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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家族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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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氏家族全傳 作者:朱小平 吳金良 
  內容簡介
  眾所周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及其家族曾對中國現代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甚至一度左右了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本書作者既遵循歷史已有定論的前提下,廣泛採用目前允許披露的大量鮮為人知的翔實材料,從實錄角度對蔣氏父子及其家族的最初發展直至最後衰亡,做了堪稱全面、客觀的描述;併力求通過對書中人物的個性、情感、家庭以及命運遭際的生動描寫,全景式地再現了整個蔣氏家族的榮震興衰過程。著者文筆流暢,具有很強的歷史穿透力和憂患感。
  本書將蔣氏家族的成員一一加以真實描寫,是至今為止,最全面、最真實、最系統的一本收藏書。
  第一章 一代梟雄西歸去
  1.嶺山彎道上的意外車禍
  1974年,蔣介石已屆87歲高齡,生命的鐘擺在這個老態龍鍾的獨裁者身上已經無可逆轉地顯現了衰微之態。這位一生行伍、曾經雄心勃勃天下的老軍人,已經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風采,他臉龐消瘦、鬚髮皆白,雙眼眼眶嚴重下陷,行動也越來越艱難。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經嚴重萎縮,甚至連握筆的力氣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一生不服輸、不肯低頭的老人不得不聽從醫生的勸告,在台北的榮民總醫院接受治療。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醫療專家的榮民總醫院對蔣介石的病也是一籌莫展。雖然在此期間,蔣介石為了消除外界對他的身體健康狀況的種種猜疑,強撐病體,先後4次公開露面。但是,無論是醫療手段還是百折不撓的精神力量,都已經無力回天,無法扭轉蔣介石身體狀況的日趨惡化了。
  公允地說,如果不是幾年前那場意外的車禍,將介石的身體狀況至少不會如此迅速地惡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對於台北市民來說,這是個游熱難耐的月份;對於蝸居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高層統治集團來說,這是個政治上出現「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對於蔣介石來說,1969年的7月可說是一個極不安分、甚至可以說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說,這個不祥的7月是蔣介石生命中無數個重大轉折中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個轉折。
  按照蔣介石既往的生活習慣,每年7月,蔣介石和宋美齡這一對老夫婦都要從他們在台北的士林官邸遷移到陽明山官邸避暑。蔣公夫婦出行,是台北軍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為了確保安全,以蔣介石夫婦確定遷至陽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陽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佈滿了荷槍實彈的軍警憲兵。這條「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陽明山管理局專門撥款修建的,其路況和公路等級是台北市郊最高級的。當然,因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勢修成的,這一點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儘管路況極佳,儘管保安警衛措施嚴密,一場意外的車禍還是發生了。
  那是一個麗日晴陽、熱風撲面的下午,蔣介石的車隊疾駛出士林宮邪,風馳電掣般駛上仰德大道。當車隊高速經過嶺山附近的一個彎道時,前衛導車的司機突然發現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車停靠在路邊,那是班車的一個中途站,正有人上車、下車。因為是彎道,前衛導車的司機不可能看清這部班車的後方是否還有來車。而且以這位司車的習慣來講,他開的是「總統」前衛導車,永遠暢通無阻,永遠沒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頭腦裡,從來就沒有「禮讓」的概念,也無須「預見」突然出現的複雜路況。一句話,這是一個驕橫慣了的司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個十分低能的司機。因為與一般的司機相比較,他所缺少的正是應付緊急情況和處理複雜路況的能力。於是,前導車在這樣一位司機的駕駛下,沒有減速,照直衝了過去。
  意料之外的情況出現了:一部吉普車突然從公路局班車的後面拐出,並全速超車,飛一般向山下,直對著前導車衝了下來。很顯然,駕駛這部吉普車準備回城度假的陸軍軍官也沒發現「總統」的車隊。為了避免撞車,前導車的司機本能地實施緊急剎車,把剎車閘一腳踩到了底,轎車在巨大的慣性作用下雖然猛烈前衝,發出刺耳的尖嘯,可是畢竟停下了。如果說前導車的司機驕橫成習,沒有「禮讓」與「預見」的思維習慣的話,那麼蔣介石座車的司機就還得加一個「更」字。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為蔣介石開車的司機是否還知道剎車裝置在什麼地方!關鍵時刻,「總統」座車毫無反應,猛地撞在了前導車的後尾部。萬幸的是,緊隨在「總統」座車後面的「隨車」司機平時專門演練的就是剎車技術,這一回總算派上了用場,及時將車剎住,沒有跟著撞上來。否則,「總統」座車橫遭「圍追堵截」,將介石夫婦當場殞命也是有可能的。
  這場飛來橫禍當然也是蔣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車的一瞬間,蔣介石仍保持著「大總統」一以貫之的坐姿,且手中還握著那根既顯示身份又具有實用價值的枴杖。撞車後,他的身體猛然前衝,在濘不及防的情況下,整個身體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雙層玻璃隔板上。這一猛烈無比的撞擊,使蔣介石的胸部嚴重受傷,連陰囊都被撞腫了起來,滿口的假牙也從口中疾飛而出。當其時,夫人宋美齡正坐在蔣介石的左側,車禍發生時,她的雙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當即發出痛苦而又淒厲的尖叫。
  對於現場的軍警憲兵們來說,這不啻一場塌天大禍。當時,撞車現場一片混亂,保安人員立即將蔣介石夫婦從車裡抬出來,急送醫院搶救。經醫生檢查傷勢,蔣介石的胸部所受撞擊最為嚴重,心臟部位明顯擴大。事後證明,這是導致蔣介石日後身體健康迅速惡化的致命傷。
  從此以後,一向還算健朗的蔣介石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心臟上的疾患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而且嚴重,甚至出現過心跳驟停的危險場面。
  2.生命意義上的蔣介石
  說蔣介石的身體「一向還算健朗」,並非虛言。就實際情況而論,蔣介石除了幼年時代一度贏弱多病,中年時期(49歲)因「西安事變」摔傷了腰之外,他的身體基本上是健康的。蔣介石不吸煙、不飲酒,信奉基督教,又是軍人出身,在身體的保養方面是有一套辦法的,晚年尤其如此。
  蔣介石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走入窮途末路,被迫逃往台灣之時,已是62歲的老人了。到台灣後,他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宮邸。這裡,以士林官邸為中心,包括陽明山和「太子」蔣經國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在內的蔣家家族官邸,是集軍政指揮和安全保障為一體的要塞之處。這裡部署了最忠誠且最精銳的衛戍部隊和一個擁有快速反應作戰能力的憲兵營。蔣介石的晚年,始終未曾離開過這一地區。他在這裡苦心經營著他的「中華民國」,在這裡一遍又一遍地做著他的「反攻大陸」的白日夢;除了政治和軍事的苦心孤詣癡人說夢之外,已屆老齡的蔣介石開始將手中的權力逐漸轉移到「太子」蔣經國及其麾下的「太子黨」--所謂「黨國新人」手上,他自己則深居簡出,在士林官邸裡頤養天年。
  晚年的蔣介石,越來越接近生命的正常軌道,拋開他的頑固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信仰不計,從生命的意義上加以考量,蔣介石已越來越接近於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頭兒」了。
  每當晨曦初露,人們還在夢鄉之中的時候,蔣介石便已悄悄起床了。多年的軍人生涯使他養成了一個習慣,即醒即起床。年輕時,他起床的方式是一躍下地,立即穿上衣服,盥洗、晨課,快捷麻利。進入晚年以後,動作遲緩了,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敏捷地一跳下床了,實際上,自從1936年冬季,他在「西安事變」中摔傷了腰部之後,就再也不能以一個標準軍人的方式起床了。不過,即醒即起的習慣是改變不了的,他沒有戀床的毛病。天色還沒有放亮,室內一片昏黑。朦朦朧朧中,蔣介石打亮一支筆式手電筒,輕手輕腳、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響地摸索著向盥洗室走去。這樣做,也是他的起居習慣之一,他是為了避免弄出聲響,驚醒還在夢鄉中的夫人宋美齡。
  盥洗畢,按照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蔣介石必須要喝兩杯白開水。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不吸煙,不飲酒,連各種飲料也極少沾一口,平時只喜歡喝白開水。兩杯白開水的溫度是非常講究的,一杯是五六十度的溫開水,另一杯則是近100度的滾燙滾燙的開水。他喜歡將這樣的兩杯水進行反覆的相互調節倒換,輕啜慢飲,他絕對不喝涼開水。此後,蔣介石便進行晨練和唱聖詩活動。這也是固定的節目,從無更改的。他的晨練的主要內容是做柔體體操。人到老齡,身體的各個關節已遠不如年輕時的靈活柔韌,骨老筋硬的蔣介石卻一如既往,堅持做完那一套持之已久的柔體體操,以一個老年人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盡力把這套體操的每一個動作都做得完美、標準。做罷體操,稍事喘息,蔣介石又開始唱聖詩了。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也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課。在唱聖詩唱到「天父」或「聖哉、聖哉」時,蔣介石會自動脫帽,向東方行禮。關於蔣介石信奉基督、勤於行禮的習慣,世人所知不多,但長年隨侍在他身邊的一些侍從人員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們對此是司空見慣、乃至習焉不察的。1978年2月21日,台灣《近代中國》季刊社為紀念蔣介石辭世三週年而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應邀出席的有先後擔任過蔣介石侍從的軍政界官員和有機會經常接近蔣介石的黨政軍高級首腦人物。座談會上,曾任蔣介石高級幕僚的秦孝儀曾有如下描述:
  追隨蔣公多年,而這一長段日子中,有一個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員感動和難忘的。「這是蔣公每天必定實行的一項習慣,他的書房中,陳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國父,一是耶穌。他每天走入書房,或是由外面歸來,必定對三幅像分別行注目禮,同時口中唸唸有詞,那情景是令人感動的。而領袖口中默禱的語句,一直也沒有人曉得。
  又說:
  蔣公有一項一直沒有公開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靜坐之後,必定念幾首讚美詩,念的時候,就在起居室中走來走去,詩中提到「天父」時,蔣公就脫下帽子,向東方深深一鞠躬。
  每日晨練和唱聖詩結束之後,蔣介石便回到書房裡靜坐祈禱。因為年事已高,腰腿怕寒氣襲擾,所以坐下來後,蔣介石總是先用一條毛毯把自己的雙腿蓋好,然後開始按摩雙眼,同時用特製的眼藥水滴入眼睛,閉目靜坐大約40分鐘左右。這一切做完之後,天光放亮,蔣介石便開始記日記,並閱覽當日的早報。
  蔣介石年輕時即入軍官學校,後又到日本學習軍事,他身上始終保持著軍人的習性。例如早睡、早起,不慣於熬夜,而喜歡在白天活動。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進行,晚上和夜間是從來不參加什麼活動的。「一日之際在於晨」,是蔣介石篤信不移的格言。按照他的生物鐘運行情況,每天早晨是他一天之中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因此,他通常是利用上午的時間來做他必須要做的事。
  每天上午9時左右,蔣介石完成了每天的必修課,開始進早餐了。他的早餐食譜很簡單,但食品的製作是相當精緻的。他喜歡吃小點心,喜歡喝雞湯。除此之外,他對食物並不挑挑揀揀。當然,出於飲食習慣,蔣介石對特製的醃鹽筍和芝麻醬有著長久的濃厚的興趣,與其說是他特別喜歡吃,不如說是他尤其喜歡這兩種風味食品能經常地出現在他的餐桌上,以便他能看到它們。因為,這些都是他的家鄉浙江奉化的小菜。士林官邸蔣介石的食譜並不豪華,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簡單、隨意,這反而成了士林官邸飲食上的一大特色。
  蔣介石的中餐和晚餐一般是五個菜,二葷三素或三葷二素,衛生、營養、風味三者兼顧,精是十分的精了,但說不上昂貴。而且,與夫人宋美齡格格不入的是,蔣介石一直對夫人所喜愛的西餐食譜不感興趣,終其幾十年的夫妻生涯,這是他們未能達成「統一」的習性之一。
  進人晚年的蔣介石,在生活習性上逐漸走向平和、淡泊,越來越像一個平民化的普普通通的老頭兒。這一點,從他的許多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1984年11月5日的台灣《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曾載有龍布衣的一篇題為《蔣介石是一個怎樣的人》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
  可是,老先生有時也顯現他儉約的一面。來台後,他在世之時,蘋果一直是台灣最昂貴的舶來水果;官邸客廳裡常有水果一盤,最常備的,就是蘋果。這些蘋果固然有時是採買人員自市上採買而來者,但絕大部分是蔣家親戚、元老舊部們到官邱探謁時,所帶去的「心意」。有一次,蔣邸親戚的幾個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蘋果分給小孩,其中一個小孩說:「哇!蘋果,一個三十塊錢!」……當時一斤豬肉不過二十元左右,一擔蓬萊米不到一百元,這是老先生知道的價格;當他聽到了蘋果一個三十塊錢,就找官邸的採買來問:「蘋果一個等於三四十斤大米,為什麼要買這麼貴的水果?」採買回答,絕大部分是來客送的,自已買的一年不到一兩次;因為蘋果比較不易腐爛變質,所以在沒有人送的時候,也買蘋果。老先生聽了,才沒有話說。以後,官邸的人員,曾發現老先生不止一次在點蘋果的數字。有一次,點過覺得不對,他就問:「蘋果一個三十塊,是誰吃了這麼多個?」侍從官說是「幾個華興育幼院的孩子給夫人送母親節的手工品來,夫人叫拿去給孩子們吃。」老先生才「嗯」一聲,沒有追究下去。
  在大陸統治期間的蔣介石,一直過慣了依靠國家開支的享樂生活,作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首,作為舊中國的首富之家,蔣介石在生活上的巨大開支究竟是多少?一向是無人知曉。也未見披露的。到台灣後,蔣介石以「總統」之尊,生活在士林宮邸,他的日常生活開支也是不必自掏腰包的。而進人晚年的蔣介石卻突然節儉起來,這也許是他步人老齡、逐漸恢復普通老年人生活習性的一個標誌。
  在政治上,蔣介石始終是個頑固不化地堅持其反動立場的代表人物。但從生命的意義上說,蔣介石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典型的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洗禮的中國人。持重、節儉這種傳統的中華民族的美德在晚年蔣介石的身上得以復甦和回歸,不也正說明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作用嗎?
  3.巨梟西去
  1974年11月23日,蔣介石從榮民總醫院的高級病房搬回了士林官邸,在家裡繼續接受「總統」醫療小組的專家們的治療。在士林官邸,蔣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齡一起度過了他們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和元旦。
  1975年3月,蔣夫人宋美齡不顧「總統」醫療小組專家們的反對,聽從了友人的建議,從美國請來了一位醫生,專為蔣介石看病。
  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醫師在看了蔣介石的病歷和有關檢驗報告後,提出了一個建議:立即進行「肺臟穿刺手術」,以便直接導出積存在蔣介石肺臟中的膿液以緩解病情。按理,這確是「釜底抽薪」的良方,比當時「總統」醫療小組的「揚湯止沸」式的保守療法積極得多,也大膽得多。但是,這個建議卻遭到了醫療小組主任王師模的堅決反對。王師授的理由十分簡單「蔣介石已屆88歲,照臨床經驗,這種年齡的老人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大型手術。何況是蔣介石這種特殊身份的人物,一旦手術中發出併發症,那是誰也不敢負責的。
  然而,美國醫師不考慮這些,尤其是美國佬心目中只有病人和病情,並沒有病家是什麼人、什麼身份的顧慮。因此,美國醫師一再堅持自己的意見,毫不退讓。蔣夫人宋美齡此時又出面做主了。在聽取了雙方各抒己見的報告之後,宋美齡果斷地做了決定:聽從美國醫師的建議,同意對蔣介石實施「肺臟穿刺手術」。宋美齡的頭腦是清醒的,她知道孰輕孰重、孰利孰害。她說:「專家提出的意見很好,我們為什麼不試試看再說?就這樣決定了,我負全權責任!」宋美齡決心已下,她要把挽救蔣介石生命的最後賭注押在美國醫師的身上。
  手術如期進行,而且十分成功。美國醫師通過這次背穿刺手術,從蔣介石的肺臟中抽出了大約一碗膿水。
  手術雖然圓滿成功了,但蔣介石畢竟年老體衰,勉強承受了一次大手術後元氣大傷,手術的後遺症紛至沓來,令人應接不暇手忙腳亂。手術後的當天晚上,蔣介石一直處於昏迷不醒的狀態,體溫由37驟然升高至41,「總統」醫療小組的全體成員一時慌作一團,氣氛極度緊張。
  雖然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措施,想盡了一切可以想到的辦法,但蔣介石的體溫一直居高不下。持續不斷的高燒和小便大量出血,是這次背穿刺手術遺留下來的嚴重後遺症。更使醫療小組的專家們緊張的還遠不止這些後遺症,而是蔣介石心臟驟然停止跳動的發出頻率不但愈來愈頻繁,而且出現心臟驟停的間隔時間也越來越短。
  1975年4月5日,中國人傳統的清明節。上午,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像往常一樣,一大早便從他所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趕到榮民總醫院看望病勢垂危的父親。下午,蔣介石的情緒煩躁不寧,晚上8點55分,他遵醫囑服用了一些維他命丸,逐漸進入睡眠狀態。突然,病榻一側的心電圖上的心搏曲線變成了一條白色的直線。在場的醫務人員立即採取了緊急搶救措施,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敗,現代化的醫療技術在一個燈枯油盡的垂老生命軀殼面前回天無力。一個曾經活躍於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一個曾經改變並幾乎徹底改變20世紀中國人民命運的鐵腕巨梟,一個代表了20世紀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最高利益的大獨裁者,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永遠地消失了。
  巨梟的靈魂乘風西去。然而,蔣介石這個20世紀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頭號「反派」角色留給歷史老人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歷史的鏡頭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切入20世紀的中國,都無可避免地要出現一個人的名字--蔣介石。
  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宛似一把巨大的刻刀,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版圖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疤痕;蔣介石本人又恰似一支巨大的彩筆,把那一道道醒目的疤痕裝點得濃墨重彩,尤其令後人觸目難忘。
  讓我們回過頭來,把蔣介石生命軌跡中留下的每一筆「傑作」都重溫一遍,把千秋功罪來一個徹底的展覽吧。
  第二章 身世之謎
  1.純屬訛傳的「鄭三發子」或「拖油瓶」
  縱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領袖群倫、創下經天緯地之業的人物,其身世、家族、籍貫等項無一不是明明白白地為世人所知曉。因為他們是「偉人」,既使罪惡昭彰,並不「偉大」,至少也是「大人物」,是青史留名的——無論是美名抑或惡名。舉凡這樣的人物,他們的出身,他們的父母乃至更上一代祖先的情況,都是後代史家考據研究的興趣所在,那是想隱瞞也隱瞞不成的。但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鼎鼎大名、統治中國大陸達20餘年,在中國現代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表演」了近半個世紀的蔣介石,其身世居然至今眾說紛壇,這實在是一大奇觀!
  如今刊行於世的有關蔣介石的傳記文字浩如煙海,海峽兩岸的史學家、政治家,包括許多曾經隨侍蔣介石多年、對許多事件有過親身經歷的世紀老人,他們言及歷中重大事件、言及蔣介石政治手腕的毒辣時都能「保持一致」,都可以據實以言。卻惟獨在談到蔣介石本人的身世時莫衷一是,各說各的理。而且,每一種說法都貌似真實卻又經不起推敲。筆者以為,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有一條:蔣介石這個人「不夠偉大」(此語系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內政部次長」、「立法院」秘書長吳尚鷹所言,語見吳尚鷹所著《談蔣介石這個人》),對自己的身世隱晦而不敢實言。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世人對這個「大人物」的身世家族仍有諸多說法。
  其實,蔣介石之所以「隱晦不言」自己的身世,主要是因為他的生母王采玉是孀居後再嫁的。公允地說,蔣介石這個人是侍母極孝的,他深愛自己的母親,不願披露母親曾經再嫁的真實經歷。正是由於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才出現了迄今流傳於世的有關蔣介石身世的種種傳聞。
  傳聞中,最廣泛也是最能使人深信不疑的是「鄭三發子」說。此說源於唐人(嚴慶澎)所著《金陵春夢》。這是一部旨在揭發蔣介石真面目的大書。唐人為寫這部書,廣徵博引,用力至勤,其立言有根有據,活龍活現,一時被世人疑為正史。唐人的子女們也說:「充實、豐富和補充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以提高《金陵春夢》的文學價值和史學價植,是父親這幾年來的奮鬥目標。父親也為此耗盡了心血。他幾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地搜集各方面的資料。他的資料之多也是驚人的,兩米高的文件櫃,足足裝了三大櫃。」有如此豐富的史料為據,唐人遂以小說筆法對蔣介石的身世進行了具體而翔實的描述,且指說蔣介石並不姓蔣,而是姓鄭,說蔣介石的祖籍並非浙江奉化,而是河南許州(今許昌)繁城鎮後鄭莊。
  按照唐人的說法,蔣介石的生父姓鄭,共有兄弟三人,蔣排行第三,故名「鄭三發子」。他的母親早年帶著他嫁給浙江奉化人蔣肇聰,「鄭三發子」遂改姓更名為蔣中正。據說這「中正」還隱含「宋鄭」或「中州鄭家」之意。這種說法曾經風靡一時,而且,事實上也確曾有過一位名叫鄭紹發的老農、祖籍河南許州繁城鎮後鄭莊,此人曾在40年代輾轉來到陪都重莊,自稱是「鄭三發子」——蔣委員長的大哥,前來兄弟相認。關於這一史實,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敘述:
  當時在重慶曾經鬧得滿城風雨,許多人都聽到過的一件新聞:蔣介石的親哥哥鄭紹發從河南家鄉到重慶找蔣介石,而蔣介石不認親兄的醜事,便是由戴笠一手來替他處理的。蔣介石隨母下嫁到蔣家當「施油瓶」之前,他母親所生的大兒子仍然留在河南鄭家。幾十年後,他的大哥弄清了這一底細,想到重慶見見這位當了委員長的同胞弟弟,敘一下骨肉之情。蔣介石哪肯承認有一個異姓的鄉下上老兒是自己的親哥哥,不但不接見,並立刻叫戴笠來替他處理這一件大不違的「冒充領袖親兄案」。當戴笠派特務把這位老頭抓去親自進行了一番詢問之後。不用說,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確確實實有根有據。這樣,當然不敢公開嚴辦,而一向標榜奉母至孝的蔣介石,也不便無端地叫部下殺害骨肉。最後只好聽從戴笠貢獻的兩全之策,將這位哥哥交戴笠軟禁在軍統局望龍門兩湖會館的看守所裡,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絲廠,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國記者知道了宣揚出去。我多次去看過這個老頭,他一談起這件事,便滔滔不絕地叫冤,希望蔣介石不承認就算了,快點讓他回家去。以後戴笠便禁止軍統特務去和這個人談話,怕不留心傳開出來,便把他送往息烽軟禁了幾年。抗戰勝利後,還是把他送回去了。
  沈醉先生以親歷親見者的身份所作的敘述,當是確鑿無疑的。但既使如此,也還不能證明唐人所說的是事實或史實。綜觀沈醉先生的描述,只能說明當時確曾有一個叫鄭紹發的人稱是蔣介石的大哥,而且此人長得與蔣介石極為相像。但鄭紹發是否確係蔣介石的大哥,就再也無從考據了——天下人相貌相似的巧事很多,當初的「蔣委員長」名揚天下,則難免有人以相貌酷肖之利而行「冒稱領袖兄長」之事,這也是極有可能的。
  至於蔣介石系「拖油瓶」,從理論上講倒有幾分令人相信,也只有這樣解釋,才能使蔣介石本人對自己身世的這一部分一直諱莫如深的作法容易被理解。這也是蔣介石個人經歷的一個悲劇,也許正是這種身世經歷,導致了蔣介石其後政治生涯中的「異秉」。孟絕子在《蔣介石的爹》中說:蔣介石小時候逃荒討飯的貧賤境況,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況,像秦始皇。貧賤而又兼「拖油瓶」在蔣介石內心中所織成的情結,則遠比朱元璋或秦始皇嚴重,因此反彈出來的力量也比較大。蔣介石一生,緊抓絕對權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強烈,殺人的毅力比二人堅強,愛好「神聖」、「偉大」、「民族救星」……等尊號的心情比二人熱烈,把政權交給兒子的意志比二人堅定。
  這種心理分析,倒可成為一家之言,然而也絕對不可採信。
  關於《金陵春夢》所說蔣介石是「鄭三發子」,史料根據不足,殊不可信。蔣介石的身世之所以給後人以撲朔迷離的感覺,主要是因為他對生母王太夫人曾經再嫁的事實諱莫如深,瞞得太緊。比如,在蔣介石的多次自敘中,都只承認他的生母是「年二十三來歸吾先父肅庵公」,而按照當時浙東鄉間的民俗,女孩子一般是十六歲左右就要出嫁,王太夫人直到二十三歲才嫁給蔣肅庵,則多半不是初嫁。另據張明鎬先生所著《蔣介石在溪口》考訂,蔣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先嫁給本地人某某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時王氏只有二十二歲。她的哥哥王賢炬王賢裕都勸她改嫁,庶能終身有靠。」在這種情形下,年輕的寡婦王采玉經其堂兄王賢棟(當時在蔣介石父親的店舖裡當帳房先生)介紹,才嫁給了新喪妻的蔣肅庵。又據楊樹標先生說,王采玉初嫁是嫁給了溪口曹家田一戶姓俞的,俞氏36歲時去世;石友三《關於蔣氏宗族》中則又考訂王采玉「早適曹家田竺某為妻……」由上述考證可知,王采玉「先適」俞家也好,初嫁竺姓也罷,總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王采玉家是師縣人,無論初嫁是俞家還是竺家,反正嫁的是曹家田,而不是河南鄭家。因此,「鄭三發子」說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訛傳。
  2.蔣氏先祖軼聞
  蔣介石的故鄉是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溪口地處四明山南麓,此地有山有水,水繞山環,風光秀麗,名勝古跡廣為天下聞。相傳這裡有「溪口十景」,是遊客情系山水,冶遊偕趣的絕佳勝地。蔣介石發跡後,又數度在家鄉大興土木,重建十景之一的文昌閣(蔣介石命名為「樂亭」),擴建祖居豐鎬房,親題蔣家祖業「玉泰鹽鋪原址」界石,等等。此外,蔣母去世後,蔣介石又在溪口達北約1.5公里的白巖山魚鱗喬中段被稱為「彌勒佛的肚臍眼」的地方為其母築墳,其後又兩度修建了「慈庵」。凡此種種,日後都成了裝點溪口勝景的建築。
  據傳說,溪口古稱禽孝鄉。這裡面有一個美麗的民間故事:從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極擅女紅,她每天在閩閣中倚窗刺繡,窗外恰有兩隻燕子築巢而居,無意中與董姑娘成了鄰居。董姑娘每天都用米食餵這兩隻燕子,為使燕巢免遭風雨,她還特意用竹籬編成護攔圍這燕巢。冬去春來,兩隻燕子北飛南歸,年年往復於此。後來,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歿。兩隻燕子已經通了人性,悲鳴不已。過了幾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兒墳地上去祭掃,卻看見那兩隻燕子已經伏死於女兒的墳上。一時間鄉人爭相傳頌,都說那兩隻燕子至情至性,是在為董氏姑娘「盡孝」。因此,鄉人改稱此地為「禽孝鄉」。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隸禽孝鄉,改稱為溪口則是民國17年的事了。
  溪口鎮實際上只是一條長不足3公里的街市而己,蔣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鎮,為一幢二層樓房,有屋10餘間,名叫「素居」,後改稱「豐鎬房」。
  蔣介石發跡後,每每在自敘中稱自己是「遷四明第二十八孫」。據《左傳》載:「凡蔣、邢、茅、祭,周公之後也」。那麼,蔣姓祖上應當源出於周代。而《武嶺蔣氏宗譜》中,蔣氏祖先是「摩河居士」。這一點,多半是因為蔣氏家族的舊族譜自「摩河居士」以上散佚或失傳,所以蔣家的後人尊「摩河居士」為祖先,稱為「摩河太公」。
  據傳,摩河居士的本名叫蔣宗霸,字必大,五代後梁時在世。蔣宗霸曾入仁途,做過明州(即寧波)評事,後罷官,身後留有一子。蔣宗霸為人慈善。常口誦「摩河般若婆羅密多」,故爾當時鄉人稱之為蔣摩河,罷官後,蔣宗霸結庵於小盤山,自稱「摩河居士」。當時有遊方僧寄居奉化岳林寺,人稱布袋和尚,長年帶著一個大布袋,須臾不離身。蔣摩河心甚異之,遂拜布袋和尚為師,隨他四方雲遊。一天,他們到了福建長汀,師徒二人同浴於溫泉,蔣摩河突然發現布袋和尚背上長著一隻眼睛,便驚叫起來,說「和尚是佛也!」布袋和尚便對他說:「吾被汝所窺破,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子孫代代為衣冠家。」師徒二人重返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就坐在岳林寺外的大石頭上圓寂了。他死後,葬在後山上,後來有奉化人到四川去,在路上竟然邂逅了布袋和尚,當時被嚇了一跳。布袋和尚便托此人捎話給蔣摩河,說:「相見之日已近,願自愛!」這人回到奉化岳林寺,掘開布袋和尚的墓,裡面卻只有禪伏淨瓶而已。此人又找到蔣摩河,把布袋和尚托轉的口信告訴他。蔣摩河聽了,說:「我已知之。」於是,遍訪親友—一話別,無疾而終。
  摩河居士的墓地就在寧波東鄉小盤山。蔣介石回鄉時,常常上山祭拜這個先祖。蔣家素有信佛好佛之風,蔣介石的祖父蔣工表生前信佛,蔣母王氏更曾一度皈依佛門、帶髮修行。蔣介石的結髮妻子毛福梅嫁到蔣家後,受蔣母影響,也皈依佛教,並出資在溪口鎮北建了一座「摩河殿」,經常駐殿誦經。毛福梅因日機轟炸身亡後,其子蔣經國就把母親葬在摩河殿一側。
  蔣宗霸這一支,若向上追溯,可逆推到東漢時期宜興的蔣澄。當時蔣澄封函亭侯,至今在宜興仍有蔣澄墓。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曾專程前往祭拜。宜興蔣氏,傳至晉代時,始適台州,傳至五代時期,有蔣顯著,曾任四明鹽官,其子蔣光,在明州定居下來,生有二子,長子名宗拜,次子就是蔣宗霸。
  蔣宗霸的後世子孫,至北宋神宗時,有一蔣浚明,始遷奉化食孝鄉三嶺。蔣浚明,宗顏昭,曾官拜大理寺評事,遷尚書員外郎,因為上書諫止新法,被神宗貶滴,授無為軍司戶,改建康戶曹,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名跡入鄉賢。
  蔣家歷代祖先,以蔣浚明的「金紫光祿大夫」最為顯赫。所以,蔣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從蔣俊明供起,以示榮耀。
  蔣家排行,從第25世起依序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國、孝友得成章、秀明啟賢達、奕世慶吉昌。」
  蔣介石的曾祖蔣祁增,字懷盛;祖父蔣斯千,字玉表;父蔣肇聰,字肅庵。
  蔣介石為溪口蔣家世系28世周字輩,他的譜名為「周泰」。
  3.「百善孝為先」——蔣介石和他的母親
  蔣介石侍母至孝,這一點是天下聞名的。一方面,這是事實。蔣介石出於人子之情,對含辛茹苦把自己一手拉扯成人的親生母親感情至深,誰也不能說是假的。1921年5月24日,蔣介石任許崇智手下粵軍第二軍少將參謀長一職時,因為在廣州寓所做了一個夢,夢中的情景是:雪滿山原,一白無際。」他當即驚醒,「身猶寒戰,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返滬歸里。」當時,蔣母確實在生著病,蔣介石情系母親,只因為一個夢就不惜從廣東長途跋涉返歸故里去探視母親,可見他的孝心之誠。當然,蔣介石的這次「歸里」十分不智,因為當時孫中山的北伐之師正困在桂林,陸榮廷又兵分三路攻打廣東,孫中山率部受阻,歸路將斷,情勢十分危急。在此種情況下,李烈鈞和討賊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討賊福軍司令李福林、討賊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討賊贛軍總司令彭程萬等急由湘邊回師桂林援救孫中山。各路軍馬星夜水陸兼程,同赴國難。廣西省長馬君武也急急忙忙返回廣東,不幸在途中遇到劫匪,馬君武伏身在船底才倖免一死,可惜所攜財物盡失,妻子和隨員也都被土匪殺害。大家都在赴難援孫,蔣介石卻只因為做了一個不祥的夢就「歸里」了。對於當時的「國事」來說,他是太看重自己的「家事」了。
  另一方面,蔣介石侍母至孝,也有「做給天下人看」的企圖在內。蔣介石是自幼受到舊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他深知歷朝歷代的君王無一不是「以孝治天下」的。中國人崇尚孝梯之道,以孝為「百善之先」,這一點,蔣介石是不敢輕忽的。不過,話又說回來,縱然蔣介石有「做給天下人看」的想法,也不能據此說他「侍母至孝」完全是裝出來的。
  蔣介石對於自己的母親,的確是「孝」到了極致。
  蔣介石的生身之母王采玉,祖籍是浙江奉化葛竹。葛竹原屬於保縣轄治,後才歸人奉化的。
  葛竹是王姓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據《葛竹王氏宗譜》載:明朝洪武年間,王采玉的遠祖王爽從奉化連山鄉遷至葛竹村落戶,以稼稿為生。王家一連六代都是獨子單傳,人丁不旺。直到第七代子孫王慶穹,才生有四子,成為四記始祖。從此,王家才算人丁興旺,枝繁葉茂起來。
  葛竹材高溪口約28公里,北依四明山,內含一灣小溪,村舍緣山勢而建,錯落有序。遠望葛竹村,恰恰坐在四明山的懷抱中,狀同交椅,向有「金交椅」之美稱。村前峰巒並列,起伏間形如筆架,又有「仙筆鄉」的雅號。在迷信風水流轉的浙東人看來,風水好的地方,是一定會出貴人的。以蔣介石的祖宅為例,據風水先生說,蔣家祖宅的大門正對著筆架山,叫作「對著筆架山,代代兒孫會做官」。蔣介石發跡之後,曾於1930年翻修豐鎬房祖居。風水先生說:豐鎬房的大門位置和高低、大小不可擅動,如果改了尺寸,怕會引起宅第「龍脈」的震盪,於主人不利。因此,素來迷信風水的蔣介石深信不疑,在擴建和翻修豐鎬房時,對黑漆木結構的中式大牆門絲毫不敢觸動,一直保持了原狀。
  無獨有偶,蔣家篤信風水,葛竹王家的女兒王采玉竟也是聽了看相先生的一番胡言亂語,才同意嫁給蔣介石的父親蔣肅庵的。
  王采玉屬王家第三房始祖王永安的支脈。她的祖父王瑞慶是王永安第十六代孫,曾做過清朝的「迪功郎」。王瑞慶生有三子二女,長子王有則,即王采玉的父親。王瑞慶在世時,積下了一些家業,在葛竹村構造了一所住宅,後成為王有則等兄弟三人共同的財產。
  王有則(1820-1882)是清季的國學生,便始終科考不舉,未獲功名。他先後娶過兩房妻眷,女方都姓姚。兩個妻子一共為他生了七個子女,原配髮妻生三子一女,長子賢宰、次子賢侯、三子賢達,女兒嫁給葛竹鄉石門村單家。續妻又生一女二子。這位續絃妻子所生的推一的女兒就是王采玉,兩個兒子一名賢覺一名賢裕。
  王采玉生於1864年。她聰明伶俐,敏而好學,幼承父教,稍通文字,尤精於女紅。可惜,王采玉生未逢時,青年時期命運多蹇。那時,王有則已家道中落,生計艱難。王采玉的兩個胞弟,賢矩嗜賭;賢裕患先天性精神病,尚在讀書。因此,全家入不敷出。為了貼補家用,王采玉只得每日埋頭做針錢,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十分窘迫。
  王采玉18歲時,由父母做主,嫁給了曹家田的俞某為妻。這俞某家境平平,是個扛長活的出身,有一副好身坯子,耕田種地也是把好手。但俞某性情暴躁,兼以家境困窘,在家裡經常為一點瑣碎小事大發脾氣,與王采玉時有爭吵,有時甚至打罵妻子。曹家日離葛竹材不算遠,婚後,王采玉受到丈夫欺侮打罵後,每每跑回娘家哭訴躲避。婚後第二年的春天,王采玉生了一個兒子,可惜,這個兒子命不長久,落生幾個月就因患急症夭折了。當年秋天,曹家田一帶暴發時疫,王采玉的丈夫俞某又不幸身染時疫而歿。年輕的王采玉數月間連續折子喪夫,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難以想像的。在這種情況下,她又聽到了鄉鄰們的風言風語,說她送遭不幸是因為「面相生得不好,既剋夫又克子」。
  屋漏又遭連夜雨,船破偏遇頂頭風。就在王采玉夫死子喪痛不欲生的時候,時隔不久,她的父親王有則又因病亡故了。王采玉回家奔喪,眼看母親中年孀居,自己妙齡居孀,一門兩代寡婦的現實使她萬念俱灰,從此決定回到娘家,陪伴寡母打發歲月。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萌發了擺脫紅塵、遁入空門的念頭。
  王采玉在葛竹村陪著母親生活了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她曾在鄉人的引薦下到奉化縣江口周村的一個富戶家當傭人,可見王家當時的家境已經沒落到了何種地步。
  葛竹村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名叫金竹庵。王采玉孀居娘家期間,金竹庵中管理香火的一位老尼去世了。王采玉的母親姚氏平時信佛,與這位老尼有過多年的交情。老尼仙去後,姚氏就叫女兒一同前往金竹庵幫助料理老尼的喪事。王采玉本來就有出家為尼的念頭,忽然遇到這樣一個機會,於是便向母親剖白了心志,表示決意人庵修行。姚氏本也是佛門信徒,當即表示支持女兒的決定。但又考慮到女兒畢竟還很年輕,因此不同意她落髮,只准她帶髮修行。從此,年輕的王采玉遁入空門,成了一名尼姑。
  進庵以後,原就勤儉耐勞的王采玉更加勤謹,把金竹庵裡裡外外整理得潔淨有序泅產管理也很得法。金竹庵有一片竹林和菜地,王采玉自己掘筍養竹、種菜植瓜。勞作之餘,還時常可以回家去照顧母親,庵裡生產的竹筍菜蔬等物也可以分一些孝敬母親姚氏。王采玉的母親也時常來到庵中陪伴女兒,母女倆一同拜佛誦經,一同勞作,日子過得非常安穩,王采玉的心境也逐漸好了起來,覺得這種閒適安穩的生活非常適合於自己,由此產生了苦守庵中了此一生的念頭。
  可惜,王采玉在金竹庵中平淡安閒的日子僅僅過了兩年。有一天,庵裡來了個相面先生,一見采玉,即說她有福相貴相,並且頗為神秘地對她說:你日後必出貴子,晚年將光耀無比、貴不可言。相面先生見王采玉凝神傾聽,遂又奉勸她「年紀輕輕,不應苦守空門,早些嫁人為宜。」相面先生說完這一番話,揚長而去。王采玉怔忡呆立,心緒久久不能平靜。這兩年來,她早已萬念俱寂,不作凡塵之想了,不料卻被這相面先生的話勾起了一段心事。原來,前不久,采玉的堂兄王賢東曾提到過想為采玉介紹一個夫家。王賢東也是葛竹村人,當時正在溪口蔣家的玉泰鹽鋪當帳房先生。這玉泰鹽鋪的東家即是蔣肇聰(肅庵)。蔣肇聰兩年之間連續喪妻,所造一對兒女年齡尚幼,家中內室虛乏無人照料,遂有意再娶。王賢東知道了東家的想法之後,立即想到了年輕居孀帶髮修行的堂妹王采玉。也是合該成就這一段姻緣,那相面先生的一番言語,已然使王采王久曠的凡心蕩起波瀾,而王采玉的母親姚氏當初之所以不讓女兒落髮出家,只准她帶髮修行,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要女兒還俗再嫁。於是經王賢東一番巧語說合,姚氏與王采玉便點頭應允了。
  1886年6月,23歲的王采玉還俗再嫁,來到了溪口蔣家,作了當時已45歲的蔣肇聰的繼室,當上了玉泰鹽鋪的第三任老闆娘。據後人猜測,那個神秘出現的相面先生多半是蔣家為娶王采玉而設的圈套。不過,這種猜測也僅僅只是猜測而已,從未得到過證實。可以證實了的是,王采玉果然「日後必出貴子」,生下了蔣介石這個頭號梟雄,且在其後的幾十年裡,蔣家一門包括王采玉本人,的確是「貴不可言」的。
  嫁入蔣家不久,王采玉便有了身孕。清光緒13年暨公元1887年10月31日午後,王采玉在玉泰鹽銷的後樓順利產下了一個男嬰。其時,蔣家老太爺正坐在店堂裡聽候消息,聞知添了一個男孩,大喜過望,為其取命「瑞元」,此即後來稱雄一時的蔣介石,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蔣介石4歲時,王采玉又生了女兒瑞蓮。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她的公公蔣斯千都信佛,也都迷信相面算命之說。瑞元出世後,公媳倆都認為是應了相面先生「必出貴子」之言,所以對蔣瑞元格外疼愛,把蔣氏一門「光宗耀祖」的殷殷之望完全寄托在這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身上。
  然而,命運多蹇的王采玉還沒有擺脫噩運的糾纏。再嫁蔣家之後,剛剛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不幸的遭遇又接踵襲來。1894年,公公蔣斯千(玉表)撒手西歸,享年80歲。第二年夏天,溪口一帶發生時疫之災,蔣肇聰(肅庵)又身染時疫而歿。公公的墳草未發,丈夫又拋下家產店務和妻子兒女一命歸天,采玉孤兒寡母,又一次墜入命運的低谷。蔣介石成年後,曾於1918年撰文追憶其父蔣肇聰臨終前的情景:「吾父之歿也,吾母王太君在側,吾父顧吾及幼妹,指謂吾兄(指蔣介石同父異母的哥哥蔣父卿)日:『爾弟妹幼,吾死後,爾母必哀痛不自勝,爾年長,其能盡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嗚呼,痛哉!」
  蔣介石描述他的哥哥「承涕自任」,實際是在扇蔣介卿的耳光,因為蔣介石的這位同父異母的兄長並未遵照乃父的遺囑對後母王采玉「盡孝」,而是以蔣門長房長子之尊,與後母王氏常有爭執,不甚尊重,以致母子失和。這件事,使蔣介石一直耿耿於懷。
  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原有兩個兒子,一名肇海,一名肇聰。長子肇海早夭,無後,蔣家的產業由蔣肇聰承管。為使長門有後,蔣斯千生前曾決定將長孫蔣介卿過繼在長子肇海名下,以繼香火。蔣介卿為人心地偏狹、性情暴躁,且又重財輕義。父親蔣肇聰過世後,他常為店務或家事與後母王采玉爭執不休,態度極不尊重。蔣介卿不信佛,且又嗜賭。一次,蔣介卿在外面打麻將輸了錢,悻悻回家,一進家門,恰逢奉化岳林寺和尚來化緣,蔣介卿一看到和尚,即認為自己輸錢的原因就是家裡來了和尚(空門子弟)的緣故,於是大發雷霆,將那和尚斥責了一頓。王采玉是信佛至誠的,自己又曾在「空門」中當過弟子,因此每有佛門弟子來化緣,她必恭敬待之,大度施捨。現在,介卿當著自己的面大聲訓斥前來化緣的和尚,使王采玉感到有失自己的面子,於是當場與蔣介卿爆發了一場爭執,從此,這母子倆的感情出現隙嫌,再也未能和睦。
  1898年,蔣介卿提出分家另居。從道理上講,祖父蔣斯千已將介卿過繼給長子蔣肇海名下,那麼蔣家的產業確也應有長門的一份;就算沒有過繼的事,介卿若提出與弟弟介石及瑞青分家,也不違家規事理。因此,王采玉不願與前子爭執產業,當即答允。析產後,蔣介卿分得玉泰鹽鋪全部資產、房屋和蔣肇海名下的田產;而王采玉及其子女只分到所居祖室、二十幾畝薄田和一片竹山。王采玉靠這份產業撫孤度日,生命愈發艱難。關於析產分家的這段事,蔣介石在其自撰的文章中說「先父遺產數,尤母平析與吾兄弟三人,無稍畸倚。兄為前母生,尤用厚私。」王采玉逝世後,蔣介石在《哭母文》中曾有「內在之禍」之語,就是指的兄弟析產分家、後母與前子失和這個事。
  這次分家,對王采玉而言實是又一次不幸。因為當時她的親生兒子尚未立事,析產後,王采玉所得只是些房屋、田園、竹山等不動產,日子頗為拈據。王采玉之所以慨然答應前子介卿的要求,分家析產,而且絕不爭多論少,實因為她始終堅信當年相面先生的話,對蔣介石充滿了信心。
  王采玉的命運實在是不幸之至,自從丈夫亡故,前子析產另居之後,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她的小女瑞菊、幼子瑞青又相繼夭折。一次接著一次的沉重打擊狂風驟雨般落在王采玉的身上,這種不幸的際遇,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王采玉迭遭打擊,最為哀痛無助、孤寂落寞的日子裡,王母姚氏經常來溪口陪伴女兒,「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
  在送遭不幸之後,王采玉將全部心血用來培育孤兒蔣介石,希望他能成大器,就偉業,光耀門庭。所幸的是,王采玉晚年時,蔣介石發跡之相已露,蔣母也算過了一段揚眉吐氣的好日子。可惜,蔣母因為一生操勞過甚、所經變故太多,以致將屆晚年就已體弱多病。蔣介石之所以夢到「雪滿山原,一白無際」就立即想到這可能是母親的凶兆,也是因為蔣母當時正在病中,而且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令蔣介石不能不往那方面想。
  1921年6月14日,蔣母王采王因患心臟病,卒於故居內寢,享年57歲。
  蔣介石的夢境竟然應驗了!他因為一個夢而離職回家省親,誠然對不起孫中山,對不起當時的國民革命事業,但他可以無愧的是:他總算趕在母親去世之前回到了母親身邊,得以朝夕陪伴。親會湯藥,總算盡到了人子之孝。蔣母彌留之際,曾再三叮囑蔣介石:
  一、要為她擇地另葬,不與其父同穴;
  二、要辦一所學校,培育鄉里子弟;
  三、要報答幾家至親好友的恩情。
  這三件事,蔣介石—一答應,並在發跡之後逐一付諸實現。後人說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施恩澤惠於親戚朋友,原來這也是蔣介石「盡孝」的內容之一呢!
  蔣母為什麼違背浙東鄉間風俗,遺囑蔣介石不准將自己與丈夫合墓並葬呢?這一點,蔣介石在其親撰的《慈母記》解釋說:「他是謹遵慈母的遺囑「不必因俗而柑,以余家之工事,重驚爾父之靈」。這種話,蔣母生前曾經多次提起,每每殷殷囑附,不憚其煩,甚至還「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堅決」。
  其實,蔣母王氏之所以堅持不與蔣父同穴合葬,主要原因倒不是怕驚動了蔣父的亡靈,而是因為蔣父肇聰已經與前妻徐氏、續絃孫氏合葬,王采玉不願屈居下位,更不願自己的兒子日後被人議論為第二填房所生,惟恐對蔣介石的前途產生不利的影響。愛子之心,由此可見一斑,而蔣介石也深諸母親的用意,所以,對於慈母的仙逝,他悲痛異於常人。在停靈期間,蔣介石每天都要撫屍大哭多次。蔣介石對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禮,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個「事母至孝」的美名。
  居哀期間,蔣介石不忘母親遺命,請了奉化有名的風水先生四處勘察墳地。因為蔣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懷抱裡」,因此,最後選中了溪口北約1.5公里的白巖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塊平地,據說這是「彌勒佛的肚臍眼兒」,是一塊上好的風水寶地。
  墳穴選定之後,蔣介石每天必到白巖山監工興建母親墳瑩。11月23日,正式出殯下葬。蔣介石親撫母親靈樞安葬。因為這時的蔣介石已身任廣東軍界要職,是孫中山手下的重臣,母以子貴,所以安葬儀式極為隆重,為溪口鄉歷史上所僅見。
  接到蔣母去世的訃告後,孫中山麾下的黨政軍大員齊致唁電,閩、粵、鄂、湘、滬各地弔客紛至沓來,出殯下葬時,孫中山又特派陳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員均親臨葬禮。孫中山親撰祭文,並為蔣母題寫了墓碑:「蔣母之墓」,張靜江手書蔣介石所撰的輓聯,胡漢民做墓誌,汪精衛做銘,由浙江書法家沈尹默手書。
  為表達對母親的孝敬,蔣介石從此發誓:不論新舊歷史,凡到母親祭日,一律不茹葷、不動氣、不近色,以示對母親的紀念,以寄哀思。
  1923年,為紀念蔣母60冥壽,蔣介石特在離母親墓址約300米遠的地方建築三間新式洋房,稱為慈庵。慈庵落成後,奉曾祖祈增公,曾祖批毛太夫人,張太夫人;祖玉表公、祖批徐太夫人;考肅庵公、批徐太夫人、孫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婦王氏、五代神主升龕,祭饗如儀。
  這次建庵供神,蔣介石十分重視。特請譚延閻書題了慈庵門額,中堂懸掛著孫中山親書的「為國助勞」、慈雲普照」二匾。蔣介石親撰了《慈庵記》,說:「標額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肅庵公,權合古人院之義也。」亦即,建築這個慈庵,一是因為蔣父與蔣母沒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雙親合攏;一是可以作為蔣介石回鄉時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親,謹守墓園之意。
  1930年,蔣介石已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為了光耀門庭,將慈庵舊宅拆除,另在離墓稍遠的平地上築造了規模較大的墳莊,名為「墓廬」。
  穿過墓廬大門,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內掛有蔣母遺像,下有汪清衛題字:「蔣老伯母遺像,世愚侄汪兆銘」。正中立一石碑,正反兩面均有碑文。正面為譚延用所書《孫大總統祭蔣大夫人文》;後面是「孤哀子蔣中正泣述」的《哭母文》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慰勞蔣總司令文》等石刻。此外還有胡漢民題字墓詩、譚延閱所題的「蔣太夫人像贊」、林森作的挽辭等。當初治喪時,張靜江、許崇智等國民黨要員的唁電、輓聯、悼詩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這些文詞墨跡,將介石極為看重,曾委託葉楚他搜集,編為《哀思錄》刊行於世。《哀思錄》卷前有蔣介石親撰的《刊哀思錄所感》文,說「《哀思錄》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種紀念」。
  蔣介石對於部下晉謁其母墓很重視。據一位原國民黨將領回憶,蔣介石平時對部下非常嚴肅,惟有部下謁墓下來時,他才笑容可掬,連說「謝謝」。
  總之,蔣介石事母至孝,無論是「發乎親情」還是「繫於國事」——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外界一向是有口碑的,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第三章 走出溪口
  1.頑梗童年
  蔣介石幼年時期頑劣異常,他自己對此也從來不予諱言。在蔣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認:「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愈則又放搏跳躍,凡水火刀格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
  蔣介石自稱幼年「頑劣」、「頑梗」、「放搏跳躍」等,確實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蔣介石幼年時的好鬥愛動,在家鄉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因此闖禍鬧事,「倍增慈母之勞。」
  蔣介石4歲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準備吃年夜飯,蔣介石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一個人爬上了飯桌。他看著桌子上整齊碼放的筷子,忽發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試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沒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進去太深,拔也拔不出來,喊又喊不出聲,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張著嘴不省人事了。家人發現後,立即慌作一團,直到請了看病先生來,取出筷子,蔣介石才漸漸甦醒,但仍是口不能言,雙目呆滯。全家人嚇得徹夜未眠,圍護在床頭,蔣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無措,隔一會兒便隔窗詢問一下情況。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時,祖父蔣斯千又一次隔窗詢問蔣母:「孫子恐已啞乎?」老先生深恐這個寶貝孫兒由此變成個啞巴。這一次,話音剛落,蔣介石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朗聲答道:「我能說話,沒有啞!」一家人聞聽之後,轉憂為喜,方始放下一顆懸著的心。
  蔣介石5歲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內簷下玩耍,忽然發現水缸裡的水凍了一層薄冰,圓明如鏡。他看得興起,攀到缸沿,撲身去撈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過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裡,怎麼掙扎也出不來了。等到被家人發現救出時,小小的蔣介石早已被凍得半死,家人護理了大半日才回暖過來。同是這一時期,蔣介石經常獨自溜到門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淺,嬉戲尚可,但幾次遇上山洪暴發,幾乎遭致滅頂之災。也算蔣介石命不該絕,每每能死裡逃生,化險為夷。
  蔣介石7歲時,又迷上了舞槍弄棒,經常跑到街上,召來鄰舍的孩子們,倣傚戲台上的兩軍對陣,大打出手。每逢這種時候,蔣介石總是自封為「大將」,指揮打鬥,傷及別的孩童。蔣介石在外常常闖禍,把鄰家孩子打得鼻青臉腫。有一次,他因為闖了禍,被母親關在房裡痛打,蔣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鑽進床下不肯出來。正巧這時有鄰居來找蔣母,蔣介石乘母親開門之機,從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蔣母追不上這個「劣子」,一時氣得嚎陶大哭。蔣介石雖然頑劣成習,但從小就最怕母親掉眼淚。見母親放聲嚎陶,嚇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錯,勸母親不要再哭了。直到成人之後,蔣介石仍無法擺脫這個自幼養成的「性格誤區」--母親掉淚,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還有一年,適逢正月初一,蔣姓族人都按習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謁之後,每人可領幾個芝麻糖餅,蔣介石當然也去領了。可是,大家都是排著隊按次序取領糖餅,蔣介石卻偏偏要搶先。族中有人出來攔阻喝斥,他不但不聽,反而就地躺倒,滿地打滾,直滾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後爬起來就往人堆裡亂擠亂插。鄉人習俗,「新年穿新衣」,別人一身新衣褲,都怕被滿身泥污的蔣介石弄髒了,因此間避猶恐不及,也就再沒人阻攔他搶先領糖餅了。因為他每逢不遂心願的時候就以各種耍賴撒潑的辦法迫人就範,所以鄉人們都稱他為「瑞元無賴」。
  不過,蔣介石好勇鬥狠、事事佔先的性格倒也並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賴的頑劣行徑上,有時也能做點好事。他8歲時,已人家塾學習,有一次,一個素來蠻橫的同學無故欺辱一位小同學,蔣看到後,為正義感所驅使,出手打抱不平,將那欺負人的同學打倒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老師聞知後,將他狠狠訓斥了一頓,而蔣介石並不申辯,默默承受了。
  這種頑劣不堪的習性,隨著年齡漸長,人學讀書才有所收斂。改正。蔣介石7歲時,祖父蔣斯千謝世,隔一年又死了父親,家裡迭遭變故,使蔣介石幼小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為舉止漸漸發生了變化。父親去世,蔣介石淪為孤兒後,沒過一年,與他同父異母的哥哥蔣介卿又同母親發生矛盾,最後提出析產分家,佔去了大部分蔣家產業。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歲幼齡而亡故了。母親獨力撫孤攜幼,處境極為艱難。正是這種每況愈下的家境,刺激蔣介石漸萌人事,懂得了體念慈母的心清,逐漸改掉了頑劣的習性。可以說,蔣介石幼時「不堪教養」的頑劣習性是在母親的傾心教誨下才得以逐漸克服的。多年以後,蔣介石在《報國與思親》一文中曾回憶道:
  「母親深深地愛撫著我,一直就像看待嬰孩一樣,而其督教,卻比老師還嚴厲。當我出門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攜帶的東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問我去哪裡;放學歸來,必定考驗我的課業;日常更諄諄教導灑掃應對的禮節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飭我親自做傭僕們所做的勞苦工作,磨練我的身心免於怠情。母親遲睡早起,無時無刻不在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這個失去父親的孤子長大成人。」
  蔣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風,使幼年的蔣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於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
  「我(蔣介石)是在孤兒寡母的家庭中長大的,受到過很多委屈,飲泣吞聲,無可申訴。母親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把我撫育成人。母親的忍耐力是難以想像的,我也深受影響,我的個性就是在這種壓迫環境中所形成。堅忍不拔的毅力,就是這樣地鍛煉出來的。」
  1892年,蔣介石5歲。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頑劣成性,貽誤終生,於是決定在他未及人學年齡時,提前請師設塾,讓他收心學習。
  蔣介石的啟蒙老師是任介眉,這個人是個老秀才,對待蒙童的嚴厲和暴虐是遠近聞名的,連頑劣難馴的蔣介石也難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又改從蔣謹藩為業師。學習中,蔣介石即已顯示出超出同輩小夥伴的智力和能力,業師蔣謹藩經常對蔣母說:令郎天資穎異,他日必成大器,汝節操貞潔,天固有以報也。兒子得到老師的誇獎,作母親的當然十分高興,也更堅定了望子成龍的信心。1899年,蔣母得知縣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開館授業,於是決定將蔣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開設的「溯源堂」受業。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學有根基,蔣介石得其指導,學業長進很快。有一次,姚先生命蔣介石以竹為題,作一對聯,蔣應聲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復日寒」。姚宗元對此頗為讚賞。從此常對蔣介石的娘舅們說:「汝甥悟力非常,若教養得法,前程豈可限量!」
  同年,革命黨人竺紹康騎馬到溯源堂拜訪姚宗元,蔣介石見竺紹康氣宇軒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見他的坐騎神駿不凡,於是偷偷將馬牽到野外,百般耍弄。結果把那馬兒激怒,噬咬蔣介石的後背,使其倒地流血。這次意外受傷,觸動了蔣介石的思母之情。當年暑假放學回家,剛進家門,見到母親未及說話便放聲大哭。也許正是由此萌發了戀母情結,此後蔣介石每次外出求學,總不免哭泣留連。
  蔣介石放假居家期間,有一位相面先生常來蔣家,此人總喜用手摸蔣介石的頭部,一邊撫摸一邊慨歎:「我從未見過如此骨相的人,這小孩太奇特了!」這位相面先生的話,加上這一時期蔣介石學業上的長進和幾位業師不約而同地對蔣介石的誇讚與期許,使蔣母不能不再度聯想到當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貴子」的預言。這位兩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農家婦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這惟一在世的親生兒子身上了。
  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陳春泉到蔣家作客,閒卿中提到陳春泉聘了巖頭毛鳳美在家中設塾,蔣母徵得陳春泉的同意,決定送蔣介石到榆林就讀,師從毛鳳美學習《易經》,後來蔣介石改名「中正」,即取《易經》中交辭和象傳之意。
  1901年,蔣介石又改從崎山下皇甫氏家館竺景嵩為業師,學《左傳》,並學作策論。也就在這一年,蔣介石謹遵母命,與巖頭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結婚。
  14歲的孩子,尚不知婚姻為何物,加上自幼養成的頑劣習性畢竟沒有根除,因此,蔣介石婚後最初的那些日子裡,著實鬧了不少笑話。拜花堂、人洞房的當天,蔣介石便尋機溜到了大街上找小夥伴們玩耍去了。及至人們簇擁著小腳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進洞房時,才發現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正待尋找時,忽聽門外一陣喧鬧,隨後擁進一群半大小子來。這些孩子一邊放爆竹,一邊呼喝喊叫,其中那個笑鬧得最歡的,便是那拖著油光光的大辮子、披吉祥如意紅花、穿長袍馬褂的新郎棺蔣介石。除此以外,蔣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讓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則躲到母親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後還是蔣母請人把兒子拖拖拉拉地「塞」進了洞房之中。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還在呼呼有聲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淚枯坐,直到天明。
  婚後未久,蔣母再托陳春泉為蔣介石尋找名師,陳春泉不負蔣母之托,介紹了在巖頭開館的毛思誠。1902年,蔣介石來到巖頭,師從毛思誠溫習《左傳》。毛思誠授業,注重困人施教。因此,蔣介石進館受業後,進步很快,個性也由此發展,表現得十分狂傲。毛思誠曾說他:「狂態不可一世」。
  同是這一時期,蔣介石還表現出一些個性特點,如動靜反差極大。課下休息時,他戲嬉無度,奔跑無時,偶一心血來潮,就大搞惡作劇捉弄同學,而一旦開始用功,卻又專心致志,無論周圍環境多亂,他照樣可以埋頭讀書,絲毫不受環境的影響。如此動靜之間判若兩人,可見其天成異秉。
  無怪相面先生說「這個小孩真奇特」。幼年時期的蔣介石,實有大異於常人的「奇特」之外。
  2.「紅臉將軍」首渡東瀛
  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如月,蔣介石赴寧波趕考,同時改名志清,從此,很少有人再提「蔣瑞元」這個大名了。
  蔣介石赴考上路之後,蔣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觀世音菩薩像前祈禱,求大慈大悲的菩薩保佑丈夫早日贍宮折桂,衣錦還鄉。可是,沒等到報喜的上門,蔣介石已經文場失意,名落孫山,氣哼哼地掛著滿臉的霜回來了。
  婆媳倆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這位心高氣傲、慣於拔尖卻從來不肯甘居人後的蔣公子想不開,再生出什麼怪主意來。
  其實,這婆媳是多慮了。蔣介石那一臉秋霜並非因為科考落弟,而是因為當時的寧波已受新思潮的影響,廣大知識分子對科舉之類的東西已開始看穿,不再當回事了。在新思潮廣泛傳播的情況下,社會上也紛紛議論清政府的無能、軟弱,受盡了洋人的欺負等事。蔣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考,也是第一次親眼看到了科場的黑暗腐敗,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憤慨。在寧波期間,他也是平生第一次聽到人們議論廢科舉、興學校的新鮮事,並且驚奇地發現一些已獲功名的舉人、秀才竟然在試辦新學堂,一些學館裡也開始向學生講授數理化等課程了。此外,這個頭一次進城的「鄉巴佬」還聽到了不少有意思的傳聞:朝廷中「帝」、「後」兩黨之爭,「戊戌變法」的失敗,李鴻章大搞「洋務運動」等等,這一切在年輕的蔣介石心中攪起陣陣波瀾。回到奉化家中後,他經過幾天的考慮,決定從學習新科學人手,迎接和適應即將到來的社會大變革。大動盪。他告訴母親和妻子,自己要到奉化縣城新開辦的「鳳麓學堂」去讀書,去學習新科學。
  蔣母深知兒子的脾性,一旦被他認準了的事,那是斷難再有更改的。於是,她在同意兒子的要求之後,又附加了一個條件:必須攜妻伴讀。蔣母的想法是,有蔣妻毛福梅陪伴兒子讀書,一則可以對兒子有個約束,以免他一人在外,又生事端。二則蔣介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老太太私下裡祈盼著早一天抱上孫子。
  對於母親的「附加條件」,蔣介石稍作考慮便點頭答應了。婚後兩年,他習慣了一切由妻子侍奉照料的日子,一旦沒有了妻子的照料,他還真有點兒無所適從;另外,他早已打聽得奉化縣城還辦了一所女子學堂,許多大家閨秀都在讀書求知。「女子無才便是德」已成為過時的古訓,不足取了。他覺得,自己的妻子也該學習一點文化知識,不該落在別人後面。
  1903年9月,16歲的蔣介石帶著21歲的妻子毛福梅來到奉化縣城。夫妻二人分別進了「鳳麓學堂」和「作新女校」。
  鳳麓學堂,是當時奉化城中兩所新辦學校之一,另一所叫作「龍津學堂」。學堂開設了英文、算學等新課目,但教學重心仍在經史子集等舊學方面。有清翰林竺麟祥主講《禮記》,周鳳棋主講《周禮》,課程設置十分古板,體制與舊式蒙館無大差別,英文、算學等新課目只是一種象徵性的點綴而已。這種情形,使銳意追求新學的學生們極感不滿,蔣介石的態度尤其激烈。因為當時學堂裡開設的那些古文課程,蔣介石差不多早把它們爛熟於心了,他棄家就學,是抱著「學真本領」、「求實用知識」的目的、興沖沖而來的,不料進了學堂才知道,這所謂的「新學堂」還是老一套,不過是「新瓶裝老酒」罷了。一腔熱血卻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蔣介石大感失望。當時在鳳麓學堂教書或就讀的還有許多熱血青年,如週日宣(淡游)、陳泉卿、俞鎮臣等,這些人對校務也很有意見,大家湊在一起擬了個提綱,公推蔣介石為學生代表,去找校方談判。
  蔣介石當仁不讓,先將「提綱」看了一遍,然後大模大樣地來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後挺起胸膛一板一眼滔滔不絕地陳說起來。先列舉各地洋學堂如何重視新科學課目,再陳述本校教學中的積弊若干。最後提出改革的要求:第一,減少老八股課程,增開理化、史地等新課目;二、減少上課時間,讓學生有時間自學;三、請外國留學回來的人講課,以廣見聞;四、放寬校規,不得束縛學生思想,讓學生自由交往。
  在這場交涉中,蔣介石情態激昂,盛氣凌人,措詞激烈,條理分明,當場將校董林某氣得面色慘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會雙手狂舞,大喊「反了、反了!」第二天,學校當局便以「首謀搗亂、煽惑學生、低毀校務」的罪名做出決定,要開除蔣介石的學籍,並威脅說要把蔣介石送交官府究辦。週日宣及眾同學義憤填膺、群起抗議;並針鋒相對,聲言如果處理蔣介石,大家將集體退學,以示抗議。校方見勢不妙,又發現這些提抗議的學生都是本校學業上的餃使者,尤其是週日宣,是院考第一名人庫的大才子、名教員,遂撤回開除蔣介石學籍的決定,自認晦氣,將這次學潮以不了了之了。從此,同學們送給蔣介石一個綽號--「紅臉將軍」,以嘉許他在這次學潮中的表現。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在清末的學堂裡帶頭鬧的學潮,也可以說是他涉身社會政治活動的開始。
  這次學潮,對蔣介石一生的思想都有所影響。此後,當「五四」運動興起時,蔣介石對愛國學生發起的這場運動是極表支持的。但他支持的只是「愛國學生」們「搞運動」,卻並不贊成以抨擊舊文化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這一觀點他始終堅持,從未稍有更改,這也是他的思想所決定的。
  這場學潮風波平息之後,蔣介石卻說什麼也不願在鳳麓學堂學習了。學年尚未結束,他就帶了妻子回到了溪口老家。
  夫妻雙雙把家還,樂壞了蔣母王采玉。蔣介石夫婦回家閒居,早晚侍奉寡母,晨昏以詩書為伴,日子過得倒也自在。轉眼年關將近,一家人正忙忙活活準備過年的時候,蔣介石的孫家舅父忽然來了。
  這位孫家舅父是蔣父蔣肅庵第二個妻子孫氏的堂弟,名叫孫琴鳳,家住奉化王廟村。孫氏夫人生性嫻淑,生前深得蔣父的鍾愛。可惜天不假壽,孫氏早年病故,又無所出。蔣肅庵既痛又憐,於是關照後娶的王采玉,要把孫家當作自己的娘家一般來往。王采玉生性賢良大度,況且丈夫又特意交待了的,所以嫁人蔣家以後,一向與孫家十分親近,並且吩咐自己的兒女們,也要把孫家當作自己的外婆家走動。
  孫琴鳳比王采五小兩歲,十年來,他也一直把王采玉當自己的親姐姐待。當時,孫琴鳳在寧波森順雜木行裡當老闆,生意規模不小,個人交遊也非一般鄉農可比。他每次回家,總是要到溪口來看望姐姐。
  蔣介石自幼就常常到孫家去拜年、玩耍,對這位孫家舅父感情頗好,所以,一見到這位孫家舅父,他就立即把風麓學堂風潮及自己退學的事講給他聽。孫琴鳳久在寧波做生意,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受當時新思潮的影響較大。所以,他對蔣介石這種「膽大妄為」的行為絲毫不以為怪,反而鼓勵他說:「我看你眉宇間有一股英武陽剛之氣,不應當是吃文飯、吃生意飯的。我覺得你還是應當繼續讀書為好。寧波箭金學堂有一位主講與我相熟,此人姓顧名清廉,是郭縣山下塘人,稟生出身,對周秦諸子,尤其對《孫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不如到他那裡去學點性理學問和變通之法,也許對今後會有益處。」
  這一番話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上,他連連點頭,表示願聽舅父的安排。
  1904年春天,蔣介石由孫琴鳳介紹,進入寧波箭金學堂讀書。這一次,蔣夫人毛福梅仍然陪侍伴讀,夫婦倆住進了寧波植物園內一所幽靜的住宅。
  這一段時間,是蔣妻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
  箭金學堂的主講是專治性理之學的老生員顧清廉。顧清廉關心時務,思想趨於新派,對學生講究因材施教,他要求蔣介石勤讀《孫子兵法》,並授《曾文正公集》。蔣介石在顧清廉座下讀書一年,受其影響極深,他說:「吾國載籍之富,學術淵源之廣遠,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曉讀書法,窺見漢文門經,皆顧先生一手陶成之。」
  蔣介石在箭金學堂求學時,孫中山的名字已經海內皆聞,顧清廉在授業解惑的同時,也經常對學生縱談孫文進行反清革命的種種軼聞。顧清廉講得眉飛色舞,蔣介石聽得津津有味,還不時提出各種問題,發揮自己的見解。顧清廉課堂遇知己,益發快慰,遂把那套自己授課時所用的、經他悉心圈點過的《曾文正公集》贈給蔣介石,以獎掖這位「知音」高足。
  蔣介石從顧清廉那裡瞭解到孫中山的革命事跡,同時對中國革命黨人在海外的活動情況有了初步的瞭解。顧清廉還積極鼓勵學生:「青年欲大喊求新,當出洋留學異邦」。並以日本明治維新後由弱變強的歷史為據,給學生灌輸強兵是富國之本的思想。蔣介石自幼便好鬥尚武,顧氏的說教正合其意,從此便立下志向,決定學習軍事,並計劃赴日本留學。
  1905年,蔣介石攜妻由寧波返回家鄉,進入奉化龍津中學讀書。
  這一年,蔣家發生了一件大事。
  一個春雨綿綿的日子,蔣母正坐在佛堂唸經,忽然闖進來一群人,原來是村裡管收賦稅的莊書帶著帳房先生到豐鎬房收錢糧來的。蔣母當即解釋:自家30畝田的錢糧稅早已交過了。不料莊書很不耐煩地打斷了她:「這一回收的是無主錢糧,上麵攤下來的。」
  原來溪口上地貧瘠,大部分田畝有種無收,加上荒年連連,許多農戶都棄農經商,移居外地,甚至有人飄洋過海,到日本、南洋去做生意。農戶流失導致田畝撂荒、無人耕種,成了無主田。可是,官稅還是照原有田畝數目算帳收繳,並不考慮實際情況給予減免。這種情況下,負責為官府收稅的莊書就只好把無主因應交的錢糧胡亂分攤到有主田上,喜歡加給誰就加給誰。那些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莊書惹不起,可以一點都不加,而軟弱可欺的小戶人家就只有忍氣吞聲替人家頂稅了。蔣介石的祖父和父親在世時,家道殷實,在溪口有頭有臉,莊書自然不敢得罪。蔣斯千和蔣肇聰相繼過世後,在蔣介卿未析產之前,由於蔣介卿也是常在街面上混的,至交朋友也有個有面子的,所以莊收也不想與之結怨。現在,兩代蔣公早已作古,蔣介卿也已分家另過,三十畝田的戶主已經是蔣介石了,在莊書眼裡,這孤兒寡母是最好欺負的,何況蔣介石又在奉化唸書,家裡只有婦道人家,「無主錢糧」,不加在他家又加給誰家?
  蔣母王采玉一向不善與人爭執,明知其中有偽,自忖分辯也是無用,便勉強同意多交了一份錢糧。不料過了幾天,又有兩個人上門來收「無主錢糧」,蔣母縱是「泥人」也有個「土性」於是分辯說:「我家已經交過了,不信可以問莊書公。」
  其實這次就是莊書唆使鄉里地頭蛇加碼攤下來的,來人見這寡婦膽敢反駁,當即要起了青皮無賴腔:「我們這是上命差遣,有話你去找上面說去。你不交,今天就要拆你的屋!」
  蔣母氣極,急忙請人把兒子從奉化城裡叫了回來,把事情經過訴說一遍,要蔣介石去找莊書評理。
  蔣介石自幼好鬥逞強,從來沒受過這種窩囊氣。平時母親總是事事讓人,不讓他與人爭長論短,今天母親說了話,蔣介石當即衝出門去,跑到莊書家裡,劈頭蓋臉將莊書公罵了一通。蔣介石原以為這些地頭蛇是欺弱怕強。卻不料這些人原是與官府串通一氣的。消息報到縣衙,差役一索子把蔣介石捆到了縣裡關押起來,並且準備以「刁民抗糧」罪究治嚴辦。
  這一下把蔣母和毛福梅嚇了個半死。王采玉娘家無錢無勢,求告無門,只好由媳婦毛福梅出面去央求父親毛鼎和設法救人。毛鼎和是當時鄉紳,有點面子,他出頭請人作保,補繳了錢糧,花了不少錢上下打點,這才把蔣介石保了出來。
  蔣介石枉讀了幾年詩書,如今被人誣告下獄,精神大受創傷,回到家裡,孤兒寡母抱頭痛哭了一場。王采玉認為這是一種奇恥大辱,垂淚勉勵兒子要奮發上進,為蔣氏門庭爭一口氣。
  對這件公案,蔣介石一直銘記於心,多年以後,他還曾憤恨不平地提及此事:
  「我當時記憶猶新,其時滿清政府已腐敗至極,道德淪喪的土豪劣紳與衙門的貪官污吏搜刮民財,魚肉鄉民,司空見慣,我家因無官位背景,屢為欺壓和侮辱的對象。我們飽受苛捐雜稅和勞役的痛苦,甚至親友們對我們的窘困亦視若無睹,袖手旁觀。我家當時痛苦煎熬的處境實在難以形容,我們全靠家母一人堅韌不拔的能耐和毅力,我家方免於沉淪的絕境。」
  這場官司,在蔣氏母子心中播下了仇恨清政府的種子。蔣介石眼見土豪劣紳橫行鄉里之惡,身受官府魚肉人民之苦,痛感這黑暗腐敗的社會如果不推翻,自己就永無出頭之日。他回到龍津學堂後,一怒之下,一刀把腦後那條拖了18年的大辮子割了去,裝在一個信封裡托人捎到家裡。此舉如一石擊水,在鄉里引起了哄動。人們議論紛紛,都說蔣介石參加了革命黨。
  從此,蔣介石出國留學的意願愈發堅定和強烈。他返回龍津學堂後,好像變了一個,每天早晨起床很早,盥洗之後就雙臂交叉緊閉雙唇站在宿舍的陽台上沉思。平時也不再參與同學們的閒談,而是格外關注起時事來。這一時期,蔣介石自幼養成的頑梗之氣也一掃而光,自制能力得到明顯加強,孤傲、沉默,使他在同學們眼裡變成了一個大人,一個成熟起來的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思考,蔣介石決心東渡日本,學習軍事。這一次,王采玉和毛福梅都未表示異議,婆媳倆把平時積攢下來的私房錢都拿了出來,給蔣介石做赴日留學的川資。
  1905年4月,蔣介石登輪東渡,首次赴日本留學。
  3.「光我神州完我責」
  蔣介石東渡日本後,原是準備報考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的。不料到了日本本土之後才知道,清政府與日本政府有約在先:凡報考日本軍事學校的中國學生,一律要經過清政府陸軍部的保薦,否則,一律不准報考。這樣,蔣介石報考日本軍事院校的計劃就完全落空了。但人既然已經來了,他只好先進日本專為旅日學生補習日文的清華學校學習。
  這一年的冬天,蔣介石忽然接到了母親的來信,要他立即返回家鄉,而且口氣十分堅決:「汝妹瑞蓮年下出閣,汝為兄長,當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懸念,切記,切記!」
  蔣介石的妹妹瑞蓮,自幼許配給蕭王廟後的竺村的竺芝珊。但是,當時蔣瑞蓮只有16歲,即使按浙東風俗,女子早婚,16歲的年齡畢竟也還年輕了些。蔣介石不明白,母親究竟為什麼急於讓妹妹出閣呢?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蔣母思兒心切,這才與親家商議,讓女兒提早過門,以此作為催促蔣介石盡早歸來的理由。竺芝珊的父親非常理解蔣母的心情,毫不猶豫便答應了下來。
  蔣母盼兒早歸,還有其它原因。蔣介石決定赴日,正在籌備啟程時,蔣母王采玉的母親,蔣介石的外祖母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蔣介石動身赴日之前的一個月濭然長逝了。王采玉一下子面臨愛子遠遊、慈母謝世的雙重痛苦,情緒異常低落。蔣介石東渡後,毛福梅雖然也陷入夫婦天各一方,遙相思念的痛苦中,但她看到婆母王采玉經常暗自飲泣,只得忍淚百般勸慰蔣母,還特意陪著蔣母到葛竹村娘家去住過一段時間,一面幫助料理喪後事宜,一面也使蔣母得以同娘家人朝夕相聚,以慰孤寂,聊遣悲懷。在葛竹的日子裡,毛福梅恪盡孝道,晨昏侍奉,蔣母對此感激不已,暗自慶幸兒子找到了一個如此賢德孝順的好媳婦。所以,蔣母急於讓兒子回鄉,除子思兒心切之外,也想在精神上給毛福梅一些補償。再有,老太太盼孫子盼得心焦,兒子早一天歸來,她就有可能早一天抱上寶貝孫子。
  遠在日本的蔣介石毫不知情,面對母親的來信,他陷入了去留兩難的境地。經過一番考慮,他還是決定謹遵母命,放棄在日本的學業,返回國內。因為,若無陸軍部的保薦,他留在日本也無法報考軍事學校,倒不如暫且回國,想辦法取得合法身份,然後再赴日本,實現報考軍事學校的願望。
  1905年冬,蔣介石結束了短暫的第一次留日生活,回到了溪口。
  回國之前,蔣介石即已聽說保定軍官學校(當時的名稱是「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將於第二年招生,他決定回國後即著手準備,來年報考這所學堂;以此作為一個跳板,力爭盡快取得正式的合法的資格,然後再去報考日本軍校。
  1906年夏,蔣介石在杭州「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杭州考點」參加了人學考試。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是清政府陸軍部直屬督辦的軍事學校,當時名氣很大。該年招生時,核准浙江全省只取60名,但事先即已被浙江武備學堂及各校的保送生佔去了46個名額,僅餘14名額供省內各地上千名考生競爭。這幾乎是「百里挑一」的競爭。
  不日發榜,蔣介石居然榜上有名!
  考取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比考中秀才之類的功名要實惠得多。因為這個學堂是直隸總督袁世凱親自管轄的一個軍官補充基地,只要一畢業,馬上就是有品有級的軍官了。因此,當報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紅喜報貼到溪口街豐鎬房蔣家祖堂上時,前來蔣家道賀、看熱鬧的鄉鄰充街盈巷,一時成為溪口街上的一大新聞。
  蔣母采王聞知喜訊,目睹這一盛況,高興得老淚漣漣--蔣家門媚終於在兒子手裡耀眼生輝了!自從兒子歸國後,蔣母在兒媳毛福梅的協助下,嫁女兒、忙過年,喜悅加上忙碌,使她從喪母的悲痛中解脫出來。現在,寶貝兒子又考上了軍官學堂,功名在望,孤兒寡母備遭欺凌的日子從此一去不返,蔣氏一門總算揚眉吐氣了!蔣母陶醉了,心滿意足了--含辛茹苦、忍氣吞氣的罪到底沒白受啊!
  蔣介石實現了他計劃中的第一步,躊躇滿志,啟程北上,來到了通國陸軍速成學堂。
  然而,進軍校後,蔣介石的處境並不好。在學生們當中,蔣介石是惟一沒有辮子的人,這使他一人校即成為大家矚目的中心。人們對蔣介石側目而視,議論紛起,還有人懷疑他是「革命黨徒」,不少人甚至明日張膽地當面侮辱他。蔣介石身處如此逆境,不動聲色,暗中常以「時加警惕,深自韜晦」自省自勵。這種大異於幼時尚勇好鬥性格的「韜晦」之術,得益於寧波箭金學堂主講顧清廉的苦心栽培--曾文公正的那套養性修身之術,看來已深植於蔣介石的心中了。
  忍辱負重、韜光養晦的同時,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民族感情也漸生漸蓄,充滿於蔣介石的胸膛。有一次,一位日本籍軍醫教官來講衛生課,他拿出一塊事先準備好的泥,對學生們說:「這塊泥巴裡可以容納4萬萬個微生物,就好比你們中國有4萬萬人寄生在這裡面。」座中聽講的蔣介石一聽此言,當即離座奔上講台,把那塊泥掰下八分之一來,向日本教官提問:「日本有五千萬人口,是否也像你所說的微生物一樣寄生在這一小塊泥巴裡?」那位日本教官被問得張口結舌,好一會兒才指著蔣介石那沒有辮子的腦袋大聲責問:「你是否革命黨?」
  蔣介石毫無怯意,立即忿然回答:「我只問你這個比喻對不對,請不要扯到題外去!」
  日本教官無言以對,鬧到校總辦那裡,要求嚴懲蔣介石。
  按當時的校規,凡反對教官者,輕則除名回籍,重則監禁治罪。但軍校總辦趙理泰也是一個深明事理、有民族感情的人,他知道這件事錯在教官,不應究辦蔣介石。為敷衍日本教官,趙理泰命監督曲同豐對蔣介石進行了一番訓斥,未予深究。通過這件事,反而使趙理泰對蔣介石產生了極好的印象。
  連蔣介石本人也沒有想到,自己與日本教官的這一番爭執反而對自己日後的命運產生了積極作用。世事如棋局,難以逆料,實足令人一歎!
  這一年的冬天,清政府陸軍部從學堂中選拔赴日留學的學生,但規定只以日語班的學生為限。按這個規定,蔣介石根本沒有報考的資格。可是他不甘心放棄這一難得的機會,於是大著膽子越級向學堂總辦趙理泰呈上赴日留學的申請報告,申明自己曾赴日專門學習過日語,所以入校後沒有參加日語班的學習,請求總辦特准應考。
  呈文遞上去以後,蔣介石天天盼著批復。可是直到考試的前一天,仍不見下文。蔣介石徹底絕望了,沮喪地躺在宿舍裡睡大覺。昏昏沉沉睡到半夜時分,忽然來了一個提著燈籠的人把他喚醒,說是趙總辦派他來通知,已特准蔣介石參加考試。蔣介石一聽,大喜過望,恍惚間還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呢。直到那個手提燈籠的人告辭離去,他才清醒地意識到,幸運之神正在向他招手呢。事後他才明白,正是因為他在課堂上公然與日本教官爭執這件事,使總辦趙理泰對蔣介石這個不留辮子、敢與日本人當堂爭辯的學生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蔣介石剛毅、執拗、敢為別人所不敢為的作風使趙理泰暗中稱許不已,「這樣的學生,不應讓他失去任何發展的機會!」基於這種考慮,趙理泰特准了蔣介石的呈請。
  經過嚴格的考試,發榜時,考前未曾作過半點預習和準備工作的蔣介石又是榜上有名!與蔣介石同時上榜的還有張群、楊傑、王柏齡、馬曉軍、陳星樞等人。根據陸軍部的規定,錄取生將於第二年春天啟程赴日本軍校學習軍事。
  蔣介石又一次金榜題名,自是得意非凡。他匆匆趕回溪口,向母親報告這一喜訊。可是蔣介石萬萬沒想到的是,母親這一次卻堅決反對兒子再赴東京去學習什麼軍事。箇中原由,一是因為蔣介石第一次赴日後給她造成的精神苦楚記憶猶新,她不願再忍受離別之痛的精神折磨;二是因為這幾年來,女兒出嫁、兒子求學,本已蕭條困窘的家業差不多已被淘干了底,兒子若是再度赴日,她實在是供不起了,第三個原因,蔣母不好明說,但卻是最根本的:蔣介石成親已五六年之久,卻很少同妻子毛福梅在一起生活,整日東奔西走求學讀書,眼見得媳婦毛氏已是24歲的人了,在鄉間,這種歲數的女人有三五個孩子都不是稀奇事,可是蔣介石至今膝下猶虛。媳婦不言不語,當婆婆的還盼著隔輩人呢。所以,這一次蔣母決意阻止兒子東渡。
  蔣母的意思,正合毛福梅的心意。於是,她也乍起膽子勸說蔣介石放棄東渡計劃。兩個女子的阻攔,當然不可能動搖蔣介石東渡求學的決心。這個機會他等待已久,得來不易,又怎能因為母親和妻子的反對而一朝放棄、功虧一簣呢?
  然而,決心固然不可動搖,實際的困難卻也不能不切實考慮。蔣介石明知家中經濟拈據,東渡川資無著,情不得已,他想了一個變通之法,把妻子毛福梅當年的陪嫁之物--一個首飾箱--托人送到寧婆森順雜木行孫家舅父孫琴鳳處,內附一詩,委曲言明困窘的處境,卻沒提告貸求助的事。蔣介石生性心高氣傲,像這種低眉垂首求助於人的事,他平生也沒做過幾次,如果不是自幼與孫家舅父的感情較為親近,他是斷斷不會這麼做的。
  孫琴鳳經事較多,一見這首飾箱,立即明白了蔣介石的隱衷。他當遣人送還了首飾箱,並附上川資400元,送給蔣介石,作為他赴日留學的費用,並書囑蔣介石要安心讀書,溪口家裡的一切有孫家舅父代為照拂,無須掛念云云。蔣介石得孫家舅父贊襄,得以順利東赴日本求學,對於孫家舅父的大恩大德,蔣介石始終不忘,何況蔣父肅庵公臨終前曾再三叮囑蔣母王采工「把孫家當自己的娘家走動」,因此,蔣介石發跡後,對待孫氏舅父母勝過葛竹親娘舅。每次回鄉,必先到肖王廟鎮探望。蔣經國受父親影響,對孫氏舅婆也很尊敬。蔣經國每一回鄉,必到肖王廟探望其孫氏舅婆蔣妙緣,談笑相聚,十分親熱。蔣氏父子離開大陸時,蔣妙緣已屆八旬高齡,由於不願漂泊異鄉,故仍留在老家。
  1963年,原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江日章從外地回到家鄉肖王廟鎮擴灣村。江日章的母親和孫琴鳳是堂兄妹,故汪亦呼蔣妙緣為舅母。他回到家鄉不久,即登門探望。這時蔣妙緣的丈夫早已故去,女兒出嫁,膝下寂寞,晚景淒涼。1965年,汪日章經過再三考慮,上書周恩來總理,反映蔣妙緣過去與蔣介石的關係和目前的處境,要求給予關心和照顧。時隔不久,有關部門即派人來奉化,把蔣妙緣接到上海。蔣妙緣當時雖已96歲高齡,但身體尚佳,思維清晰,回憶往事,如數家珍,行前清楚地講述了他的外甥蔣介石和外甥媳婦毛福梅鬧家庭糾葛的情景。在做好準備之後,蔣妙緣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轉由香港赴台灣。蔣介石獲悉蔣妙緣行蹤,特派蔣經國專程到香港來陪,蔣介石自己則在台灣親自迎接,優禮有加。這件事,在當時兩岸隔絕的情況下屬於絕對的秘密。蔣介石晚年的反共立場無稍更改,但對大陸將蔣妙緣送來台灣的義舉能夠欣然接受,足見其對孫家舅父及其親眷的感情之深。
  江日章為什麼敢於在60年代中期上書周恩來總理反映蔣介石舅母境況呢?江日章曾解釋說: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會談時,我在蔣介石身邊工作,與周恩來相識,知其為人大度,不計私人恩怨;二是那時報紙上已偶爾可以看到中共呼籲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並向蔣介石伸出了談判之手。1956年6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正式宣告:「我們願意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談判。」同年7月,周恩來總理又提出了」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號召。1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在加爾各答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就記者提出的問題回答:「中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並且努力爭取蔣介石。」「我們是否會給蔣介石一個部長的職位?我說,部長的職位太低了。」今天重溫禮送蔣介石舅母赴台這個歷史事實,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統一祖國方針政策的發展過程。
  蔣介石川資落實,立即辭別了母親和妻子,先奔赴天津,與同時被陸軍部保送的幾位同學匯合一處,乘日本輪船抵達東京,進入日本的士官預備學校--振武學堂。
  早在兩年前,蔣介石首次留學日本時,即認識了日後被他尊為「義兄」、對蔣介石參加革命有引薦提攜之恩的陳英士(其美)。陳英士到日本留學的時間比蔣首次赴日還早一年,當時他在日本警監學校就讀。恰好,蔣介石的同鄉兼師友周淡游當時也進入警監學校學習,於是,蔣介石在周淡游的介紹引薦下,與陳英士結識。陳英士對蔣介石是「一見如故,即與訂交,介紹人同盟會。」陳英士不僅介紹蔣介石參加了當時的革命組織同盟會,而且,蔣介石1910年得以見到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也是由陳英士介紹引薦的。這次赴日,蔣與陳重逢,自是十分親熱。也就在這次重逢之後不久,在陳英士的介紹下,蔣介石正式加入了同盟會。
  日本振武學校繫於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學校改辦的,據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記載:「當時派遣去的日本學習陸軍之學生,曾人振武學校補習,畢業後人士官學校。」蔣介石入校,已算是該校第十一期學生了。
  這一時期,蔣介石放棄了他自己改過、用了幾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為「中正」,字「介石」。
  當時的日本振武學校,校規極嚴,對學生的飲食起居、作息時間均有嚴格的限制。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每逢星期日,蔣介石都一定參加江浙籍同盟會會員的秘密聚會活動。大家聚在一起,痛斥清政府的腐敗黑暗,暢談「驅逐韃虜」的革命理想。在此期間,蔣介石與浙江同盟會會員蘇曼殊、張恭、章梓等人結識。
  在同盟會員們的影響下,蔣介石的革命思想進一步形成,這一時期他最愛讀的書是鄒容的《革命軍》,並經常帶在身邊,隨時捧閱,從而堅定了民族主義和反清思想。據毛思誠回憶說:蔣介石人振武學校後,有一個時期每天早晚必誦《革命軍》,甚至睡覺時還將書抱在懷中,不忍釋手,做夢時也似乎在和鄒容對話,其癡迷人境之態,一時傳為佳話。
  在革命志士的熏陶影響下,20歲的蔣介石,思想感情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強烈地想讓自己的親友們知道他現在已經變成了「蔣介石」,而不再是從前那個「蔣志清」了。於是,他穿上軍裝,以一個標準軍人的姿態拍了一張照片,分寄給國內的親友們。在給表兄單維則的那張照片背面,蔣介石還豪情滿懷地題寫了一首小詩,藉以抒發胸臆: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
  東來志豈在封侯!」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固然反映了當時的蔣介石強烈的民族意識,反映了他當時「一心為國,不欲為官」的志向。但從蔣介石日後的情況來分析,這「東來志豈在封侯」卻是大有講究的。事實證明,蔣介石的確是「志不在封侯」,而是成了「王」,成了一個大獨裁者,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梟雄!
  1909年11月25日,蔣介石從振武學校畢業,旋即到駐紮高田的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師團長為長岡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聯隊(聯隊長飛松寬吾)人伍。人伍時的花名冊上這麼寫的,「學名:蔣志清。籍貫:浙江。身高:169.4公分。體重59.2公斤。
  入伍之初,蔣介石當的是二等兵,以後升為「士官候補生」。
  高田是個小村鎮,隸屬新渴縣,靠近北海道。入冬以後,這裡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有時積雪厚達丈餘。蔣介石生長在中國的江南地區,很少見到過這樣惡劣的天氣,為了盡快適應這種高寒多雪的氣候環境,蔣介石每天早晨5點以前起床,自己拿著洗臉盆到井邊取水洗臉。適應了一個時期之後,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漸漸地,他的身體強壯起來了。許多年後,他曾深有感觸地說:「可以斷言,好的身體,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餘七分全靠鍛煉。」蔣介石後來當政時,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臉,認為這是健身之道。
  在聯隊的野炮兵隊裡,蔣介石每天的任務只是照料軍馬。為此,他每天早晨洗過臉之後就去擦洗軍馬,在馬廄裡把軍馬的全身擦洗乾淨之後,再牽到廄外飲水和餵食。每天把馬餵好後,蔣介石才能返回營房吃早飯。傍晚,再到馬廄裡擦一回馬,返回營房後先刮靴,然後吃晚飯。這種工作,聽起來也算是軍事科目,實際上類似苦役,但蔣介石不以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爭先,不自感覺其苦。」
  做這種工作,每天的體力消耗極大,可是聯隊裡的伙食卻並不好。據蔣介石後來回憶,日本軍隊當時每人每餐只許吃一中碗米飯,每週還必須要吃幾次麥飯。佐餐之物經常是三片蘿蔔,有時是一塊鹹魚。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點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人的定量都一樣,不分飯量大小。蔣介石剛開始時吃不飽,以後慢慢習慣了,身體也適應了這種飯量,人也不怎麼覺得飢餓了。這種定量進餐、菜式單調的軍隊生活,其實是非常艱苦的,但蔣介石卻覺得定量進餐有利於身體健康,並說日軍官兵的身體素質很好,因此認為中國人之所以愛生病,是因為每餐吃得過飽的緣故。後來他還經常以此教育中國軍隊的官兵,告誡他們不要過量進餐,吃得太飽,認為只要吃夠就可以了。
  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在東京振武學校學習期間,曾涉獵了不少軍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軍事常識。在高田的一年時間內,蔣介石體會最深的,首先是「軍隊的基礎是班長」這一原則。在日本軍隊內,班長已是職業軍人,不退伍,因此軍歷較深。也是因為認識到班長的重要性,所以日本軍隊對班長一級的訓練和業務都是嚴格保密,從來不教外國學生。
  其次的體會是:軍隊內部要形成一個綜合性結構。在日本的軍隊裡,如剃頭、看護、修理機械等,均由軍隊內部人員自行解決。軍隊的士兵多數要學習一種軍務以外的技藝,以便於退伍後能夠找到謀生的職業,不致因為當兵而失業。
  第三個體會是:軍隊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蔣介石認為對士兵進行政治、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識教育十分必要。蔣介石親眼所見,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於自己的祖國,同時也有歷史。地理知識的教育。他認為,這是日本士兵作戰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軍營對軍風、軍紀及軍營衛生的嚴格要求,也給蔣介石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在日本軍營裡,寢室、講堂均要求室內四角和門背面必須整潔乾淨;甚至連痰盂也有明文規定,除要求內外整潔之外,盂內的存水量也有標準,即不得超過總容量的三分之一。軍隊內負責查衛生的長官帶著白手套,一進屋門就伸手往門橫木和角落裡摸。對此,蔣介石印象殊深。正因為印象深,受其影響,蔣介石當政時,最喜歡戴白手套,每到一處,都要四處摸一摸,檢查乾淨與否。
  蔣介石惟一認為不可取的,是日本軍隊內長官打罵士兵的殘暴和野蠻。他曾說:「我看到日本軍隊的下級幹部用對待奴隸牛馬的方法來打罵士兵,當時就覺得這種軍隊能打仗嗎?我們中國軍隊更應嚴禁官長打罵虐待士兵,遇事必須耐心教育勸導,使他們受到感化。」而實際上蔣介石也深受日本軍隊的這種影響,他性情急躁,好發脾氣,稍不稱心,不是罵人就是打人,而且蔣介石打起人來,一拳一腳,非常熟練。他當政以後,曾經隨侍左右的侍衛長王世和、侍衛官竺培基就經常挨罵挨打。按照蔣介石的軍規,長官打時,下級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閃避。這種「軍規」,不知是根據蔣介石的哪一條「訓示」制訂出來的。在蔣介石的帶動下,國民黨軍隊裡宮長打罵士兵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這一時期的學習經歷和軍營生活體驗,對蔣介石的一生影響較大,既成為他日後教育部下的資本,也是他蒙受孫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正是因為赴日留學,才結識了陳英士、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使他的思想感情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一個只是股隴地仇視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漸成為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革命黨人,成為了一個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責」的鬥士。
  4.敢死隊長和他的革命引路人
  世人皆知,蔣介石同陳其美(英士)的關係是非常深的。陳其美是蔣介石早年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也是蔣介石參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討袁鬥爭的引路人和領導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沒有陳其美,就沒有後來的蔣介石。
  民國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赫赫聲威是舉世聞名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陳其美,則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陳」會易姓而居,或者乾脆是「四大家庭」變成「三大家族」。因為陳立大和陳果夫這兄弟二人,是陳其美的胞兄陳其業的兒子。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大權之後,看在「義兄」陳其美的面上,著力扶持陳氏兄弟,才使陳家的兩個侄輩兄弟迅速崛起,臍身於「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蔣介石與陳其美的關係絕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歸化(今湖州市)人。與蔣介石算是「大同鄉」。他們兩人相識於日本東京,在辛亥革命時義結金蘭,成了拜把子兄弟。曾立誓「生死與共,安危同仗。」陳其美生於1878年,比蔣介石大8歲,因此,蔣介石一直稱陳其美為「大哥」。
  陳其美的身世家境也與蔣介石有相似之處。
  陳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戶,十分富有。但到了陳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漸中落了。到了陳其美的父親陳延信這一輩時,因為科考連連不第,遂棄文經商。
  陳其美幼時聰敏好學,讀了幾年私塾。15歲時,父親陳延傷病故,家境一落千丈。陳其美為了生計,只好到一家典當鋪做學徒。1902年春,陳其美的弟弟陳其采從日本留學歸來,向陳其美講述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幾十年間由貧弱變為富強的情形。當時,已在當鋪干了11年的陳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見聞於隘」。一向胸有大志無緣伸展抱負的陳其美決心隻身到「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去長長見識。
  當時的上海,已是全國反清活動的中心,各種新潮思想廣為傳播,民智開化的程度遠非地處浙北的歸化可比。陳其美當年已經26歲,他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奮發學習,廣交朋友,先後結識了於右任、蔡元培、張靜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時日漸久,陳其美感到「商賈征逐末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對自己棲身於一個小小的絲棧的處境極感不滿。於是,在胞弟陳其采的資助下,陳其美於1906年東渡日本,開始了留學生涯。
  陳其美到東京後,先進入東京警監學校學習。這所學校是清政府為「預備立憲」、「實行新政」,培養新型警官而委託日本政府代辦的。陳人學後,結識了也在這所學校學習的周駿彥、盧鍾岳。周淡游。莊之盤、魏伯禎等人。人學不久,陳其美不滿於這所學校授課太少,於是,又轉入東斌陸軍學校學習軍事。當時他並不知道,這所陸軍學校是孫中山委託日本友人寺尾享出面申辦的,旨在秘密訓練革命骨幹,為推翻清政府積蓄生力軍。陳轉人陸軍學校後,立即受到濃郁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井結識了徐錫麟、秋謹等革命志士。1906年,陳其美加入了同盟會,還和部分陸校同學組織了一個「軍事體育會」,意在鍛煉體魄、學好軍事,為革命的起義和暗殺行動做準備。他十分敬慕革命烈士鄒容、陳天華等人,經常和同學們暢談國事,慷慨悲歌。
  1906年12月,同盟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等人領導的萍瀏起義慘遭鎮壓,1907年,欽廉防城起義、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和鎮南關起義等均遭敗績。消息傳到了日本,陳其美等留日進步學生及同盟會員極感悲憤;1907年7月,徐錫麟等人在安慶行刺安徽巡撫恩銘未遂,秋謹在紹興響應,因時間有誤而致失敗。秋謹旋被殺害。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陳其美感到異常悲痛。他再也沒心思留在日本了,決定提前回國,繼承烈士們的未竟事業,親身投入反清革命鬥爭。
  1909年夏天,陳其美策劃發動浙江舉義,不幸被叛徒劉光漢出賣。時任清政府兩江總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因陳外出未歸,同盟會員、浙江龍華會首領張恭被捕,起義被迫輟止。
  1911年7月31日,湘。浙、蘇、皖等7省革命黨人在上海召開中部同盟會成立大會,著名革命黨人宋教仁、譚人鳳等均在其列。會議選舉陳其美分掌庶務,負責組織工作。陳其美遂以花天酒地的浪蕩公子身份為掩護,積極開展革命工作。當時,在長江流域地區,中部同盟會成為反清革命運動的中樞組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緊接其後,湖南、江西。陝西、山西及雲南各省相繼宣佈獨立。為了策應武昌起義,陳其美一面積極籌劃上海武裝起義,一面電召蔣介石等一批尚在日本學習的同盟會員立即回國,協同作戰。
  蔣介石當時正在日本高田當兵,接到陳其美的電報後,他當即連呈三份申請准假回國的報告,但都未獲上司批准。無奈,蔣介石只好去找飛松寬吾聯隊長請假,飛松寬吾在他的職權範圍內,只准了蔣介石48個小時的假期。並對蔣介石說:「如果在48小時內不歸隊,就要被當作逃兵,憲兵就要緝查你!」當時的日本政府軍事當局對中國留學生參予反清鬥爭的活動採取既不公開支持又不加以阻攔的態度,因此,對蔣介石請假回國的目的,聯隊長飛松寬吾故意不問,在蔣介石離隊前,還特意組織了一個小規模的歡送儀式。
  蔣介石獲准離隊後,立即約同張群、陳星樞等人從高日乘火車趕到東京,分別向本省同盟會支部領取了路費。由於48小時的假期將滿,蔣介石為安全起見,特意脫掉軍裝,換上了一身和服,並把軍服和軍刀從東京郵寄回所在聯隊,然後會同另外23名回國的留學生,從東京乘船,於10月23日回到了上海。
  蔣介石一到上海,立即面見陳其美。當初,陳其美曾力主先在浙江舉義,他的計劃是「先占杭州為根據地,再由專車派兵奪上海製造局,進取蘇州,直達南京」。可是浙江的革命黨人卻認為滬杭之間交通便捷,如果上海不首先光復,則杭州起義很難成功。所以,應當在上海首先舉事,爾後杭州響應,可一舉而成。陳其美的計劃未被接受,只好來到上海,蔣介石等人抵滬後,陳其美正在積極籌劃上海的武裝起義。這時,武漢失守的消息傳來,而武昌方面又急待聲援,需要江浙一帶盡快發動起義。11月1日,陳其美與李平書、鈕永建等人議定:「上海先動、蘇杭應之,以救武漢之危」。遂於11月3日下午宣佈獨立。在此以前,蔣介石、黃郭、陳泉卿等人已奉陳其美的命令奔赴杭州。抵抗後,蔣介石等人未稍歇息,立即約集了杭州軍、警、學界的一些革命黨人在顧乃斌家開會,一致推舉童保暄為臨時司令官,諸輔成負責建設機關部,朱瑞、顧乃斌分別擔任第一、第二標司令官,「並約定起義時間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此處日期為舊歷,實為公歷11月3日-7日)之間」。
  蔣介石由上海赴杭州時,曾奉陳其美的命令,與王金髮、王文清等人「同率敢死隊一百餘人」支持杭州方面舉事,並由蔣介石擔任「先鋒敢死隊」指揮。這是蔣介石平生所擔任的第一個「官」位。
  11月3日上午時,陳其美等人在上海總商會集會,正式公開宣告獨立,升起了同盟會起義的標識--青天白日旗,同時決定立即實施武裝起義。起義開始後,閘北民軍迅速佔領了巡警總局,率先得手;接著,敢死隊燒燬了道台衙門,一舉攻佔上海縣城。至11月3日下午4時,各路敢死隊、商團、民軍齊集,向江南製造局(即兵工廠)發起攻擊。陳其美親自率領彈械精良的商團從南市出發,直取製造局。但清軍已有備在先,又佔據了有利地形,而且清軍的火力也優於商團,所以,民軍的兩次衝鋒均未得手,傷亡慘重。陳其美情知敵強我弱,強攻不易得手。為了避免過多的傷亡,遂命令停止進攻泊己和李平書冒險進入製造局,試圖說服敵方,爭取和平解決。不料製造局總辦張楚寶將陳其美強行扣押,用鐵鏈鎖在廁所旁邊的柱子上,只將李平書放回來。其後,商團、民軍與稍後趕來增援的光復軍合力猛攻,經數小時激戰,終於在11月4日凌晨攻克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復。陳其美的這一冒險行動,當時曾傳為佳話。
  11月3日晚,上海起義的消息傳到杭州,全城各界人心浮動,商家店舖紛紛掛板關門,駐杭清軍各部也都加強了戒備。童保暄、朱瑞、顧乃斌等人緊急會商後,決定11月4日夜間發動起義,以策應上海,並正式成立臨時司令部指揮各路義軍舉事。同時約定,舉事時以「獨立」為聯絡口號。
  11月4日夜,第一標司令官朱瑞在覓橋集合原新軍第八十一標的隊伍,率隊向杭州城進發;顧乃斌也勸導原新軍第八十二標統帶固周成功,任第二標司令官,率隊從南星橋向杭州進發。
  起義的槍聲打響後,蔣介石親率先鋒敢死隊隊員協助顧乃斌的第M標進攻撫署衙門。據蔣介石1912年所寫《復顧才子(乃斌)書》中回憶:「攻擊之初,先由陳濟汾、於竹二君,投拋炸彈於署側楊馥齊樓窗之下,署前部隊隨響攻擊,二標隊伍亦相繼前進,霎時彈聲震地,火光燭天,署中衛兵聞警奔潰。」在義軍的猛攻之下,浙江巡撫增錫企圖從後院牆洞逃逸,被起義士兵生擒。
  11月5日,各路義軍圍攻旗營,迫使杭州將軍德濟投降,杭州全城遂告光復。
  在上海革命力量的推動下,蘇州也於11月5日宣佈獨立,正式掛出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的招牌。其後,陳其美和江、浙兩省軍政府共同調集蘇軍、浙軍、鎮軍、滬軍等部隊組成江浙聯軍,擊潰張勳的部隊,於12月2日攻佔南京。
  陳其美在上海和江浙的起義鬥爭中功勳卓著,成了當時人人皆知的大英雄。孫中山先生在回顧辛亥革命歷史時曾誇讚陳其美說:
  「武昌既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
  杭州光復後,蔣介石回到上海。其時,陳其美已被推舉為滬軍都督府司令部長。蔣在上海見到陳其美後,陳其美對蔣介石在杭州起義中的「敢死」表現至為讚賞,於是讓蔣介石留在自己身邊,協助自己整編革命軍隊,維持上海治安並參予訓練新兵等。不久,陳其美向上海紳商募集4萬元,組編滬軍第五團,任命蔣介石為團長,歸黃郭的第二師轄制。
  陳其美與黃、蔣既是同鄉,又是同學兼戰友。三個人原就志同道合,關係密切。經過滬、杭起義的戰火錘煉,陳其美對黃、蔣二人更加賞識,為了培植個人的核心勢力,陳其美提議三人換帖拜把子,結為盟兄弟。蔣、黃二人欣然應命。
  應當說,蔣介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表現是十分英勇而且無畏的,杭州舉事前,蔣介石自知「敢死隊」在起義中的重要作用,料到犧牲必多,他也是抱定了必死的決心的。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撫衙門前,蔣介石給母親寫了一封《訣別書》,說他已決心「棄學景從革命」、「誓為革命犧牲」。在這封《訣別書》中,蔣介石-一與母親王氏、大哥蔣介卿及髮妻毛福梅宣告「訣別」,並交待了自己死後的相關的家事。
  蔣母被兒子的這封信嚇壞了。然而關山阻隔,她想去阻攔也不可能,只好寫封回信叫兒子不必掂念家裡,自己則與媳婦毛氏到庵堂裡拜菩薩許願,每天在自家佛堂裡唸經祈禱。
  不數日,杭州光復,蔣介石赴滬邀功去了。消息傳到蔣家,豐鎬房一片歡騰。蔣母特備三牲謝神,同時也把從杭州回到奉化來的一些敢死隊員請到豐鎬房蔣家祖宅吃了一頓慶功宴。原來蔣介石所率領的那一批敢死隊員,是陳英士從奉化一帶招募的,計有一百餘人。這些人大都是奉化桐照、松岱、馬頭、蕪湖等地的漁民,驃悍勇猛,忠直可信。在杭州舉義時,這些敢死隊員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個個冒死衝鋒,爭先恐後,為革命軍掃出了一條血路。為此,蔣介石十分感激他們。因為如果不是這些「死士」奮勇爭先,蔣介石的戰功是無從談起的。「一將功成萬骨枯」,蔣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職時,曾意圖挽留這些敢死隊員們留在自己身邊。可惜當時大多數人都不願久居上海,紛紛返回奉化家鄉去了,只有少數人留了下來,隨侍蔣介石左右,如後來官至蔣家嫡系部隊第二十六軍軍長的陳孔如就是其中一個。
  蔣介石從一個日軍炮兵聯隊的實習生一躍升為統兵千餘的團長,可說是一步登天了。但是,蔣卻並不滿足於這個職務--領兵率隊、一呼百應的體驗,使他初嘗了權力的滋味。從此,24歲的蔣介石的心中,一種叫作「權力」的東西開始萌芽了。
  5.革命黨殺了革命黨
  中華民國的建立,令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但是,當時的中國,各種政治勢力並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陳其美在上海光復後雖然位居滬軍都督,但當時的上海也是內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尤其是陳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對光復會的人有很深的成見,起義成功後,他更逐漸暴露了江湖幫會頭子的種種陋習,竭力排擠上海光復會支部長李文和,多次製造各種矛盾。這時候的陳其美已經越來越不像一個革命者,而逐漸還其幫會首領心地偏狹、短識陋見的真面目了。
  同盟會員們與光復會的嫌隙由來已久。
  1907年7月,徐錫麟謀刺安徽巡撫失敗,秋瑾又在紹興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緝。在此情況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開展革命活動。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華僑中募集捐款,資助江浙等省組織武裝起義,因為孫中山未予支持,由此與同盟會產生隔閡,陶成章負氣不再用同盟會名義進行活動,而改以「光復會」名頭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聯名發表了《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攻擊孫中山侵吞華僑巨款,後又到東京要求罷免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恰在這時,章太炎也發表了一篇攻擊孫中山的文章,於是,他們相互呼應,聯手抵毀孫中山先生。1910年2月,陶成章與章太炎在東京重建光復會總會,章任會長、陶為副會長,大力發展黨務,「有取同盟會而代之之勢」。光復會與同盟會之間的嫌隙,雖然只是革命黨內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卻因此引起了陳其美等同盟會員們的忌恨。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陳其美個人權力慾望的膨脹,終於導致了一場流血事件。
  關於蔣介石暗殺革命黨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國民黨當局諱莫如深、嚴禁談論的史實,是「國統區」史學家們的「禁區」。所以,幾十年來,凡有關陶成章生平事跡的史料,在「國統區」以至今日的台灣島上是一律橫遭封鎖、湮沒,偶或出現,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煥卿,浙江紹興人。他是清末著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倡導者、革命家,是光復會領袖之一,著有《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和《浙案記略》等書,他的活動對辛亥革命成功有著很大的貢獻。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舊學教育,15歲便在家鄉設館任塾師,這一時期,他開始接觸一些新學書籍,思想逐漸轉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激發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愛國意識,與「推翻君主體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義思想逐漸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學。1903年,「拒俄運動」爆發。留日學生組織「軍國民教育會」,陶成章結識該會會員龔寶控、魏蘭等人,參與商議革命活動。1904年,陶成章歸國,遂積極奔走革命,聯絡會黨,策劃舉事。他經常以麻繩束腰,腳穿芒鞋,奔走於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辭勞瘁」。杭州離他家僅一水之隔,他卻「四至杭州而不歸」。有一次抵杭時已是臘月二十六,魏蘭勸他回家過年,他答:「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處,既聯絡會黨、散發革命報刊,活動頗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龔寶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東京成立光復會分部,許壽裳和魯迅就是在這時加入光復會的。
  光復會成立後,徐錫麟秋道等先後加入,革命形勢有了迅速發展。1907年夏,徐錫麟在安慶擊殺巡撫恩銘,壯烈犧牲。不久後,秋瑾響應起義,事敗,也從容就義。案發後,清政府下令通緝陶成章,陶因此潛赴南洋,繼續其革命宣傳活動。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擬籌款在江浙一帶舉行武裝起義。在籌款問題上,陶與孫中山先生發生分歧,這種分歧加上章炳麟對孫中山的不滿,導致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裂。事實上,這種分歧和裂痕屬於革命黨內部一些非原則性的利害衝突,光復會分裂出去後,仍堅持革命,繼續反清,革命性質並未發生變化,與同盟會仍屬同一陣營,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與同盟會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際,光復會與同盟會合作共進,同舉起義大旗。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出,陶成章立即歸國,在滬杭一帶共謀舉事。上海一役,便是兩個會黨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軍政府派光復會李文和為總司令,帶敢死隊到上海,李隨陶成章同晤陳其美,雙方約定u月5日舉事,不料陳其美召集親信另行集會,說:「今日武昌為首義之區,南北兩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聽命於武昌。而武昌起義者,又均系光復會人。長江廣帶,本為光復會勢力所瀰漫,今以首義示天下,同盟會將無立足之地……今觀武昌軍政府,令李和以總司令名義來滬,協助光復,其居心可知,況李和又為陶成章之親信者。吾同志中諸好友,能有出奇制勝之策否?」於是決定搶先發動。陳其美帶了幾十個人,除少數同盟會員之外,其餘多數是上海幫會的人,他們闖進製造局,企圖搶奪頭功。不料陳其美未及開戰便被擒住,李和聞訊,即刻率領光復軍赴援,攻下製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廁所邊的陳其美。光復軍攻下製造局後,佔領了彈藥庫,上海遂告光復。
  雖然在光復上海之役中,陳其美的資望和戰功尚遜於李和,但是,由於陳其美熱衷於攬權,原先就有搶先動手以奪取都督席位的意圖,因此,在上海青幫勢力的支持下,他終於如願以償,被推任滬軍都督。
  陳其美自任滬軍都督後,不僅「成群結黨,花天酒地」,還動輒對革命陣營內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吳淞成立軍政分府時,有一天在吳淞車站乘車前往上海,陳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殺死李,但卻擊斃了李的衛兵。另一樁暴行就是非法槍決革命軍參謀長陶駿茨,南京光復後,參與南京之役的陶駿茨因公抵滬訪謁宋教仁和黃興,其後前往都督府拜會陳其美。陳卻派衛兵將他逮捕,當場在滬軍都督府大堂上開槍將其殺害。
  在陳其美掌權後的多項逆行中,以他和蔣介石的共謀暗殺革命功勳陶成章事件,尤為人道法理所不容。
  當時的蔣介石,雖然身在革命陣營之中,但實際上他對革命的認識卻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謂革命就是狹義的「打天下」。因此,當時的蔣介石可以說是毫無政治立場可言,而是滿腦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幫會首領人物陳其美,又同陳其美「金蘭結義」成了拜把子兄弟,那麼就一切惟陳其美之馬首是瞻。因此,蔣介石之殺陶成章,純粹是一種江湖行為,與所謂政治理由完全無關。就個人關係而論,蔣介石與陶成章素無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陳其美的恩怨為恩怨的。陳其美攫奪革命果實,以都督之尊而躍居上海幫會頭領地位,出於派系紛爭心理,陳其美遂視陶成章為心腹之患。關於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槍殺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為浙江都督湯壽潛改任交通總長,舉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卻又極力稱讚陶成章說:「煥卿奔走國事,險阻艱難,十年如一日。」因而力舉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辭不受,並致電推薦革命黨人蔣尊繼任。但浙江士紳沈榮卿等又聯名致電敦促陶成章赴任,並「號召舊部」,聽陶指揮。由於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陳其美人主浙江的謀圖很難成功,於是,陳其美對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報》刊出一則消息:
  「會稽陶煥卿先生成章,盡瘁革命事業,歷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復,功績在人耳目。最近浙湯督改任交通總長,浙督頗有與公者,而公推讓不退,其謙德尤可欽佩。昨晚二時許,公在廣慈醫院醫室靜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視,二人即出手槍,擊中公太陽部……」
  孫中山先生聞訊,「不勝駭異」,「非常痛悼」,立即唁電緝兇。十七日《民立報》第六頁刊出孫中山的電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陶君實在巨功,碎遭慘禍,可為我民國前途痛悼!豈容不軌橫行,戮我良士……
  關於蔣介石行兇的經過,當時親聞者的記載史料中,以馬敘倫、張空溪及黃炎培等人的記述較為具體。如馬敘倫的記述:
  蓋是時,有陳英士與成章爭浙督之說也。成章之被刺於上海法租界之廣慈醫院,余時為大共和報主筆,余聞諸介石鄉人曾與介石共作北裡游之某,謂成章死之前夕,歇於福州路之四海昇平樓,介石來,持銀餅二百元,懷手槍一具;某即以指蘸茶書三點水旁於桌示蔣,介石搖首,某又蘸水書耳旁,介石領之。蓋水旁謂湯壽潛,時壽潛任浙督也。耳旁則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殺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黃炎培則有如下記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領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被人刺死。……我是認真寫日記的,根據我的日記: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學校長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談,曹說:「我民元病臥廣慈醫院,一日傍晚,蔣介石來談,臨行說:我們今晚將做一件大事。夜半,忽聞槍聲,別室陶煥卿中槍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陳其美囑蔣介石行刺陶煥卿,蔣偕光復會叛徒王竹卿執行。」
  事實上,陶成章之被兇殺確是由陳其美授意,由蔣介石執行的。蔣是主凶,王竹卿為助凶,這方面,蔣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蔣家王朝對此案的公開解釋是:
  陶成章回國,蓄意破壞同盟會,擁戴章炳麟,抹殺孫黃歷史,並謀刺陳其美……孰權公私利害,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後自承其罪。
  這是案發20多年後蔣介石編造出來的理由,是嚴重歪曲歷史,詆毀真正的革命黨人的誣謗之辭!尤其是蔣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違,顛倒黑白,明明是陳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誣陶成章意欲行刺陳其美!蔣介石自陳「除陶」後要「自承其罪」。而實際上,他槍殺陶成章後卻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謀殺的消息傳出,杭滬輿論沸騰。陶成章遇刺一周後,上海各界人士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計有四千餘人參加祭典。追悼會上,群情激憤,與會者紛紛發表演說,慷慨陳詞,語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於漢奴,非死於私仇,必死於懷挾意見之纖豎」。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於爭競權利之徒,如嗣後有挾利害公者,當以手槍殺之」。言訖竟「擲手槍於案,頗為激烈」。
  追悼會後,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眾也舉行了追悼先烈的大會,與會者多達萬人,群情之激憤,由此可見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後,被蔣介石後評為「好尚權術」的陳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參加祭禮,一面表示將「嚴飭碟報科緝兇」。誰都知道,當時的上海在陳其美的管轄之下,案發地法租界的探目頭於又是蔣介石的老師,大流氓黃金榮,故爾所謂「緝兇」自然就是虛應故事。
  但陶成章畢竟是政治領袖,是當時一種政治勢力和軍事實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眾的不滿和輿論的激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滬之間的緊張空氣,光復會擁有光復軍和驍勇善戰的敢死隊,他們的存在,使陳其美、蔣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時時產生極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後,跟隨蔣介石參與殺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殺,這使主凶蔣介石更加惶恐萬狀。為了保命,蔣介石拿著陳其美犒賞給他的大量金錢匆匆潛出國門,逃往日本。關於這段歷史,蔣家王朝後來的官方說法是:「民國元年:是春,公(蔣介石)以陶案之故,為免除反對黨以此為攻擊……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的《蔣總統年表》則進一步淡化蔣的「避往日本」並粉飾為:「國內粗定,『總統』功成不居……重遊日本』。
  蔣介石於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淺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當年冬天,「緝兇」風聲逐漸消落,他才又偷偷潛回寧波鄉下。
  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上,蔣介石原來默默無聞,無論政治還是軍事方面都無大建樹。而暗殺革命黨人陶成章,卻使他的名字頭一次寫進了歷史。
  刺殺陶成章事件對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蔣介石正式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進行的一次「演練」。從實質上說,這應當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殺革命者的罪惡行徑。但從形式上看,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殺害革命者」的內部火拚案。
  無論案件性質如何,總之這一次「殺陶」行動,使蔣介石從此更加博得了陳其美的賞識與信任。而陳其美又是當時江浙財團的政治代表人物,通過陳其美,蔣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財團,並在其後的政治和軍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財團的傾力支持,最終實現了軍事獨裁和政治獨裁。上海幫的財經集團及幫會組織也成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建立蔣記獨裁政府的最強有力的經濟後盾。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資」
  1.討袁失利的副產品--接近孫中山
  蔣介石一槍掀掉了革命黨領袖陶成章的天靈蓋,也就此揭開了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積怨既久的矛盾蓋子。這個矛盾蓋子一經揭開,就再也摀不住遮不住了。蔣介石的這一槍,固然是沉重地打擊了光復會,可是他本人甚至連主使他槍殺陶成章的「義兄」陳其美都沒有想到的是:打擊了光復會,非但沒能使同盟會成為「永佔優勢之政黨」,相反卻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後來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復會這一重要支柱,結果被袁世凱輕易擊敗,弄得陳其美、蔣介石在國內無處安身,連孫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蔣介石的這一槍,於敵於友都是至關重要。
  殺了陶成章,蔣介石被陳其美送出國門,逃到日本。陳其美送蔣介石的理由很簡單:留學深造。這個借口幾乎欺騙了所有的人。連和V護山都一直被蒙在鼓裡。而蔣介石雖然在多年以後自吹自擂,說他殺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敗的最大關鍵」。可是,一向喜歡邀功、居功的蔣介石卻始終不敢拿這件「豐功偉績」作為向孫中山討賞的資本。孫中山在世時,蔣介石和陳其美對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為一直緘口不言,直到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才「想起」這件事來。
  蔣介石亡命日本,一邊學習,一邊擔任了《軍聲》雜誌的編輯工作,並且親自為這本雜誌撰寫了《發刊詞》,指明辦刊宗旨為:「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曉音暗,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緞之計者」。這一時期,蔣介石大有「棄戎從文」的勁頭,先後發表了《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戰後軍政之經營》、《巴爾幹戰局影響中國與列國之外交》、《軍政統一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嚮往一個大同的世界,幻想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全世界各種族和睦相處,沒有戰爭,也就不需要軍隊,只需警察來維護社會秩序即可。他還在文章中指出,在將來的一個時期內,日本和俄國最有可能與中國打仗,並且警告國人:無論哪個國家侵略中國,中國都將不堪一」擊。他因此大聲疾呼,指出當時的中國應當建立一支有60萬兵員的正規陸軍來保衛國家。
  蔣介石的確是個帥才,是個政治家兼軍事家戰略家的好坯子。他的關於中國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國的侵略的預言,真還有點兒「高瞻遠矚」的味道。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國將不堪一擊」的論斷。也許這是一種思想根源,它直接導致了十數年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時,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的出籠。卻原來,蔣介石早在1912年就種下了「不抵抗主義」的思想禍根!
  呼籲中國建立一支至少60萬人的陸軍部隊,這是蔣介石不切實際的一種幻想。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還著重批評了軍權和政權集於各省總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說:「這種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變,中國總有一天會變成由許多各自為政的王國組成的一個鬆散的拼盤。」不得不承認,蔣介石說得非常正確。據此,他得出結論:中國的軍權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掌握。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至此,我們又找到了蔣介石大搞政治與軍事獨裁的一個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組成臨時政府,他本人就任臨時大總統。在勝利的形勢下,大多數革命黨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共和制度已經實現,今後的任務就應當是興辦實業、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黨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臨時大總統」很快就在內外交困、腹背受戰的情況下不得不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了袁世凱。
  袁世凱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權位後,立即變了臉,強制實行個人獨裁的專制制度,肆無忌憚地打擊革命力量,並於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車站將鼓吹議會政治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刺傷。
  宋教仁被刺時,陳其美就在現場,他當時是親赴車站為宋教仁送行的,故爾親眼目睹了這場血案的全部經過;他旋即下令全力偵破此案,務須緝拿真兇,為他的革命戰友報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於天下。在全國進步輿論同聲譴責袁世凱的暴行的情勢下,袁大總統終於按捺不住,撕下了擁護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專制獨裁的步伐,調動軍隊南下包圍國民黨人當權的湘、贛、皖、蘇四省,隨時準備用武力對付國民黨了。
  正式成立還不足一年的中國國民黨一下子就面臨著滅頂之災了。
  當時正在日本考察訪問的孫中山,聞知宋教仁被害之後,立即趕回了上海,按孫中山的主張,他要立刻組織軍隊,興師討伐袁世凱。可是,陳其美等一些國民黨要員認為當時的軍事準備不夠充分,力主「法律解決」,並堅持認為現在已是民國時代,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輕言動用武力。雙方爭執不下,意見始終不能統一,以致延誤了討伐袁世凱的最好時機。直到當年7月,袁世凱得寸進尺,先下令撤免贛、皖、粵三省都督,繼而又公開指斥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搗亂」,要「舉兵征伐」,派北洋軍進駐江西,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鈞奉孫中山的命令於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並組織討袁大軍。揭開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緊隨李烈鈞之後,蘇、皖兩省分別於7月15日和7月17日宣佈獨立。陳其美也於7月18日宣佈上海獨立,並通電討袁,建立了上海討袁總司令部,陳其美自任討袁軍總司令。
  這時候,蔣介石正積極準備赴德國學習軍事。戰事爆發後,蔣介石立即趕到上海,投奔陳其美。不過,蔣介石來上海找陳其美,初衷並不是想要協助討袁的。他在日本呆了一年,邊學習軍事邊辦《軍聲》雜誌。可惜,雜誌因故停刊了。蔣介石便從日本返回國內,回到溪口老家,開始為赴德學習做準備。蔣介石是不肯輕易改變主意的。他到上海,找到陳其美之後,並未改變赴德的計劃。後來,還是在孫中山的「勸說」下,他才同意留在上海,幫助陳其美組織武裝討伐袁世凱。
  蔣介石按照陳其美的命令,隻身到駐滬袁軍第九十三團去做「發動起義」的工作。這個九十三團當時駐紮在龍華,是陳其美的舊部。蔣介石來到九十三團後,召集各部官兵宣傳革命道理,號召大家倒戈反袁。直說得唇乾舌焦,好歹算是說服了一個營。當時陳其美準備用來舉義討袁的兵力很可憐,包括被蔣介石說服的這一個營,加上陳果夫組織的軍校學生奮勇軍。劉福彪的福字營和居正控制的吳湘炮台等,總共只有不足萬人的兵力。
  不過,陳其美這個人畢竟還算個英雄人物。複雜的人生經歷,十里洋場摸爬滾打的經驗,加上孫中山等人的支持,使陳其美抱定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陳其美自己也曾說過,他素來是「以冒險為天職」的。所以,在根本無法像「第一次革命」那樣動員光復會、民團、商界和會黨力量的情況下,雖然討袁義軍勢孤力單,他還是下令起事了。
  7月23日凌晨,陳其美一聲號令,指定製造局為首攻目標,起義開始了。
  在陳其美的統一指揮下,蔣介石率九十三團的一營兵力向高昌廟進攻,松軍向龍華守敵進攻,陳果夫的學生奮勇軍主攻西炮台。雙方在黑暗中激戰數小時,由於守軍槍械精良,彈藥充足,且人數也大佔優勢,討袁義軍雖付出了較大的死亡,仍未能獲勝。攻擊開始後,海軍的三艘兵艦也協同守軍開炮猛擊討袁部隊,戰至大亮,討袁義軍終於無功而返。
  7月24至25日,討袁軍再次發動攻擊。可是守軍佔據有利地形,加上明顯優於討袁軍的火力支持和隨後趕來的援軍參戰,所以,儘管討伐袁世凱是義軍全體官兵同仇敵汽的精神支柱,儘管大家不畏犧牲,個個奮勇,卻到底未能越過雷池一步。
  至8月上旬,全國討袁的形勢的日益艱難,袁軍乘勝揮師南下,將上海討袁部隊重重包圍。8月13日,討袁失敗了。
  在歷時一個多月的二次革命中,蔣介石從上海舉事開始到討袁失敗,一直跟隨陳其美「躬赴火線,往來指揮」。
  二次革命後,國民黨被袁世凱宣佈取締,剛剛組建一年的年輕的國民黨面臨著土崩瓦解的危險,革命陷入了低潮。
  但是,蔣介石本人也未曾預料到的是:二次革命討袁的迅速失敗,反而成為他接近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契機。
  討袁失敗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國內無處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蔣介石和陳其美在上海東躲西藏了一陣子,因為袁世凱懸賞5萬元緝拿陳其美,陳其美在上海也難以容身,遂於1913年9月偕同蔣介石到了寧波,企圖運動浙軍起義,但未能成功。10月初,陳其美奉孫中山電召去了日本,留下蔣介石負責上海討袁事宜。蔣介石堅持了兩個月,工作無法開展,袁世凱又緝拿得緊,無奈,也去了日本。
  蔣介石這一次赴日本,完全是流亡。但是,由於孫中山、陳其美也在日本,在陳其美的引薦下,他與孫中山相識、相熟、相知,由此逐漸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
  蔣介石第一次面見孫中山,是1910年的事。那時,蔣介石加入同盟會還不到3年,能面見同盟會總理,完全得益於陳其美。這一次,又是因為陳其美,蔣介石才接近了孫中山,得以追隨左右。所以,說陳其美是蔣介石的「革命引路人」,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頭一次與孫中山見面之後,孫中山對蔣介石的看法就頗令人鼓舞。孫中山曾對陳其美說:「我們的革命運動實在需要這樣的人,對同盟會來說,是很難得的人才,他一定會成為革命的實行家。」
  初次見面就留下了如此印象,殊為難得。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在孫中山的眼裡變得更成熟、更堅強了。
  短暫的二次革命討袁行動遭到慘敗,剛組建的中國國民黨被袁世凱抓的抓、殺的殺,弄得七零八落。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成了袁大總統政治餐桌上的一盤菜,而苦心孤詣製作了這盤「菜」的「廚師」們--孫中山及其一大批革命黨人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眼睜睜地看著袁世凱在中國大地上為所欲為。一句話,二次革命給中國的革命者們除了留下遺憾、沮喪和血的教訓之外,任何有益的東西都沒有留下。
  可是,對於蔣介石來說,他應當感謝袁大總統鎮壓二次革命的果決和迅猛。因為,如果不是二次革命的失敗,他也許永遠沒有機會接近孫中山。
  因此,我們可以說:二次革命的失敗,使蔣介石成為最大受益者。
  2.誓為第二化身
  1927年,北伐軍打到上海後,蔣介石曾以北伐軍總司令的名義舉行了一個「陳英士先生殉國十一週年紀念會」,並親自到會主持。
  在上海各界為歡迎北伐軍而舉行的集會上,蔣介石還發表了一篇題為《紀念陳英士同志》的演說,十分動情地說:「我們追溯前源,我們的成功,也就是陳烈士遺留下來的」,「我們追溯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的成功,我們第一紀念總理,第二要紀念陳烈士。沒有陳烈士就沒有國民黨!」「諸位今天來歡迎我,不是歡迎我,是歡迎陳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陳烈士的化身」。
  「第二化身」,是蔣介石為向陳其美表忠心而說的一句名言。1915年初,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準備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舉國憤怒,反袁、討袁的呼聲日益強烈,革命時機日趨成熟。這時,留在上海等地的一些革命黨人紛紛催請陳其美回國主持討袁鬥爭。孫中山這時正在抓緊籌劃建立中華革命軍的事,於是命令陳其美趕回上海,召募革命隊伍,建立中華革命軍東南軍,準備再舉討袁義旗。形勢雖然有利於革命,卻並不利於陳其美回國工作。因為當時陳其美是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懸賞5萬元重金通緝的「國事犯」,他一旦回國,處境必將萬分危險。
  陳其美明知回國後凶多吉少,卻仍然義無反顧,抱定了必死的決心毅然決定返滬。蔣介石送陳其美到日本橫濱道別,曾對蔣介石說:「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中國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蔣介石聞聽這一番深情的表白後,也激動萬分地回答說:「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賊所害,我一定要成為兄之化身,為革命赴湯蹈火,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事業。
  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流亡日本後,就「發起重新黨幟,為捲土重來之計」。他表示:「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遂決定重新組建一個新黨,名為「中華革命黨」,其目的是要發動「第三次革命」,繼續討袁。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組建,孫中山為總理,陳其美為總務部長,張靜江為財政部長,居正為黨務部長,胡漢民為政治部長,許崇智為軍務部長。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孫中山當眾宣誓入黨,並指定陳其美和居正為他的入黨介紹人。僅此一點,也足見孫中山對陳其美的倚重和信任。
  擔任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的陳其美,實際上是孫中山在黨內的第一副手。孫中山曾明確規定總務部的地位和職權:「總務部為各部之領袖。各部事務應受其考試。凡總理發表命令或委任職員,必須總務部及有關部長副署,特別籌款及對外交涉,亦由總務部任之。」這種權限,在當時的中華革命黨中,可說是:「一人之下,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在原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意見紛歧。因此改組的籌備策劃用了很長的時間,一些同盟會元老如李烈鉤、譚人風等人堅決反對孫中山的重組新黨的舉措,黃興雖未便公開爭執,但拒絕加入新黨,毅然離日赴美,為的是避免與孫中山正面衝突。在眾人紛紛反對和拒絕入黨的情況下,陳其美和蔣介石是堅定地擁護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成立前不久,蔣介石即於1913年10月29日由陳其美的盟兄張靜江為盟誓人,正式加入了中華革命黨,他的「入黨誓約」編號為第102號,這個中華革命黨黨員人數最多時只有500人左右,蔣介石是在上海宣誓入黨的,是國內最早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幾個人之一。蔣介石入黨後不久,即於1913年12月離開上海,到日本協助陳其美做些雜事,空餘時間無事可幹,就孜孜不倦地閱讀《曾文正公全集》等書,以致「兩目成疾」。他真正喜愛這部《曾文正公全集》,也就從此時開始。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中山繼續以反袁革命為號召,並任命了各省的中華革命軍司令,派人深入各省進行聯絡,策動發起討袁活動。陳其美被任命為湘滬司令長官,於1915年10月中旬從日本回到上海,秘密開展反袁軍事活動。蔣介石那著名的「第二化身」的誓言,也就是這次送陳返滬時所說。
  陳其美秘密潛回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裡5號安了個家。從此就以這個家作為反袁軍事活動的總指揮部。
  陳其美將一切安排妥當後,立即給在日本的蔣介石發出「盼即回滬」的電報。蔣介石接到電報,立即啟程返回上海。與蔣介石一起返回上海的還有丁人傑、余祥輝、楊庶堪等人。會同已在上海的邵元沖、周淡游、吳忠信等,齊集陳其美麾下,組成了上海討袁總部,蔣介石分工主管軍事工作。
  當時,袁世凱的勢力還十分強大,軍事控制極其嚴密,爪牙黨羽遍佈全國。因此,討袁活動的準備工作只能在嚴格保密的前提下進行。蔣介石初返上海,深居簡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久便親自擬訂了一份詳細的「湘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並在日後的起義中親自參與討袁作戰的指揮工作。
  與此同時,陳其美等人分析了形勢,決定首先誅殺袁世凱在上海的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以滅敵人威風,振革命氣勢。為執行這次殺鄭任務,埋伏在鄭汝成的必經之路上。11月10日,鄭法成前往出席日本總領事為慶祝天皇大正加冕典禮而設的酒宴,返回時途經外白渡橋,狙擊手王曉峰擲出炸彈,當即命中,汽車癱地原地不動了。王曉峰隨即與殺手王明山分別登上汽車,各開數槍,將鄭汝成當場擊斃。完成任務後,在大量軍警紛紛趕來包圍現場的情況下,兩位義士從容就捕,後被租界當局引渡給中國官方遭殺害。
  這時期內,陳其美與蔣介石多次身陷險境,都被他僥倖脫逃。
  第一次險情發生在陳其美、蔣介石策動上海軍艦起義的當天夜裡。當誅殺鄭汝成成功之後,陳其美和蔣介石等人商議後認為,要想在上海起義成功,必須先襲取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海軍軍艦,然後利用軍艦上的炮火支援陸地的進攻。這一方案付諸實施後,經幾個月的努力,海軍肇和艦艦長黃雞球、艦員陳可鉤等人被革命黨爭取過來。這時,海軍當局似乎嗅出異常的味道,發出指令,命肇和艦於12月6日昇火開船,調往廣州。陳其美得到情報,立即決定發動肇和艦起義。
  12月5日,肇和艦宣佈起義。蔣介石隨同陳其美親臨南市工程總局火線督戰。各路義軍在陳其美和蔣介石的指揮下,分頭攻擊上海警察局、電燈廠、電話局等目標。但是,由於起義準備倉促,肇和艦開炮支援陸地作戰的同時,未能及時組織陸戰隊增援陸地戰鬥。戰至黎明,義軍被袁軍分而圍擊,傷亡慘重。陳其美和蔣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揮部。
  當天夜裡,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圍漁陽裡5號陳宅,要強行入內搜查。樓下的陳果夫為掩護陳其美、蔣介石等人逃跑,機警地與巡捕大聲爭吵。正在樓上的陳其美、蔣介石、吳忠信和邵元帥等人聞知險情,立即從樓頂的窗戶躍出,攀上屋頂逃逸。大家轉移到新民裡  119號蔣介石的住處,原以為肇和艦已經得手,計劃轉移到那裡去,不料清早剛一出門,就遇到了曾率眾攻佔肇和艦的楊虎,這才知道肇和艦在應瑞、通濟兩艦的夾擊下死傷慘重,起義失敗。
  第二次遇險發生在1916年4月。l月22日陳其美被孫中山委任為中華革命軍蘇浙贛皖四省總司令。陳其美聞知蔡愕已在雲南舉事,發動了護國戰爭,便繼續積極謀劃同時在滬、浙兩地發動討袁。4月14日,陳其美又策動了江陰獨立,派蔣介石協助楊虎率隊攻取了江陰炮台,並趁勢攻下了吳江、盛澤。不料5天之後,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嘩變,守衛炮台的衛兵多數逃離。只剩下蔣介石和兩個士兵。蔣介石臨危不亂,帶領僅剩的兩個士兵從炮台上撤了下來,隻身一人潛回上海。
  1916年4月27日,孫中山從日本返回國內,親臨上海主持討袁鬥爭,並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而進行反袁鬥爭,同時指示「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應永遠剷除帝制。
  陳其美在孫中山抵滬後,更覺肩上責任重大,急於有所作為,以配合蔡愕領導的護國軍節節勝利,全國討袁呼聲日益高漲的大好形勢。然而,舉事討袁需要大量的款項,在經費奇缺的情況下,陳其美數度制訂起義計劃,均因經費困難而未能實現。
  急於籌措革命經費的慾望導致陳其美陷入了一個危險圈套。當時袁世凱一直未放棄用金錢收買陳其美或至少使其脫離革命的企圖,曾以70萬元的巨資誘使陳其美出洋遊歷,遭陳其美嚴辭拒絕。袁黨分子視陳其美為眼中釘肉中刺,又設計了一個殺掉陳其美的巧計:由朱光明、許國霖、程子安等人開設了一個徒有虛名的「鴻豐煤礦公司」,勾結革命黨內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對陳其美說:鴻豐公司有一塊礦地,準備以此向日本銀行抵押一筆巨額貸款。如果陳其美能居中介紹簽約,鴻豐公司願捐出借款總額的十分之四來資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陳其美當即一口答應,並約定5月18日下午帶合同書來簽約。
  5月18日,雙方約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僑民山田家中見面。下午,李海秋帶了許國霖等人如約而至,陳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剛剛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卻借口說合同底稿忘記帶來,匆匆返回去取。李海秋剛一出山田家大門,立即從外面衝進來兩個兇手,拔槍就向陳其美射擊。陳其美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頭部連中數彈,當即身亡。
  蔣介石訊此噩耗,立即趕到現場。日僑山田怕無端受牽連,已將陳其美的屍體拖到門外,蔣介石趕到後,撫屍痛哭,悲撤至極。當時還是袁世凱統治,許多人不敢公開露面,陳其美暴屍街頭,慘狀令人目不忍睹。蔣介石當即將陳其美的屍體移至自己的寓所,為陳其美購置棺木,20日午後入棺成殮。
  為了悼念陳其美,蔣介石曾寫了一篇哀忱淒切的祭文,說:「丁未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為何辭,非生死與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國事如故,誓辭未踐,死者成仁取義,因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並表示:「大難方殷,元兇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而已。」
  就在陳其美被殺的第19天,竊國大盜袁世凱在窮途末路中也一命嗚呼了。至此,討袁戰爭不戰而捷。
  陳其美突然罹難,蔣介石頓感失去了一個依靠。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說:「嗚呼,自今以後,世將無知我之深,受我之篤,如公者乎!」終蔣介石一生,無論是在家鄉還是登上了權力頂峰之後,他是非常喜歡與人結義為兄弟的,這方面的例證舉不勝舉。但在所有結義兄弟中,蔣介石最不能忘懷也是惟一懷了真情的念茲在茲始終不改初衷的,惟陳其美一人而已。蔣介石於北伐後躍居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最高統帥地位,並從此在大陸統治了22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內,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陳其美當年對他的提攜和扶掖之恩。他對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和陳立夫倍加寵信、重用,對陳其美的遺孤悉心照顧和撫育,都是源於這種感恩之情。想當年蔣介石赴日留學,除了一腔熱忱之外,對革命尚一無所知,正是陳其美介紹他參加了同盟會,引導他投身於辛亥革命;在其後的歷次革命鬥爭中,又是陳其美時時處處給以指點幫助;特別是陳其美在日本向孫中山著力推薦了蔣介石,使他後來能夠得到孫中山的信任、賞識和重用。對於這些,蔣介石是沒齒不忘的。所以蔣介石在祭文中說:「悲乎哀哉!而今而後,教我勵我,扶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無其人矣!」
  蔣介石之痛悼陳其美,固然多出於個人情感;而孫中山於陳其美死後,首先感到的是從此失去了一個軍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凱死後,中國的局勢愈加混亂不堪。1917年7月12日,張勳迫使黎元洪非法解散了國會。同年10月,在海軍艦船的護衛下,孫中山偕同一批革命黨人南下到了廣州,在廣州建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並當選為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親自領導護法鬥爭。
  這一時期,孫中山正在搞「聯甲倒乙」的繼續革命,這種方式的革命使孫中山開始重視組建軍隊,因為他的革命事業的成敗完全取決於某一派系的軍隊對他的擁護或反對。
  「聯甲倒乙」的軍事策略連連失敗。軍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愈加感到組建自己的軍隊的重要性,於是他從桂系軍隊中調來一支約共8000人的部隊,組成「援閩粵軍」,當作自己的嫡系部隊。孫中山任命黨的將領陳炯明統率這支部隊,駐節汕頭。
  也就在孫中山開始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的時候,因為陳其美的突然死亡,蔣介石成了一個比較「顯眼」的軍事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其美的死又一次幫了蔣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為孫中山信任和依賴的人。
  蔣介石就是這麼一個人,就是這麼一種「命」,雖然主觀上他未必那麼想,但客觀上,歷史車輪的每一次轉動都好像專門為了蔣介石而動的:二次革命失敗,促成了蔣介石和孫中山的接近;陳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蔣介石迅速崛起。在孫中山眼裡,他很快就成了「陳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確如蔣介石所說,是一句「戲語」。
  3.紙上談兵,間關赴難,不啻增加二萬援軍
  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舉起護法運動的大旗時,蔣介石正在上海過著頹後失意無所適從的生活。當他突然聽說孫中山在廣州就任海陸軍大元帥,並在積極準備興師北伐時,他的精神不由得為之一振。他有心奔赴廣州去找孫中山,但轉念一想,就這麼兩手空空地去見大元帥,未必能謀個什麼好差事。那麼拿什麼來做晉見孫中山大元帥的見面禮呢?蔣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沒有一兵一卒,也幹不成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倒不如閉門造車,先給他來個「紙上談兵」,且看孫中山有何反應。
  1917年9月20日,蔣介石寫了一份《對北軍作戰計劃》,他認為:
  「北方政府所轄之軍隊,約在三十萬眾,然實際上可為其動員者,即以馮、段二派勢力合計,則其數亦不過六萬。……我軍乃在十師以上,其總員幾倍於敵軍各師之兵數,或者不足,雖折減至二成,則亦多於敵軍三分之一也。至於實力之比較,惟戰用器材不及敵軍外,其餘如給養力、人馬之戰鬥力,不甚上下也。而敵軍南來,其地勢不宜,氣候不慣,則南軍較勝一籌也」。
  鑒於這種分析,蔣介石又提出:
  「吾軍以長江沿岸為主作戰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擊破敵軍長江一帶之勢力,再圖直搗北京,以為作戰方針」,並認為作戰計劃應分為二期:第一期「中央軍由兩粵進擊長沙,肅清湖南全境,待左翼軍解決四川、東下湖北時,與之合攻武昌。左翼軍解決四川後,當派一支隊扼守川北,牽制秦、晉之敵軍,使第二期作戰北伐時,即可道出秦、晉,與本軍互相策應,而其主力乘勢東下與中央軍合攻武昌。右翼軍與海軍共同協作,合攻閩、浙,連下湘滬,待中央軍與左翼軍克復武昌,然後與之合師南京,肅清長江下游之敵軍。海軍與右翼軍佔領湘滬時,即以吳油為根據地,封鎖長江門戶,掃除長江下游之敵艦,聲援上游陸軍之作戰,待各軍會師南京時,與之合力攻城,同時搜捕長江艦隊,使第二期作戰時海上全權歸於我有,不使其復為東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戰運動開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間也。各軍進發之道,以中央軍由津浦路北進;左翼軍由京漢路北進;右翼軍由海道前進,在遼西登陸。三軍分道並進,而左翼軍之一支隊則由川北而出晉、秦,以襲敵軍之左,為本軍之聲援。各軍會師燕京,為總攻擊最後之準備也。」
  1917年10月1日,蔣介石又寫了一份《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認為:「我軍主作戰地,當定於東南沿海一帶之地區,而於湘省暫取守勢。先以海軍為主力,向東海沿海一帶之閩。浙兩省,掃除北軍之勢力,擊攘湘滬之敵軍。以吳松為海軍根據地,封鎖長江之門戶。東南之勢力不難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戰局能有轉機,則與之互相策應,出人於長江沿岸一帶,肅清長江上下游之敵軍,則第二期作戰北伐之基本定矣。」
  這兩份計劃書寄出後,蔣介石就在漫長而無聊的歲月中開始了苦苦的等待。這一時期,他像一隻離了群的孤雁,寂寞訪惶,無所適從也無所事事。有時同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當經紀人,做點兒證券投機買賣,有時回溪口家鄉閒住些日子。蔣介石這一年已是年過「而立」,長子經國、次子緯國均已出世,老家還有他的髮妻毛氏和母親王氏。所以,雖然自陳其美死後,蔣介石的意志有些消沉,整日無所事事。但他畢竟已為人夫人父,還要烙盡人子之責,便經常抽時間回到奉化省視老母,看看孩子。
  這樣苦等了幾個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孫中山從廣州拍來的電報,命他啟程赴粵。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這是革命領袖孫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孫中山在閱讀了蔣介石先後奉上的兩份軍事計劃書之後,對蔣在計劃書中暴露出來的軍事才能深表嘉許。軍政府成立之後,孫中山身邊缺少忠於他的軍事人才,而蔣介石畢竟是較早加入同盟會的革命黨,又是在日本軍校專門學過軍事的。所以,孫中山決定召蔣介石到廣州,在自己身邊協助軍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蔣介石來到了廣州,孫中山立即委派他趕到汕頭,擔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的作戰科主任(授上校軍銜)。
  蔣介石近兩年的時間沒做什麼事,現在忽然成了孫中山大元帥麾下的「上將軍」,心緒頓然開朗。實際上,孫中山1917年8月當選陸海軍大元帥。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參軍,並沒有忘了這位陳其美的義弟。只不過蔣介石一直看不上「參軍」這種可有可無、有虛名無實權的職位,沒有及時到任罷了。這次的「作戰科主任」算是「實授」之職,所以蔣介石欣然領命。到任之後,他躊躇滿志,幾天內就向孫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不久,蔣介石隨援閩粵軍行動,參與了大埔攻防戰的指揮。這一仗,粵軍獲勝,蔣介石在部隊中也立住了腳,博得了陳炯明的信任。當年9月,蔣介石被提拔為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相當於團的建制)。
  由「參往軍務」作戰科主任而升為統領上千人馬的軍事主官,這種變化對蔣介石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也就在這個時期,蔣介石已明顯察覺了粵軍內部的派系之爭竟是十分嚴重。他以一個外省人的身份而統率粵軍的一個支隊,已經覺得困難;又夾在陳炯明、鄧控和許崇智這三大派系之間,更感到左右為難,進退失據。而且,當時孫中山也因陸榮廷等人的排擠而被迫辭職,蔣介石愈發覺得前途渺茫,在粵軍中很難再有什麼作為,於是,他於1919年6月離開了粵軍,跑到廈門的鼓浪嶼閒居起來。後又於7月12日正式辭去了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的職務,並且明確表示:「我入幕系為服從中山先生而來,並非為幫陳炯明而來。」
  辭職之前,蔣介石並未向孫中山報告。但辭職後,他立即離開了鼓浪嶼,於1919年10月3日趕到上海,面見孫中山,詳細陳述了自己辭去職務的理由,進而表示要到歐美去留學。
  孫中山被陸榮廷的「七總裁製」排擠,被迫辭去在廣州軍政府中的職務之後,即轉赴上海致力於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當此多事之秋,孫中山身邊正需要一大批忠於革命又忠實於他本人的得力幹部。因此,他當即表示不同意蔣介石長期離開中國,而是希望蔣介石留下來,幫助他工作。
  蔣介石赴歐美留學三年的計劃實際上只是虛晃一槍,是用來試探孫中山對自己的「重視程度」的,以他當時所處的環境而論,他是不可能遠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頭的。因為蔣母當時已是疾病纏身,次子緯國又才只有3歲,認了姚恰誠為母,在奉化城內居住。國事的牽連當時還輪不到蔣介石的頭上,但家事的紛擾卻是蔣介石想擺脫都擺脫不開的。何況他本來就十分眷戀家鄉,掛念母親的身體,又哪裡肯拋妻別子,置年老體衰的慈母於不顧,一個人跑到歐美去「留學三年」呢?所以,孫中山一表示挽留,蔣介石立即「就坡下驢」,表示放棄赴歐美留學的打算,就此留居上海,讀書自進,時刻準備為革命領袖孫中山效力。
  蔣介石的這種小手腕要起來十分得心應手,他正是憑藉了這種政治手腕一步步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權力的頂峰的。孫中山素有君子之風,大度能容,根本不可能對蔣介石的這種小伎倆有所覺察。所謂「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謂也。
  接受了孫中山的挽留,蔣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來,一面讀書,一面參與股市經營。
  蔣介石的一生當中,始終對清代湘軍首領曾國藩懷有深深的敬意。自從在寧波箭金學堂師從顧清廉學習《曾文正公集》之後,這部文集就從未離開過蔣介石的案頭。此外,對明朝理學大家王陽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蔣介石也同樣推崇備至、尊為座右。在上海賦閒「韜光養晦」的日子裡,蔣介石每天細讀精研的就是這兩部書。此外,這一段時間內,蔣介石還廣泛涉獵了其它書籍,舉凡中外軍事典籍、政治、經濟著作以及中國傳統的「資治」之類的古籍等均在其列。說蔣介石是個職業軍人,這在當時恐怕沒有人提出異議;但若說蔣介石是個讀書人,則於歷史不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衡量,蔣介石都不能算是讀書人,充其量也只能說他是個讀過一些書的軍人。這也正是蔣介石日後成為「政治家」而不單單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和顯著標誌。正因為是軍人而且又讀過一些書,所以在當時的孫中山左右,蔣介石是最喜歡以書面形式向孫中山提出軍事方面的建議的人,這也是蔣介石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孫中山的股腦之臣的原因之一。雖然是紙上談兵,畢竟比不談的人好,也比不會「紙上談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視與重用。蔣介石悟出了這個道理,所以愈發專心地讀起書來。
  讀書之餘。蔣介石也不忘發財。他在交易所與人合夥經營股票,手風頗順,幾個月的時間居然淨賺了數十萬元,「儼然富商矣」。
  轉過年來,陳炯明制下的粵軍擴編為兩個軍,兵員達到兩萬餘人。因為擴編,孫中山手下的軍事幹部就派上了用場,許崇智被任命為粵軍第二軍軍長,蔣介石被任為參謀長。
  1920年9月21日,曾任廣州大元帥府軍事聯絡官並掌管機要文書的朱執信在策動桂系虎門炮台守軍反正時不幸遇難。朱執信曾幫助孫中山撰寫《建國方略》,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他的死亡,頓時使孫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繼失去陳其美之後的又一重大損失。
  朱執信一死,蔣介石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就更顯得重要了。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曾誇獎他:「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
  可惜,儘管孫中山從此對蔣介石倚如股肱,但蔣介石在粵軍及陳炯明心目中的地位卻不容樂觀。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曾發動惠州起義,任過廣東都督和廣東省長,稱得上是「廣東王」。他經營的粵軍一向被他自視為「親軍」,蔣介石以一個外省籍人士的身份擔任第二軍的參謀長,受到打擊排擠是情理中事。此外,陳炯明擁兵自重,雖然也加入了國民黨,卻並不是孫中山的信徒。對於孫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動和方針大計,陳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從,暗中卻處處掣肘,製造障礙。
  應當說蔣介石對陳炯明的居心叵測是早有警覺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比孫中山先生英明。從當時的實際環境來看,孫中山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以陳炯明那樣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孫中山面前過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蔣介石是陳炯明的部下,身處粵軍將領之中,陳炯明對他的壓制、粵軍部將們對他的排擠,他是身受心知體會頗深的。蔣介石畢竟同陳炯明共事多年,陳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孫中山面前可以偽裝,在一個普通的下級將領面前卻無須裝假。所以蔣介石對陳炯明的警覺其來有漸,而且多是「感覺」而非理性思考的結果。從這種「感覺」出發,蔣介石認為陳炯明「外寬內忌、難以共事」。1921年3月5日,蔣介石在寫給孫中山的一封信中曾尖銳地指出:「若望其(指陳炯明)見危受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並據此建議:「請先生善誘之而已」。
  蔣介石的話沒有說錯,但他沒料到的是,陳炯明居然這麼快就對革命黨和革命的事業下了黑手。1922年3月21日,時任粵軍參謀長的鄧鏗被陳炯明主使刺客暗殺。蔣介石到這時才真正警覺起來,他在孫中山為商議北伐而召開的桂林軍事會議上,堅決主張先出兵討伐陳炯明,然後再興師北伐。可惜孫中山仍對陳炯明心存幻想,沒有採納蔣介石的建議。
  蔣介石見自己的意見被否決,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於4月下旬辭去第二軍參謀長的職務。並且不顧孫中山的極力挽留,於辭職當晚便打點行裝,登上了廣州開往上海的輪船。
  蔣介石不樂地返回溪口家鄉,卻仍然惦記著廣州的危局,他曾給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寫了一封信,反覆強調必須「先代陳炯明,再議北伐」,否則猶豫不決,遷延隱忍,必致有束手無策,噬臍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願吾言之不中耳。」
  該著蔣介石露一回臉。陳炯明必叛的預言,不但被蔣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時。他的信是6月1日寫給許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孫中山從北伐前線韶關返回廣州,立即就發現陳炯明的部隊有「異動」跡象。
  這一回,孫中山終於警覺起來,他當天便給蔣介石發去電報:
  「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速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至盼。」
  孫中山醒悟得太遲了。
  早在西征時,陳炯明在擊潰桂系軍隊的戰鬥中不失時機地擴充自己的部隊,並且對孫中山繼續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當時,蔣介石就提醒過孫中山,孫中山未予理會。時隔一年,鄧鏗被害,蔣介石力主東征討伐陳炯明,孫中山仍未採納他的意見。直到6月16日,風雲突變。陳炯明悍然炮擊總統府,撕下偽裝,公開叛變了。
  國民黨前新聞局局長董顯光在其所著的《蔣總統傳》中曾對這次叛亂事件作如下描述:
  六月十六日,他(指陳炯明)下令駐紮於廣州近郊之白雲、觀音兩山的軍隊,向總統府進攻。他認為國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襲擊中喪失生命;但或者是由於天意,國父的幾位忠實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亂軍的包圍線,而安全到達於停泊黃埔附近的永豐炮艦,該炮艦乃效忠於國父者。
  蔣總統獲悉其領袖所遭遇的危險,立即由上海啟行,個人冒了很大的險,卒到達黃埔,追隨國父於永豐艦上。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而期待外來的援助。當時的希望集中於駐在廣西的遠征軍隊,認為他們將會回師廣州,驅逐陳炯明,而解救孫總統。但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為那時候避居永豐艦上各人才知道這一支軍隊的回師,也遭到陳炯明所部擊潰。至此,他們認為除逃之外別無他途。
  國父與其同志們在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極端痛楚的。糧食很缺少;水的供給也不可靠。他們的處境有如牢獄的幽禁。氣候極度炎熱。在這些時日中,蔣總統無時不追隨國父左右,隨時盡力協助與安慰。蔣總統有時像一個普通船員,親自洗掃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護,冒萬險登岸,為國父購取日用必需品。
  最後,一艘英國戰艦把國父和他的同志接載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小住後,即於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
  在這炮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作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惟有在 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此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作實際的判斷。
  在這革命的危急關頭,蔣介石卻正在溪口老家優哉游哉地閒居漫遊呢。當然,遠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也不可能當天就知道廣州發生的事。6月14日是蔣母王氏逝世一週年的祭日,蔣介石為此搞了一個頗為隆重的紀念典禮。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母親的週年祭日一定要紀念,他是個孝子嘛!
  孫中山在陳炯明炮擊中安然逸出總統府,在眾衛兵的護持下,大模大樣地混出了陳炯明叛亂部隊的包圍圈,轉移到海軍永豐艦上。
  6月18日,孫中山再次給蔣介石拍發了密電:
  「事緊急盼速來!」
  蔣介石接到電報後,立即啟程,於29日抵達粵海,乘快艇登上了永豐艦。孫中山對蔣介石這種「間關赴難」的勇氣和忠誠給予了高度評價,曾對外國記者說:「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二萬援軍!」
  蔣介石登上永豐艦後,孫中山當即授以海上指揮的全權。在其後42個日日夜夜裡,蔣介石的表現異常積極,他既要隨時指揮作戰,又能時常深人到士兵們當中鼓舞士氣。艦上食品短缺時,蔣介石還自告奮勇親自上岸採購所需食品。對此,孫中山曾非常擔心地予以勸止:「我很感激你對我這樣作,但是今後我不許你再去冒險採購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幹部,萬一我遭不幸,今後革命大業要你擔當的,你的責任太大了。」
  由於北伐軍已於5月6日誓師出發,孫中山蒙難後,北伐軍回師靖難受阻,再堅持下去已經沒有意義。於是,孫中山遂於8月9日與蔣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國「摩軒號」炮艦,直駛香港,隔一日,再轉乘「俄羅斯皇后號」郵船赴上海。
  蔣介石在孫中山蒙難後能及時趕到孫中山的身邊,陪伴他度過這一難關,著實令孫中山感動了好一陣子。事後,孫中山曾為蔣介石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作序,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人艦日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並在此後給蔣的親筆信中再一次強調蔣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蔣介石取信於孫中山,當然不是因為「間關赴難」這一件事。但是,至少是通過這件事,使孫中山更加信任並且倚重蔣介石了。
  4.黃埔起家,東征奠基
  廣州蒙難,蔣介石「間關赴難」之後,孫中山先生痛定思痛,總結出兩條經驗。一是必須要建立自己的軍隊,即建立一支忠實於國民黨,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黨員直接控制指揮的軍隊;二是認識到,蔣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賴的人。
  公允地說,孫中山先生這兩條經驗,頭一條是很正確的--無論是什麼黨,要想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就必須擁有一支自己的軍隊。理論上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也曾有過這方面的論述,所以這是真理,不容懷疑;而後一條則是孫中山先生的失誤了。蔣介石是個什麼樣的人,孫中山並沒有看透。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孫中山先生沒有料到蔣介石日後會變質,會叛變革命又背叛了自己。如果孫中山先生預知身後發生的事,那麼他是絕不會信任蔣介石,依賴蔣介石,甚至把軍隊的搖籃也交給蔣介石去編織的。
  正確的決定交給了一個不該信任的人去執行,正確也就難免變成錯誤了。
  1924年5月,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軍校校址在黃埔,故又稱黃埔軍校。
  關於辦軍校,創建自己的軍隊這件事,其實早就開始醞釀了。1921年,孫中山先生在桂林曾與當時蘇聯政府派到中國來協助工作的代表馬林進行會談,那時,馬林就建議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改組,並創辦軍官學校,為國民黨自己的軍隊培養幹部。1921年末,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也曾建議孫中山組建軍隊,並對孫中山的「聯甲倒乙」的軍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見。經過這些前期醞釀,孫中山於1924年初在改組國民黨的同時,也開始著手籌備建立陸軍軍官學校。最初,孫中山是想委派許崇智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國民黨前上將劉峙曾撰文介紹過這段史實: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
  蔣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委派許崇智為校長,應當是1923年底的事。許崇智「力不從心」,陳翰譽又「驕縱自私」,用今天話說,「都不是辦事的衙役」。所以,孫中山於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的委員長,下轄委員七人,許崇智此時已經連委員都不是了。這七個人是:鄧演達、沈應時、王柏齡、張家瑞、俞飛鵬、林振雄、宋榮昌。
  當時的蔣介石,可能還沒意識到當上軍校校長將對自己有多麼大的實惠。所以,開始時他對這件事並不怎麼熱心,相反還曾在籌備工作進行當中鬧過一次「辭職風波」。關於蔣介石這一次辭職的經過,葉劍英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過:
  「中山先生決定辦黃埔後,便叫蔣介石負責籌備工作,我那時候是第二師的參謀長。廖仲。冶先生邀我參加黃埔軍校的籌備工作,於是我就暫時離開了第二師參加了籌備處工作。當黃埔軍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進行招生考試、廣州也進行招生的時候,有一天,蔣的英文秘書王登雲突然召集籌備人員說:「蔣先生已決定黃埔軍校不辦了,籌備處馬上解散。當場還宣佈了每個人發多少遣散費。那時,籌備處的人大多是蔣邀請來的。聽了後便想散伙。可是我與鄧演達堅決反對。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懷疑。因此決定問廖仲愷先生的意見。可是那天適逢廖先生去象山縣開農民協會去了,我們便等他回來。三四天後,廖先生回來了,他對我們說:「應該瞭解,辦黃埔軍校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我們中間有不少人是蔣先生邀請來的,你們應該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態度幫助蔣先生。如果黨要辦,蔣先生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於黨,將來他如想回來再參加革命,怕也很困難了。所以籌備工作要照常進行。那一次是蔣因為個人鬧意見,悄悄去了上海,後來中山先生表示要別請他人,他才回到黃埔來。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
  1924年2月8日,蔣介石召開校務籌備會議,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區招生的名額,可是,正幹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他又於2月21日突然向孫中山提出辭職。蔣介石這一舉動,實在是不可理喻。
  當時,孫中山和廖仲愷真正是「以君子愛人以德的態度」對待蔣介石的突然辭職的,2月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蔣介石復函,說是奉孫中山之批復,對蔣介石辭職的請求「礙難照準」。2月29日,孫中山又致電蔣介石,批評他「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蔣介石復電,向孫中山解釋自己辭職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並表示立即返粵,收回辭呈。此期間,廖仲消也先後三次致電蔣介石,催他返回。在孫中山與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蔣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孫中山特任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6月16日,陸軍軍官學校舉行了開學典禮。黃埔軍校共辦了七期,從第五期起,由於北伐戰爭的需要,一部分學員先期隨軍參戰,於武漢畢業。其餘學員後被調往南京舉行畢業式,並集體宣誓反共。黃埔軍校這一國共攜手合作的產物,最終成為蔣介石培養反共軍事幹部的基地。蔣介石的發跡,也正是從辦軍校才算正式開始的,利用當校長的機會,蔣介石逐漸培植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誠然,蔣介石在辦軍校最初的幾年中,的確也表現出十足的幹勁和勵精圖治的精神。他提出的「黃埔精神」,其精髓是「殺身成仁」。他自己則嚴以律己,不吸煙、不飲酒、不喝茶、不蓄髮,還經常在早晨起床號吹過之後,直闖教官、學員的臥室巡視,對睡懶覺的人予以嚴厲訓斥。
  這一時期,是蔣介石在政治上表現最激進的時期。他在公開的講話中經常帶頭喊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革命口號,儼然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節,蔣介石對黃埔軍校全體師生說:「現在我們生在這個亂世,是個最不幸的事。我們的國家,已經衰弱不堪;我們的黨,也是積弱不振。所以我們今後要特別努力奮鬥,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雪我們國家以前被人壓迫的恥辱」。
  「五卅」運動後,廣州發生「沙基慘案」蔣介石發表演說,慷慨激昂地說:「現在已到了和帝國主義者決鬥的最後五分鐘」。
  蔣介石在政治上的這些表現,使他在黃埔師生和公眾心目中有了一個「左派」的形象。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他當時的言論並不代表他的思想。就任黃埔軍校長以前,蔣介石曾奉派直蘇聯考察,考察歸來,他的心底已經紮下了反共的禍根。所以,他當時的形象也不過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樹立,使蔣介石在廣東革命根據地聲威日隆。而當時形勢的發展變化,又恰恰給了蔣介石一個嶄露軍事才華的機會。
  為了鞏固當時的勝利果實,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廣東革命政府決定東征討伐陳炯明,以期徹底打垮陳炯明的部隊。
  東征之前的1924年10月,廣州發生了商團叛亂,當時,蔣介石奉孫中山的命令,參加了平定這次叛亂的行動。10月14日,孫中山發出大元帥令:「茲為應付廣州臨時事變,在未平靖期內,所有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飛機隊、甲車隊、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兵工廠衛隊警衛軍,統歸蔣中正指揮,以廖仲愷為監察,譚平山副之」。
  廣東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團叛亂之後,尚未及喘息,又值軍閥陳炯明乘孫中山先生北上之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虎視眈眈,準備大舉進攻廣州,恢復他在廣東的軍事統治。在這種情勢下,廣東革命政府遂於1925年1月15日做出決定,由粵軍、滇軍和桂軍組成東征聯軍,兵分三路--以粵軍許崇智為右翼軍,滇軍楊希問為左翼軍,桂軍劉震寰為惠州攻城軍,揮師東進,征討陳炯明。這次東征中,蔣介石率領黃埔學生軍(由兩個教導團加上軍校第二期學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營組成)作為粵軍的先鋒隊參加作戰。1月31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本部下達命令:「一、東江敵情及友軍狀況如貴官所知(即聯軍作戰計劃及訓令)。二、本校全部決於二月三日在虎門寨附近集結,待命出發。三、教導第一團(欠第一營),務於二月一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向沙角前進。到沙角後,會同第一營限於二日在大懷德、北柵一帶集結完畢。四、教導第二團務於二月二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向太平圩前進,限當日到達白沙附近集結完畢。五、學生隊炮兵第一營、校本部,於二月三日午前八時由本校出發,用船舶輸送到虎門寨、太平圩一帶集結。六、給養由各團自辦。七、余現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門前進。」
  此次東征,自2月1日至3月23日,在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打垮了陳炯明的主力部隊三萬餘人,聯軍佔領了潮州、梅縣等地,迫使陳炯明部隊退到了江西和閩南。此次東征的勝利,決定因素有二。其一,東征軍的主力部隊黃埔學生軍內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們作戰勇敢,成為全軍的榜樣,起到了骨幹作用;其二,海陸豐一帶的農民在中共黨員彭湃的領導下積極配合革命軍作戰,擔任擾亂敵人後方、牽制敵軍、給革命軍當嚮導和後方運輸等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軍的軍事行動。除前述兩種因素外,也不能否認蔣介石本人的作用。當時作為黃埔學生軍統帥的蔣介石,在許多重要戰鬥中都是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先後共發出各種作戰命令、手諭、電話、訓示、告誡及臨時緊急處置計60多次。下面,分別就蔣介石在東征歷次戰鬥中所下的命令及處置作一簡述:
  (1)肅清廣九路的戰鬥。
  根據蔣介石1月31日的命令,黃埔學生軍按期到達指定地點,並集結完畢,2月3日,蔣介石在虎門校本部下達了攻擊東蕪的命令;「敵軍袁暇九部約五六百人,散在東范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帶,其前進部,在黃旗峰附近。我桂軍林樹巍師,於今(三)晨七時擊退霄邊之敵,並佔領溪頭,敵向黃圩敗退,我軍現繼續渡河追擊中。我粵軍擬復收石龍、東蕪後,再協同滇、桂各友軍攻擊前進。二。本校軍擬明(四)日佔領下山門、龍旺埠、石鼓之線,五日向東范之敵攻擊。三、教導第一團務於明(四)日,由大懷德,北山前進到達下山門。四、教導第二團務於明(四)日,由白沙出發,到達龍旺埠、赤嶺一帶。五、粵軍張我東團,明(四)日務須到達石鼓附近。六、以上三團務於後(五)日午前九時三十分,開始向東弟之敵攻擊,但各團須確保聯絡……八、王指揮官體端所部,留在厚街擔任警戒。九、炮兵官務於四日到達嘉嶺附近候命。十、學生隊為總預備隊,位於湧口附近。十一、給養各部自行辦理。十二、余現在虎門太平街方家調校本部,後(五)日經厚街向嘉嶺前進」。
  2月5日,東征軍佔領東蕪。當天夜裡,蔣介石在東蕪下達了追擊敵軍的命令:「一、敗退之敵,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竄逃。二。本軍以殲滅常平圩敵之目的,擬於明(六)日經索步向常平圩前進。三、教導第一團務於明(六)日午前九時由現地出發,經橫坑。龍洩圩向察步前進。到達索步後,對於常平圩及橫瀝方面,秘密偵察,待命行動。四、教導第二團務於明(六)日午前十時由現地出發,經烏石崗、橫坑、龍沙圩向兩頭塘前進,到兩頭塘後,對石步村方面綿密偵察後,方可撤收跟進。五、粵軍張我東團務於明(六)日午前八時由城內出發,經狗牙嶺、大頭塘、桑圍、溫塘向增步前進,到達增步後,向茶山綿密偵察,均按前令暫在原地待命。七、王體端指揮所部(欠張團),仍維持後步連絡線。八、給養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員於六日下午以前,將東蕪至朗基湖之電話架設完畢,各團報告經送該處由電話轉達。十、余於明(六)日暫在縣公署校本部。」
  2月6日,蔣介石所屬各部隊依令行動,教導第一團進軍索步,第二團到達兩頭塘。7日,教導第一團又進至常平圩,同時,任教導第一團團長的何應欽向蔣介石做了報告。根據何應欽的報告,蔣介石於2月8日又在常平車站下達了命令:「一、據常平圩鄉團長報告:老虎坳一帶尚有敵人,昨(七)午後七時似有增加模樣。我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刻尚在橫瀝附近。二、本軍擬於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營。三、教導第一團位於常平圩附近,警戒鐵路以西地區,其警戒線須在雞公嶺一帶高地,但右翼警戒線須特別嚴密,左翼須與教導第二團保持連絡。四、教導第二團位千上坑附近,警戒鐵路線(含)以東地區,其警戒線須與教導經一團銜接,但對於左翼警戒務須嚴密。五、學生隊及炮兵營在常平車站宿營,但對於戰備不得弛懈,緊急集合場在車站月台。步兵學生隊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隊,須俟第二團配置完竣後,方可撤回。六、給養仍由各部隊自行採辦。七、校本部與各團通信暫由各團派遣遞步哨,俟電話架設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後的2月9日、2月10日蔣介石又先後下達有關作戰命令。至2月11日,廣九路沿線地區全部掌握在東征聯軍手中,陳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帶。
  (2)攻克淡水的戰鬥。
  廣九路戰鬥告一段落後,東征軍右翼部隊遂分成三路軍向淡水疾進。2月13日,蔣介石所轄教導第一、第二兩團由龍網墟向淡水城南進擊,粵軍第七旅由約場圩向淡水東北進擊,粵軍第二師由新圍向淡水西北進擊。三路大軍齊進,合圍淡水城。
  蔣介石在平湖車站下達新的作戰命令:「一、敵情如貴官所知(前已通知)。我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已達新圍約場圩附近。二。我校軍決攻淡水之敵,擬於本(十三)日午前十時由現地出發,向坪山圩前進,並佔領之。左翼與第二團確保連絡,右民辦對葵湧方向嚴密警戒。四、教導第二團務於本(十三)日午前十時由現地出發,經新浦前進,佔領松子坑、牛鼻湖之線;右翼與第一團確保聯絡,左翼擬於許旅未達東邊月以前,應嚴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學生隊本日移龍風墟,余或進至新浦。」
  2月13日,蔣介石再一次下達訓令:「一、本軍深入敵境,須知非奮勇前進剿滅叛逆,不能求生。二、東江作戰須照前在虎門所發之訓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總要團結兵力,步步為營。三、如聞側面或後方槍聲及見敵之幟,切不可驚慌,須知逆敵慣技,抵在擾亂後方,使我耳目眩暈,如我鎮靜持久,則彼技自窮。四、本軍作戰須利用夜間襲擊與敵白刃相見,以練士兵膽氣。五。各團須置預備隊,至少須留一營,非至最後決戰時不可輕用,尤須注意側翼配置。六、初次戰鬥首重沉著,又要各部列陣穩定,待敵來沖,仍能不動如山,然後乘其弱點瑕隙或氣竭之時,起而攻之,即無不致勝也。七、本日出發須帶二日之糧為要。」
  隨著戰鬥的進行和軍事行動的推進,蔣介石每天都發佈指令。2月中旬,鑒於陳炯明部固守淡水城垣,蔣介石又下令說:「陳賊餘孽,久稽天誅,本校長、校黨代表率師申討,經於本月十四日兵臨淡水,膽敢據城抵抗。本校長、校黨代表不忍我將士卒曠日相持,愛特挑選奮勇隊誓於最短時期,攻破淡水。爾等務體此意,共矢為黨為國之決心,奮勇無前,可進不可退,則克城在轉瞬間也。」
  淡水攻克後,蔣介石立即將這一戰況電告已經北上正在患病的孫中山。電報中說:「職此次率師討賊,連日轉戰新墟、淡水間,幸托威福,敵人逃遁」。又說:「尤念我大元帥為利國福民,隻身入京,現在病勢纏綿,我國軍事羈絆,不克赴京隨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勵三軍,奮勇殺賊,聊報我大元帥於萬一耳。」對此,當時汪精衛和胡漢民分別代孫中山先生復電蔣介石,對他表示讚賞。
  (3)平山及海陸豐戰鬥。
  2月19日,蔣介石主持制訂了進攻平山的軍事計劃,指示說:「在淡水被我軍擊退之逆軍洪兆以部約三千人,目下似已退據平山,又練演雄部約四五百人退守穩山,逆軍楊坤如等部似仍據惠州。我軍以殲滅逆軍主力之目的,擬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線前進,搜索白芒花、馬鞍一帶敵情,再向竹頭壩、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帶前進,以期圍擊敵軍於平山墟。」
  應當說,蔣介石在指揮東征歷次戰鬥中充分表現了他的軍事才華,顯示了他作為軍事家的氣魄和識見。就在他下達進攻平山的軍事指令(計劃)的同一天,他召集了黃埔軍校的各部首長開會,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作了題為《於艱苦中磨練才能志氣》和《致勝的要件》的訓詞。他在訓詞中說:「我們做事,須要同舟共濟的決心,同心同德的精神。大家要明白,我們並不是為個人做事,是為求主義的實現,是為求人民的幸福。所以要耐勞耐怨,百折不回,靜如泰山,動如霹靂,完成我們革命的非常事業。」2月21日,粵軍第二師進佔平山墟,23日,軍校第一團接防平山。這時,左右兩翼的戰局發展並不平衡,許崇智和蔣介石遂在白芒花召開軍事會議,商議下一步的戰作方案。此次會議上,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主張轉攻惠州,認為「惠州為東江之支撐點,惠州一下,東江不難迎刃而解;以我軍攻淡水之精神,惠州雖險,亦可一鼓而下,若進攻海陸豐,則孤軍深入,未免有後顧之憂」。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揮師陸、海豐,進搗潮、梅,認為「惠州天險,我軍力薄,萬一受重大之犧牲,則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險,若趨海、陸豐,則乘戰勝之感,追遁逃之敵,事半功倍,且潮、汕為敵人之根據地,潮、汕既克,則敵失根據地,而我得地盤,萬一左翼不上,或後方有變,亦得有展佈之餘地,可以回師西指,為次第掃平計」。
  經過一番討論,會議形成決議,決定採取第二種意見,分兩路向海、陸豐前進。2月25日,蔣介石又發出了向吉隆圩前進的命令,命令說:「本軍深入重地,環境險惡,只有向前衝鋒,滅此朝食,以求生路。如退後一步,不死於敵手,必死於匪盜。望各將士深曉以意,努力前進,直搗賊巢,共殲厥凶,以成偉績,而行主義。」
  歷次戰鬥中,蔣介石指揮得當,用兵得體,加上周恩來、何應欽等人的全力協助,使戰鬥進展順利,屢屢奏捷。2月27日,收復海豐,蔣介石又致電北京汪精衛譯呈孫中山,說:「智督率所部,經兩日窮追,遂於沁日佔領海豐城。中正部亦長驅猛進,於同日到達……本晚當可收復陸豐城也」。又說:「我軍所至,人民皆誠心傾向。蓋東江人民數年以來,受敵人種種苦抽壓迫,在水深火熱之中,加以戰時敵軍到處姦淫搶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對於運輸軍實,採買米糧等事,皆極力幫助,而海豐人民並為出力,使軍行無阻,用能造奏膚功,其力甚偉也。」這一時期的蔣介石,思想上趨於革命,在實際作戰中也親見親歷了人民群眾民心所向對戰爭的實際影響,他據此報告孫中山,說得頭頭是道,明明白白,可惜,他沒有注意總結經驗,最終還是忽略了「民心所向」施於戰爭的影響。20多年後蔣家王朝兵敗如山倒,不知他是否曾經意識到失敗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已替陳炯明總結過的--「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望救心切。」民心的向背,有時可以直接決定戰爭的勝敗,蔣介石明知道這一點,卻沒能重視起來,以至自己終於也重蹈了陳炯明的覆轍。
  (4)平定潮、汕的戰鬥和五華、興寧的戰鬥
  東征軍採取直擊海、陸豐,進而攻取潮州、汕頭的。自3月1日至5日,蔣介石每天都親自發佈作戰命令,指揮部隊乘部前進。3月7日,東征軍佔領潮、汕。3月10日,東征軍在棉湖與敵遭遇,激戰持續數日。此次遭遇戰十分激烈,蔣介石和廖仲償以及蘇聯顧問加倫等人都曾親赴前線指揮戰鬥,終於擊退陳炯明的部隊,使其受到重創。
  五華、興寧是陳炯明的根據地,又是林虎的巢穴。潮、汕平定後,林虎將殘部收攏,退守以圖喘息鞏固,企圖復收潮汕。3月15日,蔣介石下達了命令,其後又於16日下達兩次、17日下達三次作戰令,在戰鬥中,蔣介石「乃用迂迴攻擊之法,由左縱隊改走小道,直趨五華,乘敵不意,先佔五華,以「興寧之背」。接著,蔣介石又下達了攻打興寧的手諭:「教導第一團於城外部署完畢後,務須即速進城,對城內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團擔任。對於東門外興寧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隊,即時派擊。教導第二團本晚不必進城,對於通河口大道塔岡及通黃埔之橋樑,對於西門老隆大道,須即特酌派一小部隊前赴警戒。」
  3月19日,蔣介石又一次下令說:「(一)五華城內之敵已為我教導第一團擊退,向東北門興寧、江西逃去,逐漸向梅縣退卻。聞林逆司令部尚在興寧城中,河口方面之敵逐漸向會坑、梅縣方向移動。總計各方情報,敵軍在興寧、河口一帶構築陣地,有掩護其本隊退卻模樣。(二)本軍已佔領五華城,於今日向興寧、河口方向進攻。(三)教導第一團派步兵一營,在城內搜索,其餘集合南門外候命。(四)粵軍第一旅於本(十九)日午前七時由現地出發,協同教導第二團向興寧攻擊前進。(五)教導第二團與第一旅離隔五百公尺,向興寧道路繼續前進,協同第一旅攻擊興寧之敵。(六)余預定本日午前九時由五華擊發,向興寧道路前進。」
  3月20日,經過激烈戰鬥,東征軍攻佔了興寧。3月23日,蔣介石下令粵軍陳銘樞旅及教導第二團錢大鈞部向梅縣進攻。至此,第一次東征宣告結束。
  事實上,這第一次東征的結束是迫不得已的。蔣介石在東征中的表現自有其不俗的一面,但他所指揮的部隊也不過只有黃埔軍校的兩個教導團,合起來只有2500人。而東征右翼軍總司令許崇智麾下卻有7500人之眾,其中包括粵軍的精銳、張民達的第二師和許濟的第七旅等。而且,攻克東江門戶淡水域一役,是蔣介石與許崇智共同指揮的。許崇智是蔣介石的結拜「二哥」,蔣介石長期在許崇智手下工作,深得許的信任和寵愛。關於蔣介石與許崇智之間的關係,我們下文另敘。這一次東征之所以「被迫宣告結束」,主要是因為外憂內患。所謂「內患」,即東征軍的中路軍(劉震寰的桂軍)和左翼軍(楊希闊的滇軍)按兵不動,而且還在暗中勾結叛軍陳炯明部。3月下旬,東征軍進佔梅縣之後,劉震震和楊希闊卻率桂、滇軍從東江撤回,並與英國和北洋軍閥勾結,於6月初在廣州發起叛亂,這便是所謂「憂」--後院起火。為平定廣州叛亂,東征軍只好回師,在廣九路沿線和廣州龍眼洞、石牌郊區發動攻擊,在當地工農群眾的積極配合下和援助下,殲滅滇、桂叛軍兩萬多人,一舉平定了叛亂。
  5.鋒芒所指--權力的寶座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當時,蔣介石正在東征軍中指揮戰事,孫中山逝世的消息是3月21日才傳到東征前線的。22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部隊中舉行望祭大禮。27日,他在興寧對黃埔軍校的全體官兵發表訓詞,題為《如何上慰總理在天之靈》,說:「只要我們努力奮鬥,總可以不負我們總理的一番苦心。」5月中旬,滇軍楊希闊部開始在廣州集中,並在白雲山,瘦狗嶺一帶佈陣,桂軍劉震寰部也驅赴北江,意在顛覆廣州革命政府。ZI日,蔣介石率部回師廣州,行前發表了《誓死奪回革命的根據地》的訓詞。他說,假使革命政府根據地--廣州--給反革命派奪去了,那我們的總理白白地奮鬥了一生,許多已死的同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所以我們要繼續總理的遺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據地」。又說:「這次班師回省的戰爭,比前次來打東江更要利害,我們不問他任何強悍的敵人,非爭回我們的根據地,不能稱是革命軍。我們到了廣州以後,就應當改革政治,統一財政,整頓軍隊,就可以實行主義。所以大家從今以後,與革命政府共生死,不達到收回廣州的目的,死也不休。」29日,第二縱隊到達海豐,蔣介石又對粵軍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發表了《此次班師回省的重大意義》的講話,他說:「我們這次回去,是個生死關頭,本黨的成敗,廣東的存亡,和中國的大局,都有很大關係。如這次回去不成,我們前後左右都是敵人,環境是非常險惡的。不但我你無路可走,並且廣東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點幸福,我們的主義完全是要失敗。所以現在我們革命軍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衝鋒,不能退後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此後,蔣介石在回返廣州,平定滇、桂軍叛亂的征途中,又先後發表了《奪回廣州的必要》和《黨存與存,黨亡與亡》的講話,說:「這次回省,不獨是政府的存亡和黨的成敗,也就是我們各個人的生死關頭。如果不能打倒滇桂軍,我們個人就不能生存,黨與政府與根據地就不能恢復,三民主義也就不能實行了。」
  應當說,蔣介石的演講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具有很強的鼓動性和煽動性。6月13日,東征軍回師黃埔軍校的部隊及被許崇智調來的湘軍、建國軍和粵軍從不同方向齊攻廣州,滇、桂軍抵擋不住,楊希闊和劉震寰遂潛逃至沙面租界隱匿不出。6月14日,廣州叛亂被徹底平定。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帥府改組而成立的國民政府在廣州開始行使職權,許崇智和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閻、林森等5人被推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還任國民政府當時所屬的惟一省份--廣東省的政府主席兼軍事廳長。
  許崇智在東征中的巨大貢獻使他在當時國民政府中的地位至為顯赫。而蔣介石雖然因為主持黃埔軍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東征作戰中也有不俗表現,但他在黨內仍然沒有一席之地。孫中山臨終前,曾談到過接班人的事,意由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三人負責,而蔣介石只負責軍事。這也只是孫中山談話的意思,並沒有形成正式的手續或文件。因此,孫中山逝世後,由大元帥府改組而成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蔣介石的地位並不高,僅擔任國民政府下設的軍事委員會8委員之一,這個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是由汪精衛兼任的。此外,委員中還有胡漢民和許崇智。
  由此可見,當時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乃至軍中,聲威不揚,地位不顯。在軍事上,許崇智是他的頂頭上司,軍權在握;在政治上,汪精衛和胡漢民的地位和職務都比他高。許、胡、汪三人,成了蔣介石登上權力金字塔塔尖的三大障礙。為了排除這些障礙,蔣介石開始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
  真是皇天不負,一個絕好的機會終於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蔣介石手裡。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口遇刺身亡。國民黨中央為處理這一突發事件,應付時局,遂決定由汪精衛、許崇智和蔣介石三人共同組成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廖仲悄被刺案。
  9月24日,蔣介石在故意拖延了一個月之後,終於接受了國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到廣州衛戍區就任衛戍司令之職。到任後,蔣介石立即宣傳廣州全城戒嚴,並派何應欽率領黃埔學生軍擔任市區警戒任務,進駐市區北面的制高點觀音山,並擔任長洲島和廣州沿海的警戒。-一佈置妥當後,全廣州立即落入了蔣介石的嚴密控制之下。他雖然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佈置追緝廖案的嫌疑人員,但他更多的精力則用於兼併軍隊,擴充自己的實力,意在打擊競爭對手。他心目中的目標,直指許崇智。
  國民政府成立後,粵軍實際上已成為國民政府的主要軍事主力,而粵軍的指揮權則完全在許崇智的掌握之中。但是,粵軍的一些將領沉緬於享樂,並意圖承襲滇軍和桂軍在廣州時擁有的包娼、包賭、截關扣稅的特權。對此,身為國民政府財務部長的廖仲愷曾多次表示不滿,軍方與政府時有爭執。此外,許崇智本人的行為也不夠檢點。他本來就體弱多病,又好酒色宴樂,嗜吸鴉片。因為蔣介石長期在許崇智手下,又是許的結義「三弟」,所以,許對蔣也過分寵信,軍務多交蔣介石直接處理。許崇智在這方面表現了他的「不智」,他明知蔣介石與粵軍將領不和,卻仍堅持要部下聽從蔣介石的指揮和調遣。1925年4月,許崇智在汕頭時,曾對部下請將領說:「服從許總司令就要服從蔣參謀長,許總司令就是蔣參謀長,蔣參謀長就是許總司令。以後由許崇智名義簽署的命令,下面蓋的是許崇智的圖章或是蔣介石的圖章,一樣有效」。當時,粵軍的許多將領對許崇智如此寵信蔣介石頗感不滿。
  蔣介石在緝拿廖案嫌疑人員的過程中,發現有一名參與殺害廖仲愷的暴徒,名叫陳順。此人所用的槍,其執照是粵軍南路司令梅光培簽發的。這一線索的發現使蔣介石如獲至寶,廖仲愷曾因粵軍將領腐化享樂和企圖承襲滇桂軍的特權等事多次指責粵軍,與許崇智本人的爭執、嫌隙也是眾所周知的。現在暴徒中有一人與粵軍有關係,這就使許崇智陷入了百口莫辯的境地中。蔣介石抓住這天賜良機、借口廖案涉及粵軍將領,堅持主張剪除「謀叛軍隊」,並說服汪精衛同他一起去見許崇智,當面要求許崇智表態。許崇智無奈,只好下令將粵軍第一軍軍長梁鴻楷、第一警備司梁士擇等先後逮捕,他們所屬的部隊則被蔣介石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即原黃埔軍校教導團)包圍繳械。對此,許崇智既感到難堪、惱火,又無可奈何。他在《悼廖仲愷同志並告國人及本軍同志》一文中,對軍方涉嫌廖案一事表示引咎自責,同時表示要追查到底。這時,蔣介石挾第一個回合大獲全勝之威,進一步指責許崇智一手把持財政,剋扣軍糧軍餉,還指出粵軍很多將領與廖仲愷案有過深牽連,整個粵軍已不可靠,為國民政府和許崇智本人的安全計,他改派黃埔學生軍負責許崇智的警衛工作。許崇智直到這時才省悟到,這個與自己義結金蘭、被自己一手提拔並百般寵信的參謀長蔣介石,竟然要求奪取自己的軍權了。當許崇智察覺到自己實際上已被軟禁之後,既羞又惱,立即電調駐防在東蕪、增城、寶安一帶的許濟(許崇智的堂弟)、莫雄兩師精銳粵軍爭赴廣州來維護自己的地位。汪精衛聞訊後,恐生意外,立即授予蔣介石處理廣東局勢的全權。汪精衛當時身為國民政府主席,他這麼一授權,實際上等於把控制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軍權拱手送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以許濟、莫雄等人串通梁鴻楷「謀危害國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將許、莫所部包圍繳械。接著,蔣介石又於9月18日深夜派出黃埔學生軍和第一軍搶佔要地,全面控制了廣州城。第二天,在廣東財政會議召開的會場上,蔣介石又拘捕了許崇智的親信大員;當夜,黃埔學生軍嚴密包圍了粵軍總部和許崇智在東山公館的宅邸,解除了許崇智貼身衛兵的武裝。
  在汪精衛的支持和配合下,蔣介石步步得逞,變本加利,於9月20日凌晨派人把一封早已寫好了的信送給許崇智,這封信措詞嚴厲、咄咄逼人、歷數了許崇智的過錯,說他「回師廣州後百無一舉」,致使「軍隊之散漫如故」;說他侵沒稅收和粵軍餉額、「飽私囊圖利己」,說他圖謀推倒中央銀行「而謀自立銀行以圖私利」;說他「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致使「害黨叛國者均在粵軍所部」;更「慫恿所部強捐、勒租、截稅、包煙」,而「害國殃民」。歷數罪狀後,蔣介石又在信中恫嚇許崇智:「今不惟諸軍不平,氣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為快。若仍倒行逆施、固執不化,則吾兄所部已為衣食所窘,勢必嘩變;而各友軍亦將難保」。他進而威逼許崇智「毅然獨斷、保全名節」,「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為達到驅逐許崇智的目的,蔣介石又軟硬兼施,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證說:「如有一毫違心之論、不忠之意,皇天後上當共顧之」。
  許崇智讀了這封信,即驚又懼,立即打電話向汪精衛詢問,汪精衛只淡淡地回答說:「知道其事」。許崇智眼看大勢已去,又幻想蔣介石能夠遵守諾言,三個月後真能讓自己復職,於是,當天夜裡,在蔣介石派來的由陳銘樞率領的一支隊伍的「護送」下,拿了兩萬元,悄然搭上輪船,離開了廣州到上海去了。
  許崇智被蔣介石逼走後,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即由譚延閻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則由蔣介石一手收束,所屬各部均被改編或遣散。自此,許崇智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及軍隊中的權位悉數被蔣介石取代,造成了「蔣氏以一身控制軍政全局,其軍威之盛、聲勢之壯,允稱一時無匹」的局面。
  驅走許崇智,是蔣介石登上權力寶座的第一個台階,驅許成功後,蔣介石繼續「擴大戰果」,連續打出「廖案」這張牌,窮追不捨,又發現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及粵軍將領魏邦平、梁鴻楷等有重大嫌疑。其中,胡毅生是胡漢民的堂弟,朱卓文和林直勉則是公認的胡漢民的親信。蔣介石緊抓不放,由此向胡漢民發難。於是,胡漢民也被捲人「廖案」。這對胡漢民來說,是再度爬上政治舞台最高層的致命傷。為了躲避政治風暴的衝擊,胡漢民被迫出訪蘇聯,用他自己的說法,這叫作「被逐」。
  至此,孫中山逝世後,有資格和力量獲得最高職位的胡、汪、廖、蔣、許五人,就只剩下汪、蔣二人了。
  6.「二次東征」--進入領導核心
  被擊敗但尚未消亡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如同芒刺在背,蔣介石執掌軍權後,決意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革命軍調回廣州討平楊劉叛亂時,陳炯明部重新佔領了東江一帶,同時勾結北路之川軍熊克武,並由江北進至通州;勾結南路之鄧本殷,由西南進攻肇慶,形成對廣州的夾擊形勢。為了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統一廣東,革命軍決定第二次東征。這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已將革命軍各部統編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8月26日,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同時,將湘軍改為第二軍,以譚延闓為軍長;將建國軍改為第三軍,以朱培德為軍長;將粵軍改為第四軍,以李濟深為軍長;將福建閩軍改為第五軍,以李福林為軍長;其餘贛、鄂、豫各部之名稱,暫仍其舊。9月28日,國民政府頒發了征討方略:「一、東江方面: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從第一、第四兩軍為基幹)即日出功,討伐叛軍。……二、北路方面:任命魯滌平為北路警備司令,節制北路駐軍,肅清附逆之川軍。三、南路方面: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率所屬第八及第十二師(欠第三十四團)警衛河南,防堵廣南之鄧部。四、廣州方面:任命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兼廣州衛戍司令。率所屬第二師(欠第四團)、警衛軍之第一團及黃埔學生軍,負廣州警備之責。並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為總預備隊司令,待命出動。」蔣介石根據這一總的征討方略,具體策定了東征軍之作戰計劃。計劃規定了第二次東征的方針是:「東征軍以消滅東江叛軍之目的,擬集中東征部隊於正果,增城,石龍,石灘一帶,向潮惠各屬之敵進攻。」將東征部隊分為三個縱隊: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第二縱隊縱隊長李濟深,第三縱隊縱隊長程潛,規定了各縱隊集中的日期及地點,並規定了作戰地區與前進路線。同日,蔣介石以東征軍總指揮名義發出了《準備出發令》,提出了這次東征分三期出發:「第一期為十月一日,第三師全部及第二師第四團出發。第二期為十月五日,第一師全部及軍部出發,第二師第五團第一、二營開駐省城警戒,第三營留住守虎門。第三期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隊出發。」同時,對其它具體的十七項問題都-一作了規定,如「出征時,每連帶斧頭三把,每兵帶麻繩一丈」等等事項都作了明確指示。30日,蔣介石發表了《東征軍總指揮通電》:「本月二十一日奉國民政府令開:『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長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此令。』……中正戎行,材輕任重,於外侮紛乘之會,當百粵多難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屆,論才固不敢就,論義復不容辭。茲於九月三十日就職,本護國衛民這精神,盡革命軍人之責任,先清內奸繼御外侮,尚望時賜南針,免貽隕越,臨電屏營,寧候明教。」在東征出發前,蔣介石又與汪精衛一道,搞了一個《重征東江訓誡》,簡明地提出了十條要求,即:「一、軍人最後目的是在於死,古語所謂『好漢死在陣頭上』,孔子所謂『殺身成仁』是也。二、打勝仗的秘訣:1.嚴守軍紀,2.服從命令,3.保護人民,4.萬人一心(團結精神)。三、革命軍口號:1.不要錢,2.不要命,3.愛國家,4.愛百姓。四、革命軍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窮,3.不怕凍,4.不怕痛,5.不怕熱,6.不怕饑,7.不怕疲,8.不怕遠,9.不怕重,10.不怕險。五、保護百姓(不拉夫,不搶物,不捐餉,不佔屋)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反之,撓害老百姓,就是違反主義反革命的強盜軍隊。六、毋忘革命軍的《連坐法》。七、要緊記著革命軍的《刑事條例》。八、革命軍只有前進,不許後退。退卻是革命軍人無上之恥辱。九、革命軍人,要忍耐到最後五分鐘,非得到最後的勝利,決不放手。十、我們的名譽,是已死同志們的頭和血換得來的。我們切不可忘了殺害我們的同志的仇敵,大家要為已死的同志來報仇。」10月5日和6日,蔣介石又同汪精衛一道,以總指揮和黨代表的名義,在《廣州民國日報》上公開發表了《東征佈告》和《東征軍安民佈告》。
  在第二次東征的具體戰鬥過程中,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有關作戰的命令和文電來往頻繁。
  1在進攻惠州的戰鬥中,1925年10月8日,蔣介石命令第一縱隊派出有力部隊圍攻惠州城,主力集結於響水,博羅附近,以備進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敵,並具體制定了攻城計劃:(一)攻城部隊任務之區分:1.第四團擔任惠州城北門、西門之攻城,並任野炬連之掩護。2.第三師先行佔領上下馬莊、飛鵝嶺,擔任攻擊惠州府城南門及惠陽城。3.野炮兵應在梅湖與下角之間地區佔領陣地。(二)第一縱隊其系各部,在情羅策應,並準備敵人由水北竄出時隨時堵截。(三)第二縱隊對於平山增援惠城之敵,相擊迎擊,並策應我攻城部隊。(四)攻城的材料由副官處準備分配。(五)炮火集中如左:1.野炮連之火力,集中於腐城北門城內之敵,第四團應準備爬城部隊,以待炮火奏效時,立即衝到城根腳下,勇敢登城。2.山炮之火力,應集中於南門城內之敵,第三師應準備登城的部隊,以待炮火奏效之時,立即沖追城腳,勇敢登城。(六)登城隊宜攜帶武器較多,配合攜事短槍及手榴彈士兵。(七)登城獎金。1.首先登城者得獎一百元。2.其餘獎二十元,但不在敵人的火力下登城者,不得請獎。(八)飛機隊應準備多量炸彈,協同炮兵攻城。(九)參加攻城的炮兵。概歸炮兵營長蔡忠奮指揮。(十)第一師二兵隊,準備材料,協助攻城。(十一)第四團通訊隊,應速構成通信網。(十M)攻城指揮官,本總指揮並任之。10月,蔣介石到了博羅,將三個縱隊的兵力作了佈署,並下達了進攻惠州的要領,對攻城部隊的選出,編組攻城的指揮及動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隊的配合以及聯絡等都作了明確而又詳細的具體規定。13日,進攻惠州。「開始與敵作戰,十一時各處山炮亦相繼攻擊,發射出一排排炮彈。主下午二時,北門城垣之垛口,被我炮火擊毀甚多,我第四炮團在炮火掩護之下,迅速通過北門橋,並徒涉護城河,戰鬥激烈。下午四時,我軍所運竹梯已達城腳,第四團劉團長堯寰在橋上指揮攻城受傷,我官兵死傷甚眾,十三日下午二時半,我第三軍方面亦向城西南處攻擊前進,戰鬥到傍晚,敵仍頑抗。十月十四日,我軍繼續攻擊,蔣總指揮在飛鵝嶺炮兵陣地,何縱隊長應欽亦在北門督戰,並派第八團加入戰鬥,此門炮火亦集中該處,戰鬥至午後三時半,我第四團首先登城,北城之敵紛紛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隊和相繼沖人城中,何縱隊長應欽率總預備隊人城,楊坤如已隨殘部向水東門逃竄,我軍即行追擊,並乘機佔領惠陽,蔣總指揮亦移節惠城,策爾後之作戰」。〔以上見《北伐戰史》〕
  與此同時,蔣介石給汪精衛打了一份《攻惠州城告捷電》。16日,蔣介石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祭攻惠州陣亡將士文》,並在追悼攻惠州陣亡將士大會上發表了演說。
  2在潮梅戰鬥中,蔣介石隨軍指揮,攻佔惠州後,蔣介石重新部署部隊東進,以第一縱隊為右路軍,第二縱隊為中路軍,第三縱隊為左路軍。10月22日,東征部隊進佔海豐、河源。28日,佔領五華。31日,東征軍攻克興寧。11月4日收復潮、汕。至此,東江完全收復。
  11月6日,蔣介石發出了《收復東江通電》,認為:「自上月六日出師,迄本日適為匝月,經將逆軍主力完全擊潰。」「此次師經六百餘里,四民簇擁而觀,簞食壺漿以進。」表示「尚翼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萬眾一心,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實現。」7日,正逢蘇聯十月革命節,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他充分肯定了國共合作時提出的聯俄政策的效果。他說:「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他批判了當時「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的種種攻擊蘇俄政策的謬論。他說:「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才敢老實講,叫革命先進國的蘇聯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蔣介石還向與會者講了孫中山在聯俄問題上對他的面諭,他說:「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就是『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樣子才好。」最後,他一再說:「我們實現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實現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總理真正的信徒。」在潮、汕時,蔣介石還搞了不少活動。11月10日,他在潮州公園對第一師第二、三兩團官員發表了《見大勝利成果改進部隊缺點》的訓詞。首先,他肯定了第一師官兵「通通能夠忍耐勞苦」,「真真不愧為孫大元帥的部下」,一再表示:「本軍這次能夠在短少時間,克復了東江,打敗了多數的敵人,能夠不搔擾百姓,算是實行了孫大元帥的三民主義」。進而他指出,「這次雖是打了勝仗,缺點仍然很多」,「現在小小勝利,算不得什麼,大家不要驕傲起來,以為天下無敵了。驕兵」是必敗的,本軍上下總要戒懼,總要學本事」。13日,他參觀潮州中學,並在歡迎會上發表了《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的講話。16日,他在汕頭各團體祝捷大會又發表了講話,著重解釋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兩句民生主義的話。ZI日,寫信給當時擔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談了關於發揮部隊中黨的作用以及關心士兵的問題。他說:「本軍各團黨部,實在是有名無實,所謂黨的活動,是很少有精神的。近來士兵告發的困難苦痛太多了,而且親眼看見的也不少,甚至有排長的糞便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罵,而士兵之饑凍不管,更屬視為常事,甚至有開除士兵,不發清薪餉,為其連長中飽。此等惡弊,不一而足。根本上說,還是各團黨部活動不力,徒有形式而無一些精神。」而且要求:「趕緊先把第一師各團黨部整頓起來,使士兵開小組會議時,完全自由發表其意見,及報告其痛苦,官長不得懷恨報復。如此,則士兵經濟與生活或為經費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精神及環境決不致如此之暗無天日也。」蔣介石在信中向周恩來提議,可將這封信在報上公開發表。12月11日該信在《廣州民國日報》上全文刊出。
  在第二次東征的同時,革命軍又征討粵南軍閥鄧本殷。蔣介石在指揮潮、梅戰鬥時,得知粵南鄧本殷進窺廣州,陽江、羅定、雲溪各縣均已被佔,情勢急迫,於是即令李濟深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並命第十一師待命。到了第二次東征將北江平定後,蔣介石馬上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兵分四路,(陳銘樞部為第一路,王均部為第二路,戴岳部為第三路,俞作伯部為第四路)會攻南陽,以期一舉將敵殲滅。11月7日,攻佔陽江。23日,攻佔廉江。鄧本殷率殘部退到瓊州。這時,蔣介石又命李濟深率所屬第十一、第十二兩師負責肅清瓊州之敵。1926年1月5日,李部開始渡海,至2月間,瓊州大定,鄧本殷殘部基本上消滅。3月,廣西李宗仁等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所部桂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這樣,兩廣實現了統一。在征討鄧本殷的過程中,蔣介石在 1925年12月15日,向軍事委員會呈上一份《軍政改革計劃》。他認為:「統一廣東,以鞏固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仍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規定,全國人士之期望於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要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以幸致,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實之準備,切實注意,盡革前弊積極刷新,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也。」據此,蔣介石就六個方面,即軍長職銜應即撤廢、全省軍制應速確定、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事教育應謀統一、兵工廠應積極整頓、改編軍隊應加限制等等,向軍事委員會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東征奏捷,徹底拔除了陳炯明這根「刺」,蔣介石班師回穗,儼然成了大英雄。在1926年元旦廣州30萬民眾的慶祝集會上,他身披拿破侖式斗篷登上主席台,接受群眾的歡呼。接著,他出席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大會作軍事報告,概述了兩次東征的勝利和軍事方面的其他業績。在大會選舉中,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此後,他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
  在向權力金字塔尖攀登的路上,蔣介石又前進了一大步--進入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領導核心。
  孫中山評價蔣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這些話是孫中山先生為蔣母去世所寫的祭文中說的,時在1921年6月。當時的蔣介石,大權尚未在握,思想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運用自如地大耍其政治手腕的程度。他那時給人的印象是革命熱情高,意志堅定,勇氣過人,但又不時耍點兒小脾氣。這樣的一個「革命青年」,在孫中山眼裡自然是「可造之才」,詡以「昂昂千里之資」。是鼓勵多於評價的。後來的事實證明,蔣介石在為國為民的革命事業中的表現大大辜負了孫中山先生當年的期許與鼓勵,倒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表現了其「昂昂千里、永不回頭」之資。
  朱執信遇難後,孫中山曾有一封信給蔣介石,說:「執信忽然組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這種評語,還算比較客觀。正因為「不可多得」--軍事幹才的極度缺乏,才使孫中山不得不對蔣介石這個常耍小脾氣的「幹才」一再姑息遷就,使他在革命陣營中的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第五章「英雄」氣短
  1.蔣介石少年時代的一樁「風化案」
  蔣介石原名叫「瑞元」,前文已經交待過。因為現在要說的是蔣介石小時候的事。所以,我們暫且「恢復」其原名。
  蔣瑞元幼時讀書,雖然十分「頑梗」,但畢竟他是6歲就開蒙讀書的,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差不多都已涉獵過了,從這些古代精典著作中,蔣瑞元也學到了一點身為人子應當盡孝,身為男人應當求取功名的「道理」。十幾歲的少年,雖然還是個孩子,但多多少少也懂得了一點做人的規矩和處世的道理,幼時的「頑梗」習氣收斂了不少,也知道求學上進,為家族爭光,為母親爭光了。
  蔣母王采玉望子成龍心切,見兒子好學求進,當然是巴不得的,於是遍訪四鄉名師,托親求友,為兒子的功名前程不遺餘力地奔走。短短幾年時間,蔣瑞元先後換了幾位老師。14歲那年,母親打聽得榆林村有巖頭毛鳳美設塾,專授《易經》,恰好蔣瑞元的一位表舅父是榆林村人,遂徵得其同意,把蔣瑞元送到了榆林村,師從毛鳳美學《易經》。
  沒想到,蔣瑞元到榆林不久,從巖頭方面竟傳來了風言風語,說是14歲的蔣瑞元居然要娶蔣父的堂表妹的女兒毛阿春為妻!
  聽到這種傳言,蔣母十分傷心。王采玉先後嫁了兩個丈夫,都先她而去,本來就認為自己命不好,因此長期吃齋念佛,把一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寶貝兒子蔣瑞元的身上。如今孤寡一門,沒事還常有人在背後指指戳戳呢,如今若是真有這種事,那可真是家門不幸。自己原指望兒子為蔣氏一門增光添彩呢,誰知也是這麼個不爭氣的紈褲子輩,才14歲就弄出這種傷風敗俗有辱門風的醜事來!叫自己如何面對蔣氏家庭的列祖列宗呢!想著想著,不由傷心落淚起來。
  瑞元的外祖母姚氏聽說了這件事之後,特意把女兒采工找到葛竹來,面授機宜:既然口風已經傳到外面去了,倒不如假戲真唱,索性找個媒人到毛家去正式提親,把毛阿春明媒正娶到蔣家來,一來可以堵住鄉鄰們的嘴,二來也就此給瑞元這匹野馬駒子套上個籠頭,省得一天到晚惹事生非。
  王采玉左思右想,也只有這個辦法了,於是遣了個媒人到巖頭毛阿春家去提親。
  毛阿春的母親叫蔣賽鳳,是蔣瑞元的堂姑,蔣肇聰的堂妹。蔣賽風早年嫁給巖頭毛鳳揚為妻,毛鳳揚因病去世,遺下一個女兒,名毛阿春。蔣賽鳳自從丈夫病故後,因為家境淒涼,便經常帶著女兒毛阿春回到溪口娘家居住。同是中年喪夫,王采王與蔣賽鳳雖是堂姑嫂的關係,但也經常往來敘語。因此,蔣瑞元自幼便常能見到毛阿春,彼時兩小無猜,在一起玩得頗為開心。這毛阿春生得眉清目秀,性格開朗活潑,年歲也與瑞元相仿,兩個孩子青梅竹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有了這麼一層關係,當蔣瑞元來到榆林讀書後,便經常利用私塾放學的閒暇時間到巖頭去看望堂姑,順便找阿春玩。最初,蔣賽鳳見堂侄能來看望自己,心下高興,面子上也覺得光彩,所以還能熱情款待。後來,風言風語的傳到了蔣賽鳳耳朵裡,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沒有是非還難免有人捕風捉影說三道四呢,如今出了這種有傷體統傷風敗俗的兒女情事,蔣賽鳳焉能不火冒三丈?她把女兒關在房裡訓斥了一頓,嚴令她今後再不准同瑞元來往。訓斥了女兒,蔣賽風仍然覺得餘怒未消,有心找到榆林去再罵瑞元一頓,轉念一想,這樣豈不是把這件醜事張揚出去了嗎?於是,她打消了興師問罪的念頭,決定閉門在家坐等蔣瑞元這個混小子上門,只要他敢來,看不把他罵個狗血淋頭!
  兩位母親一個傷心,一個生氣,殊不知這風言風語實際上只是一句戲言引出來的。那蔣瑞元到堂姑母家去得勤了些,發現毛阿春已經出落成一個姣美可人的「大姑娘」。十幾歲的男孩,對男女情事似懂非懂,言談之間也不知避諱什麼。恰好瑞元的表舅父陳春泉的孫子陳遠離也同蔣瑞元一起讀書,兩人既是同學,又是叔侄,年齡也都差不多,平時關係非常親密,陳遠離見瑞元常跑去看阿春,平時嘴裡也常念叨阿春長阿春短的,便打趣道:「阿元叔,你講阿春這樣好,那樣也好,乾脆把她娶過來當老婆不好嗎?」蔣瑞元畢竟還是個孩子,所謂「童口無忌」,當即便不加掩飾地說:「討老婆不能沒有媒人呀,你來做我們的媒人好不好?」陳遠離也是個半大孩子,對這種少年男女相互愛悅的事情只知有趣,不知深淺,他見瑞元如此「不知羞」,遂大叫大嚷,當作一件了不得的新聞,把瑞元要娶毛阿春當老婆的事添枝加葉地給傳了出去。這些傳到王采玉和蔣賽風耳朵裡時,早已經過了大量的民間「藝術加工」,甚至連蔣瑞元與毛阿春桑前月下偷偷約會、海誓山盟擁抱接吻的「細節」都被傳揚得活靈活現。這也就難怪蔣母傷心、毛母生氣了。
  正在毛阿春被母親關在房裡閉門思過,蔣賽鳳獨自坐在堂前生悶氣的時候,無巧不巧,王采玉請來的媒人也上門了。媒人滿面堆笑,剛把蔣家提親的事說了個開頭,蔣賽風的一張臉就沉了下來,沒容媒人把話說完,她已站起身來下逐客令了:「行啦行啦!溪口蔣家我還不清楚,我還和他們是一族的吶,他家的事我還不清楚?這件事就不勞你費心了。」媒人正說在興頭上,被蔣賽鳳冷言冷語給頂了回來,張口結舌,只好萬分尷尬地告辭出來。蔣賽鳳又追到門口,對媒人說:「我們那位阿嫂也真沒眼色,養下這種惹禍討嫌的歪胚不知道管教,還好意思給他提親!請你告訴瑞元那個混小子,我有十個女兒也不會嫁給他這種敗家子的!」
  媒人討了個沒趣,只得返回溪口向王采玉如實稟報。王采玉聽了媒人添油加醋地形容和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傳話,登時窘得無地自容,當場垂淚無語。回想自己當初與蔣賽鳳同病相憐,互訴苦情的交誼,王采王又不由得氣憤難平,她暗暗發誓:「你蔣賽鳳不過也是孤女寡母淒淒惶惶過日子的小戶人家,居然也敢看不起我家瑞元!好好歹歹,我家瑞元還是個讀書人呢,我家蔣上兩代在溪口也是響噹噹的大戶人家,我死也要為蔣家先人爭這口氣,非要在你蔣賽鳳的眼皮子底下挑個好媳婦!」這時,王采玉怨恨兒子不爭氣的情緒已經完全轉移了,她要為這不爭氣的兒子「爭氣」了。
  王采玉賭了一口氣,要和蔣賽鳳較個高低。她特意趕到榆林去拜訪表兄陳春泉,說:「賽鳳把我家阿元看成一隻蟲,我這次一定要給瑞元說一房好媳婦,而且非巖頭村的姑娘不娶!」這個條件,把陳春泉難為得直皺眉。可他又實在無法開口拒絕,只得硬起頭皮答應去試一試。
  陳春泉之所以為難,確是有原因的:蔣賽鳳家在巖頭村雖然不是什麼大戶望族,可也算得上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偏偏是這個毛阿春,又是百里挑一的姑娘,在巖頭村裡,要找個勝過毛阿春的姑娘還真的不是件容易事。可是,表妹素來性情柔順,不慣於人爭執結怨的,這一次看來是真的生了氣,她提出的條件儘管苛刻,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沒奈何,只有舍下一張老臉,到巖頭村去碰碰運氣了。
  巖頭村位於溪口鎮迪南約十五公里處,座落在天台山餘脈的狹谷之中,四面環山,村子中間是一條穿村而過的溪水,將這古老的村莊一分為二,小溪上有三座平橋,一座拱橋,溝通著「一村兩岸」村民們的往來,巖頭村口,獅山、象山左右分列,舊時曾有牌樓,門額上還有南宋的大學問家朱幕所題的「巖溪書屋」真跡。巖頭村因為地處山腳狹谷之中,交通不便,一向較為閉塞,村民們多以伐薪販竹為生。當然,擁有五六百戶人家的巖頭村,自然也會有幾個從事工商業的富庶人家,例如毛鼎和,在巖頭村就算得上是個經商大戶。
  陳春泉所在的榆林村,離巖頭村只有一公里。陳春泉出身於詩禮世家,是左右方圓無人不知的鄉紳。他「舍下老臉」要去試一試運氣的,正是巖頭村毛氏長輩、人稱「鼎和大公」的毛鼎和。毛鼎和家與陳春泉家的上一代交情就很好,到了陳春泉這一代,兩家也經常走動,算是通家世交。陳春泉答應了表妹王采玉的請求後,左思右想、反覆比較,才選定了毛鼎和家。論財產、論地位,毛鼎和家在巖頭村是數得著的,遠非蔣賽鳳家可比。論到姑娘的相貌,毛鼎和二女兒毛福梅也是眉清目秀,身材勻稱,皮膚白皙,頗有點「福象」。陳春泉相中了毛家,認為只有毛福梅能與毛阿春相匹,雖不敢說毛福梅比阿春姑娘漂亮,但至少是不會被阿春比下去,正好滿足王采玉的條件。
  捨著一張老臉來到毛鼎和家,陳春泉的心裡還打鼓:毛鼎和家資殷實,在下街開了一間「祥豐南貨店」,不但是巖頭村的望族,在鄉里也稱得起給紳大戶;而表妹王采玉寡母孤兒,蔣家自肇聰過世、兄弟析產之後,家道中落得已快不成樣子了。這種明擺著門也不當、戶也不對的親事可怎麼開口呢?萬一說了出來,被毛鼎和一口回絕,自己這張老臉往哪兒放?表妹那一頭又該如何交待?這一番躊躇,臉上便掛出相來。毛鼎和是個精明人,一眼看出陳春泉登門拜訪必是有事,二人寒暄了一陣子,看茶、落座,陳春泉正不知該從何說起,毛鼎和倒先開了口:「陳先生館業繁忙,今日造訪必是有事吧?」說罷,笑吟吟地用嘴含住煙袋,盯住了陳春泉那閃爍不定的雙眼。
  陳春泉自從一進門,已經覺得此行未免唐突了,眼下被毛鼎和一問,心一慌,畢竟是詩禮世家子弟,不會扯謊,不由得脫口而出:「哦,我是來給你家二小姐提親的。」一語既出,不知怎麼了,心裡反而踏實下來了。他直視著毛鼎和,觀察他的反應。心想,就算你不同意,憑咱們兩家世代交好的面子,總也不該讓我下不來台吧!
  「哦?陳先生親自為小女作伐,那可是我家阿梅的福氣呀!只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毛鼎和眉開眼笑,饒有興致地問。
  毛鼎和的態度鼓舞了陳春泉。於是,他索性開門見山,把瑞元與自己的關係、瑞元的家庭情況和學業成績等等一口氣說了個明明白白。最後申明:自己是受表妹王采玉之托,情無可卻,不得已才登門求親的。那言外之意很明白,你毛鼎和縱使不同意這門親事,也總須賣我一個老面子,因為我也是受人之托,「情不可卻」,並不是我自己老糊塗生閒事啊。
  沒想到,毛鼎和聽完陳春泉的介紹,竟仰起臉來哈哈大笑:「陳先生,您可是過慮了!像溪口蔣家這樣的名門世家,我們還怕人家嫌棄呢!那蔣瑞元小小年紀就能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這樣的詩句,日後前程必是不可限量啊!」
  陳春泉一聽,心裡樂開了花,疾忙雙手一揖:「這麼說,我這杯喜酒是吃定了?」
  「吃定了,吃定了!我還要好好謝謝你這大媒人呢!」毛鼎和笑著還了一揖。
  按庸常事理,陳春泉的擔心並非多餘。但是,毛鼎和畢竟多年經商,經多見廣,不似一般鄉民那樣目光短淺、只顧眼前。毛鼎和的經歷和閱歷,決定了他在兒女婚姻上自有一套異於常人的標準。首先,擇親不如擇媒,有陳春泉這樣德高望重的鄉紳來提親,是給足了自己面子,可使門婚生輝的好事,只憑這一點,他也不能說出拒絕二字來。其次,溪口蔣斯千。蔣肇聰父子名聞三鄉五里,也曾是亦農亦商,世代詩書傳家的縉紳,眼下雖然家道中落不振,那也是蔣斯千父子早逝,遺孤尚未成人之故。似這種人家,只須後代努力,重振門風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再說到蔣瑞元本人,據陳春泉介紹,6歲就開蒙讀書,幾任教師都誇他聰穎好學、心智敏捷、可堪造就,說不定蔣家光宗耀祖的大業就著落在這孩子身上了呢。蔣母王采玉被看相先生斷定「必出貴子」的傳言,毛鼎和自然也有耳聞,他想,這個「貴子」說不定就應在蔣瑞元名下了。這麼一想二想連三想,腦子裡飛快地進行了一番讀書人的「推理」和商家的「演算」。當下撫掌笑道:「請陳先生傳話給蔣夫人,若是不嫌棄小女阿梅不懂事,蔣毛兩家的親事就算敲定了!"
  「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在封建禮教下的少女毛福梅的終生大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2.娶妻毛氏,生子經國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19歲的毛福梅嫁給了只有14歲的蔣瑞元。
  自從這門親事定下來,蔣母王采玉的一臉愁怨煙消雲散。與蔣賽鳳賭的這一口氣總算賭贏了,媳婦馬上就要進門,孤兒寡母的淒惶即將成為過去;兒子「疲頑難改、輕浮暴戾」的頑劣習性也將有所收斂,更重要的是,自己含辛茹苦十幾年,如今總算熬到了當婆婆的這一天。對於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編居多年的女人,她急切地想「當婆婆」的心情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這其中,蘊含著一種驕傲--我終於把兒子拉扯成人了,又蘊含著一種欣慰--九泉之下的先夫,我總算對得起你了!
  興奮、激動、熱烈的情緒感染了蔣瑞元,家中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洋溢著的一派喜慶氣氛使他也有點兒忘乎所以了。雖然與毛阿春的一段股俄的初戀還在心中投影出一陣陣酸楚的印痕,可他畢竟才只有14歲,失戀的苦果還未及認真品嚐就被囫圇吞到肚子裡去了。趁著全家上下都在為自己「娶老婆」的事大忙而特忙,小小的蔣瑞元又跑到街上混鬧去了。可是,街上的小夥伴好像提前商量過了,都不肯和瑞元一起玩了。原來,小夥伴們聽說瑞元要結婚,而結了婚就算是大人了,大人怎麼能和小孩子們一起玩呢?所以,大家見了瑞元都躲躲閃閃,瑞元與他們搭訕,他們也不理睬。蔣瑞元心中納悶,偏偏他又不是那種臉皮薄、知進退的孩子,相反,大家越是冷淡他,他那「頑劣」的習性發作得也就越厲害。小夥伴們躲到哪裡,蔣瑞元就跟到哪裡,還弄來許多棍棒,硬要小夥伴分成兩個陳營,由他統一指揮,列隊開仗。這一「開仗」直打得昏天黑地,小夥伴們一個個鼻青臉腫,蔣瑞元倒也「身先士卒」,弄得灰頭土臉一身泥水。蔣母見他如此,不免嚴加訓斥,把他管束得比平時更嚴了。後來見訓斥無用,索性把小瑞元關在家裡不准上街,要「收一收他的性子」省得他到處惹事。
  不料,即使如此嚴加管束,到婚禮大典那天,蔣瑞元還是鬧出了笑話。
  蔣母為籌措兒子的新婚大典,動員了可以動員的一切力量。蔣介卿是大哥,蔣瑞春是大姐,自然當仁不讓,蔣瑞春還把自己的丈夫宋周運也叫了來,幫助操辦慶典、迎親送友。介卿、瑞春兄妹倆都是「過來人」辦這種事自然得心應手。一時間,豐鎬房熱鬧非凡,喜氣洋洋。
  巖頭村毛家對二小姐出閣也是極盡鋪張,全家上下備賀禮。辦嫁妝、做嫁衣,通知內外親戚、舊友新朋,忙了個不亦樂乎。
  毛家在巖頭村算是大戶,毛福梅出生時,曾請了一位相士算命,那相士開口便說毛福梅是一顆「福星」,將來「貴不可言,福壽無雙」。其實,這也是算命先生為討主家歡心而隨口胡說而已。實際上,毛福梅日後「貴」則貴矣--雖被蔣介石「休」掉,但仍未離開蔣家,也仍然是蔣家王朝的「太子」蔣經國的母親。若說「貴」也還沾一點邊,但「福壽」二字可就無從談起了。毛氏與蔣介石的婚姻,幾乎沒有任何幸福可言,毛氏於1939年死於日機轟炸,卒年57歲,這一個「壽」字也算不得「無雙」。但這些都是後話。在當時,毛家的人對相士的「鐵口真言」可是篤信不疑的,因此,毛福梅自幼就深得父母寵愛,及至長大成人後,這位毛家二小姐也出落得一副「福像」寬眉大耳、氣度嫻雅,性格也極柔順。毛鼎和是個極愛臉面的人。他知道,以女兒的這種條件,嫁到蔣家自然不算辱沒了她。但毛家在巖頭村算大戶,出了村就不見得有人認你是大戶。何況與溪口相比,巖頭畢竟是小地方,說是窮鄉僻壤也不為過。所以,女兒的婚事,他看得至為重要,千方百計要弄出個排場來,體體面面地把女兒嫁過去。
  蔣、毛兩家心同此想,都要把婚禮慶典辦得既熱鬧又排場,卻萬萬沒有想到,這場慶典的主角,14歲的蔣瑞元根本還是個孩子,他從一開始就沒把這件事當成什麼大事,相反,婚前被母親「禁閉」在屋裡,早就把他憋得筋骨都發癢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婚禮大典這一天,不弄出點兒「故事」來,還能叫蔣瑞元嗎!
  婚禮慶典的日子終於到了。在爆竹聲聲、鼓樂喧天的氣氛中,毛家送親的隊伍浩浩蕩蕩來到蔣家祠堂門前,花轎落地,伴娘趨前將鳳冠霞披紅布遮面的新娘子毛福梅攙下轎來,小心翼翼步入喜堂。新郎蔣瑞元一襲長袍馬褂,身披吉祥如意紅花,由伴郎陪同也進了喜堂。在兩位儐相的挾持下,蔣瑞元強打精神,隨著主婚人的指令一次次下跪,昏頭昏腦也不知都拜了些什麼。好不容易行完了大禮,聽到一聲「新郎新娘進入洞房」,兩邊攙扶著的儐相也同時撤開,蔣瑞元霎那間彷彿聽到了特赦令,猛然一竄,伸手扯下頭上的紅纓瓜皮帽往空中一拋,一聲歡呼,旋即奔出門去,加入到門外看熱鬧、搶爆竹頭的頑童們當中去了。這一「突發事件」是在場的親友們始料未及的,一個個都怔在那裡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可憐的是新娘子毛福梅,自從父母為她定婚後,她一直在猜想著自己將來的丈夫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兒、什麼樣子品性。為這件事,她一直忐忑不安。好不容易花轎落地、新人拜堂,她又總想透過紅布蓋頭偷眼打量一下丈夫的模樣。可惜,盼了半天,卻只聽見那一聲純粹孩子氣的歡呼,只從紅蓋頭下面隱約看到了丈夫的那條油光發亮、繫著鮮紅的頭繩的大辮子。
  幾天來忙裡忙外手腳不得閒的王采玉,最擔心的就是瑞元這孩子不知深淺高低,在眾親友面前出乖露醜丟了她的臉面。現在,最怕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直把王采玉氣得手腳冰涼,面色發紫。當著眾人的面,又是大喜的日子,她既不能發作,又不能出聲喝止瑞元,只得悄悄躲進自己房裡飲泣吞聲。蔣瑞春見狀,知道這種時候勸也沒用,於是急忙跑到外面找到瑞元,把他拉到一邊小聲訓斥:「你也太不懂事啦,把咱們一家人的臉都丟盡了!還不快回家去!」蔣瑞元正在興頭上,頗不以為然地頂撞姐姐:「你們丟什麼臉?我才丟臉呢廣說著伸手指著小夥伴們:「他們說我當了新郎信,將來要被老婆管著,都不願跟我玩了。」說罷,用力掙開姐姐的手,又一頭紮到孩子堆裡好笑打鬧去了。後來,還是大哥蔣介卿趕來,一把拖住了瑞元:「你這麼不爭氣,母親氣得在房裡哭呢!」
  蔣瑞元生性頑皮,天不怕、地不怕,卻最怕母親哭無抹淚。聽大哥這麼一說,嚇得他當即跑回母親房裡,跪在母親面前連聲認錯。
  一場婚禮風波總算過去,蔣瑞元不覺怎樣,毛福梅卻一顆心涼到了底,她晚上蒙被流淚,可是天明起床後卻還得收起淚水強作歡顏。畢竟毛福梅已經19歲了,有委屈也只能憋在心裡。俗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人的命運,就是繫在丈夫身上的。她想,也許丈夫是年齡尚小,還有些孩子氣,日後會慢慢好起來的。這樣一想,心氣漸漸平和下來,遂打起精神侍奉婆婆、伺候丈夫,家裡內外大事小情,都被料理得井井有條。蔣母見媳婦如此孝順,心中自然歡喜,也就把拜堂那天瑞元在眾親友面前出乖過醜的事情忘到了腦後。
  可是沒想到,「按倒了葫蘆浮起了瓢」,那蔣瑞元是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頑劣坯子月,剛過了幾天安穩日子,就又鬧出了一場風波,以至導致翁婿失和,幾十年未能和好。
  事情是這樣的:按奉化的風俗,新女婿要在第一個新年的大年初二到丈人家去拜年,當地人稱「生頭女婿上門」。新女婿到岳家去拜年,岳家照例要請生頭女婿吃飯,俗稱「撥食」。奉化當地民俗,對這一禮節看得十分重要,屆時男方必須帶去許多禮物,送給女方的長輩,岳父母一家則須隆重接待,並借此機會考較新女婿的智力,待人接物的禮節等。
  對於一般的新女婿來說,這是一件必須認真對待的大事。然而,蔣瑞元卻根本沒把這當一回事。大年初二的早晨,他吃罷早飯,不耐煩地聽完了母親和老婆的千叮嚀萬囑咐,便帶著一個為他挑著禮物的佃戶上了路。剛走出村口,正趕上蔣氏家族的花燈會也要出村去「串演」。蔣瑞元本就是個好熱鬧的人,一見本族的花燈會,當即嚷嚷著也要參加。奉化地區民間盛行春節期間串花燈,參與這一活動的多是窮苦農民,趁著過年,集體串演,走鄉串戶,每到一地,當地人管吃管喝,還能賺些銅錢、大米、年糕等等,補貼家用。按蔣瑞元當時的經濟條件和家庭地位,他是沒有資格參加演出的,因為他家雖已中落,但畢竟還是溫飽有餘的小康之家,用不著去幹這種營生。可是,蔣瑞元一心只是圖玩樂熱鬧,從來不考慮其它,當下他便把那個替他挑著禮品紅包的佃戶打發回去,將準備送給老丈人的禮物一股腦充了「公」。大家見他如此慷慨,也就心甘情願地讓他加入到隊伍中來,並且公推他當了總指揮,花燈會或唱或跳,或行或止,悉聽瑞元一聲吩咐。蔣瑞元玩得高興,早把到岳家拜年,當「生頭女婿」的事拋到腦後去了。
  再說巖頭村毛鼎和一家,為了迎接新女婿上門,早早就作了準備。可是左等不見人影,右等沒有消息,看看天已近正午,不見人來,又等了半天,直到太陽偏西了,仍然不見女婿上門。正在這時,被派出去打聽消息的毛福梅的堂弟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報告:姐夫來了,現正在毛家祠堂裡串花燈呢!
  乍聽之下,毛鼎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讀了九年詩書的學子,一個剛剛結婚、肩負「生頭女婿」的重任的人,怎麼會去「串花燈」呢!可是,轉念一想,自家這個小女婿在婚禮上能幹出那種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來,誰敢擔保他不會再弄這種惡作劇的事呢?想到這裡,毛鼎和急忙命令身旁的兒子毛武寶:「你快去看看,真有你姐夫的話,馬上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來了!」
  可惜,遲了一步。毛武寶剛剛出門,蔣瑞元已經率領著花燈隊迎面而來。毛鼎和聽到鑼鼓聲響,情知不妙,急忙迎出門去,在大門口與風塵僕僕興高彩烈的「生頭女婿」蔣瑞元走了個面對面頭碰頭。毛鼎和一見蔣瑞元這副模樣氣得吹鬍子瞪眼,當即伸手指著女婿大罵起來:
  「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你還敢鬧到我家門前來出醜!蔣毛兩家的門風都叫你給敗光了!」
  正鬧在興頭上的蔣瑞元驟然間挨了老丈人的一頓辱罵,直氣得呆立當場,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愣頭愣腦地站在那裡與岳父對望著,猛然轉身,拋下眾人,頭也不回地走了。
  從此,蔣瑞元與岳父毛鼎和失睦,這個怨結幾十年都沒解開。後來,蔣介石發跡了,有一次回到奉化,在妙高台別墅休養,毛鼎和曾坐著轎子去見這個當了大官的女婿。但蔣介石卻托故不見,只送了岳父兩千塊銀元,算是表達一點晚輩的心意--毛福梅出身於閉塞山村的舊式家庭,閨閣婦道、烹婦女紅都是無可挑剔的。她信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縱然丈夫每每行為乖張,常生禍端,她最多不過背地生幾天閒氣罷了,從未對丈夫假以辭色,更不敢在婆母面前有絲毫表露。
  王采玉自媳婦過門後,婆媳倆朝夕相守,漸漸察知了兒媳婦的性情,知道她為了丈夫忍受了不少屈辱。婆媳倆的關係從此親近起來,每每聯合起來對付蔣瑞元的乖張暴戾。在蔣母的督導教訓下,蔣瑞元與毛福梅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好轉,蔣瑞元還曾兩次攜同毛福梅到奉化城裡和寧波城裡讀書。尤其是伴讀的那個時期,是毛福梅有生以來所享受到的唯一一次和美甜蜜的夫妻生活。
  假如蔣介石安穩度日,走讀書致仕或經商守業的生活道路的話,那麼,抱定了「相夫教子」的觀念、把伺候丈夫當作終生唯一大事的毛福梅會是蔣介石最好的妻子,兩個人多半會廝守終生、白頭偕老的。可惜,蔣介石自幼就不是肯於安分守己的人,以他的「雄心大志」而論,毛福梅就半點忙也幫不上了。
  寧波伴讀的短暫幸福生活結束後,蔣介石那顆本來就不安分的心變得更「野」了。他兩次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其間還考入了保定「通國陸軍學校」,四方奔走,長期在外,在家的日子越來越少了。
  1909年夏天,毛福梅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望著的丈夫總算回到了豐鎬房,可惜,還沒容她把積蓄了很長時間的脈脈溫情奉獻給丈夫,丈夫卻又說上海還有急事,只在豐鎬房逗留了一夜,便又啟程奔赴上海了。
  蔣介石赴上海後,毛福梅繼續在豐鎬房蔣氏祖宅裡與婆母過著影形相吊、孤寂冷清的日子。在蔣介石長年離家的日子裡,毛福梅一方面由於寂寞難耐,另一方面也真心期望丈夫事業有成,早日還家,所以,她也隨婆母王采玉皈依佛門,每日陪婆母誦經念佛,聊遣歲月。
  溪口西北方周坑有個尼姑庵,名叫法華庵,是蔣母常去參拜上香的地方。因為常來常住,庵內尼姑與蔣母私誼甚好。有一天,一位人稱「王大人」的尼姑來到豐鎬房,與蔣家婆媳二人敘家常。這「王大人」平時喜歡給人看相,這一日聊到興頭上,便拉著毛福梅的手反反覆覆仔細揣摩起來。看了一陣子,「王大人」突然大叫起來:「哎呀大奶奶,你可真是個少有的福人啊!你看這手相,你命中一定會有大富大貴的兒子!」
  這個尼姑可能是為了恭維毛福梅才信口雌黃的,可是王采玉和毛福梅聽了卻深信不疑。當初有一位風水先生也曾說過:豐鎬房面對筆架山,「門對筆架山,代代兒孫會做官」,豐鎬房是塊風水寶地,藏龍臥虎,蔣家日後必有貴子出生。王采玉又聯想到自己當年在金竹庵帶髮修行時,那位神秘的算命先生對自己說過的「必出貴子」的話,心裡想,一個相士胡說,兩個相士胡說,難道天下的相士都只會用「必出貴子」來恭維人嗎?不可能的,既然所有的相士不約而同地說我們蔣家必出貴子,看來這風水是真的流轉過來了。從此,「蔣家必出貴子」的預言就日夜纏繞著王采玉的心,想到兒子結婚八九年了,卻至今沒有子嗣,她終於忍不住對兒媳婦說:「我們不是有阿元在上海的地址嗎?明天咱們一起找他去。」
  這話也只有婆婆說得,身為人婦的毛福梅是不好說出口的。她聽了,當即打點起行裝,婆媳二人於次日便啟程趕赴上海了。
  蔣母攜兒媳毛福梅風塵僕僕趕到上海,找到了蔣介石。在蔣介石的朋友戴季陶、張靜江等人的安排下安置了住處。
  母親和老婆來到了上海,可真叫蔣介石為了難。當時蔣介石正跟隨陳其美等人奔走革命,應酬較多,而毛福梅別說出人交際場所,就是在陌生男人面前站一站都會羞得抬不起頭來。蔣介石感到這個土裡土氣的老婆實在太坍自己的「檯面」,便賭氣將婆媳二人安置好後,一連幾天連毛福梅的房門都未曾跨入一步。
  蔣介石的神態舉止,當然逃不過母親的眼睛。老太太看在眼裡,氣在心裡。這一天,蔣介石來給母親請安,剛一進門,就被母親嚴厲地訓斥了一頓:「我帶著你的老婆到上海來幹什麼,你真的不知道嗎?我看蔣家要在你手裡斷子絕孫了,你幾天不露面,阿梅的眼睛都哭腫了,你難道想要我們婆媳倆的命嗎?你聽著,如果你再這樣下去,我就去跳黃埔江!」
  這一下,蔣介石慌了神,急忙向母親賠罪認錯,表示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老婆。勸了半天,才把老太太的火氣平息下去。
  恰在這時,蔣介石留學時期的同學林紹楷也察知了蔣氏婆媳來滬的目的,便側面勸說蔣介石:「你平時最孝順母親,豈未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麼?你結婚許多年了,至今還沒有孩子,蔣家香火難以為繼,就不怕你母親難過麼?」
  在蔣母的訓斥和朋友們的勸說下,蔣介石勉強與妻子和好了,兩人同床共枕了一段時日。夏末秋初,當蔣介石再度返回日本學習時,終於綠竹生春、紅梅結子--毛福梅有身孕了。
  王采玉喜不自勝,這趟上海總算沒有白來。送走兒子之後,她也帶著兒媳離開上海,返回溪口家鄉,等待著蔣家新一代的出生。
  1910年(清宣統二年)農曆三月十八日,一個男嬰在溪口豐鎬房蔣氏祖室內呱呱墜地。這一年,蔣介石23歲,妻子毛福梅28歲。
  這個孩子就是蔣介石的長子蔣建豐(經國)。
  3.妻不如妾--蔣介石的婚外戀
  1912年,蔣介石因為刺殺革命黨人陶成章而避禍逃往日本,躲過風頭之後,他又悄悄潛回了上海,並準備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寶貝兒子經國。行前,蔣介石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將回家省親的事告訴給母親及毛福梅。信未,他故作輕描淡寫地附了一筆:
  「不孝兒要攜一新婦侍奉母親大人。」
  這輕描淡寫的一筆附言,才是蔣介石省親之前先寫這封信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納妾會使母親和髮妻毛氏大受刺激,但「醜媳婦總得見公婆」,自己納了這個小妾,不能一輩子儲之金屋,所以,他採取了先寫一封家書下點「毛毛雨」的辦法,讓豐鎬房的兩位女主人先有個精神準備,心理上有個「緩衝過程」,以免自己突然攜一小妾回家,使母親和毛氏在。驟然臨之。的情況下做出些失態的舉動來,到那時「後院失火,醋海狂瀾」自己怎麼應付得了呢!
  毛福梅乍一聽說丈夫在外面納了妾,而且還要帶回家來,霎時間只覺天旋地轉,如臨末日。她一把抱起尚不足3歲的經國,忍不住涕淚交流、失聲痛哭。
  蔣母對兒子在外面做出這等辱沒門風、累及妻兒的醜事也是深感痛心。幾天來,街面上已是議論紛紛,大家都為平日溫良賢惠的毛氏遭此奇辱而忿忿不平。蔣母是個愛面子的人,經過權衡,她覺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說什麼也是晚了,俗話說「兒大不由娘」,畢竟當時男人納妾並不是太大的新鮮事,身為豐鎬房的長一輩女主人,蔣母痛定思痛,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家醜不可外揚」,萬一毛氏不依不饒,鬧將起來,豈不是讓別人看蔣家的笑話麼?兩害相權取其輕,老太太決定先把媳婦這一頭安定下來再說。思謀妥當,她來到了毛氏屋裡,對猶自飲泣不止的毛福梅說:「不管怎麼說,你是我們蔣家明媒正娶的媳婦,經國是我們蔣家的嫡長孫,這是誰也改不了的。任他什麼樣的人,就算進了我蔣家的門,也不過是閒花野草,你不要管他!如果你覺得看不慣,趁著他們還沒來,就先回娘家住幾天,省得心煩。」
  婆母的一番話,對毛福梅是個莫大的安慰。她抬起淚眼望著婆婆說:「我回娘家,誰來照顧經兒和你老人家?再說,那個女人來了如果住著不走,難道我就一輩子住在娘家?」
  「那……」蔣母被問住了,遲疑地看著毛氏。
  「你老人家放心,我不會讓外人看笑話的。」毛氏輕輕一句,把蔣母胸中那個難解的結一下子解開了。王采玉輕舒一口氣,心中感歎:這是個多麼好的媳婦啊!
  蔣介石在外面新納的這個小妾名叫姚怡誠,小名阿巧,又名怡琴。關於姚怡誠的身世,據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報》載文介紹:「女出身寒微,當南北和議告成時,蔣隨陳英士居滬,陳每過北裡,蔣亦偕往,恰琴在法租界集妓處作房侍,在筵席間見蔣氏,刻意奉迎,終至以身相托。」
  介紹過於簡約,實際情況卻十分複雜。
  姚怡誠出生在蘇州冶長徑河北岸一個名叫南橋的小鎮上,乳名阿巧。阿巧紅顏薄命,幼時父母雙亡,她只好隨叔父姚小寶過活。
  阿巧十幾歲時,叔父姚小寶招鄉人沈天生入贅,與阿巧成婚。因為是「倒插門」的女婿,男隨女性,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這位姚天生有兩個叔父,當時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橋一帶做工,主要幹一些力氣活,比如,堂子(妓院)裡的妓女要出門應酬,他們便抬了轎子負責接送;誰家裡有了喪事,一應殯殮事宜也由他們來做。阿巧結婚後,也隨姚天生來到上海,姚天生跟著叔父們干力氣活,阿巧則被介紹到堂子裡去當傭人(上海人稱「娘姨」)。
  不料來滬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毒癮和酗酒惡習。本來溫飽之外還略有盈餘的小日子漸漸入不敷出,越過越艱難了。貧困加上陋習,破壞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癮發作時還經常對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裡謀了一份差事,從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後,仍做一些侍候高級妓女的工作,被稱為「細做娘姨」,負責高級妓女的起居照應、送往迎來等。在這裡,她有了個花名,喚作「恰琴」。
  當時,陳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蔣介石經常隨陳其美出入,時日漸久,認識了這位在堂子裡當女傭的姚怡誠。
  蔣介石幼讀詩書、數度出洋,見過一些世面。十里洋場的風光,燈紅酒綠的繁華,早已很對他的胃口。香風熏染之下,他越來越覺得鄉下那個土裡土氣的老婆與自己這「革命青年」的身份不相稱。何況這時的蔣介石不單單是革命青年,而是早已做了「革命軍官」了呢。結識了姚怡誠之後,他很快為姚恰誠撩人的芳姿和善解風情的嫵媚所傾倒。從相識到相熟,兩個人很快墮入了情網,頻繁幽會,如膠似漆。
  蔣介石與姚怡誠明來暗往的熱戀,一開始是瞞著陳其美的。因為蔣介石畢竟心存顧忌,姚怡誠是陳其美長期包下來的那位高級妓女的娘姨,這種偷香竅玉的事搞到自己「義兄」的內室裡,好說不好聽。可是,陳其美是個風月老手,雖然蔣、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瞞過他的眼睛。到底是義結金蘭的兄弟,彼此的性情都很熟悉,一天,陳其美同蔣介石一起到堂子裡打牌,趁著大家玩得高興,陳其美點破了這層「窗戶紙」:
  「義弟,你覺得怡琴這姑娘怎麼樣?」陳其美望一眼剛剛上過茶轉身出去的姚怡誠,意味深長地問蔣介石。
  蔣介石一驚,以為陳其美已經知道了什麼,只好老老實實回答:「很好呀,既聰明又漂亮。」
  「還很風流,對不對?」陳其美含笑著看蔣介石,見他有點發窘,遂又大度地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小聲問:「你喜歡她嗎?」
  「這個,」蔣介石面色微紅,遲疑道:「大哥身邊的人,小弟怎敢。」
  「你就說喜歡不喜歡吧,只要你喜歡,大哥我願意成人之美。」
  「多謝大哥!」蔣介石大喜過望,直挺挺地站在陳其美面前。「啪」地一聲,敬了一個禮。
  事情挑明了,蔣介石花了一筆錢把姚怡誠從堂裡接了出來,又在外邊找了一間房子,兩個人開始了不是新婚勝似新婚的同居生活。
  比起溪口家鄉的毛氏夫人來,蔣介石覺得姚怡誠是自己平生所遇最好的女子。她雖然結過婚,卻更具成熟少婦的溫柔體貼與風流韻味;雖然出身寒微,卻因為久居上海而陶冶出一種現代女性的雍嫻典雅的氣度。姚怡誠長期混跡於「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既見過大世面,又懂得怎樣才能討男人歡心。因此,兩人同居後,著實過了一段雲雨興會、魚水相歡的甜美日月。直到蔣介石因殺陶一案餘波未平,自己又想念兒子,提出回家鄉躲避一陣時,才猛然意識到自己與姚怡誠之間還隔著一座大山,還有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毛福梅和寶貝兒子蔣經國。
  蔣介石與姚怡誠熱戀時,不敢向她說明自己是個有妻有子的人;公開同居後,他又不忍道出實情使姚怡誠傷心。如此一再隱瞞拖延,苟且度日,直到回鄉之日迫近,才意識到問題的確有點不好解決:不帶姚怡誠回鄉吧,自己畢竟與她補辦過婚禮,是妻、是妾,都可以日後再定名位,反正不是露水夫妻,說一聲「散」就可以各奔東西的。再說,以當時蔣姚二人的感情而論,蔣介石也不忍把這如花似玉、溫婉可人的姚怡誠一腳踢開啊;若是帶著姚怡誠回鄉,麻煩就來了。先不說母親大人和毛福梅會怎麼樣,就是眼前這位姚小姐,一旦踏進豐鎬房,驟然得知自己原來已是娶妻生子之人,鬧將起來,自己也是絕難處置。思來想去,蔣介石的蠻性上來了,想逮狐狸不怕騷,想吃蒸芋不怕燙,男子漢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話挑明了,憑著自己這三寸不爛之舌,憑著對姚怡誠的瞭解,先把這一頭「擺平」了再說。
  橫下一條心,蔣介石把實情合盤端出。原以為姚怡誠雖然性情柔順,乍聽了這種事也會大哭大鬧一場的。沒想到她只是怔了一怔,旋即默默地低了頭,輕咬下唇,什麼也沒說。
  一股難以言說的內疚之情湧上心頭,蔣介石不由得雙手抱住姚恰誠:「我們是老派的方式結合的,結婚後,我跟她很少一起生活,徒然有個名分罷了,沒什麼感情的。這個這個……今後……」
  「你不用解釋了」,姚怡誠打斷了蔣介石表白,「說什麼也都晚了。反正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以前你做過什麼,我不管;今後我只有一條:你走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裡,我是決計不離開你的!」
  「當然當然,這個不用你說」。蔣介石連連答應,臉上閃過一絲得意的微笑--他果然把准了姚恰誠的脈:姚氏在同蔣介石結婚之前,自己也是有丈夫的,在這方面,他倆是「豁嘴罵豁嘴--誰也說不了誰」。
  蔣介石三言五語「擺平」了如夫人姚氏,遂於第二天帶著姚怡誠踏上了歸鄉之路。
  現在,他要拿出全副的精力來對付自己的母親和元配毛福梅了。
  蔣介石躊躇滿志地出現在溪口鎮那惟一的一條大街上,他的身邊跟著一位儀態萬方、香艷絕倫的年輕女人。古老的溪口鎮,人們世代比鄰而居,誰家吃飯時摔破了一隻碗,第二天差不多全鎮的人都能知道了。蔣介石在外面納了妾,要帶著回到豐鎬房來,這消息自從蔣母收到了兒子的信之後,早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左鄰右舍。現在,蔣介石果然大模大樣地攜著小妾回來拜見婆婆了。一時間,遠遠近近的鄉鄰們蜂擁而至,都等著看蔣家內宅的熱鬧。
  臨近家門,蔣介石心裡也有點緊張。以往,家裡人知道他回來了,都是提前就站在大門外迎候的,這一次卻連一個人影也不見。蔣介石只好把姚怡誠領到報本堂,讓她在那裡暫候,他自己一個人先去拜見母親,試探一下再作道理。
  蔣介石知道,這個時辰,母親一定在經堂裡唸經呢。他徑直來到經堂,見母親果然正在那裡誦經,夫人毛氏帶著兒子也隨侍在一旁。
  「阿媽,不孝兒瑞元回來看你了。」蔣介石硬著頭皮走上前去打招呼。
  毛福梅眼看著丈夫大步走進經堂,心裡一陣酸楚,幾乎就要落下淚來。見婆婆沒有理睬蔣介石,毛氏又生怕節外生枝,慌忙嚥下一口酸水,牽起經國的手迎上去:「你回來了?」又低頭對兒子說:「經兒,這是你阿爸,叫啊,叫阿爸!」
  蔣介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點點頭,伸手想把兒子抱起來。不料孩子認生,抽身一躲,直往王采玉身邊撲了過去。
  蔣介石失望地直起腰來,垂手而立,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親打招呼:「阿媽,這次我回來,帶了怡誠來行禮,她等在外面呢。」
  「什麼怡誠?怡誠是誰?站在外面,莫非等人抬了大轎去接?」
  蔣母的話,乍聽起來火藥味十足,可是蔣介石聽了卻如聞綸音,樂得差點兒蹦起來。他是何等聰明,怎麼會聽不出弦外之音來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轎去接」,言外之意就等於說「來了什麼還不進來?」這就意味著:母親儘管對自己私自納妾的事感到不悅,但她畢竟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
  蔣介石按捺住喜悅的心情,又向髮妻毛氏投去了含義複雜的一瞥。進門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準備:接受母親的責罵,面對地毛氏的哭鬧。出乎意料的是,母親並沒有責罵,雖然老人家的態度是明顯的不悅,甚至冰冷如霜,但畢竟還是接受了現實,而且,毛氏也沒有像傳統的元配夫人那樣,對自己的丈夫在外納妾表示激烈的反對。母親和毛氏的態度,使蔣介石大感詫異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因此,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飽含著歉疚。感激和讚許。
  毛氏沒有理會蔣介石那寓意複雜的眼光,她默默轉過身去,走向婆母和兒子。
  蔣介石情知此處不可久留,疾轉身,奔到報本堂,把姚怡誠領了過來。
  姚怡誠是在大上海的風月場中混過飯吃的,對於蔣介石現在的處境和苦衷頗能理解。何況蔣姚結合,責任也不全在蔣介石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願的。基於這種原因,她也覺得有愧於蔣母和毛氏。於是,她調整好情緒,來到了經堂門口,用著溫婉親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聲:「阿媽」,然後款款走到端坐不動的蔣母面前,春風微斂、玉柳彎腰,輕輕跪在蔣母膝前:「阿媽,孩兒姚怡誠,給您請安了!」
  這一下,王采玉再也繃不住勁了,她面色一寬,笑靨頓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誠攙了起來。再定睛細看,只見這小婦人春風桃面,乖巧伶瓏,老太太頓時對她產生了好印象,正待開口說點什麼,只見姚怡誠已轉身子,面對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吧?小妹向你陪罪了!」說著又要跪下去。毛氏為人敦厚,從來篤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訓,如今見婆母的臉色由陰轉晴,明擺著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無可挽回了。於是她慌忙攔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誠:「小妹,別這樣多禮,進了蔣家門,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蔣介石見此情狀,暗暗地出了一口長氣。圍在蔣家門外的眾鄉鄰原以為今天會有一場「好戲」看的,沒想到蔣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場風波。眾鄉鄰失望之餘,齊聲禮讚毛福梅的賢淑識體,從此,毛福梅落了個「雅量夫人」的美名。
  蔣介石闖過了家事風波這一關,把姚怡誠帶回了豐鎬房,陪她在溪口閒居半年之久。這一段日子,是蔣姚之間感情最為融洽的時期。姚氏對蔣母十分孝敬,對毛氏極為尊重,對蔣經國也視如己出,愛撫備至,一家人和睦相處,十分美滿。這一時期,姚怡誠與蔣介石魚水歡愛,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4.葬母出妻--追求「完美無缺的婚姻」
  在溪口閒居,是因為刺殺陶成章的事情還沒有過去,蔣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誠過著悠閒自在的日子,一方面豎起耳朵打聽外面的局勢,隨時準備復出--他不是一個甘於無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殺陶」事件已經無人提起,避禍閒居的蔣介石又一次來到上海,安頓了姚怡誠之後,他就來到陳其美麾下,參加了「二次革命」。短暫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蔣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參與討袁的軍事行動,不幸事敗,蔣介石被袁世凱通緝。此一期間,他還經常到姚怡誠的住處與姚幽會。後來,通緝蔣介石的風聲越來越緊,蔣介石在上海無法立足,只好再一次東渡日本避禍。
  幾年時間內,蔣介石奔走革命,到處躲藏,往來於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這一時期,他很少顧及妻兒老小,也就更無暇照顧蜇居上海的姚怡誠了。姚怡誠與毛福梅不同。毛氏自從與蔣介石結婚的頭一天開始,即已習慣於丈夫不在身邊的生活,在蔣母的影響下,毛氏也篤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誦經上香,打發孤獨寂寞的歲月,久而久之,也不覺怎樣了,後來又有了經國,婆媳倆每天侍弄孩子,唸經拜佛,即使蔣介石不在家裡,她們也並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誠則不同了,她一個人住在上海,經常是一年半載都得不到蔣介石的一點音信,還要一天到晚為蔣介石的安危擔心。這樣的生活環境,當然使她備感孤獨無聊、煩惱苦悶,為了打發日子,她染上了賭博惡習,整天到鄰居家裡打牌,有時通宵達旦。
  姚氏閒居,沒有收入,靠蔣介石養著她。但這一時期蔣介石也是忙於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養活姚恰誠。那麼,蔣姚二人靠什麼生活呢?
  原來,蔣介石在上海結識了張靜江,張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鎮的豪富之家,資產雄厚,張靜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蔣介石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和個人開銷,都靠張靜江的資助。為了報答張靜江,蔣介石命姚怡誠拜張靜江為過房爺,從此,蔣姚二人在上海的開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張靜江的身上,據說這筆錢曾達10萬之巨,但張靜江當了姚怡誠的過房爺,這筆錢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蔣介石隨張靜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機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誠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也就是這一時期,蔣介石發現姚怡誠染上賭博惡習,他屢屢出言勸止,但姚怡誠已經養成打牌度日的習慣,一時又怎麼改得掉?這就釀至兩人的關係出現裂痕。
  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對姚怡誠的嗜賭惡習的種種不滿:
  「1919年10月18日:
  冶誠賭博不休,惡甚、惱甚。
  1920年1月1日:
  早上起床時,瞟見樓下電燈尚明。甚恨怡誠不知家法,痛罵一場。娶妻之為害實不勝言。
  1920年5月16日:
  近日以怡誠嗜賭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謬,行動乖違,心甚忿恨之。」
  這一段時間,蔣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雖然在孫中山組建軍政府後,他曾因上書言兵而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被召至廣州委以軍職,但蔣介石心高氣傲,約束部隊極嚴,因此每每與地方勢力發生磨擦,經常是幹著幹著就辭職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賦閒,又因為無所作為而心生「懷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悶。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怪他對姚怡誠的賭博惡習「惡甚、惱甚」了。
  1919年秋,蔣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返回時,他帶回來一個3歲多的小孩,說是自己的兒子。蔣介石為這個兒子取名為蔣緯國,譜名建鎬。這樣的名字,與他的長子經國相配,正好是一「經」一「緯」 一「豐」一「鎬」
  關於蔣緯國身世的問題,一般有三種說法。第一,政治圈內流傳: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世凱懸賞緝捕「亂黨」,革命黨人紛紛亡命日本避禍,在日本3年期間,蔣介石和戴傳賢共租一屋居住,房東為他們介紹一位下女,三年共處下來,多出兩個小壯丁。長的歸戴傳賢所有,就是戴安國,小的屬蔣介石,就蔣緯國。第二,傳說蔣緯國就是蔣介石的兒子,是蔣介石與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除生了蔣緯國之外,還生了戴安國。後來,戴安國過繼給戴氏元配鈕有恆撫養。所以,蔣緯國、戴安國都是蔣介石的兒子。第三、根據《蔣緯國報到卜書中所說,蔣緯國和戴安國都是戴傳賢所生,戴怕老婆,不敢將緯國帶回,故交給蔣介石撫養。
  據蔣緯國先生說,有一次他在蔣介石的辦公室,看到一本美國作家約翰·根寶所寫的《亞洲內幕》,裡面有一段寫到:蔣介石元帥二子蔣緯國少尉,是國民黨元老戴傳賢的兒子,以後為了某個原因過繼給蔣公。後來,他問戴傳賢先生,戴拿出一面鏡子,讓蔣緯國自己照自己側面,問他:是這邊像蔣公呢?還是那邊像蔣公?蔣緯國說,對於兩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誰的兒子都願意。1989年1月11日,蔣緯國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又說到: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戴傳賢,「作誰的兒子,我都願意。」
  關於蔣緯國到底是誰所出,時至今日仍是個天大的不解之謎。蔣介石把蔣緯國帶回到姚怡誠住處,囑她代為撫養,以「義子」視之。
  姚怡誠自己從未生育,這一時期又經常與蔣介石鬧糾紛,自感夫妻關係日趨緊張,又怕蔣介石「休」掉她,因此,她欣然接受了緯國這個「義子」,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傾注到緯國身上,備加鐘愛,視如己出。
  在上海過了一段日子,姚怡誠又攜緯國回到奉化溪口豐鎬房,三個女人共同扶養兩個孩子,上上下下相處十分和睦。
  蔣緯國來到溪口,給豐鎬房又增添了一股新鮮活力。更重要的是,蔣經國從此又有了一個小夥伴,小兄弟倆每天在一起嬉戲玩耍,快活異常。對蔣緯國,姚怡誠確是盡到了一個母親的責任。緯國到溪口後,進入奉化幼稚園。姚怡誠為了照顧緯國,特意從溪口遷出,到奉化城裡周家借居,以便每天親自接送緯國。1922年,緯國到了上學的年齡,與哥哥經國一起進入寧波小學就讀。為了照顧孩子上學,姚怡誠又遷居寧波。這一時期,毛福梅也經常從溪口趕到寧波看望這小兄弟倆。第二年,經國和緯國轉入上海萬竹小學學習,姚怡誠再度遷回上海,照顧他倆的起居飲食。
  毛福梅和姚怡誠雖然不辭辛勞盡力地照顧撫養蔣介石的兩個兒子,但蔣介石對此卻毫不領情。對這一妻一妾,他早已心存異念。概括起來,他對姚怡誠的不滿主要是因為她的嗜賭、不會體貼丈夫等。還有,姚怡誠沒有什麼文化,雖然與蔣共同生活後,曾在蔣的安排下跟隨奉化縣新作女校的畢業生陳志堅學過一段時間的文化知識,但那種「速成」式的短期教育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素養,蔣介石之所以厭棄姚怡誠,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對於毛福梅,蔣介石從來就沒動過真情。毛福梅生性寬和厚道,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然而蔣介石需要的不是這種「賢妻良母」式的夫人。他的擇偶標準隨境遇而變化,隨需要而變化,是從來不以情感的好惡為轉移的。
  在如此處置姚怡誠的問題上,蔣介石至感頭疼,一時無法決斷。這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旦離棄姚怡誠,肯定會傷害小兒緯國的感情」。此外,即使對緯國的感情毫無傷害,也得考慮日後緯國由誰撫養的問題。正如他在日記中說的:
  「蓋因棄去,一則緯兒無人撫養,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則藕斷絲連,慮其終結不解之緣。」
  1921年春,毛福梅因為思念兒子,就把蔣經國從奉化小學接回了溪口。蔣介石聞訊後,認為此舉「實屬不成體統」,是要耽誤兒子的前程的,因此對毛福梅大加訓斥,一語不合,甚至動手毆打毛氏。第二天,蔣介石就寫了一封信給毛懋卿,「縷訴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並將毛氏逐回娘家。
  蔣母王采玉與兒媳婦相處日久,感情很好。對於毛氏擅自將經國接回家裡,她雖也表示不滿,但蔣介石對髮妻大打出手,甚至將其逐回娘家,也引起王采玉的憤怒。在她的堅持下,毛福梅又回到了溪口。當時王采玉已是重病纏身,蔣介石對毛氏返回豐鎬房雖然極度反感,卻也不敢公然與母親作對,故爾苦惱異常,他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心情:
  「母親老悖一至於此,不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業,徒以愛子孫之心,強欲破鏡重圓,適足激我決絕而已。」
  蔣介石和毛福梅的關係經這一場風波,已經破裂到無可挽回的程度了,同時,他與姚怡誠的關係也日益緊張。1920年春,蔣介石目疾才愈,又不幸染上傷寒,病倒在上海波崎醫院的病床上。王采玉聞訊,嚇得不顧自己也有病在身,急速帶著兒媳毛福梅趕到上海,婆媳二人沒日沒夜地守在醫院裡,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蔣介石。兩個月後,蔣介石死裡逃生。但經此一劫,蔣介石如脫胎換骨,整個變了樣,他瘦得皮包骨頭,齒發皆脫,心情也非常惡劣。就在蔣介石生病住院、與死神殊死抗爭的時候,姚怡誠依然不改嗜賭惡習,不但不關心蔣介石的安危,反而經常到醫院去為庸常瑣事與蔣介石糾纏不休。對此,蔣介石耿耿於懷,至為傷心。
  毛、姚二人,一妻一妾,都不稱蔣介石的心意。蔣介石離棄之意日漸堅決,只是因為母親的病日益危重.他無暇分心罷了。
  1921年夏天,蔣母王采玉溘然長逝。
  蔣介石悲痛欲絕,每日在靈前大哭數次。蔣母於當年11月21日下葬,孫中山特派陳果夫為代表,到靈前祭奠,戴季陶、林業明、居正等要員親來送葬。
  將近半年的時間內,豐鎬房內弔客川流不息。蔣介石聽憑毛福梅以女主人的身份支應內外,自己則專意陪同方士為母親選擇墓地。直到葬禮已畢,母親大人人土為安之後,他才突然作出了「出妻」的決定。
  11月28日晚,蔣介石坐在母親生前的佛堂裡,埋頭在寫什麼文字,過了一會兒寫好了,他便把蔣經國、蔣緯國、毛福梅和姚怡誠叫到跟前,手捧寫好的文書,淚流滿面地,顫聲宣佈:與妻妾脫離家庭關係。他讀道:
  余葬母既畢,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盡,此後乃可一心致力於革命,更無其他之掛系。余今與爾等生母之離異,余以後之成敗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歲立志革命以來,本已早置生死榮辱於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總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牽連家中之老少,故每於革命臨難決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遺稟,以冀余死後聊解親心於萬一。今後可無此念,而望爾兄弟二人,親親和愛,承志繼先,以報爾祖母在生撫育之深思,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親在天之靈也。余此去何日與爾等重敘天倫,實不可知。余所望於余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條示經。緯兩兒,謹志毋忘,並留為永久紀念。
  毛福梅聽到「離異」二字,耳朵裡頓時嗡地一聲,再也聽不到丈夫要說的是什麼了。毛福梅想,從前有「七出」之條,現在竟又增添了「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條。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屍骨未寒,就不要我了,還倒成了「報母恩」的「大義」之舉」,真是怎麼也無法理解。一時間,她只覺得天昏地暗,怔怔地站在那裡,過了好一會兒,才「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邊哭邊指責蔣介石恩將仇報,喪盡天良。因為事出突然,怨結於心,毛福梅激憤過甚,一時也顧不上斟詞酌句,顧不得經國就在身旁,把什麼話都罵出來了。
  蔣介石把「出妻條示」宣讀完畢,正想解釋幾句。不料毛福梅倒先哭罵起來,而且越罵越不著邊際,罵得蔣介石心頭火起,隨手拿起一根皮帶,兜頭蓋臉就往毛福梅身上打了下去。毛福梅氣怨交集,又挨了打,頓時失去了理智,她衝上去抓住蔣介石,與他拚命扭打起來。
  蔣介石生性暴戾,哪會吃毛福梅這一套?他當即扭住毛福梅,拳腳並施,沒頭沒腦地亂打起來。在旁的親友們一擁上前,把毛福梅拉到樓上躲了起來,蔣介石仍是餘怒不消,他衝開親友們的阻攔,跑到樓上,抓住毛福梅繼續痛打,又揪住毛福梅的頭髮,將她從樓上拖到樓梯口,直到兒子經國流著眼淚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別再打母親了,蔣介石才在親友們的勸說下停止施暴,走出了房門。
  姚怡誠聽罷蔣介石宣讀的「條示」,本來也想當眾與蔣介石大鬧一場的,可是沒等她發作,毛福梅已哭鬧起來了。姚怡誠眼看蔣介石對髮妻大打出手,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鬧將起來也不會比毛氏有更好的下場。於是,她乘豐鎬房內正吵鬧得天翻地覆時,一個人帶著蔣緯國離開了蔣家祖宅。
  蔣介石與姚怡誠脫離了關係,但緯國怎麼辦呢?無論怎麼說,緯國是蔣介石的兒子,總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歸了姚怡誠。於是,蔣介石把緯國的撫養留給自己的留日同學吳忠信,讓緯國拜吳忠信夫婦為「乾爹」、「乾娘」。而實際上,姚怡誠仍然帶著緯國一起生活,因為這時候的蔣緯國已經離不開姚氏了。
  此後,蔣緯國就一直跟在姚氏身邊,以生母之禮待之。蔣緯國也算繼承了乃父風範,事母極孝。1949年國民黨被逐出大陸,姚怡誠在緯國的安排下也遷往台灣,於1966年病逝。
  蔣緯國曾就姚氏葬禮的規格請示蔣介石。蔣介石聞聽姚氏死訊,默然良久,最後告訴蔣緯國:「你負責把你義母的後事辦好,但要顧全咱們蔣家的聲譽,萬萬不可大肆聲張!」
  於是,姚怡誠的葬禮在外界毫不知曉的情況下悄悄舉行。
  這種規模、這種方式的葬禮,實在對不起將自己撫養成人的義母,蔣緯國始終為這件事悶悶不樂,每一想起,便覺得有一件大事未了。直到1990年,蔣介石與蔣經國均已去世,蔣緯國終於得到了一個補報的機會,在台北的善導寺為姚怡誠舉行了百歲冥誕紀念追悼會,了卻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至於毛福梅,雖慘遭蔣介石的毒打,卻仍然堅持不同意離婚。蔣介石在親朋故舊的激烈反對下,只得允許毛福梅繼續留在豐鎬房老宅裡,那個「離婚」的「條示」也只是成了一種形式的象徵。
  從此,毛福梅成為豐鎬房裡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認離婚的「形式」,卻默認了離婚的事實,獨自操持豐鎬房的家務,將全部情感寄托於誦經拜佛和兒子經國身上。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決絕地與妻妾同時「離異」,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他還有一個在當時不能說出口的理由--他的感情世界裡,已出現了另一個追求對象,這個人就是陳浩如。
  實際上,早在蔣姚同居時期,陳潔如就已出現在蔣介石的情感世界中,當蔣介石挑剔姚氏「嗜賭」、「不知體貼人」的時候,他已在狂熱地追求著陳浩如了。
  蔣介石一生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一生追求完美無缺的婚姻。他的這兩個慾望,一個使他成為獨夫民賊,荼毒了千百萬人民;另一個使他成為喜新厭舊的「陳世美」,害苦了3個無辜的女人。
  5.海誓山盟終成夢魘
  關於蔣介石第三位夫人陳潔如女士的身世,多年來眾說紛經,莫衷一是。陳清如在世時,蔣家王朝出於「為尊者諱」的原因,始終對陳潔如的出身及其在1920-1927年間的行藏諱莫如深。蔣介石本人以及他周圍的官僚政客們,寧肯聽任人們在各種傳言中對陳潔如百般詆毀,也從來不肯站出來澄清事實。直到幾年前,陳潔如於6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在塵封30年後衝破禁錮,得以正式出版發行,人們在「著者前言」中仍可看到晚年的陳潔如對社會上的種種傳言所表示的憤怒:
  「甚至到了今天,有虛構成習的新聞人員仍然將我描繪成一個歐亞混血兒、一個前歌妓、一位傳妾、一位女護士、一位女教師、一位俄文翻譯、一個廣東人、一個女冒險家,甚至是一個女騙子。」
  在這個前言裡,沉默了幾十年的陳潔如忿然指出:「這絕對都不是我!」
  陳潔如生於1906年,原籍浙江寧波,乳名阿鳳。陳潔如是一位紙商的女兒,家境小康。她13歲時進入女子學校上學,因為她自幼聰敏好學,所以進入女子學校後,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師喜愛。那時候,陳潔如結識了一位女友--長她5歲的朱逸民小姐。陳潔如經常到朱逸民小姐家裡去求問功課,兩個女孩子在頻繁的交往中建立了友誼。
  不久,朱逸民嫁給了上海大亨張靜江。其時張靜江已是44歲的中年人,他的夫人姚惠在美國因一次意外事故而去世了。張靜江為了自己的5個女兒不致於過早失去母親,也為了自己身邊有個異性的伴侶,經人牽線遂娶朱逸民小姐為續絃。
  朱逸民嫁入張家後,張的5個女兒都從美國回到上海來了。張靜江為給這5個女兒補習中文,特別聘請了一位姓楊的先生為家庭教師,輔導女兒們。朱逸民則把陳潔如也請到家裡來當「陪讀」,因為陳潔如的中文水平當然比張家的5位「洋」小姐高得多。
  1919年的某一天,蔣介石陪同孫中山和戴季陶來到張靜江家中,見到客廳裡正有一群女孩子在讀書,其中一位皮膚白晰、高挑個子、身材勻稱的女孩子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張靜江遂將女孩子們逐一介紹給來客。從張靜江口中,蔣介石瞭解到那個容貌出眾的女孩子名叫陳潔如,他為陳潔如的端莊秀麗和青春魁力所傾倒,當即就尋找話題與陳潔如樊談起來。
  陳潔如畢竟是個女孩子,對蔣介石的過分的熱情感到既惶恐又害羞。可是這種窘迫無狀的純真模樣反而更使蔣介石覺得可愛,從此,久慣風月的蔣介石對陳潔如一見傾心,開始了肆無忌憚、近乎瘋狂的追求。
  就在蔣介石陪同孫中山和戴季陶二人訪晤張靜江的當天晚上,當陳浩如告別了朱逸民走出張府時,忽然發現蔣介石獨自一人仁立在張家大門外面,見她走出來,蔣介石滿面笑容地迎上前去打招呼:「陳小姐,你要到哪兒去?」
  陳潔如被問愣了。雖然蔣介石白天在張府時曾多次找借口與她搭話,其熱情近於慇勤的態度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與蔣畢竟只是一面之緣,而且是在特殊的場合下禮節性地見面,現在出了張府的大門,在她眼裡,蔣介石就與一個陌生人無異了。出於少女的靦腆,陳清如略低了頭,勉強地應付了一句:
  「我……要回家了。
  蔣介石趨前一步,用了更加熱情的語調再問:
  「陳小姐府上何處?」
  這樣的問題就顯突兀了,陳潔如不禁詫異地抬起頭來打量了一下蔣介石。在陳潔如這樣一個小姑娘的眼裡,面前的蔣介石已經是一個歲數很「大」的大人了,他中等個子,瘦瘦的,但並不顯得贏弱,頭頂略禿,下巴比一般人嫌寬了一些,長著一雙深沉銳利咄咄逼人的眼睛,這雙眼睛正熱切地盯住自己,彷彿長了刺一樣,直刺得陳浩如粉面微紅,急忙又垂下了頭。她咬了咬嘴唇,對蔣介石提出的問題感到不可理解,便搖了搖頭。
  蔣介石笑了,笑聲很輕,略帶濁音:「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家住在哪裡?啊呀呀,那麼你這位小姐怕不是迷路了吧?」
  這種拙劣的調情伎倆對於蔣介石來說是信手拈來毫不費力的,他打趣地繼續盯住陳清如。這種小伎倆施之於天真無邪的陳潔如卻是立見奇效,只見她略一歪頭,露出一個笑靨,卻仍是只搖頭不說話。
  「告訴我,你住在哪裡?」蔣介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緊追不放。
  「西藏路88號」,陳潔如朱唇輕啟,報了一個假地址。她自幼受到「男女授受不親」的舊傳統的熏陶,從6歲起就與父兄一類的「男人」坐不同席、居不同室。而且,她的母親一直在向她灌輸處女保持貞操的重要性,提醒她要對男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在這種思想教育下,陳潔如小小年紀就已經懂得了男人向女人獻慇勤必是有所企圖的道理,她當然不能讓這個男人輕易得逞。所以,陳潔如在脫身無計的情況下,靈機一動,報了一個假地址。
  「那我送你回家。」蔣介石見陳潔如終於說出了地址,立即展開第二輪攻勢。
  「不行,不行,絕對不可以!」陳潔如像一隻受了驚的羔羊,急切地又是搖頭又是擺手。蔣介石卻橫跨一步攔在陳清如面前:
  「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不可以?」
  陳潔如惶恐地瞪大了眼睛,覺得這個糾纏不休的男人簡直是不可理喻。現在她想起了媽媽說過的話,眼前這個慇勤得過火的男人肯定是居心叵測,於是她沉住了氣,一字一板地對蔣介石說:
  「我的父母是非常嚴厲的人,他們絕對不允許我同任何陌生人在一起走。否則,他們會罵我的。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同我一道走的!」
  「可是我們已經並不陌生了呀!」蔣介石毫不氣餒,繼續咬字眼作文章,糾纏不放。
  「不不,絕對不行!」陳潔如這一次真的有些惶驚了,她下決心不再理會蔣介石,遂緊閉了嘴唇,低了頭,拔腳便走。
  蔣介石終於無計可施了,眼巴巴地看著陳潔如從自己身邊衝了過去。
  可惜,陳潔如畢竟還是年齡太小,不會撒謊。她報給蔣介石的假地址不全是假的,只是故意把「33號」說成了「88」號,而「西藏路」這個大方向並沒有錯報。這也是陳潔如「經驗」不足,心地誠實的一個表現。她自己則深受這一點「誠實」之喜,致使蔣介石終於找上門來。
  那一天,陳清如一個人在家裡做功課,突然,蔣介石滿面通紅地衝了進來,一見面就大念苦經:
  「哎呀陳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自從你給了我那個錯了的門牌號碼,我就一直在這條街上轉,像一個賊一樣朝每一間房子裡探頭探腦,幸虧今天從外面看到了你。你為什麼騙我?」
  「因為我不想讓你到這裡來!」陳潔如被這突如奇來的造訪嚇壞了,不加思索地衝口說出了一句大實話。
  蔣介石卻笑了起來:「你想也罷,不想也罷,反正我終於把你找到了,你再也逃不脫了!」見陳潔如低頭不語,他進一步表白心跡:「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你,從咱們在張家初次相見的那一刻,我就覺得這一輩子我已經注定沒法子再喜歡別的女孩子了。這幾天,我朝思暮想,什麼事也做不下去,一心只想著要見到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都會夢見你!」
  這種露骨示愛的言辭並未激起一個年輕如孩子心靈上的震顫,反而使她覺得羞赧無地。有生以來,還從來沒人對她說過這樣肉麻的話。
  正當陳潔如窘迫萬狀不知所措的時候,陳清如的母親恰好回家來了。她看見女兒羞齦的神色和蔣介石笑著的臉,似乎覺察到了什麼,在問過蔣介石的姓名之後,這位母親示意女兒進入內室,然後以平靜得似乎冷峻的語調對蔣介石說:
  「我女兒今年才只有13歲,只是她長得高一些,發育得早一些,其實她還是個小孩子,你如果有什麼事,請去找她的父親說吧,我不希望有什麼事情使她在學習上過於分心。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嗎?」
  蔣介石恭敬地笑著,點點頭:「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歡阿鳳小姐,我愛她,我想要她作我的女朋友。」蔣介石的笑容非常謙恭,可是他說話的口氣卻是十分堅定。
  陳清如的母親當即委婉而又更加堅決地駁斥了蔣介石的念頭。但是,這並沒有使蔣放棄對陳潔如的追求。此後不久,他又委託張靜江,由張夫人朱逸民向陳潔如再次轉達了愛慕之情。朱逸民畢竟是陳清如童年時代的好朋友,陳潔如在她面前倒是肯於吐露心聲:「我不喜歡他,我很害怕。怕他的粗魯,怕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看我的時候好像有一股火!」
  朱逸民笑著向她解釋:「男人戀愛時都是這樣,熱烈得讓人覺得可怕,但那正可以說明他對你的感情是真的,你不要太守舊了。你應當學會應付各種男人的追求,瞭解他們。否則,難道你一輩子都不接觸男人嗎?」朱逸民溫和地望著她。
  朱逸民的話起了一點作用,至少使陳潔如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男人面前,大可不必太過羞赧侷促。
  這以後,蔣介石雖然不敢再到陳家去找陳潔如,但他仍不放過任何接近陳浩如的機會。俗話說:「烈女怕磨郎」,在蔣介石的死纏爛打式的追逐下,陳潔如終於與蔣介石約會並一起吃飯了。但這次約會無論對於蔣介石還是陳潔如來說,都是一次失敗的約會。因為,蔣介石在請陳清如吃過飯、喝過咖啡之後,又借口看望他的「姐姐」而把陳浩如騙到一間旅館的房間裡。蔣的用意很明顯,可惜被陳清如及時識破了他的不良居心,大聲呼喊,蔣介石只好悻悻地放走了陳潔如。蔣介石錯在操之過急,錯在急於求成,結果適得其反,把陳潔如這只「小鳥」嚇壞了,嚇得再也不肯見蔣介石的面,甚至連他的電話也不敢接了。
  那個時候,陳潔如還不滿14歲,她對已經30多歲的蔣介石當然不會產生愛慕之情。這種「剃頭挑子--一頭熱」的格局持續了很長時間,蔣介石老著臉皮,盯梢、路截、追蹤到家裡,甚至把一個女孩子騙進預先開好的旅館房間裡,採取種種文明的和跡近流氓的野蠻手段接近陳浩如,雖屢遭挫折,仍是換而不捨,「斗」志彌堅。
  1921年秋,陳浩如的父親突然病逝,這就給蔣介石創造了一個再次接近陳潔如並求得她原諒的絕好機會。蔣介石聞知喪訊後,竟也穿了孝服前來往弔唁,並留下來幫助料理喪事,裡裡外外照應得十分周到,慇勤備至、體貼有加。由此博得了陳浩如的好感,陳母也從此改變了對蔣介石的看法。
  喪事完畢後,蔣介石再次請張靜江夫婦代為說項。朱逸民對陳潔如,張靜江對陳母,都曾講過這樣的話:「如果到了這一步仍堅持不同意的話,那就是不給張靜江夫婦面子了。」這種話在陳潔如聽來還不覺什麼,但對於她的母親,就是很大的壓力了,張靜江是上海灘上的大人物,是孫中山的紅人,是財大勢大的工商業鉅子,這個「面子」陳潔如的母親是不好不給的。
  陳母一面對張氏夫婦親自出面作媒表示感謝,一面出於慎重的考慮,用了長達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對蔣家進行了調查,包括蔣介石的家庭成員、個人履歷、家境等等,調查的結果令陳母大失所望--原來蔣介石不僅已有一妻一妾,而且當時尚無正當的職業,對這樣一個人,把女兒嫁給他怎麼能放心呢?陳母有些後悔了,後悔不該在張氏夫婦那裡鬆口。
  張靜江聞訊後,竟親自來到了陳家,當面向陳母詳細介紹了蔣介石的性格、業績及其可以預料的「遠大前程」。在張靜江的「金面」壓迫之下,張母同意了這門婚事。
  但陳母和陳清如都堅持一條,那就是蔣介石必須與妻妾離婚,正式娶陳潔如為妻子。蔣介石一口答應,並劃破手指,在白手絹上寫下了「血書」,表示海枯石爛、永不變心。
  陳潔如終於被感動了,她同意了嫁給蔣介石。
  1921年12月5日,蔣介石與陳潔如的婚禮在上海舉行,證婚人為張靜江,戴季陶主持婚禮。這一年,陳潔如只有15歲。
  洞房花燭夜,蔣介石信誓旦旦地對陳潔如說:「除你之外,我永遠不會愛上別的女人了!」
  同是新婚之夜,蔣介石於心滿意足之餘,向陳潔如吐露了他這一生中的三個願望:
  第一,娶陳清如為妻;第二,得到孫中山的賞識;第三,將全國統一於一個中央政府之下。
  新婚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和陳潔如依舊俗去拜見陳母,然後啟程返回奉化溪口。在從上海到寧波的海輪上,陳潔如作了一場惡夢,夢見海上狂風大作、巨浪翻湧,船上只有她一個人,到處都找不到蔣介石的影子,終於,一個巨浪將陳清如卷人無底的深淵……    這個不祥之兆,她沒敢對蔣介石提起,直到日後蔣介石逼她離婚,她仍然認為是早有預兆的。
  蔣介石婚前必須與原來的妻妾離婚,這是他親口答應了的。但是,事實上蔣介石與毛福梅的離婚只是走了個形式,陳潔如在隨蔣介石回鄉之前即已知道毛氏仍居住在豐鎬房蔣家祖宅內。因此,陳清如一直唸唸於心,暗中想像蔣介石的這位前妻會是個什麼樣子,會不會妒嫉挑剔自己等等。出於一個年輕女孩子的善良心願,陳潔如一路上暗下決心:盡可能與這位毛氏夫人和睦相處。
  一見到毛福梅,陳潔如的心裡就踏實下來了,這是個性情溫順、和藹可親的中年婦女。她謙恭地向毛福梅行了一個禮,打了招呼,毛福梅急忙還禮,並真誠地對陳潔如表示了歡迎。
  毛福梅仍以主婦的身份料理著豐鎬房的內外家務。她謙和有禮地安頓了陳潔如之後,又到神壇前點燃蠟燭和香火,安排蔣介石攜同陳潔如跪拜蔣氏祖先和蔣母遺像。接著,按照蔣介石的授意,陳潔如把毛氏請到上座,行了鞠躬禮,並奉茶一杯。這個儀式實際上意味著這樣的事實:蔣介石並沒有徹底拋棄髮妻毛氏。在公眾社會中,在交際場合,陳潔如以蔣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義出現,而在蔣介石的家鄉,人們仍然奉毛氏為蔣的夫人,陳潔如在他們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個小妾而已。
  陳潔如對毛氏的善良和寬厚的性格頗有好感,真正實現了她要與毛氏「和睦相處」的意願,此後,陳潔如也不再堅持蔣介石必須與毛氏辦理離婚手續的要求,她覺得,毛氏的存在並不影響她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而且,蔣介石大部分時間並不是呆在溪口,他只要對自己真心實意也就夠了,又何必計較毛氏的存在與否呢?
  在與毛氏相處的日子裡,毛福梅曾經對陳潔如講了心裡話,她說:「我已經年近四十,這輩子也沒有什麼別的念頭了,我只希望經國將來能有出息,這是我此生惟一的願望了。」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陳潔如大受感動,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託,答應幫助改變蔣介石的「怪脾氣」。
  在「希望經國有出息」這一點上,蔣介石與毛福梅是一致的,只不過方式不同,方法各異而已。蔣介石與陳潔如結婚後,認為以陳的教養程度和學識水平,讓她來撫養經國多半會好一點,毛氏固然是親生母親,但她畢竟沒有什麼文化,只知道愛護孩子,卻不懂得如何教育和培養孩子。但是,陳清如的年齡只比蔣經國大4歲,新婚燕爾,就提出這種問題來,蔣介石有點沒把握。因此,雖然當時蔣經國已被父親接到上海讀書,但一直是跟在蔣介石的妹夫竺芝珊身邊的。蔣陳結婚、返鄉拜祖等一系列活動,蔣介石都沒讓兒子露面。
  作為母親,毛福梅當然時刻不忘她那遠在上海讀書的寶貝兒子,一天,當屋子裡只有毛福梅和陳潔如兩個人的時候,毛氏突然問道:「你見過經國了嗎?」
  「沒有。」陳清如坦誠作答,「不過我們回到上海以後,是一定要見他的。」
  毛福梅怔怔地望著年輕的陳潔如,良久,她才歎了一口氣:「他是個好孩子,最怕他的父親。我現在總是擔心,他那麼小,又是孤零零一個人呆在上海……」說著,毛福梅已是淚流滿面。
  陳清如被這種深摯的母愛感動了,她誠懇地拉住毛福梅手,告訴她:「請你放心,我回到上海以後,一定盡一切可能照顧他、幫助他,你不必再為他擔心了。」
  「謝謝你!」毛福梅硬嚥著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你肯照顧經國,我就放心了,我這下輩子都會感激你!」
  兩個年齡相差二十多歲的女人執手相望淚眼,無語凝噎。
  蔣介石回到家鄉,心無旁騖地陪著陳潔如遊山玩水,日子過得好不愜意。正玩得高興時,忽然接到孫中山的電報,命他速赴廣州,到陳炯明指揮的粵軍中任職。蔣介石只好結束了新婚旅行,攜陳潔如匆匆返回了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在蔣介石的引見下面會了當時只有11歲的蔣經國。陳潔如想到自己在毛氏面前的承諾,對經國十分關懷體貼,一下子贏得了經國的好感。從此,蔣經國一直喚陳潔如為「上海姆媽。」
  這一時期,陳浩如一直感到身體不適,而且皮膚上出現了不少瘡疹。經查,她被蔣介石傳染上了淋病,從此喪失了生育能力。這一場病,差一點導致了陳浩如與蔣介石婚姻關係的破裂。後來,還是蔣介石在陳潔如面前設誓:終生不飲酒、不喝咖啡和茶,只飲白開水,以此作為自我處罰。這樣,陳潔如才原諒了蔣介石。蔣介石雖然是個經常設誓而不守,經常背信棄義反覆無常的人,但在這一點上倒是真正信守了諾言:一生不再沾酒和茶,只喝白開水。這次淋病的暴發,使蔣陳二人同時受到了一個嚴厲的懲罰:他們兩人都不能生育了。
  不久,蔣介石攜陳潔如到廣州赴任,幾個月後,蔣介石因為自己的意見不被孫中山所採納,遂辭職回鄉,一住就是兩個多月。至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孫中山避難到永豐艦上,發急電請蔣赴穗護駕。蔣介石認為這是他取得孫中山信任的極好時機,遂決立即啟程。在決定陳潔如是否隨蔣赴穗的問題時,蔣介石與陳母發生了爭執。最終,蔣介石故態復萌,又發起了脾氣,陳潔如生怕母親與蔣介石正面衝突起來,只好勸慰母親,讓她不必為女兒赴穗後的安全擔心。陳母無奈,女兒已經嫁出去了,由不得自己,她只好作了讓步。
  此後一般時間內;陳潔如陪伴蔣介石頻繁往返於滬、穗之間,有時還回到溪口小住。在奔波往返的日子裡,陳潔如並沒有忘記她在毛氏面前許下的諾言,主動承擔起對蔣經國的撫養和監護責任。每到上海,陳清如都必定抽出時間來看一看經國,關心他的飲食起居和學業,給他買些食物和生活用品。這樣,蔣經國開始與這位年輕的「上海姆媽」親近起來。
  陳潔如對蔣經國的關愛之舉,深得蔣介石的讚許。蔣介石原先一直擔心蔣經國的出現會引起陳潔如的反感,現在這種擔心已經完全沒有必要了。蔣介石由此更認為選對了妻子,覺得陳潔如有修養、有見識,比毛氏和姚氏都強得多。在陳潔如的關懷照顧下,蔣經國也變得懂事多了,每到假期,經國都要回到溪口看望生母毛氏,還把蔣介石和陳潔如平時給他的零用錢積贊起來孝敬給母親。毛福梅在孤獨清冷的生活中得到兒子的關懷和孝敬,又從兒子口中得知「上海姆媽」溫婉可親,不由極感欣慰,每日禮佛祈禱時,在祈求佛祖保佑蔣介石父子的同時,也加進了陳潔如的名字。
  1924年,蔣介石就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他與陳潔如遷入軍校校舍,在這裡安了一個家。陳潔如從此擔任了蔣介石的秘書,負責處理函件往來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陳潔如自度身為軍校校長夫人,應當順應潮流,輔佐丈夫參加革命活動。蔣介石也深以為然,經常攜陳潔如參加一些集會,介紹她認識了廖俐豈及其夫人何香凝、汪精衛夫婦等一大批國民黨要員。同時,她還結識了風華正茂的共產黨人周恩來。當時的陳潔如絕對不會想到結識周恩來對自己的晚年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事實上,陳潔如於六十年代得以從大陸到香港去,乃完全得益於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批准。
  1925年初,第一次東征開始,蔣介石忙於軍務,把陳潔如安排到東山區居住,與廖仲愷夫婦為鄰。
  這年秋天,遠在蘇州替蔣介石撫養次子緯國的姚怡誠草擬了一封信,命緯國抄寫在信紙上,說:「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親愛的爸爸了,心裡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長上翅膀,我一定飛到廣州去探望我的爸爸……」信中還附了一張緯國的照片,郵往廣州。
  蔣介石收到這封信後,立即拍電報讓緯國速到廣州。姚恰誠巧計奏效,欣喜若狂,當即帶著蔣緯國直奔廣州而來。其時,蔣介石正帶著陳潔如在汕頭前線指揮作戰,忽聽侍衛官來報,說是姚怡誠帶著蔣緯國已抵汕頭港,蔣介石到這時才感到貿然叫姚氏攜緯國來廣東是有些唐突了,他當時的心情,誠如他自己在日記中所說:「心殊怦怦,恐潔如不悅也。」
  可是姚氏來粵,是奉召而來,蔣介石縱使為難,也只有硬起頭皮去接了。他接了姚氏母子,即安排他們趕赴廣州,暫時沒告訴陳潔如。
  事情到底還是敗露了。陳潔如知道姚氏母子來穗後,感到非常惱火。她對蔣介石的一些行事方式頗感不滿,即如當初與緯國初見時也是這樣,在事前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蔣介石突然把緯國領來相見,還打趣說陳浩如結婚就擁有了兩個兒子,問陳潔如「有何感想」。當時,陳與蔣燕爾新婚,不想因此與他鬧翻,何況蔣緯國的當時只有五六歲,既單薄又瘦小,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陳浩如心地善良,一腔怨憤很快轉為對緯國的疼惜與憐愛,此事就此揭過。可是,現在蔣介石又瞞著自己把姚氏母子從蘇州召至廣東,這是陳潔如所無法忍受的:在蔣介石花言巧語的哄騙和「解釋」下,她強壓怒火,獨自返回了上海。
  1926年,蔣介石通過種種政治手腕而攫取了政務和軍隊的統治權,儼然以「領袖」自居,成為國民黨內部的一顆「政治新星」和「軍事權貴」。
  政治地位的變化和權力慾的膨脹,使蔣介石的擇妻標準又有了新的變化。陳潔如儘管有修養有學識,大大勝過了毛氏和姚氏,但她出身於一般的市民家庭,缺乏高貴的社會地位和名門望族的家庭背景,經濟實力和政治背景就更無從談起了。蔣介石的擇妻標準經常變化是實,但有一點卻是從來沒有改變的,這就是,他的妻子必須有助於他的「事業」。所以,當陳清如在他奪取更高權力的道路上無助於他的時候,他就開始謀劃著拋棄陳潔如,而把目光盯在新的「助手」身上。現在,他心目中最好的「助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三,孫中山先生的妻妹宋美齡小姐。
  蔣介石結識宋美齡始於1922年。他對宋美齡一見傾心,很快就向孫中山提出想娶宋美齡為妻。而這時,距他以血書向陳浩如表示「海枯石爛、永不變心」才不過半年的時間。
  孫中山對蔣的請求表示愛莫能助,因為當時宋美齡已經訂了婚。
  宋美齡的姐姐宋慶齡也表示堅決反對,她說:「我寧願看到小妹死掉,也不願她嫁給一個光是在上海就搞了兩個女人的男人!」
  除了孫夫人宋慶齡之外,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和美齡的哥哥宋子文也表示反對。在如此強大的阻力和宋美齡已然訂了婚的事實面前,換了任何一個男人也會就此放手的。倘若從一個已婚--並且是已經結過三次婚--的男人的角度來考慮,那麼,任何一個這樣的男人都根本就不該有那種慾念。但蔣介石畢竟是蔣介石,無論蔣介石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單單是他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換而不捨,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性格,就足以令人欽佩!蔣介石的這種性格的確是其束有漸,自幼年起一點一點逐漸形成的。關於這一點,容後再述。
  蔣介石認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實現。哪怕希望極其渺茫,哪怕根本就沒有希望,他也一樣竭盡全力去爭取。在其後的幾年時間裡,蔣介石未嘗有一日忘記他的「遠大目標」--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宋美齡為妻。而這時,正是他與新婚的妻子的陳潔如雙飛雙棲,魚水歡悅,如膠似漆的時候。
  1926年,蔣介石終於從一個普通軍事將領成長為一顆「政治明星」,臍身於軍政兩界的首腦人物當中,成為廣州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蔣介石炙手可熱了,權傾一時了,他終於引起了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藹齡的注意,這位被外國人評價為「意志堅強,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強烈的支配人的慾望,精明強幹、狡猾奸詐、野心勃勃,是中國影響最大的人之一」的宋家大姐大,對蔣介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料定蔣介石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於是就想方設法籠絡他。這位宋家大姐大不愧為理財聖手孔祥熙的「賢內助」,她對政治的理解,似乎完全依附於「生意經」,她以生意場上的邏輯思維方式來考慮和預測蔣介石這個政治人物的「行情」的漲落,斷定「有得賺」,於是就「買進」,把她的三妹作為惟一的「賭注」,押在了蔣介石身上。
  那是一個週末的晚上,蔣介石突然以興奮的口吻對陳浩如說:「明天孔夫人請我們吃晚飯。」
  陳潔如在她的《回憶錄》中曾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蔣介石當時的情狀:
  他邊說邊在室內來回踱著,好像興奮。他的喉嚨似乎因為緊張而收縮了。「請客!」他自言自語,「我從來想不到會有這件事。而現在,這麼久了,你我終於有緣跟這位大人物同席共進晚餐了。這真是太妙了,妙得難以置信。」
  他像一隻孔雀一樣,在地板上昂首闊步,趾高氣揚,不肯坐下。他很少這樣舉止失常。
  「何必這麼興奮?」我輕鬆地問,「只是一餐晚飯。天氣這麼熱,我還真不想出門呢!你何不一個人去放懷開心一下?你可以為我設詞婉謝。」
  我從熱水瓶中倒了一杯開水給他,他將杯子放在桌上,沒有喝。
  「你怎麼還沒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責備起我來,「你必須要體會瞭解,對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應該知道這幾年來我都未能如我所願地接近我們的總理,而這次吃飯就是一個機會,可以更接近總理的親戚,這--你懂了嗎?」
  當然,我不能否認他說的是事實。
  「你同我一樣瞭解」,他耐心地再說,「廣州的軍事專才多的是,可是,我完全是因為走了點運,才當上軍校校長。我有了地位,但缺少聲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線是培養與總理身邊的親人間的友誼。我要把孫、宋、蔣三家緊密地連接起來,要越來越緊密。」
  介石伸出手來握住我的手,滿面愛意地牢牢握著它,以哄勸的口吻對我說:
  「我們就要跨過重大成就的門檻,在我們革命事業方面和在培養友誼關係方面,你都必須同我站在一起,爭取成功。你知道這對我是何等重要。你千萬不要不肯去參加晚宴。」
  蔣介石所說的這個「重大成就的門檻」,不過是宋藹齡刻意安排的一次「鴿子宴」--吃鴿子而已。然而,正是這次的鴿子宴,成為了陳潔如與蔣介石婚姻關係中的一個非常「重大」的「門檻」,蔣介石從這個「門檻」跨了過去,從此對陳潔如的「柔情蜜意」就一去不復返了。這個鴿子宴,純粹如陳潔如後來所說,是一次「奪夫宴」。這是蔣介石和宋藹齡這兩個權欲熏心的人精心策劃的一個「計謀」,是宋藹齡摸準了「行情」,下決心「吃進」蔣介石之後的一個重大舉措。
  這次晚宴的參加者,除了藹齡、美齡兩姐妹之外,還有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及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宋藹齡要求客人們下午三點鐘赴席,可是蔣介石聲稱要下午五點以後才能到。這樣一個「時間差」,使陳潔如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她不得不枯坐在客廳裡,聽那些貴族們大侃生意經,什麼流通貨幣的價位、證券股票、盈利額度、不動產,還有數達幾千幾萬元的紅利等等。這樣把陳清如「晾」了一會兒之後,宋藹齡便指使陳友仁陪陳潔如去「參觀一下這房子。」
  陳友仁十分樂於聽命,當即起身陪同陳潔如離開了客廳。陳浩如是這樣回憶以後發生的令人難堪的一幕的:
  當我們走到房子旁邊的時候,客廳中的快活笑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宋藹齡高亢的聲音,我聽到她說:
  「她只能做一個中等人家的主婦,怎麼配做一位新興領袖的妻子?一定要想個法子。」
  「是的」,宋美齡表示同意,「她就像象徵我們國家生活中一個寬闊的社會鴻溝。」然後,她帶點諷刺意味,又說:「不過,我必須說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個寧波鄉下人或農人的好主婦。」我可以意識到這些話所蘊含的尖刻輕蔑之意。
  可以設想,當時的陳浩如,「偷聽」到這樣的談話之後會作何感想!
  直到這場刻意安排的「奪夫宴」結束之後,陳潔如才終於品出了一點「味道」:
  我從介石的神態上,看出一項重要的事實。他此來孔夫人家中作客,心花怒放得無法以文字形容,而孔夫人則不時將她妹妹捧到天上。她說宋美齡是天下第一聰明人。
  對於這次「奪夫宴」,廖仲愷先生的遺孀何香凝女士是一眼就看穿了的,她第二天就特意提醒陳潔如:「你必須小心,不可太輕信別人!』並且要她「離開那個女人(指宋藹齡)遠遠的,不要讓介石落入她的圈套。」
  對於何香凝的話,陳潔如開始時只覺得不大可能,因為她始終記得蔣介石寫血書盟誓的情節,這樣忠誠的丈夫,難道還怕被別的女人搶走嗎?
  事實上,正如何香凝所說:「陳潔如還是個孩子」。陳潔如對蔣介石表面上的「癡情」大當真了。她不知道,蔣介石當初的所有「海誓山盟」都不過是因為一時之需而開出的「空頭支票」而已;她更不會明白,政治是不對誓言負責的。蔣介石在與陳潔如結婚尚不足半年的時候,就已經決心要拋棄她了。那時候,蔣介石「及與宋女士相捻,知其為理想之終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猶豫,露求婚之意。」只是由於宋母的反對,蔣介石未能得手。這一切,陳潔如都是被蒙在鼓裡的。
  1926年底,蔣介石與漢口政府的矛盾加劇,同時,追求宋美齡的計劃也開始進人「政治談判」的階段。蔣介石寫信邀宋藹齡到九江晤談,兩個人在船上長談肥金錢、政治、婚姻這三件事巧妙地聯繫到一起,達成了一個「協議」:宋藹齡負責把她的胞弟宋子文從漢口政府中「分化」出來,然後姐弟聯手,向江浙財團籌措大筆軍費支持蔣介石;而蔣介石所要做的就是同宋美齡結婚,並保證一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即任命宋家大姑爺孔祥熙為閣首,任命宋子文為財政部長。
  金錢美女一手兼得,同時還可以擺脫政治上的四面楚歌的困境,蔣介石當時樂得就差蹦起來了。他當即向陳浩如攤了牌,提出:「避開5年,讓我娶宋美齡,獲得不理漢口、繼續推進北伐所需要的協助。」並且假惺惺地開導陳潔如說:「這只是一樁政治婚姻,你先到美國去攻讀5年,你返國時,南京政府將已成立,那時我們恢復共同生活,我們的愛情將始終如一,我可以發誓……」
  陳潔如抬起頭來望著蔣介石,一臉譏諷之色。蔣介石打住了話頭,情知再發什麼誓也是沒用了,便又換了另一種口氣:「我的處境不穩,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能幹下去,中國就會有救,我自己也可以存活下去;否則,我將因為失敗或失望而死去。你不願看到我這樣吧?現在正是我實踐願望的大好時機,我必須把握這個時機。我有野心,我要登峰造極,而且留在顛峰!不如此的話,我寧願死去!」
  陳浩如無話可說了,她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忿忿地隻身返回了上海。
  蔣介石去陳娶宋之意已決,遂親赴上海做陳氏母女的工作。陳清如對此曾有詳盡的記述:
  1927年8月1日,烈日當空,暑氣逼人。這天早晨,蔣介石駕臨上海母親家中。他單獨進宅內,將衛士和藍衣偵探留在院中位候。在正常情形下,一位大人物惠臨家中,當然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竟然不屑請這位不速之客就坐。這種情形,無論如何,都顯得有違待客之道。我望著他,以譏諷的口氣說:
  「大駕光臨,有何貴幹?俗話說『無事不登三寶殿』,那麼,你今天突然來,一定是有所求?」
  「你猜對了,我親愛的潔如,」他以關愛的神態說,「我是來同你談談赴美之行。我已跟張家的黛瑞莎和海倫談好,請她們兩人一路陪伴照料你。你只要離開五年。這是你的船票。」
  我沒有理他那雙伸出的手,答道:
  「我已經讓開,讓你去實現你的雄心,你還要怎樣?你常說我容易受別人的左右!你是存心要逼我流亡嗎?」
  「別這麼說!」他走近我,作懇求狀,這次出國旅行對你自身有益。我要你去進修,增加你的知識。以後,你回國之時,可為政府工作。你曾經答應與我並肩工作,記得嗎?」
  「過去已成過去」。我意興闌珊地說,「我同母親一起住在此地,已很心滿意足了。」我望著他,感覺好笑。而今這位偉人蔣介石又來求我出國去,我知道其中緣由。我在政治圈中已小有名氣,只要我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宋美齡必然寢食難安。她要於成婚前,把我攆走。我的自尊心,叫我不可輕易同意。我就無精打采地說:
  「我不想聽你那些花言巧語,好像什麼事都是為了我好。我已經為了你的方便,默然讓賢了,因為你說過,『愛情是要以一個人所願承擔的犧牲之大小來衡量』,我之如此做,是一心為了中國的統一。換了別個女人,會把宋美齡的眼睛都給挖出來。」
  「但是,你不瞭解,」他緊張兮兮地懇訴,「你之必須遠走美國,是宋美齡的條件之一。潔如,我明知請你這樣做,是過分了,但我也是完完全全為了中國之統一,才敢請你拿出你的愛國心來幫助國家。你如留在上海,這全盤交易就會告吹。你還不瞭解我的苦楚嗎?」
  我輕蔑地望著他,心中對他卻油然生出測隱之情。他臉色非常蒼白、緊張、憔悴。氣色既壞,表情也狼狽不堪。這樣熬了陣子,我不理睬他,走到神壇那邊,在懸掛佛像前面的燈中,加些燈油,點燃幾柱香,插在香爐中。此時,阿本採買歸來,看見來客,不免一驚。
  母親請他坐下,阿本端給他一杯茶,阿本另拿了一壺茶和幾個杯子到院中,請衛士和藍衣隊員們飲用。
  介石和母親禮貌地談了幾分鐘,談及全國形勢的複雜情形。然後,他鼓起勇氣,向母親解釋說,要我出國5年,研究政治學和公共行政,以便回國後,可以為南京政府服務。
  這裡有三張船票,一張是潔如的,另兩張是給張家姊妹的。他一邊看船票,一邊這樣說。他那拿著船票的雙手好像有點畏縮不穩,然後將票遞給母親。預訂的船是傑克遜總統號,是一艘四萬噸級的巨大豪華客輪。
  母親望著我,問道:
  「女兒呀,你有意出國嗎?」
  「我不要去。」我急急地說,「為什麼要我去那麼遠?那就像是流亡異域似的!」
  「只要5年。」他輕快地大聲說。
  「你所有的承諾都一文不值!」我也大聲說,「你還記得你要切斷手指頭,以使我相信你對我之愛嗎?而現在呢,竟連這種事都會發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話!」
  母親是一位了不起的婦人。她坐著傾聽,很明白我的處境,認為我應對得宜。她也瞭解介石的困境。她轉身向他,一語道破地問道:
  「你說5年,是真心話呢?還是說來騙我女兒的?」
  「我當然講的真心話!」他懇切地說。
  「不要口是心非,」我以嚴肅的聲調說,「我們不習慣你那套搞政治的敷衍說詞。」
  「我發誓!」他急急地說,「我說5年,就是5年!」
  「你知不知道,發誓就是祈求神明見證你的誓詞?但是,如果你故意說謊,那就當心天打雷劈!」母親說。
  「當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為此發誓!你還不相信我嗎?」他爭辯似地問。
  「好,那麼我們聽你在佛前立誓!」母親說,同時走向佛壇,她拿起三炫香、一對蠟燭,點燃它們,插在香爐中。香爐發出閃亮的光。介石毫不猶豫,走往佛壇,在佛像前立正站著,起誓說:
  「我發誓:自今日起,5年之內,必定恢復與潔如的婚姻關係。如果違反誓言,沒有將她接回,祈求我佛將我斃,將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內,我不對她履行我的責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將我放逐於中國之外,永不許回來。」誓畢,他看著母親問道:
  「您現在相信我了嗎?」
  「好」,母親淒愴地歎一聲氣,「我相信你」。
  然後,他從桌上拿起那三張船票,交給母親,又說道:
  「潔如不會感覺孤獨的。她的一切費用都將由政府給付。她有兩位同伴,會照料她。您必須切記;她此行出國,是為了增廣她的知識,使她更趨成熟,而不是如她所說的去流亡。所以,請不要為此事如此傷感。」
  介石離開我家之後,我那股悲楚之感仍然綿延下去,一股椎心刺痛襲上的心頭。我哭泣起來,說道:
  「哦!母親,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這就是我的婚姻終點!」我靠近她坐著,她雙臂抱住我,安慰我說:
  「他起了一個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讓他終生承受咒詛吧!」
  我無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我們這樣坐了很久,望著哪香柱上燒過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燭光。
  1927年8月19日,陳潔如在張靜江的兩個女兒的陪同下,乘坐美國「傑克遜總統號」豪華客輪啟程赴美,同行的還有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陳舜耕。
  陳潔如赴美的消息立即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各國通訊社紛紛予以報道。但是,蔣介石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口否認曾與陳潔如正式結婚並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實,「宣稱本月稍早自中國搭乘傑克遜總統號前往舊金山之婦人並非其妻。蔣對指迷此婦為其妻之訊息,認之為『政敵之虛構』,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難堪。蔣並稱,他不認識該電訊中所述及之『蔣介石夫人』」。
  這種公然「不認帳」的行徑,是蔣介石的一大專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這種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事情來。
  陳清如人還在客輪上,就聽到了蔣介石公開背信棄義的所謂《蔣中正家事啟事》,在殘酷的事實面前,陳潔如氣憤不已,痛不欲生,曾數度打算投海自殺,均被職陪伴他赴美的張家二位小姐所勸止。
  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正式結婚。次年春天,經上海幫會頭目虞洽卿從中勸解,陳浩如被迫同意與蔣介石離婚。五年誓約,幾個月就又被踐踏了。
  陳潔如與蔣介石正式離婚時,才只有22歲,但她從此未再嫁人,將全部精力集中在學業上。其間,她也曾因為夢幻破滅、萬念俱灰而試圖自殺,但都被勸阻了。
  1937年,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當時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陳潔如深居簡出,深恐因為自己歷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災惹禍。1940年3月,汪精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汪偽政權,陳清如想到當年在廣州時曾與汪精衛夫婦極為熟絡,為避免汪偽政權的糾纏,遂隻身一人秘密離開上海,到達陪都重慶。
  陳潔如到了重慶之後,被蔣介石秘密安置在離自己的官邱不遠的吳忠信公館裡。一別十餘年,蔣介石又見到了當年「血書盟誓」苦苦追求的陳潔如,物是人非、舊情猶在,時年已是55歲的蔣介石鴛夢重溫,經常輕車簡從悄悄去與陳潔如幽會。這件事原以為十分隱秘,卻不料早已被宋美齡的耳目知悉。宋美齡醋勁大發,與蔣介石吵了個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順手拿起花瓶就朝蔣介石臉上扔了過去,一瓶擊中,致使蔣介石顏面受損,只得稱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見。
  1949年,國民黨敗逃到台灣島上,陳潔如情知宋美齡容不得自己,在陸久之的勸說下,執意留在了上海。她的這一明智選擇,受到人民的歡迎和尊重,曾被選為上海市滬灣區政協委員。1961年12月,陳潔如被請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親切接見了她,並設宴款待。
  1962年,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親自批准,陳浩如移居香港。蔣介石聞訊後,立即命蔣經國出面,為陳潔如買了一套房子。不過,陳潔如始終沒到蔣家為她購置的新樓中去居住過,而是將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的房子裡,改名陳潞,閉門隱居,並開始著手撰寫《陳浩如回憶錄》。
  台灣方面得知陳潔如在寫《回憶錄》,十分惶懼。因為蔣介石自從與宋美齡結婚後,從來否認與陳浩如的婚姻事實,所有記載蔣介石行藏的傳記文章中,均對此事諱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當得知陳潔如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曾寫信勸止:「我懇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憶錄……它將只會傷害最高統帥及國民黨」。但陳潔如一意堅持出版《回憶錄》,國民黨方面無奈,就揚言要起訴為陳出版《回憶錄》的美國經紀人,並採取卑劣的特務手段,毆打、恐嚇經紀人,致使《回憶錄》一書在美國無人敢出。
  《回憶錄》不可以出版,但當年的舊情還是要續上。晚年的蔣介石與陳潔如書來信往,蔣介石說:囊昔日風雨同舟的日子裡,所受照拂,未嘗須臾去懷。」陳潔如則稱「三十多年來,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為保持君等家國名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至死不肯為人利用。」
  陳潔如22歲即被蔣介石拋棄,此後一直過著孤獨的半隱居式的生活。雖然她有一個養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淒涼的。她為了蔣家王朝,為了蔣介石個人,的確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難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歷史關頭時,陳浩如表現了一個中國婦女所應有的氣節和操守,在蔣介石公然背信棄義與之絕情的情況下,陣潔如不計個人恩怨,斷然拒絕了汪精衛偽政權要她出任偽職的要求,這一點,絕不是普通的「棄婦」所能夠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說,陳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們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陳潔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內,享年65歲。
  遠在海峽彼岸孤島上的蔣介石聞知此訊,不禁黯然神傷。公允地說,在沒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蔣介石還算不上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從他事母至孝、舔犢情深、發跡後對家鄉親友均有照拂、對曾經資助過他的人均有所回報的事實上看,都可以證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陳潔如的悲劇,是蔣介石造成的,也是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造成的。是為公允之評。
  第六章 猙獰初露
  1.反共思想其來有漸
  在經歷了陳炯明的叛變之亂後,孫中山先生已經覺察到新舊軍閥都不可信任,於是逐步改變了原來的方針,開始傾向於聯俄聯共的政策,決定依靠蘇聯,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合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雙方一致認為,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實現共產主義或按照蘇聯模式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當前的首要問題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主權。
  孫中山同意蘇聯共產黨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遣黨內幹部赴蘇聯進行實地考察。其實,孫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計劃派人赴蘇考察,他選中了廖仲倍和朱執信等人,後來因為廖仲倍於國內事務而無法脫身,朱執信又於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孫中山先生的這次計劃未能實現。
  到了1923年,由於蘇聯的積極參與,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勢已經明朗,孫中山遂決定派蔣介石以「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的身份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進行考察。這個考察團的目的是考察蘇俄的政治情況與黨的組織,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曾對這次考察有如下記述:
  蔣介石「實承總理意旨約會蘇俄代表馬林及張繼、汪兆銘、林業明等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政治及黨務。」「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等由上海趁「神九」啟程赴俄。」九月二日,到達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訪教練總監彼得祿夫斯克,知俄國軍隊組織之內容。每團部由黨部派一政治委員常住,參與主要任務,命令經其署名,方能生效。黨員之為將領及士兵者,皆組有團體,在其團部活動為主幹,凡遇有困難勤務必由其黨首負責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視察步兵第一四四團,公稱其優點在全團上下親愛、團長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知識上事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權責甚明。晚,與馬林商議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馬林與胡定康過談。下午,參觀步兵第二學校。」九月「二十日,參觀軍用化學學校,研究毒氣之施用及防禦法,並往應中國共產黨青年團歡迎會。」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級射擊學校參觀。自十五世紀以來各式槍械約數百種,皆儲藏於此。最新式之福德來夫騎兵用機關手槍,每次可發三十五響,且輕便異常。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競,非若我國之成敗也。為之感啼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參觀海軍大學及海軍學校、海軍機器學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見蘇維埃議長加利寧。」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審閱第三國際對國民黨決議文,佛然日:吁,觀其論調,不認識友黨如此,應愧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領袖徐維諾夫,殊無振奮氣象,外強中乾,其成功蓋可知已。下午詣第三國際勉為辭行……談次馨所欲言者,六時送邵元沖登車遊學德國,晚與趙世賢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戒其毋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裝辭別越飛夫人,下午二時啟程歸國。」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時船入吳漱口,九時抵滬。
  這次考察歷時三個多月,蔣介石在注重考察蘇聯軍事的同時,也考察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蘇聯社會概況。因為當時列寧已病勢垂危,無法接見來客,蔣介石就拜會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返回國內後,蔣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長齊采林書》中寫道:
  「星期天的晤談,雖然沒有討論到什麼具體的問題,我們很感激你抽像的給我們的教益。昨日孫先生來電說:「誰是我們的良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孫先生未電又稱謝『友邦政府及政黨派代表鮑羅廷到粵援助之熱心與誠意』,又囑『吾等與諸同志從長計議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茨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茨基托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0年對波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盡量援助,但不復使用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蔣介石歸國後,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張靜江,就立即偕同陳潔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蔣介石開始起草此次赴蘇考察的報告,將三個多月在蘇聯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長達40餘頁,寫得十分緩慢艱澀。如果說蔣介石在赴蘇考察之前還對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表示一種盲從式的支持的話,那麼,這次親身赴蘇考察之後,他對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思想已經開始有所懷疑了,這就是他的這份報告書寫得緩慢艱澀的重要原因之一。
  報告完成之後,蔣介石將報告書寄給了孫中山先生。其間,孫中山曾電催蔣介石赴粵,以便當面聽取匯報,但蔣介石遲遲不動,直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他才動身赴粵。其後不久,又返回了溪口。當年3月中旬,蔣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觀點: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    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低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請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霉,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不於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動,自覺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強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刺,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寧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冀與兄共勉之!」
  由此觀之,蔣介石赴蘇聯考察的一個重要收穫是:他從此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極度的厭惡,對蘇聯共產黨幫助中國革命的誠意產生了極大懷疑。在其後所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蔣介石則公開了他的這一觀點,說:「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在此書中,他更露骨直言:
  「在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至此,蔣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經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險性和危害性的還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兩面派手法對公眾進行的欺騙。蔣介石很明白當時的局勢,很清楚他自己當時的地位和實力,他知道,如果這時候赤膊上陣,公開反對聯俄容共,  那無疑要背上個「反對孫中山。破壞中國革命」的罪名的。所以,他斂鋒藏銳,換了一副「極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國共合作以及共  產主義的高調,旗幟鮮明地表示贊同共產主義,擁護共產黨,並且  口口聲聲說要「倣傚」蘇聯。
  例如,1925年4月9日,蔣介石在對黃埔軍校入伍生的訓話  中說:「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在社會學名詞中,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並聲言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為無產階級奮鬥以求生存的,」又說:「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倣傚俄國共產黨的辦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員的責任、本分」。「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非倣傚他們不可。」
  這一時期,蔣介石的「左派小生」戲演得活靈活現,唱得字正腔圓,1925年9月9日,他在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大會上發表訓詞說:「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團體肯定我們本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蔣介石又說:「國民黨員也不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背反了總理定下來此方針和主張。」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各地群眾運動發展很快,第一次東征時,由彭湃同志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就曾極大地支援了東征軍,這一點,蔣介石當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又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大會結束後,全國各地工人運動日益發展,形勢喜人。蔣介石也見風使舵,不失時機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種集會上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革命口號。
  蔣介石是做過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質大多來源於十里洋場上的「生意經」。從這一角度上看,蔣介石確實是在做一種「投機革命」的買賣。以當時的局勢而論,他認為這種生意是穩賺不賠--唱幾句高調,又不會損失什麼東西,得到的卻是一個「革命左派」的桂冠,對他攀登權力頂峰大有稗益,何樂而不為呢?
  可惜蔣介石忘記了一點: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風險的,「戲」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處--可以蒙騙「觀眾」包括蒙騙真正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但也有壞處--把革命黨人的對立面們也蒙蔽了。他的一些過激言行,引起了當時在廣州的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分子和舊軍人的反感和憎惡。這些人代表著當時的反動勢力,暗中勾結,密謀策劃,企圖置蔣介石於死地。
  這是蔣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惡人命大 履險如夷
  蔣介石一生當中面臨過多少次生命危險,恐怕很難統計。從他幼時以著人喉、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灣時因一場車禍導致健康狀況惡化,他這一輩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脅大約不下十數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險,他都能幸運地脫逃。例如陳潔如在他的《回憶錄》中就曾提到過蔣介石險遭不測的一件事;一天,蔣介石去參加一個會議,當他被衛士們族擁著走向會場時,突然迎而走來一位年輕人,手捧一送報紙,臨近蔣介石時,這位年輕人突然從報紙下面伸出一隻手槍來,面對蔣介石舉槍便射,所幸蔣介石的衛士手疾眼快,立即撲上去奪槍,致使子彈射偏,蔣介石乘此機會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帶,眼看著刺客被衛士拔槍擊倒在地。
  在長沙,蔣介石也曾有過一次出醜涉險的經歷。那是北伐軍誓師出征後,蔣介石指揮部隊作戰到了長沙。8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在檢閱出征部隊時,因跨下坐騎突然受驚,蔣介石種不及防,被驚馬顛翻墜地,但右腳卻被鞍橙套住,驚馬拖著蔣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蔣介石雖然性命無虞,右腳卻受了傷。而且,在士兵面前,將軍墜馬,主「出師不利」之兆,又出了個大洋相,所以蔣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較之右足之傷為甚。倒是當時隨軍侍奉的陳潔如會安慰他,說:「你從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說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儘管放心吧廠一番寬心話,說得蔣介石轉憂為喜,足傷也很快痊癒。
  陳潔如說得不錯,蔣介石的確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被袁世凱懸賞三千元通緝,在上海無立足之地,只好連夜潛回奉化,跑到蕭王廟孫家舅父孫琴風家裡躲藏。他的舅母遂讓他躲在家裡的閣樓上避禍。
  次日奉化縣衙得線人密報,知道蔣介石逃往蕭王廟孫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國率領兵丁前往蕭王廟搜捕革命黨。
  兵丁們徑直來到孫家,四處搜索,均不見革命黨的影子,這時,有人發現了閣樓,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國暗中同情革命黨,料定蔣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對兵丁說:「那是人家的臥室,咱們不能胡來,我一個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志國上了閣樓,果然見到蔣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著他。丁志國視若無睹,轉身下去對眾兵丁說:「上邊沒人,咱們再到別處去搜搜吧!」他臨出門又對蔣介石的孫家舅母說:「此處不可久留,讓他趕快離開奉化吧!」
  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蔣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蔣家王朝的御用文人們會拍馬屁,說蔣介石是「真龍天子」,自有神明護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屢屢大難未死,每每化險為夷。
  蔣介石雖然聲稱信奉「三民主義,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個忠實的信徒,但他骨子裡卻依然未脫傳統中華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對「神明護佑」一說是篤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門「仙道」,迷信陰陽風水之學,也熱衷於抽籤算命測字看相之術。因此,每次罹險脫身之後,蔣介石都要默默靜坐,禱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謝他們暗中保護,使自己有驚無險。
  而實際上,蔣介石之「大難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觀條件圍限的結果,關鍵時刻,若沒有衛兵挺身保衛,蔣介石有10條命怕也早就丟了。即以在長沙閱兵時被顛落馬下的事為例,當時幸虧蔣介石穿的是馬靴,當那驚馬拖著蔣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後,馬靴從蔣介石的腳上脫落下來,這才使他保住了一條命。若說「護佑」應當說是「馬靴護信」,若說感謝,倒是說該謝謝「馬靴」。
  除了前述的幾次罹險之外,蔣介石還有兩次死裡逃生的經歷。請看蔣介石的侍衛隊長殮熙的回憶:
  從東征到平定楊、劉,蔣介石的身價抬高了;但在國民政府成立時,他並未居於重要地位。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悄。譚延間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軍事上他仍然受許崇智的指揮。但由於他的聲名不斷提高,鋒芒漸露,不甘居於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辦公,仍以黃埔軍校為主,城內有個軍校辦事處,他經常坐著汽車來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記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的夏天,蔣介石由廣州北教場黃埔軍校入伍生總隊部回到城內軍校辦事處。他所乘的一輛小汽車,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當這輛小汽車開動時,發動機發生故障月機進行修理。蔣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隨從的另一輛沒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車,叫我帶四名衛士,乘插旗的汽車,隨後趕來。不料這輛插旗的汽車駛近東坡樓附近時,東坡樓附近的駐軍對著它猛烈地開槍射擊,油箱破裂,汽車打翻,兩名衛士被打死,排長黃文友手臂受傷,從汽車裡爬出來,逃至辦事處向我報告。我大為驚訝,心想這下子好險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什麼人幹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將此情形報告蔣介石。他一聽,也很驚訝,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發雷霆,立即打電話向東坡樓附近駐地查詢。該軍代理軍長梁鴻楷很快就來到。蔣介石即將東坡樓發生的流血事件告訴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鴻楷非常惶惑,這件事不是他自己幹的,自已卻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責任。他侷促不安,十分緊張,當即帶領入伍生總隊一中隊長黃埔軍校舊衛兵連連長胡公冕等,槍上膛,刀出鞘,如臨大敵,直奔東坡樓駐軍部隊,進行查究。約一時許,他們回來向蔣介石報告說:「報該駐地兩個連長說,他們是泰旅長楊金龍的命令,叫他們如發現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車,即集中火力將它打翻,把裡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們看見後面來的汽車,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開槍射擊,這是執行上面命令這樣做的。」還說,上面命令:『把這輛汽車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賞!』蔣介石聽了,表現出既恐慌,又憤怒,他極力克制,對梁鴻楷說:「這件事由你負責處理,首先將楊金龍扣留查辦,並將他的部隊限四小時內全部撤離廣州市區;駐在東坡樓附近的兩個連長,也扣押查辦。」梁鴻楷當時很緊張,此事他有責任,引起什麼樣後果,難以預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來前去執行。他走後,蔣介石即對入伍生總隊長陳復說:「你暫時不要回總隊部,在這裡待命,擔任警戒,等待楊金龍旅撤離廣州市區後,再回總隊部。」這時蔣介石力持鎮靜,照常辦公。有時踱來踱去,不作聲,而整個辦事處,處於緊張狀態。
  當天下午兩點左右,第四軍代軍長梁鴻楷來到軍校辦公室,向蔣介石報告:「已將旅長楊金龍和東坡樓駐軍兩個連長都扣押,所有該旅的部隊,已撤出廣州市區。」蔣介石點點頭,也嘉勉了幾句,梁鴻楷走了。入伍生總隊也回到北教場總隊部去了。當天晚上,我們由軍校辦事處回到黃埔校本部。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就這樣結束了。
  這件事被稱為「東坡樓刺蔣案」,曾經被作為蔣介石「有神明護佑」的有力佐證而大事宣揚。「東坡樓」案後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蔣未遂案發生,密熙對此詳述如下:
  在東坡樓事件後不多天,就是黃埔軍校第二期舉行畢業典禮和第三期開學典禮舉行之後,他不在住在軍校,而住到長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來蔣介石是兼這個長洲要塞司令的,東征出發時,他保舉林振雄代理司令職務。林是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先生的舊部,在日本士官學校時與蔣介石同學。由於這種關係,蔣介石認為住在這裡比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辦公,晚間回長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個老婆陳潔如聽說蔣介石東征回師,由上海來到廣州,先也一同住在長洲要塞司令部。這時,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東城門外山腳下--東山建有兩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讓給蔣介石帶著陳潔如去住。蔣住了進去,一個大門進出,一起吃飯。蔣介石每天早飯後到省城辦公,中午有時回來吃飯,晚飯總是回來吃的,時間不一定,有時開會,有時還被別人約去吃飯,回來就遲。有一次同廖仲飽一起在汪精衛家裡吃飯,飯後便一起回來,大約每天吃晚飯的時間不固定,或遲或早,或兩個人一起回來,或有先有後,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都是如此。也沒有見到誰來訪,他也很少去訪別人。東山這個地方,距離熱鬧市區比較遠,很清靜,來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間,有一天,我跟隨蔣介石在外面開會,回東山吃中飯。便衣衛士告訴我說:「今天早晨在你們進城之後,這裡發現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一個穿長衫,一個穿短裝,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頭鬼腦,來去徘徊三次,不斷向蔣介石的住房注目,東張西望,一連兩天都發現這種情形。」我聽後,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瞭解,據警察說:「是有這麼兩個人,我們已經注意!」我回來便同衛士排長和全體衛士說明了這種情況,並說:「我們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圍能接觸到的人的一切行為。」自從東征勝利後,原來的憲兵排即擴編為衛士連,我擔任衛士連長。平常蔣介石出入行動,都由我帶一個班和一個衛士隨從,在東山住的時候,也是如此。
  在發現有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之後的第三天,當蔣介石由省城辦事處回東山吃中飯時,我同他坐一輛汽車,我坐在前頭同司機並排,還有一個衛士。後面一輛衛士汽車,衛士排長帶著衛士坐著。當我們汽車開進城門約一百米的時候,我和衛士都發現一個穿長衫的,一個穿短裝的兩個人,向我們汽車注視。我立即轉臉向蔣介石輕聲報告說:「發現兩形跡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準備。」同時迅速地把汽車門上層的玻璃板搖下來,把二十發的快慢機盒子槍作好射擊準備。時間只有幾秒鐘,當汽車開進城門洞約三十步的時候,我看見那個穿長衫的,對著汽車舉起手來,我迅速而敏捷的先發制人,舉起盒子槍伸出玻璃門外,對準那個穿長衫的連續發射,卡!卡!那個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車,繼續開出城門洞,風馳電掣地開回東山。同時後一輛衛士車聽見我的槍一響,他們馬上停車,衛士們蜂擁而下。當那個穿短裝的人舉起手來,還未來得及發槍的一剎那間,被一個衛兵一腳正踢在中膝蓋後面,另兩個衛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動彈不得了。衛士排長把他拖到汽車上,那個被打傷已經垂死的穿長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車,很快也開到東山,立即審訊,供稱是以前商團陳廉伯的人,來行刺的。蔣介石即命令將該犯押交軍法處查究。其中內幕究竟如何?以後怎樣處理?我就說不上來了。當天晚上,陳潔如嘉獎我衛護有功,賞我硬幣二百元;對其它人也有獎賞。
  這兩次遇險,倒真可說是蔣介石命不該絕了。在「東坡樓」一案中,假使不是那頭一輛汽車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則蔣介石很可能就「當場殉難」了;「城門口」一案,是陳廉伯用人失當。若是請幾位老謀深算的殺手,也不致於因為事前太著痕跡而引起衛士們的警覺。倘若衛士們事前毫無覺察,則「城門口」也許又蔣介石「為國捐軀」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變萬化,往往受限於某個極微小、極容易被忽略的主觀或客觀因素而改變事物發展軌跡。前述的幾次蔣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種微小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使蔣介石化險為夷的。馬屁文人們事後極盡渲染,把一切都歸於蔣介石「命大」,純屬無稽之談--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實」而論,又不能不承認蔣介石的「命大」。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看,恰恰是當時的中國需要有一個「蔣介石」,假如蔣介石不合時宜地夭折了,中國的歷史也許就要重寫--或者更好,也許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歷史車輪的轉動使蔣介石「命不該絕。」
  用中國民間的傳統說法,蔣介石屢屢大難不死,叫作「惡人長壽」,或謂「惡人命大」。這種唯心色彩較重的解釋是難以服人的。蔣介石作為一個人,他也有一批忠實的追隨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歡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險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他,這也許是蔣介石「惡人命大」的另一個原因。陳潔如在她的《回憶錄》中曾透露過一個鮮為人知的史實:蔣介石有過一次自殺的念頭,但被陳潔如成功地預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軍佔領南昌以後,蔣介石為了獨攬大權,要求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往南昌辦公。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聯合挫敗了蔣介石準備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圖,並通過了限制蔣介石個人獨裁的一系列決議。
  會後,廖仲他先生的遺幅何香凝女士專程趕到南昌,向蔣介石轉述了二屆三中全會上大家對他的批評,並傳達了有關限制蔣介石權限的有關決議。何香凝向蔣介石介紹了大會的有關情況,並說明漢口政府是合法組成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已經宣佈,漢口政府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正當詮釋者。也就是說孫夫人是支持這個政府的。同時,何香凝給蔣介石看了一份傳單,上面印著:
  「革命若要成功,須先打倒蔣介石」。
  當時的蔣介石,本已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他本來是想在北伐軍攻克南京後,成立一個以他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間,漢口政府宣告成立,並對他的獨裁行為進行了批評,將他已有的權力剝奪了,蔣介石經此驟變,氣得面色蒼白,雙手抽搐。
  目睹蔣介石的表情變化,心細如髮的陳清如忽然預感到了什麼。她悄悄走進臥室,把蔣介石的手槍從槍套中取了出來,藏在了蔣介石的長筒馬靴裡面,又偷偷提醒衛士和僕從們,讓他們留意蔣介石舉動。
  何香凝在客廳裡繼續同蔣介石談話,她把已經當選為漢口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寫的一封公開信交給蔣介石過目,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蔣介石是人民的「公敵」的說法。接著,何女士又告訴蔣介石:「漢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職,並將你開除黨籍!」
  關於蔣介石盛怒的情況,陳潔如曾作如下描述:
  他看得出他已大難臨頭。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
  譽在迅速滑落,離他而去。原本,他還以為國家如果沒有他,
  絕對搞不下去。他是繼承孫先生衣缽之人,本黨本國需要靠
  他領導,以求實現孫先生的主義。而如今呢?他就如一隻舊
  鞋子一樣,橫遭拋棄。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們的臥室,我
  感覺到他萬念俱灰、絕望透頂。如我剛才所慮,他進去找他
  那支手槍,但它卻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個夢遊人似的,
  將抽屜一個個拉開,又搜查衣櫃,仍找不到那支槍。
  如此飽受折磨,他全身迸發強烈.的恨與怒,已經完全亂
  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氣衝天,把兩隻旅行箱從椅子上拉下
  來,將箱子裡的東西統統倒在地板上,然而還是沒有槍。廖
  夫人和我立在門前,身子顫抖不已。他狂吼起來:
  「我的手槍呢?」
  我看見他雙眼正射出一股奇異之光。這時,我已在哭泣,
  廖夫人則在設法使他鎮靜下來。
  「我的手槍哪裡去了?」他失望地又說一遍。這裡我看見
  他的臉像豬肝一樣紅,他的手在抖。
  「它應該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裡?」
  「我最親愛的,你沒有把槍交給我呀!」
  此時,他真的發瘋了。他桌上的東西統統掃落地上,打爛
  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鬧起來。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厲聲喊道:
  「不要像個寵壞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轉敗
  為勝。這裡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毀壞別人的財產?不要失去理
  性!」
  他經此訓斥,就像個嬰孩一般,整個崩潰了,嚎陶大哭起
  來。
  設想,若不是陳潔如事先把蔣介石的手槍藏了起來,蔣介石盛怒之下喪失理智,很可能會一槍斃命,把中國現代史自1927年以後的所有頁碼全部改寫!
  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在那怒不可遏的情況下,我真的可能舉槍自殺」。他對陳潔如說:「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槍,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個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罷,蔣介石屢遭大難而未死,也許正是應了老百姓那句話--惡人命大。
  3.磨刀霍霍 小試鋒芒
  第二次東徵取得全面勝利之後,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權力慾開始惡性膨脹。
  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曾對當時形勢有過如下概括: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廣東政局內即發生新的醞釀,原因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大會時採取了對於新的右派的退讓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紛紛返粵活動,於是左派的政權隱隱發生動搖。蔣介石以左派的資格一變而為新右派的領袖。」
  鄧中夏提到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退讓政策」,系指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人對國民黨採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從而使國民黨右派限制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得以成為現實。陳獨秀錯誤地認為當時的革命活動在全國各處都遭受打擊,力主向國民黨右派讓步,與西山會議派的孫科、葉楚化邵元沖三人進行談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兩項議案:其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遲召開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廣州,如孫科。戴季陶、胡漢民、伍朝樞、蕭佛成等,這些右派代表竟進一步當選為執委,把蔣介石「向右轉」的腰撐了起來,終至釀成「中山艦事件」。
  用周恩來的話說,中山艦事件「完全是蔣介石製造的。」
  中山艦是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曾避難的永豐艦為紀念孫中山而改名的,是當時國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裝備完全的兵艦。蔣介石深知軍權的重要,而要掌握軍權,必須在這個方面打擊共產黨,擴張自己的實力。蔣介石與孫文主義學會、國民黨右派經過多次的策劃,事先散佈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駐廣東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說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即派中山、寶壁兩艦前往。但19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後,蔣介石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其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軍艦,李之龍經請示蔣介石後,又將中山艦調回,於19日下午6時半該艦駛抵廣州。中山艦的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無故升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誣蔑共產黨陰謀舉行暴動。更為離奇的是,蔣介石在後來說:「我知道共產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軍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就,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19日夜裡一時(即20日凌晨三時),蔣介石到造幣廠開始行動,命令陳肇英、王柏齡執行逮捕李之龍的任務;劉峙執行扣押第二師各級黨代表的任務;第二師第五團佔領海軍局,並解除海軍局的武裝;陳策、歐陽格執行佔領中山艦並解除中山艦武裝的任務,吳鐵城所部監視汪精衛、季山加及蘇聯代表團與全市著名共產黨員的住宅和共產黨的機關。他們預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產黨一開槍反抗,他們就動用第二師,新編第一師(吳鐵城兼師長)及公安部隊來一次大屠殺。
  事變發生之後,帝國主義者異口同聲一致歡呼,恭賀,大肆宣揚。香港總督金文泰,在西商會議上喜氣洋洋地說:「報告諸位一個好消息,就是20日廣州政治已上軌道了。」與會者紛紛喝彩狂歡,高呼萬歲。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處的英文、中文各報,都以顯著的地位、醒目的標題登載這個事變,並以各種方式連續編選各色各樣的有利於蔣介石的消息,給蔣介石以表揚和鼓勵。美國聯合通訊社更以喜悅的心情慶祝3月20日事變的發生,說:『「蔣介石借伍朝樞等名人力助,在廣州變製成功。」東方通訊社以稱讚的口氣在香港報道說:「二十日對於共產黨之非常手段,乃蔣介石部下孫文主義學會派擁蔣氏而施行者。」
  中國共產黨怎麼對待這次事變呢?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張予以反擊,以革命的「三·二O」來對付反革命的「三·二0」。當時進行反擊是完全有條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強,第二,國民黨內部和國民革命軍中,有很多人反對蔣介石製造這次事變。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都很不滿意蔣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來回憶說:「當時譚延間、程潛、李濟深等都對蔣介石不滿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動搖,但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對幹一下。」第三,蔣介石也非常害怕共產黨人對他進行反擊。在事變發生之後,蔣介石發表一連串講話,反覆進行解釋。3月22日蔣介石對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發表訓話說:「前星期發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趕緊明白的,便是中山艦無故移動的事。該艦剛才修整好,忽然開到黃埔來。當19日正午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打電話給我說中山艦可否開回廣州。當時我並不知道中山艦已經開來了黃埔,我就問他,是誰的命令開去的。他回答的話,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當時就很奇怪,我就說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後來我研究中山艦為什麼開來黃埔?究竟有什麼作用。我當事出之後來問他,竟和昨日的話完全不同。他又說是教育長的命令,又說是校長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來看,他說是電話。後來中山艦當夜開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備甚嚴,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動,所以即時派了兵登艦監視。這件事,是否是不利於我們黃埔。或不利於政府。本黨現在還沒有調查清楚。但社會上一般不明瞭的人,有很多的猜測、很多的謠言,弄得滿城風雨。李之龍他自家說是個共產黨的黨員。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學生。但是這回事情,現在尚未審問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李之龍這種行為,如對於本校和本校長有不利,或者是有什麼陰謀的話,我倒以為不是本校的悲觀,並且是一件很可能樂觀的事情。因為我教育學生的方計,是要他們來監督我的,並且是要他們來干革命的。如果學生之中,有了要來革我命的學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針可以說是達到了;並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來反省,我果有違反三民主義的地方沒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沒有?這些事,都是於校長革命事業上是有很大的益處的。所以我對於此案只有樂觀。」
  25日,蔣介石又給軍事委員會送上了《為處置中山艦事件自請處分呈》說:「惟此事起於倉卒,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26日,蔣介石又就關於中山艦案答中央通訊社記者問。蔣介石回答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嚴之事緣何時起?」蔣介石說:「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艦異動報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倉狡,不及報明政府,當由余以非常處置,捕獲嫌疑犯數人,嗣經查究,其中無嫌疑者一律釋放。余現因辦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於專擅,已呈請政府嚴予議處。至於種種謠言,純係帝國主義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機煽動,以遂其傾覆政府、分裂革命勢力之陰謀。」第二個問題是「當日舉動是否牽及省港罷工委員會?」蔣說:「政府對於罷工抵制帝國主義,始終處於贊助地位。余更為擁護罷工政策最力、反對帝國主義最烈之一人,當然絕無摧殘罷工,破壞工人運動之理。不過當日因追究中山艦行動,適扎軍於罷工委員會門前,致礙及會中人員交通,一切謠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為所動,軍民一致,最後之勝利終屬吾人。」第三個問題是「東山之警戒情形又為何?」蔣說:「東山適亦在警戒區域,乃因部下誤會,致有妨俄顧問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個問題:「外人有因此疑及聯俄政策有變更者,果何如?蔣說:「蘇俄已成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國國民革命又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盡力於國民革命,自當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謂革命同志而竟互相傷害,而竟不相聯合,寧有是理?實則此亦敵人故散此謠言以惑我革命民眾。吾民眾果已認識革命主理,則決無受騙之可能。」當3月29日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舉行所謂國民黨二大並致電「訓勉」蔣介石等,誇獎他們製造中山艦事件為「功在黨國」,鼓勵蔣介石努力「清理黨籍」的時候,蔣介石即於4月3日發表為中山艦案駁西山會議派通電。電文說:「3月20日鎮壓中山艦一案,全繫個人局部問題,已由中正個人完全負責,呈明政府,自請處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圖破壞本黨,摧殘革命,不使吾同志同歸於盡不止。其煽惑挑撥之技倆,已圖窮匕見。此種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為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黨同志與全國人民,曰中正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革命之進行者,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廓清之,鞏固黨國,而慰我總理與已死請同志在天之靈。耿耿此心,惟共鑒之。」4月9日,蔣介石在給汪精衛的覆信中,不僅把中山艦事件引起的責任推給汪精衛,而且認為這是「自衛」性行動。蔣說:「當3月初旬,吾兄召集孫文主義學會及聯合會員訓話時,聞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殺共產黨,中國革命未成,又欲殺共產黨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軍官聽者,無不驚駭,皆認兄此語,是引起共產黨與各軍官之惡感,無異使本軍本校自相殘殺也。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觸即發,以為共產黨員聞兄之言,必有準備,所以各軍官亦不得不出於自衛之一道。蓋本出身之軍官,對於共產黨員幼稚者之行動,固多不滿意,而謂其有殺共產黨之心,則弟保其絕無之事。蓋一般軍官皆現在革命戰線之不能撤散,與其殺共產黨,不知謂自取滅之也。且當時事實,可證明其動作皆出於自衛,無攻人之行動也。」20日,蔣介石又就中山艦案發表演說,認為在事件發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並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種空氣,說校長是不革命的」。他還故弄玄虛地說:中山艦事件的經過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後,才可以完全發表。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如果我不是當著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會有這件事情。」蔣介石還就李之龍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問。他裝模作樣地說:「李之龍的事情,你不間我,我就忘掉說了」,又說:「他是代理海軍局長不能不負責任。這就是當時的情形。其餘的話,現在還不能發表。總之現在這事情還沒有十分明白,我亦不願意十分追究……李之龍究竟是自己的學生,如果我的學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現在一時是不能釋放的。」到了6月,蔣介石在一次黃埔軍校總理紀念周上說:「我絕不承認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產黨有什麼陰謀在內」。「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係的。」蔣介石除了發表這一連串講話外,行動上也將王柏齡免職,限令立即離開廣州;陳肇英也被免去虎門安塞司令,並責令離開廣州;吳鐵城被免去本兼各職,送虎門要塞監禁;歐陽格、陳策、徐授等都受了處分。蔣介石還親自到汪精衛家裡,好像是負荊請罪的樣子。總而言之,鑒於上述三個方面的有利條件,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可以反擊的。但是陳獨秀卻反對反擊,而是採取讓步。1926年4月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進而,在6月4日,陳獨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發表在《嚮導》上。信中寫道:「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由於陳獨秀把持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承認既成事實,蔣介石就成為當時的核心人物。周恩來總結這一次讓步說:「如果這時黨中央的政策給蔣介石以有力的回擊,毫無問題,事情是有辦法的。但當時卻採取了繼續退讓的政策,不瞭解蔣介石這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卻以為蔣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蔣介石說這是誤會。蔣介石於是乘機立刻放了人,表示誤會。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向蔣介石的大讓步。這是軍事上的大讓步。」
  中山艦事件,既是蔣介石向共產黨開刀之前的「小試鋒芒」,也是國民黨高層內部爭權奪位矛盾鬥爭的一種反映。丁賢俊曾撰文介紹了汪精衛對此事件的態度: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在家養病的汪精衛得知消息,曾憤
  憤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
  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他曾十分自負地
  向親信們表示:自己的地位和歷史不是蔣介石能夠反得掉
  的。蔣介石雖然在軍事上功勳卓著,但在黨內的地位畢竟居
  於汪精衛、胡漢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視上級,擅自
  行事,這不能不使汪精衛震怒。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才寫了
  一封信給汪精衛,表白自己是為了制止共產黨「圖謀暴亂」而
  突然採取的措施,至於「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過,誠不敢
  辭」,「自請從嚴處分」。這些官樣文章後面流露的桑騖不馴
  是顯而易見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檢的言詞掩飾其反共爭權
  目的,只能欲蓋彌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艦「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質是清楚
  的,但卻被大事化小了。蔣介石把所謂的「共產黨圖謀暴
  亂」,縮小為只是李之龍個人的「不軌」行為;對蘇俄顧問也只
  抨擊鮑羅廷獨斷專橫,而不涉及反俄。不僅如此,蔣介石還
  表示他對共產黨仍抱有「親愛的精神」,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
  對,並且是很贊成的」。又說聯俄是國民黨的生命,豈有輕易
  變更動搖之理。事後他將事件直接肇事人歐陽格等免職拿
  辦,還通電譴責西山會議派「希圖顛覆政府,摧殘本黨」,竭力
  維護「左派」的面具。而汪精衛並沒有站在維護三大政策的
  立場,對蔣的倒行逆施予以嚴厲制裁和譴責,而是借口有病
  表示消極,就連蔣介石的「專擅之過」也未予處置,便隱匿不
  出了。事後甚至還替蔣圓場,說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
  的。
  中山艦事件表露出蔣介石公開向汪精衛爭權,蔣介石。
  汪精衛關係趨於惡化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國民政府核心
  領導人之一的譚延閣對「事件」曾有直接了當的評估,他說:
  「什麼共產黨,這是蔣介石反對汪先生罷了!」譚延間還認為
  這還關聯到蔣介石主動攀附汪精衛要求結為拜把兄弟遭到
  陳壁君的阻撓,「大概介石不滿江夫人,因而連帶反對汪先
  生。」這種說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當時有些人對蔣介石
  的一種認識。這一對未能結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從此由輔
  佐孫中山的文武幹才逐漸變成了爭權奪利的冤家對頭。
  3月20日夜間,蔣介石做出一項重大決定,他以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宣佈全城戒嚴,並於次日上午將汪精衛逮捕,扣押在觀音山。李之龍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產黨員遭到監禁。由共產黨人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所有成員均被繳械,一切罷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全體會議,命人把汪精衛帶到了會場。在80位國民黨委員面前,汪精衛怒視蔣介石,大聲說:
  「你以為你是老幾?你只是個暴發戶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國民黨25位創始黨員之中,也未列為五位監察委員之一,你不過是一個新進者,一個後輩委員,但是你卻以你那無恥的軍閥作風來叱責你的長輩。如果你想奪取我的地位,你就幹下去嘛!我們敬愛的總理會自上蒼看著你的勾當,全國人民都會看著你於,歷史會予以記錄!」
  當年5月,汪精衛稱病前往法問。蔣介石取代了他,成為廣州最主要的領導人。蔣介石摘的這套把戲,不但博得廠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國內反動勢力的支持,遠在上海的張靜江聞訊後,「不辭道遠,刻日南行」,希望能在這場變故中,為蔣「稍盡其獻替」。
  張靜江此行是受雙重因素的驅使:其一,他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其二,他與蔣介石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張靜江身為資產階級的一員,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是其誠心所願,但對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運動卻抱敵視態度。儘管早年他在《新世紀》週刊上,曾專門介紹國際工人運動概況,甚至登載讚揚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彙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決不允許無產階級危及本階級和集團的利益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與蔣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對蔣介石與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角逐極為關注,得知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後,他唯恐驟行不義的蔣介石會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遂急馳廣州,扮演起蔣氏軍師的角色。他到達廣州的當晚即趕到蔣介石的住地,鼓勵蔣介石『』止其(共產黨)包辦之運動而約束之」,對蔣在中山艦事件中採取的陰謀手段大加讚賞,稱蔣介石為「天才」。
  張靜江的到來,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蔣介石頓時覺得有了支撐,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計劃。按照他們的預謀,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使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大為下降,由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二中全會新設中央黨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由張靜江擔任,不久張辭職,此職又由蔣介石擔任(後因蔣赴北伐前線由張靜江代理主席職務)。至此,蔣權勢大增,為日後實行軍事獨裁打下了基礎。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率師北伐,張靜江留守廣州,成為後方策劃反共陰謀的核心人物。當時任組織部代理部長的陳果夫在組織部內專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項都請張靜江決策。陳果夫曾計劃以自己的親信接管主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廣東省黨部,因感事關重大,問張是否應請示蔣介石。張靜江對陳果夫說:「應該做的事,負責去做,不必請示,本黨整個政策並沒有變更,領袖不能表示態度。如果去電,叫他如何答覆?我們的事只要審慎處理,不要增加蔣先生的麻煩。」在他的授意下,陳果夫更加肆無忌憚地實施其反共計劃,在改組廣東省、市黨部之後,又陸續向各地黨部選派一批反共分子。這些人出發前,張靜江總要親自接見,講些「救黨的責任放在諸位身上」之類的話,以示鼓勵。7月間,中山大學發生沈某組織法西斯組織殘害共產黨員的事件。當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如何處理沈某時,張靜江對其百般庇護。為培植從事黨務活動的爪牙,陳果夫與張靜江商議,由組織部創辦了黨政訓練所。但諸事並非盡其所願:一些共產黨人也進入訓練所學習,張靜江和陳果夫對此耿耿於懷。當訓練所發生風潮時,張靜江要市公安局長李章達派警察鎮壓,因後者未予理睬,他竟請求政府將其免職。同時,借這個機會,把共產黨員和參與風潮的學員全部開除,使原有的100名學員僅剩下50餘名,而且多是頑固的反共分子。這年門月,張靜江的父親病逝。蔣介石在江西聽到消息,特意致電張靜江,請他暫時不要回上海奔喪,繼續堅守廣州主持一切黨務。張靜江果然聽話,寸步不離,為蔣坐鎮後方。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全國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長江流域,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武漢。1926年12月中旬,譚延閣等中央執監委員啟程北上,途經南昌時,被蔣介石截留。蔣介石無理提出遷都南昌的主張,旨在置國民政府於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遷都之爭。張靜江支持蔣介石,留在南昌,拒絕赴漢。這期間,他和陳果夫指使親信佔據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及許多縣黨部,大肆摧殘工農運動。
  為了擴大蔣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張靜江致書一年前被蔣介石排擠出國的汪精衛,為蔣介石說項,勸其捐棄前嫌,盡快回國,與蔣攜手反共。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之後,大耍兩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響,然後又把事件本身解釋為「誤會」,貌似「公正」地處理了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動,既排擠了汪精衛、胡漢民等「政治絆腳石」,又打擊了共產黨,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接著,他又在中山艦發生的原因及後果上大做文章,公開提出:之所以發生中山艦這樣的事件,是由於共產黨在這兩年裡「發展太快」,以致引起軍隊中國民黨員的疑懼。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訓」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和活動,以避免再次出現「中山艦事件」這樣的「誤會」。
  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讓步和妥協,事件發生後,雖然共產黨員全部退出了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但蔣介石卻得寸進尺,認為這樣還是不能解決兩年來的黨務糾紛,必須找到「消除誤會的具體辦法」。於是蔣介石又於4月2日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要求召開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加以切實解決。這個「整理黨務案』』計有如下九條:
  一、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各該常應訓令
  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所創造之三民主義,對於總
  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及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各該黨應將其
  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在高級黨部
  (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數不得
  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凡地黨黨員之加入本黨(國民黨)者,不得充任本黨
  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
  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集會。
  六、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
  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七、對於加入本黨(國民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
  一切訓令,應先交(國民黨、共產黨)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
  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先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
  追認。
  /1、本黨黨員(國民黨)未受准予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
  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
  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或依其所
  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5月15日至5月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蔣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這個旨在排斥共產黨、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整理黨務案」,並在會議上獲得了通過。這次會議上,選舉了張靜江為中央黨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自任組織部長並兼任軍事部長。鑒於這個議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國民黨中央任職的中國共產黨人只好紛紛辭職,毛澤東辭去代理宣傳部長職,林伯渠辭去農民部長職,劉伯承辭去中央秘書處書記職,譚平山辭去組織部長職。
  這次會議,國民黨右派大佔上風。
  會議發佈了對時局的宣言,並決定北伐。
  4,蓄叛變之勢以待發
  1926年 4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舉行的聯席會議L被推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5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6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張靜江以「足疾」為借口提出辭職,蔣介石遂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至此,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領袖人物。
  在兩)」統一,)』東革命根據地鞏W的基礎上,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結束十多年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1926年7月6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迅速出師北伐案,並特任蔣介石統率各軍出師北伐。
  當時,北洋軍閥吳佩革、孫傳芳,分別擁兵割據湘、鄂、贛、閩。浙、皖、蘇。魯、豫等省,張作霖則雄據黃河以北,這三支軍閥總兵力七十多萬。吳、張兩支軍閥在當時以「討赤」為基礎又聯合起來,在北方發動了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進攻,並積極準備向南方的革命勢力進犯。而當時國民革命軍的總兵力只有十餘萬。為了先發制人,必須出師北伐,以粉碎北洋軍閥的反革命「南伐」。鑒於這種形勢,國民革命軍分析了當時敵人的態勢,認為:「就當時情況而言,吳佩本因緣時會,既已聲震北國,且野心勃勃,仍企圖囊括我西南,是當前直接加害我政府為我大敵者莫著吳佩革。……    孫傳芳已取得五省聯軍總司令之榮銜,其人素以乘機觀變稱,慣收漁人之利,從不作澳蚌之爭,故此時未必有積極對我之行動。張作霖縱心雄力厚,其勢猶在黃河以北,對我殊有鞭長莫及之感。」據此,國民革命軍制定了各個擊破的方針,首先打倒吳佩李,爾後次第打倒孫傳芳、張作霖。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吳佩革」,「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當時,蔣介石為了穩住孫傳芳,在北伐出師後於8月特地復電孫傳芳,表明國民革命軍並無進攻江西的意圖,「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則敝軍已集中湘東,豈肯屯兵不進,坐失時機也」,同時對孫傳芳提出希望說:「兄與弟愛國心同,而進行方法則不無出人,今日救國要以民眾為本,斷非少數軍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決不能倖存於今日。所望兄內審國內情形,外瞻世界趨勢,毅然加人革命戰線,共為愛國徹底之謀。」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制定了作戰方略:「本軍繼承先大元帥遺志,貫澈革命主張,保障民眾利益,必先打倒一切軍閥,肅清反動勢力……愛集大軍,先三湘規復武漢,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7月1日,攻佔長沙。隨後,唐生智在長沙召集前敵各將領會議,研討下一步作戰方案。唐生智與李宗仁等主張下一步鄂、贛均同時進攻;胡宗鋒等主張先攻武漢,對贛暫持監視態度。8月3日,蔣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總司令部高級幕僚開會,研討下一步作戰方案。原先蔣介石在廣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擇提供的兩種意見,認為胡宗鋒的方案最能洞悉敵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適足促使孫傳芳出兵及孫、吳聯合行動。在4日的會議上,決定先攻武漢,相機併圖江西。12日,蔣介石到了長沙,根據敵情,策定了會戰計劃,其方針是:「北伐軍以先行佔領武漢之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趨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件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對指導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各部隊行動任務,攻擊開始日期,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具體的,當時兵分三路,以朱培德為右翼軍總指揮,統率第二、第三兩軍集結攸縣、酸陵,監視江西方面之敵,並掩護我主力軍之右側翼;以唐生智為中央軍前敵總指揮,統率第四、第七、第八三個軍,由粵漢路北上,進攻武漢;另以第一、第六兩個軍為總預備軍,隨中央軍前敵部隊推進;以袁祖銘為左翼軍總指揮,統率第九、第十兩個軍,集結常德、造縣,進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軍開始總攻擊並向前推進。至19日,中央軍前敵部隊擊破淚羅江之敵。22日,又攻佔岳陽,並乘勝攻人鄂南通城。這是吳佩李親率部隊日夜兼程南下,企圖挽回頹勢,保持其在長江上游的力量,於25日到達漢口,部署抵抗北伐軍地進攻。對此,唐生智基於蔣介石的指示,指揮部署對武漢的攻擊。27日,破敵於汀泅橋。30日,破敵於賀勝橋。9月1 日,進逼武漢,並以一部在嘉魚附近北渡長江。6日,攻克漢陽,7日續占漢口,馬上又進軍圍攻武昌。經過浴血奮戰四十天,最後於10月10日大獲全勝,吳佩李率領一部分殘兵敗將逃竄豫境,北伐軍乘勝追擊進據武勝關。右翼軍積極配合中央軍之進展,除逐次由湘東北進,確保北伐軍右翼之安全外,協力粵北贛南部隊於9月6日攻克贛州,贛南局勢既定,遂沿贛江兩岸向北推進,準備會攻南昌。
  蔣介石在指揮北伐軍作戰過程中,的確表現了他的軍事才能,同時也逐漸暴露了他的軍事獨裁,獨斷專行的蠻霸作風。如9月3日晚,蔣介石乘車抵達武昌附近的塗家灣指揮攻城。在次日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他毫不考慮當時的敵我態勢,直接下達攻擊令,並「限於四十八小時攻下。」結果,攻城部隊在敵人猛烈的炮火下,雖然個個奮勇,卻終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將士傷亡慘重,破城無望的情況下,蔣介石才無奈地下令停止攻擊。
  北伐中,蔣介石已明顯暴露其培植黨羽,排斥異己,偏袒「嫡系」的作風。如對王柏齡,蔣屢次輕怒其咎,姑息縱容。蔣介石辦黃埔軍校時就任命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主管學生訓育。北伐時,又任命王為代理第一軍軍長(轄第一、第二師),但這支被蔣介石視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軍進入江西後「即已墮落」。8月初,蔣介石曾「嚴電三通申斥其主帥」王柏齡。據說第一軍官兵還有吸鴉片的,官長「冒名頂替吃空額」,「空閒時候就去嫖去賭」。為此,蔣曾痛誡一、二師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話做到,我不再講什麼話,只有多預備幾顆子彈,來槍斃我自己的學生。」蔣介石雖然講得「聲情激越,喉為之情』,但第一師進南昌後,王柏齡竟夜宿妓館,致使孫傳芳軍反攻南昌時第一師軍無主帥,全師覆沒。王柏齡犯下如此大罪,事後蔣介石不但未予懲罰,反而繼續重用。這就是蔣介石的治軍之方案。
  當北伐軍逼進武漢時,孫傳芳慮及唇亡齒寒之虞,遂乘北伐軍與吳佩革相持之機揮兵援贛。北伐軍立即兵指南昌,中央軍除以一部鞏固武漢及封鎖武勝關,並協力左翼軍肅清鄂西之敵外,主力即由鄂南轉向贛北,進攻南河路之敵,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蔣介石的總司令行營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復江西的作戰計劃,其要點以第三軍全力及第一軍之第一師協力攻南昌;以第六軍主力攻永修,一部策應南昌之攻擊;以第二軍之一部向峽江方面警戒,該軍主力與第一軍之第二師攻取樟樹;以第七軍一部沿長江南岸警戒,該軍主力攻佔九江;第十四軍及第二軍之第五師,攻擊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將贛江上游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內之敵蕩清。10月2日又將萬壽宮之敵擊破。當時蔣介石由清江移節高安,親自到前線督戰,向南昌進攻,與此同時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樹方面督戰。4日,蔣介石在奉新行營下達了攻擊令,命令大意說:綜合南行路方面的敵情,估計在南昌車站的敵軍約有二千餘人,樂化附近約有一個團,塗家埠附近大約有兩個團,德安附近新到達的敵部隊約有一個旅。南昌城的防守仍為鄧如琢殘部擔任。我第七軍於9月30日早晨,在籌溪附近將謝鴻勳的一個師全部殲滅,謝鴻勳和他的旅長龐廣蔭陣亡,於是我軍10月1日又開始向德安前進。
  第三軍於10月2日在擊潰萬壽宮地區的敵人之後,又向嘉塘附近推進,並嚴密監視南昌之敵。第六軍及第一軍中的一個師,正在奉新及其以東的大路洪、長埠街、石寧街地區集結,要對樂化、塗家埠、安義、清安等地區進行嚴密地搜索和警戒。二我軍為了將南洛鐵路一帶的敵軍消滅掉,隨決定於10月6日發起向南得路之敵總攻擊。三,第三軍抽調一部分部隊在贛江西岸,對南昌的之敵人嚴密監視,主力部隊於10月15日由駐地開始行動,攻擊南昌車站(牛行)至禾化(含車站)之敵人,右翼在包抄之時須注意南昌方面之敵,左翼部隊須與第六軍取得聯繫,相互配合協同作戰。四,第六軍及第一軍中的第一師,要於10月5日由現駐地開始行動,向禾化以北亙塗家埠之間的敵人展開攻擊,右翼與第二軍、左翼勺第七軍要密切取得聯絡。五,第七軍要繼續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敵人發動攻擊,左翼與第六軍取得聯絡。六,其餘部隊在奉新,於當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進攻樟樹、豐城。10月10日肅清四郊地區潰散之敵人,並將南昌包圍起來。由於據守南昌之敵頑強抵抗,所以激戰數日,都未能攻克,敵我兩方均有重大傷亡。因此,不得不在門日下令撤出對南昌的包圍,對部隊進行整肅,之後又重新進行部署,隨後又擬定了新的作戰方針,就是:「我軍在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以主力集中於南行路以西地區縱行整頓,並抽調一部份軍隊先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然後再集中力量再將南行路敵人之主力攻擊而殲滅之。」27日.蔣介石在高安行營又下達了對南行路總攻的命令,要求各軍種部隊,要奮勇前進,「計劃於本月29日開始運動,務於10月31日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到達準備位置。」到了引日各軍都如期完成了任務。右翼軍右縱隊之第二軍已到達謝埠市、鄧家鋪之錢,並開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軍的主力部隊搶先佔領進賢,並掃蕩殘敵;其左翼縱隊亦推進至赤塘南北之線,準備肅清牛行車站外圍之敵。同時中央軍也已進抵店前街,正準備向禾化進攻。左翼軍之第七軍已到達抱桐樹;第四軍到達曹村;獨立第二師也到達了宏家鋪一帶,並隨時準備向德安、馬回嶺攻擊。當時,蔣介石為了激勵和鼓舞士氣,激發軍政部屬等,以期一鼓氣蕩平孫傳芳殘部,達到本階段作戰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頒布了一道給各軍將士的訓令。訓令說:「國內軍閥,冀圖苟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復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孫傳芳尤為軍閥現時重心,黨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撲滅,使軍閥餘孽不至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報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須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貽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隊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帶發起總攻,右翼我軍將敵圍於南昌,中央軍在牛行、樂化與敵厚戰,左翼與敵血戰於德安、馬回嶺。只數日,就將南行主力之敵擊潰,7日即攻克南昌。孫傳芳援贛之師到此喪失殆盡,其殘餘部隊逃竄到皖南、鄂東,已不堪再戰。北伐軍遂底定江西,蔣介石於11月9日移駐南昌,又策劃進軍東南,以肅清孫傳芳殘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搗南京。
  就在這時,蔣介石擁兵自重,與漢口方面發生了爭執。
  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由於當時全國革命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長江流域,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於1927年1月正式在武漢辦公。然而,蔣介石卻堅決反對遷都武漢,竭立主張遷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而總司令應設在前線南昌。實際上蔣介石是企圖把黨政軍控制在他一個人手裡。當時,武漢的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人民群眾對蔣介石的這種企圖,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使蔣介石未能得逞。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回顧這段歷史說:
  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
  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激定東南的軍政大計。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
  國府委員會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
  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黨
  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
  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
  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
  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迂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
  而事實上,蔣介石的行為只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當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南昌後,11月初,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蔣介石親自接待。11月7日在廬山開會,沒有議出任何具體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漢去了。這些人一走,對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是一個打擊。12月1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1927年1月1日,武漢宣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武漢執行職務,而蔣介石卻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稱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慶祝大會,同日,蔣介石致電武漢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復電不表贊同,於是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想說服武漢的國民黨人。對此,李宗仁在回憶中說:「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
  當時的「風色」確實不利於蔣介石。蔣介石後來說:「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漢時,鮑羅廷當面對他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由於遷都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也只得表示擁護。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後兩次在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講,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都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志,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蔣介石的兩面派手法,在這一時期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漢參加群眾大會時,就有人當眾質問蔣介石為什麼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其後,鮑羅廷的講話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惱羞成怒,跑回南昌,於1月19日給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發了一份電報,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並再一次重申了遷都南昌的要求。
  徐謙見到這個電報,深恐大敵當前先起內江,於是又在2月初舉行會議。會上,中共人士及國民黨左派對蔣介石「遷都逐鮑」的主張給予堅決回絕,蔣介石迫於壓力,又不敢在這時公然叛變革命,所以,才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
  蔣介石表面上服從了會議決定,放棄了遷都南昌的主張,這只不過是他的緩兵之計。『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從黨中央的老實相,發表「擁護政府,擁護黨」的演講,一方面卻加緊向國民政府佔領的省份委派自己的親信去做黨的特派員,掌握基層的黨權。同時,他製造各種借口,壓迫農會,解散農民自衛軍,排斥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軍事上,他調集部隊,擺出向南京、上海進攻的態勢,準備攻下東南沿海一帶民豐物阜的地方,以期獲得江浙財團的支持。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公開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國主義買辦、北洋軍閥的政客雲集南昌,進行所謂的「政治南伐」。蔣介石的把兄弟張群、黃郭等也混跡其中,張群還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總參議。英、美在上海的買辦代表人物虞洽卿也親赴南昌遊說,以同意增加關稅、從財政上支持蔣介石為誘餌,條件是取消「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北伐口號。在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叛心陡生,膽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上發表了長篇演講。他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今日提出這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真正要想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進而他更露骨地說:「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更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對待共產黨員了。」他還說:「我亦曾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共產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訓正他們,並且一定要制裁他們,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嚮導》當時發表文章評論了蔣介石的這次講話是:「特別是看重共產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黨員如何強橫,他要如何制裁共產黨。」蔣介石的這次演講發表以後,南京、上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通訊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通電社、路透社、匝天時報、宇林西報等,都大吹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多異口同聲地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制共產派了。」孫傳芳、張宗昌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辦的《江南晚報》,也先後發表社論,登出蔣介石的演講,並大加讚揚說:「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起來抑制共產分子。」3月7日,蔣介石又借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總理紀念周之機,再次發表長篇演講,痛罵武漢政府對他反共反人民的行為的制裁是:拿一種壓迫的手段對待本黨的領袖,或有侮辱我們本黨的行動」,是反對革命領袖,破壞國民革命,」而且說:「如果有反宣傳,阻礙我們的革命,那我們就要當作他是反動派,當作他是我們的敵人看待。」蔣介石還說:「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別的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像反對帝國主義一樣的反對他們。」不言而喻,這裡的客觀標準就是對蔣介石的態度,擁蔣者即為「平等待我」,反蔣者即為「不以平等待我」。這種言論同西山會議派當時反對聯俄和論調一模一樣。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大會宣言就是這樣說的:「吾人嘗以『平等待我』為民族間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則不惟非友,甚至為仇」。
  蔣介石在南昌發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論的同時,也在暗中加緊與帝國主義進行聯絡。早在1926年底,日本國即已派佐分利貞男(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前往漢口、南昌分別會晤了陳友仁和蔣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貞男向日本外相報告:在南昌的蔣介石派與武漢的共產派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l月底,日本駐九江領事江戶在廬山會晤蔣介石,電告外相說:蔣介石談話明確表示,他非但不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將盡可能尊重它們;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同時,蔣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當局要求援助,其交換條件是答應鎮壓上海工人罷工。
  蔣介石說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兩面派手法引起了國民黨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為了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防止他叛變革命,國民黨左派於2月9日舉行高級幹部會議,推舉吳玉章、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余5人組成「行動委員會」作為  專門同蔣介石的軍事專制獨裁做鬥爭的領導機關。會議針對蔣  介石的獨裁,發表了宣言,指出:「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屬  於黨是目前黨的第一標準」,主張「軍隊在黨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並準備與某系武裝決鬥!」
  在「行動委員會」領導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全國範圍  內發動了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的運動,同時發動了「歡迎汪精衛回國復職」運動。對此,蔣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後兩次派人到上海與中共中央談判,並以最後通碟式的態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衛回國復職的運動。但談判和恐嚇都沒起作用,汪精衛終於回國了。
  汪回國後,國民黨中央決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抵漢,只有蔣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們遲遲不來。會期臨近,國民黨中央主席張人傑拒絕參加大會,到上海去了。而蔣介石則主張要把會期改為3月12日他才能到會。這是明目張膽地蔑視中央的一種挑釁,遭到了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激烈反對。但因為少數人有顧慮,同時也為了進一步爭取團結蔣介石,決定把3月7日如期召開的會議算作預備會,3月10日再正式開會,以便等待蔣介石赴會。但蔣介石卻始終未來出席會議。
  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常委會不設主席,由9人組成常委會主席團,對黨務、政務、軍事行使最終議決權。這個新規定,實際上等於撤銷了蔣介石在黨內的領導權。
  會議還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政機關」,軍事委員會也不設主席,而由7人組成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團之議決及發佈命令,須有主席團委員四人簽字方生效力」,「總司令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軍官任免和出征動員,須經軍委會議決議,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方可交總司令部執行。這些規定,大大縮小了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的權力,實際上等於把這位總司令降職為一個「傳令兵」。
  會議還通過了「對全體黨員的訓沖案」,針對蔣介石的獨裁行徑著重指出:「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集中個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黨的領導,而只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制度,為害甚多」。所以「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
  這實際上等於把蔣介石自北伐開始後所取得的黨政軍大權悉數剝奪了,只給他留了個「總司令」的虛名。前文曾提及蔣介石於盛怒之下尋槍自殺未遂一節,就是在他聽到上述決議後發生的。
  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後的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張遷都南昌,不過是為了進一步控制黨政大權。誓師北代以後,蔣介石製下的軍隊迅速擴張。北伐出師前,蔣介石的嫡系只有6個師,北伐部隊8個軍中,他只有一個軍。但當北伐軍打到南昌時,國民革命軍已經發展到40個軍,其中大部分是蔣介石一手收編的軍閥部隊。蔣介石以高官厚祿收買了不少舊軍閥,使他們忠實於自己。軍事實力的迅速擴張,也膨脹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擁兵自重,獨斷專行,對武漢方面的決議嗤之以鼻,他認定:沒有他的參與,是不可能組織一個合法政府的。何況自從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一直認為自己是孫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繼承人。因此,他視武漢政府為「偽政府」表面上虛以委蛇,暗地裡卻包藏禍心。他調動軍隊,加強九江、南昌的防禦,以應付  武漢方面可能的軍事突襲。他緊張地忙了大約一個星期,卻不見  武漢方面有什麼軍事行動,遂更堅定了他的決心:表面上聽命於武漢,暗中積蓄力量,一俟佔領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財團的財  政支持後,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4,蓄叛變之勢以待發
  1926年 4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舉行的聯席會議L被推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5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6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張靜江以「足疾」為借口提出辭職,蔣介石遂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至此,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領袖人物。
  在兩)」統一,)』東革命根據地鞏W的基礎上,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結束十多年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1926年7月6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迅速出師北伐案,並特任蔣介石統率各軍出師北伐。
  當時,北洋軍閥吳佩革、孫傳芳,分別擁兵割據湘、鄂、贛、閩。浙、皖、蘇。魯、豫等省,張作霖則雄據黃河以北,這三支軍閥總兵力七十多萬。吳、張兩支軍閥在當時以「討赤」為基礎又聯合起來,在北方發動了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進攻,並積極準備向南方的革命勢力進犯。而當時國民革命軍的總兵力只有十餘萬。為了先發制人,必須出師北伐,以粉碎北洋軍閥的反革命「南伐」。鑒於這種形勢,國民革命軍分析了當時敵人的態勢,認為:「就當時情況而言,吳佩本因緣時會,既已聲震北國,且野心勃勃,仍企圖囊括我西南,是當前直接加害我政府為我大敵者莫著吳佩革。……    孫傳芳已取得五省聯軍總司令之榮銜,其人素以乘機觀變稱,慣收漁人之利,從不作澳蚌之爭,故此時未必有積極對我之行動。張作霖縱心雄力厚,其勢猶在黃河以北,對我殊有鞭長莫及之感。」據此,國民革命軍制定了各個擊破的方針,首先打倒吳佩李,爾後次第打倒孫傳芳、張作霖。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吳佩革」,「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當時,蔣介石為了穩住孫傳芳,在北伐出師後於8月特地復電孫傳芳,表明國民革命軍並無進攻江西的意圖,「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則敝軍已集中湘東,豈肯屯兵不進,坐失時機也」,同時對孫傳芳提出希望說:「兄與弟愛國心同,而進行方法則不無出人,今日救國要以民眾為本,斷非少數軍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決不能倖存於今日。所望兄內審國內情形,外瞻世界趨勢,毅然加人革命戰線,共為愛國徹底之謀。」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制定了作戰方略:「本軍繼承先大元帥遺志,貫澈革命主張,保障民眾利益,必先打倒一切軍閥,肅清反動勢力……愛集大軍,先三湘規復武漢,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7月11日,攻佔長沙。隨後,唐生智在長沙召集前敵各將領會議,研討下一步作戰方案。唐生智與李宗仁等主張下一步鄂、贛均同時進攻;胡宗鋒等主張先攻武漢,對贛暫持監視態度。8月3日,蔣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總司令部高級幕僚開會,研討下一步作戰方案。原先蔣介石在廣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擇提供的兩種意見,認為胡宗鋒的方案最能洞悉敵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適足促使孫傳芳出兵及孫、吳聯合行動。在4日的會議上,決定先攻武漢,相機併圖江西。12日,蔣介石到了長沙,根據敵情,策定了會戰計劃,其方針是:「北伐軍以先行佔領武漢之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趨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件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對指導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各部隊行動任務,攻擊開始日期,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具體的,當時兵分三路,以朱培德為右翼軍總指揮,統率第二、第三兩軍集結攸縣、酸陵,監視江西方面之敵,並掩護我主力軍之右側翼;以唐生智為中央軍前敵總指揮,統率第四、第七、第八三個軍,由粵漢路北上,進攻武漢;另以第一、第六兩個軍為總預備軍,隨中央軍前敵部隊推進;以袁祖銘為左翼軍總指揮,統率第九、第十兩個軍,集結常德、造縣,進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軍開始總攻擊並向前推進。至19日,中央軍前敵部隊擊破淚羅江之敵。22日,又攻佔岳陽,並乘勝攻人鄂南通城。這是吳佩李親率部隊日夜兼程南下,企圖挽回頹勢,保持其在長江上游的力量,於25日到達漢口,部署抵抗北伐軍地進攻。對此,唐生智基於蔣介石的指示,指揮部署對武漢的攻擊。27日,破敵於汀泅橋。30日,破敵於賀勝橋。9月1 日,進逼武漢,並以一部在嘉魚附近北渡長江。6日,攻克漢陽,7日續占漢口,馬上又進軍圍攻武昌。經過浴血奮戰四十天,最後於10月10日大獲全勝,吳佩李率領一部分殘兵敗將逃竄豫境,北伐軍乘勝追擊進據武勝關。右翼軍積極配合中央軍之進展,除逐次由湘東北進,確保北伐軍右翼之安全外,協力粵北贛南部隊於9月6日攻克贛州,贛南局勢既定,遂沿贛江兩岸向北推進,準備會攻南昌。
  蔣介石在指揮北伐軍作戰過程中,的確表現了他的軍事才能,同時也逐漸暴露了他的軍事獨裁,獨斷專行的蠻霸作風。如9月3日晚,蔣介石乘車抵達武昌附近的塗家灣指揮攻城。在次日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他毫不考慮當時的敵我態勢,直接下達攻擊令,並「限於四十八小時攻下。」結果,攻城部隊在敵人猛烈的炮火下,雖然個個奮勇,卻終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將士傷亡慘重,破城無望的情況下,蔣介石才無奈地下令停止攻擊。
  北伐中,蔣介石已明顯暴露其培植黨羽,排斥異己,偏袒「嫡系」的作風。如對王柏齡,蔣屢次輕怒其咎,姑息縱容。蔣介石辦黃埔軍校時就任命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主管學生訓育。北伐時,又任命王為代理第一軍軍長(轄第一、第二師),但這支被蔣介石視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軍進入江西後「即已墮落」。8月初,蔣介石曾「嚴電三通申斥其主帥」王柏齡。據說第一軍官兵還有吸鴉片的,官長「冒名頂替吃空額」,「空閒時候就去嫖去賭」。為此,蔣曾痛誡一、二師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話做到,我不再講什麼話,只有多預備幾顆子彈,來槍斃我自己的學生。」蔣介石雖然講得「聲情激越,喉為之情』,但第一師進南昌後,王柏齡竟夜宿妓館,致使孫傳芳軍反攻南昌時第一師軍無主帥,全師覆沒。王柏齡犯下如此大罪,事後蔣介石不但未予懲罰,反而繼續重用。這就是蔣介石的治軍之方案。
  當北伐軍逼進武漢時,孫傳芳慮及唇亡齒寒之虞,遂乘北伐軍與吳佩革相持之機揮兵援贛。北伐軍立即兵指南昌,中央軍除以一部鞏固武漢及封鎖武勝關,並協力左翼軍肅清鄂西之敵外,主力即由鄂南轉向贛北,進攻南河路之敵,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蔣介石的總司令行營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復江西的作戰計劃,其要點以第三軍全力及第一軍之第一師協力攻南昌;以第六軍主力攻永修,一部策應南昌之攻擊;以第二軍之一部向峽江方面警戒,該軍主力與第一軍之第二師攻取樟樹;以第七軍一部沿長江南岸警戒,該軍主力攻佔九江;第十四軍及第二軍之第五師,攻擊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將贛江上游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內之敵蕩清。10月2日又將萬壽宮之敵擊破。當時蔣介石由清江移節高安,親自到前線督戰,向南昌進攻,與此同時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樹方面督戰。4日,蔣介石在奉新行營下達了攻擊令,命令大意說:綜合南行路方面的敵情,估計在南昌車站的敵軍約有二千餘人,樂化附近約有一個團,塗家埠附近大約有兩個團,德安附近新到達的敵部隊約有一個旅。南昌城的防守仍為鄧如琢殘部擔任。我第七軍於9月30日早晨,在籌溪附近將謝鴻勳的一個師全部殲滅,謝鴻勳和他的旅長龐廣蔭陣亡,於是我軍10月1日又開始向德安前進。
  第三軍於10月2日在擊潰萬壽宮地區的敵人之後,又向嘉塘附近推進,並嚴密監視南昌之敵。第六軍及第一軍中的一個師,正在奉新及其以東的大路洪、長埠街、石寧街地區集結,要對樂化、塗家埠、安義、清安等地區進行嚴密地搜索和警戒。二我軍為了將南洛鐵路一帶的敵軍消滅掉,隨決定於10月6日發起向南得路之敵總攻擊。三,第三軍抽調一部分部隊在贛江西岸,對南昌的之敵人嚴密監視,主力部隊於10月15日由駐地開始行動,攻擊南昌車站(牛行)至禾化(含車站)之敵人,右翼在包抄之時須注意南昌方面之敵,左翼部隊須與第六軍取得聯繫,相互配合協同作戰。四,第六軍及第一軍中的第一師,要於10月5日由現駐地開始行動,向禾化以北亙塗家埠之間的敵人展開攻擊,右翼與第二軍、左翼勺第七軍要密切取得聯絡。五,第七軍要繼續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敵人發動攻擊,左翼與第六軍取得聯絡。六,其餘部隊在奉新,於當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進攻樟樹、豐城。10月10日肅清四郊地區潰散之敵人,並將南昌包圍起來。由於據守南昌之敵頑強抵抗,所以激戰數日,都未能攻克,敵我兩方均有重大傷亡。因此,不得不在門日下令撤出對南昌的包圍,對部隊進行整肅,之後又重新進行部署,隨後又擬定了新的作戰方針,就是:「我軍在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以主力集中於南行路以西地區縱行整頓,並抽調一部份軍隊先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然後再集中力量再將南行路敵人之主力攻擊而殲滅之。」27日.蔣介石在高安行營又下達了對南行路總攻的命令,要求各軍種部隊,要奮勇前進,「計劃於本月29日開始運動,務於10月31日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到達準備位置。」到了引日各軍都如期完成了任務。右翼軍右縱隊之第二軍已到達謝埠市、鄧家鋪之錢,並開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軍的主力部隊搶先佔領進賢,並掃蕩殘敵;其左翼縱隊亦推進至赤塘南北之線,準備肅清牛行車站外圍之敵。同時中央軍也已進抵店前街,正準備向禾化進攻。左翼軍之第七軍已到達抱桐樹;第四軍到達曹村;獨立第二師也到達了宏家鋪一帶,並隨時準備向德安、馬回嶺攻擊。當時,蔣介石為了激勵和鼓舞士氣,激發軍政部屬等,以期一鼓氣蕩平孫傳芳殘部,達到本階段作戰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頒布了一道給各軍將士的訓令。訓令說:「國內軍閥,冀圖苟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復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孫傳芳尤為軍閥現時重心,黨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撲滅,使軍閥餘孽不至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報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須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貽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隊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帶發起總攻,右翼我軍將敵圍於南昌,中央軍在牛行、樂化與敵厚戰,左翼與敵血戰於德安、馬回嶺。只數日,就將南行主力之敵擊潰,7日即攻克南昌。孫傳芳援贛之師到此喪失殆盡,其殘餘部隊逃竄到皖南、鄂東,已不堪再戰。北伐軍遂底定江西,蔣介石於11月9日移駐南昌,又策劃進軍東南,以肅清孫傳芳殘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搗南京。
  就在這時,蔣介石擁兵自重,與漢口方面發生了爭執。
  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由於當時全國革命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長江流域,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於1927年1月正式在武漢辦公。然而,蔣介石卻堅決反對遷都武漢,竭立主張遷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而總司令應設在前線南昌。實際上蔣介石是企圖把黨政軍控制在他一個人手裡。當時,武漢的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人民群眾對蔣介石的這種企圖,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使蔣介石未能得逞。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回顧這段歷史說:
  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
  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激定東南的軍政大計。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
  國府委員會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
  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黨
  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
  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
  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
  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迂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
  而事實上,蔣介石的行為只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當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南昌後的當月初,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蔣介石親自接待。7日在廬山開會時,沒有議出任何具體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漢去了。這些人一走,對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是一個打擊。12月1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1927年1月1日,武漢宣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武漢執行職務,而蔣介石卻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稱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慶祝大會,同日,蔣介石致電武漢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復電不表贊同,於是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想說服武漢的國民黨人。對此,李宗仁在回憶中說:「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
  當時的「風色」確實不利於蔣介石。蔣介石後來說:「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漢時,鮑羅廷當面對他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由於遷都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也只得表示擁護。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後兩次在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講,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都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志,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蔣介石的兩面派手法,在這一時期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漢參加群眾大會時,就有人當眾質問蔣介石為什麼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其後,鮑羅廷的講話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惱羞成怒,跑回南昌,於1月19日給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發了一份電報,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並再一次重申了遷都南昌的要求。
  徐謙見到這個電報,深恐大敵當前先起內江,於是又在2月初舉行會議。會上,中共人士及國民黨左派對蔣介石「遷都逐鮑」的主張給予堅決回絕,蔣介石迫於壓力,又不敢在這時公然叛變革命,所以,才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
  蔣介石表面上服從了會議決定,放棄了遷都南昌的主張,這只不過是他的緩兵之計。『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從黨中央的老實相,發表「擁護政府,擁護黨」的演講,一方面卻加緊向國民政府佔領的省份委派自己的親信去做黨的特派員,掌握基層的黨權。同時,他製造各種借口,壓迫農會,解散農民自衛軍,排斥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軍事上,他調集部隊,擺出向南京、上海進攻的態勢,準備攻下東南沿海一帶民豐物阜的地方,以期獲得江浙財團的支持。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公開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國主義買辦、北洋軍閥的政客雲集南昌,進行所謂的「政治南伐」。蔣介石的把兄弟張群、黃郭等也混跡其中,張群還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總參議。英、美在上海的買辦代表人物虞洽卿也親赴南昌遊說,以同意增加關稅、從財政上支持蔣介石為誘餌,條件是取消「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北伐口號。在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叛心陡生,膽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上發表了長篇演講。他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今日提出這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真正要想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進而他更露骨地說:「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更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對待共產黨員了。」他還說:「我亦曾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共產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訓正他們,並且一定要制裁他們,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嚮導》當時發表文章評論了蔣介石的這次講話是:「特別是看重共產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黨員如何強橫,他要如何制裁共產黨。」蔣介石的這次演講發表以後,南京、上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通訊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通電社、路透社、匝天時報、宇林西報等,都大吹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多異口同聲地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制共產派了。」孫傳芳、張宗昌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辦的《江南晚報》,也先後發表社論,登出蔣介石的演講,並大加讚揚說:「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起來抑制共產分子。」3月7日,蔣介石又借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總理紀念周之機,再次發表長篇演講,痛罵武漢政府對他反共反人民的行為的制裁是:拿一種壓迫的手段對待本黨的領袖,或有侮辱我們本黨的行動」,是反對革命領袖,破壞國民革命,」而且說:「如果有反宣傳,阻礙我們的革命,那我們就要當作他是反動派,當作他是我們的敵人看待。」蔣介石還說:「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別的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像反對帝國主義一樣的反對他們。」不言而喻,這裡的客觀標準就是對蔣介石的態度,擁蔣者即為「平等待我」,反蔣者即為「不以平等待我」。這種言論同西山會議派當時反對聯俄和論調一模一樣。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大會宣言就是這樣說的:「吾人嘗以『平等待我』為民族間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則不惟非友,甚至為仇」。
  蔣介石在南昌發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論的同時,也在暗中加緊與帝國主義進行聯絡。早在1926年底,日本國即已派佐分利貞男(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前往漢口、南昌分別會晤了陳友仁和蔣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貞男向日本外相報告:在南昌的蔣介石派與武漢的共產派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l月底,日本駐九江領事江戶在廬山會晤蔣介石,電告外相說:蔣介石談話明確表示,他非但不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將盡可能尊重它們;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同時,蔣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當局要求援助,其交換條件是答應鎮壓上海工人罷工。
  蔣介石說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兩面派手法引起了國民黨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為了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防止他叛變革命,國民黨左派於2月9日舉行高級幹部會議,推舉吳玉章、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余5人組成「行動委員會」作為  專門同蔣介石的軍事專制獨裁做鬥爭的領導機關。會議針對蔣  介石的獨裁,發表了宣言,指出:「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屬  於黨是目前黨的第一標準」,主張「軍隊在黨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並準備與某系武裝決鬥!」
  在「行動委員會」領導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全國範圍  內發動了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的運動,同時發動了「歡迎汪精衛回國復職」運動。對此,蔣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後兩次派人到上海與中共中央談判,並以最後通碟式的態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衛回國復職的運動。但談判和恐嚇都沒起作用,汪精衛終於回國了。
  汪回國後,國民黨中央決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抵漢,只有蔣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們遲遲不來。會期臨近,國民黨中央主席張人傑拒絕參加大會,到上海去了。而蔣介石則主張要把會期改為3月12日他才能到會。這是明目張膽地蔑視中央的一種挑釁,遭到了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激烈反對。但因為少數人有顧慮,同時也為了進一步爭取團結蔣介石,決定把3月7日如期召開的會議算作預備會,3月10日再正式開會,以便等待蔣介石赴會。但蔣介石卻始終未來出席會議。
  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常委會不設主席,由9人組成常委會主席團,對黨務、政務、軍事行使最終議決權。這個新規定,實際上等於撤銷了蔣介石在黨內的領導權。
  會議還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政機關」,軍事委員會也不設主席,而由7人組成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團之議決及發佈命令,須有主席團委員四人簽字方生效力」,「總司令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軍官任免和出征動員,須經軍委會議決議,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方可交總司令部執行。這些規定,大大縮小了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的權力,實際上等於把這位總司令降職為一個「傳令兵」。
  會議還通過了「對全體黨員的訓沖案」,針對蔣介石的獨裁行徑著重指出:「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集中個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黨的領導,而只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制度,為害甚多」。所以「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
  這實際上等於把蔣介石自北伐開始後所取得的黨政軍大權悉數剝奪了,只給他留了個「總司令」的虛名。前文曾提及蔣介石於盛怒之下尋槍自殺未遂一節,就是在他聽到上述決議後發生的。
  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後的國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張遷都南昌,不過是為了進一步控制黨政大權。誓師北代以後,蔣介石製下的軍隊迅速擴張。北伐出師前,蔣介石的嫡系只有6個師,北伐部隊8個軍中,他只有一個軍。但當北伐軍打到南昌時,國民革命軍已經發展到40個軍,其中大部分是蔣介石一手收編的軍閥部隊。蔣介石以高官厚祿收買了不少舊軍閥,使他們忠實於自己。軍事實力的迅速擴張,也膨脹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擁兵自重,獨斷專行,對武漢方面的決議嗤之以鼻,他認定:沒有他的參與,是不可能組織一個合法政府的。何況自從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一直認為自己是孫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繼承人。因此,他視武漢政府為「偽政府」表面上虛以委蛇,暗地裡卻包藏禍心。他調動軍隊,加強九江、南昌的防禦,以應付  武漢方面可能的軍事突襲。他緊張地忙了大約一個星期,卻不見  武漢方面有什麼軍事行動,遂更堅定了他的決心:表面上聽命於武漢,暗中積蓄力量,一俟佔領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財團的財  政支持後,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殺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這標誌著蔣介石時代的開始,5月2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組織總司令部大綱》,決定組成超然於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員參加的「戰地政務委員會」,受總司令指揮,全權統籌一切。至此,蔣介石已初步實現了奪權的目的。這一年蔣介石正好40歲。
  蔣介石為了鞏固到手的權力,獨掌民國權柄,在政治上耍盡了花樣。
  花樣之一:「移花接木」,將自己樹為孫中山的惟一繼承人。
  蔣介石與孫中山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24年底孫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間月13日上午,孫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豐艦啟程北上,船經黃埔港時,孫中山特地登岸,赴黃埔軍校巡視。
  巡視完畢,孫中山與蔣介石有一番談話。
  孫中山說:「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可言耶?況餘年已59歲,雖死亦可安心矣!」
  蔣介石問:「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孫中山答道:「余蓋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義,冀能早日實現,今觀黃埔軍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吾之革命實業,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死矣!」
  蔣介石一聽,當即表示要遵照總理的囑托,繼續奮鬥,完成革命事業。當天傍晚,孫中山一行離開黃埔登艦北上。
  不料,此次離別,竟成永決。1925年3月!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當時,蔣介石正率東征軍與陳炯明部摩戰,因怕影響士兵的戰鬥情緒,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漢民才電告在前線的將士:「總理逝世」。
  孫中山逝世,蔣介石心中悲慼,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隨後的一系列祭奠活動中,蔣介石卻處處表現出以死人壓活人的心理動機。
  3月30日,蔣介石在東征軍追悼孫中山的大會上,宣讀了自己親撰的《祭總理文》,在這篇悼文中,蔣介石首次提出孫中山為「國父」的說法。並作誓:「敬遵總理遺囑,繼承總理之志,實行國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時隔不久,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實際上已公開背叛三民主義,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政策。但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欺騙國人,蔣介石繼續將自己打扮成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928年,國民黨軍完成「北伐」。蔣介石遂以中央政治會議的名義,決定在北平舉行了祭奠孫中山靈樞的盛典。7月3日,蔣介石偕宋美齡到達北平,會同國民黨軍政大員聚首香山碧雲寺。蔣介石為主祭。祭奠上,蔣介石再次公佈一份祭文,將自己吹噓成力挽狂瀾、再造民國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當日,在祭堂中,當哀樂之聲一起,蔣介石便痛哭失聲,引得全堂一片嗚咽之聲,與會者無不淚下。當晚,蔣介石即留居碧雲寺中含青捨,言稱:「不忍遠離我師之靈體也。」
  蔣介石精心設計導演的這場祭靈哭棺,無疑是想借助孫中山的在天之靈,把自己抬到孫中山惟一繼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壓活人,便於以後懾服眾人。
  蔣介石以後也確定是這樣做的。每當出現有礙於他的獨裁統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總理紀念周」上,在孫中山的像前,大罵一通。彷彿惟他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而別人則是「亂臣道子」。
  花樣之二:「文功武鬥」,剪除異己。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所面臨的處境並不太妙。其時,國民黨內派系林立,武人稱雄割據,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門戶,不相統屬。這其中對蔣介石獨裁妨礙最大的,在軍事上有馮玉祥的西北系、閻錫山的晉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軍三大集團;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衛、陳公博的改組派,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
  為了削弱各地方實力派的實力,蔣介石首先採納了政學系政客楊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對各實力派首領加官進爵,調至中央任職,然後進行編遣裁員,「杯酒釋兵權」,剝奪各實力派賴以生存。競爭的資本。蔣介石視這一策略為治國安邦的神丹妙藥。
  但蔣介石的調虎離山之計普未奏效。馮玉祥托辭由鹿鍾鮮代行軍政部長。閻錫山保薦趙戴文行使部長之權。李宗仁不戀軍事參議院院長之位,離寧返漢。李濟深也避而不就參謀總長職。
  一計不成,再施一計。1929年,由蔣介石主持,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成立了以蔣介石兼任委員長的「編遣委員會」,規定全國一切權力收歸中央,正式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司令部、海軍司令,各集團無權自行調動與任免軍官,駐紮原地,聽候整編。至此,蔣介石借整編之機,削弱異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馮、閻。桂軍各地方實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軍事倒蔣運動驟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間,先後爆發了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唐(生智)戰爭,以及蔣馮閻桂的中原大戰。
  這場倒蔣運動來勢洶湧,陣營龐大。無奈,蔣介石財大氣粗--手握中央政權,腰纏江浙財團的援助;且計高一籌,通過高官厚祿、分化瓦解、軍事打擊等手段,竟-一擊敗對手。
  硝煙散去,馮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閻錫山晉系龜縮山西;李宗仁桂系偏處廣西一隅。從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民黨內部地方實力派失去了問鼎中原,與蔣介石決一雌雄實力。
  在政治上,蔣介石對於反對派採取的手段,亦復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組派中央秘書長、實際領袖王樂平被國民黨特務刺殺,致使該組織癱瘓。
  時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蔣介石又將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扣押,軟禁南京郊外湯山。
  蔣介石正是通過這種種蠻橫的做法,實現其獨裁的目的。
  當然,熟悉民國史的人都知道蔣介石曾有過三次下野的經歷。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對日,蔣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蔣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過風頭之後,很快便再復出。聯繫蔣介石早年在粵軍中頻繁辭職的歷史,便不難看出,「以退為進」是蔣介石的慣用權謀,下野是為了復出後能夠獨裁而已。
  花樣之三:推行特務政治。
  特務政治歷來就是獨裁統治的伴生物。蔣介石當政後,對異己勢力和反對派一直心存防備和嫉恨。為了進一步惟系其獨裁統治,蔣介石大肆培育特務組織。
  蔣介石手下有兩大特務系統。一是「CC系」。這是由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組建,並以其為核心的特務組織,重點在黨務調查。此系即「中統」前身。
  二是「復興社」。這是蔣介石親自審批,由賀衷寒、戴笠等人組織的,其核心成員有13人,即所謂「十三太保」。他們中部梯、賀衷寒、潘信強、桂永清、鄧文儀、葛武鎮、梁干喬、肖贊育、膝傑、康澤、杜心如、胡宗南、曾擴情,復興社重點在軍界活動,專司搜集情報、策反政敵、鎮壓進步勢力之職。復興社的一支,後衍變為「軍統」,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稱,他的職責就是要做「領袖的耳目」,只對蔣介石一人盡忠盡孝。
  蔣介石正是通過這龐大的特務組織,在全國編織起嚴密的政治網,以推行其蔣家王朝的統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後世良家對蔣介石奪取政權之後為樹立自家「光輝形象」和鞏固手中權力所施手段的一種綱要性的總結。文字的總結是簡約而精當的,但血的事實卻是繁雜而曲折。誠然,歷史車輪的每一次轉動都不免有血腥氣味,血,是歷史車輪向前滾動的潤滑劑。但是,當歷史的車輪轉動到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時,它已不是在血腥氣中前進,而是深陷於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滯澀、扭曲,以至於停頓了。
  歷史在這一天停頓了一下,為的是讓人們記住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國革命進入了最緊急最關鍵的時刻。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長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核心地帶--上海。
  為保護在華利益,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派遣軍艦開到上海,總兵力達到萬餘人,兵艦達90餘艘。他們公開叫囂要以武力「保衛上海」,試圖嚇阻北伐軍的進攻。
  恐嚇的效力雖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軍的作戰部署,負責進攻上海的是何應欽的第四、五、六縱隊和白崇禧的東路軍第一、二、三縱隊。白部挺進湘滬,何部進攻上海市達北的外圍地區。這兩位北伐將領一路廝殺過來,勢不可當,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卻遲疑起來,不敢沿滬寧線正面進攻上海,卻一味在上海周圍與北洋軍閥的部隊「游鬥」為一些小城鎮殺得難解難分。
  為了配合北伐軍進攻上海,中國共產黨曾於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組織上海的工人階級舉行了兩次武裝起義。其中,第一次起義因倉促舉事而告失敗,第二次起義是在白崇禧部已經佔領了嘉興之後舉行的,嘉興距上海僅有60公里,起義的領導者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等共產黨人一致認為,只要上海一舉事,白崇禧的北伐軍肯定會揮師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沒想到,起義開始後,近在颶尺的白崇禧卻按兵不動,作壁上觀。手中武器極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眾慘遭屠殺,孫傳芳的大刀隊把砍下來的人頭血淋淋地掛在電線桿上,向上海工人階級示威。
  在兩次起義均遭鎮壓之後,上海的工人階級既沒有氣餒,也沒有被嚇倒。周恩來等人總結了失敗的教訓,再一次制訂了新的武裝起義計劃。3月ZI日,北伐軍的白崇禧部的前鋒部隊佔領了上海附近的龍華,同日,上海工人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經兩晝夜激戰,擊潰了直魯軍閥張宗昌的部隊,起義取得了全面勝利,一小時後,北伐軍不戰而「勝」,開進了上海。
  3月23日,程潛率北伐軍江右軍佔領了南京。同日,隸屬北洋軍閥的長江艦隊反正。至此,整個長江流域均落入北伐軍之手,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北伐軍本來可以揮師北上,直驅北京,完成北伐革命統一全國的大業。可是,就在這革命即將成功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背叛了革命,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事變前,蔣介石把上海「分共清黨」軍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給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將駐滬的親共部隊調離滬寧一帶,而以反正過來的北洋軍閥周鳳歧的二十六軍來接防上海。同時,蔣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軍從安徽調到南京附近,監視滬寧線的有「左」的傾向的部隊,最後又把他的嫡系部隊第一軍中的左傾軍官全部調離。
  蔣介石一到上海,立即與上海灘上的幫會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進行接觸,指使他們織織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謂「中華共進會」,預備充當屠殺上海工人的殺手。
  實際上,北伐軍佔領上海之前,蔣介石的叛變已露徵兆。1927年3月6日,蔣介石授意其黨羽殺害了江西全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中共黨員陳贊賢;3月16日,蔣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解散了江西省學生聯合會;3月17日,在九江,蔣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糾合青紅幫流氓在街頭「遊行」,大呼「蔣總司令萬歲」、『「新軍閥萬歲」。「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並圍攻、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職員及工人4人,重傷多人。當工人糾察隊準備干預時,蔣介石卻派兵彈壓,將暴徒掩護出城。當晚,蔣介石成立戒嚴司令部,以「保護」為名,派軍隊強佔了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準備鎮壓工人們的反抗。3月20日,在安慶,蔣介石又利用當地流氓組織了所謂「安徽省總工會」,3月23日,安慶市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市民大會,蔣介石卻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價,收買流氓,組成了百人敢死隊,準備在歡迎大會時由敢死隊舉行暴亂,並約定:敢死隊在殺害革命者時,受輕傷者賞大洋100元,重傷者500元,亡命者賞其家眷1500元。就在歡迎蔣總司令市民大會舉行的當天,這些流氓敢死隊成員糾合青紅幫分子,搗毀了省、市的一些革命機關,並打傷數十人,重傷多人。
  在策劃並指揮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壞、屠殺活動後,蔣介石於3月26日抵達上海。此前,當北伐部隊兵不血刃地進入上海時,蔣介石為了實現對列強的承諾,密令進城部隊將「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和平奮鬥救國」,他一到上海,就首先受到了帝國主義勢力的歡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於當日就送給蔣介石一張特別通行證,允許也隨帶10名衛士通過租界,直接與列強密謀叛變革命的計劃。列強答應以其駐紮在上海的軍隊全力支持蔣介石鎮壓革命群眾,又會同上海的買辦階級送給蔣介石1500萬大洋,並同意在大開殺戒之後再奉送3000萬元。
  3月30日,蔣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襲擊了杭州總工會,屠殺工人領袖和革命群眾,同時將攻進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別擔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兩個軍調到江北去作戰,只允許第六軍留下3個團維持南京治安。
  與此同時,蔣介石一隻手為大屠殺做準備,另一隻手卻高高地舉起了「革命」大旗,口口聲聲表示:「工人糾察隊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斷無加以摧殘之理,如有流氓搗亂,一定從嚴究辦」,並虛情假義地派軍樂隊吹吹打打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送去由他親題的「共同奮鬥」錦旗一面,以此麻痺工人階級。
  為了使「反共清黨」的叛變行為「合法」化,蔣介石又邀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胡漢民和軍事將領李濟深、黃紹站、何應欽等人到上海,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形式,誣蔑共產黨「逆謀昭著」、「應予查辦」,並開列了包括鮑羅廷、陳獨秀、譚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內的「應先看管者」名單,計有197人,要求對這些人進行「非常緊急處置」。同時,蔣介石盜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出佈告,要「看管監視共產黨員,免予活動」。
  4月1日,蔣介石下達了命令,命劉峙的部隊於當晚包圍上海閘北工人糾察隊,收繳槍械。可是,恰恰在這一天,汪精衛到達上海,蔣介石未敢擅動,又把發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衛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發動的「迎汪回國復職」運動中,從莫斯科回國的。以汪精衛的資歷及其當時的威望而論,他此時若是到武漢政府去上任,對蔣介石這一邊是極為不利的。因此,汪一到上海,蔣介石就對他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總要把共產黨消滅了再講。」他企圖讓汪精衛留在上海幫助他「清黨」,然後拉著汪精衛到南京去共同組建南京政府,與武漢分庭抗禮。但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挽留不以為然,當蔣介石集團中的軍政大員們一致向汪「抱怨共產黨,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的責任」時,江還表示:「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4月2日,蔣介石召開秘密會議,籌劃制裁共產黨。汪精衛也被邀出席會議,但他在會上「始終袒共,一再申述總理的客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同時為武漢中央的行動辯護」。由於汪精衛一意堅持不同意見,與會軍政大員們同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吳雅暉甚至當眾向汪精衛下跪,弄得汪精衛尷尬至極,「全場人都為之啼笑皆非。」
  在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壓力下,汪精衛妥協了。4月3日,蔣介石再次召開秘密會議,決定:
  一、4月15日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解決「黨事糾紛」問題。由汪精衛通知陳獨秀,在開會之前,各地共產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發命令一概無效;三、由各軍隊、黨部、民眾團體、機關的最高長官和主要負責人對「在內陰謀搗亂者」予以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反對政府的』陰謀團體,不准存在。
  同日,因為汪精衛作出了讓步,蔣介石發表通電,表示擁護汪精衛。
  4月5日,汪精衛與陳獨秀髮表《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公開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進行辯解,要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湘互尊重,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既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這個宣言,實際上等於解除了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衛啟程赴武漢。這時的汪精衛雖然對蔣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協,但他畢竟深知蔣介石的為人,不敢在這「老虎嘴」裡多作逗留。此外,武漢方面有蘇聯的支持及共產黨的合作,武裝力量和工農群眾的力量也相當可觀,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漢的力量與蔣介石一爭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衛一到武漢就立即發表談話,要與共產黨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衛一走,蔣介石也加緊了反革命政變的準備。4月9日,蔣介石發佈了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一切佈置妥當後,蔣介石親率已經整頓成為「可靠的」第一軍第一、二兩師兵力,趕往南京去了。
  蔣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將南京附近的所有鐵路切斷,使在長江以北的第二、六兩軍不能回師南京,然後蔣介石以兩個師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轄三個團的武裝,林伯渠僥倖脫險。隨後,蔣介石的部隊包圍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總工會,逮捕了全部中共幹部,並於次日開始在全城搜捕共產黨員。
  4月11日,上海幫會頭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聯合會」的名義,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晚宴,將汪壽華誘至杜府加以殺害,使上海工人運動失去了一位重要領導人。
  同日,蔣介石在南京發出密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
  4月12日,凌晨一時,上海的青紅幫流氓全副武裝,每人領賞金十元,身著藍色短褲,臂纏「工」字符號,冒充工人,從法租界分散出發,四處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雙方發生激戰。此時,早已埋伏在各區工人糾察隊附近的蔣介石的軍隊趁機借口「工人內江」,衝出來收繳「雙方」的槍械。至晨5時,上海2700餘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了武裝。當時工人糾察隊犧牲120人;受傷180人。當日上午,蔣介石的反動軍隊佔領了上海總工會,開始拘捕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同時,列強駐上海的軍事力量也直接幫助蔣介石瘋狂搜捕共產黨員,總計抓捕1000餘人,交給蔣的軍隊。
  同日,上海總工會發出罷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數萬名工人徒手衝向總工會機關,奪回了總工會會址。南市區召開50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並以市民代表大會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將所繳槍械悉數發還,並予確實保障,此後不再發生此類事端。」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廣大工人仍對蔣介石心存幻想,沒有意識到蔣己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工人群眾大會,會後整隊到周鳳歧的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二師司令部已經接到蔣介石下達的密令,預先部署妥當,當請願隊伍行至寶山路三德裡附近時,反動軍人即以機關鎗狂掃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當場擊斃百餘人,傷者不計其數。同時,在南京遊行的工人也遭槍擊,死傷數十人。當時天降大雨,現場血流成河,屍橫遍地,慘不忍睹。
  從4月12日至15日,上海變成了血腥的世界,300餘工人慘遭屠殺,500餘人被捕,失蹤,逃亡者達5000餘人之眾!其後不久,中共黨員趙世炎、陳延年、汪壽華等英勇犧牲。
  「4·12」上海反革命政變後,4月15日,李濟深在廣州也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100餘人。
  繼兩次大屠殺之後,各地國民黨反動派在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下也大開殺戒,甚至連國民黨中的左傾人士也未能倖免。
  蔣介石突然掉轉槍口,大肆屠殺昨天還與他並肩戰鬥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北方軍閥也與蔣介石遙相呼應,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黨的北方區書記等20人壯烈地犧牲在敵人的絞刑架下。
  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中途失敗了。由於武漢政府和中共中央沒有採納周恩來「東征討蔣」的建議,致使蔣介石得到喘息機會,站穩了腳跟,鞏固了南京反革命政權,造成了寧漢分裂的政治局面。
  6.以退為進--蔣介石首次下野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武漢國民黨中央於4月18日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職,並「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22日,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40人聯合討蔣,號召全國軍民「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合賊」。此一時期,汪精衛仍是以「左派領袖」的面目出現的。
  到了1927年7月,由於蔣介石集團及各方軍閥對武漢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武漢政府處於「孤島」之勢,面臨重重困難。同時,蔣介石拉攏馮玉祥成功,蔣、馮一聯手,軍事局勢頓時變得對蔣介石極為有利,而馮玉祥也借此機會致電汪精衛,要他與蔣介石「通力合作」,「速決大計,早日實行」。馮玉祥倒向蔣介石,使汪精衛「夾擊南京」的戰略意圖付諸流水,局面更趨緊張。此外,湘鄂一帶工農運動中也確有「過左」傾向,直接危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兩湖地區投機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動軍官頻頻發動事變。在種種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壓力之下,汪精衛終於撕下「左」的面具,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實施了瘋狂的大屠殺,製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衛雖然也開始反共了,卻仍然視蔣介石為仇敵,欲與蔣爭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因此,蔣介石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他苦心孤詣建立了南京政權後,立即處於內外夾擊之中,窮於應付,處境艱難。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聽命於蔣介石,致使蔣、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漢方面正厲兵襪馬,正集結唐生智、張發奎等部,準備東征討蔣。蔣介石處於內外夾擊之下,為了緩解矛盾,決定迎擊南犯的北洋軍閥部隊,轉移視線。他發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親自指揮了收復徐州的戰鬥。戰端初起時,北洋軍閥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隊佯作敗退,蔣軍節節勝利,進展極速。蔣介石認為攻下徐州已不成問題,遂決定畢其功於一役,親赴前線督戰,全線出擊,連預備隊都壓上了前線。不料逼近徐州時,突遇頑強抵抗,北洋軍閥又突出其後,.包抄襲擊蔣介石左翼,致使蔣介石的部隊「首尾不能相顧,全軍頓形混亂……全線潰敗」。而且「潰敗之慘,實前所未有。」8月6日,蔣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倉惶退回南京,佈置部隊據江而守。對於這次慘敗,蔣介石又羞又怒,於是嫁禍於人,找I一隻替罪羊,歸咎於前敵總指揮、第十軍軍長王天培。據蔣介石的衛隊長通熙的回憶,槍殺王天培的經過如下:(註:文內的日期為農曆)
  六月十日,馮玉祥駐在開封,以調解寧漢糾紛為名,邀集
  式漢下政府的汪精衛、譚延閻、孫科、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
  六月十九日,馮玉祥又與南京政府的蔣介石、何應欽、李宗
  仁、白崇禧等,開徐州會議。寧漢雙方決定:反蘇、反共、寧漢
  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開始「清黨」反
  共。從此,宣告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徹底破裂。
  有一天,(大約五、六月間),南京總司令部召開高級軍官
  會議,師長以上的均出席。蔣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
  官去到板鴨巷第十軍駐京辦事處,請王天培軍長來開會。我
  未能理解這件事的特殊意義,認為今天開軍事會議,我離不
  開,請一個軍長來開會,用不著我自己去,於是派一個副官和
  一個衛士排長去了。按照蔣介石的規定,凡是總司令部開軍
  事會議,一律不准帶武器進入會場。王天培來了,我向他敬
  了個禮,問她:「有沒有帶武器?請交給我保管,散會後奉
  還。」他「說:「有一支左輪手槍。」說著,連同槍套交給我。我帶
  他進入會議大廳,會議尚未開始。參謀長白崇禧一見王天
  培,便很嚴肅的對他說:「你知罪嗎?」王天培被這突如其來的
  問話嚇呆了;面色蒼白,立正站著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白
  崇蓓接著說:「你不服從總部的戰略部署,陽奉陰違,在進攻
  徐州戰役中,被敵人(孫傳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潰退,幾乎
  影響整個戰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狀,剋扣軍切等等……        你知道嗎?」王天培顫慄地抵賴說:「不知道!都是下面
  人搞的!」在場開會的軍官,大部分都站起來,注視這件想不
  到的事。自出師北伐,國民革命軍共七個軍,一到湖南,成立
  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軍,其資格之老,地位之
  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師以來,總司令部懲辦一個軍長,這
  還是第一次。蔣介石未說話,一直注視著,大概是預先佈置
  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詞,蔣叫我將王天培帶到軍法處,後來
  槍斃了。
  徐州戰敗,完全是因為蔣介石的料敵不確、指揮失誤所致,而他卻倭過於人,不經審判,不宣佈罪名就處決了王天培這樣的高級將領。這種作風引起了各部將的極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極大震動,都擔心有朝一日成為第二個王天培。
  蔣介石在徐州慘遭敗績之後,仍玩弄兩面派手法,一面致是馮玉祥表示贊成寧漢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軍隊,準備與武漢方面作戰。但此時南京四周幾乎都是桂系的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決定趁此良機向蔣介石攤牌。白崇禧擁兵抗命,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調兵兵不動,遣將將不聽,立即明白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繫在「逼宮」,遂將計就計,試圖以辭職要挾南京政府。果然,蔣介石一放口風,吳稚暉等人慌了手腳,立即召集黨政軍要員開會。會上,吳稚暉等文官一力主張蔣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應欽等軍事將領卻一言不發。當蔣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時,白崇禧、何應欽、李烈鈞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蔣介石暫時「休息」。蔣介石眼看覆水難收,大局已成,只好決定下野。同時,支持蔣介石的吳稚暉等人也宣佈辭職。
  陳佈雷在日記中曾說:「八月間寧漢分裂之跡更顯,蔣公命余先期為準備辭職宣言,願行退讓賢以促成團結」。8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僻職宣言》,說:「中正自蒸沫總理之教訓,即以二義自矢:一、認黨高於一切。在黨的利益之下,黨員個人絕無逞主觀、用感情、計利害之餘地。二、認捍衛黨基為黨員最大之大職。苟有逞智弄巧,陽奉陰違,篡奪吾黨基礎,剽易吾黨主義,使吾黨名存而實亡者,必竭全力以剷除之。由第一義言:進退生死,一以黨之利益的依歸。……故昔日以黨之命令不能不進者,今若從中正一退,可解糾紛,中正因無時無刻成忘歸隱者也。由第二義言:苟不侵蝕中國,篡竊本黨如共產黨之所為,任何黨員,決不能以識解小有異同,而稍道其衛黨之天職。」在自我標榜了一番之後,蔣介石又「掬誠」宣告三項願望:一。要求寧漢雙方「悉摒外間挑拔之辭,盡捐意氣猜防之念,武漢同志地期聯袂遷移東來,共同集合於南京,以謀黨國大政之進行」。二。「要求分駐湘、鄂。贛武裝同志,拚力北進,會同津浦線作戰之軍隊,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贛、湘諸省徹底清黨。」
  8月14日,蔣介石率衛隊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陳果夫、張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舉行歡迎蔣介石「錦旋」大會,蔣介石在會上致辭說:
  「今天承請父老兄弟等開會歡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處更甚。不過中正為國奔走,對於桑樣事情,無甚顧及,殊黨抱歉萬分,幸諸父老熱心舉辦公益事務,故中正亦得許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業,無非是要為民眾謀幸福,為黨國謀利益,所以希望諸同志,以後努力進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時再來慶祝,當更為快慰。中正別無他願,望桑樣昇平,請父老兄弟皆得安居樂業,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蔣介石在家鄉雪竇寺接見美國《芝加哥鷹報》記者和《紐約時報》記者表示:「鄙人下野,當可促成寧漢合作。」
  蔣介石的這種「高姿態」,實際上是在講反語。他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經看清了當時的局勢。他明白,如果不及時辭職下野,他將成為眾矢之的,寧、漢兩方無論是分還是合,因為有汪精衛在,他蔣介石都只能當半個國民黨領袖,很難大權獨攬。他一旦下野,就避開了各派的攻擊,作壁上觀,坐收寧、漢相爭之漁利。此外,蔣介石也悟到:寧、漢雙方雞吵鵝斗互不相讓相容的時候,馮玉祥居於「調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於爭執雙方之外。蔣介石如果不避讓,有可能使馮玉祥在調停寧、漢矛盾中獲得實利,大權就有可能旁落。把個中道理想透徹了,蔣介石才決定「下野」,自處「超然事外」的地位,而電請馮玉祥出來主持津浦路戰事,把馮玉祥推進鬥爭的漩渦。他打好了如意算盤,等各派系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時,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態出面收拾殘局。
  蔣介石下野後,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響卻始沒有離開中國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竇寺,卻照樣指揮著他手下的文官武將,在政治、軍事、財政上控制著時局。
  在政治上,自蔣介石下野後,張靜江、吳稚暉等人就到處奔走遊說,為蔣介石復職上下活動。宋子文與黃郭則積極同英美等帝國主義拉關係,施加影響。所以,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黨內部的鬥爭非但沒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劇了。
  在軍事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仍然效忠於他,尤其是第一軍中的各級軍官,都是蔣介石從黃埔系中挑選出來的,早已成為蔣介石的「私人武裝力量」。至於何應欽,他當初拆蔣介石的台。並不是真想把蔣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因此,蔣介石雖然下了野,但第一軍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經濟上,蔣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佈置。江浙財團及上海的買辦階級一直是支持蔣介石的。蔣介石下野後,江浙財團和上海的買辦勢力立即停止供給軍晌,切斷了南京政府的經濟命脈。
  李宗仁、黃紹站、白崇禧等桂系首領原以為蔣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權就掌握在閂己手中了,沒想到適得其反,出為蔣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憑借自己的勢力在奉化遙控政局,反把時局弄得越來越亂。桂系大權沒到手,連大局都難以控制了。
  第七章 權與錢的最佳結合
  1.英雄難過「美齡關」
  蔣介石一生當中曾經擁有過多少女人?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說它簡單,乃因為眾所周知:先後與蔣介石舉行過婚禮並共同生活過的女人計有4位--髮妻毛福梅、妾姚恰誠。妻陳潔如,最後一位就是舉世聞名、如今被台灣人稱為「永遠的第一夫人」的宋美齡。說它「複雜」,是因為蔣介石一生當中的確不僅僅只擁有過上述的4位女人。在這4位女性之外,確有其事而且見諸史傳的就至少還有兩個女人。一是「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亡命日本避禍期間,曾與戴傳賢共租一屋居住,房東為他倆介紹了一位下女,名叫愛子。這位愛子小姐曾與蔣、戴二人共同度過了近3年的「雙鳳求凰」的同居生活;二是蔣介石在廣州擔任軍職時,雖然身邊已有家眷,卻仍然陳倉暗渡,勾引了一個綽號「銀菩薩」的女人。
  誠然,蔣介石一生與政治結緣,他的最大慾望是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終生為之奮鬥,並且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一願望。但是,平心而論蔣介石也是人,是男人。所以,無論他是英雄還是懦夫,在「美人關」前,他也一樣會眼睛發直、腿肚子變軟,過不去這一「關」。
  何況蔣介石心目中的「美人」標準並不僅是羞花閉月之容,而是修養、風度、才智、家庭背景以及社會關係等等因素的集合概念。宋美齡正是上述所有「因素」的完美的結合體,在這樣的「美人」面前,即使前路茫茫、關山阻隔,蔣介石也是一定要闖過去奪「關」的,對於蔣介石來說,他面臨的已經不是泛義的「美人關」,而是天下無雙、特殊意義上的「美齡關」了。
  1922年,蔣介石這個在當時還排不上「英雄」座次的「准英雄」,這個默默無聞的「革命戰士」,已經在「美齡關」前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了。
  這一年的12月初,蔣介石參加了一個社區的基督教晚會。晚會假座上海莫裡哀路孫中山先生的寓所舉行,主持人是:國舅爺」宋子文。就是在這次晚會上,蔣介石第一次見到了宋美齡小姐。宋美齡當時只有24歲,正值一個女人生命之樹的黃金季節,她舉止雍容爾雅,風姿綽約笑靨迷人,一時傾倒了出席晚會的所有男性,成為晚會的中心人物。座中受到強烈震撼的,就是已經有過一妻一妾、新近又與陳潔如舉行了婚禮的蔣介石。他癡癡地望著宋美齡,腦子裡飛快地旋轉著宋美齡的家庭、社會背景,旋轉著宋家勢力和財力以及孫、孔。宋三家在海外的巨大影響力。「旋轉」的結果是一個強烈的慾念--我一定要娶這位來三小姐為妻!
  應當說,蔣介石是個善於識別並掌握各種機會的人。攀交陳其美,使他躋身於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巴結孫中山,使他很快成為孫中山所賞識的「幹才」;現在,命運之神又把一個絕好的機會送到了他面前,他相信這是上天所賜,故爾絕不可輕易放過。
  這次晚會後不久,蔣介石奉孫中山電召來到廣州。一見到孫中山,他就迫不及待地表露了想娶宋美齡為妻的念頭,懇請孫中山代為作伐。他絕口不提自己新近才娶的陳潔如,只一味強調說明自己已經離婚,「為了革命事業」休妻棄妾,目下獨身一人奔走革命,急切地想找一個宋美齡這樣的姑娘作為終生伴侶。
  孫中山當時對蔣介石的家庭生活的確不大瞭解,但對他的私生活也時有耳聞。但孫中山先生是一位謙謙君子不便當面指摘部下的私生活,他沉思了一下,搖頭表示拒絕。
  蔣介石是個典型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他明知以自己當時的地位和名望去攀求宋家小姐確是有點兒離譜,可是他認定的事,就一定要實現,無論這中間有多少艱難險阻,他是到了「黃河」也不肯「死心」的。蔣介石性格上的這種特點是貫穿於他生命的給終的,說得好聽一點,叫作「堅忍不拔」說得難聽但卻更準確一點,應當叫作「頑固不化」。換了別人,遭到孫中山的當面拒絕後,早就「赧顏無地」,自慚而退了,可是蔣介石卻毫不理會孫中山的態度,繼續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再三再四地請求孫中山向宋家轉達自己的意願。
  正是「君子可欺以方」,孫中山被蔣介石纏得推不開躲不過,只好答應先去跟自家太太商量一下。
  正如後世史家及傳記文字中所描述的,宋慶齡女士聽到丈夫轉述蔣介石的意願之後,當即以激烈的態度和決絕的語言表示了反對:
  「我寧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願意讓她嫁給一個僅僅在上海就找了兩個女人的荒唐男人!」
  孫中山為人敦厚善良,不忍把夫人的原話轉告給蔣介石,怕的是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他只是委婉地勸告蔣介石:「先等一等吧。」蔣介石也明白是得「等一等」,他從此耐心等待,一有機會就重提此事,直到孫中山去世之前,他得到的答覆始終是「再等一等吧」。
  據章微寒輯錄的有關蔣宋聯姻的材料,蔣介石追求宋美齡的經過大致如下:
  蔣、宋之間最初見面,是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宋美齡才23歲,與蔣初遇於上海香山路「國父宅中」。那時宋美齡有如盛開的玫瑰,使蔣介石「一見傾心」。董顯光著的《蔣總統傳》中說:蔣「及與宋女士相捻,知其為理想之終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猶豫,露求婚之意。」「其後五年問,蔣致全力於革命事業,北伐軍興,蔣即率師北上,此期間與宋女士函犢往還」,「仍申前情。」
  這裡所說的「宋女士函犢往還」,可稽考者,有一則《情書》,見於1927年10月19日天津的《蓋世報》,這個見報日子是他們結婚前1個月又11天,寫信的日子還要早些。這個報紙記載最近才被發現,1987年5月9日台灣《民主政治週刊》所載龍中天寫的一篇題為《蔣夫人的秘密》的文章提到了它。
  在該報發掘出來這件資料中,蔣致書宋美齡說:「余令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姊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係: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次絕,日之百對戰疆,叱吒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對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這封信上所說的。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成了。舉世所棄」的「下野武人」,很明顯是指蔣介石於1927年8月13日在南京第一次「下野」宣佈辭去本兼各職,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的這段經歷。這封《情書》就是這時發的。
  同年9月28日,蔣偕張群去日本,乘日輪「上海丸」抵達日本長崎,再轉雲仙,探視宋母,登堂求婚。
  有關求婚的經過,根據上海《晨報》的報導:「蔣介石於10月某日,來晤太夫人,事前蔣系先致電,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約時,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約聖經》,蓋大夫人系一極誠篤之基督教徒也,既見蔣,勉蔣為使徒保羅。蔣告太夫人,謂對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並乞婚焉。時太夫人以蔣對於聯姻之手續,既-一辦妥,毫無其它問題雜處其間,遂尤其所請,許以女美齡妻之。」
  同年的10月14日《交通日報》刊登一則宋美齡的專訪,有四句回答:
  問:「蔣先生謂初見女士時,已認為女士為其理想的伴侶,但不知當時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五年前事,前時余未注意及之。」
  問:「結婚問題,起於何故?」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協。」
  這裡所說的「半年前」,正是蔣介石統率北伐軍底定東南,京、滬、蘇、浙、贛、閱盡入北伐軍掌握,蔣叱吒風雲之際。
  據說,在上海「4.12清黨」之役後的4月底、5月初之間,蔣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訪晤宋美齡,向宋「仍申前請」,兩人定情當在這個時候。
  蔣介石在日本,住在吳啟鼎家。直到1927年11月,由月,由日本回國,同年12月1 日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這時蔣41歲,宋美齡28歲。蔣在上海,住在拉都路吳忠信的公館裡,原來想借用寧波巨商葉琢堂環龍路的公館內房屋,作為新房,因為宋太夫人不肯讓愛女驟離膝下,乃改在西摩路家公館內辟新房。因為宋美齡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上海舉行宗教儀式的婚禮,原請江長川牧師證婚,蔣停妻再娶,有違基督教義,為江長川所拒絕,乃改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證婚。又請蔡元培先生作證婚人,何香凝、李德全、譚延閻、王正廷也參加證婚。男方主婚人為蔣的同父異母哥哥蔣錫候;女方主婚人為宋子文(這裡卻費一場周折,蔣宋婚事,原來宋子文是堅決反對的,幾乎導致兄妹決裂,宋太夫人勸說無效,宋藹齡乃商請譚延闖出面調停,再四勸解宋子文,才勉強同意,出面為之婚)。先在上海四藏路慕爾堂舉行宗教婚禮,再到戈登路大華舞廳,補行新式婚禮。當時上海《時報》的採訪主任金雄白,對蔣宋婚禮有如下追憶:   「蔣宋結婚的日子,我是記不起了。禮堂在戈登路的大華飯店,那是上海最豪華的一家西式大飯店。當時米價還是每擔3元的時候,大華飯店一碟牛排,就取價4元了。
  「因為蔣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藏路慕爾堂由牧師餘日章,為他們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禮,觀禮者限於近親寥寥數人,連新聞記者,也被拒絕參加,宗教婚禮完成後,才同車至大華飯店,再補行另一次的公開儀式。
  「那天冠蓋雲集,濟濟一堂,這次婚禮的另一特點,是證婚人,卻有五位之多,記得有譚延閻、吳稚暉、蔡元培、何香凝等人。記得那天,蔣氏穿得是一套長禮服,蔣夫人則為白緞旗袍,他們沿襲西方的禮俗,交換婚戒,那時還不很多見的。」在蔣、宋聯姻之前,經過幾度磋商,最後達成協議,宋美齡與原來的情人劉紀文斷絕關係;蔣介石與元配夫人毛福梅離婚。
  上述的有關資料,有些是史實,有些是傳聞,但基本脈絡大致就是這樣。但是,讀者必須考慮到這樣的情況:章微寒輯錄的報刊文章都是蔣家王朝統治大陸時期刊行於世的,出於「為尊者諱」的原因,許多細節都被漏掉,許多「有損領袖形象」的情節都被虛飾過了。因此,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事經過,遠非前述引文中描寫的那樣簡單,這件事的背後,是有著權勢與金錢、政治和軍事的交易的。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介石攀結宋家之心不但未死,慾望反而更其強烈,其慾望強烈的程度竟至情迷智昏。由此可知,蔣介石之瘋狂追求宋美齡,並不是他很愛宋三小姐,而是急切地想通過與宋家結親而達到其政治目的。對這一點,宋慶齡是看得最明白的,她曾明確指出:「你這是政治,不是婚姻!」
  蔣介石在長達5年的求婚歷程中,奇跡般地從一個普通的軍事將領升為統領千軍萬馬的北伐軍總司令。在國民黨內,他也已成為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成為「總理的繼承人」,名揚世界。當時,英美的一些報刊稱蔣介石為一位「最年輕的革命領袖」,美國《時代》週刊也曾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蔣介石在此伐戰爭中撈足了政治資本,發展了自己的軍事實力,一時權傾天下,成為萬眾矚目的風雲人物,全世界許多國家從此開始建立「蔣介石檔案」。
  在這5年當中,蔣介石一直未曾忘記求婚的事。他在北伐之前,就曾由宋藹齡搭橋牽線與宋美齡見過面;此伐軍攻到武昌後,又曾電請宋藹齡到九江船上秘商。蔣介石深知,自己要想攀上權力的頂峰,非有宋家的財與勢的支持不可。所幸宋藹齡這個工於心計的女人也看出了蔣介石的「騰達之象」,她堅定地認為,未來中國的領袖非蔣介石莫屬,如果能與蔣介石結為姻親,就意味著宋氏家族在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自古「英雄愛美人,美人配英雄」,這種千載難逢的良機,宋家絕不可輕易錯過。
  在宋藹齡的支持和勸說下,宋美齡芳心初動,蔣介石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27年5月,在宋藹齡的積極撮合下,蔣介石邀宋美齡到鎮江焦山游。有關細節,敘熙介紹說:
  蔣介石親筆寫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
  次我在宋宅,還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這次到了孔宅見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樓去見。見面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孔夫人就是宋藹齡。於是我交上蔣介石的親筆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後,高興地對我說:「知道了!總司令約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這裡,等到十五號走罷!這一天正是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北火車站,打算預購明天的車票,見著站長,說明來意。他問我:「你是來接蔣總司令的朋友去鎮江的嗎?」我說:「是的。」他說:「不用買票了,我已經預備好了一輛蔣總司令上次坐過的花車,掛在明天上午八點鐘開南京的特別快車的車頭後面。」並笑容可掬地問:「你看好不好?」「當然好啦!」我高興地答道。隨後就回來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興,坐在她一旁同時聽到我說話的三小姐--宋美齡,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著說:「你辛苦了,這裡有一張戲票,你今晚去看戲,明天早晨七點半鍾上車!」我懷著滿意的心情,下樓門門房老頭:「孔夫人叫人我今晚去看戲,我不知道去哪裡看?」老頭把戲票拿過來一看;說:「這是天贍舞台的票子;天贍舞台在四馬路轉角,今天的京戲可好呵,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你好眼福呵!」
  我去看了戲,不大懂,只是覺得娓娓動聽,使人心曠神恰。散戲後,已經深夜,緩步回到了孔宅。
  一覺醒來,已經六點,吃過早點,等候夫人下樓。七點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媽媽,一同下樓,上了汽車。7點50分到達車站,一進站就望見那輛花車,站長來打招呼,我們一行登上花車。孔夫人宋藹齡一個人回去了。一聲汽笛,我們離開了上海北火車站。
  下午三時許,火車駛入鎮江東站,車站上有警察警戒,蔣介石已等候在車站上,他不穿軍裝,換一套華貴筆挺的西裝,戴一頂高級草帽,足登白皮鞋,精神奕奕,背後有一排衛士和公安局長俞子厚。車站站長站在月台上,指揮火車停下。正好花車停在蔣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車,同宋美齡見面。握手既畢,他即忙把宋的手提包搶在自己手裡,緩步下車,改乘一輛新式轎車開到江邊,換乘小汽艇,直駛焦山。焦山位於長江之中,來往必須乘船。山上有個大廟,和尚並不多,遊人也不很多,環境非常幽靜。
  這次歷時10天的旅遊,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婚姻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次旅遊之後,過了兩個多月,蔣介石即宣佈下野。他帶著衛隊回到溪口,一方面遙控政局,一方面抓緊辦理與毛福梅、姚怡誠、陳潔如徹底脫離關係的手續,並在奉化地方政府備案,以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獨身未婚」之人。
  同年8月,當這些「前期準備」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之中時,蔣介石繼續向宋美齡發動「進攻」,寫了一封「情摯意切」的情書:
  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姐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係。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囊日百對戰疆,叱吒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如女士才華榮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宋美齡當初肯於與這個「武人」同游焦山,芳心所屬已然昭示於人,接到蔣介石的信後,她當即向朋友們放出口風,說是要同蔣介石結婚。
  但是,蔣、宋的婚姻到這時為止至少還有兩大障礙,其一,宋母倪桂珍一直未曾答允這門親事。她認為軍人的社會地位低下,而且蔣介石又曾娶妻納妾,與自家的千金小姐極不般配。此外,蔣介石一介武夫,不是基督徒,這信仰的差異也是宋母不允這門親事的重要原因。其二,宋美齡當時雖未結婚,但名義上已是「名花有主」--她在美國學習時,已經同一位名叫劉紀文的中國留學生訂了婚,並且,宋美齡對劉紀文的愛是發自內心的,是真摯的,要她一下捨棄劉紀文,理智上固然不難辦到、而感情上的熬煎與自責卻讓她受不了。
  然而,宋美齡畢竟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她的血管中流淌著的是乃父宋嘉樹堅韌、理智、不甘落寞的熱血。她不想過平庸的生活,她渴望至高無上的權勢,渴望「第一夫人、母儀天下」的榮輝,渴望金堂玉馬烈烈轟轟的人生。而這一切從劉紀文那裡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只有蔣介石才會給她。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與感情折磨之後,宋美齡決心斬斷既往的情絲。同蔣介石結為終身之好。但在正式答允婚事之前,她鄭重地向蔣介石提出:第一,她的丈夫必須一輩子忠於她,並且只屬於她一個人。第二,她與劉紀文曾經真心相愛,她不願過分傷害劉紀文的感情。因此,蔣介石必須提供一百萬元美金,以使劉紀文在美國安身立業。這兩個條件,蔣介石都是一口應承。在他看來,只要宋美齡答應嫁給自己,那麼所有的「附加條件」都將不成其為障礙了。
  至於宋母的態度,蔣介石也有充分的信心能使老人家回心轉意。雖然宋美齡曾不無憂慮地告訴他:「自從二姐私奔日本,嫁給了結過婚的男人之後,家母對有過婚史的男人就十分厭憎,而且尤其看不上軍人。如今,你是兩條都佔了,所以,家母那裡還有一關吶。」蔣介石曬然一笑,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他想,這千難萬險的「美齡關」都闖過來了,還有什麼關能擋住我呢!
  2.宋氏家族淵源
  1899年,宋家的第三個女兒出生於上海。父親宋嘉村給這個最小的女兒取名為「美齡」。
  辛慕軒著《傳奇與真相》一書中曾有這樣一段話:
  「眾所周知,蔣夫人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幼妹,這三姐妹不但各有非凡的特色,而且分別嫁給中國現代史上三位影響深遠的人物。宋慶齡嫁給肇建民國、領袖群倫的孫中山先生,宋藹齡嫁給代表江浙財團的財閥鉅子孔祥熙,宋美齡則在蔣公率師北伐、首次下野的時期,成為這位軍政要人的妻子。」
  這被稱為「世界上最傑出的三位女性」的父親,便是出身貧寒、遭際坎坷神奇,靠印刷生意和做買辦而發了財的宋嘉樹。
  宋家祖籍廣東省文昌縣(即今海南省文昌縣),宋嘉樹字耀如,1866年出生於一個清貧窘迫的小商販家庭。海南孤懸一島,經濟落後,島上居民素有出洋謀生的傳統。宋嘉樹9歲那年,父母為生活所迫,將他送給當時在美國波士頓開茶店的舅父收養。這樣,9歲的宋嘉樹開始了他的小店學徒生涯。學徒期滿後,宋嘉樹因不滿於舅父家的生活環境,遂不告而別,跑到一艘名為「斯凱勒·考爾法克斯」號的輪船上,當聞迅追趕而至的舅父發現他時,他已經上了船,並且這艘船已然啟航了。
  船長查理·瓊斯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收留了宋嘉樹,並讓他在船上做夥計,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經過幾次航行,宋嘉樹的機敏和勤快贏得了瓊斯船長的喜愛,有一次,當輪船停泊在威爾明頓港口時,瓊期便把宋嘉樹帶到一座教堂裡接受了洗禮,並改名為「查理·瓊斯·宋」。
  宋查理勤奮、溫和,很快就成為一個頗受當地人歡迎的「外國人」,同時他也引起了北卡羅來納州達姆市一位名叫朱利安·卡爾的將軍的注意。卡爾認為宋查理是個可造之才,於是將他送到杜克大學聖三一學院學習。一年以後,宋查理又轉入田納西州的萬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學習。1886年,20歲的宋查理被派回中國,在上海的一所教堂裡任牧師。在這裡,他備受一些美國教友的歧視和冷落,他被譏笑為「一個失去了國籍的中國佬」。
  這種歧視反而幫助了宋查理--因為傳教布道時屢屢被排擠,未查理索性去搞些經營活動,他先是為教會印刷聖經,並由此發了財,創辦了華美印書館。做印刷生意的同時,他又兼做進口機械產品的代理商。成為上海灘上人市較早的買辦商人。這樣,到了本世紀,宋查理已經成了富商,擁有了五六十萬兩白銀的資產。
  1887年,也就是蔣介石墜地的那一年,宋查理與倪桂珍舉行了婚禮,此後,隨著他的生意日漸昌隆,宋家的下一代也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人間。宋查理在埋頭髮財的同時,精心培育自己的6個子女--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別是美國文化的教育。1918年5月,當宋查理撒手人寰的時候,他的財富與聲望已成為兒女們事業發達的堅強基礎。宋家大女兒來藹齡在給孫中山當秘書期間結識了山西太谷的大財閥孔祥熙。孔祥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大學留學,並獲得耶魯大學碩士學位。孔家原為山西的名門望族,是孔子的直系後裔。孔祥熙的父親曾在北京從事經營活動,積累了財富之後,又回到老家太谷開設銀行,由於經營有方,孔家的財富迅速擴大,放貸業務遠及華北。廣東,甚至到了日本,成為當時中國最顯赫也最富有的家庭,並成為財團領袖。
  宋藹齡與孔祥熙結識後,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位講求實際的有為青年。宋藹齡從父親宋嘉樹的成功經歷中悟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金錢是不行的。她明白,正是金錢的作用,才使自己的父親成為上海灘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出於對金錢與權勢的渴慕,也出於對孔祥熙的好感,宋藹齡與孔祥熙結識不久便訂了婚。他們當時都不會料到,孔宋兩家的親事會直接造就「四大家族」中重要的兩支,會對中國的政局、社會的動盪與安定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宋慶齡在姐姐藹齡與孔祥熙結婚後,主動提出由自己接替姐姐的位置,做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孫中山與宋嘉樹是朋友也是同志,宋嘉樹曾以自己的財產資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兩人結識於1894年,因為同是廣東省籍的老鄉,同是基督教徒,又都在國外受過教育,所以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孫中山在上海時,經常是住在宋家的,所以宋氏三姐妹很尊重很喜歡這位溫文爾雅的叔叔並積極參與孫中山的革命工作。對於孫中山來說,宋慶齡不僅僅是一位女秘書,而是一位最可信任的同志和助手。因為宋慶齡同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樣,也曾接受過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教育,而且。從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角度上講,宋慶齡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突出的一個。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這一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宋嘉樹給正在美國求學的女兒們寄去了一面象徵民族聯合的五色旗,並告訴他們國內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讓她們也分享民族勝利的喜悅。接到這面旗子後,宋慶齡的激烈反應使同學們大感吃驚。當時,她興奮得滿臉通紅,伸手扯下懸掛在女生宿舍牆上的舊國旗,踩在腳下,大聲喊著「打倒滿清政府!高舉共和旗幟!」
  宋慶齡自幼受到父母激進思想的影響,對祖國和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她的這種激烈的舉動,並不是一時興奮所由,而是一種深厚濃郁的情感的噴發。對於辛亥革命成功的偉大意義,宋慶齡很早就有所認識。1912年4月,辛亥革命成功尚不足半年的時候,她就在美國《威斯裡揚》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署名文章。她說:
  「在許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來,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後最偉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已從君主專制政體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個專制制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它還標誌著一個皇朝的覆滅,這個皇朝的殘酷壓搾和自私自利,使這個一度繁榮昌盛的國家,淪為一個貧窮不堪的國家。滿清政府被推翻,意味著具有最野蠻的制度而又道德淪喪的這個皇朝的毀滅和廢除。
  五個月以前,我們連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一個共和國。對一些人來說,即使許諾盡早成立一個立憲政府,他們也是抱著懷疑態度的。但是,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無論是一個政治家或是一個勞動者,在他的內心深處,都有著反清精神。
  一切苦難,如饑荒、水災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於清朝暴政及其貪官污吏。壓迫是這場驚人革命的起因,它看來是一場災難,實際是造福於人的一大幸事……這場革命,在中國建立了自由和平等,為了每個人的這兩個不可分割的權利,許多人英勇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博愛仍然有待爭取。……一個擁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圖的民族,他們的文明如此光輝燦爛,不可能不對提高人類美德產生影響。」
  宋慶齡充滿激情地預言:「人口眾多、熱愛和平的中國,將作為和平的化身,站在世界的前列。」
  一位具有如此先進和成熟思想的青年知識女性,對於孫中山先生來說,的確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助手。
  有一天,宋慶齡突然對她的父母說:「我要和孫中山結婚」。父母大吃一驚,以為這個一向溫順賢靜的二小姐在說瘋話。因為孫中山的年齡與宋嘉樹相仿,早已有妻室並有了三個孩子的,年齡的差異姑且勿論,從孫中山的角度來看,他根本沒有理由停妻另娶,這既不合乎中國的傳統禮教,也更有悖於基督的信條。然而,父母的激烈反對已經絲毫不能動搖宋慶齡的決心了。她深信,自己與孫中山之間的感情是真摯的、是沒有任何雜念的兩情相悅。她需要孫中山,孫中山也需要她。
  宋嘉樹無法說服女兒,只好採取了「管制」措施,把宋慶齡軟禁在臥室裡,防止她私自前往日本與孫中山會面--當時孫中山正流亡日本。
  但宋慶齡在幽禁中仍然給孫中山寫了一封信,表示將要趕去與他成婚。她把信交給一個女傭人,偷偷寄了出去。孫中山接信後,立即覆信,表示自己現在正需要她前去。
  宋慶齡立即悄悄打點行裝,乘著夜色正濃,從窗戶爬出連夜趕往橫濱。抵達橫濱的第二天,宋慶齡便與孫中山舉行了婚禮。
  宋慶齡的私奔,大大激怒了宋嘉樹,他指責孫中山背叛了他們之間的友誼,發誓要同他的黨斷絕一切來往,並宣佈與宋慶齡斷絕父女關係。
  從此以後,宋慶齡和家庭的關係雖然與從前大不一樣了,但她還是經常去看望父母。宋嘉樹激憤之下說了那些絕情話,實際上並未真的實施,他與孫中山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只不過因為突然成為老朋友和同輩人的岳父,感情上覺得彆扭而已。
  宋慶齡同孫中山結為夫婦後,生活一直動盪不定。她追隨在孫中山左右,照料孫中山的生活,輔佐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成為孫中山生活上的忠誠伴侶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人將他奉為「國父」,宋慶齡也被一些人尊為「國母」。但宋慶齡並沒有因為人們對她的逢迎而改變其政治主張。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她曾多次公開指責蔣的行為是背叛了孫中山。當她移居蘇聯和德國兩年之後,曾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遺體安葬儀式。但是,在回國之前,她在德國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宣佈她本人與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她在聲明中指出:
  「必須十分明確,我參加葬禮決不是,也決不能被解釋為我要緩和或改變我的決定:在國民黨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的任何工作。因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策和活動是反革命的。
  在失去孫中山以後,宋慶齡始終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進行著不懈的努力,成為一名堅強的民主鬥士和婦女領袖,並因此受到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作為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宋美齡的性格與她的兩個姐姐完全不同。如果說宋藹齡「醉心權勢、狡詐靈活」、宋慶齡雍容大度、意志堅強的話,那麼,宋美齡則是溫文爾雅,機智精明了。
  宋家是個藝術氣氛很濃的現代家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影響,一方面又保持著中國傳統書香門第的遺風。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啟是明代宰相,也是著名的大科學家、大學者。徐家在上海根基深厚,上海有名的「徐家匯」,當年即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倪佳珍畢業於女子高等學堂,會彈鋼琴、懂樂理,喜唱歌,宋美齡自幼受到家庭中濃郁的藝術氛圍熏陶,活潑伶俐,聰明可愛,5歲時就吵嚷著要跟大姐去學校讀書。父母拗不過她,遂同意讓她到麥克泰爾女校作為寄宿生試讀一下。5歲的美齡離開父母,住進了宿舍,因為年齡太小,又是頭一次離開父母,所以,美齡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著覺,窗外樹影晃晃,宿舍裡一片漆黑,把美齡嚇得高聲喊叫,弄得別的學生也無法入睡。這一時期,美齡非常容易衝動,每次情緒過分激動或受到恐嚇時,她的全身就會出現蜂窩狀的紅點。所以,家裡人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使女傭人,都不敢惹她生氣。
  1907年夏天,宋美齡跟隨二姐慶齡搭乘「滿洲裡」號郵輪到美國威斯裡揚女子學院讀書。最初幾年,因為她年齡小,故爾以「旁聽生」的身份學習。15歲時轉為該校正式學生,開始了大學生活。經過4年的正規學習,宋美齡以優等的成績畢業於威斯裡揚女子學院。從她們歲時到美國,到大學畢業時,已經由一個胖乎乎的小女孩成長為一個風姿綽約的大姑娘了。她在美國讀書期間,受到了全體教師和同學們的喜愛。據威斯裡揚女子學院的一份關於宋美齡的備忘錄記載:
  「大家都喜歡她,把她看作我們的當然成員,完全忘記了她是一個外國人。當然,她受到人們那麼多的稱讚,不是因為她像兩位姐姐一樣漂亮,而是因為她熱情、真誠,有一種內在的力量。
  她顯然喜歡交際,而且相當出風頭,但她總保持那麼一點距離觀望著我們,時而懷疑挑剔,時而樂意贊同,覺得自己多少有點外國人的味道。
  在美求學期間,正是宋美齡性格成型的關鍵時期。隨著她年齡的增長和性格的成熟,她已經從生活方式到思維習慣「全盤西化」了,正如宋美齡自己所說:「只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
  宋美齡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時,已是19歲了。雖然她在美國已同劉紀文訂了婚,但這個問題並沒有分散她的精力,她下決心首先掌握流利的漢語和中文書寫能力,並向一位私塾先生學習古文。
  1918年5月3日,宋嘉樹病逝。宋美齡和她的兩個姐姐都陪伴在母親身邊,直到喪事辦完,兩個姐姐分別回到自己的丈夫身邊,只留下美齡與母親朝夕相守。對於父親的去世,美齡這個唯一「沒出閣」的女兒感到格外的悲傷。居喪期間,她曾拒絕了上海好幾所學校請她前去任教的邀請。為了排遣悲傷情懷,她把精力投入到學習上,閒暇時則去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活動。漸漸地,她從悲哀的情緒中解脫出來,開始涉足上海的社會交際圈,並以她的美貌、學識和教養,很快成為上流社會社交圈內眾多男士們追求的目標,在各種各樣的聚會中,宋美齡結識了不少風流惆位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賈之流,這些人頻頻向她發動攻勢,公開求婚,但宋美齡不為所動,總是坦率地表示自己不準備結婚。
  實際上,宋美齡只是不願輕易許身於一個只有錢財卻無作為的闊佬而已。誠然,她與劉紀文的愛情是真摯的,但在她內心深處,她的理想的伴侶卻似乎還不是劉紀文。隱隱地,她覺得自己的婚姻大事應當與中國的命運有某種天然的聯繫。這種「第六感覺」終於在蔣介石指揮北伐軍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的時候被她抓住和應驗了。
  她覺得,嫁給蔣介石是她命運的歸宿。
  3.江山、美人皆我所欲也
  宋美齡終於放出了口風:要嫁給已經下野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
  9月16日,蔣來聯姻的主要策劃者宋藹齡召開記者招待會,把蔣介石與宋美齡弄到一起,在新聞界亮相,並正式宣佈:「蔣總司令即將與我的三妹結婚。」
  至此「蔣宋聯姻」的惟一障礙就是宋氏姐妹的母親倪桂珍了。這位被人稱為宋家「余太君」的老夫人不但始終反對這門婚事,而且極力迴避同蔣介石當面談論這個問題,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拒絕與蔣介石見面。為了躲開蔣介石的死纏爛磨,宋母決定攜小女美齡遠走日本,避開蔣介石。
  但是,蔣介石對宋美齡是志在必得,現在大事已定,又豈肯功敗垂成?於是,他決定親赴日本,當面向宋母求允婚事。
  行前,蔣介石聲稱:
  「此種婚姻,並非政治結婚。諸人皆從事於政治生涯,乃屬偶然巧合,並非同派。且家姓尚未允許,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戶。余擬即前往問候,並向乞婚,以外並無其他任務。是否成行,尚待神戶消息,視家夫人病體何如。」
  實際上,蔣介石此次赴日是另有目的的。
  當時,中日關係已經相當緊張。1927年5月北伐軍進入山東,日本借口保護僑民,悍然出兵。後來,蔣軍因在蘇北兵敗被迫後撤,蔣日軍隊的正面衝突才得到暫時避免。接著在6月底至7月初,田中內閣又召開東方會議,確定了侵華的所謂「積極政策」。蔣介石感到,要繼續北伐,統一中國,有必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諒解。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決定赴日訪問,爭取日本的聲援。蔣介石本人曾私下對張群說過:「這次訪問,最重要的是和田中會談。」
  1927年9月28日,蔣介石和張群一起東渡日本,到達長崎後,他又放出煙霧,說:「余此次來日,乃欲觀察及研究13年以來進步足以驚人之日本,以定未來之計劃……並願藉此與日本名流晉接」。在國內時說是「赴日求婚」,到了日本又說是來「觀察及研究,可知他赴日是別有居心。
  由於蔣介石這次訪問是打著「考察」的幌子進行的,為掩世人耳目,蔣介石沒有直奔東京,而是先到長崎,然後去東京,並在長崎至東京之間,一路走一路遊山玩水,直到10月23日才到達東京。
  蔣介石到達東京後,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借孫中山之名,鼓吹中日親善,希望日本拋棄張作霖等軍閥轉而支持他自己。並表示:「吾人今後努力親善之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從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其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徹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本著這個意圖,11月5日,蔣介石與田中首相舉行了會談。據台灣保存的談話記錄記載,會談情況如下:
  蔣:中日兩國將來之關係,可為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閣下以為如何?
  田中:願先聞閣下來日之抱負。
  蔣: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為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背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攜手合作。第二,中國國民革命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余此次來貴國,對於中日兩國之合作政策甚願與閣下交換意見,且希望獲得一結果,希有以明教之。
  田中:閣下金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
  蔣: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之覆轍,其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此因為中國人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蔣介石說中國如不能統一對日本也不是好事,而實際上田中內閣所怕的正是中國的統一。他要求日本內閣支持他北伐,無異於與虎謀皮。由於雙方意見相去甚遠,這次會談沒能達成任何協議。
  蔣介石對日本內閣的態度曾評價說:「綜合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
  蔣介石愛美人,更愛江山。他此次赴日,若說是為了向宋母求請,也不過是目的之一。他雖然是下野之身,而時時刻刻念茲在茲的卻仍然是「軍國大事」。他是暴君,卻不能說是「昏君」,他知道江山杜稷的重要性遠勝於「兒女情事。」
  蔣介石以「赴日求親」為由,到日本與田中首相進行會談,意在掩人耳目--他畢竟是下野之身,東渡日本商議國事是畢竟名不正言不順。何況那個「幌子」是景自天成,「求親」也未嘗不是重要目的,如此一石二鳥,蔣介石何樂而不為?
  到達長崎後,蔣介石即去探望未母倪氏,可是宋老太太執拗得很,她得知蔣介石抵達日本的消息後,立即「轉移?到了鐮倉,與蔣介石玩起了「游擊」把戲,你西我東,避免「正面交戰」。
  蔣介石窮追不捨,立即奔到鐮倉。他打聽得宋老太太的住址,當即提了禮品前往拜訪。宋老夫人見蔣介石這麼快就追了上來,惱怒無奈之餘,心裡也隱然有了一些感動--這個蔣介石倒也癡情得很啊!她望著滿臉堆笑的蔣介石,無可奈何地歎道:「唉!你也算得上是個消息靈通人士了,怎麼這樣快就跟來了!」
  蔣介石何等精明,一聽這種口氣不像是拒人千里的意思,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晚輩多有打擾,請您原諒!」
  宋母見他執禮甚恭,心中火氣消了一點,為「速戰速決」她索性開門見山,直人主題:「你要娶我家三小姐,我且問問你,你不是已經有3個老婆了嗎?」
  「是曾經有,而不是現在有,」蔣介石溫和地微笑著糾正宋母的話,「第一個妻子是我14歲時由父母包辦的,她大我5歲,我倆根本就沒有感情;後來我長期在外面奔走革命,內室空虛,曾經納過一個妾,叫姚怡誠;這兩個人與我脫離關係後,我又曾與陳潔如小姐共同生活,但我們並沒有辦理正式結婚的手續,現在我已經送她到美國去讀書了,她並且答應永遠在美國定居,我同她們都已經斷絕了關係。」說著,蔣介石雙手奉上一份離婚協議書。
  宋老太太揮揮手:「我不看這些,我再問你,你那些情婦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完全是造謠!」蔣介石急切地辯白,「我投身革命多年,自然有不少政敵,他們看到我追隨孫中山先生,取得了一些勝利,沒法子打敗我,就用這種惡毒的人身攻擊中傷我!」
  宋老夫人沉吟有頃,又出了個難題:「你是個軍人,是征伐殺戮的,這與基督教教義水火不相容。」
  「老夫人,戰爭不一定都是罪惡」,蔣介石一邊察顏觀色,一邊小心應付,「比如大衛擊斃歌利亞的戰爭,耶和華焚燬了兩座城池,都是罪惡之城……」
  話沒說完,宋老夫人已詫訝地抬起頭來,上下打量著蔣介石:「怎麼?你讀過《聖經》?」
  「是的,只是我太忙了,偶而翻一翻。」蔣介石故作謙虛地回答。
  「那麼,你是否願意成為一名基督徒呢?」宋老夫人面色和善的問。
  蔣介石挺直了身子,正色答道:「我可以試一試,我先得認真研讀一下《聖經》,弄清楚基督教的教義內容,如果我未經研讀就冒冒失失地答應了老夫人,恐怕老夫人也不會相信我的。」
  宋老夫人聞言,目光裡閃現出一絲欣悅,她覺得這個年已四十的「青年人」心地十分坦誠,沒在自己面前說假話。她點點頭,轉身從手提箱裡取出一本《聖經》,遞到蔣介石面前。蔣介石慌忙雙手接過,面色莊重而虔誠地望著宋母。
  宋老夫人緩緩地說道:「年輕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宗教。我相信你會喜歡它的!」她看了看畢恭畢敬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蔣介石,又說:「這部《聖經》是美齡父親的遺物,他臨終時曾經囑咐我,將這部《聖經》送給未來的三女婿。」
  喜從天降!一直心中惴惴的蔣介石如聞天外綸音!他強自壓抑著火頭的狂喜,把那部《聖經》小心翼翼地捧在懷裡,用著激動得發顫的聲音說:「謝謝您!晚輩一定謹遵教誨,認真研讀《聖經》,不負老夫人殷殷厚望!」
  蔣介石的這一番表白,固然使宋老夫人的極感滿意。但是,這也就同時為蔣介石自己「拴了一個套兒」。作為與宋美齡結婚的條件之一,蔣介石必須加人基督教,這是他當著宋老夫人的面答應了的,但實際上,蔣介石在與宋美齡結婚之後的近3年時間裡,一直未曾實現他的諾言。1930年,蔣介石做好了榮任「中華民國總統」的一切前期準備工作,然後躊躇滿志地偕夫人宋美齡到上海、奉化旅遊。他們在溪口省親祭祖,賞風吟月,悠哉游哉,伊然就是天下歸一的中華民國總統及其夫人在「巡幸」了。
  蔣介石想當中華民國總統的企圖,得到了美國和江浙財團的支持,他們看中了蔣介石,深知要想長期統治中國並操縱中國的政局,就必須扶植一個獨裁頭子作為代理人。
  就在這次與宋美齡旅遊到上海時,蔣介石在美國牧師江長門的主持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儀,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關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之後所以拖了三年才接受洗禮的內幕,江長川曾回憶說:
  「民國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蔣夫人的一封急電,要我立即來南京。我於次日清晨到達。獲知蔣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資格,勸請蔣先生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則為擔任洗禮。由於蔣先生公事甚忙,故遲至下午四時始能晤談。甚至彼時仍恐為諸事打斷談話,於是蔣夫人提議驅車出遊,且行且談。隨即備了三輛汽車,前後兩輛為衛隊所乘,居中一輛則由我們三人乘坐。
  當我上車時,蔣先生堅邀我坐在中間,蔣夫人在我左方,蔣先生則在右方。車行中,蔣夫人力勸蔣先生接受基督教,並正式受洗禮。她說:『我們的老友江牧師不久將赴美國,此行將逗留許多月。』蔣先生則不願受洗禮過。免 他答你:『我現在只讀完新約第二遍,正開始讀舊約,我要對基督教多知道一點,然後正式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我們繼續談了一些時,我後來贊同蔣先生的意見,建議他在我出國的時候再熟讀聖經,我極願意能在回國時為他舉行洗禮。
  我在美國時,中國某一軍閥與中央政府問發生內戰。某日,在戰爭進行中,蔣先生被敵軍誘因於開封附近,四面幾被包圍。處此失望之境,蔣先生祈禱上帝解救,並聲言此次得救後,定即正式信仰基督為救主。上帝對此祈禱即予接納,驟下大雪,為此季所罕見,因使敵軍無法進迫。同時,他的援軍已從南京由火車運到,結果不僅蔣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轉敗為勝。
  當我從美國回來,我送被邀請為這位中國領袖施行洗禮。」
  關於開封被困、天降大雪使蔣脫困的事是確有的,但誰都明白這只是偶然碰巧的事。至於蔣介石在被困時許下宏願月,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是,蔣介石耍了個花招,把婚前必須履行的「洗禮」儀式硬是拖到了結婚三年以後,這期間,雖然宋美齡一直窮逼不捨,但蔣介石一直扭扭捏捏不情願。其中隱情,蔣介石本人未曾流露過,後世史家也未曾考據出原因。據筆者推斷,多半因為蔣介石潛意識中的「宗教隔膜」所致--他是非常迷信的,信風水、信星相學(關於他的迷信,將另立一節舉證),尤其是他的母親和髮妻都篤信佛學,而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很深的蔣介石,是很明白「異教徒」是一種什麼聲名的。對於人他內心深處篤信不疑的風水、星相等來說,對於他的生母及髮妻所信奉的佛學來說,他一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豈不成了一個「異教徒」?將以何顏面拜謁蔣氏祠堂裡的列祖列宗?更為重要的是,他與宋美齡結婚時,以及結婚後的頭幾年中,他的權力寶座並沒有真正坐穩,各路諸侯也還沒有收服,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並不十分牢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旦被指為「異教徒」或多或少會影響他的政治生涯的暢順,政敵們也許會問他:你蔣中正口口聲聲自稱是孫中山的學生,怎麼忽然變成了「上帝」的子民?你口口聲聲實行三民主義救中國,怎麼忽然自己信奉起基督來了?為了自家「政治形象」的「完美」,所以他一拖再拖,遲遲不肯履行婚前對宋老夫人的承諾。到了1930年,情況不同了,經一番大戰,蔣介石收服或打敗了桂系軍閥和馮玉祥、閻錫山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實力派,政權、黨權、軍權都得到了鞏固,來自國內的對他的「政治形象」的攻汗已不足為慮,相反,他倒是應當注意自己在國際上的「政治形象」了。他想當總統,就必須在國內取得江浙財團的支持,在國際上取得美國大老闆的支持。而江浙財團的領袖如孔祥熙、宋子文者流,既是他的親戚,又都是基督徒;美國人對基督教的尊崇與信任更是舉世皆知的,因此,為了取悅於美國大老闆、取悅於江浙財團和孔、宋兩家,老謀深算的蔣介石才挑了個想當總統又還沒當上的「最佳時機」正式接受了洗禮,並且從此日日祈禱禮拜,不問國事多麼繁忙,這一「課」是絕不間斷的。
  因此,可以認為,蔣介石所謂「受困開封,向上帝許願」的情節多半是他編出來哄人的,目的是給自己突然同意洗禮找一個墊步的台階,他的實際用心是:盡量與美國大老闆貼近、盡量與江浙財團貼近,以保證自己的總統夢順利實現。
  同意宋老夫人條件,決心「研究《聖經礦成為基督徒,在當時是為了娶宋美齡;時過境遷,「江山美人」一齊到手了,那個承諾也就不值一提了。若不是為了當上大總統,恐怕蔣介石即使最終被逼無奈而接受洗禮池至少得再推遲幾年。
  這也是蔣介石性格特徵的一面--沒有實際利益的事,他是不會去做的。
  4.婚禮進行曲中的不和諧樂章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報均刊登了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的啟事,說:「中正奔走革命,頻年戎馬驅馳,未退家室之私……茲定十二日一日,在上海與宋女士結婚。」
  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分兩次舉行,第一次是在下午,在上海西姆路宋家的宅礎內舉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禮。這個婚禮原是請南方衛理公會的牧師江長川主持的,但江長川牧師非常認真,他親自做了一番調查後,認為蔣介石不是自由再婚,不符合「聖節」,因此拒絕了宋家的請求,不同意主持蔣、宋的婚禮。宋家篤信基督,婚禮沒有牧師主持是不行的,萬般無奈,他們只好請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助會總幹事餘日章臨時充當主持人。餘日章雖然不是被正式委任的牧事,但他肯定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這第一次婚禮並不熱鬧,只充滿了宗教氣息,既莊嚴肅穆,又顯得有幾分沉悶寂寥。
  基督教式的婚禮完畢之後,一千多人等又來到「豪華的大華飯店舉行了『中國傳統味道』的婚禮。翌日,上海的報紙曾報道說:「這是近年來一個壯舉,是中國人的一個顯赫的結婚儀式……「儀式舉行時,大華飯店的舞廳裡足足有一千三百人。」
  同下午在宋宅舉行的婚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華飯店張燈結綵,花團錦簇,熱鬧異常。大舞廳正牆上是一片綠白相間的葉子,兩旁是鮮花組成的巨大影壁,上面用紅色花朵組成「長壽」和「幸福」字樣。演歌台的中央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肖像,兩旁分掛黨旗和國旗--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婚禮由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持。本來,蔣介石和宋美齡想請何香凝當證婚人,企圖利用廖夫人的威望和聲名來顯示自己的不凡。但何香凝因為早就不滿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因此不但不同意當證婚人,甚至連婚禮都不肯出席,蔣介石無奈,只得另請一位女士證婚。
  此外,宋家的一位重要成員也沒有出席蔣、宋的婚禮大典,這就是一直堅決反對蔣宋聯姻,當時已遠赴蘇聯的宋慶齡女士。
  在門德爾松的《婚禮進行曲》樂聲中,蔣介石與宋美齡攜手步人大廳。在拍攝了大量照片之後,這一對新婚夫婦退席了,他們將按計劃到杭州和莫干山去度蜜月。
  具有深遠意義的「蔣宋聯姻」的「大戲」,就此落下了帷幕。新婚後的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到杭州的莫干山度蜜月,但就在他們抵杭的第一天,蔣介石收到了一份密電,這位貌似「超凡脫俗、愛情至上」的新郎並沒有墮人情網之中,他十分關注著時局的發展和政局的動向,他當收到密電後,就再也顧不上什麼兒女私情了。蔣介石拋開還在回味新婚燕爾飄然欲仙的感覺的妻子宋美齡,即刻與張靜江等密謀對策,決定立即舉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爭奪軍政大權。
  會議開了一整天。晚上八點多鐘,蔣介石才匆匆回到杭州的下榻之處。他一進臥室就對宋美齡說:「美齡,快收拾行李,我們要立即返回上海。
  「回去?」宋美齡既詫異而又驚訝地說:「大令,今日是我們新婚後的第一天啊!」
  「我有要事!必須馬上回上海!」蔣介石邊整理文件邊說道。
  「那也不必這樣急呀,我們在度蜜月哪!」
  「不,我要讓你很快當上第一夫人,你懂嗎?」
  「他們要請你出山了?」
  「對了,親愛的夫人我的政敵請我復職!」。」蔣介石很得意地說。」
  12月3日,蔣介石宋美齡回到了上海。當天,他就在自己的住所召開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 11·22」事件受到打擊的西山會議派,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覺」自居。預備會議變成了桂系與江派的一場鬥爭,桂系借第四軍在廣州發動事變一事攻擊汪精衛,甚至說汪本人就是「共黨分子」。蔣介石見汪精衛眾望所失勢單力薄就假惺,惺地袒護汪精衛,以達到他坐山觀虎鬥的目的。可是宋美齡對蔣介石的伎倆,不甚理解,她問到:「大令,你為什麼要替任精衛說話呀?他曾逼你下台,此人不除必有後患。」
  「夫人,你說的不錯,汪精衛肚子裡有什麼花花腸子我還不清楚,他現在對我有用!」
  「你的意思是……」宋美齡疑惑不解的問。
  「我要讓他們都來有求於我,並聽任我的指揮。」
  果然不出蔣介石之所料,汪精衛為一了擺脫自己孤立地位,於12月10日在會上提出:「惟有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才是解決黨務、軍務問題的當務之急。」桂系看到汪精衛極力主張請蔣介石復職,一時都慌了手腳,李宗仁、李濟深等立即商討對策。
  當天晚上,蔣介石興致勃勃地走進臥室對宋美齡說:「夫人,我說汪精衛對我是有用的,是會為我出力講話的,」說完,蔣介石拿出一張會議公報:「你看,他果然請我當總司令了。」
  宋美齡終於明白了蔣介石的用意,從心裡佩服這個善用心計,而又會耍弄政治手腕的丈夫。
  侍衛官進來報告說:「李宗仁將軍來訪!」蔣介石眼睛一亮,對宋美齡使了個眼色,並輕聲地說:「又來了一個請我復職的人。」蔣介石對侍衛揮揮手說:「快請李將軍進來。」
  李宗仁穿筆挺軍裝,外披一件黃呢軍大衣,來到蔣介石的居室。宋美齡以女主人的身份連忙打招呼說:「李將軍真是稀客啊,怎麼,夫人沒一起來呀?」說罷趕緊倒茶擺點心,招呼說李將軍用茶點,又主動上前替他將外衣掛在衣架上,室內氣氛頓時輕鬆多了。
  「嫂夫人您別客氣,我和蔣兄是老朋友了。」李宗仁說著坐到沙發上。
  「德公,你今天到寒舍有何見教啊?」蔣介石不冷不熱地說。
  「蔣兄,你我之間,談何見教二字。不過我看眼下之局面,非你出山不可了,我看大家都有這個意思,今天我就是為此事來和你商量」。
  「我看,還是你來主持吧!」蔣介石表面假裝謙讓,心裡在想,我是當仁不讓的,這個寶座是非我莫屬的,邊想邊揣摸這位桂系首領的真正用心。
  「介石兄,到現在這緊急關頭,你就不必謙讓了。汪精衛這個人很不可靠,他是個口是心非,心懷叵測的人,不爭眾望,看來只有你,才是執掌黨國大事之人。」
  蔣介石一聽心想,正合我意,於是哈哈大笑說:「德公過獎了!南京特委會幹得不錯嘛,我剛結婚,還想帶夫人去度蜜月呢!」
  「看來要委屈嫂夫人了,我想夫人是個深明大義之人,定會以黨國大計為重吧!你說是嗎,我的好嫂子。」李宗仁半是玩笑半正經的對著宋美齡說。
  接著又對蔣介石說:「介石兄,你是黨國的頂樑柱,現在國家正處在多事之秋,須要你主持大計,難道你會捨此而去度蜜月嗎?」
  李宗仁一下道出了蔣介石的真實心裡所想。
  還沒等宋美齡回答,蔣介石很快披上外衣,說道:「我們新婚的第一天就不得安寧,看來這也是我的命運所定,我這輩子是注定不能享受新婚蜜月的美妙佳境了。」
  宋美齡沒有回答李宗仁的話,只是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蔣介石,似乎在責備丈夫,又似乎在回答李宗仁的問話。她幫助蔣介石穿好外衣,雖然始終沒說話,但給人一種感覺,她是同意了蔣介石「出山的」。她何嘗不希望她的丈夫一步登天,成為一個一呼百應的人上之人呢?所謂「夫貴妻榮」嘛!她恨不得一夜之間就成為中國的「第一夫人」。
  和蔣介石談話後,李宗仁向新聞界發表聲明,說汪精衛擁蔣又反蔣是個反覆無常之人,只有他(李宗仁)一貫擁護蔣介石。這時,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頂著張作霖的壓力,也電請蔣介石盡快出山復職。
  蔣介石經過精心策劃,巧妙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間的矛盾,掃清了自己出山上台的一切障礙。在預備會議上終於通過了蔣介石復職的決議案。
  最初,蔣介石搞到了軍隊上的大權後,其野心並沒有滿足,這時他又施一計,一面負責籌備國民黨的二屆四中全會;一面將汪精衛、胡漢民等趕跑了。此時,蔣介石才實現了他的政治野心,當上了國民黨的「領袖」。
  蔣介石成為當時中國的黨政軍總頭目之後,夫貴妻榮的宋美齡,就是當然的「第一夫人」了。她為自己嫁了一個好丈夫而驕傲,為自己的身份提高而感到自豪,在待人接物時,流露出一些使人難以駕馭和隨心所欲的驕橫性格。
  在舊時的上海,一個初涉大都市的人是難以立足的。要想在這裡求生計,特別是一心要發跡和野心的人,就得找一個「地頭蛇」作為靠山,就得找「山門」人「幫會」也就是「拜老頭子」。當時上海灘上有三個最有實力和影響的幫會頭子,一個叫黃金榮、一個叫杜月笙、一個叫張嘯林,誰要是拜其中一人作為「老頭子」靠山,就沒人敢欺侮了。蔣介石當年初到上海時,就到處打聽這三個人,他曾於1922年拜杜月笙為老頭子,因此,得到了各方面(各幫派政客)的照顧,當然,這些地頭蛇也不會白白地照顧你,為你勞心勞力。這些老頭子是要向其門徒們收取「保護費的,」蔣介石當然不能例外,他一直向他的幫會頭子杜月笙交納保護費,一直混到他當上總司令之後也未間斷過。
  蔣介石當上總司令後還向青幫頭子「杜月笙」交納所謂「保護費」這件事,宋美齡知道後,心裡很不是滋味。她想,丈夫現在是中國的軍政首領,為什麼要向這些「草頭王」交納什麼人身保險費?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丈夫是領導著數百萬大軍的總司令,掌握著中國數億萬人的生殺大權,是他保護了這些地頭蛇,交納人身保險金的不應是丈夫蔣介石,而應該是這些「地頭蛇、烏龜王八蛋!」
  不行!我得阻止這件事繼續下去,於是宋美齡極力勸說蔣介石停止交付這筆所謂保護費。
  蔣介石畢竟在上海混過很長的時間,他知道幫會裡的一些情況,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這些幫會頭子是不好惹的,他們至少能左右上海地區的社會局面,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弄不好會出麻煩,甚至發生騷亂。蔣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說:「這筆費用已交了好長時間了,反正數目也不大,我看還是交吧!錢是取之於民,任我所用吧。不取消也無損於我」。
  宋美齡說:「大令,你現在的身份不同了,不是你從前剛混事時的情況了,你現在是全軍的總司令,只幾個錢的事當然算不了什麼大事,但以你現在的身份再這樣做,會遭人議論的,會造成不良之影響的,我這也是為你的仕途和聲譽的啊!」
  蔣介石聽後若有所思地說:「夫人言之有理,不過……」
  宋美齡又說:「不過什麼,難道你還怕他們不成?」「你現在是手握軍權,能調動千軍萬馬的總司令呀!做事要有魄力,要果斷,絕不能優柔寡斷!從現在起,就是不交納保險費了,看他們能把你這個總司令怎麼樣?他們還能把你抓起來不成!」
  經宋美齡這麼一說,蔣介石心想,夫人果然女中豪傑,有巾幗英雄氣概;蔣介石剛當上總司令,正在春風得意之時,又經夫人這麼一說,就有些飄飄然起來。從此以後,蔣介石為了顯示自己的威儀,出人則前呼後擁,隨從一大幫,偕夫人大模大樣地在上海街市上出現。他想,諒他杜月笙也不敢怎麼樣?
  但杜月笙看到蔣介石這樣耀武楊威,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他當然並不在乎那幾個小錢,他受不了的是蔣介石這種冰冷的態度,也最恨得勢揚威過河拆橋不講義氣的人,決計要教訓一下這位總司令。
  有一天,蔣介石有個重要約會,回公館晚了些,他到家後,發現夫人不在,於是便向傭人打聽夫人上那去了,一個男傭人告訴說:「夫人到她姐姐家中去了,中午有一個小姐來接她的。」
  蔣介石立即打電話給她的姐姐宋藹齡詢問,當得知宋美齡沒有到她姐姐處時,蔣介石意識到事情不妙,要出麻煩事,再問那個男傭是否認識那個接宋美齡的人時,男傭說不認識。但說夫人是和蔡媽一起出去的,是一輛豪華轎車,牌子叫羅爾斯一羅伊斯。並說來接的那位小姐很漂亮,還跟夫人在花園裡說了會話後坐車走了。
  蔣介石一時急得六神無主,滿屋亂轉,口裡不斷地念叨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他想,上海有這種豪華轎車的人家不多,想了一會心中有點路數了,於是,他馬上給宋子文打電話。但宋不在,只好懊喪地掛了電話。
  宋美齡和蔡媽是被杜月笙騙上汽車接走了,這是杜月笙在對蔣介石實施報復。
  那天,他用汽車將來美齡和蔡媽一直接到了西摩路的杜公館!
  一下汽車宋美齡就意識到情況有變,於是說:「這是什麼地方,你們把我們帶到這裡來幹什麼?」
  「蔣夫人,實在對不起,這裡是杜公館,我是奉我們老闆之命把你接來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說完,那位女士就走開了。
  宋美齡對這些幫會人物一向很反感,現在這個膽大包天的杜月笙竟然將她堂堂總司令夫人騙到這裡,心裡怒火沖天。
  這時杜月笙笑容可掬地從門口迎了出來。宋美齡強壓怒火,問道:「杜老闆,你這是什麼意思?」。
  「蔣夫人,別誤會,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怕你一個人在家寂寞,特意派人將夫人接來玩玩,高攀高攀你這位總司令夫人,對你的安全我會負全部責任的。」杜月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不待宋美齡的分辯,轉身對妻子張小妹說:「夫人,快陪蔣夫人消遣消遣!」
  宋美齡被杜公館的一群女眷請到屋裡,被按在早已準備好的牌桌上。這時,站在宋美齡身後的蔡媽一聲不吭地觀察著事態變化。
  別小看了這個蔡媽,她雖然是個傭人,但有時連宋美齡也要讓她三分,她的權威甚至超過了侍衛長,除蔣介石之外,她對誰都敢發威使性,她為什麼能有這樣的威懾力和這樣大的神通呢?其實很簡單,她是宋家的老傭人,一向為人忠厚老實,坦率直爽,能幫助人,有求必應,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盡力去幫助別人,勤勤懇懇地為宋家幹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歡心和尊敬。尤其是宋老夫人特別喜歡她。宋家的三個少爺和三個小姐都是她照料看著長大的,對她都有很深的感情。哪個少爺、小姐淘氣了,她都敢當面「教訓」。她有天生的潑辣脾性,有話就說,有氣必出,心直口快,從不存私,心胸猶如一潭清水,清澈見底。宋家人都知道,她的一舉一動,甚至是發脾氣,也是為了維護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時她的粗野之舉,大家也都讓她三分不去計較,等氣一消了,她很快就會喜笑顏開。
  蔡媽就是跟隨宋美齡出來到了蔣介石身邊的。
  蔡媽見杜月笙竟敢如此對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聲:「杜老闆,你給我出來!」說著,將剛剛放到桌上的茶點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東西嘩啦一聲撒滿地上。
  「杜月笙,你放我們出去,我們要回去。」杜公館的一些女眷們嚇得目瞪口呆,她們從未見過有誰敢在這裡發脾氣。蔡媽不管女眷們怎麼勸解,真真假假地撒起潑來。
  此時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間裡,為自己的「傑作」而沾沾自喜,聽到蔡媽的一聲呼叫,頓時怒火上升,剛想發作,瞬即又克制住了,隨即嘴角邊又撇出一絲奸笑。他本想不理睬蔡媽的叫喊,但那不停的叫鬧聲,又使他坐臥不安。他正考慮是否給蔣介石打電話說一下,恰好宋子文打來電話。
  在電話裡宋子文聽懂了杜月笙的弦外之音,是為交納「保險費」的事。
  宋子文放下話筒,駕車直駛社公館,將宋美齡主僕二人接回。從此之後,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蔣介石支付「保險費」。而杜月笙目的達到了,氣也總算出了,一場「蔣杜爭鬥的把戲」收場了。但宋美齡始終沒明白是她哥哥從中擺平了這場事件,還以為是蔣介石的威風使這群青幫大亨們屈服了呢。
  1928年2月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2月7日,蔣介石被「推舉」為中央執委會常委、軍事委員會主席。
  3月7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又推舉蔣介石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主席。至此,蔣介石實現了他早已「夢寐以求」的野心,把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大權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齡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夫人」了。
  「美人」到手,「江山」重坐,然而蔣介石的心情卻並沒有因此而輕鬆愉快起來。婚禮前後,各種「不和諧」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雜音」一直縈繞在蔣介石的心頭。令他感到頭疼的倒還不是這種種「雜音」本身,而是「雜音」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潛在的危險信號--他的權力的寶座還遠未達到鞏固的程度,隨時有被人「拉下馬」的危險。國內、黨內的政治派系和軍事力量的山頭紛立,表面上「擁護中央」,實際上各行其事,根本不買他蔣中正的帳。蔣介石要的是一統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權力寶座上眼巴巴地望著諸侯雄踞四方。
  北伐戰爭「伐」的是舊軍閥,不料舊軍閥還沒有完全消滅,在北伐中發展起來的「新軍閥」們又成了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攔路虎。這些新軍閥都先後參加了孫中山發動的國民革命運動,在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崛起,他們都自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而暗中卻又相互爭權奪利,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發展自己的勢力,擴充自己的地盤。倘若任其發展,坐視其大,蔣介石的天下是連一天也坐不穩的。
  這種種「不和諧音」,攪了蔣介石新婚燕爾的好心情。
  5.內助則柔,外助則剛
  蔣介石所追求的「完善無缺的婚姻」,似乎在宋美齡身上得以實現。論家庭背景、社會地位、財產、相貌、個人學識、修養等等,宋美齡都可算是當時中國無以匹敵的第一小姐」,這樣一位小姐成為蔣介石的夫人,很快就成為蔣介石處理國內外日常事務的有力助手。
  就大事而論,宋美齡在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及抗日戰爭中積極爭取美國援助等方面均有過大的貢獻。
  宋美齡受過正統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較開明、作風也比較民主,思維方式趨於西化,不拘泥古板,她有較強的事業心,熱衷於婦女兒童事業和公益事業,因為她是基督徒,所以對宗教事務也頗關心。在成為蔣介石夫人之後,宋美齡的政治立場始終與蔣介石保持一致,從這一點上說,她也成了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幫兇。
  作為蔣家王朝最高統治者和決策人之一的宋美齡,她的千秋功罪自有史家評說。但是,作為一個知識婦女,一位基督徒,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國人,宋美齡也確曾做過一些有益於公眾的事。在抗日戰爭期間,她更做過大量有助於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宋美齡婚後「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鮮有人知,今錄蔣介石侍從秘書汪日章的一段回憶,以見點滴:
  宋美齡有較高的文化教養。她旗袍貼身,大衣適體,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輕步走過,我每次碰見,她總是面帶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覺得她突然出現,不覺得有驕矜盛氣,和她談話不覺得拘謹。她言談委婉適度,聲音從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見聞過她和蔣有過口角。她和別人談話,總是只讓對方可以聽清楚就是,從不大聲,頤指氣使。
  宋美齡經常隨蔣出訪各地,在外地他們所住房子一般總是三間,包括臥室、辦公室、秘書室。宋美齡和蔣介石經常在一塊兒吃飯,宋喜吃烤雞、豬排,蔣則喜吃肉絲鹹菜湯、乾菜烤肉、鹹菜大黃魚。宋美齡很講究衛生,即使在廬山時也有人從山下捎去蒸溜水應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時,還以瓶裝礦泉水犒賞侍從室高級職員。蔣宋夫妻間感情深厚,有時說些閒話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隨他倆由鎮海飛機場坐黑色特長轎車去溪口,在80分鐘行程中,他們談笑風聲,宋美齡還和蔣打賭說:「誰先見到江口塔,誰就贏。」不一會兒蔣說:「哦,我先見到了。」宋接著說:「我老早就看見了」。不認輸。在溪口時往往手拉手徒步於妙高台、相量崗之間,此地群峰環抱,曲徑通幽,風景獨美。他們在千丈巖欣賞勝景,蔣稱宋為Darling,但我一直沒聽到過宋稱蔣為什麼,即使出門散步時,便衣警衛跟隨很近,也沒聽到怎樣呼喚(依煦外國習慣,遠遠喊人是不禮貌的)。
  待從室人員對侍從室稱「公館」,對蔣介石稱先生,對宋美齡稱夫人,都不帶姓,不帶官銜。先生方面的內務副官是蔣孝鎮,是他侄孫輩,(從中尉升到少校級);夫人的內務副官叫斯紹凱,平時穿藍色長衫,沒有軍銜。還有兩個下手,客來送茶點。有中、西廚師各一人,不對外。有一個40多歲的健壯外國保姆料理房間、保管衣物以及諸如給小客廳換透明紗窗簾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類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書,所以她也有秘書室。女秘書的能力和學識素質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揚的,這或許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書叫錢用和,30多歲,嘴唇動過手術還看得出,後來調到中山門外貴族學校當校務主任,宋美齡常常去視察,關心備至。繼任的忘其名,個子很小長得不順眼;後來換了一個身體健壯、穿著時髦但一隻眼睛有毛病的女秘書;隨後又換成一個男秘書,叫吉兆鵬,廣東人,40多歲,禿頂,帶著妻子,是宋子文介紹的,專做與美國教會、華僑方面的通訊交流工作,包括宣傳和捐贈、救濟事宜。宋美齡的秘書主要是代她做些婦女兒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熱衷於這個工作,他們相互聯繫,經常碰面,共同商討,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齡辭了航委會職務後,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華的飯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經理、貴婦、小姐們依然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便設法動員這些人有錢出錢,為祖國抗戰貢獻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慶時也是共同在做救濟工作。蔣介石和宋美齡請客吃飯也是常有的事,菜餚是普通的,有些人出來後說吃不飽,這時當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與不豐盛有關。在宋美齡的廚房裡沒有過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鮮所配的。
  蔣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較節省,若有部下請求濟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齡選購衣料,總是跑上好幾家,問明價格,擇合意的地方去買。但對教會方面較慷慨,每一個省、縣若有耶穌教會,必邀集教友特別是外國傳教士及他們的家屬舉行茶話會或聚餐,以聯絡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會房子裡。
  1933年4月,宋隨蔣在江西撫州,住在撫州中學隔河的木結構三間小屋裡。有一天深夜,忽聞槍聲,由疏而密,間有機槍掃射,延續約兩小時,宋聞聲後不驚慌,即持自衛手槍準備抵抗,後查明為外來部隊過境,事先未聯繫好而發生誤會。以後侍從室文職官員每人發給手槍。
  宋美齡處事仔細,也注意小節。有一次,外收發送一封從美國寄給她的信,見信封上一張郵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詢,經外收發胡某承認為集郵而犯下錯誤,送上原物,也就未予處罰。他倆的私人信件,都經各自的侍從秘書(又稱隨從秘書)拆閱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從秘書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記號加火漆印,外收發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對蔣的公務之外所謂「家務」內助也很悉心,處理得體。如1933年、1934年間公務繁忙,人少事多,侍從人員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辦公室離蔣送住處很近,宋往往親自做糕點派人送給電務員謝耿民、邵恩手、孫德慶等人當半夜餐;對少數侍從人員,在年終時各送一套長袍馬褂以資籠絡。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飯多不方便,經王世和提了報告,宋就叫她的中國廚師每天中午多開一客,每次都是兩菜一湯,很可口。當時我從早到晚都在「公館」裡,隨時能遇上宋美齡,她總是微微點頭微笑有禮,毫無做作。她作為第一夫人,許多內外事情都得兼顧,所以每日作息時間安排有序,不浪費分秒。她有許多外國寄來的刊物,每日必看書報。對文學、音樂造詣較深,對美國歷史及世界名人傳記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當好,毛筆字體頗似蔣介石,但較秀柔。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和廣東話,也講普通話。
  宋美齡對蔣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午休時間均由內務人員放留聲機,片子皆是小提琴獨奏曲,都由宋美齡親自選好放在盒內;留聲機在臥室門外,直至開門時才停止放片。宋美齡不在時,蔣也有這個習慣。宋對基督教的幾個節日非常重視,按西方風俗過聖誕節,即使是在軍務前線時也不忘節。1933年12月,蔣和家及侍衛人同機飛往福建浦城前線,我在隨後一架波音發動機塞可斯基水陸兩用機上,還搭乘有德國警衛顧問斯太乃司、電務員三人、宋美齡的女秘書一人、廚師二人,帶有為宋美齡烤好的一隻火雞。不料一小時後,我坐的這架飛機一個發動機失靈,迫降在景德鎮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聖誕節前夕,又因為有兩個外國人(另一個是美籍飛行師斯密司),廚師不得已只好將那只原是宋美齡用來過節的火雞拿出來大家吃了。以後我們趕到蒲城,因為文件由我攜帶著,蔣一整天辦不了公,宋美齡要我以後都同機出發。
  蔣的私人飛機裡有一睡榻,因宋美齡有暈機病,在飛機上總橫臥在睡榻上,但一下飛機改乘汽車就沒事了。
  作為一個家庭主婦,總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寬敞舒適,宋美齡也不例外,而是更講條件。除了出去在外地臨時住上三間平房或樓房將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個永久性的像樣的公館。
  宋美齡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賈爾業愛路,正房約四開間,縱深頗長,樓下有一個大容廳,四十人不擠,也可放電影。這幢房子本是外國人的花園洋房,是宋家買過來的,在上海並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區裡靠馬路的兩層樓洋房,小抽木條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層樓十多間下房,花園面積大於建築面積三倍,有小溪行貫過草坪,溪闊3米,東側安放小石塊,可徒步跳躍而過。灌木叢中,間以假山,取自然園林式佈局,散步其間並不覺得身處鬧市。由一個40多歲麻臉男管家看管。
  室內佈置除應有的大小沙發、大茶几桌椅外,牆上掛的頗精緻,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畫的春、夏、秋、冬四花鳥條幅,意境逼真,確是神品。這座房子終蔣之身總共住過六、七次,最長一次也住不上兩個月,無論蔣去南昌、重慶、昆明、貴陽……宋美齡有時是稍後趕來,有時先期回來,這種時候宋總是單獨在這裡住上一個時期,並和兩個姐姐敘敘天倫。
  抗戰前在南京曾住在中央軍校校長公館,樓下有客廳。飯廳、秘書室、副官室,還有一個狹長的小會客室。宋會客就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圓形書房,牆上掛著意大利人畫的風景畫,我見過她在這裡接見過衛生署長劉瑞恆。上海稅務局長吳啟鼎。樓上的房間全部都是他們倆受用。室內佈置平常,牆上也不掛畫。
  這個公館並不中宋美齡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門外小紅山的一個山坡;在樹木叢中從未有過建築物,四周圍都是空曠地。她就計劃在這裡蓋一所房頂是我國宮殿式的西式樓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為長久居住的地方。從這裡朝東北方向可望見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務交給南京市工務局長趙志游,由陳品善為主的好幾個人設計了多種建築圖案,作為房子主婦的宋美齡一再提修改意見,單就室內裝飾、浴室顏色就進行了多次變換拆建,陽台也修整好幾次。市長魏道明和趙志游為了討好宋美齡,還特請杭州西湖藝專校長林風眠親自畫室內牆壁的裝飾花樣:有千姿百態的鳥群嬉戲在嫩綠翠柏林中。屋內幾間臥室、大小餐廳、兩間辦公室(他們各人一間)以及其它眾多的大小房間設計佈置方案,無一不是由宋美齡逐個審查鑒定,有些已經決定施工又常加改變。如浴室瓷磚先是改成綠、黃間色,後又改為一律淡藍色,復將花樣裝飾一概廢去,改成單色平面。於是這座房子長期不能竣工,抗戰前夕只好停止建築,抗戰勝利後方才完工,但事過境遷,也就不以為好了,宋美齡把它改作耶穌教堂,每逢禮拜日準時和蔣介石同去做禮拜。
  1934年在廬山觀音橋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為蔣、宋蓋起三開間的小木屋,在水泥平台,坐在靠椅上靜聽橋下泉水叮咯,遠眺五老峰雄峙眾山,頗心曠神信。但他們只小住幾天,就廢置了,改買了一所外國人的舊房子,即枯嶺路十二號;那所房子起先叫十三號,我提醒廬山管理局長蔣志澄:「基督徒忌諱十三這個數字。」他改為十二號。這所房子傍依山腳,門前低,後面漸高,有個大平台,他們常常圍坐在那裡打橋牌,談笑自若。張學良的美籍猶太顧問瑞納常來作客,宋藉以練習英語,這對以後她介入外交活動有很大的用處。
  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南岸黃山,蔣、宋有一所別墅作為主要住處,就近也為二姐宋慶齡修一幢別墅,姐妹倆時常過往,骨肉情殷,始終如一。
  因為性格及學識修養的關係,宋美齡對待「下人」和平民百姓一般是比較友善的,也比較富有同情心。抗戰初期,她六眼看到被日機炸死的孩子時,曾情不自禁地一掬同情之淚,這是她作為一個女人所特有的天性使然吧。對待下級,宋美齡多半比較寬容,例如她曾陪「勵志社」的青年軍官跳舞,一時傳為美談。甚至對下級軍官的「輕浮」舉動,她也能處之泰然,如「軍校蒙羞」就是一例。
  1949年8月16日,美國藝術家協會公佈了一條消息。宋美齡當選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並且名列榜首。
  消息寫道:據美國藝術家協會秘書長柯納宣稱:「此項選舉系由會員投票產生。美人遍佈世界各地。宋美齡之鼻與面部其他各協調、勻稱,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名列其後的有:杜魯門總統之公主而德耳朵最美;英國瑪格麗特公主的眼睛最美;溫沙公爵夫人的額頭最美;美國電影明星伊索麗絲的大腿最美;美國電影明星列達·布赫芙的嘴唇最美;美國電影明星蓮達丹妮的小腿最美;意大利女影星阿麗達·娃麗的臀部最美;意大利電影皇后秀娜·洛羅勃麗季達的乳房最美;埃及舞蹈明星塔赫亞的腰最美。」
  蔣介石得知自己的夫人名列全世界十大美人之首,心中喜悅之情自是難以言狀,這說明他當初休棄前妻,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毅然與宋美齡結成秦晉之好是頗有眼力的。在蔣介石兵敗如山倒之時,這則消息多少給他沮喪的心情帶來些許安慰。
  對於蔣夫人當選世界十大美人之首,蔣家王朝上上下下無不紛紛祝賀,拍馬讚譽之辭充耳,惟獨宋美齡辦公室主任韓誠烈沒有湊這個熱鬧,而且還有意迴避。
  因為發現宋美齡真正具有超凡脫俗美的人,除了蔣介石,應首推這個韓誠烈。甚至可以說,蔣介石當初選擇宋美齡,除欣賞她的氣質、學識外,更多的還是從經濟上、政治上考慮的。而韓誠烈對宋美齡的認識,則完全是從人體美這個角度發現的。
  那是1931年7月的一天,黃埔軍校第13期學員即將畢業。當時任校長的蔣介石帶著夫人宋美齡到軍校視察。在看過學員各種戰術指揮考核後,蔣校長和夫人在一群教官的簇擁下,走下看台,來到學員們中間。
  時值炎熱的夏季,儘管有人撐著布傘,為蔣氏夫婦遮擋灼人的陽光,蔣校長特別是蔣夫人美齡仍然香汗淋漓。那天宋美齡穿一件無袖的黑綠色軟緞旗袍、肩披一塊雪白的紗巾。也許那軟緞旗袍柔和貼身,因此恰到好處地把她那凸凹分明的身段展現了出來。豐臀、高胸、細腰、柔臂、長腿,在一雙烏亮的半高跟鞋支撐下,走起路來停停玉立,楚楚動人。她使這些天天在訓練場上摔打,成天與男人打交道、很少見到女人而又偏偏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子的目光,沒有對準他們尊敬的校長,卻一致齊刷刷地投向了她高貴、美麗的身軀。
  說也湊巧,學員中有一名「優等生」,竟抑制不住對美的渴望,趁蔣夫人與其握手之機,抓住她白嫩的手,在眾目睽睽之下親呢地撫摸幾下。
  這種完全西化的表情方式,對宋美齡來說不足為怪,但在那個時刻,她也覺得太過火了,羞得不敢正眼看他;但對於視中國傳統文化奉若神明的蔣校長來講,則感到異常吃驚。此舉沒有傷風敗俗,也褻瀆了他的尊嚴。只是礙於場面,蔣校長沒有當場龍顏大怒。事後,蔣介石很快派人把這個缺乏教養的「優等生」抓了起來,並交給宋美齡,讓她對這個有失體統的傢伙予以制裁。
  「優等生」被帶到宋美齡面前。宋美齡審視著這個膽大妄為的傢伙。見他眉清目秀,身材魁偉,英俊漂亮,特別是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十分有神。本來想劈頭蓋腦臭罵他一通,但不知為什麼,宋美齡與他單獨在一起,心腸竟然軟了一半:你叫什麼名字!」
  「優等生」雙腳一碰,舉手敬了個標準的軍禮:「報告夫人,學生韓誠烈。」
  「韓誠烈?」宋美齡抱著雙肘,踱著碎步,瞪著一對黑萄葡般的大眼,突然厲聲問道:「你為什麼要當場羞辱我?」
  韓誠烈面無怯色,舉目對視,「學生不敢!」
  「還說不敢呢!」宋美齡抬起玉臂,指著自己雪白的手說:「我這又不是鋼琴,你在上面彈什麼?」
  「我……」韓城烈的臉紅了,「我發現……」
  「說呀!你發現了什麼?」
  韓誠烈目光閃爍,臉越來越紅,終於,他鼓足了勇氣,抬起頭來:「我……我發現夫人實在太美麗了、太動人了!簡直像聖母一般,我實在抑制不住……」
  「胡說八道!」宋美齡慍怒地喝斥道。
  「夫人,我韓誠烈從來不說假話,若有半句不實之詞,您可以打斷我的雙腿。」
  「我才沒那麼狠心呢!」宋美齡緩和了口氣,說:「你想過沒有,你在眾目睽睽之下居然對我如此放肆,會有什麼結果?」
  「我當時確實發現夫人美得像聖母,像一尊天使,我才情不自禁,如果我想到了結果,我也不至於……」
  「好了,別說了!你今年多大年齡?」
  「學生剛滿23歲。」
  「你讀過聖經嗎?」
  「讀過,我信奉上帝。」
  宋美齡笑了,指著對面的沙發說:「你坐下吧。」
  「謝謝夫人!」韓誠烈雙唇往上一翹,眼睛出神地望著宋美齡說:「學生如有冒犯之處,請夫人原諒!」
  「世界上有千罪萬罪,唯獨沒有崇拜罪。今後你注意點場合就是了。」
  「學生明白,謝謝夫人!」
  「你不用謝我,應該感謝上帝。」
  也許是上帝在無形中幫了韓誠烈的忙,韓誠烈不僅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從此備受重用。黃埔畢業後,韓誠烈當上了大尉營長,幾年後又提升為少將代理師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宋美齡認為韓誠烈在前線部隊當指揮官隨時會有生命危險,遂將韓誠烈調到國防部機關工作,後又乾脆調到了自己身邊,委任他為自己辦公室的主任,軍銜為中將。
  蔣介石身邊的人,都知道來美齡待下級比較寬和、民主,不怎麼擺「第一夫人」的架子,這自然與宋美齡自幼受美國文化教育的經歷有關,但總觀其性格特點,不能不說是家庭遺范的功勞。宋氏家庭的人,多數待人友善、處事從容公允,較少蠻霸習氣。宋美齡嫁給蔣介石後,雖然位極人臣,婦隨夫貴,卻仍是不矜驕自持,這是性格使然,與所受教育程度似無大關涉,因為歷史上曾有無數「夫人」一旦「顯貴」起來,就擺足了架子,驕橫霸道,為人所不齒,而她們所受到過的「教育程度」也不可能謂不高,這方面的例子是史不絕書的。
  蔣介石脾氣暴躁,斥罵下級將領是家常便飯,罵得不解氣時,還施之以老拳老腿,他身邊的侍衛們挨打挨罵是經常的事,而且挨了罵不准分辨,挨打時只能硬挺著,不敢問避。有一次,蔣介石又在發脾氣打人,一拳一腳,打得頗有「章法」,正好宋美齡從外面回來,見此情景急忙勸止,並對被打的侍衛說:「你怎麼這麼傻?他打你,你為什麼不跑呢?」有了宋美齡這句話,此後每當蔣介石再要動手打人的時候,被打者總是相機逃逸,能溜則溜,不再那麼老老實實站著挨打了。
  宋美齡一力輔佐蔣介石的「家務內政」,用的是「柔」的方法,與蔣介石「剛柔相濟」,確實是個好內助,幫丈夫化解了不少矛盾。而在幫助蔣介石料理軍國大事以及外交方面,宋美齡則處處以「女強人」的面目出現,輔佐蔣介石內政外交,卓有建樹。
  抗戰期間,宋美齡積極參加救亡運動,表現一直十分活躍。「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後,宋美齡於9月12日在南京通過美國廣播網,直接用英語向美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揭露日寇侵華罪行和中國軍民艱苦抗戰的狀況,呼籲美國給予援助。此後,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宋美齡經常利用無線電廣播和報刊等傳媒向美國及世界各國宣傳中國的抗戰情況,尋求各國的輿論及物質支援。
  在保衛武漢期間,宋美齡領導成立了「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她親任指導長。這個委員會在武漢舉辦了一期戰時婦女幹部訓練班,當時幫助訓練婦女幹部的有鄧穎超、吳貽芳等著名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
  1940年,日本飛機大規模轟炸重慶後,宋美齡特對美國國會議員廣播說:
  「我不知你們國會議員是否想到過,如果中國屈服於日本,那將發生什麼樣的情況?無疑,日本將利用中國的資源轉向美國進軍,美國也將受到自食其果的懲罰。支持野蠻的日本軍的侵略戰爭,本身就是不義的。」
  為了組建一支空軍部隊以抗擊日寇,宋美齡在抗戰初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財力,並廣泛發動民眾,掀起募捐活動,籌集購買飛機的款項。宋美齡之所以對組建空軍,購買飛機有如此大的熱情,主要是因為她曾親眼目睹了日機肆虐橫行給中國軍民的生命財產所造成的巨大的傷害。
  那是淞滬抗戰期間,日軍空軍的飛機首次襲擊上海,我軍的地面防空火力還沒來得及發揮作用,數以千計的中國軍民卻已經在轟炸中喪生了。轟炸停止後,宋美齡來到被日機炸得一片狼藉的廢墟邊上,她一個人圍著七零八落的屍體轉來轉去,負責保護她的衛兵們則站在遠處觀望著。
  這時,第九集團軍飛行大隊長程烈也趕到了,他問宋美齡的衛兵們:「你們為什麼離得這麼遠?」
  一位侍從副官回答:「夫人說要一個人冷靜地想一想,她不讓我們靠近。」
  程烈聽罷,遂快步走到宋美齡身旁:「第九集團軍飛行大隊長程烈向夫人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在宋美齡面前,行了一個軍禮。
  「你是這裡的飛行官?」宋美齡抬頭盯住程烈,她的眼睛已被一次又一次溢出的淚水浸得發紅。程烈一挺胸脯:「是的。」「啪!」平時極少發火更從不打人的宋美齡突然揚手打了程烈一個耳光:「你還有臉說你是飛行官,日本飛機一架都沒打下來,中國人民卻讓人家炸得這樣慘不忍睹,我要是航空司令,立即槍斃你!」
  紅顏一怒,比男人發威更具有震懾力。程烈羞慚地垂下了頭,卻仍在分辯:「夫人,我們沒有驅逐機和戰鬥機,連空軍都還沒有,只是每個集團軍裡有那麼幾架飛機。」
  望著眼前這個漢子垂首喃喃的樣子,宋美齡知道自己是打錯了人。從此,她徵得蔣介石的同意,開始不遺餘力地為組建空軍而奔走呼號。這位只受過音樂、文學和社會道德教育的弱女子,開始閱讀有關航空理論、飛機構造方面的刊物,並用籌集得來的兩千萬美元從國外購買了大批飛機。國民政府和國民軍事委員會決定正式組建一支獨立建制的空軍部隊,並任命宋美齡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
  就在宋美齡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之後不久,大約是1938年5月,美國援華部隊總司令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到華上任,他給中國帶來了40個陸軍師的美式裝備和50架最先進的美國BU-l型轟炸機。史迪威來華後,與宋美齡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這位熱烈的奔放的美國將軍會講漢語,而宋美齡則「只有一張臉像中國人」她的流利的韋爾斯利英語很快拉近了她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感情,以致史迪威曾在他的日記中真誠地讚美宋美齡:
  今天我又見到了美齡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見到的更美,苗條、雅致、動人,白白的瓜子臉像木蘭花瓣那樣白晰。捲曲的黑髮,鬆軟地從前額梳向後頸,在那打成一個光滑的髮型。
  同夫人討論了一下戰術。我覺得蔣夫人煥發著引人的美麗,在那罕見的美貌後面,蘊藏著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蔣介石將軍和他的同僚們都顯得頑固、不老實,為了雞毛蒜皮的面子問題耿耿於懷,只關心權力,其軍事戰略毫無章法,同西方大相逕庭。對於蔣介石腐敗軍隊挽救的方法,也許就是由蔣夫人擔任國防部長。
  美國倫的想法既自由又大膽,居然想到了由宋美齡出任國防部長。而實際上,宋美齡非但沒當部長,連她那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差事也交了出去。她認為最重要的不是指揮軍隊,而是喚醒軍隊的覺悟。她日夜奔波在前線各部隊,到處發表演說,慰問傷兵、籌建醫院,在此期間,她還險些丟了性命:
  一次,宋美齡在美國朋友端納及一名副官的陪同下到前線視察。汽車在高速前進中突然被公路上的一個大彈坑顛起,失去控制的汽車翻出了路面,強大的衝擊力使司機的頭部猛撞在車前玻璃上,當即殞命;端納的腿受了傷,宋美齡則飛出車外,重重地摔在了一個泥潭裡,當場昏迷過去。隨行的軍醫官緊急施救,忙了半天,宋美齡的心率才有所加強,微微掙扎了一個,發出一聲呻吟。錐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喘不過氣來,她對關切地望著自己的端納說:「我不能呼吸,一呼吸就鑽心地疼。」
  端納安慰她:「夫人,我們馬上送你回武漢,到了醫院就好辦了。」
  可是宋美齡卻強自支撐著說:「不,我繼續上前線!我是一個人,人家是成千上萬的人,不能為一個人而誤了成千上萬人的事!
  當晚10點,宋美齡忍著極度的痛苦給一支即將開往前線的部隊發表了演說,劇烈的疼痛使她好幾次險些昏死過去,幸被端納從旁扶住,並不時用濕毛巾替她揩乾額上的汗水--因為她的手不能動。這種場景,令官兵們感動得熱淚盈眶,士氣大受鼓舞。演講到高潮時,宋美齡叫出一位少尉排長問道:「在戰場上,你是怎樣指揮士兵的?」
  那位排長立正敬禮:「報告夫人,我喊『弟兄們,往前衝啊』!」
  宋美齡微笑著搖搖頭:「不,你應該喊:弟兄們,跟我來!」
  「弟兄們,跟我來!」宋美齡提出的戰鬥口號在官兵們當中引起了強烈共鳴,他們不約而同地鼓起掌來。
  宋美齡在官兵們的掌聲和歡聲中突然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她的眼前蕩過一片金星,無力地倒了下去,恍惚間只聽到了端納的呼喊聲……
  當宋美齡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了。端納告訴她,她的四肢筋骨嚴重扭傷合併挫傷,顱腦受到震盪,大夫剛剛為她動了手術。
  端納凝視著她:「上帝保佑,我真怕……」
  「你怕什麼?」
  「我怕你受不了,因為您是一個女人。」
  「女人一定要比男人差嗎?」
  「不,夫人,你是一個強人!一個中國的女強人!」
  一位美國作家曾就此事評價宋美齡:「只有像宋家造就的具有健全的頭腦、健康的體質,又在幼時受到新教的自立和自製思想培養的婦女,才能像她那樣長久地堅持。」
  主內則柔,主外則剛,這就是宋美齡。
  第八章 中原逐鹿
  1.「統一大業」賴權謀
  蔣介石下野後,以桂系和西山會議派為主組成的南京政府由於把程潛和朱培德的部隊爭取了過來,所以很快就打敗了唐生智的軍隊,唐生智宣佈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1927年門月15日,南京政府的軍隊佔領了武漢。
  汪精衛此時跑到廣州,拚命拉攏張發奎的第四軍,並召開了同汪精衛、李濟深、陳樹等主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成立大會,同時宣佈「國民政府」在廣州再行設置。這樣,寧、漢對立剛剛結束,寧粵對立的局面又出現了。
  蔣介石回到上海後,審時度勢,認為他奪回權力的首要問題是應當先解決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因為這個「特委會」的成員大都是西山會議的元老,加上桂系的軍隊,成為蔣介石復職的最大障礙。所以蔣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請汪精衛赴滬「討論黨政統一問題」。11月11日,汪精衛在廣州發表演說,表示願意與蔣合作。蔣介石的策略很明顯,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聯合汪精衛打擊南京的特委會。
  南京方面也怕蔣、汪聯手對付他們,於是提出建議,意欲由寧、粵、蔣三方在上海舉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
  11月15日,汪精衛從廣州啟程赴滬參加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併力勸李濟深與他同行。實際上這是汪精衛施的「調虎離山」計。汪精衛與張發奎的第四軍到廣東後,總想伺機將執掌廣州軍政大權的李濟深趕走,以便佔領兩廣,只是苦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這次蔣介石電邀請,汪精衛赴滬開會,南京方面的譚延閻、孫科等也致電邀請,汪精衛遂與張發奎密謀,計劃將李濟深誘出廣州,然後實行政變。果然,汪、李二還未到達上海,就傳來了張發奎發動政變的消息。
  寧、粵雙方都爭先向蔣介石靠攏,蔣介石當然非常高興。南京方面雖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共同執掌權柄,但實際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縱大局,譚延閻、李烈鈞。孫科等不過是桂繫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廣東方面又「後院起火」,汪精衛雖然成攻地策動了張發奎的政變,但寧、滬兩方卻又攻擊他「勾結共產黨」在廣州發動武裝叛變。因為在此之前,因為張發奎的部隊裡共產黨員很多,所以共產黨於8月1日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所以,這一次又是張發奎的部隊發動政變,就很容易給寧、滬兩方攻擊汪精衛製造口實。蔣介石面對如此混亂的場面,心中竊喜。他現在正好處於超然物外的地位,寧、粵雙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漁利了。此時期內,張作霖乘國民黨內部你爭我奪的混戰之機,曾大舉進攻馮玉祥和閻錫山,馮、閻二吃不住勁,也通電請蔣介石復職。局勢的發展對蔣介石越發有利了。
  l月22日,南京方面舉行「慶祝討唐(生智)勝利大會,」會上有發表演說,提出了「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會後遊行,當遊行隊伍至復成橋時,突然間槍聲大作,當場擊斃4,傷20餘,兇手逃逸無蹤。事後,們紛紛指控這次慘案是西山派成員葛建時一手製造的,由此發起「征討」西山會議派的浪潮。其實,這一慘案正是蔣介石一手導演的。他利用這一事件使西山會議派變成眾矢之的,搞得他們聲名狼藉,威信掃地,從此失去了一切發言權。
  12月3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在上海召開,由於蔣介石製造的「 11·22」慘案使西山會議派失去了發言權,所以,會方中心成為汪派與反汪派的一場混戰。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張發奎在廣州兵變為口實,攻擊汪精衛勾結共產黨,賞了他一頂紅帽子;汪精衛為了擺脫孤立地位,急於討好蔣介石,搶先在會議上提出:「惟有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才是解決黨務、政務、軍事問題的當務之急」。李宗仁也不甘落後,立即向報界發表聲明,指責汪精衛反覆無常,而自己一貫是擁護蔣介石的。寧、粵雙方儘管雞吵鵝鬥,卻又一致公推蔣介石復職,於是,這次預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復職的決議,蔣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間的重重矛盾,為自己復職掃除了障礙。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到了南京。7日他發表了《總司令復職時致國民政府電》,稱:「中正疊受各級黨部及各軍將士之敦促,政府與民眾之督責,以北伐大業急待完成,仍令出負艱巨,愛於支日馳抵首都,繼續執行中央所賦予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專司軍令,藉戎利機,謹電奉陳,唯冀垂察。」9日又發表了《致各軍全體武裝同志電》、《致全黨同志全國同胞電》和《致馮閻楊三總司令電》,表示這次重新上台後,將「以全力完成北伐,肅清共逆,以安後方,鞏固中央。」
  蔣介石宣佈復職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乘粵桂閥混戰、粵軍主力離穗之機,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和廣州工起義,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可惜,由於起義部隊未能及時轉入農村,在敵優勢兵力的猖狂反撲下,起義歸於失敗。張太雷英勇犧牲,部分武裝轉移到海豐、廣西等地農村。
  廣州起義後,南京政府繼續把「紅帽子」往汪精衛頭上扣,說他指使張發奎「縱容」共產黨舉行暴動,吳稚暉還大罵汪精衛是「准共產黨」。汪精衛弄巧成拙,原以為同蔣介石合作能撈到一點實惠,沒想到一下子處於內外夾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臨被桂系暗殺的危險。這時,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便勸告汪精衛為了安全起見暫離上海。汪精衛無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國。
  汪精衛一走,蔣介石立即竭力袒護和拉攏汪精衛派系的粵方委員,以此抗衡胡漢民為首的右派集團。胡漢民等認為無法與蔣介石合作,遂宣稱不參加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1928年1月25日,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以出國考察為名離開上海,到海外遠遊去了。
  驅汪逐胡成功,蔣介石的兩名主要政治對手被趕走之後,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正式召開,蔣介石一手操縱的會議。會議通過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會宣言,宣言中攻擊共產主義運動是「民族獨立運動之大敵。」
  l月8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23日,國民黨中央黨務委員會推蔣介石為組織部長。3月7日又推他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至此,黨政軍大權又一次集中在蔣介石手中。
  蔣介石再次上台後,為了避免「軍事獨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提議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四個政治分會,分別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任政治分會主席。由於馮玉祥和閻錫山通電籲請蔣介石復職,在政治上他們已倒向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在長江流域及西北和華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統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張作霖控制的地盤尚未歸青天白日旗下。
  鑒於此,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業,以消滅奉、魯軍閥為目的,意欲肅清直、魯、熱、察、綏等省區內的軍閥武裝,徹底實現所謂的「全國統一。」
  為了進一步籠絡新歸麾下的諸侯,蔣介石又祭起了慣用的法寶--結義。他委託部力子向馮玉祥表示想同馮「義結金蘭」的意思,馮玉祥則答說:「只要對革命有利就行。」
  邵力子將馮玉祥的態度立即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十分高興,急忙親筆寫了蘭譜,送交馮玉祥,那帖子上寫著的是:
  籍貫:浙江奉化武嶺
  年歲:四十二,生於丁亥年九月十五日
  父諱:肇聰 母王氏
  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
  敬奉煥章如胞兄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譜弟 蔣中正謹訂
  馮玉祥親筆寫了蘭譜送與蔣介石,蘭譜寫道:
  藉貫:安徽巢縣竹柯村
  年歲:四十七,生於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父諱 有茂 母謝氏
  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譜兄 馮玉祥謹訂
  兩換了貼,相互拜了幾拜,從此就算是「兄弟」手足了。蔣介石為了讓馮、閻等在戰場上多出力,遂將馮玉祥的西北軍編為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為總司令;將閻錫山的部隊編為第三集團軍,閻任總司令。
  1928年3月31日,蔣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7日,蔣介石發表《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聲稱:「黨國存亡,主義成敗。」
  4月中旬,北伐各路集團軍發起總攻。在北伐部隊的強大攻勢下,孫傳芳於6月3日宣佈下野,所部歸鄭俊彥統率,向國民革命軍投誠。6月8日,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軍事上告一段落。但是,索繞在蔣介石心頭的,還有一塊烏雲,這就是山海關外的「鬍子」出身的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及其統治了幾十年之久的東北地區。
  孔傳芳下野後的第二天,張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他帶領一批文官武將出關返回奉天。不料日本已決心除掉這個不肯繼續為其效力的傀儡,預先在皇姑屯埋下炸藥,將張作霖炸死在火車上。
  張作霖被炸死後,奉系核心內部一直隱瞞死訊。當時張學良正率部在邯鄲與閻錫山交戰,直到他秘密潛回瀋陽,才正式宣佈張作霖因傷勢過重不治而亡,同時,張學良宣佈擔任東北三省保安司令。
  張作霖一死,日本當局和南京政府都派到東北進行活動。日本方面在鼓動張學良宣佈獨立,南京方面則積極爭取張學良,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張學良面對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誘,表現了一個中國軍的氣節。在同日方代表的談判中,張學良說:「我是中國,所以我的想法當然是以中國為本位;我之所以願與國民政府妥協,是要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一般民所渴望的事。」他拒絕了日本的條件,派邢士廉為代表,由海路赴北平,向蔣介石表示「願輸誠歸降,並請商統一辦法。」
  蔣介石聞報大喜,東北一定,統一大業就算完成了!可惜,事情遠非他想的那樣樂觀。當北伐節節勝利、克復北京後,蔣介石就曾憂慮各派新軍閥在北伐中坐大,主張「裁兵善後,」此議一出,馮玉祥、閻錫山等都想乘機擴大自己的地盤,因此,蔣介石很快就從張學良歸降的喜悅中冷靜下來,旋即昔日那些擔心的隱患又撲心頭。他一邊踱步,一邊小聲自語:「張學良易幟的結果是喜還憂?甚至是喜憂參半?」
  在蔣介石未來的棋盤上,張學良這顆棋子可是舉足輕重的。張學良若是真的臣服於他的麾下,這時於他的軍事實力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擴充。一旦閻錫山和馮玉祥在華北興兵,都不能不考慮東北軍摔然出兵關;然而,張學良萬一失敗了呢?這後果又是明擺著的……如何保證張學良順利完成易幟,這正是他急切要和謀士張群相商的。
  張群不負蔣介石所望,很快掃去了布在蔣介石心頭的疑雲,並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計劃:1.為了穩定張學良的易幟決心,以及易幟後臣服於蔣介石,南京國民黨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總司令在.蔣介石親自派出高級代表攜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和總理遺囑赴奉天,舉行隆重的易幟典禮;3.為鞏固張學良易幟後的政權,設法製造矛盾,幫助張學良消滅身邊的親日勢力。
  蔣介石喜不自禁地微笑著,望著穩坐釣魚台的張群,熱情地說:「岳軍兄,你看誰能擔此任呢?」
  張群懂得蔣介石的話的意思,所以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陳的性格,故作謙虛地說:「承辦這樣重大事件的選,你心中早就選定了,何必再徵詢我的意見呢!」
  「那好,我就說吧!」蔣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辦這樣重大事件的選,非岳軍兄莫屬!」
  「那我只好從命了!」張群欣然應允,但一想到此行責任重大,復又為難地說,「為了確保主席的宏圖得以實現,我建議再增加兩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臨機協商處置。」
  「此話有理!」蔣介石微微地點了點頭,「你看誰和你同行為好啊?」
  「方本仁和吳鐵城。」
  「我看還可以增派一位元老李石曾,他和奉系的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張群贊同地點了點頭。
  一岳軍兄廣蔣介石格外深沉地說,「此行易幟不難,重要的是完成計劃中的第三條:設法製造矛盾,幫助張學良消滅左右的親日勢力。
  正如蔣介石所估計的那樣,張學良一如所諾,不顧日本的反對,排除了楊宇霆的干擾,一俟張群所率領的南京代表團抵達奉天以後,毅然決定於1928年12月29日易職。他雙手接過青天白日旗,親自率領東北的文武百官列隊站在帥府門前,目視懸掛多年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為加強張學良的勢力,張群私下會晤這位大權在握的少師,幾經密商,決定任命張作相為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萬福麟為東北邊防軍駐黑副司令。張學良在就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的典禮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裝,率部走到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前,舉起緊握拳頭的右手,在方本仁和劉光的監督下向總理遺像宣誓。在莊重的氛圍中實現了東北與全國的統一。
  然而,令張群疑慮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楊宇霆的臉上密佈著一層濃雲,沒有一絲一毫喜慶的表示。當天晚上,張學良設宴慶祝易幟大典,楊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蔭槐中途退場。張群唯恐有變,連夜請何成浚、何千里等到自己的下榻處密商對策。
  何成浚先介紹說:楊宇霆堅持親日的路線,曾數次阻止張學良易幟。據說在一次雙方攤牌的會議中,楊宇霆恥高氣揚地對張學良說:「你走你的中央路線,我走我的日本路線,兩寶總有一寶押中,不是很好嗎?張學良為之愕然,當即反問:「如果是你的那一寶押中了呢?」對此,楊宇霆瞠目不知所對。事後,他又對常蔭槐等憤憤地說:「小六子這個阿斗羽毛未豐,就想沖天,我看他能飛到那裡去?」
  何千里接著又介紹說:「楊宇霆為了發洩對張學良的將軍的不滿,決定於明年元月7日為其父慶祝70歲生日。他的法庫同鄉好友李友蘭知道此舉易遭嫉,於楊不利,主動地對楊說:「老太爺辦壽,可以回法庫去辦,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楊堅決不允,並發出狂言:「我要大張旗鼓地辦,請全國各路諸侯來瀋陽為父作壽,讓這個阿斗看看,是誰的聲望高!」何千里說罷,與何成浚都取出了應邀為楊的父親祝壽的大紅請柬。
  何成浚又報告說:張學良願意讓楊宇霆當黑龍江省主席,以為疏遠之計;但楊宇霆拒絕,只好改換了常蔭槐。此二為加強自己力量,借設立「黑省山林警備隊」之名,擴編數萬部隊。據說端納細心查訪,獲悉楊宇霆向捷克訂購了三萬步槍。他將來往的電報,以及常蔭槐自鐵路收入中付款的憑據一併交給了張學良。
  張群聽後一怔,覺得這條消息非同尋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嚴肅地問:「對此,張學良作何反應?」
  「他當即找了楊宇霆,質問:咱們兵工廠不是有的是步槍嗎?」何成浚知道。
  「楊宇霆又是怎樣回答的呢?」張群追問。「他承認其事,並說沒有家的好啊!」何成浚又答道。
  張群感到張學良和楊宇霆之間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誰先下手誰就是勝利者,即「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為了推動和促使張學良早下決心除掉楊宇霆,他們又把突破口選在了楊宇霆正在準備為其父辦七十大壽這件事上……。
  楊宇霆的公館,位於小河沿附近的青雲寺胡同。為了借助排排場場的祝壽活動來發洩其奪權的野心,楊宇霆沿街巷張燈結綵,鑼鼓喧天,聲樂齊鳴,真可謂是各路英雄好漢齊聚會,孫傳芳、鍺玉等前來祝壽送禮不足為奇,令注目的是,白崇禧的代表葉棋、唐生智的代表葉開台,以及前來慶典易幟的張群、李石曾、吳鐵城、方本仁、何成浚、何千里等也攜帶重禮來湊熱鬧;至於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幾乎無一不到……這無疑又在張學良沉重而憤激的心上捅了一刀!
  1月7日上午,張學良起床後,在院內散步回到屋內剛剛用過早點,正準備更換禮服、準備彩禮,為楊宇霆的父親祝壽去,他的副官譚海一步闖了進來,沒頭沒腦地報告說:「總司令!您還要去為他祝壽!您如果再不發火,弟兄們就都造反了!」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情?天塌不下來,有話慢慢地說嘛。你們聽到了什麼?弟兄們有什麼議論。」張學良不慌不忙地說。
  「您可真沉得住氣!」接著譚海講了楊公館達官貴紛紛前來祝壽,真是賀客盈門,大元帥府無問津,以及聽來的有關楊宇霆,常蔭槐圖謀不軌,大有取張學良而代之的風聲說了一遍,最後,譚海又非常氣憤地說:「家都把屠刀架在我們脖子上,可您總司令還說什麼仇家是好,不會有異心的!」
  張學良聽了後,一言沒發,只是在屋子走來走去,看得出來他的臉色沉重,張學良的內心何嘗不矛盾,心情何嘗不激動痛苦!但真的要動手除掉心頭之患即有異心的楊宇霆、常蔭槐這些父執輩的老將,而且又是一起戎馬多年的同事,決心也不是輕意那麼好下的。況且還有一位善良的夫於風至扯後腿呢!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懂得這種事絕不能擴散,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大意,不能叫旁看出任何點滴破綻,假如一時不慎,萬一傳到楊宇霆和常蔭槐這些的耳朵裡,事情就會起變化。就會發生難以預料甚至不堪設想的後果。
  張學良沉思後極其嚴厲地說:「你這是無中生有胡說八道!再胡說我就關你的禁閉!你趕快傳我的命令,如果再有議論此事者,殺無赦!」
  譚海聽了完全驚呆了,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張學良向他走近一步,並又語意雙關地說:「告訴弟兄們從現在起,你們都要只聽從我一個的命令。要記牢,快些下去吧!」
  譚海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轉身退了下去。過了一會,他又走進來報告說:「總司令!輔帥到了。」
  所謂輔帥,就是張學良的老把叔張作相。他對張作霖最忠心耿耿,對張學良也最尊敬,他毫無當官弄權的慾望,一心只想輔佐張學良承繼大業,發揚光大,對得起死去的盟兄張作霖。但是,今天張學良有些疑惑,心想,老把叔今天理應到楊公館去祝壽,為什麼來這裡看望我呢!難道他得到什麼消息,或者有什麼機密大事相告嗎?張學良急忙換上禮服,和於鳳至一起迎出門樓,他們夫婦一挽著張作相的一隻胳膊,顯得極為親熱地將張作相挽進了客廳。落座後,於鳳至敬上香茗以後,張學良謙恭地說:
  「輔帥蒞臨,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兒。」
  「漢卿啊!」張作相呼噓長歎了一聲,旋即講出他和常蔭槐等一起去楊公館拜壽,楊宇霆在閒談之中直呼張學良的乳名小六子,並惡意中傷,稱之為阿斗。更有甚者是其高談東北前途,實堪憂慮。他再次憤慨地歎了口氣:「司馬昭之心喲--路皆知!他的用意,還不清清楚楚嗎?」
  東北的高級將領,無不知曉張學良重禮儀,彼此的稱謂是很有說道的。
  張學良稱夫於鳳至為「老大姐」,於夫稱他為「小爺」。他要求部屬只稱他不同時期的職務;而父執輩的重臣叫他漢卿,直呼他乳名「小六子」的只張作霖一個,其他誰也不敢。今天,楊宇霆不僅當眾叫他「小六子」,而且還以「阿斗」視之,他怎能不頓生怒火呢!時代不愧是造就才的學校。半年多來,他已經由血氣方剛的青年將軍,自我陶冶成一位善於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他清楚地知道,時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稱謂這類的小事,而是有沒有和楊宇霆呼應,甚至興風作浪。他低沉地問:「常蔭槐這些,當時又作何表現呢?」
  「他毫無顧忌地說:『依我之見,咱們明天都捧楊宇霆吧!」』
  張作相掃了一眼張學良那震怒不已的表情,「我聽後大驚,應付了幾句,就驅車趕到你這兒來了。」
  張學良習慣地背剪起雙手,眉宇緊整地凝視前方,許久沒有說一句話。
  張作相畢竟是戎馬半生的老軍,他走到張學良的面前,低聲說:害之心不可有,防之心不可無啊!」
  張學良深沉地點了點頭。
  面對這嚴酷的現實,於鳳至那顆善良的心猶如被捅了一刀,自知其痛,卻沒有解決的辦法。這時,院外傳來了春節前夕孩子們放鞭炮的響聲,她想到了楊公館祝壽的熱鬧的場面,猶豫不決地問:「小爺!我們還去楊府拜壽嗎?」
  「要去!」張學良的臉上突然閃現出了冷漠的笑顏,「而且還要備一份厚禮!」
  張學良為探明虛實,偕夫於風至來到楊公館拜壽。正如當事記述的那樣:「小河沿車水馬龍,盛況為瀋陽向所未有。蔣介石、白崇禧、閻錫山以及廣東、四川等地方實力派,都派有代表來瀋陽祝賀。日本政界要也派有代表前來。東北地主官吏不消說了。慶壽之日,張學良前往祝壽。楊以普通禮節相待,與一般賓客無異。不僅楊之一舉一動傲然以東北第一領袖自居,來自全國各地的賀客們,對楊亦恭維備至,談楊是東北眾望所歸的物。張目睹這些情景,豈能所堪?當日觀劇席上,張始終以手支頜,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悶,可想而知。」或許是觸景生情的緣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漢男爵說的這段話:「今天的東北實際情況,同我們日本當年幕府時期德川家康時代很相似。」事後,張學良曾向友講:「當時我也參加了祝壽,不斷在想,假如楊、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東北政權,莫非林漢說的就是這種情景嗎?我應該怎樣來自處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樣為德川所殺呢,還是先把他除掉……」
  下午張群等又趕往大帥府,經一番謀劃,正式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把張學良推上了主席的寶座。但這並沒有給張學良帶來絲毫的歡欣。除去楊宇霆、常蔭槐等凱覦他手中的軍政大權之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幟」的失敗,以強硬的外交手段,要張學良承擔其父生前簽署的一切密約,尤其是由楊宇霆私自秘密簽署的所謂修建滿蒙新五路的要求。對此,張學良大傷腦筋。翌日深夜,端納悄悄地走進大帥府,詭秘地問:「漢卿!」聽說野武馬顧問到了奉天,他來拜會過你嗎?」
  張學良憂心忡忡地搖了搖頭。
  「他在楊公館可是整整地呆了一天啦,這你都清楚吧?」張學良分外沉重地點了點頭。
  「你曉得葉野顧問此行的目的嗎?」
  「估計是為滿蒙新五條路線的修建而來。」
  「這樣重大的外交問題,誰授權楊宇霆代表貴國政府和葉野談判的?」
  「據我所知,他滿口答應了葉野的要求。」端納望著沉默不語的毫無表情的張學良,憤慨地質問:「他為何敢於如此大膽公然越權行事?」
  張學良對端納的所謂忠誠感到非常欣慰,遺憾的是他並不知道端納接連數次來告密的目的。經過了多年之後,台島的歷史小說大家高揚先生曾經撰文披露了真像,端納告密的原因有兩個:一則他在職務上應該忠於張學良,二則是端納雖然是澳洲,但是,他是為英國服務的高級情報員,而英國與日本在華利益,早就有利害衝突,楊宇霆一向和日本勾結,走的是日本的路線,對於美國有不利的因素,而英美在華利益是有某種默契的,所以端納必須跟他作對。」
  l月10日上午,葉野武馬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大帥的府邸,見到張學良後就先為主地說:「漢卿!鄰葛已經同意履行建設滿蒙新五路的許諾,你看怎麼樣?你有什麼高見?」
  張學良聽罷後,火氣不打一處來,為了給這個盛氣凌的葉野武馬一點顏色看看,他神態嚴肅地站起身來,背剪雙手,頗有風度地踱著方步,走來走去,許久沒有回答葉野武馬的問話。
  「漢卿!」葉野武馬不知張學良的心思,有點沉不著氣了,「你有什麼為難之處嗎?」
  「沒有?」張不良猝然止步,又加重口氣地補充說,「一點也沒有!」
  「那你……」
  「我不明白,你葉野顧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話。」張學良瞥了一眼葉野武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應該清楚平常的外交手續吧?」
  葉野武馬誤以為張學良在挑他的禮--為何不先來拜訪他,遂佯作笑態地說:「漢卿!原來這件事情是鄰葛經手辦理的,我想先探問一下他的態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你全然想錯了!在這件事情上,他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沒想也無權和你談判。」張學良態度平和而又大義凜然地說。
  「那……」葉野武馬很快從驚恐中醒來,「請直言相告:我的談判對手是誰?」
  張學良義正詞嚴地說:「是南京國民政府!」
  「啊……?」
  「請你看看這份國府的文告廣張學良轉身取來備放好的文件,「上邊寫的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協定合同,非有國府參加,不能生效。我已宣佈易幟,無權和貴國洽談這類大事了。」
  葉野武馬氣得鼓鼓的,歇斯底里地說了一句:「我找鄰葛去!」轉身拂袖而去。
  當時下午,楊宇霆和常蔭槐相偕來見張學良,不僅為修建所謂滿蒙新五路一事興師問罪,而且還強硬地提出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張學良當即表示,目前東北甫經安定,涉及外交之事應該慎重考慮,不能草率行事,須從長計議。楊、常則堅持即刻決定,並取出已經寫好的便條,要張簽字。張最後推托說現在已經到晚飯時間,容待飯後再作決定,並留楊、常共進晚餐。楊表示臨來之時,已告訴家裡回去用飯,還是回去吃過飯再來吧。於是楊、常辭去。張學良癡癡地位立室中,久久不語。過了一會兒,他突然仰臉大笑,然後命譚海找來了親信高紀毅、王以哲、劉多筌,首次公開提出了處決楊、常的想法。譚海等早就氣得躍躍欲試了,因則一拍即合。其中高紀毅說:「殺的事,說辦就辦,說辦不辦,必有後患。」因此更加堅定了張學良的決心。他當即果斷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下邊,再研究一下具體的措施,以及善後事宜的處理。」
  關於處決楊宇霆和常蔭槐的過程,歷來有各種傳說。據當事高紀毅的回憶,當時情形是這樣的:
  他們走後,張立刻用電話召我進府,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半鐘。我進府立被張召入內室,他從容不迫地向我說:「楊宇霆、常蔭槐二欺我太甚,他們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今天又來強迫我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並要發表常蔭槐為鐵路督辦,說是為的能管理中東鐵路。事關同蘇聯的外交問題,這事要辦也應該請示南京,從長計議。但他們要我立刻簽字發表,太不像話了。現在他們正在回去吃飯,少刻就會回來。我給你命令,立刻將他二處死,你率領衛士去執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後,請示應在何處執行。張指示說:就在老虎廳內執行,並以輕鬆的語氣囑咐我說:「你可要小心,他們二身邊都帶有手槍。」於是我配備6名衛士,由我同張的侍衛副官譚海率領,另由劉多筌擔任府內外警衛任務,只許進來,不許出去(劉當時僅知將有大事,但並不知要處死楊、常。一切佈置完竣,經過兩個多小時,楊、常來到,逕入老虎廳就座。我同譚海率領六名衛士持手槍進入老虎廳,立即對楊、常宣佈說:「奉長官命令,你們兩阻撓國家統一,著將二位處死,即刻執行。」楊、常聞言,頓時木然,臉色慘白,一句話也沒說出,當即由六名衛士分為兩組執行。楊、常二分別被兩名衛士按住,一名衛士開槍,結果了性命,當夜陳屍老虎廳內。
  張學良接著指示處理善後步驟,一面連夜以長途電話指示駐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蔣介石報告處死楊。常的原因和經過,一面用文字寫成軍法會審形式,罪名是「妨礙統一,阻撓新政」,檢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徹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還未明,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翟文選、王樹翰、臧式毅、鄭謙、孫傳芳等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進府,宣佈此事經過。這些乍聞之下,驚愕萬狀,面面相覷。同時張又囑鄭謙在另室草擬電報,正式報告南京,並昭告東北各縣市。鄭謙是楊宇霆的親信,提起筆來只是搖頭沉吟,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過了片刻,他將筆丟下,起身要走。我嚴肅的警告他說:「從現在起沒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離開。」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動,但仍未動筆。最後還是改由劉鳴九執筆,將電報稿擬好。這時始將楊、常屍體從老虎廳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車送到南頭風雨台姜廟(楊宇霆為紀念姜登選修的廟)裝棺,聽由他們家親友弔祭。楊、常被殺的消息傳出以後,頓時震動了瀋陽全城……。
  與此同時,張學良為懾服楊宇霆的派系勢力,運用恩威並濟的策略,除優撫家屬之外,還親自寫了一副輓聯:「矚目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淒絕東山霖雨,終憐管叔誤流言。」上聯比之於諸葛亮揮淚斬馬俊,下聯引用周公旦誅叔之典故,藉以表達其複雜的情感。
  翌日,張學良領銜發表了震驚中外的通電,全文如下:
  統一告成,建設開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濟,協力圖功。學良受事以來,對於先舊有僚佐,無不推心置腹,虛衷延納,其中尤以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黑龍江省長常蔭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乃楊、常朋比,操縱把持,致使一切政務,受其牽制,各事無從進行,腫其罪狀,厥有數端:溯自民國13年後屢次戰禍,均由彼二縱恿播弄而成,跡其陰謀私計,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帥,佳電息爭,倡導和平,信使往來,南北協洽,獨彼二退回觀望,陰事阻撓,近如灤東五縣,不肯交還,其阻撓者一;平奉車輛,學良已商允交還,惟被二從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鹹受苦痛,而車輛廢置破壞,公私損失,何可紀極,其阻撓者二;灤東撤兵,順應世局,正協心,而楊、常堅持異議,其阻撓者三。以上三端,學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勸導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對於我方不懷好感。現遠因則釀成戰禍之罪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禍首,論其罪狀,不獨害我東省,實害我中華。學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於磐石之安,勿令再有軍事行動,謀工商之發達,謀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鄉父老子弟,安居樂業,耿耿之誠,可質天日。乃彼二包藏禍心,事事陰圖破壞,處處竭力把持,以兵工廠及交通事業為個私利之淵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庫,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動用款項有案可稽者,已達現洋二萬萬餘元,即無長官批示,亦無部處核銷,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親屬,政府歸其操縱,出門者,每予袒庇,非其私黨加以摧殘,前如王永江之被擯,郭松齡之激變,果誰為之?近如金融之擾亂,戰爭之延長,又誰致之?司馬昭之心,路皆知,吾東省皆知之,而世或未盡知也。學良黍膺疆寄,並以重任,待以腹心,誠欲化彼貪頑,共循軌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謂彼輩奸險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結黨徒,圖危國家,念及此,易勝隱痛,學良與同等再四籌商,金謂非去此二,東省大局,非待無建設之望,且將有變亂之萌。大義滅親,何況交友?毒蛇螫手,壯夫斷腕,學良等不敢違棄公誼,徒顧私情。當於真(十一)日召集會議,並邀彼二列席,當眾按狀拷問,皆已俯首服罪,詢謀金同,即時宣佈罪狀,按法執行。國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輕重,所冀海內明達調察內情,共明真相,特電奉聞。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張景惠、翟文選、劉尚清、劉哲。莫德惠、王樹翰、沈鴻烈、湯玉麟、袁金鎧。
  至此,張學良完成了鞏固東北政權的大事,也初步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張學良易幟並鞏固了東北政權為最後的勝利標誌,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歷史宣告結束。蔣介石憑著他的權謀,總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大業」。
  2.兩隻「火藥桶」
  1928年6月24日,蔣介石提出一份《呈請設立裁兵善後委員會文》,說是「北伐已告完成,軍事應謀結束,裁兵之舉,斯其時矣……中正籌思所及,愛擬設裁兵委員會」。「庶幾化兵為工,可期早日實現。」
  7月6日上午,蔣介石率眾在北京碧雲寺舉行祭奠孫中山靈樞的大典。對於蔣介石玩的這一手,四個集團軍的首領誰也不敢怠慢,因為他們都自稱是孫中山的信徒。上午8點20分,以蔣介石為主祭、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為襄祭的祭典開始,一應儀式後,山第三集團軍總指揮商震代表蔣介石宣讀祭文。蔣介石在祭文中強調「中正昔侍總理,親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顯是以統帥自居,儼然凌駕於各路集團軍之上的「總總司令」了。祭文宣罷,開棺瞻仰中山先生遺容。棺蓋一開,蔣介石當即扶棺大哭。馮玉祥上前相勸,不料他哭得反而更傷心了。參加祭典的文武官員們本來就各懷鬼胎,見蔣介石如些造作,都覺可笑。有悄聲罵道:「這才顯出他是嫡系呢,我們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們走!」蔣介石耳朵尖,一聞此言,馬上就不哭了。於是蓋棺散會。
  7月11日,蔣介石邀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鍾麟、商震、吳稚暉等軍政員在湯山討論整理軍事方案及軍事意見書。在會上,蔣介石主張在改組中央政府機構的同時,舉行一個編遣會議,意在精兵簡政,減少軍費開支用於經濟建設。
  對於蔣介石提出的「編遣」主張,因其冠冕堂皇,馮玉祥和閻、李、白等都無法公開反對。但蔣介石的用心他們都是心知肚明的,無非是想借此「削藩」,壯大蔣家嫡系第一集團軍的實力,削弱另外三個集團軍的兵力,以便伺機各個擊破。與會各都是在官場和戰場上征討殺伐久經歷練的老手,因此,他們表面上同意蔣介石的主張,但心裡都在各自打著如意算盤,都想利用「編遣」的機會,多爭些地盤,多保存些實力,造成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其中尤其是馮玉祥和李宗仁,他們原則上不反對編遣,但又對地盤的分配感到不滿,以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調整。所以,當蔣介石提出編遣主張後,馮玉祥等都「積極發言」,乘機發洩不滿。座中惟有閻錫山不說話,而且對蔣介石的意見唯唯諾諾,表現出十分恭順的樣子。這誠然是閻錫山多年養成的一貫作風--先觀風頭,再做主張。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在北伐後的地盤分配中已由山西發展勢力到了冀、察。綏三省和京、津兩市,感到十分滿意。此外,他也看出了蔣介石的陰險用心,覺得與其參與反對,不如坐觀成敗,以收漁之利。這樣,眾意見未能統一,湯山之議遂告不了了之。
  在編遣會開張前,國民黨於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開了二屆五中全會。蔣介石致《開會詞》。他說:「回想自從民國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總理交付我們的軍事時期才告一段落。不過從今天起,也就是從這第五次中央全會開會之日起,我們要繼續為國民革命,開始去作訓政時期的工作。」全會通過了《政治問題案》,提出「依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應設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五院,逐漸實施。」即決定實行「五院制」,還通過《整理軍事案》,規定:(一)軍政軍令,必須絕對統一。軍隊之組織,更必須十分完備,才能使全國軍隊成為真正之國軍;逐漸實行徵兵制,以收內安外攘之效;破除舊日一切以地方為依據,以個為中心之制度及習慣。(二)全國軍隊數量,必須於最短期間切實有效收縮。(三)軍事教育必須統一,為完成國軍之基礎。……各軍各地方,不得自設軍官學校及類似軍官教育之學校。(四)裁兵,為整軍理財之第一要務。(五)在國防上,海軍、空軍及軍港要塞之建設,均為重要。全會還決定:「各地政治分會,限於本年年底,一律取消。」會上,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間為行政院院長、胡漢民為立法院院長、王寵惠為司法院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蔡元培為監察院院長。同時,蔣介石還發表了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閻錫山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兼內政部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並希望這三個長期住在南京。這實際上是蔣介石採取的「調虎離山」的「削藩」之舉。以達削弱其在軍隊中的權勢和影響之目的。
  根據湯山會議和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關於軍隊編遣的決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討論過幾次軍隊編遣問題,和其他軍隊整肅方面的問題。
  在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馮玉祥提出了編遣的幾項標準,說什麼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性者編,無革命性者造;有作戰功勞者編,無作戰功勞者遣;槍械齊全者編,槍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團軍,這四項標準中應編的條件樣樣俱全,應編的佔多數,應遣的只佔少數。當下何應欽就向:那麼你打算編多少?馮說:多少還不敢說,在四個軍團裡總應該佔第一位吧。蔣介石很不高興,哼了一聲說:「那你就提個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會議上,馮玉祥提出了一個方案,他到有點客氣,沒敢佔第一位,而是和蔣介石拉平了。主張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雜牌軍編八個師。蔣介石沒有表示可否,只說:以後正式會議時再解決吧。
  以後又開過幾次非正式會議,大家話不投機,離題越來越遠幾乎成了僵局。
  閻錫山也就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了南京。何應欽就來見閻,談了關於編遣會議的方針,特別談到馮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後何應欽表示:「蔣先生希望閻先生也提一個方案,在會上共同研究。」
  何應欽還說:「蔣先生意思希望在四個集團軍的轄區之外,再加上一個中央區,最後請閻先生在方案上一併提出。」閻錫山考慮了片刻,說:「我可以準備這個方案,但加上中央區這個問題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適。如果蔣先生提出來,我一定首先贊成。」之後,閻錫山就搞了一個方案,五十個師不變,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十個師,第三、四集團軍各編成八個師,其他非正式的隊伍編成六個到八個師,其餘六個到八個師則由中央處理。閻錫山的這個方案事先寫成了書面,交給了何應欽,轉交給蔣介石處理。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正式開幕。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監委會委員、各集團軍的總司令、總指揮等60餘參加了會議。全體與會者在正式開會前先對著孫中山遺像宣誓:「敬以至誠,宣誓於總理靈前:委員等遵奉總理遺教,實行裁兵救國。對於本黨之一切決議,竭誠奉行,不敢存絲毫偏私、假借、欺飾、中輟之弊。如有違犯,願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謹誓。」
  在這個頗為隆重的編遣會議成立典禮上,吳稚暉代表國民黨中央致訓詞,接著是蔣介石致答詞,他說:「統一後軍惟有編遣始能自救救國。否則擁兵自相殘殺,徒取其辱而已……」
  在會議上,蔣介石發佈了《國民編遣委員會開會宣言》,明確規定了這次編遣的四項原則:一、不偏私,「國軍裁留之標準,乃認為全國所有之軍隊為一整個不可分之單位,整個的國軍之下,不認再有其他之單位;二、不欺飾,「務以公開與誠實為標準……不欺、不隱、不誇、不誣」;三、不假借,「為厲行精兵主義而裁兵,誓當一秉救國之本懷」;四、不中輟,「十七年來紛如亂絲之軍事現象應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麗於軍事惡制之舊觀念、舊習慣,亦必加以根本之掃除。」這個宣言是全體與會員宣誓誓辭的具體闡釋,是深恐各路將領不釋兵權而預先制訂的一個「約法」。蔣介石在致答詞時還假惺惺地表示:「這個編遣委員會是集合忠實軍領袖與黨的領袖成立的,我們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國,共同建設新中國……並不是像從前的把戲,專權集中在一個手中。」說的真是比唱的還好聽!
  成立典禮之後,連續開了一個月的編遣會議,具體商議編遣問題。
  當時各集團軍的數,李宗仁回憶說:「第一集團軍為最多,約二十個軍,四個獨立師,共五十餘萬。第二集團軍共十個軍,八個獨立師,合計四十二萬。」
  第一和第二兩個集團軍,即蔣介石馮玉祥,就成為編遣會議中爭鬥的主要兩家。會上通過了一系列規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會上,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會議規則》,馮玉祥在這一天日記中說:「九點,赴第一次編遣會議開會,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飾,三不中輟數語,觀與會之精神,我國前途,詢有無限之希望也。」8日的第二次大會上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臨時秘書處組織規程》。11日的第三次大會上通過了《確定軍費總額實行統一財政辦法提案》,馮玉祥在這一天日記中談及:「下午三點,開編遣會議第三次大會,討論全國兵額及實施編遣辦法大綱草案並編遣進行大綱。……余以此事極關重要,遂毅然赴會。開會時,蔣主席主張付審查,無異議,並推定余為審查委員長。」14日,馮玉祥在日記中又說:「開國軍兵額及實施編遣辦法大綱編遣進行程序大綱審查會議。決議事項:(一)兵額不得過六十師八二)編遣辦法會同農礦工商財政各種提案,分別規定;(三)編遣程序先行調查各集團軍實在狀況,編製各項精密統計,然後決定。」17日的第四次大會上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全國現有軍隊,除中央直轄各部隊及海軍各部隊,應由編遣委員會徑行派員縮編外,其餘應分為左列六個國軍編遣區,實行編遣:第一區,專管編遣原隸第一集團之各部隊;第二區,專管編遣原隸第二集團之各部隊;第三區,專管編遣原隸第三集團之各部隊;第四區,專管編遣原第四集團之各部隊;第五區,專管編遣原隸山東省之各部隊,第六區,專管編遣原隸川、康、滇、黔各部隊。」還規定:「縮編全國現有之陸軍步兵,至多不得超過六十五師,騎兵八旅,炮兵十六團,工兵八團(共計兵額約80萬,空軍、海軍另定),其編製應斟酌全國收總額之比例,務必縮減軍費至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為止。依此定額,暫定一年經常軍費及預備費,為1億9200萬元,各編遣區及中央直轄部隊其編留之部隊,至多不得超過十一個師。」22日的第五次大會上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編遣區辦事處組織大綱》,決定在全國設立八個辦事處:中央直轄各部隊編遣辦事處(南京),中央直轄海軍編遣辦事處(上海),第一編遣區辦事處(南京),第二編遣區辦事處(開封),第三編遣區辦事處(北平),第四編遣區辦事處(漢口),第五編遣區辦事處(瀋陽)及第六編遣區辦事處。同時這次大會上還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服務規程》。
  在討論實質性的問題即各集團軍怎麼個編遣時,蔣介石對準第二集團提出編遣第二集團軍的計劃。馮玉祥也不買帳,立即提出一個裁兵原則八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並指出:「第一集團軍內所收編的南北部隊十餘萬,應該首先是裁撤的對象。如今這些收編的部隊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規部隊,實在有些不公平。」結果在議過來論過去的過程中,多數贊同閻錫山的提案。很顯然,閻的提案對蔣介石有利,雖然蔣的力量同馮相等,但蔣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編遣區,也就是說有六個至八個師可以再歸他指揮。李宗仁看到閻錫山的方案帶有離間蔣、馮的性質,所以也傾向於閻的方案。這樣一來,馮玉祥就稱病請假,不到軍部來辦公,編遣會議也不來出席,只派個代表參力D。
  蔣介石為了掌握馮玉祥的情況,曾派孔祥熙前往慰問。當孔走到院裡,就聽到了馮玉祥正大聲和許多說話,但孔一進屋,馮卻倒在床上,蒙上棉被,連聲呻吟。李宗仁回憶說:「我們有時到馮的住處去『探病』,只見他臥房裡炭火熊熊,馮氏則倒臥在床上,蓋了兩床錦被,滿頭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樣子。」又說:「蔣先生有時也親往探視馮氏,並安慰他要好好靜養。」馮玉祥自己說:「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復發,據醫生診治說,是神經衰弱症。」
  1月25日,編委會議暫且閉幕,蔣介石致閉幕詞時說:「本會歷次議決各案,不僅議決後就算了事,還要-一實行起來,才算完成了我們的責任。」胡漢民也致詞說:「所有本會各種決議案,都是國家的根本大計,我們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實行起來,並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實際行動了,我們不願意誇誇其談的說一些抽像的不切實際的漂亮而又動聽的名詞,我們要有實行的條理和好的方案。」
  當時部隊編遣的結果,何應欽在《全國軍縮經過》的報告中說:「第一集團軍已縮編為十三師、兩個獨立旅、兩個炮兵團、一個交通兵團、一個騎兵師,每師有三個旅,共約24萬餘;第二集團軍已縮編為十二師,約22萬;第三集團軍亦編為十二師,約20萬左右;第四集團軍已縮編為九團制之師十三個,約23萬。正在縮編中者,有張貞師、盧興邦師、陳耀漢師及陳調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維峻、任應讀、徐源泉、劉珍年、劉志陸、謝文炳、劉桂堂、顧震等所部共約22萬。此外奉天現縮為步兵十五旅、一個獨立團、兩個騎兵隊、八炮兵團、工兵五營、輜重五隊、通信一大隊、特種車隊,共計約12萬;吉林、黑龍江兩省共六個旅、約4萬餘;雲南現有六師約3萬;四川鄧錫侯、田頌堯、劉湘、劉文輝、楊森、賴心輝、劉存厚各部共約18萬;兩廣有陳濟棠、徐景唐、陳銘樞、黃紹訪、范石生等五軍及許克祥師,共約12萬;貴州約2萬;海軍陸戰隊約8000。總計全國軍隊數目,共約百六十餘萬,現已改編成師者已逾五十個以上,裁遣官兵又達百萬。」
  何應欽又說:根據縮編後的數字,「額數仍多,核與國家收入比例不符。惟從茲收束軍事,暫告一段落,籌備國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國軍編遣委員會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國兵額不超過50萬,以符五中全會之宣言。」
  在正式會議上,蔣介石開始是不表態,任由們針對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兩個不同的編遣方案進行爭吵。當他採取種種手段爭得們多數支持閻錫山的方案(即在四個集團軍之外,再加一個中央區)之後,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態,不但同意閻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東北編遣區,使張學良感思不盡。這樣,蔣介石不僅在編的軍隊最多,又把張學良拉到了自己一邊。增加了「蔣家軍」的實力。
  最後,會議制定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從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力收歸中央,正式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司令部及海軍司令部。各部隊原地駐紮,聽候點編。同時還規定,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與任免軍官。至此,與會的各路諸侯們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蔣介石的當--各實力派的軍事大權在無形中被剝奪了,指揮權、調動權、任免軍官權,甚至連司令部都被「取消」了,這些號令千軍萬馬的將軍們頃刻間成了「光桿司令」。這樣的「規定」自然是誰也不肯接受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的態度因之驟變,由原來的相互攻擊、勾心鬥角轉為同病相憐。他們聯合起來,以各種托詞抵制編遣會議,馮玉祥和閻錫山索性主張「休會」。蔣介石知道一時難以使各路諸侯就範,一紙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權釋去,於是採取緩兵之計,宣佈以後再開一個「編遣實施會議」。這樣,到1月25日,編遣會議草草收場了。
  這次編遣會議,蔣介石不但沒能實現其全國軍權盡歸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擺到了與各派軍事力量尖銳對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軍閥識破了蔣介石的陰險用心,知道蔣介石不把他們徹底搞垮是不肯罷休的,所以他們紛紛離開南京,回到自己的領地上,積極準備力量,要與蔣介石一爭雌雄。
  蔣介石一手導演的編遣會議的鬧劇,無異於在自己腳下安放了一隻巨大的火藥桶;緊接其後,他又匆匆忙忙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等於又在自己腳邊安放了另一隻火藥桶。
  當時的國民黨內部,已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狀態,「改組派」數最多,成份複雜,以汪精衛為領袖,不斷掀起反蔣風潮;「再造派」拉孫科為大旗,主張立胡漢民為黨的領袖,反對改組派;此外還有國民黨內數不多卻實力不凡的元老集團--西山會議派。這些派別的共同特點是:擁護蔣介石的「清黨」反共,反對蔣介石的獨裁。
  蔣介石明白,要想獨攬政權和軍權,必先獨攬黨權。他對爭奪黨權是很有實踐經驗的。為了操縱這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預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攏嫡系,排除異己,掃除障礙。這就更進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與蔣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與蔣介石鬧翻了,李宗仁潛回廣西,白崇禧電請辭職,於右任也不肯赴寧開會。馮玉祥則不僅不來開會,反而發表通電,公開辭去軍政部長一職。汪精衛一派的中央委員更乘機鼓噪,公開策動「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運動。一時間,反蔣活動日益擴大,各派軍事力量軍心不穩,桂系更在調兵遣將,擺出了大戰的架式。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他要利用這短暫的形式上的統一時機,抓緊把黨權獨攬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義鎮壓和消滅各反對派。
  1929年3月15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在蔣介石一手操縱下,大會發表宣言,徹底拋棄了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綱領,公開指責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產黨列為北伐革命的對象。這次大會,第一次把蔣介石樹為全黨的最高領袖,從而標誌著中國國民黨已成為蔣介石手中的工具。
  兩隻火藥桶放在了蔣介石的腳邊,並且已經點燃了導火索,新軍閥大戰的序幕徐徐拉開了。
  3.蔣、桂開戰,馮、閻結盟
  第二次北伐結束後,桂系達到了全盛時期。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黃紹站等桂系驍將自廣西經武漢至平津,南北呼應,擺成一字長蛇陣,兵強馬壯,虎視耽耽。按當時的兵力對比情況來看,蔣、桂實力相當,真打起來的話,鹿死誰手還很難逆料。而馮玉祥的西北軍實力比蔣、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戰未開,馮玉祥先成了雙方爭取的對象。
  蔣介石派邵力子為代表,去勸馮玉祥與蔣合作。蔣介石許願:讓馮擔任行政院院長;委孫良誠任山東省主席,並任由馮玉祥在湖北和安徽兩省中選一省為西北軍的地盤。交換條件是馮玉祥通電討桂,兵發湖北。但馮玉祥卻不作正面答覆,千方百計拖延時間,想先看一看事態如何發展,待機而動。
  李宗仁則派溫喬生為代表,到河南輝縣去見馮玉祥,邀馮一起動作,發動討蔣。馮玉祥口頭上答應得很痛快,但又借口佈署軍隊需要時間,表示希望李、白髮動戰爭之後能夠撐持兩周,到時候他兵力部署完畢,一定響應。其實這也是馮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觀虎鬥。一則可以聯桂反蔣,削弱蔣的實力;二則可以利用蔣、桂交戰,乘勢奪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將韓復第帶兵進駐武勝關,坐觀成敗,相機而動。
  蔣、桂之爭,早在編遣會議草草收場後就開始了。國民黨三全大會前夕,桂系利用「武漢政治分會」的權力,派兵佔據了兩湖地區,接通了廣西,形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態勢。這時的蔣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以便奪取黨權,所以他沒有立即與桂系兵戎相見,而是暗地裡精心策劃了一個消滅桂系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粵聯盟,然後發兵征討之。
  蔣介石的謀略之術的確勝一籌,他一貫採用的辦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揚彼,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這次對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驅逐白崇禧。白崇禧當時駐紮河北,他帶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兩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隊,兵員多是湖南籍,鄉土觀念極重。白崇禧既想長駐河北,又欲向西北擴展,這就引起部下的不滿情緒。蔣介石抓住這一矛盾,許以軍權厚賞,收買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舊部於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誠擁護蔣介石,並由上海啟程北上。這時,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擬配合李宗仁攻蔣。但此時唐生智復職的消息已廣為傳播,部隊已不聽白的指揮,甚至到處出現「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總司令」的標語。白崇禧自知大勢已去,遂化妝逃走。3月20日,唐生智抵達塘沽,重新統率舊部,次日即宣佈討伐白崇禧,蔣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為第五路軍總指揮。至此,蔣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開戰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創。
  同是3月21日這天,蔣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軟禁了粵系將領李濟深,關押於湯山俱樂部。同時他又派粵籍將領陳銘樞和陳濟棠越廣東遊說粵軍將領服從中央,二陳不辱使命,粵軍脫離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頓時孤立起來。隨後,蔣介石又任命陳濟棠為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陳從此成為「廣東王」。
  作為軍事指揮官,蔣介石最推崇「不戰而屈之兵」。他的拿手好戲是利用敵方內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買叛將。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軍不戰自退,蔣介石於4月5日到了武漢,宣稱「兵不血刃而定武漢」。還在武漢單獨召見了馮玉祥派駐武勝關「相機而動」的部將韓復菜,蔣介石夫婦一齊出馬,對韓「盛情」款待,當面許韓任河南省主席,並贈以數十萬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馮玉祥部隊的工作。
  5月5日,蔣介石「徹底剷除」桂系的軍事行動正式開始,同一天,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護黨救國軍」的旗號,由白崇禧和黃紹站率兵分兩路向廣東進軍,試圖打開新局面。5月21日,粵、桂軍在廣東白泥血戰,桂軍敗走廣西。這時,蔣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調來大軍討伐桂軍,6月2日,白崇禧和黃紹站自知敗勢難挽,雙雙逃到越南,蔣、桂戰爭以蔣介石的大獲全勝而告結束。
  倒桂得手後,蔣介石開始拉攏閻錫山,前伎重施,還是拉一個打一個。這次拉的是閻,打的是馮。
  蔣介石在與桂系的爭鬥中,沒有得到馮玉祥的支持,相反,馮玉祥假意支持蔣介石倒桂,卻在兵下徐州時印刷了大量「討逆公告」,這個「公告」印製得十分特別,只印「貪贓枉法、橫徵暴斂、屠殺民眾、迫害青年」一類的罪名,卻不印所「討」之「逆」究為何。馮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說是出兵14萬助蔣伐桂,實際上仍然是「出聲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後的結局,蔣、桂無論誰打敗了,他就在佈告上填寫誰的名宇。這種做法看似聰明,實則愚蠢,不僅把桂系害了,馮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蔣介石,落了個「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所以,蔣、桂戰事一停,蔣介石就開始算計這位「如胞兄」的馮玉祥了。他在武漢已收買了馮玉祥最忠實的將領韓復矩,接著又派到襄樊,用幾十萬元把石友三也「買」了過來。其後,又如法泡製,收買了劉鎮華、馬鴻逵等將領。
  收買馮玉祥部將的同時,蔣介石又廣泛散佈謠言,說馮玉祥意欲與蘇聯勾結,要打蔣介石,然後向山西發展,攻打閻錫山,以此挑撥馮、閻之間的關係。閻錫山雖然不相信馮玉祥要打自己,但畢竟「三成虎」到處都在傳播這個說法,弄得他也疑慮重重。
  在這樣的情勢下,蔣介石又使出第三招:連連電請馮玉祥南京供職,企圖使西北軍陷群龍無首的境地。而馮玉祥到了這種時候當然是斷斷不會上當的,他明確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為李濟深第二」。拒絕京之後,馮玉祥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並自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要求所屬各部從山東、河南等地撤至憧關集結,準備迎擊蔣軍。
  5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蔣介石為主席。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了決議案,革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其黨籍,並下令查辦。至此,蔣、馮矛盾公開化。在國民黨中央發佈的各項文告中,馮玉祥被稱為「統一之梗」,成了「陰險成性、反覆無常」之徒。
  在此期間,馮玉祥的部將韓復矩、石友三突然通電維持和平,表示擁護中央、擁護蔣介石。兩名部將的公開叛變,使馮玉祥痛心疾首,他在華陰日夜哭泣,咒罵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在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下,馮玉祥失去了迎戰信心,他突然宣佈:「自5月27日起,所有各處電文,一概謝絕,從此入山讀書,遂我初衷。」他以此種方式下野當然不是為了讀書,而是為了使蔣介石失去進攻西北軍的借口,保存西北軍的實力,然後設法聯合閻錫山反蔣。這一招果然有效,蔣介石的武力進攻成了無名之師,只好暫時停了下來。
  馮玉祥宣佈下野後,一口惡氣出不來,當然不肯善罷甘休。於是他派鄧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閻錫山,表示希望與閻聯手反蔣。閻錫山在蔣、馮衝突中左右逢源反覆其手,既媚蔣壓馮、又拉馮抗蔣,使自己處在蔣、馮都要竭力拉攏的有利位置上。蔣介石自己就是玩弄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豈能識不出閻錫山的把戲,只是以他當時的力量,無法一口吞下馮、閻兩支實力軍隊,只好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籠絡閻錫山,先把馮玉祥弄垮,回過頭來再收拾晉軍。6月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委任他為北路軍總司令,要他幫助進攻馮玉祥。閻錫山則回電表示不願內戰,揚言他要與馮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專程赴日本安排住處,還在天津訂購了船票,擺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在此之前,閻還讓馮派來的特使鄧哲熙和曹浩森捎話給馮玉祥,請馮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蔣大計。當時馮玉祥懷疑閻錫山別有他圖,不敢貿然赴晉。後見閻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閻錫山又派了一向受馮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書城前往華陰勸馮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顧慮,於6月ZI日啟程赴太原。24日晨,在運城住了3天,備受晉軍將領優禮相侍的馮玉祥乘車前往太原,當晚與閻錫山在介休見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馮玉祥一到山西,閻錫山自以為「奇貨可居」,遂以馮玉祥為政治資本,暗中同蔣介石談起交易來,蔣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親赴北平約閻面談。閻錫山在太原與馮玉祥虛以委蛇,卻又偷偷跑以北平與蔣密談。經一番討價還價,蔣介石委任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閻錫山則答應盡快解決西北軍。「協議」達成後,閻錫山回到太原,先是「稱病」住了醫院,後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並尋個借口將馮玉祥騙到五台縣建安村軟禁起來。
  馮玉祥上了閻錫山的當,當然既怒又急。但他身處晉軍之中,只能不露聲色,暗地裡卻在尋找出路,設法拆散蔣、閻聯盟。他在建安村裡動彈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陝西主持西北軍軍務的宋哲元,要他繞開閻錫山,直接與南京政府聯繫,向蔣介石靠攏。馮的部下們痛恨閻錫山趁火打劫,又苦於馮玉祥被軟禁,西北軍軍餉無法解決。得到馮玉祥的密令後,宋哲元等西北軍將領算是找到了一條出路。當時,西北軍的將領鹿鍾麟在南京政府住軍政部長,宋哲元便派參謀長陳琢如赴南京見蔣介石,表示西北軍接受中央指揮,要求補給軍餉。蔣介石聞言大喜,以為西北軍已然不戰自降,瓦解馮系不再需要借助晉軍了。於是,他委派於右任和賀耀祖到西安宣撫點編西北軍,安撫馮軍部將,並供應軍餉。從此,蔣介石與西北軍的關係由對抗--緩和,轉而成為「親密」了。
  閻錫山見此情形,深恐蔣、馮聯合起來對付晉軍。為了擺脫困境,他於中秋之夜親往建安村,當面向馮玉祥賠罪,並提出聯合反蔣的建議。馮玉祥見折散蔣、閻的目的已經實現,遂表示願與間捐棄前嫌,聯手反蔣。經商議,馮玉祥仍住在建安村,居於幕後,以留迴旋餘地,由西北軍將領首先舉事,並通電擁戴閻錫山為首領,共同討蔣,然後再由晉軍起而響應。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軍將領,聯名發表擁戴馮玉祥、閻錫山,討伐蔣介石的通電,列舉了蔣介石的六大罪狀:
  一、「自蔣氏繼任主席,濫用威權,包辦三全大會,黨成一之黨,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權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天下為私」。
  二、「自蔣主中樞,政以賄成。政府委員及財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黨。狐鼠憑陵,穢聞昭彰。貪污之風,實甚於昔北京政府,以致開國正氣,竟被蔣氏一手破壞無餘」。
  三、「連歲水旱成災,遍及全國。僅西北各省災民數近二千萬。哀鴻遍野,奄奄待斃」。蔣氏對非嫡系部隊,「常景十餘月發一晌,死者無撫恤,傷者無醫藥,生者無一食。而蔣氏及其左右私黨,驕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軍民交瘁,漠不關心。自蔣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後發行公債四億二千萬元」。「蔣氏用總司令名義支用特別費,每月百餘萬元。凡此黑暗貪污,即搾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蔣氏狡悍陰整」,「毫無政治道德、權術自民詭謀百出」「行帝王專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殘殺。今年湘、鄂、粵。桂川卜滇、黔等省,戰禍連綿,蔣氏一實為之湧。」
  五、「蔣氏假借編遣為名,一面令竭力滅縮,一面自己加大招募。兩度會議,皆屬欺騙陰謀。近更向德國大購軍械,暗擴軍額。外標和平統一之名,陰行武力統一之實。」
  六、「蔣氏自知多行不義,為國所不諒,乃更異想天開,學拿破侖三世之所為,利用外交問題,轉移國的目標」。「此次中東路事件發生愈月。和平交涉,既無把握,武力抵抗更不準備,坐令俄兵出沒邊境,焚燒城池。邊民數百萬流離失所,財產損失,以數萬萬計,喪權辱國,薄海痛心。」
  通電最後宣佈:「蔣氏不去,中國必亡」,「即日出發,為國殺賊,萬死不恤」。
  宋哲元等的討蔣通電慷慨激昂,指陳蔣的幾條罪狀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有一定的號召力。通電發出後,西北軍兵分三路,浩浩蕩蕩向河南進軍。但是,這一次西北軍又上了閻錫山的當。通電討蔣後,西北軍進展很快,連戰連捷,但晉軍卻按兵不動,遲遲不予響應,致使西北軍後繼乏力,士氣大受影響,戰局在短時間內發生了急劇變化。
  28日,蔣介石以陸海空軍司令的名義,發表了《討馮誓師詞》,大罵馮玉祥說:「馮逆反覆,好亂成性,勾結暴俄,禍國殃民,既召外侮,又圖稱兵,內戰國本,外失威信,舉國同仇,疾首痛心,全軍憤激,師出正名,為黨討逆,為國犧牲,黨亡與亡,國存與存,身為後死,誓不偷生,義無反顧,勇往急進,軍法連坐,敵代同心,內奸不除,國無倖存,叛徒不滅,民難安寧,殲除內奸,固我國本,肅清反叛,安我國民。」
  由於蔣軍兵多將廣,彈藥、糧食充足,而西北軍孤軍深入,兼以宋哲元和孫良誠因爭奪指揮權而發生矛盾,孫良誠意氣用事,竟擅自率部脫離戰場,導致全線潰亂,全軍退回到潼關以內。因此,僅僅一個多月,蔣介石就打敗了西北軍。馮玉祥第二次反蔣又失敗了。所幸這一次馮玉祥身在幕後,從表面上看,蔣介石打敗的是宋哲元和孫良誠部下的西北軍,並未與馮玉祥發生直接的衝突。因此,西北軍戰敗後,馮玉祥的處境至少沒有變得比開戰以前更糟糕,蔣介石也不敢逼馮過甚,給他指了兩條出路:或者到中央供職,或者出洋考察。
  馮玉祥處境如此,閻錫山的日子也不好過。10月28日,蔣介石把特任閻錫山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命令公佈於眾。11月5日,閻錫山也喜洋洋地宣佈就任此職。然而,就在閻錫山臉上的笑容還沒褪去的時候,11月26日蔣介石突然規定:「在中央有職務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無公事不能離職。」按照這個規定,閻錫山將不得不離開太原到南京去當官,這實際上等於被蔣介石「削了藩」,等干將晉軍拱手送給了蔣介石。接著,蔣介石又派宋子文到平、津兩市,把平、津稅收盡數歸為國有,使盤踞平、津實地的閻錫山從此無稅可收,空守著個水中月、鏡裡花。閻錫山幾年來幫蔣介石絞殺其他派系,出力甚多,到頭來落得這樣的結局,連連吃了蔣介石几個「啞巴虧」。而且,眼看蔣介石將嫡系部隊大批北調,明擺著是衝著晉軍和馮軍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善於投機鑽營的閻錫山也不得不考慮出路問題了。出路只有兩個,或者擁蔣,任其宰割,弄個有名無實的閒官當;或者反蔣,拚個魚死網破。若果然扳倒老蔣,前景自是妙不可言。在兩條出路的抉擇中,閻錫山還沒拿定主意,蔣介石卻又來逼他了。1930年1月16日,吳鐵誠奉蔣介石委派來到太原,請閻錫山補行副總司令就職儀式。這不是個儀式的問題,而是蔣介石逼間表態的一種形式。閻錫山被擠到絕路上,遂藉機發表了反對蔣介石的演說,公開指責蔣介石獨裁。並要求蔣介石下台,「在野負責」。蔣介石則一面反唇相譏,一面調兵遣將進行武力威脅,同時授意何應欽提出也叫閻錫山下野。
  蔣、閻的爭吵,使馮玉祥看到了轉機。他雖被困建安村,但與西北軍將領仍保持聯繫。這一次,馮玉祥重施故伎,密令鹿鍾麟派與蔣介石聯繫,並故意使閻知道。閻錫山果然上當,認為蔣、馮意欲聯合對付晉軍了。他審時度勢,認為馮玉祥反蔣是一向堅決不餒的,現在馮處於逆境,自己若能主動與他修和,共同反蔣,馮玉祥多半會同意,何況他與馮是拜把子兄弟,馮又是個粗放豪爽之,憑自己三寸不爛之舌,不怕馮玉祥不盡釋前嫌,聯手發動新的反蔣戰爭。於是,閻錫山決定聯馮打蔣。他自任首領,請馮玉祥回陝指揮西北軍。在馮玉祥臨走的前一天,閻錫山又來到了建安村,極其誠懇地對馮玉祥說:
  「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後來未哲元出兵反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反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後,倘若帶兵來打我的話,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後,晉軍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大哥的軍隊也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一律待遇,決不歧視,我心耿耿,唯天可表。」為了表示誠意,閻錫山當場交給馮玉祥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關鎗200支麵粉2000袋,於 1930年3月9日送馮玉祥回到陝西。
  馮閻結盟後,閻錫山一邊積極進行戰前部署,一邊製造假象,發出「下野」通電。3月10日,西北軍將領23發電挽留,並表示願追隨閻錫山奮鬥到底。13日和14日,晉軍將領和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的將領共計57通電全國,一面歷數蔣介石的罪狀,要蔣還政於民,一面公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推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推劉驥為總參謀長。
  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總司令,馮玉祥和李宗仁分別就任副總司令。閻錫山就職時發表通電,指斥蔣介石「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以致「黨不黨矣,政不政矣,國不國矣,民不聊生矣。」
  至此,中原大戰爆發。
  4.軍事與政治的雙重勝利
  1930年4月,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編了《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卜書,將《國民政府拿辦閻逆錫山令》、《討伐閻錫山宣傳大綱》、《討伐馮逆宣傳大綱》等予以公佈。並歷數了閻錫山的罪惡:
  「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權位」;二、「殘害同志,勸袁稱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財」;四、「摧殘教育實行愚民」;五、「破壞交通擾亂金融」;六、「煽動馮唐破壞統一」;七、「妄發主張藉端倡亂」;八、「勾結反動傾危黨國」;九、「封閉黨部拘捕黨員」;十、「陽唱出洋陰行南犯」;十一、「勾結外賣國求助」。「總之,閻逆為背叛中央,滿足野心之故,不惜以華北民眾為犧牲,不惜以國家主權為代價,其賣國求助之罪,較馮逆之勾結蘇俄,斷送蒙古新疆,實有過之無不及。」同時歷數的馮玉祥的罪惡有:「甲、勾結蘇俄,招納共黨;乙、破壞交通,圖礙奉安;丙、擁兵割據,反抗中央;丁、感使桂系,稱兵叛變;戊、吞沒賑款,霸佔賑糧;已、苛征暴斂,強迫種煙;庚、慘殺民眾,摧殘輿論;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屬死有餘辜;況馮述種種劣跡,尤有筆所難宣者,雖欲以細行欺世,誰其信之。」
  蔣介石還親自發佈了《為討伐閻馮告將士》、《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及《閻錫山擾亂黨叛跡昭彰》、《北方反動勢力的醜態》、《閻馮勾結反動餘孽搗亂情形》。其中說:「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舉動恐統一將不利於其割劇之野心,和平將消揮其作亂之機會,故處心積慮,必欲破壞統一而後已,必欲擾亂和平而後快。」說閻錫山「狡詐為心,陰險成性,常欲以別供犧牲而立於不敗之地,對中央雖貌示服從,對地方則使叛變,縱橫排閻,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說馮玉祥「迭次謀叛,幸逃顯戮,緝榜猶懸,野性復熾,此次受閻逆庇護,又圖死灰復燃,嘯聚渲關,進犯鄭洛,與閻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團結。」蔣介石表示要堅決「討伐」閻馮,認為「此役為封建軍閥最後之掙扎,亦即革命戰爭最後之一幕」。此外,蔣介石還策動了兩湖、兩廣州、蘇、皖、贛、閩等省及上海、天津、武漢等市的黨部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討伐閻錫山。在大造討伐閻馮輿論的同時,蔣介石親自在武漢召開京漢線作戰各部隊將領軍事會議。蔣介石在會上對各將領訓話說:「作戰的關鍵問題,是對敵兵員的殺傷。只有對敵兵員的大量殺傷,才能解決戰事。……你們應當大膽放手地盡量利用我們的優勢炮火,予敵以重大的殺傷。」
  蔣介石投入的總兵力大約有60萬,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雜牌軍。反蔣的軍隊總計集中了70萬,兵力上稍佔優勢。這個反蔣陣營共分為八個方面軍,桂軍為第一方面軍,由李宗仁統率;馮玉祥的西北軍為第二方面軍,閻錫山率晉軍為第三方面軍,原駐新鄉地區後又倒戈投歸西北軍的石友三部被編為第四方面軍;因張學良被內定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所以東北軍被定為第五方面軍;其餘幾個方面軍則分別由四川劉文輝部、湖南何鍵部及樊鍾秀部編組。這樣,雙方共計投130萬,以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區為主戰場,展開了一場歷史上空前的新軍閥中原大戰。
  蔣介石對這場戰爭早有應變準備。他明白,這些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不聽差遣,不訴諸武力是斷難使其俯首貼耳的。因此,早在馮、閻公開聯盟之前,蔣介石就有計劃地將其嫡系部隊調到徐州、蚌埠一帶集結,隨時準備應付馮、閻兩部的異動。
  1930年5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討閻誓師詞》。11日蔣馮間中原混戰正式打響。隴海線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漢是它的左右兩翼。雙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隴海線方面進行較量。初戰,蔣軍來勢甚猛,並且有空軍配合,激戰數日,聯軍遭到了極大的挫折。蔣介石親自到歸德督戰,想一舉把隴海線正面的晉軍打垮。但在此時,聯軍重新作了部署,全線發動攻勢。
  閻錫山集中了九個炮兵團324門大炮的火力,實行牆壁射擊,蔣軍損失慘重。馮玉祥派去吉鴻昌率部協同孫良誠增援晉軍,孫吉二素以驍勇善戰著稱,而且又是剛剛加戰鬥的有生力量,一經接戰,就把蔣介石的精銳陳誠部幾度包圍,殺傷很大;鄭大章的騎兵奔襲歸德,差一點生擒蔣介石。在周佛海寫的《往矣集》上有這樣一段敘述:「馮玉祥的騎兵鄭大章部來襲擊飛機場,他們的任務是燒了飛機就回去,誰知我們車上只有200多衛兵,(當時蔣介石在歸德的朱集車站指揮作戰),車站上又沒有其它軍隊,如果騎兵到達車站,主帥以下都要被俘。」這時反蔣的波浪幾乎瀰漫全國,而蔣在軍事上又打了敗仗,與蔣介石有密切關係的就問蔣:「今天消滅甲,明天消滅乙,鬧得自危,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何以善其後呢?」蔣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們要官要錢,我就有辦法!」
  經過幾次激烈的戰役,馮部消耗很大。閻錫山對馮部的補給,開始時還比較充分,可是越到後來,不僅數量少,而且不及時,尤其是械彈和戰鬥器材的補充,漸漸到了百呼不得一應的程度。在津浦線上,蔣介石軍隊於7月中旬開始反攻,晉軍節節後退,蔣介石在7月24日給中央的呈文中說:聯軍「萬選才就俘,樊鍾秀炸斃,孫殿英被圍,土匪行將次弟消滅。而閻馮寇部屢次冒死來犯,迄不得逞,徒自傷亡其精銳。最近聞我方增加部隊將到,其恐慌愈甚,其為困獸之鬥亦愈烈。本月11日起至20日止,此10日中,逆軍竭全力兵攻我隴海正面,攻我平漢各軍,攻我圍毫部隊,而皆自取覆滅。今其全力竟皆喪失已盡,解決不難立待也。」閻錫山「急來抱佛腳」,特派周觀攜帶大批現款、彈藥和麵粉趕到鄭州見馮玉祥,請馮救援。馮為了顧全大局,自不能對津浦線緊急情況袖手旁觀。於8月上旬在隴海線又發動了全面攻勢,以徐州為目標,分七路總攻。這時蔣介石鑒於情勢危急,為了確保退路,就分電各路將領固守鹿邑、太和、阜陽、渦陽、蒙城、永城、夏邑和毫州各城,且明碼標價:敵軍來攻時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級,賞洋5萬元。而同時,由於連日大雨不停,馮部的士兵疲勞過甚,給養又極困難,攻勢受阻。這樣,蔣介石的頹勢有了扭轉,馮部沒有起到支援晉軍的作用。晉軍於8月15日放棄濟南,撤往黃河以北,數萬大軍紛亂地搶渡黃河,被水淹死和在黃河鐵橋上被蔣部的飛機炸死的不計其數,其狀其慘。蔣介石在8月16日給中央的戰報中說:「我右翼軍蔣師已於15日下午二時確實佔領濟南,並因我軍先繞道佔領黃家莊等地,逆敵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竄,其餘全數被擒,是役俘虜官長無數,獲步槍2萬餘支,大炮230門,其他輜重彈藥極多。逆敵僅有之飛機2架,亦不及運回。其狼狽竄逃情狀,概可想見。查閻逆據濟南以後,自詡勝利,號召各派反動分子妄思組織偽政府,且馮逆玉祥積極攻擊隴海平漢兩路,幸賴各將士忠勇奮發,一致努力,卒能克復濟南,擊潰晉逆主力軍。現津浦路我軍正分路渡河追擊,膠濟路各軍亦早協同前進,晉逆必可完全殲滅,馮逆殘部聞風膽落,而日來向我各部作最後之猛烈攻擊者,昨晚完全沉寂。此據報告,且已呈潰退之象,我軍部署追擊,就不難一鼓蕩平。」22日蔣介石發表訓令,爭取馮閻的部將。訓令說:「閻錫山馮玉祥倡亂魁率,法無可有,至其所部將士,皆曾為革命盡力,徒以馮閻脅制,乃至誤歧路。其情實有可原,其愚尤為可憫。現擬重行傳檄,明白告誡各該部將士,果能大義滅親,擒解禍首,聽候中央懲治,自當特予賞,但使自撥來歸,迫令其禍首閻馮卸除兵柄,驅逐於其所謂防地者之外,杜絕割據弄兵擾亂黨國之野心,則各部本為中央軍隊,就必仍與中央各軍享受一律待遇,決不稍有歧視,並以各軍反正附義時期之先後,以為論功行賞次第之表率。」24日蔣介石下令各軍,再次明碼標價,先佔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佔領洛陽、鄭州者賞洋100萬元。9月6日,蔣部發動對馮部的總攻。
  就在這時,張學良不再袖手旁觀,他於9月18日發表通電擁蔣,率東北軍大舉入關,加入蔣軍集團。
  張學良在兩派爭相拉他聯盟的情況下一直不表態,靜觀風向達半年之久。一開始,他想置身事外,避免東北軍捲入戰火。因為當時張作霖去世不久,東北大局未能得到鞏固,日本帝國主義插手東北事務的企圖嚴重威脅著東北的政局。這種時候,如果東北軍貿然加入內戰,難免給日本以可趁之機。所以,張學良曾多次發表和平通電,呼籲通過會商解決紛爭。但是,大戰前及大戰開始後,張學良成了雙方決定勝負的籌碼,一時說客盈門,各方代表你來我往,紛紛到瀋陽與張學良會晤。在雙方對張學良的「開價」上,蔣介石自然處於優勢地位,他的親信張群、李石曾、吳鐵城等輪著班盯在張學良身邊。張到哪裡,蔣介石的就跟到哪裡。蔣介石先是委任張學良為副總指揮,又委任東北軍將領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委任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這麼一來,等於把平、津兩市和整個河北省送給了張學良。如此巨大的「實惠」,對張學良當然具有很強的誘惑力。與蔣介石比較,反蔣派拉攏張學良的手段就不值一提了。聯軍57位將領於3月14日聯合發出討蔣通電後,閻錫山先後派行營主任梁汝舟、軍械處長張維清和山西省建設廳長溫壽泉赴瀋陽,馮玉祥也派了鄧哲熙、門致中等先後到瀋陽勸說張學良加盟。但他們都拿不出什麼「實惠」的東西來拉攏張學良,又因為職銜與張學良相比太低了些,所以除了一般性的交談之外,在態度上很難表現反蔣派拉張學良的「堅決」與「誠懇」。這樣,使張學良認為閻、馮二對自己不夠尊重,也就虛與委蛇,不肯表態。而蔣介石則不同,他一方面對張學良誘以重利,一方面又採取老一套的分化瓦解手段,以高官厚祿收買東北軍的將領。這就使張學良感到很擔心,因為他知道蔣介石手腕的「高明」,更知道蔣介石的不擇手段的性情。初掌東北大權的張學良經過反覆權衡利弊,終於決定倒向蔣介石。這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恰好一年以後--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兩個「九·一八」聯繫起來,是有著一定的因果關係的--一東北軍入關,在軍事上使日本有了可趁之機,張學良加蔣介石集團,把東北的命運交給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成了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作交易的籌碼。可以說,這是張學良所犯的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
  張學良加盟蔣介石集團之前,馮、閻部隊在中原戰場上已呈敗勢。東北軍一入關,蔣介石集團如虎添翼,在軍事壓力與安撫收買雙管齊下的攻勢下,先是著名的「倒戈將軍」石友三投奔了張學良,其後晉軍和西北軍將領也紛紛自尋門路投靠了蔣介石和張學良,其它雜牌軍更是忙不迭地換成了蔣軍的旗號。
  在蔣介石集團的強大軍事壓力下,閻錫山命晉軍迅速北撤,回到山西老窩,企圖保住這塊賴以起家的根據地。而馮玉祥對此並不知情,仍集結部隊於鄭州外圍,準備與晉軍協力對付氣勢洶洶的蔣軍。及至知曉實情,馮部將領已各奔東西,馮玉祥隻身陷了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地。
  聲勢浩大的反蔣聯盟,被蔣介石用了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擊潰了。
  在擊敗反蔣軍事聯盟的同時,以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為主組成的反蔣政治聯盟也宣告瓦解了。當中原大戰的序幕剛剛拉開時,聯合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也開始了一場既要統一又互不相讓的大爭吵。說「統一」,是因為兩派都是反蔣的,因為同受蔣介石的政治壓迫而走到一起來的。但是,改組派與西山派的誓不兩立是源自國共合作時期的,在黨統問題上都十分敏感而且各不相讓。在反蔣軍事聯盟業已實現的情況下,政治上也急需組成一個國民黨中央,用以對抗蔣介石的那個「中央」。在此之前,為了對蔣介石一手操縱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的三屆中央表示反對,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分別在廣州和上海另立過中央。現在,雙方都堅持以自己的二屆中央為合法的黨中央,因此爭執不休,反蔣的中央政權在中原戰火的炮聲中醞釀了5個月,始終未能建立起來。
  大戰開始時,汪精衛正在香港。雖然為了建立反蔣中央的事,改組派與西山派都想讓汪精衛盡快北上主持局面調解爭執,但是汪精衛卻遲遲不動身。他是想等桂系和張發奎北上戰勝蔣軍後在兩廣建立中央,不願到北平去。一直等到桂系和張發奎被蔣軍擊敗,汪精衛的如意算盤落空,他才寄希望於北平,遂於1930年7月23日轉道日本來到北平。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會議選舉了常委、秘書長及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並通過了宣言。決定組織與南京對抗的國民政府。閻錫山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閻錫山於9月9日在懷仁堂宣誓就職,反蔣的政治大聯盟總算在組織形式上形成了。可惜,閻錫山在「國家元首」的寶座上只坐了9天,張學良突然於9月18日通電擁蔣,反對擴大會議。9月19日泰軍大舉關,「國民政府」也跟著垮台了。
  10月16日,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鄒魯、謝持、陳公博等在太原開會,商議如何收場。但蔣介石挾軍事勝利之感,根本不給閻、馮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早在10月3日的「大赦通電」中,就已把閻錫山和馮玉祥列了不可赦兔的名單中。隨後又多方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必須無條件下野。
  11月4日,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但蔣介石不依不饒,逼迫他們出洋,並發佈了通緝令。在這種情勢下,閻錫山不得不離開太原,逃到日本佔領的大連居住。馮玉祥則秘密潛入晉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駐防的稷山縣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晉東,馮玉祥也遷居到晉西汾陽縣內的峪道河。在這裡,他表面上過著隱居的田園生活,實際上是在總結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同時還開辦了一所小型的軍官學校,訓練軍事鬥爭骨幹。峪道與陝北蘇區接近,蔣介石鞭長莫及,馮玉祥住在這裡,為的是防備萬一,倘若蔣介石逼迫過甚,他隨時可以渡過黃河,進入陝北。
  蔣介石以權謀加上金錢的力量,擊敗並摧毀了以閻、馮、桂系為首的地方實力派軍事力量,同時瓦解了以汪精衛為首的黨內反蔣政治集團。但是,這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勝利卻並沒有化解錯綜複雜的矛盾。當時蔣介石仍然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日子並不好過。
  第九章「經兒可教」
  1.「複印」蔣介石
  蔣介石叱吒一生,雄踞中國政壇幾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陸政治舞台時留下了什麼?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將崩潰的經濟、滿目瘡痍的戰爭創傷和鬱結於人民心頭的怨憤而已。
  蔣介石一生當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個,除開「第一夫人」宋美齡婚前有約,不願生養孩子之外,其餘三位夫人總共只為他生了一個孩子。這「千畝良田一根苗」,就是蔣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灣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職的蔣經國。
  世所共知,蔣介石名下有兩個兒子,長為經國,次為緯國。但緯國的身世至今仍是難解之謎,「官方身份」,他是蔣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裡,蔣緯國卻又自稱是黨國元老、前考試院長戴傳賢之子,真正與他有血緣關係的兄長,是前「中信局」駐歐洲代表戴安國,而蔣介石只是他的「義父」。
  依據這個說法,所以只能說蔣介石有一個兒子--蔣經國。據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報》的新聞資料,蔣經國的生平概略如下:
  蔣經國乳名建豐,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縣人。
  蔣經國為蔣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學、中學階段分別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蘇聯留學,先後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及列寧格勒紅軍中央軍事政治研究院學習。在蘇聯期間,曾加入共青團、共產黨。1935年在蘇聯結婚,妻原名芬娜,後經蔣介石改名為方良,俄羅斯人。
  蔣於1937年返國,此後數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動。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處少將副處長。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籌備主任。1940年創辦的「幹部訓練班」自任主任,並兼任贛縣縣長。1943年底赴重慶,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1945年曾隨宋子文赴莫斯科談判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同年底出任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外交特派員。
  蔣經國到台灣後,出任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3月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升任「國防部」部長。1967年2月兼任「國家安全會議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長。1978年5月起任「總統」,並兼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
  在國民黨內,蔣經國於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當選歷屆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後,在 28日舉行的十屆中委臨時全會上,通過由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76年11月國民黨「十一大」當上國民黨主席。《大公報》的這個「生平概略」的確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當選「總統」的事也略去了。其實,蔣經國一生無論做了多少事,建立過何等「豐功偉業」,也都比不上他榮登「中華民國總統」寶座那般「輝煌燦爛」。從政治上說,蔣經國的地位和意義不可輕忽;從家族遺脈的角度上說,他登上「總統」寶座,才意味著真正實現了蔣介石的遺願--父業子承,使蔣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續。蔣介石若是「在天之靈」有知,得知此訊也該瞑目了,因為他的長公子終於不違父願,成功地「複製」了他的父親--蔣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綠花紅。在溪口豐鎬房蔣家祖宅內,降生了一個嬰兒,他就是蔣介石與其髮妻毛福梅所生的蔣家嫡傳之子--蔣經國。
  蔣經國出世時,蔣介石還在日本,豐鎬房內只有蔣介石的高堂老母和髮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誦經禮佛打發歲月,蔣經國的出生,自然使婆媳倆欣喜欲狂。從此,她們在蔣經國身上傾注了全部的心血,無微不至地呵護著這個延續蔣家香火的「命根子」。
  蔣經國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過了懵懂無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歲時,始人奉化武山學校接受啟蒙教育,他的第一位開蒙老師是當地的鄉賢周東。1917年,蔣介石延請自己幼年時代的老師顧清廉為經國授業,正式拜顧清廉為業師。顧清廉後來對蔣經國的評語是:「天資雖然不高,然頗好誦讀」。
  就在蔣經國入學開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個弟弟,這就是蔣緯國。蔣緯國乳名建鎬,與乃兄的乳名「建豐」搭配,正是蔣氏祖室「豐鎬房」的名稱,這豐鎬的稱謂源於西周時期兩個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豐邑,周武王建都鎬京,由此可知,蔣介石對這兩個兒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於「經國」、「緯國」則更深有寓意。許敬宗的《宗廟樂儀》中說:「聖跡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蔣介石以「經、緯」二字命名其子,寄望於他們將來成為「經天緯地」的傑出人才,其望子成龍之心昭然於世。
  既是「經文緯武」,前賢之言不可不遵,蔣介石在培養兩個兒子時,也是刻意遵循著「一文一武」的路線的。
  「生子肖父」這是每個為人父者本能的願望。蔣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蔣經國幼時所受教育的模式幾乎就是乃父當年的翻版,甚至連所讀書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蔣經國傳》中曾說:「蔣先生當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局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故紙堆裡有為人治事的指南針。經國僅十歲,硬要他讀《說文解字》,寄給他一部段玉裁註解的《說文》,並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蔣經國本人也曾回憶說:「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又說:「平常我寫信去問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偶或因我報告身體有病,父親回信就說是我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裡面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我讀,書裡不但有父親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並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錄提示出來。」
  由此可見,蔣介石在「塑造」蔣經國的方面的確用心良苦,他要求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個「中國之政治家」。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蔣介石腦子裡的「嫡傳」思想在無形中左右著他對兩個兒子的教育方式和培養方向,對於「嫡傳親子」的蔣經國,他要將其培養成「政治家」,也就是項羽所說的「萬人敵」式的人物;而對蔣緯國,顯見因為並非「嫡出」,則只須將他培養成「一人敵」式的人物可也。所謂「文治武功」,最終還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蔣經國轉入奉化縣錦溪學校就讀。當時他只有8歲,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縣城陪兒子讀書。轉年,蔣介石又不顧毛氏的激烈反對,把經國接到上海,先人萬竹小學,後又考入浦東中學。至此,蔣經國算是結束了舊式的傳統國學熏陶,開始接受新的正規學校教育,逐步走出傳統教育模式的巢臼。這時,蔣介石因為在廣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託經國的塾師王歐聲和姑丈竺芝珊負起經國在上海的臨護與督導之責。但蔣介石並不因此而放鬆對經國的培養,幾乎每個月都至少給經國寫兩封家書,事無鉅細,樣樣關心,甚至連經國寫去的信中偶爾出現的錯別字也要評點糾正,其殷殷之情可見一斑。
  除了經常修書「示兒」之外,蔣介石還要求蔣經國勤於寫信,他在給經國的信中叮囑:
  「你每星期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出來,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在是很有益處的,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儲存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蔣經國也同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走出課堂,參加上海全市各階層人的反帝示威遊行,學校當局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由將蔣經國開除。同年6月,蔣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吳稚暉主持的外語學校補習。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而被北京警察局關押2周。
  蔣經國結束了舊式傳統文化教育的培養,進入上海學習期間,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大動盪、大變革的年代,各種新思潮衝擊著人們封閉、禁錮著的舊傳統、舊道德;而正處於求知慾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極強時期的少年蔣經國,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他兩次參加反帝、反軍閥鬥爭的大遊行,雖然不能說明他已具備了先進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說他是追求進步、嚮往新生活的。
  蔣介石對兒子的「不軌」行為並未加以訓斥,相反,他心裡認為兒子是對的。蔣介石自己在求學時期也曾鬧過「學潮」,曾被同學們稱為「紅臉將軍」。在保定軍校學習期間,蔣介石還曾當堂反駁日本教官,這種行為,在蔣介石求學的那個年代也是一種被視為「不軌」的行為。因此,蔣經國的「過激」行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對乃父的一種「繼承」,是蔣介石青少年時期的「原版複製。」當時,國共兩黨的合作正處在高潮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支持中國革命,為了對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表示紀念,特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山大學,專門為國共兩黨培養青年革命幹部,在大革命思潮的衝擊下,當時的進步學生無不以赴蘇留學為榮。蔣經國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親送往北京學習俄語,目的就是為了以後留學蘇聯。
  蔣經國從北京警察局釋放後,來到廣州,向父親提出了赴蘇留學的要求。當時,蔣介石正在黃埔軍校任校長,與蘇聯代表鮑羅廷關係密切,他標榜「以俄為師」,以「革命左派」自居,對兒子赴蘇學習的請求自然不便拒絕,他只能同意讓蔣經國與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聖地」去學習鍛煉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載著22名中國留學生的蘇聯巨型客輪駛離廣州黃埔港,從此,蔣經國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這批總計22名的留學生中,有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倫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於右任之女於芝秀和女婿屈武,還有馮玉祥的公子馮洪國、女兒馮麗芬等。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和另外21名同學編成了一個班。學校為每一位中國留學生取了一個俄羅斯姓名,蔣經國被命名為「尼古拉」。
  當時的課程設置是:俄文、歷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凍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資本論;此外還有經濟地理、馬列主義理論和軍事科學等。
  蘇聯在莫斯科開辦的中山大學,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的共產黨幹部培養基地。因此,這所大學與一般高等學府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採取「會議第一、授課第二」;「行動第一,理論第二」的教學方法,主要的課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識,而是政治素質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蔣經國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學一起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之中,按實際年齡計算,這時的蔣經國只有15週歲,還是個孩子。啟程赴蘇後,因輪船在上海有幾天的停留時間,蔣經國曾抽空趕回溪口與母親毛氏作別。毛福梅見小小年紀的經國就要到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去學習,自然流了不少眼淚。蔣經國對她百般安慰,同時表示要努力學習,爭取早日回國報效國家,也好侍母盡孝。
  在第一期的學生中,蔣經國的年齡最輕,對共產主義學說接受較快。開會發言時,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常常寫文章、出牆報,長篇大論地談革命道理。所以,在他抵達莫斯科後的第8個星期,便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共預備黨員。一年多後又正式參加了共產黨。
  蔣經國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他一起的中國同學,後來大部分成為國共兩黨的要人。如在國民黨中任職的谷正綱、鄧文儀、皮以書、白瑜、韋永成、卜道明等;在共產黨中任職的有廖承志、楊尚昆、烏蘭夫等。此外還有生前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的屈武。和蔣經國同坐一張凳子的同學是烏蘭夫。
  正當蔣經國狂熱地投入學習、不斷地追求進步的時候,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發生了!消息傳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群情嘩然,並一致通過致武漢國民政府的電文,要求嚴懲「革命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兇」蔣介石。
  在學校發起的聲討大會上,蔣經國慷慨陳詞:「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並義正辭嚴地宣佈:「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塔斯社當時曾將聲明全文予以發表,傳達到世界各地。
  蔣經國的聲明原文如下:
  蔣介石的背叛,並非意外,當他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從此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敵人。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敵人的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
  蔣經國的「反蔣聲明」經塔斯社曉喻天下後,他一時間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曾與蔣經國同時留蘇的中山大學同學盛岳如是說:
  「聲明(反蔣>公佈後,我們不論去那裡,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
  一夜間,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對我們這一群沒有著名父親的人,價值直線下降。」
  不久,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蘇聯政府對中國採取報復政策,一面解散「國民黨旅莫支部」,一面國共不分,大量驅逐中國留學生離境。然而,蘇聯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因蔣經國與蔣介石的父子關係而遷怒於他,反而安排蔣經國到列寧格勒的紅軍軍政學校就讀。畢業後,蔣經國請求回國,被拒絕,他又申請去紅軍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絕。後來,蘇聯政府將蔣經國的安排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行程遠及外高加索和烏克蘭,到達蘇聯的心臟地帶。參觀了不少新工廠、新農場和新電站。蔣經國此行,留下了許多極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場重病,住進了莫斯科醫院。病情痊癒後,蘇聯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馬電氣廠當學徒,開始真正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
  不久,蔣經國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當農民。由於表現突出,他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後升任副廠長。
  1935年,王明召見蔣經國,對他說:「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於寫下題為《給母親的信》,於1935年1月發表於列寧格勒的《真理報》上: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10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像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救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為全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1927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已的真理什麼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著。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瞭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著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家庭是建築在相當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麼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以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什麼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
  聽許多人說,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母親,您還記得吧?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髮,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請求不要將您趕離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氣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他對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禮義。
  蔣介石買了許多田產、企業和商店,究竟用誰的錢買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種辦法從窮人的手中搶來的錢嗎?以前說必須擁護工農的利益、和共產黨握手的是誰?那不是現在繼續屠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嗎?從前說蘇聯是中國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擁護蘇聯不可的是誰?那不是現在東方反蘇聯盟中的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嗎?向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借款、出賣中國領土的是誰?那不是蔣介石嗎?蔣介石是賣國、辱國的政府領袖,他屠殺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和爭取解放中國民族的英雄。
  這是嘴說「禮義廉恥」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寫這幾行文句時,不但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能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繫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真相瞭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面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混亂的根源究竟在什麼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
  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人餓死的事嗎?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從自己光榮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還有,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中毆打、殺戮中國人吧?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獎勵外國在中國建立特權。
  也許您不會沒有聽過蔣介石把數千、數萬為革命事業奮鬥的優秀戰士用石油燒死的事?不會沒有見過蔣介石把共產黨砍殺?蔣介石的手已經被全國工農的血--我親愛的人民的血染紅了。他應該在人民的面前負起這些罪惡的全部責任。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五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們的這種企圖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瞭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
  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其耶克、鄧尼金、烏蘭克爾等所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瞭解的。
  鬥爭和交戰的時候,每個人的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邊,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每一個有人格的中國人都應站在革命的一邊,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起來,跟國民黨和蔣介石作無情的鬥爭,向神聖的民族解放革命鬥爭推進,反對帝國主義和擁護中國蘇維埃。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中國的工農也沿著俄國工農的道路前進著,在中國已經建立、真正建立了與我住著的國家同樣的蘇維埃政權。在這10年間蘇聯這個國家有極大地改變,現在已經成為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工人和集體農莊人員的生活已經比以前的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面前展開了廣闊、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廠是在一片廣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時間建成的,現在這工廠有4萬名工人工作著。這些工作建設了最好的社會主義城市。他們每個月的平均工資在去年是220盧布,今年增加到310盧布。1930年以前,我上過各種學校,1930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4000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700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點是因為在中國有一部分人說我被布爾什維克虐待,蘇維埃政權把我放逐;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使我笑破肚皮。確實,有各式各樣的壞人和卑鄙的人把別人也看作與自己一樣。蔣介石非法監禁了太平洋勞工組織的書記官員同志夫婦,只因為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中國的利益的積極戰士。我想蔣介石以為蘇聯對於在蘇聯的所有中國人也像他對住在中國的各國革命戰士的態度一樣。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蘇聯是世界上最重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對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我對自己的祖國--蘇聯--在各方面、各部門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記錄,感到非常光榮,不勝高興。我的祖國--蘇聯--天天在清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打擊和消滅一切敵人。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一樣,在大風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鬥爭和勝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國就特別成了仇敵的眼中釘。仇敵用各種方法和謠言誣蔑蘇維埃政權。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堅決地站到革命的陣營,鞏固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爭取中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母親!最近就會和您相見是值得高興的。假如您能出國,不管那一個國家,我都準備與您見面。
  祝您
  您的兒子蔣經國
  1935年1月23日
  這封公開信曾被蘇聯的媒體廣為傳播,轟動一時。此後,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也曾轉發或摘發了這封公開信。蔣氏父子從斷絕關係到反目成仇,表明了這10年間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兩條路。蔣經國寫了這封公開信,抒發了他對母親的思念和對父親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樹起了一個「徹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形象。可是,這封公開信的發表,都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相反,他在工廠裡擔任的副廠長職務被解除了,黨員的資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蔣公開信」發表之後,蔣經國又曾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請求蘇聯當局允許他回國,可是,有關部門卻未予答覆。蔣經國感到沮喪,更覺得難堪--為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公開把生身之父臭罵了一頓,結果好心沒得好報,反而遭到「無產階級當局」的冷遇。然而,對這封公開信最感難堪的還是蔣介石。蔣介石早年曾對蔣經國和蔣緯國這小哥倆有過評語,謂日:「經兒可教」、「緯兒可愛」,寄予了無限希望。結果,正是這個被贊為「可教」的「經兒」居然公開寫信與乃父絕裂,而且罵了許多難聽的話,從政治立場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說得一無是處,這怎能不令為人父的蔣介石難堪!
  當然,已經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滾了近20年的蔣介石也明白兒子這封信完全是一種政治手段,並不一定代表兒子的真情實感。他更明白的是,經國畢竟是自己的骨血,當年把他送到蘇聯,為的是讓他學點本領回來輔佐自己的「革命大業」。雖然兒子已經娶了個蘇聯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國,他必須得回來,回到自己的身邊。
  2.夫人·情人·後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經國仍然留在蘇聯。6個月後,他又被任命為列寧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助理指導。
  蔣經國初到列寧格勒時,還曾有過一個巧遇:邂逅了蘇聯作家、大文豪高爾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個傍晚,蔣經國獨自一個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當他一邊散步一邊低頭想心事的時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個趔趄,蔣經國慌忙伸手扶住。他抬起頭來正準備道歉,卻一下子愣住了,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幾分威嚴,個子高高的,背有些駝,頷下一部大鬍子,這不是高爾基嗎!大概高爾基剛才也是在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作品,沒有看見低頭行走的蔣經國,兩個人才撞了個滿懷。
  蔣經國讀過不少高爾基的作品,對這位無產階級的大作家。列寧的好朋友,充滿了欽敬之情。他侷促不安地望著高爾基,用流利的俄語向他表示歉意。
  高爾基地笑著,安慰蔣經國:「不要緊,不要緊!」又親切地問他:「看來你似乎有什麼心事,需要我幫忙嗎?」蔣經國當時正是滿腹心事,在這位和藹可親的老人面前,他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於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張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經歷以及隱藏在心底從未示人的肺腑之言盡數向高爾基傾吐了一番。說到動情處,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淚。
  高爾基一邊聽一邊親切地撫摸著蔣經國的肩膀,像個的長輩,又像個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熱情地鼓勵蔣經國振作起來,努力學習,並且充滿信心地告訴蔣經國,中國的革命雖然受到挫折,但最終是會取得勝利的。
  這一老一小談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爾基才起身離去。
  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見,給蔣經國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憶錄《留蘇十三年》中滿懷深情地記述了這次難忘的會見。這也是蔣經國在蘇聯學習、工作期間最難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開始全國清黨,政治形勢一度十分緊張。加上農業歉收,蘇聯的經濟遇到了困難,各地災荒十分嚴重。在這種情勢下,蔣經國也受到影響,過了一段下放勞動的苦日子。這期間,他當過集體農莊的農民,在一個小火車站當過搬運工人,還曾到阿爾塔金礦廠當過一陣子礦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個小火車站,在車站附近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當工人。由於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積極肯幹,不久便被提升為技師,並代表工廠領導參與了廠內工資衝突委員會的工作,在黨內還擔任過支部書記。1934年,蔣經國被提升為副廠長,並兼工廠報紙的主編。
  1934年春的一天夜裡,蔣經國因為加班,忙到夜裡門點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個大漢擋住了一位俄羅斯姑娘的去路,圖謀不軌。蔣經國見此情景,即上前阻攔,救出了那個姑娘。
  那個姑娘就是後來同「尼古拉」同志締結姻緣並白頭到老的蔣方良女士。蔣經國「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這位異國少女的青睞。
  從此以後,蔣經國與這位俄國少女的感情日漸深厚。由於兩人同在一個工廠工作,又同是共青團員,加上志趣相投,雙方很快」就一同墜入了愛河。
  蔣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個孤兒。他父親原是俄國的有產階級,十月革命後變成了小康之家,靠勞動收人維持生活。芬娜金髮藍眼,有一股俄羅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蔣經國為之傾倒。
  1935年3月,在悠揚的「國際歌」聲中,這一對異國情侶結下了白首之盟。證婚人是後來任國民黨「立法委員」的王新衡。
  芬娜與蔣經國結婚以後,在蘇聯的兩年中,夫婦二人一直過著比較安逸的生活,那時蔣經國的月收入為700盧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們生下長子,俄名愛倫,(即蔣孝文);次年再生一個女兒,俄名愛理(即蔣孝章)。那時的芬娜小姐,是絕對不會想到有一天她會成為台灣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們婚後的第二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這一事變,可稱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也給蔣經國夫婦的個人生活帶來戲劇性的變化。
  因為蔣經國赴蘇已十餘年,除開始兩年還給家裡寫過幾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後,他再也沒有同國內聯繫過。遭蔣介石遺棄但「離婚不離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蔣介石催要兒子,蔣介石也通過各種渠道多方打探兒子的消息,都沒有打聽出什麼結果來。「西安事變」期間,周恩來作為中共談判代表,曾與蔣介石共敘同事之宜。閒談問,蔣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說「經兒赴蘇十餘年,現在杳無信息,他生母日日燒香許願,盼望兒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見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來基於人道主義,當時就答應盡力幫助打聽經國的下落。力爭促成他回國與家人團聚。另外「西安事變」之前,即1936年初,蔣廷出任中國駐蘇大使,當時蔣介石也曾委託宋美齡轉告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幫助尋找蔣經國。
  時隔不久,周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把蔣介石的思子之情轉達給斯大林。斯大林考慮到當時中國與蘇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遂接見了蔣經國,並同意放他回國。
  1937年3月,蔣經國27歲生日的前幾天,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蔣延敝突然會見蔣經國,說蘇聯政府已決定把蔣經國夫婦送回中國,並特地舉行了一次歡送宴會。幾天以後,3月25日,蔣經國帶著自己的妻子踏上了歸途。12年半的異國生活,從此結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時間,蔣經國在異國他邦度過了人生最絢麗的青春年華。往事歷歷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馬上就要回到闊別12年的祖國,一種難以名狀的興奮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親當時在國內的地位,隱然間,「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幾許快慰、幾許依戀、幾分憧憬、幾分苦澀與甘甜……蔣經國百感交集、五內沸騰,他從心底深處發出一聲輕輕的呼喚:祖國,我終於要回來了!
  對於蔣經國的妻子芬娜來說,中國是一片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於對丈夫至誠的愛意,她是懷著激動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國離鄉的旅途的。
  踏上中國的土地以後,一路所見所聞,芬娜無不感到新奇。這位俄羅斯女人初次離國,一心只憧憬一個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麼陌生,語言和習俗都有許多障礙,在宗教方面難處更多。俄羅斯民族大都信仰東正教,在禮拜儀式和信仰心態上都與基督教不同,而蔣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為了宗教問題,芬娜足足花了3年時間才逐漸調整過來。
  更不習慣的是飲食。上海、浙江一帶的中國廚師,善於做臘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點。在蘇聯國內,吃乳酪、夾一片黑麥麵包、或紅燒一盤馬鈴薯,很簡單的一餐就夠了。她沒想到中國菜的名堂那麼多,有時筵席一桌竟上來幾十道菜。
  也許是由於這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來到中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直到蔣經國就任「總統」,芬娜成了名副其實的島內「第一夫人」,民眾對她仍相當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國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拋頭露面,是一位相當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蔣經國還鄉省親的日子,奉化溪口鎮的主要街道掛滿了橫幅標語:「熱烈迎接蔣經國先生還鄉!」離家時,蔣經國還是個15歲的少年,如今卻是攜妻眷、帶家小的青壯年了。一念及此,蔣經國怎不感慨萬端!
  當蔣經國一家乘坐的汽車駛進溪口鎮時,手執彩旗的武嶺學校師生一擁而上,鞭炮聲、歡笑聲把溪口古鎮都震動了。車到豐鎬房大門口,蔣經國敏捷地跳下了汽車,向迎候在門口的親朋好友依次行禮,並將愛妻及孩子介紹給大家。然而在歡笑的人群中,獨不見朝思暮想的母親,蔣經國的笑容漸漸凝住:怎麼到現在還見不到媽媽?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氣了?
  毛福梅的確有幾分氣。她認為,兒子回來應當先看看娘。一別12載,娘想兒都想出病來了,哪怕早一分鐘見到也是好的啊!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兒子到了上海都不急著回鄉,而是住在那裡忙著與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時,毛氏有所不知,蔣經國也是身不由己。
  蔣經國攜妻子芬娜、兒子愛倫(蔣孝文)乘船抵達上海後,才知道父親已另娶了宋美齡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親精心佈置的包圍圈。陳果夫、陳立夫、張靜江、杜月笙等人輪番給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勸他說「認下」蔣介石這個父親,再認下宋美齡這個「媽媽」,然後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眾人的勸說下,蔣經國總算「想通了」,他決定先去向10年來一直被自己視為「敵人」的父親請安、告罪、賠情。他之所以如此決定,並不僅僅是出於骨肉親情的考慮。當時的蔣介石已經決定接受「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蓋,呈現「轉變」的跡象。父親可以變,兒子為什麼不可以變呢?於是,蔣經國決定求得父親對自己的寬容,他以先行開口稱呼宋美齡為「媽媽」的良好表現,獲得了蔣介石的寬容。父子相認之後,蔣經國表示願意在國內工業建設上略盡綿薄。蔣介石也就順水推舟,讓他先到溪口去「補習國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說。這樣,蔣經國才如蒙大赦,急忙打點行裝,奔回家鄉來看望闊別12載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裡埋怨兒子失禮,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驗一下兒子,看看他究竟還認不認得親娘。於是,她事先把她的親姐妹、義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請到佛堂裡來,團團坐下,只等經國過來,要考較他還認不認識親娘。可惜,她設計得挺好,到頭來卻是白費了心思,因為當她一眼見到門外那個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親骨肉時,她心中的怨憤、氣惱,所有的精神防線立即就崩潰了。當下毛福梅熱淚如泉,蒙住了雙眼,只覺得一個熱呼呼的人影撲了上來,跪倒在自己膝前,並聽見一聲便噎著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頭痛哭。一時舉座皆啼泣有聲,屋子裡溢滿了濃濃的親情。芬娜與經國長相廝守,已經學會了不少常用漢語,遂淚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聲「婆母」,又代兒子叫了聲:「拜見阿娘。」
  毛福梅這才止住了哭聲,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來問:「這孩子叫啥名字?」經國在一旁答道:「在國外叫愛倫,阿爹說,回到祖國要按中國的習慣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問兒媳名字,經國代答:「她在蘇聯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蔣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終於苦盡甘來,把寶貝兒子盼了回來。按奉化風俗,遊子攜捲來歸,必須補辦婚禮,否則族眾不承認這樁婚姻,子孫就沒法進宗譜了。蔣經國為討母親歡悅,欣然同意補辦喜宴、重做新郎。於是擇定黃道吉日,經國與方良按中國傳統習俗補行婚禮儀式,了卻了母親的一樁心願。
  經國攜妻摯子返回溪口,按照蔣介石的安排,住進了武嶺崖側的一幢名為「小洋房」的別墅式建築。這是蔣介石為了清除經國旅蘇期間所受的思想影響而替他安排的修身養性之所,老蔣不論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兒子,以便將來有一天能夠「子承父業」,替他們蔣家王朝坐江山。
  蔣介石聘請徐道鄰做經國補習國文的教師,並把當年顧清廉親自圈點過又送給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鑒綱」目》、《陽明全書》等送給經國,讓他潛心研讀。此外又請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師,專門負責教授蔣方良學習中文。
  小洋房周圍環境極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參天,的確是一處上好的修身養性之所。蔣經國讀書之餘,常常偕妻子遊山玩水,領略家鄉的大好河山。有時還騎馬到葛竹、蕭王廟和巖頭等地去拜望長輩。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巖頭友稱巖溪,千載古村,鍾靈流秀。舊有「巖溪書屋」四字的門額,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號晦庵)為浙東儒學提舉出巡過境時所題。宋元間隱居鄰村榆林的著名文學家戴表元詩云:
  「已掃軒前壁如練,
  待賓醉墨照巖溪。」
  林首的西峰寺,是創建於唐代的十方禪剎,明代名士羅抱靈曾在此隱居講學。村口有「獅象守門」的形勝,獅山、象山分峙左右。晚清時善作的大字、「名冠兩浙」(翰林孫鏹的評話)的書法家毛玉珮所作「石泉」兩個大字,鑿於象山臨溪的石壁上,筆鋒蒼勁。由此而人,便是蔣經國的外婆家--毛姓世居的巖頭。
  巖頭是在山巒重疊間的一個長谷,一彎溪水,巖上奔流,破村而出。居民分居兩岸,村首到村口,石版砌成的平橋有三,拱橋有一,往來便利;上村的街道在溪之東,下村的街道在溪之西。昔時就有錢莊、南北雜貨、綢布、糧食、糕餅、中藥、魚、肉、煙、酒等大小店舖二三十家,是附近數十個山村的供銷集鎮。貨物運輸,全靠肩挑和竹筏載運。
  巖頭和附近的石門等山村的居民,毛姓居多,都是同宗。宋時遷自江山石門鄉,後裔繁衍,秀士名宦,代不乏人,有一「父子登科」的扁額,至今猶懸於歲時祭祖先合族共有的大廳堂上。出身於此地毛氏族內的近代人物有:毛思誠,是蔣介石十六歲在巖頭讀書時的塾師,在蔣介石得勢後,歷任至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撰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卜書。毛景除毛景彪昆仲,都畢業於陸軍大學。毛景麟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長、軍長和軍參謀長;毛景彪任「國防部」第一廳廳長。毛邦初、毛流初昆季,毛邦初畢業於黃埔軍校二期,曾任杭州覽橋航空學校校長、「空軍」副總司令;毛流初,畢業於金陵大學、船空軍校二期、美國空軍參謀大學,曾任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長、空軍第四軍區副司令,去台後任「空軍作戰署」署長,「空軍學校」校長、「國防大學」教育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空軍作戰司令部」司令、「聯勤」副總司令,現任「民航局」局長。毛景彪的長子毛高文,也在台灣,現任台灣「教育部」長。他們都是蔣經國外婆家的同宗本家。蔣經國初回家鄉,就常常到巖頭去與這些親舊們敘談。同他的父親一樣,蔣經國的鄉土觀念和親情觀念也很重,回國後,他每次回到溪口都不忘到巖頭去走訪一遭,有時還帶著妻子蔣方良一起前往,以示重視。
  蔣方良初到中國,深受語言障礙的困擾。她跟隨丈夫拜見公爹蔣介石的時候,內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為語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視。蔣介石初見這位異國兒媳時,也對她的高大身材,金髮碧眼的相貌感到彆扭,但相處幾個月後,蔣介石才發現這位外國兒媳的性情十分溫柔婉約,又很會孝敬公婆、體貼丈夫、關心兒女,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標準。於是,老蔣心滿意足,為兒媳賜名「方良」,對她所生的兩個孩子,老蔣也允准「認祖歸宗」,分別取名蔣孝文、蔣孝章。
  由於有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加上聰穎好學,蔣方良的中文學習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年之後,她就可以用標準流利的國語同人交談了。
  蔣方良來到中國後的另一大難關就是對中國的氣候不適應。尤其是1949年隨夫遷到台灣後,因為台灣屬於亞熱帶,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蘇聯長大的蔣方良感到極為不適。但是,每當她感到與丈夫的恩恩愛愛,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亞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凍餒和熬煎,就覺得自己眼下的處境實在是算不上什麼。善良的蔣方良就是這樣一個人,善於為別人著想,會體貼別人的苦楚,從不給丈夫製造麻煩。在蔣經國任職贛南專員期間,蔣方良因為沒去隨任,夫妻間相見的機會很少,但她都絕不因此而對夫君提什麼要求,而是默默地承愛著孤獨寂寞的折磨。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還開始學習中國的繪畫和書法藝術,用以排遣孤寂、打發時日。
  直到抗戰勝利後,蔣經國舉家從重慶遷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時間才多了起來,這一時期,蔣方良又為蔣經國生了第二個兒子--蔣孝武。1948年,蔣家王朝崩潰在即,軍事上連連失利,國民政府的經濟狀況也瀕於徹底崩潰的邊緣。上海的經濟狀況受到影響,物價飛漲,蔣經國這時正在「打老虎」,試圖挽救行將崩潰的經濟形勢,為了「以身作則」,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蔣方良這時已懷了孕,一日三餐不豐,身體大受影響。分娩時,因失血過多,蔣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後經輸血才搶救過來。這個誕生於王朝末日的蔣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孫,就是蔣孝勇。據說,蔣家王朝敗走台灣之後,在蔣孝勇10歲生日的那天,蔣經國曾特意買了一個三層大蛋糕送給這位三公子,說:「這是我對你的一種補償。你出生的時候,我沒有時間好好照顧你們……」
  蔣方良隨丈夫初到台灣時,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並不算寬敞,是一幢舊式建築,住家附近都是些尋常百姓。到了60年代末期,台灣經濟有了起色,他們才搬到一處比較寬敞的別墅裡。
  在台灣的幾十年,可說是蔣方良嫁給經國之後所度過的最平和安定的時期。所謂「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國事」,而是指他們夫婦間情感的危機而言的。蔣經國在贛南任職期間曾移情別戀,這一風流韻事被當時居住在陪都重慶的方良知曉後,對愛情一向執著專一的蔣方良氣得幾乎暈過去,她不敢以這種私情瑣事去攪擾擔負著「黨國大任」的公公蔣介石,只好去見宋美齡,向她哭訴自己相夫教子、賢良淑慧卻換來如此報應的委屈,並表示要親赴贛南同蔣經國理論一番。宋美齡當即勸止她說:「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轉告,自有處理。」蔣方良當然不敢不聽,她也不敢把這件事擴大到滿城風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這場感情的風波使經國與方良之間的關係出現裂隙,一直持續了很長時間。赴台後,這裂隙才逐漸彌合。蔣方良平時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在家裡卻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為了丈夫的事業,她默默地奉獻著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倆風雨同舟數十載,老來歲月,感情卻是愈見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見方良對蔣經國的感情之誠摯與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蔣方良突然被衛士從睡夢中喚醒,衛士惶急地報告說:剛接到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是蔣經國在訪美途中,在紐約普萊茲大飯店門前遇刺,所幸子彈射偏,打中了飯店大堂的玻璃旋轉門。蔣方良聞言,立即向紐約打電話,對飽受驚嚇的丈夫進行慰問,並再三囑他今後要特別小心,還表示:等丈夫結束訪問返回台灣時,她一定要親赴機場迎接。不久,蔣經國歸來,蔣方良果然不負前約,親往歡迎,在歡迎的人潮中,她上前與蔣經國熱烈擁抱。據當時在場的人估計,兩人擁抱的時間至少長達20秒鐘!
  人們曾把蔣氏兩代夫人作過比較,說:「婆婆本事高,媳婦本質好。媳婦比婆婆可喜得多。因為蔣老夫人以一個中國人而醉心於西化;而方良夫人是個西方婦女,卻一意把自己投入東方的染缸,使自己成為一個標準的中國人。」
  的確,蔣方良雖為異國婦女,都處處表現出傳統的中國婦女的賢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從不張揚自己的「夫人」身份,卻由此而得到人們的尊重。儘管方良不慣於社交場合的往還,更不願捲入政治風浪的漩渦,但她晚年已貴為「總統」夫人,為了維護丈夫的尊嚴,她不得不出現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進行各種各樣必須的「表演」。
  作為一個母親,蔣方良對膝下三兒一女也是極盡了愛護與養育之責的。女兒蔣孝章是經國夫婦的掌上明珠,深得他們的喜愛。1960年,23歲的蔣孝章出嫁,結婚那天,蔣方良緊緊抱著蔣孝章,母女倆相擁而泣,哭成了一團。長子蔣孝文長年臥病,則是蔣方良的一塊心病。如果說蔣方良也有愁眉深鎖的時候,那麼她一定是在為孝文而發愁了。時常出入蔣家的台灣國民黨政要來時選曾對方良作如此評價:「她的腦筋裡,恐怕只有先生、孩子,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幹什麼。」
  1988年,蔣經國病重期間,蔣方良隨侍照拂,不離左右。由於緊張和勞累過度,致使她心臟病發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與方良風雨同舟半個多世紀的蔣經國與世長辭,那一時刻,蔣方良卻因為心臟不好,正在隔壁房間內吸氧,因此未能與丈夫訣別。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蔣方良都無法從哀痛中解脫出來。她常常獨自前往慈湖,在丈夫靈前孤坐哀悼,以尋求心靈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兩個愛子蔣孝文、蔣孝武又相繼病逝,蔣方良尚未從亡夫之痛中解脫出來,卻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蔣方良這位來自異域的「標準的中國婦女」卻沒有被接踵而來的巨大的感情創傷所擊倒。也許,正是俄羅斯民族的堅強與中華民族的堅韌給了她雙倍於普通婦女的精神力量,支撐著她幾十年如一日地為蔣氏豪門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進行學術交流的台灣海基會董事。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先生因腦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急救。其正在美國的胞兄、台灣「僑委會」委員長章孝嚴接到從台灣打去的電話,聞知此訊悲痛欲絕,即與各方聯繫,終於獲得「個案」處理的待遇,於11月16日飛抵北京,趕赴醫院探望。
  章孝嚴望著昏迷中的弟弟,輕聲呼喚著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卻安臥病榻,沒有絲毫反應。章孝嚴心裡十分難過,他們兄弟倆的出生時間僅相隔幾分鐘,可以說是同時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這一對孿生兄弟自幼命運坎坷,幾十年來一直相依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摯,如今,弟弟卻倒下了,章孝嚴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緒萬千。
  11月18日,章孝嚴抽空離開弟弟的病榻,飛赴桂林,來到其生母章亞若墓前。他獻上花圈,點燃了九柱香,以表他與孝慈兩家共計九口人的心意。隨後,章孝嚴鞠躬如儀,焚燒紙錢。這時,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嚴終於控制不住了,他失聲痛哭,倒在母親章亞若的墓前叩首連連,邊哭邊訴:「母親大人,我回來看您!我來遲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過難關。您的養育之恩,50年來我們無時不在思念!」
  章孝嚴在母親墓前長跪不起,上蒼為之動容,山河為之飲泣,墓地長風忽起,被焚化了的紙錢隨風飄舞,漫天揮灑,消失在山石樹木之間。望首那飄忽遠去的紙灰,如煙往事又浮現在章孝嚴的心頭。
  1942年農曆正月27日晨,一對男嬰降生在廣西省立桂林醫院婦產科病房。這兩個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來時體形十分瘦弱。
  這一對雙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亞若,而他們的父親便是蔣經國。
  關於章亞若生子的經過,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一級教授、著名婦產科專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詳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醫名顯於一時,她所著《我的自傳》中是這樣記載的:
  一九四二年初,時任廣西省立醫院婦產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蔣經國名片、自我介紹為新聞記者、操著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婦。她來自江西贛州,表示要在省立醫院生產。經李瑞麟檢查為雙胞胎後,她就不時到醫院來作檢查。孕婦自稱在江西已與蔣經國結婚,但她從不誇耀,很樸實也很節儉。約三星期後,她在省立醫院產下了不足月的雙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獅路,故為孩子分別取乳名「狸」和「獅」
  事隔幾十年,李教授對孕婦的姓名已毫無印象,但對狸、獅這雙胎男孩卻是記掛心中。因為出院後一個多月,該孕婦曾帶著兩個孩子來作過檢查,這也就是李教授與狸、獅的最後一面。孩子的媽媽當年秋季因發燒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後在衡陽、上海等地,李教授與蔣經國多有接觸,但始終沒有聽到過蔣經國談起此事。
  那當年在廣西省立醫院的孕婦難道就是章亞若?狸、獅就是當今台灣「外交部常務次長」章孝嚴和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章孝慈嗎?我追根尋源,訪問了居住在上海浦東新式工房中的74歲老人桂輝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語、身體健朗的桂輝老人,談起狸獅兄弟倆,不禁老淚縱橫,心情激動。她說,當年那持名片求醫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義妹章亞若。她們由小學、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親如姐妹。以後到了江西,在蔣經國辦的三青團干訓班一期時,又為同期同隊同室的知交。章亞若這然而逝時,桂輝相伴在側。蔣經國在接到噩耗的電報後,迅即委派了時任職於鹽務處的王制剛協同桂輝料理後事。事畢後,狸獅二兒即由桂輝及章亞若胞妹章亞梅送到江西萬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鄰里,蔣經國正因持續的高燒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國府」要員們陪侍在側,眼看著蔣經國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緊張忙碌著的醫務人員們。突然,蔣經國的嘴唇蠕動著,吐出一連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們趨前俯身斂聲屏氣側耳細聽,漸漸分辨出他是在呼喚一個人的名字:「亞若,亞若」。凡是聽清了這個字眼的人,無不相顧失色,心中暗暗稱奇。想不到時隔近半個世紀,這位「民國總統」居然還惦記著那位早已香銷玉殞的南國佳人!
  提到這位南國佳人--章亞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蔣經國赴行南昌的經過。
  蔣經國攜妻摯子歸國之初,蔣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讀書「洗腦」。然而時隔不久,抗戰烽火燃起,正在蔣介石思謀著如何安排兒子的職務時,以「政治嗅覺靈敏」著稱的政學系首腦、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發電請示:「委座與中共五年淨戰是在江西;新生活運動肇始於江西,軍政訓練團也是開辦於江西,可見委員長之於江西情長誼深,所以敢請准予經國赴贛佐政!」正是三伏天送來個涼西瓜,熊式輝這一下「馬屁」正好拍到了點子上。不久,蔣經國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國政治鬥爭的舞台。他特意寫了個報告向父親表示:「我有很先進的思想,需要有機會去求證。而且,我希望在最壞的條件下去試試。」
  1937年8月,28歲的蔣經國來到江西,最初擔任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不久,熊式輝又任命蔣經國兼任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少將總隊長,後又讓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1939年,蔣經國又被委任為江西省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任贛州縣長。他初出茅廬,工作熱情很高,薛汕曾專門撰文介紹了蔣經國這一時期的工作片斷:
  這個時期,南昌雲集著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孫席珍、夏征農、程越范--音樂家,國民黨黨歌的作者……加上當地的頭面人物,像許德曖、程宗宣--江西民眾教育館館長……很不少,幾經籌備,決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辦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地點就在江西省民眾教育館的禮堂,佈置就緒了。四面貼滿了標語,紅紅綠綠地有一番新氣象。各個團體的青年人,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願意做點工作,寫的,扎的、糊的、唱的,還有演的……正在緊張地準備的時候,萬萬想不到國民黨的江西省黨部來了通知,要延期,必須等候批准。負責籌備的夏征農等人,認為愛國救亡,用不著批准,堅決拒絕,不予理睬,要依時舉行。但是,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已來一批眾人皆知的打手,紛紛出現在會場內外。從他們交頭接耳、拋眼色、努著嘴的神態,可預料大約要大打出手了。這個會難得風平浪靜,怎麼辦呢?這個會,已經要蔣經國參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團成員,都是事先約好說妥的。可是,他卻遲遲沒有來。他來不來呢?很沒有把握。要是他來了,會好一些的。於是,我負責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見人,說出去開會了。開哪個會呢?也沒有說清。也可能是別的會,我有點狐疑,又到保安處一趟,沒見人。從傳達室到他的辦公室,都推說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來。當我正往回走的時候,不知從哪兒鑽出來,聽到一個喊聲:
  「雷寧同志,站住,等著我!」
  一回頭,蔣經國從保安處趕了出來。顯然,他是臨時有了事情,忙撂開別的事來的。他的手上還拿著東西呢。連額角上有些汗珠都來不及抹去。這一回,他破例穿起軍裝,去了身上的斜皮帶,只有腰間的風紀帶,彷彿是不願意當官而這麼做的。還沒等我說什麼,他自己就說了出來:
  「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大會,我一定去。這邊的會,沒完沒了,怎麼說也不能奉陪了。」
  聽他這麼一說,不必說明來意,我改口這麼說了:
  「我也要去,時間到了,快走!」
  我們很自然地小跑起來。那個時候,不興自行車,他入市騎馬也不方便,更沒有特備的小轎車,就是靠兩條腿,穿過了大街小巷。到會場門口時,一大堆人擁塞著,不讓進,不讓出……這麼一批人,認出他來,不敢阻擋,騰個空讓他進去了。這時台上紛紛嚷嚷,擁著一個穿中山裝的說個不休;台下沒有坐滿人,卻有的站著嚷著:
  「中央規定民眾組織就是抗敵後援會,沒有什麼救亡協會,不合法,不許開!」
  「這個會沒有批准!」
  「你們幾個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這已經清楚不過了,有一批人在阻止開會。但是到會的群眾沒有退讓,也站起來,在台下與他們辯論開了:
  「抗日救國,人人有份!」
  「全國戰爭一開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組織動員起來!」
  這些話,還是國民黨的總裁說過的,現在就用來反駁所謂「不合法」的指責了。我伴著蔣經國上台了,他插到夏征農、孫席珍與那個來阻止開會的人中間去。開這個會,由於他是贊成了的,也是答應來參加的,不予開會,沒有道理。他上前拍著胸大聲說:「照常開會,我負責一切,別管。」可是,台下已經不成秩序,有的幾乎就要動武了。「你們不合法!」「你們不講理,愛國的良心哪裡去了?」……他氣憤地站在台前,手指著前頭說:
  「哪個到會場來搗亂給我出去!」
  那些人沒有動,裝作是出席的群眾,可以不被發現。但是,他的手沒有放下來,還是指著:
  「出去!」
  那些人,賊眉鼠眼,在聽見口哨以後,就一個一個抽腳偷偷地退了出去。會場登時安靜下來,也沒有辯論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從容不迫地說著:
  「這是一個抗日的文化界團結禦侮的大會--開!」
  當下,會場的情緒完全轉變過來了,沒有阻攔開會的了。坐下的群眾,連同從門口擁進來的,伸出手,一下子爆發出連續不斷地鼓掌聲。正氣上升了,一股邪風不見了,在台上寫上了安排開會的事宜,會場裡,早已練習好的大合唱《祖國文化進行曲》,系孫席珍作詞,何士德普曲,此時在指揮下眾口一調地唱了開頭:
  「祖國快要淪亡,起來,快把文化武裝,
  要爭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該起來,踏上抗敵的戰場……」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聽著歌聲,一股熱氣正在上升,隨口也唱了。一個個聲音,集合成巨響,只聽到滾滾而起,急急而來,一如大海的波濤,席捲著一切……
  這時的台上,蔣經國站著,即使穿軍裝,也是一個普通列兵,沒有什麼特殊。但當他看到會場上,別的人不是穿工人裝,露出雪白的襯衣,就是著中山裝,淺藍的一片,彷彿感到只有他的顏色不一樣,有點不入俗,就把軍帽脫了,把腰上的風紀帶也解了,然後把雙手伸開,十分輕快而活潑地衝著夏征農、孫席珍等人說著:
  時間不早了,開會吧!」
  黃澄澄的燈泡,發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時因電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兩盞汽燈,放射著銀亮的光圈,擴大開去,把台下的群眾的頭臉,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夠反肖的玻璃窗,閃著閃著。這好像在一個碼頭,巨輪就要啟破了,送行的人眼光無不集中在輪上,情深深,意切切,祝願能一路順風。
  從這段回憶文章不難看出,當時的蔣經國不但工作熱情高,而且很願意同青年學生們交往,對青年們的激進、大膽、熱情也很理解並且盡力支持。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政治態度,蔣經國在江西開辦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
  在這個「青干班」上,滿腔熱情,精力旺盛的蔣經國在工作之餘,演出了一場短暫而又意義深遠影響巨大的愛情悲劇。所「悲」者,因為這場戀愛的女主角章亞若實在是「紅顏薄命」,在產下一對「愛情的結晶」--蔣(章)孝嚴兄弟倆之後--即「香魂一縷歸天去」留下了一筆感情的「孽債」,竟使蔣經國這個「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茲在茲。
  章亞若是當時「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學員,關於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亞若原應姓黃。她的祖父黃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國起義時,黃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隨父母加人起義軍。義軍轉戰至江西南昌時,黃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黃伯昌遂被關城鎮間家村的一戶章姓人家收養,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後,娶當地陶氏女兒為妻,生子,名章貢濤,即亞若的父親。
  章亞若生於1913年,幼時乖巧伶俐,活潑可愛,從三四歲起,就隨父親習詩練字,乃至上中學時,已成為當時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亞若中學畢業後,遵父母之命,親上作親,嫁給了遠房表哥唐英剛,這一年,亞若只有15歲。亞若的確是「紅顏薄命」,這一點從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難看出。丈夫唐英剛是一個守舊思想極為濃郁的青年,在當時風雷激盪的大環境中,固守傳統儒生風範,沉迷詩畫硯墨。而章亞若是個接受過現代教育原想趨於激進的女性,個性上的嚴重歧異,使小夫妻間的感情日漸疏遠,甚至築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礙。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剛終於以自殺結束了這場不幸的婚姻--章亞若23歲,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軍攻至南昌城外。亞若此時孀居娘家,她同母親周錦華,二弟瀚若及子侄們逃亡南下到了贛州。為了生計,她決定在贛州謀職。
  當時,蔣經國任贛南行政公署專員,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吳駐與章亞若有姻親關係(亞若大弟媳的哥哥),經吳駐介紹,亞若進入專員公署工作。亞若參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的。這倒不是她有著隱瞞什麼,而是她的母親認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會有諸多不便。
  章亞若擔任公職後,工作態度非常積極,經常參加義務救護隊,幫助救護因日軍空襲受傷的民眾。對於她的這種表現,蔣經國曾在會上專門予以表揚。
  蔣經國在贛南一方面致力於地方政治,一面也開始著手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贛州西郊赤殊嶺辦起了「干訓班」,計有學員150餘人。
  這一批學員中,除章亞若之外,還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為了報效蔣經國,在青年學員中結交了10位比較貼心知己的朋友,並在赤殊嶺的松林裡為盟、祭拜天地,結為「金蘭之好」。這結拜的10名「兄弟」中,年齡居長、被稱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紅粉佳人--章亞若。女人當「大哥」,原也是遵從蔣經國的教導:女同學要有男人氣概。因此,當時的訓練班學員中,男女同學彼此間都稱兄道弟。
  王升與蔣經國交厚,與章亞若又有結拜之情,為了討蔣經國的歡心,遂處處製造機會,讓章亞若與蔣經國接近以便從中撮合。
  章亞若自從認識了蔣經國,便從心底產生了愛慕之情,可說是一見傾心。而此時的蔣經國雖已有妻室,但畢竟離家幾年,內心裡時常感到孤獨寂寞。章亞若的出現,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兩人很快墜人情網。章亞若固然算不上傾城傾國的美人,但她畢竟是結過婚的女人,年齡又與蔣經國差不多,正處在一個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齡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膚,正是蔣經國這種有權有勢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兩個人很快就難捨難分了。
  關於蔣、章的這一段戀情,亞若的初中同學、後又與她同事過的桂輝曾回憶說:「在赤殊嶺受訓期間的某一天黃昏,亞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訴說:她擔心自己的日記已被一些同學偷閱,怕她與蔣專員的戀情被這些不知深淺的同學公開。
  青干班結業後,章亞若被分配到專員公署擔任秘書從此成為蔣經國的左右手,如影隨形地隨侍在他身邊。蔣經國有一個時期經常到轄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間隱情」,章亞若則每每以秘書身份隨他到各地察訪,兩人日夜相處,幾成公開的秘密。
  章亞若是當時的專員公署裡唱戲唱得好的幾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戲功底雖不能與科班出身的名伶們相雙,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擊手稱讚。據說,蔣經國的夫人方良還時常向亞若請教,亞若也一度認真地當過蔣方良的京劇家庭教師。
  章亞若以她的多才多藝博得了蔣經國的青睞,尤其以她的溫柔聰慧、善解人意一步步佔領了蔣經國的感情世界。蔣經國沉醉於亞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給這位溫婉可人的佳麗。他將自己世襲珍藏、從來不曾示人的留蘇日記手稿交給亞若閱覽,讓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難世界,分嘗他所經歷過的人生百味。當蔣經國的生母不幸遇難後,他又將毛夫人生前最喜愛的一床繡有鴛鴦圖案的絲質被面送給章亞若。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亞若為之心醉的。
  蔣、章之間的戀情迅速發展,超越了師生界線和上下級的界線,兩人以「慧風」、「慧雲」的呢稱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喚姓。不久,愛情的種子發了芽,章亞若懷上了蔣家的後代。至此,蔣、章戀情完全公開,專員公署上上下下到處傳揚,以至遠在重慶的蔣方良及蔣介石夫婦也得到了這一「喜訊」。蔣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饒,曾去找宋美齡哭訴,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濤」。蔣介石聞訊後,雖然沒對兒子嚴加訓斥--畢竟兒子肖父,這小蔣的風流較之老蔣的風流還差得遠呢--但也發了一封密電,限蔣經國立即處理此事。
  老蔣令小蔣限期處理這樁風流公案,實在也是為小蔣的前程考慮。畢竟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關係無名無份,若是傳揚開去,勢必授蔣經國的政敵以口實。蔣經國在贛南推行新政,樹敵過多,積怨不淺,若是因此事被政敵們抓住把柄,勢必直接累及蔣經國的形象與政治前程。蔣經國接到父訓之後,也早想通了這一節,他考慮到章亞若在此次風流案中最容易成為受攻擊的目標,甚至連她的安全都成問題。於是,他決定將章亞若送到環境相對安定的大後方去待產。
  章亞若對此時分手極不情願,怎奈蔣經國苦口婆心一番規勸,遂勉強答應了。1941年底,蔣經國假座張萬順酒店設宴為章亞若餞行,陪席的有章亞若在青干班的結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輝等,此外還有桂輝的哥哥、亞若在專員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據桂昌宗回憶,當時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會的目的,他不太瞭解,但他和妹妹桂輝是完全知情的。因為早在1941年8--9月間,亞若即來找桂昌宗,告知已懷有專員後代的秘密,並央求昌宗盡快找到其妹桂輝,請桂輝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產。亞若還透露;公署裡有刻意拉關係的人主動表示願意同行,但亞若怕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輝接到哥哥的電話後,立即回到贛州,準備陪亞若同赴桂林。
  蔣經國讓亞若到桂林生產,除了考慮桂林天然巖洞較多,躲避日軍空襲較為方便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尚未淪入日軍鐵蹄之下的地區中,只有省立桂林醫院的設備最好,水平最高,對亞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可惜造化弄人,章亞若恰恰就是在這「有保障」的地方魂歸天國的。
  章亞若一行到了桂林後,由廣西民政廳長邱昌渭出面,代她們租下了狸獅路的一幢房。在章亞若隱居桂林待產期間,蔣經國多次以「公事出差」為由,到桂林去探望。章亞若生下一對雙胞胎後,他更來得勤了,為了力求保密,蔣經國還曾利用化妝手法改變容顏,以掩飾自己的身份。
  章亞若的雙生子是早產,比預產期提前了大約兩個月左右。據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回憶說,1942年春節後的一天,她從贛州專程趕到桂林,一到狸獅路,即聽說姐姐已住進醫院,於是章亞梅立即趕往醫院,照料產後的三姐。章亞梅說:「兩個小侄兒一出世,就被送進了保溫箱中。」
  章亞梅稱蔣經國為「阿哥」,此後一直延用這個稱呼。章亞梅還清楚地記得,當三姐亞若出院時,蔣經國專程來到桂林,在狸獅路等待著亞若母子三人回家。當時,亞若還叮囑妹妹不要告訴「阿哥」哪個孩子是老大,說是讓他猜一猜。這「阿哥」居然經住了「考驗」,他滿面笑容地仔細端詳了兩個兒子之後,立即毫無差錯地指出了誰大誰小。亞若開心極了,她覺得蔣經國是真心喜愛這一對雙生子。
  章亞梅當時一邊開玩笑地指著嬰兒的小腦瓜說:「看你這兩個兒子,又瘦又小,像小貓咪一樣!」「貓咪?」蔣經國笑了起來,他低頭對懷中的兩個兒子喊道:「大貓!小貓!」
  從此,蔣(章)孝嚴、孝慈兩兄弟的乳名就喚作「大毛、小毛」。
  這一對雙胞胎兄弟滿月時,蔣經國又一次趕到桂林,這次他還帶來了兩兄弟的學名:孝嚴、孝慈。蔣經國不僅依從蔣家第三代的「孝」字為雙生子命名,而且告訴亞若,雖然沒有正式的婚姻,但兒子仍應姓蔣。據章孝嚴於90年代撰文回憶,直到他們兄弟倆的生母章亞若去世後,這對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錦華照管,為了安全起見,到他們3歲多人托兒所前,才改為章姓,而且這改姓之舉是在爭得了蔣經國的同意後施行的。據說,當時達成的協議是:一旦形勢安定後,再將孝嚴與孝慈兄弟倆的姓氏還原的。
  章亞若生子後,章亞梅及桂輝一直在她身邊照護。章亞若死前的幾個月時間中,蔣經國頻頻來探望,表現了他對章亞若及兩個兒子的一往情深。桂輝回憶說:有一次大伙在門外納涼,章亞若雙手環抱著兩個兒子,無限神往地述說著他們長大後的各種計劃與安排,臉上充滿了期待與憧憬。
  然而直到這時,章亞若在蔣家的地位與身份問題一直未能明朗化,亞若對兩個兒子的名份問題尤其關心,她開始趁蔣經國來桂林的機會,用柔情和淚水催促他了。她要盡早使兩人的關係合法化,以保證兒子們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長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陰影中。
  也就是這一時期,蔣經國的政敵們開始頻繁向老蔣告狀,經國在私生活和官場上承受著空前巨大的壓力。
  就在這時,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亞若突然死亡。章亞梅和桂輝在這突然的變故面前茫然無措,至感困惑。
  她們全都記得,章亞若去世的前一天,還活蹦亂跳,渾身充滿了活力。頭一天的傍晚,她應邀赴了一場晚宴,至深夜回家後,感覺腹痛難忍,第二天早上進入醫院治療,卻從此一去不復返,死在了醫院裡。
  章亞梅和桂輝都認為,章亞若並非自然死亡,她們懷疑她是遭人謀害致死的。
  章亞梅說,章亞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輝來了,兩人聊了一會兒天,章亞若告訴亞梅,說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囑咐章亞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後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亞梅才聽見三姊章亞若回家的聲音。她從房裡走出來,一看嚇了一跳。章亞若面色蒼白且東搖西晃,連說話都非常困難,她勉強掙扎著走進房屋,躺在床上,臉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亞梅急忙找急救的藥品,要章亞若服用。
  折騰了一夜後,第二天清晨,章亞若又痛得雙手抽筋,緊抓著床單。章亞梅忙前忙後地照料雙胞胎,不記得章亞若是怎麼被送往醫院的。
  桂輝證實,章亞若是在外出赴宴歸家後,才開始上吐下洩的。那天,桂輝並沒隨同赴宴。
  桂輝還說,章亞若去醫院是她陪著去的,並且以電話通知了當時來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輝在醫院的走廊上等著,大約10點或11點的時候,突然聽說章亞若在醫生打針後病情惡化,而陪在章亞若身邊的昌宗聽醫生吩咐去街上買醫療要用的冰塊,不到半小時,章亞若就死了。
  桂輝懷疑給亞若打針的醫生有問題。她滿懷恐懼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獅路,由於章亞梅年紀小,怕她受到驚嚇,因此沒把醫院的事告訴她。
  桂輝和昌宗二人,從那天起,就無時無刻也為自己的安危擔心,他們遠離贛州和桂林,數十年來,一直在恐懼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輝,主要也是因為這件事。她說,曾經聽說當年那位在桂林醫院給章亞若打針的醫生試圖打聽她的下落,有尋她滅口的意思。直到數年前,桂輝得到那位醫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著章亞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確的記憶。他說,接到妹妹的消息,趕到醫院時,章亞若已完全恢復了。她躺在床上,見到桂昌宗,還請他坐下談天。
  桂昌宗還記得,章亞若說著說著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傷,滿眼淚痕。
  一會兒,一位姓王的醫生拿著針筒來了,先試著注射章亞若的右胳膊,沒插進血管,然後繞過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針。
  亞若用手揉著胳膊上被針扎過的地方,看著醫生跨出病房門沒幾秒鐘,突然一聲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對著桂昌宗大喊,說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了,隨即昏迷過去。
  桂昌宗當時嚇呆了,她跑出去趕忙找醫生,護士聽到他的呼喊都來了,一時間房裡人聲嘈雜一片混亂。有位醫生說要使用冰塊,吩咐桂昌宗去買。
  桂昌宗在街頭轉了二三十分鐘,好容易買了一袋冰塊,趕緊回到醫院,只見床邊都是人,他踮起腳也看不見床上的章亞若。正著急的時候,他早先熟識的省立醫院院長走到身邊,給了他一張病危通知單,他還記得,單子上寫得是「血中毒」。
  院長沒做進一步解釋,桂昌宗也慌了手腳,幾分鐘後,人群散去,醫生宣佈急救無效,章亞若已死,屍體要送太平間冰存。
  之後的一個下午,都是在混亂中度過,當好不容易冷靜下來後,桂昌宗兄妹及章亞若的大姐懋蘭都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次謀殺。
  章亞若的死,根據桂氏兄妹與章亞梅的推斷,應與她死前所赴晚宴有關。章亞若在贛州的同事對此也很表懷疑,只是出於對蔣經國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無論死因如何,客觀上講,章亞若的暴亡使蔣經國的仕途之虞頓消,同時,蔣經國也難免對已故的紅顏知己生出幾分相思之情。噩耗傳到贛州,蔣經國不知何故,未能親往奔喪,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剛前往處理喪葬事宜。據知情人推測,他是不願再給政敵們製造攻擊自己的口實,所以才強忍悲痛未去奔喪。
  章亞若的遺體葬在桂林郊區鳳凰嶺,碑文正中寫「蔣門章夫人諱亞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兒、獅兒敬立」。這「狸兒」與「獅兒」即章亞若的遺孤孝嚴、孝慈兄弟倆。
  關於章亞若的死因,如果從桂氏兄妹的回憶來看,似乎確有蹊蹺。有人認為是蔣介石派戴笠佈置殺手所殺,有人認為是蔣經國手下的情報人員,為了維護「主子」的官聲,盲目護主的愚忠行為;還有人認為:蔣經國之與章亞若私通,完全是一時之興,那一對雙胞胎也是「失誤」才降臨於世的。據說,蔣經國曾當面告訴章亞若,不得懷有蔣家的後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於心計,很想用孩子套住蔣經國的身與心。結果自己卻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蔣經國辭世4週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採訪,才對章亞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說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實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只有蔣經國自己才能解釋清楚。現在,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經長逝,則章亞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個永遠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與乃父相比,蔣經國在個人感情生活上要嚴肅得多了,有關他的私生活的傳聞也一直並不多見。自章亞若暴卒之後,蔣經國不久即回到重慶與家人團聚,在父親和夫人蔣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蔣經國縱使有心,也斷斷不敢再鬧出第二個「章亞若風波」來。而且,公允地說,蔣經國對章亞若始終是以真情相系的,絕不是「一時之興」。當初章亞若的喪事辦完,桂輝身攜章亞若的遺物及遺書赴贛州面呈蔣經國。蔣經國捧讀遺書、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淚下,久久不發一語。可見他對章亞若的感情之真摯,與乃父蔣介石見異思遷,始亂終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終蔣經國一生,除蔣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亞若墓碑上「蔣門章夫人」的文字視為蔣家對章亞若身份的一種「追認」的話,則蔣經國也不過只是一妻一妾而已。與蔣介石相比,就大為遜色了,蔣介石想把兒子塑造成自己的「複製品」,至少在婚戀、家庭方面是沒有實現目的,不知老蔣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經文緯武
  蔣經國從蘇聯回國之初,曾在溪口隱居靜讀。蔣介石如此安排,實是用心良若:一則可以避免經國與後母宋美齡之間因合不來而產生矛盾,二則可讓他在生母毛氏身邊多住些時日,以慰毛氏孤寂淒涼之苦。除此之外,老蔣還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過「修身養性」的讀書生活使經國從12年共產主義教育和馬列主義思想熏陶中「清醒」過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圖後進致用,繼承蔣家王朝的「萬年基業」。靜讀修養之餘,蔣經國還負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向蔣介石寫一份詳細的《旅俄報告》,期以對12年的留蘇生活來一個重新認識,徹底消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據說,蔣經國這份旅俄報告書數易其稿,曾被老蔣連連打回,不能通過。關於這一點,可以蔣經國在其父去世後所寫的《守父靈一日記》中得到驗證,他記述說:「父親對此報告,批閱四次之多,曾囑妥為保存。」看來蔣經國幾經刪改之後寫成的《旅俄報告》最終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因為蔣介石曾於1937年6月在寫給蔣經國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報告二部皆已閱畢,感激殊多。回想經過之患難與苦痛,應知以後時時在家在國之難能可貴也。望常自覽,應將原文寄還寶藏家中,可作寶貴材料也。」
  蔣經國謹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畢竟在蘇聯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潛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絕不可能因為一份《旅俄報告》就徹底消除乾淨。反從他這份《旅俄報告》「被蔣介石打回來幾次」這一點來看,已足可見蔣經國所受「熏染」之深。至於他最後終於寫成了這份報告,終於得到蔣介石的首肯,則多半是在作「官樣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歡心與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報告消解不得,幾個月的「讀書靜養」也難以奏效。毛寧邵的回憶就說明了這一點:
  1937年3月間,蔣經國從蘇聯回國,經上海到南京,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之後,便回到他多年離開的故鄉浙江奉化溪口鎮老家。那時,蔣經國就任在溪口鎮的文昌閣小洋房裡。這個地方環境非常優美秀麗,而且很安靜,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鳥語。蔣經國住在這裡的主要任務就是讀書。當時教他唸書的先生,是特地從外地請來的,名叫徐近鄰,是個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學生,為人誠懇敦厚做事認真負責,待人也很熱忱,他的老婆是德國人。蔣經國每天必讀的書全是中國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等等,還習練寫大、小楷毛筆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蔣經國身邊有八名全副武裝的衛士保護,還有三個便衣衛士。這三個便衣衛士直到後來還一直跟著他,可以說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個叫曹激,一個叫聶兆元,一個叫徐文貴,都是由南京侍從室待衛長派來的。由於蔣經國回來,小小的溪口鎮一時增添了熱鬧。
  年輕時的蔣經國性情活潑好動。蔣家門前是一條水面很寬。很淺的小溪,他平時做完功課後經常到那裡去玩,有時光著腳下溪捉魚,有時在水較深的地方游游泳。他家的後面有一座山,蔣經國有時也去爬爬山。雖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還是很豐富多采的。蔣經國對母親很孝順,母親的話唯命是聽。有一次蔣方良提出去普陀山遊玩,因為要過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堅決不讓蔣經國去,結果只讓別人陪蔣方良一個人去了。蔣介石望子成龍心切,當蔣經國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來看他,主要是瞭解蔣經國的學習和生活情況;邵力子臨走時還把蔣經國自習的大小楷毛筆字帶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寧波旅滬同鄉會會長虞洽卿也到溪口來看過蔣經國。還有其他一些官員也紛紛來看他,弄得蔣經國既要學習,又要應酬這些達官貴人,送往迎來,實在是忙個不亦樂乎。
  蔣經國在溪口大約住了半年,抗戰的風聲就越來越緊了,特別是在上海淪陷以後,杭州也開始遭到了敵機的轟炸,溪口也就不那麼平靜了,於是蔣介石就要蔣經國趕快離開溪口到後方去。那時江西還比較安全,加上當時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又力邀蔣經國到江西去,以討好蔣介石,於是蔣介石便決定讓蔣經國去了江西。
  9月重陽過後,蔣經國在竺培風(蔣介石妹妹之子)武裝警衛以及南京侍從室第一組組長袁廣陛等的保護下,浩浩蕩蕩地向江西進發。同行的有蔣方良和他的兒子愛倫。還帶了兩個保姆和專門燒飯做菜的廚師張小品。到南昌後,蔣經國開始住在贛江邊下沙窩的「勵志社」,裡面是個大院子,有禮堂,有小洋樓,是個很清靜的地方。因為「勵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蔣經國不久就搬到當時的財政廳長文群的屋子裡住。大概過了三四個月又搬到了二緯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輝安排蔣經國擔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不久又派蔣經國兼新兵督練處處長。蔣經國很少在辦公室,他喜歡一個人出去,行動很難使人捉摸,從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衛人員感到頭疼。有一天深夜,蔣經國的衛兵和司機們都認為他早該睡熟了,便結伴到外面散步,等他們回來時,大門已經關上了。這些人不敢大聲叫門,也不敢接門上的電鈴,在門外急得團團轉,後來商量派一個人爬進牆去開門,想不到大門一打開,蔣經國也站在了大門外,原來他又出去了。
  毛寧邵作為蔣經國的司機,曾在他身邊工作過8年,據他的回憶,蔣經國在贛期間,推行新政,作風樸實,而且尚知「深人群眾」,不擺官架子。這些,都與當時國民黨官僚政客的作風大不相同,也就證明了當時的蔣經國並沒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據毛寧邵回憶說:
  有一年的元宵(節),蔣經國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鎮去看看。到了景德鎮,不料被那裡的傷兵知道了,傷兵都來向蔣經國借錢抽煙,說打日本鬼子掛了彩,在後方連抽煙的錢都沒有,都說找到蔣經國就有辦法了。當時,恰好我在門口,不然的話,那些傷兵真不好對付。我對傷兵們說,蔣副處長開會去了,明天來。晚上我和蔣經國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開車走了,連景德鎮的專員都不知道我們到哪兒去了。還有一件吃館子的事,給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間,天氣漸漸熱起來了。一天,蔣經國和待從人員在街上閒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館」門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嚐一下南昌的口味,於是便朝館子裡走。剛進店門就聽到隔壁房間裡傳來一陣辱罵聲和摔碗甩筷的叮噹聲。原來是一個軍官盛氣凌人,因服務員上飯稍慢了點,就大發雷霆,把端上來的一碗飯向服務員迎面打過去,旁邊的人誰也不敢上前勸阻。蔣經國本來就喜歡管閒事,見此場面,起身走過去指責那軍官的粗野行為。大概因為蔣經國穿的是便服,那軍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還說什麼「少管閒事」之類的話。站在身旁的侍衛本想發作,被蔣經國攔阻了。那軍官還是神氣十足。最後,蔣經國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軍官一見名片,就像洩了氣的皮球,那股耀武揚威的凶相,頓時被征服了,變成一副狼狽的樣子。蔣經國當時批評了那個軍官幾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隊番號記了下來,飯也沒吃就走了。後來一次在九江,蔣經國告訴我說:「我把六扒館的情況告訴熊式輝以後,那個軍官被關了六個月的班房。」像這樣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蔣經國還贏得了「私行察訪、體恤民情」的美名。還有一次,我們到大慶視察回南昌,途經吉水縣的三曲灘渡口,正碰上傷兵們鬧事,攔截來往車輛。當我開車離渡口,突然一個傷兵站在跳板上強行要搭車,我們沒有理會,傷兵一鐵棍打過來,正好打在車頂上,坐在車上的蔣經國也給嚇了一跳。隨從侍衛想開槍,卻被蔣經國制止了。
  蔣經國一到贛州,真是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嶺,便是到五雲橋,要麼就穿街走巷。那時贛州的交通不方便,無論是渡章河,還是過貢水,都必須人走浮橋車過渡船,很不方便。蔣經國有時開摩托車去,有時騎自行車去,有時乾脆走路,在短期內就熟悉了贛州的一些情況。
  當時,蔣經國年近30,血氣方剛,加上從蘇聯回國才兩年,「布爾什維克」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舊官僚習氣;同時有其父蔣介石為後盾,因而能雷厲風行地燒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號,打擊地方惡霸、流氓地痞的囂張氣焰,恢復地方秩序。其次,強調嚴懲貪污、整飭吏治,提倡「公僕」精神。再次,他厲行禁煙、禁賭、禁娼,改良社會風氣,並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過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會風氣趨向好轉,蔣經國本人也漸漸贏得了聲譽。
  蔣經國在贛州確實有過雄心壯志,想把贛州治理成一個「理想王國」。他有許多新的主張,其實施辦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異於國民黨行政官員的一套老辦法。他當時很年輕,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顯得作風特殊、思想活躍,也特別喜歡接近和結交各個階層的年輕人。老報人徐鑄成曾評論蔣經國,說他「初出茅廬,似乎很有些勵精圖治、禮賢下士的樣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蘇同學和精銳青年,還不時接見市民,『勤求民隱』。一時有『新贛南』之稱。」這一時期,徐鑄成同蔣經國有過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離剛淪陷的香港,轉任桂林《大公報》總編輯。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電話,說他路過桂林,準備來拜訪。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蔣公子」。因為報館在離城三四里的山腳下,不通車,只有一條從墳堆裡踏出的小徑可通,我是走慣了的,我覺得還是我進城去看他較為方便。
  那時,他不過三十多歲,矮矮胖胖,看來很健康,愉快而和藹。照例寒暄以後,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紀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問是否可以在《大公報》刊載。我看文詞很真摯生動,事跡也頗感人,就答應了。王曾任贛南區的南康縣長,與原上饒縣長王繼春都是蔣所倚重的幹才,都因勞累而病死在任上。
  蔣還很誠懇地邀我去贛南參觀,說:「我年輕,沒有經驗,希望朋友們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開身,婉言辭謝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鄧的朋友,結伴作東南之行,目的在迎接從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報社職員的眷屬,包括我的、妻兒。因為是私事,相約不驚擾沿途的友好。
  贛州是必經之路,晚上到了那裡,就尋個乾淨的旅館安頓,然後到街頭吃了晚飯並稍稍觀光市容,即回旅館休息。因為連日「鞍馬勞頓」,第二天「日上三竿」時才醒來。起身後,即招呼「茶房」倒洗臉水。他說:「蔣專員來看你,已在門外等了一個鐘頭了。」我惶惑的說:「為什麼不早喊醒我?」他說:「蔣專員說你一定很勞累,讓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聽了惶恐而感激地馬上出迎,說明此行只是路過,不敢打擾。他含笑說:「不行,我們這裡的規矩,不住滿一星期是決不放行的。」經過「討價還價」,決定「屈留」三天。
  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設施,遊覽八景台等名勝,並參觀他為培養青年幹部而設立的「虎同營」新村。他一路和過往的行人點頭打招呼,市面的情況和清潔、秩序,看來也遠比桂林、韶關等城市為好。我也曾旁觀他定期的接見市民,被接見的,也看不出有什麼拘束的樣子。
  三天走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輕,似乎很想有所作為,有所表現;二、看來他很討厭那些黨棍和老官僚們,想培養一批年輕的幹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愛國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辦的報紙和其他事業,不少以「正氣」命名,以紀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氣。最後,他像是很能禮賢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飯,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時也不到四十,年輕豪飲,但一經較量,就敗陣了。我問他如何有這樣的「海量」?他淒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亞那幾年逼出來的。士兵每天要發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這些,如何能熬過那徹骨的嚴寒!」
  後來,我到蘇南接取那批眷屬後,再過贛州,蔣又盛情款待。
  由於我不通世故,習於疏懶,回桂以後,連一封表示感謝的信都沒有寫過。第二年桂林淪陷,逃到重慶,有一天去復興關辦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張名片托朋友代為致意。想不到過了兩天,他親自駕吉普車到李子壩的大公報館來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蔣經國這一時期的「待人以誠」,不像是故意擺個樣子給人看的。他的「禮賢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據在贛州與蔣經國同事過的人們回憶,一致認為他十分「平易」,從來不擺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風。常常是夾克短衣,漏斗形馬褲,皮鞭在手,愛戴鴨舌帽,就像一個賽馬場上的騎士。他不喜歡別人叫他的官銜,說是那樣稱呼就讓他什麼也不會做了。因此,當時的青年人都呼他為「小蔣」,以示親近而又有幾分崇敬的意思。
  在執任保安處副處長和督練處處長期間油於蔣經國剛從蘇聯回國,對於在蘇聯紅軍軍政學校學習的有關政治和軍事知識,仍然在頭腦中產生影響。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與當地的官吏則有著明顯的不同。據史料記載,蔣經國在當時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對於蘇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有過如下的論述:
  黨的工作對象是黨員,而軍事政治工作的對象則是非黨員。對於黨的兩個機關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發生關係,而執行的政治路線也必須一致。
  共產黨是軍隊中的唯一指導者,軍、師團、旅團、團隊中均有共產黨的代表,而這個代表的權力,和軍官是同等的;軍部的命令,如果沒有黨代表的簽名,就無法生效。此外,在部隊中還有政治指導員制度,他們的任務和黨代表是大同小異的。在國內發生戰爭時,黨代表除了負責宣傳訓練工作之外,還負有檢查軍官命令是否正確及監視的任務。
  蔣經國利用在蘇聯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決心把贛南治理好。他經常和士兵、下屬共食共寢,像一家人一樣親密無間。這種作風,在當時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許多人瞠目結舌。
  贛州官場上,多半是貪官污吏。他們和土豪劣紳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憊,鴉片、賭徒、私娼橫行猖撅。這裡的前幾任縣長,沒有一個人能夠剷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惡,飽肥私囊,成為土豪劣紳的代理人。面對這一切,蔣經國果斷地下了禁止鴉片。禁止賭博、取締私娼等惡業的命令。對於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親屬,他主張不予寬容;對抗拒法令、為首作惡者,處以極刑。這一雷厲風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賭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頑劣勢力銷聲匿跡,橫行贛縣的一個叫劉甲方的劣紳和一個叫余某某的軍閥,也伏首帖耳,服法聽命。
  當時蔣經國,雖為一縣之尊,後來又升任專員,卻不奢侈揮霍。平時,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輪車,經常身穿簡樸的襯衫,腳著粗陋的草鞋到農村去巡視。有記載說,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約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贛南的十三個縣,對於全地區橋樑的鋪設和水利設施,都瞭如指掌。
  1940年夏季,蔣經國提出「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之後,又改為「五年計劃」,準備在贛縣郊外的中華新村設立現在建築的托兒所、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再設立貧民食堂,以收容孤兒、棄嬰,取締私娼、煙館、賭博場,幫助犯罪者重新做人,還反對浪費的惡習,鼓勵集體婚禮。又準備開設新贛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統治米、食油、鹽等日用品,並把原來四十餘種賦稅簡化為一種,以減輕人民負擔,減少官差從中盤剝的機會。
  贛南過去的徵兵制度,是以沒有能力或不願進行賄賂的貧民子弟為對像;新計劃法令規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無法避開兵役的責任。
  對於文教政策,相繼出版發行《正令日報》和期刊《中國青年》,江西三民主義青年團還刊印了一份《青年日報》。
  與此同時,對管區內5萬餘名三青團員進行指導教育以使他們大部份成為東南戰區的骨幹分子。
  新計劃嚴格區分公與私,規定公職人員私用長途電話費,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開公署的大門,聽取民眾的申訴。
  蔣經國這般作為,使得政府高級官員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時被人們稱之為「全面政治建設的模範」。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蔣經國離開江西到重慶赴任,沒有看到「五年計劃」的成果,但他的設計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
  蔣經國在贛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贛南這塊試驗區內搞出一個國民黨行政規範的樣板來。他經常將所謂「新贛南」同當時享譽中外的革命根據地陝甘寧地區相比,並向外界宣傳說:「共產黨有陝北,國民黨有贛南,誰成功,誰失敗,以後看。」的確,原本是「爛攤子」的贛南,經蔣經國的治理整頓後,確實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蔣青天」的稱號也成為一時之譽,經國民黨傳媒的大力渲染,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許多外國記者也紛至沓來。
  1943年12月,蔣經國被蔣介石調到重慶任職,雖然名義上仍兼任贛州專員,但實際上從此離開了贛南。贛南的6年,可以說是蔣經國日後發跡的起點。贛南的6年也是蔣經國的輝煌時期。於公,他贏得了好的政聲,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贛南走向全國贏得了政治資本;於私,他開辦了江西青干班,為自己培植親信和嫡系幹部,由此他還結下了一段風流姻緣。
  1940年6月,蔣經國帶職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受訓,取得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員的資格。從此,他在三青團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為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8月,又被指定為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這實質上是江西支團的首腦「第一把手」。但當時的三青團首領康澤卻不買這位「太子」的帳洗使個殺手銅,在江西三青團支部安置了不少「復興社」的親信,目的是架空蔣經國,使其成為空頭主任。蔣經國當然不甘示弱,決定從培養自己的幹部著手,扶植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在贛州赤殊嶺舉辦「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自己當班主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訓練中,蔣經國強調要「同心同德、患難與共」。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稱,號召「效忠團長」(蔣介石)、「主任」(蔣經國)。以後故有「赤殊嶺精神」一說。「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開訓的,3月結業,為期三個月。贛州「青干班」共辦了萬期,訓練學員500餘人。這批幹部後來成了蔣經國「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蔣經國秉承蔣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暫的「西北之旅」。蔣介石也曾一度設想讓蔣經國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權。蔣經國本人也覺得新疆這塊地方靠的蘇聯,他對蘇聯情況最熟,何況在贛南已經幹了這麼多年,積累了不少政治資本,加上在贛南的政績還受到蔣介石、宋美齡的首肯。現在要換一塊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讓他大顯身手,那更能在父親面前顯示出自己的「才幹」。因此,他從內心裡是感到高興的、躍躍欲試的,有好一陣子他的腦子裡經常浮現出清朝「欽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覺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這副殘局,非他莫屬了。
  然而,蔣經國出任新疆主席的美夢卻最終難圓。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蔣介石的左右親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蔣經國,認為他年輕、資歷淺,不堪擔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讓他去新疆獨擋一面未兔太鋒芒畢露了;其二,就是在蔣介石的左右親信中,仍然有人懷疑蔣經國,認為他從蘇聯回國後,在贛南的所作所為正是「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國版」,如果再讓他把這一模式帶到新疆去推廣,「豈不比盛世才還盛世才」?這樣,蔣經國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終於成了黃梁一夢。
  「新疆王之夢」既已成泡影,蔣經國不得不重新設計他的前程。蔣經國深知政治鬥爭之險惡,深刻地領悟到,沒有黨派組織做強有力的後盾月B麼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於是,蔣經國決定還是尋其父蔣介石的「舊夢」--走黃埔軍校起家的道路。蔣經國首先選定的學校是國民黨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學校。他認為控制了這所學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國的縣長、縣黨部書記這一級幹部、一改「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局面。豈料,一向控制國民黨黨校的陳果夫、陳立夫哪能容忍蔣經國涉足「陳家黨」。這樣,蔣經國染指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一職的企圖又泡了湯。蔣經國只得另謀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團上了。
  1943年,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蔣經國當選為中央幹事。會議期間,蔣經國提議,將原「三青團中央幹部訓練班」升格為「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作為三青團訓練幹部的「團校」,以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一決雌雄。蔣經國這個提案很快獲得通過。
  19M年元月,蔣介石改派蔣經國出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前往重慶。贛南時代,因而結束。這是蔣介石精心培植蔣經國取康澤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團的一個絕招。
  蔣經國的從政生涯起於江西,抓黨組團,同是發動於江西。這次走馬上任,率領一批來自贛州的嫡系人馬,浩浩蕩蕩地開進「陪都」重慶「復興關」,進駐「青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實權,將康澤排擠出局。
  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1946年初,蔣經國將原「青干班」一至五期畢業的學員作為「青干校」的第一期學員,換發畢業證書,改組「青干班同學會」為「青干校校友會」由蔣經國統一領導。原「青干班」已畢業的一至五期學員,實際上已掌握著三青團各支、區、分團的大權,現在這批骨幹已為蔣經國所控制,大大強化了他在三青團內的地位和影響。此外,在「青干校」內還附設了一個「高級幹部訓練班」,專門招收一些具有專長的高級知識分子,為蔣經國培養幕僚以及親信骨幹。1946年9月,在廬山舉行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最後「圈選」的72名中央幹事中,蔣經國僅次於幹事會書記長陳誠,位居第二。不久,又進行了中央團部的人事調整,蔣經國以中央常務幹事兼中央團部第二處處長之職,直接把持三青團組織訓練、幹部培養等大權。所以,當時在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裡,喊得最響亮的一個口號就是:中央幹部學校的任務是「培養幹部的幹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團實權之後,蔣經國又把目光轉向國民黨的軍隊。後來,等到蔣經國把青年軍的政工系統全部抓到手的時候,他在重慶的「事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並為他日後繼承「父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此時,以他為首的「新太子派」業已形成,他的組織力量和幹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黃埔系等幾個大的派別並駕齊驅了。
  但是,蔣經國以在贛南「推行新政」起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卻也為自己樹立了不少政敵。一些人攻擊他,說他是「左派共產黨的代理」。而當時,蔣經國的思想確實還在一定程度上受著「布爾什維克」的影響。抗戰時期,延安的《新中華報》發行到國民黨統治區的很少。而蔣經國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細。甚至吩咐當時在他領導下的抗敵委員會所辦的《動員旬刊》將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動後轉載,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憶蔣經國時曾說:
  這個時候,來自各地非議蔣經國的言論,不見報刊,卻流傳於人們的口頭上。大約是兩個傾向:一說他是共產黨,說者多是國民黨人;又一說他不是共產黨人,是假進步以欺騙人,說者多是有點過激的進步青年。他該怎麼辦呢?真是左右為難。他大約找四大秘書商量了,結果由高理文代筆,寫了一篇《是非辯》,登在《新贛南》上。我認為,辯與不辯,為無補於事,沒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蔣經國的境況而已。
  一天,蔣經國問我:「雷寧同志,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麼反應?」我說:「沒有聽到什麼,你主要的是說給國民黨人聽其實,只要你幹什麼,不這樣就那樣,總要有意見的。」他覺得奇怪:「為什麼?」我不好再說,因為他如果不徹頭徹尾依照國民黨頑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點上與共產黨所提出來的有共同點,指責也就絕不會少。
  「推行新政」之舉,固然反映了蔣經國初涉政治舞台、躊躇滿志的欲以「政績卓著」來證明自己權力的慾望,多少有些「想出風頭」意味。但是,就工作實績而論,他也的確頗有建樹,這一點是後世史家所共認的。當時的蔣經國,年輕、有朝氣,政治上比較開明,思想上也比較左傾,對於百姓的疾苦也比較關心,的確做了一些「體恤下情」的好事。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訪,化妝成小商販去抓賭禁娼。再如禁煙,蔣經國更是不遺餘力,頂著巨大的壓力強行查禁,表現了一個青年政治家的膽識與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贛州,由於遠離首府、地近廣東沿海,所以煙館林立,販賣鴉片的人很多,抽大煙的人更多。蔣經國先是下令禁煙,接著下令動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監獄裡都人滿為患了。對這些吸毒販毒的人,關又關不下,放又放不得。於是,蔣經國又開辦了「強民工廠」強迫這些吸毒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張治中將軍由廣東韶關到江西,蔣經國還專門陪他參觀「強民工廠」,受到張治中的讚揚。
  蔣經國的「平民思想」和家鄉觀念也很郁厚。從蘇聯歸國後,也許是長達12年的鄉戀積鬱過久過深的緣故,他在溪口「靜讀」期間,就曾有過不少關心桑樣的善舉,也曾多次到家鄉的武嶺學校向師生們宣傳抗日,動員家鄉人民奮起抗戰。就在這時,蔣介石接受了他的請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離是痛苦的。經國再三勸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來,立即接姆媽同去任所。毛福梅則表示,除了短期隨去小住幾天之外,不願意終生離開豐鎬房。她堅信她的虔誠祈禱會給兒子消災避禍。為使經國有幫手,她動員了姐姐毛英梅的兩個兒子宋繼堯、宋繼修,二哥毛懋卿等,隨經國去江西任職。大哥毛怡卿的孫子毛彭初,在軍校讀書,蔣經國也向軍校把他調來做幫手。
  蔣經國到江西後,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升為江西省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贛州縣長,成了一個執掌實權的「父母官」。這時,蔣經國又把溪口武嶺學校的張凱、鄧士萍、徐恆贏(都曾任武嶺學校的教務主任)、胡樂天、黃寄慈(都是武嶺學校的教員)等人調至贛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當時溪口雖然尚無戰火,但戰爭的災難已波及到了,糧食匾乏,米價暴漲,溪口民眾叫苦連天,大家請求毛太君設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兒子,遂派帳房先生唐瑞福去贛南找經國商量。
  經國見到母親的特使,備了豐盛的酒菜為瑞福哥接風。唐家與蔣家原無親眷關係,只因為當年蔣介石出生時,蔣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剛好唐瑞福的祖母也養了個孩子,蔣介石吃的頭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這位老太太當婆婆看待,這層關係蔣經國是知道的,所以他稱唐瑞福為兄,相見特別親熱。
  唐瑞福說明來意,經國略一沉思,隨即爽朗地說:「這裡大米有的是,但運輸困難。不過瑞福哥,你放心在這裡住,玩幾天再回去,我會設法將米運過去的。」
  唐瑞福有事掛心,急於回家,只住了兩天,就趕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見滿街都是背著米袋的人,原來從江西運來的米已先運到了。大家正在搶購呢。唐瑞福自己家裡也缺糧,趕緊去買,但已賣完了,不免有點懊喪。毛氏安慰他說:
  「這次經兒運來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處都讓手長的人撈了去,有許多缺糧戶向我告狀。你再辛苦一趟,讓經兒再運批米來,我們豐鎬房自己掌秤,別讓老實人吃虧了。」
  第二次,經國又從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這一來,溪口缺糧少錢的人暫時都渡過了難關,受惠人千恩萬謝,都誇毛氏養了個好兒子。
  報效桑梓的思想,並沒有因為從政既久而淡化。張國祁先生曾撰文披露過有關細節:
  在蔣經國的家鄉--浙江奉化縣溪口鎮,家家戶戶忙著醃臘肉、磨年糕、辦年貨,洋溢著一片豐年興旺的情景。春節前幾天,我們走訪了唐瑞福老人。
  這位七十八歲的老人和蔣經國是三代世交,曾經是蔣家豐鎬房的賬房先生。談到他在蔣家管賬的經歷史,他說:「我兩度給蔣家當賬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蔣經國從江西贛州回到家鄉,他對我說,瑞福哥,我同幾個長輩商量過,請你當帳房,托你做好幾件事:一是給祖宗上墳作忌;二是同親友人情往來;三是幫我家管管帳。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那時我在寧波經商,蔣經國從重慶派侍衛官蔣恆祥到寧波來找我,請我回到豐鎬房當賬房。以後,蔣經國從南京回溪口,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還陪他去看望長輩,上祖墳。他是個重感情的人,對鄉親挺和氣。」
  唐瑞福老人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了豐鎬房的今昔。豐鎬房是蔣介石的祖宅,在1930年前後進行擴建,蔣經國在這裡度過了童年。這位老人還清晰地記得,抗戰初期,蔣經國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從蘇聯回到溪口老家時,在他毛氏母親的支持下,按照家鄉的風俗,蔣經國夫婦就在豐鎬房補辦了結婚儀式。1949年春,蔣介石和蔣經國又住了一段時日。從此,他們就離開家鄉了,一直沒有回來過。而今,我們看到的豐鎬房,屋頂保留著雙龍戲珠、三星高照的裝飾;壁上的八仙過海、麒麟送子的圖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鐫刻的丹鳳朝陽、桃園結義,神彩飛揚;當年蔣介石為蔣經國40歲生日所題的「寓理帥氣」四字橫匾,依然高掛原處。
  唐老先生回憶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農曆除夕,蔣經國邀我同飲送年老酒,我們邊談邊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後,還是他派了長子愛倫把我扶回家的。三十多年了,每逢春節,我都想起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蔣經國倒是繼承了蔣介石的衣缽,父子倆一「君」一「臣」,同朝為政,身邊的人以及手下主要黨羽多為親朋故友或鄰里鄉親。
  蔣經國之所以對故鄉一往情深,對家鄉父老們關懷備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生母的眷顧之情。這一點,倒也與乃父蔣介石一脈相承--事母至孝。
  蔣經國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親到任所去住過幾天。當時蔣經國新官上任,忙得食睡無時,很少有時間陪陪母親,毛福梅住了幾天,感到孤單乏味,又惦念著豐鎬房老家,於是堅決要兒子送她回家。後來,蔣經國回鄉探望母親時,又曾請求母親隨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則感到「故土難離」,不願背井離鄉,婉拒了。有一次,蔣經國為了動員母親去江西,特命兒女們跪在毛氏面前,說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他們就長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動又無奈,只好答應了。可是,一家人將要啟程赴贛的那天,豐鎬房大門內外忽然被一大群鄉鄰圍了個水洩不通,原來是鄉鄰們得知毛氏要離開溪口,一齊前來挽留,說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薩」,她若是走了,恐怕連溪口的風水也都要帶走了。眾人一起向蔣經國懇求,請他不要把母親帶走。蔣經國尚未表態,毛氏早已被眾鄉鄰的一片真情感動了,她當即表示:什麼地方都不去,這輩子就留在溪口了。
  誰也沒想到的是,大家的懇切挽留,致使毛氏命喪溪口,使蔣經國遺恨終生。
  4.「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嶺頭天氣晴和,劉溪如練,遠山如黛。溪口鎮一片祥和寧靜。午後二時,忽然從天空中傳來一陣飛機的轟鳴聲,人們舉頭仰望,見是6架飛機隆隆而來,卻都未以為意,更不曾想到這是從寧波方向飛來的日軍轟炸機群。在此之前,溪口人對飛機是有過一次絕無僅有的「見識」的。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飛臨了16架飛機。這些飛機在溪口上空盤旋表演,以機後噴出的尾煙排成「大壽」二字,極為壯觀--那是為蔣介石慶賀50大壽而舉行的「獻機祝壽」活動。對飛機的認識,溪口人僅此而已。
  今天這飛機又是來幹什麼呢?人們不知道,於是一齊仰頭觀望。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6架飛機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連串的「蛋」。隨著一陣驚天動地的轟響,一霎時,溪口古鎮地動山搖,天昏地暗,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人們暈頭轉向,驚惶失措,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飛機在扔炸彈。毫無防空知識的鄉親們亂了陣腳,在家裡的人拚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則拚命往家裡逃,溪口古鎮人喊馬嘶,哭聲一片,陷入了極度的恐慌和混亂之中。
  日機轟炸持續了大約15分鐘,溪口鎮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閣被炸塌,豐鎬房周圍的民居在燃燒,到處都有不幸受傷的人在呻吟、掙扎……
  蔣家祖宅也許真的如風水先生所言,是一塊「風水寶地」,也許日軍轟炸是有選擇的--只炸溪口,算是對蔣介石同意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的政治立場變化的一點威嚇式的懲戒;但不炸蔣家,也為日後萬一出現日蔣合流的政治局勢預留一點迴旋餘地。總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鎮一片火海、滿目瘡痍的慘況中,唯獨豐鎬房毫髮未傷。蔣經國在溪口時,已經命人修築了防空洞,日機臨空投彈時,只要豐鎬房的人及時躲進防空洞,至少是不會有人員傷亡的。可惜,未曾經歷過戰爭的人們在日機盤旋尋找投彈目標時,都嚇得魂飛天外,早把家裡有防空洞的事忘記了,大家一窩蜂地往外跑。毛福梅上了點年紀,腿腳有病,行動已經極不方便。就因為有腿疾,早在幾年前她就把臥室安排在豐鎬房後院的平房裡,平時根本不走樓梯。當敵機投擲炸彈,大家出逃時,她忽然想起忘記拿房門的鑰匙,又急急回身去取。取回鑰匙,在教授方良國文的董姓女教師的攙扶下再次逃出後門,剛走到後牆夾道處,炸彈便在她們的附近落地開花了。
  一場歷時15分鐘的瘋狂轟炸,日本帝國主義在溪口鎮欠下了一筆世世代代也還不完的血債。單只是豐鎬房內,就有一男一女兩名僕傭當場被炸死;帳房宋漲生頭部負了重傷,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還有一名女傭被炸斷了一條腿。
  轟炸過後,鄉鄰們到處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師,大家以為她們被轟炸嚇昏了頭,也許是躲到親戚家去了。於是鄉鄰們立即分頭尋找。找了兩天,附近所有的親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這兩個女人的影子。人們慌了手腳,只好報告縣政府,又由縣裡轉報省政府。
  日機轟炸溪口的當天,遠在江西的蔣經國突然收到一份從溪口打來的急電:「家裡房子被炸,師母下落不明。」這突如其來的不幸消息,使蔣經國如五雷轟頂。蔣經國的司機毛寧邵回憶當時情景時是這樣描述的:
  當時,蔣經國恨不得長翅飛回老家。他立即告訴我說:明天就走。還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誤行程。同時,他把專署秘書周靈鈞和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馬駿找來,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們一早就趕到了撫州溫泉督練處,晚上繼續開車趕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車的速度,有如風馳電掣,像閃電般地前進。我們一路上飛過了河口、上饒、行縣、龍游、金華五個渡口,燒掉了十一瓶汽油,僅一天多一點時問,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鎮。
  汽車一停,蔣經國連打招呼也來不及,就直奔母親住處,見到母親屍體,撫屍大哭,哭得他幾次暈了過去。
  當初得到毛氏失蹤的報告後,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立即派秘書曹仲鱗驅車奔赴溪口。曹趕到時,奉化縣縣長何揚烈,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汪堅心已經在豐鎬房查勘多時了。三人見面,立即碰頭瞭解情況,商議辦法。經分析,有人認為後牆夾道倒塌處的瓦礫隆起異常,懷疑有人被壓在下面。三人決定僱請12個民工進行挖掘,並點上汽燈,連夜工作。瓦礫被挖開了,終於發現了兩具屍體:董老師血肉模糊、一條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屍體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彈洞,腸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礫壓破的。有人認為,以毛氏的傷情來看,如果當時有人發現她被壓在裡面,多半還是可以救活的。
  毛福梅的屍體被停放在殿內。按當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內停屍,否則便是犯了族中規矩,即使賢德如毛氏、權貴如蔣某,也不得違規。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與佛殿結有不解之緣,所以屍體就放進了這裡。關於毛氏被炸死的經過,唐瑞福的回憶似更詳盡一些:
  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農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機六架飛到溪口濫施轟炸,毛太君不幸罹難了。那天,我正在蔣家老祠堂為蔣國如娶媳婦幫忙做帳房,上午九日左右警報響了,我就把收到的賀儀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給主人後離開,想到街上自已店裡去看看,走到牆弄時,看見飛機上有炸彈投下來,連忙往外逃,與從任家上來的蔣連生兒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我爬起後,向外急去鎖門,以後就不知怎樣了。有人說看到毛太君坐轎子到肖王廟去了,也有人說到巖頭去了,還有說到石繕去了……
  這時豐鎬房後牆弄有堵牆已倒坍,許多人從瓦礫上來來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礫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尋人的都回來說毛太君沒有去,大家才開始從近處找,懷疑到這個瓦礫堆。後來奉化縣長何揚烈趕到,連夜點起汽油燈,發動許多人把瓦礫扒開,果然發現了她的屍體,她是中了彈片又被倒牆壓死的。遺體尋到後,暫時停放在佛殿內,立刻發急電向贛州經國告喪,經國聞訊後便和方良、愛倫乘汽車連夜往回趕,兩天之內趕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親遺體前號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歲去蘇聯多年,回國後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別,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極。當時他立誓要報殺母之仇,寫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親罹難處立石紀念。日軍侵入溪口後,取走了此石。抗日戰爭勝利後,又由國民黨奉化縣學部書記王恩本摹寫了一塊石碑,此碑現存放文昌閣小洋房內。
  帳房宋漲生同時被炸死,經本周運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薦,我接任了漲生的工作。經國要為母親造墓坊,請了多位風水先生到各處看墳地,我先後陪過十三位風水先生到溪口四處看,都沒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楊壽棋先生說:「高山見平地有大地,平地見高峰也有大地。」那時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養園,滿處是大松樹和大樟樹,環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經國建議:不如就近安葬於此。經國同意了,就讓母親安葬在這塊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雖未進入豐鎬房做帳房,但承她信任,豐鎬房有什麼大事我都去幫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親,周到細緻,一直銘記在我心中。
  經國接到毛太君罹難電報,從贛州乘轎車日夜兼程趕回家來,一下汽車便奔到靈前,立即昏厥過去,甦醒後才哭一場。但在悲痛之餘,他處理各事仍有條不紊,我很佩服。
  這裡,蔣經國千里奔喪的細節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機毛寧邵說他「直奔母親住處,見到母親屍體,撫屍大哭,哭得幾次暈了過去。」而唐瑞福的回憶則說蔣經國「立即昏厥過去,甦醒後才哭一場。」兩種說法,不知哪一種為確。但無論怎樣,蔣經國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實而且強烈的,這一點從來沒有人否認。
  蔣經國撫屍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將他救醒。蔣經國被救醒後,仍然跪在地上悲號不止,直至再次昏厥。這大約就是毛寧邵所形容的「哭得幾次暈了過去」。蔣經國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媽蔣瑞春、舅媽張定根和義姨母陳志堅等本來已經在毛氏靈前哭得聲嘶淚干,這時被蔣經國一哭,重又勾起傷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淚縱橫,靈堂內外哭聲四起,溪口山水為之失色。
  蔣經國哭罷母親,起身索來紙筆,強忍淚水,揮毫寫下「以血洗血」四個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於生母罹難處。以後溪口淪陷,日軍作賊心虛,把這塊石碑搗毀丟棄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為「以血洗血」四個大字,落款處一行小字是「男經國泣書」,字跡剛勁有力,飽濺著書者的滿腔悲憤。
  蔣經國傷痛過度,心緒煩亂,當時又值日軍大舉入侵,國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這種情況下,不允許一個專員為了憂長期留在家鄉。但母親為了兒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後又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為人子者若是草率處理她的後事,於心何忍?因此,蔣經國考慮再三,決定把母親的靈樞暫盾在佛殿內,待時局稍定之後再辦理喪葬事宜,他把這一計劃向父親報告了,不數日,蔣介石回電諭示:「鑒於戰局動盪,總以入土為安。」
  這12個字,替代了蔣介石對髮妻的一紙祭文。
  蔣經國處於兩難之中--既要處理好母親的喪事,又要服從父親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力而為了。他請了四位「風水」先生,分兩批去踏勘可以容納母親安息的風水寶地。
  三天過去了,墳地總共選了30多處,卻沒一處合蔣經國的意。蔣經國曾打算把母親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養松園內,這裡地勢平坦,周圍古樟如雲,蒼松翠柏環繞,的確是一塊上好的墓地。蔣經國遂把自己的想法說經親戚們,爭求他們的意見。但眾親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經國的舅公毛懋卿反對尤烈,他覺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與蔣介石合葬,認為現在還是暫後在佛殿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錢營造的,遺體暫居其中,別人也不會有意見的,蔣經國在這件事上不敢違拗舅父們的意見,只好再次發電請示蔣介石,得到首肯後,遂將母親遺體暫存在殿內,雇了一個人每天負責上香灑掃。
  毛氏橫死,遺體又未能及時入士為安,此事一直是蔣經國的一塊心病。1940年,他在贛州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蔣母毛太夫人追悼大會」,並在贛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橋」,以志悼懷。
  1945年,蔣經國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時》一文中曾沉痛地說道:「……先母罹難,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來,迄未安葬,為人子者溉不能為先母立德業,又不能早日辦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於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飲淚自痛。」
  直到1947年冬,蔣經國懷著「入士為安」的心願,終於來溪口辦理了生母的喪葬大事。
  這次正式給母親辦理喪事,規模不算小。由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俞飛鵬主祭,四川省省長楊森及其女兒也專程趕來參加葬禮,參加祭奠的還有蔣經國從政以來的部分同事,還有浙江省及奉化縣政府的代表和武嶺學校的教職員工等。但蔣介石、宋美齡、陳潔如等均未到場參加祭奠,只有姚怡誠派人送了一佛盒經迭,在毛氏靈前焚化。
  出殯前,照例「停靈」三天,等侍親友們拜祭弔唁。殿內素燭高照、香煙線繞,前來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依次拜祭。經國、緯國兄弟倆全身重孝,跪在靈位兩側向弔唁的客人們跪拜還禮。白緯後面,披麻戴孝的蔣方良和蔣緯國之妻石靜宜以及愛倫、愛敏等晚輩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蔣經國自從1949年春天隨蔣介石最後一次返鄉之後,從此赴台,一去不返,連給生母上一次墳的機會都不復再得,這實在是蔣經國這個「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與「騎老虎」
  1948年,隨著國民黨軍事上的節節失利,蔣家王朝那「槍桿子裡的財政」也在加速崩潰。財政收支嚴重失衡,出現了高達83萬億元法幣的巨額赤字,這表明南京政府的財政情況已是無藥可救。
  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導致物價飛漲,貨幣迅速貶值,加上貪官污吏混水摸魚中飽私囊,不法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一時舉國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反飢餓、反內戰的浪潮席捲了全國許多大中城市,蔣家王朝陷入了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迅速崩潰的財政經濟,發佈了新。的政令:
  一、從8月19日起,發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兌私人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匯,於9月30日前兌換成金元券,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匯資產,違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財政並加強管理經濟,平衡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和國際開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區經濟管理督導員辦公室」,任命俞鴻鈞。蔣經國為正副督導員。
  這是蔣經國自1937年回國之後領受的又一次「對黨國存亡至關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蔣經國就任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晉陞為中將,後來又兼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所轄青年軍多達10個師。
  1945年5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間,他又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隨團成員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進行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交涉,並且數次與斯大林直接會晤、交談。代表團團長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宋子文。
  這次到蘇聯訪問,他已不再是幾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亞時期的蔣經國了。因為他是佩有中將軍銜的中國軍方高級將領,又是蔣委員長的長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為旅順、大連的問題,蔣介石政府與蘇聯政府發生衝突,是關東北的接受問題也相繼產生分歧。蘇聯紅軍扣留了日本軍隊遺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廠設備、在軍事方面又處處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便利。為此,蔣介石特派蔣經國以外交部特派員的身份,與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行政院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敖同赴長春,同蘇聯方面談判,多次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把總統職務交給副總統李宗仁。蔣經國隨同父親回到家鄉奉化。不久,他接受父親的指令,秘密趕往上海,將存藏在中央銀行的大批黃金轉移到台灣。
  蔣經國轉移黃金的行動,是極度機密的,甚至連代理總統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這件事他幹得非常出色,使蔣介石非常高興。由於運送黃金行動的成功,使得蔣介石免去了後顧之憂,到台灣以後的經費問題得到保障,早期幾年中的開支,全靠這批庫存黃金度過難關。
  這是蔣經國為效忠父親的一次重大貢獻。
  將介石老謀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外,特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這些完全是為預防離開大陸後的對應措施。
  蔣經國就任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後,曾隨蔣介石離開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報機關的負責人,統一和強化情報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至1950年2月,蔣介石復任「總統」,立刻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讓他掌管陸、海、空三軍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間,蔣經國大顯身手,鋒芒畢露,在軍隊中推行所謂「四大公開」政策,主張人事公開、經費公開、意見公開、賞罰公開。為了消除士兵的不滿,還設立了軍中娛樂制度,同時利用美援助改善軍人的待遇。在此基礎上,又開展什麼「克難還動」,表彰「克難英雄」,多次到部隊訪問,同官兵交談,以籠絡軍心。
  上述經歷,是老蔣安排「小蔣」接班的重要步驟--先從政,後治軍,以軍制政,以政輔軍。當蔣經國的「新太子派」已經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團的實權之後,蔣介石借口要加強「青年軍」的政治工作,將兒子安插到青年軍中,這是蔣氏父子實行「以政工制約軍隊和領導軍隊」的一步「妙招」。此外,還成立了一個「青年軍政治工作幹部訓練班」,設於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內,由蔣經國親自兼任班主任。這個訓練班由蔣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於對各個派系保送「入學」的人員成份和數額加以限制。在這種嚴格控制下,青年軍的政工幹部幾乎清一色地成了蔣經國的門下學生,以致國民黨內部噴有煩言,說:黨(國民黨)不如團(三青團),團不如軍(青年軍)。
  在蔣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蔣經國的政治勢力得以迅速擴張,網絡所及,黨、團、軍、政無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為當時一支不可輕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蔣經國在「中央訓練委員會」之下創設一個相對獨立的「戡亂建國訓練班」,在國防部下成立了一個自成體系的「戡亂建國總隊」,其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舊班底。而實際上,在此之前,因國民黨「黨團合併」之後而出現的大批編餘人員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訓練委員會」統管,這個「中訓會」由蔣介石親自兼任主任,蔣經國任副主任。父子聯袂登台,演了一出「雙簧」還不盡興,小蔣又獨自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隊」,父子二人為了「挽狂瀾於即倒」真可謂費盡了心機!
  就在這種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蔣經國又獲得了一個新的任命:上海經濟區協助督導員。
  蔣經國此時已是羽翼漸豐,正渴望憑著自己的力量幫助父親去扶持即將頹傾的王朝大廈,他要好好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樹立權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後接替父親,成為蔣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門」。他心裡清楚,這也正是父親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蔣經國親自率領「行政院戡亂建國大隊」、「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青年聯誼會」等嫡系親信組成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抵達上海,坐鎮中央銀行。他手持父親蔣介石所賜的「尚方寶劍」,雷厲風行地掀起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次經濟大風暴。
  蔣經國到上海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對平民百姓的深切關懷,二是強烈的劫富政治哲學。他對上海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表示震驚。他大聲疾呼:「廣大的老百姓還居住在破爛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裡,更有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流浪於街頭巷尾,淪落在芒野溝恤之中。一點不假,他們是一支乞丐大軍,甚至連穿一雙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裡,經國常常在日記中流露出對老百姓簡樸純真、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的讚許。例如,8月31日,他記下了這樣一段話:「下午,會見了四十多位群眾代表,他們所說的都非常平凡。我發現這些小民百姓是極其可愛可敬的。」9月10日,他又寫道:「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話,一定要為他們多做些事情。」
  蔣經國的眼裡,平民百姓不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權威的力量源泉。他聲稱,「不管一個人做些什麼,只要他和民眾打成一片,他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他還說道:「在整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會比人民的力量更強大的,也沒有任何言辭能比人民的言辭更真切動人。」
  相反,蔣經國則把上海的有錢人視為爾虞我詐的惡棍,是民眾受苦受難的根源。他說,「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洋房建築在老百姓的屍骨之上。他們的行為舉止和持槍的土匪有何兩樣。」「有錢階級的汽車、冰箱、香水、尼龍絲襪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國家之上繁延滋長的。因為使用外匯滿足了上層社會的窮奢極欲,但對國家無疑是一項自殺的政策。
  基於對社會的這樣一種看法,蔣經國並不想把幣制改革和控制物價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給腐朽糜爛的官僚衙門。他強調指出,過去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結果使以前所有解決經濟危機的嘗試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海的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發動「一場社會革命運動」。他說:「今天,限制物價不過是一項技術任務,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會中所有經濟上不平等的現象。」
  這場社會革命的矛頭所指是財大氣粗的,「不法商人」。蔣經國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佈,「這些能夠擾亂經濟市場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販,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們要給予嚴厲的制裁。要從一些為首的壞頭頭開刀。」可是,當他和這些財神們舉行會談之後,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談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樣。他說,從個人來說,資本家對他友好和善。「當然,人的背脊上總會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執行緊急處分命令的日子裡,蔣經國不得不親自督導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門。但是,他和這些機構中的達官貴人的關係卻十分緊張,因為他感到這些人對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標並不是滿腔熱忱地給予支持。結果,他只好依重於兩個和他保持著密切私人關係的組織,其中之一就是准軍事化的戡亂建國大隊。勘建大隊最早成立於1947年初,原來是為了協助國民黨在靠近戰場的地方或新佔領的解放區維持統治的。當時在這些地區,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非常活躍,而國民黨的保甲制已經潰爛癱瘓,中央軍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很壞。為了彌補這些弊病,國民黨曾經為勤建大隊抽調了許多幹部到中央訓練團受訓。而中央訓練團是由中央訓練委員會領導的,其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會分別是張厲生和蔣經國。因此,戡亂建國大隊的大隊長,畢業於黃埔一期的胡軌將軍也就成了蔣經國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亂建國大隊的顯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經國久經患難的忠實朋友。而且,眾所周知,這種友情是在抗戰期間建立的,當時他們都在三青團工作。王升是第六大隊的大隊長,這是城建大隊調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隊。到10月,第六大隊的4個中隊已經開進了上海,還有兩個中隊也做好了脫離前線。加人蔣經國麾下的準備工作。這樣,蔣經國在上海的部隊就將達到了萬人之多。
  勘建大隊的工作是協助上海地區現有的警察和警備部隊執行緊急處分命令。例如,他們要參加對囤積貨物的各類倉庫進行調查。他們還在每一個區設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發違反當局經濟緊急處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隊的隊員無權自行拘捕人犯,這種權力屬於正式的執法機構。
  對蔣經國的抱負給予支持的第二個組織是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這是一個群眾性政治團體,很多方面與三青團很相似。實際上,它也是勘建大隊的外圍組織,歸王升指揮,接受勘建大隊的訓練。青年服務總隊正式成立於1948年9月9日,它呼籲「上海的青年組織中那些為真理而熱血沸騰,為平等而奮勇前進,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踴躍參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中來,讓我們緊密團結擰成一股勁,我們就可以徹底清除時代潮流中的殘渣,努力建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紀念大會上,參加的人數越過了12000人。
  蔣經國對這個新組織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國完成最後的經濟和政治目標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說法,青年服務總隊的宗旨是:「(1)打倒違背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惡勢力;(2)不存特權的念頭,而做別人不願做的事,忍受別人不願忍受的艱苦,對立法院委員和國民大會的代表不圖非分之想;(3)援助貧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為克盡我們對國家的千斤重任,要甘當無名英雄。總而言之,我們志在消滅兩種組織,一是黑幫惡勢,一是共產黨。前者就是那些墮落分子、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這樣的一個計劃,旗幟是非常鮮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現了蔣經國躊躇滿志。必欲有所作為的決心。蔣經國初到上海,立即給上海的商人們發出了「哀的美敦書」。上海的所有傳媒工具不件其煩的宣傳蔣經國的「新經濟政策」,宣傳蔣經國的那篇名噪一時的演說詞《上海何處去》。當時,蔣經國麾下的「戡亂建國大隊」喊出了一個十分響亮又頗得民心的口號:「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而被上海人稱為「打虎隊」的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則喊出了「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做艱巨的工作;盡最大的義務」的口號。這些口號與蔣經國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號相呼應,成為當時上海廣為傳誦的格言。種種跡象表明,蔣經國雖然只是俞鴻鈞的副手,但實際上,這場經濟改革的主角卻是蔣經國,俞鴻鈞「不過是擺擺樣子的」。
  在上海,蔣經國幹得最熱鬧的一場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脅,把物價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線上。因為這一點,他受到了褒貶不同的評價,讚揚的理由是,上海的物價比其它地方穩定的時間更長;咒罵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來控制經濟趨勢的任何企圖最終肯定要失敗。
  在緊急處分命令公佈後的70天裡,上海有幾百人遭到了逮捕,還有一人因經濟犯罪而予以處死。這些人大都被指控為哄抬物價,倒買倒賣或囤積居奇。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實行有效後的3天,經濟警察抓獲了2名推銷蔬菜和肉類的小攤販,控告他們的超過了8月19日的物價。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更有數十人淪人囹圄。其中罪大惡極的都被送到了特別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數在那只是關上幾天,就很快被放了出來。
  當然,蔣經國不只是把兩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豬肉,一包香煙上多收幾分錢的小店主們。在他看來,大囤積商、大投機商以及市場的幕後操縱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貨膨脹的加劇,用上海話來說,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記中,從9月1日開始,就記下了他準備一露鋒芒的決心。1日,「下午,我決定開列一個大囤積者的名單,以便採取行動。」2日,他記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從南京打來的電話,希望盡快查處有關違反經濟法令的案件,並要求嚴厲處置大投機商。……今天,我決定採取果斷行動,打擊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來,其中包括上海最有聲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維屏被指控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後,居然還從事黑市股票買賣;榮家的頭號人物榮鴻元犯有非法套匯外幣的罪行,榮家的資產橫跨棉紡、麵粉業,而且還是南京「國大」代表的一員;其他一些人,像煙草公司的經理黃以聰,紙業公會理事長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積居奇、拒不按政府牌價銷售貨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賣外匯而在兩個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對此,蔣經國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樣的事情對改變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遠影響的。」
  在8月底和整個9月,上海的物價基本上保持了平穩。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糧食販子在私下賣出了他們精心挑選過的貨物,當然價錢也遠遠超過政府的最高限階;而按官方牌價賣出的東西,則質量低劣,以致顧客抱怨說現在的肉全是骨頭,母雞一看便知道再也不會下蛋。但是儘管如此,駐中國的印度大使還是下了這樣一段評語,他說:「四個多星期來,上海已經從猙獰可怕的模樣變得和藹可親了。」
  為了確保官方所謂的「八·一九防線」,即8月19日的限價,也為了如期收兌金、銀、外幣,蔣經國一到上海,就決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機商人發難。
  第一個被蔣經國的鐵腕扼殺的是財政部秘書陶啟明。這位身居要職的公務人員利用職權之便洩露經濟機密,串通不法商人拋售永紗股票,進行投機經營,從中牟取巨額利潤。這只「老虎」被蔣經國抓住,在人贓俱獲的情況下,陶啟明被槍斃。
  緊接其後被「打虎隊」逮捕的有上海警備司令部經濟科科長張亞民、稽察處第六大隊隊長戚再玉,此外還有行政院長孫科的經紀人、富商王春哲等。這一時期內,被捕入獄的有上海工業、金融業的「巨頭」共計64人,其中有「洩漏幣制改革機密、大量拋售股票」的李國芝,還有上海名流、蔣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維屏。
  在蔣經國的鐵腕政策下,搞囤積居奇的大戶、玩股票的行家們紛紛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資供應受到嚴厲的檢查登記。通過採取高壓政策,蔣經國的「鐵腕」總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場上的物價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線上,勉強守住了「八·一九」陣腳。這在當時的上海是殊為不易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跡。蔣經國也因此得到公眾輿論的一致喝采,被譽為「蔣青天」、「打虎將」。「打虎英雄」等等。甚至還有人把蔣經國比喻為「雍正皇帝」,說蔣經國是「包公再世」。在滬的外國記者們形容他是「中國的經濟沙皇」。在整頓市場,維持經濟秩序的同時,「幣制改革」也收效顯著,僅上海中央銀行就收兌黃金、白銀、外幣等總共價值3.73億美元。可惜的是,這些黃金美鈔都來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黃金、美鈔的富商巨賈都幾乎未受觸動。
  蔣經國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這位「太歲」頭上動了土,杜月笙卻沒有公開表示什麼,他不動聲色,只在背地裡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蔣經國的「戡亂救國大隊」透露了一個信息,說是揚子公司囤積居奇,非法藏金儲銀,密請「打虎隊」對揚子公司進行查處。
  杜月笙這一招的確老辣,因為揚子公司的後台老闆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時任楊子發展公司總經理)。杜月笙拋出孔令侃,就是要給蔣經國一個難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蔣經國的姨表兄弟!
  蔣經國倒也並不含糊,接到密報,當即佈置行動,帶領他的「打虎隊」直奔揚子公司,當場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積的物資。這一來,還真讓杜月笙吃了一驚,看來這位太子是動真格的了。
  事實上,蔣經國雖然憑了一時的血氣之勇,查封了揚子公司,但他也確實嘗到了「騎虎難下」的滋味。對蔣經國來說,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擔憂的是宋美齡插手。萬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媽宋美齡的旗號,這場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沒準就功敗垂成了。
  當時,全上海、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視著蔣太子與孔公子,都想看看鐵腕人物「打虎英雄」蔣經國如何處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馳騁商場,有恃無恐,萬萬沒想到一個跟頭折在蔣經國手上。損失些錢財倒還不算什麼,當務之急是要尋求脫身之道。他先去求助於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而老謀深算的吳國楨正樂得坐山觀虎鬥,哪裡肯出頭?他以「不過問經濟管制這件事」為理由,表示對孔公子的處境愛莫能助。
  眼看著風聲日緊,孔令侃的父母當時都遠在美國,遠水難救近火,何況隨著父親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蔣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勢,孔家門庭冷落之像已露,這種時候,沒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預呢?更何況對手是蔣太子經國,哪頭冷,哪頭熱,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誰敢在這種時候強出頭?
  萬般無奈之際,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齡這最後的一個法寶。一紙急電,送到了南京黃埔路總統官邸。宋美齡收到電報,立即飛赴上海,找到蔣經國,嚴令他立即將揚子公司這件案子撤銷。
  蔣經國最擔心的情況終於出現了。他硬著頭皮頂了回去:「阿媽,我奉父親之命而來,如果撤銷了此案,如何能服眾?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維護呢?」
  宋美齡毫不退讓:「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邊我來解釋!」
  蔣經國據理力爭:「這不僅僅是向阿爸解釋的問題,這件案子涉及到整個計劃管制的成敗,涉及到全體國民,涉及到黨國的前程廣
  宋美齡愕立當場,她想不到蔣經國會如此不給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麼此案必須由你父親親自處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亂動!」宋美齡說完,轉身離去。她並不離開上海,而是徑直來到孔公館,親自保護孔令侃。
  一到孔公館,宋美齡立即給當時在北平的蔣介石打了個緊急電話。當時,東北戰場上國共兩支大軍的爭鬥正處於白熱化階段,華北局勢也很吃緊,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緊急軍事會議,與傅作義等人商議偷襲平山縣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這時,蔣介石的侍衛官進來報告:「先生,有夫人的電話。」
  蔣介石接過電話,話筒裡傳來宋美齡焦急中又有幾分惱怒的聲音:「你必須馬上到上海來一趟,十萬火急!否則就來不及了!」
  蔣介石一驚,急忙問道:「出了什麼事?」
  「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揚子公司給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頭上來了,這件事只有你親自來上海一趟才能解決。」
  蔣介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現在有重要軍務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談!」
  「不行!這件事已經威脅到我們蔣家與孔家的關係,如果不及時處理,令侃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大令,他對我們家的底細一清二楚。這種時候,我們可不能大意失荊州啊!」
  宋美齡的警告提醒了蔣介石,他反覆斟酌之後,將北平的軍務托付給傅作義,急急忙忙登上飛機直奔上海而去。
  蔣介石的專機一著陸,宋美齡便搶先登上了飛機,同蔣介石密談了一番,然後才在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和蔣經國的陪同下乘車直驅市內下榻處。
  蔣介石見了宋美齡,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齡領到南京「保護」了起來,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處便對在場的官員們說:「我認為,揚子公司的汽車等貨物並非日用必需品,並不觸犯囤積禁令,不得查封!」
  一聽這話,蔣經國沉不住氣了。因為蔣介石看似隨口而出的一句話,就等於宣佈了經濟管制的失敗。他臉色一變,正待開口辯解,不料卻被宋美齡以「總裁長途南來,身體疲乏」為由給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員們都告退之後,蔣介石才極不滿意的對兒子說:「未免太過火了!」
  蔣經國滿腹委屈地反駁:「我不過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齡搖了搖頭,把一份電文遞到蔣經國面前:「你先看看這個。」
  蔣經國接了過來展開,那電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經國兄一意孤行,六親不認,逼人太甚,將請爹公佈你們在美國的財產數目--大衛(孔令侃的英文名宇)。」這就是蔣介石之所以放下緊急軍務不顧,倉惶飛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蔣宋夫婦二人在美國的所有財產都是委託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關鍵時刻突施這一招「殺手」,正中蔣氏夫婦的要害。因為,一旦他們的私人存款數目被公開,那麼不但蔣介石夫婦個人的「政治形像」受損,而且將可能影響到美國對蔣家王朝的態度。蔣介石打內戰,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國人發現自己「援華」的美元都成了蔣氏家族的「私房錢」,一旦中止援助,則蔣介石在大陸上恐怕就連一天也支撐不下去了。這一點,蔣介石夫婦心知肚明,蔣經國也是深曉其中厲害。在孔令侃的「殺手」面前,老蔣和小蔣總算達成了「共識」。事後,蔣經國沮喪地對同僚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只好先在家盡孝,而後對國盡忠了。」
  蔣經國來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謂不堅,行事不可謂不果斷,一開始,確也十分認真地貫徹了「新經濟政策」,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惡勢力」,如槍決張亞尼、戚再玉等,甚至還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維屏抓起來判了8個月的徒刑。可惜,蔣經國的「勵治圖新」精神再強,決心再大,也終不過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較真也好,較勁也罷,較到最後,他終於發現了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要想使經濟狀況「起死回生」,就必須與國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財團作徹底的決裂與鬥爭,否則,「新經濟政策」就只能是一紙空文。逮捕杜維屏、查封揚子公司,使蔣經國從「打老虎」變成了「騎老虎」,他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此外,所謂「限價」和「收兌金銀」的行動雖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實際上也是一種「騎虎」。當初,蔣經國選拔了一萬兩千多個青年人組成「打虎隊」到街上去遊行。攜帶武器擁入工廠、商店、倉庫甚至居民住宅,到處翻箱倒櫃、掘地挖牆、搜查金銀,逼迫人們兌換金元券。雖然收兌的數目可觀,卻絲毫未曾觸動擁有巨額外匯和大量金銀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財團,真正受損的不過是一些中小工商業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價」的嚴令之下,上海的商人們採取了一個對策:把七百萬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來,物價雖然穩定,卻是有市無貨,所有的貿易行為都轉入黑市,致使黑市物價猛漲,市場蕭條、工廠停產,百業凋敝,搶購之風如排山倒海。面對如此形勢,蔣經國是「有心打虎」卻無奈「身在虎背,雙手被縛」,若不是老蔣出面幫忙,恐怕他連「下台」的退身之階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停止「經改」,取消了「限價」。商品上市了,物價也隨風猛漲起來:金元券飛速貶值,幾乎成了廢紙。升斗小民們這才發覺上了國民政府的當,用黃金、白銀、外匯從國民政府手裡換回來的只是一些花花綠綠的廢紙片!
  江南在《蔣經國傳》裡曾描述說:
  「經國在放下經濟特派員職位的前一星期裡,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於狂哭狂笑。」可見當時的蔣經國內心是十分痛苦的--當初壯志凌雲,一心要挽救即將頹傾的王朝大廈,沒想到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一場烈烈轟轟的「經濟改革」就以失敗而告終。「老虎」一個沒打著,只落得拍死了幾隻「蒼蠅」!
  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鬥爭,蔣經國在「盡忠」與「盡孝」之間選擇了後者,他在京滬報紙上發表言論,表示「堅決反對開放議價」,並憤而辭職,不再問事。以後,他又發表了《告上海市民書》,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請他們「運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們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蔣經國悄然離開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場聲勢浩大的「打老虎」運動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收場了。
  6.國事·家事·天下事
  對於蔣經國來說,「打老虎」失敗、「經改」殺羽而歸都還不足為慮,也更不足為痛。當時的局勢,國民黨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權發發可危,這才是蔣經國心為之痛、神為之憂的「大事」。
  這時的蔣介石,面臨政治軍事的雙重困境,又在考慮「以退為進」,準備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蔣介石任命兒子蔣經國為台灣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所謂「未雨綢緞」,老蔣已經在為「黨國」預設退路了。但蔣經國得到任命卻沒有去上任,而是緊緊追隨在父親左右,開始全面地、直接地參予國民黨上層的軍政要務了。
  1949年1月10日,將經國奉父命赴上海,將中央銀行的現金移存台灣,以策安全。
  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蔣經國於1972年5月當選為「行政院院長」。就任後,曾大力整飭行政工作,政聲頗著。他曾於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態度和處世哲學說:
  現在經國要講到自已的一點事。前兩個星期,經國和好幾位從國外回來的青年朋友見面,問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們的意見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說,國外的人覺得「行政院」長經常到各個地方跑來跑去是不對的,因為這樣會破壞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層負責的要求。這一意見,我卻有一層不同的看法。……我身為「行政院」長,到任何一個地方,完全是聽取意見、瞭解狀況,從來沒有立即作過一個決定,下過一個行政令。我做一個決定,下一個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經過多方研究商量才採取行動的,因此我沒有破壞行政體制,更沒有妨害分層負責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愛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歡山水,喜歡海洋,喜歡外島,我說利用週末和星期假期到農村、到部隊、到學校、到魚港、到礦場、到工廠,和各行各業的朋友們見面,同時也在晚間投宿在幽靜的處所,澄凝我的意慮,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對於許多重要問題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辦公室內,而是在清風明月之下,在山橋流水之間,在金馬外島之日,在海濱漫步之時。
  古語說:「三思而行」,我對於重要的事情,也總是再思三思。但是自從總裁崩逝之後,我們大家共同擔負的責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懼,所以過去「三思而行」之事,現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瞭解,平時我到各個地方去,並沒有怠忽自己應當擔負的責任,甚且我還鼓勵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鄉村、多到部隊、多到各個基層,多接觸民眾,瞭解民眾的需要。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樂趣,當你飢餓時,在豆腐攤上吃兩碗豆漿,在餛飩攤上吃一碗餛飩,在粽子鍋邊吃兩個粽子,這是多麼的簡便和愉快。並且可以不打擾他人,無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適。
  經國和全黨同志,在情感上來講,是弟兄的關係;在責任上來講,是同志的關係。今天艱苦困難的環境,國難黨責日深一日,經國自當相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委員、黨工同志和全黨同志,不推卸責任,不放棄原則,來貫徹本黨團結、反共。創造、服務的政策。
  據實而論,蔣經國在政治立場上固然與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許多方面,小蔣與老將都有很大的區別。蔣介石出門時,所乘汽車是防彈的,連冬天所穿的披風也是防彈的。而蔣經國則不同,他位居高職,卻經常抽出時間下鄉,到農村和工廠「私訪」,與民眾直接接觸、交談,有時甚至進入簡陋的小飯館隨意小吃,有一次還參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蔣經國在國民黨政界、尤其是國民黨逃台之後的「政界」;被公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精神主義者。例如他1969年3月視察金門時,曾號召守島官兵閱讀《哥倫布傳》,說:「哥倫布遭遇許多困難,終於橫渡大西洋,發現新大陸。讀了他的傳記,會使人產生勇氣。而我全體官兵一定要具備堅韌不拔的冒險家精神,和堅定不移的信念……」
  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後,任命台省籍人士謝東閡為台灣省「政府主席」,並提出簡化機構、肅正綱紀、肅清貪污、厲行節約等一系列措施。在肅清貪污方面,他把與蔣家有親戚關係且又受過蔣介石賞識的前「行政局長」王正宜判處無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當年「打虎」未成、為「親眷關係」所阻的惡氣。為了肅正綱紀,蔣經國提出十項革新誡條,如公務人員不得涉足酒家、舞廳等不正當場所,婚、喪、嫁、喜慶的請帖不可濫發,加班費、出差費不准虛報,不作不必要的視察等等。所有這些誡條的矛頭所向,的確是當時台灣政界的病根。誡條一出台,一時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門的公務人員戰戰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這十項革新措施的頒布,對於蔣經國這個基督徒來說,無疑於「十誡」,他是身體力行的。在一次「行政院」院會上,他講話說:「做人要『平凡』,對名利要『平淡』,對工作要『平實』,這平凡、平淡、平實六個字非常重要。憑借個人優秀才能的時代已結束,現在是講求團隊精神的時代。所以,每一位官員,都應該深人民間,確實的接觸問題核心;我本人對於法令、規則的整頓,累積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社會人士對這次的新內閣,稱為『財經內閣』,『戰鬥內閣』或『自強內閣』,但是坦白的說,我個人願意稱它為『為國家奉獻生命、為國民服務的內閣』。」
  綜觀蔣經國在大陸時期及逃台之後從政的經歷,他所說的「為國家奉獻生命、為國民服務」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標榜。只不過,因為政治立場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國家」。「國民」的概念只是一種極其偏狹的概念而已。
  在台灣政界,蔣經國的「政聲」是比較好的。而與乃父蔣介石相比,他在個人生活方面的「名聲」至少比蔣介石要強得多,雖然有過兩次外遇風波,但他畢竟沒有像他的父親那樣停妻另娶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尋新歡。他與夫人蔣方良幾十年的相濡以沫,是「從一而終」了的。
  蔣經國的家庭觀念較重,這一點倒是繼承了乃父的遺風。蔣經國「正式」列入門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和女兒蔣孝章。其中,除蔣孝文和獨生女兒蔣孝章出生在蘇聯之外,余皆生於大陸。
  蔣經國重視親情,喜歡家庭生活的氛圍,認為在家庭和睦歡愉的氣氛中,是一種最好的休息。1961年,蔣經國喜得外孫俞祖聲和孫女蔣友梅,這表姐弟倆是蔣經國的第三代,蔣介石的第四代兒孫,一時成為蔣氏家族的鳳凰,備受寵愛。蔣經國比他對自己子女的喜愛,有過之無不及。據說,他每每在家中與蔣友梅和俞祖聲這一對表姐弟做各種遊戲,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觀賞玩具。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間,這一對表姐弟是蔣經國忘憂解煩最大精神支柱。每當政務繁忙、勞累苦惱時,一回到家裡,見到這一對碧人兒,蔣經國就立即笑逐顏開,暫時把外界一切的煩心事都忘到腦後了。
  蔣經國和蔣方良膝下的子女,見於譜碟的,依次有長子蔣孝文;長女蔣孝章;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子均為蔣介石所賜。蔣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國,蔣孝章則是她父母回國前一年出生的。此時,蔣經國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鍾愛這一雙孫兒、孫女。尤其是蔣孝章,這位比蔣孝文小兩歲的蔣家孫女,由於蔣家「國」字輩的一代並無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獲祖父母和父親的鍾愛。蔣孝文畢竟是男孩子,幼時頑皮是難免的,因此時常惹得蔣經國生氣,甚至綁起來打。蔣孝章這位獨生女,乖巧、美麗又善體父母心意,自然成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為哥哥的避風港。蔣孝文如有惹得父親生氣而將受責罰之時,往往央求妹妹,由蔣孝章則為哥哥向爸爸撒嬌而化解。所以,蔣家這唯一的大小姐,在蔣家地位之優越,是第三代兄弟中無人可比的。
  蔣孝章到台三、四年後,已是婷婷秀麗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說是人見人愛。可是,由於她家的家世過於顯赫,不但沒有相同年齡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連和她說話的男孩也幾乎沒有。1957年,她赴美求學,在美和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在一起。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早就旅居美國。當蔣孝章赴美求學時,乃托俞揚和就近照顧。蔣孝章遠赴異域,在俞揚和細心照顧下,日久生情,終於結為夫婦。1960年舉行婚禮。婚禮僅在雙方家長與極少數親屬的祝賀下,很簡單地舉行了一次宗教儀式。翌年生子俞祖聲。這一年,蔣孝文也生了一個獨生女蔣友梅。表姊弟成為蔣家的第四代。蔣經國初嘗含始弄孫之樂,自是喜氣洋洋,比他對自己子女的喜愛,有過之無不及。據說,每當蔣孝章帶著俞祖聲回國,蔣友梅和表弟俞祖聲在地上玩玩具的時候,蔣經國也常常會加入,與孫女和外孫在地下一起玩。蔣孝章攜子回國省親,每年總有兩三次,每次一兩個月,有時俞揚和也一道回來。他們都是悄悄來,悄悄走,不願張揚驚動親友,甚至蔣家的至親都不知道。
  俞揚和,也是一個不為人多知的人物。他與蔣孝章結婚以至婚後多年,新聞傳播媒體上從未出現他的報道;最早見到俞揚和名字於官方的資料中,是蔣介石死後,蔣經國發表的「守父靈一月記」,其中4月13日日記第二條記載:「上午領章女、揚和婿再到慈湖,檢視後地之工程,武、勇兩兒在此督工甚力,殊以為慰。工程人員與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趕工,余深為感動。」俞揚和夫婦現居住於美國舊金山,平日與華人社會來往不多。據說,俞揚和擔任「中華航空公司」顧問及「中國造船公司」顧問,工作不算太忙,有時會看到他在上街辦事或購物。俞揚和人為相當隨和,像他父親俞大維一樣沒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願意和他聊天,他幾乎是來者不拒。不過,認識俞揚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揚和的學問及能力,與他父親俞大維相較,差距頗大。
  俞大維生於1917年,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更是國際知名的彈道專家,從抗戰勝利後,就入閣擔任部長,一直到1964年辭去「國防部長」為止,可以說是台灣政壇上的長青樹。許多學者都認為,俞大維是台灣最有學問的一位部長。俞大維先生曾擔任過蔣經國的直屬長官,對蔣經國極為關愛照顧,因而影響蔣經國很大。由於俞大維與蔣經國曾是長官部屬的關係,因而極受蔣經國的尊重。
  俞大維個人從政的經歷,可以稱得上元老重臣的。他自1948年翁文頒內閣就出任了「交通部長」;繼之,孫科「內閣」、何應欽「內閣」,交通部長一職也都由他擔任;以後的俞鴻鈞「內閣」、陳誠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塗「內閣」,俞大維都是「國防部長」。此外,1950年陳誠第一次擔任「行政院長」之時,發表的「內閣」名單,「國防部長」原是俞大維,旋以俞大維在美另有公幹,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長郭寄嬌代理而後歸陳。因此,俞大維的宦路歷程,可說在七屆「內閣」中,三任「交通部長」,四任「國防部長」(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屆「內閣」代表一個階段「政府」的話,一個階段「政府」也等於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維可說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維的作官資歷,在國民黨元老中,幾乎無人可比。他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曾是蔣經國的直屬長官。在此期間,俞因病赴美國治療時,總是把部務交由「副部長」蔣經國代理。1964年,俞大維因病辭職,逐向蔣介石力薦蔣經國,這才使蔣經國於1965年擔任了「國防部長」,從此在台灣政界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現。
  蔣孝章雖然同丈夫住在異國,但仍與父母有著密切的聯繫。她除了定期回台灣省親之外,在國外期間也經常以書信稟候雙親。
  蔣經國對這個獨生女兒的寵愛之深,竟然表現在他經常把女兒的書信直接引錄到自己的日記中,這是「孝」字輩後代當中絕無先例的。如蔣經國曾在日記中記載:「近來與章女通信中,常常談起哲學上的許多問題。章女曾說:人生的價值,不止是在與人共享歡樂,而更是與人共享苦難。這兩句話,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觀,在今後的歲月中,余將不遺餘力,為苦難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對敵人不足懼,面對困難不足憂,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進耳。」
  蔣孝章對人生價值的理解,若純然出自她的穎悟,也算是較高境界了。而她竟然以此影響她的父親,使她的父親在日記中摘而引之,僅此一點,也是可見這父女之間的感情是多麼融洽與深厚了。
  蔣孝文是蔣經國的長子,蔣介石的長孫。他生於1935年12月14日,當時蔣經國仍然在俄國。由於他是長孫,自小頗得蔣介石寵愛。他小時候相當伶俐,而且也有那種混血兒的漂亮,蔣介石喜歡和他下棋玩;當年的官邸攝影官胡崇賢曾拍過一張祖孫下棋照,參加國際攝影沙龍獲得銅牌獎,照片中那個一臉聰明相的小孩就是蔣孝文。
  大人物的後代,除非嚴加督促,否則就很容易變壞。一種是過分溺愛,因而任性非為;一種是被人帶壞,因而花天酒地;另一種則是長輩太「偉大」,這種壓力迫使他們自暴自棄。這三種因素在蔣孝文身上可能都出現過,因此成年後蔣孝文性格上起了很大的變化。
  蔣孝文讀過一陣陸軍官校。由於任性而退學,於是轉到美國唸書;在美國他依然任性,於是只得回台灣,在台電做事。有一次台北警方和憲兵接獲報案,說有人在第一舞廳酒後鬧事,翻檯子摔椅子,並且還拔出左輪手槍張揚,於是憲警立即大批趕往第一舞廳,一問之下,發現是皇太孫鬧事,把這些憲警嚇壞了,幾個膽子大的冒著危險騙走他的槍,然後又說好說歹說地護送他回家了事。
  大約在1955年左右,蔣孝文因醉酒導致糖尿病發作,因救治不及時,從此腦部受到嚴重損傷,記憶力明顯衰退,情緒不穩定,遍請中外名醫診治,均無效果。
  由於蔣孝文得了長期慢性病,在蔣介石公開兒孫輩的信札時,似乎都刻意不提蔣孝文。蔣介石逝世時,蔣孝文也沒有公開露面,只是由妻女扶著到靈堂及慈湖叩頭。蔣經國在「守父靈一日記」裡有兩次提到「文兒」,指的就是蔣孝文,他也提到了蔣孝文的「抱病」。
  蔣孝文如果不出意外,以他現在年齡,理論上是很可以搞政治的。可是癱瘓的身體已使得他必須終生遠離政治。
  由於蔣孝文的不幸,蔣經國夫婦對自己的大兒媳十分照顧。孝文之妻徐乃錦漂亮伶俐,形象清純隨和,她的娘家在台北擁有一個小型的企業王國,包括工程公司、觀光飯店、餐飲業等。
  蔣孝文的夫人徐乃錦,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錫麟的孫女。她的父親徐學文,早年留學德國,母親是德國人,因此,她是個混血兒。她比蔣孝文小3歲,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家住得很近,還經常一起游泳或一起做其他消閒活動。但性格並不投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不過,蔣經國對這位準兒媳婦早已看中,認為她將來定能協助蔣孝文共創大業。蔣孝文小時候十分貪玩,有如一匹脫疆野馬一般,而徐乃錦正好駕御他。這一樁心事,經常在蔣經國心頭索繞。徐乃錦從女師附小畢業,到台中靜宜文理學院高中部念英文,畢業後,她到德國先待了八、九個月,再轉到美國加大(USU)心理學系,後來進入心理學研究所。在美期間,她與蔣孝文在一個很巧合的機會中,再度重逢。此時,徐乃錦已長成了大姑娘了。蔣孝文與她終於譜出一段戀情。消息傳到國內,蔣經國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電蔣孝文,建議他好好珍惜,如果交往一段時間,不妨一邊成家,一邊唸書。不過,沒想到徐乃錦的家人反對這門婚事,認為蔣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給他很難得到保證將來不會鬧糾紛。蔣孝文與徐乃錦為了此事,均感到相當困擾。徐乃錦的家長要她休學回國,蔣、徐兩家為此一度鬧得有點僵。但是,蔣經國最後使出一個高招。他輕車簡從,提了一籃水果,親自到徐家求親,使得徐家大為驚訝,認為這實在擔當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答應了這門婚事。
  徐乃錦與蔣孝文成婚後不久,即懷孕回國待產,生下第一個女兒蔣友梅之後,繼續赴美唸書,完成學業後,與蔣孝文雙雙回國。蔣孝文開始從政,她則參加社會工作,夫妻甚為恩愛。
  有人說,徐乃錦嫁到蔣家,完全是政治婚姻。但徐乃錦雖然為「太子妃」,接近她的人都會發現,她非常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她在教育研究所任教時,教學認真,對學生很照顧,但學生都不知她的背景。儘管她在蔣家的聲望極高,但她沒有很重的權力慾,因此,可以算是個溫和人物。
  徐乃錦的父親徐學文曾任樟腦局長,個性內向,來台前,在上海開藥房。1949年左右徐乃錦父母遷居台灣。來台後其藥房裡有個學徒自行創業,賺了些錢。但不久生意做垮,妻子病倒,這位前學徒帶著四個小孩無處可去,最後還是找上徐家。乃錦母親清掃出後院的一間小屋,收留了這不幸的一家人。這位學徒在那間小屋子住了七八年,然後再創業成功。人是有感情的,這是人的天性,尤其在落難時。那位學徒後來事業成功,每星期都會去探望乃錦的父母親,希望聊表感恩之情,但被婉拒。
  這位學徒搬出她家後,後院的小屋子她母親讓給她的同胞德國朋友住。這位德國朋友帶著一個女兒,身無分文,在她家的小屋子裡住了10年。
  她的母親徐曼麗是德國人,性格外向而好客。她的父母親感情好,母親對中國習俗並不十分瞭解,很多地方必須依賴她父親。然而,她的父親公事繁忙,很多事又不能親自解決,必須通過她的母親代理。例如小的時候,學校開家長會,她的父親無暇出席,總是請母親參加。那個時候,她的母親雖然會講中文,卻不熟練。因此,在很多有關孩子的特殊場合,她母親總是讓徐乃錦間接做主。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擔老大的責任。她母親還有一位德國好友也嫁給中國人,兩夫婦在台大教書。不幸,這個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國先生的經濟拮据,而那位德國太太臨終前的最大的願望是「吃德國菜」。徐乃錦的母親每天下廚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國菜送去。不久,徐乃錦的母親有事須出國,她請傭人來給德國好友做菜,每星期換一口味。3個月後她母親回國後,就去探視這個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國好友才瞑目逝去。
  徐乃錦的朋友提到,「她回憶幼年生活,常常認為獨立的個性,與她的家庭結構有很大的關聯性。」朋友們相信,這種「互相式」的家庭溝通形式,融塑她「可以商量而非強制性」的處事立場,以及熱情而爽朗的交友態度。她的家總有客人。她的同學,她弟弟的同學,都喜歡到她家。她家本來住在安東街,後來搬到連雲街,念初中時再搬到羅斯福路。她最快樂的童年,就是這一段時光。那時,她就讀於女師附小,平素三四點放學。她父親的辦公室就在公賣局對面,她父親的公事能常在下午四五點鐘辦完。夏天日長,甚至每天帶著烤食具到淡水海邊,邊嬉水,邊進餐。一直到她家遷移到羅斯福路,她父親公事較忙,不能常去游泳,她家後院蓋了個小游泳池,經常滿院子都是小孩。
  徐乃錦嫁到蔣家後,對一位年輕的女性而言,她嘗到了一般人所無法體驗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但是,她從來未曾以此做為「出人頭地」的資本。凡與她交往的朋友都評價她「跟平常人沒什麼兩樣。」蔣孝文得病前,徐乃錦每週總要去探望公公、婆婆兩三次。有時候還自己下廚做菜給公婆品嚐。她常說:「公公婆婆給我的幫助,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表達的。」接觸過她的人都認為,她是一個極其溫婉可人又平易熱情的人。
  就在一切都美滿的時候,蔣孝文突然大病一場。此後10餘年間。市井之間對蔣孝文的病情即有種種傳說,有人說他得西貢玫瑰、國際梅毒,有人說他早已殘廢,變成植物人,常年住在榮總,有時偷跑出來玩而迷路……種種臆測不一而足,越荒誕越有人相信。
  蔣孝文的突然生病,對於比他小3歲的妻子徐乃錦是畢生最大的打擊。徐乃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堅定的女性。她辭去工作,在丈夫5個月住院期間,整日鎮守病房,陪侍照顧。此後10多年來,她對蔣孝文給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夫妻感情仍很密切。她以妻子的角色,協助蔣孝文克服疾病痛苦。她遵照醫生指示,以各種不同遊戲,協助蔣孝文的反應、記憶。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蔣孝文病發,她克服異於常人的心理癥結,走過那樣漫長而低霸的歲月。她對自己的選擇不後悔。曾經到徐乃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們家請客,蔣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們夫妻倆感情甚篤,不時有親妮的稱呼。」「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說:「自蔣孝文病後,她表現出女性少有的堅強與獨立。」瞭解徐乃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親影響甚大」,是她童年看著母親無私照顧朋友的親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發後,能夠長期如一,毫無怨言。她經常說:「我對人生的看法是積極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棄,上天總會給我路走。」不過蔣孝文的病,對她總是很大的打擊。那時,她還年輕,但是雖然發生這種事,她還是勇敢地活下。她讀的心理學,修得碩士學位後,曾到國際婦女會工作過一段時間,隨後人女青年會。在女青年會中,從擔任董事到擔任副會長,她始終積極工作,不遺餘力。許多人都認為徐乃錦參加社會工作無非是「大少奶奶打發時間」,但徐乃錦堅決否認這種說法。她辯解說:「女青年會不是一群無所事事的太太們,相反,她們當中有大法官、律師、教授,她們都是專家,都熱心公益,希望為社會出力。」誠然,徐乃錦投入社會公益事業,與她個人的遭際多少有些關係,而正是因為投入了社會工作,她才發現還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幫助。當然,以她的生活環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發愁。但是,她選擇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實生活,為更多的人服務,這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
  1972年,蔣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後忘記服藥,待家人發現時,他已昏迷不醒。他的腦部因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變導致意識力喪失,肢體也陷於癱瘓狀態,從此幾乎完全成了一個廢人。
  對於蔣孝文,因系蔣氏家族中的長子長孫,蔣介石對他原是寄予厚望的。國民黨初到台灣時,蔣介石將蔣孝文送到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學習,但他受不了軍校生活的嚴格和艱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學,轉到美國讀書去了。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他又回到台灣,曾任台灣電力公司桃園管理處處長,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委」等職。蔣孝文個性剛強執拗,認準了事情就幹到底,誰勸也不行。除了性格上自幼養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蔣孝文也還算是有些才華的。1970年,他擔任金門電力公司董事長時,曾精心策劃並親自參與施工,建立了現代化的金門發電廠。這座發電廠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執拗任性的性格卻也釀成了他終身的遺憾。他早年便因遺傳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經遭過一次險,醫囑他必須按時服用控制血糖的藥物,並且絕對不得飲酒,不能熬夜。然而他卻不聽醫生的勸阻,終於在1970年的大醉後落下了終生殘疾。後來經過治療,僅僅恢復了肢體的機能,在意識方面則錯亂得很厲害。1988年秋,經台北榮總醫院檢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1989年,蔣孝文病逝。
  蔣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於奉化老家,他的大學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學院念的,在慕尼黑唸書時,他輪流在戴安國(戴季陶之子、前台灣派在德國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於李元簇有過照顧皇太子的功勞,因此他們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蔣孝武書念完後到美國結婚,而後即返台。現在從蔣介石的遺集中找出兩封他寫給當時在唸書的蔣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時間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
  「武孫:7月10日來信,刻已收到。對於你自述憂慮太多之缺點,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異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進步也。你6月 14日來信,余本想修改之後一併與覆信寄還,因為近來太忙,總無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撥忙中抽暇先復,但仍未能修改來函並寄為念。」
  第二封信的時間是1969年12月9日,當時蔣孝武已準備結婚。信文:
  「武孫:你來信與長詩英文信皆已收到,甚為欣喜。祖母病後,右手尚不能握筆寫信,故不能作復。但近來日有進步,勿念。你們在外國結婚,未能親臨主持為念,惟望你們能早日成婚,回國相見為盼。特趁你母親來美主持婚禮,故囑帶此一函作賀。甚盼一切歡樂為祝。祖父母示。」
  蔣孝武返台後,蔣經國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他分別幹過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專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秘書、「國民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顧問、「中國國民黨黨務顧問」、「中央廣播電台」主任、「華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廣公司」總經理、「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這些職務的安排不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在這一時期,他又到「中國文化學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個碩士。
  蔣孝武在美國結婚後即回台,25歲起就一直跟在趙聚任和嚴孝章兩位叔叔身邊學做人做事。趙聚任是趙恆惕之子,嚴孝章是嚴復的孫子,他們是蔣家的「自己人」,國民黨的黨營和公營事業,差不多都和「輔導會」脫離不了關係;蔣孝武從26歲那一年起就擔任「輔導會」的顧問,不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除了「輔導會」外,蔣經國也相當有系統、有章法地讓蔣孝武見習黨的事務。國民黨的中央政策會專管政策形成。政策協調和政策貫徹,蔣孝武在政策會當了相當一段時間委員(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職員一起上班)。另外國民黨的組織工作乃是黨的核心部門、蔣孝武也長期是「組織工作會」的委員,這對他見習組織工作極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他幹過中央委員會的秘書等。蔣孝武依次序幹這些職位時的年齡還不到30歲,如果過分的倡苗助長,對蔣孝武本人或對其他人,都難免會有不良影響。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蔣經國才本著「讓他參與多一點,可是沒什麼名份」的原則,對蔣孝武進行暗中的提拔和訓練。
  蔣孝武從26歲起就一直負責「華欣文化出版中心」,這是個大出版公司,錢是趙聚鈺的「輔導會」系統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讓蔣孝武藉著這個機構來攏絡文化人。不過可惜的是,由於蔣孝武用人不當,其成績並不顯著。
  那幾年,台灣三家電視台都是自行申辦進口事宜,「華欣」的幾個文化混混眼見有利可圖,於是打著蔣孝武的招牌提出計劃:外片進口由「華欣」統籌辦理並於進口後統一分配。這個計劃使三台負責人傻了眼。同意嗎,就利益受損,如果反對就會開罪蔣孝武,搞不好金飯碗都被敲碎了。大家沒了主意,只好找吳俊才求救,吳俊才也不敢得罪蔣孝武,於是吳俊才又去找秦孝儀求救,秦孝儀畢竟膽子大一點,他直接跑去找蔣經國,這個案子才被壓了下去。由這起案子來看,蔣經國雖然彷彿一直去培養蔣孝武,但蔣孝武在識人斷事上,表現的確是不如人意。
  蔣孝武長得儀表堂堂,像模像樣,不過他的幾個跟班向他挺直腰桿以及鞠躬如儀的鏡頭卻讓人反胃至極。大人物的後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習慣,識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彎度來作為標準,向他鞠躬彎度大的是好人,彎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壞人,而實際上則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幹這一套的。大人物後代容易被小人包圍,這似乎已是中國歷史上的規律。
  除了「華欣」會外,蔣孝武長期負責「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廣」,並一直擔任「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之職務;他在這個圈子裡有極大的影響力。事實上三家電視台雖有官營、黨營、軍營等三種差別,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人,自然也都要買蔣孝武的帳。
  蔣孝武負責「中央電台」,這個電台是國民黨對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心理作戰單位,它和情報系統以及軍方有很密切的關係,還是蔣孝武後來能夠逐步涉足情報治安系統的出發點。
  至於台灣的三家電視台,由於蔣孝武的身份,都非常買他的帳。蔣孝武似乎也真的瞭解三台本來就是靠他家吃飯的機構,他對三台的負責人經常頤指氣使。每年台灣的廣播電視界都會在年底舉行聚餐義賣,由蔣孝武主持,大小官僚及明星雲集,蔣孝武也都會拿出一些東西義賣,他認為反正這些人平時已撈夠了,這樣小小的敲一筆也算不了什麼。
  蔣孝武從1976年起,(時為31歲)逐步涉足情治工作,心戰、情治會報、反統戰的「中央固國小組」他都參加,並且也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當初,蔣經國作這樣的安排,似乎有意讓蔣孝武逐步統領情治機構,一如蔣介石當年栽培蔣經國的模式。
  蔣孝武和他兄長年齡相差門歲,因為年齡的懸殊,他自小頗得寵愛。年輕時代他被送往德國,大學時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學院就讀。這種安排,正如當年蔣介石安排蔣經國、蔣緯國,一個學政治,一個學軍事一樣,也是為了鞏固蔣家天下,使蔣家王朝代有傳人。蔣孝武在德國傳統教育熏陶下,形成日耳曼式的剛直個性。但是又由於他家世的特殊,使他年輕時代在半寂寞的狀態中,養成冷毅而強韌的個性。
  蔣孝武的風流韻事,在民間更是繪聲繪影。連他的首任夫人,也是謎團,外間很少有記載。蔣孝武夫人的娘家、包括她本人的名宇,未見有任何大眾傳媒的報道過。目前,僅知他的夫人為瑞士籍,在德國留學之時認識的,在美國結婚。
  蔣孝武這個夫人隨丈夫返台以後,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僅知道倆人生有一女名蔣友蘭,一子名蔣友松,一雙兒女住在台北。蔣孝武後與該瑞士籍夫人離婚。孤家寡人的蔣孝武離婚時正處在年富力強之際,因此,周旋於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視歌星之多,自不在話下。
  正如蔣孝武其人很神秘一樣,他的再婚問題一直為人們注目。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蔣孝武與鄭綿綿的婚謎。據說,1984年4月,蔣孝武在菲律賓,有人目睹他與鄭綿綿倆挽手在四處散步,進而傳出他倆秘密結婚的消息。
  這位鄭家大小姐,非但在亞洲區域中數一數二,即使在全世界,她也曾被列為十大最有身份的未婚女性之一,其家業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為重點。她能在20多歲芳齡便擁有如此令人羨慕的企業王國,一方面是她父親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與她的勤奮好學有關。由於鄭家有如此龐大的企業,自然引起不少人士的「幻想」而心懷叵測者亦不乏其人。數年前,這位最有身價的女企業家在呂宋島曾被一幫匪徒綁架,匪徒的目的當然是白花花的銀子,且要求的數字以億計。鄭家當然不願被如此要挾,但為女兒家的性命,除了給錢一途外,只有動員盡速救人。鄭家採用的是後者,僱傭了無數槍擊好手,經過數晝夜槍戰,在斃匪十數名後,才救得美人回歸。為了保有其龐大產業,也為了鄭家在大筆資金轉進台灣時能不被那裡虎視眈眈的「幻想」份子侵蝕併吞,有人說鄭家大小姐想嫁給蔣孝武,但這段姻緣沒成。
  還有人說,鄭家在菲島結交權貴本可穩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卻是當時的反對黨的阿基諾一人,自從阿基諾返國並被暗殺於機場後,鄭家頓失依恃,不得不暫退出呂宋,而把財產轉移到台灣,以保其財產基業。然而將龐大資金轉移,若無大靠山則很難實現,為萬全計,政治聯婚當然是一最可行的好辦法。例如,權勢與金錢的結合,當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就是如此。蔣孝武與她的瑞士籍夫人離婚,或許與他的政治前途有所關連。而他與鄭綿綿的神秘婚姻,也有這個權勢搭配的重要因素。可借這段婚姻中屬於「地下」階段。據說按鄭綿綿的生辰八字,她的定情年當在2年之後,而在這期間,卻又傳出蔣孝武與蔡惠媚秘密同居,以至在新加坡結婚的消息。這樣,蔣孝武與鄭綿綿戀情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蔣孝武奉派前往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
  台灣駐新加坡的機構,正式名稱是「駐新加坡共和國商務代表團」。
  蔣經國把親生兒子外放,是有其打算的。
  (1)為了實踐諾言。在各方早已盛傳蔣孝武羽翼已成,終將繼承權位的情況下,蔣經國特別在1985年12月發表演說,堅定指出蔣家的人不會也不能繼承權位。但是,這一演說顯然未能澄清疑雲,依然有人在指責蔣孝武攬權固位,暗中建立未來繼承體系;海外也有輿論說蔣孝武勢將接班。看來,演說已擋不住眾人的猜測了,只有拿出「行動」來,才能堵住眾人之口。
  (2)不想讓兒子為人利用作為政治工具。熱衷攀龍附鳳的人物大有人在,有些慣在台灣社會拉關係、搞風雨的政治投機分子以及一些與幫會有牽連的雞鳴狗盜之徒,他們一直包圍在蔣孝武身邊,為他籌謀劃策,想及早建立一個以他為中心但自己早晚也能進來的政治體系。因此,為了實踐自己諾言,也為了愛子不至為人利用,才決心幹脆把兒子送到新加坡去,也好讓他在外面多閱歷一番。
  蔣經國之所以替兒子選擇新加坡,是因為台灣與新加坡關係非常微妙,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常來台北,他的母親更不時喜歡到台灣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來台北,輕車簡從,絕對保密。早在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這兩位便已成為相當親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來,蔣經國總是陪著他到處走,台灣本島及外島幾乎走遍了,連大陸腳下的金門,他倆也常去。李光耀一到那裡,總會流連忘返,尤其是一到「民俗村」,一看到排列十八般武藝及中國功夫的武術館,李光耀便會沉醉其中,忘了時間。經常是時間已到,飛機將要起飛,隨侍人員已在催駕,而蔣經國總是很有耐心地說:再等一會兒,讓他再多看一會兒。基於上述的交情,蔣經國要把兒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90有新加坡對蔣孝武最歡迎。這可能是蔣經國為何將蔣孝武「放」到新加坡的最主要理由。
  就在蔣孝武奉派為台灣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副代表後的第二天,台北《自立晚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記與蔣孝武的幾次長談》的文章,文章談到蔣孝武10月前離婚希圖再娶的事而引發出蔣孝武對續絃擇偶的牢騷。可是,卻又為蔣孝武來了一次善意的隱瞞--明明知道蔣孝武已經有了一位本省籍的蔡姓紅粉知己,卻始終不著點墨。
  據瞭解:蔡小姐端莊嫡雅、本來相當外向,活潑大方,可是自從跟蔣孝武成了密友之後,收斂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蔣孝武本人並不喜歡拋頭露面,所以她也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因此,很少有幾個人,見過蔡小姐的廬山真面目。不過,見過蔡小姐的人都說:蔡小姐身材不高,是一位袖珍型的小姐,相當健美,且妮娜有致,少施脂粉,淡掃蛾眉,娟秀至極,很討人喜愛。春節後,蔣孝武赴新加坡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馬樹禮及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曾經先後請蔣孝武跟蔡小姐吃飯。說是吃「春酒」也好,說是為蔣孝武餞行也好,反正那餐飯吃得賓主盡歡,蔡小姐也因此而特別「曝光」。
  蔡家雖是台籍家庭,但家風十分洋化,蔡小姐從小就讀於美國學校,洋名「蜜雪兒」,中文名叫惠媚。蜜雪兒芳齡18歲時,某日與友人在圓山俱樂部咖啡廳閒坐,蔣孝武與朋友路過,一見鍾情,立志苦追這個年齡足以當他女兒的俏人兒。當時蜜雪兒正值如花年華,慕名追求者不在少數,年齡與條件相當者也不少,蜜雪兒眼界高,加之以蔣孝武年齡稍長,又有過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蜜雪兒並沒有把這台灣第一家族的公子爺列人考慮對象。然而蜜雪兒畢竟是富於魁力的,蔣孝武不顧阻力,仍勤勉緊追不捨,接送如儀。蜜雪兒自美國學校畢業後,原打算到美國讀書,暫時避開蔣孝武的熱烈追求,然而申請時保密不夠,被蔣孝武中斷。蜜雪兒身邊的追求者-一知難而退。蔣孝武的「一往情深」,終於擾亂了佳人的芳心,就和蔣孝武好了起來,同居在一起。蜜雪兒悄悄成了蔣太太,隨蔣孝武到新加坡上任,但這件事是否稟報過蔣經國夫婦,卻成了一個謎,據說新媳婦並未見公婆就出了台灣。另外,據說蔣孝武的這位紅顏知己蜜雪兒也捲入了台灣一樁大醜聞之中去。這就是「佳山工程」的大騙案。「佳山計劃」是軍方從1979年就著手籌劃的,起初是由軍方的航測單位空中攝影,擬定計劃。台灣軍事單位的軍事計劃一向被視為「最高機密」,局外人當然不能得知,但是由於「利慾熏心」,居然有人利用「軍事機密」到處招搖撞騙,最後有許多人因此吃上官司。其所牽連的人有平民、有軍人、有高官、也有貴族包括蔡姓家人。據傳蔡小姐通過蔣孝武的關係拿到「佳山地區」的通行證,而蔡小姐的家人便以此在外面聲稱他們可安排這項工程的發包,向人索取了5000萬元,「佳山計劃」更因此而洩露了出來。當然,知道蔣孝武有蔡小姐這位紅粉知己的,自然不敢追究,並且網開一面。吳豐山不願為此而讓關心蔣孝武的人士,同聲一賀,但消息靈通人士已透露,蔡小姐已經秘密赴新加坡,與蔣孝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消息於1986年4月11日傳出。蔡惠媚成了蔣孝武的新夫人。
  蔣孝武掌握台灣情治機構,是蔣經國有意栽培之舉。但蔣孝武卻難成大器,一是因為他資歷淺、聲望不高,二是因為他性格乖張驕橫、喜怒無常,很難造就。此外,最主要的是,自從台島解除「黨禁」之後,「家天下」的模式已經過時,不為公眾所接受。所以,蔣經國也無意讓孝武接自己的班,而放手任其「憑本領吃飯」了。
  蔣孝勇生於1948年10月27日,現年48歲,近年來,他也是各方喜歡談論的人物之一。
  蔣孝勇中學畢業後即進入陸軍官校,如果軍校能順利念完,他應該是1972年畢業,不過,他陸校並未念完。原因是身體不好,足踝受到重傷。
  蔣孝勇在1968年一進陸校就斷了腿,在蔣介石的遺集中,找到兩封有關此事的信件。
  1969年2月24日的這一封信說:
  「勇孫:昨天電話未盡所懷,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難成為健全的軍人,實為我半年以來最大之憂慮,乃非言語所可形容也。現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聽從醫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辦法,都得照辦,再不可有勉強「充好漢」之行動,手攜拐架,無論上課或上餐廳,亦只有提用,勿以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醫生許可,亦不應拆除,雖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與勉強行之,則恐難望痊癒了。務希切實遵辦,再不可自充好漢。切見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內曰:
  「勇孫:你上次來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興。昨問你已病入醫院,不勝系念,今特寫信交武孫帶來慰問,如你下周仍未痊癒,我與祖母就要南來看你,想與你同住幾日。在西子灣養病或比醫院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癒。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蔣孝勇在軍校唸書時,由於身體不好而成了特殊學生。校長和教官也都為此困擾,不過蔣孝勇和同學似乎還處得很好,放假時他常會請同學去西子灣蔣介石行館作客;蔣孝勇喜歡養狼犬,西子灣行館裡就有好幾條他當時養的狼狗。
  後來,蔣孝勇在軍校念不下去了,於是辦轉學,轉到了台大政治系,在這裡他倒念得很順利,因此他的學歷是台大政治系理論組畢業。在台大政治系這段期間,蔣孝勇頗為活躍,而且為人也很豪爽,當時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財源,蔣孝勇曾自告奮勇,掛上「業務顧問」的名義,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廣告,遂使系刊順利出版。
  蔣孝勇在大三那一年和當時的「公路局」方副局長之女方智冶結婚,時為1973年7月23日。
  蔣孝勇畢業後,蔣經國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過栽培的方向則似乎是在黨營和公營的生產事業方面,當然這又是和趙聚任和嚴孝章兩位叔叔分不開關係的。
  蔣孝勇在這個財務生產系統上,地位逐漸變得重要;中興電機和「中央玻纖公司」這兩個主要的黨營生產事業都由他主管,他以前是中興電機總經理,董事長是林挺生,後來升為董事長。至於。中央玻纖。,董事長是台北市前工務局長張孔容,蔣孝冷是總經理,技術性工作則由軍中退下來的劉正才負責。因此,蔣孝勇才分別擔任電機公會理事長,以及玻纖強化塑膠技術協進會的理事長。除了電器、玻璃纖維方面外,蔣孝勇在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興工程顧問」是顧問工作,政府都是透過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和外國公司聯絡,每筆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這種大生意,它也在國內營造圈從事許多工程的轉包。
  蔣孝勇被父親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是財經為主。可是,無論蔣經國怎樣刻意安排,蔣孝勇也仍然和他的二哥孝武一樣,需要磨練自己的地方太多了。蔣孝勇出生時,他的父親還在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任上,而且正處於「打老虎」未成,進退失踞的尷尬境地中。再加上當時蔣家王朝在大陸上的敗局已定,其祖父蔣介石正在籌劃著下野大事,所以,這位「三皇孫」降生之初,並沒有得到多少寵愛。隨祖父遷往台灣後,蔣孝勇的生活環境大有改觀,人們把他當貴公子看待,恭維、寵愛有加。但蔣孝勇生活溫順,對待同仁和長輩都很謙遜,所以,他給人們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
  蔣介石也許是因為到了晚年的緣故,對蔣孝勇十分溺愛,而蔣經國對這個小兒子卻處處嚴格要求。孝勇在校讀書時就特別喜歡養狗,步入社會後,台灣的養狗愛好者們投其所好,鼓動他出面成立養狗協會。這件事被蔣經國知道後,大發了一頓脾氣,責令他從此斷絕這種念頭。另據傳聞,在國民黨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曾有人向蔣經國進言,把孝武、孝勇兄弟二人拉人「中央委員會」,遭到蔣經國的拒絕。後來,在初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名單上,有人還是把他們兄弟二人的名列在其中,結果,蔣經國在審閱時又提筆刪掉了二人的名字。在這一點上,蔣經國算得上是一位比較成熟的政治家,他至少明白怎樣做才是愛護兒子的政治生命。
  蔣孝勇與方智。冶結婚,雙方是自由戀愛,並無其它背景。當年,他們的長子蔣友柏出世,從時間上看,似乎是先孕後婚的,不過,蔣介石對這位「三皇孫」的婚事還是比較滿意的,他們成婚,還讓新聞界發了專稿,並配發了照片,這在蔣家第三人的婚事中是從未有過的待遇。
  方智怡的父親方思緒,是他的女兒嫁給蔣家之後,平步青雲,當上了台灣「高速公路局」的局長。而在此之前,方思緒只是公路工程隊的一名隊長,一個技術人員而已。「自古攀龍客,都為福梁謀」,蔣孝勇與方家小姐的婚事,自然是雙方戀愛的結果,方思緒並無「攀附」之嫌。但畢竟「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方思緒之迅速陞遷,一時曾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1989年3月,在台灣工商界一直很活躍的蔣孝勇向其自任董事長的「中央電機公司」請了一年的長假,舉家遷往加拿大,此時,距離乃父蔣經國離世才只有一年多一點。臨行前,蔣孝勇對記者表示:蔣家的過去和中國的近現代史似乎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總要打個休止符。言談間,他彷彿是因為父親去世後公眾社會對「前總統」的一些批評感到難以忍受,所以才決定離開台灣。對於日後的發展,他只表示「我只是盡我自己的本分,做我自己該做的事。」
  蔣經國的一對不姓蔣的兒子--章孝嚴、章孝慈,是蔣經國1942年在江西與章亞若非婚所生的一對孿生兄弟。
  章氏兄弟出生不久,生母章亞若便病逝。出於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也為了不損害蔣家的名聲,章氏兄弟不僅未能正式進入蔣家,甚至連姓氏也只能從母姓。
  章氏兄弟的長兄章孝嚴曾任台灣「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香港報紙在評論蔣家第三代的孝字輩兄弟時曾說:論學問和才幹,慶屬同父異母的章孝嚴。章孝嚴從台灣「外交部」基層幹起,經過考試和學習,曾擔任過台灣駐美國「大使館」的三等秘書和二等秘書;1979年與錢復、宋楚瑜等在台灣參與和美國代表關於「實質關係」的談判;此後擔任過科長、副司長、司長和「北美事務協調會秘書長」,對「台美關係」及「台加關係」起許多實際作用。由於章孝嚴既精通英語又精通法語,因此台灣輿論界都稱他是一位「雙聲帶外交官」。
  章孝嚴又是個處事冷靜、反應敏捷、精明強幹的人,輿論界都認為他「提升潛力很大,外交前途未可限量。」
  章孝嚴樂於與外界接觸,不拘小節,開朗敢言。多年來,他並不忌諱別人談論的家世。不過,他不願別人過於張揚。
  1988年5月,章孝嚴在接受台灣《遠見》雜誌社記者採訪時,曾經親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長過程。他說:
  ……我民國三十一年出生在桂林,三十八年跟家人來到台灣。
  童年時期,正值抗戰,大部分時間都在東奔西跑,曾經去過重慶,也到過南京、貴州。我的大舅舅在貴州銅仁縣當縣長。最長一段時間是在江西南昌度過的。在那裡上了一所教會小學校。叫做弘道國民小學。
  母親在我和弟弟出生還沒滿月就過世了。所以我對母親也只有靠日後獲得的一些照片來建立一點印象。許多人傳說母親在三十八年(1949年)時還跟我們到台灣,也有人說撫養我們到某一年齡才離開的,這都是錯誤的。
  雖然母親早逝,雙親沒有辦法在身邊,可是我覺得童年並不缺少愛。外婆的愛意與舅舅的關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補起來了,而我的人格也還得以正常發展。今天我特別懷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與愛護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撫養我們。
  當記者問道章孝嚴在成長過程中,有無特別人士相助的問題時,章孝嚴說:
  有人傳說我小時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兩位先生幫忙撫養過的,甚至說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撫養長大,這是不正確的。把我撫養長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當然在我大學畢業以後,是有少數一二位先生在經濟方面設法幫我們改善。
  為什麼到大學時還那麼窮困,很難令人瞭解。我跟孝慈繳學費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學校能批准……我覺得到現在,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件事,應當是我國的考試制度。如果沒有健全的考試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進高中、進大學、進「外交部」。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競爭,必須參加特考,或者先在國外拿到了學位,由人介紹以專員的名義進來。可是從我當時的情況來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會願意出面幫我的忙,介紹我進入「外交部」。我先參加外交領事人員乙種特考進入「外交部」。過了幾年再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甲種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績通過。
  在這裡,我要順便提一下我從來沒有公開說明過的一件事。
  有人認為,我進入「外交部」後,發展比別人快得多,是因為有某種關係的緣故。可是在這裡我可以很坦誠地講一句話,這種看法並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換句話說,我不認為我進「外交部」,然後逐步陞遷的機會是由某種關係而產生的。我倒覺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處關係好了,與其說它對我有所幫助,還不如說對我有過阻力!
  提到那個關係俄一直到今天都不願意公開說明。過去我也沒跟任何人說過。我在「外交部」那麼長時間,到最近幾年,別人才有所風聞。記得……奉派到比利時對,沒有人知道章孝嚴是誰。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是為蔣家所諱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當作一個謎來猜測。當年章亞若去世後,蔣經國通過親信與章亞若的母親周錦華商議,請她由贛州遷居萬安,在那裡與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一起照顧孝嚴、孝慈兩兄弟。萬安地處偏僻,遠離塵囂,物質條件雖然比較貧乏,卻是隱居遁世的好地方。周錦華在茫然傷痛之際,又要負起撫育這一對雙胞胎外孫的重任,在這種情形下,她也只有聽從蔣經國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錦華接到兒子浩若的來信,他要母親準備行裝,到貴州的銅仁去團聚,因為當時章浩若即將赴銅仁擔任縣長。孝嚴、孝慈兩兄弟隨外婆遠赴銅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時間,周錦華與蔣經國之間仍保持著比較固定的聯繫。小兄弟倆入學時暫時改姓章,也是經過蔣經國批准的。後來,周錦華曾帶著小兄弟倆到南京去與蔣經國會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約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蔣經國就會通知周錦華,安排兩兄弟與他相會。章家隨蔣家抵台後,在新竹安了一個家。赴台後,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從原先的縣長之家變成了離鄉背井的難民。周錦華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帶著孝嚴和孝慈默默度日,從不主動向蔣經國開口求助,她決心自食其力,扶養亞若的兩個孩子長大成人。
  1961年,周錦華去世。當年,孝嚴和孝慈同時考入私立東吳大學。那一年的年底,兄弟倆終於從王升的口中得到確實的證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蔣經國。從此,兄弟倆從完成大學的學業、成家、就業,兩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轉告蔣經國,蔣經國對這兄弟倆的每一項進步都感到無限欣慰,並一再給予他們各方面的支持。據說,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費用就是蔣經國補助的,章孝嚴的長女友蘭。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蔣家習慣,以花朵名稱為女孩命名,至於獨子章萬安,則是蔣經國特別交代,為紀念孝嚴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兒子章勁松和女兒章友菊,也都是蔣經國親自命名的。由此觀之,這等於非正式地將孝嚴、孝慈納入了蔣家第三代的行列中。據說,蔣經國去世前幾年,對孝嚴和孝慈兄弟倆的關心日益深厚。蔣經國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將孝嚴、孝慈兩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後帶在身邊,閒暇時經常拿出來觀看。
  由於蔣經國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嚴於1967年進入「外交」界後,平步青年,官職屢升,直至擔任「外交部」常務次長之職。1988年底,他調任國民黨海工會主任。1988年7月,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全會上,章孝嚴、章孝慈均以較高的得票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至此,蔣經國與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關係也就等於得到了公開的承認。
  據台灣報紙報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嚴和蔣孝武一起在台北市來來飯店的一個宴會上露面,公開承認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在這次宴會上,蔣孝武當著大批記者的面坦然談到,他與孝嚴兄弟本來就是手足,而不是什麼「情同手足」。他還說,這是我們自家的事,今後希望外界不要再把這個當成問題。
  章孝嚴的孿生兄弟章孝慈,比較起來,更具有學者風度,接人待物顯得沉穩內斂。
  章孝慈的求學過程十分獨特。從新竹義民高中畢業後,他考入東吳大學中文系,得到文學士學學位後,再轉系進入法律系,從二年級基本法緒論讀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課程。因此,章孝慈連續念了八年大學,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時間,而且得到了兩個學位。其後,章孝慈又到美國德州教會辦的南美以美大學就讀,獲政治學碩士;隨後又至杜蘭大學拿到法學碩士;再留學攻讀,終獲法學博士學位;直到34歲才完成這段曠日持久的求學經歷。
  章孝慈對於自己冗長的求學生涯,認為是一種對知識的追求與熱愛,並謙虛的表示「學位與學問沒有必然的關係。」
  這位獲得多種學位的學者,同他的兄長一樣,因母親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撫養,生活比較艱難。他曾說,從小他家人給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書。在美國求學時間,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維持生活,交納學費,他還做過保全公司警衛,在餐廳打過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於東吳大學法律系,兩年後接任法學院院長職務,1986年接任東吳大學教務長職位,仍兼法學院院長至今。
  在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銑眼中,他一手提拔的這位教務長,頭腦細密,辦事有步驟,講話有條理,思路清晰;平日雖然不大愛講話,但教學、演講都不錯。」
  章孝慈始終與政治保持距離。當然,他並非不懂政治,也並非對政治完全沒興趣。事實上,身為法學博士的章孝慈,對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與想法。
  也許正是基於此種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迴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蔣經國逝世時,曾仍然否認他與蔣經國的關係。對於這一點,他與其兄章孝嚴的觀點不同。章孝嚴認為必須徹底澄清,才能杜絕流言的傷害,而章孝慈則基於為人子的「孝恩」,出於「保護先人的聲譽」,總是直覺的否認這層關係。直到蔣經國逝世近5個月後,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說:
  「他是我父親!」
  正如蔣孝武向新聞界宣佈的那樣,從此,章氏兄弟與蔣家的關係已經得到確認。據說,目前奉化溪口蔣家的族人正準備在下一次修族譜時將章孝嚴和章孝慈兄弟二人錄人族譜。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陸講學時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於台北,終年54歲。
  第十章 友情、親情和「手足情」
  1.「砸斷了骨頭連著筋」
  有關蔣介石的家族、家世及家事,見諸各種史傳的材料已經很多,因為相隔年代並不十分久遠,有些當事人或知情人直到前幾年還健在,故爾所述基本相同,無大出人。蔣介石的親眷和外成,在蔣介石發跡之後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他的「光」,成為一時的顯貴或名人,這說明蔣介石是極重親情的,也說明他頭腦中封建的家族觀念較重,在用人方面「重親不重賢」。如今考究起來,這也是蔣家王朝走向腐敗--滅亡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蔣介石的父系親人有如下幾位:
  蔣介卿,譜名周康,字瑞生,號錫侯,別號前安,是蔣介石的同父異母兄長,生於1875年,比蔣介石整整大了「一輪」--12歲。蔣介卿是郡癢生出身,後又畢業於四明專科學校學法政科,蔣介石初顯發跡之象時,蔣介卿叨光出任過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廣州地方審判廳推事、英德縣縣長、後又擔任過浙江海關監督、浙江省政府委員等。後辭職回到奉化溪口,開設公裕錢莊。蔣介卿年輕時,曾因與繼母(即蔣介石生母王采玉)為析產分家的事鬧過矛盾,彼時蔣介石尚未立事,但從此對這位異母兄長心存芥蒂。蔣介卿後來之所以辭職回鄉自謀生路,與隱約存在於他兄弟之間的這點芥蒂是不無關係的。不過,兄弟畢竟還是兄弟,這一點,蔣介石心裡是界線分明的。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蔣介石被扣西安、生死不明的消息傳到奉化溪口時,蔣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廟看戲,驚聞此訊,蔣介卿驚駭過度,當即中風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後不到三天就亡故了。當時因為蔣介石尚未返回南京,家人遂將蔣介卿草草入殮,停樞在家,設奠守靈以待。至1937年1月,蔣已返回南京,因在事變中跌傷腰部,遂請假回溪口養傷。族人請示蔣介石為其兄治喪事,蔣介石吩咐「緩辦」,直到1937年4月22日,蔣介石腰傷漸癒,才為兄長治喪出殯。當時的儀式頗為隆重,國民黨中央的一些顯要人物如林森、馮玉祥、居正、何應欽、愈飛鵬、朱家隊閻錫山等均親往弔唁,一時車來轎往,人喊馬嘶,奉化一帶鄉間都轟動了。
  蔣介卿身後有一子一女,子名國秉、又名國柄、字空華,先後畢業於上海中山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曾任國民黨陸軍八十八師少校參謀,中校團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參議等職。蔣國柄在八十八師駐鎮海時,與一位女演員談戀愛,當關係發展到談婚論嫁時,卻遭到其父蔣介卿的堅決反對.國柄因此一度精神失常。後在家族干預下,蔣國柄與羊頭孫氏成婚,不久離婚,又娶蕭王廟孫益甫次女維美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倫、女靜娟、志倫、環倫、明倫。蔣國柄於1982年3月病死於台灣。蔣介卿的女兒名叫華秀,嫁與白崇禧的外甥韋永成為妻,韋永成在抗戰時曾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
  蔣介石的姐姐蔣瑞春,與蔣介石也是同父異母,系蔣父肅庵前妻徐氏所生,嫁給任宋村農民宋周運。宋周運粗通文字,愛錢如命,生活極其儉樸,曾經當過豐鎬房的管家。關於宋周運的儉樸,有一個傳說:宋周運從寧波到溪口,從來不坐汽車,而寧願步行。問其原因,答稱:買一雙布鞋只需大洋四角,而汽車來回要用一元六角,可買四雙布鞋,可穿兩年,因此,乘汽車太不合算,所以還是步行好一些。宋周運有長子名漲林,曾隨竺景到鹽務局做過事;次子漲生,曾在豐鎬房當帳房,1939年溪口遭日機轟炸時與毛氏同時遇難,三子祥生,做過寧波市農民銀行的職員。宋周運的女兒林香,嫁鄰村王阿孝為妻。
  蔣介石的妹妹名瑞蓮,與蔣介石同母生,嫁於後竺村竺芝珊為妻。竺芝珊本是王泰鹽鋪的店員,因為與蔣介石有了親戚關係,曾隨這位大舅哥到廣州去當佛山籌響委員,以後又任蘇州稅務局長、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津浦鐵路局車務總段長等職。竺芝珊的兒子竺培風,畢業於寧波商校,與溪口毛慶祥之弟毛鳳美,蔣介卿之子蔣國柄等同年出國留學。回國後,竺培風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隊大隊長。培風娶楊森之女為妻,生有一女。解放戰爭時,竺培風因飛機失事殞命。
  蔣介石母系的親戚是:
  蔣的生母王采玉在葛竹的兩位哥哥,一名賢力一名賢裕。兩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賢裕雖曾當過小學教師,但後來神經錯亂了。故此,兄弟二人一直在鄉下,未得到蔣介石的提攜重用。不過,蔣介石在大陸期間,始終對這兩位舅父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經濟上也定期補貼。王采玉的堂兄賢甲、綽號「小湯果」為人極精明、善算計,由於他在蔣介石未發跡時十分器重蔣介石,更由於「二次革命」期間蔣介石在葛竹避難,王賢甲曾陪蔣到四明山避禍,所以蔣介石始終不忘這段思情,對待這位堂舅父比待自己的親娘舅還要親。王賢甲之子王震南,日後得蔣介石重用,做過南京政府的軍法處長、第三戰區軍法執行分監和上海特刑庭庭長等職。還有王采玉的一個族人王惜才,曾做過浙江省財政廳廳長及農民銀行監察。王氏族侄王良鶴之繼子王世和,被蔣介石提拔任用為自己的侍衛長。
  蔣介石還有一個娘舅--蕭王廟的孫琴鳳,是蔣父繼室孫氏之兄。孫琴鳳是個商人,在上海和寧波都開有工廠和商號,生意上很得意,他對蔣介石曾有過經濟上的幫助,蔣介石發跡後,曾請孫琴鳳做豐鎬房的管家,掌握銀錢進出,對其信任有加,孫琴鳳沒有子嗣,過繼了侄子孫經鎮為過房子,蔣介石提拔他為農民銀行發行主任。孫經暖之子義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返國後,先任蔣介石的侍從室秘書,赴台後曾任國際貨幣基金會懂事、「中央銀行」副總裁兼「外匯局」局長、「中央信託局」局長、「交通銀行」總經理等。
  蔣介石的髮妻毛福梅有兩個娘家哥哥,一位名叫毛武寶,一位叫毛秉禮。毛秉禮做過寧波市警察局長,早年到廣東黃埔軍校工作過,後又返回浙江,在寧波擔任都奉汽車公司的經理。不過,這位老蔣的大舅哥對蔣介石的作為不太滿意,蔣介石離開大陸赴台時,也沒邀他同往。解放後,毛秉禮被邀為全國政協委員,於94歲高齡時在上海病逝。此外,毛福梅還有一個姐姐,其外孫宋時選隨蔣介石逃台,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蔣介石的封建家族觀念極重,尤其重視自己家庭的族譜編修工作,范學文曾撰文記述這件事,令引如下:
  蔣介石是一個鄉土觀念很重的人。他發跡以後,千方百計要查祖宗的來根。他對蔣家宗譜非常重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重慶。當他已故的生母王氏八十歲生辰紀念之時,雖溪口已淪陷,他仍叫蔣經國派人從日寇重圍中的故鄉密攜蔣家宗譜間道入贛,輾轉送到重慶。他「三復循誦,幾忘寢食」(見蔣介石自撰《先系考序》)。他詳校了天台龍山蔣氏家譜與勤縣橫山蔣氏、奉化峨陽蔣氏兩譜之異同,認為組奉兩譜較龍山譜為可信。蔣家宗譜,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自清季以來,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慶四年、道光八年、咸豐八年、光緒十四年、民國七年都修過譜。民國七年的那次修譜,就是由蔣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請奉化周帶南(均棠)為大總裁。到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又應為大修之期,蔣介石極為重視,聘請吳敬恆(稚暉)為總裁,陳佈雷為副總編纂(編者按:實際負責修譜者為沙孟海,詳見本書首篇沙孟海的回憶文章《武嶺蔣氏宗譜纂修始末》)。雖其時國民政府已形勢危殆,搖搖欲墜,蔣還是強打精神,叫大兒子蔣經國來溪口主持「講譜」大事。進譜搞得很熱鬧。溪口蔣家飼堂掛燈結綵,大擺灑席,並且從上海招來京劇班演戲三天。這是蔣為家族和自己樹碑立傳的最後一次機會。
  這次修譜,大書特書的,就是在寧波找到了一個祖宗頭。蔣氏之源,出於周代,這樣遙遠的稽考,自然不必說了。溪口宗譜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蔣光(延恭),是遷到四明來的始祖。蔣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後梁時了。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河太公,因他常念「摩河般諾波羅密多」經句得名。這個摩河太公死後葬於天童寺旁的小盤山口。宗霸初在小盤山築庵靜修,後遷居奉化三嶺(山嶺)。到他的孫子蔣浚明,北宋神宗時拜大理評事,遷尚書金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家業始顯赫大凡修譜,列舉世親,總要找一個有來頭的祖宗頭,以示榮耀。蔣家祖宗,以這個金紫光祿大夫最顯赫了。蔣介石即……請沙文若(即沙孟海)負責具體編纂工作,沙又請楊菊庭、朱贊卿等在寧波尋極查據,經楊菊庭多方考證,作了一篇《聯桂坊蔣氏遺跡考》,查出蔣浚明居採蓮橋蔣家帶(帶河巷),現在寧波的白水巷還有蔣家飼堂,供奉蔣浚明牌位。蔣家的數世墳瑩,則都在奉化三嶺(山嶺)。由此可知蔣氏一支,是從寧波分過去的。查清了祖根後,蔣介石大為高興,於一九四九年農曆正月初一,曾派蔣經國到寧波蔣祠拜祭。是年四月中旬,蔣介石又親自帶了張群、俞濟時、蔣經國等,到寧波訪謁宗廟,還到寧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盤山祭掃祖宗頭蔣摩河等墳墓。蔣介石對奉化以外的蔣氏族根也很關心。據報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蔣面諭文官長吳鼎昌,派鄭彌再往臨海調查,徵得蔣氏譜三冊攜京。又宜興徐捨鎮西北十公里都山函亭蔣飼(祀東漢函亭侯蔣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落成,蔣特自京乘汽車抵徐捨,再乘汽船到函亭主持典禮。數典不忘祖,在這一點上,蔣介石是有濃厚血統觀念的。即使是死在台灣,也不願葬身異鄉,棺木暫居,希望能搬回家鄉安葬。
  2.人不親土親
  蔣介石的鄉土觀念和尋根意識決定了他是個民族主義者,他的腦子裡充滿了「落葉歸根」的思想,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不願葬身異鄉,期望有朝一日魂歸故里,在生他養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長眠地下。實際上,他的這一願望不難實現,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是隨時敞開著的,祖國的大地和溪口蔣氏家鄉的熱土也隨時準備接納蔣介石這個特殊「遊子」的靈樞,真正成為障礙使蔣介石難以魂歸故里的是台灣領導人現在堅持的反共政策。這一點,世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蔣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會主張將靈樞運回大陸,安葬在家鄉的。事實上,早在大陸期間,蔣介石就在家鄉為自己選擇了墓地。開始,他打算把墓地設在慈庵母親墓邊。後來,他又看到奉化城北響鈴崗地勢高爽,景物幽美,風水頗佳,於是改變了主意,選定崗上的仁湖作為自己的葬身之所,並且派人在周圍修了一條公路。可惜,時至如今,蔣介石辭世已20餘年,其歸葬家鄉熱土的願望仍未實現。
  溪口蔣家曾是望族,後來一度中落,到了蔣介石這一代,由於蔣介石的發跡,蔣氏家族乃成為舊中國的「天下第一家」。這樣一個家庭,對修族譜之事當然是十分重視的了。著名學者,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負責重修《蔣氏宗譜》。他的回憶是極具史料性的,從今特摘錄於下:
  我曾在國民政府各部門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蔣介石沒有直接關係,一九四六年以後,為纂修《武嶺蔣氏宗譜》(武嶺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蔣介石不時召見、詢問、指示,始有接觸。正譜修成後,他還要我另編一本小型簡譜。前後歷時近三年。這一段歷史,社會上傳說紛壇,報章雜誌,亦有虛構事實,渲染演化,編成傳奇小說者。因此憶述始末,寫此資料,以正視聽,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舊社會重視宗譜,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武嶺蔣氏宗譜》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國七年纂修後,將屆三十年續修之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蔣經國派人從奉化故鄉密攜舊譜間道入贛州,再送達重慶,蔣介石就考慮重修問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蔣氏族眾始具體等議,採取行動。蔣介石重視此事,親自掌握。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對舊譜所載先世事跡曾提出兩點疑問,寫條子交國民政府政務局長陳方查考史籍。當時我是教育部秘書,調到文官處每天半天工作(後來補上國民政府秘書),陳方將此事轉囑我代為查政。我到多圖書館翻檢資料,寫出答案。陳方上報時寫明是沙某人查答的。蔣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譜人選,見此報告,次日即派蔣經國到國民政府來看我,奉父命並代蔣氏宗族請我負責重修宗譜工作。我家四個弟弟和弟婦等長期從事中共地下黨工作或在解放區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廣州犧牲,這一點蔣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至於我自己在國民政府主要憑一套舊筆墨吃飯,不管「文案」。平日對史志譜碟之學粗有研究。既然有修譜機會,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著便由蔣經國向溪口蔣氏家族聯繫,在溪口開個會議,他和我都去參加。會後隨即提取舊譜數種帶回南京。我顧慮修譜應從幾方面進行工作:第一,新譜凡例,由我著手起草,此是主要的。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員。第三,追查先系。從舊譜找出先世有聯繫的各地同宗,向他們借取家譜備參考。同時查閱當地的府縣志。第四,蔣氏族人新生一代舊譜未經載入者,不論歿存長幼,依照凡例制訂的項目,由各房推定人員分頭進行採訪。
  關於纂修人員,我推舉奉化籍的周軍以自助。原蔣經國秘書上虞人黃寄慈熟悉溪口情況,也請其參加編纂,住溪口,負責聯繫當地採訪工作。另外經各方推薦精熟小楷的張景鐘,徐百煉、徐正旅三人,擔任日常具體編錄校對等工作。周、張、二徐皆在南京隨我工作。就國民政府內部騰出一間空房,給他們四人工作之用。
  武嶺蔣氏從宜興遷來,舊譜及《宜興縣志》皆有記載。近來有人寫史料,說我曾兩次到宜興訪問調查。我實未去過。當年南京,上海各報刊登蔣介石父子往宜興展謁漢函亭鄉侯蔣澄基,敬獻花圈,報上並附刊墓地照片。我於次日讀報始知之。
  蔣介石平日住中央軍校,隨時要索閱譜稿,白天晚上不一定。侍從武官往往突然來個電話,並派車來接。我去時總攜帶手頭稿件,一面向蔣介石說明情況,一面即向他請示。他特別重視先系問題。我訂出幾例之後。首先起草《先系譜》一篇。《左傳》載:「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見也。」蔣氏是周公之後,沒有問題。舊譜只追溯到五代時始遷明州(寧波地區古稱明州)的蔣光、蔣宗霸父子。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紀一大段世系,問題就多。我根據借集的各地蔣氏家譜,並參證地方志乘,逐步追查。最後由寧海龍山一支找到線索,更從臨海、黃巖、仙居諸譜及郊且橫山譜、奉化峨陽譜參互核核,居然得到銜接。雖然如此,畢竟年代太遠,或有未可盡信。故於各人名下注出據某書或某譜,以明責任。至於宜興,天台及臨海諸譜詳載西周以來一連串的世系名爵完整無缺,我以其「於史無證」,概不採用。
  社會上對蔣母王氏裡籍問題謠傳甚多。有說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來,我不大相信。因為生活服裝容易改變,語言不可能完全改變。我認識幾個溪口人,從來未聽說鎮上有講北方話的婦女。直到近年,有張明鎬、何國濤等人詳細寫述文史資料,張文刊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三輯,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兩書大量馨銷,謠傳遂熄。至於對蔣介石元配毛氏與宋美齡等在宗譜中如何敘法問題,社會上揣測更多,謠傳也不少。如傳說修譜時陳佈雷、沙孟海二人對此無法動筆,只有請吳稚暉出主意云云,完全出於猜想。事實是這樣的:新譜中關於蔣介石這一條,蔣介石親自寫成稿子交給我們,我們只照樣編錄,並不發生任何為難。世碟的原文是:
  「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聰次子。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肄業,考送日本振武學校畢業,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士官候補生。大元帥府參謀長、大本營參謀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總統。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光緒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民國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禮。配毛氏,民國十年出為慈庵王太夫人義女。民國十六年繼配宋氏美齡,美國韋爾斯萊大學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經國、緯國。」
  有關蔣介石妻室與子媳等,他自己敘錄如此。大家知道,毛氏是離婚的,譜中不明說。兩子是誰氏所出,亦未敘及。蔣經國生母毛氏沒有問題,蔣緯國生母是誰,社會上有不同傳說,我實在也不瞭解。修譜期問,蔣緯國向我探問,譜中有未寫上他的母親。我告知他,我們是根據他父親手稿編列的。蔣緯國默然,後來說:「過三十年再說罷。」
  一九四七年早春,蔣介石在廬山,也曾電話叫我搭便機去,我與國民政府另一秘書周宏濤同行。我住勵志社,周宏濤住「行邸」,由他匯報。過幾天,蔣介石約時間接見我,詢問譜事進行情況。再過幾天的晚上,在「行邸」設宴,宋美齡同做主人,賓客中主要是鄭洞國。我往年曾游過廬山,此次天氣又冷,很少出去遊玩。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廬山圖書館看書,也找到些與蔣氏先世有關的若干資料。
  蔣介石最尊崇吳稚暉,宗譜卷首請吳稚暉撰寫長篇序文,內外題籤也是吳一人手筆。宗譜付印將竣時,照例卷首應列「纂修姓氏」,蔣介石指示,可題鑒定吳敬恆,總編纂陳佈雷。我轉告陳佈雷後,即加擬一個編纂協纂名單:編纂四人,夏禹鈞、沙文巖、周罩、黃寄慈。協纂三人,張景鍾、徐百煉。徐正旅。陳佈雷閱後對我說:「我是總編纂,你應該是副總編纂。」我說:「蔣族未與我聯繫之前,已邀請鄰村畸山夏老,雖未著筆,但鄉黨尚齒,如列我為副總編纂,便難以位置更老。」名單報上後,蔣介石亦別無意見。只是蔣介石親筆寫成的《先系考序》,內云:「今歲戊子吾旅重修宗譜,特聘武進吳先生為總裁,主其事,慈溪陳君佈雷、鄲縣沙君文若為編纂,襄其成。」列名稍有異同。
  《蔣氏宗譜》纂修告成,交上海中華書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線裝,每部六大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舉行「進譜典禮」。宗飼各房都擺祭演戲,大張酒席,掛燈結綵,相當熱鬧。典禮循舊歸由宗長主祭,各房房長陪祭。纂修人員例不參與,但被邀與宴。前方軍事正急,蔣介石自己未到。
  重視家族、看重親情,有「報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動機,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也。
  蔣介石的外公王有則於1982年、蔣介石出世前數年就故去了。但自蔣介石幼時,蔣母王采玉常常「舉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詔中正」;並將外公遺物傳給蔣介石,讓其珍藏。蔣母的敘述中,免不了有對其父王有則的溢美之處,蔣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對外公故事多有瞭解,並產生肅然起敬之情。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姑牛嶺親撰《外公品齋王公傳》,稱「如我外公王父者,豈非古之賢者哉!」
  蔣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歲,於1905年去世。蔣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外婆也常到溪口與女兒、外孫團聚,並住上一段時日。因此,蔣介石對外婆瞭解較深、感情更篤。1932年,蔣介石為外婆寫家傳。
  蔣介石還為其外公、外婆分別修了兩座故墓。現在位於離葛竹村1.5公里的東家坑山上的王有則墓,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著「外王父有則公之墓」,上首標注時間為「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孫蔣中正敬題」。兩邊有一幅柱對,右邊是「精神不滅,外王父王千古」,左邊是「數澤常存,外孫蔣中正敬書」。碑的上方扇形應欄上刻有「仁慈」兩字,落款為「美齡敬題」。
  此外,蔣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詞,都送有匾額。王家堂前掛匾,上書「鄉國望重」,落款為「外孫蔣中正」。詞堂裡那塊掛匾,中問題「音容宛在」,落款為「蔣中正」。王家祖宅,今雖破舊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個異母兄長均早年故去,兩個胞弟賢矩、賢裕均屬平庸之輩,故沒有得到蔣介石的任用提攜,但在家鄉卻備受蔣家的關照。
  王賢臣生於1868年;王賢裕生於1872年。兄弟兩個性不同,賢矩生性好賭,不務正業,似乎沒有幹過正當職業;賢裕讀了幾年私塾,能背誦唐詩幾十首,年輕時,在明坑、北溪等處當過小學教師,但腦袋不靈。他們的生活,平時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顧。及至蔣介石宮居要職,則按時按節提供這兩位舅爺以衣暖食飽的中等生活,但從未介紹他們擔任公職。
  陳志堅,曾在蔣家擔任家庭教師多年。據其透露:「我在蔣家任職期間,常見葛竹兩位娘舅到豐鎬房小住。大娘舅叫賢矩,塘痢頭,期貌不揚;小娘舅叫賢裕,有點神經病。但蔣門上下對他們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於30年代至40年代後期兩次出任蔣家帳房。他曾談到,在蔣宅已無本房主人守持時,蔣經國對他反覆交待:「我不在家,別人來作客可以毋須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來溪口時,請他們住下,多辦些小菜招待他們,按時按節送錢作他們日常開銷,平時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憑把支取。」
  賢矩不常來溪口作客;賢裕則常由族人抬轎,手執塵拂,到豐鎬房一住一兩個月。他有點神經失常,常自言自語背誦唐詩。有人問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貴庚?他回答說:「今年十五歲。」人問其故,他說:「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歲嗎?」其實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蔣介石在抗戰以前,每年年底,給賢矩、賢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賢矩則取以買田,歷年來購置田地五六十畝,1949年解放後,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賢裕不知道積蓄,僱人挑淺灘以通溪流,路上發現雞糞狼藉,隨時掃去,終日瘋瘋癲癲,不知所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後被劃成份為中農。兩人於1950年先後病死。
  賢矩有二子,長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澤,之江大學政治系畢業,被蔣介石升為福建浦城縣長,歷時5年。抗戰勝利後,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調他去台灣,未赴任。回到浙江,調任新昌縣長。賢矩的次子良穆,隨蔣介石去廣東充侍從副官,北伐軍抵達南京,良穆貪污了一筆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蔣介石未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設立武嶺分校,王良穆被任為分校主任。
  賢矩的獨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經失常。良辰之子忠熊,神經病仍未斷根,1978年死在葛竹。
  在蔣介石母系中,直接得到蔣介石恩澤的,還有王采玉的兩個堂兄王賢甲、王賢東及其後代。
  王賢甲是王有金的長子,生得相貌堂堂,蓄長鬚,綽號小湯果。據說,蔣介石在反對袁世凱竊國稱帝的當年,因被北洋軍閥政府緝捕甚急,曾到葛竹躲避,由精明能幹的嫡堂舅父王賢甲,領他翻山越嶺,到幽僻的四明山的四畝巖隱匿,他在石室枕巖而眠,自謂得一履險如夷、旋即飛黃騰達的佳夢,此後經歷,果然應驗云云。王賢甲的冒險相救之恩,日後得到了蔣介石的重報。王賢甲曾於1914年捐資在葛竹興辦鳳窈學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長頒發的銀質獎章。
  王賢甲有六子:良森、良朔、良季、良就良裕、良漢。其中,良漢最得蔣介石寵。良漢又名震南,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是蔣介石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曾任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軍法司司長、三戰區軍法執行分監、上海特刑庭庭長等職,在葛竹建造有一所規模頗大的住宅,緣山而築,氣派有過於溪口蔣宅的豐鎬房。1939年,王賢甲死,王震南夫婦在重慶,不能回來治喪。蔣介石勝利後,王震南回葛竹給其父出喪,十分熱鬧。蔣介石自抗戰後來葛竹掃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裡。
  王賢東是王采玉嫁到蔣家的介紹人,又長期為蔣家管帳,深得蔣氏好感。王世和是王賢東的侄孫,又名忠森。王賢東年老回鄉時,由王世和的繼父王良鶴繼任玉泰鹽鋪管帳,王良鶴托蔣母向蔣介石請求帶其子世和去廣東從軍。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貨店當秤手。蔣介石為當面看他舉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籃鹹貨來。王世和送貨到豐鎬房,蔣命他吊在屋柱釘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墊腳掛上,隨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腳印,把凳放回原處。蔣認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帶他去廣東,初隨蔣充勤務兵,黃埔軍校招生時,批准他為第一期軍校學生。畢業之時,家鄉曾敲著12面銅鑼向王良鶴報喜。1939年,王世和充任蔣介石侍衛大隊長。1944年俞濟時接掌七十四軍,調任王世和為副軍長。再進陸軍大學將官班深造。王世和因嗜賭如命,常常誤卯不到,曾兩次被蔣革職閒置;但一遇時機,蔣又將其起用。如西安事變後,蔣孝先被東北軍槍擊殞命,蔣又任用他為侍衛長,抗戰勝利後,王世和在溪口開設王泰錢莊,初聘唐瑞福為經理,後由王世和自兼。
  蔣介石對其青少年時代的受業老師也很尊重,有好幾個人以後被羅致做他的幕僚,禮遇有加。如毛思誠,奉化巖頭人,是蔣介石就讀巖頭時的老師。毛思誠在執教中、對蔣介石的作文多有讚譽,對蔣的影響很大。蔣介石也感念老師的教導之恩,以後對毛思誠一直十分敬重。
  1924年,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時,毛思誠在浙江省立第四學堂任學監,蔣介石寫信叫毛思誠來粵,委以秘書之職。1925年3月,東征軍克復潮汕,當時蔣介石兼任粵軍參謀長,委任毛思誠為潮陽縣長。然而毛感到自己是個文人,不宜當官,故上任3個月,就上書蔣日:「吾性好酒,而才非龐土元,百里侯非吾願也」。蔣讀後大笑,應允了毛的辭職。北代以後,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誠被委以總司令部文書科長,並被選為監察委員,居住在南京。西安事變後,毛辭職回鄉,於1939年病逝。毛生前著有《蔣介石大事年鑒》,編有蔣介石的《自反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周枕琴,是蔣介石曾就讀的奉化風麓學校校長周枕棋的弟弟,他本人雖不是蔣介石的直接先生,但因周枕棋的關係,蔣也認他為老師,關係非常密切,兩人曾一同在上海交易所買賣股票。後來,周先後擔任過江浙鹽運使沖央第一編遣區經理處處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經理處處長、軍需署署長等,是蔣介石掌管財政的親信。蔣周兩家,在下一代的關係依然十分密切。在台灣蔣經國政權中凋枕琴的侄孫周宏濤,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台灣銀行董事長等職,一直是幕中要角。
  顧清廉,是蔣介石在寧波箭金學堂就讀時的老師,對蔣的思想影響較大。蔣介石自認從顧清廉學習,受益非淺,因此對顧十分敬重,發跡後長期延攬顧於幕中掌管文犢,待為上賓。
  蔣介石發達後,沒有忘了寧波,奉化的一幫同鄉故友,其中不少人得到了蔣的提攜。和蕭王廟人孫星環、孫洞環兄弟,是蔣介石的幼年之交。孫星環一度與蔣在浙江武備同學,二次革命時,蔣在陳其美手下滬軍團長,孫星環為該團一營營長,是蔣早期的得力助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孫一度出任南京憲兵團團長,後改任鎮海要塞司令及浙江省政府委員。其弟孫洞環,為留日學醫官費生,是蔣的結拜兄弟,北伐時蔣曾任他為總司令部軍醫處長,未到職,後一度任陸軍醫院院長,因吸鴉片,蔣與他逐漸疏遠,後來只任少將高參閒職。
  再有蕭王廟人孫鶴皋,與蔣介石相交頗早,曾留學日本學經濟。蔣在上海交易所的買賣生意,多數委孫鶴皋為代理人,兩人關係頗契。北伐軍攻克武漢後,蔣委孫鶴皋為武昌海關監督。寧漢分裂後,孫隨蔣回南京任總司令部經理處副處長,旋又調任為津浦鐵路局長,又升交通部鐵道司長。因染上吸鴉片嗜好,為蔣所棄,不予起用。後投身金融界,抗戰時為重慶四明銀行總經理。
  蔣介石在奉化城內鳳麓、龍津兩校讀書時,結識的同學和朋友,後來跟蔣做事的有江懷清、張碩卿、陳泉卿、俞鎮臣、俞飛鵬。朱孔陽等人。江懷清,奉化棠泰人,本人早死,其子江慶格曾做了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張碩卿,奉化劇界嶺人,擔任過北伐軍總司令部港議,其子張紀雲擔任過總司令部秘書等職。陳泉卿,奉化封責人,早年加人同盟會,此人綽號「劉山王」,其子陳式正,做過國民黨軍隊師長,解放後去台灣。朱孔陽,號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時任軍需處副處長,後任軍需署長及浙江省政府委員,朱在任職期間囊括極多,在奉化城內興建宅第,稱為「梅園」,蔣介石以後有所聞,乃不再信任。俞鎮臣,又名作屏,曾到廣東,東征時曾任蔣的秘書,又為蔣委為海山場場主任,不久提升為揭陽縣長,在任身死,其次子俞國華,後去台灣,官至蔣經國政府的「行政院」院長。俞飛鵬,則被外人視為奉化人中最得蔣介石寵信者。俞年輕時做過體育教師,由周枕琴、張碩卿等人介紹,被蔣接納,以後官運享通,做到兵站總監,交通部長等要職。其族侄俞濟時,黃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師師長,後來做蔣的侍從室侍衛長,又做軍務局長。在蔣的身邊,陳佈雷和俞濟時兩人,是一文一武親信人員。
  奉化畸山下人夏蘭卿也是蔣的老朋友,此人熱衷鄉村教育工作,沒有跟蔣去做官人。奉化選「國大代表」時,蔣曾推薦夏蘭卿列為候補「國大代表」。
  跟蔣發跡的人,奉化城裡人比溪口人多,故溪口人自嘲說:「雷響溪口,雨落城裡」。
  蔣介石在寧波的早期朋友,後來同時留學日本的,有陳方之和林紹楷、林紹桶曾兄弟。陳方之跟隨蔣介石當過多年的軍醫處長及侍從醫官。林紹楷於1927年任寧波工務局長,林紹桶曾任台灣官員。
  另有陳雲汀,是蔣介石在寧波箭金學堂的同學。知心朋友。倆人曾在文昌帝君前叩頭發誓,互換蘭譜。以後陳雲汀跟隨蔣介石,曾任寧波洋廣稅務局長,旋調任為鎮海船貨局局長,最後於海口第七區營業稅局局長任上卸職後,與蔣疏遠了。但蔣每年還飭令軍需署送他一筆年節,直到1948年陳在寧波病死為止。
  溪口人毛穎甫,毛大昌酒店的老闆,與王泰鹽店是溪口鎮上的同業。毛穎甫比蔣介石大一輩。蔣在留日期間,曾得到過毛穎甫的多次資助,以後蔣介石就提拔毛穎南的長子毛慶祥為北伐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後又升為軍委會機要科長,成為蔣的親信。毛穎甫本人是寧波政學學堂出身,也當上了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在家坐享「清福」。大陸解放前夕,毛慶祥攜帶家屬十餘人先在香港做寓公,繼而到阿根廷開辦大農場,其子毛盛節,是台灣航空人員。毛慶祥胞弟慶善之子節夏,是美國醫學博士,在美國一家製藥廠當工程師。
  前文提到曾為蔣介石修《蔣氏宗譜》的沙孟海先生,蔣介石也多次予以照拂,欲委以實際職務。只因為沙孟海先生是一位學者,對為官之事不感興趣,多次遜謝,蔣介石的「報恩」之情才收了回去。
  蔣介石的家鄉觀念極重,早年蔣介石的母親王采玉在世的時候,蔣介石東渡時學習軍事,便每每懷有「不孝之孤遠離膝下」的歉疚,當時這種情感還只是限於母子之情。
  王采玉辭世後,隨著蔣介石逐漸發跡,他的桑梓之情更濃。在大陸期間,除特殊情況外,蔣介石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總要回鄉一兩次。清明回鄉是掃墓祭祖,生日回鄉是為了避壽。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的時候,他也曾多次回溪口。這種情況,更多地包含著一種尋根情結,當然有時也時以溪口為其政治鬥爭的避風港。
  1927年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於當年8月離開南京,回到溪口。這次回鄉他從蘇州帶了次子緯國回來,當日在豐鎬房住了一晚,與毛氏會了面,並吃了毛氏為他做的家鄉菜。次日,辭駐文昌閣,祭掃蔣母墓後,又再移駐到雪竇寺。
  雪竇寺是四明山區有名的古剎,群山萬壑,自北向南傾瀉,在雪竇山的前坡,形成一個大壑。有溪水兩道,從山頂曲折而下,流到前面匯合成一荷花池。池邊一峰橫陳,恰好像鎖住這個大壑口一樣。這座古寺,建築在兩溪之間,面對橫峰妙高台。寺始建於東晉。至今寺內有大小兩株白果樹。有四個人合抱那樣粗。傳說是漢朝遺留下來的,迄今約有兩千多年了。寺的規模不大,有20多間房,十來個和尚。蔣介石及其大哥蔣介卿對這個寺是熟悉的,小的時候也都來過。廟裡的和尚,對溪口蔣家當然也是熟悉的。
  蔣介石這次回來,好像真的要解甲歸田的模樣,每天寬袍便服,攜緯國至千丈巖觀瀑,臨碧潭觀魚,暢遊名勝古跡,晚上,聽雪竇寺太虛法師講解《心經》。並且與蔣介卿計議在妙高台建一別墅,要把千丈巖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隱潭石筍這些風景點聯成一氣,將崎嶇山路擴建成石階,以便遊人上下。後來,蔣介石又移駐蔣母故莊「慈庵」。
  蔣這次下野實際是以退為進,雖隱居溪口,但卻頻繁接待來訪的客人。此間,來溪口坊謁他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先後不斷,如張群、王柏齡、劉峙、吳忠信、張靜江、蔣鼎文、衛立煌、楊虎這些擁蔣的人物都來過,上海的聞人幫會首領杜月笙、王曉籟也來過,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會。
  蔣在溪口住了一個多月,即赴上海去日本一個半月後回國,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遂即躊躇滿志地去南京重新上台。從蔣介石與他的妻子之間的關係上看,也可略知蔣的性格的一面。宋美齡之前的妻妾姑且勿論,蔣與宋美齡,確是真心的,這一點,孫宗憲曾有記述: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後,起初,兩人的生活習慣,志趣愛好,各有不同。比如:蔣慣於吃中菜,宋卻喜西餐,吃飯時各吃各的;有時意見不合,引起爭吵。因蔣殺害鄧演達事,兩人鬧得最烈。宋美齡每每一氣之下,就驅車走上海。每次都由宋母或姊藹齡(孔祥熙夫人)對雙方進行勸解,促宋回去或電蔣來接。以後二人的關係逐漸和睦,同吃中菜,宋母死後,相處更為親呢,互稱「大令」(洋人夫婦間的愛稱),宋對蔣的生活起居,關懷照顧,無微不至,猶如護士,蔣有胃病,不宜飽食,宋加以限量,每餐二小碗,有時蔣還是想添,宋每勸止;蔣辦公之後,宋常為之整理案頭文件。公餘時聯袂散步於官邸(軍校內)小花園。一次假日,宋高興地提出去野餐,蔣欣然贊同,就命準備簡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調味品,驅車到中山陵園,搬石架鍋,宋親自煮菜。因火太猛,雞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蔣表示歉意說:「我不會燒菜,雞蛋炒得不能吃了」,不願拿過來。蔣說「好吃的」,一定要她拿來吃。於是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來,還連稱「好吃,真好吃」,竟一掃而光。我們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
  蔣介石夫婦的膳食費,每天三元,包括男、女傭各一、廚司一在內,有一處理私人信件的錢姓女秘書伙食自理,招待客人時另加。菜餚之中,每天有新雞一隻,做湯吃兩餐。蔣不吃點心、不吸煙、不飲酒、不喫茶和牛奶咖啡,渴時喝白開水。每晨四時起床,做體操,洗澡;晚上十一時洗澡就寢;中午睡四十分鐘,睡起喝鮮桔水一杯。宋的生活也並不特殊,當年上海小報載她用牛奶洗澡,我們無人知道有其事。
  上海法租界邁爾西愛路九號,有三間二樓小洋房,後面有小花園,是宋美齡經手買的公館。平時由副官蔣富壽(蔣本家)看管,宋常去小住,並從其兄弟宋子安或宋子良家接宋母來同住。去時,由侍衛長王世和派我等九人便衣帶槍隨往保護。宋美齡對我們生活待遇,頗為優握,每人每月補貼伙食費九元,還常到廚房看看,關注過問。小花園的花木,她有時親手培植,徘徊觀賞。
  起初,宋曾向蔣提出「最好用幾個女衛士」。蔣笑笑指著我們對她說:「他們都年輕活潑、有文化、又會打槍,不是很好嗎?」宋也頷首,不再提了。
  蔣介石性情急躁,好發脾氣,一不稱心,就要罵人打人,一拳一腳,非常熟練,侍衛長王世和、侍衛官竺培基是常挨罵挨打的對象。按軍規,長官打時,只有挺胸而挨,不准退避。一次在打竺培基時,宋美齡進來,對竺說:「你為什麼這樣呆,還不快走!」從此以後,竺見蔣發怒要打,拔腿就逃,並順手把門帶上,蔣也就罷了。別人也相與傚法。
  大家知道,宋在的時候,蔣很少發火,因宋經常向他規勸:「像你這樣的身份,還能隨便發人罵人打人嗎?」平常,侍從人員聽到蔣的喊聲,進去時不免心悸,見以宋在,就如有了保護。她對人的態度和藹,甚為大家尊敬。
  還有孔二小姐(孔令俊),打扮得不男不女,怪態可憎。起初,因宋美齡的關係,她來時,門崗向她敬禮,後來有意給她難堪,不再敬禮,她氣憤地去告訴宋美齡,不料家的回答是:「你不是政府官員,何必向你敬禮?」反而討了個沒趣。
  一次蔣去湖南,先向侍衛長王世和告誡:「你們到了那裡,切勿大吃大喝,叨擾何雲樵(湖南省主席何鍵)先生。」何招待我們的菜餚豐盛,中餐從十一時吃到下午三時,接著就是晚餐,吃到九時才結束。真是山珍海味,我至今難忘,當時未被蔣所知道。臨行前,何鍵還送給我們每人洞庭湖的水鴨絨被一條,枕一對,蔣微有所聞,就向王世和追問,命他向何婉謝退還。
  再有一次,蔣夫婦到杭州澄廬休假,浙江省會公安局長何雲,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以六大盆的佳餚招待我們。正在進膳時,蔣夫婦來了,蔣介石一見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幾個菜盤,對何大罵一通。
  還有在漢口,住於恰和村,是租用教會的房子。津漢鐵路局長何競武,也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送來一卡車的西瓜,屋內無處放,卸在門外。蔣回來一見,問知是何送來的,馬上打電話把他叫來,大罵道:「我只要你把事辦好,誰要你送東西……」,也把西瓜打破了好幾個,命他立刻運走。
  在與閩馮戰爭時,蔣坐鎮開封指揮。一天傍晚,他穿長衫,戴禮帽,坐了鐵路的手搖車出巡,部分隨從另坐一部在後。離站不遠,有某師的上士班長(排副)與幾個士兵也坐手搖車迎面而來,我們喊他們抬出車軌讓路,他不但不讓,還手舞足蹈的高喊要我們讓。當兩車相近時,蔣問他是哪個部隊的?他還高聲回答:「是某師某團的排副。」蔣含笑說:「我指揮百萬軍隊,倒還沒有像你這樣神氣。」那班長聽了,已看出是蔣總司令,嚇得慌忙跳下車來,與士兵把自已坐的手搖車抬出軌道。蔣一笑而過。
  在一般情況下,蔣介石每年清明要歸故鄉祭掃祖先、父母和祖父母的墳墓,並遊覽名勝古跡以及探親,溪口上游的剜源,有前、中、後三川,他外婆家在後川葛竹,岳父家在前川巖頭,連襟宋孟固家在中川華駐,都可行竹筏,在急流中,其疾如飛,慣坐者為之快意,偶坐者未免驚駭。1932年,他與宋美齡同游雪竇山回來時,從後川的亭下坐竹筏順流而下,當竹筏飛馳簸蕩時,宋嚇得連呼「大令」。蔣哈哈大笑,招呼她不必害怕。
  這位孫憲宗是奉化蕭王廟大埠頭人,曾做過蔣介石的帶槍內衛,他的回憶,當是十分準確翔實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最初確是一種政治的聯姻,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但是,婚後的感情有所發展,直至相互愛慕廝守不離的情況也是世間常有之事。從蔣介石與宋美齡的情況看,就屬於這一種。連當初激烈反對蔣宋聯姻的宋慶齡女士也於「西安事變」後感慨地承認這一對政治夫妻「開始有了愛情」。
  另外,從孫憲宗的回憶中亦可看出,蔣介石的桑梓情重,除了源於對故鄉的眷顧之外,也有私心目的。蔣介石自從經歷了「東坡樓」事件以後,深恐再發生類似的刺殺事件,所以,他挑選衛士,多以奉化籍同鄉軍人中選拔,對於貼身內衛,蔣介石更是親自點名詢問年籍和家庭狀況,這種做法就不能說是重視鄉情鄉親了,而應視為一種政治的安全的考慮--從感情上講,蔣介石畢竟還是比較信任「同鄉」的。
  1934年蔣介石回溪口過生日,前三天就通知豐鎬房,到各村去佈置賽會,這是奉化民間習俗上的一種燈會,有龍燈台閣、旗鑼鼓傘等雜藝表演。通知並且說,老龍要多要幾條。蔣介石童年是歡喜盤龍燈的,溪口武嶺學校師生和豐鎬房執事人等,就大忙起來了,除準備燈會外,特派人赴寧波定購油包饅頭,蠟燭,以便在蔣生日那天夜裡,玩個通宵達旦。
  生日之夜,溪口前面的一個溪灘上,10多條滾龍盤來滾去,煞是熱鬧。蔣介石和宋美齡坐在文昌閣台階上凝神觀看,甚為滿意。耍畢,蔣叫副官每條龍賞洋10元,宋美齡在旁說了一聲:「也頗吃力哩!」蔣馬上又傳令每條龍加賞10元,合20元。蔣每逢回鄉過生日,對同族五服以內的貪苦年老窮而無靠者,每人給10至20元,博得們老恤貧的讚譽。溪口武嶺農場的水蜜桃很有名,蔣這次回鄉,特吩咐送一些水蜜桃罐頭到廬山軍官訓練團,分給正在受訓的學員吃,以表示他對部屬的關心。
  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0多年,除特殊情況下,基本上每年都要回鄉一兩次,或省親、或走訪親友、或稍息小住。作為一個政治集團的總代表,他在中國現代史中的地位已有定評,無須多論;作為一個「自然人」,我們可以說:蔣介石是一個很傳統又很「老舊」的中國人。
  3.叛逆的女婿
  在上海淡水路一座清幽雅靜的住宅裡,居住著一位已屆九旬高齡的獨身老人。這位老人就是蔣介石的義女蔣(後改姓陳)瑤光的丈夫陸久之。按輩份、論常理,這位陸久之應當算是蔣介石的「女婿」。
  1946年冬,正是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瘋狂叫囂「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的最後的日子。那是蔣介石的軍隊最為強盛的時期,在美援的支持下,蔣介石下令對東北各解放區再次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並動員大軍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妄圖一舉攻克中國共產黨的腹心,徹底消滅中國共產常及其所領導的軍隊。
  這樣,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慫恿下,蔣介石挑起了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全面大內戰。
  1946年冬,是蔣介石「平生最快意」的日子之一。蔣介石被全面進攻所取得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急不可待地召集「國民大會」欲使自己的獨裁地位得到「憲法」的認可。就在這時,陸久之與陳瑤光舉行了婚禮。
  眾所周知,蔣介石有兩個兒子,一個是蔣經國、一個是蔣緯國,沒有親生女兒。但是他有三個義女。
  第一個是蔣建華。她的父母不知是何許人。一天清晨,蔣介石的髮妻毛氏打開豐鎬房後門,忽聞門邊有嬰兒啼哭之聲,低頭一看,原來是剛出生的棄嬰。她抱起一看,小孩嗷嗷待哺,頓生憐憫之心,即抱人家中,找人餵奶,收做養女。成年後,由毛氏作主,親上加親,嫁與蔣介石同父異母胞姐蔣瑞春的孫兒宋明義為妻。1938年初,蔣經國主攻江西贛州,即把宋明義帶在身邊工作。1949年隨去台灣,宋曾任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蔣建華抗戰勝利後即患肺病去世。
  第M個是蔣瑤光。她是廣東一位華僑的女兒。1924年9月出生於廣州平民醫院,其母生了多胎,都是女兒,見生下的又是女兒,不想再要,意欲送人。適廖仲他夫人何香凝到這所醫院參觀,聞此訊息,知陳潔如沒有生育,希望領著一個孩子,就馬上打電話給她。陳潔如趕到醫院,見嬰兒白胖可愛,徵得蔣介石的同意,抱回家中,當作女兒。陳潔如給他取了一個形如奶名,叫「陪陪」;以後蔣介石以一星座之名名之,稱「瑤光」。瑤光剛滿3歲,蔣、陳離異,陳潔如赴美「考察」,蔣瑤光由外婆撫養,改姓為陳。瑤光長大後,嫁給一個姓安的朝鮮人,生下兩個兒子,抗日戰爭勝利後,安某不知去向;以後由好友周安琪(國民黨第三方面軍主任秘書胡靜如之妻)介紹,再嫁於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的高參兼《改造日報》社社長陸久之。
  第三個是毛信鳳,她供生於奉化縣巖頭村的一個富裕家庭,與毛福梅同族。蔣介石與巖頭有很深的淵源。他曾兩次在巖頭就學,巖頭又是他的岳家,所以一個小小巖頭村,民國時期出了五個國民黨將軍將領。毛信鳳幼遭不幸,父母同時雙亡。她的父親因病去世,母親悲不自勝,喝鹽鹵自盡殉夫,毛信鳳一夜成了孤兒。蔣介石的老師毛思誠,看到這個孤苦無依無靠的侄孫女,非常同情,便把她領過門,認作孫女,承擔起扶養的責任。
  毛信鳳逐漸長大,聰明伶俐,深得毛思誠鍾愛。一年蔣介石回鄉掃墓,到巖頭村探望老師,毛思誠向他擔出,想把毛信鳳給他當過房。毛思誠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黃埔時期,蔣介石把他邀到幕下,擔任秘書;北伐進軍,蔣介石委以北伐軍總司令部上校文書科長要職;南京政府成立,蔣介石安排他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前夕回鄉,蔣介石給他帶回一批手令、書信、日記、委任狀等重要資料,請他為自己編寫年譜。他所著的《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是研究青少年時期蔣介石的最重要的著作。蔣介石聽這位老師一說,馬上慨然答應。於是揀了一個好日子,毛思誠領著毛信鳳到溪口蔣宅舉行拜父儀式。蔣介石坐在豐鎬房大堂的太師椅上,毛信鳳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三個鞠躬禮,羞答答地叫了聲「阿爹」。蔣介石高興地伸出雙手,將她扶起,接著從馬褂口袋裡取出一個20元銀洋的紅包,塞到毛信鳳的手裡,作為見面禮。1941年,毛思誠在故鄉病故,毛信鳳與蔣介石的關係也隨之中斷。
  新中國成立後,毛信鳳在上海盲入學校教書。一天,她到表弟袁巨高先生家裡走親,親口講述了認蔣介石為過房爹的經過。
  此後,毛信鳳再也不提此事,她講的情況在袁巨高的心底也已埋藏了40餘年。現袁巨高已從奉化市人民銀行退休。
  蔣介石這三位義女當中,最出名也最為世人矚目的就是蔣(陳)瑤光了。
  蔣介石與陳潔如的婚姻是一場悲劇,這個悲劇的製造者就是蔣介石本人。蔣介石之拋棄陳潔如,不僅害得陳潔如流離國外,終生不能再嫁,也害得陳潔如終生沒有親生的子女--她是婚後發覺已被蔣介石傳染了淋病,並從此喪失生育能力的。陳清如抱回還是嬰兒的蔣瑤光之後,蔣介石十分喜歡,當即表示同意收養這個女孩,並親自為她取了名字,但這時正是蔣陳二人魚水歡洽的時期。蔣介石之所以願意收養蔣瑤光,降了他確實也喜歡這個小孩之外,也不排除為了取悅於陳潔如的因素。因此,蔣瑤光的命運是隨著蔣陳婚姻的風波而浮沉的。
  1927年8月,陳潔如於萬般無奈中同意遠涉重洋到美國去讀書,行前將養女瑤光委託給母親代為撫養。從此,蔣瑤光改從母姓,成了陳瑤光。
  為了實現權力與財富的結合--蔣來聯姻,蔣介石耍起了無賴手段,賭咒發誓,說是5年之後肯定讓陳潔如回到自己身邊。而實際上,陳潔如剛踏上旅途,人還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船上,蔣介石就背信棄義,公開表示「不知陳清如是什麼人」了。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婚禮,這場婚禮,無疑是蔣陳婚姻的葬禮。
  為了安撫陳潔如,蔣介石事後又通過杜月笙送給陳潔如10萬元大洋,與陳浩如徹底脫離了關係。
  1933年,陳潔如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學位後,離美返國,寓居上海法租界呂班路的「巴黎新村」(今復興公園附近的重慶南路169弄8號)。她把寄養在外婆家的女兒蔣瑤光領回身邊,從此,瑤光從母姓,叫陳瑤光,母女倆相依為命,共度時光。陳清如也從此改名為陳璐,閉門謝客,過著隱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當年名聲顯赫的「蔣總司令夫人」陳潔如帶著愛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其間,蔣介石對陳潔如的生活仍有照料,據說,有一次,還特地托人批了5萬大洋送給她。
  1946年,陳瑤光21歲,已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經當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主任秘書胡靜如夫人周安淇的介紹,結識了湯恩伯麾下的「少將參議」陸久之。兩人從此相識相愛了。
  陸久之出身名門,其父陸翰曾是浙江軍閥盧永祥的幕僚,後來,又出任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軍法處處長,是一位名噪一時、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顯赫人物。陸久之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又受到《新青年》等進步書刊的激勵,青年時代就懷有衝破家庭開創人生新路的革命理想。他不留戀紈褲子弟的生活。18歲那年考入上海寶成紗廠當學徒,後來又到杭州甲種工業學校機械科學習,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給他以極大鼓舞,他又毅然從杭州回到上海。此間,他認識了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蔡叔厚等共產黨人,從此,他徹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隨著共產黨從事革命活動。
  陸久之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做過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站駐日本的情報人員。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陸久之從日本撤回武漢,進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報工作。其時任中共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的葉劍英,對陸久之到上海工作進行了秘密安排,叫他與夏衍等地下黨員取得聯繫。
  陸久之由武漢到上海,打人日本海軍部,用日本人的經費開辦《華美晨報》並出任該報社社長。他以此特殊身份為掩護,秘密刺探日軍和汪偽政權的情報,及時發送給重慶,同時也傳遞給中共地下組織。
  不久,陸久之又同日本海軍幾名高級官員合夥在上海開設海安信託公司。一次,陸久之利用日本海軍給的「派司」派船將我抗  日前線和後方急需的物資運出吳淞口日軍封鎖線,並冒著生命危險送往蘇北。不料,事後被日軍憲兵司令部察覺,陸久之被捕入獄,受盡日軍的折磨,但他寧死不屈。
  抗日戰爭勝利後,陸久之出獄,湯恩伯委任他為國民黨第三方面軍的「少將參議」,請他做幕僚。陸久之「身在曹營心在漢」,他一面繼續經營海安信託公司並開設雲裳舞廳,一面繼續為共產黨地下組織作聯絡工作。
  陳潔如見陸久之舉止大方,談吐文雅,氣度不凡,遂同意將女兒瑤光嫁給他,並將此事托人轉告了蔣介石。
  1946年聖誕節,陸久之與陳瑤光舉行了婚禮。陳清如很喜歡這位女婿,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隻金錶作為見面禮送給了他。這只表是當年鮑羅廷贈給蔣介石,蔣介石後來又轉送給她的。
  陸久之與陳瑤光的結合,並不是因為她是蔣介石的女兒,而是她溫柔而又堅強的性格,秀麗而端莊的形象,真摯並且極重感情的為人。婚後,陳潔如對這位女婿吐露了不少有關蔣介石結婚的事情。
  陸久之雖然是蔣介石的女婿,但他仍為共產黨工作。1949年,他曾冒險做湯恩伯的策反工作,可惜功敗垂成。
  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到上海時,特地趕到「巴黎新村」去探望闊別了12年的「上海姆媽」(蔣經國稱陳清如為「上海姆媽」,稱姚怡誠為「蘇州姆媽」)。他沒有忘懷陳潔如對他的關心和愛護。抗日戰爭勝利後,蔣經國也常去上海看望她。這對於深居簡出的陳潔如來說,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此,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員,也知道了「委員長的第三夫人」隱居在上海。於是,陸久之與陳瑤光結婚的消息傳出後,他們也就視陸久之為「駙馬爺了」。
  按理說,陸久之可以依此姻緣去認一認當委員長、大「總統」的「老丈人」--蔣介石,靠顯赫的權勢來為自己謀取高官厚祿,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並且從未誇耀自己是「蔣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湯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於私誼,多次勸陸久之離開大陸,與他同去台灣,當時被陸久之婉言謝絕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長兼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並遭逮捕,陸久之在「潘、楊事件」中受株連,也以反革命罪銀擋入獄。陳潔如認為女婿是無罪的,不應該因為他是「蔣介石的女婿」就藉故將他逮捕人獄。為了營救陸久之,她親自到北京找周恩來總理。在周恩來的干預下,陸久之於1960年獲釋出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作為「蔣介石的女婿」的陸久之,當然是在劫難逃了,上海淮海路某號門口曾貼出鋪天蓋地般的大字報,有一張上面還畫了一條狗,大標題是「打倒蔣介石的狗駙馬陸久之!」
  從此,一位中等身材,頭髮略顯花白的老人,被掛上「牛鬼蛇神」、「狗特務」的大牌子在大街上一次次批鬥。不久,他被「掃地出門」,全家也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裡。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開辦的窯場裡去掃垃圾、搬磚頭、做苦工。
  在陸久之初任上海市第六屆政協特邀委員時,「反革命」的帽子尚未摘掉,直到1985年初,有關部門才正式宣佈為陸久之徹底平反。
  1971年,陳潔如含著無限的悲痛和哀愁默默地離開了人間。陳瑤光接電後赴港奔喪,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後就留港定居了。其子女也都先後去港,只留下陸久之單身一人住在上海。
  1983年,陸久之去香港探親,住了幾個月。此時,他的妻子陳瑤光在華麗大酒店工作,他們的女兒也長大成人,現遷居美國。妻子兒女們都勸他定居香港共享天倫之樂,旁邊許多人也勸他居港當寓公,但他卻說:「瑤光比我年輕,用不著我照護,我則年紀大了,總想葉落歸根……」不久,陸久之又回到了上海。
  昔日在政界、商海乘風擊浪的陸久之,其顯赫頭銜一直鮮為人知。隨著海同兩岸近40年的「冰封」漸漸消融,有人對陸久之說:「你現在可以亮亮蔣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客觀上就是蔣介石的女婿!」陸久之聽後依然淡淡一笑,說道:「我過去不想沾蔣介石的光,今天也無需趁海峽兩岸始見祥和氣氛而重新去攀龍附鳳。」
  陸久之的確說得不錯,他這個「蔣介石女婿」的身份從未沾過蔣介石的光。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陸久之從來不曾以「蔣門女婿」自居,蔣介石也從未承認過陸久之的「駙馬爺」身份。蔣家在這件事上,無論是老蔣還是小蔣,都採取一種裝聾做啞的態度。揣度其原因,多半是陳潔如的身份大特殊、太敏感的緣故。
  陸久之以「女婿」的身份,公開背叛了「老丈人」蔣介石,背叛了蔣家王朝。蔣介石對此雖未公開表態,但他內心深處未必不感到幾許淒涼--作為家事,這是一種醜聞,是家族的恥辱,作為國事,這正是蔣介石獨裁統治走上末路的標誌之一。
  其實,令蔣介石感到難堪和憂慮的還不止這一件「家事」。蔣經國和蔣緯國兄弟間也曾有過一段微妙的「失睦」過程,這多半與蔣緯國謎一樣的身世有關。
  蔣緯國自幼失估,從一歲到五歲期間,一直寄居在上海,五歲那年回到家鄉溪口,由姚怡誠領養,稱姚氏為養母。1924年,8歲的蔣緯國同蔣經國一起隨父親來到上海,進入萬竹小學讀書。蔣介石把蔣經國委託給陳浩如照顧,蔣緯國還是由養母姚怡誠帶著。因為蔣緯國的成長環境十分特殊,所以,蔣介石對蔣緯國十分愛憐,關懷照顧無微不至。1921年蔣介石曾在信中這樣交待蔣經國:
  ……為你弟訂兒童書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訂書方法,只要告訴他郵寄的地方,叫書坊直接送達便行了。不要忘記!
  1924年10月1日,蔣介石又曾手示蔣經國:
  ……你同緯兒同住甚好,你要時時教導他,做他的一個好榜樣。現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樣?亦須詳詳細細地寫封信來告訴我。至要!至要!
  蔣介石對蔣緯國是十分鍾愛的,1922年,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時,蔣介石即把緯國的名字作為與孫中山通訊時代的代號,「蔣緯國」即蔣介石。
  蔣經國、蔣緯國雖然並非親兄弟,但幼時感情頗深,蔣介石的侍衛長俞濟時曾頗有感慨地談及蔣經國、蔣緯國兄弟二人幼時隨其父親蔣介石轉戰各地的生活片段:
  1925年以前,蔣介石還只是一位青年軍事將領,並沒有全國性聲望,一年到頭南征北討,兩兄弟有時就帶在身邊。在外作戰,一切食宿都很簡陋,蔣介石睡覺時也僅能在臨時搭的行軍床上,碰到冬天天氣冷,沒有暖和的炕可以唾,蔣介石的行軍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個人跟蔣介石一齊擠在床上,而另外一個必須睡在冰涼的地上。以後次數多了,蔣介石過意不去,就給兩兄弟訂了個協議,要他倆輪流在床上睡。有時候,蔣緯國在地上睡了一夜,醒來時嘴唇發紫,蔣經國會走上去探揉他的臉,拉著他的手,教他跳躍暖身。
  俞濟時的記述當不是憑空杜撰的,由此可見這兄弟兩人幼時感情甚好。但由於這兩兄弟日後的經歷不同--經國赴蘇。緯國日後赴德,所以,後來竟一度有了嫌隙。與蔣經國相比,蔣緯國小時候受教育的機遇似乎比他哥哥幸運。1921年,蔣緯國5歲,就進入「奉化縣試辦幼稚園」。而蔣經國5歲時,還在為人私塾啟蒙行三跪九叩禮。
  當時,中國的教育制度正處在從舊式塾館向新式學堂過渡的階段。蔣緯國一啟蒙便受到新知識的洗禮。
  1924年,8歲的蔣緯國同父兄一起來到上海學習。三年後,考進蘇州的「東吳大學附屬中學」。1933年他17歲時,本想追隨父親,進入黃埔軍校學習軍事,但偏偏這時候他生了一場病,只得作罷,進入東吳大學讀書。他為了爭取時間,於1934-1935年,在東吳大學理學院,以兩年的時間趕完了理科。主修物理,副修數學。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東吳文學院攻政治、社會與經濟。同年冬天,奉命赴德留學。1938年冬入慕尼黑軍校接受軍事教育。
  1926年,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因為當時蔣經國正準備赴蘇留學,蔣介石便把次子蔣緯國帶在自己身邊。當時,國民黨元老派中知道蔣總司令有子名「緯國」的很多。對於這一段,留有一張頗具歷史意義的照片,就是,蔣介石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演說之後,騎一匹白馬閱兵,在廣州火車站登車前,與送行的國民黨元老在車站月台上所拍的一張照片,照片上就有蔣緯國。
  這張照片的背景,是火車的車廂,車廂的窗口站有幾名背「精武帶」的軍官,車廂前的月台上,蔣介石全付戎裝;他的右前方,一張籐椅上坐著張人傑,在蔣介石前面深人傑左手邊,站著一個小孩,他就是蔣緯國。再左邊,站著的是吳敬恆和譚延閻。
  一時間,蔣緯國的知名度甚至超過了他的哥哥蔣經國。關於這一點可從美國《時代》雜誌中的一則報道窺見一隅:
  這一位青年將軍(指蔣介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輕的革命領袖,也是世界明日之星。他英氣勃勃,兩國像兩顆寶石一樣,閃閃發光;而尤可驚的,是他帶了兒子出征,他的公子蔣緯國,現年十歲,隨侍在他身邊,和父親出入硝煙彈雨之中,一起革命。
  蔣緯國小小年紀便隨著父親的聲名鵲起而列入「世界名人」的家庭檔案中,而蔣經國此時還默默無聞呢。
  蔣經國1925年16歲時赴蘇留學,1937年返國,一去就是12載,回來時已近而立之年了。他的弟弟蔣緯國1936年20歲時赴德學習軍事,一去4載才回。兄弟倆正值風華正茂的青春年華,卻各自身處異國他鄉,見面時已分離了15年,各人的音容笑貌全非當年。由於各自的生活道路,使他們在為人處事、思想性格上出現了極不諧調的反差。
  回國後,還未嘗盡兄弟團聚的家庭溫暖,蔣介石就讓蔣經國。蔣緯國各奔東西了。蔣介石先讓蔣經國在家鄉讀書,抗日戰爭開始後又派他擔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讓他由基層開始歷練;不讓跟隨在自己身邊。而蔣緯國自德國回來之後,任命為少尉,跟隨蔣介石披上軍裝來到重慶服役。
  據傳聞油於宋美齡喜歡緯國而討厭經國,於是引起了「大太子」蔣經國的極大不滿。自然,「二太子」身受袒護,也就躊躇滿志起來。蔣介石和蔣經國、蔣經國和蔣緯國,父子、兄弟之間的隔離,也自然造成了國民黨「擁長」和「擁小」派之間的錯覺,進而有造作讒言浸潤取寵的機會。於是,為了繼承「皇位」而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地下游擊戰」。他們各自有一批文臣武裝,進進出出,好不熱鬧,即便是有「父皇」從中斡旋,無親兄弟間的猜忌愈來愈深。
  其中最能引起誤會,也是令「皇太子」蔣經國終生難忘的是,抗日戰爭期間,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嶺從贛南到重慶求見父親蔣介石,誰知卻被「父皇」官邸外警衛團營長王瑞鐘,以未奉命令的借口加以拒絕,氣得蔣經國咬牙切齒地大吼道:「我是兒子,來看父親的!」令人奇怪的是,作為「二太子」的蔣緯國卻在蔣介石和宋美齡身邊走過來闖過去,無所顧忌,對於外警衛這道關口更是風雨來去,暢通無阻了。
  後來一些別有居心的人據此向「擁長派」大肆散佈謠言,或日:「老二得寵」,或日:「夫人也喜歡老二」。一時流言四起,不勝而走。蔣經國半信半疑,但懷恨在心的種子如遇春風,只差沒有抽枝冒芽了。
  而究其實,則只因為蔣介石在重慶的黃山官邸的門禁森嚴,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可以自由出人,不受檢查,其他任何人--包括宋子文、蔣經國--進入官邸都必須由侍衛長命令預先通知內外警衛有案可據者方可進入,到了內警衛的一關,也是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不必搜身檢查之外,就連宋子文也免不了搜身和檢查的。蔣緯國之所以在外警衛通行無阻,是因為外警衛已接到侍衛長的命令,他們認得蔣緯國的外貌,所以連盤問的過程也都免了。但他到了內警衛的一關,還是免不了要搜身、要檢查的。
  蔣經國之所以吃了閉門羹,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到重慶的時間,比預定的時間早,蔣介石還沒有交代侍衛長俞濟時,俞濟時自然沒有命令通知內外警衛,而致在外警衛的辦公室中爭執良久,警衛團營長王瑞鍾、副營長南曉村、應人等等沒有能力以電話向侍衛長報告,自然要惹得蔣經國大動肝火了。
  儘管這是一次小小的誤會,然而「擁長派」與「擁小派」之間的爭鬥並未因此而化「干戈」為「玉帛」。這場「宮廷式」的你爭我鬥,到後來蔣氏王朝去台後,爆發了「湖口兵變」事件,兄弟倆的矛盾由此升級。
  經、緯兄弟之爭,也與蔣介石內心深處略有偏私有關。在「家天下」問題上,蔣介石中意的當然是親生兒子蔣經國。雖然夫人宋美齡不喜歡經國而偏愛緯國,雖然蔣介石對緯國也一直視如己出,但在這個原則問題上,老蔣還是親疏有別的。在對兩個兒子的安排上,這種親疏之分是很明顯的。蔣經國回國後即領少將銜,而蔣緯國卻只是在胡宗南部下當個少尉排長。蔣家王朝敗走台灣、戴季陶在廣州自殺後,蔣緯國的地位就更是遠遠落在乃兄之後了。
  所謂「湖口兵變」,實際上是一場兵諫,發生於1964年11月21日。
  上午10時許,「國防部」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少將銜)在湖口裝甲基地,召集「裝甲第一師」軍官訓話。趙副司令激情滿懷,力斥「政府」和軍界官員貪污無能,生活腐化。他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號召全體部隊跟他一起,開到台北去,「清除蔣總裁身邊的壞人」。
  訓話完畢,趙志華當即詢問他的部下們:
  「誰敢跟我去?」
  趙志華見台下鴉雀無聲,又生一智,便隨手掏出腰間的手槍,對空連開兩槍,大聲重複道:「誰敢跟我一起去?」
  這時,忽從人群中閃出一個蔣經國系統的團政工主任張民善,高呼:「我跟副司令一起去!」說完一個大步走到台前,喜得趙志華正要開口稱讚時,冷不防這個搞特務工作的張民善一把抱住趙志華,大聲命令似的說:「抓起來!」旁邊的軍內特工人員一湧而上,把趙制服,押進了司令部。
  這個驚心動魄的消息,立刻驚動了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他當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陸軍、裝甲兵、桃園、台中機場的空軍機群進入戰備狀態,層層戒嚴,嚴陣以待。一時整個台島人心慌慌,如臨大敵。
  這件事立刻使蔣經國抓住了懲治蔣緯國的把柄。他抓住這件事不放,順籐摸瓜,要在父親面前狠狠數落蔣緯國一番,讓宋美齡也不敢小看他的來頭。
  原來,蔣緯國雖身為「總統」之子,但他官運始終不太亨通。因此,他只得退而求其次,苦心經營他自己的領地--裝甲兵,他曾把裝甲兵視為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裝甲兵部隊成了他一人獨霸的「勢力範圍」,他人不敢染指。甚至連黨、政、軍、特等部門無孔不人的蔣經國,在「湖口兵變」前也從未跨入裝甲兵營區一步。在人事安排上,蔣緯國大肆栽培軍中親信,擴大權力勢力範圍。而趙志華這個發動「湖口兵變」的主角正是蔣緯國的得力助手和親信。蔣緯國擴大勢力範圍的做法,早已引起蔣經國的戒心。現在發動兵變者又出在蔣緯國手下,雖然此時蔣緯國已卸下裝甲兵司令之職,但事出有因,水出有源,恐怕你蔣緯國是難逃干係。蔣經國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千載難逢之機,名為清除趙志華的影響和勢力,實為把蔣緯國建立起來的勢力一網打盡。
  蔣經國抓到了把柄,並沒有立即報告蔣介石,而是有條有理。靜靜悄悄地等待蔣緯國出籠。果然,由於蔣緯國親自出面斡旋,加之宋美齡為蔣緯國的後援,使得趙志華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而涉及與此事件有關的30餘名將領,也個個都在「原職待退」。
  蔣緯國總算為過去的老部下舒了口氣,但他萬萬沒料到,正在這時,蔣經國在「父皇」面前出現了。他力陳上述種種事實,並指出趙志華在大陸失守前曾為中共的俘虜,後又逃到台灣,本應該作為共軍「特嫌」處理,卻怎奈蔣緯國的力保,才官復「裝甲兵上校旅長」,後又得以重用。
  蔣介石聽罷,正觸了他的痛處,不禁怒火萬丈。據傳,蔣介石一反常態,杖責了蔣緯國,並剝奪了他的帶兵權。
  蔣緯國碰了一鼻子灰,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只好忍氣吞聲,對哥哥蔣經國的官場絕招和厲害,甘拜下風,老老實實,與世無爭地潛心於紙上談兵之業--到軍事院校去任校長去了。而蔣緯國一手經營的裝甲兵從此也轉到了蔣經國之門下。
  「湖口兵變」使蔣緯國徹底地遠離兵柄。此後倍受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冷落,在中將軍銜上一干又是整整14年,蔣緯國的「萬年中將」也由此而得名。
  1966年,蔣緯國年屆50,按照常規,備逢兒孫們生日,蔣介石都要揮毫潑墨,以示賜勉。就在蔣緯國生日這一天,蔣介石親書一幅勉勵他,內容是:
  當緯兒五十生日作書勉之
  恕人責已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頭自修,乃處世主業之要道也。
  中正於桃園慈湖
  從蔣介石所贈書法內容,也可看出他本無意於讓緯國成就什麼豐功偉業,只要求他「埋頭自修」,獨善其身而已。誠然,按老蔣的期許,「埋頭自修」是為了日後「處世主業」。可是,已經50歲的人了,猶自「埋頭自修」等待那個遙遙無期的「主業」的日子,好像也晚了點兒,何況前面還有個兄長蔣經國呢。
  蔣介石去世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蔣經國「父業子承」,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和台灣的「總統」。哥哥當了蔣家王朝的「掌門人」,弟弟卻一點光也沾不上。蔣經國上台後所頒布的第一個有關人事安排的命令是:「陸軍」副總司令鄭為元調升「警備總司令」,「空軍」副總司令司徒福調升「空軍」總司令,「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調任聯勤總司令,「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王升調「總政戰部」主任。大批官員陞官加爵,惟有蔣緯國毫無動靜,仍舊擔任他那個「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蔣緯國的處境如此不堪,連許多國民黨元老都看不下去了,遂紛紛向宋美齡進言,並向蔣經國暗示蔣緯國的「出處」。但仍遭蔣經國的婉拒。
  蔣緯國對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也頗感不滿,但他又不敢公開表露出來,只能背後發發牢騷,在公開的場合講幾句不痛不癢的怪話。還是蔣介石在世時,有一天,蔣緯國半開玩笑半認真對父親說:「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是一直沒有陞遷的。其一是你,其二是我。」蔣介石是五星特級上將,為台灣最高軍銜,而蔣緯國自1961年升為中將後一直未再晉陞。這種話,以兒子的身份對老子講,不算是犯忌,只可視為一個玩笑。然而,玩笑中卻流露出一股難以掩飾的不滿和憂愁。
  還有一次,在一個社交場合,一位屬龍的年輕女歌星唱罷一曲《龍的傳人》之後,端起酒杯向同是屬龍的蔣緯國敬酒,並說:「龍的傳人向龍的傳人敬酒!」蔣緯國聽了,淒然答道:「龍的傳人算什麼,這年頭是連豬狗都不如了。」蔣緯國此言,也許是玩笑中了巧合,也許是借題發揮,巧言申怨。因為他說的「豬狗不如」,恰恰暗合了父親蔣介石和哥哥蔣經國的生肖屬相--蔣介石屬豬,蔣經國屬狗。
  以上所述,不過是些政治笑話,究竟有多少事實上的根據,則是無法考量的。但雖然是政治笑話,畢竟也反映了經、緯之間的兄弟之情並不十分融洽,兩個人的確是有些矛盾磨擦的。
  還有一則政治秘聞,是從蔣氏官邸中的侍從副官嘴裡傳出的,似還有幾分可信性:
  1975年8月,蔣介石的喪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齡決定離台赴美靜養。士林宮邸的秘書、侍衛們都來幫著收拾行李並準備恭送老夫人。蔣家長幼兩房的後代們也齊集官邸送行。這一天,蔣緯國早早地就來到了士林官邸,而且不同於往常的是,他當天穿著軍常服、佩戴著勳章勳標來到宋美齡面前。在平時,士林官邸每年都要舉行幾次家族聚會,所有的人都是穿便服參加。所以,這一天宋美齡見到一身戎裝的蔣緯國,難免感到奇怪,她端詳了一下說:「你穿軍裝的確很精神,啥事情今天給我送行又穿軍裝又行軍禮?」
  蔣緯國正色答道:「因為再過不久,我就沒有資格再穿軍裝了!所以今天給媽媽送行,特別讓媽媽看一看穿軍裝的印象。」
  宋美齡從來沒想到過蔣緯國也會有「沒資格穿軍裝」的時候,所以聽了這樣的解釋反而更加感到奇怪了,於是又問:「為什麼?」
  蔣緯國等的就是宋美齡這個「為什麼?」他一五一十,把台灣軍隊中強制限齡退役的制度大致講了一下,說:「今年,已到了我這個中將軍銜限齡退役的年齡,我已經在報請退役了,媽媽回來時,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軍裝來看媽了!」
  宋美齡晚年私事很少,對軍中制度就更是不聞不問,所以,這個「限齡退役」的制度對她來說無疑是一件新鮮事。因為在她的印象裡,自己的丈夫一輩子都穿軍裝,她平時常能見到的軍人如何應欽、薛岳、顧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枴杖時還穿軍裝的。於是,宋美齡又問:「何敬之為什麼可以繼續穿軍裝?」
  緯國回答:「那是一級上將,功在國家,終身職的。」
  這麼一解釋,總算讓宋美齡明白了個中原委。正在這時,蔣經國一家人也到了。蔣緯國起立,給蔣經國敬了一個軍禮,蔣經國問:「在家裡幹什麼來這一套?」』!緯國未及作答,宋美齡忽然指著蔣緯國問蔣經國:「緯國做軍人還可以嗎?」
  蔣經國不知老夫人何出此問,隨口答稱:「他本來就是干軍人,幹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軍人很出色,為什麼聽說他在辦報請退役,要脫掉軍裝?」
  蔣經國久慣官場,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無奈,他只得回答:「緯國中將年齡到了,也聽說他在報請及齡退役,不過我已經交待給他辦升級上將的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緯國終於緩慢地晉陞了一級,成為上將。
  蔣緯國之所以晉陞,除了宋美齡的力薦之外,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當時,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蔣經國進言外,還主動提前辦理了「退役」手續,一力保舉蔣緯國接替自己出任「三軍大學」的校長。由此,蔣緯國方得晉陞。
  蔣緯國擔任「三軍大學」校長之職後,與其兄蔣經國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緩和,火藥味仍然很濃。蔣緯國在學校講課或作講演時,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蔣介石,就是宣揚自己的作戰閱歷和戰略思想,極少提到或稱讚蔣經國,大有「目無兄長」之嫌。此外,蔣緯國在發表關於戰略和軍事學術問題的講演和談話時,其言論往往觸及到「全局問題」,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來記者訪談時,強調:「我們從來沒有要反攻大陸,至少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據說,蔣緯國這種「反攻無望論」的言談曾使蔣經國大為惱怒。
  蔣緯國升為上將,保住了「穿軍裝」的資格,也保住了他作為「皇子」的面子。可惜他的嘴不老實,一再給自己惹禍,最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擊王升的故事。蔣緯國早就對蔣經國把王升提升得過高過快表示過不滿。王升被提拔為上將時,蔣緯國還是在中將位置上,他曾譏刺說:「台灣又出了沒打過仗的上將。」
  80年代初,台灣警方和調查局聯手鎮壓「美麗島」案,是由王升親自策劃的。事後,蔣緯國一面譴責「美麗島」鬧事的人,一面批評「官方」處置不妥,並尤其對「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進行了尖刻的指責,認為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嚴格執行「戒嚴令」,不容「聚眾滋事」。他諷刺說:「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將,才指揮軍警去挨打,要是在戰場上,豈不要垮得一乾二淨!」
  蔣緯國的這些言論傳到蔣經國耳朵裡,這位「總統」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蔣緯國「三軍大學」校長一職,改任「聯勤總司令」,成了一個有職無權、為別人打雜的光桿司令。而且,就是這樣一個職務,也是有附加條件的:蔣緯國今後謹言慎行,安守本分幹好三軍後勤工作,不涉及他職權範圍內的業務,決不允許他擅發議論,尤其不准「狂妄」指責中樞的決策。
  蔣緯國在台灣號稱是精通戰略的將才,結果卻落得去給三軍辦後勤,經、緯二人之間的芥蒂到了這個地步,怕是難以消除的了。
  蔣經國對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見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難於理解的。這是因為,蔣經國平日為人處事是非常寬厚仁和的,與蔣介石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鮮明的對照。在贛南任專員期間,蔣經國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風是頗有口碑的。曾與蔣經國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對蔣經國的處世方法和作風有過具體描述,他說:
  一般的國民黨的軍官,很神氣,軍裝著身,斜皮帶一掛,長靴直響,總有高人一等的架勢。可是,他一反其「勢」,很少這麼穿戴。倒是夾克短衣,漏斗形馬褲,皮鞭在手,愛戴鴨舌帽,就像賽馬場中的騎士。看來,他不像在當官,倒像是個「運動員……沒有架子……喜歡與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兒曾任豐鎬房帳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憶說:
  在進豐搞房做帳房之時,有過一場小小的風波。原來宋漲生被炸死後,蔣介卿師母、孫琴風舅母和蔣立樣鎮長都想薦人。當內定由我做帳房時,忽然無風起浪,外面紛傳當豐鎬房被炸後,唐瑞福最先進去,搶出五萬元鈔票云云。鎮長蔣立祥甚至把我店裡夥計葉阿定傳去,在白巖下庵審問有沒有看見過,葉說鈔票我沒見,只見過一隻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蓮的衣箱)。我妻在石繕,聞訊大怒,趕到溪口質問,我也很惱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孫琴鳳舅母出來說公道話,說衣箱確是周雅蓮的。大家勸我不要把這事讓經國知道,因他正在萬分悲痛之中,惹了氣,發起火來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氣,不管這些,晚上拿了燈籠到武嶺公園中國旅行社小洋房去見經國。他一隻腳擱在床上待睡,問我為什麼這時候還來,我就一五一十告訴他情況。他聽了後,笑笑說:「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來的,不好怎麼辦。家裡的錢,我都知道,哪會有這大數目。我對你攤底牌,肖王廟舅婆(琴鳳的舅母),伯母(介卿師母)、立祥(鎮長)都要薦人,隨我揀,我不相信他們,一定要你幫忙。經國這樣一說,我就說:你這樣信任我,我可以暫時幫忙;你有人馬上來,我可以走。就這樣,我正式開始做了豐鎬房的助理帳房。當時經國還對我說:「我會通知親戚,以後我來時親戚來,我不來時親戚不必來。你管經租及禮尚往來,上墳做忌。葛竹舅公來時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賢裕,神經有點失常,平時穿道士服裝,手拿拂塵,常要到溪口來。年紀七十六歲時,人家問他幾歲,他說十六歲,原來是除去一個甲子算的。
  溪口淪陷前夕,宋周運和蔣瑞春由蔣經國派蔣恆祥專程來陪到江西去,臨行時,曾叫我同去,我說拋不開家,並對宋周運說: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帳目交清,離開豐鎬房。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經國差副官蔣恆祥持信來,叫我再管豐鎬房。到1948年1月(農曆過年時),我因與武嶺學校校務主任施季言有意見,我感到施的權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經國回鄉,就對他說:我在寧波有蔬菜行,這裡的財政,平時已有蔣孝佐在管,就請他接辦吧!就此最後辭職離開了豐搞房。
  由上述回憶可知,蔣經國無論為官還是處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動不動就大發雷霆的那種人,也不是斤斤計較,動輒與人結怨的那種人。可是,惟獨在對待蔣緯國的態度上,他卻時時表現得胸襟狹小,不肯絲毫客讓寬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輕時老蔣夫婦尤其是宋美齡對蔣緯國的偏愛種下的禍根,這禍根釀致了日後的兄弟之間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情結」。在這種特殊情結的支配下,蔣經國逐漸養成了下意識的思維習慣--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現自己的大度;而發生在蔣緯國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計較,要給予回擊,絕不肯放過。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作為「台島第一家」,的蔣氏家族,同樣也難逃俗務的纏磨,在「軍國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場場家庭鬧劇。
  4.「義結金蘭」--蔣介石和他的把兄弟們
  蔣介石出生和成長的時期,正雖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歷時兩干餘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沒落和瓦解,列強的大炮已經把封閉的中國大門轟開了很大的縫隙。帝國主義以其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封建的小農經濟社會逐步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會。但是,雖然如此,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仍然佔據著社會的主導地位,出生在浙東山村小鎮鹽商之家的蔣介石,自幼受到小生產者思想觀念和文化傳統的熏陶,接受的還是傳統的儒家學說--舊的倫理綱常、舊的道德規範。傳統的文化和傳統的習俗,使蔣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為金科玉律。中國民間素來盛行「兄弟結義」,浙東一帶民風縹悍,此風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環境的影響下,蔣介石也篤信這一套,認為好朋友之間就應當金蘭結盟。成為異姓兄弟,交友之道捨此無他。因此,蔣介石一生當中,從離家求學到投身軍伍直至後來執掌中國政治權柄,曾先後結交了幾十位「盟兄弟」,其數量之多,為近現代「大人物」中所鮮見。
  蔣介石之與朋友結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意圖和選擇標準。在家鄉及奉化縣城求學期間,他曾先後兩次在同學中挑選情投意合的夥伴,結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學時,他在同學們當中有「紅臉將軍」之稱,可知他那時還是比較重情義,講義氣的。
  東渡日本留學時期,他結識的陳其美,從此追隨陳其美參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為陳其美的得力部下。因為當時政黨派系林立,同盟會內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深感只是同盟會的「同志」已經遠遠不夠了,於是先後同陳其美、黃郭、張群等人焚香換帖,義結金蘭。那時候,陳其美是滬軍都督,黃都是滬軍的師長,而蔣介石只是一個團長,他與陳、黃二人結為兄弟,自然於情義之外是另有所圖的了。
  陳其美遇害後,蔣介石頓失靠山,決心再找一些為孫中山所倚重的人結為金蘭之盟,以圖功名。當時,在中華革命黨中擔任財政部長的張靜江和擔任軍事部長的許崇智成為蔣介石結盟的首選人物,幾次奔走,總算如願以償。如同結交了陳其美之後被引薦給孫中山並得到賞識一樣,蔣介石與張靜江和許崇智義結金蘭之後,得到了張、許二人的大力提攜,進而更得到孫中山先生的青睞和重用。這一時期,他還先後與孫中山先生的機要秘書邵元沖、大元帥府秘書長戴傳賢、粵軍將領吳忠信等人結為義兄義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顯的。
  在揮師北伐、底定中原的過程中,蔣介石軍權在握,迅速崛起,嚴然成為國民黨內部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雖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穩固的,國內各派軍閥和國民黨內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對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結拜盟見義弟的方式籠絡人心,尋求支持。在此期間,蔣介石與李宗仁、馮玉祥等人結為兄弟。
  此後,蔣介石通過種種軍事和政治手段,終於執掌了民國大權。但是,國內反對他的政治勢力和軍事集團仍然大有人在,蔣介石在進行金錢收買、高官引誘和軍事討伐的同時,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寶--結拜。他以這種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軍事將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後來被他長期軟禁的東北軍主帥張學良。
  蔣介石在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人義結金蘭,所為不是一個「情」字,而是為了一個目的--謀政。因此,在暫時利益的驅使下,蔣介石無論與誰結義,都是指天盟誓,好話說盡,一旦時過境遷,往往就把當初的誓言置諸腦後,與義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負義、兵戎相見,情絕義斷,視同路人。
  蔣介石是一代條雄,是大獨裁者。他從一個小鹽商的兒子爬上中華民國最高統治者的寶座,除了時代環境的因素和個人才具(誰也不能說蔣介石是個毫無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於他的擅長結納朋友和利用朋友。憑藉著不同時期「金蘭盟友」的兄弟之助,蔣介石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中下級軍官逐漸陞遷,最後攫權奪勢,爬上了舊中國最高統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國大陸統治了20多年,靠了權術和「平衡術」,他使蔣家天下得以在台灣苟延殘喘。
  蔣介石對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圖報、舊情不斷;有些是利用一時、打擊一世。這多半取決於蔣介石「謀政」的需要。當然,有些盟兄義弟在關鍵的歷史時期或歷史事件中幫過他的大忙,而日後又絕無妨礙他「謀政」的企圖,對這一類兄弟伙,蔣介石還是懂得。知恩圖報h的。他畢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學的影響,畢竟還要顧及一個最高統治者的「聲名」。如對待陳其美,蔣介石始終不忘當年的舉薦攏攫之恩。1916年5月18日,袁世凱設下圈套,收買歹徒暗殺了陳其美。陳其美死後,他的親朋好友當中竟無一人敢去收領其遺體,惟有蔣介石這個「義弟」聽到噩耗後,當即痛哭失聲,趕赴現場,將陳其美的遺體運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殮,並親撰悼文以志紀念。蔣介石的這種做法,一時博得了上海革命黨人的讚揚。
  對待陳其美是如此,對待當初為他與陳其美結識而搭橋的周淡游,蔣介石也是念念不忘。這個周淡游年長蔣介石5歲,是蔣介石在奉化讀書時期的盟兄。蔣介石初到日本時,是周淡游介紹他與陳其美結識的。此後,周淡游也成為革命黨的骨幹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傑出貢獻。周淡游於1919年5月病逝。蔣介石對這位當年的「革命搭橋人」感恩不忘,特為其建造了一座雄偉壯觀的紀念塔和墓園--淡遊山莊。
  蔣介石一生當中結拜的盟兄弟足有幾十人之多,圃於篇幅,不能-一詳述,今只列數其中幾人,從中或可看出蔣介石的「情」與「義」。
  許崇智,字汝為,廣東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於廣州的一個望族。許崇智少年時代即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在清政府轄下福建新軍中任職,先任統帶(相當於團長),後升任協統領,(相當於旅長)。辛亥革命中,福建新軍起義,許崇智親率所部與清軍作戰,戰功卓著,備受各界讚譽。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為了重新集結革命力量,醞釀成立了中華革命黨,許崇智被舉為中華革命黨軍務部長。蔣介石看到許崇智年輕有為,又是孫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紅人,遂起意結交,經張靜江說合,張、許、蔣三人焚香盟誓,結為兄弟。許崇智與蔣介石同年同月生,許只比蔣大了5天,於是許居二,蔣居三,蔣介石稱許崇智為「二哥」十分親熱。
  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許崇智在這個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黨部軍事部長。此時的許崇智雖身負重任,卻一味沉溺酒色,鬆弛軍紀,在廣州截留稅收,包庇煙賭,影響極壞。許崇智轉戰閩粵期間,因經常風餐露宿,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再加上長期酒色宴樂,身體逐漸不支,一些軍務多交蔣介石直接處理,蔣介石此時任黃埔軍校校長,兼任許崇智所部粵軍參謀長。許崇智明知粵軍將領與蔣介石之間索有齦塘,卻仍將軍務交蔣介石執掌,以致部下對此頗感不滿。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正在東征前線的許崇智聞訊悲痛不已。他特別建議每星期一舉行總理紀念周會,以緬懷孫中山。這一建議後來得到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通過,並付諸實行。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帥府改組的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許崇智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並任軍事部長,蔣介石在黨政方面沒有得到任何職務,只被任命兼任廣州衛戍司令,但他卻遲遲不去赴任。
  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他被刺身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確定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負責控制局勢和處理廖案。8月24日,蔣介石就任廣州衛戍司令職,立即宣佈廣州戒嚴。蔣介石派何應欽率黃埔學生軍擔任市區警戒任務,並進駐市北的制高點觀音山,同時擔任長洲島和沿海的警戒。這樣一番佈署,全廣州都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了。
  9月,因為粵軍中有些將領涉嫌廖案,蔣介石趁此機會迫使許崇智下令將粵軍重要將領梁鴻楷、梁士擇等先後逮捕,其所部軍隊則被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包圍繳械。嗣後,蔣又借口粵軍已不可靠,為安全計,改派黃埔學生軍負責許崇智的警衛工作。許崇智萬萬沒想到,這個與自己義結金蘭、口口聲聲喊自己為「二哥」的蔣介石竟然要奪自己的軍權了。許崇智覺察到自己的危險處境後,立即電調駐紮在東范、增城、寶安一帶的許濟。英雄兩師精銳粵軍到廣州來維護自己的地位。汪精衛聞訊,恐生變故,遂即授命蔣介石有處理粵局的全權。蔣介石便以許濟、莫雄等人申同梁鴻楷「圖謀危害國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將他們包圍繳械,當夜又派黃埔學生軍包圍了粵軍總部和許崇智的府邪,解除了衛兵的武裝。
  9月20日的凌晨,蔣介石派人給許崇智送了一封信,歷數許的過錯,威逼許崇智「毅然獨斷、保全名節」,讓許崇智「暫離粵境」,許崇智知大勢已去,遂於20日午後悄然登上輪船離穗赴滬。
  許崇智到上海後,過起了寓公生活。蔣介石以粵軍部下「集獻」的名義送上20萬元供許揮霍,以後就在軍費開支項目中每月撥給一萬元。
  1927年3月,蔣介石率北伐軍到達上海後,卻不敢去看望許崇智。因為當初他逼許離粵時曾在親筆信中許下諾言:「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時過一年有餘,蔣介石食言而肥,無法面對許崇智。他對於這封親筆信落入許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請「大哥」張靜江登門向許崇智說情索取。許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蔣介石萬般無奈,親自登幾執禮甚恭,一邊對往事表示道歉,一邊開口索取原信,但許崇智說該信早已遺失,仍然拒絕。
  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及其後不久,蔣介石相繼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掌握了黨政軍大權。許崇智原以為蔣介石會有一點報恩之舉,給自己安排一個軍政要職的。沒料到蔣介石早把這位「二哥」置諸腦後,什麼表示也沒有。許崇智失望之餘,滿腹怨恨,一再揚言要揭蔣介石「逼宮」的老底。為防不測,許崇智把蔣介石的那封信攝影複印,分地保管。蔣介石也明白,自己的親筆信落在許的手裡終究是個禍根。後在戴季陶、吳稚暉、居正等人的勸說下,蔣介石於許崇智出國考察之際送上旅費30萬元,由此達成默契,不再聲張。
  以後,在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第五、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許崇智均名列中央監察委員,也曾被任命為中央監察院副院長,但都只是虛名虛職,並無實權。
  抗日戰爭中,日軍曾多次勸許崇智出任汪偽南京政府的要職,但許堅決不從,拍案大喊:「殺我的頭也不當漢奸!」表現了一個中國軍人的氣節。
  蔣介石敗走台灣後,曾聘許為「總統府資政」,許不願去台,一直寓居香港。1965年1月25日,許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遠在台灣的「三弟」蔣介石只發了一個唁電,再沒有別的表示了。
  楊虎,字嘯天,生於1889年,祖籍安徽寧國。早年畢業於江南將非學校,後追隨陳其美奔走革命。楊虎與蔣介石結拜成兄弟的時間尚未見到準確的記載,如果按照他們交往的疏密程度來推斷,則上海討袁時期最有可能。在此期間他們一同參加了肇和艦起義等軍事鬥爭,是陳其美手下的兩員主要干將。
  1915年12月,陳其美在上海積極策劃反對袁世凱統治的軍事起義。蔣介石負責起草了《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提出首要目標是奪取肇和、應瑞、通濟3艘軍艦,然後奪取製造局、警察局、電話局等,控制整個上海。肇和等艦停泊在黃浦江與長江匯合的吳湖口處,經過革命黨人的運動,已有贊成起義的內應。陳其美與肇和艦艦長黃鳴球、艦員陳可鈞商定於12月中旬舉事。不料,袁軍已偵悉了陳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將肇和等艦調離上海。陳其美聞訊,倉促決定提前在12月5日發動起義。
  這次起義由陳其美任湖滬司令長官,統率一切;楊虎為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為副司令,黃鳴球為海軍總司令,以肇和艦為海軍總司令部。主要計劃部署是:一、楊虎率其部三十餘名,由黃浦江乘小汽艇襲取肇和,佔領後即炮擊江南製造局;二、孫祥夫率其部三十餘名,由楊樹浦乘小汽艇分別佔領應瑞、通濟二艦,策應肇和;三、江南製造局由已聯絡好的武裝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的軍警,聞軍艦炮聲同時響應;另外屆時還將對警察局、電話局、工程總局等處同時發起進攻。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後,楊虎率戰士三十多人,攜帶手槍炸彈、雇乘小汽艇襲取肇和艦。艦上陳可  鈞等立即響應,順利地佔領了肇和艦。當肇和艦向江南製造局開始發炮時,守局的北洋軍隊掛出白旗示降。肇和用燈號聯繫各軍艦,各軍艦依次均回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楊虎等誤以為佔領應瑞、通濟二艦的孫祥夫等也已獲得成功,其實孫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預定計劃。陳其美、蔣介石等在陸地上的進攻也因敵我力量過於懸殊而未能得手。當肇和艦被佔領後,上海鎮守使楊善德、海軍司令薩鎮冰等,一面調軍警在陸上堵擊,一面以重金收買應瑞、通濟二艦。12月6日黎明,應瑞、通濟二艦一同開炮攻擊肇和艦。楊虎等在肇和艦倉促還炮,但命中率極低,艦上火藥庫又中彈爆炸,戰士死傷甚多,不能支持,楊虎及殘部乘小艇從浦東登岸逃脫,陳可鈞及數十名受傷者被捕犧牲,整個起義終於失敗。
  1916年4月,陳其美策動江陰獨立,派蔣介石協助楊虎攻佔了長江第二要塞江陰炮台,於4月14日同楊虎發表《江陰獨立宣言》。隨後他們又攻下了吳江、盛澤,但很快又在大隊袁軍的反攻下敗退。
  上述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對袁世凱及其幫兇來說,卻不失為沉重的打擊,對全國反袁反帝制的鬥爭,也是巨大的推動。楊虎也因其在軍事鬥爭中的突出表現,而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後來被任命為總統府的衛士隊長。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楊虎冒著槍林彈雨掩護孫中山衝出總統府,轉移到軍艦上,脫離了險境。這可說是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此時楊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他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經審訊就隨捕隨殺。那時候,被他殺害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簡直難以數計。另一個在上海主持所謂「清黨」的陳群,助紂為虐,與楊虎狼狽為奸。上海人民對這兩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恨之骨,稱之為「虎狼成群」。
  為蔣介石充當屠夫的楊虎,官運井不怎麼亨通。一年後,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1937年淞滬會戰前後,出任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十分自負,自以為多年來有功於「黨國」,應該與蔣介石平起平坐。甚至與蔣介石爭名爭利,糾纏不休。此時的蔣介石已建立起獨裁統治,身為「一國之尊」,豈能容得楊虎這般「不識時務」的武夫與自己稱兄道弟,更何況還想平起平坐?他一氣之下居然撤了楊虎的兵權,只給他一個無關緊要的監察委員了事,從此與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對蔣介石的無情無義,楊虎一直耿耿於懷。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楊虎為了報復蔣介石,意欲聯絡民主黨派和蔣介石抗衡。在解放戰爭時期,楊虎掩護過若干民主人士,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例如: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和副主席羅隆基,當年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被國民黨軍統特務軟禁,就是在楊虎的營救下,才得以逃脫魔掌的。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的:
  張瀾、羅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橋療養院住了很長時間,在此期間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武裝監視,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揮戈東下,浩浩蕩蕩地逼近上海。國民黨在潰逃前夕負隅頑抗。當時的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在上海警備長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謀全面搜捕中共地下黨及各民主黨派,並擬將張瀾、羅隆基在虹橋療養院就地處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楊虎命其舊部屬閻錦文(當時任上海警備第三大隊副)設法營救張瀾。
  國民黨上海警備副司令周力行是楊虎的女婿,對於岳丈的吩咐凋力行當然言聽計從;閻錦文又是楊虎的學生,楊虎曾有恩於閻錦文,閻錦文焉能不報?更何況當時的國民黨江河日下,閻錦文也希望能為人民做些好事,以贖前罪,從而作為向共產黨立功晉見的良機,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閻錦文行動起來自然應心得手。於是,當楊虎將這一艱巨的營救任務交給閻錦文時,閻立即承諾,並說保證完成。從此以後,閻錦文每天帶領若幹警備隊員全副武裝到虹橋療養院作例行巡視。一進大門,這一幫警備隊員就橫眉豎眼的,「找碴」,聲色俱厲指桑罵槐,鬧得雞犬不寧。可是他們一到張瀾、羅隆基的病區,行為就有所收斂。尤其是閻錦文顯得彬彬有禮,並向張、羅二位先生問寒問暖;張瀾、羅隆基深感詫異,未敢和他攀談。又過了幾天,閻進一步向張、羅透露有營救他們二人之意,並將楊虎致張瀾、羅隆基的親筆信及楊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環龍路住所的電話號碼向張、羅出示,張、羅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閻錦文一日兩次向楊虎匯報營救張瀾、羅隆基計劃的執行情況,楊虎則向閻錦文面受機宜。楊虎並推薦兩名親信--潘雲龍、莊儒伶到上海警備大隊充當隊員,以協助閻錦文完成營求張、羅的任務,以便使張、羅盡快脫險。
  1949年5月中旬,時局越來越緊張,一些官員顯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內一片混亂,從遠處已隱約傳來解放軍的炮聲。而且這炮聲日近一日,其聲音也越來越大了。就在這緊張的時刻,5月24日上午,閻錦文突然接到解押轉移張、羅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這顯然是一個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殺害,就是要轉移到台灣,而營救的任務就更困難了,甚至很難實現營救任務,到那時就是插翅也難飛了。於是,閻錦文立即驅車去找楊虎請示該怎麼辦,但楊虎此時卻不知到那裡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沒辦法,只好想辦法和田淑君接通了電話,田在電話裡說:「要將計就計,迅速轉移,今晚12時以前必須完成營救任務。」轉移地址仍為環龍路楊宅不變。
  人夜,閻錦文全副武裝,親自駕駛一輛軍車,帶領潘雲龍、莊儒價等武裝隊員來到虹橋療養院,聲稱奉上級命令要移解張、羅,大夫護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裝士兵將張瀾、羅隆基押上汽車,迅速離開療養院,駛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軍攻進上海,進入市區,張、羅二人來到楊虎住宅,在解放軍保護之下安然脫險。
  楊虎掩護民主人士脫離蔣介石的虎口,算是為人民做了一點好事,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他被請上觀禮台,參加了開國大典。
  四十年代後期,楊虎確實做了若干有利於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論他的動機如何,其客觀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後,共產黨將楊虎看成好朋友,像對待其他起義將領一樣對待他,執行既往不咎,寬大為懷的政策。並在北京前門外給楊虎安排了一座比較寬敞的住所,每月發給他三百元生活費,汽車隨要隨到,使他安度晚年,過著無憂無慮優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楊虎對這種破格的優待仍不滿足,他還想當全國政協委員。有關方面考慮他民憤太大,勸他不要出頭露面。因為如果當了政協委員,就有可能見報,一旦見報,既給自己找麻煩,也給國家造成不良影響。
  但楊虎不甘寂寞,也不聽勸告,終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東單無意中發現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師參謀長的許某,經過一陣寒暄之後,得悉此人解放後流落江湖,靠測字,算命,看手相為生,可謂窮途潦倒。楊虎以上峰自居,約其到家中細談。許某便乘機在楊虎面前極盡獻媚取寵,造謠惑眾之能事。楊虎亦在許某面前大發牢騷,埋怨共產黨未給他高官厚祿。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動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後,楊虎經常收聽美國之音及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並有意在社會上散佈流言蜚語,誹謗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甚至向台灣當局與當時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寫信,要求他們從福建和東北兩路出兵,以夾擊中國共產黨。他認為此信若投寄,容易敗露,不如托人捎帶出境面交。於是,他又千方百計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將返國的日僑,並托這位日僑將信件帶到香港。楊虎萬萬沒有料到這位日僑無意為他冒如此巨大的風險,一到海關,這位日僑便主動地向中國公安部門交出了信件。於是,楊虎叛國的陰謀和盤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將楊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楊虎態度十分惡劣,矢口否認有叛國的罪行。當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時,楊虎說:「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跡,即使是我的親筆信,也無非是朋友之間的應酬,無關緊要。」他在法廳上擺出一副無賴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據楊虎的犯罪事實及其態度和表現,最後判處楊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鑒於楊虎此時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楊虎監外就醫,充分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不久,楊虎即病死於北京復興醫院。
  與蔣介石結拜為兄弟的著名人物還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黃現邵元沖、吳忠信、馮玉祥、張學良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蔣介石幾乎毫無例外地要與一些人物結成金蘭之好,他的選擇結義兄弟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一定要對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驅使下,蔣介石以「情義」為外衣,結交盟友,為我所用,一旦時過境遷,常常又背信棄義,甚至與「義兄義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對待許崇智、馮玉樣、李宗仁、張學良等人的態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對「情義」二字的態度。
  蔣介石一生當中結拜了幾十位義見義弟,也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前恭後倡,並不是對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後即棄如敝履。有些結拜兄弟,蔣介石是始終不忘結義之情並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義兄陳其美、戴傳賢、邵元沖等人。在這一類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隨蔣介石時間最長的人便是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張群。
  張群和蔣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軍校,當時兩人一個在步科,一個在炮科,相遇而並不相識。
  張群,字岳軍,四川華陽縣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緒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於長寧。小時候人家館課讀,後來進了華陽中學。當時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興起,張群在學校裡閱讀進步報刊也受到影響泅往投筆從戎。這時候清廷陸軍部開辦的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在全國招生,張群於1906年在成都報考初試錄取,接著到北京參加會試,受到學堂督辦段棋瑞的親自召見。入學後他習步兵,編入步兵二隊。第二年學堂選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張群與蔣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張群和蔣介石等人同船東渡赴日,兩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誼日增,張群決心,改變自己所學,而與蔣同習炮科。因為蔣介石早一年曾經來東京清華學校學過日語,有不少同鄉熟人,所以在振武學校裡顯得比較老成,張群也就處處跟著他轉。這年,張群加人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並且經黃郭介紹參加了留日軍人秘密組織「丈夫團」(後稱「成成團」),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動。
  這時,同盟會中部總會正在加緊籌謀在江浙起義,張群到了上海,便在陳其美領導下參加了上海起義活動。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出任都督,張群任都督府軍務處軍械科長。他有意攀緣,與黃郭、蔣介石兩位「兄長」換譜結下金蘭之盟,這對他以後的政壇生涯具有深遠影響。
  1925年,蔣介石在廣州經過兩次東征和平定劉震表、楊希閡叛亂,又把許崇智驅往上海,一躍而居於軍事首領之高位。接著國民政府籌謀北伐,他又被舉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春風得意」,亟需各種人才,遂就將義弟張群請來廣州,授予總司令部總參議之職,輔助自己。張群在數年間走南闖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職,雖無多少政績可言,但他學會了政壇宦海的謀官之道,謙恭待人;貪斂有度;遇事則察言觀色,順從上司;因此他在哪兒都能混得下去。張群正是帶著這些謀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於在蔣介石麾下謀職的。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張群、黃部等人也聯袂下野,與蔣介石同進退。張群還陪蔣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靜觀待變。後又陪同蔣介石東渡訪日,朝夕相處形影相隨,更加深了「兄弟」間情誼。他陪同蔣介石遍訪日本軍政界要人、社會名流,聯絡感情,先後與陸軍大臣白川儀則、參謀總長金井花三、參謀次長南次郎等舉行秘密會談,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進行了一次重要會晤。回國後,派張群繼續留在日本,代表蔣介石與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聯絡。
  1928年,為了促使張學良改旗易幟,張群奉蔣介石之派,與吳鐵城一道去東北遊說,反覆勸喻張學良和東北軍政要員易幟附南,實現全國統一。這年12月底,東北三省終於易幟,張群總算為蔣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來與蔣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張群,卻絕口不以學友或昆仲相稱。他對於蔣介石恭順有餘,不求聞達,深得蔣介石的歡心,因而贏得了蔣介石的信賴和重用。1928年11月,張群出任參謀總長,1929年3月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這一要職。
  張群深知蔣介石專斷驕矜的脾性,最忌屬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處處曲意奉迎,唯唯諾諾。他雖有新政學系頭目之稱,但新政學系成員都是忠誠於蔣氏、為蔣所重用的黨政要員。張群不搞組織,不收黨徒,也沒有自己的綱領和原則,而是「各顯神通,向蔣攀援」,所言所事,無不揣摩蔣的意願和好惡,處處唯蔣之馬首是瞻,所以深得蔣的讚許和青睞。張群還為蔣介石拉攏青年黨。民社黨等其他黨派的領袖及地方軍政頭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戰中,張群奉命偕同吳鐵城前往瀋陽拉攏張學良,張群不辱使命,在張學良面前軟磨硬泡,終於說服張學良發出擁蔣通電,派東北軍大舉人關,結束了中原大戰,這也是張群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後,蔣介石寄希望於和平交涉和國際調停來解決爭端,實行不抵抗主義,張群積極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和譴責。當年12月,蔣介石下野,張群也跟著辭職,以示同蔣介石共進退同榮辱。蔣介石重新上台後,對日本的一再挑釁仍然採取退讓容忍政策,鑒於日本佔領東北之後又覬覦華北,蔣介石派張群去擔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上是協助張學良策劃北方軍政大計,實際上是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對日交涉,直接負責貫徹實施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後又身居幕後,協助何應欽對日談判,於1933年5月31日與日本簽訂了「何梅協定」。由於張群與日本朝野人士有著廣泛的交往和聯繫,又多次奉蔣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辦交涉,因此被時人稱為「日本通」,國內外人士一致認為他是個「親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後改組了國民政府,並決定調整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任命張群擔任外交部長,在南京與日方直接開展外交談判,以求中日關係之全盤調整。
  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下,張群與日方的外交談判持續了一年,改變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讓、妥協求和的外交立場,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囂張氣焰,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獨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說,這一段時間是張群一生中絕無僅有的一段比較光彩的歷史。張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蔣介石的進一步信任,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壇上也贏得了較好的名聲。此後的幾十年當中,張群歷任國民黨黨政要職無數,無論在什麼位置上,張群的行事原則只有一條,這就是唯蔣介石之命是從,一言一行均以蔣介石的好惡而為之。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張群作為蔣介石的重要輔臣,依然一切唯蔣命是從,成為蔣介石統治台灣的高級顧問。直到1972年,張群已是84歲的老人時,才告退休養。
  1990年12月4日,張群因心腎功能衰竭在台灣去世,卒年102歲,是近代軍政人物中少有的長壽者。
  蔣介石對張群,可說是信任終生,重用終生的。對盟兄弟如此,對江湖幫會中的磕頭師父黃金榮,蔣介石更是畢恭畢敬絕不敢怠慢,據程錫文撰文回憶說。
  一九四七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是黃金榮的八十壽辰,按照往例,每年黃金榮生日,他的徒子徒孫不下三千餘人,都要孝敬送禮,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壽辰時,他把黃家飼堂擴建為黃家花園,就是靠徒子徒孫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禮,自已沒花一文,還撈進幾萬元。現在八十做壽,應該又是一個良機,但是黃金榮考慮到蔣介石的軍隊在各個戰場上連吃敗仗,對我和魯錦臣等說:「今年不要太鋪張,因時局不利,還是節省點好,就在玉佛寺擺素菜席算了。「當時我和魯錦臣、杭石君、龔天健等商量後,請楊虎、杜月笙主持,黃振世為總務,魯錦臣和我接待賓客。那天前來拜壽的有蔣緯國、上海市長吳國楨、社會局長吳開先等各局局長,由楊虎、杜月笙接待,後來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將近十一時,李濟深來了,吃了一碗素齋面後,由我陪同去向黃金榮拜壽,李稱黃為老大哥,黃金榮聽不懂李濟深的話,後來楊虎把李濟深的話詳細講給黃金榮聽,大意是說:蔣介石忘恩負義,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孫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沒有義氣,對這樣的人,我就是不買帳。現在蔣介石對嘯天(楊虎)也當眼中釘了。老大哥,今天我來給你拜壽,也是向你告別,我要到香港去。以後李和楊虎同黃金榮密談,我不在場,情況不明。據我瞭解,過去楊虎、李濟深同黃金榮私下做軍火生意,曾托黃金榮向法捕房總巡買過軍火,是由黃金榮的門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濟深離開玉佛寺之前,黃金榮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黃、李兩人拍了一張,黃金榮、王曉籟、李濟深和我四個人也拍了一張。
  在黃金榮做壽後三天,即一九四七年農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陳佈雷從南京打電報給黃金榮,說蔣介石翌日來滬,到黃家花園拜壽。黃金榮得知後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魯錦臣趕快到黃家花園去佈置四教廳,黃金榮的徒弟陶雪生聽到這個消息,自告奮勇,調動漕河的地方自衛團擔任花園方面的警衛,花園裡面派心腹人員站崗,黃金榮聽了很高興,點頭稱好,並囑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園裡站崗的要仔細挑選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衛團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後後,沿路站崗。在佔地近六十畝的黃家花園裡,打掃得十分整潔,四教廳前陳列著一堂樊石八仙,廳內正中供著福祿壽三星,左右擺著十二把紅木大椅(這些紅木家俱是黃金榮托人從北京特地運來的原根紅木精製的)。下午蔣介石來到黃家花園,身穿藍袍黑褂,頭戴銅盆帽,黃金榮率領楊虎、杭石君、龔天健、魯錦臣和我在花園前面迎接,到四教廳時,蔣介石對黃金榮說:「未來拜壽,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請原諒。」隨即親自動手去搬一隻紅木大椅,陳希曾馬上把椅子接住,蔣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親手從其他紅木椅上取下一隻軟墊,把金榮扶到當中的紅木椅上,黃金榮連忙說:「不敢當,行個鞠躬禮吧!」可是,蔣介石卻已跪下向黃金榮磕了一個頭。磕頭時,黃金榮急得站了起來去攙扶蔣介石,蔣說:「這次特來拜壽,表表我的心意,因為前線情況緊急,我馬上要走,請保重身體,多福多壽。」說罷就向黃金榮告別,匆匆離去,黃金榮準備好的宴席,一口沒吃,連茶也沒有喝。後來,黃金榮不住誇讚說:「蔣總統真是個禮重義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這樣的尊重,真是一生榮幸。」
  蔣介石以「總統」之尊去向一個大流氓頭子磕頭拜壽,其原因是十分複雜的。但無論箇中原由多麼複雜,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個--為了有利於他的獨裁統治。程錫文是黃金榮的心腹,曾當過黃金榮的管家,他的回憶,應當是十分可信的。
  蔣介石這個人,畢竟深受舊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之早年混跡於上海灘,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倫理觀念加上獨裁統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尊師重道」的樣子,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黃金榮磕頭的原因之一。據程錫文的回憶說,北伐時,蔣當上了總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黃金榮曾與虞洽卿相商,準備退還當初收蔣介石為徒時的「門生帖子」。及至師徒倆見了面,黃金榮表示了這番意思之後,蔣介石卻說:「先生總是先生,過去承黃先生、虞先生幫忙是不會忘記的。」並奉送金錶一隻。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蔣介石的迷信思想也很嚴重。蔣介石的衛隊長對此曾回憶說: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軍已經包圍了南昌城,總司令部在離南昌約有三十幾里的牛行車站附近宿營。當炮火臨近時,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見不到什麼人,附近見有一個小廟。蔣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這個總司令和參謀長,都有些迷信思想。在一天傍晚,兩人一同散步的時候,望見小廟便走進去,店雖不大,卻有香火,有幾個和尚。當蔣、白二人已經走入大殿時,裡面走來一個老和尚,大約是個住持僧,他看見蔣、白帶著衛士進來,顯然是高級軍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彌陀佛。因為是關帝廟,有簽可求。蔣介石看見香火几案上,放著一個籤筒,一語不發,微帶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籤,隨手交給老和尚。老和尚接過來看了,遞給蔣看,蔣看了不得其解,便請老和尚破解。和尚答:「戰事是大吉大利,是勝利的,但是有一句話很重要,要預防剪刀叉。」又說:「要防止切斷後路。」蔣介石微微點頭,轉身叫隨從副官江志航給這和尚二百元紙幣。回到宿營地,即由白崇禧電話給預備軍調來兩個團,靠近總司令部。第二天夜裡十一二點鐘,南昌城內敵人孫傳芳部盧香亭師,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對著牛行車站附近總司令部衝來。警戒線一發覺,戰鬥打響了。當時很緊張,只有蔣、白的兩個衛士隊,投入戰鬥,虧得頭一天調來兩團預備隊增援上來,很快地把敵人消滅,打死打傷很多,還俘虜了一千多人,由預備隊看管。這一場意外的戰鬥,我所帶的衛士隊的副隊長被打傷了,白崇禧的衛士隊長被手榴彈打死了。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團長來問話,該團長說:「城內守軍是孫傳芳部隊盧香亭的一師人。」白問:「來的企圖是什麼?」答:「是企圖切斷後路。」又問:「願意立功贖罪嗎?」答:「只要不殺我,願意立功。」後來怎麼樣,我就記不清了。過幾天,在攻南昌城以後,蔣介石還不忘這個廟裡老尚的好處,命兵站總監俞飛鵬派人送給老和尚若干錢,整修廟宇。俞飛鵬找我派一個認得路的衛士帶路,所以我才知道補送錢的事。
  關於蔣介石的迷信,見於各種史料的已有許多,比如在蔣的家鄉有一雪竇寺,其主持太虛和尚是蔣介石十分信任的一個法師,蔣曾親往聆聽太虛法師講解《心經》。太虛法師病死上海後,蔣介石還將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竇寺,在寺邊為太虛建塔。
  儒家學說--封建迷信--江湖義氣,蔣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極其複雜的、多元的,任何一個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說明蔣介石是怎樣一個人。我們只能說,在蔣介石這個大獨裁者身上,集中了幾千年來中華文化沉澱之後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蔣介石才在中華民族的亂世之秋逐漸成為當時國內大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蔣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衝擊、蕩滌,最終被淘汰,成為一個腐朽王朝和沒落階級徹底消亡的顯著標誌。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內」
  1.二次下野
  1928年10月,胡漢民把蔣介石捧上國民政府主席的寶座;如果沒有胡漢民,蔣介石是很難制服群雄,登上權力的頂峰的。
  在蔣桂戰爭中,胡漢民幫助蔣介石扣留了李濟深,打敗了桂系;在蔣馮戰爭中,又幫助蔣介石打敗馮玉祥,消滅了唐生智的部隊;在中原大戰爭,胡漢民幫助蔣介石打垮了聯軍,使擴大會議倒台。除此以外,胡漢民還曾親筆寫了《閻逆背叛黨國的罪惡之剖析》、《集俯惡反動之大成的閻錫山》等討伐閻錫山的檄文。可以說:當時如果沒有胡漢民在南京替蔣介石撐腰,「早上四點半起身,晚上十時或十一點睡,對於任何事情,都想盡其心力去料理」,蔣介石一個人是無法在軍事上、政治上那樣得心應手的。因此可以認為蔣介石獨裁地位的建立,胡漢民是一個主要的幫兇。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得意志滿,決定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也就是說,蔣介石想當五院之上的總統了。因為根據建國大綱、由總統任命五院院長並統率之。而這時,胡漢民對蔣介石的企圖卻不支持了,他見人就大發牢騷,說他雖身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兼立法院院長,而實際上:「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台開會機器罷了。」原先胡漢民是想蔣介石像土耳其的總統凱末爾那樣,在帶兵打敗希臘之後,經常住在風景區,醇酒婦人,把國事大政交給他的副手伊斯默,蔣介石也能帶著宋美齡到各地閒遊,把大政交給胡漢民。而結果,蔣介石是什麼都管,連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了都不算,最後一定要蔣介石點頭才行。胡漢民回國路過香港時,他的老友鄧澤如早就看透了蔣介石的本性,認為胡人寧必無好結果,鄧曾以竹籠內裝小黃雀送給胡漢民,意指日後胡漢民的下場將是「籠中小鳥」。胡漢民對蔣介石想作大權獨攬的總統加以反對,在1930年11月12日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力持不能由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與吳稚暉等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在《開幕詞》中指責當時「軍事影響」和「用人不當」,還舉了一個譬喻:「在歐戰的時候,法國有一個飛機師,駕駛飛機的技術非常高明,在戰鬥時,歷次都把德國的飛機戰敗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對他自然十分欽敬,便在車站上舉行盛大的歡迎。當時有一輛迎他的汽車,請他上車,他以為開馬達總是他的拿手戲,便要求自己開車。於是他從飛行家的資格秉著在天空中縱橫自如的開機法,開他所坐的汽車,橫衝直撞,一下將汽車沖人歡迎的人群眾中撞死了五六十個人。其餘的歡迎者,不好如何責備他,只好勸他快停下來。言下之意,你蔣介石就是這個飛機師,這個開汽車的任務應由我胡漢民來幹。可是蔣介石卻根本不理這一套,反而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漢民軟禁起來,關在南京湯山。
  胡漢民被軟禁後,就能通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古應芬,先秘密策動陳濟棠、李宗仁,又和孫科秘密聯繫,決定發動反蔣。蔣介石發覺各方對軟禁胡漢民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變化,就急忙大請立法委員們吃飯,想以此疏通感情洞時又極力拉攏孫科。有一天蔣介石請孫科吃飯,席間宋美齡十分慇勤,不斷地給孫科夾菜、勸酒,並以親戚的口吻說:「我們是自己人,他(指蔣介石),老了以後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孫科)多多幫忙,不要見外。」同時蔣介石又動員「四老」(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拉攏孫科。孫科一下子竟躍為時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價。
  1931年底,粵方即國民黨4個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發表通電,以蔣介石非法扣留胡漢民為主要理由,公開彈劾蔣介石,並列舉了他種種獨裁事實。這個通電是第一炮,接著由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唐生智等分別通電響應。反蔣序幕一拉開至5月下旬,孫科率領一批人潛離南京到了廣東,並由他們邀請汪精衛來參加。5月27日,旨在反蔣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正式開幕,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會集一堂,聯合在廣州成立了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同時成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峙,形成寧粵分列的局面。非常會議決定,凡是國民黨第一、二、三各屆委員,只要願意來反對蔣介石的,一律為非常會議當然委員之一。非常會議發表了宣言,認為蔣介石「假訓政之名,行個人獨裁之實」,對反蔣活動「鹹施以詐術與暴力,必盡去之而後己」,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屆中央執監委員,對黨有歷史宿著忠誠者,相與組織非常會議,以為本黨之領導機關。」28日,又表發了《國民政府宣言》說:「蔣中正借訓政之名,行個人獨裁之實,以致海內騷然,重勞討伐,國民政府乃復於廣州宣告成立。」同時,發表了《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偽政府宣言》,認為蔣介石「再以政府名義,用任何方式名目,舉借內債外債,一概認為無效」;還發表了《國府委員就職通電》,大罵蔣介石「背黨禍國,罪狀昭著」,「一日不去,黨國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愛於徑日對蔣介石發最後通告,請其於四十八小時即行引退,勿以一身為黨國梗」。孫科、汪精衛還分別發表了通告,孫科主張「一致倒蔣,重建黨國」;汪精衛更認為蔣介石「眾叛親離之勢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將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個人,不知有黨,不知有國,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國民,只知有利於他個人。不但誰反對他,他要剪除誰,就是要幫助他的,他也要起疑忌,也要收拾」。這次非常會議可以說是集幾年來全國文武老少的反蔣分子為一堂了。全國輿論,對軟禁胡漢民事件都不以蔣為然。非常會議的政治攻勢很猛,蔣介石處於不利的地位。當時對蔣介石來說,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的國際地位,又影響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這個局面持續下去,更有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軍閥對他發生動搖。以後,「九一八」炮聲響了,全國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於蔣介石的專打內戰而不抗日,他的所作所為成了眾矢之的。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為了擺脫困境,把他的「總統夢」做到底,早在1931年初就開始拼湊文武兩套人馬。文班子負責籌備國民會議,武班子負責「圍剿」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色革命根據地。而且在同年5月由他一手操縱的國民會議上,利用表決機器,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並「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約法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之行使,由國民政府訓導之。」又規定,五院院長及各部長的人選,都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任免。這樣一來,實際上蔣介石這個「主席」的權力已經同總統的權力一樣大了。
  然而,在各派反蔣政治力量的一致攻擊下,蔣介石雖然當上了不是總統的「總統」,卻越來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過了。他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情況,決定一方面派人與反對自己的政治派別談判,期以從中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決定以退為進,假裝讓步,甚至不惜在必要時再次下野。他先派吳稚暉等人到香港進行摸底,然後讓蔡元培這個在各派力量之間比較超然的大員和過去與胡漢民及兩廣都有關係的陳銘樞為正式代表,以「國難當頭、團結合作」為由,建議在上海舉行一個「和平會議」。
  1931年9月21日,蔣介石決定派陳銘樞、蔡元培、張繼等人為代表,攜帶他給汪精衛等人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請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
  廣州國民政府借與南京國民政府議和解決爭端,力圖想通過「合作」來改組南京政府,達到分散蔣介石手中的權力,奪取國民黨中央與南京政府領導大權的目的。9月30日,寧粵雙方在廣州舉行會談,粵方提出三條主張:(1)蔣介石下野。(2)廣州國民政府取消。(3)由寧、粵召開統一會議,產生統一的國民政府。寧方代表認為其他條件可以商量,惟有蔣介石下野一條實難接受。為此,雙方爭執不下。聰明的蔣介石大唱高調,認為本人去留可議,希粵方代表北上談判。粵方代表深知蔣介石的厲害,為了安全計提出三條:(1)釋放胡漢民;(2)開會地點在上海;(3)寧滬警備部隊必須由保持中立的19路軍擔任。蔣介石完全地答應了粵方的條件,遂促成了寧粵在滬的會見。
  陳銘樞為了促進寧、粵和平,準備放棄一切職務,只擔任寧、滬衛戍司令一職。他以中間人身份,下令十九路軍進駐寧、滬一帶駐防,以保證上海會議與會人員的人身安全。同時,他找到蔣介石,請求釋放胡漢民。蔣氏權衡之後,知道不釋放胡漢民,粵方代表是不會北上的。於是,他在張靜江的陪同下,於14日去見胡漢民,當面坦承自己做錯了事,請求胡漢民原諒。當日,胡漢民到了上海,住到邁利愛路孫科的住宅。自此,結束了對胡漢民長達8個多月的幽禁。
  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作出決議,宣佈自二屆二中全會以來,因政治問題而被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黨籍,這是蔣介石為挫敗汪精衛和胡漢民的進攻、拉攏政治力量而施出又一奇招。蔣介石還慷慨激昂的說馮玉祥、閻錫山等人「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系對我蔣某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個人造成,假使無我,各同志或不至於如此分崩離析,而帝國主義者或不至於如此壓迫。故對黨內同志、對總理、我承認是有罪的人。而今仟悔,願犧牲一切,貢獻黨國、贖我之罪惡。」
  在此之前,閻錫山已於8月5日自大連返回大同。他曾多次懇請中央取消對他的通緝令。9月30日,中央政治會議已先做出了「恢復閻的自由」的決定,並派專人到山西去告知閻錫山。馮玉祥也早在10月1日即發出馮電,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三項主張。此次與馮、閻一起恢復黨籍的還有李宗仁、白崇禧、徐謙、彭澤民等共計481人。
  10月對日,以汪精衛為首的粵方代表團抵滬,22日,蔣介石也到了上海,在孫科寓所與汪精衛和胡漢民等人會面,幾個人談笑風生,握手言歡。蔣還特別表示請汪、胡主持召開和平會議。當即,蔣汪胡三人會商。同日,粵方代表開列了自己的條件:
  一、為共赴國難計,先謀外交之一致行動。二、關於黨國諸疑難問題,以請尊處派出代表數人在滬與弟等詳細討論解決辦法,俟彼此同意,乃開正式會議,以決定實行。三、弟等認定黨國根本問題,最要在集權於黨,而按照建國大綱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四、關於黨務,擬召集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議,共謀產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國民政府主席,擬仿法、德總統制,以年高德助之同志任之,現役軍人不宜當選。六、陸海空軍總司令一職,擬廢除之,另設軍事機關,其詳另定之。七、日前在粵所擬雙方通電,其用意在使從前糾紛得一結束,決非彼此拋棄責任,故會議決定以前,彼此應盡之責任,應照常擔負……
  這些條件,顯然是要奪蔣介石的權,蔣介石為權宜之計,只好敷衍應付,圈定了上海議和的議事範圍。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和平會議正式開張,正式通過了中央體制改革案:
  「(一)1.國民政府主席為國家元首,不負實際的行政責任,等於內閣制國家之總統,任期兩年,得連任一次。
  2.國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職。
  (二)1.廢除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設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國家最高之權力機關。
  2.國民政府委員會設常務委員三人,於會議時輪流主席。
  (三)國民政府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均為當然委員。
  (四)行政院負責實際行政責任,等於責任內閣,對國民政府委員會負責。
  (五)立法、司法、監察,政試四院長對於國務,不與行政院長連帶負責。
  (六)行政院長及行政院各部長為國民政府委員會當然委員。
  (七)司法院為最高司法裁判機關,不另設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稅歸行政院設部管理。
  (八)每年或兩年由國民政府召集國民代表會議一次,其組織另定之。
  (九)國民代表會議得選舉立法,監察兩院委員之半數。
  (十)行政院多部長之人選應采人才主義,不必限於國民黨黨員。
  (十一)關於國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長之人選資格,於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之。」在會議上,對關於召開國民黨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問題在「在京粵雙方以合作精神,各於所在地剋期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題下,決定:「
  (一)開會時雙方發表通電表示本黨統一。
  (二)雙方四全大會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第一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