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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晚清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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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導言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發現的那樣,在中國的傳教士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如何拯救佔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靈魂,而且還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萬的死亡率下拯救他們的肉體,以及如何解放他們的心智——從一種延續了無數個世紀的哲學和習俗的統治之下解放他們的心智,而正是那種哲學和習俗使它陷入了聽憑任何可能傷害它的民族擺佈的窘境。但是,如果這個民族從無知和惡習的禁錮下獲得自由,並且沐浴到科學的、工業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為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民族之一。傳教士給中國的政治和宗教領袖帶來了福音。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經過多年的猶豫和懷疑之後,信奉了主的教義,但芸芸眾生依然沉浸在無知和偏見之中無所作為。因而,古代世界也許包括近現代最偉大的民族之一陷入了革命和暴政之中,這將使它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回復元氣。  這些陳年舊事講述了一種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圖引導中國的精神領袖去一睹上帝之國的風景——同時昭示了它承諾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來世界裡永生的歡欣。這種努力意味著在不同方向上對中國的提升——通過更優越的宗教、更先進的科學、更便利的通訊手段、更完善的國際貿易,還有現代學校和專業學院的創設、現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個同歐洲一樣大小的國家內建設新的工業,開發新的產品。在所有這些領域都有我某種程度的參與,就像讀者在這本回憶錄中即將看到的那樣。  我要記下對下列各位的真摯感謝,在本書的寫作中,他們給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幫助:  感謝我的女兒埃利諾,她將我的口述記錄成文,並將手稿整理付印;感謝希爾達·G·寶瑟爾女士,她不辭勞煩,搜羅了書中的一些照片,並且打印了全部書稿;最後要感謝W·Y·富勒敦牧師,浸禮差會國內總部的秘書,這本回憶錄是在他的要求下動筆的,他也承擔了書稿的校對工作。                                         提摩賽·裡查德                                         1916年1月於上海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籍貫與家庭(圖)

  1845年,我出生在威爾士()卡馬孫郡()一個叫法爾德普林()的小村,村名的含意是「國王谷」。相傳,威爾士的最後一位王子——盧雷恩(),曾在那裡躲避愛德華國王的追殺。四英里外,在龐賽特()和賽歐()之間,有一個羅馬人開採過的金礦坑,還有一條羅馬時代修的路。這條路在離坦格萊蓋耶(我父親的農莊)兩英里內的地方穿過。我的祖先,儘管出身低微,卻深受時人敬重。由於在九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而父親又是他那頗負人望的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而我沒能有機會與祖父母謀面。我的祖父理查德,戴衛·仲斯的兒子,是一個鐵匠。我的父親提摩太·理查德在年輕時也曾操此業為生,但後來他成了一所農場的業主。父親的一個兄弟,傑德戴耶(),有一些文學方面的天賦,曾用威爾士語出版過一本書。在卡馬孫郡,他是在中國傳教的楊格非博士的首任妻子皈依基督的領路人。父親的侄子約書亞·劉易斯,朋布洛克郡最古老的教堂——那一帶的眾教堂之母——中一個著名的牧師,是家族中名氣最大的人物。  我的父親被目為當地最有風趣的人物之一。羅蘭·威廉姆斯,《隨筆與評論》雜誌的作者,在他任聖戴維學院的教授時,經常騎馬來找父親聊天。聖戴維學院 位於萊姆匹特,距我家五英里路程。父親是波賽爾與賽勒特兩地教堂的秘書和執事,也經常忙於調解鄉鄰之間的衝突和糾紛。  我的外祖父是賴特柯村的農民,也是與賴特柯相鄰的亞巴達沃村浸信會教堂的執事。至於我的母親,埃利諾·賴特科(),威爾士的著名牧師柯斯比·仲斯()曾這樣寫道:在「威爾士值得一提的人物」之中,他從來沒有見到第二個像她那樣氣質典雅、性情柔順的女人,在烤餡餅方面也罕有其匹。記得母親總是這樣評論別人對她的傷害和詆毀:「他們對自己的傷害比對我的傷害更大」。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童年趣事(圖)

  我的童年是在農場裡度過的,儘管總地說來非常平靜,但也不是沒有任何變故——通常發生在那些或多或少有些冒險精神的男孩子身上的意外之事——發生。我所能記得的最早一次是,一隻肩膀脫臼了,家人安排車馬要帶我去看醫生,醫生家在五英里之外。當小馬車在門外掉頭時,因為想到很快就可以駕駛馬車去訪問醫生了,我興奮異常,向門口跑去。由於地面凹凸不平,不知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啪」地一聲摔在地上。大家都驚呆了,認為這一下雪上加霜,肯定摔壞了。但我卻像沒事人似的,跳起來哈哈大笑。人們發現經這麼一摔,我的肩膀竟然復位了。大家都很開心,然而,意識到自己剝奪了自己駕車去拜訪醫生的機會,我卻異常喪氣。  在我的兩眉之間有一道疤痕,呈「T」字形,正好可以代表我的名字——提摩太(),如同打在臉上的商標一樣伴我終生。人們經常問我它的來歷。在大約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我隨一個耕地的堂兄到田里玩。耕了一段時間後,他停下犁,去取一件什麼東西。我想這可是個好機會,便扶起犁把,吆喝耕馬往前走。馬兒動了,一直向前拉去,直到犁頭「卡嚓」一聲擦到一塊石頭上。石頭翻轉起來,碰在了我的兩眉之間。還有一次,大約八歲左右,我在農場的籬笆邊為父親放馬,盯著它不讓它偷吃莊稼。籬笆外面是一條小路,比裡面低十英尺左右。在照顧馬的同時,我還想溫習一下第二天的功課。當發現馬兒偷吃了一大口莊稼後,我用手中的語法書打了它一下;它馬上就給了我一蹄子,把我踢飛了起來,越過籬笆落在下面路邊的水溝裡。所幸除了流了大量血,留下一塊永久性傷疤外,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在大約十二歲時,有一次,我哥哥約書亞趕著一輛兩匹馬拉的車去二十英里外的煤礦運煤。我奉命牽著另外一匹馬去接他,因為回來的路上有一個陡峭的山坡。把帶來的馬套上車後,徵得哥哥同意,我趕著馬車向山坡爬去;哥哥則在後面跟同他一起去運煤的馬車手聊天。由於新加了一匹馬,我很快就超越了前面的馬車,領先將近一英里爬上了山頂。在山的另一面,道路急轉直下。沒有等哥哥趕上來,我抖起膽子繼續前進了。誰知,在下山過程中,我帶來的馬開始加油了,使轅馬無法控制巨大載重產生的慣性力。我跑向前去阻止它,然後又不得不趕緊回來指揮另外兩匹馬;但我一離開,前面的那匹就又撒歡了。三匹馬一起小跑起來。我明白,載著那麼重的貨跑下陡峭的山坡實在太危險了。意識到我不可能跟上馬的速度,也控制不了它們,瞅準路邊樹叢中的一棵樹,我跳進樹叢中,抱住那棵樹,讓馬車從身旁衝了過去。山腳下有一條河,離河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有一個村子,那裡的人都能看到馬車以令人驚恐的速度衝下山坡。人們都以為,無論是車還是駕車的牲畜,都在劫難逃了。但令所有人驚奇的是,在河邊,那匹剛駕上去的馬卻不可思議地松套了,它拖著挽繩繼續向前跑去,最後被村民們攔住,而另外兩匹馬卻駕著車靜靜地停在了河中央。一切都完好無損,只是顛撒了一點煤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信奉浸禮教(圖)

  在1858-1860年間,像燎原之火一樣席捲美國、北愛爾蘭、威爾士、蘇格蘭、挪威、瑞典的宗教復興運動中,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壘一時間都土崩瓦解了,開始轉變他們的信仰。同另外一些人一起,我向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並在家鄉附近的一條河裡接受了洗禮。此後不久,在聽過一次並非專門針對傳教士的講道之後,我第一次有了從事傳教工作的衝動。布道辭中的這樣一句話牢牢印在了我的腦海裡:「服從比犧牲更好」。在從賽勒特的禮拜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訴哥哥約書亞,在聆聽布道的整個過程中,我彷彿聽到有一個聲音命令我出國傳教。約書亞比我大四歲,對此他感到不可思議。這類想法從來沒有在他心中出現過。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求學歷程(圖)

  我所進入的第一所學校建在屬於我父親的坦格萊蓋耶農場的一塊地裡,與公理會的一所禮拜堂連在一起。在十四歲以前,我一直在那裡求學。十五歲時,父親要求我同哥哥約書亞一起,到農場裡助理農務,但母親和哥哥們都認為我應該繼續學業。我告訴父親,如果能再資助我上一年學,以後我就不需要家裡的任何幫助了。於是,我被送到了一所由一個表兄開辦的學校裡。學校在一個叫「十字店」()的地方,離家約二十英里左右。除了常規課程,我被安排和小學教師們一起接受上額外培訓。此外,我還學習了首調唱法的記譜法。在學年末,校長收到了一件來自芬尼格羅斯學校的申請函,要求給輸送一位教師。校方把我派去了。那是一個礦區,除了白天給孩子們開的日校,我還負責一個專為礦工辦的夜班,其中有些學員在年齡上可以做我的父親。這裡的收入使我有了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在萊尼巴塞()的一所語法學校的學費。一旦校長有機會外出,他總是把自己負責的學生交給我照管。想到鄰居們都曾說,他們一直很清楚是誰在教學生,或許我的所作所為能夠得到人們的諒解,而孩子們跟我在一起時,更加安靜,能維持更好的秩序。因此,當新店()——在芬尼格羅斯南面幾英里處——學校的校長不辭而別,另謀高就後,我立即被邀請去那裡擔任臨時校長。那天下午,孩子們被告知第二天上午學校照常上課,只是校長是新的。離開新店後,我已經有能力支付斯溫西()師範學校的學費了。  在斯溫西師範學校我沒能待多長時間,因為我的哥哥約書亞一直在家務農,這個冬天打算入校學習,因而家裡要求我填補他的空缺。各種農活我都會做,從耕地、割草到挖溝、修理籬笆以及遮蓋乾草垛等,樣樣在行。鄰居們見我又回到了地裡,議論紛紛,說受了那麼多教育後回來務農實在可惜,認為除了務農外我也沒有更好的工作可做。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教學經歷(圖)

  然而,有一天我的長兄戴維()給我拿來一張報紙,上面有一則招聘校長的廣告,那是一所捐助學校在康威爾·埃沃特()。哥哥約書亞對我說,如果我能得到這個職位,他情願再回農場幹活。在申請書的答覆函中,我被告知已有六十人遞交了申請。一周後,又來了一封信,說在六十人中只有兩個申請者合乎條件,在考慮之列。其中一個是當地浸禮會牧師的兒子,另一個是我。沒過幾天,我收到了校長一職的任命書。對此,我深感意外,因為在當地我沒有一個熟人。上任後,我才明白,當地一個教會執事的兒子,是學校教務委員會的成員,恰巧是我在斯溫西師範學校的同學。牧師兒子的落選在當地引起一陣風波,許多家長領走了他們的孩子。這使得我上任時的學生只有二十一人。然而,八個月過後,有三所村小學被迫關閉,因為沒有足夠的生源。而我校的學生卻達到了120人。 同時,我在那裡也積累了許多實踐經驗,受益非淺。  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發現是一些陌生人帶著他們的孩子,來要求入學。看到面前一個大約八歲的孩子,那群人向那孩子打聽能否見到校長。我接話說,本人就是校長。他們看起來非常吃驚,但似乎對我管理一個學校的能力絲毫沒有懷疑。  這時,我不得不同一個大約十二歲的男孩子打交道。長期以來,他使我的前任們頭痛不已。由於是父母的獨生子,他被寵壞了,因而總是跟其他孩子吵架。越處罰,他的表現越糟糕。一天,我決定用一種新的方式試試看。我告訴他下午放學後留下來。他看我的第一眼帶著一副公然挑戰的神情,似乎在表明受多少懲罰他都不在乎。在交談時,我首先問他為什麼總是同其他孩子吵架。他回答說,因為他們對他都不友好。  「學校裡就沒有一個人對你好嗎?」我問。   「不,有一個孩子對我一直很好。他對所有的孩子都好」,孩子回答說。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我說,「我相信,如果你下定決心善待學校裡的每個孩子,不管他們對你做什麼,你就會發現大家對你都會很友好,就像他們對待你提到的那個孩子一樣。現在,我要求你向我保證,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做一個試驗。不要把試驗的內容告訴任何人,而我也不告訴其他人。這將是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秘密。你能保證在一個禮拜的時間內,對所有的同學都保持友好嗎?」  我看到孩子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他說將努力試試看。「很好」,我又加了一句:「一個禮拜之內我們絕口不提這件事,一個禮拜後,你來匯報一下計劃的實施情況」。  從此以後,那孩子的性格看起來完全變了。他成了學校中最開心最可愛的孩子之一。有時候,我需要孩子們去跑跑腿,送個信什麼的,他總是自告奮勇地第一個舉手。  每個禮拜,我都得拿出一個晚上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聖經課(),講解保羅的生平。學生們非常喜歡,要求每個晚上都講授。我拒絕了,但此後開課的頻率卻增加了不少。在我離開這兒的一年之內,聽過這門課的每一個人都加入了我們的教派。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學院(圖)

  隨後,我成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學院的一名學生。入校後,我引進了首調唱法體系,並介紹到浸禮會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間,曾發生過一次課程革命。學生們團結起來,要求以對活的語言即近代語言的學習,取代希臘語和拉丁語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在內的世界通史,取代單純的歐洲史;學生們認為講求實用的現代科學比空泛的形而上學和神學研究更有意義。我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了課程改革的請願,並同其他同學一起做好了被開除的準備,即使被開除,也不願意繼續接受一門內容落後於時代兩個世紀的課程。使我們吃驚和欣喜的是,校領導居然同意大規模地修改課程,而不是召集一個委員會討論如何處理這次嚴重的學生鬧事。然而,學校當局卻又規定,所有神學學生都必須通過嚴格的希伯萊文考試。就是在這門課程上,我贏得了一筆獎學金。十五年後,我來到母校參觀,發現新開設的課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復了舊規章。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在我後來的整個傳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圖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徑,而不是墨守不合時宜的陳規陋俗。  當我在同學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講時,大家批評我抄襲了賀拉斯·布什內爾。按照規矩,學生們從低年級到高年級輪流進行評論。在高年級的學生中,有一個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輪到他發言時,他說,他認為關於抄襲的指責其實是一種高度讚揚,因為他確確實實知道,我從來就沒有看過一眼布什內爾的書。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卻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運。教授們給予的批評是如此嚴厲,以至於在此後的兩三天裡,我簡直不好意思跟同學們見面。  幸運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學院的最後三兩年裡,G·H·羅斯博士成了我們的古典文學教授。羅斯博士是倫敦大學的金質獎章獲得者,曾去印度傳教。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很糟糕。校長戴維斯博士,使我們擁有了威爾士最優秀的神學家;而羅斯博士前來執教,則使我們擁有了威爾士最傑出的古典文學專家。我們在校期間建立的友誼在我離開英國去中國傳教、在他為了傳教事業重返印度後,仍然保持著,並且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終結。他打算用來給印度學生上課的一個小冊子《如何通過偉大的考驗》由我的夫人譯成中文,在太原府鄉試期間廣為散發。  我在哈佛孚德神學院時有一個同學叫切維爾(),通常我們兩人的考試成績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規劃卻使我們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時離我們畢業分手差不多已經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紐約返回中國,聽說浸禮會牧師互助會正在一個教堂裡舉行會議,完全是一個陌生人,我去了,去聽牧師們做的工作報告。宣佈會議開始後,主席說:「很高興看到切維爾博士又回到了我們中間。從他的報告裡,我們將高興地瞭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進展」。主席話音剛落,一個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來,走向講台。他告訴我們,他的目標是,通過他所掌管的一個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輕人團結為一個全國性的浸禮會組織,結束在一個國家內有兩個浸禮會協會各自為政的狀況。當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時,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問:「還記得提摩太·理查德嗎?」他端詳了我一眼,立即站起來,對主席說,與會者中間,有一個在中國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爾士時的同學。他確信與會者很願意聽我講幾句話。於是我走向講台,簡要地向聽眾表達了我的感受:我被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實震撼了,來自小小的威爾士一個偏僻角落裡的兩個學生,追尋著上帝的召喚,在相距萬里的不同國度,各自承擔起了引導信徒皈依聖教的神聖工作——切維爾博士在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浸禮會年輕教徒中擁有廣泛影響,而我則工作在疆域遼闊的中華帝國的信徒之間。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顯時不應當絕望,在上帝的引導下,一定會成就偉大的事功。  在從神學院畢業之前,我應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個教堂服務。去中國傳教前夕,曾收到兩份聘我擔任牧師的邀請,一份來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則來自格拉瑪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向中國內陸傳教的開始

  1866年,出現了一場有關中國的傳教運動,對傳教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就是第一批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向中國內陸腹地的進軍。那時,哈德遜·泰勒(漢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傳教指南》的小冊子,介紹了他在中國傳教遵循的原則:相信上帝會提供所有必要的幫助;對祈禱者即時給予明確指導的能力,比出國傳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訓練更重要;情願深入內地,穿當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國飯菜,隨時準備過一種自我犧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華場裡,一些傳教士在別人看來實在是自甘墮落。  這個運動在浸禮派傳教士協會內部引起了很大共鳴。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資助下去中國傳教的。攝政園()浸禮會教堂的蘭德爾()博士,還有安德希爾()博士——浸禮會的秘書,對這一新出現的運動進行了研究。前者認為,它所啟示的方式和途徑將有助於改善浸禮會的傳教思路。安德希爾博士對這場運動的積極意義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在1868年的年會上,他附議了蘭德爾博士的動議。蘭德爾博士主張,浸禮會應當比照中國內地會制定的傳教政策,拿出新的傳教措施。這些講話在協會內部引起了很大反響。在印度的傳教士提出了抗議,認為這暗示他們缺乏獻身精神。而那些在艱難困苦中奉獻了畢生的傳教士們則深感失望。誠然,中國內地會四十多年「親身弘道」()的運動中,湧現出許多富有獻身精神和才能傑出的男女傳教士,他們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總教堂的充分肯定。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平心而論,他們取得的成功與其它教會相比並不更加出色。事實上,在中國,其它教派的每一個牧師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  8申請去中國  1868年,我聽了魁麗斯夫人()關於中國內地會傳教事業的答辯演講。  中國內地會那英雄主義的、自我奉獻的傳教計劃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學院的求學生涯臨近結束時,我決定參加他們的事業。由於我是個浸禮信徒,他們建議我向浸禮會協會提出申請。我照辦了,並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國的北方傳教。在回答委員會關於為什麼願意去中國北方傳教的提問時,我說,因為中國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當他們轉化過來後,有助於向欠開化的周邊民族傳播福音,並且,歐洲人更容易適應中國北部地區的氣候條件。當北方的中國人成為基督徒後,將會轉化他們整個帝國的同胞。在啟程前的最後一刻,他們問我能否保證在十年以內不結婚。這使我很吃驚,因為以前沒怎麼考慮過此類問題,只是曾想當然地認為,帶著妻子進入中國內地——那時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樣罕為人知——似乎是一種冒險。我回答說:「到底是在十天還是在十年之內結婚,最好取決於工作的需要與否」。事實是,我結婚已是九年之後的事情了。  1869年春天,浸禮會協會批准了我前往中國傳教的申請。在我經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個叫裡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後,通常都是他駕車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學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對琴瑟諧和的知音伴侶,聽到我將前往中國的消息,他們非常感動。我們之間的友誼純真無暇,他們曾發誓與我同富貴共患難。臨別之時,我們相對無語,垂淚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在英國的最後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準備搭乘霍爾茲「藍煙筒」輪船公司的「亞克利」號開始東方之旅。父親來利物浦港為我送行。考慮到他沒出過遠門,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丟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堅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爾士的火車。在住宿的小旅館裡,我認識了一個將要移居美國的男人。他非常沮喪,因為錢不夠了。他已給家裡寫了信,要家人把錢寄過來,但卻發現要等到他乘坐的輪船啟航一天後,這筆款子才有可能匯到。他請求同桌進餐的旅客把這筆錢墊借給他,等他的郵件到達後,再拿著他的信去郵局兌現。我把錢借給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卻忘了記下郵件發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說的,第二天,郵件到了,我拿著郵件去郵局兌取。但由於我不能提供郵寄者的名字,這筆錢被沒收了,作為政府收入上繳國庫。  我在船上放的那筆債結果卻好得多。借錢的是一個醫生,在旅途中間他的錢不夠用了。一到上海,他就馬上把借款還了我。  2海上之旅  我們離開利物浦的那天,蘇伊士運河宣佈開通,但由於水太淺,大噸位的輪船無法通過,我們不得不繞道好望角。  在毛里求斯,船長吃驚地發現,一場地震過後,他最後一次所見還是一片深水的港口內冒出了一座島嶼。有一個時期,毛里求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適合歐洲軍隊的地方,因為居住在那裡的歐洲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然而,在我們訪問期間,發現情況完全改變了,死亡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考察變化的原因時,發現一開始人們將營房建在低窪的地方,後來在改建時營址選在了山頂上。住在那裡,士兵們得以免除了瘧疾之苦,而正是瘧疾,曾使他們的隊伍嚴重減員——現在我們知道,瘧疾是由沼澤地帶的蚊子造成的。  3抵達中國  船到香港後,喬治·摩爾()牧師——後來他成了主教——加入了進來,他剛剛回英國度完他的第一個休假,將要與我們一道去上海。對我來中國,他表示歡迎,態度誠懇無比。我告訴他,有人曾建議我在旅程中不要學中文,因為不同地區的方言發音相差太大。就這個建議,我請教了他的意見。他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加上一條:我可以學一學中文的部首。於是我開始學習中文的212個部首,它們是構成書面漢語的令人困惑的象形文字的詞根。在抵達上海前,摩爾先生對我的學習成績進行了考試。  1870年2月12日,我抵達上海。托馬斯先生找到旅館來,堅持要我住到他家裡去。托馬斯先生一開始屬於倫敦差遣會,後來成了聯合教堂的牧師。在他家裡,我一直住到2月24日赴芝罘(煙台)為止。27日,我到達煙台,受到了我將來的同事勞頓()先生的熱烈歡迎。  4浸禮差遣會在中國經歷的早期考驗  1860年,煙台、天津和牛莊(今牟平)首先被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列強在北京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公使館。原來住在上海和寧波的一些傳教士隨之到了中國的北方,部分原因是當地的氣候對他們來說更適合一些,另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離中國政治權力的中心更近一些。在這之前,以上海為大本營的福音會已在中國中部開展工作,但由於經費困難,它的一些成員申請加入了英國浸禮會。其中霍爾博士、荷蘭傳教士克勞克斯先生(來於剛果教堂的霍爾曼·本特麗女士的父親)是第一批獲得接受者。1860年,浸禮會決定在煙台開設一個基地,於是乎霍爾博士和克勞克斯便被派到了煙台。戴德生先生——原先也是福音派的成員,也申請加入浸禮會,條件是給他配備五名工作人員。這個要求沒能獲得同意,戴德生先生於是決定成立中國內地會——前文已作了介紹。在我來中國之前,浸禮會遭受了巨大損失:霍爾博士染上霍亂去世,他是在照料霍亂病人時被感染的,到煙台還不到一年;而克勞克斯先生不久回了英國;另外兩個成員,麥克米甘()先生和金頓()先生,在一兩年後也奉命回國。在我來中國傳教的申請被浸禮會接受的那年(1869年),勞頓先生是浸禮會在煙台的唯一代表。他擁有傑出的稟賦,並富於獻身精神。不幸的是,不久我就喪失了從他那卓越的頭腦和寶貴的人生經驗接受教益的機會,因為就在這年六月,他患傷寒去世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在煙台的同仁

  在我到達煙台時,那裡有幾個非常傑出的教會同仁。韋廉臣牧師(),是一位法學博士,在倫敦傳教會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涯,1865年同楊格非牧師()乘坐同一條船來國外傳教,一開始定居在上海。他學習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個月之內,就用中文寫了一部植物學方面的書。但他不得不為自己的勤奮付出沉重代價:身體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國修養。然而,沒過多久,他就有作為蘇格蘭國際聖經會的代理人重返中國,在煙台開關後,定居在煙台。他的足跡遍佈中國北方,並出版了兩本遊記,為此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無論是從體格、智力還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個巨人。不久,他發表了《自然神學》(《格物探源》)一書,影響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響。晚年,他創立了廣學會。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該會的秘書。  倪維思()牧師是美國長老會的成員。他是一個非常可親可近的同事,在來新開放的煙台之前,已在寧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基督教大會上,他被選舉為美國小組的主席。當時不列顛小組的主席是戴維·希爾()牧師。  也屬於美國長老會的亨特·考比特牧師,曾與韋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煙台,不幸在山東半島的海角處遭遇海難。其中一位遇難者在描述險情時,無意中犯了一個可笑的錯誤,寫的居然是他們「在海裡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東東部地區的角角落落。在他後來一次回美國休假期間,被選為長老會會議的主席。他結了三次婚,有好幾個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後來經常講起下面這個有關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兒子在學年末沒得到獎勵,使她感到非常傷心。她責備兒子,說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個沒拿到年終獎金的孩子。「但是,媽媽!」他哭著,一邊用抱怨的眼光看著她,說:「他們的媽媽多麼聰明啊!」  狄考文先生()同樣是美國長老會的牧師。在中國,他是通過科學教育來推動傳教工作的偉大先驅者。在訪問煙台時,他做了一個化學方面的非常有趣的報告,並帶去了一大堆科研儀器。我曾經作為他的助手幫助進行示範操作。有人曾說,如果美國長老會只派出這三個人——倪維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麼,說他們工作的價值十倍於在他們身上的投入,決非過譽之辭。  J·B·郝維爾()牧師來於美國浸禮會,是一個極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贏得了中國人的喜愛和信任。當太平天國叛軍進攻滕州府時——那時他正生活在那裡,城門關閉了,好多士紳被關在了城外。除了郝維爾先生,沒有誰能夠說服守城的官員打開城門,把他們放進去。  羅伯特·利磊()先生是蘇格蘭聖經會的韋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師到來之前,他是在中國的最詼諧有趣的外國人。幾年以後,他回到紐約,參與了《世紀大辭典》的編纂工作。路過紐約時,我訪問過他在那裡的辦公室,希望能見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滿頭銀髮的婦人告訴我說,他已經離開了,去協助完成一本由阿普爾頓()主編的百科全書。「他在這裡時,我們費盡心思想把他轉化成一個共和主義者」,她說,「可是他堅持認為,有限的專制更好一些」。他去世於1914年。  6天津慘案  為勞頓先生舉行葬禮的那天,在公墓進行的儀式尚未結束,我們都被一聲突然的炮響嚇了一跳,那是從一艘剛剛到達的輪船上發射的。我們趕緊返回住處,想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船長帶回了有關天津慘案的可怕消息,法國領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慘遭殺戮 。謠言迅速傳開,說在每個商埠,都將出現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於是,在煙台的外國人立即組織了一隻志願保安隊,我也參加了。連著許多天,我們密切關注著當地中國人的動向,以防止他們進攻我們的駐地。   我的同事去世後,我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學習中文,以便盡快掌握它。因為,作為浸禮會在中國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傳教事業的所有職責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顧蒼茫,豐富的人生閱歷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憑了它,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學會了決定走怎樣的路,學會了如何避免各種各樣的錯誤。  7第一個皈依者,1870年  在允許他進入教堂之前,我對第一個在我手裡皈依上帝的人進行了考核。我問:「在上帝的眼裡,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那人傷心地回答:「別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個大大的罪人」。  我的心被震了一下,為回答者的坦白,也為自己所提問題的愚蠢,並意識到那人在精神上是個真正的基督徒。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提這樣的問題了。這個人的經歷很有趣。多年以後,羅伯斯頓()先生在黑龍江附近新開了一個基地,屬於他所在的長老會。一天,一個男子從附近地區來到教堂,告訴牧師說他是一個基督徒。  「你屬於那個教派?」  「浸禮會」  「誰是你的引導者?」  「煙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在這兒住了多長時間了?」  「十九年」  「你住的村裡還有其他基督徒嗎?」  「沒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羅伯斯頓先生有點懷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認為,像這個人那樣,處在不信教的鄰居之間,沒有牧師也沒有旅行傳道者去訪問他、幫助他,是不可能堅守基督徒的本分的。當地的牧師建議讓他做一次祈禱,據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斷他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這人一祈禱,所有對他的懷疑便煙消雲散了:他的祈禱是那樣嫻熟,那樣投入,說明他每天在都跟主進行交流。  我很幸運,從當地人中找到了一個非常優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國的一個文職官員,從勞頓先生那裡接受的神學訓練。在我早年活動於煙台期間,他在曼徹斯特的克勞斯文納()教堂的資助下進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來

  1870年十二月,醫生傳教士布朗博士從愛丁堡來到煙台,參與到了我的工作中來。有這麼一個既有能力又有奉獻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興極了。直到現在,我還栩栩如生地記得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事件。那還是他剛來不久的時候,我們兩人騎馬去離煙台港約二十英里的一個內地城市訪查。途中停下來小憩時,布朗博士的馬帶著鞍子和籠頭跑開了。我催馬疾馳,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韁繩,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雙腳掛在自己的馬背上,而兩手卻抓在了另一匹馬的脖子上。兩匹馬一齊向前飛奔,情況十分危險。幸運的是,一條寬闊的運河擋住了去路,兩匹馬停下來了,我得以調整好姿勢,將那逃逸的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東半島推銷福音  因為渴望自己到周圍的鄉村看一看,這年十二月,在蘇格蘭國際聖經會的羅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進行了一次旅遊。我們一路上散發聖經小冊子,參觀了山東半島上的各個主要城市和商貿中心,行程大約一百五十英里。回來後,我把這樣一個事實擺在了煙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東半島,沒有人從事傳教工作。我建議他們從信徒中選擇一人,作為傳教士派出去。他們真誠地接受了我的建議,確定了人選,並承諾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們當地教堂派出的第一個傳教士。  10滿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遊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煙台附近的地區轉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卻達六百英里,穿越滿洲到了朝鮮。同伴還是羅伯特·利磊先生。那時,外國人對朝鮮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圖都會招致殺身之禍。我們進行的是一次冒險之旅,並且確確實實,在朝鮮差一點沒能逃脫對方的追捕。  (1)海上驚魂  我們遭遇的第一次危險是令人驚恐的渡船失事。那時,我們乘坐一艘德國帆船,藉著強勁的南風由煙台駛往牛莊——滿洲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們突然被一陣劇烈的震動從床鋪上掀了下來。船擱淺了,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一片淺水裡,高高的浪頭一個接一個打過來,猛烈地撞擊著船底。船廳裡的大鏡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塊碎片。船長把航海圖放在駕駛台上,哆哆嗦嗦的手裡拿著羅盤,說:「去年我損失了她的兩條桅桿,現在她要整個地離去了。我們現在在這兒」——他指著海圖上河口南邊的一個地方。我們猜測,他可能是沒能算準風速,被強大的南風吹過了頭,導致擱淺在河口外邊的淺水裡。因而,只要我們搶風向西南方轉向,很快就會進入深水區。他照做了,我們安全到達了牛莊,只是船底的銅包板略有損傷。  (2)途中中暑  第二次危險是由於對氣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當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濘使我們寸步難行。在被迫等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們終於可以租到願意冒險去奉天()的馬車了,儘管我們走的是通往這個滿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後我們租到了三輛馬車,每輛車由兩頭騾子駕駛。車上除了我們和兩個中國僕人坐的地方外,滿載著《福音書》和宣傳教義的小冊子。出發的那一天,我的頭疼得厲害。沃森()博士——在牛莊的六個外國人之一——極力勸我等一天再啟程,因為他擔心我有點輕度中暑,但是,因為為了等車就耽誤了兩個禮拜,我堅決主張立即動身。路上,頭疼得越來越厲害了,在顛簸起伏的車裡坐不住,眼睛也睜不開,太陽的光線照射在上面,感覺像針刺一樣。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讓我抓著他的胳膊,兩人靠在一起,一天時間往前蹭了大約三十里(一里約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時到達牛莊城——牛莊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騰了一天之後,我得頭疼得更厲害了,大家決定讓我服用一些鴉片酊,以便入睡。我們帶著一個小藥箱,但不幸得很,藥品的使用說明書卻忘記帶了。到底應服多大劑量,我們憑自己的記憶各執己見。利磊建議我服的劑量大一些,因為當時只有他懂一些醫術,這事就交給他了。很快,我就進入了沉沉夢鄉;一覺醒來,頭一點都不疼了。多年以後,我在翻閱《柳葉刀》雜誌時讀到,治療中暑的最好藥物是「一劑高效的鴉片酊」。這就是說,我們瞎貓碰著死老鼠,發現了最好的處方。  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個枕頭綁在了頭上,因為它具有很好的隔熱功能。這樣一路走過去。對歐洲人來說,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國人對我的「帽子」一點都不在意,卻反而把注意力轉到了利磊帶的頭盔上。「看啊,那家火頭上戴著一個洗手盆!」他們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滿洲裡,我們接下來遭遇的危險與鄉野間糟糕的治安狀況有關。離開奉天後,我們繼續向東走。人們告訴我們,滿洲裡鄉野間的劫匪成群結隊,橫行不法。一個午夜,我們住宿的旅館的大門被敲得砰砰響,一夥趕馬車的人喊著要老闆開門,放他們進去。一夥匪徒突襲了在我們前面路上的那家他們所住宿的旅館,他們嚇得趕緊牽著騾子逃了出來,把車和貨物扔在那裡,任憑劫匪們處置。  第二天,聽到這個故事後,我們的中國僕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煙台,然而,看到我們下定決心繼續前進後,自尊心又使他們不好意思離開,儘管我們打算給他們提供返程的費用。於是我們決定把錢分開來攜帶,以便在有人遭到搶劫時,其他人那裡還會剩下一些。分錢的過程可不輕鬆,因為中國的銀子是按「錠」流通的,每錠大概有一個拳頭那麼大,論重量大約是五十中國兩或者六十六英國盎司。這樣一個銀疙瘩必須送到鐵匠那裡,加熱至發紅,敲成薄片,然後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塊。我們把這樣的方塊縫進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這般做好防範搶劫的準備後,我們動身時天已經不早了。  我們在路上遇到的每個人都帶著武器,肩上斜掛著一桿長矛或舊式火繩槍。我們沿著一條小河右邊的山谷前進,時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來:「有土匪!」我們看到,在我們前方的河對岸,有一些帳篷,有十一個騎馬的人正向我們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館跑去。看到他們會在我們進入旅館之前將我們截住,我們調轉馬頭,向一所我們剛剛路過的農家院落奔去。在門口,我們遇到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太太,問她能不能讓我們把馬車趕進院子裡,等土匪走後再上路。她屬於那種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請我們進去,嘴裡說著:「我有一些莊客在地裡幹活,這就派我女兒去把他們喊回來保護你們。我不知道你們能說我們的話,不然,剛才你們路過時我就會請你們進來的」。我們把三輛馬車趕進院子,關上了大門。  田野上覆蓋著豐收在望的高粱,彎彎曲曲的道路在其間時隱時現。劫匪騎馬向這邊奔來,我們卻看不見,因為那高粱實在太高了,但當他們挨近時,我們能夠聽見他們的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聲。我們穿著歐式服裝,站在大門內。直到轉過一個街角,在十碼的距離之內,騎馬的劫匪才發現了我們。突然看到兩個歐洲人站在面前,他們嚇壞了,大喊起來:「哎呀!了不得了!」立即調轉馬頭,跑開了,同時向天放了一槍,給他們的同夥發了個信號。一會兒,我們發現有另外十一個人,從帳篷那邊策馬跑來,增援他們的同夥。  與此同時,我們在討論是否把手中的左輪手槍派上用場。我們在煙台的朋友堅持認為,在充滿危險的鄉野間旅行,應當帶上它們用以自衛。但是,拿著槍去射擊我們前來拯救的中國人,我們中哪個人對這樣的想法都不感興趣。最後,我們決定,一旦萬不得已,就讓承諾保護我們的莊客使用這些槍。於是,把它們插進草料房中的乾草堆裡,我們赤手空拳地來到門外。  第二次出現時,劫匪們小心翼翼地轉過街角,向大門口蹭過來,手裡握著來福槍和()。在他們停下來的那幾秒鐘裡,周圍像死一樣寂靜。然後其中一個向另一個看起來像他們的頭目的人開口了:「怎麼辦?他們聽不懂我們的話。」我們回答說能聽懂一點。於是他們就問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兒去,是幹什麼生意的。我們告訴他們說,是賣書的。  「什麼書?」他們問。  利磊是個很詼諧的人,他回答:「勸人行善的書」。  「你是說車上裝的都是書?」  「是的,確實如此。」我們回答:「我們打算送你們一些」。  於是我們向馬車走去,每人抱出了一大堆。我們打開大門,向那些騎在馬上的人走去,把書放在他們面前。這時我們看到,他們的槍機都打開著,但由於害怕,手卻在發抖。他們謝絕了我們的送書,因為他們看不懂。我們勸他們把書收起來,送給他們的朋友。他們也拒絕了,因為他們朋友們也都是文盲。他們說,他們不想從我們這裡拿走什麼,聽說有一些外國人途徑此地,因為以前從來沒見過,只是想來見識見識而已。在請求我們不要向地方官員透露他們的行蹤後,他們撥轉馬頭,離開了,同時向天放了三槍,作為給他們的黨徒的另一個信號。於是,危險過去了,我們都平安無事。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薩爾滸

  剛剛躲過了這一劫,我們又陷入了更大的危險之中。一天的時間過去了,我們也接近了薩爾滸。這是我們途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利磊帶著馬車先行一步,去安排旅館;我在一個村子裡留下來,打算賣一些書。令我吃驚的是,整個村子就像一個死者之城:有房子,但沒有一個活的靈魂。我走到幾個十字路口,同樣空無一人。我注意到,所有的門窗都用土磚封起來了。這種情景很不尋常。然而,透過土磚中的一個洞,我看到裡邊有人在活動,仔細一聽,聽到有人在竊竊私語。沒有想是不是會發生危險,我大聲喊「賣書了!」過了一會兒,從旁邊一條巷子裡小心翼翼地走出一個男子。我把書拿給他,他翻了一下。聽了我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漢語,他馬上就斷定我是個外國人,並且只有我自己,因而沒什麼可害怕的。他向其他人喊話,讓他們過來。很快,我的身邊就圍了一群人,書也賣了不少,但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人們要把門窗堵起來。  在往城中心走的路上,每隔不遠的就有一個哨兵,手裡拿著武器。到城中心時,我遠遠看到在一個旅館的門前聚集著一群人,原來那正是我的朋友入住的旅館。因為充滿了全副武裝的人,整個城市才顯得有了點活氣。我們在平靜之中吃了晚飯,安歇之前打算再去檢查一下我們的馬車。剛一出門,就有一發子彈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我們弄不明白它是從什麼方向射過來的。趕車的人說這個地方非常危險,最好繼續趕路。  於是,我們決定夜裡輪流警戒。我以前從來沒有發現歐德裡幾何對我這麼有用:我憑記憶溫習它的第一冊,由一個定理推導另一個定理,以此來保持頭腦警覺。  第二天凌晨,透過掛在旅館的公共間和我們房間的軟簾,我看到一頭騾子走出去了,明顯是從後院經過大廳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門。幾秒鐘後,又過去一頭騾子,然後又一頭,又一頭……我向利磊大喊:「快起來,有人把我們的騾子牽走了!」我們衝進大廳,發現只有一頭騾子在那兒吃草料。原來,每當它身子探進射入我們房間的日光中的時候,通過影子看起來就好像它向前邊的門口走去。事實上,是同一頭騾子在不斷地「走過去」又「走過去」。白忙活了一場,我們相視開懷大笑。  起床後,我們問開店的老闆,為什麼整個城裡的人都武裝起來了。他反問:「難道你們不知道?到處傳說有土匪穿著歐洲人的衣服打劫。因此,當你們出現時,人們都懷疑你們是土匪」。  (5)凌開   與劫匪當面接觸過,又與防範劫匪的民眾打過交道後,知道了人們對我們產生敵意的原因,我們以一種輕鬆得多了的心態繼續前進。然而,荒誕無稽的謠言,比真實的報道傳播得更快。當我們到達下一個憩息地——凌開時,我們在任何旅館都找不到房間,旅店老闆們被外國劫匪嚇壞了。終於,在小城的東部,我們找到了一家小客店。這次,我們自己沒有出面,而是派了一個中國僕人前去打探情況。還有可供我們住宿的房間。門被用力打開了,我們把三輛馬車趕進了院子。但是,一看到我們,店主就高聲喊沒房間了。他非常害怕,趕緊鑽進旅館的大廳裡,那裡有很多客人和僕人圍著他,做好了應付針對他們的任何攻擊的準備。他們看起來都很恐懼。店主爭辯說,確實一個房間也沒有剩下;我們解釋道:我們已去過城裡的所有旅館,都沒有地方,如果他這裡也確實沒有房間,我們就睡在馬車裡。  於是,我們走出來,兩人一組鑽進馬車裡,打算在裡邊過夜,儘管我們很快就發現,睡在外面實在太冷了。幸運的是,沒過多久,一個客人向我們走來,說:「你們不能在車裡停留,太冷了。你們住我的房間吧,我去跟別人搭伙」。我們很高興地跟著他進了房間。裡邊的炕洞裡火焰熊熊,溫暖如春。炕是一種用泥坯做的床,在每間睡房裡都能見到。於是我們開始準備晚餐。晚飯還沒有吃完,就聽到外邊有人喊了一聲:「老爺來了!」進來的是一個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腳登長靴,帽子上有一個白色石料的頂子。他是應店主的請求,來告訴我們,已經為我們找好了另一個住宿的地方。我們對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謝,但告訴他說,有一位先生已經很客氣地把他的房間讓給了我們,我們不想再換地方了。在這個旅館裡,我們安安穩穩地睡了一夜。  (6)老城:滿族的古都  我們的下一站是老城 。這一帶是滿族的老家,老城是滿族人的祖先留下來的一座城堡。它建築在一片巖基上,臨水的三面峭壁聳立,只有一面容易通過。因而,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天然堡壘。我們所寄宿的旅館顯然曾經是一所監獄,因為,對應著每個客人睡的地方,都有一個連在炕沿之上的堅固的鐵環,那一定是用來拴犯人們的手銬或辮子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外出賣書。一個人朝向城東,另一個人去往城西。每個人身邊都圍著一大群人,他們都很急切地要見識一下來到他們中間的外國人,翻翻他帶來的書。當我正在向周圍的人講解書裡的意思時,出現了一個凶神惡煞般的傢伙,穿著一身油膩膩的衣服,手裡握著一根結實的馬鞭子,目露凶光。他在人群中向外揮舞著鞭子,吆喝著人們不要靠得太近。於是人群在我周圍遠遠圍了一個圈。因為他那兇惡的態度,沒有人敢靠近。鑒於這種情況,我告誡他說:「你要幹什麼?為什麼干涉我的工作?我是奉了皇帝的指令來賣書的,你怎麼敢阻止大家過來買書呢,如果他們自己想買的話?」聽我說這話時,那人把眼光投向了我的身後,圍觀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轉過身來,我發現在離我很近的地方,站著一個政府官員,穿著官服,帽頂上嵌一塊藍色寶石 。聽說是皇帝准許我賣書的,他變得非常謙卑。我的書得以賣出了一些。這天晚上,我瞭解到我的朋友也有類似的經歷,與他打交道的是一位帽子上鑲有紅寶石的朝廷高官 。  兩位朝廷命官可能在那天晚上進行了協商,因為第二天一早,官職較高的那位送來了他的名刺,說我們作為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旅遊,肯定會遭遇到由無知小民造成的麻煩,因而他給我們派來了六名衛兵,由他們護送我們走完整個旅程。使我們高興是,這些時並對我們非常友好,每到一個地方停下來時,他們都幫助我們賣書。當我們走到他們長官的管轄區的邊境時,他們表示希望能陪我們走完全程,回到他們的老家——山東。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朝鮮邊境探險

  (7)非同尋常的通貨  到達處於滿洲和朝鮮邊境的弓長()時,我們發現當地流通的貨幣非常混亂。我們不得不重新建立一套計算法,因為我們發現,直截了當的算術計算會使我們遭到滅頂之災。在那一帶,十六文被當作一百文計算,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原因是,以前這兒有一位將軍,長期拖欠士兵軍餉,在離任時,每一百文欠餉他只能支付十六文。從那以後,這種折算法大行其道。這本來已經夠糟了,誰知當我們使用支票時,情況變得更糟。我們把身上攜帶的銀子兌換成現金時,每兩換到面值為一萬四千文的支票,可是當我們把支票再兌換成流通的制錢時,怎麼也不可能按面值兌現,而只能得到一萬文銅錢。由此,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滿洲邊境,貧苦小民便只能聽任各自為政的地方官員和當地資本所有者的盤剝了。  (8)奇景怪事種種  這些天裡,我們碰上了一種奇異的地質構造:所有的路都依地勢曲折盤旋,交錯相疊,彷彿一本書裡不同的碼頁。面對這種地形,任何一個地質學家都會興高采烈。在穿過一片高產的肥沃的土地之後,我們來到了鴨綠江畔。在這裡,腳下柔軟的青草地使我們感到彷彿行走在家鄉的草坪上。在另一個地方,我們穿行在兩邊大樹高聳的壯麗的林間道裡,頭頂上的樹枝間懸掛著籐繁葉茂、果實纍纍的野葡萄。梨子腐爛在地上,連豬都不吃。與此同時,我們瞭解到,在相距三十英里的朝鮮境內,正發生一場嚴重饑荒,為了活命,母親們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孩子以換取食物。所有這些災難都緣於人們對交通和通訊的意義的無知。  (9)朝鮮邊境探險  離滿洲-朝鮮邊境最近的一座城是鳳凰城。鳳凰城的對過就是朝鮮的國門,它建在一片平原上,是邊境的標誌物,但卻沒有城牆。城外有一片兩不管的中間地帶,寬度從十英里到五十英里不等。一般來說,其間既沒有中國人也沒有朝鮮人居住,這是為了避免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他們的觀念實在太原始了!到達鳳凰城時,我們看到大約一千名士兵在行軍中。軍官告訴我們,他們正在追捕一個叫劉金開的人,他大概就躲藏在這片兩不管地區裡。他是一個反叛者,一度僭奪了政府的權力,像一個地方官一樣發佈號令。有大約六百名嘍囉追隨他。  因為這些軍隊一時還不打算離開鳳凰城,我們等不及跟隨著他們,在他們的保護下旅行,我們決定自己冒險進入朝鮮境內。走了好長一段路後,我們翻過一座小山,來到下面的山谷裡。沿著山谷流出一條清澈的小溪,小溪的岸邊是一片地毯一樣綠油油的草地。我們在草地上停下來休息,吃了點乾糧,喝了一肚子甘洌的山泉。剛從疲勞中恢復過來,我們發現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一個中國人,他指著遠處的一座山峰,說:「那兩個人是劉金開的哨探,他們不會給你們好果子吃的。你們最好還是回去,因為他有六百名士兵埋伏在前面那個山谷裡」。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我們看到有兩個騎在馬上的人,穿著一種很特殊的衣服。聽到這些,我們趕緊上了車,告訴趕車的原路返回,越快越好。回到鳳凰城後,我們聽到了更多關於劉金開的傳奇事跡。在滿洲的這個角落,地方長官遠在五百里之外,因而,任何村子裡發生紛爭,雙方都得經過長途跋涉,到行政長官那兒解決爭端。為了節約時間,減少麻煩,劉金開便擔當起了仲裁者的角色。因為劉金開為老百姓提了這樣的便利,老百姓遇到麻煩時,總是到劉那兒請求幫助。這樣,劉金開的名聲和影響力迅速擴大。當地人沒有把他看作一個反叛者,而是看作一個狹義之士。  (10)糟糕的政府  滿洲的冬天,路凍得像鐵一樣堅硬。在通往牛莊的起起伏伏的公路上,成百上千的農民的馬車時上時下,艱難地前進。除了一兩條主要公路外,事實上大多數村莊沒有通公路。因而,馬車以乾涸的河床作為通行之路。那些河儘管在雨季會氾濫,洪水過後很快就會乾涸。農民們趕著馬車行使在滿是石頭的河床上,時常被巨大的石塊擋住去路。為克服這樣的困難,趕車者往往幾個人結伴而行。這樣,當一輛車陷入深坑,或碰上一塊大石頭,駕車的騾子無能為力時,會有五到十頭騾子從其它車上解下來套上,以此保障車隊繼續前進。因為城市——地方行政長官住在那裡為老百姓主持公道,銀行在那裡兌換銀子和紙幣,農民在那裡買賣他們的產品——大都坐落在五百里之外,老百姓的生活實在太沉重了,只能忍受而已。  政府對老百姓的安危漠不關心,難怪農民們都認為,每個冬天付給土匪們一筆保護費,是合算的,那會使他們能夠安全旅行,不用擔心被土匪劫掠。交了保護費的馬車插著土匪們認識的旗子,土匪們有時會安全地護送他們通過一些危險地帶。  至於旅館中的設施,除了炕洞裡的柴火令人歡喜外,別的就乏善可陳了。在一個旅館裡,我們和另外三十七個人擠在一盤大炕上,其中一個是個女的。看到民眾由於政府管理不當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現狀的人被政府視為叛亂者,我們感到,地球上這個黑暗的角落,確實充滿了冷酷和殘忍。在啟程返回牛莊時,我們懷疑是否會有那一天,這塊土地,這塊從許多方面都可以說是「流奶與蜜」的土地,會被妥當地加以管理,這裡的人民會過上一種幸福昌盛的生活。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收效甚微的街頭布道

  1872年,回到煙台的住地後,我每天都去小禮拜堂布道,就像當時所有的傳教士所習以為常的那樣。當時我發現這種布道沒什麼成效,因而感到十分喪氣。我瞭解到,當地很多做生意的人一起立了一個誓約,表示絕不進禮拜堂去支持外國人的布道。因而,那些參與、聆聽布道的,大部分是來於農村的、偶然路過的流浪者,他們出於好奇,來看看外國人和他們那野蠻人的服飾。  在煙台的前兩年,我盡力嘗試以街頭布道的形式傳播福音,但取得的成就卻不值得一提。從那以後,我開始實施「尋找上等人」的計劃,如同我們的主所指示的。因為我意識到,他們形成的土壤,最適合於我們播種福音的種子。  12拜訪一個曬鹽老人,也許是一個隱居的景教徒  聽說在距煙台大約八英里的一個地方,住著一個很虔誠的人,我托人捎信詢問,可不可以前去拜訪他。他回信說見到我他會很高興。他是一個曬鹽人,通過把海水引進淺淺的鹽池,蒸發掉水分,來生產食鹽。他的年齡在六十歲上下。我帶去了一些福音書、小冊子和一本讚美詩集作為禮物,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堅持留我一起吃飯。席間我們就宗教問題交換了看法。後來,他把我領進了裡邊一間房子,那房子乾乾淨淨,一塵不染。他對我說:「這是我每天做禮拜的地方」。  當我把讚美詩集拿給他時,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讚美詩——它歌詠的是塵世的飄忽無常——對我說:「這首詩是屬於我們的」。  我吃驚地睜大了眼睛,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他們一派在做禮拜時一直使用這首讚美詩。他還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這一類的人,我簡直不知說什麼好,意識到他的宗教經驗不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種令我震驚的深度。在度過了長長的、快樂的一天之後,他堅持陪伴我翻過山嶺,返回煙台。儘管在路上我多次請他留步,他還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居住的醫院的門口。此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但我經常想,即使他不是個基督徒,無論如何,他離天堂的大門也不會太遠。那時,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他們的宗教史的知識還很貧乏,因而無法充分利用這種難得的傳教機會。  13回龍山廟會  我打算同一位當地的布道者一起到農村去,看看在人特別多的場所布道會有什麼效果。我聽說,在春天,許多地方都有規模盛大的廟會,周圍各地的群眾都前去參加。每年,一些著名的寺廟都舉辦這樣的集會。許多村裡的村民排著隊,揮舞著彩旗,打著鼓,敲著鑼,到廟裡來進香祈禱。中午以後,各隊進香者的朝拜活動都結束了,所有的人便都去趕集。集市上出賣的有馬、騾子、驢子、牛,以及各種各樣的農具。  山東半島東部地區規模最大的廟會是回龍山廟會。回龍山靠近宋村的集貿市場,山上有一座遠近聞名的寺廟。  我騎上馬前往宋村,後面帶著兩頭騾子,一頭馱著我的助手,另一頭馱著兩箱子的福音書、小冊子和其它書籍。我自己先到達一步。走進一個旅館,卻被告知沒有房間了。在當地僅有的另外一家旅館裡,得到的是同樣的答覆。我想其中緣故,可能是店老闆不打算「窩藏」一個外國人。對此,我並沒有任何沮喪之感,因為我確信,如果我蒙召在那兒工作,上帝會為我指示前路的。我催馬走到街中央的一塊大石頭旁邊,從馬上跳下來,坐在石頭上,手裡握著馬的韁繩。一會兒,四周就聚了一大群人。  「你打算喂餵你的馬嗎?」有一個人問我。  「當然!」我回答,「但是,在哪裡喂呢?」  「把它交給我吧!讓我來照料它好了。」他將馬牽進了我曾去預定房間的第一家旅館。我自己仍然坐在那塊大石頭上。  在十分鐘之內,小鎮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意圖——找一個住宿的地方。  沒多久,一個繫著一條油膩膩的圍裙的廚師走向前來,說:「我們老爺聽說旅館怕出事,拒絕你住宿。他有一所空房子,如果你願意的話,他歡迎你住在那裡。」  我跟他去了。到了以後發現,那所空房子住起來比任何一家旅館都更舒適。我的主人是當地的領袖人物。他的曾祖曾是某個省的最高長官。因為廟會要等到兩個禮拜後才開始,他讓我這段時間一直住在他家裡。他有兩個兒子,與我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正在攻讀,準備秀才(一般說來,相當於我們的學士學位)考試。他們都非常有才氣,都如饑似渴地想瞭解外面世界的情況,那些知識是他們從書本裡學不到的。附近村裡的校長們都來看望我,就外國的文明和宗教,我們進行了多次長談。從我這方面來說,我也盡可能多地瞭解了一些關於他們的宗教和文明的知識。在沒有訪問者「圍困」的時候,我自己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學。  在廟會開始前的一兩天,我提出去參觀一下山上的寺廟。主人的一個兒子陪我前往。那是一座香火非常旺盛的寺廟,由一些和尚主持。我問在廟會期間可不可以向群眾發表演講。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那位年輕人問我打算站在什麼地方演講。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在兩個院子之間有一座塔,向兩邊的視野都不錯,於是就選中它作為屆時向群眾布道的講台。那年輕人告訴和尚在塔旁邊放一架梯子,以便到時候我能輕鬆地爬上去。  廟會那天,我起身向山上走去,看到人山人海,沒有一個空閒的地方。各色各樣的農產農需品都有人銷售。我的身邊圍了一大群人,他們從不同的方向擠過來,要看看外國人長得什麼樣子,因為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我簡直寸步難行,左衝右突向山上的寺廟移動,最後按時到達了那裡。梯子早已準備好了,我登上塔去。處在居高臨下的有利位置,對四周發生的一切我都一覽無餘。整個上午,都在進行一系列的參拜儀式:伴著音樂、彩旗和鑼鼓,來於周圍各個村莊的代表隊輪流進入廟裡,在神像面前焚香、鞠躬。樂器有鼓、鑼、鐃鈸等,敲起來無休無止,既雜亂又熱鬧。到中午時分,最後一個村莊向神明表達了他們的敬意,噪音終於平息了下來。  我抓住這個機會,竭盡所能地向兩個院子裡的群眾發表了一個長長的演講。聽著一個外國人用半生不熟的漢語對他們喋喋不休,他們表現了極大的耐心。看到他們那麼專注地聽自己演講,我差一點脫口說出其他傳教士曾經說的那句話:「三寸簧舌傾天下」(英文原意:兩唇之間吊千人)。然而,考慮到其中好多人的興趣只是出於好奇,我又禁不住想,他們只是熱衷於瞭解一些關於西方國家和西方宗教的事情。在演講結束時,有好幾個人走到我面前來,邀請我去他們村參觀訪問。  這是我面向大群聽眾所做的最有紀念意義的布道嘗試。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還不是最有效的傳道方式。我同宋村那位士紳領袖和他的兒子建立的交情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他們每一次去煙台都忘不了去看望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嘗試定居寧海

  來煙台工作之初,我就感到在內地沒有佔領的情況下,那麼多傳教士大可不必都擠在這個偏處一角港口城市裡。因而,我多次去內地旅行,對農村的情況進行考察,看是不是有開展傳教工作的適宜環境。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個地方是寧海城 。它離煙台只有二十英里路。我覺得應該租一所房子,在那裡住下來進行傳教。但注定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委託租房的人一開始很成功,但一個外國人將要住在那裡的消息一傳開,麻煩就來了。房東被逮起來,拷問,投進了監獄。身處困境的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講述了他遭遇的麻煩,請求我想法搭救。  我去拜訪煙台的英國領事。領事認為,我們必須善始善終。他交給我一封寫給寧海行政長官的信。但是,中國政府及其民眾對外國人到底是什麼態度,那時無論是領事還是我本人都心中無數。帶著領事的信作為敲門磚,我到了城裡,去拜會當地的長官。他立即穿上官服,以很高的規格接見了我,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友好。這是我第一次會見中國政府的官員。我返回了旅館,期待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處理。  半個小時之內,那位官員到我住宿的旅館回訪了我。他同我正談話間,有十多位當地的長者走了進來,對那官員行跪拜禮,請求不要租給外國人任何房子。那位地方官回答說,他沒有禁止租房的權力,但租不租房子取決於我。於是他們轉向我,跪在地上請求我不要堅持租房子。因為那時我對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沒有經驗,只好說這件事是領事決定的,我沒有權力改變領事的決定。因為我的行動沒有任何違犯中英合約的有關規定的地方,我要求他們釋放房東,並免與懲罰。但這次會見沒取得什麼成果。  考慮到我擁有對房子的使用權,我便住進去了。那些在煙台取得過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的中國人,用這樣一些歪詩表達他們的憤恨之情:  誰想把自己毀掉  去給洋鬼子抬轎  這首詩,在寧海的大街小巷傳唱,將民眾的排外情緒煽動成仇視的火焰,而我的行動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當我散步時,會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惡棍跟在後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們向我投擲碎石和土塊,晚上則借夜色掩護,溜到我的大門口,在門上塗上各種污穢骯髒之物。我的中國僕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惡劣待遇向政府官員提出申訴。然而,即便如此,就像這年我在向浸禮會傳教協會提交的工作報告中聲明的,我的原則是,除非萬不得已,決不訴求政府官員的幫助。  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尋求主的啟示,按照他的告誡行動。我的心中出現了這樣兩個想法:一是,如果確實是上帝召喚我,讓我做了一個傳教士,他會在同時安排了某些中國人來聆聽我傳佈的福音。看來在寧海沒有上帝預備的來接受福音的人。二是——進一步說,我們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個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開他們,到另一個地方去」。於是我決定離開,感到似乎有人在這樣安慰我:上帝已經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兒的人們會發自內心地傾聽我的聲音。我離開了這座城市,沒有向地方官和士紳長老們說一句告別的話。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拜訪一位虔誠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訪問過的城市中,下一個就是在煙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萊陽了。在那裡我停留了兩個禮拜。有一次,在街頭布道完之後,我同兩個佛教的高僧談了起來。他們自由地討論佛教和基督教的優越性。一位姓王的學者跟著我到了旅館,向我提了兩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被上帝接納了,什麼是他必須做的?」以及:「為什麼說基督徒有必要為人類犧牲自己?」  另一位姓劉的男子擁有求道者的美譽,對他的訪問使我受益非淺。任何一個有志於傳教的人在出來之前,掌握一些我從這位學者那裡得到的知識都會大有好處。下面是我當時寫的一封信的節錄:  我進入了一個長而窄的房間,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一個庫房,因為兩邊都鋪著麥秸,中間只留出一條狹窄的過道,過道的盡頭擺著一張桌子。劉面向我們坐在那兒,在他的右面牆上,有這所房子唯一的一個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書,一本是孔子學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經》),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問哪一本書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說它們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書都來於上天的啟示。這不是他的即興隨意之論,而是他的堅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約》,提了幾個問題,想確定他的理解達到了什麼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進來,其中兩人對我們的問答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一個躺到了麥秸上,不時地發表一下自己的論點;另一個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樣靜靜地站在過道之間。在門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說笑話,對外國人的到訪漠不關心。在我離開這座城市之前,劉到我那兒去,同我進行了另一次交談。  儘管我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這些人,但與他們的會見影響了我的未來,後來發生的事情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萊陽拜訪了這位姓劉的先生後,我意識到,發明一些手段將中國的哲學家們從迷信的鏈鎖下解放出來,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們的心智被陰陽和五行觀念禁錮著——他們用陰陽五行模式解釋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跡。驅除他們的無知的辦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講座,通過物理和化學實驗把關於自然規律的真實的概念灌輸給他們。回煙台後,我通過直觀演示法給我的中國助手做過這類實驗。  16一個非基督徒關於耶穌基督絕妙好辭  1872年春天,我試行了一種新的傳教方式,從此以後,這種方法我屢試不爽,因為在同有頭腦的中國人建立密切關係方面,它表現出了極大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報紙(可能是林樂知先生主持創辦的)提供獎金,組織了一次有獎徵文,要求應徵者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是誰?  1873年,一位秀才(相當於學士)帶他的孩子到煙台,請布朗醫生為他醫治眼疾。在醫院期間,他讀了一些我們基督教的書籍,其中有《聖約翰福音》和我們的一些報紙。在一張報紙上,他發現了上面提到的徵文啟事,於是寫了一篇引人入勝的精彩論文。我把他的文章翻譯成了英語,寄給了浸禮會差會。下面是論文的摘錄:  我就像海中的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但你卻看不見它;我是花兒的芬芳,你把花掐下來,但它已遠離了你的把握。人們認為我居於有形之物,但他們在任何有形之物裡都找不到我的蹤跡;偶爾他們會與我照面,但他們卻不知那就是我,因為我的面容使他們犯錯;那些能認出我的人,才是我的真正信奉者。  那些能夠被分裂、賦形、殺死的都是具體之物,但我是那惟一的整體,滲透一切,卻沒有形狀;你抬起頭來,向高處找我,卻不知我就在下面;你在前面尋找我,緊緊的追逐我的蹤跡,卻不知我也會在你的身後。  在太陽底下所有奇妙的事物之中,最偉大的奇跡是永遠存在的客觀真實。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又不同於物。我就是世界,這世界就是我。我存在,世界與我一分為二。我就是聖父,聖父就在我身上。我存在,聖父與我並不相互擁有。  我既不休息也不行動。那些真正信奉我的人將獲得人生的準則。那些熱愛永生的上帝的人將成為永生的靈魂。那些不信奉我的人只是行屍走肉。  儘管這位中國神秘主義者是在一種充滿激情的精神狀態中寫的這篇文章的,傳教士委員會很恰當地判定,它所闡述的觀點不足以對英國的基督徒有所啟發。因此,這篇翻譯稿,儘管本身非常有趣,卻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第一次訪問濟南府

  1873年秋,同我的朋友利磊先生和麥金太爾()先生一起——他們都是煙台長老會聯合會的成員——我訪問了濟南。濟南是山東省的首府,距離煙台超過三百英里。在那裡,我們得以領略了也許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教育制度的運作情況。那時候,中華帝國一千四百個縣的學者每年都要參加由政府的監考官主持的升學考試。秀才學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時在全國各地舉行,緊接著秀才們作為候選人雲集各自的省府參加舉人(相當於我們的碩士學位)考試。我們發現參加考試的差不多有一萬兩千人,但只有最優秀的九十五名能夠獲得學位。文科考試結束後,馬上還要舉行一次武科考試,參加的候選人有數千之多。我們接觸的文科考生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因為在杭州,同樣的學者領導過針對外國人的騷亂,所以遇到他們時我們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但混雜於武科學生中間時,我們感到自由多了。  麥金太爾先生和利磊先生在考試舉行後不久就返回煙台了,但我留在那裡一直待了五個月。  18濟南府的浸禮信徒      這時,我遇到了一位來自於河南省的下級軍官,他多次到我住的旅館來看我,要求成為一名基督徒。最後,在城裡美麗的湖水裡我為他舉行了浸洗禮。當地人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浸洗儀式。兩個男人走進城西南郊清澈的湖水裡,這種景象很快吸引了一大群圍觀者。儀式一結束,那位軍官就回到岸上,不顧衣服上依然滴著水,以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向圍觀的群眾解釋儀式的含義。  奇怪得很,就在同一天,留在煙台的程牧師也為兩個皈依者舉行了洗禮,一個是王先生派去授課的,另一個則由劉先生所差遣。王、劉二先生是萊陽人,前面已提到。  19濟南府的回教徒  在濟南居留期間,我發現了兩個很大的伊斯蘭教清真寺,擁有大批信徒。這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向他們打聽是否《古蘭經》已被翻譯成了中文,他們告訴我沒有翻譯過來,儘管已有兩本中文書籍(非賣品)講解伊斯蘭信仰的真義。同時,我也瞭解到,儘管伊斯蘭教徒投入大量的時間學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一般說來,他們對中國文學卻令人可悲地無知。  20麥考文,濟南府的第一個長老會傳教士  直到那時,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寫過一本供伊斯蘭教徒使用的基督教書籍。然而,在青州府,住著一位美國長老會的牧師,叫麥考文(),他是在我來訪問前一年從北京轉到濟南的,是一個前途遠大的年輕傳教士,曾跟長老會中一些資深傳教士一起出版過一本在中國的傳教規範。由此,他開始研究伊斯蘭教義,打算寫一本供它的支持者使用的小冊子。從他動手準備到現在,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遺憾的是,還沒有任何一位傳教士就這個題目用中文出版過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在濟南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卡洛斯特()先生,他深得中國人的喜愛,對自己的工作兢兢業業。然而,這兩個人都陷入了一種非常危險的精神狀態之中,克服這種狀態的主要困難是他們的觀點過於僵硬,並且缺乏對中國環境的適應能力。  第二點由麥考文先生的著裝這種事情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因為中國人的居室和旅館裡沒有火爐,我們外國人的冬裝不足以御寒。於是乎,麥考文先生自己動手做了一件皮襖,跟中國人的樣式——裡邊是長袍,外罩一件馬褂——不一樣,而是類似我們外國人穿的大衣:以羊皮做裡子,一片類似披肩的東西蓋著兩肩和胸部,後邊部分卻縫住了。  在他穿著自己的新衣服出現在街道上的第一天,看到的人無不捧腹大笑。「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他們大叫:「她不知道怎樣做一件大衣!從前面和側面看,他穿著馬褂;但當他走過去,從後邊看時,卻看不到馬褂了。誰見過跟這些鬼子一樣荒唐的人?」  當我告訴麥考文,說這種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嘲笑何辱罵使我無法忍受,他的回答儘管聽起來漂亮,卻不切實際:「我們必須超然物外」,他說。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作為人的本性所能忍受的程度。一天晚上,他來到我住的旅館(那時候,沒有人敢租房子給外國人),顯得非常沮喪,說:  「理查德,我想請你幫個忙。」  「非常願意。幫什麼呢?」  「我已經得出了結論:原來以為上帝召喚我做一個傳教士,現在看來這是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如果是上帝指派我做一個傳教士,他早就會使我擁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了,但現在我一個也沒有。所以,我決定離開差會,好讓委員會把錢用來資助那些真正蒙上帝召喚的人。我打算到任何一個通商口岸去,盡我的能力編寫一些學校用的教材,以此來維持生計。我有一塊鐘錶,是母親送給我的,我不能失去它,希望你能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居下來為止」。  「當然我將照看你的表。」我回答,「但你不認為,你的決定做得太匆忙了?」  就這件事我們進行了一次長談。分手時我對他說:「為此再祈禱一次吧,在你做出最終決定之前我們再談一次」。  幾天以後,他又一次來拜訪我,一見面就說:  「我已經得出結論了:不論我們關於生活、宗教和差會的看法如何,總會有一條路絕對適合於我,它的價值永遠也不會改變,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來,握著他的手,說:「這是一塊磐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煩很快就會被克服的」。  從那天開始,他成了一個快樂的人,一個更有效率的工作者。他去世於1878年,因為精神上的問題早已經損害了他的健康。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麥考文的同事卡洛斯特

  卡羅斯特先生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但對於他認為是自己的職責的事,他同樣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有一段時間,他對自己多年來的工作毫無成效感到非常傷心,得出的結論是祈禱得不夠。因而,有時他會在一種靈魂非常痛苦的狀態裡連著祈禱幾個小時,不久就導致了精神的徹底崩潰,先是被送到北京,後來被送回美國老家。  待在美國期間,為了尋得啟示,他訪問、研究了那兒所能找到的各種奇怪的宗教派別,但他回中國工作的渴望卻有增無減。由於傳教委員會不打算再派他出來,他去了海邊,作為駛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輪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開始了他的旅行。在由雅法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竟然碰上了羅馬天主教駐濟南的主教。卡洛斯特簡直高興得手舞足蹈,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次會面,更強化了他前往中國的渴望。他訪問了巴勒斯坦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宗教團體,然後去了埃及,從埃及又乘船去了孟買。在孟買,他拜訪了聖人鮑恩(),印度人對他敬若神明。在得到聖人的特別訓示後,卡洛斯特又一次站在了桅桿下,開始了前往中國的航行。  在離開中國的這段時間裡,他閱讀了大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作者——其中包括早期的神父、中世紀的作者,直到現代的神秘主義者——所寫的有關基督教教義的書籍,接受了許多奇怪的教條。比如說,認為身體上的毛孔是數不清的邪惡精靈進出肉體的大門。  一到煙台,他就去拜訪他的傳教士老朋友們。看到他衣衫襤褸地出現在面前,他們吃驚不小,送給他錢讓他去買一些新衣裳,但他一分錢都不要。他們偷著把一些碎銀子塞進他的錢包裡,但他發現後,把銀子送給了路上碰到的第一個乞丐。他一路上為人看病,步行到了濟南。當濟南本地為數不多的幾個基督徒看到他後,他們對他的形象同樣非常吃驚,但他的歸來使他們非常高興,表示哪怕只剩最後一點食物,也會與他共享。  有一段時間,他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在那裡,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對城裡乞丐的救助工作中,無論是阿西西的聖方濟(),還是任何其他苦修者,都沒有像他那樣投入地照顧窮人。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同他一起歇息在倫敦差遣會內達真()醫生的房子裡;醫生不在。晚上我睡在一張西式床上,而爾卡洛斯特則去醫院跟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時分,他往往到我房間裡來,躺在地板上,和我一起討論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紀時期的宗教信仰,他的肚子裡裝滿了這類學問。後來,在1889年我們家定居北京時,我們經常邀請他與我們一起吃飯。他來時經常帶著一個中式麵餅;他更願意與我們分享那種簡單食物而不是吃我們做的飯菜。當我們請他留下過夜時,有時他也會接受,但他從來不睡床;經常是,他躺在火爐前的地板上度過一夜。  他非常小心地保存著一本日記,裡邊記載了他第一次離開濟南後的感想和經歷。米切爾()先生從中摘錄了一些,不定期地發表在北京的報紙上。米切爾對他的奉獻精神深懷敬意。一次,卡洛斯特把他的日記拿給我,請我編輯一下出版。發現他那種怪誕的行為與念頭又有所回潮,我把日記還給他,告訴他等一段時間再發表。  一年或兩年後,他到了上海。從北京到漢口,他一路上都靠步行;到杭州以後才改為乘船。他同傅蘭雅()博士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館,那兒的僕人對他都表現出十二分的忠誠。傅蘭雅先生的夫人告訴我,一天早上,他去吃早飯時,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現在我戰勝了我的最後一個敵人」,他宣稱。  「它是什麼?」她問。  「我的日記是我的驕傲。我剛剛把它燒掉了」。  這真是一個悲劇!  就在這年夏天,他的體能已開始衰退了。他認為如果能到達蒙古,就能恢復身體健康。於是他乘坐「愛德拉都」號客輪前往天津。船長佩恩()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把船長室讓給了這個疾病纏身的人。但是,船剛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時我不巧正在外地,我的妻子在聽說這件事後,直接趕到輪船上,安排他的葬禮。後來,我在他的遺體所埋葬的地方樹了一塊很平常的石頭,作為標誌。  麥考文和卡羅斯特先生以及另一些我所認識的羅馬天主教牧師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錯誤的神學理念,歸因於對基督教教義的錯誤應用,也歸因於他們對成功傳教的環境條件理解得不夠。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中國慈善家引進牛痘接種技術

  1874年,由濟南回煙台的途中,我在濰縣停了一天,與我的朋友、蘇格蘭長老會聯合會的麥金太爾牧師見了面。在濰縣,我瞭解到了有關在中國傳教成功與否的兩個重要因素,第一個是政府官員的強烈敵意;第二個是,即使在非基督教的中國,也能找到最虔誠的人。  在傳教工作剛開始的時候,麥金太爾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個濰縣城像被戳了的馬蜂窩一樣起來反對。就這麼點小事,卻使人們如臨大敵,如遇勁匪,躁動不安。他們威脅要使用各種暴力手段,除非外國人被從他們當中清理出去。然而,當地一位有頭面的紳士突然拜訪了麥金太爾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一個虔誠的人,飽讀聖賢之書。他告訴麥金太爾先生沒必要害怕民眾的威脅,因為他們無知得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個人將出面向人們說明他們所犯的巨大錯誤。  在這之前好多年,這位紳士就聽說北京來了一位洋人(倫敦差遣會的洛克哈特醫生),懂得如何預防天花。那時候,天花被看作神明對人類的可怕的懲罰,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鎮和村莊,有一半人口因此而死去。聽說有辦法可以預防天花,他非常高興,奔波十天到了北京,去看望洛克哈特先生。洛克哈特先生向他傳授了接種牛痘的技術。於是,他僱用了兩位婦女,讓她們帶著她們經過接種的孩子,同他一起回到了濰縣。一回到家裡,他就忙著給朋友和鄰居們接種疫苗,直接從那兩個孩子身上取種。最後,人們都認識到了種牛痘的價值。很多年中,確確實實地,直到麥金太爾先生來濰縣的時候,這位中國紳士一直夜以繼日地義務為群眾接種牛痘。作為回報,人們在他的大門楣上掛了一塊頌德匾。  現在,當人們看到他去拜訪外國人的時候,非常氣憤,紛紛說真不該把那塊匾送給他,那樣我們就不在乎他同危險又可恨的洋鬼子交朋友了,我們應該把匾摘下來。他回答說:「我給你們種痘,並不是為了得到這塊匾;如果你們要取下來,那就請吧。我想告訴你們的是,你們誤解了外國人。在預防天花方面,我所能做的一切善行都是從一位叫洛克哈特的好心腸傳教士那兒學來的。並且我知道,這位傳教士除了行善之外,並沒有其它意圖。因此,我必須盡我所能地善待他」。  在我住宿旅館的一兩天裡,麥金太爾先生問他的這位中國朋友,可不可以帶著我去拜訪他。他說,他很高興見到任何一個麥金太爾先生的朋友。於是我就去了。那時,我很想知道,一個善良的中國人在第一次讀我們的《新約》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印象。瞭解到他已把《新約》通讀了三遍,我問他:「當你讀它的時候,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  思考了幾秒鐘後,他回答:「也許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個人應該成為神聖靈魂的廟宇」。  23不尋常的行醫之旅,與布朗醫生結伴  1874年初,在離開濟南將近五個月之後,我又回到了煙台。這時,我發現布朗先生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進步,在秦牧師的協助下,他正在翻譯一部重要的醫學書,並且正在訓練四名當地人,作為學生和助手。  我回來不久,領事館的馬傑裡()先生到布朗先生這邊來做客。那天晚上,蘇格蘭聖經會的利磊先生也在座,他講的那些滑稽故事使我們把肋骨都笑痛了;所有的故事,他講的時候都一本正經地板著面孔。那年九月,馬傑裡先生離開漢口,開始了他那厄運已定的緬甸之行。1875年2月,他在邁文()被奸詐的中國人殺害。  這年上半年,我和布朗先生打算在山東東部的半島周圍各縣做一次旅行,在每個縣城和中心集市停下來,在他為病人診療時,我在候診室裡向候診者布道,依次安排病人去布朗先生的房間。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對外國人還非常好奇,為了保障秩序和安定,我們在到達縣城前給當地的首席行政長官(縣令)送去我們的名片,告訴他我們打算做什麼,請求他安排兩名警察(衙役)幫助維持秩序。縣令們總是很有禮貌,毫不遲疑地滿足我們的願望。也有不少衙門裡的人前來看病。  每天一大早,布朗先生就開始診治病人,工作非常繁重。擔心他老這樣繃著弦,身體會跨下來,我極力勸他一天不要工作那麼長時間,但他就是不願聽。對他來說,病人的叫喊就是必須聽從的呼喚。知道他的體能負擔不起這樣的超額「稅收」,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強行把他從崗位上拽下來,送回睡覺的房間。  他治療的許多病人很快就出現了好轉,這在就醫者看來簡直就是奇跡。例如,有一天,進來一位男子,肚子痛得厲害,身體都蜷縮起來了。布朗先生給他開了一人劑量的藥,十分鐘後,他站起來,直起身子,睜開了雙眼;驚奇於自己突然病癒,他大喊了起來:「我好了!我的病好了!不痛了!」這種戲劇性的廣告場面使其他病人先是大笑,接著,意識到他是真的好了,都很急切地想得到藥品,希望像那人一樣藥到病除。  還有一天早晨,一個麻風病人走了進來,一副非常高興的樣子,帶來了一些禮物表達他的謝意。他說,多年以來,他的手和腳都麻木了,沒有任何感覺,但是,在服了昨天布朗先生給的藥後,兩手和雙腳都有了刺痛的感覺了。  在旅行的過程中,有一天我們恰巧住在了離宋村不遠的一家旅館裡。前年,在參加規模盛大回龍山廟會之前,我曾在那兒住了兩個禮拜。旅行時,我們乘坐的是一種叫做「什子」()的交通工具,是一前一後兩頭騾子中間掛著的一個有頂的吊床。與我們同行的,還有布朗先生的一個助手,幫助布朗先生配製並分發藥品。這樣,人和騾子加在一起,我們的隊伍事實上把整個小店都佔滿了。第二天早上,當我們請店主結賬時,他卻一點錢都不收。他說:「你們來到這裡,免費向大家發放藥品;倘若我收你們的住宿費,那就太不對了。況且,你不認識我了?」  我記不起他是誰了。於是他解釋說,前年我去宋村時,他拜訪過我幾次,從我這裡得到了許多關於外面的世界以及關於宗教的有價值的知識,對此他一直深懷感激。我再一次堅持讓他結賬,心想他給我們免費可能是一種客套,只是為了表達再次見到我們的高興之情。但他實實在在地拒絕收取任何費用,並說,在行善於民的工作中,他自己也願意盡一份心力。  這樣,我們繼續圍繞半島旅行,通過布朗先生對病人的悉心服務,所到之處,都受到人們友好相待。  唉!考慮到人的偏好和預見性上存在的缺陷,在我們的傳教工作走上一條創新之路並取得如此成功之時,就應當把傳教協會和我的同事之間的關係嚴格地確定下來。使煙台各教派——英國的和美國的——的傳教士協會無比傷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蘭的丹尼丁()。在那兒,他既是大學裡的教授,也是開業醫生,成了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後,在他退休時,市長代表整個城市,向他頒發了一張充滿謝意的褒揚狀,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間所做出的諸多奉獻。  這樣,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獨自承擔著英國浸禮會在中國傳教工作的責任。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鬼魅附體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沒有從上海駛往煙台的輪船,因為煙台港結冰,無法通航。因為沒生意可做,煙台的外國人小社會便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和協會,由此高高興興而又不無益處地一起消磨時光。  因為參與了一個文學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讀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的鬼魅附體現象》。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題目:傳教士和商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信教者和懷疑論者,都來了,曾來沒有這麼多外國人聚集在一起。一開始,我的房東做了一個鬼魅附體的演示;接著,我列舉了中國存在的一些類似案例。被附體的人完全受制於那邪惡的精靈,會因此徹底變成另外一個人。某個不幸的犧牲者會在某一天突然聲稱自己姓李,來於很遠的地方,並講述他經歷過的事情,而實際上他可能姓張。當他清醒時,他會說自己家在什麼地方,他們張家的情況怎麼樣,聲音清晰,語調自然;而被附體時,說話的聲音變得完全不一樣,講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時候,有一些房子會被鬼怪佔據,居住者會因為害怕而離開他們的家。我們就瞭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無人過問,因為人們認為那兒被鬼魅佔據了。  這類事情可以作這樣的哲學解釋: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風所搖動的蘆葦;關於鬼魅、關於房子鬧鬼的任何一個謠傳都會支配他們的心志,時時處處控制著他們。當基督徒來到他們面前,告訴他們有一個萬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懾服,而他的聖靈將前來居住在哪些願意聽從他召喚的人的心中。對他們來說,這是令人歡喜的福音。他們的心志得到滋養,獲得了力量,緣此得以抵拒種種公眾謠傳。這樣,脆弱的人變得強大,失去理智的人會恢復正常的心志。  我宣讀論文後進行的討論非常有趣。威廉姆遜博士描述了中國人為病人求處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別是發生在魯村廟裡的情況。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繩,拴在一枚銅錢上,下端系一支筆,懸在一個盛著沙子的盤子上面。  考比特先生講的是有關一所鬧鬼的宅子的故事。據說那宅子鬧鬼已很多年了,沒有人敢租住。最後,他在當地的一個信徒住了進去,結果那想像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戶不得安寧。於是他們請求他過去驅鬼。他隨身帶著《新約聖經》,請他的鄰居一起祈禱,求上帝保佑他們免於惡鬼的傷害,於是乎他們的家居重又獲得了安寧。接著考比特先生發言的是一個猶太人,他指出,關於鬼魅附體的思想是從波斯傳播到巴勒斯坦的。一個從醫的人隨後站起來,他駁斥了所有關於鬼魅附體的思想,說,鬼魅附體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應當從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釋。他講完後,佛格森先生接著發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聯合有限責任公司的首席負責人,原先是耶穌會的神父,是出席當晚討論會的學問最大的人。儘管已經結婚,羅馬天主教的進入內陸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過他的招待。並且他的虔誠一如既往。他強調說,他相信鬼魅附體的觀念,並且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他的信仰,正如那位從醫的先生為支持自己的觀點所做的一樣。他列舉了許多很有說服力的例子——這些例子已為許多不同的主教所證實——說明,即使一般的基督徒,也有能力使那些遭受鬼魅附體折磨的人恢復正常心志。  我在那天晚上宣讀的論文發表在了《天國》上,英國領事克裡斯托弗‧加登納()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中,從中摘錄了大部分;文章被寄回國內的一家報紙,在「中國的鬼魅」欄目上發表。在這個值得回憶的晚上之後,倪文思先生開始在中國的各個地方收集鬼魅附體和驅鬼術的證據,收進了一部包羅宏富的著作《鬼魅附體》中。該書在他去世後出版。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國有句格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人性中一個最不可思議的現象是,一視同仁地對待兩個人,卻幾乎總是導致不同的結果。  在與煙台相鄰的登州,有一位霍爾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的遺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國叛軍所殺。她有一個小兒子,沒有送到學校,而是自己教育。出於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兩個與兒子一般大小的中國貧兒一起撫養,教給他們同樣的知識,那就是做了有益於傳教事業的善事。這兩個中國男孩分別叫山子()和傑。他們的英語學得非常棒。當時,懂英文的店員在外國人的商店裡非常搶手,一個月可以掙到二十塊錢的薪水。而一個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這個數的四倍。  傑,年齡較小的那個孩子,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一家俄國人在煙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條件。霍爾姆斯夫人對此一無所知。對他那貧困的父母而言,這是一筆不少的收入。在他們看來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們的平均水平了。他們強迫自己的兒子接受聘用,於是,有一天,他不辭而別了。  這使霍爾姆斯夫人非常傷心。為了防止另一個孩子離開她,她決定把他送到美國一所學校讀書,她兒子正在那兒求學,並且快畢業了。在美國待了幾年之後,山子又回到了中國,在羅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關謀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在他路過煙台時,霍爾姆斯夫人請我把他作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發現他非同尋常的聰明,但是,唉!在進入海關的三個月內,他就認定通過領導一場叛亂,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憑著在海關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隊和軍火運進()。但陰謀洩漏了,政府懸賞求他的人頭。霍爾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師朋友幫他逃到了美國。到美國後,把從傳教士那兒得到的種種好處——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乾二淨,他在美國各地旅行,向中國人發表演講,極力去證明孔子學說對基督教的優越性。  另一方面,傑在天津謀到了一個職位,在賈丹-馬西森公司旗下,負責招聘和監管裝卸貨船的勞工。在困難面前,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同事們遇到難題,經常向他請教。  大約二十年以後,霍爾姆斯夫人因為時運不濟而陷於困境。她從醫的兒子也很不成氣。霍爾姆斯夫人窮困潦倒,身體多病,為了謀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學校教書,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長長的路。沮喪之中,她寫信給傑,把自己的困境告訴了傑。他立即到賈丹-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兒,把霍爾姆斯夫人那封傷心的信的內容告訴了他。「在我的信用賬戶裡,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說:「請替我提出來,我要把它寄給霍爾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應了。過了大約一個禮拜,因為沒有收到這筆錢,傑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兌現他的諾言。代理人說,他並沒有忘記這事,只是他擔心傑沒有意識到,這筆錢是用了好多年的時間才積攢起來的,他推遲了一下,是為了讓傑再仔細考慮一下。傑回答說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爾姆斯夫人為我做的事比我母親做的還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許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個苦力一樣,每天掙三兩百文工錢。把錢提出來吧,不要耽誤了,因為想到當我有能力提供幫助時,霍爾姆斯夫人卻在經受貧困之苦,我心裡就很難受」。聽到這個故事後,銀行裡的一位職員評論說:「這樣美好的故事結局,會使聽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將在我權力範圍之內,給他最優惠的匯率」。  1891年,在我從天津去上海時,傑負責把我的物品和傢俱運送的船上。一隊民工來到我的大門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過院子,每個人背後都背著一些東西,就連「一根草都沒有留下」。當我們登上客輪後,檢查了一下,發現沒有任何東西丟失。傑拒絕接受任何服務費。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重訪濟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氣適合時盡可能早地再回濟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間,山東地區進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鄉間的大多數地方地勢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難,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濘。在雨季結束以前,各種生意都停頓了。  然而,九月份還不到,我就啟程了。雇了一輛很平常的馬車,由兩頭騾子拉著。車上,我放了一個書箱,還有一些中國式的衣物,而在車棚裡面,則鋪了厚厚的一層被褥——在中國,旅行者不論走到哪裡,往往都隨身帶著這些東西,好像旅館裡不提供這些東西。那時,一輛車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們一起出發的還有大概十到十二輛車,因為路還沒有干,會有許多泥坑,有時候需要人們一起努力,把車從泥坑裡推出來。每天,我們至少有三次因為馬車遇到問題而煩惱。有時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積水和泥漿,馬車伕們禁不住誘惑,離開主道,從地裡繞行——那兒往往地勢較高,因而比較乾燥。地裡的莊稼正是長的時候,村民們自然會出來阻止這種侵犯。  一次,我們陷入了嚴重的麻煩之中。莊稼的主人堅持讓車轉回道路上去,趕車的人爭辯說,他們並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實在無法通行。雙方爭吵得越來越激烈,村民們都跑來支援那個農民,隨身帶著竹竿之類武器,以便在必要時對付入侵者。馬車伕們看到村民們向他們步步進逼,個個怒不可遏,脫下大衣來,準備戰鬥。雙方已開始動手動腳。看到這種情況,擔心出現嚴重後果,我走到村民中的兩位長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對他們的人加以約束,那就難以避免嚴重的後果。「你們看到了,要我們原路返回去,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我們有一輛車的輪子已經斷裂了,你們不會希望我們所有的車的輪子都壞掉吧?那樣的話,倘若外地人聽到了,對你們村可沒什麼好處。讓馬車從這乾燥的地方通過吧,而我,作為分內之事,將把那輛損壞的車上的貨物轉移到我的車上」。  那兩位長者聽著,思考了一番,然後招呼村民們停止阻攔,放我們過去。當我們到達下一個旅館時,馬車伕們都非常感激,表示願意給我一筆酬金,因為我把他們從麻煩中解脫出來。  在濟南,我發現麥考文先生情緒非常低落,幾乎處於一種絕望狀態。我到濟南不久,煙台長老會聯合教會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婦人就也來了,帶著一個中國人,李先生,他曾為煙台的行醫傳教士亨德森()醫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發傳教宣傳品外,李先生還向急需的患者贈送一些簡單的藥品,如奎寧、止痛藥等。一到濟南,李先生就發開了高燒。大概過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婦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給我照管,希望經過幾天休息後他能恢復健康。但後來發現他的高燒是由惡性斑疹傷害引起的。城裡沒有任何其他外國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館裡和我在一起。他發燒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我用雞湯餵他,認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個月後,他的體溫已高得嚇人了。我決定每隔一個小時就餵他幾匙子雞湯,不論是白天還是夜裡。在夜裡,我習慣了在每個小時快結束的時候醒來,就像在腦子裡安了一個鬧鐘一樣準時。  第二十天上,他開始大量出血,我擔心他再也恢復不過來了,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在失去這麼多血液以後還能活下來。然而,第二天,令我大為高興的是,他開口問能不能喝點小米粥。他很貪婪地把送給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沒有夠,還要。從此,他的健康狀況迅速好轉,只是脾氣並沒有變得更好一些。無論我做什麼,都不能使他高興起來,儘管我像對待自己的兄弟一樣照顧他。最後,他又想家了,堅持要回煙台,儘管身體還沒有復原。我雇了一頂轎子抬著他,讓我的僕人跟著一路上照顧,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當我回到旅館後,頭痛得厲害,隨後發現自己感染了病人傳播的熱病,病倒了。因為就我一個人,我捎信給麥考文先生。他正在進行為期兩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後立即返回城裡照顧我,直到我恢復健康。這次得病使我擁有了對更嚴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於數百萬感染了傷寒的饑民中間的時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行路難:旅行北部中國

  中國的路是最不同尋常的。山東、直隸和河南平原事由黃河攜帶下來的泥沙沖積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種奇特的黃土山□,當地農民在裡邊挖洞居住,夏天涼爽宜人,冬天則很溫暖。這些省份氣候乾旱,有時候六個月內不見一滴雨水,在滿是塵土的路上,車子可以很輕鬆地行進,因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內見不到一塊石頭。然而,在六、七、八月份,當雨季來臨時,路上洪水四溢,水與塵土混合,形成無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斷了,三個月裡,一般來說生意也都停下來,其間所有的資金都被鎖在櫃子裡產生不了任何利潤,對整個中國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同樣阻礙生意的還有大城市裡的狹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狹,不能容許兩輛馬車交錯而過。這經常在馬車伕之間引發嚴重爭吵,爭執誰應該把車子退回到街頭。有時在第一輛車子後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車子,遂至十多輛或更多車子擁擠在一起,導致數小時的延誤。浪費的時間給商人們造成了很大損失,有時會逼迫他們花錢買下一部分街區拓寬道路,使之暢通。還有一種方式,冷靜的官員和商人上都沒有想過,後來有一天義和團卻做到了:他們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時,當局加寬了街道,使小馬車和四輪大車暢通無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時候,在中國北方,政府官員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轎子,根據不同等級由四個或八個轎夫抬著,行進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種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輕便的「什子」,是一個蒙著草蓆的架子,懸在一前一後兩頭騾子之間,一般來說,商人們都乘坐一種有蓋的小馬車,一天行駛大約三十英里左右。他們在拂曉前大約一個小時開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點左右,然後停下來喂騾子,吃中午飯;十二點左右,他們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來,住到旅店裡,以防止土匪搶劫。那時——現在還是如此——在主要公路幹線上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家旅店。  在最好的旅店裡,什麼樣的食物都能買到:精心烹調的雞、豬肉、魚和雞蛋,會做出許多不同的樣式;烤豬肉和大白菜像火腿和雞蛋在英國一樣普遍;應季隨時供應的蔬菜有土豆、紅薯、山藥、白菜、蕪菁、胡蘿蔔、茄子、豆子、豌豆、李子 、黃瓜,而每年不同季節可吃到的水果有櫻桃、桃子、李子、梨子、蘋果、杏、柿子、各種瓜、葡萄,而核果類則有花生、栗子、菱角、和蓮子。酒有用高粱做的,呈西班牙的雪利酒的那種黃顏色;也有用大米做的;還有一種是用黍子釀製的,可以保存,喝時要加熱。旅店裡的規則是,按菜式定的飯菜在上席時要完全一致。趕騾子的夥計和主人吃同樣的飯,只是在另一個桌子上。中午飯一般花費二百文,晚飯要花費三百文,包括晚上的住宿費。其中十分之一付給侍者作為小費。總起來,午飯花費大約六錢銀子,晚飯大約是九錢。  除了這種快捷方式外,在中國北方地區旅行,還有一種慢得多但更常見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車。這種車子是中國所特有的,與美洲和歐洲的都不相同。它的中間是一個粗壯的輪子,大約有三英尺高,像馬車的輪子一樣結實;輪子上固定著一個架子,兩邊各有一個座位;旅行者坐在一邊的座位上,另一邊裝載他的行李,正好起到平衡作用。車子由一個苦力在後面推著,前面則有另一個苦力或者一頭騾子、驢拉著。這種車的載貨量很大,有時能達到半噸,這取決於推車者力氣的大小。車把的收斂型設計使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輪子上。這種手推車的行進速度為每天二十英里。他們所住宿的旅館的設施要比接待馬車伕和趕腳的騾馬客的旅館差得多。他們睡的「炕」經常離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而很潮濕;他們吃的食物很粗糙,由小米和玉米面做成,就的是鹹菜,沒有肉類。夏天,車上蓋著綠色的遮陽蓬,當騾子拉著車勻速前進時,乘客可以在車上讀書、躺著休息或者睡上一小覺。在山東,有一個很常見的景觀,就是在風力適中時,這種獨輪車上都加上了一張帆蓬。當十多輛張著帆的載重獨輪車沿著一條深陷下去的大路向前疾行時,看上去就像一隊帆船要趕在風兒沉落在原野上某條小溪裡之前,奮力飛馳一般。  一次,我坐著這種手推車在靠近山東海岸線的地方旅行。由於鹽鹼 的滲透聚積,那兒的地面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行前人們警告我很難弄到新鮮的飲水,因為所有的井都飽和了鹽鹼。我們嘗試著泡茶,可茶葉混合了鹽鹼後的味道苦澀異常。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補救辦法。我弄了一袋子黃瓜,當喝了那苦澀的茶而口渴難忍時,黃瓜吃起來像蘋果一樣甘甜。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初識李鴻章

  李鴻章是安徽省人,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的戰爭中,曾是曾國藩手下的主要將領之一。當年英國政府派戈登將軍來中國,就是為了幫助他。那時他擔任蘇州總督。  我第一次與李鴻章接觸是在1875年,那時他正在煙台準備簽署中英《煙台協定》,而我同一個當地人助手一起,負責照料我們浸禮會在煙台的醫院。發現李鴻章的很多士兵由於患熱病和痢疾來醫院診治,我將一些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送給這位將軍,讓他分發給他的隨員和護兵。為此他送給我一張手扎表示感謝。  2前往青州府  回到煙台後,就定居在內陸的什麼地方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經過調查,我瞭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邊的某個地方,有幾個當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們追求的是比中國的三大宗教所啟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結論,這就是上帝準備好的將要接受我的傳播的福音的地方。於是,1875年元月,我啟程前往青州府。有一個少年,年齡大約十四歲,是住在煙台的一個船長的兒子,由於無法繼續學業了——那時候沒有學校,家裡人決定讓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導他學習。  在嚴寒的天氣裡旅行,一路上我們遭遇了無數的艱難困苦。時值隆冬,地上鋪著厚厚的積雪。結伴同行的只有三輛馬車。第一天,我們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們費勁力氣,掙扎到午夜才到達旅館,只往前移動了五英里。那兒是山區,風把雪從高處吹下來,路上覆蓋著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們有多深。路旁山坡上的地邊上都插著籬笆,離路面有二、三、四英尺高。為了避開雪堆,我們不得不離開大路,從地裡穿過,為此有時候不得不挖開地邊上的籬笆。這使我們的行程加長了許多。  一天晚上,我們的車隊迷路了,只好雇了個嚮導。他領著我們穿越了幾塊種著小麥的地。村民們出來了,對我們提出抗議。勞累了一整天的車伕們沒有好氣,粗暴得很。雙方你來我往爭吵了起來。村裡許多人跑來增援,看起來我們又要經歷去年秋天雨季過後在去濟南途中遭遇的麻煩了,這次還得去跟長老們交涉。聽了我說的話後,他們轉向嚮導——他們都認識他,毫不留情地責罵,因為他把我們領進了麥地。最後,他們對我說,「這次讓你們通過,因為你們是外人,不瞭解情況。我們已經命令嚮導把你們帶到最近的旅館去。作為對他過錯的懲罰,你們什麼東西也不能給他」。  離青州還有兩天路程時,我們遭遇了一場惡劣的暴風雪,又陷入了困境。風大得很,雪儘管不深,可細小的雪粒被風裹挾著是那樣強勁有力,以至於把地上的一切都刮淨了。我們既看不到路上的車痕人跡,也看不見天上的太陽。在中國的平原上就像在海裡一樣,指南針就是太陽,因而我們辨不清東西南北。有些地方,是深深的雪堆,使我們無法沿著可以看到的路前進。碰到這樣的地點,我們不得不離開大路,從地裡繞行;在地裡又轉來轉去,尋找大路,不知道應該往哪個方向走。然而,在辨不清方向的風雪裡、在酷寒之中摸索了將近五個小時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家旅館,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店老闆擔心還有其他旅客找不到路,事實證明果真如此: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有兩輛車迷了路,車上有的人已經凍死了。  青州是州政府所在地。青州府下轄十一個縣。有一個時期,在以前某個朝代,它是一個王國的首府。那時它佔據的面積很大。即使現在,它的面積也是一般城市的兩倍,它的城牆在山東是最好的。  到達青州後,我住在了一家旅館裡,並沒有試圖去租一個住處。我平時研究中國基本的文學和宗教,同時給從煙台帶來的那個男孩上課。我們成了當地人眼中的奇景。我們習慣每天下午都進行一次短時間的散步,當我們穿著歐洲服裝出現在大街上時,經常是整個城市的人都跑出來觀看,那些最為好奇並且膽子大的人會跑到旅館裡來看我們;我總是盡可能友善地接待,儘管經常很不情願地被打擾。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在青州行醫

  1875年秋天,雨季過後,很多人患了熱病。我有源源不斷的奎寧丸供應,遂免費向民眾發放。對周圍的人來說,那絕對是個奇跡,因為,通常情況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藥片就能迅速制止這種令人憂懼的疾病。因而他們也來要治其它病的藥,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醫生。不過,我還是有另外幾種特效藥。  我發現,止痛藥是最有用的。這個夏天,霍亂很危險,突然間就會奪去人們的生命。幸運的是,我用樟腦油把許多人從死神手裡救了回來。一天,警察局長到我住的地方來,說他妻子感染了霍亂,快要死了,問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跟著他去了,發現她躺在院子裡的草蓆上,很明顯,她的親屬希望她早一點離去。每隔五分鐘,我就給她滴幾滴摻在糖水裡的樟腦油。還不到二十五分鐘,她自己轉過臉來,說感到好多了。這是許多類似的例子中的一個。消息不脛而走,人們傳說儘管很難找到我並從我手裡得到藥,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樣手到病除。  4青州府司庫  在前來求藥的人當中,有一個很不一般的人物,是青州府的司庫,青州徵收的所有稅糧款都得經他之手。他年齡大約有五十來歲,沒有兒子,很急切地想生一個,因而娶了一個偏房,但仍然沒有成功。朋友們告訴他,他沒有孩子的原因,是鴉片煙抽得太凶了。因此,他來到我這裡,問我能不能幫他戒掉吸鴉片的習慣。我建議他通過每天逐漸減少吸食的數量來戒掉鴉片。他問我能不能每天都到我這裡來:「我不想打擾你研究學問,也不要求你花時間陪我說話,我所希望的就是躲開我的煙友們。他們不會到這裡來吸煙」。  因此,他每天大概十點左右來,當我工作時坐在我旁邊。經常地,他掏出自己的旱煙袋吸煙,煙桿大約有一碼來長。當他把煙裝好後,看他怎樣點著它,是很有趣的。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根香,大約有一英尺長。把香燃著後,他把胳膊伸得長長的,再點著煙袋。他人很聰明,性情也很善良。看到他,總使人感到很愉快,並且,由於他天天來訪,我們就無話不談了。他很驚奇,我們外國人知道那麼多奇妙的事情,那對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5改穿中國服裝  考慮到服裝問題,我想如果我改穿中國人的衣服,也許來拜訪我的上層社會人士會多一些。因此,有一天,我換上了當地人的服飾,削了頭髮,人工做上了一條辮子。當我走出旅館,作例行散步時,我碰上了一個賣點心的小男孩,他習慣了在旅館裡邊打轉轉,向客人兜售點心。當時他正用頭頂著裝糕點的盤子走進來,乍看到我穿著中國式的服裝,他嚇得跳了起來,滿盤子的點心都撒落在地上,使路過者好一個開心。當我走到街上時,好像消息已通過電話傳到了每一個人家,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跑出來要親眼目睹這般景觀。我聽到背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啊!他現在看起來像個人了!」那天下午,我被邀請去一戶人家喝茶。現在我明白,以前沒有人邀請我,實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穿著外國人的服裝,看起來會非常奇怪,當我坐在屋子裡時,各種各樣看熱鬧的就會湊到紙糊的窗子前,每個人都悄無聲息地用指頭尖沾著唾沫把窗紙戳一個洞,在上面湊上一隻眼睛。這樣,在每一次邀請我做客之後,主人都得修補一次窗紙。反過來,當外國人穿上中國服裝後,他就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不值得一看了。  6 充當風水先生      此後不久,一個巨大的不幸降臨到這個帝國身上:同治帝去世了。根據帝國的習俗,為了表達沉痛的哀悼之情,任何人都不許剃頭刮臉。一個地方的所有人都如此,那實在是一副令人感到怪異的景象。因為穿起了中國人的服裝,我也接受了這一習俗,像其他人那樣不理發不修臉。  那時,我正在研究艾泰爾(Eitel)博士所著的一本關於「風水」(風和水的精神)的書。中國的這種迷信在民眾之間很有影響力。無論是鐵路還是電信設施,都不允許修建,因為人們相信,它們會影響不同地方的風水。修築一條牆、選擇一塊墓地、挖一個墳坑、改變一條河道或路徑,都會對當地的風水造成嚴重影響。比如說,人們認為,一個出過傑出學者和高官的家族,如果他們地裡的墳墓、道路或河流遭到外力的干預,就不會繼續出現此類優秀人物了,而是逐漸趨於平庸、貧困甚至滅絕。  有一天,那位司庫說,他打算選擇一塊墳地,因此得請風水先生。他請我到時候和他一起出城,去他出生的村子選一個歸宿之處。那天,我們一起步行出發,因為離得不是很遠。在經過城裡的街鋪時,他買了一些茶和點心。到達他的農莊時,水已經燒開了,我們吃了些茶點,就到地裡去轉悠了。對地貌做了一番考察後,我指著一塊像那麼回事的地方,說,如果我們外國人打算選一塊風水寶地,我們會選擇這兒。他在那地方放了些磚,做了標誌,我們就打道回府了。對一天的工作甚感滿意。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充當風水先生

  那位司庫天天來旅館與我見面。大約過了一個月光景,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你是個大忙人,不該總是持續不斷地被那些來旅館瞎逛的閒雜人員所騷擾。為什麼不自己找一所房子呢?」  我回答說:「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那可是太好了,但如果沒有人為我擔保,證明我是一個誠實的、愛好和平的人士,我就不可能租到房子。我是個外國人,沒有誰瞭解我。人們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不是好東西」。  「啊?這就是唯一的原因嗎?」他問了一句。關於這個問題再也沒說什麼。  然而,第二天,他告訴我有一所房子可以租,並說願意做我的保人。於是我就跟他去看房子了。房子靠近城市的行政機構——衙門,每月租金為九元(大約三十先令)。只用了三天時間,我就不費任何周折地成了房子的主人。  我的房子建在一個座北朝南的小四合院裡,院子長約二十碼,寬約十碼。房東喜歡花,小院被各色各樣的花草塞滿了,有盆栽的,也有繁花盛開的灌木類叢。他每天都來照料一番。我居住的是北面的三間,是這所房子的主體部分。中間最大的那間一開始用作會客室,旁邊朝西的那間鋪著石頭地板,下邊有煙火道,從外面可以生火取暖,這在冬天會使我舒舒服服免於受凍,不用再生爐子了,因此把它用作臥室兼書房。其它房間的地面是陶土,也或者是一般的土。正屋的後面是一個面積約有半畝的果園,栽滿了桑樹,桑樹的葉子是用來養蠶的。房子和院子再加上一小部分傢俱的租金,每月共需要我花費四個半墨西哥銀元,約合每年六英鎊(中國人仍然根據月亮的圓缺週期計算時間,而不是採用公歷的月份制)。我無需為房東做我的園丁支付任何費用,對他來說那種勞動完全是一種消遣。  我的食物非常簡單。早餐一直是小米粥,類似於燕麥粥,是由我的僕人從街上買回來的,通常上面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紅糖,在冬天可以使下面的粥保溫一個小時。這樣滿滿一碗粥只花費五文錢。喝粥時通常我還吃一種薄如紙的小米煎餅,圓周約如威爾士奶酪大小,一張煎餅花費三文錢。只有在一件事上我算的上是奢侈:吃煎餅時總是抹上外國黃油。全部早餐的花費,加上茶在內,從來沒有超過十文錢,兌換成英幣大約半個便士。我的午飯也是由僕人從街上買回的,包括四個粽子 ,每個都裹著寬大的樹葉,是沿街叫賣的小販出售的,加起來花費不超過一個便士。  晚餐比較奢侈。通常不在家裡就餐,而是下館子。在飯店裡,第一天我會點一個煮雞片(湯煮的雞身上的白肉,味道好得很),第二天晚上則可能點一個溜魚片(用一種很有味道的湯做的魚)。叫過主菜後,我會再要四個小饅頭,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小玻璃杯。整個晚餐的花費全部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二十文,合六便士。  在冬天,晚餐之前我一般會先喝兩盎司熱黃酒,大概花費六便士。喝過酒不一會,原來被凍得冰涼的雙腳就會變得熱乎乎的,舒服得很。  晚飯後,我會同一些來訪的人聊天,以練習漢語,同時瞭解一天裡所發生的新聞。  為了換換口味,有時我也到一家清真餐館就餐。與漢人開的一般餐館相比,清真飯館更清潔一些。在清真飯館,我可以吃到紅燒牛羊肉,味道美極了。  在山西發生大饑荒那段時間裡,食物被減到了不能再減的地步。根本弄不到任何肉類或蔬菜。然而,有一種很好的替代品,當地人稱之為「果皮」(橘子皮) 。走進一家飯館,能點的菜也就只有它了。開店的師傅倒出一些麵粉,加上水,揉成一個麵團,□成一張很大的薄餅,然後他把麵餅捏在手裡,撕成小片,扔進滾著開水的鍋裡。幾分鐘以後,把煮好的面片舀進盤子裡,滴上幾滴醋,撒上一撮鹽,「橘子皮」就可以吃了。這種食物很衛生,做起來也很快。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一個排外的退休官員

  城裡有一個退休了的知縣 ,對外國人持有一種強烈的偏見。他專門去訪問警察局長 ——正是我的房東,鄭重其事地責備他怎麼敢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一個外國鬼子呢。這位警察局長是個很聰明的人,應對這種情況綽綽有餘。他回答說:道台(管理著三個州,青州是其中之一)最近發佈了一道公告,警告民眾不要辱罵外國人,以免引起國際爭端。在這種其情況下,他能做什麼呢?如果他拒絕把房子租給外國人,道台會找他的麻煩的。並且還要考慮州府司庫的因素,因為司庫是那個外國人的保人。  那個退休官員十分狼狽,因為沒能說服警察局長——他以前的下屬——而大為光火。他又去找現任知縣,聲稱只要有外國人在場,總會引起騷亂,請求把我趕出城去。知縣回答說,我的上司——管理十個縣的行政長官——知府,就住在城裡,你最好去拜訪一下,只要知府傳下命令,我就會採取行動。  於是那位退休知縣前去拜訪了知府——是個滿族人。得到的回答是:「北京生活著許多外國人,從來沒出現過什麼麻煩。我聽說那位外國人發放過藥品,對民眾做了不少好事,因此無緣無故地找他麻煩是說不過去的。然而,如果你聽說他做了什麼錯事,來告訴我,我不會坐視不理的」。  在中國,做什麼事都不能瞞過別人的眼睛。很快,整個城市都知道了退休知縣吃癟的消息,並且沒有人因為他的無事生非遭到政府官員的抑止而表示同情。從此以後,比退休知縣地位低的各色人等沒有誰敢跟我過不去了,我得以平安無事地在青州待了下來。  那位退休官員仍然想盡一切辦法找我的麻煩。在大饑荒期間,我設立了一個孤兒院,收容父母死於饑荒的孩子。一天,我的一位作者,是一位中文學士(秀才),正領著一個孩子向孤兒院走去,在街上,與他迎面相遇。那位前知縣質問道:「你,一個學者,是不是正在幫助洋人誘拐小孩?」  這樣的罪名是我的作者所承受不起的。他憤怒地進行了反擊:「誰敢說我誘拐小孩?」他直截了當地進行了反駁,街上的所有看熱鬧的人都目瞪口呆。  在大庭廣眾之下受此侮辱,這位退休的政府官員惱羞成怒,直奔知府衙門告發我們誘拐兒童。我的房東——警察局長——一直對我不錯,將此事透露給了我們。為了把麻煩消滅在萌芽之中,我寫信給知府衙門抱怨有些搬弄是非者煽動公眾反對我,並央求知府把作惡的人控制起來。  第二天早上,知府衙門的公告被張貼在城牆上。公告說,凡收留在饑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兒的人,都是有助公益的慈善人士,理應受到眾人的尊敬。任何人倘若居心不良,傳播謠言,將嚴懲不貸。這樣,這位退休知縣反對我的最後企圖以失敗告終,並且,出於對孤兒利益的考慮,公眾輿論也轉向了他的對立面。  9 研究當地的宗教書籍  在自己的房子裡安居下來後,我可以不受干擾地繼續從事我的學術研究了。此前,我已經學習過理雅各()博士翻譯的儒教經典。現在,我開始研習更大眾化的宗教書籍,那是一些虔誠的宗教團體使用的教科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錄》,這是漢語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冊子的彙編。在問及佛教最重要的書籍時,人們告訴我說是《金剛經》。一位中國朋友送給我一套,分上下兩冊,非常漂亮,完全是手寫的。其做工是那麼雅致,文字是那麼精美,我想最好還是作為習字帖使用。因此每天我都花費大約一個小時來研讀和抄寫《金剛經》。每一段經文之後,都附上對相關術語的簡要解釋。  通過這種學習,加上對《近思錄》的研究,我掌握了一套中國人所熟悉的宗教詞彙,這些詞彙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於在《聖經》的翻譯中所採用的。接受了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詞彙後,我用中文寫了一篇《教義問答》,盡可能避免使用外國名字,因為中國人痛恨外國的事物,並且採取了我們的主訴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於一個中國人所不熟悉的權威。與此同時,我還翻譯了《拯救之道》,是一個宗教社團內部的布道小冊子;同時還翻譯了泰羅()的《神聖生存》和弗朗西斯·索爾斯()的《虔敬人生》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拜會伊斯蘭教徒

  這時,發生了另一件在我一生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從愛德華·伊爾文()關於傳教的著名演講中我學到,傳教的正確方式,就是去結識當地的思想領袖。青州府有兩座伊斯蘭教清真寺,屬於兩個不同的伊斯蘭教派別。還有一所培訓伊斯蘭教師的神學院。並且,城周圍的農村也有很多清真寺,每一座都有一個牧師(阿訇)主持。  我派人致函青州府最主要的清真寺的首席毛拉,問可不可以去拜訪他。他很客氣地答覆了我,定下了見面的確切時間。我如期登門拜訪,發現他還邀請了神學院的教授和周圍寺廟的主要教師們。寺廟主持接待了我,把我引到聖台前,安排在貴客的座位上。我面前的桌子上擺上了各種點心。他親自給我斟茶。飲茶期間,我們談論的大都是關於阿拉伯、埃及、歐洲以及我怎樣繞過非洲到達中國,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然後這位善良的紳士作了一次精心準備的布道演講,持續了大約二十分鐘,講的是伊斯蘭信仰的價值和重要性,不斷援引大量令人驚異的奇跡作為這種宗教之神聖起源的證據。在對猶太人的大族長和先知、以及基督和他的使徒們表達了敬意之後,他落腳於穆罕默德的更高優越性,以此結束了布道。  在他旁邊的牆上掛著一幅圖表,可以稱為宗教系譜樹,從亞當開始,逐級分開的枝杈上標有歷史上著名的猶太大族長、先知和基督使徒們的名字;但最高的樹枝上結了一隻蘋果,代表穆罕默德。  對我的主人在談話中表露出來的認真勁,和準備演講稿時的小心謹慎,我不能不表示讚歎。等他結束後,我對他的慇勤款待表示感謝,並說對他所講的一切,我將進行認真思考,將來有一天可以就這個問題再做深入討論。這樣說著,我跟大家道了別。  回家以後,我反覆思考了這位阿訇所列舉的伊斯蘭教信仰的證據,意識到我原來準備為基督教辯護的證據擺到伊斯蘭教徒面前時會毫無用處,因為凡我所能引用的預言,他們都能舉出相似的例子來針鋒相對;而針對我提到的每一項奇跡,他們都能舉出一百條來分庭抗禮。因而,我要想把伊斯蘭教徒爭取過來,使他們改信基督教,必須立論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於是,我開始研究手頭所有的伊斯蘭教典籍,同時研究索爾斯()和羅德維爾()翻譯的《古蘭經》。我還重溫了卡萊爾()等人的觀點,他們把伊斯蘭教看作同基督教相同形式的唯一神教,認為它在把阿拉伯人的信仰從偶像崇拜和迷信提升為猶太人和基督徒所啟示的一神教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緣此,我準備了一個以首席阿訇為對象的演講,來支持基督教的信仰。神學院的校長和大約十二名學生利用一個假期訪問了我。那天校長也準備了一次布道,在一開始的客氣之後,他著手發表自己的觀點,其中大多數觀點與那位首席阿訇的看法在本質上沒什麼不同。他演講結束後,我向他表示了感謝,並問他是否有意聽聽我就基督教發表的看法,這是我不能不說的。他表示願意聆聽。於是我開始發表自己的演講,其間學生們不止一次地深表激賞。也許我一針見血的發難有點過分了,但確確實實,此後校長再也沒有帶著他的學生到我這裡來,一面削弱他們的信仰。然而,還是有一位年老的阿訇經常來看我。針對他,我不得不採取了一種新的戰術,這種戰術儘管過於大膽,但事實證明是成功的。  每次來我這裡,他都帶著自己滿腦子的信仰,往往還引用阿拉伯和波斯權威的話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反對我的觀點。一天,我對他說:「再也不要引用這些權威的觀點了」。「為什麼?」他異常吃驚地問道。我回答:「確實,與他們那時代的人相比,他們不僅僅是有學問而已,但他們的知識在現時代已經被超越了。我在許多他們從來不瞭解的國度裡旅行過,熟悉不同種族在生活、習俗、禮儀和思想上的細微之處,研究過他們各不相同的宗教制度」。  這並沒有觸動他,相反他還振振有詞:「然而,他們是在上帝之靈的指導下寫作的,那不會有錯」。  我回答:「我,同樣也是在上帝的指導下著書立說的。眼下我沒有必要非得到中國來,是上帝之靈派遣我來的。上帝是離我們最近的教師,比你們伊斯蘭教的任何神明離得都近」。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後,他站起來,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異常莊嚴地說:「我苦惱的是,從來沒有得到過上帝的指令」。  臨別時他詢問能不能經常到我這裡來,說在我工作時他可以靜靜地坐在我身邊,因為他發現每一次到我這裡來,就會感到自己充滿了力量。這樣,只要我在青州,他就經常來看我。他是那些以追求上帝為快樂的虔誠的靈魂之一。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拜訪一位教派領袖

  我的下一步行動是接近當地一個著名教派的首腦。他住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山區裡。我派兩名使者到他那兒去,邀請他進城時前來看望我。他回答說,他很少到青州城裡來,但如果我路過他門前,他倒是很高興在自己的房子裡接見我。於是我特地作了一次旅行,前去拜訪。  我決心在這次旅程中踐行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十章中對他的門徒所作的指示 。正是七月時節,我徒步啟程。  到達目的地後,我受到了以前從未受到過的最敵意的接待。敵意不僅來自我的主人,也來自他的一個傳道者。那是一個狂熱的宗教信徒,那天恰巧和我同宿一室。在吃晚飯期間,以及飯後直到夜裡很晚,他絮絮叨叨地一直在貶低基督教,認為基督教野蠻並且不人道。他關於我們基督徒不人道的證據是從一個行醫的傳教士那兒得來的,那位傳教士在工作中進行過人體解剖和外科手術。由於對外科醫學之高尚目的的無知,他把手術看作基督徒之野蠻的證據。他對基督徒的攻擊是如此地不遺餘力,以至於聽不進一個字的解釋。我知道與他進行任何理性對話的企圖都只是枉費心機。  第二前早上我把主人叫到一邊,告訴他上帝把我從世界的另一邊派遣到這裡來,是為了向他以及這片大地上像他那樣優秀的人物傳達一項特別的指示,但從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看來,我斷定他還沒有準備接受它,因此我決定立即走人。一聽我這麼說,他馬上為他的門徒的行為向我道歉,說,他的徒弟很快就要離開了,希望我能再待一天,好好解釋一下我帶來的上帝的訓示。我同意了。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神聖的時光,感到上帝就同我們在一起。  第三天,我起身離去,將去拜訪另外那些最高真理的人們。我的主人派遣他的僕從為我帶路。他領我翻過山嶺,把我送到通向目的地的大路上。在道別時,我告訴他,為我帶路,就是在協助我一起引導那些追求最高真理的人,就是在同上帝合作。  12 善良的村民     我一個人走在路上,直到接近中午。太陽高懸在空中,氣溫高得可怕。儘管頭上帶著中國式草帽,並且那草帽大得像個陽傘,我還是熱得很。這是,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樹,枝杈繁多,濃密的樹葉在微風中嘩啦啦作響,我便決定坐下來涼快一下。  突然,一群收工回家吃午飯的農夫走了過來,肩上都扛著鋤頭。我挨個跟他們打招呼。然後,我隱約聽到剛走過去的那兩個人在說:「哎,他什麼也沒說,就走過去了」。他們話音未落,我就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那個人轉過身向我走來。他問我打算到哪裡去。聽到我的回答後,他說:「現在你去不了了,因為河裡水很大。跟我走,等河水退下去再說吧」。  我很高興地跟他們到了村裡。他把我帶到一所學校裡。一般來說,學校的房子是村裡最好的。在那兒我同校長一起吃了午餐,然後一直聊到下午五點鐘左右。這時進來一個人,說河水不那麼大了,可以渡了。  六七位村民陪我出了村子,向河邊走去。河面大約有一百碼寬,水流很急。河上沒有橋,唯一的辦法就是脫光衣服涉水而過。其中一個人把我的衣服裹成一團,頂在頭上,同另外一個人肩並肩在前面開路。我身體兩側各有一人,身後還緊跟著兩三個。隨著我們逐漸向前,河水變得越來越深,最後沒到了胸際。水流是那樣急,至於我感到腳底的大石塊都在旋轉。每當我趔趄欲倒,身邊的人就立即把我扶穩,直到安全到達遙遠的對岸。當我回過頭來,再次面對洶湧遄急的河流時,意識到如果我試圖一個人渡河,很有可能已經葬身河底了。這些人的善良深深地感動了我這一個十足的陌生人。我告訴他們,對他們的善行,我不知道如何感謝才好。  「嘿!」他們嚷道:「可別這麼說。你不認識我們了?我們認識你。春節期間,我們到青州城外的廟裡進香,聽說城裡有一個外國人,就去了你住的旅館。你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回答了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還請我們喝茶。這是我們回報你的善意的第一個機會」。然後他們指給我通向下一個目的地的路,我們在相互祝福中分手了。  太陽落山前我到達了自己的目的地。這是另一個山村。我要看望的朋友是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曾多次來青州拜訪我,並同我長談過。他給了我最真誠的歡迎,並且,就像在前一個村裡一樣,把我帶到學校,介紹給學校的老師。老師是一個善良的老頭,大約六十歲左右。這所學校不是小學,而是一所中學,大約有二十名學生,年齡在十七八歲到二十歲之間。我也被介紹給了學生們。  因為天氣很熱,他們決定在院子裡吃晚飯。那是一頓吃得最愉快的晚餐了。期間我們就東西方之間的不同之處展開了討論。飯後,學生們把我圍了起來。他們每人帶著一把扇子,請我在上面寫上點什麼。這在中國是很普遍的風習,人們會因為他們的扇子上有名人的手跡而深感自豪。我跟學生們討價還價,講明如果我在扇子的一面寫上英文,他們就翻譯成中文寫在另一面。於是我在每一個扇子上都題了一首讚美詩。這樣,我們便成了好朋友。他們邀請我以後再來做客,更多地教給他們在這些讚美詩中所蘊含的教義。分手時,他們告訴我在我即將經過的一個集鎮上,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道教節日。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道觀中的午夜婦女集會

  到達那所城鎮後,我去拜訪了一個經營旅館的店主,他曾不止一次去青州城看望我。他熱情地歡迎我的到來,告訴了我這次宗教集會的特別之處。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集會,參加者不是男人,而是婦女,並且年齡大都在四十歲以上。她們來參會主要是為了祈求豐收,也有人前來是為了求子。  在白天,數不清的女人成群結隊來到城裡,有的三三兩兩,有的六七成群,有的則是十多人蜂擁而至。聽說城裡有一個外國人,她們都很好奇,希望能看我一眼。我所在的小旅館一整天都被進城來趕會的婦女們擠得水洩不通,她們提的問題五花八門,包括我的國家裡的農業、收成、父母和孩子等,也問到了宗教問題,這給了我向她們解釋基督教的機會。  祈禱儀式在主神殿舉行,由一位道長主持。經他允准,我得以參觀儀式的過程。儀式將在午夜開始。每位婦女都帶來了她的感恩捐獻,大都是一口袋小米,或諸如此類的實物。道長把捐獻者的名字、捐獻的數量寫在兩條長長的黃紙上,其中一張貼在道觀外邊的牆上,以便讓路人看到捐獻的名單;另一張放在一邊,午夜舉行儀式時在主神像前燒掉,以便使捐獻者的名字上達天庭。舉行儀式期間,道長上香膜拜、唸唸有詞地祈禱,但卻沒說過一句教導或勸誡的話,這使我感到人們就像沒有牧者的羊群。儀式結束了,婦女們有的回到她們城中的住處,也有的躺在道觀的院子裡,而那些最虔誠的信徒則繼續她們的祈禱,直到睏倦把她們征服。  第二天,參會的婦女們成群結隊地返回各自的村莊,而我則踏上了青州的歸途。至此,我已發現虔誠的人們一直在準備迎接我,聆聽我,每個人都準備向我表達他的深情厚意。這恰恰證明了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十章中所規定的誡條的英明。  14 拜訪隱士  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我拜訪了一位住在山洞中的道教隱士,為了尋求真正的宗教。傍晚時,我到達了離隱士住處最近的村子。在旅館裡,瞭解到了更多關於隱士的情況。人們也告訴了我怎樣前往隱士居住的山洞。第二天破曉時,我終於找到了那裡,開始同他談論宗教問題。於是隱士告訴我,在我拜訪了這一帶山區的地方教派首領後,後者就召集了他在不同村莊的傳道者,通報了我來訪問的情況。隱士本人曾跟隨另一位傳道者前去,從那位宗教領袖那兒得到了我送給他的書,目前正在潛心研究。當明白我是何人後,他對我肅然起敬,堅持讓我和他共進早餐。早餐以小米粥為主,那東西總地看起來很像燕麥粥。飯後他把在道教中研究的最深奧的道理告訴了我,我努力向他指明,基督教已經更全面、更明確地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兩三年之後,這些村莊中出現了許許多多基督教的小教堂,這是當地的居民向我們在青州的傳教基地請求教師的結果。  15 第一個轉換信仰者  為了滿足當地教派的需要,我集中了手頭英語和威爾士語的所有教義問答書,從中選擇了一些最好的,又加上了一些對中國人的良心有吸引的問題和答案。我也充分利用了當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冊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份,插入了對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內容。  在我準備這新的《教義問答》的過程中,一位虔誠的男子——從職業的角度看是一個紡織工匠,經常來拜訪我,跟我談論一些關於宗教的問題。他請求送他一套《教義問答》,好帶回家誦讀。在虔誠的中國人之間,通過背誦記住那些神聖的信條是很平常的事情。他非常興奮地把書帶回了家,每一天都看,一頁一頁地仔細研讀。一天,當他正在用功時,他的妻子突然痛哭了起來。他問是什麼惹她傷心了。  「你將要進入天堂,而我將被拋在後面」。她回答,哭得更傷心了。  「但你也可以學習耶教,進入天堂啊!」他說。  「怎麼可能呢?你可以看書,而我一個字也不認識,怎麼學?」她哭道。  「我可以教你」。  「但是我這麼笨,怎麼能學得字?」  「如果你每天學一個字,讀書將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十天內,你將認識十個字;一百天就會認識一百個字。不用多久,你就能學會書裡所有的字了,只要你能堅持」。  「我能堅持,」她回答:「只要你肯教我」。  從此他們夫妻倆一起學習《教義問答》。  除了《教義問答》外,我還選集了三十首讚美詩。這些讚美詩不用解釋,也會對非基督徒產生吸引力。那位機匠和他的妻子在學完了《教義問答》後,又開始背誦讚美詩。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七歲的男孩和一個五歲的女孩,每天都聽他們的父母背誦讚美詩,結果比父母更快地學會了。當他們全部記住以後,機匠夫婦請求為他們舉行洗禮。然而,由於把身體浸入水中的洗禮儀式在中國顯得太不尋常了,我拿不準非基督徒如何看待它。因此,我帶領他們兩人出了青州城西門——那兒有一條優美的河流,河水清澈見底,附近沒有民居,只有一所佛教寺廟。我拜會了寺廟住持,向他解釋了洗禮儀式的涵義,問他能不能提供廟裡的一兩間屋子借我們一用。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於是我帶領那對夫婦走進河裡,為他們進行了洗禮,然後我們回到廟裡換衣服。  1875年底,我因公務有機會回了趟煙台。至此,我已經在內地待了十個月了,其間只有兩三次見到過外國人。那時(整個山東)只有三個男人成了基督徒,其中一個是那位機匠,第二個是我的老師。然而,到第二年初,就有十五人接受了洗禮 。在這種情勢下,我在自己的院子裡為信徒舉行了一次洗禮儀式。為防止針對這種奇特儀式的流言蜚語在非基督徒中間傳播,我請求我的老朋友——青州府的司庫,問他能不能參加,他同意了。他的出席向院子外面的民眾提供了充分的保證,保證院子裡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合理的。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饑荒

  往往,當中國的南方同洪水搏鬥時,北方卻正在同乾旱抗爭——因為雨水已經降落在了南方。從1876-1878年,中國北部幾乎滴雨未下。一時間,幾乎有十多個省宣佈遭受了旱災,受災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為中心,半徑將近一千英里的廣大地區都受到了影響。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難是如此可怕,據說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其淒慘景象罕有其匹。災難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惡的念頭。  1876年春,農民們播下種子後,雨卻沒有下來,官員和民眾都憂心忡忡,到各種各樣的寺廟裡祈禱求雨。青州城裡的行政長官 發佈通告,禁止人們吃肉,特別是牛肉。有一天,他在脖子、手腕、腳踝上帶上鎖鏈,步行穿過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廟裡求雨。這可是非同尋常的景象,因為中國的官員總是乘轎而行。鄉民組成的巨大人群跟在他的隊列後面,頭上戴著柳條帽。當長官在廟中的神像面前跪拜時,鄉民們就跪在外邊的院子裡,以最急切的心情祈禱雨的降臨。                               2 規勸人們皈依上帝的海報  人們有廟就拜,向各種偶像祈禱。我趁機準備了幾張一黃色紙寫的海報,上面寫著只有幾句話,說的是:若想求得雨,最好拋棄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禱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之後,我騎著馬走訪了青州府轄區內的十一個縣城,在城門上張貼海報。這種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每到一個縣城,我都住在最大的旅館裡休息。往往,還沒等我吃完飯,由當地老人組成的民眾代表們便來到旅館,跪下來哀求我告訴他們如何奉侍上帝,如何向活的神明禱告。後來,有一些小腳女人跋涉二十里山路來青州府找我打聽同樣的問題。幾年以後,這些人成為那一代山區的基督教堂的核心人物。  3 災荒引起的騷亂  在五月初九日的日記中,我這樣寫道:「報官的搶劫案,不下十九起。甚至一個僅僅十二歲的孩子,持匕首刺傷了一個大人,因為那人對他的搶劫進行了抵制」。  到五月底,仍然沒有雨下來,民眾開始驚慌不安,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的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飯。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了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瞭解到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況,山東巡撫摘去了青州知府、益都知縣的頂戴,告誡他們如果不能維持社會秩序,就免去他們的官職。知縣被逼得沒有辦法,把暴民抓起來鎖在木籠子裡——人在裡邊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慢慢地把他們活活餓死。行刑的地方就靠近我的後院。這種可怕的懲罰每天都在進行,終於,社會秩序恢復了平靜,官員們的烏紗帽也保住了。  然而,窮人們即便沒有遭到鄰居們的搶劫,也不得不忍受飢餓的痛苦。五月十日,我到一個村子裡去,看到一群跨著籃子的孩子,他們的籃子裡盛著從野地裡採集的各種野菜,還有從樹上摘取的葉子。他們在我住的旅館旁邊的一棵大樹下坐下來,開始吃籃子裡的東西。而我正在用午餐,吃的是餅乾。我問他們願不願拿他們的食物跟我交換。他們同意了,因為嘗了一點麵粉的滋味而高興異常。我注意到其中一個孩子面色赤紅,浮腫得幾乎把眼睛都埋起來了。當問起他的臉為什麼腫得那麼厲害時,有人告訴我,那是因為他吃了刺槐樹的葉子。刺槐的葉子對有些人沒有傷害,但某些人吃了會導致中毒。  同一天,一個下級軍官因為暴力搶劫被斬首。五月十一日,一個大約三十歲的年輕人被關進了木籠裡。鑒於米價太高,巡撫發佈了一個文告,要求災區官員免除穀物進口稅,盡可能地從江蘇和滿洲等地購進糧食,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災民。其間的差價由官府承擔。  這期間,我拜會了青州知府,建議他奏請北京的中央政府組織從朝鮮和日本進口各種穀物,並免除進口稅,以降低價格。  在鹿皋()一帶,有一個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國的叛亂即將結束時,他被推選為當地四十個村的首領,抵抗太平軍。這些村子現在又希望丘帶頭起來造反,因為群眾由於沒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絕了,逃進了青州城。鄉民為他的行動所激怒,衝進他的家,殺死了他的六個家屬。  在這件事發生的前幾天,一個大約二十歲左右的婦女來到城裡,懷裡抱著一個大約四個月大的嬰兒。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門前。孩子的身邊有一束麥秸,表示將要出賣。我那時的日記特別提到了下面的例子:  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據說又有一位婦女差一點親手結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來城裡的時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進河裡,她自己有可能活下來,但她的母性本能還是佔了上風。她帶著孩子進了城,現在就坐在街道邊上,期待著有人會憐憫她們娘倆。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被邀請做暴動的首領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來拜訪我,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力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七月初二,禮拜天:民間傳言說,一位測字先生死而復生,預言在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將要死去。如果這種流言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不用多久,整個北方的民眾都會意識到他們面臨的危險。我利用了這種謠傳,用那種亞伯拉罕對所多瑪、約拿對尼尼微的態度展開傳教,勸說人們懺悔他們的罪過,轉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憐憫。清朝的高官們沒有認識到,由於他們的無知而使人民瀕於毀滅,這本身就是罪過。一個站在我的門前婦女,懷裡抱著孩子,一直盯著我的房東,突然疲憊地坐在了地上,請房東為她從旁邊的樹上捋了一把葉子。房東照做了,她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說:「現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這些因為飢餓而面色蒼白的病人不聲不響地坐以待斃,你會深感同情。眼見這麼多不幸發生,我卻無力幫助,只能分送點什麼幫他們苟延時日。  5 分發救濟金的方法  找到一條合適的辦法,把救濟金發放到所有人手裡,同時又能確保已領過的不回來冒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一是,我站在城裡最貧困地區的一條狹窄小巷的盡頭,讓申請救濟金的人排著長隊從身邊走過。每有一個人領到救濟金,我就在他那髒兮兮的手上用墨水塗做一個不易被塗掉的標記。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時間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隊,每當乾乾淨淨的手伸出來,我們就會懷疑這些人早已領過救濟金,只不過用力把墨汁洗掉罷了。這樣,我們只繼續向剩下的那些依舊髒兮兮的手上發放救濟金。  另一個人嘗試了另一種方式:把硬幣從城牆上撒向牆外的貧民。其結果不用考慮是亂作一團的拚搶。  在當時記的日記中,我還發現了這樣兩句話:「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一個縣,向皇帝奏報說,有七個縣遭受了饑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學教授,用了兩天時間向城隍廟的土地神求雨」。  七月初,有報道說,在與臨朐縣相鄰的沂源縣,有一個擁有五百畝土地的地主,願意賣掉地產,換取糧食,然而,買主的出價最高不超過每畝兩元半,儘管他的土地的價值在每畝五十至一百元之間。如此低的價格使他非常絕望,於是他在全家吃的飯裡放上砒霜,以全家同歸於盡了結了他們的煩惱。  我知道,我既不能為保全自己離開這裡,也不能持有任何財富,當可憐的民眾正在忍受飢餓——正是為了他們,上帝才派遣我來到這裡。然而,任何個人從事救助都困難重重。比如說,有一次,一個糧店老闆決定散發他所擁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結果在為維持美好的生命而發生的擁擠中,一個小女孩死於非命,人們相互踐踏,許多人的骨頭折斷,逃離現場。自此而後,知縣發佈告示,禁止私人舉行救濟活動。飢餓的民眾絕望地流蕩在大街小巷。  七月三日:在進行早禱時,我看到了一則我的房東向饑民施粥的消息。他讓饑民們坐在地上。這真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腦海,我一下子領會了它的妙處:坐著的人群是不會發生擁擠的。我喊了十多個人,讓他們去將饑民們招呼到我的住處對面的一處空曠的打穀場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懷裡抱著孩子的婦女們都坐好後,我出現了,告訴他們我有一點點錢,如果大家能安安靜靜地坐著,我很願意把所有的積蓄都分給大家。第一次我將分發一小部分,然後再發第二次、第三次。人們都得到了救濟金,沒有一個人離開自己坐的地方。他們是那樣安靜,就像在參加一場宗教儀式。街道對面就是縣府的衙門,很快,衙門裡的一些差役還有一位或兩位師爺就看到了這不可思議的安寧場景,感到非常驚奇。最後一枚銅幣、最後一點施捨物發放完畢後,我對他們說,我已經沒有了,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拯救他們,除非降下一場甘霖。為此,我們必須向上帝祈禱。我叫他們跪下來,說我將祈求上帝,請他眷顧下界垂憐眾生。這樣,數千遭受飢餓之苦的貧民滿懷感激地接受了給與他們的小小捐助,並且從此以後,只要知道有祈禱上帝的活動,他們都會參加。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再次被邀請做暴動的首領

  七月三日晚上,從青州東面大約八英里的一個叫鳳凰台()的地方來了一個人,他對我說,那兒的人民在準備起義,希望我能跟他回去,做他們者的領導。我的回答是,這種事情我不予考慮。他繼續勸說我,這種危險的談話使我惴惴不安。這時一個馬車伕走了進來。此前,我從他那兒預定了馬車,準備第二天去濟南。於是,我對來訪的客人說:「到濟南後,我將去拜訪巡撫,努力勸說他為民眾提供更多的服務」。那人還未離開,我的兒子走了進來,告訴我說,很多人等在外面,等候這個人帶我出來,跟他們去鳳凰台。那人起身告辭,並說,等我從濟南回來後,再登門拜訪。我送給他一張很大的海報——那天下午已在城裡廣泛張貼,上面寫的是《主禱文》中的解說和勸誡。  因為經常有一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發放一點救濟。第二天早上,有些婦女就拿我的態度和政府官員的態度想對比,說當官的對窮人的事情一點都不關心。意識到倘若這樣的話繼續傳播,政府官員會相信關於我鼓動叛亂的謠言。我決定立即離開青州。離開之前,我預付了房東三個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過五塊墨西哥銀元。  離開青州大約五十里左右時,我發現一個大約十一二歲的孩子坐在我的馬車的後面。他的父親是青州城裡的一個裁縫,他有一個哥哥,也是裁縫,在濟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兒去。由於擔心會有些不懷好意的人散佈謠言,說我誘拐兒童,我委託一位大人把他帶回給他的父親。  7 向巡撫進獻預防災荒的建議  濟南府的統治者 叫丁寶楨,貴州人。七月七日,我到達他所統治的這座城市,會見了他。他體格魁梧,作為太平天國叛亂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聞名。當丁寶楨率領所部鎮壓太平天國、並阻止了天國軍隊對北京的進攻時,叛軍已經佔領了全國十三個省中的八個。我向他建議採取措施從朝鮮、日本和滿洲進口穀物、修築鐵路、開挖礦產,以便為窮人提供就業機會。他認真聆聽我的建議,深表讚許,並說,他建議立即進行改革。對山東來說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總督,沒有機會為山東謀利益了。他的兒子名叫丁惕昌(),後來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時他任當地的道台。因為我曾認識他父親,這位做兒子的在太原府對我一直很友善,後來他被提升為廣東行省的主要大員之一。  剛剛回到青州,我就聽到了一些心地邪惡的人散佈的謠言,說我把一個兒童強行帶到了濟南府。我馬上去找那位裁縫——那個小孩的父親,讓他和我一起去衙門說清楚。當著知縣門上(秘書) 和衙門內其他職員——那些低級勤雜人員還不算——的面,他證實說,他的孩子是曾跟著我的車離家出走,但我當時托人把他送回來了,他們夫婦非常感激我所做的一切,而他的孩子現在就在家裡。  8 來自煙台的捐助  六月十一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災荒的民眾,接收了我在煙台的朋友卡米吉爾()博士募集的一小筆捐款。我把它送給了知縣,讓知縣發放,並說希望他不要因為這禮物菲薄而不屑一顧。知縣看起來非常高興,說他一定會告訴民眾這筆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告訴他說,這倒無所謂,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窮人會因此減少一些飢餓的威脅。那些日子,我這樣寫道:「土地的價格減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這樣也很難找到買主。人們以原價三分之一的價格出賣他們的銅製和鋅製器皿。當鋪在春天當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減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樣的東西只能當一百文了。事實上,他們並不願意接受此類典當品,只是政府官員不允許他們拒當。正因如此,這些東西能當到的錢少得可憐。  「今天晚上,有兩個人被砍頭,一個人被鎖進木籠裡」。                           9 對上帝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  這時,引導人們轉向上帝祈禱求雨的不僅僅有微不足道的海報,還有影響更深更廣的宣傳基督教的印刷小冊子。它們不斷地把大批的虔誠的信徒帶到青州府,向我咨詢宗教方面的事情。  我向饑民分發救濟的經歷,對群眾而言,頗具說服力。這說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給所有的問詢者教義問答和讚美詩,唯一的條件是他們要把這些內容背誦下來。回到家以後,他們會把他們的書講給自己鄰居聽。這樣,以這些人為中心又會有許多問詢的人。最後,每個中心成為一個教堂的核心。當這些小頭目能夠記下來教義問答和讚美詩時,他們會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  正如我已經提到過的,至此,我譯完了泰羅的部分《神聖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對上帝」的修道實踐,引導讀者直接轉向上帝,求助於上帝的啟示和指導,而不是依賴外國傳教士的指教和勸告。我還為能背誦下來的那些領導者編了舊約中的讚美詩和新約的選集,以使他們領先與其追隨者。為了使他們能學會禱告,我訂購了一些英格蘭教堂的祈禱書,暫時用來指導他們在禱告的時候如何運用。  問詢者的數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國傳教士,於是,我邀請遠近不同村莊的領導者,有的來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時間到青州府來,背誦他們手中的經文,聆聽進一步的講解。新約中某些部分對問詢者的影響,記錄下來非常有趣。那些背誦《以弗所書》的成為加爾文派的忠實信徒,堅信自己是為給上帝做偉大之事而來到人間。而那些背誦約翰福音的呢,則成為可愛的神秘主義者。  來青州府聚會的信徒首領,最多的一次達六十餘人,他們在我這兒一待就是幾天。我給他們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們自帶行李和乾糧。除了男首領的聚會外,我還組織過女首領的聚會。我指導她們學習,指定背誦的經文內容。在每一個中心,都會自發地成立週日學校,由基督徒給前來探詢的人上課,聽他們背誦《教義問答》和《讚美詩》。在那兒,他們也一起舉行禮拜活動。這樣,一年之內,就有超過兩千名對基督教產生興趣者在數十個中心定期舉行禮拜,遍及青州的東、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倪維思博士採用我的傳教策略

  倪維思博士是美國長老會駐煙台的牧師,他每年都要到山東內地舉行兩次漫長的傳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離煙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達的最遠地點。通常,他和我在那裡待一兩天,一起就我們不同的傳教方式展開討論。  我注意到,中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宗教教義的傳播和教育方面,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們的組織是自給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個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徑是採用中國人自己的傳教方式。主要的問題在於,當把基督教介紹給中國人時,以什麼樣的方式訴諸他們的良知——比他們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更崇高的事物。當我給尼維思博士講起這件事時,我已經著手這項工作,並且有幾個本地人自願加入到宣傳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參觀了幾個傳教點,看看我這種方法的成效。看後,他非常吃驚,決定將此作為他的傳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間裡寫了若干小冊子和規則,對這種方法加以發展,並用我的膠版謄寫版進行複製。此後的幾年裡,他以這種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並且以此為主題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務雜誌》上發表,隨後又印成了單行本。這個小冊子在英美差遣會主席團的某些人中流傳,以「倪維思方式」而聞名。這種方式是以土著人帶頭傳教而不是外國傳教士。當我們自己的傳教會重印了這個小冊子並寄給我時,卻不知道我早就採取了這種方式。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後來,支持著它的基本原則被人們忽略之後,這種方式才不那麼行之有效了。  11 救災中的插曲  向當地行政官員聲明我擁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對遭受災荒最嚴重的人們進行救濟後,在發放救濟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邊各個村子裡去,仔細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記下來,發給他們一張領取救濟的票證,並定下發放的日期,屆時所有持票人將集中到一個地點。這是我的習慣做法。一次,發放救濟金的活動在一個小市場上進行。當我們到達時,發現有超過持票者兩三倍的人聚集在那裡,請求救濟。他們的騾子、驢子和耕牛已經賣掉或吃掉了。如果我們把救濟金發給在場的所有人,每個人得到的數目將少得可憐;可是,如果只給持票的人,這怎麼可能?大門旁邊擠滿了人。我們枉費心機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飢餓感壓過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們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嘗試各種方法解決問題。我對助手說:「我去城外,渡河然後爬到對面的山上,那些沒有票的人很可能會跟著我。等我們走遠後,你就可以給那些登記在冊的人發救濟了。」  如我所料,那些沒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後面乞求救濟金。我放慢腳步,為的是讓那些小腳女人也能跟上。到達河對面的山頂後,我停了下來,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圍跪下哀求。於是,我給他們講了一個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個旅行者又熱又渴,來到一所房子前討水喝。女主人拿出僅有的一點水,他一飲而盡。在他離開之前,另一個人走了進來,像他一樣,也非常渴、非常熱,大嚷著要水喝。女人回答說:『屋裡一點水也沒了,你若等一會兒,我會去井邊給你打點水來。』今天手頭的救濟金實在是太少了,只能滿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們處於如此可怕的災難中,我感到難過。如果你們能耐心等一等,我會把你們的苦難告訴海那邊的外國人。等有了更多的錢,我會高興地分給你們。  聽到這些後,一個跪在我身邊認真聽講的老夫人突然站起來,向身邊的人群把我剛才在寓言中講過的又說了一遍。她重複我的詞句,意思表達得很清楚。群眾沒有生氣,並開始散開,對我的解釋非常滿意,認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與此同時,我的助手在城裡忙得不亦樂乎。我沒有立即回去,因為我想給予發放救濟金的工作人員充裕的時間完成他們的任務。等我回去後,聽說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領取救濟金時從一個門口進去,從另一個門口出來,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來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寫信給我的朋友、上海聯合教會的詹姆斯·托馬斯()牧師,描述了山東令人喪氣的災荒情景,建議他在上海的外文報紙上發表我的報告。由於我收容了一些孤兒,因此呼籲建立一個基金對他們進行救助。那時候,四元錢就可以使一個孤兒生活三個月,四百元錢則可以使一百名孤兒在同一段時間內免於飢餓。捐款開始陸續到達。N·P·安德生夫人(當時是賴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過托馬斯先生交給了我;煙台的外國人團體捐助了五百元,當地的中國人寄來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災委員會,大量資金匯到青州府,記在我的名下。有了這些錢,我得以在五個中心建立了能夠收容一百名兒童的孤兒院,對遭受災難的孤兒進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個孤兒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內,在一所擁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內。由於傳說鬧鬼,那兒荒廢已久,沒有誰敢冒險住在那兒。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裡邊。一開始有兩位教師願意陪著我過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裡充斥了怪異的瑟瑟聲、吱咯聲。那兩位嚇得要命,認為妖魔鬼怪就要臨身,趕緊開溜了。意識到那些聲音是老鼠弄出來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沒受一點傷害,也決定搬來居住。因為沒有人能給孤兒們傳授新式的工商業技能,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各種古老的職業。以便使孩子們,從十二到十八歲不等,得以掌握謀生的一技之長。他們被教以鐵工、木工、紡織絲綢和制做繩索等各種工作。我訂購了許多外國機器,從各種小玩意兒到威力巨大的手動機床都有。同時我還根據需要購買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兒們推廣了一種新的制毯工藝。這發展成了一個擁有多種工具的工場——我以最樸實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  下面這個時間表是我在青州府時做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讀者會感興趣:  7:30-8:00 a.m  早餐;  8:00-8:30      祈禱;  8:30-10:00     英譯漢;  10:00-12:30    輔導有意皈依者,或講道;  12:30-2:00p.m  巡視孤兒院,以首調唱法教孤兒唱歌;  2:00-5:00      英譯漢;  5:00-7:00      處理雜務、散步、晚餐;  7:00-8:00      閱讀英文教會史;  8:00-8:20       做中文祈禱;  8:20-9:00      讀培根散文和巴特諾諷刺詩;  9:00-10:00     與教師們談話。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發生在昌樂的騷亂

   有報告說,昌樂縣遭受的災荒尤為嚴重。昌樂在益都東邊,與益都接鄰。在昌樂進行救濟工作時,我差一點搭上性命。因為手頭掌握的資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樂縣的秀才們。  秀才們有好多人來自於最貧困的家庭。一個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犧牲培養他們的一個子弟,獲取功名以光宗耀祖。這個時期,對基督教的最強烈反對來自於學者階層,為了通過實踐而不是理論讓他們接受基督教的價值,我向昌樂縣的每一個秀才發放了一筆救濟款。  稍後,更多的現金到手了,我決定對受災最嚴重的幾個村子發放救濟,便派工作人員到那些村子去將貧困人戶登記在冊。調查工作完成,並確定了我前往發放救濟金的日子後,我到濰縣去把手中的銀兩兌換成銅幣。為了運送這些銅幣,我雇了三輛馬車,每一輛由三匹騾子拉著。而要到受災最嚴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須經過昌樂縣城。  這時,昌樂縣的行政長官(知縣)——我沒時間向他解釋我的所作所為——對我的動機產生了懷疑。他認為,通過向秀才們發放救濟,我已經賄賂了縣裡的領袖人物;現在,通過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實施救濟,我意在鼓動民眾叛亂。因而,當他聽說我趕著三輛裝滿銅錢的大車經過昌樂城時,他喊道:「這洋人到我們這裡來,插手我們的事務,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搶劫,那可不關我的事」。他身邊的人得到暗示,準備採取行動。  中午時分,我到達了昌樂縣城南郊,在那兒用了午餐。吃完飯,我指揮著馬車向要去的村子前進。離開旅館還不到二十碼,一大群人氣勢洶洶地為了上來,動手搶車上的銅錢。我命令馬車掉頭,躲進了旅館。在旅館裡,我同我的當地人助手討論了面臨的情況,他說,在當前情勢下,我無論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為還隔著好幾英里路。於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館裡,讓他照看馬車,我自己騎馬去打算前往發放救濟金中心村子,向人們說明情況。  那可絕不是一趟輕鬆的旅程。來自於附近各個地區的數千人聚集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著發放救濟金,許多人手裡還抱著孩子。除了引起群眾的憤怒,招致他們對我施加暴力外,我簡直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實情都告訴人們,讓他們知道是知縣阻礙我發放救濟,他們在盛怒之下會向城裡進發,那對知縣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我與當地的助手協商了一下,決定在門外張貼一張告示,說明由於不可預料的變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諾的時間內把救濟金帶來,建議大家盡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繼續受凍。每個村留下兩三個老人,我將同他們一起安排如何盡快地把救濟金送到他們村上。使我大為寬慰的是,在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們定了一個時間,讓他們來青州府,我給他們發放各村的救濟金。  第二天,我回到昌樂。到旅館時,已接近傍晚。在我走進城郊時,人們從家裡跑出來,向他們經常在打架前那樣,緊著腰帶,大聲喊著:「來了!來了!」  我詢問自己的助手,他們怎麼度過的那一夜。他們說自己這一生中從未度過如此恐怖的夜晚。人們試圖把旅館的門撞開,卻沒有成功,又一陣陣地從牆外扔進石頭塊和磚頭。助手們要冒生命的危險才能從這頭走到那頭。  我剛到便接到一個軍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見一面。他提了一些建議,然後離開了,在我看來,那些建議是居心叵測的。旅館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們也就更加危險了。很快,我就決定了如何去避免這種明顯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訴助手,留在旅館裡看守馬車,並堅持二十分鐘時間,二十分鐘後,就帶上五串錢,不要跟任何人說什麼,離開旅館和馬車,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約六里路遠的某一個地方等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會見地方政府官員

  於是,我突然打開旅館的大門,快速向城門走去。人群吵鬧者、擁擠著,跟在我後面。我進了城後,逕直向縣衙門走去。人們喊道:「他要去衙門!他要去衙門!」在縣衙門口,我碰上了知縣的一個僕從,問他知縣是不是在裡邊。他試圖和我兜圈子,問我有什麼事。我沒時間跟他囉嗦,一下把他推到一邊,就徑直闖進衙門的後院——知縣居住的地方,並走進了知縣的內室。在那兒,我看到那位拜訪過我的軍官正在同另外一個人——我猜大概就是知縣——交談。我的突然降臨使他們兩人大吃一驚,似乎擔心我會動粗。  我於是直截了當地對知縣說:「你瞭解南郊的情況,旅館裡有裝著銅錢的馬車。我讓在那裡負責的僕人等二十分鐘。」這時,我拿出表。「然後,他會離開那裡,不對任何人解釋任何理由。現在,已經有幾百人在旅館旁,帶有暴力傾向。我要說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來負責。在他離開之前,你有充足的時間派人到旅館,維持那裡的秩序,保護馬車的安全。」  「哦,你的錢和我無關!」知縣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責任,」我答道。「我來到這裡僅僅是為了通知你,讓你來制止一場混亂。」說完我便離開那裡,像以前一樣匆匆走過院子。  縣長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館。這樣,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馬車。  看到我從衙門中走出來,人們叫喊道:「他要回旅館了!」說完,他們便往會轉,以盡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來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們都轉向那個南門;我卻繼續往前來到城的西門,那片地方幾乎一片荒蕪。  此時,天色已晚。在西門外,我發現兩個人力車伕一邊休息一邊以饅頭做晚餐。我問他們要去那裡,他們說要去姚溝。那正好和我順路,於是我讓他們把我帶上。有錢掙,他們當然很高興。我爬上車,他們中一個拉車一個推車。他們的速度很快,我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那群暴民。  但是,我們走出沒有多遠,便聽到後面傳來嘈雜吵嚷聲。我們到了一個莊子,聲音越來越近,這時有五六個人從後面超了上來,一字排開攔住了我,堅持讓我回到昌樂的旅館,把錢在那裡分掉,等等。  我花了很長時間費了很大力氣,勸說他們回去。村裡的人很快圍了上來,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裡的老人們解釋我的情況,並討教解決問題的辦法。  15 追逐與獲救  六個氣勢洶洶的暴徒的出現,使他們的恐懼壓過了正義感。他們勸我跟隨那些人回去。  雙方相持不下。我請來人到附近的一個打穀場上去。於是,針對這六個人的利己之心,我說:「倘若我跟你們回去,消息在城裡一傳開,立即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起來,要求救濟金,一場可怕的混亂將不可避免。很多人會傷胳膊斷腿,甚至被踩死。你們就能保證你們的親戚朋友或者你們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議採取另外一個方案。我已經告訴我的助手,在前面不遠處的一所旅館裡等我,他隨身帶了五千文銅錢。如果你們同我前去,我將把那幾弔錢分給你們幾位。不用冒斷腿斷胳膊的危險,就能得到錢,難道你們不認為跟我去更合算?」  其中一個人嚷道:「好啊!我們跟他去!」於是他們讓我坐上車子,啟程了。我們爬上一座小山,走進一片山谷,又穿過一條湍急的河流。看見旅館的燈光,還沒有接近旅館,我就叫他們停下來,對他們說:「你們在這兒等著,我到旅館去把錢取來送給你們」。  我把錢取來,放到他們面前的地上。其中一個說:「就這些?」  我回答:「這就是我所擁有的全部了,幾乎一文錢都沒有剩,我的晚飯還得賒賬呢。」接著我脫下外套說:「如果你們認為錢不夠,拿走我的外套當掉好了。」  此時,另外一個人對第一個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錢都給了我們,你卻索要更多,你應當為自己感到羞恥!」於是,他們向我表示感謝,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一家旅館去吃點東西。  在我吃晚飯之前,一個截然不同的、偉大而動人的場面出現了:姚溝的村民聽說我遇到了麻煩前來營救了。姚溝是一個離昌樂五里遠的村莊,我年初在那裡發放過救濟金。村民們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著草叉,有的帶著更危險的武器,還有人騎在騾子上,提著燈籠。看到我安然無恙,大家讓我騎上騾子,隊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來接我的人,他們同樣調轉頭,參加了我的護衛隊。這樣,當我們到達姚溝時,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雜在一起的巨大隊伍,人聲鼎沸,異常熱鬧。村裡的長老們也沒有閒著,在一家很大的當鋪裡,他們準備了一場特別的宴會。當鋪是當地的主要建築。直到深夜,我們還坐在那裡閒談,為我的成功脫險而慶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會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講述了昌樂知縣的錯誤做法,並說明車上的錢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災委員會募捐的善款,我必須對這筆款項負責,如果您能就這筆款子向昌樂知縣索要一張收據,我將不勝感激,至於現金,可由該知縣發放給城裡的老人們。知府對我非常客氣。兩天之內,我就收到了昌樂知縣簽發的收據。  但那位可憐的人的麻煩並沒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剛愎顢頇使他遭到了民眾的唾棄,陷入困境。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員

  當城裡的窮人聽說這筆錢將要在他們中間分發時,他們去了縣衙門,要求知縣兌現。他以各種各樣的借口打發人們回家,說救濟金很快就會發放。人們不見動靜,又一次聚集到縣衙門,但同樣遭到了知縣的拒絕。於是乎一種非常有趣的場面出現了,表明中國的專制主義權力在民主面前一敗塗地,並且在對付女人的準則時無能為力。  一天,近百名婦女來到縣衙,坐在院子裡,每個人都帶著菜刀和面板。衙門的工作人員問她們要幹什麼,她們說,希望見一見知縣,她們有話要說。知縣不得不出來應付,也想知道她們到底要說些什麼。他一露面,一位被推舉為發言人的婦女就喊道:「我們窮人快要餓死了,當官的不救濟,反而把屬於我們的錢偷走了,這樣的父母官該剁成碎片!」於是一百多名婦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陣,還一齊唱起來:「誰要偷了窮人的錢,我們就把他剁成碎片」。知縣明白,他的底牌已經出來了,只好允諾第二天中午發放救濟金。他還就真地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這件事一結束,我給一位在中國的美國人寫了一封信,把我近期所觀察所經歷的一切進行了總結,並沒有奢望會得到回音,但信還是被寄往了美國,並且在一家報紙上發表,另外有多家報紙進行了轉載。最終,它穿越大西洋,到達英國,出現在《星期六觀察》或者《庖摩爾要聞》——我忘了是哪一家了——上,標題是《傳教士的奇思異行》。然而,編輯卻忽略了提供一些建議,告訴傳教士在那種環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 令人沮喪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於我難以輕輕鬆鬆地發放。此前,我曾同倪維思博士就傳教的範圍作了地域上的分工。這時他發現自己傳教的地區內災情很嚴重,便也參加了救濟工作。與賑災同時進行的,是禮拜留在各個傳教中心舉行的宗教儀式,於是乎精神救濟與物質救濟得以手牽手密切合作。  隨著冬天的臨近,情況越來越危急了。有一個村子報告說,原先他們有五十個居民,現在倖存的只有十個人。米價飛昇,漲到了平時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聽說滿洲的穀物非常便宜後,便渡過渤海灣移民到了那兒。那些無法遷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將其中的每一英吋木料——不論是門、窗子、門框或者是椽子——作為燒柴賣掉,以便弄到錢買一點小米。這點收入來源告罄之後,他們把原來蓋在屋頂的爛高梁稈和草種子、谷糠一起煮食,以苟延殘喘。  正值深冬,為了取暖,可憐的災民們在地裡挖一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擠在一起。致命的嚴寒,加上缺少食物,導致民眾大量死亡。開始的時候,由於倖存者沒能力給每個死者單獨挖一個墓穴,便挖了兩個大坑,一個埋葬男的,另一個埋葬女的。後來,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沒有人管了:或者在家裡,或者在村裡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禿鷲撕食。  瞭解到這可怕的景況,我去災情最嚴重的地區做了一次考查,發現土地所有者用一兩塊錢就把一畝地賣掉。為了活下去,夫妻們自願相互分離。在青州東南部山區的一家鄉村旅館裡,我住了一個晚上,那兒出現了一個買賣婦女的市場,買主都是從遙遠的東部來的男人。由於內心極度不平靜,由於傷心,那天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著。那些沒人買的婦女請求人們無論如何把他們帶走,即使什麼東西也不給,因為那樣也比餓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國政府偶爾也能制定一些基本上還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當大災荒結束之後,省巡撫發佈了一項公告,宣佈前一年進行的婦女和土地買賣為無效交易。接下來是一個人、地歸還原主的時期,對很多家庭來說,這不折不扣地是一個週年之慶。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與政府官員和士紳一起發放救濟

  在讀了我寄去的描述這場災荒的信後,我的很多朋友,如荷蘭公使福格森(Fergusson)先生、英國駐煙台領事喬治·詹姆遜(George Jamieson)先生、海關的豪威爾(Holwell)先生,以及煙台教會共同體的醫生卡米吉爾(Carmichael)博士等,湊到一起討論了一下,決定把我的信寄給上海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同時豪威爾先生把它譯成中文,在《申報》(Shen Pao)上發表。此後不久,從北京到南方的廣州,在中國的每個省份都成立了賑災委員會。僅僅從上海,我就收到了100英鎊的救濟金。益都縣的知縣是一個江蘇人,也在他本省建立了一個救災基金,並且有一些江蘇的官員和士紳前來參加救濟金的發放。  為了避免分別來於當地政府、江蘇省和外國人的救濟金的重複發放,也為了防止人們對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進行任何可能的比較——那會在災民之間引起動盪,我同管理著十一個縣的青州知府和青州首府所在的益都縣的知縣進行了商討,以便找出一個組織救濟金發放的更好的方式。最後是這樣安排的:將益都縣劃成幾個區,江蘇的士紳在其中的一些村莊發放救濟,而我在另一些村莊發放,這樣就避免了由於不同團體在同一個地方發放而在接受者中引起的不滿,同時保證了發放到每個人手裡的數目是完全相等的。  當江蘇的救助者到達後,他們也在城裡開辦了一個孤兒院。但從一開始,他們在這個方面的努力就被霉運纏上了。由於爆發天花病,他們院中的孩子大批死亡,因此人們認為他們建立的孤兒院「風水」不好,不願意再送任何孩子請他們看護。相反的是,我們開辦的孤兒院裡的孩子沒有一個生病的,送來的孩子越來越多,超出了我們的看護能力。  山東巡撫代表受災最嚴重的七個縣上奏朝廷,請求救濟。災區的中心在益都縣,是青州府治所在地。益都的知縣是一個江蘇人,為民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政府提供的救助外,他還鼓勵士紳領袖們捐獻了大量救濟款。在城裡,每天有五萬人接受政府供應的質量不錯的粥飯。他還在其它八個災荒中心區建立了類似的施粥場。  南京一位職位不高的中國官吏在聽了關於山東救災工作的報告後,匯給我一百兩白銀(相當於30英鎊),儘管他根本就不認識我。  在這裡,不能不提到山東當地的銀行家做出的貢獻。我的救災工作離不了跟他們打交道。我通常兌換現金的那家銀行是青州府一所規模巨大的當鋪,在周圍的很多個縣開展匯兌業務。當我們打算在一個村子或城鎮發放救濟時,所要做的就是把銀子交給當鋪,當鋪負責安全地把現金送往目的地:用十多輛小車把銅幣運往需要救濟的村莊。他們總能迅速而安全地完成任務,並且,因為對我們給予民眾的幫助懷有感激之情,他們給我們的兌換率總是最優惠的。  19 A·G·瓊斯先生的到來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爾弗雷德·G·瓊斯先生作為我的浸禮會新同事到達煙台。他在愛爾蘭的新羅茲()有自己的事業,但卻感到了傳教事業對他個人的呼喚,他認為那是任何其它人所無法代表的,於是他把自己的業務委託給自己的經理,來到中國。  我趕到煙台去迎接他。他到達的那天是禮拜六,第二天就開始學習中文。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沿著海邊散步時,我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談的是艾溫()那著名的傳教布道。他呼吸在艾溫言論的氣息中,就像乾渴的土地吸收上天的甘霖。突然,他在沙灘上停下來,喊道:「停!停!我走不動了!」他的心靈被一種奉獻和自我犧牲的激情充盈著,終其一生,這種激情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給他提供了一個中文老師,並同他一起在煙台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後,我就回到了青州。1877年5月,他志願來青州協助我工作,負責管理救災基金的往來賬目。  由於暴風雪阻隔,我費了十二天時間才回到青州。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建議地方官預防災荒

  當冬天過去、春天的莊稼露土之時,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縣建議採取必要措施預防饑荒。我請他們參觀我的孤兒院,建議說,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並且承擔一半的費用,我可以負責籌建幾所類似於北京、上海、福州的學校。這些學校以孤兒中的佼佼者為對象,學生們將被教以英語和各種西方的學問;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兒則被教以各種新式的工業技術,以免增加傳統行業的競爭者數量。當孤兒們完成專業訓練後,便具備了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義重大的服務的資格。我力圖使官員們從內心裡接受這樣的道理:中國古代的聖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為他們為人類的利益創造出新技術: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那麼,在國際交流頻繁的當代,清代的高官們應當為了百姓的利益而採納新的方法。  我的聽眾們並沒有做好接受這種思想的準備。但是在將近二十年以後,益都知縣之子成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後來,西太后加緊了對權力的掌控,鎮壓改革,他被迫流亡異鄉。只是在義和團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識到學習西方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並命令整個帝國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會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為主題做了一次講道,表明我們必須和我們的主做交易,主將根據我們的作為給予我們獎賞。  我提醒聽眾,那些加入教會的,從今以後必須誓願把以下要求作為侍奉上帝的特別途徑:  1捐款用於印刷和散發基督教書籍;  2奉獻出一部分特定時間用於傳播福音;  3看望和治療病人;  4撫慰遭受麻煩的不幸者;  5冬天向急需的窮人贈送救濟金及保暖的衣被;  6提供幫助,埋葬死去的窮人;  7分發藥品;  8關懷老人、寡婦和孤兒。  那時,《舊約聖經》還沒有被翻譯成標準的中國語,翻譯過來的只有《律上加律》,作為《舊約》的替代物,因而,教會的領導者們被介紹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們熟悉了《舊約》中的英雄和聖人。針對祈禱中問到的問題,我還設計了一個系列演講,涉及到亞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亞預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復生、但以理保護眾人免遭國王荼毒、摩西勝利逃出埃及、大衛放棄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還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歲的老婦人,以前從未讀過一個字,現在卻要背誦我們的書。禮拜天,她們踮著殘廢的小腳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來參加禮拜儀式。其中一個信奉者率領三十多個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還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帶領六個鄰居做同樣的事情。提到實際結果,我感到高興得很:儘管有懷疑者的冷嘲熱諷,在這兩個事例中,雨還真的被她們求下來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紀律條款,作為教會的行為準則,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記》確定的風格:  1中國基督徒應當獻出他們的部分金錢用於資助寡婦、孤兒、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2把對緣於基督教團體和非基督教團體的苦難的隱忍視為基督徒之愛的證據;  3要提供金錢和智力侍奉上帝;  4基督徒應當致力於救贖他人,同時救贖自己;  5在沒有咨詢當地的牧師之前,任何教會成員不得訴諸法律。  當感興趣者前來學習基督教時,我幫助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團隊。男人們選出自己的頭領,婦女們也一樣。被推舉的人必須有良好的口碑,準備奉獻出自己的大部分時間去拯救他的同胞免於罪孽,並引導他們走向上帝。優秀者得到的獎品是布道小冊子和讚美詩。也教他們音樂。學習者被勸誡對那些花費時間教他們的老師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問題中,不得不認真對待的是風水迷信。倘若不徵求風水先生的意見,沒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築一道圍牆、或者挖一口井。我認識到,驅除這種迷信的最好途徑就是向人們傳授自然科學知識,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我堅持認為,應當付出跟從事宗教事務同樣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學,因為自然科學處理的是上帝制訂的法律。因而,我擬定了一個方案,準備了一套針對中國人的教科書。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給浸禮會協會的信

  大約就在這時候,我給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協會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們關注山東遭受的嚴重災荒,並指出上帝給了英國教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向中國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著什麼:無論對這個民族整體還是對任何個人來說,都是上帝的祝福。教會應當從以下四條途徑幫助中國人:  1立即賑濟災荒;  2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傳授給中國民眾,包括醫學、化學和礦物學、歷史;  3引進新興的工業技術;  4傳授精神的真理,講述對真正上帝的信仰的過程。  我代表瓊斯先生和我自己請求協會資助1000英鎊,用於賑災;用於把中國人從饑荒下解救出來,使他們能夠奉守正確的道德準則;為了這個國家的拯救和持續繁榮。  我還斗膽指出,如果把我們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費與以前的工作和花費做一個對比,再與其它協會——不論是英國的還是美國的——的花費作一個對比,他們就會發現我們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並且能夠最有效地使用資金。  在此,我很高興地為協會的慷慨記上一筆:他們很快就匯來了資助的500英鎊。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決定赴山西

  1877年秋,關於山西省發生災荒的消息傳到了沿海地區,災情比我們在山東見到的要嚴重得多。倫敦傳教士協會的慕威廉()博士應上海賑災委員會地的請求,寫信給我說,他們對我在山東賑災的工作方式深表滿意,問我願不願意趕赴山西,在那兒開展救災工作。  那時,阿爾弗雷德·瓊斯——他已經加入我們教會,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約一年以前,從煙台來到青州幫助我處理賬目——在那方面,他是個行家。接到來自上海的信,在為這件事進行祈禱後,瓊斯先生和我感到,確定無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導我們去開闢中國的內陸地區。中國人也許不接受寫在紙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當他們陷於困境時對他們提供的幫助,卻會成為我們宗教之動機的不容反駁的證據。  瓊斯先生非常願意,在我們的牧師秦先生的協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會,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兩千名宗教熱心者。程牧師使中國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為同事發揮的作用可以抵任何兩個或三個普通的外國傳教士。原來,他是太平天國叛軍中的一個文書。他對基督的信仰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終其一生,他為超過兩千的轉變者舉行了洗禮。把教會置於這兩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擁有七年同中國人打交道的知識,憑著最近在賑災中的實際經驗,我感到很輕鬆,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開傳教和賑災工作。祈禱和同瓊斯先生的談話結束後,我是那樣激動,一種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使我們得以對數百萬人施加影響。一種難以抑制的震顫傳遍全身,我渾身無力,簡直無法穿過後院走回自己的臥室去。  知道我將要去山西,當地教會的很多男女申請陪我一起去,但我認為,最好還是讓他們留在山東,以擴大那兒的福音傳播工作。僅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農民和一個僕人的陪同下,我啟程了。走了不到二十里,我突然發現馬車後面有一個陌生的行李卷。我問那是誰的,僕人只是笑,開始不想告訴我。隨後,我發現它屬於我們在當地的一個福音傳播者,他決心要跟我同去山西。十分不情願地,他聽從了我的勸告,返回青州,繼續從事剛剛開始的傳教工作。  2 太原府之旅  到達山區後,佈滿亂石的道路崎嶇不平,車行十分困難,於是我騎騾子前進。正是十一月,天氣非常寒冷。在穿越一個山中隘口時,我的一個腳後跟凍傷了。在這種山區,旅館都建在挖在黃土坡上的窯洞裡。這種旅館在夏天非常涼爽,因為太陽的光線無法穿過黃土層;但另一方面,在冬天則非常溫暖。在嚴寒之中騎在騾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後,走進一家旅館,躺在底下燃燒著木柴的炕上,實在舒服得很。  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坐落在一片南北綿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寬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約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邊緣。我剛剛離開的山東省的青州府,距海平面只有大約二百尺。因而,山西的冬天特別嚴酷。幸運的是,這個省擁有充裕的煤炭,都是無煙煤和瀝青炭。  到達太原時,我手頭只有為數不多的銀子——大約兩千兩。來山西之前,我從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那兒弄到一張通行證,以防深入內地的旅行途中會遭遇阻撓。行進途中,我們開始相繼看到一些令人恐怖的景象:死者的屍體躺在路邊上,被野狗和狼撕裂。這可怕的場面,加上氣候的嚴寒,使我的兩位夥伴的精神瀕於崩潰。看到他們的心已回到了老家,我就打發他們回山東去了。然而,回到家後,周圍的人因為他們兩人拋棄我而非常憤慨:「想一想吧,作為一個中國人,習慣了自己國家的氣候,卻讓一個不習慣它的外國人自己去面對寒冷、危險和困窮!真好意思!簡直是恥辱!」他們嚷道。那兩人遭到如此對待後,對自己的行為深感羞恥,決心重返山西,回到我身邊。在「失蹤」了兩個禮拜後,他們又在太原參與到了我的工作之中。  那時,整個山西省沒有一個新教傳教士,但有兩個羅馬天主教主教和大約十二個神職人員,繼續超過兩百年前耶穌會士開拓的事業,那時他們在北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會見山西巡撫(1)

  山西巡撫時曾國荃,是聞名天下的曾國藩的弟弟,清朝駐英國公使曾紀澤侯爵的叔叔。一到達太原,我就去拜訪他,以便讓他清楚地理解我來山西的原因。他的一個秘書——我必須先見他——告訴我說,巡撫因為我的出現而非常生氣。在中國,叛亂經常在人民對政府不滿意的災荒期間發生。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刁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後,儘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並且出示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麼高興,仍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於困境。  他的哥哥,曾國藩,是太平天國叛亂期間中國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經把自己關於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觀點上奏朝廷,大意是,兩派相互仇視得很厲害,往往會相互拆台,因而中國政府可以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不必對雙方都採取進攻性政策。當我向巡撫徵求意見,問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放我將來收到的救濟金時,他閃爍著狡獪的眼珠,說:「城裡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前些天他來為他負責的一所孤兒院申請糧食。你最好把你帶來的兩千兩銀子交給他處理」。  對他的建議我表示感謝,並回答說,我將去拜訪那位天主教主教,同他一起討論這件事。我這麼做了,把我在拜訪巡撫時同巡撫達成的意見告訴那位主教,並說,我非常願意把銀子交給他,用於孤兒院的維持,條件是讓我的一個助手參與救濟金的發放,因為那錢不是我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然而,那位主教沒有一刻猶豫地拒絕了我的建議。我告訴他說,我必須把這件事匯報給巡撫。他表示非常希望我這麼做。於是,我起草了一個關於我們會談的情況的報告,並把複印件寄給了主教,問那是不是對我們的會談的真實紀錄。他很快就把復件返回來了,說一切所記完全屬實。於是我把報告呈交巡撫,同時請示賑濟災民的其它方案。巡撫遲遲不予批復,並且在繼續拖延。利用這段間隙,我決定前往考察受災最嚴重的山西南部地區,以便親自瞭解災荒的嚴重程度。  4 在天主教神職人員中進行問卷調查  出發之前,我以問卷形式準備了十二個問題,把它交給那位羅馬天主教的主教,煩請他寄給全山西省內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答好後盡快地返還給我。這些問題包括:平常年份穀物的平均價格、災荒期間的穀物價格、餓死的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鄉的婦女的比率。  主教很高興的接受了我的請求,把我的問卷分寄給山西各地他屬下的神職人員。等我旅行回來,他們詳細回答的問卷就已在等著我了。我把他們提交的內容進行了總結,附在我去山西南部的旅程中所記的日記後面——在日記裡,我仔細認真地記錄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寄給了在上海的朋友。  啟程時我帶了一名僕人,單身一人旅行很不安全,因為很多饑民變成了食人肉的野人。  5 日記摘錄,山西,1878  1878年1月28日:  從山西中部出發,一路南行,以考察災荒的嚴重程度。我騎著一匹騾子,帶著一名僕人,僕人也騎著騾子。  在離開太原時,我們無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門,因為街道上躺著一個人,快要餓死了,四周圍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裡。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到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份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路過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置身於這無所不在的災難之中,我一直納悶為什麼卻沒有人搶劫富戶。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佈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得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會見山西巡撫(2)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裡;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枴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看到有人磨一種軟的石塊,有些像做石筆的那種材料,磨成細粉後出賣,每斤兩到三文錢。摻上點兒雜糧、草種和樹根,可以做成餅。我嘗了一點這種乾糧,味道像土,事實上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這種東西之後,許多人死於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繼死去。他們都是煤礦工人。第一個死於二十天前,被葬在兩個缸裡,一個裝上半身,另一個裝下半身。七天以後,另一個也死了,可是再也沒有缸了,屍體被放在地上。第三個非常虛弱,當我們給他埋屍體的錢時,他都下不來炕。不一會兒,聽說救濟來了,不少人前來找我說,每家都有未埋的死人。  看到另一個女人努力起來。她有力氣抬起一條腿,卻沒有力氣站起來。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個籠子裡有兩顆人頭,這是對試圖暴動的人的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裡,他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在洪洞縣城的北門,並排躺著三個死人,一個是男孩,另外兩個顯然是他的父親和爺爺。前一天的夜裡下了一場大雪。雪地裡有兩個男人爭鬥的痕跡,血跡斑斑,表明單身旅行是非常不安全的,儘管在旁邊的兩棵樹上掛著兩個籃子,每個籃子盛著一顆人頭,作為對作惡者的警告。在這個地區,路兩邊的樹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剝去吃掉了,漫漫長路一片慘白。我們路過的許多房子沒有門窗,因為門窗都被當作木柴賣掉了。裡邊廚房裡的鍋碗瓢盆沒有動,只是因為不能變現成錢。主人已經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見到了七個人,都是男的。這很好解釋:我們每天都碰到載滿婦女去外地販賣的大車。也有步行旅客,都帶著武器自衛,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樣:有的扛著梭鏢,有的帶著閃閃發光的劍,有的則背著已經生銹的刀。這正是他們的悲慘處境的寫照。我們置身其間,不會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宿。遇到從蒲州來的大車四十輛,要到北邊去購買糧食。街道的一邊立有稻草人若干,另一邊寫有兩個大字:「窮人」。這是向所有路人的沉默無聲的求告。那天晚上在旅館裡,我聽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為他們無法吃自己的孩子;也聽到人們議論,現在沒有人敢到煤窯運煤,因為運煤者的騾子、驢子甚至他們本人,都有可能被殺死吃掉。  走了這麼遠的路,看到了如此可怕的景象,我決定返回太原。關於災荒的可怕,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材料,連鐵石心腸也會被感動的。  就連豺狼也變得無所畏懼了。一天,我看到一隻狼沿著大路行走,便大聲吆喝,本想它會因為害怕而逃走,誰知完全相反,它站起來,盯著我,似乎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敢跟它過不去。  我們沿著原路返回。每天都看到同樣的使人噁心的景象,以至於有時懷疑自己所見到的一切,只是精神混亂時的胡思亂想。  我遇到的很多逃荒者來自蒲州。蒲州府在山西省的最南邊,他們告訴我的是同樣的故事。當我問他們餓死者和逃荒者的比例,他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將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見了。在很多地方,留下來的不超過二三十人。我還聽到有人說,在三天之內,在路邊上他們親眼見到二百七十具屍體。在每一個城市,都有馬車進進出出,車上往往裝著三四十個死人,拉到坑裡埋葬。  處在這樣可怕的景象之中,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感覺和心智——對此沒有人會感到奇怪。我是置身於活人之間?還是在與正遭受折磨的死人為伍?災難如此可怕,我們根本不敢從事任何救濟活動,除非偷偷摸摸地進行。因為一旦人們知道我們發放救濟金,會蜂擁而至,不僅救濟活動無法進行,就是我們自己也會陷於險境,甚至會毫無意義地陪上性命。只有我們安全回到太原,為災民申請救濟,他們大多數人的生命才會得到拯救。  14天以後,我們回到太原府,慶幸自己能夠暫別連日來在路途中那可怕的一幕又一幕。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運輸的困難

  從天津到陝西南部的蒲州有800里路。政府運送糧食必須走這麼遠的路。也就是說近一些的地方沒有糧食,方圓80里以內都是饑荒區。平民不能僱用騾子運糧,因為牲口都被吃掉了。山上的路超乎想像地難走,因而,對一支有六七頭騾子的隊伍而言,超過半噸運起來都困難。  此外,山上的隘口的路非常窄,要用很長時間才能讓馬車和駱駝交錯著通過。為克服這個困難而規定:所有的駱駝,加在一起有一百隻,應當晚上走,白天只准馬車和騾子通過。  聽說從沿海運送糧食的這種困難,我隨身攜帶了一個袖珍晴雨表,沿途觀察海拔和低氣壓的變化情況。到太原府後,利用這些海拔和低氣壓的數據,我做了這條路的地圖。  那年冬天也是歷年來最冷的。黃河上了凍,這樣馬車可以從冰上經過,這是三十年沒有的事。  1876~1879年的大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在此期間中國十八個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輕或重的災害。災荒結束時,毫無疑問,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人死於這場災難,相當於整個歐洲的人口數。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麼自負,聲稱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裡學不到任何東西,數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確確實實,一位清政府的高官發佈過一個公告,禁止人們遷往滿洲,雖然那裡的穀物便宜很多,而這發生在在土地的價格只能賣到實際價格的十分之一的時期;同樣真實的是鄰省的某些官員禁止向陝西出售糧食。這使得饑荒的狀況更惡化了。  在回太原的路上,通過快遞,我把日記連同我收到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們的回信經過天津寄往上海。       7.內地會.傳教士,詹姆士和特納  此時,上帝號召更多的基督救助者前往中國,以緩解中國的困境。1877年初,中國內地會的特納()及詹姆士()先生到達山西。在整個夏秋季節,他們邊布道,邊把聖經和小冊子發給饑民。但是他們兩個都感染上了因饑荒而引起的熱病。詹姆士先生患病後,非常虛弱,不得不離開。特納先生陪著病人來到沿海。11月份,他們離開太原府,恰好是我到達那裡的前兩天。他們的有關災民極度貧困的報告喚起了巨大的同情。  另外,在漢口的倫敦布道團的阿諾德·福斯特()牧師前往天津打聽山西災情的狀況。經過直隸,在山西呆了一兩天之後,親眼所見足以使他決定只要有可能就去英國,為救濟饑荒籌集資金。他也是在我到達的前兩天離開山西的。他到英國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先生在倫敦。福斯特先生向他講明情況,懇求在英國成立一個救濟金基金會。但是,公眾希望得到有關饑荒的更詳細的情況。我的日記和報告經羅馬天主教牧師的手從上海到了倫敦,恰好在需要瞭解山西可怕災情的細節的時候。       8. 在救荒中與中國官員合作  送走報告後,只要錢一到,我隨時把救濟金髮到該發的地方去。但是,當地的巡撫卻遲遲不給我回信。錢在我的手裡,而與此同時一些人卻要被餓死,我感到無法忍受。於是,我捎話給巡撫,由於這麼久沒得到他的任何明確行動方案,我建議在五天內把救濟金發給災情最重的幾個村子。我自主其事的行動使他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那些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並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並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擾亂地完成工作。我告訴他們我非常滿意。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  官府在城裡和主要的集鎮設廠施粥。太原府的一個地方,每天有兩萬人前去領一碗小米粥。在山區的農村,農民想領救濟的必須登記排隊,每人每月100個銅板,也就是每天三個銅板。當時,二十個銅板等與英國的一個便士。      9 向巡撫提建議  幸運的是,曾經做過將軍的曾國荃這段時間在山西做巡撫,因為當時的社會狀況需要高壓政策。前面我已經提到,他發佈了一系列嚴厲的命令,宣佈如果有人膽敢暴亂或搶劫,城裡的行政長官和村裡的村長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撫請示。當發現一位政府官員侵吞救濟金,中飽私囊時,他下令立即處決。這種果決的行動震懾了其他官員。緣此,他使政府官員免於腐敗,也使鄉村不至於失序。  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撫建議了三條救災措施:  1大規模向滿洲和其它糧價低的地方移民;  2啟動公共工程,如修築鐵路,這不僅能立即給衣食無著的災民提供生計,而且具有長久的意義,可以預防將來災荒的發生;  3向沒有遭災的省份徵收賑災稅。  一群候補道台根據巡撫的命令討論了我的方案,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修築鐵路過於超前,並且必須引進大量外國人,這會導致無窮無盡的麻煩,因此,從對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築鐵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向浸禮會的提議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寫信給我們會的秘書,A·H·貝內斯()先生,指出,當中國的第一批高級官員訪問英國和美國時,他們被帶去參觀劇院和博物館,卻曾來沒有被帶著去參觀過教堂或聽過布道。因此,我請他採取措施,讓英國最優秀的基督教士紳對中國新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給予特別的關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國,應該讓他瞭解西方文明的精華,以便理解從初期到現在基督教傳教士對人類文明的奉獻。那將是祖國的朋友們所做的偉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會把它匯報給帝國的中央政府,這對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將是巨大的貢獻。我請貝內斯先生向其它傳教會提出同樣的建議,如果他認為這個建議有價值的話。  不僅動員國內的基督教士紳通過倫敦的公使做工作,我還專為中國的讀書人寫了一本小冊子,指出中國的前賢先哲往往因為公眾所遭受的災害譴責皇帝,然而現在,官員們卻把無法挽救的饑荒理所當然地視為上天的意志,以此來表明他們什麼也不能做。但災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員們振作起來,盡職盡責,並且學習其它國家的賑災經驗。儒生的傲慢自負,佛教徒的無所作為,道教徒和風水先生的迷信,確確實實是一種罪過,億萬民眾因此陷入了毀滅的境地。關於賑災,好多方案已經被討論過了,但最好的方案是東西方團結起來,一致行動。因此,我呼籲,中國和外國的優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協作,以求中國富強。  11 寫信給各個新教差會,建議聯合與協作  1878年2月7日,我寫信給中國的各個新教差會,指出由於沒有聯合起來,相互協作,我們的傳教努力缺乏成效。每個差會都獨行其事,建立了相互衝突的學校、醫院,在同一個地區的傳教手段完全雷同,與此同時,卻有大量需要些的宣傳材料沒有人來做。「傳教士們就像漂浮在海洋裡的船,沒有海圖和羅盤,沒有船長也沒有大副」。  但沒有人對我的信做出回應。傳教士團體還沒有做好協作行動的準備。只是在30年以後,在1907年的百年紀念大會上,這個問題才被嚴肅地提上議事日程。  12 希爾、特納和瓦爾廷的到來以及瓦爾廷的去世  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開河後的第一艘輪船 ,韋斯理會的大衛·希爾()、中國內地會的約書雅·特納()、以及美國長老會的阿爾伯特·瓦爾廷()來到山西,參與賑災工作。從上海的賑災委員會那兒,他們帶來了一大筆銀子,大約有3萬兩。他們的一些朋友非常擔心他們會染上災荒導致的熱病,那種病已經帶走了天津的好幾位優秀傳教士。但他們三人都做好了準備去面對這種後果。無論冒怎樣的風險,他們都得前來,把救助款放在自己手裡,而不去親自散發給那些淹淹待斃的弟兄,這種事他們是做不出來的。剛到太原,瓦爾廷先生就成了熱病的犧牲品,於4月25日去世。  13 發放倫敦賑災基金,1878年  這時,我的旅行日記到達了倫敦。它為阿諾德·福斯特牧師的賑災呼籲增加了極大的份量。威妥瑪爵士和坎特伯萊大主教聯合市長,在市長官邸開設了一個救災捐助基金。籌集的款項通過電匯匯到了上海。但由於當時的中國尚無電報,只能通過船隻運輸銀子。銀錠50兩一塊,每1000或2000兩裝為一箱。這些銀箱由在天津的李鴻章安排發運。他派遣軍官,帶領一隊士兵,把銀子押運到太原交給我。其中一個軍官無知得很,在交接銀子的時候,他一直稱我為「鬼子大人」。我制止自己不去校正他,以免他見到我不好意思。  救濟金源源不斷地到來。我們發現,受災最嚴重的還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陽府和臨汾、洪洞和聞喜等縣。於是,同巡撫指派的官員一起,我們到了以上地區,在那兒發放救濟,一待就是幾個月。  在平陽府和臨汾、洪洞、聞喜等縣,我們分發過救濟的村莊有145個,每個村子人口從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戶有3.1人。  一位負責賑災的政府工作人員告訴我,洪洞縣原有人口25萬,在災荒中死去的有15萬。饑荒造成的痛苦不僅體現在人口的減少,還體現在牲畜特別是騾子和驢子的消失。例如,在一個擁有320人的村子裡,有大量土地有待耕種,但只有三頭牲畜保留了下來。其餘的都吃掉了。  官員和民眾向各路據說能夠降雨的神仙祈禱,但都是枉然。在異常悲慘的絕境裡,他們聽說在直隸省的一口井裡,有一塊鐵板具有神奇的法力。於是巡撫曾國荃派人去直隸借來了那塊鐵板,用來祈雨。天主教和新教士也繼續在各自的教堂裡祈禱雨水的降臨——像從前一樣,相信同一個神靈的偉力——直到一場大雨澆灌了全省。老百姓對此無比感激。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內地會修女的到來

  由於認識到我們面對的不再是敵意:政府官員接待我們的態度變得友好,遭受饑荒之苦的老百姓則歡迎我們到來,我感到一條大道敞開在眼前,我們的傳教工作面臨著更大的機遇。我寫信給中國內地會,講述了這種情況,邀請他們派更多的傳教士到山西來。聽說戴德生夫人從英國啟程,將來山西開展孤兒救助工作,我們都非常高興。她由保樂()先生陪同,從天津出發,於1878年10月到達太原,隨她前來的還有霍尼()小姐和科利克尼()小姐。她們是第一批深入內陸的外國婦女。在我秋天外出賑災期間,她們住在我的房子裡。不久,同樣屬於內地會的詹姆斯夫婦也步她們後塵,來到山西。  15 與馬丁女士結婚  我曾經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結了婚,我將在這個剛剛開闢的省份開展更多有成效的工作。此前,我在煙台時認識了一位很有教養的女士,她叫馬丁,是聯合長老會的成員,1878年來到中國。從一開始,她就被要求承擔各種開創性的工作。除了在愛丁堡商業學院接受的豐富的專業知識外,她還在皮迪也()博士指導下受到了良好的神學訓練,在同蒙古的吉爾瑪()這樣的神學家辯論時不僅僅能自圓其說。她還有音樂天賦,在與音樂有關的傳教工作中總是一馬當先。1878年10月,我們在煙台結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帶來的兩位單身女士和保樂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裡,直到他們找到自己的住處。我妻子開辦了一個男孤兒院,而內地會的女士們開辦的孤兒院則專收女童。  16 冬天的賑災工作  隨著冬天的來臨,很多人又一次面臨了饑荒所造成的苦難。遵從天職的召喚,我離開新婚一個月的妻子,與同事們在平陽府一起工作了4個月。坎農·斯格特(當時已是主教)和坎貝爾()先生也在那兒,他們是我在煙台時的老朋友。他們也在發放救濟,一開始是一個獨立的基金,後來加入進來,與我們合作從事倫敦市長賑災基金發放。  在英國國內和中國沿海各商埠籌集的款項一共有20萬兩,約6萬英鎊。其中的12萬兩由希爾、特納和我發放。其餘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現在被稱為「盛空炮」)負責,海關的布德()先生協助;另一部分經由直隸的新教傳教士和華北的天主教傳教士之手發放。  我們沒有足夠的人手來買進和發放糧食,在那樣的小地方缺乏有勢力的銀行家把我們的銀子兌換成現金。因而我們決定給每個家庭直接發放銀子,每戶差不多2到3盎司,他們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兌換成現金,用這筆錢購買糧食,同他們的草種和谷糠摻和著吃。發放救濟的過程並不容易。每一個村都派人帶著登記表到發放中心領取救濟。發放之前幾天,我們僱傭一些鐵匠,在一所院子裡,燃起爐火,把50兩(相當於英國的60盎司)一塊的銀錠燒紅,敲打成薄薄的銀片,再切割成長寬一英吋、厚四分之一英吋的方塊。  中國的通貨問題看起來簡直要毀掉堅實的數學的基礎。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個地方則50文相當於100文;再換一個地方可能是16文等於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當於100文。銀子和現金之間的兌換也不合常規:有時,一兩白銀可兌換1500文制錢,有時只能兌換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區,銀子的重量也不一樣:在平陽府,1斤包含16兩;而在外面的山村,則等於20兩。  當我問到這種無比繁瑣的計算法是怎麼來的時,有人告訴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個聰明的政府官員認為他發現了一個鑄造貨幣的秘密,掌握了這個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國的財富。他下令,每100文銅錢中的18枚要用鐵來鑄造。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鐵錢變得銹跡斑斑,不堪使用。於是在交易中,人們就說「只給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這82文看成100文。」從此以後,他們就把82文銅錢等同於100文。  在汾西()縣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坎農·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國接受主教職務的委任。剩下的賑災工作由我一個人完成。由於長期勞累,並且暴露在陽光下工作,我最終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們用擔架抬到了平陽城。在平陽恢復健康後,我回到了太原,開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規性的傳教工作,我妻子在這些方面早已領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中國人對賑災工作的感謝

  山東的賑災工作結束後,倪維思博士工作過的地區的民眾給他送了一頂「萬民傘」 ,上面寫著對他深懷感激的1萬個災民的名字。這是一頂紅色的傘,一般情況下只有各級政府官員才有資格使用。在中國以及在東方的其它地方,人們用這種紅傘表達他們的敬意。我聽說,在我發放過救濟金的地方,接受過救助的人們打算用同樣的方式表達對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話,堅決不同意他們這麼做,因為那必定會花去一部分救濟金。  山西的民眾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平陽府的學者們——他們的判斷完全受到了官方對傳教士的傳統態度的誤導——樹立了一塊石碑,銘記了我們提供的幫助,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維吾皇萬歲,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鹹來投誠,共舒民艱」。另一方面,那些心懷感激的鄉民派代表到希爾、特納和我的住處要我們的照片,好供奉在他們的神廟裡,永遠感念我們的恩情。當1878年我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巡撫曾國荃給我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辭的信,在信中、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代表我曾幫助他們擺脫飢餓的山西的千千萬萬民眾,對我表示了感謝。我把這封信毀掉了,因為擔心將來有一天會禁不住誘惑,不正確地使用它。還有,在山西巡撫曾國荃和一位姓閻 ()的前山東巡撫——由朝廷委任的兩位負責救災的大臣之一——上報朝廷的奏章中,為參加賑災工作的官員請求匾額和頂戴等恩賞,但那些贊助了大量救濟金,或者冒著生命危險在極容易感染傷寒病的救災現場工作了兩年的外國人,卻不在名單之內。然而,李鴻章卻給我們請賜了爵位——上海賑災委員會的人沒跟我們當中的任何人協商,去跟李鴻章接觸過——只是在階別上要低得多。  18 以中文寫成的羅馬天主教書籍  賑災結束後,在展望今後的傳教工作時,我寫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羅馬天主教的中文書籍,這樣我們在山西和山東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還從北京定購了一套中文的關於希臘正教的書。早期——兩個多世紀之前——的耶穌會士曾經寫過一些中文的基督教書籍,使中國社會上層的一些人成為信仰轉變者,也在廣大群眾之間喚起了無數的追隨者。在檢查這些書籍時,我發現,如果把其中關於羅馬天主教禮儀和羅馬教徒的部分刪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義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發揮它在宗教宣傳中的作用。此前我還定購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譯成英語的《每日祈禱書》、《聖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羅馬天主教的權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兩種觀點之間的衝突和矛盾之處。當時,可用於贈送的基督教書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馬可評議》、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學》、林樂知的《政要年鑒》、丁韙良博士的《基督教證》和《寓言》,還有一本由中國信教者所寫的小冊子《良知之鏡》。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像樣的基督教書籍可以送給中國的知識分子了。  19 新教傳教工作的無組織性  我和朋友們經常談起新教各傳教會之間缺乏組織的問題,並且在討論各種方案時認識到,我們應當傚法羅馬天主教徒所採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們的方濟各會在中國的某個地方,耶穌會在另一個地方,拉撒路會又在另一個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間選定一個不同的地區。同樣,新教的不同派別也應當在中國的不同地區傳教,而不應當把同一個地區分裂得支離破碎。  我們討論的另一個方案是,不同的派別應當放棄各自的名稱,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國聯合教會。但財政難題是一個障礙,橫擋在各派別傳教區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別之間缺乏寬容,也是當時無法實現聯合的原因。只是過了30年以後,我們基督教各派之間開始建立聯合學校和醫院。  一天晚上,希爾、特納和我一起吃中國餐。希爾告訴我們說,在經過了多年的布道之後,並沒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讀了《新約聖經》,發現他已不再像我們的主所做的那樣,強調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國,而是開始宣講另外一種教義,並且從那時起,他更加接近《聖經》的原文本意,而神學意味越來越少。他說,在《新約聖經》中,他發現了一條福音,會使中國人和歐洲人都感到快樂——那是關於上帝天國的福音:在那天國裡,有的是永恆的正義、大地的和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善心。我們來到中國,不是為了譴責,而是為了拯救;不是為了毀滅肉體,而是為了充實靈魂;不是為了使人悲傷,而是為了給人們幸福。  聽了這些,我從桌子邊站起來,走進自己的臥室,拿出了一個日記本,上面寫著我的傳教經驗和對一些問題的思索。我宣讀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結論,與希爾先生所說的非常相近。聽了以後,他開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呂洞賓

  那時候,只有兩種基督教的宣傳冊子在傳播:一種攻擊偶像崇拜,一種攻擊祖先崇拜。  它們把許多中國文化習俗貶低為罪惡,而不承認中國人所崇敬的大多數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結果是,這些小冊子所到之處,都會爆發對傳教士的暴亂。之所以發生暴亂,不是因為中國人邪惡,而是因為小冊子的作者的無知——他們沒有全面研究過中國人的觀念,卻在當地人毫無過錯的地方,指責他們有罪。這就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成為對基督教懷有敵意的對手。這樣,這種小冊子恰恰破壞了它們的作者所要實現的工作目標。  在我來中國的第一年期間,一位傳教士朋友得勝回朝一般來到我面前,手裡拿著他的一位當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訴我,那人已經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將把這牌位燒掉。我對他說:「當他燒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時,我想你也應該同時燒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新的思想。那牌位最終沒有被燒掉。  21 失落的基督徒  在山西時,我聽說大約1000年以前,那兒生活著一位著名的將軍,叫郭子儀,他曾率領中國軍隊在西北邊疆打敗了匈奴人和突厥人的進攻。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家就在平陽府。那時,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大一批基督徒。從那以後,那一帶興起過多種基督教宗教團體,它們影響所及,向西南到達陝西的首府西安,向東到達河南的首府、也曾是中華帝國的首都——洛陽。  據說,在某個時期,有不少於3000個外國傳教士,分別來自於印度、波斯、坎布爾和敘利亞,這還不包括洛陽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教徒。聽說中國有那麼多的外國傳教士,日本政府派出了由他們最有智慧也最忠誠的學者組成的外交使團乘坐四艘船來到中國的首都。這些學者中的兩個領袖人物,為日本帶回了一種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基督教——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占統治地位宗教,此即大乘佛教。  22 呂洞賓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公元755年,在中國出生了一個叫呂洞賓的人。他原來是一個儒生,曾在道教大教主的老家江西 做過地方行政官。因為對道家思想產生了興趣,也因為受了景教和其它教派所啟示的精神真理的感召,他由道家的方術轉向宗教的倫理和精神方面,寫了一部評論道教的書,直到今天仍然是道教的權威著作。這樣,外國宗教在中國古老首都的引進導致了這個教派的影響迅速擴大到山西、陝西、河南和山東等地,它的信條直到今天還或多或少地為成千上萬的人所信仰。關於呂洞賓的另一種記載是這樣說的:他是來於西方的一個宗教教師,有一副白人而不是黃種人的面孔。他有很多追隨者。他們在生病時往往到廟裡去,點上香,向一位白面孔的神靈乞求治病的處方。一支鉛筆懸掛在神像前面的一根橫桿上,禱告以後,那支筆在一塊事先撒上谷子或沙子的占寫板上移動,劃出的文字就被視為藥方。這種到廟裡求神的活動,直到現在在中國北方的大多數省份裡,還可以見到。獲取處方的另外一條途徑是,燒香跪拜後,從盛在一個筒子裡的一把竹籤中抽出一根,上面刻著一個數碼;廟裡四面的牆上都懸掛著長8英吋、寬2英吋的黃色紙條,每張上面都有數字,下面就印著處方。與抽到的數碼相對應的那張紙條上的處方由禱告者帶回家,為病人治病。  當這種宗教派別大量出現時,政府的殘酷迫害也就隨之而來。政府有時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時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據傳說,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罰作理髮師,穿著特製的服裝。直到今天,戲子和理髮師都不能參加政府舉行的考試。許多理髮師把呂洞賓看作他們的宗教的創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還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  白蓮教的故事在滿清王朝的歷史中很廣泛地秘密流傳。它同蓮花圖案——佛教文學藝術中最常見的題材、以及同追求長生不老的術士們的丹藥之間的聯繫,卻並非人人皆知。格魯特()對這個題目進行了有趣的探討,寫了一部關於龍華派的宗派主義的著作。我們因此可以發現發現,在中國北方的地區,人們充滿了對宗教的熱忱:這是一塊值得「投資」的土地,對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樣能產生巨大的效益。  1879年,賑災工作徹底結束,我們開始考慮怎樣才能更好地為中國人提供「生命的食量」。為此,我們必須準備一些基督教文學作品,並且這些作品對統治中國的儒生,對在帝國各個地方擁有最好的寺廟的佛教徒,對緣於呂洞賓的教導而從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來的道教徒、對伊斯蘭教徒以及對那些僅僅在山西一地就擁有數十萬徒眾的各種秘密宗教派別,都有吸引力。大衛·希爾能用中文寫作,是傳教士之中少見的睿智之士,開始寫一部書和一本小冊子。我感到有必要學習更多的中文詞彙,開始堅持用中文寫日記。我還試圖同遠在平陽府與特納先生一起工作的希爾用中文通信,不過,是我口述給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寫成書面文字。  1879年初夏,希爾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們一起工作,經常心有靈犀地想到同一條道上去。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在半道上相遇,他來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討論一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時有了類似的想法,要來跟我商量。我們之間的友誼是親密無間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這種友誼關係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23 在108個縣裡傳播福音、散發傳單  我們決定,在傳播福音、散發小冊子和各種專門製作的傳單時,要小心謹慎,避開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過騷亂的心懷不測之徒。考慮到工作人員之少,這可謂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標有全省各縣的一幅巨大的地圖擺在我們面前,一些志願者被召集來參加宣傳品的發放,能負責幾個縣就讓他們負責幾個縣。大部分縣被承包下去之後,剩下的由我負責。這項工作在一年內結束。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一位姓郗的牧師

  24 鄉試上的有獎徵文  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鄉試年。在山西,大約7000名學士(秀才)參加了晉陞碩士學位(舉人)的這項考試。我們選擇了一些合適的小冊子,在考生之間發放。其中有一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傳教士大會上任命的一個委員會製作的;另一本非常優秀的宣傳冊子是由上海的一位土著基督徒撰寫的,題目是《良知之鏡》。與此同時,我們還設立了一個以倫理道德為主題的優秀論文獎。  獎金是羅伯特·赫德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勵中國學生研究有關人類文明和宗教的書籍。最後收到的論文有100多篇。  25 一位姓郗的牧師  在獲獎的學生中間,有一位姓郗的先生,原先是一位金壇教徒(追求長生不老的一個宗教派別,與景教非常相似),家在平陽府,在那兒首次接受了希爾先生的影響。隨著與希爾先生的交情的加深,郗先生被引導信奉了基督教。特納先生為他舉行了洗禮儀式。最後,他成了內地會屬下的一座當地教堂的牧師。內地會早就渴望在平陽府開展傳教工作,因為大部分的賑災款發放給了平陽的災民。  26 訪問北京,與李鴻章見面  1880年,中俄之間發生了衝突,中國國內對俄國的敵意迅速蔓延。巡撫曾國荃被派往沿海,將組織一支軍隊迎擊俄軍。但他的很多士兵在半路上逃走了。意識到企圖與任何外國開戰的那些中國人的愚蠢,我寫了一本主張和平的小冊子,題目是《和議論》。1880年8月,我離開山西去北京,打算就這個問題向高層官員上書,並且給北京的每一個衙門都寄上了一份小冊子。它引起了反戰派的如此強烈的敵意,以至於上面發佈命令,稱任何倡言和議的人都被視為叛徒,將會受到嚴厲懲罰。  1880年9月,我路過天津。聽說我住在城裡,李鴻章派人向英國駐天津領事佛雷斯特()先生傳話,說希望能同倫敦傳教會的朱乃森·裡斯()先生——他曾在李鴻章管轄的直隸省賑災——和我見上一面。我首先向總督表示感謝,感謝他派人將賑災的銀子送往山西,使我免於為它的安全擔驚受怕;他也對我們兩個表示了謝意,因為通過我們的工作,他的子民得以免於饑荒之苦。接下來他和裡斯先生就基督教傳道會的一些問題展開了討論。總督的一席話過後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說:「你們的信徒圍在你們身邊,是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親朋通過為你們服務謀取生計。一旦停止對這些當地代理人支付報酬,他們就會一散而去」。他同時指出,在全國,受過教育的階層裡沒有一個基督徒。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去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於是我回到山西,決定針對官員和學者們開展旨在傳播宗教的學術講座。  27 斯格菲爾德博士和其它內地會傳教工作者的到來  1880年11月,哈羅爾德·斯格菲爾德()博士到達中國,並來到山西參加內地會的工作。他是來到過中國的最傑出的醫生傳教士之一,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合作者,總是妙趣橫生富於煽動性,也極具鑒賞力。他來後不久,蘭德爾()先生也到了山西,他是愛丁堡的一位律師。接著,騅克()先生經由平陽來到太原;皮格特()先生也參加了內地會在太原府的傳教工作。在傳播福音和發放小冊子的工作中,他們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在山東時,我跟每一個教派都保持著愉快的關係,不論是英國的還是美國的,而且,就自己而言,認識在山東工作的每一位傳教士。與他們見面,一起交換意見,是一件使人非常高興的事情。英國浸禮會和美國長老會之間在地域上的劃分很好地解決了使我們雙方都感到害怕的糾紛。  在山西,我從邀請內地會的工作人員參加我們在那兒的工作。不久,1883年,美國的奧伯林會向山西派出了他們的傳教團。我建議在山西省的首府太原成立一個新教聯合教堂,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每個教派都有各自的祈禱和布道的地方。我還建議,大家不要都跑到一個縣裡去傳教,而是在我們之間劃分工作地區,像山東那樣,以避免疊床架屋。這個意見得到了在山西的所有三個教派的贊同,在一個時期內,我們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和諧。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令人遺憾的門派分割

  我們同內地會各傳教士的關係一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經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還有蘭克斯特()女士一起走訪中國婦女。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在斯格菲爾德先生還不會講漢語時,我在他的診療所給他當翻譯。每個禮拜四的晚上,在我家舉行一個祈禱聚會——後來完全成了一種社交聚會;每個禮拜六,也是在我們的房子裡,舉行一次英語的禮拜儀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來喝茶;而在禮拜六的晚上,則用中文舉行禮拜儀式,完了是合唱讚美詩。禮拜四晚上,我妻子舉辦一個音樂培訓班,教我們那些希望學習讀譜的朋友們首調唱法。蘭德爾夫婦很有音樂素養,使我們的小團體獲益良多。蘭德爾夫人是一個虔誠的工作者,儘管去世得早,離開時卻懷著成功者的歡欣。  但內地會的戴德生先生,卻打破了我們之間的和諧。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傳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禱,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統。斯格菲爾德和蘭德爾先生對此感到非常震驚,立即帶著戴德生先生的信來拜訪我。他們肯定地告訴我,經常從我的談話中受到啟發;但是,使他們無可奈何的是,內地會在太原府有獨立的教堂,也開辦了獨立的學校,這大大違背了他們大多數人的意願。  11月,我決定來回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前往煙台,以個人地身份去拜訪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夠比較圓滿地把問題解決了。最終,我提出可以離開工作了多年的太原府——正是在這裡,通過參加賑災,我確立了浸禮會的優勢地位——前往河南省首府——在那裡,他的內地會被驅逐出去了。條件是,他不再派任何一個內地會的成員前往該地,而應把這塊地盤留給浸禮會。然而,他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接受這個建議。  面對這種不容商量的態度,我帶著一顆憂傷的心回到了山西。我感到,不管怎麼說,在同一個城市裡,開辦不止一所學校,相互對立,相互競爭,對我們而言,是件不光彩的事。內地會的人告訴我,他們打算把他們的學校永久地辦下去,於是我建議他們把理查德夫人的那些男孩接受下來,這樣,我們可以抽出空來,全身心地去做其它善事。大家認為這是節約財力的最好辦法。然而,理查德夫人教了這六十個學生三年了,非常喜歡他們。最早來的那十個孩子,在1880年1月已成為基督教徒。把他們轉交出去,理查德夫人的心裡頗不是滋味。  從自我辯護的角度,我可能有很多話說,但是,於今而言,一切已為往事。就我當時的態度,我沒有後悔可言,儘管直到今天我還能感到它的影響。讓我感到欣慰的事,太原府再也沒有了分裂,浸禮會現在已擁有了整個城市。                      29.基督教徒小傳  1880至1881年間,我偶然間意識到,中國人可能對那些卓越的基督徒的經歷非常感興趣,這時候,必須向他們講明,那些偉大靈魂多少個世紀以來在所有國家所做的一切,究竟目的何在。於是,我設法搞到一些有關教會歷史以及關於聖徒們的生活事跡——不論是宗教改革以前還是以後的——的最好的書籍,把我認為適合翻譯成中文的章節標出來。當把城裡的學校移交到內地會手裡後,我妻子覺得最好把她的時間用在翻譯這些傑出的基督徒的生活傳記上來。在我去山東和北京期間,她一直在繼續自己的翻譯工作,直到最後積累成中國人所稱的十卷。這些東西於90年代在上海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那位幫助她翻譯材料的優秀的中國作者成了基督徒。在山西的基督教會裡,沒有什麼比我們值得信賴的朋友高大凌(音譯)更耀眼、更能增光添彩了。  30 幫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  在饑荒期間,狼變得非常大膽放肆,經常從村裡把小孩叼走吃掉。想到有一位薩克遜國王曾經使英格蘭免於狼患,我便傚法他,對捕獲的每一隻狼,不論是活的還是死的,都給予一筆獎金。不過,送到我這裡來的不是很多。  就像我前面已經提到的,在中國北部,覆蓋著一層厚度從幾百英尺到數千英尺不等的黃土。大雨在黃土高原上沖刷出了又寬又深的澗谷。年深月久,這些澗谷就發展成無法穿越的巨壑鴻溝。在思考交通運輸的最好方式時,鑒於到處都是巨壑深溝,認識到修建鐵路面臨的巨大困難,我想到飛行機器,如果能夠發明出來的話,應該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將是對這個國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時間研究鳥和昆蟲的飛行,記下了它們的體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並且,根據某些昆蟲飛行時發出的聲音,我計算了它們的翅膀每分鐘煽動的次數。我從來沒有懷疑人們發明一種飛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國人比其它民族對風箏的飛行更感興趣,我想他們中的某個天才發明一種飛行器是可能的。這是我第一次對飛機發生了興趣,這種興趣直到現在還沒有減弱;但新科學的發展進程已超越了我所能夢想的範圍。  一天,當地一所儒學的校長跑來找我,並對我說:「在我們古代的典籍裡提到過一種方法,可以阻止身體組織的損壞,使生命活動暫時停止,那是一種類似於生物冬眠的狀態。不知道你們西方人是否瞭解一些這種技術的過程?如果瞭解的話,能不能把它的秘密教給正遭受飢餓的民眾,把他們從毀滅中拯救出來?」  我回答說,我以前只是從書上讀到過一個關於抑制心臟活動的試驗 ,在赫胥黎()的《生理學基礎教程》中,但因為我在這方面知識貧乏,不能夠冒險去做這樣的試驗。  在這場嚴重的旱災和饑荒過去了一兩年之後,全山西境內下了一場大雨。在山西北部與太原相鄰的歸化城,我問農夫們年成怎樣,他們的回答是:「糟透了。因為收成太好。每家每戶都獲得了豐收,但是沒有市場。把糧食運到需要的地區去花費太大,因為勞動力很少,工錢很高。因此農民們沒有其它選擇,只能聽任莊稼爛在地裡」。這種令人痛惜的狀況是我用來呼籲當權者修建鐵路的強有力證據:為了以廉價的運輸費用,在豐收時把穀物運出去,在需要時運進來。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政府官員對外國人的態度(圖)

  1政府官員對外國人的態度  在漢朝——相當於基督教時代的初期,以及在從7世紀持續到10世紀的唐朝,中國政府歡迎外國人來中國經商、旅遊或定居,不論他們是印度人、猶太人、波斯人、基督徒,還是伊斯蘭教徒。但滿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發生了徹底變化。  下面這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它發生在山東的青州府附近,時間是1875年。一天拂曉,我騎馬去一個村子。街道上空蕩蕩的,只碰到一個人。那人一邊走一邊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裝束完畢。當我走過他身邊時,他以尖銳的目光打量著我,問我是從哪裡來的。  「從青州府」,我回答。  「但是」,他說,「你不是中國人。你是外國人」。  「是的」。我回答,「我來自英國」。  「英國!」他喊道:「就是那個反叛我們的國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間的第一次戰爭 )  「她永遠不會反叛,」我說,「因為她永遠不會屬於中國」。  「她就是屬於中國!」他反駁說,「在她成為中國的進貢國之前就屬於中國了」(當年馬戛爾尼爵士及其他使節帶給中國的禮物被中國的史學家們記作向中國的進貢)。「當年英國的叛亂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他在說這些話時義憤填膺,而這準確地反映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的態度。  當睿智的耶穌會神父們,如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到達中國時,受到了明朝的萬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熱誠的接待。但後來的多明我會士向教廷投訴了耶穌會士採取的傳教策略,雙方發生了爭執。教皇特使多羅()來中國後,站在多明我會士一邊,宣佈耶穌會士關於上帝的一些說法是不正確的。據說康熙帝讓陪同特使覲見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讀一讀掛在接見大廳牆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認得,皇帝便告訴特使說,他最好把所有那些無知的神父帶出中國。康熙皇帝宣稱,與那些神父們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語言。他希望耶穌會士們繼續留在北京,至於教皇,應該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國的民眾由他本人來管理。  後來,英國征服印度的消息傳到了北京。這個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將自己看作整個世界的唯一統治者——他已經把東方賞給了葡萄牙,把美洲賞給了西班牙,使得滿清政府很擔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過來,他們同樣想當然地認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當東印度公司到達廣州時,清廷向律勞卑()爵士頒發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兩種同樣的心態發生了衝突,正是這種衝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導致了英國與中國之間的第一次戰爭。  再後來,發生了太平天國叛亂,這使一些中國人對宗教宣傳產生了恐懼,認為那是危險的政治運動。因而,儘管已經簽署了關於宗教寬容的條約,中國政府還是訓諭他的官員,不論高級還是低級的,要盡最大努力防止傳教士到內地定居,以防他們暗中收買人心。在江蘇,有一個人到處打聽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國人寫的信,他就被處死了。租房給「鬼子」的房東將被逮捕並受到嚴厲的懲罰。這種政策可以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後來在中國開設的每一個傳教基地都伴隨著暴亂,而其發起者是官員和士紳。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為更好地傳教做準備(圖)

  2為更好地傳教做準備  山西省的災荒結束後,我開始思考導致災荒以及民眾如此貧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須研究導致人類之苦難的根源,不僅僅研究中國,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況。通過對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認識到,對中國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在於它熱衷於在自然中探討上帝的工作方式,並利用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這就是在遵守上帝給與亞當的指令,去支配世間萬事萬物。在利用科學規律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許多奇跡一樣的發明創造。我相信,如果通過向官員和學者們作一些演講,使他們對科學的奇跡產生興趣,我就能夠給他們指出一條路,一條利用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通過這種方式,我就能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去避免饑荒再度發生,去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除了省裡的官員和省學裡的學生們,我的宣傳對像還有幾百名候補官——不久後就會被任命到帝國中的其他地方,通過他們,會給其他省份帶去良好的影響。  但在同他們進行有成效的交談、對他們進行令人滿意的演講之前,我必須先用新出版的書籍、最先進的儀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我減縮了所有個人性的花費,住在一所中國人的房子裡,穿著中國式的服裝,吃中國飯菜,以便把每一個便士都用在購買書籍和儀器上。至於住處,因為同時做教堂和學校,我買了一個三進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間房屋。房子裝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櫥,裝飾著關於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畫像。最好的房子裡鋪著磚,其餘的都是泥土地面。因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經空閒了好長時間,所以租金很低,每個月只要十二兩銀子。房主認為外國「鬼子」不會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後來又把房租減了,條件是我保證長期住在那兒;於是我只用每年大約九英鎊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來。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個大炕,是用磚砌成的,靠近用紙糊的窗子;窗子長十英尺,寬十五英尺 。炕高約兩英尺半,寬有六英尺,炕裡邊是散熱的管道。火生在炕的一邊一個約一英尺深的小洞裡——洞的上面與地面持平,每天要加兩次煤。這使炕上和房間裡能保持一個非常舒服的溫度,不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裡。炕上鋪著草蓆,感覺像鋪著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麼硬。婦女們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紅,縫製時髦的衣服。  從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將近一千英鎊用於購買書籍和儀器,其中包括從一位叫約書亞·來維斯()的親戚那兒繼承的一筆遺產。我所購買的最重要的書籍的目錄想必會使讀者們感興趣,它們是:  權威的神學著作,涉及羅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國的、英國的、高教會派、低教會派、廣教會派、不信國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為一個偏頗的基督徒;比較宗教學研究類書籍;馬克斯·繆勒的全套《東方聖書》;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從梵文直接翻譯的,確切地說中文本也剛剛譯過來),這些花去了32英鎊;天文學、電學、化學、地理學、自然史、工程學、機械學類;醫藥學及各類產業學;各民族的歷史;亞洲文學;《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那時,每一冊都用錫盒裝著,價值30先令);《錢伯斯百科全書》等等。  至於我訂購的教學和科研儀器,主要有下面這些:  望遠鏡、顯微鏡、分光鏡、手動發電機、各種化學電池、化學電流表、蓋斯勒管、電壓表、電流表、袖珍六分儀、小型無液晴雨表。我還買了一架以氧化氫、酒精、乙炔為燃料的幻燈機附帶一套最新的天文學幻燈片、關於澳大利亞、非洲、美洲自然歷史的幻燈片,以及關於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學知識的片子,還有一些關於各門科學的片子。我還訂購了一套照相器材,後來把它交給了我的中文教師,讓他幫助我攝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攝影師。我還購買了一部縫紉機。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向政府官員們做演講(圖)

  3 向政府官員們做演講  有了這些書籍和儀器,我可以就以下題目給官員和學者們做演講了:  1哥白尼發現的天文奇跡;  2化學的奇跡;  3機械的奇跡,如車床和其他各種工具,以及由此生產的縫紉機和自行車等;  4蒸汽的奇跡。蒸汽給採用它的國家帶來了難以計量的好處,例如它在火車、輪船和工廠等方面的應用;  5電的奇跡,如同人們從用於照明和動力傳輸的發電機那兒所看到的;  6光的奇跡,如幻燈機和照相機;  7醫藥學和外科學的奇跡。  1881年,出現了一顆彗星。我為此專門作了一次演講,向聽眾演示它的軌道的變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軌道的變化一樣,因而它的出現並不是什麼凶兆。在三年的時間裡,我每個月都要應官員和學者們的要求作一次演講。這件事可以證明他們對我的滿意程度:又一次,在滿人和漢人之間就一所剛建成的戲院的歸屬問題發生了爭執,知府強烈要求巡撫把戲院交給我,用作演講。  在進行這些宣傳科學的演講時,我得到了內地會的埃裡斯通()先生的大力幫助。埃裡斯通先生後來成為煙台教會學校的第一位校長,他是到太原府來度假的,同我共處了一段時間。地方官員們認為,現代科學的魔術超過了所有其它的魔術。比如說,我有一塊磁鐵和一個重60磅的鐵砧。當人們在書房的一頭稱量鐵砧的重量時,我則坐在書房另一頭的一張桌子邊,拿著一個類似鐘錶盤的配電板。我先讓聽眾仔細檢查一下磁鐵,以確認上面既沒有鉤子也沒有粘貼物,於是我在房子的這邊動了一下配電板上的銅按鈕,在房子的那一邊,磁鐵豎起來,「鐺」地一聲敲在鐵砧上,與鐵緊緊粘在一起。  「喂!注意了!」聽到磁鐵與鐵砧的撞擊聲,我喊道:「現在,把磁鐵舉起來!」但當人們費力地將磁鐵舉起來時,在周圍因為吃驚而睜大了的無數眼睛注視下,鐵砧也同時被舉起來了,緊緊地粘在磁鐵下面。「現在,我將停止按這個銅按鈕,鐵砧會從磁鐵上掉下來,小心你們的腳!」我一鬆手,鐵砧「砰!」地一聲掉在地上。  還有一次,我作一個關於氧氣的演講,說明它的助燃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在氧氣裡邊,鐵絲會像一根稻草一樣燒起來。這景象激起了人們極大的好奇心,也使他們感到驚異。但另外一個關於氫氣的試驗一開始卻不怎麼成功,並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預先告訴他們,氫會像油一樣燃燒。當著他們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氫氣。但當我把火柴觸到玻璃管上時,出現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氫氣火苗,而是一聲劇烈的爆炸,聲音像手槍射擊,燒瓶的軟木塞像一顆子彈穿過紙糊的天棚,消失了。馬上,所有聽眾都站了起來,異常恐慌,並且聲稱他們必須走了,因為手頭還有前一天定下的緊急公務有待處理。我堅持讓他們在離開之前,聽一聽我對這個事故的解釋。他們很不情願地留下了。我告訴他們,在點火之前,我過於急切,沒等足夠的時間讓燒瓶裡的空氣完全排出;氫氣和空氣一混合,很容易發生爆炸,因而他們看到的是再正常不過的結果;為了證明所言不虛,這一次我將等到空氣完全被排出來之後再點燃火柴。當我確信燒瓶裡再也沒有空氣時,我劃著了火柴,氫氣像蠟燭的火苗一樣燃燒起來,眾人驚得目瞪口呆。於是我讓他們走了,不僅毫毛未損,而且心平氣靜。  在做關於電學的演講時,我做了一個試驗,證明能量的傳遞。利用一部維美沙斯特()發電機,和一個電感應線圈,我得以使至少三萬伏特的電流通過我的身體。我還讓電流通過手裡握著的蓋斯勒管,展示了一次燦爛的發光現象,這比泰斯勒()在歐洲所做的那轟動一時的展覽要早好多年。還有一次,我用幻燈作演講,以圖示的方式解說《新約聖經》的寓言。當我把關於「不結果子的樹」的寓言——其內容是一位園丁祈求把不結果的樹再保留一年——的畫面打在屏幕上時,我隱約聽見一位官員對另一位說:「他在對我們進行說教呢!」  一般來說,每次演講以後,總有一些特別有頭腦的人留在後面,就我給他們講的題目繼續問這問那。但在選擇聽眾時我不得不動點心思,以避免同時邀請不同級別的人。有一次,我無意之中邀請了幾位道台(大約掌管三十個縣)和幾位知府(管理大約十個縣的行政長官),還有幾位一縣之長——知縣。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官員,平常總是提一些非常有見解的問題,那一晚上卻幾乎沒說一句話。第二天見到他時,我問他頭天晚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回答說,當著那麼多長官的面,他哪敢說什麼呢?從此以後,我就注意只邀請同一個級別的官員前來聽講,以便他們感到輕鬆、諧和。  在每一次演講中,我都指出上帝如何賦予了人類無限的權力,以利用自然的偉大力量,倘若對此茫然無知,則只能像勞工和奴隸那樣生活。很多政府僱用的郵差,當他們攜帶急件,以每天二百英里的速度騎在馬上長途奔馳後,經常因為疲勞過度而死去;電報卻能在幾分鐘內將信息傳遍世界各地,而不會使任何人感到疲累。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研究自然中所蘊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獲取上帝賜予我們的福祉——他儲備了所有這些力量供我們人類使用,然後通過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對他給與我們的所有的愛表示感激。  從我在太原作演講開始,就有很多官員和學生去我住處拜訪我,我不得不在相鄰的一個街道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在哪兒我可以安安靜靜地從事研究和翻譯工作,不受拜訪者打擾——那些拜訪者習慣於一待就是幾個小時。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拜訪王知府(圖)

  4 拜訪王知府  有一個河南人,姓王,曾做過山西省寧武府的知府,對外國的學問非常感興趣。在太原做候補官的時候,他經常到我的住處來拜訪我。補缺後沒幾個月,他因公務到太原來拜見巡撫,抽空來看望了我。當我問及他在自己所統轄的府裡引進了什麼樣的改革時,他立刻變得健談起來,描述開了他的計劃,說他將建一所學校,向學生教授現代科學知識。他已經舉行過考試,並對最優秀的學生進行了獎勵。他還說,曾經有兩個人跑到他那兒去,告訴他,他們曾看到有兩條龍,確確實實地,在寧武的高山頂上的雲層裡游動。他向那兩人解釋說,那只是雲層裡的蛇狀或龍狀閃電,是由電流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引起的,外國人以多種方式使用電。閃電的爆炸把水從烏雲裡釋放出來,落到地上,就是雨。這就是被崇奉了幾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學原因。  接著我們談到了宗教。他告訴我說,他自己並不是個儒生,而是個道教信徒。並且說,向我這樣看起來無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樣相信天堂和地獄之類東西,使他感到很吃驚。  我回答他說:「你大概知道,當你去上海時,必須先坐馬車到天津,然後乘輪船走海路吧?」  「是的,這我很清楚」。  於是我把一張約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陽系天文圖掛在書房的牆上,然後指著各個星球,問他是不是知道,依據形狀的大小,每個行星的吸引力和球體表面受到的壓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們要到某些星球去,會被球體表面的壓力壓碎。「因此,如果有一天必須移居到別的星球上去,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身體,以適應新的家園」。  「是的,我想應當如此」。  「那麼,你為什麼獎勵你的學校中最優秀的學生?」  「為了鼓勵他們」。  「你們的監獄是否已經廢棄不用了?」  「沒有」。  「為什麼不?」  「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可救藥的人」。  「是這樣。對付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他們關到監獄裡,以防他們危害其他人。因而,作為政府的高級官員,你明白獎勵原則和懲罰原則是不可偏廢的。也許宇宙的統治者發現了同樣的必要性」。  聽到這裡,他站了起來,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說:「我明白你所說的一切。把這次談話的內容印出來,讀了它以後,就不會有儒生對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與儒家學者同居一室  當時山西省最有學問的人,曾經被選拔出來負責《山西省志》修訂版的編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一起,為他所住的房間付一部分房租,在那兒住幾年。他對耶穌會士利馬竇評價很高,特別是對他寫的《天主實義》一書,更是稱讚有加,認為可以與中國聖人的經書相提並論。他也非常欣賞倫敦教會的合信()醫生的著作。哈信醫生當時住在廣州,他的著作傳到了這位學者手裡,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學知識引起了學者的興趣。一天,我請求他幫我收集一些儒家的聖歌,但幾個禮拜過後,他告訴我說,沒找到,因為他們的詩歌表達的都是對上天庇佑之責的抱怨。當這位高級學者被派往另一個地方擔任行政職務後,他來向我道別。我們就宗教問題作了一次長談。談話中間,他從桌子上拿起一本經書,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  「在整個山西省,沒有任何其他人敢這麼做」他大聲說:「他們對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紙畢恭畢敬。而在我看來,外在形式和符號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我看重的是它們表達的意義,對它們內涵的真理深懷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議我接受洗禮,成為一個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儀式對我沒什麼意義。在頭上滴幾滴水或者跳進在河裡洗一洗後,上帝不會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確實是一個虔誠的人,洗禮儀式和表面上的循規蹈矩並不能使我變得更好」。  「你說得對」我回答:「但問題不在這兒。要點在於,你是否願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國,是否願意幫助提升你的同胞」。  「哦!」他喊道:「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會見左宗棠

  6 會見左宗棠  除了諸如此類對太原府的高級官員施加影響的機會外,我還得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會見了陝甘總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撫曾國荃一樣,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國政府派往伊梨,擔任從沙俄手中收復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國侵佔多年了。他採用讓士兵在當地墾荒種田的辦法,解決了運輸軍糧的難題。儘管曠日持久,最後還是完成了他的使命。  收復伊梨後,他要返回北京,將從離太原府大約三十英里的一個地方經過。因為他是陝西、甘肅兩省總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撫以下的高級官員都去迎接他。因為我跟太原府的官員們相處得不錯,他們建議我同他們一道去歡迎這位大人物。  此前我製作了一幅世界歷史圖集。利用它,一個中國人在學習半小時後,就會比最好的國務工作人員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較史學知識。我帶上這個作為晉見禮。當我們到達他過夜的旅館後,他安排中國官員一起集體見面。打發他們走後,他單獨會見了我。我們一起談到很晚。一開始,他對我送的世界歷史圖解表示了興趣,評論了一番;接著他談到了剛剛在甘肅啟動的、引進毛紡織機器的改革。他給我看了毛紡廠的樣品——對此他自然顯得很自豪,因為將機器運往內地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當我匯報了在賑災中的工作後,他談到了宗教問題,說,既然傳教士引導人們向善,中國政府就不應該反對,因為政府做的是同樣的事情。他認為在儒教與基督教之間並沒有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當他轉任南京總督 後,儘管在中國政府和傳教士之間已經積怨多年,當美以美會的赫德()先生請求購買一塊土地開辦學校和醫院時,這位總督命令當地的行政官員對南京基督教會籌建的各種機構予以關注,使之得以順利進行。  7 友好交往  這段時間裡,理查德夫人 經常收到城裡高級官員和士紳們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請,其中有些人是伊斯蘭教徒。這是我們與中國上層社會相互交往的開始。每當他們中間有人希望我收他們的孩子為學生時,我會問:「你們就不害怕我對他們施加影響,使他們接受西方的知識和宗教?」他們的回答是,對好的和有用的東西,他們用不著擔心。有一些官員,在他們離開首府前往任職地赴任時,會到我這兒來道別,感謝我曾經給予他們的富有價值的指導,並告訴我說,任何我的朋友到他們任職的地方去,只要帶上我的介紹信,他們將盡力給予照顧。這並不僅僅是空口許諾。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後整個山西省的傳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傳教站,沒有一個地方發生過針對傳教士的騷亂。  這的確是傳教士和中國人之間社會交往的開始。從此以後,很多有名的傳教士,特別是那些從事教育和醫學的,在各個不同的省府城市,同當地的督撫大員建立了個人友誼,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 中國音樂  從儒家學者那兒,我瞭解到,他們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宋朝一本著名的著作《禮樂》(可以翻譯為宗教儀式和音樂)來闡釋的。宋朝距今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禮樂的音樂部分時,我接觸了中國的首調唱法體系,歐洲人一直很自豪地認為那是十九世紀新近發明的東西,而在中國,這麼長時間之前就已經廣為人知了。讀者若打算瞭解更多的這方面的知識,可以翻一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發表的小冊子《中國音樂》。  與此同時,我妻子和我著手編撰一套十卷本的介紹世界音樂的書。現在九卷還是手稿,其中一卷在山西出版並被人們使用多年了。這些書中包括了每個國家的國歌的曲調和歌詞,展示著不同民族的想像力。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還插入了一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  1882年,新任山西巡撫張之洞——後來成為著名的總督——在山西致力於儒教復興,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廟,廟裡配備了各色各樣的一整套樂器,同山東——孔子的老家——的孔廟裡的樂器一模一樣。孔廟主持負責訓練學生們的音樂藝術。一天,我去拜訪他,同他進行了一次談話。期間他發現我懂一些音樂。當我問到下一次他們練習時我可不可以來聽一下時,他說:「我們現在就排練。」很快,他召集了大約三十名秀才,開始演練。那可真是一場可憐的表演:儘管樂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們的人卻不知道如何把音調調準,結果製造出來的是一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樂。  我問校長為什麼不把所有樂器的音調調準。對他來說,那是一門新的技藝,他說他希望馬上就弄懂這種新技藝。我邀請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訴他說我的妻子精通音樂,她能夠跟他講解一下。這樣,我們幫忙為山西的儒教音樂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與佛教僧侶的交往

  9 與佛教僧侶的交往  為了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寺廟住了一個月。那是當地最大的佛教寺廟,住持方丈是從外地來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和尚。每天我都同他一起進餐。他為人很善良,年紀六十多歲。每次吃飯之前,他都用一種基督徒難以超越的熱忱進行祈禱。他的禱辭包括四個字:三、寶、法、僧(意為我們生活在寶貴的「三位一體」的恩澤裡) 。  然而,和尚們的教育卻是非常簡單的,除了每天例行的早晚誦經,他們的學業主要就是被教以各種宗教儀式的要點。經過大約五十天的學習後,他們就會獲得由方丈簽發的結業證書。  10 參觀五台山      在山西,有一座山是佛教五座聖山之一,這就是五台山,在太原府北邊,只有幾天路程。1880年6月,我前往參觀了一次。山上有數不清的廟宇,其中的數千名和尚分屬兩大教派:一是中國的普通教派,穿灰色僧服;二是穿紅色法衣的西藏和蒙古教派,稱喇嘛。在每年的仲夏季節,五台山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宗教集會,論重要性相當於猶太人的「贖罪日」。這也是一個舉行大規模貿易的機會,蒙古人帶著他們的小馬和騾子前來進行交易。  當時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當屬中央喇嘛廟的方丈。為了能見到他,我精心製作了一幅很大的彩色世界地圖,用漢字標出了地名。我把地圖和名片一同讓人送給他,表示希望能見一面。他定下了見面的時間,於是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談話。我向他解釋了地圖的含義,從上面指出不同的地區、大陸和國家,並說明地圖是按一比多少裡的比例畫成的,由此可以判斷一個國家的相對大小。這是他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圖,表示出極大的興趣,立即命令上點心伺候。於是我解釋說,我前來訪問他的目的是為了對佛教有更多的理解,希望能允許我參觀他們第二天的祈禱儀式。他很高興地同意了。  第二天到達時,我看到寺廟內外擠滿了漢人和蒙古人,很難擠出一條路穿過去。當我登上通往寺廟大殿的一百零八級台階時,發現很多手持鞭子的僕人在等候我的到來。一看到我,他們立即用鞭子在人群中開出一條路。於是我被領進一所大院子,穿過又一群人,到了一座平台上。那兒坐著一位中國官員,是個蒙古人。他的夫人,身著紅黃兩色的鮮艷服裝,也被邀請坐在他們中間。  在其他樂器的配合下,一面巨大的鼓被敲響了,這宣佈了祈禱法會的開始。僧侶們用一種非常低沉的聲音誦經(比俄國神父的聲音更有俄國韻味)。接下來是一場想像不到的、令人吃驚的舞蹈。一群男人出現了,頭上帶著非同尋常的面具,有老虎,也有食肉猛禽,整個集會看起來成了埃及神話中各類野獸的大薈萃。看完這種宗教舞蹈後,我又參觀了漢傳佛教的中心寺廟。在那兒,我在他們的祈禱儀式中見到了規模宏大的音樂合奏。一切都令人肅敬,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音樂強烈地使我回想起格列高利的聖詠和令人感動的古代教堂的頌歌。和尚們被分為兩隊,一隊在大廳通道的右邊,另一隊在左邊。一隊站著,雙手合十抱於面前,非常和諧地詠唱四行一首的宗教詩歌;另一隊則拜倒致敬,悄無聲息。禮拜結束後,輪著他們站起來,唱第二首歌,而原來站著的則跪下去,伏地行禮。他們所唱的聖歌是那樣甜美,我把其旋律記了下來,用在了以後的禮拜儀式中。下面是其中的片斷:    

在山西,我沒有發現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獲取聖職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時,我卻訪問過一所道教的學院,那所學院是由政府資助的。我還給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長寫過信,向他討要一些道教現代教學的教科書,但收到的只是一些護身符,人們認為那種東西像羅馬教皇所賜福的十字架一樣,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  除了研究中國宗教、翻譯那些我認為對傳教有幫助的外國文學作品,我還通過給官員和士紳們做演講、去農村旅行傳播福音,來使工作變得多變有趣。我還籌辦了一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兒的學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參觀了當地農村中七所基礎學校。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張之洞

  11 張之洞  從1860年大不列顛和法國佔領北京開始,恭親王——當時最有權勢的人——就明白,與外國勢力作對是徒勞的。但在1880年前後,湧現出了三個聰明的、主張抵抗外人的少壯派。他們都是飽讀經典之士,對中國往昔的榮耀念念不忘,聲稱中國只要去勇敢地面對,就能把傲慢無禮的外國人趕走。  其中之一是張之洞。1882年,他被賜予山西巡撫的要職,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慣例。第二個年輕有為的官員是張佩綸,駐防福州的海軍艦隊司令。他向上級匯報說,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湯,但法國人的行動駁斥了這種官場套話:他們只用了三天時間就攻克了全部堡壘。第三個人的名字我忘記了。但三個人最後都發現,他們所擁有的世界知識還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撫一開始,張之洞就大力採取富民措施,預防災荒。在太原府的衙門舊檔裡,他發現了我給前任巡撫曾國荃提的一些關於修築鐵路、開挖礦藏、開辦工業和製造廠等方面的建議,便派一個由三人組成的代表團到我這裡來,問我能不能放棄傳教工作,參與中國政務,將自己的觀點付諸實施。我的回答是,儘管我理解改革的價值,但我不是個專家。中國的改革要想順利進行,引進大量各個領域的外國專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們說,對此巡撫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內心裡知道怎樣做對中國最為有利,巡撫大人還是希望找到一些合適的人才,在我的指導下實施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對此,我回答說,不論物質上的進步多麼急迫,傳教士所從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離開崇高的傳教職位去從事低級世俗工作。這樣,我謝絕了巡撫的好意和報酬。  因為存在著洪水淹城的危險,巡撫讓我對太原周圍的地形進行一番勘測,為預防將來的洪水氾濫提出建議。我請斯哥菲爾德()醫生幫我測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們向巡撫匯報了自己的觀點。他還請我幫他考察適合開採礦山的機械,我遵命照辦了。  正當巡撫下定決心進行他的改革計劃時,他被任命為兩廣總督,處理與法國之間的爭端。法國人那時正在安南邊境製造麻煩。  不久,他被改任湖廣總督,駐武昌。他還沒有忘記在山西時我給他提的建議。他建立了一座鋼鐵廠,開始修築鐵路,開辦各種工業和現代學校。這些都是我在山西時向他提議的。他又一次邀請我參與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絕了。我也有一種感覺,在這邀請下面,仍然遺留著強烈的排外情緒,我擔心那會在工作中導致過多的摩擦。在當時的官員中,他大概是唯一頭腦清醒、辦事認真的人,其他的各級官員都在酣睡,盲目自負,對民眾的苦難漠不關心。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與羅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 與羅馬天主教徒的交往  從一開始,我就認為自己有義務對羅馬天主教表現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對待非基督徒的中國人一樣,儘管我認為他們的觀點不正確。1873年,第一次去濟南時,我問煙台的一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幫他捎給省府的神父們。安哲力尼曾經在新西蘭待過,英語說得很好。他托付給我一個包裹。到達濟南後,我將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門在外,神父們對我很友好,邀請我一同進餐。回到煙台後,我把去拜訪天主教堂的情況向安哲力尼作了匯報。三年以後,恰巧也是在煙台,我聽說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談了一回之後,他問我可不可以為他祈禱。這我當然很樂意去做。當我在1878年結婚時,安哲力尼不請自到,出席了我的結婚典禮。  去山西後,正像前面已經提到的,巡撫建議我去與天主教的人協商,合作賑災。那時太原府有兩位主教,其中一個年事已高,身體虛弱,將近七十歲了。另一位比我大幾歲,是意大利方濟各會的會員,是個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一開始,他極力勸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質問他,怎樣才能知道哪個是真正的母教堂呢?這樣一來,我們之間開始了持續三天的爭吵。他固執己見,我對他說,因為他只瞭解問題的一個方面,所以沒有站在一個公正的立場上討論問題。他用同樣的方式反擊我,但我向他保證說,我瞭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權威著作,而他,卻不能獲准閱讀清教派的權威作品。  第一天,他們最出色的當地人神父也在場,因此我們用漢語交談,但接下來幾天裡,他並沒有被邀請參加。我們談論的是紐曼()樞機主教的宗教經驗以及兩個教派之間的各種不同之處,直到徹底理解對方的立場。最後我們友好分手。  當大衛·希爾()和約書亞·特納()來太原時,我曾領他們倆去拜訪了主教,順便對他通過遍及全省的神父們為我收集關於災荒程度的證據材料表示了感謝。當我們三人散發救濟金時,曾聽說他以我們雙方的名義在天主教堂舉行祈禱大會。  當我再次來到太原府,一種流言在人群中廣泛散佈開來,說天主教堂頂上的天使會給人帶來災禍。那是個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著風向標的作用,面對能帶來雨水的季風吹來的方向。緊接著,就有人聲稱,無論何時風從那個方向吹來,那個吹喇叭的天使都會把雲和雨吹跑。因此,他們揚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撫巴不得激化我們和羅馬天主教徒間的矛盾,想當然地認為,如果我不贊同在教堂頂上放一個天使像,現在機會來了,會毫不猶豫地表示反對。於是他派助手前來找我。我回復道:「告訴巡撫,那些人徹徹底底地錯了。天主教堂頂上的那個天使,只不過體現著我們的《聖經》經文的一部分內容,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具有魔力。」他問我能否讓他看看那一段。我拿出一本《新約》,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頁折起來,讓他拿給巡撫看看。他如釋重負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  此後,在太原府的時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訪幾次。在一次拜訪中,他告訴我他已經向他的神父們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鄰近他們教堂的任何地方,他們會邀請我在他們那裡住宿,那要比旅店裡乾淨多了。他還邀請我給他的學生們做天體學的講座,我都照做了。  利奧十三世成為羅馬教皇后,他把中華帝國劃分為五個區,各有一個中心,主教們可以在那裡聚會商討傳教中遇到的問題。太原府作為其中一個區的中心,舉行了一次會議,有來自山東、山西、甘肅和蒙古的主教參加。我被邀請參加晚宴,大家用漢語交談,彼此都能聽得懂,沒有任何困難。我也被邀請參加他們的會議,由於會上不是使用漢語,在對他們的美意表示感謝後,我婉言謝絕了。他們依舊和我們保持友好的關係,多次給我們送來番茄和他們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來訪時,常有一個名叫維()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風琴演奏家。我家裡有一個簧風琴,當我的妻子演奏羅西尼的曲子時,維很高興。我的夫人問主教,陝西省是不是像山東和直隸那樣也有歐洲修女,但當時是沒有的。他們還不敢把修女送到那麼偏僻的內陸,那些中國人會想當然地散佈各種謠言。還有,維神父剛剛為失去父母的一些女孩辦了一個班,叫她們學習一些最基本的書籍和縫紉,以便她們能自謀生計。我夫人建議教孤兒們學習使用縫紉機。我們為他訂購了一部。縫紉機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兒去,教女孩子們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山東之行

  13 山東之行  現在,再回到編年史順序來敘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東青州教堂的阿爾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國。考慮到教堂創建不久,他請我在他回國期間代為料理。我實在不想擔當這個差事,因為我想,當地的基督徒是能夠培養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一段時間內放手讓他們去做。然而,經不起仲斯先生和兩個新到的同事的一再請求,我動身了。從太原到濟南的距離是二十一天的路程。正值六月,是一年中最熱的月份。氣溫熱得灼人,以至於有一天,一位馬車伕喊了起來:「哎呀!天晴得像下火啊!」  一路上,我不停地修訂自己的中文手稿,準備到山東後出版。修訂是在早晨、晚上和中午喂騾子的時候進行的。在到達濟南的前兩天即距離青州三天的路程時,我發現自己在修訂稿子時經常打迷糊。考慮到可能是因為沒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打瞌睡時我一般會走一段路,使自己清醒清醒,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徹底累垮了。  14 在青州患痢疾  一到濟南,我就把自己的幾本書稿交到出版商手裡。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倒下了,患的是痢疾,並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直到最後,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於是,我跟遠在太原的妻子寫信告別,也給仲斯和我的年輕同事去了信,讓他們「把我埋在青州」。  得到信息後,我們的醫生剋斯()先生從青州府騎馬奔向濟南。從青州到濟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六個小時就趕到了。剛到濟南,他同樣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我的另一位同事懷特賴特()先生冒著酷暑奔馳六個小時到達濟南,卻遭遇了跟克斯先生同樣的命運。克斯夫人聽說他的丈夫患痢疾病倒後,從青州乘車來到濟南。幸運的是,她沒有患病。多虧了她的用心照料,我們三人都恢復了健康。  這裡,我應當提一提山東巡撫的好意。聽到我們生病的消息後,他派了一位官員來到我們住的旅館,專門負責照應我們的需求,直到我們康復後才離開。我們康復後,到巡撫的官邸對他給予的關心表示感謝。他說,照顧好客人,是他的職責。在他堅持下,派了四名騎馬的士兵護送我們,直到把我們送到青州。  15 慶祝豐收的節日  在由濟南到青州的路上,我們在一個小鎮上的一家小旅館裡度過了一個禮拜日。我問開店的老闆,他們今年的收成怎麼樣。  「很不錯。」他回答。  「你們會為此而感謝上帝嗎?」  「不,我們不知道怎樣感謝上帝」。  「你認為,鎮上的老百姓會不會願意感謝上帝的恩惠?」  「我想會的,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那好,如果你去把鎮上有號召力的人召集起來,讓他們明天中午以前到我這裡來,我將告訴他們怎樣感謝上帝。但我只要年老的人來,我只跟他們講」。  第二天中午來了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告訴他們,所有美好的東西都來自於上帝,我們最起碼應當做的,就是崇奉他,向他表示我們的感激之情。泛泛地講了些道理之後,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跪下來,我就會跪下代表他們跟上帝講話。這樣,我進行了一次祈禱,而他們,像在他們習慣於崇拜的日常生活中一樣,非常虔誠。當我表達感激的祈禱結束後,他們請我教給他們更多一些關於我們的宗教的知識。我允諾派一名福音傳播者帶著書去指導他們。然後我們就分手了,相互承諾在為上帝服務的過程中永遠保持友誼。  我們如期到達青州。在經過持續多日的會談交接後,A·G·仲斯離開青州,返回英國,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山東的新教堂

  16 山東的新教堂  在秋季裡,我訪問了散佈在各縣裡的多個教堂。向他們講道,並為他們主持聖餐儀式。要使對基督教並不很熟悉的人們不對我們的儀式產生誤解,是很困難的。有一個廣泛傳播的謠言,說我給教會的每個成員都發給了大量銀子。在一個基督徒調查這種流言時,一個非基督徒說,他參加過我作的一個演講,曾聽到我提到過分派銀子的事。於是那位基督徒回答說:「啊,你不知道,牧師在講解《聖經》中關於銀子的寓言啊!」在那次報告中,我沒有使用外國名稱「塔蘭特」 ,而是直接解釋成「一大堆銀子」。  對我來說,在這次旅程中發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從一個在五年之前我只打過三四次交道的人那裡,我見證了自己講道的效果。那時,他去看我,他說希望能學習我們的教義。我讓他背誦我從《馬太福音》中選取的段落,四至五天以後,再背誦《啟示錄》開頭的部分章節。  在我最後見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他滿臉發光,對我喊道:「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我看到我們的拯救者耶穌了!」  「他是什麼樣子?」  他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我們的主在《啟示錄》中的形象。  「他說什麼來著?」  「他告訴我去講道、悔過,『因為天國就在自己手上』」。  「你  打算這麼做麼?」  「我怎敢違背主的命令?」  「那好,努力為之吧!你會在內心裡體會到一種以前從未體會到的歡樂。上帝的安詳將與你同在」。  這件事發生在五年之前,正是我離開青州赴山西前夕。現在,在河東岸出現了五座新教堂,那都是在我離開後建成的。當我訪問這些教堂時,我問它們的建造者是誰,有人回答說:「是一個姓顧的。他去青州拜訪你回來後,就開始在大街小巷裡講道,說:『懺悔吧,因為天國就在你們手上』。我們都很吃驚,認為他是在鼓動一場叛亂。於是我們跑回家裡,關上大門,以免成為他的同謀。但這並沒有使他變得與眾不同。他慢慢地在村子裡走來走去,宣講天國的真理和摩西的山中寶訓;而我們,躲在大門內聽他宣講」。  這是他們對基督教產生興趣的開始。現在,河東邊已經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的。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源泉不在人類的知識中,而在與上帝的交往中。  17 J·S·懷特賴特先生的業績  這一段時間裡,在青州我只有三位同事:克斯夫婦和懷特賴特先生。我與後者共居一室。他對工作充滿了熱情,總是沒完沒了地問一些與傳教有關的問題。我們常常談到夜裡一兩點鐘。一段時間之後,兩人都病了,但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什麼。仲斯知道我們的情況後,說:「很清楚你們兩人的問題在什麼地方。你們整個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又談那麼多話,自然休息不足」。從此以後,懷特賴特先生和我就分開了,不再住在一間房子裡。作息時間正常後,我們也就恢復了健康。  後來,我離開山西不久,我那位充滿工作熱情的朋友懷特賴特在青州開辦了一家博物館,時間是1887年。在博物館裡,他給學生們作了一系列演講報告。1904年,他去了山東省的首府濟南,在那兒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稱為「濟南府研究院」,而別人則稱為「教會博物館」。它規模很大,在中國是無與倫比的,恐怕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每天有四百至一千人前往參觀。在最後兩年裡,它接納的顧客將近二百五十萬人次。曾有參觀者這樣來評述它:「它體現了這樣一種努力:開啟男男女女的心智,教化他們的胸懷,使他們理解宇宙的浩瀚偉大,理解人類的一體性,理解他們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同國家所擁有的物質財富的比例、所開發利用的資源的相對程度、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形象,以及理解呈現在眼前的使人類提升或退化的種種作為」。  這些講座的價值給四川中國內地會的維爾遜()先生深受啟發。在八、九十年代,他採用了同樣的思路和辦法。在最後幾年裡,即1910-1915年,羅伯遜教授接受基督青年會委託,以更大的規模組織了系列講座課程,採用了科學儀器最新資料。這種方式還被推廣到其他省份。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糾纏

  18 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糾纏  大約在這時候,我遇上了一個非常排外、心地非常惡劣的官員,看起來他絲毫沒有公平競爭意識,使我經受了一段痛苦的煎熬。我在這個城市比較好的一條街道上租了一間房子,沒有來自老百姓的敵對情緒的干擾,當時恰逢一位青州府的官員新上任,是青州府最重要的縣的知縣 。就在我拿到這個房子的鑰匙之前,他把我找去了。這個人四十上下,來自直隸省,是個進士,非常聰明且消息靈通。泛泛談了大約半小時後,他說他聽說我租了房子,但住在那條街上的士紳們和一些鄰居請求他勸我放棄。他還說,他是一個新來者,他不願拒絕他們的第一個要求,他求我給他一個面子,解除租房的合同。  我告訴他,對於士紳們的這種態度,我感到非常吃驚,因為在整整一個月的合同談判過程中,沒有任何反對的意見。聽我這麼說,他非常激動,還是懇求我給他一個面子。於是,我答道:「如果我退了這個房子,你能為我找到另外的嗎?」  「可是,」他答道:「你在這裡很有名氣,毫無疑問你會毫不費力找到你想找的房子,我在這裡人生地不熟。」  「如果仍然有人反對,那麼該怎麼辦呢?」我問道。  「我會關照這件事的,保證不會有人反對,因為你已經表明,你是樂於滿足民眾的願望的」。  得到這樣的保證,我就回到自己的住處,把合同拿出來,交到他手裡。對此,他表現得很感激。  幾天以後,知縣被巡撫召到了省城。在他離開的兩個禮拜之內,我又在一條很安靜的巷子裡租到了一所房子。附近只有三所住宅,我的在中間。為了避免鄰居的反對,我請了左鄰右舍做我的中間人。根據中國習俗,在得到鄰居友好的同意後,我順理成章地擁有了這所房子的使用權。  我的一些中國朋友,早就對知縣表現出來的坦率感到懷疑了,督促我趕在知縣回來之前搬進去。但我拒絕了:「我已經在他面前公開地放棄了第一所房子,我將大大方方地搬進這一所」。  又半月時,知縣回來了。第二天,他就來到了我這裡。這一次,他對我說的是:我所租的第二所房子的主人——一個寡婦——找到他,情緒很低沉,請他勸我放棄租房。我回答說,這我完全不相信,因為那位寡婦一直很急切地要把房子租給我。  「但確實是」,他回答說:「她威脅說,如果你住進去,她就自殺。你是個好人,不願造成任何人的死。況且,你的鄰居們也反對。」  「不可能,我已經讓他們在我的合同上簽過字」。  由此,我得出結論,除了知縣自己,沒有人反對我。  於是,他又擺出另外一個理由:「如果你住進那所房子,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會把房子燒掉。」  聽到這樣的威脅,我十分震驚,問道:「難道你沒有保證過,我租住另一所房子時不會有什麼麻煩?」  他承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可是對控制著這座城市的、根本就不講道理的暴徒,誰又有什麼辦法呢?」  「誰統治著這個城市,暴徒?還是你?」我問道。  他重申,如果我租了那所房子,其後果他無法負責。接著,他再次勸我放棄租房的合同。  我拒絕了他,說:「這次,我不能放棄。第一次,我接受了你的建議,但我現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我返還租約」。還不算完,我又加上了幾句:「入住之前,我一直在等你回來。倘若你不能保護我安全住進去,我將把此事上報領事。給你明天一天的時間,你好好考慮考慮。如果你不同意,後日我將啟程去煙台,親自向領事匯報」。  兩天過去了。我租了一輛馬車,正打算動身,知縣來了,顯然一副急切的樣子,似乎整個城市的人即將舉行叛亂。這一次,他還是勸我放棄租約。  「我知道居民都很平靜」。我回答說:「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說完,我跳上馬車,命令車伕出發。我把事情向領事作了匯報。領事去找了道台——他統治著三十個縣。道台發佈了一道文告,責備知縣製造麻煩,說我完全有權力租一所房子住在裡邊,如果我願意的話。任何官員和民眾都不得干涉。  從煙台回來後的第二天一大早,知縣就登門拜訪了,這使我很吃驚。幾天前,道台的文告到了他手裡。這次,他的態度是那樣友好,至於無論從那各方面看,我都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他說,他從別人那裡聽說我有一架幻燈機,能否讓他見識見識?我說我可以在晚上演示。於是乎當天晚上他又來了,帶著一大群秘書。理所當然地,他很興奮,因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燈畫面。在晚休時間之前,整個城市都知道了他來拜訪我的消息。  第二天,一些紳士代表來拜訪我,問能不能也為他們演示一場幻燈片。我倒樂於從命,因為我從來沒有在當地的士紳那兒遭遇過麻煩。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這樣,知縣挑動全城反對我的那種企圖,終結在它所引發的對我的強烈同情裡,也終結在他的詭計所激起的公憤裡。  在秋收結束、冬天來臨之後,農民沒有什麼事可幹,因而我邀請各個教堂的宗教領袖——有男的,也有女的——到青州來進行專門培訓。這個,加上督管各個教堂和眾多福音傳播者,佔去了我所有的時間。直到1883年春天,哈勃提()先生——曾經是中國內地會成員,在英國老家時加入了浸禮會——前來照料山東的教堂,我才得以脫出身來,重回山西。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遭遇劫匪

  19 遭遇劫匪  在回山西的路上,直隸境內,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群強盜襲擊了我們住宿的旅館。我有兩輛馬車,一同住宿的還有另外五、六輛。強盜把所有馬車裡的箱子都打開了,把衣物和紙張扔得滿院子都是。我起床後,發現同行的一位旅客因為不見了一張3,000兩的銀票而焦躁不安,那是他要帶給北京的老闆的。然而,幸運的是,天亮以後,他在院子裡把所有行李徹底檢查了一遍,最後發現銀票就踩在腳底下。對他來說,這就不是高興所能形容的了。至於我,車上的一隻箱子完完全全不見了蹤影。我們循著強盜的足跡找到了一堵高牆下,強盜們是越牆而逃的;在另一個方向,我們發現兩行深深的腳印,顯然是扛著我的沉重的箱子的盜賊留下的。在院子裡微弱的光線下,他看到箱子裡有些東西閃閃發亮,肯定認為那是銀子。他肯定認為那是他最大的收穫。肩上扛著那麼重的箱子,翻過牆且跑那麼遠的路後,打開箱子,發現裡邊裝著的不過是聽裝的濃縮牛奶,那盜賊會是多麼地懊惱啊!  路上再沒有發生別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離開了九個月後回到家裡,發現一個六個月大的小女兒在等著我。  20 斯科菲爾德醫生去世  1883年8月,我們在太原的小團體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斯科菲爾德醫生因為患斑疹傷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為以前我曾感染過這種病,所以同斯科菲爾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們所有的愛的關懷都無濟於事。他是個非常睿智的人,擁有一種最美麗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認識他的每一個人所愛戴。  1884年,恭親王被他的兄弟醇親王所取代,好戰的排外集團佔了上風。統治集團的許多成員認為恭親王的政策過於退縮,不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  21 太平天國叛亂的影響  儘管,在我到達中國之前,天平天國叛亂已經被平定六年了,他對基督教的推廣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嚴重,在這裡不能不記上一筆。這場運動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發動的,他是廣西人,在廣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響後,建立了一個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團體。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樣,洪秀全弄不清繪畫藝術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區別,在遵守摩西誡命的同時,他把對藝術的尊崇一概貶斥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對所有廟宇的這種敵視態度發展為一種宗教狂熱,加上人數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覺。當局逮捕了洪,把他投進監獄。他的部下相信他是無辜的,把他解救出來;政府宣佈他們的行為是叛亂。從這時起,這場運動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質,吸引了大量追隨者。洪秀全自稱「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領他的部隊北上,攻下武昌,然後順長江直下,進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後他定都金陵,指揮軍隊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個基督徒,真誠地力圖轉變洪秀權的極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墮落。太平軍的將軍是忠王,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過他的心腹,他發揮著異乎尋常的影響力。我手下一個姓程的中國牧師——曾參加太平軍——告訴我說,他對戰士們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下達的命令,哪怕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會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美國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國人戈登幫助中國政府鎮壓叛亂。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標誌著叛亂的結束。天國叛亂的十三年間喪失的生命總數,根據不同的估計,在兩千至五千萬之間。毫無疑問,太平天國留下的一個遺產是對基督教的痛恨,這種痛恨現在還沒有消解的跡象。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政府的敵視和基督徒的困擾

  22 政府的敵視和基督徒的困擾  長期以來,遍佈帝國的中國教會一直遭受著來自於官員、士紳和一般民眾的干涉、騷擾與迫害。山東的教會更是持續不斷地面臨著地方獨裁者的干擾。應住在國內的阿爾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請求,浸禮會協會寫信給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讓我們去北京會見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禮),就傳教自由問題交換意見。  以下事例表明,採取行動,使中國政府保障「容忍條款」的貫徹實施,是多麼的迫切。  11870年天津教案後,外務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滿敵意的備忘錄直接了當地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參見衛三畏的《中央王國》第2章,第707頁);  2直隸的李鴻章總督在為一本書作序時,事實上是在排斥基督教;  3陝甘總督左宗棠不允許一位傳教士住在西安。  4當一份為傳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訴送到山西巡撫張之洞手裡時,他說,那種請求使他感到很刺耳;  5在兩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審理,結果是,很快廣東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擊;  6山東巡撫連續幾次拒絕為傳教士解決麻煩;  7一位姓彭的長江水軍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務部在前面提到的備忘錄所做的指示;  8山西省的學政告誡省學的教授和學生們,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將被取消學位;  9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為近萬人參加的三年一次的鄉式出了以下兩個文論題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學》或《偉大的學問》),以及「攻乎異端」(出自《論語》)。這兩個考試題目導致的後果是,一位傳教士的住所遭到攻擊,房子被燒燬,傳教士本人則被毆打致傷;  十一個秀才羅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結果他們被捕入獄,儘管事實證明他們無罪,但誣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山東登州的一個知縣強要城裡的居民保證,一旦有外國人來,要予以抵制;  □領事館的秘書和領事都抱怨,處理教案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大;  □政府出版了一本有關教案的書,把所有麻煩和糾紛都歸咎於傳教士。那本書作為判例廣為流傳;  □在山東,當一位基督徒被帶到知縣面前時,說:「你生在中國,吃中國的飯,穿中國的衣服,受中國皇帝的保護,是什麼使你要學外國鬼子呢?」。  一位美國領事告訴我,有個道台對他說,他將嚴格遵守道光皇帝頒布的《大清律令》。這就意味著,他不考慮與外國簽訂的各種條約,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國法律。  以上各條,除了關於備忘錄的第一條,都涉及與新教差會的傳教工作有關的事件。隨之而來的結果是,遍及全國的教堂遭到破壞,成千上萬的基督徒被辱罵、劫奪,有的傳教士遭到毆打。  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進京,1884  因而,現在非常有必要讓我們的公使對這種事態加以關注了,特別是當福建巡撫丁日昌向北京報告,說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國人,而是源於官員對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後。  到北京後,我們得知巴夏禮公使去朝鮮了,去與這個「隱士之國」的國王簽署一份條約。逗留北京等他回來期間,我們決定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成立一個福音聯盟。在成立聯盟的國家,對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們希望它在中國能發揮同樣的作用。我們召集了在京傳教士的集會,在會上我被推舉為秘書長。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福音聯盟的成立

  24 福音聯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傳教士曾打算成立一個聯盟,但沒有成功,因為不同派別的傳教士很難在某些條款上達成一致。在北京,我們也必須面對同樣的困難。從開始到結束,我們一共召開了九次會議。倫敦教會的艾約瑟()醫生——我就住在他家裡——有持續好多年的過期《福音同盟雜誌》。從中我發現,參與聯盟的各個國家的傳教士,儘管在總體上能保持一致,卻信持不同的教條。我從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條文,來體現北京傳教士聯盟的宗旨,以盡可能地減少分歧。最終,我們達成了一致,中國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寫信給《中國報告》,呼籲在有教會活動的各個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機構,以便在各地成立執行委員會,為所有新教差會服務,並負責九《寬容條款》的實施與當地官員交涉。  通過在每年開始的時候舉行為期一周的祈禱大會,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們成立同盟的另一個目的,即消除對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國卻沒什麼進展。  在北京的各教會中,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對傳教士角色的自我定義存在嚴重誤區,從中國人一面看著導致了對我們的錯誤理解。出于謙卑,我們把自己稱為「行僧」,這使中國人得出結論,認為我們都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卻不知道我們是一個旨在把基督教推廣到全世界的巨大機構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軍事官員都有他們的職級,能夠與同樣級別的中國官員打交道。各地的傳教士都意識到當前社會狀況下的這種規則,但他們習慣於稱自己為「牧師」,並且這已被民眾廣為接受。但這種定義,確切地說,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傳教者」。在官方書面文件中,「方術」或「宗教學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從來沒有在各方達成一致。  在90年代,應羅馬天主教的要求,中國政府規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級神職人員的身份級別,以便與不同級別的中國政府官員打交道。同樣的待遇也提供給了新教傳教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拒絕接受這樣的身份等級。  羅馬天主教不僅接受了這種官職身份,而且作為一種政治措施加以推行,這導致了他們的追隨者和非基督徒之間的衝突。為了免除這種麻煩,馬禮遜()博士最近建議中國政府撤回給予天主教的職級待遇。  25 朝鮮著名的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國公使館秘書哈克姆()先生幫助下,我成功地得到了一份朝鮮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複製件。該宣言是以清政府的態度為基礎的,清政府是朝鮮政府樂於傚法的榜樣。這份文件大約發表於1864年,是美國人在佔領某個朝鮮港口時得到的。宣言說:  1人們通過自己的美德服務於上帝,而不是通過乞求他的恩典和懺悔自己的罪過;  2上帝是一種精神,而耶穌基督是人群眾的一個人,他如何能成為上帝?  3神父們確證說,靈魂比肉體更重要。因為他們是人類靈魂的教師,所以,按他們的邏輯,人們應該順從他們,而不是給與自己身體的父母和教育自己成人的老師;  4敬祖儀式是為了表達對祖先的感激之情,是為了使先人不朽,但神父們卻加以禁止;  5教皇宣稱民眾應當對他絕對服從,超過對統治者的服從,因此,他就像強盜和叛亂分子一樣,破壞國家的和平安定;  6上帝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但神父提倡獨身,對君父不能給予恰當的敬意,對夫婦之道也缺乏適當的尊敬;  7關於聖母、聖父、洗禮、堅信禮和神啟的所有教條都是欺騙人民的謊言;  8既然耶穌死得那麼悲慘,那麼基督徒宣稱他們不害怕死亡,不是醉了就是瘋了。  這個宣言說明,朝鮮政府是多麼認真地研究了羅馬天主教的宣傳系統。  26 羅伯特·赫德爵士的改革計劃  在北京的時候,羅伯特·赫德爵士慷慨地讓我過目了他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擬定的改革計劃草案,包括以下幾點:  1聘任賢能;  2開採礦產;  3改良河道;  4修建鐵路;  5建立郵政服務體系;  6成立政府銀行;  7籌建海軍。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改革方案種種

  27 改革方案種種  在赫德先生的要求下,我把為中國政府提供的改革建議的概要送他過目,那是我在不同時期建議給各位政府大員的:  1對山東巡撫丁寶楨,我建議在中國開採礦產,興辦棉紡織廠;  2對山西巡撫曾國荃,我建議修建鐵路,以便控制饑荒;  3對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外務部,我建議引進現代教育,指出這是使中國免於戰爭和被勒索的途徑;  4對巡撫張之洞,我也花費了心思:      1介紹了由貝西默在鋼鐵冶煉方面()的發明所引發的工業革命,建議在山西引進煉鋼的設施設備,為中國即將建設的鐵路生產鋼軌;      2呼籲他開採礦產;  5對巴夏禮爵士和中國外務部的葉金銘,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則,以避免宗教緊張和衝突;  6對赫德爵士本人,我則建議:      1組織一個代表團,由一位親王率領,如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級官員為成員,做一次環球旅行考察,瞭解一下其他國家的現狀;      2組織一個由帝國最優秀的學者組成的代表團,走出去,考察各國的教育制度;      3組織一個由最睿智最虔誠的人組成的代表團,去國外研究各國的宗教狀況;      4派代表團考察其他國家工業發展情況;      5派出代表團,考察各國交通與通訊方面的技術手段;      6在北京成立專門機構,向各省全面介紹、推廣考察的結果。  這個方案實施二十年後,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結果。  28 會見巴夏禮爵士,北京,1884  巴夏禮爵士從朝鮮回來後,對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關於在山東發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訴十分關注,並建議我們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們希望中國政府發佈的公告,以便在有更嚴重的教案發生時,他可以照會中國外務部,使之發佈命令,在全國範圍內施行。  與同對日本政府相比,他對中國政府的落後和畏縮表現出了更多的耐心。並且,他提到,他同中國政府的官員沒有什麼私人交往,只在外務部商討處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兒,雙方出於各自國家的利益總是千方百計相互鬥爭、相互阻撓。這使他感到十分苦惱。我向他敘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動的情況,說現在我在那兒工作沒什麼困難,因為跟許多政府官員建立的朋友關係。因而我斗膽向他建議說,如果採用同樣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員會有所回應的。隔了一個禮拜,當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時,看到他因為心情舒暢容光煥發。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許多高級官員發出了做客邀請,所有的邀請都被接受了。(參看斯坦利·萊恩-波爾:《巴夏禮爵士的生活》,第396頁)。  在這期間,我還寫了一個關於世界各國之宗教自由觀的小冊子。該冊子以高級官員為閱讀對象,因為他們大多數反對意見都源於對整個宗教問題的無知。  把我們擬定的公告草案交給巴夏禮爵士後,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傳教的省份:他回山東,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門戶張家口,穿過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達太原。途中我隨身攜帶了一個空盒氣壓表,測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資料能夠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員盡早地修築鐵路。當我回到太原後一算,離開已經整整五個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對山西傳教士的建議

  29 對山西傳教士的建議,1884  1884年8月,我建議召開一次山西省傳教士大會,以便推進傳教工作。傳教小冊子和福音書已經在這個省的一百零八個縣裡得到廣為散發,因而我們很有必要在以下幾個中心點展開具有長期性的系統工作:  1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代表所有傳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傳教自由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涉;  2出版更好的傳教小冊子,以滿足全省的需要;  3為每個外國傳教士配備至少十名福音傳播者作為助手(每位有經驗的傳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轉變者都是由當地人而不是由外國人引進教門的)。  4在十個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學院,每所學校招收一百名學生,授予三年外國知識課程。  同時,我還建議成立一個基督教文學藝術協會,其宗旨是:  1提供合適的基督教文藝書籍,引導中國人以各種有益的工作去幫助他們的同胞;  2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善意和相互尊重;  3在所有真正對中國有益的題目上啟發中國;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沿海之旅,會見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會見仲斯先生  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國的工作可以暫告一段落了,並且,因為我期待著開始新的工作計劃,感到有必要回國向浸禮會協會當面陳述自己的意見。  同妻子和四個孩子一起,我們開始了向東海岸的行程。當乘坐一隻中國人駕駛的船到達天津後,我們決定待在裡邊等待開往上海的輪船,因為那樣比住在外國人開的旅店裡花費要少,但我在煙台時認識的一個老朋友,愛德華·寇森()先生,賈丹—馬克森有限責任公司的代理,堅持讓我們接受他的地主之誼。  在上海,我們見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隨同一個很大的、由英國浸禮會協會派出的新傳教士團隊回中國的。我同他會晤了幾天,談論的是關於同浸禮會協會委員會以及同國內教會打交道的經驗、還有關於我將來的工作的一些事宜。  2 同大衛·希爾一起訪問南京  仲斯離開後,我得好朋友大衛·希爾從漢口前來,為了在我回國前見上一面。我們倆人都為中國政府對傳教士一如既往的敵意感到苦惱,並認為現在是前往南京會見總督曾國荃的最好時機。曾在災荒期間任山西巡撫,我曾同他打過多次交道。在南京,我們見到了他。他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友好態度,但根本沒有心思談論一下宗教自由問題。這使我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不僅有很多傳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參與了賑災工作,而且很多人由於在救災中感染疫疾而獻出了生命。  2發現《大乘起信論》  訪問南京期間,我們認識了刻售佛教經書的楊先生。楊先生原先是儒家門徒,後來皈依佛教,是個智力很高的人,曾作為中國大使的隨員隨同曾侯爵 出訪過歐洲,與馬克斯·繆勒()、日本的南條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這個級別的人物有過交往。  我問他:「為什麼,作為一個儒家秀才,在經歷了世界上那麼多事情後,竟然安於售賣佛經?」  「我很吃驚」,他回答:「你,作為一個傳教士,竟然會問這樣的問題。難道你不知道,對於人生許多重大問題,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嗎?」  「是這樣,但佛家回答了嗎?」我問道。  「當然了」,他回答:「我還是讓你看一下這本書吧,是它使我由一個儒生變成了一個佛教徒」。  那本書名為《起信論》(《信仰的覺悟》)。我接受了,並且又購買了一些他為我推薦的佛經。  在住宿的旅館裡,我靜靜地坐著閱讀那本使那位儒生轉變為佛教徒的經書,直到夜裡一兩點鐘。最後,我向同室的希爾大聲喊道:「聽著!這是一本基督教的經典!儘管所用的術語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  4 返鄉途中遭遇風暴  1885年初,我們乘坐霍爾特輪船公司的阿佳克斯號回返英國。在比斯開海灣,我們遭遇了一場可怕的風暴。海上刮起了颶風,波浪滔天。輪船載滿了錫錠,行動很吃力。三天時間裡,我們處於極度危險之中。船在波谷裡掙扎,我們的耳鼓裡充滿著浪頭把成噸的海水灑向甲板時的潑濺聲,而頭頂上的浪峰那持續不斷的呼嘯聲使我們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艙門被衝到了甲板上,海水湧進船艙裡。船長命令水手們把艙門再安裝上,但沒有人動,因為害怕咆哮著掠過船頭的巨浪。於是船長命令關閉發動機,減緩了船的運動速度,再次向船員們發佈命令:「好了,孩子們,現在試試吧!」船員們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艙門加固在了原來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當我走進餐廳打算吃早餐時,發現船長——那不是一個脾氣隨和的人,除非在斥責旅客和手下的高級船員時,從來沒有見他快樂過——正坐在餐廳的地板上,膝蓋上放著一本《聖經》。看到我,他的臉上滿是不好意思的表情。餐廳裡什麼早餐都沒有準備,廚師什麼也做不成。但我們還是想辦法利用餅乾、黃油和奶酪解決了問題。一整天仍然大浪洶湧,我們的船可令巴巴地、絕望地在波峰浪谷間顛簸。傍晚的時候,水手們中間突然有人大喊了起來,那人指著一片藍藍的天空,宣佈說,最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了。晚上,我們駛入了英吉利海峽,奇跡一樣得救了。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浸禮會年會

  5浸禮會年會  剛到英國不久,浸禮會的年會就在愛克賽特大禮堂召開了。諾威奇()城 的J·H·莎士比亞()先生、托馬斯·J·庫博()先生、還有我,作為大會發言人。庫博先生以一種迷人的優雅語態講述了他在非洲傳教所遭際的神奇故事;而莎士比亞先生則在演講中以異常感激的口氣提到了我在中國的工作。  當我站起來發言時,去不敢離開手稿像別人那樣侃侃而談。在中國待了十二年之久,一直說中國話,我感到自己的英語已經很生疏了。因為前面兩個發言者都是滔滔不絕的雄辯家,加上時間已經很晚了,聽眾變得焦躁起來,並開始退場。發言結束後,我感到是我大煞了這次年會的風景,便向會議秘書貝那斯()先生道歉。他以那種一貫的善解人意回答說:「別介意,大家會仔細閱讀你的報告的」。  關於年會的報導見報之後,《基督教世界》發表了一篇社論,呼籲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庫博先生和我的報告裡,顯然可以看出,基督差會工作的重心已經轉移了。以前關注的是從另一個世界裡拯救遭受地獄之苦的異教徒,現在則是從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同一個世界裡把異教徒從地獄的磨難裡拯救出來。  6 請求更多的人手  在中國待了六年之後,為了處理生意上的一些事務,仲斯先生也回國了。仲斯先生向浸禮會的委員會描述了我們那時所擁有的信徒和向教者的數量,並說比在中國的任何其他基督教差會所擁有的都多得多。他成功地喚起了委員們對在中國——最開化的非基督教國家——開展傳教工作的興趣,請求大量增派傳教士,在作為中心城市的青州所能輻射的十至十二個縣內開展傳教工作。委員會的答覆是,允諾增派十二個傳教士到山東,同時給山西增加六個。我去了之後,對委員會的委員們說,我們在山西的一百零八個縣的傳教工作都已開始,如果給山東增派十二名,山西不能更少,因為它的面積同山東一樣大。  7 向浸禮會建議的教育計劃  我的眼光更遠大,不僅僅局限在山東、山西兩個省份。我希望所有教會團結起來,在每一個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級教會學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試辦。以便影響帝國的領導階層,使他們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十五年傳教在中國》,在浸禮會委員會的成員間散發,希望他們中有人能支持我的方案,以期實現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轉變。然而,我卻發現,我對「全民轉變」這個概念的使用,使許多人認為我的意圖是要把中國已有的教會引向對不信國教者無能為力的英國教會體制。  不久,我寫了另一篇文章,建議採取新的教育和福音傳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全民」這個詞。這就是發表在《萬民歸宗》第2卷第60頁上計劃草案。它是針對浸禮會委員會而寫的,在委員們中間散發。  浸禮會委員會中國分委會經過第一次討論後認為,他們不能上報這個草案,因為他們的基金承擔不了這樣一個花費高昂的項目。但是,使我沒有想到的是,總委員會的一名委員慷慨大度的提議,使我眼看被槍斃的方案得以「緩期執行」——留待下一次會議討論。  這期間,我作為代表團成員往返於鄉間,忙於工作,沒顧上這件事。並且我覺得在委員會沒有批准方案之前,也不便在各個教堂公開提倡我的觀點。但我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私下裡談過這件事,發現許多人對此都深表同情,認為我的傳教策略實際上與凱裡()在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  8 方案被否決:極度的失望  在總委員會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我的方案又被提出來了,但他們的結論是,對他們的基金來說,我的方案過於龐大了。方案被否決了,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9 提出傳教方式修正案  於是我又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中國急需:善良的薩瑪利亞人」 。在這篇文章中,就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樣,我仍然強調了以下三點:  第一,對每個新到的傳教士來說,除了學習語言外,還應當致力於研究當地人的宗教,研究傳教手段,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為能擴大他們的工作效果。  第二,大量僱用當地人從事傳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與單純僱用外國人相比,僱用中國人從事傳教工作的成效要高出八倍,也更合算。在七十年代,教會布道委員會就曾採用過這種方略,並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功。近幾年來,愛爾蘭長老會在滿州地區進行的傳教工作是最成功的。在那兒,長老會給每一個外國傳教士平均配備七個當地人協助工作;而聯合衛理會——他們的工作成效僅次於前者——為每位外國傳教士平均配備十名中國人助手;基督教青年會()的傳教工作——最近幾年來十分惹人注目——無一例外地是由從其他布道會中挑選出來的中國人進行的。  我的第三個建議是強調了在每個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大學、培訓受過教育的當地傳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學外,這些學校的學生也學習西方大學所教授的各門分支學科的課程。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電機專業課

  10 電機專業課  這件事以後,我開始意識到上帝打算讓我單獨承擔十字架的重量,為此我必須進一步充實自己,以便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施加影響。於是我決定學習科學知識,在南坎信墩博物館師從埃爾頓()和西爾維納斯·湯姆遜()研究電機工程學。  11 在柏林拜訪教育部長  因為對中國的教育產生了興趣,我想瞭解歐洲最新最好的教育制度。於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長進行了一次會談。我告訴他,我是一位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很希望瞭解最好的教育制度並介紹到那兒。部長是個高個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會談中當我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時,他把椅子向後推開,站起來——看起來快頂到天花板了,非常生氣地看著我,喊道:「當你把中國人都教育好了後,我們該怎麼辦?」  看來他是不會給我任何幫助的。  幸運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長是一個基督徒,主持一所星期日學校。他很爽快地提供給了我所渴望的信息。  出於同樣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打算會見法國的教育部長。部長不在。有人告訴我說,他恨不得把官方教科書中所有有關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  返回中國之前,在一個偶然的場所,我向浸禮會委員會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他們說「在我看來,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是成立一個協會,以便將那些所謂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員轉變為基督徒」。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與耶穌會著名傳教士的談話

  1 與耶穌會著名傳教士的談話  1886年,乘坐法國郵輪奧克薩斯號,我又離開家鄉,踏上前往中國的旅途。同行的旅客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還有七位新教傳教士。在天主教神父中,有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都非常熱心地把天主教的書籍擺在桌椅上供旅客們閱讀。觀察了幾天之後,我對他說,我很想跟他聊一聊。他回答說,很好,那就在晚餐以後吧。一開始,我表達了對他為引導人們走向真理的而做出的努力的感佩之情。接下來,我說:「我們到中國去,都是為了引導中國人走向真理之路」,「因此,我想,作為一個基督徒兄弟,我是不是可以直言不諱地表達我的看法?」  「當然了!」他回答。  於是我說道:「我們進行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為了各自的信仰而努力以求。但是,不論我們屬於天主教還是信奉新教,對我的心靈來說,信仰只是個第二位的問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對上帝和世界的拯救者耶穌基督的忠誠。現在,我發現在你散發的書裡充滿了不真實的東西,這樣你就不是在為上帝服務。那正是將要撞毀羅馬天主教這艘船的石頭,因為上帝是永遠不會祝福謬誤的」。  受到這樣肆無忌憚的、盡可能以溫柔的口氣發出來的攻擊,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兩手緊握在一起。這說明他的感情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他問我知道不知道他是誰,我回答說不知道。  「我是巴黎魯德百克區()耶穌會大學的校長。讓我吃驚的是,你竟然會說我散佈的是謬論!」  我回答道:「你擺出來的書中有一本叫《對付新教徒的捷徑》,我讀過了。因為我是個新教徒,你必須承認,我比任何天主教徒對新教的理解更準確。這本書中包含著大量的錯誤言論。如果看到你捍衛真理而不僅僅是某個宗派利益,我自然會非常高興」。  「噢!」他大聲說:「我知道我在談論什麼。在學校裡,每個禮拜進行一次關於天主教和新教的討論課,這是我的規定」。  「你有沒有請過某個新教徒,」我問道:「闡發一下新教徒的立場?」  「沒有」。  「這樣,你就在不經意中誤導了你的學生:你把一個稻草人而不是一個真正的新教徒擺放在學生們面前,讓他們在論辯中輕鬆擊倒對手」。  十一年之後的一天,我剛剛結束休假回到上海,發現桌子上有一張皮爾·西蒙先生的名片。我怎麼也記不起這人是誰,但還是回請了他。當他被引進房間時,我認出來他就是我乘坐奧克薩斯號時的那位旅客朋友。不久,他被任命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職儀式。三個月以後,他因為心臟病而去世。  大約又過了五年,我們在又一次做了家鄉的訪問者之後回到上海。秀普林斯休斯修道院的修女、前劍橋培訓學院的院長休斯小姐表示希望參觀一下徐家匯的耶穌會教育學院。修斯小姐剛剛以教育為題在日本做了一次為期十五個月的學術講座。我妻子和我帶她前去。學院的負責人,皮爾·布歇,非常熱情友好,他親自領著我們轉,詳細為我們進行介紹。當兩位女士去了另一所院子裡看望那裡的修女們時,他和我坐在走廊裡等她們回來。透過窗子,我看到裡邊一間房子的牆壁上掛著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對皮爾·布歇說:「那是西蒙主教,是個很不錯的人」。  「是的。」他回答道,笑容在他臉上綻開:「你還記得將近二十年前在奧克薩斯號郵輪上的談話嗎?他全部告訴我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在關注著你」。  在我的妻子去世時,皮爾·布歇很快就給我來了一封信,表示慰問。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 妻子患病

  2 妻子患病  在到達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患了口炎性腹瀉。這是英國人知之甚少的一種病,甚至醫務工作者也不很瞭解。巧的是,我們在老家的一個朋友同時染上了這種病,並且我們很快得知,她的病早已宣告不治,因為當時的醫生不知道怎樣醫治它。在上海,我耗費了兩個禮拜的時間,請了當地技術最高明的醫生之一給妻子看病。結果症狀大為好轉。然而,他從來不解釋病的性質是什麼,也不解釋他的治療為什麼如此見效。  我們繼續趕往山西,寄希望於在那兒休養一段時間後,夫人會自然而然地恢復健康。然而,她的身體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一個月一個月地惡化起來,直到1887年夏。在這最炎熱的季節裡,太原府的傳教士都要到山區去開展工作,為期一個月,只有我們夫妻二人留在城裡。我的朋友,中國內地會的愛德華斯醫生,臨走之前來看我。他告訴我說,為了給我妻子治病,他已經嘗試了所能想到的一切辦法,但令人喪氣的是,什麼辦法都不能奏效。他手裡拿這一本書,對我說:「我寫信讓國內的人把關於這種疾病的最好的醫學書籍寄來。這是今天早上剛到的,我打算給你留下,你好好研究研究」。  我從頭讀到尾,瞭解到這種病實際上全身的粘膜發炎,處方的關鍵在於採取措施治癒粘膜,那樣健康即可全面恢復。書中建議了兩種治療方案:第一種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實上是讓消化器官徹底休息,粘膜會因此而自行痊癒。然而,雖然說很難徹底禁絕食物,但如果要讓粘膜自行痊癒,另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營養缺乏。另一種方法是採用大自然養育嬰兒的路數——就是說,餵奶,一次喂一點,以免增加胃的負擔。採取這種辦法後,腹瀉第一天就停止了。於是我繼續實行這種節食療法,每次餵食的牛奶不超過半酒杯,並且每天都稱一稱病人的體重。牛奶的量在逐漸增加,以保持病人的體重不減少。十天後,她的體重開始一天天地增加,而一個月後,就完全復原了。這使所有去山區工作的朋友們都大吃一驚。他們坦白說,當他們來向我們道別時,根本沒有期望她還能活下來。  從那以後,在中國有好多人用同樣的辦法治癒了。對那些弄不到奶的人來說,還有一種特效藥,即黃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僅僅通過禁食就治癒了。這種病現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癒的了。我所以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覺得讓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這個療法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3 來自同事們的批評  當我還在回家的路上時,一個新派來的傳教士到了山西。他聽說了關於我的傳教方式的一些情況,沒等我回來就這個問題聽一下我的看法,就寫信給國內的委員會,反對我的觀點,其實我的觀點他表述得並不正確。也許是出於無意,其中一封在《使者》上發表了。然而,與此同時,一封發自山東的傳教士的信對我的工作的創造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封說好話的信抵消了另一封造成的影響。  回到太原後,我繼續按照原來的方式開展工作,發表了一本關於道教的小冊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認當地人的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出,這在我那些年輕的同事們看來,簡直就是罪大惡極的異端邪說,我傳教的方式也被認為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他們期待著我改變自己的神學觀念,並接受他們的指導。這兩條我都不能接受。第一,我的觀點同國內最有見識的牧師們的觀點是一致的;第二,因為我有多年的傳教經驗,而他們卻沒有。因此,我堅持享有他們為自己所主張的同樣的自由。為此,他們給浸禮會委員會寫了一封長信,對我的神學觀點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責難。  4 離開山西  我的同事們是這樣的態度,顯然,我是永遠不可能同他們在工作上取得和諧的。留在這裡只會導致持續不斷的衝突,那對傳教工作的危害將是致命的。於是我決定離開山西。我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同事們,並在十天之內把所有東西收拾停當。那些科學儀器沒有打包,我把它們以非常抵的價錢賣給了當地的士紳們。至於幻燈機和數百張珍貴的片子,則留給了同事們作為禮物。  由於太忙,沒時間登門向那位羅馬天主教的主教當面道別——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給他寫了一封道別信。兩個小時內,他就趕來看我了。我正在將自己的書籍打包,各種各樣的書滿屋都是。我請他看一看,找一本他喜歡的,作為我們過去美好交往的紀念。他挑了一本裝幀非常精美的,由倫敦的R·S·T公司出版,書名為《在那神聖的地方》。我在書上寫下他的名字,我們就分手了。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建議他的神父們逃離太原,但他自己決定同耶穌基督一起留下來。當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撫毓賢指揮屠殺城裡的傳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時,主教同基督徒們一起被處死。這證明了耶穌基督之道義的力量,對天主教和新教來說,都是一樣的。  10月18日,我挈婦將雛來到天津。在那兒,我找到了一個職位,為政府的兵工廠翻譯資料,年薪600英鎊。但我是不能徹底中斷傳教工作的。於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國聖公會主教施約瑟()原先住過的房子裡。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  倫敦的浸禮會委員會建議我回山東工作。我同意了,條件是他們允許我在首府濟南建一所基督教學院。  在等待委員會答覆期間,我動手撰寫一本題為《現代教育》的小冊子,介紹世界上七個最先進的國家在教育上的進展。在小冊子裡,我強調了四種教育方法:歷史的、比較的、一般的、特別的。換個說法就是,我表明了一個人究竟為什麼必須比較不同民族的歷史進程,以及為什麼必須擁有對事物的一般知識和對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確瞭解——也就是說,既要瞭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瞭解特殊中的一般。這本小冊子我在北京的高級官員中散發,也作為禮物送給了住在天津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6 拜訪天津的李鴻章  在小冊子中,我建議中國政府開始教育改革,並為此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這個建議,李鴻章的答覆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我說,那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他問什麼時候能見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  「噢!」他回答:「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在會談中,他還問我:「基督教到底能給一個國家帶來什麼好處?」這是促使我後來寫作《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 一書的決定性原因。  很多年後,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學的校長。他曾經讀過我論教育的小冊子。他告訴我說,在他的學院裡,他一直在努力貫徹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  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除了幫我寫書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應三個日本人之請,教他們英語課。她採用了一種教授語言的新技術,那,說到底,也是最古老、最準確的,是兒童在學習說話時本能地採用的——就是說,從事物的名稱開始,繼之最簡單、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兒童日常操練並能夠記憶的短句。結果,六個月之後,與另外兩個曾經稀里糊塗學了兩年英語的人相比,那個在跟理查德夫人學習之前從未接觸過英語的日本人講得要好得多。因為他們的語法不正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糾正。  當他們開始自願地月讀英文書籍時,他們提到在書中遇到一些宗教術語,弄不懂。我妻子建議他們同她一起閱讀《新約聖經》,以便熟悉宗教詞彙。他們從《約翰福音》開始閱讀,效果十分可觀。他們不僅理解、學會了其中的宗教術語,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閱讀的書籍的影響,以至於三個人都渴望實施洗禮,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訪了日本公使,轉達了他們三人的願望,問他是否反對,因為其中有一個時他的兒子,另兩位是公使館的秘書。他的回答是,當他被天皇派往歐洲學習西方文明時,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他所際遇的所有歐洲人當中,最優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書願意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他不會反對,只是希望他們好自為之。這樣,三個人都接受了洗禮。其中的一位秘書,即天野先生,先後被日本政府任命為好幾個中國沿海商埠的領事。曾紀澤侯爵聽說理查德夫人為這幾個日本人教授英語的消息後,也表示希望能讓他的一個孩子跟隨她繼續其英語學業。  8 侯爵曾紀澤  曾紀澤是著名政治家曾國藩的兒子。他早年即有志於走出國門,並出於這樣的目的學習了英文。在倫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從歐洲回來後,成為總理衙門的一員。  1888年,在我生活於北京期間,我以一種很不尋常的方式結識了曾紀澤。他曾經倡議在天津和北京之間修建一條鐵路。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因為北京的馬車伕反對修築鐵路的持續不斷的請願而不勝其煩,問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關修築鐵路後倫敦馬車伕的生計受影響的情況的材料。他提供不出親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醫生達吉恩()求助;達吉恩醫生不瞭解,轉求於艾約瑟()博士;艾約瑟同樣不瞭解這方面的情況,於是請教於我。幸運的是,我正好有精確的事實及數據滿足了這位侯爵的要求。這使他非常高興。  這位侯爵有好幾個兒女,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很高興有外國人前去拜訪他們,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們的關係很快就很熟了。後來,因為最小的那個男孩還沒有結束學業,就如我前面已經提到的,邀請理查德夫人給他上英語課。兩廣總督的孫子也跟著聽了一段時間的課。  當我把為中國做的現代教育改革方案作為禮物送給侯爵時,得到了他熱情洋溢的讚許。他督促我在高級官員中散發,因為他相信中國的唯一希望在於教育。因為他自己在總理衙門只是個中下級官員,他覺得他關於採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議會使總理衙門的高官們懷疑他太容易受外國人的影響了,因此他不敢獨自張羅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還沒來得及把在西方獲得的寶貴信息和人生經驗付諸實踐。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拜訪大喇嘛

  9 拜訪大喇嘛  那時,北京有一個東方研究會,經常有關於遠東的論文在會上宣讀。日本公使鹽田()先生是研究會的主席。我被邀請宣讀論文《佛教對中國的影響》。為了準備這篇論文,我從中國史籍中翻譯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時的各個時期的紀錄材料。這次研討會在英國公使館舉行,當時的公使是華爾生()先生。各個公使館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為急需得到藏傳佛教即喇嘛教的資料,我拜訪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宮。雍和宮曾經是一個親王的家廟,其中有數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個朋友曾帶我去雍和宮參觀過。在中國那麼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宮大門口所遭遇的粗暴無禮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從未遇到過的。我發誓不再給喇嘛們任何機會再一次侮辱我。  作為前期準備,我先給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張名片,請求登門拜訪,並根據中國禮俗,送上一個電子鐘作為禮物。這件小禮物的效果好極了,因為它極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沒有一個人能夠製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請我第二天十一點前去。  我帶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來的浸禮會傳教士。當我們到那兒時,從喇嘛們的舉止裡一點也看不出粗魯的跡象,相反,大約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門口排成隊列,迎候我們到來。我們被領著徑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處。我們發現桌子上已擺滿了點心,用以招待我們。那個電子鐘,被他視為奇跡之物,成為我們源源不絕的談資。用了幾分鐘的時間,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邊,電池卻放在鄰院他的僕人的房間裡。我告訴僕人等鐘響了以後再過去,然後就回了喇嘛的房間,按動了按鈕。那個僕人立即跑著穿過院子,非常興奮的喊:「它響了!它響了!」這使得首席喇嘛高興非常。  接下來,談到了宗教問題。我問喇嘛,喇嘛教是在繁榮昌盛呢,還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無疑問,喇嘛教正在衰落。  「對您來說,這是不是一個令人喪氣的前景?」我問。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驚不小:「就像海潮,漲落有時。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現在喇嘛教正處在低潮,它的高潮會再一次來臨的」。  談到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時,他顯得在政治領域比在宗教領域更地道。對我來說,這沒什麼可奇怪的:儘管這所寺廟裡每天都在舉行宗教儀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個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個宗教教師。  10 拜訪寺院方丈  在每個省的首府,中國政府都任命一個高級僧侶擔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務。在北京也有一個同樣的佛教總管,但中國政府不讓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權力過大。  1888年,我拜訪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個慈善的老人,六十歲左右,舉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問:「是誰派你來到中國的?你們的統治者嗎?」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時候,我才到中國來」。  他立即抓住了問題所在,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宗教問題:「你怎樣知道上帝的願望是什麼?」  他的談話使我明白,當我們外國人僅僅依據普通和尚的智力來評判佛教徒的時候,就犯了一個大大的錯誤。一種宗教,一種贏得了中國最偉大的心靈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閒置之的。只是在經過了多年的研究之後,我才發現,佛教(不是由喬達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從基督時代開始的佛教)在其高度發展中實際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條,只是現在,中國的大多數佛教徒將佛教的老教條和新義理混淆在一起,致使兩個教派之間的區別模糊不清,儘管他們自己承認存在著教義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應邀赴山東工作

  11 應邀赴山東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兒的傳教方式。卻發現,我向浸禮會委員會急切建議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實施得非常成功。在回來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儘管浸禮會對我在官員和文人學士之間開展的工作表示讚許,但他們並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學院,因為他們認為,英國教會不會准許把傳教基金派在這個用場。計劃遭到否決,我開始考慮離開浸禮會。聽到我可能離開浸禮會的消息後,仲斯先生立即給我發電報,說他立即到北京來,在他到達之前我不要對自己的去留做任何決定。我們見面後,他請求我和他一起回山東工作。經不起他再三懇請,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東的旅途,打算同那兒的朋友們商量一下。  在山東,我同所有教友見了面,直截了當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們,說如果我回山東工作,我將在濟南建立一所教會學院,需要教友們的大力支持,到時候他們應當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時一樣,我向同事們聲明,我不想限制他們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們限制。眾所周知,在國內,兩個牧師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難的;而在國外傳教時,一個傳教區的十多個人在一個牧師職位上工作則絕對是行不通的。必須進行工作分工,每個傳教士都應當是自由的,為他自己領域的工作負責。回到北京後,我繼續撰寫自己的書《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  12 在山東染上熱病,胳膊麻痺  1889年5月,我轉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東。那一年,山東又發生了一次饑荒。此前教會籌集了一大筆救濟金,鑒於我在賑災方面的長期工作經驗,我被邀請在濟南附近州縣協助賑災。通常情況下,饑荒總是伴隨著熱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萬,並且死亡的比例很高。這一次我被傳染了,並且病得不輕。科特曼()醫生——他是美國長老會在濟南的傳教士——擔心,如果我繼續留在濟南,會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擔架把我抬到了鄒平,夜裡趕路,白天則睡覺,以避免炎熱。在那兒,我恢復得不錯,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徹底恢復之前,山東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召開了一次會議,我也被要求參加。在會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們的贊同。大家給英國浸禮會委員會寫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傳教士都簽了名。會上,大家還建議我10月份搬到濟南來。然而,在大會的第一次會議尚未結束時,我的右胳膊患了風濕性麻痺——這是災荒導致的瘧疾類熱病的一種常見繼發病,痛苦得很。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時間,一時無法返回天津。  同時,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復後遵從指令去了煙台,以求在海邊的空氣中恢復健康。這個夏天,我前去同她相會,為了恢復健康,在那兒一起待了三個禮拜。但我的右臂恢復得很慢。  回到天津後,我決定開始為回山東工作做準備。我們都認為,浸禮會委員會肯定會同意我們各位同事全體一致的申請。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綁好放在走廊裡,準備啟程。這時醫生來了,對我說:「你別想走了,你不適合在陸上作這樣一次長途旅行」。同時,他聲稱,如果我們去了濟南,在那兒度夏,我的瘧疾病肯定會復發,並且會導致更嚴重的麻痺。  因為身體還遠遠沒有恢復,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寫的。通過口授,《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一書的寫作也在繼續。同時,我們在天津等待著來自浸禮會委員會的答覆。  13 委員會拒絕了我們的方案,1889年  浸禮會委員會沒有接受山東教友全體一致的申請,再一次駁回了我們關於建立一所基督教學院的方案。委員會的一位成員提出了抗議,說,在他為浸禮會服務的整整二十年裡,還沒有遇到過相同的例子,來自於一個傳教區的全體一致的申請被駁回。隨後,貝尼斯先生來信,說,委員會不能接受山東傳教士的方案,他們催促我回山東,接受其他傳教士所採用的傳教方式。駁回申請的信件於10月份抵達。  14 參加上海傳教士大會  1890年5月,第二屆傳教士大會在上海舉行(第一屆舉辦於1877年)。我應邀為大會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基督傳教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由於參加賑災工作,我沒能參加第一屆大會,這一次能參加很興奮,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著。在論文中,我呼籲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政府,在那些可稱為中國的藍皮書的書籍裡,印刷和傳播對基督教會的最無恥的誹謗,並且那些出版於二十年前的書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來,我們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預言,一場針對外國人的迫害即將大規模爆發,因而應當立即推舉一個委員會,上書皇帝,說明基督徒的真實目的,請求皇帝立即採取措施制止對基督教的中傷。  與會的很多代表認為我對社會現狀的看法過於灰暗,但經過討論,還是決定推舉一個委員會向皇帝進言。不幸的是,我的預言被證明是絕對正確的。就在那個夏天,長江流域發生了許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希望他採取措施制止對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對這種事不感興趣。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編輯中文報紙

  15 編輯中文報紙  回到天津後,我把這個問題擺到了直隸總督李鴻章面前,請求他結束針對基督教的各種惡毒的宣傳報道。但他沒有採取行動的心思。此後不久,1890年7月,通過這位總督和我的幾個私人朋友,我獲得了一項任命,成為一份名為《時報》中文報紙的主筆。我馬上接受了任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因緣巧湊的機會。  就中國改革的許多課題,我寫了一些文章。每週我還出版一份特刊號,在上面,我以圖表的形式比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鐵路、電信和商業等領域所處的相對位置。事實證明,這種圖表是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倡導改革的最強大力量之一。  我還發表了一些社論,講述日本是如何進行快速改革的。為此,一些來自日本的參觀者到報社向我表示感謝。不同地區的中國學者,在讀過我的社論後,同樣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張之洞從武昌發來電報,要我把報紙直接寄給他。  那一年,現今的俄國沙皇——當時還是皇太子——來到遠東地區出席西伯利亞鐵路的破土典禮,表示希望訪問北京。中國的官員們對此感到惶恐不安。為了消除他們的恐懼心理,幾個禮拜的時間裡,我在《時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介紹歐洲王室成員之間相互訪問的情況,指出這種互訪極為有利於和平和善意的達成,呼籲中國的皇室成員也以同樣方式出國訪問。  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婦女讀經班  1890年,因為天津的美以美會缺少人工,朱維爾()小姐請我的妻子在冬季裡負責一個50人的婦女讀經班的培訓工作。前一個冬天,她在一個為中國婦女開辦的班裡幫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婦女們來自於這個國家不同的地區,到天津來接受培訓。我妻子和班上的婦女們一起摘錄了《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一書的綱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圖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從一個國家到達另一個國家並最終遍及全世界的。她從經文中選擇了一些適合的內容,每天以親身踐行的方式介紹給學員們。儘管學員們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們的虔敬和真誠卻無一例外地深深打動了她。不僅如此,整個冬天,她們之間沒有發生哪怕一次最簡單的衝突。  春天到來時,她們回到了距天津數十至數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鄉。臨別時,理查德夫人告訴她們,通過在她們村莊其它家庭的面前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她們,上帝把她們選做了他的使者,要她們為她們身邊的人們帶去巨大的歡樂。秋天到來時,傳教士們去山區作了一次福音傳播之旅。聽說婦女讀經班的一個學員自己發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一位學員發展了至少100人。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興。這證明了那個已被無數次證明了的事實:在發展教徒方面,當地人能對他們的同胞發揮更好的影響。  17 浸禮會的代表  1890年10月,英國浸禮會派出一個代表團前來中國,代表團由浸禮會中國委員會主席、布里斯托爾的理查德·格勞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W·莫裡斯牧師兩人組成。這是前來訪問中國傳道團的第一個浸禮會代表團。  到達天津後,他們全面展開了工作,訪問了山東和上海。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脫離浸禮會傳道團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這裡,接下來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會同事間達成和解。但他們發現,我和山東的任何一個同事之間都沒有什麼分歧。  18 來自上海廣學會的邀請      1891年5月,廣學會的創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會委員會邀請我做他的繼任者。在對報紙的巨大影響力有了切身經驗之後,我對在中國開展文化工作的價值深信不疑。我的答覆是,如果浸禮會傳教協會能像聯合長老會支持威廉臣那樣支持我,我將非常高興地接受邀請。經過兩位代表團成員搭橋牽線,浸禮會協會答應支持我三年。這樣,在結束了為期一年的天津《時報》主筆的工作之後,我於1891年10月轉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威廉臣創建同文書會

  1 威廉臣創建同文書會  1887年,於1884年創辦於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書籍會」()宣佈解散,繼而成立了同文書會(),繼承了原來的印刷廠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書籍會」的發起人慷慨捐助的資產 。  同文書會的創辦者是法學博士威廉臣牧師,初到中國在煙台時,我就認識他了。他為學會確立的宗旨是:在中國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廣泛傳播基於基督教原則的西方學術,在熟悉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以中國人的立場著書立說,使之適宜於引導和提升民眾,尤其是通過影響其更有知識和領導能力的階級,引導和提升民眾。1889年,在中國的新年期間,一份名為《萬國公報》(又稱《時代觀察》)的月刊開始發行,同時出版的還有一份中文的《兒童報》 ;前者的主筆是林樂知()博士,後者則是D·S·莫瑞()先生。  1890年,由於缺少經費,同文會放棄了她的印刷廠,把它賣給了漢口的「蘇格蘭全國聖經會」。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煙台令人痛心地辭世。「威廉臣先生那魁偉的體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標誌。從他那令人眩暈的高處,他的視力似乎到達了他所渴望的遙遠的盡頭。他希望廣學會 的成功成為他漫長一生的榮耀的王冠」。  這是廣學會托管財產管理人之一、賈丹-馬克森有限責任公司的約翰·麥克格萊特()先生所作的評論。  2 在廣學會開展的其它方面工作  在1891年10月我到來之前,滬港銀行的C·S·阿迪斯先生(現在是查爾斯·阿迪斯爵士)是廣學會的代理幹事。直到1909年離開中國,他一直留任協會的副會長。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議和積極主動的工作熱忱使廣學會受益非淺。從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羅伯特·赫德爵士一直擔任會長。  在我進入廣學會的時候,會裡只有我一個人全職從事文字工作。《萬國公報》(《時代觀察》)的主筆林樂知博士是美國南方監理會開辦的英華書院()的院長,只能將他的業餘時間用於這份月刊的編撰。正是從這份刊物裡,中國的知識分子獲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識。對中國人來說,在有關他們社會進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一個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論《萬國公報》傳播到哪裡,都會普遍引起對傳教士和外國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於1907年5月。  1911年,美國監理會他們繼續同廣學會的合作,准許A·P·伯駕博士拿出部分時間從事廣學會的文字工作。  當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剛剛開始同文書會(廣學會)的工作的時候,他就得到了一個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幫助。花之安是中國文學的最卓越的學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寫了多種著作。他體形魁梧,富有那種不動聲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開的第二屆基督教全國大會上,他應邀撰寫了《中國古典的基督教解釋》一文。多年以後,一個朋友問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讀你的《中國古典的基督教解釋》,這篇文章在哪裡呢?」用一種緩慢、低沉而又嚴肅的語調,他答道:「在墨水瓶裡」。當有人問他從事什麼工作的時候,他回答:「我忙於同中國人的心靈交談」。近年來,花之安獨立主持廣學會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島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東》是一部論述人類文明的巨製,意義重大。在書中,他對基督教文明和中國文明進行了比較。該書出版於香港,經花之安先生同意後,由廣學會重印。  1893年,獨立傳教會的安保羅()來到中國,參與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還被納入了廣學會的委員會。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間,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間,他實際上是廣學會的總幹事。他受過良好的教育,熱情洋溢,永遠有滿腦子的改進工作的新點子。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身體一直不怎麼健康,因而不得不過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從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會的衛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會報》,衛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第一個工作計劃

  3 第一個工作計劃  在這裡,把我在1891年廣學會年度工作報告中所提到的戰略規劃方案作一個摘錄,想必讀者會感興趣。  「在對賑災的呼籲的應答中,中國內外的外國社團不止一次地表現了他們的慷慨;但是,鑒於導致災荒的許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於人們的疏忽依然存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幫助中國的最好方法,就是推進廣學會所追求的啟蒙工作。我們不能夢想在整個帝國內建立起現代化的學校,那將是各個省政府的職責,當它們對自己的需要有所瞭解並知道如何去滿足這種需要時,它們會有所動作;我們也不能企圖結識帝國的所有高官;我們更是遠遠不能接觸每一個讀書人。然而,帝國最重要的行政官員、各省學政、縣教諭、書院院長以及部分一般讀書人,還有他們的子女等(估計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設想的方案:  1開辦一份針對高級階層的期刊,像克斯爾公司出版的《大眾教育家》那樣,系統地涉及、討論有關課題(幸運的是,林樂知先生可以承擔主編工作);  2發行叢書和系列小冊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發展對於工商業、對於國家所有領域的進步所具有的意義;  3設立獎金,授予中國人所寫的、有關社會進步和民眾啟蒙的各種課題的優秀論文;  4呼籲、鼓勵其它一些有益於民眾啟蒙的措施,如開辦講座,設立博物館、閱覽室等;  5在各個考試中心(省會)建立書報銷售點;  6特別的,要在各個方面爭取中國人的合作,使他們建立組織,從事於推進學術進步;  7在舉行考試的每一個考場,廣泛宣傳我們學會的宗旨和目的,因為居住在遙遠村落裡的那些最優秀的學者都會參加考試。通過這種辦法,使帝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感受到我們的影響。  4 擴大影響的計劃  1892年,我給在中國的一些有名望的傳教士寫信,請他們提供一些他們認為對中國人最重要的題目,以便用於翻譯。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擴大和強化廣學會的社會影響。根據大家的建議,我擬出了一個包括70個題目的單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學養的傳教士,答應就其中的一些題目著書立說;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喬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擔了法律方面書籍的寫作;我在海關的朋友也就一些專門問題寫了文章。還有,廣學會的各省委員會也組織起來,協助進行各種講座的準備和推廣。  1892年春,在北京舉行三年一度的舉人(碩士)考試 。在考場上,我們免費散發了小冊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書《救世教益》作為禮物送給了18個行省中多數省份的高級官員。  1892年3月,林樂知博士回美國度假,而我們報刊的另一位干將艾約瑟()博士當時正在歐洲,因而學會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編輯《萬國公報》——一份以中國的高級官員和學者為對象的月刊——和《中西教會報》,同時也開始了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十九世紀史》)的翻譯工作。  1893年,為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加考恩科鄉試。克蘭思牧師()慷慨捐資1200元,用於在參加考試的秀才之間散發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東》一書。而在另外一些朋友的資助下,我們在其它考試中心共散發了各類出版物6萬餘冊。也是在這一年,我們在北京、瀋陽、天津、西安、南京、煙台等地開設了自己的書刊發售點。  來自台灣、山東等地的不斷增加的訂單,證明了《萬國公報》的價值得到了人們的肯定。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中國政府官員對我們工作的肯定

  5 中國政府官員對我們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對我們的工作的關注。張之洞,中部中國的總督,捐資白銀1000兩;一位姓聶的道台從山東也寄來了捐款,數量相對少一些;上海輪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給予了贊助,他後來買了100本我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分送給北京的高級官員。  過了幾年,聶道台升任浙江巡撫。1905年,經他推介,當地官員和士紳向廣學會定購了價值600兩白銀的書刊。1902年,他還寄來了1000元的一筆資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國藩的女兒,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時的朋友、駐倫敦大使曾紀澤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讀過史木達夫人關於女人義務的一本書(當時東京的貴族學校以此為教科書)之後,她在中國女子學校採用了同樣的教材。她的一個兒子成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人,另一個兒子在長沙是一名積極進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後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馬斯·韓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兩白銀,以此獎勵在秀才中選出的最佳論文,徵文的主題如下:  1中國應倣傚日本,修築鐵路,鑄造銀幣,開辦郵政,以強國裕民。  2中國應引進機器加工茶葉、繅絲,增加產量,提高質量,以便輸出,與外國競爭。  3中國近三十年的海關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4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鴉片的產銷,中國在境內是否能認真禁絕鴉片的栽種和銷售。  5如何同外國政府建立更有價值、更友好關係。  這一年,我把以前在《時報》上發的文章結集出版,以《時世評論》為名。直隸總督李鴻章和侯爵曾紀澤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目所作的序,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上。  6 向慈禧太后送壽禮  儘管與廣學會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但還是非常有必要為女基督徒們以《新約聖經》為禮祝賀慈禧太后六十大壽的事記上一筆。我們也參與了其中的很多工作。1894年春天,英國衛理公會的羅伯特·絲沃婁()小姐寫信給我的妻子,還有美國長老會的菲徹()女士,建議由中國的女基督徒集資製作一部《聖經》,獻給慈禧太后,作為慶祝她六十大壽的禮物。於是在上海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內地會的斯迪文森()先生為主席,理查德夫人為會計,菲徹女士為秘書。他們認為,把《新約聖經》而不是整部《聖經》送給太后作禮物,會更好一些。每個省都成立了負責募集資金的分委員會,一共募集了1200元。倫敦會的慕威廉()博士寫了序言,由麥都思()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師翻譯並寫定。這部《新約》用國外最好的紙張印製,連同序言一起,被裝在豪華的純銀封面裡;封面在廣州製造,上面雕刻著竹子和小鳥。書名和題詞以純金鑲嵌。書被裝在一個純銀製作的盒子裡,盒子上雕刻著同樣的竹子和小鳥,以古老的金色長毛絨為襯墊。獻辭是理查德夫人的手筆,在傑出的中文作者蔡(爾康)先生的協助下,我把它譯成了典雅的中文。獻辭如下:    獻給偉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依據上天的旨意,您,尊貴的皇太后陛下,在史無前例的、內外交困的危急關頭,承擔起了整個國家的份量。賴於您超凡的精力、偉大的智慧,整個帝國徹底恢復了和平,並同所有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為此,不僅您的臣民,而且五洲四海所有國家的民眾,都對您深懷敬仰。  在陛下所制定的那麼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條並不是無足輕重的,就是像保護那些信仰其它宗教的臣民那樣,保護您的基督教臣民。因此,我們,遍及您的帝國各個省份的數千女基督教徒,儘管大部分都非常貧窮,躬逢您六十大壽吉慶盛典,不能不表達我們的忠心和敬仰。故在此奉上《新約聖經》一部。這是我們信仰的神聖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經典。我們的宗教是力圖以親身踐行把世界從罪惡和痛苦中拯救出來的唯一宗教。這部經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把永恆幸福的希望帶給了千千萬萬的人,使他們獲得了生活的淨化和心靈的安寧。它也給基督教國家帶來了公正的法律和穩定的政府——那正是他們持續繁榮和強盛的基礎。在女皇、皇后和公主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時刻獻上一部《聖經》作為禮物,這是我們西方的、風俗。我們這些工作在您的帝國裡的基督徒一直在熱誠地祈禱,祝願陛下和皇室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得到幸福的秘密,祝願陛下的國家繁榮富強,不落後於地球上的任何國家,也祝願陛下在您睿智的大臣們輔佐下永遠安享尊榮,而當您結束了世界上的工作後,所有那些貫徹上天之愛心的人們將為您鋪好通向極樂天國門徑。  您永遠深懷崇敬和感激的臣民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中國基督教婦女會

  箱子在幾名傳教士的護送下,被送往北京。11月11日,由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先生、美國駐華公使科洛尼爾·登拜爾()先生送交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的大臣們當天就把它送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儘管對祝壽來說晚了幾天,它恰巧同維多利亞女王的壽禮同一天到達太后的宮殿。沒過幾天,光緒皇帝派太監到北京的廣學會書刊銷售點購買了《舊約》和《新約》聖經以及其它一些基督教書籍,自己閱讀。11月27日,總理衙門接到太后旨意,分別賞賜理查德夫人和菲徹夫人綢緞兩匹、手帕兩塊、以及繡品兩件,賞賜參與集資的其它另外200名婦女每人黑綢一匹、手帕一塊。                               7.中國的公學  去上海不久,我發現由9個外國人組成的市政顧問委員會,把大量的資金用於修路、建橋和治安上,卻對國民的教育不管不問,這實在令人遺憾。這個問題早在1890年已被滬港銀行的阿迪斯先生提出,他當時提出的議題是:為上海開辦公學提供幫助。      於是我就此事與委員會成員之一的詹森先生進行洽談。他對此非常熱心,並提供了上海現有的本地學校的數據,還要求我幫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為其他國家的本地教育做些什麼。然後,他向委員會提交了議案,當時卻沒有被通過。詹森先生死後,這一提案便被擱置了若干年。                                   8.反纏足會      1895年,阿基貝爾德·雷陶() 夫婦來拜訪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纏足協會的事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堅決支持他們的想法。  他們要求,廣學會除發表自己的文章外,還要協助寫作、發表有關反纏足的文章,以便喚起輿論,反對這種罪惡。「天足會」的名稱是倫敦會的麥考文()女士在廈門首先提出來的,但這種新思路、新做法卻主要與阿基貝爾德·雷陶夫人聯繫在一起。在上海,她第一個發起成立了這個組織,大多數成員都成為這個社團中卓越的婦女活動家。我允諾為他們寫一些傳單和小冊子。我的中文寫作助手告訴我,當他把第一個小冊子讀給他夫人聽後,他的夫人宣佈從此以後再也不讓她的女兒們纏足了。我把這件事講給雷陶夫人聽,她認為,這正好預示這場運動的成功。此後不久,有一些中國婦女寫詩聲討纏足。這些詩由艾約瑟先生發表,並翻譯成了英語。  此後的幾年裡,雷陶夫人奔波於帝國的各個省份,在所到之處組織起反纏足會的分會。她還以個人身份拜訪督撫大員們,勸說他們發表聲明,反對纏足。最後,她還上奏慈禧太后,使太后下旨敦促其臣民放棄這種陋習。  1903年,一個大約16歲左右的女孩,金小姐,出身於上海一帶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寫了一本反對纏足的小冊子,無論是文采還是論證都非常出色,她還採用了兩幅引人注目的圖畫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這本小冊子出版後,由反纏足會的分會在全國範圍內廣為散發。  在經過11個春秋最艱苦也最成功的不懈努力之後,雷陶夫人把協會的工作交給了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委員會,其成員有一位姓薩的海軍司令 、一位叫沈暾昊(音譯)的道台,還有其它人。他們承擔起了把運動繼續開展下去的責任。因為丈夫的健康急劇惡化,雷陶夫人不得不護送他返回英國。自始至終,反纏足會的所有書刊都由廣學會負責出版,直到1906年雷陶夫人回國。  9 瑞斯先生的奉獻  1895年9月去北京之前,我請理學士J·蘭伯特·瑞斯()牧師將萊辛()的傑出論文《人類的教育》翻譯成中文,並讓我的中文助手,當時最傑出的中國人之一,蔡爾康先生協助他。瑞斯在中文方面成就卓然,不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當我結束引人注目的北京之行回到上海時,他已把文章翻譯好了。我把它作為廣學會贊助的文獻付印,並送了一份給總督張之洞。張非常高興,又為廣學會捐助了1000兩銀子,請我們出版一部世界通史。瑞斯先生(當時已加入了美國新教聖公會)經過格雷佛()主教的慷慨允准,決定花上幾年時間寫一部原創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紀史》(《世界通史》),並且翻譯成中文由廣學會出版。1900年,該書面世,共三巨冊,開本大小與《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一樣。這是當時中國所有的內容涉及最廣泛的世界通史。張之洞讀了以後非常高興,1911年又送來了3000元捐款(大約相當於300英鎊)以支持我們的工作。顯然,他對基督教那頑固的偏見煙消雲散了。主持鄉試的高級政府官員——各省的學政們,開始從世界史中出題——秀才們不讀瑞斯的《世界通史》就答不上來——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僅僅從中國的文獻中出題。由於家人健康原因,他早早就回國。對中國來說,這是個巨大的損失,因為他是我們中間最有前途的中國學學者。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中日戰爭

  1894年,爆發了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中日之間曾定有協議,規定任何一方向朝鮮派兵都必須事先通知對方。但滿洲人,就像他們通常處理外國事務時那樣,並不打算誠實地遵守協議。中國政府包租了一艘英國輪船,叫「高昇」號,滿載士兵,急速向朝鮮駛去,以平定當地發生的動亂。一艘在朝鮮海上負責監視的日本軍艦掠過它的船頭髮了一炮,警告船長停下。看到災難就在眼前,船上一個叫凡·漢乃肯的德國人跳進海裡,向岸邊游去。漢乃肯來於天津,是中國政府請來協助運送軍隊的。中國士兵向在水裡的他開槍射擊。幸運的是,他毫髮無傷地躲過了一劫。日本人認為,這是他們宣戰地恰當理由——實際上在朝鮮已經開始了。在路過朝鮮首都平壤時,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朝鮮的王后——在反抗日本人的過程中,王后表現得積極而富有智慧——併吞了朝鮮。於是日本軍隊開進滿洲,鋒芒直指北京。這使慈禧太后驚恐非常,她害怕日本人會殺掉她,像殺掉朝鮮王后一樣。  在這緊急關頭,精明的俄國駐華公使康德·卡悉尼()看到了一個對俄國有利的外交突破的機會。他向慈禧太后保證,如果太后答應給俄國一定的優惠政策,俄國將對中國提供保護。太后毫不遲疑地答應了,於是中俄之間的友好關係一下子進入了高潮。旅順港被割讓給俄國,中國還同意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穿越滿洲。當日本軍隊逼近北京,威脅在大陸建立一個穩固的立足點時,中國、俄國、德國和法國締結了盟約,抑制日本。他們四國的艦隊集結在直隸海灣,準備對日本的艦隊採取行動。日本發現,他不可能同俄、法、德加上中國開戰,就停止了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打算以盡可能有利的條件和談。但他們對中國的勝利是徹底的。中國人因為被一個人口和土地只有中國十分之一的「侏儒的國家」征服而感受到了一種刻骨銘心的屈辱。  2 戰爭期間我們的出版物發揮的影響  1894年,《萬國公報》的發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對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在一個月之內,就必須重印。林樂知博士關於戰事的文章深受歡迎,被看作中國唯一值得信任的報道。中國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們把他們的定數增加了一倍,並把我們的一些出版物分送北京的高級官員。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定期把30份《萬國公報》寄給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們。  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裡,我完成了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的翻譯,並付印出版,為的是讓中國的政府官員們瞭解世界發展的最新進程,說明如果他們採取同樣的改革措施,他們的國家也還是有希望的。在緒言中,猶豫再三,我還是冒險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近六十年來,中國一再外敵入侵,割地賠款,飽受屈辱,原因何在?」我的觀點是,通過鐵路、輪船和電報,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間的籬笆,以便使他們像同一個家庭的兄弟一樣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滿洲人,繼續起阻礙作用,從一開始就決心阻撓這個歷史進程。因而,他們不僅是在反對外國人,更是在反對上帝確立的宇宙規則。他們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對他們的懲罰。因而,如果對世界的排斥態度是中國遭受失敗的原因,她應當代之以一種善意的、友好的態度,那樣的話,她就不難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我把本書和緒言寄給了一些督撫大員,焦急又不安地等待著對我這無忌憚之言的回應。但我並沒有等得太久。李鴻章拍來了電報,邀我北上天津同他會面;而其時我已答應了南京的張之洞,將前往同他討論中日戰爭問題。戰爭尚未結束,李鴻章就被免去了官職,閒居在北京的家中。這使我得以同他見面。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中國書商態度的變化

  3 中國書商態度的變化  在過去80年的時間裡,中國公眾的觀點是反對基督教文學的。宣傳基督教的傳單被用於做中國式的鞋子,其它大部分宣傳品的最終命運是被集中起來,同寫有中國文字的紙張一起,在寺廟裡燒掉。無論如何,中國的書商都拒絕代銷任何基督教書籍,認為做這種交易是對國家不忠,對一個有身份的人來說毫無價值。但是,1895年,當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以及廣學會的其它一些書籍出版後,中國書商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僅在杭州一個城市,《泰西新史攬要》就有不少於六個盜版,其中一個是針對富人的,其它的則針對經濟情況少差一些的買主。在全國流通的盜版書的總價值肯定能達到100萬元。《時世評論》也被盜印。在北京,在1895年底至1896年初,戊戌變法的最初幾個月裡,改革俱樂部 辦了一份報紙,不僅重印林樂知先生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就連報紙的名字都一樣。  因此,到這時,長期以來橫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學之間的藩籬四分五裂了。書商們不再認為廣學會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顧,而是相反,因為能銷售我們的書籍而異常高興。一點也不用奇怪,一套《泰西新史攬要》在上海賣兩元,到了西安卻能賣上六元。我們無法弄清楚盜印者賺了多少錢,但我們從各個銷售點獲得的年利潤超過了來自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捐助,這使我們得以更經常地開展免費贈送,在任何我們認為有必要的地方。  1895年1月,當中國的主要當權者都為對日作戰的連續敗績所震驚時,我被南京總督 請去,商討使中國擺脫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辦法。  4 南京的冬天  下面是從當時所寫的一封信中摘錄的,想必讀者會對此感興趣。  天氣潮濕得很,風刮得很大,一會兒雨,一會兒雪。路上覆蓋著一層很深的泥漿,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濺。因為寒冷,所有的行人都蜷縮著,就像患了心絞痛。什麼代步的車都沒有。只有一頂轎子,還是從河對岸的下口(hsia kwah) 弄來的,因為沒有被派往急需轎子的渡口才得以留下來。如果現場看看中國人如何準備一頂轎子,任何因循守舊都會相形見絀。轎子被放在先輩存放過的地方,必須是先輩用過的那一頂,即便破裂的轎板和用爛了的蒙布也一摸一樣;並且風必須從使先輩煩惱過的同一個縫隙吹入。因為到處找轎夫——當有輪船靠岸時,他們很搶手——耽誤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我們才得以動身。  在我們經過的街道兩旁,到處都是倒塌的房屋。但使陌生人震驚的,還是馬路兩側的草棚子。那些棚子大約有4英尺高,4英尺寬,7英尺長,蓋著一點稻草,和一個草墊子,是用作床睡覺的;唯一的傢俱是一口下面燒著火的鐵鍋,還有曾經是被子的一堆爛棉絮。老人們抵擋不了多久這樣的嚴寒,食物的貧乏又使年輕人飢餓的身體衰弱多病。許多人以賭博維持生計,因為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他們的皮膚凍得發紫。有的地方凍裂了,結了一層白色的瘡痂。他們的姐妹們幸運一些:很久以前,為了過上相對好一點生活,她們就被賣了——這太可恥了,有人會說——以便使他們的家庭少受幾個月飢餓的煎熬。儘管貧窮很可怕,但在那些把擁有一個妻子看得像白日飛昇一樣緲不可及的人們之間,「本能」還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時,他們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一位可憐的飢餓的寡婦——那寡婦就住在毗鄰的草棚裡,還帶著一個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個嬰兒降生。新生兒是沒人撫養的,夜裡他們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碼遠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時就被飢餓的野狗吃得乾乾淨淨,只剩下粘著斑斑血跡的破布。  再看一下轎夫們。他們的情況好一些,但仍然窮得穿不起鞋襪,他們的腿直到膝蓋光光的,腳上是用草繩繫著的草鞋。在沒過腳踝的冰冷的泥漿裡,他們艱難地跋涉著,心情卻很快樂,因為他們有活可幹。冒著慢慢被凍壞、最終落下一身病痛的代價,他們掙得自己的晚餐。  我們到達了總督的接待旅館,很多高官在那兒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層樓房,而是一個由圍牆圍成的院子,裡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後兩個門,每一個都有8英尺寬;前邊的門晚上才關閉,後門則白天黑夜都開著;這後面是一模一樣的兩所房子,由一個約20英尺長的敞亮的院子分開;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門。旅館中間的房子前後門一直開著,最後面的那所則只有前門開著,至於後門,因為後面沒有房子,被牆堵上了。穿過這些門,冷風沒白沒黑地往裡灌。還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著紙的窗子,窗框中間都有很寬的縫隙;房間是由薄木板隔開的,中間的縫隙也很多。因為風是從高處吹進來的,從我的房間刮過就像水流通過篩子。房子沒有天花板,並且緊挨著頭的隔板與外面寬闊的走廊連在一起。因而可以說,這種頭等客房只是一個遮蔽雨雪的蓋子而已,冬天半夜裡的冷風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這就是我們住宿的頭等旅館。  房間裡有兩個木頭架子,他們稱之為床。它們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沒有一縷鋪蓋。也有兩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張桌子,還有一條大約四英吋寬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個古老的油燈,大概是亞伯拉罕時代發明的。向他們要鋪蓋,他們拿來一領蘆葦做的床墊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膩膩的,多年沒有洗過了。更糟糕的是,老闆娘走到門口就鋪蓋問題向她的丈夫發佈指示。她懷裡抱著一個六歲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們並不認為,把鋪蓋從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間拿出來有什麼不妥當之處。所以,對住在那兒的顧客來說,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狹窄的床上看著自己呼出的氣息像煙一樣冒出來,因為室裡的溫度遠在冰點一下。  這就是帝國最有才幹的總督治下的社會狀況。誰會把這樣一個對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貧窮與苦難熟視無睹的政府認作文明的政府,而費心思以某種標準拿它跟基督教國家相比?居住在草棚裡的成千上萬民眾所陷於其中的苦難會使鐵石心腸都軟起來,從而打算做點什麼以救助他們。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第一次與張之洞會見

  5 第一次與張之洞會見  2月5日,在他的衙門裡,我會見了張之洞。梁敦彥先生——留美歸國學生,當時是總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腦 ——是除我和總督外,唯一參加會見的人。那一天不僅是中國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門的節日,因而有一些進進出出的僕人沒有戴帽子。院子裡很靜,就像我們英國的禮拜天。  在督署的會客室裡等了半個小時之後,梁先生身著便裝走了進來,告訴我總督正忙,問我要跟總督說些什麼。我回答說,我想跟總督當面交流,以免由別人轉達造成任何誤解。於是我們兩個就戰爭問題談了起來。他告訴我威海衛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動身來南京後到達上海的。他還使我確認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時得到的一個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國外的中國學生在回國後又轉向中國方式,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敗的方面,並且拿中國文明的優越性相比較。像辜鴻銘,非常挑剔,處在一種經驗上很不成熟的狀態中。他告訴我,中國人認為歐洲人是在嘲笑他們的無助,不會幫助他們的。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梁先生被總督叫進去了。不一會兒,他戴著他的官帽走了出來,請我去見總督。此時已是一點半多了。我一到內院,總督便走到門外來迎接。他穿著長袍,還戴著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國的禮儀,我先向他鞠躬,然後走進屋內,為他在前一年向廣學會捐贈三千兩銀子的義舉再次表示感謝。  然後開始談話,我講了一下幾點:除非立即達成和談,任何改革都無從談起;徹底的改革以教育為基礎(對此,總督毫不遲疑地表示贊同,打斷我的話發表他的看法);對任何政府來說,它的意義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並擺脫貧困和苦難的能力(對此,總督表現得很嚴肅,彷彿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國變法維新,倘若中國對此無所用心,上帝將讓其它民族改革中國,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國所發生的那樣。  在回答我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來的和平,並說:中國永遠不會屈服,日本將耗盡國力,就像拿破侖統治下的法國那樣。他一直在重複我在談話中提到的一個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看來這在他身上發揮了作用。最後,他問——以一種似乎已無計可施的表情——如何實現和平呢?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滿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國也坐視不管。我回答說,如果他主持和談,並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樣努力為之,他就能夠使北京的大臣們統一意見,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貫徹他的主張,並利用他的影響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聽了這些,他面露微笑,顯然對他的恭維使他感到愜意。於是我把話題進一步引到原打算講的道理上。我說,既然上天使他身居顯要,就為他賦予了從未有過的崇高使命;他應當起來倡導和談,為下一步的改革開闢道路。  他對我為中國做的工作表示感謝,並說,如果可能的話,應當通過我的書,在50個左右的高級官員中間達成一致意見,然後其它各級官員會跟上來的。他承認,任何國家要繁榮昌盛都必須進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說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則,不容改變。即將告辭的時候,他問我為什麼急著回上海,什麼時候再來看他。然後他請我喝茶,戴上鑲紅寶石的頂戴和兜帽。見狀,我趕緊請他不要出去了,因為外面很冷。於是他讓梁先生送我上轎。  前一天晚上,由於寒冷——實際上等於睡在露天裡,我睡得很少。這天晚上,發現總督的頭腦已受到震動之後,我同樣沒睡好,部分是因為冷,部分是因為我在反覆思考拯救可憐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方案。凌晨時候,我把心裡形成的方案寫了下來:  1在一定年限之內,給予某一外國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絕對權力;  2這個外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實施各種形式的改革;  3由該國的代表控制中國的鐵路、礦山、工業等各個部門;  4中國皇帝應同過去一樣,授予外國代表各種官職爵位;  5期限結束之時,外國政府把屬於中國的一切資產和負債轉交中國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與張之洞的第二次會見

  6 與張之洞的第二次會見  回到上海不及一個禮拜,我正在煞費苦心的細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張之洞發來的電報,要我立即動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費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訴我,總督將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見我。趁此機會,我把關於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方案的大綱送給了梁先生,好讓他先跟總督提一下,以便總督有充裕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會見時能有的放矢地進行批評。第二天,按約定地時間到達總督衙門時,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員 一起等候。在那兒,我見到了一位戴藍寶石頂官帽的官員,姓于,他說他籍貫永慶(),在山東待過,現在揚州,在洋務局任職已多年了。接著一個紅寶石頂戴的官員走了進來。他是前駐英公使郭松燾的侄子。他說,中國正處在極度艱難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從。後來我瞭解到他是南京水師學堂的。他提到新疆專員是他的朋友。還問到傅蘭雅博士。隨後來了一個水晶頂戴的,說他認識麥肯西博士。接著又進來一位紅寶石頂戴的。他一進門,所有人都站起來行禮;我跟著照做了。見過禮後,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總督府的司庫,負責總督所轄各行政區長官的選任。  11點,梁先生進來了,並且拿過我的表看了看。我問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約定的8:30到達的。他回答說,總督本來希望我早點來,但現在他正在花園裡,心情不好,不願被打攪。於是利用這段時間,我和他又談起了中國生死攸關的局勢和我提出的治療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來南京將要向總督提出的建議。我們的談話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時梁告訴我說,總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輕的皇室成員赴國外留學。我問是不是他建議派遣20-30歲之間的,他回答說總督希望派遣更年輕一些的到國外接受教育。我說,那將使改革耽誤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國外的留學生應當是那些幾年後掌握高層權力的人,否則將錯過改革的機會。  這當口,有人進來傳話,說總督召見。總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訪時那樣友好,看起來似乎臉上有一團陰雲。見面的寒暄過後,他問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麼。我馬上講了三點。  在答覆我的建議時,總督聲明,他不主張將中國變成某個國家的暫時的保護國,但贊成在不超過10年的某個時期內,以某個國家結成互惠互利的盟友關係,為此可以給予某些商業上的優惠條件,如增開通商口岸,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和引進工業的收益權等,但必須採取措施避免其它國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拜會赴日議和代表張蔭桓

  7 拜會赴日議和代表張蔭桓  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張蔭桓 於赴日途中在上海暫住。他是作為首席和談公使去探詢日本政府的和談條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見個面,我把自己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連同我為此書寫的緒言,派人送給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讀一讀,並問我是否可以登門拜訪。他給了答覆,約定2月28日見面。談話過程中,我首先強調了中國面臨的危險:  1來於外國的危險:來於法國,來於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  2來於她的官員和民眾的無知,無知導致了迷信、腐敗和貧困;  3來於她的人口無法增多這種現狀,這將招致列強的瓜分,就像他們在非洲所做的那樣。  接著我提出了中國扭轉頹勢的辦法:  1派出兩位親王擔任對日議和全權代表,有限考慮金錢補償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  2與一個強大的國家結盟,以推進有益的改革;  3大清皇帝應每日召見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撫都以同樣的方式聘用外國專家;  4中國應聯絡列強,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國際間的衝突和戰爭。  隨後我詳細表述了自己關於與某個大國結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對此,他的回應是:「俄國是一個讓其它國家都害怕的國家」;但談到英國時,他認為英國是最可信賴的。我指出,與所有強勢國家結盟是致命的錯誤。  這位和談公使是這樣回答我的問題的:  1中國官員的腐敗是可怕的、無可救藥的;  2把任何改革方案擺在朝廷面前都毫無用處;  3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員出國考察的方案,但卻被勸告不要把建議提交朝廷,因為那只會削弱我的影響力;  4官員之間以各種罪名相互攻擊,但上邊從來不調查一下誰是誰非;  5鐵路會使中國受益非淺,戰爭期間可以輕鬆地把兵力運送到任何地方;  6恭親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會因此感到高興的;  7日本只是表面上強盛,實際並非如此;  8中國派往國外的使臣,極少合格的觀察者;  9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麼方案,我很高興見識見識(於是我把擬定的方案呈給他,見下文);  十對於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贊同。為你創發的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謝,但現在採取什麼措施都晚了;  當我說還有十多天的時間可供轉圜時,他回答:  □中國已同列強建立了盟約,但現在全都袖手旁觀;  □在國外,本人受到了各國政府優厚的接待,想到外國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慚愧得很。  當我提到應大力誘導改革時,他說:  □不經過巨大的、激烈的變動,在北京什麼事也幹不成。  看來,對當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裡。前一天晚上,他已經讀了我送的書,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兩點:  1我把日本進步的原因歸於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則;  2我指出了中國由貧窮轉富強的途徑。  但對於立即實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麼希望,因為在同日本達成和平之前,一切都無從談起。會見持續了近兩個小時,討論涉及的主題非常廣泛。  8 第三次會見張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訪了張之洞,為的是呈交進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這個機會,我請他為我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寫了一篇序言。在歸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看到書後,他自告奮勇要為我寫一篇序。我感謝了他的好意,同時想到他的父親是不是也可以寫一篇。談話中,他提到了由於民眾的貧困,不能籌集更多的稅款或者發行更多的公債。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張之洞沒有把任何稅款留在自己手裡,同時他強調說,張非常專制,會把當鋪、鹽商和其它人的積蓄劫奪得一乾二淨。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上書委員會(圖)

  1 上書委員會  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在論文中呼籲關注政府傳播的對基督教的敵意,建議就此事向皇帝上書。結果成了了一個由七人組成的委員會,成員有林樂知博士、阿什莫爾()博士、布勞格特()博士、約翰()博士、穆爾()主教、沃瑞()博士,還有我。我們被責成起草一份請願書,以表明基督教會來中國的真正目的,並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我們擬定了一份很長的稿子,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們委員會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  2 對基督徒的迫害  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會上所做的預言:我們正處在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口的邊緣,被事實證明是太正確了。1892年,在蕪湖以及整個長江流域,爆發了反對傳教士的動亂,而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仍然對基督教懷有敵意。通過在的報紙上——日報和週報同時——大量登載對傳教士有利的聲明,並且強調傳教士在賑災和醫藥方面所做的種種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響人們,但長江流域的迫害活動仍然在繼續著。  1893年,兩位瑞士傳教士在離漢口不遠的宋埠遭到殘酷攻擊。他們爬上房頂,想從其它房子的頂上逃走,但還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樣,被殘忍地處死。這種罪行被匯報給總督後,他表現得一點都不害怕,而是說出了以下值得記憶的言論:「我們不需要傳教士。我們要反對他們,發起暴動抵抗,毀掉他們的教堂,殺死受他們蠱惑的人,是外國人就殺死。不過可怕的是,我們殺死的越多,他們就越急切地要來」。  1893年9月,我專門去了一趟漢口,與楊格非()博士和希爾()先生討論上書事宜。這期間,在四川爆發了更嚴重的動亂。反教運動不僅局限於長江流域,還蔓延了整個福建省。  1895年4月,發生了聖公會11名傳教士——其中大多數是婦女——被殘殺的卑鄙事件。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驚恐。  我寫信給上書委員會的成員,敦促他們立即前往北京,力圖同最高層當權者接觸。儘管大多數成員離不開他們的崗位,他們都認為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因此他們賦予我全權,赴北京與住在那兒的上書委員會成員——布勞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協商。離開上海之前,我草擬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實可行的文稿,其內容得到了林樂知博士的完全贊同。隨後,我收集到了傳教士團體20餘位代表人物的簽名,包括幾位主教。  9月,我到達北京時,發現布勞格特先生回國休假去了。原來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會的聲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給了沃瑞博士。我們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總理衙門,而布勞格特起草的那份請願書因為篇幅太長,以書籍的形式同時呈送。因為中國人要把兩份文件仔細修正一遍,並謄抄下來,因而過了很久後才呈報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第一次會見李鴻章(圖)

  與此同時,我們決定做一些鋪墊性的工作,以接近總理衙門的官員們。當時總理衙門有8位成員,首席大臣為恭親王。於是,我拜訪了李鴻章,請他寫封信,把我引薦給恭親王。由於在對日戰爭中的失敗,李鴻章很不光彩地賦閒在家。去李鴻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當時所做的記錄的摘要:  「總督異乎尋常地熱情,堅持要我留下來同他共進晚餐。吃飯過程中,他一再對我大加讚美之辭。談到國家事務,他說:  1皇上毫無主見,完全依賴少數幾個擁有最終決定權的顧問;  2掌權的高級官僚對國外事務一無所知,他們當中很少有人讀過像我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這樣的書。而他,不僅親自反覆讀過,而且還要求他的幕僚們讀;  3包括張之洞在內,都反對他同日本議和,鼓吹戰鬥到底;  4朝廷各部門的大臣稱西方教育為「鬼子學」(意為魔鬼的學問),他們只把時間花費在中國的傳統學問上;  5佔據著學子們心靈的八股文沒有任何實際效用;  6對那些在西學上有造詣的人,政府是不會授予官職的;  7《新聞報》(出版於上海的一份報紙,人們都認為它受張之洞資助)對他的攻擊是不光彩的;  8那些能夠閱讀最高級的中國經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美國人白梯克()談話時,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1實際上,翁同和(總理大臣)才是中華帝國的皇帝;  2中國政府應該明白,同外國政府簽訂的所有協議都應當像遵守法律一樣嚴格遵守,不論什麼時候,如果忽略或違背了協議,就會導致戰爭;  3中國政府的態度,已經有了一些改變。證據是,強學會的《京報》轉載廣學會的雜誌《萬國公報》發表的文章;  4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對各國政府心懷怨恨,原因是駐北京的各國公使就最近發生的暴亂對他們施加了壓力。  「談到我代表教會面見總理衙門的官員並向中國政府上書的事情,他建議我請總理大臣翁同和引見,拜會恭親王;並且見到翁同和後,要把我以前跟督撫們交往的歷史向他講一講」。  4 後來與李鴻章的幾次會見  9月23日的下午三點,我再次拜訪了前總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對我說的那樣,這對李鴻章是個安慰。總督說:  1首席內閣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見他拜訪外國公使回來,竟然上奏皇帝彈劾他,說他私下裡與外國人相勾結;  2翰林院掌院學士不允許翰林們研究西方書籍,並且一直在詛咒西方的學術和宗教;  3只要權力還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裡,所有的翰林和維新之士都將無所作為;  4滿族人無足輕重;  5我應當把我的書送給恭親王;  6我建議讓白梯克先生進入恭親王的幕僚集團,以便讓恭親王瞭解他的想法和處理問題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無知的反對派;他聽了後未置可否,只是對我說:「你應該給翁同和寫一封信,說明你已經在中國待了多年,曾經參加過賑濟災荒和啟蒙民眾的工作,因而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並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緊急的事情必須當面向他匯報,如果在他有空時定個時間,前去拜訪他,你將感到非常榮幸」。  這是在一個小時的談話即將結束時他對我講的。同時,我提出了以下建議:  1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親貴去國外考察學習;  2對所有秀才實施外國式教育;  3定期在北京舉辦講座,講解當今世界的主題和重大事件;  4由於反戰派的錯誤,中國被迫賠付日本兩億兩白銀;而我規劃了一個方案,可以使總理大臣每年有四億兩白銀入帳;  談話期間,李鴻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給翰林們講講課。他還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簡直可以說沒有腦子,只有一顆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請我在塔利飯店用餐,席間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著寫給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訪了李鴻章,請他改正一下。李又給我提建議說,在跟這位總理大臣會面時,先要拍拍馬屁,恭維他一番,然後「把問題一股腦地提出來,請他切實回答」;結束時要強調,整個國家的成敗利鈍的偉大責任都在他一個人肩上。他大約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確實相信局勢的危急性,有必要暢所欲言,並利用有說服力的圖表和實例。在對恭親王與翁同和進行比較時,他說,他們之間的區別,就如同石頭和印度橡膠。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拜訪總理大臣(圖)

  根據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們在總理衙門見面。簡單寒暄了幾句後,他建議我們去一個更加秘密的地方會談。他把我領進了屬於同一所建築的同文館的一間房子裡。在場的只有汪鳴鑾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總理衙門大臣之一。  為了使他相信,誰是破壞中國政府和基督徒之間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煩製造者,我隨身攜帶了兩套書作為證據。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國圖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於另一個作者之手。這兩種書都帶有對基督徒的最荒謬的敵意。第一種,作者魏源,聲稱基督徒把華人的眼睛挖出來,配以鉛粉,煉製白銀,外國傳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種書宣稱,傳教士製作迷幻藥,使婦女發狂;製造攝影機,偷取被攝像者的靈魂。我向總理大臣指出,這種種誹謗的目的,在於製造反對外國人的動亂。他問我,誰是應當為此負責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說,是中國政府的官員。他說那不可能是真的。作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書中的一本,翻到書中對基督徒進行誹謗誣陷的地方,指給他看;接著,我又讓他看了第一卷裡由左宗棠——那位從俄國手中收復伊犁的偉大總督——撰寫的序言,說:「你肯定會認為這是一位傑出的將軍」。隨後,我打開另外一套書,把含有錯誤指控內容的那一頁折起來,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雲貴總督王文韶的名字。「你會認為這個人也是一位高級中國官員,」我又加了一句:「你心裡肯定很清楚,這本書不久前剛被重印了,就像中國的藍皮書(《經世文編》)一樣,為了能在整個帝國廣泛傳播而採用簡裝形式。當普通人讀到這些誹謗——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帶有國內高官簽名認的認可的對基督徒的誹謗——時,我們不敢想像他們會不會受到蠱惑而發起暴動,屠殺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觀點無可辯駁,總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國住的太久了!」,就這樣,他被我的觀點所征服了。  接著,我指出中國一千年來在宗教問題上所遇到的困擾: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著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並自相攻伐,國無寧日。而宗教自由的觀點一旦得到各方認可,整個國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我的最後一句話是:「基督教徒們現在向政府所請求的不過是不被干涉而已」。「如果就這些的話,」這位總理大臣嚷道:「我看不難照辦」。會見結束時,他請我準備一個折子,思考一下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中國最急需進行的改革是什麼。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拜訪恭親王(圖)

  李鴻章沒有給我寫引薦信,他說恭親王知道我的一些情況,並讀過我的書;如果我自己寫一封信,請求登門拜訪,他肯定會接見的。這位下野總督很耐心地幫我把寫給恭親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親王是咸豐皇帝的哥哥,在1860-61年間,曾作為滿清政府的全權代表,挽回了危局 。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專橫的人,身體的每一英吋都是一位王爺,一舉一動都似乎在表明他是眾人之中的神明。據說,他是整個帝國之中唯一一個使慈禧太后害怕的人。他們之間曾經有過激烈衝突;而太后每一次都發現,對他作一些讓步是合適的。  10月30日,是約定與恭親王會面的日子,地點在總理衙門。因為恭親王出面,總理衙門其他七位大臣不得不奉陪。恭親王讓我坐在靠近門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來表示對我的輕視。談話一開始,他就提到了教民,稱他們是中國的垃圾;他講話時的那種輕蔑語氣似乎在表明,自從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後,只有在判處他們死刑的時候,才會在這堂堂的總理衙門提到他們。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教民們所遭遇的所有麻煩,都是他們卑鄙愚蠢的行為所致。等他發洩完畢,表明了他的觀點後,我問可不可以允許我表達一下基督徒的看法。他表示願意聆聽。  於是我陳述道:剛才提到的對基督徒的指控實屬莫須有,以這種指控為依據的中國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國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親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諸多善行,因而瞭解事實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傳,得到的只是虛假信息。人們都對我說,如果王爺瞭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義感會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難最終結束。我來到這裡,並不是以個人身份,也不是作為代表一個國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國家的所有基督徒,來請您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所有針對基督徒的未被證實的指控。如果我們真的有罪,我們不想免除正義的懲罰;如果我們是無辜的,我相信王爺會讓我們得到正義,得到中國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樣的自由。  恭親王一離開,皇帝的師傅、也是總理衙門大臣之一的李鴻藻就走過來,感謝我這麼直率地跟王爺談話,並對我說:「在我們中間,沒有誰膽敢像你這樣反駁王爺,但既然你已經提出了你的請求,態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會生氣的。你這次來會有成果的」。他還對我以前送給他的、由我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表示了感謝。  在離開恭親王以前,順便提一下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想必讀者會感興趣。幾年以後,上海大不列顛高級法院的法官告訴我,駐北京的俄國公使有一次與恭親王見面時,問他是否讀過我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這位王爺回答讀過。  「那麼您認為它怎麼樣?」  「對中國來說,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書」  「哦,我擔心您沒有抓住這本書的真意」,俄國公使回答:「它宣傳以民主對抗權威。如果書中那些觀點在中國被廣泛接受,那麼4萬萬中國人就會通過投票對600萬滿洲人取得壓倒性勝利。你們就只好回老家了」。  這位卡錫尼()伯爵的預言在1911年變成了現實。  7 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遞交教會請願書  出了由李鴻章介紹去總理衙門交涉外,我和沃瑞博士還走訪了英、美、德三國的駐中國公使,向他們介紹我們傳教士上書總理衙門的目的。德國公使沒有跟我們合作的打算,但英美兩國的公使(尼克拉斯·歐格納爵士和克倫內爾·登比)向總理衙門發了緊急公文,說明我們此次公務的目的。在約定的第一次上訪的那天,即11月14日,克倫內爾·登比親自陪同,把我們向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做了介紹。  聽完我們的陳述後,總理衙門的多數大臣都傾向於答應我們的要求。  請願書的基本內容如下:  儘管一千多年以前,中國政府即賦予了儒教、道教、伊斯蘭教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從雍正帝(1723-36)在位時期以來,一直對基督徒採取迫害政策;甚至自1842年保護基督徒傳教自由的《寬容條款》簽訂以後,情況也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在中國政府出版的一些官方報告中,基督徒被指控以各種形式從事恐怖活動。一般官員和知識分子看到這些書是在各地督撫大員們的同意下出版的,自然而然對它們的內容深信不疑,因而鼓勵一般群眾採取暴力行動,迫害基督徒,從而導致教堂被焚、教民被殺甚至外國傳教士也殺害的慘案頻頻發生。中國人不瞭解,邪惡的人是進不了教堂的;基督徒對所有國家都有益處。不僅西方文明仰賴於基督教會,就是各個大陸包括所有海島上的居民都因為基督教而得到提升;日本採用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傳教士影響的結果。  即使在中國,傳教士對民眾也做了很多善事。他們把西方的神聖典籍隨同歷史和科學書籍一起,翻譯成了中文;同時把中國先賢的聖書和歷史著作介紹給西方。他們也曾在山東、山西、江蘇、滿洲等地協助救災。儘管有很多人死於災荒引起的傷寒,但他們仍然前赴後繼地投身於這種義舉。他們提出了種種建議,為了把中國從貧窮、軟弱、災荒和戰爭中拯救出來,使她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傳教士所希望的只是中國政府向上帝那樣,對所有的教派都寬宏大度,一視同仁。倘若中國政府不能保護前來幫助她的善良的人們,他們自己的國家就會來中國保護他們。如果不能使傳教士不受干涉地從事他們的善行,勢必引起國際糾紛。因此,我們請求皇帝頒布聖旨,同意我們提出的三項要求。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使政府同意我們的要求所面對的障礙(圖)

  8 使政府同意我們的要求所面對的障礙  幾天以後,皇上諭示外務部,要他們與傳教士協商,直到問題妥善解決。12月初,兩位總理衙門大臣向我們保證,很快就會發佈政令,同意我們在請願書中提出的要求。但這時出現了兩件事,改變了解決問題的進程。汪鳴鑾,曾經是總理衙門中我們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縮了,這削弱了支持請願書的那一派的力量。李鴻章還告訴我,法國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對皇帝同意任何由傳教士提出的要求,因為這涉及到了傳教士是否有權直接與中國政府交涉的問題。幾年之前,法國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將這種權力授予傳教士的成命。  這當口,沃瑞博士離開北京,回美國休假。他的位置由勞瑞()博士接替。於是,我和勞瑞一起去了英國和美國的大使館,匯報了我們與總理衙門會面的情況以及我們聽到的關於法國公使的所做所為。我們表示,希望各國公使一致行動,爭取讓中國政府同意請願書的內容,並且請他們在請願書的基礎上再加上一條要求:不論什麼時候,凡給予羅馬天主教徒的特權,應當同時推及基督教徒。  儘管沒能使中國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認可和批准我們提出的要求,但通過九次與總理衙門官員的會談,我們使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明瞭了外國教會的宗旨和價值;而此前,他們對這些是極端暗昧的。  還有,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1896年2月14日,翁同和登門拜訪了我,並口頭保證,那些造謠中傷基督徒的宣傳材料將被禁止;各級地方政府將被告知,要本著友好的、善意的態度對待傳教士。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康有為

  這時,有一些翰林,因為受了在中日戰爭中遭受的恥辱的刺激,也因為認識到除了變法維新,沒有什麼能拯救中國,於是組織起來,討論實現中國獨立富強的手段。一位聰明的廣東學者——康有為,對他們的影響產生了很大影響。康有為是一位進士,即文學博士。  由於不滿意朱熹這位近一千年來的權威對中國古代經典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康有為有意根據上帝的精神特質重新註解古代經典。這在中國學者之間造成了一種強烈震動,許多人把他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但北京保守的檢察官們要求政府頒布法令,宣佈康有為對經典的新解釋為離經叛道,並下令把他的大量著作毀掉。於是,他起草了一份請願書,有1萬名學生簽名,其中包括1300名舉人,要求皇帝立即採取措施,變法維新。他們所倡導的改革的步驟、方式與廣學會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非常相似。與日本和約簽訂不久,受康有為作品的影響,一群聰明的年輕人在上海組織了「少年改革協會」 ,並在杭州、南京、武漢、天津等地成立了分會。他們把協會的章程拿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並跟我討論怎樣才能啟蒙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一位成員還拜訪了李鴻章,建議中國政府把我們廣學會辦的報紙《萬國公報》(《時代觀察》)闢為政府的機關報,按期發行,發行量為1萬份。  1895年10月17日,我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面。那時,在倫敦教會駐北京的辦事處裡,我正在給遠在巴黎的妻子寫信,他的名片被送到了我的面前。在會客室裡,我見到了這位身穿黃色絲綢的馬褂的、蜚聲遐邇的學者。第二天,在離京南下之前,他又送來了自己的一部書作為禮物。他告訴我,他信仰在我們出版物中所啟示的上帝那父親般的愛,以及不同民族間兄弟一樣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國復興的工作中與我們相互協作。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強學會

  康有為和他的朋友們創立的變法維新協會稱「強學會」(「高等學會」),其成員不僅有北京最有學問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監察官和內閣 的低級文官。政府的機關報——《京報》,千百年來一直是首都唯一的報紙 。但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一份新報紙。它獨立於政府,儘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這份報紙的發行者就是強學會。有趣的是,這時的維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廣學會的月刊《萬國公報》多年以來在高級官員之間廣為流傳,從未遭到過反對,他們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們的報紙。並且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報紙的內容都是從我們的刊物上轉載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報紙是在上海用金屬字印刷的;而他們採用的卻是政府的《京報》所採用的木雕印刷術。這樣,從外表上看,與政府的機關報沒什麼區別;但在內容上,它介紹的卻是廣學會所宣傳的西方的觀念。  在改革俱樂部的成員當中,有一位年齡大約28歲左右的年輕人,是康有為最有才氣的學生,他的名字叫梁啟超。聽說我需要一位秘書,他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服務。在我居北京期間,他一直協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蘇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宮中女學的老師 ;再有一位是譚嗣同,湖南人,當時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後來在1898年的政變中被殺頭;也有陳熾,江西人,他為我修訂、謄清了獻給翁同和的改革方案;還有袁世凱——當時是統率直隸省的軍隊的將軍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維新派獲得了總理衙門大臣翁同和與皇帝的師傅孫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國駐華公使內克拉斯·歐格納爵士的大力鼓勵。  大約就在這時候,美國長老會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時的老朋友,開始在北京的上層官僚中開展工作,希望他們能對基督教採取友善態度。他,白梯克先生,還有我經常被強學會的成員邀請參加他們的聚會,我們也回請他們。在每一次聚會中,人們演講的內容都是中國的改革問題,在接下來的改革派最感興趣的討論中也是如此。他們邀請我在北京多住幾個月,以便就如何推進改革,隨時向他們提出建議。  1月22日,強學會被一個新來者、勳爵李鴻章的兒子的岳父所告發,俱樂部被關閉了,門上被貼了封條。總督李鴻章拒絕承認他和強學會的關閉有什麼關係。強學會成員上書皇帝請願。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個月,我聽說總理衙門答應每年為它撥款1萬2千兩銀子。  3 我向翁同和提出的改革方案  在為代表教會上請願書的有關事宜拜訪翁同和時,這位中國政府的總理大臣提出了一個要求,請我就中國急需改革的方面寫一個簡要的條陳。於是我準備了一個草案,要點如下:  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會偏袒任何民族,不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國家就能繁榮昌盛,違背天意的國家必然衰落滅亡。根據永遠不變的規律,我提出了對中國來說生死攸關的四項要求:教育改革,經濟改革,國內安定與國際和平,精神的更新。為了貫徹這些偉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議:  1皇帝聘請兩名外國顧問;  2成立由八位大臣組成的內閣,其中滿人與漢人占一半,通曉世界大勢的外國人占一半;  3立即進行貨幣改革,奠立堅實的財政基礎;  4立即興建鐵路,開採礦山,開辦工廠;  5成立教育委員會,在全國廣泛引進西方現代學校及專門學院;  6成立處理信息的通訊社,由外國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培訓中國的編輯記者,以啟蒙社會大眾;  7為保衛國家安全,訓練足夠的新式陸海軍。  這個改革方案由翁同和上交給光緒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發表在廣學會的報紙上。  4 皇帝的師傅孫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緒皇帝的師傅孫家鼐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接受了李鴻章總督的建議,我像跟皇帝本人談話一樣與他交談。他是李鴻章的老鄉,也是安徽人,當時已經有60多歲。我發現,他是所有中國官員中最有教養、最具紳士風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有兩個月的時間,他每天都為皇上讀我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在我離開北京之前,孫家鼐推薦我擔任京師大學堂的校長,因為當時人們都認為,前任校長丁韙良離開中國,不會再回來了。知道自己根本沒有可能接受這個職位,我謝絕了。但我到上海後,他再次發出了邀請,我又一次拒絕了,推薦了傅蘭雅博士,因為多年以來,他一直在上海中國政府開辦的江南製造局擔任翻譯;後來,在我回英國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發出的第三次邀請。當我離開北京時,他送給我一對精美的花瓶,一隻紫色,一隻金色。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與張蔭桓見面

  12月3日,應張蔭桓之邀,我去他家裡與他進行了會談。他告訴我,廣東的官吏在廣州雙門底教堂搜出了革命黨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個姓孫的。這對於目前教案問題的解決,將造成很大的障礙。我的回答是:與歷史上儒生們的叛亂相比,革命黨的叛亂並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並且,革命黨對基督教造成的影響,也不比哥老會對儒教造成的影響大。聽了我的話,他哈哈大笑。他還對我說,北京中國政府的衰弱,歸因於恭親王的體弱多病和翁同和對外國事務的茫昧無知。督察院的御史們權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們。他們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毀掉那些不受歡迎的官員。據張蔭桓的意思,整個國家懂得外交事務的只有他和李鴻章(張蔭桓曾任駐美公使)。外務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操持,其他人不過行屍走肉而已。                            6.議政大臣剛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後期,2月2日那天,我如約去剛毅 自己的家中拜訪他。他是滿族人,62歲了。第一次見他的時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時他是山西巡撫,是那裡最頑固的反對改革的官員。任何涉及到花錢的改革措施,都會被他立刻否決,他會說那是對錢的一種浪費,是勞民傷財。在山西,他同那些將古老的天文學和占星術混雜在一起的術士們打得火熱。在許多個夏夜,他一邊觀察星星,一邊聽他的那些朋友們講述有關世界的過時了的認識,內容是天體對人類命運的影響。每當接到為士兵演習買子彈的申請書時,他的回復總是,鉛子彈太昂貴了,並命令士兵用土塊演習。  這次會面中,他非常友好,一舉一動像總理大臣翁同和那樣令人感到愉快。他對自己在山西、江蘇、廣東當巡撫時採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卻沒有聽到他給我介紹一項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兩袖清風。他非常急於向我說明,漢族官員是中外建立友好關係的阻礙者,而不是滿洲人。漢人是固執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國不學習其他國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險性。我強調了外國人的啟發的必要性,並建議從外國聘請兩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顧問,也為光緒皇帝請兩位外國師傅。  第二天,我派我的秘書去見他,問他能不能為我疏通一下,入朝覲見,以便向皇帝提出這些建議。兩人就此事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最後他說的是:他對皇帝沒有任何影響力,因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內閣裡,漢族官員獨行其事,甚至恭親王與李親王都無足輕重。他聲言,翁同和把皇帝引進了一團黑暗裡,「蒙蔽了他的雙眼」。  剛毅的友善態度——儘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與其他滿族官員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恭親王像Lucner 那樣傲慢自負,King Shin 要多粗魯有多粗魯。在這次會面中,滿漢官員間的相互妒忌非常明顯。剛毅後來成為維新運動的最大反對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動政策。後來,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組建團練,導致了1900年爆發的規模巨大的排外運動。                       7.向翁同和和李鴻章告別  2月24日,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倫敦會的住處。按中國的風俗,這時非常正式的問候。我回贈他我的名片,並感謝他的厚意。沒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這是空前的舉動,此前沒有一位中國的總理大臣曾拜訪過傳教士的住處。我們就宗教寬容和政治改革問題談了一個小時。首先,他為朝廷沒有發佈政令,批准傳教士的請願書向我表示歉意,說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見前章)。我請求不要將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區別對待,並強調倘若能做到這一點,一切麻煩都將不復存在。他談的第二件事是問我能不能幫助強學會,因為政府打算恢復它的合法地位。對此,我的答覆是,如果強學會不能對中國做一些切實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發生任何聯繫。  他離開後不久,派人送來了四匹絲綢,還有讓我路上吃的八盒點心。這些,加上孫家鼐送我的一對花瓶,我倍加珍惜,因為它們是友情的標誌。  那天晚上,我跟李鴻章最後見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禮。儘管他對我們廣學會的一些出版物的價值表示過肯定,但卻沒有打算為我們學會捐助點資金;在他總督任內,二十年時間裡,我一直致力於賑災、出版和中國的改革,但他從來不承認基督教會為中國做了一點好事。針對他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白梯克先生概括道:「誰能從荊棘叢中收穫葡萄?」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變法維新的過程

  8 變法維新的過程  在我回國休假期間,變法維新的願望迅速瀰漫了全中國。林樂知先生——他的《中東戰紀本末》一書風行一時——被邀請擔任將在上海開辦的一所大學大校長,但他拒絕了。不過,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現代國際教育體系的章程,並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為主要底本,精心準備一個實施方案。  變法運動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爾河(黑龍江)堅冰的破裂,阻礙水流的巨大冰塊被裹挾著,衝進大海。  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在上海創辦了一家報紙,叫《時務報》,作為改革派的喉舌。報紙一開始就取得了極大成功,在從南到北的整個帝國激起了維新思潮的漣漪。它得到了駐節武昌的總督張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員的大力支持。它的寫作風格介於高級的文言(一種屬於古典文學的高級文體)——只有相對較少的學者才能理解——與白話之間,後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內容很純粹,博得了每一位學者的推崇;它的風格很樸實,每一位讀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對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誹謗而使帝國蒙羞,也在1897年邀請梁啟超到長沙——它的首府——擔任一所改革派開辦的學院的校長。很多湖南人成為改革的熱心倡導者。他們還邀請我的秘書蔡爾康先生——在上海時他協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為他們舉辦講座,被蔡謝絕了,他說,所有新觀念都是外國人的,而不是他的。  維新變法運動大有希望的一個跡像是,人們開始認識到,由來已久的對外國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與外國人的友誼應當得到培養;中國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必須引進西方的學問。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遠,聲稱儒教過於功利和世俗,大膽地主張採用基督教為國教。這個時期大有希望的另一個跡像是報紙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內,由19家增加到70家。  9 中國女學  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國,發現變法維新運動正風起雲湧。一所女子學校在上海創辦,倡始者是中國電報局的局長(總辦)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學校坐落在去江南製造局的路上,距聖凱瑟林橋不遠。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應邀推薦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孩,條件是在美國新教聖公會接受過培訓;另外推薦一名外國婦女,教授英文課。這個職位她推薦了林樂知博士的女兒。她自己則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視學校一次,檢查一下有什麼做得不到位。  1898年2月,強學會在上海出版了《時論新編》()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啟超寫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為之手,而我的文章則有三十一篇被編者選中。陳熾——曾幫助我修改、寫定獻給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獻了一些文章。  10 光緒帝令人吃驚的變法詔書  這時,康有為已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秘書,對皇帝很有影響力。張蔭桓,前一年曾作為特別使者觀光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年紀念典禮,既是內閣成員又是總理衙門大臣,也加入了變法維新派。內閣裡的低級秘書們 對改革充滿熱情。年輕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對改革派大信任,把他們的改革建議付諸實施,其結果就是相繼頒布了一系列不同凡響的變法詔令:  1廢除已經實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試制度;  2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學,研究西方科學;  3將所有廟宇轉變成從事西式教育的學校;  4成立一個翻譯委員會(譯書局),負責將西方的學術著作翻譯成中文;  5成立專利局,鼓勵各種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新式發明;  6保護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將改革派的報紙《時務報》確認為政府的政治喉舌;  8廢除中央及各省無用大機構;  9鼓勵年輕的滿人學習外語,並到國外觀光學習。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對改革派的第一次打擊

  11 對改革派的第一次打擊  與此同時,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沒閒著。他們非常警覺地注視著改革思潮在全帝國的迅速蔓延,並且,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襲擊,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已在實施之中。原來擔任陸海軍大臣的恭親王於6月份死去,若論資排輩,應該由曾擔任恭親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這個職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親信榮祿,而翁同和卻被撤職了。慈禧太后的這一行動,儘管發生在通常所說的維新變法運動之前三個月,是對擺脫她的控制沒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擊。翁同和被免職後,慈禧太后向高級官員們發佈訓諭,命令他們有事直接向她匯報。  在皇帝發佈變法詔令期間,保守派抱怨皇帝異想天開的改革方案將把中國引向毀滅。他們請求太后把所有權力抓到自己手裡。她發佈了一道旨令,將於秋天在天津檢閱軍隊。皇帝擔心在檢閱的過程中,慈禧太后會大權獨攬而把他晾在一邊。維新派督促皇帝先發制人,把慈禧太后軟禁在頤和園,以此結束保守派對維新變法的一切干涉。相應地,皇帝傳喚榮祿部下的將軍、也是在榮祿支持下發跡的袁世凱,讓他秘密帶兵入京,包圍太后居住的宮殿。在得到袁世凱誓死效忠的莊嚴保證之後,皇帝特別任命他主持軍隊的改革。給予他這種權力,是為了使他有能力實現皇帝的改革計劃。  12 應邀擔任皇帝的顧問  就在這當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時,康有為曾經向我咨詢改革的方式方法問題,並建議說,鑒於伊籐博文已經使日本變成了一個強盛的國家,對中國政府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請伊籐博文擔任皇帝的顧問。過了沒多久,康有為邀請我進京,擔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國顧問。乘坐同一艘輪船的旅客中有兩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後的1900年,因為敢於抗議對外國人的謀殺,因為通過把朝廷電報的措辭由「驅逐洋人」改為「保護洋人」挑戰慈禧太后的權威,而成為英雄人物;另一位實際上是一位美國公民,因為已加入美國國籍,叫容閎,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學生送往美國留學。  9月中旬,我抵達北京後,與康有為見了面。他告訴我局勢已變得很危險,他打算馬上去上海。詳細情況將由皇帝的師傅孫家鼐和譚嗣同等與皇帝接近的人告訴我。  我和伊籐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館裡,並同他的首席秘書津田先生進行了長談。津田先生後來成為東京的《日本時報》的主編。在後來,伊籐博文任朝鮮統監時,他仍然是秘書。梁啟超當時也在北京,他經張之洞總督推薦,也在政府內獲得了一個職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保守派發動政變,康有為的逃往

  13 保守派發動政變,康有為的逃往  聽說皇帝對袁世凱的任命後,慈禧太后很擔心皇帝在他的幫助下,將剝奪她的一切權力。於是,她給榮祿下達了旨令。電告榮祿董福祥將軍帶兵入京,保衛太后的安全。與此同時,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為,說他毒害了皇帝的心靈,教唆皇帝與太后作對。同一天,康有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離開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為從信中讀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車去了天津。慈禧太后聽說康有為逃走,立即密電煙台和上海的官員,要他們逮捕康有為,就地正法。當康有為在煙台登岸時,電報已經到達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橋(),隨身帶走了密電碼,他的秘書沒法翻譯電報的內容。而康有為那時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閒庭信步,沿著海灘揀拾貝殼。上海的中國官員高度警戒,等待緝拿康有為。但在吳淞口,在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的安排下,康有為被轉移到了一艘英國海輪上,然後送往香港。  這時,皇帝繼續頒布他的改革詔令。孫家鼐來通知我說,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見我。但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政變就突然發生了。袁世凱,在最後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見後,向榮祿告發了維新派反對太后的計劃。  根據當時流行的說法,在最後一次覲見皇帝時,皇帝命令他在帶兵入京前除掉榮祿。所有的外國報紙也都是這樣報道的。但貝克豪斯先生()和布蘭德()先生在他們的著作《慈禧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中,提到這次覲見時確定無誤地聲明:「採取了所有的預防措施,以防談話的內容外洩」(第205頁)。因而,如果這是一次秘密會談,根據精通這類情況的那些人的觀點,關於所洩漏的內容的記載,只能來於朝廷中勝利了的保守派。儘管維新派一致認為,要結束反動勢力對變法的阻礙,唯一的辦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權力,因為她是變法的主要障礙。但沒有人想到要處死榮祿。榮祿曾是康有為的眾多推薦者之一,並且曾當面向皇帝推薦另一位傑出的改良主義者——湖北巡撫陳寶箴 。在得到袁世凱提供的消息後,榮祿立即去覲見慈禧太后;太后馬上採取行動,傳令保守派採取行動協助她。聽到袁世凱投向了慈禧太后,並且太后掌握了軍隊,伊籐侯爵解說道:「太晚了。沒有軍隊,皇帝什麼也做不成」。他立即離開了北京。  這當口,孫家鼐來拜訪了我,告訴我說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監禁,關押在中南海的一個小島上。他還說,太后已經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覲見皇帝的那一天、那個時辰,恢復對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義發佈詔令,宣稱對他來說,治理國家的負擔過於沉重,責任過於重大,因此請求太后協助他理政。23日,又發佈詔令,要王公大臣們向太后行禮致敬,並再次奏請太后攝政。  同一天,梁啟超和譚嗣同秘密拜訪了我,告訴我說朝廷已下令逮捕他們。我們在一起討論保護皇帝的辦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險。我們決定,容閎,因為已是美國公民,前去拜訪美國公使;梁啟超去日本公使處;我本人則去會見英國公使:勸說他們立即採取行動,保護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國公使去了山區;英國公使則正在北戴河。  為了防止變法維新分子逃跑,城門關閉了。但梁啟超想方設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兒乘日本船出逃。儘管遭到了中國政府的一隻小船的追捕,但他還是逃脫了,最後安全登上了甲板,駛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為的是與英國公使會面,他正在從北戴河回來的途中。我請求他盡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對維新變法派早有偏見,他的態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歐格納爵士。他的偏見在很大程度上來於無知。因為後來我瞭解到,在他從北戴河回來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康有為。  14 遇害的改革派  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門和美國,但也有人根本就沒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經審訊即被處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譚嗣同。譚嗣同是湖南人,父親曾任湖北省巡撫,大約三十三歲,可謂前途無量。經多位官員的推薦,他被任命為內閣的下級秘書 。在康有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詔令過程中,譚嗣同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有劉光第、楊銳兩位,都是四川人,四十歲左右;還有楊深秀,是一位翰林,也是一位御史檢察官;康廣仁,三十五歲左右,是康有為的弟弟;最年輕的是林旭,只有二十六歲,是著名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鴉片戰爭之初,他在廣州銷毀了外國商人的鴉片——的後代。六人中的四人曾在內閣任下級秘書。在解往刑場的路上,林旭要求說幾句話,被拒絕了。但譚嗣同卻不理會允不允許,毫無畏懼地慷慨陳詞:「我願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國家能夠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個人身後,都會有一千個後來者繼起,繼續我們的改革事業,繼續忠於皇上,反對篡奪!」就這樣,維新變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林旭的未婚妻聽到他被處死的消息後,立即自殺身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運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運  被處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撫沈寶箴推薦的,因此沈寶箴被撤職查辦,終身不復起用;蘇之慶(音譯),一位傑出的翰林,已經六十多歲了,因為推薦康有為,不得不在牢獄裡度過後半生;他的兒子、湖南學政蘇胤之(音譯),被撤職查辦,終身不復起用,因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親在獄中服刑。  我的老朋友張蔭桓,擔任過駐美公使和作為全權使節出席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年紀念典禮的經歷,可能使他的命運得到了緩和:他被發配到喀什干。1900年,張蔭桓被義和團的首領下令殺死。陳熾,是他幫我寫定了獻給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為極度傷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後宮女學的老師,在1895-96年間的冬季裡,我與他經常見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國外。  王滔,喬治·歐文()牧師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堅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兩年後,在上海,當我去廣學會的一處倉庫時,一個和尚跟我打招呼,問我是否認識他。我認不出來。他不送給我名片,而是找來一支筆,在手心裡寫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  16 皇帝的遜位詔令      太后的嚴密軟禁,導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發佈詔令,聲稱由於身體健康原因,皇帝決定退位。這在皇帝的忠實追隨者之間引起了驚惶。在全國各地各種各樣的抗議當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學界人士名義發出的電報,請求太后不要讓皇帝退位,並稱皇帝退位會引發外國的干涉。起草電報的人叫經連三(),是上海電報局的總辦,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學的校長。三天以後,經夫人在電報局一位職員的陪同下,來我家拜訪我,請求我幫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議他去日本或者澳門暫避,並替他給我在香港的朋友寫了介紹信。女學很快就被查封。校長在逃往澳門之前,給了我一份有關女校資產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註冊的,以免校產被政府沒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規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規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於浙江省,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許可以跟耶路撒冷、麥加、貝那拉斯 、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龍虎山),以及西藏達賴的駐地相提並論。這裡是中國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蓮華經為其主要經典。也就是從這裡,大概來於埃及的、信奉阿彌陀佛的淨土宗踏上了遠東的土地,並迅速普及整個中國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廟屬於這個淨土宗。它在佛教歷史上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遊。1895年5月,在倫敦會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師陪同下,我參觀了這座聖山。  2 打算參拜教皇的滿族基督徒  我們帶了一位從北京來的、姓童的滿族基督徒同行。他這人很不簡單:羅馬天主教為他舉行了洗禮,希臘正教為他舉行了堅振禮;他在長老會傳教士手下學習過醫學,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導下成為一名口授教義者。他有傑出的個人能力,又有一個開放的心靈,企圖證明一切事物並且堅守那些正確的東西。他有這樣一個想法:因為他與來中國的好幾個教派有關係,他就應該去歐洲,請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國從事傳教工作的教派統合為一個整體。帶著這個目的,他離開北京,來到上海找我。我們是老朋友,有一個時期,我們住在同一所房子裡。由於他沒什麼經濟來源,也不知下一步應該怎麼辦,便來向我求助,讓我給他出主意。知道他的計劃是絕對行不通的,我建議他同我和包克斯先生一起游天台山。與此同時,我寫信給斯格特主教,說我發現了他丟失的羔羊,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前,將替他照管著。  3 奇怪的迷信風俗  下面是從我當時寫的日記中摘錄的:  在一個叫賈裡鎮()的地方,當地人的迷信行為使我感到吃驚。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僅有紙做的,也有絲綢的。許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錢,把這種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樣,儘管大部分同我們給孩子做的玩具差不多大小。商店出售大量紙錢,有成捆的紙錢和紙做的金元寶。  走過街道時,我們碰到了兩處舉行祈禱儀式的場面。第一處在主街道的一所商店裡。四幅五彩繽紛的佛像,長約18英吋,寬約12英吋,裝在鍍金的木框裡,以增加其吸引力。佛像面向街道掛著,每一幅前面都跪著四個半出家的居士,只是他們不像和尚那樣經過剃度。他們身穿特製的宗教服裝。其中一人敲著一個小球狀的東西,像是為其他那些正在誦經的人控制時間。第二組做法事的人在某些方面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為舉行祈禱儀式的人大多是女人,並且更加虔誠。顯然,她們是在私人家裡舉行聚會:我們聽到了誦唱讚美詩的悅耳聲音,循著歌聲傳來的方向望去,看到一所空房子裡有一個男人和大約二十名中年婦女圍成一個馬蹄鐵形,正在一齊誦唱佛教的阿彌陀佛經。為我們提供情況的人,是當地一個傳教者。他告訴我們,那些人屬於一個叫做「無為派」的佛教團體。正在舉行的兩處儀式都是為病人祈禱。在當地,人們習慣舉行祈禱儀式而不是請醫生。  繼續走下去,我們目睹了另一個令人吃驚的迷信場景。一座古老的牌坊,是為紀念本城裡一個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人修建的,正在重修。為了避邪,街道兩邊二百碼以內的房頂上,都佇立著一到五英尺高的稻草人:有的手持長矛,有的握著弓箭,有的拿著來復槍,做好了回擊任何攻擊的準備。屋頂上,還有猴子以及各種長著尾巴的野獸的形象。我們還看到在有些門上貼著道家的符子,上面還蓋著官印,寫的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從以上可以看出,顯然,對這裡的人來說,那些看不見的神靈鬼怪是真實的,因此他們具有很好的宗教潛質。對我們傳教工作而言,這裡有可能成為一塊大有收穫的土地。  這個地區盛產絲綢。我們發現,為了避免對蠶造成傷害,有一些詞語是忌諱的。人們不說「死」,而說「靜了」;「茶」使人想到「蛇」,於是這個詞用「湯」來代替;「油」是永遠不能提的,因為它帶有在水中漂浮的意思,這暗示著有毒的東西,是不吉利的,因此必須用「木」這個詞來代替「油」。在養蠶的季節裡,各家的門都是關著的,否則蠶就會生病或死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杭州的寺廟

  4 杭州的寺廟  乘坐一條小船旅行了五天之後,我們到達杭州。杭州在上海西南110英里。公元1130年,它是正在垂死掙扎的宋朝的首都,那時人口大約有200萬。城裡有很多佛教寺廟。布道會教堂的梅因博士告訴我們,很多佛寺被太平天國叛軍毀壞了,由地方官員和士紳捐助正在重建。到達杭州北郊後,我們去了每年四月底的進山朝香者停留的地方。一到那時,這兒非常繁華,但現在卻冷冷清清,安靜得很。  我們參觀的第一座寺廟叫「彌陀寺」,即阿彌陀佛的廟。阿彌陀與Amitabha是同一個詞,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裡供奉的三尊神分別是阿彌陀佛、觀音和大勢至菩薩。觀音,仁慈與幸運女神,擁有聖靈的諸多本性;而「大勢至」意思是「偉大的救世主」,相當於「世界的拯救者」。釋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後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遜於這三位尊神。  在城裡,我們發現了一個佛教書籍協會開辦的書店,這使我們大感意外。在那兒,我們買了好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寺廟指南,上面標明了佛教徒的數量,在有的寺廟裡,達到數百人。  其中有一座寺廟,靈隱寺,在著名的西湖以西約三、四英里的處,沿途景色迷人。一條林蔭道,兩邊大樹聳立;右邊是一塊巨大的石灰岩石,刻著佛陀和他的追隨者的形象;再往前走是四個守衛天門的大力士;除此之外,都被叛軍毀壞了。一位和尚領著我們到了寺裡西邊一所院落裡,那裡供奉著五百羅漢,每一尊的尺寸都比真人大,全部鍍金,表情形態各異。這種場面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兩個和尚忙來忙去,給他們上香,直到整個殿裡都煙霧繚繞。羅漢中間,是頭罩杏黃傘蓋的乾隆皇帝的造像,另一個廳裡則供奉著嘉慶皇帝。  我們參觀的第二座寺廟是城東邊的海潮寺。這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遊方僧人可以在這裡免費食宿。僅杭州一處就有二十座這樣的寺院。整個寺院總共有一百多名僧人,還有一到二百名遊方僧。它最近剛剛整修過,煥然一新。主殿裡供奉的神靈是:中間是釋迦牟尼佛,右手是阿彌陀佛,而藥師佛(偉大的醫生)在左邊。這三尊佛像坐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檯子上,大約有三十英尺高。將要離開時,我那位北京來的朋友,董先生,招呼我看一下懸掛在寺廟前面的一塊巨匾,上面寫著:「偉大慈父」 。  5 紹興:出產師爺和酒的城市  幾天以後,我們前往大約在一百六十英里之外的天台山,動身之前搞了一張旅遊路線圖。我們第一個重要的停留站是紹興,距離杭州大約三十八英里。這個城市以兩樣東西出名:律師(師爺)和酒。依據傳統習慣,中國一千五百個縣的行政長官(知縣)都為自己配備一位法律顧問,所有這些顧問都來自於紹興。在紹興,有一個差不多是長期性的、培訓師爺的專門學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紹興人控制著中國。使紹興聞名遐邇的另一種東西是它出產的酒。我們叫作酒,儘管它沒經過蒸餾。直到蒙古元朝(1260-1368),蒸餾酒才為中國人所知。紹興酒是用大米釀造的,行銷全中國,裝在尺寸大小不一的陶制罈子而不是木桶裡。中國人舉辦宴會,如果沒有這種酒,就被認為是不美滿的。這種酒總是熱飲,用的是一種容量約一中匙的小杯子。  在紹興城裡,有一些牌坊,是建來紀念抵抗太平軍、保衛紹興城而陣亡的法國軍官的。紹興郊區非常富裕,有很多村子和肥美的農場,標誌著這兒非同尋常的繁榮富庶。房子是用大塊整齊的石頭修建的。這裡耕地充裕,農民在稻田里的工作非常繁重,似乎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水裡。  6 旅行者的代理機構  有一個不錯的代理機構,為旅客提供服務,使旅客能夠以固定的費率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旅行,不論是乘船還是坐轎子。遊客因此可以減少在找船、轎子和苦力上耽誤的時間,也可以減少討價還價的麻煩。遊客購買一張全程游票,在每一個停留點把它交給有關人員,不用一句話的爭吵,也不用一分鐘的耽擱。每個苦力每天付給400文現金,約相當於10先令。  從紹興到清溪之間,我們乘一艘由三名船工操縱小船逆流而上。這條河既受潮汐也受山區降雨形成的洪水的影響。在紹興界內,山脈離我們很遠,大約有三至六英里,平坦的原野上到處點綴著繁忙的城市,清澈的河渠縱橫交錯。現在,群山近在眼前,相隔大約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中間交插著農戶的耕地。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避免了一場騷亂

  7 避免了一場騷亂  下午晚些時候,我們到了張家堡,離船登岸。當再回到船上時,大約有二十個青年和孩子跟在我們後面,其中有些人登上船,向我們索要藥品等物。經過大約十分鐘的友好勸說後,船工們突然大喊:我們開船了!他們都離開了,可一上岸,立即喊了起來:「外國鬼子!外國鬼子!」看到這種故意的惡作劇,我讓船工停下來,跳到岸上。他們四散跑開了,認為我要抓他們。但我直接向鎮中心走去,選擇了靠近寺廟的最重要的那家商店,把剛才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店主,並說我要見一見本地負責治安的人。幾分鐘以後,警察的頭頭來了,說那些吵鬧的都是些孩子。這時,街道上聚集了數以百計的人群,商店裡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對警察、對所有的人,我說,孩子們做的,都是大人們叫他們做的。如果不是一直生活在辱罵外國人成習慣的環境裡,今天他們就不會這麼做。我今天來就是要大家結束這種粗野行為。有人建議說,警察應當把小孩子們抓起來,跟我們一起送到清溪縣城去。對此,我回答說,我不想把事情弄大,但如果他們在半個小時內不有所表示(這時我摘下表,調整了一下時間),那我也不想不了了之。這時,一個姓楊的人走向前來,問我,如果到廟裡去或者到我們的船上燃放爆竹,並告誡眾人不要再次侵犯外國人,我是否滿意。我同意了,因為我不想製造麻煩,只想結束事端。兩分鐘之內,在寺廟前邊放起了很大一串的鞭炮,那位店主則就如何採取正確的行為向人群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我向調解人表示感謝,建議他們同我一起到船上去。街上有數百人,在從商店到船上五分鐘的時間裡,河岸上已經站了一溜看熱鬧的人。大約有五十人跟在我們身後。我再次向這些調解人鞠躬致謝,告訴他們,最好勸說人們採取正確的做法,以免下一次導致嚴重事端。他們向我保證這麼做,並像那位店主在寺廟旁邊所那樣,教訓起跟在後面的群眾來。這件事就這樣令人高興地結束了,沒有釀成騷亂。  這條河非常不利於航行。浪頭猛烈地衝擊著我們,但河水卻很淺,船工們不得不在岸上牽引前進。小船經常擱淺,有時他們不得不在齊腰深的水流裡行走。四名船工費勁力氣,九個小時裡我們只前進了十五英里。第二天,行進起來更困難了:船工們只好在水裡、在泥裡跋涉,並且有長長一段路是在石頭間繞行。船三番五次擱淺,經常一動也不能動。  8 繁重的水稻耕作方式  這裡的農村大量種植水稻。對農民來說,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當地裡還覆蓋著一層水的時候,農民便犁地了——犁由水牛牽拉著。耙地也是在有水的時候進行的。地弄好以後,他們便去一個很小的苗床,在那裡,稻秧要多密有多密,已經長到離開水面一□來高;他們把稻秧連根拔起,捆成像胳膊粗的小捆;接著,把它們四散扔在耙好的稻田里——現在看起來那稻田只是一方混水;然後,他們把寬大的褲腿高高挽起,手裡拿起一捆稻秧,抽出十根左右一簇,插在污濁的水裡,簇與簇之間相距約十英吋,而行與行之間相距一英尺左右。在一到三天的時間裡,所有的稻秧都成活了,地裡十分好看。這時,農夫再一次來到田里,蹲在水裡,用手把稻秧根部的泥塊掀起來,以便讓稻子長得更快。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農夫種植水稻時的勞苦情形。  9 大佛像  在去天台山的路上,我們經過嵊縣和新昌縣。在後一個地方,有中國發現的最大的佛像。天台山寺廟裡的導遊告訴我們,大佛寺 裡的佛像有130英尺高,也不如新昌縣的大佛像大。它是一尊坐佛,由一大塊岩石刻鑿而成。它的上面是一座寺廟,開鑿在同一片懸崖上,覆蓋著數不清的佛像和菩薩像,其中最顯眼的當然是大佛本身,它那交叉的雙腿到膝蓋部分已達30英尺長。日本鐮倉時代的佛像代表作在它身邊只是個侏儒。在跟廟裡的方丈交談時,他說,人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擺脫自己,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這個世界就毫無希望。他還告訴我們,他們所擁有的最重要的書籍是《蓮華經》。  10 其它寺廟  終於,我們到達了天台山。山頂上,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座廟宇或寺院。但這裡我提到的只是最重要的。  清涼寺,根據我的無液氣壓計測量的結果,海拔5580英尺。寺裡共有30人,其中一半是和尚,另一半人租種寺廟的土地——大概有50畝。走了12英里之後,我們到了地藏寺,海拔2750英尺。寺裡有一尊掌管陰間的閻羅王的塑像,即日本的Jiso。又走了5英里,到了海拔2400英尺的萬年寺。主殿的中央供奉著釋迦牟尼佛,東邊是阿難,西邊是伽葉。後面一個殿是空的,但有一尊大日如來的塑像,孤零零地立在那兒。大日如來是佛教中最古老的神祇,在他的頭髮上有一個紅色的球,據說象徵著光明從他身體裡放射出來。第三間大殿裡供奉著500尊羅漢,每個有一尺半高,在牆邊的廊台上一層壓一層地排列著,有五排。其他三面牆都用玻璃門封閉著。上邊的一處閣樓是收藏佛經的圖書室。其中一個書櫥空空如也,另一個只有半廚書,被老鼠嚙咬得一團糟。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寺院禮拜儀式

  11 寺院禮拜儀式  舉行禮拜的鐘聲響了。我們走下閣樓,參觀寺院舉行的禮拜儀式。儀式分五節。第一節,寺僧們都站著;第二節跪著;第三節站著,其中有一人上香,主持儀式;在第四節,他們站成一隊繞著大廳轉圈;第五節又跪下來。參加儀式的有二十四人,其中一半人的年齡小於十五歲。最小的一個是一個孤兒,到寺裡才兩個月,看起來是這些人當中最聰明的。他們三人一排站成四排面朝東,三人一排站成三排面向西,相距都是一碼左右。他們使用的樂器有五種,即是:一口大鐘,一隻木魚,一面鼓,一塊三角鐵,和一個小手鼓。看來他們並不打算唱同一個調子,每個和尚都唱自己的,只是到了最後才一齊頌禱。但時間節奏還是被非常細心地保持著。開始時,節奏很慢,大約一秒鐘一個音節;然後變得越來越快,直到一秒鐘唱出四個音符。看到這一套儀式完全是做作的例行公事,沒有一句對教義的解釋,使人感到悲哀。有些和尚告訴我們,他們能夠背誦一些最普通的經典,但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在這所寺院裡,有一個布道(講法)廳,是用來講解佛教律法的。去年,山上舉辦過一次講法大會。根據傳統,四月到八月的每一天都有法會。但今年卻沒了,因為大多數師傅都應邀下山,到寧波、紹興、杭州、蘇州或上海宣法去了。他們在冬天回來。  像往常一樣,我們在這座寺院裡住了一晚上,又繼續前進。走了五英里之後,到了光明寺。在這裡,有人告訴了我們這座山上年齡最大的六位方丈的歲數:最大的七十,最小的六十七。他們說,山上共有二十座寺廟,一百八十處隱士修行的房舍,但現在很多都毀掉了。  12 訪問隱士  離我們經過的路不遠的地方,有一所隱士修行的小屋 。我們去訪問了隱士。走近後我們發現,他把自己鎖在自己住的小屋子裡。它建在屬於寺院的地裡,牆上有一個直徑十五英吋的圓洞。他就從那洞裡接受別人送來的食物。他來自上海,曾發誓在那兒待四年,現在已經過去三年了。寺僧對裡邊喊,有客人來了,他便把門打開了。當我們問及是什麼原因使他發了那樣一個誓時,他回答,是為了根除內心的罪惡念頭。我們問是否可以為他照幾張像,他說他不反對。於是我們拍了一張他的頭部從牆洞裡露出來的照片。他一臉的誠實,頭髮很長,已經長到了十英吋。  13 華廷寺   華廷寺是天台山上最高的寺廟,海拔有3400英尺。同其它大多數寺廟一樣,它坐落在一處非常孤寂的地方。半徑兩英里之內,圍繞著它有一百處隱士修行的小屋。寺裡的方丈大約有五十五歲年紀,是一個非常睿智的人,對世間事物無所不知,只是看起來有點過於玩世不恭,因為他理解宗教的真諦,但也知道獲取那真諦所要經過的路程是多麼令人悲哀的遙遠。他談到,除了例行公事的晨頌晚禱,寺僧們無所事事,在學習和研究宗教問題上完全任意而為,或者隨心所欲地游手好閒。他說,佛教寺院的建立有三個目的:省(沉思)、教(傳授)和禮(儀式)。天台宗主要著力於「教」,而國清寺卻以它的禪思而聞名。  從華廷寺出發,我們登上了天台山的最高峰拜經台,發現它的海拔高度是4000英尺。因為被霧包圍著,我們在那兒沒能拍照。  14 另外一些隱士修行的小屋  在下山的路上,我們參觀了好幾處隱士的居處。第一處門緊鎖著,沒有人應答;在第二處,我們看到一個剃了光頭的人打坐在墊子上,正在念誦《金剛經》。我問他是否理解第六章所提到的預言——書中是這樣寫的:「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他從打坐的沉寂狀態中恢復過來,給我們奉上茶,問我們對這些話的理解。我把這一段話解釋成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言——他出現在佛陀逝世後五百年。那位隱士說,他從來沒有解釋過這段話,儘管已經誦讀了三十五年了。大約離開五十碼之外,是另一個隱士的居處,住著一對年齡大約六七十歲的夫婦。老婦人面色和善,在工作過程中一直唸唸有辭地誦經。他們兩人以採茶謀生,每採摘一斤,他們可以得到八文錢;每賣三斤(四磅)可以收入大約兩個先令。不遠處有一個密封的屋門,門上有一個直徑一英尺的圓洞。我指著門問他們,裡邊是不是有個僧人。她說是的,但你們現在不能同他說話,因為現在正是他坐禪的時間,這當口女人們是不能大聲說話的。方丈告訴我們說,周圍有一百多人住在這樣的房子裡,一般不露面,除非在有些善士向寺院大量捐助財物或者在華廷寺舉行宴會時。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慶國寺

  15 慶國寺  吃過飯,我們繼續往下走,十英里後到了慶國寺。這裡的人知道我的名字,在上海,我曾遇到過寺裡的一位和尚。我的一位德國朋友,弗蘭克博士,是一位優秀的梵文學者,當我在北京的德國公使館學習漢語時曾在那兒遇到過他。他在搜尋梵語文獻時,曾來到這所著名的寺院調查天台宗的創建者的材料。寺院方丈敏海是整個天台山最有名的高僧,是他募集了13,000銀元,重修了寺廟。在這裡的主殿裡,供奉的不是佛像,而是一座小小的寶塔。這是很不尋常的。我拍了一張照片。  16 國清寺  第二天,我們繼續下行,來到了海拔只有810英尺高的國清寺。這座寺院非常雅致,類似杭州的海潮寺。座台上供奉的神靈是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和阿彌陀佛。新塑的部分非常鮮麗。佛像下面是500尊羅漢,循梯而上是一個管理得不錯的圖書館。緊挨著的西邊大殿是奉獻給三位一體的阿彌陀佛、觀世音和大勢至菩薩的。這三尊佛像都站著,大約有20英尺高,每一位頭頂上都打著傘蓋,標誌著他們的皇家身份和在帝國中的級別。走進廚房,我們看到一口煮米飯的大鍋,直徑七英尺五英吋,已經棄置不用了,但關於它,卻留下了種種神話傳說;我們還看到了幾口直徑五六英尺的煮飯鍋,用於為屬於寺院的一百六十名僧人蒸煮食物。還有一座禪堂。在位於禪堂正中的神壇的西邊,有一個蒙著白洋布的座位。緊挨著牆的四周,是一條大約兩英尺多寬的長凳,上面排著四五十個墊子,僧人們每天在那兒坐禪三次。據說,這是這座寺院的特色。在講經堂裡,沒有講台,只有一把空椅子,是方丈宣法時坐的。負責接待我們的頌清()師傅,是我所遇到的最優秀的僧侶之一。他是一個真正的那坦尼爾() ,三十四歲,已經遊歷了全中國,還希望去印度和世界的其它地方看一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國清寺還有以下特殊的地方不容忘記,如寺院的創建者智顗大師的宮室和廟 ,它們裡裡外外都掛滿了還願謝恩的旌匾。  17 關帝生日以及楚王廟  今天是戰神關帝的生日。我們十分幸運,目睹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婦女宗教集會。前一天的中午,她們開始抵達;到太陽落山時分,各種建築的院落裡就擠滿了四五十歲或者年紀更大的婦女們。寺僧告訴我們,她們中的許多人是來「求夢」的。下午,在去天台城的途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婦女,順著我們來的路一直向寺廟走去。嚮導告訴我們,去寺廟裡求個夢,這是當地婦女們的風俗習慣。如果得到了一個,她們就去找朋友們(而不是僧人)尋求解釋。倘若瞭解到她們交了好運,她們就會到廟裡去燒香,禱告,或者送一塊謝恩匾。  晚飯後,一陣巨大的女人的喧鬧聲從不遠處傳來。我們問領班的僧人,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些婦女們在做什麼。他們爽快地同意了。八點左右,他們領我們去了「智者大師塔院」。現在是農曆一個月裡的第十二天,月光很亮,但帶路的僧人還是提著一個燈籠,走在前面。到了那裡,我們看到在大廳中間的塑像前有一個架子,上面燃著大約十二枝指頭粗細的紅色小蠟燭。地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擠滿了婦女。她們躺在自己的衣服上,既沒有鋪也沒有蓋任何被褥。房間的東邊,大約有六七個男人,正圍在一張桌子邊讀一種祈禱文之類的東西。領頭的大約六十歲左右。不僅廟裡邊,就是走廊和院子裡,也都睡滿了婦女。兩三個僧人在她們中間出出進進,似乎在維持秩序,但大部分僧人卻在旁邊另一座院子裡。回到住處後,我們聽到某個地方在演奏音樂,時間持續了一個小時,但到十點時,一切都沉寂下來了,只是偶爾聽到輕微的說笑聲。  早晨三點左右,僧人們就起床了,並開始祈禱。大殿裡鐘鼓之聲悠揚頓挫。四、五點鐘之間,住在智者大師塔院裡的婦女們起來了,在兩個從城裡來的、年齡約六十多歲的教師帶領下,背誦她們的祈禱文。看到這麼多婦女聚到一起,並且很快就要散去,我在一張黃紙上用中文寫了一句話,字寫得很大,把它放在走廊裡的桌子上。因為我覺得這是讓上帝的選民們瞭解無可比擬的、偉大的救世主的一個機會——她們會緣此把某些信息帶回家鄉。教師們走過去,擠在一起,圍著桌子看,並用他們的方言解釋那句話的意思。由此,婦女們把某些基督教的理念帶回了家中。  在我做這件事的時候,一個大約三十歲的男子開始背誦佛教的祈禱文之一,叫做《心經》。嘴唇能移動得多快,他就背誦得多快,時不時地張開嘴吸一口氣。他不斷重複這樣的動作,似乎在嚮往一種美好生活。那經文他已經倒背如流,成了一種機械性動作,因而能夠在聽我講話的同時,數他的念珠。  從院子裡走過時,我們在一個角落裡發現了生殖崇拜的遺跡——一個兩英尺高的生殖器狀物。離開這座寺廟,我們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寺裡的僧人們熱情地跟我們道別。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人變成馱畜

  18 人變成馱畜  途中,我們看到許多挑著重物的腳力走在從大塔頭()到天台山的路上。兩地相距80英里。他們每人都挑著200多斤,用6天時間走完全程。每挑一斤可得到6文錢的報酬,算起來相當於每英里每噸11便士。因為缺乏好的運輸工具,這些人只能肩挑背扛,這實在使人感到悲憫。特別是,這個地區馱畜很少。在我們離開上海的三個禮拜裡,總共只看到了三頭驢子,騾子則一匹也沒有看到。馬更是稀有之物。有旱牛和水牛,是用來耕地的。  19 一個偉大的處方  在一家我們住了一宿的旅館的牆壁上,寫著一個了不起的處方,可以看作是對天台山各寺院之教義的總結。  大補清心丸                    陰陽                         全體                  好感                         足量                  慎言                         足味                  正直                         三錢                  責任感                       酌量                  愛心與正義                   多多益善                  誠實                         一片                  好心腸                       一個                  小心                         一點                  投機                         清洗乾淨                  信仰                         精心調配                  安寧                         一塊                  快樂                         大量                  寬容                         完整的                  耐心                         萬分                  敬畏天地                     隨需定量                  清心                         隨需定量  日時                          隨需定量  以上共20味,摶製成丸,名為智慧之種,可以清熱借讀。一次108丸,溫湯服下,益己益人。  禁忌:諷刺挖苦、中傷誣陷、流言蜚語;  本處方來於淨靈山革心殿,專治世間所有男女一切疾病,如沒有信仰、不孝順、沒有愛心、缺乏正義感,等等。凡服用此丸者,無不藥到病除。  20 旅館裡的設施  一次,我們走進一家旅館,被引進了一間地下室,但隨後又登上了樓梯。門一打開,我們發現房子後面是一條路,與房子一樣高。地上,作為睡覺用的設施,是一些稻草簾子,大約兩英吋半厚,編織在一起作為睡墊。墊子的兩頭都捲著,當作枕頭用。在人多的時候,還可能兩個人睡一個墊子,打通腿。整個房間都鋪滿了墊子,只在中間留出了一條過道。一間房子裡睡了我們十六個顧客。為了應付臨時急需,在房子一端的樑上還加了隔層,可以多睡六個人。  以上所記就是我們這次有趣的旅行所聞所見的主要情景。在離開了一個月之後,我們於6月11日回到了上海。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與李鴻章一道旅行

  1 與李鴻章一道旅行  在回歐洲途中,我打算順便訪問印度,首先是要去看看印度基督教學會的秘書莫督克()博士。他的經驗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並且,我也想看一看印度傳教工作的環境情況。我的旅伴是浸禮會駐山西的A·G·夏洛克()牧師。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也很誠實的傳教士。我們坐的是一艘法國郵輪的二等倉,同另外四位耶穌會士共用一個隔間。因為他們只能說一點英語,而我又不能說他們當地的方言,我們用漢語交談。  船上最有身份的旅客是李鴻章。他要去歐洲出席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我跟他談了幾次話。他表示,像我這樣在教會工作和中國的改革中佔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卻乘坐二等倉,很使他吃驚,而他的秘書們旅行還坐頭等倉。  2 訪問馬德里  從錫蘭出發,我們前往馬德里斯。莫督克先生的總部就設在那兒。自印度大叛亂 以來,他就在那兒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奉獻於基督教學會在當地的事業。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像父親照顧兒子那樣照顧我們。他還向我們介紹了他所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讓我們參觀了所有的工作記錄和私人書籍——那些書籍開啟了他人生踐履的內在的力量源泉。  在參觀印度的教會學校時——比中國的教會學校早建立了50年,我們發現它們的規模是中國教會學校的十倍:那時中國的教會學校平均只有60名學生,而馬德里斯的學校卻擁有600名。  米勒博士的基督教學院使我們大開眼界,深受鼓舞。教學樓的底層是小學;第二層從事的是我們或許稱為中學教育的教學工作,它的上一層住的是大學預備科的學生;再上一層培養的則是學士和碩士,而最頂層則是研究機構。整個建築就像一個巨大的人類的「蜂巢」。  有好多年,米勒博士經受著品格和意志的嚴酷考驗,因為有人攻擊他,說傳教士從事教育工作是不務正業。這同1893年我擔任《教會新報》主編期間那次引起在中國的傳教士焦慮的對教育工作的攻擊,是同一陣反對浪潮。但米勒博士成功地從攻擊中擺脫出來,並被蘇格蘭自由教會任命為宗教會議的議長,由此證明了他的正確。  3 橫穿印度之旅  我們計劃離開馬德里斯後去加爾各答,然後橫跨印度,經過貝那拉斯和德裡到孟買,三個禮拜之內在孟買再次乘坐同一艘法國郵輪。正值五月,我們在馬德里斯的朋友們堅決反對我們進行這次旅行,因為加爾各答正流行霍亂,並且即便在此居住已久的傳教士也從來沒有誰想在如此酷熱的季節裡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了一眼,說道:「這一次放棄,就再沒有機會了。我們現在有機會在印度走走,看看,我們必須抓住它」。於是我們坐上了駛往加爾各答的汽輪。在加爾各答,夏洛克染上了嚴重的霍亂,差一點丟了性命。  一天晚上,我們在6點鐘從加爾各答乘上火車,第二天下午3點到達貝那拉斯,投奔拉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猶太基督徒,來於南威爾士的卡馬遜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人,娶的是著名傳教士克裡()的養女。由於疏忽,我們錯誤地在另一個站下了火車。沒有人迎接,我們只好乘坐一輛馬車,穿過整個城市。酷熱的空氣就像從火爐裡冒出來的,我們感到吸進去的都是火苗。等到了拉扎洛斯先生的家,女主人老太太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瘋了,在一天當中的這個時候穿過整個城市!立即上床,等涼爽下來能外出時,我會喊你們的。布扇!僕人,快拉布扇!」天氣涼爽下來以後,她請我們喝茶,又用她的車送我們到處遊覽。第二天,她的女兒領我們去恆河看印度人洗澡,以及河岸上火葬死人的情景,還有寺廟裡做禮拜的場面。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德裡

  4 德裡  在亞格拉,我們參觀了無可比擬的泰姬陵。但對我來說,最漂亮的景觀是德裡附近的著名的庫特巴塔樓。太陽落山時我們從德裡出發,到了靠近庫特巴的一家政府招待所住下來。我們浸禮會在當地的傳教士托馬斯先生為嚮導。第二天黎明,我們登上了這座美麗塔樓——被建成一個望遠鏡的形狀——的高處,看旭日東昇。庫特巴清真寺和塔樓是由七百年前的伊斯蘭統治者修建的,作為伊斯蘭一神教對印度偶像崇拜的勝利的紀念。它們的名字是從開始築塔的奴隸管理者那兒得來的,又被用於整座清真寺。在這座清真寺的院子裡,有印度最大的奇跡之一:一根鐵柱子。在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前好多個世紀裡,它就佇立在那兒了,回教徒曾經利用它,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利用聖索非亞清真寺。  在回德裡的路上,托馬斯先生向我們講述了有關附近一個聖墓的奇異傳說。那是一位以幻術和奇跡聞名的聖者的墳墓。他的權力可以與帝王分庭抗禮。一次,皇帝外出,皇子陰謀反對父親,請求聖人的幫助。皇帝聽說這個陰謀後,發誓回來後進行報復,但聖人宣稱他永遠不會再回德裡了。當皇帝取得戰役的勝利後,傳回話說,他回來後將對叛亂者實施最可怕的懲罰。但那位聖人捎回話說:「回德裡的路無比漫長」。每一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些,並且隨時把這消息通告城裡,而每天得到的回答都是:「回德裡的路無比漫長」。最後,皇帝的軍隊駐紮在了首都的郊外,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這個預言:「回德裡的路仍然無比漫長」。接著皇子們和眾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凱旋。在歡迎儀式結束、眾人都離開他之後,帳篷倒塌了,皇帝被壓死:回德裡的路依然無比漫長。  在孟買,晚上10點鐘左右外出時,我發現沒法在馬路邊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因為上面躺滿了人。由於天氣炎熱,人們在露天裡睡覺。第二天,登上法國郵輪後,我感到天氣熱得令人窒息,差一點就昏過去了。  在通過紅海時,氣溫變得很低。事實上,我們都穿上了厚重的外套。  5 巴黎  經過馬賽,我到了巴黎。我的妻子和四個女兒迎接了我。女兒們早就在巴黎上學了。有兩個女兒我已經十年沒見面了。一起待了兩個禮拜後,我妻子帶女兒們去漢諾威上學,而我則啟程去倫敦。正當我要離開巴黎時,一場少見的災難發生了。一場暴風席捲了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馬車連同笨重的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樣把它們摔向路邊的店舖。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傷。儘管災難發生時我正在乘車去火車站的路上,對當時的恐怖情形卻一無所知,因為暴風所及的半徑非常之小。直到到了倫敦後,我才瞭解到這次災難發生的情況。當地的報紙上充斥著有關消息。  6 浸禮會委員會的接待  回到英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禮會委員會匯報我在中國的工作情況。根據慣例,回國的傳教士在歡迎儀式的最後要對委員會說點什麼。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還有從其它傳教區歸來的另外四五位傳教士。我沒有發表什麼經過精心準備的演講,而是拿出了一個裝著很多中文書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國休假迄今十年以來所經常翻閱把玩的,包括:作為禮物送給慈禧太后的以銀封面的《新約聖經》版本;我翻譯、麥肯西先生撰寫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攬要》;我撰寫的《救世教益》;《時代觀察》(《萬國公報》)、《教會新報》和我在天津主編的中文報紙《時報》的年度合訂本,以及《時代觀察》的一些樣報。我把它們一份一份地從箱子裡拿出來,同時略加介紹。委員會的人認為,從我上一次見他們到現在這段時間裡,我是否勤於工作,已經給出了足夠的證據。  7 對傳教士秘書協會的建議  浸禮會的秘書貝內斯先生對我眷顧有加,特意安排我於2月份在浸禮會的秘書聯合會議上作一次演講。我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巨人的覺醒》。在報告中,我特別強調了在廣學會的作品啟發下所發生的改革運動,呼籲他們派出更多的人員從事這種方式的傳教工作。他們說,他們完全相信這種工作方式的重要性,並許諾,如果我向其它傳教會提出同樣的籲請,他們將給予支持。最終,其它傳教會也給予了同樣的保證。教會傳教協會派出了文學碩士、吉貝特·華爾士()牧師,幫助我們做文字方面的工作;衛斯理會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師;倫敦會申明,他們派不出合適的人員,但每年都可以向廣學會的基金提供一筆資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向宗教書刊協會的呼籲

  8 向宗教書刊協會的呼籲  英美兩國的聖經會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傳播聖經。對它們,我強烈呼籲在發放《聖經》時要同時發放解釋性的小冊子,這樣效果才會顯著提高。只有蘇格蘭聖經會對此表示贊同。英格蘭和美國的聖經會答覆說,他們各自協會的組織章程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在同宗教書刊會聯繫時,遇到了同樣的困難。宗教書刊會開始成立時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國家和地區發放宣傳教義的小冊子。當傳教士在印度、中國和日本開展工作時,他們發現,基於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讀物對傳教事業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亂發生後,印度的基督教學會致力於為印度社會提供教育類文學作品;與此同時,在中國也成立了旨在啟蒙其領導階層的廣學會。儘管這種宣傳努力效果顯著,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運動,但宗教書刊會卻不為所動,拒絕給予幫助和支持。它們的章程使它們無所作為。他們為印度的基督教學會提供了大量紙張。因為廣學會的工作方式和路線有所不同,我們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幫助,特別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讀物方面。  9 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為代表即作為聯合王國各地的浸禮會和廣學會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擔了很大一部分,我還就中國的覺醒所形成的危機這個非同尋常的問題與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裡的大主教,科榮勳爵,格萊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國家建立聯邦體制問題,我還準備了一個小冊子,送給和平會和幾個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間,我還為年輕的政治家們寫了一個小冊子。  初秋,經聯合王國返回中國的路上,遇上了幾個有影響的人物,我把幾本小冊子發給了他們。十年之後,平民運動的幾個領袖來中國訪問,其中一個是來自華盛頓的銀行家,他在上海對我說:「你以前送給我一本小書。此後,我一直隨身攜帶著。就是這本,」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非常破的書,正是我為年輕的政治家準備的那本小冊子。                            10.訪問加拿大  因為見到過季理斐()牧師編寫的《中英詞典》,當他在1896年途經上海時,我曾跟他提起過加入廣學會、擴大其影響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學碩士,屬於加拿大長老會。我們兩人就此事進行了討論並做了禱告。最後,他說,如果加拿大長老會的委員會同意派他從事這個工作,他很高興加入我們。現在,1897年,在從英國經美國回中國的途中,我去了趟多倫多,拜會了長老會委員會的秘書,向他描述了敞開在基督教文學前面的偉大遠景。第二天,他邀請了其它委員會的六位秘書在他的辦公室與我見面,以便我能夠向他們強調開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們都來了。我講了大約一個小時,呼籲他們派出傳教士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邁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國工作,因為他認識到了這方面的工作被忽視得太過分了。離開的時候,我感到在多倫多花費的一個小時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們新徵募的「志願兵」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是一個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訪問北京

  1 訪問北京  1899年夏,廣學會的執行委員會讓我去一趟北京,以勸說中國政府批准一個全國性教育計劃,並允許廣學會幫助翻譯外國書籍。廣學會的董事會主席羅伯特·赫德爵士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深感悲觀,說任何改革建議都會遭到它的否決。他建議我不要就此事與中國最高層的官員交涉,因為那沒什麼用處。但是我私下裡還是拜訪了幾位政府高官,並且給榮祿和剛毅寫了信,並拜會了李鴻章——當時他在天津。他那時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後來擔任山東巡撫和南京總督 時我同他多次進行會談。他擁有令人愉快的個性,是第一個對基督教產生興趣的清政府高官。  1899年冬,李鴻章被任命為兩廣總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吳淞作短暫停留,招我和法國駐上海總領事——在天津時我們曾相識——前往見面。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總督像他那樣興高采烈:就像一個厭學的兒童回家過節一樣高興。後來,我猜測他一定知道了即將爆發的義和團事變的一些信息,為自己能夠逃得遠遠的而感到高興。  2 排外情緒的蔓延  隨著倡導同外國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觀念的傳播,反動派越來越傾向於採取傳統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國政府在兩名駐山東的傳教士被殺後,侵佔了膠澳港 。德國政府的行為加強了這種政策取向。由於忽視對外國人的保護,中國政府遭到了如此嚴峻懲罰,而這只是強化了保守黨的排外情緒。有幾個親王和朝廷高官籌集款項在不同省份組織了地方武裝。在山東,出現了由無知的狂熱分子創立的「長槍會」。他們宣稱通過唸咒作法,可以刀槍不入。長槍會和其它一些類似團體的宗旨是殺盡一切外國人。  3 剛毅組建的團練武裝  與義和團運動大有干係的、最有影響力的官員是剛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時,就已經認識他了。此時,慈禧太后授權他籌款組建地方武裝。這為他贏得了「敲詐者」的稱號。1899年,他途徑上海,派一位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來拜訪我,約定時間讓我去看他。在同剛毅會見時——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們很有見解地認定上一年是我把康有為帶走的。剛毅宣稱,康有為急著使中國變法圖強,那只是一種偽裝,掩蓋了他攫取權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說,對他(剛毅)來說,現在是實施真正改革的千載難逢的機會。聽到這裡,我那位布政使朋友從桌子下面踢了我一下,因為他知道,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夠說動像剛毅這樣頑固的保守分子。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在紐約世界基督教大會上的呼籲

  4 在紐約世界基督教大會上的呼籲  明恩溥博士和直隸、山東的其他一些傳教士明白無誤地意識到了經過訓練的義和團的危險性。他專門寫文章,對當時局勢的嚴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國公使置若罔聞。1900年初,我離開中國去美國出席在紐約召開的全世界傳教士大會。會上,我倡言了在中國開展與傳教有關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價值。我堅信,存在著威脅傳教士和所有外國人的危險,因而隨身帶了明恩溥博士的報告,提交給大會的執行委員會。同時,我向該委員會指出,中國政府對改革、對本土基督徒和外國傳教士——因為他們也提倡改革——的敵視態度,會在一場使傳教事業歸於終結的排外運動中達到極端,並且危及所有外國人的生命。我請求各個傳教會的董事會採取一致行動,以避免這種令人恐怖的危險的發生。然而,大會執委會作出的決議是,這種行動屬於政治領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險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據傳統,他們不能夠「干涉政治」。  5 對二十世紀俱樂部的呼籲  在波士頓,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一個朋友邀請我向二十世紀俱樂部介紹中國的現狀。5月5日,我應邀作了一次報告。認識到形勢的嚴峻性,看到在即將到來的動亂中,被毀掉不僅是基督教傳教事業,還有中國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們決定讓我立即把情況反映給華盛頓。為此,他們給我開了一些介紹信。這些信將為我打開從國會到白宮的每一扇大門。  6 在華盛頓和紐約奔走呼告  第二天,我動身前往華盛頓。為了避免僅僅通過口頭交流所產生的任何誤解,我把自己的聲明和請求打印了出來。在汕頭傳教的美國浸禮會的威廉姆·阿什莫爾()博士在我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書上署了名,但卻沒能與我一起去華盛頓。我首先把報告呈交給國務卿約翰·海因()先生。對我的觀點,他深表贊同。然而,他告訴我,沒有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議員的支持,政府是不能採取任何行動的。於是我又去拜訪了參議院的議長霍爾()先生。他同樣對我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當我把約翰國務卿的話轉告他時,他回答說,如果沒有獲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參議院也做不了什麼,而紐約是最有影響力的城市。於是我便到紐約拜會了該市的商會會長莫裡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兒待了一個晚上。莫裡斯先生的答覆是,他擔心華盛頓不會單憑某些人的意見採取行動,儘管那意見是強有力的。如果不發生殺戮事件,沒有任何事情能夠為立即採取行動提供站得住的理由。  對我請求美國政府採取行動以防止義和團造成的災難所抱的希望,這是最後的打擊。這次我與美國政府交涉以後不出兩個禮拜,我便收到了電報,告知義和團已經開始屠殺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會上書北京回到中國

  7 回到中國  於是我啟程返回中國。在橫濱登陸十分鐘後,我就從報上瞭解到了山東的傳教士九死一生的詳情。聽到在直隸首發的動亂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驚。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已經黔驢技窮了,因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信息聯絡已經中斷了。這時上帝給了我一個主意。從神戶,我給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發了一封電報,轉請沙士比雷()爵士 電告中國各省的總督和巡撫們,英國政府確認督撫個人對英國臣民的安全負有責任。電報是匿名發的,為的是讓它完全憑自己的價值得到對方的重視。當我抵達上海後,晨報登載了路透社的電訊,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經照會倫敦的中國駐英公使,聲明英國政府認為中國各省的總督和巡撫個人對各自轄區內的英國臣民的安全負有責任。  8 給山西和陝西巡撫發的電報  為了浸禮會傳教士們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電訊稿通過電報發給了陝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傳教士。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所有發給外國人的電信都必定先交給各省的督撫過目。對太原來說,電報來得太遲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撫毓賢對新教和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大開殺戒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它才到達。聽到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擊。誰想到這樣的悲劇竟然發生在這樣一個我工作了多年、並且同它的官員和士紳結成了友好合作關係的城市裡!  在陝西沒有遭受生命損失。我的電報到得正是時候。陝西巡撫是端方,一個滿洲人,後來成了南京和四川總督 ,在革命初期被暗殺身亡。他派出衛隊,護送傳教士離開陝西,逃往漢口。  9 周馥採取的措施  四川省採取的保護外國人的措施十分有趣。當時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當他還是李鴻章的助手時,我就認識他了。他對廣學會出版的書籍非常感興趣。當其它省份的外國人遭到屠殺的消息傳到四川時,有很多官員勸巡撫——是一個滿洲人,叫奎俊——把外國人集中到成都、重慶和遂寧三個城市,一起殺掉。其中只有周馥堅決反對這個計劃。他說:「殺死少數幾個外國人,對你能有什麼益處,當你使整個世界都反對你的時候?」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勸說巡撫對外國人採取保護措施。要求殺死傳教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從北京傳來,巡撫一一塞進了自己高高的靴子裡,不讓排外的官員看到它們。這樣,賴於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國人保住了性命。  10 與慶親王和李鴻章的會見  儘管我曾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發揮過領導作用——正是這場運動最終迫使清政府流亡陝西 ,我還是被慶親王和李鴻章邀請,協助他們處理山西省被殺傳教士的理賠問題。我們雙方慎重考慮的結果是山西大學的建立——籌建的過程將在下一章介紹。我與這位偉大的總督的最後一次會見是在一個星期日。會見時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書,其中一位叫周馥,後來成為兩江總督,繼而改督兩廣。一般情況下,李鴻章避免同我討論宗教問題,但那一天他沒談別的,並且,在我過後看來,他提的問題顯然經過了刻意安排。顯然,他的助手們對我關於基督教會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經有所瞭解。  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無數中國官員中最偉大的一個。從體形看,他比絕大多數人都高;從智力看,他更迥出眾人之上,能越過他們的腦袋看到遙遠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創建山西大學的因由(圖)

  1 創建山西大學的因由  1901年,應全權大臣慶親王和李鴻章的邀請,協助處理山西教案的善後事宜——1900年,義和團屠殺了山西的傳教士和數千名當地基督徒。中國人害怕聯軍進軍山西,處死負有責任的官員和義和團首領——像在保定那樣。因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賑災過程中又為當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選中與全權大臣協商處理此事。我對他們所說的是,傳教士協會不會拿傳教士們的生命來賣錢,但是,由於罪行已經發生了——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議從賠款中拿出50萬兩返還山西,每年支付5萬兩,用來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學,以克服人們的無知和迷信——這種無知和迷信正是導致對外國人的屠殺的主要原因。  我的建議提交給了全權代表。他們把教授的任命、課程的設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權力交付給我,為期十年。十年後,學校的管理權將移交給山西省政府。  2 挫敗建立另一所競爭性大學的企圖  這些建議批准後不久,朝廷下令整個帝國的每個省份建立一所大學。1902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太原。同行的有已被我任命為總教習的文學碩士敦崇禮()先生,以及協調人、理學士尼斯托姆(中文名字新常福)。尼斯托姆先生是個非常聰明的瑞典年輕人,擔任了學校的化學教授,並且一直與學校保持著聯繫。到太原後,我們發現有人正在大張旗鼓地籌備一所官立大學,與我負責籌建的大學很相似,並且被置於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員的控制之下,那人曾想盡千方百計反對建立實施西式教育的大學。他曾經去歐洲旅遊,寫了一本遊記,對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極盡惡意詆毀之能事。考慮到在同一個城市裡建立兩所競爭性的學校在實踐上是不可行的,我與巡撫岑春□進行了交涉,把兩者合併為一所帝國大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於是制定了章程,規定學校包括兩部分:中文部由中國人負責管理,專門教授中國的傳統學問;西學部由我負責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學科目。  3 反對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規定  在籌建大學的談判過程中,巡撫派一位道台來我這裡,明確指示他要得到我的承諾,在大學的章程中加上永遠不在學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條款。我是決不會同意這種建議的,因為我覺得,如果接受了這樣的條款,就意味著承認傳教士們所傳授、所信仰的東西對這所大學毫無價值,也就等於承認對傳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殺是正義的。但那位道台是一個絕對聰明的談判者,他軟磨硬泡,在八個多小時裡,自始至終堅持他的主張。由於身體已感到極度疲憊,情緒也變得煩躁不安,我擔心會說出過後後悔的話來,就退場走進旁邊的一間房子裡,向上帝祈禱,請求他的指示。兩分鐘之後,我又回來了,對自己所應堅持的路線十分清楚。我告訴道台,宗教自由問題,是清政府在同好幾個國家簽訂的和約中同意了的。倘若巡撫現在被授予了特別權力,能夠凌駕於條約之上,將它們廢置不顧,那我們可以討論這樣一條禁止基督教的規定。如果他沒有這樣的權力,則沒有必要就這個建議繼續浪費時間了,因為我決不會同意這樣的東西。這個條款很快被放到一邊,再也沒有提起過。雖然在這所大學中,從未正式上過基督教神學課,敦崇禮先生卻因能有機會在文化講座中講述基督教的好處而非常滿意。而且,在每個星期六,學校裡的職員都可以在學校的房子裡舉行一次禮拜儀式,傳教士們可以自由地在學生中間開展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巡撫的友好態度(圖)

     

    4.巡撫的友好態度  與此同時,巡撫岑春□撥出城裡最好的房舍,供學校暫且使用,直到合適的校舍建成。在把臨時校舍交到我手裡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學部的那位官員,也就是帶頭反對建立西學的那位,正忙於給北京寫信,散佈謠言破壞巡撫的威信,指責他無論在什麼事情上都對我讓步,而忽略了中國人的權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員交出屬於中學部的所有財產,並立即離開太原。倘若多待一天,則性命難保。巡撫如此大發雷霆,沒有誰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見。當天下午,巡撫邀請他部下的高級官員和士紳們為我餞行。宴會即將結束時,我站起來對巡撫表示感謝,並祝賀在場的官員們,為他們擁有一位完成了兩項山西曆史上曾未有過的偉大創舉的巡撫:現代大學的建立使中國得以有機會在教育上比肩於世界上的其它國家;鐵路的興修將給山西民眾帶來巨大的利益。說到這裡時,巡撫打斷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不!不!這兩件事都應歸功於你!倘若沒有你在這裡,這兩件事是不會付諸實施的」。  新學校的章程簽字後,被送到了北京,經帝國政府蓋章批准。以政府官員為對象的報紙——《京報》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並發送到全國的官員手中。  5 山西大學的教學課程  1902年9月,我們與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適的教學、辦公用房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設項目包括: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博物館、招待所以及機械工程、繪畫、化學和物理、試驗、醫學、數學、法律和文學等學科的教室。學校設立了為期三年的預科課程,向學生教授通過倫敦大學入學考試所必須的一些課程;預科之後是另一個為期三年的畢業課程,期間學生將學習以下專業科目:法律、科學、醫藥學、機械工程學、語言學以及文學。學生修完學業並通過畢業考試,將由政府授予學位;獲得學位的學生將享受同中文部的畢業生——不論是秀才還是舉人——同樣的待遇,由省巡撫或學政簡拔使用。每個學生根據各自費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兩銀子的助學金,但這筆費用由省財政出,而不是從西學部的基金裡支付。我強調所有的教學都用漢語,以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取得盡可能大的成效。  6 在上海成立的翻譯部  關於課本問題,我在上海成立了一個翻譯部,包括十名中國翻譯人員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譯人員,由一名外國人即竇樂安()牧師任總監,負責管理。它為山西大學準備的教材有:  從周朝開始的《中國歷史年表》;羅素·華萊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紀》,配有圖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圖和圖表;文學博士吉本()所著《歐洲商業史》,日本東京學校的系列標準教材,兩冊算術,兩冊代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物理學、教學法等方面的書籍,都附有圖表;《二十世紀普通天文圖集》,附有彩色卷頭插畫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鋼版印刷的插圖;配有二十四張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圖的《物理地理》;從劍橋的《名人辭典》中選取的一千個名人的傳記;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  翻譯部存在了六年。後來由於經費短缺而關閉,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  7 袁世凱承諾資助課本的翻譯  學校成立後,東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訪問了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我告訴他,在辦學中遇到的一個主要難題是缺少合適的中文課本。我打算從山西大學的基金裡每年拿出10,000兩用於為學生準備課本。他回答說,這主意不錯,他願意資助10,000兩,並且動員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寶希資助同樣的數目。他還保證,山東和河南的巡撫也會每人資助10,000兩。這樣,學生很快就會有課本用了。但這種高尚的承諾一直沒有變成現實。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朝廷詔令每個省建一所大學

  8 朝廷詔令每個省建一所大學    我關於建立一所實施現代教育的大學、以徹底平息中西之間的糾紛的觀點,得到了全權大臣的贊同。不出三個月,朝廷頒布詔令,要求在每個省會城市都建立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有趣得很,為這些大學撥出的啟動資金的平均數與我為山西大學要求的一樣多。這個計劃使中國一時間充滿了希望。一種學習西學的熱潮迅速漫延了整個帝國,許多寺廟被改成了學校。然而,要求一個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輕而易舉地迅速改變她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的教育體系,而代之以一套舶來的外國制度,只不過是異想天開而已。儘管有數百名政府官員去日本作過走馬觀花式的考察,儘管有三萬名學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課程的形式探討統治和教育的藝術,但還沒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國研究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  9 張之洞的教育計劃,1902年  然而,要找到一個人,既擁有把握新情況的足夠的知識,也能有效地處理這樣的問題,是不容易的。  中國政府能夠想到的最優秀的人選是張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時間設計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體現在一部鴻篇巨製的報告裡,為中國的現代教育奠定了一個權威的基礎。他設計的教育制度有兩個錯誤。第一,他沒有把舊學校的學生作為新式學校的生源,這實際上等於放棄了帝國內最好的資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將現代教育制度建立在這樣的學制基礎上:學生要受到充分訓練,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時間。  我在北京最後一次見他是在1909年,離他去世只有幾個月。他為中國設計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從日本照搬來的。我勸他通過提供適合各省通用的教材,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說,那太難了。我建議他,既然已有那麼多留學生學成歸國,那些在他們的專業上最優秀的學生應當被安排去編寫教材,通過這種方式,就能實現全國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  聽到這裡,他搖搖頭說,儘管那些學生在外語方面可能很有長進,但他們的中文並不好,難以用恰到好處的中文來寫書。於是,他要求我準備一些教材,所有費用由他支付。告別時,看到他的身體非常虛弱,我請他不要出來送我,但他堅持陪我走過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後對我說的話是:「我確實很希望能夠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費心,錢我會給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頭髮,回答說:「這工作應由年輕人來做了。」說完,我們就分手了。  10 總教習敦崇禮  山西大學西學部的第一位總教習是敦崇禮牧師。他是文學碩士,來於格拉斯哥。山西大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非凡的工作熱情、永不疲倦的精力、關於中國人和中國文字的廣博知識,以及他的聰明睿智和處理事務的實際工作能力。作為一個無畏的、誠實的和能幹的管理者,他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學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1906年8月,他這在久病之後去世,年僅四十五歲。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辭世,不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清政府追授他一品光祿大夫,賞紅寶石頂戴。在合適的繼任者出現之前,文學碩士、法學士路易斯·R·O·畢萬()教授被任命為代理總教習。正是在他的任期內,即1906-07年間,學校招生人數達到了歷年來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一年,山西大學的25名學生被送往英國學習鐵路和礦業機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資助的。這一步是最富希望的一個標誌,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山西未來的福利取決於她的自然資源的開發和運輸手段的改進。  11 重訪太原,1907年  1907年秋,原來在溫州傳教的蘇慧廉牧師被任命為山西大學西學部的總教習。當地一位士紳,也是一位翰林,對我們非常友好,對山西大學所做的工作也給予了真誠的讚許。在我1908年訪問山西時,他是山西省咨議局的議長。一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學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館門前的廣場上。學生們穿著不同校服,在樂隊伴奏下列隊走進廣場。他和其他一些官員把我帶到博物館的二樓上,從那兒可以居高臨下地將各個院系一覽無餘。學生們穿著五顏六色的制服,那場面十分壯觀。議長發表了講話,其中提到聚集到廣場上的學生將近兩千人,有軍事專業的,有農學專業的,也有的來自不屬於山西大學的師範學校——因為它們的骨幹教師都曾在大學裡接受過教育。並且不僅在太原,就是在山西的所有其它城市,賴於山西大學的帶動作用,也都開辦了類似的學校。同一年,我還很高興地看到,1902年我呼籲興建的鐵路竣工了,在太原和北京之間開通了定期列車。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辭去名義校長的職務

  12 辭去名義校長的職務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陝西省政府和省議會的邀請函,一再邀請我從歐洲回來後在去上海之前來山西大學訪問。到達太原後,省政府要員和議會議長熱情地接待了我,為我舉行了歡迎酒會。其間,他們高度評價了山西大學對整個山西省做出的巨大貢獻。考慮到現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紮下了根,永遠不會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員和學生們表明,我不打算將學校的控制權掌握到最後一分鐘——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結束。於是我決定立即將學校管理權移交給中國政府。11月13日,舉行了交接儀式。中國政府承諾繼承與教授們簽的工作合同,並繼續擴大學校規模。當時山西大學共有八名外籍教授,另有十四名中國教授和教師協助工作。  13 巡撫岑春□  在我管理山西大學期間的第一位巡撫是岑春□。岑是江蘇人。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出北京、流亡西安時,他曾陪侍左右。作為對他忠心耿耿的服務的獎賞,他被任命為山西巡撫。後來,他憑著自己的行政能力、廉正的操守和勇氣,而成為帝國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據說,在把他提升到種種困難的職位上時,他的敵人從不表示反對,因為他們希望他因為失敗而垮台。他曾成功地避免了聯軍對太原的討伐。不久,四川省陷於混亂,一場反叛勢所難免。在他被升任四川總督後三個月內,全省徹底恢復了安定局面。  接著,他又被調往廣州。當時廣東和廣西兩省局勢複雜,多年以來就處在叛亂的邊緣。歷任督撫都未能恢復秩序。即使岑春□到任後,也無法輕易使局面改觀。於是他上奏皇帝,說明如果北京在廣西任命一位只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巡撫,他不可能在安定秩序方面有所作為。在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權後,兩廣秩序的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復。  他的手段與中國那些有作為的軍事將領所採取的沒有兩樣。不論在什麼地方,一旦發生輕微的暴亂,他都下令立即處死領頭的人。沒有哪個官員敢於延誤執行他的命令,因為那樣的話將遭到同樣的命運。因而,我們可以把他看作中國當今最有能力的綏靖者。後來進京面聖時,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勇氣:他毫不猶豫地、隨時隨地地揭發貪污腐敗的高級官員。在中國的所有高官大吏中,他是唯一一個敢於彈劾北京的最高權威——慶親王——的人,迫使慶親王在慈禧太后面前認罪服輸。然而,當北京的高官們聯合起來,擱置他的彈劾折子時,他拒絕繼續為政府服務,一度回到上海安享天倫之樂。  1913年,孫中山和黃興發動叛亂,反對袁世凱總統。岑春□在他人攛掇下,站在叛黨一邊,反對共和政府。叛亂被平定後,他同叛亂分子一起消失,從此默默無聞。  14 其他幾位山西巡撫  接替岑春□擔任山西巡撫的趙爾巽是漢軍正藍旗人。山西大學西學部的總教習敦崇禮先生發現,趙爾豐對有關大學的一切都很感興趣。後來,在他擔任武昌總督 時,我拜訪了他,那正是他轉赴四川任四川總督的前一天晚上。談話中間,我表示很遺憾中國當前沒有真正的總督,也沒有真正的巡撫,這使得中國處於極為危險的無政府狀態。我表達看法的這種方式使他十分吃驚,要求我解釋一下是什麼意思。於是,我指出,總督和巡撫的調任過於頻繁,經常幾個月就換人,不論一個人的才能多麼突出,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徹底弄清他所管轄的省裡的情況,也沒有時間採取改革措施,因而總的效果就是各個省裡都沒有管理者。  山西的另一位巡撫是個滿洲人,叫恩壽。他對山西大學的態度不錯,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撥出1萬兩銀子,為大學增購器材。我任山大名義校長期間的最後一任巡撫是丁寶銓。他是歷任巡撫中對山西大學最友好的。除了對山大的悉心關照外,他還費了很大的力氣建設師範學校,為整個山西省培養師資。  如果把我與那些跟山西大學有關的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作一個概括,那可以這麼說:對我的管理工作,他們從來不加干涉。在每年5萬兩銀子的辦學專款到期之日,他們總是心甘情願地予以支付。當我把辦學合同交還給山西政府時,那種普遍的快樂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預料。還有,為了表達對敦崇禮先生卓越的奉獻的感激,他們在山西大學校園裡邊為他樹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刻著頌揚他的詩句。    

  15 革命對大學的影響      在1911年爆發的革命運動中,丁寶銓的繼任者被刺殺,城區大部分遭到破壞。但革命派卻沒有觸動學校的建築。學校的財物總監,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寫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門上、在學校的所有建築物的門上,都貼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亂者不敢觸動外國人的任何財產。在革命運動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局勢一直非常混亂,經費也接濟不上,教授和學生們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慈禧太后頒布光緒帝的改革詔令

  1 慈禧太后頒布光緒帝的改革詔令  就如同敗於日本的屈辱導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運動,1900年中國遭受的恥辱也喚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學生成立了自己的協會;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成立了各種教育和文學社團。一種新的動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當中——在廣州人和寧波人開辦的西式學校裡。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對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渴望。  在政府裡,這種傾向也很明顯。1901年8月,慈禧太后頒布上諭,命令改革考試制度,以現代學科包括政治經濟學、西方法學、憲法等,作為策論的內容;那些古老技能的遺留——射箭、舉重等等,原來是獲得武舉的必要條件,從此永遠被清除了。9月份,又頒發了另一道上諭,命令全國的所有書院都教授西學的現代學校,並且在每個省的首府都要建一所大學。此後不久,又頒布了第三道上諭,規定所有督撫都要以劉坤一和張之洞為榜樣,派遣有才能的年輕人到國外學習各種專門知識。這些詔令原來是由光緒帝在1898年首先頒布的。  光緒帝頒發的另一道詔令是勸諭滿族親王們到國外旅行。這條詔令下達時在朝廷上曾引起巨大的恐慌,現在卻被付諸實踐。即使滿洲貴族們,迫於形勢,也不得不然。光緒帝的哥哥醇親王(皇帝和太后死後,為攝政王)被派往德國,就1900年兩名德國牧師被殺事件向德皇道歉。因為此前從沒有哪個滿族親王被允許到遠離京城四十里的地方旅行,或者在城外過夜,這可算得上是一個大事件,儘管他的使命只是道歉。第二年,慶親王的兒子載振被派往英格蘭,出席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此後,相繼有滿族親王被派往日本、歐洲、美國執行特殊使命,或參加在美國聖路易斯州舉辦的商品展覽會。  1902年,慈禧太后頒布上諭,告誡中國人廢棄婦女纏足的、害人不淺的習俗。這使「反纏足會」大受鼓舞。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訪問中國北方

  2 訪問中國北方  1周馥  1902年春夏之間,我在中國北方待了四個月,其中大部分是在太原度過的,因為要操持籌建山西大學事宜。在回上海途中,我去保定拜訪了直隸總督袁世凱,為的是得到他的幫助,為教材的翻譯籌集一些資金。他手下的省布政使是周馥。義和團事變之後,他在處理直隸省的對外事務方面表現了卓越的技巧,作為獎賞,很快被提升為山東巡撫。他不僅是引進電報和鐵路的先驅者,也是現代中國對基督教表現出深厚興趣的第一個高官。我去拜訪的時候,他正打算赴山東擔任新的職位。對傳教士出版發行的書籍,他一直不滿意,因為它們沒有針對官員的心理把觀點表達清楚。他告訴我,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基督教書籍和小冊子,把它們裝進了一個箱子裡。前不久,他手下一個非常有才學的官員,父母同時去世了,守喪期間不能從事政務。周馥認為他可以利用這一段時間研究一下這整箱子的基督教書籍。於是,他把箱子送給了那位官員,請他在讀完其中的內容後,就基督教寫一篇適合官員閱讀的論文。  我再一次在北京見到周馥時,那位官員已經把論文寫完了。周巡撫請我把論文通讀一遍,看看是否適合發表。我發現,由於受了中國政府的煽動,作者加入了許多涉及當地基督徒的訴訟案件,這些案件當然不會增加教會的聲譽。我對周馥指出,寫一本解釋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書,卻引用許多涉及當地基督徒的案例來反對它,這就像在寫一本介紹儒教的書時,卻引用儒生犯在衙門裡的案件一樣荒唐。理所當然,這本書沒能出版。  2拜會榮祿  這時,榮祿派人來傳話,讓我去跟他見個面。會見持續了一個小時,期間就很多重要事情,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在能力方面,與我所遇到過的其它中國人相比,他更像李鴻章:頭腦清晰,思維敏銳。會談結束時,他問我是否願意見見鹿傳霖。我猜想,他以這種方式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鹿傳霖以最排外的內閣大員而聞名。我回答說,如果他真的願意見我,我可以登門拜訪。於是榮祿說:「明天五點,他將在他家裡恭候你」。  3會見鹿傳霖  鹿傳霖是直隸人。在榮祿安排的那次同他的會見中,我問他,在他看來,中國的狀況與六十年前相比是更好了還是更壞了。  「別問我這樣的問題」,他回答:「比以前差多了,並且一年比一年變得更壞。」這是我故意給他設的陷阱,他很輕易地就陷進去了。於是我說:「那麼說,在這種情況下,堅持那些使中國陷入災難的陳規陋習,才是聰明的做法?」  看到自己落進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擺脫了困境:「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你會怎麼做?」  這給了我一個我所期待的機會。我列舉了幾項我認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臨分手時,他就通貨問題徵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說,他應該向銀行家們徵詢意見,因為他們是專家。但他堅持詢問我的觀點,於是我說:「如果所有國家都採用金本位,中國繼續行用白銀,毫無疑問受害的將是中國;而倘若中國像其它國家那樣採用金本位制,就會得到同樣的利益」。  幾年以後,我又一次見到他。時間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來拜訪我,告訴我說,在他任戶部尚書時,他開始安排向金本位過渡,但在他完成談判之前,另一個人取代了他的職務,這件事就被擱置了。這種延誤使中國付出了沉重代價。  鹿傳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固執的紳士,以一種巨大的熱情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個同鄉,偏見誤導了他,使他無法對事物形成正確的判斷。  4肅親王  這期間,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肅親王。他給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說的是他的宮邸是如何為逃難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義和團圍攻北京期間,不同國家的外國人都將他們的大本營設在英國公使館周圍。正對著公使館,隔著一條河和一道街,是肅親王宮邸。當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築都被焚燬後,詹姆斯先生(一開始是浸禮會的傳教士,後來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去找肅親王,說如果親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別處去,把他的王府騰出來讓中國的基督徒暫住,那就是無量功德。因為害怕義和團,肅親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說,如果基督徒從前門進來,他的家人將從後門逃走,做出他們是被驅趕出去的樣子,這樣可以免於遭受譴責。就照他的意見做了。將基督徒安排在王府裡後,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義和團手裡,後來就被殺死了。肅親王負責京城的治安防衛,開始著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個妹妹都在女學中教書。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被朝廷任命為新教差會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為新教差會的代表      這時,外務部正在與天主教北京教區的主教樊國梁()商討,以期制定一套條規,在中國政府和天主教差會之間達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國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對天主教傳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規定。當我在政界的朋友把這些規定的主題告訴我時,我指出,新教傳教士也應享受到同樣的待遇,並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傳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進京呈遞的教會請願書。外務部徵詢我的意見,問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會,就有關教會的條規的制定進行協商。我回答說,有一個由傳教士大會任命的執行委員會代表新教各差會。同時我表示,我們很樂意一起行動,制定一套合適的教會條規。  然而,7月3日,朝廷頒布上諭如下:  諭外務部奏西人傳教,分天主耶穌兩門,現在總理耶穌教事務李提摩太來京,請旨辦理一折:李提摩太學識優長,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將現擬民教相安條規一併與之商議,以期中外輯和,百姓親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務部的官員通知我,說慈禧太后希望在我離京前召見我。我的答覆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諾的那些紙上的改革方案付諸行動,我將第一個來向他表示祝賀。然後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這樣的回答與一次在我看來無所謂的會見相比,對改革能產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 樊國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訪了樊國梁主教。在同外務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擬的傳教規章呈交教皇,請求批准。我建議說,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先要達成和解,然後起草一個聯合規章。他對這個意見表示贊同。在我們會見時,他的助手、駐章通()府主教、駐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區主教,也在場。  不幸的是,還沒來得及進一步討論,樊國梁主教就去世了。後來,就民教相安問題,我草擬了七條規定。這些規定得到了已升任兩江總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國休假時,以個人名人把它呈交給羅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樞機主教。七條如下:  1任何傳教士,倘若散發了輕瀆中國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職;  2中國的任何官員,倘若慫恿詆毀基督教的書籍報刊的傳播,即行解職;  3任何傳教士,倘若干涉中國臣民的訴訟案件,即行撤職;  4任何中國官員,倘若不能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視同仁,即行撤職;  5各差會的負責人,應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撫提交報告,說明教堂、學校、專業學院和醫院的數量,以及他的差會所從事的文字和慈善事業的情況;  6巡撫應每年邀請其轄區內差會的三名傳教士領袖進行協商,討論如何使教會的工作更有益於社會;  7各省巡撫和總督應每三年向中央政府匯報一次轄區內教會的情況,以便朝廷能獲得正確的信息,而免於被那些無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問題的報告所誤導。  聽完我所建議的這七條規定,樞機主教說:「如果這些條規早就被遵守了,我們就用不著為被殺害的傳教士哀悼了。如果你願意給我留下一份復件,我將親自呈遞教皇,並建議將來在中國執行」。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為中國人建立公學

  5 為中國人建立公學  回到上海後,在廣學會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務中,佔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國際租界內為中國人建立一所公立學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員會的幹事J·O·P·布蘭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擬定一份針對租界內中國人的教育計劃,並上報市政委員會,他相信委員們會批准的。但這件事的準備工作剛剛著手,隨著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的蔓延,有關排外的騷亂的謠言甚囂塵上,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辦學計劃自然寢而不行。  等義和團事變在當地社會治安中引起的騷動平息之後,這件事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廣學會的三位成員一起草擬了一個方案,呈交市政委員會批准。這三個人是卜舫濟()博士、弗古山博士,還有我。我們接到了回信,委員們對這個方案比較滿意,如果中國人自己能籌集到三萬兩,委員會就會給我們地皮並每年資助一千兩銀子。  1901年,我邀請上海的三個華商領袖楚先生、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經理陳梵廷()先生、賈丹-馬克森有限公司的買辦童克蓀()先生來與我的兩個合作者見面,我們把市政委員會的建議和條件告訴了他們。告辭之前,三位中國紳士宣稱,他們三人將負責籌集辦學需要的三萬兩。在買地的過程中遇到些困難,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員會劃撥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佇立起來,配備了滿足400學生使用的設施設備。外籍教師使用的宿舍樓也建成了。還成立了由三名外國人、兩名中國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學校的管理。在學校走上正軌之前,我擔任校務委員會的主席。根據委員會的決議,我還負責從英國招聘教師的工作。學校的建築群成了租界區的一大風景。現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學校之一。  6 訪問日本  1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對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訪問,目的是為山西大學尋找合適的教材,並聘請日本和中國學者進行翻譯。訪日期間,我拜會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國大學校長、教材部負責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腦人物,他們對我都表現得很慇勤。  我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時任眾議院的議長。也許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麥。他在波恩大學接受的教育,當時還是該校學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對他將來的政策作過預言,這條材料被學校按照其傳統謹慎地保存著。作為黃色人種的領導者,在世界上實現對亞洲的統治,這是河野所堅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國後,他建議兩國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亞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務部的肯定。外務部建議他同駐武昌的總督張之洞商討。聽完這個方案後,張之洞總督興奮非常,因為他早就渴望為西方在歷次戰爭中強加於中國的恥辱報仇雪恨。河野對中國進行的訪問的結果是東亞同盟的建立——其規則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萬國公報》上。這是日本對中國施加影響的開始,也是今天日本對華政策的啟鑰。  在同河野會談時,我提了很多問題,其中涉及到國際聯盟成立的目的、僅僅作為維持世界秩序之後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說,各國還沒有對此做好準備,要達到這一步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這些話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傾向。  2王子載振參觀貴族女校  在眾多的教育機構中,我特意參觀了東京的貴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慶親王的王子載振也去該校視察,他是由政府派來日本履行一項使命的。隨他來日本的還有大臣那桐和大約十名中國官員。王子和那同熱情地問候我,在北京時我同他們兩人都打過交道。吃過茶點後,主人領著我們在校內參觀。我們觀摩了高年級學生的體操課,她們在跳一種類似於「鄉巴佬舞」的舞蹈;也參觀了她們的宿舍和畫室,並聽了學生們的閱讀課。幼兒園的孩子們表演了一種軟體體操,           。學校的校長是下田女士,一個富有魅力、能力出眾、舉止優雅的美麗女人。她在英國受過教育。視察臨近尾聲之時,她把我們領進花園,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這兩朵花綁在一起,送給了那位滿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這份饋贈是否合適。可是,她執意把花遞在他面前,這位王子最後還是接受了。他的拘謹與她的超乎常人的嫻雅大度形成了強烈對比。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輪船上有十一個日本教授,他們應總督張之洞的邀請前往武昌。我問其中的一位--一個化學教授,他們要去中國做什麼。他回答說,他們將要去教中國人弄明白歐洲的確切位置。「他們的位置在這裡,在我們的腳下,」他跺著甲板,大聲狂笑著說。後來,他在晚上為自己的失態向我道歉,說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說的都是胡話。然而,我卻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實情感。也許那正是實際生活中的黃禍。                          7.喪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護理醫院去動手術。我們希望這次的手術能夠延長她的壽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經嚴重惡化了。7月10號那天,她離去了,去接受上帝給予的崇高褒賞。沒有一個傳教士曾有比她還富有奉獻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擁有六十個孤兒的學校和其它幾所鄉村學校的教學工作中,在《傑出基督徒傳記》的翻譯工作中,她表現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對在北京時所教的日本學生——其中三個成了基督徒,對她教過的曾紀澤的家人,她都留下來深遠的影響。在天津,她教過一個婦女讀經班,經過她一個冬天盡心盡意的培訓,其中有兩個學員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帶進了教堂。在我們回家休假期間,作為國外傳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  她的文學能力對廣學會是富有價值的奉獻。在艾約瑟博士休假期間,是她協助我從事廣學會的秘書工作和《教會新報》的編輯工作;同芬馳女士一起,她是《遠東婦女》的兩編輯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還在編輯英文的《遠東》雜誌。在基督教婦女聯合會開辦的西門街學校中,她也曾協助工作;她還是1898年由改革派開辦的上海高級女子中學被推舉的校長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後期,她還在多個政府高官的家裡教授英語。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驚,「是大多數婦女的十倍」。  朋友們,不論親疏遠近,都對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寫道:「她是這個世界上極少見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誠和她的奉獻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為她對中國人所懷有的愛的見證,將傳之久遠;比她的書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觸過的千千萬萬人心中的不朽的風範和永遠的懷念」。  8 在滿洲建立國際紅十字協會  1904年初,日俄戰爭爆發。儘管交戰的雙方是日本和沙俄,戰爭發生地滿洲的中國人遭受的苦難卻最為深重。對自己的城市他們毫無發言權,只能聽憑兩國軍隊的蹂躪。得知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個中國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籌建山西大學的時候,他曾提供過幫助。)前來拜訪我,問我是否願意同他一起籌集救濟金,幫助滿洲的中國難民。我高興地表示贊同。我們組成了一個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還有其他民族的人在這個組織裡共同合作。沈先生任中方秘書,我任外方秘書。不同省份的中國官員以各種形式提供了捐助。  可是,當我們首次嘗試向中國難民提供幫助時,俄國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絕,儘管北京的中國政府也提出了請求。他們說,他們各自的紅十字會能夠應對各種危急情況。這使我們陷入了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手頭有大筆款項,卻缺乏必要的權威進行散發。於是我給我的一個朋友、滿洲蘇格蘭長老會的韋伯斯特()先生寫信,說明中國政府沒能取得日、俄兩國的同意,使我們協會前往滿洲救助中國難民,如果他能想出辦法解決這一難題,我們將非常高興。  於是韋伯斯特先生私下裡拜會了俄方將軍——他們有點私交,請求說,如果不能向中國人提供救助,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情。俄方將軍允許他在俄軍佔領區內的中國人發放救濟。然後,韋伯斯特先生又寫信給日方將軍,說既然俄方已經同意國際紅十字協會對中國人開展救助工作,他(韋伯斯特先生)感到在憐憫可憐的中國難民方面,日本不應該表現得比俄國更差。日方將軍立即表示同意。這樣,北京的政府部門無法做到的,韋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幾天內就完成了。  他立即申請電匯救濟金。很快,錢就打進了他在牛莊的帳戶裡。不久,他又發來電報,要求在兩個禮拜之內輸送10,000套棉衣。我回電報說,「10,000套棉衣將按時送達」。從開始到結束,中國人向紅十字協會捐助的資金總共達451,483兩(相當於56,000英鎊),慈禧太后一人就捐助了100,000兩(約等於12,500英鎊)。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訪問北京

  9 訪問北京  1904年5月,我對北京作了一次短期訪問,拜訪了慶親王、兼任外務部和戶部尚書的那桐、孫家鼐,以及其他一些人(詳情將在下面關於「和平運動」的一章中敘述)。當時倫敦會派往中國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爾頓)也在北京。想到倫敦會所做的非同尋常的工作,我決定提醒中國政府的官員,對它和其它差會對中國的偉大奉獻,應給予充分重視。為此,我給外務部寫了一封信。  10 在山東召開的宗教大會  下面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山東青州召開的宗教大會。大會開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認為,邀請中國各宗教派別的領袖前來參會、並一起商討在中國的各種宗教的競爭方式的時機,真正到來了。  巡撫周馥從濟南派出了前山東學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孫、一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員作為他的代表。超過三十位政府官員身著官服出席會議,其中包括滿洲駐軍的一位韃靼將軍。除基督徒外,參會的還有大約一百位宗教領袖。大會共開了四天,晚上聚餐,並有社交聚會。很多非基督徒參與了討論。其中一人建議,以傳播宗教為主旨的傳教士應當編撰一些宗教課本,供政府開辦的學校使用。  11 周馥的建議  大會閉幕後沒幾天,我去了趟濟南,目的是拜訪周馥。他對我極盡賓主之誼。不僅派一位官員陪同我瀏覽首府的風景,還提供轎子,抬著我的四個女兒逛大明湖,並且到那兒之後,早已準備好了遊船和豐盛的茶點。然後,他舉行宴會,邀請省裡的高級官員們參加,歡迎新教傳教士的到來。宴會中間談的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宗教。周馥一開始談的是當年在天津時,他是如何開通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的;並且他提到,那時傳遞信息必須架設線路,但聽說現在已經有了無線電報。然後,他評論說,中國需要一本書來解釋上帝以及上帝與各種自然力之間的關係,那將是一本偉大的書的偉大主題。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為慶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宮劇院()舉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對舞台的一個包廂裡,坐在巡撫身邊。我們西邊的包廂裡坐著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糧道、以及其他官員;而東邊的包廂裡則是新建的大學裡的官員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外國人。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著。宴會中間暫停時,當演戲的鑼鼓聲壓過了談話的聲音,巡撫就把我帶進後面一座安靜的院子裡,單獨同我交談。就是在這樣一次沒有吵擾的間隙裡,他提出了兩條富有價值的建議:  1我以他的名義給山東的所有新教傳教士寫信,希望他們選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協商處理山東的教務問題;  2我購進一些《新約聖經》,由他親自發送給他屬下的官員,以便他們能重視此書,認真閱讀。  回到上海後,我拜訪了聖書會在上海的代理。他給了我二百套精裝的《新約聖經》。我作為禮物送給了周馥,讓他分發給他屬下的官員,以便他們對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久以後,周馥被陞遷為兩江總督,隨後又轉任兩廣總督。在所有中國政府官員中,他是最令人感到親切的一個。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威爾士宗教興奮大會

  1 威爾士宗教興奮大會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蘭。浸禮會委員會決定不再讓我承擔作為傳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區一些有影響的教堂舉行專門報告會。  在威爾士的興奮大會期間,我被邀請在一次稱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會發表演講。在山坡上,紮起了一座演講台;講台前面的地面是一個逐漸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環形劇場,因而坐在地上的數千聽眾能清楚地聽到演講者的聲音。演講的是三位威爾士籍傳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傳教的丹尼爾·仲斯,還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熱情洋溢的開場白、富有影響力的滔滔雄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會中最感人的場面,也許是一位礦工的製造的。他以寧靜的語調講了寥寥幾句話,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聽眾;然後又唱起了聖歌,把人們心中的宗教情緒推向高潮。  2 浸禮會世界大會  這個時期,基督教教會內部發生了幾次大的事件,旨在促進各個教派內部不同單位的統一,其結果是公理會總會、長老會總會和聖公會總會的成立。1905年7月,浸禮會在倫敦召開了世界性的大會,全球各地的浸禮會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選為總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並作為中國教區的代表闡述了本教區對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對中國的領導階級給予正確引導。作為我的演講的結果,一位女士決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資,以便將任何我認為合適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從那天開始,在十年的時間裡,她一直通過浸禮會對我們提供資助。只是現在,她已去了該去的地方。  休假期間,我的主要工作是參加「和平運動」。在涉及這個題目的那一章裡,將對此有所敘述。  3 中國使者參觀藍貝斯宮   在我居英休假期間,中國政府向英國派出了一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使團,帶隊的是慶親王的兒子載涉(音譯)伯爵,來考察歐洲和美國的西方文明。他們抵達英國後,我給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寫了一封信,向他建議說,作為聖公會的首腦,如果他能邀請中國使者到藍貝斯宮參觀,並請自由教會議事會的主席也發出邀請,那將是一件很能體現身份的事情。我覺得,如果使者們受到派遣傳教士出國傳教的宗教組織的首腦們的接待,回到中國後,對傳教士的工作會採取更加友好的態度。我的建議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幾天以後,因為我在中國時與這位伯爵相識並能提供翻譯,我接到了藍貝斯宮發出的邀請,要我在伯爵參觀時參與接待。參加接待的還有幾位主教。  我們在圖書館會見使團成員。我為大主教做翻譯。隨後,他帶著客人參觀宮殿各處,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紹給客人。當使團成員在大主教的來賓登記簿上簽名留念時,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邊。談及中國政府採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國研究西方文明這一聰明的做法時,我問這位主教,他是否認為那些對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興趣的人也應當派遣一個五人使團訪問中國,其中兩人代表英格蘭教會,兩人代表非國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蘇格蘭教會,以便研究在傳教中存在的問題。  「啊,不!」他大聲說:「我懷疑那完全是不現實的。我們還沒有對此做好準備」。  「那樣的話」,我答道:「中國人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民族。他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一種在如此小的規模上都不能把各個派別聯合起來的宗教,是不適合中國的」。  但也有與這位主教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認為,現在是教內人士和非國教信仰者能夠走到一起討論問題的時候了。  4 J. B. 帕頓博士  我在國內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當中,沒有哪一個比諾丁漢郡的帕頓博士對中國在義和團事變後的發展更有洞見,也更關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紹給了他,他們兩人對中國的覺醒也很感興趣。此後,在他們家裡,我多次見到帕頓先生。  除了個體靈魂具有皈依於上帝的需要這種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還奉持一種終生不渝的信條,就是致力於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國。他認為,這意味著所有人種、民族和階級的高度發展。他創立了他自己稱為「內在會」的組織,引導基督教會關注群眾物質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長。為此,他組織了全國家庭讀書聯合會。他是數不清的組織機構的靈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發現,他也是設在巴黎的國際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在為印度當地農民謀利益的儲蓄銀行的組建過程中,他也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威爾士宗教興奮大會

  1 威爾士宗教興奮大會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蘭。浸禮會委員會決定不再讓我承擔作為傳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區一些有影響的教堂舉行專門報告會。  在威爾士的興奮大會期間,我被邀請在一次稱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會發表演講。在山坡上,紮起了一座演講台;講台前面的地面是一個逐漸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環形劇場,因而坐在地上的數千聽眾能清楚地聽到演講者的聲音。演講的是三位威爾士籍傳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傳教的丹尼爾·仲斯,還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熱情洋溢的開場白、富有影響力的滔滔雄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會中最感人的場面,也許是一位礦工的製造的。他以寧靜的語調講了寥寥幾句話,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聽眾;然後又唱起了聖歌,把人們心中的宗教情緒推向高潮。  2 浸禮會世界大會  這個時期,基督教教會內部發生了幾次大的事件,旨在促進各個教派內部不同單位的統一,其結果是公理會總會、長老會總會和聖公會總會的成立。1905年7月,浸禮會在倫敦召開了世界性的大會,全球各地的浸禮會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選為總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並作為中國教區的代表闡述了本教區對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對中國的領導階級給予正確引導。作為我的演講的結果,一位女士決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資,以便將任何我認為合適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從那天開始,在十年的時間裡,她一直通過浸禮會對我們提供資助。只是現在,她已去了該去的地方。  休假期間,我的主要工作是參加「和平運動」。在涉及這個題目的那一章裡,將對此有所敘述。  3 中國使者參觀藍貝斯宮   在我居英休假期間,中國政府向英國派出了一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使團,帶隊的是慶親王的兒子載涉(音譯)伯爵,來考察歐洲和美國的西方文明。他們抵達英國後,我給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寫了一封信,向他建議說,作為聖公會的首腦,如果他能邀請中國使者到藍貝斯宮參觀,並請自由教會議事會的主席也發出邀請,那將是一件很能體現身份的事情。我覺得,如果使者們受到派遣傳教士出國傳教的宗教組織的首腦們的接待,回到中國後,對傳教士的工作會採取更加友好的態度。我的建議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幾天以後,因為我在中國時與這位伯爵相識並能提供翻譯,我接到了藍貝斯宮發出的邀請,要我在伯爵參觀時參與接待。參加接待的還有幾位主教。  我們在圖書館會見使團成員。我為大主教做翻譯。隨後,他帶著客人參觀宮殿各處,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紹給客人。當使團成員在大主教的來賓登記簿上簽名留念時,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邊。談及中國政府採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國研究西方文明這一聰明的做法時,我問這位主教,他是否認為那些對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興趣的人也應當派遣一個五人使團訪問中國,其中兩人代表英格蘭教會,兩人代表非國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蘇格蘭教會,以便研究在傳教中存在的問題。  「啊,不!」他大聲說:「我懷疑那完全是不現實的。我們還沒有對此做好準備」。  「那樣的話」,我答道:「中國人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民族。他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一種在如此小的規模上都不能把各個派別聯合起來的宗教,是不適合中國的」。  但也有與這位主教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認為,現在是教內人士和非國教信仰者能夠走到一起討論問題的時候了。  4 J. B. 帕頓博士  我在國內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當中,沒有哪一個比諾丁漢郡的帕頓博士對中國在義和團事變後的發展更有洞見,也更關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紹給了他,他們兩人對中國的覺醒也很感興趣。此後,在他們家裡,我多次見到帕頓先生。  除了個體靈魂具有皈依於上帝的需要這種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還奉持一種終生不渝的信條,就是致力於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國。他認為,這意味著所有人種、民族和階級的高度發展。他創立了他自己稱為「內在會」的組織,引導基督教會關注群眾物質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長。為此,他組織了全國家庭讀書聯合會。他是數不清的組織機構的靈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發現,他也是設在巴黎的國際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在為印度當地農民謀利益的儲蓄銀行的組建過程中,他也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愛丁堡大會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地平線上,升起了一顆耀眼的新星,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會議,邀請二十名各差會的負責人——來於中國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還有西部的——到南京與他見面。從一開始,他就亮出了一個宏大的工作規劃。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輪船旅行時,我和他交談過多次,告訴他我所確立的最成功的傳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經由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得到了貫徹。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員,在文字工作方面與廣學會進行合作,但他並不同意這樣做。在南京的會上,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厚厚的書,上面寫著很多他提前準備的關於傳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他依次向每位傳教士發問,以期收集正確的信息。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個很專斷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別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計劃,要求、希望其它差會幫助他付諸實施。  隨著基督教青年會的發展,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運用到了極致,而那種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從事的任何經營領域,都會使他出人頭地。基督教青年會所奠基於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與美國最成功的商業經營體制是一脈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對英美兩國學生志願者運動的主要控制權。由此,他接觸到最優秀的基督徒學生,得以從中挑出上帝認定的男女選民為他工作。憑著強有力的、富有蠱惑性的演講以及磁石一樣的人格,他令人驚異地打動了歐美學子的心。  我在太原時實行的講座方法,懷特賴特()先生先在青州、後在濟南在他開辦的那無與倫比的博物館和研究院中也採用過。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這種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詳細介紹。  現在,在基督教青年會中,賴於羅伯森()教授卓越的經營和管理,這種方法在更大的規模上得以成功地組織實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與1910年愛丁堡大會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員會聯繫在一起。  10 愛丁堡大會  在中國和印度的傳教士團體遠在國內教會之前,表達了聯合行動的願望。但在英美兩國,都曾進行過這方面的嘗試,如分別在紐約和利物浦召開的全世界基督教大會,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別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這一類聯合大會中,穆德博士擔任主席的愛丁堡大會組織得最精心,舉行得最成功。  因為代表很多,不可能讓他們長篇大論。因而,不論他們是主教還是地位不那麼重要的人,每人只給七分鐘發言時間。我在發言中——自然,講的還是中國對基督教文學作品的需求——指出,我們的力量之鏈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環節,而我們在中國的教務合作中最薄弱的環節就是缺乏有價值的基督教作品。  11 愛丁堡大會的永久委員會  愛丁堡大會閉幕時,大家都認識到,傳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實上剛剛邁出第一步。只能說剛剛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因此,經大會決定,成立了一個永久委員會。穆德先生一直是該委員會的控制者。在擔任主席期間,他訪問了印度,在那兒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大會;隨後又到了中國,召集了五次地方會議和一次全國性大會。在其中的一次會議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請二十名工作人員從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為我惋惜,因為教會協會沒有作出回應,他們忽略了應做的本職工作。  在永久委員會的會議上,我特別就兩點作過發言。第一,我請求改善傳教基金的發放辦法,因為迄今為止,分配在福音傳播、教育和醫藥等方面的資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卻相對較少;第二,我建議傳教士協會堅持他們原來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書籍和它們對讀者產生的影響,提交年度報告,以便發現哪些種類的書籍效果最好。  從永久委員會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興地發現,在文字工作方面,他們在將來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經做過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  在上海接受廣學會的任命不久以後,我就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如何改變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不僅改變某個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變數量達好幾億的全中國人的信仰。那時,一個很小的傳教士團體,經常聚會展開討論,渴望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寫一篇文章,解釋一下佛教在中國是如何吸引了如此眾多的追隨者、以至於修建了如此眾多的壯麗輝煌的寺廟。為了搜集論文材料,我研究並翻譯了一本佛教書籍,書名叫《入佛指南》。這本書雖然很有趣,但我從中並沒有得到真正想要的東西。然而,從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書裡,我弄明白了佛教影響力的秘密。這是篇專題論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論》。一位原來是儒生的虔誠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學權威,答應在我抽出空來時幫我把它翻譯成英語。1891年,在他幫助下,我完成了該書的翻譯,但一直沒有出版發行,直到由鈴木大拙翻譯的另一個譯本面世。這本書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學派的創立者。大乘佛教是公元1世紀末出現於印度北方的一個新的佛教派別,是作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對者興起的。這個新教派的主要信條有:三世十方有佛無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普度眾生、對佛的信仰在修證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國淨土、捨己救人等。  2 洛宜德教授  這部佛教典籍的教義中包涵的那種基督教性質深深地打動了我。發現其中相似之處的不光我一個人。在1907年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入華百年紀念大會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關於日本佛教的書。書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為像上帝一樣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叫亞瑟·洛宜德(),曾經是教會差會的傳教士。對佛教相似的興趣使我們通信不斷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東京拜訪了他。  一天,他邀請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進午餐。一名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參加者有希臘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萊()、聖公會的主教奧德瑞()、美國聖公會的主教麥肯()、美以美會的主教哈利斯()、駐橫濱的英國總領事卡雷·豪爾()、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斯佈雷格()、還有駐橫濱英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大主教尼考萊一來到便坐到挨著我的沙發上,對我說:「八十年代,你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我只有一份報紙。現在,我有兩份了。」我問他,他的工作對象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非常謙虛地答道:「與我的同事們相比,截然不同。他們在政府官員、領袖和學生中間展開工作,而我實在無知的窮人之間。」然而,我瞭解到經他一人引導而轉變信仰的人,等於另外大多數傳教士所轉化的人數的總和。午飯過後,洛宜德教授帶我們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請我就我所感興趣的日本問題提問。我告訴這位朋友,當我發現基督教在遠東取得的進展相比之下太過緩慢時,感到非常震驚,很想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總領事是個實證主義者,他發表高論說,作為外行,他發現了一個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傳教士和商人對日本人的態度極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後者則持否定態度。但在他看來,如果傳教士們更少一點神學色彩,更切合實際,對社會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他們的影響力會更大、更廣泛。斯佈雷格博士於是說道,他認為傳教士繼續留在日本是個錯誤;他們應當開路,像聖保羅那樣,不斷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他們離開後,日本人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傳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會發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觀點是,基督教之所以發展緩慢,從傳教士這方面來說,完全緣於他們對當地宗教和教派狀況的無知。其他大多數朋友還不準備承認基督教在日本發展緩慢,他們的講話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辯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個性。然而,在聚會結束時,奧德瑞主教說,以前參加這樣的談話,他從來沒有學到這麼多的東西。  過了不幾天,應亞洲問題研究會的邀請,我以儒教為題作了一次演講。結束時,洛宜德教授特意請我向聽眾呼籲,要大家熱心於各種宗教的比較研究。他認為,那會使傳教工作更富成效。當時,洛宜德教授正在閱讀兩本很有意思的佛教書籍:《莠草中的麥子》和《半個日本的信條》。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日本對佛教的引進

  3 日本對佛教的引進  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關大乘佛教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幾條歷史材料應當提一提。大乘佛教或者說高級佛教一開始是從朝鮮傳入日本的,傳入後對日本產生的影響非同尋常。九世紀時,得知佛教是從中國經由朝鮮傳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師和弘法大師空海出使中國,進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師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團分乘三條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濤洶湧的中國海。其中的一隻因途中遭遇颱風沉沒,另外兩隻也失掉了聯繫,都擔心對方已經遇難。然而,在經過令人難以置信的苦苦掙扎後,兩隻船上的使者都到達了中國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國首都的行程。在那兒,他們發現住著不少於三萬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羅門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傳教士。  隨同最澄大師一同出使中國的弘法大師空海聽說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學聖典,就去了那兒,把這本非同尋常的經書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蓮華經》,人們認為,這本神聖經典的功效要超過所有其它經書。與其它經書不同,它不是從陸路而是由海路傳入中國的,或許是從埃及傳入的。這條海路的存在一點也不使人感到吃驚。根據布魯克斯·亞當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國》中的記載,早在基督時代之前三個世紀,中國人就已經開闢了通往波斯灣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紀,從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頻繁。  弘法大師將《蓮華經》帶到日本後,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經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廣的一部。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遠東宗教的發展史並不僅僅是土生土長的當地宗教和教派的壯大,而是一種在整個遠東——即使不是整個亞洲——不斷衍生的宗教的成長。  4 早期基督教與《蓮華經》之間的關聯  在《莠草中的麥子》一書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內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與亞歷山大城的諾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處。他們的教義取自《蓮華經》。洛宜德教授證明,《蓮華經》是一本源於塞西亞()的古籍的翻譯。二至三世紀的「希臘之父」們曾見過原本,二世紀時一位居住在亞歷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據翻譯寫成。在1911年他去世後出版的《半個日本的信條》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之間極為顯著的相似性,呼籲基督教的傳教者們「對佛教徒要表現出同情和耐心。希望他們……能對佛教徒說:『我將與你同行,我們將一起走近上帝。你會明白,釋迦牟尼自己就是上帝的證人』」。  5 戈登夫人的研究  這個時期,E·A·戈登夫人住在東京。她曾協助阿奇博爾德·利特爾夫人和珀西·邦婷爵士搜集最優秀的英語文學類圖書,以應我們豪俠的聯盟 所需。戈登夫人把這批藏書帶到了東京,獻給了當地的統治者。對方非常高興,專門修造了一座建築收藏它們。戈登夫人最大的願望是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裡,我遇見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給我一部日文的《蓮華經》。其中包括一個中文的教義概要。讀了以後,我為它關於生命、光明和愛的信念以及它與《聖約翰福音》的相似性所震驚。  接下來的夏天,我去了宮崎,又碰到了戈登夫人。在那兒,我開始翻譯《蓮華經》,戈登夫人在上面做了許多註釋。在一次由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會上,我提到見一見當地比較重要的牧師們,瞭解一下基督教發展緩慢的原因,將會有所收穫。戈登夫人因此邀請了大約十二個人。與會者眾口一辭,都說原因在於傳教士不理解日本人的哲學、宗教和風俗習慣。相應地,就沒能贏得那些優秀的日本人——他們本來應該很高興地歡迎基督教的——的信任,而是與他們越來越疏遠。聽到這裡,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烈的感到,要使基督教信仰贏得遠東,研究當地人的宗教是十分重要的。  戈登夫人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她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社團的研究之中,出版了《說話的石頭》、《<蓮華經>解》等書。第一本書提到了西安的景教碑,指出了日本的宗教習慣和基督教的相似點,認為可能是由最澄和空海大師傳入日本的,因為在公元九世紀,他們曾作為使者出使中國。戈登夫人的書由著名的梵文學者高楠順次朗(Takakusu)譯成了日文,並發表在一家佛學雜誌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響。過去,佛教徒與基督徒一直不遺餘力地相互攻擊,造成過嚴重衝突;但戈登夫人以史實為依據的、善意的敘述出現後,佛教徒被基督徒這種公允的態度所感動。他們從西安弄來了景教碑的複製件,把它樹立在高野山,那是空海大師的安眠之處——他在那裡等待著佛教救世主的到來。他的墳墓很質樸。兩排高聳雲天的柳杉樹形成了一條趨向墳墓的長長通道。通道兩邊埋葬著成千上萬有名望的和虔誠向佛的日本人。他們埋葬在那裡,期望當空海大師復活時,能跟著一起醒來。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訪問高野山

  6 訪問高野山  在訪問高野山時,人們都知道我翻譯了兩本佛教經典——《大乘起信錄》和《蓮華經奧義》。佛學院的院長和教員拜訪了我,請我在我打算停留的四天裡,每天為學生們做一個講座。  我選擇的演講題目是:  1世界各國的宗教;  2世界上的文明;  3當今世界物質主義的增長;  4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復興世界精神宗教中的義務。  講座做完後,學校師生一致決議向我表示感謝。離開高野山之前,我拜訪了那位大方丈,問他在真正的宗教的復興中,是否願意合作;他非常高興、非常誠懇地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原因有兩個:第一,佛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脫而不是物質上的快樂;第二,日本人信奉的大乘佛教不僅追求個人的超度,而且主張普渡眾生。離開高野山時,佛學院的院長把我送出了好遠。他請我給他寄一套《聖經》,放在圖書館裡,供學生們n使用。回到上海後,我便給他寄去了一套。  這種新出現的對佛教的友好傾向並不是單方面的。那所佛學院裡的一個學生,此前曾翻譯並出版了托爾斯泰()寫的一些寓言;幾年以後,一個姓巖下的僧侶發現了兩種宗教之間的相同性,就這個問題為京都的佛教徒做了一個系列講座。一開始,當僧侶們發現他對基督教有好感時,對他充滿敵意,但逐漸的,他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每次講座聽眾的人數都在增加。後來,為了獲取更多關於基督教的知識,他到了上海,在我這兒學習了兩個月。  7 基督教和佛教之儀式的相似之處  日本的第一座大乘佛教寺廟建於古都奈良附近的×××。走進其中的一座廟宇,人們會感到困惑而震驚:其中的畫像簡直就是《啟示錄》描述的「禽獸圍繞著寶座」這一場景的生動體現;在另一座廟宇裡,佛陀作為最偉大的醫生現身,為群眾治療一切疾病;還有一座廟裡的釋迦牟尼被十二位全身武裝的將軍(他的徒弟)護衛著——像耶穌的十二門徒一樣,他們都有名有姓,他站在琉璃海中間,太陽和月亮棲止在他的身上;廟裡的和尚們在舉行儀式時,也在空中劃十字符號。  宮崎地處下關和神戶之中途,是日本最神聖的海島。島上有一座寺廟,據說是著名的改革者最澄大師建立的。  從中國回來後,最澄大師致力於把日本的各種宗教統一起來,並且引進在他看來他在中國所發現的最好的宗教。在宮崎,有一座小山,山頂上的寺廟裡有一處聖火,是由最澄點燃的,持續燃燒到了現在。山腳下有一個洗禮的地方。獲得允許後,我也進去了。他們給我看了一襲非常漂亮的絲織袈裟,是和尚在舉行洗禮儀式時穿的,那種儀式在日本佛教界一直保留著。當我向一個和尚介紹西方的洗禮風俗時,他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另一個很大的寺廟裡,僧侶們正在誦經。他們的那種禮拜習慣和形式給我留下了強烈印象,使我想起了羅馬天主教的彌撒。在大殿裡,我見到一家人——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恭恭敬敬地跪倒在靠近門的地方。一個和尚走向他們,手裡托著一個盤子,裡邊有一些小餅乾和酒。他們吃掉餅乾,把酒也喝了,然後那和尚回到祭台邊的座位上。在過節的時候,這種儀式——可以稱之為日本神道教的彌撒或者聖餐,要持續一整天。看了他們各種各樣的儀式之後,人們不可避免地會聯想到基督教教堂裡舉行的儀典,因為儘管外在的形式不一樣,灌注其中的精神看起來卻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參觀朝鮮的佛寺

  8 參觀朝鮮的佛寺  鑒於大乘佛教是從朝鮮傳入日本的,1913年,我專門去了趟南朝鮮,特意對那兒的幾個佛寺進行了研究。朝鮮最大、最古老的佛寺是南朝鮮的Tsudoji寺,離釜山不遠。寺裡的牆上,「靈魂之舟」被描繪的異常清楚;觀音和釋迦牟尼佔據了顯要的位置,而「神聖的三位一體」 被畫在一個花瓶上。  但朝鮮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一座依山洞修建的寺廟。它座落在新羅王國的故都以東相距只有半天行程的地方。他是在一位渡海來到朝鮮的黑和尚的請求下修建的。是他教會了朝鮮人使用棒香禮佛。  相傳朝鮮國王的女兒患病了,沒有誰能治好。黑和尚聲稱他能治病。國王莊嚴地承諾,倘若和尚治好他女兒的病,他將修建一座寺廟,塑造一尊佛像,一尊菩薩像,以示對和尚所信奉的宗教的敬意。公主被治好了。國王派人去中國,請來了最好的藝術家。藝術家們對他們的工作投入了全副身心,經過多年的勤奮勞作才得以完工。直到今天,凡看過他們留下的作品的人,無不體會到一種審美的愉悅。這座山洞寺院是遠東地區幾座無與倫比的佛寺之一,因為其中有一尊瑰瑋壯麗的中央大佛像。來於芝加哥的一位建築學家認為,卡瑪庫拉那聞名遐邇的傑作就是由此模仿的。  9 令人震驚的神道教儀式  不僅佛教與基督教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處,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如此。倘若由於某種原因,日本的皇室滅絕了,還有一個被看作同樣神聖、同樣源於天神的族系,它的首腦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除了屬於天皇的神社外——人們認為那是最神聖的,伊斯摩的神社在帝國中擁有最高地位。  1908年夏天,我參觀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廟。由於我完全是個陌生人,而大祭主的地位又是如此崇高,當他答應接見我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安排了一位宮司帶著我的朋友(也是外國人)和我在神社裡轉了轉。在一間房子裡,保存了一個複製的木鑽,那是古時侯用來鑽木取火的。同一房間裡還有一見珍寶,是一個身佩長劍的古代天神的畫像,據說首席大祭主的族系即源於這位天神。參觀完神社不久,我閱讀了萊夫卡狄歐·海耶林()對伊斯摩神社的描述。他是拜訪這一系的首席大祭主的第一個外國人,就在幾年之前。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舉行禮拜儀式時拍手的古老猶太習俗在神道教中隨處可見。在一年的某個季節裡,會有七八萬的進香者來朝拜神社。據那些參加過如此規模巨大的朝會的人說,眾人一起拍手的聲音就像瀑布轟鳴。在參加拍手禮時,大祭主穿著純白的法衣。一般來說,神社建在一個兩進院落的三排建築裡,中間的門用草簾或布簾隔開。在耶路撒冷的神廟裡,也仍然保留著這種簾子。在每一個院子裡,都有一個石製或青銅的水槽,也有的是一個漂亮的黃銅盆,在進神社之前朝拜者要先在這裡把手洗了。「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那些雙手和心靈都潔淨無垢的人。」(《舊約·詩篇·第24章》)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出使天國

  10出使天國  在我翻譯中國的文學名著《西遊記》時,我清楚地意識到這本書具有深奧的基督教哲學基礎。1913年,我以《出使天國》為名出版了此書。這次遠征的領隊--師父,是一個耶穌基督式的人物,一個救苦救難者,是他的遠征團隊中每個成員轉變的關鍵。經他點化,一隻驕傲自負而多才多藝的猴子轉變為懺悔者,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一頭低級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豬變得高度渴望奉獻自我;一個自負的水怪變得謙卑;一隻愚蠢的龍也變成有用之才。每個成員都把他們的生命服務於眾生的超度,最後被接納於佛國,獲得佛祖賜予的不朽榮耀。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所做的與追求傳福音於中國的基督徒所從事的是同一種工作。但要讓所有讀者都理解其中的教義,還需要時間。  11 伊籐公爵對宗教的態度      談到這個題目,我想,介紹一下兩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態度,讀者是會感興趣的。  1908年1月,我與伊籐公爵進行了一次會談,談的是我擬定的十個強國建立聯盟的計劃方案。經過一個小時的親切討論,我起身準備告辭。這時他對我說:「也許你願意到另外一間房子裡看看」。隨即,他打開了一扇門。裡邊是一個很大的房間,但除了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外,什麼也沒有。  「日本的憲法就是在這間房子裡起草的」,他說,「天皇成立了一個以我為首席大臣的內閣。我們每半個月在這兒聚會一次,設計憲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終參加了所有會議,不過他不是和我們坐在一起,而是坐在連在一起的另一間房子裡——在那兒可以清楚地聽到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字」。  「那可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我說道,「最棘手的問題是什麼?」  「也許,最困難的,是在我們討論宗教自由這一條款的時候」,他回答。  於是,他告訴我是如何取得一開始反對這一條款的內閣成員的贊同的。在處理這一難題的過程中,他表現出了無懈可擊的完美技巧。當他把這一條款的第一稿草案讀給大家聽時,其中一個成員的臉色變得「像墨水一樣黑」,並聲稱,他永遠不會贊同給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內閣成員對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兩個人下定決心持反對意見,伊籐公爵宣佈當天不再進行討論,但他將把主張加入這一條款的理由告訴他們,以便他們在下一次開會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時間。宗教自由問題已經困擾了他多年。在參加維也納會議時,他同某位博士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討,使他頓感柳暗花明。認識到,一個民族,如果反對宗教自由,勢必導致不同宗教之間的持久論爭,久而久之,必然發展成政治上的衝突,甚至引起內戰;而一旦一個民族的勢力因為內戰而遭到削弱,強勢國家就會乘虛而入,將它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種各樣反叛分子的追隨者就會忠於政府,就會在從事有益於社會的事務上相互競爭,從各個方面壯大國家的力量。  「今天,擺在內閣面前的真正問題是」,他說,「是採取一種使國家得到穩定、和平與持久繁榮的政策,還是採取一套導致衝突與分裂並可能引起整個國家的毀滅的政策?」  「當內閣再一次碰頭時,我問閣員們,是否考慮過關於宗教自由的條款。原來帶頭表示反對的那位說:『從我們上一次見面到現在,不論白天還是晚上,除了考慮這件事,我什麼都沒有做。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還是試試看。其他反對者也同意試試。於是這一條款一致通過』」。  憲法令人滿意地起草完畢後,天皇把原來開會用的房子送給了伊籐公爵,作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開創者之一。他是一個眼界遠大的人,比他所處的時代整整先進了一個時代,並且心胸開闊,富有生氣。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強——那是他的那些愛國同胞的崇高目標,而且希望所有的國家都繁榮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們意識到了他的才能,推舉他為外務大臣。早期,他倡導推動整個國家的貿易開放和對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僅僅開放幾個港口。在保守派看來,他的政策激進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於是,一天早上,當他去外務省上班時,一枚炸彈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馬車中。他奇跡般地生還,但一條腿被炸掉了。從此以後,他用一隻假腿行走。  後來,由於內閣動作緩慢,讓他失望,他辭去了公職,投身於在東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學 。他用自己的方針路線來教導學生,以期將來他們能把他堅持的政策付諸實施。他的學校的學生數量比公辦大學的還多,曾經達到過7,000人。  1908年1月訪問日本時,我發現在大隈重信的學校裡總共有700名中國留學生。他邀請我給他們做一個講座。從講座過程中頻繁的熱情鼓掌看來,我講到點子上了。我告誡學生們,在完成學業之前,在將早稻田大學所能教給他們的一切都學到手之前,不要回國參加政治活動,否則對國家有害無益。  講座結束後,他邀請我和幾位教授到相鄰不遠的他的住處,作進一步交談。因為瞭解到他已把比較宗教學引進了大學課堂,談話間我問他,政府會不會在國立中學中引進類似的學科;在教育領域,不論日本做什麼,中國都會跟在後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較研究進入中國大學的課程表,將會在基督教差會和中國政府之間達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後對日本人的宗教態度作了一些說明。他說,當儒家學者渡海而來,天皇對他們的教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各地的大名們因此信奉了儒教;當佛教被引進日本時,天皇又對佛教產生了興趣,並為這種新的宗教修建廟宇,大名們也跟著在各自的領地內大興土木。  「因此可以說」,他總結道,「在宗教事務上,我們這個國家大體上是追隨著統治者的態度的」——他讓我自己得出結論。  13 在北京的日本銀行裡舉行的晚會      1910年,我出席愛丁堡大會,路經北京。橫濱銀行的經理邀請「老兵」丁韙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裡舉行的晚宴。參加者還有日本公使館的工作人員、兩或三名記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裡的牧師等。用過晚飯後,我們轉移到畫室裡,有幾位日本女士參加了進來。那位牧師唱了一首聖詩,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風琴伴奏;唱完後又開始祈禱。丁韙良博士談了他在中國生活了六十年的經驗。稍後,我將了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關係——大乘佛教是佛教後出的派別,在日本是占主導地位的宗教。記者們對我們的發言表示了讚賞。在讚美詩和祝福聲中,晚會結束。這是一個使人特別快樂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銀行都不可能舉辦這樣的晚會。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訪問朝鮮

  1 訪問朝鮮  1908年冬,我訪問了朝鮮。基督教青年會在漢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樓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務人員,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鮮人,都答應出席該建築的剪綵典禮。日朝雙方都對我發出了邀請——請我去為他們平息爭端。慶祝會共開了三天。第一天的慶祝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專門以基督徒為邀請對像;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會和公立學校的學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級官員為主。每天都有我的發言。第三天,在伊籐公爵講完後,本該由我講話,椅子卻被聰明的朝鮮基督徒鄖肅和(音譯)搶去了。這對我是一種無禮的怠慢。  在講話中,我首先對最近二百年來他們所遭受的深重苦難表示同情。然後告訴他們說,我想起在中國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鹽鹼以外什麼也不能出產。這塊地的擁有者負擔不起為它支付的稅款,就把它放棄了。可是有一年,黃河決堤了,一大片國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難以數計。當洪水退去後,人們發現原來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淤積了一層厚厚的沃土:原來一錢不值的現在變得價值連城。  「在我看來」,我說,「在現在這種情勢下,當你們顯然認為自己遭受著苦難、失掉了自己的國家的時候,你們實際上被賦予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只要處在日本的保護之下,任何外國勢力都不敢侵犯你們。伊籐公爵,中國的皇帝都希望聘他為顧問,現在是你們的顧問。現在你們得到的是中國所得不到的。如果你們好好利用下一個二十年,你們就會成為一個全新的群體,一個全新的國家,就能夠承擔偉大的機遇。那時,你們會發現,上帝已經把你們的不幸變成了祝福」。  2 伊籐公爵的晚會致辭  在我離開漢城的前一天晚上,伊籐博文公爵邀請了日朝雙方的政府要員以及為數不多的幾個外國人,參加他舉辦的招待晚宴。宴會結束時,他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傳教士式的發言,我一生中從未聽到過其它類似的講話。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遊世界,去訪問各個不同的國家,為的是考察什麼東西對日本有用。周遊海外期間,他學到了三條偉大的教訓。第一條是,如果一個民族不力圖改進其社會大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就不能夠被看作是繁榮昌盛的;第二條是,沒有一種倫理支柱,任何物質上的繁榮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條是,對那些擁有倫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後擁有宗教支持的國家才是最強大的。因而,他希望傳教士把他看作是一個同情者,一個同事。  這是我最後一次聽這位亞洲最優秀的政治家講話。此後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孫逸仙(中山)的早期經歷  孫逸仙博士,中國革命的主要煽動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兒子——他的父親經倫敦會傳教士的轉化皈依了基督。他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醫學專業,一開始在澳門行醫,後來在廣州成為一個積極的革命家。由於密謀洩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國。1896年,他在英國被捕並被關在中國公使館裡好幾天,在肯特禮()博士幫助下方得以獲釋。  此後不久,他到倫敦我所住的旅店來拜訪,對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為中國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謝之意。他誇大其辭地大談滿族人的專橫和腐敗,聲稱他們一無是處。在他看來,必須由一個漢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樣的話一切都會好起來。我指出,他的觀點是錯誤的,通過研究中國的歷史,他就會發現,滿族官吏有壞的也有非常傑出的。僅僅簡單地把最高權力從滿族人轉移到漢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權力的中心進根本性變革,就像把一枚殘破的硬幣翻過來一樣:那仍然是一枚殘破的硬幣。在我看來,中國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孫是不可能被從革命的路上勸阻回來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發宣傳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國不久,我訪問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問題給各地傳教士做講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凱(音譯)。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與康有為很熟,曾看過康有為的手稿,並提出了很多自己觀點,那些觀點後來被收在了康有為的變法上書中。他曾經勸說過孫中山不要倡導叛亂,而是去「宣講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孫中山的革命計劃

  4 孫中山的革命計劃  1900年,在去美國途經日本時,得知孫中山住在橫濱,就去拜訪了他。發現他正埋頭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計劃。他宣稱,滿洲人是永遠不會改變他們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驅除。他已經下定決心倡導革命,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我回答說,看來我們只能分道揚鑣了,因為我相信通過文字對政府的啟蒙。我看得出,對曾經被囚禁在倫敦中國公使館的經歷,他是永遠不能忘懷的,因此永遠不會寬恕滿族統治者。  從那時起,孫博士在美國、新加坡和爪哇拜訪當地的中國人,為革命籌集資金。他也訪問了巴黎,請求法國政府幫助他在華南建立一個漢人的獨立王國。但是法國人沒有接受他的方案。  於是,他在日本設立了自己的總部,那兒有一萬名左右的中國學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過他們的秘密。當他們對此有個一知半解之時,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動同鄉反對滿洲人的統治,把對滿族人的仇恨煽動到白熱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去世。皇帝的哥哥醇親王的小兒子成為新皇帝,他被任命為攝政王。除了在日本積極籌備外,孫博士還與在歐洲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保持聯繫。歐美的一些留學生,儘管在政府管理藝術方面,他們的知識同孫博士對漢族和滿族統治者的價值的相對性的認識一樣不如人意,卻相信共和政府能夠使中國富強,像美國偉大的共和政體一樣。於是,這樣的呼聲高了起來:「我們要建立共和國!」所有海外的中國學生和他們在國內的朋友都做好了採取行動的準備。在芝加哥,他們製作了共和國的旗幟。對那些渴望著攻擊任何政府官員、或者打算勸誘他們接受共和的學生,孫博士都許以高官厚祿。  5 革命的爆發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發,隨後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滿族官員端方,剛被任命為四川總督 ,被殘酷地殺死。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被屠殺。在太原府,滿族人居住的滿城的大門洞開,以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還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滿族人被屠殺。在兩個月的時間裡,整個中國的上空都飄上了共和的旗幟。  12月上旬,代表自己的小兒子--皇上,攝政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退位詔令,她接受了,並把所有政治事務委託給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革命首次爆發之時,孫博士正在英國,但是他很快就回國了。12月,共和議會在南京召開,有14個省的代表參加,選舉孫博士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總理。但是,三個月後,孫博士辭職,讓位於袁世凱。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聰明的一步棋。他認為自己沒有從政的經驗,而袁世凱在中國大概是最有經驗的政治家。孫博士被任命為交通總長,著手實施一個宏大的鐵路建設規劃方案。  但是共和政府的官員們,從孫博士那裡得到了有利可圖的職位,就絕大部分而言表現得不僅不稱職,甚至比滿洲人更腐敗。這就使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各個省份無不盜匪成群,他們殺人越貨,任意橫行。有幾個混亂的省份試圖建立獨立的政府。對此,袁世凱採取了強硬措施。他任命蔭昌,一個在德國受過軍事訓練的滿洲人,為平亂大臣,並給他配備了訓練有素的將士。因為他所推行的軍事改革需要巨額資金,袁世凱決定大借外債。孫中山宣佈總統採取的行動違憲,因為沒有獲得議會的批准。  我被邀請去拜會孫中山,勸他不要把抗議宣言發往海外。因為袁世凱是共和國的首腦,國民應當對他表示信任,不要擾亂他認為使國家富強所必須採取的計劃。當我見到孫博士時,他正在閱讀他的宣言的校樣。他把稿子遞給我,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請求他不要把宣言發表,但他無論如何聽不進理性的勸告。這使他受人尊敬的早期生涯畫上了句號。  為數不多的革命黨——他們在曇花一現的職位上劣跡昭彰,撈的好處往往達數百萬兩之多,可謂盆溢缽滿——在1913年進行了一次毫無希望的叛亂嘗試,結果不得不逃亡國外。據說他們現在藏在日本或其它什麼地方,正在策劃另一場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袁世凱採取的措施

  6 袁世凱採取的措施  面對各省混亂無序的壓力,袁世凱堅持毫不延遲地強化軍隊的戰鬥力,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舉措。他安撫了整個國家的民眾,使他們對中國的所有朋友都心懷敬仰。  他採取的另一個聰明舉措是邀請那些曾經被慈禧太后驅逐出境的改革派領袖回國。在這之前,康有為一般是不會接受邀請的。當他最終回國後,拒絕了提供給他的所有職位。梁啟超回國後,被任命為司法總長。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見到他。他正急著為他打算研究英語文學的女兒尋找一位女教師。我向他推薦了鮑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國將軍的女兒,畢業於英國的劍橋大學和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就在那次見面時,康有為談到了他對上帝的父親身份和人類之間的兄弟情誼的信仰,並說總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將聯合為一個政府。)儘管新政府也設立了一個教育大臣,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1915年,除了國立的北京大學外,各省都缺乏能夠滿足需要的大學來訓練中國學生研究各個高級的學科。這是共和中國的薄弱環節,因為她已經把教育從它佔據了無數個時代的高高在上的寶座上拉了下來。  在教育方面,袁世凱從來沒有採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總長是個翰林。那人在德國完成了學業,吸收了尼采的錯誤理念,認為軍國主義是最正確的理論。1914年,這位政府官員在上海做講座,宣稱對人民來說,宗教是最不需要的東西。在我這本書付印出版的過程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那麻煩不斷的人生畫上了句號。進一步的評論也就不必要了。  7 宗教活動  從1910年開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賢堂」每月組織一次研討會,研究中國不同宗教各自的優越之處。我被邀請擔任外方主席,還有一位中國人擔任中方主席。他邀請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領袖人物主持討論會,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寫一篇論文。根據規則,任何人都不能考慮其它宗教的錯誤,而只能考慮其它宗教所帶來的好處。一開始,參加研討會的很少,但革命爆發後,來參加的人就很多了。而當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領袖做報告時,聽眾多得大廳裡都容納不下。  8 會見首席毛拉  1910年,我會見了在北京的伊斯蘭教首席毛拉。談話中間,我問及是否出身伊斯蘭教家庭的政府官員,例如兩江總督馬貽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殺,會遵守伊斯蘭教的教義?還是,他們在為官生涯中踐履的是儒家的信條?他的回答是,恐怕馬總督更是一個儒教徒而不是伊斯蘭教徒。換句話說,伊斯蘭教徒採取的是耶穌會士所實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種世俗的思想體系而不是一種宗教。  當問及伊斯蘭學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語教學——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樣——時,他回答說,教授阿拉伯語,只是出於神學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蘭學校中,學生們根據政府規定,接受現代教育。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上海的宗教大會

  9 上海的宗教大會  1911年革命後,社會上有一種很強烈的觀點,認為不僅中國政府在治理國家上失敗了,就是中國的宗教也沒有成功。在上海最大的會議大廳裡,改革派的領袖們召集了一次全國性會議,李佳白先生、我、還有幾位中國演說家被邀請在大會上講話。地板上座滿了男性聽眾,走廊裡擁擠著女士們,還有數百人連大門都進不去。當我們呼籲中國在宗教及其它方面的事務上進行改革時,聽眾的反響是最真誠最熱烈的。  此後,佛教徒和道教徒定期舉行集會,討論的是這同一個問題。李佳白先生和我,還有另外一些傳教士,經常接受邀請,參加他們的宴會,並在飯後的討論會上發言。道教的大教長這時來到了上海——他的家在廣西,我們經常見面。一些虔誠的宗教領袖經常到我家來討論宗教問題,往往待到下半夜還不走。在全國內重建宗教,這種觀點越來越具有普遍性。  1914年,歐洲的大戰 爆發後,大家都認為不宜繼續在尚賢堂舉行這種國際性會議。  10 山東英國浸禮會大會  1912年秋,在中國的英國浸禮會召開了它的第一次聯合大會,與會代表十三名,來自山東、山西、陝西和上海。會議是在青州舉行的。將近四十年以前,我在這裡開創了浸禮會的工作。這次大會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勵和鼓舞。在我們這次教派會議結束之時,我們很吃驚地收到了城裡的非基督徒的請求,他們要向教堂申請一筆貸款,用於舉辦一次公眾集會,對基督教會引進的每一項改革措施表達感激之意。超過一千人參加了大會,其中有來自公立學校的師生,也有社區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蘭教徒和滿洲人。一隊士兵負責維持會場秩序。很多官員講了話,其中有一位還朗誦了一首專為這次集會寫的詩。那場面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快意。  11 參觀山東嶗山  1913年8月,在翻譯著名的傳說和寓言——《西遊記》的過程中,我很希望去看一看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東東部海角上的許多道觀裡住過。東去嶗山,要經過青島。1913年的青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現代文明的中心,處在德國人的控制之下。嶗山裡邊有很多道觀,它在道教中就像浙江天台山在佛教中一樣有名。據說,秦始皇大帝曾到嶗山尋找長生不老的藥。在靠近中心道觀——泰清宮——的一塊石頭上,刻有銘文,紀念秦始皇登臨嶗山。  山裡散佈著二十餘座道觀。但無論是建築的漂亮程度,還是其中的雕塑藝術品,都不能與天台山的佛教寺廟相比。它們更像是農家的房舍,建在相距差不多幾十里的不同地方。除了華蔭庵屬佛教外,其它都是道觀。  在嶗山靠近青島的山頂上,有一個療養院,名字叫麥克倫堡之家,德國人經常去那兒。其它國家的人住在那兒花費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兒住了幾個晚上,白天去逛附近的道觀,並參觀他們的宗教典籍。那些道觀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於是我決定繼續前進,去參觀中心道觀泰清宮,那兒住著一位大道長,山上所有道觀都處在他的掌控之下。泰清宮是最遠的道觀,一天之內走不到。由於路崎嶇不平,天氣又特別炎熱,我乘了一頂轎子趕路。那天正是8月的最後一天,儘管坐在能遮擋陽光的轎子裡,過高的氣溫使我手背上的皮都爆裂了。  傍晚時分,我到達屬於佛教的華蔭庵。從它的建築來判斷,從前它一定是非常繁華的,但它的好時光如今一去不復返了。在這裡我住了一夜,睡覺時枕的是一截子木頭。我沒能見到庵裡的住持,因為他和手下的和尚被地方上的長官帶走了,他們被指控吸食鴉片。庵裡的佛教經典無人照料,佈滿了灰塵,有的還老鼠咬過。《蓮華經》除外,它比較受人們關注.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泰清宮

  12 泰清宮  第二天,我踏著粗糙不平的、佈滿石塊的小徑,我來到泰清宮。道長沒有外出,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訴他我翻譯了《西遊記》,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嶗山的道觀。他把我領進一所很靜謐的院子,給我看一間裝滿了道教書籍的小研究室,我發現那對我非常有參考價值。關於革命、關於宗教和教育,我們談了很長時間,在所有的題目上,他的觀點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實行的獨身生活(道家教規要求道士獨身)是不應該繼續堅持的,並且他們應該被授以關於世界各種宗教的知識。  這所道觀包括大約十二個院子,每一個院子裡都有道士們住的房子。全觀裡大約有一百多名道士和勞工。後者負責道觀所屬土地的耕種。大概五、六里之外貧瘠的山地裡,有一個村子。很難說清楚村民們是如何謀生的,因為他們看起來沒有一點可耕種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時,就會有很多婦女和兒童經過道觀的大門到海邊去揀拾鳥蛤、海螺和其它貝類。也有一些人會到道觀裡去,弄一碗小米粥填充飢腸。當我稱讚道長的仁慈時,他說:「與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饑荒期間所做的相比,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我們這裡有一位老道士,那時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賑災的情況都告訴我們了。與我們的鄰居相比,我們觀富裕一些,如果不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我們的心腸就未免太硬了」。  13 乘木排返回青島  在獲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後,我打聽回青島的最快的路線,因為我不想在如此炎熱的天氣裡再來一次艱難跋涉。道長告訴我,經常有一些運載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灣去青島。一天早上,我們一起去了港口,發現當天下午兩點正好有一隻木排要趁潮到青島去。道長替我安排,讓他們捎上我。吃過午飯後,廚師又給我準備了一些新蒸的饅頭,讓我路上吃,然後我們便動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長陪同我走下山,熱情友好地與我道別。木排上裝載著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後拽著一根繩子,我爬到了頂上。坐在上面柔軟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盡收眼底。晚上十點左右,船工們停下來吃晚飯。整個晚上,我躺在草堆頂上,滿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睡過那麼厚的草墊子。一路平安無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時分,就到達了青島。這樣輕鬆又舒服地回來,我心情很好,給他們的報酬比他們所要的還高。對此他們也很滿意。  在青島,我拜訪了我的一個老朋友奧爾摩()先生。他是德國的海關專員,對我們廣學會在幫助中國、努力為中國人提供合適的文學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興趣。他曾參觀過我的同事懷特賴特()先生在濟南開辦的那個極為出色的博物館,已著手在青島建一個類似的,並收集了一些山東省的重要文物。他請我為他的圖書館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書籍。  14 湖南首府長沙  好多年以來,湖南是中國最排外的省份。對基督徒和外國人最惡毒的誹謗出現在這個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個叫周翰的政府官員寫的作品。他的誹謗之辭被收進了政府的文件——《經世文編》裡,廣為流傳。在他寫的小冊子裡,他威脅說,膽敢踏進湖南省一步的那個外國人將被處死,屍體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紀,長江流域爆發了多起排外的暴亂,他的作品對此是大有干係的。然而,由於廣學會的作品在官員之間的傳播,這種敵意逐漸消除了。1896年,廣學會最著名的作者被長沙一所由改革者開辦的學院邀去給學生做講座。在戊戌變法運動中,湖南起到了一個帶頭作用。1898年被處死的維新派中,就有一個是湖南人;其餘四個改革領袖是由湖南巡撫推薦給皇帝的。由於這次過錯,他被革職,終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學政——也被降職,終生不得陞遷。對改革派的同情喚起了對外國人的好感,傳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開。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傳教士開辦的學校、教堂和醫院;同時,一些著名的中國家族,比如曾家和聶家,近二百五十年來一直保持著安富尊榮的地位,他們的某些成員轉化成了基督徒,並在當地的基督教教務工作中發揮著帶頭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1914年長沙之行

  15 1914年長沙之行  這次去長沙的主要目的是為聯合福音會的杜波斯()博士開辦的新教堂捧場。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達的。當時長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災,而在我登陸的那一帶,受災的嚴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過的:通向城門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們在水裡跋涉,沿著街道推著小船前行;商行和店舖的底層都被淹沒了,人們都生活在較高的樓層上——婦女和兒童從那兒向下張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著或背著包裹,艱難地行走。第一個五十碼,我們坐在船裡,隨後乘了一輛人力車,水把車輪子都漫過了。後來到城裡時,我乘了一頂轎子。當我離開長沙時,水漲得更高了,以至於乘船從城門裡經過時,能用手摸到城門洞的頂部。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請來同我見面的人中,有幾個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聶先生,是著名將軍曾國藩的外孫;還有衛斯理會的華倫()先生。聶先生的父親曾經做過上海道台,後又升為浙江巡撫(見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譚,統治著大約200萬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學部大臣(教育總長)。在長沙的第二天,我拜訪了都督、內務部長和教育部長,也拜訪了不同差會——如衛理斯會、耶魯大學會、中國內地會和美國教會差會——的傳教士領袖,他們都很誠懇、熱情。  16 會見佛教徒  有一天,長沙最大的寺廟裡的方丈、另外還有幾個和尚及俗家人,拜訪了我。我提醒他們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錯誤:基督徒詆毀虔誠的非基督徒,反過來,非基督徒又詆毀基督徒。但那些對雙方的經典都熟悉的人認識到了,雙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說完後,一位中國律師以佛教徒的名義,感謝我把他們的兩部經典譯成了英語從而有助於消除雙方的誤解。他的滔滔雄辯富有說服力。  在我離開長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請我去他的寺院裡看看。會見時在座的有一位姓吳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間的強學會的成員,因而對我有所瞭解。革命期間,他做了貴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經典。在討論《金剛經》時,我問他們如何看待第六章裡的預言(見本書第十章),他和另外幾位和尚都確認我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們呼籲,要重新理解這個預言的意義,為了宗教在中國的復興相互協作。  17 教育工作者會議  6月17日,教育部長、各個國立學院的校長、還有幾位編輯,都來到了教堂裡。與會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這麼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興。聶先生也出席了。他張貼出了一首讚美詩,並主持祈禱。讚美詩和《主禱文》字體很大,以便聽眾能看清楚,跟上祈禱的節奏。我以讚美詩和《主禱文》的主旨作為發言的題目:你的天國將降臨。  在演講中,我不失時機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維新變法派所追求的目標,同現在那些最優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儘管他們學習世界上進步國家的優秀文化的願望是高尚的。當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軍備相互爭戰,而是促成先進民族的聯合,建立一個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著,我對這五百個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國家的所有學校和學院開展這方面的教育,這個理想才有可能實現。我號召他們,如果相信這是為人類的大多數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為教育者應當站出來,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令我異常高興的是,聽到這裡,大家全都站了起來,這表明,對於成立一個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們一致表示讚賞。兩個月後,世界大戰在歐洲宣佈開戰。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其它會議

   18 其它會議  另一天,教堂裡擠滿了各個階層的婦女和兒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講中,我談到阿奇博爾德·利特爾夫人所作的偉大工作,那就是幫助億萬中國婦女從纏足的殘忍習俗中解放出來。我請求他們,要發誓制止這種風俗。我告訴他們有一本《婦女雜誌》,懷特女士主編,廣學會出版,為的是中國婦女的啟蒙。  在另一個演講會上,我的聽眾有牧師、福音傳播者、婦女讀經班成員、學校的校長等,共六百多人。我講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個要素,即橫、豎、博、專(橫向比較研究,瞭解東西方各國的宗教的教義;豎向歷史考察,既瞭解過去也瞭解現在;知識面廣闊,對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瞭解;專門研究,作為專家能掌握某些課題)。  大會結束時,曾國藩的一個孫子,聶先生的表弟,大約三十歲左右年紀,走進了會客室。會客室裡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來,對我講話中的觀點作了詳細闡發。他是一個誠實的基督徒,也是獨立教會的負責人。  還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經歷是長沙教育協會為我舉行的招待會。出席的人員中有一個電學權威,曾跟著端方派出的使團周遊全世界。其間,我談到了七十年來中國所遭受的兩次巨大的厄運——太平天國叛亂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它們導致了可怕的苦難和生命損失。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亂無序的唯一藥方。這對於這個充斥了邪惡的、爭戰不休的世界也是適用的:只有一個強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類的和平。在招待會結束時,聶先生的表弟對我的講話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在我這次長沙之行中,最不同尋常的經驗是,為我的到來致歡迎辭的,是近兩百年來最榮耀的兩個中國人的孫子;而正是他們,指出我在中國所做過的一切,與耶穌基督的使徒——他們力量源泉——所做的沒什麼不同。在湖南所發生的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是多麼美妙、多麼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  1914年8月,在過了十一年的鰥居生活之後,我又一次幸福地結婚了。妻子叫艾瑟爾·川博(),是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出身於布里斯托一個著名的非國教信仰者家庭,曾經作為一名自費的醫生傳教士為倫敦會在廈門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  20 爪哇之行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離開上海,對爪哇作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目的是瞭解荷屬東印度群島基督教傳教工作的詳細情況。  我發現,八種不同的文明在這片島嶼上打下了印記: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蘭文明、法國文明、英國文明和中國文明。  土著文明的遺留在婆羅洲島和西裡伯島的部分地區仍然可見,如獵頭風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佔領的土地上定居下來,並在離開之前宣佈那土地為自己所有,離開時再把它歸還給當地的永久居民。  21 印度文明的影響  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來自印度東部的殖民者,大約有兩萬人,定居在那兒。他們帶來了種植大米的技藝;也引進了印度教,隨帶著對婆羅門、毗濕奴、濕婆和種姓制度的信仰,並在他們的殖民中心——靠近現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廟。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來——他們信奉人類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種姓等級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羅浮屠()定居下來。這兩部分印度人相安無事地生活在當地,馬來人為他們提供服務。他們把著名的印度史詩《摩呵婆羅多》和《羅摩衍那》譯成了卡維語,直到今天,他們的文學遺產還被爪哇人吸收進了他們的歷史戲劇中。  22 阿拉伯文明的影響  與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時,在流向東方的阿拉伯人中間,也出現了阿拉伯文明的偉大復興。結果是,他們以刀劍相威脅,強制當地的馬來人改變了信仰。以這種武力方式,他們推倒偶像,確立了穆斯林的信仰。這個運動蔓延到了爪哇。佔領者讓來自印度的統治者選擇,是成為穆斯林、繼續做他們的蘇丹,還是殺頭。大家都選擇了前者,他們的後代就是今天當地的統治者。阿拉伯人教會了馬來人如何鑄劍,而當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種波狀刃的短劍;他們還被教會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閱讀《古蘭經》。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他們走向了極端,毀掉了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寺廟——因為裡邊都供奉著偶像。  23葡萄牙文明的影響      當葡萄牙人開始環球航行、繞過好望角後,他們被教皇任命為東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後裔的統治者。他們擁有一支250艘船組成的巨大船隊,這些船組成一隻船隊從果阿出發,到達摩鹿加群島,運回香料,獲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這條海上航線他們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這個時期,除了貿易外,葡萄牙人還派出傳教士向當地人傳播宗教、教授拉丁語,並且引進鐵甲衣抵禦阿拉伯人的長劍。他們與土著通婚,其後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荷蘭文明的影響

  24荷蘭文明的影響  1660年,荷蘭人發現了到香料群島的航線,因而成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還有歐洲其他國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啟發,他們認識到殖民地能夠增加宗主國的財富。荷蘭總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從爪哇運到荷蘭的巨額財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鎊),他認為自己實施的是一項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開明的政界人士後來意識到這種政策使他們殺死了能下金蛋的鵝,因而在對待土著居民的問題上,他們採納了更人性的方式。他們傳播清教徒的教義,儘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語。結果是,西裡伯島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眾都成了基督徒。  拿破侖戰爭期間,不僅荷蘭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淪入法國人的控制之下。期間丹德爾元帥——爪哇的拿破侖,修建了橫貫東西的公路。  而後,印度總督帶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國的屬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這個島子上的總督。他是一個很傑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淪入荷蘭人之手前他所統治的那很短的時間裡,他採取了很多對當地人大有益處的改革措施。  25 中國文明的影響  從爪哇被歐洲人佔領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國人在那兒定居。憑著他們比土著更先進的技能,他們在任何所居住之處,都把當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裡。在1895年開始醞釀並持續到1911年的中國革命期間,在東印度群島,掀起了一場新的運動,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裡的華人學校開始教授官話,目的是加強富裕僑民與新中國之間的聯繫。目前,在各個不同的城市裡,總共開辦了一百餘所這樣的學校,其中有一些我在旅遊期間曾去參觀過。這些學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會秘書,是一個中國人——李蒙()博士。  在中國人當中迅速發展的這種推廣官話運動,一開始引起了荷蘭殖民地當局的警覺,他們擔心這會在爪哇引起騷亂,像以前他們曾經做過的那樣。但跟運動的領導者接觸過以後,荷蘭人開辦了一些荷語、漢語雙語學校,將其中最好的學生送到荷蘭,完成學業。出於同樣的目的,也開辦了一些同時教授荷語和爪哇語的學校。現在的荷蘭殖民地當局十分注意保護古代的歷史遺跡——這些遺跡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毀壞。其中最宏偉的古跡是布隆巴德的寺廟,它那滿是雕塑的長廊如果連接起來,長度接近三英里。  荷蘭人採取的另一個措施,是嘗試為日益增長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園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園,為謀求發展,它試驗種植新的作物:除茶葉外,還種植咖啡樹、金雞納樹、橡膠,以及其它引進作物。至於交通和通訊,則在不同的島嶼間建立了固定的服務體系。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早期的主張

  1 早期的主張  很多年以來,我就對各種各樣促進和平的方案很感興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一個筆記本裡草擬了一個建立世界聯合體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把這種想法向政府的高官們提出來。在同張蔭桓的一次會見時——他當時是派往日本的和談代表,後來因為同情1898年的變法維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眾多意見中,我建議中國尋求與其它大國聯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終結國際戰爭和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  2 王子們的和平聯盟  我第二次與和平運動發生聯繫是在1897年返回中國之前。我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字叫《王子們的和平聯盟》。我的結論是:現在掌權的統治者義無反顧地推行他們既定的政策路線。我希望這種新的理念能相對容易地在年輕王子們心中紮下根來,為的是在將來他們掌握了權力後,能夠對和平事業有所助益。於是,我把小冊子寄給了歐洲每一個有繼承權的王子。威爾士王子作出了回應,給我寄來了一封他親筆簽名的回信。他登基後,被稱為「和平締造者愛德華」。看到這個結果的人會感到欣慰。  3 人類議會  出席1900年紐約全球基督教大會後,我去了波斯頓,應邀為「二十世紀俱樂部」作了一場報告。隨後,又以「人類議會」為題目,在一個小範圍內為經過選擇的少數聽眾作了一次演講。我的一個朋友,哈佛大學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裡克·蓋茲爵士一起,組織了國際科學促進會美國分會——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這個問題向那些已經對國際組織感興趣的人提出來。我提醒人們關注,由於政治和工業中存在的危險,所有的國家都不安定,這導致了軍備的擴張和勞工問題的增加。因而,我建議成立一個屬於全人類的議會,所有的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以制定措施,通過法律解決爭端而不是訴諸武力;採取主動手段,保障對自然增長的人口的供應;同時制定一個漸進的教育體系。我還把這次講演的講稿分別寄給了華盛頓、紐約和波斯頓的各界領袖。  4 對河野公爵的建議  1903年,我對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訪問。期間我拜會了河野公爵。會談時,我向他提出了由十個先進國家建立聯盟的問題。根據我的看法,如果十個強國同意聯合起來,保護世界的和平,任何國家,倘若侵犯其它國家,或謀求犧牲弱小國家擴張自己,都會受到抑制,或受到聯盟的武裝部隊的懲罰。這樣,久而久之,各國就會削減軍備。最後,將只保留聯盟的海陸軍,因為那是維持世界秩序所必須的。河野公爵認為,在列強做好採取聯合行動的準備之前,還有一段長長的路要走。  5 慶親王  1904年5月,為了推動清廷採取某些改革措施,也為了就成立十國聯盟問題試探一下中國政府的態度,我專門去了一趟北京。那桐那時既是外務部的部長又是戶部尚書 。5月7日,我為了這個問題特地拜訪了他。當時,日俄戰爭正在進行中,中國存在著喪權失地的危險。如果中國加入十個主要國家組成的聯盟,她的權益將會得到保護。5月14日,我把自己的方案匯報給外務部兩位領班大臣,十多位秘書像一群老鼠一樣側耳傾聽,直到結束。那兩位大臣對我所講的一切表示由衷讚賞,但他們擔心這個方案對中國來說過於龐大了,難以付諸實施。他們希望能確認其它國家對建立這樣一個聯盟的意願。考慮到不論什麼決定,最後都是慶親王說了算,他們建議我單獨同慶親王談一談。我還拿這個方案徵求吳廷芳和孫家鼐的意見。孫家鼐評論說,沙皇也建議削減軍備,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包含在這個方案中的互惠原則得到貫徹。  5月22日,正是聖靈降臨節,我去頤和園拜訪慶親王。一點鐘後,我小睡了一會,想了想會見時應講的話。郊外田野裡的風光很美。路上的交通卻很繁忙。這一方面是因為宮廷在頤和園;另一方面是因為它通向妙峰山,很多人去那兒上香禮佛。  我問親王,中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應對下一場對外戰爭。這個問題使他警覺起來,回答說,他希望不會再有一場同外國人之間的戰爭。我的回答是,要避免戰爭,善良的願望並不能取代見諸實際的措施。於是,我把由主要國家建立聯盟的計劃方案擺在了他的面前。  他非常專注地聽我把話講完。最後,他說,這個方案看起來非常不錯,但是,他希望首先要確定其它國家會不會接受它,以免貧弱的中國在第一個提出這項建議時,會遭到冷漠的拒絕。這個回答使我感到,我的拜訪並不是毫無成效。  第二天,我起草了一份電報稿,打算通過中國外務部——如果他們認為合適的話——發給在海牙召開的國際仲裁大會的主席,主題就是召集一次會議,由十個願意聯盟、願意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國家派代表參加。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西園寺侯爵的秘書

  6 西園寺侯爵的秘書  此後不久,日本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侯爵訪問上海時,派他的秘書來看我,就有關中國的某些問題向我請教。利用這個機會,我問這位秘書,侯爵是如何看待軍國主義的;同時,我還大體介紹了向慶親王建議的、成立國際聯盟的方案。秘書回答說,由於日俄戰爭的爆發,日本老百姓的納稅負擔增加了不少,侯爵對此深表關切。因此他覺得,侯爵會很高興地贊同這樣一個能夠結束可怕的戰爭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說這些話都是私下跟我個人講的,在與俄國之間的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不宜向社會公開。我回答說,只管放心好了,在戰爭結束之前,我是不會發表他的觀點的。  7 土耳其王子  這個方案在遠東兩個最偉大的國家獲得了認同。我決定把這個方案提交歐美和平協會,於是踏上了返鄉的旅程。  登上德國的郵輪後,我遇見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約三十歲左右的年紀,曾在英國和德國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討論我的方案。剛聽到的時候,他嘲笑這個想法完全沒有現實可行性。「現在,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個想法」,他說,「就是變得更強大,而不是成為其它國家勢均力敵的對手」。  當我告訴他,每個國家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對更多土地的支配權。通過聯盟,每個成員國都可以分享對單個國家的控制權;而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任何單一國家都做不到的。最後,他承認,無論是從擴大一個國家的影響力所帶來的益處、還是從實現國際和平所帶來的益處看,這都是他聽說過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評論說,要通過教育使民眾認識到它的好處,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  船上還有一位美國戰地記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親是一位參議員。他很快就抓住了我這方案的所有含義,表示大力支持,並聲稱它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現狀,給人類帶來無可估量的好處。  8 盧塞恩和平研討會  1905年,當我在倫敦時,遇見了我的朋友愛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頓二十世紀俱樂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為我開具介紹信、使我得以進入華府大門。當時他和妻子正處在前往盧塞恩參加當年舉行的和平研討會的途中,強烈要求我與他們同行。因為順路可以去熱那亞——從那兒我可以趕上前往中國的德國郵輪,我便參加了進去,出席了大會,並在會上發了言。我告訴與會代表,在日俄戰爭期間,我拜訪了慶親王和其他一些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後來又與西園寺侯爵的秘書進行過一次重要的談話。鑒於日俄雙方已在普利茅斯簽署了和約,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會談的內容公之於眾,於是把侯爵秘書的聲明告訴大家,說侯爵本人是樂於日本加入聯盟的,如果這個方案能得到實行。  在會上,當我講到這裡時,一位來自敖德薩的代表舉起雙手,大聲喊道:「這是我們學會成立以來,所聽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於是代表們建議並一致通過,籲請伯爾尼的國際事務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會召開之前,提出這一議案。  在盧塞恩停留期間,我很高興地見到了歐洲第一屆和平大會的經驗豐富的創立者、男爵夫人封·蘇特娜 。  9 萬德爾勳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帶我去看身為議會內和平聯合會的主席的萬德爾勳爵。勳爵讓我看了聯合會的活動記錄,非常有意思。看完後,珀西先生大聲說:「新聞界對這個運動毫無所知,這太奇怪了!」「不奇怪」,萬德爾勳爵回答,「對和平運動,新聞界達成了一種共謀,保持沉默」。  我告訴萬德爾先生,中國和日本願意加入主要國家間的聯盟、而盧塞恩的和平研討會又是如何得到這個消息的。他極力建議我取道美國返回中國,以便將成立聯盟的方案提交羅斯福總統,並向他陳述盡早召開另一次海牙和平大會、把這個方案付諸表決的強烈願望。自從幫助日俄達成和解以來,羅斯福總統贏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議的任何措施,其它國家都會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據萬德爾勳爵的建議,我在返回中國時,取道紐約。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拜訪羅斯福總統

  10 拜訪羅斯福總統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認識了同船的巴羅達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談了幾次。對一切有益於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滿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國議會內聯合會主席巴賽德()先生給我寫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介紹信。到達白宮後,我發現等著會見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總統那兒。對於成立聯盟的方案,他並不是很感興趣。在美國的各大城市裡,哈德遜中將關於擴大海軍的煽動宣傳能影響到什麼程度,我說不上來,但很清楚的是,美國的軍備擴張政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羅斯福總統本人不準備採取什麼行動,因而只是聲稱如果中國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國來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他將給予認真考慮。實際上,這個答覆同我在倫敦時從詹姆斯·布萊斯()爵士那兒得到的答覆沒什麼不同。  11 中國政府改變態度  1906年夏,回到中國後,我去了北京,向外務部匯報英美兩國政府的態度,勸說他們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務部的領班大臣是個新人,對建立聯盟的事情毫不關心,因而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  儘管中國政府過於膽小怕事,沒能對羅斯福總統的提議作出回應,1907年中國代表在海牙和平大會上的提的一個問題,卻使他從眾多代表中脫穎而出。他提的問題沒有人能回答得了:一個國家,如果別人向他宣戰,他卻不打算抵抗,結果會怎樣?  12 拜訪伊籐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東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籐博文公爵在阿摩裡的新官邸與他見了面。我對他說,這次來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個方案,在世界上十個主要國家間建立聯盟,希望他能感興趣。他一直聽我把話講完,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然後,他說,他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一個建議,它實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頭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文字資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進一步研究。他對這個方案的接受,實在是一件令人無比興奮的事情。他不認為這個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認為實行起來比較困難。  伊籐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實。他講的英語不很流利,每說一句話都要考慮半天,好像要衡量每個字的份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剛從國外回來時,他過於急切地要加速推進各種改革措施,結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強烈仇視。有一個時期,他們決定除掉他;他不得不東躲西藏,逃避他們的追殺。他逃命的故事極不尋常:他躲進一家茶葉店,請求女店員把他藏起來。她移開幾塊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進這個垃圾箱」,她說。當他安全地躲進去後,她把地板放回原來的地方,然後把木炭火盆(一種盒子狀的燒木炭的爐子,上面是燒水的壺)移到他藏身之處的上面。追殺者進來後,發現那位女店員坐在火盆旁邊——她通常坐的地方。他們問女店員,剛才進來的那個人在哪裡。她對他們說,歡迎他們來一次徹底搜查。他們的搜查不過是白費力氣,很快,他們就離開茶店,到別的地方搜尋去了。為了感謝她在危急之時出手相助,伊籐娶那個女店員做了妻子,她就是現在的伊籐公爵夫人。這就是他羅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離開之前,伊籐公爵熱情友好地邀請我參觀家裡的一個大廳。內閣經常在那裡聚會,設計日本憲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條款,在那兒曾發生激烈的爭論(在《大乘佛教》那一章裡,曾介紹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此後沒幾天,日本和平協會的秘書鮑爾斯先生帶了十餘位有名望有身份的日本人來看我,其中有日本駐巴西公使、帝國大學的國際法教授等。我向他們大體講述了我在和平事業中所做過的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卡內基先生在市政廳的演講

  13 卡內基先生在市政廳的演講  1910年5月,我應邀在和平協會倫敦年會上發言。同一天,在倫敦市政廳,在多得數不清的聽眾面前,卡內基先生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講」。他講到,塔夫特()總統表示,所有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不了的國際問題,都應當付諸公斷;並且完全不再像迄今為止所習以為常的那樣,將國家的榮譽建立在各自決定自己的事務的基礎上。如果美國接受了這種政策,而其它國家又跟著實行,將在實現世界和平的道路上邁出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第二天,《晨報》就卡內基先生和我的觀點發表了一篇社論,聲稱我已經「觸探到有關和平的全部問題的根基了」。  我在這次和平大會上發表的講話的主要觀點,體現在以下文字裡:  由世界上十個主要國家在互惠互利和機會平等的基礎上結成聯盟;把所有國際難題都提交世界聯盟所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陸海軍,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決得以執行,從而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對那些不願意加盟的國家實行高額關稅,而其它國家間則實行自由貿易。  14 仲裁協定  1911年4月29日,在倫敦市政廳的一次會議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議,前首相巴爾福附議,主張在英美兩國間簽署一份仲裁協定,以保障將來兩國間不發生任何戰爭。看起來,這似乎是向著實現全世界和平邁出了實實在在的一步,而國家名譽問題,以前體現在每個國家各自決定自己的事務,現在第一次訴諸公斷。  15 歐洲大戰   1907年海牙國際和平大會提出的主題,不是國際聯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國代表團提出的一個抽像的學術問題:強權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歐洲大戰風煙頓起,導致了災難性後果,這意味著強權的道德屬性仍然是一個尚待爭論的問題。  看到那麼多國家實際上陷入了戰爭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過聯盟,將來才能夠避免戰爭。於是,我寫了一份宣傳稿,題目是《未來避免戰爭的唯一確定可行的辦法》,把它寄給了英國、美國和遠東地區的一些社會領袖人士。從開始寫作,我就發現,國內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靈,如蓋伊特()、羅茲·狄更生、阿克頓勳爵,還有數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經深思過同樣的問題。英美兩國的主要期刊都曾經大力倡導確立一個中央權威,認為這才是解決戰爭問題的唯一有效的辦法。  早在1870年,格蘭斯通()先生就說過:「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權力的觀點,作為歐洲政治的主導性理念,獲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講中,阿奎斯先生也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在可以預見的範圍內所應追求的目標,是「公共權力的觀念」。他說這話意味著,「那種取代武力、取代相互角逐的野心導致的衝突、取代相互聯合與結盟、取代脆弱的國際政治平衡的、歐洲各國之間真正的夥伴關係,建立在對平等權力的認識的基礎上,並且為一個共同的願望所確立、所強化」。  但僅僅在歐洲各國間建立一種夥伴關係,還只是一種補綴性的工作。那種給整個世界帶來和平的夥伴關係,還必須包括美國、中國和日本,並且必須建基於把上帝作為人類事務的最高管理者的共識之上。


第四部分:晚年歲月後記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提摩太走進了我們的視野,立即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這首先是由於他那鮮明而豐富的人格特徵:他心胸闊大而作風嚴謹,姿態謙卑而儀節莊重,既有無私忘我的工作熱情,又有領袖群倫的個性魅力;人性的高貴和種族的偏見、宗教的虔誠與世俗的卑瑣、先進者的洞察力和強勢者的傲慢自負、理想主義的天真和市儈式的精明算計、唐吉訶德式個人英雄主義與仗勢凌人的殖民者的蠻橫,等等,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統一在了他那廣袤而孤寂的心靈裡,使他成了一個值得體味的歷史人物。  其次是由於他身世的獨特性、經歷的複雜性和他所承擔的歷史角色的象徵性。一個外國人,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參與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實在是非常罕見的。他不僅是一位有影響的宗教人士,同時也是中外達官貴人的坐上賓、殖民侵略者的經紀人、維新派的幕後師爺、孫中山革命黨的反對派。四十五年的時間裡,在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他結交權貴,聯絡士紳,顧問洋務,鼓吹變法,調停外交,抨擊革命,時而幕後,時而台前,為了上帝,為了英國資本家,有時為中國人民,有時還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不辭辛勞,忙忙碌碌奔走於紅塵深處,把捧場面、抬轎子、吹喇叭等等中國官場的傳統絕技操練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縱椑橫闔,成為清末動盪世局中的一位風雲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個人的經歷,幾乎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激烈較量、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與融合、政治經濟侵略與思想和技術啟蒙的對立統一等等這些重大矛盾,無不生動地體現在他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裡。  總之,李提摩太不僅值得研究,而且不容忽視,也無法迴避。但迄今為止,我們對他的瞭解卻少之又少,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依然無人光顧。  這就是我們翻譯本書的緣由。希望我們卑微的努力能夠為中國近代史及相關研究提供一塊有用的鋪路石。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多次向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韓兆穎教授、歷史學院的李喜所教授、常建華教授、張榮明教授、聊城大學馬亮寬教授等先生請教,他們淵博的學識和熱情的態度使我們深受教益;責任編輯張獻忠先生為本書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勞動,與他的合作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難得而愉快的經歷。在此一併表示真摯的感謝。  由於譯者水平有限,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深望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    

                                                              譯者                                                         2005-1-6,天津

<<親歷晚清45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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