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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成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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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篇第1節 博篇

        
    中國有幾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歷史,而權術則是在這個母體中培育出的怪胎。它出自於正門,卻被指認為歪門邪道;它在政事官場被廣為運用,上自君王下至微臣,屢屢使用,不斷翻新,卻遭辱罵、鞭笞,對其嗤之以鼻者包括以權術為器,成就大業者。就這樣,權術在叫罵聲、鞭笞聲中積累、發展,形成怪異神秘的權術文化。    
    蔣介石也是鄙視權術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被屏蔽廣告]友誼何在?」他在這裡說的所謂政治,其實就是指的權術。然而,自他立志幹一番大事業之日起,就同權術結下不解之緣,從追隨陳其美派人暗殺陶漢章,初試牛刀,到在政壇運用權術得心應手,成就「霸業」,在運用權術上比歷代政治權謀大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說他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侖」。還是與他在權力角逐中,長期廝殺的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博篇第2節 不求「功名」愛武裝

        
    權術是政治權力的伴隨物,是為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目標服務的。青年時代的蔣介石,是一個既有革命志向,又有個人野心的熱血青年,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運用權術方面曾初試牛刀。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權力的增大,個人野心膨脹,權術與之形影不離,是他攫取最高權力,鞏固最高統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不求「功名」愛武裝    
    按照父輩的期望,蔣介石應該通過科舉,獲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經商謀求發達。可是蔣介石卻到日本學習軍事,做出了對自己的前途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選擇。    
    事例:    
    浙東地區,人傑地靈,自古以來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譽。出生在這裡的蔣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這種人文環境的影響。    
    按一般的歷史經驗對自己的孩子的預期,家裡父輩更希望他金榜題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許隱約地感悟到長輩的心願,這可以從他將自己的名字蔣尚清改為蔣介石一事中揣摩出來。根據《易經》豫卦的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彖》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這爻辭彖辭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堅如磐石,不終日沉迷於享樂,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為居中得正。蔣介石的名字採用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辭,表明了父輩對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為蔣介石仕途創造物質條件的父親卻在他9歲時離開人間,這一重任留給母親王采玉,儘管家境由盛轉衰,但王氏含辛茹苦,節衣縮食,讓他到私墊就讀,期望能獲取功名,在仕途上能發達起來。    
    蔣介石並沒有循著家長設計的人生軌跡堅持走下去,而是由學文改為習武。自古以來,行武群體受人鄙視,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說。蔣介石為什麼會不愛「功名」愛武裝呢?促使這一志向確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時代的蔣介石,天資聰慧,又調皮好強。村裡的男孩們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槍,玩「打仗」遊戲,他總是自封將領,指揮雙方或一方作戰,孩子們有時被戰鬥得衣破鞋丟,手傷頭破,號哭而歸,家長們便上門告狀問罪。初入私墊時,蔣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馬上倒地撒潑耍賴。因其自小頑皮,鄉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後帶上「無賴」二字。從軍同他的秉性比較對路。    
    第二,求取功名無門,只得另辟他徑。他本想走科舉獲取功名之路,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他赴寧波趕考。但這次應考使他決意放棄這一志向,主要動因是名落孫山,通過文功獲取功名無望。    
    更深層的原因是,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他第一次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並且這次科舉也使他的眼界開闊了許多,在寧波,他聽到廢科舉、興學校的議論;發現那些熟讀聖賢書的學子在試辦新學堂,而且開始教授從西方傳入的數理化課程;聽說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讓李鴻章搞「洋務運動」,與外國人頻繁來往。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層層波瀾。    
    回家之後,他考慮再三,決定去奉化縣城的鳳麓學堂接受新學教育。他的母親雖然覺得功名無望,但希望兒子做生意,振興家業,便對蔣說:「到寧波學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鳳舅舅幫忙,他在寧波做生意。」蔣介石回絕道:「孩兒立志要幹一番大事業。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別人的顏色行事,我絕不做生意!」這樣,王氏在徵求蔣妻毛福梅的意見後,只好同意了兒子的意願,蔣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鳳麓學堂求學。然而,鳳麓學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舊的學校,新瓶裝舊酒,雖然也開設了一點英文、算術之類的課程,但主要還是《禮記》《周禮》等陳舊的東西;教師多是迂腐守舊之徒,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同學們推舉蔣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學內容,他在陳述理由時,「盛氣趨前,情態激烈」,激怒了校方,聲言要扭送官府查辦。蔣介石憤然退學。    
    後經舅父孫琴鳳的介紹,他被送到寧波箭金學堂。在箭金學堂讀書期間,博學的顧清廉老師,教學生們讀周秦諸子、《孫子兵法》、《說文解字》,講世界大勢,鼓勵學生出洋留學,使蔣第一次知道當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顧還將自己一部心愛的經過一番圈點的《曾文正公集》贈給蔣介石。這是一部對蔣介石來說堪稱《聖經》的書,蔣對曾崇拜有加,視曾國藩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會新風的影響。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動盪的年代,隨著以士為首的國民社會的解體,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開始出現好男兒投筆從戎的風尚,人們把眼光紛紛投向那些原來根本不注意的軍事學堂或者法政學校,以便從那裡找到發展的門徑。同時,留學日本也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說:「青年欲大成求新,當出國留學異邦。」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東渡日本求學,因沒有朝廷公派文書未能如願。回國後,考入了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學習。第二年,由於在學堂表現出色,加上自己有意爭取,經過考試被公派去日本軍校留學。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於是他緊緊地把握,不顧母親和妻子的反對和阻撓,再次東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讀日本士官預備學校--掁武學校。1910年畢業以後,他被分配到日本駐新瀉縣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佩二等兵軍銜,後升為上等兵,也稱士官候補生。當兵期間,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讓他和普通的兵一樣,派去掃馬房的時候,他的臉上現出難為情的神色。由於軍隊裡的軍紀關係,一切都是遵照長官的明令,不得不服從。    
    在日本學習軍事和當兵實習,使他對治軍有所感悟,認為「一國軍隊如果做到精強戰力,就要有三個要素:絕對服從命令;軍隊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軍隊為士兵最優良的職業學校。」    
    評析:    
    少年蔣介石沒有因循長輩為其設計的通過獲取功名走仕途發達之路的人生軌跡,而是棄文習武。促成他做出這樣選擇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確定人生目標追求是最大特點,就是勇於摒棄舊俗,大膽接受新風。戊戌變法後,科舉制度雖然依舊進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蔣介石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同時,他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即倡導學習西方文明的新學,以及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為一種時尚,並潛意識地把自己人生目標追求,同這種新的社會風氣聯繫起來。    
    留學日本已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老師的點撥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對新風視而不見,墨守成規的話,那麼他是不會回應的。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正是因為他內心有一種吸納新風的衝動,所以老師的號召在他的內心產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於是,做了棄文習武,東渡扶桑的抉擇。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蔣介石到日本求學的道路並不平坦,隻身到日本因沒有清政府的推薦公函,無功而返。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回國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刻苦學習,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同時積極向校方爭取,終於如願以償。    
    棄文習武,東渡扶桑,對於蔣介石來說,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坐標,從此他的前途命運與槍桿子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依仗槍桿子發跡得勢,取得榮耀和輝煌,攫取軍權、黨權、政權,直到坐上權力的最高寶座。然而,這一決定命運的選擇,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點:尚武精神使他過於迷信槍桿子,在執掌全國政權後,仍堅信槍桿子萬能,奉行強權政治,而根本不願真正吸納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動,槍桿子最終無法挽救其政權覆滅的命運。


博篇第3節 志向豈止在封侯(1)

        
    蔣介石年少立志,給自己確定了奮鬥目標。他的遠大理想,可以用其寫的「志向豈止在封侯」詩句作抽像的概括。這是一個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蘊含著個人野心的雙重笥的目標。    
    事例:    
    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時,在給表兄單維則寄的一張照片上題寫了一首七言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常言道詩言志,這首詩充分地表達了他的志向和抱負。    
    平心而論,很難說這首詩是虛偽之詞,它比較真實地反映出蔣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蘊含著救國救民的民族意識。因為,他在旅日期間受到革命環境的影響。留學日本期間,經陳其美介紹加入了孫中山在日本剛剛創立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當時同盟會聚集了諸如黃興、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劉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蔣介石雖然還是個無名之輩,但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深深的影響和熏染,激發了他的革命激情。在這一群體中,年輕人胸懷大志,指點江山,縱論天下大勢,探討革命真理。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所載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等人的文章,衝擊蕩漾著人們的革命情懷。    
    1910年6月,孫中山自檀香山到達日本,由陳其美介紹,約見了蔣介石,孫中山雖對蔣沒有特殊的印象,卻認為「他一定會成為革命實行家」。還勉勵道:「革命黨的青年,應該不計名位,而要為革命任務犧牲。」蔣後來回憶此次會見時說:「我接受了這個訓示以後,就立定了志願,要實踐這個訓示,絕不辜負總理對黨員的期勉。」蔣介石的這首詩是他接觸革命志士後的心境寫照。    
    當他得知辛亥武昌首義的消息後,立刻向部隊請求退出,想回國參加革命。在告別酒會上他表示,此次回國要幹出一番事業來。回到上海後,被派往杭州指揮光復之役,他給母親寫了一封訣別家書,表示決心殉身革命。他積極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活動,在革命事業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他沒有放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表達了對他的良好印象,稱蔣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不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這是一個方面。    
    與此同時,「東渡志豈在封侯」還蘊含著另一面,那就是幹一番大事業,以達到個人出人頭地的野心。這種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長,在特殊環境顯露,並隨著權勢的增大而急劇膨脹。    
    1925年5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由誰來繼承孫中山的位置,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大難題。就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聲望而言,並不在人們的視線內,也無力直接參與問鼎,但蔣介石權欲隨之膨脹,窺測著時機,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和現實條件的變化,為蔣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權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機。    
    自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之日起,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國民黨內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層,上層除中共交叉成員外,屬於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愷在國共合作中起著關鍵作用,孫中山逝世後,這種在權力中樞的作用更加突出。胡漢民則是右派勢力的核心人物,一開始就不大贊同孫中山聯共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因懾於孫中山的權威,沒有公開反對,孫中山逝世後,他便開始積極反共。汪精衛在黨內和廣東國民革命政府中的地位顯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孔出現。支持他們繼任的呼聲都有。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殺,這給打著左派旗號的汪精衛帶來了一次排斥胡漢民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給蔣介石帶來了發達的良機。    
    廖案發生的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由於許崇智手下的將領捲入了廖案,使許的處境難堪,所以,特委會實際上為汪蔣二人所把持。隨著調查的進展,人們把暗殺與胡漢民聯繫起來,特委顧問鮑羅廷斷定,胡漢民至少是這一謀殺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他怎麼說,他預先是知道這個陰謀的。」    
    汪精衛欲借此機會倒胡。蔣介石同胡的私交雖然不錯,但眼下是個千載難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好機會,怎能輕易放過?他決定助汪倒胡。經他周密安排,到胡宅搜查嫌疑兇手,不僅給胡漢民一個恫嚇,而且還製造對胡不利的輿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做出派胡漢民赴歐美和蘇俄考察的決定,實際上將胡逐出國外。蔣介石對胡漢民說:「大家都認為您與此案有關。可是胡兄也該明白我們的苦衷,我們也拿不出您無牽連的依據,只好委屈您了。」他還利用廖案,趕走了粵軍首領許崇智,利用汪精衛授予的「全權處置粵軍」的權力,解除了粵軍的武裝,並把粵軍的兩個併入了自己掌握的第一軍,從此成為國民黨中真正的實力派。在倒胡中,蔣介石接近了與汪精衛的關係,利用這層關係,他很快實際上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的人物,國民黨「二大」後,形成了汪蔣共同執政,一文一武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的政治局面,然而汪蔣之間的矛盾因互相利用和互相排斥而逐漸尖銳起來,汪精衛不滿足於只當掛名軍政領袖,把手伸向軍隊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在蔣向汪索權時,汪非但不予,而且還「建議」蔣離開廣州。    
    權力是個人野心的催化劑,又是野心膨脹的助推器,權力增大野心更大。為了掃除阻礙,他下定了「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耳」的決心,一步步地實施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排擠汪精衛的計劃。


博篇第4節 志向豈止在封侯(2)

    1926年3月,蔣介石一手製造了「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派人並致函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調「中山艦」開赴黃埔,聽候差遣。到黃埔後,因獲蘇聯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的消息,經電話請示蔣介石後,返回廣州「預備參觀」。儘管如此,蔣介石懷疑中山艦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參崴。他的親信也到處散佈謠言,說中山艦「擅自行動」,是「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還說什麼「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共產黨要趕走蔣介石」。3月20日凌晨,蔣介石令歐陽格派人闖進私寓,將李之龍逮捕。接著,調動軍隊和警察,斷絕廣州市內交通,宣佈戒嚴;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宅,監視蘇聯顧問行動;佔領中山艦,解除中山艦的武裝;逮捕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同時取消第一軍的黨代表制,要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全數退出,對汪精衛的住宅也以「保護」名義派兵包圍。    
    蔣介石製造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憤,「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介石不滿,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動搖,但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儘管黨內外反擊呼聲強烈,但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採取了退讓政策。蔣介石趁機表示是一場「誤會」。為了解釋「誤會」,在汪精衛床前開了一個政治委員會。汪精衛、譚延闓、蘇聯顧問都客氣地表示了歉意,而蔣介石倒反而一句話都沒說,精神上佔了優勢,政治上得到極大成功。汪精衛感到形勢無法挽回,難以行使這個「主席」的權力,表示「不再負政治責任」,隨即離開廣州,經香港到法國,長期僑居國外,剛剛回國的胡漢民本來想進行活動,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不得不再度離粵。4月,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推舉,蔣介石取代汪精衛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奪取軍權初步得手,從而取得了奪取領導權的初步勝利。    
    評析:    
    俗話說,詩言志。蔣介石在日本寫的「東來志豈在封侯」的七言詩,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他的志向和抱負,其內涵具有兩重性。    
    一方面,它比較真實地反映出蔣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蘊含著救國救民的民族意識。當時一批革命黨人雲集在日本,謳歌革命新風,呼喚民族覺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議救國方略。蔣介石在同他們接觸,受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響和熏染,激發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見到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受到啟迪與鼓勵,對其確定革命志向的影響是重大的,他後來回憶此次會見時說:「我接受了這個訓示以後,就立定了志願,要實踐這個訓示,絕不辜負總理對黨員的期勉。」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當革命風暴到來時,他義無反顧地回國投身於革命。回到上海後,被派往杭州指揮光復之役,他給母親寫了一封訣別家書,表示決心殉身革命。他積極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活動,在革命事業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他沒有放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表達了對他的良好印象,稱蔣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不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這是革命性的一種表現。    
    「東來志豈在封侯」的詩句還蘊含著另一重意義,那就是幹一番大事業,以實現到個人出人頭地的野心。這種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長,在特殊環境顯露,並隨著權勢的增大而急劇膨脹。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就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聲望而言,並不在人們的視線內,也無力直接參與問鼎,但蔣介石權欲隨之膨脹,窺測著時機,一系列事件[被屏蔽廣告]的發生和現實條件的變化,為蔣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權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機。他利用廖仲愷被暗殺案,玩弄權術,借題發揮,逼走許崇智、驅逐胡漢民,使自己一躍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領袖級人物。接著製造「中山艦事件」,既把共產黨人排斥出一軍和黃埔軍校,又逼走了汪精衛,使自己走近最高權力的位置。    
    權力是個人野心的催化劑,又是野心膨脹的助推器,權力增大野心更大。為了掃除阻礙,他下定了「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耳」的決心,為了攫取最高權力,義無反顧,不擇手段,墮落成卑劣的小人。


博篇第5節 言不順也要爭「正統」

    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順」,這似乎是中國人為人處世的通則,大概自盤古開天地以來,萬古不變,上自最高統治者下至底層社會的老百姓都要講究這個,真假不那麼太講究,形式最為重要,在名門望族爭嫡系,在武林商界爭正宗,在政界學界或者說凡是權力能延伸到的地方都要爭「正統」,凡此種種,司空見慣。在諸多正名中,尢以「正統」為大,正統觀念根深蒂固,只有那些被皇帝欽定的嫡傳,才具有合法性。這種觀念,到了近代仍然十分盛行,只要自己宣佈為嫡傳,就因為已披上合法外衣,從而在政治上處於十分有利的位置。叛變革命後的蔣介石,不遺餘力地爭「正統」,為自己正名。    
    事例:    
    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儘管對他奪取黨政軍權的劣跡的指責、聲討不斷,言不順,他也要爭「正統」,以借孫中山之威為自己的反動統治補上「正名」的手續。    
    為爭取「正統」地位,蔣介石處心積慮,不遺餘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是孫中山最忠實的信徒和孫中山欽定的接班人。    
    首先,篡改歷史,歪曲自己與孫中山的關係。他極力向公眾表示,自己是總理最依賴的人,與總理的關係很早。這一行為是從誇大他在孫中山蒙難期間的作用開始的,孫中山蒙難,在孫中山的眾多親信離他而去的時候,蔣介石冒險登上永豐艦,幫助孫中山,贏得孫中山的信任。蔣介石事後專門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錄自己在永豐艦上與孫中山共同赴難的日日夜夜,在吹捧孫中山的同時,將自己如何得到總理信任,如何與孫中山患難與共,大肆渲染一番。    
    其次,無限抬高孫中山的位置,製造宣傳攻勢。蔣介石利用自己控制的宣傳機器,神化孫中山以樹立自己的「正統」觀念。蔣介石在建立南京國民黨政府之後,在南京有「三多」,即:紀念多、演說多、會議多。不論事情大小,只要能把自己與孫中山聯繫起來的,就要紀念。即使與他無關的事情,也要通過紀念活動拉上關係。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決定每個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總理紀念周,讀孫中山遺囑,檢查工作,後來蔣介石完全把總理紀念周變為總理訓話周,每到星期一,他都要發表講話,攻擊政敵,把紀念周變成自己實行獨裁統治的工具。    
    再次,通過神化孫中山來美化自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蔣介石舉辦哭靈、遷靈、祭奠陵等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表面上是顯示對孫中山的尊重,實際上是將自己說成是孫中山「忠實信徒」「至親至厚」的嫡傳弟子。    
    第二次北伐獲得勝利後,蔣介石到了北平,黨政軍魁首聚集到京城,齊赴西山碧雲寺,在孫中山靈柩前舉行祭奠典禮。蔣介石擔任主祭人,向孫中山宣告北伐成功。祭文這樣說:「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擔命之殷切,所以期望於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這就向大家表明,我就是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我是「正統」,你們必須接受我的領導。我所做的一切,均屬孫中山的遺願。    
    在宣告祭文後,打開棺蓋,瞻仰孫中山遺容時,蔣介石扶棺痛哭,熱淚橫流,經久不止,馮玉祥將軍上前相勸,誰知越是勸,蔣介石越是哭得厲害,弄得大家十分尷尬,只好等蔣介石哭完,實在等得不耐煩了,有人小聲地說了一句:「讓他哭,我們走,只有他是『正統』。」話音剛落,蔣介石立即止住哭泣,蓋棺散會。    
    在哭靈之後,國民黨作出了讓孫中山遷靈到南京紫金山的決定。孫中山是一代偉人,在其逝世後,實現他的遺願,遷葬南京,合乎情理。問題在於蔣介石假借其名進一步抬高自己,使之成為一次宣傳自己的政治運動。1929年3月,國民黨制定了一套詳細的安葬計劃。為準備安葬,南京方面大興土木,修建規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各級官僚在修建過程中,乘機中飽私囊,搞得民怨沸騰。南京國民政府為修建小山陵墓花了50萬元特別費,但有人估計,修建的費用至少在1000萬元。這對於當時經濟極端貧困的中國來說,是一項很大的支出。這有違於孫中山愛民親民,為民生奮鬥終生的風範。    
    為了將孫中山的靈柩從北京遷至南京,興師動眾。5月,由南京開出專列,出動了陸海空軍,幾乎全部國民黨大員,參加儀式,靈柩在30萬人護送下,步行將近兩個小時,從香山抬到前門車站,從北京到南京,沿途各車站都進行了隆重的接車儀式。蔣介石親自到車站迎接,全南京大小官僚和市民,將靈柩送過長江,舉行了三天的公祭日,蔣介石親自守靈,然後萬人空巷,送往紫金山安葬。    
    蔣介石搞這一套,主要是通過死人給活人看。他要向人們灌輸,只有他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人。在此之前,他把孫中山生前寫給他的親筆信,選出10多封,裝訂成冊,贈送給國民黨的高級軍政要員,並向受贈者說,對於汪精衛、胡漢民等人,孫中山是不滿意的,認為他們意志薄弱,不能擔當大事,向人們暗示只有他才是孫中山先生理想的繼承人。但明白人深知,正統與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勢而立起來的,言正最終取決於行正。    
    評析:    
    蔣介石千方百計地把自己裝扮成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是真正的接班人。採取一系列手法,比如:篡改歷史,歪曲自己與孫中山的關係;無限提高孫中山的位置,製造宣傳攻勢;通過神化孫中山來美化自己,蔣介石搞這一套,主要是通過死人給活人看。他要向人們灌輸,只有他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人。正統與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勢而立起來的,言正最終取決於行正。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殘酷迫害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無論怎樣裝飾,也免不了落個「罵名滾滾來」。


博篇第6節 百權不如軍權(1)

    民國初年,軍閥林立,群雄征伐,社會失范。無論你的政治主張如何,還是要用槍桿子來說話,軍事力量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的決定性因素。孫中山走的是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在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後,沒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常規軍隊,往往是借用某些軍閥去攻打那些阻礙革命的軍閥。其結果是,這些軍閥得到孫中山的錢,利用孫中山的名得勢後,掉過頭來反對他,使他多次陷於絕境。這一刻骨銘心的教訓,使追隨孫中山的蔣介石進一步認識到掌握軍權的極端重要性,以至於始終將軍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並將其視為在政壇角逐中的法寶。    
    事例:    
    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由日本回國後,就投身於武裝鬥爭,但真正感悟到軍隊的極端重要性,那還是在粵軍中任職開始的。1918年前後,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任,到粵軍中擔任參謀,但俗話說:「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蔣介石雖然盡心謀劃,但也中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粵軍地域觀念很強,因蔣介石是浙江人,加上他孤傲自負的秉性,自然要受到粵軍的排擠,使他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多次辭職。    
    後來,孫中山決定建立黃埔軍校,由他擔任校長給他建立屬於自己掌握的軍隊的契機,從此他開始用心謀劃,在黃埔軍校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建立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集團———黃埔軍人集團。這成為蔣介石打天下、坐天下的基礎。    
    從軍事才能的角度來說,周恩來的評價十分中肯,他認為蔣介石軍事才能平庸,而權術謀略較高。其政治手腕詭詐,讓全軍服從他一人,是蔣介石治軍的根本原則。蔣介石認為軍隊不管力量強弱,都必須為自己控制,只有屬於自己的軍隊,才是有力量的軍隊。早年在粵軍中,蔣介石的治軍才能不在粵軍將領之下,但其訓練的軍隊都不聽他的。黃埔軍校建立後,他千方百計地把軍隊抓在自己手裡,從北伐到最終在大陸敗亡,他發家的基礎--由黃埔軍校骨幹組建起來的一軍,始終被其牢牢控制,不肯假借他人。正是因為如此,他十分害怕他的軍隊對他不忠,害怕部下背叛他。為了防止部隊背叛,他採用封建法西斯的治軍手段統馭軍隊:    
    第一,形成他與軍隊之間休戚相關的關係。蔣介石發家依靠這支軍隊,這支軍隊要有出路只有靠他一人。如果蔣介石的政治命運結束了,這支軍隊的生命也終結了。他研究曾國藩、胡林翼帶兵經驗,刻意模仿。曾國藩的軍隊都是依靠同鄉、親戚關係建立起來的,官與兵之間不僅僅是上下關係,還有血緣、地緣關係,下級只服從上級,而不是服從上上一級,即使是曾國藩也不能輕易指揮得動,誰招來的部隊就聽誰的,但這些高級將領又都只服從曾國藩,除他以外誰都指揮不靈,實際上國家軍隊已經私人化了。蔣介石頂禮膜拜,刻意傚法。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力,將最好的裝備給黃埔系,對那些聽話而且有才能的學生則破格提拔,對那些有過錯的網開一面,給予他們發達的機會。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時候,害怕他的軍隊為別人利用,特地發表了《告黃埔同學書》,暗示自己不久要東山再起,防止黃埔軍校學生因為他下台,而另外投靠他人。果然,在蔣介石「下野」後,凡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都受到別的軍閥的冷眼相待,有的甚至還被剝奪了權力,他們不得不發電報給蔣介石,述說自己的遭遇,希望蔣介石能夠盡快東山再起,讓他們重新掌握權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特殊的關係使他們的前途命運緊緊相連,產生一種內聚力,逐漸形成了以蔣介石為核心的軍事集團,這一軍事集團,只聽從蔣介石的指揮與調遣,別人即使再高明也不放在眼裡。    
    1942年,中國遠征軍組成,遠征緬甸,蔣介石將這支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來自美國的史迪威將軍,要求軍隊必須服從這個外國將軍的指揮。結果,遠征軍在緬甸戰敗,往外撤退時,按照史迪威的命令應該全部撤往印度,但當時的黃埔系將領杜聿明卻不同意,他要先請示被他們尊稱為「老頭子」的蔣介石再說,結果這支軍隊在撤往雲南的過程中,翻越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受到很大損失,僅僅因非戰鬥減員就是戰鬥減員的5倍之多,杜後來不但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因為「老頭子」的信任而陞官。


博篇第7節 百權不如軍權(2)

    第二,採用特務監視的方法治軍。在蔣介石那裡,信任跟監視是兩回事,他絕對不會因為信任某人而不監視,當然也不因監視而表示已經不信任某人。為了防止軍隊產生離心傾向,蔣介石在每支部隊都設置了監視人員,他們直接對蔣介石負責,一旦認為軍隊出現異常情況,可以立即向蔣介石匯報。這就使得在前線打仗的人,人人自危,害怕特務告密,而不敢隨便串聯走動,更不敢對蔣有非議。    
    1933年11月,正當蔣介石集結重兵,對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時候,發生了福建事變,蔣介石的後院起火。為盡快解決福建事變,他制定了三路圍攻的軍事計劃,衛立煌被任命為總指揮。12月下旬,衛立煌的部隊迅速抵達福建北部,對19路軍形成了包圍之勢,因福建人民政府中矛盾重重,戰鬥力很弱,旋即失敗。衛立煌立了大功,因為部隊是臨時組建起來的,戰爭一結束,各個部隊都要回原防地。解散前夕,各部師團長和參謀長、處長等,在一塊聚餐喝酒,隨後,各部隊長官打了一晚的麻將。    
    次日中午,衛剛剛吃完飯,蔣介石來了電報,衛以為是「軍國」大事,誰知電文只有一句:「昨晚勝負如何?」衛立煌大吃一驚,急忙召集左右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是軍中特務告的狀,但又不知道特務是誰,衛自覺大事不妙,只好承認過錯,發電報告訴蔣說,昨天晚上是我的責任,我有錯誤云云。蔣介石又發一電,稱:「戲言也,勿介意,中正。」衛立煌見了這封電報後,才放下心來。但以後帶兵,更加小心為是。    
    第三,為了使軍隊絕對服從於他,還特別對軍隊實行思想控制。在曾國藩的軍隊中,帶兵的人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在思想意識上是一致的,這是他能控制軍隊的思想基礎。為了使軍隊效忠他蔣介石一人,蔣介石提倡治軍要先「治心」,他特別重視向軍隊灌輸他的一套思想,他從古代中國哲學中選擇有利於他自己的東西,加以發揮,對「三綱五常」、「忠孝仁義」重新闡釋,灌輸到軍人意識中雲,以在思想層面將軍隊牢牢控制。    
    蔣介石在軍隊建立政工系統,承擔監視和灌輸思想意識的功能,這一做法後來被他的兒子蔣經國加以強化。50年代,在台灣,蔣經國進入軍隊,首先控制了軍隊的政工系統,這為當時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所不滿,吳有點書生意氣,認為在美國這樣的軍隊就沒有政治工作,國民黨的軍隊也不應該有,軍隊中軍人應該有信仰的自由,吳蔣之爭的是非有很多版本的說法,但從軍隊中政工系統的設立這一點看來,吳不瞭解蔣家的統治的權謀,可見一斑,他最後失敗,實屬情理之中。    
    評析:    
    從軍事才能的角度來說,周恩來的評價十分中肯,他認為蔣介石軍事才能平庸,而權術謀略較高。確實蔣介石親自指揮的戰爭勝利之例不多,但其政治手腕詭詐,不能成功地統軍打仗,卻能夠治軍。讓全軍服從他一人,是蔣介石治軍的根本原則。不過他治軍的理念與方法陳舊,可以說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法西斯主義,形成他與軍隊之間休戚相關的關係;採用特務監視的方法治軍,在組織上實行嚴格控制;要求軍隊絕對忠於領袖,服從於他,加強對軍隊的思想控制。這樣的治軍理念和方法雖然十分落後,但也比較管用,正是靠這樣的權謀、權術,形成了以黃埔系為核心的龐大的嫡系常規軍。    
    蔣介石靠軍隊發跡,靠軍隊使各路軍閥臣服,更是憑手中的軍權在與政敵爭權奪利的角逐中獲勝,不僅攫取而且長期坐在最高權力的位置。他的確獲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真可謂,成亦蕭何,敗亦蕭何。自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國後,民主政治開始成為中國政治生活未來發展的大趨向。儘管槍桿子可以打天下,然而,治理天下,絕不能僅僅靠槍桿子,不能只靠強權,必須逐步建立起民主政制,民主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說,蔣從靠軍隊發跡之日起,就已潛伏著失敗的因子。    
    在治軍方面,蔣介石只注重部隊對他的絕對忠誠與服從,嚴重地禁錮了部隊的思想,使因國民黨軍隊缺乏創新而死氣沉沉。他強調自己在部屬中的絕對威權,常常是越俎代庖,扼殺了將領們的軍事才能;他精心培植嫡系部隊,在軍隊中助長了軍隊中的派系林立的傾向,產生了極大的離心力。在後來的國共大決戰中,使自己掌握的在數量上和武器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軍隊,在戰鬥力上卻處於劣勢,最終幾乎被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全殲。除其違背潮流與民心等根本原因外,他在治軍上的嚴重缺陷也是導致指令性的重要原因。


博篇第8節 敢於冒險,以命賭運(1)

    凡是有大志想作為者,總是要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去拚搏。蔣介石也有這種精神,但由於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場混跡,受「冒險家樂園」環境的熏陶,使一種常人的心態發生變異,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往往善於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以賭徒心理,察勢賭時,謀定後動,在複雜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擲的選擇。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政治決策,應考慮成本,顧及後果,趨利避害,認定可為而為之。蔣介石卻不然,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厲害,不計成本,即使以身家性命為賭注,也不懼怕。    
    事例:    
    在軍界、政界闖蕩之初,蔣介石時運不順。然而,他並不氣餒,在背時境地求轉運。    
    首先,以退為進,靜觀待運。蔣介石愛「槍桿子」如同生命,有時甚至勝過生命。可是他在涉足軍界後,卻多次自動離開了部隊。護國運動期間,奉命到山東任以居正為總司令的司令部參謀長,蔣任職負責,躊躇滿志,本想盡心事職,展現出治軍才能,因鋒芒顯露,得罪了同僚,並為同僚所不容,而蔣又常常盛氣凌人,則雙方矛盾日益激化,有人向孫中山告狀。蔣處境不利,在任職僅13天就離開部隊到上海,與張靜江等人合夥經營證券交易。後來在受命到粵軍任職,前前後後達四五年,在此期間,自動離開粵軍不下十次。在護法運動期間,他受孫中山的指派,到陳炯明部隊中任職,由於粵軍有嚴重的排外傾向,寄人籬下,處境窘迫,加上孫中山一直沒有給他單獨率部的機會,感到無作作為。於是辭職報告一打,便拂袖而去,回到上海,1919年,蔣又和虞洽卿等合夥舉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蔣介石多次自動離開部隊,從表面上看,是由於軍隊內部派系鬥爭作祟,也有他自己個性倔強、傲慢,為他人所難容。但這些只是表象,從深層次考究,那就是權欲的驅使,而並非心灰意冷,放棄權欲,淡出政治。有一首因國事變故而寫的詩詞中表達了自己的抱負,詩曰:「明月當空,晚潮洶洶,國事矇混,憂思忡忡,安得乘宗愨之長風,破萬里浪以斬蛟龍。」這首仿曹操的《觀滄海》的詩,很有氣魄,詩志表明蔣的退並不是意志消沉,只不過是為了尋找時機,以退求進而已;這種退也不是「守株待兔」似的消極等待,而是退中求進,蓄勢待發,盡力地創造條件,爭取機會。    
    一是提出軍事行動計劃和政治抉擇方面的建議,展示自己的才能。1917年9月20日,蔣介石上呈《對北軍作戰計劃》書,對北方的軍閥勢力的分析極詳,並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提出分兩步實施的北軍作戰計劃。    
    1918午3月12日,應孫中山電令.離滬赴粵。途中又寫了《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10日上呈孫中山。他到廣東就任粵軍陳炯明總部作戰科主任後,馬上擬定《第—、二兩期作戰計劃》,並立即赴潮安、三河壩前線視察,積極有為,提出「先謀自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再謀制勝之方也」。    
    1921年1月,他上呈《軍事意見書》,就革命軍北伐提出了十條建議,主要內容是,以西北為第一根據地,以東北為目的地,還設計了兵分三路的北伐路線。儘管當時由於各種原因未被採納付諸行動。但這一意見書所設計的路線,為1926的北伐所印證,還是比較可行的。他的多次軍事建議,展現出軍事謀略的才能。    
    蔣介石所提建議,不局限在軍事謀略上,而且還能就政制和時局的走向發表自己的看法。1919年2月,他寫了《廢督裁兵議》,提倡軍隊為國家之軍隊,主張全國設一個「軍政檢定會」,監督軍政。他說,這可以使「人民有參與軍政之權,而兵權不為武人所專擅。」從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些民主主義觀點,而真心實意地反對軍閥專權。當然,對於他來說,這只是用來反對軍閥專權的權宜之計,他到了當權後並沒有真正實行。    
    他不僅進順耳之言,還敢於向孫中山進逆耳之言。如:1921年5月,他寫了《上總理書》,針對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一事,發表不同意見。指出,這是以總統府與北京政府對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內部團結,不應借重外交,因為外國人是不可靠的。他強調,只有自身鞏固,則外人壓迫也是不怕的。否則,內部不團結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認。最後,他建議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有發展之餘地。諫逆耳之言是有風險的,然而,孫中山是一個十分開明的領袖,對此不僅沒有反感,後來,在平息陳炯明叛變後,1923年2月再返廣州時,就未建總統府,而先建大元帥府,這與接受蔣介石的建議有關。    
    二是博覽群書,夯實幹大事的基礎。蔣年少雖很頑皮,但讀書還是很勤奮,這種習慣,後來一直保留,即使在離開軍隊後,仍不忘讀書。他讀書涉涉獵廣泛,主要是學習軍事方面的,不僅熟讀《孫子兵法》等書,還學習外國軍事著作,其中讀得最多的是有兩本,一本為《巴爾克戰術》,這本書是德國一個普通文人寫的,被德國人奉為寶典;另一本是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日本人視為寶典。這兩本書他隨身攜帶,經常閱讀,並有圈點。除學習軍事著作外,還讀政治、經濟、哲學、文學類的書籍,當然,讀得更多的是王陽明的理學、曾國藩的著作,從中感悟做人、成就大事業的道理。    
    為了鞭策自己,他請孫中山書寫了內容為「靜、敬、淡」的條幅,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對於蔣介石來說,在賦閒時讀書,不是一種規避和消遣,而是以退為進心理所使然。通過學習,為自己今後的發展充電蓄能,這種退並非平庸的招術。    
    三是與孫中山多接觸,拉近與孫中山的距離。1918年,廣州護法政府因軍閥唐繼堯、陸榮廷有不同意見,並一直反對孫中山任大元帥,於同年5月,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將孫[被屏蔽廣告]中山唯一總裁製,改為實行七總裁製,削弱並架空孫中山。孫中山處境困難。蔣介石特意將孫中山接到三河壩,他看到孫中山形容憔悴,還傷心地流了眼淚。兩人深夜長談。在孫中山受別人冷落之時,蔣介石的親近無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對蔣的信任感。    
    1919年年初,他負氣離開粵軍,回滬後在上海謁見孫中山,表示了出國留學之意。孫中山極力挽留,甚至以命令的口吻,不許其出國,並解釋說:「為了重建革命政黨,必須要有軍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讓你遠遊歐美,長期留學,對革命陣營來說,實在是很大的損失。」    
    通過與孫中山的接近,使孫中山增加了對他的信任與期望。蔣介石對人說,見中師垂愛與施教慇勤之狀,不禁赬汗蓋恐難副所期也。經過多次接觸,孫中山的確增強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曾委派蔣赴日本看望一病重的深交的日本友人,他還作為孫中山的私人代表,參加這位病故友人的喪禮。1922年蔣介石處理完母親喪事,回到廣州向孫中山談及葬母之事,孫中山為蔣母墓親書「蔣母之墓」和「壺範足式」。胡漢民為作墓誌;汪精衛撰銘文。凡此種種,足以顯示蔣的影響和聲望在提升。蔣介石的感情投資,已經並將長遠產生奇效。    
    其次,越是艱險越向前。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亂。陳炯明本來是在孫中山的支持下掌握廣東的重要權力的,但是,當他自恃羽翼已豐,便在港英當局和直系及西南一些軍閥的支持下,悍然稱兵作亂,6月16日,叛軍炮擊總統府,欲置孫中山於死地。孫中山於危急中深夜抵達珠海海軍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艦避難,次日與宋慶齡會合後登上永豐艦。


博篇第9節 敢於冒險,以命賭運(2)

    陳炯明的叛變對孫中山打擊慘重。他歷次革命,遭到失敗很多,而這次叛亂則使他幾乎限於絕望之中。因為陳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被視為心腹,其軍隊都是依靠孫中山才逐漸發展起來的,現在居然要置他於死地,感到十分痛心,他在致海外僑胞的信中稱陳的叛變是「禍生於肘腋,干戈趨於肺腑」,極為沉痛地說:「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至此役者。」    
    登上永豐艦後,他發現周邊竟然沒有懂軍事的,平時跟隨左右的人也離他而去。真所謂觸景生情,患難思摯友,國難想良將,他想起了蔣介石,在6月18日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稱:「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事緊急,盼速來。」    
    蔣介石接到電報後,與前幾次變著法子拖延的情況迥然不同,當機立斷,決定立即前去救援。是什麼使蔣介石作出這樣的決定呢?當然,這裡面有他對孫中山的感情因素的影響,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政治嗅覺。他知道,現在孫中山處於危難之中,是最能表現自己的時機,這個時候前去救援,與孫中山的關係就能更進一步。從國內看,當時的蔣介石沒有軍隊,不如地方實力派,他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孫中山這一條路。而現在孫中山蒙難,身邊親信沒有一個,蔣介石與他在一起,可得到更大信任,獲得平時難以得到的政治資本。但救援孫中山是有很大風險,搞得不好可能要把命搭上。    
    在證券交易所搏殺的他,決定以身家性命進行一次政治賭博。他把家中的妻子兒女托付給好友張靜江,要他予以照顧。臨行之前,面對蔣經國、蔣緯國,不由得灑下熱淚,場面頗為壯烈。    
    蔣介石由上海啟程前往廣東,個人冒了很大風險,到達黃埔,追隨孫中山上了永豐艦。孫中山和他的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56天等於禁閉的痛苦,而期待外來的援助。    
    他登上永豐艦後,孫中山當即授以海上指揮的全權。其後的42個日日夜夜裡,蔣介石的表現異常積極,他既隨時指揮作戰,又時常深入到士兵當中去鼓舞士氣。艦上食品短缺時,他還自告奮勇上岸採購。對此,孫中山曾非常擔心地予以勸止:「我很感激你為我這樣做,但是今後我不許你再冒險採購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幹部,萬一我遭不幸,今後革命大業要你擔當的,你的責任太大了。」由此可見,此時的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份量了。    
    在孫中山最困難的日子,蔣介石冒死相助,幫他渡過這一難關,勢必對蔣介石刮目相看。正如美國人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一書中所說的一樣:「孫中山終於認識到,此前曾給予他良好建議並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而正是蔣介石。從此蔣介石開始飛黃騰達。」事後,孫中山曾為蔣介石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作序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為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並在此後給他的親筆信中,再一次強調蔣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在孫中山蒙難時期,蔣介石決定同孫中山生死與共,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在過去10年裡,孫中山雖然已經重視他的才幹,但沒有大膽地重用;經過這次患難相處,更使孫中山覺得他是位可信可重用的帥才。此後,蔣介石在革命陣營中的地位直線上升,獲取黃埔軍校校長這一重要職務,得到建立為自己打天下的軍隊的條件。蔣介石以命賭運,獲得極大成功。    
    評析: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政治決策,應考慮成本,顧及後果,趨利避害,認定可為而為之。然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過多年投機生意的蔣介石,把經濟生活中的賭博運用到政治領域,敢於冒風險,甚至不計後果,給人一種政治上不成熟、冒失的印象。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種認識水平上判斷蔣介石在政壇上的搏擊,那未免太注重表象。其實,蔣介石初出茅廬步入政壇,看似冒失,實際上還是比較有章法的:    
    第一,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通過冒險,改變自己背時的境地。在軍界、政界闖蕩之初,蔣介石時運不順。然而,他並不氣餒,在背時境地求轉運。    
    第二,講究策略,以退為進,靜觀待運。蔣介石愛「槍桿子」如同生命,有時甚至勝過生命。可是他在涉足軍界後,卻多次自動離開了部隊。這種退不是自暴自棄,而是以退為手段,或者在退中創造機會,或者用退偵察對方的企圖,尋找空隙,爭取新的發展空間。    
    第三,退不是無為而治,而是有所作為。在退中求進,蓄勢待發,盡力地創造條件,爭取機會,向最高決策者提出軍事行動計劃和政治抉擇方面的建議,展示自己的才能;博覽群書,夯實幹大事的基礎。蔣年少雖很頑皮,但讀書還是很勤奮,這種習慣,後來一直保留,即使在離開軍隊後,仍不忘讀書。他讀書涉涉獵廣泛,主要是學習軍事方面的,不僅熟讀《孫子兵法》等書,還學習外國軍事著作;主動與孫中山接觸,拉近與孫中山的距離。這裡的關鍵是要有為,有所作為,展示出本領與才華,才可能有「位」。    
    第四,善於把握機遇。孫中山蒙難一些政客與軍閥是避而遠之。而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艱險越向前」。在那個多災多難的時代,機遇寓於風險乃至災難之中,個人的前程與命運同革命的前程與命運緊緊相連。當然,蔣介石認準時機敢於冒險,主要的不在於他胸中有多少正義與正氣,而暴露出他作為一個政治投機者,在名利場上的詭譎和善於機變的面目。


博篇第10節 順勢者崛起,玩勢者敗亡(1)

    人們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所謂「時務」,事物本然及其所以然也,包括事物的本來面目及其未來的趨向。順勢者將可能成為英雄,逆潮流而動者很可能成為「亡魂」,而玩勢者很有可能成為鬼魅。蔣介石早期在軍界、政界的博弈中,兩者兼有之,隨著野心的膨脹,玩勢者的角色起主導作用。    
    事例:    
    陳炯明的叛亂被粉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雖然度過了危機,但是不太穩固。不僅陳炯明的殘餘勢力還在,而且數個地方軍閥盤踞。消滅這些軍閥勢力,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順應大勢,在成就這一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5年,孫中山應馮玉祥將軍之邀北上後,陳炯明又捲土重來,進逼廣州。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進行討伐陳炯明的東征。蔣介石順應時局,積極請戰。要求黃埔軍校的學生軍和教導團參戰。經孫中山允准,編入粵軍右路。蔣3500人的隊伍,自黃埔出發,第二天沒有遇到多大抵抗,即佔領東莞城和古龍鎮,在攻打淡水城時,遇到強敵的抵抗。黃埔軍首次參加攻堅作戰,缺乏經驗。由於虛心聽取蘇聯顧問的建議,更由於將士們的英勇奮戰,取得了淡水戰役的勝利,這是蔣介石獨立指揮部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仗。孫中山收到蔣介石的告捷電後,非常高興,讓汪精衛「代電勉各將士,努力殺賊,以期三民主義之實行。」後來還派廖仲愷赴東江前線犒勞前線將士。    
    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後,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趁機叛亂。蔣介石率部回師廣州,擔任平叛總指揮,黃埔學生軍和其他友軍協同作戰,平定了這次叛亂。這一勝利,使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同時隨著黃埔學生軍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楊、劉叛亂中屢建戰功,聲譽的不斷提高,蔣介石的聲望也相應提高。1925年6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蔣介石兼任廣州衛戍司令。    
    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正式建立後,於9月決定進行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經過近三個月的征戰,到11月底第二次東徵取得完全勝利。隨後,又進行了南伐,這些戰役的勝利,消滅了盤踞廣東境內的軍閥,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後來的北伐戰爭奠定了可行的基礎。    
    蔣介石順應大勢,參與指揮了這些戰役,到1926年北伐戰爭前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一指揮陸、海、空三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賦予總司令極大的權力,可以以戰時姿態為名,指揮軍、民、財政、治安各機關,從而取代國民政府,集中國家的軍、政、財、法大權。在此以前,他已擔任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不久又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軍人部長。「於是黨權、政權、軍權皆集中於總司令一身,蔣所在地,就是國民黨中央所在地,國民政府所在地,蔣就是國民黨,蔣就是國民政府,威福之盛,過於中山為大元帥時」。    
    然而,即使在蔣介石順應大勢之際,也包含著逆勢、玩勢的一面,而一旦得勢,大權在握,則為了實現更大的政治野心,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鋌而走險。    
    1924年5月,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聯考察軍事。考察回國後,不但不積極支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的主張,反而提出非議。在羽毛漸豐之時,被眼前得到的權力沖昏了頭腦,蔣介石開始逆潮流而動,製造一個又一個的事端,排擠蘇俄顧問,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壓制工農運動,背離孫中山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在軍閥橫行、帝國主義肆意掠奪的時代裡,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全國各革命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軍閥的殘暴統治,趕走帝國主義勢力。蔣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勝利之時,竟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把屠刀對準堅決支持、奮不顧身地投身於北伐的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對準敲鑼打鼓歡迎他們的工農大眾,使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孫中山和共產黨人促成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被蔣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壞,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毀於一旦。蔣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與人民群眾為敵的位置。


博篇第11節 順勢者崛起,玩勢者敗亡(2)

    正是由於蔣介石製造內戰,使早就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紛紛行動起來,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拿起武器抗擊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燒在長城內外。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計地壓制民眾的抗日熱情,不准軍隊抵抗,破壞乃至鎮壓抗日武裝,使日本的侵華戰爭逐步升級,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演變成中日全面戰爭。    
    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決定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並表示:「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表達了抗戰的決心。全國軍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一致對外,共同抗日。在抗戰初期,蔣介石抗戰是比較積極的,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可以說,在武漢抗戰時期他的政治聲望達到高峰。可是,他後來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國統區獨裁專斷,壓制民主運動,逮捕、殘害愛國民主人士。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種種離心離德的政策和措施,遭到民眾的反抗。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休養生息,堅持國共合作,和平建國這是人心所向。可是,蔣介石卻在美國的扶持下,發動新的內戰,把廣大民眾重新推向戰爭的深淵。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動。在國民黨準備發動內戰的時候,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聲明說,誰挑起內戰,誰就是人民的公敵,全國共討之。蔣介石違背民意,天怒人怨,蔣介石這一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終隨同他的800萬軍隊一起被淹沒在人民革命戰爭的大海裡,隨著南京總統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國民黨政權被推翻,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被終結。    
    評析:    
    時勢造英雄。傑出的歷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勢,順應潮流,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並善始善終,才有可能成為「一代天驕」。蔣介石在孫中山蒙難時,挺身而出,前往「永豐艦」輔佐處在危難中的革命領袖,順應了大勢,他自己也展現了革命勇氣與才能,從而得到孫中山的信任,為自己在政壇上叱吒風雲作了重要的鋪墊;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順應大勢,在成就這一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而提升。    
    順勢不定是一帆風順,也不強求一貫正確。由於種種原因,自己在一時一事上,或者在一個階段,實行了錯誤的方針政策,能夠及時地調整,使之合乎天時與民意,也是識時務的一種表現。比如,「九‧一八事變」後,由於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使日軍步步進逼,導致民族嚴重危機。這是對國家與民族來說,無疑是犯罪。然而,華北事變後,尤其是「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開始調整對內對日方針,實行聯共抗日的方針,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並以比較積極的姿態抗擊日軍的侵略,這有功於國家與民族,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全國民眾,都擁戴他的領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時勢所造的英雄,也將會成為時勢的棄兒。在軍閥橫行、帝國主義肆意掠奪的時代裡,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全國各革命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軍閥的殘暴統治,趕走帝國主義勢力。然而,蔣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勝利之時,竟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毀於一旦。蔣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與人民群眾為敵的位置;抗戰勝利後,人民期望和平建國,以休養生息。可是,蔣介石卻在美國的扶持下,發動新的內戰,把廣大民眾重新推向戰爭的深淵。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動。在國民黨準備發動內戰的時候,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聲明說,誰挑起內戰,誰就是人民的公敵,全國共討之。蔣介石違背民意,天怒人怨,蔣家王朝最終被人民革命所推翻。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蔣介石說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說,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博篇第12節 以空間換時間(1)

    以空間換時間,實行片面抗戰的消耗戰    
    蔣介石在準備抗戰的過程中,確定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指導方針,其內容既包括了以退為守的無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戰的方針下打持久消耗戰的打算。    
    事例:    
    「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後,中日兩國間的全面戰爭的趨向越來越明顯。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攻勢,蔣介石不得不進行對日戰爭的準備。戰爭準備不僅要進行國防建設、軍隊方面的戰備,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確的戰略方針。中國到底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戰略方針,不僅執政的國民黨最高當局在思考,積極主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在醞釀,而且一批具有濃厚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也在議論,後來成為蔣介石的重要戰爭指導思想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識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傅斯年在《獨立評論》撰文指出:「中國在開戰之初,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支持越久,對我們越有利。」1935年6月27日,胡適給教育部長王世傑寫信,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他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有期望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能有國際的參加以援助。」「必須使政府與軍事領袖深信長期苦鬥為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蔣介石聽說這事後,十分感歎,對張治中說:「了不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了,他們懂軍事。」1935年,蔣介石扼要地表達了他的戰略思想,即:一面呼籲和平,期求集體安全;一面整頓國防,充實軍備,至和平絕望時期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爭取最後勝利。    
    1936年底,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奉命擬訂《民國二十六年底國防作戰計劃》,立足點就是著眼於長期作戰。後來實行的時候,大本營作戰組組長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要實行全面而持久的戰爭,拖到日寇對佔領我國的每一個縣都要出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兵力來防守戰地,即使日寇在戰術上有某些勝利,而在整個戰爭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應在一載城一地的得失爭勝負,而要從全盤戰略著眼」。    
    在國民黨最高當局看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與「持久戰」戰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1937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決定「全面抗戰,採取持久消耗戰略」。蔣介石明確指出:「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要要求持久消耗戰」。如何進行「持久消耗戰」蔣介石提出了兩項要求:「我國此次抗戰,其要旨在於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儘是消耗敵人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戰之目的」。也就是說,既要消耗敵人,又要保存和發展自己。蔣介石把「持久消耗戰略」的精髓簡化成具體的口號,這就是「以空間換時間」。1938年2月,他具體地解釋說:「我們這次抗戰,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取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取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取定於時間與空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佔領的廣大土地,就以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又說:「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是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此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把持久戰的理念完善到極致。在抗戰初期,在國民黨營壘中,對抗戰的前途存在著嚴重的錯誤觀點,親日妥協派宣揚「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亡國論」一時甚囂塵上。與此相反,還存在著一種毫無根據的「速勝論」傾向,特別是台兒莊戰役勝利後,一些人被沖昏了頭腦,認為只要依靠國民黨二百萬正規軍就可使抗戰速勝。針對這些錯誤傾向,毛澤東於1938年5月寫了《論持久戰》,對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的戰略指導方針進行了系統闡述,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最後勝利屬於中國。這一著作不僅指明了抗戰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戰略方針和奪取最後勝利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它不僅是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抗戰的綱領性文獻,而且對國民黨最高當局戰略方針的確定,產生了很大影響。據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達,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雖然,蔣介石「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持久戰」的理論不能相提並論,它們不在一個理論層次上。蔣介石的「以空間換時間」的觀點,貫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戰」的戰略基礎上,貫徹在以國民黨的軍隊片面抗戰的基礎上,以國土的大量論陷,大量將士的犧牲和人民的犧牲為代價秉取的一種被動應戰的防滑戰略。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理論,以人民戰爭的思想為前提,以游擊戰的方式構築起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無疑這是積極的抗戰理論。二者有著本質區別。然而,這個方略倒是比較貼近他強調片面而抗戰的出現的中國當時的情況。鑒於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大潰退,大片國土的喪失,蔣介石按照這個方略部署中國軍隊抗戰。在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他宣稱,「我們以後持久戰的戰場,要在平漢線與粵漢線以西地區,更有勝利的把握。」實際上,抗戰頭16個月中,中國軍隊雖然做出了大量的犧牲,也放棄了部分「空間」,卻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時間,保存和發展了力量,通過戰時動員,中國軍隊的兵力從最初的170萬人增加到225萬人。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蔣介石在戰略後方的選擇上比較對頭。「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地區開始全面進攻。為了牽制華東地區的中國軍隊馳援華北,日本方面考慮進軍上海。淞滬戰役集中了國民黨軍隊精銳部隊的70餘個師。在中國軍隊猛烈攻擊下,日本統帥部被迫不斷向上海戰場增援,華北戰場的部分軍隊也南下淞滬。9月,日軍統帥部決定:「把主戰場轉移到上海方面。」這樣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帶成為日軍的主戰場。


博篇第13節 以空間換時間(2)

    蔣介石認為,日軍佔領華北以後,必然要從山西、河南渡黃河南下,一路直撲武漢,一路進攻西安、蘭州,迂迴四川。如此,中國就會失去抗戰的後方。日本要全面侵華,滬杭地區志在必奪。所以發動淞滬戰役可以調動日軍南下,從而改變日軍深入中國腹地的戰略。至少可以使日軍陷於江南水網地帶,延緩日軍的進攻步伐。故8月,蔣介石派陳誠赴滬視察後,對時局作出明確判斷,認為:「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故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介石聽後表示:「一定打!」陳誠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為了引敵南下,蔣介石還在戰前就曾明確地指出:「這一仗打起來,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為我在日本讀書的老師,如今都承擔大任,日本人對中國的戰略戰史的研究,有時比中國人還深刻。現在我們與日本人打仗,不怕從南方打也不怕從北方打,最擔心的是日本人由盧溝橋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就是當年忽必烈滅亡南宋的戰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從雲南、貴州到廣西一抄,我們即便把守南京、上海,這個仗打不下來。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在上海作戰,引導它沿江西上,屆時它就敗了。」戰役的結果表明,蔣介石以江南這塊富庶的「空間」吸引和調動日軍主力,沿長江西進,遲滯敵人,為中國方面幾乎「贏」得了一年的「時間」。但是,這個「贏」是以中國軍隊牲上百萬將士的傷者,東北、華北、華東和華中的半壁河山論陷,幾千萬百姓的生命和苦難為代價換來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動挨打和消極應戰的情況下逼迫出來的,自我安慰之詞而已民。    
    被敵封鎖,對外交通幾乎斷絕,中國要堅持抗戰,就必須建立新的經濟基地和尋找對外聯絡。蔣介石廣泛聽取專家顧問的建議,堅定了「經營四川」、「外戰入川」的決心。    
    1935年春夏,他視察川、滇、黔、陝各省以後,於7月決定了「以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的戰略方針。8月,在峨嵋訓練團對川、滇、黔三省各級幹部演講時指出:「我們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失地,復興國家,完成革命。」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又在漢口發表談話說,「以四川為持久抗戰後方,如武漢失守,即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北固陝西,南轄滇、黔、桂諸省,穩紮穩打,以消耗敵人。同時促進國際變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義必自斃。」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中,他又講道:「我國抗戰根據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線之淺狹交通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南諸省,尢為我抗戰策源地帶。此為長期抗戰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1937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議決遷都重慶,標誌著建立西南大後方的戰略正式實施。    
    評析:    
    「以空間換時間」,是蔣介石確定的一個重要的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這是一個切合中國實際的戰略指導思想。當時在日本與中國的力量對比的基本態勢,是敵強我弱;敵是小國我是大國。以廣闊的國土作為戰略構想的物質支撐,以內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為自己的戰略依托,是比較明智的戰略選擇。從總體上講,他對「以空間換時間」戰略的詮釋,體現了知己知彼、揚長避短的軍事謀略原則。    
    「以空間換時間」戰略思想與「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是相通的。儘管它與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不在同一個理論層次,但是理論的基點大體相同,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與中日戰爭的基本特點。在抗戰初期,蔣介石肯定並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毛澤東「持久戰」思想。在對實戰的指導上,抗戰頭16個月中,中國軍隊雖然放棄了部分「空間」,卻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時間。    
    「以空間換時間」,堅持持久抗戰求勝利,應該是一個積極進取的戰略方針,而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山觀虎鬥。而蔣介石「以空間換時間」,進行持久戰時,卻基本上是取後一種態度。在抗戰之初,為了保持自己的實力,戰略退卻成為部隊的大潰逃,一潰千里,失去戰略主動權。在戰略相持階段,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國民黨假借抗戰急劇擴軍,掌握數目龐大的正規軍,卻基本上是避戰、觀戰,久而久之,它的戰鬥力銳減。到抗戰後期,日本侵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時,一觸即潰。這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開始實行局部反攻的態勢形成鮮明的對比。國民黨軍隊,乃至其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威信銳降,這也是加速國統區政治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


博篇第14節 下山搶桃子

    壟斷受降權,下山搶桃子    
    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極其艱險的環境裡,抗擊日本侵略軍。而蔣介石則長期在峨眉山觀戰,指使其掌握的軍隊避戰,保存實力。當日本宣佈投降後,蔣介石擔心處在抗日前線的共產黨得到應得到的勝利果實,於是,利用國民黨執政所壟斷的政治資源,壟斷受降權,千方百計地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當時,毛澤東對蔣介石的這種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他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裁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事例:    
    蔣介石為了把抗戰勝利果實搶到手,使出了種種招數。    
    首先,與日偽軍合流,使之為國民黨服務。1945年8月10日,當蔣介石從東京英語國際廣播中獲悉日本帝國主義乞降的消息後,於當天深夜即向何慶欽發出訓令:「命令敵軍駐軍司令維持現狀。」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命令偽軍投誠……控制敵軍撤退後的要點、要線,等候國軍到達。」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蔣介石命令侵華日軍司令岡村寧茨:「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抵達湖南芷江,與何應欽洽談投降條件,何應欽的代表堅決要求日軍「對命令系統以外的干擾,要嚴加拒絕」,即只能向國民黨軍隊投降。岡村寧茨則在他起草的《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中,表示全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對付中共。9月,何應欽在南京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後,亦以第一號命令面授岡村寧茨,轉告日軍華北、華東、華中三方面軍以及散佈在各地的10個軍團、36個師團、46個獨立旅團、20個獨立警備隊或支隊、6個特種兵部隊向指定的地區集中,向國民黨統帥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國民黨與偽軍「合流」更是明目張膽,公開把大漢奸封為種種官吏,以偽軍「維持治安」,加緊搶奪勝利果實。    
    日軍投之以李,蔣介石報之以桃,對侵華日軍戰爭罪犯的審判竭力施加影響,從輕從寬處理,甚至免於追究和無罪釋放。如岡村寧茨是侵略中國歷時最久、罪惡最大的日本戰犯之一,蔣介石不僅不宣判,而且讓他作秘密軍事顧問,策劃向解放區的進攻。引起公憤,蔣介石後來被迫對其進行「審判」,結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於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無罪。    
    其次,剝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受降的權利。蔣介石在電令岡村寧茨的電文中,命令日軍只能向國民黨的部隊投降,禁止其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繳械。他還限令解放區抗日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再對日偽軍「擅自行動」。何應欽還下令,凡中國戰區之日本陸海空及輔助部隊,「立即各就現在駐地及指定地點,靜待命令,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這樣,堅持八年抗戰之久並已成為中國抗日戰爭主戰場的解放區戰場之抗日武裝力量,被排除在受降之外。    
    再次,在美國幫助下,搶佔戰略要地。美國從戰後的全球戰略和在華利益出發,極力幫助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而蔣介石則是充分地借助美國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美國總統杜魯門直言不諱地宣稱:我們採取了異乎尋常的步驟,「命令日本人守著他們的崗位和維持秩序。等到蔣介石的軍隊一到,日本軍隊便向他們投降」。麥克阿瑟以遠東軍總司令的名義,向日本政府和中國戰區的日軍發出第一號命令,規定侵華日軍只能向蔣介石及其軍隊投降,不得向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繳械。    
    不僅如此,美國直接幫助蔣介石搶奪戰略要地。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同太平洋司令尼米茲策劃,出動大批飛機、軍艦,把國民黨軍運往東北、華東和華中等地,僅在9月至11月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就幫助運送了國民黨的17個軍到達目的地。此外,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指令美國駐華武裝部隊,以「受降」、「遺俘」名義,直接在中國沿海登陸,替國民黨國搶佔港口和戰略要地,規定「美國武裝部隊在華佔領的各地只許移交中國國民政府。」美軍海軍陸戰隊搶佔秦皇島、青島等港口,為大批海運國民黨軍隊作準備。美軍還幫助國民黨軍修路、護路,甚至直接向解放區進犯。國民黨軍隊就這樣在美國武裝力量的直接幫助下,以「收復失地」為名,搶佔了華北、華中、華南各戰略要地,而且還爭奪東北的控制權。    
    評析:    
    抗日戰爭的勝利,蔣介石利用自己的執政地位,壟斷受降權,為了排斥中共領導人民武裝力量於受降之外,採取了種種卑劣手段,甚至與日偽合流,使之為自己的壟斷受降權的政策服務,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甚至庇護日軍首領和漢奸頭目;侵華日軍司令侵略中國歷時最久、罪惡最大的日本戰犯之一,蔣介石不僅不宣判,而且讓他作秘密軍事顧問,策劃向解放區的進攻。引起公憤,蔣介石後來被迫對其進行「審判」,結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於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無罪,這是對中華民族感情的褻瀆。為了國民黨的私利,既然倚洋自重,在美國幫助下,搶佔戰略要地,以犧牲國家和民族利益作為交換,使戰後的中國置於美國的控制之下。    
    蔣介石壟斷受降權,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獲益巨大,得勢一時。然而,抗戰勝利是全國軍民共同奮鬥流血犧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的民眾,在抗戰的前線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為堅持八年抗戰起了決定性作用。把他們排除在受降之外,違背天理,雖在軍事上能得勢一時,但在政治上卻丟分不少,這也是蔣介石獨吞勝利果實所產生的負效應。


博篇第15節 大勢不察,大詐難成(1)

    所謂「審時度勢,謀定而後動」,是蔣介石實現其獨裁統治慣用的招術。抗戰後期,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蔣介石在在國內的獨裁統治得到強化。然而,他對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以為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時機到了,大造反共輿論,進行反共的軍事部署。然而,大勢不察,大詐難成氣候。    
    事例:    
    從1943年起,國際形勢的發展也出現對他空前有利的形勢,這不僅在於德國法西斯的失敗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也開始崩潰,而且還在於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對蔣強化統治更加有利。英、美於1943年1月,分別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所謂《平等新約》,宣佈取消在華治外法權;同時宣佈承認中國為世界上四強之一,有權出席國際會議並與蘇、英、美等國平起平坐。這對蔣來說無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資本。而解放區共產黨的力量空前發展,也使其視為戰後維持獨裁統治的阻礙。他決心利用有利形勢,取消共產黨,「統一」中國。1943年3月,蔣介石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了授意陶希聖代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為反共作輿論準備。    
    《中國之命運》一書,是一部比較完整地表達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立場、觀點及其內外政策的書。它從蔣介石集團的哲學思想到現行政策來說明這個集團是過去統治集團的繼承者。大肆讚揚中國封建時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學倫理思想,竭力以封建倫理來維持其封建法西斯統治。書的核心是: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把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國民黨。而全書攻擊的主要矛頭是中共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以宣揚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為中心,同時也攻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它攻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蔑馬列主義是「以某一外國的立場為立場,以某一外國的利益為利益,甚至為帝國主義作粉飾,為侵略主義作爪牙」;聲言要把那些宣傳「有害於國家民族」的「妄行邪說」的人們除掉,並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中共的問題。不久,借共產國際自行解散之機,組織國民黨所操縱的團體,大肆叫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    
    軍統特務頭子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對中共方案》,提出了國民黨應把握此有利時機求中共問題之徹底解決,其對策是:以迫使中共將軍權、政權交還中央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點,以達到政治解決為原則,惟在軍事上仍須施極大壓力,促其就範;取消邊區政治、組織,聽候中國處置;派遣政工人員參謀人員、軍隊政工人員至該軍工作,對其在特定區域以外之軍隊,相機予以解決,加強軍隊之準備,以為政治解決之助力,等等。接著,蔣介石找張治中談話,提出要請毛澤東到重慶面談,並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交與在重慶國民黨會談的林彪帶回延安。張治中分析:這是蔣介石趁第三國際解散之機有「招降」的幻想。張治中在周恩來、林彪離渝前,非正式地告訴說:「國民黨在國際解散後,擬有兩個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軍權、政權,以取得黨的合法化;二是國共兩黨合一。」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不僅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批判與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憤,各民主黨派、各階層知名人士也紛紛對《中國之命運》進行批判。    
    1945年5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會議旨在「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獨裁、反共。會上,蔣介石聲稱「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對於中共,「在某一定情況下,我們必須消滅之。」大會就中共問題,通過了兩套決議案,進一步確定了反共方針。一套是對外發表的《對於中共問題之決議案》。因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國民黨「六大」還不願作出公開反共決議,所以此決議的內容雖也攻擊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為幌子,掩人耳目。決議案指出:「中央自應秉此一貫方針,繼續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之道。」「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這樣,便可以在「政治解決」不成時,隨時將「妨礙抗戰,危害國家」的罪名強加在共產黨頭上,以武力解決之。另一套則是不公佈的《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它把中共聯合政府的口號和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攻擊為「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因而要求國民黨「整軍肅政,加強力量」,使政治解決中共的方針得以貫徹。燕提出在工農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加強政治宣傳、加強國民黨中央和地方對中共問題的指導機構等六條同中共鬥爭的方針。根據大會確定的反共方針,大會決定成立特種委員會,專門進行反共活動。


博篇第16節 大勢不察,大詐難成(2)

    但是,由於中共主張日益深入人心,國民黨「六大」終於未敢公開作出反共內戰的決議,並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態,通過《政綱政策案》、《關於國民大會召集日期案》,宣佈於11月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然而,參加「國大」的代表依然是國民黨在抗戰前包辦「選舉」或圈定的,所要通過的憲法是抗戰前頒布的、旨在維護國民黨獨裁的《五五憲章》,且「國民大會職權問題,以及其他與國民大會召集有關之各項問題,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慎重研討後酌定之。」實際上,這種由國民黨操縱的所謂國民大會,只不過是用來抵制聯合政府,維護獨裁統治的又一塊盾牌;而大會通過的「憲法」,也不過是給一黨專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於裝模作樣的「還政於民」,實際上也不過是「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定把獨裁的大權由左手『還』給右手」的把戲而已。    
    這次大會,在蔣介石集團的支配下,決定拒絕聯合政府的主張,最終確定了實行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政策。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強迫全體中央執監委員在蔣介石的監督下宣誓:「服從總裁命令」。而蔣介石在大會選舉總裁時,曾經表示自己當總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    
    國民黨「六大」結束不久,為粉飾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國民黨政府決定於1945年7月7日在重慶召開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會議。鑒於此次會議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傾向,中共中央發表聲明,「決定不參加此次會議,以示抗議。」    
    蔣介石一意孤行,操縱被中共拒絕出席的四屆一次國民參政會,討論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問題,要求全體參政員,「排除一切黨派的意見,純然站在國家的利益的立場,提供合理的主張」。7月,大會集中討論由主席團提出的《國民大會問題案》,由於會前參政會內的國民黨團已佈置控制了討論會場,要求國民黨參政員一律以國民黨決議為準,所以在討論時,國民黨參政員憑其人多勢眾,對共產黨肆意攻擊,對其他黨派任意侮辱,最終於19日通過了所謂「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之決議案」。這是一個圓滑而無具體明確辦法的決議,實質上是假國民參政會之名,以製造國民大會,假國民大會之名,以行獨裁之實。    
    國民黨在這屆參政會上拒絕中共主張和各抗日黨派建議及其橫蠻行徑,引起了各抗日黨派、民主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派的憤慨。黃炎培等人公開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討論,聲明說:國民大會若在「各方主張,尤其是有組織者之意見尚未融通,而遽倉促召集,倉促制定,則其後患將不堪設想」。章伯鈞發表談話,呼籲採納中共建議,勸告國民黨懸崖勒馬,「放棄原定舉行國民大會之決定」。在內外的壓力下,未能強行通過召開國民大會具體辦法,只得草草收場。    
    評析:    
    抗戰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對比,有兩個相關聯的變化過程,在國民黨的政治圈內,蔣介石的地位得到鞏固與擴張,而其政敵的勢力與影響在萎縮;另一個變化過程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力量與政治影響在此消彼長。    
    中國人民的抗戰,使蔣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戰後期,蔣介石的政權逐漸得到了強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日,使自己的力量與政治影響與日俱增。國共兩黨共存共榮,這是大勢,然而,蔣介石卻視共產黨的發展為心腹之患,他決心利用有利形勢,取消共產黨,「統一」中國。1943年3月,蔣介石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了授意陶希聖代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為反共作輿論準備。大勢不察,大詐難成。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不僅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批判與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憤,各民主黨派、各階層知名人士也紛紛對《中國之命運》進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於孤立。這表明,蔣介石有獨攬大權之心,但無駕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裡,僅僅依靠詐術,難成氣候。


博篇第17節 孤注一擲(1)

    孤注一擲:以政治命運下注的豪賭    
    「孤注一擲」原本是賭場上的一個專用術語。說的是賭徒在輸急了的時候把所有的本錢並作一注押上去,進行最後一搏。這一術語後來被移植到官場,《元史‧伯顏傳》曰:「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是說在此危急時刻,為了宋王朝,要用盡所有力量作最後的一次冒險。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進行過這樣的政治賭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數在抗戰勝利後,發動新的內戰,以政治命運為注所進行的豪賭。與宋王朝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抗戰勝利中了頭彩的背景下,仰仗美國後台老闆的援助,進行的一次冒險性賭博。    
    事例:    
    蔣介石在發表《中國之命運》時起,就已作了內戰的打算,抗戰勝利前後,便已著手制定內戰計劃。只是迫於國際國內的壓力,以及自身還沒有作好內戰的準備,不得不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談。就是在談判期間,在蔣介石的指揮下,進行局部範圍的戰爭,關內小打,關外大打。1945年11月中旬,蔣介石在重慶召開旨在策劃6個月內擊潰八路軍和新四軍主力、然後分區圍剿軍事會議。同時,又在國民政府召開的復員整軍會議上,制定出「對共產黨的全盤戰爭」的作戰計劃。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聲稱:只須三個月到六個月,就可以取得勝利。    
    古代兵家說:「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蔣介石決心以武力消滅共產黨,深知中原至關重大。因此,國民黨的全面內戰方針是:集中兵力迅速消滅中原解放軍,隨即向蘇皖根據地進擊,掃蕩沂蒙,清剿山東,再攻延安,控制津浦、平漢兩條南北交通大動脈,以達穩定江南,確保華北之目的。然後對東北解放區用兵,一舉消滅東北民主聯軍。國民黨圍攻部署就緒後,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鄭州綏署主任劉峙指揮12個整編師及漢口、西安兩地空軍,向以鄂豫邊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企圖把中原解放軍壓至桐柏、大洪山區,一舉殲滅之。中原解放區各路部隊按計劃突圍,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緊接著,蔣介石使用了193個旅(師)約160萬正規軍,相繼在晉南、蘇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的進攻,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    
    在內戰之初,國民黨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佔有絕對的優勢,尤其是有美國的大量援助,國民黨軍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從1946年6月下旬到10月,國民黨軍共佔領承德、張家口、安東、淮陰、菏澤等105座城市。10月17日,陳誠在北平向中外記者宣稱:從軍事上對付中共,「三個月至六個月便能解決。」,「任何一線(指鐵路),均可於兩周內打通。」    
    不過,面對國民黨來勢洶洶的軍事進攻,毛澤東卻有著與蔣介石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從內戰爆發起他就宣佈:「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    
    國民黨軍隊雖然佔領了不少城市,而解放軍卻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大量的有生力量,不少高級將領成了俘虜。僅在萊蕪戰役中,陳毅指揮的華東野戰軍俘虜的將軍有19名(中將2名、少將17名)。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北線總指揮中將李仙洲被俘後說:「我們此次失敗,主要是國防部戰略指導的錯誤」和「蔣介石用人唯私」。被俘的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深有感觸地說:「民眾是你們的,蔣軍必敗的道理,到解放區,我認識更清楚了。」由於國民黨軍隊戰線拉長,其機動兵力則大為減少,加之「經濟之嚴重形勢」,社會人心浮動,不到一年的功夫,戰局發生微妙變化,國民黨不得放棄全面進攻,改為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進攻陝北,是重中之重。這一軍事行動的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國民黨蔣介石統治集團認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佔後可在政治上打擊中共,動搖其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毀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或者脅迫其離開陝北,將給中共造成的打擊是致命的。胡宗南25萬人進攻延安。1947年2月,蔣介石飛抵西安,向胡面授機宜。接著,胡部對延安形成了包圍圈,3月14日開始大舉進犯。當時,留在陝北的解放軍只有2萬多人,在雙方兵力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放棄延安。3月19日,胡宗南以損失5000多人的代價佔領了延安,此時延安只不過是座空城,而胡宗南聲稱擊潰10萬共軍。其後,國民黨開動一切工具,大肆宣傳國民黨的「勝利」。蔣介石親臨延安「視察」。    
    進攻陝北,佔領延安,雖然國民黨拚命宣揚,但從政治上和軍事戰略上看,這一軍事行動實際上是一個下策,且潛伏著敗機。首先,陝北是各解放區軍民和全國追求光明的人們所敬仰和嚮往的革命聖地,國民黨的軍隊對它進行進犯,勢必激起他們的憤怒,更加激起他們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關注,並決心以爭取軍事上的勝利,或者其他的形式進行聲援。


博篇第18節 孤注一擲(2)

    其次,胡宗南幾十萬的兵力被拖在陝北,不能機動援助其他戰場,這在軍事戰略上造成極大的被動,並且給了毛澤東爭取主動的一個契機。美國駐華大使曾就這一軍事行動發表評論,指出,「國民政府雖然聲稱它擊潰了10萬共軍,但看來這是一種很大的誇張」,與其說,延安是被攻佔,倒不如說中共主動放棄,與其戰略戰術的運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敵人壓力面前出讓出一定的據點,把敵人吸引到一個袋形中,然後以游擊戰術逐步消耗敵人的力量。」他還評價說:「從嚴格的長期的軍事觀點來說,延安的佔領,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戰線過於延長與過分消耗國家的經濟」。實際上,國民黨軍隊佔領延安後,就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第三,毛澤東在前有黃河,後有追兵的極其險惡的情況下,與蔣介石博弈,下了一著「險棋」,他和中央指揮機關絕不過黃河,留在陝北與敵人周旋,在彭德懷率部策應下,泡「蘑菇」,不僅把這幾十萬的國民黨軍隊吸在陝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軍的「蘑菇戰」,大量地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贏得戰略上的主動權。毛澤東放棄延安,轉戰陝北,的確是一高招,而蔣介石與之相比,則相形見絀。    
    此後,國民黨的軍事形勢、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軍事上由戰略進攻被迫轉入戰略防守,在戰略決戰中,軍隊大部分被解放軍所消滅,幾乎輸光博弈的本錢,軍事上的徹底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了,蔣介石連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顧,導演了一場「戰犯求和」的鬧劇,這已是無濟於事了;在政治上,蔣介石奉行獨裁、賣國、內戰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國民黨統治區以反內戰、反飢餓為主要內容的愛國民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與解放區軍民的軍事路線相響應,形成了第二條反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的戰線,蔣介石陷於全國人民的包圍之中;受到國民黨打壓迫害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響應中共的號召,雲集解放區(北平解放後在北平),與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國的大計。    
    評析:    
    受舊中國博彩之風盛行的熏陶,蔣介石的搏擊心態發生嚴重異變,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擊變成了政治賭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賭博中獲勝,贏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戰勝利後,孤注一擲,以自己的政治生命進行的豪賭卻把政治資本輸得精光。抗戰勝利後,由蔣介石挑起的國共大決戰,以蔣介石集團的徹底失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偉大勝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蔣介石的政治謀略而言,他犯了幾大忌:    
    一是違背民意。中國長期戰亂不已,兵連禍結,民眾飽受其害,尤其是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極其殘酷,人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了巨大犧牲,好不容易昐到抗戰勝利,期望和平建國,以休養生息。蔣介石發動新的內戰,違背了民意,這就把自己置於人民公敵的地位。    
    二是對時局作了錯誤判斷。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共產黨的力量。一方面,見物不見人,迷信美國提供的飛機大炮與精良的裝備,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種無形的武器,它與小米加步槍有形的武器結合,就可以形成難以估量的戰鬥力。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是孤立地看待共產黨的力量,而忽略了民心向背這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三是不計後果,不計政治成本。重大的戰略決策應綜合考察與分析,權衡利弊,三思而行。蔣介石利慾熏心,在政治上不留餘地,在軍事上全面出擊,過於鋼性而缺乏彈性,孤注一擲,把自己置於絕境。    
    一個腐朽舊政權垮台,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人民政權誕生。蔣介石徹底輸掉了,他在大陸的政治生命業已終結。蔣介石以政治命運進行豪賭,給他自己釀成可悲結局。


博篇第19節 偏安一隅,守島待變(1)

    蔣介石是一個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些重大舉動時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紗。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後潰逃到台灣,就被人神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這樣一個傳說:蔣介石抗戰時期在重慶的時候,一次到峨眉山遊歷,在廟裡遇到一算命和尚,隨即抽籤卜卦,那和尚在解釋卦辭時,跟蔣介石說了八個字:勝不離川,敗不離灣。抗戰剛剛結束,蔣介石不把和尚的戲言當一回事,急忙離川,下山搶摘「桃子」,結果沒多長時間,局勢急劇惡化,到1948年居然兵敗如山倒。此時才想起和尚的話,於是乎,經營台灣,準備退路。蔣介石很講迷信,但是否確有此事卻無法考證,即使有,那和尚所言並非「知天命」,與蔣介石精心經營台灣,以留退路之事純係偶然的巧合。其實,蔣介石經營台灣,為自己留後路是有遠慮的謀劃。    
    事例: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95年,因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割讓給日本。1943年,美、英、中三國首腦在埃及簽署的《開羅宣言》莊嚴宣告:日本佔領的「滿洲、台灣和澎湖等島嶼應該回歸中國。」1945年7月,美、英、中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確認台灣屬於中國領土,應該歸還中國。9月,日本總投降書籤署後,由國民政府任命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和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於10月在台北成立。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副主任兼台灣省警備司令陳儀主持了受降儀式,接收了日本台灣總督兼日軍駐台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籐利吉呈遞的投降書。陳儀代表中國政府鄭重宣佈:「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一極有歷史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台灣人民重新回歸到祖國多民族大家庭的懷抱。蔣介石派員到台灣是為了行使國家主權,雖然與後來他退台偏安有一定的聯繫,但不能說此時就在為自己準備後路了。    
    隨著蔣介石在大陸失敗難以挽救,經營台灣之事便很自然地與尋找退路緊緊聯在一起。從1947年起,蔣介石就開始從多方面積極準備。    
    由什麼樣的人掌控台灣,對於台灣是否能成為蔣介石最後的棲身之地的關鍵。當然不能讓外人插手。最近的莫過於自己的兒子,但在起步之初,兒子蔣經國資歷還難以擔當起治理台灣的重任。他決定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灣。1948年底下令,由陳誠接替魏明道任台灣省主席,蔣經國接替丘念台任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任。    
    陳誠任台灣省主席後,蔣介石「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台」。所《李宗仁回憶錄》載:此間從大陸運往台灣的「國庫庫存金鈔共值33500萬美金。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黃金為390萬盎司」,還有「外匯7000萬美元和價值7000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5億元上下。」蔣介石的這一盜竊似的資金轉移,不僅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準備足了算命錢,而且為後來振興台灣的經濟奠定了比較厚實的基礎。    
    為了給出充足的退台時間,穩定台灣局勢,蔣介石在軍事上做了相應部署,在靠近台灣的幾省駐紮重兵,企圖延緩解放軍對台灣的攻擊。    
    1949年5月,解放軍攻佔上海前夕,蔣氏父子乘「江靜」輪由上海到定海,後於26日到台灣高雄。國民黨長江防線崩潰後,為了挽救殘局,他到廣州,在這裡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蔣介石任主席。非常委員會為國民黨中央非常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過非常委員會決議通過方才有效,這實際上剝奪了李宗仁代總統的權利,蔣介石又從幕後轉到台前,指揮國民黨殘兵敗將負隅頑抗,但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下,國民黨分崩離析。蔣介石見大勢已去,於12月10下午飛離成都逃往台灣。 敗退台灣後,整個台灣處於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境地。當時的外國報紙凡提到「中華民國政府」,總要在其前面「加上一個垂死的形容詞」,表示它正「等待簽發死亡證明書」。在經濟上,面臨崩潰邊緣,有人描述當時的台灣的經濟狀況是「人口激增,生產設備破壞,物資奇缺,人民生活窮困,物價高漲,財政亦字,外匯枯竭,整個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    
    在政治上,由於退台後各派系人員彙集,矛盾更加激烈,黨內派系林立,互相牽制。國民黨上層失敗主義情緒滋長,有錢的紛紛避居海外和港澳地區;下層組織基本處於混亂狀態,「只有黨部,不見黨員」。因殘酷鎮壓「二.二八起義」,國民黨政府與當地人民的對立本已十分尖銳,加上國民黨退台帶來的經濟困難,更加劇了這種矛盾。在軍事上,雖然蔣介石收縮保台、集中兵力的調整,軍隊給60萬人。但沒有多大的戰鬥力。    
    在外交上,「撤退來台的外國使節,寥若晨星。舉世沒有一個同情台灣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蔣介石,此時已為美國所拋棄,至於下一步如何行動,「將先等待亞洲之塵埃消除」。12月,美國國務院發出《關於台灣政策宣傳指示》稱:「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軍事上,它是一種嚴格的中國的責任。」「大家都預料該島將陷落。」凡此種種徵候表明,蔣介石到了絕境。然而,由於國際風雲變幻,也由於蔣介石採取一系列針對性很強的舉措,終於起死回生。    
    首先,尋找機會,獲得美國保護。靠美國支持起家發家的蔣介石十分清楚,要想確保台灣不失,必須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但美國無意保蔣,使蔣介石十分沮喪。正值蔣介石走投無路之時,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給了他一個「上帝」都無法賜予的「機會」。


博篇第20節 偏安一隅,守島待變(2)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突然爆發,而此時,解放軍正準備渡海攻台。原本毫無聯繫的兩件事,被美國右翼政客和軍方鷹派看作是中國政府執行蘇聯戰略方案。他們認為北邊失去南朝鮮,南邊失去台灣,則危及美國的太平洋防線。因此,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議案,號召聯合國成員國援助南朝鮮。同時,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作為保護台灣的姿態。然而美國的保護是以攫取其戰略利益為條件的。美國提出「台澎地位未定論」。美國向台灣方面提出將向台灣海峽派出第七艦隊,是視台灣海峽為歸屬未定海域,而不是幫助「中華民國政府協防台灣」。與此同時,美國要求台灣當局承認「台灣中立化」,即美國一方面用優勢海軍力量遏制中國政府武力解放台灣,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灣當局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襲擊。這都是蔣介石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由於迫切需要美國的庇護,不得不吞下「苦果」。1954年,經過艱難的談判,美國和台灣當局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標誌美台軍事同盟正式形成,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美國保護台灣的權利與義務。蔣介石非常看重這來之不易的結果。通過國民黨「大使」向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出一封信,信稱:「條約不僅使兩國民眾在其抗擊共產黨侵略中的聯結更為緊密,而且將激發千百萬珍視自由的亞洲民眾之信心。」    
    其次,改造國民黨以求生存。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迫使蔣介石進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外,還從國民黨自身進行深究,他說:「戡亂的失敗,是黨的失敗,而黨的失敗主因,是一般黨員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動搖。」所以,他認為,要重新控制國民黨,要使其成為「反攻大陸」的根本,必須徹底加以改造,並重建國民黨組織。    
    經過精心謀劃,1950年7月,公佈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依照這個方案對國民黨進行改造。一是整頓國民黨組織,重新建立了基層組織,改造了領導機構。二是強化組織紀律和開展黨內教育訓練。三是拓展黨的構成成分。《改造綱要》規定:「本黨以青年知識分子及農工生產者為廣大蔻民眾為社會基礎,結合其他愛國分子為黨的構成分子」。至1952年8月,工農分子在國民黨內的比重已達到49.31%,高中以上的知識分子占29.77%,25歲以下的青年占35.29%。這樣,國民黨台的社會基礎得到擴大。四是削弱國民黨內非蔣派別的力量。在「改造」活動中,蔣介石「成功」地進行了一次人事上的調整和權力的再分配,其子蔣經國經過調整進入國民黨中央決策機構,國民黨內長期掌握實權的大老被排除領導層,以至被迫離開台灣。    
    再次,採取一系列措施,恢復與振興台灣經濟。實施所謂的「土地改革」,以促進家業生產的改善,這是一項一舉多得的舉措。國民黨從日本手中接受對台灣的主權後,接管了大批「公地」。台灣省政府將這些公地放租,直接租給農民。1951年5月,台灣當局又頒布《台灣省放領土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國有」和「省有」耕地的所有權轉移給農民。1952年,「立法院」通過「實施耕地者有其田法」,徵購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分給農民,並鼓勵地主以留下土地自耕,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迅速恢復;在農村建立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為台灣以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控制通貨膨脹,穩定財經,是又一條重要的經濟舉措。1949年,台灣當局決定實行幣制改革,確立新台幣的主導地位。配合幣制改革,加強了對黃金的管理,以高利率吸儲,加強外匯管理,壓縮財政支出,爭取美國的援助,基本控制通貨膨脹。再實施恢復和發展台灣工業的措施。在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後,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經濟「四年計劃」。這一系列經濟舉措,不僅台灣經濟擺脫困境,而且為後來的經濟起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評析: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居然能起死回生,頗費了一番心思。首先,他在經營台灣上有一個長期的戰略謀劃。隨著蔣介石在大陸失敗難以挽救,經營台灣之事便很自然地與尋找退路緊緊聯在一起,並周密地謀劃和實施。一方面,他安排心腹陳誠與兒子蔣經國搭檔,掌握台灣黨政軍大權;另一方面,把大陸國庫蓄存的大量美金鈔、黃金、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5億元上下」的資金運往台灣,蔣介石的這一盜竊似的資金轉移,不僅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準備足了養命錢,而且為後來振興台灣的經濟奠定了比較厚實的基礎。    
    其次,尋找機會,獲得美國保護。本來,在1950年以前,美國政府曾想放棄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講,朝鮮戰爭的爆發,為蔣介石尋求美國的保護提供了機遇。蔣介石從中找到求生的空隙。從某種意義上講,朝鮮戰爭煙幕的掩護,使蔣介石逃過一大劫。    
    再次,蔣介石在政治上進行黨的改造,使僵死的國民黨獲得新生,國民黨的性質實際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同時他完成了國民黨權力再分配,為蔣經國接班打下基礎,鞏固了蔣家黨的統治地位。在經濟上,一系列經濟舉措的實施不僅為後來的經濟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而且也催化了台灣中產階級的逐步崛起,使得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獲得新的階級基礎。而尋求美國保護,雖然使其獲得某種程度上的安全,但是,從長遠利益講,尤其是從民族和國家利益看,這無疑是引狼入室,為海峽兩岸的最終統一設置了最大障礙,這未必又是蔣介石願意看到的。從這個意義講,這是一個敗筆。


博篇第21節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1)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說明知某種事辦不成或者某種行為不會有好的結果,而非要去做。這是魯莽和愚蠢之舉。但如果明知辦不成,卻因要達到其他目的而去為,這應另當別論。蔣介石搞的「反攻大陸」,則屬於後者。    
    事例:    
    自從敗退台灣第一天起,蔣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陸」。1950年,在「總統」復職典禮上,他慷慨陳詞,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陸去。    
    1950年4月,蔣介石在台北《對台灣省常務會議特頒訓詞》中說:「今日我們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首先要整頓本黨組織」。蔣介石一直在尋找機會把反攻大陸的口號付諸於實際行動,朝鮮戰爭的爆發給蔣打了興奮劑,他認為「機會來啦!」希望依靠美國的軍號力量挑起世界大戰,進而達到重新統治中國的目的。於是,急忙謀劃,制定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的戰略計劃,幻想利用朝鮮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依賴美國的支持,武力「反攻大陸」,捲土重來。    
    為了實施這一戰略計劃,蔣介石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思想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項準備。首先加強「軍事管制」,早在1949年5月,國民黨在即將退到台灣前夕,由台灣省政府與台灣警備司令部聯合頒布了《台灣地區緊急令》,宣佈台灣處於「戰時動員狀態」。這個「戒嚴令」,一直實行了近38年,創世界歷史上戒嚴時間之長的最高記錄。    
    台灣當局,在軍事戒嚴時期,還制定了一系列特別法,進一步加強反共和剝奪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根據戒嚴令和特別法,台灣的軍、警、特人員,經常對索然無辜人員進行搜查,逮捕和殺害。在軍事上,加緊備戰,並組織「反共游擊軍」對大陸沿海進行騷擾。    
    1952年11月,共和黨領袖艾森豪威爾當選為美國總統。在美國國內反戰輿論壓力下,他到朝鮮戰爭視察,希望在遠東尋求「光榮停戰」的辦法。為使美國在停戰條件中多一份籌碼,艾森豪威爾決定取消「台灣中立化」的政策,鼓勵國民黨軍向大陸東南沿海騷擾。國民黨方面受到美國新任總統的鼓勵,受到很大鼓舞。1953年2月,蔣介石發表聲明,稱艾森豪威爾「此一決定,無論其在政治與軍事上以及在國際道義上而言,實為美國最合理而光明的舉措。」此後,國民黨對大陸的軍事騷擾活動大規模升級。1953年7月,蔣軍出動1萬多人,由美國顧問籌劃和指揮,在海軍配合下,空襲東山島。    
    蔣介石積極響應艾森豪威爾的策略向大陸進攻,希望通過加劇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把美國拖下水,使美國直接對解放軍作戰,進而達到他捲土重來的目的。然而,形勢的發展與蔣的願望相反。美國與中朝聯軍代表在板門店談判,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不僅朝鮮戰爭結束,而且美國在台灣海峽也沒有什麼大的動作,更不用說創造什麼「奇跡」。美國之所以鼓勁讓蔣介石從東南沿海攻擊大陸,不過是想借國民黨這張牌,盡可能在談判中多得到點東西而已。停戰後的美國當然不可能再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了。蔣介石更感到「反攻」無望,但自己講的「5年完成」,畢竟已誇了海口,輕易放棄不但會遭人嘲笑,而且更嚴重的是會動搖人心。    
    1956年,蔣介石在再次當選「總統」後,激勵自己不忘這一使命,他鼓勵自己說:「我今年已經70歲,再連一任,還不能反攻,怎對得起國家?」又說:「此次國民大會乃是反攻前的最後一次會議。」1957年,國民黨在台灣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民黨的中心任務是「反攻大陸」、「光復國土」、完成「革命」大計。國民黨「參謀長」王叔銘在軍事報告中則提出「軍事反攻」是「重要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包括:「一、繼續促進大陸革命運動,策應軍事反攻;二、加緊戰地政務準備,發揮總體作戰效能;三、提高軍人待遇,改善軍人生活,加強社會敬軍風氣;四、鼓勵青年從軍,充沛三軍戰力;五、擴大學術研究,發展國防科學;六、加強與盟邦軍事合作,增進反攻力量」。國民黨每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核心內容就是繼續堅持反共立志,鼓吹反攻大陸,拒絕與中國共產黨談判。    
    為了激發台灣軍民響應「反攻大陸」的熱情,蔣介石把台灣比作「莒」,要傚法田單,以小莒而成就「復國」之志。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下專門刻了四個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於激勵大家,奮發圖強,齊心協力,以實現「光復大陸」。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鼓噪,美國對其成功並不怎麼相信。蔣介石自己對「反攻大陸」結果也十分清楚。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陸越來越強大,「反攻大陸」更不可能有什麼好結果。他要增加別人的信心,其實他的激情也漸漸冷落下來,早在50年代,蔣介石實際上從心底已經放棄了「反攻大陸」計劃,其政策重點開始轉到島內,實施經濟建設的「四年計劃」,企望將台灣建設成為「復興」基地,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較之以前冷靜、理性了許多。據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後來回憶說:蔣介石自始至終就是沒有真正「反攻大陸」的打算,但這一打算又不告知於人,為了維持國民黨偏安孤島的局面,蔣介石必須打腫臉充胖子,「反攻大陸」的曲調要一路唱下去。


博篇第22節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2)

    為什麼蔣介石在「反攻大陸」問題上,知其不可為而要為之呢?當然有蔣介石倔強、固執、敢賭的秉性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蔣介石是一種權謀,他想通過打「反攻大陸」牌,以達到偏安孤島,維護其統治的目的。他曾向蔣經國透露過個中玄機:只有使台灣全民處於一種緊張狀態,才便於國民黨的統治。    
    首先,能穩定軍心。從對軍隊的掌握來說,蔣介石一向認為治軍要從治心開始,當時的國民黨軍隊絕大部分是從大陸來,對台灣的環境比較陌生,思鄉、返鄉心切,如果不給予他們以「反攻回家」的幻想,軍隊就會人心渙散,造成軍隊不穩定。而蔣介石在治軍的過程中,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用口號與政治宣傳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儘管因其軍隊的反動性,決定其收效甚微,也要這樣做。    
    其次,鞏固獨裁統治。從台灣社會而言,台灣長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下,抗戰勝利後,雖然對祖國有認同感、歸屬感,但是,對國民黨這樣一個大多數人從島外來的政權並非認同,尤其是蔣介石實行殘酷的獨裁,更是怨聲載道。只有創造一個「反攻大陸」的氣氛,才能分散民眾的注意力,也更能說明蔣介石對台灣的獨裁統治是必須的、「合法的」。蔣介石到台灣後,實行政治上的高壓政策,特務橫行,壓制各種民主思想的傳播,以「反攻防諜」名義,對任何反對他的統治的思想、人士、組織進行打壓。在「反攻」的氣氛下,台灣一直處於准戰時狀態,人民為此而感到緊張,從而不免增加對政府的依賴感。    
    再次,藉機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說,蔣介石提出「反攻大陸」是在演戲,這場戲與其說是唱給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說,是主要演給國際社會看的,尤其是演給美國人看的。在冷戰的背景下,兩大政治軍事集團進行著殊死的鬥爭。台灣完全依靠美國的庇護才能得以苟延殘喘。蔣介石為了繼續能在美國這顆大樹下乘涼,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須唱反共的高調,作出準備打仗的姿態,才能贏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評析: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魯莽和愚蠢之舉,然而,對蔣介石搞「反攻大陸」,明知沒有多大的勝算而堅持要為之的姿態,應另當別論。這是一個類似於「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謀。當年韓信公開地展示一個讓敵人覺得愚蠢或者無害的戰略行動,掩護暗渡陳倉的真實軍事行動,聲東擊西,出其不意,獲得大勝,奠定了劉邦大業的基礎。蔣介石拚命叫囂「反攻大陸」,也是聲東擊西,當然,這不是軍事上意義上的暗渡陳倉,更不能與當年韓信謀略產生的歷史影響相提並論。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處,示陽而行陰、求陰,也就是說,他要通過軍事姿態,達到政治上穩定台灣島內政局,爭取美國的庇護,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基本上是停留在口號上,沒有什麼大的動作,更沒有成什麼氣候,從軍事意義上講,「反攻大陸」的計劃破產了。但是,正是憑著「反攻大陸」的造勢,得以穩定島內,爭取外援,為台灣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其政治目的達到了。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以對「一個中國的認同」為前提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持續十多年的「反攻大陸」維繫了「一個中國的認同」感,這就在台灣為反獨促統保留了根基。就後兩點而言,是「歪打正著」,由此說來,暮年的蔣介石仍不失為一位博弈高手。


博篇第23節 奇貨可居,待價而沽

    在蔣介石那個時代,政治風雲變幻莫測,階級關係錯綜複雜,權力爭鬥你死我活,適者生存,適者「為王」,不適者「出局」,不適者「死亡」。所謂適者,實為應變能力強者。蔣介石的政治生涯雖經幾起幾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權後,就一直掌控著權柄,在最高權力的寶座上坐了22年之久,敗逃台灣後,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個小天地裡稱王將又20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壇創造這樣的奇跡,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應變有術。    
    蔣介石應變所踐行的是詭道,以詐成必以詐敗,這是蔣介石成為集喜劇悲劇於一身的歷史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奇貨可居,待價而沽,是指投機商人囤積稀有商品,等待時機獲取暴利。投機商人的經營之道被政客們引進到政治角逐場。蔣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時,就開始使用此法,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例:    
    蔣介石是由陳其美引入革命隊伍,依靠陳步步攀高的,陳其美被人殺害後,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進入高層領導的機會。他想利用與孫中山的關係,尋找事業發達的新途徑。由於交往不深,孫中山雖然對蔣有比較好的印象,但對其能否擔起大任持懷疑態度,這樣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護法運動伊始,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並在積極準備北伐。蔣介石決心去廣州投奔孫中山。但又考慮到,如果這樣兩手空空地去面見孫中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權重的職位。如果自己開口要官的話,有違於孫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訓導,意圖太明顯,被認為是為官而來,為孫中山所厭惡,那會把事情弄糟。如想當官,只能表現出自己有志革命,無意做官的姿態。但等待時機,還要通過自己的作為創造機會。    
    首先,向孫中山獻策,以作敲門磚。1917年9月,蔣介石寫了一份《對北軍作戰計劃》,10月又寫了一份《滇粵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提出:「我軍主作戰地,當定於東南沿海一帶之地區,而於湘省暫取守勢。先以海軍為主力,向東南沿海一帶之閩浙兩省,掃除北軍之勢力,擊攘湘滬之敵軍。以吳淞之門戶,東南之勢力不難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戰局能有轉機,則與之互相策應,出入於長江沿岸一帶,肅清長江上下游之敵軍,則第二期作戰北伐之基本定矣。」    
    這兩份「計劃」寄出後,蔣介石忐忑不安地等待著。孫中山閱讀了蔣介石的兩份軍事作戰計劃後,對蔣介石的軍事才能有所瞭解,其謀略有參考價值。於是,於11月正式委任蔣介石為大元帥府參軍。不過這是一個虛職,職位雖高但權不大,還要看別人臉色行事,不是一個能一展宏圖的平台。在蔣介石看來,這種可有可無、有虛名無實權的職位,寧願不做,也因此舉降低身份。因此,以種種借口不應孫中山之召,這一手果然奏效,在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緊跟孫中山為做官之路徑的,蔣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促使孫中山刮目相看。    
    孫中山身邊有為的軍事人才奇缺,求賢若渴,就再次邀請蔣介石。1918年3月,蔣介石來到廣州,孫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廣東汕頭前線,擔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的作戰科科長。這是一個實職,所以欣然接受。    
    其次,目標清高,以退求進。粵軍派中有派,明爭暗鬥,紛爭不斷。蔣介石是一個客籍人來統率一支隊伍,既要遭到地方主義的排外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鬥爭中如同夾糖餅,夾在陳炯明、鄧鏗、許崇智這三大派派系之間,感到左右為難。    
    為表示不與粵軍的派系鬥爭同流合污,他於1919年6離開粵軍,跑到福建廈門的鼓浪嶼遊歷,做「隱士」。又是瀏覽風光,又是賦詩填詞,似乎既清高又悠閒自在。其實,他不是真正要成為一個淡出「江湖」的隱士,真正的隱士是不過問時事的,要不然陶淵明怎麼會「不知有魏晉」呢?而他卻並一天也沒有閒著,貌似閒居,卻時刻關注著政局的變化,因此,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揣摩推算,同時繼續有所作為,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斷地給孫中山上書,發表對時局的看法,獻計獻策。    
    1919年10月,他到上海面見孫中山,詳細陳述自己辭職的緣由,進而表示到歐美去留學的意向。此時的孫中山處於軍閥的壓力被迫離開廣州回到上海,身邊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幹部,因此,不同意蔣長期離開中國,留下在軍事方面輔助於他。    
    蔣介石赴歐美留學的計劃是否確有此打算,這種沒有記載的心理活動很難推斷,但從後果看,是投石問路,以試探自己在孫中山心目中的份量。這一招又奏效了,孫中山用命令的口語表示挽留之意,蔣介石心領神會,當即表示放棄留學計劃,留居上海,準備為革命領袖孫中山效力。這是口頭上的答應,內心還在盤算著,鑒於粵軍的現狀,重返粵軍,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若輕易應孫中山邀請到粵軍中謀職,不但成就不了什麼大的事業,反而難以引起孫中山對自己的重視,他決定再等待。    
    1920年,蔣介石又一次離開廣東。此時正是用人之際,孫中山在軍事戰略上有遠見,但對具體些的軍事謀劃卻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蔣介石這樣的軍事人才。於是發出數份電函,急招他到廣東就職。並讓戴季陶到蔣介石家裡去勸說。這時,蔣介石感覺到自己的身價看漲,沒有立即應召。戴季陶覺得他做得太過分了,責罵蔣介石,兩位好朋友大吵起來。    
    再次,以緩應急,見好即收。1920年3月,粵軍征打廣西,十分需要一個懂軍事的人才謀劃,孫中山親自急電蔣介石,要其到粵軍面事,但蔣介石接到電報後,卻領著自己的親屬遊山玩水去了。    
    蔣介石之所以仍不願出山,其緣由是內心對孫中山有所不滿,他覺得孫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給實權,如果只是個配角,當不了主角,即使勝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別人的,不僅如此,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招人嫉妒,不可能帶來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為有這樣盤算,沒有急於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是用打太極拳的套路應對孫中山的「急招令」。以緩應急,等待孫中山給自己更大的好處。    
    蔣介石不願意輕易應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際,孫中山覺得蔣介石確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任勞任怨,不計較個人得失,對革命對領袖忠心耿耿。就在蔣介石的假意推辭之中,他的影響和身價直線上升,孫中山終於委以重任。蔣介石見好即收,借助孫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甚至超過自己的期望值得到的東西。    
    評析:    
    蔣介石有在大上海闖蕩的閱歷,他把投機商人「奇貨可居,待價而沽」的經營之道,運用於政治領域,在這方面運用得比較得法。    
    待價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時機,「價」是關鍵,是「標的」和「目標」。就「標的」而言,應是實標而不是「虛托」,也就是說,應該是「物有所值」,自己確實有與追求「目標」相匹配的資本;就「目標」而言,應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開價或者說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滿天要價,就地還錢那一套。其要旨在於把握時機,講究方法,適度作為,以求抬高身價,實現增值,達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則,不得要領,弄巧成拙,會被貶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蔣介石在這方面頗有心得,時機得當,方法得體,張弛有度,收穫頗豐。


博篇第24節 巧偽裝,靜觀其變

    蔣介石擅長偽裝,他往往在局勢沒有明瞭的時候,將自己的真實意圖隱藏起來,以達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權力的目的。    
    事例:    
    為了學習蘇聯的經驗,爭取更多援助,1923年8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蔣介石一行在蘇聯的參觀訪問,對於俄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增加了瞭解,對一部分革命的情況和經驗有所認識,對軍隊組織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較深體會,汪精衛後來談及此事時說,代表團「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共產黨森嚴紀律,遂為日後回國後改組本黨創建黨軍之一大動機。」    
    蔣介石以實用主義的眼光對待蘇聯的建軍經驗和黨的組織領導,貶斥蘇聯的社會改革政策。他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共產國際對各國黨的態度,以及未來兩黨兩國關係,國共合作,產生重重疑團,後來他在《蘇俄在中國》中說:「我考察蘇俄歸來後的結果,是使我冷靜下來,我深信和斷定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有助於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但在我們革命奮鬥的過程中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團回國後,蔣介石將寫的一篇《游俄報告書》寄給孫中山其中包括對聯俄聯共的疑慮。《游俄報告書》到底如何說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蔣經國對《蘇俄在中國》的詮釋中略知其大意,他說:「回國的時候,(父親)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蔣介石還在給廖仲愷的信中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俄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廣州,向孫中山匯報了蘇俄建軍經驗,也談了自己的一些疑慮。孫中山認為蔣介石「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要適合於當時革命現實環境」,勉勵他為中俄合作多做貢獻。儘管他未接受孫中山的忠告,懾於孫中山的威嚴,他把自己的觀點隱藏起來。    
    1924年,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任,到廣州創辦黃埔軍校。此時的廣州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熱情高漲。孫中山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產黨的參加,日益衰落的國民黨開始有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大批青年響應號召,到廣州參加革命,黃埔軍校招生,報名十分踴躍,同當時的軍閥抓丁,逼人當兵形成鮮明對照。在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廣東革命勢力發展迅速,共產黨的思想觀點對廣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這種革命氣氛下,如果公開自己的不同政見,極有可能革命勢力所被拋棄。    
    儘管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理想,有著天然的反感,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這種情感隱藏起來,盡量偽裝進步,以贏得黃埔學生的擁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實力,暫不表示不同政見,等羽毛豐滿後再說。在公開言論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詞藻,盛氣凌人的鋒芒也有所收斂,表現得頗為謙恭。他對蘇聯顧問很虛心,對共產黨表示團結和尊重,黃埔軍校的校訓『親愛精誠』是他提出來的,內含著加強聯合戰線的意味。「他親筆題寫了這四個大字,呈請孫中山核准頒布,掛在軍校門上。在一些訓話中,大談俄國革命的經驗,號召學生學習俄國革命精神」,聲言「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倣傚俄國共產黨的辦法。」他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倫當時寫道:「蔣介石將軍與我國教官的關係尚屬融洽。」    
    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產黨人合作。「三民主義信徒與共產主義信徒非聯合一致不能完成國民革命。」「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團體肯定我們本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我們國民黨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分,更不可能有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他要求國民黨員「不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背叛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    
    共產黨提出的「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深得人心,蔣介石也高喊這一口號。他多次說,現在我們生在這個亂世,是一個最不幸的事。我們的國家,已經衰落不堪,我們的黨,也是積弱不振,所以我們今後要特別努力奮鬥,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雪我們國家以前被人壓迫的恥辱。他還說:「中國的革命事業為什麼如是延長?乃是因為軍閥身後有個牽線之帝國主義者做他的背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必須假手於中國軍閥,方得肆意殘暴,而使中國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國主義不倒,中國軍閥之亂絕無已時。我黨革命目標,與其專革軍閥的命,毋寧先革北京東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國主義的命。」    
    儘管蔣介石在這個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在本質上是偏右的。他在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兩面討好,又兩面開弓,以達到個人的目的。周恩來後來在論述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時指出:「蔣介石開始辦黃埔軍校時,表面上贊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共反蘇的,並不是真心誠意地與共產黨合作。」他「隨時提防和限制共產黨」。    
    蔣介石的表現,迷惑了很多人,當時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對蔣介石很是好感,他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得失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1925年12月,陳獨秀髮表文章,把已經是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列為國民黨左派領袖,看成是僅次於黨首汪精衛的第二號領袖人物。    
    不僅陳獨秀被蔣介石的假象所迷惑,連蘇聯顧問也稱讚蔣介石「在政治上是個左派,並正往左發展。」即使在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向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發難,蘇聯軍事顧問仍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左派。    
    評析:    
    善於偽裝,是政治權術家的看家本領。蔣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偽裝,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導致自己受排斥。經過政壇的磨煉,得勢後他比較善於偽裝,尤其是,隨著權位的增大野心膨脹,更不輕易表明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他內心不同意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卻在公開場合大唱革命高調,左右逢源,確實迷惑了不少人。    
    由於蔣介石偽裝巧妙,左右逢源,贏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的得票僅僅比汪精衛少一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二屆執委第一次會議上,又被推選為常務委員。他已成了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博篇第25節 借題發揮,一舉多得

    借題發揮,是說假借某一個事情為題目,用來發表自己真正的想法。這本是文人們的戲法。運用到官場,那則是借用某事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蔣介石精通此道,最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愷案」,借題發揮,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愷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國共合作籌備期間,積極協助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他堅決維護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勢力的反共分裂活動,針對廣東省內軍閥部隊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堅決主張改組軍隊,統一財政。因此遭到帝國主義和右派分子的仇恨,於1925年8月在廣州慘遭殺害。    
    廖仲愷案發生,激起了廣大革命人士的義憤,特別是廣大工農群眾和黃埔軍校官兵,紛紛要求嚴懲兇犯。廖案發生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委會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蔣介石假借處理廖案,達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愷案之勢使自己擺脫政治困境。蔣介石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在他指揮下,革命軍取得了兩次東征,平定了滇軍在廣州的叛亂,在國民黨內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僅手握粵軍和黃埔軍的指揮權,而且高喊革命口號,也得到輿論相當多的支持,他以得勝者和獲得工農支持的姿態出現在廣州,居功自傲,為了攬權採取一些過激的舉措,引起國民黨內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國民黨元老的憤慨。他們群起抨擊,說蔣介石是「新軍閥出現」、「寧波拿破侖崛起」、「廣州已成為警察國家」等等。使他一時間陷入窘境。蔣介石處理「廖仲愷案」,不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圍,而且掌握了權力角逐的主動權。    
    其次,借「廖仲愷案」助汪倒胡。胡漢民是黨內的「元老派」,與汪精衛合稱革命隊伍中的「雙壁」。當時人們把孫、胡、汪三人關係稱之為「胡汪無先生(指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愷譽為國民黨的「三傑」。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由誰來繼承,成為國民黨內一大問題。最有資格的要數這三傑了。廖仲愷已身亡,汪、胡為了取得繼承人資格,進行了明爭暗鬥。    
    汪精衛在爭取繼任領袖的過程中,很想利用蔣介石所掌握的軍事實力。在北京處理了孫中山的後事後回到廣州,便立即專程到東征前線看望蔣介石,信口開河地說,孫中山在病危之際,不斷呼喊「介石」這使蔣大為感動,「嗚咽良久」。他們「傾談黨事,並謀個人行止」。汪精衛表示今後要按蔣的話作為進退的依據,使他「甚感其親愛」。他們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愷案」調查進展,為蔣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個契機。    
    在審理「廖仲愷案」的過程中,發現胡毅生、林直勉等人與此案有牽連。胡毅生是胡漢民的堂弟,人們普遍認為暗殺與胡漢民有關係。特委會顧問鮑羅廷斷定,胡漢民至少是這一謀殺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麼說,他預先是知道這個陰謀的。」    
    雖然沒有掌握實據,但汪精衛決心倒胡,蔣介石予以幫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漢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進行搜查,給胡漢民來個猝不及防。胡漢民知道形勢對他不利,感到「無地安身」,先被帶到蔣介石的住宅,隨後轉移到黃埔看管起來。蔣介石對胡漢民說:「大家都認為您與此案有關。可是兄也該明白我們的苦衷,我們也拿不出您無牽連的依據,只好委屈您了。」胡漢民放出不久,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暫派他到蘇聯「考察」。汪、蔣請蘇聯顧問鮑羅廷出面找胡個別談話,鮑羅廷說:「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懷疑胡先生,這是沒有的事。不過因此,也不宜在廣東,如到蘇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於是,胡漢民於9月從黃埔港登上「蒙古」號遠洋輪船,「出使蘇聯」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愷案」逼走許崇智。蔣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粵軍,排斥一已不合的粵軍將領的意圖。廖仲愷案給他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時機。就私交而言,蔣介石與許崇智不說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說兩人有深交,蔣在粵軍中任職雖受到粵籍人排斥,但卻一直受到許的信任和偏袒,兩人曾結拜為弟兄。許是有恩於蔣的,這蔣介石心知肚明。蔣介石並非是不講人情之人,但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礙,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尋機搞掉許崇智。    
    借題發揮的切入點,是在審查「廖仲愷案」中發現許的部下和親信與案件有牽連。由於許的個別將領也參與了暗殺廖仲愷,使許崇智一開始就處在被動的地位。蔣介石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點,以許崇智縱容部下,勾結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財政、侵吞軍餉等罪名,大肆宣揚,爭取粵軍中李濟深將領的同情和支持,並對許的部將進行收買。同時以保衛許的安全為由,將許軟禁起來。許暗中派人命令駐守在東莞、石龍的兩個師前來廣州保駕。消息被蔣截獲,送到汪精衛手裡。蔣介石幫汪倒胡,汪投李相報。以汪精衛為主席的軍委會決定,命令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全權處置粵軍」。蔣部署第一師和黃埔學生等,嚴密監視駐廣州城的粵軍,並赴東莞、虎門和石龍包圍許部,同時派人送自己的親筆信給許崇智,歷數他的「罪狀」,勸他放棄職務,暫離廣東。許給汪精衛打電話,汪復函:「為先生計為大局計,亦莫善於暫行赴滬。」許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請辭本兼各職,當時乘船離開廣州,從此一蹶不振。    
    評析:    
    借題發揮是文人墨官們常用的伎倆,蔣介石如同一些資深政客一樣,把其移植到官場,在處理廖仲愷被暗殺案的過程中,借題發揮達到極致。    
    他通過廖仲愷案,借題作自己的政治文章,獲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問題上,與其說是給汪精衛一個順風人情,倒不如說是為自己擠走了一個重量級的政敵;逼走許崇智不僅搞掉了一個競爭對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粵軍,加重了軍權的份量。1926年初,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蔣介石以「東征英雄」的姿態,從東江回廣州,在慶祝元旦和國民黨二大召開的20萬人群眾大會上,他「穿著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歡呼;軍事領袖姿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使汪精衛等為之失色。」躍居到第二位,與汪精衛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一武一文的兩大巨頭。蔣在廖案上借題發揮幾乎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難怪李宗仁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國民黨改組之初,蔣(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員,但是在總理北上後兩年之內,一躍而為黨內最有權力的領袖,其權力增長的過程,實得於權詐的多,得於資望功勳的少。」    
    不過詐成必以詐損,蔣介石借題發揮,暫時在政治上獲得了很多,然而,卻嚴重地損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於政界,這種負面影響在當時雖然不太明顯,但其副作用是潛在的、長效的,漸進似的量的積累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發政治地震,蔣介石後來幾次被政敵聯合倒閣,與此不無關係。


博篇第26節 挑起遷都之爭(1)

    當政治形勢出現不利於自己的局面時,主動挑起爭端,藉機發難,使局勢發生逆轉,是權謀家常用的應變舉措。蔣介石也曾使用這種伎倆,1927年的「遷都之爭」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1926年國民革命軍高舉義旗,進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兩湖戰場和江西戰場的勝利。為了更好地領導全國革命,1926年11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武漢的決定。12年,國民黨中央通電宣佈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計劃半月內可到武漢辦公。國民革命總司令部仍留在廣州,由李濟深主持。12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孫科等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以前,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處理決定各項重要問題,並發佈命令:「確定國都,以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大區域作為『京兆區』,定名武漢」。隨後,正式通知各國政府,表明國民政府遷都武昌以後,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負責。    
    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漢。然而,在此重大的轉折關頭,蔣介石以設在南昌的北伐軍總司令部為大本營,挑起遷都之爭,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相對立。    
    本來蔣介石是同意遷都武漢的,而且態度相當地積極。早在未正式作出遷都決定之前,他在9月,從武漢致電譚延闓、張靜江稱:「武昌克後,中(蔣自稱)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政府常務委員先來主持一切,就會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最好譚主席先來。」這表明蔣早就有遷都武漢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漢赴江西途經岳陽時,又致電廣州說:「中離鄂以後,武漢政治恐不易辦,非由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於中央。必中央來人另組政治委員會以代臨時政治會議為妥。」    
    對於蔣介石的這個提議,中央曾議決過。這是由張靜江、譚延闓在廣州主持進行的。蔣介石離開廣州出師北伐時,由張靜江代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譚延闓代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前者是蔣的鐵哥們,後者的政治傾嚮往蔣介石這一方傾斜,且沒有多大政治主見,對蔣介石是言聽計從,他們都唯蔣之馬首是瞻。在接到蔣的遷都電後,即於10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海外黨部執行委員聯席會議上提出遷都案,但是會議經過討論,沒有按照蔣介石的意願辦。    
    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地點,應視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決定之。現在國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廣東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於廣州。」會議還作出請汪精衛銷假復職的決議。蔣介石得悉後,於當月再次電請遷都,他說:「武昌既克,局勢大變,本黨應速謀發展,中意中央黨部與政府機關仍留廣州,而執行委員會移至武昌為便。否則政府留粵,而中央黨部移鄂亦可使黨務發展也。」他的這個提議也未被採納。在取得江西戰場軍事勝利後,他更以強硬的態度再廣州,聲稱:「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但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接著,他派遣鄧演達等人由武昌乘飛機到廣州,「催促及中央黨部遷移武漢。」    
    既然蔣介石曾主張遷都,為什麼當正式決定遷都武昌後,他卻要反對這項決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蔣介石隨著北伐的勝利和軍事勢力的膨脹,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態度急速右轉,而當時的時局出現了一些對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況,促使他一改初衷,由遷都武昌的堅決擁護者急轉成遷都武昌的堅決反對者。    
    第一、唐生智勢力的崛起,使他感覺到一種潛在的威脅。唐生智本是湖南軍閥趙恆部第四師師長,在北伐前夕歸順國民革命軍,編為第八軍。由於唐生智攻下長沙後,收編了大量北洋軍隊,第八軍兵力迅速「擴充到6師之眾,實際有28個團,照軍編制,可稱10師,軍械充足,精神統一,戰鬥力極強」。唐治軍和處理政事果斷,要求嚴格,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而且他與第四軍、七、八軍的不少將領,均曾畢業於保定軍校,被稱為「保定系」,蔣介石雖然也在保定軍校學習過,但時間短暫,沒有形成人際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擔憂,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劇烈變化。他得知唐生智為首的「保定幫」已經勾結起來,便緊張起來。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後,武昌當時處在唐生智第八軍等部控制之下。如果遷都武漢,蔣介石不可能控制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只有遷至南昌屬於他所絕對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槍指揮黨,指揮政府,控制大權。    
    第二、武漢高漲的革命氛圍,尤其是工農運動的高漲,不利於蔣介石進行反革命的準備。武漢被北伐軍佔領後,尤其是國民革命指揮中樞實際在武漢發揮作用後,武漢成為中國革命中心,武漢地區工農運動蓬勃發展,湖北省成立農民協會的縣達34個,會員數增至28萬多人。尤其是武漢工人階級依靠自己的力量,一舉收回了漢口英租界,震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武漢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有利於人民的決議案,並積極加以實施,為世人所矚目。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週報》讚揚說:「贛戰既定,黨政府遷鄂之議立決。年前中央委員紛紛北上,實行在武漢組織政府,謀政治上的建設,以鞏固其地位。軍政與外交統籌兼顧。」這種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為之欽敬」。    
    蔣介石看到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成立後,表現出堅決地反帝反封建的傾向,看到高漲的工農運動,同他的願望背道而馳,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這對他很不利。李宗仁說:「就形勢而言,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蔣總司令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產黨人吳玉章評論後說:「當初,蔣介石因害怕廣州的工農革命力量,曾提議把政府遷往武漢,遭到我們大家的反對;等到武漢工人運動和兩湖農民運動起來了,我們都主張把政府遷往武漢,並根據大多數意見作出了正式決定的時候,他忽然又提出異議,不肯服從。」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由主張遷都武漢到反對遷都武漢。


博篇第27節 挑起遷都之爭(2)

    蔣介石在1926年12月間,把張靜江、譚延闓從廣州接到南昌,還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漢的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於1927年1月初,擅自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駐南昌。會後用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從現在政治軍事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應暫駐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公決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駐地後,再行遷移。隨後,他兩次操縱南昌政治會議作出決定,要求武漢成立政治分會,解散臨時聯席會議。遭拒絕後,又提出在南昌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以便誘惑國民黨中央委員到南昌來。    
    他還親自到武漢遊說,遭到抵制。據他當時的隨從人員張治中說:「蔣在漢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辭極其委婉而含義很鋒利的講話……而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態度言論也是日趨激烈,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給蔣的刺激很大。」鮑羅廷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中共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遷都武漢已是大勢所趨,蔣介石無法更改,不得不在2月初同意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即日開始在武漢正式辦公,結束臨時聯席會議,並重申準備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1927年3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統一革命實力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撤銷中央軍人部案》等。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取消了蔣介石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軍人部長等職務,縮小了蔣介石個人的黨政軍權力,但仍保留了蔣介石總司令的職務。這些議案主要是針對蔣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權力。《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案》中的規定使蔣的權力大大地縮小。而且,中執委會針對蔣介石的獨裁傾向明確地指出:「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到黨的領導,而只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制度,弊害甚多。」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    
    評析:    
    蔣介石在革命發展的關鍵時期,不顧大局,挑起遷都之爭,破壞了革命內部的團結,給革命高潮蒙上了陰影,當時遭到全黨的反對,乃至於聲討是必然的。    
    從另一方面考察,蔣介石挑起遷都之爭,藉機發難有其必然性,是其政治野心惡性膨脹的必然結果。他由遷都武漢的積極要求者到遷都武漢的反對者,這種大轉彎,如果用常人的眼光觀察似乎不可思議,然而,如果把握他政治野心膨脹的脈絡,分析革命形勢的發展尤其是武漢的政治態勢,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並不奇怪,要求遷都武漢也罷,反對遷都武漢也罷,都是圍繞著蔣介石掌權控權而轉的,當遷都武漢有利於蔣介石攫取更大權位,他就支持,當他感到不利於甚至威脅到他的權位,他就要反對,萬變不離其宗。    
    蔣介石挑起遷都之爭,並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環沖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給自己基本沒有留下什麼退路,最後,不得不公開攤牌,走上了公開叛變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由此說來,蔣介石挑起爭端,藉機發難這一著是一大敗筆。


博篇第28節 尋求靠山,改弦更張(1)

    蔣介石在北伐關鍵時期,挑起爭端,失去了民眾尤其是工農大眾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靄齡在與蔣介石的一次談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當時的困境,她說:你是一顆明日之星,你要讓你這顆明星殞落得與升起時一樣快嗎?你如單槍匹馬,為國民黨的目標奮鬥,我可以說,你縱然有此精神,但卻無足夠的性格促以推動你的工作。「解放並重建中國、制定國家憲法的重大責任,需要很大很多影響力、金錢與威望。照目前情形,這些你一樣也沒有。」他想要成就大業,迫切需要尋求新的支持力,尋求靠山。    
    事例: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潮,引起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的急劇變化。首先是帝國主義對待革命陣營的態度和策略的變化。革命浪潮的高漲,嚴重威脅著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帝國主義本來是想利用北洋軍閥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可是誰知這個奴才勢力太不經打,北洋軍閥瀕臨破產,他們力圖尋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維護其在華利益。他們也感到僅僅憑武力威脅,已不可能阻撓中國革命的發展,必須改變策略。    
    於是,他們開始變換干涉中國革命的手法,從分化革命陣營入手,引誘革命陣營中的所謂「穩健派」走上鎮壓群眾運動,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國政府「於通盤局勢慎加熟計後」,建議列強發表聲明,「情願將修改條約問題及其他懸而未決之問題,俟華人自己立有政府時,即行與之交涉。」美國政府發表宣言,「希望中國人民及其領袖承認美國在華人民享有生命財產」等權利,表示必要時願與中國政府談判,否則要訴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議會宣佈「對於中國之內亂嚴守絕對不干涉主義」,「期望增加兩國共存共榮之關係及經濟上之提攜」;同時也不放棄武力干涉的可能。他們為了能實施新的策略,需要尋找新的代理人,而擁有相當實力且已顯現出反革命意向的蔣介石,就是他們所需要物色的對象。    
    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堅決反對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資產階級本來是支持革命的,但由於這個階級具有妥協性、軟弱性又與封建買辦勢力有著天然的聯繫,同時也由於在革命高潮中的一些過激行動,他們也因懼怕工農運動而動搖起來。這些政治關係、階級關係的變化,為蔣介石尋求新的靠山提供了可能。    
    蔣介石在與武漢政府對抗的同時,為了最後攤牌,實行反共反革命,尋找依靠力量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    
    首先,組織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在挑起遷都之爭的同時,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結起來包括在南方政府中任要職的張靜江、陳果夫、戴季陶等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個右派核心。蔣介石還急切地延攬在北方任職或隱居的密友和盟兄弟來南昌與自己共事。把他的留日同學張群從河南請到南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致函在天津的黃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謀大計。他對黃郛如此器重,不僅因為他倆曾於1911年冬在上海與陳其美結為把兄弟,還因為黃郛任過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在北洋政府在歷任外交總長,又在1924年協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任過攝政內閣總理。黃郛與美英和日本的外交人員有較密切的關係,同時,他與上海金融界都有較為深厚的關係。    
    黃郛到達南昌後,蔣介石和張靜江等人與黃郛一起密謀策劃,確定了一個背離三大政策,發動反革命政變的行動綱領。要點包括,必須離俄清黨,放棄「聯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謀求同日本、英國的「諒解」,特別是「不應放棄日本這條路」;力爭早日克復京滬,聯絡紳商,謀求東南底定;採取步驟聯絡北方馮玉祥、閰錫山,形成「中心力量」,「以減少內爭而早致統一。」    
    其次,通過種種途徑與帝國主義相勾結。首先以與日本打通關係為突破口。蔣介石多次接見日本駐九江領事等,明確表示他不會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要盡可能地尊重現在條約。蔣還表白:「我們沒有受蘇俄利用和指導」,「蘇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國再現」。「我們沒有考慮過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甚至對他們作出不損害日本在華的特權的承諾,他說,我理解「滿洲」同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關係,日本人在日俄中流過的血,「有感情上的問題」,我認為對「滿洲問題」必須「特殊考慮」。蔣介石還派戴季陶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出訪日本,與日本外務次官、亞洲司長會談,向日本政府進一步闡明蔣的立場,「結果甚為美滿」。從而促使日本當局確定了以「慫蔣反共」為主的方針,對中國革命進行破壞。在英美關係方面,蔣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與英美有關人士接觸,打通關節,美國還派代表到南昌同蔣介石會談。    
    在國民革命軍進佔南京時,英美帝國主義進行了公開的武裝挑釁,使我軍民數百人傷亡,財產受到重大損失,釀成了「南京慘案」。隨後,英美、日等國繼續向中國增兵,形勢緊張。蔣介石不積極組織還擊,不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反而向它們道歉,並嫁禍於人。指使人與日本駐南京領事接觸,說,這次事件「非黨軍領導之意,而是軍隊內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產黨支部成員共同策劃製造的」,聲稱已解散共產黨支部,表示願與英美等國談判善後問題。接著,蔣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訪英、美、日、法、意駐滬總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蔣介石到上海後,親自接見日本駐滬總領事館。他還公開宣佈:「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保證與租界當局及外國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這表明蔣介石為了得到列強的支持,已改變國民革命反帝的綱領,力求適應帝國主義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蔣介石在開完反共秘密會議的當晚,就派黃郛向日本總領事矢田通報政變計劃的細節,告知蔣介石將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取代武漢派,南京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具體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裝」。在矢田的轉達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5國的態度漸趨向一致。決定向武漢政府提交抗議「南京暴行」的照會,並派軍艦陸續向漢口集結,只向蔣介石送交一個副本,同時又向蔣表示駐滬的外國武力願意與他協同行動。


博篇第29節 尋求靠山,改弦更張(2)

    第三,爭取江浙財團的支持。這一舉措,一舉兩得,江浙集團是民國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兩省的大銀行、大企業資本集團的統稱,是舊中國最大的財團。掌握著中國主要經濟命脈。銀行資本掌握著金融實力,是這個集團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迅速發展起來的。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財力雄厚的大銀行,其主要特點是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的若干大企業資本集團和大銀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結合。有的工業資本家參與銀行的投資,而銀行也增加對工業的放款,並對工商企業起一定的控制和監督作用。與江浙集團聯手,就就等於有了財神爺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們與英美有關歷史與現實的密切聯繫,這種關係通過經濟利益緊密聯在一起。與江浙財團聯手,更易於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財團主要成員,而蔣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與江浙財團的頭面人物虞洽卿有過密切交往,有著一種特殊關係。    
    就江浙財團的構成而言,江浙財團的主體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它的投資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於買辦或者繼續兼任買辦職務,有的是北洋時期的軍閥官僚,而多數則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既帶有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資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軍閥政府的鬥爭。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後,也有人對廣東革命政府有過某些聯繫和支持。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工人運動的空前高漲,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表現出動搖性和妥協性,而對蔣介石表示賞識和支持,這也使得蔣介石有機可乘。    
    1927年1月,蔣介石在武漢寧波會館與江浙資本家以及工商界頭面人物會面,明確表示他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和工人運動,同時還含蓄地透露,蔣介石正在策劃的陰謀。虞洽卿、錢永銘等江浙集團頭面人物,親自到南昌同蔣介石秘密晤談,共同策劃反共清黨,鎮壓工人運動諸問題。這些人回上海後,在上海總商會之外,組織了一個上海商業聯合會,旨在配合蔣介石的行動,為其籌措軍事經費。正如該會自己聲稱,是為「對外應時勢之需要,對內謀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這個商會拉攏了不少資本家入會,包括了江浙財團的主要人物。    
    評析:    
    蔣介石尋求靠山,改弦更張並非即席之作。宋藹齡對他的遊說與其說是開導,倒不如說是,把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點明,實為一拍即合。蔣介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須借助外部力量,尋求靠山,改弦更張只是遲早的事情。隨著自己勢力的擴大,權力擴張,自恃羽毛已豐,決意背叛革命,而尋求靠山則是反革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精心策劃、有組織地實施的:首先,組織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過這個班子四處活動,打通關節;其次,明確重點,以點帶面。在尋求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方面,以與日本打通關係為突破口,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中國尋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現更為迫切;另一方面,蔣介石等人大都曾經留學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聯繫起來比較便捷。再次,主動出擊,以內促外。在尋求國內力量的支持方面,蔣介石重點放在爭取江浙集團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動與江浙集團聯繫,為了得到他們的信任,甚至向他們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團與英美帝國主義在經濟利益上有著密切聯繫,與江浙集團結成聯盟,勢必促進同英美關係的發展。    
    由於有了江浙財團的支持,有了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的撐腰,蔣介石有恃無恐地進行反革命叛變活動。就其個人和其所代表的階級而言,蔣介石改弦更張,尋求新的靠山之舉獲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們稱為「大英雄」。然而對於國家和民族,對於全國人民而言,一個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變而被葬送,蔣介石有負於國家,有負於民族,有負於全國人民,不是什麼「英雄」,而是罪人。


博篇第30節 以退為進,爭取主動(1)

    以退為進,轉移矛盾和視線,等待機會重新掌權,是我國歷史上的官場慣用的伎倆。但論起用此道之頻繁,用得游刃有餘,那還算只有蔣介石了,真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事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到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討伐。國民黨於4月18日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所兼各職。他在南京作出決定,否定武漢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組建南京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非法建立,舉國反對。    
    此時已回國在上海同意對共產黨採取「暫時應急之法」的汪精衛,悄悄回到武漢,以左派領袖的姿態出現,努力適應那裡的革命氣氛和高昂的反蔣呼聲,他題詞道:「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起開去。」大唱革命高調,舉起「聯共反蔣」的旗幟,與南京政府相抗衡,以達到自己重新掌權的目的。隨著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某些上層分子對三大政策日漸懷疑,動搖而趨向反對,武漢政府逐漸向右轉化。在寧漢對立的情勢下,汪精衛企圖拉攏貌似中立的馮玉祥反蔣、「分共」。親自前往鄭州與馮玉祥會晤,不惜對馮作出許多讓步,終於對「分共」問題「取得了一致看法」;但馮玉祥不同意討蔣,而是規勸漢方「息爭」,主張寧漢聯合繼續北伐。蔣介石也極力拉攏馮玉祥,給他提供巨額軍事援助,馮玉祥大為感動,表示今後「當唯蔣總司令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寧漢合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武漢舉行秘密會議,悍然決定「分共」,七月十五日舉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擴大會議,正式宣佈與共產黨決裂。    
    汪精衛公開宣佈與共產黨分裂後,國民黨陣營形成三個主要派系,以蔣介石、胡漢民、李宗仁為代表的寧派;以汪精衛、唐生智為代表的漢派;以張繼、許崇智為代表的滬派(即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    
    蔣汪在反共的基礎上實行了形式上的聯合,但又各人自封為正統,展開爭奪權力的角逐。儘管蔣介石極力拉攏汪精衛,想寧漢「息爭」,但是,汪精衛對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為心有餘悸,更不能容忍蔣無視武漢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徑。為了確保自己的「正統」地位,提出了蔣介石必須下野作為各方和解的強硬條件。並發兵東進討伐蔣介石;同時拉攏寧方中的桂系,與他們「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協助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卻處處受蔣掣肘,未能滿足奪取大權的慾望。雙方貌合神離,互存戒心。在寧漢軍事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形下,對於蔣介石來說控制軍隊最為重要。當時,他在控制黃埔嫡系部隊的同時,乘北伐之機收編了大量的北洋軍閥舊部,這些部隊沒有多大的戰鬥力;而一些嫡系將領雖裝備優良,但在勝利的情勢下,驕橫放蕩,軍隊紀律敗壞,戰鬥力也不強。戰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揮的部隊,協同白崇禧部與孫傳芳等部北洋軍作戰時,全線潰退,引起輿論大嘩。    
    在蔣介石四面楚歌的時候,李宗仁和白崇禧決定趁機向他攤牌。白崇禧擁兵自重,拒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調兵兵不動,遺將將不聽。他心裡明白其中緣由,試圖以辭職要挾南京政府,無可奈何地表示:「武漢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則勢難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謀士吳雅暉等人慌了手腳,立即召集黨政軍要員開會。會上,吳雅暉等文官竭力主張蔣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應欽等軍事將領卻一言不發。李宗仁也透露出「請總司令自決出處」,蔣介石感到內外交困,難以應付。他在日記中寫道:「時局紛擾,內部複雜,南北皆同,衹有靜鎮守,持之以定,則待機而動」。這不僅記載了他當時的處境,而且還表達了他以退待機的應對之策。    
    8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辭職宣言,說:「中正自蒸沐總理之教訓,即以二義自矢:一、認黨高於一切。在黨的利益之下,黨員個人絕無逞主觀、用感情、計厲害之餘地。二、認捍衛黨基為黨員最大之大職。苟有逞智弄巧,陽奉陰違,篡奪吾黨基礎,剽易吾黨主義,使吾黨名存而實亡者,必竭盡全力以剷除之。由第一義言:進退生死,一以黨之利益為依舊……故昔日以黨之命令不能不進者,今若從中正一退,可解糾紛,中正因無時無刻成忘歸隱者也。由第二義言:苟不侵蝕中國,篡竊本黨如共產黨之所為,任何黨員,決不能以識解小有異同,而稍怠其衛黨之天職。」在自我標榜了一番之後,蔣又「掬誠」宣告三項願望:一、要求寧漢雙方「悉摒外間挑撥之辭,盡捐意氣猜防之念,武漢同志也期聯袂遷移東來,共同集合於南京,以謀黨國大政之進行」。二、「要求分駐湘、鄂、贛武裝同志,拚力北進,會同津、浦線作戰之軍隊,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贛、湘諸省徹底清黨。」


博篇第31節 以退為進,爭取主動(2)

    8月14日,蔣介石率其心腹和衛隊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這裡,看望家人,接見外國記者,瀏覽故鄉山水,在下榻的雪竇寺,常與寺中的老僧談經文說風水,還報生辰八字,求籤問卜。和尚恭維他:「從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對他的心思。蔣介石此時看似輕閒,實際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動要求「下台」,是要以退為進,爭取主動。在當時的形勢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時辭職下野,他將成為眾矢之的,寧、漢兩方無論是分還是合,因為有汪精衛在,他蔣某都只能當半個國民黨領袖,很難大權獨攬。他一旦下野,就避開了各派的攻擊,超脫紛爭,待時機成熟後,他再出山收拾殘局,以坐收寧、漢相爭之漁利。    
    因此,他「下野」後,仍緊緊掌握著權柄的另一端,並沒有放棄對時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電台與自己的親信聯絡,照樣指揮著他手下的文官武將,在政治、軍事、財政上控制著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蔣介石在國民黨黨內有一群堅定的支持者,如張靜江、吳雅暉等人,這些人沒有權,但資格老,在黨內誰都不敢輕視。而汪精衛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他自反共後,去掉了原來的國民黨左派的偽裝,成了被通緝的對象,自己又得不到廣東地方勢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無名之輩,看上去氣勢洶洶,實際上是外強中乾。果然,蔣介石下台後,國民黨內失去了蔣這個大靶子,把攻擊的矛盾指向汪精衛,幾天之後,汪就以「反共不力」宣佈「下野」。    
    在軍事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仍然效忠於蔣介石,尤其是第一軍中的各級軍官,都是蔣從黃埔系挑選出的,他們只聽從校長,鐵心保蔣。雖然何應欽心懷二心,趁蔣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無法獨自控制局面。因此,蔣介石雖然下野,但嫡系部隊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經濟上,蔣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腳。江浙財團及上海的買辦階級是堅決「挺蔣」的。蔣介石下台,江浙財團和上海的買辦勢力立即停止供給軍餉,切斷了南京政府的經濟命脈。    
    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領原以為蔣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權力就在他們的掌握中了,沒想到適得其反。江浙財團根本不買桂系的賬,桂系得不到江浙財團的支持,經濟上逐漸陷入窘境。軍事上,桂系主力第七軍傷亡很大,而蔣介石的第一軍,他們根本指揮不動,面對唐生智東進和北洋軍閥抵抗的重重軍事壓力,加上經濟上的尷尬處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總司令」雖威風八面,但並不好當。在李宗仁一籌莫展之際,蔣介石卻跑到日本,儼然以中國「唯一領導人」身份,與日本政治要員談判。又拜訪在日本溫泉療養的宋美齡的母親,終於得到應允,他能夠與其女宋美齡結婚。蔣介石在國事家事上都有豐富的收穫。    
    12月,桂繫在萬般無賴的情況下,只好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會上,蔣介石聯合汪精衛,共同復職,到南京主持大政,國民黨暫時得到統一。蔣介石以退為進,重新掌握大權。    
    評析:    
    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過多次的「以退為進」的表演。與他初涉政壇主動的退相比,這一次的退是被動的退,是不得不採取的策略。儘管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卻實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暫時失去了最高權位,但實際上,他仍然控制著權力。    
    就這場政治鬥爭而言,蔣介石以退為進是一高招,不僅規避了政治風險,而且以守為攻,使政敵不得不臣服。蔣介石的退並不是無為而治,他在靜中有動,退中求進,意在一個「求」字,通過自己設局,給對手設下陷阱;通過自己的關係網絡,尤其是通過近臣心腹,掌握權柄的另一端,為出山埋下伏筆;出訪日本,一舉兩得,得到取勝的重要籌碼。他在權力遊戲圈內,比同類要高一籌。


博篇第32節 危殆關頭,「走」為上計(1)

    常言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從軍事上詮釋這一哲理,是說在兩軍交戰,敗局難以挽回時,有三種選擇,走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降是全敗,和是半敗,走則未敗,沒有失敗,就可能帶來轉敗為勝的轉機。在官場角逐時,形勢難以挽回時,權謀家也常常把「走」作為上策,急流勇退,通過退卻促使時局的變化,創造新的轉機。    
    蔣介石多次用過此計謀,前面已論及他在1927年的下野,以退為進,使自己轉危為安。5年後,蔣介石再次玩弄此計謀。    
    事例:    
    蔣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權後,國民黨內的爭鬥並沒有終結,而是在積累、發展。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國民黨內鬥爭再次白刃化,蔣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尷尬境地。    
    經過第一次「下野」和復職的波折,蔣在退中有進,勢力有了新擴張,但其實力還遠沒有達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種因素嚴重制約著他對權力資源的壟斷。    
    在黨內,蔣介石雖然居權力的最高位置,但卻在黨內、政界因為資歷淺,受到黨內元老派的輕視。當時的胡漢民、汪精衛雖然在與蔣角逐時,幾次遭蔣介石的算計,但他們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不怎麼看得起蔣介石,他的政治地位還不十分鞏固。各派人物通過各種方法積聚力量,或施加影響,窺視時機,時刻準備奪取最高權力。各派反蔣勢力之所以未採取行動,主要是尚沒有可乘之機,同時,也沒有人敢出來領頭舉反蔣大旗。    
    隨著蔣介石「圍剿」紅軍多次失敗,反蔣勢力趁機倒蔣,形成了以廣東軍閥陳濟棠為首的反蔣運動。    
    陳濟棠是當時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軍閥,所控制的廣東是比較富裕的地區,有軍隊15萬人,組建比較可觀的空軍部隊,空軍力量甚至比蔣介石的「中央軍」力量還強。到了1931年,他不但在軍事上準備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與蔣抗衡的資本,這就是胡漢民對陳濟棠的支持。從歷史上看,胡漢民的政治地位比蔣介石高,而且在權力角逐中,多次被蔣介石的詭詐術搞倒,耿耿於懷,必會堅決支持陳倒蔣。由於有這些資本,陳濟棠認為可與蔣在政壇比試比試,此舉若勝,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時,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原因起於1930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中原大戰後,蔣介石製服了馮玉祥和閰錫山,穩定了政局,這樣,他坐鎮南京,獨攬大權,凡是都得他點頭,事無鉅細,連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了都不算,人們只得忍氣吞聲。對此,有極強權欲的元老派胡漢民怎能容忍,開始同蔣介石唱對台戲,批評蔣介石專權。    
    1930年11月,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吳稚暉等人根據蔣介石的意圖,在會上鼓噪通過國民議會制定約法,然後依據約法選舉蔣介石為總統。胡漢民在會上公開表示反對。由於胡的聲望,蔣介石那邊的少壯派們一時間沒人敢出來與他對陣。只有國民黨四元老之一的吳稚暉挺身而出,與胡漢民對簿公堂,兩人發生激烈的爭吵,把整個會議全攪亂了。會議之後,胡漢民在國民黨反蔣派系中積極活動,反對吳稚暉傳達的蔣介石的旨意。這是蔣介石絕對不能容忍的。    
    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本想殺雞給猴看,彈壓反蔣舉動。誰知適得其反,促成了反蔣派的聯合。胡漢民通過前來為他看病的醫生與孫科、古應芬聯繫,授意他們到廣東聯合陳濟棠組織政府,與蔣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對抗。陳濟棠得到這一信息後,急忙委派古應芬做桂系的工作。古應芬帶著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來就有反蔣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廣東和廣西勢力聯合,國內反蔣派別馬上響應,都集中在廣東周圍,黨內有胡漢民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地方軍閥有唐生智、桂系、馮玉祥的西北軍等,這些平時互有矛盾時有爭鬥的政治軍事派別,在反蔣的旗幟下,抱成一團,為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一致行動。    
    1931年4月30日,廣東的古應芬、林森等人,以中央4個監察委員的名義,提出《彈劾蔣中正案》,歷數蔣的罪狀,要求撤職查辦。5月3日,陳濟棠、李宗仁等發表聯名通電,擁護此彈劾案。5月27日,廣州正式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提出「救護黨國,打倒獨裁」的口號,宣佈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相對峙,蔣介石不得已,以退為進,提出議和,兩廣方面要求先釋放胡漢民,一方面蔣介石被迫答應,另一方面組織反擊,從政治上、軍事上打擊廣州政府。    
    就在這時,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東北的戰爭,張學良奉蔣介石的命令,實行不抵抗政策,放棄東北。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國人口誅筆伐。他執迷不悟,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是一種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堅持內戰,剿滅紅軍,強化獨裁統治的政策。    
    蔣介石希望以妥協退讓,換取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鬆動,然而,日本侵略中國的目標已定,並不願留給蔣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佔領東北三省之後,又侵略熱河,步步緊逼。在蔣介石妥協、退讓,日本咄咄逼人,加緊侵略中國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國的抗日熱潮無法平息下來。上海各界迅速組織了抗日民眾團體,80萬工人發出告世界工人書,向全世界發出呼籲和平的正義聲明,北平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抗日。9月28日,南京和上海學生甚至包圍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長王正廷。根據當時統計,有將近五六萬人到南京請願,遊行隊伍喊出了「懲辦禍首蔣」,「反對國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號。    
    廣東國民政府看到全國各地抗日反蔣聲勢浩大,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威逼蔣介石下台。他們也打出了「抗日」口號,雖然他們的目的是借題發揮,乘機奪取中央政權,但對比南京政府壓制民眾抗日激情行徑,廣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對人民群眾的抗日要求總算是個回應,因此,廣州政府一時間贏得民眾的支持,而南京國民政府對廣州的「愛國舉動」,也就無法批駁了。


博篇第33節 危殆關頭,「走」為上計(2)

    1931年9月,蔣介石決定跟廣州國民政府妥協,蔣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唯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    
    反蔣勢力看到蔣介石做出妥協的姿態,認為蔣介石示弱,越發威逼蔣下台,提出三個條件:「一、蔣介石下野;二、廣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廣州召開統一會議,產生統一的國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條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蔣介石下野。」廣東方面利用全國要求團結抗日,反對獨裁統治的呼聲,沒有絲毫讓步。而蔣介石為了確保手中的權力,竭力進行討價還價。    
    由於蔣介石將軍隊主要放在「圍剿」紅軍上,同時也由於國民黨內的紛爭內耗,使日本有機可乘,日益擴大對華侵略的戰火。在內外壓力下,11月7日,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共同產生一個統一的中央。儘管統一的中央有蔣介石的地位,但蔣介石並不甘休,他通過活動,把已投靠廣州政府的汪精衛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談判的汪精衛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稱不去廣州了。在廣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齊集於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果,國民黨竟開了三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鬧出空前絕後的政治笑話。    
    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大上,蔣介石表示承認錯誤,要求大家能夠「竭誠團結,來努力奮鬥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這一舉動收到較好的效果,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都表示擁護蔣介石。蔣介石看到政局開始發生微妙變化,態度又開始強硬起來,表示國難當頭,他不能放棄自己向上的職責,凡是想讓他下野的人,都是對黨國力量的破壞,他要求廣州國民黨勢力能夠以大局為重,團結在他的身邊。    
    廣州方面並不示弱。沒有辦法,蔣介石不得不面對現實,以「走為上計」,作出下野的選擇。12月22日至29日,三個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產生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蔣介石於會前辭去自己所兼各職。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的這次下野的選擇,儘管是被迫作出的選擇,但在危殆關頭,採取此舉,使自己擺脫了困境,並掌握出重新復出的主動權。他對「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殺機。    
    首先,使下野變成金蟬脫殼。在全國抗日熱情高漲的情勢下,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內外的聲討,如果任其發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對。鑒於此情,蔣介石希望有人能夠代他受過,分擔罵名,使自己窺避政治風險。    
    其次,在人事上進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國民黨中央安排了大量親信,使統一後的國民黨中央中,支持蔣介石的勢力能夠佔據相當比例。在軍事上,依靠黃埔系,來維繫他對軍隊的控制。在財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財政部,把握經濟命脈。宋子文在離開財政部時,把所有的文書和現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將面臨資金和人才的短缺。一個沒有軍隊和財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實亡。維持不到兩個月,孫科呼籲汪精衛和蔣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1932年1月20日,蔣介石宣佈恢復職務。    
    評析:    
    蔣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後,仍然奉行妥協退讓的政策,引起全國民眾的公憤;因政見不同將胡漢民軟禁,引發了政敵的聲討。這是從大略上評判蔣介石的退。    
    從小謀的角度評判,蔣介石以「走為上計」,比較成功。雖然是被逼而採取的「走」,但不是倉皇潰退,在對方「逼宮」時,自己進行討價還價,發表講話和聲明,陳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贏得了馮玉祥、閰錫山等人的同情與支持,並且贏得了佈置防守的時間與空間。從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變不利的局面為有利的態勢的本錢。在「退」中有所作為,使用「離間術」,瓦解敵對營壘,轉守為攻,變被動為主動。    
    這次在處於下風的情勢下,他「以走為上」,運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勢下,硬頂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選擇「走」是明智之舉,走不是結局,而是爭取轉機的開端,因此,走不應是倉促應付,更不能變成潰逃,而應沉著應對,精心安排,周密部署,為取勝創造條件。蔣介石在這方面又一次玩轉了。


博篇第34節 導演雙簧,他人受過(1)

    表演雙簧,是曲藝中的劇目和表演,通常在大眾化的舞台表演。蔣介石把這種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經他安排與其合作演得很對路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政敵汪精衛,另一個是美國政客赫爾利。    
    事例:    
    汪精衛與蔣介石在一個較長時間裡,既是國民黨政壇上的冤家對頭,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離的難兄難弟。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寧、漢、滬三方達成協議,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特委會由寧、漢、滬三方人士組成。1927年9月特委會在南京成立。由於汪精衛不是實力派,再加上漢派內部有矛盾,在商談過程中,汪精衛被涼起來了,起不到關鍵作用。於是汪精衛鬧起彆扭來。他以特委會不合黨統為由,拒不參加聯席會議。這樣三個關鍵人物,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雖被列入特委會名單裡,但三個人都宣佈下野,拒絕就任。特委會實權掌握在桂系和孫科手中。蔣介石下台,桂繫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蔣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現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難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蔣介石,派宋子文到廣州與汪精衛商談合作。宋子文對汪精衛說,如能驅逐李濟深,蔣介石回國後將到廣州來,重辦黃埔軍校練兵,與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濟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時他在廣州。後來,支持汪精衛的張發奎帶第四軍來到廣州,大有反客為主之勢。張發奎與李濟深二人發生了矛盾。汪派人物雲集廣州,把廣州作為反對特委會的基地。李濟深歷來與桂系關係很好,不贊同汪精衛的做法。汪精衛密謀驅逐李濟深。汪假故邀李濟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在汪精衛、李濟深一起離開廣州到上海期間,受汪的指使,第四軍軍長發動了「廣州事變」,結果,汪精衛、張發奎,在國民黨內一下子被置於被告席上。    
    驅李倒桂,是蔣介石在暗中策動,汪精衛在前台表演。驅李最後輸了,蔣介石卻一點沒輸,還賺了許多。鎮壓廣州起義後,南京政府授李濟深全權處理廣東的政局。李濟深組織他手下的粵軍和桂軍,攻打第四軍。蔣介石資助李濟深30萬軍費。第四軍苦戰不能勝,乃遵從蔣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蔣介石的保護。雙方均不以蔣為敵,因此,蔣介石順利復職上台。汪精衛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蔣受過,被白崇禧步步緊逼,最後不得不聽蔣介石的勸告,逃避國外。    
    1932年12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繼續尋求與汪精衛聯合。沒有掌握到大權的汪精衛正需要蔣的力量。汪接到蔣的信後,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陳璧君到杭州,連夜與蔣介石密談。蔣汪聯手,胡漢民拒絕合流。已擔任行政院長的孫科把蔣、汪請回南京後,二人立即一致把矛頭對準孫科主持的政府,孫科只好辭職。1月28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批准孫科辭職,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長。此後,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蔣介石這次拉汪精衛合作,一方面是為了打擊支持胡漢民的廣東勢力,減輕國民黨內反對派的壓力。另一方面,他還有更深的考慮,那就是對日外交。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要聚精會神地「剿滅」紅軍。這樣,對日就必須努力尋求妥協。蔣介石自己又不願意落賣國賊的罵名,那麼由誰來承擔這副「重擔」呢?在他看來汪精衛最合適。在對日問題上,此時的汪精衛與他基本一致,當然汪精衛更傾向於妥協。再則,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威望比較高,在社會上影響力也比較大,日本人自然也願意同汪精衛打交道。    
    蔣汪合作,同日本人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協定。1932年5月,在上海簽訂《淞滬停戰協定》,1933年5月簽訂《塘沽協定》,1935年6月簽訂《秦土協定》,7月簽訂《何梅協定》。由於是汪精衛主政,他在前台表演,這些喪權辱國的協定簽訂後,聲討聲朝著汪精衛滾滾而來。    
    對於蔣汪合作的內幕,汪派骨幹分子陳公博十分清楚。1932年8月,汪精衛曾辭職,以養病為名去了法國。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只准假三月。三個月後,正值熱河吃緊,蔣多次發電報催促汪回國復職,汪精衛於1933年1月自法國啟程,3月至上海,陳公博就此事寫道:    
    「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准又再訂一個什麼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四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只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只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系人物首當其衝。」陳公博所言,對蔣的意圖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衛受蔣介石之托對日妥協,不能說是被迫而為之,因汪精衛從骨子裡說,就有親日傾向。但是,他這次主政對日妥協退讓,卻是中了蔣的圈套,他只得替蔣受過,背賣國的「黑鍋」。汪精衛挨罵,他的朋友們替他打抱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回答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蔣介石的精心導演下,汪精衛與蔣兩次合演雙簧,蔣介石安排巧妙,汪精衛表演得「精彩」,一個需要替身,一個願意讓人當槍;一個看重名聲,怕落罵名,一個願替人受過,不怕「背黑鍋」,這大概是這對政壇冤家的區別所在吧!    
    另一個被蔣介石聘任演雙簧的人,是美國政客赫爾利。1944年9月,美國總統派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羅斯福派他來,是有其戰略考慮,調解國共矛盾、協調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的關係,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以保證戰後的中國置於美國戰略利益內。10月,赫爾利在重慶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談,向他們表白,自己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到中國來,是為了幫助中國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他還表示,在必要時願意訪問延安。


博篇第35節 導演雙簧,他人受過(2)

    對於赫爾利的訪問,毛澤東非常重視,11月,在赫爾利到達延安的前一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研究了這件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這樣的分析: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對國民黨問題,赫爾利感覺相當樂觀。會議決定,對談判應採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赫爾利到達延安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第一次會談。他說,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託,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我這次來,還得到蔣委員長的同意和批准。蔣介石表示願意與共產黨達成諒解,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還考慮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會議。共產黨軍隊將獲得和其他軍隊一樣的平等待遇。    
    接著,赫爾利宣讀了一份由他所起草的《停戰協定的基礎》,共有五條建議,其核心內容是同意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承認中國共產黨地位,共產黨的軍隊在經費、武器裝備分配方面與國民黨軍隊享有平等待遇。對於赫爾利能提出如此寬鬆的條件,毛澤東等人有點半信半疑。毛澤東在赫爾利講完後提出一個問題:赫少將剛才所說的基礎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說,原來是我的意見,後來蔣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在會上,毛澤東就赫爾利的五點建議提出具體修改和增補意見,這些意見合情合理,分寸適當,易於對方接受。赫爾利對毛澤東的修改意見很滿意,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經過雙方反覆討論修改,定稿。赫爾利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在協定草案上簽字,毛澤東說可以,赫爾利說,那我也要在上面簽字,題目可以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政府的基本協定」。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向全會報告與赫爾利會談情況。他說:經過三次會談修改的五項協定,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進步。大會一致同意批准這個協定,並且授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這個協定上簽字。    
    這個經過討論修改的協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合法地位。    
    隨後,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式兩份的文本上簽字,赫爾利是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和見證人的身份簽字的,文本留下了給蔣介石簽字的空白處。    
    赫爾利回到重慶後,蔣介石斷然拒絕接受這個協定草案。接著,赫爾利卻提出一個「反建議」,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場,拒絕了聯合政府,限制中共武裝。這時,他雖然口頭上繼續表示原來的「協定」草案的內容是公平合理的,實際上卻完全轉到蔣介石一邊。蔣的「反建議」通過赫爾利轉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將同赫爾利會見的情況電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在來電上批示:「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    
    毛澤東在會見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時,拒絕了蔣介石的「反建議」,並且嚴肅批評了赫爾利背信棄義的行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交換的條件是他給我們一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赫爾利說,你們接受這個席位,就是「一個腳跨進大門」,我們說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隻腳跨進大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上蔣介石的圈套。後來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公開宣稱不與中共合作,其扶蔣反共政策,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蔣介石執意召開以粉飾其獨裁統治為目的的四屆國民參政會,不但中共方面無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次會議到會的人數只有一半多一點。「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越來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政府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光明前途。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的評論,對赫爾利與蔣介石狼狽為奸的笨拙表演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蔣介石先後曾與汪精衛、赫爾利一起表演雙簧。在與前者合演時,演得惟妙惟肖,其權術玩得天衣無縫,收到奇效;在國民黨政客中,他的確是鶴立雞群。然而,與後者搭檔演雙簧,卻演砸鍋了。按理說,美國後台老闆不僅全力支持,而且親自出馬與蔣合演雙簧,勝算的可能性應更大。可是,卻弄巧成拙。根本的原因是蔣介石的對手不同了,蔣介石的權術,碰到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了中國共產黨,與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過招,必敗無疑。這除了個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階級本性所使然。


術篇第36節 術篇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起初僅是一個無名小輩,論資歷,在國民黨內雖屬「首義黨員」,只是小字輩,充其量不過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與「元勳公民」中的汪精衛、胡漢民等元老派這些重量級的人物相提並論;論實力,他在一段時間裡,無權、無兵、無錢,遠不及擁兵自重的大小軍閥。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後來者,卻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爭權奪利的博弈中獨佔鰲頭。其成功之道,眾說紛紜,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在於在權謀權術上比他的同類要高明得多。    
    然而,權術並非萬能,正是這位精通權術的蔣某,卻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把自己的本錢幾乎輸盡,蔣家王朝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蔣介石的馭權之道,用權之術,五花八門,自成體系,擇其主要,概略論析。


術篇第37節 未發跡時善交人(1)

        
    近代權術大師曾國藩說:「結網天下,雀無所逃。」他把結交關係,編織從政網絡,培植勢力,視為「一生成敗之所繫。」視曾國藩為「祖師爺」的蔣介石,對於此道倍加欣賞,頗有心得。建立關係網絡,不分黑道白道;網羅人才,不計歷史恩怨;攀附權貴,不擇手段;培植勢力,不計成本。在他的精心編織下,形成了一支「船堅炮利」的蔣記「聯合艦隊」。他依靠這個網絡,奪「天下」,坐「天下」。    
    早做準備,未發跡時善交人    
    曾國藩在廣結關係網方面,一條重要準則就是「未發跡時善交人」。其好處在於一方面,未雨綢繆,超前蓄勢;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為生死之交。蔣介石對此術心領神會,很有心計。    
    事例:    
    陳其美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頭面人物。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期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他相見。陳比蔣大10歲,屬於忘年之交。據說兩人一見面,就有相見恨晚之感。此時的蔣介石沒有任何資本,更不用說「發跡」了。然而,這筆感情投資,使他獲得了超額政治「紅利」。    
    當時,陳其美處於革命力量的核心領導層,能夠給蔣介石介紹很多革命領袖人物。他介紹蔣介石加入中國同盟會,在他的引薦下,蔣介石與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見面。    
    與陳其美的交際,蔣介石得以參與重大的革命活動,使才能能夠很快發揮,從而得到黨內同志的認同。武昌起義爆發後,陳其美給蔣介石發電報,要他回國。蔣介石立即啟程回國,與正在策劃上海和杭州起義的陳其美會面。受令前往杭州,組織「敢死團」,在起義中衝鋒陷陣。    
    陳其美對蔣介石有提攜之恩,蔣介石也能知恩圖報。革命成功不久,受陳的指使下,蔣介石暗殺了陶成章。陶是光復會的著名首領,跟陳其美一樣,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重量級人物。但陳與陶二人的關係很差,武裝起義的硝煙未散,兩人為爭奪控制權,鬥得死去活來。浙江總督人選有三人競爭,這就是陳其美、湯壽潛、陶成章。陳是上海都督,但不願浙江的大權落到陶的手中。陳其美決定除掉這個政敵。蔣介石為了哥們兩肋插刀,收買歹徒將這位民主革命家在醫院裡暗殺了。陶案發生後,全國為之震驚,革命黨人極為憤慨,紛紛要求嚴懲兇手,孫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尤有鉅功,猝遭慘禍,可為我民國痛惜。」他電令緝拿法辦兇手。陳其美一時驚慌不已,為掩蓋真相,給蔣介石一筆錢,讓他離開上海到國外去避風。蔣介石便以出國深造為名,於1912年2月,逃往日本避風。    
    陳其美搞暗殺,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殺。1914年,袁世凱派特務將他暗殺,當時蔣介石不在身邊,懾於袁世凱的暴政,沒有人敢前去認屍,陳屍三天,慘不忍睹。蔣介石聞訊後,冒著被抓砍頭的危險,將陳的屍體安葬,並親自寫了祭文:「義弟蔣介石致文英士兄之靈曰,嗚呼,自今以後,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約者和如辭,非生死相共之誓詞乎。」    
    雖然蔣的這位領路人已死,但他為蔣打通的關節起著長期效應。孫中山對陳其美之死,甚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個重要助手,他瞭解到蔣介石與陳其美之間的密切關係,開始對蔣介石重視,不久便派蔣介石到居正任總司令的山東,擔任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參謀長。而陳其美的侄兒陳果夫、陳立夫也為蔣介石的這種哥們義氣所感動,後來成為蔣介石奪「天下」,坐「天下」的中堅力量。    
    曾國藩還有一句與以上交友準則相配套的話,那就是「識於人未發跡之時」。對此,蔣也是心領神會。與戴季陶的結交,是最為典型的一例。    
    蔣介石與戴季陶也是相識在日本,當時,戴季陶同他一樣是一個無名之輩,而且境況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吳興,後□四川廣漢。早年家境貧寒。為了資助戴季陶留學日本,長兄賣掉家裡的土地,作路費,這點路費卻在上海碼頭被流氓搶劫一空。所幸運的是,同行的四川老鄉對的處境很同情,攜其一起東渡日本,這樣,才得以進日本大學法律系學習,時年僅15歲。他家裡接濟非常有限,常常衣食無著落,全靠同學幫助,才得以渡過難關。正在日本軍校留學的蔣介石,就是在東京與戴季陶相識的。從此,兩人難捨難分。    
    由於家中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同學幫助也是無濟於事,戴季陶只好決定放棄學業回國。臨行時的路費也沒有,與其同結為「松濱四友」的夥伴,賣掉了講義、妻子的首飾,為他湊足了盤纏,於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國。    
    回國後,他在上海參與了陳其美組織的起義行動,就在這時,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識的蔣介石。上海武裝起義勝利後,蔣介石極力擁護陳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極力說服與陳其美在上海有同樣大的影響的紐永建,不要與陳爭奪這個位置,避免了一場內訌。可以說,這是戴季陶與蔣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這時候起,戴季陶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為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得力幫手。


術篇第38節 未發跡時善交人(2)

        
    第一、蔣介石政治上發跡的舉薦人。戴季陶與辛亥革命回國的孫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黨記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碼頭迎接久仰的革命領袖,無比興奮。而孫中山對這位年輕而富有才華的記者也十分欣賞,攜其赴南京參加大總統就職儀式和中華民國成立大典。此後,戴季陶成為孫中山的翻譯兼機要秘書。「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戴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1917年7月,孫中山南下廣州,組織「非常國會」,被選舉為大元帥,戴季陶出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後來在孫中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時,戴被任命為外交次長兼大本營的法制委員會委員長。    
    當蔣介石來到孫中山身邊時,戴季陶加以引見,介紹了蔣的才能。這樣,蔣介石被任命為少將參議兼粵軍參謀長。任職不久,蔣因受粵軍派系的排擠,負氣跑回老家。孫中山催其返粵,蔣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親自前往奉化勸說,結果兩人鬧翻了,不歡而散。事後,蔣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礙事業之成功」。蔣介石深為感動,覆信說:「兄之待我者,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    
    第二、蔣介石篡黨奪權的理論製造者。戴季陶雖然受到孫中山的賞識,但他不贊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一大上,提出反對「跨黨」案,其提案雖被大會否決,但他仍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擔任宣傳部長一要職。他不僅積極策劃,協助蔣介石培植個人勢力,控制軍隊,攝取政治資本。而且,還炮製了所謂「戴季陶主義」,這對蔣介石影響極大,成為蔣介石閹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進行篡黨奪權的思想武器,也是蔣介石後來當政時的護身法寶。    
    第三、蔣家王朝的「衛道士」和「殉葬品」。蔣介石叛變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後,戴季陶成了蔣記王朝的重要成員,他是經蔣介石一手包辦的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7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試院長,以「選賢任能」相標榜,為蔣介石選拔人才,不遺餘力。他以東方文化的繼承者自居,宣傳封建文化,抑制馬克思主義,並藉以籠絡一部分封建文人,為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效勞。    
    戴季陶始終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為己任。為了討好蔣的歡心,即使喪失人格、出賣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寧漢合作之初,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任立法院長,當時蔣胡由於有行政院長譚延闓的調和,蔣胡相安無事。譚死後,蔣胡矛盾激烈,胡準備出走,扯旗反蔣。胡漢民與戴季陶的私交頗好。但戴季陶得知這一消息後,竟向蔣介石告密,致使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起來。    
    戴季陶是蔣家王朝的忠實的衛士,在這個王朝的大廈將傾時,他卻無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長歎,1949年春天,當人民解放軍將要強渡長江,直搗南京總統府,戴不得不南逃廣州。此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曾責備戴季陶,作為蔣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對蔣不加規勸,反而助桀為虐,應對蔣的許多罪惡負責。這使戴季陶受到相當大的刺激。他極度憂憤。2月11日,終於因服安眠藥過多死亡,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品」。    
    當然,戴季陶與蔣介石之間還有一段與蔣緯國身世有關的隱秘,迄今為止,蔣緯國到底是他倆誰的兒子,還有不少版本,不少說法,可見戴蔣關係之親密到了何種程度。    
    評析:    
    蔣介石是曾國藩的崇拜者,對於曾國藩的交友術頗有心得。未發跡時善交人,其好處在於一方面,未雨綢繆,超前蓄勢;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為生死之交。蔣介石結識陳其美,依靠陳其美的領路,使自己參加了革命黨,有幸與革命領袖孫中山接近,參加了武裝起義,積累了政治資本,為他後來在政治上飛黃騰達作做了很有價值的鋪墊。    
    「識於人未發跡之時」,這是曾國藩識人的高人一籌的地方。因為,在人未發跡時,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價也不會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為可貴的是,感情真實,如果沒有極特殊因素的影響,可以說這樣的結盟牢不可破。蔣介石與未發跡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識,到在革命營壘相知,結下生死之交,戴季陶為蔣介石步入政壇,攫取最高權力,為鞏固蔣家王朝,發揮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蔣家王朝傾覆時,還甘當「殉葬品」。    
    從以上兩例可以看到,蔣介石實踐其祖師爺曾國藩的交友哲學,活學活用,出自於曾國藩而又勝過於曾,真可謂青出於藍而又勝於藍。    
    這是僅就交友術而發的議論,就大方向而言,蔣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並非完全是為了私利,那時,他們之間有共同的革命目標,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們很難斷言蔣介石在與陳其美、戴季陶結識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驅使,或者說,是「結黨營私」。但是,隨著他的地位的變化,野心的膨脹,「結黨營私」成為主導方面了。


術篇第39節 厚黑之道定乾坤

    曾國藩是一個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雖然也拉幫結派,假以營私,但注重交友的品位。他把擇友作為人生第一要義,為自己提出了「深交之人,寧缺毋濫」、「擇友如同求師」等交友原則。在這方面,曾經混跡於上海灘,且在私生活上不拘小節的蔣介石,與其「祖師爺」有很大的不同。    
    蔣介石在結交朋友時,往往不太在乎對方的名聲,他所關心的只要對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對自己有用,他一定接納,並不忌諱對方的身份。    
    而且在發跡之後,他往往也不隱瞞自己與那些流氓勢力的結合,相反還給以很高的禮遇。這同樣可以收到良好的回報。那些黑道、白道的人物不忘舊情,為了昔日的難兄難弟兩肋插刀,而且為感蔣的新恩,竭盡全力相報。    
    事例:    
    早年,蔣介石在上海依靠的白道人物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同上海青洪幫來往密切。    
    蔣介石投靠陳其美,在上海搞武裝起義時,還不認識虞洽卿,當陳其美被刺身亡時,蔣介石因失去靠山而苦惱,一下子由一名革命志士淪落成上海灘上的小混混。他本是一個想幹一番事業的人,現在卻連一口飯都難吃上,萬般無奈之下,急於尋找新靠山。在他走投無路時,遇到了陳果夫,陳果夫是陳其美的侄兒,這時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當差。他建議蔣介石到股票交易場去「淘金」。雖然此建議很好,可此時貧困潦倒的蔣介石身無分文,建議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望梅止渴而已。陳告訴蔣介石,要帶他去拜見這位巨商。    
    虞洽卿,出身於浙江鎮海,6歲喪父,家庭貧寒,讀了三年書後,被迫到上海謀生。說來也夠巧的,他所要見的一個顏料行老闆先生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天下大雨,財神赤腳到他家躲雨。第二天,他也不太在意,結果到了中午,天果然降大雨,虞洽卿打著赤腳來了,原來他因家窮,一雙剛做好的鞋子,捨不得在雨中糟蹋。夥計當他是叫花子,對他臭罵,趕他走,正好被老闆看見,覺得應驗了美夢,急忙將其引入屋內。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偏偏這家顏料行裡,自從他到來後,生意興隆,財源滾滾。於是乎,老闆把自己愛女許配給虞為妻。虞不甘心當一個店老闆,看到做買辦發財容易,堅持學習英語,不到三年,英語竟然達到對答如流的程度。後來他果然當上了買辦,販糧販鹽,搞房地產,開輪船公司,一躍成為上海的大富豪。當時在上海做生意,如果沒有黑社會的支持,是無法做下去的,因此,他與當時的黑道老大黃金榮關係甚密。    
    蔣介石初見虞洽卿時,虞洽卿對他並不好感。只是有礙於陳果夫的面子,給了一個小差事讓蔣介石做,純屬打發應付。蔣介石請虞介紹他與黃金榮見面,他順水推舟,將蔣介石介紹給黃金榮。    
    蔣聯繫上白道,又通過白道轉入黑道,本可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幹一番,但自幼都有極強的權利慾望的蔣介石既看不起商人,更看不起黑道。後來,他又投靠孫中山,繼續與革命黨人為伍。中間因為籌措革命經費,曾以敲詐的手段要求虞洽卿資助,得到經費後南下廣東。虞洽卿曾因此氣憤極了,吩咐手下人,警告蔣介石,要他不要再到上海搗亂。    
    誰知蔣介石這個曾被他嗤之以鼻的落魄者,幾年後竟然成了位高權重者。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對蔣介石看走了眼,為此而後悔,會生意經的虞洽卿雖然不一定想走仕途之道,但還是要高攀權貴,為自己留條後路。他急忙找黃金榮商量對策。1926年7月,北伐前夕,廣東國民政府電邀上海商界派代表赴粵參觀,虞洽卿派自己的女婿盛宣懷前往廣州,結果受到蔣介石的熱烈歡迎,盛情款待。不但專門陪同吃飯,而且還陪伴遊山玩水,言談之間對過去在上海所受到的照顧多有謝詞。回滬後,盛稱讚蔣介石是一個重鄉誼,重感情的人。    
    其實,從蔣介石的角度說,他在上海混跡多年,深知上海的實際控制者到底是誰,不是官府,而是這些大商人和黑道的大老們。黑道十分講究等級秩序,只有得到黑道的支持,他的勢力在上海才能插得進足,才能有所作為。而要想成就大事業,必須得到上海大財團的支持,以獲得雄厚的活動資金,這離不開虞洽卿這樣的商界頭面人物。    
    果然,1927年蔣介石的部隊打到浙江,虞洽卿與江浙財團的頭面人物商議,如果蔣介石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將給以財力上的支持。由於虞洽卿對蔣介石有知遇之恩,商界公推他穿針引線,派江浙財團巨商錢新之到南昌會見蔣介石,虞洽卿等人的要求與正在密謀叛變革命的蔣介石不謀而合。3月蔣介石指揮的軍隊兵臨上海城。這些大財閥十分擔心上海被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所掌握。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掛到蔣介石這個戰車上。虞洽卿等人本是支持北洋軍閥孫傳芳的,這時拋棄了孫傳芳,轉而支持蔣介石,一次給了6000萬元的借款。    
    北伐軍被武裝起義佔領上海的工人糾察隊迎進城後,蔣介石決定「清黨」,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    
    當時上海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很強,明火執仗可能遇到很大阻力。於是,他決定借用黑社會的力量,在他的授意下,上海黑幫勢力行動起來。4月12日,這些歹徒,身著工人服裝,冒充工人,分頭向工人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同蔣介石佈置的軍隊配合,製造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慘案,「四‧一二」慘案是蔣介石精心策劃的,上海黑社會是他的幫兇。    
    評析:    
    蔣介石與上海黑白道的頭面人物的交往,遵循他自己獨特的人際關係哲學,即黑道白道,為我所用即「王道」。這是典型的厚黑之道。他在處於落泊境地時,經陳果夫介紹,到上海大買辦資產階級頭面人物虞洽卿的門下奉職,隨後,又主動請求虞洽卿舉薦,通過白道聯絡黑道,同黑社會頭子黃金榮建立了聯繫。就蔣介石的志向而言,他既不想經商更不願在黑道長期混跡。然而,從他因偶然的機會與虞洽卿相識之時起,就潛意識地本著「不管什麼道,為我所用即『王道』」的人際關係哲學,廣泛交際,編織關係網絡,以備將來需要時所用。    
    同白道黑道打交道,除了金錢因素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情意。蔣介石這方面的功夫比較到家。白道講究信譽,要求忠實守信;黑道講究義氣,他在與黑白道建立聯繫之初,受到冷落、歧視,不抱怨,不卻步,得到黑白道的認同。在政壇得勢後,不記舊怨,不忘舊情,當虞洽卿、黃金榮等人向權貴攀附時,蔣介石熱情相迎,禮遇相待,並且刻意回憶舊情,使來訪者感動至極,虞洽卿的女婿回上海後,稱讚蔣介石是一個重鄉誼、重感情的人。這大大地提高蔣介石在上海的聲望,更重要的是,當蔣介石需要幫助時,他們會鼎力相助。    
    蔣介石後來利用與白道黑道的關係網,借助這兩支「偏師」,出奇兵,收奇效。正因為得到他們的支持,蔣介石才能得以在上海站穩腳跟;才有膽量與武漢國民政府抗衡。此後,由於有了以虞洽卿為首的江浙財團的支持,他不僅攫取最高權力,而且逐步鞏固了自己的權位。就蔣介石個人而言,他所結的這個關係網雖然不十分光彩,但「實惠」。    
    然而,他所依靠的這些勢力所代表的是沒落階級的利益。一個政壇「新星」與已漸日薄西山的階級和人們結合在一起,也勢必在他們共同歡慶「勝利」的同時,也就種下滅亡的種子。這看似是歷史開了一個玩笑,但這又是不可違抗的,說是「天意」也好,說是「報應」也罷,對於陰謀家來說,歷史就是這樣的冷酷無情!


術篇第40節 愛情讓位於政治(1)

        
    巧妙聯姻,愛情讓位於政治    
    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國,政壇是男人的一統天下,加上一些權謀家施用「美人計」之事屢見不鮮,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若有女人涉政,那隨之而來的便是「髒水」、罵聲滾滾來。在蔣介石與宋美齡聯姻的年代,其政治環境不同,加上蔣介石的那種特殊的身份,對這類婚事溢美之詞不少,但也頗有微詞。    
    客觀地看,不好說蔣宋聯姻沒有一點愛情因子,但也不能由此可以斷定它真的遠離了政治。這種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政治聯姻。    
    事例:    
    蔣介石青少年時代,是一個多情男兒,十二三歲,就有兒女私情的衝動,年僅14歲便與自己相中的女孩結婚,其妻毛氏比他大5歲,是一個小女婿。後來又上海紅塵女子姚氏愛戀結合。過不多久,又對少女陳潔如一見鍾情,緊追不捨,數年後與陳潔如結婚。如果說他與前兩人的結合有愛情的基礎,那過於牽強;如果說他與陳的婚姻是逢場作戲,那也入了俗套。蔣介石與陳潔如的結合還是有些愛情因素的。他們倆的結合,陳潔如無論是在美貌方面,還是在社交上,都給蔣長臉不少,特別是陳潔如會俄語,在蔣介石與蘇聯政治顧問交談中,充當翻譯,在政治上對蔣有所幫助。據說,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還送給陳潔如一塊手錶作紀念,從中可以看出陳潔如還是頗有女人的魅力的。    
    然而,當蔣介石政治上發跡,有了更高的政治目標追求後,他又在物色更能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的強女人。1922年12月,蔣介石第一次見到宋美齡的時候,立即被其美貌所迷住。宋美齡舉止大方,容貌端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氣質。對於當時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的蔣來說,他以前的三個夫人都顯得土氣,與他的前程越來越不合拍,這是蔣介石追求宋美齡的最初動機。    
    但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追求宋美齡更有其政治上的企求。    
    首先,為了更好地貼近孫中山,以提高自己的身價。蔣介石的家庭世代經商,但只能算是小康人家,沒有什麼可炫耀的資本。宋家則不然。宋美齡的父親宋查理早年去美國,在美國接受了基督教,成為一名神父。回國後,經商發跡,成為上海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還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與孫中山的私交甚好,曾經用自己的家財支持革命。他的兒女們許多也是頭面人物。二女兒宋慶齡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夫人,大女兒宋藹齡嫁給孔祥熙,孔家是山西富戶。長子宋子文在美國接受教育,後來由宋美齡介紹,到廣東省擔任財政廳長,不幾年就使廣東出現新的氣象,後來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財政部長。    
    蔣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最堅定的信徒,自詡為孫中山的理想繼承人,但他的地位並不高,不能與汪精衛、胡漢民相比,雖有孫中山廣州蒙難時,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保護領袖的輝煌業績,但畢竟與孫中山的交情不深。如果能娶宋美齡為妻,那就與孫中山有了親戚關係,這在講究封建宗法關係的中國,多少可以給蔣繼承孫中山的政治遺產,提供些宗法性的支持。西格雷夫在其寫的《宋家王朝》一書中說:「不能輕看孫中山博士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將軍只要同孫中山有一絲關係,也就帶上了某種神奇色彩。」對於渴望全盤繼承孫中山的政治遺產的蔣介石來說,為了達到所追求的最高目標,他太需要像宋美齡這樣的女人了,當然,這裡除了政治因素,不排除英雄愛美人的情結。    
    其次,尋找實現最高政治目標的經濟後盾。常言道,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對於蔣介石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來說,也是這個理。而宋氏家族是當時中國有錢的財團———江浙財團的代表人物,與宋美齡聯姻,就有可能給自己提供強大的財力支持,如果沒有金錢做後盾,一切政治企望都有可能成為泡影。雖然蔣介石在江浙財團中有自己編織的關係網,如虞洽卿,但僅僅有虞洽卿一人的支持還是顯得單薄了些。    
    宋查理1886年回國之後,從事實業,最初辦理出口業務,後來創辦了商務印書館。到1894年宋已經是上海名氣比較大的出版商和實業家。宋的夫人倪桂珍家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與江浙商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成為江浙財團中的核心家庭之一。而宋子文是理財高手,在國民政府中掌握財政大權。武力與政治的結合必須金錢作為潤滑劑,政治資源的壟斷需要經濟上的壟斷支持。蔣介石與宋家聯姻,自然就多了一個與江浙財團聯繫的渠道。    
    第三,為了尋求英美勢力的支持。宋氏家族與英、美勢力有著割不斷的聯繫,與宋氏家族聯姻,可以打開與美國、英國聯繫的渠道,為自己的政權得到美、英支持找到一個捷徑。其實,這時,無論是蔣介石也好,還是英、美列強也罷,都有聯手的需要,蔣介石在背叛革命、與蘇聯決裂後,需要尋找新的外國勢力做靠山,而美國、英國也需要一個政治代表保護他們的在華利益,只是缺少一個合適的中介人。宋氏家族與美國有著很好的關係,與宋家聯姻,就可以通過與宋家的特殊關係打通與英、美的關節了。


術篇第41節 愛情讓位於政治(2)

        
    蔣介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他努力爭取這一聯姻的實現。他在與宋美齡初次見面後,便迫不及待地放出了試探性的氣球。當月,他在拜見孫中山時,就請求孫中山把妻妹介紹給他,試探地說:「您認為可以說服宋小姐接受我嗎?」孫中山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蔣並不灰心,而是苦苦追求,向宋美齡求婚歷時5年之久。宋美齡早已關心蔣介石的事業和欣賞蔣的風采,但他們的婚姻一直受到宋老夫人的極力反對。宋老夫人反對的理由有兩條,一條是蔣介石是個軍人。在舊中國有文化的人看來,行伍出身是粗人,而且在軍閥當道的年代,社會名聲不好。二是蔣介石不僅已有一妻兩妾,而且還不是基督教徒。正因為如此,他堅決反對這門親事。    
    鑒於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又不好得罪,只好迴避,她到日本住了下來。    
    宋家對這一婚事有不同的觀點,宋家專門就這件事商議過,引起了激烈爭辯。贊同的只有宋靄齡。1927年9月,蔣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後,專程到日本,拜見宋老夫人,請求准許他與宋美齡結婚。無法推脫,宋老夫人只好以要蔣信仰基督教作為條件,然而,這一門檻也沒有攔住,蔣痛快地應允,表示願意做信奉洋教的嘗試,後來他確實成為一個基督教的信徒。    
    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在正式在上海舉行婚禮。當時在在上海轟動一時。婚禮後,蔣介石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在我們結婚之後,革命工作無疑地將有更大進步,因為今後我們兩人決心盡全力從事中國革命。」    
    評析:    
    對於蔣介石來說,婚姻是他編織關係網,結黨營私的一個手段。他與宋美齡的結合,首先是出自於政治目的。因為,宋美齡不僅是一個妙齡美女、才貌雙全,而且,還能給蔣介石帶來政治上所企盼的無形和有形的資本。因此,蔣宋結合是典型的政治聯姻。    
    蔣介石追求宋美齡執著、認真,並非逢場作戲。從他1922年12月,見到宋美齡要求孫中山引見之日起,到1927年12月,蔣宋在上海結婚,前後有5年整。在這5里面,雖然是熱臉挨冷臉,仍然苦苦追求。為了實現蔣宋聯姻,他這樣一個身居高位的權貴,居然能夠接受宋美齡母親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條件,比如,要求他信基督教,他竟能答允要做這方面的嘗試,婚後他的確信奉基督教了。    
    值得指出的是蔣宋聯姻是共同的需求。蔣介石出自於政治目的,急於成親,宋家為了攀附權貴,也有這方面的願望。雖然有反對者,但從主導面講,是有這樣的意向的,宋藹齡主動找蔣介石遊說,就包含著促成蔣宋聯姻的意思。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政治聯姻,對於蔣介石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僅在蔣家王朝初創時期,得到美國、英國的有力支持,得到江浙財團有力支持,而且,後來宋美齡所表現出來的外交才能,為蔣介石贏得國際上的支持,特別是贏得美國的支持、得到美援,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當然,宋家也在這一政治契約似的聯姻中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    
    的確,就自然人而言,很難說蔣宋聯姻不美滿;就政治人而言,蔣宋聯姻,堪稱婚姻嫁給政治的成功典範。後來,以蔣宋聯姻為基礎的「四大家族」發達了,留給中華民族的卻是深重的災難,這大概是人們詛咒這種婚姻樣式的根源所在吧。


術篇第42節 培植自己的嫡系

    借辦黃埔軍校之機,培植自己的嫡系    
    黃埔軍校原名「陸軍軍官學校」,後來叫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在廣州市區的黃埔長洲島,故簡稱黃埔軍校。一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標語,就是「擁護三大政策」,「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等標語、對聯。初期的校歌有「以血灑花,以校作家」的詞句,後來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這樣一所革命氣氛很濃的軍校,後來怎麼會成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代名詞,成為蔣家王朝培養御用軍的地方?這是人們百思不解的問題。    
    事例:    
    為瞭解讀上述謎團,那首先要從孫中山辦軍校的初衷談起。    
    孫中山在長期革命活動中是踐行武裝奪取政權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軍隊,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幫會和軍閥。屢戰屢敗,無數次失敗的教訓,尤其是陳炯明的叛變,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掌握軍權的重要。早在1921年底,他在廣西桂林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時,就談了「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的想法。1923年2月,他派廖仲愷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時,也商議了設立軍校的問題。同年10月,國民黨常務會通過了《設立陸軍講武堂於廣州的議案》,後來正式定名為「陸軍軍官學校」。    
    軍校到底由誰主辦,這當然是孫中山特別重視的問題。在1923年孫中山重回廣州,組織革命政府時,建立軍校的問題,便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間,在宣佈改組國民黨的同時,孫中山立即派廖仲愷負責實際籌備工作。雖然廖仲愷十分可靠,但畢竟不太懂軍事,於是他把辦軍校的任務交給蔣介石,因蔣介石是軍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廣州蒙難時表現了對領袖的忠心,不僅可信而且在辦軍校方面有為。革命形勢的發展給了蔣介石展示自己的平台,而這對於奉行掌握軍隊為第一要義的他來說,對於肩扛耀眼的將星,卻無一兵一卒急於改變這種尷尬處境的將領來說,是天賜良機。蔣介石自接受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辦軍校的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千方百計地按照自己的意願把軍校辦成他培植軍事骨幹,以保證掌握軍權的基地。    
    首先,竭力爭黃埔軍校的領導權。在黃埔軍校籌備過程中,蔣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委員長。但孫中山明確表示黨務之事由廖仲愷負責。蔣接任後,曾參與制訂軍事機關計劃、預算,召開校務籌備會議,但他感到財源不濟,權力不大,因而鬧起情緒來。特別是剛剛閉幕的國民黨一大選出的領導機構中,沒有他的位置。2月蔣被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他感到這個職務,權限甚微,很不愜意,加上孫中山還特意指示他不必過問黨務和軍政大事,更使他灰心喪氣。於是放出不辦黃埔軍校的風聲。隨後他又以「環境惡劣,辦事多遭掣肘」為由,於2月下旬提出辭呈,棄職回老家。孫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愷代替他的職務,肩負起籌建軍校的重任。同時,孫中山對蔣進行耐心的勸導。廖仲愷先後給蔣發出十多次函電,通報情況,批評他的錯誤,促其早日返回參加軍校工作。    
    他分別給孫中山、廖仲愷等寫信,在發洩對聯俄、聯共政策的不滿的同時,要求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他在給孫中山的信中直截了當地說,自己「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他在給廖仲愷的信中指責孫中山對人對事有「賞罰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黃埔軍校籌備工作基本就緒之際,戴季陶等人提醒蔣介石,要他先掌握實力,暫不表示不同政見,等羽毛豐滿後再說,經他們的點撥,他決定返回軍校,搶抓實權。    
    為了掌握對軍校的領導權,他刻意在校內樹立自己的權威。他以進步和革命的姿態出現,發表大量訓話和演說,長篇大論,口若懸河,在開學後的8個月的時間裡,他先後發表長篇講話達46次,充滿革命的詞藻,通過大量的訓話和演說,吸引學員,激起學員對他的崇拜。在治軍理念上,他以封建軍隊的陳腐觀念和軍閥作風來訓練軍校學生,尤其強調對他的絕對服從。他經常說:「黨員一定要服從上面命令,絕對沒有平等的餘地。」「現在本校就是以校長為領袖,大家就應該服從校長的命令。」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他改變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惡習,不抽煙,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樹立自己在學生中的良好形象,身體力行地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親信,排除異己。他在軍校各重要部門安插親信。軍校初創時,蔣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沖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順從自己的王柏齡、何應欽等控制軍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師、上海交易所夥伴周駿彥掌握軍校的物資供應。同時派陳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鄉土觀念建立自己的軍事派系。對各隊長都要用自己信得過的人,對帶兵的軍官抓得特別緊,不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染指。    
    以黃埔教導團的骨幹為核心,形成黃埔系。蔣介石向孫中山提議,安排黃埔軍校學生參加前線的軍事行動。孫中山採納了這一建議,並責成蔣負責實施。黃埔教導團於1924年底東征前夕組建。蔣介石為了掌握這支新軍,的確煞費苦心,他的著眼點放在對帶兵軍官的掌握上,所有連長以上的帶兵軍官,都安置上自己的親信。如:何應欽、王柏齡分任第一、二團團長;錢大鈞、沈應時、劉峙、顧祝同、蔣鼎文、王俊等任營長;陳誠、郭俊等做副營長、連長等。黃埔第一期畢業生胡宗南、黃傑、桂永清等任副連長以下的軍事骨幹。這些人不斷得到提拔,成了蔣介石的嫡系,為他後來在國民黨軍隊中建立黃埔系打下了基礎。    
    在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假弘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名,指使軍校內部的右翼分子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專門與軍校的進步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不斷挑起事端,造成左、右兩派學生間的衝突。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他藉故解散上述兩個組織,一手操縱,建立了「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實際上使孫文主義學會得以借屍還魂,成為他的嫡系組織。    
    評析:    
    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用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而蔣介石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委任之日起,就偏離了孫中山辦校的革命宗旨,把辦黃埔軍校當作培植自己的勢力,建立自己掌握的軍隊的平台。    
    黃埔軍校並不等同於黃埔系。作為蔣介石御用軍的黃埔系是他假辦軍校之名,採取各種手段和途徑,在軍校內培植親信,收羅打手,集聚反共勢力,網羅軍事人才,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戰爭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們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隊,蔣介石得意地將自己的這支御用軍稱為「黃埔系」。黃埔系自形成的時候起,就背離了接受孫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經受北伐戰爭洗禮的黃埔精神。    
    從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來說,他借辦黃埔軍校之機,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隊是成功的,後來,他依靠以黃埔系為核心的嫡系部隊打天下,鞏固蔣記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願,在他利用黃埔軍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隊的同時,黃埔軍校還「培養」了「蔣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黃埔軍校的學生,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毅然拿起槍桿子,武裝反抗這位反革命的校長。這是蔣某人始料不及的。


術篇第43節 編織關係網(1)

    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    
    有句老話人們常常念叨:「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家鄉人。」這句話雖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農為本,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農耕社會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某些特徵。這種講究鄉情、親情的人際交往的傳統,一直流傳著,不僅深深地影響著下層社會,而且也對官場產生深刻影響。在官場上,大家可以政見不同,但同鄉之間多少還是要講究面子,關鍵時候更要互相關照。如果一個人違背了這個約定俗成的交往準則,做出了出賣同鄉的事情,這個人的聲譽就要受到很大損害。當然對同鄉關係要客觀地分析,好的一面說,同鄉關係可以產生一種凝聚力,增加團結,互相幫助;從消極面說,同鄉關係容易造成小圈子,影響大局。從權術角度看,一些權謀家運用鄉情、親情乃至於同學、朋友、師生等關係,培植勢力,結黨營私,以獲得成功。    
    事例:    
    蔣介石十分看重同鄉關係,也善於利用同鄉關係網羅人才,集聚力量,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1.利用同鄉關係營造自己的政治勢力。    
    蔣介石攫取最高權位後,在國民黨內當權的,大都是浙江人。軍事上有胡宗南、陳誠、湯恩伯,他們是蔣介石利用鄉情網羅的軍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於浙江鎮海,1924年報考黃埔軍校,初試體檢時,因個子過於矮小,檢察官準備將其淘汰,他據理力爭,正好被來到體檢室的廖仲愷看見,廖見這個青年言語激昂,參加軍校心切,個子雖小,比較機靈,於是手諭予以錄取。在黃埔軍校,他學習訓練很刻苦,但思想右傾,是孫文主義的成員,是反對共產黨員和進步軍人的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積極分子。對於這個老鄉蔣介石予以特別的關照,黃埔畢業後青雲直上。    
    陳誠出生於浙江青田,也是黃埔一期的學員。蔣介石與這個老鄉構成深刻印象,純屬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天夜裡,蔣介石查夜,發現一扇窗戶還透著微弱的燈光,推門進去,發現是炮兵區長陳誠在讀《三民主義》一書。次日早操完畢,蔣介石宣佈:炮兵區隊長陳誠發奮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為少校炮兵隊長,以資鼓勵。陳誠既驚喜又激動。這一偶然的機會,成為決定他命運的一個起點。從此,陳誠與蔣介石的事業緊緊聯在一起。    
    湯恩伯是浙江武義縣人,早期留學日本,在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但他醉心於軍事,對法科並不感興趣。後棄學回國到軍閥孫傳芳下屬師長陳儀那裡請求資助,再渡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在陳儀部任職。陳儀在北伐期間投靠蔣介石後,把湯舉薦給蔣,此後,成為蔣介石的紅人。    
    這三人掌握著國民黨勢力最大,武器最先進的軍隊。    
    特務系統有戴笠、毛人鳳等,整個特務系統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於廣東人鄭介民和湖南人唐縱,簡直無法在特務系統開展工作。黨務系統中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掌握黨務大權,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一個家族,他們忠誠地輔佐蔣介石的統治,一直追隨蔣介石敗逃到台灣。    
    2.利用同鄉關係,籠絡國民黨中的要員。    
    國民黨員中地域分佈很廣,有的早年跟隨孫中山鬧革命,名聲和地位都很高。蔣介石為了籠絡這些大老們,充分利用別人講究鄉情的心理,在涉及到這些人的家鄉事務時,徵求他們的意見,照顧他們的利益。    
    在國民黨元老中,於右任和蔣介石的合作時間最長,雖然中間發生過幾次插曲,但兩人基本是合作的。於右任是陝西人,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擔任監察院長。蔣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陝西人中間的影響,在處理陝西事務,安排陝西官員的時候,經常徵求於右任的意見。於右任被蔣介石信任,又被經常叫去商討陝西的情況,所以陝西人也將與於右任的接觸,作為攀附蔣介石的捷徑。    
    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當時於右任的舊部楊虎城對馮玉祥作戰非常勇猛,後來更是親自率領軍隊,孤軍深入,直搗陝西,截斷了馮玉祥的後路,加速了北軍的瓦解,蔣介石升楊為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為使楊脫離馮而投靠蔣介石,蔣利用於右任與楊的關係,勸說楊服從中央,而楊當時能夠對蔣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為於右任在陝西人中有威望。以後,凡是關於陝西的人事安排,蔣介石都首先徵求於右任的同意,方才公佈,例如楊虎城、邵力子、孫蔚如擔任陝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於右任,得到於右任的同意後決定的。    
    西安事變後,由于于右任與陝西的特殊關係,大家都認為於右任是解決西安問題的重要人選。於是南京政府組成「西北宣慰團」,由於右任宣慰使,趕赴西安,疏通關係,以求達到放蔣的目的。    
    於右任有感於蔣介石對自己的信任,決心利用他的陝西人身份,擔當起此重任。他說:「中央命我入陝,因思東北與西北之將領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動無窮之感念。」他給楊虎城發電,要求「我奉命入關,盼派人見我一面詳言也」。當時楊虎城只希望於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陝,於右任被擋在洛陽。儘管如此,於右任還是為蔣介石的被釋放做了貢獻,這是蔣介石始終信任於右任,並讓其擔任監察院長長達數十年的一個原因。


術篇第44節 編織關係網(2)

    3.利用地域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對手。    
    同鄉關係具有自我封閉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鄉是一個幾乎可以無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國範圍,同省是同鄉,在一個省的範圍,同縣是同鄉,以下還可以細分。因不同的同鄉關係,造成地域矛盾,特別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別、小集團,而同鄉關係是一種表徵,其內在聯繫紐帶,那還是利益關係。蔣介石正是利用同鄉關係,特別是因為同鄉關係所產生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實力派別的時候,特別注重利用對方集團不同籍貫人們之間的矛盾。    
    在蔣桂戰爭期間,蔣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間的矛盾,達到打敗桂系的目的。當時,桂系擁有30萬大軍,大部分是廣西人,也有相當部分是湖南人,他們是在桂系進入湖南時,湖南的一部分軍隊投降的。湖南人進入桂系當兵,有一種客居他人屋簷下的感受。廣西人的老鄉觀念很強,對湖南人持排擠態度,這種排擠在高層表現得不是那麼明顯,但在軍隊中下層則十分明顯。蔣桂戰爭之初,湖南唐生智給蔣介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間的矛盾,予以分化。當時,唐生智的舊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軍長一級的將領,這兩位都是唐的舊部下,桂繫在打敗唐生智的時候,他們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當時,李品仙和廖磊駐紮在北平,他們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號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攜帶20萬元的大洋,到李、廖處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親自前來給了他們很大的面子,答應反桂。結果,戰爭沒有打響,李、廖兩軍先投降,宣佈服從中央,這是桂繫在此次與蔣介石抗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蔣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鄉關係所引進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一勝仗。    
    4.利用同鄉關係,實現對地域的控制。    
    在講究地域血緣關係的中國,人們通常是不滿意外人治理自己家鄉的。為了對抗蔣介石,他們往往打出自治的口號。蔣介石為了使地方統一於他的領導之下,也充分利用這種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親信,到他的家鄉去當最高長官,管理自己的家鄉,從而達到統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後方,但四川打滿清王朝垮台時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蔣介石管不著,而內部長期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方針,到了緊急情況時,將遷都重慶,四川的戰略地位本來就十分重要,這樣就顯得更為重要了。但四川的大軍閥劉湘對蔣介石是陽奉陰違的,四川成為蔣介石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地方。為了讓四川地方勢力臣服於他,蔣介石決心利用四川同鄉,打入四川內部。    
    當時,蔣介石的親信中,戴季陶、張群和康澤是四川人。他們或是四川籍,或出生於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關係網。張群早年從四川到日本留學,是蔣介石的把兄弟,也是當時四川在蔣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實權的人物。康澤則是蔣介石的黃埔系學生。為了進入四川,蔣介石命令康澤先行入川。    
    康澤入川,擔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訓室主任、四川軍訓會主任委員和峨嵋軍官訓練團政訓副組長等職,蔣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託給康澤負責。以康澤為代表的蔣記勢力,進入四川後,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與地方勢力明爭暗鬥,發展了很多地方勢力加入國民黨,使劉湘受到很大威脅。後來,劉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澤,康澤在副官的幫助下,得以逃生。雖然強龍難壓地頭蛇,但畢竟為以後蔣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礎。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雖然進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勢力仍然強大,蔣介石感到對四川勢力指揮不靈。打算換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張群取而代之。蔣介石之所以要把這一重任交給張群,所看重的是張群的四川人身份,認為這樣一層同鄉關係,可以軟化四川軍閥勢力的抵抗,緩和了因權力的讓度而激化了的矛盾,因為,這既可以照顧了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過張群的同鄉擴大自己的關係網,使四川處於自己的絕對控制下。    
    評析:    
    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是曾國藩培植勢力的成功之術,蔣介石精通之術,並有所發展,他利用同鄉關係編織關係網絡,收羅人才,集聚勢力,結黨營私;同時,他還利用鄉親、親情關係,去瓦解政敵營壘、傳遞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屢屢收到較好的功效。    
    不過,他在這方面也有失誤的時候。究其原因,同鄉關係天然地有一種無限可分性、內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會因為圈內有圈,產生內耗;同時,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鄉結成的勢力集團的頑強抵抗,因此,它的適應範圍是很有限的。從技術層面而言,它並非是良策,更深層地分析,它是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是落後的、沒落的階級的笨拙表演。


術篇第45節 建立特務體系(1)

    建立特務體系,加強內外控制    
    封建君王為了控制臣子,鞏固皇位,總是要親自掌控一支秘密隊伍,充當耳目和工具,這支秘密隊伍,稱呼五花八門,到了明朝叫做「東廠」,也最為發達,儘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組織各異,但功能都一樣,是封建統治者的鷹犬。在西方一些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建立了組織嚴密的特務機構。    
    蔣介石為了鎮壓共產黨和人民革命運動,剪除異己,加強對國民黨內、軍內的控制,維護和鞏固其獨裁統治,在建立特務組織,運用特務組織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方面,與封建統治和法西斯統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事例:    
    蔣介石的特務組織龐大,主要有兩大系統,一個是中統特務系統,另一個是軍統特務系統。這兩個特務系統各自獨立,自成體系,相互制約,都只效忠於蔣介石。    
    CC系是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掌握著國民黨黨務大權的特務派系。1927年為了擁戴蔣介石把持中央大權,二陳與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組織起「中央俱樂部」(英文譯名為Centralclub,簡稱CC,恰好與二陳的英文第一個字母相同),糾集了一批親信,從而形成了以二陳為中心的CC集團。他們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為基礎,逐步擴大,在各省市黨部設置「肅反專員」等形成了全國性的特務系統。    
    CC派系內有一個核心組織。1931年,CC集團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幹到德國、意大利進行考察,傚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準備在國內建立類似的秘密組織。1932年由陳果夫、陳立夫出面組織一批親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作為整個CC集團的核心組織。這兩個組織均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以陳果夫、陳立夫為正副幹事長。他們招納一批盲目崇拜蔣介石的分子,倣傚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幫會的做法,入團、入會者都要在陰森恐怖的氣質場景裡,改造手續,並舉行帶有神秘色彩的儀式,宣誓絕對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唯一領袖,一切唯一蔣之命是從,如違背誓言甘受嚴厲的制裁。二陳通過這種核心組織,操縱整個CC系統。還成立了各種外圍組織,把勢力滲透到政府部門和文教、經濟等機構中去。    
    CC系是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鎮壓共產黨和人民革命運動,控制國民黨內部是他全部的罪惡勾當。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中央和各省黨部都組織了「清黨委員會」,成立這個機構的目的在於徹底反共,肅清進步力量。蔣介石親自部署「清黨」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黨,為緊急處分,其時共產黨徒謀叛正亟,非各地同時採用極嚴峻之手段,無人遏抑亂萌;第二期為根本整理,肅清共產黨徒之根株勿使復活,此必有待於縝密統一之方案。」CC系秉承蔣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黨」結束後,各省市黨部將「清黨委員會」改組為指導委員會或整理委員會,辦理黨員登記,確定黨籍。CC特務機構把一些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或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有所懷疑者視為異端,不予恢復黨籍,甚至進行打壓、迫害,據浙江14個縣的不完全統計,1928年初有國民黨員29萬人,參加登記者1.7萬人,被審查確定准予重新獲得黨籍者僅為1.2萬人。    
    CC系還設有變相的監獄。1929年12月,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並頒布《反省院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的規定,一些省市設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遴選各省市黨部的委員中的二陳的親信兼任院長。「反省院」名義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個機構,實際上是CC系的特設監獄,借司法機關為掩護,實行對政治政治犯的非法審訊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訓練為名,實際則採用刑逼或利誘的方法,使政治犯出賣同志,背叛組織,向國民黨『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個子系統,實行垂直領導,人事任免和工作處理辦法,完全聽從CC系統安排,只有經濟開支由法院承擔。    
    在CC系的基礎上,還成立了「中統特務」系統。「中統」是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該特務機構由徐恩曾具體組建而成的。徐是陳立夫的表弟,在他的主持下,調查科不斷擴充人員和經費,大肆進行特務活動。隨著特務網的擴大,他們在南京秘密設立「特工總部」。隨後,黨務調查科擴大為黨務調查處。1937年4月,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強化特務活動,把黨務調查處與軍委會特務處合併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當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的陳立夫兼任局長。1938年,根據蔣介石的旨意,調查統計局進行改組,改組後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


術篇第46節 建立特務體系(2)

    蔣介石的另一個特務系統是「軍統」。它以「軍方」第二處為基礎擴建而成。    
    「軍統」前身是「三民主義力行社」。1932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見黃埔系三民主義同志會的骨幹分子滕傑等人,聽取建立組織的詳細匯報,然後,將他們召集到中山陵開會。會上就組織的名稱、綱領和計劃進行了討論。同年3月,「三民主義力行社」舉行成立大會,蔣介石任社長,滕傑等人為黨務幹事,滕傑為書記。力行社包括組織、訓練、軍事、特務4個處,戴笠任特務處長。    
    「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宗旨有兩條,一條是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絕對服從蔣介石,維護蔣的獨裁統治。它認為「蔣委員長實為中國現時唯一適當之軍事最高領袖」,對他要唯命是從,「革命團體的一切,都要集中於領袖,黨的精神、黨員的信仰要集中,黨的權力以及黨的責任也要集中,黨員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給黨,交給領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學和強權政治,踐行法西斯主義。    
    力行社雖為政治組織而非特務組織,但它的原則、宗旨、紀律,已具備特務組織的特徵。正是在這個組織的基礎上,戴笠組織了「軍統」系這樣的龐大特務組織。在力行社成立後的第二年,戴笠向蔣介石建議,成立了「復興社」,同樣以蔣介石為社長。    
    1938年8月,力行社特務處在武漢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由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賀耀祖任局長,戴笠任副局長,主持工作。此後隨國民黨中央遷至重慶,在重慶這個特務機構急劇膨脹,僅局本部就有5萬多人。這時的軍統基層組織的觸角伸向全國各地乃至於國外,包括6個區、41個站、17個辦事處和各種各樣的訓練班。在邊遠地區,如伊犁、拉薩、迪化(烏魯木齊)設立了站、組,在越南、緬甸、泰國、印度、菲律賓、新加坡也都設立了組織。    
    「軍統」的組織系統較「中統」更加嚴密,從工作範圍講,開始兩個組織系統有一個大體的分工,軍統主要是對軍隊的控制,而「中統」則側重於國民黨內部的控制。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互有滲透,相互鉗制。    
    評析:    
    為了鎮壓共產黨和人民革命運動,剪除異己,加強對國民黨內、軍內的控制,維護和鞏固其獨裁統治,在建立特務組織。龐大的特務組織機構,是獨裁統治的伴隨物。蔣介石建立了絕對忠於自己的兩大特務組織系統構成了當時中國的一個特殊的政治現象,特務政治,獨立於法統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們壓迫甚至殘酷殺害共產黨員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殘酷地鎮壓人民革命運動,控制國民黨和軍隊,在維護蔣介石獨裁統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蔣介石統治機構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蔣介石的政治行為中,幾乎隨時可以看到特務政治的影子,特務機構是他鞏固統治地位的一大法寶。然而,特務政治是一種沒落、反動的政治行為。反抗力與壓力是成正比的。壓力越強反抗越烈。正是國民黨的軍警特對人民的控制,對民意的壓抑,對民主行動的鎮壓,激起人民群眾越來越強烈的反抗。在解放戰爭時期,特務無論怎樣破壞,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民主革命運動勢頭不減,而且越來越迅猛、浩大。但特務政治終究難以挽救蔣家王朝。


術篇第47節 原始、獨特的識人術(1)

    在古代的中國,科學技術極不發達,巫術業興隆且萬能,觀天、謀事、識人都要依靠此術。就識人來說,完全憑感覺相面,察言觀色,隨心所欲,投其所好,誘其所需。其最大的特點,感覺加實用主義。這種術法在小說戲曲裡也屢見不鮮,把人物臉譜化,並塗上神秘的色彩,讓人們對賢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種伎倆,到了近現代,在政壇官場也有人用過。    
    曾國藩習慣採用此術識人。當然,像曾國藩這樣的儒學大家,不會照搬巫術的套路,但他憑感覺識人,也確有其事。所謂憑感覺識人,主要是通過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看人的氣質、精神風貌,然後憑自己的經驗作出判斷與抉擇。在這方面他相人技術比較高,有些人他只要見過一面,基本就能斷定此人能夠幹什麼,能不能重用等等。    
    蔣介石一生傚法曾國藩為人處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過細微小事、語言交流,觀察對方,看其是否有用,然而決定取捨,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會被擱置起來,甚至被懷疑、提防。    
    事例:    
    蔣介石在創辦黃埔軍校的時期,就是採用這種識人術得到他後來最為器重的三位大將的。    
    一個是陳誠。陳誠出生於浙江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前清秀才。1916年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被派到浙江的一個陸軍師任下級軍官。後來,他追隨鄧演達前往廣東參加革命,在鄧演達任團長的團任職。黃埔軍校建立時,他被調到軍校擔任帶兵官。到黃埔軍校後,他決心幹出一番事業來,他很想表現自己,展示才能,儘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於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起初,並沒有進入蔣介石的視線。    
    一個偶然的機會,把他的命運與蔣介石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了。一天蔣介石夜晚查哨,看見房間裡有微弱燈光,以為是學生兵不按照作息時間作息,非常生氣,立即開門,準備加以訓斥。推開門正要發火,所見到的場面使他把將要發作的怒吼聲止住。他看見一個人正在點著蠟燭,借助微弱的光看書。蔣介石起先以為是小說,拿起來一看,原來是《三民主義》一書,立即轉怒為喜。再看看陳誠,雖然其貌不揚,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種靈氣,神態自若,並沒有因為校長突然奪書而驚惶失措。第一觀感印象頗好。於是,他開始與這個人聊了起來。問道:「你是哪裡人?」陳誠回答道:「我是學生陳誠,浙江人。」蔣介石聽後並沒有動聲色,只是囑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畢,蔣介石宣佈:炮兵區隊隊長陳誠,發奮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為少校炮兵隊長,以資鼓勵。陳誠既驚喜又激動。    
    另一個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黃埔軍校前,在浙江吳興縣一所小學當一名老師,教國文、史地課程。在校任教期間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參觀,眼界大開,也吸納了一些新的風氣。一次所在小學要舉薦校長,他也參加了競選,競爭激烈,與競爭對手發生了口角。但由於胡不是本地人,而對手卻是,對手獲得此校長職位,自己卻落敗。此時的他就已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鄉情、親情在官場中的份量了。他是一個爭勝好強的人,不願屈居於對手門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個親戚家。恰逢黃埔軍校在上海招生,經過一位同鄉介紹,便立即到廣州報考黃埔軍校。    
    報考軍校並不順利。在體檢過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過於矮小,檢察官要將其淘汰。他據理力爭,因為太激動,與檢察官爭執起來。恰好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來到檢查室,看到到這名小個子青年言詞激昂,參加軍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錄取。在初試步入官場,因鄉情的關節受挫的他,意識到他與蔣介石同鄉,是一個寶貴的資源,很想加以利用。苦於自己也是其貌不揚,攀附無門。他比較有心計。要想與蔣介石接近距離,應投其所好。    
    他發現蔣介石是一個愛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準時到操場跑步,不管天氣如何,日復一日,活動很有規律。決定每天要比校長起得更早,到操場練操,期望能夠進入蔣介石的視線。果然,此計奏效。原來蔣介石早上跑步,操場空無一人,現在突然發現有一個人比他到得還要早,就發問道:「前面是誰?」胡答道:「學生胡宗南!」蔣介石不僅記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頗有好感。他調閱了胡宗南案卷,發現這個學生也是一個浙江老鄉,於是特別關照,黃埔軍校畢業後,分配胡宗南到軍校教導團見習,不久就被提升為上尉。同年9月,第二次東征出發前,他又被提升為副營長。北伐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升任為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幾個月後,又升為第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其受提拔的頻率之高勝過攀雲梯。


術篇第48節 原始、獨特的識人術(2)

    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湯恩伯了。他進入蔣介石的視線,與上述兩人有所不同。蔣介石除了從小事觀察識人外,還注重一個人的氣量和才識。湯恩伯被蔣所重用,費了一番周折。與上面兩人相比,雖然也是浙江人,但卻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對後來已得勢的他做過這樣的描述:湯恩伯是個黑頭大漢,身上的服裝,灰的、黃的、連同軍帽皮帶的顏色,總是湊成幾節,暑天坐在汽車裡,總是一隻褲腿包著鞋跟,一隻褲腿捲上膝蓋,除接見外賓,很少見到他有整潔的時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恐怕這些劣習不是後來當了大官後才有的,可能在黃埔軍校也是一個粗人相。實際上,他是個外粗內細,工於心計的人。    
    湯恩伯出身貧寒,早有投軍之志,但苦於無錢,後來雖然從軍,但因為部隊潰敗,流浪街頭。正在走投無路時,遇到一位同鄉準備東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鏢隨同護送,於是他就擔任起這一角色,與這位同鄉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但他醉心於軍事,對法科並不感興趣。1925年棄學回國,經留日同學介紹,到當時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那裡求職,湯恩伯毛遂自薦,陳儀一見便接受了他,並出面負責保送和資助他到日本留學。他對陳儀感激不盡,將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為「恩伯」,以示奉陳儀為自己的恩師。    
    在北伐戰爭期間,陳儀歸順了蔣介石,把湯恩伯推薦給蔣。蔣介石見了湯後,覺得湯儀表不凡,隨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擔任大隊長。湯恩伯雖然是由陳推薦,且又是蔣的同鄉,但由於不是蔣親自選拔的人,所以開始對湯並不太重視。後來陳儀予以點撥,說蔣介石最喜歡《步兵操典》一書,建議他寫文章以引起蔣介石的重視。    
    湯恩伯早年在舞文弄墨方面擅長,寫文章對於他來說不是什麼難事,當即寫了一篇《步兵中隊操練之研究》,送給蔣介石。    
    蔣介石看了湯的文章,覺得是一個人才,但還要考驗考驗。當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是張治中,蔣介石成立教導師的時候,張治中推薦湯擔任教導師的團長,請示蔣介石,卻遭到蔣的拒絕。蔣說湯不會管錢,表示對其能力沒有把握。實際上這是在考驗他,看其反應如何。    
    幾天之後,蔣介石召見湯恩伯,劈頭就問:「前次文白提你做團長,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見?」湯挺直身體回答道:「軍人自當報效國家,至於個人進退那是委員長的事情,不是我應該問的。」湯恩伯順勢而應,正說到蔣的心坎上,於是越級將他提拔為教導師第一旅旅長。此後,湯青雲直上。    
    蔣介石除了從小事觀察識人外,還特別注意第一印象和談話,他認為談話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條理,反映是否快。    
    對於談話對象,蔣介石最討厭的是對方膽怯、驚慌失措,因此見蔣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靜,切忌慌亂。曾經有一個旅長被蔣介石召見,竟然嚇得渾身發抖,蔣介石問的話一句也答不上,蔣介石很奇怪地問:「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號啕大哭,蔣介石很尷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對方對蔣介石的發問含糊其辭,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一次,在前線,蔣介石問一位團長,他的部隊減員多少?還剩有多少糧食?這位團長雖然回答不錯,但用了很多模糊數學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許」之類,很多人瞭解蔣介石的脾氣,以為這位團長要倒霉了,但蔣介石看對方答得很快,以為對方思路清晰,工作負責,給予褒揚。    
    在與蔣介石談話,他還特別注重是否穩重。在談話結束後,應該注意蔣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結束談話的意思,應該馬上走,而且不能回頭。據說,有一位師長在被提升之前,受蔣的召見,談完話後,該師長不知是激動,還是見了蔣介石害怕,在下台階時摔了一下,蔣介石認為此人不穩重不沉著,準備要下發的委任狀被扣了下來。    
    蔣介石雖然喜歡用相面術識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錯失棟樑之材的。徐向前在黃埔軍校的時候,有一次蔣介石找他到辦公室談話,徐向前生性靦腆,不愛說話,蔣介石問一句他答一句,沒有更多的話,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蔣介石聽起來很費勁,又見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長得也不太「威武」。蔣介石見了之後,沒有說幾句話,就讓他走了。待徐向前離開辦公室後,他對屬下連聲說:「不可用也。」而後來,這位不被蔣介石重視的徐向前,在以武裝反抗這位叛變了革命的校長的鬥爭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創建了鄂豫皖根據地,隨後又創建了川陝根據地,把昔日的校長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打得慘敗。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對蔣家軍作戰,更是摧枯拉朽,成為新中國的十大元帥之一,這是蔣介石所想不到的。    
    評析:    
    知人善任,對於領導人和領導機關來說,是根本大計。中國古代伯樂相馬,廣為流傳,並被引申到識別人才上。那時,科學不發達,主要是沿用巫術的相面術,憑直觀及其好惡選人。有如同伯樂慧眼識高才的,而埋沒高才錯用庸才的事更是屢見不鮮。近代人曾國藩習慣採用此術識人。當然,像曾國藩這樣的儒學大家,不會照搬巫術的套路,但他憑感覺識人,也確有其事。所謂憑感覺識人,主要是通過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看人的氣質、精神風貌,然後憑自己的經驗作出判斷與抉擇。    
    蔣介石很重視對人才的識別,而他識人才,基本上沿襲相面術。其理念原始、獨特,但做起來十分講究,首先,寓識才於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機會發現人才,從小事、細微之處,留心觀察。其次,考察講究「認真」二字,詢問、調檔案卷宗查閱有關資料,設情景難題考驗,等等。第三,對提拔對像親自談話,作進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實際崗位上培養、鍛煉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懷著一種感激之情,忠於自己。    
    他用這種識人術識別、選用人才,有成功之處,選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為他奪權、固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種識別選拔人才的方式過於落後,難免錯失良才。他在識才方面還有一個很大偏見,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對他忠心耿耿,長久不變,他就會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績。例如陳誠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指揮東北的戰役,遭到慘重失敗。蔣介石不怎麼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灣任職,看似降了職,實際蔣介石把為他經營後退之路的重任委託給了他。


術篇第49節 賞給面子,勝過金玉

    中國人講究「面子」,所謂「面子」實際蘊涵的是尊嚴與價值認同。在世面上闖蕩許久的蔣介石,也深知這種社會心理,他在「面子」問題上的見識和運用,可以說達嫻熟圓滑的地步。    
    事例:    
    在蔣介石崛起的過程中,他幾乎與全國的地方軍閥都發生過衝突,雙方彼此兵戎相見,幾欲置對方於死地的武戲,在民國時期幾乎天天都在上演。但在衝突的同時,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蔣介石也還要做出一種親熱的態度,以拉攏、分化、瓦解對方。為了達到此目的,除了封官許願,給予金錢物質進行利誘之外,蔣介石還充分利用他的「面子」功夫,同要拉攏的對象結成良好的私人關係。他運用「面子」功夫,調節與山西軍閥閻錫山的緊張關係,就是一例。    
    閻錫山出身於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家庭。6歲喪母,為繼母所不容,寄居外祖母家,常遭到別人白眼。成年後,幫助父親做生意,於筐篋中物各色人物交往,在為人處世方面頗有心計。他的經歷與蔣介石有些相似,但出道要比蔣早得多。在蔣介石為在部隊爭一個實職而奔波時,閻已經成為山西都督。他以山西為基地,先後與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鬥過法。北洋軍閥歷屆政府都對山西有過覬覦之心,但在軍閥混戰的漩渦中,很多地方實力派都只是曇花一現,只有閻錫山站定山西,由都督改稱督軍,由督軍改稱省長,巋然不動。逐步把自己的軍隊擴充到17個旅,成為獨霸一方的山西王。1928年6月,南京政府宣佈北伐勝利後,舊軍閥被新軍閥取代,但新軍閥在搶奪地盤、魚肉百姓方面與舊軍閥並無多大區別。從1928年起閻錫山就發動了多次針對蔣介石的戰爭。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成為反對蔣介石的核心人物,但是事與願違,戰爭以閻錫山戰敗而告終,閻被迫逃亡大連。1931年,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閻乘機從大連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對於閻錫山的為人,蔣介石是再瞭解不過了,但是國內形勢已經變化。常言道,春秋無義戰。這也適用於蔣當政時的軍閥混戰。他們之間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敵人還是朋友,要根據政治利益來決定。閻錫山久居山西,手中實力可觀,而蔣介石在華北沒有自己的嫡系部隊,又在華南「圍剿」紅軍的戰爭中損兵折將,拉攏閻錫山,或者至少讓其保持中間,是蔣介石的唯一選擇。所以,在閻錫山復職一年之後,蔣介石決定對閻展開公關斡旋,以拉攏閻錫山。    
    國民黨宣佈對閻錫山在中原大戰中的「錯誤」既往不咎,取消了對閻錫山的通緝令,這就在政治上承認了閻錫山的復職的合法性。    
    1934年8月,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以與閻錫山共商國事的名義,對山西進行訪問。蔣介石訪問太原有兩個目的,一是拉閻錫山,探聽山西虛實;二是爭取將「中央軍」部署在山西周圍,增加「中央」在華北的力量。    
    閻錫山十分老道,「面子」功夫也不錯。對蔣介石的造訪,心中雖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須表示十分熱情。為此,他大事張羅,在太原城內城外,清水撒街,黃土墊道,粉刷牆壁,即使是過去皇帝出巡,恐怕也莫過於如此了。閻錫山還做了一套軍禮服,以便迎接蔣介石時顯得莊重得體些。    
    蔣介石一行到達太原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騰。閻錫山命令各校長親自帶隊,一律在小北外汽車道兩旁歡迎。如此高規格的禮儀,顯然是在為委員長做面子。    
    蔣介石對閻錫山用意自然領會,投之以李,報之以桃,於是,他決定還閻錫山一個更大的「面子」。蔣介石在閻的陪同下,在閰公館剛一落座,寒暄完畢後,提出要到河邊村拜望閻的父親--閰老太爺。    
    閻錫山是五台縣人,其父早年經商,時運不隹,失敗後在河邊村流浪,閻錫山發跡後,子貴父榮,閻錫山為其父在河邊村蓋了高大庭院,供其養老。當時,閻父已經癱瘓在床。    
    蔣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親,對於閻來說,內外長面子,求之不得。而蔣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燈,他也是一舉兩得,既是對閻的心理戰,象徵著閻蔣的關係非同一般,兩人已化干戈為玉帛,而且兩人的關係業已從一般「同志」發展為「兄弟」,這對閻錫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個鞏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為全國做出一個姿態,樹立自己的威信。當然閻錫山從內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現出十分謙讓,他再三婉言謝絕。    
    閻錫山越是不讓去,蔣介石越是堅持要去,閻則順水推舟,予以應允。閻急忙派人到河邊村安排。閻在河邊建有豪華府邸,一是為其父親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臨時行宮。他害怕蔣介石看見其家豪華,內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邊村安排人,將通往豪華花園的路堵死。並把新的牆皮剷去,保持很普通的樣子,爭取在蔣介石面前留下簡樸形象。為了創造氣氛,閻錫山還密令村長在街道邊掛上標語,寫上「熱烈歡迎蔣委員長」。    
    蔣介石來到河邊村,在村邊轉了一下,直接來到閻府。閻的父親已經不能站立,但為了表示對蔣介石的尊重,閻錫山硬是讓人將癱瘓在床上的父親抬到大門口,以迎接蔣介石一行。蔣對其畢恭畢敬地向閻父行了三個鞠躬禮。閻父強行站立,雙手一股勁地作揖。    
    評析:    
    從理論層面分析蔣介石人際交往中的「面子」術,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會學家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人生目標追求進行了研究,將紛繁複雜的目標追求歸納為三個層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處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層次。此說雖然有些偏激,但也不無道理。就拿中國人來說,最講究「面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千古絕唱,陶淵明老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傳說,則是這種心態的寫照。在政界給人以「面子」,尤其是對曾經是敵手的人,以禮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緩和矛盾。從實踐角度評價蔣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較老道。首先,有明確的目的性,主要是為了拉攏閻錫山,在華北作為一個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於,投其所好,覺得單純地給銀子、給軍火,不一定能達到目的,所以上演了這樣一場大戲。第三,假戲真做,態度顯示「誠懇」,尤其是專程到閻錫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親,效果最好。他的這一著的確成功了。蔣雖然是在演戲,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給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術篇第50節 小恩小惠,籠絡人心

    小恩小惠,說的是人們的施捨不大方,小家子氣,難成大器。在官場則運用權術,大方和小氣都可能得到回報,也可能都會顆粒無收。這裡面的關鍵,看是否對路。一般來說,權術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發。蔣介石善於施行此道。    
    事例:    
    蔣介石為了收買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進行公關,對於比較貪財、戀權的,為了借助「偏師」,要錢給錢,要官給官,要地方給地盤,顯得十分大方;而對於自恃清高者,則不然了,雖然你給她饋贈,但他會覺得比較小氣。採取何種方法,孰重孰輕,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這方面羅列一二。    
    一是感情投資。對於那些元老級別的人物,最怕的是後來者的冷落。蔣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對元老派畢恭畢敬,使他們從內心感到蔣介石是注重情義之人,從而死心塌地為維護蔣介石統治地位獻策出力。    
    趙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壇的元老,比閻錫山年長,閻錫山可以說對趙戴文是言聽計從,以師禮相待。不但閻錫山如此,當時晉軍中的很多將領與趙秉文都能扯上師生關係。鑒於趙的特殊身份,蔣介石對趙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勝利後,閻錫山委派趙到南京任監察院長,實際上是他的耳目,蔣介石以高姿態歡迎趙到南京任職,為了拉攏趙可以是說絞盡腦汁。    
    對趙戴文給予高規格的禮遇,凡是開會總是讓他坐到前排,與另外一個國民黨元老吳雅暉同坐,吳是蔣介石以老師相稱的人物,將趙與吳並列相坐,自然也是對趙戴文表示以師禮相待。每當開會的時候,蔣介石總是要問一句,這個問題不知道趙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時候,蔣介石怕趙戴文摔倒,還要親自攙扶,直到趙到了平地才放手。蔣介石的尊重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一種表率,南京官場上上下下,無不對趙恭敬。對於蔣介石的「尊重」趙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長的,以「蔣委員長」之尊,對自己如此的關照,不感動那才怪哩!事實也的確如此,趙戴文漸漸改變了對蔣的看法。    
    中原大戰前夕,蔣介石為了勸說閻錫山不要與馮玉祥合作,先後委派了兩名大員前往太原去勸說,但都無功而返。蔣介石決定勞趙的駕,到山西去做工作。    
    蔣介石對趙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圖報,立即前往太原。趙秉文與閻錫山一見面,便指責道:「聽說你想造反,有這事嗎?」閻錫山忙說:「你回來得正好,我們好好商量一下。」趙立即說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委員長率軍北伐已經成功,統一了中國,威信已經建立。他是政府,你們是他的下屬,你要領頭打他,這不是造反嗎?」此時,正好閻錫山的兩個謀士賈景德和薛篤弼來找閻議事,趙拿著枴杖氣勢洶洶地對這兩人說:「聽說就是你們慫恿總司令造反,以後你們再這樣說,我就用枴杖打你們的頭。」他接著說:「委員長正在治理國家大事,全國人民都很厭戰,希望過太平日子,你這樣做,不怕天下蒼生罵你嗎?」聽了趙的一番話,閻錫山開始猶豫起來,最後雖然還是反蔣,但已經推遲了日子,為蔣介石的調兵遣將留出了時間。    
    二是金錢收買。對於地方實力派,蔣介石注意金錢收買。蔣桂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命令韓復矩趁火打劫,但蔣介石很快獲勝,只好罷休。蔣介石獲得勝利後,知道了韓的意圖,但裝作不知,電召韓到武漢與他見面。韓到武漢之後,蔣顯得非常熱情,使韓不安的心平靜下來。    
    蔣介石專門宴請韓復矩夫婦,讓宋美齡作陪。由於韓的夫人是唱戲的出身,在官場受人鄙視。蔣介石如此以上賓相待,使韓十分感動。臨走時,蔣介石還說,你們在北伐中勞苦功高,特地送你10萬元現金,慰勞一下弟兄們。中原大戰結束後,韓復矩率10萬人馬投靠蔣介石。    
    三是虛虛實實,文雅為重。張治中是蔣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國民黨中操守比較好的一個人。蔣介石知道他既不愛財,對地位也沒有特殊的要求,為了讓張忠於自己,蔣介石十分注意度。    
    張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沒有人送禮祝賀了。當張治中40歲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記了,而蔣介石卻委派他的侍衛官送來祝賀生日的一封親筆信,內隊條幅,是蔣介石親自手書的「自強不息」四個大字,另外附6000元支票一張,作為賀禮。張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動。後來他坦陳自己與蔣介石的關係時說:「對那獨夫異樣忠誠。」    
    四是照相留存,籠絡朋黨。蔣介石是靠黃埔軍校起家的,深知維繫校長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的重要,同時,還要保持校長的尊嚴。若送錢物,顯得關係有失身份。他採取了既能讓他與學生的紐帶連接更緊,又不失身份,他經常與他們在會面時合影,贈送照片這種方式,給人「面子」,顯示親疏。這種習慣後來一直保持下來,即使成了最高統治者,也還是要這樣做。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成立了中央訓練團。每期結業,他都要接見受訓人員,與大家合影,每人贈送一張蔣親筆題字的照片。可別小看這張小小的照片,對於受此殊榮者來說,是政治資本,對於蔣介石來說,是維繫嫡系的信物,或者說是「虎符」。    
    評析:    
    小恩小惠,被作貶義詞用,意指小氣。蔣介石在政壇以「小恩小惠」拉攏、收買人心,是一種公關術,其中雖有「詐」的成分,但運用得比較圓熟得體,一是區別對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需求,給不同的禮物,既節約資源,又能達到他的目的。二是重在「情」字,禮物雖然不大,寓意深刻,態度顯得真切,「感情」投資易與受禮者產生「情感」共鳴。三是虛虛實實,比較文雅,雙方都覺得體面,得到「面子」。    
    蔣介石慣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籠絡人心,為其培植死黨對自己的忠心,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服務的。其從本質上作為反動政權的代表,勾心鬥角、爾謔我詐是他的內部壯舉爭的更常用權謀。因而最後落得失敗、眾叛親離,是其必然結局。


術篇第51節 武夫治國(1)

    對最高當權者而言,國事萬千,日理萬機,但未必要事必躬親。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兩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幹部。蔣介石當權時在用人的問題上頗下工夫,煞費苦心,有一套獨特的馭權用人術,其用人原則是,以我劃線,跟我者用;保持距離,親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遠;提防尾大,以「專」制權,等等。他正是依靠這一套馭權用人術,使其網羅的文臣武將們為蔣家王朝賣命。    
    武夫治國,離不開文臣輔佐    
    常言道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國,需要文人張膽。蔣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憑著槍桿子打下天下,但不能僅僅靠槍桿子鞏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蔣介石在奪取最高權位的過程中,就極力網絡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成為最高統治者後,他在提拔重用黃埔軍校門生的同時,注意選用一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治國的能力。    
    蔣介石重用的知識分子不少,若加以歸類,大體上有這樣幾種:    
    一是高級幕僚。這批人員專門為蔣介石寫文告,處理日常事務,負責信息的整理和傳達等,當然也包括出謀劃策。在這一人群中,要數陳佈雷、徐道鄰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陳佈雷,原名訓恩,字彥及,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於一個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過獲取功名的途徑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資聰慧,熟讀經書史籍,學習新學,鄉試有名。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報業。    
    1911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同年途經上海,寄居在《天鐸報》。當時因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結婚請假,請他代理。因展現出舞文弄墨的才華,所以被報社正式聘用為撰述記者。此時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各報因懼怕清廷,多稱起義軍為「逆軍」,但《天鐸報》傾向起義軍,以「革命軍」相稱。陳受命撰寫社論,連日奮筆撰書,以「佈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張揚革命正氣。「佈雷」二字原是高等學堂的同學給他起的外號,因那時他面頰圓滿,大家戲稱他為「麵包孩兒」,由英文的麵包一詞Bread音譯而成,而他的原名卻日漸被人淡忘。他在報社奉職,曾向當時主掌《民立報》的著名革命黨人宋教仁請教,自此兩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鐸報》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對陳佈雷職業選擇和基本政治傾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發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書》,初稿是英文,外交總長王寵惠自南京帶到上海,苦於無人翻譯,難以見報。陳佈雷看了這一文稿後,一揮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鄉在一個中學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趕上同盟會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會。1921年重返報界,在《商報》任職,撰文抨擊北洋軍閥,有人勸他不要過於激烈,以免招惹麻煩。他卻回答道:「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文膽之氣可見一斑。孫中山對《商報》給予很高的評價,雖有幾家報紙都屬黨員辦報,「可是為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遠不及「商報」,「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裡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    
    1926年,在「商報」休刊期間,他與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見蔣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選擇因素外,還有受到蔣介石招攬名士的舉動所感染。早在1926年春,在廣州的邵力子,奉國民黨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請上海報界名流聚會,闡明革命局勢,期望報界為北伐造輿論。蔣介石特意委託邵力子將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轉贈陳佈雷,以示對陳的青睞。陳以記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與蔣介石見面。二人見面如故,蔣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陳佈雷晤談,談北伐,論人心,議政綱政策,頗有點「隆中對」的味道。    
    蔣介石對陳之所以如此熱情,是因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較溫和謙恭的人做他的高級幕僚。他雖然留心物色,苦於乏人。後來他對陳佈雷有所耳聞,頗有好感,此次,陳佈雷來到南昌見面交談,認為陳擔當此任最為合適,於是,極力挽留,並與陳果夫共同介紹陳佈雷加入國民黨。此時,陳雖然還是客人,蔣介石便已開始借用文膽了,他常常要陳佈雷代他寫文章,蔣介石《告黃埔同學書》,就出自於陳佈雷的手筆。此文發表後引起極大的反響。但陳佈雷無意做官,只願意從旁邊幫忙,他以回報社覆命為由,離開南昌。    
    1928年1月,蔣介石邀請陳佈雷返回南京,並有意讓陳出任總部秘書長,但被拒絕。後來,蔣介石提出讓陳自己選擇職務,陳對蔣說:「余之初願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點滴為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此後,陳雖然還是幹了一段時間的記者,鑒於蔣介石苦苦要求,他還是被網羅到蔣介石的門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長,1932年3月,擔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正式成為蔣的幕僚,這一行當一起干到他離開人間。    
    他是個書獃子,為人也比較正直,也許蔣介石看中的就是這一點,所以只讓其負責秘書工作,不讓其擔任實質性領導職務。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應其所願,這正是蔣介石用人的嫻熟之處,當然也包含著詭秘狡詐的一面。這期間,陳佈雷為蔣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寫出來後,為避免留下罵名,陳建議不要以蔣的名義發表,這自然將自己洗脫乾淨了,因為一旦署上蔣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誰寫的。這篇文章最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


術篇第52節 武夫治國(2)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佈雷替蔣介石寫了《告全國同胞書--廬山談話》,內有「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的文字,表達了中國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決心,在全國引起轟動。    
    陳佈雷為人謹慎,也非常熟悉為臣之道,對蔣介石或同僚總是恭敬有加,講話文雅,無「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氣凌人的傲氣。並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稱自己無黨、無派、無系、無權、無勢。他既無多大的權欲,又沒有多大的財欲,與國民黨內一些人貪得無厭、私慾難填,形成鮮明對比,在國民黨內是為數不多的「清官」,蔣介石稱其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這樣一個「完人」,無法支撐住將傾的大廈,悲憤交加。在國民黨統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藥自殺。陳佈雷追隨蔣20餘年始終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國」自勵。他為國民黨統治的日益艱危和種種腐敗狀態憂傷不已,只好仰天長歎,一死了之,成了蔣家王朝的殉葬品,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不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二是專門人才。國民黨統治穩定下來之後,也開始了國家「建設」。但蔣介石手下大都是隨追他在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們中的一些人下馬,棄武從文,不僅大多數人沒有這兩刷子,即使有,他們也不願放下槍桿拿筆桿,因為那時的中國,主要還是靠槍桿子說話,有槍即等於有權有勢。當然,他們的確沒有這樣的條件,行伍出身的軍人,在經濟建設、外交、文化等等領域都是外行。為了彌補專門人才的不足,也為了裝點門面,蔣介石選擇了一批在學術上有造詣、科技上有貢獻的人擔任政府官職,這批人被戲稱為「學者從政」。    
    1935年,蔣介石迫於日本侵略壓力,逐漸改變了在退讓妥協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變化,在政治上注意廣泛地吸收人才。這年10月,蔣介石邀請翁文灝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等人同時被邀請到國民政府任職,一時間不少學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這批學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灝,翁是浙江人,1912年,在比利時獲得理學博士,成為我國地質學領域第一個博士學位獲得者。當時比利時一家報紙報道:「最好的成績被一個矮小的黃種人奪去了!」    
    翁文灝回國後,進入地質研究所,經過長期實地考察,頗有成就。「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指示當時的教育部常務次長錢昌照為他推薦一批人才。幾天後,錢昌照給了他一份名單,其中就有翁文灝。    
    第二年夏天,翁文灝到廬山與蔣介石見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護整個領土的任務,日本帝國主義從東北到華北,亦必由華北進取長江,社會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負責任,因此愈感恐慌。這是當前存亡所面臨的問題,如果政府負起這個艱巨責任,必能取得全國擁護,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這種重大任務,那麼經濟建設等具體工作,得有確定目標,也可容易集中推動。至於政府任職,我並無專長,惟歷年調查礦產,於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蔣介石認真地聽翁的進言,並贊同他的觀點,當時就要翁入閣,但翁表示不願意以學者身份協助政府工作。蔣介石用人,對於那些表示不願意當官的越是重視。翁文灝越是推辭不願意為官,蔣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給他做。1935年10月,翁擔任行政院秘書長,1947年被蔣介石推薦其出任行政院長,在蔣介石的專家內閣中,翁文灝的職位最高。在蔣家王朝垮台前夕,他並沒有追隨蔣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國的光明道路。共產黨既往不咎,對他是尊敬、重視的,他從反動營壘轉向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幫閒文人。蔣介石還把一些有社會聲望的文人,收羅到自己名下,這些人沒有具體的職務,他們以國民參政會成員或各種委員會委員的名義參政議事。他們多半被用來裝飾門面,有時候還利用他們攻擊政敵,尤其是攻擊、謾罵共產黨。葉青就是這類人物,許多反共文章出自於他的手,抗戰時期,在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他是撰寫文章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攻擊共產黨的急先鋒。    
    評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識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識分子鼎力相助。蔣介石深明此理,且在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廣羅人才。既有通才,又有專才。二是唯才是舉,用其所長。比如陳佈雷專長舞文弄墨,且比較溫和謙讓,安排他做私人秘書最合適不過了;翁文灝有技術專長,把這樣的人才引進到政壇安排為高官,可以一舉多得。三是以「誠」相待。「士」者最講究的是「面子」,蔣介石善於籠絡人心,所以一時也贏得一些知識分子對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的確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勁頭。    
    但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反動本質決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陳佈雷之死,翁文灝之離去,在其腐朽,沒落的政權下,再會用人的當權者,也只能落得「樹倒蜈猢猻」的下場。


術篇第53節 道不同才高亦棄之

    以我劃線,道不同才高也要棄之    
    蔣介石舉賢用才有一個基本準則,那就是以我為中心,與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與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與自己不同道,不怎麼用,更不用說重用了。    
    事例:    
    在民國政黨史上,人們一般認為中國青年黨充當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幫兇,是為蔣介石搖旗吶喊的走卒。其實,蔣介石以自己的獨裁利益為尺度,在處理與中國青年黨的關係中,踐行著一條原則,這就是道同則謀,道不同則不相與謀。    
    中國青年黨創建於1923年12月。曾琦在法國巴黎成立這個黨確定的方針是反共反俄。在這個黨創立之初,就積極向國民黨靠攏。1924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青年黨開始走上了反對國民黨的道。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進行「清黨」,曾琦幾次受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無視民意,對日妥協退讓,積極「圍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由於利益目標相近,青年黨與蔣介石有著某些聯繫。西安事變後,迫於全國抗日熱潮的壓力,也為了其國民黨自身的利益,蔣介石決定聯共抗日,經過長期談判,最終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實際上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這與青年黨利害攸關。於是,青年黨負責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後,由曾琦前往廬山,拜見在那時的蔣介石。曾琦向蔣介石獻計獻策,要求蔣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動的抗日,確保軍政領導;加強防共,維持後方秩序」。蔣介石與曾琦兩次會見,第一次會見時,聽了曾的建議後表示:「很好,待細加研究了再談。」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議後,再次約見他交談了很久。在此之後,蔣介石與青年黨的負責人之一的左舜生簽訂了三黨(加上國社黨)聯合「抗日」的換文。    
    1940年,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汪極力拉攏青年黨成員,並以「官職」引誘少數青年黨人參加其「部」內工作。為了發展青年黨的勢力,曾琦從重慶秘密繞道廣東經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見汪精衛,並在上海設立青年黨辦事處,親自領導上海、南京部分青年黨徒進行漢奸活動。日本投降後,青年黨黨員劉東巖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繼續領導青年黨的活動。    
    其實,蔣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參加了汪偽政權,在上海、南京從事漢奸活動,但是,為了反共的共同目標,同時也是為了獲得青年黨對其獨裁統治的支持,蔣介石不僅沒有像對待其他漢奸那樣採取極端的手段予以法辦,也不是像對周佛海那樣暫時的利用,而是繼續讓曾琦擔任國民參政員,同時邀請青年黨參與1946年年底的所謂「制憲國大」,參與1948年初所謂的「行憲國大」,並分配100個名額給青年黨。    
    在選舉副總統的鬧劇中,蔣介石要舉薦孫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黨則不願意舉薦孫科。這是因為青年黨與孫科的關係疏遠,孫科也看不起青年黨。在選舉過程中孫科不給青年黨的面子,連接洽選票的人都不派一個。青年黨感到如果孫科當了副總統,蔣孫一致,對青年黨沒有好處,於是,他們決定支持李宗仁當選,以便利用桂系勢力的地位及其與蔣介石長期爭鬥的矛盾,造成蔣桂之間的新的對立,企求從中漁利。    
    在投票過程中,青年黨為了不過早地暴露企圖,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來張的票全部投程潛。一來各候選人只希望初選過關,取得復選權,以維持一點面子;二來由於趙恆惕為程潛拉選票,而青年黨一些人與趙恆惕的關係不錯,故把票投向了程潛。第二次投票,青年黨仍沒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數不至於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第三次投票,青年黨把選票全部投給了李宗仁。於是,李宗仁以壓倒的多數取得了副總統的職位。    
    青年黨助李宗仁當選,討好了李宗仁,卻觸怒了蔣介石。據蔣介石的近臣說,蔣介石為此事拍案大怒,大罵青年黨「不識抬舉」,非「教訓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來給青年黨的一個經濟部、兩個行政院政務委員。正在這個節骨眼裡,曾琦因為牙病住院。醫生認為他的這個牙病在國內似乎沒有治好的希望,建議他到美國去治療。蔣介石得知消息後,以此事為借口,給了曾琦兩萬元美金,讓曾琦出國,一方面治病,一方面遊歷歐美,進行所謂環球外交。既表示對曾琦的關懷,又達到把與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擠掉的目的。    
    評析:    
    蔣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為了達到維護其獨裁統治的目的,在選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舉,廣羅知識分子的一面,還有以我劃線,「忠」我、從我者重用,不從我者輕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這是他用人的主導面,是其階級本質所決定的,同時也由其心胸狹窄的性格使然。    
    蔣介石對待青年黨負責人的態度,要作具體分析。青年黨靠攏已投降日本的大漢奸汪精衛,喪失民族氣節,不僅不應使用,而應予以懲處。然而,蔣介石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戰勝利後,不作任何處理,而且還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義。青年黨在選舉副總統中玩弄權術,在蔣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應得。


術篇第54節 「內臣」還是用自家人為好(1)

    「內臣」是指帝王統治時,宮內所使用的官員、太監、護衛官長,還可以轉義為,權貴們的管家、侍衛之類的貼身人員。封建君王使用內臣,一般都比較講究,必須絕對地忠心,唯命是從,而且還能守口如瓶,嚴守皇室的隱秘。其他權謀家對僕人的要求也大體上如此。一是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選用內臣、貼身之人時,首要的條件是是否可靠。在這方面最為可靠的可能是親戚,哪怕是一點沾親帶故的也行。因為在他們看來,有血緣關係的人與主人之間有著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害關係,會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們是這樣想、這樣看的。我們這裡借用「內臣」一詞,是指蔣介石的貼身人員。蔣介石注重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絡。在使用內臣方面也是這樣。可以說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腦子裡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們常說的「寶貴不忘鄉親」的人際關係準則。當他得勢後,竭力從自己家鄉溪口選拔任用自己的親戚、近鄰,將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邊,擔任內勤工作。    
    事例:    
    在蔣介石的侍衛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賢東的侄孫,王賢東是蔣家玉泰鹽鋪的賬戶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這個店工作達20多年。他家有個堂妹王采玉,年輕守寡,在葛竹村庵帶髮修行。蔣介石父親蔣肇聰的第二個妻子病故後,經王賢東的說媒,王采玉還俗再嫁,成為蔣肇聰為繼室,她就是蔣介石的生身母親。    
    王賢東年老回鄉後,由王世和的繼父王良鶴繼任玉泰鹽鋪的管賬先生。王家不僅是蔣家的親戚,而且是至交,有幾十年、幾代人的關係。對王家人,蔣介石是非常信任的。當蔣介石南下廣東的時候,王良鶴托王采玉請求蔣介石帶其繼子世和去廣東從軍。對王良鶴的這一請求,蔣介石答應幫助,但要對王世和作一番考察。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鹹貨店當秤手。蔣介石當面看他的舉止如何,叫他送一籃鹹貨來。王世和送貨到豐鎬房,蔣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頂子上。王因個子矮小,取凳墊掛上,隨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腳印,把凳放回原處。蔣經過觀察,認為他做事小心,就答應把王世和帶到廣東去。開始隨蔣任勤務兵,黃埔軍校招生時,批准他為第一期軍校學生。在王世和軍校畢業後,蔣介石沒有讓他到部隊去帶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邊,幫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務,1939年王世和擔任蔣介石的侍衛大隊長。    
    王世和是一個賭徒,常常誤時不到,曾兩次被蔣介石革職閒置起來;照樣拿軍餉,一遇機會,又將其起用。1944年在蔣介石的黃埔系中的得意門生俞濟時接任七十四軍軍長時,調王世和到這個軍任副軍長,隨後到陸軍大學將官班深造。抗戰勝利後,王世和在溪口開設王泰錢莊,初聘他人為經理,後自己兼任。    
    在身邊做事的親戚,雖然經常接觸最高當權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別人一個個陞官,自己10來年裡還是侍衛,他們心裡總是不太安心。不過,蔣介石對這批人當然有其籠絡的辦法,那就是在經濟上,對身邊人非法斂財,爭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追究,不堵財路,讓其發財,但不讓他們在政治上處於顯赫位置。    
    身邊的人,往往承擔傳遞信息、保衛安全的職責,雖然官職低下,但在別人眼裡即使在高官眼裡,他們雖位低卻言不輕,不敢小視,各地的高官總是想方設法同他們套近乎,到時候想陞官發財,或想辦其他什麼要事的,好讓他們幫助在蔣委員長面前美言幾句。因為當時,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見蔣介石,必須通過侍衛進行安排,如果不給這些人好處,他就會用各種借口擋駕,使你吃閉門羹。另外,當時全國各地的情況匯報多如牛毛,好的匯報當然希望蔣委員長盡快面閱,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書的人,堅決不給你呈送,你也無法。如果得罪了這幫人,他們專門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員長匯報,長此下去,自然就會在蔣介石心中留下惡劣印象,這勢必影響自己的前程。    
    正是因為侍衛位低而權重的特點,在過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設法地巴結侍衛、太監,給他們送錢送物,那當然還有送美女的。為的是想瞭解皇帝的活動,以便從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數,超前準備,以防不測。這樣,在侍衛、內臣的崗位上奉職,貪污受賄的機會就比較多。    
    在蔣記王朝,雖然名曰民國,實行獨裁統治,其實際情況與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後,對自己的生活小節要求比較嚴格,已經同過去生活上的劣跡告別,平時的生活也比較簡樸,至少給人以這種印象。對於官員的貪污,若知道了處罰還是很厲害的,但對於身邊謀事之人的貪污受賄行為,則往往是責罵而已,不給真的懲罰。    
    王世和擔任蔣介石的侍衛隊長多年,官雖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錢卻是撈得不少。1928年,蔣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以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著總司令侍衛長的名義濫借鈔票,買房納妾,大辦酒席,搞得當地人怨聲載道。後來蔣介石從日本回來,家鄉人群起告狀,蔣介石十分氣憤,把王世和叫來,拳打腳踢,狠狠地教訓了王世和一頓。但打歸打,還是沒有把他趕走。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的侍衛長蔣孝先被打死,還是讓王世和擔任侍衛長。


術篇第55節 「內臣」還是用自家人為好(2)

    蔣介石還有一個侍衛名叫蔣富壽,是蔣氏大家族的人,為蔣介石工作多年,聚斂了不少錢財。在家鄉建了一幢豪華的樓房,蔣介石回溪口發現後,問蔣富壽,「這是誰家的房子」,蔣富壽不敢隱瞞,回答說:「是我的」。蔣介石知道憑借他的薪水是蓋不起這樣的房子的,便問:「你造樓房的錢是從哪裡來的?」蔣富壽一聽慌了手腳,急忙看著在場的宋美齡,宋為他圓場說:「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齡並不知道房子的造價,蔣介石問借多少錢,宋回答的500元,而這房子至少要5萬大洋。蔣介石一看謊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當著宋美齡的面發火,只好在事後自我嘲笑說:「看來自家人難用啊!」    
    這是說的幾個對蔣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爭氣,利用職務之便聚斂財富的內臣。這對於蔣介石來說,誤不了大事。在保證安全、嚴守機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蔣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辦事能幹,對他器重,任用其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組建國民黨空軍,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經過他的手,但正是這個親戚的不軌行為,使得蔣非常難堪。1949年,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已成定局,害怕美國會凍結其在美國的財產,就讓他到美國以私人名義將2000萬美元存起來,這樣美國在凍結國民黨政府的財產時,就能夠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務後,將2000萬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義存起來,等要錢的時候,毛起了私心,不認這一筆賬。蔣介石非常惱火,在派遣特使討要這筆巨款未果的情況下,在美國起訴毛邦初,毛邦初後來逃到墨西哥,2000萬元被他捲走。由此說來,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評析:    
    蔣介石的「『內臣』還是用自家人為好」的用人準則,是腐朽、沒落的用人之道,與他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絡有直接聯繫。另外他這樣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環境影響。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慮,更從自身安全著想。在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敵我無常,許多顯赫一時的人物,在戰場上能打敗對手,卻被對手所僱傭的殺手殺害。當時的軍閥頭目,都有自己的衛隊,這些衛隊的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親信的人。例如馮玉祥有槍旅,劉湘有高級衛隊,劉湘的衛隊全部是由劉姓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過的人,才有可能在長官危急關頭,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自己的主人。蔣介石當政,成了眾矢之的,何況他自己也搞過暗殺他人的勾當,對其重要性的認識更深了。因此,其衛隊大部分都是自己家鄉人,其領隊又都是自己的親戚。蔣介石對衛隊士兵的挑選,往往是親自過問。由自己點名,加以詢問,詢問的內容很詳細。    
    重用自家人,把選人用人局限在狹小範圍,有種種弊端。蔣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準則並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緣、親情的關係論親疏,搞圈中之圈,其實質是結黨營私;而在對待犯錯誤甚至犯法的人的問題上,對於充任「內臣」的親戚網開一面,搞雙重標準,危害極大。一方面,因處罰的不公會影響法律規制的權威性,也會影響他蔣某的權威;另一方面對親戚、內臣的問題姑息放縱,不僅不利於其改正,而且還會使其膽子越試越大,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術篇第56節 舉賢圈外人,圈內平衡難

    對於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權謀家來說,在權術運作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兩難選擇,而舉賢用能,與力量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屬於這類的選擇。成就事業,應唯賢是舉,不論親疏,不計恩怨;然而,權謀家想成就大事業,想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還必須有山頭,結圈子,結黨以營私,這就必然在情感上內外有異,用人上內外有別,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無限可分性,圈內有圈,爭鬥也是死去活來,在圈內與借用的圈外勢力之間,在圈內這個圈子與那個圈子之間的矛盾需要平衡;舉賢用能與維繫平衡是一種兩難選擇。    
    事例:    
    蔣介石在權力角逐場,可以說玩平衡術還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與魚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難的事。重用楊永泰所引起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楊永泰,1885年,出生於廣東高州府茂名縣,幼年父母雙亡,由伯父收養。12歲對縣應考,以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科學制度廢除,新式學校興起後,嗣母把他送到廣州求學。在廣州不僅受到西方新學的熏陶,而且還受到革命新風的洗禮。在他所求學的學校被解散後,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是當時該系「四傑」之一。    
    1912年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國政壇黨派林立,這為楊永泰提供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的機會,他投身於黨派競選政治的漩渦中,成為活躍的分子之一,先後當選為廣東省議會議員、國會議員。    
    袁世凱攫取革命果實,復辟稱帝時,他投身於反袁護國的鬥爭行列。1917年北洋軍閥頭目馮國璋代總統,非法解散國會後,他又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護法失敗後,他革命情緒低落,但參政熱情不減,在廣東擔任省財政廳長、廣東省長等職,並參與組織政學會,這個小派別後來發展為政學系。後來東渡日本,在那裡接受新的知識、國外的經驗,探討中國建設和改良問題,草擬了不少計劃、方案,還撰寫了《中國民主政治》一書。    
    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後,楊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夠在蔣介石領導的政治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華,但由於他在所謂議會政治活動期間,長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內活動,與蔣介石沒有什麼可以掛上鉤的人事關係。無巧不成書,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羅種類人才。政治利益就這樣把兩個南轅北轍的人物聯繫起來。    
    一段時間,雖然楊永泰淡出政壇,由於他是位有相當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儘管楊與蔣介石並不相識,但他的名聲蔣介石耳有所聞。    
    政治聯姻,如同兒女間婚姻一樣,需要媒人牽線。這個牽線人就是黃郛。黃郛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外交總長,深受蔣介石的信任,但此時他與馮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當他向蔣介石提出此意向時,蔣問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職。黃對蔣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吾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聽黃郛所言,蔣介石對楊的興趣很濃,立即約見。楊永泰與蔣介石見面後,胸有成竹,談起天下大勢,條理清楚,視野開闊,很多見解頗合蔣介石的胃口,蔣真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立即邀請楊擔任重要官職。熟悉權術之道的楊永泰已揣摩到蔣介石的用人心態,以退為進,表示不願為官,聲稱中國問題太過於複雜,國民黨內派系複雜,只願意以在野之身,為蔣介石盡力。楊的如此回答,使蔣介石更是堅定了請楊出山的決心。蔣介石自喻為劉備,將楊比成諸葛亮。做出當年劉備三請諸葛亮出山輔政的姿態,苦苦相勸。    
    楊永泰看到演戲成功,見好即收,雖然顧及黃郛的利益謝絕出任外長,但應允蔣介石的邀請,擔任起幕僚長之職。蔣介石起初對楊以賓師之禮相待,事無鉅細,必與之商量而後行之。蔣介石得了楊永泰這個「奇才」,有了一個得力助手;楊皈依蔣介石,也有所獲,從此楊開始進入政治生涯權傾一時的巔峰期。作為蔣介石的重要閣僚,是智囊團的首席智囊。楊永泰給蔣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獻之策對蔣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    
    首先,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獻策。從1931年起,蔣介石先後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行三次「圍剿」,均被毛澤東領導的根據地軍民所粉碎。1932年,隨蔣到江西行營任行營秘書長的楊永泰在蔣介石發動新的「圍剿」時,向蔣獻了很多計策。在政治上,教育國民黨軍政官員,「剿匪」不能專靠軍事,還要進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蔣介石建議發起「新生活運動」,想通過這些從政治上孤立工農紅軍。    
    其次,為蔣介石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獻策。在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萬里長征,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新的建議:借追「剿」紅軍之機,蔣介石入川,制服四川軍閥劉湘。蔣介石採納了楊的建議。當紅軍入川,川軍告急時,與劉湘協議,組織督軍團,使國民黨勢力開始深入四川,並於1935年在重慶設立行營,楊永泰以秘書長身份坐鎮行營,協助劉湘處理地方事務。    
    然而,正是這個被蔣介石重用、權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從自己的政治巔峰跌了下來。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胖」。這個理適用於官場。在南昌行營期間,楊永泰負責處理蔣的事務,不分鉅細,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他先行過目;軍政要人來南昌見蔣,也須楊批准。他紅得有些發紫,遭到一些要員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蔣家王朝「家裡人」自居的CC派的妒忌。他們在蔣介石面前挑唆蔣介石與楊永泰的關係,而楊永泰是一個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撥蔣與楊的關係,他越是借用一切場合和機會表達對蔣的忠心。比如說,蔣介石對在「圍剿」紅軍中打了敗仗的將領常欲處之以極刑,下了「手令」,楊私自將「手令」扣下。但受處罰者並不領情,以為自己遭禍是楊向蔣進言所致。楊永泰的秘書為替楊辯白,出示了蔣的「手令」,楊嚴厲訓斥秘書,說,「蔣是委員長,威望不可損傷,我作為幕僚長,應代之受過」。    
    楊的忠心,蔣是心領神會;對於這樣的「奇才」愛不釋手。可是圈內圈外要平衡啦!如果為了一個政客,而招致眾多親信的不滿,有些不合算。為了緩和矛盾,1934年把楊調離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兩年以後,楊永泰在漢口被刺客槍殺。    
    楊永泰被刺案發生,引起強烈的政治地震。蔣介石也責令抓捕、查辦兇手。然而,這案子只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儘管蔣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勢力所為,但找了一個替死鬼,草草收場作罷。蔣實際上默認了CC派排擠異己的行為。    
    評析:    
    舉賢圈外人,圈內難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幫結派,立嫡系,搞親疏,這就人為地設置了用人禁區。因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對本集團有利,也會遭到圈內人的反對。    
    儘管蔣介石啟用楊永泰,受益匪淺,但是在涉及到圈內圈外的利害關係時,權衡利弊,平衡關係,最終還是以疏遠楊永泰為結局,而楊離開蔣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殺,即使蔣介石知道是誰殺害了他,也予以默認。蔣為什麼會這樣?原因複雜,正史野史有諸多版本,說法各異,對此事是大相逕庭。其實,說來也簡單,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楊永泰自不量力,在蔣記王朝內想自立門戶,他與熊式輝等人交往過密,被人稱為「新政學系」,這是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儘管蔣介石竭力維繫圈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平衡,這種權術的動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當一種平衡的舉動帶來新的不平衡,而這種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動搖他的統治地位的基礎時,那他就會捨末護本,因此,在CC系與楊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CC系傾斜,「打虎還需親兄弟」,何況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楊案」與其說是楊永泰的政治悲劇,倒不如說是蔣介石用人之術所造成的悲劇。


術篇第57節 嫡系也要嚴加提防(1)

    性多疑,即使嫡系也要嚴加提防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然而,蔣介石的用人、馭臣術卻不然,他用人必疑,疑人可用,用人必防,即使是自己的親信,圈內的勢力,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對他們的提防在某種程度上勝過於對自己政敵的提防。    
    事例:    
    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CC派系,是鐵桿「保蔣派」,蔣介石對他們也嚴加防範。    
    陳其美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引路人,又是把兄弟,蔣介石對他非常感激。陳其美遇害後,蔣介石冒著很大風險,將陳其美屍體安葬。陳死後,蔣與陳家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繫,陳的兩個侄兒,後來追隨蔣介石從政,身居高位,是構成「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一大家族,控制著蔣家王朝的黨的系統。    
    陳果夫,浙江吳興人,生於1892年,早年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陳立夫,生於1900年,是陳果夫的弟弟,畢業於北洋大學,後來到美國留學,獲得碩士學位。    
    蔣、陳兩家的歷史淵源,使兩家關係密切。這除了陳其美的關係紐帶外,蔣介石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與陳果夫是合作者。後來,蔣介石忙於公務,無暇顧及家事。兒子蔣經國在上海讀書的時候,經常找陳果夫要錢,而陳立夫在美國留學,是由蔣介石提供的學費,稱蔣介石為蔣三伯伯。1924年,陳果夫應蔣介石邀請去廣州,1925年,陳立夫也去了廣州,蔣介石時任黃埔軍校校長,安排陳立夫為軍校辦公室機要秘書,此後,陳氏二兄弟長期在蔣介石左右,參與機密活動。    
    1926年,陳果夫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理部長,這是陳氏兄弟控制國民黨的開始。    
    在國民黨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指派陳果夫指定各省市的黨部負責人,全面培訓國民黨的黨政幹部,由於陳做事幹練,且對蔣介石忠心耿耿,這一工作做得很有成效,為蔣介石控制國民黨奠定了組織基礎。    
    1927年年底,蔣介石第一次下台後,南京中央政府被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所控制,為了排擠陳氏兄弟的勢力,組織了所謂「中央特別委員會」。針對桂系此舉,陳果夫組織了「中央俱樂部」,與桂系抗衡。桂系下台後,中央俱樂部控制了國民黨,因其英文名字的兩個單詞是「C」字母開頭,陳的這個組織被稱為CC系。    
    陳氏兄弟把持著國民黨的組織系統,不僅各地方黨部在他們直接操縱下,而且CC的觸角伸向更大範圍,逐漸延伸到國民黨最基層的組織中去了,到1937年的時候,國民黨的組織系統幾乎全部被陳氏兄弟的CC系所控制。    
    CC系是蔣介石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它們的基本任務就是把蔣介石捧上國民黨領袖寶座,對國民黨內其他挑戰者,如汪精衛、胡漢民等,極力誹謗、孤立、使之不能與蔣介石對抗。另外,CC系還充當消滅共產黨和人民民主運動的馬前卒,是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堅定維護者。    
    由於歷史原因,加上二陳確實為蔣介石辦了很多事情,蔣介石對二陳非常重視。但也許是由於二陳太能幹了,更由於陳的CC系的勢力坐大,使蔣介石有一種功高震主的感覺。「後院起火」對於蔣介石來說那是可怕的,必須防患於未然。生性多疑的蔣介石時刻提防此事,逐漸對二陳勢力有所控制。他利用戴笠的軍統抑制二陳,在二陳與戴笠的鬥爭中,蔣介石是一直是明裡暗裡支持軍統勢力。對此陳氏兄弟尚未覺察,或者是有所覺察,但沒有當一回事,還是竭力對外擴張自己的CC系勢力,這樣蔣介石決定給點顏色二陳看看。    
    1935年,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CC系完全控制了選舉,陳立夫的選票居然比蔣介石的票還要多4票,這讓蔣介石很有些尷尬,陳立夫心中害怕,急忙到黑板前抹去一個正字,自己的得票比蔣介石少一票。這些不正常的舉動那裡能逃過蔣介石的眼睛。不久,二陳就感受到蔣介石的威脅,但他們依仗與蔣介石的歷史關係,還不以為然,直到聽說蔣介石要把弟兄倆抓起來的時候,才感到事態嚴重。    
    他們只好找人從中疏通關係,可是此時沒有人敢摻和,人們深知蔣介石的秉性,搞得不好可能把自己也搭了進去。二陳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只好找救兵了,兄弟倆請陳其美的夫人出面,向蔣介石哭訴說:「我的兒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兒子,他多大的膽子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讓英士絕後嗎?」蔣介石本來就沒有打算把二陳置於死地,只不過是要借此辦法對二陳發出警告。於是順水推舟,給了陳其美夫人一個順水人情,即表示不予追究。被蔣介石嚇出一身冷汗的二陳,在得到蔣介石的保證後,才敢從養「病」之地,重新返回京都,對蔣介石表現出更大的忠誠。此後,蔣介石也沒有找二陳的麻煩,但卻對二陳也就不太信任了。


術篇第58節 嫡系也要嚴加提防(2)

    抗戰開始,蔣經國由蘇聯回國後,在江西「鍛煉」了一陣子,經過「洗腦」,蔣介石看到自己的兒子「可教」,隨之在內心確定了讓兒子接班的計劃。後來,又交給一些任務,由他到各地處理,熟悉掌權要旨,聯絡感情。要讓兒子接班,就得讓兒子訓練屬於自己的幹部隊伍,而到一個大學任職,是訓練自己的幹部隊伍的有效途徑。於是,他想讓兒子到政治大學當教育長,以訓練自己的人馬。但萬萬沒有想到,這一計劃遭到二陳的阻攔。    
    中央政治大學本是二陳的地盤,如果蔣經國插足,肯定將成為蔣經國的地方了,在CC系日漸勢衰的情況下,二陳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要爭一爭了。    
    由於二陳長期經營,在中央政治大學有一幫鐵桿,這幫人為了阻撓蔣經國進入中央政治大學舉行了罷課、遊行示威,在學校裡貼上標語,公開反對蔣經國入校。    
    蔣介石又驚又氣,但為了保持兒子的顏面,急忙否認蔣經國到政治大學的消息。二陳成功地阻止了「太子」染指,但卻在蔣介石和蔣經國心中留下了陰影,由於當時國民黨被打得招架不住,蔣介石沒有精力來處理二陳,這筆賬到了1950年,他敗逃台灣稍有喘息後,便清算二陳了。    
    蔣介石到台灣後,對黨政軍的控制比在大陸的統治還要嚴,二陳與蔣經國結下了仇怨,感到惶惶不可終日。陳立夫甚至要主動承擔國民黨戰敗的錯誤,結果遭到蔣介石的冷嘲熱諷。    
    同年7月,蔣介石宣佈了國民黨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員會」裡沒有二陳的名字,「評議委員會」裡有陳果夫,但沒有陳立夫。這是蔣介石耍的手腕,因為陳立夫年輕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陳果夫當時已經病得臥床不起了,蔣介石卻偏要他擔任委員。眼看大勢已去,陳立夫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好借口到美國。臨行前,蔣介石親自送給他5萬美金,言談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齡送了陳立夫一本《聖經》,說:「你過去擔負這麼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裡有一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唸唸,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安慰。」陳立夫聽了這話,悲慘地看了蔣介石的肖像一眼說:「夫人,那個活著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嗎?」至此之後,陳果夫病死,而陳立夫客居美國,在那裡以養雞為生。名噪一時的CC系煙消雲散。    
    評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是領導者幾乎是約定俗成的用人準則。然而,蔣介石卻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這種近似怪異的用人準則,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個權謀家,以「詐」從政,通過一個又一個的陰謀手段,擴張勢力,攫取權位。他擔心別人傚法此術,奪取他的權力。通常情況下,自己有不軌行為,也勢必後認為他人也會有同樣的企圖與行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況且,他的手下,並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蔣介石心胸狹窄,本性多疑。第三,惡劣的政治生態。自袁世凱攫取國家政權之日起,中國的政治運作機制是以「權術」為主導的,以「詐」從政,槍多勢眾加上「詐術」高明,便可以得勢、成王,反之,落敗喪權,甚至掉腦袋。蔣介石這樣的權謀家主政後,此病態政治非但未改變,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壇博弈,養成「睡覺也要睜一隻跟」的自衛能力。種種因素的影響,使他對任何人都是留著兩手,如果說絕一點,除了兩個兒子外,蔣某人沒有完全信任的人。    
    陳果夫、陳立夫是蔣介石的親信,很多陰謀他們都參與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驅使。為了搞倒共同的敵手,採取種種陰險、毒辣的手段,他們都知道對方的德行。二陳勢力由崛起到衰亡,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其得勢在於蔣介石的信任與呵護,而其衰亡也是由於蔣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難仔細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條那就是,奪取和鞏固最高權力,是蔣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從這個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嚴加防範,這是蔣介石的用人準則之一。二陳的政治命運也擺脫不了這一準則的支配。


術篇第59節 怪異的「將將」之術

    蔣介石的用人之術常常是很怪異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時必監控,對文臣這樣,對在戰場上拚殺的將領更是如此。當然具體手段不一樣。控制武將,他的招術主要是,感情籠絡加上強力監控。這兩者的結合,十分怪異。    
    事例:    
    蔣介石收買拉攏人有一套,有物質引誘,更注重感情投資,讓人覺得蔣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類的話,僅是對自己所說,因此,總有一種崇高的信任感,激動興奮不已,會有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衝動。    
    然而,他們哪裡又知道正是對他說些甜言蜜語時的蔣某人,心裡在盤算什麼。其實,他的感人之言,只不過是逢場作戲。他一方面重視感情籠絡,另一方面,卻要對你進行監視,甚至把你的家屬扣為人質,如果不聽他的話,那你的「後方」難保。正是因為蔣介石把這兩手結合,交替使用的怪異的「將將」術,使得許多國民黨將領在死心塌地地為蔣介石賣命的時候,卻還落了個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蔣介石用此術「將」杜聿明一例,可以讓我們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陝西米脂縣人,1924年6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這時他才19歲。1925年畢業後,被分配到教導團做見習軍需,後來參加了東征、北伐,逐漸由連長提到代理師長。他是黃埔系中的一員虎將,也是蔣介石十分器重的學生,1937年,蔣介石把中國第一隻裝甲部隊交給了他。1938年擔任軍長。1942年,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正式成立,蔣介石任命他為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率兩個軍遠征緬甸,作戰英勇,但由於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這次遠征損失慘重,而杜聿明此時名氣傳遍海內外。    
    抗戰勝利,將軍本應享受和平。然而,蔣介石發動內戰,杜聿明同其他國民黨將領一樣,奔赴了新的戰場。他被派往東北,與共產黨的軍隊作戰。到了1948年,國民黨在東北的失敗已經初露端倪,1949年遼沈大決戰,蔣家軍慘敗,蔣介石被迫放棄東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經被蔣介石調到中原,擔任徐州「剿匪」總部中將副總司令,後又兼任鄭州指揮部主任,參與指揮在淮海的國民黨軍隊同中共軍隊大決戰。    
    淮海之戰,是蔣家王朝的生死之戰。如果淮海之役戰敗,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軍很快就會渡江,直搗南京蔣介石的老巢,其嚴重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蔣介石將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後的具有決定性的戰役,他將最精銳的部隊投入到淮海戰役中。    
    杜聿明軍功顯赫,而且沒有任何背叛蔣介石的跡象,深得蔣的信任,因此,蔣介石把指揮這一大決戰的重任交給了杜聿明。然而信任歸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會少。特別是在此危重關頭,他的一些愛將,或在戰敗情況下,不「殺身成仁」,或者戰場投降,起義的也有。他還能信得過誰呢?他一方面搞戰前感情投資,非常沉痛地對杜聿明說:「這一會戰是生死之戰,師生前途,在此一戰。」最後他激勵杜聿明說:「你放下槍,我脫軍裝。」杜聿明本來就是有幾分血性的漢子,他看到校長如此信任自己,當即表明與共產黨拼到底的決心。    
    蔣介石剛把杜聿送出門,這邊就開始打杜聿明家屬的主意了。    
    他要將杜聿明的家屬扣為人質,當時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蔣介石下來一道手諭,下令曹秀清務必帶著子女和婆婆,搭乘飛機去台灣,並表示保證負責他們全家的生活費和子女的學費。蔣介石的這一目的,杜聿明也會心裡明白,這一著比「破釜沉舟」之術,還要厲害,歷史上的「破釜沉舟」並沒有危及家屬子女,而蔣介石這是絕人其後的毒招,他已沒有退路了,只得與人民解放軍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國民黨軍隊陷入了滅頂之災,11月22日,第七兵團被殲滅,黃伯滔被打死;24日,第十二兵團被圍,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團也被包圍,華東野戰軍司令致書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絕,1949年1月,杜部被全殲,杜聿明被俘。    
    按照蔣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門生能夠成功,若不能成功也應「殺身成仁」。杜聿明也確實有此念頭,以了卻自己的生命報答蔣介石厚愛之恩。由於副官奪走了他的手槍,未能如願,卻成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    
    蔣介石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蔣介石自己都無回天之術,何況一名戰將呢!杜雖然成了俘虜,他的親屬卻也沒有躲過這一劫,他們在台灣的日子可是夠難的了。蔣介石根本不兌現其諾言。生活難以維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將軍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兒子絕望而自殺。小兒子被迫輟學,開出租車。只有大女兒情況好一些,早年到美國留學,與楊振寧結婚。這次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杜家命運。1957年,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獎,楊振寧成為華人的驕傲,蔣介石對杜家也重視起來。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齡要見曹秀清,見面後說道:「恭喜你女婿楊振寧博士獲得了諾貝爾獎,你應該去美國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見女兒女婿的。」宋美齡問:「你去美國怎麼和楊振寧說?」曹秀清回答說:「我不知道。」宋美齡當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國後,能夠將楊振寧帶回台灣。    
    曹秀清去美國,想帶一個兒子去,被台灣當局拒絕,而且必須有兩個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聯保,才能到美國。雖然淮海戰役早已煙消雲散,但杜聿明在大陸,曹女士還肩負著帶女婿回台灣為蔣介石長臉的「重任」,台灣是不會輕易放走這個人質的。    
    相比在台灣的家屬,杜聿明在大陸的日子就好過些,坐了10年牢後,他已經於1959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曹秀清於1963年回國,與杜聿明團聚,杜聿明還當上了全國人大人民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這不用說與蔣介石對被捕共產黨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與蔣介石對待他的愛將相比,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了。    
    評析:    
    蔣介石怪異的「將將」術源自於他的兩大慾望,一是領袖慾,二是「疑心」欲,他對任何人都要懷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後一種怪異之欲是前一種「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屬下不忠於他這個「領袖」,作出有負於他這個領袖的事情,所以懷疑加防範。因此,對統軍的將領們使用感情籠絡加強力控制的權術。    
    從他對待愛將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陰險、狠毒、狡詐,無詐、無毒非蔣介石也。他想用這一套來控制將領,驅使他們為蔣家王朝賣命,這只是他自己的願望,事實上,此種卑劣術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嚴重地傷害了將領們的自尊心,損害了蔣介石有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戰鬥力。蔣介石之所以誰都不能信任,是因為他所從事的事業違背民心,違背潮流,人心喪失。是由其反動本質所決定的。


術篇第60節 「恩師」之嫌

    「恩師」也不能犯挑戰獨裁之嫌    
    蔣介石培植嫡系也罷,網羅人才也罷,對圈內人恩威並用也罷,根本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維護其獨裁統治。誰膽敢挑戰獨裁,或被認為是挑戰獨裁,那等於犯了天條,即使是寵臣也難逃厄運。    
    事例:    
    蔣介石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薄情薄義的權謀家。他的寵臣張靜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軌跡,顯示了他的兩面政治秉性。    
    張靜江,浙江吳興人,1877年9月出生於一個富商家。後因其父捐款,為他謀得一官職,1902年,隨清王朝駐法國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館商務隨員。在巴黎瞭解了市場行情,做起出口生意來,往返於巴黎與上海之間,發財不少,成為富商。在他的財富增長的同時,革命思想也在生長。    
    1905年,張靜江乘輪船赴法國,在船上巧遇孫中山。兩人見面如故。張靜江開門見山地對孫中山說:「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其欲為君之助,君如需,請隨時電知,余當悉力以應。」1906年,他在回國途中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靜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孫中山對這位曾以萬貫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譽之為「革命聖人」,並親題「丹心俠骨」四字相贈。    
    然而,正是這位鐵了心追隨孫中山的富賈,卻在孫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轉而支持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了他後半生的旅途。    
    張靜江與蔣介石交往甚密。他們在革命年代,不僅以不同的方式參加革命,而且,張靜江有恩於蔣介石,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生意蝕本時,他曾予以幫助,併合伙賺錢;在蔣介石因不能忍受粵軍派系排擠,棄職回滬時,張靜江給以指點、規勸,並出謀劃策。蔣介石非常感激,稱讚張靜江能「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對其常懷「敬憚之心」,並將其視為僅次於孫中山的「良師」;孫中山蒙難,蔣介石應孫中山召喚赴難廣州相助之時,特致函張靜江,將自己的後事和兩個兒子托付給張。    
    1926年,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極度孤立。張靜江聞訊後,「不辭道遠,剋日南行」,希望能在這場突發事變中,為蔣介石獻策出力。蔣介石轉危為安後,挑起所謂「整理黨務案」的紛爭,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蔣介石集黨政軍權於一身,此時獲得政治暴利的蔣介石也送給「恩師」一份厚禮,把自己搶來的「中央黨務委員會主席」一職,讓給張靜江代理。張十分賣力地反共、反革命。後來,陳果夫回顧這段反共的歷史時說:「靜江先生代理中央黨務會議主席的時間雖不久,但是清黨的基礎由此奠立。」    
    正因為張靜江有一段「光榮」的歷史,又有恩於蔣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無人,把國民黨後起之秀看成晚輩,甚至我行我素,獨權、攬權,給人一種挑戰蔣家「獨裁」的感覺,這就犯了蔣介石的大忌。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另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蔣推舉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調張靜江為浙江省主席,這本是對張的警告,可他還不醒悟,又要爭在國民黨五院任職,又遭失敗。後來,蔣介石感到過意不去,給張靜江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一職。隨後又成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由宋子文任主任,張的那個委員長成了空招牌。    
    這時,張靜江仍執迷不悟,接著又做了幾件得罪蔣介石的事情。    
    一是與「四大家族」爭利。張靜江擔任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企圖將當時的工礦、交通、運輸、電氣納入自己的圈子。而「四大家族」是當時崛起的新興權貴集團,與張靜江存在利益衝突。「四大家族」壟斷黨政軍大權,張很難對抗,只好將自己手中掌握的產業,與「四大家族」鬥法。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間,飛揚跋扈,侵犯了蔣介石的權威。1928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間,與蔣介石為代表的新興權力集團發生了多次衝突。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蔣介石信賴的人也難以共事。朱家驊是蔣介石信賴的後起之秀,張靜江也推薦朱家驊任浙江民政廳長,但張後來處處為難朱家驊。甚至不經蔣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職務,這是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四是在修築浙江鐵路問題上與蔣介石存在分歧,未請示蔣的同意,自作主張,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謀劃。因此,蔣介石認為張靜江不顧大局。    
    張靜江之所以敢冒挑戰蔣介石獨裁之嫌,說到底還是認為蔣介石與他是老關係,蔣介石不會把他怎麼樣。蔣多次警告,不聽規勸,犯了大忌。在蔣介石心裡,必須保持最高權威,不管是誰,不論過去與自己是什麼樣的有關係,只要膽敢挑戰他的權威,都必須予以懲罰。專權的蔣介石是絕對不能容忍別人挑戰他的權威的。    
    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張靜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改為中央監察委員,這是一個閒職。即使這樣一個閒職,蔣介石也不讓他當到底,1930年,由戴季陶出面,暗示張靜江辭職,張聽出話音後,以威脅的口吻說:「我偏不辭職,叫他免我的職就是了。」蔣介石準備徹底拋棄這位「恩師」了。等張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想在陳立夫陪同下,找蔣介石當面作解釋,可是已為時太晚。蔣只讓陳立夫進去,而把張拒之門外。過了許久,他才出來,張對蔣介石發起火來。而蔣介石根本不給這位「恩師」的面子,厲聲叫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獨立了,等我把閻、馮打下以後,再來打你,你等著吧!」這樣,蔣張之間就沒有多少師生情了。    
    1936年,佛門印光法師抵上海,張靜江專程登門拜訪,受法師的開導,張靜江如大徹大悟,皈依佛門。一個權傾一時的寵臣,竟會有如此下場,其他的人物就更不用說了。    
    評析:    
    蔣介石是一位變臉大師。對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場景,他有不同的面孔,可以非常慷慨地賞給你「面子」,用感恩戴德的話說得你忘乎所以;也可以聲色俱厲,罵得你狗血淋頭;他可以把你捧上天,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獄。到底是用什麼樣的臉對你,那看你對他的統治地位抱什麼態度。哪怕你有再大的功勞,如果敢於挑戰他的權威,那絕對沒有好果子給你吃。即使像張靜江這樣的「恩師」,也是如此。


術篇第61節 贏得少帥歸順(1)

    寧漢合流,尤其是東北易幟,張學良歸順南京政府後,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權形式上獲得對全國的統治。然而,北洋軍閥時代軍閥混戰的局面,不但沒有終結,反而愈演愈烈。大小軍閥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抱團結伙,混亂不已;而蔣介石的一些政敵,或者本身就是軍閥,或者借助軍閥張勢,窺視中央政權,挑戰蔣介石的最高權力地位。蔣介石為了削除這一心腹之患,採用了各種手段,削弱乃至消滅軍閥勢力。然而,他始終沒有徹底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蔣介石玩弄權術,雖也奏效,但治標不治本。因為,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統治的結合,是軍閥割據的根源。要根除軍閥割據,首先要從治這個根本著手。當然,這對於他來說是不可為的,否則,那就挖掉了蔣家王朝賴以生存的根基。    
    拜把結盟,贏得少帥歸順    
    拜把子,結拜仁義兄弟,這在古代充斥汗青,而劉關張桃源三結義,神話般地千古流傳。近代以來,這種形式在洪門幫會沿襲。蔣介石也曾在黑社會混跡,他駕輕就熟,把這一套路運用到官場,運用到與軍閥的爭鬥之中。    
    事例:    
    蔣介石與張學良結拜把兄弟,則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例。    
    張學良,字漢卿,遼寧海城縣人,1901年生,其父是奉系軍閥的首領張作霖。1919年7月畢業於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授陸軍炮兵上校軍銜,隨後升任旅長,協助張作霖整軍。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任鎮威軍第三軍軍長,在山海關一帶作戰。第二年春天,率部進駐天津,升任陸軍上將。1928年4月,任奉軍正太、京漢線總指揮,對北伐軍作戰。張作霖本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一個軍閥,但此時的日本人感到難以駕馭張作霖。於是在張作霖返回東北的途中,安排特務在皇姑屯路段埋炸彈,將張作霖炸死。不過,當時日本人並不知張作霖的死活。為了防止不測,奉軍統帥部並沒有公佈實情。帥府控制極嚴,醫護人員照常「工作」,一再向外界聲明,大帥的傷情正在轉好,不日即可視事,云云,演了一場「空城計」。    
    在張作霖被炸身亡的當天,北京張公錧正在慶祝少帥張學良的27歲生日,生日與忌日巧合在一起。張學良聞訊後,沉著應對這一突出事變。指揮奉軍全線向東北撤退,集結於灤河以東。化裝秘密回到瀋陽(當時稱奉天),立即召開東北三省軍政要員緊急會議,作出了幾項決定,發佈張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宣告張學良接任張作霖的職務;張學良推舉張作相為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在張作相等元老的輔佐下,初步穩定了東北局勢。    
    鑒於皇姑屯事件的教訓,張學良不顧日本的多方壓力,7月1日,通電全國,宣佈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全國統一」。並派代表與蔣介石聯絡,商談東北易幟的事宜。    
    蔣介石來到北平,親自處理東北問題。他接見張學良派來的代表,向他們表示:只要東北易幟,宣佈服從三民主義,張學良仍然是東北三省的全權統治者。他還派人到瀋陽同張學良直接談判。這時日本政府加緊了干涉中國南北統一的步驟,由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出面,以強硬的態度阻止東北易幟。隨後,他還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一封信交給張學良,聲稱南京政府含有「共產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穩定,東北殊無與其聯繫之必要;並表示日本願給軍事援助接濟。日本方面,利用給張作霖治喪的名義,派原駐華公使林權助赴瀋陽,進一步威脅張學良說:「日本政府具有決心反對東三省對南方妥協,即所謂干涉內政亦所不辭。」張學良向日本人嚴正表示:我是中國人,我考慮的一切問題都是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話的,以東三省的民意為定。堅決地頂住了來自日本的壓力。但為謹慎從事,避免日本借口出兵,決定將易幟時間推後幾個月。為了不讓蔣介石產生誤會,派代表多次向南京方面解釋,表示東三省事實上早已服從中央,所差的只不過是懸旗這一形式問題。    
    為了促進東北易幟,蔣介石在10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力排眾議,提名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獲得通過。他致電張學良指出:「易幟之事,全屬我國內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況目下黨國形勢,團結一致,彼尤無可借口。」接著南京方面與張學良代表達成4點協議:(1)東北設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2)設置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人選須中央同意。(3)東三省及熱河省委員人選,由張學良推薦,經中央任命。(4)易幟不能遲於民國十八年元旦。此外,蔣介石還答應由南京中央每月接濟東北軍餉1000萬元,東北黨務允俟黨員訓練完成後再行推進。    
    東北易幟步履維艱。前前後後,歷經近半年。本來易幟是蔣介石、張學良都樂意做的事情,不太複雜,之所以如此艱難,主要是涉及到日本與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在東北易幟的背後,反映了日美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日本千方百計地阻撓東北易幟,美國則支持蔣介石統一東北。1928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整理中美關稅關係條約》。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徵得南京政府同意,以赴朝鮮的名義,於8月到瀋陽與張學良會晤,力勸張要堅定決心,盡早實現東北易幟,表明美國願為此作出努力。蔣介石和張學良都通過外交途徑爭取美、英等國的支持,使日本陷於孤立地位。8月,他們分別打電報給正在美國訪問的伍朝樞、孫科就近宣佈真相,揭露日本阻撓東北易幟的行為。9月,蔣介石派張群以參加日本閱兵典禮的名義訪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等不要干涉東北易幟之事。11月,張學良派特使赴東京參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禮,終於促使田中向張方特使表示東北易幟「是中國內政問題」而加以默許。


術篇第62節 贏得少帥歸順(2)

    經過半年多的曲折鬥爭,12月29日正式宣佈東北易幟,張學良等聯名通電全國宣佈:「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同時換旗。至此,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東北易幟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抑制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具有重要意義。對於蔣介石個人來說,更是意義非凡。當時東北軍有30萬人,裝備全國第一,他知道誰能夠獲得東北軍的支持,誰就能夠主宰全國,他曾私下說:「張學良是當代韓信,必須將其納入自己賬下。」現在他不費一兵一卒,把這一龐大的隊伍收歸自己的旗下,擴大了自己的統治範圍。他要好好地利用這一「偏師」去制服那些不服從他領導的軍閥。的確,張學良的歸順,使他受益多多。    
    首先,在中原大戰期間,假調停為名,行武力助蔣之實。1930年,馮玉祥閰錫山聯合反蔣。張學良在東北按兵不動,雙方都極力爭取拉攏。但張名義上中立,從中調停,實際上在觀戰。蔣介石多次派人到瀋陽等地向張學良遊說,許諾給青島等地給張,又委託張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並支付巨款;美英、法駐華使節也出面施加影響。張學良經過幾個月的觀望,於9月18日發出「巧電」,表示:「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籲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中央措置」。他自稱「中間而偏向南方」立場上,實際上是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接著,他命令於學忠、王樹常率部入關,馳援蔣介石部隊,進駐平、津。至此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反蔣聯軍難以為繼,馮軍向黃河北岸敗退,閰、馮致電張學良,表示願意停戰,聽候和平解決,但蔣介石的部隊繼續進攻,佔領鄭州、洛陽,馮閰十餘萬人被俘。張學良助蔣有功,蔣也給予回報,委任東北軍的王樹常河北省主席,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自此,華北歸屬東北軍掌握。蔣介石為了進一步拉攏張學良,主動要求跟張學良換帖子,要求結拜兄弟,自此,張蔣結下不解之緣。    
    其次,東北退讓,代蔣受過。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經過秘密策劃,炸毀了柳條湖一帶的路軌,污蔑是東北軍所為,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起進攻,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急電請求國民黨中央政府,但南京方面回電,無論日本如何挑釁,我方不應該抵抗。東北軍將士忍辱執行不抵抗命令,被迫撤退。在很短時間日本佔領了整個東三省。舉國悲憤,紛紛痛斥日本的侵略的罪惡行徑,也痛斥江北軍的不抵抗主義。全國輿論都指責張學良,張學良一時間成了千古罪人。    
    其實,張學良有難言之隱。東北在很短時間內丟失,張學良肯定有責任,然而,他確實也是在替人受過。事變發出後,蔣介石下給張不抵抗的命令,要求張把所有的東北軍撤往關內。但是,不抵抗是要冒挨「賣國賊」罵名的風險的,蔣介石不願意承擔這一罪名,所以他當面告誡張學良:「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中國人說。」張學良是一個講義氣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嚴守絕密,長期不向外界公佈,直到他離開人世前,對這件事還是含糊其辭,目的只有一個,寧願自己忍受罵名,也要維護蔣介石這個把兄弟的名聲。    
    評析:    
    蔣介石通過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結盟,感情聯絡,爭取到了張學良的歸順。儘管東北易幟在前,蔣張拜把結盟在後,這種形式對張學良歸順、鞏固易幟、維繫蔣張的政治軍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蔣介石與張學良能在東北歸治於中央政府上形成共識,最根本的還是雙方對東北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人認同,都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東北易幟對日本侵略野心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是愛國之舉。張學良受綠林之風的影響,江湖義氣濃厚。蔣介石抓住張的性格,在東北易幟後,與張學良拜把結盟,以情感紐帶鞏固易幟成果,形式上顯然得落後,但取得的實效是明顯的。    
    蔣介石用拜把結盟的手段,贏得了張學良的歸順,不僅鞏固了東北易幟的成果,使他在形式上獲得對全國的統治權;張學良在關鍵時刻以武力相助,使其在與馮的戰爭中大獲全勝;替蔣受過,嚴守隱秘,維護蔣的領袖形象。然而,蔣介石多次有負於張少帥,尤其是西安事變,促蔣抗日,捉蔣放蔣。張學良講義氣,而蔣介石只記新恨,不念舊情,將張學良軟禁長達近半個世紀,一代可能很有作為的少帥,就這樣被不講信譽的蔣某人所摧殘。


術篇第63節 分而制之(1)

    分而制之,勿使對方扎堆抱團    
    權謀家在謀劃蓄勢之術時,就可能達到的結果而言,有上策、中策、下策。在自己積蓄力量,擴充隊伍時,敵對方(或潛在的敵對方)的隊伍越來越小,及至自行瓦解,這是上策;如果自己蓄勢,敵對方也在蓄勢,雙方勢均力敵,此乃中策;對方越做越大,越做越強,而自己的勢單力弱,無力抗衡,這是下策。權謀家運籌帷幄,當然企盼的是第一種結果,極力避免後兩種結果,尤其是後一種結果。蔣介石對各路軍閥採取分而化之,分而制之的權術,力求使對方由強變弱,達到消滅敵對方,或者是兵不血刃,把對方像切蛋糕似的分割,然後一切收入襄中。在削蕃(削弱地方實力派勢力)的過程中,蔣介石常用這種權術。    
    事例:    
    在國民黨的軍隊勢力中,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地方實力派中,真正能夠跟蔣介石抗衡的有有四個地方軍事集團,一個是李宗仁、白崇禧統率的桂系,一個是西北的馮玉祥的軍事集團,還有一個是粵系,再就是山西的閰錫山軍事集團。前兩個集團的首領既是蔣介石的政敵,又是軍事集團的首領。後兩個集團則是軍事集團的首領,但又時常與蔣介石的政敵結合,組成反蔣聯盟,或者以軍事力量助蔣政敵。    
    對蔣介石來說,削弱、瓦解馮玉祥的軍事集團不十分難,因此,馮玉祥的隊伍雖大,士兵打仗也比較勇猛,但組織不十分嚴密,內部小派系眾多,矛盾紛爭時常發生,只要做做工作,就可以分而化之。閰錫山在軍界政界長期混跡,見多識廣,被稱作「老狐狸」,但目光短淺,基本算是小富即安,他的計謀也只不過是護身而已,只擅長於在夾縫中求生存,處於一種守勢,缺乏問鼎中原的氣魄,構不成大的威脅。廣東的地方勢力雖然有很強烈的政治角逐慾望,但廣東軍閥向來是派系林立,經常自己鬥得死去活來,分化這個軍事集團蔣介石也頗有心得。最令蔣介石頭痛的是桂系,李宗仁之所以成為對蔣構成強勢衝擊力的一個政敵,首先靠的桂系,而桂系內聚力很強。    
    桂系長期能與蔣介石抗衡,並不是因為他的硬實力有多強,它在財政、軍事、政治上,與其他幾個軍政集團相比,並強不了多少,在兵力上遠不及馮玉祥的30萬的兵馬,在財力上,更不如廣東軍閥那樣財大氣粗。可他們的軟實力是其他任何一個地方軍事集團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蔣介石的嫡系,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有可能比桂系弱三分。桂系的內聚力很強。桂系有三個核心人物,他們在財政、軍事、政治上,各有所長。    
    李宗仁在政壇長期角逐,老謀深算,且為人比較寬厚仁慈,在這個軍事集團中眾望所歸;白崇禧實幹精神很強,有特殊的軍事才能,又善於心計,在國民黨的軍事首腦中,在軍事謀劃上要高人一籌,素有享有「小諸葛」之美名。而另一個核心人物,是黃紹竑,此人擅長外交。這三人的特長互補,相得益彰,抱團緊密。即使黃紹竑後來離開桂系,但其基本上可以說是人在曹營心在漢,一直明裡暗裡為桂系服務。李、白、黃三個抱成一團,以廣西為根據地,不斷問鼎中原。廣西這個地方底子薄弱,長期貧困,老桂系統治期間,橫徵暴斂,更是苦不堪言。李、黃、白經營新桂系後,將廣西治理得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被譽為民國的「模範省」。    
    蔣介石為了分化瓦解桂系,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可以說十八般武藝全都用過。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難以相互照應。就桂系部隊的現狀看,蔣介石覺得,從桂系內部拉出隊伍,分而化之,不僅難度大,還有可能引起反感,助其內聚。為了達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著手從外部小動手術。其辦法是,把李、白、黃拆散任用,使他們不能相互照應。蔣介石千方百計地使這三個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種理由把桂系的人馬分開,讓他們分頭駐紮,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蔣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擔任北伐軍參謀長,這讓很多人驚訝,白崇禧當時雖然在軍事上有些靈氣,但其資歷很淺,年紀很嫩,只有30來歲。連李宗仁也勸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這是為全國矚目的位置,事關自己的前途,所以執意要去,派蔣介石安排為副參謀長,實際上代理參謀長,因為當時的參謀長李濟深並沒有到職。白崇禧以為自己的才能會為蔣介石所看重,他那知道蔣介石拆散於李白聯盟於萌芽狀態的意圖。在北伐中白為蔣介石十分賣力,在軍事上多次,為蔣解圍,救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於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為虐,在蔣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變時,獻計出兵,很是賣力。然而,蔣並沒有怎麼重用白崇禧,這是當時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結束後,蔣介石把北平、天津兩大城市交給桂系,將兩湖也交給桂系,這樣桂系勢力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地,一時間,大有超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之勢。李、白部隊作戰勇猛,但在政治上畢竟過於年輕,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蛋糕裡暗藏殺機。桂系軍隊分佈太廣,戰線過長,白北李南,聯繫不便,更不用說遇事商量了。當時李宗仁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來回穿梭,白崇禧坐鎮北平,黃紹竑呆在廣西,桂系腹部暴露,處在被其他軍事集團襲擊的危險的位置。這一部署剛剛結束,隨之爆發了蔣桂戰爭,蔣介石由於早做了手腳,桂系首尾難顧,桂系全線崩潰。這樣桂繫在北伐中獲得的地盤,在北伐中集聚的軍事力量,幾乎在一夜間丟失殆盡。    
    第二,文戲不成,訴之武力。蔣介石坐上國民黨政權最高寶座後,對各路異己軍事集團的崛起耿耿於懷,不解決這些「諸侯」,將後患無窮。起初他打算唱文戲。1928年,蔣介石與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軍事善後整理案》,以節省財政開支,實行和平建設為名,在上海、南京分別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大造裁兵輿論。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證建設的方案,當時全國共有84個軍,18個獨立旅、21個獨立團,這些部隊一年共需軍費6.4億元,大大超過全國總收入的4.5億元。因此必須裁軍,蔣介石通電全國,要求各軍事集團予以配合,並提出裁軍的實際方案。按照這個方案,將現在的200個師裁減為50個師,裁掉150個師。命令各集團軍自行辦理。這一方案等於這要各路「諸侯」的命,各地方軍事集團一致抗命。


術篇第64節 分而制之(2)

    文戲不行,只得訴之於武力。1929年,蔣桂為爭奪湖南,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以「徹查桂軍侵湘」為由,調軍西上,引起戰端。3月,蔣以國民政府名義下達《討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義以消滅革命」,「實為革命之障礙,三民主義之叛徒」,宣佈「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並令前方各軍,對桂系所屬各軍「痛加討伐」。蔣桂戰爭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告終。    
    第三,以陞遷為名,行調虎離山之計。1936年,李、白在陳濟棠的拉攏下,發動了事變,再次起兵反蔣。蔣在解決了陳濟棠之後,本來想用武力解決桂系。但由於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使之不便對桂系用兵。當時蔣的謀士熊式輝向蔣建議用調虎離山之計,把白、李再次分開。7月,突然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正副綏靖公署主任職務,另外任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任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讓黃紹竑任廣西的主管官,看起來,他們都榮升了,但蔣介石包藏禍心,是為了將桂系拆散。也許蔣介石用意過於明顯,也許是與蔣介石長期鬥法的桂系已經老練了,不但不領蔣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為主,邀請各抗日反蔣的黨派,共同反蔣。    
    評析:    
    春秋無義戰。通常情況下,在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軍事集團之間在軍事較量和政壇爭鬥上,大部分紛爭是為了他們各自集團的私利,很難定一個誰是誰非。    
    國家需要統一,軍隊應該統編,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機嚴峻的形勢下,尤其應該集中力量一致對外。蔣介石掌握中央大權,提出統一口號,削平包括桂繫在內的軍事山頭,有一定的道理。問題在於他要削他人的軍事山頭,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頭,這是在蔣介石統治時期軍閥現象長期存在,桂系始終難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從謀略角度考察,蔣介石為了解決桂系軍事集團,合縱連橫,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種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並不很大。這並不是因為蔣介石的權術不比對手高明,而是對手在長期與蔣的鬥智鬥法中長了見識,始終保持著很高的警惕性,增強了自護自衛的能力。桂系是強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強,到了上個世紀40年代末,在國民黨政權的大廈將傾時,落井下石,終於把蔣介石從最高寶座上拉了下來,李宗仁過上了一次「總統」的隱,儘管前面有個「代」字。政治權力的遊戲天然設定的規則,有時看起來還算是公平的。


術篇第65節 巧離間,拉弱抑強(1)

    離間計是兵家和政治權謀家經常使用的計策。始處於《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說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順從統領者,是吉祥之兆。親比輔助發自內心或內部,不會失去自我。這是一種人際關係的常理。兵家、權謀家則加以發揮,將其用之於計謀。其用計的邏輯是,人們通常相信親比輔助來自內部,便不會導致自己的失敗;如果內部出現裂痕,就可能為外部敵人所利用,因此,統治者時刻提防內部生變。兵家和政治權謀家常常利用這一心理,進行離間,搞亂其內部關係和政黨的秩序,從中漁利。蔣介石對付各路「諸侯」,也常常使用此計法。    
    事例:    
    蔣介石離間馮玉祥與閻錫山的關係,是一則典型例子。    
    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之間有說不盡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們時而拜把結盟,時而又反目為仇。在馮閰之間,他想方設法離間馮閻關係。拉攏相對弱一些的閻錫山,共同抑制力量強的馮玉祥。    
    1926年,國民黨在廣東誓師北伐後,馮玉祥和閻錫山分別宣佈響應,共同對付北洋軍閥。北伐由於這兩支「異軍」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對吳佩孚的鉗制,這也是北伐軍勝利進軍的因素之一。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形成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的尖銳對立。在寧漢對立的過程中,馮玉祥,支持了蔣介石,儘管馮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讓蔣介石盡快發兵繼續北方,以共同對付張作霖奉系軍閥,所以他聲稱要以武力幫助蔣介石。這對蔣介石是一個不小的支持。    
    隨後,馮以調停人的身份,在鄭州撮合蔣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後,雖然寧漢之間兵戎相見,但很快國民黨中央政權在南京統一。蔣介石由國民黨中央推舉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並決定四個分會主席: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為李濟深;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為李宗仁;開封分會主席為馮玉祥;太原分會主席為閰錫山。國民黨新軍閥四大派別,決定繼續北伐,進攻張作霖的奉系。張作霖見勢不妙,向全國發出通電,匆匆忙忙撤出關外。至此,北洋軍閥長達16年的統治,宣告結束。國民黨第二次北伐取得勝利。    
    國民黨第二次北伐,不同於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義之師,所依靠的是以工農為基礎的全國民眾,是以武裝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而第二次北伐是單純的軍事行動,其依靠力量是新軍閥,第二次北伐勝利成為了新軍閥的分贓鬧劇。在舊中國,軍閥為了擴張勢力範圍,最看中的是地盤。有地盤,就有兵、有槍、有錢、有糧、有財,也就有了政治地位,總之,地盤是其賴以割據的基礎。因此,北伐結束後,四大軍事集團就圍繞如何分贓,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渾身的本領。    
    按照論功行賞,那馮玉祥為北伐出力最大,承擔了主要的戰鬥,而且馮家軍英勇頑強,戰鬥力強。在北伐前,他被北洋軍閥趕到西北地區,西北地區素來土地貧瘠,人煙稀少,沒有多少油水可撈。因此,十分想獲得東部有油水的地區,最好是北平、天津。這兩個地方,僅海關收入一項,就比甘肅一省還要多。按照馮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將得到這兩塊地方,因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蔣處境危難之時,挺身相助,有恩於蔣介石這小老弟,蔣介石這小老弟肯定會以李相報。    
    閻錫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盤,山西軍隊在北伐中出關比較晚,剛出娘子關,重要戰鬥已經結束,閻錫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塊大肥肉。他雖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圓滑,詭計多端,是馮玉祥所不能及的。考慮蔣介石的軍隊都在南方,一時半刻不能編撰北方,所以他以為好地方只能是馮玉祥了。他明裡暗裡支持蔣介石,共同對付北馮玉祥。1928年5月,蔣介石到石家莊,與閻錫山會談中,閻挑撥道:「請你翻開歷史看看,哪個人沒吃過他的虧?」蔣介石點頭不語,閻錫山點到為止。    
    其實,蔣介石找閻錫山會談,正是要他的這席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離間閻馮聯盟關係,從話音中聽到閻馮並非鐵板一塊,有空子可鑽。他決定巧施離間計,使馮閻聯盟的裂痕擴大,為我所用。就目前的態勢,將華北的任何地方讓給誰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蔣介石也有自己的難處,他的軍隊剛剛擴大,除了嫡系部隊,收編的軍閥部隊是一些雜牌軍,部隊很弱,還很難對付馮閻的軍隊。如果在華北佔領的地方太多,勢必會使自己的軍隊戰線太長,造成馮閻的聯合,這樣使自己的處境困難。所以,華北暫時不能自己要了,要了,聚寶盆可能成為大包袱。但華北到底交誰代管呢?他決定把這個難題,變成施行離間計的一個載體。    
    他決定把馮玉祥想要得到的東西,偏不給馮,而是給閻。二次北伐,幾個大軍事集團勢力空前擴張。面閻錫山軍事集團的勢力不大。從實力對比看,馮玉祥的部隊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對自己構成的威脅最大。如果將比較富裕的山東、京、津交給馮玉祥,刺刀加上金錢,那後果對自己極為不利。所以,他要防馮一手。此外,若給閻錫山,那還可以使馮玉祥把對分贓不均的怨氣朝向閻錫山,北方的馮閻聯盟的裂縫可能會更大,這有利於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實施這一計策,蔣介石也頗費了番心思。


術篇第66節 巧離間,拉弱抑強(2)

    6月,蔣介石到河南新鄉與馮玉祥會面,對於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盤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徵求馮的意見。馮玉祥久居西北貧瘠地區,十分希望蔣介石論功行賞,將北京、天津給自己。但是他又很愛面子,不願意把話說明白,怕給人以爭權奪利的口實。而其內心也認為於情於理,不用自己張口,蔣介石都會把這兩個地方給我。他自己把起初意圖亮出來,而是表示一切聽從中央的。好傢伙,我蔣某人就是等這句話,這樣,離間戲就好唱了。他於是來一個順水推舟,立即說出,北京、天津讓給閻錫山,並以公允的口吻說出了理由若干,你們地盤不小了,山西地盤不大,馮老兄發揚點風格吧。況且,京、津兩地外交複雜,不易對付,「大哥情懷剛直,不適宜和外國人打交道,就交給閰錫山去應付吧。」馮玉祥當然很不樂意,但剛剛說過一切聽中央的,話音未落就反悔,實在說不出口,只好繼續裝出無所謂的樣子說:「只要軍閥國賊剷除乾淨了,我就十分滿足了,別的事情,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定吧。」但嘴裡是這樣說,心裡哪能平靜,自古以來攻城得地都是「先入關者為王」。現在,蔣介石卻讓閻錫山這個後來者拿走了,馮軍的將領無不大罵。馮不滿歸不滿,無可奈何,蔣介石抑制了馮玉祥集團的勢力。人家是「天子」暫時惹不起。那總是要找一個發洩的對象。於是乎,把怨氣朝閻錫山身上發了。這樣在馮閻中間打下了一個楔子。本來蔣介石想靜觀馮閻之間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義,居中調停,坐收漁利。    
    哪知道,閻錫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無功受祿,馮玉祥有怨氣就讓他發吧,反正實惠已得,何必與馮鬧翻呢?何況,馮的地盤與自己緊挨著,人多勢眾,如果真正打起來,蔣搞壁上觀,那自己就慘了。因此,他也不管與蔣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馮玉祥聯繫,調節馮閻關係,試圖拉攏馮一起反蔣,這正對馮玉祥的路了,他倆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礎上,聯合起來,導演了一場反蔣的「中原大戰」。這是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的。    
    評析:    
    離間術,五花八門,若加以歸類,大體可分為正道和反道,「正道」是主動設局,讓對方墮入所設的陷阱,手段很多,或造謠中傷敵對方的重臣、良將、親信,或以金錢、美女之類為誘餌,或派間諜打入對方內部,離間對方的君臣、上下關係。「反道」,也叫反間計,也可以說是將計就計,敵方對我方施離間計,我方借其計,達到我方的目的,包括提供假信息,把對方派來的奸細加以收買,為我所有。    
    在反間計方面,人們比較熟悉的,那就是東吳周瑜利用曹操派指蔡中兄弟二人詐降江東。周瑜明知這二人是奸細,於是趁此機會,將計就計。同黃蓋一起演了一出「周瑜打黃蓋」的苦肉計,黃蓋選派人去向曹操請降,曹操不相信。此時正好收到了蔡氏兄弟的來信,報告黃蓋所說的情況是真的,曹操才深信不疑。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設計反中了小周郎反間計的圈套,遭火燒赤壁之禍,使自己銅雀台鎖二喬的詩句,成了千古笑柄。    
    蔣介石在馮玉祥、閻錫山的聯盟中間施離間計,屬於「正道」,即主動設局。首先,馮閻聯盟本身就是一種暫時聯盟。他們之間潛伏著矛盾。蔣介石有機可乘,這是主動設離間計的前提條件。其次,誘計。蔣介石明知閻錫山對馮玉祥不滿,自己不把問題挑明,在與閻錫山會晤時,引而不發,讓閻錫山把馮閻之間的矛盾挑開,然後,以此為突破口,布設離間計。第三,設圈套、布陷阱。蔣介石本來就不願把京、津地區給予馮玉祥,但自己不親口說出來。他抓住馮玉祥愛面子的弱點,設圈套、布陷阱,即用加以引誘,讓馮玉祥說出違心的話,接著順勢而作,使馮玉祥有苦難說,吃了一個啞巴虧。第四,助弱抑強,把好處給予弱的一方,這樣既可以擴大矛盾,又少有風險。分析蔣介石施離間計的過程,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可是,蔣介石巧施離間計,不僅收效甚微,反而弄巧成拙。這正應了《紅樓夢》中所云:「聰明反被聰明誤」,雖然蔣介石沒有丟掉身家性命,但也嚇出一身冷汗。對於權謀家來說,權術有效,但權術也不是萬能的。


術篇第67節 略施小計,一石三鳥(1)

    一石三鳥,是說做一件事,取得三件事的回報。從權謀的角度講,以一個計策達到多種目的,那是一種求之不得的事情。這是權謀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蔣介石常常用此計策對待地方軍閥。    
    事例:    
    1934年,蔣介石消滅孫殿英軍閥勢力,所謀劃的計策,就是力圖收到這樣的功效。    
    在民國歷史上,被蔣介石打敗的軍閥中,孫殿英實力並不強,但是一塊牛皮糖,很難肯。孫殿英,1889年出生於永城縣,他的母親客居在外婆家生下他。因家境貧寒,很早就混跡於江湖。在江湖闖蕩過程中,學會了圓滑處世的社交哲學,也賭出了一套精湛的賭博技巧。孫殿英酷愛賭博,對各種賭博方法極為精通,有人誇張說,他的賭道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傳說,孫殿英打麻將,一圈下來,依靠自己對牌紋路的記憶,他能夠對牌桌上的牌認得差不多。對於擲色子,他更是有一套,經常練習,能夠根據聲音判斷點數,最後他還能控制點數,想擲幾點就是幾點。發跡後,在他的辦公桌邊有一個專門的色子碗,公事之餘,常常以投擲色子為樂。    
    孫殿英幼年家境貧困,長大後對金錢有特別的愛好,他每到一地,總是以撈錢為第一任務。但孫殿英撈錢而不積攢錢,他常對人說:「會撈錢,更要會撒錢。會撈錢是二流學問,會撒錢才是一流學問。」他最崇拜蔣介石,他總結蔣介石一生「成就」說:「蔣介石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將錢撈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將錢撒出去。」由於善於撈錢撒錢,孫殿英團結了一大幫有江湖義氣的朋友,與各派軍閥都玩得很轉。    
    他早年加入土匪,後來成為綠林老大,被當時北洋軍閥收編。1922年,孫殿英投靠張宗昌,在張宗昌手下擔任軍長。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張宗昌敗逃山東老家,將他這個雜牌軍扔下不管。政客何成浚奉蔣介石之命,前來收編北洋軍閥的部隊,孫殿英投奔到馮玉祥的門下。因為孫殿英的部隊是雜牌,跟馮玉祥的西北軍又沒有多大的歷史聯繫,他的部隊給養十分困難。為了撈錢,1928年,孫殿英竟然打起慈禧太后墓的主意。他以為慈禧太后會有很多陪葬品,派工兵營乘夜幕掩護,挖了慈禧的墓,製造了轟動一時的盜墓大案。他挖了墓後,很懂得撒錢,據說,他派親信將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送給了宋美齡,將一個翡翠西瓜送給了孔祥熙,讓他們在上層給他說情。這一手果然奏效,等了一段時間之後,盜墓案件不了了之。    
    1930年,中原大戰的時候,孫殿英起先猶豫不定,後來看見蔣介石只有40萬軍隊,而馮閰加起來有70萬之眾,以為蔣介石會失敗,就熱心投奔了馮玉祥,馮玉祥封他為安徽省主席。蔣介石為了拉攏孫殿英,特地委派當時任河南省建設廳長的張鈁到孫殿英處遊說,帶著手諭和40萬大洋巨款,給了孫殿英,結果,孫殿英腳踏兩隻船,一方面收下巨款,另一方面,拒絕投靠蔣介石,但為了留下後路,他將張鈁禮送出境。孫殿英想耍弄蔣某人,那萬萬使不得,深為蔣介石所痛恨,蔣介石等待時機收拾他。    
    中原大戰結束後,孫殿英部隊被蔣介石改編。1933年,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邀請孫殿英參加,當時孫殿英手下有人馬3萬來人,如果參加馮玉祥的同盟軍,勢必在北方出現比較強大的反蔣力量,這深為蔣介石所害怕。他要求何應欽盡快想辦法阻止孫殿英參加。而孫殿英對此事也不太熱心。他自己也盤算了利弊,自己認為不是馮的嫡系,如果參加同盟軍,有可能被馮玉祥吃掉,而自己也得不到蔣介石的承認,所以,一直是在觀望。這時,何應欽委派自己的秘書劉健群親自到孫殿英部隊內勸說孫,隨之而來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闖蕩過,兩人見面談得很投機。在戴的勸說下,孫殿英表示遵從蔣介石,不參加同盟軍,但要求蔣介石給他地盤,蔣介石答應給孫殿英察哈爾主席的位置。    
    等到蔣介石解決了抗日同盟軍之後,孫殿英可利用的價值就不大了,察哈爾主席的承諾也忘了個一乾二淨。孫殿英內心相當不滿。當時,孫殿英有兵有槍沒有地盤,由於一直沒有穩定的地盤,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像「客軍」,受人白眼。在軍閥當道的年代,如果沒有地盤,那就困難重重。軍心也就難以穩定。而依靠蔣介石,是絕對不會給這些雜牌軍的軍隊軍餉的。    
    1933年,蔣介石突然對孫殿英下發了一紙委任狀,任命他為青海省屯墾督辦。蔣介石之所以作這樣的委任,並不是他對孫殿英承諾食言的一種補償,而是採納了何應欽的主意,決定以計策最終解決孫殿英部隊。    
    當時,西北地區是由三馬控制,馬步芳控制青海,馬鴻奎和馬鴻賓控制甘肅、寧夏。這三省處於邊緣地帶,天高皇帝遠,蔣介石鞭長莫及。三馬對蔣介石不敢明抗,但陽奉陰違,他非常想消滅三馬地方勢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這時,孫殿英找他要地盤,何應欽出主意,提出把孫殿英派往西北,以攪亂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應欽在向蔣獻策時,陳述了此計至少有三種好處:一是防止孫殿英與馮玉祥合作,削弱馮玉祥的勢力;二是通過三馬打孫殿英,使孫殿英這個非嫡系部隊瓦解;三是通過孫殿英去攻擊三馬,即使三馬消滅不了,也會給其造成重大的打擊。    
    孫殿英得到蔣介石的任命後,十分高興,以為這次有了歸屬了。儘管有人對他說蔣某人送的這份禮是不好收的,會冒很大風險,但孫殿英以一個賭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術篇第68節 略施小計,一石三鳥(2)

    同年,孫殿英由駐地包頭集中,9月向寧夏出發,10月到達臨河、樂平一帶,擺出了進攻的隊形,就在孫殿英準備大打出手的時候,蔣介石突然發出了一份電報,命令孫殿英必須停止前進,原地待命。    
    蔣介石再次出爾反爾,並不是什麼健忘,而是進一步運籌他的計策。他料到,西北三馬絕對不會允許外人來搶佔他們的地盤,肯定要反擊,同時對蔣介石也心存不滿。蔣介石要穩住西北「三馬」,為了安撫「三馬」,他才命令孫殿殿英停止前進,給「三馬」先吃一顆定心丸。而他也預料到孫殿英一定會拚命地要搶這塊地盤,肯定不會老老實實地遵守他的命令,繼續進攻「三馬」,這樣既能夠使孫殿英和「三馬」大戰,又將自己置於局外。    
    果不其然,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後,孫殿英明白了蔣介石的詭計,但事情已經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1934年1月,他下了攻擊令。    
    而另一邊,也被蔣介石調動起來,蔣介石命令馬鴻奎堵截孫殿英,答應給予軍費支持。由於孫殿英直接威脅三馬地盤,即使蔣介石不下達這樣的命令,他們也要與孫殿英魚死網破,何況現在有了「尚方寶劍」,蔣又答允給錢,馬鴻奎指揮軍隊攻擊孫殿英。    
    同年2月,孫殿英攻擊「三馬」的進程十分不順利,隨即親自組織人馬攻擊。但仍然失敗,3萬人死傷很多,不得不轉入防守。為了防止孫殿英部隊兵敗到處流竄,蔣介石命令閰錫山的王靖國部駐紮在臨河,堵住孫的逃往山西的退路,這又給了閰錫山一個人情。同時命令胡宗南部到達中衛,準備一旦「三馬」抵擋不住,他們就繼續攻擊。三路大軍同時進攻,使孫殿英驚恐萬狀,他深知已經上了蔣介石的當,但悔之晚矣。這時蔣介石搶先公佈孫殿英的罪狀,停發了他的軍餉,然後派人勸孫殿英投降。走投無路的孫,只好繳槍投降了,自己宣佈下野,到山西隱居。    
    評析:    
    蔣介石施計,解決西北地方軍閥問題,收到一石三鳥的功效。從此計謀設計、實施過程看,蔣介石考察得比較周全。用此計解決孫殿英順帶解決西北「三馬」問題的計策是何應欽的獻策。蔣介石能接納部屬的進言,實為難得。抓住了孫殿英的弱點,沒有固定的地盤,沒有支撐點,如同流寇;要地盤心切,會缺乏對「詐」術的防範。挑起地方軍閥的爭鬥,坐山觀虎鬥,企盼從中漁利,此計用「缺德」二字貶損並不過分。但是,就蔣介石要實現的目標而言,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創造一石三鳥的機會,在「義」與「利」的選擇上,蔣介石常常是以利為轉移的。在實施上,蔣介石作了多種防範,比如調動閻錫山部阻塞孫殿英的退路,給閻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強大的威懾力。    
    在解決孫殿英的過程中,蔣介石沒有費一槍一彈,就把這個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計,獲得一石三鳥之奇效,在與地方軍閥鬥法中一次勝利了。然而,在蔣介石與何應欽們彈冠相慶時,不知是否想到此計的負面後果。此計也太損了!這裡可以套用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話語回敬他:權術使他過狗一樣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瞭解其內幕後,一些人對他的崇敬之情就會蕩然無存。從這個角度講,蔣介石所失去的遠遠超過所得到的了。    
    當然,孫殿英軍閥勢力的毀滅,是罪有應得。


術篇第69節 借助「偏師」,不惜重金(1)

    軍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的部隊稱做「偏師」。「偏師」不可小視,往往是奇兵,出奇制勝。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是蔣介石借用的「偏師」。這支「偏師」在蔣馮閻中原大戰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事例:    
    如前所述,1930年的中原大戰,是中國現代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軍閥混戰。戰爭以蔣介石的「中央軍」為一方,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為另一方,從軍事力量對比看,蔣介石的兵力只有40萬人,而馮閻的部隊加在一起,有70萬之眾,蔣明顯地處於劣勢。在兩軍對峙,蔣處不利的形勢下,他要借用一支軍事力量,使兩軍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支力量就是東北易幟的張學良部。    
    當時張部有30多萬人,而且裝備優良,遠遠勝過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更是馮閻地方軍閥所不能相比的。而且,從歷史恩怨來說,張作霖的東北軍敗退關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馮閻加入蔣介石的討奉行列。對此歷史恩怨,張少帥不會不耿耿於懷。蔣介石有可能利用這支力量作「偏師」。當時,馮閻也在極力爭取張學良的支持。    
    閻錫山先後派一名親信前往瀋陽試探,接著又派說客張清、溫壽泉等人為代表到瀋陽,將馮閻所擬反蔣通電交給張學良,邀請張學良在上面簽名,張學良未予以理睬。馮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瀋陽遊說張學良,以尋求他對馮閻反蔣聯盟的支持。汪精衛則派郭泰琪與張學良見面。蔣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著,派李石曾、吳鐵城、張群等政壇要員會見張學良。1930年7月,張學良在葫蘆島主持建港工程開工,各派勢力都派人捧場,一時間,張學良身價倍增。這時的張學良也要來一個奇貨可居,待價而沽了。    
    他對任何一方都不表態,觀望一下再作決斷。    
    對峙雙方都認識到張學良的態度舉足輕重,都在極力拉張入股,其手法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權術較量中,蔣介石技高一籌。    
    首先,未雨綢繆,早有投資;而馮閻是臨時抱佛腳,且意見不統一。在中原大戰爆發之前,蔣介石對東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認識。他的高級幕僚楊永泰就曾向蔣介石諫言,指出,張學良的東北軍是決定性的力量,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爭取。蔣介石採納了這個建議,制訂了進一步拉攏、收買張學良的策略,他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要錢給錢,要官給官,要地盤給地盤,只要張擁護中央則什麼都可以答應。」反觀馮閻,雖然都認識到張的態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蔣介石一步。而且在對張的看法上,馮玉祥、閻錫山意見有很大分歧,馮玉祥甚至看不起張學良,認為他只是「胡匪的兒子」,只要以後在北京政府中給他幾個部長位置就行了。馮閻在對付弱軍的態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們反映又遲緩,蔣介石搶先一步,掌握了爭取張的主動權。    
    其次,雙方所派的人物量級相差甚至,而且認真程度大不相同。蔣介石在派代表與張學良接觸,是一些政壇老手,位高權重,在政壇頗有知名度。吳鐵城、張群都是「中央大員」,「國民黨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雖然是打前戰的,蔣介石在人選上也作了周密的考慮。他們倆人跟東北軍有很深的淵源,與張學良溝通起來,沒有什麼隔閡。而馮玉祥、閻錫山所派人員只不過是具體辦事之人,對東北軍內部派系、人際關係不熟悉,不知道從何處入手,說的一些話,要麼是一些大話、空話、套話,隔靴搔癢;要麼,細起來,如數流水賬,讓人聽起來心煩。這不能不使張學良對馮閻的誠意有所懷疑。馮閻是政出兩門,馮的門徒與閻的門徒許願不一致,更是讓對方犯嘀咕;反觀蔣介石的所派要員口徑一致,始終如一,破綻不多,這樣,張學良的信任投向蔣介石了。    
    第三,蔣介石拉攏張學良是鍥而不捨;而馮閻則做功不夠。可以這樣說,蔣介石拉攏張學良是緊盯不放。張走到哪裡,蔣介石的說客就跟到那裡,張學良30歲生日那天,蔣介石派李石曾這樣的國民黨元老為其祝壽。張學良到北戴河,張群也到北戴河,張到瀋陽,這幫人跟到瀋陽。蔣介石擺出一副非說服張學良絕不罷休的姿態來,張學良看到如此行為,有些心煩,可細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帥」。相比之下,馮閻的代表懶賴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蔣介石還用錢打通張身邊人的關鍵。吳鐵城與張的部下打牌,幾個月下來,輸給東北軍的牌錢有十幾萬,這樣,在張學良那裡敲邊鼓的倒不少。


術篇第70節 借助「偏師」,不惜重金(2)

    第四,蔣介石捨得下大本錢,且是一些乾貨;反觀馮閰小手小腳,且是空頭支票。蔣介石早就給張學良許過願,只要張學良通電擁護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則張提出的任何條件都可以答應。蔣介石首先委任張學良為全國海陸空副總司令,在軍內職務僅次於蔣某人。7月,又派人攜帶國民政府的幾份委任狀,任命於學忠為北平、天津衛戍區司令,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胡若為青島市長、王家禎為外交部次長、這樣不僅張學良的地位確認,就是東北軍的其他高級將領的地位也確認了,東北軍不但可以入關,而且進入了中央政府。對比馮閻那就顯得太小家子氣了。馮閻只給了張學良海陸空副總司令的名義,對張學良部下入關之後的地盤則沒有什麼表示,就馮閻而言,他們還缺乏駕馭張學良的氣魄和能力。他們準備定都北京,擔心把北京讓給張的東北軍,自己沒有什麼安全感。而蔣介石對屬下的駕馭能力遠遠比馮閻強,他沒有京城讓外人設防,受制於人的擔憂。在軍費方面,蔣介石慷國家之慨,籠絡張學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撥給張學良入關經費達2000萬元,在那個年月,不說是天文數字,倒完全可以是一筆巨額經費。在軍閥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實用主義面前,其產生的吸引力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馮閻,卻沒有動真格,話又說回來,他們沒有掌握中央政權,哪來那麼多的錢來收買張學良,他們自己的軍費也需要向蔣介石乞討,他們之所以起兵反蔣,不就是為了多留一點隊伍,爭取與蔣介石嫡系部隊相近的待遇,多要點軍費。如果有巨額多餘的錢給張學良的話,那裡,還會扯旗反蔣呢?    
    張學良也非等閒之輩。他深知剛剛接下父親手中的權力,而且,還是倉促上陣,腳跟尚未站穩,其威信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這使他行事以穩妥為好,害怕初涉軍事政治的角逐場,一旦失誤將造成可怕的損失。因此,他搞壁上觀,靜觀風向,讓形勢明朗些再作決斷。他的無為而治的策略,還可以進一步抬高自己的身價。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態,他反覆表示自己「嚴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場,儘是避免與南北代表見面。蔣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們當然知道張在想什麼,所以緊追不捨。最後,張在被追得無可奈何時,只好說:「如果中央軍能夠打下濟南,我就表態」,當即蔣介石的代表就向蔣介石匯報。    
    蔣介得到張學良的這一表態,隨即要求前線將士不惜一切代價攻下濟南,結果「中央軍」在損失慘重的情況下,將濟南攻下了。張學良得知濟南已經到了蔣介石手中,認為反蔣聯軍失敗,於是就通電東北軍入關,以武力調停,主張息戰罷兵,維護和平。東北軍入關後,馮玉祥、閻錫山在力量對比上,頓時處於劣勢,戰局發生逆轉,馮的軍隊因為沒有一個可靠的地盤與蔣介石抗爭,其浩浩蕩蕩的馮家軍頃刻間土崩瓦解。    
    評析:    
    蔣介石在與地方軍閥惡鬥中,獲勝了。蔣介石獲勝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有張學良這個「偏師」相助。當時中原大戰的雙方都在爭取張學良。蔣介石之所以能獲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這一塊金字招牌,以及壟斷著政治、經濟資源外,還在於他的權術與馮玉祥、閻錫山相比,要高他們一籌。他未雨綢繆,早有投資;而馮閻是臨時抱佛腳,且意見不統一。他高度重視,派重量級人物到張學良那裡去遊說,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謀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關節,而馮、閻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輕,不得要領。他鍥而不捨,捨得下工夫、花大本錢;而馮閻則做功不夠,且小手小腳,小家子氣,沒有什麼吸引力。    
    蔣介石為了借助張學良這個「偏師」作了巨大的投資,但其回報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戰後,雖然也有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但像中原大戰這樣的大規模,卻沒有了,馮閻聯盟被打敗後,儘管武力反蔣事件時有發生,但再也沒有一支力量能與他抗衡了。蔣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他借助「偏師」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對張學良感激不盡,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與張學良結拜為兄弟,張學良升到顯赫的地位。    
    然而,蔣介石是一個卸磨殺驢、過河拆橋之人。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結拜就種下了悲劇的種子。張蔣的「蜜月」是短暫的。蔣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實力派的政策不會因此而發生改變。誰的兵多,誰的實力大,樹大招風,誰就是蔣介石的敵人,在這一點上張學良也不例外。當然張對蔣的為人不是沒有一點認識,在他通電入關前,召開了東北將士的會議,他在會上指出:「馮的為人,一向反覆無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須決裂……蔣介石亦系一陰謀的野心家,在他的陰謀裡,以軍事解決西北,以政治解決西南,以外交解決東北。他對我們,亦無特殊的關係……」由此,可見張對蔣介石還是有一定的認識,但他的為人又過於講義氣,使自己成為權謀博弈中的悲劇性的人物。


術篇第71節 「強龍」輕取「地頭蛇」

    順手牽羊,「強龍」輕取「地頭蛇」    
    「順手牽羊」一說,源出於《禮記‧曲禮上》,「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清‧顧張思」詮釋說:「伺便竊取曰順手牽羊」,右手俗稱順手,「取順便之意。」說白點,就是在行路時,發現路邊有一隻羊,便順手把它牽回家據為己有。這個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穫,或毫不費力地獲得某種平常要花大氣力才能獲得的東西。此種現象在社會上常見,順手牽羊,大多數喻指貪小便宜,不那麼正人君子氣。這種伎倆,兵家、權謀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媯,佔為己有。淝水之戰,只有8萬人馬的晉軍,採用「順手牽羊」之策,打敗秦王苻堅統率的90萬大軍,是為兵家精典。蔣介石也使用過此術。    
    事例:    
    蔣介石在剝奪貴州軍閥王家烈的兵權,控制貴州的爭鬥中,就使用了「順手牽羊」之術。    
    王家烈,1893年出生於貴州桐梓縣一戶農家讀書人之家。1914年從軍,入貴州陸軍步兵第六團一營三連當列兵。長期混跡於黔軍,由軍隊的最下層的列兵逐步躍升到將軍。後來王家烈投靠到蔣介石的門下。因積極「剿共」,在蔣的扶助下,勢力發展很快。1933年春,國民黨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為二十五軍軍長。其所率部隊普遍抽吸鴉片,步槍加煙槍,被戲稱為「雙槍」將軍。    
    王家烈統治貴州時期,雖然提出以「整頓庶政」作為施政的方針,但是只不過是故作姿態,根本不去實行。他在貴州稱王稱霸,唯我獨尊,生活奢靡,終日沉溺於酒色,吃喝玩樂,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萬淑芬(銅仁縣人)權欲很強,乘機干預軍政要事,很快掌握了8個團的兵力,並往返於南京、廣西之間,到處活動,大量安插萬氏家族和同鄉,形成黔軍王家烈軍中的銅仁系。與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爭暗鬥,兩派鬥得不可開交。王家烈對此事不聞不問,致使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結,橫行霸道,橫徵暴斂,稅收多如牛毛。這個已成烏合之眾的「雙槍」隊伍,把貴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會中下階層怨聲載道。上層社會有良知或者與王家烈有利害衝突者,也看不順眼,通過各種渠道,向蔣介石報告王家烈在貴州的劣跡。    
    雖然王家烈之類的地方軍閥已經投靠蔣介石,但他們被視為「異軍」,靠不住,早晚是要與他作對的。對於收編的地方軍閥勢力,他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貴州的昏庸統治,使黔軍實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兩派系之間的矛盾,幾乎處於土崩瓦解的狀態。於是,蔣介石想趁此機會把黔系軍閥消滅掉。    
    1934年10月,我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大轉移,後來稱之為「萬里長征」。蔣介石為了阻止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東出湖南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部署其嫡系部隊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隊數十萬兵力,企圖圍殲中央紅軍。蔣介石親自督戰。他電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紅軍。蔣介石想借「追剿」紅軍之機順手把王家烈的黔軍解決掉。然而,軍閥與綿羊不一樣,即使王家烈昏庸,但還是有頭腦的,加上有一個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會輕易就範。王家烈擔心這次老蔣會來「順手牽羊」之計法,乘機派兵入黔,奪取貴州,吃掉自己。因此,他為了自保,一面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盡力堵截紅軍,迫紅軍早日離境;一面暗中與兩廣之李宗仁、陳濟棠聯繫,求其援助。於是,王對部隊也作了相應部署,一旦形勢不妙,便向廣西靠攏。    
    蔣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結李宗仁、陳濟棠,訂立了三省互助聯盟協議,反對他的蔣記中央,更視王家烈為眼中釘,時時都在製造機會,企圖除掉這個禍根。為了順手牽「王記」肥羊,蔣介石作了一系列相應的謀劃。    
    首先,假「追剿」紅軍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蔣介石的「中央軍」薛岳尾隨紅軍進入貴州後,蔣介石曾對秘書陳佈雷說:「川、滇、黔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歡迎我們去,更無借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    
    其次,挖牆腳。1934年年底,薛岳部進入黔東,王家烈特從貴陽趕往薛部駐地歡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見,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個毒招,他們並沒有去黔北跟蹤紅軍,而是一直開往貴陽。薛部進入貴陽後,就樹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來。由於薛部是蔣記嫡系部隊,軍糧要比黔軍優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隊的士兵紛紛逃到薛岳的部隊,這等於是在挖王家烈牆腳,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機攤牌,逼王就範。等一切都準備就緒後,蔣介石果斷地攤牌,逼王家烈交權。蔣介石命令自己的親信何成浚到貴陽,要王家烈在軍長和省主席兩職中選擇一職。此時的王家烈已是蔣介石牽在手中的「羔羊」,無膽也無力反抗,王家烈迫於無奈,讓出省主席而專任軍長。蔣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貴州省主席的職務,派親信、接任,同時任命王為二路軍「追剿」總指揮。    
    第四,釜底抽薪。蔣介石到了貴陽以後,隨行的陳誠主張殺掉王家烈,蔣考慮到王家烈擁有2萬人馬,殺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發動暴亂,不利於以後統治貴州,於是,沒有採納陳誠的進言。蔣介石雖然不殺王家烈,卻要逼迫他下台。以軍餉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蔣介石令王家烈將所屬的2個師5個旅15個團縮編為2師轄6個團。因王的部隊分駐各縣,蔣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這樣王部沒有辦法實施整編。蔣介石藉故,指使督辦大員不整編就不發軍餉。後來蔣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發軍餉給王部,但又規定未經他點編,只發給每月伙食費10萬元。而當時王家烈的部隊官兵有2萬餘人,這點錢連打發飯錢都不夠,更不用說其他費用了。即使是10萬元的軍餉,也只是一個空頭支票,實際上還是分文不給,使得王家烈處境困難。蔣介石還指使人在王部內部做手腳,煽動黔軍官兵起哄鬧餉,反對王家烈。用重金收買王家烈手下的師長何知重、柏輝章,然後由二人慫恿部下向王家烈鬧餉。    
    在內外逼迫下,王家烈連發四次辭職電給蔣介石,蔣介石立即召見王家烈到貴陽,王家烈便要求免去軍職,出外考察。蔣介石見去掉王家烈實權的目的已經達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說:「辜負你了!在國內各地看看就行了。」於是便給了王家烈一個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頭銜。王家烈見大勢已去,不得不就範了。    
    評析:    
    蔣介石趁「圍剿」中央紅軍之機,使用「順手牽羊」之術,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他解決貴州地方實力派而言,他的謀劃比較周全。從中可以看出,對於謀略家來說,「順手牽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動設局,相機而作,謀劃必須周全,意圖必須隱秘,行動必須果斷。這樣的權術,對於蔣介石這樣的工於心計、心狠手辣、薄情薄義之輩,那是隨手拈來。    
    後來,王家烈對人說:「中央軍對待貴州人,比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還不如,帝國主義雖然兇惡,但非不得已時,不會板起面孔,露出兇惡的面貌,而中央軍則隨時耷拉著臉皮對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嚴一樣。真是欺人太甚!我們貴州人今天實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覺。」這是借表達對「中央軍」的不滿,來發洩對蔣介石用毒辣的計策讓他臣服的控訴。蔣介石這個「強龍」,雖然用「順手牽羊」之計擒拿了王家烈這個「地頭蛇」,但壓不住王家烈的心頭之恨。


術篇第72節 偷梁換柱(1)

    偷梁換柱,意在控川    
    「偷梁換柱」一詞源出於《帝王世紀》,曰:「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說的是殷紂力大無比。後來人們把這一詞語轉義為對兵家、權謀家的一種計謀的表述。意指:「頻更其陣,抽其勁旅,待其自敗,而後乘之。曳其輪也。」在權謀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變事物的內容或事情的性質,以達到矇混欺騙的目的。在軍事上,聯合同盟軍對敵作戰時,反覆變動盟軍的陣容,藉以換掉盟軍的主力,等待它自己敗落,然後再乘機把它兼併。在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軍閥割據的近代,所謂盟軍,不過只是一種暫時的聯合而已,所以「兼併盟友」是常見的事。蔣介石在解決四川軍閥劉湘軍閥勢力曾採用了此術。    
    事例:    
    在古代,四川號稱天府之國。近代以來仍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軍閥割據,蔣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於一直忙於其他要事,此事暫時顧及不上。而四川大小軍閥雖然內部烽煙常起,連年內戰不休,但是對蔣介石的防範卻是目標一致,他們堅決反對蔣介石染指四川。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把實施「以空間換時間」的所謂抗戰戰略,與實施削弱軍閥、控制四川的削藩術結合起來,採用「偷梁換柱」的手法解決四川問題。    
    1.在蔣家軍入川問題上,以退為進。    
    蔣介石很早就曾嘗試用文的方法,取得對四川的控制權。1928年初,國民黨中央黨部委任一個「黨務監察委員會」進川,7月在成都展開工作,引起四川軍閥的警惕,堅決反對蔣介石的這一舉動,蔣介石不得不指示,把這些人撤離成都。1930年到1934年間,中央黨部曾四次謀劃在四川建立黨部,均告失敗。    
    紅四方面軍入川,創建了川陝根據地。劉湘為了自身的利益,對蔣介石表現出熱情,並作出積極「圍剿」紅軍的姿態。中央紅軍長征後,他更是積極配合蔣介石追剿紅軍的部署。    
    此時,蔣介石的高級謀士楊永泰向蔣進言說,借追剿紅軍之機,中央軍入川,以「達到統一四川的目的。」楊的進言更促使蔣介石把解決四川軍閥問題與入川建立大後方的戰略結合起來。    
    早在1933年,劉湘在成都就任蔣介石發佈的四川「剿匪」總司令職,集中全力對付紅軍。但在與紅軍作戰中損兵折將,事與願違。8月,不得不故作姿態,通電辭職。9月,蔣介石復電予以安慰,稱,「公為鄉為國,均應負責到底,雖至一槍一彈,亦必完成任務。此實大局所關,亦即大義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為殷切,詎不可輕率引去,動搖軍心。」於是,劉湘順水推舟,再也不提辭職之事,而是派人赴廬山面見蔣介石,提出幾個重大問題請求解決,蔣介石滿口答應,十分爽快。    
    10月,中央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蔣介石佈置沿途圍堵。劉湘被蔣介石電邀到南京,商討部署此事。劉在漢口與他的親信鄧漢祥商議,鄧漢祥勸劉湘提防蔣介石說:「蔣表面上必定將加重你的責任,提高你的地位說一些如何信任你等等好聽的話。實際上就是要利用你阻擊紅軍西進,以期達到他所希望的兩敗俱傷的目的。同時,他還會借口防堵紅軍,調派重兵入川,實行掌握川局。」在途中劉對隨行親信說:「我的主意已經打定。紅軍西來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還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拿四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係,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以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紅軍只是假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軍隊入川,則我們同紅軍作戰的結果,也是替蔣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是更不必說了。所以無論如何,要阻止蔣介石派兵入川。」    
    劉湘在南京與蔣介石見面時,與蔣介石討價還價,據理力爭,把中央軍拒之川外。雙方妥協,達成三項決定:(一)由劉湘擔任四川「剿匪」總司令,負計劃、指揮全責,中央盡量補助餉款彈藥;(二)改組四川省政府,以劉湘為主席;(三)組成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任命賀國光、楊吉輝為該團正副主任。    
    2.實行漸進式滲透。    
    蔣介石的「參謀團」名義上是輔助劉湘「圍剿」紅軍,實際上是把足插進來,控制劉湘。他們在進駐重慶後,搞小動作,收編土匪,封官許願,組織別動隊秘密活動,收買分化四川大小軍閥。康澤還以禁煙緝私室主任的名義,將緝私總隊調入四川,凡水陸交通均設有禁煙緝私專員辦公室及檢查所,爪牙遍佈全川。劉湘大呼上當,但為時太晚,只得以毒攻毒。於是劉湘竭力擴大四川本土特務系統,用以對付別動隊。別動隊藉故逮捕劉湘的特務,劉湘的特務則借助地方黑社會勢力暗殺蔣家的別動隊。    
    蔣介石親自出馬。從1935年2月起,在四川先後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舉兩得,一方面,督陣「圍堵」紅軍;另一方面,進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參謀團」改為重慶行營,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軍政,自任主任。還在峨眉山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分批訓練川軍營以上軍官。蔣介石在訓練團中,對川軍進行馴化,大講「剿赤」,服從中央等等,同時封官許願,暗中拉攏。訓練結業時,每人發了一大筆錢。這次收買初見成效,有一部分川軍將領倒向蔣介石這一邊。劉湘每逢蔣介石講過話以後,馬上去「消毒」。


術篇第73節 偷梁換柱(2)

    3.演調包的戲法:川軍出川,蔣家軍入川。    
    劉湘與蔣介石明爭暗鬥,雙方的矛盾趨近於白刃化。而劉湘在西安事變中,支持張學良,蔣極為惱火,決定對四川動手術了。將川軍整編,同時以出於抗戰的需要為幌子,勢圖控制四川。蔣介石後來說:「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區域做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遷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國)二十年進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1938年3月,他在武漢會見劉湘的代表鄧漢祥時全盤托出了他整編川軍的決心,他說「四川軍隊太多,應該縮編。四川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個大國,甫澄(劉湘)身體多病,兼管軍民兩政,深恐他身體不逮。中央擬派能夠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讓甫澄專負綏靖地方的責任」。後在鄧漢祥的反覆申說下,又經過何應欽從中勸說,蔣介石才不提軍民分治,而堅持川軍縮編。後來,由於劉湘的抵制,縮編未果。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軍調出四川。劉湘是積極主張抗日的,他發表了《告川康軍民書》。1937年8月,劉湘決定川軍出兵11個師。劉湘也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他的部隊編為第二十三集團軍,由劉湘直轄,沿川鄂線向湖北進發;另外一部分川軍組成二十二集團軍,被調入陝西歸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還有一部分川軍歸第一戰區指揮。劉湘統率的二十三集團軍參加了南京保衛戰。    
    從蔣介石對川軍的部署來看,他是要趁對日作戰之機肢解川軍。他委任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其實這個戰區根本就不存在。劉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熱忱,卻被蔣介石所愚弄,氣憤極了,國憂私怨交加,頓使病情加重。蔣介石雖然派人送劉湘到漢口醫治,但已無濟於事了。蔣以陳誠代理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職務,劉湘失去了對川軍的掌控權。劉湘於1938年1月病逝。    
    川軍出川後,蔣介石卻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隊,一個軍又一個軍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評析:    
    偷梁換柱,是歷代兵家和權謀家樂於使用的計策。春秋過末期,晉國內有智、韓、趙、魏四家掌握大權,而智氏勢力最大,智氏聯合其他三家勢力倒晉。在力量配備上,按常規佈陣,以友軍為梁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銳部隊為梁為柱,盟軍無法控制,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誤導致盟軍反水,結盟崩潰,智氏家族遭滅頂之災。戰國時期,秦國向韓國和魏國借道去攻打齊國。齊威王派章臣率兵迎擊秦軍,變通常規佈陣,偷梁換柱,把自己的精銳部隊喬裝打扮,送到秦軍的關鍵部位,也就是兵家說的樑柱部位待機襲擊敵軍,致使秦軍大敗,以弱勝強,成為偷梁換柱的範例。    
    蔣介石在運用偷梁換柱的計謀時,有獨到之處,首先,醞釀與施計是一個長過程。解決四川軍閥割據問題,蔣介石前前後後用了五六年的時間,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包括運用偷梁換柱術,最終迫使劉湘等四川軍閥就範。其次,因時而變,順勢而作。解決四川的軍閥勢力運用了多種計謀,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軍閥提出統一軍令的要求,還有派人滲透,以及恩威相濟等等,因時勢的變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換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機遇,順勢而作,更加自然與隱蔽。    
    從維護國家統一,從建立抗日大後方的角度考察,蔣介石致力於解決四川軍閥問題,是有遠見的戰略之舉。劉湘等四川實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際,聽從中央調遣,出川抗日,此乃愛國義舉。問題在於,蔣介石在踐行關係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大略時,還夾帶著為一黨一政治集團徇私的小術,為了打壓、削弱乃至消滅異己,不擇手段,此之過有損於其功。


術篇第74節 不戰而勝

    不戰而勝,盛世才將六星旗換成青天白日旗    
    不戰而勝,是「三十六計」勝戰計中的6計策的內核,也是軍事謀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戰而勝,以強大的軍事威懾為後盾,以離間、安撫為手段,文武結合,虛實相濟,兵不血刃,以獲全勝。    
    事例:    
    蔣介石解決割據新疆的軍閥盛世才的問題時,在謀劃上,有這樣的設計,基本上達到不戰而勝的勝戰效果。    
    盛世才,東北遼寧了,青少年時代,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後來赴日本留學。回國後到韶州講武堂受訓,畢業後加入東北軍,在郭松齡麾下擔任下級軍官。此後,再度到日本,1927年,由日本歸國後,為蔣介石所收羅,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與任新疆統治者金樹仁的秘書長的魯效祖相識,兩人相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盛世才與魯效祖談論軍事謀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話中,夾雜著訴說自己懷才不遇的鬱悶心情,魯效祖本來就是受金樹仁之托,來到中原招募軍事人才的,誰知尋才千里無路徑,偶爾相逢得將才。於是魯效祖建議,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職。    
    魯效祖萬萬也沒有想到引進盛世才,給新疆的當權者帶來的是禍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後,金樹仁委以重任,使這位年輕上校掌握軍事大權。誰知,此舉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覺得來到新疆是天賜良機,他牢牢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利用滲透拉攏等手段,合縱連橫,結黨營私,一大批中下層軍官雲集在他的麾下,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順勢縱橫捭闔,趕走金樹仁,擠垮了馬仲英,自己佔據新疆為王,馳騁於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個變色龍。在蔣介石麾下,追隨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勢而變。新疆與強大的蘇聯接壤,紅色革命氣盛。他要借蘇聯為自己強勢。於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倣傚蘇聯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開倒向蘇聯。他聲稱自己「信仰」共產主義,奉行親蘇政策,說親蘇政策:「不僅是建設新疆的最光明的燈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燈塔」。他利用中蘇間的矛盾,割據稱雄。扮演兩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國領土,防止蘇聯的滲透,損害他的利益;另一面,親蘇,從蘇聯獲得援助,並且挾蘇自重,以對抗國民黨南京政權。對於盛世才當時的兩面派表現,中共新疆黨組織負責人鄧發曾這樣說過:「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有野心的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    
    蔣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這是因為,第一,盛世才公開對抗「中央」,挑戰他的獨裁統治,屯兵新疆,後患無窮,這是他所絕對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過密,擔心蘇聯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將為蘇聯所吞併,劃入紅色帝國的版圖。第三,1938年,盛世才訪蘇歸來後,同共產黨靠近,後來在新疆建立起統一戰線。共產黨一些要員在新疆活動。蔣介石擔心中國共產黨通過新疆這一通道,從蘇聯獲得援助。他要通過解決掉盛世才,把共產黨這一條路堵死。    
    蔣介石這個人在謀略上比較善於觀察形勢,審時度勢而施計,是他在通常情況下堅持的策略套路。當時的情況是,中國抗戰在即,蔣介石不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蘇聯的支援。他擔心動盛世才會得罪蘇聯。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想解決掉新疆盛世才這塊心病。他在等待時機。時機果然到來。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蘇聯進行衛國戰爭。那是一場社會制度對社會制度、民族對民族的殊死決戰,斯大林動員全蘇一切力量投入衛國戰爭。蘇聯無暇東顧。    
    於是,蔣介石開始採取實際步驟解決盛世才問題。由朱紹良統帥重兵,陳兵於河西走廊,躍躍欲試,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搞得盛世才心驚膽戰。以大兵壓境威懾,蔣介石派新疆督辦公署駐重慶代表張元夫回到迪化與盛世才密謀。盛世才自知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援,他無法抵禦國民黨軍隊的進攻,5月,派其五弟盛世驥陪同張元夫一道乘飛機前往重慶,暗中訂下默契,以反蘇反共為條件,蔣介石、盛世才達成妥協。    
    同年8月,蔣介石派宋美齡、朱紹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誘迫盛世才,盛臣服於蔣介石,將「六星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搖身一變,成了「反共」鬥士。1942年,盛世才撕毀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議,逮捕了在新疆支持與幫助新疆建設與發展的中共黨員及其他們的家屬160多名,還有其他進步分子,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潭秋、毛澤東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擔任財政廳長的毛澤民等人也被捕入獄。1943年,將陳潭秋、毛澤民等人在監獄殺害。    
    儘管盛世才由聯共轉向反共,蔣介石還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蔣經國到新疆任主席。蔣介石之所以安排蔣經國去擔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嶄露頭角的兒子,應該挑更重的擔子,如果在內地,安排要職不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隊伍中反對者不會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較合適。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蔣經國在蘇聯生活了很長時間,對蘇聯比較瞭解,精通俄語,便於與蘇聯接觸,調整與蘇聯的關係。而且蔣經國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較適合於新疆這一特殊環境,用「具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去消除打著「共產主義」旗號進行封建割據的盛世才的影響,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勢力根除。    
    蔣經國接受此重任躊躇滿志,想在新疆大幹一場,為此作了充分準備,他帶領一班人馬,到達新疆,沿途考察了陝西、寧夏、甘肅。可是正在他為走馬上任做準備時,蔣介石讓他止住了前進步伐。蔣經國十分納悶,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時知道,蔣介石有他的全盤考慮,還是認為暫時不動盛世才為好,運用駕輕就熟的統馭公式,解決盛世才問題,在盛世才頭上增加了很多頂官銜,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新疆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新疆邊防督辦、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主任、中央軍校第九軍校主任、西北運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九集團軍副司令等黨、政、軍要職,反正是空頭支票。就這樣,蔣經國未能到新疆赴任。    
    評析:    
    蔣介石用大軍壓境,輔之以收買、利誘之策,收到不戰而勝的功效。在解決盛世才與南京政權分庭抗禮的問題過程中,有兩點處理比較得當,一是不盲動,尋機而作;二是用大軍壓境,形成強大的壓力,並輔之心攻心戰和物質利誘。但從整個抗戰大局來說,蔣介石把解決盛世才問題作為反共的步驟,企圖切斷蘇聯對共產黨的援助,鼓動盛世才殘害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人士,損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背離了民心,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國民黨政治圈內,很少人沒有同蔣介石發生過矛盾,並與之發生敵對關係。這固然有權力誘惑的驅動,因為由剝削階級獨霸的政壇,本身就是一個權力角逐場,台上台下,統領者與被統領者之間,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在政治權力和利益的爭奪上,客觀上存在著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時常會轉化為敵對性。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蔣介石執政理念與執政方式的影響。他對權力的迷戀達到癡迷至狂的程度,專權、獨裁,四面樹敵。另一方面,蔣介石沒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黨、政權運作的民主制度和機制,使國民黨政治圈內的競爭,幾乎始終處在一種無序的、高強力的狀態。他所運用的法寶那就只能是權術了,依靠對政治資源的壟斷,倚仗嫡系常規軍的支持,借助特務政治的介入,把權術玩得靈轉,制服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敵。然而,權術的效用是極其有限的,結果是降而難服,打而難倒;此伏彼起,「亡」後再生,週而復始地循環,構成了蔣介石當權時期怪異的政治景觀。


術篇第75節 明爭暗鬥(1)

    明爭暗鬥,在蔣汪爭鬥中把握主動權    
    蔣介石與汪精衛為了把握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嚴重惡化了政治生態。在這種爭鬥中,蔣介石逐步由劣勢轉為優勢,掌控了中央大權。    
    事例: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元老派。在蔣介石還在做兒時的打鬥遊戲時,汪精衛就在提著腦袋干革命,因暗殺滿清朝廷大權在握的攝政王,被捕入獄,名噪一時。他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同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派」的論戰中,與胡漢民合稱革命隊伍中的「雙璧」,深得孫中山的信任,那時,人們把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三人之間的關係作了這樣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無先生(指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儘管孫中山對汪精衛的軟弱、對改組國民黨猶豫的表現時有批評,但總的講是信任、重用的。國民黨「一大」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孫中山在北平臨終前的政治遺囑,就是由他記述整理、轉達的。孫中山逝世後,他成了國民黨的政治領袖。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還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後來,在寧漢對峙時,汪精衛又是武漢反蔣的舉旗人。    
    蔣汪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存在著,在權力分配的關鍵時刻,這兩個人,在權力角逐場,有聯手,更有爭鬥,在聯手中伴隨著爭鬥,在爭鬥中夾雜著合作。在蔣汪爭鬥中,蔣介石的權術要高汪一籌,更由於軍權在握,使自己搶佔了上風。    
    1.製造中山艦事件,外在排共,內在制汪。    
    蔣介石是國民黨內的新右派,打內心裡是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孫中山病逝後,就決意分共,他後來曾自我表白說,從國民黨「二大」起,他就「下了決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產黨「奮鬥抵抗到底」。1926年3月,他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打擊、排擠共產黨,尤其排擠以黃埔軍校學生兵為基礎的新軍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另一個目的就是打擊汪精衛。周恩來後來談起中山艦事件時說:這是「蔣介石與右派勾結,打擊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向革命示威」的嚴重政治事件。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汪精衛正抱病在家。得知這一消息後,對蔣介石搞這樣大的動作,不事先給他通氣,非常氣憤,他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告我,這不是造反嗎?」其實,蔣介石製造這一事變就包含著造汪精衛的反的用意。他的此舉意欲一石三鳥,既要打擊中共,又要削弱蘇聯顧問團的影響,同時動搖汪精衛的威信和地位。關於中山艦到黃埔去是誰下的命令,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汪精衛下達的,一種說法是蔣介石下達的。蔣介石當時聲稱,說有陰謀,要綁架他,將他送往莫斯科。事實上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策劃的,他說有人要綁架他,是暗示這人是汪精衛。    
    汪精衛在國民黨80位委員面前,否認曾分發任何命令,並怒斥蔣介石說:「你以為你是老幾?你只是一個暴發戶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國民黨25位創始黨員之中,也未列為五位監察委員之一,你只不過是一個新進者,一個後輩委員,但是你卻以你那無恥的軍閥作風來叱責你的長輩。如果你想奪取我的地位,你就幹下去嘛!」    
    汪精衛的一席話揭了蔣介石的短,刺到了痛處。但蔣介石此時羽毛未豐,感到初試鋒芒,試探已見功效。所以並沒有與汪精衛公開對峙,而是採取了適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這是一場誤會,一方面請求處分,很快就給軍事委員會送上《為處置中山艦事件自請處分呈》。同時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還採用「苦肉計」,作出了打擊右派的姿態,並把參與策劃事件的親信予以處理。這一招很見效,獲得了蘇聯顧問和中共領導陳獨秀的諒解與退讓。事件發生後,汪精衛曾把朱培德、譚延闓、李濟深等幾個軍長叫來,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問他們敢不敢把蔣介石扣起來,幾位軍長沒有吱聲。隨後,他又主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他打算通過這次會議解釋「誤會」,可是在這次會上,汪精衛已經處於下風了。周恩來後來回憶此事時說:「為了解釋『誤會』,在汪精衛床前開了一個一點鐘的政治委員會。汪精衛、譚廷闓、蘇聯顧問都客氣地表示了歉意,而蔣介石倒反而一句話都沒說,精神上佔了優勢,政治上得到極大成功。從此以後汪精衛『失蹤』了」。    
    汪精衛雖然很不甘心,但又自己奈何不了蔣介石,只好稱病去職。5月秘密離開廣州經香港乘船到法國去了,這一走就是幾年。汪精衛留下的權力空缺,被蔣介石填補上。在此之前蔣介石已與汪精衛聯手,把胡漢民排擠走了,這樣,蔣介石以此為契機,逐步把黨政軍大權獨攬於一身。    
    2、從拉汪到汪舉旗反蔣。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又製造了「整理黨務」的糾紛,獨攬大權,加上在北伐中壯大了自己軍事實力。在國民黨高層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蔣」的主張。1927年,圍繞「遷都」問題,蔣介石在南昌與武漢的中央對峙。武漢政府電請汪精衛銷假回國。汪精衛於4月初到達上海,蔣介石力圖拉汪一起反共,汪當時雖有應允,但他在與陳獨秀聯名發表了汪陳《聯合聲明》後,稍稍離開上海來到武漢,成為武漢政治中樞的核心人物。在武漢舉起了討伐蔣介石的旗幟。    
    蔣介石力圖扭轉局勢,通過馮玉祥等人從中調停,並促使汪精衛最終作出「分共」的決定。汪雖然追隨蔣介石「分共」、「反共」,但沒有放棄反蔣的旗幟。蔣介石採取措施,打擊汪精衛。蔣汪實際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於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於領袖慾、權欲的驅使,他們為了爭奪國民黨的第一把交椅仍處在對峙狀態。在這一回合的蔣汪鬥爭中,蔣介石暫處下風。以蔣介石第一次下野為代價,促成寧漢合流,在南京組成統一的中央政府。不過,汪精衛在這一回合的蔣汪爭鬥中幾乎什麼也沒有得到,在蔣介石下野後的一個月,汪精衛也被迫下野。


術篇第76節 明爭暗鬥(2)

    3、導演雙簧,汪精衛替蔣介石受過。    
    蔣介石在下台期間,不是坐以待斃,而是拉攏汪精衛,導演了一場雙簧。在他的暗中策劃下,汪精衛在前台表演,在廣州進行活動,企圖拆散粵桂反蔣聯盟。汪精衛在拆粵桂聯盟的台的同時,率先提出請蔣介石繼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議案。1928年初蔣介石被請出復職。在這次蔣汪合作中,汪精衛實際上是被蔣介石當槍使。拆散粵桂聯盟的陰謀敗露後,桂繫緊追汪精衛不放,他不得不聽從蔣的勸告,逃避國外。汪精衛追隨蔣介石不僅沒有得到什麼,反而落得一個「落水狗」的下場。    
    第四、政治軍事兩手並用,再敗汪精衛。汪精衛被迫出國後,蔣介石送給他的不是回報,而是打壓。1928年8月,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會前吳雅暉等人提出反對汪精衛派系參加全會,並撰文指責汪精衛及其黨羽陳公博等人。陳公博組織「改組派」,與蔣介石唱對台戲。1929年3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的代表絕大多數是由蔣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對派都排擠於蔣記中央之外。親汪的「改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擊。汪精衛在法國與陳公博一起確定了反蔣方針。陳公博回國後,四處串聯,著手組織「護黨救國軍」。    
    10月,汪精衛回國,張發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護汪反蔣。唐生智等75人聯名簽署反蔣通電,呼籲剷除全國公敵蔣介石。    
    蔣介石採取政治手段與軍事手段並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對汪派採取強硬手段。1929年10月,明令通緝陳公博、顧孟余等人;隨後南京政府密令偵察封禁改組派上海總部;中常會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黨籍;武裝襲擊法國租界內的改組派的一個辦事處,當場打死一名改組派中央負責人。在軍事上對敵軍進行瓦解。一方面爭取閰錫山、張學良的支持;一方面採取收買、製造矛盾等辦法,瓦解「護黨救國軍」。閰錫山、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後,唐生智所聯絡的將領紛紛倒向蔣介石,到了1930年初,護黨救國軍瓦解。    
    此後,汪精衛在中原大戰期間,被馮玉祥、閰錫山抬出來當旗幟,負責黨務。隨著馮、閰戰敗,汪精衛不得不承認失敗的事實。    
    評析:    
    為了掌握中央大權,蔣介石與汪精衛明爭暗鬥,長達近20年。在權力分配的關鍵時刻,這兩個人在權力角逐場,有聯手,更有爭鬥,在聯手中伴隨著爭鬥,在爭鬥中夾雜著合作。就他們的資本而言,汪精衛是國民黨中重量級人物,一度掌控著中央大權,而蔣介石則是沒有多大聲望的小人物。然而,蔣介石是大贏家。在蔣汪爭鬥中,蔣介石的權術要高汪一籌,更由於軍權在握,使自己搶佔了上風。    
    他製造中山艦事件,一舉多得,既排斥了共產黨、打擊了蘇聯顧問,又擠走了汪精衛;導演雙簧,讓汪精衛替他背黑鍋;當汪精衛聯合其他政治集團挑起爭鬥時,蔣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軍事、政治、經濟資源,文武兩手並用,逼迫汪精衛俯首稱臣。尤其是在1930年的蔣汪爭鬥中,汪精衛輸得很慘,他發表宣言,表示今後願做在野派,宣佈解散改組派。在這一輪的蔣汪爭鬥中,汪精衛丟了「改組派」,丟了「正統」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資本幾乎輸光。此後,汪精衛也復出了,但這時的汪精衛只是政治權力角逐場裡的一個配角,蔣介石是主,他只是從。使盡全身解數,也始終無法改變這種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戰爭初期,汪精衛搞什麼「低調俱樂部」,與「主戰派」唱對台戲,散佈「亡國論」,沒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組織汪偽「中央政府」,墮落成大漢奸、大賣國賊,遺臭萬年。汪精衛在與蔣介石的角逐中,不僅輸在「小氣」上,而且在「大節」上也輸得一個精光。


術篇第77節 過河拆橋(1)

    過河拆橋,用胡又羈胡    
    過河拆橋出自於《元史.徹裡貼木兒傳》,《傳》中說,有個叫許有壬的,是由科舉進入官場而逐漸升到參政的。後來他卻竭力主張廢除科舉制度,有人譏諷他說:「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後來人們以「過河拆橋」來比喻利用他人達到目的後,把幫助的人一腳踢開。蔣介石與胡漢民的政治利益關係的變化,可以借用這一成語表述。    
    事例:    
    胡漢民是國民黨內的元老級人物,在早期革命時期,是頗有影響的理論家和宣傳家,深得孫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職權交給他代理。孫中山還曾說過,以胡漢民的才幹,即位以總統亦綽綽有餘。就這樣一位國民黨的重量級的人物與蔣介石這個後來者之間,有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漢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壇的,在處理廖仲愷被害案中,蔣介石通過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國民黨的軍權、黨權和政權。在蔣介石登上最高權力寶座後,又多次聯胡又攆胡,直到胡從政壇上消失。    
    蔣介石對胡的態度大體上經歷了三部曲。    
    首先,暫時無用,拒之門外。胡漢民因受廖仲愷案的嫌疑,被蔣介石聯合汪精衛把他趕走,以考察的名義到蘇聯避風。1926年春,國內的政治氣候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伐戰爭在即。胡漢民以為東山再起的機會到了,於同年3月,從莫斯科啟程經海參崴回國。在途中得知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後,更是感到機遇已經到來,深信此時的蔣介石一定會需要他。其實,這只是他的單相思。    
    蔣介石對胡漢民的回國並不歡迎。他先是通過蘇聯人阻止胡漢民回國。4月,促使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決議,要胡漢民「暫緩回國」。越是這樣胡越是要回。經過一番周折,搭乘開放廣州的輪船,離開海參崴。    
    阻止胡漢民回國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來。發表了一封孫中山寫給蔣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話:「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去了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要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他公開這封信的意圖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孫中山的信貶損胡、汪,抬高自己,實行俄式革命,汪精衛、胡漢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蔣是孫中山信得過的人,才能擔當起革命領袖之重任。    
    蔣介石此時之所以要把胡漢民拒之於國門、政門之外,是因為他擔心胡漢民回來分權,對其隨意在國外發表意見,指手畫腳的行為反感。由於蔣介石的冷落,並且不斷施壓,胡漢民在廣州只呆了十來天就再次離開廣州,重返國民黨政壇的夢想,就這樣被蔣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壇孤立,拉胡漢民助勢。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在政治上極度孤立。此時回國的汪精衛到武漢,以國民黨的正宗領袖自居,扯起反蔣的旗幟,憑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張旗鼓地討伐蔣介石。    
    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難之時想起了胡漢民。4月,胡漢民應邀蔣介石的邀請來到南京。在南京召開的政治委員會議上,他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這時的胡漢民為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出了大力。一是幫助蔣介石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這個形式對於蔣介石來說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蔣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還可以用這塊招牌與汪精衛的武漢政府相抗衡。二是為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大造輿論。一方面,為蔣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輿論;另一方面,同武漢政府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可以說是使盡渾身的解數,為南京政府爭正統地位,為蔣介石歌功頌德。三是為蔣介石拉盟友。在寧漢對峙期間,北方的馮玉祥的態度如何,至關重要。蔣介石、汪精衛都在極力拉攏馮玉祥。胡漢民出面做馮玉祥的工作,由於他的遊說,更由於南京方面給馮部巨款,馮權衡利弊,決定與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漢民給傾向於武漢政府的第二軍軍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寫了一封長信,勸說朱分共擁蔣。胡漢民在粵軍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與粵軍的特殊關係,特別是利用與粵軍首領李濟深的師生關係,做粵軍的工作,緩和了蔣李之間正在發生的矛盾。    
    第三、過河拆橋。蔣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蔣介石下台後,胡漢民乃是蔣的堅定支持者。蔣重新上台,胡漢民心裡在打算盤,憑他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和為蔣介石攝取政權所作出的貢獻,會受到重用。可是,蔣介石對胡並不感興趣,即使在選用胡漢民的時候,也時刻提防著他。胡漢民的確理論水平高,政治能力強,但太愛表現自己,自以為是,常常指手畫腳。蔣介石壓根裡沒有啟用胡的打算。但他沒有直說,而是耍了一個手腕。    
    蔣介石復出後,給在海外的胡漢民發了個邀請電,請他回國共同主持大計。胡漢民從巴黎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提出「訓政大綱」提案。蔣介石採納了《大綱》的提法,在國民黨召開的二屆五中全會上,指出,以後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國家基礎」,由「軍政時期」轉入「訓政時期」。隨後,蔣、桂、馮、閻的矛盾激化,戰爭迫在眉睫,蔣介石需要這個理論家幫他「補天」。


術篇第78節 過河拆橋(2)

    胡漢民抵達香港時,一些朋友勸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職,蔣介石不會給什麼好處。胡當時說:「自古文武結合,武人馬上打天下,文人動筆治太平。漢高祖時還有叔孫通幫他定朝儀,難道蔣介石就不需要幫助了吧!國民黨多年奮鬥,還只有蔣介石幹出點名堂。過去得失我不想計較,我想扶蔣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鄧澤如見他不聽勸告,就贈送一個精緻的竹籠,內裝了一隻小黃雀,暗示你到南京將成為「籠中之鳥」。胡漢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蔣會如此對待他。    
    到了南京,胡漢民力排眾議,推舉蔣介石當了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同各地軍閥混戰時,胡漢民則在南京指揮國民黨所有宣傳機構和政治機構,用筆桿對各地軍閥進行討伐。胡盡心力地料理政務。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籌劃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約法,準備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蔣胡因此事發生了衝突。胡漢民希望蔣介石把治理國家的大權交給自己。他曾兩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賞土耳其的基馬爾革命。回國後,他多次發表演說,宣傳土耳其的經驗,說基馬爾革命成功後,就長期養病不出,一切政治問題都由內閣總理伊斯墨代行處理。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實際上是要蔣介石讓權。    
    蔣介石不僅毫無退意,而且,事無鉅細什麼都要管,連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了都不算,一定要他點頭。胡漢民感到等待蔣讓權是不可能的,他就公開地爭,與蔣介石唱對台戲,批評蔣介石獨裁。1930年11月,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吳雅暉等人貫徹蔣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張通過國民議會制定約法,然後依據約法選舉蔣為總統。胡漢民會上公開反對,表示不能由國民會議制定約法。    
    會議之後,胡漢民在國民黨反蔣派系中仍然積極活動。1931年,蔣介石下令把胡漢民軟禁起來。因此,引發了兩廣事變,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聯合反蔣,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政府對峙,蔣介石屈服於壓力,被迫放出胡漢民。此後,胡漢民淡出政壇。    
    評析:    
    蔣胡之間的關係,正好應了這樣一句話,在政治角逐中,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蔣介石用實用主義處理他與胡漢民這類政客的關係,有用即朋友,利用完,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腳踢開,毫不客氣。蔣介石在利用還是拒絕、拋棄胡漢民的問題上,是權衡厲害再做選擇的。    
    蔣介石用實用主義處理他同胡漢民的關係,的確在政治上佔了上風,獲益不小。然而「過河拆橋」這類舊官場的為官之道畢竟是沒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蔣介石羈押胡漢民引起了國民黨官場內的極大震動,造成了反蔣派的聯合,為平息風波,蔣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術篇第79節 恩威並施

    恩威並施,彈壓抗日反蔣勢力    
    蔣介石用各種各樣的權術對付政敵,打壓抗日力量和進步勢力。文武兩手結合,恩威並施是他經常使用的伎倆。    
    事例: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國興起反對日本侵略的熱潮。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國民黨內一些政治派別、政治集團紛紛要求最高當局,組織全國軍民抗日。而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堅持反共戰爭,對日本軍的侵略繼續實行不抵抗,並且壓制一切抗日的行動。成為抗日的最大阻力。於是人們把抗日與反蔣聯繫起來,在國民黨營壘內,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蔣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1933年11月和1936年6月爆發了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    
    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舉起抗日的旗幟,是正義之舉,蔣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進行打壓。根據不同的背景和現實的條件,分別採取不同的手法,壓制國民黨內興起的抗日反蔣勢力。    
    首先,用武力鎮壓福建事變。福建事變的主力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抵抗日本軍的侵略,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威震全國。蔣介石不但不獎賞他們,反而下令將這支部隊的3個師分別調離上海,準備進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對後,改為將往福建「圍剿」紅軍。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山海關,入侵華北。十九路軍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請求抗日並且與桂系聯合組建「援熱聯軍」,北上抗日,蔣介石電令他們回師。時任福建省綏靖公署主任的蔣光鼐與蔡廷鍇聯名通電反對。十九路軍在蔣介石催逼下,向駐在閩西的紅軍進攻,受到嚴重損失。隨後,他們與紅軍代表共同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從海外回國的陳銘樞積極奔走於港、粵、閩聯絡各方,組織抗日反蔣的聯合力量。在他的聯絡下,李濟深、黃琪翔、陳友仁、徐謙等人陸續由香港到達福建。11月,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發表了《人民權利宣言》,宣告以「救護國家、保障人權」為大會宗旨。號召全國的革命大眾立刻起來,打倒蔣介石御用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徹底民主政權。大會主席團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員人選,決定廢除中華民國年號,設首都於福州。次日,由部分宣佈退出國民黨的成員聯合第三黨和神州國光社成員組建「生產人民黨」,陳銘樞為書記,隨後,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為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李濟深任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福建事變在全國及海外華僑中引起巨大反響。福建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發佈討伐令。國民黨召開中常會,決定永遠開除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等人的黨籍,並交政府嚴行拿辦。    
    12月,蔣介石調遣嫡系部隊15萬人,親自坐鎮指揮,對福建展開大規模軍事進攻。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十九路軍將士們英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繼失守,內部一些將領嘩變。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等人相繼離開福建,歷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終於失敗。    
    蔣介石能夠順利地解決福建事變,主要是由於雙方軍事力量太過懸殊,也由於蔣介石認識到事變對自己獨裁統治的威脅,採取各種毒辣、嚴厲的手段,在政治上進行反擊、軍事上大舉進攻,再加以從內部進行分化;從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講,他們主張停止內戰,積極抗戰,聯共反蔣,這些行動反映了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強烈的抗日願望,這是愛國正義的行動,但他們自身也存在著弱點,未能及時提出正確的戰略策略,並且公開放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旗幟,取消孫中山遺像,使自己陷於孤立,也給了蔣介石討伐的口實。蔣介石抓住了他們的弱點,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平息了這場事變。    
    其次,打拉結合,搞垮兩廣反蔣聯盟。1936年5月,胡漢民突然病故,廣東廣西實力派一時間失去了重心。蔣介石決定利用機會,採取措施,取消兩廣的半獨立狀態。他委派居正、孫科、王龐惠等要員前往廣州弔唁胡漢民,趁此機會,向陳濟棠提出改組廣東省政府等項要求。實際上逼迫陳濟棠把廣東軍政大權交出來。    
    陳濟棠再次被逼上反蔣的道路,與桂系一起反蔣。經過與李宗仁、白崇禧反覆商量,陳濟棠通電全國,反對日本增兵華北,激勵全國反日情緒。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務委員會6月舉行聯席會議,再次通電全國。他們把兩廣所屬的軍隊改稱為「中華民國革命抗日救國軍」,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蔣介石用兩手,即安撫和武力高壓兩手,應對兩廣事變。6月,他致電陳濟棠指出:「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若「一隅獨標揭於先,則整個國家之尊嚴,即已喪失於國際之間」。提出兩廣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圖先行安撫,防止事態擴大。同時提前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討論內外政策,要兩廣「踴躍參加,共決大計」,以緩和反蔣情緒。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緊急調集軍隊,搶先控制戰略要地衡陽,使兩廣北上計劃受阻。並揚言在必要時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壓的態勢下,還派人帶著一大筆錢,收買陳濟棠的部下,獲得成功。廣東空軍40多人駕機投蔣,聯名通電譴責陳濟棠等借抗日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級將領相繼率部投蔣,陳濟棠陷於眾叛親離的地步。在蔣介石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免除陳濟棠的職務。陳濟棠在大勢已去的形勢下,致電蔣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廣東落入蔣介石的控制。    
    廣東問題解決後,蔣介石乘勢解決桂系問題。電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軍事委員會任職。李、白對此舉堅決拒絕。蔣見此策不行,又換了一個戲法,要將李宗仁、白崇禧調離廣西,由黃紹竑在廣西主政。李、白接電後,決定拚個魚死網破,動員十多萬軍隊備戰,同時聯絡各方人士到廣西共商大計。蔣介石立即調大批人馬進逼廣西,「一時大軍雲集,自四面而來的不下四五十萬人,劍拔弩張,遙遙向廣西逼近」。    
    華北事變發生後,日本加緊擴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劇,愛國學生奔走呼號,「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更加高漲。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用和平協調解決爭端。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和廣西當局都採取比較克制的態度。李宗仁等人向蔣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經過程潛等人從中斡旋,雙方作了讓步,終於促成廣西問題的和平解決。    
    評析:    
    面對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妥協、對內「剿共」的反動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國民黨內一些政治派別與軍事集團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反映了民意,是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正義行動。蔣介石不但不支持他們的抗日的要求,反而採取種種手段予以鎮壓和破壞,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舉國聲討理所當然。    
    福建事變在很短時間裡,就被蔣介石所鎮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蔣介石組織佔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親自督陣進行鎮壓,敵我雙方的力量過於懸殊,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領導機關實行王明「左」傾關門主義路線,沒有採取切實的措施與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內部分析,福建事變的領導者提出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政策,加上一些將領被蔣介石收買,倒戈,使自己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兩廣事變的發生,是對蔣介石打壓不同派別和集團,排除異己的行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對蔣介石堅持反共內戰,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抵制。蔣介石採用武力征討,違背民意;採取和平方式解決,才是明智之舉,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


術篇第80節 雙管齊下(1)

    雙管齊下,置馮玉祥抗日同盟軍於死地    
    雙管齊下,說的是採用兩種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達到所期望的目的。蔣介石在對待持不同政見者,處理同政敵之間的矛盾問題時,常常採取這種權術。他解決馮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問題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將軍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隱居於山西汾縣峪道河。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導致大片國土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對此,馮將軍極為憤慨。不斷地譴責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主張出兵抗擊。1932年,他懷著滿腔熱情,從山西汾縣峪道河山村出來,四處活動、勸說,希望國民黨能團結抗日。但是奔走兩個多月,得到的卻是冷水澆頭。他一氣之下,上了泰山,住進了普照寺,潛心讀書,研究國政。不久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組織抗日同盟軍,相機發動察哈爾省的抗戰。為了爭取各方面的支援,於1933年1月致電兩廣的各派力量,呼籲:「現在已至最後之生死關頭,非速圖抵抗,不足以挽茲垂亡之局。」強調,只有識大體,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請求工商界經濟上予以幫助;聯絡他原來的部下吉鴻昌、石友山等將領參加抗日同盟軍,並到蘇聯駐天津總領事處請求援助。    
    馮玉祥的抗日活動,遭到蔣介石的阻攔,他用勸說和誘騙的方法,要馮玉祥離開察哈爾。1933年1月,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致電馮玉祥,邀請他到南京見面。馮復電以「近感風寒」予以拒絕。並提出了12項抗日救國主張,作為最後的呼籲。為了促使馮玉祥改變主意,蔣介石還派人到張家口敦促馮進京,並以監察院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相許。但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抗戰的決心已定,不受蔣介石的誘惑所動。馮說:「華北局勢更緊,不但本不應南下,蔣及中央委員皆應北上,現寇已深入,非座談抗日之時,只有大家上前線一拼。」他對身邊的人表示:「寧為抗戰而死,也不願離開此地!」    
    馮玉祥抗戰的義舉雖然受到蔣介石的阻撓,但是得到全國各愛國團體和廣大民眾的擁護支持,也得到許多愛國官兵的響應。抗日同盟軍迅速擴大,參加的除馮玉祥的原29軍教導團和方振武組織的抗日救國軍外,還有從東北和熱河退到察哈爾省的義勇軍、防守長城各口的愛國軍隊,原西北軍舊部、察哈爾省地方武裝;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愛國學生也成批趕來參加同盟軍,這支抗日隊伍很快發展到8萬人以上。    
    1933年6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佈同盟軍為「革命軍民之聯合戰線」,以外抗暴日,內除國賊為宗旨,否認一切賣國協定,反對任何方式的妥協,決心以武力收復失地。同盟軍還規定政綱為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人、農民、貧民、士兵的生活,釋放因愛國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和武裝的自由等。    
    隨後,馮玉祥公佈了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的組成人員和編製序列,總司令為馮玉祥,總參謀長為邱山寧。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北路前敵指揮,率軍收復察東各地。    
    抗日同盟軍的成立,使全國人民的抗戰精神為之振奮。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肖佛成、鄧澤如、李宗仁、鄒魯等聯名通電,對馮玉祥「決領抗日之師,誓還我河山」的壯舉,表示堅決支持,並充當「後盾」。全國各界的支持,進一步激起抗日同盟軍將士的抗戰熱情。他們表示,要在馮公的領導下,誓以滿腔熱血灑疆場,保我山河,復我失地。    
    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軍出征連戰告捷,先後收復康保、寶昌等地,繼又與敵血戰5晝夜,收復了軍事重鎮多倫(今包頭),收復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國人民大為振奮。馮玉祥提出,願「自率十萬饑疲之士,進而為規復四省之謀」;並於7月27日成立「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自任委員長。    
    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初戰告捷,使得蔣介石感到恐懼與仇恨。這是因為,第一,他認為,抗日同盟軍抗戰,貽誤既定的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貫徹。第二,擔心馮玉祥另立軍隊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割地自雄,東山再起,動搖蔣介石的統治地位。第三,擔心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影響他的「剿共」計劃。在他的指使下,誣蔑、辱罵馮玉祥的輿論四起。    
    蔣介石為了搞垮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雙管齊下」:    
    首先,採用武力鎮壓。早在抗日同盟軍進軍察東之時,蔣介石就命令何應欽「速籌軍事之徹底解決辦法」。7月何下令國民黨軍隊向察省推進,入察軍隊達16個師,共15萬人,威逼馮玉祥取消同盟軍,停止抗日。日軍與何應欽的部署相默契,兩個旅的日軍和偽軍共2萬餘人,向察哈爾邊境移動,準備進攻多倫等地。    
    為了切斷抗日同盟軍的物資來源,國民黨政府以貪污罪將曾給馮玉祥捐款接濟的朱慶瀾調回南京辦理交代;調集大量軍隊封鎖察省對外交通,使張家口等地的糧食、彈藥接濟斷絕。    
    在日蔣進逼,戰爭處於一觸即發之際,馮玉祥立即通電全國和西南當局,說明因抗日而「獲罪於政府」,請各方主持正義。這個呼籲立即得到全國各方的響應。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電請北方各省當局各將領,「均應仗義執言,解此糾紛」,並勸進攻同盟軍的國民黨軍隊將領,「應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向背,不宜為個人所為,為亂命的操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白崇禧等,以強硬的態度致電國民黨中央與政府,指責當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風報》在社評中指出:蔣介石「倒行逆施,謀以武力解決馮玉祥之抗日力量,則其賣國罪惡更浮於吳三桂多倍。」


術篇第81節 雙管齊下(2)

    在各方面的輿論和西南實力派的壓力下,蔣介石、汪精衛未敢立即言戰,但仍堅持其取消政策。蔣汪發出儉電,繼續對馮玉祥進行造謠誣蔑,並提出最後通牒四項條件,逼迫馮接受。馮玉祥向全國發出世電,答覆蔣汪的儉電,陳述興師以來抗日經過,駁斥所謂「抗命」、「割據」、「赤化」等誣蔑。指出:「雖勝雖不足言功,但勝亦何至獲罪」,「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同日,他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哀哉,同盟軍!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蔣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敵,更受轟炸之苦。」    
    其次,進行分化瓦解。蔣介石派遣藍衣社特務,利用同盟軍內部成分複雜,政治態度不一的弱點,進行分化瓦解。同盟軍的將領包剛、馮占海、張人傑、李忠義等先後被收買,魏宗普、鄧文先後被暗殺,造成同盟軍內部思想混亂和動搖。加上盟友從極「左」的立場,對馮進行指責,使馮玉祥感到苦惱和疑慮。外援也被切斷,原來與兩廣方面約定的接濟同盟軍的10萬元的計劃落空,同盟軍內部出現嚴重分歧。8月,馮玉祥兩次召開同盟軍負責人會議,經過激烈爭論,他最後不顧不同意見,決定取消同盟軍名義,離開察哈爾出走。他在會上表示,如引起內戰,將使日軍坐收漁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軍名義雖不在,但可借宋的掩護,保存一部分力量。    
    經過顧孟余、黃郛來往於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與馮玉祥之間斡旋,8月3日何應欽秉承蔣的旨意,發表解決察事談話,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爾。5日,馮玉祥發電宣佈自即日起「忍痛收束軍事」。他在日記中寫了此舉的用意,寫道:這次離察「一為體諒明軒之苦衷,一為將來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討賊之計」。馮玉祥抱恨離開張家口,再上泰山隱居。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和重金收買下,同盟軍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編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鴻昌等人掌握的共1.5萬人未受大的波動,他們繼續高舉同盟軍抗日的旗幟。    
    方掁武、吉鴻昌等人繼續堅持抗日的行動,使得蔣介石十分惱火,組織大軍進攻。方、吉等人打起「討賊軍」的旗幟,抵抗蔣軍的進攻。但在蔣、日、偽軍隊的四面包圍和夾擊下,雖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敵眾,部隊傷亡慘重,最後僅剩四五百人,且彈盡糧絕。在此情況下,方掁武、吉鴻昌接受北平慈善團體的調停建議,於10月16日下午離開部隊。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鴻昌最後被國民黨所殺害。名震一時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日、蔣軍的夾擊下,最後失敗。抗日英雄吉鴻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槍彈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軍所殺害。    
    評析:    
    馮玉祥將軍,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高舉抗日的旗幟,組織抗日武裝,同侵略者進行血戰,得到全國各界的支持與聲援。而蔣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鎮壓,其所作所為與賣國賊沒有多大區別。當時天津《民風報》在社評所指出:蔣介石「倒行逆施,謀以武力解決馮玉祥之抗日力量,則其賣國罪惡更浮於吳三桂多倍。」如此的輿論抨擊蔣介石鎮壓武裝抗日的行動,並不過分。    
    蔣介石雙管齊下,武力鎮壓,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軍,又一次地戰勝了他的政壇宿敵馮玉祥。他的目的達到了。然而,此時的馮玉祥與蔣介石的抗爭,同過去與蔣某人抗衡有著根本不同的意義,他組織抗日同盟軍是愛國、救國的正義之舉,得民心,順民意,名垂青史。蔣介石在對日本侵略的妥協退讓中,摧殘抗日力量,日本人為之喝彩,國人嗤之以鼻。他在爭取民心上卻大大失分。


術篇第82節 秋後算賬(1)

        
    秋後算賬,人格擔保成戲言    
    「秋後算賬」,本意說的是,到了秋天收穫了以後再結賬。後來轉義到講處理人際關係上,比喻缺乏大度氣量,在處於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對或者吃虧暫時忍耐,到了事後再尋機對反對自己的一方進行清算處理。蔣介石心胸狹窄,極易記仇,若有人有負於他,或者他懷疑有負於他,事後必尋機報復,進行秋後算賬。    
    事例:    
    「西安事變」後,他在對待張學良的問題上,就是典型一例。    
    1936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瘋狂,中國的抗日救亡怒潮席捲全國。蔣介石在國難當頭之際,仍然全力貫徹其「安內」政策,著手調集大軍,「圍剿」陝北中央紅軍。10月,蔣介石親臨西安坐鎮,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計劃。    
    國破家亡,身負罵名的張少帥,對於蔣介石打內戰,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為氣憤至極。他趁在洛陽向蔣祝壽之機,請求他釋放沈鈞儒等愛國七君子,領導抗日救亡。蔣聽後大怒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黨暴徒。」11月27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請纓援助綏遠的抗日軍隊。力陳「繞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贖一份之前愆,為國家盡一份天職」,希望「調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剋日北上助戰」。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請求,同樣遭到拒絕。     
    為了爭取最後一線希望,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商定對策,下決心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善說」無效,再「逼蔣抗日」。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向蔣哭諫。蔣介石非但聽不進張的忠言,反而責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兩人爭論長達3小時。最後,蔣介石拍桌喊道:「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張學良的「善說」一再遭蔣的訓斥。當晚,張、楊決心置生死毀譽於度外,實行「兵諫」,走「逼蔣抗日」的最後一步。於是乎,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臨晨5時,按照張、楊的事先商定的部署,東北軍一部包圍了蔣介石在監潼華清池的行宮,迅速解除了進行抵抗的蔣的衛隊的武裝,在華清池的驪山上的一個草叢石縫裡,找到了穿著睡衣企圖躲藏待機逃跑的蔣介石,將其捉拿,但仍以委員長尊稱。與此同時,在西安城內,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的一部解除了中央憲兵第2團、省公安局、警察大隊等軍警機構的武裝,囚禁了蔣的隨從軍政要員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等10餘人。    
    12月13日,張、楊及東北軍、西北軍高級將領聯名通電全國,指出捉蔣的動機在於東北淪亡,國難當頭,理應「全國之整個抗戰」,但蔣「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並提出了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在內的8條政治主張。    
    張、楊從事變的興奮中稍稍冷靜後,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蔣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蝟,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處置。於是,他們寄希望於已同東北軍、西北軍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張學良於當日晨6時急電中共中央說:「吾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團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蔣的善後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張學良處私人代表劉鼎的來電。    
    中共中央在事變前並不知道張、楊有此義舉,得悉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立即緊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商討對策。隨後,決定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面商西安事變處置事宜。幾天後,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蔣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絕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接著提出了五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對於如何處置西安事變,在南京方面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以宋美齡、宋子文為首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談,卻苦於無軍權。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恃手中軍力,乘機導演「戲中戲」。下令調集部隊「討伐張學良」,並電請在歐洲養病的汪精衛回國,以便替代蔣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反對「馬上討伐」。宋美齡召集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說:「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主張迅速與西安方面聯繫,以確保蔣之安全。    
    12月17日,周恩來率秦邦憲、葉劍英等人冒著風雪騎馬由保安赴膚施(今延安),在膚施乘坐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到西安。周恩來在西安,與張學良會晤。張學良對周恩來說:據他個人看,爭取蔣抗日,現在最有可能。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應該放蔣。周恩來對張的看法表示同意。分析了對蔣的不同處置方法可以導致西安事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他說,歷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中國走一個更好的前途。這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只要他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釋放他回去。接著,周恩來與楊虎城進行會議,希望他從大局出發,逼蔣抗日。楊對中共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不計前嫌,以德報怨,表示欽佩,中共與張、楊取得了一致意見。    
    12月20日,宋子文由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陪同,乘飛機來到西安後,派人與周恩來見面。周恩來告訴來者說,這次事變,中共並未參與,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宋子文認清大勢,權衡厲害,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為國家做貢獻。這個意見轉告給宋子文後,宋對中共的態度十分欽佩。宋子文在與蔣介石密談時,蔣授意一面和平談判,一面不放鬆武力威脅,以達到他早日離開西安的目的。宋子文立即回南京磋商後,22日又偕宋美齡等到西安。蔣介石見了宋美齡,悲喜交加,驚呼:「余妻真來耶?君入虎穴矣!』」頓時間,「淚潸潸下」。他在聽了宋子文、宋美齡與張學良、周恩來會晤的情況後,表示自己是領袖,不能出面與下級談判,授權宋子文、宋美齡代表他談判。他還說了3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改組政府、同意聯俄聯共等條件。


術篇第83節 秋後算賬(2)

    23日,雙方開始正式談判,蔣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張、楊、周3人出席。先由周恩來提出中共和紅軍的6項主張。宋子文聽後,表示個人同意,承諾轉達給蔣。24日,談判繼續進行。宋美齡明確表示贊成停止內戰。周恩來對宋美齡說: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表示除蔣介石以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雙方最後達成了包括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改組國民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等內容在內的6項協議。    
    當晚,蔣介石會見了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蔣先生,我們有10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點點頭,歎口氣,然後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回答:「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蔣對周作了三點表示:(一)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二)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三)他回南京後,周可以直接去談判。他還保證:「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抗日。」本應由他在協定上簽字,但他在同宋子文、宋美齡商談時,已表示:他以「領袖人格」作保證,不作任何書面簽字。    
    經過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張、楊兩將軍因領導和解決了西安事變,「有功於抗日事業」,而成為「千古功臣」。    
    蔣介石準備回南京,但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高級將領不相信蔣介石的諾言,於25日聯名給宋子文寫了五封信,說商定的條件必須有蔣介石的簽字,「中央軍」必須首先撤至潼關以東才能放蔣,否則雖然張、楊答應了,大家也誓死反對。蔣介石看到這封信大驚失色,立即派宋子文去見張學良,宋懇求盡快放蔣離陝,宋子文要求蔣介石答應不對張、楊二位將軍予以處罰,為了盡快回南京,蔣當著宋子文和張學良的面,承諾不給以處罰,還要給東北軍軍費8000萬元。這天下午,張為防意外,決定立即放蔣,他還決定親自陪蔣回南京。楊虎城雖不同意,但他一向尊重張學良,不便反對,和張一起去機場送蔣。蔣介石在西安機場見到有兩千多人齊集在那裡,急忙對張、楊說:「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接著他重申了一遍所答應的6項條件。他還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同行的宋子文一拍胸脯,說:「如果委員長不兌現,你就找我,我也做擔保。」    
    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乘飛機離開西安,在洛陽過了一個聖誕之夜後,於1月26日回到南京。他要陳佈雷趕快杜撰了一篇《訓詞》,於27日發表,而假稱是24日在西安對張、楊當面講的。《訓詞》中竟然說:這次事變得以如此結局,是由於張、楊「勇於改過」,是張、楊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隨後,他聲稱要引咎自請處分,並請免去本兼各職。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表示慰留,給假1個月。他返回奉化老家養傷,在回溪口時,把張學良同機押解到溪口,軟禁起來。他還命陳佈雷執筆為自己撰寫了《西安半月記》。    
    此時的蔣介石,已把「領袖人格保證」拋到九霄雲外了,他將張學良軟禁起來。蔣介石派人示意張應寫請罪書,張無奈,寫了一封給蔣的信,說「願領受鈞座之責罪」。蔣介石將此信交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接著組成高等軍事法庭會審張學良,以「首謀伙黨,對於上官為暴徒脅迫」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民權5年。蔣介石為表示「寬大」,具呈國民政府請予「特赦」,並請責令張「戴罪圖功,努力自贖」。結果,張學良被「交軍事委員會予以管束」,從此失去了自由。    
    東北軍代表米春霖和西北軍代表李志剛要求求見蔣並釋放張學良,蔣介石對這些人很客氣,為他們鳴放鞭炮,設宴席為他們接風,但對釋放張學良的要求,不做回答,只是勉強見了一面,對他們說:「漢卿是我的好朋友,像親兄弟一樣,我不能虧待他,只是他年輕,小事情聰明,大事情糊塗,只因讀書太少的緣故,我留他在這裡多讀書,你們回去吧。」這些代表掃興而歸。    
    宋子文也出面勸說,請蔣介石放張學良。這主要是考慮到他的承諾。宋是基督教徒,對自己的信譽很看重,而且他與張學良的私交較深,如果不能將張釋放,就不但對不起朋友,也將使自己因失信而影響威信。因此他到溪口,拜見蔣介石,報知蔣的侍衛,侍衛說「委員長身體欠佳,望改日再來」。幾經周折,宋子文已經知道蔣介石準備賴賬,但還不死心,決心等下去。蔣介石知道宋子文有不見自己不罷休的意思,就讓俞濟民到溪口,用最優厚的待遇和物品款待,另外又專門派人領著宋子文在溪口遊歷。宋子文也是無可奈何。    
    評析:    
    張學良為了逼蔣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進行兵諫,發動西安事變;從大局出發,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與周恩來、楊虎城一起同宋氏兄妹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從此結束了內戰,走向全面抗戰。張、楊「有功於抗日事業」,是「千古功臣」。蔣介石把以「以領袖人格擔保」的承諾當作戲言,秋後算賬,將張學良軟禁,非君子之舉,不僅有負於張學良,而且有負於整個民族,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蔣介石本來可以與西安事變一起作為有「領袖人格」的偉人,名傳千古。然而,由於他違背自己的承諾,對張學良進行秋後算賬,卻使得他自己在史書上與「小人」為伍。


術篇第84節 從逼楊出洋到羈楊入獄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楊虎城進行了嚴厲處罰,導演了一場用暴力打擊政敵、壓制抗日誌士的人間悲劇。    
    事例:    
    楊虎城與張學良一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將蔣介石及其隨行大員扣留,逼蔣抗日。在此之前,因請求抗戰,支持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戰而冒犯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後,記舊怨新恨,背信棄義,搞秋後算賬,在軟禁張學良後,又對楊虎城進行了報復,逼楊出洋,企圖磨滅其抗日熱誠。此計無效,隨之將楊虎城羈押,打入監獄,監禁12年之久。在蔣家王朝已被人民革命推翻後,蔣介石指使特務將楊虎城殺害。    
    第一,助馮抗日,蔣介石難容忍。楊虎城原是馮玉祥的西北軍中的一位將領,中原大戰,馮閻戰敗後被蔣介石收編。「九‧一八」事變後,楊虎城躍躍欲試,準備抗擊日本侵略軍。1933年,當日冠向熱河進犯時,楊虎城特地趕到石家莊,面見蔣介石,請纓抗戰,遭到蔣介石冷遇。    
    此時,馮玉祥在察哈爾舉出抗日的旗幟。楊虎城作為馮將軍原來的部屬,對馮的抗日義舉極其關注,楊虎城不僅在言論上表示聲援,而且在物質上予以援助。蔣介石對楊的表現極其不滿。因為蔣擔心馮玉祥的抗日行動貽誤他既定的對日妥協退讓的大計;還擔心馮玉祥另立軍隊和政府,東山再起,擁軍自重,動搖自己的統治地位。蔣介石採用武力鎮壓和分化瓦解「雙管齊下」的手段進行扼殺。儘管蔣介石把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鎮壓下去了,但是對楊虎城的嫉恨一直記在心上。    
    第二,「犯上作亂」,逼楊出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楊虎城雖然對放蔣心存疑慮,但從大局出發,還是同意在蔣介石未在談判協定上簽字的情況下,放蔣離陝回南京。    
    在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之後,楊虎城反映強烈。立即發電南京,質問國民政府,對蔣背信棄義的行為表示極端的不滿。1937年1月,楊虎城又領銜通電南京政府,再次抗議扣押張學良和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電文稱:若內戰再起,「則虎城等令人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抗日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無悔。」這天楊虎城被蔣介石撤職留任。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之際,楊虎城、於學忠做了「提議實行改組政府,收容各黨各派人才、停止內戰等八項辦法,以求全國一致積極抗日」的提案,但是三中全會的決議說:「不問其內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為,及威脅之方式,顯系托辭造亂,實國法軍紀所不容,應不予置理,以儆傚尤。」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已經把西安事變的性質完全搞顛倒了,張、楊的義舉誣指為「叛亂」。而且在張、楊兩人之間,蔣更恨楊虎城。後來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蔣介石對他認為是「犯上作亂」的人肯定是要懲處的。這時,蔣介石還不打算把楊虎城扣押起來,只是剝奪他手中的權力。    
    3月,宋子文、顧祝同向楊虎城授意,要他主動去見蔣介石,以便「恢復感情」。28日,楊虎城到溪口與蔣介石見面。蔣表面上對楊虎城說:「在事變中各方面是有對抗情緒的,他們對你的印象,還轉不過來,你繼續任職,在感情上會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歐洲參觀一個時期,然後回國任職。出國費用,由政府負責。」暗地裡,蔣介石卻致電顧祝同說:「虎城以磊落態度,聽命辭職,則照中正在杭所談者,毅然行之,不應提出任何要求條件,示以至誠。則中央不能不體其善意,自能優遇。如其決然辭職出洋,並希望其能在本月內來滬,就當派員幫他籌劃一切。」4月27日,楊虎城被迫辭去所任各職。6月16日,國民黨發佈了這樣的命令:「茲派楊虎城為歐美考察軍事專員。」    
    第三,楊請纓抗戰,蔣捕楊入獄。楊虎城是一位有滿腔熱忱的愛國將領,雖然他離職出國,但時刻關注著抗日的時局。在旅途中,他聽到日寇進攻盧溝橋的消息後,多次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回國抗戰,都遭到蔣介石的拒絕。於是,楊虎城利用到歐美一些國家參觀的機會,進行抗日的宣傳。當時有人為了楊的安全,勸楊要注意言行,並且還提議,不要過早地回國,楊虎城慷慨激昂地說:「寧使蔣負我,不能使我負國家民族,個人厲害,在所不計。」    
    1937年11月,楊虎城到達香港,即被軍統特務監視起來了。隨後,楊虎城飛往陪都武漢,拜訪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此時蔣介石打來電話,假稱到南昌見楊虎城。12月2日,楊虎城到南昌,沒有見到蔣介石,卻被特務頭子戴笠囚禁起來。    
    1938年春,蔣介石令戴笠將楊虎城押往長沙、益陽監禁。這年冬天,被轉押到貴州省息烽玄天洞。1945年,抗戰勝利了,楊虎城非常高興,滿以為自己很快會獲得自由。然而,1946年春,楊又被押往重慶,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楊家山。    
    1949年春,代總統李宗仁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和談條件,下令釋放楊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給重慶市長楊森一道釋放楊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專機到重慶想把楊接走。楊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後,拿不定主意,只好打電話給在上海的毛人鳳。毛請示在溪口的蔣介石,蔣介石反對釋放楊虎城。於是毛人鳳等特務頭子決定把楊先轉移到貴陽。    
    同年8月,蔣介石從台灣返回重慶,親自主持對西南地區的破壞活動。9月初,軍統特務到貴陽面見楊虎城,佯稱蔣介石在重慶要見他。楊虎城信以為真,於17日回重慶。當天晚上11點鐘,特務們將楊虎城及其兒子拯中,還有楊的年僅9歲的幼女、秘書宋氏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全部殺害。    
    評析:    
    楊虎城是一位頂天立地的愛國英雄。在國家和民族處在最危急的關頭,最需要統領抗日武裝的軍事將才的時候,蔣介石因個人的恩怨,把楊虎城囚禁起來,愧對於「抗日領袖」的稱號。事隔10多年後,指使特務將楊虎城夫婦及其子女、秘書全家殺害,連天真無邪的幼女都不放過,再次使他這個毒辣、殘暴的獨裁者的嘴臉暴露無遺。


術篇第85節 退而不休(1)

    蔣「退而不休」,李「總而難統」    
    以退為進,是蔣介石在政局危困時採用的伎倆。他攫取最高權位後,曾三次「下野」。對他的政治前途影響最大的是第三次。在1949年初蔣家王朝即將傾覆的時刻,他被迫「下野」,這是其最為慘痛的也是最後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運之際,他也沒有讓最難纏的政敵李宗仁佔到便宜。    
    事例:    
    蔣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總而難統」。徒有虛名的李「代總統」,坐在「總統」寶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這樣的「總統」,蔣介石也不讓給李宗仁,在敗逃台灣的過程中,又把「王冠」奪了回去。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蔣介石揮淚卸「冠」。1948年底至1949年初,蔣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過。他親自督戰遼沈大決戰,47萬人的精銳「國軍」卻被他的黃埔學生林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全殲。轉而奔赴徐州,指揮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其以黃埔系為基礎的「國軍」被分割包圍,即將被全殲。傅作義的部隊也被人民解放軍實施戰略包圍。蔣介石眾叛親離,即使最忠實於他的親信,也把對「老頭子」的不滿情緒表露出來。有蔣介石的文膽之稱的陳佈雷自殺身亡,這說明最知內情的親信們已意識到蔣記政權瀕於破滅,「油盡燈枯」了。美國這個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闆早就對蔣介石失去信心了。1948年11月,美國選舉總統,蔣下注支持的候選人杜威競選失敗,對蔣介石很不「感興趣」的杜魯門蟬聯美國總統。蔣既尷尬又失望。接踵而來的,那就是美國後台老闆正在醞釀改換「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們認為是出來「補天」的最好人選。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蔣之危,鬧了一場逼宮的鬧劇。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漢發出「亥敬」電稱,民心代表軍心,民氣猶如士氣,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云云。這個通電語氣尚和緩,但倒蔣的態勢咄咄逼人。緊跟著,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河南省主席張軫,直率提出,要求「總統毅然下野」。    
    蔣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藥再也不靈了。他開始酗酒,據說,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變目前的困境,1948年12月31日,在總統官邸進行新年「團拜」,宴請國民黨要員的宴會上,發表了《新年文告》。這個文告是由張群代念的。洋洋灑灑數千字,中心內容是向毛澤東「求和」。至於個人進退是用隱晦的詞語表達的。在文告的最後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張群念罷,蔣介石扭頭問坐在右手的「副總統」李宗仁對文告有什麼意見,李回答說:「我與總統並無不同意見。」蔣的死黨們因此在宴會上大聲嚎哭。蔣介石憤慨地說:「我並不要離開,只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    
    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總統」。同日,下午4時,他乘「美齡號」專機,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起飛後,他吩咐駕駛員繞空飛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後一瞥。「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他心中十分清楚這一別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從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獨裁者」夢斷金陵,踏上了不歸之路。    
    其次,蔣介石溪口遙控權柄,李宗仁蹲「總統」寶座如同火上烤。蔣介石從發表《新年文告》起就積極為自己準備退路。一方面,他違背與李宗仁的許諾,在「總統」前面加上了一個「代」字。各報均相繼以頭條位置刊登了蔣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繼任文告」。李宗仁細讀了這兩則文告後,心裡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關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對於這樣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絕擔任「代總統」,結果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威脅道:「德公,我們是老朋友,我願以老朋友的資格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知道你現在所處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要爭些什麼呢?爭得不好,你知道在這種局面下,什麼皆可發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沒有保障。」李宗仁聽罷,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說不出什麼滋味地過把「總統」癮,管他什麼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蔣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薛岳為廣東省主席。他把親信安置在大陸西南、東南、沿海及台灣的重要部門,並密令將大陸的軍械、黃金、美鈔和故宮文物運往台灣。    
    蔣介石雖然名義上隱居溪口,實際上,他還是牢牢抓住權柄不放。在溪口小鎮架設了7部電台,準備隨時操縱局面,而國民黨的黨、政、軍要員奔赴溪口,請示總裁面諭的人仍源源不斷。溪口取代了南京成為事實上的「陪都」了。2月,行政院長孫科將他的政府機關「疏遷」到廣州,聲稱這一舉動,是表明反對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接受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的投降舉動。圈內人也清楚,孫科此舉,也是為了報競選副總統被桂系打敗的「一箭之仇」,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於世了。石頭城只剩下一個代總統辦公處。至此,李宗仁「代總統」幾乎被架空了。    
    與蔣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雖然坐上總統寶座,但他到現在才真正搞清楚蔣介石在總統前面加上「代」字含義了,「代」使總統形同虛設。除他的桂系外,幾乎沒有人聽他的。他想獲得國庫的黃金做軍費,可是中央銀行沒有人聽他的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黃金被運往台灣。他試圖與中共「和談」,但蔣介石親信繼續抵抗,根本不把他這個「代總統」放在眼裡。後來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團北平,與中共和平談判。可是「和談」,也是蔣介石在幕後操縱,沒有蔣介石的首肯,任何協定也不能簽訂。


術篇第86節 退而不休(2)

    孫科也與總統徹底鬧翻了,於3月7日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大廈即將傾覆,大概誰也不願出來做國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應欽出來幫忙,何說,他沒有蔣先生的讚許,不敢做任何事情。    
    當然,政壇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燈,他也向老蔣施壓。李宗仁對人說,現在政出多門,一國三公的情形,誰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領導?李還威脅說:「我們管不了,就交給蔣吧!總統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風,請蔣介石出洋。於是中外報紙都登出,國民黨幾個人物正在勸蔣出洋。蔣介石也做強烈的反應,他對來溪口向他匯報和談事宜的張治中說:「報紙上早就登出來了。他們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個普通公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他在傳遞出強硬的信息後,把鋒芒收縮了一下,又說:「你可以告訴德鄰,我一定支持他。德鄰現在所負的責任,德鄰的成敗就是我的成敗。我願終老家鄉,絕不再度執政。」然而,他所設的談判底線,是毛澤東絕對不會接受的。這就意味著李宗仁將一事無成。    
    「和談」最終由於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原因宣告失敗,到北平參加談判的和談代表,在北平集體「起義」,投入到人民的懷抱,他們後來參與了籌建新中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他們以誠相待,這些人以心換心,出謀獻策,心心相通。    
    第三,收回「王冠」,「落草王」蔣某人也要搶著當。在李宗仁拒絕在「和談」協定上簽字後,他也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匆匆忙忙南下。南京被強渡長江的人民解放軍所佔領,宣告統治22年的蔣家王朝被推翻。    
    李宗仁與接任行政院長的閰錫山兩次來到台灣,要蔣介石出山,到廣州「主政」。小蔣(經國)不以為然,似乎認為「尚非其時,亦非其地」。可是老蔣(介石)則認為復出的機會將要來臨,於7月14日率領大批黨政要員從台灣飛抵廣州,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常委會、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名義通過議案,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決議規定「非常委員會」為非常時期最高權力機關。李宗仁毫無思想準備,只得聽從蔣某人的擺佈,宣佈成立非常委員會,主席是蔣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蔣介石把「王冠」奪回,從幕後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當仁不讓。    
    評析:    
    蔣介石在最高權力寶座上,曾幾上幾下,幾伏幾起,始終沒有放棄權柄。即使在蔣家王朝即將覆滅時,仍能把失去的「王冠」從李宗仁手裡奪回。這並不是因為他在國民黨政治圈內的政敵不精明,而是因為蔣某人太詭詐;他弄權的本領加上壟斷的政治資源,一直使他在權力角逐場保持著絕對優勢。    
    蔣介石是把一個又一個的李宗仁們壓倒,但他在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較量中,權術完全失靈。其根本原因是,權術的功能是極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適用範圍也是極其有限的。權術碰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權術」不能違背「天意」,所謂「天意」,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澤東的事業得人心,所以必勝無疑。


術篇第87節 幻想國際公理(1)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自鴉片戰爭以降,舊中國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蔣介石比較喜歡仰仗國際勢力解決他在執政中所遇到的麻煩和問題,在國際爭端中也能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他的政治生涯與國際交往有著密切關聯。他的發跡與攫權,下台與復出,崛起與沉淪,輝煌與尷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跡。他的成與敗,與國際交往不無關係。    
    然而,蔣介石在國際交往中的成功,並不等於國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為了一個階級、一個政黨、一個集團乃至於一個家族的私利,不惜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來所言,是「跪著辦外交」。就總體而言,蔣介石的外交謀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術」。他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舊中國的屈辱外交的命運。    
    守株待兔,幻想國際公理落空    
    「守株待兔」源出於《韓非子‧五蠹》,這一典故說的是一個農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來,幾乎是老幼皆知。這個成語實際要比喻的是,不知變通或妄想不經過努力而僥倖得到成功。用這個成語來評判「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政府的外交作為並非誇張。    
    事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的無為外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與軍事上的不抵抗主義相適應,提出了怪異的對日「四不」外交方針。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全國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熱潮,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絕交和宣戰。蔣介石對於這種正義要求,不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責,稱這是「絕路」,是「自取滅亡」。在他看來,民眾不要要求高了,「國民對政府唯一之要求,則在絕對不訂立喪權割地之條約」,其他「無論用何種方式與行動,無論解決對日外交問題之迅速,皆應予政府以斟酌情勢自由運用之餘地」。這一大段話只不過是一種托詞,隨後他提出了「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的對日外交方針,稱這是「今日我國外交唯一之途徑」。    
    蔣介石的「四不」對日外交方針如同日戲,在鴉片戰爭時期,滿清朝廷一個封疆大員在廣東被英軍擄到印度關在大牢裡講過類似的話語,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想保持民族「氣節」的一種托詞。而堂堂的最高當權者以「四不」作為對日外交方針,實際令一切愛國的、善良的國人費解。「四不」暗含著蔣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圖,繼續蒙騙愚弄國人,給人們一種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欖枝,乞求日本不要擴大對華侵略,其核心內容仍然是對日妥協、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翻版,是誤國之策。    
    蔣介石被迫下野後,聲稱要「入山靜養」,實際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針。擔心接替他執掌南京政權的孫科、陳銘樞會「貿然與日本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只有自己重掌大權,繼續對日本妥協退讓,才能「挽救危機」。蔣介石的「四不」的對日方針拋出,日本回應的卻是擴大對華侵略勢態,不久,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    
    2、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認主義」搪塞。    
    蔣介石指使張學良下令部隊,對日本軍隊的侵略不進行抵抗,在戰場上的不作為,實際上也就等於放棄了爭取國際聲援的權利。但是他卻幻想同日本帝國主義講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於國聯,更指望美國、英國出來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為。雖然美英與蔣介石集團有著密切的利害關係。可是,他們卻認為,日本侵佔東北之舉,是以後進攻蘇聯的重要步驟。因而均採取容忍、觀望態度。    
    當日本繼續擴大事態時,美國政府擔心日本向關內擴張,召開內閣會議討論事變及其對策。國務卿史汀生在會上指出,日本的行動表明,它已經把各項國際條約「視如一堆廢紙」。他提出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可能導致美日戰爭,只能施加外交壓力,即進行所謂的「道義制裁」。10月,總統胡佛把美國的態度講得更明確,他說,假使日本人公開地對我們說,我們不能再遵守華盛頓協議,因為我們在北方已和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為鄰,如果在側面再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化了的中國,我們的存在受到威脅,所以,讓我們有恢復中國秩序的機會吧!那麼,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於是,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於1月,向日本駐美大使宣稱,美國對東三省事件之態度並未變更。    
    1932年1月,美國政府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照會,宣稱,鑒於目前的局勢及在此局勢下美國本身的權利與責任,美國政府認為它有義務照會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不能認許日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國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締結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國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方法而獲政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這就是美國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隨後,美國國務院發表補充宣言,表示,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條約之權利,也不擬過問任何解決事件之方法,但此項方法不得破壞美國在中國的權利。美國在「不承認主義」中所維護的並不是中國的主權,而是美國在華特權和利益,對日本侵略者來說,這個所謂「不承認主義」沒有任何約束力。


術篇第88節 幻想國際公理(2)

    3、向國聯討個公道,國聯貌似公允,實際上卻偏袒日方。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奉政府訓令,在國聯理事會上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盟約。要求國聯理事會立即採取措施,制止日本對和平的威脅和形勢的惡化。國聯理事會主席勒樂,對中日兩國政府發出內容相同的緊急通告。這個通告,不區別侵略和被侵略者,無視日本侵略軍已侵佔中國大片國土的現實,荒謬地要求中國軍隊從自己領土上「撤兵」。這分明是在偏袒日本,哪裡有蔣介石所幻想的「公道」可言。儘管國聯如此,完全聽命於國聯的國民黨政府,仍發表聲明,嚴令中國軍隊避免對日衝突,要求國民維持嚴肅鎮靜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裁決。    
    9月底,國聯理事會在日內瓦開會,作出了9項決議,決議仍然是要求中日雙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內容,但是沒有規定撤兵期限。這就為日本拒絕撤兵,擴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日本繼續擴大對華侵略。國聯的決議都成了毫無價值的一紙空文。    
    1932年1月,根據國聯理事會通過的決議,組成國聯調查團,由英、美、法、德、意等5國的代表組成,團長是曾任印度總督的英國人李頓,故稱李頓調查團。這個調查團不是先到受害者一方,而是先到日本,在那裡呆了半個月,同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要員進行晤談,領會日方的意圖。3月才到達中國上海,隨後到達瀋陽。這時,日本侵略者已完全佔領和控制了中國東北,製造了偽滿洲國迫使李頓調查團承認事實,調查團到中國東北後,主要是從侵略者方面調查侵略的理由。在東北活動了一個半月,完成報告書,10月,《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南京、東京同時發表,中國外交部公佈了報告書節要。這個報告書雖然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基本方面是袒護日本侵略,同時又試圖與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現了殖民主義者的偏見,作了錯誤的結論,提出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建議。這樣一個調查報告卻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稱讚,他們胡說,調查報告書之觀察,明白公允。而它遭到中國人民的普遍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指出:李頓調查報告是「最公開無恥地宣佈了瓜分中國領土的新計劃;它公開宣佈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不僅應該佔領滿洲並且應該瓜分中國的全部。」    
    評析:    
    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實行守株待兔似的無作為外交,其無作為的外交實質上是賣國、誤國的外交之策。提出怪異的對日「四不」方針,「四不」暗含著蔣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圖,繼續蒙騙愚弄國人,給人們一種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欖枝,乞求日本不要擴大對華侵略,其核心內容仍然是對日妥協、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翻版,是妥協投降之策。盼望國際公理的裁判,回報的卻是國聯偏袒侵略者,美英等列強慫恿日本進一步侵略。這是無作為外交導致的必然結果。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正義的政治需要正義的反侵略戰爭的支撐。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不抵抗主義,是導致外交上失敗的一個主觀方面的原因。


術篇第89節 委曲求全

    委曲求全,退讓導致國土破碎    
    委曲求全,源出於《漢書.嚴彭祖傳》,曰:「凡通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苛求富貴乎?」是說,要想仕途發達,最根本的是要修身養性,走「王道」,而不應為了追求榮華富貴,而低三下四,委曲自己。後來泛指為,為了達到某一目的,勉強遷就,使自己受委屈。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明確地提出並踐行「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    
    事例:    
    蔣介石在軍事上、外交上的失敗,遭到國人的譴責,被迫採取了一些應付措施。1933年春,進行了長城抗戰,這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華北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然而,蔣介石並沒有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主義,正是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路線,導致了長城抗戰的失敗。    
    早在長城抗戰的初期,蔣介石為了集中兵力實現「先安內」的「剿共」計劃,就開始同汪精衛密謀與日本妥協。派人與日本方面接觸談判停戰問題。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一)要求中國軍隊從速撤至延慶、順義、寶坻、寧河、蘆台線以西、以南,此後不得越線前進。(二)中國軍隊照線退卻,日軍不追擊。(三)日方如確認第一項實行後,自動撤退到長城線,並堅持中國派軍使陣前求和。    
    何應欽、黃紹竑、張群決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軍分會參謀前往密雲接洽停戰。同時將日方條件電告蔣介石和汪精衛。汪精衛、蔣介石都表態支持接受日方的停戰條件。蔣介石在回電中說:「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在蔣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導思想下,進一步向日本妥協退讓。    
    1、陣前求和,簽城下之盟落罵名。    
    5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戰辦法,北平軍分會高級參謀,前往密雲日本關東軍第8師司令部請求停戰,即所謂「陣前求和」。日軍第8師師長讓中方簽訂所謂《覺書》,提出5條,條款主要內容同上述三步停戰辦法,中方認為第三條含有侮辱之意,日方雖然答應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對於這樣的屈辱性的《覺書》,蔣介石不加以反對,反而表示諒解。這就更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    
    5月底,中、日雙方代表在天津塘沽進行停戰談判。日方首席代表岡村寧茨首先提出停戰協定草案,並說明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國代表在一個半小時內作允諾與否的答覆。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閱讀草案後,提出書面的《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岡村寧茨竟然表示,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草案,只能回答「諾」與「否」,一切聲明必須等待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再行商議。雙方相持了一段時間,離日方要求只有10分鐘的時候,中國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簽了字,這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內容共五條,除了要求中國軍隊按指定地點撤軍、日本對治安方面的要求外,還規定日本軍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對中國撤軍行動進行監視。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黨政府極力為之辯解,參加簽訂協議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發表書面談話,強調停戰協定「完全屬於軍事範圍」,但對雙方達成的4項口頭協議,特別是「徹底取締」排日的政治要求,卻秘而不宣。6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2次臨時會議,通過議案追認《塘沽協定》。6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塘沽協定》加以美化,稱:「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復興之基乎!」這是十足的阿Q精神。    
    《塘沽協定》承認滿洲的既定事實,在長城以南設立廣大的非武裝地區,是繼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之後最嚴重的一次賣國條約,是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結果。這個《協定》遭到舉國一致的反對。    
    2、推進所謂「日中親善」,日本回報的卻是策動華北自治。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通過強力獲得了他想要得到的東西,為了緩和一些氣氛,便於1933年9月開始標榜「和協外交」,作出願意改善中日關係的姿態。為謀求與日本的妥協,1935年1月,國民黨方面發表了《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的長文,這篇文章是蔣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陳佈雷執筆寫成的。經陳佈雷的建議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蔣介石在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渴望與日本親善友好。他在文章中還提出:兩國「不必拘泥於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掃除國交上的障礙」。他這樣輕飄的幾句,把日本侵佔東北、熱河都作為「懸案」而擱置到一邊了。蔣介石在這篇文章中傳遞的信息是中日必須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維持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無限度地要價,逼迫太甚。    
    這篇文章引起了國內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視。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勢態,同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第67屆國會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極力作出友好姿態,他說,日本對中國要實行「日中親善,經濟提攜」的新方針。    
    對於日方伸出的橄欖枝,蔣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應,他在接見日駐華武官時強調,中日兩國提攜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礙中國的統一。至於中國人民的排日,排貨運動,「至當極力取締。」接著,在接見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等人時說,中日應該親善,這是中山先生的訓示與遺策。這兩次會見,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第一次接見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輿論。蔣介石受寵若驚,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日外相的演說,是具有誠意的。他對日本記者說,廣田的演說「至少可以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    
    為推進「中日親善」,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較之另派他人為最無痕跡。」5月,南京和東京同時宣佈兩公館升格為大使館,以顯示「兩國國交的增進」國民政府還鄭重其事地發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規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論和行動,不准組織反日團體,如有違者,應予嚴懲。    
    然而,蔣介石的「中日親善」僅是一個夢想而已,他大為稱讚的日本外相的「日中親善」的演說,只不過是日本廣田內閣推行新的侵華政策的一種煙幕彈而已。隨後,日本策動了華北自治運動,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國的國土。一些地方宣稱「脫離中央」、「自治獨立」,組織所謂「自治委員會」,實為日本的傀儡。又一個「滿洲國」的陰魂在華北土地遊蕩,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評析:    
    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實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延伸。搞陣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謂《覺書》,對有明顯的屈辱性的條款,他不加以反對,反而表示諒解;指使中方代表與日方代表簽訂《塘沽協定》,日方代表岡村寧茨竟然蠻橫地要求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草案,只能回答「諾」與「否」,限定簽字的時間,中國所受的屈辱不亞於當年李鴻章在日本東京簽訂的《馬關條約》,對於這樣一個城下之盟,蔣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Q精神;推進所謂中日親善,麻痺國人,助長日本侵略中國的氣焰。蔣介石所謂對日「委曲求全」的外交,喪失民族氣節,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麼「全」,而是國土喪失,山河破碎。    
    在對日外交上,蔣介石委曲求全,以忍為要。然而,一般意義上講,「小忍」寓「大謀」,「大忍」藏「陰謀」。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武裝,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好讓國民黨軍隊集中更多兵力從事反革命、反民主的軍事行動,置國家、民族的尊嚴、利益而不顧,對日本的侵略忍氣吞聲,惟日本之命所是從,喪失國格,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饒恕。


術篇第90節 夫人外交(1)

    「夫人外交」的輝煌與尷尬    
    「夫人外交」,是國際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通常只是禮儀性的。蔣介石在國際交往中,喜歡採用「夫人外交」的形式,打夫人宋美齡這張牌。他把禮儀性的外交形式,變成了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外交活動。而宋美齡利用她對西方世界的瞭解,尤其是對美國政治文化的熟悉,加上自己的知識涵養與外交天分,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一個東方女性的外交風采。然而,她的命運是與蔣家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當蔣家王朝瀕臨覆滅時,她的外交魅力頓失。    
    事例:    
    例一:初次登台亮相,展現外交天分。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有約法三章,即,一是,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因為宋美齡是虔誠的基督徒,兩人必須有共同的信仰;二是,宋美齡不生小孩,以專注於中國的革命事業。宋美齡期待著蔣介石能夠統一中國,這是她與蔣介石結合的原因之一,她說,希望從事建設性的工作,而不願意過當時中國上流社會婦女所過的那種自私生活,因此,堅持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齡不擔任政府公職,不參加正式的高層決策會議,只願以蔣介石秘書的身份,對外從事政治活動。關於這一條蔣介石深以為妥。他認為,如果夫人也公開搞政治,難免給人以「婦人干政」的印象;同時夫妻二人同時在朝為官,也實屬不易。然而,這不等於她在政治上無所事事,她要以自己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對蔣介石的事業進行影響。而從事「夫人外交」就是最能發揮她特有作用和方式的舞台。她具有這樣的天分。    
    可以這樣說,她宋美齡與蔣介石的政治聯姻,就有「夫人外交」的成分,而她與蔣介石在上海盛大大華飯店舉行的「輝煌」、「顯赫」的結婚盛典,就已開始在外交上嶄露頭角。在蔣宋婚禮上,到場的外國人很顯眼,上海時報是這樣報道的:「上海及其他地區的中外名人在這裡濟濟一堂。高級領事埃德溫.S.查尼漢姆先生、英國總領事西德尼.巴頓先生、挪威總領事N.阿爾先生、日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先生、法國總領事M.納吉亞爾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總領事出席了這次結婚典禮。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馬克.L.布里斯托爾海軍上將、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約翰.鄧肯少將以及其他外國高級將領也身穿便服出席了結婚典禮。」有這樣一些外國人士的參加,使得外國特別是美英強國從政治人的角度思考,蔣介石掌握中國的最高權力對於他們意味著什麼。這位與西方文化有著密切聯繫的宋家新女媳將有可能成為他們在中國利益的維護者。這情結,促使他們願意把彩注押到蔣介石的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宋美齡一登台亮相,就為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夫人外交」,並為蔣介石贏得滿堂紅。    
    從此以後,宋美齡或受蔣介石之托,或自然而然地,進行「夫人外交」,在外交舞台上,展現一個東方佳麗的外交風采。    
    例二:夫人訪美,蔣介石在外交上中了頭彩。    
    蔣宋聯姻,當時就有人戲稱為「中美結合」,可以這樣說,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就命裡注定,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她在中美外交上佔有特殊地位,天降大任於斯,捨我還能有誰?宋美齡家庭與美國有著特殊的關係,他的父親就是在美國接受洗禮,成為一個基督徒的。其姐姐、哥哥先後都在美國接受教育,宋美齡的英語不僅講得好,而且很優雅,從文化背景上,宋美齡是對美外交的最好人選;她不僅具有東西文明融合的女性氣質,更為重要的是,是蔣最信得過的人,又最能理解與表達他的政治意圖。就美國人而言,他們對蔣介石既討厭,又看不起,除了對他的能耐和政治策略看不順眼外,蔣介石的形象也不為美國人所喜歡,過於刻板、不拘言笑,缺乏良好風範。而宋美齡卻舉止優雅,面容端莊,很容易給人好感,當年美國人看到宋美齡,幾乎都有一種親近感。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對日宣戰。隨著美國對日進入戰爭狀態,中國在國際中的戰略地位提升了。美國為了讓中國牽制更多的日軍,準備給予大量的物質援助。而蔣介石也迫切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對於美國這樣標榜民主的國家,取得美國政府幫助的最佳途徑就是取得美國民眾的支持。當時,中國派遣在美國的大使是胡適,他是一個學者,除了一些外交辭令,外交成績不佳。    
    大批美國人到中國的重慶來,這些美國人越來越感覺到宋美齡是對美國外交的優秀人選,他們認為,她很漂亮,英語流利,她的訪美一定能夠得到美國人的喜歡,因為來華凡是與宋美齡接觸過的美國人,都會被她所迷住。其他美國人也會如此。宋美齡的獨特的魅力,的確給蔣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據說,當年「飛虎隊」陳納德將軍長期熱衷於支持中國抗戰,其中一個的原因就是宋美齡女性魅力的吸引。他在日記中曾記述了1937年與宋的會面的內心感受,稱這是他「終身難忘的會面」。當蔣夫人儀態萬方,邁著輕盈的腳步走進房間,發出咯咯的笑聲時,陳納德完全被她迷住了,「她對我來說將永遠是公主」,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遇到「另一個能使他那麼仰慕,那麼尊敬和那麼愛戀的夥伴」。    
    1942年,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訪華。蔣介石在發表的一篇聲明中說:「威爾基是自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訪問中國以來的第一位『最高級』的美國人士」,為取悅於威爾基,國民黨政府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齡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爾基完全傾倒在宋美齡的石榴裙子下。為了繼續他們的「友誼」,威爾基提議宋美齡對美國作一次友好訪問。    
    在威爾基的推薦下,羅斯福總統發出歡迎宋美齡訪美的邀請。蔣介石當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國訪問,多爭取一些美援。同時蔣介石認為,這樣還可以讓宋美齡到美國檢查身體,因為宋在5年前赴抗日前線視察時受過創傷。    
    1942年,10月,宋美齡飛往美國,抵美後,先入醫院檢查、治療傷病。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宋美齡特別慇勤。70多天的療養,使宋美齡逐漸康復。羅斯福遂請宋美齡移居到位於海德公園總統別墅中。別墅環境幽雅清靜,宋美齡在這裡住了一周以後,受到羅斯羅的邀請,於2月17日赴華盛頓訪問白宮。宋美齡的到來,立即在美國刮起一陣宋美齡旋風。隨後,應美國國會的邀請,在國會山面對兩院議員發表演說。當宋美齡抵達華盛頓時,羅斯福總統夫人親自至車站迎接。兩位夫人攜手登車,在國會門下車,宋美齡先到參議院發表演說,繼而到眾議院發表內容大體相同的演說。    
    在演說中,她呼籲美國朝野增加對華援助。其演說詞由四個主要廣播網同時播發。在當時,美國有極重要的事情發生時,才採取這種方式,收聽人創下記錄。全美各報紙都全文登載了蔣夫人的演說詞。其中《紐約時報》以此新聞為頭版頭條,並以「中國第一夫人」為題發表社論。美國國會議員及華盛頓各報評論家對宋美齡的國會演說詞的要點,如對世界局勢的剖析、提醒美國人認識日本以大敵、亞洲與世界不可分等都給予極高的評價。    
    隨後,宋美齡到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城進行訪問,均受到熱烈的歡迎。


術篇第91節 夫人外交(2)

    宋美齡在美國訪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獲得美國朝野的認可,美國人很快便給予回報:一是使美國人瞭解了中國的抗戰,對中國抗戰中受到的巨大民族犧牲深表同情,改變了過去那種對中國人軟弱、無爭的表面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給予中國抗戰在道義和物質上的更大援助產生了促進作用。二是開始改變美國人對華人的歧視。在宋美齡向國會演說後的兩天,眾議院議員甘倫迪提出取消限制華人移民法的建議,其後輿論一致做這樣的呼籲。到1943年10月,羅斯福表示無條件贊同廢除華人移民法,允許居留在美國的華人成為美國公民。三是宋美齡在美國獲得很高的榮譽。她在1943年3月,訪問紐約時,出席該市市長盛大的歡迎會,在這次歡迎會上,市長授予她榮譽市民的頭銜。1943年3月,宋美齡到達芝加哥訪問時,該市市長獻給宋美齡一枚巨大的金鑰匙。同月,她到洛杉磯市訪問,洛杉磯市民在好萊塢舉行歡迎大會。這一天,好萊塢的男女明星、工人幾乎全部參加,衣香鬢影,盛況空前。在喬治亞洲的州府,接受了威斯裡揚大學贈予的榮譽學位。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子學府,此次是該校75年以來第一次贈予學位的盛典。    
    美國第一夫人對宋美齡產生了深刻印象,一種關愛之情油然而生。羅斯總統夫人對報界說:「蔣夫人之剛毅與愉快的性格,和藹可親,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我真想幫助她,就像我的女兒」。羅斯福總統夫人是美國酬勳委員會的成員,在這個委員會給予宋的獎酬上,起了較大作用,她就這件說:「酬勳委員會決定將本年的獎酬贈送給蔣夫人,並且正式發表了。這種獎酬是每年給予一個工作方面有特殊貢獻的婦女,意在鼓勵人事各種帶來的工作婦女,我是這一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對蔣夫人的獲獎非常高興。」    
    宋美齡訪美獲得成功,給蔣介石大增光彩,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不久,羅斯福總統邀請他參加開羅會議。    
    例三:再次訪美,風光不在。    
    1948年11月,宋美齡又一次被蔣介石安排訪美,此行的目的很明確,是要美國給更多的援助,以挽救在垂死中掙扎的蔣家王朝。此時的美國已不是彼時美國了。在宋美齡赴美之前,杜魯門總統就給她潑了盆冷水,杜魯門通過國務卿馬歇爾通知宋美齡,只能以「私人資格」訪問。出師不利,給宋美齡的出訪罩上了一層陰影。    
    踏上美國的土地,她感覺到的待遇與5年前有天壤之別,美國方面接待規格很低,白宮明顯刻意地將這位中國「第一夫人」的來訪進行淡化處理。    
    宋美齡對美國人的冷淡感到很難過,她的一些美國朋友也為此感到很難堪。這些人利用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積極為宋奔走。終於,馬歇爾在12月3日會晤了宋美齡,並與夫人將宋美齡設法安頓在弗吉尼亞自己的家裡過夜。這算是給了一點面子。    
    但美國官方場合,對宋美齡的到來,顯得特別尷尬。只有共和黨、院外援華集團和盧斯等少數同意幫助蔣介石政權的人,對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12月10日,杜魯門不情願地邀請宋美齡參加一次茶話會。杜魯門看上去對她很客氣,實際上對她很冷淡。茶話會後,請宋美齡進他的書房,給她半個小時為自己的要求進行辯解。宋美齡要求美國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來華主持反共戰爭之戰略與供應計劃的制訂工作;提供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杜魯門雖然答應付給4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但這只是用很客氣的話語給給予搪塞,並且說:「這種援助可以繼續下去,直到耗完為止,美國不能保證無限期地支持一個無法支持的中國(政府)。」這一回宋美齡的傑出口才,迷人風度黯然失色。杜魯門根本不為之所動。事後,杜魯門向報界發表一項聲明,透露美國給蔣介石的援助總額已超過38億美元,離美國的承諾援助額很近。杜魯門原來給的是一個空頭支票,令人啼笑皆非。    
    在這次茶話會後,杜魯門回答記者提問時用挖苦的口吻說:「她到美國來,是為了得到一些施捨的。我不願意像羅斯福那樣讓她住在白宮,我認為她也不太喜歡住在白宮,但是,對她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由於杜魯門對蔣家王朝見死不救,宋美齡萬里乞討美援,卻兩手空空。當然,這是指最需要的美援,美國人對宋美齡還是給了點精神上的安慰。美國藝術家協會公佈:蔣夫人美齡當選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蔣夫人之鼻列為世界最美」。其他入選的有,杜魯門總統的女兒的耳朵最美;英國瑪格麗特公主的眼睛最美;影星伊素麗絲的大腿和影星蓮達丹妮的小腿最美……這樣的獎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她太丟面子了。憤怒之下,她離開了華盛頓;也無顏回國見「江東父老」,於是這位「紐約榮譽市民」悄悄地隱居在紐約裡弗代爾獨立大道的孔祥熙家別墅裡隱居下來,自這次訪問離開她的祖國後,她再也未踏上中國內地的土地了。    
    宋美齡此次訪美,為什麼會受到冷遇?關鍵還是作為總統的丈夫太不爭氣,當然準確地說,是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統治集團太腐敗無能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美國朝野皆知。杜魯門曾多次指出,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他說,今天肯定有10億美元的美國貨款,在紐約列入中國私人的銀行戶頭。杜魯門的這個估計沒有錯,在1949年5月,宋家和孔家確實有20億美元存在曼哈頓。杜魯門得知後,立即命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回憶此事時仍然憤憤不平,他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的38億美援中,偷了7.5億美元。」而這時,蔣介石在軍事戰場上已經敗得潰不成軍。美國老闆看到這個「走狗」已經無法維護其在華的利益了,他們正在醞釀促使中國把蔣介石換掉。此時,宋美齡來是怎麼也不會給她面子的。要知道美國是以實用主義為立國之本的國家。    
    評析:    
    蔣介石在國際交往中,曾經把「總統夫人」這張牌玩得很順,而且由於宋美齡的出色表現,使蔣介石收穫頗豐。然而,嚴格地講,外交是一種國家行為,任何人的外交行為都不是孤立的,是與國家前途、民族利益緊緊相連的,也與國際形勢密不可分。宋美齡之所以在抗戰時期,在外交上,特別是對美外交上發揮了特殊的功效,那主要還是由於中國人民的抗戰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東方反法西斯的主戰場。中華民族在這一關乎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殊死大搏鬥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華民族的作為,為宋美齡展示外交風采搭了一個很好的舞台。而在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違背了民意,也違背了世界走向和平的潮流,她所代表的蔣家王朝正在死亡中,美國已決心拋棄它。這是宋美齡的外交生涯中輝煌與尷尬並存的癥結所在。


術篇第92節 大國領袖的形式與實質(1)

    蔣介石不僅喜歡打「夫人」外交的牌,而且以元首的身份,開展了一些外交活動,1943年出席開羅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是一次有影響的外交活動。    
    事例:    
    說實在的,蔣介石沒有多少外交才華,加上他那軍人加法西斯蒂的姿態,苟不言笑的刻板儀表,與他接觸過的外國人,沒有多少人對他好感。然而,在抗戰的中後期,他在國際上成了一個顯赫一時的人物。是中國人民英勇抗日,流血犧牲,正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重大貢獻,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也就是說,是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為他走向世界鋪墊了平台,是羅斯福為了美國戰略,把他扶上了「大國領袖」的地位。歷史把蔣介石推上了國際政治大舞台。在大國外交中,如果說蔣介石沒有作為,那不是事實;如果說他起了較大作用,那是抬舉。    
    首先,正式對日宣戰,大國刮目相看。1941年12月8日,日軍對珍珠港突然襲擊,把美國逼到了牆角。美國被迫對日宣戰,英國跟隨美國作出了歷史性抉擇。消息傳達重慶後,蔣介石從戰略上看到美英對日宣戰,對中國抗日戰爭將產生的影響。他在召開中國國民黨緊急特別會議上講話時認為,美國對日參戰,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帶來了轉機。9日,國民黨政府對日正式宣戰。10日,中國政府正式發佈《宣戰佈告》:「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佈告。」    
    這是一個遲到了的對日宣戰,因為中國的對日戰爭,如果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已經進行了近五年,如果從上海的1932年「一.二八」事變上海軍民進行淞滬抗戰算起,那已經進行了近10年。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宣言把中國政府對美國的對日宣戰支持的態度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而且,中國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實,已經使羅斯福意識到中國政府的聲明對於他們來說有多麼大的意義。    
    1941年年底,阿卡迪亞會議在華盛頓召開。12月,羅斯福和丘吉爾擬定聯合國家宣言。雖然中國首腦沒有參加會議,但會議議題事先通報了中國外長宋子文。羅斯福還兩次接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會上,羅斯福不顧英國方面的異議,堅持把中國與美、英、蘇三國相提並論,共同稱作「世界四大國」。在羅斯福的堅持下,會議還決定單獨開闢「中國戰區」(包括中、越、泰等國和緬甸北部),由蔣介石出任新成立的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的最高統帥。    
    羅斯福之所以堅持將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到「四大國」之一的位置,是出自於美國戰略利益採取的重大抉擇,美國戰略利益考慮包括當前和長遠,當前的是戰時「擊敗日本」,長遠是戰後「牽制日本」的戰略。羅斯福的兒子曾經問他說,有什麼必要如此重視中國。羅斯福回答說:「試想看,如果中國屈服了,會有多少日軍得以脫身?那些日軍會做些什麼呢:他們先會像摘熟梅子一樣輕取澳大利亞和印度,然後長驅直入,席捲中東……日本和納粹從兩面夾擊,在近東某地會師,完全割斷俄國人的聯繫,肢解埃及,切斷經過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線。」羅斯福說的這種深入淺出的道理,把中國的戰略地位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他要很好地利用中國這個戰場,希望通過給中國一定地位,再附加一些援助的辦法,「用較小的代價」使中國「成為一個能極大毀壞日本的作戰基地」。    
    羅斯福的長遠打算那就是,要使中國成為戰後美國按其自身利益所設計的國際戰略大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的棋子。他對中國的遠期打算,是希望一個穩定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能夠成為戰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國,在該地區行使某種「警察」作用,以防止日本「東山再起」;再就是一個親美的中國對蘇聯的防範與鉗制;還有削弱英國在亞洲的影響,他私下明白無誤地說過,在「消除英國海外帝國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國是「美國一方穩得的一票」。    
    其次,出席開羅會議,公私兩利都要爭。1942年1月,美、英、中、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與會國贊成1941年羅斯福、丘吉爾聯合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要保證運用其全部的軍事和經濟之資源,對德、意、日及其附從國作戰到底,並且「不與敵國締結單獨之停戰協定或和約」。關於「聯合國家」的簽字,按照羅斯福的最初設想,是美國在先,中國次之,後因丘吉爾提出異議,經協調,改為美國第一,英國第二,蘇聯第三,中國第四。其後的國家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這樣中國作為四個領銜簽字國之一,簽署了宣言。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獲得的重要國際地位,當然是一種形式上的。而在實際上取得「老四」的作用,那還是靠實力說話,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實績說話,當然與要靠「大國領袖」的能力爭取。但這種形式對於長期遭列強凌辱的中國人太重要了,它是在國際政治中取得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勝利。


術篇第93節 大國領袖的形式與實質(2)

    1943年秋,由於蘇聯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轉折,接著,在日美海戰中,日本隨著中途島的戰役的失敗,其元氣大傷。在這樣的背景下,羅斯福積極推動四大國首腦會議的召開,以便協調盟國力量,盡快戰勝法西斯,同時商議戰後世界格局問題。由於蘇、日之間存在中立條約的緣故,蘇聯尚未對日宣戰,斯大林表示不便與蔣介石會談。這樣,四大國首腦會議便只好分別在開羅和德黑蘭分兩步舉行。    
    1943年11月23至26日,美、英、中三國首腦在埃及的開羅舉行會議,史稱「開羅會議」。開羅會議主要有兩個議題:一是關於三國如何協調對日作戰的共同軍事問題;二是關於戰後如何處置日本等政治問題。三國首腦和參謀長舉行的正式會議主要談論的是軍事問題,即如何發動緬甸戰役,奪回被日軍佔領的緬甸,重開緬滇公路運輸線。因為自從緬甸失陷之後,對華援助物資只能靠「駝峰」航線。而每月僅萬噸左右的空運能力,對廣大的中國戰區只是杯水車薪。羅斯福擔心的是蔣介石能否抗戰到底,希望加速援助中國,拖住日本。因此極力動員中國陸軍和英國海軍能從南北夾擊在緬甸的日軍。蔣介石盼望得到更多的美援,也很重識緬滇公路運輸線。這對於國民黨軍隊來說,是開通一條生命線。但他擔心中國陸軍自緬北南下,會造成孤軍深入,難以防衛,因此強調海、陸空須齊頭並進,協調作戰,而丘吉爾則擔心在緬南軍事行動中英軍過分投入,會影響他自己的巴爾幹計劃。經羅斯福從中斡旋,親自擔保數月內將在緬甸實施大規模兩棲作戰。這樣三方達成了一個協議。《開羅宣言》宣佈:「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但此計劃在當時只是起到鼓舞士氣和威懾敵人的作用。    
    在軍事問題達成一致後,進入會談政治問題。蔣介石兩次與羅斯福長談。因為美英之間事先已進行過商議。在開羅會議上,中美兩國首腦商談的問題概括為八個方面,這八個方面包括:一是關於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羅斯福表達了希望戰後的中國作為「四大國」之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蔣介石對此欣然接受。二是關於戰後的日本政體。三是關於日本的賠償問題。蔣介石建議日本戰敗後,可以用部分實物作為戰爭賠償之一部分,羅斯福對此表示同意。四是關於領土問題。雙方同意將日本用武力從中國奪去的東北地區、台灣和澎湖列島在戰後歸還中國。五是關於中美軍事合作。羅斯福建議,為維護太平洋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美國宜在該地區保持一定軍事力量,美中兩國在區域安全上應保持合作。六是朝鮮問題。七是關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羅斯福的政策是扶蔣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蔣介石內心雖對共產黨始終懷有戒心,但當著羅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請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八是關於對蘇聯的看法,羅斯福擔心蘇聯假如支持中國共產黨,可能使中國國共兩黨衝突加劇,這在戰時和戰後都是對美國極其不利的事情。而蔣介石除了擔心蘇聯支持中國共產黨外,還擔心蘇聯對中國東北的領土要求和對朝鮮共產黨的支持。    
    根據三國首腦會談達成的一致意見,最後由美國總統特別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開羅宣言》,宣言草案中除公佈與會各方在對日作戰計劃上的「一致意見」外,還就戰後如何處置日本侵佔領土的歸還問題和朝鮮地位問題表述了意見。    
    評析:    
    羅斯福把蔣介石抬上「大國領袖」的地位,是一個外交禮儀形式,其「大國領袖」的實質或者是真實的內涵,是對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的肯定。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也不是無所作為,他就對日作戰的軍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問題,並同美英達成一致意見;尤其是得到羅斯福關於對戰後收復台灣的主權的要求和中國戰後「四大國」之一的地位的承諾,關於成立中國戰區及其中國在這一戰區中的主導作用的進一步肯定,關於對華援助,支持中國抗戰問題,都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爭取與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另外,蔣介石在會上還夾雜著國民黨一黨的私利,尤其是沒有公正地反映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腦沒有能客觀地瞭解中共的作用,這是蔣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現。


術篇第94節 排擠史迪威(1)

    投石問路,蔣介石排擠史迪威得逞    
    投石問路,是指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對情況不明,用一種試探的方式,探明情況,然後決斷。這在一般的人際交往中,常被人使用。其好處是不輕易暴露自己的企圖,以免使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在政治權力角逐中,有時也有人運用這種手法。向對手發生一種試探性的信號,觀其反應,然後,採取相應的對策,使自己處在有利的位置。蔣介石在處理與美國人史迪威將軍的矛盾時,就採用類似的策略,達到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    
    事例:    
    蔣史矛盾的緣起。繼中國在聯合國家會議上被列為「四大國」之一後,1942年1月,根據美國方面的提議,盟國單獨成立中國戰區,中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出任戰區最高統帥,在越南、泰國、緬甸北部的軍隊也歸蔣指揮。他對設立中國戰區,以及由他出任戰區最高統帥,顯得非常得意,在日記中寫道:「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美、英、蘇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列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慌受虛名之客,能不戒乎哉。」    
    羅斯福投之以李,蔣介石以桃相報。蔣介石立即給羅斯福復電,他說:「最高統帥之建立,將使中國盟軍充分合作,戰略統一,……本人將全力支持閣下之努力,為所有聯合國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同時提出建議,他接著說:「本人歡迎英美速派代表,作為聯合總部計劃參謀。」對於蔣介石回敬的禮物,羅斯福愉快地收下,於是,他任命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    
    史迪威將軍是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推薦的人選,他是馬歇爾的老部下、好朋友,偑陸軍中將銜,1937年至1939年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陸軍武官,對中國有相當地瞭解。1941年3月,史迪威經緬甸北部要衝臘戍到重慶,在臘戍碰上了前來臘戍視察的蔣介石夫婦。他到專門拜會了蔣介石夫婦。史迪威與蔣介石在歷史上沒有什麼個人恩怨。在美國駐華使館任武官期間,曾於1938年12月,在重慶拜會蔣介石,同蔣介石夫婦只會晤了15分鐘,但顯比較愉快,他在日記中記載說:「非常融洽。倆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們都相當坦率,給了我一張蔣介石簽名的照片,並向我表示讚許。」在中緬邊境與蔣介石會面時,對蔣印象有微妙變化,他記述到,他外表顯得還是那樣嚴肅而圓滑,活像一尊圓滑的石像,絲毫看不到經受患難或懷有憂慮的痕跡。    
    此次會晤後,史迪威在寫給美國參謀部軍事情報部的報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對這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指出,「在蔣介石的指揮系統中通常存在的混亂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慮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銳的部隊和物質,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因為他對蔣介石的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史迪威是一個長期在中國的中國通。他自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在中國遊歷17天起,就常常到中國來,後來兩次在美國在華軍營任軍官,再加上抗戰初期在美駐華使館任武官,前後在華長達10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國人中被稱為「中國通的中國通」。他可以直接用漢語會話,這樣在任武官和參贊期間,為給美國參謀部情報部收集情報,他到過中國許多地方,接觸過國共兩黨的許多軍政要員,就更能瞭解到國民黨的實際情況。同時,在美國國內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負面方面有不少議論,他通過各種渠道,對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戰的問題也略有所聞。    
    1942年,3月,史迪威在重慶正式向蔣介石報到,在說明自己來華的任職時,竟有六項之多,美國總統的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空軍司令官;對華租借物質監理官、滇緬路監理官;中國戰區參謀長。一口氣講了這麼多的頭銜,卻就是沒有講作為蔣介石統帥部參謀長這一頭銜。加上史迪威傲慢的神氣,使蔣悶悶不樂。可以這樣說,史迪威與蔣的這次會見,已開始潛伏著矛盾。    
    蔣史矛盾的實質。史迪威自正式向蔣介石報到至史迪威離開最高統帥部參謀長的職位,前後近3年,兩個人的矛盾與衝突不斷。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所涉及的問題不少,但主要的有三個方面:    
    一是揭短與護短的矛盾與衝突。對於國民黨,對於蔣介石的為政、治軍、為人,史迪威和他身邊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認識。史迪威對蔣介石極為不滿,認為蔣「是中國統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礙」,國民黨「已淪為一群互相傾軋的落伍派系,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力量,既無強有力的原則,也無民眾的基礎。」他的顧問、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也說國民政府「官長貪污,無意抗日,保存實力」。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訪華時,史迪威當著國民黨的隨從人員的面,揭國民黨軍隊的短。    
    威爾基是在與羅斯福競選總統落敗的候選人。羅斯福接連不斷地接到美國在華人員反映國民黨負面的情況,羅斯福為了更準確地掌握情況,便決定安排特使,於是,便派威爾基來華。這是美國第一位來華的總統特使。用蔣介石的話說:「威爾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訪問中國以來的第一位『最高級別』的美國人士」,蔣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對威爾基予以總統規格的接待,在重慶製造虛假繁榮,編造剛剛繳獲日軍戰利品事實,給威爾基提供一些錯誤信息。對於蔣介石指使下屬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氣憤至極,當何應欽提議威爾基到西安附近的黃河邊,視察那裡的抗日前線時,史迪威當著滿廳中國高級將領大聲講,那裡是應該去,因為那裡是日本人和中國人買賣各自需要的各種物質的最大市場。史迪威這樣做,蔣介石怎麼能容。其實,史迪威也沒有想想,蔣介石是多麼詭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裡成為戰果最輝煌的地方。蔣介石是絕對不容許人揭他的黨國、黨軍的短,因為那實際上是在揭他蔣某人的短。    
    史迪威對蔣的批評是用更為的直接方式表達出來。他時常斥責和謾罵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國軍隊每天發佈的戰報,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覺得美國「支持這個腐朽政權」是根本錯誤的。他認為,中國和德國都是「由蓋世太保支持的一黨制政府」。他經常稱蔣介石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於冒犯他這位在黨國、黨軍說一不二的領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蔣介石也用攻擊性的口吻,講評史迪威。    
    二是聯共與抑共、反共的矛盾與衝突。美國是一個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鑒於中國的抗戰實際情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軍,吸引著絕大部分的侵華日軍,而所謂「國軍」主要還是在戰略後方。加之,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軍方面,沒有太大的作為。就美國的根本立場和長期利益講,美國是不願意共產黨武裝發展壯大;但當前美國需要中國在抗戰中發揮更大作用,以阻止日軍南下,保證美國在太平洋上與日本的決戰中掌握戰略主動權,需要國民黨聯共抗日。    
    此時,傳出蔣介石要掀起一個新的反共高潮,使得美國方面感到擔憂。在中國的大多數美國官員和記者的一致意見是,國民黨無能、腐敗、沒有代表性、內部弱點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國外交官員遞呈白宮的大量報告中,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國內內戰已重新爆發,美國對國民黨這一個黨的大量援助,顯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謝偉思斷言:「國民黨的軍事策略是全力消滅共產黨人。」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戴維斯說蔣介石已經變為「他所操縱的腐敗體系的政治俘虜而不能自贖」,在給白宮的報告中甚至直截了當地建議華盛頓政府應當考慮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術篇第95節 排擠史迪威(2)

    史迪威的觀點與這些人大體相同。1943年8月,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電詢國民黨外交部長宋子文,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之事究竟如何?並勸蔣介石「勿用武力」。9月,史迪威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陝北的軍事行動,向蔣介石提出一份備忘錄,「以強烈語氣要求將胡宗南等部調往山西」,參加對日作戰,否則美國將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讓他撤出包圍共產黨的幾十萬大軍去打日本,這是蔣介石絕對不會幹的。蔣介石氣憤地大罵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對他的「威脅」。    
    三是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與衝突。蔣介石要羅斯福派高參到他的戰區最高統帥部來,是為了裝飾門面,以獲得美國更多的支持與援助。而羅斯福派史迪威來,是要協助蔣介石指揮中國戰區的作戰,更主要的是,美國擔心他們依靠中國作戰拖住日軍的計劃落空,委派史迪威監督蔣介石落實美國與中國的抗戰協議。從史迪威向蔣介石通報的諸多頭銜中,大多的名稱就帶有監督的含義。史迪威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履行這種監督權利,這不僅表現在對援助物質和借款用途上的監督,而且直接插手對國民黨在緬甸作戰的軍隊的指揮,他實際上是秉承羅斯福的旨意,想全面控制蔣介石和中國的全部軍隊。他直接插手指揮在緬甸作戰的孫立人和杜聿明的遠征軍,這兩人是聽從蔣介石的,後者是親信,不斷不聽指揮,反而向蔣介石報告史迪威對他們的惡劣作風。史迪威也感到蔣介石在遙控遠征軍,他也難以容忍。而且他可以「通天」,他向羅斯福建議用給予自己直接指揮中國軍隊的權力。羅斯福採納了他的建議,給蔣介石發去了一封口氣強硬的信,他說,我決定給史迪威將軍晉陞為上將並希望你趕緊考慮把史迪威將軍從緬甸召到中國,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帥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讓他全面負責,有權調和指揮作戰行動,阻止日軍的進攻浪潮。    
    這樣,實際上是在架空蔣介石,槍奪蔣介石的指揮大權。這無疑是與虎謀皮。蔣介石是絕對不能容忍,他要向羅斯福攤牌了。    
    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恩恩怨怨,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美國對日戰略與蔣介石的對日策略的矛盾與衝突。美國援助中國抗戰,把蔣介石抬到「大國領袖」的地位,是要他率領中國軍隊更積極地對日作戰,以減輕太平洋戰場的壓力,並保證美國用很小的代價,取得對日戰爭的徹底勝利。而此時的蔣介石所奉行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與衝突所反映的是美國戰略利益與蔣介石集團的當前和戰後戰略利益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是蔣史矛盾與衝突問題的實質。    
    當然,蔣史矛盾也有他們的個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兩個人有諸多的不同,但這兩個人在性格上卻在驚人的相同之處。都以性格剛烈而著名。蔣介石的專斷、暴躁是他的近臣、親信談之色變的。而史迪威在美國人中也是以倔強出名,他以醋性子喬(尖酸的傢伙之意)這一諢名著稱。兩個剛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強的權欲的軍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濺才怪哩!    
    在這裡,還必須指出的,羅斯福要一個美國人來控制與指揮中國的軍隊,這是有損於中國主權之舉。向一個主權國家索要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這在通常的國際關係中難以想像的事情。我們作上述分析,絕不是對羅斯福這種殖民主義者的行為辯護。問題在於,蔣介石所爭的並不是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他所爭的是他自己的權力,是保存國民黨軍隊的實力以對付共產黨。    
    蔣介石投石問路,羅斯福走馬換將。蔣介石很想把這個令他頭痛的美國人擠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離譜,如果把羅斯福得罪了,那後果就嚴重了。於是,作了一些試探性的招示。在威爾基訪華時,蔣介石就想通過威爾基,向羅斯福施加影響。他如此隆重地歡迎威爾基,就是要給他一個讓羅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換掉。蔣介石還向剛剛到達重慶的美空軍補給司令薩摩維爾將軍透露,他決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職務。    
    蔣介石在美國也加強了對史迪威的攻勢。當羅斯福要求蔣把權交給史迪威時,他講了許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轉守為攻,向羅斯福提出委託一位總統代表在他與史迪威之間協調,實際上是要通過這個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國的孔祥熙向羅斯福轉達他的意思,中國軍隊離不開他的指揮。要求羅斯福「從長考慮」,派一個「有政治頭腦與經驗」的適當代表來華。這一試探靈了,羅斯福接受了這一建議,決定派赫爾利作為總統特使來華,扮演這一重要角色。    
    蔣介石投一小石,所濺起的浪花雖然不大,卻使得他在與史的爭鬥中,逐步由不利轉向比較地有利的境地。    
    赫爾利是一個政客,在交際中,好出風頭,權力慾強,而且具有明顯的反共傾向。他也對國民黨的不良表現不滿,但他比較注意克制,因此蔣介石對赫爾利是歡迎的。    
    赫爾利於1944年9月來華。在他臨行前,羅斯福囑咐說,我的總目標是防止中國崩潰,並使中國繼續作戰,為此他決定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你的具體任務是「促進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和諧關係,以便於後者指揮歸其指揮的中國軍隊。」蔣介石對來華的赫爾利態度熱情,他邀請赫爾利到他的別墅去共度週末,赫氏到重慶只有十來天,就與蔣介石相處十分融洽。因為,赫氏來向蔣介石傳遞的信息與史迪威大不一樣,他向蔣表示是「維護國民政府鞏固,擁護委員長是中國的領袖。」而且赫爾利是一個有心計的政客,他在講到「領袖」二字時,提高了聲音,並把右手舉起,表示對蔣的尊敬。蔣介石向赫爾利表示,堅決要求換掉史迪威。赫爾利致電羅斯福要求換掉史迪威。並用若支持史迪威會導致的嚴重後果,提醒羅斯福,他說,如支持史迪威,勢必失去蔣介石,中國的抗日力量亦將隨之消失,「美國人民將不會贊同總統這樣處理問題」。    
    羅斯福權衡利弊,儘管他十分不願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換掉,1944年10月,將史迪威調離回國。換來的是魏德邁將軍,這是一個對蔣介石比較尊重、且有強烈的反共傾向的人。蔣介石投石問路,如願以償。    
    評析:    
    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的形成與惡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個人的性格的影響,但更主要的還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與衝突的結果。史迪威揭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的短,批評其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義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從美國國家利益考慮,從中國的抗戰配合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與日本的軍事鬥爭著想的。而蔣介石則在於維護自己的獨裁地位,維護其政治集團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羅斯的旨意,極力想控制和指揮中國軍隊有損於中國主權,向一個主權國家索要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這在通常的國際關係中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蔣矛盾中,蔣介石用投石問路的小術,擠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術」很靈。其實不然。羅斯福之所以要將史迪威換掉,是從美國的戰略利益和戰後的格局考慮;同時也考慮到,赫爾利以「美國的民意」警告他的話語的份量,因為新一輪的大選的擂鼓已經敲響。他雖然討厭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從內心的同意與支持史迪威,因為史迪威忠誠地執行了總統交給他的使命。但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選擇中,他還是拋棄了史迪威,而拉了蔣介石一把。這樣的處理,不僅對國民黨、蔣介石來說,是得福潛禍,而且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因禍得禍。這是後話,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


術篇第96節 仰人鼻息,苟延殘喘(1)

    仰人鼻息源出於《後漢書.袁紹傳》,該傳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此歷史典故後來被演化為比喻依賴別人,不能自立。用這個典故形容蔣介石敗逃台灣後的外交策略,比較貼切。    
    事例:    
    蔣介石在朝鮮戰爭後,尤其是《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在美國保護傘的庇護下,苟延殘喘,延續其政治生命20餘年。    
    蔣介石於1949年南京被人民解放軍佔領後不久,退居台灣,其後,雖然也在大陸組織了若干戰役進行頑抗,那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陸的最後一點家當也幾乎被全殲。他心裡明白再也沒有力量重新奪回在大陸丟失的「江山」。1950年春,海南島,大陸沿岸的其他一些島嶼相繼丟失,而且,據可靠情報,人民解放軍正在作攻台準備。蔣介石惶惶不可終日。    
    當然他也不想兌現對部屬說的「來生再見」的承諾。時刻注視著國際風雲,僥倖地等待著。他要借助於美國的武力干涉,維持自己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時的美國非彼時的美國,昔日的後台老闆,美國政壇,正在圍繞「誰丟失了中國?」吵得不可開交。而且當權的杜魯門政府對台灣到底如何是好,還舉棋不定,用他們的話說要「等待塵埃落定」。到了1950年1月5日,杜魯門作了明確的表態:「美國此時不想在台灣海峽獲得特別的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灣現在的局勢。美國並不採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這等於是說,美國要拋棄蔣介石政權,放棄台灣。蔣介石絕望了。但蔣介石是很倔強的,不到「木已成舟」時,決不放棄「幻想」。他企盼著一個奇跡的發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他興奮不已。他正在吃早飯,蔣經國遞給他一個簡報,告知「朝鮮南北發生戰爭」。雖然信息太過於簡單,但憑他的直覺,把在自己台灣的前途與朝鮮戰爭聯繫起來。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終露端倪。朝鮮戰爭爆發沒有兩天,杜魯門宣佈武裝干涉朝鮮內戰,擴大朝鮮戰爭,同時宣佈派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武裝侵佔台灣。這對於蔣介石是天賜絕處逢生的良機。但此時的美國政府,如何稱呼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還花了一點心思,在送給台灣當局的備忘錄中,沒有用台灣當局希望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是一寓意含糊的「在福摩薩(台灣)的中國政府」。即使這個對其不恭敬的備忘錄,他也如獲至寶。    
    蔣介石重新得到美國的保護,受寵若驚,內政、外交全聽從杜魯門安排,他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在美國宣佈出兵朝鮮的第三天,通過「外交部」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願派遣33000陸軍精銳部隊,參加美國組成的干涉軍,進攻北朝鮮。當然他也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是朝鮮戰爭擴大,他可以趁機進攻東北,還可以在沿海開闢第二戰場。但是,由於英國承認了新中國,並建立了外交關係,怕把事情鬧大,提出英國「不能和台灣軍隊並肩作戰」。這樣美國照顧到英國的情緒,採取「取英捨蔣」的策略,蔣介石的獻慇勤,美國沒有能領情。    
    即使如此,蔣介石趁朝鮮戰爭的炮火躲過一大劫難,可以這樣說,蔣介石是朝鮮戰爭的最大受益者。    
    美國雖然已在事實上承擔「保護」台灣的責任,但是,還是使蔣介石放心不下,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多變的國家,隨著,政治利益的變化而變化同,這種事實上的「保護」不穩定;此外,美國又是法制社會,注重法律的約束力。蔣介石希望美國的承諾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他的企盼又出現了轉機,那就是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他上台後,奉行所謂「嶄新」、「積極」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艦隊放棄所謂「中立」,他在聲明中表達的反共言辭,給了台灣當局心理上的支持。蔣介石高度讚揚了艾森豪威爾「取消對台灣軍事力量限制」的決定。還吹捧說:「無論就政治、軍事以及國際道義而言」,這一決定「實為美國最為合理與明智之舉措」。    
    1953年2月,美國政府決定將卡爾‧蘭欽從公使提升為「大使」,以提高台灣的地位。蘭欽明確地提出,台灣是反共的「堡壘」和「基地」,這是美國與台灣當局的關係加強的一個重要標誌,如同給蔣介石打了一劑「強心針」。這樣簽訂一個法律性文件確認美台關係,已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954年11月,美國與台灣國民黨當局舉行了九輪會談,商定締約「共同防禦條約」事宜。締約雖說是順理成章,但實際操作起來困難重重,美台在條約草案上存在明顯的分歧。蔣介石希望美國對台灣的「保護」、對他的「反攻大陸」有明確的表示與支持。然而,美國則從國際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戰略利益考慮,要防止台海兩岸的軍事衝突。它要「國民黨政府」在沒有取得「雙方同意」的情況下「不採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產黨報復的進攻行動」。這與蔣介石的期望相悖。蔣介石直接指導台灣代表的談判活動,代表及時向他匯報,他要作出明確的指示。11月11日,他收到顧維鈞11月8日電報後,對互換照會問題做了指示,他對把「議定書」變成「互換照會」和先提交照會「A」文本的建議都表示贊成,指示顧維鈞照在給他的電報中所述「1」號指示行事,盡力說服美方採用互惠的措辭。    
    經過艱難的談判,最終達成協定,1954年12月2日,《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簽字。條約包括一個序言和十項條款。序言第一條規定,條約雙方「承允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避免使用武力的義務。第二條規定雙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發展自身能力和集體能力以抗擊武裝進攻與「共產黨顛覆活動」。第三條規定承允將「加強其自由制度」並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展開合作。第四條規定雙方將通過「外交部長或其代表」隨時磋商。第五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術篇第97節 仰人鼻息,苟延殘喘(2)

    條約簽字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台灣當局外長葉公超都發表了簡短聲明。杜勒斯特別提到蔣介石前一天送來一封短信。他表示同意蔣的說法,即簽約意味著「在遠東地區防衛線上增加了必要一環」。    
    這是一個很不輕鬆的締約。杜勒斯告訴艾森豪威爾總統說,「這是一輪艱苦的談判」,而葉公超對顧維鈞私下表示他「不敢肯定這個條約應被看作一項榮譽還是一個錯誤」。葉公超的話道出箇中的隱秘。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它的確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美國通過條約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為干涉中國內政獲得所謂的「法律依據」。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引起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強烈憤慨與譴責。12月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聲明指出:該條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是一個嚴重的戰爭挑釁」。    
    蔣介石本來想借助共同防禦條約,仰仗美國的武裝保護,得到安全保障。然而這個條約簽訂後,中國政府作出強烈反應,決定通過一定軍事行動顯示自己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的意志和決心,反對美國的使台灣海峽現狀固定化的陰謀。1955年1月華東軍區在張愛萍司令員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施了建國以來首次陸海空協同作戰。僅用數小時解放了一江山島。這不僅引起蔣介石的恐慌,而且使美國決策者緊張了一陣,忙於應付「海峽危機」。    
    台灣海峽危機不斷升級,世界各國都為之不安。許多國家擔心美國會捲入中國內戰,進而演變成為東西方大戰而殃及自身。有的國家在聯合國提出了《停止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地區敵對行動》的提案,要求海峽兩岸雙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國家則提出了想把台灣分割出去的主張,如建議台灣交由聯合國「托管」或中立國「代管」。還有一些人乘機鼓噪「台灣獨立」、「中立化」。    
    對於想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各種主張,都是為一切炎黃子孫所不能接受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嚴正表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台灣歸還中國,絕不容許聯合國或中立國「代管」,不容許外國侵佔。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是為了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    
    蔣介石是積極主張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但他堅決反對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也反對「兩個中國」。自1955年2月8日起,他接連發表聲明,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灣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兩個中國」的主張荒謬絕倫。    
    後來,在1958年的第二次海峽危機期間,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中出現了鼓吹金門、馬祖「中立化」的逆流。美國政府也想搞「劃峽而治」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蔣介石的態度強硬。他公開拒絕杜勒斯「停火」、「撤兵」的建議,他仍然聲稱要「反攻復國」的口號,這是他的一個政治動員性的口號,他明知不可能,卻要堅持,目的在於,為了維持台灣的穩定。此舉也違背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意願。另外,他以強硬的態度反對「台灣獨立」、「國際托管」、「台灣中立」等種種製造「兩個中國」的言論和行徑。美國當局動員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兵,退回到台灣本島,企圖壓蔣介石搞「劃峽而治」。對美國的這一企圖,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美國的這個意圖,是通過杜勒斯在9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達出來的,美國打算以讓出金門、馬祖為條件,換取中國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從而在海峽之間確立一個永久的分界線,達到「劃峽而治」、永遠分裂中國的目的。    
    蔣介石對杜勒斯的講話作出了強烈的反映,他在回答《星期日泰時晤士報》記者時,用尖銳的語氣指出,美國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和「托管」台灣的建議,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灣無可爭議地是中國領土。    
    在兩岸軍事對峙,炮火連天的情況下,蔣介石拒不撤兵,堅守金門,把美國拖住。兩岸領導人以一種民族心靈上的默契,挫敗了「劃峽而治」的分裂陰謀。毛澤東把話說透了,炮擊金門,「就是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    
    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的種種暗流,在客觀上對於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華民族的團結,抑制美國對台灣的進一步侵略,有其積極作用。    
    評析:    
    蔣介石率領國民黨殘餘勢力敗退台灣之初,惶惶不可終日。但沒有多長時間基本上轉危為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鮮戰爭的影響,朝鮮戰爭的炮火「掩護」蔣介石躲過一劫。而從蔣介石主觀上分析,對國際突發事變,觀察比較敏銳,反應比較迅速,及時作出一種姿態,透過這一突發事變尋求美國等列強的庇護與支持,可以說蔣介石是朝鮮戰爭的最大獲利者。    
    蔣介石退台後,仰美國人的鼻息,得以苟延殘喘,雖然策略屬於「下三爛」,為後人所恥笑,卻對於國民黨而言,對於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團而言,得到了一定的實惠。然而,這著棋的最大的失敗在於,給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口實。當然,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知其難為而彌堅為之,除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外,還是有民族意識因素的驅動,其意義在於,實際上在台灣島內維繫了「反獨促統」的根基。客觀地講,這有功於國家和民族。


術篇第98節 經兒可教(1)

    蔣介石是一個封建主義思想極濃的人,又是一個猜疑心極強的人。這樣的一種理念與這樣的一種心態結合,表現在權力傳承問題上,必然是父傳子接,且無特殊情況,非嫡子不可。    
    蔣氏父子的權力傳承,從準備到最終成為事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把潛意識地超前準備算在一起,大體經歷了育苗、洗腦、磨礪、清障、部分權力讓渡、親政六步曲。    
    從實踐檢驗的角度審視,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是比較成功的,在蔣介石撒手離開人間時,避免了腥風血雨似的權力爭奪與社會大的震盪,而且其子蔣經國把台灣那塊小天地治理得還不錯,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然而,這種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力交接留下了禍根。    
    當蔣經國準備權力交接時,摒棄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庸俗的權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卻沒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機制與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借鑒其父蔣介石憑直覺和個人的好惡選才用人的經驗,使得李登輝這一類的偽君子、野心家有機可乘。蔣經國把權交給了一個「台獨」分子,這絕對不是蔣氏父子的心願,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經兒可教」,蔣介石嚴督其學有所成    
    在蔣經國和蔣緯國幼小時,蔣介石用這樣的話進行讚揚:「經兒可教,緯兒可愛。」蔣介石有區別地對兩個兒子作這樣的評語,不知是兒戲,還是確實是有感而發的議論,無法作進一步的考察。但是從兩人成年後的不同性格,以及對他們的不同的政治安排,可以揣摩出蔣介石對他們的期望有所不同,對蔣經國的教育花了很大功夫。    
    事例:    
    從對蔣經國起的學名看,望文生義,希望孩子長大了,能成為經國濟世之才。蔣經國性格內向、執著,私塾教師對他的評語是,「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比他小5歲的弟弟蔣緯國的來歷有種種說法,最可靠的說法,那就是他們倆不是一個母親生的。比較知道內情的作家,進一步說蔣緯國的母親是一位身著和服的東洋女子,是蔣介石在日本留下的愛情結晶。之所以要把他與戴季陶聯繫起來,不是因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蔣把他過繼給戴做乾兒子。即使是這樣,按照中國的傳統,經緯兩「國」,有嫡庶之別。    
    蔣緯國與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開朗,而且長大以後幽默,比如在台灣已經佩上將軍銜的他,當談到他與蔣經國的關係時,他逗笑地說:「過去我是總統的兒子,現在升為總統的弟弟。」這樣一個很嚴肅的政治問題,他這樣一說別人聽起來卻很輕鬆,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從中看出孩提時的蔣緯國的性格是如何的了。這可能也是蔣介石覺得「可愛」之處。不同的評語,是不是蔣介石已經對他們的前途有不同的預期,這很難說,但兩個人後來走了不同的仕途,一個從政到掌握黨權、政權,一個從軍到執掌軍權。    
    兒時的蔣經國,並沒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樣的父愛,這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正在從事「革命」活動,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趕「性解放」的時髦。但我們絕不可由此而做出蔣介石並不喜歡蔣經國的結論。他作為父親,把蔣經國的關愛放在嚴格教養,悉心培養,照他所規劃的模型鑄造上。江南先生在《蔣經國傳》中說得好:「我們姑且不談蔣先生本人的行為德性,和他一身功過,他對兒子的教養,是下過很大的工夫的。」這就是說,蔣介石對兒子給予的是一種不同內涵的關愛。    
    他對蔣經國兄弟倆的教育,非常嚴格和認真。即使蔣經國剛剛上本鎮的武山學校時,就給小蔣提出具體的閱讀任務,據蔣經國回憶,他年僅10歲,其父要他讀《說文解字》,並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二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蔣介石嚴格督促蔣經國學習,有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那就是成為一個大有作為之才。不過,他對蔣經國的具體要求,則因時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學塑造蔣經國的德性。他給年幼的兒子開的書單子中,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書》。他期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成為「治國」之才,而「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在家,對親需要孝順。」他傚法曾國藩對自己的子弟的訓誡,那樣要求自己的兒子,在承襲傳統道德上成為模範,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傚法曾國藩,作為「中國的政治家」。    
    1922年,蔣經國離開家鄉到上海,考取了萬竹小學,成為四年級的插班生。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家鄉學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課程有外國語文、數學、生理衛生、人文科學、歷史地理。此時的蔣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趨時而進,他在督促兒子讀書的觀念上,也很有長進,要求兒子用心學習英文,他說到這樣的程度:「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於是這個對學外語並非很在行的父親(因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廢的不良記錄),卻給兒子額外地規定學習任務,傳導如何學習外語,云云,如此蹩腳的家教,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術篇第99節 經兒可教(2)

    那是一個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個最能激盪有愛國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蔣經國也被捲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一個急進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轉到北平就讀,後來也因同樣的原因,來到廣州,聽到在蘇聯舉辦的「孫逸仙大學」在招生,於是,他要報考「孫大」,到蘇聯留學。此時的蔣經國,他要求到蘇聯留學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個革命急進分子;就他父親而言,被人稱為「紅色將軍」,高喊著「我們黨的前途端賴尊俄為師」,他有這樣的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此時的蔣經國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後來的蔣經國成事後的結果來套,他的確是為了追尋理想,堅持信仰,獻身中國革命,去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    
    蔣介石讓他去「孫逸仙大學」,其初衷就不那麼簡單了。他有一種矛盾的心態,自他考察俄國起,對俄國革命並無好感,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在內心是反對的。從這一點說,蔣介石不贊成蔣經國去蘇聯留學,也是很自然的,他還有現實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蔣經國到莫斯科「孫大」讀書。最主要的有兩個原因:    
    一是蔣經國已是一個革命急進分子,因參加上海「反抗五卅慘案」大遊行,被學校當局開除學籍。沒有辦法,只好把蔣經國拜託給在北平的好友吳雅暉,在吳雅暉辦的北京外語補習學校短暫停留。可蔣經國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學生運動,下獄兩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與其在國內,倒不如到俄國去更好些。    
    二是蔣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話說:「蔣介石是道地的機會主義者,又是玩弄權術的斫輪老手」。很難排除蔣介石另有所圖。那時,「以俄為師」是時髦的話語,到俄國去取經是時髦的行動。況且,他蔣某人在高喊著「我們黨的前途端賴尊俄為師」,他難道不能用支持兒子去俄留學的行動來表白自己?他要讓蔣經國去蘇聯留學鍍金,積累政治資本,同時也使自己獲得蘇聯顧問的信任,獲取政治資本。送蔣經國留學俄國,是蔣介石下的一個政治賭注。    
    1925年10月,蔣經國和同行的共22人,在廣州搭蘇聯輪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鄉與母親毛氏告別,然後,在上海乘蘇聯貨輪,經過數天,抵達蘇聯海參崴,再改乘火車,駛往莫斯科,這是一個漫長的旅行,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旅行:「車外漫天飛雪,人人凍得哆嗦不已,車內竟無取暖設備。因缺原煤,車頭引擎的動力,依靠標桿,行駛緩慢,更逢站必停。車上沒有餐車,沒有飲水……」然而,對於懷著一樣熱情的蔣經國等人來說,這都算不了什麼,到莫斯科「孫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經過漫長的旅行,他們一群人終於到了朝思暮想的「聖地」,此時的心情難以言表。到了「孫大」,校方送給了他一個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後,「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蔣經國。他和其他21人分在一個「教授班」,與他同學的不僅有國民黨要員的兒子,還有後來成為共產黨的革命家的鄧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烏蘭夫。蒙古族的烏蘭夫還與蔣經國坐同一張桌子。在這裡也是「國共合作」的場景。從此,蔣經國在紅色的蘇聯呆了13年。對於他來說,這13年是他確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恥、經受磨難的年代。不管怎樣,這13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閱歷。蔣介石讓其子旅俄留學,是對是錯,這只有他自己評判。    
    評析:    
    如果說,蔣介石作為一個自然人的父親,有些不太盡人情的話,對兒子沒有給予一般權貴、富戶那樣的親情關懷,那麼,作為政治人的父親,他是對蔣經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嚴格督促兒子讀書,為將來「天降大任於子」作準備,這是一種「望子成龍」的又一個境界。第一,教育從兒時抓起,嚴督其學,蔣經國年10歲時,其父就要他讀《說文解字》,並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二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第二,把倫理教育寓於接受知識的過程中,使學知與做人有機地結合起來。他給年幼的兒子開的書單子中,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書》。他期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成為「治國」之才,而「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在家,對親需要孝順」。他傚法曾國藩對自己的子弟的訓誡,要求自己的兒子,在承襲傳統道德上成為模範。    
    第三,既重視傳統,又能趕新潮。在督促蔣經國學習傳統文化時,還在學習西方新學方面能夠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兒子認真學習英文,甚至說到這樣的程度,「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應允兒子的志向,支持蔣經國赴俄留學,既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種時髦之舉。    
    第四,要求具體,持之以恆。他給兒子寫信頻繁,每封信必問學業如何,並提出具體內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對英語一竅不通,卻給兒子額外地規定學習任務,傳導如何學習外語,云云。    
    然而,種豆不一定得豆。


術篇第100節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1)

    信仰對於追求信仰的人來說,如同生命;信仰對於追求個人前途的人來說,如同流水;信仰對於投機鑽營者來說,如同換衣。信仰對於青年時代的蔣經國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不好斷言屬於後兩者,因為他的革命衝動並非不是發自內心;但我們也不好說他完全屬於前者,因為,他後來又確實放棄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做了與之對立的「信仰」選擇,成了另一個營壘的人,另一個營壘的領導人。    
    事例:    
    他曾經是一名名副其實的共產黨預備黨員。1925年,蔣經國前往蘇聯留學。當時的蘇聯黨和斯大林,出於對中國革命的支持,為了培養革命的人才,對「中大」(孫逸仙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是重視的。那時的蘇聯,雖然充滿了革命生氣但不富裕,物質生活很艱難,但對中國的留學生是比較照顧的。他們的學習條件比國內的要好,教室寬大,每人一張大桌子。生活也有特別的關照。據當年「中大」留學生回憶,剛開始一日五餐,後來雖然減為三餐,但麵包黑白兼備,沒有限量,牛奶肉類也較為寬余。每月還有比較可觀的生活津貼,留學生可以用來購買香煙、酒,或者三五成群地在餐館聚餐,吃「中國飯」。    
    這樣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不僅比蘇聯一般老百姓要好,甚至也比蘇聯自己的大學生的生活條件要好得多。蔣經國將親眼看到的蘇聯學生吃飯的情況及其感受記在日記中,作了這樣的描述:蘇聯的學生回答說:「這就是我的早飯。」「『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國人,不花一個錢,在他們國內吃得這樣好,而他們自己的大學生,卻這樣吃苦。他又說』『你們是中國的革命的青年,我們對你們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很快的把中國民族解放。』」蘇聯學生還對他說:「我們還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們國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樂觀。」蘇聯學生所言和蔣經國的感受,沒有多少功利性,應該說是真實的,發自內心地表達了蘇聯人民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和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支持。    
    一個生機勃勃的新型社會,一個為過去處在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帶來光明前途,或者說至少能給予他們這種美好願望的社會,無疑對前來真想取經的中國熱血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蔣經國在日記中表達了對中國未來的期望,他深信共產主義、列寧的理想,能給未來的世界帶來光明的前途。如果人們因為蔣經國後來的變化,而把他此時的心境說成是「理智泯滅」,那有違於良心。    
    蔣經國在「中大」學習刻苦,努力學習俄語抓緊時間看書,悉心鑽研馬克思理論,積極參加「教授班」組織的政治活動。鑒於他的出色表現,很快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被吸收為共產黨預備黨員。    
    他曾經用最激烈的言詞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親。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把槍和屠刀對準敲鑼打鼓把他們迎進城的工人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獲悉這一消息,「中大」學生無比憤怒,舉行群眾集會,對蔣介石進行聲討,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兇」。蔣經國也在聲討的人群中,其言詞最為激烈,「獲得全體學生的反應,如雷般的掌聲」。幾天後,他發表了一個聲明,對已經叛變革命的父親進行公開的譴責:    
    蔣介石的背叛,並非意外,當他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從此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敵人。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好朋友,去了敵人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    
    他的這個聲明,被蘇聯在國際上最有影響的通訊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廣播。他的名聲就這樣傳開了,其聲譽與日俱增。與他一起在「中大」留學的學生回憶說:「聲明公佈後,我們不論去哪裡,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間,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對我們這一群沒有著名父親的人,價值直線下降。」旅俄的學生受蔣介石叛變的殃及,蘇聯人由對中國留學生的關照,轉變為用鄙視的眼光相待。一些國民黨籍的學生開始被遣返回國。    
    蔣經國並沒有因父親的反革命行為而被遣返。但也沒有能繼續在「中大」學習,而是送到位於列寧格勒的一所名叫托瑪卡的軍校學習。托瑪卡軍校是正規的軍事學府,學員構成與「中大」有很大的區別,學習內容及教學方式也不相同。課程偏重於軍事技術,是一所為紅軍訓練軍事指揮官的學校。除軍事課程外,政治課程占相當的比例。紅軍政治工作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黨的政治工作,「黨的工作對象是黨員群眾」,另一部分是「軍事政治工作」,軍事政治工作是非黨員群眾。這兩部分工作不是決然分開的,而是緊密聯繫,為黨的政治路線所統帥,在軍隊的黨組織統一領導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蘇聯紅軍強調黨的領導,這種領導有組織系統作保障。    
    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共產黨在軍隊中就是唯一的領導者。在每軍、師、旅、團中皆有共產黨代表,他的權力與軍官相同。軍部命令如不經過黨代表簽名不能有效,連部中有政治指導員制度,他的任務完全與黨代表相同。」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當年政治工作在蘇聯紅軍中的重要地位。軍校主要教授戰略戰術、軍事技術方面的內容的同時,政治課程占相當的份量。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他學習得相當認真,且頗有心得。    
    對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他也很有興趣。在這個軍校學習時間雖然不長,但成績優秀。他重點研究游擊戰術,撰寫的研究報告出色,受到蘇聯方面的重視,吸收他為俄共預備黨員,留校當翻譯。1928年6月,他被調任列寧大學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其主要工作是帶領「列寧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考察,這是一種學習的重要形式。    
    後來,他被分配到一個電氣廠當學徒,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接著,被下放到一個集體農莊,在那裡當農民,儘管這種安排具有懲罰性,起初農民們對他不太友好,但他通過自己的出色工作贏得他們的信任,「當選了農村蘇維埃的主席」。在他離別時,當地農民熱烈歡送,「他們手中有的拿著蘋果,有的拿著雞鴨……」那是蘇聯樸實的農民對一個中國小伙子表達的真摯感情。    
    1933年春天,他到一個金礦工作半年後,又回到自己曾經當過搬運工的火車站,在這個車站附近的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從勤雜工,做背鐵條、修馬路、抬機器之類的活,到當上技工,從提升為技師到晉陞為副廠長。一個外國的年輕革命者,在很短時間裡,能由最底層躍升到領導層,這說明他幹得很不錯。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據說,他與後來成為他的終身伴侶的俄羅斯姑娘相識相愛,就起始於見義勇為,用真實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間喜劇。正是在這個工廠,芬娜(後來改名為蔣方良)與他結為異國情侶,並肩戰鬥,生兒育女。


術篇第101節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2)

    他從工廠到農村,又從農村到工廠,有委曲,有傷感,但沒有動搖他執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懷著「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氣做人」,而到基層去接受考驗,經受鍛煉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卻使他產生更強烈的歸鄉情。    
    對於他所具有的蔣介石這樣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佈與其父斷絕父子關係,也無法改變別人的偏見,無論哪個營壘的人們,特別是領導者們會不會真的這樣認為,國內有種種猜測。王明在召蔣經國回來談話時,對他說:「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時的蔣經國非彼時的他了,他不情願這樣做,與王明爭辯,最後還是不得不屈服壓力,給母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與前一個聲明的言詞要和緩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實對蔣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滅的控訴,使得蔣介石十分難堪;他「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覺得奇怪嗎?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過,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愈來愈有認識」的表白,更可能使蔣介石對自己的兒子感到絕望。這封信無疑是一個重型炸彈。1936年1月,蘇聯最權威的報紙《真理報》全文發表了這封信,4月,《紐約時報》摘要刊登。    
    然而,這封信卻成為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不僅決意要離開被當作第二故鄉甚至是具有政治意義的第一故鄉,而且也朝他無情鞭笞過的父親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蔣介石的「洗腦術」還是馴化了他。上面用比較多的筆墨,說明蔣經國在蘇聯成長的過程,說明他對「共產主義信仰」追求的執著,是想說明讓這樣的人改變自己的信仰並非易事。可是,回國後不久,卻成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堅定分子。江南先生稱之為「戲劇性的發展」。這樣的變化,僅用一個「假革命」的投機者來說明,是很難讓人信服的;僅用「血濃於水」的親情來詮釋,也可能產生誤導。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生追求現象,是多維力作用的結果。其中,蔣介石的「洗腦術」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1936年的「西安事變」為蔣經國回國搭了一個平台。他多次回國的要求,終於被批准。蔣介石向周恩來問及蔣經國在俄怎樣,含蓄地表達出想要兒子回國的願望,周恩來說,我們想辦法。通過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為事實。1937年3月,蔣經國攜著妻子兒女們踏上歸國之路,這可能是一個分道揚鑣的旅程,他的心情極其複雜。在中國政府駐蘇使館,他問大使蔣廷黻:「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這句簡短的話語,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內心世界。    
    1937年3月,蔣經國帶著妻兒乘火車離開莫斯科,開始了返回故里的歷程,此時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昔日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從此被一腳踢到九霄雲外」?似乎還不好下如此乾脆的結論。他在當天作了日記,從字裡行間看到的是對自己生活10多年國家的讚揚與難捨之情,不過當他邁出歸途的第一步,確實是他「信仰」的一個分水嶺。    
    4月中旬,蔣經國抵達上海。此後,經過不太長的時間,他從昔日執著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變成反對這一信仰,維護蔣介石統治的幹將,直至後來成為蔣家王朝的「掌門人」。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樣發生的?蔣介石的洗腦術為什麼在他身上有這樣的高效?    
    在踏上歸國的火車之前,蔣經國的思想已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蘇聯政治環境的影響所致。受這個革命環境熏陶,他自願地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並且理想化。然而,現實的殘酷的政治鬥爭,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對他的思想衝擊不會小。一個人對一種理想的追求,從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種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術篇第102節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3)

    這種衝擊與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應是不同的。蔣經國出生在一個富戶人家。其父的傳奇性的變化,使他的階級出身躍升到寶塔尖上,這種階級的烙印在他腦海裡是很難消失的,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時,哪怕是微妙的變化,它都會有所呼應;背叛革命後的蔣介石不僅沒有沉淪,反而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長期主宰中國的政壇,為蔣經國尋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間。蘇聯的社會制度,蔣經國所追求的理想,與其父親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在現實與理想出現巨大反差時,像他這樣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來的階級營壘。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土壤,蔣介石才有可能把一個「逆子」,從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幫助蔣經國的這種解脫,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對蔣經國進行了極其嚴酷的「洗腦術」。    
    第一,親情軟化。蔣介石雖然企盼兒子的回歸,雖然他又是一個舊仇不忘且必報無疑的人,他對蔣經國在《真理報》上發表的嚴重傷害他的「威嚴」的公開信耿耿於懷。因此,蔣經國要見他與宋美齡時,他讓兒子吃了閉門羹。經過心腹陳佈雷的勸解,才予以寬恕。兩個星期以後,還是接見了蔣經國。如果換了另一個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於死地,親情戰勝了冷酷,他也要用親情來軟化蔣經國。    
    他沒有讓蔣經國在自己身邊久留,立即派人把蔣經國及其妻兒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會有阿諛奉承者安排熱烈歡迎的場面,當時的《大公報》載文作了這樣的描述:「車近洋橋,便緩緩而駛,人群一擁而上,口號與鞭炮齊鳴,直鬧得震天價響。」如果說這種安排是塗上一層親情的「政治性歡迎」的話,那麼,安排蔣經國與其母毛氏的見面,那是一種親情在心靈上的震撼。記者作了素描:「這時的蔣經國,一步緊似一步,一眼望見親娘坐於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聲大哭,方良和愛倫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經不住兒子的哭,也抱頭痛哭!一時哭聲震盪室內,好不淒楚!」這是一個政治導演的絕妙的安排,「政治企圖」溶於親情中,通過血緣的自然循環,把外在的震撼帶進腦海,去引爆心靈的震撼。    
    蔣經國在母親身邊一住就是一年。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請看看曹聚仁的神筆的描述:「那個夏天,他們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連天的大局面中,過著樂陶陶的天倫生活。」這種「樂陶陶的天倫生活」對蔣經國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們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這是一種潛移默化,使人不加防範,況且,蔣經國已放棄了防範,而自願地接受親情的軟化。蔣介石的「洗腦術」旗開得勝,可以說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養性。蔣介石曾令年幼的蔣經國熟讀儒學,特別是學習曾國藩的新儒學,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標「成龍」。然而,兒子卻被「共產主義信念」所征服。他要假「聖人」之「經」讓「逆子」從思想上回歸。蔣經國回憶:「我回國後,父親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這哪裡是一般的倫理教化,這是一種高技巧的洗腦。用「洗腦」這一詞詮釋蔣介石要蔣經國重溫儒學的企圖,並不是筆者的偏見,江南先生在《蔣經國傳》中明白無誤地解讀了蔣介石的心路,他說:「蔣先生要洗經國的腦,要把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清除得一乾二淨。」    
    第三,責令反省。蔣介石要蔣經國閉門思過,在此基礎上,責令其寫出反省書。寫「反省書」是蔣介石的特務機關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及其他革命者所採用的手段,對其被「赤化」了的兒子也不例外,當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實質是一樣的。於是蔣經國寫了一份名為「旅俄報告」的「反省書」。這是一個思想總檢查,他用文字記錄下蔣經國的思想演變過程,記錄了兒子的悔過,記載了他的誓言。這對蔣介石來說,我們不能僅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滿足,這是他實施「洗腦術」的一個重要步驟。    
    評析:    
    蔣經國在蘇聯留學,由於其自身在中國國內的思想基礎,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響,在蘇聯革命環境的熏陶下,成為一個「共產主義信仰者」,曾經用最為嚴厲的言詞,無情地鞭笞叛變了革命的父親。叛變革命後的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在「信仰」上勢不兩立。然而,即使如此,蔣介石仍時刻思念著海外的兒子。當蔣經國帶著俄國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國後,他雖然有氣,但還是接受了他們。要是換了別的對象,早就被他殺頭了,親情勝於「信仰」,勝於「政治」。    
    蔣經國曾經篤信共產主義,是一名共產黨員,蔣介石對他並沒有失望,而是進行「攻心」與「改造」,精心策劃,對蔣經國進行了極其嚴酷的「洗腦術」,親情軟化,指使親信,安排極其隆重的場面,讓蔣經國與最敬重、思念的母親毛氏見面,在母親身邊一住就是一年,過著樂陶陶的天倫生活。這是一個政治導演的絕妙的安排,「政治企圖」溶於親情中,通過血緣的自然循環,把外在的震撼帶進腦海,去引爆心靈的震撼;修身養性,閉門思過,要蔣經國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他要假「聖人」之「經」讓「逆子」從思想上回歸;責令反省,寫出書面反省材料,不僅以備有案可查,更是為了強化「改造」,鞏固「洗腦」成果。    
    一個「共產主義信仰者」,一個曾經用最嚴厲的言詞鞭笞過自己的兒子,就這樣被蔣介石的「洗腦術」馴化了,不僅昔日的信念蕩然無存,而且,成為圍剿「共產主義」的骨幹,成為蔣介石統治的忠實的衛道士,成為蔣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這印證了他所奉行的一個信仰哲學:「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洗腦」成功,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那就是蔣經國在回國之前,思想已開始發生了變化,由於斯大林和蘇聯黨的極端「左」傾的政治路線,同時也由於他在基層對蘇聯實際的瞭解,現實與他理想化的宣傳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漸進地變化著。正是由於思想上有了縫隙,蔣介石的「洗腦」術才能奏效。


術篇第103節 兒子推「新政」(1)

    兒子推「新政」,父親幕後觀其效    
    對蔣經國進行洗腦,加以馴化,不是蔣介石的最終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諾諾的奴才,而是能擔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繼續鞏固「洗腦」成果的同時,他要把蔣經國放到艱苦環境磨礪,使其盡快成器。    
    事例:    
    蔣經國接受父命,結束「隱士」生活,前往贛南赴任,駛進他的政治生涯新歷程的第一站。    
    1.熊式輝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範。    
    蔣介石打算安排蔣經國到基層磨礪,這一意圖被具有「政治敏銳力」的熊式輝揣摩到了。熊時任江西省主席,雖屬政學系,但也稱得上是蔣的寵臣。他向蔣提出讓蔣經國到江西去「代職」,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蔣介石舉起與武漢政府分庭抗禮的旗幟的地方;也是他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率領的紅軍廝殺,付出高昂代價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經營,倡導新生活,培養骨幹的地方。他希望兒子在那裡有所作為。    
    蔣經國到達南昌後,熊式輝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將副處長;隨後,打算讓「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但是又怕蔣經國搶了他的地盤,因為這是他的一畝「自留地」,如果讓他「抓行政幹部,侵蝕政學系的基礎」,那將自斷「才」路。對於精明的政客來說,政治交換是要計算成本的,如果這種交換不能贏利那是不會交易的,更不會做蝕本的買賣。於是,熊式輝把蔣經國安排到「新兵督練處」任處長。新兵督練處的任務是輪流調訓省保安團隊。這是一個出力不討好的差事。給「太子」升了職,又沒有讓他能佔到多大便宜。人們都說政學系老謀深算,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個苦差,卻給了蔣經國展示自己新風的良機。他的新風與「國軍」的官風形成鮮明對比,江南在《蔣經國傳》中對他的表現是這樣說的:「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鍋飯,官兵一體,親如家人。」這樣的評語,給人感覺不是在說一個國民黨的軍官,倒好像是在說共產黨的軍官。不用說他全部做到,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屬下的風光可以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這也是政客們所忌諱的。於是,熊式輝改派蔣經國到江西贛南任行政專員,兼任贛州縣長。地區專員,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屬「地廳級」,熊式輝送這麼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這位資深政客的「馬屁」功老道。但是,專員這個位子,位高權不大。而且那個地方難出「政績」,你「太子」都搞不出什麼名堂來,那老蔣就不要責怪我無能了。    
    據說,熊式輝對小蔣作此安排,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防範。擔心蔣經國「赤色」復歸,「率領保安團上廬山打游擊」,那對於熊式輝來說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蔣介石不要他的腦袋搬家才怪了呢。    
    2.推行「良心政治」,熱鬧有餘,成事不足。    
    贛南專區管轄11個縣,曾經是中央紅軍所在地。自然條件差,紅白對峙,戰爭不斷,生產力受到嚴重影響。紅軍撤走後,返鄉團復辟,土豪劣紳與軍人相勾結,魚肉百姓,下層社會的百姓苦不堪言。社會風氣敗壞,官員們貪污腐化,橫徵暴斂;黃、賭、毒在官吏的庇護下氾濫成災。    
    蔣經國到任後,直逼贛州縣的積弊,推行「良心政治」,採取措施,革新社會風氣。一是禁賭、禁煙、禁娼,打擊惡勢力。打擊矛頭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親屬,嚴懲有嚴重劣跡的富戶。用鐵的手腕,打擊惡勢力。當時他提出「對贛南的濃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極嚴格的手段」,這裡所說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蔣經國認為這些人是「建設新贛南的敵人」,必須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這一行動初見成效。曹聚仁用誇張的詞語評價說:「許多頑強的惡勢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說來近乎奇跡。」    
    從人們深惡痛絕的惡勢力下手,且有實際行動,比較得人心。於是乎,什麼「蔣青天」之類的傳聞不翼而飛。    
    二是踐行新風,影響每況愈下的政風。他在形式上還保留了在蘇聯的工作作風。上任後,以身作則,不坐公家僱用的三輪車。短裝草履,在黑巷、在農村巡視。遇到老百姓,就與他們在田間、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談得投機,從中體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蔣經國傳》中做了一個統計:從1939至1940年,一年跑了900英里,繞贛南三次,順口說得出專區有多少橋樑和水利工程。這與那些養尊處優的舊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當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動去影響整個官僚層,那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事情,他們怎麼會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項革新舉措。第一,加強教育建設。主要是建托兒所、幼稚園、小學。其想法是,進行智力開發,人力投資。第二,進行社會革新。主要是進行移風易俗。第三,實行「統治式」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各種日用品比如鹽、米等統制起來,定量出售,企圖抑制通貨膨脹。第四,辦干訓班,訓練幹部。他認為「幹部應當是黑暗中的明燈,狂流中的砥柱,負有轉變社會風氣的責任」。因此,他注意抓幹部的培訓。在虎崗舉辦被稱作贛南的「黃埔」干訓班。大門口的木牌上寫著「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的對聯,用心表達辦學的宗旨。


術篇第104節 兒子推「新政」(2)

    這些活動,就他主觀願望而言,確實是真心想進行社會革新,他將這種社會改革定位為「良心政治」。但是,進行社會變革,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互動,這些社會積弊的總根源是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如果從根本解決起,勢必動搖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補補,這很難取得很大成效。實際情況是,儘管蔣經國的這些作為被中外媒體競相報道,炒作、拔高,對政風民風的推動是相當有限的。只不過是熱鬧有餘,成事不足。    
    3.宣佈「五年計劃」,現代化市鎮夢難圓。    
    蔣經國的新政,不僅在政治層面,而且還在經濟建設上提出了近似於幻想的計劃。他擬定了「五年建設綱要」,綱要規劃在五年內把各縣城建為現代化標準城市,並且將各縣28個舊市鎮,改建為現代化的市鎮。在其他主要經濟指標方面也是開出了讓人瞠目結舌的指標。這樣龐大、浮誇的規劃,是通過一個專區將他腦海中對未來中國的空想的表達。他在專區縣長會議上說了一個未來中國的夢。他說:    
    「那時的贛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而且警察也沒有了,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自衛隊也沒有了,因為大家都能安居樂業,沒有土匪強盜,所以用不到自衛隊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裝的政治指導員)。贛南大禮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禮堂之正中在轉映紐約的電影和維也納的音樂,幾處電視的幕上,正在映出倫敦的足球賽。那時候,已成為電氣化的世界。」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五年內把極其落後的贛南變得如此的發達,不用說建成,就是設計圖紙都難以完成。蔣經國不僅大膽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實現,這太浪漫了。藝術創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設需要腳踏實地。    
    這是一個美麗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廬的蔣經國的從政弱點,急功近利,衝擊有餘,務實不足。他自己也承認,「很多事情『缺乏詳細計劃』」。    
    蔣經國在贛南鍛煉是很投入的。輿論界對他是褒揚的,他畢竟給國民黨帶來新鮮氣息,人們對國民黨的陳舊腐朽的政風十分厭煩。而國民黨官場對這個「異軍」進行了圍攻,告狀的、批判的,不乏其人。這也不奇怪,因為,一方面,蔣經國的從政之道與國民黨政風格格不入。於是乎,在國民黨營壘裡,他被認為是「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把被他們的蔣委員長稱作「共匪」的作風帶到國民黨裡來,那還不如臨大敵,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蔣經國在贛南的新政,打擊惡勢力,觸及到權貴們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國民黨的地方政治本來就是官紳合治的權力結構。如果深入下去,朝這個弊端開刀,那將動搖國民黨的根本。這也是令他們恐懼的結果。    
    評析:    
    蔣介石把蔣經國安排到江西代職,是其培養接班人的一個重要步驟。其成功之處在於,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歷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為,抱成見,刻意加以防範。因為江西贛南曾經是紅色根據地,革命影響不會完全消失,如果蔣介石對蔣經國有懷疑的話,不會安排他到這樣的地方去鍛煉,更不會讓他在那裡呆那麼長的時間,尤其是告狀不斷時,他卻沒有感到這種危險性。他對經過「洗腦術」馴化了的兒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給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蔣經國鍛煉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於實際,可以做出比較恰當的安排,同時,也不至於引起兒子的特殊化的念頭。    
    第三,靜觀其效,後台支持。在蔣經國在江西代職鍛煉期間,蔣介石沒有對兒子如何行事作具體的指示與要求,放手讓他去作為,當出現反對聲時,仍予以支持。    
    第四,揚其所長。蔣經國在贛南的一套做法,有明顯的蘇聯政風的痕跡,蔣介石不是要兒子收斂,而是讓他去踐行獨特的政風;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對。這與蔣介石讓蔣經國對江西去的指導思想有關,他就是要兒子去磨礪,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擴大影響。他需要有股子衝勁,讓其顯山露水,在政壇產生某種震撼。因此,對蔣經國的所謂「新政」是默認的。另一方面,他也覺得蔣經國鋒芒太露,擔心擾亂了政局。所以,他要制約。於是,在蔣經國在贛南鍛煉五年後,於1943年,讓他離開了贛南,另有重任。    
    蔣經國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計劃,和他的去向一樣,付之東流。對於蔣家父子來說,他們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結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勢。蔣介石把兒子放在贛南磨礪,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兒子隆重推出,「他已經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階梯,他的名字成為青年偶像。」蔣介石這一著棋又成功了。贛南民眾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可他蔣家以極小的資本投入,獲得大的官場利益。


術篇第105節 設台階壓擔子(1)

    設台階壓擔子,繞過左右掣肘    
    蔣經國在贛南的表現,使得蔣介石心裡更有底了。從上個世紀40年代初開始,他已開始蓄意培植兒子,使其具有以後從自己手中接班的威權與能力。    
    可是,這件事做起來很不容易。因為,不僅要受到政敵的公開的反對與抑制,而且還要受到嫡系中的各個小派系明裡暗裡抵制與掣肘。為了達到培養兒子的目的,蔣介石設台階、壓重擔,使其在國民黨的體制內,能迅速成長。與此同時,對阻礙這一培養「太子」計劃實施的嫡系中的小派系,採取繞道而行,以避免過多的內耗。    
    事例:    
    在蔣經國江西贛南鍛煉期間,蔣介石就趁熊式輝委任蔣經國聘任贛南專員之機,安排他到重慶國民黨中央干訓班接受正規的培訓。此舉有雙重目的,一是為蔣經國將來擔當大任鋪路搭橋,因為國民黨官場用人,有一個定勢,那就是在上一級干校接受正規培訓,是提升的必要條件,即使是自己的兒子這一程序也不可少,否則就會遭到非議。二是巧妙地解決蔣經國的國民黨黨籍問題,在國民黨中央干校培訓,事實上已默認了他的國民黨黨籍。走了這一過場,其他實質性步驟就好辦多了。    
    在蔣經國返江西任贛南專員之前,委任他為三青團中央委員兼任三青團江西支團臨時幹事會幹事兼籌備主任,其任務是在江西建立三青團組織。這個官職雖然不大,但屬於一項基礎性的工作。無論是從蔣介石發跡、得勢、得權、固權的軌跡看,還是從蔣經國自身的體驗看,這項工作成效的大小事關今後能否順利交接班的成敗。因此,蔣經國認為,沒有組織做後盾的行政官,比沙灘上的大廈還要脆弱。所以他十分樂意並下大力氣做好這項奠基工程。    
    三青團的全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始建於武漢抗戰時期,1938年7月,成立於武昌,其班底是復興社CC系組織的成員。蔣介石是名義上的「一把手」,實權由康澤掌握,也可以說,三青團曾是CC系的勢力範圍。把蔣經國安插進來,如同硬要從CC派手裡把權奪走,他們當然要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計地讓蔣介石的計劃難以實施。而蔣經國則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不動聲色,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就這樣地與復興社(CC系)爭鬥。    
    在蔣經國即將啟程時,康澤就給他設了陷阱。把復興社(CC系)的親信安排到江西任職,名義上是協助,實際上是想架空小蔣。這一幫人很鬼,經常到蔣經國那裡請示匯報工作,看起來對小蔣一片忠心,實際上想把他堵在自己辦公室裡,不讓其插手省三青團籌建工作。他們哪裡知道,在政治鬥爭方面,蔣經國在蘇聯吃的鹽比他們吃的飯還要多,這類小伎倆怎能瞞得過他的眼睛。其實,他早已察覺,然而,不動聲色,表面看來是無為而治,但實際上,他使出了絕招,那就是有退有進,你不讓我親政,我本來就不打算事必躬親,那些雞毛蒜皮的日常事務就讓你們爭著去做吧,我去抓大事,積極培養幹部,積蓄能助我擔當大任的基本力量。    
    首先,他在赤朱嶺開辦起了「三青團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對於這樣的大事,他一手操辦。從招生章程到教學計劃的制訂,從招收學員到組織培訓,他大包大攬,不要他人代勞,話又說回來,你想要人幫手,也沒有人,復興社的那幫人正在那裡等著看笑話,哪裡會跑來替「太子」幫忙。    
    蔣經國雖然與他曾經追求的「信仰」決裂,然而,蘇聯的政風卻已在他的身上潛移默化,在他的從政軌跡中似乎時刻可以看到這樣的影子。辦團訓班,他要搞「政治掛帥」。親自講授「精神講話」課程,這門課程類似於開學典禮報告,不過,他把「精神灌輸」刻意地突出出來。倡導所謂的「赤朱嶺精神」,以及提出類似的政治口號,對一些青年人頗有吸引力。同時,他巧妙地建立起聯絡網絡。獨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畢業學生通訊處」,加強與學員的聯繫,通過師生情誼,進行感情投資,編織關係網。在此基礎上,還開展夏令營活動,建立起三青團的外圍組織,把更多的青年收羅起來,不斷壯大小蔣嫡系隊伍。    
    其次,通過合法途徑,借助江西三青團組織組建嫡系。這是一個漸近式的排異聚嫡的過程。先是通過辦赤朱嶺團訓班,搶佔陣地。然後,依托這個陣地,逐步進行嫡系勢力的擴張,排擠異己勢力。在1941年4月,召開江西三青團支團會議時,康澤安插的人馬在與小蔣較量中,紛紛落馬,全被排擠出去了。又過了兩年,到1943年,召開三青團江西支團代表大會時,代表已全是「青干班」為核心的太子嫡繫了。    
    這項組織建設,對於蔣經國來說奠基之舉。「青干班」不僅是他在與CC係爭斗中取勝的依靠,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其後來擔當大任、接班的得力干將。他們中的一些人跟隨蔣經國到台灣,在蔣經國平穩接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蔣經國在江西的地廳級這一台階上,表現出色,不僅推行「新政」,在政壇產生轟動,提升了知名度,而且開始掌握自己在政壇立足和發展的組織力量。這一台階的使命已經完成,蔣介石打算設更高一層的台階,讓其增長才幹,施展才能,積累更大的政治資本。    
    起初,蔣介石準備安排蔣經國到新疆擔任主席。當時的背景是,軍閥盛世才長期依仗蘇聯的支持,割據新疆,與蔣介石對著幹。蘇聯衛國戰爭開始後,無暇顧及新疆。蔣介石趁機,調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為了進一步解決新疆問題,蔣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鎮,他認為蔣經國將是最合適的人選。    
    為此,蔣經國到西北進行了長時間的考察,做到心中有數,正準備啟程赴任時,蔣介石改變了主意,不是因為他要用別人頂替「太子」,而是這一安排與他對地方軍閥的統馭術相悖,他擔心蔣經國去新疆,會引起盛世才的猜疑與對抗,因此,還是採用了安撫政策,多給了幾頂官帽戴在他的頭上,以達到以盛治疆的目的。就這樣一變,雄心勃勃的準備走馬上任的蔣經國,未能成行。他想在新疆「為人所不為,做出點驚天動地的事業」的大志泡湯了。    
    不過,此路不通,另辟他徑。蔣介石改派他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部門任職。1944年元月,蔣經國結束了贛南這一仕途第一站歷程,開始駛進新的一站。他風塵僕僕地到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的崗位上就任。此行儘管意味著贛南「新政」人去政息,但是他帶走了在這裡積累的最寶貴的政治資本,即他造就的幹部隊伍。他們成為蔣經國佔領新的陣地的得力干將。    
    按照蔣介石的設計,蔣經國在贛南任職,只是一個過場,調回中央,從訓練幹部著手,為兒子在政壇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資,以獲得更大的回報。    
    一般地講,在國民黨政壇角逐,權力的大小與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即想獲得更大的權力必將遇到更大的阻力,獲得的權力越大所遇到的新的阻力就會與之俱增,這是必然的。


術篇第106節 設台階壓擔子(2)

    1944年5月,團中央干校開學。干校的校長由蔣介石兼任,它的前身是「中央青干班」,主任由康澤兼任,實際上,由他的心腹李維果主持日常工作。李維果這個人與主子康澤一樣會揣摩蔣介石的心思。看到蔣介石有把自己安插到團中央的意向,便順水推舟,提議由蔣經國來任要職。蔣介石順勢而作,立即任命。    
    蔣經國有辦江西「青干班」的成功經驗,雖然,在團中央干校任職是一個新環境,但就工作性質而言,完全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他很快確立了中央干校的辦學大政方針和教學體系。    
    在辦學方針上,確立了辦學目標和指導思想,他明確地提出:「干校是革命的學校」,「干校應該實施革命的教育,培養革命的幹部」,自辛亥革命以來,「革命」二字一直是最時髦的詞語,蔣介石儘管早已背叛革命,然而,「革命」二字使用的頻率不減當年,何況蔣經國在紅色革命之鄉生活了十多年,「革命」二字業已成為習慣用語,此時所言「革命」的內涵,與他過去苦苦追求的信仰,為之奮鬥的「革命」大相逕庭。如果把他所說的上述目標用更簡明的話語表述,那就是「培訓一批高層的『嫡系的嫡系」。關於干校的指導思想,提出:「中央干校的學生,必須以校長的意志為意志,以校長的行動為行動」。「中央干校的學生必須以團作家,以校作家」。    
    圍繞這樣的培訓目標和指導思想,他規定了教學重點,簡稱為「兩高三能三大」,即,以高深的政治素質為中心,培養高層的領導才能,包含識大局、擔大任、辦大事等內涵;訓練「三能」,即「能文」、「能武」、「能開汽車」。在這一崗位上剛剛理出頭緒,準備大幹一場時,蔣介石對蔣經國有新的召喚。    
    1944年,由於蔣介石繼續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龐大的「國軍」戰鬥力大傷,在日本侵略者發動的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南國國土大片丟失。為了挽回一點面子,蔣介石一方面作遷都西康的準備,另一方面搞戰爭總動員,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這只不過是虛張聲勢。但是他要趁機幫助蔣經國培植勢力那倒是真的。    
    蔣介石下令成立「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委派蔣經國為該班中將主任。他不僅讓自己的兒子抓黨團組織,還要他「抓槍桿子」。    
    政工班第一期畢業後,成立了「青年軍總政治部」,由蔣經國任主任。軍政部按照國民黨軍隊序列,編為八個師,各師設立政治部,這些政工部門的大小頭目為清一色的「干校」研究部學生,蔣介石組建的生力軍「青年軍」為自己的兒子所掌握。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採納CC系的建議,將中央干校與中央政校合併,成立「國立政治大學」,仍由蔣介石兼任校長。CC系的打算是想通過合併改掉小蔣的「中央干校」。1946年政治大學掛牌辦校,小蔣的嫡系與CC系派爭權奪利鬧得不可開交。最終因寡不敵眾,作為小弟弟的小蔣嫡繫在這場權力角逐中沒有佔到多大便宜。    
    對於蔣介石而言,這兩支隊伍都是他的看家隊伍。就親情而言,那當然他的權力的天平肯定會向小蔣傾向。於是他搞了一個平衡,要求教育部簽呈舉薦蔣經國為「國立政治大學」(簡稱「政大」)教育長。    
    如果這一任命成為事實的話,小蔣將如同他的父親一樣逐步向身兼難以數清的職務邁進。此時,他已經身兼三職了,除「政大」外,還兼三青團中央團部第二處處長和國防部「預備幹部處管訓處」處長。    
    可是,如同前述,獲取的權力大小與新增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蔣經國仕途新的阻力接踵而來。這個阻力的後台可是一個重量級人物。在CC系頭子陳立夫的導演下,「政大」演了一場「倒小蔣」的鬧劇。全校師生集會抗議國民政府主席任命蔣經國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長。甚至有人喊出「反對兒子教育長」、「反對父子家校」、「蔣經國滾開吧」等口號。學校師生舉行罷課,還派人到教育部請願,表示不撤銷蔣經國教育長的任命,絕不復課。    
    這一下把事情鬧大了。這可是名副其實的「反蔣行動」,小蔣嫡系親信到現場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那種強烈的反蔣氣氛,使人明顯地看出,絕不是某些學生的一時衝動,敢向蔣氏父子開火,顯然有人在幕後支撐。」    
    蔣介石發怒了,電召陳立夫,予以嚴厲訓斥。陳立夫也不敢把這場鬧劇鬧大。他立即出面「滅火」,佈置「歡迎蔣經國教育長蒞任視事」,其他對蔣氏父子不恭的標語全部清除。並把此次風波嫁禍於「青年軍」復員學生。    
    這件事使得蔣介石震驚,小蔣也憤怒至極。他鄭重宣佈,已經向教育部送出辭呈,決心不幹那個教育長了。為了平息事態,老蔣只好強忍怒火,准允了小蔣辭職的要求。讓蔣經國撤出這個陣地,讓他到三青團中央,參與改團為黨的工作。這一動議又因為CC系的掣肘又一次「流產」。此計不成,蔣介石再作變通,趁中央團部改組之機,把蔣經國安插到團中央,任常務幹事兼第二處處長,主管組織訓練。團中央書記長由陳誠兼任,其他兩位副書記長也屬於掛名,三青團的大權全在蔣經國掌握之中。    
    評析:    
    蔣介石培養蔣經國一步一步地實施,設台階壓擔子,創造條件促進其成長。在江西鍛煉的時候,安排蔣經國到重慶國民黨中央干訓班接受正規的培訓,取得陞遷的合法資格後,按程序行事,避免遭到非議;巧妙地解決蔣經國的國民黨黨籍問題,在國民黨中央干校培訓,事實上已默認了他的國民黨黨籍,一舉多得;安排蔣經國抓「三青團」的教育工作,培養小蔣的嫡系隊伍,為小蔣將來接班培植勢力;打算安排蔣經國到新疆去任省主席一要職,擔當更重的責任,雖然沒有落實,但是,蔣經國為赴此任,在西北作長時間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種實際能力的鍛煉,是影響力的擴張。    
    蔣介石在把蔣經國推舉到領導崗位的每一步都不輕鬆,阻力重重。有時成功了,有時退卻了。退對於蔣介石來說並非敗退,他是不把蔣經國培養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絕不會罷休的。因而,他的退只是一種迂迴,繞過掣肘,另辟新徑;這也是一種火力偵察,一種測試CC系的忠誠程度。陳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對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這個障礙那只是遲早的事情了。


術篇第107節 為權力讓渡開道(1)

    果斷清障,為權力讓渡開道    
    如果說在敗退台灣前,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進政壇並爭到一席之地)的話,那麼在退台後,尤其是台灣政局基本穩定後,他就把權力向蔣經國讓渡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畢竟年事已高,重振國民黨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陸徹底失敗後,國民黨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戰爭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戰蔣家天下的勢力已是落日的黃花。但是他心裡十分清楚,把權力交給嫡子還有不少阻力,這種阻力來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會來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勢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採取一系列非常舉措,消除黨內、軍內的威脅和隱患,為向蔣經國讓渡權力清障開道。    
    事例:    
    1.營造高壓態勢,逼「老臣」退出政壇。    
    如上所述,過去在國民黨政治圈內,能與蔣介石抗衡或者敢於挑戰蔣介石領袖地位的派系的勢力基本在戰爭中瓦解,李宗仁以治病為由,長期在美國;退到台灣的閻錫山、白崇禧成為光桿司令,昔日威風蕩然無存,任憑蔣介石擺佈;而何應欽之輩,過去大權在握時也只不過是有野心,沒有膽量,依附其他勢力湊點熱鬧,現在更無力作為,唯蔣介石命是從這一本質性弱點更加突出。當然,要這些人自覺地退出政壇,那是不可能的。    
    數來數去最擔心的還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陳」,亦即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蔣宋聯姻為基礎,逐步形成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支柱,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構中尤其是讓蔣經國接班問題上,他們是最大的障礙。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財政大權之便,截流美援,捲走了大量美鈔存入美國銀行,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們既沒有與蔣介石「同甘苦共患難」的打算,更不會自投落網,而是一門子心思在美國發財。陳果夫、陳立夫則不一樣,他們長期掌控國民黨的組織、人事大權,CC系曾經多次暗地裡搞些小動作,挑戰他的權威,阻撓蔣經國在政壇發展。對「二陳」早就懷恨在心。在南京政權覆滅前夕,蔣介石被迫「下野」,召見有關人士時,他憤怒地說:「共產黨沒有打敗我,都是自己人打敗的。」然後,手指著陳立夫說:「就是你們這班人。」    
    蔣介石決心首先拿「二陳」開刀。1950年7月,他決定大刀闊斧地「改造」國民黨。他說要把台灣建成「反共復國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系傾軋的漩渦,滌除人事糾紛的積習,從頭做起,改造本黨」。他還放風說,為了完成「改造」黨的任務,他將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裡十分清楚這句話的含義。不僅如此,他進一步向「二陳」施壓,在一次中常會上,他問陳立夫:「你們弟兄倆跟著我這麼多年,沒有想到會被共產黨趕到這海島上來吧?」    
    陳立夫順著話說:「確實沒有想到今天這個局面,慚愧!」蔣介石接著問道:「不知道你對我的改造現在有什麼考慮?」    
    陳立夫越來越感到事情不妙,他說:「我是認為,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當然由我和果夫承擔。我倆就適宜參加黨的改造了。」他打算以大包大攬地承認錯誤,換取蔣介石的原諒。其實,蔣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已把陳立夫排除在外,而陳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評議會中掛了一個名。    
    蔣介石這樣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個毒招。因為,此時的陳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所以給他一個虛職。而陳立夫能幹事,卻什麼職務也不給他安排。陳立夫十分清楚蔣的用意,順著蔣的心思提出去美國。臨走前,蔣介石親自送了他5萬美金,起身就走了,在一旁的宋美齡送了一本《聖經》給陳立夫,說:「你過去擔負這麼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裡有一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唸唸,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安慰。」陳立夫聽了這話啼笑皆非,瞟了蔣介石的肖像一眼說:「夫人,那個活著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嗎?」同年8月,陳立夫離開台灣到美國定居,在新澤西州以養雞為業,陳果夫第二年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陳」就這樣銷聲匿跡。    
    「二陳」問題解決,其他的人就不在話下了。山西王閻錫山在大陸期間接替孫科擔任「行政院長」一職,蔣介石在復職後的第五天,就免去了這一職務,他沒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個清閒的地方隱居,埋頭著述,想以文字傳天下。白崇禧被委以「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後來為了用白崇禧對付李宗仁,送給白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即使這樣,白崇禧感激不盡,成為批判李宗仁的先鋒。權傾一時的何應欽,到台灣後,自稱要「閉門思過」,蔣介石過意不去,給了他一頂「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的帽子,何應欽既不「顧」也不「問」,關起門來「著書立說」。蔣介石對其他嫡系親信,也一個個地打發了。    
    2.採取鐵的手腕,清理門戶。    
    一個又一個的「老臣」被解決,對於那些不服蔣經國的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理。於是製造了轟動中外的吳國楨事件。    
    吳國楨早年留美學成後回國,受到蔣蔣介石的器重,在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擔任要職,先後擔任過漢口、重慶、上海市長。小蔣在上海實行「財政經濟緊急措施」,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頗有微詞。退台後,蔣介石安排他擔任台灣主席。他對蔣經國的特務政治提出了非議,並向蔣介石進言:「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應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的焦點。」蔣氏父子十分惱火,企圖製造車禍,置吳國楨於死地。    
    吳國楨長期與蔣氏打交道,當然也知道蔣的陰險狠毒。他想以辭職赴美擺脫危險境地。可是,蔣介石不讓其離台,實際上將他軟禁起來,後來由於美國人的干涉,蔣介石不得不放行,但將其父親和兒子扣下做人質。    
    吳離台後,在台灣島內掀起陣陣指責吳的浪潮,說吳苟取巨額外匯,要其從速歸台。吳向台灣當局提出闢謠的要求,被置之不理。於是,他轉守為攻,在美國發表抨擊蔣氏父子的「政見」,在海外引起反響,蔣介石更是憤怒。蔣氏父子操縱的輿論與吳大打「口水戰」,搞得蔣氏父子十分難堪。國民黨中央通過決議開除吳國楨黨籍。蔣介石發佈「總統命令」,稱吳「背叛國家污蔑政府,妄圖分化國軍,離間人民與政府及僑胞與祖國之關係,居心叵測,罪跡顯著」。後來還要求美國「引渡」吳回台受審,這一要求被美國方面拒絕。


術篇第108節 為權力讓渡開道(2)

    3.編織罪名,剪除「功高震主」者。    
    吳國楨事件尚未了結,蔣氏父子又製造了「孫立人案」。    
    孫立人早年曾留學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度大學,後轉入西點軍校,回國後,在黨務黨校任軍訓隊長,1940年任師長,隨後率部參加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曾在仁安羌解救被圍英軍,反攻緬北時又立戰功,被譽為「東方的隆美爾」,獲英國皇家勳章。在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爭鬥中,他堅決支持蔣。因此,雖然非黃埔嫡系,仍深得老蔣的信任。抗戰勝利後,特別是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孫被任重要的軍事職務。退台後,老蔣任命孫為「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    
    在台灣,軍權在握的孫立人自恃有功,又是「美軍的寵兒」,「委員長的愛將」,除了蔣介石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小蔣也不例外。蔣經國在部隊中建立「政工制度」時,加強特務統治,以控制軍隊,孫立人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曾聯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進行抵制。這樣,就給了蔣介石的口實。    
    在查辦吳國楨之後的三個月,下令免去了孫立人「陸軍總司令」的職務,而改任為「總統府參軍長」,這是一個虛職。接著,蔣氏父子編織罪名,把孫立人置於死地。    
    1955年8月,蔣介石以「孫立人兵變」的罪名立案,將孫立人拘禁起來,孫大喊冤枉。當然這也不是空穴來風,台灣特務機關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諜」,郭是孫立人部隊的少校營長。經過調查,孫立人與郭案並沒有直接責任。孫案調查委員會主張對孫立人不予以處刑。最後,蔣介石以「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考察,以觀後效」為托辭,將孫長期軟禁起來。    
    4、內親也要嚴加防範。    
    宋美齡能力特強,在國民黨內外,甚至海內外都有很高的聲望。但在蔣在世時,小蔣與這個小媽的關係不太融洽。蔣介石對宋美齡有嚴格的限制,除外交活動外,不讓她直接插手政事。況且,他們倆在結婚時,宋美齡自己提出的條件中,也包括對自己的政治約束。因此,長期以來,宋美齡在國民黨內、政府內沒有擔任實職。    
    次子蔣緯國,雖然對他的身世外界有種種傳聞,但即使那些傳聞都是假的,那蔣緯國出身偏房,蔣介石必然會抬嫡抑庶。蔣雖對小兒子寄予願望,但是一直是要他在軍界發展,基本上也不讓他涉足政界。在嫡庶之爭中,蔣介石是支持蔣經國的。蔣緯國曾在德國軍校留學,到美國進修,滿腦子是西方治軍的理念。與其兄的「政治工作領先」的理念格格不入,對蔣經國在部隊的一套做法表示不滿。儘管蔣緯國很有軍事才華,蔣介石把他掌握的軍權拿掉,讓他辦軍校,不直接掌握軍權。    
    1962年,島內發生「湖口兵變」,主謀者是蔣緯國過去的親信趙志華。雖然蔣介石沒有處理蔣緯國,但以後,就更不會重用了,蔣緯國自1961年升為中將後,歷時14年,蔣介石沒有給他晉級。對內親的抑制是成功的,在蔣介石病死後,沒有出現屍骨未寒「內宮」火並的悲劇。    
    評析:    
    自蔣介石把向蔣經國讓渡權力的事情提上議事日程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替蔣經國消除了一個又一個障礙,他清理障礙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態度堅決,毫不留情。用他自己的話說,為了完成「改造」黨的任務,他將毫不留情。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不管幫他打天下、守天下的元勳,還是有才華的中生代的幹將,只要他覺得是蔣氏父子權力交換的障礙時,非把這塊絆腳石除掉不可,不講情面。    
    第二,區別對待,減少阻力。在排除蔣經國接班的障礙方面,用見人打發來形容蔣介石的權術比較恰當,老臣迫其退位,給予名譽予以安撫,有潛在威脅的,排除,即使在「二陳」兄弟之間,也是區別對待,給予不同的打發;對於年富力強者,以各種罪名予以剪除。    
    第三,心狠手辣,絕不手軟。製造吳國楨案、孫立人案,把他們置於死地。    
    第四,對內親也作了嚴格的防範,對自己的愛妻宋美齡有嚴格的約束;對小兒子也嚴加防範,所謂「湖口兵變」後,不重用蔣緯國。他對內親的抑制是成功的。    
    蔣介石施用鐵的手腕,幫助蔣經國清除一個又一個的障礙,冷面無情,沒有什麼仁義道德可言,但得到實惠,保證了蔣氏父子權力的平穩交接。


術篇第109節 子承父位水到渠成(1)

    精心安排經國接班,子承父位水到渠成    
    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蔣氏父子權力交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有序的、漸進的過程。    
    事例:    
    1、選擇輔佐「賢相」,為「太子」繼位保駕護航。    
    這是也是一個近似於接力賽的過程,陳誠和嚴家淦先後對蔣經國接班,進行了輔佐。    
    陳誠是蔣介石最為器重和信任的親信。可以說,在輔佐蔣經國繼位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陳誠與小蔣搭配,輔佐蔣經國從政,實際上從國民黨敗退台灣前就已經著手做。    
    1947年秋,蔣介石派陳誠前往東北指揮國民黨嫡系部隊與人民解放軍作戰,一敗塗地。在國民黨內引起公憤,在蔣介石的庇護下,受到撤銷參謀總長的處分後,1948年10月,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頂替前任陳儀。陳誠的這一任命,看起來是降職使用,其實,蔣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經營台灣,為今後利用這一戰略基地作準備的重任交給了他。同時,還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負責人,從這時起,陳誠已開始擔負起輔佐蔣經國從政的責任了。他在台灣主持政事時,在台灣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實行三五減租、貨幣改革、發展教育、振興民族工業,初步奠定了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基礎,也為蔣經國在台灣立足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陳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蔣介石執政的頂樑柱,又是蔣經國將來繼承統治地位的鋪路人。他官居國民黨副總裁的地位,曾兩度擔任「行政院院長」,三度當選「副總統」,屬於台灣國民黨政界的二號人物。如此顯赫的地位,在他與蔣經國之間沒有發生大的摩擦與衝突。這與「二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陳誠在蔣氏父子權力交接中,屬於一個過渡性人物。在蔣經國的政治威權還沒有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擔負「行政院院長」、「副總統」的實職,還難以統卸眾臣時。蔣介石給陳誠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權力真空,給蔣經國平穩接班提供一個緩衝期。正因為如此,他這一角色顯得特別重要。這一位置上發生問題,其後果對於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的影響是致命的。可能導致兩個結果,一個結果是,儘管對蔣氏父子來說是「忠臣」,但才能不濟,導致中間連接鏈條的脫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權旁落,這對於蔣氏父子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陳誠早已死去,蓋棺論定。陳誠對蔣家忠貞不二,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曾想用陳誠替代蔣介石,以便推行其「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計劃,遭到陳誠的拒絕,在陳誠病危彌留期間,他對蔣介石說,美國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對蔣家的忠貞可見一斑。他在台灣的政績也是人們公認的。蔣介石把陳誠放在這個位置,確實比較高明。    
    把陳誠放在這樣重要的位置,如果說蔣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寬了。隨著陳誠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蔣介石感到一種潛在威脅。在是換掉還是繼續留用陳誠,舉棋不定時,聰明絕頂的陳誠,以重病在身為由,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職的請求。給了蔣介石一個政治權力平衡的機會;當然,此時的陳誠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時日不長了,給一個順風人情,何樂而不為。    
    在陳誠辭職後,蔣介石提議由嚴家淦任「行政院院長」。對此舉,在台灣政壇不少人不以為然,也有的瞠目結舌。嚴家淦是江蘇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比蔣經國大5歲,長期從事技術工作,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官僚,他顯然到台灣時間很早,但長期在島內默默無聞。提議這樣的人擔任如此重要職務,似乎不太符合蔣介石用人的標準。    
    其實,蔣介石用嚴家淦來填補陳誠留下的空缺,顯現出他在政治權術上的老道。經過陳誠的鋪墊,蔣經國在組織上、特務政治上的經營,有比較好的基礎了。在陳誠之後,他不能再啟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則,可能出現影響權力交接新的障礙。所以,他必須物色一個本事雖不高,但沒有野心,沒有自己的勢力,不會與蔣經國爭權奪利的人。嚴家淦比較符合這樣的條件。    
    嚴家淦性情溫和,生活簡樸,從政不太張揚,他奉行八個字的人際關係哲學,即:「退一步想,易地而處」。從這樸實無華的信條可以看出,嚴家淦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他在擔任台灣省副主席期間,輿論對他的評價比較低調,稱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國民,不是好公僕。」江南先生說得更刻薄,說:「嚴的才具、建樹,連勉強及格都困難。充其量只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政客,無條件服從的men。」說歸說,批評家可以坐而論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實惠,當然,既好看又有用,那當然很好,如果不能兩全其美,那肯定是選擇「有用」的了。    
    說不定蔣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評家所抨擊的。當然,嚴家淦也並不一無是處,他到台灣很早,在台灣任地方官,跟台灣本土的人士有較好的人際關係,在權力構成的有關方面,其奉行的八個字的處世哲學,有彈性,全球權力平衡;在政治上,沒有很強的權欲,可以說在政治利益上是個「中富即安」的人。儘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爭功,不爭權,無為而治也行。    
    1963年12月,國民黨中常委會,正式通過了嚴家淦「內閣」組成名單,嚴家淦從陳誠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實實地為蔣經國接替蔣介石的權位修路鋪石。


術篇第110節 子承父位水到渠成(2)

    2.讓蔣經國執掌更大的權力,增加其親政的資本和砝碼。    
    嚴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做這樣的安排,明眼人不問即可知其用意了。「國防部部長」俞大維與嚴家淦人際關係哲學大體相似,不過問內部人事,與同僚的關係比較融洽,江南先生說,他能「和任何一位參謀總長和睦相處」。而且,他與蔣經國是兒女親家。作這樣的安排,意在把軍權讓給小蔣。俞大維是個聰明人,與其讓人擠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動把位置讓出來。    
    1964年1月,俞大維提出辭呈,請求辭去「國防部部長」職務。並向嚴家淦保薦蔣經國任此職務。他在辭呈中歷數了蔣經國在軍內任職的簡歷,說明他與三軍的歷史淵源及其卓越貢獻,「實是最理想的人選」。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詞,看看所列蔣經國在軍內任職,就可以看出,蔣介石為兒子掌握軍權,作了長期的鋪墊。現在已經坐上「國防部部長」的位置,就已經徹底地掌握台灣的軍權。按照所謂的「國防組織法」的規定,軍令、軍政系統的管轄權,是由「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分享。可是到了蔣經國當「部長」,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參謀總長」等於「部長」的幕僚。俞大維作為過渡性人物,其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主動讓位,自己也落得了一個好名聲。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1966年,經蔣介石提名,嚴家淦被選為「副總統」。嚴仍兼任「行政院院長」。1969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就正常的正副職關係而言,無疑應該說是蔣經國「輔佐」嚴家淦,其實不然,這是蔣介石的再一次權力讓渡的政治安排,「內閣」實際上已由蔣經國所主持,嚴家淦是在「輔佐」蔣經國從政。這意味著蔣經國的時代悄悄地來臨。難怪有人戲稱此時的嚴院長,不過是廟堂裡的神像。    
    3.實質性「親政」,子承父位順理成章。    
    1972年,在第五屆「國大」召開前,蔣介石接到嚴家淦請求辭去「行政院長」的辭呈,當時,有人稱這是老戲法重演,蔣介石提名由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他在給「立法院」的咨文中說,蔣經國歷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經各項設施,多有建樹,其於「行政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理院務,貢獻良多,以之任為「行政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舉賢不避親」。隨後,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蔣經國執掌行政院大權後,牢固地掌握軍隊,加強特務的控制,在政治層面推行了一些革新舉措,比如為了緩和台灣省人民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不滿情緒,提出「台人治台」的口號,增選和補選台灣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起用台籍新人入閣;整肅政紀,倡導「平凡、平淡、平實」的三「平」政風;修正或廢止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精簡機構,這些舉措的實施,給台灣政壇帶來一種新的氣象。在經濟建設上,發佈第6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以及一些相關的經濟措施,在減緩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抑制通貨膨脹,安定社會生活方面趕到了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蔣介石病死在台灣陽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開國民黨中執委會,會議修改黨章,規定國民黨黨魁的稱呼改為主席。總裁的名義,永遠保留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他人不得再用此頭銜。會議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1978年5月,在「國大」上被選為「總統」。就實際的權力運作而言,自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日起,他已承繼了蔣介石的權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978年蔣經國出任「總統」,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已劃上了一個比較圓滿的句號。    
    評析:    
    蔣經國從1938年前往江西贛南涉政後,到1978年正式就任「總統」前後經歷了40年。而從退台後,蔣介石把向蔣經國讓渡權力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算起,也有20多年。蔣氏父子交接班的過程是漫長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穩的過程,沒有出現大的社會震動,更沒有出現腥風血雨的內亂悲劇,而且,蔣經國把台灣那塊小天地治理得還不錯,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其主要原因,在於蔣介石進行了周密的安排,這個安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漸進性」的權力交接的好處,就在於使「接班人」在實踐中逐步掌控權力,增長才幹,積累威權。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長的過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個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錯過。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按部就班的權力交接,使得蔣經國掌權時,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時期,非但如此,他的身體極差,幾年後,行動都不便了,被稱作「輪椅執政」。    
    另外,蔣介石留下的「政治遺產」,對於蔣經國來說也是一個包袱。在號稱「民國」許多年後,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這對繼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負面性影響,這種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力交接留下了禍根。由於種種因素的促進與制約,當蔣經國準備權力交接時,摒棄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庸俗的權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卻沒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機制與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借鑒其父蔣介石憑直覺和個人的好惡選才用人的經驗,使得李登輝這一類的偽君子、野心家有機可乘。蔣經國把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交給了一個「台獨」分子,這絕對不是蔣氏父子的心願,然而,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治篇第111節 治篇

        
    治國興國,是執政者的第一要務,凡想成就大業者,必傾盡全力而為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問題在於依什麼樣的理念,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而為之。自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民主政治逐漸成為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歷史進程,這是治國興國的必由之路;這也是一個漫長、曲折的歷史進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奮鬥。    
    蔣介石是從專制走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性人物,他本應義無反顧地推進這一歷史過程,不幸的是,他人為地中斷了這—歷史過程。他自詡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卻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逆潮流而行,堅持獨裁統治,在中國現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頁。    
    治國興國涉及面很寬泛,在這裡側重從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運用權術處理治權與民權、一黨與多黨、治國與治黨三對關係及其矛盾的角度,探討他執政的得與失、成與敗,進而揭示蔣介石的政治權謀、權術的落後性、反動性及其失敗的必然性。


治篇第112節 「訓政」

        
    「訓政」這一政治理念,是孫中山提出的。「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基於革命黨蛻化變質,國家政權被北洋軍閥篡奪的深刻教訓,把建國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其出發點是,針對中國封建專制根深蒂固,沒有民主傳統的實際,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訓政」時期處在承上啟下的地位。他認為「訓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這是一種「權能分治」的治國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過教育與實際訓練,增強民眾的民主意識,提高政治參與的熱情,為將來實行憲政奠定良好基礎。    
    而蔣介石所講的「訓政」,完全曲解了孫中山的「訓政」理念,閹割了它所蘊含的民主精神,實際上成了玩弄權術,愚弄民智、強姦民意、剝奪民權的代名詞。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訓政」    
    蔣介石自攫取國家最高權力之日起,就想用獨裁取代孫中山的民主治國方略。然而,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他只得遮遮掩掩。於是,他以孫中山「訓政」的理念為招牌,推行獨裁統治。    
    事例:    
    蔣介石叛變革命,建立南京政權後,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第用政權,在必要時,對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其實質是代民做主。    
    《訓政綱領》把國民黨法定為最高訓政者,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定為最高權力的決策機構,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法定為治權的監督、指導機構,為蔣介石獨裁提供法理依據。這個《綱領》完全背離了孫中山「訓政」理念的民主治國的精神,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合法化。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時間表,訓政時期為6年,最遲應到1935年完成。由於「訓政」被異化為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獨裁的托詞,所以他們以種種借口將它一直延續下去,即使到了1947年宣佈結束「訓政」,開始實施「憲政」,那也是徒有其名,獨裁依舊。    
    這樣的「訓政」不僅人民得不到什麼實惠,就是國民黨內部也因為政治利益分贓不勻,常常有人反對蔣介石的「訓政」。最先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帶頭反對。他們認為《訓政綱領》未經「國民會議」通過,不合「法統」,聯絡閻錫山、馮玉祥等,於1930年在北京開會,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定約法」。    
    在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後,1931年5月,由蔣介石一手包辦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了以《訓政綱領》為基礎起草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約法》分為總綱、人民之權利義務、訓政綱領、國民生計、國民教育、中央與地方權限、政府之組織及附則等八章共八十九條。其內容與《訓政綱領》大同小異。    
    在政治制度上,把國民黨中央定為中華民國最高權力機構。在用語上比《訓政綱領》更明確,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在大會閉會期間,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從而把國民黨中央權力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人民權利義務上,規定了若干「自由」和「權利」,但又說可以隨時制定法律來加以限制,實際上,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在國計民生上,表面上規定了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及其勞動條件,實際上所列條款,給予官僚資本的擴張法定上的「保障」。在國家組織上,與《訓政綱領》有所不同,規定「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之行駛,由國民政府訓導」,把原來的國民黨訓導換成了國民政府訓導。這是很有味的一個改變,國民黨中央由訓導轉換成被訓導,即國民黨中央由國民政府來訓導。    
    依據《訓政約法》修改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按照這個組織法選舉產生新的政府時,由於會議被蔣介石操縱,只不過成了一個表決機器,選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根據《訓政約法》的規定,國民黨中央由國民政府訓導,亦即由蔣介石訓導,五院院長及各部長的人選,都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任免,五院分立改為五權由主席一人操縱。    
    《訓政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蔣介石依法組成以他自己為「黨國」的「最高領袖」的獨裁政府。    
    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章》(即憲法草案)。《五五憲章》最大的特點是打出了「還政於民」的旗號,因此,較之前面兩個法律文件有較大的改變,一是將政府首腦由主席改為總統,總統有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權,並賦予所謂「緊急事變」、「重大變故」時,任意發佈緊急命令的特權。二是刪除了訓政綱領一章,增補國民大會的內容。國民大會由選舉產生,但是《國民政府組織法》雙規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候補委員為當然國民大會代表。這樣,「國大」仍然是國民黨的一個點綴。三是規定給予人民各種「民主和自由」,但在條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語加以否定。    
    《五五憲章》在《訓政約法》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在形式上規定了一些類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條文,取消了國民黨「訓政」的規定。然而,它並沒有改變《訓政約法》法定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所謂「還政於民」只是停留在官樣文章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實施舉措。因此,「還政於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即使這樣的一個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紙空文,並未付諸實施,所謂「訓政」時期仍在延續。    
    評析:    
    蔣介石自攫取國家最高權力後,從1928年10月起,宣告「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其實,他所說的「訓政」與孫中山的「訓政」理念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孫中山認為「訓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這是一種「權能分治」的治國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過教育與實際訓練,增強民眾的民主意識,提高政治參與的熱情,為將來實行憲政奠定良好基礎。    
    而蔣介石所講的「訓政」,完全曲解了孫中山的「訓政」理念,閹割了它所蘊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離了孫中山「訓政」理念的民主治國的精神。儘管在權力配置與安排中,講到政權在民,也規定了人民的四種權力,但是這些權力由國民黨「訓練國民逐漸推行」,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所謂「訓政」實際上成了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一人獨裁的托詞。    
    第二,按孫中山的設想,「訓政」時期是一個不太長的過渡階段,應創造條件,讓民眾在實踐中增強民主意識,提高參政能力,或是蔣介石搞的「訓政」卻是壓制民主,無限的延長「訓政」時期,到後來明確宣佈實行「憲政」長達近20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從1928年至1936年曾圍繞「訓政」制定了《訓政綱領》、《訓政約法》、《五五憲章》三個法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前後有所不同,但其以黨治國、愚弄人民的本質沒有改變,它們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與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確定與維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人民應有的權利幾乎全被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爭取生存權和民主自由權的鬥爭此起彼伏,從未間斷。由此看來,蔣介石想以所謂「訓政」掩蓋其獨裁的伎倆並不很有效。


治篇第113節 嚴密的基層統治網

        
    實行組織控制以馴化「順民」    
    蔣介石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不僅在法統上剝奪了人民和民主的權利,而且通過建立嚴密的基層統治網,加強對民眾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眾馴化成聽從統治階級擺佈與宰割的「順民」。    
    事例:    
    在全國基層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證。    
    保甲組織,是縣以下的基層行政機構。這作為一種地方統治制度,始於宋朝,此後歷代相襲,成為統治階級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後,保甲制度曾經鬆弛下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由於各地派系鬥爭、內戰不斷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時恢復與健全。一些省區曾自發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門。    
    紅軍以廣大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紅色政權,這個政權由於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在極其險惡的軍事對峙下能生存與發展。蔣介石從中感到基層政權的重要作用。1931年,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時,為了配合軍事上的「圍剿」,他指示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的地方自衛處研究保甲制度,草擬了保甲法規,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43個縣試行。1932年6月,他在調動大軍「圍剿」鄂豫皖蘇區的時候,將在江西試行的保甲法規加以修訂,於8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據地的地區頒布《施行保甲訓令》及《剿匪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從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國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推行,接著,又擴大到陝西、江蘇、甘肅、寧夏等省。1934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決議,交國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1936年全國共有13省及南京、北平兩市實行這種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規定,各縣劃分為若干區,限期編組保國甲。保甲的編組以戶為單位,設戶長;10戶為甲,設甲長;10甲為保,設保長。其中保設保辦公處,甲設甲辦公處,一鄉一鎮中住戶過多編組有兩個以上的保,「設保長聯合辦公處」。擔任保甲長的人員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忠於蔣介石集團,規定年齡未滿20歲、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國行為、曾參加過「赤匪」,雖然已經准予悔過尚在管事束期內以及被判刑、「褫奪公權,尚未復權」等人員,均不得擔任保長。    
    保長的職責是,在區長指揮監督下,負責維持保內安寧和秩序,其任務包括,一是協助區長,監督甲長執行職務;二是教誡保內住民毋進行非法活動;三是協助軍警搜捕「匪犯」;四是對所謂參加「反動」或被協從的人員,進行悔過自新監視;四是分配督率保內應辦防禦工事的設備及建築,等等。    
    甲長的職責是,在保長指揮監督下,負責維持甲內安寧與秩序,其任務包括,協助保長執行職務;清查戶口,編製門牌,取具聯保連坐;檢查甲內出入人員;教誨甲內住民不要進行非法活動,等等。    
    同時,制定保甲規約,強令居民遵守。    
    保甲組依照所謂「管、教、養、衛」原則進行活動。「管」就是清查戶口,包括清查家中有無槍支等,甚至連失蹤或遷居異地死亡者也要登記在冊;保甲內要盤查行蹤,監視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員,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歸來,以及出生死亡等情況,各戶長應報告甲長,「聯保連坐法」;「教」,就是進行所謂「黨化」教育,灌輸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說教欺騙麻痺人民群眾,亦即奴化教育。「養」就是攤派各種苛捐雜稅和保甲經費,以各種名目進行敲詐勒索,加重百姓負擔。「衛」就是將甲內18歲以上,45歲以下的男子編成壯丁,平時接受軍事政治訓練,必要時組成武裝民團,參加修築工事,警戒守護,搜捕共產黨員,鎮壓革命群眾。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的保甲制度進一步強化。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蔣介石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為了限制共產黨的活動,於1939年12月至1941年先後制訂了《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警察保甲及國民兵聯繫辦法》、《各縣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各縣保甲編整法》等法規,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備。    
    經過強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點,是使保組織更加「黨化」、「特務化」、「警察化」和「軍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黨化」。國民黨制定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規定,地方政府機關應當選擇國民黨黨員及思想純正的青年擔任保甲長。《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則規定,在保甲內,應當盡量發展國民黨組織,甲長應該以本黨黨員充任,沒有入黨的應設法介紹其入黨;保甲長就職時,應向其上級機關及國民黨舉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務化」。保甲制度的「聯保聯坐法」,使保甲長實際上扮演著「特務」的角色,在聯保內設聯保主任,這樣一個基層組織,使民眾完全被控制。在抗戰時期,為了所謂地防止異黨活動,在基層建立起特務網絡。規定,在保甲組織中建立保甲通訊,指定鄉村中所謂純良知識分子擔任調查異黨活動的通訊工作。還規定,中統特務組織在種地的情報網,或者特務人員,要與當地保甲長中的忠實於國民黨統治的人建立密切聯繫,以形成特務網絡。這些規定,使特務政治滲透到廣大鄉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軍隊化」。國民黨統治當局制訂的各種相關法規,明確要求,每個保甲長都能夠兼任政治警察。1940年1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國民兵聯繫辦法》系統地規定了保甲與警察、國民兵密切合作的辦法,要求國民兵與警察、保甲合作,負責轄區內治安及其防止共產黨和其他激進分子的活動,當然還包括對敵偽間諜和漢奸的防範。警察機關對保甲及國民兵要協助負責「連保連坐切結之抽查及核行」,「壯丁免役、緩役之調查」、「壯丁編組受訓」、「服工役」以及「壯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組織內實行嚴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體」的統治制度。《縣各級組織綱要》規定,在保內設立保國民學校、保壯丁隊,保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保壯丁隊長,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職保長一肩挑。保長的權力涉及方方面面,成為基層的小獨裁者。而且甲內實行嚴格的「連坐法」,人必歸戶,戶必歸甲、甲必歸保,保必歸聯保或鄉(鎮),「一人犯罪,九族皆誅」,人民完全被禁錮在保甲組織網中,毫無民主自由的權力。在保甲內實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對國民黨及蔣介石效忠,原來的範圍比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級政權中工作的人員就職時,履行這種儀式。在抗戰時期,這一形式作為一項制度推廣到老百姓。1941年國民政府公佈的《鄉(鎮)組織暫行條例》規定,公民有行使選舉、罷免、創製、復決的權利,但在行使這些權利之前,必須到本鄉(鎮)公所舉行宣誓,表達自己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心。宣誓後,經鄉(鎮)公所登記於公民宣誓名冊,連同誓詞,匯呈縣政府備案。這種宣誓是一種「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甘當「順民」。    
    評析:    
    保甲制度是蔣介石對民眾實行嚴格的組織控制的重要的組織形式,是為鞏固其獨裁統治給人民群眾套上的一副枷鎖。保甲長的人選,形式上是保甲內互相推舉,實際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當選的大多數是那些地方豪紳、地主富農或與當權者有關係的人。他們中有些人私設公堂、魚肉百姓,盤剝勒索,無惡不作。勞苦群眾痛恨不已。當時,湖南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蔣介石大獨裁,貪官污吏兩邊排,鄉長拿著生死簿,保長拿著勾魂牌。」還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詛咒說:「保甲、保甲,人人披鎖又帶枷,保長去拿鎖,縣長過拿把(指印柄)。」這是人民群眾對蔣介石統治集團實行嚴密的組織控制,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權利的控訴。


治篇第114節 發動精神大戰爭(1)

    實行精神控制以馴化「順民」    
    在加強組織上的控制的同時,蔣介石非常重視對人民群眾進行精神上的麻醉與控制。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蔣介石對共產黨進行的「圍剿」在兩個戰場進行,一個戰場是對紅軍進行軍事上的「圍剿」,另一個戰場是在文化戰線對進步文化進行「圍剿」。在對文化戰線「圍剿」過程中,除了殘酷鎮壓左翼文化運動,迫害、摧殘革命的和其他進步文化人士外,還加強在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反對宣傳蔣介石將這種思想攻勢,稱作「精神方面的大戰爭」。    
    事例:    
    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搞的所謂「精神方面的大戰爭」包括主要有兩大內容。    
    1.大力宣傳反動思想,發動思想攻勢。    
    一是販賣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早在1931年,蔣介石在「國民會議」開幕詞中,大加讚揚法西斯主義。秉承他的旨意,陳立夫等人主編了《墨索里尼傳》,他們在這本書中說:「我們需要一個和墨索里尼一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現了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實際上,暗示蔣介石就是這樣的人物。隨後,被國民黨控制的書刊越來越多地刊載這方面的反動理論文章,出版了什麼《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言論集》、《法西斯之理論體系》、《法西斯與中國革命》等書籍,國民黨官辦的刊物《中央週刊》和《三民主義半月刊》等成了宣傳法西斯主義的陣地。    
    二是宣傳封建復古思想。蔣介石大講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用「致良知」的「知」闡釋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其目的在於宣傳他的法西斯反理性的行動主義,即所謂「行的哲學」或者稱作「力行哲學」。他還從儒家著作《大學》、《中庸》中搬出了「誠」的觀念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政治倫理,拼湊一套復古哲學。陳立夫進一步發揮蔣介石的復古思想,拋出了《唯生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階級鬥爭學說。他們不僅在口頭上宣傳復古思想,而且還在學校強制推行。1933年,國民黨當局把四書五經編成教科書,先後在湖南、廣東等省強迫中小學學生讀經。    
    三是宣傳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1935年,蔣介石提出「文化建設」的口號,按照他的旨意,御用文人陶希聖、黃凌霜等人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他們說,現在「一派主張模仿蘇聯,一派主張模仿德意,但其錯誤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他們以第三者的姿態,把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與舶來品的法西斯主義結合起來,混合成所謂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肯定要繼承,問題是他們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封建專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作為支撐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理論,這不是什麼文化建設,而只能是對文化的破壞。    
    2.倡導「新生活運動」。    
    在思想文化戰線進行「精神方面的重大戰爭」的過程中,蔣介石還發動了一場「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發動「新生活動運動」也是開始於江西,是配合對紅軍進行軍事「圍剿」而進行的「精神方面的大戰爭」。    
    1934年2月,他在南昌行營舉行的擴大紀念周上,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說。他說:「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慣與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現代的國民」。而提倡「明禮義,知廉恥」,就是「要使全國國民,都能過軍事化的共同一致的生活」。他是要用中國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把人民群眾馴化成「順民」和精神奴隸,以便服服帖帖地接受其獨裁統治。


治篇第115節 發動精神大戰爭(2)

    他不僅起勁地宣傳「新生活運動」,而且還極力促進這一活動的開展。在他講話的當天,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他親自出任會長。「新生活運動」首先在江西開展,然後向全國推廣。1934年3月,在汪精衛主持下,南京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各省各縣也相繼成立了分支會,到1936年,全國共有20個省、4個直轄市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裡還專門增設了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為指導長。宋美齡極力幫助蔣介石推行。在宋美齡幫助下,蔣介石推行的「新生活運動」的內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禮義廉恥」為準則,把灌輸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於日常生活之中。蔣介石強調:「務使一般國民的衣食住行,統統能合乎禮義廉恥,如此我們的社會才容易進步,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復興。」他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這四個字進行了解釋,他說,「『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就是切切實實地覺悟。」他特別強調禮是「四維」、「六藝」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內容。他把「禮」解釋為循規蹈矩,是同歷代封建統治者崇尚「禮治」的理念一脈相承的。    
    第二,從瑣碎的日常生活入手,馴化俯首聽命的「順民」。新生活運動從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為實行的起點,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蔣介石要求「衣」要「洗淨宜勤,縫補殘破」,「拔上鞋跟,扣齊鈕顆」;「食」要求「食具須淨,食物須潔」;「住」要求「乘車搭船,上落寞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等等。他提出「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具體標準,說只有做到這六點,「才能是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應該說,這裡面的一些具體要求,是一般的公共道德要求,本身並不錯,然而,就蔣介石的意圖而言,他是要把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於日常生活中,磨滅人們改變極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的意志,做服從獨裁統治的「順民」。    
    第三,引導人們追求以軍事化為核心的三「化」目標,即,軍事化、藝術化、生產化。他強調「軍事化」,宣稱「所謂軍事化者並非全國同胞悉數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並且要求人們隨時準備捐軀犧牲,盡忠報國。    
    蔣介石大力推行「新生活運動」,企圖以日常生活瑣事為切入點,向人民群眾灌輸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對民眾實行精神控制,軟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情緒。因此,這只是又一場騙人的鬧劇。馮玉祥在評價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時一針見血地說:    
    「其實,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收到抽屜裡……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只花八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六十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這些奢侈生活,蔣介石並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說穿,說穿了他就不能騙人。」    
    蔣介石自己也感到這運動收效很小,認為這一運動「未能盡如吾人所期」。「我們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動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動的實效」,「到處都可看到推行新運動的團體或機關,卻是很少看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為什麼收不到實效呢?蔣介石認為關鍵滿不在官而在於民,是由於民眾「第一缺乏真誠,第二缺乏熱烈」。可是沒有說民眾沒有積極性的原因,其實他內心很清楚,只不過他不敢把它說明,更不敢像馮玉祥那樣把問題的實質說透。    
    評析:    
    蔣介石搞所謂「精神大戰爭」,實行精神控制,以馴化「順民」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大力宣傳反動思想,發動思想攻勢,赤裸裸地實施愚民政策;而搞所謂的「新生活運動」則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利用民眾對美好幸福生活追求的心理,以所謂的「新生活」時髦的標籤,調動民眾參與,實施愚民政策。在實施中,以「禮義廉恥」為準則,灌輸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從瑣碎的日常生活入手,把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於日常生活中,磨滅人們改變極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的意志;引導人們追求以軍事化為核心的三「化」目標,把精神控制與組織控制結合起來。    
    他倡導「新生活運動」的目的,並不是想移風易俗,促進社會生活的文明,而是要把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人民的精神枷鎖,對民眾實行精神控制,不得人心。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入,民族危機加重,人民群眾以各種形式反對對日妥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大家坐下來修身養性,這只能引起民眾普遍反感。再者,蔣介石唱「新生活」的高調,而他的大小官僚們自己並不去踐行,他們花天酒地,揮霍無度,老百姓深惡痛絕。對於這樣一場騙人的鬧劇一般老百姓敬而遠之是自然的,而蔣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生活運動」,只開花不結果也是必然的了。


治篇第116節 製造新「文字獄」(1)

    「言論自由」的承諾純屬鬼話    
    「文字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鎮壓屬下和文人的反抗,對湊章、書禮、著作斷章取義,羅織罪名而製造的冤獄。如漢宣帝即位時,因宣帝厭惡楊惲的《報孫會宗書》,廷尉斷楊惲大逆不道,將其腰斬。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間,為了鞏固滿清王朝的統治,壓制漢人中的反滿情緒,阻塞言論,編織「文字」罪名,把大批漢人知識分子打入大牢,甚至殘酷殺戮,在康乾盛世寫下黑暗的一頁。多少年後,人們提起「文字獄」,仍會不寒而慄。    
    蔣介石在踐行所謂「訓政」時,製造了新「文字獄」,為民主吶喊的知識階層精英,一個又一個地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緝,或被捕入獄,或慘遭殺害。    
    事例:    
    例一:一紙通緝令,現代「屈原」被迫流亡異國。    
    郭沬若年少吟詩,滿腹「離騷」,憂國憂民,在新文化運動中,謳歌「德先生」和「賽先生」,鞭笞孔孟之道,稱其為現代「屈原」,不是溢美之詞;北伐戰爭期間,投筆從戎,名揚軍旅。    
    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義憤填膺,奮筆疾書,寫出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臉,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殺民眾的蔣介石」的革命口號,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也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蔣介石的打手張群、陳立夫、李仲公提出「通緝郭沬若」的呈文,說:「該郭沬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實屬罪大惡極,無可寬假。」很快呈文被在南京政府批准,發出通緝令,命各地執行。    
    郭沬若在國內處境險惡,於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戰爭前夕回國。在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郭沬若編寫話劇《屈原》,表達愛國心,鞭笞國民黨統治的消極抗日、腐敗無能,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但為蔣介石所憎恨,只不過由於郭沬若的名聲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敵當前,不好對郭沬若再下通緝令了。    
    例二:寫幾篇閒話短文,招來殺身之禍。    
    1932年7月,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編輯劉煜生在閒遊一寺廟時,被國民黨的偵緝隊拘捕,隨後,被移送到江蘇省保安戒嚴司令部囚禁。    
    到底為什麼會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後來,國民黨當局在給他定罪時,把劉煜生寫的幾篇短文《端午節》、《我們的希望》等作為定罪的依據。1933年1月,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將劉煜生槍決。7月《江聲日報》被江蘇省公安局查封。當時,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強加給劉煜生的罪名主要有兩條,一個是指控劉煜生於1927年3月「結合共產黨分子,組織非法工會,煽動車伕罷工,圖謀擾亂治安」。實際上,劉與共產黨並無聯繫,而在大革命時期工農運動是支持北伐的基本力量,這是革命行動。二是在《江聲日報》副刊《鐵犁》上刊登詩文,「煽動階級鬥爭,鼓動紅色恐怖。」被他們作為罪證的就是上述幾篇短文。其實這些短文只是閒談似的短文,是以雜談的風格描寫社會生活的作品,與所謂「紅色恐怖」風馬牛不相及。    
    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劉煜生案發表的宣言指出:「此種蹂躪人權破壞法紀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證明顧祝同與北洋軍閥毫無二式,亦即為我國人民之公敵。」    
    例三:召開學術研討會,也被定罪入獄。    
    1932年11月,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在朝陽大學第四教室召開學術討論會,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裝軍警衝擊會場,逮捕了會議主席、中國大學講師周幼軍及與會者趙聞鈺。隨後,又將出席會議的北大歷史系教授侯外廬、北平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學院教授許德珩在家熟睡中,一夥憲兵闖入他的臥室,強行抄家,結果一無所獲,仍將許德珩送進監獄。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也是遭同樣命運,被囚禁4個月。    
    範文瀾、許德珩、侯外廬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國民黨當局隨便扣上一個罪名,說抓就抓,說入獄就被打入大獄。那一般的知識分子更是毫無言論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沒有,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說不上什麼時候國民黨統治當局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於死地。在蔣介石製造新「文字獄」期間,國民黨的監獄中關滿了上至著名學者教授、作家詩人,下至一般知識分子,甚至中小學生。


治篇第117節 製造新「文字獄」(2)

    許德珩出獄後對國民黨亂捕亂抓知識分子入獄的暴行進行了嚴厲譴責,他說:「我是國家所辦的大學裡的一個教員,有講話的義務與責任。即使他們不要人講話,或者覺得我們不應當講話,那也可以通知學校負責當局來辦理,何必那樣的來興大獄?這次關在裡面的,還有許多學生,其中有十四歲的小學生,有十六七歲的中學生,狀至可憫。」據當時報紙披露,北平農學院,被國民黨抓捕去了19人,占學生總數1/15。1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令師大校方開除進步學生34人,並令北平當局隨時逮捕。這一時期,國民黨軍警、特務在各樣四週日夜巡邏,廣大師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張民權、民生,楊、史二傑慘遭暗殺。    
    楊杏佛早年跟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後來留學美國。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他被任命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領導機關———大學院副院長,並兼任全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由於對蔣介石獨裁專制、殺害革命者和其他群眾不滿,與宋慶齡一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總幹事。他主張:「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這是正義和進步之舉,實屬蔣介石「訓政」內容,然而,他們連這樣為民眾爭取最起碼的民主權利的正義行動都不容許。    
    他們害怕揭穿了「訓政」的騙人把戲,蔣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楊杏佛列入暗殺的黑名單。1933年6月,楊杏佛攜其子乘車剛駛出中央研究院大門,遭國民黨特務槍擊,身中數彈,被送往醫院,因傷勢太重,搶救無效,一位文壇豪傑,就因為民眾伸張民權、民生,死於蔣介石的陰謀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報》社長兼總經理,他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妥協和堅持內戰的政策不滿,他認為,「倘若今後政府仍不能下最後之決心,以民意為依歸,則政府自棄於人民,斷不為人民所擁護,斷無久存之可能。」    
    1932年6月至7月,《申報》連續發表了陶行知撰寫的《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時評,指出:「今日所謂匪者,與其謂由共產黨政治主張之煸惑,毋寧謂由於政治之壓迫與生計之驅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則雖無共產黨之煸惑,紊亂終不可免。」時評還指出,國民黨最高當局,如果不顧民族危亡,不以槍口對外,卻用槍口對準人民,其結果是嚴重的。這些話語雖然尖刻,但句句屬實,從字裡行間看,其出發點,還是為國民黨最高當局獻良策。    
    史量才和《申報》的言論冒犯了蔣介石。1934的夏秋之交,蔣介石命令特務頭子戴笠安排人暗殺史量才。10月,史量才驅車由上海到杭州休養一段時間,驅車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務的開槍襲擊。他棄車逃入一農家,特務緊追不捨,開槍將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閒話皇帝》,引起所謂「國際」官司。    
    杜重遠,上海《新生週刊》主編,1935年5月,《新生週刊》發表了《閒話皇帝》一文,泛論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傷害邦交」為借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對當事人嚴加查辦的要求。    
    蔣介石此時驚慌失措,向內追究。同時,他們對杜重遠的行動早有不滿。蔣介石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情緒,決定對杜重遠予以懲治。命令上海市政府將《新生週刊》社查封,接著進行法律起訴,通知杜重遠親自出庭受審。此時,杜重遠在江西。他們為了讓杜重遠能到庭,對他說,這樣只是走一下過場,以便搪塞日本方面。杜重遠考慮到如不同國民黨妥協,勢必贊成外交上的大案件,有可能使蔣介石向日本屈服,不利於國家和民族,他沒有想到這是他們設的圈套,便回到上海,出庭聽候判決。結果,國民黨法庭不顧杜重遠的申辯,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不准緩刑或罰金,不准允上訴。    
    對此判決,杜重遠很是生氣,他在法庭上憤恨地說:「我不相信這是中國的法律。」    
    評析:    
    蔣介石在「訓政」的綱領和法律中,都明確地規定了有關「言論、結社、出版自由」的內容,然而,卻以各種借口,搞新的「文字獄」,以編織各種罪名,把敢於批評時弊,為民眾伸張民權、民生,呼籲當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予以治罪,或者暗殺。這是對他們的「訓政」的詮釋和諷刺,他們的種種暴行,表明其所謂給民眾「言論自由」的承諾,純屬謊言。


治篇第118節 扼殺民主運動(1)

    「促成憲政」的表態成戲言    
    「憲政」是孫中山建國實施步驟的第三個時期,按照蔣介石最初提出的「訓政綱領」的設定,「訓政」時期大體搞幾年後,便進入「憲政」時期。可是,為了不妨礙其獨裁統治,他遲遲不願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於民,對民主人士發起的真正的憲政運動予以壓制與破壞。    
    事例:    
    國民黨遷都武漢後,適應抗戰動員各方面力量的需要,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國民參政會。隨後國民政府公佈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條例》申明:「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條例》規定,在抗戰時期,政府對內對外重要施政方針在實施之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國民參政會得向政府提交建議案;參政會有聽取政府施政報告及向政府提出詢問案的權利。按照國民黨的定調,參政會議只是一個咨詢性的民意機構,它的設立並沒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但這一舉措有利於團結抗戰,推進民主政治的民主進程。    
    7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出席會議的參政員應到200名,他們是由各黨各派和各團體按照國民黨中央所分配名額,提出名單,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確定。由於各種原因,實際出席會議的只有136人。在會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群眾團體,提出了有利於抗戰的提案和建議。儘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沒有真正的採納與實施,但這次會議,開創了民主商議大政方針的先河,對於團結全國人民抗戰起了積極作用。這次會議以後,歷屆參政會在重慶召開,由於形勢的變化,國民黨內外方針的調整,國民參政會為國民黨所壟斷,日益成為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欺騙民眾的工具。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廣大中間黨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個「根本」的解決,即希望盡快實施憲政,他們認為,「若是走上了憲政的道路,就是走上了發展整個政治和平的最積極的最正確的道路。」    
    1939年9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會議在重慶召開,中共和民主黨派的參政員表達民意,強烈要求結束國民黨訓政,實行民主憲政。蔣介石以國民參政會議長的身份被迫表示,要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他表白說,提早頒行憲法,是他「十年來所不斷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自己「沒有一時一刻忘記,如何使憲法早日實行」;同時,他還說,促成憲政和實施訓政兩者「是相需相成」的,甚至「將來雖在憲法頒布以後,我們還是不能放棄訓政的工作」。從這一表白可以看出,他的「憲政」,與人們所期望的「憲政」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這也給人們以民主政治的希望。    
    經過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政員的共同努力,國民參政會通過了《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結束黨治,實施憲政」,並決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則各黨派的參政員集體退出國民參政會。為了避免孤立,國民黨授意其參政員搶先一步,也提出了一個不足百字的憲政提案。經過激烈爭論,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案》。根據這一議案,蔣介石指定黃炎培、張君勱等十九名參政員組成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同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定1940年11月召開國民大會。    
    這一決定極大地調動了中間勢力的人們民主參與的熱情。他們對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為,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就可以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結束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了。甚至認為,國民大會將完成劃時代的民主改革,中國將進入民主憲政的新紀元。於是,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憲政的討論,這一討論最先在重慶開展,隨後逐步擴展到成都、昆明、桂林,憲政座談會和憲政促進會紛紛成立。他們或寫文章,或發表演說,或出版小冊子,推動各地積極開展憲政運動,一個頗有聲勢的民主憲政運動在國統區開展起來。    
    當時,中間黨派主張的憲政,是以資本主義憲政為藍本,期望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的條件下,這已不合時宜。但就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促進抗戰來說,具有積極的意義。因此,這一運動從開始之日起,就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號召全黨積極參加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的各種憲政活動,指示各級黨組織,「積極主動的參加與領導這一憲政運動,使之成為發動廣大民眾,實現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眾運動,藉以克服當前危機,爭取時局的好轉」    
    如此有影響的憲政運動,大大出乎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的意料,他力圖遏止這一運動。提出,最好由少數學者在房間裡研究研究,不要發表什麼文章,搞什麼運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公開發表文章說:「憲政不但不是黨治之結束,相反,正是黨治之開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黨,「憲政時期的黨治,自然是以國民黨治國」。他這樣一說,就把他們的遮羞布拿掉了,使人們看清,蔣介石的「促成憲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


治篇第119節 扼殺民主運動(2)

    1940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說:「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他的一席話,一語中的。    
    國民黨極力破壞憲政運動。4月,圍繞中間黨派提出的憲章修正案,在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五次大會上,展開討論,中間黨派與國民黨形成尖銳對立,雙方陳詞激昂,爭論不休。蔣介石使了一個手腕,指示雙方建議一起送政府,終止了會議。9月,國民政府宣佈,因為交通不便,召開國民大會有困難,另行決定召集國民大會的日期,這一拖又是六七年。就這樣,熱鬧非凡的民主憲政運動被蔣介石所扼殺。    
    接之而來的,便是獨裁者對民主力量的大迫害。1940年10月,國民黨特務,在新疆再次逮捕民主人士杜重遠。12月,馬寅初因在講演中批評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污行為,被憲兵扣留。1941年初,何應欽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誣蔑民主人士沈鈞儒、鄒韜奮等要在重慶暴動,鄒韜奮被迫流亡香港。國民黨還取消了第二屆參政會主席團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許多民主人士的參政員資格。在此期間,國民黨還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下子把中間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此後,由於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獨裁,以及頑固推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在國民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官員腐敗成風;對人民巧取豪奪,民不聊生;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大片國土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種種劣跡激起民眾的無比憤怒。    
    1944年年初,沈鈞儒、黃炎培、張瀾等再次發動了民主憲政運動,爭取實現民主政治,一個廣泛的民主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為了把民主憲政運動推向新的階段,9月,中國共產黨參政員林伯渠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為爭取民主憲政的各黨派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近期目標,在「聯合政府」的旗幟指引下,民主憲政運動進一步發展。    
    在全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頻頻許諾提前召開國民大會,企圖抑制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的影響,將民主運動納入國民黨專制的法統內。1945年元旦,蔣介石在新年獻詞中聲稱,不待抗戰結束,一俟軍事形勢穩定,立即召開國民大會。3月,又許諾國民大會將於11月召開。他的這種許諾,並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國民大會,正如周恩來當時所指出的:「這還是八年以前國民黨包辦選舉的國民大會。他名義上要還政於民,實際上是要經過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通過一黨專制的憲法,來承認國民黨專制的合法。」即使是這樣的一個「國民大會」,蔣介石也只是開了一個空頭支票,遲遲不召開。蔣介石的所謂促成憲政,「還政於民」,只不過是又一個騙人的鬼把戲。    
    接踵而來的又是對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鬥士李公樸、聞一多在群眾集會中,被國民黨的特務槍殺,倒在血泊裡。    
    評析:    
    在實施「訓政」之初,蔣介石就表示在「訓政」結束後,實行憲政。然而,遲遲不結束「訓政」,使人們企盼的「憲政」成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實行「憲政」,是因為擔心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獨裁的政治格局。當呼聲強烈時,他作出促成「憲政」的許諾,而中間黨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憲政運動,推動中國民主進程時,則加以壓制、破壞,用暴力對付民主人士。    
    就這樣,民眾在蔣介石一個又一個許願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蔣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滅「希望」。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擋不了的,民眾在挫折中覺醒,認識到「民主」不能靠蔣介石這個獨裁者「恩賜」,他們將把爭取民主的運動推向新的階段。到了1947年4月,蔣介石主持召開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時,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    
    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注入了新的內容,「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國一浪高過一浪,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以愛國學生運動為主體的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這是與人民解放軍的戰場第一條戰線相呼應的第二條戰線,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圍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


治篇第120節 搜刮民脂民膏(1)

    置廣大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    
    《訓政約法》規定,在國計民生上,要改善勞工生活狀況,施行勞動保險制度;提倡各種合作事業,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這些規定根本沒有很好地貫徹實施,實際上,官僚資本急劇膨脹,對工農勞苦大眾和城市民眾實行殘酷盤剝,民族資本受到擠壓與掠奪,經濟危機不斷加重,廣大民眾尤其是工人、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事例:    
    1,官僚資本急劇膨脹,不斷擠壓民族資本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蔣介石集團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資源和國家經濟資源,逐步發展成由「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形成於上個世紀的30年代,在抗戰時期迅速膨脹。1943年以後,他們利用特權,控制國家主要經濟命脈,攫取巨額黃金、外匯、物資、地產等,大發「國難」財。中國四大銀行,即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等,被他們以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控制,成立了「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由蔣介石任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同時,設立貿易、工礦、農產調整委員會,控制中國的商業、工業和農業。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聯合,控制了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民族工商業受到排擠,以紡織業為例,民族資本家經營的機器紡織工業備受摧殘,工廠倒閉和開工不足的現象日益嚴重,至1944年,紗廠不能形成生產的紗錠數達1/3以上。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收復區進行了掠奪性的「接收」。蔣介石統治集團,派遣軍隊和大批官員到各地去接收,據不完全的統計,接收敵偽工廠2411個,價值達20億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佔的的物質的價值約10億美元以上;接收敵偽物資的價值約6200億法幣。這樣大宗的資產,形式上是由日偽手中轉移到國民黨政府手裡,實際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團控制的各部門所佔有。如日偽一切金融機構和這些機構從中國人民手裡掠奪的金銀財寶,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四行二局」接收了。僅中央銀行接收偽中央儲備銀行庫存黃金55.3492萬兩,白銀763.9332萬兩。    
    官僚資本還憑借政治特權,將大量民有企業和資產指認為敵產,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業即使發還給民族資本家,仍因其中有沒收的敵產「官股」在企業中占相當的份量,民族資本實際為官僚資本所控制。由於官僚壟斷資本的吞併和國民黨政府的重稅盤剝,「收復區」民族工商業大批破產。如上海原有民營工廠3419家,倒閉了2597家,占原有的75%。在日偽統治下長期慘淡經營而熬過來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經過國民黨的「接收」,遭到如此嚴重的摧殘,許多民族工商業者極為憤懣。抗戰勝利後,民族資產階級的希望變成失望。國民黨漸漸失去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    
    2,通貨膨脹,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騰。    
    在抗戰時期由於國民黨的傷民的經濟政策和官僚資本的巧取豪奪,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的水平不斷下降。據國民黨公佈的統計數字,1944年產業工人的購買力下降到戰前的43%;依靠工資收入的工人、公務員、職員和大中小學教師,愈來愈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據調查,大學教授的工資只相當於戰前的12%。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接收過程中,以大大壓低幣值的偽幣收換辦法,對各階層人民進行殘酷的掠奪。1945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公佈《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隨後又公佈《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前者規定流通於華中和華南淪陷區的偽幣中儲券200元兌換法幣1元,後者規定流通於華北淪陷區的偽幣聯銀券5元換法幣1元,並規定限期、限量兌換。按照當時這些地區與國民黨統治區批發物價總額比較,這兩種偽幣的實際比值分別約為35:1和0.5:1。據估計,僅通過這種掠奪式的貨幣兌換手段,國民黨政府就從「收復區」人民手中攫取達2億美元。    
    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巨額軍事費用和行政費用,大量印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循環不已」。面對這種嚴重的財政經濟局面,蔣介石統治集團一方面對人民生活用品實行專賣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稅、大量發行公債等手段,大規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貪官污吏和官僚資本家,利用新「收復區」與大後方在商品、貨幣的比價上存在的巨大差額,憑借政治特權和掌握的大量法幣的優勢,加緊搶購和囤積物資,操縱市場,搾取民財。由於民族工商業的大量倒閉,城市失業工人日益增多。


治篇第121節 搜刮民脂民膏(2)

    抗戰勝利後,收復區的人民曾對國民黨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使他們大失所望,人們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糟殃。」連蔣介石的後台老闆美國統治集團也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文武官員在自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們自己的聲望。」一位國民黨政府負責經濟接收工作的要員也不得不向蔣介石當面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他認為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隨著全面內戰的進行,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瀕於崩潰。首先是惡性通貨膨脹,內戰軍費開支佔到它的財政支出的80%,財政赤字占支出的70%。為了彌補巨額赤字,動員上海等地大量趕印紙幣,仍不管用,以至要到美國、英國去印刷鈔票,鈔票過量發行,導致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1947年7月,美聯社電訊發表一個材料,說明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可以買兩頭牛,1938年為1頭牛,1941年為1頭豬,1943年為1隻雞,1945年為1條魚,1946年為1隻雞蛋,1947年為1/3盒火柴了。當時有人驚呼:「中國不亡於日本,如今卻要亡於經濟總崩潰。」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使廣大勞動人民及一般市民、學生、中下層小資產階級瀕臨飢餓的境地,許多被推向飢餓和死亡邊緣的城市民眾,不得不為生存和發展而進行鬥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攤販遊行請願。1947年,全國參加罷工的人數達320萬人,這些罷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漢、廣州等20多個大中城市,參加鬥爭的包括鐵路、交通、機器、郵務、紡織、化學、海關等50多個行業和部門。    
    3,官僚資本與封建剝削制度相結合,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使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飢寒交迫。    
    1941年,國民黨政府開始將田賦改征實物,規定正附稅額每元折征稻穀2鬥。當時,為著供養幾百萬軍隊堅持抗戰,征實是必要的。問題在於,國民黨政府的官吏大肆貪污、勒索,正負稅額折征稻穀猛增,造成農民對田賦征實的沉重負擔。    
    到了抗戰勝利後,農民的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進一步加重。僅徵糧、征借和徵購、地方公糧等項目,加給農民的實物負擔超過戰前(1938年)的4至5倍,有些地方甚至超過20倍。除苛捐雜稅外,國民黨各級政府官吏和軍隊還以各種方式對廣大農民進行敲詐勒索,包括抓兵、拉夫等,強迫他們負擔沉重的徭役。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農村所實行的政策與國民黨有天壤之別。從1946年開始,在廣大的解放區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獲得廣大農民的有力支持,翻身農民參軍參戰,用人力物力支前,使人民解放戰爭獲得最可靠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    
    而蔣介石統治集團,在農村無所作為。蔣介石幾乎不大抓農業,雖然搞了些計劃,但都是空的,沒有真正去做。尤其是沒有進行土地改革。不僅不滿足貧苦農民對土地的渴望,而且與封建地主階級相結合,壓搾農民,各種賦稅、兵役、勞役都落在農民身上,不堪重負。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進行反抗,抗征、抗捐、抗租的運動不斷高漲,武裝民兵遍及國民黨統治區。    
    評析:    
    發展經濟,解決國計民生問題,是「訓政」必須解決的問題。蔣介石也有這方面的信誓旦旦的承諾。然而,他所實施的是對民眾進行掠奪的經濟政策,官僚資本急劇膨脹,不斷擠壓民族資本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使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期望一次次失望,幾乎破滅;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使廣大勞動人民及一般市民、學生、中下層小資產階級瀕臨飢餓的境地;官僚資本與封建剝削制度相結合,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使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飢寒交迫。蔣介石、國民黨置人民的生存權而不顧,搜刮民脂民膏,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即使在國民黨內也有人指出,國民黨已失去民心、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蔣介石叛變革命本身就不得人心。他本來想用所謂的「訓政」來安撫民心,然而,由於他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維護國民黨統治地位出發,假「訓政」之名,行一黨專政、獨裁統治之實,玩弄權術,愚弄民智,強姦民意,剝奪民權,不顧民生,完全喪失了民心。一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其覆滅只是遲早的事情。


治篇第122節 向共產黨使屠刀(1)

    民國初年,開競選政治之先例,政黨林立。不過,絕大多數政黨只是曇花一現,保存下來有影響的政黨只有中國國民黨;後來相繼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    
    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開創具有現代政黨意義的多黨政治。而蔣介石的叛變使良性的多黨政治進程斷裂。此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實際上有三個政黨力量角逐,即: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代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極力推行一黨獨裁;共產黨長期處於被迫害地位,其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及其他勞動階級;民主黨派的階級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說,民主黨派基舊洗碇屑涫屏Φ睦婧橢髡擰?/p>    
    蔣介石沒有現代政黨意識,把國民黨之外的其他黨派統所謂「朋黨」的套路,利用國民黨所壟斷的政治資源,把權術與暴力相結合,使用各種手段,對被稱為「異黨」的黨派進行限制、打壓,甚至置於死地,以維護國民黨一黨專制和自己的獨裁統治。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被「逼上梁山」,用武裝鬥爭來反抗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屠殺政策,國共兩黨兵戎相見,長達十年之久。此後,合作抗戰八年,後又因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導致再次分裂,演義成兩黨的生死大決戰。分也罷,合也罷,蔣介石一天也沒有放棄「限制」、「削弱」乃至徹底消滅共產黨的政策。或用武力,或使權術,或者兩者相濟並用。他也曾屢屢得手,然而,暴力、權術最終全都失靈;共產黨人也曾多次受騙上當,吃虧受挫,不過,他們在錯誤和挫折中成熟起來,革命的正義加上科學的真理,使他們聰明起來,蔣介石的一個又一個的陰謀被識破,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暴力被革命暴力所打垮。中國政壇上這兩大政黨,在這樣的黨爭的環境中,力量對比此消彼長,直到蔣介石把自己在大陸的本錢全部輸光,也沒有中止這一過程。    
    中間勢力起初是支持蔣介石的,以為他的那一套也可以實現他們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目標。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使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一些志士仁人組建了一個又一個的民主黨派;就政治傾向而言,直至抗戰前期,他們還是擁護蔣介石的。不過,殘酷的現實使他們逐步覺醒,民主黨派也被蔣介石「逼上梁山」,做出擁護共產黨的歷史性選擇。統稱做「異黨」。其處理政黨關係的理念與方式,基本上沿襲了封建社會君王處理    
    從「整理黨務」案到向共產黨使屠刀    
    蔣介石是不同意孫中山聯共主張的,不過,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還是順從了孫中山的意志。伴隨著權力增大,權欲急劇膨脹,視中國共產黨為其攫取最高權力的主要障礙,尋機或製造事端,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清除出去,發動反革命叛變,向共產黨使屠刀。    
    事例: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要求共產黨離開國民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由於蘇聯顧問和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退讓,使其陰謀得逞,有200多名共產黨員被迫退出一軍和黃埔軍校。4月20日,蔣介石專門設宴,禮送這些退出的共產黨員。傷了人,賠個笑臉,其陰險狡詐至極。從此,一軍和黃埔軍校成了他的一統天下。    
    在奪取軍權後,蔣介石又試圖奪取黨權。他以消除黨內糾紛、改善國共兩黨關係為由,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會上以「整理黨務案」,向共產黨發難。他在會上有一個表白,說:「此次會議本為予所提議召集,但予之提議,系黨員的資格,絕不是以軍人、以有帶兵的資格來干涉黨政。」這實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    
    二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討論和通過「整理黨務案」。這個提案是由蔣介石、譚延闓、孫科等九人聯名提出的。    
    「整理黨務案」由四個議案組成。《整理黨務第一決議案》否定了國共合作以來的成就,以此為借口,把旨在排斥、打擊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說成是「遵守總理之主張,不忍兩黨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墜,革命勢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的措施。    
    《整理黨務第二決議案》,是蔣介石個人單獨提出來的,內容共有九條,對共產黨有嚴格限制的主要有四條:一是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二是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三是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四是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這個決議案名為「消除疑慮,杜絕糾紛」,實則限制和打擊共產黨,為蔣介石排斥共產黨,奪取國民黨黨權披上了合法外衣。    
    《整理黨務第三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增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並規定其職責。《整理黨務第四決議案》的中心內容,是要進行黨員重新登記。    
    由四個議案組成的「整理黨務案」,是限制、打擊共產黨,為蔣介石進一步攫取黨權而精心策劃的陰謀,它用合法程序掩飾了非法行為。由於蘇聯顧問和中共領導機關的再次退讓,這一陰謀未能被阻止。張國燾受陳獨秀委派,前來指導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圍繞要不要接受整理黨務案進行了激烈爭論。討論了七天,毫無結果。張國燾按照蘇聯顧問和陳獨秀的旨意,用了非常不正當的辦法要大家簽字接受。這樣,又做出了一次大讓步。


治篇第123節 向共產黨使屠刀(2)

    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根據整理黨務案,國民黨中央人事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共產黨員擔任要職紛紛辭職,其職務多由國民黨右派接替。組織部長由蔣介石接任(由秘書陳立夫代理)蔣介石兼任新設立的軍人部部長。「蔣介石把張靜江捧出來做中執委會的主席,實際上這人是陳果夫的傀儡。」由於蔣介石的狡詐,幼稚的共產黨的領導人上當而妥協退讓,使他的陰謀又一次得逞,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權,他利用這個權力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    
    在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的勢力急劇擴張,自以為羽毛已經豐滿,挑起遷都之爭,其行為遭到反對與聲討。蔣介石面臨著很大壓力,他認為自己目前的困境是共產黨的鼓動所致,於是決定「清黨」,拿共產黨開刀。在這樣的背景下,他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慘案。    
    這是一個恩將仇報的背叛革命的行為,因為他把槍口和屠刀對準用自己的鮮血從軍閥手裡奪取上海,並敲鑼打鼓把他們迎進城的工人階級;這是一個卑鄙下流的陰謀行動,因為他借助黑社會力量,並以欺騙的手法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在蔣介石等人的精心策劃下,上海黑社會勢力頭子,僱傭一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襲擊上海工人糾察隊隊部。蔣介石指使自己的軍隊借口調停「工人內訌」,強迫糾察隊繳械,並槍殺抵抗者。第二天,為了抗議蔣介石軍隊的暴行,上海工人舉行總罷工,學生遊行,蔣介石的軍隊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大批的工人、學生被殺害,在上海的共產黨的領導人被屠殺,寶山路血流成河。對於蔣介石的暴行,當時《申報》以《淞滬工人糾察隊昨均被繳械》為題予以披露:「當東路軍佔領上海之際,全滬工人,均以武裝響應,故對於總工會之糾察隊,認為保護工人應有之設備,曾言如服從軍事當局之節制,則糾察隊之槍械,決不收繳。不意軍事當局,以工人衝突名義,將糾察隊全部繳械,所有糾察隊之駐紮處所,俱由軍隊佔領。」這篇簡短客觀的報道,概述了蔣介石的陰謀實施的過程,其陰險狡詐凶殘的嘴臉躍然紙上。    
    蔣介石開了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先例,其他國民黨新軍閥紛紛傚法,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慘案,武漢的汪精衛也作出「分共」的決定,寧漢聯手「清黨」,國共合作破裂。    
    蔣介石並不滿足第一次「清黨」對共產黨的打擊。他的目標是將共產黨斬盡殺絕。於是,要進一步「清黨」,所謂「清黨」實際上是打擊、消滅共產黨的代名詞。    
    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研究與決定進一步「清黨」。蔣介石在致開會詞時說:「倘若共產黨仍然存在,他們的理論與方法還未清除,我相信共產黨從新起來三個月後,國民黨便會分散」,「所以,各位委員和各位同志對於共產黨勢力須要有正確的決心,根本上來剷除消滅。」「不僅反對他的主義,而且要反對他的理論與方法。」為了徹底剷除共產黨,國民黨的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制止共產黨陰謀案》,這個文件確定了這次「清黨」的四個重點,一是共產黨的理論;二是共產黨的方法;三是共產黨的機關;四是共產黨的運動。與此相配合,在國民黨內部也開展了「整理黨務」,意在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及其對他們的反革命行徑不滿的國民黨員。    
    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某些國民黨員和一些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不滿,有所抵制。國民黨中央發現這一情況後,感到驚恐。於是,決定在縣黨部、區黨部中實行連坐法,以保證「清黨」堅持下去。為此,國民黨中常委會專門通過了《關於防止共產黨滲透工作案》,該案提出在全國實行各級黨部連坐法,規定,對發現共產黨員不報告的國民黨黨部及其負責人追究連帶責任。這個提案的目的,在於使國民黨各級黨部、所有黨員竭盡全國去消滅共產黨。    
    蔣介石的「清黨」,實際上是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代名詞,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斬盡殺絕的屠殺遍及城鄉。1927年內,被蔣介石等國民黨新軍閥所屠殺的約有3.8萬人,而到了1928年,被殺害的人數達30萬之多,到1932年,據不完全統計,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達100萬人以上。    
    評析:    
    孫中山作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決策,邀請年輕的共產黨人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使處在墮落中死亡的國民黨,因吸收了新鮮血液而獲得了新生。蔣介石歪曲這一基本歷史事實,對共產黨進行造謠中傷,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排擠共產黨;在北伐戰爭勝利進軍,革命處在高潮的關鍵時刻,發動反革命叛變,對曾經幫助國民黨、與國民黨共同戰鬥的共產黨人實行斬盡殺絕的屠殺政策,恩將仇報,葬送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然而,大屠殺不可能嚇退革命,人們不正是因為活不下去了才革命的嘛!倖存的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志士,擦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繼續地投入戰鬥。共產黨人被「逼上梁山」,即使像毛澤東這樣的革命「書生」,也拿起槍桿子,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到農村點燃了武裝鬥爭的「星星之火」,這樣的星火遍佈廣大的農村,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勢,形成與蔣介石政權相對峙的紅色政權。這樣的結果,恐怕是蔣介石沒有想到的。


治篇第124節 破壞革命隊伍的團結(1)

    施「離間計」,破壞革命隊伍的團結    
    反間計是兵家常用的計謀。源出於《孫子‧120用間篇》,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就是說,利用敵方間諜為我所用。這是一種「不戰而勝」,或者以小的代價,取得大的勝利的計謀。「離間計」屬於此類計略,在細節上有所不同的是離間計是主動施計,而反間計則是被動施計,利用敵方的「離間計」,引誘敵方上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對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隊伍時常施用「離間計」。    
    事例:    
    革命的武裝鬥爭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勢後,引起蔣介石的恐慌,調動大兵多次「圍剿」,與此同時,還採取政治攻勢,施離間計則是政治攻勢的重要形式。    
    在「左」傾錯誤統治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時期,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相繼發生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蔣介石利用這一可趁空隙,在共產黨肅反期間,派人滲入到蘇區從事宣傳破壞活動,在共產黨和紅軍內部施行離間計。    
    1.開展政治攻勢,擾亂人心。    
    在對革命根據地「圍剿」的過程中,蔣介石改變單靠軍事進攻的謀略,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說的政治與軍事的比例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蔣介石從來是迷信軍事力量的,他所強調的是要把政治手段作為一個輔助性手段,在大兵壓境的同時,輔之以強大的政治攻勢,以擾亂人心,搞散革命隊伍。共產黨稱這種政治攻勢為「資產階級殺人的武器」。    
    國民黨政治攻勢的宣傳口號及措施主要有七條,包括只殺為首者不殺脅從,把領袖與群眾「分別對待」;歡迎攜械投降;歡迎自首自新;    
    保護在家民眾;招撫流亡者;二五減租;抗日剿共等等。    
    國民黨派人到紅軍中去進行反革命宣傳,策動士兵「反水」,還要紅軍家屬給紅軍士兵寫信勸降。在國民黨的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下,有少數紅軍士兵在戰場上攜械投降反動軍隊,一些地方的落後群眾反水幫助國民黨軍隊組織看望隊、挨戶團的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革命根據地的地主富農也蠢蠢欲動,配合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攻勢,通風報信,在赤白區交界區捕捉紅軍和革命群眾。    
    2.利用黃埔情結,引誘張國燾錯殺虎將許繼慎。    
    1931年8月,鄂豫皖蘇區後方醫院發生了一起醫療事故,張國燾以此斷定鄂豫皖根據地內「必然有一個反革命大組織」。國民黨特務頭目曾擴情趁機,離間共產黨和紅軍的幹部。    
    曾擴情與紅二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同學。他利用這一層關係,派特務鍾梅橋等二人持親筆信到英山,面交許繼慎。信中說,許繼慎投降蔣介石的計劃已由蔣介石批示「照辦」,蔣介石對許繼慎「乃復歸來,雖猶千里,心實歡喜」。蔣介石並委派許繼慎為「國民黨為十四軍軍長,發餉三十萬元」,要許把軍隊拉到黃岡一帶整編。信中並說許繼慎自願與他掛鉤。許繼慎連人帶信一起交給軍部。軍長徐向前對來人進行審查,並根據許繼慎的一貫表現,認為「許不會有什麼問題」。他還認為「這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破壞我們」,遂將特務信件和軍部意見交中央分局處理。    
    在此事發生之前,許繼慎等人在紅軍的發展方向上與張國燾有過分歧。張國燾得知國民黨特務與許繼慎有信件聯繫一事後,更增加對許繼慎的懷疑,他根本不顧徐向前的意見和軍部的看法,也不考慮這封信連同特務是許繼慎主動向上級組織送去的事實,而是認定,「有一個大的反革命組織」。於是將曾擴情的信刊在《肅反專刊》上,題為《許繼慎與蔣介石勾結的一封信》。接著,中共中央刊物《紅旗》週刊第28期加以轉載。張國燾以此大肆宣傳,為「肅反」造輿論。    
    接著,採取行動,逮捕了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和紅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的妻子,經嚴刑拷打,他們供出了一個「許繼慎、熊受喧等九人委員會,確有把部隊接到長江邊於9月15日暴動,投降蔣介石的全盤反革命計劃」。於是張國燾一面急令徐向前、曾中生嚴防許繼慎暴動,一面派陳昌浩急往前線處理此案。陳昌浩到前線後,逮捕了正在指揮作戰的許繼慎、師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紅十一師師長周繼炯等人。進行逼供信,越捕越多,許繼慎被殺害。這次涉案人員達1000餘人,被殺害的師團領導幹部就有28人。    
    3.由國民黨被俘軍官和敵特人員,提供假情報進行離間。    
    1932年5月,在湘鄂西根據地的天漢縣,縣保衛局偵探在漢川一帶的游擊區捕獲國民黨軍隊一個營長,在審訊中這個營長反咬一口,偽供他與天漢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楊茂等密謀在紅軍與游擊隊中發動暴動。這個口供材料刊在《肅反專刊》上,廣為宣傳。湘鄂西省委逮捕了楊國茂及該縣黨政機關的有關人員。湘鄂西的肅反由此展開並嚴重擴大化,一大批紅軍指戰員被株連,不少紅軍高級軍政人員被殺害。謝覺哉被作為肅反對像捆綁在一個祠堂裡。因國民黨的軍隊打來,來不及處理,將他棄下。國民黨軍隊問他是幹什麼的?他回答說,教書的。當時他身穿長袍,戴一副眼鏡,也是教書人打扮,敵軍以為謝覺哉真是一個不服從共產黨的教書匠,把他放了,就這樣免於一劫。    
    福建閩西根據地,在與鄧子恢一起領導蛟洋暴動的傅伯翠,因與閩西特委在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很大分歧,被閩西持委宣佈為「第三黨」,1930年12月傅伯翠被開除出黨。接著國民黨便委任傅伯翠為上杭、龍巖、連城邊界保安總隊長。傅接受此職,變成真正的國民黨員了。在閩西的肅反中,凡是與傅有聯繫的人都受到牽連。


治篇第125節 破壞革命隊伍的團結(2)

    4.利用共產黨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進行離間宣傳。    
    1930年,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發生打「AB團」的事件,導致「富田事變」。緣由是,中共江西省省委書記李文林,因其父一張「AB團經費領條」的牽連,被懷疑為「AB團」首腦拘押起來。於是,一場肅清「AB團」的運動搞起來了,此事遭到部分官兵的抵制,演變成了「富田事變」,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蔣介石利用根據地內部的肅反擴大化大做文章。    
    1932年6月,他在廬山召開鄂豫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上指出,「匪區」內,正在進行內部清洗,要求各「剿匪」部隊加緊行動。1932年7月,第四次「圍剿」開始後,湘贛革命根據地內謠言四起,說:「凡加入共產黨共青團有3年歷史的全部是AB團,都要自首」;「當過交通偵察隊的都是AB團,都要自首」。在永新等縣反動分子書寫很多離間的標語。他們利用革命根據地肅反上的錯誤,進行煽動,製造混亂。    
    5.對紅軍高級將領進行策反。    
    蔣介石連續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軍事「圍剿」,均告失敗,感到僅僅靠軍事力量還不夠,還必須打拉結合,派間諜潛入蘇區遊說策反。    
    1931年初,受蔣介石密令,黃梅莊潛入中央蘇區遊說,企圖利用與彭德懷相識的關係,策動彭德懷反叛。彭德懷當時任紅三軍團總指揮,率部駐紮在江西黎川。黃梅莊的到來,彭德懷保持高度警惕,但卻以若無其事的樣子,設酒席熱情予以接待。黃梅莊幾盅「竹葉青」下肚後,彭德懷誘導其說明來意。於是,黃梅莊將其奉蔣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祿收買彭總的意圖和盤托出,並從隨身攜帶的皮箱的夾層裡拿出蔣介石和黃漢湘(紅軍高級將領黃公略的堂叔父)寫給黃公略的親筆信。蔣介石的信大意是「校長不才,使你走入歧途」之類的話,勸其歸順。黃漢湘的信中則說:「蔣公美德,叔亦願為你說項」。彭德懷探明來歷後,命令手下將黃梅莊處決。蔣介石偷雞不成倒蝕了一把米,策反計劃落空,白搭上了一名特務的命。    
    1933年12月,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去遊說紅二方面軍司令賀龍,企圖收編紅二方面軍。熊貢清老奸巨猾,他知道此事的危險,於是派手下梁素佛到湘鄂西根據地紅三軍中去探聽賀龍意向。賀龍憑自己的政治閱歷,很快察覺出來人的陰謀,但不動聲色將梁穩住,然後立即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為了得到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破壞工作的情報,遂投下誘餌,允許熊貢卿來湘鄂西。熊貢卿果然上鉤,很快來到湘鄂西根據地。賀龍將其扣押進行審訊,熊貢卿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報。湘鄂西中央分局處決了熊貢卿,並將此事經過報告了中共中央。    
    評析:    
    蔣介石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採取政治攻勢,施離間計則是政治攻勢的重要形式。實行「離間計」的樣式多種多樣,進行反動宣傳,開展攻心戰,擾亂人心;提供假情報,布下猜疑的種子,搞亂革命陣營;利用共產黨的「左」傾擴大化錯誤,設陷阱,借刀殺人;派政客、特務對紅軍高級幹部進行策反。    
    蔣介石施行「離間計」,在一時間曾產生了作用,成為革命根據地肅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誘因;也曾引起某些地區人心浮動,少數革命意志不堅定者「反水」、投誠。但他的這一詭計適用範圍很有限。在策動警惕性高的人,尤其是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中間,卻沒有產生直接的效果,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


治篇第126節 「剿」撫兼施(1)

    「剿」撫兼施,消滅共產黨    
    和紅軍的計劃再次落空    
    文武兩手,「剿」撫兼施,是蔣介石在對待政敵,解決地方軍閥勢力經常使用並屢屢得手的伎倆。他把此伎倆運用於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力量,但卻計劃落空。    
    事例:    
    1933年,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在此前,蔣介石曾四次組織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均被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指揮根據地的軍民所粉碎。這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實行錯誤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實行戰略大轉移(後來成為著名的「萬里長征」)。蔣介石這次軍事「圍剿」得手了。    
    蔣介石並不滿足這一勝利,他的目標是將共產黨和紅軍斬盡殺絕,徹底予以剷除他說的所謂「赤禍」。在南昌坐鎮指揮第五次「圍剿」的蔣介石得知中央紅軍轉移的情報後,立即召集高級將領,進行追堵剿滅紅軍的軍事部署。在廣東、湖南、廣西幾省,沿著紅軍可能要經過的路線,部署了四道封鎖線。這些封鎖線雖然沒有阻擋住紅軍,但卻使紅軍受到慘重的損失,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即在廣西和湖南的交界處突破「湘江封鎖線」,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蔣介石仍不罷休,還在紅軍前進的方向,或布下「口袋」、或佈置很多部隊把守關隘、江防,前堵後追,親自坐鎮指揮,中央紅軍到那個省,他的「行營」就移到那個省,企圖將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徹底消滅。    
    他哪裡知道,此時的中央紅軍非彼時的中央紅軍了。遵義會議後,紅軍有了毛澤東的領導,使蔣介石處處被動,有時還聽從毛澤東的調動,毛澤東用兵如神,導演了「四渡赤水」的戰爭神話。蔣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設防,企圖使中央紅軍重蹈太平軍的覆轍,讓中共領導人成為「石達開第二」,可是,這一夢想又破滅了。    
    1935年6月,蔣介石對回顧追擊紅軍進行了反思,他在日記中寫道:紅軍「未得全殲,恐遺後患。是乃智慮學識不精之過」。蔣介石這個人是不輕易言錯的,看樣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揮不及對手。毛澤東等人率領中央紅軍穿過草地,與在川陝交界處的紅三軍團會合。蔣介石得知這一情報後,心情憂鬱,他感到「追剿」紅軍已經失敗,於是感歎地說:「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時,日本侵略者在華北製造各種事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蔣介石從其利益集團的前途著想,開始作對日戰爭的戰略準備。他想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同時也想借用共產黨的力量。於是在繼續對紅軍進行「圍剿」的同時,蔣介石想開闢與共產黨談判的路徑。於是,他多管齊下,在國內外尋找中國共產黨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聯繫。    
    1935年12月,蔣介石為了密謀「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發展」,特密派國民黨中央常委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帶領張沖(化名江帆南),假借歐洲德國、法國、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國訪問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蘇聯。儘管這次行蹤非常詭秘,卻沒有躲過日本特務的視線,日本媒體對陳立夫準備訪蘇予以報道。蔣介石怕得罪了美國、日本,指使陳立夫放棄訪問計劃。    
    在陳立夫去歐洲之前,蔣介石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打通與共產黨接觸的渠道,於1935年4月,派曾擔任過自己侍衛長的黃埔系學生鄧文儀出任駐蘇使館武官。賦予鄧的任務是瞭解蘇聯的態度,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建立聯繫。這一年的秋天,鄧文儀弄到一份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這個發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內容。中心思想是闡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核心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鄧文儀如獲至寶,立即寄給蔣介石。蔣介石從捕捉新的信息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決中共問題。    
    於是電令已經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職的鄧文儀,返回莫斯科,通過各種關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進行秘密接觸,商談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性。    
    鄧文儀回到莫斯科後,與王明聯繫上了。王明瞭解到鄧的身份及其意圖後,派潘漢年出面與鄧商談。潘在詢問中得知鄧是代表蔣介石與中共接觸的情況後,兩人開始就有關問題進行商談。當潘問鄧「國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國民黨既定的政策」時,鄧向潘談了蔣介石的戰略新的動向,說蔣介石想抗日,苦於兵力與不足。「目前國內有實力的只有國共兩黨,假如能聯合起來,像1925年的合作,一定有辦法。」他還講了蔣介石開出的具體條件。在潘漢年弄清鄧的意圖後,王明會見了鄧文儀,就國共合作的問題作了進一步交談。王明認為,國共兩黨的領導人都在國內,兩黨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鄧文儀希望王明回國一趟,親自與蔣介石進行直接談判。王明就此事向共產國際報告後,共產國際有關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須先交100萬元押金方可讓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國未果。    
    蔣介石急於與中共接觸,指示陳果夫、陳立夫和宋子文分別在國內尋找與中共接觸的管道。    
    陳立夫接受任務後,找來親信曾養甫具體承辦。曾養甫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鐵道部次長。他把這件事交給曾與周恩來同是「覺悟社」成員的諶小嶺。諶小嶺通過在北平任中國大學教授的呂振羽與北平中共地下黨組織接上頭。中共北平市委通過中共北方局請示中共中央後,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與國民黨當局接觸。


治篇第127節 「剿」撫兼施(2)

    1936年3月,周小舟作為中共代表,攜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以毛澤東等人的名義寫給曾養甫和諶小嶺的信,與曾養甫接上了關係,然後,與諶小嶺談判,由於雙方的意見相差甚遠,沒有什麼結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產黨與國民黨直接發生了聯繫。    
    宋子文通過宋慶齡找到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董帶著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以南京官員的身份去陝西。到達延安(時稱膚施)後,在張學良將軍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在那裡同博古見面,向他傳遞了國民黨當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談判的信息。    
    正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得知此消息後,致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向南京當局提出了五項要求。董健吾將密件默記在心,帶回南京,向國民黨當局傳遞,國共兩黨高層之間中斷八年多的聯繫接通了。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從蘇聯回國的潘漢年為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他由陝北來到上海,攜帶了毛澤東致國民黨一些中樞領導人、周恩來致陳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擬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等文件。陳立夫要諶小嶺函告周恩來,說明「現辦好太原行營護照六張,通過安全當可不成問題。談話地點以在廣州為最合適,因曾、陳二兄均在此,蔣先生在日內亦南來也。時間以10月底較妥。」    
    11月潘漢年在上海向陳立夫遞交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兩人開始談判。陳立夫則置中共中央的《協定》草案不顧,提出他們早已準備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對立的政權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人到5000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陳立夫所提出的條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裝,交出政權,從而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對於如此無理的要求,潘漢年當場予以拒絕,嚴正地指出:「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還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還說,蔣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了。    
    陳立夫聽了潘漢年的強硬的表態後,態度有所緩和,說剛才所談條件是蔣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來能親自出面談判,此事或許還有轉機。潘漢年回絕說:「在你們這種苛刻條件下,周恩來是不會出來和你們談的。陳說,請潘先生暫不把我說的條件報告給他,我想周恩來應該會來的。潘漢年說,如不把貴黨條件報告,「暫時停戰的條件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這樣,潘陳談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結束。    
    評析: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後,蔣介石用文武兩手,「剿」撫兼施,企圖徹底解決共產黨和紅軍力量。調動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武裝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後追,甚至揚言要中央紅軍長征成為「石達開第二」的歷史悲劇,儘管他的軍事部署很嚴密,但未能達到目的。    
    在日本加緊對華北的侵略,民族危機加重的形勢下,蔣介石多管齊下,派出多路人馬,國外、國內結合,以聯合抗日的名義,主動與中共聯繫,這是有識之舉。    
    經過國共雙方共同努力,使國共兩黨中斷了10年之久的關係再次聯繫上了。兩黨開始了接觸與非正式的談判。然而,國共兩黨的代表未能達成合作的協議。其責任在蔣介石。    
    第一,指導思想的錯誤。他的指導思想不是從民族和國家大局出發,而是以與中共接觸為手段,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尋求蘇聯對國民黨統治的支持;從其統治集團的私利出發,想兩手並用,武力不成,以安撫誘騙中共接受「收編」。    
    第二,缺乏平等的態度。談判是一個協商,求得共識的過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蔣介石國民黨當局以勢壓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臨下,名義上的合作,實則是搞「招安」、收編。    
    第三,缺乏靈活的策略,要中共領導的紅軍縮編到幾千人,要求朱毛離開紅軍出國。這樣的條件在中共代表拒絕時,沒有做出任何退讓,使談判進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已開始成熟,對蔣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編的把戲,是騙不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他們理所當然地回絕,即使今天的後人也會認同。    
    不過聯合抗日這已是大趨勢,蔣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後來張揚發動「西安事變」,終於把蔣介石逼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帶入政治生涯的輝煌時期。


治篇第128節 水溶不了「鋼」(1)

    「容」字加三點,水溶不了「鋼」    
    曹雪芹的《紅樓夢》,在描寫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時,把林黛玉比做「水」,賈寶玉為了追求純真的愛情,忘記了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被林黛玉這個「水」溶化了。可這是藝術,現實生活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們無法考究。而在蔣介石處理國共關係中,卻有一段「水」溶不了「鋼」的真實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的代表經過極其艱難的談判,於1937年9月終於達成協議,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兩黨合作了,蔣介石也沒有放棄限制、削弱、消滅共產黨的企圖。    
    南京陷落前夕,國民黨中央及其國民政府遷往武漢。適應這一變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來、博古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於1937年12月抵達「陪都」武漢。他們一到武漢就同蔣介石直接會談,周恩來就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決定共同綱領、出版日報、改造軍隊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蔣介石當即答覆說:「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見好轉,我想的亦不過如此」。此次會談,達成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的協議。蔣介石表示,今後兩黨關係,由陳立夫等與中共代表團共商一切。    
    此後,兩黨關係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劉健群起草共同綱領。當周恩來在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綱領時,國民黨代表卻堅持把它移到下次會議再議。共同綱領被無限期地擱置,兩黨關係委員會也就形同虛設。    
    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變化,是因為蔣介石在與王明等人會談時,回答周恩來的一席感人之言,並非真話。他內心所盤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機,削弱乃至消滅共產黨的力量。他的真實意圖是要「化多黨為一黨」,從組織上把共產黨吸收到國民黨裡面去,加以溶化,而對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和共同綱領等主要問題無意解決。    
    不久,國民黨在武漢通過官方報紙《掃蕩報》等掀起了一場「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宣傳運動,鼓吹「統一的團結方式,是用以大並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合而為一」,「這個合併,根據1924年-1927年的教訓,在實現以後,即不能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在國民黨外保存組織」。1938年2月,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時表示:對各派「唯願溶成一體(其意可為一黨)」他的簡短講話,已把國民黨輿論實質點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產黨。周恩來當即回答說:「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只有從聯合中找出路。」    
    1938年3月,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再次建議兩黨協商發佈一個共同綱領,建立一個各黨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解放聯盟。    
    這本來是蔣介石口頭答應了的事情,甚至說「我想的亦不過如此」,可是這時他卻反而認為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企圖要「大規模滲透本黨(國民黨)」。蔣介石接連兩次發表談話,表明對黨派問題的態度,他說,與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黨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黨派於一個信仰上一個組織下,共為國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說來說去,還是要從組織上把共產黨「溶化」掉。    
    在這裡值得說明的是,在醞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曾提出聯俄容共的方針,後來,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將孫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重新闡釋「三民主義」時闡述的有關思想,概括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容共」變成了「聯共」,孫中山實際上是「聯共」的意思。「容共」與「溶共」雖然只差「三點」,然而,其內涵卻大相逕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納」的意思,國民黨組織容納共產黨員,但你要以個人的身份加入。當孫中山要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時,李大釗對孫中山說,我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回答說,那不要緊,你一面做國際黨員,一面做國民黨黨員就是了。而蔣介石的「溶共」卻是要共產黨放棄「主義」,放棄自己的組織,以大吃小。    
    此時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轉到抗戰時期的右傾,只講團結,放棄鬥爭,並一味向蔣介石討好,在黨內外造成不良後果。王明的錯誤主張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周恩來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予以了抵制,並同蔣介石「溶共」主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由於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團中周恩來等人的抵制,蔣介石的陰謀未能得逞。蔣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發現王明沒有多大本事,對王的一味討好,也不太領情,毛澤東後來講到此事說:王明胭脂口紅送過去,蔣介石一個巴掌打回來。    
    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日漸成熟,蔣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說說而已,共產黨並沒有照辦。周恩來後來在中共七大上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談到這一歷史時說:「他們那時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們化了。國民黨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們沒有做賈寶玉,化不了。」


治篇第129節 水溶不了「鋼」(2)

    蔣介石在武漢抗戰時期「溶共」陰謀未能實現,他並沒有放棄,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對「溶共」政策作了系統的闡述。他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在報告和講話中說:「對中共是要鬥爭的,不好怕它。」「我們對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採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他,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會議通過的《整理黨務》的決議和《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文件,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為執行此方針,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    
    此後,在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配合軍事上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在政治上發動了強大的思想攻勢,蔣介石網羅一批政客、反動文人,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文章。反動文人葉青以研究三民主義為名,寫了不少文章攻擊共產黨,他極力貶低共產主義不能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因此,他做出結論:「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的歷史道路,失掉存在底根據」,共產主義「包含於三民主義之中,用不著共產主義了」,「請共產主義離開中國吧。」國社黨首領張君勱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於1938年12月,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信中以「軍隊應屬於國家」為由,要求共產黨將八路軍「完全托之蔣先生手中」;又以所謂「國家統一」為名,指責邊區政府為「封建割據」,要求取消邊區,還以共產黨既信奉三民主義為借口,提出要共產黨「置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張君勱公開信的實質也是要取消共產黨。    
    蔣介石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一時間引起中共內部和統一戰線內部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問題的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人紛紛發表文章,對蔣介石的御用文人的謬論予以批駁。毛澤東於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後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概念,並對中國革命性質、中國革命的發展階段、新民主主義綱領、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的聯繫與區別、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的關係作了精闢闡述,對人們所疑慮的問題進行了科學的回答,系統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蔣介石發動的「溶共」政治攻勢,再次破產。    
    評析: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後,蔣介石提出「溶共」的方針,企圖借合作之機,瓦解共產黨的組織,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他的這一陰謀未能得逞,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抗日戰爭需要調動一切力量,聯合起來一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是中國人民抗日的中間力量。蔣介石大敵當前,企圖通過「溶化」的手段,削弱乃至於消滅共產黨,違背了損害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    
    第二,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政黨。遵義會議的召開是開始成熟的標誌,此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統一戰線的方針、原則與政策。尤其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提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成熟了,毛澤東思想達到成熟。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有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科學理論的指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能夠純熟而恰當地處理中國革命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尤其是能夠游刃有餘地處理國共合作中的兩黨關係。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策略的靈活性,又聯合又鬥爭,蔣介石「溶共」企圖始終都不能得逞,蔣介石的權術已完全失效;同時,又把蔣介石拉住,不給他任何分裂國共合作、離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實。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雖然由於蔣介石頑固地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國共兩黨發生摩擦不斷,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沒有被打破,這使中國人民贏得抗戰勝利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治篇第130節 言和聲中藏殺機(1)

    瞞天過海,言和聲中藏殺機    
    瞞天過海,是指用至陰的方法,達到至陽的目的。此術兵家常用,自孫臏為了逃脫龐涓的殘害,施此計起,軍事謀略屢試不爽,唐朝大將薛仁貴擔心御駕親征的唐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棄東征,便瞞著他指揮大軍渡海征遼,因皇帝被稱做「天子」,所以叫做瞞天過海,成為歷史典故。此計策屬於中性,懷著不同的目的,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    
    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後,在處理兩黨關係時,經常使用類似此計的權術,用各種表達形式表現想「和」,實際暗藏殺機,以達到削弱乃至消滅共產黨力量的目的。    
    事例:    
    蔣介石施用瞞天過海的計謀的表象種種,僅列幾例。    
    例一:蔣介石保證「以後再亦無剿共的軍事」,接踵而來的卻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準備。    
    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九千多人,本著團結抗日,執行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的北上命令,從皖南雲嶺等地出發北移,6日,行至茂林時,突然遭到蔣介石密令埋伏的國民黨軍隊八萬多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被迫還擊,終因寡不敵眾,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封鎖消息,掩蓋事實真相。1月17日,蔣介石公然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    
    共產黨對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陰謀和暴行無比憤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佈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同時公佈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陰謀,並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在重慶,周恩來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並在《新華日報》上題詞曰:「為江南死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千古絕唱表示對蔣介石暴行的控訴,對死難者的哀悼。各階層的人士和海外僑胞對中共表示同情,對蔣介石的背信棄義、殘害抗日將士的暴行紛紛表示譴責。    
    在國際上,蘇、美、英等國對蔣介石的反共事件紛紛表示反對或不滿。美國總統代表居裡在訪華時,會見了周恩來,表明對此事件的態度,並在會見蔣介石時,向他正式聲明,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美國無法大量援華,並批評國民黨的對內政策。    
    僅僅半個月,不可一世的蔣介石頓時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動的窘境。此時,正值參政會召開在即,中共的參政員是否出席會議,對於蔣介石的影響至關重要,因為美國總統代表表示,要觀光國民參政會開幕,中共參政員出席必不可少。在各方面壓力下,蔣介石力拉共產黨出席參政會。中共方面以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軍長、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槍支等十二條,作為中共部分參政員出席會議的基本條件。    
    由於中共態度堅決,蔣介石於3月6日被迫在參政會上表示:保證「今後再亦無剿共的軍事」。與此同時,對中共及其新四軍進行了誹謗與攻擊,由於蔣介石的暴行很不得人心,極少人附和其反共陳詞,參政會草草收場,第二次反共高潮退潮。    
    為了減緩國內外的壓力,蔣介石做出友善的姿態。1942年8月,在重慶約見周恩來,說他將去西安,擬在那裡約毛澤東會晤,並連說了兩次,還要周恩來電告延安。周恩來分析蔣介石的態度,認為他目前尚沒有解決國共問題的誠意,建議改派林彪去會見蔣介石,探明情況,然後再決定毛澤東是否去。    
    12月,蔣介石在接見林彪時說:「中共是愛國的,是國家的人才。」他還表示,希望看到國共問題整個地迅速解決,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表面看來,國共關係似乎有所好轉,但事實上他仍無誠意解決任何具體問題,仍然採取「拖」的方針,並且正在醞釀發動新的反共高潮。    
    1943年7月,奉蔣介石的指令,胡宗南秘密調兵準備進攻延安。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得知這一重大軍事動向的情報後,立即電告毛澤東。毛澤東迅速採取若干應對措施。朱德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的名義致電蔣介石、何應欽等人,呼籲制止內戰,維護抗戰大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一電報在送交蔣介石、何應欽的同時,送交英美蘇等國大使館,並分發給在重慶的中外記者,把蔣介石的陰謀公之於眾。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的駐華大使向國民黨政府施壓,警告國民黨不得發動內戰。    
    周恩來抵達西安,緊急會見國民黨各軍政要員。《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中共中央發表了一系列揭露蔣介石發動新的內戰陰謀的文件。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中共以「宣傳閃擊」的方式戳穿了國民黨的反共陰謀。    
    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對,美、英、蘇三國的壓力和延安軍民嚴陣以待,蔣介石被迫改變反共計劃。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動。胡宗南命令原擬進攻邊區的部分軍隊撤退,蔣介石策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還未形成便被挫敗了。試想,如果中共不是及時掌握國民黨軍事行動的準確情報,如果不是毛澤東等人以高超的鬥爭藝術沉著應對,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可能對中國的整個抗日進程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


治篇第131節 言和聲中藏殺機(2)

    例二:台上握手,台上踢腳。    
    1945年8月,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蔣介石於8月20日,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此後,又接連向毛澤東發了兩封邀請電,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同商討」「目前各種重要問題」。他做出如此急迫的姿態,有其如意盤算,如果毛澤東不來,可以說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則可以用「和平談判」來麻痺共產黨,誘使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還可以爭取時間,調兵遣將。    
    毛澤東從大局著想,為了爭取和平建國,接受了邀請,於8月28日,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率團乘坐美國飛機從延安飛抵重慶。    
    毛澤東等人到達重慶後,立即與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代表進行談判。可是,此時的蔣介石對談判毫無準備,他沒有想到毛澤東會接受他的邀請,赴重慶與他談判。    
    談判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個是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交換意見,另一個是兩黨談判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人之間的談判。在重慶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共會面達11次,大多數在公開場合;個別是兩人幾次重要的會談都是秘密的,有時沒有任何其他人在場。    
    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蔣介石在他的林園官邸設宴,歡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這是自蔣介石叛變革命,事隔18年後,毛蔣兩人的再次見面。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其實,蔣介石在政治問題上從來沒有有過什麼「極度之寬容」,無非仍是想作出一些開放民主的空頭許諾;有一點倒是確實的,那就是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於所謂「統一政令軍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的存在。這是他的原則。    
    至於,如何具體進行談判,沒有怎麼細想,國民黨方面沒有做準備,當周恩來向國民黨方面提交對談判的十一點意見。而國民黨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談判方案。這表明他們對談判缺乏誠意。    
    在毛澤東來重慶與他初次見面時,蔣介石說:「任何問題皆可以坦白提出,盡量發表意見」,但實際上,他既不打算承認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兩黨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    
    談判在軍隊整編、根據地政權等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爭論激烈,談判的局面是,談談停停,停停談談。代表談不攏了,兩人最高領導人直接晤談,有時赫爾利出來調停,說是調停,其實,他是壓中共接受蔣介石的苛刻條件。前後,經歷了四十三天,於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字時,毛澤東在場。而蔣介石姍姍來遲,他穿軍裝,佩帶特級上將領章,掛著佩劍,與毛澤東握手。    
    在毛澤東返延安前,蔣介石與毛澤東會見了幾次,並作了兩次長談,蔣介石對毛澤東說,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還說,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都有專長,我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最後,蔣介石面帶悲觀的神氣說,這次沒有解決好。毛澤東回答說,很有收穫,主要是方針,確定了和平建國的路線,我們擁護。    
    蔣介石這些話聽起來很是有點感人。其實他在背地寫的、講的是另外的內容了。關於解放區問題,他一口咬定,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在他的日記中,照舊使用「共匪」之類的字眼以及一些惡毒的詞句來稱呼、咒罵中共,並「甚歎共產黨之不可與同群也」,由此可見,蔣介石當時對毛澤東所說的一些話是非常虛偽的。而且在和談期間,正在備戰。    
    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和何應欽就密令各戰區印發1933年「圍剿」紅軍時編纂的《剿匪手冊》。美國以接收的名義幫助蔣介石大規模地向華中、華北運兵。陳誠的部下當時揚言:「談什麼判,佈置好了就動手。」為了迫使中共就範,他一方面裝模作樣地與毛澤東談判,一方面卻暗地調兵遣將,去進攻解放區。胡宗南、劉峙、閻錫山的部隊都蠢蠢欲動。    
    談判期間,雙方的軍隊進行了上黨戰役。上黨屬於我晉冀魯豫解放區,8月下旬,閻錫山部向上黨地區進犯。從9月開始,經過四十多天的戰鬥,大體消滅了閻錫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毛澤東聽到上黨大捷的消息後,高興地說:「打得好!打得越大越勝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評析:    
    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共同綱領,也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遇事談判協商,是主要的政黨調節機制。國共兩黨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之外,有著不同的利益目標追求,矛盾與紛爭不可避免。應該通過公開、平等、真誠的談判協商,求得解決或尋找解決的路徑。    
    蔣介石在兩黨再次合作後,仍把共產黨視為「異黨」,欲將其置於死地。這種圖謀背離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於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瞞天過海」術,置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顧,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受到國內外的嚴厲譴責,為了欺騙輿論,緩解壓力,信誓旦旦言「以後再亦無剿共的軍事」,而接踵而來的卻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準備;在抗戰勝利之初,一方面發出和談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在積極備戰;在重慶談判協商過程中,隱蔽自己的真實企圖,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示陰求陽,詭秘狡詐,這一行為與共產黨人大公無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陰謀狡詐可以得逞於一時一事,不可能長久。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以兩手對付蔣介石的兩手,文來文對,兵來將擋,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在戰場也沒有讓他得到,不僅沒有讓他佔上便宜,反而消滅了他的數萬人軍事力量。這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最後賠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治篇第132節 以大欺小(1)

    以大欺小,民主黨派被「逼上梁山」    
    各民主黨派除致公黨、農工民主黨(第三黨)外,多數成立於抗戰前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其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是中間階級。就多數而言,它們期望在中國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發展資本主義。在較長時間裡,他們的政治態度是相對傾向於國民黨的,對被壓迫、被屠殺的共產黨予以同情,基本沒有掌握武裝。本可以與執政的國民黨相安無事。然而,蔣介石的「異黨」理念根深蒂固,獨裁成癖,根本不給民主黨派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以大欺小,恃強凌弱,迫其就範,卻適得其反,把民主黨派逼上了反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黨派在中國政治舞台出現比較晚,中國致公黨1925年在洪門致公黨的基礎上,成立於美國舊金山,其主體是海外華僑。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對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殺政策,逼出了一個「第三黨」。    
    第三黨的主要領導人是鄧演達、譚平山。鄧演達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大革命時期他是國民革命軍的重要政治領導人之一。曾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部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譚平山是中共創建時期,廣東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國共合作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他們都是被「通緝」的對象,鄧演達流亡蘇聯,而譚平山參與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由於「左」傾盲動主義統治的中央對失敗後的南昌起義做出不公正的評價,對起義的領導者給予了處分,譚平山被開除了黨籍,從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針的小船一樣痛苦。」    
    在鄧演達、譚平山的號召和影響下,一批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期望在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與反革命兩條道路中間另辟一條出路,即所謂第三條道路。1928年春,譚平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選舉鄧演達為總負責人(鄧回國前由譚代理)。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與譚平山、章伯鈞、李世璋等人籌備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這個黨堅持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在政治主張,鮮明地提出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並將平民政權的前途定位為社會主義。因其政治主張既不同於背叛革命後國民黨,又不同於共產黨,故他們自稱為「第三黨」。    
    第三黨十分重視武裝鬥爭,他們力圖建立革命的軍隊(這不同於後來相繼成立的民主黨派),並付諸於實際行動。鄧演達利用他過去的特殊身份,積極在黃埔軍校學生中活動,策動武裝起義。蔣介石對其又恨又怕,擔心動搖了他賴以生存的黃埔嫡系的基礎,下令緝拿,1931年8月,鄧演達在上海給江西起義幹部訓練班學員作政治報告時,因叛徒的出賣而被捕,蔣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為名,企圖收買,並說蔣介石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鄧演達嚴詞拒絕。蔣介石誘降失敗,而且正面臨下野的危機。這時,戴季陶向他進言:「今日可怕的敵人,不在汪(汪精衛)陳(濟棠);能動搖根基,分散黃埔革命力量的,除鄧演達之外無他人」。此語與蔣介石一拍即合。同年11月,將鄧演達殺害於南京。    
    鄧演達犧牲了,第三黨作為第三種力量繼續地戰鬥著,隨著時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改稱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蔣介石製造「千古奇冤」,受震驚的民主黨派結成民盟。    
    在抗戰前夕,出現一些叫法不一的類似政黨的團體。包括中國致公黨、第三黨在內的黨派組織都不大。它們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中間,為了生存,更為了在抗日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希望與執政的國民黨和平相處。而蔣介石製造的「皖南事變」,把它們驚醒,促使小黨派結成「民盟」。    
    「皖南事變」使各民主黨派進一步看清蔣介石消滅異己的獨裁本質,其對待政見不同的黨派採取如此卑劣、凶殘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們不寒而慄。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對國民黨、蔣介石大為失望,他們認為「皖南事變不僅是國共兩黨問題,而且是民眾與反動派勢力鬥爭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各中間黨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勢孤力單,既無力促使國民黨實施民主政治,也無力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解緩衝的作用,而且面對國民黨恃強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當時,梁漱溟、黃炎培在國共兩黨之間調停,未見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和第三黨的章伯鈞、國家社會黨羅隆基、中國青年黨左舜生等、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等、鄉村建設派的梁漱溟、及無黨派人士張瀾等人,在重慶多次秘密集會,「三黨三派」的領導人商討加強中間派組織,建議組織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同盟。關於組織政治同盟的目的,黃炎培指出,大家不應該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的責任,「吾輩調解國共,必須有第三者的明確立場和主張。」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會在重慶秘密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宣言和簡單,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民主政團同盟,基本上是團體會員,由三黨三派為主的多黨派組成的聯合體,是一個階級聯盟性質的黨派。各小黨派結成「民盟」,增強了政治影響力,「是民主運動的生力軍」。    
    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在國民黨統治區沒有合法地位,繼續受到國民黨的排斥與打壓。而共產黨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梁漱溟在香港正式出版《光明日報》,發表「啟事」宣告民盟成立,不久《光明日報》成為民盟的中央機關報。國民黨政府對民主政團同盟不能容忍,勾結香港英國當局搜查《光明日報》社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    
    當梁漱溟在香港籌備《光明日報》的時候,中共駐香港辦事處給予了具體幫助支持,周恩來在重慶,與民盟領導人商談國是,對他們予以政治上的幫助。民盟對中共也給予很大支持。當國民黨當局拚命攻擊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極力醜化敵後抗日根據地時,黃炎培、章伯鈞、左舜生等人冒著風險,親赴延安考察,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進行開誠佈公的會談,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對延安有了深刻的瞭解,黃炎培秉筆直書所見所聞,出版了《延安歸來》一書,他得出的結論:「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延安五日,益增我中國共產黨的敬仰。」他們客觀公正地反映在延安的觀感,在消除人們因國民黨當局的誤導產生的偏見起了很好的作用。    
    蔣介石製造「千古奇冤」,本想削弱共產黨的力量,嚇唬不滿意其奉行的錯誤內外政策者,卻事與願違,「皖南事變」成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嶺,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中間勢力的政治天秤傾向共產黨。    
    抗戰勝利後,中間黨派重新燃起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希望,蔣介石撕毀舊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使它們的希望破滅。


治篇第133節 以大欺小(2)

    1946年1月,根據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協定,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歷時22天。在主張和平反對內戰、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這些基本問題上,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派同中共有很多共同點,中共代表與它們事先協商,共同行動,克服國民黨的嚴重干擾,使會議達成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政協協議規定,改組國民黨一黨政府,成立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委員的一半由國民黨以外的人士擔任。改組後的政府作為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到實施憲政的過渡時期的政府,負有召集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的任務。會議通過的憲法草案規定,立法院為相當於議會的最高國家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並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權的這種體制,相當於英國或法國的議會制和內閣制。這對於蔣介石的獨裁政體是一種限制。    
    政協協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間黨派政治主張,有利於衝破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於和平建國,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人民,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它激起了中間黨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望,使他們感到成為振奮。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標誌:誰反對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誰要破壞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    
    在政協閉幕會議上,蔣介石致閉幕詞說,會議通過的各項協議,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須十分尊重,一俟完成協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他的話說得很動聽,實際上,卻對政協的結果非常不滿。2月,在南京軍事會議上,他說,共產黨野心很大,要使國民黨失敗,以便在全國實現蘇維埃制度。陳果夫也說「中國實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未健全之際,頗有踏覆轍之可能。」    
    蔣介石背信棄義,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協議,發動了全面內戰。1946年11月,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違背了政協協議關於聯合政府責任制的原則,恢復了「五五憲章」中的總統獨裁製,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國家制度。    
    蔣介石宣佈民盟等民主黨派為非法,把各民主黨派「逼上梁山」。    
    蔣介石違背人民意願,發動新的內戰,違背民主潮流,執意獨裁,把自己擺在與全國人民為敵的位置。在全面內戰爆發在即,民盟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內戰,說,誰挑起內戰,誰就是人民公敵,全國共討之。蔣介石撕毀協議,發動內戰,把自己擺在與人民為敵的地位,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堅決反對他們的倒行逆施。    
    1947年7月,蔣介石提出《戡亂總動員令》。不僅中共早已被稱作「匪」處於被屠殺的地位,而且各民主黨派也被定為是非法的政黨。蔣介石親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務頭子舉行秘密會議,佈置對包括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內的愛國民主人士的大規模迫害,民盟被迫宣佈解散,各民主黨派也被列入取締的範圍,被迫轉入地下。    
    物極必反,各民主黨派並沒有屈服於蔣介石的暴力,投入為「打倒蔣介石」而鬥爭的行列1947年11月,國民黨民主派在香港召開聯合代表大會,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此後,民盟、民建、民進、農工、致公、九三學社、台盟等相繼開會或通過其他形式表態,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們的代表人物應中共的邀請,陸續到解放區,後來到北平,參與了籌建新中國,參加了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與中共一起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與中共的合作,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基礎。    
    評析:    
    民主革命時期,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中國有三大政治力量,一是國民黨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二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及其處於下層地位的知識分子;三是以中間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各民主黨派主要代表中間階級的主張與政治要求。各民主黨派都是比較小的黨,但他們中所云集的是知識精英,並且在中間勢力尤其是中間階級中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繫。他們在國共兩黨的博弈中,常常能夠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蔣介石無視各民主黨派,依仗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甚至妄想將它們置於死地,結果把各民主黨派「逼上梁山」,使自己失去了中間階級的支持。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從政治倫理角度說,是不道德的,從政黨制度角度說,是違背潮流的,一個不道德、違背歷史潮流的統治集團,終究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治篇第134節 以黨治國,政體難順

    蔣介石把國民黨領上了執政黨地位,他依托這個黨,在中國政壇上,縱橫捭闔,一人獨尊,在大陸風光了數十年。    
    他視黨如命,在他幾起幾落時,政權有過暫時的讓渡,可黨權、軍權緊緊在握,不讓給他人。他也看重黨的建設,但基本上不是用現代政黨理念與方式治黨。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的權術影響與改造了國民黨。    
    以黨治國,一黨專制,且以權術作為治黨的主要機制,使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    
    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官方用語中,「黨國」是使用頻率最多的詞語之一。在他們的意識裡,國家是國民黨一黨的,國民黨即是國家和政府的代名詞,以黨治國,一黨專制,天經地義。    
    事例:    
    以黨治國發軔於「訓政」之初。蔣介石的所謂「訓政」,就是要由國民黨來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實際上就是國民黨一黨專制,以黨治國。在「訓政」伊始,蔣介石強調,必須「以黨治國」,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完全聽命於國民黨。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常委會通過的《訓政綱領》,把國民黨法定為最高訓政者,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法定為最高權力的決策機構,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定為指導全國實行訓政、監督指導國民政府重大政務施行的機構。1931年,在蔣介石包辦下召開的「國民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這個《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確立了以黨治國的法理。    
    1943年,國民政府改制,在形式上有些細微變化,但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原則沒有改。國民政府委員、五院正副院長、國民政府主席都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國民政府主席不是對全國人民或全國人民選出來的代議機關負責,而只是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便是國民黨的政府。    
    蔣介石撕毀政協協議後,1946年年底,國民黨單獨召開「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宣佈訓政時期結束,憲政時期開始。作為國民黨執政通過的第一部正式憲法,比較全面地規定了國體、政體、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和基本國策,在形式上也確定了一些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條文,但這部憲法的基本內容與精神並非民主政治制度,以黨治國、一黨專制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    
    以黨治國,實質上是一黨獨權,越俎代庖,以黨代政,弊端不少,加上,蔣介石在實際操作中,加進權術色彩,使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政制很不順暢。    
    在權力配置上,高度壟斷,個人獨裁。在訓政時期,國民黨獨攬大權,政務包辦,蔣介石獨裁;在宣佈進行所謂「憲政時期」後,雖有兩個御用小黨分享一點殘羹剩菜,也只不過是裝飾而已,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如故。    
    訓政初期,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主席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民政府接見外使,並前行或參與國際典禮」,同時兼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1928年,他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後,不滿足組織法規定給主席的象徵性權力,為了進一步擴大主席的權力,1931年6月召開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應他的要求通過修改了《政府組織法》,這個《組織法》規定,主席不僅有公佈一切法律、命令的權力,而且還有不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提請國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長、陸海空軍正副司令及直屬國民政府各部會和五院各部長的權力。後來由於派系之爭,他居於下風,於12月辭去副主席職務,由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了使自己手中的權力不因此而喪失,蔣介石在辭去主席職務的前兩天,便授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又將主席權力大大削減。1943年8月,林森病死後,蔣介石又由此代理主席,到擔任主席,同年9月,又把國民政府組織法改過來,恢復了原來主席的職權。    
    蔣介石攬權成癖,非集權於一身不可。1943年國民政府改制的核心,是使國民政府主席不僅能「負實際政治責任」,而且可以肆意集權,實行獨裁。主席對外代表國家,對內兼陸海空軍大元帥,提名五院正副院長,並使掌握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種權力的五院正副院長對他負責;主席任期三年,但可無限期地連選連任,只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而國民黨總裁就是他,他可謂「君臨一切」,把大權全置於自己手中或控掌之下。他還兼任了數不清的職務,國民參政會副主席團副主席、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事總處主任、中央軍官學校校長、「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董事長、中央設計局總裁,等等,頭銜之多、權力之大,空前絕後。    
    在政制組織機構的職能上,始終沒有理順。政制機構的設置,還是孫中山提出的「五院」制,背離「五權」分立、權力制衡的原則,而是實行「五院分治」,由主席統攬。最初之所以要設「五院」,一個重要原因是適應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為那時「有功的人物至眾,唯有龐大的五院政府才能夠容納他們」。只有設立平行的五院,才能調和彼此之間的利益。難怪一個外國記者當時稱,國民黨實行五院制的政制,是「兄弟間的分贓協定」。    
    五院制國民政府組織,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即:國民政府本身,即主席、國務會議、輔助和直屬機構;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各部會。五院制國民政府概括起來,就是國民政府總攬「治權」,五院分別執行「治權」。以後,也有多次大的變化,政制始終沒有理順,在五院與國民政府本身,五院院長與政府主席(後為總統)之間的職權劃分,變來變去,沒有定制,當然萬變不離其宗,一切變動都服從於蔣介石獨裁。    
    在機構設置上,照顧利益關係,因人而變,疊床架屋,人浮於事。除了上述三層次,定編設員外,還設置了很多輔助於機構,尤其是蔣介石的即興之作不少,這樣的運動那樣的中心,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臨時機構增設,由蔣介石「欽定」即可,到了抗戰後期,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機構膨脹,人浮於事,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龐大的行政費用開支,不堪重負,這是當時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權力運作方式上,特務政治介入,把權力的使用異化為暴政。以黨治國,一黨專制,人民沒有民主可言;而且低效無能的政府不僅不能給人民帶來福祉,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眾不堪重負,常用各種形式表示不滿與反抗。蔣介石獨裁,也在國民黨內樹敵眾多,常有分庭抗禮之舉。為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和自己的獨裁,蔣介石建立了龐大的特務機構,分兩大系統,即「中統」和「軍統」。這兩個特務機構在活動範圍、行動方式和機構設置上有所不同,但都聽命於蔣介石。軍統特務的頭子是戴笠,軍統特務要員沈醉後來說:「戴笠是佩在身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於窺伺主子意圖,最博得蔣介石歡心的一條忠實、兇惡的走狗。」    
    受蔣介石指使的特務組織,為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綁架,暗殺其政敵,屢見不鮮;肆意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者、革命群眾,殺人如麻;壓制民主,鎮壓民眾的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流血慘案,罪惡屢屢,罄竹難書。高壓政治,壓而難服,國民黨置政權於與人民為敵的地位。    
    評析:    
    以黨治國開始於國民黨「訓政」之初。這是與民主政治完全背離的治國方略,弊端種種,從國民黨執政地位自身考察,最大的弊端就是以黨治國,導致政體不順,在權力配置上,高度壟斷,個人獨裁,所謂民主集中制只是閃爍其詞的空話、假話,這是導致國民黨政壇紛爭不斷,沒有多大內聚力的體制性的原因;在政制組織機構的職能上,難以理順,朝定夕改,規制失范;在權力運作方式上,特務政治介入,把權力的使用異化為暴政。    
    而紊亂的政制,使蔣介石的權術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確獲得了很多很多。然而,1949年,在國民黨腐朽政權即將傾覆之際,他玩弄「下台」的把戲,以愚弄「天下」,挽救失敗的命運時,卻再也不靈了。覆巢之下無完丸,蔣介石在大陸的一切政治權力與其「黨國」一起被砸得粉碎。


治篇第135節 閹割「主義」,黨魂不存(1)

    蔣介石提出,要喚醒黨魂。他自詡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要把國民黨建設成真正的三民主義的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宣言》提出「從組織與理論上建設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建目標。不過他所說的三民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尤其是與他的新三民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閹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黨魂蕩然無存。    
    事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與進俱增的革命理論。1905年,在創建同盟會期間,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概括為三民主義,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經歷了爭民族獨立、爭民權解放、爭民生幸福的三個階段,「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此後,他和他的戰友們對三民主義進行闡發、宣傳,並指導革命實踐。在這一革命思想指導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國。辛亥革命後,他的思想曾出現過迷茫,他認為前面兩個「主義」的目標已經實現,因此,提出「一民主義」,宋教仁血案發生後,他再度打起民權主義的旗幟,主張「二民主義」。到了1919年,再次重申「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規約》總綱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此後,他潛心研究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研究與進一步闡發三民主義,增加一些新內容,即中國革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內容。    
    以醞釀國共合作,改組國民黨為起點,在他逝世前的兩年裡,把三民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合乎時代潮流的新解釋,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中強調了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孫中山在大會講話時特別強調:「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眾為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時代!不如此是一個無目的無意義的革命,將永久不會成功!」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回答與明確了國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革命目標和團結和依靠的力量,是新三民主義的靈魂。    
    蔣介石口口聲聲講的三民主義,是閹割了「靈魂」的三民主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完全拋棄了「三大政策」,他對共產黨使屠刀,而正是這個黨誠心誠意地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使一個正在「墮落中死亡」的政黨煥發了青春;共同掀起大革命高潮,推動與支持北伐戰爭;把屠刀對準工農革命群眾。他不僅放棄了反帝的綱領,而且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維護其在華利益,為了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援助,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他不但不反封建主義,反而與封建勢力相勾結,殘酷壓迫與剝削貧苦農民,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精神蕩然無存。他打著「訓政」的旗號,愚弄民智、強姦民意、壓制民主、剝奪民權、不顧民生,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主精神蕩然無存。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閹割、被拋棄,他所要堅持的,是三民主義中,主要是舊三民主義中的消極的因素。孫中山的理論如同任何一種革命理論一樣,經歷了一個從不成熟到比較成熟的過程,孫中山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增加新鮮內容,摒棄錯誤的、不合時宜的內容,同時,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在舊三民主義中存在某些消極的內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在他的思想中出現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思想傾向;強調黨內集權,要求黨員絕對服從領袖;在國共合作過程中,他一方面強調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卻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包含在他的民生主義中,他要「畢其功於一律」,如他的世界觀上的二元論。    
    蔣介石把這些消極的東西,加以堅持與放大,正如當年張聞天批評蔣介石的假三民主義時所說的,假三民主義的反動性「在於削弱與掩蓋三民主義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與發展了三民主義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極的與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為不徹底的、富於妥協性的或片面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    
    蔣介石還在三民主義中塞進了沒落、腐朽、反動的思想內容。    
    首先,移植封建倫理思想,使三民主義儒學化。使三民主義儒學化,戴季陶是開創者,他大力宣揚「仁愛是人類的天性」等觀點,用以反對階級鬥爭學說,反對國共合作。蔣介石強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義。    
    一是用「致良知」解讀「知難行易」。「知難行易」,是孫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動時提出的,當時強調「行易」,是為了鼓舞人們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強調人自身的修養,提倡從人性本源出發,從自我做起。1932年,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的報告,認為,要闡明「知難行易」的道理,必須借助於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認為,孫中山不僅承襲了孔孟,與王陽明有師承關係。    
    其實,孫中山所說的「知難行易」,雖然借助了中國古代的知行觀,但所表達的思想卻是全新的,在認識對像上,孫中山強調應以整個宇宙為對象,人們的正確的認識是建立在科學和哲學的理性思維的基礎上的。這與王陽明以心為對象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王陽明所講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孫中山所講的「良知」是主義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陽明的「致良知」來解讀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是要轉換命題,是要強調,「知識」的「知」難通,不必強求,你們「行」就可以了,「主義和方略」那是我們的事情,要黨員、民眾老老實實地聽從他的一套,這無疑是要黨員盲從,要民眾順從,是一種愚民的理論。    
    二是尊孔復古,倡導封建綱常倫理。蔣介石在他的「倫理建設」設想中認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負政治責任者的生活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政治應該由各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他把「四維」(即禮、義、廉、恥)八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與復興民族」的起點。他要求人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他解釋說:「『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1943年,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書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思想。他說:「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甚至一再聲稱,中國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來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治篇第136節 閹割「主義」,黨魂不存(2)

    孫中山的民主思想與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顯的區別,其關節點在是對民的政治地位的認定上,孫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張「人人平等」,主權在民,權由民予。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則「君臨天下」,權由君一人獨攬,根本沒有什麼平等可言,所謂「以民為本」中的「民」,也只不過是人治社會的一種「子民」思想,蔣介石用「民本」思想,詮釋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實質上,要用「偷天換日」之術,用儒家思想頂替三民主義中的民主精神。儒家化了三民主義,民主精神蕩然無存。    
    其次,引進法西斯主義,為暴政張目。1931年5月,在南京政府召開的國民會議上,蔣介石公開提倡法西斯主義。他在致開幕詞時說: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說為依據,以工團組織為應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先後。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國家主義,即為神聖縱橫發展,遑恤其他。」他認為,在當今世界上有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蒂三種政治理論。共產主義理論「不適合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自由主義的理論「高唱自由」,「各據議席」,使「群疑滿腹,眾難塞胸」;唯有法西斯的政治理論,能保證「最有效能的統治權」。他及其御用文人對這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形成有明顯蔣記色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其主要特徵是:    
    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認為,政治以人為本,政治應該由個人對家族、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蓄意抹殺階級社會的階級存在的事實,以圖掩蓋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本質。解釋國家職能時,抄襲德意法西斯理論中有關國家的論點,把國家這個階級壓迫的工具說成是一個生命體,目的在於掩蓋國民黨政權對人民、對共產黨施行的暴政,要廣大民眾心悅誠服地做這個生命體中的一個細胞,任其壓迫、奴役與宰割。    
    在組織上,排斥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黨派,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資源壟斷的理論。他認為中國要在世界上謀生存,沒有第二個合適的理論,唯有他的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統一中國,必須確定「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他不允許其他黨派存在,他說:「以黨治國,就是國民黨治國」,「在革命沒有成功,三民主義沒有實現以前,不能允許有第二個黨來攻擊國民黨,使得國民黨失敗。」    
    在權力配置與運作上,強調高度集權,宣傳獨裁合理,強化特務政治,施行高壓政治,壓制民主和任何越軌的政治行為。他認為,唯有法西斯蒂能保證「最有效能的統治權」。特務組織復興社的綱領公然宣稱在中國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說法西斯蒂是中國唯一的救世主。在陳立夫親自主編法西斯頭子傳記中,公開說中國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現了一個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人物就是蔣介石。    
    為了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真經」,使法西斯主義在中國落戶,他還派特務頭子鄭介民組團到這些國家考察,學習其法西斯統治的方法,並聘請德國高級顧問,直接來華傳授他們的理論。與此同時,大張旗鼓地宣傳,為法西斯主義鳴鑼開道。一時間,法西斯頭子的傳記、語錄、《蔣委員長講話集》、《法西斯與三民主義》等,氾濫成災,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評析:    
    「主義」是一面旗幟,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是指引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旗幟。三民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孫中山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地總結正反經驗,吸收科學的理念,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這是經過改組後的國民黨的黨魂。蔣介石叛變革命,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蔣介石要喚醒黨魂,然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和民主精神被閹割,「主義」只剩下個空殼,黨魂不存。他從中國故紙堆中,翻出封建政治倫理,移植於三民主義,從西方思想武庫中,撿回最反動的、為民主國家嗤之以鼻的法西斯主義,塞進他的三民主義大口袋裡,這個「主義」已腐爛變味。用這樣的理論治黨,越治越亂,越治越糟,指導理論的陳舊腐朽,必然導致受其指導的政黨的落後與變質。


治篇第137節 派系林立,黨基塌陷(1)

    鞏固黨基,是蔣介石唸唸有詞的又一個黨建任務。他所說的黨基,主要不是講國民黨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因為他是不願意公開承認國民黨的剝削階級屬性的;主要說的是組織建設。這也只能是一個空頭支票,因為國民黨組織建設的頑症是派系林立,內耗不止。究其根源,固然有歷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蔣介石帶頭結黨營私,拉幫結派,使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此起彼伏,久鬥難了。可以這樣說,自蔣介石把國民黨領上執政黨地位之日起,它的基礎就已塌陷;而蔣介石多次搞的「整理黨務」,整頓組織,實為打壓黨內異己力量的手段,結果是越整越亂,越治越散。    
    事例:    
    蔣介石為了攫取更多的權力,實行獨裁統治,常常是主動挑起黨內紛爭。拉汪打胡也好,拉胡排汪也罷,扣胡風波也罷,基本上是蔣介石運用權術,挑起的紛爭,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從中獲得很多政治利益,應該說,派系林立,黨內紛爭不止的源頭在蔣介石身上。他使用權術,攫取越來越多的權力,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實行獨裁統治,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的鬥爭。    
    派系林立,導致無序競爭,元氣大傷。無序競爭,使國民黨政治生活中,出現許多怪現象。1931年11月,召開了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一大怪事。其緣由在於蔣介石急於想當總統,擔心國民會議,不會通過設總統一職的動議,搶先發言,稱「總統問題不必提,亦不應提」的談話,引起政敵的不滿,元老派胡漢民和太子派孫科聯手發難,搞得蔣介石很狼狽,他指使特務將胡漢民扣押起來。由此引發了寧、粵紛爭。    
    胡漢民被釋放後,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在上海會晤,表示捐棄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舉行的所謂和平會議,實為分贓會議,達成妥協,由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廣州非常會議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數量相等的中央委員。於是,寧方國民黨四大在南京開幕。滑稽的是,蔣介石在大會上致開幕詞的題目卻是《黨內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國民黨要「精誠團結」,團結是這次會議的兩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廣州也召開了一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譴責蔣介石、張學良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堅持必須以蔣介石下野為寧粵合作的先決條件。由於意見不一致,孫科、汪精衛率領他們的人馬從廣州的「四大」分裂出來,到上海,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2月,又召開了一個國民黨「四大」,這樣幾乎在同一個月,寧、粵、滬三處開了國民黨「四大」,真可謂開了政黨會議的先河。    
    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上,發生行刺風波,是國民黨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大奇聞。1935年11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代表合影留念時,發生了槍擊汪精衛的事件。在這裡,暫且不議論行刺者的動機如何,只看此事件發生後,在國民黨內所引起的相互指責、猜疑,就可以看到派系建成的隔閡根深蒂固。汪派一方,認為是蔣介石指使特務所為,理由是蔣介石在合影前,自己稍稍離開,再就是蔣介石有對政敵下毒手的劣跡記錄。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與蔣介石大吵大鬧,說:「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麼要派人下此毒手!」    
    再一大怪事,那就是國民黨中央作出開除與恢復黨政要員黨籍之事,不勝枚舉。誰掌控中央大權,就要下一紙開除、通緝對手的命令,而沒多時日,又是同樣的中央、同樣的掌門人,下令為他們恢復黨籍;當然也有這一派開除那一派黨首的黨籍,那一派開除這一派黨首黨籍的。之所以如此,因為在國民黨內雖然派系林立,但沒有定勢,沒有長久的朋友,也沒有長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今天桂系與粵系聯合起來反對蔣系,明天,桂系又與蔣系聯合起來倒粵系,派系紛爭經久不息。蔣介石早就看出這一弊端,他在1931年召開的四大上指出,這幾年來,內部糾紛不停,國民黨支離破碎,「國民革命的生機幾乎斷絕」。如何解決,他沒有辦法。    
    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這種影響力從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內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內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貫,或因學校,或因隸屬,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歸根結底是利益關係的不同,在國民黨這個特殊的政治土壤裡,都可以生長出新派別,可以無窮地分裂下去。    
    這種排他性,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相互掣肘。一方遇險或遇難,大多的情況下,不是相互支援,而是觀望,幸災樂禍,更有甚者,是落井下石,借刀殺人。在淮海戰役中,蔣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30萬大軍被解放軍圍困,危在旦夕,這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心急如焚,下令調暫時歸白崇禧指揮的蔣嫡系宋希廉部增援。白崇禧堅決不准宋離開,嘴裡說大戰區離不開宋希廉部,內心裡卻是希望蔣的嫡系損失。蔣奈何不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王牌部隊被消滅。    
    派系林立產生的離心力,使國民黨軍隊瀕臨崩潰。蔣介石自成體系,排斥異己,黨心、軍心渙散,離心離德。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地起義,起義當然主要是對蔣介石獨裁、內戰的厭惡,但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誘因,那就是蔣介石厚此薄彼,打壓、乃至千方百計地削弱非嫡系部隊。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師以上的重大起義達60餘起,起義兵力達114萬人,占國民黨總兵力的1/7。如遼沈戰役中,曾澤生部的六十軍起義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曾雖然也是黃埔軍校高級班學員,但由於他歸屬滇軍,長期受壓,1946年受命開赴東北,鎮守長春。在此前不久,蔣介石對滇系進行了打擊,改組雲南政府、免去龍雲的軍政職務,滇系與蔣的矛盾加深。長春被圍,國民黨空投糧食,首先滿足蔣介石嫡系部隊新七軍,引起曾部極大不滿。在共產黨的策反下,舉行起義,蔣介石嫡系被俘或被殲。這裡說的雖然是軍隊的起義,但率領起義的都是國民黨員,沒有他們的命令,起義是無法進行的。


治篇第138節 派系林立,黨基塌陷(2)

    派系使得黨基塌陷,還表現在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因不堪蔣介石的獨裁與高壓,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而另組新的黨派上。抗戰勝利前夕和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秘密成立了三民主義同志會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前者由譚平山、柳亞子、陳銘樞等人發起,後者的主要發起人是李濟深、何香凝。可以說,這些人如同他們黨的名稱一樣是國民黨的促進派,很多是黨內的精英。但他們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所不容,不得不重新組建革命的新黨派,以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發揮更大作用。1947年年底、1948年初,國民黨各民主派在香港大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大會選舉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譚平山、蔡廷鍇等十六人為常務委員,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夫人都在形式上離開了這個黨,國民黨的基礎已經崩潰。    
    評析:    
    蔣介石把鞏固黨基作為組織建設的根本性任務,然而,在國民黨內派系林立則是其組織上的頑症。    
    派系林立黨基塌陷。第一,派系林立,導致無序競爭,元氣大傷。在國民黨政壇,你爭我鬥,此起彼伏,惡性循環。第二,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派系與派系之間相互排斥,派系又具有無限可分性,派中有派,圈中有圈,相互掣肘,拆台有餘補台少有,各種離心力使國民黨組織渙散,很難形成內聚力。第三,壓制民主,排斥異己,使黨內的民主精英難以棲身。第四,派系林立產生的離心力,使國民黨軍隊瀕臨崩潰。蔣介石自成體系,排斥異己,黨心、軍心渙散,離心離德,到了國共兩黨大決戰的時刻,自行瓦解。    
    派系林立固然有其歷史上的因素,但根子在蔣介石,他在黨內帶頭結黨營私,形成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核心的政治集團,自己帶頭搞派系、立山頭,其他的政客必然傚法;自己要擴張派系,不能真的去解決派系林立的問題。    
    派系林立的問題久治難愈,又一個根源在於,政治利益的驅動。各個政治集團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或者也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拉幫結派尤其是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維護所代表的政治集團的利益,常常是主動挑起派系鬥爭,打壓其他利益集團,這樣勢必促使其他派系的內聚力。即使打著維護黨基的旗幟,別人也不會束手就範,這樣的組織治理只能是越治越亂,越治越散。    
    派系林立的問題久治難愈,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國民黨缺乏嚴密、完善並且具有權威性的法律法規,政壇競爭始終處於無序的狀態,權術成為重要的運行機制,派系林立既是這一政黨政治的產物,又是這一政黨機制用武之地的基礎。    
    派系林立的問題久治難愈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叛變革命後的國民黨已完全喪失革命性,成為腐朽沒落階級的政黨,其階級本性是結黨營私、派系林立的總根源。


治篇第139節 以「詐」損德,威權喪失(1)

    西方政治學認為,政治權威結構有四個層次:法的權威、機構的權威、職位的權威和人格的權威。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中,這四個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關係也有所不同。在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政體中,首先是法的權威,法的權威特別是憲法的權威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其次是機構的權威,再次是職位的和人格的權威。職位權威和人格權威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情況下有所不同。當一個領導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強的時候,人格的權威會高於職位的權威。在這裡政治領袖的人格權威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國民黨政權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礎上,而且蔣介石實行的是獨裁統治,很顯然他的權威性來自個人的權威。蔣介石的人格形象並不怎麼好,又缺乏政治藝術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個人權威的,最具虛榮且心地狹窄。他不擇手段地用權術和狡詐,製造人格的威權,想方設法地維護自己的威權。    
    事例:    
    例一:心胸狹窄,有仇必報。    
    領袖人格首先體現在胸襟開闊,豁達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裡能撐船」之說,而最高領導人更不用說了。蔣介石卻是小肚雞腸,缺乏領袖應有的風範。他絕對不能容忍別人對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損於他的聲望及其威權的事情。同一件事,對其態度不同,就會有不同的後果。    
    西安事變期間,劉湘和韓復矩是華東和西南的兩大地方實力派,他們又在軍閥中小有影響,其態度如何會影響一大群人。韓復矩在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通電全國後,發表了「馬」電,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傾向,號召集全國有聲望人士,共同處理,話說得顯然委婉動聽,但字裡行間隱藏著審蔣、誅蔣的潛台詞。在張學良放蔣回鍾山後,韓發現自己的寶押錯了,擔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採取補救措施,但為時晚矣,蔣介石已經懷恨在心。抗戰初期,韓復矩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基本上是不戰而敗,蔣介石借開會之機,將韓復矩扣押起來,經過軍事法庭審判,處以極刑。韓復矩臨陣脫逃,國法軍法難容。可是,當時為了保存實力、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韓復矩一人。蔣介石的黃埔得意門生劉峙見日軍大軍壓境,不戰自潰,數日潰逃千里,被譏諷為「飛腿將軍」,如此劣跡,非但不處理,照樣受到重用。    
    劉湘大體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處於被動,當時「中央軍」大兵壓境,嚴重地威脅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變,引起政局的變化,使自己擺脫險情,因此,通電表態支持張、楊。抗戰初期,劉為了保存川軍實力,搞了小動作,被蔣介石的特務發現,蔣對劉湘予以處置,儘管劉重病住院,也不放過。    
    例二: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蔣介石在政治上很虛偽,他的權欲極大,攬權成癮。然而,在大庭廣眾,卻總要裝出對「大權」不屑一顧的樣子,有時甚至還要用書面形式表達。1946年年底,他操縱國民黨一黨壟斷的「國民大會」通過「憲法」,以進一步使自己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可是他在發表「憲章」演說時卻說:「我個人本來沒有政治慾望和興趣,而且我今年已經六十歲,就更不像過去二十年一樣能擔負繁重的任務,所以必須將國家責任交託於全國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還政於民」。可是,他的一席話卻完全掩蓋撕毀政協協議,排斥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民大會」之外的事實。而且在「還政於民」後面,又補充說道,目前多數人民還沒有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這樣,有能力有良好的願望參政的政黨及其精英被擋在門外,被他認為「沒有能力行使國家權力」的人卻只給予口惠,說是要「還政」於他們,但又擔心人民用權不保險,繞了一個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題,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權憲法,我一定能以國父之心為心」,云云,「包袱」抖出來了:還是我來獨裁吧!    
    1948年春天,總統選舉在即,蔣介石卻在國民黨中央執委臨時全體會議上表示,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而提議由一個「卓越之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蔣介石的這個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員猶如墜入雲霧之中,互相爭論不休,許多人堅持總統非蔣某莫屬,他的親信們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執意推辭。    
    不過,蔣介石並非真的不想當總統,可以說他為此朝思暮想。沒多久有人放風出來,「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位虛位之首」,蔣「不願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上,張群說出了上述傳言的奧秘,還說「如果常委會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規定在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理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於是,國民大會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規定「總統在動員戰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之限制」。這就使得總統獲得了無限制的權力。    
    總統競選安排了一個沒有競爭力的「對手」居正。通過上述條款的第二天總統選舉,蔣介石獲得2430張票,而陪選的居正只獲得269張。這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選舉鬧劇。如果說「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話,那麼,蔣介石公開表示不參選總統,為的是獲得絕對的「總統」權力。


治篇第140節 以「詐」損德,威權喪失(2)

    例三:設置陷阱,讓對手難堪。    
    蔣介石小肚雞腸,還表現在,常使用彫蟲小技,讓對手難受或出醜。在1948年選舉中,副總統由誰擔任,蔣介石很是關心,他擔心此位旁落,希望孫科擔任。可是,李宗仁宣佈要競選副總統。而李宗仁要比孫科的競爭力大,蔣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親自找李談話,要李放棄,李執意不肯,蔣威脅說,我不支持,你難當選,李卻毫不退讓,兩人不歡而散。蔣介石看明裡不成,就在背後使絆子,發動黃埔系,CC系以及一切可以動員的人馬全力出動,為孫科拉選票。一些代表還受到威脅、恐嚇。李宗仁在政壇混跡幾十年,老謀深算,他以退為攻,在大會上,突然聲明以選舉受到「壓迫統制」為由,退出競選,使鬧哄哄的國民大會被迫中斷。蔣介石非常尷尬。於是,召見白崇禧,表示自己沒有袒護誰,要白勸李繼續競選。這樣李宗仁收回聲明,參加競選,且競選成功。蔣介石如同吃了一個蒼蠅,說不出的滋味。選舉副總統那天,蔣介石在官邸靜聽電台廣播選舉報道。當廣播李宗仁獲勝時,他一腳將收音機踢翻,此失常態之舉,表明他對李宗仁恨到什麼程度。    
    1948年5月20日,舉行正副總統就職典禮,蔣介石趁機給李宗仁設一個陷阱。事前李宗仁請示蔣介石,就職典禮上正副總統應著什麼服裝?蔣介石說穿西裝大禮服。李宗仁急忙連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裝店,趕製了一套硬領燕尾服。到典禮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蔣總統手諭說,典禮改著常用軍服。    
    可是在就職典禮上,總統就位時,李宗仁忽然發現蔣介石並未穿軍服,而是學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樣子,著長袍馬褂。而身著軍服的副總統,站在蔣介石身邊,活像個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貴賓面前,使李宗仁很尷尬。李宗仁望著蔣介石,心裡憤憤不平地想:「以一國元首之尊,在這種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寬,其為人如何也可想見了。」他也非等閒之輩,很快找到心理平衡,他想你讓我出洋相,我也讓別人知道你蔣某人的為人,他在蔣介石旁邊站得筆挺筆挺的,這樣的造勢,旁觀者心知肚明,所損害的倒不是李宗仁的尊嚴,而是他蔣介石的形象。    
    例四:越俎代庖,諉過他人。    
    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從戰略到戰役乃至規模不大的兵力部署與調動,能插得上手的,那是非插手不可的,他經常是越級指揮。遼沈戰役中,衛立皇任東北「剿總」,可是調兵遣將,都由蔣介石在南京或親自坐飛機抵達瀋陽指揮。蔣介石召集開會,只是要別人附和他的意見,執行他的命令。誰不聽,他就破口大罵。眼看國民黨在東北的部隊被全殲,衛立皇無可奈何地說:「蔣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誰也不能統一指揮。東北失敗我未下過一道命令,看誰負責。」    
    儘管是蔣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衛立皇指揮的,可還是要衛立皇替自己受過,他下了一道命令,對衛立皇撤職查辦。命令說:「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皇遲疑不決,坐失軍機,致失重鎮,著即撤職查辦。」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權,向下級推諉過失,政治道德全無。難怪他的嫡系親信杜聿明說蔣介石就是沒有「指揮道德」,可謂一語中的。    
    評析:    
    蔣介石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以「詐」損人,最終受損最大的還是他自己,以「詐」損德,威權喪失,僅有的一點人格威嚴,被不道德的「詐術」沖洗殆盡,連杜聿明這樣的對蔣介石忠貞不二的親信,直言蔣某人沒有「指揮道德」,這位集委員長、總統、「大元帥」於一身的領袖人物的人氣指數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終落得個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下場。    
    他對自己的親信這樣,對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說了,以「愚民」手段,高壓政治,特務暴力而對待之,搞得民怨沸騰,天怒人怨。    
    旁觀者清,早在1947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後,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在學生中間作為國民黨統治象徵的蔣介石,已經大大地喪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數學生甚至毫不客氣地認為他是完蛋了。」蔣介石在美國主子那裡,遭到鄙視,1948年,5至8月,司徒雷登向華盛頓送去了15篇報告,詳盡地反覆數落蔣的謬誤,他的結論是:「除去蔣委員長的直屬親信人員和某些高級軍官而外,沒有多少人繼續心悅誠服地支持他了,這個政府特別是蔣委員長,已較過去更加不負眾望,並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了。」他向美國決策者建議,逐蔣下台,「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蔣介石的威權喪失殆盡。


治篇第141節 一黨專制,在墮落中死亡(1)

    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之前,曾說過這樣的名言:「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蔣介石叛變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後,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也是在墮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變革命後的國民黨在墮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動性外,以黨治國,一黨專制,失去監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權力制約理論認為,失去監督與制衡的權力是腐敗的政制根源,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事例:    
    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後,假「訓政」之名,行以黨治國,一黨專制之實,剝奪民權,壓制民主,壟斷政治資源,獨霸政壇,排斥其他政黨參政,嚴格輿論管制,拒絕外部監督,且內部沒有健全的權力制衡機制。    
    多黨並存格局,是現代政黨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對執政黨實行監督的體外制衡機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國多黨形成極其艱難,民國初年的政黨林立現象只是曇花一現。事隔10年,產生了新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後來又陸續出現一些民主黨派和其他黨派及類似黨派的團體,但由於種種原因,多黨政治很難形成。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墮落中死亡的國民黨,由於吸收了共產黨人這樣的新鮮血液,獲得了新生,並開創了多黨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黨政治艱難地邁進。然而,由於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陰謀攫取國家最高權力,背叛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實行所謂的「分共」政策,實為大屠殺政策,導致國共分裂,中斷了多黨政治的進程。    
    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多黨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機遇。武漢抗戰時期,建立國民參政會,儘管這是一個民意性的機構,而且國民黨加以限制,但為多黨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個平台。不過,後來由於國民黨一黨獨大,靠自己所壟斷的政治資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國民參政會成為掩飾太平的擺設。    
    抗戰勝利後,經過重慶談判,國共兩黨在建國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向多黨政治邁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黨派代表協調立場,國民黨代表雖有作梗,但還是基本認可會議主流的政見,形成政協五個建國協議,為人們展示了多黨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過,這也只是良好的願望而言。蔣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動,違背民意,撕毀政協協議,召開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雖有兩個小的御用政黨參與,那也只不過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對執政的國民黨根本起不到監督的作用,他們不願也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實施監督。    
    與此同時,嚴格控制輿論,輿論一律,歌功頌德,粉飾天平,有膽大為者,直言批評,那也只是鳳毛麟角,即使這樣,隨之而來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閉塞,民怨沸騰也只是一種發洩,對國民黨產生不了監督制約的作用。    
    失去多黨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國民黨,可以說是在政治上放蕩不羈,為所欲為。    
    以黨治國政制不順,一個重要表現是缺乏權力監督的權力配置。雖然也設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還是為了表達國民黨政權的歷史邏輯的「合法性」,即繼承孫中山的遺願,貫徹他的「五院」政制構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義。君不知,那個「五院」與孫中山的「五院」相差甚遠,孫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導原則是,權力分立,相互制約,防止權力濫用。可蔣介石搞的「五院」制,卻是「五院」統制,權力基本歸於一人。很難體現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義的合理性。    
    沒有監督的權力,與其說是一匹野馬,倒不如說是一匹兇惡的野獸,人性、理性喪失,權力濫施,權力腐敗接踵而來,在權欲、私慾支配下的這匹野獸,無惡不作,國家、人民的財富被大量吞食,權力本來是創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時卻成為了吞食者。國民黨隨同變異了的權力一起墮落。    
    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後,對自己的生活行為有所自律,其歷史上的劣跡少見發生,個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節如何,固然影響形象,然而,政治大節尤其重要,蔣介石背叛革命這已經失去大節,他當政後,也沒有去補償,而是獨攬大權,甚至攬權成癖,實行獨裁,將公共權力私人化,這是最大的政治腐敗。蔣介石的政治腐敗,是國民黨官場腐敗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帶動左右,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權錢交易,無奇不有。    
    抗戰時期,國民黨借戰時集權之名,加強了對政權的壟斷,使國民黨一黨專制政體強化。在這樣的政治土壤裡,蛀蟲大量繁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愈演愈烈。「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權力,利用特權,控制國家主要經濟命脈,通過獨佔金融、掠奪土地、壟斷商業、吞併工礦業、控制交通運輸,大發國難財。1944年宋子文僅在美國的財產就超過4700萬美元。大小官員貪污腐敗成風,沉迷於燈紅酒綠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重慶考察,看到重慶官場如此景況,感到震驚。他隨後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情景,毛澤東、朱德等領袖「設宴」招待他,飯菜非常儉樸,他卻十分高興,回到南洋報告中國之行時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把接收變成「劫收」,而且國民黨的所謂開始「憲政」,也只不過是走走過場,一黨專制依然如故。官場腐敗惡劣的程度令人髮指,在選舉所謂「國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紳都要當「代表」,採取種種舞弊手段。國民黨為了裝飾門面,分給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的一些票,被他們搶走了,有427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資格。於是請願、鬧事、絕食、哭靈,包圍中央黨部,以至在大會開幕之日抬棺材到會場門口等抗議行動,把政治腐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員借「接收」之機,大發橫財,普遍貪污腐敗,這已是公開的秘密,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就曾用「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的話,形容當時官員貪污腐敗現象。1948年7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總結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失敗的教訓時說:「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治篇第142節 一黨專制,在墮落中死亡(2)

    國民黨整體腐敗,不僅引起民眾的憤慨,而且也引起其後台老闆美國人的不滿。1948年5至10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華盛頓送去15篇報告,詳盡而反覆地數落蔣介石的謬誤。美國總統杜魯門多次指出中國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他說,今天肯定有10億美元的貨款,在紐約列入中國私人的銀行戶頭。美國銀行界傳出,宋家和孔家確實有20億美元在在曼哈頓。杜魯門得知後立即命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當然調查的結果一起保密,直至1983年之後才作了部分解密,但仍有所保留。杜魯門對國民黨的官員們截流美元的貪污行為氣憤至極,若干年後,他在與美國的一位作家談話時,仍然餘氣未消,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裡,這就是曾經而且仍然在為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使用的錢。」堂堂的美國總統居然用如此粗魯的語言,責罵中國國民黨的官員們,時至今日,人們看到這些文字,會為此羞愧,並會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損害國格感到憤怒,不知當年蔣介石聽到杜魯門的責罵有何感想?    
    國民黨官場腐敗,戰場失敗這兩個互有因果關係的過程,已無法終結,國民黨內正直的人士憂黨者不乏其人。陳佈雷就是其中一個。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他,為國民黨統治的日益艱危和種種腐敗狀況憂傷不已,自謂「目睹耳聞,飽受刺激」,「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文膽」斗膽向蔣介石進言,一是與中共和談,二是責令孔家拿出六億美元作為軍費,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與羞辱。自己無力回天,進言領袖又拒絕,悲憤之下,服大劑量的安眠藥自殺。    
    被國民黨內譏諷為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的蔣經國,打算以治亂必用重典之策,奉蔣介石的旨意,在上海打虎,喊出「只打老虎,不打蒼蠅」的口號,來勢洶洶。這本來是一種經濟補救行為,蔣介石想通過此舉,搾出更多的錢財,用於軍費。可小蔣卻要借勢演化成一場政治攻勢,敲山震虎,以遏制住迅猛蔓延的官場腐敗之風,使國民黨起死回生。外國記者形容蔣經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中國商人稱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可是當他碰「四大家族」,想來個釜底抽薪,查封孔家大公子孔令佩的揚子公司時,他再也不能朝前走了。宋美齡走出前台,親自與小蔣爭鬥,把老蔣搬出來,正在東北坐鎮指揮的蔣介石急匆匆地趕到上海,止住了蔣經國的打虎行動。被抓的孔家大公子被放了出來,揚子公司轉移到美國佛羅里達。蔣經國「補天」不成,精神幾乎崩潰,江南在《蔣經國傳》中描寫道:蔣經國「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狂哭狂笑。」已經徹底墮落了的國民黨,是任何人都救不了的。難怪蔣介石對部屬說了句「來生再見」。    
    評析:    
    一黨專制是導致國民黨腐敗的體制根源。其最大弊端是拒絕任何形式的監督。權力制約理論認為,失去監督與制衡的權力是腐敗的政制根源,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第一,壟斷政治資源,排斥其他政黨參政,拒絕黨派監督。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使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創的多黨民主政治進程斷裂,第二次國共合作後,雖然建立了國民參政後,那不過是一個咨詢性的機構,即使這樣表達一個民意的機構,蔣介石後來也嚴加控制,使其徒有虛名,排斥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而一些民主黨派的參政員的行動也嚴加限制,無法對國民黨進行監督;抗戰勝利後,撕毀政協協議,召開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取締民主黨派,為所欲為,中國共產黨不能通過正常的民主路徑對它進行監督,各民主黨派更是奈它不何。    
    第二,嚴格控制輿論,輿論一律,歌功頌德,粉飾天平,根本談不什麼輿論監督。    
    第三,假「訓政」之名,行愚民之實,對民眾實行組織控制和精神控制,沒有任何真正能表達民意的渠道,民眾發起的民主運動受到殘酷鎮壓,敢於揭國民黨短的知識分子遭受到打擊,甚至被殺害。    
    第四,國民黨沒有內部沒有健全的權力制衡機制,政權運作雖然有「五院」的設置,但「五院」為蔣介石控權,沒有真正賦予權力制衡的職能。國民黨的組織紀律約束,異化成派系鬥爭的工具,無法自律。蔣介石也多次搞過整理黨務,但那時打擊、消滅共產黨的代名詞,根本不是對國民黨的整頓。即使蔣經國在上海用打「老虎」造勢,也被蔣介石予以制止。    
    失去監督的國民黨整體腐敗,在墮落中死亡。    
    蔣介石把國民黨領上了執政黨的地位,他為國民黨爭取到了不少的政治利益,蔣介石也依托國民黨,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人獨尊,叱吒風雲,風光了數十年。他及其同僚們關於「黨國」的定位,關於一黨專制、以黨治國的方略,把國民黨捧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一黨專制也把國民黨政權一步一步地送上了斷頭台,歷史的辯證法竟如此地無情。    
    「天若有情天易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用武力推翻了國民黨腐朽政權,順乎天理,合乎民意,開創了人間正道,把中華民族引上爭取偉大復興之路。


治篇第143節 「整黨」補天,為時晚矣

    國民黨為什麼會在國共大決戰中失敗?蔣介石在敗逃台灣前後,進行了反思。1949年4月27日,他在公開聲明中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政治的缺點,經濟的恐慌,內部組織的鬆懈」。1950年春,他進一步說:「戡亂的失敗,是黨的失敗,而黨失敗主因,是一般黨員對三民主義之信仰的動搖。應特別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義。(二)毀棄革命領袖。」這次總結雖然比在大陸的總結具體了一些,但關於國民黨的失敗原因引申的議論並沒有把脈拿準,三民主義動搖者首先是國民黨高層,而又以他為代表者,他所言的三民主義已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差十萬八千里。但話又說回來,他是要用蔣記「三民主義」來凝聚黨心、人心,而不是把國民黨回復成真正的革命黨。敗退到台灣後,他對國民黨進行了整頓,把對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反思付諸於黨的建設的實際行動。    
    事例:    
    敗退台灣時局稍微穩定後,他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改造(我們在這裡用的是「整黨」,因為,蔣介石在大陸時多次搞過「整理黨務」,用「整黨」反映這段歷史便於前後銜接,同時,也可以有一個參照)。他說,每當國家存亡,革命成敗的關頭,必致力於黨的改造,在總理的手上,黨的名稱有五次更換,黨的組織亦經五次的改革。表示:1虛心接受中國內地失敗的教訓。2不惜犧牲感情與顏面,徹底改造。3他自己將鞠躬盡瘁,爭取最後勝利。    
    1950年7月,公佈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國民黨的改造開始,到1952年10月,國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宣佈「改造」工作結束,國民黨的這次「整黨」歷時兩年多。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整頓國民黨組織。在組織整頓方面,重新建立了基層組織,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既是這次「改造」的領導機關,又是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    
    中央改造委員會由陳誠、蔣經國、張道藩、張其昀、谷正綱、鄭彥等16人組織,而原來的中委有460人,這樣一改精幹多了,當然,在台灣也確實不需要那麼多人。    
    在黨的基層組織方面,國民黨在大陸的大潰敗,基層組織垮了,黨員隊伍散了。1950年12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發表公告,號召國民黨黨員歸隊,並明確了歸隊的期限。1951年1月起,開始進行黨員登記,凡到期未登記的,以放棄黨籍論處。經過「黨員歸隊」,重建了各級黨部和組織系統。為加強國民黨的力量,還從台灣當地吸收了新黨員。    
    二是進行思想教育與訓練。思想教育通過兩種形式展開,一種形式,是基層黨組織組織學習,進行自我性的教育。按照重新重建的基層組織,集中進行學習,學習內容主要是三民主義理論和蔣介石的著作,學習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文件和報紙上的有關文章等。    
    另一種形式,是通過各類訓練班集中培訓。一般黨員到訓練班進行短期學習、培訓;組織中央改造委員會成員深入各地,對基層幹部進行巡迴講演,宣傳有關理論;中高級黨員幹部到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進行專門學習、培訓,當然其中心內容是「反共」的宣傳。據統計,在「改造」期間,受訓的基層幹部有12000餘人,其中黨小組長8000餘人;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舉辦了20期,共培訓學員3666人。「革命研究院」是蔣介石繼黃埔軍校和廬山軍官訓練團之後,在台灣開辦的高級將領培訓基地,這裡培養的人被蔣介石看成是他的忠實骨幹。通過教育,加強了對國民黨黨員的精神控制,在一定程度中增加了黨的凝聚力。    
    三是整頓黨員隊伍和公營企業黨的組織。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還頒布了《國民黨改造綱要》,規定了「上級監督,本級檢討、下級檢舉」的監察方式,揭露腐惡分子,當然,此舉,也有排除異己的用意。1951年7月,中央改造委員會頒布了《本黨各級黨部業務設計招待考核辦法》,定期考核各級黨組織的工作。1952年1月,又發起了「自清運動」,要求國民黨員對照「改造綱要」自我反省,檢查過關。    
    整頓黨組織,主要是整頓國民黨黨營企業的黨組織,著重調整企業黨組織的領導層,與此相關聯,對企業進行整頓。在所有黨營企業中,先將蔣介石他們認為「不適」的董事免職,代之以「對事業有興趣,富有責任心,並能實際負責」的黨員擔任。此舉在很大程度上,排斥非蔣系人員,亦即排斥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的人馬。    
    與此同時,對企業管理進行了整頓,對企業實行會計稽核審查人員調動制度,所有稽核人員均由中央有關部門委派,每隔兩三年互相調換一次。還建立了人事經理考核制度,分清企業負責人的權、責、利,並定期考核,還對企業負責人具備的業務知識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四是拓展黨員的構成成分。《改造綱要》規定,「本黨以青年知識分子及農工生產者等廣大勞動民眾為社會基礎,結合其他愛國的革命分子為黨的構成分子。」確定黨的性質為「革命民主政黨」。要求深入到民眾中去發動組織農會、漁會時,應先建立黨的組織,務必使所有農民、漁民均能分別納入組織;組織工會時,應先建立本黨核心組織,策動工人進行籌組。至1952年8月,工農分子在國民黨內占的比重已達49.3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知識分子占29.77%,25歲以下的青年占35.29%。這樣一改造,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趨於「穩固」。    
    評析:    
    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改造」運動的初衷考察,這是一次成功的「整黨」,其目的達到了。首先,統一了思想,加強了對全體黨員的精神控制,尤其是加強了反共宣傳,在所謂「反大陸」方面統一了思想,在黨內有一個比較有吸引力的目標,因為那時,國民黨的人員主要構成還是從大陸敗逃到島上的黨員,這無疑為他們回到老家燃起希望,儘管是渺茫的。    
    其次,鞏固了蔣家父子在黨內的地位。通過「改造」,把與他們能抗衡的「二陳」排除領導層,且把野心大的陳立夫逼出國,將陳系、宋系、孔系的人馬清理出領導層,即使在基層也加以排除。其他派系的頭面人物,亦即新老元老級人物,也將他們逼出政壇,至少不讓他們擔任實職。國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蔣系人物了,這就為後來蔣氏父子權力順利交換奠定了基礎。    
    再次,鞏固了黨的基礎,黨員隊伍向工農擴展,尤其是吸收了新鮮血液,包括知識分子,使國民黨的成分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為國民黨向具有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黨過渡創造了前提條件。    
    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改造」成功了,然而,大勢已去,「整黨」補天,為時晚矣。江山不在,風光已逝。也只是保全一個偏安一隅的立身之基,苟延殘喘之地而已。


治篇第144節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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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成敗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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