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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大屠殺

作者:張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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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大屠殺 
序 

  1937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被日軍佔領。對日本而言,佔領南京是戰爭中決定性的轉折點,是日軍在半年裡同蔣介石的軍隊在長江一帶廝殺的勝利的頂點。而對中國軍隊而言,英勇的上海保衛戰最終失敗,最優秀的部隊也傷亡慘重,而南京的陷落則是一次慘痛的,或許是致命的失敗。

  現在看來,我們還可以把南京當做另一種類型的轉折點。南京古老的城牆裡發生的一切,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收復南京,趕走侵略者的決心。中國政府撤退並重組,最終在這場於1945年結束的戰爭中擊敗了日本。在其問8年中,日本佔領著南京,並建立了一個由中國人中的投降分子組成的政府;但這個政府從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從未能使中國投降。從更大的範圍來說,南京的暴行使公眾輿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對日本。

  今天,在幾代人都受到日本所犯罪行及其失敗的教育的中國,日本如何贖罪還是一個問題。60年過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響著中日關係。

  確實如此。日本人對中國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大批處決戰俘,以及屠殺、姦淫數十萬平民,這一切違背了所有的戰爭規則。至今仍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是公開的活動,是有預謀的殘暴行為。國際人士親眼目睹了這次屠殺,但他們試圖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卻是徒勞的。南京的暴行也並不是軍隊紀律暫時的鬆懈所致,因為屠殺持續達七個星期之久。本書所講述的,就是艾裡斯·張(張純如)對南京的悲劇首次用英語進行的全面研究,是一個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們也許永遠無法準確瞭解,究竟是什麼促使日本的指揮官和軍隊作出如此殘忍的暴行。但對日軍的所作所為,張小姐此書比以往的任何記錄都更為詳細。在本書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包括來自當時第三國目擊者的無可辯駁的指證: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進入毫無防爭的南京城時,他們就留在城裡。張小姐發觀的其中一份這樣的資料,是一份日記--實際上是一份小型檔案--約翰·拉貝的日記。拉貝是一名德國商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領導著一個保護南京民眾的國際行動。通過拉貝的眼睛,我們可以看鰣南京居民在手無寸鐵的情形下面對日本人屠殺的那種畏懼而又勇敢。通過張小姐的敘述,我們深為欽佩在南京城被點燃、百姓被屠殺之際,在醫院被關閉、陳屍所被裝滿、哀號遍城之時,拉貝和那些試圖改變現狀的人們的勇氣。我們也讀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發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為此感到羞愧。

  過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幾乎被人們所忘記,所以,本書問世尤顯重要。張小姐把它稱作"被遺忘的大屠殺",將二戰期間在歐洲和亞洲發生的對數百萬無辜者的屠殺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日本和納粹德國後來成為盟國,卻並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發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沒有想到--使他們成為精神上的幫兇、殘暴的侵略者和最終被稱作「對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惡者。W.H.奧登1曾目睹了中國發生的這場戰爭,他把歐洲和亞洲發生的一切更早地聯繫在一起3:

              地圖能真的標明位置

              現在,那裡的生命已是災難:

              南京;達豪3。

                      威廉·C·柯比

                  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現代史教授

  註:

  1w·H·奧登,英國著名詩人,1907--1973年,1948年獲美國普利策詩歌獎:--譯注

  2選自w·H.奧登《短詩集:1930-1944》》中"在戰爭年代"。第279--280頁,倫敦,1950。

  3Dachau,德國巴伐利亞州地名,曾建有納粹集中營。--譯注 


 
 
 

 
 
 
 
 
 
 
 
導言 



  人類同胞相殘的歷史是一個漫長而淒慘的故事。倘若在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話,那麼,沒有幾次劫難能在程度和範圍上與二戰期間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國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1941年12月7日開始的,這一天日本航空母艦所載的飛機襲擊了珍珠港。歐洲人把二戰開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這一天希特勒的空軍和裝甲部隊閃電般地襲擊了波蘭。在非洲人看來,二戰開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亞(現稱埃塞俄比亞--譯注)。對於亞洲入來說,戰爭的開始則必須要追溯到日本對東亞軍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佔滿洲。

  正像希特勒德國在5年後所做的一樣,日本用高度發達的軍事力量和種族優越感,著手建立其統治鄰邦的權力。日本人很快攻佔滿洲並建立「滿洲國」政府,該政府表面是在他們使用的"傀儡"--一個早被廢黜的皇帝的統治之下,實際上是在日本軍方的控制之中。4年後,也就是1935年,察哈爾和河北部分被佔領;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對於中國人來說,整個30年代是十分艱難的。

  的確,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才最後從中國的土地上撤走。

  毫無疑問,日本軍隊統治的14年有無數難以描繪的殘暴事件。在許多曾遭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城市和村莊中究竟發生過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瞭解清楚。有棗味的是,我們知道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為一些目睹了這場災難的外國侖車當時把消息告訴了外界,一些中國人也僥倖生存下來,成翟目擊證人。如果說有什麼事件可以做為例證,揭露日本狂妄的軍事冒險主義表面下的純粹邪惡,那就是他們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書講述的就是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間,南京暴行的大致情況已是無須置辯的。1937年11月,日本侵佔上海後,馬上對新建不久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起了大規模的進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淪陷,日本士兵在這裡開始了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鮮見的囊暴屠殺。數萬名年輕人被包圍著驅趕到城外,然後被日軍用機槍掃射,有的則被當作刺刀練習的活靶子,或是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一連幾個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滿了屍體,到處瀰漫著腐爛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譬叩專家們估計,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約有超甚260,000名非戰鬥人員死於日軍手中,還有專家認為這一數字超過350,000。

  本書僅對日本人在南京的殘暴行徑予以最樸素曲概述,因為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以量化的記錄來評價這樁人類歷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實,吸取教訓而使警鐘長鳴。然而,程度上的差別常能反映類別的不同,為了幫助讀者瞭解60年前在一個被稱作南京的城市裡發生的大屠殺的程度,我必須耍舉出一些統計數字。

  一位歷史學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難者的手連接起來,可以從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長。他們的血登總重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僅從死難者的數字看,南京的暴行超過了歷史上許多最殘暴的屠殺。羅馬人在迦太基屠殺了150,000人;天主教軍隊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開殺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將數以萬計再洗禮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燒死。--編注);還有帖木兒,他於1398年在德裡處死了10萬名囚犯,並在1400年和1401年在敘利亞修建了兩個頭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則大大超過之。

  的確,即使與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種族滅絕的行為。為更好地想像這個比較值,我們還必須瞭解基他一些統計數字。南京的死難者總數--僅僅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就超過一些歐洲國家在整個戰爭中的平民死亡總數。(英國平民死亡總數為61,000,法國為108,000,比利時101,000,荷蘭是242,000。)有人把飛機轟炸當作大規模破壞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歷史上最猛烈的空襲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殺。英國人轟炸德累斯頓,引起了一場大火,當時國際上接受的死亡數字為225,000人,但更客觀的統計為6萬人,另至少有3萬人受傷。南京遇難的人數則要多得多。確實,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數字--26萬,還是用最高的35萬,南京死難人數比美軍轟炸東京所造成的傷亡人數(約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廣島和長崎兩次爆炸原子彈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14萬和7萬)的總和還要多。看到這些,怎不令人震驚?

  我們不僅應當記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還應該記住他們被殺害的殘忍手段。中國的男人在日軍的刺刀訓練和砍頭比賽中被當成活靶子。估計有20,000-80,000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一些日本兵在強姦了婦女之後,剖開她們的肚子,切掉她們的乳房,把她們活活地釘在牆上。還當著家人的面,父親被日本士兵逼迫姦污女兒,兒子被逼姦污母親。日軍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閹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還嘗試種種窮凶極惡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頭上穿上鐵鉤把整個人吊起來,或是將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著他們被德國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實在是令人慘不忍睹,就連南京城中的納粹覺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稱這場屠殺是"野獸機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件。與在日本爆炸原子彈和在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不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恐怖很少為亞洲以外的人們所瞭解。美國出版的多數歷史文獻都沒有注意這次大屠殺。在對美國中學歷史課本進行的一次徹底檢查中,發現只有寥寥幾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國公眾所讀的綜合的、或"權威"的二戰歷史著作中,也幾乎沒有一本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的。例如,《美國二戰圖片史》(1966)是連續多年最暢銷的單本二戰圖片史圖書,但其中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幅照片,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在共計1065頁的溫斯頓·邱吉爾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59)中,找不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字,在共947頁的亨利·米歇爾的經典名作《二戰風雲錄》(1975)中也是如此。在長達1178頁的格哈特·溫伯格的巨著《戰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僅僅被提到兩次。只是在998頁的羅伯特·萊基的《來自魔鬼:二戰紀實》(1987)中,我才發現一段關於這次大屠殺的記載:"希特勒的納粹所做的一切使其勝利蒙羞的事情沒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將軍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還是個小女孩時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曾經歷多年的戰爭和革命年代,後來才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當上了教授,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他們是在二戰時期的中國長大,戰後又隨著家人逃亡,先是到台灣,最後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攻讀理科。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納,置身學術界,從事物理和微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們從未忘記中日戰爭的恐怖,他們也希望我不會忘記。他們尤其是希望我不會忘記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沒有親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後來又告訴了我。他們說,日本人把嬰兒撕成兩半,甚至三塊、四塊,有一段時間長江水都被血染成紅色。因為憤怒,他們在向我述說時聲音顫抖起來。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在這場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的戰爭中所犯下的一次最喪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個童年時期,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的代名詞,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體的細節和範圍,也很難區分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中學時,我尋遍了當地的圖書館,想更多地瞭解這次大屠殺的情況,但一無所獲。我覺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麼駭人聽聞,真的像我父母堅持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殘酷的屠殺,那為什麼沒有把它寫下來?作為一個孩子,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去伊利諾伊大學浩瀚的圖書館系統繼續調查,我對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闖入我的生活幾乎是在20年之後了。這時的我已為人妻,作了一名職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聽一個搞電影片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片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暴行的紀錄片,但由於搞不到資金,無法進行宣傳和發行工作。

  這位朋友的話重新激起了我的興趣。不久,我就同兩個紀錄片製片人談起了這個題目。一位叫邵子平,是華裔美國人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的上屆主席,協助製作過錄像帶《馬吉的證言》。另一位是湯美如,一位獨立的電影製片人,曾與崔明慧合作了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進入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圈子裡。他們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華人,像我一樣,都認為應當在所倖存的受難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直至討回南京浩劫的賠償。還有人要把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給子孫後代,以免後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過程中,忘卻自己的歷史遺產中的這一重要部分。

  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舊金山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著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宣傳有關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博物館和學校裡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像和照片,在國際互聯網上傳播事實和圖片,還在像《紐約時報》一類的報紙上發表整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公告。一些社會活動團體還利用科技,巧妙地通過一個鍵鈕就能將信息傳送到世界各地超過25萬名讀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該會由亞洲保護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全球聯盟提供贊助。這時,我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已不是什麼民間傳說,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這次會議是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舉行。會議組織者在大廳裡展放著海報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是最可怕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但我對這些照片毫無思想準備--完全黑白的圖片:被砍下的人頭,被刺刀剖開的肚腸,赤裸裸的婦女在強暴者的逼迫下擺出淫蕩的姿態,她們臉上扭曲的痛苦和恥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難忘。

  在一個眩暈的瞬間,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類的經歷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們從小就知道死亡是什麼。任何人都會被卡車或巴士撞倒,生命隨之在剎那間消失。如果沒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死亡是毫無意義也不公正的對生命的剝奪。但我們也知道,大多數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過程。如果你被一輛巴士撞了,也許有人會乘你受傷的時候偷走你的錢包,但更多的人會來幫你,搶救你寶貴的生命矗有人會撥急救電話,有人會奔跑到街上叫當班的警察,還有人會脫下大衣,疊起來墊在你的腦後。這樣,即使這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也能從這些很小卻很溫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關心。掛在庫帕提諾牆上的照片卻展示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會因他人的狂妄念頭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死亡在第二天就變得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那些帶來死亡(即使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的人竟還羞辱受難者,逼使他們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恥辱中死去。這樣對死亡的殘忍的不敬,這樣人類社會過程的倒退,將只會縮成歷史的一個腳注。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裡,我感到一陣心悸。

  在這次大會期間,我得知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已經完成:《天堂之樹》和《橙霧帳篷》,另外還有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畫冊《南京的暴行:一段無法否認的圖片史》。但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出一本關於南京暴行的長篇敘事紀實的著作。在對大屠殺的歷史進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發現,寫作這樣的一本書所需要的材料其實一直就有,在美國就可以找到。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在日記、膠片和照片中記下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人參考。但為什麼沒有一位美國作家或學者利用這些豐富的原始資料去為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紀實作品或一篇論文呢?

  南京大屠殺為什麼在世界歷史上受到冷遇是一個奇特的謎。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或廣島原子彈爆炸那麼舉世皆知,是因為受難者自己在保持著沉默。

  但是,一個答案的出現又會引發新的問題。我又在想,為什麼南京暴行的受難者沒有發出呼籲正義的吶喊呢?或者,假如他們曾發出了吶喊,為什麼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得不到承認呢?我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由於冷戰的諸多原因,有關各方共同造成了對這一事件的歷史性忽略。1949年以後,新中國和台灣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國賠款一樣)。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急於得到它從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這樣,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歷的懲罰,而它的戰時同盟國卻沒有逃脫。

  另外,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1990年,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說,日本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他因此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差點死掉。)在這種危險瀰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另外,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參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著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眾,但大多數人並不願接受採訪。

  在寫作本書期間,使我困惑和氣憤的是,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不單單是因為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尚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也不僅是因為大部分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受到監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是在戰後,許多日本戰犯繼續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不僅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人卻在東京膜拜戰犯--一位在戰爭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形容為:這在政治意義上相當於"在柏林中心為希特勒建造一個大教堂"。

  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在進行本書漫長而艱辛的工作時,他們的態度一直激怒著我。相形之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千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毀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在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中,一個日本歷史學者用這樣的話來否認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殺,日本方面也會非常震驚。那時,日本軍隊一直是模範部隊。"正是因為某些日本人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我才強烈地感到寫作本書的必要。

  除了以上這一因素,本書也是對一些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回答。近年來,人們努力地試圖迫使日本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努力被稱作"打擊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對日本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所作所為的譴責看作是對整個日本民族譴責,那麼,這不僅會傷害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傷害了日本人民。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因為猶太人沒有讓這個國家忘記60年前發生的事情。由於認識到奴隸制醜惡,並在100多年的種族隔離之後解放了奴隸,美國南部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認自己在半個世紀前所做所為的錯誤,它的文化將不會進步。實際上,我驚喜地發現,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參加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會議。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我們想同你們瞭解得一樣多。"

  本書敘述的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暴行。一個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講述的是日本人怎樣清洗敵方首都數十萬無辜的平民。

  另一個是關於掩蓋事實,講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國際社會的緘默姑息之下,企圖從公眾意識中抹煞整個大屠殺,進而剝奪被害者在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大屠殺的歷史"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在竹林中》改編的電影,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十分簡單:一個強盜攔路搶劫一名過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強姦,武士也死了。但當故事中的人物從各種角度出發敘述事情發生的過程時,故事也變得更為複雜起來。強盜,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個現場目擊者對發生的事情的敘述相去甚遠。讀者就要將所有的敘述集中起來,親自判斷其中的真假虛實,通過這一過程作出主觀的也通常是個人臆想的一種較為客觀的假想。任何討論犯罪公正性的課程都應該包括這個故事。它指出了歷史的實質。

  本書從3個不同的危度講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了一次有計劃的侵略--日軍奉命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干。第二個是從中國受難者的角度出發,講述了當政府面對外來侵略無力保護市民時,一個城市的命運。這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人的故事,有失敗、絕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個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角度,作為外來者,這些人至少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是英雄。在大屠殺期間,很多西方人士冒著死亡危險幫助中國平民,並向外界發出警報,通報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浩劫。在本書關於戰後時期的章節中,我們再討論美國人和歐洲人出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的漠然態度。

  我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陰謀企圖使南京暴行遠離公眾的種種勢力。我還列出了近年來人們為挑戰被歪曲的歷史,所做的種種努力。

  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盡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喬治·桑塔亞(1963-1952,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編注)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注定會重蹈覆轍"。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試圖理解日本人的行為時,要求必須給以回答的問題是極為明顯的。是什麼原因使那些在現場的日本士兵的行為竟全然不顧人類行為規範的約束?為什麼日本軍官允許甚至慫恿這種胡作非為?為什麼說日本政府也難逃干係?而且至少還應該回答:面對來自它本身渠道的報道,以及它所聽到的來自現場的外國人傳遞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應如何?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講一點歷史。

  20世紀的日本脫胎於一種上千年形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社會等級靠武力爭奪而確立並得以維持。追溯以往,人們都記得,日本列島上有權勢的封建諸侯僱傭私人軍隊,彼此進行連續不斷的戰爭;到中世紀這些軍隊巳經演變成一個獨特的日本武士階層,他們的行為規範被稱為「武士道」(「武士的行為方式」)。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個武士一生中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這種榮譽觀當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創造的。羅馬詩人賀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輕人應當對其統治者所負有的義務——「為國而死.無上光榮」。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學大大超過了這種對服兵役的適宜規定。日本武士的行為規範極為苛刻,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道義上的強制性,即如果武士們沒有光榮地完成軍事作戰任務,他們就必須自殺身亡——通常是舉行極隆重的但疼痛無比的剖腹自殺儀式,這時武士要在證人面前毫無畏縮地用劍剖開自已的腹部自殺身亡。

  到12世紀,當時稱為「將軍」的最有權勢的統治家族的首領,向作為天照大神之直系後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將軍的武士為天皇提供軍事保護,以換取整個統治階級對武士階層的神聖承認。交易作成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為規範,逐漸深深地滲透到日本文化之中,並成為所有年輕男子崇尚的道德行為準則。

  時間並沒有腐蝕武士道精神的力量,這種力量最初顯現於18世紀,並在現代被運用到極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臭名昭著的「神風」突擊隊的自殺使命,即受過正規訓練的日本飛行員駕機直撞美國的航空母艦,曾震驚西方,西方人沒有想到,日本的年輕人竟會如此心甘情願地準備為天皇獻出生命。另外,並非只是少數精銳部隊抱定了寧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們關注這一事實:在塞班島和硫黃島,戰死與投降的盟軍的比例為3︰1,而日軍則為120︰1。

  賦予日本獨特個性的另一種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強加的孤立主義。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德川家族統治日本,他時這個島國實行鎖國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響。這種閉關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護日本免遭更廣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脅,但事於願違,閉關鎖國割斷了日本社會與正在發生於歐洲的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新技術的聯繫,並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長達250年的時間裡,日本的軍事技術仍然停留在弓箭與刀劍的水平之上。

  19世紀發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將敲碎這個國家的自縛之繭,並使它處於一種不安全和仇外的絕望之中。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一直對所有其他人類社會擺出一副這是「白種人的責任」的姿態,以支持當時的所謂歐洲擴張主義合理論的觀點,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絕開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決定派遣艦隊司令馬修·佩裡前往這個島國,以結束日本的孤立主義。佩裡仔細研究了日本歷史,決定以大規模展示美國軍事力量的方法恐嚇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裡派出兩艘噴著黑煙的艘只開進東京灣——讓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屬外殼包裝的蒸汽動力艦。隨後他被約60-70名手持長劍短槍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擁著,大步穿過將軍的幕府所在地,並要求面見日本的最高官員。

  認為日本人被佩裡的來訪震呆了的說法不過是一種膚淺之見。關於這個事件,歷史學家塞繆爾·埃裡奧特·莫裡森評論道:「這件事對日本人來說,就好像聽到宇航員們宣佈奇異的不明飛行物正在從宇宙空間飛向地球一樣。」嚇壞了的德川幕府準備戰鬥,他們藏起貴重物品,驚恐萬狀地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但最終他們無可選擇,只有承認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井接納了這個代表團。伴隨這次訪悶,佩裡不僅迫使德川幕府與美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而且為英、俄、法、德等其他國家敲開了日本的貿易大門。

  使這個驕傲的民族蒙受的奇恥大辱最終轉化為強烈的憤恨情緒。日本的一些權勢人物私下裡主張立即與西方列強開戰,但另一些人建議小心謹慎,它們的理由是:此時開戰只會削弱日本而不是削弱外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們還強調,當局應該安撫這些入侵者,向他們學習,並不動聲色地制定自己的復仇計劃:

  由於我們在工業方面還不能與外國人相比,因此讓我們與外國保持來往,並學習他們的訓練方法與策略,當我們把日本各民族團結成一個大家庭時,我們就有能力向海外發展,並把外國的土地賞賜給那些在戰鬥中表現卓著的人們;而士兵們定會爭先恐後地顯示他們的英勇無敵,所以到那時再宣戰也為時不晚。

  儘管上述觀點並未公開流行,但將證明是預見性的,因為它們不僅描述了日本將遵循的戰略,而且說出了一些人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他們是從國家而不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待生命的。

  德川幕府束手無策,決定觀望等待——這一決定等於宣判了德川幕府統治的結束。將軍的妥協姑息政策與他對其追隨者必須盡忠的苛刻要求是如此地格格不人,以致使幕府遭到了許多人的唾棄厭惡,他們把軍需彈藥提供給幕府的鷹派反對者,這些人把將軍對外國人侵者的謹慎反應看成是向外國蠻夷盛頭稱臣。當各藩的反幕力量確信將軍已經失去了統治資格時,他們便計劃結成倒幕聯盟,推翻幕府,奉還大政於天皇。

  1868年,倒幕聯盟以明治夭皇的名義取得了勝利,並點燃了一場旨在把一個封建割據的國土變成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的革命之火。他們把崇拜太陽的日本神道教提升為國家宗教,利用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徵去平定四方,統一列島。新的帝國政府下定決心要對西方取得最後的勝利,便把武士道精神作為全體國民的道德準則。外國的威脅對日本列島起到了一種進一步淨化情感的作用。在以後被稱為「明治維新」,的時代裡,日本全國上下迴響著這樣的民族主義口號:「尊王攘夷」!「富國強兵」!

  日本人以令人驚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科學、經濟和軍事上躋身於現代社會之中。政府向海外派出最好的學生到西方的大學學習科學技術,並控制自己的工業,去建立兵工廠,還建立了一支由國家徵兵的軍隊以取代地方割據的封建軍隊。政府還仔細研究分析了歐美的國防情況,其中德國的軍事體系最受青睞。但是它的海外留學生帶回國的有關西方技術和防禦戰略方面的知識卻擊碎了日本一直自以為是的軍事優越感,並使它對將來一旦與西方正式攤牌,日本是否必定取勝懷著深深的優慮。

  19世紀後期,日本打算在其亞洲鄰國身上檢驗並炫耀它的新武功。1876年明治政府向朝鮮派出2艘炮艦和3艘運輸艦組成的海軍艦隊,井迫使朝鮮政府簽訂了通商條約——這個行動正是當年佩裡強加於日本的行動的翻版。

  於是日本在朝鮮問題上與中國發生了衝突。1885年簽訂的條約確認了朝鮮為中國和日本的共同保護國的地位,但在10年間雙方爆發了武裝衝突,當時中國試圖平定受到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支持的朝鮮叛亂。1894年9月,在宣戰僅僅6周以後,日本人不僅佔領了平壤.而且在海戰中使中國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人必須向日本人支付2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款,把台灣、澎湖列島和中國東北的遼東地區割讓給日本,並增開4個通商口岸。這場戰爭後來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如果後來不是西方列強的干涉,日本或許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戰後日本人得到的最大戰利品遼東半島,最終卻由於俄國、法國和德國三國聯合干涉而被迫歸還清政府。這個行動進一步證明了遙遠的歐洲國家迫使日本就範的實力,但這只能使日本更加痛下決心要在軍事上壓倒令人生厭的西方人。到1904年,日本的軍隊規模已擴大了1倍,在武器生產方面也實現了自給自足。

  這個戰略果然奏效。日本誇下海口,不但能在戰爭中打敗中國,也能打敗俄國。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人重新佔領了遼東半島的旅順港,對馬海峽的海戰勝利使它獲得了薩哈林群島的一半以及在中國東北的商業優勢。對於這個驕傲的國家來說,在遭到西方列強的羞辱而臥薪嘗膽50年之後,終於有了出頭之日,這真是件極其令人興奮之事。為這場勝利所陶醉,一位日本教授概括出日本想法,當時這位教授宣稱,日本的「天定命運就是向外擴張並統治他國。」

  主要是由於這些勝利成果,20世紀初期成為日本回味無窮的時代,現代化的進程不僅使日本贏得了軍事聲望,還給它帶來了空前的經濟繁榮。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日本的是對其鋼鐵生產以及紡織品和對外貿易的巨大需求。股市行情猛脹,基發戶應運而生,奢靡之風四處蔓延。就連過去隱居在這個男權主義社會中的婦女,也能在賭場和賽馬場上一擲千金。

  倘若這種繁榮能持續發展,在日本或許會出現一個有力的中產階級,並使它的人民有能力遏制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影響。然而事與願違,日本即將面臨其現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災難性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將把它的過去所獲一掃而光,把它逼到飢餓的邊緣,並驅使它走上戰爭之路。

  20世紀20年代日本繁榮的黃金時代的大幕終於落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終止了以往對軍需品的無休止需求,日本的軍火工廠紛紛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1929年美國的股市崩潰,大蕭條隨之而至,降低了美國對奢侈品的購買力,也使日本的生絲出口貿易陷於癱瘓。

  同樣重要的是,儘管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協約國一邊,但在戰後的10年中許多國際商人和消費者故意不買日本產品。雖然歐洲國家和日本人都靠獲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利品而擴大了它們的海外帝國,但人們卻不是用相同的眼光來看待日本的擴張的。在這個新世紀的最初幾十年裡,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不被承認,而它企圖嘗試西方式的殖民主義並把前德國的殖民地佔為己有的作法則更不得人心,因此西方的金融家們開始把更多的資金注入中國。接著,中國被凡爾賽和約作出的把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和租借地轉讓給日本的決定所激怒,發起了廣泛的抵制日貨運動。這些發展進一步損害了日本的經濟,並使日本人普遍認為,日本再次成了一場國際陰謀的犧牲品。

  經濟的持續衰退打破了日本社會的平衡。工商業倒閉,失業人數猛增,貧苦的農民和漁民把自己的女兒賣進妓院。通貨急劇膨脹,工人不斷罷工,而1923年9月的一場大地震簡直是給日本已陰暗的形勢雪上加霜。

  大蕭條時期日益流行的一種看法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領土以防止大饑荒。日本的人口從明治維新時期的約3000萬猛增到1930年的6,500萬,這使維持生存越來越成為問題。日本農民努力使每英畝的糧食產量達到極限,到20年代農業生產已止步不前。繼續增長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要依靠大量的糧食進口,在1910年到20年代末的時間裡,大米的進口翻了兩番。他們曾靠出口紡織品來支付這筆費用,但當時紡織品的出口卻不斷受到外國需求量的減少、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歧視性關稅的影晌。

  20年代,日本軍隊中年輕的激進分子就不斷地論證軍事擴張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陸軍中校橋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書中寫道:

  要想從人口過剩的壓力下解脫出來,擺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條路……移民,打人國際市場,和領土擴張。第一扇門,即移民,已由於其它國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對我們關閉,第二扇門……由於關稅壁壘和廢除通商條約而正在關閉。當三扇門中的兩扇門拒絕讓日本通行時,日本應該怎麼辦?

  其他日本作家指著別國的廣袤領土,抱怨著世道不公,特別是因為其他國家沒有充分使用它們的土地,沒有達到日本那樣高的糧食畝產量。他們不僅嫉妒中國的巨大領土資源,對西方國家也垂涎三尺。軍方的喉舌佐渡荒木問道:為什麼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大部分是貧瘠的土地餵飽6,000萬張嘴,而像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他們每國都擁有300多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卻只養活650萬人口?日本為什麼要滿足於此?這些差別是不公平的。對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來說,美國佔有某些最重要的優勢:佐籐荒木指出,美國不僅擁有300萬平方英里的國內領土,還享有70萬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說西進太平洋是19世紀美國的「天定擴張使命」的話,那麼中國就成了20世紀日本的「天定擴張使命」之地。日本這個極度自尊自大的民族認為,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簡直唾手可得,幾乎理所當然地要為日本所用。日本的貪婪野心還遠不止於亞洲。1925年,也就是日本與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簽訂的,承認日本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的獨特作用的主力艦限制條約簽訂3年以後,日本陸軍總參謀部的一個成員大川周明寫了一本書,該書不僅堅持認為日本的天定使命是「解放」亞洲,而且強調日美之間的世界戰爭不可避免。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裡,當他簡直就像是在上天的啟示下預言這兩個國家之間將會爆發一場聖戰時,恐怕連他自己也不能料到他會預測的那樣准:「在一個新世界到來之前,西方與東方的強國之間必將要決一死戰。這種看法已在美國對日本的挑戰中得到體現。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是日本,而代表歐洲的最強大的國家是美國……這兩個國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這一仗何時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紛爭之中。一些人主張利用日本的新技術建設一個更好的國家,另一些人卻希望利用日本的軍事優勢對其鄰國實行對外擴張計劃,他們之間竟相爭奪擴大影響。擴張主義者的理論獲得了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狂熱支持,他們要求建立限制個人財富、資產國有化並主宰亞洲的軍事獨裁政權。這些觀念燃起了下級軍官的野心,他們出身農村,少年氣盛,天生不信任東京的政客們,並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權力。儘管他們之間也存在不和,但他們卻認定有同一使命:他們相信日本的天定命運是對歐洲人報仇雪恥並稱霸亞洲,為此他們要徹底改造現社會,並清除一切官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障礙。

  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溫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協。但他們仍嫌變化的步子太慢,於是開始密謀推翻政府。1931年,他們策劃了一場政變,但最終沒有進行。1932年,一群海軍軍官在東京發動了一場恐怖襲擊,殺死了首相犬養毅,但他們未能實施戒嚴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軍官發動了一場大膽的武裝政變並要了幾個政治家的命。儘管這次政變使東京的商業區陷入了3天多的癱瘓狀態,但最終被鎮壓了下去。其首領或被投入監獄,或被處以死刑。於是權力從極端分子手中轉移到政府中行事更為謹慎的人們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這個事實,即這些人在當時也同樣具有許多青年軍官的狂熱思想:稱霸亞洲是日本的權利。

  日本的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很快就意識到,他們要想控制中國就必須迅速行動。因為有跡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從於日本要求的中國正在探索強國之路,這使日本的擴張主義者認為必須趕快履行他們的「使命」。

  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的確在使自己從一個分裂的帝國變成一個努力奮鬥的民族共和國。1911年,革命軍打敗了清軍,結束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清朝統治。20年代蔣介石領導的民族主義者成功地打敗了北方軍閥,統一了中國。他們還宣佈,廢除外國列強強加在清政府頭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是其奮鬥的目標。由於蔣的運動聲勢浩大,這就威脅到日本在中國東北和蒙古(即所謂「滿蒙」地區)的利益。必須採取行動,而且要快,否則中國將強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軍方在政府的贊同下,開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國的事務。1928年由於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拒絕與日本人全面合作,他們就策劃了暗殺他的行動。這次謀殺使中國人民極為憤怒,他們組織了更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30年代,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了日本管理的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妄圖挑起事端,當這場爆炸沒有達到使一列特快列車出軌的目的後,關東軍卻打死中國守軍,並向世界輿論反誣中國有意搞破壞。這個事件給了日本人佔領中國東北的藉口,他們把中國東北改名為「滿洲國」,並扶植中國最後的皇帝、滿清王朝的繼承人溥儀組成傀儡政府。佔領中國東北所激起的中國的反日情緒在中華民國積極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漲。在雙方的情緒都十分激昂的情況下,1932年爆發了流血事件,當時上海民眾襲擊了5個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對整座城市進行報復,他們轟炸上海並使好幾萬平民百姓死於非命。當上海的大屠殺激起了世界輿論的譴責時,日本的回答卻是自絕於國際社會,並於1933年退出了國際聯盟。

  為了準備與中國必將發生的戰爭.日本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訓練它的戰鬥人員。青年人很小就開始接受正規的軍事培訓,30年代軍國主義的影響更是滲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個方面。玩具店簡直變成了戰爭聖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頭盔、制服、步槍、高射炮、軍號,以及榴彈炮等全套武器。在關於那個時代的回憶錄中,描寫到男孩子們在街上進行模擬戰鬥,用竹竿當做假想的步槍。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像著自己成為執行自殺使命的「人肉炮彈」英雄。

  日本的學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營。有些老師實際上就是軍官,他們對學生講述日本的天定命運是征服亞洲,以及作為第一等民族應獲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幫助國家完成這個使命則是每個學生的責任。他們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製模型槍,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槍。教科書成了戰爭宣傳的工具;有一本地理書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為擴張的正當理由:「我們正處在亞洲的先鋒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進太平洋。同時我們也隨時準備保衛亞洲大陸免遭外來的侵犯。教師還向孩子們的頭腦中灌輸對中國人民的憎恨和蔑視,為他們將來人侵中國大陸作好心理上的準備。有位歷史學家講述了一個生活在30年代的神經脆弱的日本中學生的故事,當老師讓他解剖青蛙時,他嚇哭了。他的老師用手指節猛擊他的頭,並大聲咆哮:「一隻臭青蛙有什麼好哭的?你長大後還要殺死一百、二百個中國佬呢?」

  然而除了這種心理的訓練之外,這個故事是更為複雜的。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拉納·米特評論道:「日本社會對中國存在著十分矛盾的心理。這不完全是種族歧視,就像日本付朝鮮人那樣:一方面他們承認中國是他們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們又為20世紀中國的混亂狀態所激怒。「滿洲事變」的製造者石原莞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熱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的年代裡,包括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內的許多中國人從日本得到幫助和訓練。日本人還為中國人提供庚子賠款獎學金,日本同仁會還在中國建立醫院,而且像橋本時夫這樣的學者真心誠意地欣賞中國文化。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的中國通們通常受過很好的訓練,井對中國相當瞭解。然而這些知識和氣質幾乎都不可能傳授給普通士兵。

  日本學校中的軍國主義歷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維新」時期。19世紀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學校的開辦不是為了有利於學生,而是為了有利於國家。小學教師要接受新兵軍事訓練,實習教師則要住在兵營中去接受嚴厲的訓練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國《教育敕語》,它規定的道德倫理法規不僅約束學生和教師,也約束每個日本國民。《教育敕語》是日本軍事法規的平民版本。它規定服從上級和無條件地效忠天皇高於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學校裡,《教育敕語》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畫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讀。據說,不只一個教師由於在宣讀時偶爾打了結巴而自殺,以謝褻瀆聖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體系已經軍事統制化和行動機械化。一位來訪者在參觀了一所小學之後,看到幾千名兒童揮動著小旗,步伐一致地沿著正確的路線前進,不由得發出驚喜的感歎:顯然這位參觀者只看到了紀律和秩序,卻沒有看到紀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確立和維持。教師的行為就像殘暴的教官,左右開弓打學生的耳光,對學生拳打腳踢,或用竹劍木棒不停地抽打學生的現象司空見慣。學生被罰背重物,跪地板,赤腳站在雪地裡,或圍著操場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幾乎沒有人是由於憤怒而來學校訪問的,即使是十分掛念學生的家長也難明真相。

  如果學生決定當兵,那麼絕對服從上級的壓力就更大。經常發生的高年級學生對新生的惡作劇,殘忍的恃強凌弱,壓碎了所有的個人主義精神。服從被說成是最高的美德,個人的自我價值觀被取代,個人的價值不再與個人有關,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機器上的小齒輪。為了把個體的個性「昇華」到集體的共性,上級軍官或老兵經常無緣無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們。據作家入谷敏男說,軍官們還經常用這樣的話來解釋他們任意懲罰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為我關心你。你以為我是瘋了才幹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紅腫流血嗎?」一些年輕人經不住如此殘酷的肉體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殺身亡;而大多數人則經受了鍛煉,使軍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標灌輸給他們。

  對有抱負的軍官來說,訓練也是一個十分殘酷的過程。20年代所有的軍校學員都必須經過在市谷〔在東京都新宿區)軍事學院的學習。營房過分擁擠。教室沒有暖氣,食物也不充分,這地方更像是座監獄而不像是所學校。日本軍校的訓練強度超過絕大多數西方的學校:在英格蘭,一個軍官必須完成1, 372小時的課堂學習和245小時的課外自習,而在日本的標準是3, 382小時的課堂學習和2, 765小時的課外自習。學員們不但要堅持每天規定的超強度的身體鍛煉,還要學習歷史、地理、外語、數學、科學、邏輯、繪畫和書法等課程。每門課程都要力求達到完美的目標和優異的成績。最重要的是日本的軍校學員必須接受「只知有勝利的思想」。學員們對任何一點失敗的跡象都十分恐懼,以致為了減少有人自殺的危險而不敢分開考試結果。

  軍事學院本身就像一個孤島,與世隔絕。日本的學員既不享有隱私權,也沒有機會培養個人的領導才能。學生讀物經過嚴格檢查,而且沒有閒暇時間。一位西方作者這樣評論日本軍官:「在這些可塑造的年代裡,他們被隔絕於一切歡樂、利益和影響之外,在他們活動的那個狹隘的環境中滲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軍隊的宣傳。從種族心理上來說,日本已經遠離了我們,而這些軍官則離我們更遠。」

  1937年夏天,日本終於挑起了對中國的全面戰爭。7月,根據條約駐紮在中國城市北平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古老的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日軍在黑暗中打了幾槍之後,在點名時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於是日軍便以此為借口行使它在這個地區的「權利」。他們開到靠近盧溝橋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國守軍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城尋找這名士兵。在遭到中國守軍司令的拒絕後,日軍便炮轟宛平城。

  7月底,日軍已控制了整個京津地區,8月,日軍進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戰爭已不可逆轉地全面展開。

  但是征服中國證明是一件比日本預料的要困難得多的事。僅在上海,中國軍隊就以10比1之比在數量上超過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同時國民政府的領袖蔣介石派出了他的最精銳的部隊來打這一仗。8月,當35,000名日本新兵企圖在上海的碼頭登陸時,他們遭到了自7月以來的第一次大挫敗。埋伏好的中國炮兵向日軍開炮,炸死了好幾百日軍,包括良子皇后的表兄。在幾個月的戰鬥中,中國軍隊極其英勇地保衛著這座城市。使日軍極為懊惱的是,上海的戰事進展緩慢,他們是一條街一條街、一道路障一道路障地攻下來的。

  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軍方領導人不斷吹噓——並當真相信——日本可以在3個月內征服中國大陸,但當他們只在中國的一個城市的戰事就從夏夭拖到秋天,又從秋天拖到冬天時,便徹底擊碎了日軍「速戰速決」、輕易取勝的幻想。在這裡,中國這個淳樸的、缺乏軍事科學知識也沒受過多少訓練的民族,竭盡全力打擊、遏制比他們強大的日本軍隊。當上海干11月最終淪陷時,日本皇軍的心態舉止趨於瘋狂,據說許多人在向南京進軍時渴望報復。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到南京的競賽

  日本進攻南京的戰略是很簡單的。日軍利用了南京城兩面臨水的地理位置。這個古都位干長江拐彎處的南側,江水先北上後東流。只要從東南方向對南京形成半圓形包圍圈,日本人就能利用江水的天然屏障,完成對這一首府的徹底圍困,並切斷一切逃跑路線。

  11月底,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一支部隊沿長江南岸前進,他們從上海西北角的白茹口登陸並湧進長江三角洲,然後沿滬寧鐵路線前進,此前日軍己經炸毀的這條鐵路上的大部分橋樑。這支日軍由中島今朝吾率領。他曾是日本陸軍在法國的情報處成員,後來成為天皇裕仁的日本秘密警察的頭子。涉及此人的著作不多,但僅就已知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是否定的。《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的作者戴維·伯格米尼稱他是「一個小希姆萊,一個控制思想、恐嚇和酷刑的專家」,並引用其他一些人對中島的描述,說中島是一個虐待狂,在去南京的路上隨身帶著焚屍油。甚至他的傳記作者木村邦憲也把他描寫成「一頭野獸」和「一個暴虐的人」。

  另一支日軍準備穿過位於上海和南京之間的太湖,進行水陸兩棲突襲。這支部隊從上海沿著中島部隊的南側向西運動。指揮這一行動的是留著小鬍子、身材矮小並患有肺結核病的松井石根將軍。與中島不同,松井出身於一個古典學者家庭,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他還是日本在上海和南京地區的派遣軍總指揮。

  第三支日軍又在松井的部隊以南前進,再轉向西北直通南京。率領這支部隊的是柳川平助中將,一個禿頂矮小的有文學興趣的人。或許是由於柳川比其他大多數日本人更深地捲人了南京的浩劫,所以使他的侵略生涯神密莫惻。根據他的傳記作者營原豐所說,控制日本軍方的法西斯集團開除了柳川,因為他試圖阻止他們於1936年2月的兵變。在他被排斥和降級服役後,柳川成了一名在中國的日軍指揮官,並取得了「偉大的軍事勝利……包括攻佔南京」,但是軍方卻把他的名字和照片從當時的出版物中刪去了。所以在日本許多人認為柳川是個「戴面具的將軍」。

  在通向南京的路上,日軍什麼也不放過。日本的老兵還記得當年洗劫農村的情景,他們見人就打,見人就殺。但遭此劫難的絕不止是小村莊,一座座城市也同樣被夷為平地。我們就以位於大湖東岸的蘇州為例。作為一座中國的古城,蘇州以其精湛的絲織繡品、精美的園林和廟宇而聞名於世。它的水道和小橋使它在西方贏得了「中國威尼斯」的美稱,11月9日,一個傾盆大雨的早上,一支日軍先遣隊穿過蘇州城門,他們戴著兜帽,以防中國的哨兵認出他們。一進城日軍就連續數日的燒殺搶掠,無惡不做。許多文物古跡被付之一炬,數以千計的中國婦女被抓去慘遭獸兵蹂躪。根據《中國每週評論》的報導,這次人侵使蘇州城的居民從350000人減少到不足500人。

  一位英國記者有機會記錄了上海效區松江鎮的劫後慘狀,那是在日本人離開9周以後。「幾乎看不到一座沒有被焚燬的建築物」,他寫道,「仍在閃燃的房屋廢墟和渺無人跡的街道呈現出一副十分令人恐懼的景象,唯一活著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屍而肥得變形的野狗。在這個曾經稠密居住著大約100, 000人口的偌大的松江鎮,我只看到5個老人,他們老淚縱橫躲在一個法國教會的院子裡。」

                           朝香宮接替指揮權

  但是最殘暴的行徑還在後面

  12月7日,正當日軍向南京逼進時,松井將軍發起高燒,在蘇州的戰地指揮部臥床不起。這是他的慢性肺結核的又一次發作。病情發作時,正是松井剛剛把他的指揮權交給天皇家族的一個成員手中的時候。僅僅5天前,天皇裕仁免除了松井的這個職務,同時派遣裕仁的皇叔朝香宮鳩彥親王到前線接替他。根據這道新的敕令,松井被提升為負責整個華中戰區的司令官,而在軍隊中干了30年的中將朝香官,將作為新的總司令指揮南京周圍的日軍。作為一個皇族成員,朝香宮使自己的權力凌駕於南京前線的一切權力之上。他與中島中將和柳川中將的私人關係比與松井的關係要密切,因為他曾作為陸軍情報處的官員與中島和柳川在巴黎共事3年。

  沒人能知道為什麼裕仁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選擇朝香宮接替這個職務,儘管伯格米尼相信這是為了考驗朝香宮,他曾在1938年2月的陸軍兵變中,在一個政治問題上站在天皇的弟弟秩父宮一邊反對裕仁。在皇家的名冊譜牒中,裕仁把他作為一個態度「不好」的皇室成員而單獨打入另冊,並顯然是要給他這位皇叔在南京一個機會去改過自新。

  當時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不重要的人事更換,但後來對於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性命來說,這將證明是一個致命的重大更換。

  很難說明當時在現場的日本軍隊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許多詳情細節是在多年後的軍事法庭審判中由松井和他的同事們交待的,或可能是由不可靠的人提供的,因此引用這些材料時需要謹慎。但是如果這些證言是可信的,那麼情況就是這樣的。警惕這個新到來的皇族成員濫用權力的潛在危險,松井對侵人南京的軍隊發佈了一系列道義命令。他命令部隊在距南京城牆幾公里的地方停下來重新集結,只讓少數紀律良好的大隊進人中國的首都,完成佔領任務,這樣一來,這支軍隊將「使中國人眼前發亮,從而使他們對日本產生信任感。」他還在病床前召開參謀會議並宣佈:

  帝國軍隊進入一個外國的首都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將為世界所囑目。因此,不得讓任何部隊在紀律鬆懈的情況下進城……要讓他們事前知道要記住的事項和城內各國權益之所在。絕對不許進行搶劫。必要時要佈置崗哨。即使是出於大意而強佔財物或引起火災,也要嚴加懲處。要派許多憲兵隊和輔助憲兵隊與部隊一道進城,以防止違法行為的發生。

  但是在松井無法控制的地區到處都有不法事件在發生。12月5日,事情繼續發展,朝香宮乘飛機離開東京,並在3天後到達前線就職。在離前線指揮部不遠的靠近南京大約10公里左右的一座被遺棄的鄉間別墅裡,朝香宮見到了他在巴黎的同事中島將軍,他的左臀部的傷口正在痊癒。中島告訴朝香宮,日軍就要包圍南京地區的30萬中國軍隊,而且最初的談判表明,他們準備投降。

  朝香宮聽了這個報告之後,據說他的司令部就發出了一系列加蓋他私人印章的命令,並標有「絕密,閱後銷毀」的字樣。我們現在知道這些命令清楚地寫道:「殺掉所有俘虜。」我們所不清楚的是,是否是朝香宮本人發佈的這些命令。【朝香宮的情報參謀太宰治後來向朋友們承認是他自作主張偽造了這個命今。另一個日本軍官田中隆吉說,在1938年4月,當時的日本陸軍74大隊隊長太宰治給他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太宰治告訴他,當他的部隊在杭州灣登陸並向內地推進時,大約30萬中國軍隊被切斷了撤退之路,於是他們放下武器並向日軍授降。據太宰治說,「要安置這麼多的俘虜,要給他們食物,這是個大問題」。就像這個故事發展的那樣,很快採取了一個方法去解決食物問題:「我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隊:『我們必須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於是我利用軍事指揮官的名義,用電報發出這些命令。命令的文本要被銷毀。」我們從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偽,但必須指出,即使太宰治的確擅自偽追了殺人命令,也不能免除朝香宮對這場大屠殺的責任。如果屠殺開始,朝香宮也能夠發佈一個命令取消這場大屠殺,並把他的情報參謀送上法庭。】

  到日軍進人南京之時,消滅所有中國戰俘的命令不僅已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經散發到低級軍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軍第66大隊接到如下命令:

  大隊戰地通訊員2點鐘收到團指揮部命令:遵照旅指揮部命令,所有戰俘要被殺掉。執行辦法:把戰俘分成每12人一組,一組一組槍斃。
  下午3點半召開各連指揮官會議,就處理戰俘問題交換意見。經討論決定,把戰俘平均分配給各連(1連,2連和4連),按50人一組從關押地帶出去槍決。1連在駐地以南的莊稼地執行;2連在駐地西南的窪地執行;4連在駐地東南的莊稼地執行。
  戰俘關押區必須嚴加警戒。我們的意圖絕對不能讓戰俘發覺。
   各連要在5點前完成準備。執行行動從5點開始,7點半結束。

  這道命令存在著殘忍的邏輯。可以不給戰俘食物,因為他們必定要被殺掉。殺死他們不但能解決糧食問題,而且減少了報復的可能性,因為死人是不可能組成游擊隊力量的。

  但執行命令是另一回事。當日軍在12月3日黎明前的幾小時衝進城市,他們進入了一座人口遠遠超過他們的城市。後來的歷史學家估計,有50多萬市民和9萬中國軍隊被圍困於南京城內,而襲擊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5萬人。中島將軍意識到殺死10幾萬中國戰俘絕非易事:「處置1千,5千、甚至1萬人,即使只是解除他們的武裝也是極其因難的……如果他們製造麻煩,後果將不堪設想。」殺害戰俘由於人力有限,日軍極力製造騙局。這種集體大屠殺的策略分成幾個步驟:先是向中國人許諾,只要停止抵抗,就會受到良好待遇,哄騙他們向日本佔領軍投降,再把他們分成100-200人一組,然後把他們騙到南京附近的不同地方殺死。中島認為,一且失去了進一步抵抗的可能性,大部分戰俘都會極為沮喪並服從日本人的任何命令。

  這一切比日本人事先預料的更容易。只發生了零星的抵抗;實際上幾乎沒有抵抗。當日軍圍攻這座城市時,許多中國士兵丟下武器棄城而逃,後來向日軍投降,希望獲得良好待遇。一且這些人繳械投降並束手就擒,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

  中國士兵的不抵抗行動在一個前日本士兵東史郎的日記中得到了更詳盡的說明,他描述了南京陷落後不久中國軍隊投降的場面。當他們突然接到圍趕大約2萬名戰俘的命令時,他所在的部隊在市中心不斷派出崗哨和分配宿營地。

  東史郎和其它日本兵到9,10公里之外搜尋這些戰俘.夜幕降臨時,日本兵終於聽到了像青蛙發出的隆隆聲,他們還看到無數煙頭在黑暗裡一閃一閃。「那是一個宏大的場面」,東史郎寫道:「7,000名戰俘都集中在一個地方,聚集在兩面白旗之下,那旗子掛在一個枯樹枝上在夜空中飄動。」戰俘們衣衫襤褸,亂七八糟,有的穿著藍色棉軍服,藍色棉外衣,帶著帽子。有的用毯子蓋著腦袋,有的拎著粗布袋,有的還背著棉褥子。日軍讓戰俘排成4隊,隊前豎著白旗。這幾千名中國士兵耐心地等待著日本人把他們帶走,並告訴他們投降過程中的下一步該做什麼。

  這些中國部隊不願進行抵抗使東史郎震驚。對這個成長於軍國主義文化中的人來說,飛行員只能用刺刀,而不能使用降落傘,最後寧可自殺也不能被俘,因此當看到中國人不願與敵人戰鬥而死時,他感到不能理解ˍ當他發現被俘的人數超過抓俘虜的人數時,他對中國人就越發鄙視了。

  「當我想像他們是如何聚在一起到處找白布,然後把它綁在枯枝上並前來投降時,真是又可笑義可憐」,東史郎寫道。

  我在想,他們怎麼能變成俘虜呢?他們有那麼多人——超過兩個營——竟然一點也沒有嘗試抵抗。這些部隊一定有許多軍官,但一個也沒有留下,我想是全都逃之夭夭了。儘管我們只有兩個連,而且那7000名俘虜已被解除了武裝,但是如果他們決定站起來反抗,那我們的部隊就徹底完了。

  一種紛亂的情緒侵擾著東史郎,他為中國士兵感到難過,這些飢渴而又驚恐的人不斷要水喝,並再三要求得到他們不會被殺死的保證。但同時他又對他們的懦弱嗤之以鼻。東史郎突然感至羞愧,因為在以前的戰鬥中他曾暗暗害怕中國士兵,一股不由自主的衝動使他把這些戰俘看成是沒有人性的昆蟲和動物。

  他們成群地走著,就像地上爬的螞蟻。
  他們看上去就像一群無家可歸的人,臉上帶著愚昧無知的表情。
  像一群無知的羊,無規無矩,在黑暗中行進,並相互耳語著。
  他們根本不像就在昨天還向找們開槍並給我們製造麻煩的敵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們曾是敵方的士兵。
  認為我們會戰死在這些無知的奴隸軍隊手中的想法實在是太傻了。即使他們當中有些是20-30歲的男青年。

  日軍把戰俘帶到附近的村莊。東史郎回憶說,當一些中國人被趕進一個大房子時,他們猶豫不肯進去,認為這地方就像是「一個屠宰場」。但後來他們還是屈服了井排隊進了大門。只有當日本人企圖要把中國俘虜的毯子和草墊拿走時,他們才拚命爭奪。第二天早上,東史郎和他的同事接到了去另一個地區巡邏的命令;他們後來才知道,當他們巡邏時,這些中國戰俘被兩三百人一組分配給幾個連,然後被殺害了。

  在南京暴行中,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屠殺戰俘的事件或許要算發生在幕府山附近的那次。該山就在南京正北面,位於南京城和長江南岸之間;估計有57,000市民和前士兵在這裡遇害。

  殺人是秘密分階段進行的。12月6日,《朝日新聞》的記者橫田報道說,日本人在靠近青龍山和幕府山的炮兵要塞俘虜了14,777名士兵,而僅僅是這麼多的戰俘就成了問題,「日軍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抓獲這麼多戰俘」,橫田寫道,「連處理這些戰俘的人手都不夠。」

  根據前日本陸軍下士栗原保存的有關這個事件的日記和筆記所說,日本人解除了數以千計的俘虜的武裝,除了衣服和毯子,搶走了他們身上的每件東西,並把他們押送到一排臨時搭起的茅棚中。當12月17日日軍接到殺死這些戰俘的命令時,他們極為謹鎮地行動。那天早上日軍宣佈他們要把這些中國戰俘轉移到長江中的一個叫八卦洲的小島上。他們對這些戰俘解釋說他們需要特別謹慎地行動,並反綁起戰俘的雙手——僅這個任務就花了一上午和大半個下午。

  下午4點到6點之間,日本人把這些戰俘分成4隊向西走去,繞過幾座小山後停在江邊。」這些戰俘在等待了3、4個小時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看不出任何準備過江的準備」,這個下士寫道,「此時天漸漸黑了下來,他們還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經沿江水形成新月狀包圍了他們,許多機槍己向他們瞄準。」

  當發出射擊的命令時,這些中國人再想逃走已為時太晚。「突然各種機槍同時開火」,栗原寫道,「機槍聲和絕望的叫喊聲交織在一起。」中國人痛苦地掙扎了1小時,終於聽不見從人群發出的聲音了。然後日軍用刺刀一個一個地刺戳中國人的身體,從晚上一直幹到天亮。

  處理屍體是日軍的另一個大問題。在幕府山的大屠殺中,被殺死的人數只是日軍在南京城內外殺死的總人數的一小部分,但清理屍體的工作也花了數日。掩埋屍體是一種處理方法,但中島將軍在日記中抱怨很難找到地力挖掘足夠掩埋七八千人屍體堆的大坑。焚屍是另一種方法,但日軍經常缺少足夠的燃料去完成這個任務。例如,在幕府山的大屠殺之後,日本人在屍體上澆了幾桶汽油焚屍,但還沒等屍體燒成灰燼,汽油就用光了。「結果是一大堆燒焦的屍體」,日本下士寫道。

  許多屍體就被扔進了長江。

                                   屠殺平民

  在士兵們大規模投降後,實際上已經沒有人來保衛南京平民。日軍對這一點是瞭解的,於是在1937年12月13日大量湧進南京,佔領了政府所在地、銀行和倉庫,並在大街上隨便開槍殺人,有許多人是在逃跑時從背後被擊中的。日軍用機關鎗、左輪手槍和步槍向成群的傷員、老婦和兒童開槍,他們集中在中山北路和中路的大道及附近的胡同裡。日軍還在城市的每個地區殺害中國市民:無論是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還是在政府建築物,在城市廣場,他們到處殺人。隨著一個接一個的犧牲者痛苦呻吟或叫喊著倒下,這座淪陷的首都的大街小巷、溝溝渠渠血流成河,許多人奄奄一息,但無力逃脫。

  日本人在南京挨家埃戶地搜查尋找中國士兵,也就一家接一家地殺害這座城市的居民。但他們也在市郊和鄉村屠殺中國人。在城牆外,在河邊(河水早已被染成紅色),在池塘和湖邊,在小山旁和大山腳下,到處屍體成堆。在南京附近的村莊裡,日本人向任何一個過路的男子開槍,因為他們懷疑他過去可能是個中國士兵。但是他們也向明明不可能是中國士兵的人開槍,例如老人和婦女,如果他們對用日語發出的命令表示猶豫或不理解而走錯了路,就要遭到槍殺。

  12月的最後10天,日本人的摩托車隊開始在南京巡邏,同時日軍扛著步槍把守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人口處。日軍換家挨戶也要求市民打開大門迎接勝利的部隊,但是店主只要一開門,日軍就向他們開火。日軍用這種方式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市民,然後把這些商店洗劫一空,對他們沒用的東西則付之一炬。

                                 日本的記者

   這些暴行使隨軍到南京的日本記者感到震驚。一位恐懼的《每日新聞》記者親眼看到,日軍讓中國戰俘排隊站在中山門附近的城牆上,然後用步槍上的刺刀向他們猛刺過去。「俘虜們一個接一個地摔落在牆外」,這位記者寫道,「鮮血四濺,陰森恐怖的氣氛真使人毛骨悚然,四肢顫抖。我站在那裡丟了魂,茫然不知所措。」

  不止是他一個人有這種反應。其他許多記者,甚至是身經百戰的戰地記者們,對這種瘋狂的暴行也感到畏縮,於是他們把感受傾注於文字。下面是一位日軍記者今井正岡的記述:

  在下關碼頭,死屍體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約50到100個人在那裡干苦活,把屍體拖下來扔進長江。屍體還淌著血,有些人還活著並虛弱地呻吟著,他們的四肢還在抽動。苦為們一聲不吭地幹著活,像是在演啞劇。在黑暗中人們很難看到長江的對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碼頭上是一大片閃著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過了一會兒,這些苦力幹完了拖屍體的活,日本士兵就讓他們沿江邊站成一排,砰!砰!砰!我聽到了機關鎗的開槍聲。苦力們朝後栽進長江,被洶湧的江水吞沒。啞劇到此結束。
  現場的一個日本軍官估計有2萬人被殺害。

  下面是一位日本戰地記者小俁行男親眼目睹中國俘虜被帶到下關並沿江排隊的情景:

  第一排人被殺了頭,第二排人被迫將這些屍休投入江中,然後他們自己也人頭落地。這種屠殺從早到晚不停地進行著,但他們用這種方法只殺了2千人。第二天他們對這種殺人辦法已經厭倦,便架起了機槍。砰!砰!砰!砰!板機被扳動了。俘虜們跳入江中想逃走,但沒有一個人能游到江對岸。

   以下是來自日本攝影記者河野公輝的記述:

  在「入城慶典」之前,我看到50-100具屍體沿江漂流。他們是死在戰場上,還是被俘後被殺死的?還是被屠殺的市民?
  我記得南京城外有一個小池塘。它看上去像一片血海——有著耀眼的色彩。要是我帶著彩色膠卷的話,……那將是一張多麼令人震撼的照片!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隨軍記者佐佐木元政評論道:「在東京大地震中我曾見過成堆的屍體,但與這裡相比,那簡直算不了什麼。」。

                              南京的強姦暴行

  下一步,日本人把目光轉向了婦女。

  「婦女深受其害」,一個日本駐南京114師的士兵田鎖增三回憶說,「無論老幼,她們都逃不脫被強姦的命運。我們從下關派出拉煤車到城市的街裡和鄉村抓回許多婦女。然後把每個婦女分配給15-20個士兵,任他們姦淫凌辱。」

  活著的日本老兵認為軍隊強姦敵方的婦女是不合法的。但強姦在日本的軍國主義文化和迷信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沒人認真實行這一規定。許多日本兵還深信強姦處女能使他們在戰鬥中更加有力。士兵們甚至戴著用受害者的陰毛製成的護身符,相信這樣他們就有了魔力而不會受到傷害。

  軍方的禁止強姦的政策只是鼓勵士兵們在完成後殺死受害者。在一次為記錄片《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的採訪中,一位日本老兵東史郎坦白地說出了在南京姦淫與謀殺的過程:

  我們先說一些不正經的話,如Pikankan。Pi意思是「臀部」Kankan意思是「看看」。Pikankan意思是「讓我們看女人張開腿」。中國婦女不穿襯褲,只穿外褲,用一根繩子繫住。沒有皮帶。當我們扯掉繩子,臀部就露出來了。我們就「Pikankan」。我們就看。一會兒就說一些諸如「今天是我洗澡的日子」之類的話,然後我們就輪姦她們。如果只是強姦她們,就沒什麼事兒。我不應該說這沒什麼。但我們通常還要用刺刀捅死她們。因為死人是不會開口說話的。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田鎖增三與東史郎一樣坦率。「強姦後,我們還要殺死她們」,他回憶說,「一旦那些婦女拔腿而逃,我們就讓她們跑,然後我們從背後『砰』的一槍打死他們」。據活著的老兵說,許多士兵並不認為這是犯罪。「或許當我們強姦她時,我們把她看成女人」,東史郎寫道,「但當我們殺她時,我們只是把她看成豬一樣的動物。」

  這一暴行不僅限於士兵。各級軍官也放蕩不羈。(甚至連谷壽夫,這個高級將領和日本第六師團的指揮官,後來也發現他在南京對大約20名婦女犯有強姦罪。這些軍官不僅慫恿士兵在城裡成群結伙姦淫婦女,而且提醒他們在完事後一定要把這些婦女處理掉,以消除罪證。一個軍官對他的下屬這樣說:「在你完事後要麼給她們點錢,要麼在偏僻之處殺死她們。」

                              松井石根的到來

  12月17日早上,因病而身體仍然虛弱的松井石根進入南京城參加慶祝閱兵儀式,屠殺和強姦才有所收斂。他從這次肺結核發病恢復後,乘海軍的汽艇溯江而上,然而換乘小汽車去南京城東的中山門三孔拱門。在那裡他騎上一匹栗色馬,把馬頭轉向東京天皇的皇宮方向,並在日本國家廣播公司的錄音下為天皇三呼萬歲:「天堂之階最偉大的大元帥萬歲——萬歲!」然後他騎馬沿著一條大道向前走,道上已經仔細清除了所有屍體,兩旁還站著成千上萬歡呼的士兵,松井一直抵達南京城北部的大都會飯店,當晚在那裡為他設宴。

  據記載,在宴會期間,松並已經察覺到南京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當天晚上他召開參謀會議,並命令所有不必要的部隊都調到城外。第二天西方新聞媒體報道說,日軍約定對松井保密,不讓他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

  當松井開始瞭解到城裡發生的強姦、殺人和搶劫的巨大規模時,他的心情極為陰鬱。1937年12月18日,他告訴他的一個文職助手:「現在我認識到,我們己在無意中給這個城市造成了最深刻的痛苦與創傷。當我想到我的那些已經逃離南京的中國朋友的感情和心情以及兩國的未來時,我只能感到沮喪。我覺得很孤獨,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心思為這次勝利而感到高興了。」甚至在當天早上對新聞界發表的聲明中,松井也流露出一絲這種遺憾的情緒:「對民眾遭受的苦難我本人甚為痛惜,但本軍隊決然繼續挺進,直到中國悔悟為止。現在正值冬季,這個季節提供了反省的時間。本人對一百萬無辜的民眾不勝同情。」

  當天晚些時候,當這位日軍指揮官為這場侵華戰爭中死去的日本士兵舉行埋葬儀式(日本人稱「慰靈祭」——譯注)時,松井為該城發生的肆無忌憚的瘋狂暴行譴責了300名軍官、師團指揮官和其他人。日本記者松本寫道:「以前從未有過一個上級對其下級給以如此嚴厲的斥責。軍方對松井的行為感到奇怪,因為在這些軍官中有一位皇族的太子。」

  星期六,即12月19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宮的司令部,第二天便乘驅逐艦回了上海。但或許是被絕望所驅使,他一到上海就作出了一個甚至更令人吃驚的舉動:他對《紐約時報》吐露了他的擔心,甚至告訴一個美國記者「日本軍隊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無紀律的軍隊」。當月他還給朝香宮的參謀長發出一封不客氣的信件。「謠傳說不法行為仍在繼續」,他寫道,「正因為朝香宮是我們的司令官,就必須更嚴格地遵守軍紀和道義。任何違法亂紀者都應嚴懲不貸。」

  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為而情緒煩亂。在祝酒時他對一個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幹了一些非常錯誤的事,我深感遺憾。」

  但是強姦仍在繼續,屠殺也在進行。松井對此似乎無能為力。如果人們能相信許多年以後松井講述的這個故事:他對南京的短暫訪問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淚。「慰靈祭儀式結束後,我馬上召集高級軍官並當著他們的面流下了憤怒的眼淚」,在1948年被處以紋刑前,松井告訴他的佛教懺悔法師,「朝香宮和柳川將軍……都在場。我對他們說,在士兵犯下纍纍獸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像嗎?那些士兵事後竟還嘲笑我。」

                         慰安婦:南京的遺留物

  發生在南京的大規模強姦的一個最離奇的結果是日本政府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大量抗議的反應。日本統帥部不是去鎮壓或懲罰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計劃建立一個巨大的地下軍妓組織——這個組織將把整個亞洲的成千上萬的婦女納入它的大網之中。「日本華中派遣軍發佈命令,在這段時間內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學的著名歷史教授吉見義明評論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戰鬥期間發生大規模強姦事件後,日本害怕來自中國、美國和歐洲的指責。」

  這個計劃很直接了當。誘拐、購買或綁架8萬到20萬婦女——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鮮,但也有的來自中國、台渭省、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日本軍方希望用這個辦法減少隨意強姦當地婦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國際社會譴責的機會),通過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傳播,酬勞在前線長期作戰的士兵,當然,當後來全世界都瞭解了這個計劃的時候,日本政府拒絕承擔責任,戰後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堅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國政府在經營這些戰時軍隊妓院。但1991年,吉見義明從日軍國防檔案館裡發現了一份標題是「關於為軍隊妓院招募婦女」的文件。這個文件印有日本統帥部首腦的私人圖章,並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設施」,以阻止軍隊強姦日軍佔領區的中國婦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註冊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開業。用「慰安」一詞來指這些婦女或是這些婦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為它使人想像出遊樂勝地的景象:漂亮的藝妓彈著琶琶,給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實上這些妓院的條件之污濁超出了大多數文明人的想像。無數婦女(日本人叫她們「公共廁所」)在得知她們自己的命運後自殺了;一些人死於疾病或遭殘害,那些活下來的人終生蒙受恥辱和孤獨、不孕或體弱。因為大多數受害者來自對婦女的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著的人,她們的大多數在戰後直到最後也不肯講述她們的經歷,因為擔心面臨更多的恥辱和嘲笑。亞洲的儒教——特別是朝鮮的儒教——把女性的貞節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遠認為,任何婦女在經過了如此屈辱的經歷後不去自殺面仍然能夠活下來,是她自己對社會的侮辱。因此半個世紀以來,只有極個別的慰安婦鼓起勇氣打破了沉默,並要求日本政府對她們的遭遇提供經濟補償。

                          南京大屠殺背後的動機

  現在我們終於要回答所有間題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狀態。當那些手持步槍和刺刀的十幾歲的士兵施暴時,他們的腦子裡想的是什麼?

  許多學者對這個間題絞盡腦汁,但發現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奧多·庫克與他的妻子哈羅科·塔亞·庫克合寫了一本書《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西奧多·庫克承認,南京的強姦獸行使他困惑。他發現在日本內戰中沒有相類似的情況,面且蓄意的破壞和大規模的屠殺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歷史而不是日本歷史的一部分。他說,試圖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帶凝視著一個「黑洞」。

  大多數人發現很難把南京的野蠻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過分講究的禮貌和優雅的舉止一致起來。但某些軍事專家認為,這兩種看似大相逕庭的行為舉止實際上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他們指出,古代武士階層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幾個世紀裡他們擁有對一個農民的砍頭權力,如果這個農民未能對這個武士提出的問題給以有禮貌的回答的話。一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在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文化的時候說:「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認為一個有禮貌的回答是為了讓提問者感到滿意。有禮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這聽起來使人吃驚嗎?」

  其他一些專家把日本的戰爭暴行歸因於日本文化本身。美國人類學家羅絲·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與刀》中寫道,由於日本杜會的道義責任並不普遍,而是地區性的和對個人的,所以在外國的土地上道義責任就很容易被破壞而置於腦後。一些專家譴責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質,聲稱基督教提倡所有人類皆兄弟的思想——的確,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像而創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義的要旨則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後代是上帝的想像而創造的。由於這種差異,這些專家斷定:某些文化,無論他們多麼深奧,仍停留在他們的核心部落時代,在這裡個人對部落內部的人所承擔的責任完全不同於對部落這外的人所承擔的責任。

  這種假說存在內在危險,因為它有兩個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價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須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我發現這是一種既不負責任又具有優越感的含意);第二,猶太教與基督教文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幹出像南京強姦那樣的暴行的。當然,在德國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國家,納悴黨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種辦法,使德國人在精神上喪失人性,甚至把他們宣稱是德國人的敵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結果是導致了我們這個星球從未有過的某些最邪惡的犯罪。

  回顧千年歷史,使人清楚的是,沒有一個種族或一種文化在戰爭的殘酷性方面佔有壟斷權。文明的外衣看起來是太薄了——以致人們能夠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別是在戰爭的壓力下。

  那麼我們將如何解釋在南京城發生的日復一日的原始獸行呢?日本人與他們的納粹同黨不同,大多數納粹分子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決,即使活著的人,也是作為逃脫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殘生,但許多日本戰犯仍然活著,並在日本政府的保護下過著平靜而舒適的生活。因此在這個星球上存在著很少的一些人,他們不用擔心國際法庭會找他們算帳,能向作家和記者透露一些他們在二戰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覺。

  這就是我們瞭解到的情況。日本士兵不僅在中國的戰鬥中變得冷酷無情;他對執行殺害中國的戰鬥員和非戰鬥員的任務也一祥冷酷無情。的確,日本軍方組織的各種競賽和練習,使它的士兵對人類的本性——反對殺死不進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軍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參加殺人比賽,日本的新聞媒體把這種比賽當做體育項目進行熱情採訪。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廣知新聞》刊登的題為「兩中尉百人殺人競賽彼此難分高下」(圖片上為「少尉」—編注)的文章。

  同屬駐紮於句容縣的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進行友誼比賽,看誰在日軍完全佔領南京前,能首先用馬刀砍死100個中國人,比賽已順利到達最後階段,兩者幾乎不分勝負。在星期六(12月5日)……據《朝日新聞》報道:比數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後,該報報道說他們兩人都不清楚是誰選達到了100人的成績,於是他們把目標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賽中稍有損壞」,《日本廣知新聞》報道說,「他解釋說這是把一個中國士兵連鋼盔帶身軀全都劈成兩半的結果。他聲稱,這個比賽很「有趣」。

  這樣的暴行並不僅僅發生在南京地區。這只是整個戰爭期間日本人在中國訓練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個叫田島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證詞並不鮮見:

   有一天尾野少尉對我們說:「你們還沒有殺過人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一些殺人練習。你決不能把中國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們看成是連豬狗都不如的動物。勇敢些! 現在,自願做殺人練習的,走到前面來。」
   沒有人動,少尉發怒了。
   「你們真是一群膽小鬼!」他吼叫著,「你們沒有一 個人稱得上是一個日本軍人。沒有人自願嗎?那麼,我就命令你們。」於是他開始點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島!」(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顫抖的手舉起我上著刺刀的槍,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罵聲中,慢慢向那個嚇壞了的中國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幫助給自己挖的墳墓。我心裡乞求他 的原諒,閉上眼睛,耳邊響著少尉的咒罵聲,把刺刀猛地扎入那個嚇呆了的中國人。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他已經跌入坑裡了。「劊子手!罪犯!」我罵自己。

  對新兵來說,恐懼是自然的心理狀態。在一個日本人的戰時回憶錄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們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殘酷折磨至死時,怎麼也不能掩飾他們的震驚。他們的指揮官預料到了這種反應,井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所有的新兵都是這樣,不過很快他們自己將做同樣的事。」

  但新軍官也要有一個變得冷酷麻木的過程。一個名叫富水少壯的退投軍官清楚地回憶起他自己從一個天真無邪的青年變成一個殺人機器的過程。當富水從廣島被派到39師團232聯隊時,他只是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新少尉。當他被介紹給他的部下時,富永驚呆了。「他們都目光邪惡」,他回憶說,「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線,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補軍官都進行了集中訓練,以加強他們對戰爭的忍耐力。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教官指著拘留區的一個瘦弱的中國人對這些軍官說:「這些是供你們磨練勇氣的活靶子。」教官日復一日地教他們如何砍頭,如何刺死活戰俘。

  最後一天,我們被帶到訓練場。24個戰俘被反綁雙手蹲在那兒。他們被蒙著眼睛。已經挖好了一個長10米、寬2米、深3來多的大坑。聯隊長、大隊長、和中隊長們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聯隊長鞠躬並報告說:「我們現在開始。」他命令一個雜役兵把一個戰俘拖到坑邊,當這個戰俘反抗時被拳打腳踢。田中轉向我們並輪流審視我們每個人的表情。「應當這樣砍頭,」他說著,拔出他的軍刀。他用一個長柄勺從水捅裡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兩面。他嗖嗖地揮掉了水,舉起他的軍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個戰俘後面,穩了穩身子,張開雙腿,隨著「嗨!」的一聲人頭落地。人頭飛出一米多遠。從身體中噴出兩股鮮血,流進坑裡。
  那景像是那麼可怕,我覺得簡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漸漸學會了殺人。而且也越來越熟練。他不再覺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惡了。對他來說,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飯。回顧他自己的經歷,他寫道:「是我們把他們變成這樣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帶到前線相互殘殺。把人變成了殺人的惡魔。3個月的功夫,每個人都變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認,對他們來說殺人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個人的生命——甚至他們自己的生命——都一錢不值。東史郎這個曾經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寫給我的信中,對他的戰友們的行為做了極好的評論。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聯隊接受軍事訓練的兩年裡,他得到的是這樣的教育:「效忠天皇重於山,而我們的生命輕於鴻毛。」他回憶道,在戰爭中一個士兵能獲得的最高的榮譽就是裹屍而還;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榮,被敵人活捉是最大的恥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錢,」東史郎給我寫道,「那麼一個敵人的生命就必然變得更不值錢……這種人生觀使我們鄙視敵人,並最終導致大規模的屠殺和虐待俘虜。」

  在一次又一次的採訪中,從南京大屠殺回來的老兵們都誠實地交待了他們經歷的那種全然喪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覺,甚至在他們折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時也是如此。永福角戶坦率地談到南京陷落時他的心情:

  我記得卡車拉著我們沿著一條已被清理的路行駛,不斷穿過成千上萬的被屠殺的屍體堆。當我們停下來,從背後抓住一群中國戰俘時,野狗正在啃噬著死屍。當時日本軍官建議測試我的勇氣。他拔出軍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揮,那刀就落在我們前面的一個蜷縮著的中國男孩的脖子上。領時人頭落地,身休向前載倒,兩股鮮血從脖子裡噴出來。那軍官建議我把這顆人頭帶回家作紀念品。我記得當我接過他的軍刀開始殺人時,我自豪地笑了。

  經過幾乎60年的反省之後,永富角戶完全變了一個人。他在日本當了醫生,在他的候診室裡,他修建了一個悔悟神龕。病人們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審判的錄像帶,以及他所犯罪惡的全部口供的錄像帶。這位醫生的禮貌好客的舉止和他令人恐懼的過去完全不相符,人們真難以想像他曾經是一個殘忍的殺人狂。

  「幾乎沒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嬰兒,活活把他們扔進開水鍋裡,」永富說,「他們結幫姦淫12歲到80歲的婦女,一旦她們不再能滿足他們的性要求,就把她們殺死。我砍過人頭,餓死過人,也燒死過人,還活埋過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這真可怕,我簡直成了動物並幹了那些無人性的事。實在難以用語言來描述我當時的暴行。我真是個魔鬼。
 

 

 
 
 
 

 

 


 
 
 

 
第三章 南京淪陷
 
 

  南京。一個長久以來被譽為中國最偉大的文學、藝術、政治中心之一的城市,一個3至6世紀作為古代中國首都,在14世紀又斷斷續續作為首都的城市。正是在南京,創作出了中國書法與繪畫的精品,確立了漢語中四聲體系。一些最著名的佛教經典在這裡被編輯和抄寫,由此而產生了經典的「六朝」駢體文(一種中國詩歌與散文的混合文體)。正是在南京,1842年簽訂了結束鴉片戰爭的條約,中國從此開埠通商。還是在南京,1911年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成為他新生共和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今天它還充滿自豪地是中山陵的所在地。

  對任何一個中國人提起南京,他或是她都會向你描繪一幅這樣一個城市的圖畫:在這個城市裡遍佈古代帝王的宮殿、奢華的陵墓、博物館和紀念館。這幅圖畫中還應包括修建於明朝的精雕細刻的將士和動物石像,著名的鼓樓(馬可波羅700年前見過最早的鼓樓,令天見到的鼓樓是3個世紀後的一位軍事統帥修建的,他曾在鼓樓上敲擊一面巨大的鼓號令他的軍隊),還有南京郊外的景致——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廟,湖面上的茶亭與荷花,跨越長江的巨橋。

  多少世紀以來,山水為南京提供的不僅是美麗的風光還有軍事屏障。長江從西,紫金山從東,護衛著這個城市,借用一句描繪南京自然條件的古語:「虎踞龍蟠」。

  但是可悲的是,南京城曾三次遭到入侵。 

  第一次入侵發生在1000多年前,6世紀末時,當時,野蠻的遊牧部落毀壞了城內所有的重要建築,甚至遍挖城牆內的土地。第二次入侵在1000多年後來臨,1853-1856年間太平天國起義軍佔領了城市。領導他們的是一位狂熱的領袖洪秀全,他在能使一個人躋身達官顯貴的科舉考試中落第後,使自己和別人相信他是耶穌基督的弟弟。他要推翻清王朝的企圖在13年內最終使大約2, 000萬中國人喪生。起義軍在十幾年裡以南京為都城直到他們被逐出,他們在撤退時把南京城焚為廢墟,甚至毀掉了琉璃塔,這是一個由琉璃瓦構築的多色寶塔,被認為是中國同類建築中最美麗的。

  在19世紀剩餘的時間內,南京在和平與湮沒無聞中沉睡.當滿清皇帝在北方城市北京登基時,南京變得僅僅是一個文化名勝。它的再度顯赫要到國民黨人推翻清王朝並定都南京後,南京成為正式首都是在1928年。

  到1937年,南京慘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與國民黨的新南京競爭。扁擔兩端挑著裝有小飯碗和茶壺的籃子的小食販;在露天工廠彎腰織絲綢的手工織工;手工□面的麵店雇工;沿街叫賣錫器的錫匠;在雇客門前修鞋的鞋匠;在饞嘴的孩子們眼前製作出來的糖果,這些孩子的手中捏著中間有孔的銅錢;推著吱吱作響的獨輪車的人,車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讓人既看不見車也看不見推車人,但是新氣象也隨處可見——正在逐漸取代泥路和石路的瀝青路;最終取代汽燈、蠟燭和油燈的電燈;水龍頭裡流出的水代替了裝在桶子裡、在街上賣的水;坐滿了軍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轎車不停地按著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滿是人群,有人力車伕,拉著蔬菜的騾車,緩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貓、馬、猴子.甚至間或還有水牛或駱駝。

  但是有些古老的東西讓人感覺它是決不會變化的。環繞這個城市的是建於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頭城牆,有一位傳教士稱之為世界最偉大的奇跡之一。他宣稱,如果允許登上城牆之頂,肯定會看到中國最壯觀的景象,從城南端的城牆頂上,越過修有缺口的灰色城牆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區的土灰色磚瓦,有錢人家紅色和灰色的瓦屋頂,然後轉向北方,隱約可見的是政府區的高大的現代建築物;政府各部和使館按西方樣式修建的大樓。

  凝視東北方,可以辨認到背對著紫金山深黑山脈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鄉間別墅,這些別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然後再看西北,閃現的是江邊的工業活動:工廠中冒出的煙霧,運煤港築出的污水,附近碼頭的汽船和戰艦,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間鐵路和鐵軌穿過城市並在北部郊區的下關站交匯。沿著地平線,還能看見巨大、喧囂的長江繞過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這些顯赫與不合諧都在沉睡之中。潮濕悶熱的空氣久已使這個都城擁有「中國三大火爐」之一的稱號。炎熱混合著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氣味,使許多有錢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濱避暑地。對那些留在城裡的人來說,夏天是經常瞌睡的日子,是懶洋洋地搖著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蓆在屋前擋日曬的日子,夜晚鄰里們走出火爐般的房屋,搬著籐椅湧入街道,用閒聊打發夜間的時光,然後在露天入睡。

  沒有人料到,幾個月後戰爭會打到自己的家門口——把他們的家園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鮮血。 8月15日,金陵大學心理學講師張小松正要午睡,突然聽到刺耳的警報聲。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襲演習?為什麼我沒有在早報上看到通知?」

  當8月初中日軍隊在上海開戰時,南京政府也被迫準備敵人可能會進攻其它地方,中國官員不僅在城市內舉行了空襲演習,還命令居民偽裝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個南京城裡,人們把房屋的紅頂和白牆塗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備躲藏。張心有餘悸地回憶說:當時的情景就像是在準備「一場盛大的葬禮」。

  因此,8月15日這天,在聽到第二遍警報時,張小松警覺起來,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們勸她相信這是又一次演習,於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聽沉悶的隆隆聲,就像是炮聲時,她又爬起來。「哦,這是雷聲。」她的一位朋友說完又去讀小說,張再次回去躺下,為自己大驚小怪而羞愧,直到她聽到準確無誤的槍炮聲和飛機從頭頂飛過的響聲。就這樣,南京經歷了它歷史上的第一次飛機轟炸。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南京經歷幾十次日軍的空襲,居民被迫躲進地下室、壕溝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飛行員不加選擇地轟炸這個都城,對準學校,醫院、電廠和政府大樓,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逃離這個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窮人。

  邢峰鑫,現在是舊金山的開業中醫,回憶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離南京時那種惡夢般的混亂情境。當時的邢只是一個11歲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愛的收藏物準備上路:彈弓和石彈。祖母交給他的當鐵路技師的父親幾個玉的和銀的手鐲,以備以後急需時典當用。藏著他們一家去漢口的火車擁擠不堪,成百的難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車廂頂上,還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懸在火車下面,他們的身體離鐵軌只有幾英吋。在整個旅途中,邢不斷地聽說有人被甩出火車或捲進車輪。旅途中日本轟炸機襲擊火車,他們全家只好跳離火車躲進一個墓地,邢才總算倖免於難。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離中險些永遠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張鐵君,一位詩人和記者,政府的國民黨哲學的教員。在日本轟炸首都時,他和家人被迫不斷地躲進用木板和沙袋掩蓋的溝裡。到10月,他認為留在南京對我祖母(當時她是一個20多歲的孕婦)和姨媽(當時是一個11歲的幼兒)不安全。兩人回到外祖母在鄉下的娘家,一個靠近無錫的村莊。無錫是位於南京和上海之間的太湖邊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我的祖父離開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幾天後回到南京,他發現他的工作單位全體在忙於整理行裝準備撤離這個城市。據說,已經決定他所在的單位乘船前往長江邊上的一個城市——蕪湖,祖父帶信給家人,讓他們立刻前往那裡與他會合。

  但是他們差點沒有能趕到那裡。日軍的空襲摧毀了我祖母娘家與蕪湖之間的鐵軌,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佈這一地區的縱橫交錯的狹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慮地在碼頭等了4天之久,掃視一船又一船的難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還是沒有到達,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過的選擇: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後一趟船離開蕪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兒不會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會留在南京,當時他已經清楚地知道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絕望中,他聲嘶力竭地對著天空呼喊著愛妻的名字「以白」!然後,像是來自遙遠的回聲,他聽到回答。回答來自最後一艘正從遠處靠近碼頭的小船,一艘截著他的妻子、女兒和我祖母的幾位親屬的小船。我母親總是對我說他們的團圓是一個奇跡。

  許多南京人沒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樣逃離,而是留在南京城裡度過整個11月,有些人是採取觀望態度,有些人留下是因為年邁和貧窮而別無選擇。11月不斷地給他們帶來壞消息——上海的戰事進展不利。大批的中國士兵從戰場回來,許多人還是孩子,不到12歲,他們精疲力竭、遍體鱗傷、士氣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隊前行或是坐在掛有紅十字旗幟的大卡車裡。讓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見裝備精良的新部隊穿過街道列隊走向江邊,在那裡登上由駁船牽引的船開往戰場.顯然戰鬥還沒有結束。頂著大雨狂風,小型的現代中國坦克,從南京隆隆駛向上海,跟在後面的是馱著軍衣、毯子、步槍、機關鎗的騾群。

  這個月末,絕望的消息終於傳到南京。上海——「中國的紐約城」——陷落了。20萬日本軍隊現在站在上海與首都之間,同時有70萬中國軍隊在敗退。他們帶來的是誰也不願意聽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廢墟,日軍正從上海向南京挺進。

  丟失上海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是一個打擊。面對丟失了中國最大的城市,蔣試圖解決一個兩難問題:是保衛南京打退日本人還是把首都遷至更安全的地帶。最後這位總司令決定兩樣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衛南京,而是把重擔交給別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屬。

                             唐生智奉命保衛南京

  蔣介石與唐生智的關係非常奧妙。他們誰也不信任對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時期,他們確實既是合作者又是競爭對手。例如,在北伐時,當時國民黨想要統一全國,唐生智幫助蔣介石打贏了反對封建軍閥的戰爭。但是唐從來沒有對蔣表示過特殊的忠心,而且兩人之間的權力之爭兩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滿洲危機爆發時,為了加強中國的國防力量,蔣介石又將唐生智重新召回軍隊。唐迅速升為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到1937年他已成為蔣的軍事訓練總監。

  1937年1l月,在幾次關於保衛還是放棄南京的高層軍事會議中,唐生智最終成了蔣介石顧問中唯一的一個主張加強南京防禦的人。他認為,中國軍隊保衛南京,能減慢日軍的前進速度,並給其餘中國軍隊休整的機會。

  但是當蔣問到誰留在南京領導保衛戰時,唐和其它的軍官都默不作聲。蔣最後將了唐一軍:「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對他的逼視,唐肯定感到別無選擇。他說:「我怎麼能讓總司令留下?」他承諾他將留在南京戰鬥到死。

  決定將保衛南京托付給唐成了一大新聞。11月27日,唐在記者招待會上鼓舞士氣。他向記者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講——發誓要與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講太感人了,結束時博得了記者的熱烈掌聲。

  但是也有些記者注意到唐表現得極為焦慮不安。實際上他剛剛大病痊癒,用一名外國記者的話說,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樣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遞給他熱毛巾擦乾前額。

  也許蔣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與處於上風的日本軍隊作戰,指派他僅僅是要顯得好像中國人真的正在加強防禦。也許是謹慎告訴蔣介石應準備第二方案以備不患。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11月的後半個月實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蔣介石命令大多數政府官員轉移到南京以西的三個城市——長沙、漢口、重慶——這使在留守的官員中的謠言越傳越烈:他們已被拋棄,任憑日術人宰割。幾天之內,裝滿箱子的官員汽車堵塞了街道。然後,這些汽車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車和人力車也裝滿撤退的政府官員離去,弄得城市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幾乎所有的汽車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從鄉下運大米到南京的汽車也都走了。隨後,11月中旬,5萬中國軍隊到達,取代了離去的政府官員。他們來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後開始佔據自己挑選的空蕩蕩的政府大樓。到12月份,估計有9萬中國軍隊駐紮在南京地區。

  軍隊改變了南京的面貌。中國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構,埋地下電話線,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鐵絲網——十字路口開始變得像戰場。軍隊也駐紮在城牆上,安裝的機關鎗護衛著古戰場。他們關閉了所有的城門,只留下3個,為軍隊運輸保留一條狹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門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擋住,再用木料和角鐵加固。還至少將一個城門用混凝土澆鑄成一面牆。

  12月初,軍隊還用火燒乾淨了沿護城河1英里寬的作戰區域,根本無視損失和傷害。造成的損失無法計算。在城郊,毀掉的有汽油,彈藥、營房、農業研究的實驗室、警察訓練學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築。在鄉村,士兵燒掉了茅草房、帶頂的農舍、樹木、竹林和灌木叢。南京主要郊區無一倖免。軍隊把住在下關和南門周圍的居民趕進城牆內,然後再燒掉他們的住房。那些要被毀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幾小時內搬走,否則就按間諜罪逮捕。軍方的理由是焚燬是戰略決定,為的是不消滅任何可能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築。但是一個外國記者指出:燒焦的牆可以像真正的建築物一樣被日軍用來抵擋炮火。他推測放火其實是中國人在「發洩狂怒與絕望」——想要只留給日本人一片焦土。

  城市就這樣在為迎擊侵略作準備。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斷力、有錢、有機會離開,都開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館館藏都裝箱運走。12月2日,數百箱故宮博物館中的珍寶——幾乎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全部——裝上船運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儲存起來。6天後,12月8日,蔣介石、他的妻子、還有他的顧問乘飛機離開南京城。毫無疑問,日軍即將開始圍攻南京。

                                 四天淪陷之謎

  幾十年來,南京大屠殺的謎團之一是,有那麼多的士兵駐守在這裡,南京怎麼會僅在4天之內,到1939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總之,軍隊在被包圍時有足夠堅守至少5個月的彈藥。原因之一是,許多倖存者,記者和歷史學家把潰敗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士兵士氣崩潰。他們還把唐說成是惡棍,他在部隊最需要他的時候拋棄了他們。

  後來根據新公佈的文件寫成的歷史顯示了一幅不同的畫面。在上海戰役中,幾乎有3, 000架飛機的日本空軍使只有300架飛機的弱小的中國空軍相形見絀。在其他方面,中國空軍也不能與日本相比。上海戰役中,意大利訓練的中國飛行員對著城市亂投炸彈,向附近的西方船隻投炸彈,甚至向擁擠的街道和外國居民區內的建築物投炸彈。

  但是,一個弱小的空軍也比沒有空軍強。這就是唐生智面臨的形勢。12月8日,蔣介石和他的顧問離開了南京,同時離開的還有全部中國空軍。在以後的4天裡,唐在作戰中得不到任何有日軍運動的空中戰略情報,因而使佈置在南京周圍山頂和丘陵上昂貴的大炮沒有多少效力。

  第二,轉移到重慶的政府官員帶走了幾乎所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因而軍隊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聯繫。

  第三,軍隊不是來自同一地區,互相交談有語言困難。一位在南京戰場工作過的護士回憶說,中國軍醫說廣東話而中國士兵說普通話,這種形勢在醫院造成了無數的誤會。

  第四,這支軍隊中的許多「士兵」是在一夜間成為士兵的,他們是被綁架來的或是從農村違背他們的意願強拉入伍的。許多人在來南京前從未拿過槍。由於子彈匱乏,沒有人浪費子彈訓練這些新入伍的士兵學習射擊。而在有過作戰的經驗的士兵中,許多人剛從上海回來。他們疲憊、飢餓、患病,多數人精疲力竭,難以完成修建掩體,在城內挖壕溝的必要準備工作。

  最糟的是,中國士兵沒有一點凝聚力和目標感。在一份關於南京形勢的戰鬥報告中,一位中國軍官指出,只要佔領一個地方,他們情願無所事事,也不會主動幫助附近正在與日軍作戰的其他部隊。指揮官也並不表現得更好。報告評論說,他們互不信任,因此,日軍得以從一個地區運動至另一地區,將中國軍隊一個一個地擊敗。

  12月9日,日本飛機開始在南京附近撒傳單,傳單是由日軍三個將軍之一的松井石根起草。傳單寫道「保護無辜平民和文化遺跡」的最好方法是投降。傳單說,日軍將「冷酷無情地對待反抗的人」,但是將「善意和慷慨地對待非軍事人員和不對日軍採取敵意的中國軍隊。」傳單要求,南京城在24小時內,即第二天中午投降。「否則,將使用所有的戰爭恐怖手段。」

  在公開場合,唐生智對最後通牒的條款表示憤慨。他把傳單摔在地上,向所有部隊發佈了兩條命令。第一條命令是嚴禁部隊撤退。命令說:「我們的軍隊必須為保衛前線的每一寸土地而戰。」「任何不服從命令而撤退的人,將嚴懲不貸。」第二條命令嚴禁任何軍事部門私自使用船隻渡江。如果任何軍事單位擁有船隻,應將其交回運輸部門。唐指定第79軍為負責指揮及處理運輸事務的單位,並警告將船隻用於私人目的任何軍事人員都將受到嚴懲。

  但是私底下,唐生智在談判停戰。儘管他當初承諾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但他似乎更渴望能避免在城內進行決戰。支持這一立場的是還滯留在城內的少數美國人和歐洲人。我們在以後還要更多地瞭解這些無私的個人,他們決定留在南京的目的是想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建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所做的第一步是在城區設立警戒線,圈定一個區域,宣佈其為南京安全區或是國際安全區,安全區應理解為:在兩英里半的安全區內的任何人,無論中國人或非中國人,脫離與日本人的接觸。此時,他們為拯救生命做的最後努力是盡力要安排停火。他們的計劃是建議停火3天,在此期間,日本軍隊可以保留他們已佔據的位置,和平地進入南京城,同時中國軍隊撤出南京城。唐生智同意這個停火建議,並請求委員會通過美國大使館將他的口信交給蔣介石。這個計劃由美國炮艦「帕奈號」上的無線電傳達給蔣總司令。蔣立即予以拒絕。

  12月10日,日本人等待南京城投降。中午,兩名日本參謀站在東牆的山門外,觀察中國政府是否會送出舉著停火旗幟的代表團。在知道沒有人出來後,日軍最高司令官命令猛烈炮轟南京城。

  在以後的幾天裡,中日軍隊圍繞著南京城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日本人向城市投炸彈,用重炮轟擊城牆。唐生智後來在一份又長又亂、充滿絕望的電報中向蔣介石說明了界碑和城門附近的嚴峻形勢:

  從12月9日至11日,日軍三次強行進入光華門,第一次教導總隊打退了他們,然後156師又奮力將其打退,殺死許多敵兵,守住了城門。自11日始,壞消急頻頻從雨花台一帶傳來,安德門、鳳台門已落入敵手,遂立即命令88師縮短戰線,與74軍. 71軍合作,並速調154師增援。

  但是更壞的消急在等著唐生智,而且這次的壞消息不是來自敵人的勝利而是來自蔣本人。12月11日下午,顧祝同將軍打電話到唐生智辦公室。顧祝同通知唐生智,蔣介石命令大批撤退唐的軍隊。唐生智自己應立即趕往浦口,這是從南京渡長江的擺渡渡口和火車終點,另一位將軍等在那裡接他到安全地區。

  唐生智表示震驚,要求他拋棄自己的軍隊,這對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是不能接受的選擇,除丁這一事實之外,他還有另外一個實際間題——他的部隊此時正在鏖戰之中。他告訴顧祝同,日軍已經突破了中國軍隊的前線;有組織的撤退已經不可能了。緊急撤退會變成一次大潰敗。

  「我不能顧慮這些,」顧祝同說,「無論如何你必領在今夜撤退。」

  當唐生智冉次詳細解釋突然而急速的撤退可能造成的後果時,顧祝同提醒他,是蔣親自下命令要他「今夜渡江」。顧告訴唐,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留給部下去處理,但是「你必須在今夜渡江。」顧重複說明。

  「不可能」,唐生智說。他有可能渡長江的最早時間是第二天夜裡。顧警告他要盡快地離城,因為與敵軍作戰的形勢越來越緊迫。

  這天下午,唐接到蔣重申命令的電報:「唐總司令,如果不能維持形勢,就應該抓住機會撤退,為今後的反攻保存和重組(軍隊)。——中正,11日。」這天晚些時候,悲憤的唐生智又收到第二封蔣介石的電報,再次催促撤退。

  由於不能守住陣地和迫於壓力,唐生智屈服了。正是這個決定導致了中國軍事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

                               蔣介石嚴令撤退

  12月12日凌晨3點,唐生智在家裡舉行了一個黎明會議。當他的副司令和高級將領集中在他面前時,他悲傷地告訴他們前線已經陷落,他們無法保衛城門,而且蔣介石已經命令部隊撤退。他告訴部下印刷命令及其它相關文件的副本,為撤退作準備。這天下午1點,命令傳達到中國軍隊。

  但是,隨後唐生智收到令人震驚的報告。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隊能經由長江轉移。現在他得知日本海軍己在八卦洲以東的江面佈雷並駛向南京。軍艦到達將會封鎖退路,而這是逃離城市的最後一條路。由於形勢緊迫,唐再次求助駐在海寧路5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籲請德國商人斯珀林幫助與日軍談判停火。斯珀林同意帶一面旗子和信件去見日本人,但是後來他報告唐,松井將軍拒絕了他的提議。

  當天下午,就在唐生智的司令部召開第二次會議前幾分鐘,唐生智從自己房間的窗口望去,全城一片潰敗景象,街道擠滿了汽車、馬匹和難民——年青的和年老的,體弱的和強壯的,有錢的和沒錢的。任何稍有頭腦的人只要可能都決心要逃離。下午5點,會議開始。會議只開了10分鐘。許多高級將領都沒有參加,因為各戰場司令部與總司令部的聯繫已全部中斷。其它人沒有收到開會通知是因為他們看清形勢已經逃跑了。

  唐生智告訴來到他家中的與會者,日軍己經攻破城門並在三處突破城牆。「你們還有信心守住防線嗎?」他問這群人。雖然他停了幾分鐘等待回答,但是房間裡鴉雀無聲。

  在這個停頓之後,唐生智平靜地討論了撤退。撤退馬上就要開始——下午6點——持續到第二天早晨6點。一部分軍隊——36師和軍事警察從下關渡江在對岸的指定村莊集合。他宣佈其餘部隊必須殺出日軍的包圍,突圍出去的人到安徽南部集合。留下的武器、彈藥和通訊設備銷毀,所部隊撤退路線上的橋樑都要燒燬。

  後來就在這次會議上,唐生智又修改了他的命令。他通知他的部隊,假如87師、88師、74軍和教導總隊不能突破日軍的包圍也應該強行渡江。唐生智現在給了5個師渡過長江的權利——參加行動的人數是原計劃的兩倍。唐本人也將在這天晚上前往碼頭。這將是一次他今生難忘的旅途。

                               撤退變成潰逃

  毫不奇怪,撤退命令使中國軍隊一片混亂。有些軍官繞城奔走,通知每一個碰到的士兵撤退。其餘軍官卻沒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們拚命保護自己不要喪命。他們的士兵還在繼續與日本人作戰,當看到其它身著軍裝的部隊逃跑時,他們以為是看到了大規模的逃兵,因此開槍制止逃跑,打死了數百名自己的戰友。在匆忙而又混亂的撤退中,至少有一輛中國坦克前進中從無數的中國士兵身上輾過,最後被一顆手榴彈炸翻才停下來。

  在大規模的悲劇情景中,撤退也有其喜劇的時刻。士兵由於不斷增長的絕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們闖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裝,在露天裡脫衣服。街上很快遍佈半裸體的士兵,還有半裸體的警察,這些警察脫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誤認為是士兵。一個在街上亂跑的人除了襯衣和帽子外什麼也沒有穿,襯衣和帽子也許是從一個有錢的政府官員家中偷來的。在撤退的初期,表面上還有秩序,整隊的中國軍隊扔掉軍裝、換上平民服裝,同時還保持著隊列前進。但是當撤退轉入潰敗後,平民服裝變成急需。可以看到士兵衝向行人從背後搶他們的衣服。

  只有一條路可以安全地逃出城而不遭遇日軍,這就是通過城北的長江港口,那裡有一批小船等待著最先到達的人。為了到達港口,士兵必須要首先通過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門挹江門,又叫水西門,然後才能進入下關郊區北港。

  但是城門前是一片難以置信的擁擠。一個問題是成千上萬的士兵,許多人坐著卡車、汽車、馬車,要強行擠過70英尺的狹窄的城門洞。下午5點,人流如河,到後半夜,人流成了潮水,因為每一個人都想擠過小小的城門。另一個問題是,撤退的士兵為了減輕渡江行程的負擔,扔掉了不計其數的武器和裝備,結果是成堆的手榴彈、汽車、機關鎗、外衣、鞋子、鋼盔在城門口堵塞了交通。一個修建在城門附近的掩體也擋住了半條路。災難即將降臨這裡。

  唐生智坐在前往碼頭的黑色專用汽車裡,從車窗看到這個混亂的場面。當汽車穿過混亂的人群時,他聽到人們在咒罵坐車的人。「在這種時刻你怎麼還能坐在汽車裡?」人們大罵,並不知道坐在汽車裡是唐生智。唐坐在向最終目標龜行的汽車裡,閉上眼睛假裝沒有聽見。他預計在下午6點到達碼頭,但是8點才最終到達。

  江邊等著唐生智的是絕對的混亂。軍官們互相爭論著哪些裝備應該銷毀,哪些應該擺渡過江,而士兵拚命想要在連在一起的渡船上穩住坦克。許多船隻傾覆後沉沒。

  隨著夜幕來臨,士兵拋棄了坦克和裝備,全力渡江。隨著渡船的減少,情勢也變得劍拔弩張,最後,到了幾萬人搶奪兩三條渡船的地步,士兵或是強登上船,或是向空中鳴槍阻止別人上船。驚恐的船員拚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們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觸板邊的士兵的手指。

  無數的人死於強行渡江的那夭夜裡。許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能出城門。當晚中山路著了大火,大火又漫延到彈藥庫、席捲了房屋和車輛。卡在路當中的馬匹受驚狂跳,讓混亂的人群更加不可收拾。嚇瘋了的士兵拚命向前擠,把成百上千的人推進烈火,把更多人的推進城門洞,在那裡,人們互相踐踏。當城門堵塞後,附近又出現另一個可怕的景象,那些衝出人群的士兵拚命爬上城牆。許多人把衣服撕成條,用皮帶和木棍編成繩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爬上城垛,從城牆上扔下步槍和機槍。許多人掉下來摔死。

  當最後一條船也無影無蹤後,士兵綁著草就的浮水裝置、抱住或抓住鐵軌枕木、圓木、木板、澡盆,或是從附近人家偷來的木門,跳進江中。當最後一塊木頭也無影無蹤時,許多人企圖游過江去,但等著他們幾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和兩個副司令登上一條小煤火輪,等候兩名始終沒有趕到的參謀,直到晚上9點。從輪船上唐生智肯定聽到了互相爭鬥的人們的吵鬧聲和尖叫聲,夾雜著斷斷續續的震耳的日軍炮火聲。這是南京,烈火中的南京的景象。大火映紅了黑色的夜空。

  要想知道受盡屈辱的唐生智在輪船渡江時想的是什麼,人們只能靠想像了。他對南京的最後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市民正瘋狂地想要逃命,他的部下趴在木塊上漂浮在長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後來告訴朋友,20年中他身經百戰,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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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六周暴行紀實
 
 

  在日軍穿過南京城門的時候,那些但凡有點錢、有點權或有點先見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大約原來人口的一半離開了這裡:戰前南京本地居民超過100萬,但12月減到大約50萬。然而,這個城市卻充斥著成千上萬的鄉下人,他們離開鄉下到城裡來,是因為他們相信在城牆的保護下是安全的。那些在軍隊撤退後還留在城裡的人實際上是最無能力保護他們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窮或身體太弱而無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在沒有任何保護、沒有任何私人財產、沒有任何計劃的情況下,所有這些人都指望日本人將會善待他們。許多人可能勸服自己相信,一旦戰鬥結束,日本人會文明地對待他們。一些人甚至使自己相信日本人將成為更好的統治者——畢竟他們自己的政府在他們最需要它的時候把他們徹底拋棄了。厭倦了戰火、厭倦了轟炸、厭倦了包圍,於是當日本侵略軍開著他們的坦克、大炮和卡車耀武揚威地進入這座城市的時候,一些中國人實際上是零零散散地跑出來歡迎他們的。當日軍從該城的南門和西門列隊進城時,一些人在他們的窗外掛起了日本國旗,還有一些人甚至為日本人的隊伍歡呼。

  但是這種歡迎是短暫的。目擊者後來斷言,日軍一進城,就六七個人一組在城裡遊蕩,向他們看到的任何人開槍射擊。人行道上隨處可見趴在地上的老人,顯然他們是從背後射來的子彈打死的;幾乎每一條街道上都橫七豎八地躺著中國老百姓的屍體——許多人並沒有做任何冒犯日本人的事,只不過是在日本人走近他們時趕快逃跑而已。

  在戰犯口供的記錄中和中國政府的文件裡,下面一個接一個將要開始敘述的故事聽起來都同樣的令人恐懼,而又單調乏味。但是所有的故事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如此:

  日本人把他們抓到的所有人都當作戰俘,一連幾天不給他們水喝,也不給他們東西吃,但向他們許諾會有食物和工作。經過這樣幾天的折磨後,日軍就用電線或繩子把受騙者的手腕牢牢地捆起來,並把他們趕出一些隔離區。這些早已精疲力竭根本無力反抗的人們在走出去的時候,渴望著並相信他們將獲得食物。但是當他們看到機關鎗,看到手中拿著帶血的軍刀和刺刀等在那兒的日本士兵,看到巨大的墳墓,看到成堆的先於他們被殺害的染滿污血的屍體時,他們再想逃跑已經是太晚了。

  日本人後來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護,說他們不得不處死戰俘是為了節省他們自己有限的食物供應和防止反抗。但是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釋日本人對南京數十萬孤立無助的中國老百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們沒有武器,根本不可能造反。

  當然,並不是所有在甫京的中國人都被日軍輕易地斬盡殺絕了。南京的暴行不僅是一個集體遇害的事件,也是展現個人的勇氣和力量的故事,一些人從淺淺的墳墓裡爬出來,一些人緊緊抱住蘆葦稈在冰冷的長江裡躲上幾小時,還有一些人埋在朋友的屍體下幾天一動不動,然後才拖著他們帶著子彈的身體走到醫院,他們都是憑著強烈的求生意志而頑強地活下來了。有些婦女一連幾個星期躲在洞裡或壕溝裡,還有一些婦女衝進燃燒的屋子去搶救她們的孩子。

  後來許多倖存者把他們的故事講給記者和歷史學家聽,有些人在日本戰敗後到南京和東京的戰犯審判法庭作證。當我在1995年夏天採訪他們中的一些人時,我得知許多中國遇難者被日本人殺害,並非出於什麼別的原因,而純粹是因為日軍的殺人取樂的變態心理。下面就是一位80歲的南京市民唐順山講述的,關於他在1937年是如何奇跡般地逃過了日本人的殺人比賽而活下來的故事。

                                  殺人比賽

  與成千上萬的因轟炸而逃出家門淪落南京街頭的不幸的老百姓不同,唐順山在大屠殺的時候實際上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當時唐順山25歲,是個鞋匠的徒弟,他躲在南京城北的一條叫小門口的小巷裡兩個師兄弟的家中。他的朋友們(唐順山叫他們「大和尚」和「小和尚」)已經把房子的門口隱蔽起來了,他們搬走了門板,用磚頭把空著的地方砌起來,因此從外面看就好像是一道光滑的完好無損的牆。他們一連幾小時坐在屋裡的髒地上,聽著外而的叫喊聲和槍聲。

  突然一股強烈的衝動使他想親眼看看日本士兵的模樣,於是他的麻煩也就從此開始了。在他的一生中曾聽說過日本人長得像中國人,但他從未到過日本,所以不能證明這一點。現在正是他親眼看看日本人的好機會。唐順山本想把自已的好奇心壓下去,但最終還是被好奇心所戰勝。他要求他的朋友們移開門口的磚頭,讓他出去看看。

  毫不奇怪,唐順山的朋友們懇求他不要出去,警告他如果日本人發現他在門外走動,他們就會殺死他.但唐順山並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人。大和尚和小和尚費盡口舌對他講明事情的嚴重性,但最終他們放棄了使他改變主意的努力。他們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移開了門口的磚頭,讓唐順山出去了。

  唐順山剛剛邁出去就開始後悔了.他心裡充滿了極度的恐懼。在街上,他看見到處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屍休——甚至兒童和老人的屍體——這些屍體蜷縮著展現在他的面前。許多人是被刺刀刺死的。「到處血流成河」,唐順山回憶著那個可怕的下午,「好像天上一直在下著血。」

  隨後,唐順山看見街上有另一個中國人,在他後面是八九個日本兵組成的小隊正在向他們走來。幾乎出於本能,唐和那個陌生人一起跳進了附近的垃圾箱,用稻草和廢紙蓋住了他們的頭。他們又冷又怕,不停地發抖,使垃圾箱的邊也跟著他們一起顫抖。

  突然稻草被掀掉了。一個日本兵在他們頭頂上徘徊,輕視地看著他們,唐順山還沒有來得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那個日本兵已經用他的軍刀砍下了他旁邊那個人的頭。鮮血從那個遇害者的脖子裡噴出來,而那個日本兵把手放下來,拎起那順人頭作為戰利品。「我當時嚇壞了,不能動彈,腦子裡也一片空白」,唐回憶道,「我想到我的家人,並意識到如果我死在這兒,他們將水遠也不會明白我到底出了什麼事。」

  接著一個中國人的聲音勒令唐順山出來。「滾出來!」一個中國人大聲叫喊著,唐認為那是個漢奸。「滾出來,不然我殺了你!」

  唐順山慢慢從垃圾箱裡爬出來。當他看到路旁有一個小水溝時,他懷疑自己是否可以跳進小溝奪路而逃,但是他太害怕了,根本不可能移動他的雙腿。接著他看見一群日本兵沿街驅趕著成百上千的中國人。唐被命令加人到他們當中。當他和其他俘虜一起往前走時,像看到街道兩旁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這一切使他感到極度的可憐無助,以致幾乎希望死亡的到來。

  不久,唐順山發現自己站在一個水塘和一個新挖的長方形的大坑邊,坑裡有大約60具中國人的屍體。「當我看到這個新挖的坑時,我想他們可能活埋我們或當場殺死我們。我害怕得命,站在那兒一動也動不得.我突然想跳到坑裡去,但我看到兩隻日本大狼狗正在啃咬屍休。」

  日本人命令唐和其他俘虜排隊站在這個大墓穴的每一邊。他站在最靠近坑邊的地方。9個日本兵等在附近,他們穿著黃色的制服,帶著綴有星星的帽子,手拿刺刀和步槍,使唐感到陰森恐怖。在如此近的距離,唐終於看清了日本人長得的確真像中國人,只是在這種生死關頭,他實在是太害怕了,以致再也無心思去理會這一點了。

  使唐更加恐懼的是,一場士兵之間的殺人比賽開始了——這是一場看看誰能以最快的速度殺人的比賽。其中一個士兵舉著機關鎗站崗放哨,隨時準備向任何企圖逃跑的人射擊,其餘8個士兵每2人組成一組,共4組。在每組當中一個士兵用大刀砍下俘虜的頭,另一個士兵撿起人頭把他們扔在旁邊堆成一堆。看著自己的同胞一個接一個地人頭落地,俘虜們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沉默不語,驚恐萬分。「殺!數數!殺!數數!」唐說著,回憶起這場屠殺的速度。日本人狂笑著,其中一個人甚至照起相來,「根本沒有一點自責的樣子。」

  一股深深的悲哀襲上唐順山的心頭。「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走。我準備去死。」一想到他的家人和他所愛的人們將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他感到很悲傷。

  正在沉思中的唐順山被一陣剛剛開始的騷亂拉回到現實之中。在他前面的兩排人中,有一位孕婦開始為生存而反抗,她拚命地抓打那個企圖把她從人群中拖出去強姦的日本兵。沒有人出來幫助她,最後那個日本兵殺死了她,並用刺刀挑開了她的肚子,不僅拉出了她的腸子,還挑出了一個蠕動的嬰兒。那一刻,唐認為應當是他們所有的人起來造反,起來做些什麼的時刻,應當是他們進行抵抗並努力殺死那個日本人的時刻,即使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全都棲牲了。但是,儘管中國俘虜的人數大大超過要殺死他們的日本人,而且有可能戰勝他們,但卻沒有一個人行動,每個人都畏怯的順從。可悲的是,在這個大坑周圍的所有人當中。唐記得只有這位孕婦表現出一點點勇氣。

  很快一個日本兵就揮舞著大刀向唐順山這邊走來,直到離唐只有一排人之隔的前面才停下來。當時唐有點意外的運氣,簡直可以說是個奇跡。當這個日本兵砍下唐正前方的那個人的頭時,那個遇害者的身體在倒下時碰到唐的肩膀上,就在那個屍體倒下的同時,唐也順勢向後倒下去,和那個屍體一起掉進大坑裡。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情況。

  唐順山急忙把頭藏在那具屍體的衣服下面。如果日本人繼續進行他們最初的砍頭比賽,唐的這點小策略就不可能成功。一開始日本兵用遇害者的人頭來為比賽記數。但是後來為了節約時間,他們不再用砍頭的方法殺死俘虜,而是改為在俘虜的咽喉處亂砍亂刺。干是唐才得以倖存下來——事實上在坑裡堆積的許多屍體上都帶著腦袋。

  這種瘋狂的無節制的殺人行動持續了近1小時。當唐順山一動不動地躺在坑裡裝死時,日本人把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他身邊。然後,大多數日本兵離開了現場,只有一個人留下來,他用刺刀在大坑裡不停地亂刺,以確保把每個人都殺死了。唐一聲不吭地忍受了5次利刃的刺傷,最後便昏了過去。

  當天下午大約5點鐘左右,唐順山的兩個師兄弟「大和尚」和「小和尚」來到這個大坑旁,希望找回唐的屍體。他們透過房子磚牆的縫隙,已經看見日本人把唐和其他人押走了,他們以為唐現在已經和其他人一樣必死無疑了。但是當他們發現唐在屍體堆下輕輕活動時,他們趕快把他拖出來並攙扶他回了家。

  在那一天的殺人比賽中,被殺死的有幾千人,而唐順山是唯一的倖存者。

                                 酷刑折磨

  日本人對南京當地的人民施以的酷刑折磨幾乎超出了人類的想像。這裡僅舉幾個例子:

  ——活埋:日本人以流水生產線的精確性和效率指揮活埋行動。他們強迫一群中國俘虜挖一個墓穴,讓第二組中國俘虜活埋第一組人,然後第三組再活埋第二組,以此類推。一些遇害者只被故意埋到他們的胸部和脖子處,為的是讓他們遭受受進一步的痛苦,日本兵或是用刀把他們砍成碎塊,或是讓馬踩死他們,或是用坦克把他們壓死。

  ——斷肢:日本兵不僅對遇害者切腹取腸砍頭,或砍掉他們的四肢,而且施行各種更為殘酷的折磨。他們在全城到處把俘虜釘在木板上並讓坦克從俘虜的身上壓過去,他們把俘虜釘在樹幹或電線桿上,從他們身上割下一條一條的肉,並把他們當成練習刺殺的活靶子。據報道,至少有100人在被燒死之前已被挖掉眼睛、割掉鼻子和砍掉耳朵。另有200名中國士兵和老百姓被剝光衣服,綁在一所學校的柱子上和門上,然後日本人用錐子使勁刺戳他們,在他們的嘴上、脖子上和眼睛裡以及身體的各個部位留下了無數小洞。

  ——燒死:日本人把一大群遇害者趕到一起進行集體焚燒。在下關,一個日本兵把一些中國俘虜綁在一起,一次10個人,把他們推下大坑,然後將汽油澆在他們身上並點火燃燒。在太平路,日本人命令一大群店員出來滅火,然後卻把他們用繩子綁在一起推進火焰之中。日本兵還把一大群中國人趕到建築物的頂層或屋頂,拆毀樓梯,然後在底層點火,看看許多受害者由於從窗戶或從樓頂跳下來而自殺身亡,這成了他們的一種殺人取樂的方法。日本人的另一種娛樂方法是,把燃料灑在受害者的身上,然後朝他們開槍,眼看著他們的身體在火焰中爆炸。在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日本兵把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趕進一個廣場,用汽油把他們全身泡濕,然後用機關鎗向他們掃射。

  ——凍死:在南京的暴行中,成千上萬的遇害者被故意凍死了。例如,日本兵強迫幾百名中國俘虜走到一個結了冰的水塘邊,命令他們脫光衣眼,捅破冰層,跳到水裡去「捕魚」。他們那變得僵硬的身體漂浮在水面上,成了浮動靶子,立刻便被日本兵的子彈打得像篩子一樣。在另一個事件中,日本人把一群難民綁在一起,把他們推到一個淺池塘裡,並用手榴彈炸他們,於是引起「一陣血肉橫飛的大爆炸。」

  ——咬死另一種究凶極惡的殘酷折磨人的方式是把遇害者活埋到腰部,然後看著德國犬把他們撕成碎片。目擊者看到,日本兵剝去一個受害者的衣服並指揮德國軍犬去咬他身體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僅撕開了他的肚子,而且把他的腸子在地上拖出去好遠。

  以上提到的這些事件只是日本人用來殘害折磨他們的中國受害者的方法的一小部分。日本人用酸來腐蝕受害者,用刺刀扎死嬰兒,拴住人的舌頭,把人活活吊死。後來一個調查南京暴行的日本記者得知,至少曾有一個日本兵挖出了一個中國受害者的心和肝並生吃了它們。很明顯,甚至生殖器也被吃掉了:一個從日本人的監禁中逃出來的中國士兵看到街上躺著幾個死人,陰莖已被割走。後來有人告訴他,陰莖被賣給了相信吃了它們將增強生殖力的日本人。

                                      強姦

  如果南京大屠殺的規模和野蠻程度令我們難以理解,那麼南京大強暴的規模和野蠻程度也同樣讓我們難於理解。

  可以肯定,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強姦之一。蘇珊·布朗米勒,一本劃時代的著作《違背我們的意願:男人、女人和強姦》的作者,認為南京發生的強姦是戰爭時期強加給平民百姓身上的一次最惡劣的事件。

  無法確定在南京的強暴中受害婦女的準確數字。估計的數字最低為2萬,最高達8萬。但是日本人對南京婦女所施的暴行是不能用一張統計數據來計算的。我們永遠無法瞭解那些婦女的心靈創傷,因為許多經歷了如此苦難的婦女發現自己懷了孕,而南京的中國婦女遭受日本強姦犯的蹂躪而懷孕的話題又是如此敏感的話題,以致從來也沒有被人仔細研究過。據我所知,以及據中國的歷史學家和官員們所知,在紀念南京大屠殺而建立的紀念大廳裡,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中國婦女敢於站出來承認她的孩子是被強姦的結果。許多這樣的孩子被秘密地弄死了;據一位在大屠殺時居住在這座城市的美國社會學家所說,無數具有一半日本血統的小孩在一出生就被窒息或被溺死。人們可以想像,當中國婦女面臨撫養一個她們不能愛的孩子或殺死這個嬰兒的選擇時,她們所經受的負罪感、恥辱和自責。毫無疑間,許多婦女是無法做出這種選擇的。一個德國外交官報告說,在1937-1938年間「數不清」的中國婦女投江自殺。

  然而我們知道,在南京,成為一個強姦的犧牲品是很容易的。日本人強姦了各個階層的婦女:農婦、學生、教師、白領和藍領工人,基督教青年會僱員的妻子,大學教授,甚至尼姑,有些婦女被輪姦至死。而且日本兵是有計劃地搜尋婦女。在南京,日本兵在洗劫房屋並把男人們拖出去殺死時,不斷地搜尋婦女。一些日本兵實際上是挨家挨戶地搜查,索要錢財和「花姑娘」,即年輕的姑娘。

  日本人的獸行使這座城市的年輕婦女處於可怕的境地,她們不能肯定是待在家裡還是到國際安全區——美國人和歐洲人保護的中立地區——去避難。如果她們待在自己家裡,她們將冒當著她們家人的面被強姦的危險。但是如果她們離開家到安全區去,她們將冒在街上就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險。對南京的婦女來說,到處都是陷阱。例如,日軍編造謊言,說婦女們可以到市場上用雞和鴨交換米和面。但是當婦女們到達準備交易的地方時,她們卻發現一群日本兵正在等著她們。一些日本僱傭漢奸來搜尋強姦對象。日本人甚至在安全區也挑起事件,他們把難民營的外國人引開,留下毫無抵抗能力的婦女被綁架劫持。

  中國的婦女隨時隨地遭到強姦。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強姦發生在白天。據倖存者回憶,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並當眾強姦受害者。沒有什麼地方是不能進行強姦的神聖之地。日本人在尼姑庵,在教堂,以及在主日學校襲擊婦女。在一個女子中學,17個日本兵連續輪姦了1個婦女。《大公報》證實了南京的大強姦:「在每天,在一天的24小時內,每個小時都有清白無辜的婦女被日本人拖到什麼地方去。

  婦女的年齡對日本人無關緊要。年紀大的婦女,老奶奶,以及年齡更大的老太太都不斷遭到強姦。一個日本獸兵強姦了一個60歲的婦女,並命令她「用她的嘴洗淨他的陰莖。」當一位62歲的婦女對獸兵抗議說她已經太老了不能性交時,他們「就用一根木棒扎她。」許多80歲的婦女被強姦至死,至少有一名這個年紀的婦女由於拒絕日本兵的強暴而被開槍打死。

  如果日本人對老年婦女的處置是殘暴的,那麼他們對年輕孩子們的摧殘則更是令人難以想像。一些姑娘遭到如此獸性的強姦後幾周內不能走路。許多人需要手術;另一些人則被殘害至死。中國的目擊者們說,日本人在街上強姦10歲以下的女孩,然後用刀把她們劈成兩半。有些日本兵為了更有效地強姦甚至割開少女的陰道。

  甚至接近分娩期的婦女也不能倖免於強姦。日本人強姦了許多臨產的婦女,正在分娩的婦女,或剛剛生產幾天的婦女。一名懷孕9個月的婦女在遭到強姦時不僅流了產,而且精神也完全崩潰。至少有一名孕婦被踢死。一些更為令人髮指的暴行被加在那些未出生的嬰兒身上。在輪姦後,這些獸兵割開孕婦的肚子,挑出胎兒來取樂。

  伴隨強姦婦女的常常是對整個家庭的屠殺。在南京的美國和歐洲的傳教士們記錄了一起最具名昭著的這樣的事件。1937年12月13日,30個日本兵來到位於南京東南部新路口5號中國人家裡。他們殺死了前來開門的房東,接著殺死了跪下來求他們不要殺死其他人的姓夏的房客。當房東太太質問他們為什麼殺死她的丈夫時,他們也把她打死了。夏太太抱著她1歲的嬰兒藏在客廳裡的一張桌子下面,日本人把她拖出來。他們剝光她的衣服並強姦了她,然後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這些士兵們還把一個香水瓶插進她的陰道,並用刺刀殺死了那個嬰兒。當他們走到另一個房間時,他們發現了夏太太的父母和兩個十幾歲的女兒。那老奶奶為了保護兩個孫女免遭強姦,被日本兵用左輪手槍打死了;那老爺爺緊緊抱住妻子的屍體,也立刻遭到槍殺.

  接著士兵們剝光這兩個女孩的衣服並輪姦了她們:16歲的女孩被兩三個人輪姦,14歲的女孩被3個人輪姦。之後日本人不但刺死了那個大女孩,而且把一根竹竿插進她的陰道。那小的一個只是被刺死,這才沒遭到她姐姐和她母親遭到的暴行,」一個外國人後來寫到這個場面。士兵還刺傷了另一個8歲的女孩,當時她和她的4歲的妹妹藏在床上的毯子下面。那個4歲的女孩在毯子下面待的時間太長,差一點被悶死。由子缺氧,她在以後的一生中一直遭受嚴重的腦損傷的折磨。

  在離開前,日本兵又殺死了房東的兩個4歲和2歲的孩子;他們刺死了大孩子,用刀劈開了那個小孩子的腦袋。一個8歲女孩是倖存者,當時她藏在毯子下面,偷偷地爬到另一間屋裡躺在她母親的屍體旁邊。和她在一起的還有4歲的妹妹,她們靠母親在圍城前準備的米糠活了14天。當一位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在這場屠殺發生幾個星期之後來到這所房子時,他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桌子上遭強姦留下的痕跡。他後來證實:「當我到那兒時,桌子上的血跡還沒有完全干。」

  另一個類似事件同樣恐怖可怕。那是一個15歲的中國女孩親眼看到他的家人慘遭殺害的場面。日本兵首先殺了她的哥哥,他們硬說他是個中國士兵,然後殺死了她的嫂子和姐姐,因為她們都反抗日本兵的強姦,最後殺死了她的媽媽和爸爸,他們跪在地上懇求日本人不要傷害孩子們的性命。在他們臨死前,他們在日本刺刀的逼迫下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懇求那年輕的姑娘聽憑日本人的擺佈以求活命。

  那女孩嚇昏過去了。當她醒來時.她發現自已赤身裸體,躺在一間陌生的被鎖上的房間裡。當她處於昏迷狀態時,她已經被人強姦了。她的衣服已經被拿走,關在這座建築物中的其他女孩的衣服也已被拿走。她的房間在這座建築物的二層,這裡已變成大約200個日本兵的臨時兵營。這裡的婦女分為兩類:一類是妓女,他們有自由也有較好的待遇;另一類是些良家少女,她們被綁架來被迫成了性奴隸。在這後一類人中,至少有一個女孩企圖自殺。在一個半月裡,這個15歲的女孩每天被強姦兩三次。直到最後她病得太厲害了,日本人才放過了她。有一天一個會講中國話的軍官來到她這兒來,並問她為什麼哭泣。在聽完她的遭遇後,那個軍官用汽車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門裡放了她,並在一張紙上給她寫下了金陵學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當時通稱「金女大」——編注)的名宇。這個姑娘病得實在是大厲害了,第一天都沒能走到金陵學院,而是在一個中國人家裡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她才到達金陵學院,國際委員會的成員立刻把她送進了醫院。

  可以說這個女孩是幸運的。其他許多女孩被赤身裸體地綁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成為被固定的任由來者姦淫的對象,她們沒能在這樣的強暴下倖存。中國的目擊者描述了一個11歲的女孩在連遭兩天持續不斷的強姦後慘死時的屍體:「根據目擊者的報告,那姑娘的雙腿之間沾滿血跡,一些地方紅腫撕裂,那情景真是讓人慘不忍睹。」

  在這場集體強暴中,日本人還殺死了許多兒童和嬰兒,通常是因為他們礙事。目擊者的報告說,許多小孩和嬰兒由於在他們的母親被強姦時大哭而被日本兵月衣服塞在嘴裡窒息而死,或被刺刀刺死。目擊南京強暴的美國人和歐洲人記錄了大量這樣的事件,其中有一篇這樣的記錄:「415,2月3日,大約下午5點,在尚書巷(在大中橋附近),3個日本兵闖入某家,強迫一名婦女扔掉她的嬰兒,並強姦了她,然後狂笑著離去。」

  數不清的男人為了努力保護他們心愛的人不受強姦而慘遭殺害。當日本人把一個婦女從席棚裡拖出來時,他的丈夫上前阻止,他們「就把一根鐵絲穿過他的鼻子,並把鐵絲的另一頭栓在一裸大樹上,就像栓牛一樣。」他們不停地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亂刺,毫不理會他的母親的苦苦哀求,這位母親痛苦的在地上打滾,並發出歇斯底里的慘叫。日本人命令那位母親回到屋裡去,否則他們就殺死他的兒子。但那兒子終於因受傷過重而當場死去。

  在南京,日本人的人性泯滅和性變態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一些士兵發明出殺人比賽以消除屠殺的單調無聊,他們還過度縱慾並發明出各種殘無人道的強姦和折磨婦女的方式以取樂。

  日本人的最野蠻的取樂方式莫過於刺穿婦女的陰道了:躺在南京大街上的婦女屍體。他們的兩腿被拉開,陰道裡被插進了木棍、樹枝、和雜草。南京的婦女遭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一想到日本士兵還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殘害折磨她們,便禁不住毛骨悚然,似乎血液都要凝固,神經都要麻木了。例如,一個日本兵強姦了一位年輕婦女,並把一個啤酒瓶插到她的身體裡,然後殺死了她。另一位強姦的受害者被插進一個高爾夫球桿。12月22日,在通濟門附近的居民區,日本人強姦了一個理髮師的妻子,然後把一隻鞭炮插入她的陰道,鞭炮爆炸,炸死了這位婦女。

  但是所有的遇害者並非都是婦女。中國的男人也經常被迫在狂笑的日本兵面前被雞姦並做出各種反常的令人作嘔的性行為。至少有一個中國男人因為拒絕與雪地上的一具婦女屍體性交而被打死。日本入還以強迫發誓一生禁慾獨身的人進行性交為樂。一位女扮男裝的中國婦女在穿過南京的一個城門時,被那些故意用手去搜查過路人身體的日本哨兵認了出來,於是這位中國婦女遭到了強姦。這時正好有一個和尚不幸從附近路過,於是日本兵便試圖強迫他去和他們剛剛強姦過的婦女性交。當遭到這個和尚的抗議時,他們就閹割了他,使這個可憐的和尚流血至死。

  一些最卑鄙的性摧殘事件涉及整個家庭的老少幾輩人。日本人強迫中國男人亂倫——父親姦污自己的女兒,兄弟姦污自己的姐妹,兒子姦污自己的母親——以此取樂。一名叫郭歧的中國陸軍營長(曾撰著《陷都血淚錄》一書,將南京暴行公諸於世。—校注)在南京淪陷後被圍在城裡3個月,他至少看到或聽到四五起日本兵強迫兒子姦污母親的亂倫事件;當他們拒絕時,便立即遭到槍殺。他的報告被一名德國外交官的證詞所證實,這個德國入報告說,一個中國人拒絕姦污自己的母親,被日本兵的軍刀砍死,他的母親隨後即自殺身亡。

  一些家庭為了免於這種相互摧殘,寧願選擇集體自殺。有這樣一家人,他們在橫渡長江時被兩個日本兵阻攔並要求檢查。當發現船上有年輕的婦女和小姑娘時,日本兵便當著她們父母和丈夫的面強姦了她們。這己經足夠令人戰慄了,但更令人髮指的是這兩個日本兵還強迫這個家庭的其他年紀大的男人接著去糟蹋她們。他們不從,於是全家人跳入長江溺水而死。

                               不屈的中國婦女

  婦女一旦被日本兵抓住,便幾乎沒有了活命的希望,因為她們大多數都將在被強姦後再遭殺害。

  但並非所有的婦女都是輕易屈服的。許多人躲藏起來,她們在柴堆裡,在草垛下,在豬圈裡,在船上,在廢棄的房子裡,躲上幾個月之久。在農村,婦女們藏在地洞裡——日本兵為了發現這些地洞就在地上使勁踩踏。一個尼姑和一個小姑娘在堆滿屍體的壕溝裡裝死躺了5天,才逃脫了強姦和屠殺。

  婦女們用各種辦法逃避強姦。一些人用偽裝的方法——在臉上塗上鍋灰,使自己顯得蒼老衰弱,或剪掉頭髮扮成男人的模樣。一個聰明的年輕婦女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老太太,拄著一根枴杖,還讓一個6歲的小男孩攙扶著一直安全地走進金陵學院的安全區。另一些婦女佯裝生病,例如一位婦女告訴日本兵,她剛剛在4天前生下一個死嬰。另一位婦女聽從了一個中國戰俘的建議,把她的手指一直擂到喉嚨,使自己嘔吐了好幾次。(於是日本人立刻把她趕出了這座建築物。)一些婦女完全靠自己的機敏,或鑽入水中,或擠出人群,或翻過牆頭而逃脫了緊緊追趕她們的日本人。一個姑娘在一棟房子的三樓用腳絆倒了一個日本兵,然後順著一個中國男人從花園裡為她撐起的竹竿滑下來,才得以逃脫了強姦。

  一旦被抓,那些進行反抗的婦女便可能受到酷刑折磨,日本人以此警告其他一些敢於反抗的人。那些不屈服於日本淫威的婦女通常被綁起來,接著便被挖去眼睛,或被割掉鼻子,或被割去乳房。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多少婦女還敢於反抗日本人的暴行。可是也有少數堅決的反抗者。一位中學教師在被打死前用槍打死了5個日本兵。最有名的故事發生在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婦女身上,她在與日本人的搏鬥中身受37處刀傷,但卻活了下來,而且在60年後仍然健在,並能生動地講述這個故事。

  1937年,18歲的李秀英是一個軍隊技師的新婚妻子。當政府撤離首都時,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滿中國士兵的火車車廂頂上離開了南京。李秀英由於已懷有7個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擁擠的火車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許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國老百姓一樣,李秀英和他的父親很快住進了有外國人防守的安全區。他們躲在已經被改成難民營地的一所小學校的地下室裡。但是這個難民營像安全區中的其它難民營一樣,同樣是日本人不斷搜查和襲擊的目標。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闖了進來,把年輕的男人們拖出了學校.第二天早上他們又回來拖婦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對懷孕的婦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個決定。她打算自殺,便把自己的頭猛地向地下室的牆上撞去。

  當她甦醒過來時,她發現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張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經走了,但帶走了幾個年輕婦女。她躺在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圖景出現在她的腦海之中。如果她跑出這座樓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這兒什麼也不幹,他們也可能回來找她。李秀英決定待在這兒。如果日本人不再回來,一切都好,如果他們回來了,那她將與他們拚鬥到死。她對自己說,她寧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強姦。

  不久她就聽到三個日本兵下樓梯的腳步聲。其中的兩個人拚命抓住兩個尖叫著的婦女並把她們拖了出去,另一個人死盯著在床上一動不動的李秀英。有人告訴他李有病,於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從屋子裡踢到走廊上作為回答。

  那個日本兵慢慢地來回踱著步,想對李秀英作出判斷。突然——在這個日本兵還沒來得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李採取了行動。她從床上跳起來,從日本兵的腰帶上抽出軍刀並飛速靠在牆上。「他驚呆了,」李回憶道,「他萬萬也沒有想到一個婦女還會反擊。」那個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衣領,並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儘管那個日本兵全副武裝,而李只穿了使她運動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卻迸行著頑強的搏鬥。兩個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個日本兵發現自己打敗了並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衝進來,他們對眼前發生的事情簡直難以置信。他們用刺刀對李秀英猛刺,但因為有另一個日本兵的妨礙,他們沒能刺到李秀英。由於李的對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夠完全把他提起來當一個盾牌以抵擋另兩個日本兵的攻擊。但後來那兩個日本兵用刺刀對準她的頭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臉,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裡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裡。「牆上,地上,床上,到處都是鮮血。」李回憶道,「但我心裡一點也不怕,我狂怒起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們拼了,並殺死他們。」最後,一個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過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為她已經死了,丟下她走了,當她被抬到父親面前,父親發現她已沒有了呼吸,便認為她已經死去。他叫人把女兒抬到學校後面並打算挖個坑把她埋葬。幸運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並從她的嘴裡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們很快把李秀英送進了金陵大學醫學院,在那裡醫生們縫合了她的37處刀傷。當天夜裡,她在昏迷中流產了。

  李秀英奮力與日本兵搏鬥的事跡傳到他丈夫的耳朵裡,他立刻向軍隊請了3個月的假,借錢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當他返回家中,他發現妻子紅腫的臉上傷痕纍纍,頭髮已被剪光,剛剛長出鬃毛般的短髮。

  在以後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著那些刀傷給她帶來的痛苦和難堪。在壞天氣裡或在生病的時候,鼻涕便會從鼻子旁邊的豁口處流出來,眼淚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議的是,儘管日本人用刺刀刺傷了她的眼白,但她卻沒有失明。)她每次照鏡子,看到那些刀痕,就會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現在58年過去了,皺紋已經掩蓋了刀痕,」當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訪問她時,她對我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臉上的這些刀痕是明顯而可怕的。」

  李秀英認為,她的個性和她那獨特的家庭背景都給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氣。一般中國的婦女從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應當柔順服從,但李秀英與她們不同,她來自一個完全沒有女性影響的家庭。當她只有13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去世了,這使李不得不在一個堅強的軍人家庭的男人們中間長大。她的父親、哥哥和叔叔都是軍人或警察,在他們的影響下,她長成了一個男孩子氣的姑娘。在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她的脾氣就很急躁,所以她父親不敢教她武術,主要是擔心她以此嚇唬鄰里的其他小孩。60年後,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兒孫滿堂,她精神矍爍,熱愛生活——甚至還保留著她那有名的壞脾氣。她說,他唯一遺憾的是沒有從父親那裡學會武術;要不然她便能夠享受在那一天殺死那3個日本兵的歡樂了。

                                  死亡人數

  究竟有多少人死於南京的暴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金陵大學歷史教授邁納·瑟爾·貝茨被要求提供一個估計的死亡數字,他回答說:「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這場大屠殺涉及的區域是如此之廣,以致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完整的描述。

  中國的軍事專家劉方楚估計死亡人數是43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官員們根據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檢查官的材料,說明至少有30萬人被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認為在南京被殺害的人數超過26萬。一位日本歷史學家籐原彰的數字是大約20萬。約翰·拉貝從未作過系統的計算,並在2月大屠殺尚未結束時離開了南京,他估計只有5萬一6萬人被殺害。日本作家秦郁彥認為死亡數字在3.8萬和4.2萬之間。日本方面還有一些人估計的數字低到3千人。1994年,從以前日本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得到的檔案資料證明,僅僅一個負責掩埋屍體的小組在1938年1月到3月間的南京就處理了3萬具屍體。

  可能沒有一個人比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家孫宅巍對死亡人數作過更為全面的研究了。在1990年的一篇題為《南京大屠殺和南京人口》的學術論文中,他報告說,根據人口普查,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南京人口超過100萬。根據中國的檔案資料,中國軍隊官員的回憶錄,以及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報告,孫宅巍斷定在日本佔領時期,在這座城市的常住居民至少有50萬人(其他人已經離開了這座城市),加上9萬中國士兵和數千臨時居民——南京的人口總數大約60萬,甚至70萬。

  孫宅巍在第二篇文章中又作出了他的估計。南京城市檔案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裡保存有大量掩埋屍體的記錄,這些記錄由私人家庭,地方慈善機構,以及「南京自治委員會」(日本統治下的中國傀儡政府)提供的。在仔細研究了這些記錄後,孫宅巍發現,南京的慈善機構埋葬了至少18.5萬具屍體,群眾個人至少埋葬了3.5萬具屍體,日本控制的地方政府埋葬了0.74萬具屍體(一些關於埋葬的記錄十分詳細,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性別分類和埋葬地點)僅僅根據埋葬記錄,孫宅魏就能斷定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超過22.74萬人。

  然而如果把40年前,即在孫宅巍的論文完成前40年的一個日本戰犯的驚人口供考慮進去的話,那麼統計數字將更大。1954年,在遼寧省東北的阜新故犯營中等待審判的日本陸軍少佐太田壽男寫了一份44頁的交待材料,其中他交待了日本陸軍大規模焚燒、傾倒和掩埋屍體的情況。大量的屍體來自靠近南京西北一條河流的下關。在河邊,日本人在每條船上裝上50具屍體,然後運到河中央倒入河中。卡車把屍體拉到其他地方,在那裡他們把屍體焚燒後掩埋以銷屍匿跡。從1937年12月15日開始的3天裡,太田的陸軍部隊在南京的河中傾倒了1.9萬具中國受害者的屍體,另一支部隊處理了8.1萬具屍體,其他部隊處理了3. 5萬具屍體,一共約15萬人。孫宅巍把太田的數字加到他對中國掩埋記錄的統計中,斷定屍體總數達到驚人的37.74萬人——這個數字超過了原子彈爆炸使廣島和長崎死亡的人數的總和。

  即使懷疑論者把太田的交待當作一紙謊言而不予理睬,人們也必須記住,就算沒有他的估計,南京關於掩埋屍體的記錄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在大屠殺中死亡的總數至少在20萬人。我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記錄中發現的法庭證據材料(見下表)證實了孫的研究。把慈善機構估計的掩埋屍體的數字(後來孫的論文中提到)和由其他個人提供的數字(孫的論文沒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斷約26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數字並沒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國死亡者的數字,如果加上這個數字,那麼死亡人數將達30萬或40萬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殺受難者人教估計

      崇善堂................................................ 112,266

      紅十字會.............................................. 43,071

      下關區.................................................26, 100

      魯甦先生的陳述.........................................57,400 

      於、張、楊先生的陳述...................................7,000或更多

      吳先生的陳述...........................................2,000或更多

      根據無名遇害者墓的記載................................ 3,000或更多

      共計(約計)...........................................260,000

  資料來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法庭證據文件,第1702號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犯罪檔案集,第14項,第238組檔案,美國國家檔案館。

  近年來其他學者支持孫宅巍的研究,並相信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死亡總數可能超過30萬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諾伊大學名譽歷史教授吳天成在他的論文「讓全世界都瞭解南京大屠殺」中,估計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約是63萬,他承認這個數字遠不是精確的,但可能相當接近實際數字。他準備了詳細的有關南京人口編年史數字的研究資料,並對這些數字進行了仔細考察,然後他斷定,在這場大屠殺中的死亡總數超過30萬人——或者是34萬人,其中19萬人被集體屠殺,其餘15萬人分別遇害。

  尹集鉤和史詠兩位作家在進行了他們自己的調查研究之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數宇——大約35.5萬人。儘管他們的數字在所有對死亡總數的估計中已經是很高的了,但他們認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實際死亡人數是遠遠超過他們能從檔案中發現的數字的。還有一些專家認為,在現有的統計數字中可能存在相當大量的重複計算,他們指出,例如.許多被日本人倒進河裡的屍體被衝到岸上,並被再一次埋葬,於是在清點屍體數字時就被算了兩次。但是尹和史拒絕考慮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任何被衝到岸上的屍體將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遠離這條河的什麼地方,而根據他們的調查研究,大多數掩埋地是距長江岸邊幾英里的地方。他們爭辨說,把那些因風吹日曬已腐爛的屍體運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裡去掩埋是違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過對倖存者的採訪還發現,那些遭強姦後被殺害的遇難者的家庭成員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並沒有向當局報告。由於他們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數字只是來自集體屠殺的報告——而沒有來自個人的、任意被屠殺的數字——所以尹和史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總數很可能達40萬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著無可否認的證據,這個證據使日本人自己也認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死亡的總數可能高達30萬人。這個證據之所以十分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統計的,而且因為它是在大屠殺的第一個月被統計出來的,當時的屠殺已遠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約他在華盛據特區的朋友發出了下面的電報,這份電報被美國情報局截獲、解密,並於1938年2月1日譯成了英文:

   自幾天前回到上海之後.我調查了關於日本軍隊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報告。根據可靠的目擊者的口頭敘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毫無疑問地證明,日本軍隊的行為方式以及繼續採取的行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紀侵入羅馬帝國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稱為「上帝之鞭」,意為「天罰」一譯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萬中國平民被殺,許多殺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極其殘忍的。

  有人試圖提出,如果蔣介石在11月政府撤離時就拉出他的軍隊,而把一座無防禦的城市留在後面,那麼或許就能避免如此大規模的屠殺。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在此之前的幾個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戰爭途中,他們已經有計劃地摧毀了整座整座的村莊和城市,並到處都在施以同樣的暴行。很明顯,他們井不需要來自中國人對他們行動的挑釁。我們所能肯定說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國士兵的城市將至少使日本人無法提出這樣的借口,即他們連續的殺人是因為需要除掉隱藏在老百姓當中的士兵.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這將改變日本人的行為。

  還有人嘗試提出,如果蔣介石不下達那個無意義的在緊要關頭撤離南京的命令,而是堅持抗戰到最後一個人去保衛這座城市,那麼南京城的命運將會有所不同。對這種說法我們也必須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對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裝備,受過更好的訓練,他們早晚會打敗中國的部隊。但是一場長期持久的運用游擊戰術的鬥爭將挫敗日軍的士氣,並激昂中國軍隊的鬥志。即使沒有別的作用,這種戰略戰術也將使更多的日軍在與中國人的戰鬥中被消滅,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們對中國士兵的狂妄驕橫之氣。
 

 

 
 
 
 

 

 


 
 
 

 
第五章 南京安全區
 
 

  歷史上的每場戰爭中,總會出現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們的所作所為給那些受戰爭迫害的人們帶來了生存的希望。美國教友派的信徒們曾釋放了屬於自已的奴隸並幫助他們建立了「地下鐵路」。在二戰期間的歐洲,納粹分子奧斯卡·辛德勒從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裡營救出1200名猶太人,還有瑞典外交官拉烏爾·沃倫伯格以發放假護照的方式解救了10萬多名猶太人。又有誰能忘記吉甫夫人這位奧地利婦女和她的夥伴們曾將小安妮·弗蘭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內一幢房屋的頂樓上,以躲避德國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們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極少數人,出於我們大多數普通人永遠無法理解的原因,不顧所有的警告去從事在正常年代中連他們本人都無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這樣一場恐怖中,試圖談論這個如此鮮明而引人注目的話題是困難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話,那麼他無疑會將目光集中於一小批美國人和歐洲人身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並且從幾乎難以倖免的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中援救出成千上萬的的中國難民。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們創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這裡敘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後的兒周內,這些人完全自發地決定要在南京市創立一個安全區。1937年11月,法國神甫雅吉洛·德·貝塞熱在上海建立了一塊中立區域,保護了在日本侵略軍鐵蹄蹂躪之下,流離失所的45萬名中國難民。當長老會牧師普魯默·米爾斯聽說貝塞熱的舉動之後,他向朋友們提議在南京籌建一個同樣的區域。米爾斯和其他24個人(主要是美國人,也有德國人、荷蘭人、蘇聯人,以及中國人)最終確定將南京市中心稍稍偏西的一塊地方劃為安全區。安全區內座落著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國大使館和許多中國政府建的大樓。委員會建立這個安全區,是企圖為戰火紛飛中的中國平民提供安全保護。起初,他們打算在南京順利安全地被日本人接管控制後的幾天或幾周內關閉安全區。

  最初這個計劃井未被各方所接受,日本人斷然拒絕承認該計劃。許多人包括安全區委員會成員的朋友、家人、以及不少中國人、日本人和西方官員都不停地勸說他們為保命放棄這個計劃,立即逃走。

  12月初,美國大使館全體人員堅決要求安全區領導人隨同外交官、新聞記者和中外難民一道,搭乘美國炮艇「帕奈」號沿長江撤離南京。但安全區領導人婉言謝絕了這個請求。「帕奈」號上的外交官們無可奈何中於1937年12月9日啟程,把安全區這些外國人留在南京,聽由命運安排。

  造化作弄人,後來「帕奈」號炮艇卻遭到了日本空軍的炮彈轟炸和機關鎗掃射。12月12日下午,日本飛行員在事先沒有提出警告的情況下炸沉了該艦,致使兩人死亡和大部分人受傷,此後日機在該地區上空反覆盤旋,好像是要把藏在河岸蘆葦灌木叢裡的倖存者消滅乾淨。這次襲擊的原因尚未查清。稍後日方曾宣稱,由於日本飛行員在殘酷的戰鬥中喪失了冷靜清醒的到斷力,而且煙霧瀰漫妨礙了他們的視線,沒有看到「帕奈」號上的美國國旗。但是事實證明,日方所言純屬子虛烏有。(不僅投彈轟炸的這天晴朗無雲,而且日本飛行員還接到了轟炸「帕奈」號的明確命令,只不過在經過激烈的反對和爭辯無效後,飛行員們不情願地執行了該命令。)現在有人猜測這次轟炸是日方的一次試探性進攻,想看看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向時另外一些人認為這是日本國內政治受軍部控制的結果。可是無論這次襲擊的背景如何,與「帕奈」號相比,相對於留下來的外國人而言,南京市無疑會是一個更安全的場所。

  由於日機狂襲濫炸和日軍逼迫南京市郊,使得大量無家可歸的人作為首批難民率先進入南京國際安全區。一時間安全區內人滿為患,據說在沒有安置新的住所之前,許多人連續幾天無法入睡,只得站著等待天明。一旦南京陷落,安全區必須給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住所。隨後的6星期裡,安全區委員會不得不想辦法為這些難民提供最簡單的生活必需品——食物、住所和醫院保障。委員會成員們還要提防難民們受到身體傷害。通常這種情況需要他們當場調停,以阻止日本軍隊進行一些威脅恐嚇性質的行動。從始至終,委員會成員們都自覺地把這些暴行記錄下來,井向全世界傳播。通過此種方式,他們為後人留下了一份以其親眼目睹的事實為依據的文字記錄。

  20多個外國人在5萬名日本軍隊蹂躪之下的南京城內,殫精竭慮、盡可能地為中國人做著每一件事情,這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想像。請記住,他們的職業是傳教士、醫生、教授和行政官員——而不是訓練有素的軍官。他們的生活曾經一度是與世無爭和悠閒的。「我們並不富裕,」當時有一位婦女說,「但是一點兒外幣在中國就能辦許多事情。」他們中許多人住在豪華的宅第中,有成群的僕人前呼後擁聽候使喚。

  10年前南京的一個事件,使許多人持這樣一種奇怪的看法,中國人比日本人麻煩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國人是否還記得在國民軍進人南京期間,他們對外國人大開殺戒,並且還圍攻了一群外國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裡的美國領事及其夫人。(「他們會殺害我們嗎?」一位婦女記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們會像在庚子年間的義和團那樣折磨我們嗎?他們會下手更狠嗎?會在我們的面前折磨孩子們嗎?我不敢想像他們可能會對我們女人做些什麼。」)的確,1937年大屠殺時,一位外國的目擊者承認:「我們更主要的是準備對付潰兵的暴行,特別是從下關來的部隊,但是從來沒有想到過可能來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們希望隨著日本人的出現,和平、安寧和繁榮的局面將得以恢復。」

  在此期間,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英勇行動是如此之多(他們的日記長達數千頁),以至於在這裡無法叔述他們的所有事跡。基於這個原因,在記述整個安全區委員會的功績之前,我決定先專門談談3個人的活動——一名德國商人,一名美國外科醫生及一名美國傳教士。從表面上看來,他們實在是三種截然不同的人。

                        拉貝其人——「中國的辛德勒」

  也許在南京暴行這段歷史中脫穎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對南京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薩」,一位南京國際安全區的傳奇首領,他保全了成千上萬個中國人的性命。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拉貝是一個奇怪的和討厭的拯救者。因為他不但是一名德國公民——一名與日本結盟國家的公民——而且是納粹黨在南京的負責人。

  從1996年開始,我對約翰·拉貝的生平進行了一番調查,並最終發現了拉貝和其他納粹黨人在暴行期間保存下來的數千頁日記。這些日記使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約翰·拉貝是「中國的奧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貝曾過著遊歷甚廣而相對寧靜的生活。他於1882年11月23日出生於德國漢堡,是一位船長的兒子。在漢堡學徒期滿後,拉貝到非洲工作了幾年,於1908年來到中國,成為德國西門子中國公司駐北京辦事處的僱員。1937年,他調至南京辦事處,向中國政府出售電話和電器設備。他頭頂光禿,戴著眼鏡,經常穿著一身保守的西裝,搭配蝶形領結,看起來是南京城裡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不久他成為德國國社黨在南京的主要人物,同時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學生和中學生的一所德國學校。

  幾年後,拉貝變為納悴主義的一個忠誠的支持者,並成為納粹黨在南京的代理負責人。1938年,他告訴德國聽眾:「我不但相信我們政治制度的正確無誤,而且作為國社黨的一個組織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擁護這種制度。」

  幾十年後,拉貝的外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堅持認為,拉貝主要是把納粹黨看作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並不支持它在德國境內對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迫害。有足夠的理由說明這種看法是確切的。拉貝在南京參觀各個部門期間,一再用社會主義術語概述他的納粹哲學:「我們是為工作而戰的人,我們是工人的政府,我們是工人的朋友,危急關頭我們將決不會脫離工人一邊。」

  當他的大多數德國同事早在日本軍隊到達南京之前,就聽從朋友和使館官員的勸告啟程離開中國的時候,拉貝選擇了留下,並不久就當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即使在日本使館官員召見他,並強烈要求他離開的情況下,拉貝依然堅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間,受上司派遣去保護拉貝的日軍少佐岡問他:「你究竟為什麼要留下來?為什麼你要捲入我們的軍務呢?這些事又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在這裡又不曾失去任何東西!」

  拉貝停傾了一會兒,然後回答岡少佐道:「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30多年,我的兒孫們都在這裡出生,而且我在這兒生活得很快樂,事業也很成功。我始終受到中國人的禮遇,即使戰爭期間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並同樣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禮待,那麼你盡可相信,當遇到像現在中國所面臨的這種緊急關頭的時候,我也絕不會離開日本人民的。」

  這個回答使尊奉效忠觀念的日軍少佐消除了疑慮,心悅誠服。「他嘴裡喃喃自語著什麼軍國主義的義務,並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轉身走了,」拉貝記下了這件事情。

  但是拉貝之所以不走,還有一個更為個人的原因——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中國僱員的安全。他們是西門子公司一批能幹的機械師,他們養護著南京市主要電力廠的渦輪機,各部門的電話系統和時鐘,警察局和銀行的警報器,以及中央醫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機。「那時我有一種預感」,拉貝寫道,「——但是到現在我才知道——如果我離開他們的話,他們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那一年,拉貝在南京躲過了無數次空襲,他常常是躲在一個加著幾塊厚木板的防空洞裡。衣服也不夠,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貝錯誤地將其全部衣物寄存在運送德國人離開南京的「庫特沃」號輪船上保管以後。「庫特沃」號輪船一抵達漢口,就卸下了所有無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給了拉貝兩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給了一個中國難民,他覺得這個難民比自已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緊要的憂慮不是個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區。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希望安全區內杜絕所有軍事行動,但是日本軍隊拒絕承認安全區為中立地帶,隨即委員會發現,將南京衛戌司令唐生智將軍的軍隊撤出安全區是不可能的——尤其因為唐生智自己的別墅也座落在該區域內。當中國軍隊不但拒絕撤離安全區,而且在該區域內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時候,對拉貝來講最後一個細微的機會出現了。他忍無可忍,以辭去安全區委員會主席一職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脅,要求唐生智立刻從安全區內撤退。「他們向我許諾將尊重我們的願望,」拉貝說,「但是履行諾言花的時間太長了一點。」

  拉貝覺得有向更高當局請求幫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發電報給阿道夫·希特勒,請求元首「善意地從中調停,中立區是為那些沒有參戰的人們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認。」與此同時,拉貝也發電報給他的朋友、總參議克裡貝爾先生「請真誠地支持我對元首的請求……否則的話,將釀成一場不可避免的大屠殺。希特勒萬歲!拉貝—西門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希將勒和克裡貝爾都沒有答覆,但是拉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轟炸方式有所改變。他發電報之前,日機在南京城內狂轟濫炸;以後他們只進攻軍事目標,像軍事學校、臨時機場和兵工廠軍火庫等。拉貝寫道:「這……就是我發電報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國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隨著一個又一個危機的臨近,拉貝的勝利只不過是曇花一現。最初拉貝和他的同事們希望將安全區內的空房留給南京最貧窮的市民專用。為了避免人們成群湧入,委員會在市內到處貼海報,力勸難民們從朋友那裡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湧進了面積為2. 5平方英里的安全區,拉貝馬上發現,甚至比曾經預想的最壞情況還要多出5萬人。難民們不僅塞滿了屋子,而且也擁到草地上,戰壕裡和防空洞內。整家整家人露宿街頭,還有數百個茅草屋極為迅速地在美國大使館附近建起來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區——它的邊界用白色的旗幟作記號,旗幟上面有一個紅十字,紅十字以外再有一個紅圓圈——是一個群集了25萬難民的「人類的蜂窩」。

  不久衛生設施成為另一個可怕的問題。臨時茅屋裡的污物——尤其是廁所的——這些都激怒了拉貝,他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演說,使西門子基地的難民中心變得秩序井然。以後當拉貝視察西門子難民基地時,他發現不但廁所環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牆都得到了修繕。「沒有人告訴我這些漂亮的新磚是從哪兒來的,後來我發現該地區內許多新一些的建築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區領導人最為頭疼的間題。12月初,南京市長送給國際安全區委員會3萬石(或2萬石)大米和1萬袋麵粉,供給難民作為糧食。但是這批食物貯藏在城外,委員會缺少必要的卡車把它們運進安全區。中國軍隊已經徵用了該地區內大部分運輸工具將2萬人和5千箱北京故宮珍寶運離南京;絕望的市民和個別士兵偷走了幾乎所有遺留之物。對於拉貝和其他外國人來講沒有別的選擇餘地,他們駕著自己的汽車,瘋狂地在南京城內穿梭,盡可能地多將一些大米運進安全區。當日軍炮擊南京時,這些外國人仍繼續運送;有一個卡車司機恰恰被流彈片擊中了一隻眼睛,最後安全區領導人只獲得了整個糧食總數的一部分——1萬石大米和1000袋麵粉——但是這些糧食確實使安全區的許多難民免於餓死。

  12月9日,委員會覺察到了即將來臨的可怕形勢,力圖以磋商達成3天的停火(參閱第3章),在這3天內,日軍在現有陣地按兵不動,中國軍隊則從城內和平地撤出。然而,蔣介石反對停火,導致第二天日軍開始對南京實施了一場猛烈的炮擊。12月12日,委員會再一次與中國軍隊方面接洽協商,要求守城部隊投降,但是這個計劃再次失敗。

  從那個時候起,拉貝就無能為力了。只好坐視不可避免的災禍的到來。他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記錄著事態的變化。12月12日下午6時30分,他寫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轟鳴著——山的四周部處在電閃雷鳴之中。驟然間,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裡的房子和彈藥庫被點著了。」當時拉貝想起了一句預示著南京惡運的中國古語:「紫金焚則金陵滅。」

  晚8時,拉貝看見火光映紅了整個南面的天空。接著他聽到有人瘋狂地敲著兩房院門:一些中國婦女和兒童哀求著放她們進來,有些男人從德國學校後面翻過院牆,院子裡的難民擠滿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國國旗下面,旗子是拉貝為了防止日本轟炸他的房子面懸掛的。越來越大的哭叫聲和敲門聲搞得拉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開大門,把想進來的人全放了進來。黑夜接長難熬,但是人聲嘈雜,噪音只是一個勁兒加強。拉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頂鋼盔,在院子裡的人群之間來回穿梭,喊叫著讓每個人都靜下來。

  晚11時30分,拉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來客。他是拉貝在納粹黨的同事克裡斯蒂安·克勒格爾,35歲左右,為德國克魯維茨工程公司工作。這個高高的、金髮碧眼的工程師本來是到中國來監督一個大型鋼鐵工廠的構建的,但是卻發現自己像拉貝一樣,已經陷了南京的瘋狂時期中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任命他為財務總管。

  克勒格爾中途來釋訪拉貝,告訴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國軍隊扔下的武器和各種軍用物資。甚至有人願意出售一輛公共汽車,出價20美元。

  「你說會有人買這輛車嗎?」克勒格爾問。

  「可是,克勒格爾,他們又怎麼買呢?」拉貝回答。

  克勒格爾接著說:「我已和他約好,讓他明早到我的辦公室來。」

  最後,環繞房子周圍的嘈雜聲開始變小了。精疲力盡的拉貝,已經有兩天不曾擠得出時間換衣服了,向後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熱愛著的周圍的文明世界即將倒塌崩潰之時,竭力鬆弛著自己的神經。他知道交通部大樓已全部被焚燬,這個城市隨時都會陷落。拉貝恢復著自已的信心,相信從這以後事態只會變將越來越樂觀,而不是越來越壞。他的一個中國同事曾經告訴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們一被管這個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將恢復——通向上海的鐵路幹線將很快重建,商店將會恢復他們的正常營業。」入睡前拉貝的最後一個念頭是,「感謝上帝,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貝被另一次空襲驚醒。顯然不是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撤離了南京,當時剛剛早上5點,於是他又躺下了。像這個城市裡的許多人一樣,拉貝已經被空襲整得疲憊不堪,以至於轟炸再也不能像擾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拉貝仔細察看了全城被毀壞的情況。道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大量中國人的屍體,他們中的許多市民是被從後面射來的槍彈擊中的。他目睹一隊日本士兵排隊前進,進入一間德國人開的咖啡館。當拉貝指著房上懸掛的德國國旗,指責他們的強盜行徑時,一個操著英語的日本士兵高聲說:「我們正挨餓呢!如果你要報怨的話,去日本大使館好了。他們會付帳的!」這些日本士兵還告訴拉貝,他們的軍需物資供應隊還未到達,即使到了他們也不指望從供應隊那裡獲得任何給養。後來拉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後放火燒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後頭。從遠處,拉貝看見日本軍隊正在從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進,以佔領其餘的地區。為了避免燒上他們,拉貝立刻驅車向北趕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將車停在外交部的紅十字醫院外。中國醫護人員已逃離了醫院,傷亡人員躺得到處都是——躺滿了屋子、走廊,甚至擋住了醫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貝還遇上了一批中國潰兵,這些飢餓和疲憊的散兵們無法渡過長江撤退以求保命。開車經過山西路環島時,他碰到了一支約400人的中國部隊。他們荷槍實彈,正沿著日本軍隊推進的方向前進。也就是這時,拉貝有了一種突然的「人道主義衝動」,這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拉貝提醒他們日軍正從南部朝這裡推進,建議他們放下手中的機關鎗,加入到安全區的難民中來。經過短時間的商量,他們同意隨拉貝進入安全區。

  同樣地,當數百名中國士兵發現白己陷在城市北部,無法渡江撤退時,許多人闖入了安全區,請求歐美管理者們救命。安全區委員會成員們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幫助他們。畢竟他們創立這個安全區是作為平民的避難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員會試圖與日軍司令部取得聯繫,以解決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但只是在漢中路遇見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員會最終被士兵們的處境所打動,在他們的懇求下讓步了。像拉貝一樣,委員會成員告訴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會仁慈地對待他們。然後他們協助士兵們解除了武裝,井將他們安置在中立區內不同的房子裡,在混亂中,許多中國士兵脫下軍裝,混在安全區的難民之中。

  第二天,約翰·拉貝寫了一封長信給日軍指揮官,解釋說明當前的情況。他懇請日本人寬恕這些中國士兵,並根據公認的戰爭法律規定,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對待他們。使拉貝大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軍官向他許諾,這些中國士兵將免於一死。

  但是當日本人違背諾言,把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國士兵拖出去殺害時,拉貝的這種慰藉變成了恐怖。如果拉貝還寄希望於日本人不能從成千上萬的難民中找出那些士兵來,那他就是大錯而特錯了。日本人通過翻查手,幾乎把每一個士兵都挑了出來,因為他們知道每天被用槍支會在士兵手指的某個部位留下繭子。他們還檢查每個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過槍的痕跡,前額和頭髮下面是否有戴過軍帽的壓痕,甚至還檢查腳上是否有因數月行軍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委員會獲知日本人己經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總部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準備槍殺他們。「我們知道確有一些原中國士兵在難民當中,但是拉貝那天下午曾經從一個日本軍官那裡得到許諾,這些士兵將免於一死。」基督教青年會代表喬怡·菲奇在其日記中寫到這一事件。「現在看來再明顯不過了,日本人要幹什麼。這些人被排列兩行,以100個左右為一隊用繩子緊繫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著;那些戴著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魯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後,借助於照明燈的光亮,我們看著他們走向了死亡。」

  後來,拉貝提到他在安全區收留中國士兵的決定時,這樣寫道:「難道我沒有權利那樣做嗎?我那樣處理不對嗎?」

  隨後的幾天中,拉貝無能為力地看著日軍從安全區拖走成千的中國士兵進行殺戮。日軍殺害了數以千計的無辜民眾,他們湊巧在手指上、前額上、腳上有繭子或疤痕——這些人包括拉黃包車的苦力、手工勞動者和一些警官。後來,拉貝親眼目睹了南京的一個佛教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從一個池塘裡拖出了120 具屍體(在以後的一份報告中,拉貝指出,南京的幾個池塘事實上已經消失了,因為它們均填滿了屍體。)

  作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和納粹黨南京地區負責人,拉貝的這種地位對日本權力機關而言確實還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給日本大使館一封接一封地寫信。最初他總是壓制自己的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禮貌的語氣,因為身為德國公民和納粹黨領導人,他覺得有義務維持德日兩國大使館間的關係。他讓委員會中的美國成員把他們寫給日本大使館的信給他看看、這樣他就可以給這些信「加進一些甜言蜜語」。在他對日本大使信進行私人拜訪時,拉貝一直保持著友好的態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親切的微笑和官場上的禮德來處理拉貝的信件,接待他的來訪。但拉貝最終總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們將會通知軍部。」過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無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現,拉貝給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語氣變得越來越充滿敵意了,言語中加重了對暴行的憤怒:

  當時留在南京的27個西方人以及中國居民都被你軍在12月14日進行的搶劫、強姦和屠殺等恐怖活動所震驚了!
  不論在安全區內還是在安全區入口處,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日本巡邏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廣眾之下,在神學院的大廳裡,日軍士兵當著許多男人、婦女和兒童的面,強姦了數名婦女。我們22個西方人不能養活20萬中國平民,也不幫你們白天黑夜地保護他們。這是日本當局的職責。如果你們能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那麼我們能夠幫助養活他們!
  假如目前這種恐怖局面持續下去的話,很快連工人也找不到,基本的服務根本無法進行。

  漸漸地,拉貝和國際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開始理解日本外交官答覆的真實含義——下令進行屠殺的是軍方,大使館也無能為力。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德康跟拉貝談了很多,他說:「日木軍隊想盡量地破壞這座城市,但我們大使館,將竭力阻止他們。」在南京被瘋狂蹂躪期間,一些日本大使館官員確實曾建議國際委員會直接向日本國內尋求公眾輿論的支持,以迫使日本政府採取行動。與此同時,另外一名使館官員卻竭力勸阻拉貝保持沉默,並警告他說:「一旦你對新聞記者說了什麼壞話,整個日本軍隊都會對我群起而攻。」

  到後來,日本盟國官員的身份成了拉貝最後一張護身符,他做了現在想起來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開始在城裡四處遊蕩,打算以個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發生。

  無論何時拉貝開車往來於南京城中時,不時會有男人跳出來攔住車子,請求拉貝去制止一場正在進行的強暴——通常受害人是該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兒。於是拉貝就讓他上車一起趕往出事地點。一到那兒,他就將日本兵從受害者身邊趕跑,有一次他甚至親自拉起一個正趴在一名年輕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這些行動是非常危險的(拉貝在給希特勒的報告中寫道:「日本人有手槍和刺刀,而我……只有納粹黨標誌和我的袖章。」)但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他的正義之舉——即使面對死亡的威脅。

  拉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有位母親跪在我面前,大聲哭叫著懇求我,去營救她年輕漂亮的女兒。一進(房子),我就看見一個全身裸露的日本兵正壓在那年輕姑娘的身上,那女於歇斯底里地哭喊著。我對那蠢豬喊叫著,用各種他能聽懂的語言嚷著,『新年快樂!』他只好灰溜溜地光著身子跑了,手裡還拎著自己的褲子。」

  拉貝被南京城內的暴行驚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見許多具婦女的屍體橫陳在被燒焦的房屋廢墟邊上,她們都是被強姦以後慘遭殺害的。拉貝在給希特勒的報告中寫道:「3到10個一群的日本士兵開始沿街搜索,掠奪各種可以被偷走的東西。」

  他們不停地對婦女和姑娘們施以殘暴,並隨心所欲地殺死任何人,包括表示反抗,試圖逃跑、以及碰巧是在不適當的場合、不恰當的時間出現的人。上至年過七旬的老媼,下至不到8歲的幼女,都很難逃脫被姦污的惡運,事後日本兵還以最野蠻的方法,對她們施以毒打或殘害。我們發現有些婦女的屍體躺在碎啤酒瓶上,還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體。我親眼目睹了這些受害者的慘狀——甚至與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進行交談,最後是我把她們的屍體送到了鼓樓醫院的停屍房。所以,我個人確信,所有這些報告談到的都是事實。

  在拉貝走在這座他深愛著的城市的廢墟之時,他看見幾乎在每一條街角處,都貼著漂亮的日本海報。上面寫著:「回到家鄉來!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

  拉貝從決定救助中國難民之後,就竭盡所能地收容中國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辦公室變為西門子公司僱員及其家屬的避難所,還把許多中國婦女藏在後院矮小簡陋的茅屋中。為防止她們遭受日本流氓的傷害,拉貝專門建立了一套警報系統。只要有日本兵翻過院牆,婦女們就會吹響口笛招呼拉貝衝到院內將他們趕走,這種情況太頻繁了,以至於拉貝晚上幾乎不敢離開家,唯恐日本兵會趁他不在的時候闖進來,對那些可憐的婦女恣意施暴。他不斷地向日本軍官控訴這些暴行,但都彷彿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天拉貝抓住一個正在後院茅舍裡強姦婦女的日本兵後,把他交給他的上司處理,可那日本軍官也只不過煽了這個流氓一記耳光而已,再沒有別的懲罰。

  情況很糟糕,拉貝失望極了——因為他和其他20幾個人只能有限地保護成幹上萬左右的市民免遭5萬多日軍的傷害——不過他井沒有表示出來。他知道,最關健的是不能讓日本人覺察到他們有絲毫的軟弱,井且要以「一種不可一世,專制的姿態和力量」擊潰對方。

  值得慶幸的是,拉貝的納粹黨員身份使許多日本兵在準備更為殘酷的傷害中國難民時有所顧慮——起碼是在他面前,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喬治·菲奇寫道:「一旦他們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議,〔拉貝〕就把他的納悴袖章伸過去,還拿著自己的納粹勳章,並且是國家最高勳章,問他們認不認得這是什麼。這樣做總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時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納粹。當日本兵毫不猶豫地毒打美國人,用刺刀襲擊他們,甚至將一名美國傳教士順看一段樓梯推下去之時,他們對待拉貝及其同胞們卻表現出相當的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幹著強姦、搶劫的勾當,當斯珀林的納粹袖章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尖叫著「德國人!德國人!」逃跑了。還有一次,正是納粹袖章救了拉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闖入他的住所,拉貝打著手電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槍,準備射擊,可當他意識到「朝一個德國人開槍會惹出亂子時」,便住手了。

  如果說日本人對拉貝懷著某種敬畏的心情,那麼中國難民們則是深深地敬愛著他。對他們來說,拉貝是將他們的女兒從縱慾狂的魔掌中、將他們的兒子從機關鎗槍口下解救出來的恩人。拉貝在安全區營地出現時,會引發人們一陣陣的歡呼聲。有一次他到安全區去,上千名中國婦女哭喊著撲倒在他面前,請求拉貝保護她們,她們聲稱,寧願就地自殺也不願離開安全區遭受日本兵的姦污和折磨。

  拉貝不斷地給處於恐怖狀態的難民們打氣,使他們保存活下去的願望。每當住在院子裡的女難民生產,他就會為新生兒舉辦小型生日慶祝會。每個新生兒都收到一份禮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正如拉貝在給希特勒的報告中所言——「在中國女孩沒有男孩值錢。」)更具象徵意義的是,當男該子出生時,便取名叫拉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貝的膽識和慷慨最終贏得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其他成員,甚至包括那些從根本上反對納悴主義的人。喬治·非奇寫信給她的朋友們說,他簡直也「想戴納粹徽章了」,以與拉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國人保持友誼。甚至連羅伯特·威爾遜大夫,這位對納粹主義深惡痛絕的人,也在給家人的信中讚揚拉貝說:「他在納粹圈子裡很突出,通過在過去幾周裡與他的密切接觸,我發現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有著一順充滿仁愛的心,很難將他的人格與他對『德國元首』的尊崇結合起來。」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醫生

  南京城的外科醫生都撤離了南京,只有羅伯特·威爾遜先生留了下來,這並不奇怪,他出生在這裡,井在這裡度過童年時代,南京在他心目中佔據著特殊的位置。1904年,羅伯特·威爾遜生於南京一個基督教美以美教派家庭,這家人曾在南京建立了許多教育機構。他的叔叔約翰·弗格森創立了金陵大學。他的父親被任命為該城牧師,也是中學教師,而他的毋親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希臘學者,能流利地講好幾國語言,她在南京城中為傳教士子女開辦了一所學校。十幾歲時,羅伯教·威爾遜跟著珀爾·巴克(中文名賽珍珠——編注)學幾何,賽珍珠後來因寫了一部中國題材的小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威爾遜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並展示出非凡的才華。在17歲時,他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大學畢業後,他在康涅狄克州的一所高級中學教了兩年拉丁文和數學,後又進入哈佛醫學院深造,此後便在紐約聖盧克醫院作見習醫生,在這裡他與一位護士長相愛並結婚。威爾遜不願在美國繼續發展,他認定自己的未來應該在故鄉南京,於是便攜帶新婚妻子於1935年回到中國,在金陵大學醫院行醫。

  最初的兩年生活對威爾遜一家來說也許是最為美妙和愜意的。生活節奏舒緩而令人陶醉——他們與其他傳教士夫婦共餐,參加外國使館舉辦的高雅的茶話會和招待會,在配有私人廚師和僕役的鄉間別墅聚會.晚上他閱讀中國古文,並在一位私人家庭教師的指導下學習,以提高中文水平。每星期三下午休緩時,他便去打網球。有時他和妻子一起去湖邊,在小船上用餐,駕船漂流在盛開著紅色荷花的水巷之間,呼吸著沁人心脾的芳香空氣。

  然而戰爭無情地永遠擊碎了威爾遜一家在南京的安閒寧靜的生活。七月,盧溝橋事件之後,為防止日本人用毒氣襲擊,南京城裡人人都戴著用化學涪荊和多層棉紗布做的防毒面具。威爾遜趕在1938年8月日本人開始轟炸這座古都之前,把妻子馬喬裡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伊麗莎白送上了一艘炮艇,她們安全抵達牯嶺(在廬山上—編注)。可他擔心,如果戰爭繼續下去,自己的妻女都會被餓死,因此威爾遜執意要求她們母女倆返回美國。威爾遜夫人順從了丈夫的意願,回到紐約後,在聖盧克醫院工作,她的母親幫忙照看著孩子,毋庸置疑,威爾遜大夫本人留在了南京。大約60年後,他的妻子回憶說:「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中國人民是他的同胞。」

  那年秋天,為了解除孤獨,威爾遜搬到賽珍珠的前夫洛辛·巴克的家中。不久這裡便擠倆了他的朋友:外科醫生理查德·佈雷迪,基督教聯合會傳教士詹姆斯·麥卡勒姆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像威爾遜一樣,其中有許多人已將他們的妻子和兒女送出了南京。

  病人較少的時候,威爾遜經常給家人寫信。許多信中詳細描述了死於日機轟炸的犧牲者的慘狀,其場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記敘一個背部被彈片擊中的女孩子蜷縮在那裡,她的臀部被炸裂了。他從戰爭傷亡人員身上取出的彈片和子彈數目不斷增加——他以諷刺的語氣寫道,這足夠在戰爭結束之前開「一個相當大的博物館了」。

  儘管他知道日本人不會由於轟炸醫院而深感良心不安,但威爾遜繼續去上班。9月25日,南京遭受了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空襲,日本人向中央醫院和衛生部投下兩枚重達1000磅的炸彈,雖然其中一幢建築物頂上豎立著明顯的大紅十字標誌,但同樣難逃厄運。這些炸彈在距離100名醫生及護士藏身的防空洞僅有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

  在醫院裡,威爾遜盡一切可能將遭受日軍空襲的危險降至最低點。他們在窗戶上掛了厚厚的黑色窗簾,遮擋房間裡的燈光,以免被日軍飛行員發現。但是全城到處流傳著間諜們散怖的謠言,說威爾遜他們在夜裡用紅色和綠色信號燈把最主要的目標指示給日軍飛行員。在一次空襲中,一個陌生人潛入了醫院,手章一個紅色遮掩著的手電筒,而不是用綠色或黑色,當他企圖打開為防止諜氣誘入而已經被緊緊地封閉著的窗戶時,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而當他向一名受傷的中國飛行員詢問有關飛行高度和中國轟炸機的射程等一系列不同尋常的問題時,更令人十分懷疑。

  隨著秋天的臨近,威爾遜感覺到自己已經是極為勞累過度了。然而卻有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治療——不僅有被日本人炸傷的平民百姓,而且有從上海撤下來的傷兵。從上海到蕪湖之間的醫院裡,住著大約10萬名中國傷兵。一列又一列滿載傷兵的火車將他們送到南京北郊的下關車站。有些人就躺在車站的地上死去,而其他人則踉踉蹌蹌漫無目的地走在南京城中。一些傷病痊癒的士兵重返前線,而那些折了胳膊或斷了腿的終身殘廢者則只能揣著領到的兩美元撫恤金及一紙送伍文書,被遣散回家了。對大多數士兵而言,故鄉是遙遠的。很少有人能有充足的財力和體力返回家鄉。數以千計的中國士兵被長官丟棄不管,在上海——南京一帶地區無依無靠——他們或是失明,或是跛足,或是因受傷和感染而腐爛——最終淪為乞丐沿街乞討。

  隨著局勢的惡化,醫院裡的工作人員減少了。中國醫生和護士們加入了成千上萬南京居民向西遷移的行列,逃離南京,威爾遜竭力勸阻他的同事們要留下來,並堅持認為,南京陷落以後在戒嚴法的保護之下,他們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危險。然而最終他未能說服他們。到12月的第一個週末,金陵大學醫院裡僅剩下3名醫生:羅伯特·威爾赴,C· S·持裡默和一名中國醫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國外科醫生理查德·佈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兒在牯嶺病重而離開南京,這樣威爾遜就成為唯一的一位每小時都要做一例截肢手術的外科醫生。「這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是這座被戰爭破壞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醫生。」

  第二天,當日軍士兵沿街閒逛時,威爾遜差一點兒丟了性命。那天下午,他決定給一位眼睛被嚴重炸傷的病人施行艱難而精巧的手術。為了保全另一隻眼睛,威爾遜不得不將那隻眼睛裡的殘餘部分清除掉。可眼球剛剛取出一半時,一發炮彈在距威爾遜50碼的地方爆炸了,彈片擊碎窗戶,灑得滿屋子都是。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威爾遜注意到護士們「都無一例外地劇烈顫抖著」,並且她們都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把手術繼續下去。「很顯然是什麼都做不了了,」威爾遜寫道,「但是我想任何眼睛都不會那麼快就能取出來。」

  到12月13日黃昏時分,日本人已經完全控制了這座古都。威爾遜看到全城到處都飄著日本旗;第二天,日軍開始接管城裡的醫院。他們闖入中國軍隊的主要醫院——位於外交部內,並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管理,這些人自己組織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將幾百名中國士兵困在其中。日本人禁止醫生們進入醫院或者給傷兵們送食物,這些傷兵後來都被押出去有計劃地槍殺了。日本人以此種方式控制了4所紅十字會醫院中的3所,國際委員會把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金陵大學醫院。

  在南京被佔領的最初幾天裡,威爾遜親眼目睹了日本士兵燒殺搶掠的行徑。他眼看著日軍洗劫了金陵大學醫院,為不能阻止這些強盜行為而倍感失望,只能在心裡暗暗地瞄準一個試圖偷一名護士的相機的日本兵「飛起一腳」。他還看見一些士兵在街上燒一堆樂器,因此極想知道他們對財物的這種破壞是否是日本人企圖在此之後迫使南京人購買日貨的一個陰謀。

  威爾進甚至目睹丁日本兵對他自己住所的洗劫。當他冒險去查看家中被毀壞的情形時,怡巧看到3個雙手沾滿鮮血的日本兵正在搶劫。他們已經闖上了頂樓,打開一個大箱子,並把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傾俐在地上。威爾遜進去時,正有一個士兵在看顯微鏡。他們3個一見到他便順著樓梯跑出門去了。「最大的侮辱發生在二樓。一個日本兵在衛生間離馬桶不到一英尺的地板上留下他的「名片」(作者諷刺日本兵以隨地大小便而留下的糞便作為「名片」—編注),」威爾遜寫道,「這個日本兵還把一條掛在房間裡的乾淨毛巾蓋在了上面。」

  但是沒有什麼搶劫能夠與他在城裡目睹的強姦和殺人相比。甚至就連威爾遜這樣已被戰爭折磨得近乎於麻木的外科醫生,也為殘酷野蠻罪行之登峰造極所震驚。

  12月15日:對平民百姓的屠殺駭人聽聞。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姦和獸行我可以一口氣寫上好幾頁。
  12月18日:今天是以現代但丁地獄篇的第六天,這個篇章是用帶著鮮血和暴行的大寫字母寫就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和強姦數以千計。殘暴、貪慾和獸行看起來似乎漫無止境。起初我盡力對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招惹他們發怒,但是我的笑容逐漸地消失了,我的目光也完全像他們一般冷漠呆滯。
  12月19日:窮人們的所有食物均被偷走了,他們處於一種極為恐怖、歇斯底里的驚懼狀態中。這種局面何時才能停止!聖誕節前夜:今天他們告知我們還有兩萬名中國士兵仍在安全區(沒人知道他們從哪裡弄到這些數據),他們要把這些人全部找出來並全部殺掉。那也就是反映這座城市裡18-50歲之間的每一名健壯男子。究竟他們能如何重新面對世人呢?

  到年底時他回信裡帶有宿命論的語氣。「唯一的安慰是情況不可能更糟糕了,」他在12月30日寫道,「殺到無人可殺時他們就不能再殺了。」

  威爾遜和其他人時常看見日本人將中國士兵聚集在一起槍殺,並將屍體填滿了骯髒的防空洞,而這洞也兼作了平民的墓穴。威爾遜聽說,許多中國人被殺並非由於他們對日軍構成什麼威脅,而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有著實際用途。南京陷落之後,很多由中國人建造的用作坦克陷坑的一大串壕溝都被日本人用死傷士兵的屍休填平。當日軍找不到足夠的士兵屍體填溝以使坦克通過時,他們便槍殺附近的居民,並把他們扔進壕溝。告訴威爾遜這些見聞的一位目擊者借了一架相機把這些情景拍成照片以證實他所說的話。

  威爾遜無力阻止這些謀殺。他遇到的日本人經常不停地故意引人注目地擺弄手裡的武器——將子彈上膛或者退出子彈——為了恐嚇他和其他外國人。威爾遜預感到隨時都有可能從背後遭到槍擊。

  威爾遜在南京目睹的最惡劣的情景之一——他的餘生將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情景——一大幫人在街上集體強姦一群十幾歲的少女。日本兵把這些15至18歲的年輕女子排列成行,就在地上強姦了她們,一個接著一個,有整整一個團的士兵。有的女孩因大量出血致死,而其他女孩則在事後馬上自殺了。

  醫院裡的情景甚至比大街上的更令人觸目驚心。威爾遜所看到的令他痛徹心肺,一些婦女因腹部撕裂被送進急救室。一些男子被燒得面目全非,那些日本兵企圖活活燒死他們,還有大量其他的慘事,他幾乎沒有時間記錄下來。他告訴妻子他將永遠不會忘記一位腦袋幾乎被砍了下來,只靠一個支撐點連接在脖子上搖搖欲墜的婦女。「今天早晨又來了一名婦女,她的處境悲慘之極,她的經歷恐怖之極。」一位醫院的志願者於1938年1月3日記下了這名婦女的情況。

  她是被日本兵帶到他們的醫療分隊的5名婦女之一——白天為他們洗衣服,晚上被他們強姦。每個晚上她們中的兩個人被迫滿足15-20個日本人的獸慾,而最漂亮的一名婦女一個晚上則被強姦多達40次。到我們這兒來就醫的這位的婦女是被3個日本士兵叫到一處偏僻的地方,他們試圖砍下她的頭。脖子上的肌肉已被戳穿,但是他們沒能切斷脊椎。於是她便裝死,而後拖著病體到了醫院——這是眾多人中又一位日軍獸行的見證者。

  然而在他們的病痛和苦難中,威爾遜也被其中病人頑強的意志力所震撼了。在一封註明日期為1938年新年的家信中,他講述了一個倖存者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一名29歲的婦女住在南京以南的一個小村子裡,中國士兵燒燬了她的家,並強迫她帶著5個年幼的孩子步行前往南京。天擦黑的時候,一架日本飛機俯衝下來,用機關鎗向她們一家人掃射,一發子彈穿過這位母親的右眼從脖子射出。她立即昏厥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了過來,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正在哭叫的孩子緊挨著她。她太虛弱了以至於根本抱不動那只有3個月的最小的孩子,便只得將這個孩子留在一幢空房子裡。但她不知怎樣竟鼓足力氣牽著餘下的4個孩於掙扎著向南京走去,並且成功地到達了醫院。

  威爾遜和其他志願者堅持留在醫院裡直到他們瀕於崩潰之時。本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可以利用來自城外的醫療援助,但是日本人卻不允許醫生或醫療志願人員進入南京。因此照顧病人及管理安全區的重擔便落到了這個弱小的、由差不多20人組成的被圍困的委員會的肩上。為了確保醫院免遭日本人的破壞,他們輪班工作,一個外國人至少每天工作24小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勞累過度以至患上了傷風,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各種疾病。大屠殺期間,城裡僅有的另一位西方醫生C·S·特裡默在40℃度的高燒中掙扎。

  金陵大學醫院迅速地變為另一個難民營,因為威爾遜拒絕讓無家可歸的病人出院。離開醫院的病人必須由外國人陪同以確保他們安全地返家。詹姆斯·麥卡勒姆充當醫院的司機,開著沒有上漆、倉促修理好的救護車在城裡運送病人。大屠殺的倖存者們都記得,筋疲力竭的麥卡勒姆總要在頭上壓一塊涼毛巾,為了在開車送病人回家時能保持清醒。但是涼毛巾也無法使他一直睜著眼睛,麥卡勒姆就咬著舌頭,直到出血為止。

  南京城裡幾乎沒有人像威爾遜那樣在醫院裡拚命工作。當大屠殺和暴行逐漸地停息下來時,其他幾名醫生每個週末都到上海去放鬆極度緊張的神經。但威爾遜繼續毫不懈怠夜以繼日地給病人做手術。約在60年之後,倖存者們還以無比尊敬的語氣談到威爾遜大夫。懷念他那無私忘我的精神。有一個人還詳細地講述了威爾迅親手做的手術準備工作及其成功的手術。他的手術是免費的,因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術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最終,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誠信念連同他對中國的熱愛,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賦予了他能夠在南京的暴行中倖存下來的勇氣。

                           南京城的活菩薩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數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軍佔領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長,南京大屠殺開始後的幾周裡,留在城中的西方婦女屈指可數,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許多年後人們都會記得她,不僅因為她為保護數千名婦女兒童免遭日軍欺辱時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勇氣,而且因為她所保留下來的日記尤為珍貴。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日記最終會像安妮·弗蘭克的日記一樣為世人承認,其重要性在於它闡釋了在戰爭大劫難期間一名見證者的精神。

  沃特林是一位鐵匠的女兒,1937年時她已經51歲。她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小農場長大,母親去世6年之後她被送到鄰居家生活。沃特林在鄰家裡所受的特遇比一個僕人或是下地耕作的農夫強不了多少,冬天最冷的幾個月裡她都在放牛。縱使她幼時貧窮,她仍然讀完了中學,1932年又以優等成績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尚佩思分校。

  年輕時的沃特林身材高挑而端莊秀麗,放著一頭長長的黑髮,她活潑開朗,受人歡迎,吸引了眾多的追求者。可她從伊利諾伊大學畢業之際,卻決定終生不嫁。加人基督教士聯合會後,她來到中國安徽省的一個城市合肥,在這裡呆了7年,她在擔任女子中學校長的同時,學習講漢語。後來,她搬到南京,就任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顯然,沃特林在南京生活得非常愉快。回到伊利諾伊州的家鄉探親時,她不斷地談起中國——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歷史。她送給家人一些蠶繭,還教他們如何烹調和品嚐中國食品。她在日記中不斷地讚美南京城秀麗的風光。作為一位食心的花匠,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裡,她培育大量的玫瑰花和菊花,還到中山公園去參觀那裡的花房,並在明孝陵附近瀰漫著李子材和桃樹花香的小徑上漫步。

  1937年夏夭,沃特林與朋友們在海濱避署勝地青島度假時,聽說有一個日本士兵在北京以南幾里處失蹤了。這一事件引發了中日之間的衝突,雙方在那裡進行了幾次戰鬥。她的一個朋友因此而優心仲忡地談起1914年薩拉熱窩只有兩個人被暗殺卻最終導致了1100多萬人死於戰爭。

  沃特林仍拒絕與其他美國人一道撤離南京,於是美國大使館借給她一面嶄新的9英尺的美國國旗,鋪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綠草如蔭的西方院子的中央,以確保校園免遭日本飛機的轟炸。使館工作人員還給她和其他國際委員會成員們提供了用長長的繩索結成的梯子,告訴他們,一旦「帕奈」號載著美國大使館官員撤離南京,中國軍隊關閉所有城門之後,他們逃走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借助繩梯翻越城牆了。

  但是沃特林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逃跑。大多數教員離開南京(許多人放棄了他們的家園逃往上海、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等地),沃特林成了學院的代理院長。她辛勤地工作著,把女難民安頓在校園裡,幫助傷兵們撤離該地區。為了掩護這些中國士兵的真實身份,她在學院的焚化爐裡燒燬了他們的軍人證件和軍服。在她的指揮下,傢俱都搬進了頂樓,倉庫被騰空,宿舍打掃得乾乾淨淨,貴重物品全用油布包好藏了起來。與此同時,又把南京安全區專用的海報、招牌和袖章分發給每一個志願者。有人委託沃特林縫製一面27英尺長的美國國旗,但是那個中國裁縫無意中犯了個錯誤,沒有把飾有星星的藍色的那塊放在上邊,相反卻誤將其放在了左下角。

  到12月的第二個星期,金陵學院打開大門接納婦女們和孩子們。成千上萬的人湧了進來。難民們以每天1,000人的速度經過南京。他們中的許多人精疲力盡,神智恍惚,飢腸轆轆,走進安全區難民營時身上只剩下衣服了。「除了吃午飯時,今天從早晨8點30分到晚上6點,當難民往裡湧時,我一直站在門口,」她接著寫道,「許多婦女的瞼上充滿了恐懼——昨晚是南京城可怕的一夜,許多年輕的婦女被日本兵從她們的家中強行帶走。」

  沃特林允許年輕婦女和孩子們隨便進入校園,但懇求年長一些的婦女呆在家裡以便給年輕些的女子留出地方。沒有人聽從她的勸告,許多人只求能在草地上有一塊剛夠坐的地方就行到12月15日晚上,金陵學院難民營的人數已經達到3萬多人。

  第二天日軍士兵衝擊了該學院。12月16日上午10點鐘,100多名日本兵闖入校園到處搜查隱藏著的中國兵。他們命令打開每一扇門,如果有一把鑰匙沒有馬上拿來,日本兵便站到一旁準備用斧子把門強行劈開。一想到日本人會發現藏在樓上地理系辦公室裡的幾百件棉軍服,沃特林的心立刻沉了下來,但慶幸的是,那間擠清了200名中國婦女和孩子的頂樓轉移了日本兵的視線。(沃特林後來將軍服全部埋藏起來以免被日軍發現。)

  那天日本人兩次要抓走校園裡的雇工。如果不是沃特林大叫著「他們不是士兵——是苦力」把他們救下來,肯定他們必死無疑。到後來沃特林才知道,日本人至少在校園裡安置了六挺機關鎗,外邊還有更多的士兵把守著,隨時準備射擊任何企圖逃跑的人。

  那個晚上,沃特林在街上看到婦女們絕望地哀叫著,被日本兵用車拉走了。一輛裝載了8-10名女孩的卡車從身旁駛過時,她聽到女孩們尖叫著「救命!救命!」

  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7日,情況變得更糟了。日本兵大量湧入南京後,成群的越來越多的婦女躲進了金陵學院。「那情景實在太令人驚心動魄了!」沃特林寫道,「疲勞的婦女,受驚的女孩子,她們帶著孩子、被褥和小包衣服,步履蹣跚地走著。」她想,如果有人能有時間把每一位難民的經歷記錄下來該有多好——尤其是那些塗黑面龐,剪掉頭髮的女孩子的經歷。當她在安置這群「樣子凶暴的婦女」時,聽說日本人強姦的女人年幼者僅12歲,年長者達60歲,他們甚至用刺刀強逼著懷了孕的婦女就範。沃特林整夭時間都為難民們尋找食物而苦惱,要求一部分中國男子到安全區其他的難民營中,還要跑去查看校園裡被日本兵搜查過的地方。

  那天晚上等待沃特林的衝突是她事先毫無準備的。兩個日本兵正使勁地拉中央大樓的門,他們命令沃特林立刻把門打開,可她堅持說自己沒有鑰匙而且裡面根本沒有中國兵,一個日本兵打了她一記耳光後,還順手打了她旁邊的一個中國男子。隨後她看見兩個日本兵從學院裡帶走了3名被捆綁著的雇工。她跟著他們到了前門,日本人強迫一大群中國人跑在馬路邊上。日本人要求與院長說話,當得知沃特林便是時,他們命令她辨認每一個跪在地上的人。有個男子想幫助沃特林,替她求情,因此竟被狠狠地抽了個耳光。

  在這次痛苦的經歷中,國際委員會有3位成員被揪了出來,他們是:基督教青年會秘書喬治·菲奇;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劉易斯·斯邁思和長老會傳教士W·普盧默·米爾斯。日本人強迫他們3個站成一排並搜去他們的手槍。突然,傳來一陣尖叫和哭喊聲,他們看見日本人正在把婦女們從旁門拽出去。到了這時,沃特林才意識到,整個審問不過是一個陰謀,他們把外國人困在前門而其他日本人則在校園裡搜尋婦女以供其發洩獸慾。「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種場景,」她滿懷憤怒與無助地寫道,「人們跑在馬路邊,瑪麗·特森夫人和我則站著,耳邊是乾枯樹葉發出的沙沙聲,淒風的呻吟聲以及被拖出去的婦女們的哭喊聲。」

  以後的幾個月裡,沃特林時常發現自己竟是金陵學院難民營唯一的保護者,日本兵不斷地騷擾難民,他們將男人圍起來槍殺,或將婦女充作軍妓。有時候他們的招募方法簡直厚顏無恥。至少有一次日本兵開來一輛卡車要拉女孩子。不過大多數時候綁架婦女以供強姦之用是在暗地裡進行的。夜裡日本兵翻過竹子柵欄、撞開旁門或後門摸著黑隨便抓女人——這種行動就像「抽獎」,開始被老百姓眾所周知。

  1938年新年那天,沃特林救下一名被日本兵拉進圖書館北面竹林中的少女。有好幾次她的英雄行為差點要了她的命。許多日本兵對她「凶狠而無理」,還揮舞著被鮮血染紅的刺刀。沃特林寫道:「有些情況下他們對我充滿挑釁並且怒目相視。」有一回,當她試圖阻止日本兵搶劫時,其中的一個士兵竟拿槍瞄準了她。

  在與日本人斡旋時,沃特林有時也犯錯誤。正如拉貝與國際委員會其他成員被日本人欺騙而交出些男人被他們處死一樣,沃特林也曾被誘編將無辜的婦女交到了日本兵手中。12月24日,沃特林被召到她的辦公室去見一位日本高級軍官及一名年老的翻譯。他們與她商量日本軍隊需要妓女的事。「他們要求准許從我們的1萬名難民中挑出妓女,」沃特林後來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會面。「他們說需要100名。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能為士兵開一家正規的特許的妓院,那麼這些士兵就不會再去騷擾無辜和正派的婦女了。」

  奇怪的是,沃特林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或許她別無選擇,或者也許她真的相信日本人的話。一旦日本人為其士兵設立了妓院,他們便會停止騷擾難民營中的未婚女子和正派的己婚婦女了。無論這一決定的背後隱藏著什麼原因,可以確定的一種設想是,沃特林是迫於壓力而作出這一決定的。當日本人找尋妓女時她在一旁等候著,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他們終於挑到21名婦女。沃特林沒有說起日本人如何能分辯出這些婦女是妓女,但她的確提到,日本人對這一結果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確信有更多的妓女藏在安全區的某個地方。「一群接著一群的女孩子問我,日本人是否要從正派的女孩子中挑出另外的79人——而我所能回答的僅僅是,只要我有能力阻止的話,他們不會這樣做的。

  南京城陷落一周後,日本人開始有計劃地管理安全區的活動。日軍憲兵司令發表了一份公告,從12月24日起生效,命令全體市民要從日軍發證辦公室領取身份證(也叫「良民證」)。禁止任何人替他人代辦身份證,禁止沒有身份證的人居住在南京城牆以內。日軍在街道上張貼告示,通知市民去登記,否則便面臨被處決的危險。

  12月28日,登記男人的工作開始進行。他們在金陵學院排成四行,領到表格後,便走到位於校園東北角的一幢房子內,在日本人這裡登記他們的姓名、年齡以及職業。沃特林注意到,來登記的男人主要是老人或殘疾人,因為大多數年輕男子已逃離了南京或是已經被殺掉了。在登記的那些人當中,更多的人被認為從前當過兵而被拉了出來,剩下老人和婦女們跑在安全區領導人面前哭泣,乞求他們為釋放他們兒子或丈夫作保。有幾項安全區領導人達到了目的,但他們也注意到,日本人對其千涉表示出愈來愈強烈的不滿。

  日本人對來登記的人數很失望,便試圖恐嚇老百姓脅迫他們順從。12月30日,他們宣佈所有第二天下午2點之前仍未登記的人將被槍斃。「事實證明這不過是虛張聲勢,」一名傳教士記錄了這個事件,「但是它令人們非常害怕。」第二天早晨,大批男子順從地出現在登記地點,他們中許多人凌晨3點便起床以確保能排上隊。「日本人的嚴厲苛刻的威脅引起如此之恐慌以至於到1月14日日本當局成功地登記了至少16萬人。

  接著,婦女的登記工作開始進行。12月31日上午9點,數千名中國婦女聚集在金陵學院的中央大樓前面,一名日本軍官在那裡向她們訓話。先是用日語、然後由一名翻譯譯為漢語:「你們必須遵從古老的婚姻習俗,」沃特林記得他這樣說,「你們不應學英語或者去看戲。中國和日本應該是一個國家。」隨後婦女們排成兩列縱隊,通過為出售大米而準備的架子,在那兒發給她們證件。沃特林看到日本兵像放牲畜一樣驅趕這些婦女,有時還把印章蓋在她們的面頰上,似乎這令他們非常開心。日本兵還強迫婦女們微笑和做出高興的樣子以供日本記者和攝影師拍照,即便只不過是一次登記,卻實在是把一些婦女嚇病了。

  在沃特林看來,日本人登記中國婦女不過是想全面地挑選出最富吸引力的女子發作為供其強姦候選人而已。就在婦女登記的第一天,日本人仔細檢查了安全區的某些婦女並企圖將他們帶走。他們挑出了20名女孩,無疑是作妓女之用,因為她們的頭髮是捲曲的,或者穿得太好了。但這20人都被釋放了。沃特林後來寫道:「因為有一位母親或其他的什麼人替她們擔保。」

  登記結束後,日本便試圖取締安全區。1月底,日本人宣佈他們要求所有人在月底前回到各人住處。2月4日是撤離安全區的最後限期。限期一到,日軍開始搜查金陵學院,並命令剩下的女孩子及婦女離開。沃特林告訴檢查者,這些女於不能離開、因為她們都來自其他城市,有的家園已被燒燬,日本人便宣佈日本憲兵將承擔責任保護他們。沃特林很提防這些許諾,甚至跟隨日本人回來,替他們傳達命令的中國翻譯也悄聲告訴她,他認為這些年輕婦女並不安全,她們應當繼續留在安全區不動。

  然而龐大的難民人數終歸還是使沃特林非常不安。數百名婦女擁擠在走席裡,她們頭對腳地塞滿了過道,還有更多的婦女躺在外面的草地上過夜。金陵學院的科學會堂容納了1000多名婦女,沃特林的一位朋友寫道,那些婦女在這寒冷的冬日裡一連幾夭都並肩睡在水泥地面上!大樓裡的每一節水泥台階都是一名婦女的棲身之地——而那些台階的長度不超過4英尺!有些人為能在化學實驗室的桌子上有一塊休息的地方而高興,甚至連水管子和其他設備上也毫不例外地坐滿了人。」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體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經受的精神折磨遠比其休力上的消耗更為糟糕。「唉,上帝,請扼制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殘酷獸行……」她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日本婦女知道了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們將會多麼地羞恥和慚愧。」

  在如此之大的壓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別人,並爭取重新喚起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感。這是多麼的不尋常啊。當一個老太太到金陵學院的紅十字會食堂要一碗米粥時,得知粥已經沒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給了她並對她說:「你們不要擔心,日本會失敗的。中國將不會滅亡。」另一次,當她看見一個男孩戴著一個標有日本象徵的圖案——正在升起的太陽的袖章以保證安全時,沃特林指責他說:「你不需要戴這個有太陽圖案的袖章。你是一個中國人,而且你的國家還沒亡。你應該記住戴這個袖章的日子,你永遠也不應該忘記。」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勵校園內的中國難民千萬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中國還沒有滅亡,」她告訴他們,「中國將永遠不會滅亡。而日本注定最終將失敗。」

  她工作時的勤奮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她從早到晚都不睡覺,」一個倖存的中國人回憶說,「她一直守候著,看日本人來沒來……她會竭盡全力把他們趕出去,還跑出去找他們的軍官請求他們不要對中國婦女和孩子犯下如此邪惡的罪行。」據說,有一次她被殘暴的日本兵打了幾個耳光,另一個人在他的南京大屠殺見聞中寫道,「所有人都為她擔心.所有人都盡力撫慰她。自始至終,她都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為保護中國婦女而鬥爭。」

  管理安全區的工作不僅耗費休力,而且心理上也備受摧殘。國際委員會的一名納粹成員,克裡斯蒂安·克勒格爾說,他在街上看到了太多的屍體以至於很快便被惡夢所困擾。但是即使在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環境下,安全區最終還是拯救了許多生命下面便是一些令人震驚的事例:

  ——搶劫和縱火造成食品極端匱乏,以至一些中國難民只能吃金陵學院校園裡野生的紫菀及小黃花,或以找到的蘑菇為生。甚至連安全區的領導人也因食品缺乏而挨餓。他們不僅通過施粥所向難民免費供應大米,而且直接將米分發到難民住地,因為安全區的許多中國難民太驚恐了以至於不敢離開住地。

  ——大多數安全區的領導都是知書達禮、溫文爾雅的,他們對於如何應付這樣一群強姦犯、殺人犯及大街上的吵鬧者毫無經驗。可是他們竟還為中國警察充當保鏢,並且像戰士一樣,鼓起身體力量以及異乎尋常的勇氣投身到火線當中——奮力搏鬥將中國男人從死刑場上救下,打敗中國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還跳到大炮和機關鎗前去阻止日本人開火。

  ——在整個過程中,許多安全區領導人幾乎被槍殺,有些人還遭到揮舞著刺刀和利刃的日本兵的打擊或砍殺。例如:金陵大學農業工程教授查爾斯·裡格斯在試圖阻止一名日本軍官將被其誤認為士兵的中國平民帶走時,遭到了毒打。那個狂怒的日本軍官「3次用刀威脅裡格斯,最後朝他的心臟部位狠狠扣了兩拳。」一名日本士兵則用手槍恐嚇邁納·瑟爾·貝茨教授。還有一名日本兵則是在羅伯特·威爾遜要將一個爬上一張躺著3個女孩的床的士兵踢出醫院時,拔出槍對準了他。另有一名士兵向詹姆斯·麥卡勤姆和C·S·特裡默開槍,但沒打中。當邁納·瑟爾·貝茨去日本憲兵司令部打聽一個被日軍捆綁押走的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下落時,日本人竟將他從一段樓梯上猛推了下去。就連被納粹們當作護身符的袖章有時也不能保護他們免遭襲擊。12月22日,約翰·拉貝寫道,克裡斯蒂安·克勒格爾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國人試圖解救一個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傷喉嚨的中國人時,他們自己也遭到了攻擊。哈茨用椅子進行了自衛,但是克勒洛爾則顯然是被捆住了後遭到毆打。

  ——安全區最終安置了20萬到30萬名難民——幾乎佔了留在城裡的人口的一半。

  根據後來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可看出這是一個令人髮指的統計數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殺前離開了南京。而大約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時,60萬到70萬中國難民、當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萬人)被殺。

  「如果說在大屠殺最猖狂時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區,那麼另一半人——幾乎是每一個未能進入安全區的人——大概都慘死在日本人手裡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麼
 
 

  關於南京的暴行,世界並非一無所知;在事態發展的同時,全球公眾就不斷地得到大屠殺的消息。南京淪陷前的幾個月,大批住在這座都城的外國記者報道了日本飛行員對南京的空中轟炸。12月初日本逼近這座在劫難逃的都城時,記者幾乎每天都提供有關戰爭進行情況、最後時刻的撤離和建立國際安全區的清晰的報道。令人驚愕的是,大屠殺開始的時候,日本報章刊載了把中國人驅攏起來槍決、成堆成堆的屍首在河邊等候銷毀、日本士兵之間進行殺戮競賽的照片,甚至還有記者對日本人屠殺駭人聽聞的評述。

  顯然,在國際輿論介入之前,屠殺的最初幾天令日本政府極其得意。在日本,人們聽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後,舉國歡慶。東京製作特別的南京麵條餐,而日本全國兒童提著圓形的燃燭紙燈籠參加夜晚的遊行,以象徵上升著的太陽的優勢。只是在帕奈號船沉沒和大肆屠殺南京市民遭到國際上的譴責之後,日本政府才趕緊試圖掩蓋其軍隊的所作所為,並用宣傳取代這些消息。由於幾個美國記者的努力,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不久便面對一個絕大的醜聞。

                                美國記者

  當時對西方輿論有極大影響的記者是3位美國駐外記者:《紐約時報》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的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美聯社的C.耶茨·麥克丹尼爾。這3人都生性好冒險。德丁是一個來自休斯敦的29歲的記者。為了免費坐船從美國去中國,他曾在一艘貨輪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絞車。一到上海,他先為一家英文日報工作,不久便轉為《紐約時報》報道中日戰爭。斯蒂爾是位資歷較深的記者,曾報道過日本侵佔滿洲和亞洲戰爭的擴大。麥克丹尼爾也許是3人中膽子最大的一個:在屠殺之前,他曾開車穿越鄉下的戰線,差一點在其「尋找戰爭」的調查中被炮彈炸死。

  德丁、斯蒂爾和麥克丹尼爾在屠殺開始僅僅幾天之後離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時間內,他們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他們不僅撰寫饒有興味的報道,由美國各家最負盛名的大報登載在顯著的位置上,而且參加了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記者脫離其作為中立觀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為這出戰爭慘劇的正式參與者。有時他們去保護中國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從而成為他們自己報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麥克丹尼爾承擔起保護美國大使館中的中國僱員的責任。大屠殺期間,他們多數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麥克丹尼爾則花費大量時間打滿一桶桶井水,費力地運回使館給這些僱員喝。他努力幫他們尋找失散的親人(領回來的常常只是他們的遺體),還要趕走那些試圖衝進使館的日本兵。

  記者們甚至試圖去救助那些顯然無法挽救的人,即使僅僅是為了去安慰這些離死亡只有咫尺之遙的人們。在大屠殺期間,德丁遇到一個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國兵,他的下巴被炸飛了,身體淌著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幾年後德丁回憶道:「我不知道該把他送去哪裡或該做些什麼,「所以,我只是愚蠢地決定要做點什麼。我只是放了一張5美元的紙幣在他手中。當然,對他毫無用處,但無論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種要做點什麼的衝動。他只剩下一口氣了。」

  12月15日,多數記者離開南京去上海發送他們的報道。他們在這座城市的最後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碼頭的路上,在水西門下,記者確確實實不得不開車碾過幾英尺的屍體,狗已經開始啃嚙這些屍首。後來,在等船的時候,他們看到日本軍人把1,OOO名中國男子排成行,強迫他們一小組一小組地跪下,並挨個地朝他們腦後開槍。在殺人的時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煙,就像這整個場面給了他們莫大的歡樂。

  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後乘一艘驅逐艦去上海。12月16日,在這座被毀的中國都城的最後一天,他看見了更多的死屍並經過一長串雙手被縛的中國男子。其中一個從人群裡掙脫出來,跪倒在地,求麥克丹尼爾救他一命。麥克爾丹寫道:「我無能為力。我對南京的最後印象--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

                                新聞短片製作人

  南京附近還有兩位美國的新聞短片製作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攝下轟炸帕奈號的情景。轟炸的時候,環球公司的諾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裡克·邁耶爾正好在船上,攝得一組這次行動的極佳鏡頭。儘管他們得以完好無傷地在這次襲擊中逃生,在轟炸和機槍掃射中,艾利只是一個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給子彈打穿,其他新聞記者卻沒有這麼幸運。意大利記者山德羅·聖德裡在跟隨艾利爬上帕奈號時,一塊彈片擊中他的後腦,他於幾小時後死去。

  艾利一面和帕奈號倖存的乘客藏在河邊的蘆葦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邁耶爾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擔心日本上岸殺害他們。後來片子安全挖出並運往美國。這一事件的部分新聞鏡頭在全美國的影院放映。

  帕奈號沉沒在美國引起了更大的騷動,超過了南京所有大規模暴行和屠殺之和。12月13日,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佈他對轟炸感到「震驚」,並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賠償。數日之後,當疲憊不堪的倖存者終於抵達文明世界時,公眾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倖存者僅裹著毯子、中國棉被和破布片,又髒又冷,仍然驚魂未定或已氣息奄奄。他們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軍整整一小時轟炸下的帕奈號受難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殺和掠奪性統治」之類標題出現在美國各大報上。當艾利和邁耶爾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時,更加激起了美國觀眾的憤怒和反日情緒。

                             日本人的破壞性控制

  外國記者離開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鎖了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記者進入。12月15日,喬治·菲奇親身經歷了封鎖的開始。那天他開車送一些記者出城去河邊地區以便他們乘一艘炮艇去上海。當菲奇試圖開車從下關返回南京時,一個日本衛兵在城門外攔住了他,堅決不讓他重新進城。甚至與菲奇同行的、來自上海的日本大使館官員岡村也無法說服士兵讓他們通過:「大使館對日本的軍隊起不了作用。」最後岡村只好塔其中一輛車去軍隊司令部為菲奇取特別通行證。 

  當日本最終允許少數幾個外國人進城時,他們嚴密控制他們的行動。2月,他們允許幾個美國海軍軍官上岸進南京,但只能由日本大使館的代表陪同乘坐日本大使館的車。直到4月份,日本最高指揮部仍不許多數外國人自由進出該城。

  為了掩蓋其軍隊令人厭惡的暴行詳情,日本甚至阻止他國外交官重返南京。然而,最終證明他們未能成功地掩蓋事實,尤其瞞不過德國人和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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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南京暴行的外國情報

  希特勒政府迅速得知日本人這種拖延的動機。一名德國外交官於1月份向柏林匯報:「我在上一份報告中所作的推測已被證實,日本人耽誤我們返回是為了不讓任何官員目睹種種暴行。根據在那裡的德國人和美國人所說,外國代表返回南京的意圖一經傳出,那裡便進行了一通緊張狂亂的清理,以消除濫殺平民、婦女和兒童的證據。」

  美國政府也知道日本人試圖遮掩什麼。雖然一套機械密碼保護了日本外交部的高層外交信息,但到1936年,美軍信號情報部的密碼專家已破譯了日本這套密碼,美國人將其稱之為「紅色」。因此在南京暴行期間,美國情報部門能夠截取東京的日本領導層與其在華盛頓的代表之間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傳送了一份這類信息給在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齋籐,它強調要阻攔美國外交人員,不讓他們馬上返回南京。這條信息說:「如果他們確實返回並從其僑民那裡得到關於軍隊行為的報告,如果外交官一收到這類抱怨,就把這些報告呈送回國,我們將發現自身陷於極其不利的地位。」因此,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盡可能長時間地把他們拖住。即使這會引起某些惡感,我們相信這也好過冒當場衝突的危險。」 

  然而,當時美國政府並未將其所知公佈於眾,並甚至幫日本人審查真相。例如,環球公司的新聞短片製作人諾曼·艾利拍攝了長達5300英尺的日本人襲擊帕奈號的影片,但在影院放映之前,羅斯福總統要求他剪去約30英尺的片子。這部分片子揭露日本轟炸機幾乎貼著甲板向炮艇射擊。這30英尺也許是全部片子中的最佳圖像,而且無疑是對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譴責,儘管如此,艾利同意刪剪。《帕奈號事件》的作者漢密爾頓·達比·佩裡認為,羅斯福要為日本的借口提供憑證:這次襲擊是因為錯誤辨認,而不是故意策劃。無疑,美國政府急於和日本達成經濟與外交上的協議以平息這次轟炸事件,而它知道那30英尺的片子會使這樣一種和解成為不可能。

                                  日本的宣傳

  日本影響輿論的企圖不是什麼新鮮事。甚至在南京暴行之前,美國情報界就已看到日本標以「絕密」的計劃;要在美國大做親日宣傳。日本政府還有一大筆預算,用以爭取有影響的報人,在主要報章和電台上作廣告,以及印刷傳單和小冊子。 

  然而,在南京暴行期間,日本人面對一場如此巨大的、公共關係上的災難,他們還試圖加以掩蓋,這在今天看來幾近荒謬,日本人不是採取紀律措施約束其在南京的部隊,而是統領其所有的力量發動一場宣傳戰,希望以某種方法把世界歷史中一場最血腥的大屠殺的詳情遮掩起來。

  日本傳媒首先宣佈南京城一切安好無恙。12月20日,羅伯特·威爾遜得知日本同盟通訊社已報道,南京居民正在返回家園,一切正常。威爾遜寫道:「如果這就是南京傳出的所有消息,那麼真實的消息披露時就會引起一場大震動。」 

  然後,日本政府批准為日本遊客精心準備南京之旅。同盟通訊社的報道發表一星期後,一艘滿載日本觀光客的日本商船從上海抵達南京。關於這次遊覽,喬治·菲奇寫道:「他們被用心良苦地領去逛了幾條現已清除了死屍的街道」,「他們穿過馬路走向中國兒童,親切地拍拍他們受了驚嚇的腦袋」。一些婦女陪伴日本商務代表遊覽該市,而菲奇觀察到,他們看來「非常自鳴得意,也為日本的了不起的勝利感到得意,不過,他們當然聽不到真正的事實--我猜,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知道」。

  1月份,日本新聞記者來到南京「製造」該市的圖片,用以發往日本全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新年前夜,日本大使館召集各難民營的中國管理人開會,告訴他們第二天城裡要舉行「自發的」慶祝活動。中國人被勒令製作大批日本國旗並舉著它們遊行,以便拍攝電影,顯示成群結隊歡樂的居民歡迎日本士兵。日本攝影師也來到南京,拍攝中國兒童接受日本軍醫的醫治和日本士兵的糖果的照片。劉易斯·斯邁思在給朋友們的信中寫道:「但是,沒有照相機在場的地方,這些活動並不重視。」 

  日本的宣傳最卑劣的例子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一家日本人控制的報紙--《新申報》上的一篇文章。在「南京城融洽的氣氛在令人愉快發展」的標題下,文章宣稱:「皇軍進城,把刺刀插入鞘,為了檢查和治癒病人伸出仁慈的雙手」,該文還說,日軍在南京給又餓又病的南京群眾提供醫療幫助和食品。

  男女老少向皇軍跪拜,表達其敬仰之意......大群大群的人圍繞著太陽旗和紅十字旗下的士兵高呼「萬歲」以表示他們的感激……士兵和中國兒童歡聚一堂,高興地玩滑梯。南京如今是各國注目的至善之地,因為這裡洋溢安居樂業的氣氛。

  在倖存的傳教士日記中可見,日本企圖以虛偽材料粉飾整個大屠殺,所激起的卻是懷疑的反應。這裡有幾個例子: 

  摘自詹姆斯·麥卡勒姆的日記,1938年1月9日。

  如今日本人試圖詆毀我們在安全區的努力。他們脅迫,恐嚇可憐的中國人,使他們拒絕相信我們話……有些中國人甚至要去證明搶劫、姦淫、放火是中國而不是日本人之所為。有時我感到我們一直在與瘋子和白癡打交道;而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所有的外國人活著度過了這場磨難。 

  摘自喬治·菲奇的日記,1938年1月11日: 

  我們看到幾份上海的日本報紙和兩份《東京日日新聞》。這些報紙告訴我們,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就已迅速開門,買賣恢復正常;日本人正和我們一起賑濟可憐的難民;這座城市已經清除了中國盜賊,平安和秩序現已佔統治地位!唉,如果事情不是那麼悲慘,我們也許會被逗得發笑。這是從戰爭一開始日本就一直向國外散佈的典型的謊言。 

  摘自喬治·菲奇的日記,《讀者文摘》轉載: 

  3月,東京的一家電台向全世界傳出這條消息:「造成南京這麼多人死亡和如此大的財產損失的暴徒已被抓獲並正法。經查明他們是蔣介石部隊中心懷不滿的士兵。如今一切已平靜下來,而且日本軍隊正在賑濟30萬名難民。」 

  摘自劉易斯·斯邁思及其妻子1938年3月8日寫的一封信: 

  日本報紙的最新消息是:他們找到了11名中國武裝強盜。所有事都是他們幹的!咳,如果他們每人能在兩星期內夜以繼日地強姦100至200名婦女,並攜帶所報道的50000美元逃遁,那麼他們真是相當強壯的中國人…… 

  傳單是日本人的另種宣傳形式。在大屠殺期間,日本軍隊就計劃向南京人民大量傳送憑空捏造的消息。例如:「所有返回家園的中國良民將會發給糧食和衣服。日本願意成為那些不被魔鬼一一蔣介石的士兵愚弄的中國人的好鄰居。」這些傳單醒目地印著彩色的照片:一個英俊的日本士兵抱著一個中國孩子(如一位觀察者所說,「像基督似的」),一個中國婦女拜倒在他腳下,感謝他送了幾袋米。據喬治·菲奇所說,撒下這些傳單的當天,確有大批中國人離開難民營返回他們已成廢墟的家。 

  日本人還把顏色鮮亮的彩色招貼畫貼在悲劇曾經發生的房屋外或其附近。有一幅描述一個日本士兵抱著一個小孩,同時把一桶米給孩子的母親,把糖和其他食品給父親。一名德國外交官的報告敘述這幅招貼畫描繪了「一個迷人、可愛的士兵,手裡拿著炊具,肩上扛著一個中國孩子,其窮困然而誠實的農民的父母望著他(這名士兵),望著這位好叔叔,充滿感謝和家庭的幸福」。右上角的文字說:「回到家鄉來!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

  同時,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舉辦富有魅力的招待會和傳媒活動以轉移人們對種種暴行的注意力。2月份,一名日本將軍邀請外國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館的茶會。他吹噓日本軍隊紀律嚴明舉世聞名.在日俄戰爭和滿洲戰役中不曾發生過一起違反紀律的事。將軍說道,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為中國人民在外國僑民--當然,指的是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煽動下抵抗他們。但是,也夠奇怪的了,在同一個講話中將軍自相矛盾地承認,日本兵曾把怒火發洩到老百姓身上,因為進逼南京的過程中,他們找不到一點可吃或可用的東西。 

  然而,日本新聞界無法在席捲南京的放火、強姦、謀殺事件上愚弄外國外交團體。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舉辦了一場軍樂會,還有藝妓和報社攝影記者參加。然而,一名德國外交官觀察到,歡慶的活動在進行的同時,「一個母親因為護住11歲的女兒不讓日本兵強姦這名幼女而連房子一起被燒死」。

                            安全區領導們的反擊

  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盡其所能抗擊鋪天蓋地的宣傳。在大屠殺的頭幾天,區領導還能得到美國駐外記者如弗蘭克·蒂爾曼·德丁、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C.耶茨·麥克丹尼爾的幫助。但在他們離去之後,國際委員會只有靠自己的設備了。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記者進入南京,如《芝加哥論壇報》的馬克斯·科佩寧。而當日本兵意識到他們的惡行不會被世界傳媒觀察到,便更加變本加厲了。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國際委員會開展它自己的宣傳運動的能力。安全區領導共同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們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過優良訓練國。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辯的作家和演說家。傳教士們受教育於美國和歐洲最好的大學,他們成年後的多數歲月都奉獻於布道、寫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迴演講;委員會中的一些教授曾經著書立說。此外,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和傳媒合作很有經驗。在南京淪陷之前很久,他們就已樂於通過南京電台廣播講話或為通俗報刊撰寫文章。另外,傳教士具有一個日本人來曾預見的額外優點:他們終其一生思考地獄的真正意義。他們在南京發現了一個,便立即為世界公眾把它描述下來。

  他們真實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現了他們目睹的恐怖場面: 

  整整10天是一派混亂--這是人問地獄……不得不袖手旁觀,眼看著甚至非常窮的人的最後一點財產也被奪走--他們的最後一個硬幣、最後一點被褥(而這時是天寒地凍),窮車伕的人力車;眼看著曾和你一起尋找避難所的成千上萬已解除武裝的士兵,連同好幾百個平民當著你的面被拉出來去槍斃或作為刺刀練習的靶子,而你不得不聽著那些殺害他們的槍聲;眼看成千名婦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著,求你救她們逃脫那些折磨她們的畜牲。袖手旁觀,眼看你的國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幾次被扯下污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後眼看你開始喜愛的城市和你已計劃慎重地、系統地奉獻你最佳的學識的機構被付之一炬--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像到的地獄。(喬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我要講述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或讀到過如此殘酷的暴行。強姦!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滿的表現就用刺刀捅或開槍。我們一天可以記下成百上千起;人們都歇斯底里了,我們外國人一出現,他們就跪下磕頭,求我們幫助。那些懷疑當過兵的人,還有其他一些人,被領到城外槍殺,有成百上千--不,是成千上萬……甚至在某些難民中心的貧窮難民也被一再洗劫再至搶走最後一分錢,差不多是最後一件衣服和最後一片被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婦女被拉走。(約翰·麥卡勒姆,1937年12月19日) 
  我想我所說的恐怖事件已經夠多了睜它們有數十萬件。因為太多了,最後使心都麻木了,幾乎都不會再感到震驚。我沒想到,會有如此殘暴的人存在於現代世界中……似乎只有「撕人魔」傑克(「撕人魔」傑克,指1888年在倫敦東區殺死多名妓女的一殺人犯。--譯注)這種罕見的瘋子才會這麼做。 

  日本人的暴行的細節不僅生動地記錄在安全區日記中,也寫入信件和時事通訊中,它們被一再抄寫或一再打字,以便朋友、親戚、政府官員和報刊全部能收到。在寄出描述大屠殺的文件時,安全區領導經常請求收件人在發表時不要透露作者是誰,因為擔心委員會的某個成員會受懲罰或被驅逐出南京。馬吉在家信中寫道:「請非常謹慎地對待這封信,因為如果它發表,我們可能會全被驅逐,而這對南京的中國人會是一場災難。他解釋說,日本人會「極其喜悅地」允許外國人離開,但不會允許任何人返回。

  最後,安全區領導的堅持不懈、艱苦工作和小心謹慎得到了回報。喬治·菲奇的日記首先潛出南京,在上海引起「轟動」,他的以及其他人的事故(通常刪去了關鍵名字)迅速在主流刊物個登載,如《時代》週刊、《讀者文摘》、《遠東》雜誌,在美國讀者中激起了普遍的義憤。有的內容最後在書中重視,如《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1938年)和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區檔案》(1938年)。 

  為了使讀者作好準備,安全區領導有時在文件的前言中加以提醒。在其日記出版之前,菲奇寫道:「我將要敘述的絕不是一個愉快的故事;事實上,它是如此地令人不愉快,以致我只能把它介紹給有一副好腸胃不易反胃的人來回讀。」「因為這是個如此罪惡和恐怖、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是獸性驚人的一幫丟人的罪犯蹂躪愛好和平的、善良守法的人民的故事……我相信它在現代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不出他們之所料,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報告引起了美國公眾的懷疑。一篇題為「洗劫南京」的文章在《讀者文摘》刊出後,一名訂閱者寫道:「難以相信,人們會相信這種貨色,它很顯然是粗鄙的宣傳,並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場戰爭中提供給公眾的那種無聊的東西。」其他訂閱者也有類似的評論。但是《讀者文摘》的編輯們堅持這些故事是真實的。為了捍衛其可靠性,編輯們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國際安全區領導人的來信,把它們轉載於該雜誌1939年10月號上。編輯急切地加上:「我們所見的材料可以塞滿這份雜誌整個的一期,全部材料證實了今後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選段落。」 

  幸運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僅記錄在紙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們幾乎無法抵賴。約翰·馬吉有一部業餘攝影機,他拍下了金陵大學醫院中幾個臥床不起的受害者。他們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一個可怖的變了形的、燒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試圖把他活活燒死,一個搪瓷炊具店的職員,頭上狠狠地挨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後,他腦子的顫動仍清晰可見);一個被輪姦的受害者,日本兵幾乎砍斷了她的頭。

  儘管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喬治·菲奇最終把片子偷運出中國。1月19日,他獲准離開南京乘坐日本軍用車上海,在火車上他和「一群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節三等車廂。有關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電影反轉片縫在他的駝毛外衣的內襯裡。後來他告訴家人,他心裡明白,如果搜到他帶著膠片,馬上就會殺了他。不過幸運的是,菲奇把它們到了上海,並在柯達店裡製成4份拷貝。其中一份由納粹黨人約翰·拉貝從上海帶到德國。其他幾份有的最後到了美國,菲奇和其他傳教士在那兒給信徒和政治團體演講時放映過。影片的幾個畫面轉載於《生活》雜誌;真實鏡頭的幾個片段出現在弗蘭克·卡普拉的新聞紀錄短片《我們為什麼戰鬥:中國之戰》。幾十年之後,這些鏡頭又重現在兩部發行於90年代的歷史記錄片:《證據》和《天皇的名義》。

  人們大可想像,當這些有關日本人各種暴行的書面報告、照片甚至影片設法進入世界傳媒時,日本軍事領導層是如何地暗自惱火。許多安全區的領導人生活在持續的恐怖之中。他們相信,如果日本人有辦法逃脫罪責的話,一定會把他們都殺了。有些人把自己關在屋裡,入夜之後沒有兩三個人作伴不敢冒險出門。至少有一人,即喬治·菲奇,推測日本人會懸賞要取他的腦袋。但儘管害怕,他們繼續輪流在晚上護衛安全區的關鍵地區,並堅持宣傳日本人的各種暴行。1938年1月28日,約翰·馬吉寫道:"日本人恨我們甚於恨敵人,因為我們向全世界揭露他們」。「我們都感到意外,我們竟無一人被殺,而我們是否都能平安離去仍是一個問題。
 

 

 
 
 
 

 

 


 
 
 
 
第七章 鐵蹄下的南京 



  南京的暴行持續了數月,儘管最慘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個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殺過去了,而且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們全部殺死。當南京屈從於日本人的統治時,軍隊開始執行征服全體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沒有什麼可征服的,一個外國人寫道:「你難以想像這座城市的雜亂無章,各處倒滿了污物和垃圾。」廢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爛,因為沒有日本人的允許,什麼也不許干--甚至不許處理垃圾和死屍。確實,有幾天軍車碾過在水西門下面的幾英尺的死屍,碾過死屍是為了使平民牢記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後果。

  據觀察家估計,日本人損壞的公共財產按1939年的美元計算,總共約8.36億美元,而私人財產損失至少1·36億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日本軍隊拿走的無可替代的文物的價值。

  在社會學家劉易斯·斯邁思的指揮下,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對南京地區的損失進行了一項系統調查。調查員們走訪了市區五十分之一戶的居民和農村三分之一的村莊中十分之一的家庭。一份60頁的報告在1938年6月公佈,斯邁思總結道:南京經受的120次空襲和4天的圍攻所造成的破壞只有日本軍隊進城後的百分一。

  大部分的破壞由縱火引起。南京一陷落就陷入大火之中,大火持續了6個多星期。5士兵在軍官的指揮下點燃建築物,甚至使用了特殊的化學條去引火。6他們燒燬了教堂、大使館、百貨商店、店舖、公寓大樓和棚屋--甚至燒燬安全區內的區域。安全區的領導們無法將火撲滅因為他們的水泵和滅火器材都已被日本人偷走。在南京暴行的最初幾個星期結束時,日軍已將整個城市的三分之一和所有商店的四分之三燒成了灰燼。

  他們焚燬了俄國(指前蘇聯。--譯注)公使館,污辱美國使館。洗劫了幾乎所有外國人的寓所--即使它們帶有明顯的標誌,插有國旗或有徽章。日本人對美國的財產特意污辱,他們6次扯下懸掛在金陵大學的美國國旗並踐踏它,威脅說誰膽敢再把旗子掛起來就殺了誰。儘管納粹與日本政府是同盟關係,德國財產的命運卻幾乎與美國的一樣糟。日本人扯下納粹旗幟,焚燒德國人的住所、店舖,甚至偷走希特勒和興登堡的畫像。一個德國人寫道:「考慮到日本人對其天皇畫像的崇拜」,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行動。日本人對南京的劫掠遠遠超出了城區,日本人破壞了南京周圍的農村,燒燬茅草房,將傢俱、工具和農具集中到磚房,以便所有的東西一起燒成灰燼,他們就這樣燒燬整個村莊。城市附近地區所有的牲畜包括家畜和其他畜類均被搶光。

  日本人還使用乙炔吹管、槍彈和手榴彈炸開銀行的保管庫,包括德國官員和居民的個人保險存儲箱。士兵得到允許可以郵寄他們的部分戰利品回日本,但是大部分物品被沒收和集中供官員使用。倉庫裡迅速堆滿了珍稀的玉器和瓷器、地毯和繪畫及金銀珍寶。有一間倉庫就堆放了200多架鋼琴。@12月底,日本人開始將掠奪來的物品--珠寶、藝術品、傢俱、金屬製品、古玩--堆放在碼頭準備運回日本。

  日本強盜通常搜尋值錢的東西。他們垂誕外國人的汽車,這使委員會的成員相信,城裡的汽車如果沒有外國人坐在裡面都會被軍隊弄走。(連用來運屍體的卡車也被偷。)不過,日本人也侵入金陵大學醫院去搶一些小物品--護士的鋼筆、手電筒和手錶,還多次闖入安全區,從無家可歸的人那裡搶被褥、炊具和食物。一份德國人的報告記錄,12月15日,日本人曾強迫5,000難民排成隊以便他們搶劫,日本人從那些難民身上總共搶了180美元。喬治·菲奇寫道:「甚至一把骯髒的米也被日本兵搶走」。「如有任何抱怨,必死無疑」。

  1938年1月,除了軍方的一家商店和國際委員會的米店外,南京沒有一家商店正式營業。港口幾乎沒有船隻。城市的大部分地區斷電、停水、電話不通,因為日本人捕殺了當地電力廠約50名僱員。(沒有自來水,洗澡困難,而大多數婦女寧願不洗澡,希望她們沒有清洗的身體,能夠驅除日本人強姦她們的念頭。) 

  城市慢慢地恢復生機。在南京城到處可見人們在房屋中仔細搜尋一一拆下地板和木窗框當劈柴,運走金屬和磚塊去修復他們自己的家或在街上向其他人出售。安全區內的上海路上密集的人群擁在數百個小攤販前面,那些小販在出售你所能想像的各種贓物,包括門窗。這一活動推動了當地的經濟,路邊贓物商人的旁邊又冒出了許多新的茶館和飯店。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員會--或城裡一些西方人所稱呼的「自治政府」。自治委員會配備的是中國的傀儡官員,他們控制市政管理、福利、財政、警察、商業和交通。到了春天,從表面上看南京又開始像正常城市般運作。自來水、電燈和每日郵政服務都恢復了。日本人的城市公共汽車開始運營,人力車出現在大街上,人們可以乘火車從南京到上海。南京很快成為日本人繁忙的航運中心,每日從南京運送諸如機車、馬匹、槍炮、卡車和其他物資到鄰近的浦口。

  然而:野蠻侵佔的跡象隨處可見。中國商人忍受沉重的稅款和租金勒索以提供資金支付新當權者的薪水。日本軍賀還開辦了面向中國人的商店,這種商店搾盡這座城市中國人的黃金和錢財而代之以無價值的軍用貨幣。即使物主仍在城裡,中國傀儡政府還是沒收城裡尚存的值錢的東西和庫存原料,更加重了人們的貧困。以致一些中國的下層官員自我嘲諷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被批准的搶劫。」

  遠比人民受重稅和沒收財產盤剝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鴉片重新出現在南京城。在日本佔領前,鴉片是地下麻醉劑,由貴族和商人在南京的秘密處所偷偷地吸,不會公開和厚顏無恥地在大街上出售,也不會明顯地在年輕人面前展示。這座城市滄陷後,人們可以自由出入鴉片館,不受警察的阻攔。這些鴉片館大膽地用漢字招牌做鴉片廣告,招牌上寫著「官土」--鴉片的專用名詞。

  為了鼓勵吸食毒品從而進一步奴役人民,日本人在南京慣常用毒品支付勞力和娼妓的費用。海洛因香煙甚至提供給小至10歲的孩子。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邁納·瑟爾·貝茨根據其研究下結論道:南京地區約5萬人使用海洛因,占當時人口的八分之一。

  很多被蹂躪的南京居民成了麻醉的犧牲品,因為毒品是他們用以逃避現實的手段,那怕只是暫時地逃避他們生活中的苦難。有些人甚至試圖利用鴉片自殺,把它當毒藥大量吞服。其他一些人則為滿足毒癮而走向犯罪,以致掠盜之風席捲南京。日本人利用犯罪活動猖獗來證明其佔領的正當性,鼓吹日本帝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

  日本僱主對待很多當地中國勞工還不如奴隸,常因稍有冒犯就殺害他們。後來,倖存者斷言日本人蓄意製造嚴酷的工作環境和實施變化無常的懲罰,是為了使中國僱員處於持久的恐怖狀態中。一個在日本人佔據的工廠中做工的中國人描述了幾個月中在那裡親眼目睹的恐怖事件。日本監工冤枉一個僱員偷了他的毛線衫,結果把那個工人從腳至咽喉用繩索捆得幾乎像個木乃伊,然後用一堆磚頭砸死。砸到最後,那人的身體全變了形,肉和骨頭纏繞在一起,作為食物扔給了狗。另一次,日本人發現工廠裡的4個小墊肩不見了並發現它們用來作了廁紙,一個22歲的婦女承認那天用過廁所,便被拖到工廠後面砍了頭。就在那天下午,這個日本劊子手又殺了一名他指控偷了一雙拖鞋的十幾歲的少年。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醫學試驗。1939年4月,他們在城裡開設了一個機構,把人當作豚鼠來進行他們的研究,日本人把用作實驗的人叫作「圓木」。--在離長江只有很短一段距離的中山東路,日本人把一所六層樓的中國醫院改建成研究流行病的實驗室,他們稱之為「榮1644部隊"。雖然這個實驗室靠近一個軍用機場、一個藝妓區、電影院和顯眼的日本人中心,例如日本領事館、軍警處及侵華派遣軍最高統帥的指揮部,它仍然是嚴密警戒之下的機密。院子周圍是高高的磚牆,上面有帶剌的鐵絲網,實驗室有警衛巡邏,工作人員被命令絕不允許在寫回日本的信中提到榮1644。裡面的科學家給中國俘虜注射或餵食各種各樣的毒藥、細菌和致人死命的氣體;這些物質包括丙酮、硝酸鹽氰化物、亞硝酸鹽氰化物和蛇毒,比如眼鏡蛇、竹葉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學家以這種方式每週殺死10個或更多的中國人,並用榮1644的焚化爐處置他們的屍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榮1644的職員毀了他們的儀器和資料,炸了實驗室,並在中國部隊到達南京之前逃跑了。我們知道這個秘密實驗室的情況僅僅因為那個部隊的一些科學家在戰後向美國審問者供認了他們的活動。

  那些足夠幸運逃脫了肉體折磨、日本人的醫學試驗和毒品誘惑的南京人,生活在軍隊恐嚇的令人室息的環境中。日本當局設計了一種集體控制的方法,即用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把人們組織起來。命令每十戶指定一個頭目,命令每十個這樣的頭目指定另一個頭目,以此類推。在這個系統下,要求每一個南京人都持有登記卡,那上面有其十人,百人、干人頭目簽字證明其對新政權的忠誠。還要求每個人報告來到其戶裡的任何生人或未登記的人,他向十戶頭目報告,後者再向自己的直接領導者報告,如此逐級上報,直至消息到達市政府的區級官員。

  這不是日本人的發明,而是傳統的中國制度,叫作保甲制。無疑,日本人重新利用它來證明他們在南京的統治的合法性。

  日本人經常檢驗這一保甲制度,有時釋放沒有通行證的人進城,看看他們是否能找到藏身之地。如果這些人沒有在兩個小時內被抓到或被告發,他們藏身地區的小組頭目們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委員會成員艾伯特·斯圖爾特在他1939年的日記中寫道:「這就是日本人維護人們對新政權的忠誠的方式。」

  儘管經過戰爭、烈火和大屠殺,南京還是恢復了。令人恐懼的饑荒沒有發生,不僅僅因為日本人最終允許食物運進城,也因為當地農民在日本部隊離開南京去追剿內地的中國軍隊之後收穫了冬小麥。在一年的時間裡,富饒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大多數農業產量接近戰前水平。這並不是說在日本佔領時期南京沒有食物匱乏之患。在城裡,菜園和農田的收成都不好,因為日本人不僅搶走他們的蔬菜,還強迫農民開荒和把農產品運送給日本人享用。而且由於戰爭拖延,在南京的日本當局緊縮供應,嚴格控制必需品如煤和米的配給。不過沒有證據表明南京的饑荒和營養不良比中國其他地區嚴重。其他城市如國民政府的新首都重慶在戰爭期間食物缺乏比南京嚴重得多。

  雖然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鴉片和海洛因的販賣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對少病。佔領之後城裡的日本當局制定了嚴厲的政策,焚燒因病而亡者的屍體。他們還開始實行一項強制性的防疫計劃,預防霍亂和傷寒,要求人們一年注射數次疫苗。中國衛生官員守候在街道和火車站給行人和進入這座城市的人注射疫苗。這在市民中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很多人害怕那些針會使他們喪命。西方傳教士的孩子們仍然記得在火車站進入南京的中國人被命令浸泡消毒水--很多人認為這個要求很污辱人。(進入這個城市的西方人經常被噴灑來蘇水。)

  幾年之內南京便從廢墟中站了起來。1938年春天,人們開始冒險回到這個城市。有些人回來查看損失情況,有些人回來找工作,因為他們的錢已經花完,還有一些人看看情況是否足夠安全,能把他們全家迂迴。南京重建開始時,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來,不久之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就參加到向南京遷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時間裡人口翻了一番,從1938年3月的25萬一30萬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萬人以上。雖然尚未達到這個城市在1936年的100萬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達到了最高點約70萬,並在戰爭持續期間穩定在這一水平上。

  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生活遠談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漸相信征服者將留下來,一種屈服的情緒在這座城市蔓延開來。偶爾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間或有人跑進坐滿日本軍官的戲院,扔一顆炸彈。但一般來說,這類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數反抗日本人的敵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對日本人的招貼、傳單和在牆上的塗畫。

  南京的苦難終於在1945年的夏天結束了。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廣島投下一顆未經試驗的鈾彈,第一天殺死了這座城市24.5萬人中的10萬人。但日本人並沒有投降,美國在8月9日向日本的城市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一顆鈽彈。之後,不到一個星期,8月14日日本作出了投降的最後決定。

  日本人在這個前中國都城一直逗留到日本投降那天才匆匆撤離。據目擊者說,看到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或在街上哭泣。有人聽到傳聞說,當地居民強迫沒有武裝的日本人跪在路邊並毆打他們。然而報復日本駐軍的行為並不多見,因為在這個混亂的時候,很多中國人躲在家裡,由於害怕萬一日本戰敗的消息不是真的而不敢慶祝。撤離是迅速的,沒有大規模的對日本士兵的迫害和關押。一個南京居民回憶說,日本投降以後她在家裡待了好幾個星期,而當她出來的時候,日本人已經走了。 


 
 
 

 
 
 
 
 
 
 

 
第八章 審判日
 
 

  在第二次大戰就要結束之前,同盟國就已組織了軍事法庭要把日本戰犯送交審判。由於充分預計到日本的戰敗,美國和中國國民政府為審判作初步的準備。1944年3月,聯合國家建立了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並在重慶--南京滄陷後,中國的戰時都城,為調查遠東和太平洋戰爭罪行附設了一個委員會。日本投降之後,法庭的計劃開始認真地進行。在日本的盟軍最高司令部和中國國民政府密切合作,收集日軍在華暴行的證據。由於在南京暴行期間犯下的罪行,日本的權威人物不僅在南京,而且在東京接受審判。

                               南京戰爭罪行審判

  南京的暴行是這座城市心靈上的一道深重痛苦的創傷,一道隱藏多年的受了壓抑的恐懼和仇恨的創傷。自1946年8月開始,在這座城市審判乙級和丙級戰犯時,這道創傷破裂,進發出在戰爭時期聚集起來的全部毒物。

  雖然只有少數幾個日本戰犯在南京審判,但給了當地中國百姓一個傾訴苦痛、宣洩仇恨的機會。審判持續到1947年2月,在審判期間,1,000多人證明了約460起謀殺、強姦、縱火、搶劫案件。中國政府在南京街頭貼出佈告,敦促目擊者帶著證據站出來作證;同時,12個區公所向全市收集人民的陳述。他們一個接一個出現在法庭,聆聽中國法官對他們的警告:如果作偽證要判5年監禁,然後發誓句句真言,在書面陳述上簽名、蓋章、按指印或畫押。證人不僅有倖存的中國人,還有一些安全區的領導人,如邁納·瑟爾·貝茨和劉易斯·斯邁思。

  審判期間,痛苦地隱藏多年的證據展示出來。最著名的展品之一是一小本相冊,有16張日本人自己拍攝的關於種種暴行的照片。大屠殺期間,這些底片由日本人送去沖印店,那兒的僱員偷偷多印了一套相片,放進相冊,藏在浴室牆內,後來又秘密藏在一座佛像下面。這本相冊從一人手裡傳到另一人手裡,甚至在日本人發出威脅並搜查其拍成照片的罪證時,人們仍冒著生命的危險收藏它。為了這16張照片,有一名男子甚至逃出南京流亡。(這些照片從照相館到戰爭罪行審判庭再到它們的最後棲身之地檔案館,其間漫長而又複雜的歷程在中國激發了無數的文章以及一部大型紀錄片)。

  不過,不是所有的證據都是經由如此轟動曲折的道路到達法庭的。有的是直接來自舊的剪報。本書第二章描述過兩個日軍中尉野田毅和向並敏明參與臭名昭著的殺人競賽,《日本廣知新聞》有關此事的一篇文章被引用在審判中。在審判過程中,當然,這兩名日軍軍官都否認每人殺人超過150個。其中一人指責這篇文章是外國記者憑想像捏造的,另一人堅持說競賽的事是他瞎編的,是為了回日本後比較容易娶到老淒。1947年12月18日,當判決在法庭上宣讀時,中國聽眾高聲歡呼,高興地落下眼淚。兩名中尉由行刑隊處以死刑。

  南京戰爭罪行審判的焦點是谷壽夫。1937年,他在南京任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這支部隊在南京犯下了纍纍罪行,尤其在中華門一帶。1946年谷壽夫被押回中國審判,一輛囚車把他運進南京的一座拘留營。為起訴他作準備,穿著白色工作服的法醫專家挖開中華門附近5個葬地,挖出成千上萬的骸骨和顱骨,許多是因槍傷而斷裂,而且仍然染著黑色的血跡。

  當面對整座城市集中爆發的憤怒時,谷壽夫一定感到膽戰心驚。他穿著拆去星章和綬帶的黃色軍服,站在被告席上,80多名證人出庭詳述無休無止的一系列恐怖行為。起訴書很長,列舉了谷壽夫師團犯下的成百上千樁罪行:刺殺、燒殺、淹殺、勒殺、強姦、偷盜和破壞。罪證越來越多,件件令人髮指,專家們在法庭的桌上展示成堆成堆的顱骨,加強了效果,中國公訴人甚至和專家站到一起。1947年2月6日,宣佈對谷壽夫的判決時,法庭太小不足以容納所有要出席的人,但法庭內還是擠滿了2,000多名觀眾,同時用大喇叭向聚集在外面的好幾萬居民廣播宣判的過程。 

  法庭裁決有罪,對此沒有人感到意外。1947年3月10日,法庭作出結論:谷壽夫的部隊違反了海牙會議「關於在陸地的戰爭及戰時對待戰俘的習慣法」並縱容了一場大屠殺,使南京據估計30萬人喪生,之後,宣判谷壽夫死刑。4月26日,南京城裡的大多數人走出家門,觀看行刑,人們沿街或沿人行道而站,看衛兵把反綁雙手的谷壽夫押往位於南京正南方的雨花台刑場。在那裡,谷壽夫被槍斃,許多倖存者認為,與其多數受害者的遭遇相比,他的死已是太人道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亦稱東京戰爭罪行審判,1946年5月3日在日本的首都開始。審訊的範圍大得驚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吸引了20萬觀眾和419名證人。審訊的文字記錄多達49,000頁,1,000萬字,包括779份書面陳述和作證書,以及4,336件物證。這次審判被稱作"世紀的審判",持續了兩年半--是紐倫堡審判所花時間的3倍。事實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會成為歷史上最長的戰爭罪行審判。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引起無數傳媒和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儘管只有28名日本軍事和政府官員被起訴。每次開庭,法庭裡都擠滿了1,000多人,包括法官、律師、外國記者:新聞攝影師、法律工作者、軍事警察、速記員和翻譯。記者席的左邊,升高的檯子上,坐著來自11個同盟國的法官,記者席的右邊是被告,觀眾坐在樓廳上,律師、助手和職員站在下面。每個人都戴著耳機,因為訴訟程序以英語和日語兩種語言進行。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有1,000個美萊(越南南方的一個村莊,1968年美軍在那裡殺害了100多平民。--譯者)出現」,阿諾德·佈雷克曼在他的著作《另一個紐倫堡:東京戰爭罪行審判未曾講過的故事》中寫道。在審訊期間,日本人席捲亞洲所作所為的成千上萬駭人聽聞的細節,通過大量的新聞報道、調查報告、統計資料和證人證詞呈現出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僅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的永久性口述歷史記錄,而且證明了南京大屠殺僅僅是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全部暴行的一小部分。檢察當局發現,其中有日本人在其俘虜身上做醫學試驗,使重病和飢餓的囚犯因精疲力竭倒地死去的行軍(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軍),修築暹緬死亡鐵路的殘酷條件,把水或煤油灌進受害者的口鼻直到其腸子破裂的「水療法」,懸吊俘虜的腕、臂或腿直至其關節完全脫臼,強迫受害人跪在利器上,令人痛苦之極的拔指甲,電擊折磨,強迫婦女裸身坐在炭爐上,每一種可以想像到的毆打鞭笞形式(憲兵好用的一種折磨方法是把俘虜捆在樹上,圍著他們,用一種委婉地稱作「三重攻擊」或「三方會合」的方法把他們踢死),甚至活體解剖和吃人肉。後來認定,日本人對待戰俘之殘暴甚至超過納粹。納粹囚禁的美國戰俘25人中僅死一人,相比之下,日本人囚禁的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南京的暴行--也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重要的事件--是作為整個戰爭時期日軍行為的一個象徵。合眾社一名採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年輕記者布萊克曼指出:「南京的暴行不是所有戰爭都普遍發生的一種獨立的事件。它是蓄意的,是政策。東京對此是知道的。因此,它是全世界傳媒的頭版新聞。這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部內容。」在審訊中出示的證據壓倒了日方的辯護。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也飛到東京,宣讀他們的日記,展示他們自己的研究發現,回答有關南京暴行的提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裁決毫不含糊地痛斥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用一名觀察者的話說,日本兵「就像一幫野蠻人被放了出來褻瀆了這座城市"。法庭還作出結論,日本政府很清楚在南京的種種暴行。罪行畢竟是明明白白地在大使館眼前發生的。國際委員會曾經每天都拜訪日本駐外辦事處和日本大使館的代表報告當時的形勢,在頭6個星期甚至一天提兩次抗議。美國駐東京大使的約瑟夫·格魯個人會見日本的高層官員,包括廣田弘毅,通知他日軍的暴行。此外,1937年和1938年駐華的日本無任所公使伊籐也向廣田呈交有關日軍在華暴行的報告。

  對南京暴行最強烈的譴責是針對松井石根的。作為當時日本華中遠征軍的指揮官,松井是最明顯的目標:在侵佔南京之前一個月,松井曾誇耀他的任務是「懲罰南京政府和無禮的中國人。」1937年12月17日,松井以極隆重的慶祝儀式進入該城,騎在紅棕色的馬上,接受士兵的歡呼。不過,歷史學家曾提出,松井有可能做了南京暴行的替罪羊。松井患有肺結核,病體贏弱,在城陷之時他甚至不在南京。

  由於這個問題缺少文獻,松井對南京罪行的責任仍然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爭辯的課題。然而,證據表明,這個患結核病的將軍對整個事件感到罪責難逃,無疑是因為在朝香宮指揮之後,他未能維持日軍的紀律。為了彌補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在離東京約50公里的海濱勝地,他的家鄉熱海的一座小山上樹立了一座表示痛悔的神龕。從長江岸邊運去的幾袋泥土和日本當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經過雕刻、燒焙、上釉,製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觀音像。松井一家請來尼姑在佛像前唸經,哀悼中國的戰爭亡靈。

  然而,自我鞭撻的公開表演是一回事,願意為枉死的人討回公道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行為仍然令人費解。在證詞陳述中,他沒有揭示在南京所發生的全部真相,這陳述原本是會牽連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言,不是撒謊就是偶爾自我譴責一下。他試圖為南京的暴行找借口,有時完全否認它們,並用他那關於佛教和中日親善本質的拐彎抹角、含糊神秘的論述來激怒檢察當局。他沒有一次指責天皇。相反地,他自責沒有適當地指向朝香宮親王和天皇,而他還告訴公訴人,為他們去死是他的義務。他說,「我樂意以這種方式結束」,「我確實渴望隨時去死」。

  他的願望實現了。法庭作出結論,南京的暴行"不是經秘密命令的,就是故意之所為」,並判處松井死刑。他不是唯一的一個;總共是7個日本甲級戰犯,包括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有罪,後來在東京巢鴨監獄被絞死。

  不幸的是,南京暴行的許多主要的罪犯--或那些原可以用其皇家權威制止強暴的人--一天也沒有出過庭。

  中島今朝吾將軍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去世。由於尿毒症和肝硬化,此人死於1945年10月28日,最嚴重的一些南京暴行就是其部隊所為。有傳言說中島是個酒鬼,是自殺身亡。不過,他的長子說,他的病是由於吸入自他受雇進行化學武器研究和教學之後就接觸的氣體。湊巧的是,一名美國軍事警察來詢問中島有關戰爭罪行的事,到了他家門口,正好碰上醫生在通知其家人中島死了。中島的傳記作家木材邦憲認為中島奉行了「不留俘虜」的政策;他引述中島之子的話說:「如果我父親活著,他可能逃脫不了死刑。」

  柳川平助將軍也死於1945年。不過,在他心臟病發作去世之前,他和朋友菅原豐面談了幾次,他利用他們談話的全部七本記錄出版了一本書。雖然這本書主要是讚美柳川的軍事業績(菅原寫道,"他是個傑出的人,一個偉大的天才"),但它確實提到達了南京的暴行。柳川對整個事件簡直是不屑一談,他向菅原保證關於其士兵暴行的報告純屬「捏造的謠言」。他反而誇耀說,他的士兵在南京非常遵守嚴格的紀律,甚至進駐中國人家時他們都小心翼翼地穿上拖鞋。 

  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後又活了很久,但從來不曾為他在戰時的行為面對徹底的道德清算。作為日本投降的交換條件,美國政府同意日本天皇免於審訊,所以沒有作為被告,甚至沒有作為證人傳喚他。因為投降的條件使日本皇室的所有成員免受指控,裕仁的叔叔朝香宮親王(在他的指揮下製造了「殺掉全部俘虜」的命令)也逃脫了審判,使他完全不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露面。

  豁免裕仁的戰爭責任的決定及更加糟糕的保留其皇位的決定,後來妨礙了日本人民自身對其二戰罪行的歷史的覺悟。根據裕仁的傳記作者和著名的日本學家赫伯特·比克斯所說:「許多人會覺得難以相信他們曾是侵略和近乎種族滅絕的謀殺的共犯,而他們曾如此忠心侍奉的天皇卻從不用為其自身的言行承擔責任……麥克阿瑟為後來日本關於戰後君主玫體的保守言論準備了根據,這些言論否認昭和天皇曾握有實權。」

  裕仁天皇在南京暴行中作用的詳情仍然是個爭論不休的課題,因為缺乏可用的原始權威資料。不像納粹政府的記錄,由同盟國沒收並用縮微膠卷拍攝下來,後來在戰爭罪行審判中用作證據,日本人在麥克阿瑟將軍抵達之前故意銷毀、藏匿或篡改了他們大部分的戰時文件。甚至連美國佔領軍確實在1945年設法獲得的多數日本高層軍事記錄--一位教授稱這些文獻為「歷史的無價之寶幗",也在10年之後,在它們還沒有恰當地用縮微膠卷攝下之前,由美國政府令人費解地、不負責任地還給了日本。由於這些原因,如今實際上不可能證實裕仁天皇是否計劃、贊成,或者甚至是否知道在南京的暴行。

  也許唯一的一部試圖闡明裕仁與南京大屠殺有牽連的英文著作是戴維·貝爾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陰謀》。在他的書中,貝爾加米尼聲稱,日本設計了一份征服世界的複雜精細的藍圖,而那個決定侵佔南京的人就是裕仁本人。貝爾加米尼提供了一個饒有興味的故事(表面上看引用了日本的絕密信息),來說明導致南京悲劇的一系列事件。不幸的是,貝爾加米尼的書受到有聲望的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斷言他舉出根本不存在的原始資料或者引用神秘的、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提供者所說的、驚人而無法證實的東西。

  更添混亂的是學者之間關於征服世界的日本的帝國陰謀是否曾經存在的爭論。人們相信,在1927年遠東會議期間,首相田中義一曾向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報告稱為「田中備忘錄」 

(即《田中奏折》。--譯注),據說概括了當時日本的野心。報告斷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業也。」

  如今,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份報告是偽造的,可能是從俄國人那裡傳出來的。但是,1929年9月這份備忘錄第一次在北京出現的時候,它使很多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國是其征服全球的、計劃周全的陰謀的一部分。田中備忘錄的英文本後來在上海的報紙上以英文刊出,而且甚至激發了一部典型的好萊塢影片《太陽血》。在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為了拯救世界企圖偷取日本的總計劃。如今,田中備忘錄仍大大地左右著世界的想像力:許多中國歷史學家認為田中備忘錄是可信的,而中國的百科全書、辭典,以及英文報紙和電訊社文章繼續把備忘錄作史實引用。

  當前,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日本歷史學家相信日本有一個征服世界的預謀。對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國家行政機構的混亂狀況進行的調查表明,這樣一個密謀是不可能的:日本的陸軍憎恨海軍;在東京的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在滿洲的關東軍在幹什麼,等到知道已為時太晚;外交部和武裝部隊之間的關係是冷淡到守口如瓶。 

  然而,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裕仁一定知道南京暴行的事。(赫伯特·比克斯個人認為,"裕仁可能不知道"是"難以置信」的。)首先,它是世界報社的頭版新聞。其次,他自己的弟弟該會告訴他駭人聽聞的細節。1943年,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曾在日本皇軍侵華遠征軍的南京司令部當過一年參謀,他在那裡聽一個年輕軍官說過用中國俘虜作刺刀練習的活靶以訓練新兵。這名軍官告訴親王,"這樣能幫他們提高膽量"。驚駭萬分的三笠宮把這種練習描述為「真是一個恐怖的場面,只能叫作大屠殺」。「出於要結束戰爭的強烈願望」,親王發給年輕的參謀們一份調查表,徵詢他們對戰爭的意見;準備一次演講,譴責日本侵略中國,並寫了一份報告:《一個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反省》。這篇文章被認是有爭議的和危險的,但因為三笠宮有皇族血統,他沒有因為寫了它而受到懲罰。後來,日本軍方沒收並銷毀了多數的文本,但有一份倖存下來,最後在國家議會檔案館收藏的縮微膠片中發現。

  如果這件事在軍事審判期間揭出,皇室和軍事指揮部都會受到牽連,因為他們得知日軍胡作非為的消息後,沒有制裁戰爭罪犯。(三笠宮承認他「零零星星」地向其兄長天皇匯報了中國的形勢,並甚至和他一起看了一部關於日本人在華暴行的新聞片。)但是,三笠宮的坦白直到1989年才出現,差不多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半個世紀之後。 

  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確切知道,在大屠殺發生的時候裕仁知道什麼關於南京的消息,但是那份報告表明,他得到消息後異常高興。在中國的都城淪陷後的第二天,天皇向閒院宮親王,即天皇的叔祖父和陸軍參謀部參謀總長,表示「極為滿意」,而親王反過來給松井石根發了一份賀電說:「有史以來不曾有過如此非凡的軍功一。裕仁甚至邀請松井、朝香宮和柳川去他的夏宮,並贈送他們有天皇菊花浮雕魄銀花瓶國。 

  結果,皇室不僅逃脫了法庭的審查,而且繼續享受悠閒自在、全民崇拜的生活。舉一個例子,朝香宮親王退休之後,每星期和裕仁一起看一次新聞片,幫他照料王子俱樂部,和他一起打高爾夫球直至去世。(朝香宮不僅擅長這項運動,而且對高爾夫球場的發展有濃厚的興趣,成了位於日本東海岸度假城市箱根的大箱根鄉村俱樂部的高原高爾夫球場的設計師。)裕仁本人則過著平靜而尊貴的生活,直至1989年逝世。
 

 

 
 
 
 

 

 


 
 
 

 
第九章 倖存者的命運
 
 

  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中,不只一人認為,在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之後,正義沒有得到伸張。當許多曾經蹂躪南京人民的日本人從日本政府領取全部養老金和其他津貼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受難者卻默默地忍受貧窮、恥辱,或是漫長的身心痛苦。

  這種正義的顛倒是伴隨著冷戰開始的。美國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捲入戰爭的領導人的統治。但是戰後的蘇聯違背了其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承諾,佔領了波蘭和德國的部分領土。當東歐共產主義的「鐵幕」降臨之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擊敗了蔣介石,並迫使其政府撤退到台灣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有100萬朝鮮人、25萬中國人和3.4萬名美國人死去。由於中國、蘇聯和北朝鮮成為美國新的戰後敵人,美國突然把日本當作一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家。基於此,華盛頓決定保持一個穩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戰亞洲的共產主義力量。美國幾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戰前的官僚體系,並允許許多戰犯逍遙法外。就這樣,當納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納粹戰犯被捕獲並帶上法庭的時候,許多日本戰時高級官員卻重新大權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級戰犯竟然被選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為首相的岸信介。--編注)。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卻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南京處於一種與國際社會相隔離的狀態。在幾十年裡,中國政府不僅斷絕了同西方的來往,還驅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國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為南京安全區負責人員拯救了很多中國人生命的外國人。

  1995年夏,我成為西方首批攝錄南京暴行部分倖存者證詞的人。令人遺憾的是,如果我早10年訪問南京的話,還可以找到很多完整的大屠殺遺址,因為那時南京還是歷史保護的典範,許多30年代的建築還保鼠著。但從80年代未到90年代,南京刮起了狂熱的土地開發風,許多古跡被破壞,而代之以籠罩在濃霧之中的豪華賓館、工廠、摩天大廈和居民樓。就連著名的南京城牆也消失不見了,只留下一些城門作為觀光的景點。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對這樣一個擁擠而繁榮的城市,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所發生過的一切,因為在大屠殺之後,南京的人口已增長了近10倍。就在這繁榮之下,還有與過去相連的鮮為人知的人的紐帶--南京大屠殺年老的倖存者。在南京的學者們的引導下,我見到了一些散佈在南京城各處的倖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驚和悲哀。倖存者大多住在黑暗、骯髒的房子裡,屋裡堆滿了瓷器碎片,散發著濃烈的潮濕和發霉的味道。我得知,由於在大屠殺中遭受了嚴重的身體創傷,他們中有很多人在幾十年來無法正常地生活。許多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即使來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經濟賠償,也是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的。

  國際人權律師卡倫·帕克認為,雖然中國多次發表對日本人寬宏友善的聲明,但從未與日本簽訂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索取國家賠償的協定。另外,帕克還指出,即使簽訂一個這樣的協定,但根據不容否定法的原則,該協定也不能侵犯作為個人的中國人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見的倖存者大多不知道國際法的這些錯綜複雜之處,而是認為已經剝奪了他們索賠的權利。一個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幾乎被活活燒死,他告訴我,當他聽到中國原諒日本罪行的謠言時,禁不住痛哭失聲。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許多曾經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幫助南京的中國人,但他們從未從生活和後人那裡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還沒有一本描寫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的著名圖書,當然也沒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強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們的精神主要藏在從柏林到美國森尼韋爾的檔案和閣樓中--由於他們曾像活菩薩一樣拯救過南京,他們的精神也為中國的倖存者們銘記在心。

  在多數南京的倖存者知道安全區的領導人做過的事,但幾乎無人瞭解他們後來的遭際。一些這樣的外國人後來備受羞辱,被逐出中國,回到祖國後又遭到審訊和隔離,身心都受到了無法癒合的創傷,有人甚至絕望自殺。當我在中國談話的倖存者聽到這些時,他們十分痛苦。這些外國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遲來的受難者。

  邁納·瑟爾·貝茨和劉易斯·斯邁思的經歷可以說明,他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英雄主義行為是怎樣因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的報紙文章把南京的美國人當成幫助日本人作孽的惡棍。劉易斯·斯邁思在一家地方報紙還讀到一篇文章,該文指責安全區的外國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給日本人,還讓數干婦女任由日寇姦淫。無獨有偶,另一篇文章還指責說,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國人「不僅積極響應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還用中國人民的血肉去保護他們的公司,教堂,學校和住宅」。該文作者還堅持認為,這個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是一個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為奸」的帝國主義組織,他還引用了一個倖存者的話:「美國鬼子點完名後,便由日本鬼子進行處決」。關於日本暴行的照片旁還印著標語:「記住南京大屠殺,防止美國人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這樣的宣傳使斯邁思感到震驚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師安慰他說:「斯邁恩博士,這個城市裡有10萬人知道你們所做的事,」「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可見,他在南京呆不長了。1951年,他離開了金陵大學,第二年成為肯塔基州來剋星頓神學院的教員。貝茨也離開了南京,但卻是在被拘留審查之後。

  斯邁思和貝茨的遭遇與他們的一些同事比起來不算什麼。大屠殺使幾位安全區委員會的成員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牧師約翰·馬吉的兒子戴維·馬吉確信,與日本人打交道的壓力使他父親過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區領導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會秘書喬治·菲奇的女兒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說,他父親由於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傷害,以致在進行關於大屠殺的演講時經常記憶缺失。當喬治·菲奇在美國面對大群聽眾講述中日戰爭時,這種情況至少出現了兩次。

  羅伯特·威爾遜是當時金陵大學醫院的外科醫生,他付出的代價是健康。他的遺孀回憶說,當安全區委員會其他醫生精心安排時間,每週至少回一次上海補回睡眠的時候,威爾遜卻一刻不停地工作著。白天,外科手術耗盡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則打斷他的睡眠--他經常在夜裡被叫出家門,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強姦行為。他似乎一直在對付腎上腺素。最後,他的身體崩潰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發作和精神的崩潰迫命他返國美國,在加州的聖巴巴拉休養了一年。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也沒有從緊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在美國,他忍受著醫病的發作和夢魘的糾纏,在早晨的時候,他的眼睛甚至無法看清物體。

  明妮·沃特林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南京大屠殺給她精神上的打擊是當時其他任何安全區領導人和難民都無法想像的。在一個幾乎變成虛構的傳奇中,由於天天面對日本人的殘暴行為,一個脆弱的、身心疲憊的女人永遠無法恢復其身心所受的創傷,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後一次日記是寫於1940年4月14日,從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經到頭了。手頭的事都障礙重重,再也不能邁步前進、安排工作了,但願我能馬上休假,可誰能為我想到呢?"

  兩周以後,她的身體嚴重崩潰。在她日記最後一頁的下面有一句話,顯然是別人寫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潰,必須把她送回美國。」沃特林的侄女回憶說,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國就醫,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幾次試圖自殺。陪同她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輪船。回到美國後,沃特林進了愛阿華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電擊治療。出院後,她到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聯合會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謝潑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卻寫信阻止,說自己不久就會國家看望家人。兩周後,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離開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膠帶封了屋裡的門窗,打開煤氣,自殺了。

  還有約翰·拉貝,他的一生一直是歷史學家眼中的謎。在教召回德國之前,拉貝曾向南京的中國人保證,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國公諸於眾,並試圖會見赫爾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禱拉貝的報告能迫使納粹領導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壓,以阻止這場屠殺。在拉貝動身前,一位中國醫生請求拉貝轉告德國人,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民族,願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處。1938年2月,在揮淚的告別聚會之後,拉貝帶著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返回德國。從此,拉貝音訊全無,幾十年來,他的行蹤令學者們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決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有兩個原因。首先,一個好心的納粹同美國傳教士一起,從日軍手中拯救中國難民,這實在令人迷惑,我無法忽略這件事。第二,我確信,拉貝返回德國後一定遭遇了某種不測。總之,拉貝沒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南京的暴行作證。另外,在對拉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歷史生活記錄中,我感覺到拉貝可能與希特勒政府發生了衝突。但這位朋友沒能提供詳細的情況,當我偶然見到這一採訪記錄時,他已不在人世,無法向我講述整個故事了。

  許多問題困擾著我:拉貝給希特勒看過這些照片和報告嗎?還是被德國的納粹機器所吞沒,去為滅絕猶太人而賣命?(根據拉貝在南京的英勇行為來判斷,我並不相信這點,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許他在戰後進了監獄,或者他成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個國家度過餘生而無人知曉。我還想知道,拉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殺的個人日記。但即使他保存著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戰爭中被毀了,或是在空襲中被燒成灰燼。否則,任何這樣的日記都早應歸入檔案,向世人公佈了。於是,我決定向德國寫幾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麼。

  我有一條關於拉貝的重要線索:在本世紀初,拉貝曾在漢堡學徒。也許拉貝就是在那裡出生的,那裡還可能有他的家人。無論如何,我必須要同漢堡建立聯繫。我求助於一位被學者們稱作「國寶」的老朋友,約翰·泰勒,他瞭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如果有某位專家曾研究二戰中在中國的德國社團的歷史,泰勒或許不會不知道。泰勒建議我與加州芬代爾的歷史學家查爾斯·伯迪克聯繫。伯迪克又建議我與漢堡的城市歷史學家聯繫,他還把他的朋友馬莎·比奇曼的地址給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說,馬莎是一個「可愛的友人」,她不僅瞭解漢堡,還非常樂於助人。我很快寫信向馬莎·比奇曼瞭解拉貝之謎,同時又寫信給漢堡最大的報紙的編輯,希望後者能為我的研究登個啟事。料想這二者不會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讓我驚訝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經過一連串的巧合,她已經找到了拉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給我的信中,比奇曼寫道:「真高興能幫助你,而這又不費多大勁」,「一開始,我寫信給巴伐利亞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國的德國人的行蹤資料。他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及拉貝的女兒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還寄來了一個便條,這是拉貝在柏林的孫女厄休拉·萊因哈特給我的。

  從此,事情進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萊因哈特在中國出生,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在南京淪陷前幾個月,他還到過南京。她是拉貝最疼愛的孫女。令我欣喜的是,萊因哈特對我有求必應,給我寫了很多長信。她提供的記述,照片和報刊文章,填補了拉貝一生中許多遺失的細節。 

  拉貝信守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承諾,他向德國當局通報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與妻子返回德國,很快便受到無數的嘉獎。在柏林,德國的國務秘書為他在中國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獎了他。拉貝還被授予紅十字功勳勳章。在斯圖加特,他得到國外德僑銀質勳章。中國政府授予他藍白紅綬帶鑽石勳章。5月,通過演說和在柏林各處播映約翰.馬吉拍攝的膠片,拉貝將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公諸於世,他在西門子公司面對大量聽眾進行演講,他還在外交部、遠東聯合會以及國防部講演。但拉貝沒能見到希特勒,6月8日,他給這位元首寫了一封信,還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和報告。

  但是,如果拉貝想從希特勒那裡得到同情,他就大錯特錯了。幾天後,兩名蓋世太保到他家裡將他逮捕。當時厄休拉就在家裡。她那時剛剛7歲,正在門口試穿·雙新旱冰鞋,這時她看見兩個穿著有白色翻領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樣的人,他們把拉貝帶上車拉走了。厄休拉說:「我祖父看起來十分緊張,而那兩人非常呆板嚴肅,所以我竟沒敢上前同祖父擁抱說聲再見。」

  拉貝在蓋世太保總部受到了幾個小時的審訊。後來,西門子公司的卡爾·弗裡德裡希為他擔保,並保證拉貝不會再公開談論日本人的暴行。這樣,他才被釋放出來,拉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進行演講,談論和寫作,更重要的,不得將約翰.一馬吉的膠片交給任何人看。在被釋放之後,或許是為了他的安全,西門子公司立即將他派往國外。後來的幾個月,拉貝在阿富汗工作,幫助那裡的德國人取道土耳其回國。10月,德國政府退回了拉貝的報告,但約翰·馬吉拍的膠片卻被留下了。(拉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讀了他的報告或是看過那些膠片,但今天拉貝的家人確信希特勒看過了。)德國政府告知拉貝,他的報告被送往經濟部,在那裡被政府的高層人士傳閱,但拉貝不應期望德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會因此有所改變。

  後來的幾年對於拉貝來說就像惡夢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毀,蘇軍佔領柏林又使拉貝一貧如洗。厄休拉·萊因哈特說,他們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是因為他們住在柏林由英國人佔領的部分,而不是蘇軍佔領區。拉貝仍然斷斷續續地為西門子公司工作,把經濟信函譯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僅能維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一段時期,拉貝遭到了很多憤怒的指責。首先,他被蘇聯人逮捕,在弧光燈前被審訊了三天三夜。然後,他又被英國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後來發給他一個工作許可證。(這個許可證對拉貝來說用處不大,因為西門子公司還沒有給他一個長期職位。)最後的羞辱是因為一位熟人的告發,他被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非納粹化」的過程中。他必須支付辯護費用,在這期間,他還失去了工作許可證,耗盡了積蓄和精力。拉貝一家擠住在一間小屋裡,忍受著飢餓和寒冷,拉貝還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愛的中國工藝品一件件地賣給美軍,以換取豆子、麵包和肥皂。營養不良使他患了皮膚病,而悲哀和壓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體。在南京,拉貝是一個傳奇,而在德國,拉貝是一個垂死的人。 

  拉貝日記中的這段摘錄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間的精神狀態:

  西門子公司沒有我的工作--我失業了......根據軍政府的規定,我必須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險單到施潘道區(柏林西北部的一個區--譯注)的城市商業銀行登記。我工作多年積蓄的1027多鎊(總共5000鎊的剩餘部分)都在格雷特(馬格麗特·拉貝之女)的手中,我想,這筆錢已經沒有了。 
  上個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貝被炸毀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壞了地窖的門,把我的打字機、收音機和其他東西偷走了!
  現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們都已經十分虛弱了。夏天就要過去了--冬天會帶來什麼呢?從哪裡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譯田伯烈(Timpe-ley,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譯注)的《戰爭意味著什麼》(中譯本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譯注)。但現在還不會有收入。或許,我應當弄一個更好的食品供應卡,......所有像我們這樣的德國人都有了。
  我們在不斷地忍受飢餓--我沒什麼可說的,也沒有什麼要寫的。除了那點可憐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時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這些橡子。現在,口糧已經沒有了,我們只能天天吃帶刺的蕁麻,它的嫩葉吃起來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納粹化的請求被拒絕了。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但我的請求還是被拒絕,因為我曾當過短期南京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而像我這樣有頭腦的人本不應加入該黨的。我還要請求……如果他們不給我在西門子公司工作的機會,我不知憑什麼能活下去。我必須鬥爭--可我太累了。現在我還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訊問。
  如果我在中國聽說過任何納粹的暴行,我不會加入國社黨,如果我作為一個德國人與任何在南京的外國人的觀點不同,像英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等等,我不可能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在南京,對於數十萬人來說,我是「菩薩」,可在這裡,我是「賤民」,是無家可歸的人。噢,但願想家的願望就能治癒我的創傷! 
  6月3日,英國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區(柏林的一個區--譯注)非納粹委員會終於給我免除了納粹的罪名。判決為:「儘管你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南京區的代理領導人,回到德國後也沒有退出這一組織(厄休拉·萊哈特指出,拉貝如果這麼做會被殺害),但鑒於你在中國出色的人道主義工作,委員會決定接受你的請求」,等等。
  這樣,精神的折磨終於有了盡頭。很多朋友和西門子公司的負責人們都業祝賀我,公司還讓我休假,以恢復我的疲勞。
  今天,多拉帶著我們的一個中國木像去看常常給我們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歡這個木像。孔(拉貝的一個中國朋友--譯注)作為禮物送給我們的地毯,我們送給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給我們300多個土豆。

  1948年,拉貝的遭遇傳到了南京。當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貝需要幫助的時候,反響極大,讓人聯想起弗蘭克·尤普拉的經典電影《這是一個偉大的一生》的結尾。幾天之內,大屠殺的倖存者就為拉貝募集了1億元中國幣,大約相當於當時的2000美元--這在1948年可不是個小數字。當年3月,南京市長來到瑞士,購買了大量的奶粉、香腸、茶葉、咖啡、牛肉、黃油和果醬,用4個大包裹將這些食品寄給了拉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給拉貝寄一包食品,以表達他們對拉貝在南京國際安全區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謝之情。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

  對拉貝及其家人來說,這些包裹彷彿從天而降。1948年6月,從拉貝的幾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貝是多麼需要他們的幫助,這些信至今還保存在中國的檔案館裡。國在那些包裹到達之前,拉貝一家採集野菜,煮成湯讓孩子們吃,大人則憑著一點乾麵包維持生命。當拉貝給南京寫信時,柏林的市場上連麵包都沒有了,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寶貴。拉貝一家對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貝也在信中說,南京人民的這一舉動使他恢復了對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貝死於中風。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記錄他在中國工作情況的文字遺產:2,000多頁關於南京暴行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由拉貝進行了打印、排序和裝訂,甚至還有圖片說明。這些材料包括:拉貝及其他外國人的目擊報告、報刊文章、廣播消息、電報及屠殺的照片。無疑,拉貝已認識到這些記錄的歷史價值,或許,他已預見到這些材料會在未來出版。拉貝去世10年後,厄休拉·萊因哈特的母親從拉貝的文件中發現這些材料,並把這些材料交給萊因哈特。可惜不是時候:當時的萊因哈特已經懷孕,又忙於學校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記中那些可怕的內容。萊因哈特委婉地拒絕保存,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則繼承了這些文件。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個多世紀,一直不為世人知道,甚至連德國的歷史學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幾個原因。據萊因哈特說,拉貝曾告訴奧托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謹慎很可能與他曾受過蓋世太保的折磨有關係。但拉貝家人不願公開這些材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拉貝的一些家人曾為拉貝的納粹身份擔心氣另外,即使這些材料很有價值,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出版一名納粹的材料或是宣揚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時宜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其他納粹對自己的記錄也保持著沉默。在發現拉貝的材料後不久,我得知另外一個納粹的關於南京暴行的日記,是克裡斯蒂安·克勒格爾的《南京毀滅的日子》。克勒格爾在90歲時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彼得·克勒格爾在他的書桌裡發現這本日記。彼得在給我的信中說,他收到我的信時剛剛發現那本日記。這真是幸運,如果我的信早到一個月,彼得只能告訴我他父親只有關於南京暴行的幾篇報刊文章。時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親為什麼從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記。我想這與拉貝將南京暴行的報告呈給希特勒後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關。在日記的最後潦草地寫著一行字,無疑是克勒格爾的字跡:「這一切與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須對此十分謹慎。」是厄休拉.萊因哈特最終將拉貝的英雄事跡公諸於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時,她決定仔細檢查那些日記。她從叔叔(奧托·拉貝--譯注)那裡借來材料,決定親自讀一讀。然而,其中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她的想像,@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體強姦婦女和中國受難者被活活燒死的描寫使她感到天眩地轉,難以平靜。幾個月後,她還是擺脫不了恐懼的心情,於是,她毫不猶豫地向《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也是一個顯然要引起爭議的觀點:日本人在南京對受難者的摧殘甚至超過了納粹的殘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還要壞得多。

  萊因哈特擔心向世界公開這些日記的影響。她認為這些日記會成為破壞中日關係的炸彈,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為聯合國工作的曾擔任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萊因哈特決定將日記公開。她用了15個小時將日記影印出來。邵子平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會闖進萊因哈特家,毀掉日記或是用重金買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萊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飛機送到紐約。在紐約,日記的副本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捐給了耶魯神學院圖書館,該日記首先在《紐約時報》披露。之後,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週年,彼得·詹寧斯又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有線新聞廣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組織做了報道。

  歷史學家們對這一日記價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該日記是南京大屠殺確實發生過的更具結論性的證據,同時,這是一份從納粹分子的角度寫出的東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長。拉貝的記述增加了美國關於這場大屠殺的報道的真實性,不僅是因為一位納粹缺乏編造南京暴行的動機,更是因為在拉貝記錄中,將美國人日記從英文譯出的內容與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國,學者們在《人民日報》上聲明,拉貝的日記印證了中國很多現存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訴《紐約時報》:「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壓抑的紀實資料,細緻地運用了大量的細節和衝突。它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們將重新審視南京的暴行,通過它,人們能夠瞭解每一天的事情,為早已廣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個故事。」

  日本的歷史學家們也聲明了拉貝日記的重要性。宇都宮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聞》上聲明:"這份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出自一個日本盟友的德國人之手,還在於拉貝曾將這份報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瞭解南京發生的暴行。拉貝曾是納粹黨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懇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領導希特勒干涉這次大規模的屠殺。干葉大學的日本現代史教授秦郁彥補充說:「這份報告的意義在於,一個自己的祖國同日本是盟國的德國人客觀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歷史文件,它的價值超過了美國傳教士的證詞。當時,德國正對站在日本還是中國一邊舉棋不定。但是,裡賓特洛甫(納粹戰犯,1938年起任德國外交部長,1946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譯注)就任外交部長促進了德國與日本結盟。在這樣緊要時刻,拉貝還試圖讓希特勒瞭解南京的暴行,拉貝的勇氣實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遺忘的大屠殺: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有哪一個孩子沒有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個孩子沒有讀過年輕的安妮·弗蘭克在集中營裡悲慘遭遇的故事片斷呢?的確,至少在美國,大部分學生都受到了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毀滅性後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問多數美國人--無論成年人還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們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會發現,絕大多數人對60年前南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在她讀研究生期間,這個題目從未被提起過。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律師很羞愧地告訴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國與日本之間曾發生過戰爭,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太平洋戰爭的瞭解僅限於珍珠港和廣島。這種無知甚至也存在於亞裔美國人之中。一位婦女曾問我:「南京?是什麼,是一個朝代?"從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憐的地理和歷史知識。 

  60年前曾是美國報紙頭版消息的事件,現在看起來已經消失了。好萊塢從未製作過一部關於這場屠殺的主流影片--即使這一事件包含著與《辛德勒的名單》相似的戲劇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數美國的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也沒有準備寫這件事。

  在聽到這樣的說法之後,我感到一陣恐懼:30萬中國人被殺害的歷史可能會消失,就像他們在日本人的佔領下消失一樣;有一天,世界會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話,南京的暴行是一個騙局,是捏造出來的--大屠殺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為寫作本書,我強迫自己不僅深入研究歷史,同時也研究歷史的編寫--去檢驗歷史的力量,檢驗歷史的製作過程。究竟是什麼使某些事件留在歷史之中,而讓其他的歸於烏有呢?具體地說,像南京的暴行這樣的事件,是怎樣從日本(以至世界)集體的記憶中消失的?

  很明顯,南京的暴行沒有被廣泛地傳播的原因之一,在於戰後德國和日本對待其戰爭罪行的不同態度。或許與歷史上其他任何國家不同,二戰以後,德國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認,不僅是納粹分子,德國戰時政府也應對戰爭罪行負責。而反觀日本政府,它從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會像德國一樣做。於是,雖然有些人為使日本社會正視殘酷的事實進行了勇敢的鬥爭,但很多日本人繼續把戰爭罪行視為個別士兵所為,有的甚至認為一切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

  在日本,關於二戰期間發生事件的各種競相矛盾的故事還在不斷出現。根據日本時下流行的篡改歷史分子的觀點,這個國家對戰爭期間任何地方發生的大規模屠殺平民不負任何責任。日本人發動戰爭是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為了從西方帝國主義的抑制中拯救亞洲。的確,作為對其崇高努力的回報,日本自己在廣島和長崎成了最終的受害者。

  這種塗抹歷史的東西還寫進了日本的歷史課本,這些課本不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殺,還加進了明擺著是編造的軍事行動的內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裡,為了對付那些認為這種課本沒有告訴下一代歷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威脅要用起訴、死亡,甚至謀殺使反對者沉默。 

  在日本,試圖改寫歷史的不僅僅是狂熱的無知組織。1990年,日本一個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同時也是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

  自然,這番話激怒了全世界的學者和記者。有人公開聲明:「日本對南京暴行的否認在政治上就等於德國人對否認大屠殺。但是一切譴責都沒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擊。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石原仍然反駁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一干人犯之前,世界從不知道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他還說,在屠殺發生時,日本的戰地記者和西方記者都沒有任何報道;《紐約時報》記者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就沒有目睹屠殺;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也僅僅看到一人被殺。

  當然,在90年代約翰·馬吉已不在人世,無法為自己辯護。但他的兒子戴維·馬吉卻努力駁斥了石原的說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採訪,並出席了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會議。在會上,他宣讀了他父親的文章,並展示了他父親用來拍攝日軍暴行的照相機。仍健在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則採取直接行動。為駁斥石原的說法,已經退休住在聖迭戈的德丁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德丁對記者解釋說,他在1937年確實寫過一篇文章,描述從上海到南京一帶農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寫在日本人向南京進發的兩個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說法也很容易駁斥。當年,幾十種西方報紙都有關於南京暴行的同期報道,甚至日本報紙也登載了關於大屠殺的詳細報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時寫的,並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約翰·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寫,比如"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像"和"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大街小巷都有死屍,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關地區。"

  但是,石原並沒有住嘴,他還說,中國聲稱的南京大屠殺影響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決心。由於人們對石原以前說法的駁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繼續重複所說過的話,石原稍稍轉變了一下立場,但他還是頑固堅持一點:即使德國人為殺害猶太人道歉,但不意味著日本人也要這麼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應承認對任何錯誤負責。

  儘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採訪,石原的職業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但其他人卻沒有這麼幸運。 

  --捲入這場爭論漩渦最中心的一個人是永野茂門將軍。1994年春,在任職內閣法務相期間,他接受了《每日新聞》的採訪,這次採訪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說:"我認為南京大屠殺及其他事情是編造的謊言",他還告訴記者:"(在日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長野重人還把韓國慰安婦稱作"有執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隸。他還辯解說,當時日本別無選擇,只有進行戰爭,因為日本"面臨被擠垮的危險"。亞洲各國對長野重人的如此說法產生了強烈反應,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辭職。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籐尾正行宣稱南京暴行"僅僅是戰爭的一部分"。由此,斷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藝春秋》採訪時,他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行為辯護,聲稱死難人數是被誇大的。他還說,韓國之所以指責日本,部分原因在於1910年日本對朝鮮的吞併,而朝鮮心甘情原成為殖民地。籐尾還認為,東京戰犯審判是為了「奪走日本力量」的「種族報復」。儘管籐尾此說僅僅是為了「通過歷史和傳統重建日本精神」,他還是丟了飯碗。就在當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將其免職。

  奧野誠亮在戰爭期間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憲兵隊(日本秘密軍事警察)地區長官,戰後發跡,成了日本法務相,甚至還當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為日本國士廳首腦及內閣第三號人物。當年春,他朝拜了東京靖國神社(日本的甲級戰犯被供奉在此),並表達了他對二戰的看法,他的毀滅也從此開始了。奧野告訴記者:「日本沒有侵略意圖」,「白種人把亞洲變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責。究竟誰是侵略者?是白種人。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人被叫做軍國主義者和侵略者」。這些話在亞洲引起了軒然大波,奧野就改口說:「我沒有說日本不是侵略者。我只是說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5月,奧野被迫辭職;但他始終毫不改悔。他說,他之所以下台是迫於政府的壓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說法。 

  --1994年8月,日本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聲稱,日本不是為了侵略而進入戰爭的。出於對中國強烈抗議的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聲明,「中國政府對一個日本內閣部長無恥扭曲歷史事實的官論再次深表遺憾」村山富市為櫻井新的言論道歉,指責櫻井新的話「不合適」,並令其在午夜召開記者招待會收回所說的話。

  --1995年,身為日本通產省大臣並在自民黨影響頗大的橋本龍太郎(後來成為日本首相)宣稱,在二戰期間,日本的意圖僅僅是向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開戰。他說,雖然日本侵略中國,但真的沒有侵犯其他亞洲國家的意圖。

  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日本官方否認歷史的行為仍在繼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棍山靜六的一番言論就激怒了一些亞洲國家。尾山說,在二戰期間,日本皇軍的性奴隸和強暴受害者根本不是(被迫的)奴隸,而是自願的妓女。1997年1月,尾山聲稱,日軍的慰安婦是"為了掙錢",與當時日本合法從業的妓女沒有什麼不同。令人驚異的是,尾山的這些話恰恰是發表在日韓兩國首腦周未會晤前夕。對於尾山的言論,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和韓國總統金泳三都深表憤怒。

  後來,棍山作出了道歉的姿態,但他的道歉缺乏真誠並具挑釁性,激怒了評論界。他說,自己的言論「在日韓兩國首腦會晤中引起一些不快,也在韓國人民中引起了誤解」,但尾山拒絕收回他最初的言論。尾山的嘴並不僅僅給他帶來這一次麻煩。早在1990年,他曾把非洲裔美國人比做妓女,他們的到來毀壞了整個社區,為此,他被迫辭去了法務相的職務。

                             關於教科書的爭議

  日本教育弊病中最危險的恐怕是日本通過教科書審查制度故意隱瞞有關二戰的重要歷史信息。

  幾乎是從一出生開始,日本的孩子們就得在難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拚命尋找自己的立足點,努力攀上頂峰,頂峰就是進入早稻田大學或是東京大學。在日本,有名的小學擁擠不堪,為的是讓孩子進入好的中學。在那些中學,孩子們要從早上9點學習到下午6點;為了確保升入有名的小學,好的幼兒園也是擠破了門檻;為了給嬰兒一個進入好的保育所的"門票",日本甚至出現了特殊的產婦病房。

  但是,儘管日本因"考試魔窟"而聞名,然而,他們的在校生從二戰中學到了什麼呢?

  非常少。事實就是如此。日本的整個教育體系患有一種選擇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這樣的教育:裕仁天皇的軍隊應為二戰期間至少200萬名盟軍士兵和亞洲平民的死亡負責。在90年代初,一個報紙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話,這位老師的學生在學到日本曾與美國交戰時十分驚訝,這些學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誰贏了?

  為什麼會這樣?在日本,中小學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須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日本的批評家指出,社科類課本要經過最嚴格的審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個標準歷史書中把有關二戰的內容刪去,使這本原本數百頁的書只剩下6頁,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國轟炸東京的照片,一幅廣島廢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戰爭死亡人數的統計表。至於日本給戰爭對方造成的傷亡、日本的戰爭暴行,或是強行將中國及朝鮮犯人送往日本勞動營的內容,這本書則隻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戰鬥者的努力,這種審查制度恐怕還不會改變。1965年,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將日本政府起訴。這一案件是一場持續30多年的法律鬥爭的開始,並取得了成千上萬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凡是見過家永的人,無不為他的贏弱而感到驚詫。這位年過八旬的禿頂老人走路顫顫巍巍,說話聲也很小,但他體內卻蘊藏著對工作堅強有力的意志。

  家永試圖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殺的材料,但文部省卻干預了他的行動。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書手稿中寫著:「在佔領南京之後,日軍馬上殺害了無數的士兵和平民。這一事件被稱為南京大屠殺。審查官員對此評價說:」這種描述會使讀者理解為:在佔領南京後,日軍馬上開始單方面屠殺中國人。這段話應當修改,以免讓讀者做出如此理解"。

  最後,儘管家永反對,這一段文字被改為:"中國的武裝力量進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戰鬥中,日軍佔領南京並殺害了無數的中國士兵和平民。這一事件被稱為南京大屠殺。"作為對家永與文部省關於南京大屠殺觀點的妥協,這種說法可能使教科書審查官們感到滿意。不幸的是,這種說法根本不是真實的,因為它暗示著南京大屠殺是發生在中日軍隊酣戰之時。

  審查官還要求家永刪去有關日軍強姦行為的描述,他們聲稱:「在人類歷史每個時期的每一個戰場上,侵犯婦女的事都在出現。鑒於對日本軍隊的尊敬,這一問題無須提及」。

  「侵略」一詞也成了忌諱。審查官認為,「侵略一詞包含著不合乎道德的涵意」。文部省還對家永試圖譴責日本戰時行為的努力大為光火。家永是這樣寫的:「這場戰爭被譽為『聖戰』,日本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和野蠻行為都完全被掩蓋了。其結果是,大多數日本人民無法瞭解真相。他們沒有選擇,只能與這場狂妄的戰爭積極合作。」文部省基於這樣的原因將該段刪去:「『日本軍隊的野蠻行為』和『狂妄的戰爭』這種表達方式是對二戰中日本處境和行為的片面指責」。

  1970年,當家永三郎打贏這場官司(東京地區法院法官杉本良吉作出裁決,教科書審查不得超出糾正事實及印刷錯誤的範圍),極端分子向律師、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脅要殺害他們,同時,流氓們還在家永的門外敲擊碗盆,大喊口號,令其不得安寧。警察不得不護送家永及其律師由秘密通道出入法庭。

  在1948年獲過一次獎之後(他承認,那時自己是個「政治聾人」),家永三郎一直被頒發歷史學科國家獎的官方委員會遺忘了。但是,這位歷史學家卻在歷史中為自己贏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努力受到了世人矚目,引發的國際輿論迫使極度保守的日本文部省有了某些變化。到了80年代,法律訴訟事件和政治行動主義開始達到高潮。1982年,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對南京暴行歷史的歪曲成為日本一大熱點,並引發了一場國際外交危機。日本4家主要的國家級報紙在頭條刊登關於這一問題的消息。中國和韓國的官員們也提出正式抗議,指責日本試圖將其侵略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為在年輕一代中復活軍國主義打下基礎,但是,日本教科書委員會卻試圖為自己辯解,他們告訴記者:「用三到五行字描寫南京暴行,而只用一兩行字提到蘇聯或美國對日本的暴行,是不公正的。」

  最後,教科書爭論的公開化產生了兩個後果。其一,日本文部相籐尾正行引咎辭職,他曾瘋狂地維護文部省洗刷二戰歷史的政策。其二,文部省內部已更深刻地意識到南京大屠殺是不能再被忽視的。但是就在籐尾辭職前,日本防務委員會還準備了一本極右的歷史教科書,該書是這樣概括南京大屠殺的:"南京的戰鬥非常激烈。據報道,在南京被攻下之後,日本軍隊殺害、打傷了很多中國士兵和平民,因此引起了國際上的批評"。

  當然,教科書審查之事至今還未結束。目前一些日本官員正致力於縮小屠殺的規模,而不是徹底否認屠殺的事實。1991年,文部省的審查官命令教科書作者刪去所有教科書中關於南京暴行中國人死亡數字的資料,因為當局認為這些數字缺乏足夠的依據。3年後,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將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在一天內殺害的人數從2.5萬人減至1.5萬人。該教科書的初版中,摘錄了一份日記中的統計:在一天中「消滅」了25,000名戰俘。在文部省的壓力之下,教科書出版者做了讓步,將日記中的摘錄縮短為:「佐佐木部隊消滅了15,000人。

                              學術界的掩蓋手段

  日本學術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說,此事過去時間並非久遠,還不值得去進行歷史研究或是讓歷史學家去評判日本的錯誤。一些人甚至對批判日本戰爭罪行的作法表示憤怒。(有人激動地說,"我們究竟要為我們犯過的錯誤道歉到什麼時候?)

  其他一些學者則充當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還與日本保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聯手,共同壓低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及死亡之數字。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籐岡信勝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歷史和二戰史上的其他方面內容,……進行了狂熱的行動。在其煽動性的聲明中,……認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遠遠低於中國人所聲稱的數字;南京大多數死者是游擊隊員,不是平民;日本軍隊的亞洲性奴隸,或稱"慰安婦",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將那些婦女得到的經濟賠償比做是:"摸彩票中了獎,還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對這些婦女的道歉,並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刪去與他們有關的內容。

  在日本,對南京暴行進行嚴肅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傳統的學術界之外的人進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記者等等。工廠工人小野憲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開始採訪附近的一些農民,這些人曾於南京暴行期間在若松師團服役。小野是個單身漢,因為工廠每次輪休有36個小時,他又沒有家庭責任,所以有時間全力投入這項工作。據報道,6年以後,小野已經訪問了大約600個家庭,採訪了200人,從30多本日記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與7個人的談話做了錄音。他的一些發現發表在《金曜日週刊》週刊上,被讚譽為是第一個完全採用日本本國的資源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研究的成果。或許小野最後會就南京大屠殺出版一部重要的書,但與此同時,他卻生活在可能會遭到報復的陰影之下。由於擔心成為日本右翼狂熱分子的襲擊對象,小野甚至拒絕拍照。

                             自願承擔的審查

  日本審查制度破壞教科書的行為不僅是僅僅由政府做出來的,媒介為了保護自己,也運用了審查制度。私人機構的自我審查微妙而詭秘,難以使人察覺,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審查制度更為陰險。 

  日本的電影發行商在電影《末代皇帝》中對南京暴行的鏡頭所作的手腳,明確地說明了日本自我審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電影發行公司從伯納多·貝托魯奇這部關於溥儀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寫南京暴行的鏡頭。貝托魯奇知道此事後,當然十分憤怒。他說:"在未經我授權甚至沒有告知我的情況下,日本發行商違背了我的意願,將'南京暴行'的全部鏡頭剪掉了。他們還對新聞界說,我與製片人傑裡米·托馬斯早就打算肢解這部電影",貝托魯奇聲明:"這種做法完全是錯誤的,令人厭惡。"

  貝托魯奇的強烈抗議迫使發行商們馬上恢復了被剪去的鏡頭。發行商為他們的行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電影發行公司的負責人久保谷,為該公司行為造成的"混亂和誤解"道歉,他解釋說,他的公司只是認為影片中南京的鏡頭"太驚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說,"剪這部影片是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沒想到它會成為這麼大的問題"。該公司另一位發言人,齋籐告訴記者,剪去這些鏡頭是"出於對日本觀眾的尊敬"。一位日本的電影評論家中根猛彥分析認為,決定剪去這些鏡頭是源自於發行商的膽小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暴力威脅。這位評論家告訴記者,"我相信這部電影的發行人和許多劇場主是擔心右翼組織會在劇場外鬧事,"他還說:"一些這樣的人還在認為,日本在中國和二戰期間的行為是聖戰的一部分"。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辯論

  日本有勇氣寫關於南京暴行的書的人,常常面臨冷酷無情的攻擊。這裡以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史教授。1966年,為了調查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他訪問了中國。後來,他出版了幾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聞》的一名獲獎記者,他打破了日本新聞界反對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禁忌,分別於70年代和80年代訪問中國大陸,採訪倖存者。他的調查結果首先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後來彙編成書。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結論:在1937-1938年間,日本士兵在南京殺害了大約30萬人。 

  他們兩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惡毒攻擊。對洞富雄和本多進行惡毒的一個批評者是鈴木明,他是一個極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為"南京大屠殺的假象"的文章中攻擊洞富雄和本多的調查結果。鈴木指責說,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編造出來的,沒有足夠的原始資料能證明大屠殺,南京的暴行是一個"假象"。根據他的文章而編纂出的書獲得了《文藝春秋》的非小說類文學作品獎,並從日本的文藝批論家那時獲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氣可嘉"的美譽。當洞富雄發表了一系列反駁文章時,日本許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鈴木明一邊,為他辯護。 

  另一位批評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稱是松井石根的門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針對洞富雄的書,名為《"南京大屠殺"的編造》,書中使用了松井的戰時日記。為了指責本多傳播"敵人的宣傳",田中說,與歐洲或中國不同,"在日本全部歷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預謀的系統性地謀殺的例子"。他寫道,這是因為日本人與西方人和中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篡改者們尾隨之,田中也參加到對洞富雄和本多的攻擊中。右翼作家渡邊省一為田中的書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擊本多,認為本多"不僅往當時的日本官員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積罪行。 

  兩個陣營間很快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邊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們組成的開明的"屠殺存在派",另一邊是由鈴木和田中領導的保守的"屠殺假象派"。開明派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調查結果,保守派則在右翼出版物上寫文章,如《文藝春秋》、《諸君》月刊等等。開明派要求日本政府為其在中國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則認為道歉是對老兵的侮辱,是外國對日本國內事務的干涉。 

  頗具意味的是,當篡改者們親自研究這一問題,以求獲得攻擊"屠殺存在派"的彈藥時,他們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努力卻事與願違。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的一個聯誼會"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員用目擊材料來證明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令"屠殺假象派"沮喪的是,許多"偕行社"的成員確認了南京大屠殺的細節,並做了令強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過去是松井手下軍官的一位成員估計,在一名參謀長官的命令下,大約有120,000名戰俘被殺。後來無疑是迫於壓力,這位軍官把數字改為"不少於幾萬人"。但他的證詞攪亂甚至改變了這次調查的目的,偕行社雜誌的一位編輯在系列文章的結束部分寫道:"如此規模的非法殺人沒有任何借口可講。作為一個曾與舊日本軍隊有關的人,我必須向中國人民深致歉意。" 

  最令保守派尷尬的事情還在後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歷史雜誌《歷史與人物》發現,新出現的松井石根的日記竟有900處錯誤。其中多數是蓄意改變原始文獻,這一醜聞令日本各地的歷史學家感到震驚。更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改動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宣稱自己是對扭曲歷史行為最堅定的批評家的田中正明。 

                                     恐 嚇

  東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開承認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極端情況下的日本恐嚇體系的絕好例證。1987年,當東史郎成為第一位公開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時,他引起了一場轟動。在去南京參加大屠殺50週年紀念活動前夕,東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接受了報紙和電視記者的採訪。結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評和死亡的恐嚇。為保護自己,東史郎從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個小村莊,他還在房子裡準備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噴射器、鎖鏈等等。

  對於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來說.他的麻煩是開始於一次提問。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襲擊珍珠港47週年的日子,市議會中的一位共產黨員向他詢問對天皇戰爭罪行的看法。當時,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國停止節假日活動,哀痛昭和時代的結束。本島均回答說,通過閱讀國外關於戰爭的記錄,加上自己當過兵的經歷,他認為天皇對戰爭負有責任。他的話立即引起了反應。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員們和自民黨地方黨部要求市長收回所說的話。但本島均拒絕了,他宣告,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

  為了迫使市長屈膝投降,本島均的對手們發起了一場騷攏和恐嚇的運動。自民黨員們不僅撤銷了他在該組織中的顧問資格,還成功地說服了縣知事拒絕同市長進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組織甚至聲稱要殺死本島均。1988年12月19日,24個極端民族主義團體開著30輛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車,在長崎市遊行,叫囂著要把本島均的死作為對他的"神聖的懲罰"。兩天後,在長崎遊行的團體增加到62個,裝著高音喇叭的卡車增加到82輛。來自無數保守組織的代表,包括靖國神社團體賽的代表,都呼籲彈劾本島均。裕仁天皇死後不到兩周,1989年1月7日,一個右翼狂熱分子從背後向本島均開了槍。子彈打穿了他的肺部,但這位市長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刺殺行動使全日本的極端分子激動不已,他們當中很多人聲稱,這二行為不過是對本島均"神聖的懲罰"。
 

 

 
 
 
 

 

 


 
 
 

 
結語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戰爭中無數野蠻行徑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頭一個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而將其用於威脅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後,日本又發動其軍隊開始屠殺,從上海到南京,然後發展到中國內地。

  雖然日語中沒有一個詞等同於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日本天皇政府卻批准了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人工滅絕的政策。其中最殘忍的之一是在中國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槍光、燒光),因為在那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對日本人進行了猛烈和有效的鬥爭。一位沮喪的日軍上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瞭:「我從上級那裡接到命令,這裡的每個人都必須被殺掉。」

  這項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發動了以趕盡殺絕中國華北農村所有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一些學者認為上百萬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帶,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朱爾斯·阿徹認為,當時在這一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中國流血的世紀》的作者R.J.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殺害,死者數量也將接近100萬。

  為對付中國人,日本人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物武器試驗。因懷疑中國村莊幫助了在1942年4月東京杜裡特空襲中的美國飛行員,日本人對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進行報復。在可以降落轟炸機的地帶,他們屠殺了25萬中國平民,還破壞了方圓2萬英里的所有中國機場。像所有在戰爭中遭到踐踏的地區一樣,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襲。我們已經知道,日本飛行員在如上海、寧波和承德這樣的大城市播撒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霍亂,痢疾,傷寒,瘟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瓶子投進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裡。日本人為傳染中國平民和軍人,還在食物中摻雜了致命的病菌。他們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乾扔在露營地附近,引誘飢餓的中國農民;在成千上萬中國戰俘被釋放前,日本人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害和副傷寒病毒的蛋卷。 

  最後的死亡人數統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間。R.J.拉梅爾提供了較為保守的數字:有3,949,000人被殺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數百萬人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藥試驗而死於飢餓和疾病。如果這些死亡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可以說,在對華戰爭中日本人共殺害了900萬中國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像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為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佔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的士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為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著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洩。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長官施加的一切,那麼中國人也必須接受他們選擇的一切暴行。

  學者們認為,侵華暴行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日本軍人對中國人的鄙視--這種鄙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灌輸形成的。如果說中日兩個民族種族不同的話,日本人和中國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許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獨特性受到了威脅)。儘管這樣,皇軍中許多人把中國人看做是低於人類的人種,對他們來說,殺中國人就像踩死臭蟲或殺豬一樣,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壓力。事實上,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爭期間,各個級別的日本軍人時常把中國人同豬相提並論。比如,一位日本將軍告訴一位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完全不同。你認為中國人是人,而我認為他們是豬。」在南京,一個日本軍官把中國俘虜十人一組綁在一起,把每一級推進一個坑裡,然後燒死他們。這位軍官為自己開脫罪責時解釋說,他在殺人時的感受同他殺豬時一樣。1938年,一個名叫東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記中揭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人(中國人)的命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給暴力冠以神聖的光環,使暴力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必要性,這種力量絲毫不亞於在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那種驅使歐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講演中,一個日本將軍說:「每一顆子彈都必須充滿帝國的風範,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的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中國的使命是否正義。一位曾參加過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說,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使命。當一位當地的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他毫無疑問地回答:「天皇。」有一個比上帝還高大的東西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認為戰爭,甚至包括隨之而來的暴力,能夠最終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當做達到勝利的必要工具,這個日本的勝利能夠幫助所有的人,並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那些無情地毆打學生和士兵的老師和軍官身上,他們在毆打時堅持認為這全是為了愛護。

  或許正是松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日本侵華行為時總結了這種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對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與敵人戰爭,而是去撫慰(被打擊的)兄弟。」後來,他又談起入侵中國: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相信這種戰鬥是幫助中國人進行反思的一個途徑。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憎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正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為了使小弟行為端正,不得不嚴責他。 

  不管戰後歷史的進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將永遠是人類的榮耀之中的一塊污跡。但使這塊污跡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為這個故事寫下一個適當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為一個民族,還在試圖埋葬南京的受難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葬於地下,而是要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在這種無恥行為的掩蓋之下,由於很少有人試著記錄並為公眾系統地描述,南京大屠殺目前在西方幾乎無人知曉。

  本書的初衷是從日本顛倒黑白的宣揚者的貶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為南京數十萬死難者的無名之墓寫下銘文。它是一部對人性陰暗面的個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之一是:人類的文明是多麼淺薄。也有人認為日本人是非常邪惡的--他們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但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瀏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說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了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為可怕的殺人機器。

  從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大屠殺中強權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歷史上大屠殺的人已經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的強權才會製造像南京暴行這樣的慘劇。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殺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爾(democide是他杜撰的術語,包括了種族滅絕和政府進行的大屠殺),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甘暴行的系統、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1834-1902,英國歷史學家。--編注)的一句話概括這個令人難忘的研究:「強權殺人,絕對的強權絕對地殺人。」拉梅爾曼現,一個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強權,它就越容易因其領導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陰暗的衝動驅使,向他國政府發動戰爭。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眾多暴行,如果不是難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專制制度發展的結果,是由軍隊和皇族控制的強權驅動整個民族,實現少數擁有大權者的病:目標所導致的。

  我們還有第三個需要汲取的教訓,它或許也是最慘重一個教訓。它存在於人們在接受屠殺上那種可怕的悠閒之中,它使我們大家都成為難以置信的惡行的被動的觀眾。當年,南京的暴行曾佔據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時,大多數世人卻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暴行的反應竟與最近人們對波黑和盧旺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萬的人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慘死去的時候,全世界只是在看著CNN的新聞,袖手旁觀。或許可以說,由於戰剛屠殺十分機密和迅速,美國和其他國家沒能及早地阻止納粹黨人的「最後解決」,直到盟軍士兵解放了集中營,親眼看到那裡慘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開始接受有關報道的真實性。但對於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殺,我們沒有這樣的借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上,凡乎我們每個人的起居室裡也曾天天播放著波斯尼亞的暴亂。顯然,只要罪惡離我們遠得不足以對個人形成威脅,人性中一些扭曲的東西社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絕為他們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絕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更有甚者,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在世界歷史中塗抹掉這一事件。要瞭解這種不公正的程度,人們只須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政府在戰後的賠償就一清二楚了。雖然僅金錢本身不能使死難者復生,也不能磨去倖存者痛苦的記憶,但至少可以說明罪孽的元兇究竟是誰。

  作為賠償,德國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億德國馬克,還要在2005年賠償200億德國馬克。如果把所有的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產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特別問題最後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家戰爭損失的賠款,這些共計1240億德國馬克,折合600億美元。日本人則幾乎沒有為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賠償。有一個時期,就連瑞士都拿出數十億美元補償戰爭中受到損失的猶太人的帳戶,而許多日本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是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家從未做過任何應當賠償或是道歉的事。他們還詭辯說,他們的政府被指責所犯下的許多暴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確鑿的證據不過是中國人和其他辱沒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政府認為所有的戰爭賠償事宜都已被1952年舊金山和平協定所解決了。但讀一下這個協定就會發現,問題是要擱置到日本經濟條件好轉之後再進行解決。協定第五章14款規定:「日本應向各盟國進行賠償已是共識。但是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有目共睹,所以,須等其經濟復甦,再向各國的所有損失和痛苦進行徹底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時期最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僅躲避了賠償的責任,還從美國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從美國的敵對國成為經濟強國和競爭者。現在,亞洲人民十分關注日本人中軍國主義抬頭的跡象。在裡根當政時期,美國幫助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引起了許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戰爭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賓外交部長、普裡策獎獲得者、二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的副官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更容易成為歷史的受害者"。他對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爭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個執著的民族,也很有頭腦。在二戰末期,沒人能想到日本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他們做到了。如果你給他們成為軍事強國的機會--他們將真的會成為軍事強國。"

  但冷戰已經結束了,中國正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迅速發展起來,其他曾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欺凌的亞洲國家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能夠同日本相匹敵。在今後的幾年裡,人們會看到針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積極的大跨步行動。美國社會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亞洲人。與他們密集於科技領域聽父輩們不同,年輕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擴大在法律、政治和新聞業中的影響--在北美歷史上,亞洲人很少在這些領域涉足。

  從我開始寫作本書到脫稿期間,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現了大量關於南京暴行以及關於慰安婦、日本用戰爭受難者進行醫學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舊金山的學校正計劃將南京的暴行納入課程表,華人地產商也已規劃了建立中國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美國政府已開始對社會活動家的要求作出反應,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面對戰爭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戰犯的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為其戰爭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為一項提案,不久將會進入美國眾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同人權活動家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豪戰俘,要求日本向戰爭受難者正式道歉和賠償。

  迫使日本政府面對其戰時政府罪行全部事實的運動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對官方否認戰爭暴行的行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躍的日本人認為,如果日本想在未來得到周邊國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須承認過去。1997年,日本復交友誼協會(一個民間團體。--編注)發表了以下聲明:

  在過去的戰爭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負,它侵略其他亞洲國家,給許許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帶來了苦難。在19世紀30年代前後15的歲月中,日本一直發動著對中國的戰爭。持久的戰爭使數千萬中國人成為受難者。在此,我們真誠地為日本過去的錯誤道歉,請原諒。 

  當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他們可以繼續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戰爭當做「聖戰」,而日本的戰敗僅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或者同本民族過去的殘暴行徑決裂,認清這樣的事實:正是因為日本戰敗,它才無法將其可怕的「愛」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這個世界才變得更加美好:如果當代日本人不採取行動去堅持真相,歷史就會給他們帶來如同其先輩一樣聲名狼藉的危險。

  對於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僅在法律上有責任,更在道義上有義務去承認。至少,日本政府應當向受難者發表聲明正式道歉,並賠償浩劫中的受難者。更重要的是,要將大屠殺的真相教育給將來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還期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併合上自己歷史上污跡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話,這些早就應該做到的工作對日本十分重要。
 

 

 
 
 
 

 

 


 
 
 
 
中譯本出版後記 



  本書是一本以檔案和口述資料為基礎的新聞體優秀歷史著作。原書是用英文寫作的,有大量的人名,特別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姓名。日本人姓名完全是羅馬字拼音,要譯成日文漢字,除一些著名人物外,有些名不見經傳的人名,翻譯起來難求準確;書中中國人名又多系按廣東方言發音譯成英文,現在要再還原譯成按普通話發音的姓名,除一些知名者外,難度更大。基於此種技術上的原因,原書中有「致謝」一篇,文中有大量無法查考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姓名,如果按原文照錄或音譯留存,對我國讀者意義不大,因此只好略去不譯。此外,儘管譯者和編者盡力做了查考工作,譯文中難免仍有姓名譯名不準確處。以上情況,敬希張純如女士和讀者見諒。
  本書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和分析其淵源,深入、全面、嚴謹,是極有史料價值的著作,對提醒世人勿忘這次亙古未聞的空前慘劇,起到「前事不忘,後世之師」的警世作用,我們在翻譯時除略去個別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評論性詞句外,均全文照譯。
  本書編者和譯者對作為華裔美國人的張純如女士所表現的強烈的正義感、嚴肅的職業責任心和華夏子孫的民族親情表示欽佩。廣大讀者讀過此書,當會人同此心,與我們同感。
  參加本書翻譯工作的有:
  孫英春(序言、導言、第九章、第十章)
  徐藍(第一、二、四章)
  王一禾(第六、七、八章)
  魯靜(第五章)
  韓莉(第三章)
  孫英春還擔任本書統稿和部分校訂工作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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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大屠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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