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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

    作 者 小 傳    
    大衛·葛根在公眾界已經活躍了三十餘年,他曾任總統的首席顧問、國家新聞雜誌編輯、著名電視評論員和教師。曾在白宮四位總統的門下供職。在尼克松時期,他負責演講撰稿小組;福特時期,他擔任特別法律顧問並負責聯絡小組工作;他在裡根時期擔任工作人員主任、聯絡處主任兼管新聞處和演講撰稿人小組;他還是克林頓的顧問。他一直擔任《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編輯、《麥克尼爾/萊若爾新聞時段》的特邀評論員、美國企業學院常任職員及杜克大學客座教授。現在他是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公眾服務的教授並任該院公眾領導中心主任。他也是《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客座編輯和《吉姆·萊若爾新聞時段》、美國廣播公司《午夜在線》節目的政治分析員。現住馬薩諸塞的坎布裡奇和弗吉尼亞的麥克萊恩。    
    前 言    
    我們極有可能正處在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的開端。    
    美國的兩種核心思想,即自由和資本主義,正在全球範圍熊熊燃燒。信息革命乃至仍處於襁褓中的生命科學,也呈現一派燎原之勢。美國有足夠潛力獲取巨大的利益。因為它已經在經濟、政治、軍事、科學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自古羅馬以來沒人能及。綜合這些因素,就足以帶領未來的幾代人邁上伍威爾遜總統所夢想的那遙遠而且陽光明媚的高地,在那裡,美國人民歡天喜地,高呼勝利。    
    但是進步並不是確定的或必然的,國家進步,大多視領導者的素質而定,而領導者中的翹楚就是,美國總統。    
    值得記住的是20世紀始於充滿著必勝主義的氛圍中之中。專家們曾展望未來,預見到人類向前進的無與倫比的契機。但是在過去的50年中,一個空前黑暗的時代降臨,人們捲入了最血腥的戰爭,還遇受經濟大蕭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球有29個民主國家,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只剩下12個。各國之間貿易萎縮,直到70年代才恢復到20世紀初的水平。    
    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拙劣的領導難辭其咎。英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方式?穴John Keegan?雪寫到,二十世紀的政治史可以從六個人的傳記歸納作結,他們是列寧、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小羅斯福和邱吉爾,其中四位是暴君。若不是羅斯福和邱吉爾重整西方民主國家,文明也許就此終結。幸好,我們僥倖逃過一劫。    
    每位就職於政府、公司、職業團體、或是非營利機構的人員都知道領袖的作用至關重要。小阿瑟·施萊辛格指出1931年某個晚上溫斯頓·邱吉爾在紐約橫過公園大道時,他看錯了來車的路,被一輛小汽車撞倒,幾乎喪生。14個月之後,富蘭克林·羅斯福也幾乎喪生,一位暗殺者朝他乘坐的敞蓬車開槍,卻使坐在他身邊的芝加哥市市長性命垂危。倘若邱吉爾和羅斯福真的遭遇不幸,歷史是否會重新改寫?著實另人難以想像!就像施萊辛格指出的那樣,我們無法想像由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或哈利法克斯來領導英國,或者由約翰·南斯·加納指揮著盟軍走向勝利。在危急關頭,一國家領袖的品質具決定性的影響。    
    有些人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信息時代的到來,美國總統的重要性已經逐漸減弱。的確,總統的某些權力已經轉移給其它人,而且,大體來看,這些權力移交還是積極有益的。    
    但總統仍是民主的核心。擔任著這個職位的那個人,他或她將會實踐著國家的夢想,激發以持久和強大潛能為後盾的國家活力的惟一一人。一般說來,我們老百姓不太關心華府的動靜。但是我們有與政府同舟共濟的時候。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喜歡把我們的民族看作是一支西行的馬車隊,人們聚在一起,各盡所能。    
    如果我們將要迎來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那麼我們未來的總統們能否發揮他的智能至關重要,那能幫助我們穩步向前。他們必須努力使這個世界走出一條穩步向前發展的道路,他們得與國內的一國政治或經濟的孤立主義較量,因此會引發美國在海外勢力的憤怒;他們必須能嫻熟地去推動經濟發展,他們還得隨時關注時代的落伍者是不是在生活中獲得了均等的機會;他們必須不但在美國,而且在地球上成為好的乘務員;他們甚至得對可能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科技發展問題做出艱難的抉擇。    
    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的總統應該知道他們該如何掌舵——他們要具備個性、理想、政治手腕和組織才能。有人相信領袖人才是天生的,而非後天打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許多優秀的天才領袖,如邱吉爾、兩位羅斯福、甘地、曼德拉、梅爾夫人、小馬丁·路德·金,他們骨子裡就散發著領袖的天才。他們每一位都大量地從他人的經驗中學習和汲取了很多東西。自我勵練和瞭解過去,對多數領導人來講,是他們踏上征途所不可缺少的準備。    
    這本書旨在提供幫助。對於任何美國公民而言,能在白宮服務是莫大的光榮。我十分有幸服務於四位總統。其中三位是共和黨人:理查德· 尼克松、傑勒德·福特和羅納德·裡根,另一位是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此外,我也有機會在喬治·布什首次競選總統時為他工作。吉米·卡特卸任後,我曾與他共事。    
    我並不想把一本個人回憶錄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努力把我所瞭解到的總統的領導藝術呈現給大家。書中是我在白宮任職期間從幾位總統那裡得到經驗、教訓。在最後一章,我將以審視的態度總結出主題,推出七條基本訓誡。在此,我們主要探討的是總統的領導能力,我深信這些結論也適用於其他職場。    
    我把我自己零散的、片片段段的故事匯總到一起,這樣讀者便會瞭解我的創作背景。我們以尼克松的白宮歲月為開頭,並把它作為切入點。雖然我當時職位是最低的,但我很榮幸能直接為總統服務,並與他的繼任者關係密切。其間經歷許多起伏,我有幸能為幾位總統服務,我一方面克盡職守,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他們為履行權力所進行的鬥爭。    
    我的聲明:    
    我不能承諾這本書的見解是原創的,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瞭解的來自於我與他人共享的經驗,或是來自那些仁慈、樂於給予他人以指示、並充滿著友情的良師益友。在很長時間裡,我們中的很多人逐漸達成了相當的共識,我把這種共識寫入書裡,我不是炒作新聞,而是希望能夠透視四位總統的政績洞悉總統或是其他的領導人如何發揮有效的領導職責。    
    樂於搜尋小道消息或獵奇於人身攻擊的讀者也許會放下這本書,這本書不是言情小說,不是透露內部齷齪私語的市井小報,它也不為幾任總統打分。或許為尋求公正,我巧妙地提出了某些告誡。    
    讀者將注意到,本書中總統總是被稱為「他」,總是與男性氣概相關,因為迄今為止,美國總統一職還是掌握在男人手中,但我希望,我們很快能選出第一位女總統。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是落後的國家,成功的女總統更能提升大眾生活的質量,達到我們難以想像的境界。    
    在此,我提請各位注意,書中的對話不是逐句的引用。我沒有記過白宮日記,我所做的就是盡我所能,重現當時那些對話,所依據的是記憶、檔案以及出版的資料。如果我誤錄了某人的誤話而導致不良結果,我致上深深歉意。至於我不太確定之處,則省略了引號。    
    我嘗試著用善意去描寫我所熟悉的總統們。因為這本書旨在幫助他人,有時我感到自己是被迫說出他們在公務活動中的偏差,或是被迫描寫總統領導能力中的個人缺陷,但是當我不得不這麼做時,我依然尊敬他們,努力公平地寫出他們在行使職責時所表現出的堅強和大氣。    
    我們的文化節奏之快,已不容許我們對不在總統的各個方面都進行指責與批評。我所認識的這六個人,從尼克松到克林頓,都是愛國者。他們深切地關注著國家的命運,他們中有人犯過大錯,但他們全都在奮鬥,為開創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奮鬥。如果他們沒有卓著的業績,我們將不能享受今天的和平,更不能有機會享受璀璨的未來。    
    我們這些被有幸給予特權在白宮任職的工作人員有著特殊的義務,來記住我們為其工作的這些總統們的豐功偉業。1970年,離開尼克松班底的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在告別白宮時闡述了他的想法為那些竭盡全力在白宮效力的人指明了方向:    
    「很多人相信像很多人一樣,我相信,相信總統從就任的那一刻起,他就是美國的希望……美國是世界的希望,我便是其中一個。在擔任總統的那一時刻起,他就是美國的希望。好好為他效力,為他的成功而祈禱。要懂得他在哪些方面需要依靠你,要努力去理解他的思想。對於我們這些在這幢樓裡與他共事的人們來說,也許只有經歷才能夠使我們懂得這些。    
    


理查德·尼克松1莎翁筆下的原型(1)

    以理查德·尼克鬆開頭寫一本關於領導藝術的書似乎欠妥。近代總統中沒有哪一位在任期間受到過對手的如此多的攻擊謾罵,也沒有哪一位在離任後又遭到了歷史學家們諸多的指責非難。1996年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邀請36位歷史家根據總統們的全面表現按優劣排序,結果他們把尼克松排到了最後,與他並列的還有兩位聲名狼籍的失敗總統尤利西斯·S·格蘭特和沃倫·G·哈丁。尼克松因其在水門事件中的罪行將永遠不會被人忘記,也許永遠也不會得到原諒。1974年8月9日,隨著他的辭職,國家長期的混亂局面也就此告終。尼克松是惟一被迫辭職的美國總統。    
    20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議員鮑勃·多爾去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燒烤晚宴,他看到三位前任總統正坐在台上,他們是福特、卡特和尼克松。「快請看,」他面部沒有一絲表情地說,「都說看不見魔鬼……也聽不見魔鬼……天啊,魔鬼就在那兒!」其實多爾是尼克松長期的擁戴者,而且在尼克松葬禮上致悼詞,非常令人感動,但他也沒放過機會去抨擊他的過錯。他深請眾多美國人的內心世界,他們也需對我們的第37任總統做出公正的評判。多年來對他的攻擊,罷免他的職務,用漫畫對他辛辣的諷刺,再加上他自身的過錯,這一切已經在人們心裡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最近,國家檔案館公佈了尼克松1971年的私人談話錄音,當時他對五角大樓的洩秘事件氣憤至極,錄音長達445小時。他對於其屬下的評論,拿任何標準去衡量都顯得過火,甚至是拙劣。他把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說成是「他媽的膽小如鼠、說話拐彎抹角的傢伙」;把眾議院當時的民主黨領袖蒂普·奧尼爾說成是「徹頭徹尾的鴿派,品性不端的私生子」;尼克松大聲吼叫著:「最高法院是個大災星。搞了個老天巴地的傢伙,穿著黑袍子,他是個傻瓜,瑟古德·馬歇爾是個大傻瓜。」對了,還有那個佈雷南,被罵成了信奉天主教的傻瓜;法官波特·斯圖爾特是由艾森豪威爾任命的,也被他罵成「啞巴」、「懦弱的私生子」而且已經被「華盛頓喬治城的傢伙們給弄得暈頭轉向。」    
    更糟的是,他是個反猶太論者。他曾對他的辦公廳主任鮑勃·霍爾德曼抱怨說:「猶太人遍佈政府的各個角落,他們大部分都不忠誠。」後來,又向霍爾德曼發出命令:「我要你去查一查猶太人介入的所有敏感問題。」他接著對鮑勃說:「當然也有例外,但總體講,你不能信任私生子,他們會攻擊你,我說的對嗎?」尼克松談到被懷疑將五角大樓的文件洩漏出去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時,揭示了他的一個情感根源:「順便提一句,我真希望,他不是猶太人,可我錯了。……很多人認為希斯是,他可能有一半血統,但從信仰上看,他不是。只有這兩個人不是猶太人!政府中一半都是猶太人,他們讓我們下地獄!」    
    這樣一個人在領導藝術方面能給我們什麼教益?其實教益甚多。他的很多經驗教訓足以讓社會進步,道德風尚提高,有些故事還提請領導人警惕不要將自己摧毀。如果讀者不吝惜點點時間,仔細讀來,你就會發現許多教訓都應引以為誡。    
    理查德·尼克松是我30年的社會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具魅力的人物。我們在白宮為他工作的人都覺得很難把他看透,尼克松的演講撰稿人雷·普賴斯後來就自己的感受寫成了一本書,他把邱吉爾評價俄羅斯的話用在了評價尼克松身上。邱吉爾說:「那裡是謎中之謎。」尼克松是「神秘」、「奇特」、「最古怪的人」,這樣的字眼在尼克松前任助手們的回憶錄中隨處可見。然而,那些描寫他的人,可能曾與他共事,聽他私下裡講話,目睹他做出決定,他們都會得出一個相同的結論:尼克松也是一個宏高偉岸的總統。我也認為如此。    
    尼克松的一個側面至今仍然鼓舞著大批的公務人員,它不是水門事件中的那一面,也不是錄音磁帶裡的那一面。近年來,他對於猶太人的評論公諸於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前任猶太籍顧問第一個站出來為他辯護。這位已經辭世的赫伯特·斯坦說,他從尼克松那裡得到的只有極大的尊重和友情。萊昂納多·加門特指出尼克松在政府部門任命了大量的猶太人,如艾倫·格林斯潘和比爾·薩菲爾。加門特是前任華爾街律師,他幫助尼克松籌劃1968年總統競選,並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他。查爾斯·克勞斯阿默也贊同加門特的看法,並認為尼克松不但是「孕育著仇恨的沸騰的大鍋」,而且是「刺穿了妄想與恐懼的人。他找到了通向中國的大門,緩和了局勢,促成了武器控制時代的到來,這是靈魂稍微懦弱的總統力所不及的。」    
    美國人看到尼克松不對公眾敞開自己的心扉,人們只能通過他的工作對其做出大部分的評判。對比爾·克林頓,他們也這樣評判。目睹尼克松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還多的政治生涯,大多數人認為他是一位強有力的領袖。尼克松在白宮首任四年結束之後,於1972年獲得了60%的支持票,是有記載以來的第二位總統。他以絕對的優勢再度當選,獲得1800萬張選票,創下了歷史的最高記錄。除富蘭克林·羅斯福這位20世紀政壇上的巴布·魯斯(魯斯,即喬治·赫爾曼,人稱「巴布」,美國著名棒球手,參加過十次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保持54個聯賽記錄,有「全壘打魔王」的稱號,1936年被列入棒球名人錄。——譯者注)以外,只有尼克松在國內的五項競選是由他所在的黨提名的。他曾經三次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兩次為副總統候選人。    
    任何一位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選中贏得了廣大的美國民眾的支持,又抓住了民眾的普遍思想的人都可以得到諒解。《時代》週刊至少56次用他作封面人物。雖然華盛頓永遠也不會樹起理查德·尼克松紀念碑,但是當他在1994年謝世時,也就是被迫辭職20年後,廣大民眾流露出無限的傷感,這足以說明他是帶著數百萬人民的尊敬走進墳墓的。全世界人民仍然紛紛湧向他的紀念館,造訪他的出生地——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博林達。他的傳記作者宣稱20世紀有四分之三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尼克松時代」。他能與羅納德·裡根和約翰·F·肯尼迪齊名,堪稱美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作為一名領導人既能攀上巔峰,之後卻落入低谷,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傳奇故事。尼克松經歷了這一切,而後又把這一切拋到了腦後。他後來抱怨說,他不過是犯了一個不光彩的錯誤,實際上是他的敵人摧毀了他。「是我把利劍交到他們手中,他們用它刺透了我的胸膛!〞他向大衛·弗羅斯特怒吼著。後來的比爾·克林頓也可能說出同樣的話,因為他也是個受害者。但尼克松、克林頓都十分清楚,是他們自己摧毀了自己。    
    尼克松的故事提供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原型素材。對於未來的領導人來說,這裡有很多的經驗教訓可以吸取。我不想假裝說我瞭解整個故事,因為那時我並不是一個每天都可以與他傾心交談的朋友,而是一位年輕的、最普通的白宮工作人員。但是尼克松的確教給了我很多作領導的藝術。    
    被薦英烈▲當學生們知道我二十幾歲就開始在白宮工作之後,他們反覆問我一個問題:「你是怎麼進到那兒去的?」    
    大多數的要人從正門進入白宮西翼,新員工走旁門,而我是從壁櫥裡開始我的白宮生涯。    
    20世紀60年代末在海軍服役時,重新給我安排了工作,把我從遠東的艦艇上派往華盛頓做案頭工作。越南戰爭使數以千計的年輕人應徵入伍,當時圍繞義務兵役制體制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尼克松白宮政府想加大力度實施改革。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我從前的室友喬納森·羅斯是尼克松的年輕助手,他和其他一群普通官員就要去為義務兵役部新負責人柯蒂斯·塔爾做顧問。喬恩給很多人打去了電話,其中包括我。因為已經在船上服役兩年,我很願意去那裡。於是海軍把我派到了義務兵役部。    
    撲通!我就到了以前從未在此工作過的這座城市的中心,距離白宮只有兩個街區,兩年來受的窩囊氣立刻煙消雲散。塔爾和我們的工作小組立即行動。有一天早晨,喬恩打電話問我能否到他在西翼二樓的辦公室去一趟,他囑咐我說行動要保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就是塔爾也不能告訴,因為他想讓我談談對義務兵役制的真實看法及對它的修改意見。    
     這是我第一次去白宮。那天下午,我被秘密地領到喬恩的辦公室後不久,他的秘書敲門說:「喬恩!柯蒂斯·塔爾要來這兒見你。」我心頭頓時一陣恐慌。這時喬恩說,要是我現在出去,塔爾能撞見我。辦法待有一個:「你得躲到我的壁櫥裡去!」    
    「天啊,喬納森,我躲到壁櫥裡去?」    
    「我們別無選擇。不過別著急,你只要在那兒待五分鐘。」    
    這樣,我就躲進了壁櫥!    
    我發現白宮裡的很多壁櫥比想像得要大,我躲進去的這個有燈,還有電話。但是裡面很冷,是難以想像的冷。也許是命運在捉弄我,偏偏那個柯蒂斯有說不完的話。他和喬恩談了大約一個小時。我站在那裡要凍僵了,直想上廁所。於是我悄悄地拿起電話,打給了喬恩的秘書瑪麗·史密斯:「瑪麗,你得想辦法把我從這兒弄出去。請你去跟喬納森說我要絕望了。」一會兒,她和塔爾走了出來。    
    喬恩覺得這是段難忘的插曲。通過管窺白宮的生活讓我感覺到,那樣的生活才是我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真正體驗到的生活。    
    1970年年低,我準備離開海軍,當時正想在位於坎貝爾希爾的北卡羅萊納州州立大學謀求一份工作,那兒距離我的家鄉德拉姆不遠。我的朋友喬納森這次又給我帶來了新消息:「總統剛剛任命雷·普賴斯作他的演講撰稿人小組的頭兒,雷正在物色一位助手,他人不錯,你為什麼不過來和他見見面?」喬恩向我建議著。    
    我與雷的會面輕鬆愉快。他在老辦公樓的西南角有一個巨型辦公室,它大得讓你能感到有鬼魂出沒,這種感覺要比在白宮西翼還要強烈。雷手中已經有了優秀的人選,我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適。我告訴雷說我在北卡羅萊納州長大,不認識任何共和黨人。念大學時,民主黨人特裡·桑福德任我們的州長,是他把我推向公眾生活。我自己最受益的一次經歷是就民權問題為他工作。1968年我把我的選票投給了漢弗萊,沒投給尼克松。說到這兒,我想我們的談話也許要畫上句號了,可是雷卻要談下去。    
    我告訴他我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忠實信徒,包括越南問題。20世紀60年代晚期,我在海上服兵役,我們的船正從日本出來,我從未受到國內動盪局勢的影響而變得激進,而且我個人認為仍要守住越南。他理應明白在國內的諸多問題上,我對於主要的問題都採取了溫和態度。在民權問題上,我是個自由派。尼克松在國內問題上的觀點要激進得多,至少比輿論界導向的要激進,這一發現使我又驚又喜。其實我並不像他身邊的帕特·布坎南等人那樣屬於徹底的保守派。雷對我作出的解釋是他希望工作人員中有代表著各個派別的不同聲音。白宮裡的很多人對於我的加入持反對意見,也有很多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已經加盟其中,有一些就是演講撰稿人。他告訴我,一切要比我預想得要好。另外,他選擇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    
    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雷,直覺告訴我,我可以把前途命運托付給他。20世紀60年代中期國內局勢比較穩定時,他是《紐約先驅論壇》社論版主筆,喬克·惠特尼任出版人。1964年,雷發表著名社論支持林登·約翰遜,反對巴裡·戈德華特。(戈德華特,生於1909年,美國政治家,保守的共和黨人,1964年參加總統選舉未獲成功。——譯者注)但是雷仍然是克制的保守派。他是最先加入到1968年尼克松選舉班子的大學校長之一,繼而成了這位新總統的知已、一面鏡子、一個強有力的筆桿子。    
    那天,我們越談越投機,談話結束時,他承諾說會再找我。如果我們共事,我們都能謹慎行事,我們倆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如果他對我的背景瞭解得少些,而對我架構文章不經意的習慣瞭解得多些,我想他就可能不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沒過多久,雷給我打電話,說我可以在他那兒工作一年,這樣1971年1月我到了尼克松時代的白宮。當時我們倆都沒預料到一年的期限能延長至三年半多,這段時光彙集了我成長歷程中最可寶貴的經驗。    
    


理查德·尼克松1莎翁筆下的原型(2)

    初識尼克松    
    我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見面時,他幾乎沒有注意我,但在我的心中,那次見面留下了寶貴的記憶。事情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時我是哈佛法學院的學生,正要去服兵役,心裡盤算著有朝一日是否還能回到北卡羅萊納或者到華爾街去試試運氣。當時尼克松暫時退出政界,因為他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失利,又在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慘敗,他去西部「療傷」,攻讀法律書籍,以便回來再戰。    
    尼克松要來坎布裡奇與學法律的學生見面,好為他在紐約的公司物色工作人員,消息一傳出,我們大多數人都勇躍參加面試。他的隨從進行了初選之後,只剩幾個人獲得了與尼克松本人單獨見面的資格。此刻他就在我面前——聲音低沉、狹長的面部輪廓、一雙捕捉別人心靈的眼睛。這就是尼克松!我們交談時,他的眼光掠過我的肩膀,投向電視機,電視正在靜靜地播放著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他讓助手與我繼續交談,自己看起電視來。    
    我們道別的時候,我旁敲側擊,「得分是多少?」我一語雙關地問。他善意地回答了我,然後又加了幾句忠告,後來證明他的忠告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要參加海軍,對嗎?別去律師總公司做律師,去軍艦上做指揮官吧,那樣你可以接受領導藝術的真正訓練,以後你會從中受益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議,高高興興地到一艘維修船美國阿甲克斯(AR-6)號上當了一名損傷預防員。後來證明,學習損傷控制技術為我在白宮未來的歲月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我是1971年年初成為尼克松身邊的工作人員的,當時他第一任期已經過半。我是隊伍中的第三梯隊,小人物,又沒有名氣。後來我發現共和黨人等級制度森嚴,不像民主黨那樣上下級比較融洽和富有開拓精神。艾森豪威爾曾教誨尼克松說:一個優良的組織從來不會證明領導人的領導效力,而一個癱瘓的組織每一次都將他置於死地。因此,尼克松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強有力體制,招募到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亨利·基辛格替他管理(尼克松本人不擅長管理)。自艾森豪威爾卸任後,霍爾德曼成了白宮的首任辦公廳主任,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分別掌管國內、國際事務(肯尼迪和約翰遜任總統期間,白宮沒有正式辦公廳主任。——作者注)。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已經把白宮管理得井井有條。    
    尼克松以冷漠著稱,不願與他的工作人員面對面交談,有什麼事希望他們寫成書面材料。林登·約翰遜在白宮的一部電話可以與60個人通過分機直接通話,而尼克松的那部只通給三個人,即所謂的「三套車」,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再加上忠心耿耿的管理助手羅斯·瑪麗·伍茲。他們也是享有「入室」權的人。德懷特·恰賓等幾位年輕的警衛人員可以經常出入於他的辦公室,因為他們在大選中曾與他同甘共苦。幾乎其他所有工作人員都必須等待總統的召見。    
    不過我覺得撰搞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寵。政策制定人員和政治顧問在進入白宮工作以前已經在相關領域工作多年,他們努力奮鬥以謀得一個官位,可其中的大部分人卻不能將他們的思想轉變成公文,這樣他們就希望有撰稿人在身邊輔佐他們。如果他們認為繆斯女神(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和記憶女神的九個女兒,每一個掌管不同的文藝或者科學。——譯者注)把文學創作的天賦給了你,即使二十八歲,沒有任何閱歷,他們也仍能邀請你去參加他們的會議。年輕時就做白宮的筆桿了,真叫人振奮。你不能左右歷史的進程,但至少能在這「拳擊場」旁邊有個座位,觀看其他人創造歷史。隨著時間的流轉,你還可能為歷史塗上一兩筆印跡。    
    雷·普賴斯並沒有打算讓我寫點兒什麼或編輯點兒什麼,那是後話。他給了我一項特殊的任務,這任務我喜歡。尼克松要創作班子派出一位代表參加他與內閣及國會領袖們一起召開的會議,就他的講活內容做做記錄並在創作班子成員中傳閱。他想利用這樣的機會驗證他的想法和點子,進而搭建他公開演講的基本框架。雷要參加很多高層會議,他忙起來的時候,工作常常堆積如山,於是找我替他,讓我在牆邊找個空位子坐下。我愉快地答應了,心裡想原來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不久我發現內閣會議遠遠不是我想的樣子,一切很難從這裡開始。尼克松早些時候在電視直播中自豪地將其內閣成員介紹給全國民眾,現在可得謹慎仔細地對待他們。尼克松的工作人員認為只有少數人是他們的堅實支持者,而其他人都已經「返本歸真」——他們已經加入到防不勝防的官僚主義陣營,因此,後者常常遭到白宮的白眼。尼克松總是敦促其內閣以強硬的態度推行他的政策,在政府職能中加大政治力度,可是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卻將大多數實權轉回白宮。內閣和國會會議涉及內容廣泛而且議而不決,其實重大決策都是在白宮內部制定的。    
    既便如此,那些在內閣會議室裡召開的會議、也給了我近距離仰視尼克松的機會,我為眼前的他震住了!他的副手說得對:這時的尼克松不像電視裡的那麼緊張、不自然,此刻的他真的是光彩照人。他談話引經據典,而且對查爾斯·戴高樂、溫斯頓·邱吉爾、吉田茂、李光耀都十分瞭解。如果話題轉入國內事物,他同樣非常熟悉伊利諾斯州或佛羅里達州的領導人的情況。不管是什麼問題,他都能將其實質挖掘出來。他從不張揚自己,他看得比別人多、知道得比別人多,因此外化得也就比別人多。直到克林頓入主白宮,我才見到了他知識上的對手。另外,他用他的知識指導實踐。他曾對他的工作人員這樣說過,他想成為馬鞍上的指揮者,不想為事件所左右。    
    不久以後,尼克松將在總統辦公室發表現場無線電直播演講,演講前要對他的講稿做較大的改動。他與他的新聞署署長羅恩·齊格勒在桌旁閱讀稿件,內爾·耶茨正在外面以飛快的速度辟辟叭叭地重新打著稿子,他是幾屆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我時不時給總統提出一些建議,又在他和內爾中間來回傳遞稿件。突然,尼克松的指責謾罵如狂風暴雨般襲來,這令我十分吃驚。自我離開海軍後,還從沒見到過脾氣這麼暴躁的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解地問齊格勒。    
    「別著急,」羅恩答道,「他就是這樣,在你面前他那麼講話是信任你。那是他發牢騷、出怨氣的方法。」    
    尼克松這般發脾氣,我沒碰到幾次,但是他在總統辦公室裡安裝的秘密錄音的副本公諸於世之後,這種情形在我頭腦中反覆多次呈現。他用的那些表示性質、特徵的形容詞根本未加處理。為了證明他在水門事件中的清白,他公佈了一些當時的錄音文字材料,這一行為恰恰產生了令人失望的結果。儘管很多詞語已經重新編寫,公眾仍為他們的總統以那種粗俗的方式講話而震驚。特迪·懷特指出:文字材料把他們對於總統浪漫的設想擊得粉碎。    
    那些公諸於世的錄音帶讓他名聲掃地,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因為年輕人從未見過他輝煌的一面。他們認為總統粗暴無禮,反猶太思想嚴重,他是個愚笨的小人。他們拿他的這些錄音文字材料與那些從肯尼迪檔案中精心選擇的材料加以對比,得出結論: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中表現出了果敢和穩重。作為領導人絕不可以以那種方式說話,就是在私下裡與其信任的人這樣講話也不行。哈里·杜魯門等九位早些時候的總統也曾使用種族歧視性的語言去攻擊黑人和猶太人,事實證明,至今他們仍未受到原諒。艾森豪威爾應該是尼克松學習的榜樣。斯蒂芬·安布羅斯說過,艾森豪威爾把他最骯髒的想法發洩到他的拳擊手套上。    
    我們應該正確地對尼克松做出評判。是的,他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眾多人的唾罵,遠比他應該受到的要多。多數人在白宮裡見到的尼克松是在許多場合都以崇高、鼓舞人心的方式指導其言、思、行的人。無論是在內閣會議室裡,還是在他辦公室裡,或是其他別的地方,我所見到的尼克松都是以其睿智在動態中揭開世界格局,講話極具吸引力,使人目不轉睛。不錯,他有時的確很吝嗇、很無情,他骨子裡還有欺騙性和操縱慾,那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做好本職工作所必備的素質。在過去的30年中,在美國舞台上還沒有誰在外交事務中表現得如此游刃有餘,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內。他離任後,每當國際局勢緊張時,後來我所認識的每一位總統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尼克松對此事是怎麼看的?    
    迄今為止公佈的錄音材料代表了尼克松最醜陋的一面。錄音系統是1971年安裝的,並全天候運行,當時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許有朝一日,我們能聽到展示他輝煌一面的錄音帶。念在歷史的公正、公平的份上,我希望如此。    
    隨著對尼克鬆了解的加深,我看到他可以在瞬間轉換面孔。我清楚地記得那是某一天的上午,我站在總統辦公室外的小接待室裡,等待著在他參加內閣會議前將一份文件交給他。他走出來,悶悶不樂、愁眉緊鎖、一臉刻薄相,嘴裡嘟噥了一聲便從我手裡接過文件。我本不想在黑黑的過道裡,走到他的前頭。我看到,他走了三步以後,挺起胸膛,向後拉了拉雙肩,堆起笑臉。就在步入內閣會議室的一剎那,他戴上了面具,「女士們,先生們,歡迎總統!」全體起立,響起了掌聲。    
    還有一件事,我們創作班子寫出一篇稿子,需要當天晚上9點鐘送給他。我們的稿子出來得太晚沒能趕上秘書處人員每天來取稿件的時間,所以我只好把稿子送到總統的住處,再由工作人員轉送給他。這位工作人員對我說不行,還說:總統正在打保齡球,他要你親自送去。打保齡球?在哪兒?我馬上想到了煙霧繚繞的保齡球廳和一雙雙俗氣的保齡球鞋。我不知道白宮竟然有保齡球廳。    
    在老辦公樓,地下室深處!那位工作人員說了保齡球廳的位置。順著他指點的方向,我開始在老辦公樓的「地下墓穴」和「迷宮」裡摸索前進,最後發現在很遠處有一個小門,它那裡面只有一條球道。理查德·尼克松,這位自由世界的領袖,一個人正在這裡打保齡球!他穿著皮鞋,熨燙整齊的白襯衫,繫著深色領帶,特工人員都不在。那天晚上,我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他看上去特別脆弱,特別孤獨,對於權力的追逐全然消失了。我心頭馬上浮現出那部詹姆斯·戈德曼描寫亨利二世的劇叫《冬之獅》。尼克松現在看上去像一頭受了傷的獅子。他有時堂而皇之,周遊世界,但又似乎總是在撫慰著內心巨大的創傷,令你退避;有時又像一個威武的帝王,甚至對來自叢林的沙沙聲都會暴跳如雷、大發脾氣。    
    尼克松在身體上和社會活動中也有笨拙的一面。他的手指有時極不靈活,幾乎撥不了電話。1971年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兒。羅迪·齊格勒為紀念總統生日安排給他拍照片,尼克松極不情願地同意在聖克萊門蒂沿海灘散步。聖克萊門蒂位於風景秀麗的加州,有「西部白宮」之稱,也是華盛頓的最好的「避風港」。照片上尼克松身穿防風上衣,深色的褲子……還有黑邊皮鞋,正在僵硬地走著。照片拿回來以後,他身邊工作人員那誠惶誠恐的樣子,可想而知!    
    有時,他說話時的表情與他身體的其他部分不協調。他講演時,把雙手做成球狀,然後說:「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然後他伸直他的手想表現強有力的人,這時話就已經到了「……去塑造這個世界。」出現了「時間差」。霍爾德曼說有一次尼克松命令把湯從國宴上撤下,因為「男人不喜歡喝湯」。可是總統的男僕馬諾羅·桑切斯道出了真相:尼克松一喝湯總是把它濺到馬甲上。在佛羅里達州的一長列汽車隊中,有一個警察從摩托車上摔了下來,尼克松充滿了同情之心,停下來去安慰他。那警察倒在地上,他想到的惟一一句話是問他喜不喜歡他的工作。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女兒翠西和朱莉是他的掌上明珠,尤其是朱莉,她好像是為數不多的能與他進行自然而不是理性交流的一個。有時他讓他的工作人員秘密與他女兒見面,捎去他難於親自交給她們的信。有時他甚至向妻子帕特發號施令,用白宮的名頭紙寫上「致:尼克松夫人,總統敬上。」在炎熱的夏日,他會坐在空調開到最冷的房間裡,壁爐中燃著枕木,這件事已廣為人知。他是個古怪的人嗎?勿庸置疑,是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了他的強大,也看到了他的弱點。儘管他很古怪,我們許多工作人員最後都很喜歡他,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理查德·尼克松1莎翁筆下的原型(3)

    雙面人生    
    我認為在公眾生活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明智地選擇你的上司。就我個人而言,我是極為幸運的。雷·普賴斯本人就是尼克松領導下的白宮的化身,而且達到了領導人應該具備的高標準。他看得出我年輕,急於求成,事實上是過於急切地要抓住機會。是他輔我成長。    
    那些日子裡,市民們給總統寫信、寫卡片、發電報,每週達4萬份之多。雷認為總統若能選擇其中的二十幾封閱讀會很有幫助,也包括那些持反面意見的信件,這樣他能更加清晰地瞭解華盛頓以外的廣大民眾在想些什麼,也許我們還能找到一些演講素材。聯絡部向雷報告說,他們先篩選,然後再給我們送來一大批。我的任務是閱讀來件,然後提交每週要呈給總統的樣本。這個工作比我預想的要有意思,美國人民向他們的總統傾吐心聲,他們在表達內心想法時並不遮遮掩掩,從社會保障問題到離婚等問題都想得到總統的幫助和指點。美國總統的確是一位父親的形象,至少那個時候是。私下裡,尼克松也是這樣看的,而且認為自己正在扮演著那個角色,他寫道:「每一天都有機會為他人做出讓他們難以忘卻的事。」    
    每週五晚上,我和雷坐在一起共同評閱我推薦的那些信件。信件自然引起了一些話題,我們談尼克松、白宮生活、還有世間的是是非非。我們的談話常常持續到後半夜,那時雷就會慢慢地給我講我們為之工作的那個人,告訴我他推薦進入白宮的工作人員,還有尼克松的成功對這個國家該是多麼重要。這是我從總統最信任的一位顧問那裡獲得的行為指南。    
    他說尼克松有閃光的一面,但是隱藏在公眾視線後的大部分是陰暗、暴躁的。在白宮內部,一場殊死的搏鬥正在展開,一方是那些為他的優秀品質所吸引的人,另一方是不擇手段地利用他的陰暗的靈魂的人。他告訴我說,我們的工作是強化他的正直的本性,要是他正直的品性抑制了邪惡的萌芽,他將獲得巨大的成功。    
    雷和萊昂納多·加門特、比爾·薩菲爾、喬治·舒爾茨、阿瑟·伯恩斯等人都認為理查德·尼克松有能力成為夢想著建立「永久和平」的政治家。他們是嚴肅認真的人,他們放棄了外面滿意的工作,因為他們認為尼克松就站在偉大的門口。對他們而言,尼克松是真正的偉人、天才、鼓舞人心的領導人。他正在為取得和平而奮鬥,他不是口是心非。    
    他骨子裡也有另外一面:沒有安全感,做事偷偷摸摸、暴躁易怒、報復心強。不過這些都潛在他的面具之下,若不是與他特別親近的人,幾乎不可能發現。尼克鬆了解自己,他認為在很多時候尤其是面對無數的敵對力量時,他需要狡詐,這樣才能保住權力。雷評論說,查克·科爾森和某些人以提醒他敵人正在門口要採取快速、殘忍的行動為名,輕而易舉地利用他的陰暗的一面。尼克松很容易就範,並猛烈地向他的敵人開火,既有真正的敵人,也有假想的敵人。雷警告說,如果是這一面最終佔了上風,尼克松將斷送他的總統生涯。這是一個可怕的預言,幾年後我努力回憶這個預言,以便分析比爾·克林頓的複雜性格。    
    比爾·薩菲爾在他的尼克松時期的回憶錄《垮台之前》中,用了一個類似但寓意更廣的比喻,他寫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做一塊多層蛋糕。外殼是保守派的,嚴厲、有尊嚴、行事妥當。」其下的第一層是一位「進步的政客」,想成為迪斯雷利式的偉人(迪斯雷利,1804-1881,英國政治家,1868年和1874-1880年曾任首相,為擴大英帝國的權力和範圍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譯者注)再往下是「無益的好鬥的人」,他自戀、自憐,卻不以自我為中心;再往下去是玩紙牌遊戲的人;又下一層是「陰險的人,常常帶著目的出擊」;再下一層是一個務實的人;然後是「旁觀者」,把自己看成是第三者;下一層是「一個有特殊勇氣的人」;最後是一個不合群的人。人們看到的只是他們想看的那些層,「可是整塊蛋糕才是『真實的』尼克松,其中還包括一些我沒提及的層面,因為我也不清楚。你想完整地去品味尼克松時,必須將所有層面都一起細細咀嚼,只在一個層面上品味是不夠的。」    
    比爾對於尼克松的深入洞察給了我越來越大的影響。我進入白宮工作的第一年,雷對於尼克松的比喻在我心中激起強烈的震動,在尼克松的靈魂深處善與惡不和協地一起共存。這就是那個真實的尼克松嗎?讀大學時,我曾經讀過莎士比亞對於理查二世悲劇性的描寫,國王走下寶座,成了內心光榮與失望激烈較量的犧牲品。著名的希臘悲劇和英女王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也有類似的警世故事,故事講的都是致命的弱點是如何毀了克裡奧、李爾王和阿伽門農的。可這些大都是神話中的人物,故事要追溯到幾千年以前。那個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惠蒂爾、其辦公室就在老辦公樓裡、離我們只有一廳之隔的人也在上演著同一齣戲嗎?    
    心理學家一直在研究存在於人性之中光明的和陰暗的層面,可是他們的書講述的是理論而不是現代總流任職期的領導能力。在現代生活中,太陽每天升起,陽光灑向人群,他們身穿外衣、繫著領帶從一個會議走向另外一個會議,寫下備忘錄,做出決定。我所認識的那位早期的尼克松看上去既有活力,又有大將風範,權力運用駕輕就熟。水門入室案剛剛發生一年,還有許多情況我並不瞭解,我猛醒:現場教育課才剛剛開始。將近30年的時光,終於清楚地證明,雷·普賴斯一開始就將尼克松看得無比透徹!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1)

    1993年初秋,尼克鬆去世前的六個月左右,他曾給我打過電話,他將回華盛頓,問我是否可以在他最喜歡住的普通賓館華盛頓環形賓館的套房裡與他共進早餐。那時我正跟隨克林頓總統在白宮工作。我欣然接受了邀請,並且想帶白宮辦公室主任麥克·麥克拉蒂一起去,尼克松同意了。    
    我們坐下來,尼克松有兩個明確的目的:一是想瞭解華盛頓發生了些什麼,以滿足他與生俱來的強烈的「求知慾」;更重要的是讓我替他給他的繼任者捎口信。我想他可真行,仍然為世界大事操心。    
    他告訴我們必須與俄羅斯保持牢固的經濟聯繫,這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話題。他暗示克林頓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煩,因為克林頓總統鼓勵他的妻子站在衛生健康改革的前台(「她在公開場合態度過於強硬。」)。然後尼克松把話題轉到了他最關心的問題,「克林頓在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問題上態度不夠明朗。」尼克松所指的是與墨西哥、加拿大簽訂的引起廣泛爭議的貿易協定,這個協定在國會也遇到了麻煩。「他看事偏頗,躊躇不前。告訴他有一些事情會比失去更糟糕,他應該支持自由貿易原則。」    
    後來尼克松特別強調:「如果他想知道為什麼必須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告訴他去讀一讀英國廢除穀物法「那能說服他。」    
    「廢除穀物法」?只有尼克松能從這個角度去思考該問題。19世紀,英國農民曾強烈要求保留穀物法,這項法律提出在進口的農作物上徵收高額關稅。取消穀物法的紛爭與論戰主要是就其對英國人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威脅展開,北美自由貿易區對美國的影響亦將如此。歷史證明在1846年英國議會取消貿易壁壘,不僅是進入自由貿易時代的轉折點,而且使英國大受其益,將其推向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尼克松的分析準確無誤,這就是他的特點。他喜歡閱讀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上偉人傳記以借鑒歷史,評點時局。    
    我與尼克松的最後一次談話使我回憶起在白宮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日子,也思考了長久以來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敬仰他的原因。在20世紀的總統中,除了伍德羅·威爾遜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尼克松是權力與領導的最虔誠的門徒。威爾遜,美國惟一具有博士學位的總統,在華盛頓立足以前曾經寫過關於國會和總統權力的條款。雖然尼克松所受的正規教育並不多,但是他誠懇地向政界人士學習,作為一名教友派信徒,他接納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甚至還請求過在威爾遜的麾下謀個一官半職。    
    到20世紀70年代,有關資料已有半數公開,學者們並沒有正確評價他,尤其是對他進入軍界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喬治·馬歇爾手下任職時,他是否刻苦攻讀領導藝術、是否是個足智多謀的人頗有微詞。弗雷德·格林斯坦出版了《總統的另一面》之後,艾克名聲大振。尼克松有曾在艾森豪威爾手下學習的優勢,輪到他做總統,他試圖把艾克的頑固與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這種嘗試至今倍受青睞。卸任很長時間以後,在他最好的一部書《領袖們》中,尼克松仔細探討了領導藝術的秘密。    
    尼克松的悲劇在於他不能達到他自己所制訂的標準,他知道強大和行之有效需要什麼品質。他常常攀上巔峰,卻不能在那裡停留,是他內心的某種東西把他拉了下來。他的最後失敗告訴我們這些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應該吸取的教訓——積極自信是實施領導不可或缺的品質。    
    兩年中,我主要是向普通議員學習。共和黨1972年年會在邁阿密召開在即,德懷特·蔡平組織了一個計劃小組,邀請我加入。他告訴我,「常規會議的文件由你負責。」做起來可不比聽起來那麼容易。我要在大廳裡協調所有的會議發言,保證在有限的時間內人人都有機會,又互不衝突。那時最具挑戰的事兒是要確保演講言簡意賅,內容清新,以吸引與會的大量聽眾。    
    我發現現代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精心包裝,這一點沒有比尼克松團隊做得再賣力的了。為了增加趣味,有人幫助我聯繫到鮑比·霍普的喜劇作家們,我邀請他們來到邁阿密,他們中的兩個人住在邁阿密的一家旅館裡,與我們會議直播車保持隨時的電話聯繫,當他們在電視上看到轉播實況時,就想出插科打諢的笑話,然後由我或者是其他人迅速地把他們的笑話傳給下一位即將上台的講演者。納稅人的錢被用得實在是高明,果然這次年會在電視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競選結束,尼克松贏得了他所期望的一邊倒的勝利。令我吃驚的是,雷·普賴斯想辭掉講演撰稿人和研究組長的職務,他想以白宮「哲學家」的身份留在白宮,尼克松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一旦有大型的講演,雷還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雷請我接替他的工作。    
    這個建議讓我有點兒受寵若驚,那些天賦極佳的筆桿子們將向我匯報。作為一個團隊,我們將對尼克松下個任期產生重大影響。我所負責的部門總共有50人,包括作家、分析家、管理助理和通訊記者。我曾想過在大選後回北卡羅萊納老家,但這次機會我可不能錯過,我已經30歲,非常渴望有機會向上發展。    
    在尼克松任職期間,我負責演講撰稿和研究小組工作,這是一個由精英組成的部門。在他的第二任期內,我也升了一級,由初級官員升為中級官員,我負責政策小組、日程安排、運籌以及相關活動,我們大多數人一起經歷了水門事件的噩夢,並結成了終生的朋友。還遠不止這些!我現在的工作可以經常接觸總統了。雖然我從未成為尼克松的心腹,但他還是像對其他人一樣,握著我的手,教我政治遊戲是怎樣在高層縱橫捭闔的。    
    在尼克松身邊工作的日子裡,我目睹的是他閃光的一面。在水門事件發生以前,尼克松是美國最好的總統之一,他所度過的在野歲月、他鋼鐵般的意志、他對歷史的感悟、他的個人魅力吸引了眾多男女為政府工作。他又以其特有的方式錘煉官員,這些足以讓我們明白他是個好總統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親眼看到戰略眼光是他成功的核心。    
    我首先強調他正面的品質,這也許不夠客觀,既然已判有罪,我「伏法」。對尼克松幫助我開始政治生涯,我至今心存感激。我相信對其他人來說,瞭解他錯在哪裡很重要,但我仍希望在我的字裡行間能表達對他的尊敬。我們只有逐步瞭解他的堅強毅力,才能完全瞭解尼克松,讓我們逐條來瞭解他吧。    
    在野歲月    
    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有大約六千萬美國人投票。尼克松比肯尼迪少11萬9千票,以不足1%之差輸給了肯尼迪。有人會問,如果尼克松1961年當選美國總統的話,會比他1968年成為總統做得更好嗎?沒有人知道答案,在輸掉了第一次競選後,尼克松想到,他做事一定要更有效率。    
    那次競選失敗後,他仍然熱衷於競選,並立即制定了兩年以後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計劃,這使他的政治生涯充滿活力,並且為他1964年勝出肯尼迪奠定了基礎。但是加利福尼亞的選民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在他的名下稍微遲疑了一下,選民主黨人帕特·布朗為州長,使他競選受挫,看來他徹底失敗了。    
    但是事實證明政治上的失寵對他實則塞翁失馬,他臥薪嘗膽,積蓄力量,6年多的時間裡,在政治上落魄時,他可以有機會在知識上充實自己,這是今天的政治家很難做到的。比如,克林頓沒有為自己暫時脫離政界考慮一下個人的發展而付出了代價,林登·約翰遜也是如此。他們在沒有弄清楚自己應做什麼之前,已經國事纏身,克林頓現在就是這樣。    
    當然,尼克松以前也沒有時間自我反省,從他在35歲那年成為新的國會議員到他第一次遇見阿爾傑·西斯再到20世紀60年代他在兩次競選中遭到失敗,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他對自己家人不很瞭解,對自己則瞭解得更少。他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始於1961年,在兩次競選間,他花了約10個月的時間去寫關於他生活的書。《六次危機》幫他懂得他是怎樣一個人,他在哪方面做錯了,以及他該如何為執政做準備。寫赫魯曉夫那一章,他後來回憶到,他在洛杉磯一家旅館裡待了6天,每天工作14小時,一天的飯都是送到房間裡。這次寫作時間匆忙,和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的關於艾森豪威爾六個重大決定有些類似。但是他的書非常暢銷,成了他提高個人素質的重要時期,一直持續到他1969年入主白宮。    
    人們發現在他在野的日子裡,他不但沒有閒下來,而是盡力瞭解國際事物和權力的運轉。他訪問四大洲、觀察形勢、調研各國興趣和動機、擴展他的接觸面。尼克松的一生是自律的一生,他花大量的時間去閱讀,記錄下他的思想。慢慢地他對國際事物更具有敏銳、客觀的洞察力,這為他任職總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離開白宮以後,他曾回憶離開總統寶座的那段時光是他一生最富成果的日子。其他國家政要紛紛想要傚法,尼克松為此感到十分驕傲。「戴高樂離開政壇、阿登納在獄中和在寺院裡、邱吉爾在野、在梵地岡圖書館裡,他們都有一段反思的時間,而且效果不錯。「我發現我最有價值的時間就是在做副總統和總統之間那段日子,那時,我能從政治事態中心退一步,更慎重地審視過去和預見未來。」這些話是他在1982年寫的。他印象非常深的是當邱吉爾和戴高樂受到反對並失去權力時,他們利用這段時間寫出了很好的作品。因此,當尼克松在1974年辭職後,轉向寫作也就不奇怪了。這是他找到的可以作為補償的方法。    
    尼克松喜歡誇大他的「在野」主題,因為這件事使尼克松和其他的偉人有共同之處。20世紀60年代,當他聽說戴高樂認為他很有領導才幹時,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戴高樂認為他也「穿越了沙漠」。我們很難斷言尼克松與其他政治家一樣在野期間收穫巨大,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20世紀20年代曾與小兒麻痺鬥爭,在政界傳為鼓舞人心的佳話。歷史學家說羅斯福的自我磨礪使他成為一位強者和領袖。如果尼克松像富蘭克林一樣,因個人受磨難變得成熟,水門事件就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如此,尼克松的故事揭示出一條重要的經驗:在野的歲月讓人直面現實,但如果以它作為個人成長的機遇,就有可能成為通往嚴肅的領導風格的橋樑。在他在野的日子裡積累的東西,反而有助於他成為領導者,就像阿諾德·拖因比描述的那樣,這代表著「撤退和反攻」。約瑟夫·坎貝爾也寫道:「這是英雄的歷程。」邱吉爾、戴高樂、甘地、羅斯福,是的,還有尼克松,他們都發現了這一真諦。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2)

    鋼鐵意志    
    1974年夏天,尼克松的總統位子變得不穩,我和其他隨從者陪他前往中東。途中我們在薩爾茨堡住了一晚,第二天尼克松感到左腿疼痛,白宮醫生發現他得了靜脈炎。「嚴重的話,血栓會堵塞腦部。」在他辭職兩個月後,事情果然如此。醫生建議總統把中東行程縮短一半。    
    醫生離開後,尼克松把白宮負責人羅裡·沃克叫了進來,「這次訪問非常重要,把行程延長一倍。」    
    當我們聽到這件事時,認為他簡直不要命了。在啟程之前,他想也許會有刺客暗殺他,這樣可能是結束他生命的最好方法。但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發現他對待疾病的態度恰恰反映了一個強者的品格:面對病情的惡化,他從不畏縮。意志堅強是他鮮明的性格,也是他政治上的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是一個不屈不撓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的這種堅強的品質是什麼因素形成的,也許是因為兒時的不幸?他的兩個兄長英年早逝,童年時他的家境十分窘迫。還是由於他早期競選進入眾議院和參議院,競選遭受挫折?這使他名譽掃地甚至被人認為是個騙子。也許是他在政治上歷經艱辛和磨難挫敗了阿爾傑·希斯?還是由於他生活中的曾有過多次危機與失敗?也許是他天生固執的脾氣或者確切地說是由於他盲目自信?也許是由於這一切造成他今天的性格特點,但不管是什麼造就了他的性格,他的確是我在政界中所見到的意志最堅強的人,當然他也為此而驕傲。在水門事件中他曾告訴我們:「最堅硬的鐵是在最熱的火中打造的。」    
    在尼克松傳記《我們的一員》中,《紐約時報》前專欄作者湯姆·威克講述了尼克松早年遭遇的個人危機的故事。尼克松39歲時,已在眾議院干了四年,在參議院也有兩年的經歷,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選擇他作為副總統候選人並做競選夥伴。艾克認為這樣的提名能安撫黨內塔夫特派,(塔夫特,1857—1930,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譯者注)該派認為他們的人應該得到多數票。但艾克錯了,他根本不瞭解尼克松。    
    秋季,競選一開始,《紐約郵報》刊登令人震驚的消息,指控尼克松秘密將競選贊助的錢用做行賄基金,並且中飽私囊。尼克松確實有一筆基金,但是他的基金來路正當,根本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然而誹謗卻接踵而來,報道把人們激怒了。艾克也對自己提名的人選動搖了。尼克松從未受過如此沉重的打擊,輿論的壓力要求他退出競選。他決定舉行電視講演,澄清事實真相。    
    事件發生三天後,艾森豪威爾終於打電話給尼克松,尼克松沒有受到對方的鼓勵,艾克告訴他命運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尼克松有種被拋棄的感覺,他非常憤怒,便回敬了艾森豪威爾一句,「遇上這樣的事兒,要麼你拉屎,要麼你就離開茅坑,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優柔寡斷麻煩不斷。」    
    尼克松前往南卡羅萊納州,在那兒他與長時間擔任他顧問的默裡·喬蒂納會面,為他的實況轉播講演做準備。在他們就要出發去攝影棚的前一小時,共和黨兩次提名的候選人湯姆·杜威親自打來電話:「艾森豪威爾的高級顧問剛舉行了會議,要我向你轉達他們的決定,他們的意思是請你通過今晚的廣播向艾森豪威爾宣佈退出競選。」    
    杜威和他的同夥認為他們已經發出了最後通牒。尼克松當時不過是一位資歷不深的年輕議員,這道命令是由政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通過美國知名人士直接發出的,「趕快滾蛋吧!」尼克松肯定會在午夜時分滾蛋。但是他們真的錯誤地估計了這個人,尼克松非常氣憤,「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想知道答案,他們最好聽廣播。……告訴他們我也懂什麼是政治。」    
    尼克松決定一切按他與喬蒂納一起研究的策略進行,沒有辭職,沒有把自己的命運置於艾森豪威爾的手中,他讓觀眾給共和黨委員會發電報、寫信,給他提出下一步行動的建議。他沒有徵得包括杜威和艾森豪威爾在內的任何人的同意,將自己的財產狀況公諸於眾,並且建議所有的議員也應該這樣做的。可艾森豪威爾不願意這麼做,艾森豪威爾非常驚訝,尼克松的還擊使他陷入困境。據某些人說,艾森豪威爾最後也沒完全原諒尼克松。    
    事實證明,尼克松是懂政治的。半個世紀以後,人們再看那場互不相讓的演說,一定會感到苦澀和乏味,然而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尼克松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觀眾人數之多創那時觀看政治節目之最。共和黨總部收到大量信件、電報,懇請尼克松繼續競選。艾克平靜地接受了這一事實,該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一位重量級政治家巧妙地利用傳媒的力量,左右了國家的局面,這一點尼克松是會永遠記住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支持者們看到他兩次站出來面對這位諾曼底登陸的英雄的壓力和共和黨的壓力,他贏了,這就是他的勇氣。    
    在以後的日子裡,關於尼克松意志堅強的例子不勝枚舉:1956年,艾克幾乎把他排除在第二次競選外,他卻表現得非常沉穩持重;1958年,他與妻子帕特去拉丁美洲,在利馬他勇敢走近憤怒的反美學生;在加拉加斯,他幾乎被一個暴徒槍殺,1960年,當他以微弱的差距輸給肯尼迪時,沒有要求重新查票,但有充分事實可以懷疑在伊利諾斯、得克薩斯選票有假。他表現得非常大度。這些描寫在任何一本關於他的書中都可以看到。    
    在白宮,我所見到的尼克松是一個雖遭受打擊卻百折不撓仍舊昂著頭的尼克松。尼克松所受到的打擊比包括克林頓在內的任何一位總統都要嚴重。私下裡,他不拘小節,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自哀自憐。在公眾面前,他從來不這樣,即使是在他辭職向我們發表告別演說時,也沒有表現出這一面。我們在白宮東廳聽他那感人的演講,在草坪上他揮手告別,他依然鎮靜自若。雷·普賴斯在其回憶錄中捕捉到了那一刻,他把那倒霉的一天中的尼克松描寫成「一位被打敗的卻是將戰役進行到底的戰士」。名聲雖然失去,他的尊嚴依舊。    
    美國人非常尊敬擊敗挫折也能接受挫折的人,他們從來沒有把尼克松當作英雄,尼克松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英雄。他們發現尼克松不能給人安全感,報復心強,但他們又看到了尼克松內心的堅強,很多人認為這恰恰是一位總統領導國家時所必須具備的。人民是正確的。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3)

    感悟歷史    
    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是哈佛教授,曾為肯尼迪、約翰遜工作過,於1969年進入白宮,擔任總統國內事務顧問。尼克松曾稱讚他學識淵博,內心世界豐富。經尼克松要求,莫伊尼漢給他推薦一些值得一讀的書目,尼克松立即把它們找來。他在凌晨兩點左右醒來,就會閱讀羅伯特·布萊克寫的迪斯雷利傳記,試圖借鑒英國歷史上最傑出領導者的成功經驗,治理當代美國。尼克松經常和我還有其他人談起那部著作,至今我的書架上還存有那本書和尼克松推薦的其他幾本書。    
    尼克松認為,歷史是領導的僕人。他從以下三個方面汲取歷史經驗: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要高屋建瓴、讓聽者明白他所處的有利地位、找準一個行動的榜樣。    
    尼克松花費很長時間閱讀外國領導人的傳記,他也記錄下來他的前任的有關業績,分析他們的偉大品質,以評估他自己如何達到這些標準。他培養自己的洞察力,提高指導能力,當然更注意磨練信心的恢復力。私下裡,他經常與他的三位高級顧問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共同探討美國、歐洲歷史事件中的經驗教訓。基辛格負責處理越南戰爭引起的國內混亂局面,尼克松對他說他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十分棘手,僅次於林肯總統當時所遇到的問題。林肯總統的麻煩是他讓別人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之中。霍爾德曼在他的日記裡寫道:「尼克松是這樣評論的:在紐約的大街上林肯部署大炮對付那些反對議案的人;內閣和他的意見相左;斯坦頓不願與他交流;他的妻子精神不正常,妻子的兩個兄弟代表南方去打仗,死於戰場。與林肯遇到的麻煩相比,我們的形勢非常好。」    
    尼克松還喜歡談論戰爭的經驗教訓。基辛格和他就曾經探討過二戰中德軍將領相對來說具有哪些優點,這個話題亨利感興趣。他也關注一戰中埃裡奇·魯登道夫大規模進攻所犯的錯誤以及麥克阿瑟在鴨綠江邊所做的錯誤的判斷。他會問:戰爭什麼時候講道德?他曾五次看電影《巴頓將軍》,並且鼓勵他人學習這位將軍的領導才能。他告訴霍爾德曼說巴頓「能鼓舞人心,讓人們向前衝。」這恰恰是一個領袖應該做的。霍爾德曼認為,這可真夠「直截了當」的。    
    艾塞亞·伯林認為,對歷史的總結是邱吉爾的天賦,對歷史的預測卻是羅斯福的才能。尼克松既不是邱吉爾也不是羅斯福,但是他通曉歷史,他在兩個方面都非常擅長。尼克松對這一點非常自信,他可以通過走過的路,預見前方的路通向何方,這對於一位領導人來說是無價之寶。    
    對華盛頓的新政治家來說,危險在於他們的生活從現實起步,記者也是如此。誘惑不斷,因為這個世界上到處流傳著熱鬧的小道消息。如果你能發現,哪怕是片片斷斷炙手可熱的「內部消息」,你就可以在最豪華的飯店就餐,甚至可以在有線新聞中上鏡。但是那些成功地掌握著國家命運的領導人們,雖然也生活在現實世界中,但大部分時間是在不勝寒的高處,那裡少了許多喧鬧的瑣事。正如羅納德·.A·.赫菲茨所說,一個領導必須「站在陽台上」,高瞻遠矚,這樣他才能行之有效地投身到紛繁複雜的行動中。沒有人比邱吉爾更熱衷於事物的細節,他豐富的歷史知識使他能站在高處,更清楚地看到事件的波瀾起伏,它們因何而起,又要如何發展。    
    尼克松一直習慣於以幾十年或幾百年的跨度審時度勢,所以他總是考慮工作的重點應是什麼。在《論壇》中,他認為在做出政治決策時,他不是要看明天報上的評論,而是後天的頭條新聞。當然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他過於關注,可以說是過分地關注後天的頭條新聞。但他關注媒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反響,這不僅僅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總統,也使他成為一位優秀的戰略家。他的遠見卓識超越現代的其他幾位總統,主要基於他對歷史的通曉和深入瞭解。    
    作為撰稿人,我們必須閱讀大量的書籍,尋找好的歷史素材,然後編排到講演稿中去,這樣會使他的講演更生動,更令人鼓舞。尼克松特別喜歡那些奠基偉人的話,像林肯、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對尼克松來說,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亞當斯要比喬治·華盛頓更重要,但是尼克松卻不喜歡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邱吉爾對他來說有永遠挖掘不完的好素材,當然,他也不會忘記戴高樂,他那裡也有取之不盡的材料。    
    尼克松曾經請雷·普賴斯編輯一本他喜歡的軼事,這樣他可以把它放在案頭。在玫瑰園裡等待迎接來自俄克拉荷馬的傑西夫婦時,有空翻一翻。我們立即編纂這本書,大約囊括了100則軼事,尼克松對我們編的作品極為驚喜。後來,我們其中的一位最好的撰稿人詹姆斯·C·休姆斯寫的一本題為《如何在短期內練出好口才》一書,裡面記錄了許多尼克松的軼事,至今我還把這本書推薦給那些年輕的撰稿人。    
    令人驚訝的是,今天的政治家不認為用歷史去說話能提高領導者自身的地位。儘管克林頓很聰明,他卻很少願意引經據典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繼任他的兩位總統候選人無一對此感興趣。可是,尼克松、杜魯門、羅斯福、林肯還有其他的政治家深知掌握歷史的重要性。    
    霍爾德曼在日記裡有這樣的記錄:一次吃早飯時,尼克松告訴議員代表團,迪斯雷利曾借用他競選對手的部分議程,擴大了投票權。在接下來的選舉中,被擴大進來但卻並不感恩戴德地拋棄了迪斯雷利,投了他的競選對手威廉·格萊德斯通的票。在場的人都笑了,尼克鬆解釋道,他只不過是想推行自己的改革議程(改革內容的一部分是借鑒民主黨的),希望選舉結果有利於他們。當總統以這種口氣和國會議員們談話時,他們覺得總統是以平等的方式在和他們交談,而不是高高在上。他們又覺得自己受到了重視。    
    尼克松與權威人士在談論過去時,更顯示出他的出類拔萃、技壓群芳。他知道如果他講述偉人的事跡,他的聽眾會認為他就是偉人。人們願意接近尼克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想要自己接觸歷史,聽尼克松講話對他本人來說是一種讚譽,對聽者來說是一種啟迪。這些故事很鼓舞人,但也令人傷感。它們在尼克松犯錯誤時,曾鼓舞他,使他變得堅強。曾有一段時間,尼克松彷彿成了命運的寵兒。    
    學習偉人們的人生業績,尼克松獲得了另一樣寶貴的財富:行動的榜樣。迪斯雷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也是值得學習的一個。這位19世紀晚期保守黨的首相,以提出選舉維新黨議程而聞名,在英國他有「福利國家之父」的美稱。迪斯雷利的領導拓寬了保守黨的基礎,形成保守黨自己的傳統。1969年尼克松吸收帕特·莫伊尼漢進入白宮作為他的兩個顧問之一,就是效仿了迪斯雷利。在以後,又提出了意義重大的改革建議,儘管一些議案沒有通過,但是大部分都通過了,像環保、癌症研究、工作場所安全以及教育方面。歷史學家梅爾文·斯莫的新著《理查德·尼克松的總統生涯》根據國內有關記錄,將其中一章定名為「迪斯雷利第二化身」,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尼克松尋找的榜樣也存在著潛在的危險,尼克松認為沒有人能像查爾斯·戴高樂那樣偉大。尼克松非常崇敬戴高樂在二戰中所領導的抵抗運動,不僅如此,當大多數人唾棄尼克松時,戴高樂仍舊十分尊重尼克松。20世紀60年代兩次競選失敗後,尼克松遍訪各國的首都。那時,他看上去像一個身無分文的破產者。當時各國政要都認為不便會見尼克松,尼克松被安排與一些低職官員和美國外辦人員進餐。戴高樂卻有敏銳的眼光,認為尼克松早晚有一天會成為美國總統。他熱情地迎接了尼克松,尼克松和妻子帕特一起被邀請到愛麗捨宮,當戴高樂預測他總有一天會站在美國的「最高位置」上時,他亦點頭默許。真誠比保持友情更重要,尼克松一直是戴高樂忠實的追隨者。    
    戴高樂確實有著非凡的影響力,他具有尼克松所擁有的同樣的優點:站在未來高度,審視當代的領袖們。尼克松尤其欣賞30年代的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法國軍隊中的一名中校,卻能預測到戰爭性質的變化。內燃機的發明將會改變按部就班的戰略,戴高樂在他的《未來的軍隊》中寫道,「這個機器將改變我們的命運。」在爭論馬其諾防線是否會有效地阻止德國進攻法國時,戴高樂是孤立的,然而不到十年,歷史就證明了戴高樂的正確。戴高樂給尼克松灌輸了這樣的信念:一位領袖,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白宮裡都必須把智慧和天才結合起來,以取得科學的預見。    
    戴高樂幫助尼克松看到了人們不僅有物質需求,他們還有更高的要求。領導者如果把群眾號召起來,就會引起革命性變革。無論在公共場合還是在私下,他經常引用戴高樂在法國抵抗運動時的那句話,「如果沒有偉大之處,法國將不能稱為法國。」像戴高樂一樣,尼克松也是位狂熱愛國者,他想賦予美國以更高的理想。1969年他就職時曾說,「我們鼓起勇氣去創造偉大。」1972年他再度競選時,曾號召美國人進行一場新的革命。雖然尼克松不能以戴高樂的方式鼓舞人們,但是在探索他自己和美國如何達到崇高的目標上,作為一位總統,他擴大了實現目標的視野。    
    模仿像戴高樂這樣的歐洲領導人也有不足之處,有時也許會鬧出笑話。一天白宮的衛兵們穿著尼克松指定的統一服裝進行操練,以示莊重,但看上去就像理想國中的國王衛隊。記者們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哄堂大笑,尼克松不得不迅速離開現場。制服沒被送到史密森博物院,而是捐給了大學的禮儀隊。可能還是吉爾伯特&沙利文品牌呢,誰知道呢?芽    
    另外一個嚴重的過失就是尼克松實行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的管理方法。戴高樂孤芳自賞,獨斷獨行。「這個國家,唯我獨尊。」路易十四曾經這麼說過,戴高樂也會這樣說。當他代表人民講話時,他對與他們融合在一起不感興趣。他不大關注政界人士、新聞界人士或其他有識之士。他自大自負,這不是幾個世紀前法蘭西的傳統,也不是現代的拿破侖的傳統,他不會輕易改掉他性格的這一面。人們很難想像像戴高樂這樣的領袖會在英、美受歡迎,因為他缺乏民主氣質。    
    對尼克松來說,效仿戴高樂只能使他更加暴露缺陷。尼克松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是一位孤獨的人,性格內向,很靦腆。他喜歡獨立思考或者與亨利·基辛格這樣的夥伴一起工作。他不欣賞政治的喧囂,實際上他也沒有深入到民主的領導藝術中去。尼克松遠離爭議,從來不致力搞個人關係網,而是恪守正統的民主政治傳統。他堅信行使權力與實際領導在本質上是一回事,但是在一個民主政體中,它們又是不同的。我們在下一章將詳細地解釋這一點,因為它是尼克松最後失敗的根源所在。    
    這裡的經驗教訓是什麼?歷史是領導人的無價之寶。人們應該聰明地借鑒歷史,尼克松當然從總統職位上學到了許多,如果不把戴高樂當作自己的榜樣,而能向代表美國最好的總統的特迪·羅斯福、威爾遜、艾森豪威爾學習的話,尼克松的政治生涯會走得更遠。他敬仰他們,但他卻選擇以戴高樂為榜樣,這真是幸事中的不幸。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4)

    保持神秘感    
    戴高樂把自己包裝在神秘面紗之下,迷倒了尼克松。他的秘密到底在哪裡?領導人怎樣才能讓普通人成為自己的忠實信徒?這對尼克松來說極具誘惑力,尼克松仔細研究戴高樂,直到他心目中的這位英雄去世後,他才在戴高樂1932年在法國軍事學院做的一系列講演中找到了部分答案。那時的戴高樂還未成名。這些講演部分被編輯成書,名為《利劍之刃》,該書是珍品,在美國很難找到,尼克松稱之為「領導手冊」,至今我還把部分章節推薦給學生。    
    戴高樂認為領導者「在下屬面前必須顯示出自信心,必須維護自己的權威。……當然,有些人骨子裡就散發出權威,有人說那是與生俱來的,那權威就像液體在自動流淌出來,卻很難說出它到底包含著什麼。」戴高樂解釋道,「權威高於職位、軍銜所帶來的權力,權威來自於別人對你的尊敬、對你的愛戴,它的影響力十分巨大。」    
    戴高樂認為,為了獲得這種權威,領導者不僅要具備偉大的品格,他還必須與公眾保持距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沒有神秘感也就沒有了威望,因為人們一旦對你熟悉起來,敬慕就會消失。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堂,對於自己親人來說誰都不是英雄。」戴高樂並沒有像其他的政客那樣,塑造一個虛假的自我,而是努力在公眾與真實的自我面前加大距離,從而提高了他在公眾面前的知名度,這一切做得那麼真實,因此增加了他的個人魅力。    
    如果哪位美國領導人效仿戴高樂過了頭,他就不能成為好的榜樣。尼克松告訴我,他是多麼希望能夠以戴高樂的方式召開新聞發佈會:一年兩次站在愛麗捨宮裡,在水晶吊燈下面,面對著千餘名記者,召開新聞發佈會。戴高樂身著軍裝,可以就他自己喜歡的問題單獨談上20多分鐘,然後回答問題。問題最多不超過三個,而且是他的新聞辦公室事先安排好的,然後他就可以大模大樣地離開房間。我想美國有半打兒總統喜歡這樣的風範,特別是尼克松、卡特、布什。但是尼克松卻說:「這樣做不對。」    
    沒有一個美國領導人願意像戴高樂那樣過隱居的生活,從互相謙讓的民主政治中退出來。戴高樂有如下精闢的觀點:他認為領導人對自己要有保留,應該給自己充分的空間並有時間思考,保留大部分的隱私。領袖不一定要在公眾面前製造或展示一個虛假的自我,誰自欺欺人,誰就會倒台。領導人必須真實地面對人民,就像他真實地面對自己一樣。    
    孤獨的人往往需要思考的空間,尼克松有時白天會躲進寂靜的書房,通常是在老辦公樓裡或者在白宮駐地樓上的書房裡,遠離橢圓形辦公室的繁忙事務和拘泥的禮節,這樣做他可以有機會去思考、書寫材料並對當天的事情作出決策。我們曾經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勸說年輕而且風華正茂的克林頓劃出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他這樣做了之後,發現做事更有效率。    
    必須承認,尼克松躲在老辦公樓裡時,也浪費了大量時間。他不是在思考,而是給霍爾德曼打電話叫他來閒談,一談就是四個小時或者更長,或者就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給他的下屬下幾道長達幾頁的指令(我認為最有趣的就是霍爾德曼給白宮副官傳達的一份備忘錄,是尼克松的指示:「總統希望保齡球員能夠前來,陪尼克松夫人和女兒翠西打保齡球,越快越好。」)。但是仍然不容懷疑,那些遠離政務的時光使尼克松做出了他任職期間意義深遠的決策。    
    從尼克松身上我瞭解到總統獲得私人空間,可以使其大受其益。在今天的療養政治中,政治領袖們有一種衝動,他們要在電視上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們對他們瞭解得太多了,他們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熟悉。克林頓在音樂電視上告訴我們有關於他內褲的事,這已經達到底線。許多人會告訴我們他們婚姻的原動力、他們子女的問題,以及當他們失去自己兄弟姐妹時內心受到的痛楚。選民們應該認清並評估他們所選舉的人的品質。可是電視上,政客們對其生活誇誇其談,失去了自己的尊嚴。應該像富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裡根那樣,保全和捍衛神聖的自我。    
    尼克松欣賞這一點,不喜歡作為總統而過多地拋頭露面。他要確保無論是助手還是新聞界都不能打探到他的私生活。他的妻子帕特從來沒有想要成為公眾人物,她也從未這樣做過。他的兩個女兒朱莉和翠西在他當選總統後,都舉行了隆重的婚禮,但她們都沒有成為名人。就像克林頓成功地把保護外衣穿在了切爾西身上一樣,尼克松對他的女兒也是這麼做的。每個人都從中受益。    
    自從在電視上發表了有關財政演講的那個晚上,尼克松認識到了黃金時段的電視威力。與其他總統相比,他在電視上出現在黃金時段的次數要多一些,6年內共有32次講演和新聞發佈會。他非常聰明地認識到不應過多地拋頭露面,他告訴我說:「在電視黃金時段露面,每年不應超過4次,但每一次都要奏效。」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尼克松說克林頓在公共場合露面過多了,大大降低了他的效力。他的觀眾在關掉電視。對於尼克松而言,領導人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懸念,這樣人們就非常想知道他就某個問題是怎麼說的。當然他不能完全預見未來,也不應該嗦嗦。    
    在外交事務中創造出神秘的氣氛也十分重要。鮑勃·霍爾德曼在他的論文集中寫到:一天,他們在海灘上散步,尼克松談及國際政治中的「狂人理論」,即如果其他的民族認為尼克松很強硬、愛報復,甚至有點瘋狂的話,他們就不會擋住美國的路。誰知道他下一個要打擊誰呢?傳記作者瓊·霍夫廣泛地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卻很難找到支持霍爾德曼的觀點的理論。但是作為下屬,我們瞭解尼克松有時故意做出一連串兒古怪的行為或者發出一些危險信號,好讓對手失去警覺。    
    有時我們覺得他做過了頭。1972年聖誕節,越南和平局面幾乎已定局,可尼克松這時非常殘忍地命令空襲越南海防港,致使群眾上街遊行,新聞界強烈抗議。這次空襲的時間過長,我們也擔心這樣會令無辜的人喪生,也許會斷送和平的機會。難道總統的行經已經過頭了嗎?但是後來證實我們錯了,尼克松的強硬政策使北越回到談判桌上來。我漸漸地懂得,鐵的手腕無論於內、於外都奏效。    
    這裡我們並不是要推崇政治領袖要在內在氣質上有癲狂的一面,但是國家需要有這樣的總統。有一個象尼克松這樣的總統有其價值所在,尼克松以好鬥著稱,如果受到侵犯時,他能舉起武器還擊。裡根命令對利比亞轟炸之後,恐怖分子的頭子艾爾·卡扎菲收斂了許多;布什對薩達姆·侯塞因進行軍事打擊後,儘管他仍然當政,但他不敢肆無忌憚地侵犯鄰國了;克林頓對巴基斯坦和蘇丹空襲後,恐怖分子似乎銷聲匿跡。這些美國總統,包括尼克松在內,都認識到在世界上的一些突發事件中,美國人態度模稜兩可,亦有助於和平。許多年來,中國大陸和台灣一直未通過海峽相互攻擊,它們不完全清楚美國人對此的反應是什麼。    
    近年來,有些批評家如奧利弗·斯通緊緊抓住尼克松不可捉摸的本性,把他說成一個酒鬼、變態的自大狂,對世界產生了消極影響。他們所說的這些是不公平的。保持自身的神秘感能平添一份力量,並不是缺點。我所認識的尼克松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運用這份神秘,而且總體上加強了長期的和平。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5)

    才華橫溢    
    1972年11月第一個週三的早晨,我記得大約6點鐘,我的BP機不停地叫著。經過一夜的狂歡後,我只睡了幾個小時。那個週二的晚上尼克松剛剛再次當選,他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麥戈文。    
    大霧漫天,我給白宮回電話,是緊急通知,要我在那天上午的晚些時候去參加一個會議,「一定到,這是命令。」    
    惟一可以清晰憶起的是想到要參加那個會議,我很高興。那以前我從未參與過總統競選活動,而且現在我也盼望著盡早進入到撰稿和調研小組,因為上層領導對我們所做的工作表達了謝意,並描繪了此項工作在未來幾年的宏偉藍圖。    
    我瞭解的真是少得可憐。那天早上,我們到達的時候,相互寒暄幾句,都是些敷衍搪塞之詞。一定不是為了這才把我們召到一起的。尼克松總統的確想讓我們知道他非常感謝我們所做出的努力,但如今他希望我們立即辭職!每個人都必須照辦!整個聯邦政府,共有一千多人被命令遞交辭呈。這是歷史上任何政府不曾有過的行政官員大清洗。我這才像醒酒一樣明白過來。    
    在我看來,那天尼克松揮舞著斧頭大殺大砍意味著他執政時期的一個低潮,這是30年中我所見到的對公務人員最不公平的待遇。「領導的首要行為是澄清事實,」馬克斯·德普雷認為,「最後說的是感謝。」尼克松本來應當具有如此的風範,即週三的早晨把各部門的人員聚集到一起,對於他們為自己所做出的卓越努力表示讚賞,並保證在第二屆任職期間,不會辜負大家給予他那麼多的信任。然而與這一切相反,尼克松變得很傲慢,也正是這傲慢讓很多總統跌跤、失敗,尤其是他剛好連任。    
    在彷彿沒有必要的粗魯行為下面隱藏的是他真實的想法,如果要以其他方式來實施,在當時的情形下就會被識破。我最後才明白尼克松真正的目的是在政府中剷除「中立派」,保留支持者,並盡快填充新的成員。這樣大範圍的辭職使政府的要人有機會看到每個人員的檔案記錄,而後請一些人繼續在總統的第二屆任期留任,讓其他人一走了之。    
    尼克松是在兩種假設的基礎上行動的,兩種假設都有道理。他從歷史中瞭解到,在大權旁落以前,一位總統在他的第二任期發號施令的時間是有限的。權力轉瞬即逝:它既能匆匆而來,也會一夜之間完全消失。總統必須知道如何獲得權力並充分利用它,否則他永遠不會達到宏偉的目標。尼克松熟諳此道,第二屆任期伊始,他就尋求一個嶄新的釋放他的權能的時機。    
    尼克松的另外一個假設,也是我在此要詳細探討的。如果一位總統要做到名垂青史,在他的周圍需要一批有能力的、思想進取的人員實施政府的發展計劃。喬治·佩頓曾說,只有疲憊的指揮官,才有疲憊的軍隊,疲憊的人都是悲觀主義者。尼克松讚許佩頓的無憐憫的行為,裁掉了那些表現平平的下級官員,這樣可以保證他的政府總能夠高效率地運轉。正如佩頓一樣,尼克松過於偏激了(他又一次選擇了一位與自己相類似的人當作傚法的榜樣)。但我們也得為尼克松和佩頓二人說句公道話:他們都努力把一些優秀的人才聚集在自己身邊,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回首尼克松的執政歲月,由他帶入並成為公眾人物的那些人是他的偉大力量之一,也成為他最為珍貴的遺產之一。    
    1990年在約博林達舉行的圖書捐贈儀式吸引了前總統、內閣成員和許多其他重要人物,他們幾乎都在尼克松任職期間與他有著某種關係。到場的人包括共和黨四員大將:尼克松、傑拉德·福特、羅納德·裡根和時任總統喬治·布什,他們近十年中第一次聚在一起出席此類活動。他們心裡都清楚,這次捐贈活動如果不是因為尼克松,誰都不會再去驚動白宮。福特就是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1970年,尼克松曾鼓勵布什放棄眾議院安逸的職務,不顧政治風險,從得克薩斯州開始競選參議員。儘管競選中布什敗給了民主黨候選人登奧克萊特·勞埃德·本特森,但他仍是一顆即將升起的明星,而且尼克松也希望讓布什繼續活躍在公眾圈裡。我聽說,布什有意要在財政部坐第二把交椅,在這個職位上有朝一日可以晉陞為國務卿。尼克松政府最初想把布什安排在商業部副部長的職位,但布什真是吉星高照,尼克松最終決定年輕的布什應具有一些外交經驗,隨後便把他派到了聯合國。布什把這個職務當作培養自己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的一個基地,並憑借自己的實力迅速向總統的寶座攀登。    
    在尼克松後的歷屆共和黨總統中,裡根從尼克松那裡獲得的幫助最少。但是,如果尼克松不是在1962年的競選中輸給了帕特·布朗,裡根就不會在1966年投身政治,去參加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競選。儘管二人在思想意識上存在分歧,尼克松執政期間,裡根仍舊給予他以極大的支持。尼克松也曾讓裡根承擔了一些外交使命,並為尼克松的政績增添了不少光彩。    
    尼克松不僅為後幾屆總統開闢了道路,還招納了自60多年前的特迪·羅斯福政府以來眾多有才幹的共和黨員,充實了歷屆政府的分支機構。就連政績比尼克松突出許多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也不曾為白宮吸納這麼多的男女將士,這些人在以後的政府管理中充當了重要角色。    
    尼克松的首席環境顧問約翰·惠特克在最近一期的《總統研究季刊》中提供了曾經在尼克松執政初進入白宮、而後在政府中擔當要職的人員的名單。當然,這些人並非全是尼克松直接招納的,但他是一塊磁鐵。他會告訴他的人力資源小組需求哪一類人,如果是內閣的成員,通常在正式任命之前先進行面談考察,這樣進入白宮政府的人員當中包括一位未來的總統(布什);五位下幾屆政府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亞歷山大·黑格、喬治·舒爾茨、詹姆斯·貝克以及勞倫斯·伊格爾勃格);五位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卡斯珀·溫伯格、弗蘭克·卡盧奇和迪克·切尼);一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兩位財政部長(威廉·西蒙和吉姆·貝克);三位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卡盧奇、舒爾茨和理查德·達曼)。保羅·沃爾克在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任職時初入公眾界,他的接任者阿倫·格林斯潘當時在聯邦儲備委員會供職,尼克松辭職時,剛剛簽約為白宮政府效力。隨後,格林斯潘便成為福特隨從人員中的一顆明星。尼克松招募的四位(拉姆斯菲爾德、切尼、貝克以及肯尼思·杜勃斯坦),後來都擔任過白宮辦公廳主任。艾略特·理查森、卡拉·希爾斯、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以及安·麥克勞克林皆為尼克松的校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的元老)、約翰·沃納、羅伯特·貝內特也都是尼克松的校友。到目前為止,四位尼克松的校友拉馬爾·亞歷山大、帕特·布坎南、艾爾·黑格和唐·拉姆斯菲爾德,參加過總統競選。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倫奎斯特初到華盛頓時是尼克松的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    
    理所當然,尼克松也創下了高層官員入獄數目最多的記錄。這其中包括他的首席法官、白宮辦公廳主任、國內事務總顧問、首席檢察官、最高政務顧問和許多其他的官員。在選拔斯皮羅·阿格紐為副總統的過程中,尼克松的判斷力也相當之差。但是許多官員不僅在福特、裡根和布什政府中繼續擔任職務,而且成為中堅力量!事實證明,正如在其他領域那樣,尼克松向世人展示的是兩張不同的面孔,一幅陰暗,另一幅比人們記憶中的明亮。    
    在約博林達舉行圖書捐贈活動的聚會後,我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中寫到,儘管捐贈並不是這次高層人物聚會的惟一目的,但的確可以看出尼克松對美國生活的影響要遠遠超出他辭職的那些日子。我還在文中寫出那天到場的一些尼克松校友的名字。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在來函中說,除了他父親在執政期間招募了眾多精英並為未來培養了領導人才以外,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讓她的父親更感到引以為榮了。    
    塑造他的團隊    
    早些時候的總統只用周圍的少數人員撰寫演講稿,例如羅斯福時期的塞繆爾·羅森曼大法官;特德·索倫森是肯尼迪的首席法律顧問。林登·約翰遜在白宮召來了第一批撰稿人員,另外,他也非常重視其他為他撰稿的一些顧問,如哈里·麥克弗森等人。尼克松集中了白宮歷屆政府以來最強大、最精良的一支撰稿人隊伍。佩吉·努南把這支隊伍形象地比喻成1927年的美國「殺人別動隊」。    
    在打鼓開張的日子裡,羅伊·普賴斯、比爾·薩菲爾和帕特·布切南都非同凡響,《時代》週刊前主編吉姆·基奧是這支隊伍的頭兒。由我來主持這個差事後,他們都另謀高就了,包括肯·哈希根。但是我們依舊擁有一支傑出的隊伍,他們中的一些人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如約翰·麥克勞克林、本·斯坦恩,李·許布納是《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發行人,小阿拉姆·白克希恩是後來裡根政府第一支撰稿人隊伍的頭兒。另外一些人雖然今日已沒有往日的輝煌,但也絕非無名之輩,如約翰·安德魯斯、諾埃爾·科克、維拉·赫斯勃格、約翰·科因、傑克·麥克唐納和羅德尼·坦貝爾。    
    出於習慣和喜好,撰稿人自己寫稿往往比在白宮西翼大家一起討論摻雜了更多的個人意見。我出任「工頭助手」之後,有兩個人總去國際出版俱樂部長時間吃午宴,對此我並沒有反對,因為他們一天下來都能交上潤色極佳的稿子。只是事後我才知道他們中的一個人喝醉了,另外一個人為他掩蓋並寫了兩份稿件。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彼此就像在一個溫暖的家庭裡。時至今日,我依然對他們充滿感激。    
    尼克松知道我涉世不深,值得慶幸的是,他是一個天生做老師的料,正如他對待很多曾經為他工作過的人一樣,手把手地教我。在塑造團隊方面,尼克松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幫助他們去理解現代政治。他說你們應該瞭解,白宮每年包括各類發言、書面報告、告示、書信等等在內,大約有5千萬字的內容以總統的名義發佈,幾乎所有這些文字都要公之於眾,冗長、晦澀的文章很容易被忘掉。想要達到有效交流,就要刪除滿篇空話,讓你的字字句句都打動人心。    
    尼克松建議我們應該試著這樣做:每次你們向我呈交初稿時,在你認為媒體可能引用的三個句子下面劃上橫線,而後我們會把你的文章與電視網絡發表的內容加以比較,看他們是否引用了你的句子。最初,我感到很無望,覺得不能勝任。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漸漸懂得了刪掉那些無意義的空話不僅會突出文章重點,而且使其內容更加鮮明。展開一篇文章就像進行一次對話,你要持續不斷地發現將事情敘述下去的方法。    
    為了確保電視媒體選用他所期望聽到的話語,尼克松要求我們把他的很多公開發言限定在100字以內。他通常大步流星地走進記者招待會,宣讀講稿,而後迅速地離開,不回答任何問題。記者們十分惱火(他們有理由這樣。)尼克松就是要看看這樣做的反應。一般來說,公眾領袖應當盡量少發表言論。在公開場合,少說話常常會收到更好的效果。他的觀點是:不要給大眾留下你總是待在自家客廳裡的印象,若你果真的待在客廳裡了,也要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撰稿人要牢記重複的力量。你重複給我寫一句話,寫了許多遍,幾乎不想再寫它了,而對於大眾來說,也許是第一次聽到。通過大衛·帕克制定的日程表,尼克松決定除非我們通知他哪些事件成為報刊雜誌的頭版頭條、哪些話語被媒體所引用,否則不要把公眾的事件列入他的日程。這看起來似乎很讓人摸不著頭腦,但是對於安排日程,此法十分有效。尼克松政府也因開創了「每日路線」的概念而聞名,大家一致努力,使每一位可能成為總統發言人的人,從新聞署長、到內閣、到國會的友好成員,在24小時中要保持觀點一致。尼克松教導他的工作人員應主動出擊,引導大眾輿論。    
    勿庸置疑,我們在執行尼克松政府試圖操縱新聞這一點上做得有些過頭。作為工作人員我們非常清楚這樣做的確有些過分,但是似乎又沒有辦法讓這部機器停止運作。在基辛格的回憶錄中,他曾這樣惋惜地說道:「尼克松判斷是非不是靠身體力行,而是憑他人的匯報。這也是他的政府管理的失敗所在。」霍爾德曼在他的日記中談到保持自己形象時說:「如果他(尼克松)能不去為此類事情操心,只管當好他的總統,情況會好許多。」在下一章,我們會分析一些越軌行為如何毀了他的總統生涯。    
    需要記住的一點是,對許多為他工作過的人來說,作為一位領導者的尼克松的魅力之一就是他是一位良師益友。在我沒來這兒工作之前,他已經在指導普賴斯、薩菲爾、布坎南還有萊恩·加門特這些顧問。他為他身邊的人講授關於政治和權力,當然他傳授的東西有些是錯誤的,但是很多也是有成效的。尼克松認為,元首的角色就是要造就他的團隊,這對於我是前所未聞的。令人吃驚的是,他所傳授的「舞台技巧」式的教訓卻固定了以下幾屆總統的幕僚模式,並一直延續到克林頓。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6)

    棋盤上的戰略家    
    1984年,人們對「水門事件」仍感到心有餘悸時,尼克松在美國報業編輯協會面前少有地公開露了一面。時值71歲的尼克松已逝去了夕日的輝煌,他身材不再挺拔,眉毛和頭髮也已斑白,他看上去好像是個怪人,他毫無掩飾地站在觀眾面前,沒有講台,也沒有講稿。    
    而後,在接下來的45分鐘裡,這位老夥計為我們預示了未來的發展前景。他預言,五個國家將在下個世紀統治世界,世界和平將依賴於美國怎樣協調與其他幾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他依次權衡著新崛起的中國,振興中的俄羅斯,統一的歐洲和復甦的日本,權衡著他們利益之所在、歷史的發展道路以及各國領導人的素質。    
    瞭解尼克松的人都意識到,他最喜歡那篇堪稱「巔峰」的演講——《地平線之旅》。那是氣勢磅礡、高瞻遠矚的演講,即使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也無不敬佩他能從低谷走出,登台演講,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當演講結束,無論年幼、年長者都起立為他喝彩。尼克松即便年事已高,仍不失為一位卓越的戰略家,這也是他最寶貴的天賦所在。    
    尼克松深知他是與眾不同的,在陷入低谷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充分利用了他的這一特點。他盡力消除水門事件留下的負面影響。在辭職後的20年裡,他寫了七本書,這七本書幾乎都與外交事務有關。有三本在排行榜中名列暢銷書榜首。他曾三次訪問中國和俄羅斯,接待了很多私人代表團,與他的繼任者推心置腹地議論國事。他也邀請優秀的年輕記者共進晚餐,他認為這些人不囿於過去的影響,更看重未來的發展。尼克松希望他們寬宏大量。    
    與許多辭去公職的政界人士不同的是,尼克松仍迫切渴望瞭解外面所發生的一切,並仍與過去的人員保持長久的聯繫。我經常拜訪他,與他通電話,每一次交談都有相同的體會:與我相比他更能敏銳地洞察所發生的一切。看起來他十分清楚國務卿在考慮什麼,國務卿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關係如何,以及總統的反映如何。1992年總統選舉臨近的時候,他打電話給我,讓我拿出我的選舉記分卡,這樣我們可以一個州一個州地加以對照。「這是我從伊利諾斯州所瞭解的情況,」他會說,「你那邊如何?」他的記分卡總是更全面。越是在最後的歲月,人們越是感到這位老人令人肅然起敬。    
    時尚記者諷刺地稱尼克松為「塞德河的賢人」,他們叫囂說這是一種最後絕望的尋找被接受的方法,是騙子在抓住救命的稻草。他們批評的言辭有些過於偏激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尼克松成了知識的源泉,是的,就是智慧的源泉。多年以來,他翻山越嶺,不斷研究,遊遍各地,與人交談,漸漸地他踏上了通向智慧平原的道路。這裡也有另外的一些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強烈地反對過他,例如喬治·凱南、保羅·尼采、約翰·麥克裡、迪安·艾奇遜,他們也都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但是,尼克松是惟一對白宮瞭如指掌的人。    
    我們對尼克松致命的缺陷感興趣,原因在於他內心蘊涵著強大的力量。這一點,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行文到此處我才剛剛談及。他能夠站在高高的山巔上,預示世界的發展潮流和趨勢,並剖析歷史,以服務於美國自身利益。他是自伍德羅·威爾遜以來過去的30年中,橢圓形辦公室裡最傑出的戰略家,雖然對此尚存爭議。最近幾年裡,沒有人可以與他媲美。    
    這並不意味著尼克松在外交領域所做的一切都很明智、很成功,有人強烈地從立法角度質疑,他錯誤地發動了越南戰爭,欺騙國家,並且在平息戰爭上耗費了太長的時間。我們將在其他章節簡單扼要地回顧這些事實。但是在大多數的旁觀者的眼裡,即便是那些不諳世事的人,也會贊同這樣的說法:尼克松改寫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用和平的方式結束了冷戰、壯大了美國實力並維護了長期穩定局面。    
    衡量尼克松因遠見卓識所取得成就的最好方法是看他執政前後對世界風雲變幻所做出的迅速反應。在他入主白宮之前,美國與前蘇聯進行了多次會談,但未達成任何武器控制協議,兩個超級大國捲入到危險性持續攀升、變幻莫測的冷戰之中。美國與中國近20年水火不融,1954年,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甚至不同周恩來握手。尼克松執政伊始,中國與前蘇聯在一致對抗美國的態度上似乎達成了共識,當時,許多人認為歷史的力量在他們的一邊。    
    1974年,尼克松離任之時,美國和蘇聯不僅在限制戰略武器方面達成了第一個協議,而且在許多其他協議上也達成了共識,包括同前蘇聯達成與西方保持和平關係,使蘇聯獲利的有重要意義的經濟關係。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意味著冷戰出現了轉折點,為赫爾辛基會議取得了更大進展和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進一步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國通過協商達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協議。    
    尼克松過人的能力使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思考著棋盤上向前推進的每一步,如他所說:他贏得了「最大的勝利」。20世紀50年代,尼克松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曾提到想訪問中國大陸。1966年,他與萊昂納多·加門特具體談論過搭建通往北京的橋樑的細節,而當時他的意見是孤立的,因為似乎美國正與蘇聯打得火熱。1967年10月,也就是他參加競選的前一年,他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亞洲形勢的文章,提出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這篇文章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其原因在於幾乎沒有人相信作為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尼克松會向「紅色的中國」投出一根橄欖枝。    
    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年初,開始了亞洲之行,成了公眾的焦點,表面上他是訪問了幾個主要的同盟國並評估了越南的局勢,實際上他通過與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會晤,又在歸國途中拜會了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正在謹慎地打開通往中國的渠道,這兩個人都與中國有個人的聯繫,可是他的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提議很快又擱淺了。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導演了一出著名的「身患消化不良」的戲,使他在1971年秘密地來到中國。次年,尼克松到中國首都北京的旅程是他任職期間最風光的一次,此次到訪中國,吸引了全世界數以百萬計電視觀眾的目光。    
    基辛格回憶到,當尼克松從空軍一號邁出腳步,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他對於東道主所說的第一句話就緊扣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代表美國的利益來到中國。」顯而易見,尼克松的意圖是想使這次出訪成為他的政績之一。德懷特·恰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心策劃,讓尼克松回國時可以出現在電視的黃金時段:首先是總統的直升機戲劇性地降落在首都,然後是他對國會發表演講。這些鏡頭是恰賓的精彩之作,這一切就發生在總統大選的7個月之前。尼克松第一個認識到了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對於發展美國的長期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同時可以在政治方面獲利,則更理想。    
    尼克松清楚美國與中國關係密切可以使中國擺脫蘇聯控制,代替了兩國對一國的格局,尼克松妄圖使中蘇關係破裂,好讓美國獲益。中國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中國認為與美國建立較為密切的外交關係,不僅可以從貿易和投資方面,從美日紐帶關係上潛藏的鬆弛中獲得好處,而且可以使中國在亞洲有較為寬鬆的伸展空間。他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同時認為即使美國與東京的關係減弱,與日本的友誼仍會保持。尼克松也相信,從短期來看,美國與中國展開對話有益於加快結束越南戰爭。北越人民有可能失去對他們北方朋友的信任,從而願意磋商一項和解辦法。從長遠的角度看,尼克松認為中國並非日本,即將成為21世紀亞洲的主要強國。尼克松與基辛格籌劃在太平洋的大國中建立有利於美國利益的力量均勢,這些國家有中國、前蘇聯、日本、朝鮮和美國。此時,尼克松正在以大賭注玩國際象棋遊戲,他花費了很多年的時間規劃他的戰略。    
    尼克松在遵循自己路線的時候,不是沒有受到指責。很多人猜測他是否會陷入一場新騙局。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除理查德·尼克松外,沒有人可以獲得更高的政治得分。20年裡,他一直對共產黨持反對態度,瓦解了阿爾傑·希思,使被稱作「紅粉佳人」的參議院反對黨海倫·蓋哈根·道格拉斯垮台,讓艾森豪威爾在奠邊府(越南地名——譯者注)插手,甚至在莫斯科廚房辯論中指責赫魯曉夫。而今,一方面評論家們對於他的改弦易幟啞口無言;另一方面,老的同盟國憎恨尼克松的外交關係。尼克松離任兩年後,保守派共和黨人曾迫使傑裡·福特接受旨在放棄緩和國際關係的黨的章程,矛頭所指當然是基辛格。然而,從總體來說,歷史學家已經拋開個人的思想意識,予以尼克松以公正的評價,因為他抓住了機遇並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國內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的看法。所謂的領導者就是那些即使以犧牲自己的固有看法為代價,也能夠發覺嶄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機遇,並且抓住它們的人。    
    人們質疑尼克松是否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決策人,尤其是聽過他在錄音裡的一些污濁言辭,他們認為尼克松一定非常愚蠢。人們的懷疑不無道理。也許基辛格才是出謀劃策的人,他們這樣說。尼克松就是真正的戰略家,我對此從不懷疑。雖然我從未列席尼克松與基辛格的秘密會談,但是我多次聽過尼克松私人講話,看到他撰寫的信箋,並在他執政期間和之後與他多次的交談。在公眾界,我從未發現過任何人可以像尼克松那樣,展示出對於國際局勢如此地瞭如指掌,對於他國的歷史、名人、政治力量那麼細緻地瞭解。    
    然而,同樣清晰的是基辛格對於尼克松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人物,他為尼克松提供所需要的智力資源,吸收或消除他的不切實際的計劃,監督各項政策的實施。總體來說,他使總統始終走在堅定的路線上。眾所周知,基辛格癖性強強,直言不諱,曾經幾次威脅欲辭職。然而,他們二人是一對優秀的搭檔。歷史學家爭論,在外交決策上,誰是最出色的組合?杜魯門與馬歇爾和艾奇遜?羅斯福與霍普金斯?威爾遜與豪斯?許多人更欣賞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裡根與舒爾茨,布什與貝克組合。縱觀現代歷史,尼克松與基辛格更為成功。    
    


理查德·尼克松2瑕不掩玉(7)

    越南仍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上的重要的、悲劇性的問題。在他執政之時,大約53萬美國軍人參加了越戰,可在這隧道的另一端,還看不到光明。美國累計傷亡人數多達20萬,其中4萬多人死亡、16萬人受傷。約翰遜執政的最後一年是流血最多的一年,1萬4千6百名美國人失去了生命。在美國國內,年輕人憤怒地遊行示威,國會反戰情緒越來越高。在就職演說中,尼克松曾許諾他會結束這場戰爭,並暗示他有一項秘密的計劃,可這計劃實際並不存在。擺在他面前的不過是幾種選擇而已,在這些選擇的後面,無一預示著美國的勝利。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執政的第四年,終於簽署了和平協議,美國軍隊得以重返家園。    
    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正確,還是批評家正確?一方面,尼克松與基辛格聲稱,如果給予他們足夠的幫助,他們會盡最大可能做得最好,而另一方面,批評家們稱他們很失敗,指責他們沒有必要犧牲那麼多美國人的生命。歷史的記載同戰爭本身一樣是一個泥潭,在這裡很容易記載著對過去所發生的事自相矛盾的記錄、誤解和錯誤。美國政府內部在搞陰謀,與越南北方的談判桌上同樣有陰謀。傳記撰寫人一直努力試圖記錄下這段歷史,花費幾年的功夫撰寫軼事。在越南戰爭時開始的敵對狀態和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克林頓政府時代,如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同托尼·萊克唇槍舌劍論戰那樣。    
    威廉·邦迪、梅爾文·斯莫爾、塔德·肖爾茨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斷言,尼克松拖延了四年談判時間,導致不必要地延長了那場戰爭。「最好馬上撤軍」,一道同「艾肯決定」如出一轍的命令,使美國宣佈戰爭得勝,美軍返回故鄉。當然,這事回顧起來容易,當我們看到美國軍隊離開時,南越人已沒有能力重新組合到一起,而美國也不再願意助他們一臂之力。    
    然而,看到尼克松所留下的,情形似乎截然不同。1969年尼克松上台之時,他確信美國此時懸崖勒馬不僅會使東南亞各國如多米諾骨牌一樣連鎖傾倒,而且美國持續穩定的狀態也會受到嚴重破壞。可出乎預料的是,多米諾骨牌並沒有像所預料的那樣倒塌,如果美國真的「動了骨牌而後逃之夭夭」,尼克松這樣稱,那麼與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的力量將會大大減弱。尼克松不會是由於實力的原因與蘇聯人或中國人談判。這個交易值嗎?為什麼不賭一次?看看他能否在南越達成合理的協議,這樣一來,既可以有機會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又能與中國廣開外交之門,這就是尼克松的推論。很明顯,他在越南的賭注輸了,但其餘的賭注卻給他帶來豐厚的回報。為了保持談判的能力,尼克松在與超級大國的外交方面取得了突破,從那以來,美國遠離了主要的戰爭。中庸地說,尼克松沒有命令馬上撤軍是正確的決策。    
    比較而言,還有一種批評家指出尼克松執導的戰爭有其功績所在。梅爾文·斯莫爾這樣寫道:「尼克松與基辛格策劃、實施東南亞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輾轉迂迴的欺詐手段,正是他們忽視了在一個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實施這一切的寫照。」塔德·肖爾茨寫道:「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代表著他對榮譽的最高宣言,為他的毀滅播下了種子。尼克松執著於陰謀,傾向於依賴欺詐的手段,使各級政府不能參與決策的制定,並且極為害怕新聞『洩漏』,白宮被一種不健康的陰謀氣氛所籠罩。」    
    事實上,在處理越南問題上,尼克松並非直截了當,他辜負了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寄予他的信任。約翰遜政府已經在越南問題上說了許多謊言,但是這並不代表尼克松政府可以繼續這種欺騙,分別發生在1969年和1970年柬埔寨的密謀爆炸事件本應該通報給國會和人民,對於柬埔寨人民而言,這根本不是什麼秘密,而是最終導致紅色高棉的殺人動機,曾經是那麼美麗的一個國家而今已遭破壞。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尼克松向全國就越南事宜進行講演,他應當這樣做,可是他從未讓大眾或國會完全瞭解美國在印度尼西亞面對著怎樣的局勢以及他要取得什麼樣的目標。自從尼克松入主白宮那一天起,如他在競選中表示的那樣,就從未停止過戰爭的計劃。他對一些應當知曉事實的人員保密,包括他自己的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中的重要成員。付出的代價不僅是生命,失去的是更為寶貴的東西。兩屆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謊言和欺騙,再加上水門事件的陰影已大大削弱了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從那時起,總統也陷入窘境。    
    我們可以直接把越南與水門事件聯繫到一起,尼克松保密的行為以及限制信息外流的做法起初是竊聽記者和政府官員們的電話,而後又形成了「防止洩密工作小組」,尼克松有理由對於國家安全信息的洩漏而憤怒,可是他卻建立起自己的內部監督機制,允許他們擅自進入精神病學家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辦公室。最終,他為自己簽寫了政治死刑執行令。接近1972年總統選舉之時,霍華德·亨特因非法入室罪重新認定為政治犯罪,當他與水門入室案犯被捕之時,就是該行刑的時候了。他需要掩飾水門事件,讓「管子工」用蓋子蓋住,同時使用了一系列不正當的手段。關於這個又長又讓人覺得悲哀的故事的細節,我們暫時留到以後再講。水門事件的禍根在越南,尼克松要對此承擔責任。    
    越南事件改變了人們依舊認為尼克松不失為天才的戰略家的評價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所倡導的「和平的構建」,即與蘇聯緩和關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功。尼克松的確有預示未來發展趨勢的能力。他也的確讓歷史朝有助於美國長遠利益的方面發展。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曾經為他工作過的以及仍把他當作一位在國際事務強有力的領導者的人來說,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越南問題上,他陰暗的面孔變得扭曲了,那同樣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    
    1990年,在尼克松圖書捐贈儀式上,尼克松把我拉到了一邊,說他想讓我看看他的一些展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直接把我們引向那幾間展示他關於國家發展計劃的展室。「從長遠來看,」尼克松說,「我相信這些東西將同我們在外交事務上所做出的成績一樣流芳百世。」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現在不是這樣。    
    但不容置疑,他在美國國內舞台上如同他在外交策略上一樣具有先見之明。借用兩位前白宮法律顧問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和阿瑟·伯恩斯,以及白宮顧問喬治·舒爾茨的觀點,尼克松極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國家的發展部署,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方式,並融合了左派的情感主義與右派的現實主義的觀點。    
    尼克松是120年來第一位執政時期國會兩院均掌握在反對黨手裡的美國總統,並不奇怪,尼克松的一些頗有遠見的有關國家發展的建議被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所駁回,因為他們不期望尼克松搶了他們的風頭。但是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計劃」第一次試圖將社會保障轉變為「工作保障」,後來獲得了兩黨的贊同而被寫進了法律。在「家庭援助計劃」當中,有這樣一個較激進的想法,即為所有願意工作的美國人設立最低收入標準。如果「家庭援助計劃」得以實施,預計60%以上的貧民的生活水平將越過貧困線。裡根政府實行的收入所得稅信託制,便是該計劃的變體。    
    尼克松的其他一些激進的想法也未能實施,例如,他想徹底檢查醫療保健系統,要求僱主們為其僱員加入保險,並通過地區性保險基金為其他人員投保。1994年克林頓政府提出的衛生健康計劃中出現了同這兩個提議形似的觀點。這些觀念不僅走在時間的前面,也使尼克松與自己的黨派產生了矛盾。首席經濟顧問赫伯特·斯坦在談到尼克松為何不願接受保守的傳統經濟政策時說:「他總是看重長遠的利益。……他認為出色的總統應是一個積極參與者。」    
    在處理國內其他事務方面,尼克松獲得了具體的成功。他是第一個認真處理環境問題的總統,成立環境保護事務局,讓比爾·拉克爾肖斯負責。儘管在一些工業學家看來,環境保護事務局仍然極富爭議性,但是它設立後,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從1970年以來,鉛的排放量下降了98%;解決了7千3百萬人口的污水排放問題;最近幾年來,氯氟碳化物的排放量下降了60%。現在,空氣更新鮮了,水源也更清澈了。尼克松在社會保障方面也進行了重要改革,提高了生活費用救濟金的年度標準,使這筆收入不由官員們控制。他也使國家給地區政府以更多的自主權,還實施了自願服兵役制度,並開展科研活動以攻克癌症,他給美國土著民族在擁有土地和資源上以更大的自主權。    
    但是,他在國內所獲得的突出的成績卻鮮為人知,他消除了南方學校內部的種族隔離。批評家強烈譴責他用政治手段左右華萊士的選民,他所謂的南方戰略幫他在1972年的競選中以壓倒性多數票勝出。但是,放棄民主黨司法部對南方所採取的敵對立場,利用不易被覺察的幕後壓力,會更有利於尼克松消除學校內部的種族隔離,批評家們恰恰忽視了這一步。1968年,68%的南方美籍非洲兒童就讀於黑人學校,到1974年,這個數字是8%。南方自由主義者湯姆·威克頗具憐憫之心地在尼克松傳記中——《我們的一員》寫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他消解了種族學校,這是沒有人能做到的事情。」    
    前些時候,大家想為尼克松取一個綽號,特工人員決定稱他為「探照燈」,這個雅號對他再合適不過了。喜歡暗處操縱一切的尼克松具有運籌帷幄的天賦和能力,他朝地平線拋出一柱光亮,在漆黑的暗處探索,就能發現危險和機遇的所在,而後重新部署國家的發展方向,這種高瞻遠矚的能力對於任何組織部門的主要行政官員都是極為重要的,對於一個總統來說則更是至關重要。20世紀,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總統具有這樣的能力,他們是:兩位羅斯福、威爾遜和艾森豪威爾。他們對歷史發展具有敏銳的判斷力,而且能夠順水推舟。尼克松的缺點令人痛心疾首,但他熟諳變化的力量,並讓它按有利於自己的趨向發展,尼克松曾說他要「推動歷史」,他的確做到了。    
    要是這就是尼克松的全部,該有多好……    
    


理查德·尼克松3下野探源(1)

    有一天哈里·杜魯門突然說:「迪克·尼克松也許讀過憲法,但是如果他讀過,那他也沒理解。」實際上,尼克松完全有理由為他所擁有的憲法知識而感到自豪,然而可悲的是杜魯門說對了,他的行為經常表明,他不理解憲法。儘管他具有做總統的智慧和堅韌,可他內心總有一團火在燃燒,這團火在我們的民主體制中不適合出現在領導人身上。    
    導致總統倒台的因素很複雜。儘管我為總統工作,且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經常見到他,我起初瞭解得也不多,我那些同僚們也是如此,他們的保密工作在白宮內部比在哪兒做得都好。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才逐漸瞭解事實真相。尼克松倒台可作為教育未來領導人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最早的記憶就是1973年的7月16日。    
    我開著我的大眾「甲殼蟲」穿過白宮警衛駛進老辦公樓附近的停車場,我不明白怎麼有那麼多的助手在隔壁白宮西翼進進出出呢?「出什麼事了?」我問。「不知道,很明顯一會兒要有事兒發生。」一個朋友說。10點鐘光景,我的電話響了,「亞歷克斯·巴特菲爾德在下午兩點鐘為水門竊聽案作證。我們有些人要到肯·克勞森辦公室去旁聽,你去嗎?」「去,」我說。    
    克勞森的辦公室在老辦公樓的東北角,很大、很氣派。聯絡官赫布·克萊因和查克·科爾森也在那間辦公室辦公,後者為總統做日常安排。肯以前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他與新聞界決一雌雄的勁兒得到尼克松的賞識,他的率直又吸引了其他人。我兩點鐘左右踱進來時驚訝地發現竟然有張辦公吧檯,一些同事已經在喝什麼,「怎麼這麼早?」我好奇地問。「等著瞧吧。」有人回答。    
    我們沒等多久。巴特菲爾德剛一走上證人席,聽證委員會的一位調查人就問他白宮有沒有錄下橢圓型辦公室談話的設備。他的回答令人震驚,有!他答道,然後平靜地描述了他如何幫助總統在橢圓型辦公室和總統隱蔽辦公室安裝靈敏錄音系統,這兩個房間都在老辦公樓中與我們隔廳相望。他的揭露引起滿屋騷動。我們都很震驚:至少從1971年開始尼克松就錄下了他與別人的談話。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截然對立。    
    就個人而言,我對此歡欣鼓舞,因為我認為總統最終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幾個星期以來,我們一直試圖證明:發生在去年夏天的水門入室盜竊案,他事前毫不知情,事後也沒參與掩蓋活動。但除了總統的否認,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否認,以及圈內其他人的否認,我們不能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現在,有了錄音帶,終於有了證明總統清白的有力證據。屋裡的一些人同意我的觀點,這些人差不多都是精英派或與世隔絕的郊區人。我們離開那裡,雄赳赳地投入到即將來臨的戰鬥。    
    我也注意到房間裡的一些其他人,那些出身較苦沒有什麼特權的人做出的結論截然不同。都結束了,他們總結說,總統被趕下台只是個時間問題。這些人喝醉了。如果我們這些人看得同樣清楚的話,那我們也醉了。在街頭玩曲棍球長大的孩子對生活的理解就是比我們這些在運動場裡打曲棍球的理解得深。    
    1973年和1974年事件的進展逐漸驅走了我的天真想法,我慢慢地對尼克松政策的薄弱部分有所覺醒。那個在內閣、在玫瑰園、在橢圓形辦公室、在隱蔽辦公室裡見到的我所尊敬的人並不是他的全貌,那只是他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現正展現於世人面前,摧毀了他的政治前途,也使我們這些在他周圍並相信他的、忠實於他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白宮內部的掩蓋手段    
    在白宮內,高層裡隱隱約約好像出了點問題,但又不止是這些。1972年6月有人闖入民主黨總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選前四個半月左右,我讀完《華盛頓郵報》上的那篇偵探小說,對我妻子安妮說,我們在競選戰中可能要有麻煩。那篇小說給人一種神秘而恐怖的感覺,使人回想起在華盛頓流傳著的神秘的「黑袋子」的故事。故事發生在某天深夜,有人悄悄潛入某政要的家中,搜查他的文件,卻沒拿走值錢的東西。我懷疑這次是一樁「三流的入室搶劫案」,正如新聞署長羅恩·齊格勒起初所說的那樣,聽起來是位居總統爭取連任委員會高層的某個瘋狂的白癡要搞個噱頭。誰能肯定呢?    
    在接下來的幾天以至數月裡,我們這些低職位的工作人員得到保證,不論是尼克松還是白宮的其他人員都沒做錯什麼。尼克松直接對我們這樣說,霍爾德曼和其他人也用堅定不移的口吻這樣說。這個被大多數記者稱為「違法行為」的事件在1972年競選中雖然從未平息過,但我還是愉快地隨總統步入了第二個任期,以為水門事件終究有一天會銷聲匿跡。    
    1973年的早些時候,突然有傳言,說約翰·賽裡卡法官開始審理該案,鮑勃·伍德沃德與卡爾·伯恩斯坦兩位記者也把錢作為線索開始追查。「跟住錢。」據說「深喉」是這樣對伍德沃德說的,這也是對現在作調查取證工作的記者的一種暗示。(深喉epThroat】:指身居要職匿名揭發政府內部非法活動的人。報道水門事件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對內情提供人的隱匿稱呼,借用當時盛演的一部影片名。——譯者注)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伴就那樣做了。很快他們就發現了一條從入室盜竊事件一直通向白宮的路。很明顯,罪責要比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想像的嚴重得多。但我們仍堅信,不管他的手下犯了什麼罪,尼克松本人是清白的,他的內部小圈子的人也是清白的。政治上,人們會相信自己所認定的人,尤其是當他被選為總統時,如果你在白宮為他工作,更是如此。把領導人理想化是人的天性,年輕人尤其如此,人們確信自己是向善行為的一部分而去忽視那些相反的證據。如果你胸懷大志,你就會憎恨那些表面上貶低冒險精神的人。    
    尼克松集團嚴密封鎖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證據,使我們工作人員對此一無所知,並被排斥在外。霍爾德曼說,做好你的本職工作,事情會好的。他們的否認之詞在我們耳畔迴響,我們每天都見到總統、霍爾德曼、埃利希曼等人在努力工作著,一副正直的樣子。我的同事和朋友中從沒有人坐過牢,很難想像這些人中有人會鋃鐺入獄。人們很容易相信查克·克爾森和肯·克勞森攻擊《華盛頓郵報》帶有偏見,他們倆像是自由領袖,而且出版商凱·格雷漢姆總與總統過不去。幾年後,我們開始瞭解並非常敬佩凱瑟琳·格雷漢姆,我認識到他們的攻擊有多無恥。    
    和許多人一樣,我的切身經歷不斷加深我的認識:尼克松是清白的。有人告訴我雷·普賴斯將直接為總統準備所有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講話和公開聲明,其他人不能插手,但還是有一些次要指控受到國會調查並造成政治麻煩。總統想就這些次要問題發表白皮書,用一些冗長的文件來檢驗那些證據並證明那些有關違法行為的指控不成立。作為總統撰稿人和研究小組的新組長,我要與律師、會計師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工作,並成為白皮書的主筆。    
    比如在1973年的12月31日,我們全家正在北卡羅萊納州度假,我被召回白宮起草一份白皮書。窗外雪花紛飛,我紮在美國總統的私人記錄堆裡,度過了一個難忘而孤獨的除夕夜。    
    我的一項工作就是協同稅務律師和庫伯&利伯蘭事務所的會計師調查對總統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指控。我們發現的證據是總統很摳門兒和有問題的扣除贈款(為了吹噓,尼克松此前曾慷慨宣佈要贈送給白宮內閣室一張新桌子,可他的繳稅記錄卻顯示他馬上就提取了一筆數額不菲的慈善扣除贈款)。最終,國內收入署否認了多扣除贈款並確認尼克松拖欠一大筆稅金(43萬5千美元外加利息),但都沒找到盛傳的腐敗的證據。    
    批評他的人還指控尼克松在安全部門為他在位於聖克裡門蒂的新家安裝安全防範設施時欺騙了納稅人。這項指控稱,他不當地利用安全部門改造他的住宅以增大其價值。我們那個小組花了十幾個小時作內部調查並起草一份白皮書指明大多數(不是所有的)改造都是為了安全需要。還有指控說總統串通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收受1萬美元賄賂的問題,在華盛頓這通常叫做「牛奶錢」,猜測說這個賣牛奶的把錢給了康納利。那時,白宮的錄音系統已被曝光,我接到指示讓我篩選一下錄音,寫成文本並起草一份公開報告。就我所知,這還是白宮普通工作人員中第一次有人去碰那些磁帶。磁帶發出沙沙聲響,幾乎辨別不出內容,但我辦公室的賈尼斯·巴比裡花了幾個小時分辨出了那些內容。這些證據又一次使尼克松(還有康納利)擺脫了那些嚴厲的指控。    
    得承認,與水門事件相比,這些次要問題微不足道,但如果他在這裡受到了錯誤指控,我這樣認為,對他的那些嚴厲指控都是胡扯。一直到他最後的日子我都這樣認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2)

    深喉的陰影    
    1973年的某個時候,我拿不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華盛頓郵報》的都市版記者鮑勃·伍德沃德開始往我辦公室打電話,一般是在晚上我還沒下班的時候。我1963年從耶魯畢業,幾年後,鮑勃也從那裡畢業,在學校時我們沒見過面,我們是在1970年在華盛頓的一個晚會上?熏由朋友介紹認識的。在那之前不久,《華盛頓郵報》把鮑勃借調給了馬里蘭州的《芒縣警衛報》,他在那裡可以獲得報道經驗,我那時也將從海軍退役。那次見面後他給我打過幾個電話尋問義務兵役的改革問題。那時我在為徵兵處工作。我幫了他的忙,隨後我們就斷了聯繫。    
    鮑勃再次打電話時,他和卡爾·伯恩斯坦已成為白宮的首席調查員,並享有很高聲望,我也領導著白宮內一群不安份的講稿撰寫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聞界接觸,可鮑勃是熟人,況且他帶給我最初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實際上,他說:「我們有篇文章對總統很重要,齊格勒不願跟我們談,別人也不願意。如果你們沒人向我們表示你們的看法,我們覺得在報上發表不太合適。你們不會喜歡這篇文章,或許會讓我們把它銷毀,但至少你們得向讀者表達一下你們的觀點。」    
    他在給我遞火藥棒,我對水門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導火線會有多長。我從內部又找了兩個人:新聞署長羅恩·齊格勒和總統顧問萊昂納多·加門特。他們認為我應該把伍德沃德秘密帶進老辦公樓,讓他與加門特見面並單獨會談。不久鮑勃走側門並與萊恩進行了交談。    
    我甚至不記得那篇文章是什麼了,但我們沒阻止發表。第二天火藥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上爆炸了,給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壞。至少萊恩能插了一則白宮的辯解文章。可以說,我、萊恩和齊格勒都認為伍德沃德的來訪是值得的。他們認為鮑勃再來拜訪的話,我應該跟他談談。    
    那以後,鮑勃有什麼「最新」消息就會打來電話,我把電話接給羅恩、萊恩或其他有關的人。我們背後談論著工作人員所受的折磨,我的苦悶顯而易見,我得推測出他和他的報紙的走向以便通知內部其他人。他對我周圍及白宮發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應,我發現從一個記者那裡獲得的至少要跟你給出的信息一樣多。他年輕而充滿理想,我們都極其擔心總統支柱的坍塌。就個人而言,鮑勃不關心尼克松,因為那不是記者的工作,他真誠地關心這個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還發現,他在水門事件上的報導通常都與錢有關,這與我在內部聽到的相反?熏他告訴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這不是我最後一次發現,記者成為我瞭解政府內部真實情況的最佳來源。白宮助手,就像總統一樣,最好要把觸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內部,否則就會被誤導或錯誤的信息所淹沒。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我與鮑勃成為熟人,幾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贏得了我的尊敬。他極富魅力,充滿自信,能從老練的官員那裡獲得消息,人們幾乎是想把心裡話告訴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寫的那些作為行為準則,他可能把細節搞錯了,但是一般說來,他書中和《華盛頓郵報》上的報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關注。我確信,他只寫那些他認為是正確的或得到可靠保證是正確的東西。他當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誠實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後,華盛頓流行一個猜謎遊戲:誰是深喉,也就是誰是伍德沃德所說的他在華盛頓的一個車庫與他秘密會面並為他的報道提供關鍵細節的那個著名信息源。從那時起,被認為是「深喉」的人加起來足以裝滿揚基體育場,這些人從艾爾·黑格到霍爾德曼本人無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現在裡面,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蓋活動主要策劃人前白宮顧問約翰·迪安也說是我時,我不再覺得不可思議。他沒有任何證據,只是憑借我與伍德沃德在同所學校讀過書就做出猜測。借用一個外交術語,我對約翰·迪安懷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首先他出賣了他的國家,進而又出賣了朋友。」當時卡爾·伯恩斯坦的夫人諾拉·艾弗蘭很巧妙地回擊了他,她寫道,誰都知道,我6英尺5英吋的身高對於在車庫見面來說太高了。    
    她可能還加上了別的朋友都瞭解的情況:我根本就接觸不到總統爭取連任委員會內部有關競選資金的內幕,也得不到聯邦調查局報告的細節,「深喉」卻明顯知曉這些細節。我住在弗吉尼亞北部,這也使朋友們更加確信我不是那個人。不能想像我這麼一個愛睡懶覺的人?熏會在凌晨5點左右從床上爬起來,奔向首都,給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紐約時報》作信號。    
    儘管如此,仍不時有謠言說我就是「深喉」,直到1998年,湯姆·布羅考還在全國廣播公司說我是「嫌疑人」之一。對不起,湯姆你弄錯了,我不是那個人。在我與伍德沃德的秘密聯繫渠道中?熏從沒出現過高度機密的信息。而且大家都清楚,白宮關鍵人物都知曉並且支持我做這一切。在磁帶文本的一段內容上,我很高興見到尼克松指示羅恩·齊格勒:「讓格根對伍德沃德說,……」甚至總統也明確知道並同意我們見面。    
    與許多人一樣,我一直想知道那個神秘的一方是誰。我不傾向於只有一個「深喉」,也許是伍德沃德對消息來源的總稱,卻想出這麼個名字愚弄人。但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聲稱的那樣,他更可能是一個人,果真如此的話,他最有可能是調查部門或情報部門的人,比如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或五角大樓。能提供那麼多的內部消息,他得符合兩個標準:一、他能接觸到調查水門事件的文件(比如聯邦調查局);二、他有動機(有充分證據表明,軍界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工與尼克松在越戰、古巴問題甚至是肯尼迪遇刺的問題上有衝突)。伍德沃德說過在深喉去世後,他和伯恩斯坦將公佈他的身份,還表明該人是個年齡較大的人(我是這樣認為的),或者說,如果准許他們不再保密,他們也會公佈他的身份。    
    更有趣的是如何評價深喉,他該是個英雄還是閒漢?是該得到讚揚還是該踢屁股?可以肯定他是最大的揭秘者並幫助國家免受更嚴重的蹂躪。但是,或許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如果他忠誠,他該把犯罪情況直接報告法律部門,而不是媒體;再者,如果牽扯到他的職位,那他就該辭職。在我看來,這是政府工作人員的本份。他還應該避免成為同僚內部的奸細,那樣做就是把次要人物交給了行刑隊,也一直使我對深喉感到討厭並嗤之以鼻。他這樣做只有一種解釋:他認為總統和總統的人在觸犯法律。如果他以法律程序報告的話,他的報告會被銷毀,如果這樣,那他還會報告嗎?這很有可能,是令人心寒的可能。但在那次黑暗的風潮中,這也不是不可想像的,即便如此,我還是對深喉深惡痛絕。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3)

    陰暗心理    
    尼克松工作努力,熱愛祖國,在教友派的影響下成長,所以他真心想作為一個模範總統。他在白宮的私人筆記上寫道:「我確定我的主要角色是做一個有道德的領導人。如果不更多、更雄辯地表現自己,我就不能令人滿意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朋友比利·格蘭漢姆這樣描寫尼克松:「他保持著這個國家的很高的倫理和道理標準。他曾對我說:『勞動人民是美國的希望。′並且他極其看重人民對總統的信任。」    
    那樣的感情有時就會汩汩而出,最強烈的一次是1970年5月份的一個週六,時間是半夜剛過。大群學生聚集華盛頓,準備那天晚些時候舉行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凌晨四時,尼克松醒來,在馬那魯·桑切斯的陪同下前往林肯紀念堂?熏他知道一些抗議者會待在那兒。他想瞭解一下學生對戰爭的看法,卻顯得言辭笨拙,最終他們竟談起大學橄欖球來。他的工作人員從未明白他為什麼要去那裡,新聞界把這說成是出風頭。    
    但是正如傳記作家赫伯特·帕默特在《理查德·尼克松與美國》一書中所寫的,紀念堂之行顯示了尼克松真誠、體貼的一面,帕默特是從那個事件後不久為尼克松所撰寫的8頁帶有悲傷色彩的回憶錄中得出此結論。在回憶錄裡,他向霍爾德曼表達自己受挫的感受:「自己人都不能理解他要向抗議者傳達什麼,也不知道其深層意義是什麼。「恐怕我們工作人員中的大多數人,為了自身,對物質的東西和有紀錄的成績極感興趣,卻很少有人能對那些更重要的東西--精神的實質、深刻的感受以及生活的真諦感興趣,因此也不會去進行交流。而這些正是我林肯紀念堂之行的目的所在。」    
    他說他與學生們談論了戰爭,他也曾是反戰者,並認為邱吉爾是個瘋子,但後來認識到邱吉爾是和平的捍衛者;他還談到了印第安人、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所受的壓迫以及海外民族的性格特點;他接著把話題轉移到環境及剷除地球臉上的髒疤的重要性上;他向那些陌生人展示了自己的靈魂。他極少這樣做,他回憶著對他們說:「你們必須記住,水清無魚,即使有魚,也不會精神。我們必須考慮一下,我們到這裡來幹什麼。」他又向霍爾德曼補充說:「我只是想讓他們都認識到,結束戰爭、清潔街道以及保護水源和空氣不會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我們人人都有這種需求,這種需求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難解之謎。」直到生命結束,他都有這種精神需求,當然他避免使公眾注意到他的這種需求。    
    人天性如此,尼克松總統也遠未達到自己的標準。在他的天性中,與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獄中的魔鬼,這兩個方面,即光明和陰暗,並沒有爭個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駕馭二者,使他走上權力之路。但是當魔鬼佔了上風,使他在面對對手時,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毀了他。最終陰暗的一面扼殺了他。尼克松的垮台是基本準則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領袖的魅力源於內心。    
    尼克松會在玫瑰園大談美國的理想,並且說話算數。可是回到私人辦公室,就對他的敵人懷恨在心,並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敵人的胸膛。作為律師,他最引以為榮的時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辯護,他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驕傲。但是正如那些有關水門事件的磁帶(1972年6月23日「冒煙之槍」)所顯示,當他毫不猶豫地命令霍爾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聯邦調查局調查水門事件時,他知道他在妨礙公正;當他在全國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認白宮捲入了水門事件時,他知道他在說謊;當他指使科爾森偷偷潛入布魯金斯研究院時,他知道國家安全是一種虛假的正義;當他命令對記者、對自己的助手,甚至對最受歡迎的講稿撰寫人比爾·薩費爾進行竊聽時,他知道自己太過分了。他有一種用嚴酷的權力來戰勝問題的傾向,而不願用民主統治所常用的工具來解決問題。    
    他還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別人的權力。儘管他對國家安全秘密的關心是合法的,他還是使這些關心超過了政府職權的範疇。儘管他以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候選人形象參加總統競選,他還是違反了他該維護的法律和傳統,還唆使他周圍的人也這麼做。他知道這一切都是錯誤的,他走過了頭,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傾瀉出來。    
    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賴斯都在他們的文集中把查克·科爾森拉出來當作真正的罪魁禍首,這個人激起尼克松的憤怒、唆使總統猛擊他的敵人,然後不通知別的工作人員就實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聽到水門入室盜竊案,他們都下意識地懷疑科爾森是否捲入其中。    
    科爾森惡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輕一些的工作人員無從知曉,總統的習性也是如此,這正是尼克松的白宮分崩離析的標誌。我在科爾森辦公室幾小時幾小時地開會,從沒發現什麼異常情況。隨著1972年大選的臨近,他在上午9?押15分主持了一個每日「進攻」小組會,安排在政府內以及在美國國會山上痛擊民主黨的競選,雷·普賴斯讓我參加演講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哈希根也在。我所能夠記得的是那已接近違法,同時也是很沒有品味的一個主意,即一些萬事通們提議讓當地消防部門參與同性戀者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薩金特·施賴弗農場舉行的遊行。這個譁眾取寵的花招沒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沒有害人之處。競選結束後,科爾森給我們每人的一個袖口鏈扣上都刻上「9?押15」,我一直保留著它,這是我首次進入國家政治運動中心的一個標誌。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大多數人所沒認識到的是科爾森與尼克松單獨會晤,策劃形形色色的卑劣勾當。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爾森的提議,但不是總能成功。毫無疑問,他們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議。錄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誰參與了這些不當行為。    
    儘管如此,責任在於誰卻很清楚了,是的,責任在於科爾森,但最終責任還是在總統。那麼科爾森的誘導又該如何解釋呢?尼克松本應該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拒絕他,但他們不得不承認尼克松想讓科爾森留在自己身邊,想讓他服務於自己陰暗的一面。正如那些為尼克松工作的人認為他作為領袖取得了偉大的業績一樣,我們不能把他的錯誤歸咎到別人身上。哈里·杜魯門說得對:「愚弄行為當止於橢圓形辦公室。」    
    尼克松顯然覺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權力並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須經常自私自利,並善於操縱他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有時言行粗魯,他的大多數後繼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為他工作的人們感覺到:他處於下風時反擊,狀態最佳;而當他處於上風時,他的狀態卻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壓倒的多數獲勝,剛剛再度當選,他就準備摧毀擋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損傷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我與其他人一樣質疑,他是否覺得自己有資格站在權力的頂峰?也許他有某種自我厭噁心理,這種心理觸發了自我毀滅的強迫性衝動。我沒有資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不能很好地與人相處的人,他看起來好像拒絕溫柔的情感,選擇以堅硬如鋼的態度面對世界,而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煩之中。    
    沒有人能找到尼克松陰暗性格的根源所在。心理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童年,他在貧窮的家庭中長大,目睹了兩個兄弟年紀輕輕就死去,他不時地被人拋棄。他的家庭命運不濟:在他父親賣掉自家商店後不久,人們在那塊土地下發現了石油。正如布賴斯·哈洛所評論的,小時候,有人可能對他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即使贏得帕特的愛也不是件容易事。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有一份開著車四處奔波的工作,而她只能坐在尼克松汽車後座上,就算是約會了。    
    我同他談話時感覺到,他步入成年後,在早期和後來成為政治家時,都留下了痛苦和難以癒合的創傷。他歷盡艱辛從杜克法學院畢業,求職時卻遭到紐約的著名律師事務所和聯邦調查局的拒絕,這在他心裡刻下了恥辱的烙印。他步入政界的早期,歷經磨難。記者們只是回憶他如何猛烈地抨擊對手,卻忘了尼克松自己是如何遭到惡毒的攻擊,特別是1950年當他和海倫·蓋哈根·道格拉斯競爭參議員席位時所受到的攻擊。尼克松說她是「徹頭徹尾的左傾分子」,實際上他說她是個共產黨員。她以牙還牙,給尼克松貼了一個伴其一生的標籤:「騙子迪克。」    
    尼克松認為,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當他單槍匹馬地揭露阿爾傑·希思一案,幫助揭發了自由體制中身居要職的共產黨員時,真正的轉折點到來了。尼克松公正地對待希思,因為這,新聞界和其他領域的敵人永遠都不能原諒他。他們尋找每一個機會置他於死地,在水門事件中,他們找到了殺手鑭。    
    尼克松有理由把政治看成是弱肉強食,並憎恨他的敵人。他們曾用拙劣的方式對待他,他大舉還擊,有時他的反擊方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效領導的標誌是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默默地接受懲罰。林肯受到的誹謗絕不亞於尼克松,卻保持內心的平靜;傑斐遜因受到惡毒攻擊而備受感情上的折磨,卻很少因此而失去常態;安迪·傑克遜認為敵人的攻擊把他深愛的妻子送入了墳墓,雖然心中充滿痛苦,但他依然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尼克松讓他的陰暗面佔了上風,毀了他的總統職位。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4)

    把權力和領導權混為一談    
    如果用尼克松來替換19世紀早期奧地利的梅特尼奇,他早就成了一流的政治家;如果他處在19世紀後期德國俾斯麥的位置上,他早已塑造了歐洲歷史;如果他被任命到20世紀新加坡李光耀的職位上,他也會成為新亞洲藍圖的建築師之一。但他處在一個有著不同傳統背景複雜的環境中,而他好像並未注意到這一點。    
    在歷史長河的多數時間裡,各種社會形態主要處於獨裁者的統治和嚴密控制之下,起過重大作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智慧、勇氣和意志來行使權力的人,他們努力奮鬥爬上權力的頂峰,一旦到達,就不得不精明地行使權力,還得以鐵的手腕保住權力。尼克松認真地研究過他們,羨慕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以他們為榜樣來塑造自己,但卻做過了頭兒。    
    離開白宮後尼克松寫了一些書,其中《領袖們》中有一篇披露性文章,是他用一生時間領悟到的關於領導權的經驗教訓,他用戴高樂的話開篇:「沒有偉人就不會做出偉大的事業,而這些事業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偉人想讓它們偉大。」他繼續寫道:「如F·斯各特·菲茨傑拉德所指出的,真正的富人與眾不同,我發現那些擁有巨大權力的人也是與眾不同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在權力爭奪中獲勝,獲勝之後,權力能產生新的業績。權力不屬於那些大街上閒逛的好人或隔壁的先生。」    
    縱觀全文我們可以從中捕捉到有關尼克松其人的一些段落,他寫道:「領袖必須把冷酷而又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深謀遠慮帶入工作中。」「某人一旦獲得了統治權,就要美美地運用。」「歷史上有一些專制君主,他們只為權力本身而渴求權力。但是大多數登上權力頂峰的領袖們,我們的確可以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稱為偉大領袖,行使手中的權力,他們相信自己能比別人更好地使用它。」「評價一位領袖,關鍵問題不在於他們性格上是否吸引人,而在於他們是否有用。狡詐、虛榮、裝聾作啞--在其他環境下這些可能是不良習性,但對領袖來說它們都必不可少。」他心懷讚許地引用馬克斯·勒那為新版《馬基雅弗利》(馬基雅弗利:意大利新興資產階級思想政治家、歷史學家。——譯者注)所寫的引言:「讓我們弄清一個問題:在政治中,理想和道德規範作為標準很重要,但作為伎倆它們卻很少有效。」    
    這些關於領導權力的話沒有一句完全錯誤,尼克松一貫具有洞察力,把這些話集中到一起,就反映出一種可以摧毀他的總統職位的思想傾向。尼克松的思想核心是認為領導權力是由個人行使的權力,這個人是個偉大的人,他站在權力的頂峰,能看到其他人憑智力無法看到的東西,他與歷史的力量相抗衡,代表著他的追隨者們進行單獨行動。他與其追隨者的關係被置於次要地位:領袖告訴他們應該知道的,這樣做是為了讓他們追隨他,但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選擇掩蓋事實甚至向他們撒謊,對此,他也不必向其他機構認真解釋。在他的那個關於領導權力的25頁文章中,只附帶談了一下國會。他談到了新聞界時,使用了貶低性的言詞。領袖人物應該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是的,他還孤傲、堅韌不拔而又意志堅強,領袖是在行使權力中施加了個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國的傳統卻大不相同,美國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領袖不是從他們自己,甚至不是從他們的辦公室中,而是從人民那裡獲得權力。憲法就是以「我們人民」開頭。林肯說:「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馬斯·傑斐遜把領導人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不信任人民的領導人,他們認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個則認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嚮導。行使領導權力與利用職權是相互關聯的理念,但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他們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們混為一談。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他覺得其他領袖也是這樣。他告訴霍爾德曼:「普通的美國人過著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1972年他再次當選後不久,卡耐特·霍納採訪了他,文章刊載在《華盛頓星報》上,採訪中尼克松說:「普通美國人就像是家裡的孩子。」他的話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如果我們結合上下文來讀那篇文章的話,他的評論讀起來合情合理,他試圖說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來遷就人民,他們就會依賴政府而被寵壞了。但很多讀者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覺得總統認為自己高於人民,而且事實上,他確實是這麼認為的。這本書的另外一段簡潔明瞭地闡述了他的觀點:「因為領袖繁忙、因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為他忿恨被侵擾和分心、因為他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對那些他認為不如他的人少一點兒耐心。這種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煩有三方面:首先,領袖需要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們都有一些想法,而領袖認為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當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許並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領袖也有可能從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領導權力需要一種領袖和人民之間的神秘連結,如果領袖表現出對人民的蔑視,這種連結就有可能斷裂。然而,人們必須時刻銘記領袖不是凡夫俗子,他們不能顯得普通,如果他們與人民打成一片,往往會給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顯得不真實,而且讓人覺得屈尊相從。」    
    結果,尼克松從不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他告訴人民他認為人民應該知道的,目的是讓他們支持關鍵問題,正如他要求對越南問題要有耐心時,他對沉默的大多數人所發出的呼籲一樣。但他對人民隱瞞了對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從未告訴人民戰爭已經失敗。儘管他是優秀的戰略家,他認為外交應主要由偉人在私下裡進行,而且只有達成交易之後才能拉開窗簾讓民眾去看。如果尼克松願意相信人民的判斷,他早就已經在1972年6月站出來解釋引發水門入室案的可怕錯誤了。如果那時他徹底清除積弊,他在1972年大選中會遭重創,即便如此,他也肯定會獲勝,然後幹完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相反,他卻選擇在兩年多時間裡對水門醜聞誤導、撒謊。最後,當證據確鑿後,一位歷史學家重新看了尼克松關於水門事件的電視講話,發現其中至少有七個重大謊言。    
    總統要承擔的一個最重要的公共責任就是召開記者招待會。除此之外,選民沒有機會聽到總統回答由監督人提出的問題。從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始,總統召開記者招待會的頻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內,這個頻率降到了一個新低。在他第一個任期內,平均每年召開八次記者招待會,而在第二個任期內每年只有五次。正如歷史學家梅爾文·斯莫所說,尼克松召開了「從胡佛到卡特之間所有總統中最少的記者招待會」。    
    他站在民主傳統之外,因此,我們並不奇怪尼克松很少關心美國總統的另一個主要責任:道德上的領袖。讓我們先回頭看一看歷史,2000多年以前,亞里士多德斷言國家的核心目標是使它的公民能過上良性生活,即節制、美德或沉思。他認為,每個城邦都應當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頭政治,民主政體,還是兩者的結合。採用哪種形式我們暫且不談,政府的目標應該是同一的。為了實現那個目標,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講的,政治領袖的作用是教給人們「憲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種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徵,把美德付諸行動,通過他的領導,他必須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總統問題的學者歐文·C·哈格羅夫認為,現在去理解亞里士多德的話,其含義就是總統必須是精神領袖,並鼓勵人民去牢記他們的最高價值觀,不是試圖把某種道德符號強加給他們。「政治家並不是強加給公民以最高的道德準則,相反,他必須喚起公民們與生俱來的這些價值觀和信念,並把它們應用到解決特定的問題上去。」    
    在美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我們最優秀的總統們都理解那個相同的規則:他們一直在竭盡全力去建立一套體現國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風俗習慣。喬治·華盛頓在他任期內完全把自己獻給了那個目標。為塑造個人崇高品質奮鬥數年之後,在取得美國革命戰爭勝利之際,他說:「現在是塑造這個國家品質的時候了。」1800年,傑斐遜迫切要成為總統,因為他認為北方聯盟對最初革命的目標已經視而不見,他的目標是發動一場恢復《獨立宣言》所倡導的價值觀的二次革命。林肯堅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標並不是僅僅挽救聯盟,而是留住聯盟的精神,這是亞里士多德都會衷心贊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術語演說,他在林肯紀念堂對反對他的示威者們就是這麼做的,但他卻沒有把一個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沒有把自己的任務視作是向人們傳授「憲法的精神」,他也沒有看出他應該鼓勵人們塑造美德個性,並把美德付諸行動。他為赤裸裸的權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傳統這一職責留給了別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與層內的人較量    
    要理解尼克松為什麼垮台,就必須瞭解他對各種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經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釋的人就是雷·普賴斯,總統任期內的忠實助手和30多年的朋友。眾所周知,雷·普賴斯是尼克松演講撰稿人的頭兒,後來又成了白宮的思想家。    
    1987年雷·普賴斯寫道:尼克松處於困境,「就國內問題而言,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僅次於19世紀60年代的最具災難性的10年,國家被一場事實上的內戰所破壞。命運使尼克松繼承了這些激情:言辭的討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級、暴亂和謀殺、燃燒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園。面對國會的反對,他在這場痛苦又不受歡迎的戰爭中,繼承了這些激情。這時敵對的新聞界受歡迎的程度達到了頂點。實際上,是那個折磨人的時代的爭鬥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賴斯說,尼克松的確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他所處時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換成歷史上的另一個時代,他會倖免於難。人們也會理解,他的行徑並不比其他總統更惡劣。他是道德這一雙重標準的犧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這樣認識自己的,人們幾乎能從他忠實的朋友的那段話裡聽到他的心聲。    
    但是他和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都沒意識到,在門外的人看來,權力機構是多麼的不同。甚至在情況最好的時候,白宮也可能向事實關閉大門;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它成了一座堡壘。當然,當炮彈日益逼近時,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們這些為尼克松工作的人覺得受到了圍攻。只有這場戰爭結束後,我們走出來時,才更清楚地看明白這場戰爭為什麼變得如此殘酷。錯在外因,如雷·普賴斯所寫的,但過錯也在於內因,恐怕這正是未來的領袖們必須明白的。    
    從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歡人民,反過來人民也不喜歡他。他當選總統時,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1992年克林頓當選總統之前,從沒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惡毒攻擊。要想理解敵人對尼克松和克林頓的仇恨,人們不禁想起托馬斯·布朗的歌謠:「我不愛你,費爾醫生,我不能說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愛你,費爾醫生。」    
    尼克松,克林頓也一樣,因為他們假想敵人的數量超過了他實際敵人的數量,使得本來很容易處理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糟。如果他有一個真正仇人的話,那麼其他的兩三個人僅僅是他的對手而已。他們並不特別喜歡他或他的政治,但如果尼克松願意對他們善良的天性進行因勢利導,他們還是尊重他的職位並願意跟隨他工作的,特別是願意跟隨他做那些有益於國家的事。他們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可權力卻沒有那麼做,而是向這些人開戰了。    
    在普通民眾中,尼克松讓很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對手改變了立場。1968年,大約有3170萬人選他當總統。四年後,4710萬人把票投給了他,增加的人數超過1500萬。尼克松留住了他大部分早期的選民,還把喬治·華萊士的選民吸引到了自己的選民隊伍中。在民主黨陣營中,他的影響曾經延伸到持保守態度的人和少數民族中,是他的表現贏得了他們。    
    但尼克松在與政治中堅分子(我們可以稱他們為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交往卻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大多數時間裡,他認為自己被華爾街、新聞界、大學、公共服務機構及其他部門所拒絕。即便就任副總統時,他也從未覺得自己是理查德·羅沃瑞所描繪的那個「權力機構」的一分子。喬治敦沙龍的大門向他緊閉,而他則對他們嗤之以鼻。    
    越戰是尼克松的爆發點。他認為自由的左派使這個國家陷入戰爭,把工人階級的孩子派去打仗,然後自己卻扭頭逃跑了,留下士兵們俯臥在爛泥裡。我們這些中層工作人員常能聽到他不時地抱怨權力機構正在墮落,他不喜歡老闆們,但熱愛老百姓,因為他明白在毒品、犯罪、國防和建設一個強大的美國等方面,他們是堅持原則、立場堅定的惟一群體。他覺得,你要是向我顯示你出身豪門、懷揣常春籐名校文憑,我就會說你實際是一個沒有脊樑的窩囊廢。在他看來,統治階層辜負了這個國家的期望。    
    尼克松也偶爾嘗試同另一方對話,之後往往覺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這事出有因。他請來民權領袖(在民權問題上他的主張是進步的),他們離開時,在白宮草坪面對攝相機公開抨擊尼克松;他向大學校長們徵詢意見,覺得他們踢了他的腦袋;他也受夠了新聞界、抗議者及和平靜坐示威的人們。他把所有這些無形的邪惡的產物看作是這個「權力機構」。    
    作為本世紀第一位國會掌握在在野黨手中的新當選總統,他任命了三位國會元老作為他與國會之間的聯絡人:布賴斯·哈洛、肯·貝留和比爾·蒂蒙斯。這是個得力的團隊,但總統不能完全依賴手下人承擔如此重任,他還必須通過培植私人關係來自己做更多的工作。尼克松對此不感興趣,民主黨也是如此。1970年參議院民主黨人否決了他對最高法院人選的提名,已經很緊張的關係出現裂痕,尼克松不得不提出第二個普遍不被看好的人選。難怪傳記作家史蒂芬·安布羅斯寫道:「尼克松真是怪人!他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手段既精巧又熟練,但對參議院的策略卻既頑固又心懷敵意。」參議院對他亮出了底牌,再次否決了他的第二個提名。矛盾接二連三地出現:家庭援助計劃、柬埔寨問題、沒收財產問題。在六年半多的時間裡,尼克松確實設法使一些重要法案獲得國會的通過,但民主黨人利用水門事件要迫不及待地絞死他。    
    儘管尼克松把一些很有才幹的男女吸引到他的內閣中,但他卻不公正地對待其中的很多人。國務卿比爾·羅傑斯從艾森豪威爾時期開始,就是他的朋友,但地位卻不斷被削弱;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不但被架空,還發現白宮竊聽他與一位五角大樓心腹朋友的電話談話;司法部長理查森和他的副手比爾·拉科薩斯因不願執行尼克鬆解雇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的命令而不得不被迫辭職。    
    尼克松不能很好地使用他的內閣成員,這是因為他不信任那些成百上千為他工作的人。1971年他告訴他的內閣,經核查發現96%的文職人員反對他的領導。「他們是來這裡騙我們的狗雜種。」據說,他是這麼講的。文職僱員對白宮從來都沒有忠誠過,他接著說,因為他們是搞新政的民主黨人,在我們的事情上他們的表現更壞,「現在我們不得不解雇他們每個人。從現在起,海爾德曼是最高法院的執行人……」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對行使權力如此感興趣的總統卻不明白,如果他恰當地使用像萊爾德和理查森這樣的人的話,他的權力不知比現在要大多少!    
    約翰·迪安在水門事件聽證會上向歐文委員會作證時,當場揭露白宮還保存著一份「敵人名單」,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這份名單上列有大約300位美國名人,查克·科爾森辦公室編寫了這份名單。他堅持說這只是排除在白宮社會活動之外的人員名單。但迪安本人曾經寫過一份關於該名單的備忘錄,備忘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使用現有的聯邦機器來壓搾我們的政敵?」此外,根據迪安的證詞,霍爾德曼圈上了名單上的20個人,讓國內收入署去騷擾他們。    
    這一切表明,存在著一些根本上不健康的東西。精神病學家把偏執狂看成是一種嚴重的病態人格,我沒有資格說尼克松有這種病,但毫無疑問,他採取了一種「我們反對他們」的心理,這種心理也傳染給了他的下屬。這是一種白宮對外部世界採取的最危險的姿態,它引起了麻煩。    
    或許尼克松把世界看得比我對他的估計更清楚,就像阿倫·阿爾金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所寫的:「因為你是偏執狂,但那可不意味著他們不追趕你。」毫無疑問,從他拋棄阿爾傑·希思那天起,就有幾十個敵人想把他拉下。但是在猛擊每一個真正的或假想敵過程中,他的白宮把敵人的數量從幾十人變成了一支敵人軍隊,一場政治危機注定要到來。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6)

    與新聞界的殘酷廝殺    
    每位總統都會與新聞界產生矛盾,但是會跟他們爭吵起來的總統曲指可數。記者們曾就越南問題對林登·約翰遜窮追不捨,政府撒謊,弄得聲名狼藉,以至於記者們說政府的言與行之間存在的不是裂縫,而是峽谷。吉米·卡特的新聞署長朱迪·鮑威爾認為新聞界的行為如此低劣,以至於每當華盛頓有個風吹草動,他們都會怪罪總統一通。從1992年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開始,比爾·克林頓就一直與新聞界處於敵對狀態。但在招惹新聞界憤怒上,沒有哪位現代總統超過尼克松。    
    在水門事件危機的高峰時期,我有時溜進白宮簡報室觀看新聞署長羅恩·齊格勒和記者們唇槍舌劍,這是一種充滿獸性的暴虐場面。因為雙方都想摧毀對方,記者們有時發出尖叫,渴望撕爛齊格勒的喉嚨,他們認為白宮工作人員與為新元首工作的納粹黨徒是一丘之貉。這些場面在所有的目擊者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想到在政府和新聞界之間爆發激烈論戰時會出現什麼場面。    
    當然,這場猶如戰爭的論戰可以追溯到尼克松的過去,從他在加利福尼亞艱難的競選到阿爾傑·希恩訴訟案,再到1952年一對一辯論演說。他從政以來最糟糕的時刻之一是1962年,據說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後,他忿忿不平,經常失眠,最後派他的新聞秘書克伯·克雷恩前往新聞發佈室。可是尼克松沒有通告,闖入了克雷恩在場的新聞發佈室中衝口而出:「你們再也不能耍弄尼克鬆了,先生們,這是我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事實幾乎如此。    
    有研究表明,在尼克松1968年競選時,新聞界對他還是比較公正的。實際上,634家報紙贊成他,與此相比,146家報紙支持休伯特·漢弗萊,12家支持喬治·華萊士。在他總統任期開始時,雙方看來都想建立一種牢固的工作關係。尼克松當選後,《華盛頓郵報》的赫伯·布洛克發表了一幅令人難忘的卡通畫,展現的是尼克松坐在理發椅上,臉上毫無憂鬱之情,漫畫下寫道:「本店向每位美國新任總統提供一次免費理髮。店主:H·布洛克。」    
    良好的關係沒有維繫下去。此時,對於政府來說,記者們已變成了憤世嫉俗的人。毫無疑問,他們不會給尼克松任何好果子吃,尼克松覺得他們中很多人都在想法子抨擊他,他也決心不僅要找到一塊盾牌,而且尋求反擊手段。正如比爾·薩菲爾所寫,尼克松想讓新聞界「被人仇視、受到打擊」,因為它是「雖然未經選舉也不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個權力中心……」尼克松再一次對行使自己的權力感興趣,而忽視了在多權力中心的民主制度下工作。薩菲爾接著說:「在他放任自己最好戰和最粗暴無禮的本能去和新聞界爭鬥時,……潛藏著尼克松最大的個人弱點、政治弱點及其垮台的原因。」    
    尼克松最初和白宮新聞機構達成了一個浮士德式的協議。尼克松任期前,他們被允許在白宮西翼的主要接待區滯留。這裡可以很容易截住白宮來訪者,他們向通訊社發稿的空間僅限於這座建築物東北角的一個房間裡(現在是國家安全顧問的辦公室)。除非有突發新聞,大多數人不得不回到他們平時工作的辦公室去寫稿,確實不大方便。尼克松想讓記者們離開西翼,這樣他就可以擁有更多的「隱私」,來訪者不容易發現什麼,而且他認為這個地方看上去也不會顯得那麼邋遢。    
    怎麼做呢?向他們提供一筆交易:他將關閉西翼和住處之間的室內游泳池(約翰·F·肯尼迪喜歡在此嬉戲;林登·B·約翰遜則喜歡和大使們及下屬在此裸泳)。在游泳池的上部將建造一個記者室和一個大的用於記者往通訊社發稿的地方。作為交換,記者們將離開西翼接待區,並被限制在他們新的區域裡。只有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他們才能進入西翼。新聞界同意了,從一個角度來說,記者們因為得到了更好的區域,因此他們贏了。但他們也付出了代價:他們被關進了圍欄裡,而且從此以後,他們接近白宮官員和來訪者的機會就更少了。那次遷移表明尼克松和他的繼任者們是多麼費盡心機地去管理和控制新聞界,這對他們的領導權和民主都產生了明顯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如果尼克松想和新聞界建立良好的關係,那麼赫伯·克雷恩就是新聞署長的自然人選。他從前是記者,在尼克松總統任期的早期擔任新聞署長,受到記者們的尊重。他本來可以成為另外一個吉姆·哈格蒂的,他給艾克帶來了輝煌。但在尼克松看來,克雷恩太友善了。因此尼克松任命他為首任聯絡部主任,然後任命來自廣告業的霍爾德曼的門徒羅恩·齊格勒為新聞署長。羅恩為人正派,是近來在對外政策方面最見多識廣的新聞署長。但是,尼克松、霍爾德曼極其下屬們把他當成他們的工具,安排他道出他們想說的話,而不顧事實真相。    
    那條路上潛藏著危機。我和其他在編工作人員後來在這場遊戲中發現,高層領導認為:新聞發佈會講台是宣傳武器,而不是尋求事實的云云眾生自由交換信息的地方。白宮領導人問到,怎麼能讓這些以自我為中心、左傾、聰明又傲慢自大的記者們來這裡把總統弄得鮮血淋漓呢?向新聞界介紹情況時,尼克松對顧問們說:告訴他們你想讓他們聽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想知道的東西,控制你的講話內容。無論你心裡是怎麼想,都要以笑臉面對每件事。「新聞界是敵人」,尼克松在秘密會議上曾反覆告誡他的高級顧問們。    
    最糟的是尼克松對於向新聞界撒謊卻不感到內疚。他認為,林登·約翰遜在這方面幹得完美無缺,而且幾乎沒付出任何代價。水門事件被揭露時,齊格勒每天都接到新的指令,讓他發表不真實的聲明。據我觀察,齊格勒本人對此並不完全知曉,直到有一天有人揭開謎底,但對他來說為時已晚。他對此深表懷疑,但與其他工作人員一樣,要深入瞭解事實真相困難重重。尼克松和霍爾德曼不停地利用他。1973年4月17日,也就是約翰·迪安辭職幾天後,是新聞史上最低潮的一天。隨著形勢日益明朗,尼克松讀到了一篇聲明:允許所有政府職員同檢舉人談話,並對此承擔責任。齊格勒受命去宣佈尼克松的聲明是「有效聲明」,在《時代週刊》的R·W·愛坡的督促下,齊格勒後來被迫承認他所有先前的關於水門事件的聲明都是「無效的」。意思是:從一開始起我就一直在撒謊。從那以後齊格勒的簡報便被打入了地獄。    
    除記者室的講台之外,尼克松還有兩條控制新聞報道的策略,一是切斷信息流動——洩密。記者們像對付約翰遜一樣把他逼得瘋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約翰遜一樣認為要進行電話竊聽。1969年5月,在他就職典禮不到4個月,威廉·比徹在《紐約時報》上報道了美國正在秘密轟炸柬埔寨,說這篇報道實際上基於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國記者的現場報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來好像來自政府內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馬上行動,他們一起發出命令,讓聯邦調查局進行多達17次的竊聽。4次竊聽針對記者,大多數竊聽針對政府官員,(包括安冬尼·萊克,後來成為克林頓首任國家安全顧問。)有一次竊聽是針對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認為根據1968年犯罪控制法案,這些竊聽是合法的。1972年最高法院裁定它們非法。史蒂芬·安布羅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後來下令對專欄記者約瑟夫·克拉夫特進行的竊聽是違法的,聯邦調查局拒絕執行這一命令,最後霍爾德曼讓一位退休的紐約市警官安裝了竊聽器。電話竊聽根本未找到洩密者,它卻使當時的政府走上一條通往更大醜聞的道路。    
    白宮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壓手段來對付新聞界。1970年夏天,傑布·斯圖亞特·馬格路德寫了一份備忘錄給霍爾德曼,並抄送給了聯絡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該備忘錄中有用心險惡的建議。其他反對新聞界的策略還有,馬格路德建議白宮安排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抨擊媒體報道的客觀性,並慫恿一名參議員或國會議員給聯邦通信委員會寫信建議由聯邦通信委員會給單干的記者頒發許可證。    
    雖然司法部官員們總是聲稱自己獨立於白宮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1972年4月,三大新聞網,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訴訟。哥倫比亞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規定來禁止、嚇阻和約束對總統及其任命人的批評。1972年9月15日的談活錄音表明,尼克松告訴約翰·迪安和霍爾德曼,如果《華盛頓郵報》所屬的一家電視台來聯邦通信委員會辦許可證,就「讓他們見鬼去吧!」1973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認他們受到白宮的慫恿,在佛羅里達州的《華盛頓郵報》所屬的兩家電視台申請許可證時進行了刁難。司法部否認因為受到白宮的壓力,在1973年要求聯邦通信委員拒絕給四家地方報紙所屬的電視台和電台頒發許可證,這四家地方報紙中的三家經常攻擊尼克松。政府機構突然採取行動,反對新聞機構,這發出了一個明顯又令人不寒而慄的信號。    
    幸運的是,這種挑戰法律的行為從未走得很遠,電話竊聽和其他濫用職權行為也未走得很遠。我們這些白宮工作人員中的大多數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事兒的存在。儘管它們顯然與前面所敘述的我們的行為相關聯,卻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一場尼克松對新聞界所發動的個人戰爭,他覺得新聞界也在同他鬥,最終爆發成公開的爭鬥,這不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後多年中也有損於總統這一職位。至於比爾·薩菲爾事件,並不是尼克鬆垮台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有損於總統這一職位。由於人們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戰爭問題和水門事件,政府的信譽受到嚴重損害。這兩個影響巨大的事件代表了20世紀新聞界和政府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尼克松卻喜歡這樣說:「要把它完全搞清楚,」要把總統憑公開和直率的名聲來公正地領導他人的能力搞清楚。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7)

    人人自危的內部統治    
    剛才描述的大多數內容,我都沒有親眼見到,我的職位太低了,很多決定都是由高層人物在大門緊閉的房間內做出的,跟大多數人一樣,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但我確實目睹了尼克松的陰暗面,這裡包含著一些潛在的危險信號。    
    我第一次遇到德懷特·恰賓時,他是一位29歲的「有成就的年輕人」,已經從南加州大學畢業,在J·沃爾特·湯普森廣告公司工作,後來被鮑勃·霍爾德曼,J·沃爾特的另一位男校友招募到1968年尼克松競選班子。德懷特是公認的白宮有創造力的「樂隊指揮」,一位富有想像力、創造力的年輕人,經過他的包裝,尼克松能以最佳形象展現在電視觀眾面前。    
    尼克松中國之行的前幾個月,德懷特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他鑽進了白宮地下室的住處,去起草實現旅行的詳細計劃,並為尼克松設計一個戲劇性的回國場面。這一「舞蹈編排」上的代表作可以使德懷特按自己的意願選擇很多其他職務,直到邁克·迪沃成為白宮頂尖高手為止,情況一直如此。德懷特還給我留下了他是個好人的深刻印象。    
    離開尼克松的白宮後,德懷特·恰賓進了牢房,在監獄欄杆的叮鐺聲中,他的政治生涯結束了。有幾個年輕人因為為美國總統工作或在總統身邊工作而毀了自己的生活,他是其中之一。德懷特的罪行在於他僱傭唐納德·賽格瑞提在1972年總統競選中幹了一系列骯髒的騙局,然後又就此事向大陪審團撒謊。他在監獄裡待了6個月,出獄後,尼克松的一些好友幫他找工作,他後來繼續取得了其他成功,但他從此從國家政治中銷聲匿跡了。在裡根政府工作時,一天下午我邀請德懷特和其他幾位尼克松的校友來羅斯福套房給我們提一些建議,他們立刻被人認了出來。裡根的一些心腹朋友警告我永遠不要再犯那個「錯誤」。他們既不喜歡德懷特,也不喜歡他隨身攜帶的行裝,更不想讓新聞界在白宮裡見到他,這是多殘酷和多不可思議。    
    與那些付出高昂代價謀取一份為尼克松工作的人相比,德懷特的最終下場也好不到哪兒去,埃吉爾·巴德·克羅、傑布·馬格路德、唐納德·賽格瑞提後來都進了監獄。相信如果沒有白宮滋生出來的威脅恐嚇氣氛、屬下要唯命是從的苛求,他們就不會走上這條路。這種威懾力始於上層,經白宮辦公廳主任「尊敬的高級劊子手」的辦公室又得以強化。或許你資歷較深,還可以蔑視上面的指令,如果年輕,職位低,就只有服從。霍爾德曼辦公室來電話,你必須馬上接,行動要敏捷,不能懷有任何疑問,即使知道這是違法的,也得執行,正如德懷特那樣。    
    我不清楚事情是怎樣發展到難以控制的地步。鮑勃·霍爾德曼1973年被迫辭職後,我覺得他不像我聽說的那樣令人畏懼,他很細心,很和氣,是一個好父親,有一個令人稱羨的家,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我為克林頓工作後,他寫了封信給我,禮貌地表示他願盡量幫助我,我們的談話非常投緣。    
    後來我發現,作為總統辦公廳主任,他經常修正、忽視尼克松那些最瘋狂的命令,他知道那是總統喪心病狂時才下達的,等他平靜下來,就會改變主意。他對查克·科爾森十分反感,當總統那些瘋狂的命令下達後,科爾森不但雪上加霜,而且還興高采烈地去執行,從來不給霍爾德曼插手的機會,被水門事件毀了前程的霍爾德曼最有權利向尼克松迎頭痛斥,可他把一切都深藏在記憶之中,靜靜地擺脫了尼克松給他帶來的影響(科爾森也改變了生活,成為監獄長,幫助了許多遇到麻煩的人)。    
    1990年7月,總統圖書捐贈儀式上,站在霍爾德曼身邊,我發現總統和他互致問候時,竟然沒有認出他!20世紀60年代我不曉得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竟把霍爾德曼這種體面人變成白宮的鐵腕?政治可以扭曲人的靈魂,特別是在風雲變幻之際,無論是尼克松,還是霍爾德曼都難以倖免,可霍爾德曼心中牢記:作為白宮辦公廳主任,他的工作就是替總統賣命。    
    起初,霍爾德曼工作的高效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海軍服役期間,我已學會以每分鐘為單位作出行動反應,他的這夥人卻要求你以每秒鐘為單位作出反應。如果送來的文件袋上有一個紅色標籤意味著你該把它放在文件堆的頂部,迅速閱覽;有兩個紅色標籤,你就得扔下手頭上的一切工作,專心審閱。每天都有大量帶有紅色標籤的文件送來,有些直接來自總統,有些以霍爾德曼備忘錄的形式定期送至。我們的工作就是執行命令,不能問是怎麼回事兒,只管把它做好。所有的文件呈送總統之前,必須先送交總統工作人員秘書布魯斯·克利,他再交給別人「斧正」,然後才遞交總統。如果文件應該在晚上呈報總統,下午時,就要把它放進文件袋中,否則,你必須說明理由。清晨,你匆匆趕來,等到工作結束才能離開,第二天,又有更多的工作在等著你。會議要簡明扼要,要求每個人充分理解自己所承擔的職責。未經智囊人員修改,即使是重要的發言稿也不能交給總統;未經作者的簽收,對一些公眾事件的建議性稿件也不可以呈送總統。    
    霍爾德曼年輕的助手們被稱作「海狸巡邏隊」,他們常常事先不通知就進入你的辦公室,索要你昨天該完成的文稿,或要求你解釋他們文件清單中第「413項行動」,你是怎麼做的。只有你的級別足夠高,才能把他們趕出辦公室。有時「海狸們」盡力查找錯誤的記錄。早年的政府運作方式,就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克利帶著總統的命令和要求,站在帕特·布坎南門前,經布坎南修改後,立即返還。布魯斯清楚,帕特不是一個可以敷衍了事的人:布坎南在尼克松在野時就跟著他,而且已獲得了總統的充分信任。布魯斯自己只屬於「海狸巡邏隊」的一員,他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等待帕特,帕特一臉認真相,通覽文件,改動認為不妥之處,又仔細研究一遍修改稿,布魯斯討好地說:「我想這回總可以了吧!」樓下很遠就能聽到布坎南的喝斥聲,當時他正痛罵克利,告訴他永遠也不要到他的辦公室裡來,據我所知,他就再也沒去過。    
    如果你沒有布坎南那麼高的職位(並且孩童時代就以打架鬥毆而著稱),你就得小心謹慎地拍霍爾德曼的馬屁了。這有一個好處:尼克松執政期間的白宮最有效率、辦事最周全,儘管也有小的疏忽、貽誤了期限等等諸如此類的失誤。從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總統,尤其是克林頓執政早期,要是輔助班子紀律嚴明的話,他的效率就會高一些。    
    尼克松執政大多數情況表現為熱衷於取勝、操控每個細枝末節,像火車一樣准點運行,只是做得太過頭,已經不是有效率了——要是那樣還算出色,而是變成一支海軍陸戰隊。這個體制先是自上而下運行,不容許下層人員有異議,如果你不喜歡這樣,你可以滾蛋!但哪一個年輕人樂意放棄白宮的工作?    
    尼克松曾為自己搭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白宮班子而自豪。既然招募了優秀的年輕人,總統和上層官員就應該看到他們的純潔無邪,而不去利用他們的幼稚。20多歲的年輕人,有機會在世界上最風光的地方工作,可能會因此而鄙視周圍的一切而變得趾高氣昂。在白宮的那段日子,我也曾目空一切、躊躇滿志,執著地追逐「陞遷」的時機。家裡人和朋友難以忍受我,這不足為奇。    
    很幸運,沒有人教唆我去幹違法、缺德的事,也許他們認為我不會去做或者是心腸太軟,盛著毒藥的夜光杯也沒有迷倒我。其他的人像恰賓和克羅那樣高尚的人,深陷其中,他們被指令去幹那些令人髮指的事,成為同謀,他們以為這符合遊戲的規則,最後作繭自縛,進了監獄。可以確信,如果沒有上司的命令,恰賓絕不會參與這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並去作偽證。白宮要求他們效忠的是團隊,而不是法律。    
    與和諧的工作或掛出法律招牌相比,政治更能攪亂人的情感。那些玩弄政治手段的人,尤其是想往上爬的人,都清楚這是一個艱辛的歷程,「歡迎到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我們常用這句話說給到白宮為尼克松工作的新成員,長時間混跡於官場的政客懂得這些規則的含義,盡量避免被扯下面具或聽到哨聲還在打橫。老手知道怎樣使自己擺脫麻煩,新手卻不諳此道,教練把隊員送進賽場,心裡明白他們會被淘汰出局,卻指揮他們從背後襲擊或欺騙對方的四分衛,這種行徑應受到嚴厲斥責。可這種情形恰好發生在尼克松執政期間,恰賓和克羅因此而遭牢獄之災。    
    尼克松絕非是最後一個置手下性命於不顧的總統,比爾·克林頓應為同樣的事而有罪惡感。尼克松總統最大的罪過是創造出威嚇統治和期待文化,即讓最棒的年輕人為他上刀山。年輕人受到傷害的狀況不僅限於尼克松任期,許多無辜的年輕人殞命黃泉。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8)

    欺詐的白宮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調查研究人員和記者都想弄清楚1972年6月發生的水門事件是否由尼克松親手導演,事先知情。但是他一直否認,所以無法核實,現在問題有點離題了,不管尼克松是否知情,他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創造了這樣一種氛圍,手下以為這就是尼克松期待他們做的。    
    如果不是尼克松製造了欺詐的白宮,發起了與對手間的鬥爭,真的也好,想像的也罷,水門事件或許不會發生,也用不著遮遮掩掩。他給自己所信任的小圈子裡的人這樣一種錯覺:見不得人的欺詐行徑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共同的遊戲方式,在敵人沒有用它來對付你之前,先發制人,他們對水門事件的看法與維多利亞人對通姦的看法一致:罪行不在於干了,而在於被當場捉住。    
    目前,全部的欺詐行徑已被曝光,霍爾德曼死後談到1994年出版的日記,仍令我震驚,其中記載了一份份尼克松下達給手下的可恥的命令,可悲的是只有幾個尼克鬆手下的工作人員瞭解內情。喬治·舒爾茨如果知道,他會阻止他們,也許會辭職。在後來裡根時期的伊朗門醜聞中,他果真這麼做了。但尼克松有一個私人小圈子,像舒爾茨、加門特、普賴斯、薩菲爾和莫伊尼漢等正直的人都可能起過疑心卻無法核實。莫伊尼漢在尼克松執政的最後階段曾說:「最好的政府?見鬼去吧!」    
    我發現霍爾德曼是一個敢於直言的人,許多命令一定被修改過,他在日記中概述了與總統的談話:    
    1969年7月21日,尼克松命令讓「一個不可告人的欺詐」小組參與「在困境中採用常規鬥爭行動,打擊反對派,在他們陣營中培養間諜。」    
    1969年11月3日晚,就越南問題,尼克松面對全國成功地舉行了演講,他命令,在投入印刷前,把「一百多個惡意電話」打進《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攻擊其社論。    
    1970年3月4日,尼克松發出「奧布賴恩行動」命令,對民主黨新主席拉裡·奧布賴恩採取行動,收集他的醜聞,整垮他。兩年後,水門事件的核心集中在奧布賴恩的電話竊聽上。    
    1970年3月10日,尼克松告訴霍爾德曼他需要組建一個新的進攻小組以「確保通過美國國稅局等機構,對民主黨領導人進行全面有效的攻擊。」    
    1970年4月9日,尼克松指使兩名向埃利希曼匯報情況的密探誣陷肯尼迪、馬斯基、貝赫、普羅克斯邁爾等參議員「吸毒」,阻止他們作為最高法院候選人。兩個參與調查的人都是前紐約市的警員,其中一個曾竊聽過專欄作家喬·克拉夫特。後來被查實兩個人都是水門入室案的主角,曾秘密給作案者提供贓款。    
    1970年7月25日,尼克松命令手下「除掉」電視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他認為這對其他評論員能起到威懾作用。    
    1970年9月12日,選舉中期,尼克松下令對約翰·加德納領導的同道會滲透,竭力使其左傾,並成立了一個假的極左派的組織,頌揚民主黨候選人激進的行為,使他們的「激進自由主義」更加激進。    
    1970年11月25日,尼克松命令一個假的自由陣線組織發出一封支持馬斯基的信,這樣做深深冒犯了南方的選民。    
    1970年12月5日,尼克松看到由科爾森秘密跟蹤監視參議員肯尼迪,並為能拍下他在巴黎和女人在一起的照片而興奮不已,又把這透露給新聞界和國會。    
    1971年5月28日,面對即將來臨的1972年大選,尼克松想長期監督肯尼迪、馬斯基、漢弗萊,內容包括「自1962年以來我們發現的有關私人財政、家庭等問題」。    
    1971年6月23日,尼克松想調查納稅情況,全面審核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反對戰爭的鴿派人物主要的支持者們。    
    1971年9月13日,聽到美國國稅局調查他朋友比利·格蘭漢姆後,尼克松指使手下讓國稅局調查民主黨主要捐款人和社會名流。    
    霍爾德曼在日記中沒有記載其他更多發生在水門入室案之前的醜行,但有一封信記載了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前誹謗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反對某一少數民族,搞種族歧視。1972年大選中馬斯基的選票已超過尼克松。儘管馬斯基情緒激昂,予以否認,當時紛飛的白雪落在他身上,似乎也在為他喊冤,但「喊冤叫屈」也並沒有保住他初選和候選人資格,只剩下尼克松和實力更弱的對手喬治·麥戈文。霍爾德曼在日記中很少提到唐納德·賽格瑞提,這個白宮招募來的年輕人,搞了一系列愚蠢的政治破壞、監視活動,據《華盛頓郵報》披露,他最終進了監獄。    
    更為重要的是,霍爾德曼沒有完全說出尼克松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國家公民自由權利的大肆侵犯。正如前文提到的,白宮開始走上一條對國家安全人員和記者進行搭線竊聽的不光彩之路。1971年6月13日,在尼克松女兒翠西結婚後的一天,尼克松早上醒來看到有關《紐約時報》頭版五角大樓的一份秘密報告,報道了美國是怎樣捲入越南戰爭的。這時是尼克松執政前期,他起初無動於衷。據史蒂芬·安布羅斯說,是基辛格使他認識到這種洩密危害了國家安全,很危險,很可能阻斷與中國和越南北方和談人員交往的渠道。基辛格指出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博士是主犯,告訴尼克松不能坐視不管,並且說:「那將表明你的軟弱,總統先生。」這些話自然激怒了尼克松。    
    尼克松馬上命令聯邦調查局調查埃爾斯伯格,政府提起訴訟,以防止更進一步的報道;用測謊儀對涉嫌洩密人員測試;對喬治·邦迪等在國外的其他人員作忠誠調查;設法從布魯金斯研究院取回原稿,他們一直認為原稿藏在那兒,尼克松告訴霍爾德曼:「他媽的,我不在乎用什麼手段,一定把原稿「從布魯金斯研究院」拿回來。」    
    聯邦調查局拒絕調查埃爾斯伯格,怒不可遏的尼克松對埃利希曼怒吼道:「如果他媽的政府裡沒人去管「洩密」,我們自己去幹。你馬上在白宮成立一個小組,讓他們暗中控制事態的發展,想盡辦法,阻止它。」當年7月,埃利希曼把任務交給兩個年輕人,巴德·克羅和大衛·揚。他們在老辦公樓的地下室開了一家店,門上標掛「管子工」,實際他們就是防止洩密工作小組(揚是惟一一名沒有捲入非法行為的防止洩密工作人員)。    
    尼克松就是這樣在政府裡另立政府,白宮裡的欺詐行為帶來嚴重的後果,1971年後半年,防止洩密人員派出了一個小組,闖入加利福尼亞一個精神病科醫生的辦公室,拍照埃爾斯伯格的病歷。尼克松認可了這種非法闖入——至少應該這樣認為。儘管他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以掩飾,他清楚,如果現在「觸犯法律無論輕重」,將來都有可能遭到彈劾。他有自己得意的情報機構,直到伊朗門醜聞期間,奧立弗·諾斯和約翰·波因德克斯特闖入公眾的視線,我們才再次開了眼界。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9)

    在尼克松陣營中,防止洩密工作人員的影響不知不覺地在加深,幾乎難以覺察。1972年競選升溫時,從事「黑袋子」工作的國家安全秘密調查人員轉向政治上的不可告人的欺騙行為,因水門非法入室事件被捕的人有霍華德·亨特、G·戈高登·裡迪,還有三個古巴人,他們一年前都參與了對埃爾斯伯格的非法搜查。實際上,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尼克松企圖中止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從而轉移國家安全人員的視線。他孤注一擲,反而把自己推向了災難的邊緣。    
    萊昂納多·加門特認為:尼克松的倒台和越戰直接相關。戰爭引起了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和五角大樓其他人的強烈反對,埃爾斯伯格及其辦公室決定把正義的理據掌握在手中,所以出版了五角大樓的秘密報告。尼克松成立防止洩密工作小組調查埃爾斯伯格,小組成員成為白宮欺詐行為的秘密武器,並非法闖入水門。「這一環始終貫穿總統任職期,是越戰另一個惡果。」加門特認為「這一環最終因尼克松遭彈劾、辭職而被打破。」    
    為了替他辯護,尼克松的助手找出了兩個論點:他們認為越戰使國家極度分化,爭端達到內戰以來最高程度。成百上千的人們走上街頭,向越南北方的人發出信號,美國在戰爭中已筋疲力盡。反政府情緒在不斷升級,美國想緩和與蘇聯的冷戰對峙,因為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信息洩露成為一股潮流。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既然內戰期間林肯有資格取消人身保護法,尼克松也同樣是國家元首,為什麼沒有資格在越戰時變通法律,保護國家安全呢?在國家緊急時刻,這通常被認為是合理的。    
    我對尼克松深表同情,認為他有理由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採取強硬手段」。我們對林肯的分析有許多曲解之處,林肯對自己中止權力實行限制,公開進行,並保證在戰爭以後恢復一切公民權力。尼克松沒有什麼明顯的限制,偷偷摸摸進行,蓄意干了許多與戰爭無關且違法的事。    
    另外一個使違法的欺詐行為合理化的典型例子是尼克松的民主黨對手也在干同樣的事,而且鐵證如山。維克多·拉斯基,一位保守派的作家,在《水門不是開端》一書中,收集了許多證據,可主流媒體從沒有給他一個公正的待遇。事實上,許多傑出的歷史學者也發現了同拉斯基類似的證據,例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林登·約翰遜總統命令手下審核他們對手的稅單。博比·肯尼迪命令監聽小馬丁·路德·金。約翰遜總統執政期間,J·愛德華·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送給金一盤錄有他和女人私通的磁帶,暗示他應該自殺。1968年尼克松在競選中遭竊聽。1972年競選中,有人非法闖入他醫生的辦公室,尼克松同樣要面對民主黨的特工,有名的破壞能手迪克·塔克,破壞他的競選旅程。如果我們偷聽白宮其他總統的談話,像偷聽尼克松總統的談話一樣,許多總統的形象在我們心目中就會黯然失色。    
    在尼克松執政期間的白宮,我不斷聽到對手攻擊我們,手段極為骯髒。有這樣一種假說,無論我們的人在幹什麼,而且我們假設他們的行為合法,相比而言對手幹的事比我們的要壞得多。還有,我早已注意到在70年代尼克松下野很長時間後,華盛頓的「黑袋子」事件連連發生。一著名記者發現他的家被搶劫,卻什麼也沒丟,只是稿件被弄亂了;一政治活動家報告他的資料被偷走了;其他一些私人機構切實感到他們的電話被人偷聽。我完全肯定類似的事情是在有組織地進行著,但沒有人能制止它。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懷疑當我用公用電話時,誰在那頭接聽。有時電話特別不安全,可能有多線偷聽。    
    後來,尼克松周圍氣氛有所緩和,他確信自己與對手以同樣的規則在做著遊戲,他可以用自己的經驗來證明,但這並沒有讓他擺脫以自己的名義踐踏權利的指責。即使他的前任也犯過錯誤,可他卻根據憲法第三章第二條宣過誓,總統「應該保證法律得以忠實地執行」。正如英國作家亨利·德·佈雷克頓那句名言所講:「國王應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為是法律造就了國王。」    
    特別是作為法律和秩序象徵的候選人,尼克松有義務經營一個廉潔的白宮。針對對手的一系列骯髒欺騙行為,允許對白宮納稅人流氓式的調查,組成防止洩密行動隊,這一切行為已經破壞了他在公眾前頌揚的法律和秩序,麻煩是不可避免的。欺騙行為雖不是在水門開始,也不是在水門終止,但如果不是在水門事件跌了跤,他本可以任滿兩屆總統任期。    
    約翰·迪安這樣描寫尼克松:我們看到的「總統職權上的癌瘤」並非自然發生,有許多潛在因素,作為總統不能控制陰暗心裡這個惡魔,混淆權力與總統領導職能,斷絕和其他民主權力中心的聯繫,與新聞媒體粗暴地對峙,對白宮的年輕助手實行恐怖統治,在白宮內進行粗暴的統治,癌症在這種環境裡滋生並轉移,醜聞遲早會發生,即使不發生在水門入室的那一天也會在另外一天以另一種形式發生,水門事件不可避免。    
    大多關於領導藝術的書告訴我們一個人怎樣做才能更富效率更有力度,很少告訴我們該避免什麼,後者可能更有用,因為許多人因為自身的錯誤和弱點在成功的路上誤入泥潭。    
    犯罪的不止尼克松一個人,麻煩的是其他總統或多或少也犯過同樣的罪,他的錯是他犯了所有的罪,結果是已經大大超出了可令人接受的行為範圍,等於政治自殺。人們是多麼希望他能驅除惡魔,消除陰暗面,弘揚光明的一面,成為一名與眾不同的總統。但他卻篤信只有通過強硬手段和齷齪計謀才能生存。與大眾認可的標準相比,他認為自己是好人,這加速了他的失敗,但他也知道他是個復仇心切的人,在他對五角大樓的報告胡吹亂侃時,他對閣僚說:「許多人就總統、人性問題以及如何戴上漂亮的禮帽在白宮跳舞向我提出了不少忠告,我照著去做了,但我應該澄清這不是我的本性。」    
    儘管尼克松的情況很複雜,他卻給後人留下一些關於領導問題簡單的教訓:不難理解一個人是如何以難以置信的力量登上權力頂峰,也不難理解一個人又因致命的弱點跌入深谷。對未來的領導人,從這兩種冒險中吸取教訓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難題。    
    當艾爾·黑格於1974年8月的下午給高級助手班子打電話,告訴我們兩年前尼克松和霍爾德曼的談話內容就是著名的1972年6月23日的談話磁帶時,我氣憤已極。現在,我們知道尼克松背叛了國家、總統機制、他的家庭、國會、新聞媒體以及每一個國人。是的,我個人也感到被欺騙了。這個「冒煙之槍」讓所有的人昏厥。尼克松辭職已不可避免。彈劾?別做夢了,快走吧!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那時,關於是否可以平靜地交上一封信就可以辭職在成員內部仍有爭論,有幾個人提前離職,因為他們不信任他,不想幹下去。大多數人留下來,因為大家感到落井下石有些不妥,在證據不確鑿之前離開會給公眾一個信號:我們對他已失去信任。這樣一個信號對他及仍在那裡工作的朋友很不公平。    
    現在,鐵證如山,水落石出,該怎麼辦?撰稿人們都說;只有老鼠才會離開即將沉沒的輪船。我們留了下來。    
    當尼克松在直升機上向他的辦公室揮手告別的最後的那個早晨,我不清楚是否應該在水門事件上原諒他,傷口太深了。幾個月之後當他病倒,因靜脈炎在聖克萊門蒂幾乎喪命時,他又贏得了我的同情,他不應這麼快就死。或許他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並沒有解釋整個事件,令我很失望,很明顯這是他最大的心疼。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寫作上,我對他的聰明睿智的佩服與日俱增,雖然水門事件記憶猶新。    
    比爾·西蒙在尼克松辭職後,仍舊與他交往,一年後的一天,他邀我一道去加利福尼亞拜訪尼克松。尼克松出人意料地熱情問候我,用他最喜歡的馬提尼酒招待我們,我們坐下來就世界大事深入地交換意見。之後,我又有機會拜訪他,並經常與他交談,隨著交往的增加,我把與他談話視為一種偏得。現在我的傷口已經癒合,我期待學會他對世界大事的真知灼見。    
    我於1993年受雇於比爾·克林頓,尼克松對此懷有一種特殊複雜的感情,可至少在私人談話中,他祝福我。他對我的新上司有很多好的建議,大多都可印刷成冊。直到最後,他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身上的好與壞是那麼深沉、豐厚、真實。    
    尼克松1994年辭世時,克林頓總統私下徵求我的意見問他是否該去參加葬禮,應該帶誰去,更主要的是,他該說些什麼。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很高興。克林頓很難對這些做出決定:許多他最親密的支持者仍然憎惡尼克松,如果克林頓能待在家裡或至少不為尼克松歌功頌德,他們將會很高興的。但克林頓總統尊敬前總統,勇敢地堅持出席了葬禮,並應邀講話。他的悼詞尤其引人矚目,深深地吸引了我:    
    「今天,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國家應該深刻緬懷尼克松總統,對於他們,我們應該說,與其評價尼克松總統的生前往事,不如加倍珍視總統生涯的終結。」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1)

    傑拉德·福特退休後幾個月的一天,他的助手打電話給我說他有一個私人請求。他將做一個比較重要的講演,想讓我給他看看稿子。我答應了,那天下午,從他辦公室傳過來一份傳真,說他會在晚上從家裡打電話給我。    
    電傳過來的講稿堪稱上乘佳作,觀點深遂,句子連貫,措辭考究,雙音節、三音節、四音節詞躍然紙上。問題只有一個:我在白宮為他服務一年多了,真不敢想像傑裡·福特如果講完這樣一篇稿子會有什麼反響。這和他當總統時的講演風格截然不同,要是人們誤認為他故意改變自己怎麼辦?他要是在那些繞嘴的詞彙上結結巴巴怎麼辦?顯然,他是想重改一下稿子才打給我電話的。    
    「好了,」他說,我幾乎能想像出他吐煙的樣子,「我非常想知道你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衛。」    
    「總統先生,這是一篇很好的稿子。撰稿人給你寫了一篇一流的稿子。」我開始結巴了,不知道下面的話該怎麼說,「但是,文章中好像有些不太適合您風格的地方,先生,您是不是想讓我重新整理一下,把它改寫成與您的風格大體一致的稿子?」    
    一陣沉默……    
    我知道我已經點明了我的意思,但不是很露骨。我也知道他明白了我正在向他暗示如果用詞簡單些、大多由單音節詞組成的稿子,講演起來會更容易些。他在任時,我和其他撰稿人就是這樣為他寫的。    
    電話裡傳出他的笑聲,「不,」他慢慢地回答,「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喜歡這樣的稿子。幾年來,我頭一回有機會坐下自己寫一篇演講稿,完全按照我喜歡的方式來寫。我只想在你這兒先試試。」    
    碰了一鼻子灰再往下說就難了,我咕囔了幾句。我們談了一會兒,他就跟我說再見了。我在白宮時真愚蠢,自以為是,還勸這樣一位傑出的人不把他的智慧表現出來。為什麼我們以前硬要他在大眾面前按我們的意思講話,就像老牛反芻一樣?為什麼他以前要接受這種方式?他任總統期間,很多為他服務的人,包括我在內,從來沒有注意到他想以更高的水準來講演。也許,從來沒有奢望過當總統的他,自己也低估了自己吧。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轉,傑裡·福特越來越傑出了。人們逐漸意識到在他任職期間,他的性格與領導才能最貼近國家的需要,他是理想的為他人療傷的人。當我們經歷了眾多的醜聞,尤其是克林頓時期,福特的忠誠厚道讓我們知道領導人應具有什麼樣的人品。「傑拉德·福特是我們最低估了的現代總統。」裡根傳記作者埃蒙德·莫裡斯這樣說。    
    讓我們看看記者理查德·裡夫斯內心的轉變過程吧。1974年秋,裡夫斯在國會大選的最後幾天裡一直跟隨著新總統,他給《紐約》雜誌投了一篇極具諷刺意味的稿件,雜誌封面上有一張坐在總統辦公室裡的大傻瓜的複製照片,題目為「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美國總統」,下面寫道:「不是皇帝有沒有新裝的問題,而是到底有沒有皇帝的問題。」一年後,裡夫斯把他的批評擴充為一本書,聲稱「福特太遲鈍,他缺乏想像力,不善言辭。」    
    在談到福特高昇時,裡夫斯甚至還借用了布賴斯勳爵的一句話:「在一個才能出眾和一個老實厚道的人之間作出選擇,老實厚道的人更被看好。」布賴斯於19世紀末到美國大陸,他對為什麼這麼多平凡的人會成為總統做了調查。裡夫斯知道尼克松本來是想讓約翰·康納利做副總統,卻選擇了福特,是因為福特在國會中有忠誠厚道的美譽。雜誌上的畫像很快影響了人們,並在人們頭腦裡根深蒂固。約翰·羅伯特·格林在福特傳記裡寫道:「在醜化福特上,沒人比理查德·裡夫斯更歷害。」    
    瑞夫重新審視歷史,他完全改變了對他的看法。1977年,他給《美國遺產》撰寫了一篇題為「抱歉,總統先生」的文章,他很後悔,並對幾年中政界與新聞界的黑暗墮落,尤其是媒體好對公眾人物品頭論足甚感悲哀,他勇敢地承認了對福特的詆毀在新聞界產生了負面作用。事後,他懺悔說:「福特做得比我想像的要好,……他竭盡全力,做了他認為他應該做的:總統先生,我尊敬您並感激你。」    
    福特在位時被認為是笨拙的總統,心懷善意的人們說,他不能邊走路邊嚼口香糖。林登·約翰遜便這樣講過,這種觀點在大眾心裡根深蒂固。(實際上,裡夫斯講的原話是「不能邊嚼口香糖邊放屁」。林登·約翰遜的助手這些年一直在澄清這則故事。)這麼說不公平!但很多像裡夫斯這樣的記者和許多其他人卻想使這樣的描述擴大化,就像民主黨對福特發出的抨擊那樣。在政府裡,我們這些在福特身邊的人都知道他比媒介所描述的更有智慧、長得也更帥(他曾經入選參加職業足球賽),我們努力地想讓大眾去瞭解我們每天為之工作的福特,但是回顧往事,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他評價不足,我們本來應該這樣做的。我是多麼希望我是那麼做的呀。    
    傑裡·福特只當了895天的總統,是20世紀任期最短的總統。即使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他也對繼任總統職位的人留下了發人深思的經驗教訓。一些教訓是從錯誤中總結出來的。他說,當選領導在上任頭幾周裡,尤其是在頭一百天裡,充分展示其領導才能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總能注意到,這樣的日子比其他任何時候都重要得多。即使他不必成為富蘭克林·羅斯福,他也必須精心營造在群眾中的威信,福特就失敗在這兒。在一個大的團體裡,必須有人去成為領頭人,如果領導人沒有操縱和控制大局的氣質,他必須委託給別人,而且要快。一旦傳出該領導和他的班子沒有強有力的控制局勢的能人,人們就堅信他不適合做領導,而且這樣的輿論影響很難扭轉。在這些領域,福特也有麻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福特沒有經過準備就繼任了總統。    
    福特真正的成功在於他度過了上任之初的艱難時期,並贏得了全國上下的尊重與愛戴,因此他的領導同樣留下了正面的經驗。首先也是第一重要的,他重新樹立起當選領導的誠信。「誠信才有凝聚力,」在談到工作時他這麼說,他每天這樣身體力行。他一直在遵照一句老話「認真考慮工作而不是你自己。」在福特內閣中,他的工作人員都是一流的,他不是想讓他們也和他一樣成功,卻建立起了一屆最好的內閣。對他幫助最大的那個人不在政府部門裡,她是住在官邸樓上的「第一夫人」,她也漸漸地贏得人們的愛戴。我們將在下文就總統的經驗教訓繼續探討。    
    有沒有開啟領略福特領導藝術之門的鑰匙?從我所認識的歷屆總統當中,福特是最正派的領導人。從艾森豪威爾到杜魯門,福特是心靈最健康的一個,他知道自己是誰,並以平靜的心態生活,熱愛人民。他相信公眾、相信國會、也相信新聞媒體,從而也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後來,選民選了吉米·卡特為總統,福特與卡特的關係曾有一段時間很緊張,過了一些時候,他們也相處得和睦了。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2)

    福特其人    
    我認識傑裡·福特,就像認識尼克松一樣偶然。作為眾議院中共和黨少數派領導人,福特經常與尼克松一起到白宮來開會,我可以坐在後排。1948年福特進入國會,他和尼克松相識,兩個人在共和黨中的地位都不斷上升,區別是福特想當眾議院議長,而尼克松則把眼光放得更遠。    
    作為總統,尼克松把福特看作有價值的國會的副手,一個共和黨的忠實信徒,能夠代表自己調動朝野。尼克松認為福特比休·斯科特更可靠,斯科特是共和黨參議員中變節者的頭子。像我這樣在後排坐著,對國會瞭解甚少的人,很少見到福特張揚自己:他就像是在高爾夫球課上的一個好陪練,一點兒也不像一個國家藍圖的規劃人。我們真是有眼無珠,很多像我這樣守在尼克松身邊的人竟沒有認識到福特作為立法者的強大力量。    
    福特當選為副總統並沒有改變我對他的看法,在我頭腦裡,尼克松是總統,已先入為主,我根本就沒想過誰是他的接班人選。許多由福特從國會山帶來的隨從像豪豬一樣多刺,對尼克松的人挑三揀四,我是偶然拜訪福特時才知道的。福特為人熱情大方,要不是這樣,我肯定懷疑他的下手盼著尼克松下台,他們好接班。那是個恐怖怪異、令人心神不安的時代。    
    我對福特的看法有所轉變是在他任總統後不久發生的兩件事。第一件是他和他妻子貝蒂到南草坪機場送尼克松夫婦上直升飛機,祝他們一路順風。在回來的路上,兩人慢慢地走向白宮,默默無語。半路,福特握住夫人的手,人間情意盡顯其中。從那以後我感到他和妻子感情篤信有加。    
    第二件是在白宮東廳聽福特做簡短的就職演說那天,他說:「我們的國家所經歷的那場漫長的噩夢已經結束。」他謙遜而直接的說話方式讓人不禁想起了11年前林登·約翰遜在肯尼迪遇刺後首次在公眾面前的講演,那時民心所向的是約翰遜。現在有一個名叫福特的人,他以中西部人特有的剛毅與安撫人心的個性,就在我們需要他的時候,站到了國徽下,這對於整個國家來講真是上帝在賜福。正如福特的顧問、傳記作者詹姆斯·坎農所寫的,「此時此刻,傑拉德·福特成了美國大眾心目中取代尼克松的總統,這一點,別人做不到。」    
    我不知道在福特上台後,會不會給我等為尼克松效力的人留位子,我心懷忐忑,也許在「他們」坐穩之前,有幾周需要人幫助,然後就會對前白宮人員來一次大清掃。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會這麼做的。美國需要重整旗鼓。但只是近幾年,我去讀福特的一個親信顧問羅伯特·哈特曼文集時,才明白福特的議員們對尼克松的人是多麼蔑視。哈特曼脾氣很壞,在權力交接時受到尼克松的人蠻橫無禮的對待,他頗有受辱的感覺。哈特曼輕蔑地稱我們為「御衛隊」,矛頭直接指向艾爾·黑格。在羅馬御衛隊的傳統裡,人們都過分自信,意指我們想操縱統帥我們的人。無疑,有時候我們的確高估了自己,但哈特曼在判斷與尼克松有關的事情上卻操之過急了。    
    他沒有看到的一點是我們中的很多人不可能再在自己的位子上得意忘形了,我們將被全部炒掉。跟隨尼克松的最後階段,我們在精神上倍受創傷,我們的總統因恥辱而下台,我們猜想我們將有同樣的下場。1919年,芝加哥「黑色短襪」橄欖球隊的幾名隊員在打完世界盃循環賽後被永遠禁賽,我們的所作所為永遠玷污了自己的名聲,在政界我們何嘗不會被踢出去?我們將會有什麼樣的結局?但是我發現美國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國家,所以,所有為尼克松效力的無辜的男男女女,甚至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都會繼續在人生中創造更大的輝煌。可那段日子,不利於我們的形勢一觸即發。    
    對於我個人來說,已經風平浪靜。新總統上任幾周,我仍舊管理著白宮撰稿人,力爭使原來尼克松的人與新來的福特當副總統時期一部分工作人員融為一體。可一天早上,福特新的新聞秘書傑裡·特霍斯特宣佈任命保羅·泰斯為白宮撰稿室領導,真是雪上加霜,老天爺!竟然是這樣。這個新隊伍裡沒有一個人事先透露消息給我或者給艾爾·黑格,他當時是白宮辦公廳主任。艾爾和我一樣生氣,但我們又做不了什麼。那是他們的白宮,不是我們的,他們有權讓他們自己的人負責,不管這事辦得多不得體。國會的老議員保羅·泰斯確實是一位好人,隨著時間流逝,我越來越感覺到我喜歡他和他招募的人了。但當他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以高級撰稿人身份留任時,我謝絕了。    
    內閣中有一個人引起過我的注意,他就是威廉·西蒙,1973年,他如颶風般旋入華盛頓,擔任尼克松的首任能源部部長。那時OPEC正開始緊縮世界石油供給,之後,當危機減弱時,他在1974年5月成為財政部長。我在一個嚴厲、武斷又充滿愛心的嚴父身邊長大,因此崇拜那些能夠駕馭強大權力的人,比爾就是這樣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經濟上下起伏不定,但他是弄潮兒,年青人就喜歡這樣。我被免職那天,我打電話給他,說我在攀他這個高枝兒。傍晚,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到他那兒,為他起草公文並擔任政治顧問,他和他的手下教我經濟。對我來說這是一樁好買賣,財政部的同仁教會了我所有關於自由市場和財政的規則。    
    與比爾·西蒙合作的一年裡,讓我堅信:年青人在從政的早期必須受雇於一個聰明能幹適合做其良師益友的人,換言之就是做別人風箏上的一翼;或者加入一個專業水準高、充滿活力的組織,使自己在其中受到磨煉。在西蒙手下和財政部裡,我幸運地魚和熊掌兼而得之。他是一個特別嚴厲的執行官,他自己和他周圍的人整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來自紐約投資公司中的所羅門兄弟公司,所以習慣於冒險,只要掌握到別人所瞭解信息的百分之二十就做出決定。在投資界,只要你能打出油,打兩個乾井是沒關係的,西蒙的第六感官特別靈敏,他知道錢能從哪兒流出來。在公共政策競技場裡,靠第六感做出判斷非常危險,但他能及時自我修正,在任期間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裡,比爾的脾氣相當暴躁,就像上了膛的子彈。他愛向人發火,愛掰斷鉛筆,這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一個女助手,非常害怕他。一天下午,他的辦公室裡打來電話說要一篇演講稿,我那助手跑下樓去送,結果在大理石地上滑了一跤,扭斷了腳腕,要不是她平時表現不錯,她就麻煩了。但比爾也有仁慈的一面,他對我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財政部長在任職期間至少要做一次環球旅行,當比爾打算遠訪前蘇聯、印度和斯里蘭卡時,我都緊隨他和他的妻子卡羅爾,旅程長達十天之久。現在一些領導人認為自己很忙,也很害怕反對派指責他們去用公款旅遊,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時間去瞭解他國文化。更可悲的是,他們知識極為貧乏。西蒙是惟數不多的知道怎麼旅行的人,我把他看作是與眾不同的老闆。他總是高期望,高標準,他是團隊的核心。在現在的領導中,這樣的人物不多見。任何一個年青人在這麼艱辛的一年裡都會受益匪淺。    
    我認為自己徹底離開了白宮,可我卻沒有。西蒙從白宮開會回來說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我以前在為福特工作時的一個同事秘密打來電話,讓我暗中幫助他撰寫稿件。    
    福特正艱難地想促成一個平穩的管理隊伍。他從國會山帶來的那批人經營白宮顯然人手不夠,再者,尼克松的人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福特別無選擇,只有吸收新人,只能靠他在國會山中的廣泛交情,結果自然是很複雜的。新招募的人中最知名的是唐·拉姆斯費爾德,他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節的位置上調來任非正式白宮辦公廳主任,還有他的副手迪克·切尼,兩人不久便與哈特曼和他日漸增多的部下水火不容了。    
    哈特曼認為拉米和切尼二人尼克松氣味太濃,而且拉米和切尼已經建立起自己的聲望,他們曾在尼克松下屬的行政部門工作過,這也使哈特曼把他們劃出圈外。哈特曼視他們為御衛隊的新叛黨首領,並盡可能排擠他們,尤其是在給福特撰稿方面,哈特曼認為這是他的領地。對於拉姆斯費爾德和切尼來講,與哈特曼合作也是相當困難的,他所用的人都是擺設,在大學球隊裡二流都算不上的,就更別說在國家足球聯盟了。    
    有一件事很快證明了哈特曼的新成員乃齷齪之徒。在老辦公樓的一個辦公室裡,他安排了一個撰稿人,這傢伙看上去好像每天都穿一身制服來上班,然後換上舊褲子,他聲稱這是「我的寫作褲」。在午飯前,他換上制服,午飯後,再換上他的寫作褲,下班前再換回來。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這個癖好,直到有一天下午的晚些時間,一個打掃衛生的女服務員走進他的辦公室清掃房間,他跳起來公然在她面前換褲子,女服務員衝出房間。第二天下午,女服務員小心翼翼地又來到他辦公室清掃房間,他又起身想非禮,「我告訴你,」她跟他說,「這兒的人都是紳士。」他衝出房間,再也沒回來。我不知道後來這傢伙怎麼了,不過,謝天謝地,他很快從白宮消失了。    
    哈特曼自己也能寫出很好的文章來,他起草的福特就職講演稿就是對總統獨一無二的貢獻。但是他在選拔人才上缺乏眼光,僱傭了那種穿短褲寫作的人,他精心地保護著他們的工作不受到御衛隊員的威脅。拉姆斯費爾德、切尼和他們的同盟者失望之餘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能對即將發生的事件寫點稿子,他們好偷偷地給總統。不久,哈特曼就發現了,並把我也看作御衛隊創辦人之一。    
    送稿給福特也不是一帆風順,有一次我寫給總統的稿件給他惹過一堆麻煩。當時紐約市財政大幅度滑坡,紐約市官員向華盛頓求救,政府拒絕了,福特想在1975年10月份以講演的方式告訴他們。哈特曼的人急忙趕出了一篇稿子,我也暗地裡寫了一篇。我寫的是嚴厲抨擊的文章,希望如被採用,我將在白宮有機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努力措辭,邏輯嚴謹,用的是典型的為總統撰稿的步驟。但我們這樣秘密行事的結果卻使我遠離了白宮的大門,而且令我驚訝的是一些我沒寫的內容竟然出現在文章的最後,粗糙生硬之至。第二天《紐約新聞日報》刊登令人捧腹不止的頭條新聞,題目為「福特讓紐約慢慢垮掉。」這個標題使福特的政治顧問們慌恐不已,並且肯定,民主黨在此基礎上定會大做文章,在1976年競選中以此做宣傳反對福特,吉米·卡特那年秋天讓紐約振奮了一把,他的選票直線上升。當然,那個題目的效果到底有多大還不清楚,但它肯定沒起好作用。    
    1975年年末,福特改革其管理制度?熏把拉姆斯費爾德派到國防部,把切尼升為白宮辦公廳主任。這也結束了我捉迷藏的遊戲,切尼把我請回來做咨詢總顧問,並建立了一個小型聯絡工作室,把焦點投向電視。比爾·西蒙祝福我又一次回到了白宮。那時通貨膨脹的影響無所不包,甚至影響到了工作頭銜,使我受寵若驚的是我竟被任命為總統特別顧問。    
    從那以後的24個月是我在政府工作最開心的日子。傑裡·福特的寬宏大量使每個人都願意加入到他的團隊中去。他在公眾事件上的態度,即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強硬路線,緊縮財政、社會問題溫和大度,與我的觀點完全一致。辦公廳的成員不需要在所有問題上都與總統的信仰一模一樣,但最基本的默契是永遠都需要的。明智地說,我在福特,實際也包括尼克松,比在裡根或克林頓時期更感到得心應手。除此之外,福特周圍的人也大都具有公眾精神,是一些忠實可靠的人,他們努力恢復總統的凝聚力和道德權威。儘管有時也為一些事情發生內部過爭吵,但福特的白宮確實是個工作的好地方。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3)

    福特初任時的警世軼事    
    我返回白宮時,福特還在一開始就很棘手的總統位置上煎熬著。人們都說,一個演員的開場和收尾對於整個表演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開場決定著他接下來表演的好壞,收尾是人們離開劇院後頭腦裡留下的對於表演的印象。這一點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其他領導層面都適用。    
    作為總統的傑拉德·福特當然也是如此,就職講演使他頃刻間受到了整個國家的愛戴,這個就職演說對於被醜聞、戰爭、經濟惡化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最好的慰藉。福特的溫文爾雅、毫無偽飾恰恰是人們所尋找的穩定的力量。一天早晨,隔壁的記者發現他給妻子貝蒂做早餐,與平常人別無二致。專欄作家發明了「英國鬆餅歷史論考」,意思是說任何一個好得能給妻子做鬆餅早餐的男人,就一定能治理好一個國家。    
    美國人喜歡在他們的總統身上看到直言不諱和其他傳統價值,他們在福特身上看到了。哈里·杜魯門身上有一種氣質,他坦誠地面對國民,讓人們感到去白宮有回家的感覺,這在福特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兩個人都正值國家危難之時上台;兩個人都必須解決棘手的問題;他們都是從中西部來的平常人,熱愛家庭;他們的正直誠懇和團結人心給國人以巨大的慰藉。雖然人們都懷疑他倆的能力和智慧,在上任初期兩人的支持率都達到了頂點,只是後來又回落下來了。    
    遺憾的是,二人不能並駕齊驅了。杜魯門贏得了1948年大選的勝利,福特的星光熄滅之後,他再也不能獲得他昔日的光芒。其實在福特就任總統的前三個月,他就失去了連任總統的機會。他上任的頭一百天是他在國內政治舞台的初次亮相,這一百天造就了他在任期間的公眾形象。    
    福特怎麼了?為什麼他的總統生涯如此短暫?為什麼他不能東山再起?這兒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故事,每個都為未來領導人敲響了警鐘。    
    1.意外星期天    
    1974年9月8日,星期天早晨,也是福特上台後的第30天,白宮召集記者說總統要舉行一次秘密發佈會。總統精心選擇了六位親信顧問先進行討論,沒有記者與會,所以外界對其內容全然不知。那天上午八點鐘,福特在聖約翰的聖公會舉行了聖餐禮拜儀式,這是總統在拉發埃特公園對面做禮拜的地方。回到白宮以後,總統召集國會領袖們發表他的演說,在差幾分鐘10點的時候,他的新聞秘書傑裡·特霍斯特拿著一封信走進了總統辦公室,信的內容讓他震驚,但暫時保密。    
    上午11?押00整,遠處教堂的鐘聲迴盪,福特對毫無心理準備的人們發表了他任職期間最重要的講話:「女士們、先生們,我鄭重宣佈,我覺得我應該向你們宣佈,我的美國國民們,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意識裡我認為我要做出一項正確決定。……我,傑拉德·R·福特,美國總統,根據憲法第二條第二款賦予我的豁免權,豁免理查德·尼克松對美國已經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參與的一切罪行,給他完全的自由……」    
    在福特簽發正式公文以後,理查德·尼克松立即在聖克萊門蒂發表講話,接受豁免。很顯然,尼克松只承認對水門事件處理不當,並沒有如福特的顧問所希望的那樣承認他犯過罪或掩蓋罪行。尼克松得到了他的律師所要求的一切,既完全徹底的豁免、毫無罪狀,以及對他的磁帶、錄相帶有自主處理權。    
    福特現在放鬆了,他離開了辦公室,下午去伯明森林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他的第一個球還沒入洞,就一定聽到美國大地上空滾動的晴天霹靂。美國人並沒有為豁免驚得目瞪口呆,反而激起了他們的公憤。對大多數人來講,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殺還歷歷在目,而福特的「意外星期天」卻豁免了尼克松,掩飾了他的秘密與政治背叛。在福特演講完一個小時後,白宮法律顧問菲爾·布肯在發佈新聞時,白宮的電話已經接連不斷了。特霍斯特的助手查詢了白宮的電話交換機,在布肯的發佈會還沒結束時,就小聲對他說:「事情很糟,反映情況是8︰1反對。」    
    那天晚些時候,特霍斯特發佈的內容見報後,騷亂升級。經過一夜的思索,特霍斯特在這個位置上待了一個月之後,給總統寫了一封辭職信,「我不能完全支持您在前總統尼克松在未被判有任何罪名之前就完全給予他豁免的這一決定。作為您的發言人,我不能令人信服地為那些有意逃避越南戰爭的年輕人給予完全豁免的行為辯護,同樣不能為在尼克松水門事件中被指控有罪,甚至已經入獄的謀劃者、參與者給予豁免的行為辯護。」    
    在尼克松被豁免的短暫時間裡,福特差點兒失去了人們對他擔任總統的信任。第二天,在匹茲堡,他第一次受到人們的噓哄,一些示威者喊道:「福特下地獄!福特下地獄!」一位站在機場的護欄旁的工人告訴記者:「哦,那都是講好了的,他對尼克松說:『你讓我做總統,我赦免你。』」第二天,在北卡羅萊納州的派因赫斯特,福特遭到了人們的嘲諷,在一些自製的牌子上寫著:「福特的豁免藐視正義」,「狡猾狐狸福特」等等類似的字樣。《紐約時報》派出蓋洛普民意測驗分隊,深入現場,調查結果表明福特的支持率一夜之間從71%降到49%。    
    水門事件之後,久違的惡意中傷又向新聞界鋪天蓋地地襲來,特霍斯特的辭職又給記者們提供了彈藥,使他們得以大肆談論如果總統有他的新聞署長一半的良心,就不會做出如此無理的行為。正如記者路易斯·湯普森所說:「水門事件、越南戰爭後,我們經歷了白宮和新聞界關係最微妙的階段,官方發言的真實性遭到質疑,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尼克松的人對新聞界的態度,我們真是有口說不出。」記者們要求知道尼克松和福特之間的「秘密交易」,結果很快人們就瞭解到,實際上尼克松白宮辦公廳主任艾爾·黑格和當時的副總統福特進行過一次關於豁免可能性的談話。這是個爆炸性的新聞。黑格與福特之間到底說了些什麼現在還是個謎,然而也有陰謀分析家既不認為李·哈維·奧斯瓦德在達拉斯是個人行為,也不認為福特在豁免這一問題上是個人行為。    
    福特有力地說明了他從來沒與黑格在關於豁免尼克松的問題上達成任何協議,而且身為一國總統,他是出於理性和國家利益行事的。為了平息輿論壓力,他還做了一件自林肯以來沒有任何總統敢做的事:他自願走到國會委員會面前,發誓他的行為光明磊落。這一行為對尼克松下台後重建政府與國會之間的關係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朋友和顧問,我也在內,完全相信他的話。傑裡·福特與黑格有私人交易對我們來說是難以相信的,即使按福特的性格,那也不可能,他沒有必要去做這筆交易。福特清楚一日風雲就可以摧垮尼克松,與黑格做秘密交易也於事無補。    
    即使這樣,豁免一事在政界引起的風波嚴重削弱了總統的力量。在他宣佈豁免不到兩個月,在1974年的國會選舉中,選民幾乎全投了民主黨候選人的票,共和黨候選人再次成功的希望在尼克松辭職又被豁免後幾乎成為泡影。著名的「1974年水門事件派」給國會帶來一批自由的生力軍,這些新成員是加裡·哈特、蒂姆·沃思、戴爾·邦普斯、約翰·格倫、克裡斯·多德、保羅·西蒙、湯姆·哈金、保羅·松加斯、馬克斯·巴克斯、帕特·萊希,還有吉姆·費洛裡奧。    
    新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在福特背後不斷滋事,在國會中以291對144的多數席位使福特在立法方面非常為難。國會早就開始詆毀尼克松是「皇帝總統」,現在勢頭更加猛烈聲稱總統在經濟、社會、國際關係等方面控權太多,國會不止一次地強迫福特收回政令並多次拒絕妥協。福特認為他最好的武器就是否決,他比現代任何一位其他總統都更多地行使了否決權,在兩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否決了66次,其中有12次國會再次否決了總統的否決,其餘基本上是雙方相持不下,國會也有些人投票表示想讓總統來與國會對話,但更多的人認為總統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也還沒有忘記豁免一事。在1976年大選中,吉爾·卡特和羅納德·裡根都就這一問題對福特競選形成牽制,那年夏天,福特在共和黨首戰提名選舉中落敗出局,此後就再也沒趕上來。    
    從內部看,好像在福特執政的29個月中有28個月,他帶領這個國家艱難地向前邁進,對尼克松的豁免縮短了他的政治生涯。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4)

    這段插曲給予領導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習慣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大多數觀察家認為福特完全被誤導,甚至很愚蠢,才發佈豁免令。他們說福特的這一舉措至少應該等到尼克松被指控承認自己有罪後。不豁免結局能更好。    
    其實不是這樣,不管從道德上講還是從實際上看,福特豁免尼克松的決定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參議院議員休·斯科特說,「看在上帝的份上,適可而止吧。尼克松已被吊起來了,我看好像不該再讓他溺水或分屍了。」福特看到,如果尼克松真被指控有罪,律師們將會有權查看他的磁帶、錄相帶,這將會持續幾個年頭,這不僅僅是豁免前總統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讓新總統繼續有管理職能。    
    在尼克松辭職後短短幾周的時間裡,福特政府已深陷於水門事件的泥潭之中。尼克松剛下台,他的一些親信就試圖毀掉他所有的磁帶和記錄,是哈特曼明智地阻止了他們的行動。這時有必要讓福特自己決定怎樣處理關於尼克松的文件,如果他留給尼克松任何迴旋餘地都會使他自己被指控有包庇罪,會有接下來的一系列控告,使總統陷入困境,國會和政府都將捲入其中,最後只能是白宮的癱瘓,就像福特那天早晨給國會領袖打電話時說的那樣,豁免是快刀斬亂麻的最好辦法。    
    福特還總結說他和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想把尼克松送進監獄。如果控告的人勝訴,他必須介入,為什麼要等到難以收拾的地步呢?為什麼不早些下手?早比晚好,尼克松身體狀況嚴重下降。一旦福特下定決心,認為豁免已經不可避免,他的良知在告訴他必須馬上行動,當總統的福特最大的心願就是拯救國家,豁免是惟一救治國家的方法。在上述所有問題上,他都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豁免是他做出的正確抉擇。    
    是新總統實施他的決定而不是決定本身讓他跌了跤。他的新聞助理約翰·胡申說,「這個決定的發佈就像宣佈珍珠港事件。」作為一名正在學著做總統的人,福特沒有對可能在群眾中引起對總統最有爭議、最敏感指責的行為做好充分思想準備。實際上,他把新聞媒體和大眾引向了相反的方向,福特聽到就任副總統的消息時,他曾問過,尼克松的接班人是否有權阻止任何犯罪調查或者阻止對前總統的指控,「我認為大眾不會同意的。」他自言自語地說。    
    就群眾的反響而言,直到8月25日豁免之事仍未了結。福特的新任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告訴《新聞發佈會》節目說,在他看來,理查德·尼克松已遭受了太多的苦難,應該免遭指控。福特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在三天後舉行,合眾國際社記者海倫·托馬斯直截了當地向他發問,問他是否同意洛克菲勒的觀點,福特說,他已經「在此問題上祈禱上帝請求指點。」福特接著補充說:「直到採取任何法律程序,才能有指控、陪審團才能進行訴訟,我認為現在我作出認何承諾都是不明智、不合時宜的。」換言之:也許有一天但不是現在,我會考慮豁免問題,除非直到尼克松被指控,否則這個問題將不被提出來。當時福特已經為最後豁免透露了一絲信息,但對大眾和總統身邊的人來說,好像要幾個月後才能發生。    
    福特的思想正在轉變,兩天後,他對他的三個親信哈特曼、布肯和傑克·馬什說他想馬上實施豁免,他們都驚呆了,他為什麼多次發出信號給對方?他們現在該怎麼辦?在背後,他們還在說想勸阻他,但他們都知道,總統已經下定了99%的決心,而且他一旦決定,很難改變。「實際上,沒有人絕對贊成,也沒有人堅決反對,」哈特曼寫道。顯然,只有黑格期望提前豁免,而記錄上顯示他決定退出討論。    
    總統身邊最親近的顧問也沒有得到任何暗示他要幹什麼,可以想像星期日上午當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正在教堂禮拜時,福特通過廣播宣佈豁免令,人們會多麼吃驚。大家都很清楚新聞署長特霍斯特突然辭職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由於總統發表聲明,卻把他蒙在鼓裡,36小時之後他才得知此事。總之,對這個聲明人人都感到吃驚。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正從華盛頓市區一家飯館出來,聽到播放關於尼克松的「週末之夜大屠殺」的內容,我還記得當聽到汽車收音機播放關於豁免時我差點兒在弗吉尼亞的一條後街上翻了車。他的下屬、國會、媒體和公眾都感到困惑,甚至可以說是極度憤怒。    
    民主政治中的確有領導人出奇制勝博得了公眾的喝彩,如艾森豪威爾第一次競選之後的朝鮮之旅,肯尼迪的登月計劃以及尼克松訪華。戲劇化的聲明獲得了極大成功,讓他們不禁沾沾自喜。可那些都是好消息,所以給人們帶來驚喜。而福特的聲明卻另當別論,通常當白宮的決定會引起爭議或要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時,高明的總統總是先做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的前期工作,以便讓公眾在心理上做好準備接受聲明。    
    有一個盡人皆知的例子,林肯在1862年夏天決定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但他卻一直把這份宣言鎖在辦公室的抽屜裡,直到聯邦軍隊在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給了他可以把全國統一起來的資本時才把它公之於眾。同時,他在此前也給了公眾許多暗示,其中包括公開發表了致霍勒斯·格裡利的一封信,為宣言的公佈打下了伏筆。邦聯軍隊在安堤坦河的重大傷亡是他盼望已久的良機,決定九月份公之於眾,可即使這樣又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在次年一月才正式簽署這份宣言。林肯深諳公眾心理,他耐心等待時機成熟,直到水到渠成才行動。    
    無獨有偶,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7年就預見到美國很可能被捲入歐洲的戰爭,但他沒有魯莽地簽署一系列總統令,因為他清楚美國人認為自己遠離歐洲戰場,還蒙在被裡酣睡,是不情願被人拉下床的。所以他慢慢地喚醒公眾注意外面世界的危險,提醒他們為最後的犧牲作好準備。批評者指責他誤導了國家、向人民說了謊,讓公眾跟著他的指揮棒轉,他本人日後對此也供認不諱。但大多數歷史學家公正地認為羅斯福的最大功績之一就是漸漸喚醒了處在蒙昧狀態下的國家,使美國在心理上和軍事上都作好了參戰的準備。這樣當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美國才有可能採取如此快速的反應,以巨大的爆炸當量改變了戰爭進程。    
    如果福特願意按類似方法行事,想個周全的策略並不難,比如他可以在九月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尼克松未來的命運給了他很大壓力,而他尚未想出好的解決辦法。然後他可以闡明為什麼立即豁免符合國家利益,然後再提出三個其他方面的理由,這樣可能引發全國性的辯論。無疑《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這些報紙會大力抨擊這一觀點,民意測驗的結果可能也表示反對,但總統可以引導這場爭論,最後諒解的主張越來越為人們所熟悉,直到最後聽起來合情合理。一些起關鍵作用的少數派,包括南方民主黨人、副總統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會支持這種做法。但即使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匆匆宣佈豁免也會遭到非議,甚至可能引發局部激烈的反對,但絕不會達到動搖總統位置的程度,那樣福特就達到了最終目的,但仍需採取迂迴的策略給公眾以準備,要是他那樣做的話,可能仍能繼任總統。林肯和羅斯福是深諳此道的。    
    可不幸的是,倉促地宣佈豁免使白宮沒有時間考慮怎樣向公眾解釋,福特只是在私下裡說過,盡快宣佈豁免是因為他和別人還要做更緊急的事情,可是他卻沒有在公開場合談及這個最關鍵的原因。後來他在論壇上解釋說他當時剛剛上任,問題堆積如山。「但那時每天還要拿出四分之一的時間聽取白宮和司法部門的律師意見,以便對尼克松案的磁帶和文件做出正確處理。」福特在他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本以為會被問及引人注意的經濟問題和即將在海參崴進行的與勃列日涅夫的峰會。可誰知「90%的問題都是關於尼克松的。當我走回橢圓形辦公室時想,′這不公平,我應該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為2億5千萬人的服務中去,而不該把25%的精力用在某一個人身上。′因此我立即著手展開了豁免調查。」    
    但他並沒為自己的做法進一步充分分析這個強有力的理由,相反卻提出了兩條很牽強的理由:一是要保護尼克松的身體健康,「激烈的辯論和指控已像一把利劍懸在前總統的頭上,時刻威脅著他的健康,使他無法開始新的生活。」二是要停止這種無休止的訴訟,否則只會進一步導致在未來的幾個月或幾年內國家的兩極分化。更糟的是,就連這兩點他也沒有始終固守,而是隨意地發表了一些言論。布肯在白宮記者吹風會上透露總統做出這一決定是出於同情,總統在講話中明顯暗示出來了,可福特卻說布肯誤解了他,他特別強調豁免「與我私人對尼克松的同情無關,我也不關心他的健康狀況。」    
    這時白宮新聞署長一職正空缺,總統的言論又是那麼自相矛盾,難怪媒體、公眾、甚至總統的工作人員都不是很清楚他此舉的真正原因。批評家可找到了好機會,輕易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從一開始就有了「約定」。福特的信譽大跌。他和他的團隊還在探路時就發現已落入到一個最古老的政治陷阱裡,他們還沒來得及細想就把一個戲劇性的開場展示給了世人。如果再花上兩三天整理思路、從正反兩個方面反覆推敲、仔細衡量、在內部醞釀成熟再宣佈,那麼他們的聲明就會讓人覺得更嚴謹、前後更一致、更具有說服力。可這份豁免令卻顯得不能讓人理解、讓人覺得有訛詐,必然讓人感到是衝動的結果。    
    最悲慘的是福特此舉本是出於光明磊落的原因,況且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豁免不是出於合法程序,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但錯就錯在他沒有事先讓公眾有充分的準備,也沒有在聲明發表前收集論據,以至造成了惡果。兩個錯誤均出於缺乏經驗,而不是出於惡意。但新任總統就此落入了水門事件的泥沼,而且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也未能逃出。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5)

    2.誤導了公眾輿論    
    新總統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替前總統收拾殘局,解除尼克松危機成了福特要做的首件大事。接下來他要做第二件大事了,可他由於處理問題不得法,信譽受到嚴重傷害,在公眾的心目中,水門事件成了錯綜複雜的案子。    
    正如《紐約時報》所刊登的那樣,福特繼承了「美國和平時期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和一個世紀以來最高的利息率,隨之而來的是房地產業的不景氣、證券業的蕭條、經濟的停滯將帶來高失業率和不斷惡化的國際貿易形勢及支付地位。」經濟停滯是個全新的現象,美國曾經經歷過嚴重的通貨膨脹,也經歷過高失業率,可兩者同時襲來實屬罕見。    
    起初不斷升級的通貨膨脹似乎是威脅國家經濟的主要問題,福特和他的顧問團希望遏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後來攀升至12%,批發價格比上一年漲高了20%,貿易赤字也不斷增加。工資和價格控制都不能解決問題,這兩種方法在1971-1972年間已經試過,起初還有些效果,可後來弄得簡直不可收拾。實際上經濟失控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尼克松執政後期困繞他的通貨膨脹,現在新總統也被這個問題纏上了。    
    政策手段不起作用,福特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教育民眾上,他一再呼籲消費者和企業緊縮,可他的白宮又一次吃了缺乏經驗的虧。這次向百姓賒賬的行為也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新班子企圖贏得民心,可法子卻太華而不實,他們發起了一個由公民自願參加的「WIN」運動。(WIN為英文「WhipInflationNow」的縮略語,意思是「立即打敗通貨膨脹」,「WIN」又有「獲勝」之意。——譯者注。)福特和參議員們很快在西服領子上別上了顯眼的WIN字徽章,他們是想傚法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藍鷹徽章,那時全國大大小小的店舖櫥窗上都貼著藍鷹海報以表明他們對羅斯福新政的支持。    
    10月15日,也就是豁免發佈僅僅五周後,福特飛到了堪薩斯城向美國「未來農民」推銷他的WIN計劃。接任傑裡·特霍斯特新聞署長一職的羅恩·奈森致電電視網要求在黃金時段現場直播這次講演。電視台不太情願,奈森就保證說福特的講演很有新聞價值。這種以上壓下的做法很有效,起碼白宮這樣認為,因為電視台終於答應現場直播了。    
    然而這次講演卻成了啞炮,簡直是拉家常,既沒有新政策出台,也讓人鬧不明白總統為什麼要佔用黃金時間講這種話。評論給這次講演起了個外號「舔乾淨你的盤子」,原因是他在號召公眾時用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比喻:「吃多少盛多少,不許剩。我記事以來聽父親說過的第一句話就是離開飯桌前舔乾淨盤子。多簡單明瞭。我看至今這仍是至理名言。」電視台在驚呼有價值的新聞在哪裡。他們對奈森及白宮忍無可忍,以至於沃爾特·克朗凱特取消了對總統的採訪以示抗議。電視台再也不願讓福特出現在黃金時段了,政治漫畫家也有了素材,公眾也對WIN徽章不屑一顧。    
    更糟的事接踵而至,10月下旬,總統對國會提出了一系列經濟行動建議,其中包括暫時將稅率提高5%。一直在為通貨膨脹發愁的這位共和黨總統想用提高稅率的方法來抑制需求,這本來就夠糟了,可就在幾周後,經濟不僅沒有好轉反而向相反方向發展,已陷入混亂。突然讓白宮頭疼的不再是通貨膨脹而是變成了價值狂跌,而且是經濟大蕭條之後價格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到了11月,政府不得不轉變策略停止WIN計劃,總統開始提出降低稅率。對公眾來說,他們在意的不是經濟形勢改變,也不關心通貨膨脹和高利率導致經濟急轉直下,他們只看到新總統出爾反爾,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一個月前他還警惕著通貨膨脹,以提高稅率來減緩經濟發展;而一個月後他又放棄了WIN計劃用降低稅率來刺激經濟發展,公眾信任度每況愈下。    
    他在政策上反覆無常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媒體的抨擊。新聞界的陋習之一就是先建立一個鮮活的公眾人物形象,然後再將之摧毀。這就是總統問題專家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在他的關於政治領袖所面臨的挑戰的一本書中所提出的「尷尬的國王」現象。福特在放了尼克松一馬之前,欣喜地看到媒體對他一片讚譽,但在豁免之後,特別是實施WIN計劃之後,媒體開始對他展開了冷酷無情的批評嘲弄,現在他成了那種沒戴頭盔打了好幾場比賽的球員,是一個走上專機,揮手告別時卻把頭撞出包來的總統。    
    這種笨手笨腳的形象一直像陰影一樣籠罩著他的總統生涯。1975年整整一年媒體都在挑他言語和行為中的毛病,並肆無忌憚地將之放大。福特訪日從空軍一號下來時腳底下絆了一下,這個鏡頭被一次次播放,僅僅在一次新聞節目中就將之播放了足足12遍!還有一次,福特的助手忘了拿總統的小禮服,結果總統在東京穿著短了兩英吋的褲子出現在一次宴會上,又引來一陣嘲笑。另外他在科羅拉多滑雪時偶爾摔倒也成了笑料。其實,總統比那些抓他新聞的記者聰明不知多少倍,他是密執根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優等生,滑雪技巧高超得可以圍著那些記者繞圈兒,但故事的主線已被確定,不管是奈森還是其他什麼人都別想改變。    
    我們試圖改變總統給人們留下的印象。看到總統為聯邦財政預算做準備時,我們突然看到了改善他公眾形象的機會。近年來總統們明顯對自己的預算中複雜的東西不瞭解,許多出彩的細節都混了過去。待到向新聞界公佈預算時,總統只是匆匆宣讀一遍就趕緊撤,把財政預算專家和財政部長留在那兒接受提問。自杜魯門以來,沒有一個總統堅持留下來圓滿地回答棘手的問題,況且自杜魯門以來財政預算已增長了8倍,並且越來越複雜。    
    在準備過程中可以看出福特由於長期負責眾議院的撥款工作,所以對財政預算比較瞭解。我們建議他親自承擔預算簡報工作,他欣然應戰。在國務院的吹風會上他精力十足地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問題,我發誓這是那些記者們第一次認識到福特是個多麼聰明的人,比他們想像得聰明得多。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對他都充滿敬意,但還仍不足以改變他在任期之初給人們留下的印象。    
    鑒於福特在橢圓形辦公室幹得越來越好,在最後一年的任期中,經濟和外交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對他的功過結論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始終沒有完全擺脫在任期的頭幾個月中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這正是總統的領袖哲學。自羅斯福新政以後,白宮顧問普遍認為繼任總統們應效仿羅斯福,在上任的頭一百天裡,先制服國會,再一陣風似地用一些立法提案迷住整個國家。從某些總統的情況來看,頭一百天最重要的不是取得了多少立法成就,而是白宮搞了多少令人眼花繚亂的花招兒。吉米·卡特也出台了一大堆立法提案和各種新規定,可媒體和公眾都不理他那一套,結果努力白費,事與願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羅納德·裡根,有目共睹他的議事日程適度而且重點明確,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為大獲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近代歷史來看,頭一百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正是總統確立自己的公眾形象,讓人們瞭解他任期目標的關鍵時期。這十四周比任期中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因為在這段時間裡他為自己的總統風範確定基調。在總統上任之前,公眾和媒體只能把他想像成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人們只能根據他的過去來判斷他。可他一旦宣誓就職,人們就會用全新的視角來判斷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總統,人們以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總統為標準來判斷他,這種判斷從他舉起右手正式接過權柄時才開始,公眾在幾周內會形成一定的印象,然後這印象會不斷鞏固,這是個公眾心理的問題。    
    實際上,媒體和公眾已經開始在心中描述新總統:他在做什麼樣的事?他是什麼個性?他身邊的人對他有什麼影響?媒體和公眾把現實想像成一系列尚在發展中的故事,這是他們的本性。他們搜集了大量的信息,編輯整理,然後形成觀點在心中對總統做出定論。一百天之後,新總統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樹立並且有一直保持不變的趨勢,幾乎沒有哪個總統可以在以後的日子裡改變這一印象。    
    傑裡·福特在最初幾個月裡先是出人意料地豁免了尼克松,隨後又表現出反覆無常,使他在辦公室頭幾個小時裡留下的好印象煙消雲散,而給公眾留下的壞印象卻一直揮之不去。媒體一再把他描述成一個老好人、一個替尼克松收拾殘局的人、一個在美國選出新總統前的大管家。他的政敵也不斷重複這一論調,公眾被他們騙了,而福特被他們坑了。    
    儘管他的工作富有成效,統計記錄表示出實質性的進展,可只要他一走嘴,老印象就又復活了。在任期兩年多以後與吉米·卡特進行的總統辯論中福特有機會報一箭之仇,辯論中精彩的時刻是當馬克斯·弗蘭克爾問他波蘭問題時,福特稱波蘭是一個不受蘇聯統治的自由國家,提問者大吃一驚,又問了一遍,以期給他機會改正,可福特仍固執已見。後來他解釋那不是他亂中出錯,而是他想竭力傳達給蘇聯一個信號,不要把波蘭當成永久的殖民地。    
    他的解釋無濟於事,這簡直釀成了災難,《時代》週刊把這個回答稱為「全世界最大的洋相」。起初公眾並未注意這點,開始的民意測驗表明福特贏得了這次辯論的勝利,但媒體彷彿中了邪,令人作嘔地報道老傑裡·福特連事實都搞不清楚,他用了一句蠢話就解放了波蘭。很快,早期的印象又一下子復活了。    
    美國人一聽報道,就開始改變了主意,辯論之後的第二天上午,競選班底的負責人鮑勃·蒂特作總結報告時,白宮裡人人心情沉重,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據他的私人統計,福特的支持率又在不斷上升,他以為福特贏了。可到了中午形勢卻完全變了,吉米·卡特成了勝利者,還在聲稱已經做好了上任的準備。如果公眾能意識到福特是個外交政策權威,就不會在意這個錯誤了,但由於先前他把自己的形象搞得不堪一擊,這就成了彌天大錯了。他的競選勢頭明顯削弱,一些人認為他在辯論中輸給卡特,得怪那個錯誤。    
    實際上,他之所以會丟掉總統位置還要歸咎於任職初的一百天,豁免這個開頭就不好,之後又進一步惡化。在他一點兒也沒有準備好時,就去領導這個國家,而且犯了一些錯,這錯誤出於天真和缺乏經驗,就是以後不再犯,也使公眾形成了對他的印象,之後一直沒有根本改變。開頭的日子對於領導者來說真是太珍貴了。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6)

    3.弄巧成拙    
    福特卸任前幾天,他的一幫顧問為迪克·切尼這位頗受敬重的白宮辦公廳主任舉行告別晚會,那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個獨特的禮物,是個扭曲了的自行車車圈,車條不是變了形,就是斷了。切尼立刻會意,放聲大笑起來。    
    我們的思緒又回到了總統剛繼任的時候。起初,福特在國會山的死黨不想讓任何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來操縱白宮,那是尼克松的風格。福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想讓辦公廳主任權力太大。威爾遜用了豪斯,艾森豪威爾用了謝爾曼·亞當斯,尼克松有霍爾德曼,我很清楚那些最高助理都給他們的總統帶來了不少麻煩。我決心自己扮演好這個角色。」福特班底中的哈特曼對霍爾德曼一定沒有好印象,他們痛恨尼克松的一切,而最討厭的就是霍爾德曼,因為他們認為水門事件主要歸罪於他。    
    為了與尼克松劃清界線,福特團隊決定不採用分級管理體系,那是尼克松和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東西,他們要採用早些年入主白宮的民主黨人所採用的管理模式「軸輻」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總統是活動的中心,另外十幾個顧問都獨立與他接觸。他是軸心,顧問是輪輻。福特自己當頭兒。    
    福特此舉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作為新總統,尤其是匆匆上任的新總統,他必須抓住最重要的大事,而沒有時間面面俱到地處理小事,與周圍所有人打交道。這時又沒有別人替他負責,結果顧問們各自為政,誰也不知道該如何行動,只能憑感覺行事,當然產生了很多矛盾和混亂。如果一開始就有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豁免的決定一定會更好地執行。    
    執政6周後,福特把拉姆斯菲爾德從歐洲召回,讓他出任辦公廳主任,可是不給他什麼頭銜也不給他重臣的權力。拉姆斯菲爾德開始表示異議,說只要「軸輻」體系存在,誰也幹不了這份工作。「這看起來符合你所期望的公開原則,可實際上根本不可行。我知道你不想要一個霍爾德曼似的辦公廳主任,但必須有人充當那一角色。除非你給我足夠的權力,否則工作是不會有成效的。」    
    福特說服了拉姆斯菲爾德,告訴他會給他足夠的權力,這時拉姆斯菲爾德才簽了字。但與許多總統一樣,福特並不會輕易改變主意,他還是不想要霍爾德曼第二,他永遠不想給拉姆斯菲爾德足夠的權利。1975年12月發表的新的組織結構示意圖表明有9名顧問直接向總統而非白宮辦公廳主任遞交了報告。拉姆斯菲爾德是「同僚中的首席」,是與別人合作而不是領導別人。聽起來差別很小,可在龐大複雜的體系中差別卻很大,「輪輻」太多了。在這種危急時刻,福特還讓洛克菲勒負責國內政策的制定以限制拉姆斯菲爾德的權力,由此造成了兩人長期不合。辦公廳主任惟一可直接操縱的就是制定時間表、領導秘書處以及負責人事管理。    
    作為優秀的管理者,拉姆斯菲爾德很可能會使福特白宮以非常專業的水準運作,但他被捆住了手腳,並且一直沒能擺脫束縛。一年以後,拉姆斯菲爾德被任命為國防部長,而切尼則升為辦公廳主任,白宮的管理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我是在1975年正式加入到辦公廳的,並很快成為迪克·切尼的追隨者,我們上的是同一所大學,早年又都在政府供職,不過我只是久聞他的大名而已。在沒進入白宮以前,他在兩個機構作為拉姆斯菲爾德的代理。切尼是一流的天才,是近年來美國最傑出的公務員之一。其實,他自己就是個當總統的料。    
    他得到的權力並不比拉姆斯菲爾德多,他當時才30出頭,很難說服辦公廳其他成員和國務院各部門按他的思路辦事。福特的四位密友傑克·馬什、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吉姆·坎農和比爾·塞德曼總是努力使辦公廳團結,別人卻並非都如此。迪克在辦公廳內部又組織了六個進取心強、優秀的管理者來幫助他,其中有傑裡·瓊斯、吉姆·康納、吉姆·卡瓦納、邁克·杜瓦爾、特裡·奧唐奈、萊德·卡文尼和我。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每天晚上都一起在切尼的辦公室看新聞並展開討論,加入我們的還有艾倫·格林斯潘,時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同時,他還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學學生。艾倫那時總犯背痛病,經常躺在切尼辦公室的地毯上看新聞,但這個姿勢並不能妨礙他奇思不斷、妙語連珠。新聞播完之後,我們中的大多數除了格林斯潘,會穿過大廳來到傑裡·瓊斯那間小些、簡樸些的辦公室待上兩個多小時,商量第二天的工作計劃。那些晚上的碰面會漸漸演變成了福特的白宮心臟。    
    傑裡·福特有自己的主意,而且作為總統他也有權這麼做,可我希望他能給切尼足夠的權力來領導辦公廳。1976年1月,共和黨內部激烈的初選之前,一次關鍵的國情咨文發表在即,對於福特來說,這是最後一次在全國人民面前展示自己的機會,總統命令哈特曼負責起草工作。結果這份咨文搞得枯燥、陳腐,如流水賬般充斥著來年的立法建議,對於切尼和他的小組來說這遠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需要的是主題鮮明、充滿想像、充滿激情的對70年代最後幾年的展望。我們希望那樣的講話會促成福特連任,迪克私下找了總統,要求由我們小組再起草一份咨文以便選擇,由格林斯潘和我負責起草,當然別人也幫了很多忙。    
    國情咨文發表的前夜,福特把我們召集在一起討論兩份截然不同的咨文草稿。討論後,福特讓我們每個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希望他採取哈特曼的稿還是我們的?我記得他在屋裡慢慢踱來踱去,結果,除了總統和哈特曼,其他人都贊成採用我們的稿,表決的結果是15?押2。總統說他要再考慮考慮,並向我們表達了謝意,我們就回去了。最後,當然他宣讀了哈特曼的咨文,只是零星地加入了一些我們的觀點。哈特曼一事使我想起了林肯的一次投票,他也與手下共商大計,除了林肯之外,大家都投否決票,結果他宣佈「贊成者獲勝」。    
    有時,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也為總統的政治對手和當時的不確定因素分心。從哈德曼那兒出徒,我渴望在管理體系中有總攬全局的權威。總統為什麼賦予辦公廳主任責任卻不賦予他權威呢?如此怎麼能對付在西部異軍突起的政治對手?後來,福特也承認那時他根本沒把裡根放在眼裡。    
    對我來說,挫折感最強的是寫演說詞的時候。根據我在尼克松白宮的經驗,寫作小組應該按照總統和政治顧問們提供的框架來完成草稿。基辛格領導的國家安全小組甚至經常自己寫出質量很高的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初稿,而寫作小組再潤色一番使其更為翔實,同時入加一些閃光點。然後草稿交給重要人物們輪閱,把他們的意見加入其中,還要再修改幾次。最後,該演說詞才送到尼克松那兒。他總是半夜閱讀,並再修正一些地方或是否定草稿重新定出寫作方向。如果講演非常重要,他會拿起筆在黃色官方稿紙上重寫很大一部分。一篇演說詞要經過大家十幾遍推敲才能通過。這並不是說寫稿如同作詩,而是說這一過程應該組織得非常嚴密,就算是細微差別也要斟酌幾個小時。最後的定稿往往既有深度,又有保存價值,這就是我習慣並推崇的體系。    
    由此可見,當我初到福特班底時我是多麼吃驚。每週福特會和撰稿人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其實他們定期舉行面對面對話的確優於尼克松體制,但是會議本身對於傑裡·福特來講是一種煎熬。先是哈特曼或一名演講撰稿人會提醒總統五天以後,比方說,要與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會面,然後給總統一份他們已經準備好了的稿子,並把它分發給房間裡的其他10人或12人。    
    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包括那個分發稿件的人此前沒有讀過這篇稿子,一般先是看第一頁,我們都在那裡默讀,之後福特徵求我們對第一頁的意見,討論一次,然後修改。接下是第二頁,默讀,再討論,修改。第三頁,……依此類推。我不禁自問這是在做什麼?為什麼不把講演稿先發給我們看,然後在坐下來商量前把意見集中起來?在不明瞭講演朝什麼方向發展,同時不清楚整體結構的情況下,怎麼能從邏輯和結構的角度對第二、三頁提出什麼建設性意見?難道我們坐在那兒僅僅是改改修辭,找找排印錯誤嗎?再說,這會一開就是兩個多小時,這不是在吞噬總統最寶貴的財富--時間嗎?福特脾氣太好了,居然不阻止這件事,而且那時無論是切尼還是別人都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替他阻止,我感到太沒勁了,最後請求從美國總統在場的會場上起身告退。他們對總統的所作所為簡直讓人忍無可忍。    
    然而,與後來有一天發生的事及其危害性相比較,這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在混亂的體制下,一名白宮辦公廳成員竟然在沒有任何其他成員在場的情況下私自與總統見面討論政策問題。畢竟,福特是車輪的軸心嘛,他是他自己的辦公廳主任。1976年的一天,約翰·鄧洛普這位頗受尊重的勞工部長心急火燎地去找福特以尋求總統對《土地糾察法案》的支持,這項法案旨在解決勞資雙方長期在聯合抵制問題上的分歧,其實這是一個異常微妙的經濟問題,總統在做出決定之前應當廣泛地聽取國務院其他成員及白宮辦公廳成員的意見。這也是個政治上的敏感問題,尤其是羅伯特·喬治恩這位擁有實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美國產業工業聯合會建築貿易部長,他很可能被說服在1976年的大選支持福特。簡而言之,勞動部長本來是可以達到目的的,但只能是在白宮辦公廳主任在場並搜集到足夠多的材料的前提下。但在「軸輻」型政府中,總統在事先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竟答應和他單獨見面,如此一來,真的是引火上身,結果表明,正是這樣。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7)

    和福特私下密談後,鄧洛普深信他已得到了福特對《土地糾察法案》無條件的支持,而福特卻認為他只是在資方同意本法案前提下才支持。當鄧洛普宣佈福特的支持意見時,國會通過了這項法案。但這卻引發了一場風暴,資方立即表示反對這個決定,大約有70萬封抗議信和卡片從各地方建築商那裡雪片似地飛向白宮,多數是堅決反對。就算對尼克松的豁免也好,沒有哪位總統的行為招來這麼多的抗議信。內閣的其他成員敦促總統否決這個議案,經過反省,福特這麼做了。當初給鄧洛普和勞工發出了支持訊號,可總統現在反悔了,這當然是明智之舉,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鄧洛普辭職,喬治恩也放棄對福特的政治支持。無疑,軸輻體系瓦解了。    
    切尼逐步贏得了總統的信任,得到了政府組織中更多的權力。裡根在共和黨初選中咄咄逼人,福特意識到必須使白宮運作更高效,否則他的政治生命就到頭了。1976年夏天,切尼最終成為傳統意義上共和黨辦公廳主任,福特和白宮最後能夠全力以赴。他重新請出了競選老手斯圖爾特·斯潘塞和鮑勃·蒂特及媒體策略專家杜格·貝利和約翰·迪爾多夫,福特做好了最後一搏的準備,他幾乎擺脫了杜魯門曾經歷過的各種困擾。雖然保守派不承認,可對他幫助最大的是迪克·切尼,他用新霍爾德曼方式管理白宮,只是沒像霍爾德曼那樣專橫跋扈、濫用職權。    
    在我看來,領袖應從中吸取兩條教訓。    
    最重要的是要有運轉高效、紀律嚴明的組織體系。艾森豪威爾說得對:嚴密的組織不能保證成功,但沒有嚴密的組織卻一定會失敗。福特明白得太晚了。我們後來看到克林頓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福特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理由。羅傑·B·波特後來指出:「軸輻概念最大的優點是建立了一種開放的並可以達到的氛圍,這正是福特渴望建立的個性鮮明的政府,同時也強調了在總統總攬全局中的個人作用。」    
    可歷史經驗表明,總統的第一任務是管好自己的家事。白宮體系越來越龐大,就算刨去直接對總統負責的百分之十的人員不算,政府中還有485人,而上層人物互相爭名奪利是個普遍現象。必須有人成為權威密切地監視控制他們,而這個人不該是總統,因為他應付外面紛繁複雜的世界已經夠忙的了。他必須任命一位辦公廳主任。實際上,選誰作這個領導,領導要有什麼技巧這些問題與挑選副總統一樣重要。    
    切尼在福特任期後期表現出自己優秀的管理才能,一位工作效率很高的辦公廳主任不一定是霍爾德曼第二。要是尼克松不威脅利誘並做出一些掩飾活動的話,霍爾德曼本人永遠也不會成為頭兒的。公開和廣開言路當然也很重要,但總統如果有得力的辦公廳主任,也可以通過敞開政策討論的大門做到這一點。正如波特指出的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福特正是這麼做的,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由西蒙擔任主席,來自白宮辦公廳的比爾·塞德曼擔任副主席的經濟政策委員會保證福特的經濟建議經廣泛徵集而來,並稱之為「多方擁護方案」。經濟政策委員會召開了520次內閣級會議,平均每週5次。通過提高內閣的權威,消減了白宮辦公廳主任的權力,改變了尼克松當政期間危險的局勢。在制定政策的方法和一位幹練的白宮辦公廳主任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應彼此適應。    
    福特當政期間留給我們另外一個教訓就是他對前任總統所犯的錯誤採取了過激的態度,當然,從走過的歷程中吸取教訓並對方針政策進行必要的修正,這一步的確很重要,比如在2000年度的大選中,無論是喬治·W·布什當選,還是艾爾·戈爾當選都必須嚴格抵制克林頓時期的不當做法,而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也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克林頓的繼任者摒棄了克林頓經濟管理方面的經驗,那他是非常愚蠢的。    
    作為尼克松的校友,我對他不免有些偏袒,但我覺得福特當政期間的某些領導人確實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那就是他們不假思索的摒棄了與尼克松有關的一切,就是看不到他的長處。當我們提及尼克松以某種方式接近他的目標,那意味著福特需要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如果經過廣泛評論的官方文件僅僅到了尼克鬆手裡,那麼這些文件也一定送給福特。任何曾經為尼克松效過力的人,現在都被認為不再忠誠了,可福特對此卻不完全認同,他認為一些尼克松的追隨者正在努力為福特政府工作,因而他們也應該繼續在本屆政府任職。    
    福特政府成立之初,那些剛剛受命的官員彷彿在洗劫一個敵人的城市,因為他們摧毀了尼克松所構建的一切,包括每一個組織機構和每一條政府規章,似乎沒有加以辨別,而明辨是非卻是一個明智的政府所應沿襲的。在我看來,如果福特的某些顧問,在他們義正詞嚴地甩掉尼克松的不足之處的時候,能夠做到對其優點給予保留,那麼福特政府可能會有一個更加成功的開端。    
    一個政治家,必須學會與歷史對話,瞭解前人怎樣選擇前進的方向是至關重要的,而不為歷史所禁錮也是同樣重要的。福特政府並不是惟一一個對過去採取過激政策而付出代價的政府。卡特政府由於過度抵制尼克松政府強有力的政體而造成了內部混亂、意見相左,進而使得政府的權力接連幾個月被削弱。由於喬治·布什對裡根下屬官員的大肆說謊極度反感,在他執政後好長一段時間內,即使下屬給他提一些很溫和的階段性建議,他都不採納,這樣的過激態度導致了後來陸續發生的對他不利的事情,否則他的公眾形象會更好。理查德·諾伊施塔特和歐內斯特·梅在他們合著的經典著作《及時思考》中提醒我們說:「歷史的好處是能夠激發人的想像力,瞭解過去能使人預想未來。」但同時他們又補充說:一個人必須學會在自己的政治背景下,吸取歷史教訓。    
    到1976年夏天,福特政府終於採納了那些在尼克松和艾森豪威爾時代已被證明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規。正如當年年富力強的謝爾曼·亞當斯和鮑勃·霍爾德曼一樣,處於本屆政府「金字塔」體系之巔的是白宮辦公廳主任迪克·切尼。自那以後,整個福特政府又正常運行了。所以有一天晚上,即使我們送給迪克一個輪緣和輪輻都扭曲變形的自行車的輪胎時,他卻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為何他的聲望與日俱增    
    如果傑拉德·福特的事跡僅此而已,那麼這位總統早已被人們拋在腦後了,抑或僅僅被看成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普通人罷了,但事實上,他的聲望近些年來卻與日俱增,長久以來那些政界記者和歷史學家總是以一種親切而又懷舊的心緒回憶起他。而當我最終發現自己崇拜他的原因後,我才感到了一絲寬慰。    
    經過了最初幾個月的磕磕絆絆,福特的領導才能愈發成熟和穩固。在他當政期間,他成功地解決了上屆政府留下的三個難題:水門事件的消極影響,經濟滯脹以及那場戰爭。儘管數百萬人永遠都不能原諒他所頒布的豁免令,他卻以自身的廉潔奉公換回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他所任命的內閣成員同政府一道修復國家的創傷,為了有效抵制濫用政府職權的現象,福特和國會合作出台了一些新舉措,包括控制和規範各種競選活動以及監督中央情報局。儘管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但福特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在經濟方面,他開始帶領美國逐步擺脫對中東石油生產國的依賴,儘管後期的大量工作留給了卡特政府。他所執行的一系列否決權抵制了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惡化。通貨膨脹率已從1974年的11%下降到1976年的5.8%,與此同時增加了400多萬個就業崗位。    
    在越南問題上,美國沒能從北越的統治下成功地保護南越,但不能把責任完全歸結於福特。在他1973年出任美國總統的時候,越南半島的和平已經岌岌可危,美國國內再也沒有人支持越南南方政府,當北方軍隊向南方逼近的時候,西貢部隊節節敗退,美國國會否決了福特提出的向南方提供援助的方案,西貢的軍事力量垮了。即使國會當時同意對南越提供財政援助,南越政府也很難倖存。戰爭失敗了,而福特所能做的就是用他的仁慈去接納越戰中那5萬名美國的戰爭逃亡者。儘管他所頒布的特赦令不能完全遂人所願,也不如他給尼克松的豁免令那樣慷慨,但它卻結束了痛苦。美國國內燒起的後院的大火開始熄滅。    
    其他有關福特的記載都是很繁雜的。因為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競選總統做過很充分的準備,沒有委任狀也沒有經過議事日程。他的很多政策決定遭到了民主黨國會議員和裡根旗下的共和黨的保守派的輪番攻擊。歷史學家說,由於共和黨右翼極力反對基辛格,福特對此才採取了緩和緊張局勢的政策。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於福特促成了他與勃列日涅夫在第一次峰會上「赫爾辛基條約」的簽署,他理應得到更多的榮譽。「赫爾辛基條約」是摧毀「鐵幕」時代的重要開端,它迫使蘇聯在東歐的政策賦予一種全新的更加自由的路線,甚至在接下來的10年,這種趨勢變得不可逆轉。如果沒有福特和基辛格成功的合作,冷戰時代是不可能結束的。    
    儘管福特沒有達到全部預定目標,但他的所為也足以令他自己感到驕傲了。1974年12月,他對一群經濟界人士說:「在我看來,領導才能的優劣完全取決於結果。如果你的身邊賢才聚集,他們就能給你提供好的建議,有了好的建議才會有好的決定,也才會有好的結果。所以領導才能的優劣完全取決於結果。」兩年以後,他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政績。    
    福特的人格以及他所招納的賢士給人留下了最為持久和深刻的印象,這兩點甚至比他的政績還要明顯。正如批評家理查德·裡夫所說的: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政壇上的腐敗事件屢見不鮮,但回顧起來,福特政府卻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與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一樣,福特可被視為美國現代品格最為高尚的總統之一。他雖沒能在29個月的時間裡移走座座高山,但卻維護了人們盼望已久的正義準則。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8)

    「有了誠信,才有凝聚力」    
    誠信仍然是政治領域的核心,這是福特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經驗。    
    1973年,參議院正在討論福特被提名為副總統的議案,福特的人生觀在他演講的開篇就體現出來了,在提及他的「國會中的好朋友」時,他說:「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我總是以忠言相告,只有誠信才能賦予政府凝聚力,甚至包括文明自身。」接下來福特犯了一個小錯,這是他的老毛病了,由於看錯行把這個句子誤讀成「誠信是把政府團結在一起的契約」,為此他遭到了惡語中傷,但他仍堅持他的信念,「有了誠信,才是凝聚力。」這是他任職期間給我們留下的最美好的回憶。    
    他的朋友來自民主和共和兩個黨派,但他們深知無論他們的意見多麼相左,福特總是值得信賴的,正如古語所說的:「你可以把他的話帶到銀行去抵押。」甚至在私下裡無數次詆毀過他的老對手林登·約翰遜也不得不對福特說:「我們之間雖然有過很多次的正面衝突,但我對你正直的品格從未有過任何懷疑。」    
    事實上,是誠信把福特扶上了總統職位。傳記作家兼顧問傑詹姆斯·坎農說:尼克松最初想讓前得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擔任副總統,他剛剛轉換組織,加入了共和黨,這遭到了民主和共和兩黨領袖的一致反對,他們告訴尼克松康納利不可靠。於是為了加快事情的進程,在阿格紐宣佈辭職的當天下午,尼克松召集了民主黨的高層領導人、參議院多數派主席邁克·曼斯菲爾德和眾議院的發言人卡爾·艾伯特商議。」    
    兩人都認為尼克松不日將被迫下台,因此他們打算選擇下任總統,連尼克松自己也認為留任的希望只有50%。那麼誰能擔任下任總統呢?艾伯特建議說:「人選只有一個,那就是傑拉德·福特。」曼斯菲爾德表示贊同,艾伯特後來回憶說:「除了福特,我們沒有給尼克松任何其他人選的餘地。國會通過了福特成為繼任總統的議案。」領導才能,個人經驗和品格仍然是國會山他的同僚們最看重的。    
    在今天的政界,我們趨向於更加關注一個總統的形象和他的民意測驗指數,毫無疑問,贏得公眾的認可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並不是全部。正如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所說的:一位總統的能力還體現在他在政治體制中以及同事中的個人聲譽。與克林頓相比,福特正好相反,他缺少贏得公眾支持的技巧,但在華盛頓,他的正直為他贏得了美譽。    
    從我30年的經驗來看,歷屆白宮政府都出現過蓄意誤導媒體或者向媒體撒謊的,有的政府兼而有之,而福特政府除外。當然謊言並不一定都是總統本人說的,但卻總有一些高級助理為迎合總統而故意提供虛假信息。而白宮的新聞署長必須與那些堅持調查事情虛實的記者捉迷藏,除非發言人本人精心地找到了獨立的證據,否則他不過是個傳聲筒罷了,一旦事實真相大白天下,他也該命歸黃泉了。    
    福特政府除外,現代總統中很多都是天生的說謊家,傑裡·福特是一個永遠講實話的人,以至他身邊的人也被他所感染。他們說儘管有時我們會吵得不可開交,但我們彼此間仍坦誠相待,對待公眾也是如此。在我的記憶中福特和他的助手從未編造過任何謊言去誤導公眾。當然了,這聽起來似乎有些吹噓,但公然扭曲事實的事情近年來卻從未出現過。    
    他的人生觀也賦予他的政策很強的生命力,同時也影響了我,甚至讓我後來陷入了困境。在財政政策方面,福特很保守,為國家出現的財政赤字感到不安,同時他又想實行減稅政策,但他不贊成實行全面的減稅政策,因為他擔心那樣做會進一步加大財政赤字。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福特在1975年10月提出了「一對一」的方案,他請求國會在減稅方面不要急於求成,同時要減少政府開支(再度削減280億美元)。民主黨拒絕了他的方案,但我相信他的議案是正確的,他是在提倡節儉,他的答覆簡單乾脆,是中西部人的風格。後來我在裡根政府任職時,仍然對福特的方案確信不移,這使我成為了保守黨所憎惡的對象,他們義正詞嚴地說我與他們的觀點相背離。    
    有凝聚力的人    
    傑裡·福特即使不當總統,他也不會沮喪,他只要在議會裡有一定的職位就足夠了,這一點是他與尼克松的不同之處。1964年戈德華特在大選中徹底失敗,這時眾議院中的一些少壯派激進分子想謀劃推翻共和黨多數派首領查利·哈勒克,讓福特取而代之,福特則耐心地等待著共和黨接管了眾議院。在1972年的美國大選中,尼克松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福特盼望著尼克松能幫他實現這個願望,然而由於民主黨人仍佔據大多數席位,他的願望還是沒能實現,59歲的福特,失望已及,他向妻子貝蒂許諾說他將在1976年的大選之前退出政壇,貝蒂對他的決定表示支持。    
    當總統的桂冠自天而降,落在了福特的頭上,他才開始組建新的政府,福特很淡泊名利,我認為這是他作為總統最大的優點,具有這一優點的福特、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裡根都成了傑出的領導者。作為一位總統,心存抱負是很正常的,但是當這種抱負轉化成只有爭權奪利才能滿足野心時,那將是毀滅性的。約翰遜、尼克松和克林頓總是想得到更多,正是這種不斷膨脹的慾望使他們走向極端,甚至剝奪了他們作為總統的尊嚴。    
    福特剛剛就職,我們就能看出他與眾不同。在那之前,白宮內閣會議室的總統座椅要比其他內閣座椅的椅背高二英吋,在福特就職後召開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我就注意到福特的座椅和其他的內閣成員的是一樣的。細微的變化讓政府成員們知道為國家掌舵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種影響力是巨大的,由於他本人不苛刻,有聰明才幹的男男女女願意聚集在他身邊,他也很喜歡聰明有才能和敢於在公眾面前直言不諱的人,只要他們做事得體,在他那裡沒有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放棄最後的決定權或駁回你的面子。他曾決定解雇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因為福特不喜歡施萊辛格關於如何管理國會的報告,並認為他不夠順從。作為一名在國會幹了25年的資深議員,他認為他不需要那樣的人。    
    福特為人十分謙虛,當他聽到自己已當選為副總統時,直截了當地說,「我是福特而不是林肯。」作為一個總統,他不像尼克松那樣嫉妒亨利·基辛格的聲望,相反,他支持亨利以致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財政部長比爾·西蒙是一個辦事有效,且有領導才能的內閣成員?熏他的觀點曾遭到尼克松屬下切齒痛恨,但福特卻默默地接納了。福特的寬容使他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西蒙不僅工作業績顯著,甚至一直支持福特中所給予華爾街和其他保守黨人的支撐。    
    在就職的幾個月內?熏福特就已任命了11個內閣部長中的7個,而到那時,福特已經渡過難關,因為他已經組建起過去30年來最優秀的內閣,成員包括國務卿基辛格、財政部長西蒙、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司法部長埃德·利瓦伊、管理和預算部長吉姆·林恩和保羅·奧尼爾、中央情報局長喬治·布什、運輸部長威廉·科爾曼、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卡拉·希爾斯、商業部長艾略特·理查森、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大衛·馬休。在白宮內部,他任命切尼擔任辦公廳主任、布倫特·斯考科羅夫特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艾倫·格林斯潘擔任首席經濟顧問,還有比爾·塞德曼、傑克·馬什和傑姆·坎農共同擔任國內事務顧問,因為他們在一起合作默契,工作業績顯著,很快就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直到今天,他們仍忠於福特,沒有任何人寫過詆毀福特的書,只有林登·約翰遜內閣的忠誠才能與之相比。    
    福特能夠廣泛納諫,只要建議行之有效,他就會採納。通常白宮攝影師是只見其人,不聞其聲的,可大衛·肯納利除外,他是個愛說俏皮話的攝影高手,來自於《時代》週刊,對政治有獨到的見解。福特在任副總統期間就已發現了他,在入主白宮時邀請他來工作。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選擇:在那些年裡,肯納利不僅拍下了很多有關白宮值得珍藏的照片,還成了福特的密友,很多膽小的建議者都是通過他把建議帶給總統的。大衛曾被派往越南,他親眼目睹了戰爭造成的創傷並寫信給福特,希望結束戰爭。福特也很欣賞大衛的幽默,他和給福特起草演講稿的唐·彭尼以及鮑勃·歐本一起使得福特永遠富於凝聚力。    
    福特的好意並沒能使他不犯錯誤。在他就職的時候,他曾經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選擇,任命納爾遜·洛克菲勒擔任副總統,福特十分清楚這樣做的後果會招來右翼的不滿。洛基工作忠職盡責,而且從不搶福特的戲,然而在1976年同裡根競選的預選中,福特迫於保守派的壓力,不得不拋下洛克菲勒。而這位前任紐約州州長卻毫不退縮,並不斷地在大會上向紐約和其他中立派的代表發表演說,勸說他們支持福特。福特後來承認這是他「一生從政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是「懦夫之舉」,《每日新聞》引用了這話做標題,這件事也使福特在大選中僅在紐約就失掉了82萬9千張選票。對於洛克菲勒的不公使人想到了1952年艾森豪威爾的競選,當時由於擔心喬·麥卡錫會建議他從威斯康星州的講演稿中刪去他對老師喬治·馬歇爾的恭維話,便解除了麥卡錫的職務,後來每當回憶起這件事,艾克都會感到不安,因為他錯待了一個好人。他的感受也正是福特對待洛基的感受。雖然兩位總統都犯過類似的錯誤,但他們的錯誤卻不能抹殺為公眾服務的最高準則。    
    福特性格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廣泛交友。聽說約翰·迪安羅列了尼克松政敵的名單,福特評論說政敵太多的人不能把政敵記在心中。當福特離開白宮的時候,很多人給他送行並給予他良好的祝願,有一位民主黨人蒂普·奧尼爾一生都把共和黨福特當成朋友。在近代美國總統中,只有福特每年都與下屬在華盛頓舉行聚會,所有的內閣官員和政府職員都到場,甚至包括他當政期間的一些記者。    
    歷史學家邁克爾·P·裡卡茲說:福特過於仁慈的性格,使他沒能成為一位堅決而又果斷的總統。「在福特身上,我們看到了開誠佈公和坦誠相見,而這正是尼克松的繼任者所應具備的品質。」而回顧他整個執政歷程,我們會發現福特有時缺乏敏捷的頭腦和將進程推動向前的能力,裡卡茲補充說:「在國會裡受到的是被動的訓練,先是辯論,然後是聽從多數人的意見,這樣福特有時不能行使一位好的總統所必備的堅強的領導力量。」這些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1976年福特能夠再度當選,我期望他對下屬和內閣能夠實行更嚴明的紀律。隨著時間的流逝,福特的坦誠相見和謙虛的作風似乎更有魅力。    
    


傑拉爾德·福特4 一個有個性的人(9)

    風雨中的港灣    
    福特就職一年後,《60分鐘訪談》記者莫利·塞弗採訪了第一夫人,「你對平等權利修正案是怎麼看的?」「我完全贊成」,第一夫人堅決地說。「那麼關於使墮胎合法化這個問題呢?」我也贊成。「您的孩子有沒有接觸過大麻之類的毒品?」「可能接觸過吧!不管怎麼說這種事情跟喝啤酒一樣正常,要是我年輕的話,我可能也會嘗試一下。」「你譴責婚前性行為嗎?」「事實上,婚前性行為有助於降低離婚率。」總統夫人回答道。「那麼要是你自己的孩子比如18歲的蘇珊有了這樣的事兒,你會特別吃驚嗎?」「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她和其他女孩兒沒有什麼區別,如果她想堅持這樣,我可能會給她提供一些建議和指導,而且我會非常想瞭解她的男朋友是個什麼樣的人。」    
    第一夫人的上述回答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一,福特不久就要在新罕布什爾舉行預選了,保守黨派的旗艦《曼徹斯特聯盟領袖》上寫道,「第一夫人是白宮的恥辱。」福特在聽說這一切的時候說,「我想我會因此而失去一千萬張選票。……而當我看過第二天的報紙後,我認為會失去二千萬張選票。」但是不久,廣大民眾卻開始支持第一夫人,因為他們認為第一夫人很直率。唐·拉姆斯菲爾德聽了第一夫人的採訪後對福特說他會因此而多得三千萬張選票。這一點後來在哈里斯投票站得到了證實。後來幽默的第一夫人給塞弗寄去了一張由她親筆簽名的照片,上面寫著:「親愛的莫利,那天採訪,不知你是否還有其他問題要問?——衷心感謝。」    
    這就是典型的貝蒂·福特,一位堅持自己個性的第一夫人,也是福特總統的寶貴財富。一評論家稱她為「誠實的女人」。福特夫人(我們都這樣稱呼她)遠離政治,因而我們很少在白宮西翼見到她。但毫無疑問,她在支持丈夫的同時卻沒有失去自我,在保持獨立的同時,也在保持著生活的平衡。福特夫人年輕時是一名舞蹈演員並師從於馬撒·格雷厄姆。結婚之後,她悄悄地改變了方向,成為一個全職家庭主婦,相夫教子。為做議員,福特常年奔波在外,許多的夜晚她常常是獨自在家,沒有人聽到過她抱怨什麼,她永遠保持著快樂的心境。在白宮,她歡快的性情使她有機會在系列節目《馬麗·泰勒·穆爾秀》中一展她的風采,她給自己買了一台當時流行的民用波段收音機,以便於與各地卡車司機聊天,他們都親切地稱呼她「第一媽媽」。    
    與60年代相比較,70年代的女權運動已成燎原之勢,大量的婦女們開始不滿於做家庭主婦,她們以有史以來最多的人數為自己爭取工作的權利,因此平等權利修正案已經成為自由的象徵。貝蒂·福特與任何一位現代的第一夫人一樣,跨越了傳統與現代的分界線,另外,伯德·約翰遜女士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我眼裡她也是白宮裡的楷模。福特夫人相信婦女的進步並始終如一地支持這項運動。當她的丈夫還是副總統時候,貝蒂在電視上告訴巴巴拉·沃爾特說:「我們不應該再讓那些做了流產的婦女繼續待在隱蔽之處,不敢見人,我們應該光明正大地把她們送進醫院去。」    
    貝蒂在東廳裡默默支持著女權運動,她到國會遊說,為婦女爭取更多在政府任職的機會,使安妮·阿姆期特朗出任了駐英國大使,卡拉·希爾斯擔任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在她的督促下,福特頒布命令建立了以遵守國際婦女年會章程為已任的國家委員會。當然她也有辦不成事兒的時候,比如,威廉·道格拉斯從最高法院退休時,貝蒂曾推舉一名婦女擔任這個職務,結果未能如願,最終由約翰·保羅·史蒂文擔任這一職務。為了平等權利修正案能夠順利通過,她到各個州與國會議員商談,說服丈夫去支持這個法案,但最終卻沒能確保議案通過。但整個過程中,她都向我們展示了第一夫人的重要作用。她把自己比喻成這個「國家的心臟」,而她的丈夫則是這個「國家的頭腦」,情感與理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才保持了平衡。    
    然而她卻從沒有在爭取女權過程中走向極端,她說她仍然尊重傳統女性的作用。「淑女並不意味著永遠保持沉默。」就平等權利修正案她說:「我對這個問題大聲疾呼是因為,我深信它的正確。為什麼因為丈夫的工作,我們就應該失去自我?」接著她又對家庭主婦們說:「即使做了『家庭主婦』,我們也不要『只做家庭主婦』,我們完全有理由為我們的家人和家庭付出我們的辛勞而感到驕傲。如果家庭主婦在社會上受到輕視,那麼很可能婦女在其他就業領域也不會享受到平等的權利。」記者約翰·波普寫道:「福特夫人是繼埃利諾·羅斯福夫人後最為直言不諱的第一夫人。」她的做法既沒有激起民眾對福特的不滿,也沒有讓人感覺到她在倚仗著丈夫的權勢。    
    當時同現在一樣,共和黨面臨一個重大的威脅,那就是它的一言堂,對於其他的聲音實行壓制,決不鼓勵。要是共和黨青一色都是以一隊老男人邁著統一的步伐為特徵,那該黨簡直就是在自殺。貝蒂·福特賦予共和黨以活力,告知廣大女性和少數民族,共和黨的大門已為她們敞開。貝蒂第一個發出這樣的呼籲。1975年,貝蒂被《時代》週刊評為年度最佳女性,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第一夫人獲此殊榮。她的丈夫也是繼赫伯特·胡佛之後沒能被評為年度人物的第一位總統。而他卻能以其固有的方式,處之泰然。    
    她的坦誠遠遠超出了她的女權主義觀點的影響。在福特就職演說不久,醫生發現貝蒂·福特得了乳腺癌。醫生們立即為她做了乳房切除術,切除了她的右乳房及腋窩裡的淋巴結。之後她不得不進行化療。聽到這個消息後,福特伏案而泣,後來他說:「那段日子是他在白宮最孤獨,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候。」    
    最開始,福特夫婦想保守這個秘密,但是福特夫人說:「躺在醫院裡,我一直在想,要讓所有的婦女進行體檢,希望她們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轍。我越發意識到作為白宮女主人的權利,當然這不是我個人的權利,而是這個職位賦予我的,我應該用這個權利去幫助更多的人。」因此她面向大眾,呼籲全國婦女進行腫瘤檢查。由於她的努力,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體檢,這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夫人,經體檢後被診斷得了癌症。    
    我們當中有些人懷疑,她的健康狀況正在急劇惡化。儘管在公眾面前,福特夫人依然保持著樂觀,但我們卻發現,她不經常出席一些活動,出現了行動遲緩,說話含混不清,而且常常赴約遲到。當時我們都不知道,至少是白宮總統身邊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她正在忍受精神壓抑、藥品及酒精給她帶來的巨大痛苦。她隱瞞此事好幾年了,只是說因為有傷,所以總吃止痛藥。她後來回憶說,她當時已經離不開止痛藥了,是止痛藥幫助她度過了丈夫不在身邊、孩子慢慢獨立的日日夜夜。不斷地喝酒和吃藥導致她言語不清,這引起了很多人,包括她的新聞秘書希拉·拉布·韋登菲爾德的注意。1976年福特大選失敗後,她的丈夫外出比以往更加頻繁,發表講演、去打高爾夫球,貝蒂越來越依靠藥物和酒精的麻醉作用,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貝蒂同意接受治療。    
    貝蒂再一次決定揭開面紗,直面公眾。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在蘭索米拉棋建立了貝蒂·福特中心,自任董事會主席,並親自給病人提供咨詢,她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促進了婦女救治事業的發展並且為婦女建立了遍佈全美的支持系統,她的勇氣和社會責任感是她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遺產。    
    福特夫婦的關係中還有最為核心的:在福特剛剛就任總統不久,他尤其想在一艘搖擺不定的船上站穩。是貝蒂繫緊纜繩並堅定地站在那裡,這是總統最需要的支持,在暴風雨中能有一個安全的港灣可以停靠,她就是那座港灣,儘管她自己也在抗爭。性格的默契使夫婦兩人已經融為一體。在美國歷史上,貝蒂並不是惟一一位給丈夫巨大支持的第一夫人,貝絲·杜魯門和伯德·約翰遜女士也是如此,但沒有人比她做得更好。    
    在福特剛剛發表完就職演說後,他與顧問鮑勃·哈特曼一起走進了內閣會議室,因為新總統就職儀式將在那裡舉行:儀式需要把三位前任總統的畫像掛到牆上,俯視著新總統。這個選擇將意味著新總統會把那些前任總統奉為心中的榜樣,尼克松曾選擇了艾森豪威爾,特迪·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似乎每一位都與尼克松的夢想有著緊密的聯繫。    
    福特站在那裡,思考了一會兒,決定留下艾克,用林肯的畫像代替羅斯福,「還需要選擇一位民主黨的代表。」哈特曼提醒他說:「安迪·傑克遜怎麼樣?」福特說:「不,還是選擇亨利·杜魯門吧!」因為他還記得命運之神是怎樣將杜魯門送入白宮,而最終證明歷史作出了多麼恰切的選擇。    
    哈特曼一邊斟酌著,一邊說:「你將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    
    「謝謝你,鮑勃。」福特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但我想成為一位好總統。」    
    歷史學家從未把福特看作一位偉大的總統,但福特卻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由於他在前一百天裡表現出來的不大精明的處世方式,使他在大選中失利,他倒更像一位好總管。他幫助美國修復了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造成的創傷,引導國家走出了經濟衰退的低谷,促成了鐵幕時代的最終結束,移交給吉米·卡特一個緊張而有序的政府。客觀地說,在大多數總統能力的測驗中,福特都是成功的,因為整個國家和政府在他就職30個月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福特知道,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都使美國喪失了某種美德,但福特又把它重新找回到白宮。謊言給真理讓路,誠信又帶回了曾經破滅的幻想。值得讚賞的是繼任總統吉米·卡特沿著這條福特開闢的道路,從福特開始的行程繼續前行。他可能因為過於溫文爾雅而不適合參加粗野的拍球遊戲,這是公正的批評。儘管福特沒能帶領他的國家完全擺脫困境,儘管公眾對政府和政治的忠誠沒能到達原有的巔峰,然而福特給我們樹立的正派、公開、坦誠的標準,給新世紀的政壇帶來了希望的曙光,政治仍然是崇高的呼喚。    
    白宮民主黨發言人蒂普·奧尼爾在回憶他的這位總統朋友時有這樣的評價:「上帝對美國是仁慈的,特別是當這個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南北戰爭時,他把亞伯拉罕·林肯帶給了美國,水門事件的時候,我們又有了傑拉德·福特。關鍵時刻總是有人相助,把我們的國家重新凝聚起來。我們以前沒有經歷過水門事件,但我們最終堅強地度過了難關,重新獲得了自由,因而由福特執政的這段過渡期在美國歷史上是莊嚴而又值得敬畏的。」    
    


羅納德·裡根5 天才(1)

    在領導能力方面,羅納德·裡根給我的啟發要比任何人都多?熏通常是由驚奇所帶來的。    
    在裡根總統任職的第三年,輪到他主持一年一度的工業化國家經濟首腦會議?熏他將會場設在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各國首腦下榻在舒適的具有北美殖民建築風格的賓館裡,隨行人員也受到了良好的款待,可是法國除外,他們被打發到東傑薩斯的一家汽車旅館,作為他們去年主持會議時對美國代表團傲慢無禮的回報。    
    依我們所見,七國首腦會議對裡根來說是一次重大考驗,他第一次作為該組織的主席主持關於世界經濟和錯綜複雜政治問題的討論。作為總統,他還希望同其他國家的首腦進行單獨會談,即貿易中所稱的「雙邊會談」,其他主要執行官不需參與。世界各大媒體,新聞界對裡根關於國際問題的把握持懷疑態度,想看看裡根能否應付得了這麼多的會談。    
    首腦會議中,裡根有一天日程排得很滿,他要出席全體會議,還要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弗朗索瓦·密特朗、赫爾馬特·科爾,也許還有其他一兩位要人舉行雙邊會談。國家安全會議工作人員、大會組委會官員和其他人為每次會議都準備了冗長的背景資料,供總統在會議前一天晚上閱讀,由於會議太多,使得這些簡報看起來像一個厚厚的電話本。    
    這樣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在好萊塢期間,裡根就練習過目不忘的本領,他做此事游刃有餘,但閱讀速度卻非常慢。據我們所知,他在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助手晚上不能給他太多的資料閱讀,因為他會看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就會精疲力盡。更糟的是,這會使南希非常生氣。另一方面,這次峰會將他推到了全世界的舞台前進行表演。每次會議他都必須瞭解所有的細節,胸有成竹地步入會場。我們又怎能不給他如此多的簡報呢?    
    我記得辦公廳主任吉姆·貝克給了總統一本簡報,心驚膽戰地說,「總統先生,請您快速瀏覽一下,千萬,千萬別看得太晚。」    
    第二天早上7:30工作人員早餐時,裡根來晚了,看起來好像被「馬克」卡車給軋了,眼睛紅腫、步履緩慢。「天哪,」我心想,「他一定是看那該死的資料看到大半夜。南希在哪兒?今天一定不好過。」    
    他用20分鐘吃了雞蛋早餐,不好意思地看著我們說,「夥伴們,我得聲明一下,昨天晚上我看了你的簡報,寫得很好。但9點鐘左右我打開電視,正在播《音樂之聲》。那可是我最喜歡的電影,所以就看了,播完已經很晚了,很抱歉我沒看完簡報。」    
    南希的形象立即從我的頭腦中消失了,總統缺覺她不能怪我們。    
    但另一方面還有擔憂:他可怎麼應付這麼多的會議啊?要是沒有我們詳盡的簡報他該怎麼辦?國際媒體會殺了我們!    
    奇跡出現了,早餐和幾則笑話提了提神,裡根那天表現得同以往一樣好,他對我們提供的材料總能居高臨下,把重點早就放在了他想追求的更大目標上。雖然很累,但他很放鬆。他的來訪者也非常喜歡這種輕鬆活潑的交流方式。這是一場引人入勝的表演,其他領導人,也包括媒體,完全被折服了。對於我們全體工作人員也發出了警告,不要把自己或簡報奉若神明。    
    裡根對自己所處的位置並不感到舒服,他是個沉靜的人,而且清楚自己奮鬥的目標,這是他作為領導人所擁有的能力的一部分,沒人教過他。他知道自己想取得什麼樣的成就,也知道怎樣能達到。我們做的就是幫他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而不是像對待牽線木偶一樣對待他。(雖然我們有時是這樣做的。)    
    伯納德?芽馬拉默德曾寫過一本關於棒球運動員的小說,名叫《天才》,看過這本書的人並不多,但數百萬人看過羅伯特?芽雷德福在電影中扮演的主人公,他生活得輕輕鬆鬆,從不像同事們那樣賣命工作,但在關鍵時刻卻能用力將球擊出場外。羅納德·裡根就是政治上的天才,像特迪·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好像上帝賦予他們以本領和直覺使其區別於其他領導人,裡根像他們一樣有這般魔力,自己輕輕鬆鬆,顯得別人看起來慢手慢腳。    
    天知道,裡根也不是完美無瑕,他可能太心不在焉,不注意細節,自己時常發生戲劇性的錯誤。20年代以來他是對公共政策關心最少的一位總統,他太過依賴工作人員應付日常工作,最終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批評者們總是羅列出長長的一串缺點,我們在下文中馬上就要談到,只要是公正的觀察家,甚至那些跟裡根政見不同的人(我就不像裡根那樣保守),將不得不承認總體說來裡根是一個工作效率極高的總統,我認為他是自富蘭克林?芽羅斯福以來最好的領導人。    
    


羅納德·裡根5 天才(2)

    成功秘訣    
    裡根的故事並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至少不像大多數聰明的東海岸人想像的那樣。80年代初裡根從窮鄉僻壤款款走出來,老於事故的人認為他只是個牛仔,是自胡佛以來最不可能成功的總統。當克拉克?芽克利福德在華盛頓晚宴上告訴朋友說裡根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蠢貨」時,他們都心照不宣地竊笑。裡根曾說自己是「聖經裡的埃羅爾·弗林」,事實證明大家沒有理由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從一個失敗的演員一越成為通用電氣公司的威利·洛曼——一名面帶微笑手拿鞋油四處遊說的推銷員,在伯克利還幫人修改稿件,有時還對小伙子大打出手,最後來到薩克拉曼多。「在乎」他的人不敢斷定是裡根的能言善辯還是他大受歡迎的外表吸引力讓他們驚慌失措,他們確信裡根不會成功,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下了大注。    
    國家仍處於危機之中,越南戰爭的結束,傑拉德?芽福特和吉米?芽卡特的正直都沒能抹去當時的痛楚。美國人縱觀20年的歷史,頭腦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連串的暗殺、失敗的戰爭、政治醜聞、國內經濟混亂、外交的尷尬以及華盛頓的與之不相稱的反應。    
    1979年夏天,卡特總統閱讀了顧問帕特裡克·卡德爾給他的民意測驗報告,稱大部分美國人認為當前局勢不如以前而且將來還會繼續惡化,這在歷史上絕無僅有。受此警示,卡特回到大衛營花了十天時間與智囊團和政策制定人磋商,從山上下來,卡特發表了演講,從那以後這篇演講稿的內容總是縈繞在他的心中,他說國家正面臨「自信的危機……這正威脅著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作為一個相信發展的民族的一員,他遊說道:「我們中太多的人現在趨向於崇尚放縱和享受。」他談到了國家的「癱瘓、停滯和放任自流,……我們必須完全地彼此信任,相信我們有能力管理自己,相信國家的未來。重新樹立對美國的信念和信心是我們現在面臨的首要任務。」他是對的,但人們不再認為卡特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合適人選,即使發表演講後他解雇了四名內閣官員也沒帶給他好運。    
    卡特留給裡根的經濟攤子比尼克松留給福特的還差。1976年在成功的競選活動中,卡特發明了「貧窮指數」一詞,用來衡量經濟狀況,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那一年在卡特的領導下,貧窮指數保持在13.5,卡特就是靠這個統計數字給了福特狠狠的一擊。到卡特對裡根競選連任時,貧窮指數已達到20.6,一個廣遭指責的高度。(與之相比,1999年期間貧窮指數保持在8以內。)當利率如火箭般扶搖直上時,饒舌的人說卡特是歷史上第一位民意指數最低的總統。早些年人們沒聽說過的石油壟斷集團扼制了美國的咽喉,美國工業看起來不能同力量不斷增強的亞洲強國相抗衡,中產階級受到衝擊,而受傷最深的是窮人。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削減了純福利價值的三分之一。    
    好像這還不夠,美國在海外的力量也顯著惡化。越南戰爭勝利後的幾年裡,馬克思主義者在不止七個國家的首都升起了他們的旗幟,有五個在卡特的視野之內。美國軍隊正在亞洲叢林裡遭遇失敗,他們蹣跚而行。我們三分之一的戰艦不能在大海上游弋、空軍四分之一的飛機缺乏維修,毒品在軍隊中氾濫成災。沒有什麼能比被暴徒扣押在德黑蘭444天的美國人質所受的痛苦折磨更刺痛選民的心,卡特派出的營救隊在沙漠中迷了路,真是奇恥大辱。    
    並非每一件事責任都在卡特。公眾認為這四任總統都很失敗,是本質上出了問題,嚴肅的人們開始擔心政府的狀況。在詹姆斯·麥格雷戈·波恩斯的著作中,他說政府正處於顛簸不定的時代,西摩·馬丁·利普塞特和威廉?芽施奈德描述了人們對於聯邦政府的信心正在崩潰。卡特的總顧問勞埃德·卡特勒寫了幾篇的文章尖刻地評論說,政治體系需要進行深刻的反省,他和其他一些人組成了研究小組探討一些將會使美國政府轉變為半議會體系的立憲改革。    
    有人帶這個頭嗎?也許沒有,而且肯定不會是羅納德·裡根,他們說。    
    不久他就改變了人們對他的看法。他任職的第一年初,經濟已下滑到令人痛心的低谷,失業率上升到10%以上。這是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低迷時期。但是,1983年經濟反彈而且持續上升。「七肥年」,羅伯特·巴特利以此為他的書名,接著是繼70年代中期開始的七瘦年。通貨膨脹率下降,就業率上升,股票市場價值上升,翻了十番。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再對美國進行限制,美國生產商們在與外國同行的競爭中取得長足的進步。當然也不是事事都順利:聯邦赤字增長了四倍、收入差距擴大、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但國家正著手建立「企業文化」,這將成為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的驅動力。    
    就在裡根就職典禮的當天,伊朗人釋放了扣押在德黑蘭的美國人質,目的是讓卡特難堪還可能是為了避開新總統對其的攻擊。在接下來的8年中,共產主義者沒再擴大疆域。隨著資金和支持的湧入,美國軍隊得到了重建,徵兵數目增加,士氣上漲。裡根離開白宮10個月後,歡呼的德國人推倒了柏林牆,蘇聯帝國垮台。    
    隨著國家繁榮的再現和不會受到導彈的襲擊,人們的家園安全了,美國人的自我感覺好一些,甚至對政府的感覺也好了一點。20世紀80年代最大的諷刺莫過於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心制止了自卡爾文·柯立芝以來在最保守的總統的領導下15年來的經濟下滑。1984年在洛杉磯舉行奧運會,體育迷們揮舞著國旗為國家的運動健兒吶喊助威,很明顯,帕特?芽卡德爾的民意測驗中的悲觀情緒已被高漲的民族驕傲感所取代,「這是美國的又一個春天,」裡根的演說如此宣稱,除了明尼蘇達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外,每個州的選民都投了裡根的贊成票,是對於選民大軍的大掃蕩,因為只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6年失掉了緬因州和佛蒙特州。    
    20世紀80年代的復甦不能全歸功於裡根,他自己也不這樣看。美國最傳統的力量之一就是她的自然恢復力、她適應艱難並戰勝它的能力。聯邦儲備局主席保羅·沃爾克在阻止通貨膨脹問題上,做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如果沒有共和黨與國會南方民主黨人的大力協作,裡根政府就不會在減稅和制定規章方面做出成效。從波士頓到底特律再到硅谷,私人企業家們加速了經濟的發展。美國的大學研究人員們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艱苦卓絕的發現,婦女湧入工廠車間,公司改變管理模式,給職員更大的權利。因此,繁榮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米哈伊·戈爾巴喬夫在使蘇聯解體上的功勞要比裡根大。他看到事態的發展趨勢,勇敢地將他的國家推向一個嶄新的進程,如果他沒有制止住駐紮在附近的紅軍,1989年11月柏林牆的一幕就會使天安門廣場像一個星期天野營地。在英國,瑪格麗特·撒切爾也在西方陣線放了幾根必要的支柱,海爾馬特·科爾總理在增進德國和歐洲統一方面表現得十分老練。    
    因此,裡根不是獨自站在山頂。但誰是80年代的設計師,這勿庸置疑。弗朗西斯·珀金斯在任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勞工部長後在其回憶錄中寫到,她偏向於羅斯福,因為她曾為他工作而有了感情上的聯繫,對裡根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從有利的方面講,他比任何人更能在公眾生活中釋放美國經濟的內在活力,使美國經濟開始了長期的繁榮。任何公眾領導人都沒像他那樣堅信,蘇聯的威脅使他們不能在競爭中勝利。是的,蘇聯從內部崩潰了,當然,戈爾巴喬夫是一位英雄。是裡根將蘇聯逼到了絕境,他強迫他們尋求和平,然後一切都結束了。持續了半個世紀的西方慷慨的壓力、付出了鮮血和財富,得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位總統的大力支持,如今沒用一槍一彈就結束了冷戰。這是二戰後最徹底的成功,毫無疑問美國人感到心滿意足。    
    裡根還改變了我們對政府和對我們自己的看法。富蘭克林·羅斯福已使大多數美國人相信,聯邦政府是我們最重要的機構,我們可以通過它獲得社會公正、經濟進步和國際和平。裡根卻用一套政治觀念取而代之,在《總統制定的政策》一書中,政治學家斯蒂芬·斯科讓奈克說,我們大多數優秀的總統都搬倒了舊的政治體制的維護者,樹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取而代之。傑斐遜、傑克遜、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都創立了新政治哲學,使他們在任期內大獲成功。斯科讓奈克說,裡根的做法與他們相同,但規模沒有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大。    
    裡根認為政府涉足的生活領域太多,遏制了全民社會其他力量的發展。他要恢復家庭、教堂和其他媒介機構的中心角色作用。他認為通過減稅和提升法規的作用不僅僅能使經濟恢復,另外,人民還將要求歸還個人自由和自我獨立,之後,他們將會重樹自信心。裡根是一位新民權運動的傳道者。20世紀60到70年代,他代表著荒野中的吶喊;90年代初,他仍被視為保守分子;到了90年代末,他的思想已成為主流。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在1996年國情咨文中說:「龐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這清楚地表明裡根已經提出了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據說,領導人的舉措就是他留在身後的影子。作為總統,他引進新經濟、幫助結束了冷戰、改變了人們對政府和自身的觀念,除了裡根還有誰能夠形成這麼深遠的影響力?    
    裡根自己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改變世界。他有一則最喜歡的故事:一位棒球教練看到一位新手在中場犯了一系列錯誤,他戴著手套衝向場地喊道:「嘿,瓊斯,讓我示範給你看看怎麼打這個位置。」    
    下一位擊球手向二壘發了一個猛烈的地滾球,球從教練雙腿中間穿過。另一人打底線,球彈掉了教練的手套。第三個球手砰地一聲將球打起,球落到了教練的頭上。    
    「瓊斯,」教練吼道,「你在中場太活躍,別人還怎麼打啊!」    
    裡根有時想起那些先於他在這個辦公室裡的歷屆總統,他們在這兒做得那麼出色,以至於沒人能夠再當總統了。但他盡力而為了。    
    裡根是怎麼做到的呢?他的領導給我們留下一些什麼經驗呢?很明顯,他是一流的交流者,直到現在,那些想貶低他的人說他只不過是一個交流者;更有甚者,他們說他是一個控制在別人手裡的提線木偶,作為他的第一位交流部主任,我直接地見識了他的才幹,更重要的是,我敢肯定他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我還瞭解到他在領導才能方面遠遠地超出只能打動觀眾的演員,他的才幹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    
    


羅納德·裡根5 天才(3)

    作為政治家的堅實基礎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白宮有幾位總統比裡根更出色,兩位羅斯福非他人所能比擬;伍德羅·威爾遜,至少在第一屆任期內在取得公眾支持和通過改革立法方面是個模範;面對共和黨人接管國會,哈里·杜魯門1947-1948年在立法上獲得勝利,開始實施馬歇爾計劃,這不能不讓人驚奇;60年代中期,林登·約翰遜真可稱得上技藝大師,取得了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了多項議案,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通過議案最多的總統。    
    羅納德·裡根佯稱自己不是個政治家,而只是個碰巧為政府工作的公民,一個來自華盛頓的奇普斯先生。撩開了這層薄薄的面紗,我們發現他非常擅長政治,這是他的領導能力中非常重要,不,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約瑟夫·艾爾索普曾經就歷任總統作過調查,他認為「在美國,首要的規則就是你必須是一個出色的政客,然後方有機會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裡根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開始磨煉他的領導能力,他六次當選為好萊塢電影演員工會主席。他在工會投入精力太大,以至於和第一任妻子簡·懷曼的婚姻出現裂痕並最終離婚。工作最艱苦的部分是代表演員同電影公司進行談判,他學會了如何同行家周旋和如何虛張聲勢。他後來常引用肯尼·羅傑斯的「賭徒」一歌的歌詞,說:「你得知道什麼時候該釣起他們的胃口,什麼時候讓他們把心放在肚子裡。」他離開電影界後,多年主持「土豆泥巡迴」節目不僅提高了演講能力,而且使他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和利益要求,這是每一位政治家在從政之前必須瞭解的。    
    他向華盛頓進軍最好的訓練場地是聖克萊門蒂。久經世故返回東部的人本應該對這個工作的重要性心存感激,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如果20世紀能教我們為當選總統做準備的話,那麼在幅員遼闊而且多黨共存的州任州長的人一定比來自小的只有一個政黨的州長更容易進入白宮。看一看那些來自大州州長寶座上成為總統的人吧:特迪·羅斯福來自紐約州、威爾遜來自新澤西州、富蘭克林·羅斯福來自紐約州、裡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將他們在白宮的歲月與兩位來自較小的喬治亞州和阿肯色州的總統比較,就不言自喻了。從小石城到華盛頓比從聖克萊門蒂到華盛頓對白宮而言是更大的飛躍。    
    在裡根當州長的八年中,不得不說服民主黨佔多數的議會通過有爭議的法律,與狡猾的新聞界鬥智、管理全國最大的政府、使伯克利那樣的大學在60年代的學生暴亂中免受四分五裂之苦、還要控制人口爆炸。任何從大熔爐出來的人都會對政治略知一二,可是卡特和克林頓不得不在總統位置上學習許多里根當總統時已瞭如指掌的東西。    
    兩次競爭共和黨提名的失利把裡根磨煉得更加成熟,在他1966年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後,1968年他馬上就要贏得共和黨提名,但理查德·尼克松迅速將他擊倒。1976年與福特競爭提名時,他只以毫釐之差與總統寶座擦肩而過,從來沒有人能與一位在位總統得票差距這麼小。雖然失敗了,但經驗本身是無價的,這正給了他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使他在1980年的選舉中一舉成功。    
    我們這些隔岸觀火的人不能完全欣賞,也不知道裡根從建造保守運動中獲得多少政治力量。50年代期間,當裡根從民主黨轉向共和黨時,認為自己勢單力薄,1964年他代表巴裡·戈德華特發表的全國電視講話改變了這一切。在選舉年剩下的日子裡,塔夫特—戈德華特派完全倒向裡根,認為他是該黨的「新希望」。但是保守運動還未形成雛形,就被林登·約翰遜扼殺,也有人認為這是崇尚自由的媒體所為。尼克松參加競選並在1968年當選總統時,他將自己塑造成一位中立者,在接下來共和黨任職的八年時間裡,保守派經常感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裡根逐漸贏得了他們的心,到20世紀70年代末,裡根已經將這場運動變成了一股潮流。    
    裡根在1980年接任吉米·卡特之前就為當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涉足選舉政治較晚,55歲時,他才初次當職,比比爾·克林頓離任時的年齡還大。從個人背景看,他決不恪守傳統,他已經準備好了參加一場全國大選的混戰。    
    獲得授權    
    1980年的白宮大選出現的情況是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三位候選人,卡特、安德森和裡根,為選民提供了清晰的選擇,他們明確指出如果當選無論推行什麼樣的政策都將堅持各自的觀點,打擊誹謗者,不會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民意測驗者和操縱者。每個人都作為一個真實的個體參加競選,因此人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人當選。令人悲哀的是,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即使1984年裡根競選連任也是看他的過去,而不是看他對未來的選擇。    
    裡根在1980年競選中使用的方法,對他管理政府有極大的幫助。那是一次使總統行使職責有很多新意的選舉,這也展現了裡根的政治技巧。    
    我想把那次競選活動介紹給這位州長。最初我不認為裡根能當選總統,認為喬治·布什能穩操勝券。在我看來,布什已經贏得了信任,肯定能邁進橢圓形辦公室,我喜歡他的溫和政策。1979年,應布什的邀請,我愉快地簽約成為布什的志願者到新罕布什爾州幫他準備兩次辯論,布什在愛荷華州核心小組會議上擊敗了裡根。在前州長、前輩參議員休·格雷格的幫助下,布什在第一輪辯論中輕鬆地戰勝了裡根。第二輪是布什和裡根之間一對一的辯論,做完準備工作之後,我回到華盛頓家中聽收音機。就是我在場也改變不了大局,但我覺得在裡根施計取勝時,我沒在場卻使我們這邊失利了。他們在最後一分鐘提出應該允許共和黨的其他候選人參加辯論。會議開始時,仲裁人喬恩·布林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他讓裡根安靜,還要命人把裡根的話筒拔下來。    
    裡根由於氣憤而滿臉通紅地說:「格林先生(原話是這麼講的),這話筒我買下來了!」這是一部老電影《國情咨文》裡的台詞,電影中斯潘塞·特蕾西說,「你不要關掉我的麥克風!我要把它買下來。」布什就像個扁平足患者一樣呆呆地坐在那,裡根卻抓住了觀眾,征服了新罕布什爾州,最終在全國贏得了勝利。    
    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媒體也許仍認為裡根是輕量級選手,我卻想起了林肯的律師萊昂納多·斯懷特的話,他在法庭上曾說:「認為林肯頭腦簡單的人很快就會在陰溝裡甦醒。」    
    裡根的講演稿撰寫人彼得·漢納福德邀請我參加在夏天舉行的大會,幫助講演稿構思。70年代末他還請我幫裡根寫了幾篇講演稿,我都同意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從沒見過裡根,但確實聽到過一次他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我撰寫的演講稿,那是一篇平淡無奇的講稿,裡根卻用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將它「唱」了出來。我也喜歡漢納福德,決定接受他的底特律會議之邀。當聽說裡根已選擇布什作為他的副總統時,我和另一位與會的布什支持者迪克·費爾班克斯很受鼓舞,我們欣喜若狂,衝到他的旅館套房,在慶功宴上向他表示祝賀。    
    不久裡根又有令人驚奇之舉。裡根在與他的廚房內閣即加州的商人們商量之後,這位半個世紀中最保守的共和黨人決定在他的競選隊伍中引入溫和派,甚至讓其唱主角。他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邀請曾為喬治·布什工作的吉姆·貝克加入他們競選隊伍的高層核心。競爭對手中的核心人物在對方被授予如此高的職位,這還是第一次。貝克與兩位裡根的一貫支持者,威廉·凱西和埃德溫·米斯,一起提出競選建議並對當年秋天舉行的卡特總統和共和黨獨立候選人伊利諾斯州眾議院議員約翰·安德森的辯論作直接指導,他還有權得到想要的任何助手。    
    貝克很快在布什一邊找到許多溫和派人物,讓我們幫忙為辯論做好準備,他讓我重操舊業為裡根準備辯論用的簡報,這是我的副業,我同貝克的另一個助手佛蘭克·霍德索爾曾在這樣的工作中有過愉快的合作。公共政策專家們給我們提供資料,我們對其處理後裝訂成冊。我給裡根的第一本簡介很厚,他開個玩笑了事,但我注意到南希卻怒目以視。我保證第二本要薄一些。    
    接下來的日子我便開始學習裡根式的領導方式。他提議的三向辯論被卡特拒絕,很顯然他擔心安德森會把投給他的票吸引過去。我認為卡特犯了個錯誤:安德森在左,裡根在右,他在中間,他本可能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候選人,但他好像躲躲閃閃。裡根接受了安德森一對一辯論的邀請。這是那個秋天的第一場辯論。    
    安德森是個聰明的傢伙,可能會造成威脅,因此我們很重視他。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僅是簡報,我們更需要一位出色的辯論陪練。我從未見過國會議員大衛·斯托克曼,他是眾議院的後起之秀,美國企業協會的卡爾·基恩在文章中介紹過他,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大衛也做過約翰·安德森的助手,我認為他是安德森替身的最佳人選,因此將他介紹給貝克。國會議員傑克·肯普極力贊成啟用斯托克曼,認為這對貝克事關重大。    
    斯托克曼在第一次辯論排練時出現了。裡根緩緩走進來,站到對面的講台上,然後我們開始提問題。裡根的回答過於簡短,斯托克曼卻用大量的事實和即時的聰慧連續地反擊裡根,斯托克曼擊敗了裡根。我有些膽戰心驚。第二天裡根要求重賽,他已經用心準備過了,這次打了個平局。現在裡根會說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嗎?我深表懷疑。不,他還要求舉行第三輪比賽,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那一晚上到底做了些什麼準備,這一次他將自己的論點控制得得心應手,而且還做了滑稽的反駁。與斯托克曼一樣強大的裡根,將斯托克曼駁倒。他現在清楚了該如何調整並提高自己。    
    斯托克曼的表現勝過了安德森本人,真正辯論時裡根輕鬆地戰勝了安德森。至於斯托克曼,他已贏得了裡根的賞識:大衛朝預算辦公室主任的位置又前進了一大步。    
    不久,裡根又投入到與卡特的一對一辯論中,這次辯論確立了他的獲勝地位。斯托克曼又回來在熱身訓練中作陪練,裡根在與他的對峙中沒遇到什麼困難,很明顯裡根在最後的競爭中表現出色,再一次使那些低估他的能力的新聞媒體(就像我開始時那樣)失望。裡根用清晰的論點和充分的論據就卡特的工作問題與之辯論,裡根在任期內很好地運用了這種技能。裡根妙語連珠,辯論氣氛輕鬆,使卡特放鬆了警惕,觀眾不時發出笑聲。作為訓練有素的演講家,他知道怎樣扭轉局面而贏得勝利,當卡特發起進攻時,裡根及時反擊,給人印象深刻。「瞧你,老一套又來了。」裡根說著,將卡特擱在那了。他的許多妙語都不在準備的範圍之內,我猜這是裡根自己想出來的。    
    觀察家們給了我太多的信任,讓我寫裡根的一次重要講演的主要概況。在與卡特的論辯中,貝克要迪克·沃斯林和我為裡根寫個講稿,以便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能用得上。沃斯林是競選中的重要謀略家,他告訴我,過去幾年裡根總是用反問這種修辭手段,這已成為他打動觀眾的有力武器。有一篇講演稿裡,裡根是這麼用的:「請捫心自問,」裡根在他的演講結束語中說:「今天你的經濟狀況比四年前好嗎?」這句話很有力度,因為它抓住了反對卡特的競選精髓:數百萬的美國人認為國家實際上在走下坡路,他們需要改變。有人認為裡根的反問確立了他的勝利地位。    
    上面的小插曲顯示出這個團隊如何魔法般地在政治以及其他領域共同奮戰。裡根通過長期的實踐證明了反問所具有的魔力;沃斯林通過仔細觀察裡根,然後明智地告訴我們應該朝哪裡進發;我也知道如何將思想提取出來,歸納到一個問題中去以描述大多數美國人正在面臨的現實。我們每個人,裡根、沃斯林和我,從對方的才能中獲益匪淺。每個人都飽嘗了政治的樂趣。    
    一周後,裡根大獲全勝,在三向辯論中贏得50.75%的支持率而且贏得了44個州的支持,裡根橫掃大洋兩岸、中西部地區和幾乎整個陽光地帶。卡特只在喬治亞、馬裡蘭、西弗吉尼亞、羅德艾蘭、明尼蘇達、夏威夷和哥倫比亞特區獲得了支持。他是自胡佛後第一位被取代的在職總統。    
    裡根在那次競選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政治頭腦在他的任期中以另一種方式得以體現,他沒像尼克松1972年那樣與自己的政黨關係冷淡,也沒像克林頓1996年「三角戰略」那樣脫離政黨。相反,他和其他共和黨人是合作夥伴,不但參加他們的競選活動,而且盡力幫他們取勝,他的主旋律和他們中的許多人相同。結果他擴充了自己的隊伍,使之超過了過去35年中的任何一位獲勝的總統候選人。共和黨人在參議院中的12個席位,獲得自1954年以來第一次的控制權。另外在眾議院中擁有33個席位,當然這還不足以在眾議院中取得控制權,但也足夠形成一個工作聯盟。在當代總統中,只有林登·約翰遜在1964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擁有兩院的控制權。    
    再者,裡根在自己選區的眾議院議員中的得分超過了對手,這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起到了巨大的討價還價的槓桿作用。每一位新上任的共和黨議員都欠裡根一筆債,這是作為總統的他應該向他們去討的。其他許多議員,尤其是南方的民主黨議員,知道裡根在他們的選區比他們自己更受歡迎,這種愛戴轉變成對他以後議程的支持票。    
    與他的管理能力同等重要的是他在辯論很久以前作出的競選決定。提名後不久,他委託最好的顧問之一馬丁·安德森為他起草第一任期的經濟議事日程,馬丁和那時正在紐約經營自己的經濟咨詢公司的艾倫·格林斯潘以及其他人一同起草了一份講演稿,1980年9月裡根在匹茲堡發表了這篇講演,它指明了裡根第一任期四年的方針:削減個人所得稅的30%,減少社交開支,增強國防預算,減少政府調節,實現平衡預算。    
    他一成為總統,就計劃進行了一些調整,加大減稅幅度,增加國防開支,他的大多數經濟計劃實施得很成功。很遺憾,只有一條落空,許諾過的預算平衡沒有達到。無獨有偶,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在1932年競選時在匹茲堡承諾達到預算平衡,他的誓言後來同樣困擾著他。    
    裡根的匹茲堡講演以及在競選中對它的重申是在告訴選民如果當選,他將幹什麼。十分之三的人告訴民意測驗人員說,他們投裡根的票是因為裡根不是卡特。其他的選民是受裡根的議事日程所吸引。由於裡根完全清楚自己的計劃,所以他能以令人信服的態度要求選舉授權。大選的第二天早上,埃德·米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人民說話了,他們說不但支持裡根,而且支持他提出的政策。媒體同意授權,不久公眾也同意了。    
    授權是政治上的一個魔術,裡根上任初期所取得的卓著成就都歸因於此。在整個過渡時期,和隨後的操縱權力期間,他可以宣稱他是美國第一位由全體公民選舉出來的總統,人們熱切地接受了他的議事日程。現在國會又把它歸功於人民並且頒布實行。手握授權書,國會又準備與他合作,裡根做好在隨後的日子裡履行總統職責的準備,他的政治技能此時可以大顯身手了。    
    


羅納德·裡根5 天才(4)

    整合早期行動計劃    
    為正式上任做準備,裡根沒浪費一點兒時間。獲勝的第二天,他就立即行動。    
    裡根任命吉米·貝克為他的未來辦公廳主任,貝克開始也邀請我們在華盛頓的幾個人簽約,為過渡時期做準備和做一些早期管理工作。由於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有關過渡時期的事務,因此能輕易看出裡根的競選給我們帶來的兩大即時好處:第一,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工作人員都不用花費很多時間就制定出龐大的議事日程。其實這已經基本完成,在匹茲堡已經有了雛形。因此工作人員能夠集中精力幫他找到就職後迅速接管政府的方法。第二,他能與受信任的顧問小組一起把重點工作放在人事選擇上,這是我們必須立即進行的任務。    
    為了取得徹底勝利,裡根需要制定自己的預算用來充實他全部計劃的細節。如果在這方面落後的話,吉米·卡特就會在離任前向國會遞交他的預算,而這將會左右國會幾個月的行動。裡根絕不能等,他必須搶在前頭。在過渡期的前期,他任命斯托克曼為他的預算主任,而且給了他迴旋的餘地。斯托克曼饒有興趣地拿起了他的「剪子」,剪掉了他所能搜集到的大型社會項目的開銷。裡根已經簽署了文件,要求在新內閣成員到任前,縮減開支。迪克·達曼參與起草的斯托克曼計劃是一個強權的演練,這是裡根上任點起的第一把火。    
    我在過渡期的任務就是和理查德·沃斯林共同起草裡根總統任期第一個100天的「早期行動計劃」。迪克是一位哲學博士,負責為計劃提出理念的框架,而我們兩個則與他的一個助手理查德·比爾以及一個青年研究者小組一起完成計劃的擬訂。    
    這些青年研究者幫助我們整理出最近五屆總統在其任職內前一百天的業績,他們分別是:1933年當選的羅斯福、1953年的艾森豪威爾、1961年的肯尼迪、1969年的尼克松、1977年的卡特,正因為我們意識到了羅斯福執政期間前一百天的盛名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認為十分有必要將這五個人的每人前一百天的工作情況都詳細地勾畫出來,其中包括:提出的建議法案、行政命令、有代表性的舉措、與國會的會晤、介紹最高法院、記者招待會、旅行以及其他事宜。我們翻閱了每期「新開端」刊載的新聞及歷史材料,看哪些可借鑒,哪些沒有用。從這開始,我們對於裡根如何成功地把握住機遇進行了周密的謀劃。    
    研究過去,我得出三條結論:    
    第一,公眾會在總統上任第一天對他做出一個全新的評估。在那以前,他在人們心中也只不過是一個候選人,而現在他終於第一次以一個「掌舵人」的身份出現,所以公眾就會對他做出新的評判:他真的勝任這項工作嗎?我們可以信任他嗎?他知道自己的前進方向嗎?我們的方向與他相同嗎?他工作的重心是什麼?總之,要麼我們接受現實,要麼我們就得承受擁有後的懊悔。    
    卡特的經歷讓我們認識到:工作重心是新上任總統行動之關鍵所在。1977年他接任總統,曾努力效仿羅斯福早期當政時的做法,也頒布一系列法案,但是他的想法沒有內在的連續性,並且忽略了對危機的預見性,許多觀察家認為它們不過是瞎吵吵,所以在卡特百天的後期,一些記者們,迷惑不解地寫道:他們搞不清楚卡特到底要幹什麼?「他似乎支持一切,卻又不相信一切。」這就是報道的主標題,顯而易見,我們是不會那麼幹的。    
    第二,當政初期的幾個月是總統確立其政權堅實核心的機會。羅斯福曾經稱自己為「新政醫生」,幫助病人康復。艾森豪威爾在其過渡期,由一名記者轉行參軍到朝鮮戰爭前線,他在尋求和平的道路上成為總統。尼克松的就職演講表明他要「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他飛往歐洲的舉動又使人們明白它的注意力不在國內,尼克松被認定為一位外交總統。肯尼迪百日的末期,儘管人民十分喜愛和敬仰他,可是美國人還是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對卡特,他們就更摸不清頭腦了。裡根一定要在自己任初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頭一百天顯然也是極度危險期,此時總統可能犯下大錯。在前一百天裡,肯尼迪經歷了豬灣事件,福特豁免了尼克松,卡特在削減水資源提議上擱了淺、在能源計劃上翻了船。    
    卡特在我們的心中還保留著清晰的印象,他的任期經歷頗具指導意義:在1976年的競選活動中,卡特曾經許下諾言要使美利堅合眾國「能源獨立」,但是他的想法太模糊了。他們缺乏細緻的工作,從而造成了卡特盲目的聲明。繼任總統後,卡特把華盛頓智囊人物吉姆·施萊辛格吸納為旗下一名干將,指示他90天之內拿出一份能源計劃,他的工作要秘密進行。施萊辛格對卡特唯命是從,卻忽視了國會的存在,單憑幾個助手,炮製出一份周密的能源建議書。就其優點來說,施萊辛格的計劃書有許多天才的設想,但其創作過程不讓國會和議案通過者們知道,以致於當他們看到計劃書時都要瘋了。他們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字。在橢圓形辦公室的爐火旁卡特穿著一件開襟羊毛衫(以我看來這是另外一個錯誤,因為總統在任職初期仍然應該建立形象,保持在辦公室的威嚴),出現在大家面前,宣佈此項計劃,結果卻遭受了沉重的打擊。當天的午夜節目就報道說:卡特總統在火爐邊做了他的第一次發言,結果爐火卻熄火了。」    
    裡根翻閱了這些史實,重溫了我們提出的建議,同時,他又從沃斯林那裡吸收了一些其他想法。當他與南希來華盛頓做過渡時期的訪問時,我們聚集在布萊爾會議室裡聽候他對於「早期行動計劃」的核准。一旦入主白宮,裡根並沒有事事遵從這項計劃,但在他上任的前幾個星期裡,這項計劃成為他行動的指南。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如果裡根身邊沒有像米斯,安德森,和其他政策顧問與他一起在他任總統之前就制定出任職期間的行動議程,我們的早期行動計劃就會落空。是他們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過渡時期的「早期行動計劃」,是集體智慧的結果。數十位仁人智士,其中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時代的精英也加盟於這個部門研究小組,在政策、發展和人事方面的改革獻計獻策;另外還有一些人負責策劃就職典禮,還有一部分人佈置白宮,準備總統入駐。我特別感到自豪的是約翰·F·W.羅傑斯多年來一直與我一起工作,他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受到了提拔,目前協助策劃實質性的接管工作。    
    組建一支強有力的團隊    
    無論是做州長還是在競選的日子裡,裡根都十分依賴他圈內長期忠誠的支持者,這些人對裡根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當然也有例外。入主白宮後,他希望這些人能成為他的政權核心,他們是埃德·米斯、邁克·迪弗、林·諾夫齊格、馬丁·安德森、凱普·溫伯格、比爾·克拉克、埃德·羅林斯、克雷格·富勒,這些人都來自加利福尼亞,還有迪克·艾倫和比爾·凱西來自華盛頓。在圈內和白宮外都佔有一席之地的是民意測驗家和戰略家沃斯林。他們都擁有絕對優勢,多數人是保守派的擁戴者。他們十分瞭解裡根,包括他的直覺、情緒和辦事的節奏。沒有這些人的支持,就沒有裡根在華盛頓取得的輝煌成就。    
    但是不同於其他總統的是,裡根自己也意識到他的圈內人士在國家管理方面經驗不足,而且不能與華盛頓官員接軌。因此裡根在他的工作人員中融入了一批有經驗的老手,與福特——布什中間派聯合起來,吉米·貝克就是我們的領導。    
    為了組建白宮工作人員,吉米向尼克松和福特任期中的智囊團發出邀請,迪克·達曼成了白宮辦公廳副主任;馬克思·弗裡德斯多夫負責處理與國會的關係;肯·杜伯斯坦承擔與白宮的聯絡工作;伊麗沙白·多爾負責對外事務;吉姆·佈雷迪任新聞部長;裡·阿特沃特與埃德·羅林斯一起處理政治事務。我也是其中一員,有一個不平常的頭銜,白宮主管。只要貝克需要,我就到場,通常是在與公眾交流的場合。對每一個人,我們都保持著中立的態度,有時我們被嘲弄地冠名為「實用主義者」,但是我們卻更傾向於把自己說成「現實主義者」。    
    保守派絕不會原諒裡根的這個決定,「人民就是政策的根源」,他們叫喊著,擔心我們會藉機篡奪政權。每當裡根的政策稍微偏向中心,他們就會埋怨我們,當然這並不是毫無理由的。我們卻認為裡根應該更行之有效地領導政府。歷史會證明裡根實際上要比他的朋友們想像的英明得多。他早期在白宮一手創建的聯合政府是過去的40年中最強大的一支隊伍。傑克·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的政權也曾一樣強大,但是據我所知,沒有哪個現代總統達到了這一點。作為一個喜歡出頭露面的人,裡根需要一支高效率的智囊團在其左右。他入主白宮後所召集的第一批人馬口角太多,漏洞也不少,但是他們卻不辱使命,完成了工作。    
    我要強調一點,就是在裡根初期,中間派沒有掌管制定政策的權力,保守派從來沒有讚賞過這一點。這些,在我們到來之前,一切已經在競選時出台。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在投入工作的前幾個月證明我們的能力,其方法不是要提出對稅收和削減支出建議的質疑,而是要拚命地工作,使它們在國會上通過。這就是我們所做的。    
    我個人很敬仰裡根總統,因為他從外部接納這麼多的中間派。如果當初是布什贏得了大選,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中間派的支持者決不會向保守派伸出歡迎之手。若布什真的得到總統位子,他的人會將裡根派掃地出門,這就會導致嚴重的問題。而這一切對於布什派卻全然無所謂。一個布什的親信輕蔑地說:「他們已經在白宮裡待過了。」裡根更為寬宏大量和足智多謀。    
    有一點容易被忽視,但卻對於裡根早期的成功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即在專業獵頭彭德爾頓·詹姆斯領導下的人事運作。多數總統候選人都在大選之後或是在就職講演之後,才開始著手挑選內閣和非正式顧問團成員,而裡根則意識到提前一步著手的重要性,在競選過程中就開始招兵買馬。他指派詹姆斯組成一個小組,起草一些候選人的名單。時機未到,所以沒有公諸於世,但可以收集他們的履歷及對他們進行逐步調查。    
    彭已經一切就緒。過渡期開始,就宣佈新內閣成員名單,第二天早晨,彭站在他的或她的門口,拿著裝訂好的記事本,上面寫著幾個主要的非正式顧問團成員的候選人名單。他慢條斯理地說?押「從這裡開始,這些人是我們挑選出來的比較適合的人選。看看你是否同意,如果認為不行,給我們拿回來,再研究研究」。這些記事本和所附帶的信息幫助我們挑選出那些就職時間長和一直忠誠於總統的人來組成政府。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現代的總統在過渡期有如此高質量高效率的人事運作機構。    
    裡根對於政治和管理都有一定的見解,在這11周裡,他把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回顧歷史,專家們都普遍認為裡根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過渡期表現最好的一個,至今仍是一個典範。    
    


羅納德·裡根5 天才(5)

    全力以赴    
    就在發表就職演說的當天,正午12點,約翰·F·W.羅傑斯已經安排好一串卡車等在西南大門,從那兒把大大小小的箱子搬進西翼辦公室。車隊一開始行進,裡根的畫像就出現在大街小巷。傍晚,一切都準備就緒,就等待第二天早上7?押30開始工作。美國公共廣播公司跟蹤報道了全過程,之後做出了一部記錄片,令人拍案叫絕。    
    剛開始一切都很正常。10年前,即1964年也就是林登·約翰遜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後的12天,他警告其部下,他的職能正在國會中一點點失去。他們不得不加快前進的步伐,要快,要快。他說「你們必須在第一年裡不遺餘力地做好本職工作。你們不要在乎大多數人是怎樣去做的。你們所要做的就是抓住這一年的機會,他們就會對你們做出公正的評價。」    
    約翰遜深知總統們在與時間展開賽跑。他們想在華盛頓「蜜月期」可持續到第一年的8月或是年底。但是正如史蒂夫·赫斯曾經寫道:他們的勢頭在第二年開始削弱,而且絕無例外(1934年富蘭克林·羅斯福除外)。在第一次國會大選中,他的黨派失去了席位。在國會山失利後,總統在第三年通常專注於對外事務以便為第四年的再度大選做好準備。如果其勢力強大,可以再次連任,他們就可以重整旗鼓,當然不會再有第一個「蜜月期」的輝煌了。剛當選的總統時常因狂妄自大而吃盡了苦頭(例如,1937年的富蘭克林·羅斯福、1973年的尼克松、1997年的克林頓),接下去便陷入了困境。在國內的第二任期通常都是穩步下滑,到任期滿那一年達到最低谷,跌跌撞撞地堅持到任期結束。總統將告老還鄉,民眾愉快送行。難怪,很多總統在第二任期內專注於國外事務,而不是國內。    
    在公司的運作中,一個首席執行官在上任初期取得了成功,仍可以在未來的多年中塑造個人形象、維護他的權力,大學的校長和多數機構的負責人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美國總統的權限範圍卻有所不同:剛剛上任時,他沒有多少時間出風頭。如果他真的想在國內搞出一些驕人的業績來,就必須重拳出擊。裡根有授權書在手,在過渡期力量有所加強,因此從第一天起就準備好要衝擊了。他告訴我們:「我們來這兒不是玩弄政權把戲的,我們來的目的是要改變這艘大船的方向。」    
    我們接受上屆總統失敗的教訓,總結經驗。卡特總統就職典禮結束後,在人們簇擁下從總統辦公室來到白宮的羅斯福廳。好一會兒,大家暢所欲言,看不出誰是主角。在電影《候選人》中,羅伯特·雷德福在贏得了大選後問道:「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呢?」卡特的親信也提出同樣的問題,總顧問羅伯特·利普舒茨意識到了他是房間裡的最年長者,主持了會議。新議會聯絡人弗蘭克·穆爾,當被問到他們將如何與國會打交道時?他回答說:「就像喬治亞·哈姆,你記得的參議員,……」如此這般。    
    我們目睹了卡特過渡期的失敗,他把大量立法建議書送至國會山,卻缺乏一個核心的問題。沒有人能指出其優勢在哪裡。當裡根提及他在過渡時期的優勢問題時,貝克回答說有三條:第一,是經濟,第二是經濟,第三還是經濟。我們恪守著我們遊戲的規則。    
    白宮內部,由迪克·沃而林負責跟蹤裡根的公眾支持率,主要是通過民意測驗。弗蘭克·俄斯莫索同時追蹤調查晚間新聞的收視率。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兩者加以對比,從民意測驗中看出人們在收聽、收看什麼樣的節目。只要裡根把經濟作為主題,他的支持率就會保持在前甚至達到高點,但是一旦我們偏離了軌道,他的支持率就下降。    
    在新政權開始運作的前期,有一天國務卿艾爾·黑格在國會山證實了一條消息:蘇維埃政權通過古巴向中美洲運送武器。黑格警告說:美國當然不能坐視不管。我們一定要「追查貨源」!    
    記者們早就想知道裡根到底是不是一個好戰分子,黑格的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天晚上,網絡紛紛報道,暗示裡根或許會對卡斯特羅實施武力制裁。在接下去的日子裡,爭議仍在加劇,我們注意到裡根的支持率驟然下降。我們認為他的改革進程也會因此受到牽連。    
    貝克驚恐萬分,他找到裡根,並被批准打電話給黑格商討對策。實際上,他是這麼說的:「艾爾,我知道運送槍支是十分危險的,我也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你能不能不在電視上信口開河?」這些話,貝克並沒有以這麼溫和的口吻說出,得到的回答自然也不文雅。後來,在《回憶錄》中,黑格對白宮的政客們干涉對外政策牢騷滿腹,並認為這是他後來辭職的根源之一。我,作為在裡根的白宮裡為數不多的欣賞黑格業績的人,注意到在水門事件中他為國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對於內部的爭吵,我深表遺憾。我同時認為貝克是正確的:一如既往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是保證裡根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在任期最初的幾個星期裡,裡根給國會山發出急件提出關於稅收和支出的立法議案,以便在一年結束以前獲取更大規模的勝利。    
    危急關頭    
    多數美國人都一直很喜歡裡根。他的計劃讓人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他的演講讓人感到十分親切悅耳,他的行動明確而有目的。但是在任職的最初階段,人們仍然對他做總統有些懷疑,不十分清楚他是不是選定了與他一起領導國家的「合適的幕僚」。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核心在哪裡。如果一個政要在其國內的舞台上不是家喻戶曉,那要花的就不是一次競選和幾周的任期才能與大眾聯繫在一起。    
    3月,也就是裡根繼任的第八個星期,我們注意到他的支持率開始下滑。我們繼續跟蹤信息,發現「蜜月期」就要結束,我非常擔心他的經濟計劃受阻。    
    所有這一切都在1981年3月30日這決定性的一刻被改寫,也改寫了裡根的總統地位。    
    那天下午,總統在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做完演講,飯店距離白宮有十幾個街區。我本來打算前去,可看到邁克·迪弗和吉姆·佈雷迪已經在他身邊,而且還有許多隨從,所以就決定留下來參加在羅斯福廳舉行的一個會。    
    林肯被槍擊,7天後這個消息才傳到倫敦。裡根遇刺時,一個在華盛頓的英國記者馬上得到了消息,那時他的編輯在倫敦的電視上看到了這條新聞並告訴了他。白宮得到這個消息,頓時慌成一團。    
    總統遭到了槍擊!他能挺過去嗎?裡根的生命之燭將要燃盡了嗎?當總統暫時沒有能力處理政務時副總統接任,我們能用上這句第25次修改憲法中加上的話嗎?我們的朋友吉姆·佈雷迪怎麼樣了?被刺的情報局人員怎麼樣了?    
    一群人聚集在辦公廳主任辦公室,然後又來到形勢會議室,這是一個在白宮西翼地下室裡鑲嵌著木製裝飾材料、沒有窗戶的小會議室。這個地方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在西翼內又在總統辦公室之外惟一一個絕對保密的地方。在這裡有無線電可以直接連接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中央政府。    
    貝克、米斯、迪弗在醫院陪伴總統,黑格馬上從國務院趕到白宮,溫伯格、瑞根、凱西也從國防部、財政部、中央情報局趕來。通常說來,政府要由副總統負責,但是他正在飛往得克薩斯州的路上,幾個小時後才能回到這裡。    
    我們緊張地坐在那裡,監控著從醫院、國家安全局和網絡發來的消息。據最新傳來的消息,總統傷勢並不嚴重。他正在做手術,很快就會沒事。    
    暗殺嫌疑人約翰·欣克利是誰?他為什麼要刺殺總統?是否有外國政府插手?蘇聯會趁火打劫,出兵到什麼地方嗎?黑格和溫伯格,這兩位來往不多的人開始爭論美國防禦力量的準備。溫伯格主張進入高一級戒備狀態,黑格主張避免在國際上把水攪渾。黑格試圖在主持我們的會議,一位在場的人聽到有人說:「航舵在我這裡。」    
    新聞部副部長拉裡·斯皮克斯下午4?押00從醫院回到白宮,他不知道地下室的緊張局勢,走進新聞發佈會議室,記者們狂轟亂炸地提出一大堆問題。他一再向大家表示不用替總統的未來擔憂,但是當被問到他如何在總統沒有痊癒的情況之下,有效地管理政府時,他閃爍其辭,擔心說錯話。很奇怪,他還在電視上講著,我們可以清晰地在電視上看到他,說著一些毫無確定性的話。黑格咆哮起來。    
    「把這個傢伙趕下去!」黑格衝出特別形勢會議室,穿過走廊,朝樓上的新聞發佈室跑去。我和迪克·艾倫緊隨其後。我們看到黑格汗流浹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心臟超負荷運轉而使他更加上氣不接下氣。我想他本應該調解一下自己的情緒,卻急匆匆地衝進新聞發佈會場。他就像提著燈走進獅子的洞穴裡,記者的提問向他襲來。    
    艾爾本想靠自己的到來平息這事,然而他的激動和汗流浹背使得事與願違,而我擔心的是他對記者的應答。在毫無紕漏地回答了很多問題之後,他出錯了:「各位先生,憲法明確規定你們有總統、副總統和國務卿,當然如果總統決定他想改變航向,他可以那麼做。可他沒有那麼做。現在,我在白宮控制整個局面,是為了等待副總統回來……」他試圖說明政府現在一切正常,樓下的會議也進展良好,但是他的努力和用詞讓人覺得十分刺耳,留給別人的印象好像是白宮已經失控。他無數次地以繼任法條款加以解釋也無濟於事。    
    黑格由於過度緊張而且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會場,他為他出的錯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那句話「我在這裡控制局面」,就像信天翁一樣在盤旋,把他可能繼裡根後當選總統的希望一掃而光。一次口誤毀了近三十年的光輝業績。代價慘痛。又一次證明公眾人物是多麼容易垮台,尤其是在危機時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黑格居然是尼克松時代一直保持頭腦最清醒的人,那時是他把政府團結在一起。其實,他應該得到更多的讚譽。    
    吉姆·佈雷迪成了當天下午我們擔心的焦點。他被一顆子彈射穿大腦,幾乎當場斃命。後由安全人員傳出消息給瑞根部長,他已經去世,而且美國廣播公司已經在電視上報道。我們悲傷至極。迪克·艾倫提議向他默哀。不一會兒,弗蘭克·雷諾通過美國廣播公司報道說他把消息弄錯了,我們氣憤之餘也如釋重負。    
    幾個小時以來,我們預感總統傷勢不重。後來,我們才真正瞭解當天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並意識到槍擊事件改變了裡根的總統命運。    
    裡根的豪華轎車駛向喬治·華盛頓醫院的路上,他全然不知已經中彈,安全人員傑裡·帕爾壓在他的上面。他知道痛得很厲害,他以為是帕爾壓斷了他的肋骨。    
    艱難地下走車後,裡根揮手示意不用幫助。他下意識地繫上夾克的紐扣,一個微小的動作卻顯示出了總統特有的風範。當他與公眾再度見面時,他已經可以直著行走了,就在進入醫院的門口後,他倒下了。一顆子彈擊中離心臟只有一英吋的地方。    
    


羅納德·裡根5 天才(6)

    在接下去的極度危險的幾個小時裡,裡根保持著他一貫的幽默,現在許多人還記得他的笑話。當他被推進手術室時,對醫生說:「我希望你們都是共和黨人!」對他的妻子南希說:「親愛的,我忘了躲了!」這話是對傑克·登普西的諷刺,因為吉恩·騰尼使他失去了自1926年以來一直保持的重量級拳擊王的桂冠。在那天晚上,急救之後,他寫下了幾個字:「總之,我寧願待在費城。」這句話是他用的一部老電影《W·C.菲爾茲》中的台詞。    
    當裡根在死亡邊緣徘徊時,他所顯示的溫和敦厚是他政治上「最純潔」的時候,人們可以由此看到一個公眾人物的本質,展現了一個人性格的一面。沒有任何刻意的雕琢或戴上唯美的面具。    
    多年來,照相機捕捉到與此類似的時刻:傑基·肯尼迪在丈夫遇刺時雖已經不能自持,卻挺直了身姿;布爾·康納在伯明翰解開狗示意它們去襲擊黑人遊客;約翰·劉易斯在西爾馬大橋遭到棍棒襲擊;理查德·尼克松堅持說:「我不是騙子」;比爾·克林頓對全國揮動著手指否認與那個女人有染。這都不經常發生,但卻都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裡根的「暴露時刻」就是在醫院裡的時刻。    
    這是他總統生涯的重要轉折。公眾開始以他為話題,那時人們對他已經有了另一種不同的感覺和看法。對於大多數特別是工作著的人們而言,他是一個吃了槍子還能保持笑容的總統,他可真有種。雖然幾個月後的經濟衰退,使人們談起他的國內政策時,反對意見很多,但不管人們如何評價他的經濟政策,都不會影響他作為勇敢的人的美譽,用海明威的話說,他是一個「在重壓下依然保持沉著穩重」的強者。    
    裡根總統已經有一定的民眾基礎,他會在這個基礎上繼續他的總統生涯,人們開始瞭解他的性格,並且以前所未有的態度信任他。由於面對危機時刻所做出的良好反應,他擊敗了國內政策上的反對派,並在白宮中打開了自林登·約翰遜總統以來的最好局面。就像沒人能夠預計的那樣,他所表現出的勇氣成為他領袖生涯中最不可或缺的要素。這是他當選總統以來的一個重大轉折。    
    5個月以後,第二個事件的發生沒那麼多戲劇性,但我們卻看到了裡根總統的自信、果斷和堅定。8月3日,全國航空業聯合會宣佈罷工,空運業引起了混亂。    
    裡根知道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起初他在內閣會議室裡掛上卡爾文·柯立芝的畫像,這一行為引起了新聞界的驚奇。柯立芝推行的減免主要稅收的政策曾經對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裡根也欣賞柯立芝一天12個小時的睡眠習慣。「艱苦的工作累不死人,」裡根的話語很奇妙,「但是我認為如果有機會,為什麼不休息一下?」1919年,柯立芝在馬薩諸塞州擔任州長時,有三分之二的波士頓巡警拒絕工作,他命令美國國民衛隊平息此事,當時說道:「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都無權以破壞公共安全為代價去罷工。」    
    裡根現在是柯立芝的追隨者,在沒有經過二至三天民意調查的前提下,裡根直接宣佈任何航空公司的領導人,如果不在24小時之內返回工作崗位,將立即被解雇。同時,他責成運輸部長德魯·劉易斯挑選繼任者,使飛機能夠繼續飛上天。大部分航空公司的領導人因選擇跟裡根對抗而失去了工作,但隨著繼任者的不斷補充,航線在小範圍癱瘓的情況下恢復了正常。    
    美國人已經習慣了領導人的迴避問題和猶豫不決,他們總是在重大決定前一拖再拖,並最終採用折中的辦法,使任何人都既不難過,也不高興。裡根扭轉了這一印象。什麼?有人要負起責任了?有人可以有足夠的理由放棄現有的法律了嗎?裡根的決策必勝無疑。    
    一些人認為裡根是在使用擠壓政策,阻止工會運動,就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所做的一樣,但我並不這麼認為。作為電影演員聯合會的前任主席,裡根於私來講,對工會自發組織是很富有同情心的。但政府機構的僱員是個特殊的群體,裡根一定要堅持阻止他們罷工,不聞不問會對他的聲望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裡根已給了工會組織以相當的權力,實際上他在冒險,但他並不太在意,因此,公眾們認為裡根是一個有魄力的人。槍擊事件中他表現出了勇氣,裡根的這次「鎮壓」行為再次確立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在他就任前7個月裡,裡根用更多的實際行動而不是憑空想像牢固地控制著公眾對他的認識,他向公眾展示他是一個多麼始終如一、堅強而又值得信賴的人。顯而易見,這不僅僅表示他是如何樂於做羅納德·裡根,而更多的是他牢固的內心信念,這才是人們可以相信和依賴他的真正原因所在。他有勇氣,他的言行也都擲地有聲。他被視為一個有說服力的領袖,這是一筆無形的資產。    
    領導力量的核心是領袖與其追隨者們之間的關係,人們只有在確信一個人可以依靠和信賴的時候,才會把他們的希望和夢想寄托在他身上。在這種信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之前,雙方的行為都是帶有試探性的,這有點兒類似於戀人在付出感情時的態度。既要有表達、又要有行動,人們的印象都是這麼形成的,而這種形象一旦樹立,就能贏得更多的信任。作為領袖,不管他們的演講多麼動聽,只要沒有人看見他們付諸實踐,那這些話只是誘人的空話。    
    裡根的影響力,遠不止依靠他在講演方面的才能,他的講演能帶給人以力量。他是個卓越的演說家,但是他的演說總是像好萊塢炮製出來的甜言蜜語,無法向人們證明那些能夠為人們帶來持久的可以贏得信賴的品格,這成為他實現他領導能力的最大障礙。    
    用人之道    
    3月的槍擊事件在白宮裡引發了戲劇性的變化。在整個智囊團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的同時,我的個人生涯也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我們的領袖雖然倖免於難,但他變得極為脆弱?熏且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應該允許一個人走彎路。在選舉後的過渡時期裡,吉姆·貝克曾經問起我為新政府擺脫目前困境伸出援助之手,我告訴他我沒問題,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我很欽佩裡根,並且贊同他的很多政見,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堅持強硬的態度。可是前四屆總統均是在一屆任職期滿即被取代,我也為裡根的任期表示深深的擔憂,並且非常希望他能夠繼續取得成功。當然作為一個國內問題上的溫和派,一個對任何事情都保持預見性和高度警覺的人,我還沒有資格做一個裡根主義者。    
    我對吉姆說,對我個人而言,也許不在白宮工作更好。實際上,我更希望被考慮去領導美國新聞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使之成為一家像英國廣播公司一樣代表官方聲音的新聞機構。貝克和我商量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在他的要求下,我同意去白宮工作半年,幫助運籌。他也向我做了一個非常紳士的承諾,即在恰當的時候,向裡根試探一下,看我是否能夠被任命為美國新聞署署長。這樣我才簽署了我的工作合同。    
    1981年1月20日,我很榮幸地坐在總統的就職演講台上,距離裡根宣誓就職只有幾步遠的地方。幾個小時後,我就要搬進白宮西翼一樓的辦公室,在白宮辦公廳主任的隔壁,再旁邊就是總統辦公室。這與我在前兩任總統任期內在老辦公樓的境遇實在是天壤之別。裡根派們也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親切態度對待我。    
    貝克沒有食言,在新總統就任幾周後,就去和裡根總統商量我去美國新聞署工作的事。可與此同時,裡根已經任命他的老搭檔查理·威克去掌管新聞署了。雖然我對目前的職位比較滿意,但對於這件事我還是有些失望。做副手怎樣?吉姆問我,也許威克不想在那裡長待,我們可以安排你與威克一起共進晚餐,我們達成了協議。於是在白宮自助餐廳的一角,我們都很猶豫,我問查理:「你準備在新聞署待多久?」他半開玩笑地說:「我準備一直呆到裡根連任呢。」聽到這話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大笑了,其實,我們當時都很清楚我不可能在副手的位置上呆那麼久的。他可以選擇自己的副手而我也可以到別處去幹。查理·威克硬是把美國新聞署發展到廣播電視時代,雖頗有爭議,仍然是最好的署長之一。    
    在裡根任總統的兩個月後,我開始去尋找一種體面的方式離開政府。約翰·欣克利的子彈把一切都打亂了。由於佈雷迪遭槍擊而受重傷,沒人指望他很快還能繼續擔任新聞部長。貝克徵得了裡根的同意,重新調整了一些工作人員的位子。他請拉裡·斯皮克斯榮升為「執行」新聞部長,而安排了一個新的職位—交流主任讓我去擔任。我的任務就是監督政府的對外交流,如新聞發佈、撰寫講演稿、與華盛頓以外的新聞媒體聯繫、並協調政府機構和部門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的關係。我接受了這個職位,並且一直擔任到1983年12月31日,裡根第一個任期中的第三年。    
    明智的人會教你認真對待你的工作而不是認真對待你個人。我很快學會了這一點。經過選舉,我成為了裡根總統訪問遠東「官方代表團」的成員之一。我們跟隨裡根總統走下「空軍一號」,走過紅地毯,穿過歡迎人群,被邀請參加會議和盛宴,住進了最好的房間,光宗耀祖。我甚至曾一度飄飄然了。進入東亞一個國家的首都時,保安人員繃緊了神經,因為有消息說這裡可能會有事先埋伏好的狙擊手。在我們準備走出飛機的那一刻,我注意到保安人員已經為我們準備好防彈背心。但10個代表團成員只有5件防彈背心。你能猜得出誰將不穿防彈衣?是誰再也神氣不起來了?    
    槍擊裡根的事件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它影響到了白宮每個人,我們比以前更團結。工作人員職位穩定,領導體系比以前要明晰得多,員工們都精明強幹。我們的團隊真是太棒了!    
    起初,在華盛頓或者說在白宮,沒有人敢確定由貝克-米斯-迪弗組成的白宮「三套馬車」是否會奏效。在一些人看來,這好像是迫不得已而勉強湊合起來的,貝克代表溫和派,米斯代表保守派,迪弗代表代表搖擺不定的力量。若把這個組合擺到紙面上,簡直就是個餿主意,因為白宮從沒有由一個委員會來管理過,更何況當時的白宮處在變革的前夕。    
    這個組合所以存在是由於在三個人之間實現了權力級差。最初,米斯是三人之中的領導者。因為他曾是聖克萊門蒂政府中的要人,新聞媒體認為他可能會充當裡根在華盛頓的「首相」一角,負責總統辦公室的決策性工作。但是米斯並不是非常想去華盛頓工作,他更願意在家中與裡根坐在桌旁商定政策方向。    
    


羅納德·裡根5 天才(7)

    貝克溫文爾雅,知識淵博,掌握著華盛頓遊戲的規則。在與米斯的頭幾次談話中,貝克就提出要分工合作。他本人將負責政治管理工作,同時對與其有關的所有機構直接監控,包括國會、交流部、利益集團、政治集團等機構。米斯將負責政策管理工作,國內政策部門官員以及國家安全部門官員都將通過他向總統匯報工作。麥克·迪弗將負責總統「班底」工作。(如制定總統及其各個團隊的日程安排、比如先遣隊,可以使總統從一地順利到達異地。)他還擔任所有的活動總導演並負責與裡根夫人保持聯繫。米斯同意簽署文件,這樣他與貝克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就正式化了,貝克小心翼翼地把文件保存在保險箱內。如貝克所預見的,幾個月後,權力就向他這一邊傾斜。實際上當時貝克成了三人組合中居首位的人物。    
    吉姆從不曾想當「首相」,相反,他卻傾向於做比較傳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的工作,例如嚴格執行計劃、制止爭吵、擔任對外活動的出頭人等。事實證明,吉姆非常適合做這種工作,在整個第一屆任職期間,他成了當代為總統工作的最好的辦公廳主任。    
    迪弗與裡根夫婦在加利福尼亞時接觸的時間就很長,這使他與裡根夫婦的關係比與其他同事的關係更親密,好像是兒子與父母一樣。當然,迪弗也表現出了像對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的忠實。迪弗與米斯、諾夫齊格還有其他加利福尼亞的保守派人士也共事多年,與他們保持了友好關係。可是在內心深處,更傾向於自己屬於溫和派,所以與貝克更投機。實際上當時他成了溫和派和保守派之間誠實的中間人,但保守派認為他與溫和派接觸更密切。在公關方面,迪弗表現出眾,本書後面將對他在這方面的情況作更詳細的描述。    
    每天早晨,南希·裡根都打電話給邁克瞭解裡根當天的工作安排情況,同時向貝克或米斯傳達旨意。在某種程序上,南希是個具有非凡本領的能讓總統傾訴其夢想與失望的惟一對象。我們瞭解的其他總統中沒有一位與第一夫人能保持這樣的特殊關係,把內心的想法只對第一夫人一個人傾訴。據我所知,南希是裡根的第一好朋友,沒有其他人可以稱為裡根的第二好朋友。這樣來看,南希與迪弗保持聯繫對管理白宮是很重要的。    
    起初,南希不參與政策問題。但裡根的日程安排得過滿時,她就採取嚴厲措施解圍,監督各機構的職員,保證他們忠實、和睦、有效地完成工作。裡根不喜歡解雇職員,南希卻相反。我還記得尼克松最喜歡格拉德斯通所說的一句話:「每位首相都必須是一個好的屠夫。」這一點兒也不假,必須得有一個人嚴格執行紀律。在裡根執政期的白宮裡,南希充當了這個角色,這使她在新聞媒體以及被解雇的職員中留下極不好的印象。瑞根在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服務滿六年後被炒了魷魚,幾乎沒有人對他表示絲毫感謝,憤怒的唐·瑞根在回憶錄裡痛斥著她。不過,裡根本人也得承認,在很多時候南希的作用不可低估,既是他的第一好朋友,又是政策的強制執行者。    
    然而在白宮日常的工作中,是「三套馬車」把政府各部門調動和團結起來。每天早晨七點半早餐時間,三個人聚在一起,核對記錄、為早八點的辦公廳大會準備議程、以及九點總統的私人會晤做準備。平時工作中若有緊急事情發生也互相交換意見。裡根旅行時總有一個人伴隨在身邊。三人組合總是將信息及時地傳達給裡根,而對下屬又嚴格地進行管理。這樣的工作方法正是總統所需要的。    
    三人組合制本身可能已經滿足了領導的需求,但是理查德·達曼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革新方案:建立一個立法戰略小組。除了原三人組合以外,吸納了新的成員以制定總統的議事日程。包括:白宮辦公廳副主任達曼、內閣秘書富勒、管理及預算部部長斯托克曼、國會聯絡人杜伯斯坦、公共關係聯絡人伊麗莎白·多爾、交流部主任格根、新聞部長斯皮克斯,還有制定政策的要人如安德森和財政部長唐·瑞根等。    
    立法戰略小組常常聚集在貝克辦公室制訂計劃,討論如何起草法案、如何使法案在國會山通過,需要說服國會中的哪些人?如何說服?用什麼樣的辦法?怎樣動員利益集團?向誰施加壓力?如何向媒體傳達法案?需要特別注意哪些專欄作家?我們的陣地在哪裡?總統必須做些什麼?內閣成員如何為總統分擔一些負擔?若得不到國會的支持,後備方案是什麼?立法戰略小組匯總了白宮事務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便重大事情發生時可以應付自如,給總統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達曼為會議制定日程並跟蹤監督。做決策時他總是想出最佳方案,先是全面觀察,然後對可能存在的危險進行多方面的預測。雖然我們倆有時也爭吵,可後來我發現他對公共事務所奉獻的精神和承擔的義務提高了整個政府的工作質量。立法戰略小組這個模式應該在白宮延續下去,許多保守派人士總是憎惡達曼的存在,稱他是中立派的黑王子,但事實證明裡根獲得成功,達曼立下了汗馬功勞。    
    保守派與溫和派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我們溫和派總是在裡根取得成功這件事上得到過多的讚譽,保守派才對此大為不滿,這情有可原。這個工作體制實際上是,保守派在踏踏實實地做雪球,而溫和派把它們拋出去,很是搶眼。保守派智囊馬蒂·安德森此前已經為作為候選人的裡根工作多年,給他提出政策建議,他所負責的工作是裡根競選活動的中心環節,形成了經濟工作日程的基礎。裡根入主華盛頓以後,貝克、斯托克曼、達曼、弗裡德斯多夫、杜伯斯坦等人都在國會山做了許多協商工作,其他人如吉姆·佈雷迪、拉裡·斯皮克斯和我的主要工作是面向新聞媒體,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如伊麗莎白·多爾、埃德·羅林斯、李·阿特沃特的工作重點是與外界各團體溝通協調。除了羅林斯以外,我們之中沒有一個可稱得上裡根的堅定核心人物,也沒有一個人在加利福尼亞或者新罕布什爾的競選、預選時代表裡根作過戰。    
    但媒體對我們開始關注了,每次立法大戰上媒體都更傾向於報道政見而不是立法工作本身。因此,參與立法的談判者、組織者還有溝通協調者佔盡了風頭。雖然像貝克等溫和派中的許多人士都應該得到讚揚,但也應指出裡根競爭成功,保守派人士像米斯、安德森、諾夫齊格功不可沒。    
    我懷疑裡根是否注意到在媒體領域是誰在為他忙活著,因為他放在工作桌上一條標語,上寫:「如果一個人不計較誰將得到信任,那麼在這個人能做什麼和他可以做得怎樣之間就沒有界限了。」從這句話可以看出,裡根更在乎的是結果和已經擁有的一切。    
    50年前,為羅斯福制定政策、起草講演稿的助手們經常處於敵對狀態,助手們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甚至到了無法緩和的地步,這反而使白宮的工作更富於創造力。我不確定裡根是否有意傚法羅斯福的工作作風,但結果卻是相同的。出現了許多爭奪權力的花招,雙方紛紛爭做裡根的耳目以爭得他的支持,經常互相透露一些損人利已的消息或事件。馬基雅維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理論家,他的著作《君主論》闡述了一個意志堅定的統治者不顧道德觀念的約束如何獲得並保持其權力。——譯者注)都會佩服得五體投地。爭執已處於白熱化階段。我小心地採取了中立的立場,但仍感覺隨時都有可能有人向我萬箭齊發。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後來我發現有些人認為我好像對別人也存攻擊心理,這真令人感到壓抑,雖然我不介意向媒體介紹朋友的一些情況,但我總是小心地不說任何過火的話。我不喜歡激烈的爭鬥,或許是因為我在這方面不善長吧!    
    即便如此,裡根所推崇的窩裡鬥的工作作風至少產生了一個好的結果:使為他效力的高層專業人士更具戰鬥力,更好地服務於外部世界。我們這些人之間可能互不欣賞,但對任何人來說,都想為吉坡(指裡根,是他主演的一部電影中主人公的名字。——譯者注)去贏得勝利,常聽人說肯尼迪和約翰遜在各自的政府內部強調忠實工作的同時鼓勵激烈的競爭。在裡根的政府裡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一點。對總統來說,這樣的力量團體確實更具有戰鬥力。    
    裡根可以依靠保守派為政府制定正確的方向,依靠溫和派為自己掃除前進中的障礙,必要時達成妥協。保守派認為裡根採取把某些厚顏伎倆帶入爭鬥之中,溫和派也同意這點,但同時表示待一切煙消雲散之後,裡根仍能取勝,保守派認為裡根的力量在於心臟地帶,這是正確的;溫和派認為要獲勝,裡根必須處理好華盛頓內部的管理工作,這當然也確切無疑。我們之間觀點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裡根似乎並不在意這些,實際上也如此,當發生衝突時他總是避而遠之,讓我們在總統辦公室外解決這些問題,結果,貝克的辦公室成了我們討論解決方案的地點。大家對裡根都懷有一份忠誠,於是這個方法很奏效,常常是我們拿出各自的計劃,計劃總是出於他的利益考慮,交給他修改,通過以後全面啟動。因此計劃一旦開始執行,就能夠貫徹到底,堅不可摧。    
    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對白宮未來的領袖們說呢?當然有。就像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一樣,每一位總統都必須有個適合自己、又支持自己的班底。裡根的三人戰略小組是比較特殊的,可能並不適合其他人倣傚。但是他的成功經驗確實說明了處理白宮事務存在的普遍性原則,總結如下:    
    *每個總統都需要一個強大的工作班底作支持,辦公廳主任要有超常的工作能力並有協調各方的能力。    
    *工作班底應該包括各種類型的人,如對於總統十分瞭解的人,可以保持隊伍的和諧;華盛頓資深人士,可使充滿激情的團隊工作更有效率;年輕人,具有活力與朝氣;老者,能夠提供智慧。    
    *在工作班底內部的權力運作軌跡應該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能越軌,不能因循守舊或更不能混亂無序。    
    *現代白宮應和其他組織一樣,必須既能夠適應新形式的快節奏,還應該有人自上而下來管理這個組織。    
    *工作班底應該站在總統的立場上盡可能多地想問題,使總統瞭解各方面的情況,當然,應該是那些在工作班底內部不能解決的問題,以防總統工作負擔過重。    
    *總統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助手,以保證政令執行。    
    *總統需要有一個知心朋友,工作之後可以與之交談,而且不會把談話內容洩露給第三者。    
    


羅納德·裡根5 天才(8)

    與媒體和諧共處    
    我所認識的六位總統中除了一位總統以外,其他五位都遭到媒體的猛烈攻擊,甚至是批得體無完膚。尼克松認為媒體是導致他下台的主要力量。布什認為媒體對於在他任職後期出現的經濟復甦現象沒有給予積極的評價。克林頓認為媒體有意詆毀他的蜜月成就,尤其是讓肯·斯塔爾有機可乘。只有裡根一人例外。    
    白宮發言人蒂普·奧尼爾1981年表示:「裡根與媒體的關係處理得比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任何總統都好,甚至超過了傑克·肯尼迪」。《郵報》執行主編本傑明·C·佈雷德利1984年說:「在我的記憶中,在郵報工作的那段時間裡我們對裡根總統比對任何其他總統都友好。」美國廣播公司副總裁大衛·伯克曾為紐約民主派州長效力過,他告訴馬克·赫斯加德:「對於裡根為什麼不像其他美國總統那樣易受媒體攻擊這一點,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釋。對於我來說,這是個難題……並不是因為裡根威脅我們,也不是因為他以他的邏輯將我們摧毀。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很多人認為裡根的處事方法得當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媒體,媒體自然也回報以尊敬。裡根對媒體提出的問題常作模糊而不失技巧的回答,這讓媒體感到失望的同時又贏得了對他的喜歡。「噢,哪有這麼回事?」是他給媒體留下的印象。裡根有紳士風度,不吝嗇,這在政治家中是不多見的。跟兩位羅斯福總統一樣,他向人們展示了富於色彩的完美一面,如話語幽默,外貌俊朗,紅潤的膚色、寬潤的胸膛。他也曾被媒體激怒,可媒體沒有難倒他。他的某些政策可能偏離軌道,而導致不良的後果,而媒體仍舊予以公允的、酌情的描寫和報道,連裡根也這樣認為。    
    另一個原因是裡根手下有一個有戰鬥力的工作班底,他與下屬並肩作戰,一致對外。和處理白宮的其他事件一樣,他把人員分為兩組,迪弗、沃思林、諾夫齊格、弗勒等人為一組,他們曾與裡根一道在加利福尼亞工作過;另一組由貝克、佈雷迪、達曼、斯皮克斯和我組成,都在華盛頓與媒體打過交道。    
    由於我們百日計劃的成功實施,一切進展順利,我們步入了裡根任職的初期。是真的一切順利,還是在兜圈子、強權控制、互相制肘或操縱?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迪弗、斯皮克斯、馬丁·菲茨沃特和記者海倫·托馬斯、肯·沃爾什、山姆·唐納森、萊斯利·斯塔爾等都對此進行過生動的描述,寫出了不同的觀點。    
    我認為在與媒體交往時裡根必須反唇相譏。從肯尼迪開始,白宮就逐漸放棄了對電視媒體的約束和控制。美國人民對總統的印象完全由紐約的資深電視製片人所左右,這對由人民投票產生的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是一種貶低。同時,記者團具有挑釁性質的冷嘲熱諷也難以管理,真是到了該恢復約束和控制的時候了。    
    對此我們採取的策略就是強調裡根總統的優先權,任何一件事,任何小的危機的產生都可能使白宮捲進去,必須加以抵制。領導者必須關注重大事件,而不是那些枝節小事。裡根重視經濟方案的實施情況,這給國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他獲得勝利時便可擴大作為一名總統的榮譽。我們強調主題,一般的總統不太喜歡這樣做,認為公眾對總統所說的哪怕是一個詞語都會揪住不放,如果總統一言既出,那就駟馬難追了。但歷史證明,若總統對所要做的只說一次,則無濟於事。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協調政府內部的細節問題。迪弗將對外事務做了前期工作,因為我們想要追求的是完美的效果,而不是的效果平平。    
    與國會共事需要信任,與媒體也一樣。有時某位官員也會撒謊,例如有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約翰·波恩德克斯特就入侵格林納達一事欺騙了斯皮克斯,但我們會盡力減少這類事情的發生。貝克是個堅持誠信的人(誠信是他工作成效顯著的原因之一)。據瞭解,裡根從不故意說謊或欺騙媒體。與銀行界保持信譽至上的關係也使我們在很多事情上擺脫了困境。保持信任與尊敬的關係對雙方來說是雙贏,因此我們總是找值得信賴的記者,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華盛頓郵報》的安·德弗羅伊、盧·坎農還有其他幾個記者也因此取得主要採訪渠道。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總會引人思考,他們的報道也是公正而客觀的。坦誠對政府和媒體都非常需要。    
    在重談裡根早期政府工作之前,讓我再來設想一下如果現在讓我負責管理白宮對外交流部,我會保留裡根工作方法的80%,而對其餘20%進行修改。在許多事情上,我們當時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大部分記者在發了一陣牢騷之後,雖然不情願也都給我們以尊重。但必須承認我們也有做錯的時候,我也不例外,有一件事尤其令我痛苦,那就是我當時提出的一些倡議在現代政界被誇大,甚至被扭曲。在裡根的領導下我努力工作,說服新聞界相信裡根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常常是在電視台記者馬上就要播放節目之前打電話給他們以確認節目中報道的確實是我們的觀點。記者們把這稱之為「例行巡察」。我認為這些努力在當時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接下來的幾年,其形式卻扭曲、演變成了一種宣傳工具。    
    我還希望在華盛頓定期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像裡根在聖克萊門蒂時一樣,但是有些白宮官員害怕讓總統與那些大聲叫嚷的記者近距離接觸,而讓他們同總統在其辦公室進行。裡根上任第三年的一次午後記者招待會上,記者窮凶極惡的叫喊已經達到了極點,媒體把裡根說成是個笨蛋。政府內部一些官員當時即決定要求取消記者招待會。貝克·達曼和我(可能還有迪弗)提出了另一個點子:把記者會改在黃金時段召開,並讓觀眾自己做出評判。裡根同意實施這個建議,結果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雖然裡根有時也說錯話,但與他精彩的談話和大方的舉止相比,錯誤黯然失色。    
    由總統定期召開記者招待會是個好辦法,能夠使政府保持高度責任感、確保嚴格執行各部門內部制定的政策。如果20世紀80年代初,裡根把艦隊派到黎巴嫩後回答了媒體的各種問題,就會對沒從顧問們那裡得到明確的答案而氣憤,他就會提早改變他的政策。裡根任職的最後一年,來自肯尼迪學校的馬文·卡爾布組織了一個工作組尋找解決總統召開的記者會的糟糕狀態的方法。(我也是組員之一)。工作組提議總統每月兩次在白天、每年六次在晚間召開記者招待會。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同意這個建議。若可以的話,我認為每週開一次白天記者招待會會更好些。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經濟危機和戰爭年代平均每週開兩次記者招待會,因為他知道與媒體定期見面,對現代領導體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回顧過去,我認為總的來說裡根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比其他政府與媒體的關係處理得更好,這是他取勝的原因之一。雖然媒體並不是總能直接接觸到裡根,當然他應該與媒體接觸得更多一些,但他回答問題時,卻表現了高度的誠實性。裡根政府工作班底與媒體也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們甚至定期與媒體見面、會晤。同時,我們竭盡全力把裡根的政見傳達給公眾,以幫助他有效地管理國家。    
    在我離職後不久,在裡根與媒體的接觸中,我們摸索出另外一條經驗,即挽回敗局的重要性。裡根在執政後期,伊朗門事件把他搞得一團糟,他對此也很清楚。這是有損他名譽的污點,一個醜聞。可後來他的所作所為卻樹立了一個挽回敗局的好榜樣。裡根採取一系列大舉措,首先命令首席檢察官埃德·米斯迅速進行內部調查,以查明事情的真相。然後清理白宮內部參與肇事者,解雇了奧立弗·諾斯、約翰·波恩德克斯特等人。把大門向國會敞開,自動放棄所有行政特權,開放所有相關文件,組建了一個代表兩黨的對外工作委員會調查事件進展情況,提出建議,嚴格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並立刻實施。起初,裡根對這件事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但後來對發生的一切承擔了全部的責任。終於,一支新的有生命的班底在白宮重新組建起來,主要領導人包括前任參議員霍華德·貝克(將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克林·鮑威爾、肯·杜伯斯坦、J·B·卡爾瓦豪斯、吉姆·坎農,以及在處理這場風波中擔任顧問的大衛·阿布希爾。伊朗門醜聞剛爆發時,在國會民主黨中有人強烈要求彈劾總統,迪克·沃思林認為公眾對裡根的信任已粉碎,但裡根採取直面危機尤其是直面媒體的政策以後,又漸漸構建了自己的政治前景,恢復了統治地位。第二年,裡根和國會對稅制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革,這是一個壯舉,一個很少有人認為會取得成功的壯舉。同時,裡根與戈爾巴喬夫的關係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當人們想到克林頓是如何處理與莫妮卡之間醜聞的,隨後發生的一切幾乎毀了他第二任期內的後期工作,相比之下,裡根在伊朗門事件的處理上表現出的智慧,為人們處理棘手問題樹立了一個好的典範,具有重大意義。    
    


羅納德·裡根5 天才(9)

    與國會接觸    
    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對裡根任總統時表現的政治技巧進行全面的論述。這裡僅介紹裡根領導藝術的一些閃光點,以避免累贅的重述。但有一點需要指明,不瞭解裡根如何處理與華盛頓其他權力中心的關係就無法瞭解裡根所取得的成功。    
    雖然裡根是以非華盛頓人的身份參加總統競選的,但是對華盛頓他瞭解頗深。因此他一當選,就開始依靠華盛頓內部權威力量。在政府交接期間第一次對該市進行訪問時,裡根和夫人便在喬治城與《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格雷厄姆共進晚餐,郵報是代表華盛頓的一支主要力量,是讓理查德·尼克松又嫉妒又憎恨的力量。裡根與南希向凱·格雷厄姆等人表達了想成為好鄰居的願望,結果他們真成了好鄰居。迪弗夫婦與貝剋夫婦也成了他們的好朋友,後來,米斯夫婦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迪弗夫婦和米斯夫婦還在華盛頓安了家。    
    友好關係的建立當然不能阻止郵報或任何其他人攻擊裡根總統的保守派政策,而且攻擊得更加充滿敵意。華盛頓在歷史上是一個民眾工作與享樂之地。人們之間儘管有政治立場上的不同,但仍可以成為朋友。當時在華盛頓懷疑與鄙視之風猖獗,讓人感到很是奇怪。但當裡根介入之後,他那迷人的風度、政治上的敏感頓時使他的管理變得容易得多。    
    裡根與國會也建立了友好的關係,這使他受益良多。一位民主黨成員跟我說,在卡特執政的四年期間,他與總統的國會首席聯絡員只有過兩次接觸,而且都是以信件的方式進行的。第一封信表達了白宮渴望與國會共事的焦急之情。第二封信是在任期末寫的,表達了白宮與國會共事受益匪淺的感受,僅此而已。白宮民主黨領導人蒂普·奧尼爾在想到被邀參加卡特總統就職演說時的情景仍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因為參加完就職演說之後,他就被逐出政府去了西伯利亞。當時奧尼爾給卡特白宮辦公廳主任漢密爾頓·喬丹起了個綽號,叫「漢尼拔·澤金」。(Hannibal?熏漢尼拔美國密蘇里州東北部、密蘇里河畔的一座城市,位於聖路易斯西北。文中的Hamilton與Hannibal和Jordan與Jerkin音形都相似,但Jerkin更像一個俄國人的名字。——譯者注)這些都是卡特同盟者所親自經歷過的。    
    盧·坎農對裡根任職期間的描述比較具有權威性,他寫道:「裡根告訴我在1980年當選時,他認為在擔任總統期間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實現了與議會的成功合作。裡根任期的前一百天,與467名國會議員,共舉行了69次會議,難怪一些議員說四個月的時間內見到裡根的次數要比四年內見到卡特的次數還多。」    
    裡根知道何時該採取什麼行動,他招募了繼林登·約翰遜以來最強有力的工作人員。吉姆·貝克是重大問題的主要談判人,馬克斯·弗裡德斯多夫領導國會的事務發揮了他專業人士的天賦,受到國會山的普遍歡迎,肯·杜伯斯坦繼任弗裡德斯多夫之職,大獲成功,以至後來當上了裡根的白宮辦公廳主任,與裡根一家至今仍關係密切。杜波斯坦思是共和黨人,與任賦稅委員會負責人的民主黨人丹奈·羅斯頓科斯基關係甚密,比克林頓執政期間兩黨之間的關係更密切。    
    與國會保持良好關係的主要原因是裡根具有凝聚力。自從艾森豪威爾時期以來,只有裡根把共和派人士聚集到一起。在眾議院,鮑勃·米歇爾領導的只是少數黨,共和黨在關鍵問題投票時以90%甚至還多的比例支持裡根。因此,媒體以及民主黨派領導人稱他們為「裡根機器人」,在參議院,鮑勃·多爾和霍華德·貝克的命運也是如此。甚至在民主黨中,雖然每張選票的競爭都很激烈,但裡根所得到的殊榮即便是在黨派偏見盛行的今天也是很顯著的。    
    如何來解釋裡根在國會中所獲得的成功呢?部分原因要歸於他是個足智多謀的談判者。利用在銀幕演員協會那段日子學會的方法,他的談判技巧就是先向對方說「不」,然後對方就會讓步。然後再說「不」,對方再讓步。到最後再說「行」,對方會興高采烈。談判過去一年後,他得到更多的回報。發言人蒂普·奧尼爾認為裡根知道如何在第一次與他人談判時獲得60%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在以後再獲得剩下的利益。    
    裡根在國會中也很有份量,他能夠獲得議員們的支持。多年中裡根走遍全國,建立了他的支持者隊伍。他的顧問如伊麗莎白·多爾、諾夫齊格、羅林斯阿特沃特等人把這些支持者的名字收集到了一個網絡裡,人們可以時常去登錄。有一天中午剛過,眾議院民主黨領袖通知我們,要把一項有關開支的重要投票提前到第二天進行,這使我們感到措手不及。貝克把我們召集到總部,當時裡根正在西部旅遊,當天下午,他在機場柏油碎石上對媒體鄭重發表聲明,要求國會通過該項投票。立刻,這條新聞成了所有網站的頭條新聞。支持者們馬上使其網絡系統活躍起來。到了第二天早晨,眾議院的每個重要議員都收到了來自至少100多個最有影響的選民的委託,要求通過這項投票,比網絡速度還要快,於是,該項議案就通過了。    
    若裡根沒有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網的話,這是行不通的。初到華盛頓時,裡根只認識為數不多的國會成員,他以尊敬與尊重的態度待人,就像他對待媒體一樣。裡根任職期間沒有尼克松任職時的敵對人員名單,或者是「我們對抗他們」的談話。任州長以來,裡根就知道形成流動同盟的重要性,因為今天與你做對的人,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妙訣是維繫好與他人的關係。    
    每個人都有他的替身。白天,裡根與蒂普·奧尼爾爭得不可開交,互不相讓,但下午5點以後,兩人又成了互相爭著講笑話的好朋友,就像愛爾蘭人一樣爭著比著,看誰的笑話更有趣。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傳記中,亞當·克萊默寫道,參議員特德·肯尼迪最喜歡的兩位總統是裡根和克林頓,雖然肯尼迪與裡根之間有著嚴重的分歧,但肯尼迪喜歡裡根是因為裡根堅守了他的信念,舉止莊重,並尊重肯尼迪的家人。    
    當時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肯·杜伯斯坦回憶說,在裡根任職快結束的那段日子,正巧南希在外地旅遊,裡根很喜歡在白宮搞些小型朋友聚會。於是他在國會的一些好朋友就在那段時間常過去與他共進晚餐,之後大家圍坐在一起邊喝東西,邊說有趣的故事,用詞很隨便。當時我不在場,但在我記憶之中裡根常講些有趣的故事,真是長篇大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只要有人能坐得住,他就不停地講,就像個鄰家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一樣。    
    幾年前我還沒有意識到同志情誼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說有多麼重要,但現在我已深切體會到沒有同志情誼,一個領導者簡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對裡根或者其他總統如艾森豪威爾、約翰遜和福特來說,與他人保持友好關係是消除磨擦的潤滑劑,是保證政府進取的穩定劑。    
    滿意地回憶過去    
    1981年8月,窗外晨霧瀰漫著農場,裡根正在簽署稅製法案,總統回想著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來哪位總統任職期初始就碩果纍纍,只有1965年的林頓·約翰遜。由於當時民主黨佔多數,國會通過了更多的立法法案。裡根在國會山重大議案投票比例是7:7,民主黨掌權的國會通過了所有經濟法案,國防力量增強,這是1980年他參加競選時的情形。裡根認為自己已經控制了國家的發展,把它引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裡根成功地基礎是顯而易見的,至少我們這些為他工作的人認為是這樣的。這得益於他在政府早期打下了良好基礎、成功的當選、富有成效的過渡期、一支有凝聚力的隊伍的支持、改變現狀的迫切感、危機來臨時的果斷、工作班底的成熟穩健、與媒體和國會共事的能力。從廣播裡傳出:誰也不能控制所有的人,這個的理念被徹底打碎了,正如亨利·戈達德·利奇在羅斯福剛剛上任時的話,「我們可有了領袖。」    
    8月份已有潛在的危險存在,但我們沒有發現。幾周之後經濟便開始萎縮,隨後陷入了自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潮,失業率上升到10%以上,真是切膚之痛。雖然裡根制定的經濟計劃那時還未開始實施,但他成了別人的替罪羊。1982年春天,裡根的名望驟降。比爾·莫耶斯一直是我的崇拜對象,但在與媒體接觸時,我發現已與他成了敵人,因為他在電視上對裡根所遭遇的困難表現得很過分,可收視率卻很高。白宮內部,一些顧問建議裡根要求美聯儲降低利率。有人透露說南希也是這個建議的支持者之一。    
    裡根再一次表現了他的政治勇氣,但這一次,回報微乎其微。當裡根到白宮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正試圖控制飛漲的通貨膨脹。沃爾克在卡特任職時就已開始控制通貨膨脹了,但貨幣政策在裡根任職的第一年開始顯現不良後果,當時正值經濟衰退期。    
    一定是有人建議過裡根,讓他繼續跟著沃爾克的路子走,但裡根知道通貨膨脹必須控制住,於是他與沃爾克並肩作戰。實際上,在吉姆·貝克以及我們幾個白宮人員的力勸之下,裡根不顧財政部長唐·瑞根的反對,後來再次任命沃爾克為新一屆美聯儲主席。接近中期選舉時,裡根甚至堅持打出這樣的競選口號「繼續走下去」。這個口號很強硬,有幾位政治顧問像裡·阿特沃特當時認為共和黨可能會獲得更多席位,但一些人預見到即將發生的結果:在眾議院失去了27位共和黨人議席。在接下來的兩年任期內要有所作為,機會變得更加渺茫。    
    裡根對此表現得泰然自若,認為如果通貨膨脹從此能夠被控制住,這點痛苦是值得的,甚至認為即使危及自己的地位也不可惜。結果證明他的行動是正確、明智的。    
    1983年當經濟走出低谷時,裡根踏上了再次連任的里程。我想是該離開的時候了。我在總統仍處在上升期時離開,比他處於低谷時再離開要好些。在處理經濟蕭條以及各種不同的困難時,我知道自己也越來越受到許多部門的歡迎,一些原來總認為我太溫和的保守派很高興看到我能走。總統本人在公開演講中表示熱烈歡送並祝我一家人一切順利。從認識裡根的那刻起,再到最後一次在他生病時去看望他並與他交談,裡根一直是和藹可親的。    
    回憶裡根初任總統的那段日子給我極大的滿足感。裡根以實際行動證明了他獲得連任的可能性。選民也認同這一點,盧·坎農指出,1984年大選時,許多選民向民意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喜歡裡根有關政府開支的觀點並認為他能使國家經濟更加繁榮、軍事力量更加強大。「但40%的選民(幾乎相當於說出具體原因選民人數的二倍)表示他們最喜歡的是裡根是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有公眾認為裡根認識到美國價值的存在。「但更主要的在於1981年國會通過了裡根提出的預算和稅制議案。白宮民意調查人理查德·沃思林認為在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僵局狀態持續了幾年之後,大部分美國人把國會批准通過政府提出的議案作為政府運轉正常的標誌。」每當國會通過裡根提出的議案時,選民就會給裡根的領導才華打高分。    
    美國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處主管傑弗裡·奧爾德曼這樣說:「1981年裡根展示的領導才華足以給他贏得所需要的時間,與公眾一起經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濟蕭條,贏得民眾,……他打下的堅實的基礎為度過經濟危機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確如此。    
    


羅納德·裡根6 羅斯福般的風範(1)

    在處事方式,而非實質上,羅納德·裡根是以富蘭克林·羅斯福為楷模的。21歲那年,他把自己的第一張選票投給了羅斯福而沒投給胡佛。1936年大選期間,年輕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裡根沿著得梅因大街為羅斯福喝彩並投了他的票,在此後的兩次大選中,裡根都是羅斯福擁戴者。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對於裡根領導風格的形成深遠影響。    
    裡根是20年的新政民主黨老黨員了。在回憶錄中,他甚至把自己描述成一個「近乎無望的血友病康復患者」,裡根從影生涯結束後,思想方式也開始了轉變,投入到普選中去並結識了南希·戴維斯。1950年,裡根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參議員的活動中是迪克·尼克松的反對派;而在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他又站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一邊,「不是我遺棄了我的黨」,裡根總是開玩笑說,「是他們拋棄了我。」實際上,裡根不願過多提及他思想上的變化。    
    然而裡根對羅斯福的崇敬和尊重卻始終如一。年輕時他能背誦羅斯福首次就職演說中的篇章,他還極為熱心地傾聽這位總統的「爐邊談話」。50年代,裡根開始自己練習各種講演。特迪·懷特回憶說:「裡根學習了新的演講節奏理論,語氣的停頓,頭的搖晃等,據他自己說,這些風格都是從羅斯福那裡得來的靈感。」在任期間,他常在辦公室裡給我們背誦一些羅斯福的警句,顯然,他把羅斯福當成了絕對偶像。    
    羅斯福和裡根有很多相似之處。有一件事對裡根啟發很大。1933年,在宣誓就職後的第五天,羅斯福親自到奧立弗·溫德爾·霍姆斯生日宴會上拜訪他,此舉令人大為吃驚,當時的霍姆斯剛度過92歲生日,再有不到一年就要從最高法院退休了。傑弗裡·C·沃德在他的羅斯福傳記中寫道:「從未有哪一位總統像羅斯福一樣有如此強烈的歷史感,霍姆斯法官曾幫助他收集大量的歷史資料。」霍姆斯早年與拉爾夫·沃爾多·埃默森相識,在內戰中三次負傷,難以置信的是,他健康長壽,在最高法院工作長達30年且邁進了20世紀。羅斯福和霍姆斯交談了一個小時,總統走後,法官輕輕地在自己心愛的椅子上坐下。    
    「你知道吧?」他對身邊人說,「是他表兄特德委任我到最高法院的。」    
    「最嗎,法官先生?」    
    霍姆斯沉思了一會兒便決定繼續為新羅斯福政府效力。    
    「二流的才智,一流的品格。」    
    沃德繼續寫道:「霍姆斯對人的判斷如同法律一樣精湛,美國公眾中有許多人遠比富蘭克林·羅斯福聰明,他們消息靈通、持之以恆、少些狡黠,但沒有誰有力量能同時激起愛戴與厭惡,沒有誰能超越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和溢於言表的自信。」    
    裡根並不具備所有這些品質,他遠沒有羅斯福狡黠,也不像羅斯福那樣能引起人們的反感或愛戴,雖然有時候他確實很嚇人,但他也有二流的才智和一流的品格,這二者的結合使他成為一位極為成功的總統。    
    我們許多人曾想盡力瞭解裡根的領導能力,上一章是從其贏得大選來講述他的政治謀略的。接下來,我們將著重從裡根通過講演在公眾中引起共鳴的能力來分析,但若要全面瞭解裡根,我們還需分析他這個人,他的本性以及他的價值觀。    
    許多觀察家們都曾疑惑:一個對整個世界知識有如此多空缺的人是怎樣成為世界級的領導人物的?難道我們遺漏了對他的心智地理中某些部分的研究不成?傳記作者艾德蒙·莫裡斯也一直對這個問題疑惑不解,試圖考察出是否真的存在一塊未知的領地,結果他一無所獲,只簡單地把答案歸因於總統有一個「笨腦袋」,卻讚賞他的洞察力,看來當莫裡斯無法給一個真實的裡根定位時,也只好做一些發明了。    
    其實,莫裡斯在試圖揭示裡根的真貌過程中受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這些在總統身邊工作的人也發現真正瞭解總統並不容易。那些與他熟識多年的人也坦言自己並不很瞭解裡根,總統用一道屏障把自己的內心世界保護起來,並在情感上與每個人都保持一定距離,南希例外。    
    從小我就深信具備領導才能的首要條件是一流的智慧。兒時我心中的傳奇英雄,亞瑟王、羅蘭和林肯一直都是智慧的化身,這難道不意味著他們也必須很聰明嗎?難道柏拉圖不是教導我們要信奉那些哲學偉人嗎?富蘭克林和傑斐遜不也都是有學識的人嗎?這些所有的例證不都說明,知道的最多也應該做得最好嗎?    
    十八、九歲時,我們仍對兒時的想法深信不疑,但逐漸意識到最聰明的人也可能是最古怪的人。事實證明只有伍德羅·威爾遜是入主白宮惟一的博士總統,在第二任期他便越出了軌道。許多歷史學家指出,威爾遜是一個極其警覺且狂妄自大的人,他從不願意選擇任何中間路線,越南戰爭使我再次深諳:高智商的人可能把平民送到戰場作無謂的犧牲,他們不懂得如何贏得戰爭。看來,「最優秀的和最聰明的」人往往可能是最危險的人。    
    漸漸地,我發現在選擇領導人時,我們不能單純地看他的頭腦如何,而應該選擇一個具有強大的智力潛質的人。20世紀50年代的大選中,美國人民必須從艾德萊·史蒂文森?穴一位口才極佳的知識分子?雪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穴一位傑出的軍事天才?雪中選擇其一。一直以來,我的家人都對史蒂文森崇拜有加,認為他聰明過人,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顯然艾克是一位更優秀的領導者,這不單是因為他堅持較溫和的中間派哲學,更在於他高度的判斷力和天生具有的親合力。加裡·威爾斯曾寫道:「艾德萊是沒得小兒麻痺的羅斯福,這就是他們最大的不同。艾德萊一生都是淺薄的人而且是女人的寵兒,而富蘭克林則是被迫長大成人的媽媽的好孩子。」    
    無疑,艾森豪威爾是一個聰明人。他策劃了歷史上最複雜的軍事進攻計劃,並在嚴峻的戰爭中經受了考驗。作為總統,他卻把他非凡的才智和政治才華從公眾的視線中移走,盡力表現出凌駕於政治鬥爭之上的姿態,盡量顯得和藹可親而不是老練圓滑,正如弗雷德·格林斯坦在一篇言詞犀利的評論中寫道:「假設一位被普遍認為具有超凡政治才能的總統因為沒有表現出一位國家領導人應有的風範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那麼艾森豪威爾便是如此,他盡一切力量去掩飾作為領導者的政治才能。」根據格林斯坦的說法,艾克認為他的領導方法在結束越南戰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裡根是個什麼樣的總統呢?長期在他身邊工作,我發現裡根並非如批評者們所指責的那樣「很愚蠢」。八年的州長生涯及其寫作和演講的實踐經驗使他學會了從國內問題出發制定方針策略,並懂得如何有效地組織複雜的政府工作。入主白宮的第一年,他曾潛心研讀聯邦稅法大典的細節。因此在與議會進行協商時,裡根儼然一派權威的樣子。想要聚焦於某一點時,他有超凡的能力去消化吸收數目驚人的信息。裡根是我所見過的總統中自律性最強的一位,比如,克林頓就遠不及他。白天都要工作、閱讀各種文件、核對要參加的會議。晚上在自己住處的樓上進行工作成果統計,還要閱讀大量的文件報紙。他有自己嚴格的養生之道,做起總統來便顯得輕鬆愉快。值得一提的是,裡根有驚人的記憶力,離開好萊塢多年以後,他仍能逐字背誦當年的台詞,背誦羅伯特·塞維斯的詩句時,如講笑話一般流利。    
    然而裡根對身邊發生的事極不關心,或表現出冷淡的態度。如果我要是現在還在為他工作的話,我可能出於「個人選擇」而不為他賣命。可是任何人都很難說他具備了一個總統應有的知識,如果一個話題引不起他的興趣,多數是這樣,他便會輕鬆略過。只有那些和他切身相關的事才會讓他有興趣去瞭解,諸如稅法、政府機構規模、共產主義的威脅、軍事狀態等,至於其他,他只想確保其與自己的處事哲學相一致的政策方向,而把細節留給別人。    
    裡根對細節問題的忽視和「傳球」態度對他的領導方式構成了威脅,1985年,裡根否決了一項由共和黨人精心策劃的以削減赤字的預算協議,眾議院的同盟者認為這完全是因為他沒有對該項協議進行足夠的調查分析而導致的。據他們分析,裡根似乎根本不理解那些具體條款內容就接受了,而沒有通過眾議院的表決,部分共和黨人認為這一失誤使該黨在當年秋天進行的參議員選舉中丟掉了3/8的席位,從而把控制權拱手讓給了民主黨,多數黨領袖鮑勃·多爾也因此大發雷霆。    
    


羅納德·裡根6 羅斯福般的風範(2)

    在第二屆任期的晚些時侯,裡根陷入了更深的泥潭。1984年年末,他竟然同意財政部長唐·瑞根和白宮辦公廳主任吉姆·貝克對調工作。這不能不令人感歎一位在第一任期內精於人事的總統,卻不知道自己在第二任需要什麼樣的人!當米斯、迪弗與貝克同時離開時,總統班底變得異常虛弱,這位新辦公廳主任作為財政部長和梅裡爾·林茨的前任首席執行官是成功的,然而他的能力還不足以管理白宮事務,尤其不適合與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的總統共事。裡根也好,瑞根也罷,都沒有盡到他們應盡的職責,他們給了年輕的奧利弗·諾思和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恩德克斯特一個機會去製造天大的惡作劇——伊朗門事件。這一醜聞激起了在國會山彈劾總統的傾向,大大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力量。    
    實際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任期中三位不同的裡根:一是擁有「三套馬車」的裡根;一個是唐·瑞根為辦公廳主任時的裡根,另一個是貝克--杜伯斯坦時代的裡根。第一個和第三個是成功的,第二個裡根卻處在災難的邊緣。三個裡根集中向我們顯示出裡根廣泛地把權威委託給別人並對重要細節極少關心,這樣他更多地依賴於周圍高素質的人,而不完全是自己的才智。僅一例,由於他選錯了人,因此他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一事實說明裡根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楷模。對行政領導而言,緊握舵柄比僅僅有舵柄更重要。他本人可能已經認識到了伊朗門事件嚴重破壞了他在歷史學家眼中的形象。    
    有趣的是,裡根的弱點並不影響他成為一位成功的總統,儘管有失誤,他仍是領袖。失誤被他的其他品質補償了,實際上是超值補償,一位偉大的總統所應具備的品質,即對事務進行精確徹底的分析能力。傳記作者盧·坎農向我們揭示了答案。「長期以來,裡根的智力之謎似乎總找不到答案,」坎農在他的傳記中寫道:「我曾無意中讀到霍華德·加德納的作品,這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是『復合才智』理論研究的先驅。他假設人類具有七種特性各異的才智而非一種。根據加德納的劃分,裡根具有較高的『人際關係才智』、『體能運動才智』和『語言才智』,而他的『邏輯數學才智』則相對偏低,通常只有律師和教授在這方面勝人一籌。加德納對裡根的這一分析使我產生了一種科學家或偵探找出一個巨大的疑團的答案而變得豁然開朗的感覺。」    
    坎農繼續寫道,「其他那些長期以來試圖解開裡根之謎的人也認為這一理論很合理。『完全正確』,斯圖爾特·斯潘塞如是說,他是非常瞭解裡根的,『很準確。人們一直問我該如何解釋裡根,我說他很聰明,但又不是一個政治家的聰明,總之,這一理念解釋得很準確』。」    
    自1991年坎農的裡根傳記第一次出版以來,丹尼爾·戈爾曼就「復合智能」中的一個要素進行了廣泛評論。戈爾曼稱之為「情商」。「情商」是一個人聯結自我與外界的能力,他認為一個人的情商包含五部分,其中三部分與自我有關,即自覺、自律和自勵;另外兩項則關係到與他人和社會的關係,指對他人的同情心和社會技能。    
    戈爾曼對集團領導者的研究也頗能引起人的興趣,他從《哈佛商界一覽》中選擇了188家企業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集團內部職位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其情商的影響。想要在集團內攀登,人們必須具有最起碼的能力:理智的頭腦和技術專長。這些不過是初級標準,一旦有人取得了更多的權利,情商便對一個人的成功起越來越大的作用。只有聰明的腦袋,便很可能曇花一現。最易於取得成功的領導是那些智商一般而情商很高的人。戈爾曼寫道:「一個人的職位越高,在其身上能顯示出情商的作用就越大。當我比較那些居於高位的佼佼者和平庸之輩時,發現90%的外部差異在於前者具有較高的情商而非其認知能力。」    
    戈爾曼所描繪的「情商」似乎等同於我們傳統上所言的「性情」,裡根向我們展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戈爾曼所說的全部五種特質,他無疑是一個自覺、自律和自勵的人,而且他更具備瞭解他人並從而取得對方信任的能力。注意,克林頓善於把感情投注於他人、又有社會技能,但缺乏戈爾曼所講的其他的特質。    
    據說裡根從不曾試探過國民的心態,因為他自己就是國家的「脈搏」,對於國民的情緒,裡根感知甚少,這一點與其他在任的總統類似,包括克林頓。然而這並不是說民意測驗對他不重要,裡根總是盼望著和迪克·沃思林一起主持召開戰略會議,後者將發佈最新民意調查統計數字,提供政治協商途徑。但與依賴民意測驗相比,裡根更依賴於自己的直覺和敏銳的判斷力。    
    裡根很容易通過演講與人民交流,因為他感覺到自己與國民繫於情感紐帶。國民之於裡根不是「孩子」而是「同胞」,他的這個認識與尼克松不同。他不像多數領導那樣對人民「講話」,而是向他們傳遞一種聲音,像載有宇航員的航天飛機爆炸時,裡根的演講表達了千百萬美國人民的心聲。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歐洲的登陸日40週年大會上,他穿上當年士兵們爬上至高點的鞋子,並描繪他的雙腳的感覺。    
    無論走到哪裡,裡根都受到大家的呵護。如果裡根在內閣會議中沒能抓住論題的要點,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就會責令其停下來,讓發言者再重複一遍要點以確保裡根弄明白了。在唐寧街10號,我看到瑪格麗特·撒切爾和裡根平等地談話,然而去見媒體之前,撒切爾夫人卻變得很慈祥。「總統閣下我建議您不妨這樣說……然後我可以這樣說……」等等,有人說這是因為撒切爾夫人認為裡根不稱職,但我卻絲毫看不出夫人有任何傲慢的跡象。和舒爾茨一樣,撒切爾夫人用體貼細微的方式,盡力確保總統一切進展順利。換成尼克松或克林頓,副手們也許會因為他們的倉促行事而在背後惡意攻擊或使眼色,然而在裡根總統周圍的人可不是這樣。這使我想起在日本,人們保留著把有特殊專長的藝術家或手藝人奉為「活國寶」的傳統,裡根身邊的副手們正是這樣對待他的。據艾森豪威爾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艾森豪威爾也曾得到類似的支持。    
    裡根的所作所為改變了我對「總統」的看法。一直以來,我的腦海裡「預設」了一些總統所應具備的品質。白宮既不需要愛因斯坦式的人做總統也不需要聖母特勒撒。(特勒撒是生於阿爾巴尼亞的印度修女,她獻身於扶助印度貧困無助和瀕臨死亡的人們,並於1950年建立了一個羅馬天主教修女組織-慈善傳教會,於197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我們需要的是一位善於處理公眾事務和性情卓越的總統,美利堅合眾國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領導下曾經歷過她的鼎盛,如今羅斯福又成為裡根的優秀楷模。    
    具有感染力的自信    
    裡根總是對未來充滿樂觀和自信,這一點對他極為有利,正如喬治·威爾所說,裡根具有「快樂天賦」,傳記作者認為這種天賦源於他早年在迪克森的生活。據我觀察,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樣,羅斯福時代對他生活的影響也是培養他樂觀性情的條件之一,年輕時他曾兩次目睹國家遭受重創,一次是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二是珍珠港事件以及隨後太平洋地區的巨大災難。而每次打擊過後,美利堅合眾國都會重新振作精神,恢復元氣。這給裡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美國是一個富有活力的國家,她有能力實現國民所期望的一切。    
    羅斯福重振國民意志的方法給裡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邱吉爾曾說羅斯福就像一盞能照亮他周圍的電燈。裡根總能記起海德公園裡發出的光輝,並讓其在白宮的工作發揚光大。1981年在為羅斯福籌辦百年誕辰期間,大衛·麥卡洛同前總統和裡根進行了一次談話。他發現這兩個人中,裡根是最有熱情的。「他給了民眾信心,他一刻也不曾丟掉對國家的忠誠。」裡根對麥卡洛說,「我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位偉大的戰爭領袖。……還記得他說過一年將要動用5萬架飛機時,美國媒體為此大加批駁,他們斷言這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但是看看我們在珍珠港事件後的44個月內所做的一切吧,我們動用了35萬架飛機,成百上千的坦克、卡車和各式武器,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為捍衛民主的武器庫。……我認為羅斯福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領導才能是一流的。」    
    裡根是一個天生的夢想家,他喜歡把國家想像成理想的模樣,如果美利堅合眾國能夠團結在他的旗幟之下,他會盡力滿足和提高人民的期望。雖然他的某些思想聽起來已經過時,但總統本人堅信他的夢想,他還著力說服別人也信。    
    繼任於吉米·卡特多少也是裡根的幸運,此二人有太多的不同之處,卡特好靜而勤奮,不好張揚;裡根身體魁梧,胸部肌肉發達,走起路來像演員約翰·韋恩。卡特性格內向;裡根則開朗愛笑,更像一位夥伴。卡特有蘇格蘭--愛爾蘭血統;裡根則是完全的愛爾蘭血統。更不公平的是,卡特給人一種謹小慎微的印象;裡根則好虛張聲勢。最重要的是,卡特的自信只對自己不對他人;裡根則對已對人同樣充滿信心。對裡根而言,無論民意測驗結果如何,明天永遠比今天更加陽光燦爛。    
    早年在中西部的生活經歷使裡根對自己的閱歷和身體狀況頗為自豪。這不但是因為他做救生員時解救的落難者頗多,還在於他一直對自己瀟灑的外表和女孩子們的不斷追逐而沾沾自喜。裡根注重養生之道,在1981年總統遭槍擊後的手術中,醫生們驚奇地發現他的體質比他的新聞秘書吉姆·佈雷迪還要年輕,而這位秘書要比裡根整整年輕30歲。    
    處於康復中的裡根看起來瘦弱,憔悴了許多,但隨後他便投入到常規的強化訓練中,地點設在白宮三樓他自建的一間健身房,沒過多久,他的胸肌看上去又強健了許多,這對70多歲的老人是絕對有好處的。槍擊事件幾個月後,我隨組去戴維營探望總統,當時他正在池塘邊教兩個孩子如何做「屈體跳水」。裡根親自示範:跳下木板,腳尖觸地,伸展全身,然後跳入水中。可是看上去孩子們做起來卻很費力,對裡根這個老救生員來說,屈體跳水輕而易舉。小說家湯姆·克蘭西見過裡根後回憶說:「這位總統握起手來像伐木工一樣有力。」    
    1983年,《檢閱》雜誌的編輯想就裡根總統的身體健康情況進行一次採訪。我暗想,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如果我們先提議,編輯們也許會拒絕,但是現在他們竟然主動向我們提起!「這個問題嘛,……〞我支支吾吾說,「我不敢確定總統是否會同意接受採訪,他也許會認為這是對他私生活的干涉,但是如果你們同意附一張他鍛煉時的照片做封面,總統也許會接受採訪。」他們果然上鉤了。「您說得對,好主意。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定總統是否會同意拍照,但至少可以試一試。」幾個星期以後,文章發表了,雖然故事本身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總統的「鍛煉照」卻引起了巨大的轟動,2千3百萬美國人民親眼看到這位72歲高齡的總統在剛遭槍擊後,看上去像快樂的老人猿泰山。這怎能不讓人從中獲得信心呢?    
    裡根不是一個喜歡炫耀自己的人。雖然當總統頗令人驕傲,但他一直把自己當成「暫時居留者」。他說「白宮是人民的房子」。他感覺到他的確是「住在店舖的樓上」,慢慢長大。對於生命,他有一種平靜的自信,因而安詳而堅定地相信一切都會變得更加美好。人們在他周圍有一種祥和的感覺,似乎他們的一切都將很美好。其他的總統和他則大大地不同,尼克松讓我經常處於尊敬與畏懼的邊緣。克林頓喜歡把自己當成焦點,讓人們隨他去感受他的感受——他的發怒或受挫以及他的思考過程。因為自我感覺充滿信心,裡根總是願意引導人們將視線從他身上移開。    
    裡根曾有意無意地遵循著特迪·羅斯福在本世紀初設定的某些傳統,而後又受伍德羅·威爾遜的熏陶,繼而是受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翰·肯尼迪的影響,而不斷地改進提高自己。他們中的每一位都信守一條最根本的原則:即領導者必須鼓舞人民對未來充滿信心,只有真正地使自己相信未來,才會讓追隨者義無反顧地擁護你,因為樂觀是具有感染力的。    
    


羅納德·裡根6 羅斯福般的風範(3)

    對思想和直覺的依賴    
    裡根從不曾把自己假扮成一位知識分子,也不難為自己去讀那些政治哲學著作,然而裡根思想對全世界的影響可以同20世紀末任何其他的政治領導人相媲美。據說瑪格麗特·撒切爾曾言:「他的腦子裡只有五個到六個想法,但它們是百分之百的好點子。」其他人也許會懷疑這些思想的質量,卻不曾質疑過它們的影響力。    
    在政界,幾乎沒有哪一種政治觀點完全是政治家自身智慧的結晶。偶爾也可能會出現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總統,在喧囂中迴避幾日後,便設想出向大不列顛提供軍備武器這樣有創意的計劃。但羅斯福早年在大蕭條時期的政治意向大多受那些已失勢的自由黨人、教授和他任職於華盛頓後的追隨者們影響,羅斯福很聰明,知道如何從他們的智慧菜單上精選佳品。同樣,作為總統,裡根也很幸運,保守派運動雖遭失敗卻積累了大量寶貴的政治決策經驗。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政策論戰中,一些智囊團紛紛發動智力攻勢,包括胡佛協會、美國企業協會以及遺產基金會和卡圖協會,他們中的學者和保守派的思想家確實推出了不少有新意的思想,和羅斯福一樣,裡根懂得如何從他們中間擇優錄取「上策」。    
    我曾目睹過一個計劃的形成,一直到最後才搞明白它的效力。1983年春,裡根已上台兩年,他再次投入到與議會就他所提出的增加國防開支問題的爭論中。為了取得民眾的支持,裡根想要在黃金時間通過電視發表演說。    
    我們開始積極準備,講演撰稿人和政府的國防專家聚在一起籌劃草稿,作為聯絡主管,我的工作是在說服電視新聞網直播講演的同時督促草稿的擬定。    
    冷戰期間,新聞網隨時向準備談論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開放。但這一次他們卻拒絕了,理由是裡根的講演話題聽起來像推銷他自己的國防預算。「他的新聞能有效力嗎?」華盛頓辦公室主任逼問我說,「否則紐約方面是不會放棄播出那些等同於大宗廣告費的娛樂節目,而給總統一個免費的鏡頭去遊說議會。」    
    我們的草稿擬定計劃還遲遲沒有進展?熏但吉姆·貝克說最後一刻來自於國防安全委員會的神秘插曲一定會產生新聞效應,「但現在我還不能告訴你。」他神秘地眨眨眼睛,後來得知,新聞網同意直播裡根講演的條件是我們必須承諾要有新聞價值而且要由他們預覽一下講演內容,我們需要確保的是辦公室主管們不能將演講內容提前透露給他們的記者,以免總統講演一事被搶先報導。可這種非正式的安排無疑會使我們冒點險,我認為對於這麼重要的新聞,簡單的承諾是不足為信的。    
    因為沒有十分的把握,他們開始有推諉之詞,我於是生氣地對貝克說:「看吧,吉姆,現在需要你親自打電話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演講會有百分之百的新聞價值,這些人不是從我這兒買新聞,他們很可能從你那裡拿走新聞。」貝克親自打了電話,極力推銷說總統的出其不意將會是一個大新聞,新聞網方面於是同意了。對這個決定他們從沒遺憾過。    
    演說發表的當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們幾個人,迪克·達曼、肯·杜伯斯坦、克雷格·弗勒、拉裡·斯皮克斯和我,一起被叫進軍事情報室。那裡,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比爾·克拉克和他的助理巴德·麥克法蘭最終揭開了那段神秘的插曲。我們全都驚呆了: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裡根總統在沒有經過政府內外的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提議為美國建立覆蓋全國的導彈防禦體系!    
    在總統的演說中,有關這項戰略防禦計劃的可行性和耗資隻字未提,會有人知道答案嗎?我們大為震驚的是如此一項宏偉的計劃竟然在公佈實施前未經過政府內部的充分討論,不消說,議會的頭兒們,像皮特·多米尼基也一定會非常憤怒,他們本指望這個演講會解決國防預算之爭,戰略防禦計劃無疑打亂了他們的計劃。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也吃驚不小,他也只是在演說前才得到消息,據說他反覆說道:「我們沒有技術發言權」。參謀長聯席會議海軍上將詹姆斯·沃特金斯後來說:「現在不是我們對外宣佈的時候,因為一些必要的政策基礎仍未建立。」    
    但那時那刻,我們的第二個猜測只能靠等待證實。現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趕快通知議會、政府的其他部門和外國政府,確保白宮的新聞發佈會和新聞信件已準備完畢,還要聯繫上像基辛格這樣的朋友,我們的九位高手。既然總統已經做出決定,我們必須執行。    
    不久,試圖掩蓋戰略防禦計劃出台的秘密行為造成的後果很快反彈回來,困擾著我們。議會相當生氣,新聞界蒙頭轉向,同盟者目瞪口呆。一些科學家和核專家立即攻擊這次決定是裡根的「荒唐之舉」,因為他們是在此消息公佈於眾之前的一刻鐘才得到通知。專家們認為導彈防禦是多說幾十年以後、少說幾年以後的事。即使有一天我們能夠建立起一種微型的防禦體系,也將耗資巨大,並且破壞核平衡,從而把全世界推向與蘇聯爭霸的邊緣。    
    亨利·基辛格本打算安排一次公眾演說以支持裡根為增加國防開支而做的倡議,但是現在他確實不知道該對導彈防禦持何種態度,便只好取消了原計劃。評論家和漫畫家也開始抨擊我們,他們聲稱這一舉動是來自好萊塢的科幻,是裡根自己的「星球大戰」,導彈防禦從公佈的那一刻起便在國會山引起了騷動。    
    然而,裡根的這一決定卻得到世界上另一個地方的嚴正關注,它就是莫斯科。而這正是此項決議具有長久意義的價值所在。來自蘇方的消息說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從米哈伊·戈爾巴喬夫算起,得到這一消息便陷入恐慌和混亂,他們不能確信美國是否有能力執行此計劃,但卻知曉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他們關心更多的是此項計劃是否能夠執行,而非它是否將會執行。很顯然,蘇方已經意識到他們在這場美方挑戰賽中注定是敗者,所以為了避免一敗塗地,他們主動放棄了參賽資格。    
    前蘇聯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彼斯莫特尼克在1993年舉行的普林斯頓大學會議上提出「戰略防禦計劃使我們意識到自己正處於危險境地。」他認為這項決議無疑加速了蘇聯解體的進程。1998年,吉姆·貝克談到裡根時說:「我認為總統是把戰略防禦計劃看成施加給蘇方的無法承受的壓力,看來他完全正確。」瑪格麗特·撒切爾用更強有力的語氣說:「戰略防禦計劃的出台使軍備競賽最終結束,因為蘇聯是無力與之抗衡的。」在她看來,實施戰略防禦計劃是裡根最突出的政績。    
    我懷疑換了裡根之外任何一位總統,戰略防禦計劃還是否有可能出台,其他總統一定會事先在政府內就該計劃進行討論,這無疑會遭到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實施它開銷之大,結果注定是秘密被洩露,有關專家將對其批得體無完膚。裡根的國內事務高級顧問,像麥克法蘭和科學顧問傑伊·基沃思是明白這一切的,而且幫助策劃它的出台並將秘密保守到最後一分鐘。裡根總統是幸運的。    
    政府內部是否也有人因為沒有事先得到通知而受刺激呢?當然,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實政府每一次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經過反覆討論和驗證,這一原則至今仍是制定政策的最佳途徑。那麼裡根這一次的行事方式對我們更有利嗎?現在回想起來,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若不是消息被封鎖得滴水不漏,戰略防禦計劃這枚炸彈對莫斯科的威懾力就會大打折扣。冷戰也許還要再持續幾年。    
    戰略防禦計劃一事反映出裡根總統對其直覺和美國才智的信賴,赫德裡克·史密斯曾在其所著的《權力遊戲:華盛頓的運轉》中寫道:1979年裡根和他的內務顧問馬丁·安德森參加了在科羅拉多北美國防司令部召開的一次短會,其間他似乎獲得了某種領悟:如果蘇聯發射導彈進攻,作為總統的他只有兩種讓人無法接受的選擇:一是導彈對抗,二是坐以待斃,幸好核物理學家愛德華·特勒為他指出了第三條路——建立導彈防禦體系。接下來裡根便忙於一系列秘密會議,研究此事並最終下定決心實施戰略防禦計劃。他深知自己是在憑直覺行事,但常識告訴他戰略防禦計劃也許可行,冒險是值得的。爭議仍在繼續。即使有一天(我們盼望著它早日到來),美國能建立起有限的導彈防禦體系,專家們也還會對其可行性、穩定性和巨額花費產生質疑。雖然作為軍事武器的戰略防禦計劃有諸多的缺陷,但是作為外交武器的戰略防禦計劃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對直覺的依賴以及冒險的精神構成了裡根的領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給了他足夠的信心去實現大膽的設想,同時使整個國家團結在他身後。有時他在這種冒險的賭博中也會失手。這一點在他早年的經濟計劃中表現出來過。他曾希望通過更大幅度地削減賦稅,而非削減開支以達到經濟增長,從而為聯邦政府帶來更多的額外收入以平衡賬目。這個計劃被後來成為他的辦公廳主任的參議員霍華德·貝克稱為「河船賭博」。經濟的確增長了,但赤字也增加了。裡根、布什與克林頓政府都曾被迫提高賦稅,儘管其比率比裡根剛剛接管政權時要低得多。在裡根的兩屆任期內,聯邦債務由1萬億美元躍升到4萬億美元。1999年,華盛頓在債務部門償還了3千億美元,一個令人瞠目震驚的數字。我們這些曾在裡根政府工作過的人應把責任歸咎於自己。我在政府部門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沒能更努力地去對抗赤字的增長。    
    有兩點需要補充:由於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拒絕控制在政府津貼計劃上的支出,所以他們也應對80年代的赤字負有責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裡根時期的經濟學家勞倫期·庫德羅指出裡根的經濟計劃對於80年代與90年代的經濟繁榮起到了幫助作用,這樣看來,在短時期內沒能奏效的這一賭注,卻在長期內收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對於學習領導藝術的學生來說,有一訓誡同樣重要:提出宏大設想的領導們通常都在與未來進行著一次賭博。當然不可避免有些設想會失敗。但是,最好的領袖不會因為害怕失誤而裹足不前。在新政的實施上,羅斯福就是一位賭博的高手。在他的第一屆任期期間,他不斷地嘗試著一個又一個的設想,直至它們中的某些發揮作用。他的兩個最大的提議:國家復興法案與農業調整法都失敗了。「我並不期望自己的每一次出擊都會得手。」他在第二次爐邊談話中這樣說道。同樣,他也在左右搖擺的嘗試中摸索到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他知道人民總會把希望寄托於未來。有時候,領袖並不能解決危機,而是幫助他的擁戴者們渡過危機。林肯知道他別無選擇,只有在內戰上一賭輸贏。他不斷地臨時確定軍事戰略,最後找到了格蘭特與謝爾曼兩位擁護他思想的將軍,贏得了絕對的勝利。    
    但這並不是說,不顧後果的魯莽武斷與憑感覺和本能行事,對領袖而言就是一件好事。做出決定之前要慎重、深思熟慮,而且要想到不可預見的挫折。但同樣重要的是,領導者應具有可靠的直覺、牢固的價值觀、對未來的信念以及行動的勇氣。裡根在計劃嚴謹性與政策知識都較為缺乏的情況下,憑他的直覺、價值觀、信念和勇氣來加以彌補。他顯得像羅斯福一樣穩健踏實,儘管他有時可能迷失了腳步,但每次都能跨越鴻溝,到達一個更高的境地。    
    


羅納德·裡根6 羅斯福般的風範(4)

    堅定信念    
    裡根像大多數成功的領袖一樣,在他掌握權力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核心信念。這些信念在60年代與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並不廣為人知,但在那段動盪時代的末期,許多美國人開始欣然接受了它們。這些看起來已經過時又簡單的信念,被裡根賦予了新的生命。    
    裡根任職期間很重要的就是他始終堅持他的價值觀。領袖的標誌之一就在於他是否有其堅定的信念,並堅定地走下去。對領導者而言,去實現目的的方法可以很靈活,但方向必須始終不變。林肯曾經把他為拯救整個聯邦所作的努力比做年輕時在密西西比河的一條小船上的領航員:他的目標總是同一個,但逆流航行時,他學會了如何「從一點到另一點」迂迴前進。裡根在他任期的整整八年裡,始終堅定他的方向,即使是在他臨時改變行動方針的時候。他的信念就是他的導向。    
    可以簡單地總結如下:    
    美利堅是一個由上帝選定的負有特殊使命的國家。對裡根而言,宗教的與愛國的信仰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心底並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對他來說,美國人民是被上帝「選定的」民族,為通往哈米吉多頓(《聖經·新約》中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戰場——譯者注)決戰鋪平道路的民族。如果由他來選定國歌,一定是約翰·溫思羅普的那篇著名的布道詞,它告訴阿貝拉號船上的那些清教徒前輩移民們,他們將建成「一座山巔之城市」。林肯多麼有遠見,他把美國稱為「世界的頂點和希望」。裡根沒有像他的前任一樣,帶著一種救世主式的迫切心情,向其他國家傳播美國的思想與文化。但他認為,美國應該樹立起一個榜樣,應該在其他的土地上培養民主與自由。    
    他的福音派新教會的信仰具有明顯的宗教腔調。比利·格雷厄姆告訴我,宗教信仰實際上處於裡根領導力量的核心位置上。1981年遇刺後,裡根私下裡對格雷厄姆說,他感覺到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他在白宮中餘下的時間將完全屬於他的主。之後,他在一次全國祈禱早餐會上及其他的論壇上也多次述說了他的這種情感。    
    美國應該第一。不做第二,也不次於任何人。永遠做第一。無論戈爾巴喬夫有多麼開明,由共產黨統治的蘇聯政府仍是威脅美國的邪惡帝國。因此,裡根拒絕接受曾在60年代末與70年代,特別是在左翼中十分流行的一種觀念,即與一個擁有大量武器裝備的敵國保持平等共存的關係。他認為使美國成為世界上頭號軍事、經濟與政治強國,對於保護其自由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他希望看到共產主義滅亡,以使其不再威脅任何人。「戈爾巴喬夫先生,拆掉這堵牆吧!」他在其最具影響力的講演辭中這樣宣稱。    
    力量至關重要。從越戰時開始,裡根就認為美國已降低了它的防禦能力,軍事力量受到了削弱,並且實際上已招致了從莫斯科到德黑蘭的敵軍的漸進。他願意動用一切來重建軍隊,即使引起預算的赤字也在所不惜。只有美國的力量才能確保和平。    
    自由至關重要。如果美國能夠充分釋放與發揮其人民的力量與想像力,那麼它自身的國力將十分強大。就在美國任其海外的敵手變得異常強大的同時,同時也使國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不僅如此,大聯邦政府的實驗並沒有奏效。「政府向貧困宣戰,卻讓貧困贏了這場戰爭。」裡根打趣地說。很明顯,在他來到華盛頓很長時間以前,降低賦稅、削減開支、減少國家干預就成為未來國內事務議程的中心議題。    
    價值觀至關重要。美國的實驗不僅僅依賴於個人自由的保留,還在於對老式價值觀的培養。生長在中西部鄉村的裡根吸收了這些早期的價值觀,並一直堅守著它們,甚至把它們帶到了好萊塢。但是他知道,這些觀念在現代生活中正在崩潰衰落。他決意要重新恢復它們。    
    試圖概括出裡根的核心思想,這未免有些尷尬,因為它們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在70年代末的那種背景下,美國人民已厭倦了戰亂,並期待著舊式價值觀的重建。裡根在這個時候對這種回歸的思想給予了支持的聲音。不僅如此,他始終一貫地宣稱他的信念,以致於它們已成為了他本人的代名詞,思想與人格已經交融互滲到了一起。對一位領袖而言,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為有力的了。裡根主義就是裡根的全部體現。我們看到了成就一位「偉大的溝通者」的全部因素。    
    


羅納德·裡根7偉大溝通者的秘訣(1)

    20世紀最使人難以忘懷的總統都是優秀的溝通者。特迪·羅斯福創立的舉世聞名的天字第一號講壇,推動了國家的發展;伍德羅·威爾遜的演講簡直是一位政治領導者的理想主義與民主情感的完美體現;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為千百萬受苦的美國人帶來了希望與光明;約翰·F·肯尼迪,第一位通過電視選舉產生的總統,他把電視變成了具有神奇作用的魔杖;接下來就是裡根。    
    當然,領導術的每一條規則都有其例外之處。在共和黨早期的日子裡,華盛頓曾相信,他應該更多地通過行動而不是語言來表現自己。文筆極佳然而十分靦腆的托馬斯·傑斐遜在他八年的總統任期中也只做過兩次公眾演講:他的兩次就職演說。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的口才也並不出眾。所以,有時偉大的總統並不一定就是優秀的演講者。然而,在現代社會,沒有什麼武器比演講的說服更為有力。就像溫斯頓·邱吉爾曾經寫道:「在人類被賦予的所有才能中,沒有什麼堪與口才相比。能夠享用它的人擁有著比偉大的君主更為持久的權力。它是這世界上一支獨立的力量。」    
    我是裡根在白宮的第一位「溝通指導」,但這個名頭顯然與事實不符。從就職開始一直到離任,他才是集導演、創作者與明星於一身的「首席溝通者」。我們可能會認為我們自己很重要,的確,有些時候,是的。但是,在這幾個字眼之下,我們就是旗幟:如果總統想要的話,他則要依靠我們的幫助。當大幕徐徐拉起的時候,就只有他一個人站在中央舞台上。    
    裡根是天生講故事的高手,他不斷努力地磨煉著自己的技藝。50多年來,他一直以吸引住自己的聽眾為主要謀生手段。剛剛邁出大學校園就簽約成為無線電廣播員的他,在報道芝加哥青年隊的比賽中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同時也學會了如何通過自己的想像來描述比賽。那時候,比賽是通過電報線路把進球情況傳輸過來的,坐在得梅因廣播室裡的裡根,必須重新構思細節再繪聲繪色地播送出去。    
    在六百多場由他再創作的比賽直播中,裡根最得意的是電報線路中斷的那一次。他不得不自己杜撰比賽實況,直到線路重新恢復正常為止。在1981年一次為傑出人物舉行的白宮午餐會上,他對那場棒球比賽直播回憶說:「當紙條傳過來時,上面寫著′線路中斷′。我那個時候正報道著?押′球正飛向球棒。′我馬上想到,可千萬不要記在記分簿上。於是我讓比利·賈傑斯打了一個界外球,……然後我說,賈傑斯又打了個界外球,不過這次他跑了三壘,接著我又對兩個小伙子爭那個界外球進行了一番描述,……在接連打界外球或跑壘方面,我確實創造了世界記錄,例外的只是沒人保持這項記錄。這時,在控制室裡的柯利終於又坐直身子,開始重新打字了,此時我已汗流浹背……。紙條又從窗戶傳進來,我一看幾乎要樂了出來,因為上面寫著「賈傑斯擊出的第一個球是個騰空球。」難道現在大家對裡根在那裡學到的對故事添枝加葉的渲染還會有什麼疑問嗎?    
    就在那個時候,年輕的沃特爾·克朗凱特闖了進來,向大家發佈從堪薩斯城KSMO電台帶回的消息與比賽情況。他在報道聖母隊與南加州隊的一場足球賽時,線路中斷了將近半個小時,他就讓兩支隊伍持續在中場徘徊一直到線路接好。憑著這樣的杜撰,他讓聽眾們聽得津津有味。許多年以後,克朗凱特與裡根之間,每每談及此事,仍然樂此不疲。    
    「荷蘭佬·裡根」那娓娓動聽的聲音幫助他一路征戰併入主白宮。1937年,在他進入廣播界三年以後,他說服了台裡讓他到南加州去進行有關芝加哥青年隊春訓的報道。(這給了他一個敲開好萊塢大門的機會。)華納公司只輕輕地打開一道門縫,他便跳了進去。作為一名演員或者說演員的代表,他在那裡度過了30年,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時期。「從他第一次試鏡起一直到1967的到聖克萊門蒂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裡根一直是好萊塢的孩子、市民、代言人與守護者,」盧·坎農這樣寫道。在銀幕上,他可能永遠比不上形象與他酷似的偶像羅伯特·泰勒,儘管很多人希望他可以與泰勒一比高低。但他的演技很好,這為他贏得了全國範圍內的聲譽。在他的52部影片中,他常常飾演的是不時得到女孩芳心的好人,這種形象在政治上有極大的幫助。在他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之時,大衛·布林克利曾詢問他是否在好萊塢學到了對他在白宮的工作有幫助的東西,他笑著說:「有好幾次,在這間辦公室裡,我都在想,如果你沒當過演員,你怎麼能做好這份工作?」他很清楚包括他的許多前任在內也瞭解的一點:每位好的領袖都需要有好的演技。    
    50年代早期,正是裡根的演藝生涯黯淡的時期,他的電影演員同業工會主席也由他人取而代之。簡·懷曼也在這個時候與他離了婚。如果當時沒有南希·戴維斯與通用電氣這兩股新的力量進入他的生活,他很可能就此垮掉了。前者撫慰了他的心靈,後者則恢復了他的聲音。1952年,南希嫁給了他,成了他力量的最大源泉。通用電器雇他在一個新的電視節目每週劇場中任主持並間或客串一些角色。同時,他每年有10周的時間被派往全國各地進行促銷,宣傳通用公司的產品,與公司員工會面。發表演說是他的拿手好戲,自從他為工廠的僱員做過第一次演講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常常要到處奔波。在他合同期的八年裡,他定期出差,有時一天甚至作14場演講。那個時候,他對乘飛機有恐懼心理。所以,火車拉著他到處跑。    
    可以說,是這些巡迴講演將他塑造成為了一名嶄露頭角的政治領導者,其作用不可低估。通過傾聽普通美國人談論他們自己的生活,通過學習如何解讀聽眾的內心世界,以及通過自己真情流露時觀察聽眾眼中的火花,裡根在其修辭的運用與哲學觀念上漸漸成熟起來。在說服公眾的能力上,裡根所學到的決不遜色於這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政客,他發現了自己的政治聲音。在50年代初,他只是一個崇拜羅斯福的民主黨人,到了50年代末期他就成為了一個擁護戈德華特的共和黨人。很長一段時間,他不斷地在華盛頓反覆發表著有關政府社會主義危險蔓延的言論,每次他都對其加以修改以適合自己的聽眾,並使之與新的事實相符,但其總體框架仍保持不變。1964年,終於成形了著名的「講演」節目,那是一個以戈德華特名義辦的30分鐘的電視趣味節目。這檔節目一舉將他推向了政界,同時也將他推上了州長的寶座,從這裡到達頂峰已不再遙遠了。在他被稱為「總統先生」以前,被人們稱作「偉大的溝通者」已經很久了。    
    自從裡根離開白宮,人們就總想知道他作為溝通者成功的秘訣。他的前助手邁克·迪弗、演講撰稿人佩吉·努南、學者凱思林·霍爾·賈米森和保羅·D·埃裡克森以及記者盧·坎農和肯·沃爾什對此都進行過精當的描述。然而,詢問仍然不斷,到處都有聽眾問我。不僅僅是共和黨人,包括民主黨人都在尋求答案。我相信比爾·克林頓邀我加入他的白宮的原因也是想要找出這個答案,但和他人不一樣的是克林頓更想知道,「裡根是怎麼做的呢?」    
    想要模仿他,根本沒有現成的步驟與程序,也沒有現成的指導。與其他雄辯的佼佼者如小馬丁·路德·金、富蘭克林·羅斯福相比,裡根是獨一無二的,是屬於他的時代與環境的。沒人能從過去克隆出一位領袖。儘管如此,能夠找出他成功的各種因素,對我們來說也是大有裨益的,對一些重要的問題也有很大的影響。為什麼一些講演者能夠迷住聽眾,而其他人只會讓人感到厭倦?是什麼使他們如此具有說服力?為什麼他的思想能夠久久縈繞在我們的腦海裡?    
    在下面的論述中,我要再次描繪一幅極富同情心的裡根的畫像。如同我前面說過的,我也意識到他有一些缺點而且許多人並不同意他的政治觀點。但即便是對那些反對他觀點的人來說,仍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好多如何與大眾進行溝通的技巧。    
    他的講演,特別是電視講演,是他總統生涯中的主要內容,也是他領導工作的傳奇。1960年形勢正看好的傑克·肯尼迪,在他大選獲勝後對皮埃爾·塞林傑說:「沒有電視這玩意兒,我們不會成功。」裡根不僅通過電視獲得了勝利,還通過它實施統治和管理。只有他和肯尼迪充分發揮了電視的優勢。裡根知道如何抓住觀眾,並把他們的力量轉化為與自己共同的看法。對一位總統來說,這是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們需要瞭解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24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曾寫過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修辭學概要》,但裡根卻從不寫出他的溝通的技巧,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將他的一個個技巧組合拼裝在一起。    
    


羅納德·裡根7偉大溝通者的秘訣(2)

    開啟人們傾聽的耳朵    
    1982年4月,裡根決定在黃金時段向全國發表一次講演以支持他向國會遞交的經濟改革方案。我的角色是負責這次講演的編排設計。    
    當撰稿人還在準備草稿的時候,我建議總統使用一個圖表架和若干圖表,還可以在上面畫一條紅線來顯示如果國會否決他的預算案,聯邦赤字將會增加多少。(其實如果他們通過預算,會發生什麼,我們也不知曉……)他同意了,我們將講演定在東部時間晚上9點。    
    我想即使對一個經驗豐富的講演者來說,也是需要一些準備時間的。他坐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桌子旁,根據電子提詞機的提示背誦講稿,然後,站起身來,走到圖表架前,畫出紅線,仍根據提詞機朗誦講稿。我說:「總統先生,到時請您早來15分鐘,好讓我們再練習一遍這篇稿子吧?」「沒問題,我會準時到的。」    
    綵排十分順利。裡根讀著提詞,走到圖表架前,用一支紅色的粗頭筆畫了一條線,再回到他的桌子前。毫無差錯。我們一切就緒,或者說我就是這麼認為的。    
    講演開始了,在他站起身來,走向圖表架之前,一切都很順利。這時我們意識到出錯了,大家驚恐萬分,原來綵排後,我們忘記了把紅筆的筆帽蓋上,在灼熱的強弧光燈的照射下,紅筆怕是早已經變干了。    
    「我們原來的削減總額為1010億美元,它們(停頓了一下),我只能用這個標記來讓大家看清楚,」總統說著,拿起筆往圖表上畫。    
    「吱——」所能聽到或看到的就只有這種聲音。沒有紅線,只有可怕的寂靜。    
    我站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的另一邊,就在攝影機的背後,……腦子裡盤算著下次的求職簡歷該如何寫。    
    幸運的是,我們的電視製作人馬克·古德遠比我有遠見。他隨身另帶了一隻紅筆。當他看見所發生的一切,立刻趴在地上,爬著穿過橢圓形辦公室。特工們一陣恐慌,不知道該如何去看待這個爬向總統的人。裡根也是一頭霧水。    
    馬克,親愛的馬克,終於繞過辦公桌的背面,爬到了我們頭兒的腳邊,他舉起了第二支筆。裡根的眼睛一閃,心領神會,片刻也未耽擱,走向攝像機對他的觀眾說,「現在我的筆又好用了!」,紅線奇跡般地又出現了。那天夜晚可真懸!    
    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像,假如是尼克松做那次講演的話,他會把我們從花園的窗戶裡扔出去,取消講演直播,然後在第二天早上再扔幾個炸彈到越南首都河內去。    
    我已經給人講過好多遍這個故事了,每次都在某個細節處做一番渲染,以至於我都不敢確認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我記住的當然就是這些,令人悲哀的是,我無法再將它同馬克進行核對,因為他在1998年去世了。但是,這件事卻反映裡根的特點,他真是個天才,一個在攝像機前總能保持輕鬆自如的人,這是使他成為一名強有力的演講者的條件之一。    
    在成為總統之前,裡根曾在眾多的聽眾與攝像機前發表過講演,以至這兩者都成為了他的朋友。他並不是真心需要他們的陪伴。作為一個人,他基本上是喜歡獨處的。但是當他們出現在他身邊的時候,他總是神采奕奕,精神煥發,侃侃而談。一名沃倫達斯的雜技演員曾說過:「我惟一感到自己真正活著的時候,是我走在鋼絲繩上的時候。」這也是做演講時的裡根的寫照,他就是一位極富經驗的老演員,總能在表演時煥發出自己的活力。    
    觀眾們總是想看看一位政治家是否善待自己並與他們融洽相處。尼克松腦門上的汗水總使電視觀眾替他感到緊張,好像這樣能幫助他減輕不安。他們對他抱著一種強烈的好奇心,以至於他們會走神或根本都聽不清他在說什麼。林登·約翰遜的講演可以說是現代總統中最具抒情意味的,只有極少數的幾次例外,(他的就職演說是一次,另外一次是1965年關於投票權問題而進行的成功而動人的辯論。)聽了約翰遜的演講,聽眾總感到渾身不自在。卡特與布什在大多數演講時情緒都不放鬆,也增加聽眾們的焦躁不安。沃爾特·蒙代爾甚至把他在1984年大選中的落敗歸罪於他在電視上的緊張,雖然誇張了些但卻不無道理。    
    作為一名總統的講演撰稿人,塞繆爾·羅森曼法官有著最美好的回憶。他曾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執筆,後來他寫出了熱情洋溢又鼓舞人心的《與羅斯福一起工作》。羅森曼回憶起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羅斯福認為與他的國民圍在壁爐邊談話,他和他的聽眾們都感覺輕鬆自然。許多年後,迪克·穆爾把羅森曼的書介紹給我和其他人,以使我們能對我們的老闆理查德·尼克松有更大的幫助。直到今天,我還不時地翻翻它,它已成為了我的珍寶。    
    裡根本人如同他所飾演的角色一樣令人感到和藹可親。他的自然也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讓他的聽眾也感覺放鬆。他們可以不去過多地考慮這個正在講話的人,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講話的內容上。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靈。    
    對裡根,還有對羅斯福、威爾遜、肯尼迪來說,作為一個能吸引觀眾注重力的講演者,只有輕鬆自然的態度是不夠的。一些更為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演講總是在一定的背景與環境裡,而不是在真空中進行。聽眾們的反應不僅僅是他們的夢想與挫折,還有對這個講演者的一連串的疑問。他本質上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他的話有權威性嗎?他關心像我這樣的人嗎?我可以信任他嗎?他有能力改變現狀嗎?演講者的本質會在他所說的話中展露無遺。    
    這一點卻常常為政要及他們的工作人員所忽略,其實對於領導者來說,它至關重要。這麼多年,我寫過太多的總統講稿,創作的實踐使我清楚如何完成一篇保證讓總統在30分鐘內講完的講稿:先將一系列具有感染力的論點串到一起,再加些事實使其更加生動,然後再引用一些經典句子加以潤色,最後送到橢圓辦公室去。這就是寫講演稿的多米諾骨牌遊戲。然而,不用多久你就會發現,即使是自西塞羅以來最優秀的講稿,若落在不恰當的人嘴裡也會變得平淡無奇。反之亦然。當一位總統,比方說艾森豪威爾,他為一項外交事務發出倡議,即便他的演講可能很乏味也可以將公眾輿論指數提高25個百分點,因為他是艾森豪威爾,人們會自然而然地信任他。喬治·馬歇爾於1947年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宣佈的馬歇爾計劃,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經典之作,但是它卻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部分原因是他是這個國家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最近這些年中,沒有誰在公眾中的講演能具有像艾森豪威爾或馬歇爾那樣的權威性。但裡根越來越接近於一位當代的領袖,人們也因此對他更加關注。    
    


羅納德·裡根7偉大溝通者的秘訣(3)

    「講宏偉大業」    
    最好的情況是人和所要表達的信息融合為一,也就是說,領袖贏得了觀眾的尊敬的同時他也有話可談。1989年1月11日,裡根在他的告別演說中給自己這樣的評價:「我贏得了′偉大的溝通者′這樣一個綽號,但我從不認為這就是我的風格,或者說我所用的詞彙使我的講演與眾不同。我不是一個偉大的溝通者,但我所講的內容都是宏偉大業。」    
    有一點我與裡根看法不同:他講話方式的確很重要,風格也是如此。但是在更為主要的問題上他是對的:他所講的內容起到絕對重要的作用。在70年代末的政治生活中,數以百萬計的民眾理想破滅,而且擔心整個國家開始走下坡路,裡根這時向大家發佈了一條至關重要的信息:如果美國找到了其核心價值觀,就會重鑄輝煌,而他本人就是人們的領路人。    
    大多數政要會認為,要接近選舉人,就是要在每個問題上都有明確的立場:我們該為修繕學校做些什麼?槍支問題怎麼辦?社會保障問題怎麼辦?於是,政要們開始討論那些工作人員為他們精心準備的觀點,羅列出大量的事實、數據與論點。談論的話題越來越多地受到民意測驗的支配:先讓我們看看人民都在想些什麼,然後我們告訴他們,我們的想法與他們的想法是多麼一致。各黨派人士都在不斷尋找著既能在政治上得分,又能從各利益集團中獲取資金的方法。在一段反覆無休止的論戰變得使人乏味之後,聽眾們保持緘默了。就像E·J·迪翁曾說的那樣:問題沒有解決,爭吵仍在繼續。    
    裡根不迴避當前的各種問題。許多年來,他一直為之奮鬥,並有其妥善的解決的方法。他首先展現給大家的是一幅美國的理想前景,一旦人們接受了他的觀點,那麼就問題本身說服他們會容易得多。問題只是通向結局的存在形式,而不是結局本身。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第一步是要描繪出一幅他所展望的未來的圖景,這樣他才能指出一條通往那裡的道路。對裡根來說,這幅圖景就是國家的復興,他所堅持的政策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戰略。    
    裡根的每一次演講,特別是在一些值得紀念的場合,他都會講到美國一直擁有的輝煌,和對美好前景的憧憬。自由、英雄主義、榮譽、愛國、愛上帝,這些觀念常被那些精於此道的人當作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甚至將它們摒棄,但是它們卻深深地植根於裡根的演講中,他在多年的巡迴演講中發現,這些觀念也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數美國人的心中。如果有人能夠重新恢復過去的價值觀,整個國家就會重振往日雄風。    
    和其他大多數領袖一樣,某些價值觀對裡根來說較之其他更為重要。在我們的民主體制中,總是存在著兩種信仰的衝突:是信仰自由還是平等,是信仰個體還是社會。裡根是站在自由與個體一邊的,平等與社會相對來說並不特別吸引他。在哲學上,他更接近於傑斐遜、佩因和卡爾霍恩的思想,而不是林肯和羅斯福。他在自己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上說:「政府並不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手段,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信奉保守主義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多年裡不斷擴充支持他的人群,同時還發現他的保守的理念已成為其實行統治的巨大而又持久的根基。迪克·沃思林估算過裡根的核心選民大概佔全體人口的三分之一。只要他堅定地按照其理念走下去,即便是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刻,也能無往而不勝。擁有占三分之一人口的支持者,聽上去似乎並不算多,但在現代總統中,這已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要比近來任何其他總統所擁有的支持者都多。    
    另外,鑒於90年代的政治鬥爭,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裡根的保守主義,有別於運動中的其他聲音。美國的保守黨人在當時分成了兩個流派,這同世紀之交時英國保守黨內的分裂如出一轍。那個時候的「小英格蘭人」,即英格蘭本土主義者期望把重心放在英格蘭島而不是整個大不列顛帝國上。他們狹隘的新孤立主義的觀點,遭到了具有更廣闊眼光的大不列顛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最終,英格蘭本土主義者在論戰中失敗。90年代末,在美國的保守黨人中,也開始了類似的爭論,當時威廉·克裡斯托與大衛·布魯克斯在《每週準則》及其他一些地方發表了系列文章,痛斥「新孤立主義者」,美國本土主義觀點在共和黨內部受到了極大的壓力,他們認為共和黨應採取的是特迪·羅斯福的那種如同奧林匹斯神般極具威懾性的強有力的態度。    
    這些論爭在80年代還未爭出個熟高熟低,裡根就堅定地站在「大美利堅主義」的陣營中。他是一個純粹的國際主義者,認為美國是世界和平的關鍵,並應該在世界上任何需要她與共產主義進行戰鬥的地方顯示其威力,同時鼓勵自由。這一姿態為裡根贏得了遠不止傳統的保守主義者的支持,前民主黨人,如珍妮·柯克帕特裡克、歐文·克裡斯托和本·沃頓伯格都已經轉變,並集合到新保守主義者的旗幟下了。這也是他吸引我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個相信美國必將充滿活力,蒸蒸日上的人不一定非得是一個地道的保守主義者,況且如果裡根帶領我們去實現這個目標的話,我要在哪裡工作呢?    
    在裡根的演講中,他總是試圖使非保守主義者也感受到他的熱情。無論你同意他的觀點與否,他都為您留下足夠的空間。在他展望的光明前景中,即使你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就如同你不是一名基督徒,也絕不會被擋在天堂外一樣。他並不對人們講該如何生活,而是在倡導人們去積極正確地生活。世界上的確存在著惡魔,它就在某些國家之中。生活在那裡的人可能會迷失方向,但他們本質上都是好的。今天的許多保守主義者給人的印象與實際情況大相逕庭,他們看上去就像一群復仇天使,將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全部描繪成魔鬼的化身。裡根則完全不同,他不是一個坐在那裡大加評判的嚴厲的父親,倒像是一位總在樂於幫忙的友善的叔叔。    
    如果你留心觀察,你會發現裡根的言論舉止實際上很具有陰柔之美。他講話時那種溫暖的、如絲絨般柔和的聲音會將他的聽眾包圍起來,使他們對自己、也對他產生一種異常良好的感覺。他尊重他的對手們,即使他們意見不合。他從不發號施令,而總是在建議。他講話時很輕柔,娓娓道來。「最美的男人是帶有一些陰柔之氣的男人,最美的女人也是帶有一些陽剛之氣的女人。」蘇珊·松泰格曾這樣寫道。裡根就是這樣,他像約翰·韋恩一樣在馬背上馳騁,卻像吉米·斯圖爾特一樣講話。    
    他在講演的交流過程中附帶了一些信息,比如,他希望重建一個強大的生機勃勃的美國,以及他歡迎每一個人提出建議,這些都是十分關鍵的。它們使他的影響力超越了他原本擁有的保守主義支持者的範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保守主義者推著他進入了白宮,同時也給予了他統治的根基。可是如果只有他們,裡根在得票率上也只能保持一個相對較少的票數。在拉住他們的同時再吸引住更大範圍的人群,把他們集合在一起,也就擁有了關鍵的多數票。    
    當然,仍有相當一部分選民不買他的帳。學者們認為他是個反動分子;民權、女權,同性戀與環境主義運動中的活動家們認為他威脅到了所有他們認為珍貴的東西;大多數白宮記者都是支持民主黨的;許多老人也在擔心他會拿走他們的福利。反對他的聯盟力量強大,來自方方面面。但即使如此,裡根仍然通過講演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他們支持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前進道路上的最重大的改變。對全國各地的選民來說,他是「重大事件的溝通者」。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4)

    精選的故事    
    在他執政的第二年的9月,裡根向黎巴嫩派駐了海軍陸戰隊。由於當時的政府在是否應派遣這支隊伍上存在著分歧而沒有確定其任務,隊伍不得不在那裡駐紮了13個月,直到一天夜裡,一支敢死隊炸掉了部隊在貝魯特機場附近的兵營,造成了241名士兵死亡。這是自越戰以來最高的軍事傷亡數字。這對美國是一次沉重打擊,同時使美國聲譽掃地。    
    就在舉國悲痛的時候,裡根又派遣了一支軍事力量到格林納達,這是一個加勒比海的小島,據說那裡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接管者的威脅。美國軍隊執行了一次短暫的島上抵抗,挽回了部分「國家榮譽」。但是公眾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從黎巴嫩撤軍。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認為貿然撤軍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於是裡根決定在黃金時間發表一次有關黎巴嫩和格林納達問題的講話。他希望我們或許可以通過講話贏得公眾在黎巴嫩問題上的耐心,以使軍隊能夠繼續駐紮在那裡的同時,進行外交斡旋以結束這場戰鬥。    
    我問裡根,既然我們的政策同黎巴嫩國內局勢一樣複雜多變,那麼我們要在那裡尋找什麼?芽他回答說,「讓我們編個故事吧!」要牽著觀眾的鼻子從頭到尾跟著我們走,在我們派兵去黎巴嫩以前,那兒發生了什麼?我們為什麼派兵去那裡?我們的士兵遭受了什麼樣的待遇?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他的觀點實際上是說如果人民能夠像我們當初那樣看問題,並且對出現的問題與我們看法一致,那麼他們很可能對於下一步我們要採取的行動表示理解。    
    這一引導果然奏效。裡根發表電視和廣播講話,以敘述的形式,談論黎巴嫩和格林納達的問題,這次講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迪克·沃思林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在黎巴嫩問題上,只有20個百分點的民眾態度搖擺,總統的決定讓海軍陸戰隊繼續駐紮在黎巴嫩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我所見證過的公眾觀點轉變最大的幾次之一。但這並不足以保證發出的是永久的支持,在6個月後,支持率再次下降。    
    但是總統的講演帶來了無價之寶,我們爭取了更多時間以解決問題。能從公眾那裡贏得更多的時間是領導人要達到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這一事件中,外交官們沒能贏得和平,政府最後命令軍隊回國。從黎巴嫩撤軍所引起的對美國可信度的破壞影響遠比起由恐怖分子將我們驅逐出境所造成的影響小得多。回首往事,干涉黎巴嫩是一次錯誤的冒險行動。但裡根的說服力,尤其是他編故事的能力,使這一事件未造成大規模的災難。    
    講故事,現在的學者喜歡把它稱為敘事,是裡根的全部技能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難怪呢,他有愛爾蘭血統,因為他喜歡用故事來取悅觀眾。如果裡根與大眾在一起,他會談論英雄氣概;若和小伙子們進行私人交流,他講通俗故事。裡根也同樣是成功的模仿者,無論是模仿傑出人才、少數民族、同性戀者,裡根都能勝任。1980年在新罕布什爾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記者們用激將法使裡根複述了一個不宜公開的與種族問題有關的笑話,接著大肆報道他的輕率的言辭。在這以後,裡根對於他在公眾面前所講的故事,才開始抱著謹慎的態度。    
    他所講的故事超出了軼事趣聞的範圍,許多講演者在他們自己講演時引用裡根所講的這些故事,這不只是一種娛樂的形式。裡根在他的公開演講中總是通過這些故事,表現他所信賴的美國精神。因此這些故事更是連接裡根和他的追隨者的紐帶,這與裡根所強調的價值同樣重要,二者有機地結合使價值觀能給故事注入靈魂,故事又把價值觀帶到生活之中去。    
    裡根為他的聽眾們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綴錦,用它來告訴人們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能成就什麼樣的未來。裡根的每一個故事,無論是吉米·杜利特爾、戴維·克羅克特,還是卡期特將軍,每個故事都是一條線,串起了英雄的過去,從獨立戰爭的戰場一直到越南戰場。有些故事滑稽,有些深切,有些悲慘,但所有這些故事都令人振奮。裡根講這些故事的目的是要展示國家二百多年的歷程中,人民為自由而戰鬥,流血犧牲,在這些戰鬥中,誕生了富饒的美國。裡根當然也是在敦促我們這代人在相同的道路上繼續保留進取精神,這樣,我們的子孫後代們才會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和財富。    
    裡根的故事是道德教育,而不只是消遣娛樂。在他的首次就職演說儀式上,他選擇站在國會山的右側,第一位總統就在那裡宣誓,表述他的內心世界,就像1963年小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演講的情形一樣。裡根談到了就在大街對面的華盛頓紀念堂、傑斐遜紀念堂和林肯紀念堂,接著,他又加進了自己的感觸。    
    「在那些英雄紀念碑的後面,波托馬可河在流淌;在遙遠的海邊,阿靈頓國家公墓坐落於陡峭的群山之中,裡面聳立著一排排簡樸的白色墓碑,上面刻著十字架或大衛王之星。它們為我們的自由付出了代價,這代價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    
    「每一座墓碑都是一座英雄紀念碑,與我前面提及的英雄一樣,他們的一腔熱血灑在了布鹿林、阿勾林娜、奧馬哈海濱、薩勒諾,他們的熱血也灑向了世界,瓜達康納爾島、塔拉瓦島、豬排山、喬辛水庫,更有一個叫越南的地方,那裡有大量的水田和叢林,我們英雄的生命也長眠在那裡。    
    「其中一座幕碑下安息著這樣一位年輕人,他叫馬丁·特彭托,他本來在一個小鎮的理髮店工作,1917年離開那裡,跟隨著名的「彩虹師」去了法國,在西部前線,冒著交戰雙方的槍林彈雨,傳送信息而被殺。    
    「據說在他的身上發現了一本日記。在扉頁標題『我的誓言』下方的空白處,他寫道『美國必須在這場戰爭中獲勝。因此,我甘願努力,我甘願節省,我甘願犧牲,我甘願忍受痛苦,我會竭盡全力,愉快地作戰,就好像整個戰爭只依靠我一個人一樣。    
    「今天我們面臨的危機並不需要我們付出像馬丁·特彭托和那些被徵召的人們所付出的犧牲。但的確要求我們竭盡全力,相信我們自己,相信我們有成就大事的能力,相信在上帝的幫助之下,我們一定能一起克服我們現今所面臨的一切困難。」    
    再次讀這段文字,你會發現裡根這裡幾乎沒有使用絕大多數演說家所慣用的方法。這裡沒有頭韻、誇張、首語重複,也沒有那些更能產生效力的修辭方法,如類比、明喻、暗喻。威廉·勒齊坦伯格曾寫過一篇論文,完整地論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使用類比法,使人們相信在大蕭條時期,全國必須像在一戰中那樣動員起來。詹姆斯·M·麥克弗森說,林肯使用暗喻法對他在內戰中的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裡根在這方面沒有趨同,但對他而言,故事本身就是延伸的暗喻,就像林肯的暗喻一樣具有效力。    
    也有評論家認為裡根的故事愚昧而感傷,實在無聊,但裡根並不想取悅他們,他在試圖顛覆他們。裡根早就看出主流文化一直在講述著那些誹謗美國歷史、暗中破壞公眾信任的故事。裡根相信,聆聽左派分子的言論會使人們相信美國歷史主要是白種人對土著居民、黑人和婦女實施野蠻行徑的歷史;1776年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民獲得自由,而是為了讓一小部分傑出人物獲得個人經濟利益;傑斐遜和林肯在關於黑人權利的問題上並不嚴肅;在廣島投下原子彈是可憎的行為;越南戰爭是美帝國主義的表現等等。裡根不僅不相信這些,而且他還想說服美國人相信那些英勇的故事。裡根在與批評家們的爭論中勝出了。    
    裡根的故事能在聽眾的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因為他繪聲繪色的講述能讓聽眾在腦海中產生具體的形象。聽眾認同裡根的觀點,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也一直堅信裡根的信仰。他的那些故事對他人就像聖經故事一樣熟悉,它們可能已經珍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但裡根使它們復生,讓它們重現。他喚醒了人們童年的記憶,人們也記起了他們的夢想。美國是一個信條,也是一塊土地。裡根重新開啟了在人們心中封存已久的信條,掃去上面的灰塵,使之成為他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的部分。    
    在霍華德·加德納所著的《領導心靈:領導藝術剖析》一書中描述了敘事手法,「領導人通過他們講的故事來取得領導效績。……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科學家和各行業的科學家通過他們的作品間接地發揮其職能作用,這是經驗法則;而不同國家和地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則通過他們向觀眾所講述的故事直接發揮領導作用,這也是經驗法則。」    
    加德納研究了喬治·C·馬歇爾、埃利諾·羅斯福、約翰XXIII世教皇、小馬丁·路德·金等十一位領導人?熏他發現他們講的都是「他們自己,他們的集團,他們從何而來,他們曾在哪裡,他們往何處去,他們害怕什麼,他們為何而戰以及他們的夢想。」這些故事有一個豐富多彩的前景:領導人展示給觀眾的不僅是大字標題或簡單印象,而更像一部史實劇,領導人和他的擁戴者都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而且他們操縱著劇目的結局。他接著說:這些故事的基本內涵都是關於這個群體中人們的身份,即他們是誰?他們有什麼特別?怎樣把他們同其他群體區別開來?    
    加德納指出:觀眾不是一塊空白石板,等著第一齣戲出台,好在上面留有印記。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在家裡、學校以及社會中的其他角落聽到或反覆聽到了許多故事。領導人們試圖給這些故事添光加彩。「領導人的故事,無論是傳統的還是新奇的,都會遭遇現存的故事與之競爭。如果想要新故事獲勝,這些故事必須移植、灌輸和補充一些內容,或者就一定程度而言,得超過老故事和它的現代『勁敵』。在達爾文的觀念中,故事就像是一種遺傳因子的文化譯本,相互競爭,以爭得寵愛,只有強大的才會得到優勢。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遺傳因子的文化譯本』,它是理查德·道金斯的最新理念。我保證裡根對此也一無所知,但他理解這點。」    
    非常有趣的是,加德納認為可以通過領導人所講述的故事對他們加以區分。他認為普通領導人只講述他或他的團體中的傳統故事,而不考慮觀眾的思想意識。他將傑拉德·福特和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列入這一組。預言家們在宗教和政治界很少見,一個世紀也只有那麼一兩個人,他們創造一個新故事,這故事以前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道。孔子、耶酥、佛祖、穆罕默德、甘地都是合格的預言家。在普通領導者和預言家之間存在著革新領導者,他們講述著潛藏在人們內心的故事,賦予它們以新的視線和新意。加德納寫道:「在世界近代史中,無論是撒切爾,還是戴高樂或裡根都創造了許多完整的故事,正是他們特有的天賦發現了這些在他們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故事或論題,可是在過去的歲月中它們一直啞然無聲,而受到忽視。」    
    現在該說續篇了:裡根有些故事並非真實。他的批評者們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一點。在慶祝榮譽獎章獲得者的晚宴上,裡根複述了他最喜歡的一個故事:一架B-1轟炸機在歐洲執行飛行任務,德國的榴霰彈打中了飛機,飛機開始下落。飛機前部的人為了保命紛紛跳傘,但後面的一位年輕槍手卻困在那裡出不來。他驚恐地坐在那,等待死亡的降臨。當他抬起頭時,目光同一位年紀稍大的飛行員相遇了,「別著急,孩子!」飛行員說,「我們會一起戰勝困難的。」這是一個極好的故事,但是在軍事史中卻找不到它的記載。有人說,這個故事取材於一部二戰時期的電影《飛行與祈禱》,達納·安德魯領銜主演,裡根在多年之前就看過這部電影。    
    欄目主持人馬克·希爾茲用裡根的軼事來滿足讀者的口味,裡根1980年總統選舉中抱怨政府在一條麵包上竟然征50種稅,他說:「當然沒有50種。但是有一天,裡根會添枝加葉說,樹木比轎車製造出更嚴重的污染。這可是極限了!於是我們都衝到電話旁去投訴。」裡根飛回加利福尼亞做講演時,這個故事恰好正在播放。裡根沿著高速公路,趨車前往,也正好被困在嚴重污染之中。這時記者向外望去,注意到一位大學生系到一顆樹上的標語:「在我再次殺人之前先把我砍死吧!」    
    現在看來這件事滑稽可笑,但在當時新聞界把這件事看得相當重要。他們顯然認為如果可以揭露裡根故事中的錯誤,人們就會相信裡根在制定政策上也會有疏漏。就在裡根到達白宮不久,媒體就開始大肆渲染裡根講的故事中,犯了多少口頭錯誤,甚至追溯到競選中。    
    裡根責令我去調查他的所謂的口誤,這樣我們就能還擊。調查小組開始工作,發現在許多問題上,都有有利於他的證據。這些證據雖不是結論性的,但足以為政治去辯護。當裡根吸入有毒的空氣時,的確有證據顯示樹釋放出輕微的污染物質。(這污染沒有裡根說得那麼嚴重。)還有事實證實裡根故事中確實在芝加哥有「福利皇后」收集的23種不同福利支票。但裡根的有些故事似乎沒有可靠的事實基礎,比如,我們從未發現在一條麵包上要徵收50種稅。    
    在新聞發佈會上我被叫去為裡根辯護,也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解釋,我爭辯說他的故事很像寓言,文字上的真實性並不重要,它們所捕捉到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神學家們經常也為聖經故事這樣辯解著:故事不完全真實,但具有教育和啟示意義。我本該知道這種解釋會使我落入沸水之中。我真被嚴重燙傷。杜克大學著名總統問題歷史學家詹姆斯·大衛·巴伯在《紐約時代週刊》寫了一段尖刻的文章,指責我捏造事實。我總算挺過來了,後來巴伯還成了我的朋友。    
    但回顧歷史,我依然相信用「寓言」比喻裡根的聽眾是如何接受他的故事真是恰如其分。一些聽眾會非常氣憤,大多數人都知道,故事中有粉飾的部分,也有刪除的部分。在他們希望聽到一個絕對準確的故事之前,當然我也喜歡這樣,他們沒有看到裡根是有意還是經過深思熟慮而有意隱藏了一些東西。他不是在虛構故事,鼓吹自己,現在這種人比比皆是。他們應該這樣看:裡根正試圖挖掘出生活的真諦。他正在向他們訴說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國家的真相,否則,這些真相就會逝去。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美國民眾聽從他的召喚,而老於世故的人卻不能理解他的魅力。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5)

    讓信息具體化    
    「雄辯者的第一項考驗是在響應他的召喚聲中創造英雄的能力。雄辯者的最後的考驗是要創造他的個人英雄主義來與他所宣傳的道理相統一。」加力·威爾斯在他關於領導權力的書《號角》中是這樣寫的。威爾斯描述了小馬丁·路德·金成為權威領導者的歷程。作為傳教士的後代,金生長在具有雄辯傳統的家庭,他的演說技能高於他人。「馬丁·金是西塞羅的理想雄辯家,他集知識、表達能力、身體的耐力、記憶力於一身,為他的特有的觀眾做行之有效的演講。」    
    最初,金並沒把自己看作是活動家,認為應由其他人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他的話促動他採取行動。「金的演講激勵其他人去從事英勇的事業,無論這事業在何方,他都去追隨。他的呼聲控制了他本人,而他卻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聲音。眾多青年聽了他的演講後,發現他們處境危險,金雖然不願意進監獄,卻還是為此而羞愧地進入監獄。金面臨著監禁、威脅、暗殺、敲詐、聯邦調查局的騷擾,他甚至不斷認為他會被謀殺。所以這些壓力驅使他探尋自己的初衷,答案是挖掘隱藏在詞語背後的深層意蘊。」    
    金通過實踐獲悉其他領導也已發現的東西,就是除非演講者使信息具體化,否則僅使用修辭,觀眾會覺得虛偽。所有的領導人都必須展示他的個人特色,以吸引他的追隨者。但對於非常依賴修辭法的領導人,如金,其生活要與其所講的故事相一致,這一點尤為重要。他們的故事和他們自身必須相輔相成。加德納說得好:「當故事與具體形象在夢中相聯結、相融合變成了天才領導的一個成就,因為此時人們已不能把跳舞者與舞蹈區別開來,這是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話。」    
    邱吉爾第一次大肆推廣一則故事是要保留大布列顛的輝煌。他以大布列顛之戰中的所見所聞來說明那種勇氣:喬治·佩頓向人們發出召喚,拿起武器,激勵的言語使部隊士氣高漲,他和部隊並肩作戰,他們一起去前線,他把自己的命運和戰士們連在一起。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尼克松在任期未滿就下台,是由於他本人是「法律和秩序」的擁護者,而他的政府卻從事著驚人的違法勾當,他的話「我不是個騙子」聽起來是空洞的。    
    裡根的演講更有效力,這毫無疑問,因為聽眾們發現他的生活和他的說法一致。他談論美國童子軍的價值,因為他有過童子軍的生活經歷。他談到那些出身卑微,卻成就了事業的人們,是因為他自己正是這樣紮實地走過來的。裡根談論自由的魔力,人們靠它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因為在好萊塢他已經體驗過了這種生活。他回憶起另一個更加艱辛歲月的價值,他在西部騎在馬鞍上的情景就會出現。他談到由公民來管理國家大事而不是把國家留給政客和官僚們來管理的重要性,他就以弗蘭克·卡普拉為原型,塑造一個史密斯先生來,讓他去華盛頓。裡根談到健康和家庭的重要性時,彷彿南希在凝望著他。多年來,裡根只有在一點上表現出不足:他總是在稱讚他人,我們怎麼能說他實踐著英雄主義?尤其在結束了二戰的軍旅生活後,他在離好萊塢16英里的卡爾弗城是怎麼度過了那段拍實習電影的日子?現在我們明白當約翰·欣克利在1981年將子彈射向他時,他能倖免於難的原因。這一事件成為他總統生涯的轉折點。    
    在他的公眾辭令中潛藏著偽善嗎?一些新聞記者當然這麼想。其中小艾爾·亨特就於1984年猛烈抨擊裡根,因為裡根經常談及家庭的重要性,卻遠離他的孩子,裡根似乎對他的隔代人更是漠不關心。我不知他為什麼那樣對待他的家人,他的的確確就是這麼個人。佩吉·努南在珍妮特·華迪茲寫的《早熟酗酒的孩子》中找到了答案,同樣適用於克林頓。「早熟酗酒的孩子不能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因為他們缺乏從父母雙方或一方獲得可靠的持久的愛,同其他別人建立親密關係令他們感到痛苦、難以勝任。還因為他們一直很失望,擔心被操縱,然而令人奇怪,這些孩子對於親密感有『極大恐懼心理』。」很可能努南是正確的,裡根與南希的關係足以證明,他有能力和別人保持親密是由於南希給裡根無條件的愛,換一種情況說,我們知道愛能在心理上使酗酒的孩子感到『安全』。儘管裡根的生活方式和他在公眾面前的言論不相一致,但他的追求者並不介意他家庭內部的緊張關係。」    
    裡根在伊朗門醜聞中表現出來的虛偽行為極大地影響了他的領導力量。在很久以前,裡根曾做出過保證:美國將永遠不會就人質問題與恐怖分子達成任何交易。迫於議會的壓力,裡根也只好放棄援助尼加拉瓜的對立方的打算。為裡根工作的奧利弗·諾思和其他人在秘密做著違反總統公眾諾言的勾當,儘管管理部門已經揭發了其錯誤行徑,但這件事給裡根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就像理查德·沃思林對我說的那樣,裡根在他任期的前6年裡同公眾之間建立了堅實的信任感。人們相信他言行一致,公眾對他的信任是裡根力量的根基。伊朗門事件這段插曲是致命一擊,這倒不是因為這惡行本身,他們的確錯了,而是因為錯誤行為割斷了裡根與公眾之間的紐帶。人們第一次看到政府的秘密行為同裡根的公眾言論大相逕庭。人們心中最可寶貴的東西被打碎了。裡根第二任期內前16個月裡,支持率超過60%,而1986年末伊朗門醜聞發生後,他的支持率降到47%。哈里斯民意調查顯示他的「可信度」從66%下降到43%,是記錄上所顯示的最嚴重的下跌之一。該民意調查還顯示出67%的人認為伊朗門事件是裡根在任期內犯的最大錯誤。儘管裡根做出的努力在控制負面影響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公眾心目中原有的信任度再也無法完全挽回。伊朗門事件發生在裡根任期即將結束之時,這對裡根而言是幸運的。如果這件事發生得再早點,裡根就不可能和公眾之間形成堅固的聯繫,是這種緊密聯繫使他穩穩地做了6年總統,他的領導也會因此而失去活力。    
    聚焦於他人    
    如果你經常聽當權的人發表言論,就會意識到他們在不斷地把話題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認為……」「我是這樣處理國家生活中的最新事件的……」「你或許想瞭解我的童年生活……」,怪不得用那麼多年的時間處心積慮向上爬的人言必稱我,如果想爬到頂點則更得如此。這毫不奇怪,但效果並不好。喬治·布什,尤其是克林頓都曾讓聽眾將焦點匯聚在他們個人經歷上。起初,這些事看上去還挺有趣,但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經歷就降低了領導人的身份,終有一天會有評論說,故事真沒意思。    
    裡根不願意自省,更對談論自我不感興趣。裡根在大部分時間裡所想的、所談的都是他人,因此他內心有安全感、又欣慰。裡根決心建立私人空間,這樣,他和南希就在他們的私人生活外建立屏障。表面上,裡根是位和藹可親的總統,但全體工作人員卻對他的內心防護保持謹慎,都想知道他骨子裡究竟是什麼樣的。林登·約翰遜在總統家庭居住區內上廁所時,會和他的助手聊天;而裡根的工作人員中,很少有人能到他的居住區去。由於裡根不經常寫便條,所以關於他的內心世界,我們知之甚少。除了肯尼迪和卡特,裡根是繼羅斯福之後惟一一個沒有認真記錄他在橢圓形辦公室的經歷的總統。他的書《美國人的生涯》不是寫做總統的生活,更像一部生活小說。    
    裡根拒絕向埃德蒙·莫裡斯敞開心扉並不意味著他空虛,在這點上莫裡斯的判斷有誤,這恰恰說明在過去70多年中,裡根沒向世人展露的部分,在面對他的傳記作家時依舊不願展露。即使是南希,在裡根那裡既扮演母親,又是妻子,也不能完全瞭解他。我不清楚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是否有些情況被遺漏了,我不清楚,也許沒人能搞清楚。裡根總是非常神秘。我們所知道的是不管他內心怎麼想,他的性格與他所處的時代所發生的事件是互動的。他從不試圖偽造,也從不像一些政客那樣製造面具來隱藏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他就是他,人們因此而信任他。    
    很顯然,莫裡斯對裡根作為政治領導人不感興趣。但是如果他曾努力搜尋的話,他可能會發現更肥沃的土地。那是裡根的閃光所在,也是裡根本人最關注的領地。在半個多世紀的過程中,裡根已學到其他領導人所發現的言行規則:如果他更多地聊他人而不是自己,那麼他和大家的關係會更好。因為他的聽眾們認為他們在考慮自己的旅程,因此更願意選擇一條更光明的路去走。    
    裡根最喜歡鼓動人們相信他們能成就大事,方法之一是描述在他們身邊的英雄們。想想1982年裡根在國情咨文中運用的象徵主義的意義是什麼。他站在共和黨的講壇上,指向包廂裡的一位客人,他是個年輕人,叫萊尼·斯庫尼克,每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就在幾天以前,他冒著生命危險,潛入到冰冷的波托馬可河裡去救一位遇難商用飛機的倖存者。電視攝影機照下了這個過程,並反覆播放。他成了民族英雄。當裡根宣佈了斯庫尼克的到來,並再次講述了他的事跡時,國會議員都站了起來,響起了讚歎聲和掌聲。他們也同時為裡根能從他們之中挑選英雄而備受鼓舞:他就是參議員傑裡邁亞·丹頓,在越戰中曾被監禁七年多。    
    以前沒有那一位總統能如此有效地吸引觀眾和電視攝像機,把鏡頭集中在因勇敢而獲得尊重的人身上,裡根喜歡稱他們為「普通美國人」。據我所回憶,1982年首次將英雄安排在包廂裡就坐是工作人員們商量的結果,可能是邁克·笛夫提議的,我們其他人馬上同意了這個建議,這也正中裡根的下懷。很早以前,裡根就指出應該把英雄當作是講述美國歷史和重要價值觀的途徑。他曾說過:「在生活艱辛困難的日子裡,我們尋求支撐我們生存的價值觀,或是尋求朋友來幫助我們,我們遇到一個人,他告訴我們作一名美國人意味著什麼。」    
    現在「包廂裡的英雄」已經成為國情咨文中用得太多的陳詞濫調。對裡根而言,一個手勢就能發揮效力,因為它是新穎的,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發自內心地讚揚英雄。他信任他所談論的男女英雄們。聽眾們受到了他的感染,也同樣地信任英雄們。講演者首先必須有信譽。    
    我離開白宮的幾年後,裡根的講演技巧愈發精益求精。例如,1985年,裡根的工作人員們計劃在裡根生日那天發表國情咨文講演。這次他的「包廂裡的英雄」是瓊·努延,一位即將從西點軍校畢業的越南移民;還有克拉拉·黑爾,一位79歲的黑人婦女,她經營著一個專為吸毒成癮的兒童們設置的戒毒養育院。在演講的最後,鮑勃·米歇爾領著全體國會議員唱「祝你生日快樂」。專欄作家桑迪·格雷迪在《西雅圖時報》中寫到這位在49個州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的74歲總統享受這生動的結局是當之無愧的。他的工作人員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絕對不會從大炮中射出蒂普·奧尼爾,用生日蛋糕把弗裡茨·蒙代爾趕走,再讓F16戰鬥機從議院飛過。    
    通過把焦點轉移到他人身上,裡根成功地避免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弊端:厭倦感。儘管他的觀念沒有多少進展,他的能量也在枯竭,但他的聽眾始終和他站在一起。他總有新故事,總有不同的英雄事跡。正如時事評論家克裡斯·馬休斯所說,裡根不愧是「國家的主人」。他使聽眾們有更多的期望,他找到了一條與聽眾們交流感情的方法。當他讚揚別人使其贏得掌聲,他並沒有轉移注意力,因為觀眾也同時為主人鼓掌。總統因其與人民有著廣泛而親密的交往而聞名遐邇。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6)

    利用共同的體驗    
    凱思林·豪爾·賈米森在她的《口才與電子時代》一書中強調了裡根的修辭要素,他的修辭要素我當時沒有注意到。一個民族幾乎所有的共同體驗都源於我們在電視或電影中所見到的可視形象。裡根自覺不自覺地在其講演中喚起人們的共同體驗,使之復活並以他自己的理解加以解讀。作為交流部主任,我可以順理成章地斷言,只要給出背景,裡根就能抓住其內涵,然後做出生動的闡釋。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因為有了賈米森的分析,我才逐漸意識到這種方法的全部魅力。事實上,裡根是頭號闡釋人,他能讓公眾理解重大事件的意義所在。    
    也許最令人心痛的實例發生在1986年1月,挑戰號航天飛機從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升天後不久就爆炸了。當時上面有6名宇航員和一名小學老師克裡斯塔·麥考利夫,她是第一位被挑選進行宇宙飛行的。她想用宇宙飛行來「教化」孩子。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紐約時報》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小學生中,有40%在他們的教室裡收看了現場直播,極好的視覺畫面捕捉到的爆炸鏡頭使全國人民陷入極度悲痛之中。因爆炸而白煙滾滾的航天飛機升入天空的畫面在每個美國人頭腦中重現。    
    「在言語不能表達情感的時刻也就是最需要言語的時刻。這樣複雜的情形需要總統的鼓勵發言,」賈米森寫道。拿著最有天賦的演講撰稿人佩吉·努南為他寫的講稿,裡根起立發言。首先,他安慰孩子們並幫助他們定位這一事件,告訴他們這事不愚蠢,而是有意義的。「我知道痛苦的事有時會發生,這很難說清楚為什麼。這是發掘和探索過程,是利用機遇開拓人類的視野的過程,未來不屬於膽怯猶豫的人,而是屬於勇敢的人們。挑戰者號全體宇航員把我們推向未來,我們也會繼續跟隨他們。」    
    正如賈米森所說的那樣,裡根把精彩留在了演講的結尾處。他本可以回憶飛船爆炸時的情景,但那會使聽眾把悲劇留在心間。裡根用一個不常出現卻充滿希望和英雄主義畫面的取代了那可怕的場景,他說:「挑戰者號上的全體宇航員用他們的生活方式來向我們表達敬意。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今天早晨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看到他們為旅程做準備,向我們揮手告別,輕輕地離開地球的桎梏,去見上帝。」那天晚上電視重播裡根的講演時,全國廣播公司在播放他的最後這幾句話的同時插放了宇航員揮手告別的畫面。「高飛吧!」這是約翰·吉萊斯皮·馬吉讚美戰鬥中美國戰機的詩句,他認為飛行就像人類成功那一刻一樣永恆不息。領導人把舉國的悲痛賦予更深的意義。    
    在對全國談到1983年在黎巴嫩遇難的海軍陸戰隊隊員時,裡根再次以共同的經驗來構建、發展他的觀點。「本周在貝魯特發生了毫無意義的悲劇,這一幕將在我們的記憶中永存。」他對聽眾說。其他的總統這時有可能會談論網絡所播放的支離破碎的片段,但裡根卻選擇去回憶不同的場面:「我們不會忘記狄龍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員們、許多黎巴嫩人和美國人,他們身上綁著繃帶,卻勇敢地在殘破的大使館裡尋找他的同事和其他無辜的受害者。」裡根一下子又把這次爆炸事件從恐怖事件轉向英雄主義。    
    接著他說:「我們也不會忘記這樣一幕,一位年輕的海軍輕輕地將我們的國旗覆蓋在一位同志殘缺不全的屍體上。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勇氣和仁慈,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們奉獻自己,甚至願為國家利益和和平事業犧牲他們的生命。」事實上,大部分海軍陸戰隊士兵是睡在床上的時候死的。    
    正如賈米森所說:「一組使裡根受到感情傷害的形象卻被他換成了另外一幅畫面:那些易受攻擊、缺乏自我保護在睡夢中死去的士兵們,變成了願意犧牲他們生命的英雄。」她補充說:「當視覺形象為世界上不同語言和信仰的人們傳送瞬間的意義時,言語的作用改變了。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言語融入畫面之中,則進一步闡明後續行為的渴望達到的和實際發生的過程。」    
    幾個月前,洪水襲擊了美國南部,電視攝影機抓拍到了男人們和女人們與洪水搏鬥的情景。在週六電台演講中,裡根抓住了人們付出的努力:「全國都看到了志願者們,他們裝沙袋、堆沙袋。可能讓你想到這是鄰里間的互幫互助,這是我們基本的生活方式。」裡根再次依靠共同體驗把國民的道德意識提高到較高的地位,這是他的演講中的一個不變的主題。    
    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靜止的畫面上和報刊的漫畫上他也同樣信手拈來,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他的世界觀。格雷厄姆·華盛頓·傑克遜,曾在海軍服股,黑人男性,79歲去逝。他去逝後,裡根在週六電台演講中說出了對他的讚美,他說:「你也許不知道他的名字,但1945年當羅斯福總統在喬治亞州的溫泉市去世時,他的面孔為幾百萬美國人所熟悉。這位當時的海軍上士出現在一張很出名、很感人的照片上。當羅斯福的遺體由火車運往華盛頓時,他拉著手風琴淚流滿面地演奏著『回家』。」任何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不會忘記它。賈米森評論道:裡根週六的頌詞讓人不禁嘖嘖稱讚,但同時這也實現了另外一個目的,就是「通過觸及那段令人難忘的時刻並加以點評,裡根喚起了大家共有的人性,即使反對他的民主黨也有的人性。」    
    裡根總是先把報紙瀏覽一遍後再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版面,他最喜歡漫畫版。裡根因花費大量財力構築防禦工事而遭受攻擊。那時他就給記者們講了他特別喜歡,也是他常在總統辦公室談論的漫畫:「當勃列日涅夫出現在你們出版物的漫畫上時,我想形勢已經有了定論。漫畫裡面勃列日涅夫正在和他的一位軍官說,『當只剩下我們的時候,我就會更喜歡軍備競賽。』我認為如果想磋商,你就得自身擁有實力。」    
    我懷疑裡根是否意識到他過多地使用視覺效果達到修辭目的。他在視覺世界裡面遨遊得太久了,形象已經裝滿了他的頭腦而且不斷在他的演說辭中湧現出來。他的私人談話中也經常提及電影及電視。與特迪·羅斯福、威爾遜和肯尼迪不同的是裡根對書面語雖不感興趣,但他卻能寫出流暢的散文。他不願抄襲他人的雄辯的演說,他也不是一個認真的讀者。特迪·羅斯福在無所事事時就讀書,甚至他在等候下一位到訪白宮的人的間歇也在讀書,一天他幾乎就能讀完一本書,在這方面還沒有其他總統可以與之媲美。裡根是用他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從書上讀世界。漫畫對他的思想和政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對外政策專家擔心「CNN效應」(CNN,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的英文縮寫。——譯者注),即是否來自海外的電視圖像會左右華盛頓的政治決策者們。我認為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裡根逆轉了「CNN效應」,他利用圖像找到一種駕馭公眾的有效方法。    
    讓演說有幽默感    
    裡根任期內一張反覆刊載的照片是由獲獎的攝影師戴安娜·沃克在白宮我的辦公室裡拍的。沃克·克朗凱特和裡根在最前面,開懷大笑,我們其餘六個人也跟著傻笑。照片裡面還有喬治·布什、吉姆·貝克和埃德·米斯。我擠在照片的後半部。吉姆·佈雷迪在旁邊。克朗凱特本來是到總統辦公室採訪總統的,之後大家來到了我的辦公室。不知是裡根還是克朗凱特講了一個粗俗的故事,把大家逗得合不擾嘴。戴安娜在那之後採訪了照片上所有的人,可我們都記不得笑話的內容,也忘記了究竟是誰講的。戴安娜將洗好的照片送給我,上面寫著一行小字:「你也沒記住那個笑話,對吧?」    
    的確,每個人都會把裡根與快樂聯繫在一起,正如我們雖然都記不住他的演說內容,卻記住主旨一樣,我們記不住他講過的笑話,卻能記住當時的歡聲笑語。這就是他的魅力。與尼克松、卡特帶來的那段苦悶、嚴肅的日子相比,裡根又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歡笑。    
    裡根的幽默與威爾·羅傑斯頗似:很文雅卻又有稜角,既不尖酸也不刻薄。借助幽默,他能輕鬆自如地表達自己。他為人謙虛並說自己瞭解自身的弱點。如果形勢緊張,他的幽默就會打破僵局。1984年在與沃爾特·蒙代爾角逐總統競選的第一輪辯論中,裡根顯得極其蒼老。後來《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報道說:「健康問題——大選中的新問題:我們的總統是否垂垂老矣?裡根的競選辯論引起公眾對其領導能力的質疑。」選民們也很迷惑並且開始把選票轉投給民主黨。    
    熱點繼續升溫,在第二輪辯論中,《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亨利·特裡惠特對裡根進行採訪時曾問他是否因上了年紀而無法勝任總統一職,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我不想把這個話題扯到競選中,我也不願意出於政治目的而利用對手的年輕缺乏經驗來大做文章!」反擊得多好!    
    林肯所講的幽默故事通常是為政治和道德服務的,而裡根的幽默則是為自己的演說添彩或平息爭論的。講故事是他所喜歡的方式,可以闡釋更深的政治道理,幽默則是他「兵工廠」裡面最有戰鬥力的武器。「中年,是你面臨兩種選擇的時候,你選擇了那個使你每晚9點鐘才能回家的工作。」一位上了年紀的人嘲笑自己的年齡,人們怎能不對他備感親切呢?幽默使裡根的觀眾們心情舒暢,同時也削弱了批評家對他的攻擊。    
    最重要的是,幽默幫助他實現了作為一名領導人的政治目標。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斜叼著煙斗、面露寬廣的笑容一樣,裡根的妙語使公眾們感受到總統對美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富蘭克林·羅斯福知道在總統辦公室裡樂觀的重要性,羅納德·裡根也如此。自由派人士總在叫喊:保守派欲把老人拒之千里以外,而裡根卻點燃篝火,給你帶來溫暖。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7)

    演說的技巧    
    據保羅·D·埃裡克森在其報告《裡根的演說:美國的神話》中估計,大選期間,裡根到全國競選,把4000多小時的時間花在與工廠工人,社會團體及商業團體見面上。平均算來,也就是連續在任8年每週10小時。誰也不清楚他在20世紀60至70年代之間,包括在聖克萊門蒂那8年,他曾做過多少次額外的報告。但是有一點很明顯,到1981年入主白宮,他掌握了演講的每一種技巧,那之後,他還學習和運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他的工作人員會發覺他在交流中,使用一系列技巧,而這些技巧遠比剛才提到的修辭性的語言要深奧得多。列舉如下:    
    *仔細準備。那些看上去不用費力,卻能對人產生強烈影響的報告通常是最仔細地準備材料。如果將其漏過,那可太可惜了。溫斯頓·邱吉爾早年就曾有過教訓,年輕時他在議會進行第一次講演時,幾乎沒怎麼準備,雖然講演並不是很糟,但他差點昏厥過去。從那以後,丘吉爾在演說之前常常要花上多個小時認真寫稿,反覆修改和演練。從那時起他堅持做記錄。在二戰中期,他的時間極其寶貴,但是每次重要演說他仍要花12小時準備。有一次他的男僕聽到浴室發出奇怪的叫嚷聲,便衝進去看個究意。男僕問他:您在做什麼?「我在練習給國會講演呢!」邱吉爾答道。想到要使結果不負眾望,他認為這一切值得。    
    裡根也認為自己應該做充分準備,可他並不是花費大量的時間擬稿、演練。他喜歡自己寫演說辭並且大篇幅地修改那些為他準備好的講演稿。在政治決策上,他需要工作人員的幫助,但是他認為自己獨有的特色在於口頭說服力而且也樂此不疲。在白宮期間,他大部分是通過在報紙專欄發表文章及發表國家廣播評論等方式把自己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在這兩方面都是皮特·漢納福德為他擬稿。皮特曾對我說過報紙專欄編輯們對他的文章無可挑剔,而裡根卻把它修改後才在廣播裡講演,他認為修改後的稿子聽起來更像是他自己發出的聲音。    
    裡根成為總統後,每年大約有幾百萬字的文章以他的名字發表,因此他的寫作班子不斷地為他起草演講稿。通常在發表演說的前兩天或三天,工作人員會把演說稿拿給裡根瀏覽,裡根就會坐下來,靜靜地仔細推敲他的演說稿,然後再把修改後塗塗抹抹的稿子交還給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只好再起草一份。如果起草的演說稿一旦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例如社會安全問題,(他的競爭對手曾攻擊他企圖「砍掉」社會安全,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憎恨這個字眼。)他就會在便簽上就那個問題寫上他的看法,第二天,再同他的工作人員共同擬出具體方案。    
    一旦內部有爭執時,溫和派撰稿人就會直接與裡根對話,而保守派的撰稿人則把自己的方案從後門悄悄地遞給總統。如果裡根對兩種方案均表示滿意,他就會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他討厭內部鬥爭,但卻很少被這內容有衝突的稿件搞得左右為難,他早就準備好了自己的講演,而且知道應該怎樣說。他總是很下功夫去寫講稿,而且文筆流暢。肯·卡切吉安曾在1981年為裡根起草過就職演說。裡根採納了肯的建議,並在自己觀點的基礎上修改了講稿。裡根是用普通手法寫的,看著那一頁頁的黃色紙張,可以看得出來草稿寫得非常流暢,成稿後幾乎沒怎麼改動。    
    一旦草稿完成最終修改,裡根就會仔細地審閱為講演做好準備。我並不懂他在演說稿標注的符號系統,但是我知道,他通常會在那些特別需要的地方畫上一條橫線,會在需要做停頓的句子末尾畫上兩條線。到了講演的日子,他幾乎已經背下了演說辭,並且知道怎樣把它講得比歌曲還美麗動聽。正如佩吉·努南曼所說:「他是惟一能在戶外放歌的美國詩人!」精心的準備給他帶來了滿意的回報。    
    *簡潔明瞭。裡根總喜歡提醒我們辦公室人員注意一個故事。一位年青的傳教士在禮拜天來到教堂做第一次布道,可是他發現教堂的長椅上只坐著一個小伙子。教士問道:「我該怎麼辦呢?」那個小伙子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個放牛的。不過,如果我發現我的地裡只有一頭牛時,我還會餵他的。」於是,這位傳教士爬上了講壇開始激昂地布道,他講啊,講啊,……沒完沒了。「現在你覺得怎麼樣?」布道結束時他再次問那個小伙子。「還是不知道,」小伙子答道:「既使我發現自己的地裡只有一頭牛,我也不會把所有的食物全塞到它的胃裡的!」    
    裡根認為演說持續20分鐘恰到好處,一個正式的記者招待會上的演說也應該控制在30分鐘之內,這樣才會使聽眾記得更多,也想更多地去瞭解。他的就職演說、他在紀念二戰時盟軍歐洲登陸日40週年典禮上的演說、他對挑戰者號上的全體人員所致的悼詞是他最精彩、令人難忘的演說,他們非常簡短又恰到好處。著名演說家愛德華·埃弗雷特曾在葛底斯堡發表了長達一個多小時措辭優美的講演,人們卻很快就將它遺忘;而林肯在那兒的演說只有十個句子,效果卻大相逕庭。    
    *輕快活潑。當他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喋喋不休地在內閣會議上報告一系列數據和解釋晦澀難懂的論題時,最先打瞌睡的便是裡根。莫尼卡事件時,裡根總統的前任辦公廳主任肯·杜伯斯坦跟我說:「一提到和總統睡覺這個字眼,我就能想到和裡根一起開內閣會議的情景。」    
    一個優秀的演說不僅要有邏輯的建構,即理念;還要有鼓舞人心的段落,即風骨;還應有節奏感。一個小故事、一件驚奇的事、一串幽默語言都會使聽眾們沉浸其中,備感輕鬆。在人們還沒有意識的時候,它們已經在人的心裡發揮了效力。聽到他那些具有感召力的語言就像不時掉落在內閣會議桌上的軟心豆粒糖,不但緩解了緊張空氣而且在聽眾需要時端上了好吃的糖果。    
    *用貼近生活的語言。歷史上,西方的政治演說家都使用傳統的格式化的語言模式。他們選擇狄摩西尼、西塞羅、《聖經》及莎士比亞的語言模式,美國人在其中滲透了自己的方言俗語,使其更加粗擴、豪放。但是19世紀的演說家諸如克萊、韋伯斯特、卡爾霍恩還有愛德華·埃弗雷特和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都借鑒了古典風格,甚至到了電視時代,約翰·F·肯尼迪靠著西奧多·所倫森的振奮人心的華麗的修辭,令西塞羅不勝驕傲。    
    作為一名演說家,裡根與肯尼迪截然不同。他比較推崇富蘭克林·D·羅斯福談話式的講演風格,但兩者有一個明顯不同:羅斯福在大型公眾場合,喜歡使用正式語言,他在他的祈禱式的文章中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話語。也許有朝一日巴特利特(巴特利特,約翰1820-1905美國出版商和編輯,編撰了常用引語和莎士比亞作品索引。——譯者注)的引語辭典也將引用羅斯福的許多妙語:「我們惟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這一代美國人與命運之神有個約會。」「我們要成為民主黨的軍工廠。」即使是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編輯也認為裡根能載入史冊的話語很少。可是用他的《我將盡力而為》能做出多少事情呀!    
    裡根並不是為了載入史冊而演講,他只為現時、現地的聽眾演說,他會把歷史的美名留給別人而繼續堅持他帶有電視風格的講話風采。在他的時代,這種方法很奏效。再過十幾年,我們將看到歷史學家是如何評判他的講演的。    
    *找出動人的事實。令他的評論家們難以置信的是,裡根喜歡在他的講演裡面列舉事實,正如他的演講撰稿人本·艾略特所說,裡根認為獨特性是可信性的靈魂。經過細心篩選的事實能說明講演者對自己的稿子有整體把握與充分理解。    
    獨特的事實會使演說成功。有一次,裡根發表完星期六廣播演講之後告訴我說,他常常想像一對開車外出的夫婦在聆聽他的廣播。他希望他的演說中至少有一個事實能激起夫婦的一系列談話,比方說「天啊,親愛的,我不知道豬也能飛,你知道嗎?」在交際領域,一位聽眾或讀者能否回憶起相關內容是至關重要的,裡根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例如在1981年的一次演說中,裡根說:「幾周前我使用了這樣一個數字,一萬億美元,真令人不可思議!我一直想確切地知道一萬億究竟是多少。我想出了個好辦法,如果你手裡有一疊千元面值的美鈔,四英吋厚,那你就是個百萬富翁,一萬億美元則意味那疊美鈔的厚度高達67英里。」    
    *使用臨時道具。在羅斯·佩羅特帶來圖表之前,裡根試著在電視演說中運用道具與圖表,這也是通過擴大收視率而獲得廣大國民關注的另一個辦法。白宮從來沒有足夠的資金預算用來支付網絡工程視覺煙火效果的費用,但對於一個在總統辦公室發表演說的總統來說,這的確是一場不錯的演出。    
    道具要簡單又要起到激勵作用。有一次前文中提到的紅筆奏效了,1981年的預算圖表起到了應有效果。1984年國情咨文演說時,他帶到國會山一打兒幾乎抱不住的美國國稅局規範和條例,他只想讓民眾們瞭解稅收規定是多麼繁雜,改革迫在眉睫,大家也都明白了他的意圖。    
    他最好的圖表是他沒有使用過的,但我敢說,他當時特別希望用。他的戰略防禦提案的設想震驚了全國,白宮內部根本沒有時間準備導彈防禦工事的構圖,但是網絡卻自掏腰包為我們精心製作。網絡製作人得到巴克·羅傑斯的指點,因此他們很容易就能構劃出美國軍隊利用激光束摧毀蘇聯入侵導彈的場景。事實上,美國科學家距離設計出一個抵禦大規模進攻的系統工事還差得很遠,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但是網絡工程使整個星球大戰計劃具體化了,每當敵人發射導彈時,觀眾們就能清晰地看見美國將其擊落得無影無蹤。    
    *樂觀直率。樂觀是裡根的生活方式,也是他所希望的他的講演達到的效果。在挑戰者號爆炸之後,他的撰稿小組因裡根的講演獲得成功也得到了嘉獎,但是正如佩吉·努南認為他們的靈感來自裡根。裡根得知航天飛機墜毀的消息時,正在與幾位網絡重量級人物進行非正式的討論,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卡納·斯莫爾做筆錄。有人問:「你將和孩子們說些什麼才能幫助他們明白這事?」裡根回答:「先鋒總是為國捐軀的。問題是我們不是從遠方聽到這個消息而是親眼目睹整個過程,這使我們震驚,但是我們必須讓孩子們瞭解生命仍在延續。」    
    卡特最糟糕的錯誤之一就是在1979年的電視演說中指責國民的悲觀情緒,裡根早期的顧問小組引以為鑒。裡根決定證明當國民受到挑戰的時刻能成就什麼,而不是不該做什麼。他那天的講演緊扣這一主旨。    
    *使批評家無計可施。從處在政界邊緣的那些年,裡根就認識到他的某些保守主義的觀點是有爭論的,能導致對其的猛烈攻擊,首先是容易受到人身攻擊。林恩·諾夫齊格回憶起1966年當時裡根與他的政敵在共和黨的初選中棋逢對手,其中兩位政敵攻擊他是種族主義者,裡根大發雷霆,一句低沉卻很響亮的猶如台詞般的「狗娘養的」,在大會上掀起了風波。媒體的評論鋪天蓋地地向他襲來,尤其是《洛杉機時報》的漫畫家保羅·康拉德使他難堪,斟酌之後,裡根學會了不「輕易發怒去回應那些對我個人的攻擊」。    
    那年的晚些時候,裡根提出了加利福尼亞共和黨主席所提倡的「十一戒律」:「不許對任何共和黨人惡意中傷。」這成了裡根後半生的清規戒律,也使黨派內部他的政敵閉上了嘴,而且他還成了不同派系之間的協調人。    
    抵擋住來自於黨派內部的批評與和外部敵對勢力抗衡相比,實屬九牛一毛。民主黨全力以赴向裡根開火,因為他們認為他對他們自己的議程產生了明顯的威脅。他公開露面時用兩種方法保護自己以免受傷害。他首先是對他的政敵表示出個人的尊敬,但在有關的政策的爭執上卻從不讓步。他們刁難他時,他以禮貌反擊,如果可能,還要加上幽默。艾森豪威爾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他說他從不想與對手「發生正面衝突」。兩位總統都免於受到個人攻擊,捍衛了他們的尊嚴,同時也發現他們的政敵對他們表現出更多的尊重。    
    裡根的另外一個自我保護的方法是預見。在發佈提案之前,他總是提前考慮對方對提案會有什麼反應。先告訴聽眾可能發生的結果,在未受到指責以前把結果解釋清楚。「我知道你們大家會說我講的很荒唐。他們要告訴你奶奶就要忍饑挨餓了。現在讓我告訴你們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因為裡根是總統,比對手的發言權和聲音都要大,因此這個方法很奏效。他先給他們注射了預防針,在辯論中他自然是提前佔據了優勢。    
    *有一個好結尾。他做總統後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時在講演的結尾會偏離主題,使他的聽眾困惑不解。但在裡根擔任總統的前期,他通常以一個「結語」結束講演,「結語」可能是一個動人心魄的字母,可能是令人流淚的故事,也可能是抓住了他講演內容精髓的名言。這都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他曾經是個演員,他想把最使人難以忘懷的句子留在最後。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8)

    撰稿人與總統的和諧之聲    
    為紀念盟軍歐洲登陸紀念日40週年而進行的演講是裡根演說的精華。他站在杜霍克峰的懸崖上發表這次講演,老兵們在他面前,身後是大海。他描述著那些往陡峭的百尺懸崖上攀登的士兵們,德國人的炮火隨時都可能將他們炸得粉身碎骨。他的聽眾們感動了、流淚了。裡根的追憶從頭到尾都在槍林彈雨之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以至於10年後,在紀念盟軍歐洲登陸日50週年時克林頓和他的撰稿主筆唐·貝爾全力打造講稿好能夠使克林頓的演講能與裡根的相媲美。(結果的確如此。)    
    現在我們反思一下:裡根的講演稿是由一個叫佩吉·努南的年輕人寫的,她在此前四個月來到白宮,可她卻從未就這次演講與總統交談過,其他的也是如此!佩吉來到白宮時,我剛剛離開裡根班底,我是在讀她的回憶錄時才瞭解到這個情況。白宮裡發生的事很少能觸動我,可看到這兒,我驚呆了。實際上,就像她寫的那樣,從她受雇於白宮那天算起,白宮的總統講演創作班子已經一年沒看到裡根了,她第一次與裡根接觸是他在杜霍克峰講演之後,是他打電話向她表示感謝。然而她都沒有被邀請參加那次活動。    
    人們該對此做出怎樣的解釋?這樣的上下級關係讓初來白宮的人感到心寒。無論是白宮的還是其他機構的撰稿人均需要定期與領導人接觸,仔細思考、瞭解領導人的性情、找出挖掘他們深邃內涵的方法。尼克松的講演撰稿人普賴斯、薩菲爾和布坎南都常常與他見面;福特對於政府的管理顯示出他的愚笨,但他的撰稿人卻能經常與他交談;克林頓甚至能叫出他撰稿人的小名,可裡根差得太遠了,這麼多年來只有皮特·漢納福特、肯·哈希根,還有佩吉·努南有幸一堵他的容顏。我想在白宮裡他只認得一兩個他的撰稿人。    
    佩吉·努南雖然從未與裡根有過接觸,卻能夠創作出有裡根風範的講演稿,這一事實引發出另外兩種思考。佩吉瞭解裡根,因為他多年來一直在發表他的觀點,而且反覆調強。這已經在她的頭腦裡留下了清晰的印跡。裡根初來華盛頓時,派人給他的創作班子一大堆他過去的講演稿,吩咐他們仔細閱讀。創作小組裡的每一個成員都十分清楚裡根過去信仰什麼,以什麼方式表達他的信仰。他們的任務就是以舊換新,以新詞適應新內容。托尼·多蘭有一次採訪了學者小威廉·K·米爾,後者是裡根最喜歡的作家。事後,托尼得出結論:「我經常說給總統寫稿就是寫出那些他已經說過了的東西,然後把稿子交給他,他好再說一遍。」    
    從努南的經歷中我們得出了第二條經驗:啟用那些哲學觀和文化觀與總統協調一致的撰稿人非常重要。裡根當選後不久,我把我的位子交給了小阿拉姆·白克希恩,由他統領白宮講演撰稿人小組。阿拉姆是個文筆幽雅流暢的作家,在尼克松執政時期,他就有出色的表現,是一個純粹的保守派。為了取悅於上司,阿拉姆僱用了其他一些保守派作家,多蘭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撰稿人小組通過吉姆·貝克向裡根遞交報告,後來通過我遞交。    
    貝克並不是頑固的保守主義分子,我也不是。由於我們吸收了許多激進分子為總統講演撰稿,所以不時地遭致中間派的非議。激進分子起草的稿子措辭激烈,火藥味常常瀰漫在政府周圍。國家安全局和國務院一直都為裡根總統一旦採納這樣的講稿而憂心忡忡。我和貝克及達曼都認為,裡根能擁有與其觀點一致的撰稿人寫作隊伍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會從多種政治選擇中找出最好的,然後再給總統審閱。總統卻說,如果他能夠用一種風格的文章就能實施有效的管理,他就不請這麼多作家為其撰稿了。    
    在1983年3月,裡根想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的福音論壇上發表有關蘇聯的威脅實質的演說。托尼·多蘭起草了一份措辭犀利的講稿攻擊蘇維埃體制,其言辭的激烈程度足以使門窗吱嘎作響。托尼因揭露康涅狄格州的有組織犯罪而獲普利策獎。如果他的材料經正常渠道被阻,他就會溜向後門。他有時很冷酷。有時我認為裡根總統也會將他視作一個眼中釘。但是由於他的耿耿忠心我們只好給他的工作打高分。    
    托尼為奧蘭多起草的講稿也許會令福音教徒感到寬慰,但是我們總是擔心它與裡根的對蘇政策背道而馳,我們建議他把措辭改得緩和些。當托尼上交修改過的草稿時,已經沒剩下多少時間了,但是措辭仍舊十分激烈。於是我不得不找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安全顧問巴德·麥克法蘭,他當時正在與總統一起開一個安全會議,我對他說:「巴德,你得看一看這個稿子。」然後我們又修改了幾個句子,使措辭緩和了許多。    
    最後我們把修改後的稿子交給裡根,當然托尼對我們的修改勃然大怒,裡根在我們修改的基礎上又減緩了語氣。裡根對事物的度把握得相當好。但是改過的稿子還是措辭有些激烈,我一直在想: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是否妥當?這樣會不會影響美國的外交?可托尼堅持這樣做,我雖不情願,也只好作罷。    
    我不得不承認,歷史證明托尼·多蘭是正確的,而我錯了。邪惡帝國這個名稱,使裡根可以對極權主義據實直言。後來,托尼稱之為「語義滲透」,「秘訣在於向世界人民說出一句老話,對其進行語義滲透。「邪惡帝國」是西方語義學為數不多的碩果之一。……歷史就是這樣,邱吉爾講話中的修辭在二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人們對真理發出了回應,對於「邪惡帝國」這個字眼,人們會說:「對,別說假話了,皇帝根本沒穿衣服。」    
    回過頭來看,我很高興托尼贏了。保守派的作者很瞭解他主人的脾氣,而且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    
    


羅納德·裡根7 偉大溝通者的秘訣(9)

    象徵手法與戲劇特徵    
    批評家們總是猛烈攻擊裡根把好萊塢氣帶到了白宮,然而他們卻忘記了歷史。歷史認為表演一開始就是領導的核心部分。    
    歷史學家約翰·基根曾寫過一本研究偉大軍事領袖的作品《指揮的面具》,談到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把戰利品送給雅典人而不是斯巴達人,這震驚了整個希臘。斯巴達人看起來更像亞歷山大大帝在馬其頓的盟友,因為他們一直都在反抗波斯以捍衛希臘人民的自由。然而亞歷山大認為雅典是希臘最強盛的組成部分,他們會成為更好的盟友。與雅典人而不是斯巴達人結盟就是「公共關係的戰略性手段,……是一個完美的戲劇性的」舉動。    
    基根認為「戲劇性是亞歷山大領導風格的實質,也許也是其他領導風格的實質。瀏覽一下亞歷山大的生平,幾乎記滿了戲劇場面。」亞歷山大的入城儀式是極具舞台效果的,他舉行了精心設計的能引起公眾注意的入城儀式。他拿起利劍斬開戈爾迪之結(也稱戈德斯結,弗利吉亞王國的戈德斯國王打的一個非常複雜的結。有個預言說誰能打開這個結,誰就是亞洲的下一個國王,亞歷山大聽到了這個預言後用劍把這個結砍開了。——譯者注)就是其中極具戲劇性的場面之一。還有一次,在一個慶祝典禮上,一位將軍贈給亞歷山大的父親菲利浦一匹叫做布塞弗勒斯的戰馬。這匹馬精神抖擻,高大威猛,但卻桀驁不馴,根本不聽菲利浦的指揮,只要一靠近它,它就會驚跳,並在地上狠狠地跺腳。那時亞歷山大還是個少年「他宣稱一定騎上這匹烈馬,他抓住籠頭,掉轉馬頭,飛身上了馬鞍,贏得了朝臣的一陣歡呼賀彩聲,他的父親也流出了激動的淚水。這孩子的辦法是他觀察到布塞弗勒斯面對自己的影子時便驚恐不安,於是他把馬頭朝向有光的地方。」亞歷山大,「可以說是最具表現力的戲劇表演家。」    
    我們把戲劇場面從兩千年前轉移到另外一位將軍,喬治·華盛頓。那是在美國獨立戰爭剛剛結束、和平正在醞釀之中的時候,華盛頓正和他的部隊駐守在紐約的牛堡,軍餉遲遲不到位,他的部隊已經開始有不滿的情緒。他請求大陸會議提供軍餉,但始終沒有回復。他屬下的一些軍官開始組織叛亂,並商量著進軍政府所在地費城。形勢岌岌可危,華盛頓突然出現在那些軍官面前,他首先對軍官們的耿耿忠心表示感謝,然後從兜裡面掏出了一份要宣讀的講演稿。可是他說話時顯得吃力,最後不得不掏出了一幅眼鏡,他的大部分下屬從來都未見過他戴眼鏡。「我已為我的祖國鞠躬盡粹,現在我精疲力竭,幾乎快要瞎了。」    
    歷史學家理查德·諾頓·史密斯寫道:「瞬間,叛亂被感化成淚水。那是一個振奮的時刻,是一齣戲裡最精彩的一幕,也是使共和國轉危為安的解決辦法。我們且不談華盛頓多年來都是戴上眼鏡閱讀這個事實。……當涉及國家利益時,他是不會為做出煽動聽眾情感的表演而忸怩害羞的。」    
    自華盛頓以來,每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瞭解,戲劇性的表演對於領導一個民主國家該有多麼的重要。華盛頓經常把生活比作舞台,並且熱愛舞台上的每出戲。林肯也喜歡看戲,並且從戲中汲取經驗。也許最成功的演員還得說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與小兒麻痺症鬥爭了7年,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然而在公眾面前他卻盡量給大家留下一個健康的印象。休·格雷格裡·加拉格爾曾就此事寫過一本書叫《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高超技巧》。羅斯福高昂著頭,滿臉笑容,他想讓觀眾相信他是在走過講台,可事實上,他的腿是靠鋼架來支撐的,而且當他轉向講台時,他必須緊抓住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以保持平衡。格雷格爾寫道:「他曾對演員奧森·韋爾斯說他們兩個是全美國最好的演員,這話千真萬確,無可厚非。」    
    裡根在好萊塢的演藝事業幾乎同他在聖克萊門蒂8年的經歷,與準備入主華盛頓同等重要,兩者皆為他成為一名領導者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舞台形象給傾聽他電視演說的觀眾帶來了戲劇力量。他曾對邁克·迪弗說:「鏡頭是不會說謊的。」但是他知道如何利用它,通過音調的抑揚,眼神的閃爍而進行交流。如果我們使用電子提示機,要為公眾講他剛剛收到的一封信時,他有時會自動拿起手中的講演稿,照直往下讀,就像真的在讀那封信一樣。如果他的講演有讓人動容的結尾,那麼他的聲音就會變得低沉、眼裡也常常是淚花閃爍,這並不是說他在做戲,而是因為作為一名演員,他知道怎樣表現自己,他的內心感情與外在表現相統一,他並不怕把這一切展示給觀眾。    
    當裡根在電台做星期六講演時,他總會在開始之前說幾句俏皮話,因為沒有人通知他話筒是開著的,所以偶爾會有一兩次通過電波傳到聽眾耳朵裡。有一次他是這樣說的:「我親愛的美國同胞們,很榮幸向大家宣佈我已簽署法令宣佈蘇聯為非法。5分鐘後我們就對其進行猛烈轟炸。」他的這番話立即在媒體引起一陣騷動,我們解釋說是總統在開玩笑,沒有意識到已經開始直播了。從那以後為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我便在桌上置放了一盞紅燈,如果擴音器是開著的,紅燈就會一直閃爍不停。可是當我發現他還繼續重演類似的「錯誤」時,我才意識到他有多麼狡猾。我終於明白他的那些話是特意為保守黨內的強硬派發出的暗示,他想讓他們知道雖然他在處理國家事務時不得不擺出一幅「總統」的樣子,但是實際上他內心也是一個強硬派。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裡根會想像攝相機的另一端就坐著他的觀眾,他通過記者與觀眾交流。在好萊塢時他就知道攝相機怎樣從不同的角度拍攝出他走路時的一舉一動。從到白宮的第一天起,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像個總司令,他有意識地挺直腰板,昂首闊步。他喜歡這麼做,因為他認為這個角色由他來演非常合適。    
    演員出身的裡根知道象徵性的舉止在交流中的重要性,那些令人難忘的領導者都有自己頗具代表性的動作:邱吉爾經常使用V這個手勢表示勝利;甘地,繫著纏腰布走向大海;麥克阿瑟總坐在吉普車後部,帽沿拉得很低;羅斯福喜歡歪著頭。通過這些動作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內在力量。裡根並沒有很明顯的動作標誌,但是他也經常使用一些小手勢幫助他傳遞他的內心世界。在騎馬的時候,如果叼上香煙的話,他儼然就是萬寶路香煙廣告裡的那個人;他向穿軍裝的人敬禮;在去等直升飛機的路上,他會把手做成喇叭狀扣在耳朵上,以迅速通過那些記者;他還堅持在他工作的任何時候都穿外套、系領帶。這是在向人們昭示,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穩重的人。    
    通過象徵符號進行交流對於一個領導者是極其重要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再一次成了裡根完美的榜樣。在1932年大選之前,總統候選人必須與他們黨的提名委員會保持距離。羅斯福打破了這個戒律:當有官方傳出消息說他的機會很大時,他和埃莉諾便立即乘坐小型飛機由奧爾巴尼飛往芝加哥,這一舉動引了國人的關注。那次飛行他們遇到幾次暴風雪,因此行程時間長,但一下飛機他就登上講壇,做接受政黨提名的講演,一大批的聽眾早已經在等著他講演了。羅斯福的這次旅行向國人展示他將採取強有力和富有革新性的措施,與全國人民共同抵制大蕭條。    
    裡根動作符號雖無法與羅斯福匹敵,但是在從他當選的時候起,他就向國人清楚地表示他會與卡特不同,他認為卡特還是個華盛頓的局外人。裡根第一次到華盛頓的特舉就是與該城舉足輕重的人物共聚晚餐,他們說:「希望我們成為好鄰居。」早期他也拜訪過國會,他還曾邀請最高法院的人共聚晚宴,恢復了白宮的這一傳統。裡根不只是想成為一名鄰居,而是想成為領導者。    
    如果裡根沒受過表演訓練的話,他的那些象徵性的動作還會那麼生動有效嗎?也許吧。他作為總統所做的一切大都源於本質。但是我相信如果沒有早期演藝事業的經歷,是不可能用好那些達到戲劇效果的手法的。在就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之前,有人問他:「你打算做一個什麼樣的州長?」裡根回答說:「不知道,我還沒演過州長。」    
    我想其他人也能從這裡汲取經驗。裡根天資聰穎,他經過多年的磨煉和失敗,修正、發展了他的天分。正如盧·坎農所說:「如果說嗓音是上天賜予裡根的禮物,那麼在講演時那種自然流暢的姿態便是多年努力和細心準備的報償。」    
    發表講演是裡根與觀眾們聯繫的紐帶,使觀眾認可他的政治策略,激起他們的支持。正如他在告別演說時所說,他一直在努力成為「偉大思想的傳播者」,他的價值觀和思想重塑了美國的輝煌。講故事是他把價值觀帶進生活的一個有效手段,他把故事穿插到每一個講演之中並借此進一步闡釋,他正在重新講解美國的故事並再現美國的傳統。他用故事提醒人們曾經有什麼信仰,並鼓勵他們繼續堅定信仰。若不是他給公眾留下了真誠可靠的印象,他的這些方法又怎能奏效?很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相信這些感情從心底裡迸發,也相信人類能傳遞內心的情感。他實行的是一種信任的政治,人們因此而向他致敬。    
    裡根通過長期的時間,認識到人們希望聽到更多的是他們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裡根的,因此他把焦點從自己身上移開,轉向像倫尼·斯庫特尼克這樣的普通美國民眾。他瞭解共有的體驗對美國民眾有多重要,他重複觀眾在電視上看過的故事,以塑造某些事件的意義及紀念價值,如挑戰者號的爆炸事件。觀眾願意與他在一起,因為他將幽默注入他自身並且知道怎樣講演:輕快活潑,直截了當,佈局合理,闡述清晰,結尾動人。    
    在裡根就任總統之後,有許多講稿他無法親擬,於是他屬下的一些年輕男女工作人員們為他起草初稿,加上裡根與工作人員沒有很多的來往,有可能造成危險的局面。但是他有很多的思想來源於民眾,民眾也從中借鑒其精華以求在哲學觀點上與裡根保持一致。    
    他的批評家們總想將裡根逐出白宮,他卻不以為然,他最終有了這樣的認識:做演員的幾年與他專心備選的那段政治時光同等重要。事實上,人們已經意識到有表演天分對一位公眾領導人物是必要的。裡根擁有迷人的特質、作為其行動指南的哲學觀、鼓舞人心的故事、令人難忘的幽默、戲劇表演的天分,他把它們運用得完美無瑕。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1)

    「我有麻煩了,我需要你的幫助。」    
    比爾·克林頓就任總統19周後給我打了這個電話,那時我想我瞭解他是個怎樣的人。在那之後的一年半里,我與他一起工作、幾乎每天都要交談。他邀我加入白宮,我感到很榮幸,我欽佩他取得的成就,也祝願他能更加成功。可我又覺得並不真正瞭解他。    
    比爾·克林頓在他的朋友和敵人眼裡是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是當選總統中最富智慧的人物之一,但又是做了一些最愚蠢的事情的人。他比多數的前任總統瞭解更廣博的歷史知識,但卻應用得不多。他信誓旦旦要建立「歷史上最合乎倫理道德的政府」,但卻成了第一個遭彈劾的當選總統而載入史冊。他是自羅斯福以來第一個在白宮贏得連任的民主黨人,也是自杜魯門以來第一個遭參眾兩院否決的總統。他深愛著妻子,每天都需要得到妻子對他事業的肯定,但他又不斷地傷害著她。多年來,他編製了由眾多追隨者和崇拜者構成的網絡,他得到了許多朋友的關心和支持。但他有一個習慣:用人朝前,然後把他們一腳踢開。    
    克林頓的某些矛盾的性格也很好地成就了他,作為來自小城鎮的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在競選之時許諾給中產階級減稅,但是一旦覺得利用華爾街經濟理論更顯明智時,他就會提出增加稅收,減少行政開支。這些政策有力地支撐起美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繁榮時期。他和他的顧問們都認為:在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中,政府應在兒童關懷、培訓、交通和其他相關社會保障事業中大量投入,但當共和黨向他提交了一份遺漏了這些額外投入的福利預算時,他卻簽了字。可在兩年之後,用於社會福利的錢被削減了將近一半。    
    國民對克林頓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這一點也不奇怪。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克林頓一直是位成功的總統,如果他當選之時樹起的政敵沒有使他當眾受辱,他也許會更加出色。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是他使這一神聖的職位蒙受了奇恥大辱,而且他也不應因經濟繁榮得到絲毫的讚譽。還有一些人,他們對克林頓抱有矛盾的看法,基本認為沒有希望。隨著任職期滿的臨近,60%以上的美國民眾說他們讚許克林頓的政績,也有同樣數量的人稱他們是不會再讓克林頓第三次連選連任的。    
    我們能夠清楚地辨別出理查德·尼克松的雙重性格,即光明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而克林頓的優點和缺點相互交錯,人們很難將其分開,就像巧克力、香草和十幾種其他味道攪在一起一樣。如果說尼克松是一塊多層蛋糕,那麼克林頓則是塊大理石。這就是認識克林頓的每一個人都覺得他難以琢磨的原因。    
    富蘭克林·羅斯福與克林頓有著許多相同的個性特徵,在某些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羅斯福是公認的美國最傑出的總統。約翰·F·肯尼迪曾告訴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如果他三天不做愛就會頭痛。在白宮中肯尼迪更加淫亂,然而他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    
    克林頓將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當克林頓搬出白宮塵埃落定時,我們回顧過去,會看到雖然克林頓醜聞纏身,但他還是為這個國家做了很多事。他任職期間,在經濟、社會乃至文化方面,國家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對美國來說,90年代是20世紀最輝煌的10年,克林頓則是推動時代前進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歷史會因此而記住他,然而失望的痛楚也在他做總統的這幾年中縈繞在他心頭。他獲得了多少,也失去了多少。    
    溫斯頓·邱吉爾曾經評論說:他希望歷史能永久記住自己,因為他希望譜寫歷史。比爾·克林頓能夠以明察秋毫的眼力寫出與邱吉爾相媲美的回憶錄,他擁有這樣的才華。然而無論他的回憶錄有多麼發人深省,歷史將對他在白宮中的功過給予毀譽參半的評價。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不好解釋。這樣一個有才能備受關注的人身上究意發生了什麼事?他何以得到廣泛的認可又受到普遍的非議?我們可以吸取哪些教訓?克林頓的經歷告訴我們未來的總統應該具備哪些品質?    
    這些就是我要在本章中盡我所能為大家講述的內容。較多的篇幅集中在我在白宮為總統工作的一年半里,這雖然僅僅是總統任期的一段,但這一段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位總統,並看到他那些揮之不去的煩惱的根源。部分篇幅是我參與一屆民主黨政府及三屆共和黨政府與總統們共事的故事。    
    克林頓的早期承諾    
    1993年當我接到他的求助電話時,我想起了10多年前我們相識的情景。當時他是阿肯色州的州長,我認識他時他正在從事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的改革,試圖將一個貧困的南方州從最不發達州的行列中提升出來。我很欽佩他,把他當成「新南方人」,他就像第一次激發我進入政府機構從事公眾服務的北卡羅萊納州州長特裡·桑福德。這兩個人在解決這一地區最棘手的種族問題上都表現得很勇敢。克林頓不僅是四十年來最年輕的當選州長,而且還被我所工作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評為美國最優秀的州長之一。我想有一天他也許會成為傑出的總統。    
    在那些年裡我們交往甚密。第一次會面時他正在讀一本日本經濟制度的書,因為他要做一次長篇演講,內容是關於日本如何培訓和保護員工,他們的方法值得我們的企業家借鑒。他拜訪了《美國新聞》的編輯,他廣博的知識使我們感到自愧弗如,我還從未見過對國內政策如此瞭如指掌的州長,他致力於改革的決心著實令人讚歎。    
    在新年假日中,他和希拉裡通常參加在希爾頓黑德舉行的「復興週末」活動。這一活動始於80年代初,主要是來自南方家庭的小規模聚會。活動的組織者菲爾和琳達·拉德稱其為「鄉村小屋聚會」。我和我妻子是其初始成員,克林頓夫婦加入得很早。隨著會員人數的增加,他建立了一個由崇拜他的會員組成的小社團,這個社團擁戴他入主白宮。在「復興週末」活動舉行時,我和他常常被分在同一小組中。千萬不要在他之後發言,如果他先做了發言,那麼我接下來的將是最艱難的一幕,他的演說簡直就像給聽眾施了魔法一般。因他講得太久了,當話筒傳到我這裡時,時間差不多已過了午夜。在他參加1992年大選的時候,記者們把我列在了「比爾的朋友」的名單上。    
    有一天在「復興週末」活動開始之前,我正在史密森學會演講,這時後排的一位女士提出了一個有關裡根的問題,使我感到非常難堪。當我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一個答案時,這位女士又拋出另一個尖銳的問題,使我終於招架不住了。事後我問「那個人到底是誰?」我得到的回答是「希拉裡·克林頓」。在希爾頓黑德我和希拉裡加深了彼此的瞭解,有時我們還友好地辯論。有一次辯論進行得異常激烈,我贊成企業領導人推動教育改革,而她卻堅持認為企業領導人不應該插手學校事務。我開始喜歡希拉裡了,與她的丈夫也更加親密。    
    克林頓身上流溢出一種動物般的吸引力,吸引了不少男人還有女人,他們喜歡圍繞在他周圍、傾聽他的話語、與他親切地擁抱,沒有哪個人比這位總統所擁抱的人再多了。同樣,我也發現他與所有的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所進行的談話總是充滿了誘惑力,這就是他的行為方式。只要有第一次接觸,他就會像給你施了魔法一般使你喜歡上他。    
    他對女人尤其熱情,無論年齡大小。在「復興週末」活動中,他對我的母親更是恭敬有加,那時我的母親已經70多歲了。只要母親還健在,他就時常向我打聽她近來如何。當他們碰面的時候,克林頓總是像迎接聖母一樣迎接我的母親。當我母親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拜見克林頓時,她所受到的禮遇簡直就像一位皇后。如果一個人這樣喜歡你的母親,你又怎能不喜歡他呢?我母親也十分敬重他。    
    當然,這麼多年來,我也聽到了許多有關他不正當關係的流言蜚語,比如有人說在南方時他像一隻整日守在門廊外的難對付的狗。我很難辨別這些流言的真偽,但從女人們對他總是前呼後擁的樣子來看,他很難會潔身自好。人們常常想問克林頓一生中還做過哪些錯事,而我卻不屑於知道。從60年代至今的幾代人中我沒有發現一個聖人,我本人也不是聖人。我猜想,如果他競爭白宮的寶座,就會收斂自己的生理需求,就像特迪·肯尼迪與卡特競選總統所做到的那樣。克林頓雄心勃勃,豈能以放蕩打發時光。    
    隨著我們友誼的深入,他常與我聊起政治,他想透徹地瞭解裡根和其他總統,而且他讓我明白許多民主黨的政治。他想要競選總統的意向從一開始就很明晰,所不清楚的是這一時刻何時到來。他找了很多人共議大計,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克林頓最終在1991年10月宣佈參加競選時,當晚的10點半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使我感到很意外,我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內容是有關他當選的希望有多大,然後就像離開在他家舉行的節日晚會那樣,我向他道別。當時,他認為自己在1992年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機會並不很大,這場競賽更像是1996年大選的一次熱身,他對贏得1996年大選更有把握。在大選期間,我曾幾次報導過他。一有空我們便聊起來。當時我是《麥克尼爾/萊若爾新聞時段》節目的政治評論員,我提醒觀眾,我與克林頓有著良好的個人交情。    
    20年來,在歷屆總統選舉中我一直投共和黨的票。1988年我投了布什的票,反映了我對他10年來的支持以及對他成功的熱切期望,雖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為達到了我的期望,但是我卻越來越感到失望,因為他沒有積極地行動起來解決國內的需求。這也正如威廉·施奈德所評論的那樣:布什正在變成縮手縮腳的總統。自從離開了裡根總統進入新聞業以來,我得到了一次周遊全國的機會,以便更深入地關注學校中存在的問題、不斷擴大的工資差距、根深蒂固的貧困以及文化的衰退。在《美國新聞》的社論和電視評論中,我開始積極倡導徹底的社會改革,並且敦促布什積極採取行動。布什主動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例如削減財政赤字。但共和黨更加保守,而我則主張激進變革。    
    我與布什總統情感上的決裂開始於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民眾支持率攀升至80%以上,他可以在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議會中呼風喚雨。當他備受矚目地出現在國會上時?熏實際上並沒有提出任何議案,他的智慧之源似乎已經枯竭。在美國國內不會有我所期盼的「沙漠風暴」,我感到非常沮喪。雖然我仍舊很欽佩布什,對我們舊日的友情仍心存感激,但我卻很悲痛地得出結論:布什將不會致力於改革。早在1992年,我曾與羅斯·佩羅特共進晚宴,事後寫了一篇有關他的熱情洋溢的報道,而後他拉我加入他的競選班子,我拒絕了,我不是要找一份工作。我孜孜以求的是國家發展方向的轉變。    
     那年11月,我投了比爾·克林頓的票,我認為他是復興特迪·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精神的進步政策所構成的新時代美國最具有希望的領導人。克林頓早期的政治活動不僅變革了許多國內制度,使新制度更加順應普通民眾的呼聲,而且建立了民眾對民主的信心。這是民主與共和兩黨共同稱道的,對我來說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剛剛獲得冷戰勝利的美國必然要將全部精力傾注到彌合國內裂痕的工作上來,使全體民眾能夠凝聚在一起。比爾·克林頓將使這一火炬傳承到白宮。他的當選增加了我的期盼:改革的新時刻即將來臨。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2)

    沒有活力的大選    
    當競選結果於當年11月揭曉時,很明顯,克林頓入主白宮也並不十分舒服,僅有43%的選民投了他的票,還有37%的選民選了喬治·布什和19%的選民支持羅斯·佩羅特。佩羅特是有史以來作為兩黨之外的候選人得票最多的一位。克林頓老家的阿肯色州給予他過半數的選票,再沒有別的州這樣支持克林頓了。    
    20世紀除克林頓之外僅有兩位總統以如此微弱的優勢進入白宮,一位是伍德羅·威爾遜,他於1912年以42%的選票贏得選舉;另一位是1968年以43%的選票當選的理查德·尼克松。在這兩位總統的情況中,他們各自的黨獲得了議會中的多數席位,這多少起到了槓桿平衡作用。而對克林頓來說,民主黨1992年在眾議院丟掉了10個席位,其後不久在一次特別選舉中在參議院又以一席之差落後,他的黨在眾議院中所佔的席位是倒數第六。共和黨人倒沒有什麼好害怕的,而民主黨人值得慶幸就太少了:克林頓沒有獲得授權,威望也不高,他贏得的只是總統的位置而非總統的權力。    
    研究了選民態度後,克林頓未受到多大的鼓舞,正如喬治·C·愛德華茲所指出:「投克林頓票的選民中有很多人不是因為贊成或擁護他,而是因為他們反對布什。民意測驗發現,54%的選民更願意政府降低稅率、減少公共設施的支出,而不是提高稅率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很難說他們選舉克林頓是對一個行動主義的民主黨總統的政策信任。」大選結束後,學者托馬斯·帕特森在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文中分析道,雖然新聞界對克林頓比對布什偏愛有佳,但克林頓是當代當選總統中的反對率最高的一位。    
    克林頓不能指望華盛頓的諸多盟友。除了競選班子和私交頗深的朋友群以外,克林頓和首都之間的聯繫非常少。在議會中他只能依靠阿肯色州的參議員大衛·普賴爾和戴爾·邦普斯的支持,此外就再也沒有誰了。畢竟,他也未在華盛頓花費太多的時間。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和喬治亞·索倫森在《死亡中心》中指出:克林頓的競選帶有很強的個人化色彩,這才使他從民主黨人中脫穎而出,該黨在國會山中的大老們正對這個游手好閒的小伙子的能力拭目以待。對於共和黨來說,他們正摩拳擦掌,想爭個高低。在裡根當政的最後歲月以及布什任期的四年中,共和黨認為民主黨對他們的總統輕蔑傲慢,報復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如果國會開始對克林頓發難,新聞界是不甘落後的。雖然許多媒體在大選中對克林頓頗有傾斜,但是現在對他緋聞的追蹤卻熱情高漲,曾經讚譽克林頓是民主黨新形象的許多記者也跟著隨波逐流,其中包括喬·克萊因和邁克爾·克雷默這樣有影響力的時事評論家。資深專欄作家大衛·布羅德卻不願輕信流言,他在其研究中發現,新聞界對克林頓更加尖刻,更容易妄加評論。    
    克林頓贏得了一場沒有活力的大選。對於他品格的懷疑深深植根於公眾的觀念中,所以他必須特別小心,走錯一步,他就會摔得粉碎。人們原以為時局對他多有不利,克林頓會在大選之後立刻展開工作,為政府繪製出重大的持久的戰略。恰恰相反,他卻讓時光從他身邊白白溜掉了,後果是他萬萬沒有預料到的。未來的總統應引以為戒。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3)

    重要的十一周——迷失的日子    
    公眾認為克林頓從競選結束到就職典禮這11周應該是一段愉快的時光。可是美好的時光像清風一樣轉眼即逝,他也差不多變成了另一個傑克·肯尼迪。當克林頓召集由各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經濟學者和其他商界要人參加的高層會議時,備受80年代末經濟蕭條困擾的工薪家庭對會議探討如何改善經濟形勢非常關注。雖然會議沒有做出重大的政策決定,但克林頓傳遞給公眾的信息明白無誤:他重視經濟。大選中僅有43%的人投票支持他,但在過渡期結束時,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58%。    
    然而,縱觀這段過渡期,我感到非常困惑。由他的公共關係機器建立起的表面平靜局面的下面,正潛伏著混亂。11個星期的時間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有效地利用這個過渡時期,1月20日之後才能有和諧的局面。正如我們在卡特和裡根當選總統時所見:新總統必須抓住11周的過渡期任命新的領導團隊、制定政策和商討計劃、建立與關鍵選區之間的橋樑並且他也應適當休息。現在是將競選的成功置於身後,把重心放在如何執掌政權的時候了。但克林頓還停留在競選時的那些做法上。    
    毫無疑問,過渡期在他的思想中埋下了幾乎毀了他的禍根,我是這樣看的。11個星期儘管表面看還算熱鬧,可實際上卻被無端地浪費掉了。克林頓犯了三個根本性錯誤:    
    第一,他沒能建立起一個有效領導的團隊。在理智上克林頓明白,新總統面臨的最艱巨的挑戰之一是在宣誓就職後建立起一個職責分明、行之有效的政府。托馬斯·曼和諾曼·奧恩斯坦恩指出:「組建新政府的任務量是驚人的:新總統要任命6千多個職位,包括大約6百個參議員組成的內閣,還有非正式顧問團成員。……如果在就職典禮前,任命進行得不夠順利,就要推遲到總統就職後的幾個月內進行,這樣將給政府各部門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在政策制定上會出現斷裂。」    
    克林頓一開始並未出差錯,他讓有經驗的人負責過渡期的任命,比如沃倫·克裡斯托弗和弗農·喬丹。他和戈爾不辭辛苦地與他們會面,選擇內閣成員,他還堅持內閣要有「美國特色」,這是他在競選中的承諾。雖然批評家們苛刻地指出他的內閣中沒有吸納一些重量級人物,但新內閣確立後受到了人們的尊敬,也確實履行了克林頓多樣性的承諾。歷史上第一次白人男性成為了少數派。    
    但是由於他過分強調比例平衡以及考慮令人頭疼的選舉方法而拖延了組閣過程,致使部分職位仍然空缺,大多數內閣官員沒有時間去召集非正式顧問團會議。因為職位空缺等問題困擾著司法部等政府部門,所以在克林頓剛剛就職後最初也是最關鍵的幾個月裡,政府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實際是空殼。在過渡時期,克林頓在官員任命上猶豫不定,反覆無常,連克林頓都感到這給許多被任命的高層官員帶來了傷害。    
    更糟糕的是,克林頓一直等到最後一分鐘才考慮白宮的人員安排。直到新政府成立前夕,大多數人員才知道自己的職位和職責。克林頓本人也承認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這樣沒有人能夠為政府在最初幾個月制定計劃,而裡根政府卻做得相當漂亮。克林頓的人馬是從小石城急急忙忙地趕到華盛頓的。    
    不可思議的是,克林頓政府高層官員幾乎全是從他的競選班子中挑選的。人們一定注意到裡根的成功經驗,他在任命政府官員時是將他大選的支持者和華盛頓首屆政府的資深的政治家一同考慮的。追隨克林頓的人似乎對論功行賞更感興趣,對為吉米·卡特工作的人怕得要死,當然得拒之門外。斯圖爾特·埃曾斯塔特曾向上任的白宮辦公廳主任麥克·麥克拉蒂表示他願意擔任他的副手。埃曾斯塔特本可以成為克林頓政府的重要的補充力量,但卻被白宮拒絕了,原因是他曾做過卡特的國內事務顧問。在決定對外政策高層職位人選時將曾為卡特工作過的人通通拒之門外,這似乎有些荒唐,但這是事實。埃曾斯塔特出色地擔任外交事務方面的職務,並在克林頓的第二任期擔任財政部和國家高級職位上幹得很出色。布萊克鮑爾斯起初也將麥克·麥克卡瑞拒於白宮之外,理由是在總統大選的早期他曾為參議員鮑勃·克裡工作過,他因此而獲罪。像湯姆·多尼朗等許多華盛頓前任政府的資深官員都曾準備效力於克林頓政府,但任命書卻遲遲沒有到來。假如克林頓能像大選之時那樣心胸開闊一些,吸納這些資深的政客進入白宮,那麼克林頓就不至於在就任的最初幾個星期裡那樣舉步維艱。    
    喬治·斯蒂芬波洛斯、迪·迪·邁爾斯、拉姆·伊曼紐爾、吉恩·斯珀林等進入白宮的人都很有才華,他們是16年來民主黨贏得大選執掌白宮的中堅力量,但他們還很年輕,在政府管理上缺乏經驗。迪·迪·邁爾斯很少接觸華盛頓,也從未在此工作過,如果她曾做過新聞署副署長這樣的副職,她將非常勝任第一把手的職位。但現在她就像一下子被拋到獅窩裡,其工作艱難可想而知。她在工作中無疑會遇到許多困難,因為在一個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團隊中,常常不聽她擺佈。希拉裡不僅對她的能力而擔心,而且常常找她的岔兒。由於迪·迪有非凡的勇氣和機敏的頭腦,她的工作還不錯,但她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    
    吉恩·斯珀林的情況正好相反,他年輕、思想敏銳,曾被任命為經濟政策部的副職,其上司是老練、經驗豐富的鮑勃·魯賓。經過在白宮的耳濡目染,斯珀林最終完全有能力勝任工作,並成功的成為克林頓白宮第二屆任期的頂樑柱。但斯珀林的例子只是一個例外,多數與他年齡相仿的人,本應從次要的職位做起,卻一步邁進了白宮最顯赫的位置,這樣招致許多麻煩。類似問題的出現應歸咎於最高領導者的失誤。    
    當克林頓邀請童年的夥伴麥克·麥克拉蒂出任白宮辦公廳主任時,麥克起初還猶豫不決。作為被《財富》雜誌評為500強的天然氣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麥克·麥克拉蒂更願意在商業部任職或成為白宮與企業之間的聯絡員,他感到自己缺乏在華盛頓工作的經驗,不具備擔任辦公廳主任的資格。但壓力之下,他最終還是勉強同意了。克林頓夫婦無意之中又一次在他們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樹起了一道障礙,他們不僅拒絕了麥克拉蒂提名擔任其副手的埃曾斯塔特,而且在沒有徵得各部長同意的情況下又安插了許多人員。在麥克·麥克拉蒂接受任命之前,希拉裡·克林頓在律師事務所的兩個搭檔文斯·福斯特和比爾·肯尼迪已被安置在顧問團中,另有一位希拉裡前同事伯納德·努斯鮑姆被任命為法律總顧問。儘管如此,麥克拉蒂在協助總統取得立法方面的重大勝利中起到了作用,但他常常不能把該辦的事情辦得井井有條也失去戰機,總統最需要白宮井然有序,但麥克拉蒂在這一點上做不到。    
    克林頓第二個錯誤是沒有利用過渡期為上任後最初幾周制定詳細周密的計劃,並啟動國會的支持。克林頓的競選雖然在政治上極具吸引力,但他沒有為當選後制定清晰明確的計劃,因而造成部分工作受阻。「經濟最重要,蠢貨!」只是贏得大選的口號,並不等於實際的政策,這句口號也不是行政命令,不會給他的過渡時期小組指出任何路線方針。鮑勃·伍德沃德在《議程》中詳細指出,在這11周的大部分時間裡,克林頓的經濟顧問在應採取的經濟路線問題上不斷與他發生爭執,他們在一起的時間本來就很少,又被在小石城舉行的「經濟高層會議」佔去了很多時間。這次會議吸引了許多首席執行官和新聞記者,但取得的政策成果卻很少。    
    克林頓確實想通過較早地召集民主黨議會領袖商談,以避免卡特任初所犯的錯誤,但這一積極的舉措並沒能取得預期的成效。12月,由參議院多數派領袖喬治·米切爾和眾議院發言人湯姆·弗利率領的代表團到達小石城與新當選的總統夫婦共進晚宴。克林頓要求在削減赤字、改革醫療保障體系、頒布允許因家庭和醫療緣故休假的法律等方面得到議會參眾兩院的支持,代表團愉快地同意了。但他們心裡也有自己的日程安排,在大選期間,克林頓大談進行財政改革、排列項目否決、包括國會在內的重大人員裁減,那麼他會同意將這兩套計劃都同時實施嗎?克林頓認為有所失才會有所得,最終他真的同意了。據其助手說,克林頓在離開宴會時暗暗思忖他已與國會山的新朋友建立起親密的關係。    
    但知曉內情的人告訴我,與克林頓會面的人中卻有人持有不同觀點:「克林頓是個容易動搖的人。」他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見解而去迎合別人。議員們與其他政要一樣,試圖盡早抓住時機以對新總統做出評判,他們想知道克林頓會是個怎樣的領導人:他會強硬到什麼程度?是否值得信任?是不是一個願意合作的人?他們尋找他的弱點,一旦找到便抓住不放。在他們看來,華盛頓所能行使的權力並不充足,如果總統攫取了所有的權力,他們得到的將是微乎其微。但是如果總統肯讓步,即使讓出最小部分的權力,他們也會抓住它。民主黨議員們在與民主黨的總統爭奪權力時並不會感到良心不安,共和黨議員也不會。這不是某個人能左右的,這是遊戲規則,而且這個規則向來如此。    
    克林頓在過渡時期很少去迎合共和黨少數派,在他抵達華盛頓時,遇到了來自民主、共和兩黨的阻力。馬基亞威利曾寫道:一個新的國君或者被愛戴或者被畏懼,如果國君必須選擇其一,那麼他最好選擇畏懼。而克林頓既不受人愛戴也不令人畏懼。在其後的八年中,克林頓贏得了巨大的勝利,又遭受了重大的失敗,他從來也沒能成為國會山上的君王。    
    克林頓的第三個失誤是他沒有為就任總統以後要走的艱辛路程做好體力上的準備。在大選勝利後的第八周,也就是在新年舉行的「復興週末」活動中,克林頓仍沉浸在大選獲勝的喜悅中,與老朋友說笑直至午夜。第二天清早,天剛破曉他便起床,趕往海灘晨練,或是跑步、或是玩邊線球遊戲。大衛·馬裡尼斯在其傳記《誰領導白宮》中寫道:克林頓一直每晚只睡四五個小時,因為在他讀大學時,一位教授曾說過許多偉人都是只睡很少的覺才達到事業成功的。在希爾頓黑德,我們許多人對克林頓夜貓子的習慣習以為常,也知道他並未有任何的不適。可他值得這樣做嗎?    
    他似乎有些疲憊、發胖、易激動,我們對此很擔心。他注意力集中的時間非常短,很難與其進行長時間的嚴肅談話。相比之下,希拉裡每晚都早早地睡下,而且睡得很實。在每天的交談中,她總是將話題集中在就職後會發生的事情上。希拉裡對於克林頓的精神支撐遠遠超出我的意料,我和她有過幾次愉快的交談。在與克林頓的短暫接觸中我曾婉言相勸:當總統就像是跑馬拉松,不是百米衝刺。我希望他能在剩下的三周時間裡有機會休整一下,我想我的建議並未被採納。    
    當克林頓抵達華盛頓時,我確信他身上的疲憊也一起跟來了。任何人在擔負起總統職責時都會感到緊張,而克林頓的反應似乎極其強烈。在白宮的最初幾周,人們常常發現克林頓舉止失常,精神渙散,而且不耐煩。我從遠方關注著他,我看到電視上的他苦惱不堪,與我所熟悉的那個信心十足、輕鬆自如的克林頓簡直判若兩人。那年初夏我來到白宮,斷定他是太累了,思維已經混亂。新聞記者喬·克萊因認為,如果克林頓不是如此疲憊,那麼在他上任不久後處理同性戀問題時就不會那麼笨拙。他任總統第一年的8月份,克林頓才休了一次短假,前往馬薩的葡萄園休息。在那裡他可以保證睡眠,打高爾夫球,讀書,並與家人共度時光。返回白宮時,他幾乎完全恢復了活力。接下去的幾周總是總統工作效率最高的時期之一,這並不是巧合。但倒是很奇怪,天下大事竟有賴於總統睡眠的改善。歷史和研究不斷表明健康的身體和充沛的精力是領導能力的隱性因素,尤其是高職位的人們必須進行自我調整,才能發揮積極的判斷力。    
    我在此並不是要說過渡期時總統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他在下面的重大問題上就實施了正確的舉措:挑選了一批精英組成了經濟小組,建立起與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的私人聯繫,開始勇氣十足地向削減財政赤字的方向邁進。但是他早期經濟決策的效果在幾個月之後仍未能讓人感覺出來。此時,克林頓必須按時搬到華盛頓以便赴任。克林頓在過渡期所做的準備並不能使他完全應付緊隨而來的挑戰,從許多方面來評價,這是現代最糟糕的總統過渡期之一。裡根、肯尼迪和其他總統的過渡期經驗都被拋到了一邊。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4)

    跌 跤    
    我在這裡過於詳細地敘述了克林頓過渡期的情況是因為人們對此瞭解不多,同時也因為這有著深遠的影響。相比之下,他上任之初的幾個星期在報端媒體已有詳盡的報道,成功之作如伊麗莎白·德魯的《在邊緣》及鮑勃·伍德沃德的《議程》。兩本書著重描寫了總統身邊的人們。我進入克林頓政府之後,聽說每位高級官員都「期望」定期坐下來與這二位作者交談,以保證他們書中的內容精確無誤,沒有哪一屆白宮政府做出過如此奇特的安排,但我們這一屆卻做了。我只好說OK。    
    總統本人也參與了這樣的面談,我推測是他批准所有白宮成員都參與並給予合作的。但當他讀到報道時,卻火冒三丈,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兩本書的內容實際上是對總統的激烈控訴。作者從不同的角度描寫總統的過渡期,對總統就職後最初一百天的描述不過是為了促銷。對於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們在書中提示了一個混亂的白宮和一個跟著感覺走獨斷施政的總統。    
    克林頓一次又一次地跌跤,他被迫放棄即將任命的首席檢察官的二個人選;他許諾要終止同性戀從軍的禁令,卻招致軍方高層的反對,他部分地做出了讓步,弄得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議會很快頒布了一項允許因家庭和醫療原因休假的法案,這一法案是民主黨一直倡導的,這就巧妙地阻撓了他的經濟振興法案,同時也阻止了他迅速推行的衛生健康計劃。作為旁觀者,我和其他一些人擔心克林頓正在傾向左派。他似乎正在拋棄作為總統的基本原則,打碎了人們對於兩黨制溫和路線的改革的希望。    
    在白宮裡,克林頓的助理們也是亂七八糟。頗受媒體青睞的上屆政府旅遊部官員被無緣無故地解雇;有人發現克林頓好萊塢的一位朋友利用他這層關係謀取了合同,此事進一步激起了記者們的憤怒;克林頓花200美元讓一位好萊塢美發師為其剪髮,將「空軍一號」停在洛杉磯國際機場上,媒體毫不留情地指責克林頓妨礙交通。後來有證據表明其他旅客並未因此而耽誤時間,但卻頓時掀起軒然大波。這正應了墨菲法則:原本就錯了的事,最終會變得更無法收拾。克林頓的支持率因此下降了20個百分點,低於40%。    
    為什麼這樣一位年輕有為、前途光明的總統在上任伊始頻頻跌跤、屢屢失手?依我看,原因大概是在過渡期缺乏有效的準備。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尼尼漢仔細研究後指出:「他們確實還沒有準備好呢。」以上這些錯誤部分是由於缺乏經驗和驕傲自大。從小石城到華盛頓是一個飛躍,克林頓卻小視了這一點。他和希拉裡均未能料到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在世界上最複雜的政治體系中實施管理。他們兩人過去走過的道路是成功的,戰勝了無數的困難和挫折,因此他們正沉浸在能成為富蘭克林和埃莉諾夫婦第二的幻想之中。可夢想只是夢想罷了。    
    應該強調的是,克林頓的對手從未給他任何喘息的時間。許久以來一直是共和黨掌控白宮,所以克林頓被認為是篡權者,許多人從克林頓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否認他的合法性,他們常常對克林頓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在裡根就任總統的第一年,南方的共和黨人在國會中為獲勝的裡根留有餘地,與此不同,共和黨在克林頓上任伊始的幾個月,斷然拒絕幫助克林頓。在他就任總統的最初的90天裡,參議員鮑勃·多爾組織議員們阻礙提案通過,扼殺了克林頓的經濟振興計劃,沒有一個共和黨議員對他的預算計劃投贊成票。媒體也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克林頓本人。本可以表示同情或對其弱點忽而視之的報道變得格外刺耳。克林頓上任沒幾周,就有評論家宣稱克林頓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近年歷史上沒有哪位總統在上任的蜜月期遭到如此多的來自於新聞界和議會的非議。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5)

    加入他的內部圈子    
    比爾·克林頓麻煩纏身時,他會迅速尋找補救措施,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是其內部集團的成員之一。    
    1983年我離開裡根政府之後,認為自己不大可能重新效力於政府,於是我轉行進入新聞業,工作如魚得水。1998年《華盛頓郵報》報道說,新當選的喬治·布什總統可能挑選我掌管美國新聞處,我致信給布什,儘管不勝榮幸,但還是希望自己不在他的考慮之列。信中我重申了從前曾對他說過的話,即使我為他競選成功效過犬馬之勞,但我還是認為作評論員是我的首要職責,那樣我才能為讀者和觀眾提供盡可能公平的報道,偶爾我也會提出批評意見。誠摯的布什寄來一封言辭和善親切的回信。    
    當比爾·克林頓1992年贏得大選時,我從未想過要給他寄出一封類似的信件。作為民主黨人的他是不會向我尋求任何幫助的,而且他知道我也無所求於他,我們從未探討過這個問題。    
    但我終於未能逃脫。5月的一天,白宮辦公廳主任麥克·麥克拉蒂打電話給我,說他和總統正在看我在《美國新聞》上發表的評論文章。文中我敦促克林頓政府採取措施改革政府管理,其中有一些批評意見。他問我是否可以和他共進午餐,以便進一步探討。當時我並不認識麥克拉蒂,但我接受了邀請,在白宮與他共進的午餐。此時,總統本人順便也來拜訪我,我們還就他所遇到的困難談了一會。麥克拉蒂在結束我們的談話時說,白宮需要任用一位有華盛頓工作經驗的資深的人士以便支持白宮的運作,並問我是否可以推薦幾位,我答應考慮一下。    
    在那之後的星期六下午,麥克將電話打進我家,想知道我是否已有了人選,我推薦了卡特政府曾用過的兩個人,斯圖·埃曾斯塔特是其中的一位。我們就談了這些,他說他會再打電話的。我開始納悶他葫蘆裡到底裝的是什麼藥。    
    星期三晚上,我在路易絲安那州立大學講演,其後驅車返回新奧爾良,中途在菲利浦斯66號車站停靠以檢查電話信息,得知白宮接線員要我回電話。當我打通時,發現她將電話接進了麥克家。    
    「大衛,任命的事我們考慮了很多,總統想與你談談,希望你能親自出任這個職位。總統對這件事非常認真,非常想與你談談。」電話差點兒從我手中滑落下去。「明天晚上你能否來我家共進晚餐?就我們兩人。」    
    第二天晚上白宮與國會就預算問題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麥克10點以後才到家,他的妻子唐娜為我們烹製了美味的羊羔肉。他推心置腹地向我講述了新政府所面臨的困難。午夜過後,總統打來電話。    
    「我遇到麻煩了,我需要你的幫助。」    
    在一對一的交談中克林頓頗具說服力,在其後的30分鐘裡,他誠懇而令人信服地向我傾訴著。他告訴我他陷入了多大的困境,我的經驗和判斷力如何能幫助他走出困境,我怎樣作為橋樑去溝通他與媒體、共和黨和華盛頓要人之間的關係,這對於國家來說多麼地舉足輕重。他問我是否願意考慮一下。    
    他們所醞釀的這個職位有雙重頭銜:「總統顧問」和「聯絡處主任」。他們以前從未任命過「顧問」,因此這個頭銜可以使用。至於「聯絡處主任」,喬治·斯蒂芬波洛斯一直擔任該職。他們說他已經同意改換其他角色,作高級政治顧問,負責與議會中民主黨人的聯絡事宜。    
    我說我願意考慮顧問一職而不是聯絡處主任。如果我能來,我將願意幫他物色一個新的聯絡官員並對其工作進行監督,但我本人不想再做那個工作。此外工作期限要短。考慮到我與共和黨的關係,協助克林頓管理政府將是相當困難的,但我強調在與共和黨為對手競選時,我不能留在白宮,而且我也不想因我的到來而使喬治的職位發生改變。總統與斯蒂芬波洛斯的關係非同一般,他應該留任。如果改換他的職位,我將被視為是慫恿總統做出這項決定的人。這對我與白宮辦公廳中仰慕他的年輕僱員的關係有害無益。他們同意不再要求我出任聯絡處主任,而且一系列的競選活動,我也可以不參與。可為什麼要用我替下斯蒂芬波洛斯,我一直找不到確切的答案,後來發生的事證明其用意在於降低我的行政效力。    
    總統說他們非常希望立刻調動我們兩人馬上上任,他週五將出差一天,副總統會打電話給我繼續協商此事。我說這事關重大,需要時間與我的家人和朋友慎重考慮。我和安妮以及孩子們打算在星期六早晨去百慕大群島短暫度假,下週三返回之後再做決定。我建議麥克在這之前宣佈對喬治的任命。    
    第二天,艾爾·戈爾打來電話,堅持要我立即做出決定。他解釋說,走漏消息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宣佈對您的任命使全世界都感到很意外,那是再好不過了。他為我描述我的光明前景和五人集團的組成,即總統、副總統、第一夫人、辦公廳主任和作為顧問的我。我說如果我同意,我應與總統以及辦公廳主任保持直接的匯報關係,這非常重要。戈爾似乎應允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急切地找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商量,我相信他們的判斷力,也相信他們都能保守保密。一個是與我在《麥克尼爾/萊若爾新聞時段》一起共事五年的好搭檔馬克·希爾茲,另一個是我的摯友,裡根總統最後一任白宮辦公廳主任肯·杜勃斯坦,還有莫特·朱克曼,吉姆·萊若爾爾和艾倫·格林斯潘。驚訝之餘,多數人善意地分析了我將為國家做出什麼樣的貢獻,並警示我說可能正將脖子往絞索中套。杜勃斯坦用低沉的聲音對我說:「這是我所見過的黨派色彩最濃重的白宮。那些小子們一有機會便會絞死你。」馬克也同意他的看法,並進一步勸告我說,離浪花越遠越好。他瞭解那裡的人,他們善於玩弄權術,那裡絕對是個腐敗的地方,每位朋友都給了我很多理智的建議。    
    我想再與其他共和黨人談一談,包括其領袖鮑勃·多爾和繆特·金格裡齊。我需要通過試探他們的反應來弄清楚我是否有可能起到聯接民主黨總統與共和黨國會的橋樑作用,並且還想趕在任何聲明或走漏消息之前告知他們我被任命的事,以保護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果他們認為這個想法很荒謬,我懷疑自己是否能有效地開展工作。可是由於時間倉促,我沒能提前與他們溝通。    
    當晚在白宮官邸召開了會議。我將在晚餐後去白宮見希拉裡,他丈夫白天外出了,晚上11點以後才能回來,克林頓回來之後會與我面談。副總統多次打來電話。麥克正在路上,我們用電話交談了一會。戈爾直截了當地說:總統想當晚就解決我的任命問題,並立即進行新聞發佈。當天下午晚些時候,CNN發佈了這條新聞,說白宮正與我商談,還說喬治可能因此而被降職。白宮中有人故意洩露幕後消息,令人感到非常氣憤,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那天晚上吃晚飯時,我的兒子克裡斯托弗和女兒凱瑟琳都鼓勵我邁出這一步,我妻子安妮內心非常矛盾。她曾三度成為「白宮棄婦」。她得知總統希望得到我的幫助時非常高興(她很喜歡克林頓)。但她為我即將再度效力於政府而感到憂慮。「我們為什麼不多花些時間再考慮考慮?」她問我,「這種感覺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車。」她這麼說不無道理。當我離家趕赴與希拉裡和克林頓的深夜會議時,她說無論我做出怎樣的決定,她都會義無反顧地支持我,但很明顯她並不高興。那些為政府公務付出代價最多的通常是他們的配偶。我要感謝她,在緊隨其後的政治風暴中她始終固守著我們的婚姻。    
    


比爾·克林頓8 夢想與沮喪(6)

    與希拉裡單獨會面時,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你真的希望由我來出任這個職務嗎?絕對是這樣。比爾需要你的幫助,我完全贊同他的決定。從旁觀者角度來看,您似乎正將您丈夫推向左派。這就是您的意圖嗎?。當然不是,媒體誤解了我。事實上,我的大部分觀點都很傳統,尤其是在一些社會問題上,別忘了60年代初我支持戈德華特。比爾控制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為什麼如此憎恨媒體?我並不是真痛恨他們,一開始媒體對我們很不友好,但我需要彌合我們之間的關係,你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這些,就像你能幫助我們溝通與共和黨的聯繫。你是否考慮了華盛頓前任政府的要員?您為什麼沒請本·佈雷德利和薩利·奎因在這個城市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我們也認為該那麼做,我們正考慮今年夏天在白宮舉行一些宴會,但你也能幫助我們。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她的回答都很合情合理。    
    晚上11點過後,我記得我們還在談話,克林頓掩著疲憊的腳步走上樓來。我們三人聊了一會兒,然後我和克林頓就去了他的書房。克林頓向我傾訴他在華盛頓遭遇的困難,並問我怎樣決定。他說這對他當好總統很重要,他需要我的幫助,我是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並且我們必須在當晚就定下來,明天一早好公佈。這條新聞不會保密太久,我們的談話已經洩密。斯蒂芬波洛斯與我是同病相憐,因為有關他的任職消息也被洩露出去了。我們不能等我度假結束再做決定了。    
    正當我疑慮重重,推三阻四之際,他卻把每一句話都說到我心裡去。凌晨一點鐘左右,我同意了。幾個小時之後,即週六早晨7?押30分,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喬治·斯蒂芬波洛斯還有我,我們四人一起走入了玫瑰園,宣佈我的任命消息。    
    那之後人們常常問我:像你這樣一個曾為三屆共和黨政府效力過的資深政要怎麼能轉向去幫助民主黨的總統?我對自己做出的決定感到很坦然。那天結束時,我想此決定是正確的。美國總統遇到了困難,需要我的幫助。    
    回顧住事,得承認有時我常問自己拯救國家的幻想已成為我的負累,我以為自己是誰?真能赤手空拳扭轉乾坤嗎?是不是總統的任命使我覺得受到器重致使我的自我意識失控了?也許其程度比我所承認的還嚴重。事實上,克林頓的白宮並不需要一個羅恩·蘭傑式的人物來指手劃腳,它需要的是一個富於從政經驗和技巧的資深的官員,最好是來自民主黨的,而且它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高層領導集團。    
    我為共和黨三屆政府工作過,我深知有人會認為我背叛了共和黨、缺乏信念。他們將會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的最新成員這一標籤貼在我身上。實際上,我內心深處也在同自己較量,問自己我的信仰與我效力的總統之間能否協調統一,而且不止一次。在尼克松和福特時期,我與他們政見相同,但我中立的觀點使我被排斥在裡根的支持者——保守派之外,現在我又將被排斥在克林頓的支持者——自由派之外。由於裡根的實權比他的言論更有力,因此那時我還安然無事。為民主黨工作將更加艱巨,但如果克林頓拿出新民主黨人的姿態,推行兩黨改革議程,我想我會沒事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議程是新民主黨的政策核心,它畢竟十分接近我個人的立場。如果克林頓偏離這個議程太遠,我會重提考慮此事。    
    當時我更多地意識到的是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作為一個南方人,我在成長過程中被灌輸了「為國效力、義不容辭」的觀念。這次我面對的是一項特殊的使命,它直接來自於美國總統,總統認為不想讓自己的職位岌岌可危,他的任職決定超越黨派界限對我來說是個好兆頭。縱觀歷史,當兩黨的領導層廣闊合作,形成兩黨聯盟時,國家通常運轉得很好。我舉一些較近的例子,二戰中,羅斯福任用兩位共和黨人擔任內閣重要職務;1961年,肯尼迪總統任命共和黨人擔任財政部長、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家安全顧問,並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尼克松總統啟用民主黨人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擔任白宮顧問,此後又讓民主黨人約翰·康納利擔任財政部長,他是尼克松最喜歡的人。而我加入了克林頓的白宮,我不是想加入到他們的陣營之中,而是承襲了相同的傳統。可這種傳統正在暗淡,這使我感到憂心忡忡。我希望我能盡我微薄之力保住這一種傳統,因為美國亟需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從各方來信和評論中,我感到國內的許多人贊同我的觀點。    
    許多有機會多年在白宮工作的人和我一樣也想將自身利益同總統的利益結合起來,我們仰慕這個職位並堅信它是美國民主王冠上的寶石,不管我們的總統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我們都希望他成功。    
    那天早晨我站在玫瑰園裡,總統發言之後,我站在麥克風前表達了湧上我心頭的話,我說:「愛國主義必須遠離黨派分歧,現在就讓我們摒除瀰漫在國會中的黨派之爭,讓我們摒除充斥在新聞報道中的冷嘲熱諷,讓我們摒除舊的思想束縛。在過去的五位總統中有四位因黨派爭端而使政府瀕於崩潰,現在的總統必須而且能夠造就美好的未來,讓我們現在就表達出美國的需要吧。」    
    幾小時之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紐特·金格裡齊從共和黨總部第一次與我通電話,「祝賀你,」他說,「你做得對。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從政應具有的氣度,我會力所能及地幫助你的。」在此後的18個月裡,他信守了諾言,為我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幫助。    
    我上任初期,類似的聲音很少能聽到。一些共和黨人背後說我是另一個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保守派氣憤地替我抱怨道:那些人用卑鄙的言詞攻擊我已經不止一年兩年了。鮑勃·多爾是我多年來一直支持的人物,他首次訪問白宮時,只與我簡單地握了一下手。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前總統布什的反應,他暗示我說在1992年的大選電視辯論中,我一直在秘密支持克林頓,而我本應該為布什辯護。當初我是多麼希望布什當選,我極力公開說服他應當改變競選做法,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十分委屈。    
    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人仍然對我不依不饒,所幸的是,我的摯友和多數從前的同事終於理解了我。那些老手看到我並沒有在大選中追隨克林頓,而是繼續做尊重保守派的中立者,我們的關係才得以緩和。    
    關於我的上任,我還有另一個想法。儘管我十分敬重逾越黨派界限向我求助的總統,他和戈爾都想把我變成他們公共關係上的一個策略。最好人們更加驚訝,新聞標題做得更大,最好在全國造成強烈的反響,然後就會有人說:「啊哈!克林頓東山再起了!有人要耍這種花招時,我當然能辨明他們的動機。」    
    他們堅持讓我匆忙上任,使我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為了趕上星期日的頭條新聞,我被弄得狼狽不堪:我和妻子商量的時間太短,我也沒有時間與共和黨方面適當協商。還有把我和喬治的任命納入到同一個公告,使我們倆在    
    之後的好幾月裡都感到深受傷害。我犯的一個錯誤是沒有讓脫軌的火車減下速度。    
    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接受任命是正確的。我認為從那時起,在華盛頓架起連接不同意見的橋樑已經是當務之急。美國人民正在渴望一個摒除黨派糾葛和人為破壞的政治體系。    
    一般說來,羅納德·裡根對此具有最後的發言權。那年夏天,他最後一次在首都公開露面時,微笑著對聚擾在他身旁的共和黨人說:「重返華盛頓把我帶回到美好的回憶中,我們的飛機即將到達機場時,我向下望去,看到了白宮,真像美好的舊日時光……南草坪、玫瑰園,……還有大衛·格根。」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1)

    那年夏天,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看到的比爾·克林頓,和一月宣誓就職時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就職儀式前不久,他和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喬治亞·索倫森談到他要做個變革型的總統,要以傑斐遜、林肯、兩個羅斯福、肯尼迪為榜樣。他們寫到「要不了80年,用不著從伍德羅·威爾遜就職算起,就已經有位新總統提出了深思熟慮的領導戰略。」    
    到了夏天,克林頓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希望完全破滅了。在我們早先的談話中,他直言不諱地說阻力已經公開化。他和希拉裡剛到華盛頓時,心中充滿了遠大理想,甚至那時已經感覺到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他們對共和黨和新聞界沒依慣例給新總統一個蜜月期十分惱火。他對自己的批評也是毫不留情的。不知什麼原因讓他感到,他已不再堅持原來的立場,大大地向左傾斜。但是他感到必須回復到政治的中心位置,他把政治中心喻為他的自然家園。他意識到自己還沒提出明確的工作重點,跟不上就職後公眾的輿論信息,他甚至還為白宮的種種差錯及辦公的無組織現象承擔了責任。    
    最糟糕的是他失去了自信。他一蹶不振,與早些時候大相逕庭。當州長時,他總是充滿樂觀精神,不管星期一他遇到什麼事情,星期二一早醒來時總想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正等待著人們去征服。人們應該從錯誤中學到正確的東西,而不是沉彌其中長時間不能自拔。華盛頓生活的頭幾個月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他的抱負過於宏大。    
    不過,儘管他很沮喪,但卻沒有自暴自棄,他是從不輕易放棄的。相反,他喜歡以堅持來和反對派較量,或者如他所言,「我來的目的就是每天工作。」當總統是他從兒時起就嚮往的事情,他決不會還沒參戰就投降。作為州長和政治活動家,他準備好了從失敗中振作起來,現在他就準備以總統的身份這麼做。    
    能當上總統的人通常骨子裡都儲備著棘手時刻可以召之即來的力量,他就有一股這樣的力量。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目睹這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達觀、睿智、有勇氣、善於說服人、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還有對公眾利益的高度責任感,這些都是比爾·克林頓的優點,這些優點使他步入白宮,成為20世紀連續任滿兩屆的五位總統之一。    
    我在白宮時從未見他捲入什麼卑劣或陰險的活動。他不急功近利,不搞勾心鬥角。我知道他對女人還是很有一套的,男人麼,我們或許會談談白天見過的這個或那個女人,副總統也喜歡參加進來。但是我敢說,那只不過就是談談罷了。我帶了個年輕漂亮、聰明伶俐的助手黛安娜·皮爾斯,她經常和他單獨在一起,他從未引誘她或說什麼不合適的話。他也從未對她的女性朋友做過什麼。我眼中的克林頓是個身著漂亮服裝的正人君子。    
    他並非無可挑剔。我知道有些公眾人物好耍脾氣。要是世界上只有兩個人脾氣最壞的話,他就是最壞的那個。他就職後不久,我和他一同乘坐小型「空軍一號」到芝加哥,當他得知與理查德·戴利少校在機場迎接他的細節還沒確定下來,就大發雷霆。當時我真希望能有個降落傘。    
    比爾·克林頓發起脾氣就像維蘇威火山在噴發。在白宮,他每天早上當著喬治·斯蒂芬波洛斯的面,至少要發一次脾氣,也許他認為喬治就是他那不曾有過的兒子,完全可以把這挨罵的重任托付於他。當然,喬治令人讚歎,他虛無恬淡地容忍著,他想只要自己不回嘴,克林頓就能冷靜下來,要不了幾分鐘,我們就能回去工作了。有一次,一個白宮攝影師抓拍到兩個人的鏡頭,當時克林頓正暴跳如雷,斯蒂芬波洛斯卻一幅可憐相,兩個人的臉相距只有幾英吋。我猜那張底片一定放在羅絲·瑪麗·伍茲資料庫裡有去無回了。雖然那個場面只是短暫的瞬間,但是底片衝出來是會惹麻煩的。    
    大清早,大本營裡就已有了要出麻煩的跡象。快樂的總統清早來到辦公室,一邊吹著口哨一邊匆匆地翻閱著文件。電話鈴聲響了,是宅邸打過來的,他接了,還聊了幾句。就在我們要回頭開始工作時,他的臉突然變得陰沉起來,說不清他在注意到了什麼,憤怒的話語就要從嘴裡噴發出來。難道是聽到他的政敵在用不堪入耳的話攻擊他了嗎?為什麼我們還不反擊?為什麼他努力工作卻得不到人們的信任?為什麼他的手下總提防他呢?我要知道的是,如果她在場,她會對他說什麼呢?    
    白宮對外部世界的看法過於偏執,或許我的這種認識也有所偏頗。在尼克松時期的白宮我曾見到過空前絕後的懷疑、不信任。尼克松時期的經歷,令我每當聽到克林頓總統、第一夫人、隨員們談論他們數不勝數的敵人的同時,就格外敏感。我認為,外面的確有些傢伙要搞垮你,但是從新聞界到國會、從國內到國外,還有那麼多的人,只要你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他們,他們也會平等地對待你。應該讓這個體系支持你,而不是反對你。    
    我的建議並非總能得到讚賞。我告訴自己這是因為白宮正遭到圍攻,因此他們的情緒忽高忽低是很自然的。克林頓很聰明,他看得出有那麼多的問題必須及時處理,否則,就會像尼克松當年一樣,面臨更嚴重的問題。但就現在而言,他剛剛擔任總統四個多月,就已經有了嚴重的危機感:怎樣衝出泥潭行使自己的權利。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沒有用。如果他做得到,才有可能以後慢慢去處理其他大事。這是我的看法。他前面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    
    東山再起的內在因素    
    接下來的7個月是比爾·克林頓轟轟烈烈東山再起的歷程。5月末,調查顯示,他的公眾支持率只有38%,觀察家們都認為他可能氣數已盡。10月末,他的支持率上升到58%。國會通過預算草案、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國家服務體系、通過佈雷迪法案、還簽署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協定、開展了副總統主持的重新「塑造」政府的努力,再加上第一夫人的衛生健康改革計劃公佈,他通過任期中實實在在的政績取得了人們的信任。克林頓日子好過多了,看起來他又成了偉大社會變革新希望的化身。    
    有些評論家說,這種轉變時期開始於我到白宮前後,所以主要功勞或許應歸於我。全然不是這麼回事。我只不過是起到輔助作用的人員之一,克林頓才是這次東山再起的總設計師,就像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樣。    
    克林頓本來已經為自己挖了一個很深的「坑」,可他現在要振作精神爬上來。他善於重新發現自己過人的力量,並使它們成為自己的優勢所在。他手下的人只是為他創造出一個支持環境。我們加強了白宮的管理,使他不被混亂纏住身子。我們熱情地對待他,他成功,我們為他歡呼;他失敗,我們為他鼓勁。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講,我們為他創造他獨立完成工作的「安全空間」。    
    我年輕時就知道那些當總統的人對工作的意義通常比手下的人理解得更清楚,他們是百姓選出來的人,可要是他們的僱員參選可能一票也得不到。保守派說過:「裡根就是裡根。」這是正確的。現在還有什麼更好的說法麼?我想還是說「克林頓就是克林頓」吧。老實告訴他你對他的的真實評價,但是不要用你的評價取代他的。相反,僱員應該讓總統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克林頓夫婦都急於建立白宮新機制。一些變化只是表面文章,但在白宮的小天地裡卻是驚天動地的,比方說,任職初期,斯蒂芬波洛斯打算保持記者採訪通道暢通,可是希拉裡和蘇珊·托馬斯卻想讓他們躲到馬路對面的老行政大樓裡去。作為一種折中的方式,記者接待室和新聞署長之間的門封上了。記者們必須事先得到允許才能採訪斯蒂芬波洛斯和邁爾斯。這個通道以前從來沒有阻塞過,記者們對這種變化立刻覺得反感,斯蒂芬波洛斯和迪·迪也不高興。    
    我和希拉裡的第一次談話,就談到請她讓人把門重新打開,她立刻就同意了。她甚至奇怪為什麼以前沒有這麼做。儘管這只是個微小的舉動,新聞界還是把它看作一個象徵性的姿態,它預示著更美好的前景。接下來的那個階段證明記者們的判斷是對的,克林頓夫婦同意更多地和新聞界接觸,還請他們參加了那年夏天的一系列宴會。克林頓因為感到記者們不再逼迫他,就不覺得那麼緊張了,也恢復了他談話時的輕鬆感。與新聞界的戰鬥已經接近尾聲。    
    在信心的鼓舞下,克林頓把視線同時聚焦於其他權力中心。較長時間以來,他只是把對外政策當作雜耍,好像他正在對外交政策專家說:我處理國事時,讓世界上太平點兒!冷戰時期,總統們一般得花60%的時間處理外交事務。布什時期,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75%。克林頓當政早期把這個數字顛倒了過來:國內事務佔據了75%的時間,外交事務的時間還不到四分之一。外國大使們對他們的政府首腦排不到克林頓的日程上去十分惱火。一架小型飛機在白宮草坪上墜毀後,人們開玩笑說,那是中情局吉姆·伍爾西局長想要得到召見。半個世紀以來可還沒有哪個總統對偌大的世界如此淡然。    
    既然又出現了漏洞,克林頓只好更加聽從國家安全顧問托尼·萊克和國務卿沃倫·克裡斯托弗的建議。他們告訴他說他有能力成為外交政策強硬的總統,但他得參與到外交事務中來,不是修修補補。每天都應有一個全面的簡報,應定期會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每週還應與國務卿單獨會面,他的日程表應把外交政策作為白宮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克林頓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議。可他還是不積極地去仔細考慮外交事務中的問題,因此作出的決定往往是雖顯得機敏卻過於簡單化。可畢竟他有所改進。一般來說,他最終能夠處理好外交政策的大問題。    
    我們也在努力放緩白宮裡的運作速度,以便減少混亂,讓他有機會喘息一下,也好進行深入的思考。歷屆白宮政府裡都有不同程度的混亂。裡根開玩笑說,他的白宮裡能手也不知道其他的能手在做什麼。但是克林頓的白宮早期的混亂令人難以容忍。愛整潔的副總統戈爾用了一個恰當的類比:我們就像10歲的孩子在踢足球,沒有人站好位,所有的人都圍著球擠做一團。    
    的確如此。當總統準備到玫瑰園參加一個公眾儀式時,因為這種場合總要邀請記者來公開提問,所以總有10到20名工作人員衝進總統辦公室,轉來轉去,雨點般地扔給他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議。一個人湊到他耳邊小聲嘀咕,另一個塞給他一張小紙條。所有這一切雖都是出於最良好的目的,但是對於那些習慣了共和黨守舊風格的人來說,這是對總統的冒犯。    
    接下來的幾周,克林頓又恢復到了最佳狀態,他注意力更加集中,辦事更加有條理。在我們的推動下,白宮上下齊心協力和外面的世界建立了更牢固的關係。雖車子潤滑欠佳,但行駛得尚且平穩。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正在恢復。就像我們在華盛頓說過的那樣,他變得越來越像總統了。這使他增強了信心:一定要把事業進行到底。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2)

    勝利成雙    
    上任7個月裡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國會山上的那兩次關鍵性勝利。雖然權力交接期間他已經著手從不斷膨脹的聯邦赤字出發,提出與嚴酷事實相呼應的階段性奮鬥目標。但是就職的頭幾周,漫長而又混亂的內部鬥爭佔去了他很多時間。克林頓對選民許諾要減少對中產階級的徵稅,他的平民黨顧問卡維爾、貝格拉等等要他信守諾言。希拉裡一般在經濟問題上站在他們的一邊,她會說:「我們到這兒來,可不是要把所有時間都用在消減共和黨造成的赤字上的。」    
    但是鮑勃·魯賓、利昂·帕內塔、勞埃德·本特森、勞拉·泰森,還有其他一些經濟顧問勸他要先取悅華爾街,才能最終幫助中產階級。他繼承的是超過200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赤字。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聯邦政府未來幾年的額外預算赤字將會達到3000億美元。除非他消減龐大預算其中包括了增稅措施,否則就會把投資者嚇得毛骨悚然,使稅率一路攀升,或許還會陷入另一場經濟恐慌。他後來對我說:「預算赤字是卡在國家喉嚨裡的一根骨頭。要是不解決它,就幹不了別的事情。我必須先處理它。」    
    因此在執政前期,克林頓號召嚴格執行預算。他要求增稅而不是減稅。為了盡可能減少對中產階級的影響,他把提稅範圍限定在前5%的納稅人身上。他也消減了大幅提高社會支出的計劃。為了實踐他的「首先考慮人民」的競選誓言,他要求在以下幾個項目中適度增加投資,如「良好開端計劃」、增加兒童營養項目、收入所得稅減稅等,但是這意味著他在政治上得人心的領域減得相對更多。    
    他的初期計劃有兩點愚蠢之處:一是提出迅速花掉160個億美元以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經濟已經開始增長,因此共和黨把它否決了。克林頓對我說他最大的失誤就是指望參議員羅伯特·伯德敦促計劃通過,可此人看起來根本沒把它當回事。克林頓說從現在起,他要自己操縱立法提案並學會通過個人的力量讓提案通過。另一個錯誤就是他提出一項新能源稅,此前副總統戈爾已經提出。    
    但是總的來說,克林頓的預算計劃是一攬子良好建議,通常情況下,兩個黨都會支持。這反映出他是想將實用主義帶入華盛頓。他認為如果他做了「好事」,國人就會支持他,最終也會得到政治上的回報。到那時他就是美國政府老官僚們所謂的「好政府」人士。    
    初夏我到時,克林頓剛剛獲得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預算草案的勝利,鬥爭比預想的要艱難,最後方案通過仍存在問題。共和黨人已經聯合起來反對他,大喊他的增稅計劃是執迷不悟,會使經濟大幅下滑。民主黨人也不歡迎該計劃,因為動搖了他們的最終利益。如果要拯救這個計劃,克林頓必須使他們確信這麼做他們能從中受益。    
    與在白宮聽到的各樣說法相反,我的印象是,克林頓這個領域裡幹得正起勁。他的經濟小組當然是由一些高手組成。他的立法小組在犯過一些小失誤之後,也在逐步成形。辦公廳主任麥克·麥克拉蒂和首席立法助理霍華德·帕斯特不僅從總統競選成功獲得當之無愧的信任,而且用高超的手段已經部署了對國會山行政資源的控制。財政部的二號人物羅傑·奧爾特曼在白宮建立了一個戰時辦公室以便每天關注預算審議情況。我不贊成用「戰時辦公室」來向共和黨宣戰,可是畢竟共和黨沒有人支持預算草案,所以我也就沒說什麼。我的時間都花在和麥克一起管好白宮上,當然也要樹立總統信心。    
    同許多領袖一樣,克林頓走投無路時狀態最好,他著了魔一般做國會山的工作,一整天一整天地打電話,哄騙、企求、施壓、許諾,用上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他去瞭解他所認識的新成員的一切,他是個一對一談話的高手。這使我回想起林登·約翰遜對前國會同僚的「高超」手段,克林頓從來不像約翰遜那樣去威脅人,但也採取了同樣虛張聲勢的方式。在阿肯色州時,他對立法機構工作手段過於強硬,他們一度曾禁止他發言,某些國會議員可能希望他們也能暫時禁止他打電話。他打出的第一個電話就是奉承,第二個才是正常通話,可是第三個、第四個呢?    
    克林頓手中沒有圍堰大壩,也沒有軍事基地需要保護,因此他也沒辦法換取支持票,況且許多民主黨人不信任他,更不用說喜歡他了。但他能提出適合每個人口味的主張。他為一個計劃可以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為一項任命或正常變動考慮得更仔細。他還是個愛搞募捐的總統。要是這些手段都不好用,他還有一手,他是若干年來民主黨入主白宮的第一人,若是讓他執政第一年就失敗,民主黨是輸不起的。於是民主黨人一個一個地開始合作了。    
    克林頓那年8月的勝利非常勉強。眾議院218票對216票,沒有得到共和黨的支持。參議院也是黨派界限分明,投票結果是50對50,最後副總統戈爾投了決定性的一票。克林頓的命運繫於一線。    
    儘管如此,預算案的勝利是他執政期間最重要的立法成就。企業界擔心他是個揮霍無度的民主黨人。但當他採取了謹慎步驟行事時,華爾街微笑了。他帶上國會一同努力,華爾街上生意興旺,更嚴格的預算控制,讓艾倫·格林斯潘的聯邦儲備銀行在降低利率時感到更安全。經濟迅速增長,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下降,股市行情不斷上漲。克林頓第二任中期時,格林斯潘宣佈美國經濟是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早期的大部分經濟增長期裡,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落在了後面,隨著勞動力的緊缺,他們的收入在90年代中期開始增長。財政預算由2000億美元赤字變為2000億美元的盈餘。當然還需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克林頓並非只成就了90年代的經濟繁榮,他像裡根一樣贏得了實質性的信任和廣泛的讚譽。    
    如果說預算案的勝利是克林頓執政第一年的珠穆朗瑪峰的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算得上世界著名的阿那普那峰。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目的是消除北至加拿大北部南至墨西哥南端的貿易壁壘,使大約4億人經濟和文化生活更豐富。美國也能夠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全球主導地位,走上一條高技術、高增長的前進之路。克林頓在競選階段就已經研究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表示有保留地支持它,這當然是代表一個「好政府」的做法。但這麼做也有政治風險。克林頓政治基礎的核心大勞工黨反對態度強硬,許多環保人士對此也相當排斥。所以要是一個民主黨候選人告訴勞聯—產聯他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就像一個共和黨候選人告訴基督教聯盟他是人工流產合法論支持者一樣。    
    布什政府已經談好了協定的基礎框架,再讓克林頓去補充細節,當然其中尚有許多爭議。克林頓指派他的老朋友貿易代表米基·坎特去盡力尋求最佳協定,同時留出了後路。如果坎特不能贏得大多數民主黨人支持該協定,最好就取消這個協定。克林頓需要有一條退路。我到白宮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第二位的問題。坎特已經接近達成協定,他讓克林頓做出重要的抉擇:要還是不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方是經濟學家,他們一致支持協定。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得克薩斯人,最堅定的支持者。國務卿克裡斯托弗強調協定對美國領導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是政治顧問,他們是斯蒂芬波洛斯、卡維爾、貝格拉,還有希拉裡,他們認為協定是一場災難,因為他沒法讓協定得以通過,勞工組織會生氣。我們還得再次推遲他們認為是他第一階段的頭號任務的衛生健康改革。他們建議將它扼殺在搖籃中。    
    我和以往一樣站在經濟顧問和外交顧問一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個出色的協定,我希望,它同時會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共和黨和一些溫和的民主黨人士都會支持它。我的公開支持引起了另外一邊許多人的憤怒。如我們擔心的那樣,他們認為我是個共和黨打入他們內部的雙重間諜。幸運的是,我發現自己又和麥克拉蒂站在一個戰壕裡。    
    克林頓還在猶豫。大衛·洛克菲勒作為聯繫美國和中美洲的中堅,組織了一個商業代表團到白宮請願,可並沒有得到回答。一天深夜,談判人給克林頓打來電話說:你現在就決定吧。那時候他要麼完成談判,接下來為獲得國會批准而進行艱難的努力;要麼中斷談判,然後把失敗的責任推到對方身上。誰說克林頓沒有原則、沒有勇氣、沒有核心,那些評論家們錯了!那天夜裡,他說:「我們干吧。」    
    我總共三次見到克林頓完全有機會擺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用付任何代價將其放棄,這是一次,還有兩次。放棄的誘惑是巨大的,但是每一次,他都做出同樣的回答:這個協定與其說屬於我們,不如說屬於布什。它雖然不是屬於我們的,但我們必須得去做。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3)

    達成協定後,克林頓馬上明令白宮處於緊急戰備狀態。市長的兄弟、在芝加哥的總裁比爾·達利受命和坎特一起組織這場戰役,拉姆·依曼紐爾放下其他工作來幫助達利,前共和黨議員比爾·弗倫澤爾同意成為與共和黨之間的非正式紐帶。白宮外,商業界和其他行業大力支持。我們最大的支持者紐特·金格裡奇說要是克林頓能號召一批民主黨人支持的話,他就能拉到至少一百個來自共和黨人的選票。白宮內,大家都警告克林頓說金格裡奇在說謊,克林頓最後會受騙的。    
    阿拉法特和拉賓要到白宮簽署和平協定的意外消息給了克林頓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亮相的機會。我們邀請三位前總統裡根、卡特、布什到白宮參加簽署和平協定儀式,並停留到第二天早上等待宣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他們的出席能最有效地傳達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符合國家利益的信號。那天早上許許多多的人聚集在白宮東廳,我們很緊張,因為克林頓的講稿順序亂了,我們擔心他講話時會卡殼。每一位前總統的講話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林頓拿起話筒,扔掉了講稿,帶著比他以往幾個月都充沛的激情大聲說:新的貿易協定不僅有利於美國,它也將有利於全世界。他將竭盡全力去說服國會。布什接著評論道:「現在我明白了,他是立足國內看世界,而我是立足國外顧家裡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克林頓一邊爭取國會,一邊就協定的細節進一步與墨西哥談判,以爭取那些舉棋不定的人的支持。簽署了柑橘副協定以爭取佛羅里達州的部分代表;為幫助路易絲安那州,又簽署了削減蔗糖的協定。坎特迫使墨西哥談判代表作出了許多讓步,最後他們說請不要再打電話來了。這次,麥克拉蒂又拿起電話,溫和地又爭取到他們的幾分讓步。與此同時,克林頓正在力爭達到微妙的平衡:他需要墨西哥做出足夠的讓步來贏得國會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又不能做得過分使協定被墨西哥否掉。墨西哥總談判代表賈米·撒拉是位老手,幫助我們達到了最終目的。    
    克林頓表示公開歡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民意測驗卻顯示60%的公眾反對。先前有幾個國會議員告訴克林頓他們願意幫助他,條件是克林頓必須為他們在選區裡提供保護,以免下次選舉時落選。如果選民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共和黨人肯定會落選。而民主黨沒有工會的支持,情況會更糟。轉變公眾的意見成為兩黨在國會裡結成聯盟的前提。    
    克林頓在全國巡迴講演,商業團體用廣告和公開聲明來遊說自己的選民。美國人被問及貿易問題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經驗證明,只要有明顯的好處,公眾就會轉向自由貿易。當需要總統以其領袖魅力引導公眾轉向的時候,克林頓表現得很令人滿意。實際上,他過分誇大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好處,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在主要外交政策上也誇大其詞一樣。但我們的公眾支持率開始上升。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有一個大障礙:羅斯·佩羅特。他正在擾亂我們。他一年前曾擁有19%的大選支持率,力量不可低估。佩羅特提醒公眾警惕預算赤字的做法讓人稱讚,但是他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誠佈公的批評卻把人都嚇跑了。他聲稱「國人要丟掉工作的。」他的聽眾也點頭表示同意。如果要取勝,就需要有一個人出來和他在電視上做一對一的辯論,我們首先想到李·雅科卡,他在總統辦公室見過總統後,同意為總統的大選幫忙,但對和佩羅特辯論不感興趣。    
    誰是最佳人選呢?一天早上,副總統手下的傑克·奎恩突然想到一個辦法,他悄悄地找到我說:「我想戈爾應該和佩羅特來個一對一辯論,讓拉裡·金作主持人。戈爾很願意幹,他想知道你怎麼看。」我讓他立即行動。我已經見過戈爾如何與克林頓一起說服國會議員,副總統的說服力至少與總統的不相上下,只要他做得有總統一半好,就能戰勝佩羅特。另外,我們也只能冒險一搏了。    
    其他人對此都抱著更悲觀的看法。和戈爾關係十分緊張的喬治·斯蒂芬波洛斯表示明確反對,還有許多人和他看法一致。奎恩、麥克拉蒂和我是班底裡僅有的支持者,不過我們還有一張王牌:副總統戈爾本人。我想克林頓會出面解決問題,可是還沒等到讓他知道這件事,那天早上,戈爾就已經通知了CNN。克林頓沒有辦法只能接受現實。戈爾著實讓我很吃驚,但這種事兒算不上絕無僅有。尼克松就沒與艾森豪威爾商量自顧自地發表了一對一辯論演說以挽救自己的副總統職位,除此之外,我不記得還有過類似的事情。    
    在研究辯論日程時,我是和佩羅特聯繫的中間人。佩羅特面對公眾一直是不遺餘力,大講笑話來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他可是能量驚人。我擔心要是公開論壇的話,戈爾會贏得點數,但佩羅特卻能贏得觀眾,那樣就會使電視觀眾動搖。我打電話給佩羅特說:「如果是在禮堂或劇場的話,我希望是最小規模的,而且我們要發票以保證代表兩邊的人數一樣多。不過我倒覺得你們兩個在演播室裡,沒有聽眾打擾,一對一辯論不是更好嗎?你能不能馬上和拉裡·金到華盛頓CNN的演播室來?你看是不是這樣更好?」    
    我肯定他會堅持要公開辯論,他是決不會放棄這個優勢的。但他卻馬上說:「就在華盛頓吧。」這很符合他的大丈夫氣概。「我聽著呢,」我說,不禁心裡暗喜。    
    戈爾知道和佩羅特的辯論一定會反覆提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把自己關起來準備。他也打電話叫我們到他住處去預演。晚上9點正式電視辯論前的那天下午,他把我、傑克·奎恩、電視導演麥克爾·希恩三個人叫到他家。他站在台前,緊張得幾乎要窒息了。我和許多政要一起工作過也看過他們緊張不安的樣子,可他太叫我擔心了。離電視直播只有幾個小時,政治經驗豐富的人還沒有進入狀態。我想佩羅特肯定擊敗我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沒救了。    
    接下來的幾小時,戈爾振作了一點,可還差得很遠,他說:「我得先休息一下,吃點飯,沖個澡。」於是他走了。9點前,他走下樓來,看上去精神煥發,可還是很緊張。我們似乎正走向一場災難。    
    辯論開始前20分鐘,我們離開他的官邸,準備上路。我打算擠進他的車子,好在路上繼續和他談談。「別上他的車,」傑克叫住我,「你、我,還有麥克爾都坐後面的車子。讓他夫人迪珀單獨和他待在一起。」    
    我現在也不知道那二十分鐘裡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穿過城市,到達目的地時,戈爾已經徹底變了。他已經由「克拉克·肯特」變成了「超人」。他已準備好擊敗佩羅特。我一直納悶:難道迪珀是他的秘密武器?是他的情感避難港?    
    戈爾的表現讓我們遙遙領先。許多人看了現場辯論或隨後的剪輯之後,消除了對協定的懷疑。協定表決前夜,轉向我們這邊的人越來越多。只要有他們需要的保護措施,大批的國會議員也開始贊成。不管白宮裡的人多麼疑心重重,紐特·金格裡奇還是兌現了諾言。他們一夥人用了幾個星期就悄悄地爭取到了許多共和黨人。最終,共和黨中的大多數有132人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43人反對;民主黨中支持者102人,反對者卻有156人。    
    協定在參議院的順利通過標誌著克林頓執政時期兩黨關係的最佳時期,甚至比最近對華貿易協定的通過時還要好。1996年通過福利改革法案的情形與此差不多,但是那一次共和黨人讓克林頓簽署的法案更像是他們的而不像是克林頓的,他的一些顧問也因此辭了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真正的政治聯姻的產物。歷史也很眷顧它。即使布什在任時談完該協定,民主黨的國會也不可能讓它通過。要在克林頓就職時協定還沒有開始談判,他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每個人都出了力,協定才得以成功。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是總統領導藝術的標準範例。乍看來,是美國簽署了這一協議,要去承擔一項國會和民意都不贊成的國際事業。過去有很多事例表明這樣的事業下場都是可悲的。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保存有許多條約協定,他們由行政部門簽訂卻從未得到立法部門批准,只能束之高閣。根據最近的統計,類似情況有50多例。起初,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看上去也要成為廢紙一堆。可雖然一開始時克林頓有些笨手笨腳,但是他不僅承擔起這個看上去必敗無疑的事業,還為保證它獲得批准發動了一場機智勇敢的「戰鬥」。    
    就像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指出的那樣,總統的權力能產生權力。在艱苦鬥爭中能夠很好地行使領導力量的人會發現在未來的鬥爭中自己的聲譽和力量都在增長。在美國政治中沒有什麼比總統加上國會的力量更強大了,國會中兩黨合作產生的巨大勝利能為總統帶來更多的政治資本。這就是領導藝術的魔力所在。預算案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批准使克林頓達到了總統生涯權力的頂峰。不幸的是,他沒有保持住。    
    圍繞預算案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的鬥爭預示著我身上要發生一些倒霉事。預算案鬥爭之後,許多白宮同僚對待那些沒有支持總統計劃的民主黨中立派的態度令我很不安。俄克拉荷馬州的大衛·博倫等參議員和戴夫·麥克迪地等國會議員都被起了綽號,有傳言說他們都成了地位低下的賤民。我認為這麼做很愚蠢,因為克林頓表示要做新民主黨人,像博倫和麥克迪地這樣的人都是關鍵人物。為了將來的鬥爭需要,最好原諒他們,忘掉過去,歡迎他們回到這條戰線上。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是自由派放棄了他們的總統。密歇根州的國會議員大衛·伯諾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組織人們反對克林頓。這在過去可算是大逆不道。要是林登·約翰遜的話,可能會把伯諾趕出城去。所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爭鬥」結束之後,我焦急地等待著公正是否能佔上風。為制訂日後的行動步驟,工作人員在羅斯福套房召開會議,希拉裡到會,總統沒有參加。我覺得該是我講話的時候了,就說了下面的話,大意如下:「我注意到由於民主黨中間派在預算投票問題上反對總統,他們事後受到了何等的懲罰,我相信伯諾先生將會受到同樣的懲罰,因為他的所作所為比中間派對總統所做的還要過分。」    
    我的話褻瀆了神靈,房間裡一片死寂,希拉裡憤怒地盯著我。最後大家同意應當邀請伯諾先生於當天到白宮來喝下午茶,以加強關係,彌補裂痕。畢竟伯諾對立即要著手進行的衛生健康改革很重要。顯而易見,如果總統認為自己是新民主黨人的話,他在自己的白宮裡也一定是少數派。不久,我得知因為我的發言,我和第一夫人的關係惡化了。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驚人後果還不止於此。總統慷慨地感謝了自己班子和民主黨裡勇於支持他的許多成員,但卻只敷衍了金裡格奇和共和黨人,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我很後悔當時不該起來發言。人們能想像得到金裡格奇會是多麼地惱火,因為共和黨人的合作只換來那麼少的回報,國會裡的朋友告訴我,紐特發誓再也不可能讓克林頓利用共和黨。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4)

    一項重大決定    
    1993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辦公室,看到一條留言,寫著「給鮑勃·凱澤回電話,有要事。」這位《華盛頓郵報》的總編為什麼打來電話?我感到不安,就像聽到醫生看了你的驗血報告後打來電話一樣。    
    克林頓在立法上取得勝利,即使這樣也很難讓我賞識他,因為他正在走向深淵。    
    5分鐘後我和凱澤通了電話,他說:「我很少給你打電話,除非事情緊急。我們覺得在『白水事件』上,我們在推諉搪塞一些事情,我想讓你瞭解這一點。」在電話中他談到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寄給克林頓總統顧問布魯斯·林賽一封信,他是總統最信任的顧問又是來自阿肯色州的克林頓多年的老朋友。信中提到克林頓夫婦入主華府前幾年間存在的財政問題。此信於兩周前寄到,至今林賽尚未回復。《華盛頓郵報》的敏感嗅覺已觸到克林頓夫婦的過去,他們已經蠢蠢欲動了。    
    於是我解釋到:「鮑勃,這封信的事我是第一次聽說,我會調查此事,然後給你回復。」我覺得他和我同樣清楚在克林頓高層機構內,我仍然是一個新面孔,我的到來喚起的是一些年輕同僚們少之又少的熱情。我的影響力能起多大作用,誰也沒有把握。但鮑勃和我在「水門事件」時就有過接觸,當時也是一個在《華盛頓郵報》供職,另一個在白宮。我們還都記得那些日子那種無形的隔閡在我們之間產生了多麼消極的影響。60年代初期,我們曾一起在《耶魯每日新聞》共事,當時鮑勃就擅長寫調查報道,並以此聞名。他很公正,但卻固執。而且,一旦受到誤導,會變得非常固執。    
    當晚我首先拜訪的是麥克·麥克拉蒂,此人的誠實與友善我一直讚賞。他似乎也不知道那封信的事情。做了進一步調查後,我向麥克建議由林賽、季恩和我去《華盛頓郵報》對其記者所需要的材料進行整理分類,季恩和我也好做出下一步行動計劃。當時季恩已出任聯絡部主任。麥克同意了我的建議,於是,幾天過後,我們這支白宮的「三重奏」樂隊約好在傍晚相會。也許建議去《華盛頓郵報》是一個錯誤,應該是反過來的,這是否讓他們感到我們太過心急了?但我只想給郵報留下這樣的印象:這一屆的白宮工作人員是極其友善並樂於助人的。    
    等待我們的是一群編輯及記者,他們對問題的核心極感興趣,他們抱怨克林頓的助手缺乏合作精神,能追溯到1992年大選,他們要求白宮准許他們查看一系列涉及「白水事件」的不正當行為及以前州長競選活動的文件。林賽則認為白宮的文件不是很完整,如果公開,會引起誤解。他還強烈地抱怨《華盛頓郵報》對「白水事件」的報道不公,交出更多的文件只會導致新一輪的負面報道。他的話很有道理,但我認為《華盛頓郵報》更有說服力。在比較了一些文件記錄之後,季恩和我都認為最佳的解決途徑就是交出《華盛頓郵報》所需的所有材料。    
    第二天,我把這一切全盤托出,告訴了麥克拉蒂,說明在《華盛頓郵報》有機會查到所有的文件並得以報道有關內容之前,我們應首先向白宮所有新聞媒介公開這些材料。當然,記者們對所有檔案文件查閱之後,火力密集的負面新聞報道將很可能襲擊我們,但是如果說「水門事件」對我們有所啟示的話,那無疑是指作為總統必須得放下架子,接受指責,而不是隱藏事實,任由媒體一件一件地揪出曝光,進而給他的對手造成可乘之機,發起邪惡的調查。第一過程可能是不愉快的,但要是第二過程就可能導致災難。麥克拉蒂也同意,他承諾與克林頓會晤,屆時由我與季恩提出方案。    
    這次會晤定於12月10日星期五晚上7點在樓上總統的寓所進行。我被告知麥克及克林頓夫人也將參加。事情似乎要引起爭議:克林頓夫婦的律師反對公佈文件,而季恩和我卻贊成。誰知道還有何人能起決定性作用扭轉局面呢?林賽?他也許會反對。斯蒂芬波洛斯呢?也許他會贊成,最好等等看吧。    
    離7點鐘還有幾分鐘,我和季恩在白宮地下室不安地等待電梯把我們帶往白宮二樓的總統寓所。電梯到達,門自動開了,令我們奇怪的是麥克卻走了出來,他把我們拉回到白宮西翼,告訴我們:「一切已經結束。」克林頓夫婦已經與其律師們提前進行了私人討論,決定不公佈任何材料,他們甚至不想聽到此案被洩露出去。    
    我怒火中燒,他們的決定不僅愚蠢,而且這是管理白宮最拙劣的辦法。我覺得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幾個月前他們請我加入白宮,目的是讓我這個具有豐富傳媒工作經驗的人為他們提供個人建議以使他們避免更大的隱患。他們也承諾完全為我打開參與之門。到那一刻為止,他們基本上信守了諾言,但在此關鍵時刻他們竟砰地一聲將門關緊。    
    我很少發火,我希望它能發揮一些作用。我堅持立即與總統會晤,麥克同意了。我們將在第二天上午克林頓總統發表完他的星期六電台演講後與之會晤。麥克將會面地點安排在總統辦公室外的小書房,以便我們邊喝咖啡邊安靜地會談。喬治·斯蒂芬波洛斯也加入了我們的會談之中,使我感到高興的是他和我的意見達成了一致。自從我被強迫與他一起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們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如今站在同樣的立場上,我們卻合作得極好。    
    總統洗耳恭聽。我提出了將事件公之於眾的三條理由。首先,與白宮媒體相反,我認為《華盛頓郵報》掌握有價值的調查材料,而且也會對克林頓夫婦做出公正的報道;第二,尼克松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將此事公開;第三,考慮到爭論的本質和特點,此次與《華盛頓郵報》較量尤其冒險,因為它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已使它一躍成為美國新聞業的一流機構。關於「白水事件」,《華盛頓郵報》不可能放棄原有的主張,打退堂鼓。事實上,如果此時戮它的眼睛,它會被激怒,繼而與我們開戰。    
    令人感到棘手的並非只是鮑勃·凱澤,《華盛頓郵報》的執行編輯萊昂那多·唐尼在「白水事件」中贏得了聲譽,他是本·布拉德利的一個傲慢固執的繼任人,他們和這家報紙的其他成員已感到克林頓政府在過去誤導了他們好多次。我告訴總統說,如果這次我們不想出一個恰當的解決辦法,《華盛頓郵報》會派出大隊的記者對白宮進行調查,那樣會導致其他媒體的全面追蹤,他們會使其總統的位子瀕臨絕境。    
    總統說,〞我同意你的觀點,我們應交出所有的材料。」    
    但又補充說他自己無法單獨做出決定,因為在「白水」交易中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合夥人。他看著我說?押「你得同希拉裡談談取得她的同意,如果她同意,我們就照辦。」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讓我去與他的妻子爭論這個問題,但我答應去見她。    
    週一的早晨,我給克林頓夫人的辦公室打電話預約見面。他們答應說「給你回復」。當天我查到的答覆是說她很願意與我見面,但她的日程排得很滿,接下來幾天都沒有時間,「再約吧。」很多次有人進入她在白宮西翼的辦公室,很快就見到了她,她很樂意會見工作人員。可這次,事情有些不大一樣,接下來的幾天我得到的只是冷遇及拖延時間。拖延在繼續,我一直找不到我的「聽者」。    
    已經答應在這周內盡早給《華盛頓郵報》答覆,我只好不情願地給唐尼打電話告訴他我還需要一點時間。他有些同情我。我很沮喪地找到麥克拉蒂一起向總統匯報,又一次,我被告知此事要由第一夫人做主。那些天很快過去,緊接著又是整整一個星期過去。我意識到我們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如果沒有克林頓夫人的同意,我們將無法前進一步,而她早已下定了決心。    
    最後,原定總統寓所的會晤被取消兩周後的一個週五下午,我接到通知,第二天布魯斯·林賽將向《華盛頓郵報》遞交一封短信作為對對方索要文件的回復。事實上這通知已經在告訴我:「見你的鬼去吧。」    
    第二周剛開始,唐尼打來電話用肯定的語氣說:「我們感覺你在犯一個可怕的錯誤,此事雖與個人無關,但我們決定追查。」他們也是這樣做的。    
    越來越多的新聞機構加入到事件的調查之中,其中最有名氣的算《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頓時關於「白水事件」的新聞報道急劇增加。幾周之內,其他一些挑逗性的新聞從阿肯色州浮出水面,大肆宣揚要由司法部長珍尼特·雷諾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解決此事,迫使克林頓夫婦最後向司法部移交所有材料並任命獨立檢察官進行調查。克林頓的領導地位如自由落體一般下降。1994年1月20日,恰好是克林頓就職典禮一週年的日子,前聯邦公訴人愛德華·菲斯克被任命為獨立檢察官。他有意警告說:「我要做的事情沒有極限。」到8月份他離任時,已經在很大範圍內展開了對克林頓夫婦的調查。他的繼任者是一個前司法部副部長和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幾個月後,肯尼思·斯塔爾的名字便家喻戶曉。    
    也許獨立檢察官的任命對克林頓夫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卻不這麼看。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拒絕公佈文件這個決定。如果他們在1993年2月將「白水事件」的材料交給《華盛頓郵報》,那麼他們長達七年的土地交易作為一時的話題將會很快消失,七年發生的一切將大不相同。誠然,將文件公佈會引起尷尬。關於其他項目,克林頓夫人投資商店期貨的事實顯然會公之於眾。但今天我們瞭解到在這些文件裡並沒有能構成對克林頓夫婦在白水土地交易中的犯罪起訴。文件中沒有嚴重的犯罪事實。事實的公開最終將證實這一點。    
    更重要的是將這些文件公佈,就會削弱由獨立檢察官給我們造成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愛德華·菲思克和肯尼思·斯塔爾也就不會出現,我們也就不會聽到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名字(此人與「白水事件」毫不相關。)對克林頓的訴訟與指責也就無從談起。整個國家會寬恕此事,總統本人也會得到富有成效的第二任期。    
    白宮的這一決定會使結局截然不同。    
    對克林頓夫人的指責是很難避免的,因為她拒絕了公開事實,她應從一開始就同意這樣做,用一時的尷尬和窘境換取她和丈夫的長期的安全保證也很值得。她太容易輕信她的律師,也相信自己作為訴訟官的天資。這些本能的東西告訴她不要向對方作一英吋的讓步。「白水事件」不僅僅是法律問題,更多的是政治糾葛。    
    但是對克林頓夫人的責怪等於接受了她應受法律指控這一錯誤前提,事實上她並不應該受此待遇。選民們選舉她的丈夫去領導政府,克林頓又是惟一肩負責任的人,在白宮內關於應該向媒體公開什麼或隱藏什麼的決定最終應由克林頓做出。難道他不應該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嗎?他為什麼不去勸她,告訴她只有這樣做才對他們雙方有利?為什麼他沒有負起責任來?    
    這些問題直截了當地觸及到克林頓本人最本質的一面,包括他作為總統帶入華盛頓的領導方式。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5)

    「三巨頭」體制    
    比爾·克林頓是第一個恰值生育高峰出生來到白宮的總統,與過去的總統相比他帶來了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像許多60年代塑造成長起來的人一樣,抵制高官體制,對權威人物不屑一顧。他們喜歡鬆散的不受約束的團體,有各種不同意見及觀察問題的視角。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克林頓渴望聽到發自不同人群的心聲,他不會拒絕有著60歲人的成熟見解的25歲年輕人的觀點。這一方面令人激動,另一方面又讓人感到某種擔憂。    
    他的一個優點是願意與別人分享權力,他從未試圖削減其內閣成員,而且他們取得成功時,都會受到他雨點般的讚揚。私下裡,人們卻抱怨總統周圍的混亂無序,而且都轉動著眼珠盯著他的個人緋聞,但都喜歡同他一起工作。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感覺是在同克林頓共事而不是在為他工作。克林頓把他們放到同等的地位,對他們一視同仁。他的四位內閣成員:布魯斯·巴比特、珍妮特·雷諾、理查德·賴利、唐娜·沙拉拉。賴利掌管教育司;薩拉拉負責健康及公益事業;卡羅爾·布朗負責環保工作;詹姆斯·李·威特負責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他們的任期之長史無前例。克林頓的高級行政官員對長期公務人員進行了最新統計,平均指數顯示他們在各自席位的供職時間為3.36年,而尼克松時期的平均年限為1.73年,卡特時期為2.47年,裡根時期為3.27年,布什為2.52年。    
    但是克林頓的這種態度同樣也為他帶來麻煩,正當他試圖在白宮內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使權力大範圍地分享之時,他因此舉而受重創。    
    我剛到白宮時,曾要求麥克·麥克拉蒂簡要地敘述一下白宮的管理機構。他畫了一個草圖,在上方和下方各有一個方盒子,在下方的方盒子下面有一條水平線,水平線的下方懸垂著許多的方盒子。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們的對話是這樣:    
    「我的位置是在下方的方盒子,」麥克說「你看,所有的高級官員通過我向上級匯報事務。」    
    「麥克,這圖表上第一夫人及副總統的位置在哪裡?」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你知道,每屆白宮主人都有其各自特點,這屆白宮政府,在最高層的盒子裡包括三個人,他們是總統,第一夫人及副總統。他們三人一同簽署重大決定,你逐漸去適應吧。」    
    「好吧,雖然我沒有把握能習慣,但我會試著這樣做。」我懶洋洋地笑著說。私下裡我想起了那首用來哄孩子的老歌:「咚咚咚,洗澡盆裡三個人,屠夫、麵包師和做蠟燭架的,把他們趕出來,三個都是惡棍。」    
    事實上,工作班子中的任何人都不容易,白宮是世界上最複雜也是最強大的政府,它是世界的核心機構。每天,成千上萬的電報傳到這裡要求明智的審核;每天,成千上萬的電報從白宮發出,告知其他人該怎樣去做事,或試圖去勸說他們如何去做事。來訪者四面八方,有來自國會的;有來自外國政府的;有來自州及當地政府的;還有來自大型企業,大學,宗教團體和其他權力中心的人士。來訪的記者們會問成千上萬的問題。    
    在紛繁的活動中,白宮的工作人員應該能做到目的明確、行動迅速。辦公廳主任、國家安全顧問、總統身邊的其他工作人員必須懂得哪些決定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做出,哪些決定應由總統做出。每小時都會有一批一批的文件送到橢圓形辦公室,總統可以把他們帶回家連夜批閱,第二天他要批閱完畢,有時他要等待一些時間讓問題變得更成熟以找到更多的信息,但這種時候並不多。有時他不得不把文件轉送出去,使其在高層傳閱。出點問題是正常的,但不能經常出問題。他必須使大多數的問題在第一次就做到正確處理,因此個人的經驗、心兒的誠篤、哲學理念和政治第六感非常重要。總統需要有一個個人行為準則。    
    總統不能優柔寡斷。他必須獨立地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像哈里·杜魯門那樣,在決定投擲原子彈之後還能回家睡上一夜安穩覺。總統在維護憲法尊嚴上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責任。    
    為了確保總統獲得完整及時的信息以使他的決定立即得以執行、使他的領導能力受到保護,白宮工作人員必須對總統全力奉獻,不應有一絲疏忽,每天早晨起床的時候應問問自己:「今天我能幫總統做些什麼?〞當然他也應該為公眾及自己的道德良心負責任,但是他的第一本能應是為那個被選出來做總統的人服務。一切就是如此。    
    克林頓打破了這一模式,他把妻子及副總統安排在白宮西翼辦公,這是前所未有的。副總統和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員也成為總統的助手,這也是第一次。這些工作人員常置身於白宮高層之中,參加一些重要會議。    
    白宮應該成為井然有序的白宮,但是克林頓在決策時形成了「三巨頭」體制,我認為這導致了非良性循環。造成數不清的延誤、迷惑及分裂等負面影響,一名內閣成員或官員也許會認為總統在週二做出的決定在週三的時候已完全改變,因為總統又與他的妻子和副總統談過此事。一名覺得自己的觀點可能不被總統接受的行政官員,會首先去向第一夫人或副總統遊說以取得支持,使自己的觀點能影響總統辦公室所做出的決定;或者反過來,如果總統辦公室拒絕了他的觀點,他可以轉向第一夫人以取得轉機。只要你足夠聰明懂得去鑽這種體制的空子,幾乎一切還可從頭開始。    
    在歷屆白宮的運作中,有時候副總統、第一夫人或其他家庭成員對一些棘手事務的參與調節很有幫助。艾森豪威爾用尼克松的話告訴白宮辦公廳主任謝爾曼·亞當斯?押「你該做的是裝好皮箱,別忘了那件駝馬絨毛外套。」南希·裡根精心安排了辦公廳主任唐·瑞根的退休事務;喬治·W·布什親自前往華盛頓監督辦公廳主任約翰·撒奴努的離任。有些總統還認為在助手中引進競爭性等級制度和職權重疊制很有益處。我們都曾目睹過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隨員之間的衝突事件,還有裡根政府時期的三人小組,然而克林頓政府卻將這兩種做法發展到了極點。    
    撰稿工作的複雜棘手盡人皆知。1993年2月,幾位前白宮撰稿人在比爾·薩費爾家聚會,召開兩年一度的賈德森·韋爾利弗協會會議。這個協會的名字來自白宮的第一任撰稿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總統的助手)。在互相交換了新聞趣事之後,我們注視著克林頓向全國播放他的就職演說,電視中他看起來是那樣年輕和矮小,這可能是因為坐在椅子上的緣故。當喬治·斯蒂芬波洛斯順便來訪透露說總統的演講稿在直播前20分鐘才定稿,這一消息真令人吃驚,總統的演練時間竟然不到20分鐘!克林頓在華盛頓的名聲——這比他的領導能力更重要,竟被這些傳聞糟蹋到這個地步。    
    內部工作人員的分幫分派同樣具有破壞性,人們的舊觀念認為白宮的工作人員是總統的工作人員,第一夫人及副總統都是其下屬成員,藏身於東廳和老辦公樓裡。在這個新世界裡,第一夫人及副總統都擁有大量的隨從,他們對各自的主子全心效力,不是在為總統工作。    
    朱迪·格林斯通,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在白宮做我的副手,我倆剛到白宮的時候就被貼上了「比爾派」的標籤,每個人都斷定比爾是我們的國王陛下。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我們很快就發現「希拉裡派」和「戈爾派」,他們對總統的興趣遠不如他們為之服務的主人。當然也有一些人消除了這種隔閡,比如說總統對馬吉·威廉斯的政治判斷力很是信服,後者是第一夫人的辦公室主任,她成功地為兩位大人物服務,但她畢竟是少數。克林頓對麥克拉蒂的批評太苛刻,他拒絕讓麥克拉蒂出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卻又讓他協調各個派別之間的關係使大家駛向同一個方向。    
    建立恰當的合作關係    
    幸運的是在我進入白宮時,他們三位中的一位已經注意到廚房裡有太多的廚師正在引退。在總統的支持下,副總統將開始負責一些他感興趣的項目,如使政府現代化,保護環境,海外事務等等,他也將離開由第一夫人所領導的衛生健康改革的工作。除此之外,還當了總統的內部高參。總統的一些助手認為戈爾的地位對克林頓是步步緊逼:「他永遠得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嗎?」很明顯,戈爾與希拉裡都是好競爭的人,各自爭權奪利。正是這種新的體制為副總統提供了最佳的發揮才能的條件。這是我所見到的任何一屆白宮都沒有的現象。    
    副總統的權力和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就向前躍進了一步。當時沃爾特·蒙代爾在白宮西翼擁有一間辦公室,其位置就在卡特總統的辦公室的樓下。據說在這個「遠親不如近鄰」的城市裡,蒙代爾已經獲得即刻接近總統的權利,而且是與總統關係親密的顧問。從那時起,每一位副總統開始享有西翼的辦公室。裡根總統舉行就職典禮前不久,我打電話給鮑勃·芬奇向他請教如何與裡根相處,他曾在加利福尼亞做過裡根的副州長。他說,「關鍵是每週一次的午餐會。」我把所聽到的傳達給吉姆·貝克和喬治·布什,果然,他們開始照辦,在裡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之間建立了午餐會制度。「午餐」從此成為白宮不可缺少的「主食」,為高層領導私下討論問題提供了一個頗有價值的論壇,而且這些舉措也增強了他們之間的聯繫。    
    在克林頓—戈爾這個新的領導組合中,辦公室人員之間的關係達到了更高的水準。副總統成為總統的合夥人,但超出了侍從和顧問的身份。除了魯賓之外,他經常向總統提出一些精明建議。大衛·A·希南與沃倫·本尼斯和著的《共同領導》闡述強手聯合享受共同領導的信心和樂趣的重要性,該書一再強調良好的夥伴關係對老闆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這種關係就如同喬治·馬歇爾對哈里·杜魯門、周恩來對毛澤東、史蒂夫·鮑爾默對比爾·蓋茨、克雷格·巴雷特對安迪·格羅夫所起的作用一樣。即使是地位低的合夥人得到提升?熏也不能保證他能成功地行使自己的權利,有時還會出現其他問題。良好的關係表明總統必須通過確立一個合適的副總統,使之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更好地為自己服務。    
    克林頓有足夠的自信,他甚至把自己潛在的對手帶到自己的競選活動的中心,帶到總統工作的中心。他毫不介意與別人一同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如果他希望副總統能成為他與國會之間的有價值的紐帶,那他會失望的,因為戈爾與其他要人之間摩擦很大。但是他能帶著極大的熱情去研究問題,在參加對外政策會議之前,他不僅閱讀備忘錄,還閱讀來自海外的大量電報通信。在克林頓眼裡,他一直是一位理智的夥伴。    
    我認識戈爾已有多年,在白宮裡作為他的潛在的支持者與他接近。有人認為我很天真,他們說,他正在試圖操縱你。但我覺得我們之間的談話既富有成效又有啟迪意義。每隔一兩周,我們會在他的辦公室進行一個小時的談話,談論克林頓總統的工作方式、體制的運轉及管理情況。我們一起喝人參茶,他這時會拒絕外人打擾。    
    令人吃驚的是在我離開以後,戈爾深陷倫理道德的漩渦之中。他登上副總統的寶座時是一位「廉潔」先生,我在白宮的時候,他也是一個「很有能耐的人」,能將工作理順。有人告訴我大樓內流傳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很不確定是否該與總統談談,結果我去見副總統戈爾,他立即向克林頓匯報此事,麻煩就此了結。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6)

    「夫妻檔」領導的危險性    
    總統與第一夫人的關係一直很複雜、微妙並藏有潛在危機,他比任何其他人更依賴第一夫人,她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持者。克林頓的生活中如果沒有希拉裡,我認為他就不能入主白宮。但對這兩個人來說,到達同一目標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特迪·羅斯福在被問到他那難以管束的女兒愛麗絲時回答說,他可以花時間來管教她或是管理這個國家,但卻不能同時做這兩件事兒。在克林頓入主白宮的前幾年,他很難同時協調好工作、婚姻及個人幾方面的事務。儘管他與妻子有著公開的婚姻關係,外界人士卻對此樁婚姻不無懷疑。我也一樣,如果這不與他的領導方式纏結在一起,我不會在此提及。如果不提這一點,就無法對克林頓的總統工作進行分類整理。    
    我所見到的克林頓在每一天都需要得到他的妻子給他情感上的支持與讚賞。他依賴她,總是談起她,並表現得好像她就是他的不可動搖的力量。我沒有見到她得到過什麼回報,但我斷定她也從克林頓那裡汲取了很多。    
    在他們的關係穩定時,他們彼此互補非常完美,這種合作關係對他的工作能力是一種促進。她就像錨,而他是風帆;他是個夢想家,她是個現實派;她是戰略家,他是戰術家;他主外,她主內;她幫助他入主白宮;他也幫助她得到權力;他在政治上傾向於中間派,她傾向於左派;她擁有豐富的超我力量,他也擁有大劑量的本我精神;他做事激動,她辦事內斂;她沉著鎮靜,他常大發雷霆;他喜歡笑,她則很嚴肅;他甚至讓人們知道他穿什麼品牌的內衣,她卻堅持有自己的隱私空間;他對黑人人權問題關心備至,她則關心婦女權益;他關注老年人的健康,而她最關心孩子們的成長;他們共同熱愛他們的女兒,切爾西是他們的全部。    
    然而他們之間關係構成的方式——在其平靜的外表下不斷變化的情緒,造成了他在任職期間嚴重的問題。甚至當戈爾退出高層管理的方盒子之後,她仍然留在那裡。當然,這麼做也無濟於事,無論她多麼才華橫溢,兩個人都無法同時佔據同一個位置,無法共同做出決定。在這條路上,這對充滿活力的夫妻能鼓舞起競選中的精神與提高其質量,州長級可以有合作領導者,而總統的職位,則沒有第二者的空間。    
    希拉裡克林頓在走進白宮的那一天就遇到了問題。這位有高學位的優秀女性成為了第一夫人,她擁有的光環幾乎沒有人能與之匹敵。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她很自然地把埃莉諾·羅斯福作為自己的楷模。然而正如杜克大學的一個學生對我指出的那樣,克林頓夫人似乎並不贊成這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羅斯福的權力來源於第一夫人,而希拉裡是從總統那裡獲取了她的權力。大多數的美國人難以容忍這一事實。多麗絲·基恩斯·古德溫也曾提到羅斯福夫人太領先於她的時代,結果人們把她看成是個怪人。一對夫妻可能竊笑著發表這樣的評論:「她那一套又來了。」對成熟男人來說,克林頓夫人似乎更有威脅力,好像她會把他們從穩固的地位上狠狠地摔下來。早些時候希拉裡曾向我敘述她從一些中年男人那聽到的對她的評價:「我願意我有一個像你一樣的女兒,但我不願意我的妻子像您那樣。」    
    在我同克林頓夫人一起工作的18個月間,她捍衛社會事業的精神贏得我極大的尊重。儘管我們的政見分歧很大,我仍能看出她在熱情地追求社會公平。批評家說她熱衷於權力,事實當然如此。當時就這個詞更廣泛的意義而言,權力是一個好領導的標誌。然而沒過多久我就與希拉裡發生了矛盾,我們的衝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開始只是對政策的制定看法不一致,後來就觸及到了關於如何掌管白宮這一實質性問題。    
    在克林頓任職的第一個夏天,總統預算案順利通過,不久,克林頓夫婦召開有副總統、高級官員及政治顧問參加的會議制定秋季計劃。我們在三樓的「日光浴室」集會。會上的議題是關於衛生健康計劃、北美自由貿易區、徹底改造白宮政府等等。我不記得這一切是如何觸發的,但是克林頓夫人突然就我們在預算案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發起嚴厲尖銳的攻擊,雖然她在指責工作人員,但很明顯,攻擊的目標卻是克林頓。我們這些人都被她說成是愚蠢的外行,只會惟命是從。爭吵的場面令人難忘,她的丈夫正在失去尊嚴,成為機器人式的總統。我們怎麼能裝聾作啞如此愚鈍?我們本應該坐視不管他們的衛生健康計劃。她手下的人都有信譽、組織有序、申明己任,這次非要在我們面前露兩手不可。那麼現在你們這些傢伙如何能夠通過國會取得一項共和黨的貿易協定?你們不是也把衛生健康計劃弄得一團糟嗎?    
    總統為自己和工作人員進行辯護,他們倆又坐在一起,離室內最後一排座位老遠。我們其餘的人尷尬地坐在那裡,沉默不語。許多夫妻之間也都發生過激烈緊張的爭吵,但大多數人會避開眾人的耳目。很明顯,克林頓夫婦經常在工作人員,甚至在州長助手們面前以這種激烈的方式對話,他們的朋友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但是對白宮政府來說,這一點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感覺自己介入了他們之間的隱私。隨後,一個與會者告訴我這種事經常發生。通常在談話進行中,她會發射一枚致命的導彈直逼克林頓的心臟,在擊中目標之前,這枚導彈轟然爆炸,彈片擊中總統的隨從人員。總統也會反擊,也會變得勃然大怒。有人主張不要理會這種場面,但我無法做到。這樣的談話不僅造成一片混亂,而且還會加深比爾和希拉裡兩個派別的分歧,使人們在總統和夫人面前變得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對每個人來說,使總統在正確軌道上行使職能變得難乎其難。    
    我在此並非故意給人留下克林頓夫人是一凶神惡煞的老婦的印象。這些年來她一直在控制著自己的怒氣,下決心把她的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地為雙方共同的成功而奮鬥。但她看到克林頓或工作人員犯了錯誤的時候,便再也無法控制怒火,所有的情緒便會立即爆發。    
    據我所見,克林頓夫人是一個敏感脆弱的女人。因《華盛頓郵報》索要「白水事件」有關文件,我們發生衝突,在那之後的幾周,我同意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今日新聞》中為克林頓夫婦辯護,我想試圖去表明我也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電視台直播的那天早晨,我接到希拉裡打來的電話,她和丈夫正要動身前往阿肯色州參加克林頓母親的葬禮。對於她這幾個月來所經受的一切我表達了我的同情,談話的時候,她哭了起來說:「你可以告訴你在《華盛頓郵報》的朋友,說我們已經接受了教訓。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做好事,這個城市中我們不理解的事兒太多了,這一切太難了。」    
    我嘟嘟噥噥地說了些什麼,可最後我說:「我真希望到你身邊,擁抱你。為了你的快樂我會努力付出的。」這是我的心裡話。    
    回首往事,我希望這一切都有所不同。他們來華盛頓的確是為做好事,而不僅僅是為了追求權力。如果這些年來他們的關係不像現在這麼發展的話,或者克林頓再晚些年競選成功的話,那麼也許一切就會很穩定,也不會在他的事務中出現這些閃失,他們也就不會嘗試這種夫妻合作的體制。正如事實所示,他們每個人都為這段日子付出了可怕的代價,而且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7)

    衛生健康計劃落敗    
    星期天晚上到白宮開會,真是少見。但形勢緊急,恰逢比爾·克林頓的又一關鍵時刻,他和希拉裡想召集我們,大約有20多人聚集在總統寓所地下室圖書館裡。當時是1994年6月,克林頓夫婦的衛生健康計劃已經無力支撐下去。    
    幾個月後,我剛剛到白宮不久,負責該計劃的主要頭頭艾拉·馬加津納來徵求我對於他、第一夫人及總統正在制定的衛生健康計劃的意見。他想詢問有關健康計劃的政策,並希望得到我的大力支持。雖然艾拉熱衷於重大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但我發現他不好大喜功而且討人喜歡。我願意與他共事。    
    他向我描述此項計劃時,它尚未公開,我感覺他是在抓我當倒霉蛋。聽起來,這項提議非常複雜,與我最初想像的適當性也就是它政治的可行性比起來,仍需要政府的介入。艾拉告訴我,它只是草案並不是我們的最終法案,但它可以使民主黨激進派處於同一陣線,同時我們可通過談判達到我們的最終目的,即可獲得包括溫和派共和黨人在內的多數人的支持。與現在這個草案相比,你會喜歡最終的法案的。    
    我對他說,請暫時不要理會我的反對意見,我們得關注它的立法前景。政治多數情況下都有戲劇性,國會也不可能讓它通過,儘管國會由民主黨控制。30年來,歷史上通過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是由兩黨合作而取得了多數票,例如醫療服務、人權、稅改等等。我們應該以兩黨的溫和派為中心逐漸形成聯合,而不是由左翼支持國會提出的議案出發,再向中心深入。應在三條或四條核心原則的基礎上,向他們提供概括性建議,然後讓雙方擬出可吸引兩黨多數的最終議案,而不是直接擬出詳盡計劃。    
    「現在我們談得離題了,」他說道。在不得不做出重大決定時,克林頓夫婦其實早就決定了要採取的策略。我與艾拉告別,他認為這項計劃更多的將會是靠中派的支持,而非政府參與。我向他保證我力所能及地給予支持。    
    我很快發現衛生健康計劃在政府內掀起了激烈的論爭。時夏,在一次內閣的會議上,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唐娜·沙拉拉把我拉到一邊說:「我們得談一談。」幾天後吃午飯時,她向我講了對於計劃雛形的疑慮,「我並不是到華盛頓來建立一個新規則的官僚。」這話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這位內閣官員身披堅持自由派原則的外衣(這不公正),宣稱政府管理應更多地以市場為導向。持這種想法的並非她一人。整個經濟小組對該計劃也有懷疑態度,而且早已聲明。白宮又一次分為幾派:站在民粹黨一邊的有克林頓夫人、政治顧問及其他顧問;另一面有經濟小組、唐娜、麥克和我;副總統沒發表意見,斯蒂芬波洛斯試圖從中調解。總統好像站在希拉裡一邊。    
    那年夏天在一次衛生健康會議上,經濟小組放低了他們的聲音,但可以看得出他們分明不喜歡正在討論的這項計劃。此計劃說了算的只有三個重量級人物:第一夫人、總統和艾拉。就是這樣排序。在一次內閣會議上,只有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勞拉·泰森就成本預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質疑,我們其他人都躲閃不言,以勞拉為保護衣。在此無須說出孰勝孰敗。    
    是年秋天以及在1994年總統的國情咨文中克林頓總統強行提出衛生健康計劃,這是他第一任期內的中心任務。起初,反響很好,克林頓的陳辭使人信服,人們覺得政府正在下大力迎接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第一夫人在參眾兩院以該計劃領導人身份陳述時,也引起不小的轟動。    
    但經進一步考察後發現該計劃漏洞百出,遭到了來自保險業、小商業和國會山的保守的共和黨的反對。這回魯布·戈德堡遇到了對手。1354頁充斥著對私營部門命令的語氣(要麼是你「應該」做這個,要麼是你「不應該」做那個),都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自由黨人認為接受加拿大單方付款模式力度不夠大,持相反意見的人則認為力度已經很大,足以使它被扼殺於搖籃裡。他們回憶起美國醫藥學會貶低杜魯門的計劃為「社會化的醫療」,克林頓夫婦的計劃就是「政治操縱的衛生健康改革」,這個口號差不多已經成了公眾常說的口頭禪。哈里在一個由健康保險業贊助高收視率的電視廣告中對路易絲說,「政府不應操縱我們的衛生健康計劃,應把權力留給我們自己。」反對派很快促成了公眾輿論,這足以使我們走向失敗。    
    即便如此,如果白宮能夠做出讓步而且出台一項更嚴肅的由兩黨共同參與起草的草案,那麼這一偉大的改革計劃也有實施的可能。1994年初,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鮑勃·多爾很想達成協議,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民主黨主席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也是如此。那些中間派,如共和黨參議員羅德島的約翰·查菲更是站出來大力支持。5月,多爾給莫伊尼漢塞了一張紙條,上寫「是莫伊尼漢-多爾提案出台的時候了嗎?」帕特·莫伊尼漢在其議會辦公桌上仍保留著那張黃色紙條,提醒著他那曾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一切。    
    在白宮,群情激昂,根本沒有妥協的可能。眾院自由黨主席向克林頓夫婦保證他們只需民主黨投票就可使該計劃草案在眾議院通過。他們還說,不要去與共和黨的人談判,共和黨人不可靠,他們終究都會背叛你的。第一夫人被日益高漲的批評聲和一些共和黨人兩面派態度困擾,最終決定不妥協。時下「政治漸進主義」在白宮西翼已成為不潔之詞,我們這些希望兩黨妥協的人成了「邊緣」人物。有關工作人員經常組織召開衛生健康戰略會議,通知我去開會的次數越來越少。    
    如今白宮又來了一位新人,紐約的哈羅德·伊克斯,他是富蘭林·羅斯福的一位著名顧問的兒子。他繼承了父親對政府的高度信任感,甚至其父親願意與人爭吵的壞脾氣在他身上也表現得絲毫不差。克林頓夫婦對他的從政技能堅信不移。1994年1月,由於他的到來,原白宮人員的權力制衡傾向自由黨一邊。溫和派人多勢眾,火力過猛。兩黨達成妥協的可能已離我們遠去。    
    參議員莫伊尼漢手持多爾傳出的紙條,示意白宮,為通過提案我們現在還要最後一搏。他認為如果我們能較多地放棄我們所堅持的主張,他就能與多爾及其他共和黨參議員達成一項比較理想的協議,更有希望駁回金格裡奇的長期反對意見。週日晚,我們聚集在地圖室做最後的決定,把這一進程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一早,總統在國家廣播公司的《今天》節目中接受了現場採訪,他要在節目中宣佈最後決定。現在他要麼發出願意的信號——這很有可能,要麼繼續分裂下去——這樣所有的希望都會破滅。從羅斯福到裡根的歷屆總統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的教訓再清楚不過了:抓住既得利益,以後再謀其他。    
    我用不著把那個星期天晚上的談話原原本本地重複給大家,與會人員的大部分觀點是力勸總統絕不妥協。第一夫人表示贊成,我幾乎沒表態。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我已十分孤立,深知自己左右不了談話,如果發言,只會使另一方強硬起來。我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身上,他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前主席,現在國會山仍十分有影響。如果早把衛生健康計劃讓本特森和沙拉拉負責,我們早就與國會達成協議了。勞埃德現在仍然想要妥協,他終於清了清嗓子開始講話,可立即遭到了一位年輕議員的反駁。最後,很令人莫名其妙,總統大發雷霆,看來他已聽夠了,他的臉氣得通紅,暴跳如雷地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統,我就要為實施最嚴峻的改革堅持鬥爭,選我當總統不是為了來妥協的。我們絕對不能相信共和黨人,我不能後退!我們決不妥協!    
    看著表,我自己寫下:「晚10:22,衛生健康計劃無疾而終。」    
    衛生健康計劃甚至未能贏得在眾議院和參議院中進行投票。克林頓執政的最大一項提案就這樣胎死在委員會中。自從越戰以來,還沒有如此巨大的公共政策遭遇崩潰。從那時起,喪失衛生健康保險的美國人的數量每年以百萬計遞增,現今已達4千4百萬人之多。衛生健康費用不斷上漲,醫藥保健急需改革。對於總統和第一夫人來說,雖然他們已衝向失敗的深淵,但他們嘗試成就偉大的事業的精神還在閃爍發光。    
    衛生健康改革失敗的教訓    
    《華盛頓郵報》兩名資深記者海恩斯·約翰遜與大衛·布羅德在他們關於衛生健康改革的鬥爭一書《體制》中評述道:在目前政治環境下,即使是林登·約翰遜這樣的立法神人想要確保衛生健康改革成功也有困難。現今,總統的信譽大大降低;白宮推行重大行動已經失去昔日的權威;國會內派別林立;新聞界更感興趣的是醜聞,而不是問題的實質;利益集團已獲得更多的權力。正如他們所言,這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使領導變得更難。    
    實施衛生健康改革尤其困難。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杜魯門到尼克松與卡特,國會始終在不遺餘力地阻止這項制度的改革。對於克林頓來說,這項鬥爭尤其艱巨,因為紐特·金格裡奇與保守派黨人把衛生健康改革當作控制國會的一個武器。為什麼要與克林頓合作?為什麼不選出共和黨領導的國會並採取自由市場規則?    
    在試圖全面改革數額為1千億美元的衛生健康產業過程中,克林頓政府將面臨著公眾政策上最嚴峻的挑戰,他們的改革之路佈滿了昔日留下的陳屍爛骨,時間可上溯到60年前。他們也希望在這個論戰中樹立聲譽。僅此一點,其政治勇氣就值得讚揚。    
    在約翰遜與布羅德進行的一次採訪中,總統勇敢地承認:「是我的原因導致國會予以否決。」他認為衛生健康計劃改革的失敗提供政府不應予以干擾事件的研究案例。我們在白宮犯下的錯誤可能誤導以後的總統,他們可能也會採取大膽與眾不同的行動,因此現在我們應該在此做近距離審視,我得出的結論如下:    
    對國家價值觀念的錯誤判斷。領導者必須理解作為社會的一部分的她或他所生存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並以此價值觀為準則進行統治。在眾多工業化民族中,美國人長久以來得到的社會福利是最少的。如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所說,我們是西方國家中的「局外人」,共和黨是反中央集權統治的主要政黨。猛烈反擊政府的衛生健康改革計劃與我們的核心信仰、個人奮鬥精神與不干涉他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衛生健康計劃還同新保守主義相牴觸。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能通過醫療保險提案是因為民眾對政府高度信任,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人說他們深信政府能夠完全或大部分行使職能。而到了1994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對政府有這樣的信任度。克林頓提出衛生健康計劃時情形已經發生了變化,出籠的失敗在所難免。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應該明白出台的計劃要與時代呼應,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諳熟此道。    
    對總統政治力量的錯誤判斷。傑斐遜說過,「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數支持的基礎之上。」克林頓的基石太弱,導致不能通過本世紀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立法改革。1992年大選中他只有43%的支持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攜使他不可能有堅定的追隨者。執政初期的失誤又進一步削弱了他的領導力量。即便在1993年秋,他首次向國民發表講演推出他的衛生健康改革提議時,也缺少成就巨大事業所需的支配地位。約翰遜與布羅德認為他的「重大失誤」是沒有認識到權威的限度。    
    白宮中有一種傾向性的看法,認為克林頓會「出賣」一切。他在講壇上那令人生畏的權力表現能令他的反對者氣得飛上天。艾位·馬加津納甚至認為克林頓會「使複雜的局面與我們聯姻」。反對派能從克林頓那裡奪取高地,這又一次證明:白宮必須先掌握事物的實質,才能嘗試將其「出賣」。    
    對國會的錯誤判斷。從早期決定把衛生健康改革納入到1993年預算調節之內併力爭在委員會聽政例會上通過,(有的議員故意阻撓議案通過)克林頓本人認為最大的錯誤在於他接近國會的方式。參議員羅伯特·伯德為維護參議院的傳統,提出停止審議該議案,此舉在國會山留下了很壞的印象。    
    回首過去,眾議院領袖們能抓住由民主黨組成的多數派,這是很明顯的。實業巨頭的承諾化為烏有。議會的權威同總統在國家中的權威一樣被削弱。我們需要共和黨人的投票。我的看法與約翰遜與布羅德相反,我認為如果我們開始時就與共和黨溫和派合作,就會贏得他們的選票。但由於雙方彼此都不信任,我們從未認真地去嘗試過那條路。    
    對各利益集團的錯誤判斷。勞聯—產聯和美國退休人員聯合會給予提案比預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國健康保險聯合會與國家聯邦獨立商業聯合會卻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使衛生健康計劃走向毀滅的並不是這項計劃的本身,而是反對派的實地操作,對此連約翰遜與布羅德都大感驚訝。他們寫到,各利益集團「已經變成了各自的秘密政黨,他們未經選舉,不承擔任何責任,還僱傭了可以時常操縱總統及參議員事務的高手,這就是改革家們再三強調的所謂進展。」在與衛生健康業代表談話後,我才茅塞頓開,如我們早些溝通,他們也許會與我們合作。可我們又一次錯失良機。    
    錯把議案通過活動當統治。從一開始,白宮強調的重點就不足以說服持懷疑態度的的國會議員們,也不能通過公眾壓力戰勝他們。共和黨人也確實如此。另外一個「戰爭房間」的誕生給另一黨派中對手們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即我們不是在談判而是在無條件投降。紐特·金格裡奇也持同樣態度,他把衛生健康計劃當作他征服眾議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決不妥協。但我們應該看到「戰爭房間」不能帶來兩黨聯手,只會破壞這種聯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視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後仍然堅信能夠達成妥協。勞埃德·本特森還在參議院時,他開發過一項計劃,此舉可作為打通兩黨通道的談判基礎。如果這項計劃的內容繼續得到人們的關注,它的價值就會進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競選中,克林頓還會得到選民的進一步改革的授權,那時他仍然很強大,改革計劃會在1997-1998年度獲得通過。    
    回顧過去,衛生健康改革與羅納德·A·海費茨在他的《領導藝術的難點》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適應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費茨論證了領導者不應在一些公眾問題上高屋建瓴去尋求解決途徑,而應發動手下人在社會的理解與社會行為的變化中開展工作。如果林登·約翰遜在20世紀的60年代中期簡單地將民權議案送往國會,他也許不會成功。約翰遜首先把社會熱情調動起來,當公眾態度成熟且對他有利時,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通過。遵照這一路線,我們就會把衛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蹺蹺板    
    至今仍有一個疑團:我們在衛生健康改革中為什麼犯了這麼多錯誤?未來的白宮工作中如何避免此類錯誤?這兩個問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總統、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當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麼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將衛生健康提議推到前台,雖然我影響甚微,但我也應盡全力。    
    從總體上看,白宮缺乏經驗是失敗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諾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嚴正地指出,當總統們採取大的舉措時,此時總統強而有力,但他的團隊缺乏經驗,就容易犯錯誤。即便是像克林頓這樣有天資的總統也不要指望左右國會,強行通過如他的衛生健康計劃一樣重大又頗具爭議的提議。除了缺乏經驗以外,還有標榜自我一貫正確的盲目的理想主義。這是白宮的通病,這一痼疾同樣折磨著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克林頓的派系中,普遍認為共和黨人不顧大眾,以至於人們倒向民主黨所施的騙術。人們顯然發現我們是正確的,他們是錯誤的。諾伊施塔特提醒我們,傲慢比無知更危險。    
    在此我必須表達我的一個觀點,這是此案例中導致我們犯錯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將它寫出並不是心存惡意。克林頓總統在這場鬥爭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預算問題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中的那個他。誠然他推動衛生健康改革已經盡力,並為它獲得通過而戰鬥,但在計劃籌謀、說明解釋、最終結果等重大方面都沒有表明自己獨立的判斷力。他雖然參與了全過程,但始終沒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也從沒有運用行政資源爭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還得回到他與夫人的夥伴關係的實質上,同時也要考慮他的過去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夥伴關係。請她領導衛生健康計劃的改革本來是個好主意,她聰穎,善言辭。但讓她擔當該計劃策劃的重任並使之在國會中通過,她就有些力不從心了。歷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難當此任,克林頓夫人也不例外。    
    策劃這一項目的職責本應委命給負責衛生健康內閣領導官員唐娜·沙拉拉,就像預算項目的策劃職責應由預算部主席承擔一樣。沙拉拉夫人曾成功連任兩屆大學校長,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總統根據目標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門專家的意見,並與國會、內閣、學術界及院外團體一起開展工作,召開新聞發佈會,使白宮擰成一團。總統、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導。這樣就可以制定出與總統預期目標盡可能接近的計劃。總統可退出第一線,他的工作重心應放在負責它的通過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這就是體制運行的方式,它曾在社會政治中帶來過突破性的變化。    
    總統無意中給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在全國公眾論壇上「收集事實資料」時,發言人會投其所好。在她發表個人意見時,又很少有人反駁。在國會中,多數參議員及眾議員們都較為順從,不願如實相告。她宛如一個有許多奉迎者的大財主,永遠摸不準誰在說真話。    
    就處事經驗而言,克林頓夫人的能力從來沒在華盛頓立法鬥爭中得到過證實,她也缺乏政治的敏感性。在她的處女航行中就負責幾十年來最重大的社會改革,要提出詳細的多達數千頁的議案,並使其在矛盾重重的國會中通過,這些簡直是她始料不及的。    
    有關評論說,「是她要求擔當此任的。」也許真的如此,但是我們要求總統選擇對國家的利益最優秀的人。我們先來回顧諾曼底登陸,這是軍事史上最複雜的任務。富蘭克林·羅斯福知道喬治·馬歇爾想率軍登陸,馬歇爾是他最值得信任的摯友,但羅斯福並沒有派他出戰,而是讓他留在華盛頓,因為國家更需要他,他派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取代馬歇爾統領全軍。    
    總統任命第一夫人,因為他相信她的才華,這毋庸置疑。他這樣做,也出於想推動婦女作為國家的領導人的進程,當然也受到歡迎。他欲與妻子共同承擔這一切,這是無私的。但有沒有人懷疑他想給她以撫慰?如果不是因為他的過去,我懷疑他是否會把總統權限如此完整地托付給她。    
    我下面講的是那年12月發生的一件事,也許我的判斷有誤,但我認為該事件對衛生健康改革計劃是致命的一擊。《美國觀察家》與《洛杉機時報》刊登了這樣的故事:克林頓動用阿肯色州警察為其拉皮條。《旁觀者》報道,一個叫「葆拉」的女人被帶到州長面前,在旅館的一個房間裡,他脫光衣服,讓她與他口交。這類故事如此淫穢,我不會相信,於是加入到粉碎這些謠言的行列。當時沒有人預料到《旁觀者》的報道竟然成了葆拉·科爾賓·瓊斯向克林頓提起訴訟的導火線。    
    在隨後幾天裡,這些故事很明顯已使夫人蒙受奇恥大辱,她的丈夫則深藏於家中,彷彿像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獵犬被喚回家後,好幾天都垂頭喪氣地趴在地毯上,蜷縮成一團,但惡相卻絲毫不減,但在後來幾周中,我感到他絕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戰,也許我的這種看法不對。新年來臨時,我們與總統一起步入衛生健康改革鬥爭的最重要的幾個月,他在衛生健康改革負責人面前躡手躡腳。從那以後,我記不得他在她面前公開地談論過衛生健康改革的問題。    
    那年1月,克林頓夫人的小組成員希望總統在國情咨文中陳述衛生健康改革計劃,總統應舉起自來水筆,呼籲否決任何有損於公眾利益的提案,他們正等待著「那一時刻」能反覆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我以為這支筆、這種威脅只會激怒共和黨人,很可能會葬送兩黨最終達成協議。當民主黨領導人在國情咨文發表前到達內閣室時,她說出了她的想法,總統卻不表態。我最後一次試圖阻止。當大家紛紛離開時,我徵求發言人湯姆·弗利的意見。他說他寧願這項計劃不被通過。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問他第一夫人是否會重新考慮。她的回答是,不,我們要走下去。    
    這事就這樣結束了。當總統演說時,他在共和黨人面前揮舞他手中的筆,宛如公牛們衝過來時一個手拿紅披巾的鬥牛士。公牛們向前衝來。後來我意識到剋夫人給了湯姆·弗利一個答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提醒總統對這一決策加以重視。    
    我聽說總統與第一夫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嚴重危機,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不過並不是兩位領導人之間決策方面的矛盾。他們的夥伴關係在平衡時個人關係進展順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實上,他們兩者的關係就像一個蹺蹺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無論哪一種情況,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縛住另一個,這樣,這種互補性處於不平衡狀態。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勝利,他釋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衛生健康改革的鬥爭中,她總是高居蹺蹺板之上。她全權負責,他讓她大膽地往前走。很明顯,他不可能再對她指手畫腳,也無法以對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維護自己的看法。當這項事業失敗時,我不禁要問:如果他過去的陰影不再與妻子關係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關係到兩黨的改革計劃獲得通過呢?    
    乘風而去    
    1994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離開白宮的時候了。    
    當我剛來到白宮時,總統及其團隊的較早成員都熱情地歡迎我的加入,他們是副總統、麥克、鮑勃·魯賓、比爾·高爾斯頓、華倫·克裡斯托弗、艾爾·弗羅姆。一些年輕人像馬克·季恩與布魯斯·裡德也同樣表示歡迎。我與喬爾·克萊恩和維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數年輕成員對我突然加盟他們之中感到不快,我無意指責他們。其實他們已盡全力要選一位民主黨人,而當一個共和黨人從後門溜進來時,他們怎麼能不生氣?為什麼不選擇一位民主黨人?為什麼把他們心中英雄喬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請進來呢?問得好!    
    我已發誓,我要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團隊戰士。我已對麥克說過,「我並不想取代左翼辦公室裡的任何人。我只需一部電話,一張桌子。」他們安排我到地下室的那間舊理髮店辦公,我接受了。房間沒有窗戶、空間很小,以至於我和我的副手朱迪·格林斯通只有在大廳裡的一個長沙發上蜷著身子才能打電話。對於這種荒唐事,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如何與記者打交道也是一個難題。我認識許多資深記者,也喜歡與他們交談。總統也想讓我與他們保持聯繫。在裡根執政期間,因我與新聞界有密切聯繫,有人很容易找到我的疏漏之處來指責我。(其中一些,我負有責任,但不至於達到他們所想的程度。)我決定不再從事那種張揚的工作,而是努力去保護我的思想資源。我記得其間我只出現過兩次疏漏,一件是由於粗心所致,另外一件是別人杜撰出一個故事,至今我也記不得了。新聞界也給我帶來了麻煩:克林頓取得的成就,卻偏偏對我大加讚揚。結果是後來我又受到不該有的攻擊,真是世事艱難。對我的正面宣傳似乎也在讓我的新同事化友為敵。    
    最艱難的是我要在新環境中盡力調解我的政見與管理方法。我先後服務於三位共和黨人總統,獲得了榮譽勳章。我深信克林頓所採納的如個人職責制、個人進取及健康的經濟方面與裡根主義有某些聯繫。民主黨領導會議,這個克林頓選擇進入白宮的精英們的講台,當然想把裡根時的一些觀點融入到民主黨的組織中。克林頓在歡迎我時曾對我說,他想成為一位領導兩黨的總統。但他指定的進入白宮的許多人都對共和黨人心懷憎惡,尤其是對裡根。    
    我在開會時腦海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想法,加入克林頓團隊真是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在總統預算案勝利的那個深夜,年輕的工作人員們開始呼喊反裡根口號。回到家裡,我感到有牽累之嫌,精神壓力很大。我注意到勞埃德·本特森也回了家。那晚如果沒有本特森、魯賓、麥克拉蒂與克裡斯托弗的陪伴,我相信我會受不了的。我現在才體味到肝臟移植是什麼滋味。    
    起初的幾個月覺得還算滿意,因為我的想法似乎派上用場,總統本人也身體力行。他注意傾聽我的意見,對我十分尊敬,我們相處得很融洽。我對於他的好感乃至對他的神秘感都與日俱增。    
    但當他連任後,我的地位變得暗談了。我越來越多地聽到黨員們彼此說:「現在我們已爬出戰壕,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了,為什麼還需要那個傢伙?把他趕出去。」不久後,我就在報紙上看到了關於我的一些來源於白宮的下流活。團隊中有些高級官員傾向於我這一邊,但暗箭難防。我幾乎崩潰,非常憤怒,但也許太木然了,高傲到忘記去求總統幫助。我曾設想他會阻止流言蜚語?熏為我辯解。但他沒有!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是否在內部會發揮作用。在「白水事件」和衛生健康改革進入尾聲時,我與第一夫人時有爭論。雖然我們彼此表面上相互尊重,但心裡卻各懷成見。我猜想我走了她會很高興。眾議院自由黨一派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政策正在向那個方向傾斜?熏我也被排斥在各種會議大門之外。我很難去勸說總統,因為他正處於蹺蹺板的下方,似乎自我沉迷難以解脫。    
    在白宮待得太久就不受歡迎了,所以我決定初夏時節離開白宮,我來這兒正好一年。最好在下一個非大選年到來前離開。但總統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能再多待6個月,在國務院與他和國務卿克裡斯托弗一起工作。他說那兒需要更多的幫助,如果我能同意,他將不勝感激。我接受了總統的安排,因為我對與我一起工作的克裡斯托弗、朱迪·格林斯通與戴安娜·皮爾斯十分尊重。    
    結果證明接受這一邀請真是一大幸事,克裡斯托弗及其團隊是我在公眾生活中見到最和善的一個群體。人們說克裡斯托弗在電視屏幕總也展示不出熠熠生輝的神采,但他有遠比這更重要的東西:品格的高尚和為人的正直。他與湯姆·多尼朗及那裡的其他同事一起為我提供了溫暖而且令人振奮的避難所,使我能避開1994年大選,並且也學到了更多美國外交的經驗。這是我在政府部門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這年秋天,我給總統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承蒙邀請,不勝榮幸,但我們有約在先,我的確要在年末離開政府。在大選前,我就把信發出去。因此,無論結果怎樣,我的離去都不會成為其理由。我想悄悄地離開。克裡斯托弗在國務院為我舉行了親切的告別儀式。我又一次由於太孤傲而沒能夠向總統提出什麼要求。我收到的是一封由職員擬寫的發自於白宮的感謝信,我本以為總統能當面向我道謝。但他沒有!    
    回顧我這18個月,起初縈繞腦際的是一種複雜的情感:我首先感到的是自豪,或許我曾使一位總統擺脫困境;我又感到憤怒,因為自己被利用了。時光流逝,憤怒的情緒離我而去。人們踏入湍湍急流,豈有不濕鞋的道理。然而自豪感永駐我心中。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1)

    提起克林頓,在我們當中很少有誰不對他懷有感情的偏見。《華盛頓郵報》負責白宮事務的已故最優秀記者安·德弗羅伊曾告訴我說,每當她發表評論克林頓的文章時,第二天一早她的語音郵件便紛至沓來,如果她採取的是贊成的態度,那些克林頓的反對者們就會在電話裡向她大聲地抗議;相反,如果採取否定的態度,他的支持者們的聲音同樣會震聾她的耳朵。無論採取何種方式,打電話的人們總是情緒異常激動,髒話連篇。    
    在尼克松之後,還從未有這樣的一個總統會使人產生這麼極端的情緒。政治學家喬治·C·愛德華指出,克林頓政府的前兩年,那些立場鮮明的民主黨人對克林頓表現的支持率比在共和黨獲得的支持率大約高出50個百分點,而且在他執政的8年間這種比率一直高居不下。與此相反的是,從艾森豪威爾一直到卡特,所有的總統在兩大政黨所獲支持率的平均差值只有35%,布什總統是37%。裡根是另一個例外,他獲得支持率的平均差為53%,和克林頓政府早期的情形非常相似。但裡根卻從未像克林頓和尼克松這樣激起人們對其本人的憤恨。    
    我承認我對他的看法非常矛盾。一方面,我非常欽佩早期的克林頓,我也要向他致敬,因為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同樣也有許多失望。為他工作過的人也有類似矛盾的心理反應。離開白宮已有6年了,我覺得現在可以審視並以公正和尊重的眼光寫下對他的評價。    
    我離開白宮後又發生了許多事,他先後兩次名譽掃地,其中有一次後來挽回了聲譽。在1994年非大選年的選舉中,選民們把民主黨踢出了國會,這實際上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否決了克林頓的總統職能。迪克·莫裡斯成為這時力挽狂瀾的人,他比我們中間的任何人做得都成功。實際上,莫裡斯同克林頓之間的關係完全可以同任何與總統結成的成功搭檔相媲美,如科洛內爾·豪斯同伍德羅·威爾遜、路易斯·豪與富蘭克林·羅斯福、謝爾曼·亞當斯與艾森豪威爾。無論是霍爾德曼還是基辛格、拉姆斯菲爾德還是切尼、喬丹或是鮑威爾、貝克或是米斯、撒奴努還是斯考克羅夫特都未曾對政府有過如此強大的控制力。要是沒有莫裡斯,克林頓就不可能捲土重來再次贏得1996年的大選。    
    儘管克林頓採納了莫裡斯的策略,但他的總統任期卻進入了一個更具諷刺意味的階段。他不再努力去實現有利於大眾利益的善舉,相反有關他色情的緋聞和他不惜任何代價贏得連任的醜事卻接連暴露出來。「我有的時候認為比爾·克林頓有兩套思維繫統:一個是年輕人的睿智,另一個是政客的頭腦。說他是一個機智的年輕人,是因為他可以看清自己的優勢和興趣的焦點,有著高尚的品性,做對社會有益的事……而當克林頓面對政治上的挫折時,他又變成了一個政客,成為一個狡黠而又機敏的政治鬥士。」莫裡斯在他的回憶錄《總統辦公室的背後》中作了上述精闢的評論。    
    莫裡斯時期發生的事情以及重新贏得競選,同時也給克林頓的第二屆任期埋下了深深的隱患。1995年克林頓—戈爾競選委員會為了在競選中擊敗共和黨人鮑勃·多爾,急需在很短的時間裡徵集到數百萬美元的資金,以便保證他們可以及時地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他們拋棄了傳統的方式,同時也拋棄了他們道德的準繩。選舉之後,投票人才吃驚地獲悉,正如克林頓的競選對手所指出的那樣,他已把白宮裡的林肯臥室變成了一個極其廉價的下等旅館,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各種各樣的來訪者。與此同時,大量的外匯源源不斷地注入到克林頓—戈爾競選委員會的銀行帳號中。克林頓的第二屆任期到處瀰漫著「基金醜聞」的氣味。他在國會山上提出的所謂「三角關係」的選舉戰略和策略,也激起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人極大的憤怒。在他的第二屆任職期間,民主黨人對其仍舊採取了支持的態度,而共和黨人已對他表示懷疑,甚至懷有惡意。從那時起,他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成績就微乎其微了。    
    克林頓的「曝光時刻」    
    莫裡斯時期同樣也標誌著希拉裡與比爾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衛生保健計劃的慘遭失敗和在國會中的失利,第一夫人經受了心理上的沉重打擊,狀況急轉直下。而此時總統卻在莫裡斯的幫助下重整旗鼓,形勢不斷上升。他現在已不再對她有任何的依戀。令人厭惡的自信又重新表現出來,伴隨而來的還有煙癮。克林頓終於沒有抵禦住那內衣下的誘惑,開始與莫妮卡·萊溫斯基持續了長達大約18個月的性關係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了。    
    要想對這些年來他的所作所為做道德上的評判是十分困難的,但他應該感謝那些自肯尼迪之後已改變了許多的規則。事實上,如果某一個總統或是一個認真的總統候選人繼續執行被肯尼迪所拋棄的規則,那他就不可能再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生存下去。我認為克林頓實際上對已改變的規則非常瞭解,而且他本人也試圖改變。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缺少意志和自律來使自己經受住考驗。當然,他同萊溫斯基的關係已太多地超越人們所能接受的界限,她很年輕,實際上她還是一個實習生,以及他們在總統辦公室進行口交,這些都極大地褻瀆了這一神聖的殿堂。一個男人將一個年輕的女子置於這樣的一種境地,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必將永遠地承擔這一罪過。    
    他的敵人早已虎視眈眈等在門口伺機向他發起攻擊。這決不僅僅是禁不住這種老一套誘惑的小問題,而是犯下了一個極端愚蠢的大錯。在《吉姆·萊若爾新聞時段》中,歷史學家斯蒂芬·安布羅斯怒氣沖沖地說:「上帝給予了男人以頭腦與陰莖,但只給予了他們適量的血液僅夠他們在一段時間裡讓一種功能發揮作用。」    
    1998年1月17日,保羅·瓊斯指控他犯有性騷擾罪,克林頓提供了錄像帶資料用以反駁。瓊斯的律師向他提出了許多有關他與莫尼卡·萊溫斯基關係的細節性問題,這使他勃然大怒。他的第一直覺就是否認。在雙方交談的過程中,他總是躲躲掩掩,閃爍其辭,他對於指控罪名的焦點問題的回答留下了許多疑點。    
    這些事情幾天後被新聞界獲悉,比爾·克林頓面臨了作為總統以來最大的考驗,這被稱之為「曝光時刻」。正如我們以前所見到的那樣,在這一刻,所有的美國人都看清了蒙在大眾眼前的面紗後,隱藏的那個人的本質。    
    克林頓對於此舉的否認從未猶豫過。當新聞署署長邁克·麥克卡瑞問及此事時,他肯定地說:「我從未與這個女人有過不正常關係」。對白宮辦公廳主任厄斯金·鮑爾斯以及他的高層代表們,他也說並未與萊溫斯基發生過任何性關係。對辦公廳副主任約翰·波德斯塔,他也明確地否認了任何口交的傳言。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在吉姆·萊若爾的電視新聞採訪中,他非常肯定地向觀眾表示:「從來就未發生過什麼性關係,更不用說任何不正常的性關係,也沒有其他任何不正常的關係。」那天下午他還告訴記者莫特·康德拉克說:「這種關係並不是性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後來他在白宮羅斯福房間,手指不住地發抖,發表了他的著名的否認言論:「我想對美國人民說一件事,我想讓你們聽我說,我要再一次重申,我從未與這位女士——萊溫斯基發生過任何性關係。我從未讓任何一個人去說謊,一次都沒有過,所有的這些傳言都是錯誤的。」    
    華盛頓的一些理智的觀察家們認為克林頓在一月採取躲閃和說謊的做法是正確的。他們說,如果他說出了事實的真相,他的敵人會讓他身敗名裂,然後最終的結局就是因其與一個渴望得到滿足的女人的越軌性醜聞而被逐出白宮。當然很少有其他的總統真正地陷入到這種惡意的陷阱中。克林頓在此事發生六天後聲稱,從未有過「任何大規模的右翼黨的陰謀」得以奏效。而克林頓的反對者們正在積極活動,有時還攜手合作。自克林頓執政以來,他們已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來動搖人們對他的信任。    
    即便如此,克林頓畢竟還是錯了。他把個人的利益凌駕於國家的利益之上,把個人政治生命的存亡看得比國家的需求更加重要。當初美國人民還只是懷疑,而現在他們卻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總統正試圖用謊言來拯救自己。對他的這種看法持續到他總統任期的最後。    
    是的,正如評論尼克松所說的那樣,即便是妄想狂實際上也有敵人。但是克林頓卻從未對尼克松親身經歷的這些教訓給予足夠的重視。甚至當這些敵人已勾結起來聯合對付他時,他作為總統也只依賴於本能的反應讓氣憤與恐懼來主宰他的決定。尼克松永遠不可能把水門事件的真相公之於眾,因為他害怕,他不知道那些反對者們會對他及他的班底做出什麼樣的事來。克林頓現在也在重蹈覆轍。一個人從未這樣做過,而另一個這樣做了,但兩個人都使國家陷入無謂的地獄之災。    
    在克林頓第二任期裡,這場鬧劇一直持續了有13個月之久,眾議院最終在1998年12月以兩項罪名對他彈劾,接著於1999年2月以參議院對這兩項指控均宣告無罪的判決而結束。這十幾個月簡直是美國歷史上最醜陋的一章,兩大黨派各自的弱點都暴露無餘,雙方的領袖相互攻擊,對於這些公開發表的言論,電視收視率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曾有許多次白宮完全有理由拒絕克林頓繼續執政,因為共和黨有充分的理由對民主黨提出責難,但即便克林頓僥倖留下來繼續執政,他也沒有什麼值得慰籍的。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作為一個犯罪調查的對象而站在大陪審團前作證的總統,他也是第一個被迫屈辱的承認通姦罪名的總統,同時他也是第一個在任職期間性生活被繪聲繪色地公之與眾的總統,他還是第一個由選舉而產生卻又要被彈劾的總統。    
    這場風波的破壞力是極為巨大的。他曾經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內閣成員和全體委員做出了許諾,但他為之貢獻畢生精力所推進的政治進程現在變得一錢不值,他希望在第二屆任期中取得輝煌成就的夢想就此破滅。一系列不利的法庭判決使總統的地位和由那些追隨其後的人而組成的機構不斷地被削弱。在立憲的過程中,總統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權力比較弱的機構設置。長期以來,專家學者們一直有這樣一個信念,即他們認為有責任使這一職位擁有足夠的權力,正如克林頓已經發現的那樣,也許還可以再大些。其他人對於美國在1998—1999年間經歷的這場可怕的考驗也應負有責任。他的錯誤並未達到高層犯罪的水平,他並不應該受到彈劾。但我們當中曾為他的成功當選而工作過的人們必須得承認他的失敗。    
    克林頓現在依然是總統。自從被宣佈無罪後,他就拚命工作以挽回他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並給後人留下更多的遺產。可是關注他的歷史地位的聚焦點是再清楚不過了,因此他的辦公廳主任下令他手下的工作人員把「遺產」這個詞從字典裡給劃下去。但是我們手頭上有足夠的證據來評估克林頓的領導才能,好讓他的追隨者們從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2)

    他的核心領導才能    
    沒有一個生長在貧窮的農業州、經歷了艱難的孩童時代的人,在長大之後能夠步入白宮,並再一次贏得大選,除非他具有令人敬畏的勇氣。我有幸在克林頓處於最佳狀態的時候為他工作,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他並不僅僅是強大,他完全有潛力成為美國20世紀最傑出的領導者,但他為何沒有成功,我們這會兒先不談。現在,讓我來描述一下我所看到的把他提升到偉人邊緣的那些品質。    
    達 觀    
    邱吉爾曾總結說:「成功就是滿懷熱情地從失敗走向失敗。」作為一位總統,克林頓經歷了比常人更多的失敗。在總統任職早期不斷遭到攻擊,衛生健康議案的挫敗,「白水事件」,共和黨執掌國會,以及後來受到彈劾。但他始終沒有喪失熱情,他是自林肯之後這幾十年間我所看到的總統中最達觀的一個。批評家們罵他傻,惡意地攻擊他,但他總能擺脫陰影,從容面對。他也許會出現暫時的迷茫,但他仍會堅持戰鬥。    
    也許他達觀的態度來自於一系列的挫折和之後的自我調整,這種磨煉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他在阿肯色州的成長經歷早已家喻戶曉,同樣為人們所熟知的還有他早期的政治歷程:1978年他當選為美國最年輕的州長;1980年最年輕的州長在連任中失敗;1982年經歷過磨煉的他又重新當選州長。後來,在1992年競選總統的初期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挫折,磨難之後他才最終獲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在這兩次事件中他的妻子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堅強後盾。    
    一些政治領袖們在登上了國家領導人的舞台後,很少能從受到的致命一擊中倖免。在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喬治·羅姆尼在宣稱他在越南被「洗腦」之後,便一敗塗地;1972年埃德·馬斯基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大雪中嚎啕大哭的場景使他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兩個很不錯的人,同樣也是兩個競選運動中的失敗者。在政治鬥爭中,顧問們稱這樣的候選人是「有著玻璃下巴的人」,只需一擊便可將他們徹底摧跨。如果候選人可以承受住猛烈一擊,重新走回來,他就會重新贏得公眾的尊重。選舉人也許並不非常喜歡他這個人,但他們卻欽佩他的韌性。經歷了一段時期後,克林頓又重新贏得了公眾的信任,因為人們看到他在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後仍微笑著走來,他是永遠的「東山再起的年輕人」。    
    評論家們認為他的達觀的人生態度主要來源於他的自信和遠大的抱負。他們說他是一個永遠都不會滿足於停留在某一高位或在某件事上原地不動的人。克林頓是我們現代社會中最有抱負的總統中的一位,至少和約翰遜、尼克松比起來是這樣的。但是我從不認為這是他表面浮華的原因所在。    
    如果真有原因的話,那就是克林頓能夠很好地把他天生的樂觀品質和能力相結合,這使他與眾不同。他可以客觀地看待自己走過的歷程,就像是在看另外的一個人似的。芝麻大的小事也許會使他暴跳如雷,但大事卻從來拿他沒有辦法。當危機來臨時,他可以輕易地把自己擺在別人的位置上去考慮問題,就像考慮自己的問題那樣從容。也許這是他自孩童時代起就發明的一種自我保護不受外界傷害的辦法。等他長大成人之後,他所經歷的任何打擊從未傷到他的內心深處,他情感的保護層已變得比大多數人都厚得多。    
    我曾親身經歷了1993年夏天文斯·福斯特自殺的那個夜晚。那天晚上我和弗農·喬丹參加了一個私人宴會,在事發後我倆衝到遺孀利薩·福斯特家中時,發現克林頓已經在那裡。我擔心在華盛頓發生了一系列麻煩之後,文斯的死會成為克林頓的最後一絲希望。如果說白宮生活是殺害他們朋友文斯的真兇,那麼克林頓夫婦該為他的新家感到悲傷,與此同時,他的總統任期將會就此結束。而我所看到的克林頓一直在寬慰房間裡的每一個人。他極大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緒,但卻給予每一個人以力量,而不是從他們那裡獲取力量。後來在白宮後部與一小群人坐在他自己的廚房裡時,他想的更多的是能為麗莎做點什麼,而不是他自己。他一定已經知道自殺意味著什麼。1949年在畢士大海軍醫院裡,國防部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跳窗自殺,這是從那時以後第一起政界要人的自殺事件。自殺將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然而,克林頓雖然感受到了這種威脅,但他並未表現出來,他直接對麗莎表示了同情。那一晚我回家了,對於總統心理上的成熟和健康感到如釋重負,他真的是非常堅強,這一點非常奇妙。    
    艾森豪威爾經常這樣說:「在撕咬中真正重要的並不是狗的太小,關鍵要看在狗身上有多少鬥志」。克林頓的身上就有著旺盛的鬥志。    
    睿 智    
    在我所認識的包括尼克松在內的所有總統中,克林頓是對公眾政策掌握的最牢固、最細緻的一位。總統們都試圖瞭解大量的有關事件的政治性問題,而不想瞭解事件本身。克林頓堅持兩方面都應知曉,他對事件的了解決不僅僅停留在標題,而更注重標題下面的內容。你也許需要追溯到伍德羅·威爾遜或特迪·羅斯福才能找到能與其相媲美的人。    
    比如說在經濟學領域,幾乎所有的總統都是一知半解,他們也並不想去學習更多的知識,而是招募一批宏觀經濟學家們,華爾街金融界老手以及前任的首席執行官們組成一個智囊團,然後隨時徵求他們的意見。克林頓擁有這樣的一支一流的隊伍,但他對此並不滿足,他還要親自瞭解在他們建議的背後那些紛繁複雜的事情。他非常樂於一頭扎進那滿是數據和術語的叢林地帶,自己開闢出一條通往彼岸的路來。只有在那時他對所做出的結論,才感到是可靠的。記者們摒棄這種做法,戲稱這是「雜耍伎倆」,而克林頓卻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克林頓總統把鮑勃·魯賓當作他經濟領域的棟樑之才,給予其足夠的信任。他是一個沉穩的人,盡可能不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注意。他總能夠把各項經濟政策的制定綜合起來加以考慮,提出明智的建議。在說服克林頓接受削減預算的重要計劃時,魯賓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努力說服克林頓嚴格遵守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尊重聯邦儲備局的獨立性,同時他還建議總統給予墨西哥經濟上的幫助,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期和末期,當亞洲金融風暴席捲而來時,他促使克林頓政府給予相應的幫助。鮑勃·魯賓是克林頓政府經濟決策的關鍵性人物。    
    鮑勃·魯賓是經濟學領域首屈一指的知名的專家,而克林頓也是一個極其聰明的學生,他很快便具有了對經濟問題做出明智判斷的能力。他上任時對一些經濟問題並不瞭解,他就一路學過來。儘管學習的進程是雜亂無章的,但每到危急關頭,他總是可以做出決斷,而且決斷總是非常的正確。1993年克林頓經常私下透露說艾倫·格林斯潘把利率控制得過緊,他企圖通過大眾媒體來譴責他的行為。但鮑勃·魯賓卻站在橢圓形總統辦公室裡克林頓的桌前對他解釋說,總統的言論只能激起美聯儲主席強烈的自尊,這樣反而會導致利率更加大幅上揚。克林頓冷靜地考慮了一下,把他對聯邦儲備局的不滿強壓在心裡。在以後的日子裡,克林頓尊重格林斯潘主席的各項決定,並再次任命他主席之職。在這些人的幫助下,克林頓政府的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繁榮與成功。    
    有了這些人的參謀和自己的不斷努力,克林頓終於建立起自己深厚的知識功底。當他剛當選總統時,對計算機是怎麼一回事還一竅不通,但是現在他不僅瞭解了所有關於硅谷的情況,而且他還清楚地知道知識技術正在如何使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他總統任期將盡的時候,他經常在公眾面前發表關於知識和技術的最精彩的演講。    
    從克林頓提交的教育議案、衛生健康計劃、城市事務提案中,內閣們發現克林頓對於這些領域瞭解的程度即使不在他們之上,也決不亞於他們所知道的內容。當他把精力放到外交事物上時,當然這樣的時候並不多,他本應該這樣做,但他在那裡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克林頓曾不止一次地提出一些只有專家才能理解其本質的問題。克林頓總統的知識範圍決不局限於理論,有的時候,我真的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在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還是坐在總統辦公室中。    
    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是富有創見的思想家,克林頓當然也不是,但他的力量來自於他是一個集大成者,他汲取大量的信息,從中挑選並重新將其編匯融合在一起,最終形成一個新的、富有機智與創意的完整體系。正如傳記作家大衛·馬裡尼斯所寫到的那樣,從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到他的總統生涯,他一貫如此。說他是一個策略家,那就再合適不過了。在政治上,在每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他都會遇到不同的對手,他總能認真地分析局勢,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推斷對手可能採取的下一步行動,以此他再策劃自己的行動,以便取得最大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在1995年政府暫停職能時,他能夠擊敗對手約特·金格裡奇獲得勝出的原因。作為一個策略家約特·金格裡奇遠不是克林頓的對手,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的政壇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與之相提並論。還應補充一點,克林頓並不善於在進行全盤的考慮後再決定採取何種策略,他早已習慣於做短期打算,盡可能使其有更多選擇的空間。他缺乏長遠打算的謀略最終成為他總統任職期間的一個致命弱點。    
    克林頓很善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精選其中最佳方案,並把這些觀點融合在一起,形成惟一的大眾方針,促使整個進程向前邁出了更廣闊的一步。他擁有360度的視野。正因為他清楚地知道現存事務間的各種聯繫,比如說,他知道孩童時代的各種信息的攝入,可以提高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成績,所以他完全有能力將自由和保守的思想合二為一,從而形成極為複雜的政策。衛生健康計劃表明他非常善於制定國家政策,在當代總統中他的才能無與倫比。    
    在我所見過的人中,克林頓的記憶力異常出色,甚至比裡根還要優秀。正如馬裡尼斯指出的那樣,克林頓仍可記得那些他已經幾年不曾撥過的電話號碼。他經常能背誦某本書中的某些章節,無論是《聖經》還是政治性文章。我對克林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坐在橢圓形的辦公室裡與人興致勃勃交談的情景。當其他人談話時,他總喜歡隨手拾起一張《紐約時報》,做上面的猜字遊戲。他並不是厭倦與人交談,對他來說,這與隨手亂寫亂畫完全是一樣的。也許有時我正在同他談論犯罪問題,但他卻問我一個《阿伊達》?穴意大利歌劇家威爾第的著名歌劇。——譯者注?雪中角色的名字。這令我非常沮喪。    
    1994年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幾個聚集在總統辦公室,就海地的問題討論了大半天。他已派出了三位公使去同掌權的篡位者進行磋商和談判,這三個人分別是吉米·卡特、科林·鮑威爾和前參議員薩姆·納恩。美國聲稱,除非他們同意放棄政權,否則克林頓將派出第八十二空降師。卡特經常通過電話與克林頓溝通,商討協商中的某些條款。最終卡特一行談判成功,美國軍隊和平進駐海地。    
    每次,當克林頓與卡特進行電話交談時,他都會拿出當天的猜字遊戲來做,這些遊戲常常是一周最難的。雖然這樣做看上去並沒有分散他的注意力,但他卻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饒有興趣地在看,同時想知道電話那一端的卡特在一直忙什麼。在他們回來後,我偶然問起過卡特身邊的一位服務人員,他對我說:喔,在我們房間裡有一台電視,有時談話時我們常在看CNN新聞。有一次,CNN播放時裝表演,一位美艷絕倫的金髮碧眼女郎正從T形台上滑步而來,展示她優美的身段。當時卡特正在與總統電話交談,他把話筒往旁邊移了移,驚呼道:「快看呀!」即便是如此,他們還是把問題解決了。    
    如果有人強迫我在精明與正直之間做出選擇的話,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正直。如果克林頓在這兩點之間取得了更大的平衡,情形就大不一樣了。但是他性格裡的瑕疵不能掩上我們的雙眼,克林頓聰明絕倫而且他的精明給他帶來了成功。也許有一天我們回憶過去,想起了這位總統,他說話時總是條理分明、思維敏捷、且夾雜詭辯。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3)

    政治觸角    
    迄今為止,人們普遍認同克林頓是同輩政治家中最具天才者。事實證明,作為總統,他在「政治的內部遊戲」表現得不是盡善盡美,「外部遊戲」表現得相當出色。    
    我曾多次看到他用同一套策略去贏得眾人的心。在成為總統之前,他常常主動走近一個完全陌生的群體,努力去結識其中的每個人,引出他們的故事來,傾聽他們的訴說,記住他們的名字。於是他慢慢地對這些人的身世和想法瞭如指掌。克林頓天性善良且有同情心,像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一樣,他被上帝賜予政治上的特殊能力——解讀民眾心理的超人能力。人們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來到他的周圍。而他只有在同某一群體已經打成一片後,才舉下一步棋。因為到那時候,他已經水到渠成,成為他們理所當然的領導者了。克林頓從高中到牛津大學、到耶魯法學院、到阿肯色州、到美國南部經濟發展政策委員會、到任全國州長聯席會議、再到民主黨最高委員會,最後到達白宮。    
    站在公共講台上,他妙語連珠,盡抽思想之絲編織各種議題,令他的朋友們眼花目眩,讓他的敵人們方寸大亂。他總是說得太多,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他很少引經據典,他被收入到《巴特利特引語》(巴特利特,約翰1820-1905,美國出版商和編輯,編撰了常用引語和莎士比亞作品索引。——譯者注)的佳句永遠也不會像裡根被收入的那麼多,但他是當今最善於在公眾場所發表即席講話的人。比爾·薩菲爾最近編撰了公眾演講術《把你的耳朵借給我》,其中只選登了克林頓的一篇講演稿,那是他在孟斐斯扔掉了已準備好的講稿之後的講演,是從心底裡向黑人大臣們發出的聲音。    
    他解讀觀眾心理和形成恰當論點的能力使他成為所向披靡的競選者。在民意測驗中,如果只看他本人的資歷,他並不很受青睞,但是只要他站在講壇中面對敵手,他就能勝出。他很精於讓民眾注意雙方之間的差異,而使對手顯得薄弱,甚至陷入危險境地,從而突出自己的理由。一次次,他陳辭雄辯逼得紐特·金格裡奇這樣的共和黨人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他的總統生涯中只有一次在公開辯論中被對手擊敗,就是圍繞政府提交的衛生健康議案,那一次他沒有掌握主動權。    
    可是,成為成功的總統,絕不能僅靠遊說和辯論,他還必須說服權力系統內部的其他掌權者同他協調配合才行。在這方面,克林頓的政治技藝就要遜色得多了。政治圈裡的要人們,在國會山的、外交部的、各個利益集團的、新聞界的,還有華盛頓要人都對他小心提防著,並對他的執政表現,越來越失去信心。    
    因此,我們必須區別地看待他在「政治外部遊戲」和「政治內部遊戲」的才能。    
    公平地說,在克林頓執政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國家的政治局面異常艱難。國會山裡黨派偏見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他把政府同國會的關係搞得更加糟糕,問題不是出在他選拔到國會工作的那批人身上,他們都很優秀,問題出在他那種一貫的行政態度,他經常把國會和其他政權機構視作下屬對待。政界有一些領袖人物,如參議員喬治·米切爾同他的關係不錯,而其他人則同他保持著距離,有人甚至公開挖苦他。克林頓執政的第一年,民主黨參議員鮑勃·克裡就公開道出了別人在私下裡說的話:「克林頓是一個超乎尋常的撒謊能手。」據C-Span機構2000年2月的調查結果顯示,歷史學家和總統觀察員們認為克林頓是20世紀歷任美國總統中同國會關係最差的一位。    
    這裡很有必要將他和前任總統們的法案通過率比較一下。有幾任總統不得不同由反對黨控制的國會共事。艾森豪威爾執政的8年裡有6年同民主黨的眾議院打交道;尼克松、福特、裡根和布什他們整個任期都與民主黨的眾議院共事。參議院也不是那麼友好,當然了,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有6年參眾兩院都由共和黨控制。據《國會季刊》的統計,在法案通過率方面,除了布什和福特因為從來沒有本黨控制的國會,其他幾名總統都有較好的記錄。下面是自1953年該刊開始這項統計以來,各位總統每年的平均支持率:    
    艾森豪威爾72%    
    肯尼迪84%    
    約翰遜81%    
    尼克松67%    
    福特58%    
    卡特76%    
    裡根63%    
    布什52%    
    克林頓58%    
    克林頓,1995年-1999年 47%    
    很顯然《國會季刊》發現,在共和黨接管了國會的1995年和萊溫斯基醜聞曝光的1999年,克林頓的法案通過率分別下降到36%和38%。在此以前從未有哪位總統在哪一年的國會支持率低於40%。共和黨經常猛烈地反對克林頓,我們知道,他的第一次財政預算計劃就遭共和黨的全票否決;6年後,共和黨全票通過,同意將他逐出白宮,但是有一點毫無疑問,即他在中央權力系統內部的表現實在是比他在公眾面前的表現差得多。    
    勇 氣    
    很早以前,克林頓就背上了個壞名聲:看到困難的苗頭就放棄。他在競選總統時的一些承諾,如為中產階級減稅、改變對海地的政策、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等等,在他入主白宮之後似乎都因為退縮而沒有兌現。即使在同性戀者入伍的問題上,在他激起了右翼的強烈敵視後,又被他的左翼盟友指責為叛徒。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說:「真是糟透了!」    
    不過,在實施上面那些計劃之初,我們在他周圍的工作人員目睹了他在執政第一年裡表現出來的令人羨慕的政治勇氣。放棄了為中產階級減稅的政策轉而實行對富人增稅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決定。但是他認為在財政赤字惡化的時候,那是對國家最有利的措施,與把它看成北美自由貿易區問題其實是一回事兒。在海地問題上也是一樣。他認為如果兌現競選承諾向海地派軍,會招致大批海地難民湧向佛羅里達,所以政策上退縮受指責總比讓難民死在渡海途中強得多。在處理中國問題上,他轉向讚賞布什的對華政策,覺得比自己的想法更合適。正如他自己說的,個人蒙羞道歉比冒著逼中國陷入孤立的危險好得多。他本人很想讓同性戀者公開在軍中服役,但是在聽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意見並試探了國會的態度後,他認為最明智的方案是採取中庸的「不聞、不問」政策。那麼,同性戀軍人也會得到更好的待遇。一旦他瞭解利害關係,他就改變了路線,這錯了嗎?我認為,這樣做是有勇氣的表現。    
    我本人是屬於主張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衛生健康制度改革的那些人之一,但是我也為他和希拉裡的嘗試打氣。歷史上沒有哪位總統用政治聲譽作賭注去為衛生健康制度動大手術,就是哈里·杜魯門也未曾試過。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1994年共和黨執掌國會後,克林頓的態度改變了,他放下了曾經滿懷信心舉起的改革利劍。在第二任之初,他的政治勢力一度強大時,他又重新成為勇敢的童子軍,直到萊溫斯基醜聞曝光,他徹底失去了勇氣。勇氣畢竟曾是他的主要財富之一。    
    關注哪些人?    
    羅納德·裡根傾向於關心作為個體的人,而不太注重群體的權利。比爾·克林頓正相反,他可以對個人漠然不關心但真誠地關注各個群體的利益。    
    黑人、婦女、兒童、窮人、老人、弱勢人群、工作母親、同性戀者、自然災害受害者和循規蹈矩的人,所有這些群體,還不止這些,都與克林頓息息相關,對他舉足輕重。他們多以弱者的身份向他求救,而他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為他們的利益努力工作。當然了,不是所有的群體都有資格得到他的關心。未降生的人沒有資格,工會成員、退伍兵、小企業主也都沒有資格。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的差別上,為那些受不公待遇的群體爭取利益。    
    也許有人會說,克林頓這種做法是沿襲民主黨的傳統,理所當然他要去「關心」。克林頓的做法比其他多數的政治家們要深入很多。他是懷著雙重動機躋身政壇的:當上總統和為落伍的人服務。只看到受個人野心的驅使去競選總統就忽視了他人格中最基本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1984年和1988年兩次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不得不向傑西·傑克遜磕頭作揖才換得黑人的選票。而在1992年的競選中,克林頓在修女會的集會上故意輕待傑克遜以顯示自己的獨立性。因為他早已經結交了很多黑人朋友,他們為他助陣,幫助他贏得黑人的廣泛支持。長期以來同民權組織的合作和頻繁在黑人教堂裡演講,他已為自己建立起了支持網絡。他故意輕待的態度卻產生了積極的政治效果。當克林頓因莫尼卡·萊溫斯基醜聞而自食苦果時,寬宏大量的傑克遜成為從情感上到精神上最支持他的人之一。    
    作為一名總統,克林頓認真地履行著「建立一個更具美國特色的政府」的誓言。前幾任總統領導的白宮班子,多數官員是男性白種人。克林頓政府中內閣和內閣級官員有11名是女性,(裡根和布什兩位總統共三屆任期才有8名);還有13名是少數民族人士,(裡根和布什政府共有7名少數民族)。在最高法院,克林頓任命的法官中28%是女性(裡根8%,布什19%)。曾經在最高法院任職的所有女性中,44%是克林頓任命的。他任命的法官中還包括18%的黑人(裡根2%,布什6%),歷任黑人法官中,46%是由克林頓任命的。    
    在政策的選擇上,克林頓也推動國會啟動了一系列有益於他所關心的各個社會群體利益的法案。對這些法案我不能夠一一贅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家庭和醫療休假(曾被布什否決),增加收入所得稅的減免稅額,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擴大兒童營養工程的範圍,為全國兒童注射疫苗等等。克林頓用行動證明,他是美國黑人在白宮自約翰遜總統以來最好的朋友,聲望甚至超過了羅斯福。克林頓在政策實施方面雖然沒有獲得廣泛的稱道,但在一定程度上他還是履行了諾言。    
    犯錯誤的原因    
    才華出眾的一個能人為什麼會犯錯誤?為什麼沒能實現曾當眾許諾的美好藍圖?他的朋友們引用文斯·福斯特的話說,華盛頓這個小鎮是「玩弄權術的地方」,要想實現遠大理想不大可能。毫無疑問,這些日子以來,華盛頓對於克林頓來說是塊險惡之地。他的政敵們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攻擊他。不過,社會未來的接班人,青年學生們若只停留在這樣的認識上,那就錯了,我們看一看故事的其餘部分,就能明瞭真相。克林頓犯錯誤的真正原因是他自身的弱點阻礙了他前進,對於女人的興趣和在私生活問題上說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而只是深層次問題的外在表現罷了。真正的問題是如我的一位朋友曾不無遺憾地說的那樣:「比爾·克林頓如果換一種生活,能夠成為最偉大的總統。」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4)

    缺少心靈的指南    
    傳記作家大衛·馬裡尼斯的報道中說,1981年克林頓在阿肯色州州立大學做講座時分析了政治史上幾位重要人物,他告訴學生們,從威利·斯塔克到林肯、希特勒到邱吉爾,所有政治領導人都在經歷著光明與陰暗的心理鬥爭。他提及的陰暗面包括缺乏安全感、情緒低落和家庭糾紛。他說偉大的政治領導人總是讓光明戰勝黑暗,但是必須經歷一番激烈的內心鬥爭。馬裡尼斯認為克林頓也是在作觸及自己的心理鬥爭,特別是說謊和追逐女性的行為,這兩種行為自從他年輕時起就一直困擾著他的家庭生活。    
    也許我們會想到克林頓也陷入到光明與陰暗的激烈心理鬥爭中難以自拔,但我覺得這更適合理查德·尼克松。克林頓從沒有做過像尼克松那樣的陰暗的事,他沒有像尼克松那樣籠絡黨羽為他搞特務工作。他是一個光明的形象,不想傷害任何人,每當傷害到別人,他都感到十分內疚。當然,他會想入非非,會發發脾氣,但是他不是愛仇恨的人,他最不喜歡有人恨他,他瘋狂地想讓別人喜歡他。    
    我認為克林頓身上的主要問題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心理角鬥而是心中缺乏方向指南,他有360度的視野卻沒有真正的指南針,他的內心還沒有形成一個定律。歷史學家大衛·麥卡洛這樣闡述哈里·杜魯門總統的成功之道:「他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喜歡做這樣的人。他願意做哈里·杜魯門,他滿足於做哈里·杜魯門。」比爾·克林頓卻還不知道他自己是誰,他正在以別人喜歡他的程度為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價值。這使他陷入各種矛盾之中,而且在別人眼中成了力量與懦弱雙重性格的化身。    
    是否因為他從小在酗酒的繼父的陰影下長大,沒有得到真正的父愛,使他缺乏必需的自律精神,這是別人的話,我沒有資格這麼說。但十分清楚的是,他從童年時代開始的全部生活就是不斷地去贏得各種公職,直到36歲一躍當選阿肯色州州長,所以他從沒有機會像別人那樣在私下裡犯犯錯誤。他始終處於公眾的嚴密注視之中,所以當他的性精力一如往昔地佔了上峰時,他便學會了津津樂道於用謊話掩蓋痕跡。克林頓年輕時也沒有時間靜下心來反思自己和總結經驗教訓以使心理臻於成熟。他從27歲起便投入耗費精力的政治競選大戰中,多年來馬不停蹄地征戰,沒有喘息的時間。他曾思忖著,自己可能像生父和偶像肯尼迪一樣英年早逝,因此他急於把事業之杯斟滿,一飲而盡,並沒有細斟慢酌,將酒杯從唇邊移開,細細品味一下那飲酒的自我。    
    總統這個職務也許有些特別:凡是傾盡畢生精力孜孜追求最後得到的人,更不容易在這一職位上取得成功。尼克松和克林頓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克林頓入主白宮之初,自我意識還不成熟。他沒有向權力系統內部的人尋求指導,而是從外部大環境中尋求各種暗示。他的一生都在依靠語言的藝術避開各種麻煩,而不是主動出擊戰勝麻煩。他已經形成一種幻覺,認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偶爾口才失靈,他生命中的女人們,比如他的母親、希拉裡和其他女人也會救他虎口脫險。    
    一個政客需要野心才能爬上政治的階梯,克林頓有足夠的野心,他和希拉裡一心想要扮演羅斯福夫婦的角色,可是他從未經歷過羅斯福的苦難。七年的在野生活把羅斯福由王子錘煉成鐵人,像克林頓一樣,羅斯福野心勃勃,不同的是,他克服了自戀欲。而克林頓還沒有完全超越自戀情結,在善於討得別人歡心的同時,他也把太多的人視作自己前進的工具。他和妻子兩人都有一種自以為是的正義感,認定了他們肩負著一種正義造福的使命,並因此被上帝賦予各種特權。既然他們的事業如此之純潔,怎麼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呢?他甚至讓白宮官員們感到克氏夫婦任用他們是對他們的恩寵。    
    大衛·馬裡尼斯指出:從80年代晚期開始,克林頓就把機遇和責任兩種觀念融為一體,即:政府應該保證人人有均等的機會,同時個人也有責任好好地利用機會。「不過,克林頓本人的歷史表明,對自己的全部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不管是『公事還是私事』,都不是他的強項。可作為佐證的例子大大小小,涉及他生活的各方面。」    
    既然他對工作和生活中出現的錯誤能夠不負責任,他當然也會粉飾掩蓋錯誤。1999年秋的《紐約時報》上,小唐·范·納塔使用了「加擊」一詞來巧妙暗示了克林頓的執政生涯。這一比喻立即受到新聞界的青睞,它確實抓住了克林頓工作方式的一個側面。高爾夫球手由於擊球不好,球飛出了場地,特允許再多打一次,稱為「加擊球」,加擊常常被看成是給業務球手的鼓勵球。克林頓如果第一個球斜飛進入樹林中,他要加擊了,這樣做名聲不太好。傑拉德·福特和傑克·尼古拉斯曾在科羅拉多同克林頓一起打高爾夫球,賽後,克林頓向新聞界宣稱他得到了很可觀的80分。據鮑勃·伍德沃德說,當時憤怒的尼古拉斯對福特小聲報怨:「他得的80分中有50分是加擊球得的。」在遊戲中打加擊球也許不算什麼,在政治生活中也打加擊球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切都無關緊要,就很容易隔斷和忘記昨天發生的一切,而認為只有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連克林頓的敵人也說,比爾·克林頓不是壞人。事實上,他多數時候是一個非常善良和熱情的人,他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但是他在事業上一直匆匆忙忙,沒有時間去沉澱和充實自己的心理世界。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幫助別人,卻從來沒有時間讓別人幫助他。在萊溫斯基醜聞的惡果威脅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時候,他才向牧師顧問們求救。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他正在改變自己趨向於圓滑,他也許能夠最終完成政治生活上的心靈改造,也許有一天他能獲得吉米·卡特那樣的內在的雅量。    
    但是這種救贖在他的總統生涯蒙羞之後很長時間才能到來。亨利·亞當斯曾經寫到總統領導藝術的真諦:「緊握輪盤,認準航向,尋找停靠港口。」克林頓已經握緊了輪盤,只因他缺乏心靈上的指南,而喪失了明確的方向和港口。    
    競選式思維    
    內心沒有航向讓他付出了巨大代價,現在他正在艱苦地建立一個航標。他每年的國情咨文講話都要羅列五六十項新措施,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哪些項目真正重要。他不是選擇好兩三個中心目標然後努力實現它們,而是根據外部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目標。    
    在財政上實施的謹慎政策,即大幅度削減赤字、節約贏餘,是他惟一穩定的政策,由於他勇敢自信地堅持不變,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他政策都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第一屆任期裡,他曾經把衛生健康改革提升為中心目標,但當這一提案失敗,他就無聲無息地埋藏了它。1997年,他又宣佈教育改革計劃是今後努力的首要目標,但是也如其他很多計劃一樣流產了。他曾說,醫療和社會保障改革將是他留給下一代的財產,可是,1999年兩黨就醫療問題上達成一致的機會來臨時,他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因為這項改革不符合他在當時的政治需要。無法很好給自己定位的總統很難給他領導的政府定位,他能夠制定眼前的議題,卻不能放眼未來。    
    克林頓不是明確而穩定地運轉著政府,而是守在那些可以突出他的業績的亮點上裹足不前。他第一次競選阿肯色州州長失敗後,迪克·莫裡斯勸告他,光是去做了還不夠,必須時刻關注下一次競選。就這樣,每兩年一次的州長競選造就了他的競選式工作風格。    
    克林頓自然而然把這種工作方式帶到了白宮,他裝備了一個競選隊伍。我不知道還有哪位總統的政府中由中央權力系統以外的顧問在發揮著主要作用。斯坦·格林伯格在曼迪·格倫沃爾德的協助下摹寫的回憶錄中提到,克林頓當選的頭兩年裡都是制定長期的競選計劃會議,參加者有總統,第一夫人、副總統還有詹姆斯·卡維利和保羅·伯格拉。1994年的選舉讓這四名顧問失寵下台,迪克·莫裡斯接替了他們的位置。實際上,所有這些人,加上從競選工作隊退休的業內人如斯蒂芬波洛斯和伊曼紐爾等都是優秀的政治家,可問題與他們的才能無關,而是總統本人不斷地以競選式工作風格運轉政府,這個度是總統無法把握的?    
    他的這種長期競選式的工作風格有三把殺手鑭:第一把是經常搞民意測驗。當今的總統們都青睞這一招。霍爾德曼每次都安排三位民意測驗專家,同時又秘密僱用第四位以監視其他人。在克林頓之前沒有一位總統像他那樣利用民意測驗來決定是否應該公開道出真相(萊溫斯基事件),是否應該派遣美國地面部隊(科索沃)。據《華爾街報》報道,布什在當選的頭兩年裡花費了21萬6千美元搞民意測驗;克林頓在當選的第一年裡就花費了198萬6千4百10美元,幾乎是布什的10倍。第二把鑭是充分依靠在立法戰中的作戰指揮部。這一方法在競選中曾發揮奇效,為什麼不利用白宮的行政機構呢?最後一招是查爾斯·O·瓊斯所說的「由外治內」的領導方法。瓊斯發現克林頓執政的頭一年半里,平均每個月走上街頭10次,大力宣傳他的各種計劃,活動率是裡根遇刺前的二倍。裡根的活動只限於華盛頓附近,宣傳演說,這樣能夠同公眾和國會雙方很好地交流。克林頓在各條大街上遊說,想以擦邊球制勝。「我們需要公眾廣泛的支持以給國會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投票改變局面。」斯坦·格林伯格如是說。    
    這種競選式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情況下也奏效,國會通過了一些議案、克林頓贏得選舉,也可退避國會調查員的發難。如果下一任期仍給克林頓的話,他還會使用此方法去領導政府的。也許他還沒有意識到這種競選遊戲給他的領導造成了多大損害,尤其是同國會的關係。它趕走了總統潛在的盟友,使總統提案的通過更加困難重重。國會山裡的共和黨人士,雖然好鬥卻不受他的「以外治內」的策略的任何影響,民主黨議員也不買賬。    
    從定義上講,競選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當然含有戰爭的意味,在通往勝利的道路上(有時只有一條路)必須剷除對手。勇士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去贏得勝利,不管是以公平的還是悖理的方式,他的對手只能是敵人,妥協是不齒的字眼。    
    但是領導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對問題,兩黨可以暫時結成夥伴,共同商討,而不是鷸蚌相爭。這本該是個雙贏的遊戲,各黨都可以提出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方案。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早在40年前就指出:我們的權力系統不是權力分離、各自為政的體系,而是權力「分立又互相制衡」的體系。本著這種精神去處理公共政策上出現的爭端,行政機關的首腦和立法機構的長官們可以友好地協調達成雙方滿意的共識,互相信任是基本的要素,互相尊重也是。執政過程不是一個激烈較量的過程,也不應該是這樣。過去多數重大法案的實施都得益於以前的總統們明白執政的真實內涵所在,長期競選式執政方法恰好是背道而馳的。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5)

    道德上的弱點    
    在今年年初由C-Span機構對56位歷史學家和政治觀察家所做的調查顯示,克林頓總統經濟業績在歷任總統中排在第五位,而在為官的道德卻是絕對的最後一位,在理查德·尼克松之下!這一評價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作為克林頓總統的前助理和老友,我寫到這個問題時心情很沉重。評價克林頓的政治生涯,我們不可能迴避道德問題,就像不能把水門事件從尼克松的歷史中抹去一樣。克林頓畢竟已發誓要實施最道德的行政管理,他也知道,以他過去的經歷,他將面臨更加嚴格的審查,並且評判標準會比對他的前任要嚴格。然而,在那以後的幾年中還是發生了一系列的醜聞、爭議、錯誤。它們當中有一些影響較小,有一些影響嚴重,但加起來就是令人沮喪的傳奇故事。我們看一看這些故事的標題吧:前所未有的解雇國家最高檢察官事件、旅遊局解雇事件、文斯·福斯特檔案搶劫事件、關於白宮與財政部工作人員談話的犯罪提名事件、國家騎警騷亂、商品期貨事件、韋布·哈貝爾入獄事件、保拉·瓊斯案、控告阿肯薩斯州長和其政府官員案、約翰·黃事件、莫妮卡·萊溫斯基事件、白宮帳目再現事件、檔案門事件、保拉·瓊斯免職事件、凱思林·威利事件、珍妮特·雷諾拒絕為籌集競選撥款任命獨立檢察官事件、以85萬美元與保拉·瓊斯和解案、總統彈劾案、胡安妮塔·布羅德裡克事件、聯邦法官指控總統藐視法庭案、阿肯色州剝奪律師資格案。    
    這與攻擊尼克松時代的憲法框架無法相比,但確實存在一種無可辯駁的糟糕道德的模式。克林頓與尼克松政權之間有一種很尷尬的相似:即總統本人對於自己的道德都採取了不嚴格的態度。他們身邊的環境成為使別人陷入麻煩的滋生地。當醜聞曝光時,當局做出的反應又使事情變得更糟。對於他們二人來說,這種缺陷導致他們自我毀滅。    
    在每個組織中,倫理道德都是從上層開始的。一位總統,就像首席執行官一樣,他為整個團隊設定標準。如果他自己違反了標準(有些領導人的確如此),他個人必須承擔責任來盡力補償。尼克松本應該在非法入室的當天就為水門事件承擔責任,同樣,克林頓也本應為其與一名實習生的關係承擔責任。他們能否僥倖逃脫並不重要,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能否保護當局的榮譽。同樣,一位總統必須要求他的工作人員達到高標準,如果他們犯了錯誤,他應立即予以糾正。他要對周圍人的行為負責,就如同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樣。這就是「領導藝術101」。    
    令人悲哀的是,克林頓多年來給人的印象是,這些規章對他並不適用。如果一旦違反了,他總能設法解脫。他先有如履薄冰的感覺,但在解脫後,就逃避了責任。而且他並不堅持要求身邊的人遵守高標準,沒人能解釋其中的原因。他的缺陷是他遇到的各種麻煩的根源所在。    
    他對於自己給身邊的工作人員所發出的行為信號也許未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看到克林頓很難約束自己,一旦處於困境,他會逃避、發動攻擊或說謊。他至少在草案問題、詹尼弗·弗勞爾斯和萊溫斯基這三個問題上對自己的團隊說了謊。由於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他也就無法制裁他人。他的屬下從他所得到的信號是:他可以容忍處於出格邊緣的道德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克林頓有關的人也都捲入了麻煩,但可以確定,人數不多。克林頓政府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友善良民,但也有害群之馬!    
    否認——慣用的模式    
    當外界對他的指控越來越多時,克林頓始終是迴避責任,並讓他的屬下採取並不利於自己的手段。對於指控,他做出的第一反應就是全盤否定,並且拒絕講出事實。「否定,否定,再否定!」他告訴他的女友們。如果此法不奏效,第二招就是詆毀指控人。他們說詹尼弗·弗勞爾斯正在追求「擁有現金的人渣」;「穿過停車場時拿出了一百美元,你看到的場面,根本沒法說。」他們這樣指責保拉·瓊斯;莫尼卡·萊溫斯基是個「潛隨獵物的高手」;凱思利·威利是個「性情無常」的女人。當一切手段均失效時,他所採取的最後一招兒,看看萊溫斯基事件便知道了,那就是用連篇謊話掩蓋事實,所有這些都不光彩。    
    克林頓夫婦剛一到達白宮,就向他的工作人員發出明確信號:如果他們想抓住白水事件做文章,他們應該明白克林頓夫婦希望的是一個開放的和更有責任的政府。他們決不讓步,在他們一味堅持之下,其他人領會了他們的暗示,就到其他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去了。在白宮有許多顧問力主將之公諸於眾,(很多人有這樣的想法,其中包括在首席檢察官辦公室的人員。)他們都指責克林頓律師的這一策略。然而,律師是當事人的僱員,不是其他的角色。最終,還是要由當事人來決定他們該如何為之辯護。    
    形成了克林頓夫婦這樣的處世哲學是有原因的,即他們反對者的不公正。從小石城到華盛頓,狂熱的控告者們編出他們夫婦無恥的故事,來達到破壞的目的。看到克林頓家人的私人生活如何被搞得一團糟,以及他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如何因被糾纏不清而被迫說出實情,人們就會同情和理解克氏為什麼總是拿起盾牌來保護自己了。他們知道如果一旦承認了一個極小的錯誤,馬上引起轟動,他們的反對派將無限擴大對他們實施攻擊。    
    他們的經驗證明在回答指控者們的提問時應該十分小心,這並不意味著森嚴壁壘、拒絕回答一切問題。如果說在還擊中,總統充當的角色是避雷針的話,白宮必須謹慎行事,必須要將懷有惡意的人和有正確態度的人區別對待。對於狂熱者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可以緊閉其口,但對於主要的新聞機構、國會議員及適時指派的聯邦檢察官應該給予坦白的答覆。不幸的是,克林頓政府陷入了一種對指控者的憤怒當中,以致給所有人的答覆都一樣:「混蛋!不知道!」總統似乎一直在否認。    
    對新聞界的憤怒    
    克林頓對待新聞界的態度,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面透視他的領導工作。在當代,他對於新聞界的操縱是最具侵佔性的,有時這種過縱已經成為他管理政府中的一個嚴重問題。    
    事實上,新聞界的變化是他強制推行的。在我離開裡根內閣9年之後,多數時間都在新聞界度過。但當我回到政府,我驚奇地發現新聞界面臨的挑戰是多麼巨大。在西翼廳草坪前不再是只有四五架攝像機,我現在數了一下,居然多達24架。新聞界也變得有連續性了,以至於新聞局要一天24小時篩選信息並接聽電話。CNN已成為每屆政府向世界發送信息的最快途徑。    
    更令人生厭的變化是,許多記者似乎比20年前報道白宮的記者更加憤世嫉俗和武斷。當然也有明顯例外的,像湯姆·弗裡德曼、E·J·迪翁和羅恩·布朗斯坦,這裡只提其中的幾個。我還沒有提像盧·坎農這樣的老一代記者,雖然他的問題很尖銳,但報道卻很公正。在時下新聞行業的出發點似乎已偏離到錯誤的軌跡上,當今媒體所得到的回報必然是聳人聽聞的報道和流言蜚語。    
    近來對於進入公眾服務業的人來說,不容易看到業績。當我1971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時,大家普遍認為如果你在政壇中幹得很好,很體面,那麼在離開內閣的時候就會有更高的聲望。但今天,如果你努力工作,也很體面,在離開政府時最好的期望也只能是名譽沒有受損而已。    
    在與克林頓共事時,我曾經歷了風風雨雨。《紐約時報》有三四篇文章對我進行攻擊,其中一些批評是公正的,而另一些卻使我感到困惑。然後,報社派一名記者又到國務院採訪想從一個新視角挖苦我,許多同事,包括國務卿克裡斯托弗為其講述了許多關於我的正面的事跡,對此我深表感激。編輯排版的時候,這篇文章並沒有發,他告訴我說他的編輯們想讓他報道我的內容更多一點,他也確實那麼做了,但它最終仍未發表。我深感好奇,就與《紐約時報》進行另外聯繫。「它被封殺了,」對方說,「宣傳太過正面化了。」我問編輯為什麼要那樣做呢?「因為他們感到你還沒有掙夠贖金」。我反問是什麼贖金?「為裡根工作的贖金。」他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    
    於是我對於克林頓政府的多次受挫和他們對新聞界的產生憤怒感到理解,尤其對總統和第一夫人的這種感受更為理解。他們有理由設立控制性機構,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一些努力得到了回報。他們的「快速反應」小組工作效率非常高,對於總統的消息總是能在傳到外界之前就已經有所報道。在打擊指控人方面,他的班底完善了「處理文件」的藝術,即在對手洩露給國會或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之前就已經把許多文件交給了媒體。邁克·麥克卡瑞作為新聞署署長因此獲得了讚譽。    
    但我擔心克林頓夫婦給新聞界施加太大的壓力而使他們的關係過於僵化,如果能夠更開放一些並且更加尊重記者的話,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建立起有建設性的關係。信任是相互的。去年,克林頓似乎過於憤怒,氣氛注定不會友好。更確切地說,正如新聞署長喬·洛克哈特公開承認的那樣,許多白宮的工作人員在超越合法界限編造事實,雖然在新聞發佈會上沒有經常出現,但經常在電話裡,或是匿名的私人談話中,對記者或遮遮掩掩或赤裸裸地說謊,以使總統、第一夫人或他自己保有一種討人歡喜的形象。    
    從裡根時代起有人開始了「編撰故事」的行經,我當時對政府的這種腐敗感到極為震驚。我不禁要問我們怎麼能把錯誤的做法教給年輕一代的公務員?我們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儘管官員們從建國之日起就在哄騙新聞界,但我在政壇中最為遺憾的是我覺得我助長了這個不良的風氣。編造謊言已經脫離了控制,我們需要把它復位。《郵報》的前編輯本·佈雷德利說的好,「編造詞彙是一種絕妙的說謊方式。」    
    克林頓時代過度編造謊言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住飛速運轉的新聞界,這根本上也是他的領導風格的產物。如果白宮工作人員認為他們永遠是在競選,那麼他就會按照競選方式來行事,他會編造故事好爭個頭條報道,在新聞圈裡不斷炒作,其特點是經常胡說八道或誇大其詞。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贏得每天的戰役,最後在競選中獲勝。然後,人們可以收拾起帳篷,鳴金收兵,而不考慮他們留下的後患。他們的施政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在那裡人們必須把一隻眼睛頂住報刊頭條,與此同時,另外一隻要向遠處張望。管理是一個過程,若要取得成功,領導人必須逐步建立起信任和真誠的聲望。    
    克林頓使得白宮專注於編撰每天的故事,記者不清楚真相是什麼,也不知道謊言是從哪裡出現。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懷疑克林頓班底是否瞭解他們自己。政府中的道德存在於官員用誠實的語言來描述事實,馬克斯·德普雷說:「一位領導者的首要職責是認清事實。」在謊言中,就像在戰爭中一樣,真理經常是先遭橫禍的。    
    


比爾·克林頓10 克氏領導藝術評說(6)

    領導力量的喪失    
    克林頓時代,有一條看不見的線貫穿其中,這條線始於他心靈深處的懦弱,經他不斷地以競選方式去管理政府,到道德的不斷墮落,以至不斷地逃避訴訟和謊言,這條線結束於1998年,他的道德權威崩潰。他與莫尼卡·萊溫斯基的關係的曝光和其後他的謊言也許是直接的原因,但由此引發的在國會、新聞界和其他權力機構中產生的爆炸效應也反映了多年積蓄起來的巨大的衝擊力。許多美國人繼續支持克林頓,他在第二個任期內的支持率比裡根的第二任期要高,但美國人已經受夠了。    
    諾伊施塔特在1960年陳述了以下主要觀點:總統的權力依賴著兩大支柱,一是公眾威望,二是職業聲望。一位總統要治理國家,首先要受到公眾的愛戴,同時也必須在華盛頓享有很好的聲譽。克林頓只具備了其中的一個,因此他喪失了領導的能力。    
    在華盛頓圈外的人很容易對華盛頓圈內的人冷嘲熱諷,可譏諷的內容也很多。但人們不應該忘記,幾乎每個來到華盛頓的人都有理想,認為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是值得的。華盛頓其實是一個村莊,中心廣場被一個叫白宮的機構所佔據。正如華盛頓的人想讓他們的孩子以他們為驕傲一樣,他們也希望總統的直轄區域是一個榮耀之地。    
    如果一位新來華盛頓的人對這裡的居民不屑一顧,並且違反他們的規則,即使這人是總統,他也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克林頓就是這樣。1998年11月,薩利·奎因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激怒了克林頓,卻贏得了全體市民的贊同。在她採訪的一百人當中,新聞集團的負責人大衛·布羅德說:「他來這裡搞得一團糟,他不適合這裡。」克林頓的前國內事務顧問、著名教授比爾·高爾斯頓教授說:「華盛頓的絕大多數人……是體面的,他們竭力做好一切。我基本上承認克林頓的行為是正常的,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會削弱體面的公眾形象。」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安德烈亞·米切爾說:「小鎮的氣質會使他們感到悲傷,……」華盛頓有一個主要規則,我補充說:「不要玷污自己的家園。」    
    反思克林頓的總統工作,我認為克林頓過早地當上了總統。他宣佈角逐總統的那天晚上,在家裡給我打電話,那是1991年,他聽上去不像一個期望能獲勝的人,他雖侃侃而談,但顯然把92年的競選看成一次熱身,一次角逐和拉贊助的機會。他認為馬裡奧·柯默也會參加角逐,將他擠出局成為民主黨的勝者,但最終會輸給布什。這一結果使克林頓認為,1996年三位民主黨直接候選人蒙代爾、杜卡基斯和柯默使得具有過時的自由主義的民主黨擊敗了共和黨。民主黨人的新時代來臨了!選民厭倦了白宮的共和黨人,所以克林頓能夠最終獲勝並接受委任。    
    如果上演的是那一幕,他本可以是更好的總統。到1996年,他還有四年時間可以走向成熟。他本應更理性、自律,沒必要如履薄冰。或許他與希拉裡的關係本可以更平衡,那樣誰也不會覺得有聯合執政的必要。他們的私生活也不會對政治生活產生破壞性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本可以更清楚地考慮他有哪些優勢做總統以及如何把它們變為現實。    
    有人能確信他本可以改變嗎?當然不能。人的性格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或許他可以專注自身利益,不計後果。但歷史表明,自制力通常是培養和習慣的問題而不是基因的問題。克林頓在總統任期內已成熟了許多,他變得更沉穩,更符合國民的要求。任期快結束時,他比開始時表現出了更高的工作效率。    
    在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關係上,根據萊溫斯基的筆錄,克林頓向她承認了以前與一些女人有關係,但在40歲的時候他就竭力去中斷那些關係了。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想走正道的癮君子,跌下車,當看到她來的時候就拚命想再上去,或許他在說謊,正如萊溫斯基懷疑的那樣。有大量證據表明,克林頓在40歲左右,對於他的放縱給其政治生涯所造成的破壞很敏感。他看到加裡·哈特是如何在1988年下台和如何拚命保護自己的。與謠傳相反,我在18個月中看到的克林頓在努力檢點自己的行為。我的感覺是他在盡力改變但並沒有太大成效,如果在入主白宮之前,再給他4年的時間走向成熟,或許他就會成功。    
    歷史學家如是說    
    克林頓退出歷史舞台時就像一位觸摸天堂的人,一隻手滿是星星,另一隻手則滿是灰塵。歷史學家在約翰遜和尼克松身上看到的這種矛盾,在克林頓身上也看到了。    
    他是一個極有前途的人,有很高的智商、遠大的夢想、很強的適應能力及引人注目的風度,更顯而易見的是,他在任期內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經濟增長比以往的任期都明顯,貧困線降到30年來的最低點,處於社會底層1/5的人收入水平比中產階級增長還要快。儘管民主黨人是主要的推動者,但克林頓在大幅度削減福利支出並使大批人重新就業方面是值得驕傲的。20世紀90年代是主要社會指標發生轉折的10年。非法出生率、青少年懷孕率、離婚率、犯罪率、青少年犯罪率、毒品使用率都不再上升,而且在他在職期間開始下降。儘管這些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如果沒有他的領導,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進步。    
    在外交領域,克林頓也有吹噓的權利。他的批評家是苛刻的,儘管他也確實有疏忽和優柔寡斷的時候。雖然標新立異是他的主旋律,但他使國家遠離了戰爭,在促進歐洲統一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擴張方面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推動了中東和平進程,制止了前南斯拉夫的種族屠殺,緩和了亞洲經濟危機,而且使世界經濟走上了正常的軌道。他也對印度進行了援助,還是繼卡特總統之後首位對非洲貧窮國家給予關注的總統。評價他的外交政策就像吐溫評價瓦格納一樣「他的音樂比聽上去要好。」    
    歷史學家又必須考慮如下事實,他的立法成就是突出的,如1993年和1997年的預算案,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家庭休假立法、福利改革立法、國民服務立法、佈雷迪議案及准許中國加入世貿法案。還有許多遭到否決和未能公諸於世的:全面的健康改革計劃、社會保障改革、醫療改革、競選撥款改革、煙草改革、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繼續在貿易當中享有權威及京都環境議定書。作為立法領導者,他的業績確實是多方面的。    
    然後就是道德的問題。在我面前有五卷本的《白水事件》,其中包括從克林頓上任初期《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和文章。《華爾街日報》社論很激烈地反對克林頓,雖然許多對他的指控被證實毫無根據,而且共和黨人對他的指控也過了頭,但人人都會在讀這些記錄時感到沮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克林頓深信並認為能提高他作為領導者聲望的是——未來。當克林頓在喬治敦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位講授西方文明必修課而且相當古怪的教授卡羅爾·奎格利對他的影響很大。奎格利教授授課的精彩部分是關於「珍愛未來」,他認為進步取決於人們願意犧牲今天而獲得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永遠不要忘記,珍愛未來。」正如一位傳記作家大衛·馬裡尼斯指出的那樣,克林頓的講演幾乎沒有不引用奎格利在課堂上所說的話的。他總是相信,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如同他一樣努力工作,未來就一定比現在更美好。    
    下面講的也許算是他聲望的一部分。如果艾爾·戈爾在今年秋天能入主白宮的話,克林頓可以在法律上聲稱他已改變了美國的政治面貌。我是在舉例說明。在他之前,共和黨人在最近的六次競選中有五次勝出,如果今年11月戈爾獲勝,那民主黨就有三人當選總統了。那將很引人注目,因為正如斯蒂芬·斯科讓奈克所講,政治運動已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動力,運動要結束時的總統結局注定是失敗。克林頓就處在這場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起的運動的末端,他可能想走卡特的老路,但是他使民主黨得到了復興,使其更有競爭力和群眾基礎。在1980年,民主黨還被普遍看作少數專門利益的人的群體,而今天,儘管還代表著少數人,民主黨已經更多地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    
    克林頓有理由希望他能改變國際政治的面貌。1979年撒切爾和1980年裡根的當選引發了歐洲和北美保守黨的崛起。通過擁護「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克林頓和英國的首相托尼·布萊爾已經改變了重心。第三條道路政治在20世紀90年代風行歐洲,以致在90年代末,除西班牙外的西歐主要國家都出現了左翼政黨的復興。因此克林頓和布萊爾都功不可沒。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歷史學家也許會問,克林頓是否會被認為比現在更有遠見卓識?他引入了一種新的領導模式,甚至引起了傳統主義者的注意。他並不是像裡根一樣有明確的目標和原則,而是似乎注重每個人的思想,從中篩選、吸收,然後制定不斷變化的、不斷完善的計劃。在他的世界裡,沒有最終的真理和不變的核心思想。那些更保守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則更喜歡亨利·亞當斯的總統觀:掌准航舵,選准航線、尋求港灣。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今還有另外一種開始廣泛流行的觀點,至少在學術界是這樣。後現代主義認為社會真理是文化的產物,是由精英們「社會性地構建的」,這些精英將其進行改造以適合自己利益的需要,肯尼思·J·格根就持這樣的觀點。例如,女性幾個世紀以來被認為易於表現為神經質並具有天生的從屬性。我們現在知道這種看法是為了男性社會杜撰的,以使他們維持其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同樣,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當中,百家爭鳴,信奉著各自的真理。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克林頓的優點是願意聽取意見並制定比他專注於一種理念時更加開明的政策。實際上,克林頓是我們的第一位後現代的總統,他應該受到這樣的表揚。這只是一種觀點,我們在今後可能會看到許多有關於此的更加激烈的爭論。    
    事實是,克林頓的政策對於那些意見常常會被淹沒的人,像婦女、黑人、同性戀等頗為有利,他們的步伐曾經是畏縮不前,但現在他們面臨著更加光明的未來。對此,克林頓也應當受到讚譽。    
    實際上,克林頓的最大貢獻或許不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使國家更好地為接下來的幾十年做好了準備。那座「通往21世紀的橋」會相當牢固。今天,雄厚的經濟基礎,不斷改善的社會條件,世界的相對和平,在這些條件下,國家正面臨進行新的科技革命。10年以前誰會想到國家會發展得如此繁榮?儘管比爾·克林頓將永不能逃避人們對於自己過去的責罵,但或許某一天他將會因為改造我們的未來而得到豐厚的獎賞。    
    


領導者的七條訓誡領導者的七條訓誡(1)

    新總統上任後不久,總會有人私下對他說:「你知道嗎?拉什莫爾山上還能容納一個面孔,至少是個小側面像。」事實上,已經沒有地方了,60英尺的石面已經佔滿。可是每位總統都竭盡全力想在那裡贏得一個位置,一個能與流芳百世的四位總統一樣的位置。    
    歷史學家們認為,近年來尚未出現一個可與那四位總統相媲美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子承父業,1996年12月調查了三十二位歷史學家,請他們對總統們做出評判。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榮居榜首,傑斐遜、傑克遜、波爾克、特迪·羅斯福、威爾遜和杜魯門被評為「接近偉大的總統」。令人吃驚的是,總統們的威信從杜魯門之後開始下降,他後面的三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得分勉強過半,「在平均分數線以上」。其後任職的六位均未獲得一半的得分,福特、卡特、裡根、布什、克林頓得分「在平均分數線以下」。尼克松得分最低,以「失敗者」位居榜尾。    
    既然這樣,為什麼我們還要在近年來的總統身上尋找領導藝術的經驗和教訓呢?首先,上述評判不一定符合事實,至少這種觀點不會長久,正如施萊辛格所寫:總統的工作總是毀譽參半的。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在御任後聲譽日漸高漲。幾乎可以斷定裡根也將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有更多的保守黨人士書寫歷史的話,更是毫無疑問。而且已經出現對福特與布什的懷戀跡象,或許克林頓的歷史地位也會上升。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面對現實:任何人現在治理國家比20世紀前半葉要難得多。對總統的期望值在驚人地上升,而他行使職能的能力卻在下降。今日的白宮必須關注世界上六七個發生戰亂的地方、引導國際經濟運行、負責整治學校暴力事件、監控對人類染色體的研究。有些事情難免出錯,一旦有紕漏,媒體就窮追不捨,進行長篇累牘的報道,國會的那幫傢伙們會把內閣部長們召集到國會山。馬基亞威利寫道:「我們必須意識到,沒有什麼比搞計劃再難的了,成功係數小,管理一項政府新指令的實施比建立它更艱難。」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院外集團的說客們可以花費上百萬美元組織群眾運動來阻撓總統行使權力。1986年以來,國會一直沒能通過備受關注的兩黨聯合稅法改革。毫無疑問,能去拉什莫爾山的人寥寥無幾。    
    因此我們更需要研究近年來的總統經歷,看哪些東西在起作用、是什麼導致了他們的失敗、他們的後來人從中可以學到什麼。瞭解過去是掌握未來的基礎。今後20年左右的時間對於塑造21世紀至關重要。民主資本主義之風席捲世界,科學技術提供嶄新前景,可以說,我們正站在一個黃金時代的起點上。領導者素質的高低,從總統算起,是根本的因素。我們需要做領袖的人和白宮的領導人懂得如何調動全國的力量,並以他們的智慧實施目標。沒有現成的資料可供總統學習,但是在過去經驗中累積了大量的教訓可供他們借鑒。    
    在此,我不想因為我為這四位總統工作過而裝模做樣地給他們下定論。他們的私人文件在幾年之內還不會公開,即使公之於眾,那些文字材料也未必能展示他們的全貌。一次,肯尼迪總統應邀參加由歷史學家組成的一個小組對過去的總統進行評估,他勃然大怒,說道:「活見鬼,他們知道什麼?他們從來都沒坐在這裡去閱讀那些電報,整天地去聽人們訴說他們的疾苦。」他的話有道理,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他人的理解靠的只是從其表面進行判斷。    
    我感到即使不知道細節,也能從近年來的總統身上對於領導藝術粗略地加以總結。本書已經做出了相關評論,這裡不再重複,但將他們壓縮成幾項要點,還是會有幫助的。    
    依我之見,有七把鑰匙可以開啟白宮的行之有效的領導力量之門,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是自由的政府還是保守的政府,它們都適用。它們實際上也適用於大多數其他組織的領導者,如CEO、大學校長、將軍和非贏利組織的領袖。    
    1.領導能力始於內在品質    
    在過去30年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比爾·克林頓是兩位最具天賦的總統,他們都極為聰明,博覽群書,頗具政治頭腦,又都醉心於權力。尼克松可謂繼艾森豪威爾甚至是伍德羅·威爾遜之後最優秀的戰略家;克林頓則是繼林登·約翰遜甚至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最優秀的策略家。然而他們又都自己導演了自己的悲劇。尼克松性格中的陰暗面佔了上風,克林頓則無法克服他性格中的毛病。他們活生生地說明:領導人在操縱世界之前,必須能做到自我操縱。正如赫拉克利特言簡意賅指出:「性格決定命運。」    
    總統的內在心靈世界體現在他領導藝術的各個方面,遠比人們想像的要深遠得多。他生活中的激情構築了他工作使命的基礎。尼克松對於「持久和平框架」的追求源於他要成為政治家的夢想;林登·約翰遜年輕時代拚搏奮鬥,是因為他夢想要實現他的「偉大的社會」。我們知道領導者的性格對他做出決策起舉足輕重的作用,既關係到他怎樣做出決定又關係到他決定了什麼。福特豁免了尼克松是因為他動了惻隱之心;裡根向我們證明其個性決定了他的演講風範,也表現出他同國會與媒體打交道時他的能力。在尼克松與克林頓身上,我們看到總統的性格決定了白宮的性質,總統身邊的人都深諳他向他們發出的暗示的內涵。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總統的性格決定了他全部的公眾生活方式。    
    約翰·W·加德納在其短篇傑作《論領導藝術》中,列舉了十四條個人品性,它們在領導者的公眾生活和個人生活中都很重要。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從這一領域的學者那裡總結經驗,這些學者包括拉爾夫·斯托吉爾、伯納德·巴斯、埃德溫·霍蘭德。加德納列舉出的這些品質是每一位總統都應該具備的,即充沛的精力、用智慧去指導行動的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勝任職務、對其追隨者及他們的需求充分理解、善於與人相處、有實現自我價值的強烈要求、有調動他人積極性的能力、既有膽量又穩健、具備贏得信任的能力、處事分得出輕重緩急、自信、果斷和適應性強。    
    在所有這些品質之中,正直對於總統是最重要的。一年前美國前參議員艾倫·辛普森在哈佛大學介紹傑拉德·福特時說:「如果你正直,這比什麼都重要;如果你不正直,什麼也都無關緊要。」    
    人們有理由談論公眾領導人的私生活必須具備何種美德。有人認為如果政客犯了生活錯誤,例如說通姦,他就沒有資格身居要職:「如果他妻子都不信任他,我們也不能。」但歷史證明這條標準定得至少比我們需要的或期望的要高。想想富蘭克林·羅斯福吧,他去世後20年,美國人才第一次得知他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他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時與露西·默塞爾陷入熱戀,這幾乎毀了他的婚姻。他斬斷情絲,結束了這種關係。但在他臨終時,守在他身邊的人是露西,而不是艾琳娜。多麗斯·基恩斯·古德溫指出:艾琳娜忍受這場婚外情長達40多年之久!儘管如此,羅斯福仍然是20世紀最偉大的總統。    
    人間的感情,如何能讓人分個清楚、說個明白?沒有簡單容易的答案。在感覺論的新時代到來之前,我看新聞記者們經常採用的標準算是最好的:當政治家的私生活已經影響到他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時,我們也要區分對待。如果他狂喝濫飲,放蕩無度,吸食毒品,舉債纍纍,那他就出格了。但我們應該對人性的許多弱點表現出寬容和理解,克林頓的出格不是因為他與別的女人有性關係,而是因為他是在總統辦公室裡與白宮實習生發生了關係,之後又矢口否認。    
    儘管對於個人生活的標準有爭議的空間,但公眾行為的準則卻是同一的。總統治理國家,必須取得公眾以及本系統內部民眾的普遍信任。信任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要努力去贏得。總統值得信賴、對其行為負責並要求他的部下也達到了同樣的道德標準,這十分重要。政府就一些敏感問題有權保持沉默,除非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否則沒有必要撒謊,也無權通過編造故事誤導民眾,那些製造謠言的人是對民主的嚴重踐踏。    
    國家最高統帥除了有正直的人品,政治學家埃弗雷茨·卡爾·萊德認為他的「總統智慧」也極為重要。「總統智慧」是知識、判斷力、性情、對於未來信念的合一體,是英明決策和負載著責任的領導力量的源泉。對於世界與歷史都一無所知的總統,當政是危險的。如果頭腦是惟一的準繩,那麼尼克松、卡特、克林頓應該算是近年來最偉大的總統了。比如裡根,他有很強的綜合能力又有高情商,二者的結合使他成了有遠見的預言家。    
    勇氣是總統領導藝術中的又一重要因素。今日政壇,除非有為美好事業豁出一切的勇氣,否則不會成功。若沒有這份膽量,尼克松永遠都不可能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裡根也不會在子彈下死裡逃生、加快冷戰結束的進程;克林頓更不會在不利的情況下保障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順利通過。勇氣必須伴以謹慎,克林頓的衛生健康計劃就缺少了一點慎重。領導藝術中的必要條件是內在膽識。    
    


領導者的七條訓誡領導者的七條訓誡(2)

    2.高尚又有感召力的核心目標    
    總統必須具備堅強的性格,同時他還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他必須告訴民眾走向何方,才能把他們團結在他身後。林肯的目標是拯救聯邦,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目標是結束大蕭條並贏得戰爭的勝利。人們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他們的總統正在舉步何方。近年的總統中,只有裡根目標明確,即降低稅收、削減開支、壓縮規章制度、減少赤字、增加國防預算。在競選中他大力宣傳他的目標,因此他不僅獲得了授權而且為實現這些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預算赤字是個例外)。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福特、卡特、布什、克林頓也都有過美好的希望,但他們在任期之內從未清晰地說出過一個既有核心性又有強烈的感召力的目標,結果是悔之晚矣。    
    總統的核心目標必須植根於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之中。美國人的價值觀在《獨立宣言》早已明確闡明,正如G·K·切斯特頓所說的那句明言:「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國家,這個信念在《獨立宣言》中已從法理和邏輯上公之於世。」我們所有偉大的總統都到宣言裡去尋求靈感和力量。林肯說過他的每一條政治信念都起源於它。我們並不是意欲說出我們自己是誰,而是要說出我們想要締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而且知道道路漫漫、路途遙遠。這是我們的共識。總統就職後不用像CEO那樣重新規劃藍圖的原因也就在這裡。他應該給我們固有的信念中注入新的活力,適應於時代的脈搏,引領著國家走向更大的輝煌。馬丁·路德·金大聲地說「我有一個夢想」,他的話語強勁有力,因為他正站在林肯紀念堂前向我們疾呼,呼喚我們去實踐《獨立宣言》中的誓言。    
    總統一旦偏離了國家的核心目標,就要遭遇危險。克林頓衛生健康計劃的落敗,很大程度上在於違背人願。富蘭克林·羅斯福知道他的社會保障計劃和傳統相違,經過精心設計,執行時政府並未動用國家收入,因為他使民眾相信他們是把錢「省下來」而為了自己的將來。制定出與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的計劃才是它被接受的關鍵。    
    3.說服他人的能力    
    在我們國家的大部分歷史時期,總統能否激發民眾的積極性並不重要。從傑斐遜到威爾遜,國情咨文只是一份寫給國會的書面報告。即便是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時期,與其說它是一篇美妙動聽的演說,不如說它是各種利益集團的老練的掮客。電視改變這一切。肯尼迪和裡根成了20世紀公眾心目中最令人難忘的演說家,他們是運用傳媒的大師,他們都有通過電視去說服大量聽眾的能力。裡根更是把電視作為達到立法目標的有力武器。    
    當今的麻煩是總統說得過多,而使聽眾們失去了興趣。喬治·布什每年公開發表演說的次數比裡根多,而克林頓發表公開演說比他們二者的總和還要多,僅1997年就發表公開演講545次。他擅於用簡單術語與聽眾交流,解釋公眾提出的複雜的政策問題,在任何論壇上,他都給聽眾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講得過多,就失去應有的效力。    
    4.與系統合作的技巧    
    現在政治顧問們的誤區是認為能說服廣大民眾是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電視已成為領導力量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裡根的成功顯示總統與他的班底與民主政體的其他部門精誠合作也至關重要的。議會是政府的一個分支,媒體要以一個聲音說話。    
    實際上,總統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張網絡的中心,他周圍有六大社會勢力,他必須通過與他們合作,保持吸引力並建立成功的工作關係。公眾、國會、媒體是最重要的。另外還有一些在政治遊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某些大國、國內利益集團、國內精英。與這些人打交道要有高超的政治見解。所有這些力量都希望在總統桌邊有一席之地,並參與決策,他們大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20世紀沒有誰能像富蘭克林·羅斯福那樣善於與他們相處了,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評論他說:他既是獅子又是狐狸,這也是他非同凡響的成功的原因。    
    在近年來的總統中,令人吃驚的是這條訓誡已被遺忘。尼克松、卡特、克林頓好像對在國會、媒體這些機構以及華盛頓的政治精英極為藐視。在當今的氣候下,政府已經很難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理,他們這麼做是在為其議案的通過設置雙重障礙。未來的總統真應該虛心地學一學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是如何成功的;也該學習哈里·杜魯門的馬歇爾計劃是如何通過的;1964年和1965年林登·約翰遜公民權利議案是如何勝利實施的;還有裡根的經濟計劃是怎樣通過的。    
    5.穩妥而迅速的開端    
    如果時代的經驗教給了我們什麼,那就是總統應記住「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裡根上台伊始,雷厲風行,取得了一系列立法的勝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克林頓,他一開始就準備不足,遭遇困難,導致他的衛生健康計劃擱淺又失去國會支持,二者任期初始的結果真是天壤之別。當然如果克林頓沒有在1993年末迅速決策,1995至1996年又如法炮製,他也只能當一任總統。儘管成就了當總統的夙願,但他永遠沒能成為他所期望的總統過渡期的楷模。    
    在很多機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領導權力在慢慢擴大。一名CEO、一位大學校長、一個團體的領導人,要通過長期的實踐來顯示自己的品質,才能佔有一席之地。總統的情況卻恰恰相反,他的權力很快就會蒸發而去。我的意思不是說,任何一位總統,上任的頭一百天都非得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頭一百天一比高低。但是從上任一開始的那個月份一直到8月國會休假,通常是他表現自己的最佳時期,即使他連任,情況也是如此。因此,總統必須行動迅速。    
    旗開得勝、運轉正常比看上去要難得多。那些曾經受到政治生活磨練的人在這方面會占很大優勢,富蘭克林·羅斯福、林登·約翰遜和裡根在入主白宮之前,就知道如何運用權力的槓桿作用;卡特和克林頓則不得不現學。競選本身其實也是在操縱權力。1964年的林登·約翰遜和1980年的裡根贏得授權,極大地強化了後來手中的權力。相比之下,1984年的大選中裡根未能獲得授權,他的第二任期無法與第一任期相比。運行良好的過渡期雖然未必要評價過高,但在整個執政期至少是與其他因素同樣重要。如果克林頓在當選和宣誓就職的11周之間靜下心來,認真準備,他抵達華盛頓時,就會有一個更有經驗的班子,頭幾周的工作也會計劃得更周到,他本人也可利用這段時間養精蓄銳,這三點他都沒有做到。    
    6.強有力且高效的團隊    
    傳記作家理查德·布魯金希斯指出,喬治·華盛頓為國會準備第三年的年度報告時,他首先尋求詹姆斯·麥迪遜和托馬斯·傑斐遜的建議,然後又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起草了第一份草稿,再由麥迪遜寫第二稿,定稿自然不會差。    
    華盛頓本人的經歷強調了總統史上一個反覆強調的經驗,最好的總統身邊總是圍繞著最好的顧問。林肯在當選的當天晚上就擬定了未來內閣成員的名單,其團隊的精明強幹程度不亞於當年華盛頓的顧問班底。特迪·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的身邊都有高素質的顧問。在我所服務過的總統中,裡根有最好的白宮班底,福特擁有最好的內閣。從他們二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領導藝術的原動力的明顯區別。    
    將來,我們有可能看到第一夫人或者是第一丈夫對總統的政治思想產生的最大影響。希拉裡·克林頓是第一位職業型的第一夫人,但她決不是最後一個。總統需要一個說心裡話的朋友,這應該是一種很受歡迎的模式,如果她同時是一位移情的對象,還受過良好教育,那就更好。惟一要注意的是他們要把角色嚴格區分開來,克林頓夫婦的經歷應是一個教訓。    
    7.激勵他人完成使命    
    一本有教育意義的關於富蘭克林·羅斯福領導藝術的書,以他去世為開篇,歷史學家威廉·勒切坦伯格在書中向我們敘述了羅斯福之後的八位總統都生活在他的陰影中。其中的三人,杜魯門、肯尼迪和約翰遜都是民主黨人,有意執行了新政;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是共和黨人,不僅接受他並擴而充大之。其實,尼克松在許多方面是執行新政的最後一任總統。即使反對大社會理念的裡根也不想打破他的第一位政治偶像的工作方式,接受了許多他的領導風格。    
    大多數有實力的總統在任期內都創造了寶貴的遺產,並鼓舞著他的追隨者在他們離開政壇之後仍繼續他們的使命。在現代總統之中只有裡根堪稱承前啟後的楷模。雖然他未曾建立起一個能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相媲美的聯盟,但是他在黨內和整個國家政治文化中留下印跡,其影響至今尚存。    
    政治學家斯蒂芬·斯科讓奈克指出:傑斐遜、傑克遜、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裡根等總統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模式。他們都堅持打破陳規陋俗,然後建立所謂的「新範例」。羅斯福摒棄了自由放任政策,將政府的航向集中在發展經濟上;裡根改變了原來的以政府為中心的制度,選擇了開拓進取的企業文化。他們也推行政治運動並培養忠誠的幹部以便在他們將來下台時會有人接過他們的旗幟。他們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一連串未完成的工作,這些當然將由後來的總統去完成。    
    今天的政治已經日趨成熟,允許總統上任後出台「新範例」。現在也許沒有什麼陳規可除了,但也沒有一種思想會永久處於統治地位。變化之風吹得太猛烈,選民們渴望選一位能夠設計出一條明確而穩健地通向未來之路的領導人。下一任能夠成功做到這一點的總統也將是下一個能留給後人遺產的人、一個名垂青史的人。    
    本書寫到這裡就該擱筆了。現代領導可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書中列舉的這七項是最基本的。它們是行事的基本準則,它們當然不會保證你肯定能成功,也不能保證你成為踏上拉什莫爾山的新候選人。艾比蓋爾·亞當斯曾指出:巨大的危機產生偉大的領導人,但現在既沒有戰爭也沒有經濟危機迫在眉睫。可是如若遵守這些原則,國家一定會重新擁有一批偉大、真誠和幹練的總統。如果這樣,誰還能另有他求呢?我們一定會迎來新的黃金時代。

<<見證權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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