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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德間諜戰

作者:利奧波德·特雷伯 - (「紅色樂隊」領導人的回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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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德間諜戰——「紅色樂隊」領導人的回憶 利奧波德·特雷伯
  出版說明
  這是作者利奧波德·特雷伯本人五十年諜海生涯的回憶。他出生於波蘭一個貧苦猶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被蘇聯情報部門派到比利時、法國,領導一個被稱為「紅色樂隊」的情報網。他領導的情報人員深入到希特勒身邊,取得了法西斯最高參謀部的最機密情報,為同盟國戰勝法西斯作出過貢獻。後情報網被破獲,特雷伯等被捕。他利用敵人企圖拆散同盟國反法西斯聯盟的詭計,又進行了名為「大賭博」的反間諜活動。
  戰後,特雷伯回到蘇聯,立即為「克格勃」逮捕,關押了九年多,直到貝利亞被清算,才平反出獄。
  我們出版此書,為的是向廣大讀者提供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於這條無形戰線的紀錄。至於作者的某些觀點,應予具體分析。如對斯大林的評價,就失之片面,有欠公允。
  致謝
  全世界所有挺身而出,把我救出波蘭的仁人君子,  請在這裡接受我感謝之忱。「拯救特雷伯委員會」的戰  士們,曾經參預這一場鬥爭的政黨,工會,協會以及個  人,都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我才能夠寫成這一本書。
  同時,我要向幫我進行調查的公私機關團體表達謝意。這些機關團體是:比利時衛生家庭部,調查,文獻,死亡司,佈雷姆夫人領導的工作組。
  廬文天主教大學,經濟,社會、政治系,勃林東克紀念館,尤其是侏羅·勒維教授。
  比利時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中心主任范威爾根曾先生,以及讓·杜若爾丹先生和何塞·哥多維區先生。
  比利時皇家軍事學院,讓·萊翁·沙爾教授。
  有賴於他們,這本書才能寫得比較完整,比較準確。
  最後,所有大難不死的「紅色樂隊」成員及其家屬,都請在這裡接受我兄弟般的謝意,感謝他們為我作證,給了我莫大的幫助。
  特雷伯
  前言
  寫回憶錄的想法,是我在等待波蘭當局准我離境的時侯產生的。我在華沙足足等了三年,過著完全孤獨的生涯。這種「自由囚犯」的處境,在精神上是很不好受的。  當時思想的唯一寄托,只有追思往事。
  任何人到了旅程將盡的時候,總會記住一段印象最深的時期。我回顧逝去的七十年,覺得最重要的是那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搞「紅色樂隊」的一段時間。當然,那時候,每拐一個彎都會出大事,危險時時刻刻都在窺伺著我,然而,今天如果要我再干,我仍然可以興高采烈地再幹一番!
  現在,我反正什麼也不用隱諱了。我唯一的雄心,只在從實敘述我五十年的戰鬥生涯。
  下面便是全部真情實況……
  第一章 兩個場面
  就在這時候,我的腦海裡出現兩個場面,相當恰當地體現了我一生中兩個階段。第一個場面把我送回幼年時代;1914年7 月,在我的出生地諾維·塔爾格,一個波蘭的小市鎮。
  我耳朵裡彷彿還聽得見有人吆喚:    「逮住俄國奸細啦!」
  才一會兒工夫,滿鎮都傳說開了……謠言嗎?這在1914年7 月底是司空見慣的。從這家窗口到那家窗口,在街道上,到處傳說:「在波羅寧村子裡,逮住一個俄國奸細,馬上就要押到這兒來啦!」
  我跟同年的孩子們一樣,都跑到火車站去看犯人。火車進站啦……一個短小壯實的人,由兩個憲兵押下車來。他嘴上留著紅毛小鬍鬚,一頂寬邊鴨舌帽歪戴在腦門上。我混在孩子群裡跟在後面。這不協調的三個人,穿過中央廣場,走到市政廳。市政廳只有一間拘留室,拘留一些吵吵鬧鬧的醉漢。
  那名「奸細」關了進去。第二天,憲兵又來把他帶走,關進監獄。監獄恰好就在猶太教堂的對面。
  正好是個星期六,一忽兒工夫,猶太人都離開教堂,三五成群來到監獄前面,滔滔不絕地淡論戰爭和「俄國奸細」。
  過了幾天,「奸細」送到克拉柯維亞去了。諾維·塔爾格的居民,特別是猶太人,都取笑波羅寧村的一位掌櫃,因為他好幾個月以來,一直賒賬給那個奸細和他的老婆。這位猶太掌櫃,輕信生人,成為笑談。一直到1918年的一天,他收到一封從瑞士寄出的信,內容馬上便傳遍全鎮。信裡寫道:    「請您原諒我,在1914年,沒能付清賒欠的賬就走開。當時的情況比較困難。附款請照收。
  弗拉季米爾·伊裡奇·列寧」
  列寧並沒有忘記清還賒欠。而在我卻是畢生中頭一次接觸到「間諜」和「共產黨」。這裡面似乎有點命中注定似的。但是,我當時才十歲,連這兩個詞的意思都不明白,儘管後來這兩個詞伴隨了我一輩子。
  我的歲月在離奇古怪的戰鬥中消逝。年紀大了,生活越發孤單……這才出現了第二個場面。日期是1972年2 月23日。
  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滿了六十八歲,住在自己的套間裡。前幾年閤家團聚,替我做壽的情景,湧上心頭,更加劇了我的哀愁。當年圍著桌子坐的,有十來個人:我的老伴,兒子、兒媳和孫輩。今天,我孤零零一個人在家裡當「囚犯」,因為波蘭政府整整三年不准我去找親人。我的親人都是由於反對猶太人運動而給攆走的。
  不知有多少日子了,電話老不吱聲。跟外界已經完全隔絕。忽然電話鈴響,把我嚇了一跳。我的老伴在電話裡叫我,向我祝壽。整整一天,法國、丹麥、瑞士、加拿大,比利時,美國,都來電話,不是兒子們,便是親故們,甚至素昧  平生的人,也向我講幾句關切的話。原來,為我聲援的運動  已經在歐洲展開,所以陌生人也動員起來.我不再是孤單的  人了。
  從23日起,接連幾天,郵遞員每天早上都送來幾十封來  自五湖四海的信電,荷蘭寄來兩個郵包,裝著幾百封小學生  的信。其中有畫的,也有寫的,都是孩子的口吻,向我表示  友情和安慰。我看了感動得潸然淚下。不,我不再是孤苦伶仃的人了。我眼前重新出現童年的場面:諾維·塔爾格……
  第二章 諾維·塔爾格
  1904年2 月23日,我出生於加裡西亞省的一個小鎮,鎮子小得在當時的地圖上都不容易找到。特雷伯一家人住在索別斯街五號。房子不怎麼樣,是我父親親手造的。磚瓦都是自己囤積起來的,到底還是欠了一屁股債。樓下開個小小的雜貨鋪,專賣莊稼人要的貨物和粗陋用品。裝滿種子的粗布口袋就地堆著。顧客很少用現錢買東西,一般都用他們地上長的東西來做交易。鋪子樓上只有一層,三開間,佈置簡單,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根據一鱗半爪的回憶,我的童年似乎相當安定快活,儘管家裡十分貧窮。大概是天天過的苦日子,雖然黯淡,卻比較容易淡忘。倒是我爸爸每天早晨塞在我枕頭底下的糖果,至今記憶猶新。這是他每天出去幹活以前的老規矩。
  我的家是一個典型的猶太家庭,具有一切猶太家庭的特點。姓的是特雷伯,看不出原籍是哪裡。親故們有的姓特勞恩斯坦,有的姓哈摩希拉格,有的姓辛格,有的姓佐爾摩,也都只是日爾曼族人的姓。有一天,我把這個問題向學校裡艙老師提出。他每星期用一個小時跟我們講猶太民族的歷史。他給我解釋說,十九世紀末,奧匈帝國的猶太人獲准改名換姓。維也納政府大概認為,猶太人換了德國姓氏,比較容易和奧國居民打成一片。不僅改姓,連名字都換了。就這樣,我的出生證上寫的是;利奧波德·特雷伯。
  諾維,塔爾格的猶太族人有三千光景,在中世紀建鎮的時候,已經紮下了根。當地的農戶十分窮苦,單靠薄地的一點收成,勉強餬口。
  村子裡,一星期才吃一頓麵包。土豆餅子和包心菜是經常的飯菜。星期天,老鄉們成百。成百地來鎮上禮拜。他們把鞋搭在肩膀上,到了教堂門口才往腳上穿。種地的猶太人也不富裕,一雙鞋也得穿一輩子。村子沒有富裕的農民,搞集體化的專家們,想揪出一名富農來,恐怕很不容易。連鎮子上也沒有什麼財主。
  鎮中心,一直沒變,有一些比較富裕的猶太人和波蘭人住在那兒。他們做買賣,當醫生,當律師。走出鎮中心,一到邊緣的街道上,便是些十分簡陋的手工作坊。
  所以,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去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們以為樂園在望,興高采烈地摒擋行李,準備踏上遙遠的征途。這種情景彷彿還在跟前。他們敞開襯衫領子,翻在外衣上面,手裡提些小木箱子,頭戴瓜皮帽,免不了帶些得意的神色。
  我得馬上補充一句,在諾維·塔爾格,仇視猶太人的風氣是根本不存在的。猶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關係十分友善。
  也許因為當時在奧匈帝國統治下,執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比較開明。在這上面,我想講一個掌故。有一天,鎮子上準備接待克拉柯維亞大主教斯別哈老爺。天主教徒參加接待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猶太居民也大做準備,就不免有點古怪了。
  這麼一來,大主教到了鎮上,便當著成千的天主教徒,給猶太教長賜福。這位猶太教長竟儀仗莊嚴,排著隊伍,從猶太教堂裡走出來接受賜福!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猶太教的信徒,但並不過火。星期五晚上,我媽老點蠟燭,晚餐吃魚。因為價錢太貴,白天只好少吃一頓,以資彌補。星期六,全家去猶太教堂。不過對孩子們來說,宗教儀式只不過體現一些節慶的習慣,大家團坐一桌,吃那些平日吃不到的東西。我們平時雖然不吃大葷,但是也有例外。我媽偶爾也叫我去買火腿,每次都叮囑我:「留神點,別讓人瞧見你進熟肉鋪。」
  平靜的生活,家庭的溫暖,不久便打亂了。戰事一起,鎮上的一小支駐軍便開赴前線。當時好像過什麼節似的。部隊開拔,樂隊領先,槍筒插花,人群歡欣鼓舞。我瞧著出發去打德皇的隊伍。幾個月過去了,死氣沉沉,毫無動靜。然後,傷兵陸續回來,住滿了醫院。我雖然還是個小孩子,可是已經意識到,戰爭並不是尋歡作樂。
  有一天,鎮上紛紛傳說:「哥薩克騎兵來啦!」真該看看猶太人嚇成了什麼模樣。一說到哥薩克騎兵,大家馬上就會想起殺猶太人。猶太人立刻組織起來,向維也納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說來,似乎孩子們不管政治。這通常是對的。但是別忘了,政治卻不放過他們。我是到了維也納才開始看報的,前線的消息看得最仔細。我又進了猶太中學,於是宗教問題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對猶太人的觀念相當模糊,可是有一個星期六,這個觀念搞得越發複雜了。
  這一天,我陪父親去到一座寺廟。姑娘們唱得真動聽。
  出來時,兩個姑娘從我身旁走過。只聽得其中一個姑娘喊道:「耶穌、瑪麗亞!咱們今天沒把『請聽以色列』這個禱詞唱好。」我聽了莫名其妙。不是猶太人,怎能到教堂裡來唱猶太教的正式禱詞呢?宗教這個東西,在我看來,太不簡單。
  童年的怪事可還沒經歷完呢!我記得,從中學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裡買冰棍。意大利人在維也納做的冰棍,很有名氣。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識的意大利商人不見啦。我走了一家鋪子又走一家,家家都關上了門,理由是意大利跟奧匈帝國開戰了。打這一天起,維也納居民叫完了「上天懲罰英吉利!」又叫「上天毀滅意大利!」這算是人們見面時問好的話。上天又該怎麼辦呢?聽奧國人的嗎?該打敗英法聯軍嗎?還是應該反過來呢?上天到底選擇哪一個陣營呢?
  這些問題也叫我納悶。
  有一天,群眾狂歡賀喜。奧國軍隊打下了普倫密斯炮台,維也納慶賀勝利,十分盛大,愛國精神動人心弦。街道上懸旗結綵,人群向皇宮擁去,到處都歡聲雷動,大家彼此擁抱,歡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猶太老婆婆也想學樣,她拚命拖著一個小姑娘,嘴裡吆喚:「皇帝萬歲!皇帝萬歲!」不久,她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便用猶太話說:「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這麼一天,這樣詛咒,叫個少年兒童聽了,豈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難題:到底什麼算好,什麼算壞?
  顯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戰爭也不好懂。當然羅,旗幟飄揚,喇叭震耳,戰報紛紛,人群歡慶。但是,我雖然還在童年,畢竟不能不看到這些場面的背後。我家就吃了戰爭的苦頭,不僅兩個哥哥征去當兵,而且一個已經在意大利前線失蹤,另外一個也受了傷。
  我那可憐的爸爸,馬上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動身尋找兒子。他一直趕到前線,在一個小小的野戰軍醫院裡找到啦。
  到了那兒,他才明白,兒子在炮戰時,被炸進一個彈坑,震得成了聾子啞巴。爸爸把他送進後方醫院,精心調護,總算恢復了一點聽力。這個時期,家裡的淒涼味兒可想而知。說實話,我在維也納見識了一些事情,跟學校裡教的,恰恰相反。
  這個教訓,實在辛酸!在維也納呆了兩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樣回去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不過,我知道,就在這個時期,我對宗教的模糊觀念,轉變為憤憤不平的怨氣。有一次免罪節,教長十分詳細地告訴我們,我們隨時會有多少種死法。我仔細觀察信徒們臉上的反應,只見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我覺得太不像話。我可不願意這樣逆來順受。這樣做法的唯一用意,無非是叫苦難的人們忘掉自己當前的苦難生活。
  沒法讓老百姓吃飽肚子,那就塞鴉片給他們吃。這個真理,我不是從馬克思那裡學來的。那時候,我連他的名字也沒聽說過。可是,誰想學東西,那末波蘭的農村卻是再好不過的地方。
  1917年,我父親已經四十七歲,衰老得早,得了心臟病去世了。照猶太人風俗,整整七天什麼事也不做。家裡,百葉窗緊閉,鏡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在陰影裡過了一個星期。落葬時來人很多。墳場裡,教長唪經,教人節哀順變,天帝的慈悲是浩蕩無邊的。我又一次對逆來順受,聽憑命運的說法大為反感,只覺得冤屈,無法容忍。宗教這個東西,從此與我無緣。上帝是盲目的,我扔開他去接近活人。活人在我遭難的時候是善良的,友愛的。我失掉了信仰,開始相信人道。我認為,一個人認識了自己的處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萬別去靠什麼天堂地獄。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會幫助你的。這個念頭怎麼會堅定下來的呢?有一次,在維也納,父親帶我去克隆納馬戲班看雜技,空中飛人連網都不張,這就使我的想法落實到行動中去。
  這樣,我在童年結束的時候,已經意識到,生活有如走鋼絲,永遠是危機四伏。
  殘酷的歐戰年月結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齡。戰後重建的新波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屬於少數民族,原來在德國、奧國、俄國的統治下過日子。三百萬波蘭猶太人的同化問題依然沒法解決,反猶太主義的條件依然齊備。好幾個政黨公開宣佈排斥猶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們的影響。在「猶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聲中,大學裡定出了限制猶太學生的辦法。政府頒布命令,禁止猶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社一批一批開張,跟猶太店舖競爭。同時還發起了「買波蘭貨運動」。
  我那時候已經深信,猶太主義不單是一個宗教問題。這是一個少數民族,千百年來飽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形成綿延不絕的猶太主義。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猶太運動,名叫「哈柯梅·哈蔡爾」,宗旨在於復國。歐戰期間,一批猶太知識分子在維也納成立了這個小團體。接著便在整個東歐發展起來,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徹底解決猶太民族的前途問題。1917年11月2 日「巴爾福宣言」,不是宣佈了英國決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的家園嗎?
  「哈柯梅·哈蔡爾」抱有雄心壯志,想培養一代新人,放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樹立人的友愛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這個組織裡很強大。十月革命很有吸引力。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18年7 月22日在加裡西亞省塔爾諾瓦市舉行。
  議程開列的根本性問題是:「怎樣解決猶太民族問題?」
  三種思想傾向彼此交鋒。第一種傾向主張加入波蘭共產黨,因為只有以布爾什維克為榜樣,進行社會革命,才能夠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第二種傾向主張去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擺脫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積極分子都得離開大學和工廠,回返日間,建立平等的新生活。第三種傾向是我贊同的傾向,主張一面留在「哈柯梅·哈蔡爾」,一面跟共產黨合作。大會沒有作出任何決定。我卻成了諾維·塔爾格市的組織領導。
  第二次大會於1920年在爾窩夫舉行。我被選進全國的領導班子。這一年,我十六歲,離開中學,到鐘錶店學藝。每天的主要重活是去教堂開鐘。我對這門手藝不見得有什麼天賦。
  1921年出了一件大事情:我家離開諾維·塔爾格,遷居西萊西省,東勃羅瓦市。這個地方工業化程度很高,煤煙熏得到處烏黑。工人生活很慘。正是在這兒,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是工人階級一分子。接觸到了民族問題,我又接觸到階級鬥爭問題。我仍然領導「哈柯梅·哈蔡爾」組織,同時參加少共秘密活動。這個時期,我取了一個別名,叫做董伯,從事政治工作。我一輩子的戰鬥生涯中,一直用這個別名。
  我一家人簡直窮得食不果腹,可我就是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我接連進過冶煉廠,肥皂廠,又開始搞些非法的活計,賺幾個小錢。由於當地的稅制,本地的燒酒比在克拉柯維亞便宜一些。從中販運,可以賺錢。由於警察檢查頻繁,我只好做了一條特別的腰帶,插上扁酒瓶。襯衫外面根本看不出來。我並且趁機會上克拉柯維亞的大學。我的好奇心很廣泛,從來也不滿足,最喜歡社會科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我貪婪地讀弗洛伊德的著作,試圖弄明白我們身上秘密的衝動。同志們一起討論:怎樣才能培養新人,擺脫成見,不受異化,這樣研究問題,心理分析很起作用。
  我並不因此而忽略政治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積極。開會、示威,寫傳單、散發傳單,佔了我大部分時間。這時候,工人運動正在高漲,鬥爭廣泛展開。1923年,克拉柯維亞的工人反飢餓起義,宣佈總罷工,佔據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長矛的馬隊。流血鬥爭持續了幾天。我積極參加運動,破天荒嘗到了警察暴行的滋味。從此以後,我上了黑名單,再也沒法找工作。剩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轉入地下,一條是到巴勒斯坦去,追求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猶太問題便不成其為問題了。
  第三章 巴勒斯坦
  1924年4 月,我和一批小伙子動身去巴勒斯坦,共約十五個人,年齡都是二十來歲,跟我不相上下,人人都有合法的護照。我們一個錢也沒有,只好把薄薄的褡褳袋各自搭在肩膀上。頭一站是維也納。當年跟爸爸在那兒居住的日子,就在眼前,回想起來十分傷感。其實,事情已經過了很久.我們一幫人,免費住在一個舊營房裡。接著便滿城奔跑,參觀名勝古跡、展覽館、博物院,正是鄉下佬進城,高興得如癡如癲。一個援助移民的組織,給我們發了盤費,好繼續上路。我們在奧國的京城住了八天,便乘火車到的利斯特,再去勃林提西港搭船。船是一艘古老的土耳其貨輪,走了十天才到貝魯特。
  我們的貨輪靠攏另一艘輪船,給它裝煤。成百成百的阿拉伯人,光著脊樑,渾身煤灰,哈腰曲背,一個接一個扛著沉重的煤袋,慢吞吞地在甲板上爬。動作是那麼慢,有條理,像螞蟻,彷彿一幅古代史上的情景。我想像中,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場面就是這樣。
  我問一位水手:「這樣的奴隸勞動,能掙多少錢哪?」
  他回答道:「你知道,先生,你要去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樣。此地的人,干牲口的活。掙多少錢?到中午,瞧瞧他們吃些什麼就明白了。」
  過了一忽兒,哨子一響,人串兒住了腳,然後解散,接著便三三兩兩蹲在一起,急急忙忙地吞吃一些麵包和西紅柿。
  我在波蘭也過過窮日子,可是非要到了近東才發現什麼是赤貧的困苦。我們的貨輪再次啟航,把我們送到扎發港上岸。
  我下了船,在碼頭呆一會兒,看看風景。整個港口驕陽似火,對一個北歐青年來說,是休目驚心的。他習慣的是低沉的天空,灰暗的氣候。這兒的光,生硬耀眼,逼得我瞇起眼睛,從半開半閉的眼皮隙縫中,看那熙來攘往的人群,彷彿漩渦似地轉悠,不知為了什麼,好像在發瘋。
  男人穿吉拉袍,五顏六色,十分寬大,腦袋戴頂小帽子,你推我擁,匆匆忙忙,神經質地你喊我叫,嗓門兒挺粗,像在吵架。整個市區就像都在扭鬥。
  我對身旁的同伴說:「他們跟咱們是一家人哪!」
  「為什麼?」
  「池們也用手勢說話。」
  我們走進城去,情景越發陌生。曲裡拐彎的小巷子,吵吵鬧鬧的手工作坊,五光十色的市民,大多數是阿拉伯人,婦女掛著面罩,低垂著眼皮走路。到處都是聲響,尖厲的嘶叫,水果的濃香,在烈日下熟透。天氣悶熱,我們這些白臉的北方青年真受不了。各種閃爍多姿的生活馬上就迷住了我。
  特拉維夫是我們的第二站。那時候還不過是個小市鎮,移民中心卻在市鎮邊外,到了深夜,豺狗在屋外遊逛、嗥叫,把我從睡夢中嚇醒。
  還有許多東西,等我去一一發現。口福也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對我來說乃是意外的盛筵。許多果晶都是生平沒有嘗過的,比如橄欖、無花果,仙人掌果,跟我在波蘭經常吃的土豆白菜比起來,真給我換了胃口。還有一個阿拉伯人教會我怎樣吃仙人掌果才不刺痛手指。
  我們得趕緊找到工作。負責移民的組織,建議我們到一個名叫赫德拉的小村子去。那兒有富裕猶太人的好些橘園。
  那時節,新到的移民一般都儘先派去搞築路平地等粗重的活計。我們聽說去管果木,大家都高興。到了那裡,一瞧見莊園中央的漂亮宅子,小伙子們更加興高采烈。不過高興得太早一點。掌櫃的把我們領到一大片沼澤邊緣,對我們說:「選塊地方搭帳篷罷。」說著,他向面前茫蒼蒼的沼澤地帶一揮手,接著說:「這些都得排干。」
  我們搭了四個帳篷。一個作為廚房和食堂,其餘住人。
  我們領到一條驢,馱運飲水。水井離那兒有好幾公里。那驢說什麼也不幹。再求它,推它,它似乎拚了老命也不肯千,一步也不肯邁。直到旁邊一個阿拉伯人瞧著好笑,猛拉一下驢子的尾巴,這畜生才拔腿邁步。
  我們從天亮到黃昏,兩腳踩在爛泥裡幹活,要說是享福,未免有點過火。夜裡是成千蚊子咬你,根本別想睡覺。每天總有三四個人打擺子躺下。然而,不管地方多麼荒涼,天氣多麼乾旱,瘴癘多麼厲害,誰也沒有灰心。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熱情,克服了一切。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創建家園,本來就是準備揎拳捋袖,大幹一場的。
  晚上,幹完了活,儘管筋疲力盡,心情卻十分舒暢。我們聚在一起,談論這種生活方式。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也是我們愛好的。在這個集體裡,大家完全平等。人人深信,擺脫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會產生新的道德,平等博愛,創造出比較公平的社會。我們關心的,主要是道德,理想,稀奇古怪地不去理會社會問題。
  可是社會問題很快就出現了。我發現猶太財東,日子過得挺舒服。莊園裡雇的儘是阿拉伯長工,剝削慘重。
  一天晚上敘話,我對夥計們說:「東家都自稱是呱呱叫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什麼盡用阿拉伯勞力呢?」
  「因為可以少給錢。」
  「為什麼呢?」
  「很簡單,猶太勞工總工會(1920年成立於海法。)只收猶太人,並且規定最低工資,要僱主支付。東家便寧可僱用阿拉伯人,他們沒有工會替他們說話嘛。」
  這個發現,引起了思想混亂,特別是我那悠然自得的理想主義。作為青年移民,我到巴勒斯坦來是為了建設新世界。
  而現在發現,猶太復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卻泡透了特權思想,一心要把我們想要摧毀的社會關係千秋萬代傳下去。我在猶太民族團結的幌子下面,重又看到了階級鬥爭。
  1924年年底,我們來這裡已有幾個月了,想徒步周遊全境。當時,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五十萬,猶太人十五萬上下。我參觀了耶路撒冷、海法,後者已經工業化,又穿過艾麥克·伊色列、加裡萊,看望在那兒工作的「哈柯梅·哈蔡爾」老會員,老朋友。
  他們和我一樣,所以來到巴勒斯坦當移民,為的是創造新社會,消滅人間不平事。他們以為回返大自然,干莊稼活,就會培養出勇氣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為集體效忠。有些人的幻想已經開始破滅,覺得在英國的委任統治下,不太可能奠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若要看清事實,只消去大街小巷,瞧一瞧壯健的英國憲兵,在那兒慢步巡邏。想在這樣的地方建立社會主義的孤島,不僅白費氣力,而且是荒唐的,甚至是危險的。這塊地方,正有英國雄獅張牙舞爪地看守著呢。
  有個同志和我長談,他說:「咱們的行動,只有納入反帝鬥爭,才有意義。只要英國人在這兒呆一天,咱們就啥也搞不成。」
  我反駁說:「可是,在這場鬥爭裡,咱們需要阿拉伯人支持呀!」
  「正因為這樣,咱們只能通過社會革命,來解決民族問題。」
  「從你的道理裡得出的最合乎邏輯的結論,那就只有加入共產黨。」
  「不錯,我剛剛加入。」
  我的朋友幾乎都跟他一樣。我自己也在1925年初入了黨。
  從1917年以來,我一直指望著東方升起耀眼的光輝。十月革命扭轉了歷史的進程,開創了新的紀元: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我的心早已嚮往著布爾什維克,只不過因為猶太問題,才推遲了我入黨的決心。今後,我確信只有社會主義能解救猶太人,擺脫千年的壓迫。我縱身投入戰鬥。我認為大亂已經臨頭,新社會將在亂中誕生,正像我夢寐以求的那樣平等、博愛。分娩將是痛苦的,但也是鼓舞人心的,我也要出一分氣力。我放棄了天真的、理想的道德觀,直截了當地投身歷史。倘若我們不能改變世界,那還有什麼個人自由可談呢?
  巴勒斯坦共產黨是約瑟夫·伯格在1920年創建的,並且獲得共產國際執委會於1924年正式承認,大部分成員都是從猶太復國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的。最負盛名的領導人之一,是大衛·阿佛布克,曾長時期領導左翼猶太復國黨。從1922年起,在猶太勞工總工會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阿佛布克便向本·古利安標榜共產黨的論點。他口才很好,指出:一面維護資本主義市場法則,一面卻想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那是十分荒謬的。他的演說,邏輯精嚴,給大會參加者的印象很深,但只說服一部分代表相信猶太復國主義必將陷入僵局。對我來說,那時候,我根本不相信有可能、也不相信有必要成立一個猶太國。
  我不明白,為什麼五百萬美國猶太人,三百萬蘇聯猶太人,幾百萬分佈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要離鄉背井遷往巴勒斯坦,追求一個靠不住的祖國。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有必要讓每一個猶太人,各自作出抉擇。凡是自己認為屬於猶太民族的人,都該在他們所在的國家,享有少數民族的權利。要遷去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偏不讓他們遷,那是說不通的。還有,那些願意歸化的猶太人——也許只有知識分子和有錢的人才有可能歸化——為什麼不乾脆歸化呢?相反,我又堅信,猶太的文化傳統壽命還長,如果讓它發榮滋長,很可以豐富人類的共同遺產。
  共產黨剛剛誕生,便得對付這個問題:怎麼才能讓勞動人民放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我呢,我主張採取一個最低綱領,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現實來打動猶太工人。不久,黨又面臨另一個巨大困難:英國人不讓共產黨發展。猶太復國組織和阿拉伯反動派,各自幫助英國警察追逐我們。我們幾百個積極分子,連同情者有幾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計小我的人,既不怕轉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難。我們到處碰壁,到處受人敵視。就在這時候,猶太總工會的少數共產黨人,叫做「工人派』,被開除出工會,另外去加入了紅色工會國際。黨曾試圖爭取阿拉伯居民,但是一切努力都動搖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長的影響。教長是英國人支持的。
  我向黨領導人阿佛布克、伯克、伯爾曼等建議搞一個統戰運動,團結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綱領很簡單:  (一)爭取猶太總工會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個聯合工會國際。
  (二)促進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觸,主要通過文化活動。
  統戰馬上見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維夫,都有了組織。連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並肩勞動的農村裡,也是這樣。隨便進出的集會,越來越多。運動在外地發生的影響很讓猶太總工會操心。它沒法理解,怎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夠一道鬥爭。1926年年底,統戰運動舉行第一次大會。
  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頭一天晚上,到會代表吃了一驚:猶太總工會全國領導人本·古利安居然來了,還有阿拉伯問題專家沙爾道克。他們一道凝望著會場裡猶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們的物質處境並不太妙。凡是有共產黨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年整整一年,我們在特拉維夫,十個人擠在一個棚子裡。十個人裡面,九個男的,一個女的。只好安排一個角落,專門給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資交公,可是總數仍然不夠維持大家的生活。我們為革命,以吃西紅柿為生。有時候,我們也去猶太小飯鋪,賒賬吃飯,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證明我們沒人失業。
  當地的氣候很不容易適應。氣溫變化太猛;夏天悶熱,冬日嚴寒。還記得我一個朋友,原籍克拉柯維亞『,居然想辦法解決了冬天取暖的問題。他告訴我找到了工作,乾泥水活。這真是奇跡。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謂的「家」,也不過是一座棚子。
  他對我說:「瞧瞧,我再也不會挨凍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蓋一張桌子,真是再好不過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爾·卡茨三個人一個小組。後來格羅斯沃格爾和希雷伯兩個人也參加進來。在戰爭和抗敵的年代裡,我們都還得會面。聚會大都在卡茨家。他住的棚子連木條都合不攏。因為希勒爾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決定由他領導,將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們居然親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了進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維夫租了一間屋子住,樓下便是統戰辦公室,我搞領導工作比較方便。誰也想不到,就在那兒,我認識了我未來的終生伴侶:露笆·勃羅傑。
  一天夜裡,我聽見辦公室裡有聲響。我下樓瞧瞧什麼事。
  會不會迎面碰上一個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強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姑娘坐在那兒看報。我問道:「你怎麼進來的呀?」
  「打窗口進來的。這並不是第一次.你知道麼?晚上,我來開會,你們吵吵嚷嚷,沒法靜心閱讀。」
  露芭是從波蘭爾佛夫城來的。本來在一家工廠工作,同時參加少共活動。那時候,有一個奸細被揭發出來。這人已經向警察局告發了好些黨的活動分子。黨領導決定消滅叛徒。一位青年猶太共產黨人,名叫波特文,為此成立了一個小組。其中成員有露芭姑娘。手槍藏在她家裡。斃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犧牲。警察還到處搜尋其餘的人。露芭只好離開波蘭,來到巴勒斯坦,先在農村工作,後來在耶路撒冷當油漆工。她加入統戰運動和工人小組,同時參加救濟政治犯的活動,但就是不肯加入巴勒斯坦共產黨,理由是共產黨不懂得建立猶太國是歷史的必要。
  英國當局擔心我們的統戰活動,並且發佈命令,禁止集會。工人小組的書記被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國人控制的猶太警察,在特拉維夫突襲工人小組的一次集會。
  我被捕後,在扎發的監獄裡關了幾個月。我在獄中頭一次感覺到鐵窗並非不可逾越。為此,我就想辦法聯繫一位盡忠於我們事業的女同志安娜·克萊芒』,讓她到逮捕我們的猶太警察局去當保姆。她經常查看新東家的口袋,發現了一份名單,列著我們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馬上通知這些人,免遭逮捕。警長也沒能脫身事外。後來有一次示威遊行,這傢伙被打折了一條腿。
  露芭效忠於我們的組織,也付出了代價。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兩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強的支部之一,黨派我去當支部書記。這個支部在工廠和鐵路方面很有影響。我成了黨的專業幹部。我帶著理想,初出茅廬,工作特別積極。工作在地下進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門,可還得時時刻刻提防著到處搜索我們的警探。我有點口才,一忽兒在這兒,一忽兒在那兒出現,向工人們演講。我組織政治工作,寫傳單,寫宣言,主持會議,儘管我們的集會一直被禁止。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這樣的一次集會上被捕的。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一道關進海法的監獄。有關係的文件都銷毀了,所以警察對我們的活動沒拿到正式的證據。
  接著,我被送進聖·讓·達克中世紀的堡壘。待遇很壞,甚至要穿囚服。英國當局沒法證明我們的關係,拒絕給政治犯待遇,只把我們當作普通刑事犯。當時,整個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個麵包師,是共產黨員,被關進地牢後,幾個星期一絲不掛,不肯穿囚徒的寬條子囚服。我們關了很久,開庭審判毫無消息。我們是哪一類都歸不進去,誰也不明白該由什麼法庭來處理。通過我們跟黨中央的聯繫人,得知總督赫伯特·賽穆艾爾爵士已經準備簽發命令,批准把一切親共活動的嫌疑分子流放到塞普台斯島。我們決定絕食,要求把我們釋放,或者開庭公審。絕食到第五天,我們連水也不喝了。我們的頑強終於戰勝了虐政。絕食的消息傳遍巴勒斯坦。英國議會裡,有幾位工黨議員向政府提出質問,揭露英國對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十三天,我們接到通知開審在即。
  二十三位難友推舉我以大家的名義發言。
  審判的第一天,我們中間有幾個人身體己經支持不住,只好用擔架抬到法庭,但是只此一天,別無下文。審判剛剛開始,庭長站起身來,身邊一邊一個助理審判員,用一種自以為帶點幽默的口吻說:「你們真以為你們能讓帝國雄獅感到麻煩嗎?你們搞錯了!我們不開庭!你們已經被釋放了!」
  他一揮手,叫警察把我們轟出法庭。我們勝利了!
  1928年,困難越來越多。經濟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業。許多猶太工人,約占總數三分之一受到影響,大批離境。
  一年裡,走了五千人,來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發了排猶暴動,有人被暴眾私刑致死。這些暴動還在巴共和第三國際之間引起了戲劇性的誤解。在第三國際看起來,排猶暴動標誌著阿拉伯群眾起義的開始,所以必須加以運用,同時指示巴共到阿拉伯農村中去宣傳反帝鬥爭。第三國際借口巴共沒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出口號要「阿拉伯化和布爾什維克化」,彷彿在領導機關裡,以阿拉伯人代替猶太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間深紮下根。這種想法遭到巴共的堅決反對。一部分積極分子認為第三國際的決定是冒險主義。
  我也是這樣看法。我們有一位積極分子,試圖嚴格執行指示,結果在海法市被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國際代表、捷克人斯梅拉爾,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動。我們竟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來加以保護。
  這項荒謬的政策,削弱了我們在阿拉伯工人中間的影響。而巴共自己也闖了禍,居然去保證蘇聯採取的解決蘇聯猶太問題的措施。
  情況是怎樣演變的呢?
  十月革命以後,曾經考慮,蘇聯的猶太族人,應該在他們扎根的地區發揚光大,比如在克里米亞、烏克蘭、白俄羅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領導集團卻憑空建立一個猶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羅比疆,就在滿洲邊外。這個官僚主義的決定,人為地在西伯利亞建立一個國家,天氣十分嚴酷,又沒有任何猶太集團住過的蹤跡。於是,好幾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烏克蘭或者克里米亞——他們在那裡一向享有少數民族的權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國家一樣,以此為榜樣,表示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多麼英明,同時鼓動大家到比羅比疆去。巴勒斯坦一個勞動隊,五百人,到那兒去創建一個集體,取名「新聲」。這些人在斯大林清黨以後,很少保住殘生。而巴共領導人呢,也是忠而見疑。莫斯科認為,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巴共中央委員首途蘇聯,到東方共產主義大學去學習。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預計,因為到了1935年,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繼續在巴勒斯坦堅持戰鬥。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飯。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麼點兒,知名的活動分子已經沒法搞地下活動。我遭到英國總督驅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國。我的行李雖然蕭條,裡面卻有兩份文件重於黃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紹信,批准了我遷地工作,另一份是過境簽證。
  第四章 法國
  1929年年底,我在馬賽登岸。海上走了一個星期貨輪開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板上,腦袋枕著一盤繩索,悄悄思考問題。年紀不過二十五歲,流放倒經歷過兩次。這倒沒什麼,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齡大小,只有安居樂業的人才怕播遷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並不怎樣宜於安家種菜。
  我瞧見天邊的法國海岸,舊夢居然成為事實,快活得什麼都不去想了。這不到了法國了嗎?
  很難想像,對我這麼一個沒有國籍的年輕人來說,法國這個詞有著多麼動人的魔力。二十年代,東歐的移民一般想當美國大叔。自己的親故,不在華沙,便在布加勒斯特。百老匯的擦皮鞋小孩,居然當了實業家,多麼能鼓舞人的事業心啊!但是,一個共產黨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歲,由於警察尋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階級鬥爭,到處販賣革命對這樣一個人來說,還有什麼可以遲疑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紅牆,當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獄廣場。
  對政治流亡的人來說,法國就意味著革命。在這兒,巴黎公社的社員們曾衝向九霄,第十七團的士兵,曾跟發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號一向高高飄揚,地方再遠也望得見,所以流民逐客無不向這裡會齊。當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祖國,必然首先看中法國,可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卻並不是真正的庇護所。當然,那兒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國家一樣,都善於吹毛求疵。講工作呢,鄉紳們的共和國,慣把最苦的活計給外國人去做。但是,這兒的法制,只要善於對付,總有空子可鑽。具體些說,任何共產黨人都知道,到了法國,總有黨員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猶太人則可以在猶太人的團體裡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猶太工人中間去活動,因為,我知道黨的工作正在發展,很需要幹部。最有力的理由則是,我手裡有過境簽證,法國的大門向我開著。問題是要住得下來。身上盤纏已經不夠再往前走,只好在馬賽呆了兩個星期。加納比艾爾大街的氣氛實在不錯。可是我找到的臨時工作,卻把我整天關在一家小飯鋪的廚房裡。吃飯不要花錢,工資可以拿來買套衣服。今天看來,這種細節,顯得有點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歲,還沒有穿過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褲和短袖襯衫。我一秒鐘也沒想過能衣衫襤褸走進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著鏡子裡面的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鄉的猶太人,動身到美國去以前,怎樣的置辦行裝。
  我走下火車,腳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裡的小提箱,一半空著,那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要上哪兒去。我童年的朋友,阿爾托·斯特羅姆,一年前便離開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專業是鋪樓板。找工作很容易。開給我的地址是;巴黎第五區,阿拉斯街九號,法蘭西旅館。
  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區,不就是拉丁區嗎?學生區嘛!法蘭西旅館!這麼漂亮的名字,一定是皇宮般的大飯店呀!斯特羅姆成了資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說,可以在他那兒住些時候嗎?我走進一條又暗又狹的小街。九號是一座小樓房,門面灰暗,招牌上「法蘭西旅館」幾個字已經風吹雨打,剝落—殆盡。我打聽斯特羅姆先生的房間。原來高高在上,就在屋頂下面。我推開門,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麼「富麗堂皇」。
  一張大床幾乎佔了整間屋子。牆角里一個小臉盆,窗前一張缺腿桌子,門上釘釘子掛衣服,這就是傢俱。
  我馬上理解房客的選擇。法蘭西旅館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鬆些,朋友都好來分享。床很寬,可以橫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個,並不稀罕。沒地方睡的人,給下面守夜的人幾個小錢,便可以上來佔個空位子。
  麻煩的是,臭蟲鬧得凶。有一天,我們買兩瓶酒喝著,把旅館改名為臭蟲旅館。
  我決定到巴黎大學報名,當旁聽生。只要能向警察廳證明,我確實能夠維持生計,那末居留證是不難領到的。我的朋友們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先匯一筆錢到家鄉去。款子的數目大致符合警察廳規定一個月的生活費。親友們接到款子,馬上匯回巴黎,然後換一個人又匯回去。這樣一來,我們便能把匯單去向警察廳證明,我們按期收到波蘭寄來的月費。
  我來到巴黎幾個星期,便領到居留證,限期六個月。到達的頭一天,我就和黨組織掛上了鉤。自從離開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裡子底下藏著巴共中央的介紹信。我把信交給一位負責同志。他主管外國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見的。我們講好,等我找到工作,就開始活動。可是,找到穩定的工作等於做夢。外僑勞工頂多只能指望搞到一些時斷時續的小工作。建築方面時常僱用臨時工。工頭招工有抽頭,所以查看勞動許可證,不那麼太認真。我在哈什德書店造大樓的工地上千了幾個星期,後來又去邦旦整天扛鐵軌,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壞了我的腳指頭。傷痕今天還在。
  那時節,百貨公司每天都僱人洗刷地板。我跟幾十個大學生,從早到晚,一腳套著刷子,一腳踩著氈布,在薩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價公司的地板上「跳舞」。活是苦活,工資倒過得去,一夜的收入夠活兩三天。車站搬運貨物,可更加累人,整夜整夜的在沙貝爾火車站裝車,早上才手捂著腰,挨上床去。
  這些活計都不穩定,可並不怎麼影響我的政治活動。活動對象是猶太移民,黨組織正在那裡展開工作。
  在法國的猶太人,團體不止一個。當時在巴黎便有二十萬人光景。最早是定居阿爾薩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猶太人。他們經過艱苦奮鬥,獲得解放,並且逐漸爬進社會上層。跟這些階層交錯存在的,有後來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世紀初葉,東歐的猶太人開始移居西歐。因為帝俄大舉排猶。遷移的人大抵是無產者。其中有些人已經參加左翼政黨,搞政治活動,遷移後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他們來到法國繼續活動,並不稀罕。許多黨派,諸如共產黨、本德黨、聯合黨,猶太復國團體,以及我常講的那個「哈柯梅·哈蔡爾」,都在他們中間招兵買馬,並沒困難。
  我呢,我在外國勞工管理處下面的猶太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國受到鎮壓流亡出來的。我們每晚開會,老拖得很晚。
  那時候,猶太黨員中間托派的影響很大。我們接到命令,在猶太人中間「清除」敵對分子。辯論往往是很熱烈的。漸漸地,托派的作用,在猶太僑民中間趨於江河日下。但是活躍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動。參加激烈的示威活動,對我們來說,總是危險的,因為一經逮捕,未曾歸化的外僑往往被驅逐出境。可是,不論有什麼危險,我們還是參加了一些大的群眾示威,比如紀念巴黎公社、五一勞動節等等。
  許多猶太僑民,除了純粹的政治活動以外,還參加一些文化團體。例如文化聯盟,便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起來的。
  星期天,在朗克利禮堂舉行集會,總有好幾百人到會。法共領導,比埃爾·塞馬爾、雅克·杜克洛,老笑咪瞇的來做報告。我個人還時不時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威普去主持當地猶太人的公開集會。
  在職工會裡,我們也很活躍。成衣業和皮毛業都有不少猶太積極分子。羅索夫斯基在1912年當帽業工會書記,這時候已成為紅色工會國際的領導人之一。
  我也要談一下猶太活動家的一般政治態度,同時著重指出這些人差不多完全沒有宗派主義。我們都急切需要消息,跟傳統的共黨活動家不一樣,他們只看《人道報》。我們的消息來源廣泛得多,從社會黨的《人民報》,到十分保守的《時報》,中間也看《鎖鴨子》漫畫報。。我對這份畫報,至今保持著青年時代的興趣。
  我的個人生活也同時組織起來。我重新找到了露笆。她是1930年來找我的。她不得不離開巴勒斯坦,因為英國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薩拉的名字,並且跟一個朋友結了假婚。這個朋友有英國國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國公民的同等待遇,並且領到了法國的簽證。以後,我們這兩個外僑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來了幾個星期,一清早便有人來臭蟲旅館敲我們屋子的門。開門一看,果然,來人的打扮錯不了……他說:「我是五區警察局派來的。你的妻子來了已經一個月,至今還沒把手續搞好……」
  我回答說:「對不起。」接著我低下頭,去他耳邊輕聲說,彷彿怕人聽見似的,我說:「不是我的老婆,是情人。
  過四十八小時,她就走了。」
  「噢!這樣的話……」警察擠擠眼笑著說。
  法國是古德林的故鄉(譯注),色情故事常受歡迎,特別在警察界為甚。
  我們的物質生活相當困難。頭一個孩子快要出世,實在叫人操心。幸而有一個油漆包工商是猶太人,想幫我的忙,僱用了我。可是,使刷子不是我的專長,摘來搞去,只會東塗西抹,不成氣候。而我那東家卻成了大資本家。
  我的妻子在家縫皮貨。一周兩次,她去領回大包皮貨,每天縫紉十個到十二個小時。她也是黨的活動分子。反法西斯第一次會議於1931年在巴黎舉行,她還當了猶太組的代表。
  我呢,我當了中央委員會,外國勞工局、猶太組的代表。
  我和局裡的另一位同志被邀到中央委員會去會見加香同志。他那時候主編《人道報》,見了我們很親熱。
  「你們好!」他說,「猶太人的工作搞得怎麼樣?」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又說:「納粹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在猶太人中問必須加強宣傳。我們需要辦一份猶太文的報紙,在法國和比利時推銷。我就是為了這件事要見你們。」
  「很好,可是誰出錢哪?」
  加香打斷我的話說,「怎麼,你沒讀過列寧的書?你不知道共產黨辦報怎樣籌款?向工人募捐嘛……」
  「我們願意搞一次大的籌款運動,開一次群眾大會來壯聲勢。您能參加嗎?」
  「當然很願意,只要我有時間。」
  這次談話以後不久,就在蒙特婁開了一次群眾大會。那兒猶太人很多。唯一可用的會場,只有猶太教堂的大殿。教長答應借給我們。到了那天,猶太商人,工匠把教堂擠得滿滿的。我在主席台上,坐在加香身旁。這位年邁的領導人站起來發言,嗓子洪亮有力。他說:「親愛的朋友們,我非常光榮,能和一個偉大民族的代表們,肩並肩坐在一起。這個民族曾為人類出了三位大革命家。我指的是耶穌基督,斯賓諾莎,馬克思!」
  掌聲爆發,有如春雷滾滾。我聽了既感覺吃驚,又有點發窘。這味兒不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嗎?我低了頭,不敢端詳會場。可是加香依然用這個調門說下去。
  「朋友們,你們不會不知道,馬克思的祖父是猶太·教長。」
  我心裡想,這關我屁事。可是滿場聽眾好像觸了電一般,彷彿當一個猶太教長的孫子,比寫《資本論》要緊得多!
  加香講得差不多,又來一段激昂動人的話。全場又熱烈歡呼。散場開始籌捐,成績可觀。加香很滿意,動身時對我說:「董伯,你瞧,八成行啦。報紙一定出得來!」
  過了幾個星期,第一期《晨報》問世了,每週四頁,發行數字很快增加。我時常寫文章,也寫社論,但是經費不太靠得住。編輯部一位編輯提議辟一個廣告欄。以往,廣告是根據共產主義道德從來不登的。那末,資本家的廣告登不登呢?問題一直提到中央委員會,決定先用我們的報作為試點,但有條件,只登小商人,飯館和手工業者的廣告。負責這個工作的同志,晝夜奔忙,成績卓著,結果給《人道報》請了去搞廣告。
  1931年4 月3 日,我們的兒子出世了。這一天,安德烈·馬蒂出獄。晚上在美人倉開猶太工人大會,馬蒂也來參加。
  三喜臨門,太該紀念,我們兩口子便決定給孩子起名為安馬蒂。我很明白,到了今天,大家會覺得古怪。可在那時候,個人崇拜還沒有受到批判,這個舉動正足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是多麼受人崇敬。
  我還記得十九區市政廳,就在我們小屋子的附近。我向戶口乾事報告孩子出生,取名安馬蒂。那人嚇了一跳,嚷嚷說,「哪有這麼個名字!」這個區還是共產區呢!
  我說:「為的是紀念安德烈·馬蒂獲得釋放。」
  「我明白,我要是你,為了免出麻煩,還不如換個名字。」
  我回去徵求露芭的意見。為了紀念我們在巴黎最先住在拉丁區,也叫聖米歇區,所以便給孩子取名米歇。
  露芭跟我一樣,都參加黨的活動。問題在於晚上誰看孩子。—朋友們都得出把氣力嘛,輪流看看孩子吧。
  他們說:「不用道謝啦,這是當然的事,反正都是給黨辦事嘛!」
  毛病只有一個,有些同志寧願看米歇,不願去開會。
  我們就這樣好好歹歹安排了新釣生活,掙的錢還夠維持,黨的活動使我們的思想有了寄托,作為革命者,當然只能過一天算一天。革命的道路是荊棘叢生的。要走這條路,就得應付一切,特別是應付意外的變故。1932年6 月一個早晨,只見斯特羅姆滿腹心事似的走來問我,有沒有人寄給他一封信。這件事馬上說明,搞革命的人,總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外來。
  我反問他說:「私人的信件嗎?」
  「不,不,信很要緊。」
  我覺得他古怪,便對他說:「我是外勞局負責人,寄信給我談非法活動,非得百倍警惕。」
  斯特羅姆原本跟我一道在文化聯盟搞工作。1931年,他爸媽寄錢給他,在技師學校報了名,想學當繪圖員。從此,他便不再在公共場所露面。我沒有叫他擺明問題,只懷疑他參加波共的地下活動。
  過了兩天,他更加憂心仲忡地來問我曾否接到給他的信。
  臨走時,他叮囑說:「不管怎麼樣,多加小心。」
  我根本想不到,橫禍會從哪兒來。可是不用幾天,報紙便告訴了我。斯特羅姆被捕了。說他替蘇聯搞間諜活動。間諜網的頭頭叫比爾,大概頗有才能,連警察都給他起了綽號,叫做魔俠。《人道報,的記者李傑,也受到牽連,成了所謂「魔俠事件」。
  巴黎的許多報紙都紛紛議論這件案子。這麼好的機會哪能放過了,不去揭共產黨的瘡疤,指控它「受外國的僱傭」?法國從來愛搞文字遊戲,魔俠案變了魔馬案,馬是影射馬克思。
  至於我,我跟魔俠集團有什麼關聯呢?除非就是我跟斯特羅姆是朋友。不過,我是黨的積極分子,自己覺得有責任把自已的情況報告組織。經過了研究,還是勸我離開巴黎。因為,警察有可能利用我跟斯特羅姆的朋友關係,來打擊猶太僑民。這種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當時的反動報刊早巳在指摘「移民沒邊」,同時又吹又煽,想把最庸俗的排猶思想煽得死灰復燃。我的一切手續都是完備的,只要我願。
  意,就可以到,比方說,到布魯塞爾去等候事態逐漸平息。
  可是,我想趁機會去蘇聯,因為從1931年開始,我已經提出這個要求。為什麼呢?為的是打從離開波蘭以來,我一直沒有喘息的時間,就算在經驗方面收穫很大,畢竟還缺乏理淪知識。該及時補上這個漏洞了。
  我的檔案大概已經送去,人選則由法共領導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機關是第三國際的幹部局,而主管法國的則是馬紐爾斯基的妻子勒別德娃。我的妻子隨後再去。這樣,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蘇聯首都。
  第五章 終於來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幾天。
  在那兒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動家,都低估了納粹的危險。
  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只根據議會選舉來看問題,認定希特勒的黨絕對得不到國會多數。我一說納粹會以暴力奪取政權,說他們在這方面做的準備遠遠勝於其他任何工人黨派,聽的人都不以為然。
  納粹衝鋒隊的靴子聲,卻越來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響,巷戰成了家常便飯,衝鋒隊乾脆襲擊左派的一切活動分子。
  就在這樣的時候,社會黨和共產黨一共掌握一千四百萬選民,就是不肯成立統一戰線。德共總書記台爾曼有句名言,說是「納粹是棵樹,社會民主黨是樹林,不可見木不見林。」半年以後,納粹這棵樹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整個德國。
  一直要到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才從慘敗中汲取教訓,主張實現統一戰線。而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卻在集中營鐵絲網後面,實行統一戰線已經有一個時期了。
  我離開柏林的時候,已經肯定大難即將臨頭。去莫斯科的火車上旅客不多,過境時,只有我一個人,不僅我那座卡裡只有我一個人,整個車廂裡也只有我一個人。那時候,蘇聯在外界心目中還是一個謎。世界各大洲的有錢人,都把它當做一場惡夢,而我卻把它當做勞動人民的祖國。
  邊境大牌子上,寫著馬克思的偉大召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一瞧見,心裡說不出的激動,說不出的自豪,能夠參加建設這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砸斷鎖鏈,掃清過去。我一向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國家,現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邊境車站的時候,已經有人在等我。過境以後,換坐兩個人一間的車廂。再走了兩三個小時,一位紅軍軍官走進來,瞧見外國共產黨人,十分高興。大家便用俄語、波蘭語、德語交談起來。快到莫斯科站,那位軍官起來收拾行李。我瞧見的東西,使我十分驚訝;他的兩個大箱子裡,裝滿了乾麵包塊。他收拾好了對我說:「瞧見了吧?這是我帶給家裡人的禮物。他們都住在鄉下。」
  我剛到莫斯科便瞧見了離奇的事情。車站和車站周圍,呆著成千上萬的農民。他們拖男帶女,沒精打采地等著,大都抱著,靠著包裹口袋,等候火車。我心想:「她們上哪兒去呀?」他們被攆出自己的村子,只好遠去東方,去到西伯利亞,開墾那無邊無際的處女地。
  走出車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問路。他說:「你是外國人嗎?」
  我點點頭。
  他說:「我勸你手提箱永遠不要脫手。這兒不是沒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過了十五年,莫斯科還有小偷!我簡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輛出租汽車,去找我那老朋友艾倫博根。我們還是在巴勒斯坦認識的。他為人十分聰明,有組織能力,在「團結」小組裡積極活動。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癱瘓了,所以組織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來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麵包,黃油,香腸,伏特加酒,可是紅軍軍官滿箱的乾麵包仍然在我眼前。艾倫博根瞧出了我驚訝的神色,便對我說:「你一定覺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這些東西。這是黑市上搞來的。像我這樣的人,收入不少,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原來,他是工程師,還在兩個專門學院兼課。
  我們整整談了一夜。他儘管不是黨員,卻並不反對蘇維埃制度。可是,他談集體化,談莫斯科的生活,談黨案,卻跟我聽到的和讀到的全不一樣。從頭一天開始,我就發現,宣傳和生活之間的鴻溝,簡直無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龍卓維,波爾。那是政治僑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樓,離市中心不遠,熙來攘往,十分活躍。世界各國的老牌活動家,波蘭人,匈牙利人、拉特維亞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國,便在那兒安身。他們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所以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討論問題。有人讚成搞集體化,有人卻說集體化在烏克蘭引起了饑荒。我這才知道那兒還在餓死人。大家說話非常隨便,也很激烈,很像我們在巴黎,跟社會黨人和托派分子漫無邊際地淡天說地。我被派到一間屋子,跟另外兩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鮮事兒,還有待發現。在市中心的馴馬廣場,矗立著第三國際大樓,建築高大,警衛森嚴。進門以前,先得跟見客的人通電話。大樓各層,分佈共產國際的各部。一座摟管整個世界。我由法國組的書記接見。他已經接到我來到的通知。他已經辦好手續,讓我進共產主義大學。當時,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寧大學,專收實踐豐富而缺少理論的活動家。將來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從這所大學出去的。那時候,鐵托也在那兒上學。第二所是馬什列夫斯基大學,用的是第一任校長的名字。我已經在那兒報了名。
  該校專收少數民族,實際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幾個組:波蘭,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組。每組又有專業小組,由各國少數民族活動家組成。比方說,南斯拉夫組,包括塞爾維亞小組和克羅底亞小組。至於猶太組呢,組裡包括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活動家和蘇聯的猶太族活動家。我們瞭解蘇聯的情況,因為部分學員回家過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學,專收近東學生。最後是中山大學,專收中國人。四所大學一共選收學員兩三千人。
  1932年,學生生活並不輕鬆。大部分人住得很遠,路上要走一小時。一直要到1934年,我們的大學附近才建造大樓,可以住學生一千二百人。至於飯菜呢,至少該說花樣不鄉。往往整個星期吃白菜,接著又整個星期吃米飯。有人編了一個笑話,幾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學說。據說有一個學員動手術,肚子好似三層糕;一層米飯,一層白菜,一層土豆。
  學校也管學員的衣服,一下子買進七百條褲子,條條一模一樣。街上的人一瞧就說:「嘿!這不是馬什列夫斯基的大學生嗎!」保密措施實在不錯!
  我那時候的學生手冊,至今還留著。手冊裡頁印著列寧和斯大林的照片,後面一頁是校長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偉人的名言。列寧的話是:「建設的任務就在你們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現代的知識,你們才能完成這個任務。」斯大林的話則是:「理論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就會成為工人運動的偉大力量。」
  課程共分三節。第一節是社會經濟學,包括蘇聯民族史和聯共黨史,共產國際史和列寧主義研究。第二節是學員的本國情況,工人運動、共產黨和民族特點。第三節學語文。
  沒上過文化課的,可以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學習很緊張,一天平均要佔十二個到十四個小時。
  在我們的系裡,我最愛搞猶太問題。我們的教授蒂門斯些是本世紀初最早加入共產黨的猶太人。十月革命以後,他曾在斯大林手下當過民族部副部長。他熟識列寧,時常引用列寧的話:「排猶就是反革命。」蒂門斯坦教授從他跟列寧的多次討論中,得出這樣一個信念:列寧主張在蘇聯成立一個猶太民族共和國,享有其他共和國的同等權利。
  共大的學員也受軍事訓練。練武,射擊,救護平民,化學戰的基礎知識。我對兵器毫無興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邊。
  蘇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時常來做報告。後來,逐漸稀少。
  我們也參加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組織的一些晚會。直到1935年 5月,這種活動還受到當局的容忍。歷史上的名人,有的還在寫歷史,如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來主持過討論。季諾維也夫給我的印象最離奇。大概是由於他說話拐彎抹角。他說起話來,老是火燒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門又尖又酸,沒法平靜。他那天晚上講的話,我怎麼樣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勢,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貼在地上,便能聽見革命來到的聲音。就怕社會民主黨當反革命的主力軍!」
  布哈林叫我驚心動魄:口才好,有學問,他放棄了政治搞文學。每逢他做完演講,總是一片歡呼。可是他神色不動。
  有一天,他憂鬱的目光轉向全場歡呼的人,嘴裡漏出這麼一句話:「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過他的擋箭牌是刻薄和厚顏。什麼政治變局,他都同意,還寫長篇大論的文章,解釋官方的路線,可是自己連一個字也不相信。其實,誰也騙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轟傳全莫斯科的俏皮話,叫他去談話。
  拉狄克回答說:「怪我專講反蘇掌故,那是不公平的、還有別人……」
  外國黨員在莫斯科上學的,不同外界往來。我們不太有機會出去旅行,也沒法接觸老百姓。從1932到1935年,我們跟蘇聯社會毫無接觸,所以還不受官僚機器的壓制。以全國而論,官僚統治越來越厲害。我們談的政治問題,在黨內已經沒人敢談。通過我們民族組派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我們對於蘇聯的情況,比蘇聯公民還清楚。我們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說。
  我到蘇聯才幾個月,便聽說斯大林的妻子「自殺」了。
  參加喪禮的大學生,在隊伍裡咬耳朵說:「她到底是自殺的,還是給……幹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帶著我們的兒子米歇來了。孩子才一歲半。共產國際法國組,也叫她進馬什列夫斯基大學上學,一直讀到1936年。同時,她還在莫斯科的包門區做黨的工作。
  該區區委書記就是赫魯曉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國營農場去當政委,負責秋收和完成計劃。可是到了1936年,外國黨員便不能再在蘇共組織內擔任任何負責工作了。她搞的實際工作,很快就打開了她的眼界,越發磨礪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對現實
  我眼前遠不是萬里無雲的晴空,遠非如此。
  我到蘇聯的時候,黨內已經把農業集體化作為定案。可是,老幹部卻仍然在議論,因為他們在實驗中受到的創傷猶新。本來,斯大林要把富農作為階級敵人來加以消滅,但概念很快就變了。1930年3 月,正當集體化甚囂塵上,斯大林便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勝利沖昏頭腦》,批判了自覺自願加入集體農莊的原則。從此以後,農民必須加入農莊,哪怕用大炮轟趕,也在所不惜。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只要讀過列寧的書,都知道農民不經過教育說服,集體化絕對搞不成功。而且,集體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業發展水平,這樣才能給農村以必要的物質基礎。
  大學裡流傳說,集體化丟掉了五百萬人的生命。有人說,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裡死了幾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薩克斯坦領導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到了卡拉岡達,地方黨領導人接待我們,並且招待我們參觀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著眼底下一大片營房說:「瞧,那邊,那是老富農集中營。他們和家人都被送來在礦場裡勞動。」
  他非常自然地厚顏說,「負責營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傷寒症傳開了,死了幾千人。你現在瞧見的是押送來的第二批。」
  東道主舉行盛大晚會招待我們。一位黨委書記和一位內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會的四個人,他們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說:「他們是這兒的工程師,指導煤炭生產。他們會把卡拉岡達搞成蘇聯第二號煤產中心!」
  四位工程師自我介紹,自報了姓名。我聽了嚇一跳。原來在1928年,十一個工程師,以暗害破壞罪被控,經過審判處決。當時曾轟動全蘇聯。其中有幾個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轉身詢問內政部上校說:「請問,我好像知道他們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
  「不錯,是他們。」
  「不是判死刑了嗎?人們都以為他們已槍斃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斃人不值什麼,可是他們有本領,可以使用,所以把他們帶來,對他們說:「你們腳底下有巨大的礦藏。
  除了頓巴斯,卡拉岡達理應成為蘇聯第二號產煤區。生產由你們領導。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內政部的那傢伙接著說,「一判決,他們就來了。
  他們生活自由。家裡人也都來了。」
  我們聽了這話,奇怪得瞠目結舌。假如十一個工程師的確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餘辜。跟這樣的人討價還價,簡直不可思議。有一個當時在場的人指點給我們說:「這些工程師,說實話,也不見得擁護現政權到了狂熱的程度。他們負責經管的頓巴斯礦區多災多難,生產鬆緩。坑道遭了水淹。當然是自然災害。也許有人想搞點破壞,也許起了點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獄,向全國人民,為生產落後作辯解。我們呢,我們本來毫不擔心,我們確信這些人有能力領導本地區的開採工作。」
  工程師以「暗害破壞」罪判了死刑,卻又把蘇聯第二號礦區交給他們開發。老富農變成礦工,成批死於傷寒,因為衛生條件太差!我們這些共產黨人和大學生,一下子發現,大學裡講的理論和社會現實,兩者之間劃出了一條意料不到的鴻溝。
  1930年,發生另一次大黨案,名叫「工業黨」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結法國情報組織,在俄羅斯復辟資本主義。罪犯判了死刑。過了五年,他出獄擔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學研究院的院長,而且榮獲列寧勳章,在1948年壽終正寢。
  這些事情都是我親眼所見,一件一件開始動搖我美妙的信念。我帶著初出茅廬的夢想,來到蘇聯。年紀輕,熱烈信仰共產主義,一心只想為改造世界出一分氣力。儘管我也知道——因為我在鬥爭實踐中有些體會——有些熱情,直接接觸到了現實,是不可避免地會起變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過以後,從容分析,從容對證,直到理解。我現在已經有了這樣優越的地位,因為高齡給了我這個機會。我有了正當的發言權,因為我是共產主義戰士,從少年時期開始,便把一生獻給了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當時,我們一天一天地跟著局勢發展,並不意識到不可避免的內在聯繫。當然,我的革命意識是受到衝擊的。但是,我在鬥爭中投身很深,再沒有意思改變自己的抉擇,只好歸咎人的天生弱點,以及環境的作用。
  就在這個時期,我才看到了「列寧遺囑」·。這是打字機打的,在大學裡私下傳閱。讀了這個文件,我簡直如夢方醒。列寧寫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們共產黨人彼此接觸中,這個缺點還可以容忍。可是登上總書記的崗位,這個缺點便沒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考慮,有沒有可能撇開斯大林,不讓他佔據這個崗位。」
  相反,列寧卻強調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優點。同時也指出了他的缺點。蘇聯政權保存了列寧的遺體和著作,但至少在這一點上,有點不忠實。托洛斯基貶斥流放,而斯大林卻掌握了政權。
  我越想越狐疑,激動,只好細讀黨史,重讀後幾年的蘇聯報紙,想搞清楚一些問題。我當時發現,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從1929年開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歲,就在那一年,報紙上才出現「天才」呀,「偉大領袖」
  呀,「列寧的繼承人」呀,「一貫正確的導師』呀,等等頭銜。
  無限度地引用這些頭銜,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寫文章的人,都是原來反對派的頭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達科夫,都爭先恐後地歌頌斯大林,想他忘掉他們曾經膽敢反對過他。1929年,黨內已經沒有派別。反對派已經失敗,頭頭們重新佔了負責崗位。布哈林當了《消息報》總編輯拉狄克當了《真理報》的主要編輯和斯大林的外事顧問。
  列寧生前,黨內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躍。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會議,黨員很坦率,想什麼說什麼。民主交鋒,往往相當激烈,卻給黨以活力和團結。自從斯大林掌握了國家機器,連老布爾什維克也不敢反對上面的決定,連議論也不敢議論。有人心懷慘痛,金人緘口。有人則退出積極的政治生活。更嚴重的是,好些黨員,心裡並不贊成,卻公刀:擁護斯大林的立場。這種極為可悲的兩面派作風,加速了黨內「士氣的喪失」。
  黨員不得不作出抉擇:自己的責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還是革命的品德?二者不可得兼。許多人閉口無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對時事發表意見,成了英雄壯舉。只有對心腹知己才敢講心裡話,還不一定!對旁人,只有背誦《真理報》上的官樣文章,照本宣科。
  從1930年起,黨的領導班子裡面,已經只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無論在什麼問題上,永遠毫無保留地擁護斯大林的主張。儘管有些問題,本來應該有不同的看法,應該徵求不同的意見,大家也是噤若寒蟬。例外是十分難得的,極少數幾位老同志,不願意瞧著列寧的黨蛻化為教門,居然鼓起勇氣表示不同意,比如羅米那澤,盧那查爾斯基……
  羅米那澤在1935年自殺。他跟爾卓尼基澤一樣,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後者是在1937年自殺的,因為內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辦公室。他打電話給斯大林提出抗議,斯大林咆哮說;「他們有權這麼辦!他們完全有權這麼辦!在你家跟在別人家一樣!」
  直到1930年,盧那查爾斯基老為被判罪的知識分子開脫。在軍隊裡,雅季爾將軍,於1929年,曾毫不猶豫地開脫一批軍官,因為他們無辜遭到內政部逮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機器,這是可能的。我曾經有過切身的經驗。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傳到內政部去作證。第二天,輪到我去。主持審訊的一位上校告訴我說,我們在巴勒斯坦認識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活動家,勇敢,忠誠,哪兒艱苦便上哪。英國人囚了他幾趟。他在牢獄裡表現得很堅強。1930年,他被押上一條俄國船。
  上校對我們說:「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國情報組織的嫌疑。」
  我回答說:「請你聽我說,咱們不宜低估對手。當然羅,英國特工想招羅特務,但若招個像卡涅夫斯基那樣的人,那非丟臉不可,因為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說:「但是,我曾要求兩位巴共前領導作證。一位不認識卡涅夫斯基。另外一位則稱什麼都有可能。」
  過了幾個月,我們兩口子接到通知,說有人來大學前廳找我們。我們下樓一瞧,原來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滿眼含淚,來向我們道謝。他剛出獄,說是所有的證人,都對他落井下石。多虧我們倆的證詞,救了他的性命。可歎,我們那樣的證詞,在隨後的年月裡,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聽說我的朋友斯特羅姆被捕。他本來在塔斯社工作。我以為這是出於誤會,便申請為他作證。要一層層見到領導審訊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還難。我不得不去找一位軍事情報的政工負責人:出面過問。這人以為我發了瘋,竟然想去為一個犯人作辯護。這簡直是無知。
  那位審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幹什麼,對我很客氣,請我喝咖啡,抽香煙,最後才說:「司志,你來為斯特羅姆的案子作證嗎?」
  「完全對。」
  「那末,我聽你說。」
  「我只不過是來說,斯特羅姆是無辜的。」
  上校手裡的筆掉下來,笑容變成冷笑,滿臉狐疑,像塊木板。
  「你來就是為了談這個嗎?」
  「不錯,就是為了談這個。我從小認識斯特羅姆。我知道他不是敵人,當然應該來說明這一點。」
  上校瞧了我好一會兒,對我說:「直率地講,十月革命發生了危機。只要逮捕一百人,其中有一個敵人,就有理由逮捕其餘九十九個。這是拯救革命的代價。」
  他用一句話,概括了該政權採取鎮壓政策的邏輯。
  我回答說:「我瞧不出來,十月革命發生了什麼危機。
  我很吃驚,貴部成立已經二十年,竟然還不會分清敵友。」
  第七章 恐懼
  崇拜斯大林……不會犯錯誤,絕對不犯錯誤。
  他是神聖,任何人不會比之更為有理。
  提異議是大逆不道。誰不擁護,便是反對。誰不那麼深信不疑,就給他灌輸,填塞。至於那些離經叛道的異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寬恕,只能與天下共棄之。
  列寧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風行起來:列寧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諾維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電車停車場,也有光榮的稱號,叫做市哈林。正如廟會遊行,為首是耶穌,後面跟著十字架上的宗徒、聖徒,蘇聯舉行正式集會,為首是斯大林的畫像,後面跟著首長們的畫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級搞清楚,那只消在大會上觀察政治局委員入場的先後次序。
  1934年3 月,黨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沒有採取任何決議。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代表們用舉手的方式,通過一項議案:「用斯大林同志發言中提出的方針任務,來指導自己的工作。」這就決定了黨完全由總書記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這種絕對的權力,專制的權力,已經開始顯得暴虐的權力,經過十年扎根,使一部分黨代表感到擔心。
  中央委員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後的掙扎。台上宣佈官方的選舉結果,說是斯大林和基洛夫兩人領先,獲得了全票。
  內中只缺三票。事實卻很不一樣。二百二十位代表裡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在票上劃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岡諾維奇主持選舉,一見之下,嚇得魂飛魄散,決定把選票燒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樣。當然,斯大林躲在幕後,看得一清二楚。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黨,同時開始了所謂幹部輪換制。陷阱的門戶已經敞開,革命的生命力都將從中落入深淵。為首的當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當選的中央委員一百三十九人,幾年內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黨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憑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當了多年列寧格勒區委書記。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這個北方的威尼斯去,清除季諾維也夫的影響。基洛夫為人沒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反對斯大林的人,舉他為旗幟。十七大的選舉結果,證明了這一點。毫無疑問,如果舉行民主選舉,基洛夫一定當選為黨的領袖。可是,當時誰也想不到,這就要了他的命。斯大林消滅了敵手,同時借此為口實來發動清黨。基洛夫當了犧牲晶,還捉供借口,讓人消滅自己的擁護者。斯大林立即親自發動鎮壓,在血泊中解決問題。一百來個犯人立即處決,罪名是指使了兇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審判很快開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並且招認自己是反對派的頭頭,對於兇殺案該負道義上的責任。他們倆,一個判十年徒刑,一個判五年。說實話,我們當時在大學裡,誰也不信兇殺案有什麼組織,只不過是什麼激烈分子幹的事。
  反正,誰也想不到後來的演變。
  1935年土月18日,黨領導指示全體地方領導「動員一切力量,消滅敵對分子」。敵對分子,含義不清,內政部可以放手大幹。為了揪出敵對分子,人人猜疑,家家告密。報紙奉命催索罪犯,報紙文章連篇累牘,號召公民忠誠老實。這就是說,毗捨鄰居,同事同僚,舟車旅伴,街道行人,無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窺伺,個個監臨,彼此告發,舉國若狂,奸細疫氾濫成災。
  社會各階層無不波及。我的兒子米歇,在共產國際子弟學校上學。他講給我一個故事,很有教育意義,說明了間諜狂的心理,已經發展到什麼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爾什維克的特派員,回到莫斯科,到學校探望他的兒子米沙。家長探親,學校照例舉行歡迎會。家長在再次出差以前,對孩子米沙說:「過半個月,我再來找你。」
  第二天,這個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孩子打聽他父親的信息。校長避不作答。後來又召集同學們解釋說:「你們還記得嗎?我們不是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開了歡迎會嗎?其實,你們看見的那個人,並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個奸細。米沙的爸爸已經給資本家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們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說的那樣,一定要加倍警惕,揭發人民公敵。」
  孩子們響應號召,便在學校附近搜索奸細。有一天,他們在街上發現一個怪人。這人身材高大,體格壯健,身穿加巴丁長外套,領子豎著,帽沿低壓,眼戴墨鏡,手拿黑書包,不用懷疑,肯定是個奸細。孩子緊緊跟蹤,瞧著他走進一家工廠的大門。這群穿短褲的小偵探,馬上奔向門崗,責問他說:「你瘋了?讓奸細進了廠門!」
  門崗吃了一驚,接著發笑說:「你們說的那個『奸細』,乃是本廠廠長。」
  審判開始了。老布爾什維克,列寧的戰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國、英國、波蘭和不知什麼國家的特務。
  證據呢,都是偽造的,不成體統的。每審一件案子,必定宣讀一份政治局委員的名單,說他們都是被告企圖謀殺的對象。名單隨時變換。有些謀殺對象,過幾個月卻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現。這種悲慘的現實,破綻百出,本該使最盲目的人也會恍然大悟,然而在蘇聯公民中,卻形成無邊的恐怖。國家機器製造出一種難以置信的群眾心理,一時風靡全國。舉措失度,不講道理,席捲全蘇。像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那樣的共產主義者,為什麼作出那樣的招供?全世界千百萬人都提出這個問題,但是長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蘇聯本土,捏造謊言,弄虛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過了多年,才部分揭開。1964年暫時解凍,科學院出版蘇聯史第九冊,內中寫道:「基洛夫被刺以後,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月,1938年3 月,四次審判原反對派的成員。三次公開進行,指控全體被告:叛國,通敵,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爾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經過材料分析,證明案件的審判顯然違法合法的規範。即使公開審判,也有違法之處。
  指控根據證詞,完全違法無證不起訴的原則。卡爾·拉狄克在審判時聲稱,全部案情只根據兩份供詞。一份是比亞塔科夫的供詞。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詞。他挖苦地問維辛斯基說,『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務,那麼供詞如何又能作為證據呢?』他向維辛斯基問道:「你根據什麼,認為我們說的都是真話,純粹的真話?』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毫無疑問,托派和右傾分子,在審判中提供的證詞,絕大部分都是無稽之談,從而令人懷疑全部證詞的真實性。
  「總檢察長維辛斯基主持審判,完全破壞了訴訟的規則。
  克雷斯丁斯基拒絕認罪,維辛斯基便宣佈退堂,等第二天續審。第二天克雷斯丁斯基宣稱,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說了『無罪』,沒有說『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從未參加準備謀殺,或任何牽制行動。法院沒有任何證據,足以向他起訴。
  他問道;『你們有什麼證據?除非就是沙拉岡維奇的供詞。
  這東西在我被控以前,連聽都沒聽說過。』在這一點上,維辛斯基列述事實時,厚顏無恥地宣稱,向罪犯起訴,沒有必要先證實其全部罪行。根據我們提到的這些情況,不能不作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案件粗暴地破壞了法制。" 這就是1964年,蘇聯政權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卻還遠不止此。還應該算上身體和精神所受的折磨,對被告家屬所搞的系統的恫嚇和訛詐。幾十個黨案,犧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該叫人忘懷千百萬蘇聯公民遭受的鎮壓。對這些人來說,連招供都用不著。
  斯大林的領導下,經濟發展,集體化,工業化,都沒搞好。斯大林下令幹部輪換,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參加過工作的人。清黨運動組織得非常科學。分類分等,街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進行。一人下獄,雞犬不留。同事,友好,無不波及。比亞塔科夫在重工業部工作。由於工作關係,他當然認識成百個人。可是,一經逮捕,他認識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亞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說明這種株連式的鎮壓。比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列寧的親密戰友。自從成立共產國際,他便是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組織能力很強,曾擔任幹部局的領導。他選拔培養幹部,派往各國共產國際的組織。1937年初,有一天,他被捕,並且判決為德國間諜。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後,我才搞明白。那時候,我關在蓋世太保的監牢裡,時間是1942年。審訊我的人,就是對比亞特尼茨基施用離間計的人。判罪根據的證件全是假的,是德國反間諜組織偽造的。納粹反問諜組織的頭頭們,想利用蘇聯風行的間諜狂,在蘇共領導集團裡面,憑空捏造出一個德國奸細。為什麼偏偏看中了比亞特尼茨基呢?很簡單,德國人知道,通過他可以搞垮整個第三國際的幹部局。
  比亞特尼茨基是德國人熟悉的。因為他在十月革命以後,陪同拉狄克到德國去出過差。蓋世太保逮捕了共產國際派去的兩個德共黨員。事情搞得很機密。被捕的兩個人叛變投敵,仍然在德共內部活動。其中一個人報告蘇聯內政部,說是他掌握了共產國際某些領導人叛變的證據。他又把比亞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證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和德國情報組織發生了聯繫。在當時蘇聯的那種氣氛下,這就足夠判決一個黨的元老。只要機器一開動,就會自己運轉起來。跟著比亞特尼茨基,成百個第三國際領導人都失蹤了。
  審訊從來也沒有認真進行過。逮捕誰,誰就犯罪,這是天經地義的。罪人必須招認。不肯招供,罪加幾等,越發是個叛徒。稍有嫌疑,機器便開始轉動,直到定案判決。最基本的辯護也是沒有的。整個國家只不過是內政部的實驗場地。從1935年起,城城村村都關滿了無辜的人。監獄不夠用了,擴建新的。興建集中營,動員了好幾十萬勞動力。
  外國共產黨人倒是優越的觀察者,他們目睹狂瀾席捲全蘇。在第三國際享有領導地位的外國共產黨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聽之任之,甚至為虎作倀,遷就這種與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毫無保留地擁護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隨後就可以看清這一點。我在巴黎的時候,馬塞爾·加香和瓦揚,古久裡率領法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第二次黨案以後,也回到法國。他們在瓦格拉木大廳的群眾大會上報告經過。他倆說些什麼呢?歌頌斯大林英明遠見,及時揭穿並粉碎了「恐怖集團」。
  瓦揚·古久裡叫道:「我們親自聽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認他們犯下的滔天罪行。請你們想一想,這些人如果沒有犯罪,他們能自己招認麼?」
  加香和瓦揚·古久裡跟法共全體黨員一樣,只憑蘇聯提供的材料,來堅定自己的信念。他們是否知道,三大黨案只不過是前台的節目。而後台還有多少千萬共產黨員,不審,不判,連供詞也沒有,就此無聲無臭,一去不返呢?
  共產黨領導人,共產國際外國負責人,眼瞧著鎮壓日益蔓延。他們怎能不知道,在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瞭呢?共產國際,產業國際,農民國際,青年國際,婦女組織,有各國共產黨幹部好幾千人,當時都在蘇聯的首都生活,工作。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還有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政治流亡者,為了逃避本國的迫害,卻在蘇聯受酷刑,遭殺害。這些人既不屬蘇共,憑什麼判他們刑呢?無非是蘇聯領導集團,不僅想從意識形態上指導共產國際,而且要自封特權,給「兄弟黨」發號施令,任兔幹部,操其生殺大權1 共產國際大廈裡,聽謠言是我們的專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實的。我們差不多完全瞭解全國的情況。
  關於貝拉,貢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兒知道的。貝拉·貢在1921年領導了匈牙利革命,參加第三國際並擔任領導,主管巴爾幹各國。
  1937年春天,他到共產國際執委會開會,跟一些多年熟識的老同志一起出席。圍著一張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馬努依爾斯基,瓦爾加,匹克,陶托裡亞蒂,還有一位法共領導人。馬發言並宣稱,他要發表一項重要的聲明。根據內政部的文件,貝拉·貢,似乎從1921年便當了羅馬尼亞的特務。
  在場的人都知道,貝拉·貢對社會主義的忠誠。一小時以前,大家還跟他熱烈握手。這時候,誰也不提意見,也不要求補充說明,會議匣宣佈結束。走出會場,一輛內政部的汽車在等著。貝拉·貢從此便如黃鶴一去再無消息了。
  過了幾個月,佈景仍然沒有改換,唱控訴戲的還是那幾個角色。桌子周圍,空著兩個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馬努依爾斯基站起來,一本正經地解釋說:從1919年開始,波共領導全都當上了畢爾蘇斯基大獨裁的特務。凡爾賽條約推遲了劃定波蘭新國家東面邊界線。畢爾蘇斯基利用這一情況,打算趁蘇聯政權的內部困難,在五百公里長戰線上發起攻勢,佔領大片土地。不久,紅軍進行反攻,六月,波軍退卻,放棄了基輔和烏克蘭。7 月底,圖哈切夫斯基的騎兵離華沙已經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馬努依爾斯基「透露」
  說,這時候,整整一個團的波蘭士兵當了俘虜,其實都是故意的。這些人都是英法僱用的間諜,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自以為能夠為資本主義國家搞特工。這些奸細裡面,有波共的領導人。這麼荒唐無稽的謊話,竟被出席會議的人照單齊收,毫無異議。
  波共中央委員,有的在法國.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參加戰鬥,都披叫到莫斯科。這些人都熱烈主張成立反法西斯戰線,以便抵禦納粹的漲勢。他們以為被召去莫斯科,是與這個想法有關,大概要去跟蘇聯同志進行討論,於是毫無戒心地來到莫斯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竟在內政部的地窖裡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爾斯基,侖斯基,人稱「波蘭的列寧」等人。
  1938年,共產國際正式解散波蘭共產黨,借口是波共藏污納垢,包庇許多間諜分子和民族主義復仇分子。在同一時間和同樣的條件下,烏克蘭共產黨和西白俄羅斯共產黨,也都被解散了。
  決定是在共產國際正式會議上採取的。歐洲大黨的領導們,怎麼連舉舉手,要求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都沒有一個人肯干呢?他們怎麼能坐視自己的戰友們,沒有證據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後,當時這些領導們都裝得如夢方醒,彷彿赫魯曉夫的報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實,他們是自覺的幫兇,謀害了戰友,包括他們自己的黨員同志。
  這個陰森的時期,為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夜裡,我們大學裡住的各國黨員,到三點鐘也不敢闔眼。因為就在這時刻,車燈會刺破黑夜,掃過門牆。
  一有人吆喝,來了!來了!滿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邊窺探,內政部的汽車停在哪裡。
  「不是來找我們的。開到那一頭去啦!」
  這一夜算過去了。大家懦怯地鬆一口氣,睡下後惡夢連綿,不是高牆,便是鐵窗。有時候,我們心跳氣促,傾聽著走廊裡的腳步聲,一動也不敢動,好像被危險定住了身形。
  「來了!」我們只聽見人聲嘈雜,甕聲甕氣的敲牆聲,喊聲,碰門聲……
  「過去啦!沒站下來!」
  可是明天呢?
  老擔心明天。也許這就是最後還有自由的幾個小時啦!
  這種擔驚害怕,決定了我們的行動。恐怖鑽進我們的皮囊,叫我們謹小慎微,千依百順。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氣。為什麼抓了他們,不抓我呢?等著輪到我吧。
  有什麼辦法呢?放棄鬥爭?我們已經獻出自己的青春,我們的力量,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期待。能開小差嗎?抗議嗎?過問嗎?這裡,我想舉一下保加利亞代表們的例子。他們要求會見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採取必要的手段,制止鎮壓,我們便宰了這個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產國際主席,他叫代表們別存任何幻想。他說:「我什麼也辦不到。全歸內政部管。」保加利亞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卻像宰兔子似的,把他們一個一個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蘭人,拉特維亞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沒影兒了。到了1937年,除了威廉·皮克和瓦爾特·烏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領導人已經一網打盡。鎮壓狂看不見邊。朝鮮小組所餘無幾,印度代表影蹤全無,中共代表也抓了起來。
  1935年,共產國際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我在大廳裡,瞧著蘇共代表團堂而皇之地步入會場。為首的是斯大林,後面跟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和艾若夫。最前兩位是大家認識的。日丹諾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負責介紹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人選。他指著艾若夫說:「這位是艾若夫同志,聲望很高,因為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I」
  那時候還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話說早了一點。艾若夫還沒有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卓越的貢獻」。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產主義戰士。十月革命的光輝,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滅。革命蛻化變質,產生了恐怖慘酷的體制。社會主義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條,成為化石,而劊子手們還居然有臉把它叫做馬克思主義!
  然而,我們儘管心懷恐懼,行動上卻千依百順,讓我們自己開動的齒輪把我們絞碎。我們也是這部機器的部件。恐怖把我們弄得如醉如癡。我們自己當人家的工具來壓服自己。任何人抵制這部斯大林機器,都得負責,都得集體負責。
  我本人也逃不出這個判決。
  在這個時期,誰又提了抗議呢?誰又站了起來,表示深惡痛絕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為榮。托洛斯基本人頑強抵制,腦袋挨一斧子。他的門徒則徹底反對斯大林也不過是空谷足音。在大清黨期間,他們只能在冰天雪地裡,喊叫他們的不平。讓他們在冰雪裡活著受苦,實際是要他們死得更解氣。
  他們在死亡營裡沒有丟臉,有時甚至值得欽佩『。但是他們的呼聲,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權指責當年為虎作倀的人。但是不能忘記,他們和咱們比起來,他們佔有絕大優點,因為他們有一貫的政治體系,有可能用來代替斯大林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賣,大家無所適從的時候,他們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他們沒肯「招認」,因為他們知道,這對黨,對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
  第八章 猶太人被趕盡殺絕
  巴勒斯坦共產黨原先的領導人,我全都認識,後來在清黨中銷聲匿跡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場慘痛的考驗。
  大家還記得,在1929年,共產國際的領導人給巴共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布爾什維化加上阿拉伯化」。因為巴共領導都是猶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的老戰友,比爾曼、列青斯基、本·葉胡達、梅耶·庫伯曼,一個接一個,都被清算掉了。我特別要提大衛·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後來派去近東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樣,召回莫斯科以後,重新被派去羅馬尼亞。接著便禁止他再離開俄國。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話,他當了比亞蒂哥爾斯基國營農場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搞過農業問題。他對這一行當然完全是外行。當然羅,組織上想的只不過是要結束他的性命,結束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性命。所以,內行,外行,本無所謂。這位老革命,在我這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沒法認識。他已經被壓垮,但對於事態發展認識很清,所以如同緩刑犯人一般,只在苟延殘喘。
  他告訴我說:「有一天,我會接到電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確是沒有看錯。果然,過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盧比昂卡監獄大門,把他關了進去。
  他的兒子跑來找我,說活很是忿忿不平,但頭腦仍很清醒。他說:「我的父親被控為反革命。……」
  接著,我朋友的兒子電被捕了,借口是他參加過一個藻殺斯大林的集團,審問他的人要他承認他父親是個奸細。他不肯,於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個集中營,然後死在那兒。大衛的兄弟曾和我一道辦過報,也被捕了。
  大衛的妻子瑪麗亞,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裡。
  艾是教育部副部長,覺得一家人隨時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兩三點鐘不睡覺,等候人來找他們。這樣搞下去,瑪麗亞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經出了問題,通夜睡不著覺,盡在滿屋子跑,還要嚎叫;「天哪,天哪,咱們能不能加道,到底為什麼給抓起來!」
  這是他再也不會知道的了。有一天,濛濛亮,他被逮走了,從此掉進了漫漫黑夜,影蹤全無了。
  戰後,我遇見瑪麗亞,已經老態龍鍾,老象用手撐拒什麼。這個動作大概在她被審訊以後,一直沒能擺脫。不然就抱緊一個破舊的口袋,這裡面儘是照片,過去的紀念品都是她從家破人亡的時刻搶救在手的。她說:「我的丈夫,我的幾個兒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麼樣,我還是相信共產主義。」
  關於巴共黨員的苦難遭遇,我還有其他消息。索妮亞.拉仁斯卡是一位優秀的活動家。人很聰明,也很活躍,入獄後發了瘋。艾佛拉伊木·列欽斯基,巴共中委,多年來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導青年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每一次帶他去審訊,總把一個剛剛審訊完畢的人推進他的牢房。
  這人打得血肉模糊,幾乎已經動彈不得。這是內政部慣用的一種手段,旨在嚇唬即將要提審的人。
  審訊人員向他嚎叫說:「怎麼樣?瞧見了吧?這傢伙已經成了什麼模樣?要不要照樣來處置你?」
  列欽斯基吃不消這樣的訛詐。他也發了瘋,在牢房裡,從這堵牆跑向那堵牆,腦袋撞著牆,不住聲地叫喚:「我還忘了誰呀?我還忘了誰呀?」
  巴共中央委員全搞光了,只剩下裡斯特和克諾索夫兩個人,因為他們沒有去蘇聯。還有一個約瑟夫·伯格。他在各個集中營裡周歷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餘生。總的來說,巴共黨員幹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來人逃脫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蘇共二十大以後十年,以色列共產黨才為斯大林清黨案中被害的領導人平反昭雪。
  蘇聯的鎮壓潮流也波及猶太族人,他們和旁的少數民族一樣,受害慘重。本來,十月革命深深地改變了猶太人的生活。我們猶太血統的共產黨人,宣傳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強調尊重蘇聯猶太族人的民族權利和文化權利。我們以此而自豪。我還記得,剛到蘇聯,那是在1932年,猶太少數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還享有某些權利。猶太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氣象蓬勃。我訪問過的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各地區,猶太語是官方的語言,猶語報刊辦得十分興旺。日報有五六份,外加一些週刊,在全國發行。幾十位猶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數以百萬計。許多大學設有猶太文學講座。
  我在經濟領域觀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亞猶太族聚居的地區,集體農莊搞得不錯。他們利用靠近濱海游息區大種蔬菜,賣給遊客。猶太人如果願意歸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裡,猶太人生活,工作,愛好,都絲毫不受限制。社會上沒有任何歧視大學裡也不把猶太人編號。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進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猶太人才開始遭到鎮壓,先在猶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後來蔓延全國。
  我在馬什列夫斯基大學新聞系畢業後,根據蘇共中央決定,分配到《真理報》的猶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猶太作家參加編輯,在優秀的新聞記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領導下工作。
  我負責「黨的生活」欄,自己寫文章,有時也寫社論。
  有一天,我在走廊裡碰見會計主任,他對我說:「你的錢,你打算還讓它在我那兒睡多久哇?」
  「什麼錢?工資我月月都領呀。」
  「我不是說這個。是說你的文章獎金。」
  第二天,他交給我—筆錢,比工資多得多。
  這只是編輯部規矩,不是列寧主張的「工人工資」。
  每星期,中央委員會開會,由莫斯科各報社派代表參加。有幾次,我們報館主筆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會議,中央新聞局局長斯德茨基宣稱,要給我們傳達一份重要的通報。
  他說:「我應該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親自採取的一項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滿意對他的個人崇拜。每一篇文章開頭結尾,都引他一段語錄。他很不樂意這麼搞,而且他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許多集體的歌頌信件,由數以萬汁的公民簽名,送到報館登載,其實都是各級黨組織搞的。每一個企業,每一個街坊,都規定定額,非出多少簽名不可。我奉命告訴諸位,斯大林同志一點也不欣賞這種做法,並且要求別再這麼搞。」
  這話使我十分震動,回去便向主筆匯報。他聽了微微一笑說:「這能有幾個星期的搞頭……」
  「怎麼您不相信嗎?」
  「別著急,等著瞧嘛。」
  過了三個星期,我又代表報社去開會。斯德茨基又傳達一個中央的決定:「政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於真心的希望,不搞個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這樣的謙虛。在我們國步維艱的時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須感謝他,並且恭賀他克服困難,完成大業。新聞界理應竭盡全力,反覆強調斯大林同志所起的偉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匯報。他坦然不以為奇,並且告訴我說:「聽我說,我在三星期前就告訴你,這樣的指示,壽命長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會來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聞工作者正確體會到他的謙虛的誠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識到,革命已經陷入怎樣一種發展過程。交給他的工作,他一定搞好。一句話,業務上他一絲不苟。但這並不影響他正視現實,愛講的時候,便開門見山。我記得在1935年,他曾請撰文快手拉狄克為十月國慶號寫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說,寫好文章,寄到報社……李特瓦科夫當時的音容,至今天仍宛在我眼前。他看罷文稿,冷冷的說:「咱們的報紙絕對不登這樣的狗屁!」
  文章連篇累牘,歌頌斯大林的功德……過了幾天,我湊巧在主筆辦公室裡,拉狄克打電話來,打聽他文章的下落,如此宏文,為什麼還沒有發表。
  主筆回答說:「你聽我說,拉狄克,我再也不請你寫文章了。你假如以為只要憑你的大名,我便照登,那可大錯特錯。你那篇東西,一文不值。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也比你強些。」
  李特瓦科夫這樣得罪一位首長,得罪威勢無比的黨,決不會有好下場。清黨一開始,他便馬上遭到清洗。從此,月月都有人得罪,人數之多真可車載斗量。就這樣,哈辛不見了。他是阿佛布什的兄弟,罪名是在德國呆過。接替李特瓦科夫當主筆的斯普拉希,也落了同樣的下場,可是連個像樣的罪名也安不上。從前那種輕鬆的氣氛,問題可以隨便討論,現在全變了擔憂和疑忌。1937年,辦公室裡一片恐怖。記者們早上來辦公,跟誰也不講一句活,一熬完規定的辦公時間,便各自走開。1938年初,斯特雷裡茨被捕。他是內戰時期紅軍老戰士,老牌新聞記者,他的被捕更加弄得人心惶惶。
  我們中間一有人失蹤,便得來一場醜惡的表演,彷彿舉行喪禮。報館的全體人員,都聚在一起開批判會。人人得輪流背誦一篇八股,並且自我認罪,發誓悔改。八股內容,連一個字也不用更換:「同志們,我們放鬆了警惕,一個奸細在我們中間活動了這麼幾年,而我們卻沒能加以揭穿……」
  為了不破例,我們又奉命出席斯特雷裡茨的「喪禮」,大家做自我批評。有人想起「罪人」講過的一句話,當時卻沒有匯報,又有人記起「罪人」的某一古怪動作,當時也沒有揭發,諸如此類。正當大家在搞這種不光彩的練習時,在貓念佛聲中,我們忽然瞧見斯特雷裡茨,悄悄地站在門邊,聽我們指控他,否定他,告發他是「奸細」。他在那兒已經聽了好幾分鐘。這次意外的對證,顯然是內政部策劃組織的。
  所以突然放了他在報館出現。可是我們卻淋了當頭一盆冷水,頓時鴉雀無聲,茫然失措。
  斯特雷裡茨始終不吭聲。我們默默無言,低著腦袋,一個跟一個退出會場。太丟臉啦!誰也不敢瞧他一眼。就在這一剎那,我意識到,我們這些人已經墮落到什麼程度,變成了什麼樣的機器人,替斯大林式的鎮壓當幫兇。我們心裡籠罩著一片恐怖,思想當了俘虜,不再會自己考慮問題。內政部勝利了,不用再做具體的表現。它已經統治了我們的思維,我們的條件反射和我們的行動。
  猶太人遭受的鎮壓,又超過其他一切人等。在全國、在周圍,在大學,都是一樣。我上文已經講過,主要在1931到 1932 年期間,黨曾怎樣地鼓勵猶太人遷移到比羅比疆州去。
  尤其是怎樣地招徠幹部和知識分子。我們好些同學都去了,其中有李貝伯教授。他在蘇聯學術界很有名望,負責這項工作。鎮壓突然爆發,內政部派一個工作組主持其事。我從兩個親歷其境的人那裡瞭解到,這場驚人慘酷的清黨運動中,怎樣的抓人,殺人。公安人員成了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員,而且是機械化的宗教裁判員,成了專辦冤案的機器人。
  冤案成了經典,用高度簡單化的邏輯下令:一切波蘭猶太人,都是波蘭政府僱用的特務。凡是從巴勒斯坦來的,都是英國人僱用的特務。根據這樣的準則,任何判決,不容上訴,出路只有一條,刑場就戮。就這樣,我們波共的老同志,什瓦茨巴爾,經過公審,投入牢獄,眼睛幾乎瞎掉。一天拂曉,他被押出牢房,綁赴法場。臨終前,他高呼對於革命的信念。槍聲起處,牢房裡響徹國際歌聲。他在我們大學裡,當過黨委書記,在比羅比疆也擔任過重要職務。
  像他那樣的共產黨人,不下千百,面對死亡,昂首不屈。
  厄絲德·弗隆季娜是一位熱情的活動家,多年擔任我們大學的校長。1937年,儘管她身患重病,仍然把她逮捕,關進盧比昂卡監獄。審訊時,叫她同控告她的人對證,她不顧法官和警衛,奔向誣告人,唾他一臉。她判刑後,不准上訴,死在牢裡。
  同樣在1937年,少數民族的大學被撤消,代之以所謂外語學院,實行鐵腕管制。大學門裡,關了不少我們同志的屍體……
  第九章 謀害紅軍
  關於圖哈切矢斯基和他的同志們被清洗的案件,我也可以出來作證。1937年7月1 .1 日,莫斯科報紙宣佈圖哈切大斯基元帥和另外七位將軍一齊被捕。這些紅軍的首長,內戰的英雄,共產黨元老,都被指控為誠心打敗仗,準備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第二天,全世界都獲悉,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雅基爾將軍,烏博列維奇將軍,普利馬科夫將軍,艾德曼將軍,費爾德曼將軍,科爾克和普特納將軍,都被判刑處決。第九位高級將領,卡馬爾尼克將軍,紅軍政治部主任,自戕身死。
  事實是,好幾年來,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幕僚們,跟黨領導早有深刻的分歧。斯大林的官方理論認為,如果發生新戰爭,不會波及蘇聯的國土。而圖哈切夫斯基則憂心忡忡地監視著第三帝國擴軍備戰的活動。他認為世界大戰必不可免,因此必須加緊準備。1936年,他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表示,他堅信戰爭完全有可能在蘇聯國土上進行。
  歷史將負責證明,圖哈切夫斯基的過錯就在於他有理得過早。當他獲罪的時候,所有的反對派部已肅清。斯大林的鐵腕已經掌握全國。只有紅軍還掌握不牢,所以是必需攻取的最後堡壘。對斯大林的統治來說,清算軍隊幹部,成為當務之急。可是,清除對象都是十月革命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布爾什維克,若對圖哈切夫斯基那樣的人,搞一套托洛斯基式的控訴,或是季諾維也夫式的審訊,實在不太像話,所以必須打得狠,打得重。
  蓋世太保傑林是別動隊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對付我們的「紅色樂隊」。他曾在1943年告訴我,當年對比亞特尼茨基搞過的反間計,怎樣又對圖哈切夫斯基搞了一次。他並且告訴了我詳細的經過。
  1936年在柏林,特務頭子海德利希接見一個帝俄舊軍官,名叫斯科布林將軍。這名無軍之將,閒得發慌,便充當場面很大的雙重特務。好多年來,他在巴黎白俄中間,為蘇聯搞情報,同時又跟德國特工弔膀子,反正完全是個鬼蜮人物。他給海德利希送的消息,確實驚人。他自稱掌握可靠消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策劃對斯大林發動軍事政變。海德利希匯報納粹參謀部,考慮怎麼辦。辦法只有兩個可資選擇,要末聽憑蘇軍統帥搞下去,要末通知斯大林,並且提供證據,證明圖哈切夫斯基跟德國國防軍有勾搭。
  結果採用了第二個辦法,拼湊偽造的證據,透露圖哈切夫斯基勾結德軍當局,策劃政變。炮製偽證只用了三天。因為要證明圖跟德國國防軍參謀部有接觸,並不困難。原來,在納粹取得政權以前,兩國軍隊經常都有接觸。蘇聯政府甚至開辦軍官學校,專門訓練德國軍官。「證據」是由希特勒的親信搞的。至於怎樣送給蘇聯當局,那卻是特工的把戲了。
  當時,德國的反間諜頭子叫做塞倫堡,後來寫了回憶錄。
  照他的說法,那些「證件」存放在一座文庫裡。文庫失火,有一個捷克特務奉命從灰燼中掏出文件。另外一種說法,則是德國人通過捷克人,把文件賣給了俄國人。
  這一手到底怎麼搞的,關係不大。1937年5 月底,圖哈切夫斯基的檔卷已經高高擺在斯大林的辦公桌上。這位留髭鬚的喬治亞人大可躊躇滿志了。德國人已經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讓他去宰掉他非得置之死地而後快的人物。斯大林的目的是粉碎最後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因為這支力量在抵制他的政策。希特勒則抓住千載難逢的良機,斬下了紅軍的首級。
  比亞特尼茨基案件,教育了納粹領袖,懂得了案子決不會限於幾位高級將領。他確信鎮壓的狂瀾,必將席捲紅軍。沒有好幾年的時間,恢復不了元氣。這樣一來,他便解除了東顧之憂,可以放手先行戰勝西方。從1937年起,德蘇親善,已露端倪,德蘇條約只不過有待簽署而已。
  1937年8 月,清算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以後兩個月,斯大林便召集紅軍政工領導開會,規劃肅清軍內「民敵」的運動。縱犬逐鹿的號角吹響了。於是血洗紅軍,十九位軍團司令,殺掉十三位。一百三十五位師、旅指揮員,處死一百一十位。團指揮員屠戮一半。大部分政委引頸就戮。紅軍大量失血。好幾年失去了戰鬥力。
  德國人徹底運用這一對他們有利的情況,命令情報機構,把驚人的消息透露給英法當局。消息確實夠叫人擔心。肅反運動竟把紅軍搞成了什麼模樣!我不難想像英法參謀部為什麼不那麼熱衷於和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因為紅軍的脆弱,已為眾所周知。
  第十章 巧克力大樓
  我之所以成為共產黨人,只因為我是猶太人。我接觸到了東布羅瓦的工人,才明白資本家是怎樣的剝削他們。另一方面,猶太人問題從小便纏擾著我。只有在馬克思主義裡面找出了真正的答案。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結束種族主義、排猶太主義,讓猶太文化發揚光大。我研究過排猶思想的起源和內因:從帝俄的屠殺猶太人到法國的德雷弗斯事件(譯註:德雷弗斯是猶太族法國軍官,以間諜嫌疑成冤獄。左拉名著《我控訴》,便是為冤獄平反而寫的。)。在我看起來,納粹主義正是排猶太思想在二十世紀的集中表現。我眼見妖獸成形,而為天下的太平擔憂。
  德國的工人黨,兄弟鬩牆,置公敵於不顧。很多人認為,希特勒一旦執政,必然會銷兵卸甲,拋下《我的奮鬥》,讓衝鋒隊轉業為夏令營輔導員。德國資產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一律認為,德國的赤禍釀亂,吃一帖恢復秩序的藥劑,治療一番,未嘗不是個妙計。
  1933年1 月30日,各報以頭版新聞報道,阿道夫·希特勒當上了總理。我當時已是共產黨員,覺得警鐘一聲,足以振聾發聵。世界已向野蠻勢力敞開了大門,奧國小軍曹戴在臉上的民主假面具卸下來了。從此以後,首先是德國,接著是歐洲,將要學會在鐵蹄下討生活。
  (譯註:德雷弗斯是猶太族法國軍官,以間諜嫌疑成冤獄。左拉名著《我控訴》,便是為冤獄平反而寫的。)
  1933年2 月27日,國會大廈有人縱火。起火剛剛幾分鐘,戈培爾和戈林已經到了現場。第二天深夜,一萬共產黨員和社會黨員束手就擒。3 月5 日舉行選舉。戈林預告說:「今後我的行動,決不斤斤計較五花八門的法製成見。我們不用理睬那種假想的法制。該消滅什麼,我就下令消滅什麼。如此而已。」就這樣,共產黨得到的選票,一律作廢。當時,恐怖氣氛已經瀰漫全國,而社、共兩黨仍然得票一千二百萬。
  其他各黨一千萬。納粹得票一千七百萬。僅憑希特勒一紙命令,共產黨所得議席一律作廢。德共總書記台爾曼被捕,跟著便是季米特洛夫被捕。
  連鎖反應是不可避免的。
  3 月23日,魏瑪憲法壽終正寢。
  德國在赤黨和褐黨之間,首鼠兩端,遲疑不決。現在卻是褐色泥漿淹沒了大地。希特勒為了摧毀德國的工人運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衝鋒隊向工人衝鋒陷陣。1933年5 月2 日,工會大廈為衝鋒隊攻佔。由總罷工來阻攔希特勒的指望,又成泡影。成千上萬工會活動家,也被關到鐵絲網後面去,奉陪社、共兩黨的黨員。但是,恐怖統治還缺一條鐵臂。
  1934年4 月,蓋世太保誕生了。
  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權以前,我就讀了《我的奮鬥》。當時很受友好們的打趣。後來,我逐漸發現納粹的發展過程,早在書中描繪得一清二楚。希特勒在這部書中不斷突出兩個主題:一個是「粉碎國際猶太幫」,一個是「消滅共產主義」。
  我既是猶太人,又是共產黨,自然覺得兩檔子事都有我的份。1935年1 月,頒布了「種族純潔法」迫害德國猶太人。同時,我覺得納粹勢力雖然暫時限於第三帝國境內,不久終將戲害全世界。大禍將臨,朕兆不斷顯現。1935年1 月 13 日,納粹政府決定實行強迫兵役制。希特勒悍然把凡爾賽條約扔進了字紙簍。同一年,薩爾省居民百分之九十贊成歸並於德國。
  西方民主國家就是不肯正視危機,一味拖延,期待奇跡。
  他們遷就姑息,妄想輿論責難能使納粹卻步。西方民主國家越是首鼠兩端,希特勒便越發步步進逼。1936年3 月9 日,德軍開進萊茵區。西方對此毫無反應。1936年7 月初,西班牙內戰爆發,其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英法政府標榜不干涉政策,聽任德意軍隊撲滅西班牙革命。然後,在1936年,德意終於締結了反對共產國際的同盟。
  世界各國遲疑不決,不肯在蛋殼裡便把褐色瘟疫的苗頭撲滅,反而姑息養奸,聽其蔓延。1937年5 月1 日,我頭一次出差去法國,路過柏林,更叫我如夢方醒。街道上景色,令人看了沒法忍受。成千上萬戴便帽的工人,成千上萬青年人,揮舞著納粹旗號,高唱希特勒讚歌。我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德國群眾到底發了什麼樣的集體狂呢?歌聲響徹雲霄,不久就將響徹歐洲。我呢,已經深信不疑,沒有一次劇烈的衝擊,不打一場世界大戰,納粹勢力是無法遏制的。這一場殘酷的鬥爭,將決定人類的前途,我下決心把我的崗位放在第一線。
  誰給了我參加戰鬥的機會呢?是蘇軍情報組織。組織的領導機關設在紅場附近,士納門斯卡亞街十九號。樓房不大,由於油漆的顏色,大家稱之為「巧克力大樓』。這時候,蘇聯情報機關跟西方的作法不一樣,主要依靠各國的共產黨人。這種機構成立於內戰時期,沒有來得及培訓真正的特工人員。
  任何特務機關搞情報,都想在對像國家就地物色特工人員。蘇聯當然也不例外。紅軍自然也掌握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這些黨員並不把自己當作間諜,而自認為世界革命的先鋒戰士。一直到1935年,蘇聯軍事情報組織還保持著這種國際主義性質。如果不放在世界革命的範疇裡面,那就沒法理解這等樣人怎能加入這樣的隊伍。我跟這樣的人交道打得多了,可以證明他們是完全無私的。他們絕口不談錢,不提工資。他們不過是平民百姓,就像在工會裡那樣效忠心。
  紅軍情報領導人是柏爾青將軍,老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前兩次被判死刑,兩次越獄脫身。內戰時期,他指揮一個團,指戰員都是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這個團負責警衛列寧和中央政府。那時候,布爾什維克領導,確實奉行國際主義,否則決不可能把中央警衛交給外國人負責。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在各國擁有自己的耳目。民族各部搜集各種政治經濟情報。主要因為長時期內蘇聯同其他國家沒有外交關係。誰都知道,搜集情報一般通過外交途徑,所以,在蘇聯的處境下,只好成立當地機構來彌補這個缺陷。
  蘇聯情報的第三組成部分是內政部。內政部負責國內治安,就必須搞清蘇聯境內的外國特務。隨著時間的推移,內政部的職權日益擴大。國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給了它。接著又負責監視各國白俄的陰謀活動。最後,內政部既管國內,也管國外,跟軍事情報展開競爭,並派特務鑽進軍方情報系統。
  革命剛結束,莫斯科的外國使館,便變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別是英國大使館裡,有一個特工孤菌在蠕動。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翻蘇聯政府。他跟一些極端分子聯繫,要跟布爾什維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柏爾青聽說他要收羅軍官,士兵,加入他的陰謀活動。柏爾青便親自找他,說自己手下一個團,一心只想投奔他,因為這些人都不滿意新政權。全國人民群眾都破滅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黨的騙。
  俄國已經大亂臨頭,非採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後,柏爾青以口問心,對洛卡特說,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免除這場大難。
  洛卡特開頭還略存戒心,說來說去便落進了圈套。他倆搞了一個計劃,推翻掌權的班子。這樣一樁大事,當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單說答應舉事士兵的酬勞,就花一大筆錢。柏爾青當即暗示要馬上先付一千萬盧布。洛卡特如數交清,連眉頭也不皺一皺。
  他倆隨後又規定了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細節。行動將是簡單的,但又是徹底的。先包圍政府大廈,逮捕政府首腦,連如何處置列寧都規定明確。一位有名有姓的東正教神甫,提供教堂,為共產黨的領袖治喪。
  柏爾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場所。到了約定的日期,亂黨開向政府大廈。紅軍團隊當即截住包圍,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國。
  這是柏爾青初試身手。後來便負責組織蘇聯的情報機關。我在1936年12月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成為公認的領導人物。
  他為眾望所歸。為人全不像個機器人式的情報專家。他最重視人的品質。他愛收羅的人才必須是這樣的人,他說,「蘇聯情報人員必須具備三種品質,一是頭腦冷靜,二是心腸熱烈,三是神經堅強如鋼鐵。」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風相反,決不扔下遭難的部下,決不犧牲一個部下。在他看起來,情報人員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共產黨人。
  柏爾青跟他派出國外的人員,經常保持個人聯繫。就這樣,他和蘇聯情報巨頭裡查德·索爾格,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我去比國以後,於1938年,在布魯塞爾遇見索爾格。他告訴我第一次會見柏爾青的情況。
  索爾格是個人才,非常聰明,是德共積極分子,曾寫過幾部經濟著作。他本來在中國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爾青在一個象棋俱樂部和他約會,因為這個俱樂部裡常有德國人來往。
  索爾格談道,柏爾青真叫單刀直入。他說:「你看,當前,蘇聯最大的危險是什麼?」
  「哪怕作這樣一個假設:就算蘇聯會跟日本打起來,以我所見,真正的危險,還是來自納粹德國。」(談話時,希特勒上台才幾天。)
  柏爾青說:「正因為這樣才請你來這兒。我們想讓你去日本……」
  「為什麼去日本?」
  「因為在東京,德日接近已見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軍事準備的消息。」
  索爾格開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幹什麼,便插話說:「怎麼,叫我到日本去搞諜報?我是新聞記者嘛!」
  「你說你不願意當間諜,可是,你知不知道這個間諜到底是幹什麼的?你有些什麼想法?你心目中的『間諜』是搜集情報,提供本國政府去利用對方的弱點。可是我們蘇聯人,我們不想打仗,我們只想知道敵人在怎樣準備,發現敵人的弱點,以免臨事措手不及。」
  柏爾青接著說:「我們的意圖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個保衛和平的團體。你盡量招徠日本的名流,盡力使日本不至於拖進一場反蘇戰爭。」
  「我用什麼名字到那兒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爾格十分驚訝。在場的柏爾青的助手們,也掩蓋不住他們的惶惑,說道:「他是德共積極分子,德國警察早有他的檔案。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年代,他已經為德共活動。你可以相信,德國警察決不會失掉了他的蹤跡。」
  柏爾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這得碰碰運氣,不過我認為,只有自己的鞋子最襯腳。我也不是不知道蓋世太保掌握了德國警方的檔案,可是,等到他們把索爾格的材料補充整理就緒,莫斯科橋下的河水,已經流過不知多少了。
  再說,就算蓋世太保動作神速,超過咱們的想像,索爾格當共產黨員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裡改變主意嗎?」
  柏爾青又轉過身去,對他主管德國的助手說:「你去設法讓《法蘭克福》日報,派他當駐東京的特派記者。」
  接著,他又轉身對索爾格說:「你瞧,這不是得心應手了嗎?你再也不會覺得白己在當什麼奸細了罷?」
  柏爾青早就定下這麼一條金規玉律:情報員的掩護,並不是只裝門面。預料的事居然實現。《法蘭克福》日報真派索爾格去日本當記者。日本官方對他的文章估價甚高,最難打進去的部門,也都對他敞開了大門。他一一結識了德國駐日大使和武官,並且被認為「自己人」。柏林供給駐外使節最機密的消息,都到了索爾格手裡。
  大戰前兩三年,蓋世太保派代表去東京,監視使館人員。
  索爾格很快便跟這個人混熟。後來,柏爾青害怕的事情畢竟發生了。那個蓋世太保特派員,收到從柏林寄到的材料,載有索爾格的共產黨員經歷。
  這人對索爾格說:「當年,真有你的!」
  索爾格便照柏爾青的說法說;「不錯,年輕時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再開個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國社黨。他的把戲玩得那麼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覺,德國大使還正式提抗議,說是不該逮捕他的「優秀助手」。
  第十一章 追尋魔俠
  魔俠案以後,比爾和斯特羅木都判了三年徒刑,1936年年底,他們獲釋回莫斯科。直到這時候,法國公安廳的官方說法是蘇聯情報組織領導機關同意的。根據這個說法,比爾集團之所以破案,那是因為有一個叫做利季埃的法國特務鑽了進去。他是《人道報》的記者。可是,斯特羅木和他的夥伴們都確信利季埃是無辜的。他們反對這個嚴重的指控把法共牽連進去,同時提議到巴黎去重新調查。共產國際很想刺穿這個膿包,便叫斯特羅木提出人選,結果提出了我。
  他聲稱,「董伯具備一切保障,在出事的時候,他人在巴黎。可是沒有參預。他能講法語,又是位老同志,定能把這樁疑案搞個水落石出。」
  共產國際同意了,並且轉告柏爾青將軍,他未有異議。
  我為了準備出差,才破天荒跟蘇聯情報部門發生接觸。主管西歐的斯蒂加上校,別名奧斯加,接見了我兩三次,把調查工作的細節安排就緒。
  他對我說:「問題只在於聯繫費魯齊和安德烈.菲力普兩位律師。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後一次會晤以後,斯蒂加交給我一本護照,冒充一位盧森堡商人。他又問我說:「你服裝什麼的,都齊備了麼?」
  「沒有。」
  「服裝可挺要緊。我們有幾個情報員,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為華沙的裁縫,習慣在衣領正中留一條褶紋。」
  「我在安特衛普有朋友。到了那兒先停兩天,找一家好點的成衣鋪,做他一套法國式的便服。」
  「很好,現在掌櫃的要見見你。」
  我被帶進一問寬敞的辦公室,屋角放一張很長的辦公桌。一張世界地圖,佔了整整一堵牆。柏爾青讓了坐,開始談談巴黎,然後轉入正題。他對我說:「法院的檔案卷有一噸重,你得在裡頭找出真情來。我;給你出什麼主意,反正事情並不棘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巴黎旅館裡,肯定會碰見熟人。你知道,來去西班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為談話已經結束,便想站起身來。誰知他打個手勢,叫我別動。他說:「如果你有點時間,咱還有話說。」他接著就開門見山說:「那末,照你看起來,還要多久才打仗?」
  他對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驚。他這麼直截了當提出的問題,也正是我念念不忘的問題。我便同樣直率地回答說:「咱們的命運捏在外交官手裡。問題在於他們是否還要向希特勒卑躬屈節。」
  柏爾青把嘴一堵,意思說,在他看來,外交官的選擇不成問題,仗非打不可。
  他又問我:「在你看來,仗在哪兒打?」
  柏爾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覺得古怪,因為當時莫斯科的氣氛,卻並不利於這樣的交談。我稍一遲疑便說:「請您聽我說,柏爾青同志,我認為根本問題,並不在於西面打,還是東面打。戰爭將是一場世界大戰。就算在西方開始,結果仍然誰也跑不了,因為誰也擋不住德國軍隊。
  希特勒有兩個目標,任何阻力也沒法叫他後退。我說的是打蘇聯,併吞烏克蘭,以及消滅猶太人……」
  「但願我們的政工人員都像你這樣推理。」柏爾青說得很有份量,語調帶些遺憾,「我們這兒,大家經常談論納粹的威脅,但是總覺得事情還遠。這樣盲目,可能叫我們吃大苦頭。」
  我半真半假地說:「不管怎麼樣,你們總有一個情報系統吧。我不相信你們的情報員得不到德國備戰的消息。備戰的結果怎樣,不用什麼先知先覺,也能夠料想得到呀!」
  「你說我們的情報人員嗎?你知道他們怎樣搞工作嗎?
  他們先熟讀《真理報》打出的電報,先把可能不討上級喜歡的東西一概劃掉。我們佔了很大的下風,因為黨組織決定禁止我們派情報員去德國。正好,你路過德國。盡量利用這個機會,盡量考察一番那兒的情況。你完成了任務,再來瞧我,咱們再談談……啊,對啦,你觀在幹什麼呀?」
  「我在猶太文《真理報》當記者。」
  「啊,明白了,沒關係,若有必要,可以給你找個替工。」
  談話到此結束。我走出辦公室,心裡還留著很深的印象:柏爾青那種冷靜,清醒的頭腦,十分難得。我當時還意識不到,我已經為投身終生事業,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發生了一件完全預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點耽擱。我們第二個兒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車到芬蘭,轉道瑞典,到安特衛普,縫了一套新便服,1937年1 月上日,到達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費魯齊律師。
  他接待我非常熱情,為我放了一次紅軍合唱的唱片。
  我告訴他說:「我是來調查魔俠案件的。" 「你知道,這件案子疑竇很多,不過,有一點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無辜的。這是轉移目標的傳統手法:要開脫叛徒,便誣告良民。" 「我能看檔案麼?" 「可以,不過要等一個月。我只能調擋捲出來看一天。」
  我閒下無事,便去瑞士一趟,以遊客的身份,徜徉湖山勝地,飽嘗可口點心。一個搞革命工作的人畢生難逢這樣的良機,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飽滿,回到巴黎,費魯齊跟菲力普便把檔卷交給了我。我埋頭審查,偶然發現二十三封信,都是審訊時從未提起的。這是一個臥底特務和美國武官的往來信件。這是一個荷蘭人,名叫斯維茨。顯然是他向法國警察出首了那個集團。經過強有力者斡旋,居然獲釋。我看了這些信,無可爭辯地證明這案件純粹是一次挑釁活動。
  斯維茨過去所作所為,說明他今天的所作所為。他先前當過蘇聯特務,派去美國活動後,很快就被發現,並被收買了過去。在巴拿馬,美國的反間諜組織,發現他的護照是假的。非法混進美國在當時沒什麼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當然沒有什麼遲疑的餘地,馬上答應為美國效勞,同時仍和蘇特保持聯繫。他打個報告給莫斯科,忍笑自稱一帆風順,打進了美國。過了兩年,莫斯科對這位臥底特務的工作十分滿意,決定派他兩口子雙雙去巴黎當寓公。這樣,他便跟比爾發生聯繫。
  魔俠案爆發,斯維茨報告莫斯科,他已經脫身事外,準備銷聲匿跡一個時期。他退隱得那末徹底,從此蹤影全無。
  法國警察責在抓住罪犯,當然求之不得,來他一個一箭雙鵰,既能牽累法共,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這個人選,再妙不過。妙處就在他是《人道報》工人專欄的編輯。」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爾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釋,認為缺乏正式的證據,足以證實利季埃無罪。於是決定再讓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國,疏通法院檔案保管員,給他報酬,讓我把原件拍成照片。這位仁兄十分願意,因為池再過一兩個月,即將退休,幾乎已經沒有什麼風險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隨身攜帶文件出入邊境,只好交給蘇聯大使館,用外交途徑遞送。約會定在蒙索公園附近一個咖啡館裡,跟大使館派的人會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進咖啡館,只見桌旁坐著一個人,模樣跟告訴我的一點不差。四十來歲年紀,鼻戴眼鏡,正讀著《時代報》。我一面走過去,一面發現那人手指上沒有預定的紗布包紮。我結巴了幾句話,趕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納悶。過了一個星期,我再去一次補救約會,果然來人手指上有了約定的包紮。我便把夾在報紙裡的文件交了給他,接著便交談起來。他問我在巴黎還呆不呆一個時期。我說還得呆一陣子。他就說,「你把電話號碼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給你打電話。」
  我把號碼告訴了他,叮囑他,不到緊急關頭,不要使用。誰知道這位「外交特務」拿起筆來便往小本兒上寫,一字不改,連最起碼的警惕也沒有。
  這件事使我瞧清楚蘇聯情報組織的功效如何。簡直不能想像,大使館派出來的人竟能幼稚到這步田地。我當時還想不到:戰爭爆發以後,這樣的作風引起了些什麼後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爾青已經去西班牙,擔任共和政府的軍事顧問。我由斯蒂加接見,匯報了出差的經過。他肯定說,魔俠案已經完全解決。我後來屢次會見他。
  在這些接觸的過程中,我原則上同意了從事情報工作。我當「特工" 並不是出於愛好或天賦,我也不是軍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勢不兩立。所以,能說服我的道理是:蘇聯軍隊不需要機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確信戰爭已經不可避免的黨員積極分子。
  骰子已經拋了出去。我已經定了終生。
  第十二章 傳說的來源
  大家傳說:「特雷伯是蘇聯特務」。這個傳說到底從哪幾來的呢?有必要加以說明。
  從1930年起,甚至還要早一些,說我壞話的人就說我給蘇聯搞情報。
  正如隨便什麼傳說,事實根據總有一些,不過是經過歪曲和誇大,以便引為證據。法國保安局和蓋世太保的檔案裡,都確有「證據」,證明我參加過魔俠集團。這是一些什麼樣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蓋世太保逮捕的時候,德國人只知道我的綽號叫做讓·吉爾伯。後來在比國搜出了我的真護照,姓名列著利奧波德·特雷伯。可是,自從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使用「董伯」這個別名。認識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別是警察機關。而蓋世太保卻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盡我所能,不讓董伯和特雷伯對上口。因為,好幾十位黨員積極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檔案,作為董伯的聯繫人。
  如果一對上號,這些人馬上就會受連累。
  幸而在1932年,法國保安局工作出了紕漏,檔案裡也沒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對上號。一方面,保安局監視著「共黨搗亂分子」董伯專門在猶太人中間活動。另一方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羅姆老等著的兩封信,都是寄給特雷伯的。
  蓋世太保利用法國警方的檔案,只知道「紅色樂隊」的領導人叫做特雷伯,曾經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蘇聯情報案子裡受到牽連。不僅如此,從搜查到的護照裡,還發現了特雷伯於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過。德國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目中誇大成績,所以給我製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歷:我從青年時期便當上了蘇聯的特務,先在巴勒斯坦,後來又在法國。在審訊我的時候,我很願意扮演這麼一個角色。因為,越是蓋世太保把我當做一尊人物,我便越發有活動餘地。比方說,蓋世太保認定我在莫斯科受過特工訓練,我便故弄玄虛,說在波德羅夫斯基大學上過學。
  直到今天,還有人寫書,說我上過波德羅夫斯基軍事學院,學的是特工。其實根本沒有這麼一個波德羅夫斯基大學。
  我為了斗蓋世太保,故意聽憑別人傳說,我從小便當蘇聯特務。這話至今還在傳說……
  第一章 樂隊的誕生
  柏爾青將軍從西班牙回來,我去見他。他彷彿變了一個人。他在西班牙聽說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統統被處決。
  他明知道那些累積起來的「證據」都是偽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爾青頭腦十分清醒,對自己的下場不存幻想。捲走同志們的浪潮已經洶湧而來。可是,不顧安危,他畢竟還是回來了,並且主動向斯大林揭發保衛局在西班牙殘殺共產黨人,柏爾青將軍心裡明白,這樣一來,等於判了自己的死刑。
  可是,作為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自覺地擔當責任,他不能坐視自己選拔培養的最優秀幹部無辜死於非命。
  時間是對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該盡量利用這點時間。
  他接見了我,給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麼能不這樣呢?這一天決定了我做人,做共產黨人的前途。
  他對我說:「我勸你來跟我們一道工作,因為我們需要你。並不是在這裡,不是在這個機關裡。這兒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該讓你到西歐去,建立我們行動的基地。" 自從我第一次見到柏爾青,我便老想摘情報工作,在他身邊戰鬥。日子越來越近,我確信,希特勒匪幫就將席捲歐洲。
  在這場即將來臨的血戰中,蘇聯必然舉足輕重。我眼見革命變質,真是五內撕裂。我為了革命,和千百萬共產黨人一樣,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們心甘情願獻出我們的青春,讓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朝氣蓬勃地邁進。革命是我們的生命,黨是我們的家,我們每一行動都充滿兄弟般的情誼。
  我們自己要當新人。為了讓無產階級掙斷枷鎖,我們決心自己戴上枷鎖。我們能分享多少幸福?這有什麼關係?我們把自己交給了歷史,為的是使壓迫者不能再猖獗。通往樂園的道路,決非鋪滿玫瑰鮮花。這一點,誰能比我們看得更清楚呢?我們之所以投奔共產主義,為的是我們從小就體驗了帝國主義的凶殘。
  然而,我們的道路上,如果鋪滿了工人的屍體,那末,這條路到哪兒去也走不通,更甭說走向社會主義。同志們一個一個地不知去向了。最優秀的在內政部地牢裡奄奄待斃。
  斯大林政權歪曲社會主義,已經弄得面目全非。……
  不管我們怎樣憂心忡忡,怎樣迷惘失措,蘇聯是非保衛不可的,儘管蘇聯已經不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個真情實況,決定了我們的選擇。柏爾青將軍的提議,給了我盡心的機會。我是波蘭公民,在巴勒斯坦呆過的猶太人,沒有國籍,當過猶太日報的記者,在內政部看起來,真是—卜倍的可疑。
  我的命運早已注定,不在地牢底裡了賬,便在集中營裡嗚呼,最好是貼在牆上吃「衛生丸」。如果遠離莫斯科,去到狠揍納粹的第一線,我倒還可以一本故態,當一名革命戰士。
  經過反覆思考和鬥爭,我得出結論,並在周遊歐洲期間,擬出了方案,搞一個歐洲規模的情報網。我報告了柏爾青將軍。他要派我們到德國,甚至到鄰近國家去扎根。這將是反法西斯戰士們的核心組織。等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後,才開始行動。除了打擊納粹以外,不給任何其他任務。目前,先建立基地,以收集情報為目的,先把聯絡、掩護,經費等等搞好。
  特別在過渡時期,主要應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發展扎根,掩護聯絡工作,與紅軍情報中心聯繫。打起仗來,情報網裡只收反法西斯戰士。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都無所謂。只要思想堅定,百折不撓。最好在重要的軍事方面有熟人,在德軍司令部,在政府部門,在政治,經濟方面有熟人。
  情報員絕對不能出錢僱用。根本目的是及時向參謀部提供綜合情報。納粹德國的計劃和企業消息必須是確實的,經過檢查的。
  我對柏爾青將軍做了補充說明:我在每一個國家,需要三個助手。第一,具有領導一個小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國人。第二,具有技術知識,能夠建立發報網,培訓報務員。第三,軍事專家,能夠就地精選收集的材料。
  柏爾青將軍完全同意,只反對一點。他說:「我們在德國已經有一個小組,質量出眾。但是黨領導的指示,很使我們束手束腳。黨領導怕上當,不讓我們在第三帝國疆土上開展工作。另一方面,你認為用經商作掩護,可以解決各小組的經費問題,我卻不敢指望。根據我們二十年的經驗,這個辦法無不落空。我們為這種掩護的投資,沒有不是虧折乾淨的。」
  我答道:「您聽我說。問題不在於替蘇聯政府省幾個錢。
  戰爭一打響,從莫斯科領取經費一定十分困難。也許過去經營商業作掩護的人,不太內行,不會賺錢。我相信,在資本主義國家,內行是會賺錢的。我的計劃是在比利時開設一家進出口公司,並在幾個國家設分公司。」
  「搞這麼一個公司,要花多少錢?」
  「先小搞搞。我先出一萬美元,當一個公司股東。」
  「什麼?你想花那麼一萬美元,就能賺那麼些錢,在整個戰爭期間自給自足?」
  「我就打算這樣。」
  「反正,過幾個月,你再來要錢,我照樣給你。直到如今,我們最感棘手的,不是收集軍事情報,而是解決人員的經費問題。」
  談話快要結束,柏爾青將軍顯得很平靜,幾乎很愉快。
  他對我說:「在戰爭爆發以前,你大概還能有兩年的喘息時間。首先要靠你自己。你的工作就是打擊第三帝國,完全集中打擊第三帝國。必須盡量小心謹慎,讓你的情報網冬眠,直到開戰。
  決不要惹事,受連累。打倒納粹是咱們的唯一宗旨,旁的什麼也不用管。我在這些國家,都派了人,但是,你們的組織完全獨立。我們就給你派報務員和器材。不過,你也不必期待太大。得想法自己招羅,培訓人員。至於各國的組長,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必定要就地取材。」
  他的語音裡有點激動,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他手下有本領搞好這項工作的幹部大部分已經被捕,在內政部審汛。
  最後談妥,我的家屬,一有可能,便上我那兒去。單身漢總是容易犯嫌疑。我決計充當一個安靜而有高效能的實業家。
  柏爾青又說:「我相信你,我深信你能成功。在發送情報的時候,千萬別考慮領導上的反應。千萬別討領導喜歡。
  否則,你一定搞不好。」
  他又補充說,他的話越發徹底證明了他對我的信任。他說;「圖哈切夫斯基是對的。戰爭沒法避免,而且要在咱們的國土上打。」
  這是從來也沒有遇到過的事。在斯大林的恐怖氣氛籠罩下的莫斯科,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有人稱讚槍決了的「賣國賊".他把我送到辦公室門口,又對我說:「你只聽自己的良心。對一個革命者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裁判。」
  我認為這幾個字,就是他的政治遺囑。因為,他一生中,一直用良知指導自己的行動。
  在這個時期,柏爾青將軍已經知道自己萬無生路。但是他毫無牽掛,毫不後悔。斯大林的法院可以給他判罪,可是他在歷史面前卻是打贏官司的。對一個共產黨人來說,只有這個才算數。
  (我在比國才聽說,來源是絕對可靠的,說是柏爾青將軍和情報中心的領導人,都在1938年12月被處決)。
  已經到了1937年秋天,大家講好,只要我準備就緒,馬上動身。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不見動靜。我全不知道計劃的下場到底怎樣,又回報館去工作。到了年底,才從不同方面獲悉,情報部門發生變故。其意義和後果顯得十分清楚。我們的事情流產了。建立針對德國的情報基地當時得到柏爾青和斯蒂加的熱烈讚賞,卻是完全違背了黨領導的看法和意圖的。
  我已經不存希望,而在1938年3 月,忽然接到斯蒂加手下一位上尉的電話,叫我去一趟巧克力大樓。這不過是一位次要的人物。
  我一連去了四次,人本來已經相當熟悉,可是今昔對照一下,馬上覺得今非昔比。是偶然的嗎?不,偶然不足以說明問題。
  我被帶進上尉的辦公室,剛剛坐下,上尉便對我說:「請聽著,我們得馬上動手。我們浪費了六個月,現在一分鐘也不能錯過了,一定要兩步並一步走!」
  我說,「這麼重要的會晤,我本來以為會見斯蒂加上校。」
  上尉斜瞅我一眼,為難的神色,比明講還清楚。畢竟他還是作了一些解釋。
  「你明白嗎?我們的機構作了一些調整。有人調動了工作,接受旁的任務……我們這就替你辦護照,規定你的行程,再給你半天熟悉熟悉密碼……」
  我答道:「反正我是一切都準備好的。」
  不錯,我一切都是準備好的。除此之外,我本來別無他途。
  我垂頭喪氣回到家裡。怎麼會饒過我的呢?為什麼又要用我呢?柏爾青下台已經毫無疑問。我怎麼會仍然肯幹的呢?
  而心裡又那麼難受。到底為什麼呢?因為柏爾青將軍如果還在,也決不會叫我不幹。交給我的任務是柏爾青親自批准的,並且是親自籌劃的。我所以仍然跟他走,恪守我的諾言,只有這才是有價值的。反對納粹的鬥爭只會越發重要,越發責無旁貸。至少,我將投入戰鬥,而且是決定性的戰鬥。
  我要去建立的各個小組,我要去規劃的地下鬥爭各個機件,都由我負責。機器一開動,什麼也別想堵塞它!
  我再次見到那位上尉,我的想法越發肯定,而提出的條件只有一個:「你們用人的規格,我不清楚,但是,對我來說卻是很明白的。我幹這一行,完全出於我共產黨員的身份。我不是軍人,也不想參軍。」
  上尉回答說:「隨你的便。參軍也罷,不參軍也罷,我們只知道你的級別是上校。」
  「愛給我什麼級別,便給我什麼級別。我無所謂,也不感興趣。」
  上尉介紹我見一個密碼專家,用巴爾扎克的小說《芳齡三十》,作為碼底,並用了幾個小時教我用密碼編電報。
  還有幾點需要交代清楚。我的護照上登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一定會講英語,在布魯塞爾的接頭人是蘇聯商務代表團的一位職員。
  我又接到通知,在動身以前去見情報局的新領導。他在柏爾青的辦公室裡接見我。什麼都沒變,也是一位將軍,但是怎能代替得了我對柏爾青的情誼和崇敬呢?他大約四十五歲光景,對我彬彬有禮,很想叫我放心。他說:「我們完全採取原定的計劃。」
  他站起身來,走向牆上掛的世界大地圖,接著說:「我很明白,咱們現在在德國沒有開展工作。(我記得柏爾青告訴過我,這是斯大林的命令,借口是不要上挑釁分子的當。)但是我們可以考慮,在邊界附近一個德國城市裡,建立一個小組。」
  他一面講,一面用手指在地圖上尋找。過了好多年,我回;想起這件事,因為,我讀過赫魯曉夫在二十大做的報告,裡面說,斯大林愛指著地圖跟將領們談戰略。
  他接著說:「不錯,這個德國城市可以是斯特拉斯堡。」
  我聽了在肚子裡尋思說:「好傢伙!這下子,我干啦!
  情報首長把斯特拉斯堡當做德國的城市。」我這才頭一次懂得,斯大林的幹部「調動」得出了什麼樣的結果、刊『麼樣的水平。我今後還有的是機會去懷念柏爾青將軍呢!內政部提拔了一位火箭幹部當情報頭頭,我在心裡想,如果他搞情報跟搞地理同樣的高明,我今後的麻煩事肯定少不了。可歎日後的事證實了我這個預感。
  這位將軍跟我都沉默了一會兒。他瞧見在場的上尉臉色,由白色變成大紅牡丹,知道出了紕漏。我只好給他個台階,讓他下台。
  我走到地圖跟前大聲說:「您完全說得對。斯特拉斯堡儘管在法國境內,卻具有德國城市的種種特點。咱們可以想法在那兒搞—個小組。」
  他神情穩了下來,接著說:「本來嘛,我就是這個意思,在德國邊界附近,找一個法國城市。」
  我們告辭出來,上尉嘟嚷說:「你搞得不錯。紕漏可真夠戧!」
  我一本正經地說:「噢!您知道,誰也難免搞錯點什麼呀!」
  但是,我已經下了結論,碰上這樣的權威,我的磨難還瞧不見頭呢。
  在離開蘇聯以前,我去跟兒子米歇話別。我覺得心酸,兒子住的校舍在我看來,倒像孤兒院。
  我對孩子說道:「米歇,我要去為黨搞工作。我得走開一陣子……」
  孩子不做聲。我有點淒惶,覺得丟下了他。我擁抱他一下便走了。走了兩公里,到了火車站,聽見後邊有人叫喊。
  回頭一看,路上一個小人在奔跑過來,就是米歇。他嚎叫的話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別扔下我!別扔下我!我不要一個人留下。」
  我得過十六年再重新見到他。
  我經過列寧格勒和斯德哥爾摩,去到比利時。到了安特衛普,我去赴約,領了新護照,改名亞當·密克萊,加拿大實業家,打算在比國定居開業。
  第二章 國際優質雨衣公司
  加拿大實業家亞當·密克萊要在比利時開業,並非出於偶然。比利時國小中立,它的中立法制提供其他任何國家所沒有的優越條件,便於在那兒搞情報工作。唯一的條件是不能針對比國自己。比國的地理條件,也便於迅速聯繫德國,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而最根本的是,密克萊在比國有幾處站腳的地方,便於經營企業。
  我勸柏爾青將軍開辦商業公司,那是有我的明確計劃的。
  1937年回莫斯科途中——那是我第二次在巴黎逗留——我在布魯塞爾略為耽擱,因為要拜訪一位老朋友,名叫萊奧·格羅斯沃格爾。我一到比京,便趕去他家。
  自從離開巴勒斯坦,我曾經幾次見過他。從1929到1932年,我往往從巴黎到比京去開會。
  萊奧出生於斯特拉斯堡的一個猶太家庭,曾在柏林讀書。到了1925年,他扔下一切,去到巴勒斯坦,在共產黨裡熱情工作,並且發揮了他的才能。1928年,他到比國定居,因為他有兩位本家在那兒經營一個工廠,名叫「橡膠王」。他不久便當上了商務經理。
  然而,萊奧並沒有因此而背棄他原來的信仰。這位受人尊敬的實業家,在比京的工商界頗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國際和近東各國的共產黨擔任聯絡。他擺脫了這些重要工作,今後專搞情報。
  首先得把「掩護」搞起來……我們得辦一家自己的企業。
  橡膠王生產雨衣。萊奧便計劃利用國外眾多的分公司,自己辦一家進出口公司,推銷雨衣。就這樣,一家「國際優質雨衣公司」,便在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由於萊奧經營有方,這家公司很快就興旺起來。
  公司經理叫做儒勒·賈斯巴爾,是位有聲望的企業家。
  他的家族在政治界有地位,哥哥當過政府總理。自己在好幾個國家當過領事。他熟識上層人物,工作十分出色。他在瑞典、丹麥、挪威開設分公司。在比國呢,他得到一些官方機構的支持,因為在那時候都想要重振奄奄不振的出口事業。
  賈斯巴爾早就跟萊奧有來往。財務主任納薩蘭·德拉伊也是一樣,早跟萊奧有往來,而且為人堅強,有業務水平,一向反對納粹主義。他知道賺的錢是用來資助反法西斯的組織的。
  萊奧擔任公司經理,密克萊成了股東。企業發展很快。
  1940年5 月,北歐各國的分公司搞得都不錯,跟意大利、德國、法國、荷蘭也有了往來,甚至和日本也有買賣。我們在日本買人造絲。分公司管事的,都是正當商人,誰電想不到總公司是幹什麼的。
  1938年初夏,我的妻子露芭帶了第二個兒子埃德加來到比國。孩子才一歲半。
  我一家團聚,完全像個殷實商家,穩當,可靠。露芭自然是個端莊雍容的家庭主婦,在家務和社交之餘,仍然和比京蘇聯商務代表團的成員保持聯絡。我們家住在比京理查.紐堡大街一所僻靜的宅子裡。萊奧家住得很近:普呂當·伯爾大街117號。他跟德拉伊和密克萊,既是朋友,又合股經商,當然過從甚密。
  不過,有時難免出些事情,妨礙我們走我們選擇的道路。露芭在莫斯科到比京的旅途中,吸取了教訓。人們為了避免麻煩,交給她一份護照,身份是法國小學女教師。也許一些細節沒有預先安排好,她在路過芬蘭、赫爾辛基的時候,坐出租汽車,司機是個白俄,向她問道,「你說你是法國人,怎麼孩子會講俄國話呀? 」
  的確,埃德加講了幾個俄文字,露芭沒有留神。她答道:「是呀,不過您知道,這孩子學話特快。他在俄國呆了幾天,就有點會講俄國話了。」
  所以,預防是永遠不會多餘的。
  過了幾天,我也要體會到這一點。
  我們公司的業務,在比京正常開展。我在比京一家大銀行裡,開了個戶。過了幾天,我名下的支票本子老沒送來,便跟萊奧一起去催問一下。
  得到的答覆把我們弄得相當為難。原來不久以前,銀行經理處決定對外籍存戶進行一次原籍調查。這就不難想像,到。魁北克去調查亞當·密克萊這麼一個公民自然會得出怎樣的一個結果。
  我跟萊奧商量一下,決定宴請銀行經理。酒到半酣,我便給他編了個小故事。我說:「我是猶太人,除了辦實業,還想給同族人幫幫忙。這些人都想從德國銀行裡把存款提出來。這種手續都需要絕對保密,所以我向貴行在魁北克的分行叮囑過凡是有人調查,便回答一個不認識。」
  經理聽了,信以為真,並且表示事前沒有接頭,十分遺憾,馬上去電加拿大,撤消調查。
  過不了幾天,支票簿便送來了。為了證實我沒撒謊,便存進一筆巨款,算是在德國的猶太人家匯來的。
  情報中心估計我們用商業作掩護,已經站住了腳,便開始派生力軍來。1939年春天,來了個卡洛斯·阿拉莫,算是烏拉圭人,其實在俄國叫做米凱爾·馬卡羅夫,是個軍官。
  他曾在西班牙共和國空軍中參加過戰鬥。年紀又輕,信仰又堅,難免有點賈勇輕敵,來時腦袋上閃爍著英雄的光環。
  這就決定了他為人和當兵的作風。有一天,佛朗哥的部隊步步進逼,形勢險惡。守軍請空軍支援。飛機都整裝待發,可是莫名其妙,找不到駕駛員。阿拉莫便自告奮勇,跳上飛機,撲向敵陣,摧毀了目標,完成了任務,安然返航……問題是有這麼一個細節:阿拉莫不是駕駛員,而是個機械士。
  我們第一次接觸定在安特衛普動物園,上午八點半。阿拉莫準時來到,擦肩走過,卻假裝不認得。
  又過了三天,重新在原來的地方約會,阿拉莫早就來到,就不過來,反而急忙走開。蘇聯商務代表團的聯絡員波爾沙科夫告訴我說,阿拉莫之所以不跟我接頭,那是因為有人跟蹤。我覺得古怪。怎麼我什麼也沒覺察呢? 只好再打聽一下。
  結果還是波爾沙科夫告訴我說:「兩次都有人在跑步。」
  「你那個傢伙是傻瓜。那些人在那兒跑了十年啦I 儘是些運動員,每天都在動物園跑步。」
  我開始懷疑,人們太推崇了阿拉莫。但是他很快就給了我好印象。
  當然,有些現象是錯不了的,從中可以發現在某種程度上這人對交給他的工作缺乏經驗。戰場上的英雄不一定能搞好情報工作。他在莫斯科情報中心受了三個月收發報訓練,這不足以培養出高手來。但是他為人的品質,卻超過其他方面。
  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業掩護的好處。他被派到奧斯當德去,擔任「橡膠王」分公司的經理,發現他銷售雨衣的才能並不怎麼樣。我能理解他,從西班牙天空來到比國一家商店裡,變化是大了一些。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派一位出色的助手,霍力剋夫人,幫他掌握一應物質問題。
  第二個來到的是維克多·蘇庫洛夫,也是蘇聯軍官,也是烏拉圭公民,取名文森·謝拉,他是1939年夏天到來的。
  今後,咱們老要碰到他,用的別號又叫肯特。原定他在比國只呆一年,以後就去管一個設在丹麥的分行。他和阿拉莫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改變業餘愛好者的態度,而肯特卻十分積極,先到布魯塞爾大學報了名,學會計和商法。露芭也在上大學,學文學,便負責跟他聯繫。
  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樣,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資歷,又擔負了機要工作,卻在我的心目中,不如後者那樣值得憑信。我懷疑他給內政部做工作,同時又搞軍方情報。這種情形並不稀罕。內政部是有這麼一種壞作風,派特務鑽進紅軍特工部臥底。「紅色樂隊」也不例外,我好幾次掌握了證據。
  1940年初,我們在商務代表團裡,負責聯繫情報中心的聯絡員告訴我說,他不能再管我們的事了。內政部的人經常跟著他。我馬上通知代表團團長,盯梢才算停止。
  同樣,我在1941年發現負責同維希蘇聯武官聯繫的交通員太愛管那些不該他管的事。
  這種聯繫實在沒有必要。自從我當了歐洲軍事情報局的代表,覺得這樣的聯繫方式十分危險,而且很不正常。國外情報網跟情報中心的聯繫,怎麼能通過蘇聯駐外的官方機關呢? 道理非常簡單,官方的機關人員都受當地反問諜組織的嚴密監視,很可能截留使館的電報。
  和平環境最多過不了幾個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將是不得了的錯誤。然而,我還有一些要緊事沒有辦妥:建立無線電收發報直接聯繫;成立可靠的交通員隊伍,在中立國普遍佈置郵政信箱。為此,我們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從1938年夏天一直到開戰,我們絕對避免搞情報。我們的目標在於鞏固商業掩護,建立基層組織,一聲炮響便能上陣。
  我們連一分鐘也不能錯過,大限即將來臨!
  第三章 幻想破滅
  和平得救啦!
  這是1938年10月1 日《巴黎晚報》頭版的通欄標題。多麼好的消息呀!頭一天晚上,達拉第和張伯倫在慕尼黑,答應了希特勒對蘇台德區提出的要求。他們對納粹領袖投降了,回到本國受到了凱旋式的歡迎!居然逃脫了一場戰爭! 英、法政府,為了保全「和平」,也顧不得自己的孬種醜態,居然跟納粹德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
  希特勒雙手簽字,長驅開進捷克。  「民主國家」在歸順投降的白旗折子裡,落了一滴眼淚,便心安理得了,接著又爭先恐後地讓步妥協。
  1939年8 月24日拂曉,希特勒的德國竟跟蘇聯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我那未來的「護法神」,蓋世太保伯格,在這時節,還在當著裡賓特洛甫的保鏢。他後來對我描繪了當時歡慶的場面。斯大林手舉香檳,口念賀詞,真叫人無法忘懷,他說:「我知道德國人民多麼熱愛自己的領袖,所以我愉快地為他的健康乾杯。」
  數以千計的德共黨員,托敬愛的納粹領袖的洪福,在集中營裡腐爛,肯定不會分享斯大林的愉快心情。
  對我來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卻不完全出於意外。
  清黨以後,黨內軍內最優秀的幹部被清算殆盡。斯大林多年來嚮往的妥協,勢在必行。
  略為清醒的觀察家已經可以看得出,最近幾個月來事態在加速發展。1939年4月16日,李維諾夫當外交部長,向英國大使建議締結一項英法蘇互助條約。兩個星期後,莫洛托夫取代李維諾夫當外交部長。李維諾夫開缺後才兩天,  5 月5 日,蘇聯駐德代辦阿斯塔科夫會見德國外交官希努爾,說明李維諾夫去職,是因為他執行一條政策,主張與英法締結同盟。他下台後,德蘇間可以建立新的關係。阿斯塔科夫又補充說:「今後,你們不必再跟李維諾夫——芬格爾希坦打交道了。」
  那些至死也相信德蘇條約出於斯大林天才謀略的人,終於不得不讓幻想破滅。1939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發表的演說掃清了最後一點懷疑。他說:「最近幾個月來,所謂『侵略』、『不侵略』的概念已經有了新的內容……德國所處的地位嚮往和平,而英法則要繼續戰爭。地位變了,諸位也瞧出來了……」
  瞧出來了,的確,儘管要擦擦眼睛,不僅瞧出來了,而且還聽出來了。莫洛托夫又說:「希特勒主義的理論和其他理論體系一樣,有人承認,有人反對,這是政見問題。但是,誰都懂得,思想意識是沒法用武力來解決的……因此,躲在民主的幌子底下發動戰爭來消滅希特勒主義將不僅是沒有理性的,而且是犯罪的。」
  最後,唯恐還有人不明白,莫洛托夫又補充說:「我們的意見一向是,只有強大的德國才是鞏固歐洲和平的條件。」
  我讀了這篇演說,心裡真是納悶,既然是這樣,我到歐洲來算幹什麼呢? 可是,我納悶不會多久。
  1939年底,我接到幾次指示,表明情報中心的新領導已經不想搞「紅色樂隊」了。不僅不再派人到「橡膠王,,的各支店去,而且還字斟句酌地打給我幾個電報,叫我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派回莫斯科,而把萊奧派到美國去。
  至於我呢,也叫我回莫斯科。
  我回信說得清楚而又明白:德蘇戰爭決不可免。如果情報中心決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國,那也可以,但是別把我算在賬上,萊奧也不行。我們不能讓親手締造的東西毀於一旦。
  這種企圖並不是個別的。情報中心也決定召回索爾格,再派一個不見經傳的上校去接他的缺。但是,領導上終於意識到索爾格是不容易代替的,結果只好讓他留在東京。從此,情報中心便懷疑索爾格是兩面特務,而且罪上加罪,懷疑他是托派分子。他打去的電報擱幾個星期也不給譯。
  馬努依爾斯基發指示給共產國際在每一個國家的支部,叫它們贊成並執行斯大林的政策。要點大體是這樣:納粹德國和英法交戰,乃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  跟工人無關。
  好多年來,第三國際的領導一直強調,打擊希特勒乃是民主制打擊野蠻人。可是,一訂蘇德條約,戰爭就變成帝國主義戰爭。全體共產黨人都應該大事宣傳,反對戰爭,並且譴責英國的帝國主義目的。
  季米特洛夫寫道;  「必須摧毀這麼一種神話,把戰爭說成是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
  我親眼看到,比共黨員讓這條政策搞得怎樣暈頭轉向,四分五裂。有的人屈從了,有的人在絕望之餘,退出了黨。
  1939年9 月1 日,清早4 點45分,德軍開進波蘭。通過我們的聯絡,我們獲悉德軍的進展情況和沿路所犯的暴行。
  黨衛軍的特務隊殘殺猶太人和波蘭人,數以千萬計。10月18日,我們得到消息,戈培爾在洛茨城逗留期間,打手們搞了一次滅猶暴動,把猶太兒童都從樓窗扔下去。
  就在這時候,我算是為它服務的紅軍,瓜分了波蘭。莫洛托夫打電報給裡賓特洛甫,向他道賀說:「德軍的輝煌戰績推翻了凡爾賽條約產生的雜種。」
  現在我算是徹底地明白了。斯大林在一年前便毀滅了波蘭共產黨到底是出於什麼動機。波蘭共產黨人永遠不會容忍這次罪行。
  戰爭一開始,他們便證明了這一點。關在蘇聯監獄裡的波共黨員都申請出獄,奔赴前線,抗擊德軍。
  德蘇條約簽訂後一個月,斯大林的計劃更加清楚了。蘇德又簽訂了一項友好條約。1939年第四季度,雙方繼續討價還價,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一等德軍戰勝英國,便可以成為定局。
  在這一場大動亂中,信念和理想都遭到了歷史的否定。
  我們「紅色樂隊」的創始核心,始終抓住這麼一個想法:不管斯大林怎樣顛三倒四,反正對德國的仗是一定會打的。這一根指南針讓我們在狂風暴雨中免於滅頂。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必須堅持下去。我們可以有我們的情緒,我們也確有我們的情緒,但是為了我們自願規定的任務,我們決不能開小差。再說,莫斯科不是求之不得想我們開小差嗎? 情報中心想叫我放棄活動,沒有成功。露芭已經回國,她在1940年年底,甚至接到通知,說我即將到達。從此以後,我接到的指示都和建設「紅色樂隊」毫不相干,反而只能破壞「紅色樂隊」的生存和使命。
  首先給我的任務是籌辦經費,寄到東京去給索爾格。我利用跟荷蘭銀行的關係,很愉快地完成了這項任務。我深信索爾恪的為人,也佩服他的胸襟見識。後來,到了1939年年底,情報中心派來四個情報員,都帶的是烏拉圭護照,要我把他們送到美國去。南美國家的公民要到美國去,必須申請本國領事館許可。情報中心卻不瞭解這個細節。這四個「烏拉圭公民」,只有一個人會講西班牙話,知道一點點烏拉圭的生活。他還可以碰碰運氣去請簽證。其餘三個人怎麼辦呢? 他們都是青年軍官,除了西班牙以外,歐洲哪兒也沒去過。
  情報中心只好把他們召回國去。
  這些蹉跌進一步證實了我的看法:情報當局水平不夠。
  派出來的年輕人,聰明,能幹,也很勇敢,但完全沒有搞情報的經驗。
  最後,我又接到一個指示,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情報中心指示我建立一個「制鞋廠」。照特工的黑話,  「皮鞋" 是假證件,所以偽造證件的人叫做「鞋匠」。
  搞這麼一手當然要冒風險,因為總有蹤跡可尋。「修補」
  過的鞋遲早會落入警察手裡。我最怕偽造證件,引起比國反間諜組織的注意。可是,命令畢竟是命令,特工跟軍隊一樣,無論如何只好照辦。
  萊奧到底門路多。別忘了,他去比利時是在1928年。他找到了一顆「珍珠」,名叫雷希曼。這人大概是比國最有才能的偽造專家。我相信他是在柏林學的手藝。因為共產國際把偽造證件搞成了一門工業。從此,他便自立門戶,憑仗經驗,專門給逃出德國的猶太人造假證件。儘管他約定從此不搞私人活動,我為了謹慎起見,還是不讓他接觸我們的組織。
  我們掌握了證據,他不僅買通了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領事館,不但給他提供真護照,而且還給他辦歸化證書。他為了補充這門行業,又回收一些歐洲移民到了美國寄回來的護照。
  他最高明的一手無疑是到盧森堡一家印護照的廠家,搞到一包空白護照。
  雷希曼在鞋底上把釘子敲得太深,結果還敲了自己的手指頭。另—個同行,忌妒他的成績,告發了他,他遭到逮捕。
  警察進行抄查,搜出了還沒有銷出的護照。
  雷希曼受審訊時,乾脆對法官說,他是護照收藏家,就像別人收藏郵票、蝴蝶。因為證據不充分,他被宣告無罪。
  在他拘留待審期間,我們給他找了最好的律師,照顧他的家屬,不至受苦。他感激我們的照顧,不肯忘懷。儘管為了謹慎起見,我們不讓他直接加入我們的組織,但是我們已經充分估計到他的智力和守口如瓶的美德,所以仍然把他當做一個有用的人。
  不管怎樣,「制鞋業」是垮台了。而且我從一開始便對這一行存著戒心。情報中心有了一大批存貨,足夠對付幾年的缺貨了。
  第四章 投入戰鬥
  到了1940年的春天,情況已經十分清楚,清楚得叫人頭昏眼花,「滑稽戰爭」的壽命決不會延至夏天了。
  我們搞到了德軍攻擊計劃的一些組成部分,這使我們深信正在準備中的攻勢必然收效。不幸的是,比國人也知道自己面臨著何等樣的威脅,而國家的中立在德國戰車面前不過是—層薄薄的煙幕。不幸的是,波蘭被遺棄以後,誰也不再去幻想英法的軍事援助了。德軍猛攻波蘭的時候,德國西格弗利防線抽調走了兵力,防禦空虛,可是法國軍隊,一秒鐘也沒有考慮出擊牽制。然而,這卻是唯一的辦法足以減輕波軍所受的壓力。從戰術上來講,後果非常嚴重。如果當時希特勒受到了夾擊,有可能被迫後撤,這並不是不可想像的。當然,有這種想法並不是胡想重寫歷史。
  這裡,我想做一個重要的補充說明。研究「紅色樂隊」
  的專家們往往指責我們曾向莫斯科透露了法國的作戰方案,特別是魏剛將軍從黎巴嫩出擊巴庫的方案。我要起來正式駁斥這種讕言。要證明這種讕言的狂妄,只要回想一下當時的報紙怎樣連篇累牘地刊登了法國的這個作戰方案,哪裡還要什麼情報組織來加以透露呢。
  無恥讕言的用意無非是希望糟蹋了人,總不免留下一些污跡在那人身上。我再一次申明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直到1940年5 月,情報中心從來也沒有向我們要過有關法國的情報。我想他們這種情報大概別有來源。
  最不客觀的歷史家也都承認,法國政府在慕尼黑事件以後,又在準備新的投降。法國參謀部躲在馬奇諾防線後面,白以為立於不敗之地。而這條防線憑仗比國的中立,僅僅造到比國的邊界為止。法國的情報組織難道不知道德軍的備戰工:作嗎?可是,揭露德軍備戰的材料可實在不少呀1 法國政府就是不理睬嘛! 等於說家裡失火,房主人就是討厭救火員,關上大門,不讓救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戲劇性的例子並不是個別的。儘管索爾格一再提出警報,揭露日本馬上就要進攻珍珠港,可是美國政府根本不採取任何防範措施(注)。
  (注)也有這麼一種假沒,說是羅斯福為了啟釁有據,故意聽憑日本人進攻珍珠港。
  5 月10日凌晨,德軍向西進犯,轟炸布魯塞爾。我到肯特家去寫出第一封密碼戰報。我出門不久,便有三位比國警探到紐堡街我的家。我跟露芭從1938年起便在那兒住。他們對露芭說:他們奉命把我們帶進集中營,讓我們帶一兩天的乾糧和替換衣服。什麼道理呢? 我們雖然入了加拿大籍,在他們看來,我們的祖先仍算德國人。比國政府已經決定把第三帝國國民以及沾親帶故的人,統統關起來。時刻可以說是緊急的。
  露芭卻並不驚慌失措。她請三位警探在客廳坐下,告訴他們說,我們原籍桑波爾,是在波蘭境內。她搬出拉魯斯大百科全書,請警探們翻閱查清。他們遲疑一下,便回去請示。
  這一下來得正好。他們前腳走,我後腳到,聽了露芭的情況,忙向她道賀。這時候,一刻也不能停留,馬上得開拔。警察一定還要回來,我們就成了甕中之鱉。趕緊收拾收拾,輕身跳出是非之地,海闊天空任鳥飛。
  首先得把露芭母子送往安全場所。我們跟萊奧商量了一下,選中蘇聯商務代表團。我去跟原來的聯絡員聯繫一下,由他組織運轉。從這天一清早,蘇聯大使館和商務代表團已經讓警察包圍起來。露芭母子乘坐外交官牌號的汽車通過包圍圈,在那兒住了兩個星期,才搬到一處秘密的住所。後來,他們索性回到蘇聯。至於我呢?我先住在鄰近的萊奧家,再由他那裡改名換姓,重新出世。我的新護照上,姓名叫做讓·吉爾伯,出生在安特衛普,職業是實業家。我們於是開始了地下生活。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第二天,比國警察奉了正式命令,重新回去把我們帶走,可惜遲了一步。話雖如此,我的特工生涯畢竟只差一發,幾乎要來個出師未捷身先死。
  警察找了我們幾天,又去敲門找一位我們的美國女朋友,名叫喬琪·德·溫特。我們早就熟識,並且時常往來。
  「您最近幾天見過加拿大人密克萊麼? 他乃是德國人。」
  「你們搞錯了,他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你就是比國人啦! 」    這時候,戰況日益嚴重。哪怕是最悲觀的觀察家也想不到德軍進展會如此神速。5 月13日,德軍前鋒已經在法比兩目越過繆斯河。古德利安將軍的戰車從色當的空隙蜂擁而進。
  居民已完全失去鬥志,謠言乘虛而入,人人都害了恐諜病:又是德國奸細,又是第五縱隊,又是神秘飛機撒下傘兵,有如秋天的落葉紛至沓來。不知從何聯想而起,也許心理分析家和研究群眾心理的專家會給我們啟發,說是德國奸細喬裝神甫,到處活動。5 月11日,布魯塞爾市內,布蓋爾廣場,出現一個不可思議的場面。人群歇斯底里地惡狠狠圍住一位青年教士,掀起他的長袍,檢查下面是否穿有德軍制服。我沒有親眼瞧見搞修女,但是我知道人們也懷疑修女中間有奸細。
  到處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成千上萬的比國人拋棄家業,往法國逃難。戰報特慢。等戰報出來,一個戰役已成過去。
  一些城市已被敵軍佔領,戰報裡還說在我方手裡。我在十天前看見開過去的英國兵千方百計炸掉小運河,自以為可以妨礙德軍的進展。可是,橋炸了,旁邊的樓房也跟著炸了,人心越發大亂,大家都看清楚盟軍是什麼也挽救不了的了。
  仔細觀察這一次的閃擊戰,可以得出非常有價值的啟發。
  我打算忠實地匯報給情報中心,但是,首先非得開動我的收發報站嘛。
  我們的發報機隱蔽在諾克市。為此,我們在那兒專門租了一處別墅。正打著仗,要搬到布魯塞爾,當然有困難。諾克市還沒有被佔領。只要不浪費時間,很可能搞得出來。我派了阿拉莫去辦。可這位仁兄覺得差一兩天,沒什麼了不起,便繞道奧斯當去看看他的女朋友霍力剋夫人。她在那裡管我們一家支店。等到阿拉莫趕火車到諾克市去,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只好再跟萊奧一起,重起爐灶,白手起家。我們再次集思廣益,大家出主意,繞過險阻,克服困難。我們和比京保加利亞領事館一位館員有交情,便去求他幫忙。他當然不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保加利亞是德國的盟友,這人又有汽車,可以通行無阻,我們便求他幫我們到諾克市的那處別墅去找珍貴的物品,因為怕亂中遭搶劫。這樣便坐車出發。
  諾克市一片荒涼,家家都經過『訪問』。我們的別墅裡,傢俱全空,簡直受過洗劫。剩下的只有一個大櫃,大概是因為搬不動。大櫃裡,我們本來搞了個夾層,收藏發報機。
  大櫃已經空空如也,可是夾層沒被發現,貴重發報機箱子動也沒動。我們便把箱子搬上外交牌號的汽車。歸途路上,除了德國汽車以外,只有我們這輛轎車。這兒一條封鎖線,那兒一個檢查卡,我們節節通過,十分順利。憑著車上掛的外交牌照,德國士兵還向我們舉槍致敬。
  離布魯塞爾還有一半路程,汽車拋了錨,再也開不動。
  我們只好下車,帶了箱子,在路邊上搭便車。我們的模樣真好看。兩個蘇聯特務,手提發報機,由一位保加利亞外交官陪同在那兒想搭德國軍車。一輛輝煌的大轎車停了下來,車裡坐著黨衛軍高級軍官,聽了我們的解釋,便讓我們上車,並且叫司機把發報箱放進車後面行李箱裡。大家友好地交談,走完全程。保加利亞盟友嘛,什麼事不好商量。經過一再推辭,才謝絕了把我們護送到家。我走進一家咖啡館,喝了不少白蘭地,慶賀我們的相逢、相別。
  總算沒人啦,我們叫輛出租汽車,回到隱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開箱子,準備發報,才知道機子完全沒搞好。只好再去請商務代表替我們發軍事情報。
  諾克市之行至少給了我啟發,既然坐了保加利亞朋友的車,一路便那末樣順利,幹嗎不去戰場轉一圈呢? 理由是,我們「橡膠王」總公司在法國北部有家支店,最好能去瞧一瞧。我們的保加利亞朋友本來愛出遊,哪怕要冒點小風險,再加他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又愛幫幫朋友,他便答應了我們,說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個地區的朋友。於是,我們在5 月18日離開布魯塞爾,帶著通行證,哪兒都能去。
  我們一走便走了十天,穿過德軍攻破的色當,觀察了阿布維爾周圍的戰事,和敦刻爾克大撤退戰場。回到比京,我寫了一份八十頁的報告,總結了我親眼目睹的閃電戰:戰車部隊深插敵後,空軍轟炸戰略要點和戰線前後的交通聯絡等等。
  跟日耳曼指戰員相處了十天,我深信不難跟他們接觸。
  從軍官到士兵,嗜酒善談,打了勝仗,不免喜歡誇耀一番。
  他們希望不到年底便解決法國和英國,接著便跟蘇聯算賬。
  反正整個計劃不外這些。
  後來我們又見到一些黨衛軍的軍官,看法有點不一樣。
  他們告訴我們說,原先他們以為不用再打蘇聯。這顯然是納粹宣傳的結果。蘇聯的宣傳也是其應如響。當時,蘇聯最時髦的是歌頌蘇德的友誼。德國方面,情況一樣。戈培爾本人也在他瘋狂叫囂的演說裡,把跡近反蘇的詞句取消。在這幾個傷心的月份裡,我們往往在德國軍官嘴巴裡,聽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並論。照他們說起來,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還向我們指出,兩家選擇的目標完全一樣,只不過道路不同。我們當然沒有心情去追問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
  我親眼瞧見德國軍官拍著汽車蓋子嚷嚷:「我們攻勢得手超過了所期望的,還不是靠蘇聯給汽油開坦克,給皮張縫皮鞋,給小麥烤麵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戰事往南移了。我們打算隨著這個動向,再搞一次「視察旅行」,以巴黎為目的。我們的保加利亞朋友貝特羅夫,依然替我們駕車。
  德軍開進巴黎才幾天,我們也就到了那兒,景象十分淒慘。納粹旗在巴黎上空飄揚。街上儘是灰綠軍裝在遊蕩,市民彷彿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敵人的隊伍進城。
  我們決定在巴黎建立「紅色樂隊」的總部。為此進行了初步接觸。6 月底,我和萊奧接受了瑞典駐比使館一位熟人的提議,為紅十字會把幾百封法國戰俘的家信送給維希政府。
  我們坐瑞典紅十字會的車去到維希,並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這些戰俘家信。信裡面都憤怒譴責法國政府和參謀部,甚至用丁賣國的字樣。
  維希政府亂成一團,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政客們激動之餘,都去溫泉療養以恢復元氣。可惜,這些人恢復了元氣,對法國卻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在法國戰時首都抓緊時間建立了初步聯繫。1940年整整一個夏天,我們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組建立了起來。希勒爾·卡茨幫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認識他的。跟我認識萊奧的情況差不多。從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間,我們繼續彼此往來,後來卻失去了聯繫。
  卡茨的身材中等,雖然戴著厚玻璃眼鏡,目光卻十分敏銳。前額很高,頭髮很厚,為人熱情,熱愛生活,很容易跟別人接近。他跟他父親一樣,愛好音樂,同時又會使泥水刀,會造房子。他年紀很輕便加入共產黨,對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從來也不動搖,哪怕在急風暴雨勢不可當的時候。
  他喜愛少年兒童,輔導共青團組織。他的態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遊甚廣,對於我們將來的工作很有好處。他雖然是外國人,卻在1940年自願參加法國軍隊。復員時軍人證上寫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錯過,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們保持了過去的習慣,仍然到處開設公司,用以掩護我們的活,動。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爾弗雷·科爾班擔任西梅克斯的總經理。
  卡茨和科爾班是在戰爭年月裡彼此認識並且成為朋友的。被俘後,一道逃走,泅水渡過索姆河。這樣的共同經歷是不容易遺忘的.復員後,科爾班在吉費爾尼買了一座磨坊,搞了一個家禽飼料廠。我們頭一次接觸便很成功,大家馬上意識到這人值得信任。我問他:「你認為應該繼續戰鬥嗎? 」
  他微微一笑說:「當然應該,唯一的問題是怎麼樣搞法。」
  我說;「方式方法是要變的。今後的戰鬥要在內部進行。
  你有準備麼? 」
  有沒有準備? 他馬上就向我提議,把頭一部發報機安在他吉費爾尼的磨坊裡!科爾班當了西梅克斯總經理以後,馬上就把發報機搬走,因為我們的商業掩護必須絲毫沒有破綻。
  班子逐漸搭了起來。牙科醫生羅伯·佈雷耶是科爾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股東,但是不知道我們的內幕。蘇珊·廣德擔任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她是老黨員。她怎樣認識卡茨的呢? 當時,她輔導一個共青團員合唱隊,名叫巴黎音樂合唱隊,由她教彈鋼琴。
  卡茨還招羅了艾莫虞爾.米農,是一位排字工人。我們還不知道米農已經參加了一個抗敵組織,名叫「馬丁家」,目的在於監視那些為德國人生產的工廠。米農通知了一個叫做沙爾博涅的人( 這人是蓋世太保的特務,戰後判處槍決) ,說我們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佔領軍合作的。所以,誰也不會再來懷疑我們。
  西梅克斯公司的辦事處,設在香什裡大街,主要主顧是多特工程局,為德國國防軍擔任全部營造工程和要塞工程,辦事處就在我們公司對門。多特工程局的人對我們的公司感興趣:因為這些人都是穿軍裝的投機商,問題只要我們的公司能以黑市價格賣給他們需要的材料。
  李豪寧夫人一聽說我們的西梅克斯公司,馬上就來聯繫。
  這位李豪寧夫人真是一尊人物!當我們跟她發生聯繫的時候,她正在為多特工程局奔走。過不多久,她又當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駐法最後一任武官的夫人。
  還在歐戰時期,她極端反共,十月革命後不肯回蘇聯。她人很聰明,;不畏任何開創事業的艱難。她馬上看出了敵占時期能撈多少油水,當下就盡情干將起來。
  為了要物色高級翻譯處理和德國機關來往的信件,我聯繫上了符拉季米·凱勒。他出生俄國,長住瑞士,養成當地的習慣,辦事認真,遵守紀律。他以為自己在一家正派的公司辦事,拿起電話筒來,便大叫「向希特勒致敬I"我本人並不在西梅克斯公司擔任什麼正式的職位,但是,德國人全都知道「吉爾伯先生」是公司的財政後台。
  我們借重賈斯巴爾和萊奧的臂助,於1941年秋天,在馬賽的神龍街安頓下來。布魯塞爾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則由肯特主持。除了他和德拉伊兩人以外,其餘的股東如:沙勒·德拉伊,亨利·賽格,維裡·戴佛乃,都只知道在一家普通的進出口公司工作。巴黎和布魯塞爾兩家公司的業務,一概由萊奧總其成。
  本來這兩家公司的宗旨在於掩護我們的情報網,並為之籌措經費,可是,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借此可以打進德國的官方機關,其方便之處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過不多久,由於和多特工程局的業務往來,我們兩個公司的主要人員都領到了通行證,到處門戶無不洞開,跟德國軍官的業務來往日益頻繁。
  在盛宴暢飲之餘,納粹官員往往口若懸河。我們手舉酒樽,滿面春風,洗耳恭聽,把消息牢記在心,日積月累,收穫可觀。比方說,工程局有一位工程師,名叫路德維格·康茨,跟萊奧成了莫逆之交,把東進戰備告訴了他。康茨本來不服納粹勢力,他原先在波蘭德蘇邊界修建要塞,1941年春天,又去走了一趟,觀察到德軍正在準備對蘇聯發動攻勢。
  他回來對我們談得格外帶勁,因為他在那兒目擊一件慘無人道的事情:德軍在基輔地區的巴比·雅爾殘殺數以千計的猶太人。
  在維希,賈斯巴爾也結識了不少人,收穫也很可觀。他公開身份是西梅克斯公司馬賽分公司的經理。當時,他和一位比國的參議員取得聯繫,幫助上百個抗敵分子逃往阿爾及利亞和葡萄牙。在這樣一個亂哄哄的社會裡,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的人熙來攘往,裡面有法奸合作派,也有抗敵分子,也有特務,只要耳朵尖些,呆的地方對頭,什麼消息也聽得到,甚至國家機密也聽得到。情報中心對於維希的內幕活動,跟意大利,西班牙和梵蒂岡教廷的外交把戲,都一清二楚。舉個例子來說,根據停戰條約的規定,維希負責德軍的費用,每一個月的賬目我們也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仙人也能推算出部隊員額的概數。
  法共領導上派的代表叫做米歇。我和他建立了聯繫,定期會面。有賴於鐵道工人的組織,我們十分清楚德軍在法國的調動。大工業中心的外僑工人跟我們有不少聯繫,也給我們提供很有價值的生產情報。情報人員只要安插的地方對頭,消息便能源源而來。我首先講一講馬克西莫維奇男爵。
  他是米歇在1940年年底介紹給我的,說他是白俄僑民,願意為紅軍工作。
  他是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古怪社會產物。他父親是帝俄的將軍,沙皇宮廷的重臣。他的兒子和妹子安娜在十月革命時期便離開俄國,到法國定居,進了中央機械學院,成了工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他跟其他外僑一樣,被認為嫌疑分子,關進了維爾內集中營。
  可是,老天爺卻拉了他一把。有一天,一個德國軍事代表團,在庫普良上校率領下,根據已經簽訂的停戰協定,來到集中營招募勞動力。他一看見這位白俄男爵,很覺得有點屈尊,當即給他介紹馬傑斯蒂克大旅館駐軍參謀部的幾位軍官。
  在庫普良上校看起來,白俄男爵反共必然是最堅決的。
  大概是想他以後出力報效,所以把他放了。德國人的想法並不錯,但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這個白俄的心卻不向著他們。
  他在參謀部隨意出入,如同在自己家裡一般。可是眼睛卻沒少看,他恨透納粹主義,好像一隻狐狸請進了雞窩,倒跟我們取得了聯繫。
  湊巧這裡面又夾雜著戀愛問題。庫普良的女秘書,愛上了那位男爵,同時又調到德國大使阿貝茨那裡去工作。這兒真是無邊無底的礦藏,機密文件都讓我送到莫斯科去了。
  瓦西裡是白俄男爵的名字,他的妹子安娜是心理分析家,在比葉隆領導一家休養所。她也加入了我們的活動,通過家庭關係,她能接近沙普達爾主教和魏剛將軍。特別是他們家的宮堡,由於瓦西裡的親切介紹,老和德國官員們往來。
  安娜這位女大夫,身高一米八,壯健得像個樵夫,治病別開生面。她經常愛說愛笑,給德軍的女秘書、女職員看病的時候,診問得特別仔細,真是手段高,誰也比不過她。這些人中間,有一位青年婦女,芳齡三十五,名叫凱瑟·福爾克納。
  她當索克爾組織經理的秘書。索克爾管的是德國的勞動力問題。
  她是瓦西裡發現的。經過了幾次測驗,瓦西裡便把她交給安娜,搞一次取錄考試,成績不錯,可以讓她採取直接行動。這卻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於是第一手的情報源源而來,有的關於德國工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有的關於德國的經濟問題。此外,凱瑟還為我們的組織搞到許多表格和就業證書,萬一遭到查問的時候,可以證明持證人在德國工作,剛巧回家探親。這樣就有了「歐洲良民」的身份。
  從這樣一個原則出發:寧聽凱撒,不聽馬伕,我們責成一個專家小組,搞了一座監聽台,監聽萊德西亞旅館巴黎德軍情報部的電話。這樣,莫斯科的負責人便能獲悉德國在巴黎的反問諜組織跟柏林上級的談話。
  另外一種調查辦法,雖然技術性不那麼強,但是也很有效,就是利用巴黎夜總會的舞女。每天,每晚,德軍官兵數以百計,來到巴黎尋歡取樂,補償戰場上的地獄生涯。在組織招待的辦事處,安插一個我們的人,就能從官兵本人所屬的師團單位,看出德軍的動態。蒙馬特爾娛樂區和巴黎鐵塔導遊人員裡面也有我們的人,把德軍遊客介紹給有聯繫的舞女,讓她們去關心醉醺醺的德國軍人過的什麼生活,吃些什麼苦頭。
  不錯,方法並不新鮮,但是,可以肯定,這些煙霧騰騰的夜總會不僅為我們提供情報,而且還提供有價值的情報;師團的情況,作戰傷亡,給養問題,部隊士氣等等。
  我們還記得旨特在比國領導西梅克斯戈公司,經常和德軍高級軍官打交道,也跟當地的實業家往來,從而搜集到大量軍事和經濟情報。他的女友瑪爾茄雷德·芭爾察的住宅,成了納粹官員愛去的交際場所。
  比利時小組新招了一位出色的人物,名叫斯普林格。我從1930年便認識他。那時候,他在猶太組織工作。我來比京做演講的時候,他當場跟我辯論,後來便加入了共產黨,又到西班牙加入國際縱隊作戰。戰場上視死如歸乃是家常便飯,可是他超群的勇敢一向膾炙人口。
  對這樣一個革命戰士,一個反法西斯戰士來說,德蘇條約真是一場惡夢。他在1940年,在比國軍隊裡當軍官。我們一跟他聯繫上,他就答應為我·們工作,並且由他的夫人幫助他。接著,他便全力以赴,招來一些技術人員,情報員,在戰爭時期認識的一些軍官,成立了自己的小規模情報網。這些人各有專長,十分有用,有些是工業方面的專家,善能辨別材料的價值。再者,他本人就是化學家。在這些工業技術人員裡面,應該指出格隆齊格( 別名多里) 。他從1932年起便是共產黨黨員,參加西班牙內戰,結識了鐵托和馬爾蒂。從1940年年底開始,他便組織破壞小組,跟他的妻子拉塞爾合作,給斯普林格提供兵工廠的情報。
  斯普林格還有一位助手,名叫維拉·阿克曼。她芳齡不過三十二,卻已經是老黨員。她在西班牙一個醫院裡,一直工作到1939年2 月。她的丈夫在1936年保衛馬德里的戰鬥中陣亡。
  比利時小組裡還有赫爾曼·伊斯布茨基( 別號包布) ,資格更老了。他原籍波蘭,1914年出生在安特衛普,從1939午起便跟我們一道工作。他是熱忱的共產黨員,辦事不遺餘力。我們讓他當「紅色樂隊」的交通員。他騎輛摩托,到處走動。什麼荒村野店,他都有熟人。要僻靜的去處,他有門道,又善於收羅聯絡員。
  他向我推薦他新收的一個年輕人,說是可以成為出色的情報員。我見過以後,給他頭一個任務是把一隻沉重而上了鎖的箱子從安特衛普運到岡城去。他不知道箱子裡裝的是什麼。一路上由包布陪送。
  過了幾天,我聽到一些風聲,引起了我懷疑:這位年輕的「候選人」告訴他的朋友說,他運了一箱軍火。當然,他也曾一再叮嚀叫人絕對保密。後果如何,自然不在話下了。這人既愛多嘴,又好吹牛,當然成績好不了。我當下便把箱子的鑰匙,交給了這個年輕人和包布,告訴他們箱子裡裝的東西,指示就在箱子裡。
  小伙子急忙打開箱子,原來是一箱石子。
  考試沒有及格。這種測驗能讓我們知道來人靠得住靠不住。
  另外一次,包布搞得比較得法。他給我們帶來一位猶太姑娘,名叫薩拉·哥爾德堡( 別號黎莉) ,打算叫她收發報。她本來已經參加一個青年共產黨員的抗敵組織。這些人都是給德蘇條約搞迷糊了的。
  包布開門見山的對她說,「這門工作十分危險,最好讓你充分意識到幹這個的很少有好下場。」
  薩拉同意一起幹。可是對她原來的戰友們有必要做個交代。她編了一套,說是她開始意識到工作的危險性,她本來膽於就小,還是不搞的好。可是誰也不信她這一套。那也只好由他們去了。我們很快就教會她收發報。萬一包布出了事,馬上便由她接替。
  芭爾察又為西梅克斯公司引進她一位遠房兄弟,捷克人,名叫亨利·勞赫。他時常給我們提供很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但是,過不多久,我就懷疑他同時也給英國人搞情報。我儘管不反對,畢竟還是叮囑他把兩個方面的活動分開。
  阿拉莫有一位朋友是畫家,名叫比爾,霍力克。他出面替我們租房子,很給我們幫了忙。
  還有奧古斯特·賽策,是位愛國志士,本來就搞無線電專業。他為我們在奧斯坦德市裝配了一台備用的發報機。這樣,比利時小組便滿員了。
  我們在荷蘭的基地,有十二位戰士,由溫特林克領導。
  這個小組有三台發報機,發送當地搜集的情報,主要是柏林小組送來的材料。
  第六章 在第三帝國的心臟裡面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不久,一位德國貴族青年,名叫哈羅·舒爾茨·波森。大名鼎鼎的海軍上將提爾匹茨,乃是他的叔祖。波森有個朋友,叫做艾倫格,是猶太人。有一天,他倆在一起被納粹衝鋒隊逮住。好幾年來,波森一直經營一家雜誌。艾倫格是編輯之一。這家雜誌不分門戶,不管什麼傾向的文章,它都登載。不過,雜誌的名稱到底還是別緻。它名叫做《對手》。對手就是納粹。
  納粹已經在德國大獲全勝。衝鋒隊則是「治人者」,天生貴人的急先鋒。由於波森和艾倫格一夥人長期猛烈抨擊納粹黨和納粹黨魁,納粹衝鋒隊勢必要跟他們算賬。他們這門拿手的把戲既有先驅,也有教師爺,那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法西斯的「討伐隊」。
  衝鋒隊把他們倆逮住以後,大發獸性,先把他倆的上身衣服剝光,然後叫他們從兩列手揮馬鞭的人中間走過去。走了一遍,再走一遍,打得體無完膚。剛要罷手,波森回過頭去向劊子手們叫道:「你們何妨再來一遍! 」
  走完了這一遍,他向衝鋒隊長行個禮,說道:「這一遍是我請客。」
  納粹黨徒一個個目瞪口呆,走攏來說:「跟我們一道干吧。你這樣有骨氣的人,本來就是我們的人嘛! 」
  就在這時候,他們又撲向艾倫格,當著波森的面,把他處死。艾倫格是猶太人嘛……
  後來,波森告訴他的朋友們說:「艾倫格遇難,使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這對波森來說,叫做覆水難收。
  納粹奪得政權以後,剛毅的人決計投身地下抵抗。波森首先成立組織,成員有:作家根室·魏森堡,大夫愛爾菲拉·保爾,吉賽爾·馮·貝爾妮茨,瓦爾特·庫亨邁斯特,還有舒馬赫夫婦:庫爾特和愛麗莎白。後來又添了些生力軍。
  1936年,波森結婚。新夫人是奧倫堡郡王的孫女。郡王府裡有一位熟客,就是日後那位大名鼎鼎的赫爾曼·戈林元帥。這位元帥很關照波森,特地保送他進戈林研究所,從事最尖端的軍事研究。波森青雲直上,等到大戰爆發,他已經在航空部佔有關鍵性的崗位。他利用這種有利條件,越發全身投入地下抵抗。1939年,他的地下組織與阿爾維德·哈納克的組織合併。
  波森的鬥爭激情,熱烈洋溢,而哈納克則特別沉著,善於思考問題。他比波森年紀大一些,家庭是大學裡教書的。
  他自己是哲學博士,留學美國學經濟。他在美國和一位文學教授菲希姑娘結了婚,回國後,進經濟部工作。1936年,蘇聯方面跟他搭上關係,他的職位已經很高,可是沒有什麼機會發揮他的才能,因為,當時斯大林禁止情報人員在德國搞情報,借口是怕中別人的離間計。
  後來,波森和哈納克的情報小組裡又添進了一位作家,名叫亞當·庫霍夫。他寫的劇本《淘氣鬼梯兒》,出了大名。他的夫人格蕾達也加入了組織。還有格林博士,社會黨人,曾在普魯士當過部長。約翰·謝格則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德共《紅旗》報的編輯。還有漢斯·柯比,亨利希·謝爾,包頓希萊格,瑛娜·英頓……都曾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戰爭一爆發,波森——哈納克小組裡面最精幹的組員都派出去搞情報工作。實際上,這個小組的抵抗活動並沒有跟「紅色樂隊」徹底分開,兩個組織都由波森領導,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誤,後來要吃大苦頭。抵抗小組的活動,在德國首都裡並非覺察不出的。他們把傳單發在郵政信箱裡,貼標語,出一份報紙,用了五種文字,還在戰俘營裡搞「內部戰線」。他們的工作,並不限於宣傳。他們還組織逃亡網,幫助猶太人和戰俘逃亡,跟外國工人聯繫,打進工廠企業,暗中破壞兵工生產。場面比較大的是一次破壞展覽會的活動。這個展覽會是戈培爾的手下人搞的,名叫「蘇聯樂園」。
  有一天深夜,柏林各處牆上都貼了告示,大書特書:「納粹樂園,等於戰爭,饑荒,欺騙,蓋世太保。壽命到底還有多長? 」
  在1942年第三帝國的首都,搞這樣的活動,能有人相信嗎? 波森要到1941年才與蘇聯情報系統取得有效的聯繫。他在1936年,曾一旦身手。他把一份名單交給蘇聯大使館,名單上登的都是打進了西班牙國際縱隊的納粹特務。在侵略波蘭以前幾天,他又把德軍的攻擊計劃交給駐柏林的蘇聯大使館。
  戰爭開始以後,波森利用他在航空部的地位,搜集了許多情報。他還有好幾個助手。一個是上校艾爾溫.蓋爾茨。他是空軍干訓第三組組長。一個是約翰·格朗本,在麥賽希密特飛機製造廠工作。一個是霍斯特·海爾曼。他原本是納粹青年團員,在沃克博土那兒管機要密電。沃克這個人,下文還要提到池。一個是赫伯特·高裡諾大。他領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在蘇聯後方作戰的傘兵隊。
  至於哈納克呢,他能接觸到最機密的工業生產,包括軍事生產。
  這足以說明「紅色樂隊」柏林小組的地位有多麼重要。
  無可否認,德國國內的抵抗戰士在反對納粹的戰鬥中,曾經起了多麼特殊的作用。當然,法國人、比國人、波蘭人,捷克人,投身於這樣的戰鬥,並不引起什麼良心問題。不僅如此,對他們來說,這乃是他們職責所在。可是,對一個德國人來說,這不算叛國,還能算是什麼呢? 在這上面,波森和哈納克早有成竹在胸。他們對於納粹的滔天罪惡,比誰都富有切身經歷,對於納粹得勝的後果,也有充分的估計:那就是全世界將沉淪於黑暗之中。他們深知,只有盟國的軍隊能夠殲此孽畜,但是他們也意識到,處於德國心臟部門,像他們那樣的人能給盟軍參謀部以多大的臂助。所以他們便作出了這樣的抉擇。
  我很明白他們的抉擇在今天是備受責難的。在德意志聯邦,人們很傾向於把他們當作賣國賊。而為英國人搞情報的,卻頌揚備至,尊之為英雄豪傑。彷彿跟蘇聯合作就不算為同一勝利出過氣力!
  第七章 大老闆的死信念
  我們到英國去……
  法國軍隊崩潰以後,德軍士兵最愛唱的一首歌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納粹參謀部究竟目的何在。希特勒的將領們,以齊羅夫密碼為名,加緊擬定進攻英倫三島的計劃。8 月裡,德軍最高指揮部下令陸、海、空三軍對英國發動攻勢。9 月7 日,倫敦首遭空襲轟炸。接連六十五夜,英國人一直在防空壕裡睡覺。誰都認為德軍登陸已經迫在眉睫。
  10月12日,起了一場戲劇性的變化。希特勒下令延期執行齊羅夫作戰計劃。我馬上就得到了這個消息,因為我們有幾個情報員手裡有德軍通行證,可以出入大西洋海岸。而且緊急的備戰活動一下子停了下來也是顯而易見的。軍艦開走了,來的是些舊貨輪。更重要的是,本來準備渡海登陸的師團一一撤走。我打電報給情報中心,報告德軍放棄進攻英國,延期多久,尚無分曉。過不多時,我們有了確息:部隊都往東開拔。德軍第四,第十二,第十八,三個師本來駐紮在大西洋邊,現在都開往波蘭,駐在波茲南附近。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簽發第二十一號指令,就是一般人知道的「紅鬍子」作戰計劃。這個計劃開頭一句話便說得十分明白:「德軍必須準備就緒,在對英戰事尚未結束以前,即行對蘇聯發動閃電戰。」理查·索爾格立即報告情報中心,並且附送了一份指令的抄本。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去了,紅軍情報部的領導陸續接到德軍備戰的新消息。1941年初,波森把作戰計劃的詳細部署都報告到情報中心。這些部署是:大規模轟炸列寧格勒,基輔,維堡……出動師團的具體數字等等,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同年2 月,我發出一份詳細的電報,報告德軍從法國、比利時抽調了多少個師派往東線。5 月裡,我托駐在維希的蘇聯武官蘇斯洛巴羅夫轉送出一份原定的攻擊計劃情報,並且指明原定5 月15日發動攻勢,後來改期,以及最後決定的攻擊日期。5 月12日索爾格通知莫斯科,說是德軍在邊界線上集中了一百五十個師。5 月15日,他又報告發動攻勢的日期已經定為6 月21日。波森從柏林送出的情報也證實了這個日期。
  這些消息並非只有蘇聯的情報機關知道,1941年2 月11日,羅斯福便把「紅鬍子」作戰計劃交給了蘇聯大使。消息是美國的情報人員搞到的。6 月10日,英國外交次長賈德干也提供了同樣的情報。蘇聯的情報人員,則在與波蘭和羅馬尼亞接壤的邊境地區,發出了軍隊集中的詳細報告。
  哪怕在大白天,誰要緊閉著雙眼,照樣什麼也瞧不見。
  斯大林和他的左右親信便是一例。這位總司令只相信自己的政治嗅覺,不相信桌上成堆的秘密報告。可是他的嗅覺也不見得怎麼樣。他深信跟德國簽的條約必能天長地久,傳之萬世,嘴裡便叭嗒叭嗒抽起太平煙來,趕快把戰斧埋進地裡,恨不得再也別挖出來使喚。
  大戰結束已經三十多年,格列哥夫元帥在蘇聯一本歷史刊物裡,正式追認當時接到的情報是有價值的。他寫道:「蘇聯的情報組織曾經及時地打聽到德軍進攻蘇聯的確切日期,並且及時地發出了警報。關於希特勒德國的軍事潛力,兵員的確數,武器的數量以及德軍總部的戰略計劃,蘇聯的情報組織都提供了準確的材料。」
  格列哥夫元帥做出這樣的聲明,真是最恰當不過。他從1940年6 月到1941年?月,一直擔任紅軍情報首長。也許他也能夠說明總部既然情況瞭如指掌,為什麼德軍一擊,便如同摧枯拉朽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消看一看1941年3 月20口,格列哥夫本人發給他部下的通知。內中有這麼一句話:「任何材料,凡是胡說什麼戰爭迫在眉睫等等,一律應該認為是英國方面搞的鬼,甚至是德國人用的計。」
  在許多極重要的密電上,有的是索爾格發的,有的是波森發的,有的是特雷伯發的,不分青紅皂白,格列哥夫一概在文件邊上批註:「雙重特務」,或者批上「英國消息」。
  格列哥夫元帥並非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需要像他那樣玫寫歷史的人還為數不少呢!
  1972年,莫斯科開過一次會,討論歷史學家奈克利奇寫的一本書,名叫《1941年6 月22日》:會上有蘇斯洛巴羅夫發言。他說,他那時候正在維希當武官,曾經報告莫斯科德軍進犯,業已箭在弦上。可惜我沒能親去作證,讓這位武官大人不得不謙虛一些。事實是這樣;每逢我去向他提供有關德軍備戰的材料時,他總是故作謙恭地拍拍我的肩膀,哼哼哈哈,說是:「可憐的老弟,你的電報我會發的,不過完全為了顧全你的面子罷了。」
  1941年6 月21日,我們接到馬克西莫維奇和波森的通知,證實了德軍在第二天即行發動進攻。這時候讓紅軍緊急備戰,還是來得及的。我馬上跟萊奧·格羅斯沃格爾趕到維希。
  而那位武官大人呢? 他照樣不肯相信,反而想說服我們。他說道:「你們完全搞錯啦。我今天碰見日本武官。他剛從柏林回來。他說德國根本不準備打仗。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
  我卻寧可相信我的情報員,堅持要那武官把我的電報發出去。深夜回到旅館,天亮前四點鐘,旅館經理大呼小叫,把我吵醒:「完啦,吉伯特先生,德國打進蘇聯啦! 」
  蘇聯大使館武官處,空軍武官佛洛秀克,在開戰前幾個小時,離開莫斯科,於23日回到維希。他告訴我說,他動身前被局長找去,叫他轉告我:「你去對奧托說;德國立即進犯的消息,已經報告大老闆。大老闆覺得奇怪;象奧托這樣一把情報老手,怎能中了英國宣傳的毒? 你去再一次告訴他,大老闆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在1914年以前,決不可能跟德國打起來。」
  大老闆斯大林不可動搖的信念要叫人吃不知多大的苦頭……德國攻勢一開始,他不顧一切顯而易見的事實,嚴禁部下還手。理由是他深信有人在挑釁。絕對不能上當。可是,挑釁的是誰呢? 目的何在呢? 玄之又玄……堅信的人只有他一個,而又強迫別人都相信他的信念。結果是飛機場被炸,飛機在地面毀掉。德國飛機掌握了制空權,把平川地變成蘇聯坦克的墳場。兵團司令接到斯大林的嚴令,不准部下緊急備戰,到了22日晚上才接到命令把敵軍逐出國土。這時候,德軍裝甲師已經深入蘇境幾百公里。
  一直弄到全國人民自我犧牲,奮起抗敵,才把戰局扭轉過來。儘管這樣,錯誤畢竟導致了幾百萬俄國人的死亡,而且延長了戰爭。
  蘇德戰爭初期,同志們和我都身歷其境。我們的心情十分複雜。
  紅軍吃敗仗,我們當然著急。但是我們指靠人民的勇敢,蘇聯人力,物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精神上,我該說這是主要的,我們放下了一個大包袱。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始終不同意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我們是搞情報的,我們也不相信這個條約能長命百歲。而戰爭一打響,問題便清楚了,蘇聯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戰鬥。因此,我們加倍的鬥志昂揚,幹勁十足。我們必須準備就緒,盡量收集軍事情報,經濟和政治消息,為勝利添磚加瓦。
  第八章 奏樂
  真正打勝仗的是蘇聯步兵,他們在斯大林格勒的冰雪裡把腳凍爛。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他們把鼻子埋在奧馬哈海灘的紅沙裡。是南斯拉夫,希臘出沒山林的游擊隊。……不管什麼情報組織,都決定不了戰局。索爾格也罷,拉多『也罷,特雷伯也罷,誰也起不了決定性作用。他們不過是第一線的游擊戰士,憑仗同志們的耿耿忠心,不遺餘力地為最後勝利盡一分力氣」。我覺得先把話說清楚是有好處的。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必需及早解答。簡單說:「虹色樂隊」固然很好,不過,要它幹什麼呢? 這是一批勇敢的人,貼在敵人身邊搞情報,搞材料。這也很好。不過,這是些何等樣人呢? 有些什麼本領呢? 我在上文已經舉過一些例子,下文講下去還要舉出一些見證人,來證明我們怎樣採取直接行動,用些什麼方式方法,把情報搞得越多越好。
  從1940年到1943年,「紅色樂隊」的吹鼓手」,向情報中心打過報告一千五百份左右。
  第一類報告是有關敵人的物質力量:兵工生產、原料,運輸、新武器。在這方面,「紅色樂隊」很顯了神通。德國的新戰車老虎式T6,圖樣絕對機密,可是我們弄到了手,馬上送到莫斯科,讓蘇聯的工廠爭取時間,製成了KV型新坦克,優越性全都超過德國製品。KV型戰車在戰場上一試身手,就叫德軍總部大吃一驚,並且吃了大虧。
  1941年秋天,情報中心接到第三十七號報告:「ME110 型麥賽希密特飛機日產九到十架。而在東戰場卻每天平均損失四十架。」這個加減乘除是很容易做的。
  1941年年底,我通知局長說;  「麥賽希密特飛機廠趕製一種新型殲擊機已經有三個月。發動機是新式的,時速可達九百公里。新飛機的圖案拍成微型膠卷,首途莫斯科。」過了幾個月,蘇聯飛機廠也製成一種新型殲擊機,性能超過德國。
  第二類報告則有關戰局。師團確數,武器配備,攻擊方案。
  舉例來說,1941年12月10日,第四十二號報告指出;  「鎔閏空軍第一第二線共有飛機21,500 架。其中運輸機6 ,258 架。
  東戰場現有9 ,000 架。」
  另如;  a1941 年11月,來源蘇珊。德軍總部建議冬季戰線南起羅斯托夫,中經伊秋木,庫爾斯克,奧略爾,布刊揚斯克,諾夫格勒,北至列寧格勒。」
  幾天以後續報:  「希特勒批駁了總部建議,下令向莫斯科發起第六次攻勢,並在這一戰區赴以全力。」
  1942年年底,報告指出:「在意大利,各戰區指揮部開始抵制黨的指示。推翻墨索里尼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德軍正在慕尼黑和英斯勃魯克集中,準備干涉。」
  此外,情報組主要負責人經常分析綜合局勢,進行推斷,例如:    「德軍領導集團認為,東戰場閃電戰業已失敗,德國已失掉必勝信心。各種傾向都要希特勒與英國單獨媾和。德軍總部將領等認為戰事將延續三十個月,然後以妥協告終。」
  誰要認為;索爾格呀,波森呀,特雷伯呀,他們打回去的報告都被莫斯科視為經典,那就大錯特錯了。凡是情報中心接到的材料:都先經過譯電處,然後由一批軍事和政治專家精選,查證,再和其他不同來源的材料相互對證。比方說,我在1940年秋天報告德軍三個師從大西洋沿岸抽調前往波蘭。情報中心同時也接到運兵火車司機情報組的報告,以及波蘭情報組的報告,證實了我的消息。
  1941年秋天,紅軍處境危急。德軍在五個月內,推進一千二百公里。
  基輔失守,德軍開進烏克蘭這個糧倉。往南,曼斯坦將軍打下了黑海濱海地區。在北方,列寧格勒四面楚歌。在德軍中路,斯摩稜斯克陷落,莫斯科已經無險可守。
  希特勒發出勝利的戰報,宣稱:「俄軍就殲,莫斯科指日可下。" 德軍總部著手制訂計劃,佔領蘇聯首都,並且另設行政體系,取代舊機關。希特勒確信莫斯科陷落,軍民鬥志就將一掃而光,斯大林不得不屈膝投降。他在東普魯士,拉斯頓堡統帥部,召集麾下將領,再訂攻擊計劃。他主張正面直取莫斯科,而參謀部則主張包抄合圍:第四軍和第三軍經過大迂迴,大包抄,在莫斯科後方接合。結果是這一計劃佔了上風。
  我今天已經可以透露「紅色樂隊」的一位戰士當時曾經參加了這一次最高軍事會議。會場有一位速記員詳細記錄了希特勒和眾將領的發言,而這位速記員正就是波森小組的成員。蘇軍總部對於德軍這一次攻勢瞭如指掌,乃得對症下藥,策劃反攻,從而擊退了德軍。還是這一位速記員,提前九個月,便報告德軍將進攻高加索。1941年11月12日情報中心接到報告如下:「第三號方案以高加索為目標。原定11月行動,現改1942年春季。5 月1 日,部隊應全部佈置就緒。自2 月1 日起,後勤部將全力以赴。出擊高加索兵力的各個基地展開如下:羅佐瓦亞,巴拉克萊沙,組古耶夫,貝爾戈羅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諾格勒。總部設在哈爾柯夫。詳續。。
  1942年5 月12日,專差趕到莫斯科送交我的微型膠卷,上有攻勢軸心的一切情報。高加索全部地區應於8 月佔領完畢,以便守住巴庫及其油田。攻擊將以斯大林格勒為主要目標。
  7 月12日,斯大林格勒戰區成立指揮部,由鐵木真戈將軍領導。陷阱安排就緒,就等德軍自投羅網。
  第九章 費爾南·包利奧爾
  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保證通信聯絡。不言而喻,假如沒有通信設備,堆積許多情報消息又有什麼用處呢? 對一個情報網來說,通信聯絡等於潛水員需要氧氣。只要氣管失靈,人就馬上悶死。
  必須承認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我們水下和水面隔絕,通信聯絡還沒有搞好。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情報中心對這個問題重視不夠。收發報員都缺乏。
  隨後,「紅色樂隊」逐漸搞到了設備,佈置了人員。柏林有三架發報機。比國有三架。荷蘭有三架。短時間內,法國還默不作聲。我很著急,切望法國趕快參加這個電波的協奏會。    我們掌握的通信手段並不限於無線電。首先,並不是什麼情報都能由電台發出去。港口設備的圖紙,要塞圖紙,軍用地圖,機構組織圖等等都沒法用電報打出去。碰到這樣一些材料,我們用化學墨水,主要還是用微型膠卷。直到1941年6 月為止,絕大部分在法國收集到的材料,都交由蘇聯駐維希的武官蘇斯洛巴羅夫轉出去。我們絕對避免身上帶著材料越過分界線。我和萊奧想出了一個辦法,並且由我們倆最先使用。先租一問臥鋪車廂。另外一名組員再去租一間車廂,最好兩間有門可通。兩間裡面有一間空著。檢查員一走,情報員便離開自己的車廂,走進另外一間,把藏著微型膠卷的筆塞進電棒裡,然後返回自己的車廂。
  車到磨坊站,要過分界線,交通員和他帶的行李自然都受檢查。德國憲兵打開車廂,裡面沒有人,憲兵不用停留,隨即走了過去。過了分界線,交通員只消進去取回藏著微型膠卷的筆,那便萬事大吉了。
  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兩家公司的經理和職員都帶得有多特工程局的證件,他們來往十分方便。另外一些交通員也很別緻。負責柏林跟比京之間通信聯絡的女交通員,名叫瑛娜·英頓。她長得十分美貌,在時裝公司當模特兒。希特勒的情婦艾娃·布朗以及納粹大官們的夫人都在那家時裝公司定製衣裙。還有一個茜蒙·費特,在巴黎當比利時商會職員,負責巴黎和比京之間的通信聯絡。她只要把信件交給比京交易所的聯絡員,這人就會負責轉送。我們還利用一位開過分界線的火車的司機。還有渡海開往斯堪的納維亞輪船上的海員。
  自從東戰場戰事開始以後,我們的行動迅速發展。原來那種手工業操作法不頂事了。不管那些竅門有多麼巧妙,多麼有效,多麼富於想像,多麼像偵探小說,畢竟再也不夠用了。我們情報組的材料不僅數量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要求迅速。蘇聯投入戰鬥以後,武官蘇斯洛巴羅夫離開了維希。
  唯一可用的只剩下了比京的聯絡站。但是在那兒發報卻靠不住。安全上,功效上靠不住。
  因此,我們急需在法國設置通訊站。我要求局長聯繫法共電台的負責人,讓我去找他,相信一定能夠給我臂助。局長同意了。就這樣我和費爾南·包利奧爾訂了約會。他的代號叫杜伐爾。
  我們倆頭一次見面便十分滿意。我覺得他真算得人地兩宜。他身上有一股子熱氣,叫我一見傾心。儘管他在法共黨內負有重要責任,畢竟還是答應了為我們找電台,訓練報務員。
  他是南方人,老是樂呵呵的談笑風生。不管任務有多麼艱巨,他總是笑瞇瞇地擔負起來,笑容就像他家鄉的太陽那樣明亮溫暖。他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裡,孩子們拿《人道報》來識字。他很早便是共青團的積極分子,因為嚮往航海,進了馬賽的水文學校,畢業後當商船報務員。他在海軍服役三年,上了黑名單,退伍後沒法找到工作。
  就在這個時期,他投身於新聞工作,用全部時間為國際紅色救護組織的喉舌《保衛》寫文章,同時還為龍河口的黨組織到各地去做演講。1936年,法共在馬賽創辦雙週刊《紅色南方》,可是經費分文無著。他卻不在乎,仍然當了總編輯,憑他對新聞事業的愛好,奔走呼號,不管是找印剛廠,還是當跑街,反正什麼都干。就憑他的這份勁頭,讀者越來越多。有人說,《紅色南方》名雖叫雙週刊,實際上卻一周出雙期。這是獨一無二的。
  戰爭一爆發,包利奧爾便奉命搞無線電偵查。老天爺真會開玩笑!日後的法共電台負責人身兼「紅色樂隊」的電台負責人,居然負責偵查地下電台。復員後,他馬上參加抗敵組織,著手建立秘密電台,並且培養報務人員。
  法共給我們的這份厚禮非常重要。我們是十分明白的。
  包利奧爾很快就裝好一部電台。至於報務員呢,蘇聯武官蘇斯洛巴羅夫讓我去跟索科爾夫婦取得聯繫。
  索科爾兩口子是同鄉。他們的家鄉在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瓜分了波蘭以後,歸併入蘇聯。他們便申請到蘇聯領土上去定居。他們兩口子,男的叫赫爾什,是位醫生,女的叫密拉,是社會科學博士,然而在申請書裡,卻填寫了自己的職業是修理無線電,因為他們知道蘇聯需要技工,這樣填寫職業比填真的較易錄取。
  蘇聯駐維希的大使館接到了申請書,便轉給武官處。武官處知道我要報務員,就把他倆介紹給我。
  兩人都是老共產黨員,一聽我的話,毫不猶豫,就讓包利奧爾負責培訓。成績之快,打破紀錄,收發報工作很快就搞起來。1941年年底,包利奧爾又收了七個徒弟:五個西班牙人,加上吉羅兩口子。短短幾個月打破紀錄,在法國的「紅色樂隊」已經能夠上場演奏了。我得補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報告,都由包利奧爾通過特殊聯絡線,由法共地下中央轉發。這事,下文再談……
  就在這時候,情報中心叫我聯繫羅賓遜。這位是第三國際地下活動的老手,曾經參加過羅莎·盧森堡組織的斯巴達·克小組。他在西歐定居已久,跟情報中心的聯繫早巳中斷。
  局長讓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該不該和他恢復聯繫。
  他對我解釋說:  「自從蘇聯清洗了情報組織,我就跟情報中心斷了聯繫。1938年,我在莫斯科,親眼瞧著好人被清洗,我沒法再同意……現在,我跟戴高樂的代表有往來,可是我知道情報中心是禁止這種關係的……」
  我對他說:「告訴你罷,莫斯科干的那檔子事,我也不同意。柏爾青和他的部下全都清洗掉實在叫我痛心。不過,現在卻不是算老賬的時候。我們眼下正在打仗。過去的事姑且放下,咱們先在一起戰鬥。你共產黨員當了一輩子,不能為了對情報中心有意見就不當共產黨員了吧? 」
  我的話打動了他,我很高興。當時他提出了這麼一個建議:「我有一座電台和發報機,可是說什麼也不能出危險。
  咱們約好了定期接頭,我把我的消息編成密碼,交給你打給情報中心……」
  局長接受了他的建議。羅賓遜的情報源源而至。我在物質上給他資助,因為他生活相當困難。但是他從來沒有參加「紅色樂隊」。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會我。約會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重要。
  他告訴我說;  「我跟倫敦有聯繫,你是知道的。現在有一個戴高樂的代表在這兒,他想會會法共領導。"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嗎? 」
  「因為戴高樂要法共派一個聯絡員去。法共領導隱蔽得十分嚴密,來人跑了整整三個星期,連門兒也沒有。」
  我立即答應他想辦法。因為我在兩天以內可以會見法共聯絡員米歇,我把事情告訴了他,隨後定下了約會。
  這是倫敦方面頭一次跟法共地下領導接上關係。
  第十章 我的雙重生涯
  關於當間諜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彷彿特工人員都上過什麼專門學校,學會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來的特工人員在大學裡學習特工,就像別人學數學那樣。畢業時拿了文憑,這位特務博士便周遊世界,以實踐考證理論。這樣想法的人卻忘記了特工的規律跟數學、哲學的規律不一樣,而且一般說來是不見經傳的。
  拿我個人來說,我從來沒有上過什麼間諜課,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自修生。我的學校就是黨的戰士生涯。要領導一個象「紅色樂隊」那樣的情報網,最好的培養便是在我參加搞情報工作以前二十年風雨飄搖的生涯,有時還是地下生涯。地下活動,我是在波蘭和巴勒斯坦學會的。這種無法代替的經驗,比什麼學習班都強。我那些老朋友,格羅斯沃格爾、卡茨為建立和發展我們這個情報網起過決定性的作用。
  搞情報也需要這樣的得心應手,富有想像力。肯特是一位「間諜學院」應屆畢業生,走進巴黎郊區一家普通的酒吧間,要了一份茶,跟周圍的人都開玩笑,特別引人注目。搞情報的人卻不興這樣呀。大概在學院裡,老師們忘了告訴他「紅葡萄酒痕跡難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麼隱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決不突出。在這個階段,重在隱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亞當·密克勒,我當真就成了個亞當·密克勒。哪怕最細心,最堅忍的觀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裡,飯館裡常見的商人有什麼兩樣。    要裝得逼真,非精通當地情況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圍環境、自己處境以及職業風俗。亞當·密克勒不是從魁北克來的嗎? 我能夠成天談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聽不出破綻來。
  在比京的時候,露芭和一個兒子同在一起,對我混進當地社會很有幫助。戰爭爆發,德軍佔領了法國,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並沒有變動,依然名叫讓·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股東,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羅尼街。鄰居和門房都把我看做比國工業家,和我打招呼。
  我一個人住兩處公開的套間,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喬琪·德·溫特絕對不上那兒去。她在1941年秋天離開比利時。自從美國參戰,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在比加爾區,後來又在維西奈租了一處別墅。她為人沉靜,敏慧,只知道我反對納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羅斯沃格爾偶爾到普羅尼街寓所來。有一天晚上,宵禁開始,他沒法只得住下。從此,那位和氣迎人的門房,便公然向我板臉。過了兩三個星期,又有一位婦女來看我,第二天門房見了我,就滿臉堆笑。我心中納悶,不免向她問個明白。她說:「吉伯特先生,我認為您是規矩人,可是來了男人在您家過夜。昨天來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還以為您不太正常呢。」
  讓·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幾次。公司設在香什裡大街。除了格羅斯沃格爾、科爾班,卡茨和蘇珊.廣德以外,職員們都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在他們心目中,我只是一個企業家。帶犯禁的東西到公司去當然是絕對不准許的,特別是在那兒談情報工作。隱蔽一定要毫無破綻。為了跟德國人訂重要合同,格羅斯沃格爾往往設宴款待,不拘形跡。
  多特工程局的投機商,最喜歡一家俄國菜館,東家叫柯爾尼洛夫。還有一家猶太飯館,乃是佔領軍保存下來由他們專用的。每逢這樣的宴會,我們非得加倍小心,五官並用。為了謹慎起見,我先喝一口橄欖油,再吞一匙黃油,免得喝醉。
  因為胃裡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終清醒穩重。不用說,我們請的客人卻不是這樣。我的裁縫,理髮師,酒店飯館掌櫃,我都跟他們公開打交道。他們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則嘴裡叼著雪茄煙,慷慨地給小費。
  在這樣一位人物背後,經常附著「紅色樂隊」的指揮。
  可是在吉伯特和奧托之間,卻隔著一堵密封的牆壁。危險正在於兩人之間的過渡。所以,在吉舊特鑽進陰影的時候,誰也不許跟在後面。
  我們佈置了「隱蔽所」二十到二十五處。我每星期分兩次去兩處,一般都是郊區的別墅,都是由格羅斯沃格爾精心選中的。卡茨和他通過一系列約會,收齊材料,然後送給我編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壓縮成簡明的情報,分編為四份或五份電報。這個工作起碼要搞一整天。聯絡員拿了稿子,交給譯電員。一般由維拉·阿克曼交給索科爾夫婦,用電台發出去。每一個環節都層層隔離。組員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對這種組織來說,性命攸關的東西便是通信聯絡。
  所以我們一開始便特別注意約會的技巧。
  最安全不過的是兩個人在自然的場合會面。比方說,1939年露芭和肯特會面,非常自然,因為他倆當時都在比京大學上學。利用學校條件最為優越。不然,為了赴約,兩個人各自都得提前離家,在街上遛達。而在學校會面,各人只消照舊幹著各人的事,盡量別到會晤地點去遛達。原則上,乘地道車最好坐最末一節,最後才下車,這樣才便於觀察前面下車的乘客,自己卻沒人能跟蹤。換了車,再來這麼一套,直到確實知道背後實在沒人盯梢。兩個聯絡員這才各人找預先指定的公用電話,檢查一下電話本,看看約好的暗號是否做了記號。比方說第十行,第十號畫了一畫,等於說太平無事。
  會晤本身,看上去應該出於偶然,最長不過幾秒鐘,一般都在地鐵過道裡進行。我有時在游泳池裡約會人,只消兩個更衣間連接在一起,而中間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這種條件下交換文件,確實十分理想。稍為變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較冷清的咖啡店和飯館的盥洗室。兩位情報員也可以在劇院碰頭。當然,兩個人是素不相識的,碰頭純出偶然,各人的戲票也是別人代買的。
  這種輾轉投遞的情報,一般寫在極薄的紙上。重要消息則用化學墨水書寫在一封無足輕重的書柬行距中間,有時候,情報員投遞情報,彼此卻不用見面。一方面把包裹擱在約好的地方,諸如樹腳下,銅像腳下,另外一個人則稍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規矩,我們從不用電話談工作。
  在比京的時候,我把電話號碼告訴了肯特,並一再叮嚀,若非大禍臨頭,萬萬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剛回家,只聽見露芭在打電話。原來是肯特在跟她講雞毛蒜皮。我記得很清楚,我為了這件事大發雷霆。對我們來說,電話不過是一種檢查手段。每逢發完了報,我往往打一個電話到發報的公寓或別墅去。一聽到熟悉的答話聲音,我馬上把話筒掛上,這說明一切進行順利。有時候我也用暗號,比方說:「喂!某某先生住在這兒嗎? 」  「他不住在這兒,你搞錯了。」譯成明碼就是說:「太平無事。」萬一非打電話不可,那就說反話。「我離開巴黎」就是說「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來」就是說「我星期六在」。因為我們絕對不說真日子、真鐘點。時間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我們搞聯絡的技巧也與日俱進。1941年,我們幾乎已經爐火純青。機器開動,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報的人跟別人一樣,各有弱點,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愛汽車。可是我們一般不用汽車,因為領執照,出車禍等等,都會招惹麻煩。我很喜歡阿拉莫,所以為他開一個例。他開起跑車來好似開飛機。有一天,他送我去諾克,跑車當真飛了起來。我出了汽車,車子已經不成東西,我就是一聲不吭。阿拉莫瞅著我大叫:「你罵我吧! 罵我吧! 我差一點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說什麼? 傻瓜,你連一輛汽車都不會開。」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賭錢也不行,情報員整夜玩牌,乃是最壞不過的。棘手的是男女問題。又是那個阿拉莫,他有一天來跟我說:    「告訴你,奧托,我實在悶得慌。我當然願意服從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別人在莫斯科怎樣對你說的? 」
  「不准跟女人發生關係。」
  「噢,你還沒有動身就騸了。你想幹就干。我只給你出三個主意:別去窯子,別著迷,別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辦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纏上了女人,真是後患無窮。白天,我們還能掌握自己的言談,舉止。可是,夜裡誰能一定不說夢話呢? 對我來說,講話還不算短處。我講法語,口音特重,語法也不怎麼樣,可是,我是比國人嘛,有什麼稀罕呢? 不過,也不一定逃得過細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張張來赴約。他對我說:「我讓人看破了。我打電話租房子,房東問我是不是俄國人。」
  「你把對他講的話再說一遍。」
  「先『傷』,您好。」
  我打斷他說:「這就夠了。」
  房東認識俄國人,知道他們口音的特點,說不好「先生」。
  這些小事故沒什麼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說遲早不會由於這些小事情讓蓋世太保發現我們的蹤跡。
  第十一章阿特雷巴德街-101號
  1941年6 月26日,3 點58分,東普魯士,克朗茨監聽站值班員收到密報:「KLHDE PTX 2606 0330 32 WES N 14 KBV……」
  接著又是五個碼,三十二組:"AR 50 385 KLK DE PTX ……」
  收報員記錄下來。一時,報文是什麼意思? 誰發? 誰收? 都莫名其妙。若說是從銀河發來的,也未始不可。
  從戰爭一開始,霄漢之間,電波嘈雜。各國特工各用密碼交談,有的發命令,有的收回成命,有的傳送情報。德國的監聽站林立。克朗茨監聽站不過是其中之一。夜裡老聽到小樂曲,一般都是為了取悅於英國人的耳朵。可是這一次呢? 這一次卻不會迎合英國「聽眾」的口味。
  整整三個月,一直到1941年9 月底,德國人截獲二百五十份樂章。到了這時候,德國人才確實知道這些神秘的,翻譯不出來的電報,都是發往莫斯科去的。
  原來全都是「紅色樂隊」的電報。
  德軍總部接到專家們的報告,真好比響了個晴天霹靂。
  什麼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想不到莫斯科。德軍情報部和保安局不是老說在德國本部,或是在德占區蘇聯一個情報組織也沒有嗎? 他們到底有什麼根據把話說得那麼樣有板有眼呢? 根據他們知道斯大林下的命令,禁止特工人員在德國境內搞情報。在頭一次截獲密電的1941年6 月夜裡,德蘇破裂還只有五天。
  短短五天就夠落實斯大林發下去的新命令嗎? 「紅鬍子」
  作戰計劃投入行動的時候,德國特務頭子海特利希不是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嗎?他擔保專家們的信念是可靠的。他還向希特勒打了書面報告,保證德國全境已經全部肅清「共產餘孽」。
  這一重大發現迫使希特勒召開緊急會議。納粹頭子們也暫息內訌,聯合起來。海特利希拍錯了胸脯,威信下降,但仍然起來掌握了局面。在他的領導下,主持軍事情報的卡納利斯海軍上將,主持情報的梯克將軍,特工頭子席倫堡,蓋世太保的大老闆繆勒決定協同行動。第一線和第二線的情報人員,跟各色各樣的警察特務,全體出動,對付蘇聯間諜·。
  在德軍控制的任何地方,電波檢查站全體出動,搜索日益加緊。德國人遲早總會找出線索來,就得看他們的能耐和運氣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軍情報部派在比國的頭子皮普上尉,在比京偵察出了一部發報台。那時候,我們到底搞得怎麼樣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國佈置幾架電台,碰到不少困難。我請情報中心給我聯繫一位能夠修配電台的技術員。這樣我才接觸了約翰·溫策爾。他從1936年便在比國定居,領導一個專業小組搞兵工情報。
  他的過去足以保證現在,年紀很輕,已經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漢堡紅色堡壘的積極分子,熟識德共總書記台爾曼。他在魯爾區建立了一個工業情報小組,後來遷往比利時。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對無線電專業又十分內行。
  比京小組的全體成員都把他當老師,因為他能以身作則,既能培養報務員,又在他的電台上發報。他收的頭一個學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國小組缺報務員。我決定派去兩個實習生,一個是大衛卡米,一個是索菲·波茲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國界的戰士。他是卡茨介紹給我的。他們倆又是在巴黎第五區黨支部裡認識的。年輕時候,他在巴勒斯坦住過,後來又去西班牙打仗。
  「紅色樂隊」裡不少類似人物。在加入我們這個組以前,他在法共擔任技術工作。他愛好無線電,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學師。他佈置了一個小小的地下化驗室,製造不少玩意兒,諸如化學墨水,自動滅跡的文件等等,更主要的是製造微型膠卷。他在這方面已經十分精通。
  溫策爾老師講課的時候,索菲當助教。她也是我在巴勒斯坦認識的,表現十分出色,既勇敢又聰明。
  可見我很關心這兩位實習生。我曾吩咐肯特給池倆找個可靠的隱蔽場所。可是肯特沒理睬,只讓索菲住在阿特雷巴德街101 號,原來是我們租下來發送材料的。卡米則住在阿拉莫家裡。連最起碼的安全條件也不具備,簡直是要誠心闖禍。
  12月初,我接到索菲一個通知,說她很擔心,要我去處理一下。阿特雷巴德街的情況十分糟糕,很可能出事情。
  12月11日,我來到比京,發現情況確實不妙。阿拉莫的積習難改,老帶些外面的男女朋友到別墅裡玩。溫策爾覺得不對頭,暫時停止阿特雷巴德發報站的工作。11月份,每天只工作幾個小時。
  12月12日中午,我會見了索菲。她向我報告了這種惡劣的情況。我馬上決定叫她跟卡米一道回巴黎。丟下的工作由肯特設法找人代替。然後,我又約大家第二天中午在阿特雷巴德街會面,把新採取的措施通知他們。可是,德軍情報部的皮普上尉也跟時間展開了競賽。他雖然偵察出了發報地點,但是還說不清到底是99號,101號,或者是103 號。當天深夜,他決定搜查101 號。他率領部下衝到樓下,遇見麗達·阿爾努。麗達是荷蘭人,反對納粹,是斯普林格的朋友。房子就是她出面租的,可是對於我們的活動,她幾乎全不知道。
  樓上,索菲正在譯電報,一聽見樓梯上的皮靴聲,馬上把手頭的東西都扔進壁爐。基本上什麼都燒掉了。德國人畢竟還搶出了一張紙,只燒了一半。
  卡米卻在另外一間屋子裡監聽別處一個電台發報。這是規矩。我們的電台發報,總有自己的電台監聽。他一聽見德國兵到,拔腿就跑。經過一場狂奔猛追,他終於被捕。麗達,索菲,卡米都被帶走。德國人還佈置下一架老鼠夾子。
  第二天11點半,阿拉莫還一無所知,揚長而來赴約。他幾天沒有剃鬍子,手裡挎著一筐子兔子,準備做飯待客,腳還沒有跨進門檻,德國憲兵便撲上去,要證件看。
  他倒神色不動,摸摸口袋,掏出一本烏拉圭的護照,署名卡爾羅斯·阿拉莫。
  問話一句接著一句:「你來幹什麼? 你打哪兒來的? 你是幹什麼的? 」
  他便講了一個小故事;他的鋪子在奧斯當炸毀了( 這倒是真的) ,從此只得搞點黑市維持生計。他說:「我正好來賣兔子。」
  話說得很逼真。他那派頭,他那兔子,確實像個遊街串巷的小販。
  憲兵們商量一下,便叫他留下待命。
  就在這工夫,我也來了。
  12點正,我一按電鈴,開門迎上德國憲兵。我清楚地覺得心臟停止跳動,使一使勁才平靜下來,馬上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哎喲!對不住。我不知道這所宅子住著德國部隊,大概我搞錯門了。」
  憲兵不相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差點把骨頭捏碎,呼拉一聲把我拽進裡屋。
  好罷,咱們來一場緊湊的……。宅子裡已經徹底搜過,亂得沒法形容,正是一片典型的抄家景象。我上樓時,通過大屋子的玻璃隔板,瞧見阿拉莫。我不等德國人向我要,慢騰騰地掏出證件,遞給了他,神情十分安詳。
  憲兵看罷證件吃了一驚,臉拉長了。證件上面,簽名和蓋章搞得花花綠綠,證明持件人吉伯特是多特工程局派駐巴黎為國防軍收羅戰略物資的。工程局局長咨會佔領軍各機關予以便利並加協助。
  為了打破沉悶,我補充說明:「我以為對面車庫裡有廢銅爛鐵,誰知道沒開門,所以我過來打聽打聽那車庫到底什麼時候開門。" 憲兵顯得和氣了一些,不過,紀律畢竟是紀律,他答道:「我相信你,不過還得等我上級回來。」
  「沒辦法,沒辦法,我得趕火車。多特工程局局長今天下午親自等我去向他匯報工作,你這樣會惹出事來的。不如把我帶到你的上級那兒去。要不,就打個電話給他。」
  憲兵遲疑一下,決定去打電話給皮普上尉,告訴他出現了我這個人。我今天還彷彿聽得見對方在電話裡大嚷大叫。
  憲兵臉色發青,彷彿遭了五雷轟頂。
  「混蛋! 你扣著這個人想幹什麼? 馬上放了!」
  阿拉莫也走了過來,也聽見了這話,便向我投個眼色。
  我跟憲兵一道走下樓去,走到門口,我向他問道:「這兒出了什麼事? 猶太人案子麼? 」
  「嚇!嚴重得多呢! 」
  「什麼事,那末嚴重? 」
  「間諜案子。」
  我聽了假裝關心,表示我很理解事情的嚴重性。我們兩人分手時十分友好。我對他說:「要是你到巴黎去,千萬去瞧瞧我,讓我高興高興。」
  走到街上,我意識到情況確實嚴重,打擊真是不輕。我們好幾個情報員落進了德軍諜報的羅網。事情會搞到什麼地步呢? 瞧瞧表,十二點一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猛咕丁想起了斯普林格還在就近等我。一會兒也不能耽擱啦! 他要等不到我,也鑽進老鼠夾裡怎麼辦? 總算還好,他還在等我。我簡單地把情況告訴他,問他身上有沒有嫌疑品。他說:「滿口袋都是。」
  「到底是些什麼? 」
  " 安特衛普的港口圖紙。」
  「好傢伙! 」
  我記得幾個星期以前,局長表示要港口的詳細圖紙,看看潛艇能不能混進去。斯普林格居然弄到了手。
  「這兒一秒鐘也不能再呆了。咱倆再讓人盤問一番,那就不妙啦! 」
  過了一小時,我找到了肯特。不用多說,他馬上意識到情況十分嚴重。我們的人被捕三個,儘管對他們十分信任,可是落進了蓋世太保的手,那就沒法說咯。尤其是麗達被捕,格外叫我擔心。正因為她意識不到有什麼必要隻字不能洩漏,一定會問什麼講什麼。她一共見過肯特兩次。她認識斯普林格,聽說過溫策爾……德國人弄到了我們的電報,會不會搞清楚我們的密碼? 非得馬上採取緊急保衛措施不可!肯特和斯普林格必須離開比國,越快越好。其餘的人完全轉入地下。
  比國小組暫時停止活動。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行動要快,我走公路,去到裡爾,轉乘火車回返巴黎。
  第二天,我跟格羅斯沃格爾和包利奧爾在一起,做了個小結,決定再成立一個專業小組,專門負責注意情況的發展,對付敵人的打擊。小組成員得找幾個極靠得住的人,總的由我那兩位朋友領導。顯然,自從出了阿特雷巴德事件,太平時代已經結束。從此以後,德國人將白天黑夜放出群群警犬,追蹤我們。
  格羅斯沃格爾和包利奧爾動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來。
  首先得設法把肯特搞到巴黎來,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還要發指示給伊茲布茨基,萊希曼和溫策爾。溫策爾立刻搬家,盡量把行蹤搞亂,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兩個月內,跟情報中心暫停一切聯繫。    最要緊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況。他們都關在比京聖吉爾監獄。巴黎去的那兩位先跟參加抗敵的監獄看守搭上關係,打聽到同志們的處境。原來德國人並沒有搞清他們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監裡仍然叫阿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頓。
  他們在12月被捕的時候,就是這麼一些情況。1942年4 月初,我們接到消息,德國人已經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變了達尼洛夫。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索菲說出真的身份,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德國人盤問得太緊,她說出姓名是表示好意,當然,這不過是表面。在她戰鬥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說出了真姓名也不會暴露蹤跡。其次,她要隱瞞她出生在波蘭一個叫做卡裡茨的小城市。因為她的老家還在那兒,隱瞞得過便免得德國人報復。她這種用心,我們當時是不明白的.    卡米的動機卻不一樣。他搞過二十年地下活動,接觸過的人很多,他不願意為了他牽連許多人。於是,這個沒有國籍的猶太人便在一次審訊特緊的時候,「招供」自己名叫達尼洛夫,是蘇軍中尉。他俄國話說得不錯,可以取信。他說,他在1941年在維希的蘇聯大使館工作。戰爭開始後,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說除了同時被捕的人以外,他誰也不認識。德國人居然信以為真。幾個月以後,德國人講起蘇聯軍官達尼洛夫,還有點肅然起敬,說他表現得很勇敢,什麼也不肯說。他自稱軍官,實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過後,追索放慢了一陣子。麗達給了皮普上尉兩個地址,其中一個是抗敵積極分子道夫的地址。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說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後三天,道夫在五街開設的皮貨鋪裡,看見走來一個人,模樣很怪,自稱是「大首長」叫他來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覺得不對頭,讓那人過四十八小時再來找他。他把情況告訴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覺得來人像個特務,勸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約重來,道夫把他讓進鋪面旁邊一間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準備隨時出來干涉。那特務果然掏出槍來,放在身旁。道夫全不驚慌,只告訴他說,沒有找到斯昔林格。過了幾天,他又在一輛停著的汽車裡瞧見那個人,越看越像一個蓋世太保。道夫一見,急忙躲開。
  麗達交代的另一個地址很可能牽連到斯普林格,再從他那兒找到我們組織的心腔。這便是麗達的表妹伊馮·吉斯林格的地址。伊馮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聯絡員。這一次,蓋世太保的特務做得比較巧妙。他們先派幾個不怎樣化裝的特務去找伊馮,用意似乎要嚇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裡他們卻派人盯她的梢,想通過她發現斯普林格。可是他們這一手又沒有成功。
  在聖吉爾監獄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卻很叫人擔心。跟我們有聯繫的看守,說他已經送往柏林。這事本身就非同尋常。
  更古怪的是,後來又送了回來,登記冊上改名為米凱爾·馬卡洛夫。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發現,但也沒什麼稀罕。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我們為了安全起見,誰也不知道誰的真姓名。可是,我畢竟打了電報給情報中心查問這件事。回電是「肯定」。我馬上又給局長去一個電報,通知他情況危險。
  德軍情報組織已開始圍剿,但是走錯了路。尤其關於阿拉莫,他們幾乎失之交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時候,好幾位抗敵戰士在法國北部被捕,其中有西班牙內戰時安德烈·馬蒂的秘書。德軍情報組織就此認為這個法國抗敵核心跟比京的「紅色樂隊」同屬國際縱隊老戰士的抗敵體系。我在上文已經講過,阿拉莫過去參加過國際縱隊。皮普就按這種想法,給柏林打報告,建議把逮捕的人送進集中營。這時候,傑林才出來過問這件事。以後,我還得跟他大打交道。
  傑林是警探長,他以這個身份接到皮普上尉的一份報告。他不相信我們的組織跟法國北部的抗敵組織是以國際縱隊舊人為紐帶的。但是,他又記得他在破獲捷克抗敵組織的時候,逮捕了幾名蘇聯特工人員,供詞中提到一個蘇聯空軍軍官,曾經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
  傑林覺得這個人特象皮普所描寫的阿拉莫。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決定到比京去找阿拉莫。他坐飛機去把犯人帶回柏林。他沒把阿拉莫送進監獄,只讓他在自己家裡住了十五天。傑林是反共老手,懂得一些心理作用。他的几子在空戰中打掉一隻胳膊,跟阿拉莫談得來。傑林在他們談論的時候,又去訊問監牢裡的捷克被捕特工:認不認識阿拉莫? 阿拉莫有沒有參加過國際縱隊? 一面問,一面又把阿拉莫的照片拿出來給他們看。答覆是肯定的:就是他。跟他們都是在莫斯科情報洲練中心畢業的同期同學。戲法就此收場。
  傑林前進了一大步。他再把阿拉莫送回比京聖吉爾監獄。我們全仗看守的報告,才知道阿拉莫的真名叫馬卡洛夫。
  劊子手們得知阿拉莫在地下鬥爭中的作用,便推論出索菲和卡米都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他們想多知道一些東西,覺得還很有油水,於是酷刑就開始了。
  夏初,阿拉莫和卡米轉送到布林敦克炮台,經常受酷刑。
  他倆英勇不屈,什麼也不說,一個人名字也不吐露,沒有一個人因為他倆而被捕。  「紅色樂隊」的蹤跡到此為止,德軍情報局的線索斷了。
  第十二章情報中心的錯誤
  我們派在比國的情報小組,就此煙消雲散。
  肯特去馬賽途中,路過巴黎。他在6 月裡剛和瑪格麗特.芭爾紮結婚。他本該分路先走,可是他不願意勞燕分飛,非要一路走。肯特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他時常去德國、捷克,瑞士,知道的事情太多,絕對不能冒險。
  我在巴黎見到他,覺得他情緒很不好。他負責建立並領導比國小組,已經歷時一年,工作十分繁重,忽然毀於一旦,自然對他打擊很大。他眼睛裡含著淚水對我說:「你決定把我派到馬賽去,這是正確的,不過我敢肯定莫斯科不會理解。我本來是蘇聯軍官,將來回去,一定要跟我算阿特雷巴德這筆賬。」
  斯普林格打算跟他的妻子在里昂成立一個小組。我向情報中心建議把剩下的比國小組拆散,人自為戰。最能幹的戰士如;伊茲布茨基,塞賽,萊希曼,各人都有發報機,可以讓他們直接聯繫情報中心。至於西梅克斯戈公司呢,肯特定後,經理由德拉伊接任。
  局長給我的答覆叫我吃了一驚,並且搞得我心亂如麻。
  局長命令我跟蘇聯上尉艾弗雷莫夫( 又名博爾多) 碰頭,把比國小組的舊人交給他領導,溫策爾小組也撥歸他領導。
  我不認識艾弗雷莫夫。1942年春天頭一次會見他,他給我的印象不好。他從1939年便在比京定居。直到1942年,他只滿足於隱蔽自己。他本來懂化學,便作為芬蘭學生,在科技大學報了名。他搞情報的成績很有限,送出去的消息毫無價值,不僅象客串,而且有點醜化這門工作。他報道的儘是些夜總會裡德國官兵信口開河的無稽之談,他就把這些支離破碎的東西,拼湊成大文章,從中發揮他的想像力。這不打緊,情報中心的官老爺,寧可要上過三個月情報課的上尉,不要象溫策爾那樣搞秘密情報的老手。
  我克服了自己的擔心和火氣,說明了責任該由情報中心擔負,然後把全部情況向艾弗雷莫夫做了交代。溫策爾,伊茲布茨基,萊希曼這一班老戰士對這個決定都十分遺憾。萊希曼一聽到就叫道:  「聽這個傻瓜指揮J 他會讓大家都把命送掉。」我只好逐個去勸解,叫他們服從紀律。為了在這上面毫不含糊,我在4 月裡向情報中心打了一份報告,不客氣地批評了這個決定。過了兩個月,局長考慮了整個情況,答覆我說,他同意我的看法,叫我解散比國小組。
  來不及了!1942年7 月,艾弗雷莫夫被捕。由於缺乏經驗,他埋頭鑽進了人家給他安下的圈套。4 月裡,我到比國會見艾弗雷莫夫。萊希曼告訴我說,他又偶然碰見了比國警探馬丘。這人在1940年辦過他的偽造證件案。馬丘對萊希曼說,他參加了抗敵運動,很想出點氣力,因為他懷疑萊希曼為地下組織工作。他最能效勞的是提供真的身份證。
  我對馬丘毫無信心,就吩咐萊希曼跟他斷絕聯繫。艾弗雷莫夫卻認為銀盤托來嶄新的身份證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等我一走便不睬我的囑咐。馬丘又去向他提議在他家裡藏一個發報員。艾弗雷莫夫屁滾尿流地答應了,又把自己的照片交給馬丘,托他搞身份證,真糊糊塗得沒法形容。約會訂在天文台附近,馬丘來了,可不止他一個人,好些身穿風衣的人坐在黑臥車裡等他。
  伊茲布茨基趕到巴黎,報告艾弗雷莫夫被捕。格羅斯沃格爾,立刻前往比京處理這件事。過了三天,艾弗雷莫夫又露面啦,陪著一位「朋友」,行動像一陣清風那樣自由自在。他告訴門房說,比國警察查了一查他的身份證,問題都解決了。
  不錯,都解決了。隨後幾天,塞賽,伊茲布茨基,莫利斯·貝伯( 負責聯絡荷蘭) 一一被捕。貝伯受了酷刑,於8 月17日供出他跟荷蘭的聯繫人溫特林克。溫特林克和希爾波林夫婦倆一齊被捕。九個組員,兩個發報員倖免於難。
  艾弗雷莫夫還初步供出了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兩個公司,但是說不出具體情況,因為我們沒讓他知道。但是,從這一天開始,兩個公司的活動都遭受嚴密而隱秘的監視。
  有人去把西梅克斯戈公司的地址告訴皮普上尉,他認為是瞎開玩笑。他租的辦事處就在同一座大樓裡面,等到艾弗雷莫夫向他描繪大老闆的形象時,他拍拍腦門子喊道:「我的天哪!我在樓梯上碰見過他,還跟他打過招呼呢!」
  艾弗雷莫夫沒有動刑便一一招供。蓋世太保很會鼓動民族意識,打動他心坎深處仇恨猶太人的情緒。他們對他說,「你是烏克蘭人,怎麼去聽猶太人指揮? 」
  他們威脅他,要難為他的家屬,又邀請他到德國去遊覽,參觀大德意志帝國的種種成就。總之,艾弗雷莫夫招供了。
  因此,被捕的超過三十人,有的人全家被捕,超過比國小組全體人數的一倍。
  8 月底,艾弗雷莫夫碰到日爾曼·施奈德。施奈德是溫策爾小組的成員。艾弗雷莫夫對她交了底,說他被捕後為了保住性命,把什麼都交代了,勸施奈德跟他一起幹。他說:「你該明白,奧托他呀,總有辦法脫身,吃苦的反正老是咱們。若要保全一點東西,最好是投奔德國佬。」
  施奈德答應他第二天給回音,馬上趕到巴黎向我報信。
  我立刻派她去里昂。德國人發現施奈德失蹤,隨即逮捕了她的丈夫和她兩個姊妹。
  施奈德兩口子都是瑞土人,在第三國際工作了二十多年,當過聯絡員,交通員,搞過通信站,見過和認識很多歐洲的黨員幹部。他倆在比京的住宅在戰前一直是負責同志路過比京時候的掩護所和轉運站。多列士、杜克洛都在他們家住過。好些第三國際的元老跟他倆有交情,特別是羅賓遜和他的前妻克拉拉·莎貝爾。莎貝爾是溫策爾和柏林小組之間的聯絡員。
  施奈德的丈夫並不是「紅色樂隊」的正式成員,但是由於他過去的關係,畢竟知道不少情況。在酷刑之下,他供出了羅賓遜電台的報務員格利奧托。從這一天起,羅賓遜便受到了嚴密的監視。
  這一切,我當然立即報告情報中心,而情報中心的回信卻叫人聽了瞠目結舌。局長回電說:  「奧托,你完全搞錯了。
  我們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過是查查證件,什麼事也沒出。
  而且他仍然送來許多材料,經過嚴格的檢查對證,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情報中心連想都不想一想為什麼忽然之間艾弗雷莫夫變得那樣的神通廣大。實際上,德國人放的毒已經開始生效。局長大概認為被捕人名單還不夠完全,叫我在9月初到比京去會晤艾弗雷莫夫……我們的監視小組先到現場察看,發現周圍咖啡館裡的座上客不大留心杯子裡喝的,卻只管目不轉睛地打量著街上。離那兒不遠,黑色小轎車悠轉得叫人寒心。
  就在這時候,溫策爾昂然不動,身旁擱支手槍,另外準備化學燃燒劑,只消幾秒鐘便能把電報全部毀掉,他佈置停當,繼續發報。他的住宅被電波偵查隊發現以後,突然深夜被包圍。他爬上屋頂,槍擊追兵。人們為槍聲驚醒,瞧見他奔跑的身影,在鄰近一座樓房裡消失了。結果,德國人在地下室裡把他抓住。我知道,在德國人搞的檔案裡,溫策爾被看做叛徒,說他被捕以後,同意跟敵人合作。真是無恥的陰謀,用意在於污蔑共產黨老戰士、台爾曼的戰友。事情的真相,我們下文可以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
  1 月末,我們的監視小組發現阿特雷巴德街的房子已經沒有人在監視。我馬上派兩個人,身上帶著蓋世太保的證件,去收回那些留在索菲屋子裡的書刊。這些書的確很有關係,因為我們的密碼就是利用其中一本書來編的。
  德國密碼偵查組組長沃克博士,也深知其中奧妙。他要求比京蓋世太保把搜查到的書本都交給他。蓋世太保說當時投管那檔子事,而且要的書都不在了.沃克這才明白書已讓我們取走。可是,他並不罷手,重新審問麗達,審出了麗達還能記得的五本書的書名,因為這五本書老在索菲的桌上攤著。
  為了找出密碼的鑰匙,沃克博士手裡只掌握一個字:aProctor~ 。這是他反覆演算,才譯出來的。根據的就是那壁爐裡搶出的一紙餘燼。那個字,找遍了四本書都找不到。
  第五本書叫做《海爾曼教授的奇跡,,什麼書店裡,舊書攤上都沒有。一直到1942年5 月17日,才由卡爾·馮·維特爾上尉找到一冊。沃克博土馬上拿來譯手裡的一百二十份密電。
  這些密電就是德國監聽站在1941年6 月截獲的。
  1942年7 月14日,沃克的譯電員才把下面一封密電譯了出來。
  KL3 de R.T .X ,1010—1725WDS GBT 由局長發給肯特親閱。
  立即在柏林下列三個地址會面並找出電台聯絡失敗的原因。如果再有中斷,由你負責轉發。柏林三個小組的工作以及情報的發送極其重要。地址,紐衛斯頓,阿爾頓伯格街19號,右手第三。查爾洛頓堡,弗雷德利亞大街26號,左手第二。伏爾夫一弗利埃瑙,凱撒大街18號,左手第四。包威爾。記住「歐倫斯別格爾」。口令,局長。
  10月20日前回報。新方案( 重複新字) 適用於三個站。
  gbt ar KLS de RTX 。
  這真叫人說也不信,情報局長竟然會把這麼樣三個地址用無線電打出去。怎樣三個地址呢? 一個是波森的,一個是哈納克的,一個是庫霍夫的!我當時看見這等樣的麻痺大意,已經十分吃驚。萬一德國人把密電譯了出來,豈不是把德國組雙手奉送給了敵人? 在我看來,密碼這個東西,不管你編得多麼巧妙,總不是長期破不了的,而1942年7 月14日,這個密碼硬是給人破了。
  蓋世太保並不急忙去享受這份厚禮。他們沉著地佈置下老鼠夾子,派出了盯梢眼線,電話安了竊聽器。夏天沒過,柏林小組六十名成員都進了羅網。
  外加運氣不好。沃克博士那兒本來有海爾曼在埋伏著。
  偏偏弄到8 月29日,他才得知這件事。他馬上打電話給波森。
  偏偏波森不在柏林。海爾曼留下話,叫波森馬上回電話。8 月31日清早,波森一打電話,誰知接話的不是海爾曼而是沃克博士。
  「我是波森……」
  沃克聽了吃了一驚,以為有人挑釁,馬上通知蓋世太保。
  波森即日被捕。兩星期以後,穗國小組八十名成員都落入蓋世太保之手。株連還在繼續。1943年初,監裡已經關了一百五十人,很多人跟「紅色樂隊」全不相干。
  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後,黑名單越來越長了。
  第十三章別動隊追蹤
  阿特雷巴德街那件案子是德軍反間諜部辦理的。為了更加有效地對付法國和比國的「紅色樂隊」,又在1942年6 月成立了「紅色樂隊」別動隊,由卡爾,傑林領導。他揪出了阿拉莫,表現得十分精幹。他指揮的這個隊伍是經過精選的,專門受過地下鬥爭訓練的黨衛軍戰士。巴黎分隊由亨利希。
  雷伊瑟率領。蓋世太保的頭子繆勒監督各次行動。希姆萊和包爾曼這兩個特務總頭目都親自負責管理。
  1942年10月初,別動隊來到巴黎,在索賽街原法國保安局四樓安營紮寨。
  針對法國小組的戰鬥打響了。
  其實,這時候,小組已經初戰不利,不過傑林卻不知道。
  原來,1942年6 月9 日,我們兩個報務員,就是索科爾他們兩口子,在拉菲特郊區一所別墅裡遭到突襲。那時候,他倆正快要發完一封電報。一輛電波偵查車偶然巡查過去,發現了地點,立刻行動……
  當時,蓋世太保沒有聯想到「紅色樂隊」,因為索科爾他們使用的電台是包利奧爾安裝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發報。這個電台發出的電報都是由倫敦轉發的。所以德國人肯定索科爾他們是為英國工作的。
  索科爾夫婦兩人被捕的消息馬上送到我們那兒。包利奧爾在另外一架電台上監聽,忽然聽到發報中斷,知道出了事。
  我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區去偵察,結果證實了兩人被捕。我們立刻去索科爾家「打掃」屋子。等別動隊趕到那兒,什麼有價值的線索都已經「打掃」乾淨。
  就在當天,我把編碼員維拉·阿克曼派去馬賽。一面通知斯巴克,因為他是索科爾兩口子的好朋友。索科爾夫婦受盡酷刑,英勇不屈,一個人名字也沒能從他倆嘴裡逼出來。
  傑林不知道索科爾他們跟「紅色樂隊」的關係,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譯出的密電,以及在比國被捕人員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萊希曼受了酷刑,聽說艾弗雷莫夫叛變,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婦瑪爾維納·格呂伯一道投靠別動隊。傑林就靠了他們倆,對我們的巴黎小組有了一些認識。
  他的頭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裡科寧夫人說,有一筆鑽石買賣一本萬利,不過只能跟吉爾伯本人接頭。裡科寧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聯繫的代表。
  就這樣把約會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別動隊隊員傻呼呼的告訴裡科寧夫人,說我是「蘇聯特務」,他沒有估計到裡科寧夫人雖然是白俄,畢竟還有愛國心。
  她馬上告訴我說;  「我反對共產黨,但我首先是俄國人,我不願意把你送給蓋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勸她去告訴德國人,說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約。
  傑林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放出萊希曼來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後,曾經在巴黎住過一陣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處一處去找,可是,他的身份已經暴露,誰也不理睬他。別動隊只好原地踏步。傑林知道「紅色樂隊」的神經中樞肯定在巴黎,他包圍了幾個組員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來。
  傑林從格呂伯那裡得知肯特的妻子芭爾紮在馬賽。因為芭爾扎是格呂伯陪著去馬賽的。肯特也在馬賽。傑林馬上發動馬賽的別動隊,於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婦雙雙捕獲。
  其實,肯特完全可以不至於落網。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 月裡前去阿爾及利亞。他要去卻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設在馬賽的分公司經理儒勤·賈斯巴,跟卡特魯將軍交好。
  卡特魯將軍在那時候正在阿爾及利亞當總督。可是肯特的情緒十分低沉,既不能行動,也失掉了反應。10月裡,我到馬賽找他,他自己覺得處境危險,知道幾星期內,德軍便要佔領自由區了。    ·他對我說:  「我不能到阿爾及利亞去,去了一定會被召回莫斯科,辦我搞垮比國小組的罪。」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
  「我如果被捕,就來一個假降,把德國人的意圖搞清楚……」
  「根本辦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辦法通知情報中心。
  這一點,你是辦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碼。你擺弄不成德國人,反而受德國人擺佈。」
  我清楚地意識到我並沒有能說服他。我又勸他到瑞士去避避風頭,他說他的妻子正在等護照,決不肯在這時候分手。
  第二天,德軍便佔領法國南部。肯特夫婦雙雙落網。別動隊真沒有浪費時間!肯特不等蓋世太保費什麼氣力便從實招供。只要夫妻,團圓,什麼都行。肯特知道西梅克斯兩家公司和「紅色樂隊」
  的關係,也知道阿爾弗雷·科爾班起多麼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會見科爾班,對他說:「你的處境不妙,阿爾弗雷,你得走。」
  「我? 為什麼? 只有肯特一個人能害我。而肯特是個蘇聯軍官,蘇聯軍官決不會出賣人。不是嗎? 」
  「阿爾弗雷,你做買賣非常現實,可是辦旁的事,卻太憑理想。你不瞭解蓋世太保到底有多麼厲害。你不僅得走,還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沒門,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於些啥,她決捨不得離開寓所。」
  11月19日,別動隊突襲西梅克斯公司『,逮捕了主要負責人:科爾班,蘇珊·廣德,凱勒,密農夫人等等。
  格羅斯沃格爾,卡茨和我撤退到安東尼。我們在那裡有一處別墅,除我們三個人,』誰都不知道這一個去處。
  我們很快就把情況總結一下。情況不妙。比京,荷蘭,柏林以後,輪到了巴黎。我們決定先搞安全工作。  「紅色樂隊」法國組組員沒有出事的還有五十來人,人人都接到了我們的通知。我們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訂出一套新的約會暗號。
  格羅斯沃格爾也照樣跟包利奧爾定了一套新暗號。
  可是,最嚴重的是情報中心顯然對我們失掉了信心。這將大大影響我們將來的行動。我們很快就看清了這一點。每逢報告情報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電老說:「你們搞錯了,發報仍在繼續,而且發來的材料很有價值。」
  情報中心並不錯,發報是沒有停止,包利奧爾已經截獲幾次艾弗雷莫夫發出的電報。他也截獲過從荷蘭、從柏林發出的電報。事情很明白,別動隊不想讓情報中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讓「樂隊」不停地奏樂。用意何在呢? 我們一時還搞不清楚。敵人破獲一處電台,就讓它反過來為敵人工作,發些假情報,讓對方上當,這是合乎邏輯的,是特工慣用的手段。但是,德國人破獲了電台,又用來發出真情報,使莫斯科瞭解真情實況:那就難以置信了。
  我們覺得這樣一種新策略大概隱藏著什麼深謀遠慮的東西,不過目前還猜不透其中奧妙。我們有責任把敵人的動機搞清楚,然後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況如何,一定不能讓他們得手。萬一我們再有人被捕,我們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鑽進敵陣。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勢發展的情況通知情報中心。11月22日,我發出一份電報,把情況講得詳詳細細。同時又寫信通知杜克洛。然後,我們準備隱蔽一個時期,不留任何蹤跡。
  我在克萊爾蒙費朗附近一個名叫魯瓦亞的小城裡,辦了一樁喪事。死亡證和墓碑都準備就緒。讓·吉爾伯過不了幾天就要一命歸陰了。
  我打算17日離開巴黎,卡茨晚幾天走,格羅斯沃格爾一拿到居留證便去南方。
  我在動身以前打電話給馬爾布拉德醫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來要他給我送兩個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點空工夫,便約好14點鐘見面。
  第十四章「奧托先生,怎麼樣……」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盤算盤算最近發生的各種情況,覺得腳下荊棘叢生,非得十分謹慎小心,越想越覺得暫時分散的決定是聰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飯,沒講多少話。這不是長篇大論的時候,也不是感情用事的時候。我們約好在16點左右會面,等我會過那位牙科大夫。隨後,我再去跟德·溫特告別。晚上還可以跟格羅斯沃格爾最後見一次面。當夜便搭夜車去魯瓦亞。
  卡茨陪我到牙醫家去。診所在利窩裡街。我們還沒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離開幾十米,跟在我後面。這是為了提防被捕而規定的新辦法。14點正,我走到那座樓房前面,向左右兩方瞧了兩眼,行,可以進去。兩旁既沒有形跡可疑的人,也沒有停著的汽車。我走上樓,按一按電鈴。大夫自己來開門。我覺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來接待就診的人。還有一件事也叫我納悶。候診室裡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平常老坐得滿滿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進診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對頭,臉發白,手發抖。我問他:「你怎麼啦,不舒服嗎? 」
  他結結巴巴,聽不清說的什麼,接著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頭靠緊椅背枕墊上。我照辦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簡直伸不進我的嘴巴。忽然,我覺得身後有響動,可是已經來不及! 我覺察到的種種不正常現象,按說可以提起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現在卻太晚了,背後大叫一聲:「舉起手來!」
  我走進診室一共還不到一分鐘,身旁已經夾著兩條大漢,各人都握著手槍,臉色灰白,跟牙醫不相上下。我瞧瞧他們手裡的槍,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們發抖,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來的衝動剛剛過去——說不定我還是在場的人裡面最不慌張的人——我馬上恢復了鎮靜,臉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騰騰地舉起手來,平靜地說:「我沒有武器……」
  他們聽了,大概也心定一些。另外一個人一步竄到窗戶跟前,大概想擋住我跳樓的去路。
  我站起身來,全身搜過,戴上手銬。他們眼神裡彷彿有什麼驚訝的意思。如果他肯說話,我估計他們會說:「怪事,你出門不帶槍,也不帶保鏢? 」他們似乎完全沒有想到,事情會辦得那麼利落。
  牙醫走到我的身旁,好像就是他一個人還沒有恢復平靜。他的嗓子仍然打顫,勉強對我說,「吉爾伯先生,我向你保證,這事跟我毫無關係。」
  他確實沒有撒謊。我後來才搞清楚的。
  當時,事情就那麼擺著,我已經落進蓋世太保的魔掌。
  糟糕當然是很糟糕,不過仍然得保持信心。我隱約意識到我和他們的一場較量還不知鹿死誰手呢。
  西梅克斯公司的職員們被捕以後,蓋世太保日夜審訊。
  酷刑用到一級、二級,問的只有一句話:「吉爾伯在哪裡? 」
  只有科爾班一個人知道,可是他不說。我卻不知道,就在這工夫,科爾班夫人和女兒都軟禁在家裡,由蓋世太保的法國助手拉方那一夥看守著。他們以為我還不知科爾班被捕,所以到他家去等我,把夫人女兒作為人質。
  23日,傑林和軍諜局的皮普上尉從比京趕到巴黎。他們對埃利克·榮格很有意見,榮格是別動隊隊員,他自作主張抄了西梅克斯公司。傑林不樂意是可以理解的。先不打草驚蛇,只派人監視、跟蹤公司的全體人員,豈不更能找到我的線索?
  當天晚上,傑林把科爾班的夫人、小姐和一個兄弟都關進弗雷納監獄。24日早晨,傑林親自審訊科爾班夫人。他平心靜氣地對她說,如果在幾個小時內,她還不說出我在什麼地方,那末,科爾班便將在她和全家人面前槍斃,其餘家屬送進集中營。壓力實在大得可怕。那位可憐的夫人急得五內俱焚,只好搜腸刮肚思索,居然想起了有一天,彷彿初夏光景,我害牙疼,請她介紹一位牙醫。她便介紹了她家熟識的馬爾布拉德大夫。
  11月24日上午11點左右,科爾班夫人才把牙醫的住址告訴了傑林。我認為她並沒有出賣我,因為她並沒有想到這樣就會害了我。原來,前幾個星期,她問過我牙還疼不疼。我說;  「治好了,不需要再去了。」所以,她所做的正如任何情報員會做的一樣;提供沒用的消息,保全緊要的東西。
  在這一次審訊的時候,科爾班就在旁邊一間屋子裡。門半開著,說話全都聽得見。我想像當時科爾班聽了一定很高興,佩服他那口子居然想出了辦法,扔點東西給蓋世太保去啃嚼。
  傑林和皮普馬上出動。11點30分便到了牙醫診所。牙醫不在。助手說他還在醫院裡。他們當即叫助手打電話去醫院,說有急事,把他叫回家。大夫的父親正害著病,住在診所樓上,所以大夫一聽說,馬上趕回家。回家撞上蓋世太保,逼著他把病號的名單念給他們聽。大夫拿出身上的小本子,把一個一個人名字念了出來。就是沒有那麼個吉爾伯。
  傑林拿過本本親自檢查一遍,仍然沒有。直到最後,牙醫想起了一個病號,本來約14點到診所來,結果改了期,補上吉爾伯……
  傑林和皮普真叫喜從天降,一輩子也沒遇見過這樣的好事,竟能把我手到擒來。他們一心要快,忙叫牙醫形容出我的模樣。牙醫說,我是比國企業家,原約27日,最後才改24日的。傑林他們什麼也不說,只叫大夫不要走開。
  那時候大約只有12點半光景,張大網已經來不及,只好親自動手。1 點半鐘,他倆回到牙醫家告訴他說:「我們來逮捕吉爾伯。你得跟往常一樣,叫他坐上手術椅,把腦袋貼在椅背枕墊上。」
  後來的情況,上文已經敘述……我的人身自由就決定在那末一些細節上。人生滿是偶然,而搞特工的就得要能夠預料出無法預料的事情。當傑林和皮普帶我上車的時候,我想的就是這些。車開了,我沉默一下便對傑林說:「你真有造化。今天逮不住我,可得打完了仗再見啦。」
  他興高采烈地答道:「我真高興,我們追你已經追了兩年。凡是德國佔領的地方都找遍了。」
  我們一陣風似的來到索賽街,直奔四樓別動隊隊部。不一會兒,巡閱開始了。消息已經傳遍各機關。頭頭們都進來看怪物。一個大胖子,酒糟鼻,見我就喊:「好了! 總算抓住了這頭蘇聯熊!" 這人就是波梅爾堡,蓋世太保在巴黎的總頭目。
  傑林忽然蹤影全無了。過了一個多小時才滿面紅光地跑回來,原來他直接打了電話給希特勒和希姆萊,報告抓住了「大頭頭」。這話真假不知,至少傑林是這麼說的。他又說:「……希姆萊高興得很,」他說,「現在可得留神啦,最好把他手腳都捆上,填在溝底裡。跟這等樣人打交道,誰也不敢說到底會出什麼事。」
  天黑下來,他們又把我帶到街上,小心翼翼地不讓別人撞上我們。街上有車等著。我的手上了銬。三個蓋世太保簇擁著我,前有汽車開道,後有汽車殿後,風馳而去。到了曼納大街,我知道要送我到弗雷納監獄去。進了監獄,又等半小時,把閒人一律趕光。顯然他們要把逮捕我的消息完全封鎖起來。走過的走廊一條條空蕩蕩闃無一人。最後走到特犯監,押的都是「紅色樂隊」的人,現在也出空了.我被人推進一間牢房。門叭嗒一聲關上了。牢房景致是很熟悉的:一張小桌子,一張草墊,一眼小窗。
  我暗中盤算一下,不知同志們的下落如何。首先,我跟卡茨曾約會在16點。他一定等候了一陣子,不過事前也曾講好,如果等不到我便給牙醫打電話。後來我才知道,牙醫按照蓋世太保的吩咐,回答說吉爾伯先生沒來。這樣回答是不頂事的,卡茨明明瞧見我走進診所的嘛。就在他在利窩裡街等我的時候,蓋世太保抄了他的家。
  喬琪·德,溫特呢? 她沒有落網純粹出於奇跡。她等到18點光景,見我沒有如約來到,便決定到卡茨家去。這不是送上門去嗎? 剛進大門,門房告訴她,蓋世太保就在樓上。
  她二話沒說,轉身溜掉。
  11月24日,我一直呆在牢房裡。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過去,誰也不來照面。古怪呀!我不禁心裡嘀咕,監牢裡的一套,我是知道的。一般都先填表格,就跟住旅館一樣,姓什麼,叫什麼,脫衣搜身……
  接著,許多陰沉沉的念頭向我襲來,心想:  「難道傑林已經騙信了情報中心,所以不必再請教我了?也許『樂隊』遭他們策反成功,紅色變了褐色,機器運轉得已經很順當了?
  這麼一來,你被捕了,豈不打亂了他們的把戲。他們肯定會了結你的賬。蓋世太保會一直好好利用『樂隊』向莫斯科送假情報,直到戰爭結束。」        儘管我覺得死期已近,可是仍然不朦朧睡去,沒睡一會兒,門又嘎吱一聲開了。燈光射進來,一聲吼叫:「起來,走!」
  走? 走就走!重新走過一條條空蕩蕩的走廊。仍然是下午那三輛汽車,仍然風馳電掣。開了幾分鐘,車就停下。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根本沒法猜出地點來。看守們下車,只見人影憧憧,竊竊私議。就在這一剎那,我確信旅程已經到頭。車門開著,天色黝黑,乘機逃走罷? 可能性很小。不過至少可以讓他們追我,開槍打我。我這就是死於戰鬥。這是最後的掙扎,最後的抵抗。我遲疑了幾秒鐘,來不及了。老爺們重上車,嘴裡罵娘:「這混蛋司機,開前頭一輛車的,他找不到路了!」
  過了二十分鐘,我們回到索賽街,再上四樓。忽然前倨後恭。手銬去了。一個別動隊隊員,如同侍役長請求寬恕他服務不夠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說:「請原諒我們沒在弗雷納給您備飯,吉爾伯先生,因為我們不願意讓監獄管理處知道您去過那兒。」
  噢,原來如此……
  他們把我請進一間大廳,桌後坐著七個人,我只認識三個。另外四個人,據說剛從柏林專程趕到。我只認出一個蓋世太保繆勒。傑林坐在正中,彷彿是他主持會議。有人請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如果有一個水杯,那就完全成了會議廳。
  傑林對我說:「經過了這麼一天,您也許想喝杯咖啡吧? 」
  我十分同意。熱咖啡給我提了神。
  於是,傑林站起來,用德語對我說話,並且故意提高了嗓門.「這樣,奧托先生,您在德占區領導蘇聯諜報網,為情報中心局長立了大功。這都可以。現在可得把這一頁書翻過去了,您輸了。下場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請注意,人不妨死兩次。頭一次,我們可以槍斃你,因為你是第三帝國的仇敵,然後再讓莫斯科槍斃你,因為你叛賣了國家!」
  我盯著傑林的眼睛,對他說;「傑林先生……」
  「你為什麼叫我傑林先生? 」他打斷我說,「你知道我叫什麼? 』「你怎麼啦?你還以為我們不知道別動隊每一個隊員的名字嗎?以為我們不知道別動隊的一切作為嗎? 你不是承認我搞情報還有點經驗嗎?這就是證據嘛。」
  我稍停一下,讓對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說下去:「那末,傑林先生,這個一人能死兩次的說法,你到底講過多少遍了呢? 」
  滿屋子哄堂大笑。我在這場稀奇古怪的較量中得了一分,然後接著說:「…」要說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確知道我的下場,同時我也做好了準備。你講那象徵性的槍斃,老實告訴你,一點不關我屁事。真情實況遲早總有人知道。隨便你怎樣摘都不管用的。我於心無愧,什麼都不在乎。」
  傑林掉轉話頭,向我發問:「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兒麼? 」
  我聽了放聲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馬賽被捕的。我不知道你們把他關在哪一座監獄裡,不過波梅爾堡這一手是跟法國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他們聽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問我:「你怎麼會知道的? 」
  「遺憾的是你們不看法國報紙。11月14日,馬賽有一家報紙,大吹大擂,宣佈逮住一批蘇聯特務。再加你們是跟法國警察合摘的,你們就那麼樣相信法國警察對你們忠心耿耿,相信他們會守口如瓶? 」
  最後這句話是經過考慮的,意在讓他們彼此猜忌。因為法國警察幫助德國警察最為可怕。在許多場合,蓋世太保沒有法國警察幫忙,便搞得不那末順手。法國警察在戰前搞過左派分子,特別是無國籍人士的檔案。這拿出來依然有用。
  1940年6 月14日,巴黎剛被佔領,赫爾木特.諾成的別動隊,便在海特利希的直接指揮下,向巴黎警廳索取「有關係的」
  檔案,特別是有關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這一下居然擊中了要害。在場的首長們顧不及當著我的面便叫傑林作出解釋。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為「國家機密」的,為什麼讓法國警察和比國警察插手? 傑林為自己辯解說:這事不歸他的職權範圍。不管怎樣,我的目的已經達到。後來我聽說,從這一天起,別動隊隊員不能再在這類案件中利用法國警察了。
  插曲奏完,傑林試圖重新採取攻勢。
  「從1941年12月開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報告了……」他給我看三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標題:  《巴黎——紅色樂隊》。第二本標著;  《比京——紅色樂隊》。第三本標著:  《大首長案》。我這才知道這個尊稱指的是我。
  傑林接下去說:  「第一本是1942年初在柏林譯出的密電,說明情報中心不滿意你12月13日採取的一些措施,認為太過嚴厲。」
  我完全記得這一批跟情報中心來往的電報。不過,我後來畢竟向局長解釋清楚,不僅危險確實存在,而且並沒有排除。
  然而,這位別動隊長非得要充分利用他這一條理由不可。他說:「這是你在1942年夏天打給情報中心的電報,報告艾弗雷莫夫被捕,而情報中心卻是這樣答覆你的:奧托,你完全搞錯了。我們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過是查查證件,什麼事也沒出。」
  傑林又接著說:  「你瞧,局長已經不相信你了。其實,還是你有理。不瞞你說,艾弗雷莫夫的確是在為我們工作。
  而且還不止他一個人。我們比你們強……" 「傑林先生,比方說你們沒有抓住我,現在算是內行在一起談話,我就會對你說:別太自信,搞特工的人在這上面最犯忌。你們深信已經得到了局長的信任,可是,既然有電報為憑,那就何妨再看一看局長的另一封電報呢? 他不是叫我到比京去找艾弗雷莫夫嗎? 他連日期、鐘點,地點都規定好了。這封電報大概沒有漏網吧? 現在,請傑林先生告訴另外幾位先生,我到底去赴了約沒有? 」
  「沒有,你沒有去。」
  「這怎麼可能呢? 特工紀律何等森嚴,誰不知曉? 我呀,我倒可以告訴諸位,我另外收到了一封電報,叫我不要去。來電走的是另外一條線路。這個約會本是局長設下的圈套,意在搞清楚艾弗雷莫夫到底被捕沒有。" 屋子裡似乎起了一陣小騷動。我接著說:「瞧瞧,什麼也不是絕對可靠的。你們怎麼能知道,情報中心一定沒有搞清楚你們的計劃呢?"傑林回答說:「我們知道莫斯科還以為肯特始終逍遙法外。」』「肯特已經投奔你們了吧? 」
  「不錯。」
  「當真? 」
  「當真。我們發給情報中心的電報都由他譯。」
  「這證明不了什麼。」
  傑林再一次把話岔開。他說,「對啦,奧托,你們通過法共領導聯繫莫斯科到底是怎麼回事? 」
  「你知道這條線索嗎? 是肯特交代的? 可是,他有辦法讓你們利用這條線路嗎?」
  我非常想知道,傑林會說些什麼……他說:「還沒有,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再說,你瞭解波森的小組嗎? 」
  「不瞭解,我從沒聽說過。」
  「這是共產黨在柏林的一個情報小組。已經一網打盡,但是跟莫斯科繼續聯繫,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反問說:「你到底要我幹什麼? 我是你們的俘虜,不管你們講什麼也影響不了我。我本來就知道,現在仍然知道,莫斯科並不相信你們。而且,我在這兒多呆一天,莫斯科就越發有可能看透你們的把戲。」
  這一下,傑林卻不吭氣了。時間已經半夜兩點。談話的人顯然都困了。我扼要敘述的對話,本來很長,也很緊湊。
  對方的計劃已經漸露輪廓。顯然,敵人想搞一個大規模的毒化體系,不是什麼短時間可以完成的小差事。不過,我還瞧不清他們最終目的何在。「大賭博」已經有了草圖,但是目的呢? 傑林沒有透露。別人也沒有透露。傑林宣佈休會,他說:「今天到此為止。明天再說。」
  我在一間小屋子裡,躺在長沙發上過了一夜,兩個黨衛軍士官看守著我。上午沒人找我。下午,傑林來對我說:「目前,我們不讓你被捕的消息傳出去。我們對你這樣直率,大概會使你驚訝。『紅色樂隊』的重要成員已經全部落網。一部分答應合作,還有一部分不肯。我再對你說一遍,你已經輸了。但是,你一定想知道我們到底想幹什麼。沒問題,奧托先生,咱們今晚就來談這個。」
  第十五章「大賭博」
  11月25日,大約在21點,我又去受巨頭們審訊。前一天,他們已經耍了很多手段,老說我已經輸光,試圖以此來打擊我的鬥志。其實,我如果確實已經輸光,那末,別動隊何苦還來向我請教呢? 他們到底要把我怎麼樣呢? 意外的事情一件一件接踵而來。跟昨天一樣,傑林對我的態度,不像對一個—蹶不振的俘虜。不,一點也不像。他有時候換換手法,變變調門,用一種莊嚴正派的口氣大談高級政治,簡直可以把滿座的外交家說得心花怒放。他開門見山地說,「第三帝國的唯一目標是同蘇聯達成和議。」
  真是新聞I 大概他瞧見我皺了皺眉,可仍然毫不在乎,照舊向我灌輸他那一套大道理。他說:「國防軍和紅軍打得血流漂杵,只便宜了資產階級寡頭統治。領袖不是親口說過,邱吉爾是個酒鬼,羅斯福是個作孽的瘸子。不過這兒有個難題:在中立國聯繫西方代表並不困難,而約會蘇聯政府代表卻幾乎沒有可能。我們面對這個難題一直束手無策。現在才想到利用『紅色樂隊』。你們的發報網一旦由我們來使用,就可以為爭取和平出氣力。" 傑林說到這裡,自覺得十分動聽,便停下來念幾份被俘電台發出去的報告,以為這樣可以充實他的論點。他得意洋洋地說,莫斯科方面一點也不曾覺察出什麼。他接著又說:「在情報中心看來,『西線無戰事』,一切照舊,別無新的情況,因為電台發出的材料依然質量很高。政治情報和軍事情報一樣,質量都屬第一流。傑林他呢,他決不發假消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嘛。目前,他說什麼也不會改變這條策略。
  「……成大功者,不計小失。我們準備再吃幾個月虧,完全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到了那一天,就可以走第二步了。
  你們那位局長將會收到柏林方面最高階層透露的特等情報,每一件都能證實我們決計跟蘇聯單獨議和。」
  傑林發言到了尾聲,便轉身朝我拋出了他的王牌,「我已經把我們的計劃向你和盤托出,因為你已經不再是實現這個計劃的障礙。你可以作出你的選擇:要麼跟我們合作,要麼從此不再見於人世。」
  原來這就是他們的意圖,所以才為我佈置下這麼一個場面,才用長篇大論作出這麼一個結論。納粹給我的選擇,不外乎為他們出力報效,將來可以把聯盟翮個個兒。到時候,我將成為新棋盤上一粒主棋。不然就結果我的性命。
  這是一場大訛詐。別動隊長說話很快,好像熱病發作。
  他一面講,我一面估計這個陰謀的意義,並且看清了他們給我設下的圈套。我的頭一個結論是事情並不完全出於意外。
  不。我本來已經隱約感覺到德國人並不太想摧毀電台,從肉體上消滅我們的戰士。他們要的是策反。這個策略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是司空見慣的。經驗將會證明,策反對像決不止我一個。第二個結論是,事情雖不稀罕,傑林他們這一幫子確實來頭不小。他們說第三帝國很想跟蘇聯單獨議和,這是睜眼說瞎話。我清楚地知道,1942年11月,而且從1939年秋天就已經開始,納粹有一批軍政人物希望和西方妥協。如果真能單獨議和,那就管他「酒鬼」也罷,  「瘸子」也罷,反正可以跟「資產階級寡頭統治」聯合起來去打蘇聯。
  當然羅,這一手假如出之於軍諜局和卡納利斯海軍上將,那就不難理解。這在戰後已經為人所共知。但是,出之於席倫堡,海德利希,繆勒,希姆萊,這伙蓋世太保的祖師爺,那就叫人難以置信了。我真想對傑林大喝一聲:  「你怎能叫我們相信你們能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結盟呢? 」
  對這一幫反動狂人來說,所謂單獨議和不過是想拆散反對希特勒的聯盟而已。他們想我投身進去的這一場罪惡的賭局,用意不過如此。主要的危險在於引起盟國彼此猜嫌,化友為仇。而納粹則坐收漁人之利。對我們這些「紅色樂隊」的戰士來說,希特勒的德國跟蘇聯打仗是沒法避免的。哪怕在德蘇訂立同盟以後,我們也沒有改變這個看法。
  我們中間儘管有法國人,比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猶太人,反正我們只有一個顛撲不破的主張:消滅納粹,徹底消除褐色瘟疫。我們充分估計到,單獨議和,盟國離心,會帶來多大的禍患。毒瘤非得連根切除。如果盟國中了敵人的離間計,那末,毒瘤就能再度擴散。
  納粹在戰爭初期,已經由於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矛盾而收穫過一次漁人之利。各國人民都吃了大虧。現在1942年,盟國之間又出現裂痕。紅軍後退好幾百公里,人力物力損失慘重。西方目擊敗況,不禁油然而生疑懼之心。紅軍經受得起德軍的衝擊嗎? 還能支持多久呢? 另一方面,英美遲遲不肯開闢第二戰場,也在莫斯科引起了陣陣疑雲。蘇聯人心想,西方世界按兵不動,輜重山積,是否要等蘇德火並,力竭聲嘶,為西方火中取栗呢? 後來,我們才明白,當時的擔心不無過火。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當時,在德國軍部,在希特勒周圍,有這麼一幫子人主張不管希特勒肯不肯,犧牲蘇聯而與西方單獨議和,但這幫子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們也知道,英美方面也有一些政界人物樂於考慮跟一個投有希特勒的德國打交道。但是,羅斯福和邱吉爾堅決要求「五條件投降」,所以從來沒有考慮這麼一個解決辦法。我們對於這一情況,也是確有把握的。
  現在再談我到案後的情況。
  傑林他們的幻想並未破滅,還如數家珍地賣弄他們的計劃。可是,在我這麼一個俘虜面前渲染他們的把戲,說明他們還不敢肯定是否騙取了情報中心局長的信任。他們觀察我的反應,估計我能否跟他們合作。在我看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今後幾星期內或幾個月裡,情報中心將會大規模中毒,接到大批假情報。德國特工特製專送的政治,軍事,外交假情報,莫斯科方面都將信以為真。這還不過是下釣餌的階段。等魚兒吞了鉤,傑林只消沉著地引回絲綸,魚兒便會到手了。
  我儘管心緒不寧,答話卻狠命裝得滿不在乎。首先,我想動搖他們的信心。我編了一篇故事,編得有頭有腦,才能取信於邏輯性強的德國人。我說:「你們作出了這樣的假設;你們憑仗收羅過去的報務員,精心操縱,讓情報中心照常跟你們聯繫。好吧,就算你們得了手。可是,另外一種設想也不見得全無價值。比方說,局長不瞎也不聾,他在『樂隊』奏的樂章裡聽出一些荒腔走板的地方,可是假裝聾啞。萬一是這樣的話,牽線人到底會是誰呢? 是你們呢,還是他呢?」
  傑林愕然一怔,隨即冷笑說:「你在1941年12月13日的壯舉,對你並不曾有多大好處。現在,莫斯科已經不相信你。你沒有能夠說服局長讓他相信你當時是靠了多特工程局的牌號脫險的。」
  他這句話惹得哄堂大笑,只有皮普上尉不笑,因為那一天是他下令放我的。
  傑林又說:「你很清楚,任何人在蓋世太保手裡呆過,哪怕只呆過一分鐘,莫斯科便不再相信他們。」
  我於是下決心來它一手狠的:「諸位,你們忽略了一個要害問題。現在另外還有一個反特組織,跟『紅色樂隊』全無關係,專門負責保衛隊員的安全。這個組織別有通信渠道,直接向莫斯科報告當地情況。」
  哪怕我揭發希特勒是個蘇聯特務,他們聽了吃驚的程度恐怕也不過如此。對專業特工來說,這樣的組織本來是合情合理的,不僅德國人不知道,便是「樂隊」的多數隊員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
  這個無中生有的反特組織,一下子就把各自的地位翻了個個兒。他們心裡疑雲翻滾,漸漸成了信念。我接著說:「你們可以理解,我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要十分慎重地考慮跟你們合作的問題。我完全同意俾斯麥的根本方針,德國決不可以跟俄國開戰。但是我不能和你們一道在沙上建屋嘛。我是一個俘虜,還來跟你們鬧這麼一套,而這套東西的一切竅門,情報中心早已瞭如指掌,我如果這麼幹起來,豈不叫人笑掉大牙?"傑林的答話又引起哄堂大笑。他說:「如此說來,我只好乾脆放了你了? 」
  我用同樣的口氣回答他說:    「如果你們真要跟蘇聯單獨議和,看來這還算最好的辦法。」
  第二次會談到此為止。我基本上達到了目的,心裡很痛快。他們的信心動搖了。11月26和27日接連兩天,我跟傑林單獨談判。  「大賭博」的弱點越來越明顯。首先,事情還在準備階段。在這一階段,德國人不能不送出有價值的材料,穩住莫斯科,彷彿一個報務員也沒有策反投敵。這事還有一點充裕時間。不過,傑林首先意識到肯特告訴過他法共的特殊聯絡網有可能把「大賭博」一舉蕩平。他最怕情報中心通過這一渠道,獲悉在法國的「紅色樂隊」已經有一部分破了案。為了使情報中心高枕無憂,他必須設法利用法共的渠道打一個報告出去,而能夠這樣辦的卻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他便少不了我。我呢,我很有把握地告訴他,他這一手非垮不可。他自己也不久就可以看得出來。日子越久,我跟法共聯繫的日子中斷越久,情報中心就越會覺得可疑。
  我的推理並非純出於虛張聲勢。我沾計傑林遲早不得不叫我參加「大賭博」,不作為聽憑擺佈的一粒棋子,而是作為必不可少的幫手。這麼一來,我便能從內部使機器失靈『傑林向我問道:「如果讓你參加,你能提供什麼保證? 」
  我答道:「不存在什麼信任問題。有風險你們也得冒。
  你們用得著我,為的是需要我,你說是不是? 沒有我,你們佈置下的一整套東西就要垮台。」
  傑林卻還不準備冒這個風險。整整一個半月,他拚命想和法共接上關係,免得向我請教。
  第十六章傑林六戰六敗
  傑林六戰六敗,更加鼓勵了我堅持戰鬥。第一次敗仗。
  傑林叫我想法子不讓情報中心知道我被捕。我馬上建議打電話給瑪德蘭廣場一家咖啡館掌櫃,讓他通知安德烈( 卡茨) 說:  「一切順利。過幾天我就回家。」在傑林看來,這句話很合乎邏輯。他不知道「紅色樂隊」的規矩平常禁止用電話接頭事情。如果發生非常情況,要用電話,那末也一定要只說反話。「一切順利」就是「一切糟糕」。卡茨一聽就懂,這句話的意思是;  「一切糟糕,我回不了家。」這樣,卡茨便再一次可以證實我確實已經被捕。
  第二次敗仗。傑林讓肯特發一封電報給情報中心,要求照我的樣子,跟法共負責人直接聯繫。理由是我靠不住,有必要建立雙重接觸。可是情報中心一口拒絕,理由是各組都不安全,沒有任何理由再讓法共同志們冒風險。
  第三次敗仗。別動隊又叫肯特手下的發報員,用我的名義要求情報中心通知法共領導,約定地點,日期,鐘點,會見法共代表米歇。情報中心復電同意,並且明確地規定了辦法。
  別動隊員樂不可支,馬上開備戰會議,決定不抓米歇。
  非但不抓他,還叫派去聯繫他的人請他通知情報中心,蓋世太保雖然在西梅克斯公司抓了人,但是奧托和「紅色樂隊」
  其他人員都沒有出事情。
  別動隊高興得未免太早了一些。米歇並沒有赴約,因為傑林和他的隊員們全不知道我在被捕以前,曾與米歇有約在先;凡是情報中心指定的約會決不可直接前往,而要照情報中心規定的時間,提早兩天另兩個小時,到我們倆事前約定的地點去見面。
  這樣一來,傑林越發如墜五里霧中。誰能想像情報中心規定了約會,而竟敢不去赴約呢? 我告訴他說,米歇人在當地,不像情報中心遠在三千公里以外,他也許已經有點感覺到我出事了。
  第四次敗仗。傑林又叫肯特發一封電報,說我從馬賽發報有困難,而最近幾天,不知什麼緣故,法共的發報渠道也不靈了。因此要求情報中心再規定一次約會,去聯繫法共的聯絡負責人杜瓦爾( 即費爾南·包利奧爾) 。如同上一次要求聯繫米歇一樣,情報中心再一次規定了約會的日期,鐘點和地點。別動隊又一次以為成功在望,誰知道他們的希望又成泡影。原因是,我早在11月便跟包利奧爾達成了和米歇一樣的密契。不僅如此,我們還規定了只有格羅斯沃格爾有權去會見包利奧爾。包利奧爾按照我們倆的密契,準時赴約,撲了個空。這時節,格羅斯沃格爾業已被捕。這件事引起了包利奧爾的疑心,擔心情報中心受愚弄。
  傑林越來越納悶。他就算鑽了情報中心的空子,但是當地的人不聽情報中心的命令,那又有什麼用呢? 傑林的第五次敗仗。
  從1941年起,沙德萊廣場附近,貝爾耐爾街,雅干開的蜜餞鋪一直是我們的聯絡站,法共轉發和收轉的電報都在那裡通過。在那兒工作的朱麗葉·穆謝夫人,年紀已經不小,為人十分莊重,領導上和店員們都很器重她。她為法共工作多年,從早到晚要接待顧客好幾十人。包利奧爾和我都覺頭得,在那裡傳遞小卷電報比較方便,於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應。凡是她那裡傳遞的東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半中從未出過差錯。和她聯繫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個人以外,一共只有兩三個。其中一個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後,回到巴黎和朱麗葉夫人一道擔任聯絡的。
  雷希曼被捕以後,受盡酷刑,終於投敵自首,向別動隊供出了朱麗葉夫人。傑林馬上決定碰一碰運氣。12月裡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餞鋪去找朱麗葉,請她傳一句話給「老頭子」。老頭子就是我。朱麗葉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說;肯定有誤會。她根本不認得他,也不懂他說的什麼老頭子。
  傑林又碰了個釘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還跟朱麗葉有聯繫,為什麼她突然翻臉不認人了呢? 他就是不知道,自從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後,我們對雷希曼已有懷疑,所以立即下令對他切斷一切聯繫,同時和朱麗葉講好,今後除了我和卡茨兩人以外,誰去聯繫都得用一個紅鈕扣作為暗號,而雷希曼卻不知道這新辦法。
  傑林不斷地盤算對付朱麗葉的辦法:應不應該把她抓起來? 看來這不是好辦法,因為這麼一來,等於從此切斷了法共的線索。不僅如此。抓了朱麗葉,等於承認「老頭子」
  被捕,雷希曼叛變投敵。傑林只好不動,嘴上彷彿貼了封條。
  傑林打的第六次敗仗,也是相當慘痛的。溫策爾「老師」越獄了。
  德國人一共搞到了六座發報台,但是不瞭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們在蘇聯空降情報員那裡破獲一部電台。這是由柏林小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樂隊」手裡的頭一部假電台。艾弗雷莫夫投敵以後,他的電台大發假情報,極受敵人欣賞。另外還有塞賽的電台,溫德林克在荷蘭的電台。在法國則有肯特的發報站:鐵塔一號和鐵塔二號。德國人兩部都用,總稱三月鐵塔。然而,在這個假「樂隊」裡始終缺少溫策爾的那架發報台。
  溫策爾一被捕,立即關進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訊。到了11月,別動隊覺得不對頭。莫斯科老聽不見這位獨奏家的演奏,難免生出疑心。至於派個別動隊員來代替溫策爾,那也是不在考慮之列的。因為「老師」是發報高手,有他特殊的藝術風格,情報中心早已耳熟能詳。所以,到了11月,溫策爾答應「合作」,德國人聽了確實十分滿意。
  儘管溫策爾受著嚴密監視,他畢竟在頭一次發報的時候便發出了告警的暗號。情報中心就這樣獲悉,今後演奏的樂章都出自敵人之手。
  溫策爾還跟德國人「合作」撰寫並發出兩個報告,名叫「日爾曼報告」。日爾曼便是溫策爾的別號。這兩個報告的內容是我們從蘇聯方面得知的。第一封電報說:「局長收。急件。與大首長的通常聯繫已被監視。請指示方式與大首長會晤。我認為此舉十分重要。日爾曼。」
  第二封電報說:「局長收。火急。從德方獲悉,密碼已破。會見大首長事仍未奉復。本人與局長聯繫暢達,似無監視。今後如何與情報中心聯繫,盼速復。日爾曼。」
  這兩個電報決刁;再讓情報中心懷有任何疑慮。因為我們從來不用「大首長」這個稱呼。溫策爾逐漸取得別動隊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間屋子裡安裝了電台。1943年1 月初,監守他的人背朝著他生爐子。他乘機把監守打昏,反鎖在屋子裡,自己從此遠走高飛。
  對傑林來說,真是飛災橫禍。從1942年7 月以來,比國「樂隊」發生的一切情況,都有可能由溫策爾報告情報中心。事實正是如此。溫策爾逃到荷蘭,利用一架沒被發現的電台,向情報中心局發電,報告了上述—切情況。
  話雖如此,別動隊自從破獲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來,收穫卻也不可低估:在五個國家,破獲六個電台,向情報中心發出幾十份假情報。從復電口氣來看,局長仍然毫無覺察。
  不過,傑林卻在幾星期內接連打了六個大敗仗,情報中心的指令得不到執行。肯定有什麼地方堵住了。他在沙灘上建築的大廈總有一天要垮台。
  看來,別動隊隊長手裡,只剩下了一張王牌,那就是爭取「大首長」合作,通過法共渠道,穩住情報中心。傑林冒的風險固然不小,但是捨此別無他法嘛。
  12月底,我又跟傑林和他的助手維裡,伯格會談。談活的氣氛變了。我等待的時機已經來到。
  第十七章禍不單行
  我緊鑼密鼓地對付傑林,但並沒有忘記,我們還有幾位同志沒有落網。他們也要加緊對付別動隊的進逼。我擔心的主要是格羅斯沃格爾和卡茨。其實,我並沒有理由特別為他們擔心。他們既然這一次沒有落網,想必已經有了隱身之地。
  對卡茨來說,更不用操心。卡茨本來就在安東尼郊區有一處很可靠的藏身之地。再說,我們早就商妥,他得離開巴黎,前去馬賽靜候幾個月。
  誰知傑林的助手伯格來向我報了噩耗:「你知道麼? 你們那位卡茨被捕了。」
  「是嗎? 什麼時候呀? 」
  「約莫有三個星期了。」
  原來卡茨也落了網。我到後來才明白為什麼卡茨也過不了關。可是為他採取的安全措施可以說是應有盡有的了。
  卡茨眼見我被捕,心裡沒了準星,便用幾天時間,準備開路。正好他的妻子塞茜爾在11月19日生了孩子。他要把母子安排妥帖才能動身。他的大兒子讓·克勞德已經送去比葉隆堡他姐姐家。
  我在1973年離開波蘭以後,才由塞茜爾口裡獲悉,194Z年11月28日,她丈夫和格羅斯沃格爾一道到婦產醫院去看她。他們倆都已經知道我被捕,愁得不知怎麼好。12月1 日,卡茨又到醫院去看她,準備第二天把她母子二人帶走。可是再沒有什麼第二天了。就在當天,卡茨在巴黎逗留過晚,碰上了宵禁,又不願意冒險回安東尼,他便到一位女友艾爾裡希家裡去借宿。艾爾裡希的丈夫是猶太人,當小學教員,從前在西班牙參加過國際縱隊。
  自從戰爭一開始,他家便成了通信聯絡站。雷希曼就是在那/L 跟卡茨碰頭的。那還是1942年年初。雷希曼被捕,做了招供,蓋世太保便把這所房子監視起來。其實,我早就下令不再利用這個去處,而卡茨卻不管這些,心想幾個小時出不了事,明天一早就走。蓋世太保的監守人員通知了巴黎別動隊隊長雷塞,派人逮捕了卡茨和艾爾裡希。我跟傑林說,艾爾裡希並沒有參加「紅色樂隊」。我們的活動,她全不接頭。可是,她後來還是被送進了集中營,並且死在集中營裡。
  最後輪到格羅斯沃格爾,他也給別動隊逮起來了。他們之所以能夠找到他,靠的是極端無恥的訛詐手段。
  天下也真有湊巧的事情;格羅斯沃格爾的妻子雅納·貝桑也在生孩子。我在牢裡,自然不瞭解這個情況,而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這卻是關係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在那時候並不怎樣擔心,反正一切都已經準備好,讓他暫時去瑞士。貝桑不知道情況如此之嚴重,不肯加緊隱蔽。結果,別動隊於11月26日在比京郊區一所公寓裡找到了她。他們便使用了他們慣用的手法,叫她寫信約會她的丈夫。如果她不肯寫信,便要當她的面把孩子掐死。她丈夫覺得這裡面有文章,但是按捺不住最後作別的熱望,仍然如期赴約,於12月16日自投羅網。
  事前四天,伯格以滿不在乎的口氣對我說。
  「今天,我們要去逮捕羅賓遜啦。」
  伯格說話,一向比較隨便,他居然把別動隊的行動汁劃都告訴了我。這種半真不假的好感,後來卻幫了我的大忙。
  伯格說:「我們發現他已經有好幾個月,並且決定在他赴約的時候逮住他。雷塞為此組織了一次毫不含糊的軍事行動。幾十名別動隊員分佈包圍現場,各人手裡都有犯人的照片,按圖索驥,萬無一失。我可以預先告訴你,雷塞打算叫你一道去,想看看你的反應。但是他不能讓你出面。你一出面,  『大賭博』不就全垮了? 你若是不肯去,他就可以逢人便講,你不肯合作。」我當即回答他說:「好吧,如果沒有理解錯,雷塞也想摸摸我的底,給我設了個圈套……」
  「你愛怎麼理解就怎麼理解好了。」
  行呀!反正我已經心中有數。中午時分,我被帶到雷塞那兒。他又把伯格的話說了一遍。
  他說:  「奧托,我們今天去逮捕羅賓遜。」
  老是這麼一套,反正功勞都歸自己,同夥沒份兒。
  「你搞錯啦,雷塞,這個人只會令人討厭,他什麼山不知道。」
  雷塞並不相信我的話,只說:「也有可能。不過,如果你不反對的活,他到底有沒有用場,還是讓我們自己去掂份量吧。反正你得陪我們走一趟。」
  「悉聽尊便。」
  我把話說得那麼樣輕巧隨便,雷塞一下子詫異得好像訂在椅子上一動也動不了。不管怎樣,伯格的確不曾騙我。    我乘車前往現場,途中心裡盤算自己該採取什麼態度。
  結論是,唯一有助於同志的辦法,不外是設法讓他發現我在場。事情是這樣,假如德國人把我上了手銬,在現場露面,那就是說「大賭博」已經壽終正寢。因為,負責格羅斯沃格爾安全的小組組員,必然會看見我,一看見我就知道我已經被捕。可是,我的車離現場二百來米就停下了。我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同志被捕。
  自從8 月裡,施奈德在比國被捕,蓋世太保便發現了羅賓遜的蹤跡。他的前妻是柏林小組成員,和她已經參軍的兒子一起被捕。為什麼當時蓋世太保卻沒有立刻動手呢? 理由是,他們以為格羅斯沃格爾還指揮著第三國際的一個重要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面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第三國際從前的組織部書記德勞茨,一位是德共前領導人明曾堡『。
  這個神通廣大的秘密組織,其實全是繆勒他們腦袋裡的、空中樓閣,全是他們活見鬼。那時節,德勞茨已經開除出黨,明曾堡則在1937年也已經由德共開除出黨,同時也開除出了第三國際。1940年,達拉第政府把他關進了古爾斯地方的外僑集中營。就是在那兒,貝利亞手下的兩個特務,奉命在集中營裡結果了他的性命。這兩個特務勸他一道越獄。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喜事? 他答應了。結果,離集中營二百來米,人們發現他吊死後的屍首。
  德國人的意圖是要抓住這個幽靈組織的全班人馬。因此,他們才監視羅賓遜,暫時不動他。這樣才好搞一次大場面的審訊案,由格羅斯沃格爾擔任主角。目的是,讓「新歐洲」各國人民耳聞目睹,  「國際布爾什維克」到底是什麼玩意幾1 蓋世太保在u 月找到羅賓遜的蹤跡以後,沒有再從他身上找出任何線索,於是決定加以逮捕。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11月21日,在西梅克斯公司破獲以後兩天。我把本組情況告訴了他,彼此約定中斷一切聯繫。就在這一次約會上,他已經知道施奈德被捕,表示十分擔憂。他還不知道,他在帕西的隱蔽所,已經在蓋世太保監視之下。
  至於馬克西莫維奇呢,他也早已被發覺了。他和霍夫曼·曉爾茨小姐訂婚的時候,蓋世太保照例到警察廳去查外僑的檔案。曉爾茨小姐乃是奧托·阿貝茨的秘書。等到我們知道這件事,已經來不及了。我們本來想托我們在警察廳裡的聯繫人,把有關的檔案藏起來,可是蓋世太保已經先下手。
  他們得知馬克西莫維奇一向同情蘇聯,當即撤銷了他進出馬哲斯蒂克大旅館的通行證。這樣一來,他的嫌疑已經不輕,接著沃克博士又在柏林譯出了一批密電。密電的來源一望可知,於是嫌疑成了確證。他的未婚妻到德國探親回來,告訴我們德國城市遭受破壞的情況。我們把消息報告了莫斯科。
  蓋世太保把材料對證一下,發現來源在曉爾茨小姐。
  從10月起,馬克西莫維奇已經受人跟蹤。別動隊隊員毫不躲躲閃閃,他們徑直去到比葉隆宮堡,一五一十告訴安娜,說是已經收集到一切證據,證明她自己和她的兄弟參加了一個間諜組織,反對第三帝國。他們對安娜說:「你可以幫我們一把忙,只消你幫我們約你的領導會見一位德國人,也不妨約在非佔領區,我們可以完全保證你不受連累,因為這件事政治意義很大。」
  安娜馬上把傑林的話通知了我。我當時自然只能夠把這件事當做一樁普通的綁票手段。其實,那時候,他們也許已經在想為「大賭博」打基礎,爭取我和他們「合作」。
  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看,馬克西莫維奇的處境岌岌可危。我勸他讓我設法把他隱蔽起來。
  他說:  「我不能這麼辦。我上有老母,還有一個妹妹。
  我一走,她們怎麼辦? 你想過他們的報復手段沒有?」
  他接著說:  「我若被捕,寧可自殺。」
  「不行。這些王八蛋,一定要多殺幾個才好。」
  他全然不改習慣,照舊「工作」。12月12日終於在他未婚妻的辦公室裡被捕。
  凱絲,佛爾克納也由於密電被譯出而暴露了身份。她知道自己會落個什麼下場,就在12月回德探親。三十年後,她的叔父告訴我說,她當時已經知道自己的下場。她的伴侶波齊亞爾多讓蓋世太保抓去受盡非刑拷打。她於1 月初回到法國。不出所料,她也遭到逮捕。
  斯普林格的結局和布勞索萊德一樣。
  他在1941年12月撤退到里昂,我在上文已經講過,他繼續積極活動。他跟比國的一位前任部長巴爾達薩爾,還跟一位美國領事有交情,可以弄到一些消息。這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戰士。他手拿武器和蓋世太保戰鬥,最後英勇犧牲。
  我在4 月裡碰見他,勸他小心一些。他說什麼也不幹,只問我要密碼。我只好給了他。
  我問他:  「發報機呢? 」
  「我什麼都有,美國人給了我一個小寶貝。」    10月裡,我們知道佔領南方已經是幾個星期裡的問題,  我回到里昂,再一次叮囑斯普林格多加小心。他卻發起火來說:「我知道我跟弗蘿拉( 他的妻子) 可以一道到美國去,可是我不願意,她也不願意去。戰士在前線,能說有危險便退卻嗎? 我們跟戰士有什麼兩樣? 我呀,我是第一線的戰士,我要工作到最後一天。如果他們來了,我有辦法招待他們。  」
  他把發報機安置莊一個小村子裡,離里昂十七公里。附近有高壓電線,他在上面接了根線。他又說:「他們要來,我把什麼都炸光。」
  可是他沒有來得及。
  一天晚上,他回里昂家裡。他在事前早和他妻子約好,在窗子上做下暗號。他一瞧就知道能不能上樓。天黑了,燈全滅了,按說他該特別小心,而他卻手握短槍,直奔樓上。
  樓上有蓋世太保等他嗎? 管他媽的,有風險自己擔當。一開門,特務們坐的站的滿滿一屋子。他就往人堆裡開火,打傷兩個。一手掏出隨身老帶著的藥丸……可是沒來得及吞下去。
  他先關在里昂,第二天送往卯雷納監獄,上了四天毒刑。聖誕節那一天,他怕頂不住非刑,便從五樓過道跳了下去。
  斯普林格的堂妹叫伊鳳,還有她的弟弟是在戰後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事情記載在雷米上校寫的一本書裡,書名叫《勇怯集》。書中卷二第二十七頁寫道:「聖誕這一天竟以自殺開場。走到了絕路的人,在最高一層樓的過道裡,跨出欄杆。許多監犯都聽見叭嗒一聲身軀落地……」這個記載是符合事實的。只有一點,斯普林格自殺,並非走到了絕路,而是為了決不在毒刑之下招供。我對他有足夠的認識,知道他的勇氣。他拿槍對付蓋世太保,往人堆裡開了火,服毒又沒有成功,最後在獄中跳樓自殺,完全等於模範戰士戰鬥到底。他的遺體後來被發掘出來,重新歸葬。比國政府在他身後頒發了勳章,表彰他的功勳。
  蓋世太保在里昂的頭目,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巴爾比。他逮捕了卡茨的兄弟約瑟夫和我的老朋友希雷伯。兩個人都不是「紅色樂隊」的成員。約瑟夫曾經要求參加工作,但是我沒有同意,因為我不願意一家兩兄弟都搞這種性命攸關的工作,再加他們一家人都和我有淵源。
  跟好多地下鬥爭中的戰友一樣,我也是在巴勒斯坦認識希雷伯的。他是熱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但不是馴服工具。他不怕提批評,叫理論家不痛快。所以他老願報名到西班牙去打仗,竟然沒有得到批准,理由是他路線跟得不緊。
  我在1940年夏天一到巴黎,便想找他。像希雷伯那樣積極和堅決的人,決不會半途而廢。我從他妻子那裡得知,他在1939年辦了一家收買舊汽車的鋪子,一旦打起仗來,可資掩護。莫斯科情報中心對他感興趣,派給他一位青年軍官,名字很古怪,叫做弗利茨。表面上,弗利茨算是經理。
  遺憾的是,情報中心派來的一些代表,本來已經夠戧,弗利茨和他們比起來越發差勁。1939年秋天有一天,兩名警探到車庫去進行例行的檢查,大概警署已經有希雷伯的檔案材料。咱們這位蘇聯特務軍官正在後面一間屋子裡,一聽見便跳窗逃走,而且動作十分「高明」,一逃就逃到蘇聯大使館,報告他差一點被警察抓去。
  大使館裡和弗利茨聯繫的人也是一位情報「高手」,其「高明」程度與弗利茨不相上下。他覺得最妙的辦法,莫過於把希雷伯的電話號碼和地址抄在本本上。法國警察便把希雷伯當作蘇聯大使館的人員一樣監視起來,並且隨便找個借口,把希雷伯抓走,再把車厙搜查一遍。
  這種客串式的胡鬧目然會引起合乎邏輯的後果。德蘇條約一簽字,法國警察便把希雷伯抓起來,送進維爾內集中營。
  德軍開到以後,希雷伯還在集中營裡。我決定幫助他越獄,並把我的計劃告訴蘇聯駐維希大使館的武官蘇斯洛巴羅夫。
  他說寧可走合法途徑。他本來已經有一張蘇聯被捕公民的名單,打算交給德方,要求予以釋放。再把希雷伯的名字添進去,十分輕而易舉。果然,希雷伯獲得了釋放。可是,德國一向蘇聯開戰,希雷伯還在馬賽。老婆孩子已經在莫斯科定居,而他卻沒有來得及去,只好轉入地下。這一次被捕時被擊斃。
  卡茨的兄弟約瑟夫則在流放後失蹤。我之所以把他們兩人的遭遇連在一起講,那是因為我認為告發他們的人乃是同一個人。這個人叫做舒馬赫,就是那種不三不四,特工用來到對方去臥底,做內線的人物。我有種種理由相信他是蓋世太保僱用的眼線,鑽進了「紅色樂隊」。溫策爾被捕時的住宅是他租的。大家出了事,就他沒事。比國小組破壞以後,他來到巴黎,住在拉勞希家。拉勞希是負責我跟羅賓遜兩人之間聯絡的。1942年11月,他不管我的嚴格禁令,自作主張到里昂去找斯普林格( 斯普林格英勇就義的情況,我在上文已經講過) ,同時也找了施奈德。12月,他找拉勞希,叫她約會羅賓遜。上文也已經敘述過德國人怎樣興師動眾逮捕羅賓遜的。拉勞希遲疑一下,還是答應替他聯繫。結果是拉勞希從此一去不返,拉勞希是「紅色樂隊」的隊員,愛上了一個傑林手下的眼線……姑娘長的很漂亮,性格溫柔,身後留下一些美妙的詩篇。
  第十八章特殊監犯
  1942年12月25日,當夜就對我進行了第一次審訊。傑林必須解決我的拘留問題:關在哪裡? 怎樣關法? 關在哪裡? 怎樣關法?傑林大概是這樣考慮問題:關押的地方必須十分偏僻,不至於讓我被捕的秘密傳出去。另外還要具備一切條件,使我不能越獄,這是起碼的常識,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後這一點,在對付「紅色樂隊」這樣的條件下,有其特別重要的地方。在這方面,別動隊吃了幾次慘重的敗仗,始終沒能把在監獄的「樂隊」隊員全都封鎖起來。因為,不能忘記,德占區監獄的看守人員總有些是戰前留下來的舊人,總有人向抗敵組織通風報信,傳遞消息,有的還直接參加了抗敵組織。我在上文已經敘述過比京聖吉爾監獄的看守怎樣把我們被捕人員的情況通知我們。
  在法國的「樂隊」被捕人員,集中關在弗雷納監獄的一個特監裡,若有轉移,都得把臉罩上,在監獄裡絕對禁止走動,監獄管理處不知道他們的身份,甚至其他德國機關也不知道。別動隊員各人負責專門看守一個或幾個犯人,不准過問別人的事。自從我被捕以後,防範措施越發嚴密。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別動隊在10月初來到巴黎便在索賽街安營紮寨。這地方在戰前是法國政府保安局,別動隊佔用了整個四層摟。11月26日,我搬到一樓,原來保安局財務科的辦公室。傑林想在這個地方把我隔離起來,給我這個「特犯」佈置了兩大間屋子作為牢房。頭一間用鋼絲網隔成兩間,網上開一個門。半間裡放一張桌子,兩張椅子,讓兩個黨衛軍下級軍官在裡面白天黑夜看守著我。另外半間是給我的:也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外加一張床。朝向花園的窗戶也蒙上鐵格子。進口的門安上鋼板。
  過了兩三天,柏林方面訂定了規章制度,規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員的職責。真是德國官僚機構的一個傑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員和我說話,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問話。
  我住定以後,傑林給我介紹專門負責管我的人。這人名叫維裡·伯格。他隨時可以來看我,可以隨便跟我談話,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個部隊食堂給我送來。每天,我到院子裡的花園去散步,也由他陪著。
  他在這一樁公案裡將佔有不小的位置。他個子不高,長得很結實,臉蛋豐滿,兩手粗壯,要打人的時候就能狠打。
  他身軀沉重,五十來歲年紀,智力不過中等,幫著傑林專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把手的角色。他是傑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個人知道傑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壯志,也只有他徹底瞭解別動隊的特殊任務,  「大賭博」的意圖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已經以警探為業,魏瑪共和國時期並未間斷,隨後又出力報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經辦微妙而見不得陽光的案子。比方說,裡賓特羅甫去莫斯科簽德蘇條約的時候,就是他當保鏢。
  有些研究「紅色樂隊」的書,以為伯格是兩面特務,往往把別動隊的決定告訴我,這完全是虛構的。要真是這樣,豈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發生接觸,便有一種預感,覺得他有可能為我利用。我很快就發覺他這人有弱點,在生活裡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順心的事太多,兩個兒子在戰爭年代裡死於白喉症,第三個兒子被飛機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經受不住,曾企圖自殺,後來關進精神病院。所以從精神上來說,他是創痛深巨的。1942年年底,他和他的老友傑林都不信第三帝國能最後勝利。他為自己規定了一條行動指南,就別動隊的範圍來說,他準備兩種結局:如果蘇聯和盟國得勝,他可以證明他對我很厚道,給我在「大賭博」裡許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國得勝,他又可以自詡為鎮壓「共黨顛覆」的英雄。他加入納粹黨還不久,儘管滿口納粹八股,對於政治卻顯得十分懷疑。他對我說過不少意識形態方面的知心話,其中可以舉出這樣的說法:「我在德皇時代便當警官,艾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工作,現在是希特勒的偵探,將來完全可以為台爾曼政權出力效勞。」
  在開頭幾天,我借口進修德語,請他轉達我的希望,給我一本字典,紙,筆和報紙。請求被批准了。於是我存了一線希望,儘管這不過是幻想,希望能給情報中心打個報告。至於如何下手,我可連影子也沒有。就眼前來說,我已經很有道理不該悲觀喪氣。一個囚犯夢寐以求的東西,我都有了。
  手頭有了紙筆就有希望跟外界通聲氣。
  事情當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員不放鬆,任何東西是沒法寫的。看守一天換兩班,七點一班,十九點一班,每次都換新人。值班的黨衛軍下級軍官,熟悉了規章制度,無不戰戰兢兢,兩眼老死盯著我,一忽兒也不敢放鬆。要達到我的目的,必須不換看守,讓我跟他們逐漸混熟。
  我下決心和傑林商量,便對他說:「你得承認,這樣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來越難以保密。
  半個月裡頭,看守換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個快嘴,那末外邊就會知道索賽街關著一個『特種犯人』,我說五十多個人中有一個快嘴,還是少說了。」
  我說話故意帶開玩笑,居然觸動了傑林。從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個人。
  我和伯格的關係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園散步,他每每一鱗半爪地透露一點別動隊的消息。我用來象七巧圖似的拼湊起來,可以得出別動隊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出他們的一些計劃,迷糊的東西就稍稍明確起來。伯格甚至給我講一些柏林高級警察當局的情況。
  伯格善於輕巧地說一些笨話。有一天,他毫無打趣的意思對我說:「奧托,你聽我說,我希望我們能把事情搞好,戰爭早日結束。萬一執法隊把你押到刑場,我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別。」
  我用同樣的口氣回敬他說,「萬一蘇聯執法隊把你押赴刑場,我也向你保證,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別。」
  12月下旬,有幾個「紅色樂隊」隊員在弗雷納監獄自殺未遂。柏林發來命令,叫把各人的手反銬起來。我受到優待,把手銬在前面。
  這樣一來,什麼也寫不成了。我向伯格訴苦。他表示同情,並說他很理解,銬著手是多麼不好睡覺,然後教我怎樣把右手脫出來。這時候,看守以為我銬得結實,各自酣呼大眠。於是,每夜,我估計兩點三點之間最合適,我起來把我的報告寫在小紙片上。
  我又向伯格訴說,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幫了我一把,給我換了一張鐵床,鋪上軟綿綿的墊褥。我發現四條床腳是空心的,正是囚徒們最好的保險櫃。
  我安頓下來過了幾天,來了三個黨衛軍醫官,把我從頭到腳檢查一遍。我馬上問伯格這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為的是檢查你的身體,比方說,看看你能經受得住怎麼樣厲害的刑訊。」
  我心想,他們一定大有收穫。我在巴勒斯坦絕食,留下了後遺症:高血壓和心臟病。但是我還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說:「他們根據人類學,肯定你不是猶太人。傑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點笑痛肚子。後來才知道,傑林是怎樣得出這麼個結論來的。他認為如果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種,柏林方面會比較容易讓我搞「大賭博」。
  關心我的高階層,怎能聽信猶太人的話?跟這麼一個「賤種」的代表有什麼合作可言呢? 傑林需要一個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處。我們倆有一次談話,我告訴他,我出生於猶太家庭,我一生下來便進行包皮環切。
  傑林的話頗出於我意料之外。他說:「你真叫我好笑。這只說明蘇聯特工幹得不錯。你知道嗎?戰爭初期,德軍反間諜部派情報員到美國去,有的做了包皮環切的手術,為的是他們工作上的方便。結果他們被美國特工破了案,把戲馬上戳穿,因為手術太新。」
  傑林滿腦子儘是些特工的詭計和竅門,連我那千真萬確的包皮環切,也說成是俄國特工專家技術人員的高明手段。
  再說,我屢次告訴他我是猶太人。他聽了卻是這樣去推論的,一個人落進了蓋世太保手裡,怎能自稱是猶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詐。    結果,傑林為此進行了一番調查。在比京格羅斯沃格爾妻子家裡,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過的一本舊護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萊奧波爾·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於諾維·塔格。1942年12月,別動隊的探子去到該城,試圖查明我的過去。他們打回來電報說是什麼也沒查出來。我可以引用他們電報裡的原文,說是該城裡的「猶太醜類業已掃除乾淨,連墓葬之地也經過了犁庭掃穴」。
  傑林因此越發肯定我不是猶太人。蘇聯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為我編造出一套猶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對我來說,要緊的是蓋世太保一直沒有發現我的黨員姓名:萊巴·董伯。
  別動隊有它特殊的保密辦法。我那間牢房的門,成天有幾十個人走過來走過去,門上卻安上一塊大牌子,上面大書特書:「注意! 特犯所在,閒人免進! 」後來,我聽說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紛紛傳說一個「蘇聯特犯」,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勝過了紀律性,哪怕是德國式的紀律也在所難免。他們受到那麼多的叮嚀囑咐,不准跟我攀談。他們看守值班的規章制度又定得那麼樣的緊密嚴厲,而事情最起碼的意義也一點不給他們吹風,時間長了,他們實在忍不住想跟我搭話。他們等到午夜時分,確實知道不會再生意外,便繞著彎子向我來打聽,後來簡直連彎也不繞了,我們便斷斷續續聊一兩個小時,這對我很有好處,其中兩個是蠢豬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劊子手。另外幾個,我記得都是黨衛軍,但不怎麼迷信納粹主義。當然羅,只要接到上級命令,無論什麼罪惡勾當,他們都幹得出來,比方說,立刻結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兩個居然彼此有了一點好感。我特別記得其中一個,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著我,一面對我說,他整夜為我禱告,要讓我的靈魂得救。他甚至想傳個信息給我家裡。
  第十九章此仇不報非君子
  傑林想不求教我而聯繫上法共領導,每一次都是枉費心機。若要冒點風險利用我這著棋子,他又老拿不定主意,只好用一用他手裡最後一張王牌:勒逼格羅斯沃格爾和卡茨兩人招供。
  12月整整一個月,別動隊纏住不放格羅斯沃格爾,認為他既然是我的副手,想必有辦法聯繫法共。可是他一口咬定,我們早有協議,他只管商務,其餘事務一概由我處理。於是,別動隊決計使出高招,對他進行最無恥的訛詐。要末他吐露真情,要末當他的面處決他的老婆孩子。他聽了紋風不動,鎮靜如常。伯格自己告訴我說,他的堅強態度,連好些德國人也為之動容。他回答說:「殺我,殺我的妻子,殺我的孩子,隨便你們先殺誰。
  反正從我這裡撈不到半根稻草。」
  傑林和夥計們知道拿他沒辦法。碰上這樣一尊鐵漢子,酷刑也不會頂事。我呢,我對傑林說,他們如果去折磨格羅斯沃格爾,那末我對「大賭博」就將完全無能為力,因為要搞這件事,缺了他是什麼也休想搞得成。情報中心總有一天要查明他的下落。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別動隊回頭又去整卡茨,想叫他去聯繫朱麗葉。後來,到了1943年4 月,我在紐伊監獄裡再見到卡茨,他告訴我經受了多少磨難,真是人間地獄。
  劊子手之所以拚命肆虐,顯然由於雷希曼事先告訴了他們卡茨在「紅色樂隊」裡佔有多麼重要的位置。他們先用哄騙手段,勸他到朱麗葉家去,算是轉交我要發出的電報,請朱麗葉轉交法共領導。
  卡茨回答說:  「奧托是我的領導,我只聽他的命令。」
  別動隊只好改變手法,施展慣技,威脅他的老婆孩子。
  這時候,大人孩子都關在比葉隆監獄裡,由雷希曼負責看守。
  卡茨依然不吃那一套。傑林心勞日拙,一無所得。
  接著便日夜上酷刑,永無休止。我覺得出這個主意的人大概是雷塞。他是別動隊在巴黎的頭子。德國人又變了手法,叫他交代一切他所知道有關「紅色樂隊」的事情。他們認為卡茨知道的東西一定很多。的確,他什麼都知道。最機密的事情,他都有份。毒刑接連用了十來天。隨後由別動隊裡出名的兇徒埃利克,揚格,大顯一番身手。眼見卡茨始終不屈,他們使向柏林請派生力軍,酷刑專家、刑訊大王、雙手沾滿鮮血的惡煞。卡茨卻始終咬定我們在被捕以前商定的說法;「你們去問奧托,他會告訴你們的。我不過是西梅克斯公司裡的一名小職員,沒資格參與機密。」
  後來,實在支持不住,他便割斷了右臂的動脈,可是傑林的部下沒讓他自殺成功。
  傑林這時候不在巴黎,他回柏林去了一陣。等他回來,發現卡茨已經奄奄一息,他覺得部下闖了禍,要設法補救.他明知道卡茨對「大賭博」的用處極大,可是,沒有我點頭,他什麼也不肯說。沒有我便沒法奈何他。傑林心裡也明白,一個人能熬得住那樣的毒刑,而且不惜自殺,總不能再把他當做叛徒的培養對象了吧? 他便派伯格來告訴我說,刑訊不是他要搞的,同時要我通知卡茨到朱麗葉家去。為此,他要我跟卡茨會會面。傑林希望到時候只有伯格一個人在場,不要用翻譯。問題是卡茨不講德語,而伯格又不懂法語。我就提議講意第緒語,因為意第緒語是希伯萊語和德語的混合產物,傑林同意了。殊不知這將給予我們意想不到的方便。
  一面談話,我可以夾進幾個純粹的希伯萊語,傳達我的意見和指示。
  幾天過去了,傑林還遲遲不叫我們會面。我知道這是傑林想讓卡茨受刑的傷瘢來得及平復一些。
  卡茨來到的情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走進屋子,屋裡只有我和伯格兩個人在等他。我才一個月沒有見著他,他卻變得判若兩人,見了也認不出來。他走過來,抱住我失聲痛哭。他沒戴眼鏡,眼眶周圍都是裂痕。他說:「你瞧瞧,瞧瞧他們把我搞成了什麼模樣。他們在我眼裡塞進了碎玻璃。再看我的手! 」
  他舉起受傷的雙手,指甲都已經拔光,裹著繃帶。
  他又靠近一些,很自豪地在我耳邊小聲說:「我一個字也沒說。」
  伯格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便說:「這不是我們幹的,是那煞神揚格。」
  人搞成了這種樣子,還要安慰他,鼓勵他再接再厲,真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我只得用最溫和的口氣,略帶一點點堅決的味道說:「別激動,卡茨,此仇不報非君子! 」
  我們談了兩個小時,伯格走開幾次去接電話,我便利用這一點點時間,告訴卡茨到了朱麗葉家該怎麼辦。
  結果,卡茨的神情漸見開朗。我們取勝的決心提高了十倍,我們又可以行動了。
  第二十章四會朱麗葉
  朱麗葉夫人依然堅守著她的崗位。她的堅忍不拔,非比尋常。落進敵人手中而能不屈,已經難能可貴,而朱麗葉則在敵人四面窺伺之下,黑天白夜,隨時都有可能突如其來,出現警探把她帶走。而她呢,照常生活,若無其事,這才真算得上剛強的人物。
  她知道自己還能起作用,所以就抱著共產主義戰士大無畏的氣概,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舟。我原先和她約好,凡是奉了我的命令前去找她的人,一定要用一個紅紐扣作為暗號。讀者還會記得,雷希曼正因為不知道這暗號,所以碰了釘子。這也證明了我們當時的密約實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時候並沒有對她粉沛真相。我早就告訴她,那家蜜餞鋪子一定已經暴露,但是她還得呆下去。另一方面,她又得與一切抗敵戰友切斷聯繫。包利奧爾接到了我的通知,仍將隨時注意她的情況。
  我在會見卡茨的時候,當著伯格的面,叫他去找朱麗葉,他假裝答應了。去過回來,他說朱麗葉態度不錯,不過她和法共已經失掉聯繫,只好另行設法聯繫,要過一個星期才有答覆。卡茨赴了第二次約會回來,說是事情成了。法共聯絡員答應是答應了,不過仍然顧慮重重,非要我親自出馬不可。所有這些把戲無非要逼傑林允許我去會朱麗葉這樣,我就能打報告給情報中心。
  可是,於嗎又得搞那麼多次的來來往往呢?要傑林放心,要柏林的頭子們放心嘛。
  傑林有點猶豫,不太想叫卡茨參與這件事。他向我解釋說:「卡茨在落入我們手掌以前,確是一個理想的聯絡員。
  現在我可十分怕他給我背後來一刀。他吃了我們那麼些苦頭,怎麼能想像他不打算報復呢? 」
  說實話,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邏輯,我只好想盡辦法讓他放心。我說:「你知道,卡茨並不覺得他在賣國,他現在已經熱烈擁護單獨議和的計劃。他的行動即將以此為準繩。」
  傑林到底不肯松嘴。他寫了一張保單叫卡茨簽字:如果他乘機逃走,或者把真情告訴朱麗葉,那末他的老婆孩子和我一律槍斃。
  卡茨心安理得地簽了字。
  卡茨到蜜餞店去以前幾天,別動隊簡直好像開了鍋。雷塞大顯身手。整個市區圍困得水洩不通。附近街道上,一輛輛烏油油的雪鐵龍小轎車埋伏伺機。車內躲著一批一批的蓋世太保。
  事情發展得十分順利。卡茨由伯格陪著走進蜜餞店,出來時手裡拿著一包甜食,或者說是敵占期間算作甜食的東西,他向傑林說了我事前教好他說的話:下一次約會定在星期六。傑林聽了表示滿意,並且決定下一次由卡茨發一份安定人心的報告給情報中心。報告說的無非是萬事大吉,組織安然無恙,工作可以照前進行。
  我又讓傑林聽信我的話,請情報中心准許我們完全切斷聯繫一個月。理由是,假定我沒有被捕,我一定會這麼做的。
  這樣拖一拖有好處。朱麗葉更有可能遠走高飛。我準備見到她的時候就指示她這麼辦。我覺得這個約會已經十拿九穩,因為卡茨在第二次約會後,曾明白提出,先決條件是電文必須由我親自交付。
  可是,電文要先寫好才行哪!平時只消幾個小時就行啦。現在的情況卻不一樣,我得跟看守捉迷藏。而這種把戲既不能隨興而寫,也不能出任何紕漏。白天絕對不能寫,倒不全是怕看守,因為看守老瞧見我學寫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跑來翻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間。我因為失眠,請求通宵亮著燈,讓我看書。最好是兩三點鐘,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規定,他們本來應該起來看我幹些什麼,不過後來麻痺了,也就不理會我了。儘管我急起來可以把寫的東西塞在被子底下,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報紙撕成小塊,用極小的小字,寫上意第緒語,希伯萊語和波蘭語的混合物。萬一事敗,看懂這個怪語種也得費些工夫。這可以給我一點喘息的時間。
  為了說服情報中心,我不能不從1941年12月13日開始,把事情從頭說起。我把各人被捕的時日、地點,情況詳細開了一份清單,然後敘述他們被捕後的表現。當然只能就我所知。至於破獲的電台、電報,密碼,我也一一列入清單。
  接著再把「大賭博」的政治目的,軍事目的,採取的手段盡量解釋清楚。最後,我又列舉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單。
  在報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兩種可以實行反擊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報中心認為有必要主動繼續搞「大賭博」,那就由局長於1943年2 月23日來電為紅軍節和我的生日道賀。
  方案二:如果情報中心認為不必再繼續搞「大賭博」,那也得照舊在一兩個月內不斷來電,免得讓敵人看出我的報告引起了突變。
  另外我再親自給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說明處境的嚴重,請他把我的報告設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轉交蘇共中央。我又開一張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求立即讓這二十個人轉往安全地點。為首兩人便是包利奧爾和朱麗葉。
  就在這時候,別動隊又在安排卡茨與朱麗葉進行第二次會晤。傑林還不知道和情報中心通報到底該用什麼文字,該用哪一本密碼。肯特曾經告訴過他,凡是托法共轉發的電報,都用一份專用密碼。我堅決不承認有那麼一回事。結果,傑林便決定用肯特手裡的密碼,文字則用俄文。
  這又給情報中心提供了新的線索。因為我從前發報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學墨水寫的,密碼則用法共的密碼。
  第二次會晤的場面,一按慣例,沒有改變,照舊由德國特務四面埋伏,層層監視。傑林深信朱麗葉一定會接受卡茨的信件。結果呢,完全出於傑林意料之外,卡茨不僅把信件帶了回來,而且外加帶回一包糖果。卡茨笑容滿面,能使和尚見了他也會覺得自己已經還了俗。他對傑林說,同志們對我的情況十分掛念,外面已經傳說我被捕,朱麗葉也接到了命令,叫她不要再收信件,一定要我親自送去的才能收。不管怎樣,卡茨已經定了約會,由我親自去找朱麗葉。
  傑林聽了十分惱火,問我該怎麼辦。
  我便平心靜氣地對他說:「我被捕已經有兩個月。在這期間,誰也沒見過我。我在哪兒都沒有露過面,跟法共的聯繫完全中斷。我早就告訴你,目前的情況在所難免。你去為法共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們又怎能不懷疑呢?這些事情的發生,都得怪你。你不要我一道搞『大賭博』,現在都給你弄糟了。」
  他聽了便對我說出一些真心話。他說他從一開頭就要我參加「大賭博」的,可是柏林方面不答應。他連打幾個報告,證明我有誠意,可是都歸徒勞。柏林方面害怕法共會用非常手段救我脫險。
  我對他說:「不管怎樣,反正一星期內,我再見不到朱麗葉,那就不用再提什麼『大賭博』了。而我呢,我要求重新把我送回弗雷納監獄。」
  談完了這一次話,傑林便乘飛機回柏林。過了幾天回來;他的計劃已經得到了上司的同意。
  在傑林去柏林的幾天裡,伯格每天都來和我長談,氣氛十分友好。原來他是由傑林派來摸我底的。在談話中間,我、得知希姆萊本人也對「大賭博」十分感興趣。對我來說,這越發證明這一場把戲不是好玩的。
  約晤朱麗葉的事非搞成不可,否則,  「紅色樂隊」的全部被捕人員都得丟腦袋。
  —我一輩子做事,都以保全人命為重,可是這一次的綵頭實在太大,我連一秒鐘都沒有懷疑過我把那麼多人性命來冒險有什麼不對。有時候,全部責任部落在我一個人的肩頭上。
  我沒法跟任何人商量,只好由我一個人作出抉擇。事情過了三十年,我仍然為我做出了這一抉擇而感到自豪。
  星期四晚上,在會見朱麗葉的前兩天,我和傑林長談一次。他說這是最後一次嘗試。他承認在柏林克服了許多困難,才得到上級批准,由我去見朱麗葉。他為此承擔了全部責任。他說:「我非常希望這一次會見能夠成功。因為,我們若能取得法共的信任,再跟情報中心打交道就方便多啦。」
  接著,他便設想一些情況來安排我的行動。他說:「我完全排除你出賣我的可能性。但是,你如果不完全相信單獨議和會成功,那末我就該擔心你會利用朱麗葉的約會,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通知朱麗葉。我得預先告訴你,如果你想乘機逃走,或者乘機通知朱麗葉,那我就把法國和比國『紅色樂隊」的監犯一律槍斃。」
  我一聽火冒十丈,便對他說:「你自稱要我合作,促成單獨議和,可是你卻這樣對我進行威脅。這使我不能不這樣想,早知如此,還不如馬上處決。這是我一落網就作好的準備。你把我押到刑場去槍決好了! 」
  從此以後,傑林再也不威脅我了。他終於看清楚他已經在』他上級面前大大地賣弄了他和我一道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他已經騎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風險,讓我會見朱麗葉。
  但是,他也絲毫沒有放鬆警惕。
  會晤的前夜,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腦子老盤算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我想傑林不會搜我的身,因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約。怕的是傑林的同黨來一次挑釁活動。巴黎的蓋世太保頭子波梅爾堡,還有巴黎別動隊的頭子雷塞都在窺伺著傑林,等他出紕漏。他們的任務是保證會晤的安全。他們只要佈置一場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費事地逮捕朱麗葉。
  伯格曾經告訴我,別動隊裡有幾個人認為只要把朱麗葉抓起來就能把情況搞清楚。
  結果,我決定空身赴約;什麼也不帶。如果一切順利,不妨再和朱麗葉定一個約會,把傑林的電稿和我的電稿一齊交給她。
  星期六下午,索賽街大樓院子裡真是劍拔弩張。蓋世太保的特務們大批去到沙德萊廣場,在周圍設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兩個人一道到蜜餞鋪子裡去,但是,我很懷疑,鋪子裡也許另外安排得有蓋世太保的人。
  朱麗葉見了我很高興。我們彼此擁抱。我便乘機在她耳邊小聲說,我過一個星期再來遞給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這份材料轉給另外一個人。隨後,她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遠走高飛,仗沒打完永不露面。朱麗葉把話都聽清楚,而臉上卻絲毫不露聲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給我。
  回索賽街途中,傑林的心情顯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為什麼我沒有把電稿交給朱麗葉。
  我說;  「朱麗葉告訴我,她已經不搞聯絡工作了。鋪子裡另外有一個人觀察事情的經過。這個人,她並不認識。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傑林覺得我的說法合乎邏輯,他也就放心了,並且對於三次約會朱麗葉的情況感到滿意。
  最後一次決定性的會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時間則在下午快要關店門的時候。我選擇這個時候,並非出於偶然,因為我知道這家鋪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開門營業,可以利用這兩天讓朱麗葉遠走高飛。
  約會的前夜,我從「保險櫃」裡取出寫好的信件,然後簡簡單單地放進口袋,上面再放一塊手絹。傑林來找我,先閒聊一陣,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彈馬上要送出去了。
  這一次行動比較平穩。監視放鬆了一些,做得也不那麼顯眼。我把兩份報告塞進朱麗葉手裡,並且告訴她說,德國人的報告是密碼,另一篇長的則出自我的手,兩份東西都得送到情報中心。我和她擁抱一下,再一次叮囑她趕快逃走。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因為戰爭結束以後,我的日子一直不好過,來不及訪親問故。
  會晤完畢,我心情舒暢地重回看守所,心裡知道報告一定會到達目的地,一定會讓情報中心徹底改變態度。不管情報中心領導對於「大賭博」將會採取怎樣的決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敵人再也不能利用破獲的電台,向我方提供假情報,讓我們上當。
  我只消靜候復音就成啦。
  傑林為人本來不太容易衝動。他卻對我說,我們一道取得的成就實在叫他高興。朱麗葉已經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鋪子裡埋伏的蘇聯特務一定可以親眼證明,我去赴約純粹出於自由行動。
  傑林既然得意揚揚,當然很好,不過我卻擔心能拿什麼理由來解釋朱麗葉的失蹤呢? 我又覺得別動隊一定在嚴密監視著那家蜜餞鋪。
  朱麗葉實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沒有任何權利再讓她冒風險,對包利奧爾也是一樣。
  星期二下午,蜜餞鋪照例該開門了,只見傑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對我說:「你知道麼? 那個女的沒到鋪子上班。」
  我當然想法讓他放心。我說:「人已經抓了那麼多,朱麗葉當然不敢放心,這不是很自然嗎?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過不去呢? 」
  我這些道理,當然說服力不會太大。傑林開始有點滿腹狐疑。過了一個星期,他派一個會講法語的別動隊隊員到蜜餞鋪去打聽朱麗葉的消息。那人回來學掌櫃的話說:朱麗葉的嬸母病危,打電報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傑林越來越顯得憂心忡忡。他對我說:「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覺得你去赴約的時候,行動並不自由。」
  「我看哪,朱麗葉到底是個女人。女人嘛,辦起事來總有點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緊的是情報中心的反應。咱們不如等著瞧。這才是一切的關鍵。」
  傑林搖搖頭,模樣還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說吧。我真正擔心的倒不是別動隊隊長的心情,隨後我還有機會做他的工作,真正擔心的乃是情報中心的反應。到了夜裡,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據切身經歷,很能理解要一個人自己認錯,該有多大的魄力。情報中心在1942年一年裡,一再犯了多少錯誤? 有時候競把我都弄得心裡尋思,難道撞了鬼啦? 難道有敵人的特務混了進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著,夜靜轉側,千思萬想,越想越擔心,越發懷念過去有柏爾青那樣的人在領導紅軍的情報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個我終身難忘的日子。傑林興高采烈來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開口。他得意揚揚地告訴我,肯特的電台接連收到兩封情報中心來電。他把兩封電報都遞給我。頭一封電報上說:「紅軍建軍節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幾乎失聲歡叫,情報中心知道了) 。我們向你們祝賀。情報中心念你勞苦功高,決定建議政府授予你軍功勳章。" 第二封電報封說:「奧托,同志們轉來電悉。希望局勢好轉。為了你的安全,同意暫停聯繫,以待後命。有事可徑報情報中心。今後工作方針再達。局長。」
  看了電報,我不用再掩飾我的高興,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賭博」的主動權業已落入蘇軍手中,報復的時刻到了。
  傑林也得意得臉上放光。他對我說:「好極了,好極了,我們已經有了證據,情報中心信任我們! 」
  就在這時候,我的妻子帶了孩子們撤退到西伯利亞,她也接到情報中心的通知,說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為祖國的勝利出力報效。」簽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節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獄
  地獄是無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見,可能僥倖掙扎出來,大多數時候卻永遠留在那裡,總是受盡折磨,沒有嘗過蓋世太保暴行的人是無法想像的。但是,想像力再大,也想像不出那種成了制度的恐怖。  「紅色樂隊」的倖存者從地獄回到人間,在他們的記憶裡,只留下肉體的劇痛,至今仍舊常常從夢中把他們驚醒。歷史的車輪繼續滾動,隨之而來的是屠殺,罪行,種族滅絕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報紙上頭條新聞的墨跡幹得還要快。在人類的記憶裡,這次戰爭的轟鳴和慘狀逐漸模糊了,甚至給說得像一次郊遊。文學,電視,電影給可恥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說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戰爭罪犯得意揚揚,雲集在游泳池邊上,為「黃金時代」碰杯。
  今天,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為暴行開脫的大有人在;這些衛士為納粹「褐色瘟疫』』粉刷開脫。歷史學家,導演給某個蓋世太保——繆勒,某個卡爾,傑林,某個潘維茨,某個雷塞以及他們的幫兇脫下血跡斑斑的屠夫圍裙,重新給他們穿上紳士的禮服。雪白的手套掩蓋著過去拷打,摧殘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無邪的人說,有什麼辦法呢,這些人都是高官、軍人,反問諜專家,他們要服從命令啊I 他們過去忠實地執行罪惡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國的這些忠僕給當做老實的公民抬了出來,一本正經地履行他們的所有任務,除了他們所最擅長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難烈士的地窖裡充當血腥的劊子手!單純的執行人,他們單純地執行處決令就是了.今天,有人卻給他們恢復名譽。請你問問「紅色樂隊" 的倖存者吧,請他們說說他們的經歷,你馬上就會覺得時間在倒退,退到中世紀。可是,這不過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那些蓋世太保「紳士先生」們在那兒確實如魚得水啊。至於被捕的人,他們的肉體永遠烙上血腥的四個大字:蓋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簽署了一道臭名遠揚的《就地處決法》:  「佔領區內,對犯有反對第三帝國罪行者,可採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報,可以不經法院審判,予以槍決。」
  1942年底,卡納裡斯和希姆萊簽署了一項指令,名為「共產國際線』,規定使用一切手段,對捕獲的電訊員,密碼員和情報員進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拷打情報網頭目,相反,應盡一切力量,招降他們。
  德國的別動隊,在這兩個指示啟發下,從此以後,十分活躍……整個佔領期間,比利時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納粹選中的一個地方,來發洩池們的獸性。我們的許多同志便是在那裡慘遭折磨和犧牲的。
  布林敦克建於1906年,位於布魯塞爾到安德衛普的公路旁。1940年戰爭期間,曾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的總部。
  8 月29日正式改為「接收營」。9 月20日,黨衛軍頭子史密特將第一批俘虜押送到那裡去。以後拘留人數不斷增加(1940 年11月約有五十餘人) ,1941年6 月,德國對蘇聯發動進攻時,達到新的高峰。
  吃不飽的口糧、苦役勞動、侮辱、毆打、酷刑,這就是·俘虜的日常生活。從1941年9 月開始,改由比利時黨衛軍當看守。他們有一個人在接收新來俘虜時說:「這裡是地獄,我就是魔鬼!」
  他說得一點也不誇張……大部分囚犯沒有經過審判,當中一些人只是暫時關押在那裡,隨後就送到死亡營去。蓋世太保逮捕了他們,還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受「審問」,黨衛軍為他們準備了一個「碉堡」。刑訊室設在原來的一個彈藥庫裡,有一條狹長的走廊通到那裡去。囚犯用滑車吊起來,慘遭前一個世紀的酷刑:夾手指,勒腦袋,電刺,用燒紅的鐵棍火烙,木樁刑等等……要是刑訊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黨衛軍頭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這個集中營時,看守們消滅罪證,清除刑訊室裡最容易暴露的設施。他們沒有料到倖存者會記住一切,使真相得以大白……
  戰後,當法院調查案情時,把史密特押到現場。不用說,他若無其事,認為都是事實,就是不承認那些慘況。不過他補充說,把犯人吊起來,再讓他們掉在木樁上,那些木樁稍為高了一點!
  「紅色樂隊」好幾個隊員是在比利時被捕的。自從艾弗雷莫夫變節以後,我們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報繼續用他們的名義發出去。德國人設法讓人家相信他們已被收買了過去,仍舊在活動……只不過掉轉槍頭罷了。實際上,我們的電汛員被關在布林敦克,隔離開來,慘遭拷打,根本沒有參加什麼「賭博」。在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時當局通力合作,進行了調查,取得豐收,搜集到極其有意義的材料。
  首先,我想談談溫特林克的情況。大家想必記得,他就是「紅色樂隊」的荷蘭組組長。1942年9 月16日,由於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從那時起,便下落不明。好幾個研究『紅色樂隊」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德意志聯邦的,在戰後寫道,我們這個同志答應了同別動隊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當然是乘坐敵人的兵車逃跑的『。我不願相信這種別有用心的說法。於是開始進行調查,所得結果只能與之相反:事實完全是另一回事。溫特林克最初關在布魯塞爾的聖·吉爾監獄,1942年11月18日轉移到布林敦克。與此同時,他的電台重新開始發報……要是相信我們那些研究「紅色樂隊」的專家,他就只能在兩次受刑的空隙裡發電報了;的確,這就是兩年來這個所謂「投敵分子」的命運……真正的投敵分子,投到德國一邊,像艾弗雷莫夫之流,他們住在舒適的住宅裡,同地獄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淵之別。
  1944年7 月6 日,溫特林克被押回聖·吉爾監獄,同日,在國家射擊場遭到槍決。為了隱瞞他的死亡,劊子手們施展他們的慣技,在他的墓上刻上「無名氏」幾個字。
  我再說下去:報務員奧古斯特·塞賽,也是所謂德國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年8 月28日被捕,關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轉送到柏林,1944年1 月被處決。
  伊茲布茨基( 博布) :電報用他的名義發往莫斯科……
  其實,1942年8 月被捕後,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帶去同馬克斯·勒斯巴德對質。馬克斯是薩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從奧希威茨回來後說:「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認不出來了」。至於伊茲布茨基則於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監獄被處決。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監獄。受刑後,於1943年2 月18日由羅德主持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槍決。但是,我居然能營救了阿拉莫。我那時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傑林談話時,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蘇聯人民外交委員的侄兒。別動隊頭子向戈林報告。戈林便決定暫緩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戰爭最後的日子裡,有人在意大利邊境的一個集中營發現了他的下落。美國人把他放了出來。以後交給了蘇聯當局。
  索菲·波茲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碼員,1942年9 月28日在聖·吉爾監獄的牢房裡自縊身死。
  索科爾夫婦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區被捕後幾個月,也來到了炮台受刑。我們從當時的一名女囚那裡獲悉他們所受的苦難。
  貝蒂·德帕爾塞納爾夫人寫道,憲警用盡一切手段來逼索科爾夫人的口供。他們用手銬把她雙手反鎖起來,就這樣讓她等了好幾天,然後叫了幾個黨衛軍來,進行威嚇,最後一次叫她「老實」點;然後進行了幾次對質,重重地打了她好幾記耳光,接著用刑。
  審訊員扭住她,好像她是頭猛獸似的,用手摀住她的嘴巴,揪著她的頭髮,把她拖在地上。通到那間屋子去的是條又窄又暗的走廊,牆壁就像墳墓裡的一樣……這間屋子沒有窗戶,從來不通風,一股燒焦了的肉味和霉味直衝鼻子,令人噁心。裡面只見一張桌子,一條凳子,一條粗繩縛在天花板的滑車上,一個直通布魯塞爾憲警機關的電話機。審訊員命令她跪下來,趴在板凳上。皮鞭抽下來,一次,兩次……
  憲警知道要打得更狠才行。在場的有集中營頭頭和兩個黨衛軍,警犬,應有盡有,一樣不差。手銬鬆開後,她得把雙手伸向前,憲警把鐵料擺佈好,勒緊一扣,然後繫上繩子,這樣,犯人的身子就可以一點一點接連地猛拉起來,直到只有腳尖剛踮地面。鞭子像雨點一樣抽下來,皮鞭不夠硬,使用警棒,最後用一根堅硬無比的棍子打。她慘叫著,這樣可以少痛苦些。但她始終不說話。
  審訊員暴跳如雷,汗從額角流下來。他決定把繩子拉高,這樣,犯人整個身體便懸在空中,身體的重量完全落在手腕上,鋼手銬的稜割到肉裡去。由於身體搖晃,棍子就不那麼吃勁。於是審訊員打個手勢,副手便撲了上去,抓住犯人,使她的身子垂直不動,棍子便打得更有力。她再也受不住了,昏了過去。當她醒過來時,只見雙手瘀黑,完全不成樣子了。她挺起身來,再準備對付她的敵人。他們更加狂怒。
  於是,先前一幕又重演一遍。人再次昏死過去。這一天,劊子手只好暫且罷手。
  這種待遇,索科爾夫婦忍受了好幾個月。他們電台發出的六百份電報的密碼,他們是知道的,但直到最後一刻,始終保守秘密。為了壓服他們,劊子手讓索科爾夫人看著他們折磨她丈夫,反過來又讓她丈夫看著她受刑。索科爾病倒了,體重減到三十七公斤。對他們的抵抗力,連醫生也驚奇:「嘿,他還沒有死,是個硬命的。人的機體竟能熬得住那麼長時間,真叫人吃驚……」
  ,  但是集中營頭子要把他結果掉。他做到了,他把狗放出,來吃掉索科爾。
  索科爾夫人在德國一個集中營裡,因過度虛弱而死亡。
  -   格羅斯沃格爾的妻子珍妮在布林敦克監獄關了四個月。
  她遭到她的同志們相同的命運。落入布林敦克的還有負責『同荷蘭聯繫的聯絡員,莫裡斯·佩珀,1944年2 月28日被槍決。還有讓·約瑟,在他家裡找到了一部發報機。莫裡斯·伯布萊是西梅克斯公司的法律顧問,在布林敦克熬了幾個月,常常被「請」到刑訊室,1943年於柏林被槍決。荷蘭組的組員威廉·克魯伊空投跳傘時已經六十三歲,著陸後就馬上被捕。他吞吃氰化毒劑,但沒有死。蓋世太保毒刑拷打他,逼他供出一起空投的人是誰。他咬緊牙關不說。德國人把他帶到陳屍所,把蓋著他同伴屍首的單子掀開:這是他的兒子,著陸時就給打死了。克魯伊又被帶回布林敦克,後被處死。
  在布林敦克審訊時遭到「狗刑」的,還有1942年西梅克斯公司的經理納扎林·德拉伊,1943年1 月6 日,他在一個女友家裡被捕。他腿部給撕咬得血肉模糊,送到安德衛普醫院,把腿截去」。回到布林敦克後,被判死刑。他被解送到柏林,所乘火車還運送在法國和比利時被捕後流放的大部分「紅色樂隊」成員。他的妻子傑曼和兩個孩子也在同一列車內,她看見他走過去,兩個蓋世太保押著他,蒼白得像死人,她都認不出他來了。有人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嗨,這是你丈夫啊! 」
  她找到個機會在走廊裡同他呆了五分鐘。他對她說:「你看見了嗎? 我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以後,她再也沒有見到他。1943年7 月28日,他在柏林被斬首。他的夫人在柏林的監獄裡關了很長時間。她先後到過拉文斯布拉克,捨恩費德,奧裡阿南堡,被判決處死,將於1945年3 月19日在那裡受煤氣毒刑。    但是15日英國空軍轟炸這個集中營。她逃跑出來。她不會游泳,竟然越過了一條運河。以後,她告訴人家說:  「當時我好像在水面上行走」。蓋世太保把她抓了回去。在戰爭最後的日子裡,她參加了死亡行軍,但卻九死一生,永遠記住這一切……
  在這列火車裡,還有科爾班、賈斯帕夫婦,羅伯特·佈雷耶、蘇珊·廣德,施奈德夫婦、格裡奧托等,他們都是在法國被捕的。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在比利時被捕的人:查裡.德拉伊,他是納扎林的兄弟,還有羅伯特·克裡斯坦,製作捲煙的路易·特維內,油漆工藝家比爾·胡裡克斯,他出租住宅,給他的朋友阿拉莫幫了大忙。還有亨利.羅希,他是瑪格麗特·芭扎爾的一個捷克親屬,但池主要同英國情報機關聯繫。由於害怕各情報網之間發生混亂,1942年,他退出了西梅克斯公司,12月份被捕,在莫托森集中營因過度虛弱而死亡。
  「紅色樂隊」有二十七名戰士曾關在布林敦克,其中十六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送到集中營,打上可以就地處決的戳子。    由於貝蒂·德帕爾塞納爾的見證,我們得悉,1943年4 月,在柏林莫阿比監獄的死囚牢房裡,關著珍妮,格羅斯沃格爾、卡特·沃爾克內,蘇珊·廣德,麗塔·阿爾努爾和弗羅爾·維拉斯特。她們面對死亡的大無畏氣概,使她們的看守們都不得不讚歎……到了晚上,蘇珊,廣德唱歌,弗羅爾跳舞。1943年7 月3 日晨被押到刑場時,麗塔·阿爾努爾請求弗羅爾寬恕她在阿特雷巴德事件後暴露了弗羅爾的丈夫斯普林格的名字,弗羅爾原宥了她。卡特聽到被判處死刑,高舉拳頭,向法庭高呼:  「我感到幸福,能為共產主義做了一點事。」蘇珊,弗羅爾,麗塔以及她們的同志們,在劊子手的斧子下就義。
  羅德檢察官以凶狠出名,號稱「希特勒的鷹犬」,主持對「紅色樂隊」所有戰士的審訊。今天,他是德國一個小市鎮的副市長。戰後,曾對他進行偵訊,結果開釋了他。1948年9 月16日他受訊時宣稱:「據我所知,在法國和在比利時,『紅色樂隊』被判刑的總人數不超過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極刑……1943年4月初,我要求戈林元帥赦免被判死刑的婦女,他同意了。」
  就是這個羅德又說,在柏林被捕的七十四人中,有四十七人被處決。可是,不能不看到,我調查的結果並不一樣·。
  在法國和在比利時被捕的有九十人,三十二人判死刑,四十五人投入集中營,其中十三人再也沒有回來。在德國被捕的有一百三十人,四十九人被處決,五人死於酷刑,三人自殺」。
  這就是真相,雖然還不是全部真相……還有一些人,他們的遭遇如何呢? 象西梅克斯公司的馬賽分公司的秘書瑪格麗特·馬裡維。還有莫德斯特,厄利茨,卡茨就是在他家裡被捕的。還有希雷博、卡茨的兄弟約瑟夫、魯賓遜、傑曼妮.施奈德的兩姊妹夫婦。這些人的下落呢? 有多少無辜的人,由於在「紅色樂隊」內活動而被捕!
  不少人是閤家遭殃的,像德賴伊、格羅斯沃格爾、施奈德、科爾班等。在德國警察的檔案裡,我發現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後,很多人由於牽涉到「紅色樂隊」而被捕,像馬塞爾·維蘭克斯,路易·布爾金、雷吉納爾·戈德馬爾、埃米爾·卡洛斯、博蘭吉爾等。他們當中同我們的情報網都沒有任何關係。
  「紅色樂隊」的檔案,1945年春天,按照柏林方面的命令,在甘堡城堡給燒燬了。戰後,只存下來繆勒1942年12月寫的一份稿件和德軍情報部的文件。皮普上尉(我記得就是他測出阿特雷巴德街的發報台的)談到了德軍情報機關從1942年夏天起如何在有關「紅色樂隊」一切主要方面被撇在一邊。別動隊只是時不時把經過刪節的或部分的情報通知德軍情報部。
  戰後,為了保住腦袋,別動隊的人員捏造了許多故事,一個比一個更荒唐。依照他們的說法,他們只是依靠「紅色樂隊」的人,包括「大首長」在內,只是靠他們自發招供和合作而取得成績的。至於酷刑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當時只不過是戰士,是虔誠的騎俠,只用光明磊落的武器。不幸的是,為了用最卑鄙的辦法強姦事實,為了在其他方面掩蓋他們的罪行,他們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和同謀! 但是,無論有沒有盟友和同謀,謊言是無法永久保住的,真相總有一天大白於天下…」
  在柏林,在布魯塞爾,在巴黎,  「紅色樂隊」數十名戰士受盡嚴重的考驗,好像爬樓梯,每登一級,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頭是英勇就義。他們為了消滅褐色瘟疫而犧牲。
  在水深火熱中,他們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會改變,一定會證明這一切,會記住這一切的。他們的明天就是我們的今天,世界繼續無情地轉動,沉默更加森嚴。無論是在巴黎對付「紅色樂隊」的別動隊,還是他們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這些罪行掩蓋起來,但是他們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黨衛軍頭子雷塞為例,從1942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國指揮別動隊。他把手拍著胸口宣稱;「我的機關從來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無瑕,他的手從來沒有「摸」過一個俘虜。但是,就是這隻手多少次簽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強化刑訊機關的劊子手專家手裡? 是誰下令一個月內,三次酷刑拷問阿爾弗雷德·科爾班? 是誰下令把索科爾夫婦拷打至死? 在雷塞的機關裡是不用刑的……也許是因為沒有設備吧? 那裡沒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遵照雷塞的指示,這是劊子手專家從柏林隨身帶來的!
  雷塞只不過是個例子。我可以列舉柏林別動隊指揮部所有人員的姓名,可以列舉巴黎別動隊所有人員的姓名,戰後,他們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宜結為名,為他們洗刷一切罪行。
  對這些劊子手,我們曾經不遺餘力地進行鬥爭。他們是什麼人呢? 無疑,他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萬歲」的。
  在蓋世太保當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後期的納粹分子。他們早先曾經是魏瑪共和國的「體面的公僕」,於1939年或1940年才參加國家社會黨的。繆勒,全世界把他叫做蓋世太保
  ——繆勒,就是一個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為國家社會黨黨員。但是還未穿上褐衫,他的靈魂就是納粹的了。這個右派分子,虔誠的天主教徒,由於瘋狂地憎恨共產主義,成了潛在的蓋世太保。魏瑪共和國時期,他已經顯露出暗探的才能。繆勒成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剛夠十九歲,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裡當差。十年以後,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師去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納粹掌了權,這個才能出眾的警察便請求海德裡希錄用,很快就成為一個得力的助手。1936年,繆勒被任命為蓋世太保頭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蓋世太保——繆勒。他參加了納粹黨,1941年提升為黨衛軍的軍團長和警察中將。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時期,負責進行「大賭博』。
  繆勒的兩個左右手是國家保安局第四處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後者曾領導反「共黨破壞」鬥爭處。他們領導對付「紅色樂隊」的別動隊指揮部。這個機構設於1942年8 月,旨在統一對付「紅色樂隊」柏林組的活動。請記住這兩個名字,他們要對柏林組戰土所受的殘暴行為負責。這兩個人的履歷同他們的頭子兼朋友繆勒沒有多大差別。潘津格一輩子當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裡開始他的生涯,當時他才十六歲,真是個奇才!很快便步步高陞,戰爭開始時參加了國家社會黨。要當蓋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期參加納粹黨不可。蓋世太保——繆勒,潘津恪,傑林三個例子表明,對於這些天生的暗探來說,參加黨是一生的頂點。事實上,蓋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規模上繼承了魏瑪共和國的警察傳統。
  傑林,雷塞之流負責對「紅色樂隊」進行鬥爭。我們不要因此而忘記了蓋世太保在法國和比利時犯下的纍纍罪行,他們也要負責.例如,雷塞從1940年夏天到1942年11月在巴黎指揮一個特務處,鎮壓共產黨的活動。巴黎別動隊隊員楊格專門執行劊於手任務,還有柏林別動隊指揮部的教官約翰,斯特裡炳。他們罪行纍纍,鐵證如山,無法抵賴。他們不但奉令充當劊於手,而且嗜殺成性,是出於對他們「職業」的酷愛.傑林雖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卻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長於挑撥離間。他二十五歲參加柏林警察機關,專門研究對付蘇聯,共產國際和德國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1933年,他凋到了蓋世太保部門,多次執行微妙的任務,他奉命追查最初圖謀暗殺希特勒的兇手,不久,奉海德裡希之令,先後對共產國際幹部部長奧西普·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問計。在同「紅色樂隊」的鬥爭中,他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戰績,因而被任命為巴黎和布魯塞爾別動隊的頭頭。
  傑林的副手,維利,伯格同樣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專長便是警衛別動隊,和防止軍事情報部和蓋世太保的其他幫派把鼻子伸進別動隊。
  第二十二章情報中心採取主動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報中心電報的那天,我同傑林談了很長時間。他告訴我,復電的內容已經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們的意見同他的一樣,認為最難的一關已經過了,可以放手進行這場「大賭博」。傑林到底是個行家,不會不經審查便相信這兩份電報。特別是第一份值得審查,他詢問肯特,通常到了紅軍節,情報中心是不是給我們發賀電。肯特知道,不管怎樣,我已經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另外,他顯然想找個贖罪的機會,所以證實說,通常是發賀電的。這個時候,肯特還有其他的積極的表現。我發現他疏遠德國人,這種態度一直保持到我逃跑的時候。
  傑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勳,情緒很激動。他認為,情報中心這樣表示信任是個大好兆頭,大大有利於他同柏林方面的關係。柏林會承認,他堅持要我在「大賭博」中擔任那個角色是作對了。他對待第二份電報的態度要冷淡得多! 我當初提議同共產黨中斷聯繫一個月,而情報局長卻答覆我說要永久斷絕聯繫!
  傑林想通過朱麗葉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產黨地下總部。對於像他這種不顧一切,一心充當警探的人,這是慣技。
  我知道他的企圖,所以很理解他為什麼大失所望。這個反共狂人原以為可以給杜克洛的黨以沉重打擊,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來,現在卻眼睜睜地把一個那麼好的機會錯過了。這是他以後無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來讓他放心……
  我對他說,「說實話,你處在情報局長的地位,也不會不這樣做的,『也會發出同樣的命令。本來是明確禁止同共產黨進行聯繫的。只是因為我們沒有電台,才靈活對待這條規定。現在聯繫已經恢復了,你要怎樣聯繫就怎樣聯繫。那麼為什麼還需要法共這條線呢? 」
  幾天之後,情報局長又拍了一份電報來,指示要盡量擴大發報基地,並給每個基地規定了新任務,嚴格局限於軍事情報。情報局長還詢問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兩家公司的遭遇。傑林決定答覆說:這兩家公司部落入蓋世太保手裡,但口紅色樂隊』並末因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響。這樣,別動隊的頭頭便具備一切手段打擊這兩個公司的負責人,而同時又可以同莫斯科進行「賭博」。因此,可以預料西梅克斯公司稜捕的同志會面臨最壞的遭遇。軍事法庭庭長羅德嗜血成性,於1943年3 月到了巴黎,撈演了一場假審判,定計進行大屠殺。所謂「法官」並沒有得到任何確實證據,證明被告屬於我們的情報網,但卻把他們判處死刑,例如阿爾弗雷德.科爾班,羅伯特·佈雷耶、蘇珊.廣德、凱瑟·福爾克納和他的同伴波西阿爾多.凱勒則被判徒刑。特別是羅伯特·佈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們的組織毫無關係。這是徹頭徹尾的謀殺。偵訊時,格羅斯沃格爾和我發表了明確聲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師路德維格·卡因齊。戰爭結束多年了,我們才獲悉,同柏林組一起罹難的還有阿爾弗雷德.科爾班,羅伯特·佈雷耶,格裡奧托、凱瑟·福爾克納.蘇珊·廣德、波西阿爾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們都在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監獄被斬首。
  自從我居然能夠通知了莫斯科我們的情報網已遭破獲,傑林向情報中心發了第一份電報……別動隊就此徹底投入這場假情報攻勢中,竭盡全力,隱瞞「紅色樂隊」人員被捕( 例如格羅斯沃格爾,卡齊·馬克西莫維奇,魯賓遜·艾弗雷莫夫,特別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從索賽街被遷到紐伊的一個住所,因為在原來的地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規律,囚犯總能適應他的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蓋世太保的心臟裡,我居然寫出我的報告。傑林和他那一幫子人愛怎麼講就怎麼講,他們愛發什麼電報就發什麼電報,繼續搞他們所熱衷的單獨和約,企圖迷惑莫斯科,從抽屜裡翻出他們的老辦法,搞盡那種無惡不作的暗探和挑撥者的腦汁。那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對面的莫斯科已經知道底細了!
  在紐伊,維克多·雨果大道拐進魯弗雷街的轉角,巴黎的蓋世太保頭頭波梅爾堡為他的特別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館,有十個房間,門面裝潢著雪白的圓柱,屋前有一塊草坪,屋後有個菜圃,整座建築相當華麗。房子周圍有一道鐵柵欄,還有茂密的樹木,路人無法看見那些顯赫的囚犯。波梅爾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納粹黨人,他們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戶曉的。他們對於接待過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為榮,其中有第三共和國末任總統勒布倫,曾出任過法國駐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火十字黨黨魁和社會法蘭西黨領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政府總理卡巴勒羅。
  除了這些人外,我記得還見到過英國情報局的一個上校。據我當時瞭解,他也在進行他自己的某種「賭博」。波梅爾堡本人也住在那裡,酗酒度日。看門人普羅多門同他的兩個女兒做飯和管理花園。雖然他不敢開口同他們攀談,但是能夠同這些顯赫人物接觸,感到榮幸。
  我被安置在二層的一個房間裡,傢俱陳設有田園風味;窗戶並沒有加鐵柵欄,門總是關著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鈴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園裡散步一兩小時,但是絕對禁止同其他囚犯說話。負責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隊斯洛伐克籍軍人,像他們的老闆一樣,整天喝酒,像節拍器那樣有規律。他們吵鬧得翻天覆地。聽到他們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頭……我暫時忍住了這個打算,田為我還要在「大賭博」裡扮演我的角色。夜裡睡不著,我想像怎樣打破門鎖,打昏看門的看守,怎樣把門反鎖上,然後逃之天天。
  我遷到紐伊幾天之後,伯格告沂我說,我的「副官」
  ( 這是他對卡茨的稱呼) 不久就要來同我作伴。我十分高興但是,當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間房子,同叛徒舒馬赫在一起時,我明白了。這傢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過他來探聽我的真正意圖。舒馬赫外號綿羊( 在黑話裡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 。他對卡茨說我玩弄德國人,他不相信我已經變節了。我向伯格抱怨這種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於散播懷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話。於是卡茨身邊的這個JJ良師益友」就馬上給調開了。
  卡茨到了紐伊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安慰。他有權來看我和陪我散步。我們知道房間裡什麼地方一定有個竊聽器,我們便不動聲色地加以利用,使傑林對我的真正意圖不起疑心。
  在花園裡散步時,我們壓低聲音,用意第緒語或希伯萊浯,自由地討論問題。卡茨傷心地懷念親人,他們處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人家還告訴我們,  「紅色樂隊」戰士的家屬同囚犯一樣被當做人質。1943年3 月,肯特和瑪格麗特到了紐伊。肯特從早到晚編傑林給情報中心的電報。電報以我的名字簽發,但由別動隊的一個專家來譯成密碼。我早先明確地說過用不著來找我,因為我對你們的情況全不知道。傑林收到情報中心的電報時,便來問我的意見,應該如何答覆。伯格有時來找我,把我帶到索賽街去。我常常有機會碰到我的「房東」,他是傑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們彼此都是冤家對頭。這種憎恨發展到勢不兩立,因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爾堡不得干涉別動隊的事。
  伯格勸告我說:  「你躲著波梅爾堡一點,特別是他喝醉了的時候! 」
  這勸告是多餘的,因為難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從索賽街回來,聽到了槍響。伯格看見我驚訝的樣子,便把我帶到花園去。波梅爾堡在那裡踉踉蹌蹌,喝得酩酊大醉,手裡拿著把手槍。
  「可是他向誰開槍呢? 」我問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爾堡搭了個射擊棚,靶子是蘇聯和法國共產黨領袖的畫像,旁邊還有許多畫成猶太人的漫畫,這就是巴黎蓋世太保幹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動鎮壓。
  波梅爾堡繼續他的練習……每放一槍,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陣。突然,波梅爾堡揍他的狗,一邊嚎叫道:「別叫,斯大林,別叫!」
  這時候,他看見了我,便對我說:「你看到我給我那條狗找到了什麼名字嗎?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說,  「我認為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過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爾堡激怒得或者說醉得發了瘋似的,衝到我面前,用槍指著我說:「他媽的,奧托!」
  伯格衝到我們中間來,用身子攔住我……」
  後來,他責怪我太冒失了,「我們差一點出了大亂子,『大賭博』幾乎就那麼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別動隊中計
  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從巴黎和附近的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我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全靠我向傑林提出了一個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卻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審時,我設法讓傑林相信多年以來,有一個專門的反間諜組,十分秘密地保證「紅色樂隊」的安全。我告訴他我必須讓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館,理髮店,餐廳,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頭的時間。這樣,安全組就可以跟隨我的蹤跡,但是我不認識這個組的人員。
  我對傑林強調說,莫斯科一定會奇怪為什麼我一個時期以來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這是因為我被捕了,在我的報告裡,我設法通知情報局長,讓他打電報來要我到通常接頭的地方去。接著情報中心來了電報,發出了這個指示。傑林疫有辦法,只好同意讓我出來。這就成了習慣。頭兩次,有兩部蓋世太保的汽車押送我乘坐的汽車。以後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機伴隨。正像以後所見到那樣,安排簡化了是十分有利的。這樣,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來的接頭地點,例如福圖尼街的一家理髮店,蒙帕納斯區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內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區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館和阪店都在我的路線上。別動隊的特務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去搜索反問諜人員。這種費時失事的幹勁使我十分開心。雷塞的警察機器在空轉,『紅色樂隊」還能自由活動的戰士並沒有受到干擾。
  由於經常外出活動,別動隊的警惕性放鬆了,注意力分散了。於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門終於漸漸打開。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頭,發現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國的身份證,而是一些假證件( 比利時,荷蘭,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 。我私下打聽為什麼傑林要用這種隱蔽的辦法。後來,我得悉,他認為,他的人這樣就可以比較不顯眼,可以免受抗敵分子的突然襲擊。萬一遇到法國警察檢查,就不至於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份……和職業。我抓住機會要求傑林讓我享受同樣的好處。
  我對他說:  「如果遇到法國警察檢查,你不想因我的處境而惹起麻煩,那麼你也應該給我一個身份證。」
  他認為我的意見很有道理:以後,每一次我們外出,伯格都給我一個身份證和一些錢,我回到紐伊就交還給他。這表明我的忠誠,這樣就為我未來的活動邁出很有意義的一步。
  直到朱麗葉那件事情為止,  「大賭博」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德國人是在馬上……情報中心成了他們胯下的坐騎。這是因為「紅色樂隊」變了顏色,變成了「褐色樂隊" 。它的七台發報機倒了戈,完全包圍了莫斯科。情報中心患了色盲症,中毒愈來愈深,特別是因為收到的情報質量一點也沒有降低。
  另方面,德國人還完全有理由認為:哪怕接到了情報局長1943年2 月23日的回電,他們仍然不能不繼續發送幾個月的軍事情報。那些主張同西方單獨議和的人為了證明他們知道這方面的企圖,就必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瞭解情況,而且在軍事方面,也必須同樣地瞭解情況。
  今天證實,希姆萊設法同西方單獨媾和,同別動隊試圖開展「大賭博」的時間是相吻合的。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證明這一事實。
  1942年12月,蘭貝恩律師得到希姆萊同意,在蘇黎世和斯德哥爾摩同盟國接觸。
  1943年多月——確切地說是23日——希姆萊在柏林內政部秘密會晤抵抗分子波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萊建議犧牲希特勒,這是單獨媾和的必要條件。以忠實出名的希姆萊只作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在波皮茨看來,這就意味著希姆萊接受了這個方案。蘭貝恩馬上到瑞土去,向他的盟國聯繫人報告好消息。我並不認為這是個巧合。就是在1943年8 月,別動隊的新頭頭潘維茨又設法把「大賭博」重新搬了出來。
  希姆萊的錯誤在於誇大了盟國之間的矛盾。的確,第二戰線一再拖延。所以認為英美遲遲不動會影響同俄國人的關係,並非沒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論出聯盟破裂,就太過分了!隨著戰爭發展,德國軍隊勝利的希望愈米愈小。德國國防軍的一大部分將領,從斯大林格勒一仗的敗北,得到了特別教訓,覺得納粹德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單獨媾和,這就像一個溺水的人,抓住漂來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點用處也沒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萊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後一分鐘還相信可以單獨議和,直到末了一剎那,還把願望當做現實,竟然認為:為了達到目的,必須迷惑莫斯科。
  情報中心接到我的報告後採取什麼戰術呢? 首先是給人這樣的印象,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什麼招降活動。
  從情報中心拍來的電報,總是發給各個組長的。我利用這一點說服傑林不要審判卡茨,格羅斯沃格爾和其他人。我的想法,從表面看來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我對傑林說:「請看,莫斯科任何時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們聯繫,如果你審判他們並因而判處他們,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這個看法。
  情報中心徹底利用「大賭博」,不斷索取更多的軍事情報.從1943年2 月開始,德國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報,一個正常工作的情報網,哪怕是最強大的,也難以收集到這樣的情報。最後,情報中心還得以阻止德國滲透到還沒有破獲的情報網去.有一個有趣的問題:莫斯科索取軍事情報,但是誰來決定給哪些情報,還是不給哪些情報呢? 首先要得到柏林的「大賭博」負責人,蓋世太保——繆勒和馬丁·包爾曼的同意,然後別動隊還要通過巴黎的德國軍事情報部領導機構,把要求提到德國國防軍的西線參謀部。每一次都由馮·倫斯德特元帥本人開放綠燈,傳遞材料。他對希姆萊和蓋世太保的態度,說得最輕,是並非充滿友誼的。另方面,無論他也好,德國軍事情報部也好,都不知道「大賭博」目的何在。因此,他曾經促清柏林注意所索取的情報是高度機密的。
  馮·倫斯德特感到驚訝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柏林的頭頭們,是知道內幕的。他們唯一的安慰就是所提供的情報只同西線有關。然而,情報中心提出了對紅軍關係愈來愈重大的問題。
  德軍情報部在柏林的檔案庫裡有一些文件很能說明送給蘇聯情報中心的材料是些什麼東西,更能說明情報中心的目的何在。可以用幾個字來概括,盡量收集軍事情報。
  這裡有幾個例子:1943年2 月20日致奧托電:「要求廠家提供軍隊和武器從法國運往我線的情報。」
  第二天,又拍來續電,「德軍哪些師團留作後備?駐在何處? 這問題對我們十分重要。」
  3 月9 日,情報中心詢問巴黎和里昂駐紮了哪些部隊,師團的番號,武器的類型。
  這類問題,使到別動隊十分為難,既不能不答覆,用假情報來答覆又十分危險。如果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就可以看清莫斯科並不那麼在乎得到這些情報,而是想對證一下所掌握的情報而已。下—封電文可以完全證實這一點。
  「在夏隆·塞·馬尼和安古萊姆駐紮的是哪幾個師? 根據我方情報,在夏隆的是第九步兵師,在安古萊姆的是第十坦克師,希查對。」
  別動隊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在4 月2 日作出確實答覆,「在安古萊姆的黨衛軍新師團沒有番號,士兵穿灰色制服,帶黑肩章和黨衛軍徽號。」
  4 月4 日續電對該師武器提供了詳細情況。
  差不多每一天,情報中心都拍來十分明確的電報,別動隊必須同樣確切地加以答覆。這就是單獨媾和的締造人需要付出的代價。
  關於駐紮在荷蘭和比利時的軍隊,同樣有電報往來,查問指揮各個部隊的軍官姓名,英國空軍轟炸的結果等。
  馮·倫斯德特對於這些愈來愈精確的情報來來往往,愈來愈懷疑,愈來愈不滿。1943年5 月30日的電報終於使他忍無可忍。於是在德國國防軍和特務機關之間,爆發了一場衝突.情報中心要求說:「奧托,同廠家聯繫,查清佔領軍是否準備使用毒氣,現在是否正在搬運這種器材? 機場是否存放著毒氣彈? 存放在哪裡,有多少?炸彈的口徑多大?用的是哪一種毒氣? 毒性如何? 是否對這種新式武器進行了試驗?你是否聽說過一種軍用的新毒品,名叫蓋赫爾的?你應該動用在法國的所有人員,進行這工作……」
  這一次太過分了,國防軍司令部大大騷動起來。這些先生們在他們之間議論紛紛,並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覆這些問題……」顯然,別動隊並不以為然。傑林獲悉在柏林破譯的一些電報,是我在被捕前發出的,其中已經涉及到毒氣的情報,凱瑟·沃克內,而特別是馬克西莫維奇,通過索凱爾組織的領導機構,十分瞭解德國化學工業的新發現。
  在德國首都,別動隊指揮部認為應該答覆這些電報,即使部分地答覆也好。至於國防軍參謀部方面,則想利用這一事件大吵大嚷表示不同意。從德國檔案局得來的兩份文件證實了這場衝突。
  1943年6 月20日,首先德軍情報部總部通知柏林說:「軍隊最高司令部認為,一個時期以來,莫斯科情報局長提出的問題過於精確。」德軍情報部指揮部接著說,「軍事最高司令部不再能給予確切答覆,例如對莫斯科提出的問題,有關師團的番號,指揮官的姓名等等。」並結論說:  「軍隊最高司令部認為不再能提供這類答覆,否則必然引起可怕的安全問題……」
  馮·倫斯德特本人又說:  「我看不出有什麼需要繼續這場賭博……」
  可見,德軍最高司令部明確無誤地把火力對準「大賭博」,過去,從來不曾這樣興師動眾過。更厲害的是6 月25日的爆炸性聲明,說:  「國防軍司令部認為不能再提供材料,因為可以絕對肯定,敵人在莫斯科已識破了這場『賭博』……」
  特別是德軍情報部的頭子卡納裡斯是這麼想的。他懷著敵意,觀察蓋世太保——繆勒和希姆萊的大規模活動。事實上,不論德軍情報部還是德國反問諜頭子席倫堡,還是倫斯德特都不知道「大賭博」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擔心和懷疑了。有人同他們談到過這個問題,因為總要給他們解釋解釋吧,但只說「大賭博」可以提供方便,破獲蘇聯在被佔領國家的情報網。可是,對於國防軍參謀部來說,這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不能因此就奉送重要和精確的軍事秘密。別動隊沒有理由同他們那樣,對索取重要精確情報,大驚小怪,因為它知道,  「紅色樂隊」給莫斯科提供的情報,一向具有重大軍事價值。
  別動隊的論點最後佔了上風。軍人被迫像以前那樣答覆向他們提出的那些精確問題。7 月19日,柏林發出了這方面的正式命令『。
  情報中心想瞭解各種各樣問題,超出了軍事部門本身的範圍。例如,有些拍來的電報提出了弗拉索夫軍團的問題。
  弗拉索夫是紅軍的一個年青有為的將領,同他的師團一起成了俘虜。他很清楚俘虜回到蘇聯會遇到什麼命運。這種前景促使他直截了當地投到德國陣營去。德國國防軍頭頭向他建議建立一支俄國人的軍團,同他們並肩作戰。這支部隊由一些土氣渙散的軍官率領,他們只要能夠離開俘虜營,什麼都旨干。
  一個專門的宣傳機關負責做弗拉索夫和他的軍隊的工作。但飢餓比政治欺騙更有說服力:蘇聯士兵當了俘虜,有的是遭到他們的上級拋棄了,有的是給他們的上級出賣了。
  他們身體虛弱,為了勉強活下去,寧願穿上德軍制服。就這樣,  「俄羅斯解放軍」誕生了。
  這支軍隊,沒有什麼軍事價值,物質上的補償並不能代替為正義事業和保衛祖國而戰鬥的信念。德國國防軍的頭頭知道弗拉索夫這支軍隊沒有戰鬥力,所以主要把它用於西線,從事鎮壓活動。1943年夏天,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的領導當然很需要瞭解弗拉索夫軍隊的真實情況,部隊的數目和總人數,部署的地方,軍官的姓名和裝備的種類,使用情況及其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傳等等。情報中心要求提供最廣泛的材料,並且,為了掌握最詳盡的細節,要求核對已經知道的情況。柏林方面,毫無難色,滿足了這些願望。德國國防軍參謀部一反常態,也不反對。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對弗拉索夫士兵的戰鬥力,不存任何幻想。
  1943年4 月,別動隊收到情報中心的一份長電,收件人是奧托。電文十分精確地報道了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損失的情況。傑林十分驚異,問我為什麼莫斯科覺得有必要把情況告訴我。我對他說:「情報中心時不時給我介紹一些情況,使我對某個戰場的軍事形勢,有個確切的概念。」
  「真遺憾,」傑林回答我說,  「但是我從肯特那裡知道,這是頭一次給你拍發這類電報。……」
  我得找個對付的辦法,把球打回他那邊去。我說:    「有些事情,超過一定限度,就旨定不會讓肯特知道了。」
  事後,我才知道這份電報的意義和目的。那就是,情報中心想在柏林方面造成思想混亂,對斯大林格勒的損失,提出一些數字,大大超過在帝國首都所流傳的。事實上,德軍參謀部發給當權派的報告,縮小了真正的損失。於是,多虧了情報中心,希姆萊在希特勒面前,表了一大功,因為給他說明了德國國防軍遭受巨大損失的確實情況。
  別動隊認定得到了情報中心的信任,便開始了一場宣傳戰,以便在反納粹聯盟內部,製造混亂,迷惑對方,儘管破綻不少。但是,從中可以看清單獨媾和派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有多麼妙。有一系列電報是用我的名義發出的。據說是以戈培爾在德國人民中間進行的廣泛調查為根據,談到了德意志帝國輿論有一股強烈的反蘇潮流。這些電報透露說,德國大部分人相信最後勝利,但是,如果要議和的話,所有受到詢問的人都贊成同西方單獨媾和。
  還有一些電報發到情報中心去,談到英,美士兵和軍官的情緒。他們借我的口說,  「紅色樂隊」的人曾經有可能接觸到巴黎區上空擊落的英國飛行員,現正在克利希醫院治傷。他們說,夠了,不要再為蘇聯送命了。用不著說,這些飛行員都完全贊成同德國講和。
  傑林把這些電報交給我的時候,我簡直忍不住笑。情報中心收到這些「絕密文件」,一定會哄堂大笑。確實只有十分淺薄的人才會有那麼一秒鐘,想到這樣的蠢話會影響蘇聯的土氣。情報中心很清楚戈培爾所進行的民意測驗到底有什麼價值,因為他的專長就是強姦民意,難道在納粹德國,還有什麼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見嗎?傑林給我「面子」,來詢問我的意見,我告訴他我完全同意電報的內容,甚至裝出十分認真的樣子,加油添醋說,這樣的情報會讓「莫斯科好好想想的……」他很得意,並繼續走這條路,也就是在盟國中製造糾紛。他又草擬另一份電報,企圖讓人相信英國人把衝鋒鎗賣給德國人。傑林所擺出的證據就是以下事實:在卡萊,德國憲兵裝備著從英國來的衝鋒鎗,他明確說這些槍是德國人從中立國家買來的,英國人只提出一個條件,就是不在蘇聯戰線上使用這些武器。
  這條情報是經不起審查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英國人同意這種做法,這些衝鋒鎗很有可能是交戰的時候落在德國人手裡的。這種神話特別可笑,因為這個時候,盟軍把大量武器運往蘇聯。
  就在這個時候,傑林想利用「紅色樂隊」打入蘇聯在瑞士的情報網。
  這個情報網是在戰爭初期建立的,領導人阿歷山大·拉多,青年時代便是共產黨員,曾積極參加匈牙利貝拉·庫恩的起義。另方面,拉多又是個科學家,著名的地理學家,會講好幾種外語。這個情報網的全部力量都是針對納粹德國的。
  原則上,「紅色樂隊』同這個組織不應有任何接觸。但是1940年,情報中心委派肯特去瑞士訓練拉多掌握無線電發報技術並把密碼本交給他。這個任務的想法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1940年,情報中心有別的辦法,用不著派出一個在佔領區工作的情報網負責人。兩年後,肯特被捕了,並給招降過去。他出賣了關於拉多的情報,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因為他知道拉多的地址,密碼和發報的波長。
  拉多所發的電報從三個電台拍出,這些電台叫做「三紅」。電報全部給德國人截獲。雖然有肯特合作,他們要譯出這些電報還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便決定派人到當地去。
  瑞土的中立地位對德國的特務機關來說,是個問題。傑林便想到利用弗朗茨·施奈德。因為他是瑞士公民,同妻子傑曼妮一起,名列於在比利時被捕的艾弗雷莫夫小組人員中。
  他同拉多幾個極為重要的人員有聯繫。虧了肯特,傑林很瞭解瑞士小組的組織。但是,連續三次滲透嘗試都失敗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個特務,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確認識拉多。拉莫見到了拉多,自薦參加工作,並吹噓他在法國抗敵運動和肯特的組裡有許許多多關係。拉多嗅到了是個圈套,便終止了會晤。
  傑林的第二個計劃是派一個德國女特務去瑞士,冒名為維拉,阿克爾曼,她是「紅色樂隊」法國小組的一個密碼員。
  其實,在索科爾被捕後,我就把她調開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馬賽肯特那裡去,接著,由於有被捕的危險,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費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但是,傑林從肯特那裡得悉我知道維拉·阿克爾曼的地址。他計劃把她逮捕,然後隔離起來,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他認為那個德國女特務,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情報網。只需告訴情報中心:說,由於安全起見,把她派到瑞士去了,這就行了。從表面看,這個計劃很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再一次對付這種打擊。
  我告訴傑林說;「這個特務馬上就會被識破。肯特說只有我知道維拉,阿克爾曼的地址。不錯,可惜她就在日內瓦……」
  傑林的第二個計劃也落了空。維拉藏在中央山嶽她的村子裡,一直等到戰爭結束。
  第三個計劃是肯特制定的,辦法是派一個信使給拉多的左右手阿歷山大·富特。傑林向我打聽過去這類接頭是怎樣進行的。我給他出了這樣的主意,以致第一次會晤時,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誰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憶錄裡『敘述說:情報中心通知他有危險,並命令他不要再答應其他的會晤,要注意不讓德國的使者跟蹤他,來查清他的地址。此外,傑林指示他的特務交給他要會晤的那個人一本大書,是用橙黃色十分顯眼的紙包著的。書裡面,密碼電報就偷偷地放在兩頁粘著的書頁中間。這個特務應要求把電報發給情報中心,並同他的對話人約定新的會晤。這種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來,證明他從來不曾擔負過真正的任務。的確,必須有異想天開的想像力,才會在戰時讓一個特工人員帶著密碼電報越過邊界。這些電報又藏在這樣一本古怪的書裡,即使最麻痺的邊防軍也會加以注意的。
  當時,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膠卷,藏在衣服裡面遞送的。另外,正像我在前面說過那樣,沒有一個稍為有點頭腦的人竟然會如此荒唐,想規定一個接頭,而不需要介紹。所有這些怪事合起來,使富特給這個拙劣的使者吃一頓閉門羹。這個傢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後,情報中心給肯特發了封電報,對於派去的信使是個蓋世太保特務,表示驚訝。傑林設法挽回面子,解釋說,真正的信使被捕了。蓋世太保派出一個特務,冒名頂替。
  利用「紅色樂隊」打入拉多情報網的企圖接二連三失敗了,但是在瑞士進行的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席倫堡親自負責對付拉多情報網的事。經過長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後,他居然把一個特務打進去。這個特務引誘一個在「三紅」電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碼員露絲。不久,一對名叫馬雄的夫婦,冒充蘇聯的老諜報人員,麻痺我們的瑞士朋友,給柏林拍發了關於情報網如何工作的情報。最後席倫堡對瑞士的情報機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逼它解散整個拉多組織。
  這些交涉需要時間,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繼續給莫斯科拍發重要的軍事情報。這些情報是從德國國防軍的高級軍官那裡得來的。
  傑林還碰到別的障礙,那就是「紅色樂隊」的經費問題。
  在人員被捕之前,商業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報網所需費用,莫斯科無需籌款維持。由於傑林打電報給情報中心承認這兩家公司已落入敵人控制下,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經費了。
  在這方面,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我曾有機會向傑休提到過這個問題,並給他出了許多主意,使他大大出醜。我勸他先從比利時和荷蘭做起,並要求先給溫策爾一筆錢。於是,從保加利亞給他送來了一件「禮物」,這正好是他剛剛逃跑之後。在一個豌豆大罐頭底部,藏著區區十英鎊的款項。
  別動隊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們設法解釋為什麼只有那麼一點點錢。我給他們提出一個解釋,使他們大為滿意。我對他們說,    「這簡單得很,情報中心肯定要先檢驗檢驗聯繫是否暢通無阻,然後再送大筆錢來……」
  他們便老等著以後的撥款。
  關於荷蘭方面,別動隊要求給溫特林克撥一大筆錢:情報中心回復說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個萬無一失的信箱。
  這些先生們高興若狂,趕緊把一個前荷蘭共產黨員的地址報出去……但是情報中心發來的電報給他們潑了盆冷水:為什麼把蓋世太保所熟悉的一個地址報來呢?別動隊十分狼狽,難以自圓其說。於是情報中心便主動叫溫特林克同布魯塞爾某工程師接觸,向他要五千美元。別動隊高興得情不自禁,馬上派去一個特務。那個工程師目瞪口呆,還以為是開什麼4 月1 日愚人節的玩笑呢。別動隊只好又一次畫餅充飢。
  情報中心還尋開心,再次捉弄他們,把一個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訴艾弗雷莫夫,說這個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當局一筆五萬法郎的款項。實際上正好相反。情報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訴對方,是象徵性地通知對方,到埋葬這個經費故事的時候了。但這種玩笑是別動隊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劊子手
  1943年6 月,傑林的身體越來越差,他的喉癌有了嚴重的發展。我獨創的藥方——我介紹他喝白蘭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紹,他自己也會選擇這種治療辦法的——這個藥方也不靈。他喝得愈來愈多,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場了。儘管他向柏林寫報告,次次都說勝利了。但可以肯定,他並不是信心十足的。毫無疑問,為了讓上司安心,他給柏林寫道,大首長已經投到德國一邊。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長談,他總是老話重提,表現出他的不安。有什麼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參加「大賭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預料到蘇聯和德國會單獨議和。
  他並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猶太人,也知道我始終是個共產黨人,而且是堅決反對納粹的。
  傑林是個聰明的警探,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他不能不按照邏輯來思考問題。如果有人向他揭發:在牢房裡,雖然日夜受到監視,但是我竟能寫了報告,並且交給了朱麗葉。他一定會回答說,不可能。同樣地,那些蘇聯反間諜組織幽靈使他膽戰心驚,但是他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確有這樣的組織,因為這是合手邏輯的。
  有一個念頭始終指導他的行動,那就是:只有別動隊的頭頭應該瞭解整個行動如何開展。他經常大口大口地喝著酒,向我談他行動的原則:「一個人領導著像我領導的那種大賭博,應該善於斷定,在同他合作人的關係中,應有多大份量是事實,又有多大份量是謊言……對於柏林的負責人,主要是讓他們放心,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要讓他們相信一切順利。至於軍人嘛……他們對於這樁事的微妙性質懂不了什麼。還有德軍情報部,他們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認為他們應該知道多少才告訴他們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屬所接觸到的情報僅僅是嚴格地對他們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當潘維茨代替傑林出任別動隊頭頭時,他沒有別的材料做依據去估計情況,只有發給柏林的報告,但內容同現實形勢相去甚遠。我深知傑林是個殘酷無情的敵人,狡猾,詭計多端。但是,我也擔心,他的繼任人會使「大賭博」的結局更加慘酷。我應該指出,與此同時,雷塞也給解職了,並調到卡爾斯路赫的蓋世太保總部去。這樣,我的對手都換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認識潘維茨。我記得十分清楚他到紐伊走進我房間的那一天.當時,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觀察別動隊的這個新頭頭。我之所以好奇,以後大家會明白的。這個人成了我的主要對手。從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龐又圓又紅,賊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鏡後面,穿著得很講究,派頭像個小市民,一會兒沉著,一會兒急躁,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一個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誕生於柏林。他發展成為刑事警察確實可以為精神病學家提供大好的研究題材。少年時代,他參加了一個基督教童子軍組織。由於在家裡接受了嚴格的基督教教育,他接著就研讀神學,花了三年時間b 但是他沒有成為牧師,卻當了劊子手,上帝的道路是無法捉摸的。
  潘維茨二十歲時,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門當差,後被凋到「難案」組。但是,他負責處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讓他大顯身手。呸!多麼庸俗呀。他所要幹的是政治鎮壓。他認為只有這樣,英雄才有用武之地。為了在納粹制度下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蓋世太保」的道路。他狗運亨通,受到了注意和賞識。這條狼崽子便高攀獸王了。他成了誨德利希的助手。當時海德利希招募一批年青有為、野心勃勃的潛在殺人犯。這幫人後來都哄動一時,他們叫做艾克曼,叫做席倫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為波希米亞莫拉維亞的總督,進駐布拉格,他的左右手是潘維茨。這樣,捷克人民便經歷一個可怕的痛苦時期,到處都是集中營,反抗納粹主義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槍決,流放和折磨。倫敦和捷克流亡政府決定空投游擊隊反擊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經過精心的準備後,襲擊了海德利希的座車。這個劊子手受了重傷,6 月4 日喪了命。
  報復是可怕的。潘維茨是親自負責海德利希的安全的,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事,所以懷恨在心,佈置圍剿。戈培爾宣佈,猶太人首先要對此負責。於是,他們當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營的幾百人遭到殺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喪命後,恐怖政策加劇了,實行了血洗,僅僅在布拉格監獄,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處決。在布羅諾,有一千三百人被處決。6 月10日,利迪斯這個小村莊的全部男人和兒童遭到屠殺,婦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魯克。
  潘維茨親自指揮追緝這次襲擊的執行人。他就是所有這些屠殺的罪魁禍首。他肯定沒有忘記這一切,肯定看見無數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見布拉格監獄地牢一幕接一幕的酷刑出現在眼前。又是他親自指揮一團黨衛軍特務進攻聖·查爾斯·博羅海教堂,裡面藏著執行這次襲擊的游擊隊。
  這些事情發生後,潘維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間,出現了一些麻煩。因此他寧願銷聲匿跡一個時期。他到俄羅斯前線去,在部隊裡呆了四個月,無疑地覺得那裡的氣候,對於他虛弱的身體來說是太惡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當蓋世太保——繆勒的幫兇。他負責審查從巴黎別動隊拍來的電報。他的新上司賞識他的才能,知道他不僅是個呱呱叫的劊子手,而且有能力擔負「高級政治」活動。潘維茨的想像力十分豐富。他剛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個計劃。他自認為這就能消滅捷克的抵抗力量。他解釋說,這也是他的經驗談,每逮捕一個愛國者,就會起來十個愛國者。因此,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逮捕他們的頭頭,並招降他們。等到他們倒向德國一邊,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敵運動裡的地位,這樣才能破壞地下活動。
  潘維茨的計劃,在紙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並不適應緊急形勢。在捷克,蓋世太保連一秒鐘也不能耽誤了,必須迅速而又有力地進行打擊。於是,就仍按得力的老辦法行事。
  潘維茨一看到巴黎別動隊的報告便跳起來;至少,那裡在執行他的計劃。至少,那裡是懂得了。此外,潘維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為傑林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傳「紅色樂隊」的大首長以及其他隊員如何變節,如何不費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國。這樣,他的計劃是明確的:即設法得到任命,取代傑林。這個病號馬上就要離職了。
  為了達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攏的一切上級關係。
  我第一次看見潘維茨,想不到這個舉動像個小會計的傢伙,雙手竟然沾滿了捷克愛國者的鮮血。他假裝斯文,好像只搞「高級政治」活動。他不久就可以如願以償了。他來得正是時候。他的柏林上司認為「大賭博」的頭一階段已經過去了,在盡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許多犧牲——博得情報中心的信任後,要更進一步,開展第二階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個新的政策。戰爭的勢頭變了。自從斯大林格勒一仗以來,紅軍象碾路機一樣轟隆隆地壓過去,什麼東西也阻擋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國人在西西里島登陸,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軍隊在西海岸登陸的前景愈來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萊,席倫堡,卡納裡斯等人對於最後結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單獨同西方媾和上。從這種希望和這種思想方法出發,就可以理解「大賭博」在他們眼裡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維茨就是帶著這種指示到達巴黎的。
  是的,得趕緊了。從1943年夏季開始,馬丁·包爾曼——領袖的左右手——十分關心這件事。他不僅組織一個專家組,負責準備材料,以便為「大賭博」服務,而且親自動手,草擬電報。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們的真正意圖。在反對這個戰略的陣營中,卡納裡斯和裡賓特洛甫佔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長的敵意是很礙事的。因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須經過他的手。自從包爾曼親自掌握這件事以來,局勢改變了:他擁有必需的權威去壓服裡賓特洛甫和倫斯德特兩人的牴觸情緒。就是從這個時候起,  「大賭博」改名「狗熊行動」。我被捕的那一天,巴黎的蓋世太保頭子看見我時驚呼道:  「瞧瞧他,這條蘇聯狗熊,我們終於把他逮住了!」所有這些戰略家們都以為把這頭野獸關到籠子裡去了,對於這頭野獸的爪子,誰也不去提防。他們忘記了這句俗話: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於賣熊皮。。
  潘維茨開始講話。首先批評了他的別動隊前任。他當著我面說:雷塞考慮這件事情,就像個低能的警探。至於傑林,他認為他太膽小了,  「大賭博」開展得太慢。他給我進行解釋,我也盡量裝成專心聽他講的樣子。他說,本來早就應該轉入政治階段了。然而,潘維茨的想法,表明他在瞭解情況方面,有嚴重的漏洞,雖然憑他的蓋世太保經驗,他可以識破一千零一種偽造和誇張報告的手法,但是,他對傑林給柏林送去的辯解報告,卻完全像瞎子一樣,看不出那些假事實。
  別動隊的新頭頭建議我從紐伊監獄遷到一座私人住宅去,並派人暗中監視。他對我申明,他認為,他的上司也認為,光用無線電同莫斯科聯繫不夠了,在現時的第二階段,應該建立直接聯繫。他懷著野心勃勃的計劃,想派一個使者到情報中心去,告訴莫斯科,德國有一個重要的軍事集團,想同蘇聯討論單獨議和的問題。這個特派員將隨身攜帶一些文件,足以表明這種情緒的。但是,他的行李裡,也帶上相反的證據,證明德國另有一些派別,設法同西方商討這種解決辦法。
  整個美妙的戰略目的在於分裂反納粹聯盟。他死抱住這一點不放。潘維茨是相當低能的:這是一個正統出身的納粹黨人,頭腦裡裝滿了他那種所謂優秀民族的優越感。他很知道我是個猶太人,由於愚蠢地鄙視別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敵人。顯然是因為陷入完全不自覺和中了假情報的毒,才會想像到「紅色樂隊」的戰士竟然想到同納粹分子同流合污。我們所進行的鬥爭是一場生死搏鬥。但是,潘維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萊得悉潘維茨的計劃,認為派個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險了。潘維茨告訴我說:他害怕共產主義對一個牢靠的納粹黨人的吸引力。「紅色樂隊』柏林組的成員這個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記憶猶新。像波森和哈納克這樣的人竟然成為「蘇聯特務」,一些在社會上十分得意的人,毫無經濟上的顧慮,卻投身於反對納粹的鬥爭,這是蓋世太保的人無法理解的。
  潘維茨並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個建議,這一次是促請情報中心派一個代表來巴黎。我毫不猶疑,甚至還假裝十分贊成,回答說;我認為這個計劃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問及這事。他咬定說;這個計劃完全是空想。就像一個鐘擺向兩邊搖晃一樣,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誠,又倒向對面的陣營。他的老婆眼看要臨盆了。他不是那種願意犧牲家庭安寧的人。最後,還是我贏了。我對潘維茨解釋說,如果繼續把肯特也拉入「大賭博」,那麼,全部事情就會成為一場鬧劇。
  於是就給情報中心發了一份詳細的電報,解釋說,有一部分軍官希望同莫斯科接觸,同時建議俄國人派一個使者來·德國人這兒。這個計劃頗有進展,已經準備在埃德蒙·羅傑街3 號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頭,約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裡等候莫斯科派來的人。
  別動隊狂熱地準備接頭。潘維茨沒完沒了地討論這場戲怎樣演法。我同伯格一起去進行第一次接觸,籌備主要的會晤;潘維茨擔任柏林組代表的角色。為建造這座空中樓閣,他所表現的熱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劊子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為迎接這次「歷史性的會晤」,潘維茨忙個不停,竟想擴充那些在中立國抓過來的電台。奇怪的是,我發現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報網。原來是因為席倫堡對拉多問題掌握了主宰大權,可惜他在前線。這說明了他同潘維茨的頂頭上司蓋世太保——繆勒鬧暗鬥鬧得多麼激烈『。納粹德國的幫派,鬥爭起來,就顧不上第三帝國的利益了。我有這方面的證據:當時,席倫堡派了兩個人來到巴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問拉多情報網的情況。潘維茨明確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講出我所瞭解的情況。
  潘維茨的野心是要打進瑞典和土耳其的蘇聯情報網,以便擴展「大賭博」。在商業公司『橡膠王」的掩護下,格羅斯沃格爾和我在丹麥,瑞典和芬蘭曾為進行活動打下了基礎。
  要恢復這些聯繫,全靠格羅斯沃格爾和我。我們便設法破壞潘維茨的企圖。
  這個時期,情報中心要求提供的情報主要是關於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後的情況,也是這個時候,柏林各個方面設法同西方取得接觸。艾倫·杜勒斯當時領導美國的情報機關,在瑞士同幾個德國使者會晤。多虧「大賭博」,情報中心得悉這件事。
  至於潘維茨呢,他愈來愈心神不定,等候情報中心派來的人。這條錯誤的線索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沒有來。這一點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情鬧來鬧去,最後就只是我撈到了去幾趟埃德蒙·羅傑街3 號。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過去我曾在那裡同熱情的卡茨一家人親切地度過多少鐘點,現在卻變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餌兒。但是餌兒放久發霉了,獵物卻不來。
  雷希曼看見我走進屋子,沒有勇氣走過來,他遠遠地站著,眼睛始終望著地下。我一邊「等候」情報中心的使者來臨,一邊不停地想著雷希曼,艾弗雷莫夫或者馬蒂厄怎樣滑到叛國的道路上的。他們所走的道路,各人不同,但是他們都滑下去了,結果就在眼前:他們出賣了同志。潘維茨對他們的看法和態度是各不相同的。馬蒂厄是一個「體面的」合作者,艾弗雷莫夫自以為選擇了烏克蘭的國籍,但是雷希曼呢,他在「主子」的眼中是最下等的。不論他做什麼事,在超級種族主義者潘維茨看來,他只是而且一直是一個骯髒的「猶太佬」。
  潘維茨倉促離開即將解放的巴黎時,並沒有忘記這些差別。這個敗北的劊子手在退卻時記起了從第三帝國所接受的優越性教育:那就是對猶太人刻骨的仇恨。馬蒂厄得到報酬——一點不錯!——並給打發走了。他效勞得好,背叛得好,應該得到背叛的報酬和「自由」。烏克蘭人艾弗雷莫夫也有權得到某種優待:人家給了他假證件和足夠的錢,逃到拉丁美洲去。雷希曼則被關在比利時的監獄裡,他不明白,一個猶太人,即使出賣自己人,在納粹的眼裡,也永遠不能自贖。
  過了十天,根據潘維茨的計劃所約定那樣,同時繼續等候莫斯科使者來臨,我們又到埃德蒙·羅傑街3 號去。卡茨陪我們去。這時,雷希曼最後一次掙扎想再浮上來。他把卡茨拉到一旁去,托他告訴我,他知道我們繼續鬥爭,對自己的態度很後悔。他為自己辯解說,當時是因為他的妻子和兒子受到要挾,另外他的上司艾弗雷莫夫變了節,出賣了他和其他人。現在他準備作點事情,將功折罪……卡茨假裝不明白什麼意思。
  要再信任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經背叛了一次,明天,只要機會一到,他又會背叛的。他親手把一切出路都堵上了。
  一個人落到敵人手裡,就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在投敵和抗敵之間,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無法從這一邊到那一邊去。
  第二十五章「大首長逃跑了!」
  1943年9 月。這一天,威利·伯格到紐伊我被囚的地方來看我,他是常常來的。但是,他一走進來,我就發現他的神情有點異樣。他的樣子十分慌亂,好像剛剛聽到什麼不尋常的消息。我覺得很奇怪,雖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擔心的表情,但已經覺得不安。果然,他告訴我的事情嚇得我手腳冰涼:「真不得了!杜瓦爾被捕了!」
  在我士月份的報告裡,我特別著重要求包利奧爾( 杜瓦爾) 高飛遠走。對他的搜捕一直不斷,但是,夏初的時候,我從可靠方面知道,德國人已經失去了他的蹤跡。他怎麼會落入蓋世太保手裡的呢? 我很沮喪。伯格很快就給我說明了:包利奧爾是8 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爾雍特被捕的。幾天之前,共產黨的一個電台落入蓋世太保手裡,有一個發報員逃脫了並同包利奧爾聯繫。雖然事情蹊蹺,但是包利奧爾居然答應見他,於是……便落入為他佈置好的圈套裡。
  但是,蓋世太保並不那麼清楚是在同誰打交道。從1940年起,包利奧爾是地下共產黨一個最能幹的黨員。他領導電台業務,同時同「紅色樂隊」保持聯繫。就是他培養無線電訊員,又是他建立了好些發報台,除此以外,他還負責朱麗葉和黨領導之間的聯繫。在1 月份的朱麗葉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發給情報中心的材料,接著便把這個寶貴的包裹送到黨組織去。另外,自從1941年12月13日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後,他同格羅斯沃格爾建立了一個特別組,負責查證在比利時以及在法國「紅色樂隊」各組中發生的損失。最後,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規定了一些聯繫的辦法,足以揭穿別動隊對情報中心進行的破壞活動。因此,他是瞭解「大賭博」的。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包利奧爾起了多麼大的作用。他被捕後步步為營,一口咬定,他只不過是個機械師,是個下級人員。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別動隊的特務在檢查可能屬於共產黨的人的名單時,發現了包利奧爾的照片,這才知道逮捕了那個著名的杜瓦爾,本來,已經暫時放棄追捕他了。
  損失是重大的。我很瞭解包利奧爾,確信他會犧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儘管有勇氣面對等候著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麼程度呢? 誰能保證在酷刑下,他不會松嘴說出一個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繼續完全信任他,同時,做好準備,準備我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賭博」完全露餡兒。
  我幾乎用不著問伯格便從他那兒打聽到包利奧爾受到哪種拷問。不幸得很,我的擔心得到了證實:這就是無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藹可親的談話,份量是算得那麼恰當。劊子手反過來復過去老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基調是他們認為至關緊要的:關於我和「紅色樂隊」其他人員被捕,共產黨領導告訴了莫斯科些什麼? 他始終如一地回答說,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數很少,他從來沒有打開過便把它們交給一個他不認得的聯絡員。他咬定說,他的全部活動只限於在朱麗葉和上級之間充當中間人。
  無論說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挾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頂住了。別動隊威脅他說要逮捕和槍斃他的妻子海倫娜和女兒……全是白費勁。這個了不起的人,這個出眾的戰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進行鬥爭,寸步不讓。一年來遭受蓋世太保的拷問,而潘維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們的俘虜多麼重要,因此從不放棄希望有一天終於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慮不安之中度過的,對包利奧爾的英雄行為一無所知。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漫長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鬥爭,滿腦子都是最荒唐的設想,考慮怎樣行動,怎樣去改變事物今後無情的發展。
  一天一天過去了。我從伯格那裡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奧爾所受的苦難。他始終不說話。我自己則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我的命運,特別是「大賭博」的前途是在一個地下刑房裡決定的,在那兒,有一個人在體驗什麼才是痛苦的極限,這個人沒有體驗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沒有極限。
  嚴重的打擊接踵而來。9 月10日,我從伯格那裡知道別動隊又得了一分,破獲了里昂地區的一個法共發報台,搜到了大量的電報和文件。於是,德國人確信已經最後發現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地下中心電台。他們希望從密碼電報中,查出地下黨中央給莫斯科發出的有關「紅色樂隊」的電報。
  暴風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別動隊決定讓著名的沃克博士領導的密碼特別破譯組來巴黎。確實,  9 月11日,我就在索賽街看見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工作了。伯格也在場,他告訴我說破譯工作進展順利,唯一的問題就是從所有那些電報中,把有關「紅色樂隊」的查出來。但是,伯格又說,這不過是「一兩天的事"。
  這個消息是非常嚴重的,而且很說明問題……我知道共產黨在法國南部某個地方有一個大發報台。我估計1943年1 月交給朱麗葉的材料是通過這條渠道發出去的。報告不是由我譯成密碼,而是按照黨的密碼底本譯成的。如果沃克能夠破開這密碼,別動隊就可以閱讀我的情報,像白紙上的黑字一樣。    結論十分簡單,十分明顯,那就是,「大賭博」馬上就要暴露了。應該行動,而且馬上行動,不要等到事情不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對於我來說是充滿噩夢的。
  隨時我都有可能發現他們已經掌握真情實況了。每時每刻,我都可能看見潘維茨和他的幫兇獰笑著突然出現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這些打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體的每根纖維都感覺到這種奇恥大辱,害怕傑林在我被捕時所發出的威脅會無可挽回地成為事實,那時他叫道:「奧托先生,你輸了……」怎能在這幫混蛋面前認輸呢! 不能,得逃跑。越獄,就是抵抗。越獄就有希望做為戰士戰死沙場。在這些內心激烈鬥爭的日子裡,我時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動流露出來。我若無其事,一連幾個鐘頭同伯格談天,同潘維茨和別動隊的其他人員見面,對他們說些安定人心的話。口氣絕對肯定,但這是靠不斷強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我說:我將會很高興看到,破譯出來的電報將汪實我對法共發給莫斯科的情報的估計是對的。
  9 月11日,在規定准許我們在花園散步的時候,我把事情的發展告訴了卡茨。他得出的結論同我的一樣:我們隨時都可能暴露。於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塊逃走。從我的房間和卡茨被關著的地牢逃出來簡直是兒戲,再跑到由一個斯洛伐克兵看守的大門也難不了多少。估計得樂觀些,我們可以希望打昏警衛,跑出門外,從外面把門關上。對我們有利的是,我們知道崗哨總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們也應考慮到還有其他看守要對付。不論怎樣,我們還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獄計劃。但是,他私下告訴我說,他認為他沒有權利逃跑,即使眼看要死在牢房裡,也改變不了他的決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蓋世太保監視。一旦他失蹤了,那些劊子手是要對他的妻子和孩子報復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計了這個理由,不過,我還是提醒他,在朱麗葉事件時,他已經拿他親人的性命冒過險。
  他回答我說:「情況並不相同。那個時候,我是為了共同事業而行動,是為了把別動隊的陰謀的關鍵告訴情報中心,因此我有權利和責任不僅拿我自己的性命,而且拿我親人的性命來冒險。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們個人良心道義的範圍。今天所牽涉到的只是我個人,不值得讓我的妻子和孩子為我冒這樣的危險。」
  能對他說些什麼呢? 能用什麼來反駁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聲……卡茨就是這種出類拔萃的人,他們活著是為了獻出自己的一切,犧牲自己。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後,蓋世太保就會把全部獸性發洩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獄計劃告訴了他。他祝我一切順利,並要求,如果我能成功,就想盡辦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說,這就是他唯一的願望。9 月12日晚,我向我的老戰友告別。我們很難控制自己的感情。現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實現我的越獄計劃。鬥爭將是緊張的,不能有任何考慮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問題的各個方面,估量一下機會,並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條件了。伯格每天都來紐伊監獄找我,把我帶到索賽街去。這時,我已觀察到監視逐漸鬆懈了。初時跟隨著我們的第二輛車取消了。與此同時,在我們自己的車上增加了一個看守,協助伯格。這樣,就只有一個司機,一個蓋世太保特工。司機注意開車,伯格的警惕性由於我們之間保持的那種關係而麻痺了。條件是最好不過了,這是事實。我還要說,伯格在家庭種種不幸遭遇打擊下,感情是脆弱的。由於身體不好,他拿酒當藥。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後,都訴苦說胃痛得厲害。
  伯格的弱點是別動隊的一個漏洞,我已經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用,因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關心他的健康,勸他去治病,答應找一天帶他去羅馬街15號巴伊藥房去,我肯定說,他在那裡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藥,減輕他的痛苦。我這個建議並不是偶然提出來的,因為這家藥房是我長期以來尋找的最便利我逃跑的地方之一。事實—卜,巴伊藥房有一個吸引人的特點,它有兩道門,一道門開向羅馬街,一道門開向羅歇街。
  當我到了索賽街12號,沃克博士表觀出不容懷疑的自信,告訴我說,他明天就可以破譯那些電報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獄的最後期限。以後,圈套就會無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後確定了我的計劃:第二天,伯格會像每天那樣,找我到索賽街去,大約中午時分,我們就到達那裡。我預定向一個櫃檯走去,到了收款處,然後從對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開頭就會遇到困難:在一大群法國人當中——巴伊藥房總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國話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麼效果的,要向我開槍就肯定會有打中其他顧客的危險。如果他設法追趕我,那也不怕,因為我行動敏捷,而他幾乎從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藥房,用幾分鐘時間就到達地下鐵道車站,坐上紐伊線的車,直到終點,然後轉乘公共汽車到聖傑爾曼。我在那裡有一個落腳點。我決定不到聖拉扎爾車站坐火車,因為警報發出後,蓋世太保很可能包圍現場,佈置大規模的圍捕。我沒有忘記我會有合法的證件,正像我先前說過的,每次出發前,伯格都把一個身份證和一筆錢交給我。我準備好接受這最後一次機會的考驗。整整一夜,我預見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堅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點緊張,希望不會有什麼東西妨礙我的計劃。希望舊格不會病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訪問,或者派另一個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順利,他準時11點30分到來。
  我們上了車,開出了大門。我轉過身來,卡茨站在那裡,我向他示意告別。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我這個戰友了。我們一句話也不能交談,這個告別是無聲的。
  我們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證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幣交給我。我表示十分同情地問他:「您今天覺得怎樣呢? 」
  「愈來愈壞……」( 他好像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們必須到藥房去。」
  車到了巴伊藥房,他還在打盹。我用手肘輕輕碰他一下,對他說:「我們到了,你來嗎? 」
  他給我的答覆叫人無法相信:「你去把藥買了,然後趕快回來……」
  他想幹什麼呢? 是個圈套嗎? 他是不是想考驗我呢? 我十分冷靜地盯著他說:「可是,伯格,這個藥房還有一個出口吶。」
  他笑著回答我說;「我完全信任你。再說,你知道嗎? 我太累了,不願上樓梯。」
  用不著他說第二遍,我走進藥房去……差不多馬上就從另一頭走出去。幾分鐘後,我便進了地鐵。然後,我換車到紐伊橋。我得到了一個叫人無法相信的機會,我在地鐵出口乘公共汽車到聖傑爾曼。逐漸逐漸,我重新冷靜下來。然而,出於一種不由自主的反應,我望望我周圍,沒有人看我。於是,我開始想像伯格的反應。至少有十分鐘的時間,他對我不回來,不會感到奇怪,因為在一家大商店顧客最多的時候買東西,最低限度需要這麼長時間。然後,有點納悶,他走上藥房的二層,到處找我。又過了整整十分鐘,還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樣多的時間,而且要走得很快,到索賽街去發出警報。別動隊要40—50分鐘才能趕到我逃跑的現場。這時,我已經到了一個安靜得多的地方了。
  12點半,我到達聖傑爾曼。我自由了,但時刻警惕著:在蓋世太保圍捕下的逃犯是懂得他剛剛得到的自由多麼靠不住的。
  為什麼選擇聖傑爾曼呢? 首先,因為我不願暴露「紅色樂隊」其他還沒有被捕的人,覺得這樣既無用又危險。其次,蓋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務打進我的熟人中去。我知道喬琪·德·溫特1942年在維西內租了一座獨院。她是不是還在那裡呢? 我不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麼安全不受牽連的。
  由於是美國公民,所以當美國同軸心國家開戰時,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給了她一張比利時身份證,改名為特維內,算是在北部的一個村莊出生的。她的證件是經不住稍為深入的檢查的。
  我知道她的兒子1942年夏天給安置在聖傑爾曼的一家寄宿學校,是由姊妹兩個教師主辦的。但是這裡有個新問題:我能找到他嗎? 他後來會不會換了學校呢? 不管怎樣,我覺得在這方面找個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險最小。我可以說是家長叫我來的,要求在那裡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蹤跡。
  我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便找到了那家學校。一個俄羅斯特徵十分顯著的少女給我開門。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處境完全告訴了那兩姊妹。大大出乎我意料,她們聽到我是逃跑出來的,一點也不表示吃驚,這一點,我是永遠不會忘汜的。她們告訴我說,孩子已經離開了學校,寄宿在徐雷納的一家人家。至於孩子的母親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許還住在維西內。我的女主人整個下午設法給她打電話,並且向我建議,如果找不到她的話,就住在她們家裡。最後,她們在晚上打通了電話。她匆匆趕來,看見我很激動,一點也不害怕同我這樣一個被蓋世太保追緝的人共命運,並決定採取行動。我們對那姊妹兩人表示熱烈感謝後,離開了她們。
  對於潘維茨和他的嘍囉來說,1943年9 月13日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覺得對別動隊贏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戰鬥重新開始了。然而,我怎能忘記等待著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長時間我便發現,喬琪把我藏起來的維西內那個獨院並不是個理想的防空洞。在這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我們這一對肯定會引起注意的。必須盡快搬家。顯而易見,我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逃犯,我肩負著重大的責任。直到這一天,喬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麼事,她只知道我參加對納粹的鬥爭。她從來不提出問題。但是現在她發覺,由於直接捲入我的行動,她冒著極大的危險。我不僅對她和她的兒子負有責任,而且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也負有責任。
  鬥爭在繼續。我從來沒有想過藏在洞裡,等待戰爭結束。
  我得盡快找到法共的聯絡人米歇,同他接上頭,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來了。
  無論如何必須弄清楚我的報告是不是由法共的發報台拍出的,這個電台是不是後來落入蓋世太保手裡。答案決定著「大賭博」的前途。最後,必須保護我在獄中的朋友,他們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這同樣也是根本性的任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只有幾天的時間了。以後,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一點,放出來追趕我的鷹犬將會發現我的蹤跡……
  「奧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時候病得更重,從索賽街回來,帶來了這個消息,引起一片驚慌,混亂。潘維茨很快就意識到,他要對這件事負主要責任。正如我所預料,他作出反應,同那些大獵戶那樣,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獸。這個傢伙在海德利希遇刺後在捷克全境進行鎮壓,是熟悉這種局面的。片刻之間,巴伊藥房大樓便給包圍了。數十名顧客被逮捕。潘維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築物。他以為我會躲在那裡,等候搜捕結束。接著,聖拉扎爾車站給封鎖了( 我猜到了這一著) ,開出的列車就像用梳子梳過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時到過的地方( 商店,咖啡館,飯店,理發館) ,蓋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維茨採用撒網捕魚的辦法,認為逮捕百把個人,總可以找到一個能提供有用線索的人。結果失敗了。於是他便拿出最後的一手來:對「紅色樂隊」的戰士實行恐怖政策。
  為了把線索攪亂,我想了個辦法,就是給潘維茨寫信,說我並沒有逃跑,但是我被迫藏了起來。在藥房的時候,有兩個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說出了同情報中心約定的暗號,讓我同反間諜組會面。那兩個人向我證實說,我馬上就要被蓋世太保逮捕了。他們奉命把我帶到安全的地方。接著,我又向潘維茨解釋說,「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共同事業」,我認為有必要不違抗這兩個人,並跟他們走。他們讓我登上一輛汽車,於是,我們離開了巴黎。在離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們坐上了火車,到瑞士邊境去。我又說,我趁我的看守一時不注意,在伯桑松車站投寄了這封信,並且將繼續告訴他事情今後的發展。在附言中,我勸潘維茨不要把發生的事情歸咎伯格,因為,不管怎樣,他即使進了藥房,也無補於事。
  聖傑爾曼那家寄宿學校兩姊妹當中的一個答應坐火車到伯桑松車站,投寄這封信。
  我採取這個行動,是試圖讓潘維茨相後我已經遠離巴黎,從而放慢搜捕,而特別是如果蓋世太保在電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報告,莫斯科情報中心就可以繼續進行「大賭博」,我逃跑了也無所謂。
  喬琪馬上並且以很大的勇氣設法同法共取得聯繫。事實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領導接觸,辦法是撥某一個電話號碼,然後留下口信說:  「讓先生動了手術,需要藥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應該派聯絡員到所有四個預定的接頭地點去,一個在巴黎的東面,一個在西面,一個在南面,一個在北面。喬琪打電話後兩天,一個少女在西郊的維西內同她見面。喬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證,毒藥和朱麗葉傳遞那份報告的消息。第三天,她帶回來了我所要的證件,還有一片膠囊氰化毒劑,到了絕路時,我就吞服它。同時,我得到了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區的法共電台只用來傳送宣傳材料到別的地區,蓋世太保只繳獲了一些傳單,一點秘密內容都沒有。當時——我是以後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認為我委託朱麗葉交給情報中心的報告太重要了,不應用電波發出。這報告是由專門的信使帶到倫敦,然後經由外交途徑,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顯然毫無用處。如果我是在13號而不是在17號知道這些事實,無疑我還會留在紐伊。別動隊根本沒有可能發現「大賭博」的秘密。
  更嚴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壞「大賭博」的危險,而「大賭博」是情報中心十分重視的。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活著落到蓋世太保手裡了。放在我口袋裡的毒藥重新給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點點就把它吞下去了。
  這天早上,喬琪把外面的門關上,每次她離開這座房子時都是這樣做的。百葉窗是整天關上的。我們採取這種起碼的預防措施,造成這種印象,好像房子是沒有人居住的……有人長時間地按了兩次鈴。我是警覺的,準備好逃跑,但是,來訪者並沒有繼續按鈴。這是一場虛驚。
  這樣的玩笑第二天又來了一遍。我們在睡夢中給猛烈的敲門聲驚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膠囊藥片在不在。
  我已經跨上窗台,準備在大門打破時,馬上跳出去。但是聲音停止了。我聽見房東向喬琪解釋說,已經好幾天了,他想讓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門窗都關上,便決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時間,碰碰運氣。
  由於這雙重的意外,我們更急於採取行動了。情況剛剛證明,我們隨時都會因別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別的地方去成為必須的了。但是從下決心到採取行動,中間隔著一條鴻溝,對於獸性大發的蓋世太保獵犬尾隨著的人來說,這是難以逾越的。走……走……但到哪裡去呢? 我們考慮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最後決定請奎裡一家人收留我。喬琪的兒子帕特裡克便是寄宿在他們家裡。他們住在徐雷納,在一座別墅裡。他們的母親住一個小套間,地點不錯,就在附近一個近似花園的住宅區。她要外出幾天。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於是,我就不客氣了。
  這樣,我就趕在別動隊前頭好幾天採取了行動。但是儘管我十分小心謹慎也不應抱太大幻想。潘維茨的人肯定設法通過喬琪找到我的蹤跡的,他們早晚會從聖傑爾曼追到維西內,從維西內追到徐雷納。事實上,一個星期以後,他們便查出了聖傑爾曼的寄宿學校。潘維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們逮捕了和監禁喬琪的許多親友,有比較親的,也有比較疏的。
  在布魯塞爾,她的父母親和好幾個朋友受到驚擾。他們很可能就是通過這種辦法得知喬琪的兒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條消息對他們幫助特別大:他們得悉喬琪曾經在克利希廣場的一個舞蹈學校學跳舞,便到了那裡,從她的一個女伴丹尼絲那裡知道帕特裡克在聖傑爾曼。
  蓋世太保越來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這一點;我在徐雷納還不到三天,便接到那兩姊妹的電話,告訴我來了一個人,說想把什麼東西交給溫特夫人( 喬琪) 。從她們的描述裡,我認出這是肯特。他成了別動隊的褐色軍師,在調查的所有緊張關頭,我都將發現他。過了三天,又有一幫「好奇的人」來到寄宿學校。他們當中,還有卡茨! 我逃跑以後,潘維茨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別動隊隊長夢想通過卡茨就可以追蹤到我這裡。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這個惡魔試用詭計:他讓卡茨打電話給他妻子,約她在巴黎緊急會面。賽西爾明知道她丈夫從1942年12月便落在蓋世太保手裡。她也知道自己不斷受到監視,如果不幹的話,就會遭到報復。剩下來只有一條路,·就是把電話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館裡同卡茨會面,發現有個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只能按潘維茨的指示辦事,但是仍然想出辦法把我的情況告訴了賽西爾,他對她說:「我的朋友們對奧托的命運很擔心,他們等候著他馬上回去。」
  用明話來說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維茨一個人相信這種做法是有用的。他的這些活動沒有半點進展,於是又決定採用他更為熟悉的辦法( 逮捕、酷刑) ,並決定最後一次活動,把他的特務同卡茨一起派到聖傑爾曼。在那裡,卡茨又十分巧妙地對付過去。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他向喬琪和帕特裡克提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在最後一刻,居然能在兩姊妹當中的一個耳邊輕輕說,「吉爾伯有生命危險,蓋世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後一刻,仍為我們的事業而戰鬥,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險。
  後來,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個同志阿歷克斯·萊索沃伊的陪同下,回到紐伊監獄。這座房子的法國看門人普羅多姆先生向我們敘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難。在我逃跑十多天後,別動隊經常在夜晚把他帶到索賽街。每天早上把他帶回來時,情況可怕極了。他的苦難愈來愈難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斷加重。原來的傷口還來不及結疤,新的拷問又開始了。看門人利用給他送飯的時候,同他交談幾句,並收集一些關於他遭受折磨的情況。別動隊的劊子手指責他為我安排了越獄,說他知道我藏在那裡,就是不肯說出來,責怪他跟他們去聖傑爾曼查問時,給我通風報信。
  普羅多姆先生記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臉和手傷痕纍纍,他悄悄地對他說:「戰爭結束後,吉爾伯先生肯定會再到這裡來。你一定告訴他,儘管酷刑和痛苦,我一點也不後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須要求他照顧我的孩子……」
  幾個鐘頭以後,蓋世太保的人把他帶走了。
  我們永遠不知道卡茨是怎樣死的。但是劊子手潘維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後殺害卡茨,也許搞了點假審判,也許連假審判也沒有。我仍然看見卡茨,仍然看見這個模範戰士。
  對於他來說,英雄主義是當然的事,凡是自願犧牲性命爭取光輝燦爛的明天的人,都是這樣。
  在聖傑爾曼,別動隊逮捕了那兩姊妹。她們非常勇敢,不開口說話,一點也沒有透露到過伯桑松,也沒有透露關於潘維茨從我那裡收到的信。第二天,蓋世太保打到了維西內。
  那群惡狗迫近了。幾天之內,也許幾小時之內,它們的吠聲就會驚動徐雷納。這樣,又一次必須迅速行動,必須搭救奎裡夫人,我說服了她離開家( 她帶了帕特裡克躲到科雷齊她嫂嫂那裡去) 。喬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錨轉移。往哪個方向呢? 我們思索著:我想到斯巴克,蘇珊和克羅德他們那裡。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見到他們的。這個時候,我到博喬萊街他們的住所通知他們的朋友索科爾夫婦被捕了。他們聽到這消息,表現得很鎮靜,當時給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們沒有一分鐘懷疑過索科爾夫婦,確信這兩個人寧願死也不會招供的。事實也是這樣:索科爾夫婦的名字列入反納粹烈士長長的名單,他們把這個秘密,同其他許許多多秘密一起,帶進了墳墓。
  我們彼此信任,這是我下決心的最好保證。於是,喬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訴他們發生的事情,他們向她保證想盡一切辦法來幫助我。這是黑夜裡的一線光明。克羅德到徐雷納我房間來看我。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最急迫的是給我找個隱蔽的地方。我們一致同意,這必須是同抗敵人員沒有關係的,第二個前提是必須同法國共產黨恢復經常的聯繫。
  首先必須找個藏身的地方,因為絕對不可能在徐雷納再呆下去了。暫時要先躲起來,然後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喬琪在舞蹈班的那個朋友丹尼絲把夏巴奈街自己住的閣樓的鑰匙交給她。我們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裡去。我是勉強採納這個辦法的,因為總有點不放心,覺得丹尼絲不大靠得莊,覺得也許我們正好自己送上虎口。我在驚慌不安之中度過24號到25號這一夜,沒有睡覺,注意聽著周圍的聲音,每分鐘都準備看見那些先生們突然在門口出現。
  第二天—天亮,我們便離開這個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們真正鬆了一口氣。我的預感得到了證實。幸而我們匆匆轉移了。因為,丹尼絲被捕後,傾箱倒篋,把什麼都說出來了。她講出了奎裡一家的地址,於是馬上得到了釋放。
  這時,潘維茨的確以為自己得手了。惡狗群撲到了那座別墅,但是太遲了。吹響合圍號角的時間還沒有到。雖然,當時奎裡先生在那裡受到了驚擾。
  潘維茨又轉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個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確信帕特裡克是我的兒子,便想利用他來要挾我,因為他打聽到奎裡夫人帶著孩子躲起來了。他就讓一個所謂「鄰居」給她打電話,說她的丈夫摔斷了腿,她必須趕緊回去,但是這個圈套太顯眼了些,奎裡夫人猜到了危險,便留在科雷齊不走。
  別動隊隊長並不灰心。就這樣,他決定了,既然奧托的「兒子」不願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就移樽就教吧。於是,他佈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齊把那個小帕特裡克找來。雖然戈培爾博士在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國將會得勝,潘維茨並不把這些大言不慚和安定人心的話當真。他很瞭解科雷齊是在游擊區,所以佈置了一次真正的軍事行動。塞滿了武裝蓋世太保的車子出動了,目標是:「紅色樂隊」的一個危險分子,年齡四週歲。
  任務完成了,潘維茨高興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兩周,現在自認為掌握了逮捕我的關鍵。他想,「大首長」
  的兒子落在我們手裡了,我們便可以順籐摸瓜把他老子揪出來。他滿懷信心,特別是因為進行了一次試驗,他認為是決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給小帕特裡克看,叫他認認「那個先生」是誰,結果聽見他叫道:「爸爸那努」。這就肯定無疑了。但是別動隊隊長並不知道帕特裡克一向是這樣叫我的,就像他一向把奎裡夫人叫做「媽瞇安妮」。
  我一方面為潘維茨犯錯誤而高興,同時十分擔心小傢伙的命運。我也估計到潘維茨要千方百計抓到喬琪。後來,我們得悉蓋世太保的人對如何處理帕特裡克,意見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國去,另外一些人主張把他留在手頭邊。
  由於無論如何不便把他關進牢房裡,他們便把他和奎裡夫人一起放在聖傑爾曼德國人所徵用的一所私人學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後才把他們轉移到徐雷納,德國人日以繼夜地監視著他們。這樣,他們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兒子」分離之苦,會在附近徘徊,自投羅網。
  潘維茨大錯特錯了,我現在藏在斯巴克家裡。儘管我對他們完全信任,但是,他們這個地方同我以往躲藏過的地方比起來,畢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們夫婦倆都參加了抗敵活動,但是,當時,並沒有考慮他們參加到什麼程度。特別是蘇珊,她同時從事多種地下活動。1942年,她致力於拯救猶太兒童,參加全國反種族主義運動。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時,我並不知道她還為好幾個戴高樂派和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她參加了最危險的活動,但對危險卻一點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還是分手比較謹慎些。以後的兩夜,我們是在路弗爾附近的奧拉托利教堂度過的。這次收留我們的是教堂牧師,他一向提供房間,收藏蘇珊從德國人魔爪下搶救出來的猶太兒童。
  多虧斯巴克的幫助,我又從奧拉托利教堂到了一個養老院。看來,這是躲避蓋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養老」
  這兩個字卻使我背上發涼。
  第二十六章 大戰蓋世太保
  我三十九歲,是「紅色樂隊」的領導人,卻不得不在一間安靜的屋子裡,扮演多多少少已經老朽的退休者。這兒叫白宮,位於布爾·拉·雷尼。但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決定裝扮成一個多病的養老者,靠一個女看護照應。喬琪肯定是不能留在這裡了。我們請了一個人,叫梅太太,是一個頗有名氣的歌手的遺孀。她恨透了納粹,準備參加地下鬥爭。多虧了喬琪,找到了這個稀有的寶貝( 要找一個完全信得過的,準備好對付這樣風險的婦女,不是容易的事) 。對外來說,她是我一個老姑母,忠心耿耿。實際上,她當聯絡員。
  起初,我在白宮過著安靜的生活。但是,我發現好幾個住院的人,看來同我一樣,難以保持扮演安安靜靜的老人的角色。許多跡象洩露了他們的年齡和真正的職業。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覺得他們好像我那樣是來躲開德國人的耳目的……氣氛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離,好像害怕別人多嘴多舌,並且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間裡吃飯。的確,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養老院。
  要對付潘維茨的計劃,雖然希望並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試一試。因此,9 月底,我又給他寫了一封信。想必還記得,我在頭一封信裡告訴他說,我在蘇聯反問諜人員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從那以後,他發現我到過聖傑爾曼,維西內和徐雷納……由於我必須給他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我就告訴他,在反間諜人員的同意下,我已回到了巴黎。
  我這種說法會引起什麼反應,那是馬上可以想像得到的;啊呀,人家會對我說,你難道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就只有告訴別動隊你在巴黎嗎? 對於一個逃脫了的,並且仍在逃走的人來說,你得承認,這是個奇怪的行為!這等於給獵人指出獵物的腳印,你冒著極大的危險啊。——我很瞭解這種吃驚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說,應該考慮到一個蓋世太保特務比較簡單的心理;只要你告訴他你在巴黎,他就會到歐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樂園。一個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夠斷絕以前的關係,就很有可能逃脫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現得鎮靜而有把握,對別動隊的態度表示憤慨,指責它有意製造恐慌,逮捕同我情報網無關的無辜者。我又說,以後,我如何對待別動隊,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釋放。
  潘維茨自以為別動隊從一開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賭博」,現在卻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圖,不瞭解為什麼我逃跑以後並沒有向情報中心揭露全部真情。顯然他不知道從1943年2 月朱麗葉事件以來,莫斯科對真正的局勢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標就是通過法國共產黨同情報中心恢復穩定的聯繫。我希望依靠蘇珊·斯巴克做到這一點。雖然她不是黨員,但是在拯救猶太兒童的鬥爭中,她同一個年青的醫生歇托克博士合作,這個醫生又同一個法國共產黨積極分子勒德曼律師有聯繫。勒德曼是法國猶太抗戰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過去,我參加法國共產黨活動的時候,曾經遇見過他。在全國範圍內,他同外籍戰鬥人員組織的領導人科瓦爾斯基有聯繫,後者是法國共產黨領導的移民工人組織的第二把手。
  我很瞭解科瓦爾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為他同法共的領導機構和米歇都有聯繫,米歇從1941年起,便負責在法共和我之間進行聯繫。
  要找到科瓦爾斯基並不是輕而易舉的,需要通過整個系統。我努力想做到這一點,我在當月的1 號和15號派了一個信使到布特,顧蒙教堂,那是長期以來同情報中心約定了的一個永久接頭地點。但是,這個點是不是還起作用呢?10 月1 日,喬琪到這個接頭的地方,但沒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剋夫婦在兩個英國女友魯恩·彼得絲和安東尼婭.萊昂·史密斯的協助下,說服了喬琪離開當地。這兩個英國婦女在巴黎過著地下生活。安東尼婭·萊昂·史密斯曾經建議寫信給容克博士,這是她的一個親屬,住在聖皮埃爾·德·夏特雷斯,離瑞士邊界只有兩步遠。容克博士是個堅決的反納粹戰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難民進入瑞士。在等候答覆時,我們決定讓喬琪到夏特爾附近的博斯一個小村莊去隱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邊境。但是喬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經極度緊張,於10月14日來到了布爾·拉·雷尼。我終於說服她回到博斯去。出發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瞞著我把一塊紙片交給了梅太太,上面寫著新地址,到那裡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這張紙片留在身邊。按預定計劃,她這一天就要到布特·顧蒙這個接頭地點去。
  這次接頭是經過我同梅太太仔細安排的。她應該離開教堂一定距離,保證安全,並且——我十分強調這一點——在接頭後,無論如何不要經過她的家,因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絲,大家還沒有忘記她吧。過去,她在跳舞班同喬琪跳兩步舞。從這個時期以來,毫無疑問,她又同別動隊跳探戈舞了。我們可以肯定,自從突襲徐雷納以來,她把腳尖然後是腳踝都伸進叛賣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絲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裡。
  我住在白宮養老院的時候,有機會瞭解梅太太。她已經年紀大了,話不太多,聰明,就像所有幫助過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對納粹,慷慨,有戰鬥性,但是,對什麼是地下活動,什麼是非法工作,卻一點概念都沒有。她屬於那一大批值得讚歎的業餘活動家。這些人由於缺乏經驗,卻大大方便了蓋世太保的職業特務。她曾經告訴我,她的獨生子在她丈夫死後是她全心全意所愛的一個人,現在卻成了戰俘。我可以想像要是她不幸落到這些窮凶極惡的人手裡,就會受到什麼樣的要挾。所以我要求她,萬一出了事情,無論如何要堅持兩三個鐘頭不說話。
  布特·顧蒙的約會定於正午。我等她等到一點鐘以後。
  時間過去了,但是,她沒有回來,到三點鐘,還是不見人。用不著什麼神機妙算也可以得出結論:她遇到麻煩了。於是,我開始作種種的猜想。
  在我看來,梅太太不會在約會地點出事,因為那個地點的方位,只有喬琪,情報中心和我知道。另一個設想是:她違反了我最鄭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的經過正好是這樣。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鐘,誰也沒有來。但是她卻不回到布爾·拉·雷尼,卻決定到家裡去一趟。你就試試猜一猜吧,一個母親最心疼的兒子當了俘虜,好久沒有消息了,她心裡會怎麼想的!
  我給她規定要直接回到布爾·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兩步,也許有信等著她呢。於是,她不顧一切,孤注一擲。什麼信呀! 在這間變成耗子籠的屋子裡,她所發現的卻是蓋世太保的法國幫兇拉方那一幫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裡,他們發現了那張紙條……還有喬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絲也許沒有當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動證明當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維茨把臭名遠揚的亨利·錢伯林·拉方的心腹殺人犯佈置在梅太太家裡。他信任這幫人。他們已證明了他們的奴性和「能力」。潘維茨知道,梅太太家的來客只要一到,就會受到他們有效的拷問。
  但是,情況的發展並不完全像他們預料那樣。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開始狠揍拉方這幫子特務。雖然這些傢伙更為習慣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這些殺人犯大大吃了一頓拳頭。他們費了好大力氣才把她制服了。接著便把潘維茨叫來。這傢伙趕來了,也挨了一頓。
  以後,對於梅太太來說,事情變得嚴重起來了。特務把她帶到索賽街去,把交易擺在她面前:要麼是她兒子的命,要麼把地址交出來。這是預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說話,堅持了好幾個鐘頭。到下午六時,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宮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說了出來,還說自己在他們和我之間充當聯絡員。
  可憐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幾小時之內,蓋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險的一手。斯巴克一家、喬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脅。我必須行動,極其迅速地行動。下午三點左右,看到梅太太還沒有回來,我便要求緊急會見白宮養老院的女院長帕倫夫人。我把最近發生的情況告訴他,並且警告她,蓋世太保隨時都可能來,勸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別」
  住客。她十分鎮靜,馬上就勸告有危險的人轉移。
  至於我自己,我同帕倫夫人約定,如果有人打電話來,就回答說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點二十分才回來。因為我認為潘維茨不會馬上把狗群放到白宮來,而是設法讓我安心,不用為梅太太遲遲不回來而擔心。我讓別動隊認為我七點左右才散步回來,造成這種印象,好像我並不擔心。我想,潘維茨會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爾·拉·雷尼,因為他不可能同時四面出擊。要把他拖在白宮,時間越長越好。
  下午3 點30分,我離開了養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證撕毀。法共給我的後備證件,證明我是一個外地德國人。這些證件給我主要的好處是晚上戒嚴後還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來,並且不把門關上,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我外出不多久。最後,為了使可能來訪的客人深信不疑,我還稍稍佈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開的書——一本無關重要的書——,床鋪沒有收拾,床頭桌上放著藥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蓋世太保等我回來。
  我十分鎮靜,這已經成為一種自然的反應了,每逢我感到危險逼近,就反而安靜下來。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來從潘維茨和他的特務手裡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氣走到普勒西斯·羅賓宋。這一天天氣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過路人似乎很快活,無憂無慮,可能這是一種幻覺,因為我十分焦慮,思想翻騰,而盛裝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靜,對比鮮明,所以產生這種感覺.這時最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間的聯繫人。當時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點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們掙扎著對付局面的情況一五一十告訴他,請他指點和幫助。但是,我馬上就放下了這個念頭,我沒有權利暴露他,也許,我自己後面就有人跟蹤,也許我已經被發現了。從我逃跑以來,不幸的遭遇接連發生( 聖傑爾曼兩姊妹、奎裡一家、梅太太、白宮養老院,而現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後,我給自己嚴格規定,凡是會因我的關係而受牽連的人,一概不接觸。我努力說服我自己,一個人從監獄或納粹集中營逃出來只能靠自己,這是不止一次地為事實所證明的。這種想法,雖然堅定了我的決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氣,但是並投有解決這個糾纏著我的問題,怎麼辦? 然後是,哪裡去? ……怎麼辦?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裡去呢? 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獨無靠。我一再問自己:怎麼辦? 突然之間,自己幾乎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叫注一輛出租汽車。我脫口而出告訴司機博喬萊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這顯然是個奇怪的念頭。我知道這是不行的,用不著是個地下鬥爭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嗎? 這簡直是自投羅網!對的,對的。但是難道我還有別的辦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嗎? 我在孤注一擲,沒有其他辦法。
  起碼,我可以肯定,蓋世太保不久前出動了。事實上,下午六點左右,我打了個電話到白宮養老院,一個陌生的聲音——當然不是對所有人都是陌生的聲音——回答我說:「帕倫太太不在家……」
  於是,我很鎮靜地回答:「請你上樓到我的房間告訴我姑媽梅太太,我晚上八點左右回來,請她等我吃晚飯……」
  我以後才知道,這些話使別動隊的人十分高興,他們的情緒又高起來了,越來越肯定將會達到目的。他們乖乖地呆在那裡,繼續等我。人家在白宮養老院等我,就算這樣吧,但是我卻不能讓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沒有安排好一個歡迎會了。
  我想,如果別動隊的劊子手在頭一階段,通過他們所慣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麼,他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不徹底利用這第一步勝利,他們必定加強壓力。這已經是他們的慣技了,不幸地這種伎倆證明是有效的。一個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設法只供出一個姓名,一件事實,說了以後,又找到了新的力量進行抵抗。但是這些深知人體痛苦及其極限的專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狀態的內行必然會加強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為止。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紀大了,比充滿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傷害,至少在肉體上是這樣,她對地下鬥爭生活的變幻莫測又沒有什麼準備,就不會像卡茨或索科爾那些人有辦法,雖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說話。
  出租汽車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數口令開始了。我覺得自己象沙皇時代的一些軍官拿命來賭博,把一顆子彈隨便放進左輪槍的彈巢,然後把槍口對準太陽穴。有時,撞針撞空了,但也有時……
  我慢慢地走出汽車,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無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運的面前。當然,不可能後退了。我走上樓梯,把氰化藥丸緊緊捏在手裡,這是我一刻也不離的東西。我按門鈴,過了幾秒鐘,門開了。迅速地掃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裡,顯然安全無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興得過早了。從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馬上就明白了一個問題,就這一個:是你自己一個人? 他們在嗎? 根據他的態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於是,我覺得剛才已經快要凝結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裡流通。我一口氣對他說;「必須立即離開你的家,一分鐘也不能耽誤。」
  斯巴克的反應是令人驚異的。
  「怎麼? 」他對我說,「你按門鈴時,我還以為是德國人來了。這是抗敵戰士的命運,不曉得哪一天會遇上這種情況。蓋世太保在追趕你,一點也不放鬆,你卻跑來給我報信,可是,這間屋子有可能已經成為耗子籠呢!真叫人吃驚。」
  「發生了聖傑爾曼那事以後,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了。」
  我回答他說,「不能再有一個人犧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這一點!」
  是的,這個念頭纏擾著我。
  總之,這是激情爆發的一瞬間。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去細聽我們心臟的跳動和沉迷於體會我們的情感。必須立即行動,應變。我們立即轉到實際問題上來。他的家人在哪裡? 怎麼通知他們,使他們逃脫潘維茨先生的報復? 我們決定:蘇珊和孩子們要在當天晚上九時左右從奧萊昂回來,斯巴克到車站接他們,把他們帶到朋友家裡去。斯巴剋夫人和孩子們要盡快到比利時去。斯巴克本人則留在巴黎,轉入地下。
  關於斯巴克一家就這樣了。但是,就在談話之間,我們無法不看到另一個更難排除的危險。需要迅速作出決定和採取行動。我同法共代表科瓦爾斯基的會晤本來約好和確定在10月22日,地點是布爾·拉·雷尼。確切的時刻還沒有定下來。歇托克大夫要在兩天之前,打電話通知斯巴克。但是會面的日期已經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訴我了,而現在,一切都得取銷! 離開會面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了。為了同科瓦爾斯基接觸,聯絡系統規定必須通過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師。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像在潘維茨的賊窩裡要找到一個好人那樣難! 這是不可能的,或者幾乎不可能。想到科瓦爾斯基,全國外籍抗戰人員的負責人,游擊隊組織的聯絡員,法國共產黨的心腹可能落在蓋世太保手裡,一想到這些,我就會出一身冷汗。用不著說,必須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約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體教堂會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門,慢慢走下樓梯,都一言不發。我們還能再見面嗎? 我們握握手。快要分別的時候,他問我:「你到哪裡去呢? 起碼有個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擔心。是的,我有個棲身的地方……」
  我唯一棲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頭……一幅淒涼的情景:兩個人走進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幾杯。就在這個時間考慮一下局勢,讓頭腦冷靜下來,回想一下,如果能這麼說的話,回想一下10月15日這戲劇性的一天:喬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達安全的地方,我為此多麼高興,然後是等候梅太太回來,和倉促離開布爾·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沒有消極地聽憑事情擺佈,而是設法對付敵人的打擊。
  由於把別動隊拖住在白宮養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們打敗了他們」,所有反法西斯戰士為自己勝利而自豪的這一呼聲,我覺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個人坐在小咖啡店裡,面前擺著一杯酒,在蓋世太保全部出動追捕下,我滿懷勝利的豪情。然而,鬥爭還沒有結束。我提防自己樂觀得太過分了。我打敗了他們,但是能打敗他們多久呢? 以後怎麼辦? 哪裡去? 而明天呢?以後呢? 我剛剛離開斯巴克,就發覺有必要估計和重新估計一下情況。我贏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無疑問,別動隊和它的幫兇,拉方一幫,就在這個時候正千方百計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潛伏的獵狗才必須壓低吠聲。但是為什麼潘維茨和他那一幫子必須這樣小心謹慎呢? 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們得小心提防不讓我越獄的消息張揚出去。假設情報中心並不知道最近發生的事,那麼,要是發出全面警報,派出所有警探來追捕我,潘維茨就勢必引起懷疑。
  在街上,電影院或者咖啡店裡,我就覺得比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時候是混在巴黎來來往往的人群裡,誰也發現不了我,誰也不知道我是誰,越是這樣,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麼地方都比不上。我覺得安心,特別是因為憑著我的外地德國人證件,我比法國公民享有更廣泛的權利。例如,憑著這些證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個幸福的外地德國人如果來巴黎呆幾天,他會幹些什麼呢? 當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將是個尋歡作樂的人。事實上,我沒有想到,一個老是與死亡為伍的人是多麼難以作樂啊!出了酒店,我又走進一家電影院,不要問我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麼片子。我只記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並且對休息有好處。還有,時間在消逝。對於我來說,這就很夠很夠了。
  電影散場了,我到蒙帕納斯車站去。已經深夜了,我在街上兜過來兜過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頂上的天空發白了。隨著清晨的嘈雜聲,整個城市都熱鬧起來。新的一天開始了。經過了昨天一天發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時間好像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後必須每小時每小時地,每分鐘每分鐘地,獨自一個人警惕著會發生什麼意外。由於我眼前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於是便向別動隊找點事。我從一家咖啡店打電話到白宮養老院:「對不起,」我對那邊接電話的陌生口音的人說,「昨天晚上,我沒有回來,因為我給留在朋友家裡了。今晚,我到我醫生那裡去一會就回來。」
  這樣,焦急地等候這一天結束的就不只是我一個人了。
  這是行人稀少的時間。我漫無目的地往前走,中間在咖啡店、飯館停留一下。然後又到了街上,好像貝殼總被衝到沙灘上一樣。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腦子翻騰著,兩眼監視著周圍,精神緊張。夜晚來臨了,我覺得沒有力量在街上再過一夜了。我需要一張床,至少幾個鐘頭。我到蒙帕納斯車站,走進去片刻,然後又到奧萊昂車站。路上,我睡著了。
  到了車站,駕車的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我不下車,便把我叫醒。當時,我的臉色怎樣呢? 唉,當然不那麼正常了。無疑地,不難看出,這裡面有點什麼問題吧。
  駕車的人已經上年紀了,相貌很和氣,聰明。他彎F 腰來問道:「你也許找不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願意,就到我家裡來吧。但是回家以前,我還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這用不著我告訴他什麼話。我信任他,並且向他提出補付給他沒有跑的那一趟車費。
  這個人獨自住在一個閣樓裡。即使他住在宮殿裡,我也不會更幸福一些了! 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單的了。在我這個逃亡的人的黑夜裡,這是一線友誼之光……
  我覺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點也不打聽我的情況。我們一邊吃著粗茶淡飯,一邊談天,談晚上戒嚴,談供應緊張和配給口糧,談淪陷的壓抑……我幸福地睡下來。清晨四點起來,我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帶到北方車站,我告訴他要在那裡坐火車。我熱烈感謝他,像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認為我是什麼人呢? 無疑是個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現在回到家鄉去。
  親愛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誰,也許,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是,如果你還活著,當你讀到這幾行字時,請你相信,我永遠不會忘記你這一天晚上為我所做的一切。
  10月17日,我懷著一線希望能夠重新接上關係。蘇珊當時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頭外,還佈置了我同她的一個朋友會面,這個人叫格魯·拉德內,是一個抗敵組織的成員,同倫敦有聯繫。我的計劃是通過這個關係同蘇聯駐英國大使館接觸。我們預定於中午在奧對教堂前面見面。我便在約定的時間到那裡去。我小心謹慎地——像往常一樣,小心謹慎是必須遵守的原則——走近教堂一帶。正往前走的時候,我發現教堂大門前停著一輛黑色的雪鐵龍小轎車,這是蓋世太保最喜歡的車,我剛剛來得及轉過身來,頭也不回地走開了。我始終沒有能夠打聽到發生了什麼事,不曉得我要會見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喬琪於10月17日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裡被捕。
  當然,我是以後才知道的。這是拉方的人,在這個月的15日,從她早先交給梅太太的小紙片上發現了她的地址。別動隊等了兩天,才跟蹤追擊。
  潘維茨看到我不回白宮養老院去,估計我到喬琪那裡去了。要真的是這樣,那就太不謹慎了。村子給蓋世太保包圍起來,他們來了大批人馬。別動隊的人埋伏在那裡,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發動攻擊。最後,潘維茨和伯格手裡拿著槍,帶領人馬,衝了進去。無疑,潘維茨想當導演的願望落空了,真是無可奈何。他希望拿喬琪和她兒子來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壓力。但奇怪的是,這個名牌的肉體和靈魂酷刑專家並不懂得,訛詐伎倆無論看起來如何有效,有時竟會一點用處也沒有。
  第二十七章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當時,我沒法明白為什麼喬琪遭到逮捕。很長時間,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這個問題:怎麼可能呢? 因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絕對可靠的,而且這些人顯然都沒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過因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個口袋裡有那麼幾行字。直到戰後,我們才明白怎麼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這一天晚上,我並不知道喬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奧對沒有接上頭這件事已經是個危險的信號,足夠引起我加倍警惕了。蓋世太保就在這一帶兜來兜去,我必須停止在巴黎街頭流浪了。這一天已經很晚,不可能認真考慮幹些什麼事了。我又重新遊蕩,眼睛尋找著還開門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有一塊牌子,上面用德文寫著:「德國人專用店」,這是專供德國國防軍用的窯子之一。
  過去,不止一次,別動隊的人曾對我談到他們在香什裡捨區光顧的這種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個地方躲避四、五個鐘頭。人聲和飲酒作樂的歌聲從屋子裡傳出來。醉醺醺的大兵忘記了戰爭,沉迷於這種有意安排的淫樂中。他們爛醉如泥,根本不注意我。至於姑娘們,她們的職業,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就是給戰勝者解悶。在她們看來,我只不過是那些德國鬼子當中的一個罷了。於是,我老實不客氣推開門,走進去。我避開了客廳,那裡一片喧騰。我請女主人把我直接帶上樓。房間的陳設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張舒服的沙發上,過了一會兒,店裡的一個「女職員」走進來,直截了當地問我;「呆半個鐘頭,還是過夜?」
  當然,我沒有想到這個細節……半個鐘頭太短了,不能讓我充分利用這個棲身之處。因此,我告訴她,我一點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檳酒來,讓我們愉快地彼此認識認識。我的「女伴」馬上照辦,拿了酒來。我開始喝酒。但是,我剛喝完第一杯,就覺得天旋地轉,好像失去理性。我艱難地站起來,踉踉蹌蹌,和衣倒在床上。那姑娘不知所措地望著我。半個鐘頭過去了,我才慢慢清醒過來……才明白我在什麼地方。
  那姑娘安靜地,耐心地看著我半睡半迷糊的,等著我醒過來。我重新站起來,我們又繼續聊天。她很清楚我是個特別的客人,不是來參加這種地方節目單上所安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著我的眼睛,對我說:「為什麼你來這裡呢? 你到旅館去不比這裡強嗎……你害怕什麼嗎? ……你一點也用不著怕。請看,憲兵從不到這裡來。你想在這裡呆多久就呆多久。這兒比別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說,我沒有什麼東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國人證件給她看。但是無論我怎麼說,她都不相信;於是,她給我講述到這窯子來的德國軍官沒完沒了的事。我想順便指出,潘維茨之流應該考慮到告誡他們的姑娘說話小心些。我從那兒瞭解不少德國國防軍的軍官所謂「高漲」的士氣。在這1943年底,德軍士氣十分低沉,就像他們在樓下喝乾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點鐘,我離開了這個賓至如歸的地方。我問那個姑娘我該給她多少。
  「不,」她對我說,「一分錢也不要,因為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掙這些錢。」
  「拿著吧,只是為了友誼。」
  她最後還是接受了。同我話別時,還叮嚀道:「當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果沒有地方去,就來我這裡,我這裡是安全的。」
  就算這樣吧,但是我想,一個戰士是不會在這種地方長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連第四天,我又開始流浪,到處徘徊,始終不曉得應該走哪條路。我從這條街到那條街,碰巧走到哪裡便到那裡。就這樣,走到了一幢樓房前面,這是馬爾塞.德阿的親納粹黨黨部。這個時候,我記起了德阿那篇臭名遠揚的文章,發表在他辦的《事業報》上,題目是《為但澤而死》。這個前社會黨領袖,觀在竟然驅使他那群受騙的黨羽去為希特勒賣命,人各有志嘛! 正在回想這些事的時候,一剎那間,我想起了就在這幢樓裡,住著一個護士,名叫呂絲太太,以前,她給我打過針。
  於是,我起了一個有點不近情理的念頭,我這個逃亡的人,遭到蓋世太保追捕,竟想在這座樓裡找個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賣力的組織,全國人民同盟就設在這裡。另外,回過身來看看,不遠就是索賽街,潘維茨就是從那裡指揮搜捕我的。這個區域的確是塊凶地。
  從表面上看,這個念頭完全是神經失常的表現。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為,在我的熟人中,沒有一個人認識呂絲太太。其次別動隊不會想到在這樣近的地方搜捕我,也不會料到我就躲在離他的巢穴兩步遠的地方。可是,我看見有人在站崗。最好還是等這些背時鬼走開。所以,我決定耐心等待,以便萬無一失。二十二點,我邁著穩健的步子,走向這幢樓,其中一部分是還沒有被通敵分子佔據的。
  上到四層樓,我按了按門鈴,呂絲夫人來給我開門,她仔細地打量我一會兒,臉刷地白了。
  「可是,你怎麼啦,吉爾伯先生,」那個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嗎? 」
  我輕輕把她往門內推,想進屋去才說明情況。她又說:「你變得真可怕,簡直成了另一個人,我都認不出來了。」
  迄今她認識的那個人是個比利時工業家,每週只來巴黎逗留幾天。
  「呂絲太太,」我一口氣對她說,「我是個猶太人,逃了出來,蓋世太保在追捕我,你能夠把我留在你家裡幾天嗎? 坦率地告訴我,我請求你,行還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馬上就走。」
  她淚水盈眶,聲音十分激動,回答我說:「怎麼,你怎麼能想到我會拒絕你呢?」
  她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對我說:「這裡是安全的,你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給你找點喝的。」
  我掀開床罩:雪白的單子,暖和和的被子在等著我。於是,我最後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一頭倒下來昏了過去。我醒過來時,正好呂絲太太回到房間。毫無疑問,我就像個垂死的人,因為她不停地問道:「他們把你怎麼啦!他們把你怎麼啦!」
  我吃了點東西,便躺下來,剛才緊張的精神鬆弛多了。
  但是回想到過去的時刻,我就睡不著。大概午夜時分,我聽到有人敲外屋的門。像有個什麼機關把我彈起來似的,我蹦了起來,側耳細聽。有人按門鈴。是不是索賽街我的那些鄰居來光顧? 我迅速拿起那片氰化毒劑來。
  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似乎在低聲說話。房門外響起了腳步聲,有人敲門。呂絲太太走進來,隨著射進一線亮光。
  「是誰? 」我問她……
  她大概從我的聲音聽出我很緊張,便走近床邊,用最保
  密的口氣告訴我……但天真得叫人沒法生氣。
  「哦,吉爾伯先生,請放心,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是法國軍隊的軍官,參加了抗敵活動,現在是到這裡來投宿的。" 兩個抗敵人員住在一間屋子裡,就在潘維茨的鼻子底下。這太過分了……我嚴肅地向呂絲太太進行解釋,提議把位置讓給那個人。她不同意,走了出去。又聽到低聲談話。
  不久,她回來了,同時,聽到外屋的門重新關上。
  「解決了,」她對我說,「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來便發高燒,我起不來,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昏沉沉,睡夢裡見神見鬼,昏迷中,噩夢象演電影,過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過去,就像一個失靈的萬花筒,各種情景,蜂擁而來,互相衝突,彼此重疊。在波蘭的年青時代,巴勒斯坦的監獄,莫斯科,巴黎的場面亂七八糟,一幕緊接著一幕,既遙遠,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亂,又有條理。我看見父親去世,重新感受過去的激情,歡樂和痛苦,悲傷和愛情。這一切是那麼強烈,那麼逼真。
  我終於從昏睡中清醒過來,從夢幻的漂流中掙脫出來。
  眼前的事實重新逐漸回到我的頭腦來。
  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現實。過兩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約定在三位一體教堂會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爾斯基接頭的日子。約會的地點卻在布爾·拉·雷尼的一間屋子,在那裡,蓋世太保正嚴陣以待!我愈來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經有辦法給科瓦爾斯基報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過去,直到20號快到中午才清醒過來。
  「埃德加,為什麼你不來電話? 喬琪。」我正在翻閱投敵分子的破爛《巴黎晚報》,這個簡短的廣告兩次出現在第二版上,跳進我的眼簾。
  我驚呆了,把這消息讀了好幾遍。很清楚:潘維茨居然抓到了喬琪。他悄悄地勝利了,就這樣他通知我必須聽憑他訛詐。我好久以後才知道:這是第二次了,別動隊隊長利田報紙來宣佈他的勝利。從科雷齊回來時,他就已經設法讓人刊登過一個廣告,說:「喬琪,你為什麼不來,帕特裡克在他叔叔家。」
  喬琪被捕是一個既可怕又意外的打擊。必須把主動權再奪過來。10月20日這天晚上,我從呂絲的住所走下樓,打了兩個電話,首先打到博喬萊街,檢查一下,看看蓋世太保的人是否佔據著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沒有人接電話。要說我這個朋友的家沒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麼唯一可能的就是別動隊在那裡佈置了圈套。要是這樣的話,沒有人接電話就不說自明瞭。
  第二個電話是打到布爾·拉·雷尼白宮養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倫夫人談談話。接電話的人外國口音很重,十分難聽。他回答我說,她臨時外出了。於是我客氣地請他通知我姑媽,我不再到布爾·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裡去看她。我的對話人緊張地要求我重複這個口信。我照辦了,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一遍。我這樣做要想幹什麼呢? 是要想在科瓦爾斯基投入圈套之前,盡量把蓋世太保的注意力從白宮養老院轉移開去。這種做法差不多是沒有希望的,但是我對我自己一再重複這句名言;  「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自己絕望的人。」
  在這期間,我在10月21日如約到三位一體教堂去會見斯巴克。整整一天,為了消磨時間和克制焦慮的心情,我望著窗下。別動隊的汽車進進出出索賽街。這些先生們象捲進了一陣狂熱的旋風裡。晚上九點左右,我走近三位一體教堂。
  天已經很黑,幾米外就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了。我竭力保持鎮靜,自從最近幾天發生的事情以來,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最後,我看見斯巴克在等我。我們彼此擁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急於想知道消息,等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過去了,卻只能勉強說出幾個字來:「怎麼樣? 」
  我們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訴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於17日到比利時去。他又說,蘇珊無論如何不肯相信發生了危險,所以不願離開巴黎。他簡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車。
  為了防範萬一,他同蘇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簽名「蘇瑟」,那就是說一切順利。如果她簽名「蘇珊」,那就不要相信信裡的話了。
  蘇珊·斯巴克——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心情是多麼激動啊! ——三個星期後,1943年11月8 日,蘇珊被告發了,於是,開始了她苦難的歷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犧牲為止。
  然而,10月21日這一天,我獲悉她和孩子們已遠離巴黎,十分高興。接著,我和斯巴克談到了第二天同科瓦爾斯基的約會。他告訴我的情況並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電話給他,中午12時正是規定的時間,電話鈴響了,斯巴克拿下聽筒,吼叫道:「著火了,一個人也不要走動!」
  那一頭的電話立即便掛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嗎? 他能給科瓦爾斯基報信嗎? 問題真叫人坐立不安。
  這是戰爭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後一次見面。在解放的時候,我們才又再重逢。這期間,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呂絲太太家,憂心忡忡,老是想著布爾·拉·雷尼的約會。要把別動隊的注意力從白宮養老院轉移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為我仍然是潘維茨最重視的獵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戲: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電話到斯巴克家去。接電話的是一個婦女的聲音。於是開始了一段叫人無法相信的對話:「請問你是誰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書……」
  斯巴克的女秘書!可是他從來都沒有女秘書,至少,不曾有過私人秘書,因此,這一定是蓋世太保。我朋友的這個所謂女助手只不過是劊子手的一個同謀罷了。
  我竭力裝得十分認真,繼續說:「你能否告訴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兩點鐘來看他……
  謝謝你轉告他,這是關係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辦。」
  然後,話筒掛上了。
  我承認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對待蓋世太保並不總是繡花才行。但也不要一概而論。往往,最簡單的圈套卻收效最大。總言之,我的牽制行動在這一天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下午兩點鐘,潘維茨帶著他的突擊隊包圍了博喬萊街那幢樓。這個時候,在布爾·拉·雷尼,勒德曼律師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宮養老院附近,居然截住了科瓦爾斯基。我們走了運。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為了慶祝,斯巴克想到家裡找幾瓶好酒。出發前,他打了個電話給他的女傭人梅蘭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蘭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全措施:要是她在電話裡稱呼他「親愛的先生」,那就是說道路暢通無阻,他可以來,不會發生危險。如果相反,她只稱呼他「先生」,那就意味著有危險。
  於是,斯巴克拿下話筒,撥了電話號碼。梅蘭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話,並不停地一再說:  「先生,先生……」然後大叫道;「我要給他說的就是這些嗎? 」
  如果,儘管這樣,斯巴克還沒有明白過來,那就真是叫人絕望了。就在這時候,電話給粗暴地打斷了。暴跳如雷的蓋世太保特務撲到梅蘭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這一天,《巴黎晚報》上刊登了這則小廣告:「埃德加,你為什麼不打電話來? 」
  但是,潘維茨等於在沙漠裡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別動隊受困
  從我越獄以來,已經過了四十天。這是戲劇性的,無時無刻不緊張,焦慮的四十天。虧了呂絲太太給我提供的避難所,我頭一次能夠頭腦冷靜地審查我的計劃,清醒地、差不多科學地總結自己的成功和失敗。
  首先是失敗方面,雖然這一戲劇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但是發生了丹尼絲的叛賣,使蓋世太保能夠發現我在聖傑爾曼、維西內和徐雷納的蹤跡,結果使聖傑爾曼的兩姊妹,奎裡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裡克等被捕。談到我個人的責任,我有兩個錯誤,第一個是沒有及時把喬琪送走。第二個則更為嚴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聯絡員,她太脆弱,太沒有經驗。通過她,德國人知道我在布爾·拉·雷尼,同時又知道了喬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聯繫,以及同科瓦爾斯基的約會。我的成功是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對潘維茨的進攻給以還擊:及時給斯巴克報信,使科瓦爾斯基以一髮之差沒有落入魔掌,還有我依然逍遙法外。
  通過所有這些事情我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出了事才臨時應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應該建立一個組織,避免再發生這樣大的損失。因此我決定成立一個監視——行動組,由有經驗的戰士組成。
  根據這個計劃,阿歷克斯·勒索沃爾成為我的一個理想助手。    阿歷克斯不是「紅色樂隊」的戰士。他原籍是俄羅斯人,到法國時,還是個小孩子,在外籍軍團呆了幾年,加入了法國籍。他是個牙科技師,戰前,在安亭大街有一個大化驗室。
  政治上,他的黨派關係很深,是共產黨積極分子,西班牙內戰時期到過西班牙,在那裡學到了一門專業,這對於敵人來說是很可怕的:他製造一些小型爆炸裝置(書、信,各種包裹等) ,然後寄給西班牙人民的劊子手。這辦法曾經屢屢得到成功。
  早在阿歷克斯的妻子米拉還在特拉維夫上中學,我就認識她了。她出生於巴勒斯坦,從那個時代起,便參加了共產黨的戰鬥。
  阿歷克斯是1941年來向我要求參加工作的。他受過軍事訓練,富有冒險精神,愛好活動,因此適宜擔負最危險的任務。但是,情報中心遲遲沒有表示同意讓他參加工作。這樣.他就參加了另一個戰鬥組織。
  我被捕後不久,別動隊對他發生了興趣,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破譯的密電上。我設法把事情拖延下來。因此,阿歷克斯得以逃脫蓋世太保的調查。我的干預本來有可能在更長的時間發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間諜機關向潘維茨和他的特務提供了他的照片,並指出這個人,按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個「特別危險分子」。
  一旦被捕,阿歷克斯會立即被送交西班牙當局。有一個時期,我居然把別動隊的調查引到法國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圍的包圍圈愈縮愈小了。就在這個時候,我越獄了。我頭一件事就是給他報信。我勸他加入一個游擊組織,他則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擊。我告訴他我不考慮這種可能性,於是,他向我建議:「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斷絕以前的所有關係,協助你工作。」關於他提出的斷絕以前的關係,這是最起碼的安全措施。我們之間的協議定了下來。我還在布爾·拉·雷尼的白宮養老院時,我們就擬訂了一個行動計劃,包括建立一個特別監視組。一開頭,阿歷克斯應建立一個六個到八個人的小組,每人都須擔負特定的工作。但是嚴格規定,他們之間,互不認識。任務是步步注意別動隊的活動,識破它的陰謀,想法予以對付,給有危險的人報信,幫助他們逃跑,建立必要的聯繫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呂絲太太家再見到阿歷克斯,他並沒有虛度時間,同共產黨的聯繫已經建立起來了,五名有經驗的戰士隨時準備行動。我知道阿歷克斯很有辦法,便要求他給我搞張身份證,證明我在法國北部經商,出生的村子已經被轟炸摧毀,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檔案全部失散在廢墟裡。
  除此以外,我這個不幸的工業家還失去了親戚,朋友和家園。
  阿歷克斯·勒索沃爾和我決定以後在一個新的地方會面,呂絲太太正在為我們尋找這個新地點。
  自從越獄以來,我主要關心的是設法使莫斯科能夠繼續進行「大賭博」,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寫了兩封信給潘維茨。通過審問喬琪·德·溫特,他對我的意圖就更加想入非非了。喬琪嚴格按我的指示辦事。原先說定,萬一被捕,她就假裝對「大賭博」這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一竅不通。她證實了我給潘維茨信裡所寫的一切,又說,我常常談到單獨媾和,還經常提起卑斯麥克。
  可是,潘維茨知道「大賭博」的成敗取決於我是否積極參加進去。他相信這一點,這是最重要的。這時,他十分著急,這對我是有利的。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蘇珊,斯巴克被捕後,給他寫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還沒有一個獲釋。我還威脅說:  「如果你不釋放人質,我就毀掉你的『大賭博』。」為了不讓人對我的決心有半點懷疑,我直接打電話給他,再次勒令他照辦。以後事實表明;在這方面,我得到了滿足。但別動隊隊長卻驚慌失措起來。
  我剛剛再遇到阿歷克斯·勒索沃爾,他便給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對我說,  「這是你朋友的一份禮物。」
  禮物! 這不過是一份電報的抄本,是發給所有警察機構的:「搜索讓·吉爾伯。曾打入警察組織,為抗戰效力。
  已攜帶證件潛逃。無論如何必須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報告。」
  附在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後,從蓋世太保那裡拿來的,還有關於我本人的詳細描寫。說是凡提供線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賞。同時,在法國、比利時、荷蘭,蓋世太保
  和德軍情報部的所有部門,德國的一切行政,經濟和軍事組織祁收到這通知書,還附有我的照片,上面註明:  「潛逃間諜.極其危險。。
  這不是無關緊要的事。潘維茨的行動表明,他對我使用的戰略,有了一個轉折。
  我和阿歷克斯研究,什麼東西促使別動隊隊長改變辦法呢? 事實上,我們看到,迄今為止,潘維茨及其嘍囉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壟斷在自己手裡,避免驚動法國警察和佔領軍。他確信我逃跑後並沒有能夠同情報中心聯繫上,便試圖使情報中心認為我完了。關於這個意圖,我們是有證據的,因為,我們知道,肯特奉命向情報局長發了一封電報,說我逃跑了。按照潘維茨的想法,情報局長就會因此發現我曾經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於把我說成是潛入警察內部的一個挑釁分子,抗敵組織就不會再理會我了。把拉方這個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這件陰暗的事情搞得更混亂。
  這就是潘維茨的意圖。我不會忘記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後,所有德國大兵,警察部門的大小嘍囉,受豢養和驅使的投敵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貼的特務,一直到垂涎那些賞金的傢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記性好的人隨時都威脅著我。幸而我的外表,同蓋世太保
  散發的照片,大不一樣了。我的臉龐已經沒有過去豐滿的線條。我還蓄了大鬍子,帶上了眼鏡。另外,呂絲太太給我找到了一個窩,符合安全原則的一切要求:1943年11月,我安身於梅尼大街里昂信託銀行的一個職員家裡。
  人家把我的身世說得同當時的情況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時運不濟。在一次空襲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樓梯上遇到的鄰居,道聽途說,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對我表示極大的憐憫。我的房東讓先生是個單身漢,可惜我忘記他的姓了。他是個沉靜、聰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來。他遠遠沒有想到他收留的是個什麼人。我棲身的地方顯得這樣可靠,這樣舒適,我就住在那裡,直到1945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維茨從我給他的上一封信中,聽到了我的呼聲。由於害怕我向情報中心揭露「大賭博」的真相,便接二連三地釋放一些人,與此同時,又放出所有的鷹犬來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讓人在報上刊登廣告,明確地說:「帕特裡克身體很好,已經回家了。」不久後,奎裡一家都恢復了自由,梅太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後來,好像是由戈林親自決定,也得到同樣的優待。
  別動隊隊長的主意真是層出不窮。這個時候,他又搬出一種新的戰術來,是正統的辦法,但極為危險。他把我理應認得的或理應曾經認得的人,都進行了統計,並威脅他們,如果我來訪時不報告,就要把他們逮捕。阿歷克斯和我一知道這種敲詐,便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單來,並派人給他們報信。
  我詢問了以往的老相識,證實潘維茨的威脅是真的,而且已經採取行動了。我們訪問了一家內衣商店的女業主,我認識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梅克斯公司的對面。她告訴我們說,好幾個人,其中我們認出有肯特( 根據她給我們的描寫,是肯定無疑的) ,他們到她家裡來,並把交易擺在她面前。她給嚇壞了,便答應了他們什麼時候見到我,就向他們報告,並把我拖住,等他們到來。
  一個上了年紀的女教師也受到了同樣的敲詐和威脅。當我還以比利時工業家面目出現的時候,她在皮加爾廣場附近租過一個房間給我。那個可憐的女人看見我站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過去了。她告訴我們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又是肯特,來給她看了派出所所長的證件,念了貝當元帥的一封信,鼓勵那些「好法國人」告發他們國家的一個兇惡的敵人,名叫吉爾伯先生。貝當的名字把這個女人嚇唬住了,因為她很相信貝當的胡言亂語,但是她總疑心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夥逼著她簽了一份聲明,證明她讀過這封信。他們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個行李箱在她家裡,就命令她採取那家內衣店的女主人的辦法:也就是說,見到我面時,就到樓下打電話,同時留我坐一會兒。
  我們的訪問把這個可憐的女人嚇成那個樣子,叫人看了真難受。
  「要是他們又來了呢,要是他們又來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說,  「要是他們知道我不報告……」
  我體會到這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因為我的緣故冒著很大的風險。也許,再來一次調查,她身體就會吃不消。
  「請聽著,」我告訴她說,  「我們一出門,你就趕緊去打電話向他們報告我來過了。你給他們解釋你沒有辦法報告得更快,這樣就沒事了……」
  她十分吃驚地望著我,心裡想也許我瘋了,但是我覺得,在內心裡,她感到輕鬆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們剛剛一出門,就看見她去打電話了。阿歷克斯打量著我,滿腹狐疑。也許,他也同那個婦女一樣感到驚愕。他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後,還是我打破了沉默:「我瞭解他們,」我對他說,  「今天是星期天,一個大好的下午……索賽街不會有很多人的,大多數人都在附近的咖啡店裡……」    我沒有弄錯。解放後,我想瞭解這個故事的結局:當時別動隊的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擾,很不樂意,晚了三個鐘頭才到達那裡。於是,我給潘維茨寫了第四封,也是最後一封信,告訴他說,我病了,決定退出活動。我又說「你可以繼續『大賭博』,我不來妨礙,條件是你不得再逮捕無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劊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國人徵用了庫塞爾街威爾·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館。徵用的唯一理由是:威爾·皮卡德先生是猶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財產都給洗劫一空,整車卡整車卡地運到德國去,充實權貴中那些……藝術欣賞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注視這些有組織的劫掠,並在贓物中,抽出適合他審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爾·皮卡德收藏的畫在法國都是數一數二的珍品,引起了這些強盜的垂涎。但他那座樓並沒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維茨就在這裡安了家。他感到這將是在巴黎過的最後一個春天了。房屋的佈置是緊跟潮流的。劊子手們感覺到他們的失敗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歐洲,被壓迫的人民到處都在抬頭。法國的抗敵活動騷擾著敵人。路卡出現了,同法國人民握手的招貼畫卻不見了,德國國防軍樓房前面都佈置了機槍,而法德友好團體卻不再在元首的庇護下表演那種滑稽遊行了。
  這樣,威爾·皮卡德的私人公館,在別動隊隊長的操心下,給改造成堡壘。大門給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個小門,是從屋子裡面用電開關的。正面放上一挺機槍,各個側面的安全保衛都加強了。德國國防軍利用公館左邊的空地來停放汽車。為小心起見,車輛是從來不開進院內的。來客從這個新建的停車場下車,經過在隔牆打開的一個口子入內,從外面是看不見這裡的。公館的側面,有一扇門,通往地窖,那裡已改建為牢房。從前的畫廊,出於一種陰森可怕的主意,給改成了行刑室。這兒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瑪格麗特·芭爾扎和肯特的兒子就是在這個公館誕生的。
  潘維茨的所有這些預防措施都清楚地預示著結局快到了,巴黎即將甦醒,街上將會到處築起路障。我同阿歷克斯一起佈置一個行動,在游擊隊一支隊伍的支援下,到時堵截別動隊的逃竄人員。阿歷克斯那個組嚴密監視著公館,拍攝了進進出出的人數以百計的照片。肯特和瑪格麗特的外出,犯人的運送,黑雪鐵龍汽車的來來往往都受到監視和紀錄下來。有一個老猶太囚犯名叫勒維,給德國人當園丁,是他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情況。我們的目標就是在巴黎解放時,堵住別動隊,不讓他們逃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擊隊員的武裝隊伍將攔截他們。我們通過法國共產黨,把計劃通知了情報中心,但由於沒有得到答覆,我們沒有採取行動。
  潘維茨的罪惡冒險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這個劊子手不願跟著起火的船同歸於盡。他的野心是設法為自己開脫,最好是為自己粉刷一番,因為他很清楚,他要向人類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後是想盡一切辦法,消滅一切痕跡,免得暴露他必須負責的暴行。
  他給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訴情報中心說我逃跑了,發表了那大肆聲張的公報,並發送給所有警察機構。他以為這樣一來,我就無所作為了:但這就等於承認「紅色樂隊」的「大首長」已落在蓋世太保手裡,而幾個月以來發出的所有電報都是由別動隊念一句、寫一句擬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賭博」。他知道,盟國陣營方面,再也沒有人認真考慮單獨同德國議和了,因為德國正在全面崩潰。希特勒左右的—『些人,不願放棄他們的空想,頑固地同英美接觸,但並不是這幾個人就能說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從1944年7 月20日謀剌希特勒未遂,這位大獨裁者就禁止繼續搞「狗熊行動」
  ( 「大賭博」的新名稱) 。
  所有這一切是一碼事,而潘維茨的個人野心又是另一碼事。他是納粹政權最忠實的一條走狗,是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傢伙,是布拉格殺人犯的頭子。納粹政權垮台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樹倒猢猻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像其他許多人那樣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像隻兔子一樣給逮住,被英國人當做戰犯——這不是個辦法,顯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報中心保持聯繫,希望蘇聯會考慮到他的功勞。
  潘維茨選擇了第三種辦法。今天,我們掌握了證據,證明直到1945年5 月,在肯特這個奴才的幫助下,他進行了自己的賭博。直到戰爭最後一刻,他還在送軍事情報。肯恃通知情報中心,說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國人有聯繫,因此有條件送出具有首要價值的情報。就是這個肯特,在1944年7 月盟軍逼近巴黎大門時,詢問情報中心,他是否應該留在法國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國朋友走。他得到情報局長的答覆,勸他跟納粹一塊走,同時保持聯繫。潘維茨顯然對這些指示大為滿意:他認為同俄國人合作是個意想不到的辦法,可以讓自己因禍得福。這樣,由於潘維茨的插手,  「大賭博」進入第三階段。希姆萊原先的計劃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時欺騙莫斯科和英美。別動隊通過「紅色樂隊」的發報台,讓俄國人相信盟國準備同第三帝國談判。與此同時,又對盟國使用同樣的手段。然而,  「大賭博」的這一階段並沒有能夠得到充分開展。從1943年中起,戰爭的結局是肯定無疑了。
  這時候,納粹的領導人便改變主意,想利用「大賭博」來尋求「真正」的單獨議和。希姆萊是傾向西方的,至於在這個問題上抓總的包爾曼就不那麼肯定了。
  不論怎樣都已經為時過晚。這個企圖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為無論羅斯福也好,邱吉爾也好,更不用說斯大林,都不想談判,都相信必定在軍事上大獲全勝。就是在1944午這一階段,潘維茨設法利用「大賭博」為自己服務。
  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維茨想穩住自己的後方,也就是要消滅證人,以掩蓋他當別動隊隊長的活動。布拉格的劊子手從來就是個特務。滅口,謀殺,他已習以為常。人頭一個接一個落地了。我們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著一批被處決。首先是萊奧·格羅斯沃格爾。1944年5 月,他被德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而他從1942年12月,就給關在弗雷尼監獄,從來無人過問他的命運。包利奧爾和蘇珊·斯巴克同樣關在弗雷尼,也被判處了死刑。
  我們得悉格羅斯沃格爾被判處死刑,就知道這是個警報,肯定接著就是其他人。我們確信別動隊決定逃跑前,要殺害被捕的人。馬克西莫維奇和羅賓遜都遭到同樣命運。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後幾個星期被處死的。弗爾南德·包利奧爾和蘇珊·斯巴克於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監獄被槍決。7 月6 日,伊茲布茨基在柏林被斬首。
  溫特林克在布魯塞爾被槍斃。格羅斯沃格爾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國首都被處決。戰後,潘維茨曾多次申述( 讓我們明確這一點,他企圖為自己辯解) ,他聲稱:「……由我下令處決的『紅色樂隊』人員,都是在我到來之前判處死刑的。」不對!況且,不管怎樣,別動隊隊長有權力決定緩期執行。他之所以沒有緩期,是想在逃跑之前,實行滅口。
  我現在想進一步談談包利奧爾和蘇珊·斯巴克是怎樣死的。這是在巴黎解放的前夕。他們是多麼希望有這一天啊I ……我在想像中看見他們同無數人群共同歡呼勝利,湧到街上,慶祝這個偉大的事件。
  在漫長的幾個月裡,潘維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奧爾和蘇珊的口供,他知道這兩人肯定瞭解「大賭博」的底細。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亂中,他決定把他們幹掉。我們這兩位同志,便被那些膽小鬼卑鄙地殺害在牢房裡,然後秘密地埋葬掉。
  潘維茨竟然無恥到寫信給蘇珊的姻兄保羅·亨利·斯巴克,即當時比利時在倫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長,親自向他保證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她的性命。保羅·亨利可以放心了,她會安全無恙,直到戰爭結束。我深知潘維茨的為人,說不定他就是在把蘇珊交到劊子手手裡的那一天發出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經解放了,我同阿歷克斯去到弗雷尼監獄,設法瞭解一下我們朋友們的遭遇。沒有一個人能確切地把情況告訴我們。但是經過一再追問,我們終於獲悉德國人並沒有把他們帶走,我們熟悉蓋世太保的習慣,所以只好等候最壞的消息:既然蘇珊和包利奧爾沒有「跟」別動隊的人走,那就是說,他們被殺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於是,我們便開始一個挨一個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墳墓,一面參閱落葬登記冊。由於德國人一向很精確,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處決的日子,我們認為這會使我們的調查方便一些,可是沒有考慮到潘維茨必需冷酷無情地隱瞞事實和消滅罪證。他犯了雙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負更大的責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墳場,經過一次又一次調查,終於在巴岳發現了蘇珊。斯巴克和費爾南德·包利奧爾的消息。在登記的那一頁下面,註明的時間同估計他們被害的日期相符,上面寫著:『比利時人一名』,「法國人一名」。沒有疑問,這就是蘇珊和包利奧爾。於是,我們希望看守能告訴我們一點消息,便接二連三追問他們。開頭,他們裝做什麼也不知道。最後,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得吐露真情。雖然蓋世太保
  警告過他們不要說話,否則就要進行報復,他們心有餘悸,十分害怕,但到底還是告訴了我們:  8 月12日晚,德國人來了,帶來了兩隻木箱,要求把他們帶到墳場一個潮濕的角落。他們徵召了兩個挖土工人,叫他們挖了兩個洞,把屍體放在裡面,灑上一種化學藥品,來加速腐化作用。
  潘維茨真的希望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奧爾夫人告訴我,她是在什麼情況下,最後一次見到她丈夫包利奧爾的,還有她怎樣獲悉他被害,怎樣在巴岳墳場同阿歷克斯和我那樣發現他的遺骸。她說: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間,我接到一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寫的。信寫給海倫娜·包利奧爾夫人,由普魯尼埃夫人轉維西內、大草坪大街19號。信裡寫了幾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賽街去——說我也許能見到他——並叫我帶上套衣服。我就這麼辦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賽街去,帶著這封信,我同小女兒一塊去。到了那裡面,我才在心裡說:  「我瘋了,我不該把孩子帶來啊!」我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只是……想著……看看他是否還活著,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我並沒有醒悟到,把孩子帶來真是瘋了,因為他們有可能把她也扣起來啊!再說,你知道怎麼一回事吧,有些時候,簡直沒法知道自己會有什麼反應,簡直沒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親自經歷過,就不會知道會有什麼反應,會幹出什麼事來。
  他們把我帶上樓去,我不知道是幾層了,可能是四層。我在一個房間裡等候,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張長椅上。
  大概過了五、六分鐘,有兩個德國人進來,後面跟著我丈夫。他坐在我旁邊,穿著他被捕時那套衣服,血跡斑斑,他把行李箱拿過去。我們呆在那裡有一刻鐘或二十分鐘,後來,人家把我叫出去。於是,我在外面等著,看見他坐上蓋世太保的一輛汽車走了。這就是全部經過。
  以後,我就沒有他的消息了。於是,我想,也許,他參加了……你知道……在弗雷尼發生了暴動,發生了反抗。於是,我對自己說;  「他是不是也在這列幽靈火車上呢,因為他1 月份還活著,從8 月到1 月他們還沒有殺害他。他不可能已經死了。」你知道,一個人總是……總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發生在別人身上,不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特別是,他還那麼年青。我說:「這不可能,他一定在別的什麼地方,.或者給流放到別處,或者在那列火車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人道報》去,因為那裡有名單。人家告訴我說;  「不,什麼也沒有,沒有名單,啥也沒有,但是,應該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頭一個禮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門鈴。我看見一個少女。她問我是不是包利奧爾夫人。我說:「是的。」這個少女問我:  「我能進來嗎? 」我說:「請吧……」於是,我請她坐下,她便問我:  「你丈夫被捕了嗎? 」我說:「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會回來的。現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點猶豫,然後,對我說:  「你知道,我有個傷心的消息要告訴你,你丈夫……」當場,我就把她趕了出門,這個女人!不可能,這種事情。但是過了兩個鐘頭,她又回來了。她說:  「對不起,請聽我說……」於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給我,簡單地對我解釋說:這裡有我丈夫最後的一封信,有他的結婚指環。信裡面還有一張證明條子,是那個牧師拿來的。你知道,這個德國牧師,他在弗雷尼,常到牢房裡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終都在場,因為他一直跟到巴岳墳場,拿回這張證明條子,在那上面,他寫上「無名氏,法國人,槍斃於8 月12日。」這時,我再也沒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時候,——個人不得不清醒過來。但是,我還不相信真有這樣的事。我心裡想:「也許是弄錯了吧。」只有看到了屍體,我才能死心。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許。我們便去巴岳,到那裡時,只知道有兩個不知姓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槍斃的,一個是比利時女人,一個是法國人。
  打開了棺材,還有那一天我帶去的衣服。這是一套灰色的法蘭絨衣服。就是他!……
  「紅色樂隊」所有被捕的人,除蘇珊·斯巴克和費爾南德·包利奧爾由潘維茨親自主持審問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國。
  喬琪·德·溫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裡,她居然同蘇珊·斯巴克取得了聯繫。然後於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東車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瑪格麗特.芭爾扎和她的兩個孩子。潘維茨親自指揮開車,並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兒子,小帕特裡克就要遭殃。潘維茨這個訛詐惡棍,直到最後一秒鐘,不失其本色……
  載運喬琪的那列火車,第一站停在卡爾魯克。雷塞是該市蓋世太保的頭子。我在前面說過,他在巴黎被革職後,被任命擔任這職位。他得到了喬琪到達的通知。大概出於一種體貼的意願吧,他來看喬琪。作為問候,他重申了潘維茨的威脅。喬琪從監獄熬到集中營。離開卡爾魯克後,到過萊比錫,拉文斯布魯克,法蘭克福,薩克森豪森,這就是她走過的苦難歷程。
  肯特給逼到牆腳下,無論他轉向哪一邊,他都明白自己失敗了,輸了。如果我逃脫蓋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會揭發他背叛。從別動隊方面來說,自從我被捕以來,肯特是為虎作倀的忠實奸細,奴顏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點的下場。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為了爭取最後開恩,辦法並不多,擺在他前面唯一的途徑,就是加倍賣力,向主子獻媚,施展出最後解數,證明自己害人的本領。
  他的最後一招最為嚴重,遠遠超過其餘的。
  1940年底,情報局長要求我調查一個人,名叫瓦爾德馬.奧佐爾,外號索利亞,過去曾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過。這個前立陶宛將軍在西班牙內戰時,曾參加共和派作戰。雖然情報中心懷疑這個人同維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試探一下  』有沒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覆說,經過調查,這個人不具備各項安全保證,建議放棄。肯特很清楚同情報中心交換意見的情況。他本人曾譯出那些密碼電報,包括我們提出的問題和得到的答覆。
  傑林卻對奧佐爾發生興趣。我嗅到了別動隊隊長的陰謀計劃,便設法不讓他找到這個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幾天,潘維茨找到了奧佐爾的蹤跡。肯特居然能同他見了面。這就惹起了大禍。他同意介紹肯特認識勒金德爾上尉,這是米特裡達特情報網以前的領導人。勒金德爾太缺乏警惕性,以為是同一個蘇聯情報人員打交道,就把法國抗敵戰士的一份名單交了給他。隨後,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爾還同自己的組織一道提供了盟軍解放地區的軍事情報。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維茨樂得飄飄然,表揚了肯特幹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維茨是會這樣做的。勒金德爾問肯特為什麼蘇聯那麼想知道這些情況,肯特就回答說,英美參謀部不願在情報方面同紅軍合作,由於彼此不配合,後果可能十分嚴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爾上尉的情報網來彌補這個缺陷。
  不錯,肯特確實不愧是個十足的別動隊隊員,這個銜頭是他自己掙得的,他幹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維茨的感激,所以是不會給幹掉的。頭頭會記得,就在捲鋪蓋的時候他作出了多麼了不起的貢獻。因此,他有理由像在相片中表現的那樣,就在解放前幾天公然在庫塞勒街公館大門前趾高氣揚。
  巴黎起義了,德國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滾蛋了。別動隊的人擠進了塞滿了行李的汽車……有一個人跳到看門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講出來,小心你腦袋!」
  這就是他,這就是肯特。
  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來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歷克斯就到梅尼街來找我。我們急於到庫塞勒街別動隊所佔據的那座私人公館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氣中醒來了。我們穿過市區,情況是動盪的。到了利窩裡街,戰鬥正在激烈展開。我們不得不停下來。我們馬上向游擊隊員打聽情況,他們正在同德國人交火。
  德國國防軍的士兵在最後頑抗。槍聲有時在這裡、有時又在那裡響起來。但是,這些年青人,胳膊上纏著臂章,襯衣大大敞開,露出胸膛,臉容消瘦,表現出他們堅決要結束壓迫的意志。小伙子們從四面八方奔來,要肅清佔領軍的最後殘餘。他們有大批手榴彈,就是不會使用。
  我們這些戰士從地下回到了陽光下面,我們有責任大力支援他們! 阿歷克斯·勒索沃爾過去從事地下鬥爭,圍剿敵人,現在能同敵人面對面打一仗,高興極了。他臨時充當軍事教官。他的示範起了決定性作用,德國人設置的障礙給炸掉了。
  再遠一點,我們參加了德國國防軍總部周圍的戰鬥。到了協和廣場,在克裡戎旅店附近,又發生新的戰鬥。最後,直到下午了,我們才到達庫塞勒街。別動隊離開那裡已經有兩個小時了。    我們走進潘維茨和他的劊子手們的巢穴。我們的同志曾在這裡遭受殘酷的折磨。我激動得氣都透不過來。我們小心地往前走,這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將要看到什麼是恐怖的真面目。他們走了,一切跡象表明他們是倉促逃跑的。辦公桌上捕滿了文件,他們沒有來得及把什麼都燒掉。地窖,牢房裡,以前一直關著囚犯,地上還撒著腐爛的稻草。我們走進旁邊的一個浴室。浴盆上,地上,牆上,血跡斑斑……他們就是在這裡行刑的! 在二樓的畫廊裡,同樣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們走上三樓:有一間房子的桌子上,放著蓋滿密碼的紙張。毫無疑問,艾弗雷莫夫工程師就是住在這裡的。看門人證實了我們的猜想:他隨同別動隊離開了巴黎。
  我們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對這罪惡淵藪拍攝了許多照片。這些物證,敵人獸行的這些無法抵賴的罪證,我們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裡,住著一位老太太,她曾經當過我同阿歷克斯·勒索沃瓦的聯絡員。巴黎解放後幾天,我在她家裡接到情報中心給我的一份電報,表揚我的行動,並要求我等候蘇聯第一個軍事代表團到來。
  到處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是儘管有這種歡樂的氣氛,有這種如釋重負的興高采烈的印象,我不應看不到放下武器還為時過早。有時,正是你最想不到的時候,正是你認為敵人已經被打倒的時候,敵人卻利用這種機會,在你背後給你一刀。如果說,這位潘維茨先生在逃避審判而逃跑之前,留下個定時炸彈,或者佈置幾個武裝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幹掉,這完全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種擔心是有根據的:阿歷克斯那個組一直保持警覺,並且曾發現一些可疑分子的蹤跡。這些人似乎在尋找我。他們到過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羅傑街的住宅,到過蓋世太保檔案裡列舉的寓所。這些無惡不作之徒、拉方匪幫漏網的傢伙肯定是奉潘維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歷克斯說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須小心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為苦遍的歡樂氣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這最後一批亡命之徒的槍口前。於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處於半地下狀態。
  1944年11月23日,從蘇聯來的第一架飛機在巴黎著陸,載來了莫裡斯·多列士和蘇聯軍事代表團團長諾維科夫上校,他負責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國人返國。諾維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訴我不久後就可以趁這架飛機返航之便出發。
  等待的時間比預料的要長。1945年1 月5 日,我終於坐上飛機,身上帶著蘇聯護照,用了個假名。我們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幾天前,我才在諾維科夫住所裡見到他,還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歐洲的心臟,戰鬥仍在激烈進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線必須繞一個大圈。飛機首先向南飛行,然後經過馬賽和意大利,到達北非美軍佔領的一個機場。在這個中途站過的兩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極了。我們同飛行員坦率地、兄弟般交談。
  我們又再起飛,首途開羅。拉多坐在我旁邊,他豐富的知識使我受益不淺。我在前面說過,他是個地理學家。他給我介紹我們飛越的地區。其他的乘客並不健談。但是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六十歲上下,白髮蒼蒼,身材粗壯,一雙有力的大手表明他是經常勞動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紹說:「查裡亞普涅科夫同志……」
  查裡亞普涅科夫! 我著實吃驚不小。
  「查裡亞普涅科夫,工人反對派領袖? 」
  「就是我本人……」
  查裡亞普涅科夫是個冶金工人,老布爾什維克,曾經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領導過一個派別,在1920年——1921年間的黨內,主張工會對國家保持獨立性,並捍衛罷工的權利。當年,他對自己有一雙長滿了繭的手,是個真正的無產者,理所當然感到自豪,因此曾經受到列寧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討論得熱烈的時候,列寧向他喊道,「這位同志向來如此,又擺出他那真正無產階級的身份來了……」
  然而,列寧儘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論點,但在取締工人反對派的問題提出來時,卻在中央委員會裡為他辯護。我一直確信:同所有老布爾什維克一樣,查裡亞普涅科夫受到了清黨浪潮的衝擊。他對我解釋說:「在工人反對派失敗後,我在列寧幫助下,離開了蘇聯,到巴黎去,當了個木工。觀在紅軍勝利了,我決定歸國,因為我熱愛祖國。我寫了信給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請他在這方面幫助我。他給我回了信,熱情洋溢,鼓勵我回來。我肯定他會坐汽車來機場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馬上再為黨和國家出力……」
  這個老布爾什維克,儘管受到衝擊,仍完整地保持著他年青時代的信念。他那種有點天真的熱情是感人的。我對他表示祝願,祝他不致於太失望……
  在開羅,我們住在舊城的一個旅店裡,到達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蘇聯大使館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為什麼他不跟我們一起來呢? 當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買東西,把人家給我們的那點錢花光。這一次,拉多卻在那裡,但是,使我詫異的是,我發現他把他那一份錢留下來沒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們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車到飛機場去。拉多並沒有同我們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間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動,顯然他沒有在旅店裡過夜。他會不會在舊城遭到襲擊呢? 有人認為有可能,因為這種事情是常常發生的。
  我嗎?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個字也不吐露。當時,他到我房間來看我,向我提了一些問題,毫無疑問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瞭解埃及的生活情況嗎? 你認為一個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沒有什麼困難嗎? 」
  拉多還是找不到……中午前後,飛機起飛了,首途伊朗,飛機的乘客只剩下了十一位。
  這個時候,情況越來越壞。我真的以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飛機上了。我們飛了一個時候,天氣變了,遇到了暴風雨,風捲著雨打在飛機上,但是飛機仍繼續爬高。能見度等於零。機員臉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們很快就明白機翼上開始……結冰了。空氣變得稀薄起來。我們沒有氧氣面罩,逐漸感到手腳麻木起來。駕駛員們不停地呼喝著,竭力保持清醒。飛機繼續攀高,大難隨時都可能發生。我心裡想,真荒唐,太不值得了,像我那樣打了半輩子仗的人,卻找到這個機艙做墳墓!
  飛機終於不再攀高了,並且開始下降。我們一層一層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的高度。我們抵達德黑蘭的時候,飛行員告訴我們說:天氣不好,飛機偏離了航線。由於盲目飛行,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他們一直害怕發生最糟糕的情況。
  命裡注定,我最後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天氣條件耽誤了我們從德黑蘭起飛的時間。富特和我被邀請到蘇聯武官家裡去。他告訴我,關於拉多失蹤的事,莫斯科已經知道了。他認為我們也許可以告訴他點什麼情況。
  富特很著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為從目前情況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會毫不猶疑地這樣想的。富特對蘇聯武官聲稱:「發生了這種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報告我們在瑞士的活動呢? 我一定會受到嫌疑的,無論我說什麼,人家都不會相信的。」
  我飛往莫斯科途中,心裡老惦記著拉多潛逃這件事。就我而論,我知道他完成了任務,成績之佳是當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問心無愧的。拉多長期參加鬥爭,很年青時就參加了匈牙利貝拉·庫恩的革命運動,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
  在瑞士,他對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正因為他十分熟悉情況,具有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認為:儘管勝利了,但蘇聯國家保安部的統治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預料到在莫斯科等候著他的是什麼命運。他不願意在斯大林的監獄裡了結他的一生,因而在開羅潛逃了,事先還作了安排,保證他妻子和孩子們在巴黎的安全。
  這個事實,我得承認我是後來才完全看清楚的。我當時很天真,相信戰爭結束了,恐怖政策也會隨之而告終,制度就會有所改進。一個經歷過戰前清洗的人竟然表現得那麼輕信,確實叫人吃驚。但是,無論如何,當時我還是決定回到蘇聯,這裡有個決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裡啊! 我不像拉多那樣,能夠心安理得,確實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無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勢必要承擔後果。
  莫斯科愈來愈近了……矛盾複雜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動。
  我特別記得的是那壓倒一切的歡樂情緒,因為分別多年以後,我終於可以同親人團聚了。飛機的輪子一擦到跑道,我覺得自己是個心滿意足的人,因為我完成了任務,對於過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掙來的休息。我懷念著我的同志,犧牲的烈土和慘遭折磨的人。
  已經入夜了,我走下飛機的梯子,試圖去辨認我的親人。
  真是枉費心機,沒有人來接我,也沒有人來接我的旅伴。一隊軍官組成了我們的接待委員會。軍人來迎接戰士,不錯,勉強也說得通嘛。
  一批高級軍官——一些上校——向我走過來,十分熱烈地歡迎我,請我上車。突然之間,我心裡一亮,認出了其中的一個人。1937年的時候,他是個上尉,他大概是飛黃騰達了!我一到達,就有一個問題急於想提出來,於是,  我問道:「我的妻子和孩子呢? 」
  「請不要擔心,」我的一個嚮導對我說,「他們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個療養院裡療養。我們投有時間通知他們,因為不知道你們確切什麼時候到達。總之,情報中心領導考慮讓你到一個地方住兩三個星期,安安靜靜準備你的報告。我們就是來把你帶到那裡去的。」
  在一個出差的上校家裡,給我安排了兩個房間。上校的妻子和女兒出來招待我們。在離開之前,我的護從人員——兩個上校——對我指著一個年青的上尉說;「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麼,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離開來,好讓我安靜地寫報告。還有個副官,好像我需要個什麼副官似的! 這兩個上校半真半假的態度,特別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見,所有這些因素,說實在的,在我心裡造成一種奇怪的感覺,甚至使我產生懷疑。
  我在新居安頓下來,至少要比蒙帕納斯潮濕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個時候,我離開了白宮養老院,就像個孤魂那樣,徘徊街頭。
  第二天晚上,就開始有客人來訪了……他們一共三個人,兩個穿軍裝,一個穿便服。我認出後面一個是1938年在情報中心負責政治工作的。這個官銜掩蓋著一個事實:他是內政部的一名將軍。
  他們帶來了一頓豪華的晚餐,但是我打斷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你們及時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寫給黨領導的報告嗎? 」
  「收到了,收到了。我們收到了並且考慮到了你的報告。」
  然後是一陣靜默。接著那位將軍改變了話題。他問我:「這麼說,你對未來有些什麼打算呢? 」
  我心裡想:就看你們如何決定了。但是我回答說:「我已經結束情報工作了。我生活的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蘭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報中心說明一下戰爭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還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地說:「我打算搞清楚情報中心領導方面所犯的一些嚴重錯誤!」
  這個「宗教裁判所」的將軍臉色陰沉下來。
  「是嗎? 你所關心的就是這一些! 」
  「難道你就不關心嗎? ……首先,我想對『紅色樂隊』的最後一次行動提出建議……」
  「好吧,」那位將軍打斷我的話說,「我們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見……」
  第二天,有兩個上校來訪,我馬上發現他們十分熟悉「紅色樂隊」的檔案材料。
  「我確信,」我開始說,「格羅斯沃格爾,馬卡羅夫,羅賓遜,蘇科洛夫,馬克西莫維茨都還活著。可以而且應該把他們救出來。但是,關鍵在於你們是否同潘維茨還有聯繫……」
  「他躲到奧地利境內的阿爾卑斯山裡去了。我們是從可靠方面知道的……」
  於是,我建議派兩個熟悉「紅色樂隊」歷史的軍官到潘維茨那裡去,告訴他:從1943年2 月以來,情報中心通過我的報告,已經知道「大賭博」的真相。他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紅色樂隊」被囚的戰士。這樣,戰後處理他的時候,可以把這一點考慮進去,否則,就馬上把底細通知希姆萊和包爾曼。如果他們知道了原來那麼長時間都是莫斯科領導在那裡牽線的話,就一定會追究潘維茨的責任,勢必使他大吃苦頭,因為他們仍然有能力給他算賬的。
  在我看來,這個建議是完全正當的,合乎邏輯的。我的兩位對話人鄭重地答應向領導上轉達我的意見。
  我在莫斯科用了頭一周的時間去寫報告,有一個女打字員協助我。但是一天一天過去,我發現我頭上的陰雲愈積愈多。除非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也看不見,不然的話就一定會明白我的苦難還遠遠沒有到頭。顯然,我並不是受到歡迎的戰士,起碼人家並不認為我立了什麼功。
  我在給我安排的住宅裡過了三天,內政部的兩名軍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帶回來給我。原來,我在離開機場時,錯拿了查裡亞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樣,到發現時,已經太晚了。查裡亞普涅科夫也發覺他弄錯了。內政部的那兩個軍官是負責把箱子換回來的。
  這兩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說明問題的:顯然,查裡亞普涅科夫也落在他們手裡了。這樣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當時給他寫過這樣熱情的信,邀請他回國,現在是如何接待他這個「親愛的同志」的。真是陰險透頂了。我心裡十分難受,感到無限痛心和厭惡,想到這位老布爾什維克多麼不幸! 本來,他是那麼高興地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祖國,準備貢獻自己最後的力量,卻發現自己落在怎樣的一個圈套裡! 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車,人家卻給他派來了保安部的汽車,把他筆直拉到盧比昂卡!我的「副官」唯一的職責就是用他那雙黃鼠狼般警覺的眼睛監視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時間外,其餘的他都用在房東的女兒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進他的房間,我發現的東西使我恍然大悟:這混蛋把一份報告落在桌子上了。報告精確地記錄下我的一舉一動,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講的每一句話,更不用說那些栽在我頭上的假話和無中生有的東西了。暗探加偽造犯,真是個理想的伴侶……於是我決定批改這個模範告密者的作業,在所有不正確的地方下面,用紅筆劃上槓扛,並在頁邊批上「撒謊」二字。
  我的護法神這一天回來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見了……無疑地,他寧願搶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報告。
  我回來以後的情況是不難作出總結的:幾乎毫不掩飾,我成了個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給我凋來個新副官,比以前那一個年青。他採用獻慇勤的辦法。他請我去看電影,我接受了……畫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過,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幾秒鐘。我腦子裡只翻滾著一個問題:他們要把我怎麼辦? 過了十天,那三個人又來吃晚飯了。像頭一次那樣,我一點也用不著操心,因為他們帶來了豐盛的餚饌。
  儘管佳餚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氣氛缺乏熱情。毫無疑問,他們是負責來盤問我的。我們先前的聚餐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並不佳,他們希望這一次,我的情緒會好一些。內政部的將軍打破冷場:「那麼說,」他問我道,「你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呢?」
  「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回到我的故鄉波蘭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領導上談談! 」
  他搖搖頭,顯然,我是個無可救藥的頑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乾巴巴的:「要是你那麼迷戀過去,奧托,那麼同你談這問題的就不是我們了。這要在別處談了( 他很強調最後四個字) ,你明白了嗎?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們,我根本不想知道誰管這件事! 」
  這太過分了。那將軍站起身來,也不同我告辭,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傾家蕩產地打賭,他們一定馬上去報告了。我的態度決定了我的命運。我竟敢癡心妄想要情報中心作出解釋,夢想回到我親愛的波蘭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饒恕的野心啊……我發現,我們幾乎沒有觸動桌子上的菜,這些菜卻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靜靜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我準備對付最糟糕的情況。反正我聽天由命。一個上校來了,是另外的一個。我差一點沒對他說:「請進,我已經恭候多時了……」
  他對我說:「你得換個住處。」
  我咬住舌頭才不致於問他:那個地方生火不生火,鐵窗有多厚。我收拾了東西,就跟他走。我們上了一輛汽車,誰也不說一句話。黑夜已經降臨,但是我頗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計出我們是朝哪個方向開去的……到了捷爾仁斯基廣場,即使我還有什麼疑問的話,這時也消失乾淨了,那大名鼎鼎的盧比昂卡就座落在這裡。
  我們一跨過第一道門,那兩扇沉重的大門就在我們身後關上了。我們到了第二道緊閉著的門。那個上校一點也不離開我,一句話也不說,便上前按鈴,然後通過門上的小窗眼,同一個什麼人交談了幾句。門開了,我們便到了這個大衙門的接待室。上校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收條,交給了值班軍官簽字,然後向我轉過身來。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長時間地、熱情地握著我的手。一動不動地站了幾秒鐘。我可以作證,他的眼睛閃著淚花。最後,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處大霧的雲煙中。然而,現實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個囚犯,是盧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盧比昂卡
  這個名字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在全世界,盧比昂卡是內政部恐怖統治的象徵。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內政部的大樓。大樓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監獄,專門接待幾百名「貴賓」。從部內到各牢房裡,有長長的走廊接連,用不著走到外面去。這樣,大家就都在「家裡」。
  我在候審室裡,每邊都有十幾個小單間。人家把我叫進其中的一間去,裡面的傢俱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門在我背後砰地關上了。
  我覺得十分疲勞,無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無感覺,一點力氣也沒有,失去了反應的能力。我覺得我的腦袋空空洞洞,什麼也進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腦袋,自己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這裡,在盧比昂卡當了囚犯。」
  有人開門,把我從這種半昏沉狀態中驚醒。我聽到一個聲音說;「為什麼你不脫衣服? 」
  我明白這個穿白罩衣的下級軍官是在對我說話,我便回答說:    』「為什麼脫衣服呢? 這裡又沒有床!」
  「脫衣服,別多問!」
  我照辦了,然後赤條條地等著。門又開了。兩個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進來。整整一個小時,他們仔細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東西放在一堆。當他們完事了,其中一個人命令道:「站起來!」
  於是他開始從頭到腳檢查我的身體。要不是差個聽診器,我還以為是在大夫的診所哩。他檢查我的頭髮、耳朵,叫我張開嘴巴,伸出舌頭。他讓我舉起雙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舉起來,高一點!」
  「轉過身來! 」  ( 我照辦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開來,扳開一點,更開一點。」
  他彎下身子,湊到我屁股後面。我忍無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裡面丟了什麼東西嗎?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沒有炒過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蘭中途停留時買的……
  「這是什麼? 」
  「大麥……」
  我很高興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讓我們帶進監獄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來的東西列了一個單子:領帶,鞋帶、掛帶等等。我在一大堆廢紙上簽了字。然後,一個中尉又來簽了一張收據,證明有些什麼東西「交」了給他,接著便叫我跟他走。我們沿著長長的,一個人也沒有的長廊走去。他打開了一道門。我走進了一間牢房,裡面放著兩張床,在其中一張上面睡著一個人,面向牆壁,雙手放在被子上……
  「這是你的床,脫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從了,但是睡意不來,一夜我都睜著眼睛。每三分鐘,門上的小窗眼就要打開,露出一隻眼睛盯著我。由於我張開著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寧,他一動不動地觀察我。這一夜我上了第一課:如果你不睡,你還是閉上眼睛,這樣,可以安靜一點。
  清晨,從小窗口伸進一隻手,把「早餐」送進來:一碗發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嘗嘗的話,倒有點像咖啡,一點點糖和一片麵包。門外傳來一個聲音:    「麵包是吃一天的。」
  我嚥了一口咖啡,但那東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麵包,粘得像發面似的。對於所有這一切,我都漠不關心。什麼事情都好像同我無關。我的同伴醒來了,打個招呼,便不說話了。他是個軍官。
  四天過去了,我一個人也看不見。
  第五天早上,換班的時候,那個下級軍官問道:「你有什麼要求要提的嗎? 」
  「有,」我盡量用強硬的語氣回答說,「我想見監獄的領導! 」
  一個小時後,一個上尉走進牢房來:「什麼事? 」
  「我想馬上見部的領導,是關於一個重要的問題,同我並沒有直接關係的!」
  兩天過去了。一個軍官來到我那裡,叫我跟他走。我們經過長長的走廊,到了一個小房間。一個女人把一張收條交給那個軍官。又來了一個當官的,在一張證件上簽了名——唉,這種官僚主義——他帶我通過另一條沒完沒了的,但是鋪著地毯的走廊。我們走進電梯。他打開一道門,把我引進一個大廳裡。地上是一塊大得無比的紅地毯,牆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嚴肅,鬍子沉甸甸。  「他」注視著一切。在一張很長的辦公桌前面,坐著一個穿便服的人,年紀還輕,結著一根十分漂亮的領帶,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來,走近我,並帶著南方的口音對我說:「啊,原來是你!是你參加了反革命分子柏爾青和他的同黨那個大情報網? 」
  他說到後幾個字,嘴巴由於憎恨而歪扭起來。我沒有答話。
  「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嗎? 」
  「要不是那麼奢華,我還以為是在一個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讓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門窗,用手指著外面的監獄問我;「你知道你住在那裡的又是什麼地方? 」
  「我想像得出來……」
  「為什麼你讓這個叛國集團把你拉進去為外國工作呢? 」
  「對不起,我不知道怎麼稱呼你? 」
  「將軍……」
  「將軍同志,」我接著說,「我並不是為一個集團而工作。戰爭期間,我領導紅軍參謀部的一個軍事情報網,對於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變話題,問道:「為什麼你要求會見部裡的什麼人呢? 」
  「我到達莫斯科時,曾向情報部門的兩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議,我還沒有得到答覆。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挽救情報網戰士的生命問題。我要求你去見情報中心的領導人,商量如何安排這個行動。」
  「以後要辦的。目前就到此為止。」
  我們走的是回頭路,一直到那個分界線上的房間,從那裡起,一邊是部辦公室,一邊是監獄……收條又要一張一張地簽署,就這樣,我回到了牢房。
  兩天之後,有人來找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去,那裡有兩個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們是屬於情報部門的呢,還是屬於「斯梅爾希」的呢? 總之,他們很熟悉我的問題。
  「我們來談談你的計劃吧。營救你所說的那些人是辦不到的。他們大部分都不是情報部的軍事幹部。」我捏緊了拳頭,免得吼叫起來……
  「但是,『紅色樂隊』的戰士,難道他們就不是軍事幹部嗎? 難道對你們來說,他們的生命算不了什麼,他們為勝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數了嗎? 」
  「我們感興趣的只是這—件事:把潘維茨和蘇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來。如果你有些什麼具體建議要提出來的話,我們可以照辦。」
  「好吧,我說,兩三天內,我就搞一個行動計劃出來……」
  過了幾天,我們又見面了。我問道:「你們同潘維茨有無線電聯繫嗎? 如果沒有,能否迅速建立聯繫呢? 」
  「我們斷斷續續有聯繫,我們可以同他通訊……」
  我又重新投入行動,競至忘記了自己的處境。突然之間,我覺得我不再是個囚犯了。我向那兩個對話人闡明我的計劃:「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時,潘維茨和他的上司確信情報中心並沒有識破『大賭博』。他們害怕我逃跑後,就把事實真相告訴莫斯科,因此,潘維茨便讓人到處張貼追緝間諜讓·吉爾伯的告示。他以為這樣一來我在情報中心那裡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個軍官補充說,「當時,肯特發了一份電報給情報中心,同時證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實。但是在情報中心這裡,為了能夠繼續進行『大賭博』,我們答覆肯特說:奧托大概已經投敵……」
  「正是這樣,」我接著說,「必須讓他們相信這種說法,你們應定期地給潘維茨發電報,不斷提出這一個問題:奧托在哪裡? 再過幾個星期,你們通知他說,你們得悉奧托已經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維茨和肯特知道了這消息,就會開始認真考慮來莫斯科,但是,你們實行這個計劃,就等於對『紅色樂隊』仍在德國人手裡的所有戰士宣判死刑。潘維茨臨走前,必定要消滅一切證人,好隱瞞自己的罪行……」
  我又強調說:「與此同時,你們必須想法挽救那些還活著的人……」
  他們不回答,站起來使出去了。
  我被遷到一個小牢房裡去,在那裡度過漫長的幾個星期。
  單獨一個人……待遇要嚴酷得多。我逐漸地習慣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時,看守的腦袋出現在小窗眼處,一聲嚎叫,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起來! 」
  大家便起來,拿起水桶,方向:廁所,呆上至多三分鐘,然後到水房,兩分鐘洗臉,然後回到牢房裡。七點鐘:早餐。一碗咖啡,經常只有一碗白開水,一塊糖,麵包口糧。
  在牢房裡什麼都禁止。嚴禁躺在床上,嚴禁背向著門坐著,只能來回踱步,從這一堵牆走到那一堵牆,然後,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遠是走來,走去。
  這樣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幾公里路……午飯只有一飯盒的湯,也就是一點油膩的水,上面漂著幾個大麥麵團。晚飯也是同樣的菜譜。戰後的年代,全國都苦於供應緊張,監獄裡的口糧就愈來愈少了。往往,吃的湯是用鹹魚頭做的。只有餓急了才嚥得下這種發惡臭的東西,但是,習慣成自然,大家還是吃下去了……為的是不致於餓死。
  晚上十點鐘,小窗口又打開了。還是那個陰森森的聲音嚎叫道:「睡下!」
  噩夢開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麼躺就怎麼躺,必須仰臥著,雙手放在被面上,臉朝著小窗口……燈火通夜長明。無法翻身,無法躲開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後我學會了囚犯睡覺的一些竅門:例如把一隻襪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來了……有人來找我,把我帶到偵訊軍官那裡。
  在屋子的一個角落,有一張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給囚犯坐的。對面是一張辦公桌,一個上尉坐在那裡。我坐了下來,「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軍官拿過來一張卡片,審問開始了:「姓什麼,名什麼? 」
  「特雷伯·利奧波德。」
  「民族? 」
  「猶太。」
  「你既然是猶太人,為什麼名叫利奧波德,這不是一個猶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沒法問問我父親,他死了。」
  他不動聲色,繼續說:「哪裡人? 」
  「波蘭人。」
  「社會出身? 」
  「什麼? 」
  「你父親是工人嗎? 」
  「不是……」
  他—邊記錄,一邊念道:「出身:小資產階級……職業? 」
  「記者。」
  「黨派? 」
  「從1925年起加入共產黨。」
  他寫著,嘴裡還是高聲念道:「……他自己說從1925年就加入共產黨……」
  審訊完畢了。我走出來,嘴裡有一股子灰味:波蘭猶太人,「出身」小資產階級。這就是我這個二十年黨齡的黨員的履歷。我想哭一場,但是我忍住了淚,不能讓他們痛快。
  每天晚上十點鐘,便有人來找我去受審,一直審到清晨五點半,我有一個星期沒有睡覺了。我問自己還能支持得多久。我記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絕食鬥爭。我發現「絕睡」要更為痛苦。而這一次,我是個非自願的「絕睡者」。我一直抗拒審判。什麼審判,不如說是想用疲勞戰術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樣的把戲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對蘇聯的罪行……」那偵審軍官說,而我則像個機器人一樣回答:「我沒有犯罪,沒有反對蘇聯! 」
  接著的一個階段,那上尉裝出對我不感興趣的樣子,他在看報,時不時地重複他的問題,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機械地一再說,    「我沒有犯……」
  審訊放鬆了。時間在過去。我不做聲,已經習慣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連七個鐘頭,一動也不動。
  清晨,人家又把我帶回牢房裡。過了片刻,看守又一個牢房一個牢房走過去嚎叫道;「起來!」我還沒有睡下,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他們想把我壓垮。走來走去,堅持,堅持,堅持下去。
  偵訊開始後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裡,只有一夜讓我睡覺。我變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戲又開場了……
  第四個星期的頭一天晚上,一個小個子,臉色蠟黃,面帶病容,走進了審訊室。他神經處於十分興奮狀態。這就是偵訊組的上校組長,整個盧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殘暴,狂虐出名。他親自動手打人,從中取樂。他二話不說便問那上尉:    「你得到什麼結果沒有? 」
  「沒有。他頑固地否認他的罪行,還沒有鬆口招供……」
  那上校轉身向我,並不住嘴地破口大罵,足足有半小時。
  操娘,罵街,恫嚇,侮辱,問中也夾著日常用語的一些詞藻。一般上,用俄語罵人,都是從娘開始的。他這個人更是個老練的專家,就一直罵到祖宗三代、四代!他的「學問」當時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印象,但是以後我知道他不過在背誦預先準備好的經文而已。這是經過仔細研究的,是一個上校偵訊員必修的基本課程。
  我保持緘默,沒有反應。他好像碰在一堵牆上,突然住嘴了,威脅說:「盧比昂卡的休假,就此結束。我會想出辦法讓你講話的。你必須承認你的罪行! 」
  他歇斯底里大發作,把門打開,嚎叫道;「給我把這個混蛋拉出去! 」
  看守們撲過來。這還不過是清晨一點鐘,為了爭取幾小時的休息,只好忍受這個小丑的醜惡表演。
  以後,晚上就沒有人再來找我了。
  第三章 勒福托沃
  我在盧比昂卡一個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來,照例喊叫:「跟我走!」
  我便踩著他的腳後跟走,他又說;「帶上你的東西! 」
  這麼說,我「搬家」了? 費不了多少手腳我就把全部財產收拾好了……在嚴密的警戒下,我出了監獄。一輛車子停在門口,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烏鴉」。它外表上同任何運貨的小卡車沒有一點分別;兩旁用大字漆上「魚,肉,麵包」,裡面的佈置是為了運載另一種貨物的:車身份為許多小單間,安排得讓乘客無法互相串連。我給推上車去。
  路上大概走了半個小時。
  我們便到了聞名全蘇聯的勒福托沃監獄。那幢大樓使我想起了聖·讓,達克爾堡壘。勒福托沃是座軍事監獄,建於沙皇時代,由於殘酷虐待,犯人出獄時,往往成了殘廢。十月革命後,監獄給關閉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圖卡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戰友關了進去。那裡面建設得像個馬戲場,有三層環形走廊,牢房的門都衝著走廊,中間是一大塊空地,從那裡可以上上下下進行觀察。
  我又經過了搜身;這是荒唐的,因為我是從一個監獄遷到另一個監獄啊。但是這個明顯的道理是監獄管理官員無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藥水裡,拿出來就軟得不成樣子了。我給關在一個單人牢房裡:牆壁潮得淌水,松起泡來。我很快就發現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裡卻有一種「奢侈」的設備:洗臉盆有條排水管接到廁所去。
  由於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飯的飯盒來把髒水舀出去。
  我到達第二天,理髮師就來了。他給我刮了鬍子,然後抓起一把剪子……
  「現在,」他宣佈說,「我要給你把頭髮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個犯人!」
  「沒有關係,大家都一樣。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個陰陽頭,中間給你開個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盧比昂卡的兇惡得多。囚犯沒有一刻安寧的時間,他們無時無刻不停地打開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樣的借口,一個小時走進牢房裡十次:「你走動得太多」,「你坐的時間太長」,「你動彈的不夠」等等。至於飲食方面,我以為已經嘗過最壞的了,但這裡的比盧比昂卡的還要壞。
  每天晚上十時左右,監獄便醒過來開始非常緊張的夜生活:門不停地砰砰作響。押去受審的人來回啪嗒啪嗒地走動……我到了不過幾天,就輪到我頭上了。
  審問我的上尉給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問題:「你給我說說,一個像你這樣的波蘭公民,怎能進入蘇聯的?是誰幫助了你? 」
  他聽我回答,但不作記錄,粗聲大笑,厚顏無恥。審問持續了一夜。過了幾天,我——又一次! ——給帶去受審。
  還是那個上尉,他再次發動進攻:「那個所謂共產主義大學,就是你在那裡讀過三年書的,那幫子頭頭現在怎樣了,你知道嗎? 」
  我給他講了幾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名字;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倫金納……
  「所有這批傢伙都暴露了,他們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嗎? 」
  「要是這樣,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我就是這批傢伙當中的一個,我為此感到自豪! 」
  他冷酷得像座冰山……
  「可惜你當時離開了蘇聯,不然的話,早就把你結果了,我今天就用不著在你身上浪費時間! 」
  然後,又是老調重彈。
  「交代你反對蘇聯的罪行……」
  在這一連串的審問中,對我戰時所做的工作,沒有提過一個問題,對「紅色樂隊」也不提。我覺得我入獄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幫」老共產黨員裡面,也有我的份,他們在戰前就給清洗掉了……我能死裡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偵審官正在設法加以糾正。
  一天夜裡,大概清晨四點鐘左右,我剛受審回來,牢房門又打開了。兩個看守進來,抬著一副擔架,上面躺著一個人,已經失去知覺。他們把那個受傷的人扔到空著的床上,一句話也不說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塊濕布拭擦他那腫脹的臉,上面佈滿挨打的傷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這是一個紅軍軍官,剛剛受到一次強化刑訊。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個牢房裡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偵訊的是個上校。他得意地微笑著,提出第一個問題來……
  「怎麼樣,今天早上你看見了嗎? 你有些什麼想法?」
  「你想說的就是那個給打得不成樣子的,抬到我牢房裡去的人? 」
  上校說:「就是那一個,我們想讓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對待你!」
  「你聽著,上校,我鄭重警告你,如果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拿手指,拿一隻手指動一動我,你們就再也不會聽到我的聲音了。如果你們拿這種可恥的辦法來對待我,我就把你們看做蘇聯的敵人,並且,在這種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應,即使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著我一會兒,想不到我會說出這樣的話,接著就發作起來。於是我聽到了一陣臭罵,使我的詞彙大大豐富起來。最後,他出去了,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我的偵審官平靜下來,要求我識相點,不要向他挑釁。
  我一點也用不著他關心。
  「我並不認為你們是蘇維埃政權的代表,」我對他說,「我希望,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比你們長,哪怕長一天也好。
  至於你那天談到的那『幫』人,都是你們在這裡或在別的地方殺害的。你不要存什麼幻想;你們也要遭到同樣下場的。」
  「為什麼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惱火了,「我只是執行我的職責……」
  「你的職責? 你以為我就那麼天真,竟至於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裡是『閻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記了,你的許多同類同他們的受害者一樣,落得了同樣下場。」
  他不回答。我發了這頓脾氣後,心裡舒服一些。在出來的時候,我對他重複說:「你可以長年累月問我:『坦白你反對蘇聯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這個答覆,  「我沒有犯汪何罪,沒有反對蘇聯。』」
  這是我同那個上尉偵審官最後一次會面。
  好幾個星期,我留在牢房裡,與世隔絕。一個晚上,房門又打開了……
  劇情是永遠不變的:「收拾你的東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裡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盧比昂卡。我頗為高興重新住進我的牢房,差不多覺得回到了家裡。人家讓我安安靜靜地過了兩個禮拜。然後,一天晚上,十點鐘,我又去受審了。一個新的偵審官,是個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歲上下年紀,面貌和氣。他請我坐下來。氣氛是不平常的。他從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貝克牌高級香煙,請我抽一根。戰爭年代,我抽煙抽得很厲害,而三個月以來,我沒有吸過一根香煙了。我看著那根煙……看著那雪白的小煙卷兒。我想抽想得要瘋了,但是我說:「不,謝謝,我不會吸煙!」
  拿一根香煙,就等於買他們的賬,就等於開始投降。他的頭一個問題在我的耳朵裡引起了奇怪的感覺。
  「你身體覺得怎樣? 經過這麼些審問,不累嗎? 」
  我是在盧比昂卡嗎? 還是在咖啡館裡呢? 已經那麼長時間,誰也沒有關心過我的健康了!審訊組的頭頭顯然改變了策略……我的偵審官到兩點鐘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後也是這樣。這是個很大的進步……有兩個月的時間,一直保持這種待遇。我的對手不作記錄,只記點筆記。經常他沒完沒了地談巴黎,談布魯塞爾,羅馬和柏林,我發現他對整個歐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這個人以前就是個反問諜軍官,到過許多地方去「旅行」。逐漸逐漸地,他對我戰時的工作發生了興趣,打聽我在布魯塞爾怎樣開展活動,想知道為什麼我把家庭帶去,收集我對西線戰爭初期的回憶……他的好奇心是無法滿足的。隨著我們「交談」的進展,我深信他完全瞭解「紅色樂隊」的歷史,但是,他難以明白這個情報網是怎樣工作的,為什麼那麼幾個職業情報工作人員竟能開展這樣規模巨大的活動。這個問題經常纏著他。「紅色樂隊」同他想像中的情報網完全是兩碼事。接著,他有幾個星期沒有打擾我。我又能入睡了,並且產生了新的希望。這個問題總有一天要解決吧。即使在盧比昂卡的牢房裡,夢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運使我很擔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屬會遇到什麼情況。但是我無法想像我的妻子和兒女會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當了犯人的家屬,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訴我的偵審官:我害怕我家裡人的命運比我還悲慘。他什麼話也沒有回答。幾天以後,他告訴我,他見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開羅買的禮物給了他們,這是他從保管處取出來的。他告訴我的妻子說,他剛從國外回來,並向他們轉達我熱烈的問候。
  「這麼說,他們沒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放心吧。他們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即使我並不完全相信他的話,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個夜晚,人家清晨兩點鐘左右來找我。偵審官微笑著問我說:「你猜猜看我去機場找誰呢? 」
  「潘維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還不止這些。潘維茨帶著他的女秘書,報務員和十五件行李。他這樣積極,還帶來了德國在蘇聯境內活動的特務名單,還有密碼本,可以用來譯出羅斯福和邱吉爾之間的通訊。  」
  當天晚上,潘維茨和他的嘍囉都睡在盧比昂卡。這是歷史開的一個大玩笑:「紅色樂隊」的領導人和別動隊隊長都在同一個監獄裡,相隔不過數米。
  這一夜,審問的內容是潘維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長列罪行。
  我對偵審官敘述了蘇珊·斯巴克和費爾南德·包裡奧爾怎樣被害以及潘維茨怎樣企圖消滅罪證的。
  在這四個月裡,我們詳細地談到了有關「紅色樂隊」的一切事情:「大賭博」,同朱麗葉的會晤,同柏林的關係等等。第五個月裡,我沒有受到審問,偵審官根據他的筆記書寫偵審記錄。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來找我。他遞給我一份文件:「這就是記錄,你閱讀一下,如果你認為確實的話就簽字。」
  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驚。這裡面寫的同我告訴他的情況恰恰相反……
  「請聽我說,上校,我們當中,肯定有一個人喪失了理性……這個記錄從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麼說,你不願簽字羅? 」
  「可是,你總不能認為我可以在這四頁捏造的事實上簽字吧! ……」
  他毫無表情……
  「你不簽字? 」
  「當然不簽!」
  他把文件拿過去,放在桌子上,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轉而談論些無關痛癢的問題……這出滑稽戲繼續了兩個星期。「你簽字嗎? 」「不簽。」「那麼說,你不願簽字? 」「不! 」「為什麼你不願簽字? 」
  有一夜,值班的頭子,同一向那樣,滿臉怒色,神經質地抽搐著走進來,他問那上校:「喂,這還要繼續多長時間?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後的一天!」
  於是,只聽見一連串不堪入耳的話……接著那上校威脅說:「不要忘記了你還有個家。你這樣頑固,他們可能要吃大苦頭的……」    兩三天後,我半夜給叫了去。偵審室外的走廊很安靜,人家沒有把我帶到通常那間屋去,而是到最後一個房間,就在走廊的盡頭。偵審官在那裡。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請我坐到他的辦公桌旁邊。桌子上沒有偵訊記錄。他對我宣佈:「我不願調查下去了。我把你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級處理。」
  我對他所宣佈的意圖抱懷疑態度。
  「如果你可以寫出這樣一個謊言滿篇的記錄來,那麼,無淪怎樣做法,對我來說都一樣。另一個偵審官會來接替你,你們都是一路貨色。」
  他笑了……
  「這麼說,你認為我們都是閻羅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這麼想的。方式變了,但目的不變;從部長到這個『地方』最小的一個當差的,你們都追求一個目的:打倒黨內最好的幹部!」
  「我想在這個沒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談談……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話,我就不說了。假如你對我的上司講出我現在要對你說的話,那麼,今天晚上,我就會在牢房裡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後,他又說;「我要告訴你的頭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堅定和不可動搖的意志,未來坐牢的歲月還很長呢。特別是,不要做什麼蠹事……」
  「什麼蠢事,你以為我要自殺嗎? 可不!我要鬥爭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個目標上:活得比你們長久……」
  他望著我,淒涼地微笑,接著說;「我所希望的正是聽到你說這種話。我決定不再辦理你的案子,因為這是一個人、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心所不能允許的。我知道,這會給我造成很大麻煩,但是我準備好了。在我們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說明一些事,像你這樣的囚犯是不瞭解這種事的。你以為我們這裡發生的悲劇責任就在這裡,就在於內政部嗎? 錯了!我們不過執行斯大林的政策罷了……」
  「忠實的執行人……」
  「可能。但是內政部並不是凌駕於黨之上的機構。它服從……當然,在執行斯大林的計劃時,內政部的領導可能太賣力氣,因而做得過分了。斯大林宣佈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於是,內政部就清洗愈來愈多的敵人,來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為什麼大部分偵審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無辜的,卻那麼凶狠對待他們呢? 」
  「不要把所有在這裡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沒有經驗,他們完成他們的工作,確信是在消滅黨的敵人,斯大林和蘇聯的敵人。另外一些人繼續工作,但沒有多大信心:他們不相信他們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絕工作,那麼,第二天,他們就會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這個制度的動力。最後還有那些『職業家』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個問題是我不明白的,」我對他說,「當我還在巴黎的時候,格利科夫元帥視察了解放地區的俘虜營。他以斯大林和黨的名義鄭重宣佈,落在敵人手裡的所有俄國人,歡迎他們都回到祖國去。於是成千上萬的戰俘回到了蘇聯? 但是卻立即遭到逮捕和流放。為什麼呢? 」
  「你看,斯大林並不排除在不久的將來同我們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於是,他便大規模地對他認為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進行清洗,首先是戰時曾在歐洲打過仗的人:士兵,軍官,外出執行任務的人。斯大林又曾宣佈,在蘇聯的一長串民族中有『薄弱環節』。勝利後,他為俄羅斯民族乾杯,這就等於向內政部指出了哪些是嫌疑分子: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亞洲人,烏茲別克人,猶太人,簡言之是所有少數民族。這一切總有一天要完的。我們黨的領導是會改變方向的。但是我自己嘛,我不願繼續做這些罪行的幫兇了。
  你的命運,就同柏爾青班子所有老幹部的命運一樣,甚至在頭一次受審以前,就已經決定了。」
  他再一次強調說:「但是我的共產黨員良心不允許我繼續幹下去了。」
  在他講話的時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煙拿過來,抽出一根,把它點著……他中斷了他的話,驚奇地問:「你抽煙嗎? 」
  「我抽得可厲害。」
  「那麼說,你五個月來不肯抽我一根煙是因為我是另一邊的人羅!我不後悔對你講了真心話;你在這方面又一次表現出你堅強的意志。我堅決相信你不會像有些人那樣,因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選擇了慢性自殺的道路。……」
  早上七點鐘,天濛濛亮。我們長時間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間的時候,上校又說:「希望我們能在監獄外面再見!」
  我這個囚犯同內政部負責審訊犯人的上校進行了這次交談,好幾個星期來,一直佔據著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著希望。我剛剛得到了證據,證明即使在撒謊做假的王國,真理也是可能取勝的,雖然這不過是暫時的勝利,但卻在我的牢房深處射出了一線光明……
  這個時候,內政部拚命消滅我被關在盧比昂卡的痕跡。
  其實非得在真空裡隔離起來,一點消息也不傳出去的並不只有我一個。我的妻子露芭接到軍隊情報部門的正式通知」,說我在戰爭期間失蹤了,可是這個失蹤的人就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鐘就能走到。由於我下落不明( 「失蹤」
  這個詞包含著多種多樣的假設)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貼,但是卻免於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買了一問小板房,就同我們的孩子住在那裡。如果法國或其他什麼地方的朋友問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證明我的親屬生活得很自由,身體健康。
  當1957年我回到了波蘭時,以往的一個熟人告訴我說,他在莫斯科的時候,負責會見那些關心我的人,設法讓他們安心,但是裝成是偶然碰見他們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訴別人說:「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嗎,他出差到外國去了,可不敢說出去啦! 現在,如果你想見見他的妻子和兒女……」
  猶太作家伊薩克·普費爾1948年同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所有委員一起被捕了。不久後,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路經莫斯科,要求見見他的老朋友普費爾。「當然可以,不過你得等一個星期,他現在在黑海休養。」
  整整一個星期,內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藥品塞給普費爾吃,讓他那種囚首垢面、蠟黃的臉色來得及緩過來,然後給他換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帶到羅伯遜的旅館去。訪問結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後來,到1952年8 月,他就給槍斃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監獄,在那裡呆了將近一年。新偵審官是個少校,他從零開始辦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運已經注定了,所以並不試圖從我身上取得什麼驚人的結果。但是他開始用一種新戰術——劊子手的想像力是無窮無盡的——他想盡一切辦法使我在獄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個俄國軍官住在一個牢房裡,他被控是給美國收買過去的一個間諜,因為他被德國人俘虜了,整個戰爭期間,都關在一個集中營裡,而這個集中營後來是由美國軍隊解放的。這個可憐的人在白俄羅斯家鄉的一家人都給納粹殺害了,即使這樣也得不到寬容和憐憫。以後,又賞給我們另一個夥伴。他向我們作了自我介紹。他的功勞本上,著實可觀:他是白俄羅斯蓋世太保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好像是湊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殺平民。
  我聽完了他的罪惡回憶,問他說:「你會不會有時覺得內疚呢?」
  「內疚? 」他回答說,「一點也不,我不過執行上級的命令罷了。不過,請看,有時候我會做惡夢,又看見我曾目擊的可怕場面,要是我在睡夢中驚叫起來,請你們不要見怪。」
  那蘇聯軍官一言不發,聽完他的話,情緒十分激動,臉色慘白,從他全身發抖和直楞楞的眼神來看,我知道他很難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說,聲音很低,幾乎聽都聽不見:「也許就是他殺了我的一家!」
  等那納粹分子受審去了,我們把值班軍官喊來,要求他把這傢伙帶走。他把我們從頭到腳打量一下,回答說:「你們簡直忘記了你們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談不到把他帶走。」
  說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聲把門關上。
  清晨一點,那蓋世太保分子受審回來,他躺下來,馬上就睡著了。我卻無法入睡,我發現我的同伴也張大著眼睛。
  突然那納粹分子嚎叫起來,既可怕,又叫人無法忍受。
  這時,我看見那軍官站起來,掐住那傢伙的脖子,使勁地把他的頭往牆上撞……在這種碰撞的治療下,當然,他醒過來了,癡呆地兩隻手捧著腦袋,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以前告訴過我們說你晚上會叫喚,」我對他說,「但是,我們卻不知道你還會亂闖亂動。你在夢中把腦袋撞在牆上了。」
  這一回吵鬧得很凶,看守衝到我們的牢房裡來。我們彼此一句話也不說。看到了我們那個同房囚犯的樣子,他們明白了,什麼也不問便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審的地方。我的偵審官笑著對我說:「看來,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個囚犯了,你已經以審判官自居了!」
  「你要說什麼? 」
  「得啦,不要裝成清白無辜的樣子了……那蓋世太保分子,是你的傑作呢,還是你的同伴的傑作? 」
  我筆直地盯著他的眼睛說:「兩個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傢伙從我們那裡帶走,以後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一概不負責任。
  情況可能會更為嚴重!」
  我回到了牢房,發現那納粹分子已經不在那裡了。
  過了不久,又換了一個人來。這是以前的一個紅軍上尉。
  戰時他給一塊彈片削掉一角額頭。這創傷留下了一些後遺症。他剛從精神病院呆了幾個月出來。
  他到來的第二天,中午時候,人家給我們送來了洋白菜湯。所謂洋白菜,不過是外表而已,一點點殘渣,漂在並不開胃的湯水裡。我的新同伴沮喪地望著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會兒,說:「唉!猶太鬼,猶太鬼,這些骯髒的猶太鬼,我們遇到所有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為他們的過錯!……」
  我抓住他的肩膀,搖晃著他說:「聽著,我的老先生,安靜點,別說話。因為,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個猶太人!」
  他馬上安靜下來了,道歉說:他是個病人,有時控制不了自己。這一點,我有機會看得出來,只能好歹忍受這個半瘋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頓飯都要吃猶太人的。
  接著又輪到了普羅尼納上校。他雖然外貌大大變了,但一走進來,我馬上就認出他來。以前在情報中心,他負責「紅色樂隊」初期一切有關我們的問題。
  他老了,臉上還可以看出他所受過的痛苦。我們互相擁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在這個地方相逢……
  「怎麼,你也在這裡? 」
  「你呢,你在這裡幹什麼? 」
  這有點傻里傻氣的對話繼續了幾秒鐘。
  門又開了,那軍官走進來,一把抓住普羅尼納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對他說:「搞錯了,你不應該在這個牢房裡! 」
  搞錯了,笑話!這次會面是專門安排的,好讓我們看看,對情報部門老人員的清洗仍在繼續進行。以後,同樣的情況又再發生,這一次是理查德·索爾格的電報員克勞森。他是從海參崴來的,曾在那裡住了很長時間醫院。他很消瘦,面帶病容,抽搐著,病得背都駝了,很艱難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喪,變得「糊里糊塗」,不明白為什麼在日本坐了那麼多年牢,一回到蘇聯,又給逮捕起來。說實在的,對於一個頭腦健全的,不受內政部邏輯影響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不能理解的。理查德·索爾格的遭遇是克勞森告訴我的。索爾格於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 日被日本人槍決,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槍決1 以後,我又同—個六十歲上下的人住在一個牢房裡。他顯得很年青,神態安詳,穩當,對我產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蘇聯情報部門留在中國的最後一個人,回來後就被捕。他談到自己的工作時,超然自若,好像這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歷史陳跡了。至於我自己,在這些交談中,我一向是不談以往的活動的。我怎能知道在這些「住客」裡領導部門會不會安插一個偽裝密探,或者裝上一個竊聽器,把我們的話都記錄下來呢? 監獄的牆儘管很厚,但阻擋不了秘密傳播。在事情發生後很久很久,我才得悉關於溫策爾的事跡片斷。有一個軍官從1945年便被關了起來。他告訴我他曾經同一個德國軍官共住一個牢房,這個軍官以前是同溫策爾關在一起的。我通過這個途徑得悉溫策爾被捕後遭到可怕的折磨。雖然身衰力竭,幾乎只剩下了一口氣,他仍然繼續希望這個噩夢有個盡頭。
  另方面,我卻沒有見到肯特,也沒有見到潘維茨。
  第四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別了,勒福托沃……
  這一次,囚車離開了莫斯科,開上了一條插進森林裡的道路。經過了幾小時的路程,我們到了一座大樓前面。大樓隱沒在樹叢中,從外面看,一點也不像監獄。我以前聽說過這座十分特別的院子,囚犯在自己中間把它叫做「別墅」,但是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一個看守走過來,湊到我耳邊說:「這裡講話要悄悄地說! 」
  每個最細微的地方都經過研究來避免發出音響。門不會發出嘎吱嘎吱聲,鑰匙在鎖孔裡轉動,一點聲音也沒有。走廊裡沒有嗡嗡的迴響。人家沒有搜我身便直接把我帶到一個牢房裡。奇怪的牢房,三步長,兩步寬:床翻到牆上,有一塊一丁點大的板子和一張板凳,這就是全部傢俱了。牆壁是鑲著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個小窗眼,透進一點點空氣來。
  靜寂!我聽見了靜寂,絕對,混沌,壓抑得你無法逃避。我是半夜到達的,在其他監獄裡,從早到晚,一片喧鬧。這裡則是無聲世界。整夜亮著的燈光照得我兩眼發花。我沒法入睡,希望聽到一點點聲音擾亂這個安靜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是白搭。
  我突然驚醒過來,有人在我耳邊說話,看守要我起床。
  我沒有聽見他走來,那當然聽不見啦,他腳上穿著厚厚的氈靴。門一點吱聲也沒有便打開了。
  已經早晨了。時間失去了其他監獄裡嘈雜的節奏,一點也覺察不出來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這死一般的沉寂中過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時間的概念。誰也不找我,誰也不給我說話,飯是從小窗眼給我送來的,一個字也不說,一點聲音也沒有。我的牢房是個墳墓,我已經開始相信我給活埋了.有時,一聲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靜寂,穿透了密封的隔牆,嚇得我毛骨悚然。那裡,就在幾米遠的地方,有一個囚犯正在喪失理智……他對死亡喊叫,因為他感覺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裡徘徊。他嚎叫,為的是至少可以聽到一點聲音。
  怎樣去抗拒這緊緊壓抑著我的恐怖呢? 從早到晚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從這隔牆走三步到那邊隔牆,再三步走回來。必須有驚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掙脫想死的神經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經過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覺得這種徹底的安靜是一種休息。睡覺,我可以睡覺了,睡個夠,用不著害怕突然給驚醒,用不著害怕突然襲擊的審判。我習慣了生活在我的內心世界裡,除了我的問題,我的擔心和我的理智,再也沒有別的對話人了。這些一刻不離身的侶伴使我放心,我堅持得了。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來找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那裡有一個偵審官和兩個穿便服的人,這是負責檢查活死人狀況的專家。
  那軍官對我說:「怎麼樣? 你覺得怎樣? 」
  「謝謝,很好,我十分高興。」
  我的答覆似乎使他吃驚。
  「十分高興? 可是你整天幹些什麼呢? 獨自一個,看不見人,沒有書看。」
  「書? 我正在寫著一本呢!」
  他們會意地你看我,我看你。這種「治療」似乎不是沒有效果的……
  「一本書? 但是你怎麼可能寫一本書呢? 」
  「我寫在我的腦子裡。」
  「能否讓我們知道什麼題材嗎? 」
  「當然可以。就是你們,你們和你們的同類。這就是我的書的題材。」
  「那麼說,你不要求把你調回一個普通監獄去嗎? 」
  「我完全無所謂,我可以留在這裡! 」
  人家又把我帶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靜寂之中,只有發起瘋來的囚犯時不時發出野獸般的吼叫衝破這種沉靜。於是,我覺得,只要一點點什麼東西就可以讓這些吼叫傳染開來,就同在狼群裡一樣。我感覺到我自己也有這種迫切的需要,想張開嘴巴呼喊。時間在過去,我無法知道過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給叫了去,還是那幫子人……
  「怎樣啦,你覺得怎樣?現在你已經在這裡過了兩個月啦! 」
  兩個月!我已經在這裡兩個月了!在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們試圖把我壓垮!他們希望我跪倒在他們面前,哀求他們,懇求他們讓我出去。他們等待我投降。他們十分自信,等著看笑話,相信時間是對他們有利的,以為這些日日夜夜在我腦子裡會亂成一團,照此下去,我就會不成人樣,就會去舔他們的靴子。照理來說,我所受到的待遇只能有這種結局,這是隔離的必然結果。可是不!我必須打破他們的樂觀情緒。他們還沒有把我打敗,於是我向他們高叫道:「如果你們想把我害死在這裡,這是需要很長很長時間的。我一直都覺得很好。」  」
  他們不回答,看著我這個冒失鬼打亂了他們的如意算盤。
  在內政部的一個官僚的腦袋裡,一個人被囚禁在「瘋人的監獄」裡是必定要發瘋的。這是不可辯駁的邏輯!但是,人們只能壓垮那些再也沒有力量,再也沒有意志去鬥爭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覺得還有這種意志,我就要鬥爭下去。這種鼓舞著我活下去的狂熱是任何威脅,任何壓力,任何無聲的牆都扼殺不了的,他們覺得出來嗎? 幾天之後,我又重新被送回盧比昂卡去,我預感到我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審訊停止了。人家讓我安靜地呆在那裡。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給叫到部裡去。經過長長的走廊時,我的目光給一張通告吸引住了,在這種地方,這樣的通告確實不無幽默之處,它宣佈在軍官俱樂部舉行盛大晚會,有列寧格勒的一個演員雷金參加。晚會的主題是:  「請來參加友好的交談」。
  我走進阿巴庫莫夫將軍的辦公室,從我們上次談話後,他當了內政部長。我一邊走一邊還想著通告上的邀請而發笑阿巴庫莫夫還是結著一根十分漂亮的領帶,對我喝道:「為什麼你那麼高興? 」
  「對於一個囚犯來說,看到一張請他參加『友好談話』的通告,確實會產生古怪的感覺。通常,你是習慣於同囚犯進行另一類的討論的……」
  他沒有回答這個評論,但是……
  「告訴我,為什麼在你的情報網中有那麼多猶太人? 」
  「將軍公民,我的情報網包括有十三個民族的戰士,猶太人並不需要特別的批准才能參加,也沒有什麼『限額條款』限制他們。唯一的選拔標準就是對納粹主義鬥爭到底的意志。比利時人、法國人、俄國人、烏克蘭人、德國人、猶太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瑞士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兄弟般團結在一起,我絕對信任我的猶太朋友,因為我認識他們已經很久了,我知道他們是永遠不會背叛的。將軍公民,猶太人進行著一場雙重的鬥爭,既反對納粹主義,又反對消滅他們的民族。對於他們來說,即使背叛也沒有活路,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蘇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們為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靈魂出賣了。」
  阿巴庫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們在第一次談話中談到過的話題。
  「請看,對一個情報人員表示感謝有兩種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掛滿勳章,或者砍掉他的腦袋……」
  他接著說,一面流露出遺憾的口氣;「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圖卡捷夫斯基——柏爾青反革命策團一道工作的話,你今天就會成為一個富貴榮華的人了。可是你搞到這種田地,就只配進監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和加拿大的特務機關都在找你。我們在加拿大的一個情報網給破獲了。有幾份北美的報紙說,有些專家們從我們的作風,看到了『大首長』的手法。」
  這個老差骨自鳴得意,對自己開的玩笑十分滿意。阿巴庫莫夫又說,「你覺察到了嗎,如果你是個自由人,你會冒多大的風險啊? 在這裡,你可以安安靜靜,十分安全!」
  我擺出一個內政部官員的面孔,顯得很嚴肅,很認真,然後回答他說:「部長先生,我謝謝您關心我的安全。」
  「沒什麼,沒什麼……唉! 我很清楚,給你的待遇也許不夠理想……可惜我們沒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樣接待他的特工人員,封給他們爵位,賞給他們豪華的財產;我們窮,你是知道的,我們只能有什麼給什麼……我們有的,嘿嘿,就是監獄……監獄也不太壞嘛,你不這樣認為碼? 」
  他一點頭就把我打發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現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紅色樂隊」的活動與這一切都無關。他們不能饒恕我的,就是我曾經被柏爾青將軍選中;那個有勇氣放棄辦理我案子的偵審官說了真話,從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歷史的教訓
  對我這個「案子」的偵訊結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聽我申辯之前,我就已經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個三人委員會,由內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檢察官和一名法官組成,判處隔離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許多人一樣,根據斯大林的執行人的決定,被認為有嫌疑和有罪。我對這種專斷獨行提出了上訴。不久,我受到檢察官的助手傳訊。
  我對他說:「這個決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聲明不予承認,你不會覺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蘇聯,叛徒和間諜是適用死刑的,對於你來說,國家的利益要求隔離處理。」
  「可是這簡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戰爭期間做了些什麼事!」
  「這麼辦吧,你寫信給檢察官。」
  在愚民主義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點點機會了,那就是每兩個月一次,他可以向檢察官、內政部、中央委員會,斯大林本人提出書面申訴。因此,我也得利用這個可能性。於是我用很小的字寫下了「紅色樂隊」的歷史。我一面寫,一面陸續寄給蘇聯總檢察官。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陰影下,千百萬囚犯變得無影無蹤。但是,我把無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機構對文牘的愛好上。人失蹤了,但文件卻留存下來,檔案堆積如山,因此,在文件檔案裡留下點痕跡並不是沒有用處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駕馬車」把我的十五年監禁改為十年,但是我對這個消息漠不關心。因為,如果制度不變,我對我的命運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滿,我就會被送到西伯利亞某個偏僻的角落去。
  過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報告並不是沒有用處的。1961年,我已經在波蘭生活好幾年了,我接到《新聞》週刊一個記者的電話。
  「你應該還記得我吧? 」他對我說,「我同另外兩個作家負責寫『紅色樂隊』的歷史。我們缺少一些材料,就是關於你在巴勒斯坦所領導的那個『團結』小組的。」
  「關於其餘的活動呢,」我驚奇地問道,「你知道嗎?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後我們能有機會談談。」
  幾個月過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記者到華沙來,同來的還有一個代表團,是來參加猶太隔離區起義二十二週年紀念活動的。他告訴我他是在什麼情況下得悉「紅色樂隊」的歷史的……
  「1964年,我去見蘇聯副總檢察官,談談我要給《新聞》週刊寫的關於理查德.索爾格的文章。當時他是個新聞人物……他聽我說明了來意,站了起來,走到一個保險櫃前面。
  他對我說,『理查德·索爾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們這裡還有一份記載,是關於一個情報網的歷史的.這個情報網也曾作出很大貢獻……』副總檢察官打開了保險櫃,拿出一個卷宗,裡面有一疊紙……『這就是筆記,』他接著說,『但是我得事先對你聲明,沒有中央委員會的批准,是不能發表的。』我問他這個情報網的領導人是誰,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當時是多麼吃驚啊……我很感興趣,便給中央委員會打了報告。中央委員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由三名作家組成,其中有我在內,負責準備一份關於『紅色樂隊』的材料。可惜這個材料沒有能夠發表,因為東德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談論柏林組的事情還為時過早。」
  這樣,我當時寄給檢察官的小紙頭並沒有丟失。在蘇聯,文件檔案是永存的,要是有一天把它們都打開的話……
  我還沒有到獲得釋放的時候。斯大林監獄的生活開始了……我住過好幾個。但在所有監獄中,給我印象最不壞的是布蒂爾基監獄——這是卡特蓮娜二世時代的一座兵營改建的,房間很大,空氣流通,明亮。盧比昂卡地方不夠住,我們就給遷到那裡去。這是個很明白的跡象,說明鎮壓正在加緊進行。斯大林身體力行俄羅斯的這句老諺語:  「聖地是永遠不會空著的」……內政部根據斯塔漢諾夫的定額來工作。在高牆和鐵絲網後面,關著國家的優秀人材。鎮壓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師,軍官、作家,教授都衝進了監獄。
  從冷戰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擊他認為過於溫和的人,因為一旦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他們不能適應情況.在暴君眼裡,少數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環節』,因此受到了嚴重打擊。軍隊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實上,斯大林大元帥——阿歷山大一世以來最有天才的戰略家——越來越難以容忍「柏林的勝利者」朱可夫將星的光芒。他認為艾森豪威爾訪問莫斯科時邀請朱可夫元帥訪美是對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對手,競爭者,總之成了一種威脅。於是這位功名顯赫的將軍便被任命為……敖德薩駐軍司令。他左右的所有軍官都走進了監獄。「薄弱環節」
  中最受嫌疑的猶太人,1948年遭到了鎮壓。被清洗的人的隊伍擴大了,席捲了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戰初期從集中營放出來從事軍火工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然後,然後還有所有其他的人,他們犯了清白無辜的罪!
  當然,也有一些確實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參謀人員。他們投到了德國人一邊去,組織了一支所謂「解放軍」,有蓋世太保分子,他們在蘇聯領土上犯下了纍纍罪行;有白俄,他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紅軍。
  所有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敵分子。這些嘍囉就在他們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審判。
  除了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絕對無辜的公民。關於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寫一整本一整本書來敘述這些年來,他們對黨和對蘇聯所作出的犧牲,以及忠心耿耿的貢獻,他們得到的獎賞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監禁。每一個人的歷史,對於親身經歷的人來說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風裡,這些人的命運又多麼相似啊。
  我感謝「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夠同蘇聯優秀的知識界來往。在盧比昂卡,勒福托沃,布蒂爾基,大多數時候我都遇到了這樣的人,他們模範的,吸引人的一生,使我對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添了不少見識。
  我現在想回憶一下在斯大林監獄裡會見過一些怎樣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監獄中的意外相逢
  戰爭初期紅軍節節潰退,我在監獄裡跟在一起的高級軍官談話,知道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詳細情況。蘇聯軍人都起過誓永遠不活著落在敵人手裡,都應該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但是作戰並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勢一開始,德國國防軍就包圍了整師整師的蘇軍。許多土兵能夠逃了出來,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虜了。這些人就犯了罪,因為他們沒有自殺。另外一些人穿過敵人的戰線回到紅軍方面來,但卻受到了指責,說他們是間諜。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要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我曾經同三個將軍『在一個牢房裡度過了好幾個月。其中的一個從內戰時期就參加了紅軍,那個時候他還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指揮一個哥薩克師團,被敵人孤立和包圍了。他身負重傷,但居然逃脫了,躲在農民家裡,農民偷偷給他養傷,這樣過了好幾個月。恢復健康後,他經過了種種艱難險阻,回到了友軍的戰線。人家卻馬上審問他:「為什麼你回來了? 德國人給了你什麼搜集情報的任務?"他震驚得呆住了,連回答的時間都沒有就被捕了,下場是盧比昂卡……
  我的第二個難友,內戰時期便加入了共產黨。大戰開始,他已經當了師長。在德軍步步進逼下,他的部隊奮起抵抗,但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這個師不久就被殲滅了。師長帶領著一小股士兵,插進森林,建立了一支游擊隊,繼續戰鬥了幾個月。他的基地後來暴露了,受到了襲擊。師長和兩個同伴僥倖逃了出來,在游擊隊的掩護下,他終於回到紅軍的隊伍。由於有進行間諜活動的嫌疑,他被逮捕起來。他犯的大錯誤,就是沒有死,下場也是盧比昂卡。
  第三名將軍遭到監禁是毫無道理的。他的罪狀是戰時曾經在朱可夫的參謀部裡工作……下場也是盧比昂卡。
  這三個將軍並不灰心喪氣。他們一直堅持共產黨員的態度,對於我們的看門狗的訓斥,毫不理睬。他們保存著鑲著紅星的皮帽子,我還記得他們怎樣消磨時間,沒完沒了地玩他們用麵包心做的多米諾牌。
  有一天,一個新的看守——頂多是個士官長——走進牢房來,勒令囚犯站起來向他敬禮。那三個軍官繼續玩他們的牌,其中的一個連身也不轉一下,說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紅軍的將軍要在一個士官的面前站起來的? 」
  這士官只好罷休。以後,他總算接受了這個教訓。
  要是不玩多米諾牌,我們便長談時事。我那三個同伴,有一個最有政治頭腦。他很明白他的遭遇並不是個別的意外事故,不是因為內政部的某一個密探過分賣力氣而造成的。
  他十分肯定地對我說:「內政部劍子手們所作所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使、鼓勵和指揮的。」
  證據多不勝數,可以互相對證,刻畫出這種有系統的,大規模鎮壓的可怕情景。例如那個將軍告訴我的故事,是兩個猶太醫生的經歷。他倆是親兄弟,在白俄羅斯的一個軍醫院裡工作,在德軍的進逼面前,商量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最後,當主任醫生的那個下不了決心拋棄他的傷病員,就決定留下來,在敵人佔領下,繼續照顧他們。這樣,他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另外一個無論如何不願落在納粹手裡,便和醫院的其他醫生( 除了他兄弟以外) 逃走了。他參加了游擊隊。
  戰後,這兩個猶太醫生都被逮捕了,主任大夫被控同敵人合作,另一個被控臨陣逃走和拋棄他的傷病員。
  真是辯證法萬歲!
  羅馬尼亞共產黨的一個黨員還給我講過克里姆林宮的這個驚人的招待會。他被捕前,當過翻譯——他的俄語說得很好——當時,他國家的一個代表團來莫斯科訪問。羅馬尼亞黨的總書記喬治烏·德治親自前來同蘇聯的領導人會談。他們討論了一整天,晚上,斯大林邀請羅馬尼亞代表團參加一個親切的宴會,翻譯員也參加了。宴會後,氣氛是十分輕鬆愉快的。斯大林快活地走到喬治烏·德治身旁,友好地搭住他的肩膀,說:「你聽著,喬治烏,你是個好樣的小伙子。但是你仍然頭腦十分簡單。你還懂不了什麼。可是你卻領導一個國家,你就像一個排長要去指揮一個軍團。你要想吃得消,那就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與會的人在這種粗暴的侮辱下,震驚得酒也醒了,誰也不敢再開口。對斯大林的這番話,他們只好解釋說,這是因為這位「說笑不笑的大師」十分幽默,他開玩笑開得同他擺弄馬列主義理論一樣高明。瞧,這就是兩個兄弟黨之間的友誼關係!
  我另外的一個難友是個波蘭老黨員,他居然逃脫了1938年的清洗,這簡直是奇跡。他給我敘述了斯大林的另一個招待會。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1945年曾在克里姆林宮接見波蘭共產黨的一個代表團。那時他們即將建立波共的新領導機構。斯大林同他們握手,閒聊起來,並問道:「戰前,波蘭共產黨領導有個婦女叫科斯特爾齊娃,人很聰明,忠心耿耿。她現在怎樣啦? 」
  在場的黨員你看我、我看你,望著自己的腳尖,不知所措。科斯特爾齊娃同波蘭黨的整個領導機構,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給清算了。這個「清算共產黨人酌大師」
  往往假裝什麼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飾他在清洗中應負的沉重責任。他在貝拉·庫恩事件牛就把執行權力下放,這一點我在上文已經談到過了。當時是馬努伊爾斯基負責搞這些骯贓的勾當的。
  這裡還有斯大林兒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許是1950年,我有一個同房難友是蘇聯一個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他是猶太人,出生於維爾那一個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親是猶太教長的助手。很年青的時候,他便脫離了他熟悉的環境,隨著歲月的推移,他完全歸化了。從語言上,風俗習慣上,文化上,他都覺得自己是個俄羅斯人。戰時,他入了伍,在解放波羅的海國家韻那支軍隊裡領導衛生工作。解放時,這個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斯大林兒子的私人醫生。他叫華西裡,是大元帥的小兒子,二十三歲便當了將軍,本來是個不怎麼樣的飛行員。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經成了全蘇聯的笑柄。那位精神病學家負有把他治癒的雄偉任務,以後,內政部的那些先生們認為他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就決定把他逮捕。在歷次審問中,從來不提斯大林兒子的問題;但卻控告他有「猶太沙文主義」。證據呢? 當紅軍開進裡加廢墟時,成千上百的孤兒,自生自滅,飢餓,一無所有,結成一幫一幫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負責這個地區的將軍建議這位精神病學家設立一個流浪兒童收容所。他實實際際地負起這個工作,並且大部分收容猶太兒童。內政部的人就抓住這一點,責備他按猶太沙文主義辦事。他們說;「顯然你偏愛猶太孩子而排擠其他孩子。」
  「一點也不! 猶太孩子之所以比較多是因為他們原來的家庭受害更重! 」
  審訊帶上愈來愈濃厚的反猶色彩。在填寫他的檔案卡片時,偵審官問他說:「民族? 」
  「俄羅斯。」
  「你不是俄羅斯人,你不過是個臭猶太! 為什麼你隱瞞你是哪個民族的? 」
  這個精神病大夫平常多麼善於治別人的病,這時卻喪失了勇氣。由於治療斯大林那個有嚴重缺陷的兒子,他遭到了判決,無處上訴。他的偵審官換了人,於是又重新審問他的身世;「民族? 」
  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猶太!」
  偵審官照例罵得他狗血噴頭:「你自稱猶太人難道不害羞嗎? 要知道你自己是俄羅斯人啊!」
  那請神病大夫反駁說:「我是在這兒監獄裡才知道我是猶太人的,我屬於這樣一個民族一點也不害羞,這個民族曾給了人類耶穌基督、斯賓諾莎和馬克思。如果你不讓猶太人加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你活該!到了人類取消國家,種族和民族之間的區別那一天,我們猶太人,我們將第一批表明我們的國際主義。」
  審問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講過的話告訴我,覺得十分自豪。這個場面使他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學著作寄給他父親。他父親回信說:「我對你的成就感到十分高興。我希望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希望會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感覺到你坐錯了車,說這輛車不是為你這個猶太人開的。」
  他的身體愈來愈壞了,他消沉,不再鬥爭了,逐漸變得聽天由命。由於病情嚴重,人家把他遷走了。後來,我從盧比昂卡的女大夫那裡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臟病。
  1948年我十分幸運交上了一個難友。他先前在海軍當大夫,年紀五十歲上下,能說能笑,身體壯健,情緒樂觀,充滿幽默感,說話十分風趣。他帶來了一股輕鬆的空氣,我甚至說一股快樂的空氣。他最喜歡拿來開玩笑的題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戰時,由於他懂英語,所以給調到莫斯科海軍部做聯絡員,同一隊美國醫生打交道。勝利後,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國間諜,這是當然的了。證據呢? 在第一次審問時,偵審官拿出來給他看了,他揮動著這個大夫的一個美國同事寫給他的信,上面一開頭就寫著這兩個字:Dear Friend(親愛的朋友) 。
  「親愛的朋友,」偵審官認為事情是十拿九穩了,便得意揚揚說,「這是什麼意思? ……『親愛的朋友』,這不是間諜活動的證據又是什麼呢? 難道美國人寫信給我會叫我『親愛的朋友』嗎? 不!可不是嗎!……」
  無可辯駁的邏輯!如果荒唐無稽積重如山,那麼只有幽默能夠把它搬掉。我的朋友始終不渝地朝這個方向努力,雖然沒有成功的希望,但卻很痛快。我們從剛來的囚犯那裡知道蘇聯承認了以色列,並且派軍官去整編以色列軍隊。我那位醫生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去捉弄那個偵審官。有一次審問他時,他要求說:「與其把我留在這裡,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還可以為國家做點工作。」
  「派條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們派到那裡去的,都是最好的軍官,久經考驗的。」
  這些小故事在我們集中營天地裡是唯一的消遣,幫助我們抵抗、堅持。因此,我們從這個角度欣賞我們的同伴。在漫長得沒個完的灰色的日子裡,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見他,他還是那麼幽默,一點也不減當年。他之所以能活下來,就全憑這一點。不幸的是,我們所遇見的並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說過,在無辜者的海潮裡,也有一些壞蛋落在內政部的羅網裡。由於幸運的巧合,在昨天的一大批敵人裡,我遇見了幾個有趣的人物,他們是以同等的名義同我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點鐘左右,門開了,看守把一個穿得很好的軍人帶進來,在半明半暗中,很難認出到底是個中國人還是個日本人。他自我介紹說:「富榮將軍」,日本的滿洲關東軍參謀長,他是在戰爭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從一個集中營帶來,以便讓他在東京舉行的日本戰犯審判時出庭作證。
  頭一天開飯的時候,他看看給他送來的飯,便要求見監獄長。
  「我有嚴重的胃病,」他解釋說,「我吃不了這種食物。」 (我從來沒有見過更好的飯食了,因為同我關在一起的軍官可以吃到軍官食堂的飯) 但是富榮抱怨說;「我吃不了這些,我不需要很多東西,每天有幾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們為什麼縱聲大笑。戰後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監獄裡!這等於要到北極去找桔子……
  富榮只好放棄他的香蕉飲食計劃了,但是人家給他特別做飯。當然我們不懂日本話,監獄的領導以為我們不懂英文,由於害怕富榮把他受審經過說出來,所以才把他放到我們牢房來。這些牢頭禁子的算盤打錯了,當時同我住在一起的軍官和我都懂得莎士比亞的語言,儘管我們講得不好。幾天後,我意外地聽見富榮講起法語來,並且得悉他曾任駐巴黎的武官。於是我們交談就再也沒有什麼困難了。
  「你知道點關於理查德·索爾格的情況嗎? 」我問他說。
  「當然知道,在索爾格問題爆發時,我是副防衛相。」
  「那麼,為什麼索爾格1941年被判處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槍斃呢? 為什麼你們當時不提出來把他交換呢? 日本和蘇聯還沒有開戰啊。」
  他急忙打斷我的話說:「這完全不對頭,我們曾經三次向蘇聯駐東京大使館建議拿索爾格同一個日本犯人交換,我們三次都碰到了同樣的回答:『我們不知道有理查德·索爾格這樣一個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爾格這個人? 可是當時日本報紙大談特談他同蘇聯武官處的關係。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 可是他曾經把德國的進攻事先告訴了蘇聯,他在莫斯科戰役最緊張的關頭透露了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消息,使蘇聯能夠從西伯利亞調回整師團整師團的生力軍……
  人們寧願讓理查德·索爾格給槍斃,也不願戰後又多背上這麼一個見證人。這個決定不是來自蘇聯駐東京使館,而是直接來自莫斯科的。這就是理查德·索爾格同柏爾青將軍交好的代價。自從柏爾青給清算以來,他就受到了嫌疑。對於莫斯科來說,他不僅是個雙重間諜,而且是個托派。有幾個月的時間,就連他發來的密碼電報都沒有譯出來,直到情報中心終於發現他提供的情報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才改變了態度。他被捕後,領導上就像扔掉了個沉重的包袱。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聽憑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爾格這個「來歷不明」的人槍斃了。我覺得特別痛快的是今天能夠向全世界揭發這種偽善的態度。索爾格是我們的人。那些借刀殺人的人是沒有權利把他據為已有的。
  歷史的又一個見證……來到我們這裡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剛毅的表情。他說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經忘記了。當時也一點沒有引起我注意。後來聽到他開始談他的生平,我驚了一下,猛地想起來了: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這個人的遭遇多麼離奇啊……
  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還是沙皇軍隊裡的一個年青軍官。他狂熱地反對布爾什維克,對於革命勝利,懷恨在心。以後他參加了紅軍。時間並沒有能夠平息他對現政權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時機。德國的進攻使他高興若狂。戰爭一開始,他便想投到對方去。當弗拉索夫按照德國人的意旨建立起這支出了名的「俄羅斯解放軍」時,他是第一個報名參加的。
  可是大失所望!這個嚮往舊沙皇制度的人,由於相同的思想意識而投到納粹的一邊,卻發現弗拉索夫的軍隊是個騙局,主要是被德國人利用來進行宣傳而已。他當了弗拉索夫部隊的政委,徒勞無益地想給他的人灌輸些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哪知這些人是迫於飢餓而投到敵人的旗幟下的。要麼就在集中營裡慢慢餓死,要麼就穿上「俄羅斯解放軍」的制服,於是紅軍許多被俘的士兵便選擇了苟延殘喘的道路。
  弗拉索夫的助手給我們講那些人怎樣在第一次較大的交戰中就成批地開小差投奔紅軍。一支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空軍部隊起飛了……卻飛到了蘇聯的機場。
  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參謀部內,那些軍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地的人,他們主要讚賞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奮鬥》。經過了幾個月,  「俄羅斯解放軍」的司令部變成了一幫兵痞子,他們才不關心解放什麼地方呢!弗拉索夫的軍隊毫無軍事價值可言,德軍最高統帥部便把他們調到被佔領國家去執行鎮壓任務。
  弗拉索夫的助手在他上級和參謀人員接受審判的整個期間,都同我們住在一個牢房裡。這位老先生先前有多麼狂熱,現在就有多麼無恥,每天晚上他都給我們講述白天過庭的情況,他講得很客觀,自己覺得很有趣,好像他不是被告,而是個觀察員。
  他告訴我們說:第一天,一開庭,弗拉索夫就表示要發表個鄭重聲明。他擺出英雄的架勢,提高嗓門,對他的法官喊道:「無論你們作出什麼決定,我都要進入歷史的!" 法庭聽了他的慷慨陳詞,默不作聲,突然被告席上傳來了一個尖細的聲音:「是的,不錯,你是要從屁眼進入歷史的! 」
  這就是我們這位老先生,弗拉索夫以前的助手,他打定主意要開玩笑開到底。
  他被判絞刑,宣判後,法官問被告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們這個活寶站起來,煞有介事地對法官說:「我有個要求要提出來,我懇切地請求法庭不要把我吊在弗拉索夫旁邊!」
  「那為什麼呢? 」法庭庭長驚奇地問道。
  「這會顯得很滑稽,弗拉索夫那麼高大,而我卻那麼矮小。這就勢必破壞這個場面的嚴肅性。」
  人家來找他把他帶到死囚的牢房去,他同我們握手,向我們聲稱:「我過去和現在都是蘇維埃政權的一個不可調和的敵人。我只後悔一件事情:就是落在弗拉索夫軍隊這個糞坑裡……」
  他講這話,是心中有數的。
  除了這個弗拉索夫的助手和其他許多人,在囚犯的世界裡還不停地遇到意想不到的人,使我驚訝不已。我同新囚犯認識的過程總是差不多的:門打開了,出現一個新面孔,一個新的身影,幾秒鐘內集中注意力,設法記起個什麼名字。
  搜索點什麼回憶,觀察他到了我們這兒的一舉一動,一見面就產生的印象,一般是錯不了的。他是從哪裡來的呢? 過去他曾經是我們的人嗎? 雖然上了年紀,他的高個子還是筆直的,模樣仍然很英俊,他穿的衣服同他高貴的舉止適成對照。褲子太短,腿肚子也露出來了。披在身上的褂子太寬了。他好像走進「上流社會」的客廳裡,走到我們每個人跟前,輕輕地點點頭,用討好的聲音自我介紹。
  他走到我面前來,於是我聽見說,「維塔利·朱金……」
  我望著他,十分詫異:「維塔利·朱金,『黑百入團」的團長? 」
  「就是他本人。看來你是讀過莫斯科出皈的那本關於我的小冊子了,但是當心,這同事實相去很遠。」
  我接著說:「我要馬上告訴你的是,我是猶太人。」
  「在監獄裡,我們沒有什麼要彼此隱瞞的,但是我要向你指出,多年以來,我已經不再反猶了。1935年,我在巴黎共濟會的一個分會做過報告,題目是:為什麼我不再反猶了。」
  朱金就安置在我旁邊那個鋪上。他幾小時幾小時地給我談他的生平……
  戰爭初期,納粹把他請到柏林,要他參加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十字軍。但是這個傾向法西斯的反動派,徹頭徹尾的反共分子卻拒絕了,他認為德國人並不關心俄羅斯到底是紅的還是白的,而是一心想要佔領大片領土。整個戰爭期間,朱金隱姓埋名,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個小村子裡。希特勒匪幫潰敗後,他決定返回蘇聯。勝利激起了他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虛榮心。他留戀他的故鄉,準備在那裡度過他的晚年,即使在監獄裡也好。
  他前往蘇聯駐貝爾格萊德的使團。內政部值班的軍官驚奇地望著這個自願投案的人。他查看一張名單,看看要追緝的人裡面有沒有朱金,結果名單裡沒有他。那軍官便回答他說:「你可以走了,我們不認識你。」
  但是,他並不罷休,第二天他又來了。有一個上校坐在辦公桌前面。朱金一說出姓名,他就站了起來,撲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朱金原來是你,就是在俄羅斯組織屠殺猶太人的那個傢伙? 」
  「黑百人團」團長還是那麼安靜地回答說:『終於有人認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飛機,送到莫斯科。於是,他這個一輩子夢想當飛行員的人便在貝爾格萊德到盧比昂卡的航線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禮。    接著就是對他進行偵審……
  他直截了當地告訴那偵審官說:「你何必跟我浪費時間呢,把我放到一個單人牢房裡,我就把我的歷史和我反對蘇聯的罪行全都寫出來。」
  他把幾百頁紙寫得滿滿的。每一次他被傳去受審,房子裡都擠滿了軍官來聽他的「報告」,居然也有一種偵審是有教育意義的!朱金對十月革命前俄羅斯的歷史作出了與眾不同的貢獻。作為『黑百入團」團長,他同其他兩個人參加了各黨派的代表團去要求沙皇遜位。尼古拉二世當時正在下棋,不願受到干擾。但他一聽到來訪的目的,他就放聲大笑,『好啦,總算完啦!」
  「有什麼辦法呢,」朱金又說,「這是俄羅斯王朝的最大一個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確實古怪。他常常發表議論,談他最喜歡的題目:俄羅斯的偉大。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我們的國家成了一個全球帝國,它實現了俄羅斯人世世代代渴望的目標。共產主義像個疣子,是要消滅的,但是帝國將留存下來。可惜斯大林不是一個真正的沙皇,他卻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質!你們這些共產黨人不懂得俄羅斯的靈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樣,需要有一個他們能信得過的父親來帶領他們。唉,要是斯大林不是個- 布爾什維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國的偉大上面。
  「我不願得到釋放,」他說,「因為無論什麼地方,人家都會像你那樣對待我的。我希望給我一個牢房,讓我可以繼續寫書,論述我們國家的歷史。」
  他這個頑固的反猶分子,鼓動屠殺猶太人的傢伙卻比共產黨戰士早得多獲得釋放。當局在一個鄉村裡撥給他一座別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裡繼續他的工作,不知疲倦地歌頌斯大林政權……
  在這漫長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過是一些歇歇腳鬆口氣的地方,是單調日子的一點調節。在幾頁的篇幅裡,我回顧了這些浪費我生命的歲月……關於我的鐵窗風味,我就只記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餘的千篇一律的千百個日日夜夜,卻在我腦子裡溶化了。希望隨著歲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複同樣的舉動,憂心忡忡地看著時間無可挽回地損失掉,這就是囚犯永恆不變的生活。有什麼可講的呢?這一段時間給我們打上了永不磨滅的烙印,但是我們在這一段時間裡並沒有生活,所能顧得到的只不過是怎樣能夠死裡逃生。
  第七章 獲釋
  1953年3 月初,盧比昂卡的制度突然變得更加嚴厲起來。
  牢房的氣窗給封死了。有十天時間,散步也取消了。看守們擺出一副喪門神的臉。我們互相詢問:是不是爆發了新的戰爭呢? 有一天,禮炮響了。我們牢房裡的軍官聽得出這是舉行官方儀式放的炮。是喜事呢? 還是喪事? 看看我們看守的那副嘴臉,我們認為是第二種情況居多。然後,一切又恢復正常。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去了……有一天,一個新來的囚犯告訴我們說斯大林死了。囚犯們的反應各有不同。這兒沒有一個人懷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會變得更加嚴厲。
  這種擔心加劇了,因為又把我們遷到勒福托沃去。5 月,我被召到監獄長那裡去。
  他告訴我說:「你可以給上級當局寫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員會』的決定。」
  我提出了申請,就在監獄長的辦公室裡寫了報告,送交中央委員會書記貝利亞,他是負責國家保安口的。兩個月過去了。7 月份,我又寫信給監獄長,問他為什麼我得不到答覆。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把我的申請拿在手裡……
  「我接受你的申請,但是為什麼要送交貝利亞呢? 」
  我茫茫然瞧著他,說,「可是,照例不是那麼辦嗎? 我應該向誰寫申請呢? 」
  「向內政部長或者向中央委員會書記處……」    我回到牢房裡,帶回來這條新聞:貝利亞失勢了,他不再領導保安口了!囚犯們猜測紛紛,估計前途。8 月份,我們又給帶回盧比昂卡,又過了兩個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裡去。我又重新走那條我走過好幾次的路,當時是到阿巴庫莫夫的辦公室去的。
  多麼想不到啊:坐在桌子前面的是個老將軍,禿頂,蓄著鬍子。我走進去,他便站起來,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請坐,盧·扎查雷維茨。」
  我嚇了一跳,多少年來誰也不這麼稱呼我了!
  他用和藹可親的口吻問我道:「這幾年來,你看到報紙嗎? 」
  「報紙? 不,當然看不到! 」
  「請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幾周前才當上內政部副部長。
  我是捷爾仁斯基的親密戰友。但是我放下了這工作,因為我不適應。我給你準備了幾份報紙,你先看看,然後告訴我你有什麼想法。請忘記你是個囚犯。」
  老將軍叫了茶和三文治來,還遞給我一份1953年1 月13日的報紙。頭一頁的標題是:《卑鄙的間諜和兇手偽裝為醫學教授》。下面是編輯部的一篇文章。最後一頁是塔斯社的一條公報,概括了「白衣戰士的陰謀」。
  「一個時期以來,國家保安機關發現了一個醫生搞的恐怖組織,專門用毒害的辦法來縮短蘇聯領導人的壽命。」接著是九個名字,包括六個蘇聯著名的猶太教授。公報指出說:「這個恐怖組織的大部分人是同國際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有關係的。」
  老將軍很注意我的反應,等我看完了就問:「坦白地說,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領導人,他們應該去找專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點不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遲了……」
  他把1953年4 月4 日的《真理報》遞給我。第二頁上刊登了內政部的一份公報,宣佈,「現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認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國家保安部的調查人員逼出來的。他們使用的偵訊辦法是蘇聯法律所不允許和嚴格禁止的。」
  老將軍把報紙拿回去,然後給我指出用黑邊框著的那一期報道斯大林逝世的標題。我把報紙推回去,沒有說出我們已經知道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 月的一份《真理報》來,上面說:貝利亞這個「人民的敵人」已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驅逐出共產黨,解除他在內政部的一切職務。
  老將軍對我說:「部領導決定要重新進行調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於第一批複查的人的名單,因為我們知道你是清白無辜的。」
  我把這話帶了回來,牢房便沸騰起來。每一個人又都有了希望,這是有道理的。幾天以後,我同房的一個犯人、一個將軍,被叫到偵審處去,在那裡,人家告訴他將要重新審理他的案子。    在這一時期,清洗工作全面展開。新任內政部長塞羅夫是赫魯曉夫的親信,他主持這工作。6 月26日解決了貝利亞,那個結著鮮艷領帶的阿巴庫莫夫也被捕了,白衣戰士陰謀的「發明人」裡烏明也被逮捕。
  1953年12月,一個新的偵審官辦理我的案子。審問不是在夜裡,而是在大白天:這不僅僅是象徵性的!說的話也完全變了。負責的軍官十分熟悉「紅色樂隊」的歷史,不再講什麼「情報網的特務」,而是說「對納粹主義鬥爭的英雄」。
  1 月份,複查工作結束了。偵審官先告訴我,他把結論送交蘇聯最高軍事法庭,不久後,我就可以獲得釋放。
  2 月份,我被轉移到布蒂爾基監獄的醫院去。其他被囚禁的人,凡是得到複查的,也都送到那裡去。好幾個星期以來,醫生設法使我們恢復健康,由於監禁和營養不良,我們的身體受到了摧殘。當我們回到監獄去的時候,牢房變得像旅店的房間:食物豐富,有書籍,有報紙,看守服務周到得像咖啡店的侍應生。……時代變了。
  2 月23日,我被叫到部裡去。一位將軍祝賀我的五十歲生日和紅軍節。三個月以後,1954年5 月23日,我又給召到內政部去:我受到隆重的接待。有一個軍官向我宣讀最高軍事法庭的決定:我完全恢復名譽,過去對我所提出的一切控訴都被宣佈為沒有根據的。
  這些話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腦子,並反映出來。意思是:我即將出獄,恢復自由,同親人重逢。一隻無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臟。與其說我在說話,不如說我在嘟噥出幾個字來:「我家裡人呢,他們怎樣啦?」
  「請你不要擔心,我們的一個軍官會把你帶回家的。過一天,情報部門的領導將接見你,同你解決一切物質上的問題,以表示感謝你對蘇聯作出的巨大貢獻,使你們一家人能像樣地生活下去。」
  他把決定釋放我的記錄遞給我。我簽上名,望望那位老將軍,問他說:「沒有什麼別的要簽字了嗎? 」
  我知道,一般獲釋的囚犯都要簽署一個文件,保證對他被監禁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保持緘默……
  老將軍的臉變得通紅……
  「沒有,絕對沒有!你有權利,甚至有責任把你在這些悲慘歲月裡的經歷告訴大家。我們再也不怕真理,我們需要真理就像需要氧氣一樣。」
  可惜,這個「百花」運動並沒有繼續多久,又不許講話了。但是,在這1954年的5 月裡,我聽見這些話十分高興,這本來是我一生的行動指南。關於全面真理的這些冠冕堂皇的話來得實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國建立在撒謊和作假上面,那麼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辦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離開了盧比昂卡。
  我是在九年又七個月以前進來的。
  我同光明世界的第一次接觸是奇怪的。我有點像個喝酢了的人。走路艱難。眼睛好像蒙上一層紗。我很難找到一處空曠的地方是沒有鐵欄杆擋住的。
  我們坐上一部汽車,馬上開走了。我老是想著一個問題,它啃咬著我的心頭;我家裡人在我們見面時會怎樣呢? 我的兒子還認得我嗎? 露芭呢? 他們已經接到我獲釋的通知嗎? 我們的車開了一段時間,到了巴布奇金小村莊,離莫斯科有十一、二公里,我們停在那普魯納婭街22號前面。
  「就是這裡。」那上校對我簡單地說。
  我走下來,車又開走了。我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以便有喘口氣的時間,平息一下十分激動的心情,同時看看自己那副打扮:我手裡拿著個包袱,穿著難友借給我的褲子和絨衣,活像個流浪漢。我被捕時所穿的那套衣服穿了那麼多年,早已磨破了。那個時候留下來的就只剩下一件大衣,在冬天的寒夜,曾經幫了我的大忙。到了門牌22號,我問一個住客:特雷伯一家住在哪裡? 那個人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然後用一種半好奇、半敵意的口吻對我說:「大樓後面的那個板房裡。」
  板房? 那麼說,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只能讓他們住在一個板房裡。我繞著大樓走了一圈,到了一間小木屋前面,真叫作家徒四壁!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那房子跟前,敲敲門。一個年青人出來開門:是他,埃德加,我的兒子。
  他不認得我,對我懷疑地看了一眼。我知道我這次回家不會是平平靜靜的。我自由了,但是我後來沒有想過,要重新贏得我的自由會那麼困難。我抑制著我的感情對他說:「我是你父親的一個朋友。我給你們帶來他的消息。」
  他凝視著我,搖搖頭:「你弄錯了,我們已經沒有父親。他在戰爭期間犧牲了。」
  我覺得雙腿發軟,只有作出超人的努力才能保持常態:「你的哥哥呢,他不在嗎? 」
  「不在,他在莫斯科,晚上才回來。」
  「你媽媽呢? 」
  「她在外省。」
  我覺得很疲倦,很疲倦;我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討厭的陌生人。
  「我很累,」我對他說,「我能不能在旁邊的房間休息一會兒呢? 」
  「請吧,就在床上躺躺吧。」
  埃德加給我送上杯咖啡便走了。於是我陷入深深的無邊的絕望中,我經受了所有那些考驗,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現在我覺得完了。我感情衝動得思想十分混亂,覺得眼淚順著腮幫子流下來。我熱愛的人把我當做外人,這個無情的思想折磨著我,我覺得心裡一陣陣劇烈的絞痛。一連好幾個小時,我啜泣得像個小孩。有時我想安靜下來,說服自己,抓住一點什麼希望,但都沒有用處。我什麼也沒有了,我喪失了一切。
  我就這樣躺在那裡,後來聽見外屋門響,在隔壁房間裡有人竊竊私語。我站起來,把門稍稍打開:我的大兒子米歇爾剛剛回來。我走到他前面,並且很費勁地嘟噥出幾個字:「你好,你還認得我嗎? 」
  他久久地打量著我,思索著,然後回答說:「不認得,對不起,先生,可是我記不得曾經見過你……」
  他也這樣……
  「這樣吧,」我盡量加重語氣對他說,「你回憶回憶你的童年……」
  「你這麼一說,真的,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後來,米歇爾敘述當時的情況說,他覺得他面前的那個人隱隱約約有點像他父親,但是這個頭髮灰白、面帶病容的老先生,同他想像他父親的樣子只是模模糊糊有點相似而已。
  另外,官方不是已經正式向我家裡人宣佈我已經被納粹殺害了嗎? 我竭力保持平靜,對米歇爾說,「我是你父親,十年前我就回到俄國了.在牢裡關了十年了,剛剛才得到釋放,回到你們這裡來.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 」
  「只有一個,」他回答我說,「為什麼人家把你判刑了呢? 在我們國家,清白無辜的人是不會一坐牢就坐十年的。」
  我無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我想當時我的臉色一定十分蒼白。我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文件,把它遞給我的兒子.這是蘇聯最高法院的一份聲明,證實所有對我提出的控告都是沒有根據的,我得到徹底恢復名譽。
  米歇爾閱讀著,默不作聲,臉上表情變了……
  「現在,」我對他說,「我想我們可以互相擁抱了吧……」
  他走過來。我把他摟在懷裡,終於……
  我感覺到沉浸在一種極其甜蜜,極其強烈的歡樂中。我急切地想知道:「媽媽在哪裡呢? 」
  「她兩天前到格魯吉亞去了。她是流動攝影師,每次外出三個星期,然後帶錢回來養家。我就去拍封電報告訴她……」
  「爸爸歸來,速返。」露芭收到這封電報,還以為是保
  安部門的挑釁呢。她無法相信我回來了。但是她又覺得不能永遠排除這種可能性,所以借了錢做路費回來。火車都滿座了。她便把電報給一個司機看,這個司機很理解她的處境,便讓她坐上鐵路工人的專坐車廂.露芭終於到了……分別了十五年,我們的頭一眼包含的意思要比一千句話還要多。快樂的淚水,混雜著無限的哀傷……無論怎樣恢復名譽都無法彌補這些失去的光陰。這是肯定無疑的,因而更加劇了我們的哀愁。
  這失而復得的幸福在我看來是多麼靠不住啊!……我像在夢中度過這些時刻,而無情的現實隨時都有可能打破我的美夢。
  以後,全街的人都奔走相告:「露芭的丈夫回來了!」
  鄰人們,好奇的人以及無處不有的密探都活躍起來。許許多多的手向我伸出來,我不得不解釋,敘述……
  又過了幾天,門口來了一輛華麗的轎車,一位上校走進來告訴我說,軍事情報部部長叫他來請我到情報中心去。我去到那間辦公室,就是當年,1937年,柏爾青將軍接見我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紀的將軍走過來,十分熱情地和我握手,並且對我說:「哦,你這才來了,總算來了。」
  他的這個開場白有點出乎意外。我不免有點激動,問他說:「為什麼那麼多年來局長沒有給我辯護? 」
  我的問話,他聽了發笑。
  「誰能給你辯護啊? 我們都在你呆的地方呢。一直要到斯大林死了,我們才把那一幫子人請開。就是他們負責把國外工作的人一回到蘇聯就抓了起來。我們在監牢裡度過的歲月應該認作是對敵鬥爭的歲月。過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才五十歲,年紀還不大。我們一定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恢復你的健康,同時我們要在莫斯科中心區給你搞一個套間。我們已經向政府提出申請,為你以往出過的力給你發津貼。現在你打算幹什麼? 」
  「就是我在1945年想幹的事:回我的祖國波蘭。在巴黎解放那一天,我的情報工作已經結束,以後發生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願意的。」
  那位將軍遲疑了一下,又說:「你的孩子們都是在蘇聯長大的。在蘇聯住下去,不是更合適一些嗎? 找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不,我仍然是波蘭公民。在我的國家,三百萬猶太人在戰爭中喪失了生命。我應該回到剩下的少數猶太人中間去。
  他們都是大屠殺的虎口餘生。」
  他祝願我一切順利,我就向他告別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情報部門打交道。從這一天起,我在國外為蘇聯搞秘密工作的經歷就要深深地埋葬在我的記憶裡。說來也怪,在我看來,我一生中度過的這一階段應該算作是史前的事情。
  情報中心負責人確實履行了他的諾言。我在療養院裡住了幾個星期,再過幾個月,我們住進了一個套間。為蘇聯立過功的生活費發給我了。在我的工作手冊上,我當囚犯的年代都算作積極搞情報工作的年代。
  那一次出差真是非常特殊的差事!
  第八章 回到華沙
  我的經驗告訴我自由是很難獲得的,並且,在吃了苦頭之後才知道:並不是重新獲得了自由就可以安安靜靜地生活了……戰爭時期,我對納粹進行了鬥爭。但是,我剛剛踏出斯大林政權的監獄大門,便發現過去促使我們進行鬥爭的原因,許多戰友犧牲自己性命的原因,依然如故,原封未動。
  雖然納粹大發淫威,雖然死亡集中營被揭發出來,雖然千百萬人的屍體堆積如山,可是反猶太主義並沒有從此罷休,反而在蘇聯比在其他地方更厲害。
  在我被囚期間,從傳到我們那裡去的消息,我瞭解到猶太人所受的迫害。我獲悉:1948年,除了愛倫堡以外,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遭到了逮捕。1947—1948年同以色列一道作戰的志願人員軍官和士兵都加上了叛國罪,投進了監獄。
  在盧比昂卡,一名高級人物告訴我,1945年戰爭結束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一個小型的會議,參加的有貝利亞,馬林科夫,軍隊的最高政治委員徹巴科夫和其他幾個人。這個會議是高度機密的,討論中心是猶太人問題。斯大林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戰後如何逐漸削弱猶太人在國家機關裡的地位?怎樣才能不讓戰時到西伯利亞逃難的成千上萬猶太人回到他們原來居住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地區?這些地方的居民不歡迎猶太人? 徹巴科夫問斯大林:「這些措施是否適用於軍隊? 」這個獨裁者回答說:「首先適用於軍隊。」
  我在獄中又獲悉,有一條機密的通令曾經發至黨內所有幹部,要求他們執行這些新指示。1952年8 月12日,有二十五名猶太作家和知識分子遭到槍決。在斯大林臨終前幾個月,爆發了克里米亞事件。經過是這樣的:共產黨內的一些猶太老黨員『曾經建議在克里米亞地區重新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區。
  他們遭到逮捕,並被控企圖在克里米亞製造分裂。斯大林逝世並沒有絲毫改變猶太人的處境。1955年初,我決定就這個問題向赫魯曉夫提出一個備忘錄。我寫道;在斯大林逝世和貝利亞被清除以後,仍然存在著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
  由於得不到答覆,我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備忘錄。我相當痛心地看到黨內有些猶太老黨員並不願意支持我的行動。猶太局的領導人是我在共產主義大學時的老師,當時講授共產國際史,他讀完我的報告後啞然失笑:「親愛的朋友,你幹什麼呀!你剛剛才出了監獄,恐怕又要回監獄去了!!」
  我一點也不開玩笑地回答說:「至少,這一次我是知道我為什麼入獄的!」
  1956年底,我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受到黨的理論刊物總編輯接見,他對我說;「我可以向你保證,尼基塔·赫魯曉夫閱讀過你的四個備忘錄。但是他也接到了許多其他猶太人士的意見,表示不同意你的觀點,認為無需重新建立猶太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戲劇、報刊、學校等等。在蘇聯,猶太人已經完全歸化了。
  如果恢復過去的狀況,豈不倒退了嗎? 總之,我們也許要在黨報上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中央委員會下一次會議將最後採取決定。」
  我不知道以後有沒有開展討論,有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來,但是,我知道的是反猶太主義繼續氾濫。
  回到波蘭,重新踏上我親愛的國家的土地,再見到諾維·塔爾格,我祖先的故鄉,在我被囚的歲月裡,我就是懷著這個希望活下來的。我一得到釋放就表示過要走的願望,但是人家告訴我說還要等一等( 第一批人是在戰爭剛結束後就返回波蘭的) 。我是1957年4 月接到好消息的:我獲准回到波蘭去。我是個幸福的人……
  我同波蘭黨領導的接觸是很鼓舞人心的。
  1956年秋( 這是「波蘭的十月革命」) 在哥穆爾卡推動下,政權實行自由化,結果是明顯的。我所遇到的領導人向我保證他們要把猶太民族這個集體長期保持下去。  4 月7 日,在我逗留期間,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發給各級黨組織一千通令,規定反猶太就是反革命,必須開除出黨。黨領導保證幫助猶太集體保持其少數民族的地位,同時向歸化了的猶太人保證,他們不會受到任何歧視。這個政策我是完全贊成的。
  黨的領導人參加華沙猶太區起義的紀念活動,我覺得是這種新意志的一種表現。當波蘭軍隊合唱團同猶太集體的合唱團一起用意第緒語唱猶太游擊隊之歌時,我為這種不分彼此的精神所感動,覺得這不僅僅是象徵性的。
  我回莫斯科接我的家人。1957年秋天,我們全家到了華沙。我首先訪問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諾維·塔爾格。我到那裡去,心情之激動是可以想像的。
  諾維·塔爾格變了。在那裡建立了全國最大的皮鞋廠,有幾千工人。但是我出生的那個區還保留著小街小巷,我在那裡遇到幾個上了年紀的人,他們還記得特雷伯一家。我到基地去,那裡一個老仵工告訴我諾維·塔爾格的猶太人是怎樣被屠殺的……
  這是1942年的夏天……一列貨車進站了,放出了蓋世太保的一幫子屠夫來,估計有幾百人……城裡的所有男人都被集中起來,塞進火車,向奧斯維茲開去,五十幾個年青人給送到一個鋸木廠去,那裡缺乏勞動力。婦女和兒童則給趕到墳場……
  「請看,」那老人告訴我說,「在這個地方,納粹強迫受害者挖自己的墓坑,然後用機槍掃射……我還記得,有些人當時還活著,掉到坑裡去,後面不斷倒下來的屍體就把她們壓在下面……」
  看墓的人準確地數給我聽,我家裡有哪些人被送到奧斯維茲,哪些人死在坑裡。
  在這次屠殺中,有幾十名猶太人僥倖地活下來,戰後,他們回到諾維·塔爾格,但又遭到匪徒殺害。這些匪徒拿起武器反對新政權,利用這個機會繼續屠殺猶太人。
  聽了老仵工的敘述,有好幾個星期我都很難過。但是,我還是回到我出生的城市,決心把我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波蘭的猶太人小集體。我成了意第緒文出版社的社長。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裡,這是唯一的猶太出版社。以後,我又被選為波蘭猶太人文化協會主席。我們的努力包括幾個方面,我們出版一份日報和一份文藝週刊。我們還主辦一個國營劇院,一個歷史學會,還在三十五個城市成立了年青人的群眾俱樂部和供銷合作社。
  當時生活在波蘭的猶太人有二萬五千到三萬人,其中一部分已經完全歸化了。我們的組織包括有九千名成員。政府和黨從政治,精神和經濟上幫助我們。但是反猶太主義的遺毒不是一天之內就可以肅清的。有一個叫皮亞塞斯基的人戰前曾領導過一個最反動的黨,現在據說是蘇聯的特務,又重新撿起了老狂熱分子的旗幟。然而,從總的方面來說,發展是很明顯和順利的。年青人對老的口號是格格不入的。官方的教會在天主教徒中對反猶太主義的復活進行了鬥爭。
  這幾年來,我們一家終於團圓了,我生活在他們當中,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幾年。我全部時間都用來完成我在猶太集體內擔任的職責,但是我覺得莫克扎爾將軍在黨領導內影響的擴大是個不好的兆頭。在執行我的任務時,我開始遇到困難。我們這些波蘭猶太人感覺到要是克里姆林宮內不發生根本變化,我們的處境就會繼續動盪不定。
  這些日子是寧靜的,可惜只是暫時的。有時我想最好出本書,敘述一下「紅色樂隊」的歷史……我手頭上有一些關於我們情報網活動的文件,但卻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全都是敵人方面寫的,歪曲了事實真相。1964年,我讀了一個日本作者寫的關於理查德·索爾格的書。他完美地掌握了人物豐富多彩和複雜的性格,我認為這本書是同類著作中的典範。
  我懷有強烈的願望也想試一試,並把我的打算告訴了波蘭的負責當局。但人家對我表示這事還嫌過早,而且最後須要經過審查。後來,我更仔細地考慮了這個問題,覺得我一家人都在華沙,因此我不可能是個真正自由的作家,例如,我怎能提出柏爾青將軍被清洗的問題,或者提出德蘇條約的問題呢? 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吉爾·佩羅。
  1965年10月15日這一天,我同往常一樣,在我的意第緒文出版社的辦公室裡工作。有人通知我說有個法國作家想見我……由於我出版過法國猶太作家的幾本書,我還以為可能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
  一個年青人,相貌和藹可親,眼光坦白直率,有點靦腆,走到我跟前。他告訴我說:「特雷伯先生,我現在寫一本關於『紅色樂隊』的書……」
  我望著他,覺得很有趣:    「如果你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的話,那就請吧。」
  實際上,我根本不相信這樣年青的人能夠掌握這麼複雜的一部歷史。看到我的反應,他明白我一開頭就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因此,他就遞給我一本書,上面有他的簽名,然後,顯然是要說服我相信他的話,他說,「瞧,這就是我最近寫的一本書,請你看看。」
  書名是:《J 日的秘密》。
  我們約好了下個星期一再見。
  這一天是星期五,我離開華沙,好安安靜靜地看這本書。
  書上有一條題詞,是邱吉爾的一句話:「在戰爭中,事實真相應該有云云霧霧來護從。」內容是敘述英國情報機關準備在諾曼第登陸的活動。我一口氣把書讀完。毫無疑問,作者是有能力寫一本「紅色樂隊」的歷史大書的。
  到我們第二次會面時,我喜歡他和信任他了。我久久地聽他敘述他如何在兩年的時間裡進行調查研究,很快我就覺察到,這個情報網的局外人所能瞭解到的東西,他都知道了。
  他耐心地找到了見證人和仍活著的人,參考了檔案文件,跑遍了歐洲,居然查清了「紅色樂隊」的歷史真相。我們談了兩天,談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顯而易見,他的好奇心並沒有得到滿足。
  「你能否給我談談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
  「時間還沒有到,以後就什麼都可以說了。但不瞞你說,到時我打算自己來講……」
  我又說,由於身在波蘭,因此我透露某些事情總要受到限制。分手以後我擔心我的話是不是說得太多了。
  後來,吉爾·佩羅又問我願不願意閱讀他的手稿。我拒絕了,因為我不願意對這部著作負責任,但是我請他在書出版後到華沙來看我.以後,他來了,胳膊下夾著他那本書。
  我知道《紅色樂隊》這本書得到很大成功。幾天之前,法國航空公司駐波蘭的經理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你想一想,我在離開巴黎到華沙前一小時才買了這本書,不讀完這本書我真的不想走了!」
  我同他一樣感到興奮,通過這些篇幅,我又像回到過去我們驚險的年代.我滿意地看到書中的敘述是真實的。這是一個熱情,慷慨、對「紅色樂隊」的戰士充滿兄弟情誼的人寫的書。關於我在波蘭的童年時代,關於巴勒斯坦和我早期在法國的經歷有一些出入,但都無關重要。
  吉爾·佩羅正在我家裡作客,電話鈴響了:「我是《政治》週刊( 中央委員會的刊物) 的總編輯。
  你知道不知道法國剛出版了一本關於『紅色樂隊』的書,十分暢銷? 」
  「知道……」
  「那麼,我們是不是要等到最後再來談呢? 」
  「我不希望你們的刊物……」
  「我們怎麼辦呢? 」
  「這好辦,作者就在我這裡。」
  第二天,我們到《政治》週刊編輯部去參加討論「紅色樂隊」的問題。原定要執筆的副總編輯病了。《政治》週刊到1967年6 月17日才連載吉爾·佩羅這本書的片段。幾天之前,哥穆爾卡發動了反猶運動。於是一反慣例,這篇連載沒有由波蘭各報轉載。
  毫無疑問,吉爾·佩羅這本著作的發表,為我們情報網的歷史打開了新的一頁。他花了三年的光陰去寫這本書,從警察的檔案和往事的陰影中,把「紅色樂隊」重新翻了出采。多虧了他,全世界得悉這些男人和女人的壯烈事跡,他們為了全人類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再多說這本書在西方所得到的成功了。對這本書在東方引起的哄動,大家知道得少一些。在東方,這本書從來得不到出版的機會(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時代,這本書本來是要出版的,但是俄國的坦克到得太快了!) 。
  在波蘭,我看到法文版本來回傳閱,讀者之多,連書頁都散開了。
  吉爾·佩羅的書,主要功績是讓專家也好,廣大群眾也好,都瞭解「紅色樂隊」的真實情況,衝破了納粹和冷戰散播的謊言,衝破了抗戰的壯麗神話對我們這個驚險經歷的排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舒齊·博伊森組的倖存者,如科學院副院長海恩茲·謝爾,又如格雷塔·庫霍夫都發表了證詞。1969年8 月,《世界論壇》週刊發表了文章,標題是《紅色樂隊的報務員》,大大稱頌了佩羅的書。民主德國的教學電台為我們的情報網編排了專題廣播,題目是;  { 大首長捉弄了蓋世太保》.在蘇聯,關於「紅色樂隊」的歷史也有形形色色的報道。1968年12月,我在莫斯科遇到了一個很有名的作家,他希望就「紅色樂隊」寫一本書,我妻子於1969年底閱讀了手稿。但這本書卻從來沒有出版。有一些書是由唯命是從的人寫的,卻只賣出數千本,例如《忘記你的名字》和《鎖上的屋子》。有一份週刊用這個題材,一連幾個月,,刊登了一篇連載。  就在波蘭,「紅色樂隊」也終於從無聲無臭之中出世了。1969年底還為柏林組的一個領導人阿當·庫霍夫舉辦了展覽會。    1970年9 月,我同我妻子在海邊度假,突然看到一頁報上的標題:《讓·吉爾伯通知了情報局長) .這是佩羅那本書的選篇,結尾提出這個疑問:讓.吉爾伯出了什麼事呢? 他今天在哪裡呢? 這篇稿是一家通訊社發的,刊登在各報上。波蘭當局同意澄清圍繞著讓·吉爾伯這個人的疑團,但是繼續在利奧波德·特雷伯身上扔上一鏟又一鏟的土,這個人就是吉爾·佩羅向全世界介紹的。
  當然羅,特雷伯是猶太人,而讓·吉爾伯呢……
  第九章 最後的戰鬥
  1967年6 月17日,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在工會代表大會上發言,毫無節制地攻擊猶太人。中東的六天戰爭剛剛結束,哥穆爾卡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了一個口號:「猶太人集體就是第五縱隊」。內政部長莫克扎爾將軍指揮著一個空前猛烈的反猶運動,在報刊、電視台和工人集會上全面展開。
  1968年春天,華沙大學生的示威給當局提供了新的借口,重新為洩了氣的運動打氣。他們硬說,猶太學生在警察和波蘭大學生之間挑起衝突。攻擊矛頭集中在我領導的波蘭猶太人文化協會。千百名猶太大學生被開除出大學。老黨員給逐出黨。莫克扎爾策動所謂「自發的」示威,叫喊:  「猶太鬼滾到達揚那裡去!」這種歇斯底里大發作,就差沒有發動一次小規模的屠殺猶太人運動了.是的,戰爭結束二十多年了,這種事情居然發生在波蘭。
  在這個國家的猶太人集中區,猶太人受到納粹野蠻的摧殘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嚴重。現在,雖然那裡的政權自稱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反猶太主義卻在這個國家死灰復燃了。反對以色列,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情緒很快就變成公開反對波蘭猶太人的情緒。情況愈來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盡辦法要消滅猶太人集體。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這個地方。我們知道這是符合當局內心深處的想法的( 以後,我吃了苦頭才知道我是個例外) 。
  如果我在這個時候申請簽證的話,莫克扎爾將軍無疑會十分高興批准猶太人集體的主席出國的。我的大兒子米歇爾沒有工作,頭一個走了.我的另一個兒子皮埃爾是個電器工程師,以前就被指責為「大學生帶頭鬧事分子」。於是,他退回了黨證,申請簽證,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親是個癱瘓病人,通過電視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他覺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訴她說:「我深信在中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終是要和好的。在我們的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必定要勝利,但是這需要許多許多年的時間。目前的局面是沒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些波蘭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單列出來。但是,最要緊的是,趕緊、趕緊走……」
  我的三兒子埃德加是俄羅斯文學博士,可是所有大學都不讓他工作。他經歷了許多困難,最後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對於我來說,要選擇什麼道路是很清楚的:應該重新投入戰鬥.我就反猶運動問題向哥穆爾卡遞送了備忘錄;當然得不到答覆了。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機會給我帶上「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帽子,然後把我送到個與世隔絕永遠不見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剝奪了兒子,又不能為猶太集體工作,儘管這個集體有滅亡的危險。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個可疑的外人。1968年春天,我辭去了波蘭猶太人文化協會主席的職務。除兩人外,其他的理事都倣傚我的榜樣.1970年8 月,我要求波蘭當局准許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覆……
  但只是在十個月以後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體內容是法律第二條第四款.兩年來,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覆都是這一條.由1971年3 月起,我六次寫信給內政部長,五次寫信給黨的第一書記,六次寫信給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最有意思的是內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覆,引用了法律第九條第四款,說政府可以採取決定而無須說明理由! 我的固執激怒了波蘭領導人,他們一有機會便與我為難……
  1971年6 月,比利時電視台的一個拍攝組來波蘭拍制一部關於「紅色樂隊」的紀錄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記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們正在拍片,突然來了幾十名便衣警察把我們包圍起來。有兩個保安上校親自指揮作戰,他們一定自以為是在戰場上吧。他們把我們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審問了我們好幾個小時,無聊得很。比利時的記者被沒收了器材,然後驅逐出境。但是臨走的時候,他們看見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輛汽車,開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肯定我們是被捕了。於是,一到了布魯塞爾,便馬上向國際輿論發出呼籲。幾小時後,警察便把我們放了,但是繼續監視我們.我們的麻煩方興未艾.我們成了警察調查時「特別受到照顧」的人……
  在審問我們的時候,有人來查看我們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們大手大腳,滿不在乎。在我們旁邊,樓上、樓下的住宅,在整個大院裡,在對面的大樓、街道兩側,無處不是保
  安部門的人員。一眼就可以把他們看穿,他們日夜監視著我們。附近的燈火通明,通宵達旦。還有,我們一出門,就有大隊人馬緊跟在後面.要是我們想到諾維·塔爾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門的人員就比我們先到達那裡……我們所受的這種待遇繼續了十天之久。我們回到華沙去,深信不疑我們一到馬上就會被捕。在出發之前,露笆居然躲過我們的看守的監視,郵寄了一張明信片給國外的朋友。在火車上,我們的車廂兩頭都有人把守。在華沙車站,我馬上發現了來接班的人馬。當我們向一排排出租汽車走去時,有一位先生走到我們跟前,活像個開電梯齡,問道:「我把你們送回家去好嗎? 」
  「不,謝謝,我們自己走,」
  但是,我們一坐上出租汽車,就過來一個人自作主張,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訴司機……我們的住址,就差沒有把我們的行李一直搬到我們家裡去了。不用說,我們的住所已經在我們不在的時候,經過幾次的搜查,好像用梳子梳了幾遍。由於這些事件,我心裡很不痛快,眼看著人家在我們房子周圍加強監視,十分反感。回來的當天晚上,我就臥床不起。我打電話給我的醫生,他囑咐我不要起床。但是,我剛剛把聽筒放下,警局的一輛救護車就突然出現在我們屋前,警笛齊鳴。
  這種情況繼續了一個星期,接著,我們的護法神又不見了。我到中央委員會去提抗議,負責保安事務的人接見我.他假仁假義地安慰我:「你的擔心是沒有道理的,」他對我說,「我們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時電視台的那些人事前沒有申請批准……」
  這是一個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斷地監視我們,刁難我們,卻叫我們不要介意!與此同時,我的朋友接到了警報,對我的命運很擔心。吉爾·佩羅趕到華沙來,但是看到的還是自由自在的我。因為,波蘭當局在一段時間裡,還要讓表面上過得去。但是我並沒受騙。對於莫克扎爾這一幫子人來說,我是個嫌疑分子,是敵人,是反革命( 你還可以加上其他許多罪名……) 。1971年12月,內政部再次拒絕給我簽證。我把內政部的決定通知了我的朋友們。於是,他們便決定採取行動。吉爾·佩羅,蘇勒茲,拉裡維埃爾律師,維爾科,弗拉迪米爾·波茲納,雅克·馬多爾,范范尼夫婦等在馬塔拉索律師家裡開會,決定在巴黎成立一個委員會,設法把我從波蘭搭救出來。特雷伯委員會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舉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第二天的報紙廣泛地報道招待會的經過。不久後,瑞士、英國、丹麥也成立了這樣的委員會,荷蘭的所有議員( 除共產黨議員外) ,還有其他許多知名人士簽署了一份請願書,送交波蘭大使館。我為這個聲援和抗,議運動的廣大規模深深感動……在日內瓦,人權公民聯盟,法律工作者和社會黨議員國際委員會等向波蘭政府發出呼籲。在布魯塞爾,人權聯盟主席所領導的聲援委員會,包括有議員,部長和抗敵組織。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態。巴黎的馬爾蒂大主教安德烈·馬爾羅給委員會發了聲援信。委員會包括有最廣泛的政界人士,從極左派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有。社會黨通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聲音表示不安。在倫敦,前外交大臣邁克爾,斯蒂華,帕特裡克·戈登,沃爾克和前司法大臣埃爾溫·瓊斯寫了信給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
  「利奧波德·特雷伯曾在許許多多長期和危險的戰鬥中,對法西斯主義的軍隊作戰。他在摧毀納粹政權方面,作出了獨一無二的貢獻,並因而把納粹的暴政驅逐出被佔領的國家,其中也包括波蘭……」
  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黨議員,七名保守黨議員和五名自由黨議員簽名。美國參議員也寫信給華沙政府,還有巴西,澳大利亞、哥倫比亞,英國、哥斯達黎加和以色列的工會活動家簽署了聯合請願書。
  波蘭當局對聲援我的運動感到不安,在外國通訊社記者不斷追問下,不得不出來解釋。1972年2 月29日,新聞部長賈紐雷克交給法新社下面的一個聲明:「波蘭當局對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決定,不是因意識形態或民族問題。利奧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離開波蘭是因為事關國家利益。至於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隨時到她的兒女那裡去……」
  波蘭政府躲在所謂「國家利益」的盾牌後面,想把我扣留下來。露芭趁批准她離境的機會於1972年4 月動身了。我的兒子米歇爾在哥本哈根開始絕食鬥爭,埃德加也在耶路撒冷倣傚他。在歐洲和在美洲,聲援我的運動開展得規模愈來愈大。
  但是,在巴黎卻有一個人被所有這些證詞激怒了。他就是國家保衛局局長羅歇先生。1972年1 月13日聲援委員會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來打電話給蘇勒茲·拉裡維埃爾律師……
  「還有別的猶太人等著你去為他們辯護呢1 」羅歇警告他說。
  好像碰巧那樣,法國內政部長拒絕發給我妻子入境簽證。
  羅歇先生為了替這一決定申辯,給《世界報,寫了一封信,題目是《特雷伯事件》。這封信對我進行了極其嚴重的攻擊。國家保衛局局長表示懷疑我,說我在a1942年11月底被德國軍事情報部逮捕」後,我的「行動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責我出賣了我那個情報網的好幾個人。羅歇先生又寫道:「沒有人能否認,特雷伯先生至少答應了同敵人進行某種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讓人進行這種誹謗而不作出反應。在朋友們的建議下,我依法提出控訴。由於羅歇先生領導著法國反間諜機關,所以他的這些話肯定會有人相信。要是讓公眾輿論信以為真的話,那是很危險的。另外,波蘭當局馬上利用法國國家保衛局長的這篇文章,企圖破壞聲援我的運動。在丹麥,波蘭大使館的新聞專員把上述文章分發給各報。但是他碰了釘子:各報的編輯部回答說,他們不參與這個德雷弗斯事件。
  然而事態繼續發展下去……
  蘇勒茲·拉裡維埃爾律師同馬塔拉索律師一起負責為我辯護。1972年6 月23日,蘇勒茲到華沙來看我,為我那個案子作準備。我們不能在住宅裡談話,於是便到公園里長時間散步,遠遠躲開那些包打聽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們,就中斷我們的談話,轉而大談特談天氣。
  6 月26日,我送蘇勒茲到機場去。  『不招自來」的出租汽車是沒有里程計算表的。在反光鏡裡,我幾次發現華沙當局——釘梢的——眼睛。我剛剛同我的朋友告別,轉過身來,他就給七個身強體壯的「海關人員」拉走了。他給帶到一個房間裡,脫光了衣服,從頭到腳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細的檢查,牙膏和刮臉肥皂的錫皮都給擠癟了,膠卷被沒收。蘇勒茲拚命抱住他的皮包,就像落水的人抱住救生圈,還固執地拒絕把皮包打開。人家就威脅他,說要對他使用「粗魯的辦法」了.由於眾寡懸殊,他只好認輸。波蘭警察抓走了有關我案子的材料.折騰了幾個小時,最後,我的律師才獲准登上飛機.我得悉這事後,馬上就向中央委員會提出抗議。中央委員會是完全知道蘇勒茲到華沙來的。當然他們假裝什麼都不知道。我從值班的官僚那裡得來的只不過是一個「天真」得讓你哭笑不得的答覆:「毫無疑問,這不過是通常的海關檢查罷了……」
  1972年7 月底,蘇勒茲又來到華沙。他堅定不移,但處處提防——有了經驗的律師是一個人頂兩個人用的。我們立刻就發現,我們受到比上次更嚴密的監視。於是我們決定,如要交換意見就寫在小紙頭上,看過了就馬上扔到抽水馬桶去。我的律師十分氣憤,問我「怎麼能夠這樣生活呢? 」他在一張紙頭上寫上那出色的「三字經」。我起誓我離開這個地方時也要把這「三字經」寫在最顯眼的地方。這一次,蘇勒茲離開了波蘭,沒有受到什麼留難。在巴黎,我的朋友們繼續保證給我積極的聲援:1972年10月2 日,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到巴黎進行國事訪問,迎接他的是聲援委員會印發的招貼,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特雷伯呢,蓋萊克先生? 》另方面,社會黨的領導在公報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問題》。
  對羅歇先生的起訴定於月底開庭。我的律師要求法國內政部發給我通行證。為了支持我的要求,吉爾·佩羅以及《新觀察家》週刊的記者伯納德·格塔,魯思,瓦倫蒂尼和克裡斯琴·傑倫開始絕食鬥爭.法國內政部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是波蘭政府不讓我離境。
  這樣,法國國家保衛局局長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級法院出庭時,我並不在場。我所認識的朋友:海倫娜·包裡奧爾,塞西爾·卡茨,勒德爾曼律師,克羅德·斯巴克,雅克·索科爾,還有我不認識的朋友都到法庭為我作證。
  維科爾寫信給法庭說:「我認為利奧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納粹德國的一個偉大英雄。作為『紅色樂隊』的領導人,他為最後勝利作出貢獻,要比我所能作出的貢獻大得無法比擬……」
  雷米上校得到過解放勳章,也來聲援我。法庭宣讀了他的信,他在信裡寫道:「如果我當時是在『紅色樂隊』的隊伍中作戰,我會感到十分自豪能夠有效地為盟軍的勝利,因而也是為了法國的解放,貢獻出力量。」
  吉爾·佩羅在他的證詞中,回顧了「紅色樂隊」的歷史,並確切而清楚地回答了所有問題。馬塔拉索律師的辯論詞很有力,根據充分和有說服力。蘇勒茲律師發表了熱情的辯護詞,還揭發了這個案件的真正醜惡面:「我想知道蓋世太保的所有這些人現在怎樣了。我想過,我也進行過調查:希特勒的鷹犬羅德,曾經誇耀把『紅色樂隊』的四十名戰士送上了斷頭台,現在他是托納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長。他主持一個生意興隆的法律事務所……
  「皮普過去專門收集受夠刑訊的人的遺物……他兩年前死了,他是漢堡的扶輪國際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圖加特過著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劊子手潘維茨領著政府的津貼,是一家銀行的代理人。所有這些人,今天,對於他們來說,戰爭已經不算什麼了:手上只沾了一點灰塵,吹一吹就吹跑了。我想到了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這個案件還沒有結束,羅歇先生就放棄了他在國家保衛部的職位,然後被任命為穆特埃莫塞爾省長。這情況是如此湊巧,以致當時的內政部長馬塞林不得不寫信給法庭解釋說:  「當然,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沒有任何關係,不過是巧合而已……」
  當然,……法庭判決的是羅歇省長而不是國家保衛局局長。
  有一個時候,聲援運動踏步不前。於是,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士的特雷伯委員會又於1973年3 月在倫敦舉行會議,由法國社會黨人斯科爾先生主持。
  我沒有參加為我的問題而進行的辯論,卻一直住在華沙,處境十分孤獨。從1973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監視,在我自己的住所裡,我成了一個自由的囚犯。當局通過非正式的途徑通知我說,我並沒有受到警察的監視,對我採取的一切措施並沒有其它目的,只不過為了「保證我的安全」罷了。可是,誰來威脅我呢? 我又威脅誰呢? 他們想把我怎麼樣呢? 他們有什麼要責備我的呢? 我天天翻過來覆過去考慮這些問題,可是得不到答案。總之,我覺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話,這種局面大概會繼續下去,直到那一天,波蘭政府為我舉行堂皇的葬禮,送來鮮花和花圈為止。1973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爾·佩羅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我,對我示意要採取最後措施了。以後,我就寫信給中央委員會,並把信的內容通知各新聞通訊社:「我完全知道,我在電話裡所說的每一句話,波蘭警察局都給記錄下來。因此我決定第一次把我在華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種生活和盤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監視,在我家的樓上、樓下、街道上:到處都有他們這些人。我剛剛住了一個時期醫院出來,他們原以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醫院去的。即使這樣,他們也呆在醫院監視著我和把我隔離起來。沒有人能想像我是多麼地孤單。這不是生活,這是苟延殘喘而已。神經緊張得使我無法忍受,我已經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們把我逼到了牆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麼:那就是死。但是我將站著死,一個領導過「紅色樂隊」的人是應該這樣死的。
  如果兩周之內,情況沒有改變,我就開始絕食,直到我能夠離開波蘭或者死去為止。
  我結束我的生命對於我的家庭來說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行為,我目前的處境使我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兒女有權利過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現在那種地獄般的生活。我的處境是一個囚犯的處境,我無論如何一定要離開這個監獄。」
  幾天之後,內政部的一個官員和衛生部的負責人來通知我說,波蘭當局批准我到倫敦去療養。
  自由之門打開了……我到了英國首都,在那裡同家裡人重逢,心情萬分激動。英國的聲援委員會主席曼特爾夫人迎接我。多虧他們大家,多虧聲勢浩大的國際聲援,我打贏了最後的也是最痛苦的一仗,而我的對手卻是過去的「自己人」。
  還有一句話:我是歷史所犧牲的一代人當中的一個.在十月革命光輝指引下找到了共產主義的男男女女,受到了蒸蒸日上的革命氣息的鼓舞,萬萬想不到五十年以後,列寧遺留下來的只剩下紅場上一具不腐的遺體.十月革命變了質,我們也跟著墮落下來。
  什麼,在佔領冬宮半個世紀之後,在興師動眾處理了那些「離經叛道分子」之後,在猶太人遭到趕盡殺絕,東歐「正常化」之後,在這樣一個暴力體制下,竟有人還膽敢淡什麼社會主義? 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東西嗎? 我們追求一個新世界,不惜犧牲性命進行鬥爭,為的就是這樣的蛻化變質嗎? 我們生活於未來,而未來就好像信教的人心目中的天堂,用來給我們處在動盪不安的今天的人們打掩護的。
  我們想改造人,但是我們失敗了。這個世紀孕育了兩個怪物;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我們的理想在這場大災難中破滅了。我們的絕對信念曾使我們的生命富有意義,現在卻完全走了樣,連認都認不出來了。由於我們失敗了,我們不能再去教訓別人.但是歷史具有無比的想像力,所以是不會重演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抱有希望。
  我並不後悔我二十歲開始信仰的東西,也不後悔我所選擇的道路。1973年秋天,在丹麥的一個公共集會上,有一個年青人問我:「你不覺得白白犧牲了一生嗎? 」我回答說:「不。」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人們要從我這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一生中吸取教訓……我知道,我們所沒有做到的,年青一代將會做到。社會主義一定要勝利,但絕不會打著俄國坦克壓平布拉格時候的旗號。
  1972——1974
  附錄 名單
  從1973年秋天我到達西歐,便寫作我的回憶。在這過程中,我最關心的事情就是設法瞭解「紅色樂隊」的同志們的下落。為了尋找他們,我重新走上我的朋友吉爾·佩羅所走過的道路。他成功地瞭解我許多同伴的命運,頭一個揭露了比利時布林敦克監獄慘無人道的勾當。赫希和米拉,索科爾就是關在那裡的。多虧了比利時當局,我能夠在我的朋友雅,克和薩拉·戈德伯格的幫助下,繼續進行調查。比利時公共衛生部的調查局和布林敦克炮台的行政當局向我公開了檔案.這樣,我才能夠列出名單來,儘管是不完全的,才能作出初步的總結,不用說,以後還要總結。
  「紅色樂隊」有二十七人曾經被關在布林敦克監獄。
  有二十四人被槍斃或斬首。
  有六人被槍斃,時間和地點不詳。
  有三人自殺。
  有五人失蹤。
  有十人在流放中死亡," 紅色樂隊」在法國和比利時被捕的人,一共有四十八名在戰時犧牲。
  有二十九名被捕的人生還。
  蘇德間諜戰
  ——「紅色樂隊」領導人的回憶
  利奧波德·特雷伯 著
  出版說明
  致謝
  前言
  第一部 學藝
  第01章兩個場面
  第02章諾維·塔爾格
  第03章巴勒斯坦
  第04章法國
  第05章終於來到莫斯科
  第06章面對現實
  第07章恐懼
  第08章猶太人被趕盡殺絕
  第09章謀害紅軍
  第10章巧克力大樓
  第11章追尋魔俠
  第12章傳說的來源
  第二部 紅色樂隊
  第01章樂隊的誕生
  第02章國際優質雨衣公司
  第03章幻想破滅
  第04章投入戰鬥
  第05章初步措施
  第06章在第三帝國的心臟裡面
  第07章大老闆的死信念
  第08章奏樂
  第09章費爾南·包利奧爾
  第10章我的雙重生涯
  第11章阿特雷巴德街-101號
  第12章情報中心的錯誤
  第13章別動隊追蹤
  第14章「奧托先生,怎麼樣……」
  第15章「大賭博」
  第16章傑林六戰六敗
  第17章禍不單行
  第18章特殊監犯
  第19章此仇不報非君子
  第20章四會朱麗葉
  第21章布林敦克地獄
  第22章情報中心採取主動
  第23章別動隊中計
  第24章布拉格的劊子手
  第25章「大首長逃跑了!」
  第26章大戰蓋世太保
  第27章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第28章別動隊受困
  第29章劊子手留下了指印
  第三部 歸來
  第01章奇怪的旅程
  第02章盧比昂卡
  第03章勒福托沃
  第04章活死人的收容所
  第05章歷史的教訓
  第06章斯大林監獄中的意外相逢
  第07章獲釋
  第08章回到華沙
  第09章最後的戰鬥
  附錄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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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德間諜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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