氛中,好像明天早上朝鮮就會統一了。報紙發社論,金日成發文告,表面看形勢一派大好,其實在這大好形勢之下,潛藏著極大的危險,一旦人民軍被切斷退路,就可能陷入絕境。美國人對蘇聯和朝鮮目前的心態是很清楚的。美、英最近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等地又抽調海、空軍到朝鮮海峽來,正是登陸作戰的又一個明顯徵候。所以,我們認為,美軍極有可能正在籌劃更大的陰謀……」    
    我話未說完,電話鈴聲響了。「我是周恩來,啊,主席。」周總理手握聽筒,看了我一眼說:「剛才雷英夫同志到我這兒來,講了他們總參作戰室對朝鮮戰爭的一些預測和判斷,他們認為美軍很有可能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是的,我認為很有道理。好,我馬上帶他去見你。」    
    「英夫同志,你跟我馬上去見毛主席。」周總理放下聽筒,帶我朝屋外走去。    
    事後我才知道,美軍的這步險棋已在毛主席的預料之中了。當朝鮮人民軍打到洛東江之時,主席沒有被當時的勝利所陶醉,而是提出朝鮮人民軍應該休整,對戰局作個客觀準確的估計。當金日成的文告及朝鮮報紙的社論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即將到來的勝利的時候,毛主席卻說,現在根本就不是談勝利的時候,朝鮮領導人及人民軍應立即冷靜下來。當美偽軍陳兵釜山一線,引而不發,杜魯門又親派顧問到了東京的時候,他預測戰爭很可能會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主席未雨綢繆,早在半個多月前,他就對今日的朝鮮戰局有所估計。因戰場情況瞬息萬變,不好輕易下結論,但有些工作毛主席已經在做了——1950年8月5日他命令,東北邊防軍務必在8月份完成戰爭準備,以防不測;8月18日,他再次要求:「務於9月3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    
    此時已是8月23日。毛主席正在菊香書屋仔細研究關於美軍最新動態的一大摞電報。他打電話給周總理,是想交換一下關於朝鮮戰局的意見,沒想到周總理幾句關於作戰室見解的話,正是他數日來反覆琢磨思考的問題。    
    在菊香書屋,毛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匯報關於朝鮮戰局的6條意見,他還不時用鉛筆在面前的稿箋上寫上幾筆。    
    我一口氣匯報完畢,毛主席只是不住點頭,沒有插話,兩眼一直在看著我,末了鄭重地講了6個字:「有道理,很重要。」    
    周總理表示了自己相同的看法後,毛主席起身在屋內踱步。他一邊抽煙一邊說:「據報告,美、英艦隊正在向朝鮮海峽調動,飛機也在調動,看來美軍如有大的行動,很可能就是最近。」說完,他把徵詢的目光投向我。    
    我鼓足勇氣談了自己的意見:「主席,對美軍的登陸時間我們也作了預測。9月15日是大潮日,美軍很有可能在這一天實施仁川登陸。」    
    「啊,如此精確,能不能談得更具體點?」毛主席對這個登陸時間似乎很有興趣。    
    我說:「我們對9月至11月的朝鮮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發現有三個最佳日期可供選擇: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在這三個最佳日期內,各有2至3天的好時機。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時間,每12小時內只有3小時,如果以9月15日為登陸日,那天的漲潮最高時間共兩次,一次是上午6時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沒35分鐘後的19時19分。9月15日比另外兩次時間相對更為可能。所以,我們認為美軍極有可能把登陸的時間選定在9月15日。」說完,我頓時覺得有點忐忑不安,在最高統帥即將實施重大決策的時候,我用如此精確的時間判斷為統帥部提供參考意見,一旦有誤,我知道這將負有多麼重大的責任。    
    毛主席又點燃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    
    當他緩緩吐出憋在胸中的煙團時,緊接著便發出一道在心中醞釀已久的命令:「立即通知情報部門嚴密注視朝鮮和英、美、日。立即把我們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報,提供他們參考,希望人民軍有後撤和在仁川防守的準備。立即通知東北的13兵團要加緊準備,8、9兩個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動。」    
    三道命令,由周總理親自佈置實施。    
    不知為什麼,自從離開了菊香書屋,我總感到肩上有千鈞重擔壓著。或許在我去菊香書屋以前,毛主席那些意見已成竹在胸;或許我的那些意見,恰恰促使了毛主席最後決心的形成。不管怎麼說,毛主席是在聽了我們的6條意見之後發出命令的。這不能不給我造成極大的不安。    
    從8月23日開始,我常常徹夜難眠,我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關注到朝鮮戰場上。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希望我們的判斷成為事實。因為作為普通參謀,能為統帥提供事關全局的正確意見,內心將是一種極大的快慰,我們沒有失職。何況這是普通工作人員直接參與的重大決策呢?但是,從內心講,我又不願看到我們的判斷成為真正的事實。因為如果真的那樣,將意味著朝鮮統一化為泡影,更大規模的朝鮮戰爭將會爆發,朝鮮人民將會陷入更深的戰爭災難,而中國人民也必將受到威脅。所以,我寧可承擔一個失職參謀的罪名,也不願看到自己的判斷成為事實。    
    然而,不管我內心怎樣矛盾,朝鮮戰爭始終在以它的固有規律發展變化著。


第五部分第113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4)

    正當我為在菊香書屋給毛主席匯報而時時擔憂的時候,就在我們預料的那一天,即1950年9月15日晨5時,對朝鮮人民軍最不利的美軍仁川登陸開始實施了。美軍以其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為前鋒,在仁川首先佔領了面積0.6平方公里、位於仁川港當面的月尾島(它被看作是仁川的屏障);接著在當天下午漲潮時節,美軍登島部隊搭梯子爬上3米多高的防波堤,從仁川南部高地登陸;爾後,主力部隊突破人民軍防線,擴大了登陸場;至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個仁川。    
    已70歲的司令官、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站在「麥金萊峰號」旗艦上指揮了這場作戰。    
    美軍佔領仁川後,遂向漢城發起攻擊,並以一部兵力南下水原,策應其正面戰線上的部隊實施反攻。駐漢城的朝鮮人民軍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與美軍血戰半個月後撤離,為洛東江地域的主力大撤退贏得了時間。當美軍打到三八線時,美國政府為穩住中國,曾傳話給我國領導人說只打到三八線。當侵佔北朝鮮的行動開始前後又傳話給中國說,將在距鴨綠江40公里處停止前進。    
    毛主席從來沒有相信過美國的謊言。    
    當蘇聯人垂頭喪氣地對中國領導人說:「看來金日成只有在中國的東北組織流亡政府了。」周總理說:「我們的毛主席會從戰略上考慮這個問題的,朝鮮就在我們身邊,美國人佔了朝鮮,我們將永無寧日。看著美國人滅亡朝鮮,見死不救,這說不過去嘛!」    
    據說,這句話傳到斯大林那裡,他感動得流了淚。    
    美軍仁川登陸之後,毛主席在周總理面前表揚了我們。    
    他說:「不要什麼都認為美國如何如何,我們的小參謀能預測出麥克阿瑟的登陸時間和地點,而且是那樣精確,這可以說在軍事歷史上都是不多的。美國人沒啥了不起,我們的小參謀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他還說:「我們的小參謀懂政治,懂戰略,不怕死不要錢,不怕苦不怕累,盡打勝仗。通過這件事,對少數犯『恐美病』的人,是個最有力的教育。」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還特別指出讓我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作戰指揮工作,有什麼重要情況和意見,可以隨時向總理和他報告,不要有什麼顧慮。毛主席還提出,軍隊搞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參謀們可以負起職責,參與出謀劃策,不要有自卑感。作為統帥部的參謀,毛主席的誇獎和鼓勵使我們受到極大鼓舞,同時也感到肩頭上的責任更重了。    
    金日成請求中國出兵援朝,毛主席立即作了回應。林彪以到蘇聯養病為由拒絕任職,關鍵時刻彭德懷掛帥出征    
    自從美軍在仁川登陸之後,中南海居仁堂作戰室的那排平房裡,參謀們都在通宵達旦地工作著。    
    毛主席每時每刻都在要我們提供朝鮮戰局的進度情況,有時還要我們提出自己的看法與他商量。我們的一言一行,都直接關係著統帥部的決策,我們倍感肩上擔子的份量。    
    就在美軍仁川登陸的第三天,即9月17日,毛主席已預感到形勢將會發生大的逆轉,他致信東北局的領導人高崗,要東北方面做好出兵準備,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    
    9月20日,在毛主席的贊同下,周總理以個人名義向金日成建議:採取自力更生、持久作戰的方針,在戰役戰鬥中,集中兵力和火力的絕對優勢,圍殲被分割的敵人,逐步將敵人削弱下去,以利長期作戰。    
    然而,朝鮮形勢在日趨惡化中。    
    毛主席、周總理認為:在出兵援朝問題上對外應該先向敵人發出警告,爭取讓他知難而退。如果敵人打到三八線時提出和談,就不應該放過這樣一個機會;對內則請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再議一議,掌握好最後決定出兵的時機,早了不利充分暴露敵人,晚了又對我軍事上不利。9月30日,周總理在全國政協慶祝國慶一週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時向世界輿論傳遞信息: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保衛和平,也從不害怕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誰要企圖把中國五萬萬人口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誰要是抹煞和破壞這四分之一人類的利益而妄想獨斷地解決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任何東方問題,那麼,誰就一定要碰得頭破血流。    
    周總理的演說震動了全世界。「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句話表明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堅定立場。那就是中國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但美國軍隊如果越過三八線,擴大侵略戰爭,中國不能坐視不管。    
    但是,也就在周總理發表演說的同一天,李承晚軍第三師越過了三八線。    
    10月1日,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日,麥克阿瑟無視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竟向北朝鮮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當天晚上,金日成便召見中國大使。他說:「麥克阿瑟要我們舉手,我們從來沒有這個習慣。」與此同時,他向毛主席提出了中國出兵援朝的請求,希望中國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盡快過江作戰。    
    對金日成的請求,毛主席立即作出回應。    
    10月2日開始,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出兵援朝問題。各大區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都到了會。    
    會議開始時,毛主席先作了個開場白。他說,這是個諸葛亮會,請大家來,談談對出兵援朝問題的看法,著重擺一擺出兵的不利條件和出兵後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與會者暢所欲言,確實擺了不少不利因素和困難。毛主席對周總理說,讓大家放開說,這樣做便於吸取群眾的智慧,豐富決策的依據。很多同志擺出的意見非常具有建設性,對完善出兵方案和赴朝後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困難,提得非常具體。    
    但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和軍委常委擴大會上,也確有從一開始就唱低調的,林彪就是最突出的一個。在10月6日軍委常委擴大會上(毛主席因事未到會),林彪滿臉病態倦容,聲音十分低沉地說:「打仗,打仗,我們打了幾十年仗了,10年內戰,8年抗戰,4年解放戰爭,人心思和啊。現在再去出兵打仗,可是不得人心啊。國家剛解放,國內經濟這麼個爛攤子,軍隊的破槍舊炮還沒有改裝,還有土匪在活動,還出去打,自己顧得過來嗎?再說,對國民黨作戰我們有把握,打美國的現代化,還有原子彈,我們行嗎?我看中央還是要慎重考慮,穩妥行事。」    
    當時聽了林彪的發言,我身上覺得猛地一緊,毛主席已決定出兵,跟林彪是打了招呼的呀,現在不過是就出兵後可能遇到的困難發表意見,林彪怎麼連外地來的代表也不如,公開唱反調呢?幾天會上他一直是一副病態,當時我想他或許身體不好,心情不好。因為那幾天正傳說他想去蘇聯療養,不出兵朝鮮,他也不去帶兵,也免得讓別人說閒話,不是兩全其美嗎?我正猜度林彪的心思時,周總理以十分嚴厲的口氣打斷了林彪的發言。他嚴正指出:「現在不是討論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討論怎麼出,怎麼理解和落實毛主席的決定!」    
    周總理一向很尊重林彪,對他熱情而有禮貌,但是,面對林彪低沉的調子,周總理實在忍不住了。    
    聽了周總理的批評,林彪病懨懨的面容似乎又增添了幾分難堪,他此後不再多講,但又提了一個出而不戰的方針,即兵可出,但不打。顯然,這是一個幻想。


第五部分第114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5)

    相比之下,彭德懷對出兵朝鮮,態度鮮明而堅決。    
    他是10月4日下午由中央派專機從西安接到北京的。一下飛機,他就趕到頤年堂參加會議,討論出兵問題,當晚住在北京飯店。    
    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以為睡沙發床不習慣,享不了那個福,搬到地毯上,還是睡不著,心裡老想著美國佔領朝鮮後與我隔江相望,威脅我東北,又控制我台灣,威脅我上海、華東。」    
    第二天,正逢林彪在會上唱反調,彭德懷態度堅決地說:「出兵援朝是完全必要的,無非是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果美軍重兵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對我們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能找到借口的,我們還是不得安寧。這個兵我看是非出不可。」    
    彭老總與林彪截然不同的發言,贏得與會者的讚許。    
    當天,會議一直開到很晚。會議結束後,我隨周總理步行回西花廳。    
    北京正是十月金秋,清風送爽的季節。開了一天會,漫步在中南海邊,覺得空氣是那樣清新。周總理一邊和我交談對會上發言的看法,一邊舒臂伸腰,活動筋骨。正走間,一個高大的身影向我們走來。    
    是毛主席正在岸邊散步。    
    一見周總理和我,毛主席連忙問:「會議開得怎麼樣啊?」    
    周總理說:「多數同志對出兵意見比較統一,只有少數同志有不同意見。」接著,他把林彪的意見逐條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聽後,毛主席顯然有些氣憤了,他說:「他有他的一千條道理,一萬條道理,駁不倒我們的一條道理,那就是我國和朝鮮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唇亡齒寒,不論就國際主義來說,還是就愛國主義來說,我們都不能見死不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有個光榮傳統和美德,即見義勇為,捨己救人,我們應該發揚它。」毛主席大手一揮,情緒顯得有點激動。當聽說林彪對美國的原子彈有些顧慮時,毛主席說:「美國有原子彈,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我們的手榴彈最後一定可以打敗美國的原子彈。有些人只看見美國原子彈在廣島大爆炸的厲害,不懂得它在廣島的爆炸毀滅的也是它自己,歸根結底不是原子彈消滅人民,而是人民消滅原子彈。我堅信原子彈無非是個紙老虎。」毛主席充滿堅定和自信的湖南方言,使人聽了很受鼓舞。    
    在這更深夜闌的中南海之夜,聽著毛主席這激昂的談論,我心中暗暗揣測,毛主席的心情一定是十分複雜的。就在不久前,毛主席曾向周總理透露過讓林彪擔任志願軍統帥的想法,因為志願軍兵力除13兵團的四個軍以外還要擴大,9兵團、19兵團、3兵團、20兵團等都準備去參戰,指揮工作非一般的將領所能勝任。而且志願軍的主力是原來四野的部隊,是林彪的部下。志願軍將來的後方東北又是解放戰爭時期四野的老根據地,各方面情況林彪都比較熟悉,在各戰略區指揮員當中林彪年紀又最輕,當時只有44歲,是以能打仗、花樣多而著稱的名將,在黨內軍內都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很器重他,說他打仗的特點是又狠又刁。在眾人的心目中林彪去當志願軍統帥是很合適的。    
    然而,後來果真提出要林彪領兵出征時,他卻以到蘇聯養病為借口拒絕任職。    
    毛主席失望了,只得改派彭德懷掛帥出征。    
    此刻,令毛主席意外的是,被他寄予厚望的林彪,竟成了黨內反對出兵的代表人物。聯繫全國勝利以後林彪不斷滋長的右傾保守思想,毛主席背著手望著滿天繁星,沉思良久後說:「個別人的反對無礙大局,歷史照樣前進,革命照樣勝利。我們的彭大將軍,可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啊!」相信他一定能打好這次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    
    在頤年堂會議的那些日子,毛主席逐個與政治局委員們談心,逐個地做工作。他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儘管有些同志對出兵有些意見,講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別人處在國家危亡時刻,作為鄰國和社會主義夥伴,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是難過的。」毛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終於說服了所有的與會者,最終形成了一致意見:出兵朝鮮。    
    毛主席大筆一揮,將「支援」軍改為「志願」軍。中國政府向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人民的抗美鬥爭    
    出兵大策一定,接著便是怎麼出兵、以什麼名義出兵的問題。    
    如果公開宣佈派中國人民解放軍赴朝作戰,那便是以國家的名義參戰,等於公開向美國宣戰。這無形中便給敵人擴大侵略戰爭提供了借口。怎麼做到師出有名,又不為美軍擴大戰爭提供借口,毛主席頗費了一番腦筋,為此還徵求了不少民主人士的意見。    
    剛開始,毛主席幾次找周總理商議以什麼名義出兵問題,兩位領導人一致的意見叫「支援軍」比較妥當,支援朝鮮人民嘛,並且作為初步意見基本定了下來。在擬定計劃方案時,我們已開始使用「支援軍」的字樣。    
    但是,初步意見畢竟是初步的,一旦真的要公之於眾,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別注重聽取資深年邁的民主人士的意見。他認為,這些老先生閱歷廣,見識多,有許多經驗,多聽聽他們的意見,事情會更加周全。    
    博采眾長,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是毛主席多年的習慣,也是他在黨內倡導的傳統作風之一。    
    毛主席指示就出兵名義問題徵求意見,請民主人士就「支援軍」一事談看法。開始也有人覺得用「支援」二字很合適,出兵在即,不必再為此費時了。毛主席不同意,他說一定要聽聽多方面的意見。    
    這一問,意見還真的來了。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要求就「支援軍」一事見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視,也很高興,親迎他來中南海,並和周總理一起聽黃炎培談意見。    
    黃炎培是上海川沙縣人,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同盟會會員,從1917年便投身教育事業,「九一八」事變後積極投身救亡運動,在國內很有影響。毛主席、周總理對這位老先生瞭解頗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見又直言不諱,所以很尊敬他,當時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政協全國副主席,就國家大事經常聽取他的意見。    
    「有個問題我們要考慮呀!」黃炎培剛一落座,便開始提意見。他望望毛主席,又望望周總理,誠懇而又關切地說:「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就不那麼好打!」    
    周總理微笑著說:「我們叫支援軍,支援朝鮮人民,不是名正言順嘛!」    
    黃炎培搖著頭說:「不,這樣叫法是不是師出無名,我看還值得考慮。」    
    「怎麼能說是師出無名呢?先生有何高見?」周總理問。    
    毛主席看看黃炎培,表現出了很大興趣。    
    黃炎培像教書先生一樣將手向外一揮說:「支援軍,顧名思義,那就是派遣出去的,還是國家嘛!那不等於說是我們公開向美國宣戰?」    
    「噢,有道理!」毛主席伸出手從筆筒裡拿出一支很粗的鉛筆,將面前稿紙上的「支援」兩字一劃,改寫成兩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志願」,然後擲筆於桌,欣然道:「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我們是人民志願的麼!這是民間的事兒,人民志願去幫助朝鮮人民的,他們不願看著朝鮮人民挨打。這不是國家與國家的對立!」    
    周總理做了一個手勢說:「『志願』二字,好,世界上有許多志願軍的先例,馬德里保衛戰就有各國來的志願兵。」    
    七十餘歲的黃炎培頻頻點頭,高興地說:「好,師出有名則戰無不勝!你們領導人時光珍貴,我沒有意見了!」說著就出了門。毛主席、周總理一起送他上了車。


第五部分第115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6)

    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發佈了第一個命令:「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應朝鮮政府請求,「為了援助朝鮮人民的解放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命令指出:「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    
    伴隨著毛主席命令的下達,聚集在中國東北的幾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馬上都換上那種印有許多道線的志願軍軍裝秘密開往鴨綠江。於是,戰爭史上有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稱謂。    
    毛主席命令下達的當晚,彭德懷即到了瀋陽。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在披掛上陣之際,與一些隨行的將軍們共飲出征酒。他舉起酒杯致詞:「從井岡山到朝鮮,還是咱們這些人。咱們叫志願軍,其實我也不是志願的。要不是美國軍隊壓到鴨綠江邊,我也不會志願的。現在他打到咱們家門口,我志願掛帥出征,你們志願不志願?」    
    「志願!」整齊的回答聲以渾厚的陽剛之氣,震盪屋宇飛出窗外。    
    11月8日,中國政府正式向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彭德懷司令員帶領下,渡過了鴨綠江,參加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    
    朝鮮人民為之歡呼。    
    蘇聯首腦為之感動。    
    美國及其同盟者為之震驚。    
    斯大林說:讓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為了整個東方的利益,我們堅決出兵    
    毛主席關於出兵朝鮮的意見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部隊立即全面進入戰前準備。在大部隊尚未進入朝鮮之前,毛主席決定派周總理去蘇聯面見斯大林,一是陳述中國政府的主張,二是請求蘇聯給予空軍和軍需物資的支援。就當時的中國來說,由於連年處於戰亂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國內建設各方面百廢待興,再挑起戰爭負擔,的確有很大困難。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尚未結束,周總理便偕工作人員師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當時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濱休假,於是周總理又偕同推辭出任志願軍司令而來蘇養病的林彪飛往斯大林的休假地。    
    周總理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的決定,準備出兵赴朝作戰,以挽救朝鮮局勢、維護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對朝鮮局勢曾作出這樣的估計:他認為,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後,北朝鮮至多再堅持一個禮拜,與其進行毫無希望的抵抗,不如盡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議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資和部分工作人員撤退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殘撤退到蘇聯境內。理由是一旦條件成熟,從中國東北入朝比從蘇聯方便。斯大林的這個態度是低調的,他已經做了朝鮮失敗的準備。可當周總理明確談了中國的出兵主張後,他又有些猶豫不決,他擔心中國出兵會引起世界戰爭,從而把蘇聯拖入戰爭的漩渦,最終形成美蘇兩個大國的對抗。比較起來,他更傾向於組織朝鮮「流亡政府」。    
    斯大林的這個態度,周總理立即電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總理的報告,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中國出兵的主張決不改變,這不僅是為了朝鮮利益和中國利益,也是為了整個東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總理報告的當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認為出兵朝鮮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社會主義尚屬新生事物,朝鮮這麼一個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剛剛從戰亂中走出來,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援與幫助。在這個時候,我們宣佈出兵朝鮮,實際上是代表東方向西方帝國主義表明一種不甘屈服的嚴正立場。它的國際意義,遠遠超出了出兵這個事件本身。而我們不出兵,美帝國主義及西方勢力很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佔領整個北朝鮮,這不僅給朝鮮的社會主義革命帶來重大損失,對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也會造成負面影響。當然,如果朝鮮被美帝國主義佔領了,中國作為朝鮮唇齒相依的鄰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勢力的直接威脅。總之,中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失極大。    
    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顧及本國利益而對中國出兵猶豫不定。    
    毛主席不僅站在中國國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來思考出兵的歷史意義。實事求是地說,當毛主席把堅定不移的出兵決心電告斯大林後,斯大林的態度還是積極的,在整個抗美援朝的戰爭中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是比較尊重的,對他過去的錯誤也多次檢討過。比如,周總理提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財力不足,武器彈藥、運輸工具都有困難,空軍也剛剛組建,這些方面需要蘇聯支援。斯大林說,在物資上,如飛機、坦克、大炮,我們盡力提供。在作戰時,我們也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掩護一下,但只限於在後方,不宜深入。否則如被美軍擊落俘獲,就會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我們多提供裝備,可以在戰爭的情況下使中國部分部隊得到改裝。    
    蘇聯提供的物資對抗美援朝戰爭起了一定作用。    
    當時,蘇方提供部分軍火,是作為他們對抗美援朝的物資供應的貢獻提出來的。這在會談中是斯大林主動提出來的,只是沒有明確下來。因為任務緊急,周總理準備在下次會見時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爭取能作出明確的規定,遺憾的是,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同斯大林談及此事。斯大林從沒有明確規定一定要我們償還這筆軍火的費用。後來,他去世了,這件事便成為一樁懸案。若干年後,中蘇兩黨關係惡化,中國經濟遇到困難,赫魯曉夫乘人之危,利用這個遺留問題,向我們要這部分軍火的款項,給我們造成很大的負擔。    
    美侵朝軍隊總司令克拉克哀歎: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統帥    
    1950年10月19日晚8時,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力在彭總率領下,肩負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重托,高舉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雄赳赳氣昂昂地從安東(今丹東)、長甸、河口、輯安(今集安)跨過了鴨綠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戰場。    
    開始,毛主席和彭德懷曾考慮,讓志願軍四個軍分兩個梯隊渡江,先過去兩個軍、6個師、加上兩個炮兵師。後來毛主席和彭德懷考慮,為了防止敵人在我渡江時利用空軍狂轟濫炸,封鎖鴨綠江,造成我後梯隊渡江的困難,遂改為志願軍4個軍部、12個師、3個炮兵師計26萬人一起渡江。當時敵人在朝鮮共有15個師42萬人,第一線就有13萬餘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隊少了,就不可能形成優勢,取得初戰的勝利。加上敵空軍佔絕對優勢,封鎖鴨綠江會給我後續部隊過江造成嚴重困難,容易喪失戰機。所以,毛主席、彭德懷關於4個軍一起渡江的決定,為初戰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當晚8時20分,我們接到彭總隨渡江部隊已順利過江,而敵人尚未發現我軍行動的報告時,大家興奮極了,趕緊將這一喜訊報告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當時總參作戰部長李濤和我們這些參謀們粗略估算:只要我軍順利渡過江去,勝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後再有十天八天戰役展開的時間,勝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敵人這時候還未發現我過江,仍昏頭昏腦地向北猛進,那勝利就有了確實的把握。眼下彭總和主力部隊既已過江,敵人又未發現,那勝利就有望了。


第五部分第116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7)

    彭總過江後,立即會晤金日成,向他轉達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萬人已過江,準備先進行改裝和訓練,爾後再發動進攻。    
    但是,就在彭總和金日成會談的同一天,毛主席從大量情報資料中發現敵人還不知道我軍已渡江,麥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隊不顧一切地向鴨綠江挺進。於是馬上決定改變原來計劃,電告彭總,抓住戰機,盡快完成戰役部署,爭取初戰勝利。    
    幾乎是在同時,彭總在聽完金日成的介紹之後,也致電毛主席,建議中央軍委改變原定決心。他說,目前人民軍抗擊美偽北犯很困難,敵人在未發現我軍行動前仍在北犯冒進,我軍以運動戰的方式殲滅敵人,是極有可能的。    
    領袖和將軍在戰略思想上如此一致,這是勝利的重要基礎。等到敵機於10月25日發現我軍時,我軍已全部部署完畢。第一次戰役下來,敵人便被趕到清川江以南,我軍旗開得勝,取得了殲敵15000餘人的重大勝利,敵人在(11月23日)「感恩節」前佔領全朝鮮的計劃,最終成了夢想。第二次戰役下來,平壤解放,收復了三八線以南的甕津半島,敵人被殲3600人,又是一個大勝利。僅僅兩個月,中朝軍隊便徹底地粉碎了美軍在聖誕節前滅亡朝鮮的狂妄計劃,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務,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創造了條件,這不能不說是現代戰爭史上的奇跡。    
    在第二次戰役期間,有幾件事給我印象極深。    
    第一件事,二次戰役開始,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個關於朝鮮戰爭局勢的聲明,公開威脅說,美國「不排除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接著,麥克阿瑟於12月3日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對中國進行軍事報復的四點建議:一、封鎖中國海岸,二、動用海軍炮火和空軍轟炸摧毀中國的軍事工業,三、派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入朝作戰,四、要蔣軍對中國大陸進行鉗制性進攻。    
    12月6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給美國各地下達了緊急戰備的指示,說由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了戰爭,全面戰爭將一觸即發,要求各總司令「加強進行全面戰爭的態勢」。12月16日杜魯門宣佈行使總統戰時權力,美國進入「緊急狀態」。當時的美國人,真是氣勢洶洶,大有不顧一切立即發動世界大戰的勁頭。    
    我們將有關這方面的情報一一送毛主席。老實說,我們這些參謀們的心裡不免都有幾分緊張,美帝國主義是戰爭狂人,說不定真的會將更大規模的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那時,剛剛擺脫戰爭苦難的祖國將重新遭到踐踏,怎麼能不讓人擔心呢?    
    毛主席、周總理看了這些情報材料,不僅沒有絲毫緊張,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來。毛主席將那些情報材料隨手一擲,說:「我們的對手實在不夠高明,又來玩這老一套的把戲了。美國這個靠世界大戰揀洋落兒起家的暴發戶,它的領導人全是些一觸即跳的傢伙,沒什麼了不起。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那些話都是嚇唬人的,靠戰爭和原子彈訛詐,其結果只能使美國更加孤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周總理說:「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不是鐵板一塊,杜魯門真的要打核戰爭,恐怕他的夥伴不會那樣死心塌地合作。」    
    果然不出毛主席、周總理所料,美國的恐嚇政策沒有嚇倒中國人民,恰恰嚇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夥。杜魯門的聲明剛一發表,英國首相艾德禮就慌忙跑到美國和杜魯門會談,反對美國使用原子彈和擴大朝鮮戰爭的政策;聯合國會議上許多國家的代表批評美國,鬧得不可開交。於是有13國要求在朝鮮停火,並提出組成三人停火委員會的決議。杜魯門沒辦法,只好馬上公開向艾德禮保證「美國不打算使用原子彈」,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於麥克阿瑟的建議,杜魯門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更不敢採用。相反,當中國人民志願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將美偽軍趕過三八線以後,自視常勝將軍的麥克阿瑟卻被杜魯門總統解除一切職務,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鮮戰場司令官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    
    這一鬧劇,完全證明了毛主席關於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原子彈都是紙老虎的偉大論斷。    
    第二件事也發生在二次戰役期間,那是我軍舉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國飛機對志願軍司令部狂轟濫炸。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和參謀高瑞欣在敵人的轟炸中犧牲了,彭總由副司令員洪學智強拉入防空洞才倖免於難。當司令部將這一情況報告中央軍委後,周總理向劉少奇報告並迅速採取措施——即暫不把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報告毛主席,因當時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揮二次戰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歡毛岸英,總理和中央怕這噩耗來得過於突然,影響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軍也過了三八線,周總理才向毛主席寫了正式報告。同時,周總理親自用軍委名義致電志願軍司令部,要他們務必注意防空,特別是要保證彭總的安全,責成志願軍黨委規定防空紀律,並指定專人負責彭總的安全工作。周總理對我們說:「彭總脾氣強,別人勸他防空,他可以不聽,但他黨性強,只要一說是中央軍委的決定,他就會二話不說,堅決執行。」果然,彭總及志願軍司令部的安全,從此便有了保障。    
    第三件事,是我們通過兩次戰役發現,敵人的戰略指揮並不怎麼高明,甚至可以說愚蠢之極。麥克阿瑟除了前邊提到的那些錯誤外,還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1964年麥克阿瑟死前寫的回憶錄中,還認為第二次戰役時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統帥是林彪,中朝兩國軍隊的聯合司令部在長春。真是貽笑大方。


第五部分第117節 雷英夫回憶抗美援朝(8)

    第三次戰役之後,我軍的弱點也越來越明顯,那就是武器太差,戰線長,機動能力差,戰場補給困難,進攻作戰只能打一個禮拜。敵人稱我們是「禮拜攻勢」。美軍利用跑得快、火力強、有空中保護傘、有海上保護圈等優勢,誘我主力繼續南追,然後重演仁川登陸的故伎,使我陷入戰略上的被動地位。    
    這時候,有些人,比如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敵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軍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把美軍趕下海去。他認為只要一追,敵人就會從朝鮮撤退,朝鮮戰爭即可勝利結束。    
    久經沙場的彭老總斷然拒絕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議,並且與這位大使發生了激烈爭論。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裡,說打了勝仗不追擊,哪有這樣的司令呢?    
    彭老總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爭論報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簡單,我軍經過三次戰役已經疲勞得很,戰鬥和非戰鬥減員約佔半數,後方補給線拉長到幾百公里,物資供應跟不上,東西海岸防禦空虛,翼側暴露。假如冒險追擊,一旦敵人從東西海岸登陸,對我軍威脅極大。    
    毛主席非常贊同彭老總的意見,並且立即把彭老總的電報轉給斯大林,徵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畢竟是軍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總的精於運籌,於是馬上復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贊成彭總的意見,認為「毫無異議,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說彭總「以那劣勢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最狡猾的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統帥」。斯大林還十分嚴厲地批評了拉佐瓦耶夫,說他根本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總的指揮,緊接著便把拉佐瓦耶夫調離了朝鮮。    
    1952年7月,彭德懷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戰室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了這麼一段話:「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害怕過。但我軍一過三八線向南走,環顧前後左右,一看到部隊的實際困難情況,心裡實在感到不安,我怎麼能拿百萬軍隊的生命作兒戲呢!」    
    當時,我們作戰室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作過一些假設:如果那時我軍有制空權,有兩個機動兵團,有萬把輛汽車保障部隊供應,那麼彭總自然會大膽地實施戰略追擊的,會主動尋求決戰,盡早把美軍消滅掉或趕出去。這三個條件一個也沒有,那就不能拿戰爭開玩笑,只能實事求是地辦事,斷然停止戰略追擊。    
    有了三次戰役經驗,後來又相繼發動了第四第五次戰役之後,到了1951年6月,朝鮮戰場上形成了雙方的戰略對峙狀態,無論敵人怎麼發動進攻,戰線都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儘管美國糾集了16個國家聯合行動,但除了美國之外,其餘國家出兵只是象徵性的,而且多是應付差事,並沒有什麼積極行動,也無戰鬥力,在戰鬥中一觸即潰。但中朝兩國軍隊卻越戰越強,是美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沒遇到過的對手。    
    美國深恐中朝軍隊越過三八線向前推進,那時會弄得美國更加難堪,甚至一敗塗地,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急忙建議雙方停戰議和,以便把中朝軍隊阻止在三八線一帶。這樣,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維持四分五裂的陣營,以免丟臉和遭受更大的損失,因為在侵朝戰爭中蒙受損失最大的是美國。    
    於是,美國兩次向蘇聯表示,希望蘇聯能從中斡旋,說明美國願意立即停火,然後談判議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議考慮美國人的提議,說明美國人對侵略戰爭的前途是焦急和憂慮的。    
    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立即進行停戰談判的主張,我方立即響應,而這也是美國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戰雙方開始正式談判。美國人雖然坐下來談判了,但在談判桌上又缺乏誠意,多次提出非常無理的要求,一會兒要把軍事分界線劃到三八線以北的高城、群南雁裡一線,妄圖在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沒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會兒又要把幾萬名朝中被俘人員扣留下來,充當炮灰;一會兒又要中朝方面賠償他的「空海軍優勢代價」等等,妄圖重溫帝國主義國家同對方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美夢。    
    敵人的目的很明確,是利用和談來進一步推行其侵略計劃。這套詭計對我們一點也不新鮮,蔣介石用過,馬歇爾用過,一個個都失敗了。    
    毛主席的對策仍是老辦法:「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談對談,以打對打,談談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進,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使敵人明白,我們是企望和平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    
    經過整整兩年戰場上和談判桌上的反覆較量,美帝國主義由於連續失敗,內外交困,實在沒有辦法了,才於1953年7月27日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這一停戰協定宣佈了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失敗,宣佈了中朝兩國人民軍事外交上的重大勝利。美國侵朝軍隊總司令克拉克在簽訂停戰協定後哀歎:「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統帥。」    
    (雷英夫)


第五部分第118節 薄一波回憶三反運動(1)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勝利的基礎上,黨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是我們黨執政後自覺地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對黨的腐蝕,保持共產黨人廉政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實踐。    
    「三反」運動中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果斷決定,不僅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幾十年之後,人們記憶猶新。今天,我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和面臨的任務已不同於那個時候了,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當主要依靠法制來懲治經濟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動,不必再採取「三反」這種群眾運動的方式。但是,「三反」運動在充分依靠群眾同犯罪現象作鬥爭,在堅決懲治腐敗、防止腐蝕、從嚴治黨等方面留下的寶貴經驗,以及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那種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革命精神,卻是值得我們代代相傳的。    
    當年,黨中央、政務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我想,今天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對於我們當前和今後的懲治腐敗現象,加強幹部隊伍廉政建設的工作,可能會有一些借鑒作用。    
    關於「三反」的起因和發動,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給各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的電報中曾經講到:「發現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和大規模地懲治貪污分子,從東北開始,是由高崗同志親自動手的。中央方面委託薄一波同志負總責,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負責,現已全體動起來了。」    
    事情還可以往前追溯。這一年10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地分析和研究了朝鮮戰局的發展趨勢與對策。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的戰略方針,會議確定了解決財政困難的五條辦法:(1)節約兵力,整訓部隊。全國兵員從610萬人減至465萬。(2)精簡機關,縮編人員。(3)緊縮開支,清理資財。預計1952年財政支大於收,將面臨財政困難,要求各地從11月起開展全面增產節約運動。(4)提倡節約,嚴禁浪費。(5)組訓民兵,準備推行義務兵役制。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莊嚴號召:「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並且必須繼續進行到美國政府願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為了繼續堅持這個必要的正義的鬥爭,我們就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12月1日,中央進一步指出:實行增產節約這一方針,「不是消極的,而是具有重大積極意義的。它是既保證朝鮮戰爭能夠勝利又保證國內物價繼續穩定的方針,它是積累資金、取得經驗、加速國家經濟建設的方針,它又是整肅黨紀,提高工作效率和轉移社會風氣的方針。總而言之,它是帶動我們國家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將迅速進步,並奠定將來偉大建設基礎的方針」。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下,全國各地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蓬勃開展。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書記高崗向中央作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報告說,從9月份以來,反貪污蛻化、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已先後在東北一級機關和各省市開展起來,並發展成為有領導的民主運動。由於在鬥爭中揭發、批判和打擊了各種貪污蛻化的行為,大大提高了幹部、群眾的覺悟水平,從而使貪污現象得到遏制,機關開支大為緊縮。瀋陽市在部分單位中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5億人民幣(舊幣,下同)。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也很嚴重,僅東北鐵路系統就積壓了價值上千億元的材料而不作處理。這個報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11月20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轉發這個報告的批語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稍後,中央又陸續收到了各中央局報來的發現大貪污犯或落實「三反」鬥爭的報告。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主席、黨中央作了關於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情況的書面報告。11月30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同日,他又在為中央起草的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同志並告各中央局的復電中強調:「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12月1日,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深刻地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1949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12月8日,毛主席又為中央起草了《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才能解決問題。」


第五部分第119節 薄一波回憶三反運動(2)

    為了加強對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的領導,中央決定成立各級節約檢查委員會來具體負責。12月7日,政務院會議通過由薄一波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節委)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鈞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譚平山(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任副主任,劉景范任秘書長。委員會下設辦公機構,由黨、政、軍、民各主要機關負責同志約10餘人參加。每週開三至四次辦公會議。從此,全國範圍的「三反」鬥爭,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展開了。    
    回憶毛主席當年抓防腐蝕的鬥爭,真是雷厲風行,至今歷歷在目。他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裡,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親自指點。有毛主席的親自直接指導、督促和撐腰,我們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勁。    
    12月31日,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召開了黨、政、軍、團、群等機關處長級以上數百幹部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由我和安子文同志(他是中節委委員和總黨委第二書記)宣佈中央決定,限期發動「三反」鬥爭,十天後向中央作出報告;對運動進展慢的單位,進行點名批評,引起了各單位的重視。他們當日回去,連夜開會。元旦也在開會。很多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回去,戲也不看了。三天後,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中,向全黨通報了這次會議的做法,並宣佈「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用電話和各大區負責同志聯絡,在目前『三反』緊張時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區『三反』進度。」    
    接著,1952年1月9日,政務院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華北、北京、天津高級幹部會議,由我做關於深入普遍地開展「三反」鬥爭的動員報告。由於執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長帶頭、層層檢討的方針,機關內部的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使運動向縱深發展。1月19日,中直總黨委召開有1000餘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宣佈運動進入集中力量打「老虎」(當時,人們稱貪污犯為「老虎」,故有「打虎」之說。貪污舊幣1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叫「大老虎」,1億元以下1000萬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階段。為了保證運動的健康發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關於中央各機關「三反」運動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就幾個政策性的問題提出了意見。1月21日,毛主席作了修改,並加了中央的批語,批發了這個報告。為了體現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舉行了公審大會,由最高人民法院對7名大貪污犯進行宣判,其中判處死刑的有非法獲得舊幣23億元的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昆山和貪污舊幣6.4億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處課長宋德貴,有三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兩人免予刑事處分。我在會上講話並宣佈:自動坦白從寬的期限放寬到2月15日。幾個大會一開,中央機關帶了頭,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就勢如破竹地開展起來了。    
    各中央局、各大軍區、各省市、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遵照毛主席關於「嚴加督促,勤加指導」,「必須抓得很緊,才能產生實效」的指示,放手發動群眾,在「三反」鬥爭中創造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其中主要的有: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以身作則,帶頭作自我批評,取得運動的實際領導權;放手發動群眾,號召檢舉和坦白交待;從反浪費入手,進而揭發貪污;組織專門隊伍內查外調,重點審查;把「三反」與整黨和考察幹部結合起來;正確區別貪污和浪費的界限;對科研人才採取保護不傷的原則,著重於提高思想認識;對機關生產採取「管而不動,聽候命令」的方針,等等。    
    據統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未包括軍隊的數字)。經核實,貪污1000萬元(舊幣,下同)以上的共10萬餘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毛主席原來提出的「捉虎」指標和估計需要判刑的人數,比這要高。    
    在運動的高潮中,曾經出現過鬥爭擴大化的苗頭,傷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響。為了引起全黨對這些問題的重視,5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轉發的一個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語,強調指出:「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採取了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及時地糾正了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所以保證了「三反」運動的健康發展和取得重大的勝利。    
    記得1952年我在華北局紀念黨誕生31週年大會上所做的《為鞏固「三反」「五反」運動的偉大勝利而鬥爭》報告中,對這場鬥爭的重大意義和經驗講了一些看法,現扼要摘錄如下(「五反」問題見下篇):    
    「『三反』『五反』鬥爭,是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關係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決定性的鬥爭。這次運動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究竟是要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要走向資本主義這樣根本性質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來,這個問題在革命勝利以後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而實際上在『三反』『五反』以前,這個問題還是嚴重地存在著。」    
    「反『五毒』『三害』的鬥爭所得到的勝利,是十分輝煌的。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運動,它改變了人們的傳統的觀點,過去認為鑽營、吹拍、偷竊是才幹,現在認為是可恥了。對於我們黨來說,則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黨運動。……經過鬥爭,我們對『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並在運動中初步解決了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及其思想這一個極為重要而複雜的問題。……『糖衣炮彈』雖然曾經打倒了某些立場不穩、意志薄弱、經不起考驗的人們,卻不能打倒久經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所教導的中國共產黨。大批貪污分子被清除之後,大批的積極分子湧現出來了。去腐而後生肌,在組織上我們也比過去健康了。」    
    「放手發動群眾與嚴密控制相結合,是此次『三反』『五反』運動在領導上的一個特徵。……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一切檢查、追贓、定案都是由廣大群眾自己動手來干的,這是充分走了群眾路線,但在狂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亂』的地步,關鍵就在於及時地恰當地規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項政策和紀律。這種領導藝術是應該好好學習的。」    
    「『三反』運動中最大的教訓之一,是有些共產黨員在進入城市後,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經不起考驗、羨慕統一戰線中的資本家。……」    
    「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之所以大批發生,而又長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黨章上所規定的應有的民主生活,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許多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甚為嚴重,高高在上,虛浮驕傲,死氣沉沉,因而得不到群眾的教育和監督。」


第五部分第120節 薄一波回憶三反運動(3)

    這些都是當年的認識,談不上系統和深刻,但卻是來源於實踐的。當然,認識還有待深化,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進行研究。我覺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例如,中節委收到署名「東北一黨員」揭發高崗的信,報請毛主席同意,照樣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眾揭發市領導和兩位高級軍事幹部的信,毛主席叫我親自上天津調查。又如,1951年12月30日收到譚政同志關於開展「三反」問題的電報後,毛主席覺得中南軍區動作稍緩,即於元旦凌晨兩點起草復電,要求他們對運動要「嚴加督促,勤加指導,務使每天都有收穫」,並對來電不妥之處作了修改,派專人連夜乘專機將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軍區的高度重視。後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大家都熟悉,在全國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講過一段極為深刻的話:「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頁)毛主席的這些話不幸而言中。劉青山、張子善就是這樣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決心堅決果斷地嚴懲這兩個人,其意義與影響極為深遠。    
    劉青山、張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經歷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嚴峻考驗的老幹部。劉青山參加過1932年高陽、蠡縣的農民暴動,曾被國民黨逮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下,堅貞不屈。張子善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曾參加獄中的絕食鬥爭,在敵人面前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應該公正地說,他們的確曾經是黨的幹部隊伍中的佼佼者,曾經在不同的領導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鬥過,曾經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過自己的貢獻。但是,進城後,他們在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蝕下,貪污腐敗,蛻化變質,成了人民的罪人。    
    劉、張的犯罪事實主要是:    
    (1)利用職權,盜用公款。他們盜用飛機場建築款、水災區造船救濟貸款,以及剋扣地方糧、幹部家屬救濟糧、民工供應糧等共計171億元(舊幣,下同),用於經營他們秘密掌握的所謂「機關生產」。    
    (2)從事倒買倒賣的非法經營活動。他們勾結奸商張文義等,以49億元巨款倒賣鋼材,使國家蒙受21億元損失。為了從東北盜購木材,他們不顧災民疾苦,佔用4億元救災款,並派人冒充軍官進行倒買倒賣。    
    (3)破壞國家政策。他們以高薪誘聘國營企業的31名工程技術人員,成立非法的「建築公司」,從事投機活動。    
    (4)盤剝民工。在興建潮白、永定、大清、龍鳳、海河等工程中,他們將國家發給民工的好糧換成壞糧,抬高賣給民工的食品價格,從中漁利達22億元。    
    (5)腐化墮落,拒不悔改。他們從盜竊的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共3.7億元以上,其中劉1.8億元,張1.9億元。劉吸毒成癮。張為逃避罪責,曾一次就焚燬單據300多張。    
    劉、張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幹部和黨員的不滿,但在他們上欺下壓的家長式統治下,一直未能公開揭露。這說明,沒有一定的氣候,這類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堅持正義、堅持黨的原則的幹部總是要站出來揭發和鬥爭的。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副專員向河北省委組織部揭發了劉、張的若干違法亂紀事實後,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視,並進行了調查。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開第三次黨代會,貫徹落實中央和華北局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鬥爭的部署。與會代表集中地檢舉、揭發了劉、張的貪污罪行。根據劉、張的嚴重犯罪事實,河北省委建議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華北局接到省委的請示後,經討論並報請周總理批准,決定將他們逮捕法辦。11月28日晚,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華北局的決定。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廳依法逮捕了張子善(劉青山當時在國外,12月2日歸國後當即逮捕歸案)。接著,省委召集黨代會主席團成員開會,正式宣佈逮捕劉、張。絕大多數同志衷心擁護這一措施,認為這樣做「挽救了天津的黨組織」,少數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據黨代會代表們的建議,河北省委經過研究,12月4日報請華北局批准,作出了開除劉青山、張子善黨籍的決議(毛主席對此事極為關注,12月29日在審閱《人民日報》社送審的有關新聞稿時批示:「應於三十日見報」)。12月5日,華北局召開會議,聽取河北黨代會情況的匯報和逮捕劉、張的經過。劉瀾濤同志指出,劉、張事件說明,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侵蝕了我們黨,劉、張蛻化變質成了罪犯,將他們逮捕是完全應當的,得到了大家的擁護。但更艱苦的工作還在後頭,建議組織專門班子全面審查處理此事。隨後,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楊秀峰同志為首的調查處理委員會,會同天津市,對劉、張貪污案進行調查和偵訊。在弄清他們主要犯罪事實的基礎上,河北省委於12月14日向華北局提出了處理意見:「劉青山、張子善憑借職權,盜竊國家資財,貪污自肥,為數甚巨,實為國法黨紀所不容,以如此高級幹部知法犯法,欺騙黨,剝削民工血汗,侵吞災民糧款,勾結私商,非法營利,腐化墮落達於極點。若不嚴加懲處,我黨將無詞以對人民群眾,國法將不能繩他人,對黨損害異常嚴重。因此,我們一致意見處以死刑。」12月20日,華北局經研究後向中央提出了對劉、張的處理意見:「為了維護國家法紀,教育黨和人民,我們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准後執行。」當時之所以加了「或緩期二年執行」,是考慮到中央決策時可以有迴旋的餘地。    
    鑒於劉、張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一些幹部的認識不盡一致,黨中央和毛主席在考慮對他們的量刑時,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1951年12月下旬,華北局通過河北省委徵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兩犯量刑的意見。結果是:地委在家的8個委員的一致意見是處以死刑。地區參加討論的552名黨員幹部的意見是:對劉青山:同意判處死刑的535人,判處死緩的8人,判處無期徒刑的3人,判處有期徒刑的6人;對張子善:同意判處死刑的536人,判處死緩的7人,判處無期徒刑的3人,判處有期徒刑的6人。黨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請黨外民主人士傳閱並聽取他們對量刑的意見後,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1952年2月3日,華北局召開常委會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會議佈置了有關公審劉、張大會的事宜,決定在省會保定對劉、張執行槍決,要求組織好公審大會,並拍攝電影。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看著劉、張成長,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同志來找我。他對我說,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幹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我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黃敬同志堅持要我反映。我說,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說。他堅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見轉報毛主席。我只好如實地向毛主席轉達了黃敬同志的意見。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黃敬同志應該懂這個道理。由此可見毛主席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下的決心和所做的深思熟慮,他當時的心思完全傾注在如何維護黨的事業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錯誤幹部的多數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幹部隊伍的腐化上面。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的果斷作出,實際上是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2月10日,在保定市舉行了河北省公審劉、張二犯大會,劉青山、張子善受到了法律的嚴厲制裁。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


第五部分第121節 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1)

    1952年,人民共和國已經勝利地走過三年光輝歷程。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已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三反」、「五反」運動業已結束,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較量中,取得了建國後的第一個回合的勝利。從1953年起,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建設就要開始了。    
    毛澤東在1951年2月曾提出一個「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長期發展戰略。現在,三年準備的任務已經實現了,下一步應當怎麼走?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不能沒有一個通盤的、長遠的考慮,並且從理論上給予指導。此時此刻,他正在醞釀提出一個對以後中國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這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根據現存的文獻記載,建國後毛澤東最早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說:「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五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五年以後如此;十年以後會怎麼樣?十五年以後會怎麼樣?要想一想。」「(資本主義)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空前絕後,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農參加,後五年可以讓其參加。」    
    出席這次書記處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陳毅、薄一波、羅瑞卿、粟裕、安子文、楊尚昆、饒漱石、習仲勳、聶榮臻,共16人。    
    據薄一波回憶,對毛澤東上述論點,中央其他領導人沒有提出異議,並連續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    
    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講話。它表明,毛澤東關於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他原來所設想的相比,發生了變化。    
    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是根據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理論,並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出決定的。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加廣闊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兩個革命階段必須分清,第一步為第二步準備條件,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兩個革命階段又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但是,何時轉變,怎樣轉變,轉變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是什麼,都需要在實踐中去尋找答案。毛澤東,還有中共其他領導人,原來是這樣設想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裡,首要任務還不是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而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從而為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這就是說,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待條件成熟後,再視情況,採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直到1950年,毛澤東還是這樣設想的,認為中國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要在「很遠的將來」。他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在作出這種設想的時候,毛澤東充分估計到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有利因素,這裡包括: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國家掌握經濟命脈,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地位;合作社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穩步發展。同時,也估計到還不能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種種條件的限制,這主要是:國民經濟還沒有恢復和發展,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尚未展開,缺乏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必要物質基礎和社會經濟秩序;占國民經濟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雖然正在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但其生產方式還是個體的、分散的、十分落後的,要把它們通過適當形式引導到合作社經濟的軌道,還要有一個過程;居中國現代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還沒有納入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當時估計,要想使情況根本改觀,具備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條件,大約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    
    但是,到1952年,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發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在以巨大財力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情況下,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國剛剛渡過3週年華誕之際,傳來了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的喜訊,工農業總產值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計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恢復國民經濟。    
    第二個變化是,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比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佔百分之四十三點八,私營佔百分之五十六點二,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三,私營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超過了私營。特別是經歷了「五反」運動,私營工商業已經開始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在工業和商業流通領域中,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實際上已經開始了。    
    第三個變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互助合作普遍地發展起來,並且出現了許多以土地入股為主要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少數集體農莊。繼土改之後,一場更加深刻的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實際上正在悄然興起。    
    這三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最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是工商業公私比例數字的變化。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和正在繼續變化的集中反映。而就勞動生產率來說,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成份的國營企業,明顯地優勝於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當時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國營企業優於公私合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又優於私營企業。    
    毛澤東歷來重視對社會經濟狀況作數量分析,並以此作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據。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共產黨採取的經濟政策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比例數字上: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現代性的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分散的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他說:這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    
    1952年秋,當毛澤東瞭解到中國工商業產值中公私比例數字的變化,就成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依據。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還同他對當時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關。革命性質的轉變,決定於階級關係的變化,決定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將結束、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時候,毛澤東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這個判斷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了一個理論基礎。    
    改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即從現在起就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後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帶有轉折意義的大事。毛澤東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儘管中共其他領導人沒有異議,但他覺得仍有必要聽聽斯大林的意見。


第五部分第122節 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2)

    1952年10月,趁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機會,毛澤東委託劉少奇就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徵求斯大林的意見。劉少奇在10月20日寫給斯大林的信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詳細的闡述。    
    關於資本主義工業的過渡問題,信中說:「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百分之十,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    
    「在徵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能採取這樣一種方式,即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    
    「我們估計:到那時,中國的資本家可能多數同意在上述條件下把他們的工廠交給國家。    
    「至於將來所要採取的具體的方式以及國有化的時機,當然還要看將來的情形來決定。」    
    關於個體農業的過渡問題,劉少奇在信中說:「在農業中,在土地改革後,我們已在農民中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現在全國參加這個運動的農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區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並已有幾千個組織得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幾個集體農場。我們準備在今後大力地穩步地發展這個運動,準備在今後十年至十五年內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再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    
    還說:「在完成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最後時期,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來消滅雖然不很多的富農,則要看那時的情形來決定。」    
    關於個體手工業的過渡,信中說:「對於這些手工業,我們準備用力幫助小手工業者組織生產合作社,並鼓勵手工作坊主聯合起來採取機器生產,還有一部分則會要被機器工業所擠垮。但我們在小手工業者中的情形和在農民中的情形不一樣,我們在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中建立了或即將建立黨的組織,而我們在手工業者中則一般沒有黨的組織。因此,我們在改造手工業和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運動中將會有更多的困難,而時間也可能需要更多。」    
    劉少奇在信中特地說明:「這些問題還沒有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討論過,還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種設想並在非正式的談話中談論過。」這顯然是一種謹慎而又留有餘地的態度。    
    斯大林在9月24日會見中共中央代表團時,對中共的設想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採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斯大林的表態,對毛澤東無疑是一種思想理論上的支持。    
    毛澤東有一個習慣,就是在醞釀形成一個新的思想,提出一個重大決策的時候,總是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不停地想,反覆地講。一方面宣傳自己的觀點,一方面看看別人的反應,使自己的想法更完善一些。自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以後,毛澤東又多次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這個問題。    
    例如:1952年11月3日,他提出: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但是要分步驟,一是要消滅,一是還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他說:對資產階級,有幾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一是稅收,二是勞資,三是商業調整,四是資金短絀,這些要解決。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同意一個文件上所寫的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大規模地改組」的提法。他說:現在只是國營工業、運輸業、批發商業已經改組了;其他並沒有改組呀!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工業才剛開始改組,工業還未完成,國營商業零售面逐漸擴大。從農業說,農民從地主方面拿到土地,從封建所有制變為個人所有制是改組,但從個人所有制變成小集體所有制,則正在開始。    
    毛澤東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思考雖然已經比較成熟,但是他不急於正式提出,他感到還需要下去作些調查,聽聽地方和基層幹部的意見,也向下面一定範圍的幹部通通氣,做些宣傳。    
    1953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初二,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列車路過河北,邢台縣長張玉美被邀請到列車上。當張玉美向毛澤東匯報到邢台全縣入社、入組的農戶已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七時,毛澤東又高興又驚訝,問原因是什麼。張玉美介紹了兩個村莊辦合作社的情況。其中一個叫東川口,只一個月的時間,全村就實現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當年,糧食增產百分之十二。毛澤東十分興奮,他說:「是啊,多數農民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關鍵是我們領導採取什麼態度,這兩個村群眾辦社的熱情很高,思想發動工作搞得也不錯。」「看來,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做法。」又說:「邢台是個老區,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問題上,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辦。」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向基層幹部調查農村互助合作情況。    
    2月16日,毛澤東來到闊別25年之久的武漢。17日晚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漢市委負責人談話中,毛澤東著重談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和其他有關問題。19日,他又同中南局的幾位負責人談了一次。他說:我愛進步的中國,不愛落後的中國。中國有三個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已經被打倒了,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個體農業、手工業和文盲三個問題,當然對待這些人不能用對待前三個敵人的辦法。個體農業,要用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去代替,手工業要用現代工業去代替。手工業目前還要依靠,還要提倡,沒有它不行。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採取贖買的辦法。    
    這次視察共十三天。回到北京後的第二天,2月27日晚9時,毛澤東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到次日凌晨1時。毛澤東談到在湖北視察時同孝感地區負責人談話的內容。他說:「什麼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我給他們用扳指頭的辦法解釋,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讓他們把這話傳到縣委書記、縣長。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緒。」    
    此時,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想已經醞釀成熟了。


第五部分第123節 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3)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國財經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起初是按照中央財經委員會的例會準備的,後來改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和大區、各省市負責人,加上列席會議的,共163人。    
    開會地點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會議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主持,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為準備這次會議,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吸收財經工作部門負責人參加,對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進行討論。    
    6月15日,全國財經會議的第三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所作《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根據李維漢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城市調查的材料提出了一個重要政策,就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個主要環節,實現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毛澤東高度重視這個報告。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修改成為《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準備提交全國財經會議討論。就是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並作了系統闡述。他有一個講話提綱,就寫在《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綱寫道:    
    「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    
    「有所不同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前者管著後者。    
    「幾種錯誤觀點:(一)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二)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三)確保私有財產。    
    「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    
    「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一)農業;(二)手工業;(三)資本主義企業。    
    「對於將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認識——社會主義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長的,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對總路線作了明確的表述:「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講話批評了「左」的偏向。他說:「對基建、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都發生急躁。『五反』後對資本家進攻沒有停止,無止境無目標地進攻,工人階級自己處於進退兩難地位。」    
    講話又批評了他認為是右的三個觀點。    
    一個是「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認為,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要確立是很難的。過渡時期存在激烈深刻的變動。「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另一個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他說,走向就是沒有到達。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再一個是「確保私有財產」。他說,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安定中農,因為他們怕「冒尖」,怕「共產」。其實,這也是不對的。    
    批評了上述觀點以後,毛澤東說,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提出「由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可以反「左」反「右」。    
    全國財經會議開始不久,毛澤東就發表這樣一篇系統闡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並且批評了被他認為是右的觀點,這是非同尋常的。他的用意是要以總路線為指導,通過對財經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的批評和討論,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總路線上來。    
    此後,毛澤東就著重研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    
    7月,他在審閱財經會議領導小組的一個會議紀要時,寫了一個批語,對「五反」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作了新的分析。他寫道:「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佔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批語的基本觀點作了系統發揮。他說:    
    「在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在1918年指出的這條道路,我們實行了。(當時俄國)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別的路走,大勢所趨,非走(沒收)這條路不可。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使獨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變為受限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大的進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這五個條件,加上社會主義工業和經濟的發展,才能這樣搞。    
    「國家資本主義是帶有進攻性質的,但在總的進攻中有部分退卻,如對資本家的『三權』(指所有權、用人權和經營管理權。——引者注)和利潤分配。現在資本家的『三權』已經不全,雖然所有權未取消,但管理權公方已經插進去了,他們的『三權』就受到了限制。現在要讓一下,特別是在紅利上,要給資本家讓利,使他們有所得,這就是進攻中的部分退卻。所得過少,他們就不願意來。這裡又牽涉到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問題。我對他們說:『你們不應唯利是圖,而要兩利是圖,勞資兩利,一利不行。』『五反』中進攻得太遠了,資本家躺下了,要給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來,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紅利。應當說服工人作這個讓步,以換得國家資本主義。李立三同志說靈活運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是對的,但不完全。在我們的社會裡,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經濟法則,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就是剝削剩餘價值,說穿了,就是唯利是圖,這一條已經受到了限制。但是現在有些工廠讓資本家剝削得太少了,這就不能換來國家資本主義。


第五部分第124節 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4)

    「現在所說的改造,還不是取消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最後改造步驟,而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它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有幾種程度不同的情況。必須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數的資本主義企業已做到了這一步,還需要經過幾年努力才可以做到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這一步。在國家資本主義中,公私合營是有社會主義成分的,它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把一切國家資本主義,比如接受加工訂貨,都叫做半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應該說它是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    
    「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靠什麼條件?第一,社會主義的幾千個大工廠;第二,農業合作化,要有計劃地、穩步地、積極地、自願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條件,包括黨組織和工會,加上我們的領導,可以保證企業轉到社會主義,取消資本家的所有權,同時把他們安排好。在這裡,頭一步是變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把獨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變為不獨立、受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由國家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消滅階級。」    
    這篇講話,不僅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講得比較完備,同時也涉及了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從新中國成立後三年的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整篇講話體現了「反『左』反右,逐步過渡」的思想。    
    全國財經會議,由於高崗發難,節外生枝,致使會議一延再延,開了兩個月。最後,終於排除了高崗的嚴重干擾,確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在黨的高層領導中間取得了一致的認識。這是全國財經會議所取得的主要成績。會議即將結束時,8月11日,周恩來作總結報告。這個報告是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它載入了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比較完整的表述。會議結束以後,中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立即進行傳達,在高中級領導幹部中普遍開展了總路線的教育。    
    9月8日至11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舉行第49次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濟建設問題。    
    會議的前一天,9月7日,毛澤東邀請陳叔通、黃炎培、李濟深、李燭塵、章伯鈞、盛丕華、程潛、張治中、傅作義、章乃器在頤年堂開會,向他們詳細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    
    毛澤東說:「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 「《共同綱領》第三十一條的方針,現在應明確起來和逐步地具體化。所謂『明確起來』,是說在中央及地方的領導人物的頭腦中,首先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無論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方面,都還沒做到,此次會議的目的,應當做到這一點。」「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共同綱領》),而且要出於資本家自願,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    
    他還談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致設想:「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因此不應該發生震動和不安。」「至於完成整個過渡時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基本上完成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不是三五年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思想。」    
    他批評了兩種偏向,說:「有些資本家對國家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他們仍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有些工人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我們應向這兩方面的人們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地(爭取盡可能快些)適合國家的方針政策,即使中國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部分地是為資本家謀利的——這樣就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了。」他還提出:「需要繼續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需要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    
    在談到私營商業問題時,他明確表示:「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須研究。」    
    應邀參加這次會議的都是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在大規模社會變革的前夕,毛澤東的一席講話,給他們疏通了思想,消除了顧慮,這為推進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作了重要思想準備。    
    9月25日,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週年的口號裡,向全國人民正式發佈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從毛澤東1952年9月24日提出初步設想到正式公佈,整整一年時間。過渡時期總路線有一個醞釀和形成的過程,總路線的傳達和宣傳也有一個逐步擴大範圍的過程。中間經過了全國財經會議、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共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的充分討論。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公佈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和穩妥的步驟,盡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社會震動。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佈,全國開展了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為了適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毛澤東要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提綱的起草幾易其稿,開頭毛澤東不太滿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較滿意,並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補。最後定名為《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    
    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提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最後確定了下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根據這個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中國革命就進入了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一個全新的提法,為此,毛澤東特地作了一個說明,加以解釋:「我們說標誌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時,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範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複雜的形象。」    
    這段分析,同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也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並不是說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了。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或者說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周恩來對這個問題也講過同樣意思的話,只是還沒有用「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概念就是了。他說:「我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第五部分第125節 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5)

    毛澤東審閱的提綱中有這樣一句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這句話不是毛澤東寫的,但他贊成,並作了系統發揮,緊接這句話之後加寫了一段文字:「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後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藉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後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中已經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理論觀點,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以及對於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它的出發點是為了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鞏固人民政權。但是,認定只有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公有制)成為我國惟一的經濟基礎才能做到這一切,這種認識帶有當時歷史的局限。大體上也是當時各社會主義國家流行的觀點。毫無疑問,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或者說主要的經濟基礎。問題在於「唯一」二字,歷史證明,根據這種觀點制定的政策,並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也不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這個理論觀點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發佈以後,一個更大規模的學習和宣傳活動在全國蓬蓬勃勃地興起,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發展。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一化三改」。其中的關鍵,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只有充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業,才能支持社會主義的商業,改造和代替資本主義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來改造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才能最迅速地擴大生產,積累資金,造就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培養社會主義的習慣,從而創造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澤東把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關係,比作「主體和兩翼」。「主體」和「兩翼」密不可分,互為前提。實現國家工業化,即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即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毛澤東一方面認為「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強調國家工業化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    
    毛澤東始終把工業化看作是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物質基礎,不遺餘力地為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而奮鬥。他認為,沒有強大的現代化工業,就沒有鞏固的社會主義。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強調機器工業是民主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毛澤東所說的機器工業,就是相對於手工工業而言的現代化工業。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    
    為籌劃國家工業化,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毛澤東就指導制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使國家工業化從百年夢想變為現實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一步。    
    第一個五年計劃,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澤東自始至終指導著這一工作。他多次主持會議聽取和討論工作匯報,提出指導性意見,仔細審閱一個又一個的計劃草案。五年計劃的基本方針、基本任務等重大問題,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確定的。    
    中國的工業化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是在經濟非常落後的情況下起步的。既缺少資金,又沒有先進的技術裝備和足夠的建設人才,更無編製中期計劃的經驗。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的條件下,唯一可能的是取得蘇聯的幫助。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給了中國以巨大的幫助,五年計劃的編制也是在蘇聯的直接幫助下完成的。    
    1952年8月,受毛澤東委託,周恩來、陳雲等帶著試編出來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前往蘇聯,徵詢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意見。    
    9月24日,周恩來、陳雲一行回國。當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周恩來等關於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會議就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等進行了討論。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初步構想。這樣,五年計劃的制定,就獲得了一個根本的指導思想。五年計劃納入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軌道,成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大的步驟。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同年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經過審議正式通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國家工業化的良好開端,載入了共和國的史冊。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改造也進入了高潮。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開幕詞裡宣佈:「在七次大會以來的十一年中,我們在一個地廣人多、情況複雜的大國內,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在兩個革命的實踐中,證明了從七次大會到現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黨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的確,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落後的農業國裡,能夠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依靠人民政府的崇高威信,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步驟,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確立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這不能不說是新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偉績。這一變革的實現,為集中力量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迅速提高生產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提供了制度保證。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到抗日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實踐經驗的積累和對中國國情認識的加深,毛澤東提出「兩步走」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使中國共產黨對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有了一個清晰的思路。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再經過三年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毛澤東又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使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提上了實際的工作日程。事情就是這樣,毛澤東沒有拘泥於自己過去的理論,他尊重自己的理論成果,更尊重新的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發展自己的理論,以推動社會的進步。過渡時期總路線並不是毛澤東憑空想出來的。也有人曾經懷疑,是不是聽了斯大林的意見,因為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正好是在聽取剛從蘇聯回來的周恩來匯報與蘇聯談判情況的那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經查證,這個沒有根據。問題的答案只能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去尋找。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改變了原來的設想,即由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然後再「一舉實現」社會主義,改為「逐步過渡」,從新中國成立起就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採取了漸進的、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突變的、激烈的方式。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改造儘管來勢迅猛(這裡要指出,社會主義改造過快過急,是一個嚴重缺點),卻沒有引起劇烈的社會震盪,社會生產力不但沒有遭到破壞,反而有所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不但沒有抵制這場改造,反而接受了改造;工農聯盟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在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這些都說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和全國人民的實踐經驗,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這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貢獻。    
    (逄先知 李捷)


第五部分第126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1)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1953年,揭露於1954年初,到1955年春處理完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鬥爭。親身經歷過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經不多了。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瞭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為了說清楚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我還是從高崗、饒漱石這兩個人說起。    
    我同高崗、饒漱石認識得很早:隨中央紅軍長征,在1935年冬抵達陝北,就認識了高崗;同饒漱石認識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總工會工作期間,他在我的領導下工作,那時我管他叫「小饒」。    
    在調來北京前,高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並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黨的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饒漱石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委,又是七屆中央委員。但從出身經歷到平時作風,他們兩人很不相同。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橫山一個以燒賣木炭為業的農家,只上過初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農村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中闖出來的工農幹部。到東北前,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即劉志丹部隊)政委、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等要職。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劉志丹、謝子長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過程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東北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走在全國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他有個致命的弱點,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洩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    
    饒漱石,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一個中學教師之家,上過大學,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白區城市進步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地下黨鬥爭中鍛煉成長的知識分子幹部。1935至1938年間被派出國工作,回國後到華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兼書記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分管白區工作。他有較強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志譽為「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期間,他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同志協助下,領導軍民就地堅持鬥爭,渡過難關,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是,這個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幾乎沒有朋友,也極少主動找幹部談心。平時他給人的印象是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生活作風上同高崗相反,煙、酒不沾,從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較久的同志對他的評價都不好:原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李一氓說饒「心胸狹窄,權欲很重」;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說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曾做過他的政治秘書的艾丁說饒是「偽君子」。饒的權位觀念重,我也領教過一次:1946年底前後,北平軍事調解處執行部解散,饒(軍調期間任中共代表團顧問)飛回延安。我去機場接他,招呼他「小饒」,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我追上前喊一聲「饒政委」,他才答應。過後我向陳毅提起這件事。陳說,饒這人就是這樣。後來饒搞分裂活動敗露,證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鄧小平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干戶』,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    
    這兩個看起來如此不同的人,由於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來了。    
    高崗在東北掌握大權後,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動起當獨霸一方的「東北王」、相機攫取更高權位的邪念。他從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處處強調東北「特殊」,在政策執行上也強調「情況特殊」而自作主張,有的明顯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劉少奇、周恩來視為他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散佈流言蜚語,設法貶抑、詆毀他們;三是極力討好蘇聯,妄圖「挾洋自重」。那時的蘇共和蘇聯政府,大國沙文主義很露骨,高崗卻公然對蘇方說:「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他在蘇方派駐滿洲鐵路系統的總顧問柯瓦廖夫面前發洩他對劉少奇的不滿,並且造謠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崗隨劉少奇訪蘇回國後,又向人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    
    柯瓦廖夫後來升任蘇聯駐華經濟總顧問,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談判時,打了個「小報告」給斯大林,說中共中央委員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中國黨中央領導人現在還支持他們;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等等;還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構成等機密情況。這些「情報」正是高崗提供給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報告」交給了毛主席,但又說:「毛澤東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對我們在東北的合作非常高興。」並且指名讚揚了高崗,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多年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毫不掩飾地說:「由於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我們失去了一位對我們真正友好並能就中國領導內部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    
    1952年高崗調到北京,住進東交民巷8號,柯瓦廖夫隨即在東交民巷開設了「總代表處」,約高崗隨時前去吃喝玩樂,繼續投高所好,其意圖不說自明。


第五部分第127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2)

    饒漱石的權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經兩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黃花塘事件」(按:黃花塘為江蘇省盱眙縣的一個村莊,在抗日戰爭中後期曾是新四軍軍部和中共中央華中局駐地)。    
    1942年春,劉少奇離開華東回延安工作。中央電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由饒漱石代理,新四軍軍分會書記由陳毅代理。劉走後,幹部中有些人有議論,認為論資格、能力、經驗、人望和歷史功績,陳都比饒強,書記、政委由饒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決定各根據地黨政軍民實行一元化領導,饒更加忐忑不安,生怕書記、政委輪不到自己,於是,施展權術,把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看作排擠陳毅的機會。他自己躲到離軍部40里外的地方搞「農村調查」,讓陳毅在家主持會議,發動幹部給領導提意見。再看準「火候」,突然返回,分別找一些負責幹部談話,強調陳毅歷史上就「反毛主席」(指1929年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說陳毅一貫反對政治委員、排擠書記,企圖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一聽說陳毅反毛主席,也跟著饒漱石一道批鬥陳毅。用陳老總自己的話來說,當時他那裡「鬼都不上門」。鬥過後,饒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發電報,歪曲事實,說陳毅「以檢討軍直工作為名,召集20餘名部、科長會議,來公開批評政治部、華中局及我個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並大言不慚地稱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證無愧」。同時,又煽惑一些幹部聯名向中央發電批評陳毅。中央考慮到饒、陳不和問題一時難以解決,而原定要在華東主要負責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是由毛主席電調陳毅去延安。電文中交代:「陳來延期間職務由(張)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陳毅到延安後,很快向毛主席、黨中央把一些問題說清楚了,並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饒漱石和華中局發了一份詞意懇切、充滿自我批評精神的電報。毛主席也同時發電報給饒說:「關於陳、饒二同志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係性關於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於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於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在內戰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瞭時,請饒漱石同志加以解釋。」可是,饒漱石在接電的第二天,就回電毛主席,硬說「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於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於工作關係性質,而是由於陳同志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病。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幹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在個別右的觀點,對過去歷史問題存有若幹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等等,要毛繼續「給他(陳)幫助」。給陳毅的復電就更不用說了。毛主席勸告陳毅「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現在「你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麼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陳聽從毛的勸告,把這事擱下了。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就是這樣得到的!    
    第二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決定東北、華北、西北、西南、中南和華東六個大區都建立軍政委員會,由大軍區司令員兼主席,其他五個大區都照辦了。對華東地區,毛主席再次交代由陳毅擔任主席。陳毅覺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戰軍和華東軍區司令員,又是上海市市長,夠忙的了,先後向毛主席和饒漱石表示最好別讓他兼任此職。毛吩咐讓華東局討論再定,但仍明確表示,還是由陳毅擔任為宜。饒卻藉著陳毅的謙讓,對陳說:「你不擔任,只好由我擔任。」在召開華東局常委會討論此事時,饒不強調毛主席一再關照主席由陳毅擔任為宜,如果華東任命同各大區不一致,可能引起外界揣測,影響不好等等,來說服大家;反而強調華東在美、蔣的海、空封鎖騷擾下軍事任務重,上海工作繁重,陳毅太忙,一再謙讓要他擔任主席。華東局常委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同意了。討論的結果報到中央,毛主席沒有立刻批復,在饒去北京時,又向他問起此事。饒撒謊說華東局幾個同志都不同意陳毅擔任,只好由他來擔任。這樣,才騙得批准。這項任命一公佈,果然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許多揣測,很多人誤以為,一定是陳毅犯了什麼大錯誤。饒漱石卻如願以償了。    
    此外,1952年春饒漱石在北京還演了一出鬧劇:那一年年初,他因顏面嚴重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和治療。他卻疑神疑鬼,懷疑中央可能對他在華東的工作不滿意,借此「調虎離山」;又不知從哪裡聽說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華東幫助工作,心情越來越緊張,情緒越來越煩躁。本來,饒漱石同少奇同志比較熟悉,這回卻不去找劉,原因是他覺得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當時在某些問題上主張不太一致,就開始要同劉「保持距離」,並且常在陳毅耳邊說少奇同志的壞話。5月間,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緊急求見已經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見。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麼,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    
    建國初,我們黨用3年時間,完成了經濟恢復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務。1952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進入大規模建設時期。    
    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少奇同志把我和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找去,商議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構適應上述形勢和任務變化的需要。少奇同志還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在1952年7月間由他報給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這以後不久,鄧小平、高崗、饒漱石(西南、東北、華東三個中央局的第一書記)和鄧子恢、習仲勳(中南、西北兩個中央局的第二書記)等,相繼被調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饒正隨少奇同志赴蘇參加蘇共「十九大」,會後又留下考察一些蘇聯工廠,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將各大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並進一步醞釀在適當時機撤銷各中央局和這些大區行政委員會,再抽調地方上一些幹部充實中央機構;同時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改革國家體制。    
    1953年初,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和加強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對政務院工交、財貿、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計劃工作和8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    
    與此同時,毛主席為了減輕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負擔,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線,只抓大事的設想。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家計委舉足輕重,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以國家副主席兼任計委主任,又分管8個工業部,權勢顯赫,同其他進京的中央局書記相比,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進入了建設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和人事,相應地要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組織部舉足輕重,它的部長被毛主席戲稱為「吏部尚書」。這兩個人隨著地位和權力的上升,個人主義思想急劇膨脹:高崗更加目中無人,迫不及待地想當領袖;饒漱石也急於想在政治投機中附高崗驥尾,分得一杯羹。他們根據一些表面現象,錯估了形勢,認為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之間有隙可乘,視為良機。於是,1953年的夏秋之際,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兩人配合默契,「這邊一跑,那邊一斗」,演出了企圖分裂黨的「二重奏」。


第五部分第128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3)

    這時,高崗飛揚跋扈,除開毛主席,可以說已經目中無人。從以下3個事例可見一斑:1.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於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崗不過是政治局委員,但有事商量時,他卻通知讓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去他那裡,同其他與會者一道,坐候他出來主持會議。2.周恩來關照高崗:國家計委作出的重大決策,要上的重大項目,須先報經中央認可後才能下達執行。高聽後很不高興,反過來連問兩次:「哪個中央?哪個中央?」3.高崗喜歡辦家庭舞會。周恩來曾應邀參加過,發現舞會上很不像樣,當場不辭而別,以後再也不去了。    
    高崗對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於懷。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後,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後快。    
    ——繼續造謠說黨內有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    
    ——授意「秀才」代筆,以高崗名義發表題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志在建國前後談論過的關於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觀點,關於農村互助合作問題的觀點,關於富農黨員如何處理問題的觀點,等等,統統列為所謂「黨內右傾思想」,加以批判。    
    ——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志那些觀點說成一貫的、系統的路線錯誤,並多方搜集有關文件資料,隨時讓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級幹部閱看,相機對少奇同志進行攻擊。    
    ——散佈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劉少奇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看不起東北的經驗,黨的「七大」把劉少奇抬高了。    
    ——攻擊劉少奇劃圈圈,指名道姓地說哪些人是這個圈圈中的人。他還胡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講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    
    ——挑撥黨內一些同志同少奇同志的關係。1953年3月初,高崗向安子文說起,毛主席有意改組中央政治局和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聽後沒有報經中央授權,自己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的草案,拿給高崗看,也同饒漱石談過。這份政治局委員名單(草案)分作兩組:一組包括毛、劉、周、朱、陳雲(以上為書記處成員)、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為各中央局書記);另一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高、饒明知這麼做是十分不妥的,卻不報告中央,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幹部散佈。高崗胡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1953年3月,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曾指出:那張「名單」的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高崗還造謠說,劉少奇不贊成陳正人擔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    
    ——1953年夏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對人說:「我在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劉少奇的老底。」這次會議本來是討論財經工作的,中央委託周恩來主持,並且設有中心小組,高崗、饒漱石還有我和安子文等都是成員。高崗利用各地區一些同志對新稅制的不滿和中央對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有所批評的機會,在饒漱石配合下,「指桑罵槐」,氣焰囂張。他把同會議內容無關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觀點,統統當作薄一波的觀點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實攻劉少奇。他還在會內會外散佈有所謂「圈圈」、「攤攤」,製造混亂。批判中他無限上綱,硬把有爭議的問題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給薄一波大扣帽子,什麼「品質不良」、「投機取巧」、「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還煽動別人跟著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檢討,把財經會開成鬥爭會,致使會議無法按原定方針進行下去。原定6月開始、7月結束的會,拖到了8月初。毛主席很重視這次會議,十分關心會議的進展狀況。他要我從始至終出席會議,做記錄。他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詳細匯報頭天會議的情況。我的記錄記得很詳細,誰講了些什麼話都記下了。我匯報完後,再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補充。毛主席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交待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裡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8月6日,陳雲在財經會議中心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指出:「新稅制的錯誤,其結果是很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以為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意見是不會沒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說沒有一點不同意見,當然不行。這些意見,也不能說他的都是錯誤的,我的都是對的,也不能說他的都是對的,我的都是錯的。總的說起來,我在今天這樣的會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鄧小平也講了些公道話。這樣,會議氣氛緩和下來。8月11日,周恩來做了總結,宣佈會議結束。在這以前,高崗還鬧過一次。當政治局開會討論周總理的總結稿時,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高崗立刻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主席截住話頭,反過來質問高崗:你為什麼不准上書的人寫信給中央(按:指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黨校教育長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寫信向黨中央揭露高崗貪污腐化、鋪張浪費的事)?東北的工作為什麼就不能檢查(按:指中監委和中財委在1952年8月聯合組成檢查組去遼寧,調查鞍鋼無縫鋼管廠發生設備爆炸事故,死傷了一些工人的事)?東北各省出了錯誤,你東北局還不是要進行批評、檢查!高崗見主席態度嚴厲,才不吭聲了。    
    ——當中央醞釀參照蘇聯模式調整黨政最高權力機構和中央分一、二線時,高崗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造謠說毛主席已經不重視劉少奇,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場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張由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後來他在杭州又向陳正人自我吹噓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他又說: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是「高林」了。    
    ——財經會議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繼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胡說在我們黨歷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結論。他還把我們黨的幹部分為兩部分,說毛主席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進而鼓吹什麼我們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自己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開始揭批高崗時,周恩來對高的這種謬論概括地稱為「軍黨論」);散佈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裡,應該徹底改組,由他來掌握。企圖借此煽動紅區幹部和軍隊幹部跟他一道,拱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1953年秋後,高崗竟去鄧小平、陳雲處「煽風點火」。在鄧面前他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小平同志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牆上掛的幾張中央書記像說,就在這中間嘛!並向高指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輕易更動。10月間,高崗又去找陳雲,說要向毛主席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提出「你一個,我一個」。小平和陳雲同志都感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及時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親自「測試」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志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


第五部分第129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4)

    饒漱石到北京後深夜請見毛主席,已經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態。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他還心神不定。那時,他誤以為高崗權勢日盛,劉少奇可能「失勢」,於是不擇手段地「通過與安子文劃清界限,來表明自己不是劉少奇的幹部,以取得高崗的同情和信任」。他在自己後來寫的書面檢查中承認,這是「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眼光,來揣測黨內生活,並從維持、鞏固和發展個人權位的野心出發,企圖利用黨內的某些『空隙』來進行政治投機」,結果「不僅成了高崗反黨活動的最有力資本和工具,而且實際上作了為高崗分裂黨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陰謀掃清道路的先鋒」。    
    ——剛到中央組織部,就同劉少奇、安子文鬧彆扭。1953年2月底,饒漱石將整理成文的《蘇聯工廠考察報告》稿送請少奇同志審查。少奇同志讓他拿給安子文去看和決定分發名單,並交由中央組織部付印。饒大為不滿,只讓鉛印幾十本,借口未經中央審定,扣壓在手裡不讓分發;幾個月後,少奇同志向他索取,才勉強給了兩本。    
    ——1953年春,中央組織部由王甫(當時任黨員管理處處長)、趙漢(當時任辦公廳主任)帶幾個同志去山東考察「新三反」運動和農村整黨情況,受到當地黨組織的阻撓。他們找到當時主持山東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談不攏,只得返回北京。安子文聽過他們的匯報,隨即向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反映。饒漱石小題大作,藉機向安子文發起突然襲擊。在5月間的一次部務會議上,他聲色俱厲地指責安「膽大妄為」!為什麼有問題不向他反映,先向劉、周反映?說什麼「王甫、趙漢是新兵,他們聽到槍聲,不免有些緊張,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該聽到一點槍聲就……」過後,饒又召開了幾次會,毫無根據地給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覺不靈」,「支持條條,反對塊塊」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趙漢被迫離開山東歪曲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議」。尤其惡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謊報情況,說什麼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評」。這樣一鬧,中央組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了。後來毛主席在批評饒漱石時說:「你不要認為你作過大區第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為什麼你鬥爭一個『吏部尚書』(指安子文)不給中央打招呼?!」    
    ——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積極夥同高崗一道鬥爭薄一波,指責安子文有幾天未到會是「消極抵制」,一再逼迫安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頂住了,沒跟他走)。而且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不顧毛主席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會議領導核心小組會上把所謂「圈圈」問題和「名單」問題抖落出來,「火上澆油」。安子文明明早已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處分,饒卻抓住不放,並散佈說,財經會議上鬥爭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實際上,沒等到財經會議結束,饒就在中央組織部內鬥爭安子文了。他說「中央組織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動一下」。7月22日,他召開部務會議,強詞奪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條條、反對塊塊」問題、「整黨建黨規定問題」、「中央組織部對華東局和山東分局表示抗議問題」等等,對安子文橫加指責,而且態度蠻橫,不容申辯。7月25日,他又召開部務會議,把安子文將7月22日部務會議上發生的事向少奇同志反映,斥為「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並借題發揮,以中央組織部檢查官僚主義不徹底為由,要求重新開會專門檢討部裡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檢討。這個會在8月中旬接連開了兩天,安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饒卻一味吹毛求疵,無理取鬧。有些本來是饒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證明,要求派人查實更正,饒卻蠻橫地拒絕調查。更為荒謬的是,饒本來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檢討時,對「名單」問題只作一般交代(說明3月間他在組織上犯了一個錯誤,已向中央作檢討並請求處分)而不談「名單」的具體內容;在安檢討過程中,饒還插話說過:「這個問題不便在這裡講。」但當第二天會上有人對安進行批評後,饒卻對大家沒有追問「名單問題」加以指責,說:「安子文千對萬對,但在這件事情上犯了嚴重錯誤。你們應當首先追問安子文:你犯了什麼嚴重錯誤?」與會同志指出是他自己交代不要談這個問題,饒又強辯說:「是,我是那麼說了,但是你們應當追問,你們問了以後,我再出來解釋。這應當是黨內鬥爭的教訓!」但是沒有人響應,他自感孤立無援,不得不暫且收場。    
    ——1953年9月,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少奇同志受毛主席委託,主持會議領導小組的工作。參加這個領導小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勳、錢瑛和我,還有饒漱石、安子文和6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我隨時將會議進展情況,給毛主席寫書面匯報。這次會議,原定主要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順利進行。饒漱石卻在會議內外興風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組織部長跟他一起攻擊安子文。但仍沒有能掀起多大波瀾。他不甘心,在中央書記處匯報會上發牢騷,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主席讓鄧小平問饒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去請來。饒心裡虛,只點了一個陳賡(當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原來他聽說抗日戰爭初期,陳賡帶部隊在太行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面對薄一波有不滿;又知道陳講話「沒遮攔」,以為陳如果到會,能放上一炮。可是,陳賡來後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來發言。饒又一次打錯了算盤,他的目的沒有達到。    
    中央覺察到會議方向被搞偏了,決定大會暫停,轉入開領導小組會議,先解決中央組織部的內部問題。在連續幾天的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根本不承認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其他幾位同志批評他的一些事情,反過來氣勢洶洶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誣蔑安子文「霸著組織部」,使他「插不進來」,而部裡一些同志同安串通一氣,抗拒他的領導。企圖借這次會議使地方上的組織部長們造成一種錯覺,爭取他們站到自己一邊。可是,問題一經拿上桌面,擺事實,講道理,饒的種種謊言全被揭穿。情急之下,他竟然又捏造「事實」,說他的政治秘書陳麒章調來半年,組織部還不接組織關係。當時在場參加記錄工作的陳麒章,不得不取得會議主持人許可,破例站起來發言,聲明他一到中央組織部,趙漢就把他編入一個支部,饒說的根本不符合事實。少奇同志在主持領導小組會議的過程中,對饒進行了嚴肅批評。饒反而在另一次中央書記處匯報會上蠻橫地責怪劉少奇在處理他與安子文的關係上「感情用事,把問題擴大了」,甚至威脅說:「如果少奇同志發言不謹慎,這個領導小組會要出問題。」因此,中央不得不決定,劉、饒、安三個人在領導小組會上的最後發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審查。    
    中央書記處幾次開會聽取組織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我都在場。當時我已感到饒漱石的言行十分反常,但對他為什麼要同少奇同志一再「頂牛」,一時還解不開這個謎。    
    在最後一次領導小組會上,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明確指出「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於這個部過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與會的中央領導同志本著對待犯錯誤同志「一看二幫」的精神,在發言中又都給了饒漱石一個「體面退卻」的台階。但饒最後發言時,仍然堅持自己「原則正確,方法錯誤」,不肯老實認錯。這以後,他還繼續在毛主席面前數落少奇同志、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一些同志的所謂「錯誤」,並照舊到高崗那裡去議長論短,發洩怨氣。後來,不知出於什麼心理,饒又一反常態,對安子文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牴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少奇同志。」這真是一語洩露了天機。


第五部分第130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5)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跡象越來越明顯,到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問題已經充分暴露。黨中央據此判明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下決心予以揭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點明:「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同時,他建議政治局搞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毛主席離京去杭州,在那裡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這前後,毛主席就高、饒分裂黨的問題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如:    
    1953年12月,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期間,毛主席兩次約談。頭一次,主席向陳毅詢問他所瞭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裡,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盤托出。毛主席這才點頭,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主席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3位華東負責同志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問毛有什麼指示?主席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儘管這樣,從籌備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到籌備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一年裡,黨中央對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在處理上仍然堅持了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    
    1954年1月中旬,《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擬完成後,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約請同他一道起草《憲法》的喬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提出:「為了團結決議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    
    1月18日,毛主席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徵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提出要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    
    高崗看到《決議(草案)》後,惶惶不可終日,急忙寫信給毛主席,說他完全擁護和贊成《決議(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想在會前去杭州見主席。我把他的要求代為轉達後,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詞主席正忙於修改憲法草案,沒有時間,把高回絕了。高崗還兩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頭一次,高崗對毛主席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來解圍。主席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表示要給高崗伸冤。    
    1月22日,毛主席電告劉少奇,重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量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著毛主席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還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籌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    
    四中全會前,少奇、恩來、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5位同志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了他們的問題。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批評,並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討。這兩個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整理送到我這裡,經過匯總,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別在家裡寫書面檢查。東北和華東兩個地區,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傳達了七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揭發、批判高、饒的反黨陰謀。為此,在3、4月間,分別召開東北地區高幹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5、6月間,先後召開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間又召開山東省黨代表會議。    
    高崗拒不悔改,在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我立即將有關情況向中央各主要領導同志通報。在請李琦轉告周恩來時,我說高崗是個壞人。據李琦告訴我,恩來同志聽後表示:「對!尚昆同志的意見是對的!」    
    饒漱石停職反省後,我當面交代陳麒章:現在不便給饒換秘書,今後你作為中央辦公廳幹部,暫時仍以原來名義留在饒處工作,每週寫個「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到中南海,直接向我匯報。他忠實地執行了。    
    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2萬多字的書面檢查,主要交代了4個問題上的「錯誤」:    
    1.黃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借全黨整風、審干之機,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和一向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1949年底,大區籌建軍政委員會,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主席之職,卻在陳謙讓時,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毛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    
    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所犯的錯承認當時自己「明斗安(子文),實反劉(少奇)」,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檢查的結尾處,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自扣了8項「帽子」:(1)利用弱點,小題大作,打擊別人,抬高自己;(2)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面扯謊,矢口抵賴;(3)運用資產階級的權術到黨內鬥爭中來;(4)宗派主義;(5)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6)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7)地方主義,分散主義;(8)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由於饒漱石當時患有面部神經痙攣症,看和寫都有困難,這份書面檢查,由他自擬大綱後,逐點口授,讓陳麒章記錄整理,讀給他聽,再按他的意見修改、補充而成,大約在1954年底前後,定稿簽字,上報中央。此後,饒就無所事事,等候處理,除偶爾去附近的景山公園散步外,足不出戶。


第五部分第131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6)

    怎麼處理高、饒呢?高崗自殺前,毛主席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以改過的機會;當然原先的一些職務是不能保留了。對於饒漱石,在這1年左右的時間中,黨中央反覆研究過處理方案,我都參與了。當時,中央只打算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的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一直到全國黨代表會議開預備會,請各代表團討論大會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專談高、饒問題)時,儘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贊成把饒留在黨內,紛紛提出要開除他的黨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開會,經過討論,仍然認為「不必改動原來的意見,應向代表進行說明」。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主席說,這個文件也搞了1年,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儘管如此,全會最後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表會議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的黨籍,只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    
    不料,全國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在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的討論過程中,風雲驟變,高、饒問題「逐步升級」,最後來了個180度的大轉折:會議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後對高、饒問題所採取的措施,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將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經毛主席「拍板」,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將他逮捕入獄。3天後,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這個突如其來的大變化,是怎麼造成的?據我瞭解,主要有以下3點:    
    其一,饒漱石鬧翻案,激起了眾怒。    
    1954年底前後,國際共運中出現了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曉夫為鐵托恢復名譽的新情況。這個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對他進行打擊報復;一再表示他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陳麒章等將饒的這種反常表現如實地向中央辦公廳分別寫了兩份書面匯報。這兩份書面匯報由全國黨代表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饒的翻案行為把代表們惹火了。    
    其二,楊帆案件,火上澆油。    
    楊帆,原名石蘊華,江蘇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參加新四軍,歷任新四軍軍部秘書,軍法處科長、處長;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情報部部長;上海解放後,先後任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    
    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發楊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    
    事情得追溯到上海市解放前夕。當時饒漱石作為華東局第一書記和內定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提出在上海解放後清理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要採取「以特反特」的方針,並在江蘇丹陽親自接待了由楊帆引見的大特務胡均鶴,交代楊帆將胡帶去上海使用。胡均鶴早年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30年代被捕後叛變,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抗日戰爭初期,他被日偽逮捕,又成為汪偽特工總部頭子、我黨叛徒李士群的重要助手;1942年前後,李、胡為給自己「留後路」而同潘漢年建立了情報聯繫,並曾掩護過上海地下黨領導同志劉曉等人安全通過封鎖線返回淮南根據地。日本投降後,胡再次成為國民黨中統骨幹;後來他感到國民黨大勢已去,派人去香港向潘漢年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潘將此事電告楊帆。楊取得饒漱石同意,報經中央社會部批准,決定把胡暫留在解放區作為備用的「特情」人員。上海解放後,楊帆在市公安局主管情報和清查潛特等工作,他認為胡均鶴呈交的「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對上海的鎮反有重要參考價值,便在組織「情報委員會」時,提議讓胡擔任主任。這項任命,也報經饒漱石批准。    
    根據「以特反特」方針,上海市公安局由楊帆負責,經過篩選,先後運用各類反正人員為鎮反工作提供線索,取得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某些疏漏,如讓胡均鶴擔任情報委員會主任是不恰當的。這種情況引起了華東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的注意,經過他們派工作人員下去檢查和批評後,上海市公安局作了認真的檢討,並採取了整頓措施;經中央公安部同意,胡均鶴由上海市公安局繼續就地控制使用。這時饒漱石已因病離開華東。    
    高、饒問題發生後,華東和上海在揭發、批判饒漱石時,「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並無確切根據的情況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決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所犯的某些錯誤,聳人聽聞地說成是饒漱石和楊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誤變成了嚴重的政治事件。    
    全國黨代表會議一召開,毛主席在開幕詞中對當時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做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他說,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很可能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要有所防備。另一方面,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活動很猖獗,必須有計劃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如果我們有所準備,採取適當措施,就可以避免敵人給我們造成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本來,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們得知饒漱石鬧翻案,已經很惱火,看過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大批敵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開幕詞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聯繫起來,更加群情激憤,認為饒的問題已經超出犯錯誤範圍,而是對黨對人民犯了罪;進而對饒的政治歷史提出了疑問,還聯繫到他抗日戰爭時期在皖南事變中的脫險,究竟是如他安抵蘇北後給中央電報中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還是被俘後叛變而被派回來充當內奸的。毛主席在作會議結論說到高、饒問題時,提的已經不只是高、饒兩個人的聯盟,而是高崗反黨集團和饒漱石反黨集團(在饒的反黨集團裡點了楊帆和向明的名)的聯盟。楊帆既然被列為饒漱石的「一丘之貉」,饒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了。楊帆早在1954年底,就由公安部派人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1955年4月1日,在饒漱石被捕入獄的同時,楊帆也被正式逮捕;與楊有牽連的許多人,包括胡均鶴在內,也相繼被逮捕了。    
    其三,潘漢年的「交代」,引發更大「爆炸」。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談判代表,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華中局情報部部長,華南局情報部負責人。上海解放後,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這次開全國黨代表會議,潘是上海市代表之一。


第五部分第132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7)

    1955年3月下旬,當全國黨代表會議的議程進入「高、饒問題」後,一些受到高、饒影響或和高、饒問題有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和交代。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會議臨結束時,毛主席號召所有同高、饒反黨聯盟有過某種聯繫或有所牽連的幹部,以及本人歷史上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或口頭報告或寫書面材料講清楚。潘漢年受到很大震動,他想到:自己同楊帆、饒漱石都有過工作聯繫;在所謂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的問題上,自己作為分管政法、情報工作的副市長當然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胡均鶴是由他介紹到解放區去投誠的,如今出了問題,他不能毫無干係。尤其是,他同胡均鶴在抗日戰爭時期有過一段特殊的聯繫:當年他策反李士群的過程中,胡是一個重要聯絡人。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聯繫時,李藉故把他騙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見汪精衛,這件事他在回到根據地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組織上報告過,現在胡均鶴已被逮捕審查,自然會將有關情況交代出來。會見汪精衛這件事雖然沒有對黨的利益造成損害,但長期沒有向黨組織報告,這已經是很大的錯誤了,並且不容易說清楚。經過反覆考慮,他在全國黨代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帶著寫好的材料去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並請他將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大吃一驚,感到事關重大,安慰了潘幾句,便匆匆將潘的交代材料親自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毛主席看過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作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在4月3日責成公安部執行。潘漢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又長期沒有向組織上報告;二是對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的問題負有直接責任。據此,潘漢年被認定為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內奸」。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即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大都得殺。」語氣雖是寬容的,卻又給潘的問題再次定了性:實際上已經斷定,潘早在30年代參與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期間就叛黨投靠國民黨了。    
    1955年4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除通過全國黨代表會議公報外,正式批准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實際上是追認已經執行的決定)。在這次全會上,毛主席特別批評了黨內存在「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強調,今後必須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痺。在大家注意了這樣的問題之後,再注意防「左」。以潘漢年來說,多年在黨內,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與「老虎」睡過覺,是瞎了眼睛;但是,一旦發覺了他是「老虎」,眼睛就應當光亮起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黨揭露,不要以為與「老虎」同床過就有所顧慮,而喪失一個黨員應有的立場。毛主席還說,因為黨在過去肅反問題上曾犯過錯誤,以後採取九條方針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種右的偏向,總是原諒自己而失去應有的警惕,今後必須改正。一時全場氣氛十分緊張,事先對此毫無精神準備的中央委員們,包括我在內,聽了都大吃一驚,實在料想不到高、饒問題最終會發展到這一步!    
    潘漢年的問題,直接同饒漱石、楊帆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當時毛主席認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於是,饒漱石又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從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據中央指示,成立饒、潘、楊專案組,下分3個小專案組,對他們進行長時間的偵訊。雖然幾經內查外調,沒有查出他們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只查明了饒隱瞞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後才收買敵軍連長成功,而向中央謊報為「派警衛員下山收買」這樣一個情節,但在偵訊結束後公安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仍然斷言這3個人「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這個案子被長期擱置,並沒有依法移交檢察、司法機關審理。直到「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講了潘漢年可以不殺以後,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結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楊帆也在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饒漱石因為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經公安部報請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釋,安排到一個農場養起來,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生活費200元。「文革」中,饒、潘、楊三人再次被捕入獄。饒漱石在1975年病故。    
    對其他人員的處理,如果撇開饒、潘、楊一案不說,單以黨中央對高、饒反黨聯盟的處理而言,牽連的人很少:在東北地區,只有被稱為「五虎上將」的5人被撤了職,降了級,下放到一般單位工作;華東地區,受到撤職處分的高級幹部,主要就是一個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    
    對於其他一些與高、饒有或深或淺牽連的高級幹部,黨中央仍本著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沒有再點名批判。後來的發展情況表明,這樣不搞擴大化的處理,比較成功,既教育挽救了許多幹部,也有利於黨的團結。    
    至於高、饒的身邊工作人員,更沒有受到株連,都由中央組織部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中央辦公廳的幾個同志,無論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表現都很好。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大多受我的牽連而遭到迫害,但仍然堅持了革命原則,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好黨員、好幹部。


第五部分第133節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8)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革」的十年苦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甄別平反了一大批建國以來曾經震動全國的冤假錯案。還剩下高、饒反黨聯盟和同它有牽連的饒、潘、楊反革命集團,能否站得住?要不要複查?自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饒、潘、楊反革命集團」是完全搞錯了。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陳雲同志剛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紀委第一書記,就向中央建議複查潘漢年問題。其實,據我所知,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為「內奸」遭到逮捕時,周恩來同志曾交代羅青長(時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部長兼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轉告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組織個小組,細查解放前潘漢年與黨中央文電往還的有關檔案,整理出一份實事求是的審查報告上報。這個小組以羅青長為組長,總理辦公室的許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長狄飛為組員。他們經過查檔核實:解放前,潘漢年打入日偽內部,利用李士群等情節,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過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對潘那時的工作是肯定的。於是,由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呈送正式報告,列出潘的7個疑點,建議中央作進一步審查(其實,這不過是「陪襯」,因為既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後來這些疑點被逐一澄清)。接著,報告針對「內奸」之說,列出五大反證:(一)中央一再發出過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當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三)潘向中央提供了戰略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情報;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四)組織機密一直沒有洩露,直到上海解放。如日本投降後,中央一度決定要搞武裝起義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幹。但數日後,毛主席考慮到從當時力量對比來看,起義即使成功,仍將被迫撤出,急電上海停止武裝起義。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成員之一,這事的前前後後他都知道,而國民黨毫無所知。如果消息洩露出去,上海地下黨必被一網打盡。潘經管好幾部秘密電台,知道很多機密,都沒有出事。(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他的結論是:潘漢年雖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黨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的問題。可惜,在當時情況下,這五大反證沒有被採取。直到20多年以後,在中紀委複查潘漢年案的時候,它才發揮出很大的作用,成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而潘漢年和楊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幫」垮台喜訊後,立即提出申訴,要求還歷史以公正。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黨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宣佈「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1983年,黨中央對楊帆同志同樣作出了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決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漢年同志沒能等到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這一天(他於1977年4月含冤去世)。楊帆同志總算等到了。    
    潘漢年、楊帆既然相繼平反,所謂以饒漱石為首的饒、潘、楊反革命集團自然不復存在。關於饒漱石,在這一案上,中央沒有專門作出複查結論,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的「註釋」第436條中,有以下的陳述:「……在這期間(按:指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一小段經過黨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註釋」,可以說是從事實上給饒漱石的「內奸」問題平了反。    
    那麼,高、饒反黨聯盟是否也搞錯了呢?由於下列情況,人們會提出這樣的疑問:(1)原被列入「饒漱石反黨集團」的兩個人,不僅楊帆解脫了,向明也平反、恢復名譽了。(2)原被列入「高崗反黨集團」,號稱「五虎上將」的5個人以後表現一直很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們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級重要崗位,一直工作到離休。這樣一來,所謂「高崗反黨集團」與「饒漱石反黨集團」之間的聯盟,最終又回復為原先的「高、饒反黨聯盟」了。    
    「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正式地被重新提出來研究和討論,是在1980年春中央醞釀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決議》起草小組談到高、饒事件,明確指示:「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也找陳雲同志談判……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評價已經基本定稿的《決議(草案)》時,再次提到高、饒反黨聯盟。他說:「高饒事件的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但也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高饒事件也是類似那麼一個性質,當然還不是另立中央。」    
    我理解小平同志所說的「高饒事件的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主要指的就是高崗當年進行反黨活動的事實。至於饒漱石,雖然小平同志在兩次談話中,沒有具體地提起他的事,但是,從1953年至1955年前後,小平同志作為中央的秘書長,對於饒漱石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同高崗呼應配合的反黨言行,饒大鬧中組部並藉著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機會,煽動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劉的種種表現,他同樣「知道得很清楚」。我那時是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經歷和瞭解高、饒事件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因此,對小平同志在上述兩次談話中提到的情況,我是有資格作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既然高、饒事件的基本事實沒有大的出入,它的基本結論當然應該維持不變。    
    對高、饒事件,還需要說到,這事後面確有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背景:他們企圖置中國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東北和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為此,需要在中國黨內高級幹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隨者和代理人。高崗在東北總攬黨政軍大權,那時他同蘇共和蘇聯政府的關係極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對此早有察覺和警惕。1953年高崗敢於那麼放手搞分裂黨的活動,有國際後台支持,也是掩蓋不了的事實。    
    高崗死不改悔,自絕於黨;饒漱石反覆無常,妄圖翻案,他們被開除黨籍是咎由自取,黨內處理並不過分。後來對饒的處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當時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助長了「左」的情緒,又過分自信,聽不進不同意見,違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導的「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頭」的原則,以致犯了主觀臆斷和先定性後查證的錯誤所致。發生高、饒事件的當時,毛主席在黨內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麼看,怎麼說,我都信而不疑。近來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記」,上面還有這樣一段記載:我聽過毛主席宣佈饒、潘、楊是「內奸」,大吃一驚,痛感自己「思想右傾」哩!現在我說這些,純屬「事後諸葛亮」。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


第五部分第134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1)

    在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根據中國國情實際,採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和平改造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對民族資產階級則採取了和平贖買的政策。這一正確政策的實行,有效地改造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擴充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力量,加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物質基礎,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得以健全地發展。    
    毛澤東關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關於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由低級到高級的逐步過渡形式、關於和平贖買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發展。    
    允許城鄉資本主義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期內存在和發展,是與中國經濟落後、資本主義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相聯繫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需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實際,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和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中提出,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認為想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毛澤東強調說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只要加以節制,發展資本主義是有利的。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在革命取得勝利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毛澤東指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與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一起,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同時指出,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要在其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決不能任其自由發展。但是,為了整個國家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限制得太死,必須允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    
    1951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農業貸款和私商聯營的意見稿時指出:在私商的聯營中,公私聯營、私資聯營和私資聯合下鄉採購,這三種私商聯營的形式均接受國營經濟的領導,對我們是有利的,應予支持;而對有意與國營、合作社商業對抗的私商聯營,與國營、合作社商業爭奪市場的私商聯營,則應予以反對,並與之進行合法鬥爭。    
    1952年3月,毛澤東在與黃炎培談話時指出:我們要從經濟觀點,向大的遠的方面看,現在中國的私人資本,在全國工商業經濟上,比重還是相當大,向著社會主義走,公私雙方都需要發展的。只要不讓它向壞的方面發展。要教育改造工商業者,中間還要特別重視工業,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依據國家經濟需要,有步驟地把商業資本轉向工業,這於國家是有利的。    
    當毛澤東得知經過三反五反運動後,中小工商業的發展有困難時,他提出了三條合理解決辦法:(一)中小工商業可以走向「聯營」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從業務的聯合逐漸地趨向資金的聯合,從此成為「公司」的方式。(二)從中小工商業的產生來說,大都依靠大工商業而來,尤其是小工廠依靠大工廠而產生。但在情勢變化以後,尤其是經過這次三反五反運動,大的對於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貸款和加工定貨,不可能直接及於小工廠,這是無可奈何的。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廠,責成一大工廠去扶助,政府向這一大工廠進行貸款,加工定貨,附帶一個條件,要求它負責扶助這些小工廠。例如加工定貨,大工廠在監督指導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況,一方接受能力與合理的酬報,分配給予這些小工廠;小商店則由大商店尤其是公營百貨公司之類,將貨品依照合理的價格,批發給他們經營,從此小工商業得以恢復活動。當然,實行時還需商定出種種適當辦法來,這是「大帶小」方式,也許是中小工商業今後的一條道路。(三)在條件具備之下,中小工商業改變為合作社,當然也是一條道路。這幾條道路,究竟哪一條適宜,也許此外還有適宜的道路,都要看實際情況來斟酌採用。毛澤東指出的解決私營中小工商業出路的這三種辦法,為以後提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理出了思路,這三種辦法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維持中小工商業的生產,使私營中小工商業繼續存在下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以適應新民主主義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1952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調整商業的指示(這個指示決定國營貿易企業在1953年全部實行經濟核算制——筆者注)中,根據當時公私關係的緊張形勢,失業人員大量增加,許多中小工商業者、家庭商店及攤販,已在埋怨我們的情況,他提出:為「使中小工業家、手工業者和農村家庭副業的產品找到較多的銷路,不使他們發生困難」,「在零售方面,公私商業的比重,就全國平均數來說,目前仍應按今年六月中央財政會議所規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減,應報中央批准。」毛澤東要求在當前階段,注意維持私營商業的存在和發展。    
    1953年1月2日,毛澤東在當時商業部正、副部長曾山、姚依林給毛澤東等同志寫的信的批語中,肯定了來信中提出的國營商業在銷售上要盡可能多賣錢,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擠垮等做法的正確性。    
    同年5月,毛澤東又就私營工商業問題提出:「私營問題的中心,和公營一樣,是民主改革與增產節約,這個問題解決了,勞資關係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密切注意工商業的情況,瞭解工商業者的態度,利用、支持私營工商業的發展,並為隨後而來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了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準備。在這段時間內,我國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也有所發展。


第五部分第135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2)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在總路線提出後進行的。    
    在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寫的《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手稿上,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手稿指出:黨的任務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指出:「社會主義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長的,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1年6月28日,毛澤東在胡喬木6月27日的來信上的批語中說:「現在的資本主義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其領導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它的性質已完全不同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營企業。因此,不能以國民黨時代的態度來對待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否則就是錯誤的。    
    在7月9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講得更加明確、系統,他說:「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佔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有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1953年7月20日,毛澤東在對全國總工會黨組7月14日報送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加強資本主義工業企業中的工會工作的指示》作的修改中指出,加強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工會工作,必須貫徹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這裡所說的改造還不是指取消資本家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那種最後的改造步驟。這裡所說的改造,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下的資本主義,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即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它是帶了若干(有幾種程度不同的情況)社會主義性質的。」這種帶有若干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目前並不是一切或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工廠已經做到了這一步,還沒有,還需要幾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這一步」。    
    毛澤東認為,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方式,已經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由低級到高級的幾種形式,這幾種形式都是切實可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和平改造私營工商業的較為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既要反對遙遙無期,又要反對急躁冒進。    
    1953年9月4日毛澤東提出:「我們的一切工作,圍繞一個總目的,這就是要達到:在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在正確地執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過程中,穩步地完成過渡時期建設和改造我們國家的偉大任務,即是說,我們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須要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發揚正確的思想,批判錯誤的思想。只要我們大家瞭解,做法適當,我們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這個任務的。」毛澤東還指出:要鼓勵和指導資本主義工商業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從而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1953年9月7日,毛澤東邀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談,李濟深、陳叔通、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等參加了座談。毛澤東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發言。這次談話有力地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3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給黃炎培寫信,對黃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講話的講稿提出自己的看法。黃在講稿中借用「無痛分娩法」這個醫學術語來比喻工商界在進入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沒有什麼痛苦,對此,毛澤東提出:「『無痛分娩法』一詞最好不寫在印刷品上,因實際上那些不甚覺悟的人們總會覺得有些痛苦的,支票開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學習,不去提高政治覺悟,結果感覺痛苦的人就會對我們不滿。」毛澤東同時給周恩來和李維漢寫信,告訴復黃炎培信函事,並補充說,「階級消滅,個人愉快」似可改為「階級消滅,個人存在」為適宜。這兩段話,表明了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改造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困難和問題給予了足夠的估計,並以務實的態度處置這個問題,不給民族資產階級以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過程中,毛澤東不斷給予正確指導。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國家資本主義,是講逐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只有公私合營一種形式,而是有各種形式。一個是『逐步』,一個是『各種』。這就是逐步實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原則,要達到這個原則就要結合靈活性。靈活性是國家資本主義,並且形式不是一種,而是『各種』,實現不是一天,而是『逐步』。這就靈活了。」    
    在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分析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1949年全部沒收,一個錢不給,這個辦法好不好呢?還是拖到15年、18年,用工人階級替他們生產一部分利潤,而把這個階級逐步轉過來這個法子好呢?實際上是這麼一個問題,這樣是比較好。這兩個方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採取的這樣一個方法,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的宣傳教育,採取了與對地主、官僚資本主義不同的政策,和平地改造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同時,毛澤東還指出:要照顧私營工商業的利益,不要將他們擠垮,這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毛澤東對國家資本主義還有一種特定的解釋,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國家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在多種複雜形式下的經濟聯盟,而不是一種獨特的所有制形式。


第五部分第136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3)

    建國初期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我們用和平贖買的方法改造了民族資產階級。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是可以教育的,其成員是可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這是由於:    
    第一,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機器,有著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既有剝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擁護共同綱領的一面,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與民族資產階級從民主革命時期起就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就結成過聯盟。    
    因此,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就具有客觀的和現實的可能性。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期,毛澤東即肯定了整個工商界的基本情況是好的,是向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的。    
    這種對民族資產階級總體情況的估計是必要的。如果缺乏一個基本的估計,那麼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抑或是民族資產階級本身,就會對社會主義改造失去信心,就會不利於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改造。    
    毛澤東在分析私營工商業者情況的時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和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估計。他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做了好事的,有益於國計民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其他各國不同,從孫中山起就為民主共和國奮鬥,後來我們接手,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性質。中外的資產階級都有過積極的作用,曾經革命的力量對生產力發展都有作用。資產階級在革命時也有唯物論,不是歷來都是唯心論。因此,希望他們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不要有懼怕的心理。    
    在談到「兩個聯盟」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和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結成了一個鞏固的聯盟的基礎之上,又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了另一個聯盟。當然,為了結成和繼續這個聯盟,為了借助國家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這個代價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內也不是沒有鬥爭的,有些人反對對資產階級和平贖買,不承認資產階級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對此,毛澤東指出:在我國的條件下,不承認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視或者否認宣傳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資本家的問題上的重大意義,這就是不承認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不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認黨的對資產階級聯盟和採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形式這一根本政策的正確性,這種觀點無疑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還批駁了一個自稱為「上海工人」的來信中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反對黨的和平贖買政策的主張,認為這是以「左」的面貌來反對我們黨的正確路線,是一種挑釁,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工人階級的。    
    用和平贖買的方法改造民族資產階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保護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一次,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曾就贖買問題說,我們很重視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有700萬人。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有文化,二是他們有技術。一般地說,他們文化和技術都比較高。毛澤東特別指出:中國如果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就要犯很大的錯誤。在革命時期如此,在建設時期也是如此。民族資產階級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經濟的經驗,因此我們不僅在民主革命時期團結他們,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也必須團結他們。他們對國家有很大貢獻,我們對他們要採取耐心等待和說服的政策,有些要辦的事情,他們不同意,我們可以暫時不辦,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經濟建設事業上,我們也事先和他們商討。我們對私營經濟採取統籌兼顧也就是公私兼顧的政策,對於國營和私營工商業同等對待。    
    毛澤東認為,民族資產階級走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他們自己是有好處的。他指出,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看到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在和我們合作搞五年計劃中間,我國日有進步,比以前好,物價穩定,生產年年增長,他們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他們的代表人物參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會和政協,所以他們就會考慮合作好還是不合作好,跟哪一個走好。他們的子女也一樣有機會上大學,畢業後也一樣分配工作。瞭解了這些,就會瞭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什麼願意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為什麼要合作呢?如果沒有好處,他們就不會願意合作。合作對他們來說,有暫時的好處,也有永久的好處。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澤東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他在談話中著重指出:關於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加工訂貨就是初步基礎了,公私合營是第二步了,然後再到第三步。工商業改造並不容易,相當複雜,全體工商業者連家屬共3000萬人以上,包括小商販、手工業主、手工業者(不包括店員、手工工人)、船主、漁業資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廠主、店主連家屬約700萬人,情況是很複雜的。逐行逐業要安排,要有事做,還要教育。    
    毛澤東分析了私營商業者的情況後認為:私營工商業者,中小戶漏稅多,大戶要好些,有的工商業者因為是知識分子,聽報告多,要開明些,中小的聽報告少。如果講得資本家一點好處都沒有是不好的,守法戶總是多數,三反五反作了結論的,絕大多數基本上是好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總的說來,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於國計民生。有些人偷稅漏稅不好,因為還有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這個制度,就有這些問題,但是說百分之百偷稅漏稅,我不相信。    
    毛澤東指出,對於民族資產階級,要安排好,要使這些人過得去,一個工作崗位,一個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資產階級同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不同。資本家如果將來餓肚子,這個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    
    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工商業者對於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的認識普遍提高,紛紛要求走公私合營道路,形成了全行業申請公私合營的高潮。    
    1955年11月9日,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展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進行修改時,強調指出,必須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間培養一批由於接受黨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覺悟,逐步地解決了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的核心分子,「黨委應當經過黨委負責人、政府工作人員及統一戰線部門的工作人員和經濟機關的工作人員,經常教育這些核心分子」。    
    1955年11月14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清樣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資本家一旦放棄了剝削,他們的社會成分就不再是資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他們和工人、農民就沒有矛盾了,他們就一身輕快不受社會責備了。這裡說放棄剝削,不是說馬上就要這樣做,而是說現在要做思想準備,要在各城市的資本家的學習組織中逐步地適當地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如有疑問,要有適當的人給予解答,要準備經過公私合營,逐行逐業的改造,在條件完全成熟以後,最後達到國有化。」


第五部分第137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4)

    1955年11月17日,毛澤東對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修改時指出:對資本家的各項教育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引導資本家自己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應當有領導地普遍地加以推廣。要根據情況的變化,有時著重鼓勵,有時著重批評。在批評的時候,也要對他們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澤東還指出資產階級分子腐蝕我們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分子對於我們的腐蝕的鬥爭將是長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後,資產階級已被孤立,心中惶惶無主,想靠攏我們,許多同志不瞭解這種變化,他們被三反五反的鬥爭嚇怕了,因而對於(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改造問題存在著悲觀主義,怕和資本家接觸。有些人對資本家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有些人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對於資產階級的實際情況不作全面分析,以為如果要說到資產階級除了消極的一面之外還有積極的一面似乎便將「傷害馬克思主義」。他們也沒有主張沒收資本主義企業,但又不相信黨、群眾和國家的力量可以經過教育說服的方法來改造資產階級。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於被動。這種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實質上卻是右的。    
    在這之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業者,要採取批評這種鬥爭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說:「工商界改造工作有進步,令人欣慰。惟須加強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業。看來工商界是可以採用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的,這次工商聯合會討論的經驗可以推廣。」    
    其後,毛澤東又在對李維漢的一篇講話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資產階級的大多數,已經接受了公私合營或者準備接受公私合營這樣一種改造。對於資產階級,一般以教育為主,不放棄必要的鬥爭,因此,除了大約佔百分之幾的具有嚴重情況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壞分子以外,其餘的,應當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勵又批評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評就是對於他們的主要的鬥爭方式,當然還要有對違法者給予罰款等等一些鬥爭方式。    
    毛澤東還在一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會議上說,現在資本家已經一隻半腳踏進社會主義,快要變成工人階級了,應當在黨內進行廣泛的解釋和教育,使廣大黨員提高認識,取得工作的主動權。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大約再有3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毛澤東還就和平改造問題指出: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過去幾個月來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人們的意料,過去有些人怕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現在看來,這一關也還是容易過的。    
    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在談到我們把制度改變以後,需要學習科學知識時說,我們應該向科學家學習,資本家也有一些好的東西,我們也應該學習,當做民族遺產留下來。用得著的東西,不要統統丟掉,革命不要把這一部分積極的因素改掉了。科學家李時珍的東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幾千年前的詩經、楚辭還在學習,為什麼現在的資本家我們不能向他們學習一點好東西呢?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他們還可以當先生。他們的制度、習慣、思想應當改變,他們應該學習,但其他的科學管理方法、經營方法不如他們的,應當向他們學習。全國人民都應該學習科學,沒有這個東西,光有黨的政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在此之後,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或在別的有關場合,曾作過多次與上述內容相同的談話,他說,學習資產階級的知識和技術是為了加以利用。在經濟建設事業上,我們事先要與他們商討。總的目的,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基本結束以後,毛澤東還就定息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安排問題和自我改造問題發表過意見。毛澤東說:對資本家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物質問題,一是思想問題。物質問題就是有職有權,有工資可拿,拿到工資能過生活。定息時間要長一些。思想問題要資本家改造自己,發揮他們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經驗,而且使得他們能夠發展新的經驗。    
    毛澤東說,現在看起來蘇聯消滅階級,消滅太早了,不能夠使用資本家的能力。當然歷史條件不同,中國比蘇聯、比東歐兄弟國家,比他們來得有利。又說,資本家學習是為了自己,同時也為了國家。中國過去是不行,經濟落後,現在雖然是好了一點,但還要大家努力。讓資本家多拿幾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學習,對工人階級是有利的。對資本家要從兩方面看。我們把資本家當成真正的財富,重視工商界,他有進步的文化。    
    在隨後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中,毛澤東批駁了說資產階級是反革命階級和不革命階級的論點,說現在有「左」的空氣。資產階級是有進步的,反革命、不革命的只是個別的,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不是對抗的,妥協了,還有什麼對抗?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不能講不革命或反革命。現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營了,沒有對抗了,合營前已經沒有對抗。要組織人寫文章。資產階級三反五反後沒有對抗,三反五反也不全部對抗,只是一部分對抗。以前孫中山同盟會,他在帝國主義壓力下,一面對抗,一面妥協。現在是否一面對抗,一面合作,兩面性是一面進步,一面落後。階級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認為只有一面性,結果就沒有改造了,大家尾巴會翹起來。定息完結後,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有兩面性。說只有一面性,不利於改造、進步。現在資本家學習熱情很高,看來民族有希望。


第五部分第138節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5)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業改造以後的1956年下半年,毛澤東就對資改造問題有一系列重要論述,他在對資改造問題上花費了大量精力。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對資改造的許多言論、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確的,並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義。當然,也有一些話,當時看來是正確的,但為爾後的實踐證明未必完全符合發展了的實際情況,這應當視為歷史的局限,是任何一個偉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    
    例如,毛澤東對彭真的一篇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發言稿作修改時,加寫了一段這樣的話:農業合作化「是使城市資產階級徹底地孤立起來,造成一種使他們非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不可的形勢,因而可以徹底地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痕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    
    「徹底地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的痕跡」這句話,與毛澤東在《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加寫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這句話一樣,現在看來顯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認識的。首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徹底地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痕跡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實踐已經證明,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應是單一的,而應該是多樣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情況下,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等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才能促進生產力的提高。這些非社會主義成分的經濟形式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人為地取消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在分配領域,要在貫徹按勞分配這個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形式,如私營企業主的收入,就是非勞動收入,三資企業中的外資、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資本多寡來進行分配的。看來提出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痕跡這句話本身,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估計不足的。應該說,在社會主義改造結束之後,我們國家逐漸形成的過分單一的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所有制結構,以及產生不利於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的「大鍋飯」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論上與毛澤東的類似這樣的觀點是不無關係的。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務之一。毛澤東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兩者是互為作用,互相促進的。我們在對這兩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是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貢獻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曾提出過用和平贖買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企業實行國有化的設想。他們認為,這種設想如果能夠實現,對於無產階級是最便宜的事情。    
    列寧曾主張對願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贖買,對不願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文明的資本家」加以無情的懲治。但是無情的事實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都不願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和平贖買方式,於是,只好採取了剝奪的政策。用贖買的辦法把資本主義企業完全國有化的設想在蘇聯沒有成為現實。    
    以毛澤東為傑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中,根據中國國情實際,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由低級到高級的形式,逐步地將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引上了國營經濟的道路,勝利地完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沒有能夠完成的和平變革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使命,而且又團結了民族資產階級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    
    我國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後的全部贖買(即定息)過程中,共花了32.5億元人民幣。雖然這點錢已經超過了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私股股金總額24億元的數額,但還是合算的。毛澤東說: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對無產階級是十分有利的。因為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一般都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和一定的經營管理經驗。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既照顧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又減輕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阻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調動了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    
    說到和平贖買政策所取得的勝利,毛澤東指出: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實行這樣的改造政策,不僅生產沒有受到破壞,而且有些私營工廠在過去幾年中還進行了部分的擴建。資本家由於在過去幾年中有利可圖,有些人也還自願地向工廠進行投資。我們在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例如,公私合營以後給資本家定息,就是一個新經驗。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對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開創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先河,它豐富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寶庫,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    
    (顧龍生:《毛澤東對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貢獻》)


第五部分第139節 「反右」及「大躍進」(1)

    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1956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存在著冒進和反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反冒進,不僅使當年經濟發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對實事求是地確定八大經濟決策和1957年計劃的指導方針有著重要的影響。鑒於往後的歲月裡我國經濟建設一再出現急於求成實即急躁冒進的錯誤,直到現在也不能說急於求成的思想認識問題已經徹底解決,因此,認真回顧和思考一下1956年反冒進的經驗,可能是很有意義的。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座談會,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到會122人),傳達了毛主席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少奇同志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一條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著這條保守的路線。工業部門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面而主體跟不上的現象。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次座談會以前的兩個月,七屆六中全會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右傾保守」思想開展了批判,這是我在本書第15篇中已經介紹了的。11月16日至24日,中央又召開了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工作會議,批判了對資改造中的「右傾保守」思想。毛主席於24日到會講話,批評領導機關的思想嚴重落後於實際。詳細內容我在本書第17篇中也作了介紹。現在,按照少奇同志的傳達,毛主席的意圖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就擴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了。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形成,已經對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科學、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壓力。現在再批這些領域的「右傾保守」思想,壓力當然就更大了。    
    毛主席批判經濟建設領域的「右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他感到國務院有些部門設想的長期計劃指標偏低了。    
    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開會,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要求,討論編製15年(1953—1967年)遠景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的問題。各部匯報自己的設想。按照各部匯報,1967年,全國糧食產量6000億斤,棉花產量5600萬擔,鋼產量1800萬噸,煤炭產量28000萬噸;工農業產值平均年增長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長9.5%。10月5日,國家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