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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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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祭 作者:王蒙
  沒有。
  還是沒有。
  終於找不著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機,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東諾夫的型號。我戴上耳機尋找一個哪怕只是聽著熟悉一點的,沒有蘇聯味道,但是至少有一點俄羅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著。
  有意大利歌劇,有百老匯音樂劇,有交響樂,有爵士樂,大概也有俄羅斯的流行歌曲,搖滾風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往日,這方面的話我已經說過太多,已經不能再說。我想起了「前蘇聯」一詞,本來我覺得莫名其妙,誰不知道蘇聯已經「前」了?加一前字純粹脫褲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機上找尋歌曲的經驗使我想起了那種前朝「遺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蘇聯的遺老,於是從遺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麼?
  歷史,使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許多「前」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飛機的服務極好,至少飛機上沒有我國民航上常見的那種飛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飛機起飛十多分鐘了,已經完全平衡地飛行了,空中小姐們仍然緊緊繫住安全帶,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國或有的那種把最好的座位留給機組人員,先為自己再為人民服務的路子。直到統一宣佈了可以不系安全帶了,她們才開始走動,廁所也才開始啟用,這是全球飛行業務中極嚴格的一批人,畢竟是俄羅斯人,沒有中國人那麼「靈活」。
  八個半小時以後,到達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國際機場旁邊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覺是原始的大片白樺林,而不是我想像的山毛櫸,像我在《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中描寫過的。我還發現,在俄羅斯畫家偏愛的風景畫中,樹木,特別是白樺起著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維坦的《 春天和大水 》。我的可憐的美術鑒賞能力和背景,使我喜愛列維坦勝過了法國和荷蘭的大師。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紹說列維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脫離蘇聯和遠離俄羅斯方面是最積極的,它現在已經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還能把列維坦算作俄羅斯畫家麼?
  莫斯科機場的屋頂仍然像是懸掛著金屬易拉罐式的銅鑄圓環,像我二十年前看到過的那樣。俄羅斯是一個金屬與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祖國進行曲 》的歌詞完全是事實。這首歌是杜那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經膾炙人口,中國的「進步」青年無人不唱,頭兩句的旋律還作過莫斯科廣播電台對外廣播的呼號,響徹全球。當然,機場裡已經大大增加了商業氣氛,而且許多是英語的標誌、廣告和霓虹燈,品牌也是國際化了的了,例如耐克的對號與蘇格蘭威士忌的「紅方」「黑方」和更昂貴的「藍方」,好像還有維多利亞的秘密牌的女子內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訪問匈牙利的情景,那時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還存在著相當的問題。當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紹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的筆會領導人不斷用英語說著——應該說是喊著:「Brother Countries。」——兄弟國家嘛。
  我也想到,一個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例如五十年代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的氣壯山河的長篇講演更持久?半個多世紀前,大概也只有我這樣的中華少年革命人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位據說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立過功勞的同志的宏文讜論。現在,不論俄國還是中國,有幾個人像我這樣還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宇宙飯店

  我和妻與原來的助手崔建飛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飯店。說是前兩年鐵凝全家來旅遊也在這裡住過。一個四星級大飯店,大堂裡明晃晃地設有賭博場地,當然還沒有拉斯維加斯或者葡京飯店那種規模。住房裡可以看到稱作「歐洲電視」的高塔和設計氣魄宏大的加加林紀念碑,像是一個長長的大鈍角三角形,最短的底邊在下,最尖的一角頂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難忘的是宇宙飯店的餐廳: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樹,就是俄羅斯那首令我眩迷癡醉的民歌,先是高聳入雲得近於孤單,而又委婉多情得近於淒涼的男高音的領唱,你原以為已經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領唱以回應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懸掛在那裡了;然而狂歡式的近於暴烈的火一樣的合唱響起,於是孤高的英雄與廣場和四鄉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 馬戲團 )小丑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 南方週末 》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裡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面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只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面唱一面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歎,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周,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週到什剎海冰場滑冰。可惜每週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的「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像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剎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的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麼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 有誰知道他呢 》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她們的天真與微笑還在,比「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 蘇聯共產黨不斷自詡的一個套話 )更天長地久。
  我趕緊佈置要給她們小費。我畢竟是跟上了時代。藝術與小費不沾邊,友誼、青春、愛情與夢裡都不包含小費。然而,藝術的創造者傳達者是人,藝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羅斯的唱歌的姑娘們是不拒絕小費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偉大實驗未能成功,遺憾啊您哪。
  給小費的行為中還包含了顯示一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的崇高動機。
  順便記一筆,斯大林雖然眾說紛紜,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人不見得願意正面地談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歡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團還在。幾個俄羅斯朋友向我說明了這一點。

  給列寧鞠躬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紅場。日程上寫的是遊覽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離不開紅場:克里姆林宮、紅星、列寧墓——列寧斯大林墓——列寧墓,去過一次的人還會知道聖巴蘇教堂、沙皇時期法國老闆建的大百貨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前,彈指一揮,人間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間。那次由於目的地是塔什干,沒有怎麼在莫斯科活動,當時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寧墓也排不起隊
  。我那年住在俄羅斯飯店,出門就是紅場。兩支隊伍擺在眼前,要排隊,必須有枯立五個小時以上的準備。
  現在的列寧墓則每週只開放兩天,參觀人數不多。就這樣此地還不斷有人發出取消這一陵墓的言論。我們在小雪中排隊,大家都很嚴肅,一次次反覆進行安全檢查,進入陵墓以後不得出聲,不得交頭接耳。五十餘年前,有幸去瞻仰過列寧遺體的人都對我講墓前的紅軍衛士如何如銅像般一動也不動。現在倒是也沒有這樣嚴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寧的面孔與衣裝新鮮明麗,我恭恭敬敬地給遺體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寧墓瞻仰得這樣遲。
  如果是當年……而現在俄羅斯不乏對列寧的不敬的乃至褻瀆的說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草率和隨意呢?難道能夠無視歷史?難道歷史就像打鞦韆一樣地搖擺極端?
  無言。無聲勝有聲。
  我們也看到了紅場檢閱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羅希洛夫、柯希金、斯維爾德洛夫等等。銅牌與字跡依舊。
  我們進入了克里姆林,裡邊有一個現代化的辦公會議樓,是依據赫魯曉夫的命令修建的,為此拆除了大量古跡,真是得不償失。許多次蘇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這裡開的。另一個簡樸的樓掛著俄羅斯的三色國旗,是現任總統普京的辦公地點。更多的是看了裡面的東正教堂,古色古香,蠟燭點燃,教堂特有的氣味濃烈。蘇維埃時期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館,現在香火旺了起來。我乘機學到了一點有關東正教的知識,東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橫,說明耶穌的頭部也曾被釘住,下端一個斜橫,高的一端是一位聖徒寧死不屈,至死承認耶穌是主的兒子,從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嚇倒了改了口的軟骨頭,便從低端墮入了地獄。二分法的傳統,「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羅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羅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雖然大紅星仍然閃爍。說是那紅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資無數,用了不知多少昂貴的紅寶石,使之晝夜閃光,明耀寰宇。現在也有激進人士不斷要求拆星移星,當局以成本太高而財政困難不幹。
  我們也去了大百貨公司。與1984年不同,現在櫃檯上擺著的多是西歐進口名牌貨,應有盡有,規模與購物環境極佳。然後克里姆林宮的鐘樓上大鐘響了,正午十二時鐘聲「敲」出原蘇聯現俄羅斯的國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詞是「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造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在小風雪中我們到了蘇聯一本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中描寫過的阿爾巴特街。一條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遊街,街中心有賣禮品的攤檔,而不是貼著牆根兒。過去,這裡住過一些蘇聯要人高幹子弟。現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區」和商業街。這裡的俄式大餐實在味道好極。我們點牛肉,不是大塊牛排而是罐燜,點雞肉,上的也不是半隻西裝雞而是基輔式的黃油雞卷:把一片雞肉捲成卷,內裝洋蔥、蘑菇、奶酪等餡子,外裹蛋汁澱粉,煎熟,使我想起當年莫斯科餐廳在北京開業時的盛況。不知是否俄羅斯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口味介於東西之間,我輩華人易於接受俄餐。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綠。所有的理念都應該通向生活。附麗於生活,就沒有,至少有可能減少破滅和虛空。

  莫斯科

  畢竟是一個大地方,大都會,大國首都。
  與二十年前的造訪時相比,莫斯科煥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擴大了。我們住的宇宙飯店,原來只是郊區的田野。雖然不乏高層樓廈,基本風格仍然是石塊、磚木、水泥與鋼筋結構,浮雕式的建築,與紐約或者香港的玻璃鋼樑摩天大廈風味不同。建築並不林立,仍然是「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仍然是「能夠自由呼吸」的足夠空間。
  妻一到莫斯科就說:莫斯科顯得大氣。我補充說,就像北京。人們常常批評北京已經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韻味,很可能這個批評是正確的,而且我曾經設想,如果我們的申奧口號不是「新北京,新奧運」,而是「老北京,新奧運」該有多好。幸好,搞申奧翻譯的人明瞭這一點,英語的譯文就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跡。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廣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倫敦矜持,羅馬雍容而悉尼舒適,維也納華美而柏林嚴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紐約高聳。北京和莫斯科一樣,大氣,而莫斯科卻顯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種我們在北京展覽館、上海展覽館身上已經領略了造型的所謂斯大林式建築,在莫斯科一共七個。底盤大,樓層越是往上越是減少面積,像擺放好了的積木。正中的塔樓好像豎著一根旗桿,頂著一顆紅星。我在布達佩斯等東歐城市也看到過蘇聯援建的這種類型的建築。
  據說斯大林原來下令修建四十處這樣的大樓,作為二戰勝利的紀念與二戰期間莫斯科建築受到的破壞的補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處,斯大林逝世,於是此種樓不再。現在的七處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學和俄羅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龐然大物。靠近紅場最近的一處這樣的大樓現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樓。
  莫斯科河給莫斯科帶來了好風水。到處看得見莫斯科河。來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學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欄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遠處——其實不遠,就是紅場,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寧山,一首蘇聯歌曲《 列寧山 》是我們年輕時候最喜愛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說「之一」。「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峻峭的山嶺多麼神往……當我們回憶少年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蕩漾……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嶺云云恐是譯者杜撰,因為列寧山名為山,實際只是一個大高地,整個高地歸莫斯科大學所有,開闊平坦。歌詞裡還有一句「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與現代環保觀念不甚吻合,回憶起來有點滑稽。事實確是如此,從麻雀山看下去煙囪不少。其實當年我們開始搞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的夢想也是到處架起煙囪,各種黑煙黃煙白煙紅煙齊冒。
  我在二十年前《 訪蘇心潮 》中寫過莫斯科大學給我以傻氣的印象,奇怪的是,這一次,在俄國人不乏對於斯大林式建築的嘲笑抨擊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莫大」這種大樓也挺氣魄。是不是我的審美也受國家關係的影響呢?是不是因了蘇聯的變成「前」我反而遺老起來了呢?反正你不把它當成美夢看也不把它當成敵人看,你反而與之容易交往與溝通。這一回我兩次造訪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許多遊人,包括凍得發抖的穿著婚紗拍結婚照的少男少女。蘇維埃時期則是結婚者必在這裡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學,燈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視。雪花輕落,別來無恙,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歷史怒吼長嘯,鐵血生死,狂舞疾轉,然後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學依然,生活依舊。現在有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在此就學。
  然而這麼偉大的蘇聯,偉大的俄國,偉大的莫斯科,怎麼連一條一截高速公路都沒有呢?尤其是雪後,莫斯科的堵車甚至超過了我所體驗過的以交通堵塞聞名於世的墨西哥城。雪後,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時間五六個小時,而參加活動的時間只有路上時間的一半。說是沒有錢,說是莫斯科人不能想像過路收費,所以也就無法進行良性循環,也就沒有人投資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與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談話,他說,中國匈牙利現在經濟改革還來得及,因為革命前的商人企業家還都活著,而蘇聯十月革命已經六十餘年,懂商品經濟的人已經死光了,再想搞什麼商品經濟,只怕後繼無人了呢。當時我還以為他是說笑話。
  俄國朋友說我們是幸運的,抵達莫斯科的時候是深秋,樺樹上的葉子還沒有落盡,柳條還是綠的,十月陽春,信然。幾天後大雪飄飛,寒風怒吼,冬天來了。

  莫斯科與北京

  不,還是不同。莫斯科沒有那麼多鋪面、攤販、商店。看來,莫斯科的改革雖然激進,卻沒有像北京那樣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是不是這樣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銅臭呢?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中國的不少人文知識分子大概喜歡這樣。
  何況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蓋下仍然保持碧綠的草坪,尤其是叢叢樹林,樹遠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乾脆被森林所包圍。偉大的俄羅斯呀,得天
  獨厚的俄羅斯呀,這裡有更多的被有心人們苦苦守護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論是入境、住店……辦手續都相當慢,住酒店還動輒扣住你的護照,過數小時至一兩天才還給你。這些事上,前蘇聯並沒有怎麼「前」,前起來也並非易事。有人說,中國規定,邊防辦入境手續正常情況下不得超過四十秒鐘,而俄國規定不得少於四分鐘。反正我覺得他們的認真管理精神大大超過了方便服務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像不到的高質量街頭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羅蒙諾索夫,包括馬克思。我們在街旁的樹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們問這是誰,答:馬克思。多麼慚愧,竟然認不出馬克思來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許多大街與廣場,你覺得這確是一個重視文化尊崇藝術的國家。蘇維埃時期被貶斥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於近年落成。我想起了《 白夜 》《 白癡 》《 卡拉瑪佐夫兄弟 》《 被污辱與被損害的 》,想起陀氏的癲癇病,想起他的陪綁絞刑,想起他的酷愛輪盤賭,想起他的落筆萬言泥沙俱下拷問靈魂扭住脖項的文風,悲憫無限的陀氏終於坐到了莫斯科的街頭,這使我感從中來,不勝唏噓。
  我忽發怪想,俄羅斯的文學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偉大太發達了,這是不是造就她的獨一無二的歷史的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從莫大回紅場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二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雙筒望遠鏡向遠處( 應該是向西方吧 )眺望,氣魄宏偉異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來勉勉強強弄起的城市雕塑,實在牛不起來。
  說是人們不一定願意多提前蘇聯的話題。說是蘇聯七十年,農業產量始終沒有達到過沙皇時期的最高水平。而現在俄國人的收入也低於前蘇聯的水準……上蒼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的姑娘的美麗度遠遠超過其他訪問過的數十個國家和數百個城市,莫斯科的餐館仍然頗有情調品位。
  你到莫斯科大劇院看戲,你覺得這裡的人的文化素質很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版的《 天鵝湖 》,白天鵝最後沒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裡。當黑天鵝攪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時候,背景上出現了一個小景框,小框裡是白天鵝的悲慼與掙扎,音樂也變得急促不安,驚慌乃至於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團圓的結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與遺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劇感。
  劇場的秩序與氛圍極佳,比北京的劇場文化強。
  蘇聯說沒有就沒有了,蘇共說解散就解散了,盧布說貶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塗,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靜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烏克蘭。再想想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亂局……這在使你歎息的同時卻也使你讚歎。

  動盪年代的愛情

  為了發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說集俄文版,我們在「找到你自己」書店舉行與讀者見面會。
  這個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譯編輯,他的眼光比較藝術。他選的是《 夜的眼 》《 雜色 》《 木箱深處的紫綢花服 》《 深的湖 》《 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園的故事 》《 焰火 》《 他來 》等。
  ( 俄女學者兼我們的導遊阿克桑娜博士表達了對於「紫綢花服」的理解與欣賞。而在我們後來訪問阿拉木圖的時候,哈薩克斯坦國家圖書館館長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園」的故事評述世界與兩國關係的失而復得,這都應該感謝這個譯本。 )
  書店的樓下是禮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國禮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燈籠、刺繡等,快到聖誕節了,各種商品密密麻麻,碰頭撞臉擋胳臂絆腿,使我想起兒時舊北京街上開的文具店。
  三十多個讀者等候因為塞車而遲到一個多小時的我們,氣氛比我想像的熱烈。我的印象是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都很有興趣,但又都不甚瞭解,特別是近年來的發展,他們想像不出來。
  有一個中年男子提出與我共唱蘇聯歌曲。我們一起唱了一些比較流行的,諸如《 喀秋莎 》與《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後來我唱起《 五一檢閱歌 》:「柔和晨光/在照耀著/克里姆林古城牆/無邊無際蘇維埃聯邦/正在黎明中甦醒……」他和了幾句後拍著腦袋表示已記不起歌詞。我又唱了地下時候學會的第二首蘇聯歌「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 第一首是《 喀秋莎 》,當然。 )和另一首歌頌蘇聯名將肖爾斯的歌:「隊伍沿著河岸……在那紅旗下面/躺著一位游擊隊長……」他唱不出來了。
  正式會見開始前一位年長的、身材仍然不錯的女士來找我,向我介紹,她是一位詩人,我國蘇聯文學翻譯家與研究家老G的當年的戀人。G只是代號,不是高或者甘。我與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影集給我看,老G 當年在莫斯科留學時候與她同班同學,那時他竟是這樣瀟灑英俊。內中有不少他們二人的合影,可以想像二人的感情的火熱。影集中也包括了老G後來的照片,有他後來在國內結婚後的全家福。最後一張是老G前幾年不幸猝逝後的靈堂,黑幔上寫著老G的名字,懸掛著的是女詩人的青年時代的戀人的遺像,叫做天人相隔。
  我驚訝震動,不僅在於她與老G的早年戀情,而在於老G從來沒有、國內也從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這段故事。而當年的蘇聯姑娘,卻坦白自然得很,這也是文化的差異麼?
  更令人震憾的是時間,時間比你想像得有力得多,無情得多,時間主宰著我們,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經評論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間的轉移來寫時間。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軍佔領下的北京度過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與壯年。而俄羅斯呢,一到俄羅斯青年時代的記憶就紛至沓來,渾若不勝。
  朋友告訴我,老G與這位俄羅斯女詩人的愛情是不可能實現的,雙方政府都有禁令,後來,兩國關係又敵對成了那個樣子。所以,雖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經供職於我駐莫斯科大使館,也不可能與之見面,直到1991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老G費了老大的勁終於找到了女詩人。
  還說什麼呢?恩怨情仇,藕斷絲連。又是近鄰,又是第三國際,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萬古長青……本是同根生,這是歷史?這是命運?這是天意?你永遠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靜非常旁觀地談這個「外國」,看這個國家。你為她付出了太多的愛與不愛,希望與失望,夢迷與夢醒,歡樂、悲哀與恐懼……這佔據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上一代人特別是革命的老知識分子的一生。而後,錯錯錯,莫莫莫;長已已,永惻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波羅的海的夕陽

  這次還去了聖彼得堡。這是這個城市的古老名稱,源於耶穌的十二個聖徒之一的聖彼得。後來改成彼得格勒,是為了紀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後定名為列寧格勒,當然是為了永憶列寧。現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處的州的名稱沒有改,仍是列寧格勒州。而莫斯科的通往聖彼得堡的火車站也仍然名為列寧格勒火車站。想洗淨一段重要的,震動了世界也改變了世界,震動了本國也改變了本國的歷史談何容易?價值選擇的變易不能代替歷史的書寫,而書寫歷史不等於歷史本身。當我與該城的漢學家們
  座談時,一位女學者問我:「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改革得太慢了?」我說:「沒有啊,你們連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為我語帶嘲諷,實無此意!我怎麼會覺得他們慢呢?
  我不想再寫這裡的涅瓦河、冬宮、阿芙樂爾巡洋艦、購自埃及的獅身人面像。也不再寫這裡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做《 沿著彼得大街 》,抒發一個喝醉了酒的馬車伕趕車的情景,歌曲裡有車伕吆喝馬的叫聲。是我記錯了嗎?當我問導遊哪裡是彼得大街時,導遊表示不知道。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經在與列寧格勒紅霞工廠結成姊妹關係的北京有線電廠做共青團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記了問這家工廠的情況了。一位中國人告訴我,即使還有,也早已面目全非嘍。
  感謝導遊帶我們去「木木餐廳」用飯,餐廳門口有屠格涅夫的小說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飯後老闆送給我第一版「木木」的複製本。後來我們又到柴可夫斯基與科學院餐館用餐。就沖這些餐館名稱也令人欽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館,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墳墓都在這裡。
  11月21日我們碰到了風雪,可能沒有普希金小說裡描寫的「暴風雪」那樣激烈,但已經可觀。風是白色的,雪是散漫無形的,風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風的形體。街道與巨石建築也在瞬間出現了白色,剩下的河流顯得格外黝黑。我在風雪中踉踉蹌蹌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寫過的「青銅騎士」——彼得大帝銅像前留影紀念。那裡有交通警察,近處不得停車。咯噠一聲,攝影完畢,膠片也沒有了。
  由於當天夜間還要乘車返莫斯科,我們回旅館休息。天昏地暗,疲勞的我們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驚醒,滿室通紅。睜開眼,得知紅光來自窗戶。走到窗前,拉開窗簾,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個天幕,遠看仍是烏雲,看海洋,似乎也陰沉得很。只有海平線上,留出了窄窄的卻是明亮的長長的光帶,紅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藍色,褐色……光芒四射,儀態萬方,霞光千里,為宇宙扎上綵帶。夕陽就停泊在波羅的海海面上,夕陽傲視著我們,滿目風光,滿身驕傲。
  我與妻都驚呆了。我們被一種狂喜的心情攫住。這像是沉鬱中一次歡樂的爆炸,像是神聖的顯示,像是波羅的海與聖彼得堡再次舉行了開光典禮,像盤古開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輝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鐃鈸齊鳴,響起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大合唱——《 光明頌 》。誰都知道彼得堡的陰沉的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只有六十個好天,卻不知道暴風雪後突然展示的波羅的海夕陽的美輪美奐。
  我們住在波羅的海宮,隔窗望去就是波羅的海,芬蘭灣。而過去,芬蘭灣的風光只在列賓的油畫裡見過。現在看出去,已經沒有當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卻多了一個燈光晝夜眨眼的海濱夜總會。遠處也有燈火,我開始以為是芬蘭,後來導遊告訴我那邊是喀琅施塔得島。這個島的名稱我也不陌生,因為蘇聯七彩電影( 那時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 )《 難忘的一九一九 》中有這個島的水兵叛變的故事,有一個鏡頭是斯大林乘著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來解決水兵叛變問題,像聖者下凡一樣,一時全電影院的觀眾歡聲雷動。
  很快,夕陽落入波羅的海,天立刻黑下來,陰雲重新瀰漫,風雪再次接續。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開始。
  謝謝你,波羅的海的夕陽,我相信你是特意衝破烏雲,一顯靈驗,一展風采,向我們說一聲「你好」的。波羅的海的夕陽是太陽、海、芬蘭灣和城市的精魂,是兩個彼得和一個列寧的精魂,是俄羅斯、蘇聯和俄羅斯的精魂,是衛國戰爭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英勇犧牲了的百萬列寧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這個光明的城市,歷史早已證明了。

  俄羅斯永在

  這次去俄羅斯是應俄羅斯總統駐西伯利亞聯邦區全權代表、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請進行友好訪問而進行的。而首先倡議這一安排的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他們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際舉行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
  儀式上,依例所長季塔連柯院士有兩個提問,一個是:「您是否準備繼續致力於我們的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友好?」一個是「……致力於科學的發展繁榮?」我都回答了「是的」,
  然後將博士證書交到我手裡。
  這讓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儀式與法庭上作證前的宣誓,還有來自蘇聯,而中國的規矩一樣的少先隊的誓言:「時刻準備著」。人們是需要許諾的,中國古人稱之為「然諾」,李白的「古風」裡盛讚魯仲連的一諾千金的精神。我也應當記住這兩項肯定的答覆。
  儀式後是我的講演與學者們的發言。其中索羅金先生主要講了我的《 季節 》系列,華克生講了《 活動變人形 》,而托洛普采夫講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他們甚至談到了近兩年堪稱暢銷的《 我的人生哲學 》與《 青狐 》。他們還是真的瞭解情況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同志宴請其時的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時的一件事,「謝」外長提到了我的《 活動變人形 》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書的俄語版一次印了十萬冊,一搶而光,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裝第一次印刷二萬九千冊,加精裝不過三萬餘冊。我向客人介紹了這一情況,並且說我正在考慮今後是不是主要應為俄羅斯讀者寫作。於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時候讀報看到,「謝」先生由於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已經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訶夫的《 萬尼亞舅舅 》最後的台詞,由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路曦扮演的索尼婭,撫摸著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後陷於極度頹喪的萬尼亞舅舅的頭,她說:「我們會有休息的,我們會有休息的,休息啊……」
  話劇由蘇聯專家列斯裡導演。
  然後是午宴。在主人們輪流進行的熱情洋溢幾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詞後面,我致了答詞。我說:「蘇聯,俄羅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時代的夢。現在,蘇聯沒有了,我的夢想已經比青年時期發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羅斯還在,莫斯科還在,中俄人民的友誼還在,而且一切會更加繁榮和美麗。」
  我相信我的話打動了俄羅斯朋友,這從他們的目光的突然閃亮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中國的熟語叫做為之動容,我知道什麼叫為之動容了。

  科洛夫部長

  寫完2004的俄國之行,似乎意猶未盡。我首先想到了與俄羅斯文化部長索科洛夫先生的會見。索科洛夫是一個音樂家,曾任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院長,瀟灑英俊,文質彬彬。我們談到了在全球化趨勢迅猛發展的今天,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與民族文化的性格的必要性,中俄文化交流對於世界文化發展格局的健康化的重大意義。談到俄羅斯音樂對於中國的影響,我提到了強力集團,莫索爾斯基、鮑羅金、李姆斯基·柯薩闊夫直到蘇聯時期的蕭斯塔柯維奇、哈恰圖良、杜那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謝多依。不待翻譯,他們已經聽懂了我的漢語發音的俄羅斯音樂家的一系列名字,並且發出嘖嘖讚歎的聲音。我後悔的是忘記了講格林卡,其實格林卡的《 盧斯蘭與柳得米拉 》《 伊凡·蘇薩寧 》都是我熟悉的,而格林卡的歌曲《 北方的星 》更是我所愛唱的。
  當我談到中國的和平發展與我個人近年提倡的進行文化大國建設的想法時,索科洛夫部長說:「我們並沒有感覺到中國的軍事力量對我們有什麼威脅,現在中國威脅我們的主要是在體育領域……」一時賓主哈哈大笑,我不能不佩服部長先生的幽默風趣,寓友好的乃至帶有讚賞性的話語於玩笑——謔而不虐之中。而且,他說的恐怕是事實:奧運會上中國新增的金牌,好多是原來蘇聯的拿手項目。

  火車旅行與其他

  我們往返莫斯科與彼得堡,都是坐的夜間行駛的火車。軟臥車廂是兩個人的包間,還是比較舒服的。我們就沒話找話地「研究」起來,如果恰恰是一男一女會不會感到尷尬。我記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被日丹諾夫痛批了一通的電影《 列車東去 》中似乎就有同坐火車發生愛情的情節。中國的軟包設計則是四人一「房」,除了節約資源以外,不知是否有避免尷尬的動機。回程時恰恰是崔建飛先生與一位女士搭伴,於是大家大笑。後來到了莫斯科,陪同兼導遊阿克桑娜博士說起她一次陪台灣一些客人坐火車旅行,台灣一對伉儷寧願分開入「臥」,太太願與阿博士一道,先生則自告奮勇去與一位車票號應與阿博士相處的男士為伴。阿博士對中華紳士的保護非常感激,同時告訴我們,他們早就習慣了這種乘火車法,沒有任何其他感覺。阿博士與精通華語的彼得堡的導遊瑪麗亞娜還講到一些她陪華人旅行的經驗。東北人喜歡找CASINO( 賭博 ),新加坡人喜歡找咖啡館,台灣同胞到了什麼地方很注意先尋找衛生間——也許是他們飲茶太多的緣故吧。是我敏感嗎?從她們的介紹中聽出了一點微詞,有些華人遊客不怎麼有耐心參觀文化遺跡。
  瑪麗亞娜學了一些中國的——我以為是糟粕——俚語時尚語,如把撒尿說成「唱歌」,把「找小姐」說得帶有某種不良意味之類,使我為同胞遊客的教養與水平而歉然。

  姑妄聽之

  科學院遠東所長季塔連柯院士原在蘇共中央機關供職,他的學術與社會地位都很高。他對於中俄邊界的完全劃定十分興奮,而且他含蓄地表示,俄政府是事先咨詢了他的研究所的意見的。可以估摸,季院士對於邊界事宜的圓滿結果是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的。他還多次提到中國的投資者到俄國來的太少了這樣一個——用他的話來說——與兩國友好關係不相稱的問題。
  他對於當年的中蘇關係有一個說法,是我聞所未聞的。他說毛主席從中國的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出發,早就想與美國建立一點關係,這在延安時期已經有所嘗試。但美方未有正面的回應。後來被迫,只能講一邊倒了。但一邊倒後,毛主席等對蘇聯又實在不滿意。建國後中國的黨內鬥爭有一個不好講的背景,就是要戰勝那些真正一邊倒的親蘇分子……即使如此,有三個非常顯赫的政治家( 其中一個是非中共人士 )從來沒有講過蘇聯不好,蘇聯方面對此看得是很清楚的。
  我聽著他的對於我來說相當別緻的此種說法,想起了改革開放以後,中蘇關係略略緩和時原先的蘇聯援華組長阿爾希波夫訪華的一個場面,中國一位領導人與他見面,兩人熱烈擁抱,老淚縱橫。電視台播出了這一鏡頭。就算院士講的我們認為是無稽之談也罷,中蘇關係……如李清照的詞: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 或別的什麼字 )了得!
  我想,中國黨內的知識分子成分恐怕受蘇聯影響比較深,農民成分則更多地是由於打土豪、分田地的現實考慮投入革命,他們考慮問題當然更實際得多。而改變了一邊倒的政策,這畢竟是毛主席的一個貢獻。
  季院士還給我講到斯大林喜歡音樂,喜歡古典文學,每天自己彈著鋼琴唱歌,這也是我未曾與聞的。

  往事依依

  回到北京,我給老G的妻子X老師打電話。X老師來到我家,我把女詩人那裡的老G的青年時代的英俊照片給了X,X告訴了我更多的細節。
  老G那時在莫斯科留學,院夕到了,只有少數幸運兒有機會到克里姆林宮參加蘇共中央組織的迎新年晚會,老G與那位拉脫維亞裔的女詩人——當時是女學生有幸被選。他們在克宮翩翩起舞,互為舞伴,成為當天晚會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對。那天晚上,拉脫維亞的女生身穿
  一身白色衣裙,漂亮極了。
  然而,他們的感情沒有前途,等到老G留學的後期,中蘇關係已經出現了裂痕。
  現在,拉脫維亞已經與俄羅斯分道揚鑣,中俄關係倒是愈來愈好,而老G,女詩人,天人相隔,何堪回首?

  訪蘇心潮(1)

  我兩次訪問過美國,訪問過聯邦德國和墨西哥。我曾經寫下了一些出訪見聞,寫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別樣的、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這些感受的基本特點( 特別是關於美國的 ),可以用一個通俗的字眼來表示:「開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層的摩天大樓嗎?你看得到密如蛛網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
  流嗎?你看得到那燈紅酒綠、奢侈豐盛的花花世界嗎?
  而到蘇聯的訪問完全不同。我無法用一種好奇的、幽默的、熱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觀態度來環顧周圍的一切。
  幽默是一種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歲以後才考慮並實現訪問美國的。訪問美國對於一個作家的心靈來說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它好也罷,賴也罷,你有時候嗤之以鼻、有時候五體投地也罷,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夠的幽默感,你就會有足夠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訪美經驗,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蘇聯不行。我嚮往蘇聯,遠遠在具備足夠的幽默感之前。
  在蘇聯,我覺得光靠幽默是不夠的。雖然我曾經自我欣賞、自我標榜過我的幽默。
  訪蘇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從十五歲起就夢想過去蘇聯,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那時候蘇聯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夢,而且是我為之不惜犧牲生命去追求的一個理想。
  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我沒有親眼見過它,但我已經那麼熟悉、那麼瞭解、那麼惦念過它的城市、鄉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幟、標語口號,它的小說、詩、戲劇、電影、繪畫、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給我以似曾相識、似曾相逢的感覺:莫斯科河畔釣魚的老人,列寧墓前的銅像般一動不動地肅立著的兩個哨兵的藍眼睛,克里姆林宮鐘樓上報時的鐘聲,用花崗岩鋪地的紅場與紅場上的野鴿子,列寧山上的氣魄雄偉卻又顯得有點傻氣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地下鐵路革命廣場上成群的銅像,包括街道的名稱——普希金大街( 靜悄悄的 )、高爾基大街( 兩邊都是商店 )、赫爾岑大街( 通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 )、別林斯基大街( 大概面貌與革命前沒有區別 )……這種似曾相識感甚至是令人戰慄的。
  我真的來到了列寧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爾基的故鄉,我聽到許多歌兒歌唱過、我自己也動情地唱過許多歌唱它的歌兒的莫斯科了嗎?
  當然是初次邂逅。怎麼又像是舊地重遊?
  我倒沒有幽默它一下,乾脆用好萊塢電影的那個中文名字,叫做「鴛夢重溫」。夢早已被當時是冰冷的現實、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變成歷史的鐵一樣的嚴峻所打破。
  遊歷蘇聯是一次靈魂的冒險。因為再沒有第二個外國像這個國家那樣在我少年時代引起過那麼多愛、迷戀、嚮往,後來提起它來又那麼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罷,壞也罷,它和我們的關係是太深、太息息相關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一種少有的關切,都納悶,都急於多得到一點有關它的信息。
  遊歷蘇聯是一次充盈的內心體驗,不僅僅是、遠不只是一次「開眼」的旅遊。
  它的一切美麗都使我憂傷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麗都使我欣慰而又憂傷。
  這是一次重溫舊夢的旅行。當我看到克里姆林宮的紅牆,當我聽到那報時的鐘聲,當我聽到在蘇聯已經唱了二十多年的《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的時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輕時候。
  這又是一次告別舊夢旅行。我不是魯迅的秋夜的細小的粉紅花夢中的瘦詩人,我並無興味把眼淚擦在粉紅花的最末的花瓣上。
  重溫舊夢帶來憂傷的甜蜜和甜蜜的憂傷。告別舊夢帶來希望的堅強和堅強的希望。
  這是我們的近鄰。
  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一個多小時以後便離開了我國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再大約一個小時,便來到了貝加爾湖上空。
  地理書上講過,貝加爾湖是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愛唱一支歌: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為爭取自由而受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中國的革命浪潮,蘇聯所影響的世界的革命浪潮,使貝加爾湖變成了一個親切的湖。當我們少年時選擇了革命的道路的時候,我們都有為革命而到類似貝加爾湖地方去受難的準備。
  天氣晴朗,但是我沒能看見貝加爾湖,只是在事後才聽人們說起,貝加爾湖已經過去了。
  原來這麼快就進入了蘇聯上空,就掠過了貝加爾湖。原來是這麼近!

  訪蘇心潮(2)

  我俯瞰蘇聯的廣袤的國土:灰褐色的土色,綠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爾一見的小房子。一路上沒有看到任何城市。
  這就是蘇聯?
  莫斯科國際機場莊嚴典雅。候機大廳的天花板上裝飾著紫色的銅環,這確是一個盛產有
  色金屬的國家。但天花板因此而顯得低矮了,也影響了光照。
  入境手續辦理得緩慢而且仔細。邊境警察的面孔沒有表情,他仔細地審視著你的面孔,對照著你的護照上的照片,並把你的護照上的有關部分複印下來。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鏡,以便更好地觀察他的臉部( 我的眼鏡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臉上,雖然我的護照照片上的眼鏡的鏡框是另一種式樣 )。
  海關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開他的裝有印刷品的紙箱子,紙箱子用短刀劃開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關的檢驗。
  包括持有蘇聯本國護照的蘇聯公民,也同樣地履行著一切接受檢驗的手續。這是嚴肅的。
  只有一點,莫斯科國際機場與西方國家的國際機場沒有什麼兩樣。我是說機場候機大廳的廣播,先「嗡」那麼一響,好像是敲響了一個音叉,然後是細聲細氣的溫柔的女聲廣播,廣播裡可以聽到「氣聲」。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氣氛。
  西方國家的機場商業氣氛很濃。櫥窗和櫥窗裡的燈光,裝潢精美、反射著各色霓虹燈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髮的廣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館、色情畫報……從你登上它的土地的第一秒鐘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購買吧,花錢吧,消費吧——好像它們一齊擁上來這樣說。
  當然,例如在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腰裡別著盒子槍、手裡拿著報話機,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但他們的臉上似乎仍然隱含著一種嘲弄的笑容,他們的身後與四周是威士忌酒與長筒絲襪。
  這就是蘇聯,這就是莫斯科。
  紅場、列寧墓、克里姆林宮尖頂上的巨大的紅星、晉謁列寧墓的人的長龍、列寧雕像、莊嚴巨大的政治標語、宣傳畫、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東正教堂的鎏金圓頂、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前奏與廣播員的雄辯聲調、進行曲風格的領唱與合唱、來自各國的留學生……莊嚴持重、自信自豪、自成體系而又充滿警惕。
  不錯,這就是在電影《 宣誓 》《 攻克柏林 》《 斯大林格勒大血戰 》裡早被我們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羅斯——蘇聯。
  當然有許多方面已經變了,例如,眾多的列寧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確實有一些方面,六十餘年如一日,真是驚人。
  從莫斯科國際機場向市區行駛,闊大的綠地之中一個黑色的雕塑給我以強烈的印象。
  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長方木條,令人聯想到鐵絲網和塹壕,聯想到戰爭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們說,這個雕塑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的。
  在塔什干,我們瞻仰了同樣是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的無名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從它落成以來,這團「聖火」便晝夜點燃,從不停熄。在聖火旁邊,一位年老的婦女指揮著幾列身著黑衣的女孩子唱著無言的「啊……」歌,調子非常熟悉,卻原來是舒曼的夢幻曲。
  我不知道夢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氣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肅穆的。據說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我曾在電視屏幕上兩次看到這樣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滿勳章的老年人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始,以聖火的熊熊燃燒終,中間回顧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全過程:希特勒匪幫的突襲,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在紅場列寧墓上發表演說,大轟炸,蘇聯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蘇聯婦女在工廠加班生產、擦拭著炮彈頭,坦克與大炮的轟鳴,直到勝利,蘇聯紅軍的檢閱部隊把繳獲的希特勒軍隊的各種軍旗踩到了腳下。
  我不知道這部電視片是蘇聯的電視台公開播放以反覆向居民進行傳統教育的,還是專門的閉路電視,給外國客人們看的。
  但這電視片的內容與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見過的蘇聯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歡講這個話題:「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差不多佔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親戚犧牲。我們容易嗎?」
  接著的一句話便自然是:「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這樣說,說的時候神態十分嚴肅。
  在蘇聯,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馬爾罕,在第比利斯,我參加了具有官方色彩( 即不包括在私人家裡舉行的 )的宴會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為世界和平乾杯」,然後是「為了婦女」,特別是「為了在座的美麗的女人們」而乾杯。這時候主人往往要擠擠眼睛,開幾個幽默而又富於人情味的玩笑,有時候玩笑甚至開得有點葷。第三巡就該是「為了兒童,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訪蘇心潮(3)

  為和平、為婦女、為兒童,關鍵還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幾十年來,蘇聯朝野,總是講和平,堅決把和平的旗幟抓在手裡。
  在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們在俄羅斯飯店周圍散步。那是一個星期天,紅場上、莫斯科河畔,到處是度假的蘇聯人。一些老人胸前滿滿當當地掛著勳章,悠閒而威嚴地踱著步子,有的是全家出遊,不少人嘴裡吐著伏特加的氣味。相對來說,這種假日踱
  步的人流中年輕人比較少。一位和老伴挽著手、酒氣很重、勳章有兩三個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攀談。他先猜我們是日本人,又猜我們是來自東南亞,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之後,他略略一頓,然後緊接著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要戰爭。」
  六月二日,我們到達塔什干的第一天。啊,那真是疲憊不堪的一天。起飛前等待辦各種手續用了四個小時,飛機上飛了四個半小時,降落後又等了三個多小時來辦理「報到」和「註冊」」的手續,然後才進入自己的房間。謝天謝地,總算是能洗一把臉,能喘一口氣了。晚飯以後,我們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車存車處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韃靼人,精力充沛,熱情而又饒舌,見到我們便攀談,接著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對各項國際問題的看法來。當然他的看法都是《 真理報 》和《 消息報 》上登載過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話:「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與塔什干亞非拉電影節的正式影展同時舉辦的還有一個電影市場。在電影市場上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與西柏林一個電影機構合拍的影片《 岸 》。《 岸 》是根據尤利·邦達列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五七干校」就讀期間,就拜讀過這篇小說。對這篇小說的回憶與寫實的交織的寫法、特別是其中關於主人公第一篇作品發表時的種種趣事與蠢事的回顧,我都很欣賞。小說的那種對於生活、歷史、現實進行宏觀思索的氣派,也很觸動我。改編成寬銀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絲不苟,但我所激賞的主人公回憶青年時代處女作的發表的情節全部刪去了。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次要人物,在德蘇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位蘇軍下級軍官搖著白綢子企圖與據守一幢樓房的法西斯殘餘分子談判,說服他們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毫無希望的抵抗。正當他像天使一樣地搖著白綢去拯救那些已經注定要毀滅的可憐蟲的時候,來自法西斯頑固分子的槍口的一粒罪惡的子彈,打死了這位蘇聯軍官。天使中彈犧牲的場面用慢動作重複了好幾次,像一隻白色的和平鴿在飛翔,像一隻仙鶴的最後的展翅,悲而美的畫面渲染著蘇聯是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題思想。
  《 岸 》的主題思想是鮮明突出而且堪稱模範的。影片的故事、場面也都曲折動人,橫跨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寫法尤其非同尋常。影片中的聯邦德國十分暗淡、潦倒,這與我親眼看到過的聯邦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 原小說亦如此 )把聯邦德國一些旅遊者玩電子槍的遊戲與「好戰、復仇」聯繫起來,也未免牽強。再一點是這部電影的節奏實在太慢了。主題鮮明、一絲不苟、節奏慢,這正是我看到的相當一部分蘇聯電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電影節的後期,全蘇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電影家協會有關負責人宴請我們,飯吃得輕鬆融洽,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歸功於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麵。拉麵的做法與新疆全無二致,只是要精緻些。而且在塔什干,烏茲別克語稱呼拉麵也是「拉( 個 )面」,與新疆的維吾爾語一樣,顯然是漢語藉詞。吃飯當中,東道主之一,全蘇影協的外聯處處長娜傑日達·伏日柯娃感慨地說:「這是多麼好啊!你們來了,我們坐在一起,我們一起說說笑笑,我們互相微笑著。」
  她的話使我感動。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莫斯科。同機的有一批美國遊客,他們是沿著奧斯陸—赫爾辛基—列寧格勒—莫斯科—北京—中國其他城市—香港—回國的順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歲的保險公司職員對我發表感想說:「在蘇聯,我們實在受不了,那裡的人沒有微笑( no smile )。」
  是這樣的麼?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麵吃的那次宴請上,娜傑日達·伏日柯娃的臉上一直浮現著端莊的笑容。另一位「地主」,烏茲別克影協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國客人的說法也並非無端「攻擊」。在蘇聯,陌生人之間是不大微笑也不問好的。當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習慣清晨起床之後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時候,包括飯店的服務員也常常瞠目以對。
  服務人員的笑容更是絕無僅有。在蘇聯的民航飛機上,基本上沒有服務,當然更沒有笑容。但是機票非常便宜,從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三個半小時,只收三十七個盧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一公斤羊肉要十個盧布,當然,那是新宰殺的、品質極好的羊肉。商店服務員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辦的冷面孔,與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較,莫斯科的店員的面孔顯得更加嚴厲。當然,這種狀況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的服務行業人員反省。

  訪蘇心潮(4)

  至於一些領導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厲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則。例如在塔什干電影節開幕式上,開幕、講話、升旗之後應該是文藝晚會。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過了預定時間,已經有性急的觀眾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開,鈴聲就是不響。後來鼓起掌來了,原來是當地的領導人姍姍來遲,氣宇軒昂、豪邁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給他們的。他們的面孔都很嚴肅,也很神氣。
  閉幕式也出現了類似場面。各國代表團團長和一些演員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開會時間也已過了十二分鐘,但主席台正中前兩排的座位仍然虛席以待。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來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來是坐在第三排中間的,後來來了一位工作人員,經過動員和謙讓、謙讓和動員,這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剛坐下沒有三分鐘,他又被叫起來了,被引到側幕邊,加入領導人的行列,然後在大幕拉開以後,在掌聲和鈴聲中與氣宇軒昂的領導者們一起正式入座。
  這種莊嚴鄭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許來自一些城市的外觀。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許多莊重宏大的公共建築,以列寧命名的博物館、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等等。與美國的玻璃加鋼樑的摩天大廈不同,當然也不同於中國的磚木結構或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蘇聯的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崗岩、大理石等等,建築內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建築內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裝飾圖案附件,建築佔地面積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給人的印象是闊大、持重、莊嚴、堅固、充滿自信。
  美國的建築則是另一種風格,不論形狀上和材料上都顯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那種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給人一種變幻莫測、光怪陸離的感覺。
  而且所有的蘇聯城市街頭都看不見任何商業廣告,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裡也沒有廣告。倒是常常看到莊嚴的集會與講演。在莫斯科,商業網點似乎也不太多,有時汽車開了二十分鐘,路兩邊看不到一個商店,只見一幢幢的大樓。比較起來,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輕鬆、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頭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標語與宣傳畫。標語最常見的有「光榮歸於蘇共」「光榮歸於勞動( 者 )」「造福人民是蘇共的最高目標」「蘇共二十六大決議是我們的生命」等,紅場附近的老發電廠廠房上懸掛著的標語則是「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也許更多的標語口號是「列寧主義萬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戰無不勝」,這些標語多半和列寧像在一道。當然,「給世界以和平」( Mp Mpy )的標語也到處可見。由於俄文中世界與和平都是Mp一詞,這條標語極富文字與語言的精緻性、嚴整性。
  在塔什干,有兩條標語很有特色。一條是「塔什干像鮮花一樣盛開」,一條是「塔什干是和平與充滿友誼的城市」。鮮花與友誼,在塔什干電影節期間,確實充盈洋溢,蔚為大觀,獻花、握手、碰杯……貫徹始終。
  塔什干電影節還有自己的政治口號,叫做「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電影節期間,用各種語言寫的這同一條標語,遍佈塔什干的每一個角落。
  而入夜以後,在塔什干街頭,代替了商店的霓虹燈的是大同小異的棉桃圖案霓虹燈。看來,生產棉花乃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要任務。
  一切莊嚴神聖之中的莊嚴神聖當然是列寧。蘇共二十大以後,對斯大林有所批評,與此同時大大突出了列寧,這樣就不致出現什麼「真空」或者「危機」,人們把從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獻給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偉人列寧。
  我們在蘇聯旅行期間,到處都看到列寧的雕像。銅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讀書像、行進像、演說像、手勢像、全身像、半身像,有豎在街頭、廣場中央的,有豎在大廳、前廊裡的,也有放在案頭的,都做得充滿激情,親切、偉大、質樸、熱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態,栩栩如生,登峰造極。
  還有許多列寧的畫像,大多是巨大的頭像。這些頭像使你覺得列寧就在你的近處、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觀察著你。
  凡此種種,甚至使我這個自幼敬仰列寧、讀過列寧的一些著作、至今寫文章仍然喜歡援引列寧的某些天才的思想論斷的人,使我這個不會對列寧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為之一震。
  塔什干電影節開幕的那一天,第一項活動便是向列寧廣場的列寧像獻花圈。當地的蘇聯領導人、電影節組織者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蕩蕩地去給高高聳立著的列寧像獻花圈。這給蘇聯人和外國人都留下了強烈的心理影響,並且似乎具有某種象徵意味。當巨大的、中間是紅的與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紅的鮮花和綠葉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並瀟灑地擺動著手臂的「列寧」面前的時候,我看到一位黑人( 他是一個非洲國家的政府部長 )掏出手帕揩眼淚。

  訪蘇心潮(5)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蘇聯實行的亦是週五日工作制。我們在塔什干街頭親眼看到一對對青年男女,穿著洋洋大觀的禮服,從市蘇維埃大廈登記結婚走出來。在親友的追隨陪同下,他們雙手捧著鮮花,莊重誠摯地向列寧雕像走去。在蘇聯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寧像與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寧墓獻花了。
  而列寧墓是全蘇精神的聚焦點。列寧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壘成,中部有一圈藍黑色的石
  頭。墓門旁站著兩個精選出來的衛兵,衛兵也像石頭一樣,一動也不動,無怪乎俄語中常用「堅如磐石」這個詞。墓門兩邊擺放著用鮮花紮成的花圈。列寧墓位於紅場西側,旁邊是克里姆林宮、紅牆。南面是聖瓦西裡東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頂類似中世紀武士的頭盔,色彩艷麗。東面是巨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內有五條大街,四層售貨部。這個百貨公司據說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國人經營建造的。紅場北面則是列寧博物館。
  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十月革命節,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閱兵並檢閱群眾遊行隊伍,這已經堅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寧墓並不經常開放,只要一開放,便排起長隊,據說一般要排兩個小時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寧的遺容。由於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只是途經中轉,未能安排進去瞻仰,這是一個遺憾。聽說遺體保存得極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場合,一些有地位的蘇聯人發言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列寧。塔什干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電影節的組織者都援引了列寧的話,說電影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蘇中友協組織的歡迎中國藝術家的小型集會上,發言者提到蘇共的時候還要加上鏗鏘響亮的同位語——「列寧的黨」。
  而斯大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斯大林的故鄉哥裡城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第比利斯,卻沒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裡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斯大林中央公園。聽說格魯吉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裡懸掛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格魯吉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干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著谷糧,
  谷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的當時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的我,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谷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斯大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 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 )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聲明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鐘,閒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裡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乾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鐘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裡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干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些場面。三個長髮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髮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訪蘇心潮(6)

  扭擺舞在蘇聯( 至少在城市 )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乾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的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
  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裡,一位面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裡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
  他說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 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至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至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 )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
  百貨商店裡擺著大小不一的電視接收機,價格低廉。俄羅斯飯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災後重建的,本應是比較摩登的,但許多房間的電視接收機都是大而無彩色,我兩次住不同的房間,都碰上二十四英吋的黑白電視。
  收錄音機還不那麼豐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種笨重的大錄音機。據說偶然有一點進口的日本的磁帶,立刻被搶購一空,或者轉到小白樺商店出售,只收外幣。
  電冰箱已經普及,也都是本國造,價格便宜、省電,性能規格都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住房據說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善。現規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識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紙,有熱力供應,規格當然比我國一般城市居民樓好得多,但仍顯得相當擁擠。許多家庭都是用那種拼合式沙發,白天待客,晚上便變成了床。房屋可以賣給私人,分期付款,房價近年來有相當大幅度的上漲。
  去年我曾會見過一位荷蘭記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後到北京的。我問他莫斯科怎樣,他回答:「不大妙,沒有吃的——no food。」一個no food——沒有吃的,一個no smile——沒有微笑,這與那個美國人的指責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蘇聯吃的還不錯,大麵包廉價供應,不限量,特別是黑麵包,我很喜歡吃。乳製品——奶油和乾酪也不少,乾酪的品種和加工的細緻遠遠遜於西方國家。肉的供應情況就有點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國營商店,一公斤牛肉賣二到三盧布( 相當人民幣五到八元 ),購肉者需要排一點隊。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場,我看到一隊俄羅斯婦女耐心排列著等候豬肉的到來。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新鮮的、成色極好的羊肉一公斤要價十盧布( 超過人民幣二十五元 ),牛肉每公斤六盧布。家禽類似乎更少些,但在塔什干我吃過幾次雞肉,其滋味遠遠比美國機械化飼養的那種雞肉好。熟食也很單調,在列寧墓對面的大百貨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見到一個品種,是一種碩大的腸子,一片大概就夠我吃一頓。
  飲料的狀況也乏善可陳。咖啡毫無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樣子與漱口藥水的藥瓶子無異,不能給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質也相當低劣。這些情況似乎與他們國家的發展水平與國際地位不很相稱。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蘇聯就生產了一億四千九百萬噸鋼。我還記得年輕時候讀過的戰後斯大林對選民的講演,他宣佈要在未來使鋼產量達到年產六千萬噸,引起了「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蘇聯朋友有一個解釋,即他們缺乏勞動力,未能對日用工業品與食品工業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與伏特加還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伏特加,柔中有剛,甘而醇,著實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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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蘇心潮(7)

  五十年代,當時的北京蘇聯展覽館開幕時,我去莫斯科餐廳喝過從蘇聯運來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覺得其味如藥用酒精。不知這次為什麼印象這麼好,是他們的伏特加質量提高了呢,還是經過三十年的滄桑之後,我更會嘗味道了呢?
  糖果點心都好,但包裝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種暗淡的藍色蠟紙包裝,無金屬箔,無閃光透明紙,無燙金字。
  新鮮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貴,但魚罐頭價格低廉。
  紡織品看來還不錯,但花色品種不豐富,價格也貴。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在市場上極受歡迎,動輒被搶購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樺商店去賣外幣。
  但總的來說,蘇聯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國人的口味。對於中國人來說,例如美國和聯邦德國的食物顯得淡而無味,有些味又顯得很怪( 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 ),但蘇聯的食品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蔥、生蒜、芥末、茴香這些我們喜歡用的作料佐菜,在蘇聯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關,畢竟蘇聯是我們的近鄰,與西方相比,我們同處於東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還可以發現我們兩國接近或乾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現象。
  比如說,書和報紙都比較便宜,文藝演出( 包括電影 )票價也大大低於西方。我在塔什干納瓦依劇院看芭蕾舞劇《 天鵝湖 》,票價一點五盧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李姆斯基·柯薩闊夫的歌劇《 沙皇的未婚妻 》,票價三盧布。如果是在紐約看同等規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飛機票、火車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密如蛛網,縱橫交錯( 地下再立體交叉 ),每個車站都修得極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鐵只須十個戈比。而號稱方便的美國紐約地下鐵道,不但髒污不堪,而且經常發生暴力( 搶劫、強姦、兇殺 )事件,實在不能望其項背。
  再比如,商業服務態度不好,官商作風這個問題也頗帶共同性。蘇聯的許多商店,櫃檯後面站著疲勞的、面孔呆板的服務員。耐心的顧客一次又一次招呼著服務員,然後服務員來了,冷冷地給你開一個票,你去出納處交錢,再拿著出納蓋上了「收訖」圖章的發貨票前去取貨。這種場面我們當然並不陌生。
  還比如,我到一位蘇聯朋友家去作客,主人指著他居住的居民樓旁邊的地面說:「今天鋪設這種管道,把地面挖開,填上以後又要鋪設另一種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這是常事。」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迥然不同。我這裡不談政治、外交、文化傳統上的重大差異,只記一點細節。例如蘇聯的商業人員收小費我們不收、蘇聯的飯館從建築到裝潢到陳設都比我們的好得多,而我們的民航國際航班上的食品飲料供應比蘇聯好得多。蘇聯許多產品實惠、堅固、老大憨粗,我們的則輕巧得多。這方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電話,莫斯科街頭的無人管理公用電話主要是用金屬而不是用化學合成材料做的,式樣笨重,那電話常常使我聯想起健身用的啞鈴。
  俄羅斯飯店的淋浴噴頭大如向日葵花盤,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大的噴頭,衝起來倒也過癮。
  有一件事使我難忘,雖然我不能判斷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還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們會見過一次蘇聯人。蘇聯客人每人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我們的發言。而我們的人誰也不記。
  當然,我有時也不無苦味地想起,如果我們號召北京的青年登記結婚以後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或者至少去行一個注目禮,這做得到嗎?如果做不到,又是為什麼?如果做得到,為什麼不做?
  讓我們再比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國出版界的一個代表團去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書展,團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國後寫了六篇記敘他的訪蘇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發表了。如所周知,這些記敘充滿了友好情誼與交流的願望。一些蘇聯朋友對這些文章能這麼快地發表、這麼順利地發表表示驚奇,甚至覺得不可理解。
  也許這個不可理解本身有點不好理解吧?既然開始了接觸與友好往來,不管還有多少障礙,人民之間、文人之間,總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報道吧。為什麼在蘇聯友好地報道一下中國的情況,至今仍是那麼難呢?
  在塔什干電影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全蘇與烏茲別克的電影領導機構負責人員與我們代表團會見。他們問:「你們能把你們在電影節期間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嗎?」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擔心。
  我爽快地回答:「當然能,那正是我的行當。我希望你們的報刊也能報道我們的活動。讓我們來一個競賽吧,看誰能寫作和發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實地報道對方。」

  訪蘇心潮(8)

  他們笑了,但是他們沒有表示願意和我競賽。
  無須諱言,在蘇聯的每一天,我都進行著對於種種生活細節的兩相比較,一個是前面寫到了的蘇聯與中國的比較,再一個則是蘇聯與美國的比較。
  蘇、美兩國城市居民都對度週末抱著極大的勁頭,一到週末,都紛紛往郊外跑。這大概
  是同屬發達國家的一種表現吧。蘇聯有一些有地位、有錢的人在郊外是擁有別墅的。據說集體農莊的莊員還修了一些簡易的房屋,類似中國的「窩棚」的,專門租給週末度假的城裡人用。
  兩國都有很好的鮮花市場。在蘇聯,鮮花始終准許私人種植和出售。向朋友獻鮮花,在蘇聯和美國同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禮節。
  都保護鳥類,正像在紐約有許多許多鳥與人們和睦相處、相互愉悅一樣,在莫斯科、在紅場、在巨大的百貨公司,甚至在地下鐵道裡,你到處可以看見灰色的野鴿子。野鴿子都很肥胖,看樣子營養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人傷害它們。
  也都愛狗。美國人之愛狗是世界馳名的,如牽著狗散步,與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國,許多狗登堂入室,在主人的書房、客廳、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我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賽狗大會」。在一個高坡上的街頭公園裡,周圍用繩子圍了一圍,狗專家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一絲不苟、鐵面無私。狗的主人們把自己的狗帶來,登記註冊,遛狗,接受主考官狗專家們的審查、挑剔、批評、獎勵,優勝者將得到證明書,為狗與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與地位。
  在蘇聯電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中,有過這種賽狗的場面。
  甚至我覺得這種場面的宣傳效果要比懸掛許多幅「給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時候反覆講和平還大。
  蘇、美都很重視綠化,都擁有大面積的綠地,都重視綠地的保護,都有令人羨慕的綠油油的大草坪。在這兩國旅行,都有一種胸襟開闊的大陸感。
  甚至這一點也是相同的,雙方的宣傳都極力貶低和醜化對方,而實際上誰也罵不倒誰。
  那麼,除去由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內外政策的不同導致的明顯的巨大的差別以外,還有什麼細節上的有趣的差異呢?
  美國女人瘦,注意減肥。而蘇聯女人胖壯,特別是莫斯科女人,一個賽一個。餐廳的女服務員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選手。如果兩國舉行一次女子相撲,我相信蘇聯隊必獲全勝。在第比利斯的埃維麗亞旅舍電梯上,忽然發現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老婦女,我覺得蹊蹺,便試著與她用英語攀談,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遊客。
  美國的宴請,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請,服務周到,程序講究,排場很大。但吃的東西並不複雜,也都適量,桌上都是乾乾淨淨,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會從頭至尾,餐桌上不呈現杯盤狼藉狀,而且宴會時間都不太長。
  蘇聯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琳琅滿目。一上來麵包黃油乾酪魚子烤雞火腿芥末胡椒大蔥黃瓜小蘿蔔西紅柿就擺滿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帶有某種炫耀的意味。吃起來敬起酒來講起話來時間相當長。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格魯吉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裡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嘗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的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訪蘇心潮(9)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曉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面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 沉默的人 》,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復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麼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面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里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干,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緻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呵叱群眾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麼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設備都好、只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級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面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面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開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著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干、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 青春萬歲 》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三十年後我真的到了蘇聯,竟也真的和《 青春萬歲 》有關。《 青春萬歲 》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參加塔什干電影節的正式演出。
  而我這個並不怎麼懂電影、也沒有認真領會過蘇聯朋友動輒提起的列寧關於電影的重要性的論斷的人,是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來到蘇聯的。
  陰差陽錯,歪打正著。歷史常常和人開玩笑,你原來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到那個房間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 薩特闊 》。那時一切蘇聯電影包括反特片與馴獸片一律令我傾倒。《 薩特闊 》裡有一段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田野的空鏡頭,伴著又寂寞、又遼闊,充滿熱戀和憂思的俄羅斯民歌女聲領唱。這畫面和這歌聲是那樣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像是在野外觀看夕陽落山一樣的激動。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情,天空出現什麼風雲,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抹殺我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愛。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樣一種預感。
  蘇聯人民也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對現實地說著五十年代。

  訪蘇心潮(10)

  一位女漢學家與《 青春萬歲 》的導演、我們代表團的黃蜀芹同志談起影片來,她問:「你們怎麼會現在拍這樣的片子?拍這樣的片子會對你們個人有什麼影響?」
  這問題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們掌握的信息( 這位女漢學家去年秋天訪問過中國 ),也按照她們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在中篇小說《 相見時難 》裡曾經寫過,中國是這樣偉大、深邃、痛苦,簡直是深不見底。許多指手畫腳地議論中國的人,其實還沒摸著它的邊呢。
  黃蜀芹同志回答這位蘇聯女漢學家說:「我們覺得五十年代的許多東西還是好的,雖然那時也有幼稚和簡單的地方。」
  女漢學家爭辯說:「我不同意說那是幼稚和簡單,那是美好的心靈嘛!」
  謝謝了。
  有一位詩人不斷地到飯店看望中國藝術家。他胸前別著不少勳章綬帶。他說,他是《 莫斯科—北京 》這首歌的詞作者。他把他作詞的另一首歌頌中蘇友誼的歌曲的複印件( 上面有歌詞的漢譯 )拿給我們。他不斷地說:「斯大林!毛澤東!」興奮異常。
  近兩年,中蘇民間往來有了一些恢復。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者、專家,去了蘇聯,總要到他們曾經就學的母校去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們給我講述過這種返校的場面,夾道歡迎,獻花,然後是抱頭痛哭。久別重逢,哭那失去的時光,也哭蘇中關係的現狀。有的蘇聯朋友邊哭邊說:還以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們了,聽說十年期間把留蘇人員全部槍殺了。也有的邊哭邊問:「為什麼我們兩國關係壞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個謎。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壓低聲音問我們:「怎麼樣?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好一點了麼?」當獲得肯定以後,她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頭,我們與兩位個子高高的、身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攀談起來。她們自我介紹說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們說:「聽說中國客人要來,我們都高興極了,我們就盼著我們的交往能夠恢復!」
  也有的蘇聯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比如說有人問我( 同樣壓低了聲音,不知為什麼 ):「你們怎麼看待列寧,你們國家有沒有列寧的雕像?」我說:「列寧當然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他領導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每逢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要懸掛馬、恩、列、斯的照片。至於雕像,不多,因為中國的城市雕塑本來就很少。」我本來還想談一點我對建雕像的看法,但為了尊重蘇聯人民的感情,便沒有多嘴。提問的人聽了我的回答,臉上顯出既欣慰又納悶不解的神情。
  還有人問,你們現在還讀馬列著作嗎?有的人乾脆問,你們是不是還搞社會主義?這樣的問題我們聽了也許覺得哭笑不得,卻反映了一種習以為常、自以為是而又無法自解的邏輯模式,當然,也反映出他們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是多麼不翔實。我們告訴他們,中國的大學講授馬列主義課程,國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編譯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 列寧全集 》新版本,我們的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回答使他們感到驚奇費解還是他們如此提問使我們費解驚奇。
  也有人聽到了我們的肯定回答以後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卻沒有那麼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覺得蘇聯人似乎比中國人更孩子氣些。他們是習慣於接受那種簡明教科書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們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腦皮層日益細密繁複的現代成人為主組成的現今國際社會,解不下( 讀「該不哈」,這是一句陝西方言 )它的多線、多面、多向、多層次性——也可以說是它的惱人的複雜性。
  但是他們的自我感覺大多很好,他們國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間技術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過蘇聯的我國同志告訴我,如今蘇聯的面貌變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禮貌都大有提高。
  蘇聯有一個做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便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也許蘇聯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視知識分子的一個政府。比如說一個作家,在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後立即可以享受到許多福利待遇乃至供應。我們至今有輕視表演藝術從業者的舊習氣,但在蘇聯,一個名演員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人民演員、功勳演員、國家獎金獲得者這些身份都是極大的榮譽。在我們下榻的俄羅斯飯店的東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頂大樓,其規模幾乎與莫斯科大學媲美,被稱為「藝術之家」。用我國六十年代的名詞來說,那是給「三名」「三高」們居住的高級住宅。我們也看到過蘇聯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辦公樓與住宅樓,顯然高於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學宮、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藝家各協會的辦公樓與活動場所,恐怕堪稱是世界第一。

  訪蘇心潮(11)

  我們參加過一個宴會。先是來了加盟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級領導人,自然了,部長同志們都是氣宇軒昂,夠「份兒」也夠「派」的。這時光臨了一位詩人,據說詩人的著作翻譯成了五種語言( 按:也不能算很多 )。按行政級別此詩人本來是隸屬於部長同志手下的。但詩人一來,部長、副部長立即退居兩側侍候,甘作綠葉陪襯,由紅花詩人突出一番。詩人口若懸河,熱情洋溢,揮灑嘯傲,旁若無人。喝了兩杯以後,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聲疾呼地演說,盡情發揮,如入無人之境。部長並不以為放肆,他只在宴會結束前起立發言
  半分鐘,表示對詩人百忙中親臨主持宴會、為宴會增色的感謝。
  重視、吸引、團結知識分子,是蘇聯政權得以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經驗。真正有學問、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能得到相當的社會地位,這就使「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成不了大氣候,不論西方的宣傳報道有多麼凶。
  當然,以我的有限時間和材料,作出這樣的判斷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罷,壞也罷,友也罷,敵也罷,牢不可破也罷,亡我之心未死也罷,反正蘇聯不簡單,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蘇聯就該慶祝十月革命七十週年了。七十年來,還沒有別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樣深遠。他們硬著頭皮、有時候也吹著牛皮,在沒有先例而又困難重重、常常是在罵聲一片的形勢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足以與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利堅合眾國相抗衡、相爭奪、平起平坐。而且他們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拯救人類,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捨我其誰」的全球戰略、它也許不太願意承認的超級大國意識,倒頗與一些美國人相似。我在美國也碰到過一些自我感覺頗佳的朋友,他們熱烈地、如數家珍地討論這個洲那個洲、這個國那個國的事情,似乎都比當地人該國人更瞭解當地與該國。他們都勇於也「善於」對外國的事情作出「小蔥拌豆腐—— 一青( 清 )二白」式的判斷,並流露出令人吃驚的責任感。
  我不知道這是正劇、悲劇,還是喜劇。
  《 訪蘇心潮 》寫罷,贊曰:
  天道無常,人間滄桑。
  成敗功過,相因相生;
  恩仇敵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鄰兮,
  此起彼湧,此覆彼傾。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
  熱情如火,大智如風,
  歲月如蓬,華年如夢。
  青山依舊,浪潮幾度;
  往事非煙,來日有征。
  相見時難,心潮難平;
  握手有溫,碰杯有聲,
  似喜似悲,似嘲似頌。
  幾行塗鴉,噫,難表我衷。

  5月20日

  早晨五點半離家,六點半抵機場。文化部電影局羅同志等在機場相送。黃導演已來,但等了一小時不見中影發行公司老王的蹤跡,大家都著急,海關和邊境檢查已放行下一班至東京的旅客了。
  終於老王來了,原來是該公司汽車司機睡過了覺,幸虧老王人熟,臨時從前門飯店要了出租汽車,才總算沒有誤機。
  乘中國民航班機赴莫斯科,飛機型號蘇制伊柳辛62,過去來往於烏魯木齊—北京之間常坐這種飛機。機上服務絕佳,飲料與食品供應都是國際第一流的水平,如奶油是丹麥的而乾酪是瑞士的,還有美國人愛喝的汽水7-up。
  飛行一小時許便已離開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再一小時便在蘇聯境內飛行了。可惜,等聽說以後再伏到舷窗上張望——已經錯過了貝加爾湖。
  飛了八個多小時,北京時間下午四點半,莫斯科時間一點半抵達莫斯科國際機場。本來莫斯科與北京時差是四小時,但蘇聯已實行夏季時間,全國把鐘錶向前撥一小時,便縮短了兩國首都的時差。
  機場候機室屋頂上全是紫紅色銅環,顯得堂皇而且現代化,但色調較沉悶,機場唯一的一個免稅商店貨物不多,品種單調,較為寒磣。
  我國駐蘇使館高參贊、一秘老張等來接,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漢學家托羅普切夫亦來機場迎接。塔什干電影節接待組的工作人員幫我們領出行李和通過海關。雖如此,入境手續仍極緩慢,一個半小時後始離機場。
  下榻於紅場東面的俄羅斯飯店,我住233號房間,房間不大,牆上貼著乳白底色、暗褐花紋的塑料壁紙,壁紙圖案頗像植物之細胞組織,很別緻。地毯系粗毛線織成,經緯分明,使我聯想起新疆土布做的馬褡子。落地式檯燈與案頭檯燈笨拙巨大,很有體重,式樣說不定是沙皇時代的。電視機二十四英吋,但無彩色。衛生間各項設備亦碩大,尤其是淋浴噴頭,狀如向日葵花盤然。唯一小巧的是木床,床本身沒有欄杆,但床邊牆上鑲有圍木,很雅。
  推開房間門是公共陽台,這裡懸掛著正在參加莫斯科音樂節的各國的國旗,其中有我國的五星紅旗。
  下午五時去大使館與使館同志見面,互道勞乏,使館寬大美麗,為我國駐外使館之冠。途經列寧山,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宏偉、莊嚴、略嫌呆板,高高尖頂托起一個大紅星,像是一支伸向天空的古典風格的長矛。回想起我五十年代中期最喜愛的蘇聯歌曲《 列寧山 》,不禁感慨萬千。
  回旅館後,七時多吃晚飯,黑、白麵包,球形的黃油,煮牛肉相當硬,奶油煎肉餡餅,吃著實惠,也還對我的口味。唯咖啡實在太差。
  飯後冒著小雨在紅場散步,克里姆林宮,彩頂大教堂,公爵與米寧的雕像,列寧墓……盡收眼底,雖是初次踏上它的土地,卻覺得彷彿舊地重遊,這是我早在少年時代便熟知的地方。

  5月21日

  由於此地緯度太高,莫斯科的夏夜是太短了,晚上十點以後才天黑,而四點以前天又亮了。
  到了列寧格勒就該有白夜了。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 白夜 》來了。
  俄羅斯可真奇妙。
  冬天呢?相反,可以想像,冬季這裡的黑夜是怎樣漫長得可怕。
  早七點起床,繞旅館一周,欣賞了莫斯科河上的橋樑與立交橋的風光,旅館北面的古教堂金碧輝煌,據說圓頂上塗著的是真金。
  早飯吃玉米奶糕、果汁、鮮番茄等。
  飯後在紅場一帶照相,並逛了克里姆林宮對面的宏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是舊俄時期法國人建造的。蘇聯當局很注意保持紅場一帶的舊觀,不輕易更動這裡的建築格局。
  百貨公司裡的工藝禮品中頗有一些金屬材料的浮雕,雖重量大一些,但還都比較耐看耐用,價錢也不貴。絲襪子都較厚,沒有香港、西方國家那種透明或半透明絲襪。也許因為這裡地處高寒地帶,需要穿得厚一些吧?廣告畫倒是千姿百態,不但有「媚」的而且有相當「性感」的。服裝價格昂貴,風雨衣式樣很好,每件二百到三百盧布,最好的皮大衣每件五千到七千盧布,就是說,需要人民幣一兩萬塊了。電視機倒不貴,二十四英吋彩電五百到六百盧布。
  在俄羅斯飯店會客廳閒坐時遇到同樣來參加塔什干電影節路經莫斯科的朝鮮同志,他們當中有兩位中國話說得很好,與我們熱情交談。一位叫做小金的,幼年生活在瀋陽。他對我說他已經九訪神州了。就是說,他到中國來過九次。
  在會客廳裡還見到了日本著名電影演員栗原小卷,她與我們團的老王相識。
  下午去地下鐵道參觀。
  下午五點半托羅普采夫來接,出席他的家宴。他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婭,亦是在遠東研究所工作的漢學家,個子不高,親切大方,二目有神。女兒叫喀秋莎,九歲,極乖。給我們唱了《 喀秋莎 》並彈了鋼琴。
  這頓晚飯吃得很愉快。一踏上蘇聯的土地便已感受到了蘇聯人民、蘇聯知識分子的友好情誼。

  5月22日

  早晨托羅普采夫領來了一位來自裡加的拉脫維亞詩人,由於我馬上要出發去塔什干,只在飯店大門外與他交談了十幾分鐘。他懂得土耳其語,並從而掌握了烏茲別克語,我懂維吾爾語,而把維吾爾語的某些詞的前元音改成後元音並調整一些詞尾以後,就大致上成為烏茲別克語了。我們用烏茲別克語交談得十分有趣。他提了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風格、手法的多樣性,小民族的文學的地位和前途等,希望我作出回答,在拉脫維亞發表。
  八點多鐘離開飯店到達另一機場。手續繁多緩慢,一次又一次地驗護照、驗機票。一位波蘭女士一再攤手、搖頭,為這裡辦事缺乏效率而發出無可奈何的歎息。直到十一點才登上了飛機。十一點二十分飛機起動。飛機上供應飲料兩次,是酸蘋果汁。在飛機上吃了午飯,雞肉很好吃,不像西方國家那些機械化飼養的雞松乏無味。甜點則很差,最低檔的桃酥之類而已。
  莫斯科時間下午四點半,塔什干當地時間六點半( 僅與北京時間相差一小時 ),到達了塔什干。飛機降落時便看到了機場的歡迎人群,彩旗招展,烏茲別克少女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揮動花束。她們的連衣裙是用真絲花綢做成的,這種花綢盛行於我國新疆和田地區,稱「衣得裡斯」綢,所以我看著很親切。
  在機場上舉行了載歌載舞的歡迎儀式。長柄嗩吶伸向天空嗚嗚地吹,手鼓與敲鼓砰砰敲響,主客同時跳起舞來,每個客人都得到了一枝鮮花。許多攝影機對準了這盛大的歡迎場面。
  半個多小時後抵達烏茲別克斯坦賓館。賓館呈凸形,樓窗外有類似窗欞的水泥條塊組成的裝飾圖案,賓館正面懸掛著巨大的橢圓形電影節會標與電影節口號:「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賓館門前與進門後的大廳裡,掛滿了蘇聯電影的宣傳畫,是有點氣氛了。
  為辦理住宿手續又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精疲力竭、氣都喘不上來之後才得以進入房間洗把臉,這時離開莫斯科俄羅斯飯店已經十三個小時了。天氣又熱,真是頭暈腦脹的一天。
  夜晚在賓館附近散步。街上懸掛著「光榮歸於蘇共」之類的大幅政治標語,有許多草坪和花壇。在一私人汽車存車處,遇到一位很喜歡說話的韃靼小伙子,他是夜班看車的,可能正覺得寂寞,見著我們便攀談起來,滔滔不絕地談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不出蘇聯官方宣傳的範圍。這種類型的小伙子,我在烏魯木齊、在伊犁見之多矣,熱情、賣弄、有時候為談話而談話,為表達忠誠與口才而演說,不管聽者愛聽不愛聽。

  5月23日

  上午九點三十分,集體去列寧廣場列寧雕像獻花圈。獻花圈時,奏起莊嚴的音樂,來自利比裡亞、頭戴紅色金飾帽子的一位政府部長穆德先生,一面肅立致敬,一面掏出手帕揩去眼角的淚水,然後去無名英雄紀念碑——為紀念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而燃起的「聖火」旁獻花致敬。
  之後,去烏茲別克共和國成就展覽館與藝術宮參觀,一些絲織品及地毯花色豐富,有特
  色,還有些木板浮雕也很別緻,令人難忘。
  在展覽館,管理人員向客人們分發俄語、英語的說明書,我想要一份烏茲別克語的說明書,他們找了半天。我說沒有就算了,他們說肯定有,希望我多等一會兒。十分鐘後,他們告訴我,沒有了。
  午飯分「兩套節目」,食者任選。一種是西餐,一種是中亞型的。後者包括囊和羊肉包子,羊肉餡裡有孜然( 一種調味品,我國新疆居民極喜用 ),吃起來如回到了新疆。下午六點出發,登主席台,參加電影節的開幕式。奏蘇聯國歌與烏茲別克國歌,各國女演員為電影節升起會旗,加上幾個講話,共半小時。半小時後各就各位,又等了一會兒,在熱烈掌聲中當地領導人們姍姍來遲,拉幕,演出開始。
  第一個節目,男孩子擊鼓,女低音誦唱烏茲別克民歌旋律,很像清真寺裡伊瑪目們誦《 可蘭經 》。民族舞蹈,天幕上出現了巨大的橢圓形電影節會標,然後垂下一白色銀幕,分五個畫面同時放映歷屆塔什干電影節的盛況。
  其後節目各式各樣,有傳統的「民族大團結」歌舞,各族服裝的演員分別跳幾下本民族的舞蹈,然後一起共同歡舞。有古典的男、女聲獨唱,《 賽維利亞的理髮師 》《 茶花女 》選段。有當地民族歌舞,但加強了打擊樂器、加強了節奏感。最後是三個披肩發女演員,在迷燈變幻的背景前聯唱一些歌曲,其中有《 西巴涅 》,有越南歌曲與非洲歌曲,最後是《 喀秋莎 》。唱時一會兒戴草帽,一會兒摘草帽,一會兒繫上某種腰帶,一會兒解下,以代表各國。開始,我對能把《 喀秋莎 》唱成這種搖滾風格有點驚異,後一想,《 喀秋莎 》的節奏感強,容易「改造」,容易「現代化」,似亦不足為奇,無可厚非。但它畢竟多少破壞了我對《 喀秋莎 》的純真、美好的印象。
  節目結束後,在塔什干就學的外國留學生揮舞著拳頭從觀眾席中走上舞台,表示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保衛和平。
  晚十一點半,舉行盛大招待會,長桌如龍,擺滿水果、蔬菜、飲料,端上了剛烤好的羊肉串。宴會分三攤進行,烏茲別克、俄羅斯、迪斯科三種風格迥異的音樂舞蹈,一直玩到凌晨兩點方歸。
  兩天來,已結識了不少來自朝鮮、民主德國、加拿大、也門等國的新朋友。電影節給我們派的聯絡員兼翻譯是一位哈薩克婦女,名嘎麗娜,在大學教授中文,人很質樸。還有一位英語翻譯,名鐵木耳,留著小鬍子,性格十分活潑,他是撒馬爾罕人,向我們一再宣傳撒馬爾罕的美麗,並一再表示「時刻準備為您效勞」。嘎麗娜也與他首次結識,問他結婚了沒有,他的回答是:「太忙,沒時間結。」使嘎麗娜大笑。
  還認識了幾位當地的電影工作者,有影協主席、蘇聯人民演員馬立克·克尤莫夫,伏龍芝電影廠導演謝米施·巴洛德(《 白輪船 》便是他導演的 )和他的妻子、演員阿衣吐爾安。阿衣吐爾安的母親是維吾爾人,父親是吉爾吉斯人,她出生在伊犁,與我一見如故,認了老鄉。還有一位留著三綹長鬚的塔什干電影廠導演,他最近與印度電影工作者合拍了一部電影《 愛情的傳說 》,據說頗有影響。
  幾天的實踐證明,我完全可以運用我的維吾爾語知識去與烏茲別克人交際,聽、說全無問題,所以很快與他們相識並建立了友誼。他們爭著給我介紹新朋友,並對我能講維吾爾-烏茲別克語十分驚喜,他們說,塔什干電影節舉行了八屆了,還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人能講當地民族語言。還有一位工作人員說,他根本想不到一個中國人會講他們的語言。
  多學會幾種語言可真福氣,真有用!可惜,我學的太少了。

  5月24日

  上午在「電影市場」看丘赫萊依拍攝的電影《 紅鍾 》下集:《 我看到了新世界的誕生 》,是根據著名報告文學作品《 震撼世界的十天 》改編的,描寫一個墨西哥記者與他的妻子如何目睹了十月革命。場面很大,但類似場面我們過去在《 列寧在十月 》等電影上看過,看起來有似曾相識之感,覺得影片不夠吸引人。
  下午在藝術宮看烏茲別克電影《 天才青年 》,描寫阿維森納( 世界第一部《 藥典 》
  的作者 )的青年時代,亦較一般。然後是土耳其故事片《 破碎的心 》,描寫一二十四歲男子與一三十六歲女教師的愛情悲劇,女演員演得很含蓄,面如鵝卵,形象亦有特色。此演員亦到塔什干來了。
  晚上看朝鮮電影《 晨星 》,掌聲熱烈。放映後,我們與朝鮮同志握手表示祝賀。

  5月25日

  上午十點,居住在塔什干的維吾爾族文學評論家阿斯穆·巴克來看我,由於賓館戒備森嚴,不准任何來客進入,故我們只在賓館前的花壇上小坐,交談了一會兒。我把我國新疆著名詩人鐵依甫江托我轉交的他的詩集與他編輯的納瓦依的詩選交給了阿斯穆·巴克,阿斯穆·巴克也給了我兩本詩集,讓我轉交給鐵依甫江。
  十點半,在嘎麗娜陪同下,與來自約旦王國的一對老夫婦一道搭車去參觀這裡的自由市
  場。這對老夫婦吃飯與我們鄰桌,很和氣,常常與我用英語交談。我提起不久前李先念主席應侯賽因國王的邀請訪問了約旦。老夫婦馬上告訴我,侯賽因雖是國王但為人平易質樸如普通人一樣。
  市場修得蠻寬大,綠色塑料板頂棚也還雅氣。首先看到的是鮮花市場,琳琅滿目。在蘇聯,據說鮮花一直是允許個體經營的。其次是蔬菜、水果、肉、熟食等。有一處賣烤包子的,大師傅正與一路過的山羊鬍須老漢交談,說的都是漢語:「你好吧?怎麼樣?」我過去一打聽,原來他們都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老漢是一個月前才從塔城到這裡來探望女兒的。
  有一排賣泡菜、醃菜、大米、綠豆、香豆的婦女,嘎麗娜告訴我她們是朝鮮人,她說塔什干有不少朝鮮人,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移民來的。朝鮮婦女主動向我招呼,問我是不是朝鮮人,說明後互相揮手微笑。看來人在他鄉,鄉土觀念就會油然而生。足不出戶,反倒覺得淡漠無謂。
  自由市場的一處,有許多婦女在排隊,詢問後方知是俄羅斯人在排隊等候新鮮豬肉的到來。
  我建議嘎麗娜步行回去,便沒有再乘車,路上逛了幾個商店,其中燈具店很漂亮,每盞華燈五十到一百盧布。電冰箱較好的是明斯克牌的,也不貴。一路上嘎麗娜向我介紹一九七五年以阿施巴羅德( 土庫曼加盟共和國首都 )為中心的大地震的情況,這次地震使烏茲別克等中亞加盟共和國損失慘重。後來,全蘇各地來了支援者,現在看到的許多建築都是地震後重建的。
  路上有不少飲料自動售貨器與報刊亭。許多人先在一個自動兌換器中把盧布換成硬幣——戈比,然後用硬幣買飲料喝。飲料似只有礦泉水與蘋果水,不算高級。每個報刊亭上都大字寫著「蘇聯報亭」。
  下午看菲律賓影片《 一個女人的遭遇 》,反映性變態心理,屬於追求刺激之作。最後一個場面是女主人的丈夫用手槍把正在浴盆裡胡鬧的妻子及其情夫雙雙打死,全場竟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其效果堪與電影鏡頭上抓到了特務、戰勝了敵人相比。嘎麗娜也認真地喝彩說:「好!就應該這樣!」從這裡可以看出當地人在男女關係上的道德觀念還是極強烈的。
  晚上由電影節工作人員、英語翻譯拉麗莎陪同,與一個斯里蘭卡小伙子去納瓦依劇院看芭蕾舞劇《 天鵝湖 》。斯里蘭卡的小伙子很瀟灑,是他們帶來的故事片《 邀請 》的主要演員。
  納瓦依劇院是以十一世紀大詩人納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納瓦依在我國新疆和在蘇聯的中亞地區同樣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說法,納瓦依是維吾爾人。按這裡的說法,納瓦依則是烏茲別克人。類似的爭議還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語大辭典 》和《 福樂智慧 》的作者,乃至傳說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應是納斯裡丁 )究竟是維吾爾人還是烏茲別克人乃至其他?( 據說阿富汗亦流傳著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歸屬也無定說。當然,用一種和稀泥的辦法,至少可以肯定一點,納瓦依等確實受到不止一個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愛。
  塔什干有納瓦依劇院、有納瓦依大街。劇場裡有納瓦依像,還有許多著名俄國音樂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薩闊夫、鮑羅金、莫索爾斯基等。當我如數家珍地看著這些像並叫出這些人的名字、談起這些人的音樂作品的時候,拉麗莎驚叫起來,她指著我說:「你一定在蘇聯留過學。」我笑了。我們這一代人熟悉蘇聯以及舊俄的文學藝術,又何必非來留一次學。納瓦依劇院給我一種熟悉感,因為它太像位於烏魯木齊南門的人民劇院了。當然,更正確一點說,是烏魯木齊的人民劇場太酷似納瓦依劇院了。
  芭蕾舞是由烏茲別克芭蕾舞團演出的,主要演員與樂隊指揮都是烏茲別克人。演出隆重,每一場舞結束時都響起熱烈的掌聲,許多人高聲叫「布拉瓦( 好 )!」還有人從樓上往舞台上拋擲鮮花,氣氛熱烈。
  我問了一下拉麗莎,她告訴我門票每張只要一個半盧布,實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國,看一場芭蕾舞總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圖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 贖罪 》,描寫一個哈薩克青年因車禍喪生。他的父親是一個老牧民,遠道從牧區來到阿拉木圖,為其子料理後事。這個過程中,父親瞭解到兒子在城市的生活極不嚴肅,給自己也給別人帶來了不幸的後果。其中有一個受害的女孩子的母親把老牧民罵了一頓,最後老牧民默然而歸,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故事進行中不斷穿插對死去的兒子的活潑天真的回憶,似是用純樸的大自然與某些城市的罪惡相對比。影片總共一小時十五分鐘,相當單純,拍得不錯,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後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寫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獷、野性、熱力,歌星把頭剃成圖案狀,一側有一五角星,另一側是月牙,這也是一種刺激。
  下午應電影節組織者之邀,接受當地電影廠拍攝來訪紀錄片。我最後用維-烏語言表達了對塔什干人民和電影工作者的謝意,受到他們的歡迎。
  之後,我們與蘇聯影協外事部門負責人娜傑日達·伏日柯娃會見。伏日柯娃年紀已經不輕,說話文雅、嫻靜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風度。
  晚上看伊拉克電影《 大問題 》,影片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伊拉克人民反對英國殖民者的鬥爭。片子拍得很不錯,據說導演是在莫斯科留學的,是蘇聯著名導演格拉西莫夫的學生。然後看了一部阿根廷電影,描寫一個殺人有術的人如何殺人,當然也很刺激。未及看完便趕到火車站,乘車赴撒馬爾罕。
  這是一班從塔什干開往撒馬爾罕的旅遊專車,一切設備與中國的軟席臥鋪車廂無異。列車員是一位老頭兒,六十多歲了,名叫塔什乾巴依,圓圓的臉,個子不高,樣子極樸實。他在火車上服務已經四十餘年。我們用民族語言相談甚歡,他特別給我們多泡了一壺釅茶。我們送給他一套《 青春萬歲 》的電影畫片。他高興地逢人便說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飯館、展覽會、車船上,我看到的蘇聯服務人員似乎年齡都相當大。一個說法是:年輕人去從事更重要、更需要體力的工作去了,而這些服務行業恰恰適宜安排一些老人。據說整個蘇聯的國民經濟,還是時常感到勞動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點到達撒馬爾罕,同樣受到盛大的歡迎,載歌載舞的場面時間相當長。隨後分別登上十五輛大轎車,最後一輛是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車輛所過之處,一律綠燈,街道兩旁警衛嚴密,由此亦可見蘇聯當局對電影節活動如何之重視了。
  早飯後參觀了四處古代清真寺及墓地及伊斯蘭經文學校的建築,圓拱形的土石建築,都飾以極細緻艷麗而又別具中亞特色的花紋,令人讚歎,如神遊中亞十四、十五、十六世紀的
  歷史,並為歷史滄桑變遷而感慨。
  下午抵達列寧集體農莊,再一次盛大的載歌載舞的歡迎。長桌如龍,食品豐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這時天陰欲雨,據說當局向天空發射炮彈驅散了陰雲。
  午飯吃了四個多小時,我吃了許多櫻桃,也頗乾了幾杯伏特加酒。桌對面坐著的是巴西電影製片人和作曲家及蘇方給他們配備的翻譯,我們碰杯、談天,十分融洽。
  由於吃飯時間很長,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處走走看看,遇到當地農莊莊員,便談起天來。他們找了一些維吾爾族莊員與我見面,我們當然是一見如故。我解釋我是漢人,但長期在新疆維吾爾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會講維吾爾語。但他們太興奮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釋,並逢人便說:「這是我們的維吾爾人!從中國來的維吾爾人!」最後,我戴著一頂他們的小花帽,與他們合影留念。
  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來,塔什干、撒馬爾罕、阿拉木圖、伏龍芝,確實是一些令人感到親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個鐘頭才結束了午飯,立刻十五輛大轎車把我們拉到旅館吃晚飯。這樣的吃法實在令人大吃一驚!我實在無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櫻桃加半斤西紅柿。
  晚飯後半小時,去火車站登上歸程。又是一場吹著長柄嗩吶、敲著手鼓的盛大歡迎。

  5月28日

  上午去電影市場。
  下午看尼泊爾電影。
  晚上在拉麗莎家作客。她父親是中國血統,出生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代到達蘇聯,已不會講中文。她母親是俄羅斯人,她還有一個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畢業了,剛結
  束了畢業考試,正準備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一家人對中國電影代表團都非常熱情,我們一起飲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興,最後拉麗莎送給我們每人一個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給我們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們的母親還送給我們一人一小罐果醬。
  我注意到,跳舞時放音樂的收錄機,是那種舊式的大錄音機,用那種大卷的磁帶的。
  拉麗莎的父親擔任一個工廠的工程師,有私人汽車,他們的生活還是很不錯的,但住房並不寬裕。拉麗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間小房間居住,拉麗莎房間裡有一張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壓著幾張從美國畫報上剪下來的圖片。

  5月29日

  上午去電影市場看根據尤利·邦達列夫的小說改編的電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國的電影錄像《 轉折點 》,片子拍得十分嚴肅。
  民主德國參加電影市場的代表團一直對我們很友好,其中有兩個人五十年代訪問過中國。搭車的時候,我們交談得很愉快,下車的時候,他們說:「希望我們之間的對話不僅限於
  汽車上。」說完,我們都笑了。
  捷克、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電影工作者也極願與我們攀談。一位捷克女士,一見面便用中文說:「我愛你。」我沒聽出是中文,所以聽不懂。她用英語又解釋了一遍。使約旦老夫婦大驚愕然說:「她怎麼一見面就求愛?」
  中午,由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電影家協會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與全蘇影協對外聯絡部部長娜傑日達·伏日柯娃宴請。宴會就在電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館裡舉行,餐館是對外營業的。上的幾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麵」,每人一小碗,與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麵」無異,只是更精緻些。宴會中,蘇聯主人都回憶起他們五十年代訪問中國的情景,稱頌中國的美麗的風光與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時開幾句玩笑。玩笑雖然輕鬆,心情卻不見得那麼輕鬆。娜傑日達·伏日柯娃,這位年紀已經不輕、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說:「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一起,互相微笑著閒談,該有多麼好啊!」
  我相信她說的是真話,我同意她的話。
  我們向他們介紹了蘇聯電影在中國放映的情況。當我們提到去年中央電視台兩次播放了蘇聯駐華使館提供的影片《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這部影片受到了中國觀眾的歡迎的時候,他們似乎有些驚奇。他們說,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方面的情況。
  晚上在藝術宮小禮堂放映了中國的記錄短片《 歡樂的大家庭 》。放映前中國電影代表團的成員走上台與觀眾見了面。我用烏茲別克語向觀眾問了好,台下掌聲熱烈。
  看電影時坐在我們身旁的是一些服裝艷麗的烏茲別克女大學生。她們津津有味地看著電影,當看到其中一位維吾爾雜技演員走繩子的驚險場面的時候,她們失聲叫起媽媽來。
  同演的還有阿根廷的一部紀錄片《 艾維塔 》,是描寫庇隆的第二個夫人艾維塔的一生的。電影既有當年留下的文獻性紀錄片,又有向各界有關人士的採訪,還有一個女孩子飾演艾維塔的若干生活經歷場面。片子雖長,但很吸引人,手法不拘一格,亦是別開生面。
  電影後晚十一點本來有一個招待會,與當地的表演藝術家聯歡,我因疲勞沒有去參加。

  5月30日

  上午應邀去烏茲別克斯坦紀錄片廠看一部描寫澳大利亞土人的悲慘生活與鬥爭的紀錄片。下午在電影市場看一部日本影片《 舞序 》。
  晚上在維吾爾詩人如茲·卡德爾家中作客。如茲·卡德爾原籍我國新疆喀什噶爾,於一九五五年赴蘇學習,此後在塔什干定居。他是我國著名維吾爾詩人鐵依甫江的朋友,由於鐵依甫江的介紹,我到達塔什干後與他取得了聯繫。他告訴我,他用俄語和烏茲別克語寫作,
  已經出了十多部詩集。他現在在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溫厚,有點發福,口裡鑲著幾顆金牙,不論是語言聲調、動作、形體,與我在新疆常常接觸的維吾爾女人無異。
  同桌就餐的還有一位年輕人,他說:「我是為了看一看中國人才來的,我沒有見過中國人,我很好奇。」他說,他的印象是「中國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導演黃蜀芹同志和蘇方工作人員嘎麗娜也都在座。嘎麗娜即席發表了熱情親切的講話。嘎麗娜說:「這次本來是委派另一位年輕同志來擔任中國代表團的聯絡翻譯工作的,後來因為他家裡有人生病,臨時換了我。開始時我有顧慮,我能勝任這樣的工作嗎?和中國人打交道會是容易的嗎?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開始了這一工作。經過幾天相處,我感到中國代表團是最有文化、懂禮貌、守時刻、守紀律的,他們當中有的人精通俄語,而他們的團長又會烏茲別克語,需要我做的事很少。當我把這一情況講給旁邊的翻譯聯絡人員聽的時候,他們都說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我們感謝嘎麗娜的熱情友好的話。

  5月31日

  上午在藝術宮看伏龍芝製片廠拍攝的《 狼穴 》,寬銀幕,上下集,描寫一個犯罪集團的覆滅和一個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導演叫做謝米施·巴洛德,他曾經導演過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原著的《 白輪船 》。謝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爾安在《 狼穴 》這部影片裡飾演女主角。她是維吾爾族母親、吉爾吉斯族父親的混血兒,出生於我國新疆伊寧市。這樣,我們至少是半個老鄉了。
  電影放映時,坐在我左側的是阿衣吐爾安的母親和她的女友。這位中年婦女告訴我說,她不久前曾回過中國,在新疆探親後還到蘇州、杭州等地旅遊,她的中國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爾安坐在我右側,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語對白譯成了維吾爾語,使我對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萬歲 》。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國電影代表團上台與觀眾見面,接受了獻花。演出中,不時聽到觀眾的會意的笑聲。演出後,掌聲很熱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劇片《 鳥要飛 》,輕鬆愉快,粉飾太平,不乏小噱頭。
  夜十一點去烏茲別克電影製片廠參加該廠的招待會。一進門是一個長長的葡萄架,周圍是自來水噴霧器。塔什幹這些日子本已是乾熱異常的,但是在這葡萄架下馬上覺到了潮潤清爽,似是到了一個清涼世界。
  招待會上吃了富有中亞風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饞涎欲滴的青煙在天空裊裊上升。來賓們對串烤羊肉十分感興趣,有時服務員剛把盛著烤羊肉的盤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圍的客人截去,有幾個「邊遠」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個烏茲別克女演員,身著長裙,肩披長髮,啞聲歌唱,電吉他伴奏,她們的動作是百老匯式的。然後人們紛紛起舞——迪斯科( 香港譯作「的士高」 )。這使我想起了旅美時的一些場面。「的士高」確是突破了東西方之間屏障,風靡於全球,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點三十分,中國電影代表團依例舉行記者招待會,記者提問很踴躍也很禮貌。他們問《 青春萬歲 》影片中反映中蘇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場面是否小說原有的,我們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他們問中國的電影生產情況。他們還問對塔什干電影節的口號的看法。我回答說,電影節活動有助於各國電影工作者的藝術交流,能夠增強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至於維護世界和平,是一個重要的卻也是艱巨複雜的任務,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記者們還詢問了在中國放映外國電影的情況和我們參加這次電影節的感想,我們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電影節的安排,每個代表團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只有十五分鐘時間。但電影節新聞中心的組織工作人員一上來就告訴我們不要受時間限制,結果記者招待會進行了四十多分鐘。會後,我與黃蜀芹分別接受了科威特駐蘇記者與蘇聯《 電影畫報 》的個別採訪。
  後來蘇聯《 消息報 》以顯著版面發表了我們的記者招待會的消息。談到電影生產情況時,《 消息報 》說,中國是一個「電影大國」。
  之後,我們分別與電影節主席阿卜都拉耶夫與全蘇電影委員會副主任會見。阿卜都拉耶夫用烏茲別克語問我能不能把我們參加電影節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我回答說:「當然,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國後要寫一系列的文章報道我們的訪蘇之行。」我還說:「我們比賽吧,看誰能更快更多更好地報道對方的情況。」主客聽了都笑了。
  下午去電影市場巡禮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魯、列寧格勒等地出產的幾部電影。其中蘇聯電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寫芭蕾舞《 天鵝之死 》問世經過的。
  蘇聯電影看多了似略嫌沉悶,節奏慢,教育性比較「露」,似乎也有某種套子。但他們拍片子很注意畫面美,表明導演與攝影都極認真,可稱一絲不苟。
  晚上沒去看電影,飯後喝了一瓶啤酒,然後到賓館對面的街頭公園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發獎會。本來塔什干電影節是不設獎的,但是仍由蘇聯及烏茲別克的一些文化社會團體給參加電影節的部分影片發紀念獎。《 青春萬歲 》是由烏茲別克讀書愛好者協會授的獎,獎品包括一個獎瓶、一個獎狀、一部影印的納瓦依詩集。我不知道他們發這個獎之前是否「研究」過中國電影代表團的成員的情況,反正納瓦依對於我來說是熟悉的。去年我發表的系列小說《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穆罕默德·阿麥德 》以及今年發表的中篇小說《 鷹谷 》裡,就寫了好幾行有關納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舊城與自由市場參觀。相對來說,舊城塵土飛揚,不無破破爛爛之感。但自由市場的售物者們,都對我們十分友好。當得知我們來自中國時,一位婦女還挑選了一些醃製得極佳的酸黃瓜贈送給我們。
  下午五點,舉行電影節閉幕式。先讓各國代表團團長坐到了主席台的兩側,然後等待蘇方「首長」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過了預定的開會時間。莫斯科來的著名老導演格拉西莫夫本來坐在後排,被動員到前排坐到首長席去。剛坐下,又被叫到側幕,原來是要和其他首長一起在大幕拉開後再氣宇軒昂地入席。最後,超出預定時間十四分鐘才宣佈開會。
  晚上在烏茲別克的部長會議大廈由該加盟共和國政府舉行招待會。同桌有兩位黑人女士,一個是塞內加爾的女部長,一個是肯尼亞的電影製片人。同桌的還有個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問題 》的導演。大家交談甚歡。
  助興的節目中有一個舞蹈,主要突出表現演員腹部的靈活運動。在一部埃及電影裡的宮廷生活畫面上我似乎看到過這種舞蹈。來賓中有幾個熱情者自動下場為之伴舞,引起一片歡笑。

  6月3日

  凌晨三點半響起了催起床的電話鈴聲。往常,這時候才剛剛睡下呢。
  別了,電影節!別了,塔什干!
  你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熱烈的、美好的、卻也是有幾分大轟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對於我來說是非常親切的。我祝你更加美麗,更加繁榮!
  四點鐘從賓館出發,睡眼惺忪地到了機場。六點起飛,三個小時後,當地時間七點到達了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機去第比利斯訪問的還有美國墨西哥人製片團體的三個人與利比裡亞的新聞部長、作家協會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語翻譯、《 蘇維埃穆斯林 》雜誌的編輯娜塔麗婭·謝爾蓋耶夫娜,人們叫她娜塔莎。
  抵達第比利斯的時候,格魯吉亞電影藝術委員會的一位副部長前來機場迎接( 蘇聯的電影藝術委員會是政府的一個部,與文化部等部門平行 ),然後驅車到庫拉河畔的艾維麗亞旅舍。旅舍門口是一個大噴水池,方形噴水池後面是格魯吉亞的「紅場」——舉行集會檢閱的地方,檢閱台後面是一劇院。
  早飯後稍事休息,在房間裡欣賞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紅房綠樹,古寺( 教堂 )新樓,還有許多既富民族特點又有現代感的壁畫,很有特色。
  十二點,大家乘車去瀏覽市容。在一個山頭上看到了一個改為劇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築成的,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著一座騎士雕像,傳說是此城市的締造者瓦薩利。瓦薩利在公元六世紀打獵來到此處,發現這裡的河水是溫暖的,便開始在這裡開發建設,距今已一千四百餘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護神愛維麗亞。我們住的旅館便是以她命名的。
  經過了一個體育場,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納觀眾十萬人。
  後來又經過了一個賽狗場,完全是蘇聯電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場面。狗的主人們牽著自己的愛犬遛圈,並出示各種證件,由一群專家審查,合格的發給優良犬種證明書和狗牌。陽光燦爛,賽狗的事進行得嚴肅認真、一絲不苟,與西方的那種賭博賽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賽哪隻狗跑得快 )。
  三點鐘吃午飯,副部長在吃飯的時候講了許多熱情好客的話。
  格魯吉亞的語言文字很特別,而且字母沒有斯拉夫化,這引起了我的注意( 蘇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文字都與俄文字母靠攏,例如在塔什干,已經沒有人懂那種從右向左橫寫的老文字 )。當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副部長回答說格魯吉亞語不屬於任何語族語系,是獨特的一種。從語言學的觀點人們盡可以對這種回答持懷疑態度,但他的回答卻反映了極強的民族主義精神。
  下午與代表團其他同志共同在街頭散步。經過政府大廈,來到了一位雕塑家的個人作品展銷會。他是一位年輕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魯吉亞的民間歌舞與雜技,所塑人物人體細小,四肢修長,彎曲纏繞,構成各種幾何圖形。有的像我國的「飛天」造型,有的像英國現代雕塑大師亨利·摩爾的多圓孔的雕塑,有的像現代派繪畫。看來,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像與具體,古代、現代、民族、民間、先鋒派結合起來。
  參觀後我們應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簽了名,並與他交談。他說,他是「自由職業者」,靠出賣作品為生,他的一切時間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協會員,參加美協的一些活動,並在美協支持下展覽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這樣的藝術工作者屬於「個體戶」,而參加美協的意義在於領取到了「營業執照」。
  這個小小的展覽會對面是一個教堂,教堂內懸掛著五顏六色的聖母與耶穌聖像,教堂頂上也是彩色聖像。信徒們一進教堂,先買蠟燭,再把蠟燭插放到自己認為最靈的聖像前,如我國佛教徒的奉香。這裡的燭火很旺,與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館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種商店似乎比莫斯科與塔什干更親切、更富於生活氣息,不像莫斯科與塔什幹那樣挺胸腆肚、神氣活現。街道兩旁既有闊葉樹,也有針葉樹;既有溫熱地帶的芭蕉,也有涼寒地帶的雪松;既有美麗輝煌的新建築,也有潮臊味撲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濃最初竟使我懷疑這裡頗有喜歡隨地便溺者,後來才悟到,這恐怕是各種名犬愛犬的有失檢點所致。
  晚飯時黃導演向美國洛杉磯的獨立製片人比甫提出了許多關於美國電影教育的問題,一直由我充任翻譯,當然,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雖然我的英語很差,但遇到黃導演和比甫交談這樣的情況,竟能一顯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譯任務,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講英語者,那我就會被鎮住而噤若寒蟬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纜車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園。這是我到蘇聯後第一次見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場所。
  在高峰上,我們欣賞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風光,也消受了山頂公園新鮮純淨清涼的空氣,令人覺得常到這裡來定能使人益壽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賞我國的山城重慶。
  後來參觀了格魯吉亞電影製片廠並觀看了卡通片《 霍亂 》《 客人 》與短故事片《 工間休息 》《 婚禮 》與《 蝴蝶 》。
  《 婚禮 》這部片子寫一個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鐵邂逅的姑娘,最後卻看到了姑娘的婚禮——當然是與別人結婚。喜劇笑料中流露著一種憂傷,頗有卓別林之風。《 蝴蝶 》寫一個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詩。
  下午四點在旅館最高層參加盛大宴會。宴會由一位著名詩人、電影廠廠長主持( 可惜我沒有記下他的名字 )。他個子高高的,穿著一身似是勞動布的相當緊身的衣服,聲音劈劈拉拉。他講了許多話,每次都先用英語喊一聲「女士們,先生們!」講著講著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動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靜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話譯成英語,神態與他形成鮮明的對比。太難為娜塔莎了,詩人廠長乾脆沒有給她留下吃飯的時間。
  詩人廠長敬酒的時候特別稱頌了中國的古老文化,並強調蘇中兩國建立睦鄰關係的重要性。後來講著講著又講起一個又一個「葷葷」的笑話來,使娜塔莎漲紅了臉,最後無法譯下去。
  參加宴會的有共和國電影部長與副部長。部長直到最後才發表了簡短講話,對詩人在百忙中前來主持宴會表示感謝。
  一直吃到七點。七點半出發去電影院與觀眾見面。《 青春萬歲 》即將在這個城市上映了,海報已經貼出。觀眾對中國電影代表團的反應是十分熱烈的。看來,不論走到什麼地方,人民並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的中蘇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學會了一句格魯吉亞話:「馬德洛普特」——謝謝。當然,這句話也為我的簡短講話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與觀眾見面後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實在吃不消了。

  6月5日

  早晨散步很遠,走過一些石頭鋪的路,很有情趣。這裡的氣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適得多。街上還很安靜,只有麵包房和報刊亭前排著長隊,站立著需要精神食糧也需要物質食糧的人們。在一處看到一尊捷爾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點去葡萄酒廠,由當地的一位區委書記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長宴,一直吃到黃昏,又唱又跳。
  中途經過了一個六世紀時的古堡,保存得還不錯,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頂宗教畫。

  6月6日

  上午先去參觀自由市場,有鮮花、蔬菜、醃菜、肉類等,很乾淨。牛肉每公斤五到六盧布,羊肉十盧布,收拾好了的乳豬,每隻五十到六十盧布( 蘇聯官方比價,每盧布約折合一點二三美元 ),實在是夠貴的。
  下午進山,又經過了一古堡,一教堂。來賓們邀請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飯店吃飯。陪同吃飯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軍,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樸剽悍的勁兒。
  回想五日、六日兩天,似乎中心活動便是一天吃一頓長飯。在感謝東道主的熱情款待的同時卻又微覺悵然,甚至覺得吃得很疲勞。我們曾表示希望有機會欣賞一下當地的戲劇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來是不可能的了。
  但對第比利斯的訪問仍然是難忘的。她驚人的美麗,古樸而又更多一些隨意和人情味。離這個城不遠便是哥裡城,而哥裡是斯大林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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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

  早晨五點半即醒。看來我還是未能完全適應這種匆匆的旅行生活。六點五十分出發,到機場等候良久。候機室又熱又臭,因為廁所壞了。娜塔莎前來送行,她含著淚水離開了我們。她的繼父是烏茲別克人,她也會講烏茲別克語,我們常常個別交談。九點十分飛機起飛,我們乘坐的是圖-154型飛機。飛行途中服務員只送過一次果汁,果汁品質低劣。但據說飛機票十分低廉,從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兩個半小時,只收三十七盧布,折合自由市場的羊肉,還買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時間十點半左右抵達莫斯科。一位戴眼鏡的女工作人員來接,她走路、說話、辦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訪問聯邦德國時碰到的一些當地導遊人員來。
  下午逛市場、紅場。莫斯科河畔有許多鬧中求靜的釣魚的老頭兒。
  晚大雨,我們到「特殊餐廳」各要了一個冰激凌,目的是為了聽那裡的音樂。四個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擊樂,一吹奏,自「拉」自唱。有不多的人隨歌起舞跳迪斯科。一穿牛仔褲的男青年,面前桌上放著一瓶香檳,跳起來扭得很厲害,但他不尋舞伴,自行其是並自得其樂,倒也自在。不知他是怎樣進來的,要知道,俄羅斯飯店的門禁是很嚴的哩。

  6月8日

  上午應邀去遠東研究所講當代中國文學情況,除托羅普采夫夫婦外,並見到了去年九月在中國見過面的蘇聯漢學家索羅金博士和曾經訪問過中國的漢學家李福清,還遇到了知名的老漢學家艾德林。
  中午一點在「切洛圖什科依」餐館接受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宴請。那裡的燈都鑲嵌在銅罩殼裡,頗有風味。喝的是喀瓦斯冷湯,也很別緻。
  晚上出席索羅金的家宴。黃蜀芹、李福清等在座。索羅金的夫人叫達姬雅娜,戴著眼鏡,溫順恬靜。我馬上想起她的名字與普希金的《 葉甫根尼·奧涅金 》中的人物一樣,主人說:「對,對,就是這個名字。」
  席間放了一張唱片,是由一位詩人自編自唱的歌曲。主人介紹說,此位詩人名叫布拉特·奧庫德賈瓦,是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混血兒。他唱得非常自由,自然。有一段唱詞是說,他的寫作就像他的呼吸,並不聽命於任何人。我表示對這句話十分欣賞。

  6月9日

  中午我國使館楊大使宴請了我們與在葡萄牙和一些東歐國家巡迴演出後來到莫斯科的中國青年藝術家小組。
  晚上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小劇場觀看中國藝術家小組的演出。演出者都是近年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器樂、聲樂家,他們不僅唱得好、奏得好,而且極有風度,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每個人都在熱烈的掌聲和叫好聲中加演了三四個節目。
  在這個晚會上看到了幾位中國女同胞,從她們的年齡來看,她們是在五十年代與蘇聯人通婚後定居在這裡的。她們叫好、獻花,都十分起勁。有兩個人還認出了我,詢問我對蘇聯的印象。
  由於演出結束的時間大大超出了預料,我們跑步趕回旅館仍然沒有趕上飯,好不容易給了我們一壺茶和幾塊桃酥,好歹充了饑。餐廳還有一桌喝酒的人,邊喝邊大笑如狂,非常像我在伊犁常見的那種喝酒的場面。我這才想起,原來又是週末了。

  6月10日

  上午參觀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瓦西裡聖徒大教堂。然後托羅普采夫請我們去莫斯科大劇院看李姆斯基·柯薩闊夫的歌劇《 沙皇的未婚妻 》。大劇院金碧輝煌,似曾相識,表演得一板一眼,也極隆重。幕間總共休息三次,第二次休息時見到了匆匆趕來的拉脫維亞詩人,他坐了一夜車趕來在劇場與我會一面,熱情可感。
  下午在高爾基大街漫步,碰到兩位女大學生要求與我們進行美元交易。我不太理解她們那麼熱切地要美元幹什麼,因為我看過的幾個小白樺商店( 外幣商店 ),商品實在太貧乏了,根本無法與我們的友誼商店相比。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她們主要為了買一些西方出產的化妝品。

  6月11日

  上午出席了蘇中友協舉行的歡迎( 應該是歡送了吧? )會,並觀看了一些蘇聯藝術家的演出。其中亞美尼亞的阿古伯的魔術、柳德米拉的民歌,我都很喜愛。
  演出還沒有完,蘇聯作協書記、《 外國文學 》主編、漢學家費德林來接我,我們到《 外國文學 》編輯部交談了一會兒。費德林的舉止可以讓人一眼看出,他是擔任領導職務的。當然,他是學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經擔任過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又曾經擔任過蘇聯外
  交部副部長。
  他建議和中國交換文學刊物,我贊成。他介紹說《 外國文學 》發行三十萬份,是發行最多的文學雜誌。作協主辦的《 新世界 》與《 旗 》,則只發行二十萬份。
  晚上雨中又來到了莫斯科國際機場,即將登上中國民航的班機,即將登上自己的國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國人,叫做「爭取和平與相互瞭解旅行團」。與他們閒談了幾句,他們對蘇聯的批評似乎相當尖刻。
  我很高興,很欣慰,卻也有幾分憂傷。我終於親眼看到了蘇聯,看到了蘇聯人民、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對中國人民的真誠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長處和短處,她的表面與內層。當然,我看到的還很不夠。她的長處使我為現狀而憂傷;她的短處使我為「過去」的失落而憂傷。
  當然,比憂傷更重要的是思考、前進,中國人民畢竟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成熟得多了呵!

  塔什干晨雨(1)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過得非常熱鬧,一切聲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強化了。電影節嘛,銀幕上放大了的生活不能不影響到銀幕下面和電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從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參加電影節的外國客人便受到了載歌載舞的盛大歡迎。此後到達中亞歷史名城撒馬爾罕的時候,出席列寧集體農莊的宴請的時候以及當晚離開撒馬爾罕的時候,那種長柄嗩吶嗚嗚、手鼓與大鼓彭彭、上百名少女穿著烏茲別克彩裙( 式
  樣花色與我國新疆和田維吾爾女子常穿的彩裙無異 )翩翩起舞的場面又再現過三次。
  還有頻頻的獻花。感謝那位年老的女服務員拿給我一個花瓶,很快,我住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409房間的花瓶裡便插滿了鮮花。估計那些參加塔什干電影節的美貌的電影明星們得到花束會更多些。還有好幾次盛大的招待會,講話、敬酒、紅黑魚子、串烤羊肉、抓飯、吸收了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的搖滾扭擺舞,一切都是大張旗鼓,好像一個電視接收機,所有的旋鈕都擰到了最大限度。
  當然,不能不提到我們每天的主要活動——看電影。如果把正式參加電影節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兩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試試,一天看六個電影,連看上幾天,您的頭會爆炸的。
  還有在飯廳、在前廊、在大門口與各國電影工作者的友好會見。為了使別人聽得見自己的話,連舉止最為優雅的標準紳士也要扯起喉嚨叫喊。還有錄音採訪、攝制紀錄片、記者招待會、參觀市容、私人會見、兌換盧布與購買紀念品,還有當我們這些外國客人集體「出巡」時三輪摩托警車的開路與衛生急救車的殿後……
  總之,每天都是熱熱鬧鬧、鬧鬧哄哄、轟轟烈烈、歡聲笑語、氣氛十足。儘管中蘇關係還微妙,很麻煩,遠遠不是已經平安無事、一切順利,但在這裡,主人與客人寧願「只敘友情、不談政治」,作客的和待客的都要個皆大歡喜。
  於是我睜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調動起口舌,努力看、聽、說和吃,努力從蘇聯中亞細亞這座很有氣魄的城市,從它的電影節內外活動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當然感謝主人的精心安排與熱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歡這種熱烈和熱鬧的氣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幾分惆悵。大概寫小說的人不一定那麼適宜參加電影家的活動吧?與大轟大嗡的電影相比,我們的小說是多麼文靜、多麼嫻雅、多麼憂傷啊!寫小說的人也許寧願場面小一點、聲音低一點,以哪怕是帶著追懷和失落的傷感的複雜心情,去探尋這塊我們自幼熟悉、卻又變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謎語吧?
  請原諒,我的蘇聯東道主、我的在電影節上新結識的朋友,還有我國的電影工作領導部門。在塔什干的最後幾天,我想的是,電影節好是好,一輩子參加一次也就夠了,生活畢竟不是電影,日子也並不都是節日,哪要得了那麼多載歌載舞和宴請?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知道,當時光的流水沖刷過去以後,盛大的東西並不總能留下深刻的印跡。已經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們便要告別塔什干,這熱熱鬧鬧的一切便從此煙消雲散了麼?
  我似乎有點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穿過旅館門前的地下通道,來到馬路對面的樹林裡。
  真是瞎忙!在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沒有到對面看看。這是一個街頭公園,花和樹整整齊齊。有幾株三個人合起來也抱不攏的大樹,顯然是栽植於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報刊亭已經關閉,冷飲店生意興隆,儘是爭飲喀瓦斯與百事可樂的紅男綠女。是的,這一天是週末,在蘇聯,週末還是很有氣氛的。一座飯店的窗戶遮著嚴嚴實實的窗簾,從中傳出迪斯科的樂聲,節奏鮮明急促。門口有維持秩序的警察。有一個婦女在氣憤地喊叫,似乎她是來找她的女兒,不知向警察訴說了什麼。再繞過去就安靜了,在安靜的花園中心,矗立著高高的紀念碑,老遠就看得見紀念碑上雕像的大鬍子。是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馬克思。
  回到旅館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點多鐘便醒了過來。這裡的人們一般都是睡得遲也起得遲的,六點鐘是一個很早的時間,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門外,真難得,天陰沉沉的,淅淅瀝瀝地下著雨,吹到臉上的是濕潤涼爽的風。塔什干的夏季歷來是炎熱無雨的,不過才是五月下旬,我們這些電影節來客便已經嘗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當我詢問當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況的時候,被問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麼了呢?
  街上的行人和車輛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裡倒看見幾個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個方向——地鐵車站的方向走去。我從對面的通道口出來,看到了地上的泥濘,原來夜間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鮮紅的、粉紅的與黃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開的季節。樹大部分似是楓楊,樹葉像楓,樹幹是楊。塔什幹不愧是花與樹的城市,在這乾旱少雨的地方,到處有著眾多的花與樹。也許正因為乾旱少雨,人們才更懂得愛惜花草樹木吧。

  塔什干晨雨(2)

  報刊亭已經睡了一夜了,現在也仍然不到營業時間,亭裡亭外杳無一人。但是畢竟已是白天,隔著窗玻璃可以看到幾份報紙、畫報和為旅遊者準備的風光明信片。夜總會——我想昨晚有個母親在訴說的那個地方可以叫做夜總會吧——與冷飲店也都變得安安靜靜了,它們都在休息。
  好安靜啊,來塔什干十幾天還從沒有這樣安靜、涼爽、潮潤過,連雨打在臉上、頭上也
  是舒服的。
  我緩緩地再次走到了馬克思像前。馬克思靜靜地呆在一個靜靜的地方。碑有三層樓高,由青白色的條狀巨石築成,上面的石頭比下面的石頭還要寬大些,矗立在那裡像一道強勁的光柱,威嚴地向天空放射。當然基石還是大的,但碑並不樹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點不平衡。這不平衡卻被馬克思的飛揚的鬍鬚平衡了。馬克思的鬚髮揚向一方,是神采飛揚,是憤怒,是呼喚著歷史的暴風。然而他沉默著。
  我雖然不懂雕塑,但這像這碑仍然強烈地感動了我,也許更主要的是因為它是馬克思。我走近細看,發現碑下用多種語言寫著字。其中中文是繁體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此外我能辨認出的文字還有俄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阿拉伯語等等。從中文的繁體看來,此碑的建成不會晚於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著這碑、這像、這文字,感從中來,喟然慨歎。
  雨卻愈下愈大了,我的頭髮已經變得濕漉漉的。看著橫穿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還遠,而且有泥濘。近處沒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樹,正好避雨。我緊走了兩步躲到樹下,這樹冠又大又密又厚,雨雖然還下,樹冠的下面卻是絕對的乾燥而且安全。站在樹下,聽著雨聲,看著雨、樹、花、馬克思碑,我覺得如夢如畫,似喜似悲。
  這時從遠遠的對面走來了一位中年俄羅斯婦女。從長相和穿著上,我相信我還是能分辨出中亞細亞各民族「土著」和俄羅斯人的。這位婦女身穿質料樸素的綠花紋的連衣裙,長圓臉,目光嚴肅中充滿溫柔,臉色不算很健康。她沒帶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對面的第三株樹下避雨,到了樹下以後,她慶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護傘」的時候的表情一樣。
  然後她回轉身來看著我,我也看著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勞的有教養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並不輕鬆的生活的擔子,然而她還是快樂和充滿希望的。我猜想也許她的丈夫沒有好好地待她,否則她的目光不應該是那樣。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麼人。在塔什干,正像在舊金山一樣,我多次被人當作日本人,也著實可歎。我們的臉上都出現了笑容,我們都感到一種慰安,我們似乎已經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願,雖然我們誰也不知道誰。雖然雨還沒有停,天陰得很沉。

  塔什干 —撒馬爾罕掠影(1)

  雖然還只是初夏,這裡炎熱、乾燥,到處是沒遮攔的陽光,到處都明亮耀眼。這裡到處是寬廣的街道,虎踞龍盤的巨大公共建築、雕像、紀念碑和噴水泉。這裡到處是方方正正的綠地、樹木、青草、花壇,酷熱中仍然生機無限。這裡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宣傳畫、警察、勳章獎章、棉桃圖案。烏茲別克斯坦以盛產棉花而功勳卓著於蘇聯,而榮膺列寧勳章。烏茲別克斯坦有專門的節日「棉花節」,連入夜以後街頭的霓虹燈圖案也既不為招攬理發、也非輕鬆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樂,而是紅紅綠綠的棉桃。
  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蘇維埃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首都,蘇聯亞洲部分的櫥窗,許多蘇聯主辦的或者親蘇的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於此舉行的石頭城——按照烏茲別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頭城、石頭村落的意思。
  我覺得它絲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賞過她的著名藝術家塔瑪拉·哈儂唱的中國歌曲《 有吃有穿 》《 偉大的毛澤東 》,看過她的電影《 棉桃 》,記得少年植棉者與「熱風怪」戰鬥的故事。後來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領導人在那裡會談的「塔什干精神」——這個「塔什干精神」似乎還被我們美美地批過一頓。還有茅盾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過的「塔什干會議」。尤其是當我到達新疆以後,我更知道了——並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國新疆地區與蘇聯中亞細亞地區毗鄰,語言、文化、歷史上維吾爾民族與烏茲別克民族是近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也閱讀過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維吾爾文與烏茲別克文書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烏茲別克作家阿依別克寫的《 納瓦依 》與《 聖血 》和譯自波斯文的烏邁爾·海亞姆的《 柔巴依 》( 手抄本 )。
  而且,在新疆,我曾無意中收聽到過塔什干的廣播——那是任何一個單波段收音機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號前奏曲,聽得出他們講維吾爾語的特殊味道。聽到過他們的局部說來不無道理的對「文化大革命」的抨擊,和通盤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對中國的敵意,特別是它的煽動新疆少數民族的顛覆宣傳。
  親、友、鄰、敵……以及我的「做學問」的對象之一,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覺得我實在應該去塔什干。我去參加塔什干電影節,其次是為電影節,首先還是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像。在塔什干,很少有什麼特徵能使你看出她是兩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興旺發達起來的古城。你很少能見到伊斯蘭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當然地認為的那樣涼快。
  我籠統地認為反正蘇聯在中國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內地涼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應該比烏魯木齊涼快,至少不會比烏魯木齊更熱。但事實完全相反,還是五月下旬,在那裡每個白天都是在陽光的烘烤下面度過的。旅館裡的微弱的空氣調節,完全不能緩解她的酷熱。
  可能是由於一九七五年阿施巴羅德大地震的影響,除了舊城的一個破破爛爛的舊清真寺以外,我很少看到舊建築。在綠樹掩映之中,到處都是一塊一塊的厚大公共建築,穿插以同樣厚大的噴泉、花壇、街道,使你感到十分寬廣恢宏,甚至有幾分鋪張。
  除了不多見的圓拱形的和桃形的門洞以外,它的建築的民族特點似乎主要表現在建築外的圖案裝飾上。與歐洲式建築的浮雕式外觀、與中國古建築的結構式外觀不同,塔什干的建築的外觀主要是單純而又細密的圖案。我們下榻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窗外滿是混凝土製作的方框,方框互相套起來,使人想起漢文中的許多「回」字和「四」字。在列寧博物館,圖案是菱形的,最靠外是幾個大的菱形,裡面是小的菱形。在政府大廈,圖案是豎條形,像是由筆直的圓木組成的木排。這些建築外觀使我想起在新疆時見到過的維吾爾人的暗綠色木箱來了,木箱表面,要鑲上縱橫交錯的細細的刷著橘黃色油漆的木條。我還想起一位維吾爾農民朋友告訴我的話,他說維吾爾人的各種圖案都來自哈密瓜瓜皮紋路的啟發。不知道這是玩笑還是確有根據。
  這些建築巨大莊嚴,有時候顯得有點空曠。例如塔什干的「電影之家」,其規模與建築之精美當然會叫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工作者羨慕,但裡面的擺設是太少了。名義上有一個酒吧,飲料的品種與顧客都那樣稀稀落落,能夠叫人隨便坐一坐的沙發和椅子也很稀少,這就影響了這個城市的親切感與充實感。
  穿行在這個很有氣魄的城市,有時你覺得你是穿行在一個輝煌的展覽會上,到處都是嶄新的、方方正正的、橫平豎直的大廳、前廳、樓梯、過廊和擺得好好的展品,連樹木也成行成列,草地也見稜見角。有時候你會產生一種願望,想看一點不那麼規則、不那麼認真地存在在那裡的東西。比如說,有沒有一條彎曲的小溪、一條蜿蜒的小路、一株歪脖子樹?你會渴望知道展覽會外面和後面的生活,而生活是永遠不會裝飾得那樣輝煌而又切割得那樣齊整的。

  塔什干 —撒馬爾罕掠影(2)

  差堪告慰的是我總算有更多的機會與塔什干的普通人相接觸。
  這是我塔什干之行的最得意的一筆——操當地的民族語言與當地人民直接交談。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兩個民族像維吾爾與烏茲別克這樣接近。面貌、體型、語言、穿著、風俗、建築、飲食、歌舞……都是如此接近,外行也許分辨不出兩者的區別來。
  維吾爾人主要居住在我國的新疆,亦有一部分住在蘇聯的一些中亞共和國。烏茲別克人主要居住在蘇聯中亞地區,亦有一部分住在我國新疆的伊犁地區。
  當然,細看起來,兩個民族仍然有明顯的區別。就說穿著吧,維吾爾人和烏茲別克人都戴小花帽,但它們的花色是不同的。維吾爾人的花帽上沒有整枝的花的圖案,它只有花朵或花紋。而烏茲別克人的花帽上,不僅有花,而且有葉有枝,完整無缺。烏茲別克女子穿的上下一般粗的筒狀連衣裙看來式樣與維吾爾人沒有什麼區別,那種花綢的花色也與我國新疆和田地區盛行的衣得裡斯綢( 俗稱土花綢 )幾乎無異。但實際上,烏茲別克花綢的花色圖案更多幾何圖形、更像孔雀、更雄渾,而和田維吾爾女子穿的花綢更多線條、更秀氣。
  最妙的還是他們的語言,去塔什干前我在新疆的朋友和民族出版社的朋友幫助下做了些準備。把大部分維吾爾語單詞中的前元音變為後元音,把一些弱化了的輔音還原回來,再更動一些詞,差不多就完成了從維吾爾語到烏茲別克語的過渡。當我到達塔什干,聽到當地居民用我所熟悉的語言交談,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來」與他們打招呼、與他們攀談的時候,當實踐證明我有足夠的與他們通話的能力的時候,我是多麼高興啊!也許他們聽著我的口音覺得有點怪,就像河北人聽陝西人講話似的,但畢竟可以直接交流思想感情了啊。所以,在去撒馬爾罕的旅遊專列上,老列車員馬上稱我為「自己人」「兄弟」「我的朋友」,還多給我們換了一壺新茶,與我一見如故地推心置腹地大談家常。在撒馬爾罕,有一位蘇方的翻譯陪同人員,在我與他用當地民族語言交談之後,他拍著腦門驚呼:「我從來沒有這一個念頭—— 一個外國人會說烏茲別克話!」
  而我,也就躊躇滿志,沉醉在烏茲別克-維吾爾語的交談裡,甚至忘記了這是在異國他鄉。這也使我更加堅信,不管還有多少困難、險阻、危險,中國和蘇聯的人總是能找到自己的共同語言的。
  至於當地的維吾爾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在當地的維吾爾詩人如茲·卡德爾家中作客,幾乎感覺不出與到新疆我的朋友詩人鐵依甫江或克裡木·霍加家中作客有多少區別。最微妙的還是他們言談舉止的那種「勁兒」,特別是鑲著金牙的胖胖的女主人,她的微笑、眼神、頭部頸部的擺動與角度,以及手勢、聲音、語氣,都與我在新疆十六年間爛熟了的烏魯木齊的或者喀什噶爾的或者伊犁的女人毫無二致,見到他們,真有他鄉遇故交的親切感。
  更何必說那擺在長條桌上的囊餅、拉麵條、抓飯呢,那是沒有國籍也沒有國界的。我覺得金色的、中間薄周邊厚的圓圓的囊餅正是人民的純樸、友誼、萬國一家的象徵。不過這裡很少有新疆的那種用鹽水和著膠泥和細羊毛砌成的土爐( 俗稱囊坑 ),這裡的囊餅多是在洋鐵製的烤箱裡做成的,它更乾淨些,而新疆的囊餅雖然不免沾一些土,卻更香酥地道一些。至於新疆稱拉麵為「涼面」,這裡稱之為「拉個面」,全是來自漢語。
  撒馬爾罕則是一個神話般的地方。它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是我們的絲綢之路的北路經過的一個城市,是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個大旅遊城市。
  因為它相當完整地保存著一個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伊斯蘭教建築群,電影節組織者招待我們到撒馬爾罕來參觀。一到撒馬爾罕,便看到了那巨大的圓拱桃形( 頂部突起一個尖 )的屋頂。它立刻使人想起了悠遠的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異,想起地球上的人們的生活是怎樣地多彩多姿。
  不論是在十五世紀建成的鐵木耳陵,還是十七世紀建成的特爾拉·哈里清真寺與附屬的經文學校,這些建築的外貌與內觀都使人咋舌驚歎。一方面,它非常宏大,既高聳又開闊,代表著當時的撒馬爾罕人對上蒼、對安拉的崇拜,代表著一種莊嚴、巨大、君臨一切的至高無上的氣勢。一方面,它又非常細膩,通過建築結構形成了雕飾,又通過繪製描畫出了種種花紋。紫色、金黃色、翠藍色的工筆細描,留下了蛛網狀的、菱狀的、細腰花瓶狀的、花朵狀的、環狀與鏈狀的一絲不苟的花紋圖案。特爾拉·哈里清真寺大門上方左右兩角,還畫著兩個黃色的豹子似的獸,在獸的脊背上是兩個肥胖的人頭。這兩個獸與人頭,使我聯想起在墨西哥訪問時參觀過的古代瑪雅人的文物。

  塔什干 —撒馬爾罕掠影(3)

  比這些畫圖與花紋更多的紋路則來自古阿拉伯文——《 可蘭經 》經文文字的交錯與變形。這是一種相當古老的抽像藝術。我相信這些似字非字的符號包含著一定的宗教內容——大致不會超過《 可蘭經 》的範圍。符號是人類的智慧所創造的,但人類欣賞、沉醉於乃至崇拜信仰符號。人這種生靈可真有趣。
  這些古代建築物的屋頂的外貌使我常常想起烏茲別克人的賽拉——纏頭的布,很可能他
  們的屋頂與當時人們的頭頂有某些相通之處。
  我也想起莫斯科的眾多的教堂屋頂來。當然,莫斯科的教堂是東正教的,二者的宗教、民族屬性完全不同,但二者建築風格要比例如撒馬爾罕的清真寺與歐洲的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堂的建築風格接近一些。
  撒馬爾罕的建築是古老的,但也不乏新建築,像蘇軍烈士紀念館、城市歷史博物館、哈穆札劇院與瓦列蒂劇院、烏魯克拜克雕像等等,但總的來說這裡古老的氣氛是太濃烈了,現代的建築實在難以超越它。這座城市更像一個博物館。汽車經過撒馬爾罕的郊區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些農民的住宅,則大多還是一些簡陋的土房子。
  但撒馬爾罕的人給我的印象相當年輕。他們載歌載舞地舉著大囊歡迎和歡送我們,他們顯得誠實、聽話、單純。
  尤其難忘的是在列寧集體農莊舉行的露天宴會。樹陰下,小溪邊,長桌一個連著一個擺了半里地,大家無拘無束地說笑著、吃喝著。我與來自列寧格勒的英語翻譯阿那托裡坐對面,碰杯之後我一口氣乾了一杯伏特加,阿那托裡高興地摟住我,吻了我三次。他是一個快活的小伙子,樣子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片裡的好兵帥克。
  宴會舉行了三個多小時。坐得太久了也會疲勞,我中途悄悄離席散步,碰到了農莊的莊員們,當然,我又大顯身手了——與他們用烏茲別克語交談。當他們知道我更擅長維吾爾語以後,他們立刻叫來了農莊的幾個維吾爾小伙子。我們一見如故如親,我如何說明解釋也無法使他們理解我不是維吾爾人而是漢族人。因為在俄語中漢與中國是一個詞,我解釋我是漢人,聽者點點頭,說:「我知道,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的維吾爾人。」這幾位農莊莊員非常高興地把我介紹給別人,「瞧,這是我們維吾爾人,來自中國!」他們把他們的花帽給我戴,把他們的長柄大嗩吶( 稱卡那 )給我吹,並與我一起合影留念。
  我在塔什干呆了十天,在撒馬爾罕過了一個白天。時間是短暫的,廣泛地接觸也有各種技術性的和非技術性的困難——例如,戒心。但塔什干與撒馬爾罕畢竟不使我覺得陌生了,尤其是那裡的人民和文化。
  在旅遊畫冊的英文解說詞中,有這樣一段話:「塔什干是和平和友好的城市,是林陰大道、公園和噴泉的城市,是好客和慷慨的城市。」在塔什干,還有一條標語:「塔什干像鮮花一樣盛開」。看過那裡的城市和人民,我並不懷疑這些介紹和標語口號的真實性。我相信各種障礙和壕溝終將被歷史的潮流沖決和填平,我們和塔什干、撒馬爾罕以及阿拉木圖、伏龍芝、杜尚別、阿施巴羅德這些城市的交流和往來將會得到更好的恢復和發展。我寄希望於將來,我還要加緊維吾爾-烏茲別克語的深造。

  大餡餅與喀秋莎(1)

  一個閃光的銅製浮雕牌。那是一艘歐洲式的古老的帆船,大大小小重疊著七個帆。由於飽滿的大洋上的風,頂部的方形的帆被吹成了蝙蝠的樣子,兩翼鼓漲,意在騰飛。幾條曲線代表著起伏的波浪,龍身一樣的花紋代表著船身。在李姆斯基·柯薩闊夫的《 天方夜譚 》組曲伴奏聲中,帆船開始了航行,震搖,浮沉。左上角是一顆四角星,星光閃爍了,下部的幾個大帆金光耀眼,上部的小帆離開了船,化鳥凌空而去。
  這個浮雕銅牌是蘇聯漢學家托羅普采夫送給我的禮物。九月上旬,謝爾蓋·托羅普采夫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婭參加蘇聯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團體到中國來訪問,把這可愛的生日禮物捎給了我。
  托羅普采夫還用毛筆蘸著紅墨水用中文給我寫了一首「詩」:
  前半輩子騎瘦馬,
  後半彈起冬不拉,
  海的夢呀不太晚,
  乘風揚帆到天涯。
  外國人寫的中文詩,難求完整雅馴,其情意卻是真摯可感的。詩的前兩句出自拙作《 雜色 》,第三句出自拙作《 海的夢 》,最後一句大概就是指他送給我的帆船了吧。
  這使我想起在莫斯科托羅普采夫家度過的那個美好的晚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從我國駐莫斯科使館的工作崗位上歸來的王德勝同志帶給我一封蘇聯漢學家托羅普采夫的信。這位我未曾謀面的蘇聯漢學家在信上說他很喜愛我的作品。他說,蘇聯的讀者將能夠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的內容。他還說,他最喜歡我的中篇小說《 雜色 》,他說,如果他寫小說,他也將這樣寫。
  隨信,捎來了蘇聯出版的《 當代外國文學 》等兩本雜誌,雜誌上有他寫的評介我的作品的文章。
  王德勝同志介紹說:托羅普采夫正在廢寢忘食地翻譯你的作品,以至他的妻子抱怨說,托羅普采夫最愛的人並不是她。
  其情可感!我給他回了信,並告訴他我即將去蘇聯參加塔什干電影節的消息。
  在五一節到來的時候,我收到了他祝賀節日的卡片,他邀請我到莫斯科後,去他家做客。
  經過多年的隔絕,莫斯科的友人來信給人一種滄桑感。大概還有別的「感」。
  我曾經說過,當我試著表現「百感交集」中的若干感而不是只表現「一感」的時候,就要被認為是「意識流」了。但是關於莫斯科、來信、節日祝賀卡片,即使用「意識流」手法也覺得不夠用。
  五月二十日莫斯科時間中午一點半我們到達了莫斯科國際機場,前來迎接的我國使館的同志告訴我:托羅普采夫到機場來了。
  費了好長時間辦完了入境手續以後,進入候機室,我見到了他。高高的身材,一身白色西服,寬寬的橙黃底色加淡紫色斜紋領帶。寬大的額頭,微微有點歇頂,長方臉,細長的眉毛,鼻樑比較長,下唇微微凸出。他的臉上含著笑,那是一種相當樸素的、應該說是謙恭和富有耐性的笑容。
  「我是托羅普采夫。」他一說中文就顯得緊張和吃力。在信上,他寫的漢字相當不錯,文句更是通暢無誤。
  「能不能到我家裡去作客?」他結結巴巴地問,期待著回答。
  直到這一天的晚上,才在電話裡確定了去他家的時間。他一再說:「我很高興,我很高興。」
  他的樣子文雅、謙遜,我要說,還有熱誠。他說中文的窘迫樣子卻令人難受。甚至躺到床上以後,我的腦海裡還一再閃過他的用力說話的「畫面」,我替他覺得吃力。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六點鐘,我們中國電影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還有我駐蘇大使館一等秘書張敏鰲同志一起來到了他的家。是那種我們常見的單元式樓房。三間屋,都是十二到十四平方米大小,不算寬裕,但還精緻。鑲木地板,塑料壁紙上畫著的是褐色的磚的圖案,乍一看,你還以為是磚砌的自然紋路呢。牆上掛著風景畫和照片,書櫥上放滿了五顏六色的藝術品。窄窄的門廳過道裡安著電話,整個家給人以緊湊充實之感。
  托羅普采夫的妻子叫尼娜·勃列夫斯卡婭,也是學中文的,顯得善良而且快活,微笑一直洋溢在她的臉上,她的中文說得相當流利,靠她的辛勞,長方形的桌面上已經擺滿了各種菜餚和飲料。其中給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種小的橢圓形的瓜,瓜皮凹凸不平,我覺得那更像一個玩具。還有一種大茴香菜,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紅菜湯裡調味。香檳、葡萄酒、白蘭地( 俄語似乎不叫白蘭地而叫什麼「沃爾尼亞克」 )和伏特加都很充足。我連喝了幾杯伏特加,覺得比年輕時候在蘇聯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 現北京展覽館餐廳 )初次喝伏特加的印象要強得多。看來年齡會改變體驗,會幫助你接受最初覺得陌生的東西。

  大餡餅與喀秋莎(2)

  最後端上來的是像陝西的鍋盔一樣大的大餡餅。尼娜告訴我們說,俄羅斯諺語說,沒有大餡餅的房子不算好房子,我們都高興得大笑起來。
  托羅普采夫夫婦只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名字叫喀秋莎。正式的稱呼該是卡傑琳娜吧?不知道對不對,而暱稱大概是卡佳。
  喀秋莎的短辮子上紮著綢帶,穿著樸素大方,非常文靜。我們在客房裡說說笑笑的時候,她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一聲也不出。
  吃飯中間,尼娜把喀秋莎叫到我們面前,宣佈說:現在的節目是由喀秋莎唱《 喀秋莎 》。
  喀秋莎開始唱的時候略顯羞怯,於是尼娜幫助她唱,我們也哼哼著,應和著,手和腳打著拍子。
  似乎有一小節——按中文歌詞是「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她唱到這裡走了點調,那又有什麼呢?她是個孩子。天真,待客的熱情,拘束而又快樂的會面,能把一切走調彌補。
  而且,她的名字有多好啊!她就叫喀秋莎。
  唱完歌,我們鼓掌,掌聲中,她坐到鋼琴前,彈了一段小小的樂曲。
  尼娜和謝爾蓋的臉上放著光。我想建議他們修改一下那句關於「大餡餅」的諺語,我覺得俄羅斯諺語應該是這樣的:沒有喀秋莎的房子,不是好房子。
  喀秋莎用漢語對我們說:「謝謝。」
  後來我們一起喝了咖啡,喝了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首府裡加出產的能夠令人長壽的藥酒,吃了一點也不比大餡餅遜色的尼娜自己烤制的大蛋糕。蛋糕的表面好像澆了一層玫瑰油,紅香可愛。
  可能還殘存著某種拘謹,讓我老老實實地說——還有戒心吧,才八點多鐘,天還亮亮的,太陽高高的,我們就告辭了。我把我自己手頭有的我近年出版的七本書送給了主人,他們送給我一個胖娃娃,在俄羅斯人們叫這種玩偶「瑪特柳什卡」。瑪特柳什卡沒有腰身,像個大油桶,但紅潤豐滿可愛。
  我的心情漸漸好起來。
  不知道道理在哪裡。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我從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那裡學會的第一首進步歌曲便是蘇聯的《 喀秋莎 》。當時,思想激進的我甚至覺得這首歌還不夠「革命」呢。但是它的跳動的青春的旋律和美好的心緒迅速征服了我,唱著這首歌,我想到的是新的歷史、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我感到真正的忘我的沉醉。
  經過了一段嚴峻的歲月,去年,由中央電視台播出並教唱、在我的孩子們這一代人中間第一首學會的蘇聯歌仍然是《喀秋莎》,仍然是「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
  喀秋莎是純潔的。喀秋莎的愛佑護著遠方的戰士。讓喀秋莎的歌聲也佑護著中蘇人民的友誼的恢復和發展吧。
  順便記一下,當我在塔什干參加電影節開幕式的時候,我又聽到了一次舞台上演唱的《 喀秋莎 》。五顏六色的燈光色彩變化,打擊樂器彭彭當當,演唱的女子披著長髮、塗著藍眼圈、四肢和全身扭擺著。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吧?我似覺悵然。在我國,《 十送紅軍 》那樣的歌曲的演唱不是也出現了新變化麼?
  放開胸懷吧,我為所有的喀秋莎,為擁有上好的大餡餅的家庭,為我的新朋友托羅普采夫一家祝福。

  蘇麗珂(1)new

  訪蘇歸來已經兩個多月了,第比利斯這座山城的美麗風光還時時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我想起她那高低錯落的綠樹紅牆,我想起矗立在高山上的城市守護神——艾維麗亞,我想起艾維麗亞旅舍旁的像大蛋糕一樣方方正正的大噴泉。大噴泉白天噴水,入夜停止,和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噴泉——例如芝加哥的伊麗莎白噴泉正相反,那噴泉主要是在夜晚大顯身手,蔚為奇觀。
  這次訪蘇到了四個城市,莫斯科、塔什干、撒馬爾罕與第比利斯。比較起來,莫斯科宏偉嚴肅,塔什干莊重開闊,撒馬爾罕神奇悠遠,第比利斯親切怡人。
  為什麼我覺得第比利斯比較親切、比較放鬆一些呢?可能是從塔什干的燥熱中飛到這裡,立時感到了涼爽、潮潤。可能是由於這裡有許多古老的小小商店與小小街道,街道是用青石鋪成的,商店裡亮著各式的燈,食品商店裡的大蛋糕與大麵包都非常誘人。可能是由於我們在這裡沒有什麼正式的會見、會議、大活動,我們在這裡度過了輕鬆的旅遊加吃飯( 為什麼單獨把吃飯提出來,下面再講 )的四天。可能是這裡的標語、口號、警察都比較少,玩笑、唱歌和喝酒都比較多,應該說是最多。還因為這裡有很多人養狗,很多人進教堂。這裡對中國人的接待顯然也隨便得多,不拉著那麼大的架子。這個加盟共和國的國旗式樣、文字,似乎有相對大一些的獨立性。比如在烏茲別克斯坦,他們的國旗只不過是蘇聯國旗上加上一橫道,他們的文字也是採用斯拉夫字母。但格魯吉亞的國旗突出了綠色,他們堅持使用的仍是本民族的古老的文字。
  對第比利斯的親切感也許還產生於到達第比利斯以前。格魯吉亞是斯大林的故鄉,這對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並不是不重要的。我們早知道格魯吉亞盛產葡萄,那裡有很好的葡萄酒。我們還聽說過格魯吉亞既多美女,又多長壽的老人。我們更知道格魯吉亞地屬亞洲又與歐洲接近,西面是黑海,東面是裡海,是蘇聯的一個少有的溫暖濕潤的地區。
  也還因為有一首歌,是斯大林年輕時候最愛唱的一首民歌——《 蘇麗珂 》。
  為了尋找愛人的墓地,
  我走遍天涯海角,
  但我只能傷心地哭泣,
  親愛的人你在哪裡?
  叢林中間有一株薔薇,
  朝霞般地放著光輝,
  薔薇薔薇我要問你,
  我的愛人可就是你?
  夜鶯站在樹枝上歌唱,
  夜鶯啊我也要問問你,
  你這生著羽毛的歌手,
  我期待的莫非就是你?
  夜鶯一面動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頭思量,
  好像是在溫柔地回答:
  你猜對了,那正是我。
  五十年代,少不更事,我在喜歡這首有著美妙和聲的民歌的同時不免暗地納悶,像斯大林那樣革命的人,怎麼會喜歡這樣一首並無革命辭句,情調還有點「不健康」的歌曲呢?斯大林愛讀的格魯吉亞古典文學作品《 虎皮騎士 》也並無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好在是斯大林喜歡的,如果是當時我所喜歡的,說不定小組生活會上還要檢討自己的「小資產」呢!
  而這次,我們能親身去《 蘇麗珂 》的故鄉了,多麼奇妙啊!
  一下飛機就覺出這個城市的特有的美麗了。旅館後面像一個小花園,有彩色的傘一樣的遮陽的「華蓋」,有少女的石像,有彩石鑲成的壁畫,有輕便而鮮艷的塑料座椅,有樹陰下的水霧,這已經與莫斯科或者塔什干的大、厚、重的風格不同了。
  在旅館的小賣部,有守護神艾維麗亞的浮雕銅像,她莊嚴如石碑,去掉了多餘的曲線卻又亭亭玉立如杉樹。小賣部還賣一種用牛角做成的飲器,令人想起格魯吉亞人的豪飲與他們的古樸的民風。
  進得房間,馬上可以俯瞰溫暖的、陽光閃爍的庫瓦河。可以看到大噴泉與噴泉後的凱旋門式的檢閱台。可以看到那種類似莫斯科大學的尖頂建築風格的劇院。可以看到重疊交叉迂迴的山城道路系統與這些道路上開行的來來往往的汽車。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由巨石作牆基的堅固而又幽雅的房子。可以看到茂密的綠樹,這些綠樹裡既有針葉的樅樹,又有大闊葉的棕櫚科植物,這對於整個說來處於高寒地帶的蘇聯來說也是少有的。
  到達第比利斯的當天下午我們便到街上散步。有兩個穿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主動與我們攀談。「你們是從日本來的嗎?」「不,我們是中國人。」「中國?那太好了!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見到過中國客人了。」「我們是參加完塔什干電影節到這裡來訪問的。」「知道了,知道了,我們已經聽說了。」然後,她們自我介紹說她們是第比利斯大學的教授,一個教授歷史,一個教授外語。

  蘇麗珂(2)new

  我們談得很親切,普通人之間,總是容易談得攏的。
  然後就是洗塵的一宴,桌上擺滿了紅白葡萄酒、伏特加與各種生菜。宴會主人是共和國電影委員會的副部長,他的頭髮大部分已經脫落,靠近後頸處還有三綹頭髮,他把它反過來牽引到頭頂上以掩蓋光光的頭頂,遇到一陣風,三綹頭髮便會披到背上,令人一時愕然,不知他的髮型發生了什麼古怪的變化。
  他親切、隨意、健談、豪飲,而且從第一分鐘就表達了對中國客人的格外的熱情與尊重。在喝了幾次酒,說了一些歡迎的話以後他就開始唱起歌來,同座的格魯吉亞主人立即應和起來。他們唱得都比較溫柔抒情,瞇著眼睛,讓人感到一種全身心的奉獻和消受。特別是其中一位比較年輕、身材適中、臉刮得光光的人,他是報紙的記者,一張口就聲音不凡,醇厚悠長,有後味,有真情,令人感動。
  他們唱了幾個我從來沒聽過、但絲毫不感覺陌生的歌,我想那是民歌,民歌是容易被人接受的。我想那歌的內容一定是歌唱美麗的格魯吉亞,因為那歌與此時此地的風光、氣候、河流、樹木、山城、建築、傳說都是那麼諧調。
  我想起了《 蘇麗珂 》,我想聽到她,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唱《 蘇麗珂 》。畢竟,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和斯大林愛唱的《 蘇麗珂 》,我只是在久已被人遺忘了的三十年前出版的歌曲集上看到過啊!而紙上的東西總是不能叫人放心的,看世界地圖與在世界各地旅行,這中間的差別是太大了啊!
  「《 蘇麗珂 》!」我小聲說,像是自言自語。我在試探,冒險般地。
  那位嗓子好的記者首先注意到了我的自語,他從他的歌兒裡睜開了眼睛,徵詢似的看著我。
  「《 蘇麗珂 》!」我又說,似乎仍然有些膽怯。
  「您說《 蘇麗珂 》?」一道光輝照亮了他的臉,他又大聲重複了一句:「蘇——麗珂?」
  「是的,是《 蘇麗珂 》。」我堅決地回答。
  「讓我們唱《 蘇麗珂 》……」他大聲說,他的話音剛落,副部長唱起了悠揚婉轉的第一聲部,而記者唱起渾厚深情的第二聲部來了。
  沒有錯,就是她,別來無恙。好像是驗證一段往事,好像是重溫一段舊話,好像是在試驗一種使時光倒流的新式機器,真不知道如果有這樣的機器的話它是妖魔還是仙子,我們不能不小心翼翼。
  慢慢地,我隨著他們一起唱了起來,我是在格魯吉亞,我是在第比利斯,我是在和當地的人們一起唱《 蘇麗珂 》,而《 蘇麗珂 》是斯大林愛唱的歌曲,這是多麼遙遠的、早已一去不復返的往事!而這一切又是真實的,堅硬而又鮮活的真實。不容置疑而又不可思議,它好像太浪漫又好像太嚴峻。斯大林沒有了,他的生命和他的地位沒有了。再看不到他的一張照片或者一個雕像( 據說在離第比利斯不遠的哥裡城——斯大林的故鄉,還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 )。當年的中蘇關係沒有了,當年的我們自己也沒有了……
  但是還有《 蘇麗珂 》。
  他們唱得很好,他們唱到每句結束時似乎有一種三聯音的味兒,是我唱不出來的,也許這就是道地的格魯吉亞民間風味吧?
  每一段的最後,他們都以無限柔情吐出「蘇麗珂」這個詞來,這也是中文譯詞中沒有反映出來的。
  此後又連著舉行了三次盛大宴會,一次在旅館,由一位詩人兼電影廠廠長主持,一次在葡萄廠,一次在山中。說老實話,我們在第比利斯的主要活動乃是吃飯,每次吃四五個小時。我本來以為去酒廠是參觀他們造酒,結果並無參觀項目,在汽車上坐了兩個小時,然後坐下就吃,吃完,再坐車兩個小時回旅館,又到了晚飯時間了。這種接待和安排給我提供了相當意外的全新的旅行經驗。
  吃得可真好!一進那間餐廳你就會心花怒放。長桌連在一起,擺滿了各色生菜、沙拉、火腿、臘腸、烤雞、牛排、羊排、豬排、熏魚,特別是油光鑒人的金色的烤仔豬,照耀著全室和入席的每個人。還有餐具餐巾花束,使席面如色彩絢麗的圖畫。酒的顏色似乎也經過精心的搭配,增加了那種五光十色的感染力。
  然後開吃開喝,然後主人和客人不停地說話、祝酒。為了和平,為了友誼,為了婦女,為了兒童,為了格魯吉亞,為了第比利斯……我還提議:為了電影和葡萄酒,因為電影和葡萄酒能使人們友好地坐在一起。大家都活躍起來,高興起來,唱起來,跳起來,歌之詠之舞之蹈之。麵包端上來了,麵包又長又大,誇張一點說,像——洲際導彈。用這種麵包款待客人的人可真慷慨,然後串烤羊肉端上來了,想不到這裡也吃這種中亞細亞式的食品。然後薄皮大餡的包子端上來了,所有這些,都很合我們中國人的口味。

  蘇麗珂(3)new

  然後來了鄉村樂隊,然後唱成一片,舞成一片。然後唱起了《 蘇麗珂 》。葡萄酒廠的鄉村樂隊的歌手渾厚純樸,臉曬得黑黑的,完全是一副體力勞動者的勁兒,唱起歌兒來脖子上的筋都漲出來了。他不像那位一直陪同我們活動的金嗓子的記者唱得那樣溫柔,他唱得遼闊、響亮、熱烈。四部都有人唱,後兩部全是低音伴唱,更顯得情動天地。
  主人的招待是豐盛的,大家的祝酒是真誠的,吃喝歌舞都令人盡興。可惜的是一連三天
  ,幾乎沒有別的活動,除了宴請還是宴請,這種待客方式似乎太不「現代化」了。祝酒詞也前後重複,給人以窘迫與單調之感。尤其是腸胃,滿足了以後再超過一毫克便是負擔,正如真理向前再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一樣。
  但是《 蘇麗珂 》常唱常新,青春永駐。在杯盤狼藉、酒滿腸足之際,《 蘇麗珂 》抵制著喧囂、客套,抵制著或有的虛與委蛇和吃得過飽、喝得過量的人難免的俗態,她給我以真摯幽美清麗的慰安。聽著《 蘇麗珂 》,好像燥熱之中沐浴於山泉,好像烈日之下避陰於樹底,好像勞頓之後枕著自己的胳臂小憩於青青的草地,好像煩亂之中被一隻溫柔的聖潔的素手所撫摸……我真感謝你,蘇麗珂,你是我的格魯吉亞之行的真正的守護神,忠實的伴侶!
  誰知道「蘇麗珂」一詞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與中文譯文相對照,它應該是「愛」、「愛人」的意思吧?但我寧願想像她是一個姑娘的名字,就像劉三姐、蘭花花、阿拉木罕、森吉德瑪。
  夜鶯一面動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頭思量,
  好像是在溫柔地回答:
  你猜對了,那就是我。
  親愛的蘇麗珂,我猜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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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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