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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史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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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史集要》 編寫:總參政治部 
    江澤民主席指出,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武裝鬥爭歷史,多姿多采的當代中國生活畫卷,蘊含著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豐富精神資源。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27 年南昌起義誕生至今,已經走過了70年的光輝歷程。建軍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祖國的安全與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在人民軍隊成長、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重大事件,構成了我軍前進歷程的基本脈絡,蘊含了我軍建設、作戰的寶貴經驗。這本《軍史集要》,旨在通過闡述這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勾畫出人民軍隊70年艱難曲折複雜鬥爭的光輝歷程,使人們永遠銘記人民軍隊的光榮歷史,深入瞭解創業奮鬥的艱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自覺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 
    我軍70年鬥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蘊含著巨大的精神力量,曾經激勵我們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今天,我們學習人民軍隊的光榮歷史,就要牢記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嚴守鐵的紀律,加強軍隊內外團結,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和江澤民主席關於軍隊建設的重要論述為指導,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周圍,艱苦奮鬥,勵精圖治,把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安全保證。 
編者1997年6月   
人民軍隊的誕生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背叛了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先後叛變革命,瘋狂地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放棄了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因而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致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慘遭失敗。中國共產黨人在慘痛的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了一條真理:「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於是,中國共產黨高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旗幟,走上了獨立領導、組織革命軍隊和革命戰爭的道路。主要有:  
南昌起義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準備集合我黨掌握的武裝,聯合武漢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南下廣東,支援農民起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爾後,舉行新的北伐。我黨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的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發現張發奎同汪精衛相互勾結,在第二方面軍中「清黨」,隨即向黨中央建議,在南昌舉行起義,單獨打到廣東去。中共中央批准了他們的建議,組織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領導這次起義。參加起義的部隊: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之第11軍第24師、第10師一部,第4軍第25師之第73、75團,第20軍;第五方面軍之第3軍軍官教育團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裝等部共2萬餘人。當時,在南昌附近,敵人的兵力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第3、9軍各一部和第6軍的第53團,共3000餘人。我黨在南昌起義的部隊佔絕對優勢。 
    中共前委原定於7月30日夜舉行起義,此時,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以沒有絕對把握和必須得到張發奎的同意為由,竭力阻止起義。前委排除了他的阻撓,確定於8月1日舉行起義。 
    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領導下,起義部隊於8月1日2時對南昌守敵發起進攻,至天亮全部肅清敵人。此時,汪精衛急令張發奎、朱培德率部向南昌反撲。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計劃,率部南進,先攻佔廣東的東江地區以發展力量,待接受外援,再攻取廣州。8月3日至5日,起義軍撤離南昌,沿撫河南進。這時,國民黨駐守廣東的敵軍企圖堵擊我軍。我軍乘勝佔領瑞金,並集中主力猛攻會昌,雖殲敵大部,但我軍也傷亡1700餘人。 
    起義軍一個月的轉戰,減員近萬人。9月28日,起義軍主力在廣東湯坑(今豐順)東南的白石同敵東路軍遭遇,經與敵激戰後,退出戰鬥,餘部1200餘人轉移到海陸豐地區。朱德、陳毅率領的起義部隊,在給敵以重大殺傷後,同由潮、汕撤出之部隊會合,轉移到閩南、贛南等地區。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轉戰到粵北,保存了南昌起義軍近800人的骨幹,於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其意義和影響是巨大的。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做出決議,規定「八一」這一光榮的日子為我軍建軍節。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黨的「八七會議」後,為加強對秋收起義的領導,中共中央派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等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指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彭公達任省委書記。1927年8月中旬,毛澤東和省委委員一致主張舉行秋收暴動,直接打出共產黨的旗幟。決定集中力量組織以長沙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瀏陽、平江、岳陽、寧鄉的起義,毛澤東被派到湘贛邊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這次起義。 
    9月初,毛澤東先後到達安源和銅鼓,向這些地區的黨組織和軍事負責人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央以及湖南省委關於秋收起義的指示,研究制訂了起義的行動計劃,前委將邊界革命武裝共5000餘人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團長盧德銘任總指揮,副團長余灑度任師長,下轄3個團。前委計劃:在當地農民暴動的配合下,第1團奪取平江,第2團奪取萍鄉、醴陵,第3團奪取瀏陽,完成任務後,三路一齊向長沙推進,奪取長沙。 
    9月9日,湖南省委組織的群眾開始破壞長沙至岳陽、長沙至株洲的鐵路。11日,第1團由修水出發,進攻平江之敵,當主力進到金坪時,突遭敵背後的襲擊,2個營被打散,收容後向第3團靠攏;第3團由銅鼓出發,接連攻佔瀏陽東北的白沙鎮、東門市。14日,敵反撲,東門市得而復失,被迫撤至上坪;第2團由安源出擊,克萍鄉之老關,占醴陵縣城。後敵一部向醴陵反撲,我2團轉攻進佔瀏陽,因遭敵突襲,損失大部。 
    鑒於三路部隊受挫,毛澤東於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義軍向瀏陽東南文家市集結。19日晚,毛澤東召開前委會,決定放棄會攻長沙,迅速脫離平、瀏地區,沿羅霄山脈南移,尋求立足之地。9月20日,起義部隊從文家市出發,24日在萍鄉以東的蘆溪遭敵襲擊,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這時的部隊人數不足一千,組織很不健全,思想非常混亂。為了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前委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頓和改編(即「三灣改編」):第一,資遣了一部分不願留隊的人員,將部隊縮編為1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第二,在部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做到連有支部(即支部建在連上),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第三,規定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部隊管理,協助進行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三灣改編,為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在我軍建設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0月3日,起義部隊進到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同袁文才、王佐兩支農軍取得了聯繫,並將部分傷員安置在茅坪。接著,經湖南酃縣的水口轉至江西遂川縣境,於10月下旬到達井岡山的茨坪。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首次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進一步在全國人民的面前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決心。起義受挫後,毛澤東依據客觀情況,毅然改變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進攻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率領起義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實行打土豪、分糧分資財,開展游擊戰爭,發展革命軍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尋求適合中國特點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廣州起義  
    1927年10月中旬,國民黨桂系軍閥李宗仁部對唐生智集團的戰爭爆發。 
    11月中旬,粵系軍閥張發奎與桂係爭奪廣東的矛盾激化。 
    中共中央決定利用軍閥混亂,實行總暴動政策,要求各地再次舉行武裝起義,以推翻國民黨軍閥的統治。11月17日,中央決議案認為「目前廣東的局面正是工農進攻的一個好機會」,要求中共廣東省委迅速組織全省工農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11月26日,廣東省委立即組織由我黨領導的第4軍教導團和警衛團一部以及工農武裝舉行廣州起義,奪取並固守廣州,促使全省起義,進而奪取全省的勝利。接著,省委著手組織工人赤衛隊,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省委書記張太雷為委員長;成立起義軍總指揮部,負責作戰指揮,葉挺任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 
    起義原定於12月12日晚舉行。由於起義計劃被敵察覺,在此緊急情況下,廣東省委決定起義時間改為11日。11日3時許,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黃平等領導下,教導團、警衛團一部和工人赤衛隊7個聯隊,分別向廣州之敵發起攻擊。經激戰,除敵第4軍軍部、軍械庫和第12師後方辦事處等外,市內之敵大部被殲,當日上午,廣州市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蘇兆征為主席。由於省委未能接受葉挺提出的起義部隊迅速撤出廣州市區的建議,12日,由外地回援的敵人3個師,在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的艦炮和陸戰隊支援下,向廣州發起了瘋狂的反撲。 
    起義軍與敵浴血奮戰,遭受嚴重損失,張太雷不幸犧牲。13日,起義軍餘部約1000人撤出廣州。後由葉鏞、袁國平收集,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師,加入了東江地區的革命鬥爭,少數人於北江地區加入了南昌起義軍保留下來的部隊。 
    廣州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英勇反擊,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權的大膽嘗試。這次起義,廣大軍民英勇戰鬥、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給了中國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這一實踐再一次證明了照搬外國經驗,首先奪取與鞏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  
其他地區武裝起義  
    除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外,中國共產黨還在其他地區領導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遍佈全國10多個省,他們中主要有: 
    由周逸群、賀龍領導的洪湖地區的農民起義;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領導的黃麻起義;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起義;楊善集、馮平領導的海南島起義;馬尚德(即楊靖宇)領導的確山農民起義;鄂北農民起義;贛西、贛南農民起義;湘東農民起義;方志敏、黃道領導的弋橫農民起義;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農民起義;周逸群、賀龍領導的桑植起義;郭滴人、鄧於恢領導的閩西農民起義;唐澎、謝子長、劉繼曾領導的清澗和渭華起義;通海如泰地區農民起義;彭德懷、膝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等。所有這些起義,都英勇地回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屠殺,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同時為發展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和開展土地革命積累了經驗。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地區位於羅霄山脈中段,地處湘贛兩省邊界。這裡反動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又有兩省軍閥之間的矛盾可供利用,開展游擊戰爭可以影響湖南、江西乃至湖北。這裡受北伐戰爭時期農民運動的影響較大,有黨的組織基礎,群眾有一定的革命覺悟,尚有袁文才、王佐各有60餘支槍的農民自衛軍。倚地勢險要,進可以發展革命戰爭,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於1927年10月下旬到達井岡山的茨坪以後,隨即領導部隊在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這時,正值國民黨新軍閥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戰爭發生之際,湖南、江西兩省敵軍大多捲入了這場軍閥混戰,井岡山地區僅有保安隊、靖衛團和挨戶團,戰鬥力很弱。毛澤東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領導工農革命軍,於當年11月和次年1月,先後佔領茶陵、遂川,建立了兩縣黨的組織、工農政府和赤衛隊。同時,幫助永新、寧岡、蓮花、酃縣恢復並建立了黨的組織和地方武裝。 
    毛澤東為了進一步加強軍隊建設以適應日益殘酷的鬥爭需要,提出了軍隊不僅要打仗,還要擔負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的任務;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工農革命軍的人民軍隊本質,密切了人民群眾與軍隊的聯繫。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對袁文才、王佐兩支農軍進行團結、教育和改造工作,使這兩支部隊逐漸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後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2團,成為人民的軍隊。 
    1928年1月中旬,江西敵第27師第81團和第79團的1個營,由吉安進至泰和,準備進攻萬安,接著又以第79團的1個營進佔寧岡新城,對井岡山發動第一次「進剿」。在此緊急情況下,毛澤東在遂川城主持召開了前委和萬安縣委聯席會議,總結了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軍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提出了「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以對付敵人的進攻。 
    敵人佔據寧岡新城,對我堅持井岡山地區的鬥爭則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前委決定集中力量首先消滅該敵。2月4日,毛澤東親率工農革命軍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岡山。18日拂曉,工農革命軍第1、第2兩團在赤衛隊的配合下,由南、北、東三面對新城之敵發起突然進攻,經數小時激烈戰鬥,全殲守敵,攻佔新城。此次戰鬥,我軍首次全殲敵正規軍1個營,俘敵近300人,打破了敵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戰後,工農革命軍根據毛澤東的規定,對俘虜採取了不打不殺,醫治傷兵,願留者留,願走者發給路費當即釋放的政策,這對瓦解敵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隨著工農革命軍作戰的勝利和根據地建設工作的開展,到1928年2月底,包括寧岡全縣,遂川西北部,永新、酃縣、茶陵各一部分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便初步建立起來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中國革命鬥爭史上的偉大創舉,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起義武裝樹立了光輝榜樣。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提出    
    毛澤東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受挫後,進一步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鬥爭對革命的極端重要性,毅然放棄了攻取大城市長沙的原定計劃,率領起義軍向敵人統治力量最薄弱的農村退卻,到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工農革命軍隊。 
    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是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產生並逐步形成的。 
    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提出了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早在1927年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曾指出,農民自衛軍應該「上山」,「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在「八七會議」上,他明確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科學論斷。8月上旬,毛澤東在給中央起草的《湘南運動大綱》中,提出要在湘南組織1個師的軍隊,佔據5、6個縣,建立革命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發展,「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是共產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領導農民鬥爭發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但是,這一農民鬥爭發展的最高形式,在當時不被人們所認識。由於人們缺乏根據地觀念,加之國民黨軍和新軍閥的不斷對革命根據地的「進剿」和「會剿」,弱小的紅軍和根據地能不能夠存在?產生了疑慮。不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井岡山鬥爭乃至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毛澤東為此在1928年10月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同年11月寫的《井岡山的鬥爭》兩篇著作中,詳細地分析和論述了紅色政權發生和發展的原因和條件,指出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並可繼續發展。 
    在總結井岡山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為割據地區的軍事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在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問題上,毛澤東指出:「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佔去了」,對根據地周圍的敵人,視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戰略。即對力量比較強的敵人採取守勢,對力量較弱的敵人採取攻勢。在統治階級政權破裂的時期可以比較地冒進,在其政權穩定時期則要逐漸地推進。不論在任何時期,都要注意在根據地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採取波浪式推進的政策,鞏固地向前發展。這樣,就進一步豐富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930年初,毛澤東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進一步提出:必須要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和用「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批評了希望用輕便流動游擊擴大政治影響,和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錯誤觀點。毛澤東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就把「工農武裝割據」同奪取全國勝利聯繫起來,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闡述「工農武裝割據」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即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鬥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就沒有後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粟裕曾回憶道:「毛澤東同志很注意對部隊進行建設根據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說,人不能老走著、老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澤東同志深入淺出的比喻,很有說服力。」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和武裝鬥爭三者結合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毛澤東這一光輝思想的形成,為開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制定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中國工農紅軍制訂的紀律。這些紀律,曾經是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它對於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係,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提高我軍戰鬥力,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偉大意義。 
    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為了進一步加強軍隊建設,適應日益殘酷的鬥爭需要,毛澤東吸取了工農革命軍做群眾工作的經驗教訓,明確地提出工農革命軍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為此,毛澤東早在紅軍初創時期,就要求部隊對待群眾說話要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罵人。1927年10月,毛澤東向部隊宣佈了三項紀律。到1928年1月,又提出了六項注意。1929年以後,毛澤東又將六項注意增加了兩項內容,從而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簽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也就是現在全軍所施行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毛澤東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這是他對人民軍隊學說的巨大貢獻,使初創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毛澤東所以能不受歷來舊觀念的束縛,提出新的學說,不僅是因為他原來就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獨立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夠密切注視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實際出發,大膽地做出新的概括。當工農革命軍從茶陵撤到寧岡前,同遂川相鄰的贛西南萬安縣農民武裝再次進攻縣城。為了聲援萬安的起義,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1團掉頭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佔遂川縣城,並在這裡分兵做發動群眾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農革命軍要執行三大任務,必須有嚴明的群眾紀律來保證。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將要登上井岡山前,毛澤東在遂川荊竹山的村邊,向在大汾遭敵軍突然襲擊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隊講話,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和王佐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是建立不起來的。他宣佈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攻克遂川縣城後,工農革命軍在城裡過了舊歷年,部隊打著「宣傳隊」的旗號開展宣傳活動,還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沒收了,甚至把藥店裡稱藥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澤東進城後,不斷找群眾談話,瞭解群眾對部隊進城後的反映,發現了不少問題,就在城裡將部隊集合起來,提出在城市中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並宣佈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如對於「損壞東西要賠」這一條,毛澤東解釋時講了一個補缸的故事,說新缸雖然沒有舊缸光滑,但是,有總比沒有要好,賠一隻新缸給群眾,總是用得著的。1929年,紅4軍進軍贛南、閩西,毛澤東在六項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這兩條。他解釋「不搜俘虜腰包」這一條時向大家說,中國是窮人多還是富人多?國民黨軍隊裡為官的,是窮人多還是富人多?大家都說中國是窮人多,當官的是富人多。毛澤東接著說,對啊!因此,我們要宣傳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要他們回家鄉去打土豪分田地。六項注意加上這兩條,就形成了八項注意。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部隊的實踐經驗,「上門板」、「捆鋪草」改為「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洗澡避女人」改為「不調戲婦女」;「不搜俘虜腰包」改為「不虐待俘虜」。 
    過去,老百姓對舊軍隊的欺壓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騷擾,歷來是既害怕,又痛恨,在他們剛接觸工農革命軍時,並不知道這支軍隊和舊軍隊是截然不同的,往往同對待舊軍隊和土匪那樣對待工農革命軍。這個問題不解決,工農革命軍便無法接近群眾,做好群眾工作,自己也無法存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靠口頭的宣傳是沒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農革命軍的行動表現。 
    由於工農革命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老百姓徹底改變了對工農革命軍的看法,並根據自己的實際體驗,流傳著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利益,不損半毫分。」從此,工農紅軍與群眾的關係更加密切。這是工農革命軍能夠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並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源泉。當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更是我軍在現代條件下發展壯大的源泉,是我軍光榮傳統之一。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央革命根據她的創建    
    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我黨領導的主要革命根據地之一,它位於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亦稱中央蘇區。 
    1929年1月中旬,為了打破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和解決部隊給養問題,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4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於2月9日到達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區,紅4軍將尾追我軍之贛敵兩個團殲滅於大柏地,俘敵800餘人,繳槍800餘支。此後,紅4軍揮師北上,在吉安東固與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會合。這時,紅5軍主力已從井岡山向外線轉移,贛敵2個旅分路逼近東固。我軍轉向贛閩邊界地區游擊,3月14日,我軍攻克長汀,殲敵7000餘人。紅4軍前委根據蔣桂戰爭已揭開序幕,向黨中央提出:紅4、5軍和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應「以贛南、閩西20餘縣為範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的戰略計劃。 
    4月1日,紅4軍在瑞金與紅5軍會合。紅4軍前委在雩都擴大會議上,決定彭德懷、滕代遠率紅5軍主力返回井岡山地區,發展湘贛邊蘇區,紅4軍主力和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在瑞金、雩都、贛州、興國、寧都、吉安、永豐、樂安等縣,消滅地主武裝,發動和組織群眾。紅4軍先後攻佔興國、寧都,建立了興國、雩都、寧都等縣革命委員會和赤衛隊,使贛南蘇區初步建立起來。 
    5月,蔣桂戰爭基本結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調集兵力,企圖圍殲紅4軍於贛南地區。紅4軍為避開敵進攻鋒芒,第二次挺進閩西,發展游擊戰爭,創建蘇區。23日,攻佔龍巖,俘敵200餘人,殲敵2個營。26日進佔永定。在6月中旬,紅4軍第三次攻克龍巖,殲敵第1混成旅2000餘人。 
    在紅4軍連續勝利的鼓舞下,閩西革命形勢有了迅速發展,各縣、區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赤衛隊。下旬,紅4軍在龍巖召開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就紅4軍黨內長期存在的關於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建軍原則的不同認識進行討論,未能得到正確的解決,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4軍主要領導崗位。紅4軍在閩西的勝利,使敵人受到很大威脅,蔣介石命令贛閩粵三省正規軍對紅4軍和閩西蘇區進行「會剿」。這時,紅4軍前委由於對敵情估計過分嚴重,遂決定以第1、4縱隊就地堅持鬥爭,軍部率第2、3縱隊出擊閩中,後到贛浙皖邊界游擊。8月下旬,紅4軍返回閩西蘇區。這樣,紅4軍打破了敵人對蘇區的第一次「會剿」。為鞏固擴大蘇區,紅4軍在地方武裝和群眾的密切配合下,攻克上杭,殲敵2000餘人。之後,又相繼攻佔武平、永定。在上杭,紅4軍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建軍原則問題,仍無結果。 
    10月中旬,黨中央指示紅4軍「全部即到東江游擊,向潮梅發展。」據此,紅4軍除留第4縱隊於閩西外,主力到東江作戰。11月下旬,轉至閩西長汀。 
    1929年10月22日,紅4軍前委收到黨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指出在紅4軍中應「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12月底,紅4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杭的古田召開,會議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選舉產生了新的紅4軍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陳毅等11人為委員。古田會議決議,標誌著中國紅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建軍路線的形成,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是我軍建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5月中旬,紅4軍離開贛南轉戰閩西後,敵軍對贛西南的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等蘇區,實施「進剿」和「清鄉」。贛西、南特委領導紅軍採取「打圈子」的游擊戰術,利用我良好的群眾條件,打擊分散之敵。9月至10月,紅軍和游擊隊有了很大發展,第2、4團的實力已發展到2000人、1100餘支槍;第3縱隊與敵起義的1個騎兵連合編為獨立第3團;白沙、東固、吉泰、興萬、興泰、永豐等游擊隊,合編為贛西遊擊第1大隊;安福、吉安、峽江邊界游擊隊,合編為新的贛西遊擊第2大隊;此外,贛西又組織了農民赤衛軍第1至9縱隊;贛南也組織游擊第21至29縱隊。11月15日,吉安八鄉靖衛團100餘人槍,在總指揮羅炳輝(共產黨員)率領下起義,編入獨立第4團。 
    1930年1月,贛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將江西紅軍獨立第2、3、4、5團,贛西遊擊第2大隊和湘贛蘇區部分赤衛隊,合編為紅軍第6軍(不久改為紅3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治委員。在此期間,贛西赤衛軍各縱隊開始把武裝骨幹編成特務隊,後一部編為紅軍第20軍,曾炳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治委員;贛南遊擊隊第21至29縱隊,也得到很大發展,後來編為紅軍第22軍,陳毅任軍長,邱達三任政治委員。1930年1月,贛閩粵三省敵軍集中14個團,對閩西蘇區進行第二次「會剿」。前委和毛澤東率第2縱隊在小池阻擊敵人;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第1、3、4縱隊從古田向連城開進,籌措給養。由於我軍的游擊作戰,不斷給敵以打擊,加之福建敵人發生內訌,敵人對閩西蘇區的第二次「會剿」又告破產。 
    3月18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鄧子恢為主席。4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閩西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將5個團的紅軍合編為紅軍第12軍,伍中豪任軍長,譚震林任政治委員。此時,贛西南地區革命武裝力量大為增強,吉安、泰和地區的紅5軍,吉安、泰和段的贛江兩岸的紅6軍積極活動。蔣介石急調約4個旅於樂安、宜黃地區,1個師集中於寧都地區,伺機對紅軍發起進攻。紅4軍前委果斷地放棄攻吉安的計劃,立即向富田退卻,準備「誘敵深入到赤色區域」,爾後消滅之。敵即分兵三路,向我軍進逼。我軍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於水南、值夏、富灘殲敵第15旅大部,俘敵1600餘人。3月15日,贛西南特委組成,劉士奇為書記,曾山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此後,紅4軍採取「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傍著發展」的方針,開展游擊戰爭,至6月上旬,殲敵正規軍和靖衛團1000多人,並幫助地方黨的組織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分配土地,加強根據地建設。 
    1930年夏,國民黨新軍閥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使其統治基礎更加脆弱。與此相反,紅軍經過兩年多的游擊戰爭,根據地和軍隊有了很大的發展;6月,紅4軍前委和閩西特委在福建長汀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活動在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第4軍、第6軍(爾後改稱第3軍)和第12軍合編為紅軍第1軍團(史稱第1路軍),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共2萬餘人。此後,由贛西南地方武裝組成的紅20軍、22軍也劃歸紅1軍團建制。與此同時,湘鄂贛地區的紅軍第5軍、第8軍,在湖北大冶組成紅軍第3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和前委書記,膝代遠任政治委員。之後,湘鄂贛獨立師和部分游擊隊組成紅軍第16軍也劃歸紅3軍團,全軍團共1萬餘人。之後,贛東北地區組建了紅軍第10軍;贛南地區組建了紅軍第35軍;閩西地區由地方武裝組成的紅軍第20、21軍合編為紅軍新12軍。1930年2月,贛南、贛西、湘贛邊特委合編為贛西南特委,3月組成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轄30餘縣。1930年夏,閩北蘇區與贛東北蘇區合併為贛東北特委,擁有弋陽、橫峰、上饒、德興、樂平、萬年、貴溪、余江等8個縣蘇維埃政權。湘鄂贛蘇區已發展到湘東北的平江、瀏陽,贛西北的修水、銅鼓、萬載,鄂東南的大冶、陽新、通山、通城、崇陽廣大地區。這時,江西蘇區的面積包括贛西南、贛東北、贛西北,已佔全省的80%左右。閩西地區也成立了蘇區,轄有上杭、龍巖、永定、連城、長汀、平和6個縣蘇維埃政權,並擁有龍巖、永定兩座縣城。後來這個地區同贛西南的贛南部分合併為中央蘇區,即中央革命根據地。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其他革命根據她的創建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鄂豫皖邊地區,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地區領導了許多次農民起義,開展游擊戰爭,逐步建立起紅軍第1軍和鄂豫皖蘇區,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戰略區之一。 
    1928年1月至4月,由黃麻起義武裝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7軍,在黃岡、羅田、黃安、麻城、黃陂、孝感等地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土豪劣紳和民團。5月,部隊展開在黃安、麻城、光山三縣交界地區,積極創造以柴山保為中心的根據地。第7軍即進入該地區,組建具有政權性質的農委會。7月,擁有20萬人口的柴山保蘇區初步建成,部隊改編為紅軍第11軍第31師,吳光浩任軍長,戴克敏任黨代表。10月,中共鄂東特委組成,王秀松任書記。並鞏固與擴大現有割據區域,在大別山地區造成武裝割據的局面。鑒於此,紅31師兩個大隊在黃麻起義老區恢復工作,到年底,黃、麻兩縣的七里、紫雲、乘馬、順河等區大部為我控制,蘇區面積有所擴大。1929年4月至6月,鄂東特委改組成鄂東北特委,徐朋人任書記,通過了關於擴大游擊戰爭、加強政權建設的決議。 
    1928年夏,鄂東特委在河南商城南部、羅田北部、麻城東北部地區成立特別區委。次年5月,特委派紅11軍軍長兼第31師師長吳光浩等一批幹部到商南參加起義,吳光浩在途中犧牲。5月6日,商南起義群眾解除了丁家埠、李家集、吳家店、白沙河等部分民團的武裝,控制了商南和、樂兩區。9日,組成紅軍第32師,周維炯任師長,徐其虛任黨代表,轄第97、98團共100餘人槍。周、徐率領該師向東進軍,佔領了安徽六安金家寨。此後,紅32師發展到300餘人,以南溪和吳家店為中心的縱橫各約六七十里的豫東南蘇區初步建成。 
    1927年10月,中共安徽臨時省委著手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區組織農民起義。 
    11月8日,六安獨山、兩河口地區農民起義,並控制了獨山鎮。接著,六安的金家寨、徐家集地區和霍山的漫水河地區,也相繼舉行起義,分別組成了游擊隊,建立了革委會。1月下旬,中共六安中心縣委成立了紅軍第33師,徐百川任師長,共200餘人。1930年2月,潛山清水寨的群眾舉行起義,組成了潛山工農革命軍獨立師,王小亭任師長兼政委,共100餘人槍。4月,英山金家鋪、霍山東北地區和六安徐家集地區農民相繼起義,組成游擊隊,開展游擊活動。到5月間,紅33師發展到300餘人,擁有30萬人口的皖西蘇區初步建成。 
    遵照中共1930年2、3月的指示,鄂豫邊特委和紅軍領導幹部於4月在黃安箭廠河(今河南省新縣)舉行會議,成立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統一領導鄂豫邊蘇區和皖西蘇區的工作,郭述申任書記;同時組成紅軍第1軍軍部和黨的前敵委員會,許繼慎任軍長,曹大駿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徐向前任副軍長;原第31、32、33師依次改編為第1、2、3師,全軍共2100人。 
    鄂豫皖蘇區的建立和紅1軍的組成,為進一步發展革命戰爭創造了條件。鑒於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軍部乘機率第2、3師在皖西發動進攻,先後攻克霍山和英山兩城,殲敵近3000餘人。與此同時,第1師向平漢鐵路南段發動進攻,以襲占、伏擊等手段,大量殲滅敵人,紅1師擴編為2個步兵團,1個機炮混成團,共約3000人。隨後,3個師在軍部指揮下,轉戰在黃陂、孝感北部。紅1軍在6至8月的轉戰中,共殲敵7000餘人,自己發展到5000餘人,蘇區也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建成了擁有100多萬人口的鄂豫皖蘇區。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位於湘鄂兩省邊界地區。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地區領導了多次農民起義,開展了游擊戰爭。經過近3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創建了紅軍第4、6軍和第26、49師,建立了包括湘鄂邊、洪湖、襄棗宜和巴興歸四個地區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這些紅軍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蘇區是紅軍重要戰略區之一。 
    1928年4月,桑植起義失敗後,賀龍收集失散的部隊在桑植、鶴峰兩縣邊界進行遊擊活動,隊伍逐步擴大到1500餘人。7月初,湘西北特委改組為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後改稱為湘鄂西前敵委員會),賀龍任書記,部隊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也稱紅4軍),賀龍任軍長。紅4軍因遭敵襲擊,退守鶴峰東南的堰埡地區,並認真總結了教訓,整頓了部隊。於1929年1月,攻佔了鶴峰縣城和太平鎮等地,成立了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紅4軍也發展到1000餘人。此時,前委研究了紅軍戰略戰術以及加強農民運動和群眾武裝的建設,以鞏固根據地的政權,依據山區向平原發展。6月,紅4軍再佔桑植縣城,至此,桑植、鶴峰兩縣的蘇維埃區域連成一片,湘鄂邊蘇區初步形成。7月中旬,紅4軍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方針,擊潰桑植、慈利團防的進攻,爾後進佔桑植城。此次作戰,使蘇區進一步得到了鞏固,部隊擴編為5個團另1個特務營,近4000餘人。9月下旬,紅4軍向鄂西發展,隨後消滅了長陽、巴東、建始、恩施等邊界團防,擴大了湘鄂邊區。1930年2月,紅4軍揮師東進,尋機同洪湖的紅6軍會合,並於7月上旬勝利會師。 
    1928年年關鬥爭結束後,洪湖地區的游擊隊分赴監利、沔陽、石首等縣開展游擊戰爭。周逸群集中石首、公安、華容、鄂中游擊隊全部,趁敵不備,於5月殲敵團防於沔陽東南的峰口,後在強敵的圍攻下,游擊隊分散活動。6月下旬,周逸群在宜昌重組鄂西特委,發展黨組織和群眾組織,鎮壓土豪劣紳,採取「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的游擊戰術對付敵人的「清鄉」。經過半年多的鬥爭,蘇區已在監利、華容、石首、江陵、沔陽各縣相繼建立。1929年2月後的4個多月作戰,使洪湖西岸、白露湖畔、石首的江北部分和華容東山蘇區初步建立起來,游擊大隊擴編為鄂西遊擊總隊,周逸群任總隊長,段德昌任總參謀長。總隊建立政治部,中隊以上各級設立黨代表,中隊建立黨、團支部和士兵委員會。8、9月,敵調集兵力對洪湖地區和監利、沔陽地區進行「清剿」,段德昌率第1、3大隊於洪湖沿岸地區,周逸群率第2大隊於江陵、石首、華容地區活動,均採取「只打虛,不打實,要打必勝,不勝不打」的戰術原則,進行遊擊作戰。11月24日,我第2大隊全殲石首的小河口之敵300餘人,我第1、3大隊擊潰敵1個團,殲滅1個連。爾後,游擊總隊向江陵發展,取得了反「清剿」的勝利,使江陵、石首、監利、污陽大部分地區和華容的部分地區成為蘇區,原來被分割小塊的蘇區基本上連成了一片。12月下旬,中共鄂西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鄂西遊擊總隊擴編為紅軍中央獨立師,段德昌任師長,繼而又改編為第6軍,孫德清任軍長(不久曠繼勳接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員。1930年初,鄂西紅軍奪取了蘇區內敵占城鎮,建立了江陵、潛江、沔陽、監利、華容、石首6縣蘇維埃政府,赤衛隊發展到20萬人,游擊區域發展到17個縣境,並建立洪湖蘇區統一政權。 
    中共鄂北特委將襄陽、棗陽、宜城地區的部分農民武裝編成工農革命軍鄂北總隊,游擊於襄棗宜邊界地區,並在該地建立革命根據地。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重組了鄂北紅軍游擊隊第13大隊。5月,第13大隊相繼攻佔了襄棗宜邊界和鍾祥北部大片地區,7月,擴編為紅軍第9軍第26師,張香山任師長,余益庵任黨代表,襄棗宜蘇區建立。1929年冬,中共巴(東)興(山)(秭)歸縣委組織擴編了鄂西遊擊大隊。爾後,游擊大隊整編為紅軍獨立第49師,劉子泉任師長。同時,巴興歸蘇維埃成立,蘇區基本建成。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位於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區,亦稱閩浙贛蘇區。 
    1928年冬季,由弋橫起義組成的工農革命第2軍第2師第14團第1連(以後擴大為2個連),建成了以戈陽、橫峰北部山區為中心的贛東北蘇區。 
    1929年4月,紅軍改稱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8月,貴溪、余江、萬年的黨組織發動幾萬農民起義,取得勝利,成立了紅軍第7連。10月,弋陽、橫峰、德興的大部分地區和上饒西北的部分地區成為鞏固的蘇區,並同新辟的貴溪、余江、萬年蘇區連成一片。10月1日,信江蘇維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此時蘇區縱橫各約200里。1930年2月,紅軍獨立第1團利用江西敵軍集中贛南對付紅4軍之機,積極向外發展,使樂平、萬年東部地區成為蘇區;1928年10月,閩北崇安縣黨組織在東北鄉的上、下梅等地領導農民起義,起義地區縱橫達百餘里,隨後就地開展游擊戰爭,將游擊區擴展到浦城、建陽等縣,同信江蘇區和紅軍的鬥爭相呼應。1930年1月,閩北遊擊武裝編為閩北紅軍獨立團。贛東北、閩北兩蘇區統一由信江特委領導。7月,信江革命根據地和閩北革命根據地合併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將紅軍改編為第10軍。1931年9月,中共贛東北省委和蘇維埃政府成立,唐在剛任書記,方志敏任主席。1932年12月,贛東北根據地擴展到福建崇安,浙江開化,江西戈陽、橫峰,安徽的婺源等20多個縣境。接著,贛東北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改稱閩浙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  
川陝革命根據地 
    川陝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陝蘇區。1932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乘四川各派軍閥在四川西部混戰之機,由陝西省南部進入川北,並攻佔通江城。1933年1月,又相繼佔領南江、巴中城。2月,在通江成立中共川陝省委和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袁克服任省委書記,熊國炳任政府主席,川陝革命根據地初步創立。從2月到10月間,紅4方面軍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下,與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一起,粉碎了四川軍閥的「三路圍攻」,取得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3次戰役的勝利,並與王維舟率領的川東遊擊軍會合。川陝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根據地範圍東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達營山、渠縣,北至陝南的寧強、鎮巴,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人口達500餘萬,紅軍也發展到5個軍8萬餘人,成為我黨領導下的主要革命根據地之一。此外,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創建了閩浙贛、湘鄂贛、湘贛、陝甘、湘鄂川黔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使工農武裝割據的星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中央及各地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嚴重地威脅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策應了全國革命鬥爭的開展,並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做出了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古田會議決議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929年12月28日和30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9個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兵問題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4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的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在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使整個紅軍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之上,肅清了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 
    紅4軍黨內在建軍原則問題上長期存在著分歧一直未得到解決。1929年10月22日,紅4軍前委收到黨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在信中,黨中央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指出在紅4軍中應「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要求紅4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接著,前委根據黨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決定召開紅4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集中解決紅軍的建軍原則問題。並形成了古田會議決議。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 
    「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誌之一。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作「第一個重大工作」。 
    第二、確立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 
    「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借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尖銳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和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黨的各級會議必須討論軍事工作,一經決議,「通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黨內要正確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無論擔任何種軍職的黨員幹部,都應該參加黨的會議,報告工作,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第三、規定了紅軍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決議」提出,在省級地方政權未建立之前,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領導下平行執行各自擔負的工作: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的指揮;作戰、宿營、給養等,政治系統應該接受軍事系統的指揮。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當地政權機關工作,如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設政權等。決議批評把政治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思想發展下去,便有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27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道路一樣。 
    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 
    「決議」從紅4軍的組成和處在農村分散游擊環境的實際出發,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軍隊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決議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分析,並提出了克服的辦法。 
    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係的原則。 
    「決議」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指出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切實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克服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僱傭思想等錯誤傾向。在軍政關係上,要求紅軍指戰員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鞏固它在群眾中的威信。在軍民關係上,要求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軍的工作上,要求在堅決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召開    
    1930年夏,國民黨新軍閥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革命和革命戰爭出現了勝利發展的新形勢。這時,我黨和紅軍在人民中的影響和聲望不斷提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獲得了很大發展,主力部隊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地方部隊近3萬人。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到10多塊,遍及11個省。為了統一紅軍的編制和作戰行動,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對紅軍的任務、戰略戰術、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士兵委員會和紅軍中黨的工作等進行了討論,並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決定各地紅軍要相對集中,主要戰略區域的紅軍要合編成軍團。這次會議,對紅軍的發展和建設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各地紅軍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普遍進行了整編,分別建立了軍團,軍團以下按三三制建立軍、師、團、營、連、排等單位。 
    紅軍整編後,部隊中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日益加強,武器裝備有了改善,戰術水平有所提高。紅軍的發展和整編,為紅軍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創造了重要條件。 
    但是,這次會議也有「左」的錯誤主張,例如,提出要紅軍「無條件擴大,在八月以前擴大到50萬」,要紅軍集中「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滅敵人主力」,提出「紅軍戰略戰術的第一個要點便是集中進攻,紅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過去在游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經驗一般不適用」,「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等等,這些都是不適合敵強我弱這個最基本的實際和紅軍戰爭發展規律的。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黨中央頒發《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    
    1930年11月或12月初,黨中央制訂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共分為:總則、條例、中國工農紅軍政治機關係統圖三大部分。其中:總則分為八條。指出,在政治上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加強其戰鬥力,使其成為鞏固而忠於工農革命的紅軍,是在紅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中國紅軍要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任務,必須接受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紅軍的政治工作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政治工作的目的是鞏固紅軍的戰鬥力,紅軍的戰鬥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是靠它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為實施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使指戰員明瞭紅軍之階級的政治責任;紅軍為工農聯合的一種形式,政治工作須鞏固紅軍中的工農聯合;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中國工農紅軍肩負著反軍閥戰爭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雙重任務;為加強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在紅軍中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指出它是紅軍中政治指導者。 
    條例共有10個條例草案,即:中國工農紅軍政治指導員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處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軍師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軍區及集團軍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中黨的連支部及團委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黨務委員會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青年團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機關及黨部與地方黨部關係暫行條例草案。各條例的主要內容是: 
    (一)中國工農紅軍政治指導員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有21條。指出,「連的政治指導員是紅色戰鬥員,政治教育指導員,須擔任政治教育完全的責任」,他必須非常瞭解黨、蘇維埃政權及工農紅軍的組織原則、任務和目的,在軍事方面應有與連長同等的軍事知識;他「須做全體軍人的模範」,他「必須瞭解全連人員的姓名、籍貫、社會出身、個性、工作能力及政治認識程度等等」。 
    (二)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分為總則,政治委員的責任和權限,政治委員對黨的責任,政治委員隸屬系統,調動、任免、檢舉政治委員的手續共五部分20條。規定,「在團、師、軍、獨立營,……任命最有階級覺悟,最堅強最勇敢,並有政治教育工作經驗的共產黨員(最好是工人黨員)為政治委員。」他是「執行黨在紅軍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完全負責者」,「蘇維埃政權在紅軍中的政治代表」,「黨在紅軍中的全權代表」,「政治委員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 
    (三)中國工農紅軍政治處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有5條。指出「政治處是在團、營部所有軍人中直接進行黨和政治及政治教育工作之機關,其目的是使他們成為紅軍有覺悟的戰鬥員及有覺悟的蘇維埃公民」,「須依照上級政治機關命令,與軍事指揮員協商進行工作」。並還明確指出了政治處機關的工作任務,在技術和事務工作方面,團政治處可與團參謀處公用以及團政治處的組成等。 
    (四)中國工農紅軍、師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有6條。指出,「軍、師政治部是依照紅軍總政治部、軍區政治部關於黨和政治工作命令,直接指揮所屬部隊各機關各學校的黨和政治工作的機關。」明確規定了軍、師政治部的工作任務,在軍、師政治部內組織黨務委員會,與地方黨部協商工作、其技術與經費的供給以及軍、師政治部所屬各科的組成。 
    (五)中國工農紅軍軍區及集團軍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有6條。指出:「軍區及集團軍政治部是本軍區及本集團軍所屬各部隊各機關各學校黨和政治工作的指導機關,軍區及集團軍政治部須依照全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總政治部的命令進行工作。」明確規定了軍區及集團軍政治部的工作任務,組織黨務委員會及其工作條例的權限、設立紅色戰鬥員通信處、其經濟由各自軍需處供給以及下設各科的組成。 
    (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有5條。指出,「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是指導全國紅軍中黨與政治工作的機關」,規定了總政治部的工作、在總政治部中組織審理委員會和其工作條例由中央另定、設立中央紅色戰鬥員書信處和設立下屬各處的名稱。 
    (七)中國工農紅軍中黨的連支部及團委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共分為支部的組織、團總支部及連支部的指導機關、連支部的基本任務與工作、團總支部及團委的工作和任務、相互關係和聯繫、紅軍中支部與地方黨部的關係、接收和開除黨員等63條。它規定了連隊黨支部的性質、任務、組織生活以及對黨員的要求等。 
    (八)中國工農紅軍黨務委員會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分為組織、職權、工作機關、與地方黨部關係等共19條。它規定了中國工農紅軍各級黨務委員會組織的組成、職權範圍、黨務委員會負責書記的產生及其職務、與地方黨部建立密切聯繫等。 
    (九)中國工農紅軍青年團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分為總則、青年團員的任務和工作、列寧青年組、列寧青年組組長、接收與開除、與地方團部的相互關係等22條。總則中指出,「在紅軍中青年團員及候補團員中的一切工作,是黨的工作之一部分,並在政治機關和黨的組織直接指導之下進行」,「紅軍中的青年團員是黨與非黨群眾接近的鏈鎖,同時又是紅軍中黨之基本後備軍」。條例明確規定了青年團員的任務和工作、列寧青年組的產生及其基本任務、列寧青年組長的任職及其工作任務、接收與開除青年團員的職權範圍以及與地方團部的相互關係等。 
    (十)中國工農紅軍政治機關及黨部與地方黨部關係暫行條例草案分為總則、紅軍政治機關派往地方黨部代表的規定、紅軍政治機關及黨部與地方黨部協商工作的手續、接收與處罰黨員、黨員的統計和工作分配、群眾鬥爭與戰區工作、工作報告和通報等25條。總則中指出,「紅軍中一切黨和政治工作的總領導,屬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總政治部經過其所屬的各級政治部而施行其指導」。並規定與地方黨部建立最密切的關係與協商手續,接收與處罰黨員的組織程序、由政治機關進行黨員統計以及地方黨部經常報告地方工農群眾組織和鬥爭情形於紅軍政治機關、做好後方工作,紅軍中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代表,應經常在地方黨部會議上報告紅軍及紅軍政治工作情形等。 
    中央頒發的《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第一個正式條例,總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政治工作經驗,使政治工作條理化、規範化。它對於在紅軍中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使紅軍真正成為工農革命的武裝力量,鞏固紅軍的戰鬥力,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從正反兩方面加深了全黨對政治工作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理解。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    
第一次反「圍剿」  
    1930年10月,蔣介石先後調集第18、13、77、5、50、24、8、60、61、56、49師和第12師之第34旅、獨立第32旅、新編第14旅,3個航空隊,共11個師。另3個旅,約10萬人的兵力,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向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 
    這時,紅一方面軍轄第1、3軍團,約4萬餘人,部署於清江至袁水兩岸地區。面對敵人的「圍剿」,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確定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11月上旬,紅軍主力從袁水兩岸地區轉移到新淦、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崇仁等地。 
    11月5日,敵人向袁水流域推進撲空,爾後向贛江東岸進逼。我軍除以少數兵力配合地方武裝遲滯、迷惑敵人,誘敵就我範圍外,主力實行「求心退卻」,於26日全部退到東固、南壟、龍岡地區。12月1日,又秘密轉移到黃陂、小布、安福圩地區,隱蔽待機,進行作戰準備。16日,敵軍向我根據地中心區進攻。至28日,敵進佔萬安、泰和、東固、源頭、廣昌、建寧一線,東西相距800里。此時,在我集結地域周圍的敵軍有5個師:左路第18、28師進至富田、東固、南壟;中路第50師進至源頭;右路第24師進至洛口,第8師先頭進至頭陂。由於敵軍深入我根據地,戰線拉長,兵力分散,且又不斷遭我紅軍和赤衛隊、少先隊的襲擾,士氣沮喪,飢餓疲憊等弱點完全暴露,造成了紅軍反攻的必要條件和有利態勢。 
    據此,紅一方面軍總部決定實行中間突破,先打敵第50師或第18師,打開敵陣線一個缺口,以便各個擊破,粉碎敵之「圍剿」。由於敵第50師不脫離陣地,我軍曾兩度由小布向北開進,又兩度忍耐撤回。29日,敵第18師主力向龍岡推進,急於尋我主力決戰,孤軍冒進。此時,我主力秘密西進,埋伏在龍岡山中。30日,當敵前線總指揮、第18師師長張輝瓚率其師部另兩個旅,進至小別附近時,突遭我軍猛烈攻擊,連張輝瓚在內的9000餘人全部被俘。 
    敵第18師被殲後,在源頭的敵第50師倉惶東撤,我軍迅即揮戈東向,趁敵立足未穩,殲其半數於東韶,俘敵官3000餘人。其它之敵見狀慌忙撤退。敵人的第一次「圍剿」遂被粉碎。  
第二次反「圍剿」  
    敵人在第一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派他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行總司令兼陸海空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於1931年2月,調集18個師另3個旅,約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對我軍實施第二次「圍剿」。 
    3月下旬,敵第19路軍轄第60、61師及第12師第34旅,由興國向龍岡頭、寧都進攻;第5路軍轄第47、28、43、54、77師由吉安、泰和、吉水、永豐向東固、籐田方向進攻;第26路軍轄第25、27師和騎1師,由樂安、宜黃向東韶、小布進攻;第6路軍轄第5、8、24師、新編第13師,由南豐、八都向廣昌、黃陂進攻。另敵第52師擔任維護交通與「清剿」,3個航空隊執行偵察和轟炸任務,第56師出安遠、新編第14旅出寧化、獨立第32旅出連城和長汀、第49師出上杭和武平、第62師出蕉嶺,防堵紅軍向東西轉移。 
    紅一方面軍第1、3軍團,約3萬餘人。3月23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命令主力部隊由根據地邊緣向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和向廣昌、石城、寧都、瑞金等地轉移,並進行整頓、訓練、籌款,做群眾工作;要求各游擊區以地方武裝為骨幹,以游擊戰術,積極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偵敵、捉敵、餓敵、盲敵,配合主力紅軍殲敵。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就如何打破敵第二次「圍剿」,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經過反覆討論,接受了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鑒於敵第19、26、6路軍均為最強或較強之敵,而第5路軍的第43、47、54師從北方新到,第28、77師在第一次「圍剿」中被我軍打敗,對紅軍有畏懼心理,戰鬥力也較弱,先打該敵容易取勝。另外,我軍如果由東向西打,則受贛江限制,若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財,便於打破敵人的「圍剿」。因此,紅軍決定採取由西向東橫掃,先打弱敵,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 
    4月1日,敵兵分4路開始向中央根據地大舉進攻。4月23日,敵先後進至江背洞、龍岡頭、富田、水南、嚴坊、招攜、廣昌等地。與此同時,我軍主力秘密轉移到退卻終點龍岡、上固、東固地區。為待機殲敵,我軍在東固山區迫敵而居達25天。5月13日,敵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開始由富田向東固前進。16日至17日,我軍在中洞、九寸嶺地區,包圍殲滅敵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的大部。接著,我軍向東橫掃,於5月19日,在白沙殲敵第43師大部和第47師一個旅殘部;5月22日,我軍在中村殲滅西援之敵第27師近一個旅;5月27日,我軍攻克廣昌,殲敵第5師一部,師長傷後斃命;5月31日,我軍突襲建寧,殲敵第56師3個多團。從5月16日至31日,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00餘里,連打5個大勝仗,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  
    蔣介石對第二次「圍剿」的慘敗痛心疾首,發了瘋似地宣稱對中央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圍剿」,親攜德、英、日、美等國軍事顧問到達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23個師3個旅約30萬人的兵力,組成兩個集團軍,採取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妄圖擊破紅軍主力,搗毀革命根據地。其部署:左集團軍指揮第6、11、14、5、8、24、9師等從南城方面進攻,尋求紅軍主力決戰;右集團軍指揮第60、61、52、25、27、47、54師從吉安、永豐、樂安方面深入我根據地「進剿」。另以第10師和攻城旅為總預備隊,策應兩路軍作戰;第23、79師和騎1師在樟樹、宜黃、撫州、南城、黎川一帶進行「清剿」,擔任守備及維護後方任務;第28、77師和第12師第34旅,擔任攔阻我軍西渡贛江任務;第49、56師和新編第14旅,在閩粵贛邊防堵我軍東進;第1、3、4、5、7航空隊執行偵察、轟炸和運輸任務;另抽第53師進入江西吉安待命。 
    1931年7月1日,敵向我大舉進犯。紅一方面軍第1、3軍團只有3萬人左右。總前委決定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裝等的配合下,遲滯敵人前進,主力從7月10日前後,由閩西繞道千里,回師興國地區,集中兵力各個殲敵,打破敵之「圍剿」。 
    7月底,敵發現我主力已轉移至興國地區後,即令其主力分路由北向南、由東向西進攻,妄圖壓迫我軍於贛江東岸消滅之。我軍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突破富田一點,由西向東,向敵後方聯絡線上橫掃,置敵於贛南無用武之地。此時,敵兩個師先我進至富田。在我軍西臨贛江,北、東、南三面受敵的緊急情況下,總部決定改取中間突破,向東面的蓮塘、良村、黃陂方向突進。為蔭蔽我軍企圖,以一部兵力佯裝我軍主力指向贛江,主力巧妙地穿越敵軍40里的空隙地帶,進抵蓮塘,殲敵一個多旅,接著在良村殲敵第54師大部,爾後又在黃陂殲敵約4個團。此時,敵才發覺我軍主力東去,遂令其向西向南的部隊轉旗向東,以密集包圍的姿勢,接近我軍集中地君埠以東地區。此時,我軍以部分兵力引敵東北方向,主力從敵20里間隙秘密越過,返回興國。待敵西進時,我已休整半月。敵被我拖得精疲力竭,無奈於9月初退卻。我乘機進擊,在高興圩一仗與敵打成對峙,在老營盤殲敵一個旅,在方石嶺殲敵1個師及另1個師一部。至此,紅軍六戰五捷,擊潰敵7個師,殲敵17個團,斃傷俘敵2.5萬人,繳槍1.3萬餘支,徹底粉碎了敵第三次「圍剿」。 
    中央蘇區的三次反「圍剿」戰爭,是紅軍由游擊戰為主轉變為運動戰為主的戰略階段的開始,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鬥爭中總結的十六字訣,在反「圍剿」戰爭中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紅軍作戰原則基本形成。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紅軍作戰理論的形成    
    紅軍誕生時,人數很少,裝備很差,物資補給困難,戰鬥力一般較弱,並且一開始就處於敵人的包圍之中,不斷遭到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和「會剿」。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紅軍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戰略戰術,就成為革命戰爭能否堅持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規定了紅軍在戰爭開始階段,既不能同敵人打正規戰,也不能沿襲歷史上任何戰爭的成規。各地紅軍在戰爭實踐中,創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國革命戰爭特色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由於紅軍的弱小,基本的作戰方針是避開敵軍主力,打擊小股敵軍。基本的取勝手段是襲擊。井岡山地區的「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湘鄂邊地區的「避開大的敵人,奪取團防武裝」,洪湖地區的「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湘鄂贛邊區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的戰術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 
    毛澤東是探索新的戰略戰術的先導者。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的茨坪以後,立即領導部隊在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並在實踐中取得了初步經驗。1928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遂川縣城主持召開了前委和萬安縣委聯席會議,總結了幾個月來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提出了「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研究了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不久,敵人進攻萬安時,中共萬安縣委員會採用了「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的原則,同敵人進行鬥爭。同年4月,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成立之後,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又指揮部隊,在游擊活動和反對敵人「進剿」、「會剿」的作戰實踐中,進一步豐富了游擊戰爭作戰指導原則內容。隨著游擊戰爭的發展,紅軍的戰術思想逐步臻於完善。1929年4月5日,毛澤東以紅4軍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 
    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 
    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基本精神是,從敵強我弱的特點出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趨利避害,靈活機動,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以至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奪取游擊戰爭的勝利。十六字訣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適用於游擊戰爭的全過程。十六字訣科學地總結了紅軍游擊戰爭的經驗,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紅軍全部作戰原則的基礎。 
    從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後,是紅軍實行由游擊戰為主向運動戰為主轉變的戰略階段,也是土地革命戰爭勝利發展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敵對蘇區和紅軍,由一省或數省的「進剿」和「會剿」,發展為由國民黨政府統一組織的大規模「圍剿」。紅軍為適應戰爭的發展,相繼建立了軍團和方面軍一級的正規兵團,逐步實行了從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接連打破敵人的三次大規模「圍剿」,使自己和蘇區都獲得了相當的鞏固與發展。經過約一年半的緊張戰鬥,使紅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到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紅軍的全部作戰原則就基本形成了。即誘敵深入、慎重初戰、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 
    1930年10月底,中央蘇區面臨10萬敵軍大規模「圍剿」。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方針,並在總前委羅坊會議上通過。隨後,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強敵進攻面前,先行戰略退卻,利用蘇區的民眾條件,保存軍力,待機破敵,造成敵兵力分散,削減敵人優勢。而後,紅軍轉入反攻,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紅軍運用這種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證明了誘敵深入是粉碎敵人「圍剿」的正確方針。隨著軍事鬥爭的發展,經驗的積累,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慎重初戰的思想,明確提出了初戰「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的三個原則,要求紅軍每次作戰都要認真地準備,要慎重初戰,做到不打則已,打則必勝。 
    紅軍在三次反「圍剿」中,進行的幾十次成功的戰役、戰鬥,基本上都是打的運動戰。運動戰沒有固定的作戰方向和作戰路線,「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紅軍在三次反「圍剿」中,很好地處理了「打」和「走」的關係,使運動戰成為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 
    1928年2月18日,工農革命軍在新城作戰中,全殲敵一個營,這是我軍歷史上第一次殲滅戰。中央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於1930年底在龍岡取得了有史以來第一個殲敵近萬人的殲滅戰。毛澤東在總結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完整的殲滅戰思想,指出:「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人,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並深刻指出:「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這個階段,紅軍殲滅了敵人幾十個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氣,並以繳獲的武器和俘虜的敵人士兵,壯大了自己。 
    紅軍一貫重視集中兵力。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曾指出,「紅軍以集中為原則」,「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紅軍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集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並成為紅軍作戰的一條根本原則。 
    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還形成了戰役戰鬥的速決戰的思想。這是因為: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來源;第二,敵軍有很多支部隊,紅軍只有一支部隊,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作戰;第三,敵人多是比較密集,打它一個必須迅速解決戰鬥,否則其餘敵人便會都來。紅軍進行速決戰,迅速殲敵一部,不僅鼓舞我軍士氣,還給敵人陣營中造成恐慌。 
    在反「圍剿」作戰中,紅軍採取速決戰,取得了多次戰鬥的勝利。 
    紅軍在多次反「圍剿」作戰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較完整的作戰原則,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些作戰原則的形成對後來革命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個縣,250萬人口的中央蘇區。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選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在27日召開的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煮為副主席。 
    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確定了這個新型國家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它的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革命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爭取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在全中國的勝利。 
    大會還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和《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等重要文件。 
    根據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和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宣佈成立。它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指揮機關,掌管紅軍的組織、給養、教育訓練,並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中革軍委」由朱德、彭德懷、王稼祥、林彪、譚震林、葉劍英、孔荷寵、周恩來、張國燾、邵式平、賀龍、毛澤東、徐向前、關向應、王盛榮等15人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中革軍委」下設總參謀部,葉劍英任部長:總政治部(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王稼祥兼主任;總經理部,范樹德任部長。這時紅一方面軍總指揮部撤銷,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稱中央紅軍。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鄧小平主編《紅星報》    
    正當反「圍剿」戰爭緊張進行的時候,為了加強對紅軍的宣傳教育,交流工作經驗,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於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創辦了《紅星報》,作為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鄧小平(後為陸定一)負責編輯。開始為5日刊,實際是不定期刊,每期4開4版(有時2版或8版)。該報實行全軍辦報的方針。在創刊號的見面話中說明其任務為:加強紅軍政治工作,提高紅軍的政治、文化水平,實現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大會的決議。主要內容有:黨、政、軍領導機關的命令、指示、通令和宣言,國內外工農群眾鬥爭形勢和紅軍建設、作戰等重大活動的報道,指導黨的生活和各項工作的文章。設有「擴大紅軍」、「紅星號召」、「紅軍家信」、「群眾工作」、「列寧室工作」、「紅軍紀律」、「鐵錘」等專欄。社論和理論文章,大部分由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及各方面負責人撰寫。長征途中,由鉛印改為油印,報社工作人員挑著4個鐵皮箱子,隨軍行動,堅持編輯出版。從創刊到1935年8月3日止,報紙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共出版一百多期。這一報紙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明瞭,戰鬥性強,對激勵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戰起了宣傳者和組織者的作用,被根據地軍民譽為「革命的喇叭」。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央蘇區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國民黨軍在對中央蘇區的三次「圍剿」失敗後,被迫在較長時期內處於守勢。1932年12月,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何應欽調集30多個師40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由蔣介石嫡系12個師組成的中路軍擔任主攻任務,陳誠為總指揮,以蔡廷鍇為左路軍總指揮,余漢謀為右路軍總指揮,分率第19路軍、駐閩部隊和廣東軍隊負責就地「清剿」,配合中路軍行動;另有4個多師擔任守備並以第3、第4航空隊以南昌為基地,支援作戰。1933年1月,敵中路軍組成3個縱隊,由羅卓英指揮的3個師為第1縱隊,吳奇偉指揮的4個師為第2縱隊,趙觀濤指揮的3個師為第3縱隊,準備在宜黃、撫州、金溪等地集中後向紅軍進攻,另有1個師為預備隊。蔣介石親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到南昌坐鎮指揮,企圖一舉殲滅紅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 
    這時,毛澤東已受到王明「左」傾錯誤的排擠而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 
    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運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經驗,同敵人進行了英勇作戰。 
    反「圍剿」前夕,紅一方面軍轄第1、3、5軍團和第11、12、21、22軍,總兵力約7萬人。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金溪以南地區兩次準備以運動戰尋殲敵第14師和第90師等部,均因敵人行動謹慎,未能達到目的。2月4日,中央蘇區中央局做出決議,要求紅軍在敵部署未定之時,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南豐。12日晚,我第3、第5軍團各一部向南豐城西北之敵外圍陣地發起進攻,戰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敵人主陣地。此時,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一面令南城第24師立即馳援南豐,一面令中路軍各部隊迅速向南挺進,尋求我軍主力決戰。紅一方面軍朱德司令員和周恩來政委,根據敵情的變化,立即向中央建議撤圍南豐,實行戰略退卻,將紅軍主力秘密撤至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地區待機,並派紅11軍偽裝主力,由新豐街以南東渡撫河,吸引敵主力向黎川方向前進。 
    敵中路軍第1縱隊受命向南豐地區推進,其第52、第59師由樂安東進,第11師由宜黃南下,預計在黃陂、河口地區會合後向紅軍進攻,並堵截紅軍歸路。紅一方面軍獲悉敵部署後,即將紅軍主力分為兩部,以第1、3軍團和紅21軍為左翼隊,埋伏於敵第52師必經的大龍坪、蛟湖地區,圍殲該師;以第5軍團、紅22軍為右翼隊,迅速進至霍源、西源兩地區殲擊第59師。2月27日,敵第52、59師分南北兩路向東行進,當其到達紅軍預設戰場時,紅軍突然向敵發動進攻,經兩天激戰,將敵大部殲滅,俘敵第52師師長李明(重傷斃命)和第59師師長陳時駿。戰後紅軍迅速撤離戰場,秘密轉移至小布、洛口、東韶地區休整待機。 
    陳誠吸取黃陂戰鬥失敗的教訓,將作戰方針由「分進合擊」改為「中間突破」,並調整部署,將3個縱隊改編為前後兩個縱隊,交替掩護,向廣昌方向進攻,企圖尋殲紅軍主力於廣昌地區。 
    紅一方面軍首長鑒於敵情,審時度勢,定下誘敵之計。為分散敵人,創造戰機,一面令紅11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擺出與敵決戰的態勢,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南進;一面令紅軍主力秘密北移,準備側擊力量較弱的敵後縱隊。陳誠被紅軍的行動所迷惑,以為紅軍要保衛廣昌,即令前縱隊加速向廣昌推進,並將後縱隊1個師配屬前縱隊指揮,準備在廣昌地區與紅軍決戰。3月20日,敵前縱隊已進至甘竹、羅坊、洽村一帶,與在東陂、徐莊地區的後縱隊相距已達50公里。紅一方面軍總部決心首先殲滅後縱隊第11師於草台崗、徐莊地區,而後相機各個殲滅其他進攻之敵。遂將紅軍分成兩部,以草台崗、徐莊為目標,紅5軍團、紅12軍主力由東向西進攻,以一部兵力牽制東陂之敵第9師;紅1軍團、紅3軍團、紅21軍主力由西向東進攻,以一部兵力切斷敵第11師與第9師的聯繫;紅22軍為預備隊。21日,紅軍發起進攻。經一天激戰,敵第11師大部被殲,師長蕭乾被擊傷。 
    黃陂、草台崗兩仗,紅軍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餘人,繳槍萬餘支(挺),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是紅一方面軍抵制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攻戰略,實行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的結果,也是周恩來、朱德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的生動體現和廣大紅軍指戰員英勇善戰的結果。這次勝利,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團伏擊戰術殲敵的光輝範例,此後,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紅軍迅速擴大到8萬餘人。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其他蘇區反「圍剿」作戰    
鄂豫皖蘇區紅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  
    1930年11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重點「圍剿」的同時,任命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為總指揮,調集7個師又4個旅近10萬人的兵力,以李鳴鐘為鄂豫皖邊區「綏靖」督辦,計劃對鄂豫皖蘇區包圍後分區「清剿」。該蘇區紅1軍主力,當時正由羅山潘新店南下作戰,於新州一仗,殲敵1個旅部2個團,震動武漢。12月上旬,敵分兵4路,南北對進,東堵西壓,開始向鄂豫皖蘇區進攻。此時,鄂豫皖蘇區組成了以曾中生為書記兼軍委主席的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軍委,統一領導反「圍剿」鬥爭。以游擊隊和群眾武裝對敵展開廣泛的阻擊和襲擾,以紅軍主力擊敵弱點,轉變戰。12月16日,紅15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一舉攻入河口鎮,殲敵第44師一部,阻止了南進之敵。12月底,紅1軍在東西香火嶺地區殲敵3個團,擊潰3個團。次年1月3日,又在商城四姑墩殲敵1個團,從而打破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 
    1931年3月中旬,敵人又調集8個師另2個旅共12萬兵力,以「追堵兼施」的作戰方針,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4軍決定集中主力求殲深入皖西蘇區之敵。4月25日,一舉攻佔獨山鎮仍全殲守敵1個多團,皖西之敵倉皇退出蘇區。5月上旬,敵復入皖西尋找我紅軍主力作戰。紅4軍迅速西進,於5月9日在滸灣重創敵第53師1個旅,殲敵近千人。後又於5月28日在桃花鎮殲敵近1個營大部,並在十里鋪殲南援敵1個多團。敵人的第二次「圍剿」遂告破產。 
    1931年9月,蔣介石積極向鄂豫皖蘇區周圍增兵,企圖發動第三次「圍剿」。到11月,集結於鄂豫皖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增加到15個師。在此種情況下,紅軍進行了積極的反「圍剿」準備。11月7日,紅4、紅25軍在黃安(今紅安)縣七里坪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由於「九一八」事變爆發而形成的全國人民抗日反蔣鬥爭高漲,國民黨內部矛盾加劇,敵第三次「圍剿」遲遲不能實施,仍處於分散守備狀態。針對這一有利時機,紅四方面軍從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中旬,連續發起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進攻戰役,殲敵約6萬人,大破國民黨軍,使蔣介石準備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的第三次「圍剿」計劃胎死腹中。 
    1932年6月,由蔣介石親任總司令的鄂豫皖3省「剿匪」總司令部,以其所屬的中、右兩路軍共26個師又6個,計30萬人,及3個航空隊,採用「縱深配備,並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的戰法,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此時,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積極貫徹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盲目輕敵,不作反「圍剿」準備,而命令紅軍向平漢路信陽至廣水段出擊,圍攻麻城,以實現威逼武漢的計劃。8月7日,敵軍大舉向我七里坪為中心的腹地進攻,紅軍被迫撤圍麻城。雖在黃安、七里坪兩戰殲敵五千,但未能扭轉被動局面。8月底,紅軍連戰不利。9月底,主力即向黃安、麻城地區轉移。10月8日,抵達黃安城西河口地區。9日,敵第2、第3縱隊等部由東、南、北三面逼近。在此形勢下,張國燾失去在鄂豫皖蘇區堅持鬥爭的信心,於10日在黃柴販召開中央分局緊急會議,決定紅軍主力轉到外線作戰。12日,紅四方面軍共2萬餘人開始了脫離蘇區的戰略轉移。此次反「圍剿」,紅四方面軍和蘇區人民進行了英勇鬥爭,但終因張國燾戰略指導的錯誤而失敗。  
湘鄂西蘇區紅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  
    1930年11月,蔣介石調集6個師又7個旅的兵力,由第10軍軍長徐源泉指揮,採取分區圍攻、步步為營的戰法,對湘鄂西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圍剿」,並把重點放在洪湖地區。蘇區主力紅2軍因當時正在南征,由於意見不一致,在長江南岸湘北一帶徘徊時,被敵人突襲,被迫撤至湘鄂邊蘇區。 
    洪湖蘇區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領導下,整編了地方部隊,為反「圍剿」在軍事上作了重要準備。1931年1月中旬,敵佔領長江以北的監利、沔陽、潛江地區。我江左軍一部在赤色教導軍配合下,採取伏擊、夜襲等戰術不斷打擊敵人,使敵人十分恐慌。同時,紅軍一部轉到外線開闢新區,實行內外線結合打擊敵人。在洪湖蘇區,根據地軍民頑強抗敵,使敵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只得步步後撤。紅軍失去的根據地得到了部分收復。 
    1931年3月初,國民黨軍以洪湖蘇區江南地區為重點,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中共湘鄂西特委決定將洪湖地區紅軍分為江南、江北兩路,積極開展游擊戰爭,轉移至外線打擊敵人。4月下旬,紅3軍第9師及地方武裝對江北老新口之敵發起進攻,殲敵2個營,擊潰2個團。6月初,又向江陵地區之敵進攻,殲敵2000餘人,江北蘇區大部收復。此時,江右軍在江南地區也向敵展開攻勢作戰,恢復了東山地區並開闢了洞庭特區。 
    1931年9月初,敵以2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利用洪湖蘇區遭受嚴重水災之機,對洪湖蘇區的江南地區發動第三次「圍剿」,重點是華容以東山區。 
    在這個地區堅持鬥爭的游擊隊和紅9師第25團,在群眾支援下,給敵人以打擊後,突圍轉至江北。不久,第25團會同原江南遊擊隊渡江進入東山。經過艱苦的鬥爭,至年底,江南蘇區逐步得到恢復。 
    1932年6月,鄂豫皖3省「剿匪」總司令蔣介石,令其左路軍總指揮徐源泉率10餘萬人,採取「步步為營,穩打穩進」的作戰方針,組織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圍剿」。對此,紅3軍決定進到襄河以北實施進攻作戰。7月初,圍攻京山,7 月中旬,敵軍進攻,紅軍撤圍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月13日,攻沙市不克。敵軍遂佔領襄北。8月中旬,夏唆決定紅3軍主力進入襄北打擊敵人,紅7 師和地方武裝固守洪湖地區。紅7 師等部在府場、楊林等地依托陣地防禦作戰中,傷亡很大。9月上旬,撤離洪湖中心區,轉至襄北。紅3 軍主力在敵後與敵8個團周旋10餘天,未能找到殲敵機會,於9月中旬進至京山地區。至此,湘鄂西蘇區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 
    10月,紅軍退出洪湖蘇區轉到鄂北大洪山地區,洪湖蘇區完全喪失。  
湘鄂川黔蘇區反「圍剿」  
    1934年冬,紅軍第2、第6軍團發動的湘西攻勢,震撼了湘鄂兩省國民黨的統治。國民黨軍以11個師又4個旅約11萬人的兵力,組織對湘鄂川黔蘇區的「圍剿」。次年2 月初開始進攻,連陷大庸、桑植、永順。4月12、16日,紅2、紅6軍團向北轉移中,於陳家河、桃子溪兩戰殲敵第172旅和第58師師部及第174旅大部,並收復桑植縣城。4月下旬攻佔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月,向鄂西地區發起攻勢。14日,在忠堡以東全殲第41師師部和第121旅。8月3日,在板栗園全殲第85師師部另2個團又1個營。至此,粉碎了敵軍的「圍剿」。湘鄂川黔蘇區反「圍剿」,鉗制了湘鄂兩省的大量國民黨軍,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紅49軍的長征。  
陝甘蘇區反「圍剿」  
    1934年2月,敵對陝甘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陝甘紅26軍第42師,轉至外線打擊敵人,經三道川、西華池等30餘次戰鬥,殲敵3000餘人,粉碎了敵人的「圍剿」。3月,敵對陝北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圍剿」。陝北遊擊隊廣泛開展游擊戰,後又會同陝甘紅42師,經與敵多次戰鬥,至8月底打破了「圍剿」。從1934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4 萬餘兵力,準備對陝北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1935年4月,敵全面發起進攻。紅軍在劉志丹、高崗的領導下,經兩個多月作戰,殲敵3000人,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陝甘邊和陝北蘇區連成一片。 
    敵第二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又調集10萬餘兵力,於1935年7月,組織第三次「圍剿」。8月,紅26、紅27軍和陝北遊擊隊,在吳堡縣殲敵1 個多團。9月中旬,紅26、紅27 軍同長征到達陝甘蘇區的紅25 軍合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15軍團。10月,在勞山、榆林橋地區殲敵1個師大部及1個團。11月初,紅15軍團編入長征到達陝甘蘇區的紅一方面軍。接著,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指揮下,於直羅鎮、張家灣地區大勝敵軍,殲敵1 個師另1 個團,俘5300餘人。至此,徹底粉碎了敵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紅軍反「圍剿」  
    從1930年11月至1934年8月,國民黨軍在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的同時,也對鄰近蘇區發起了多次「清剿」和「圍剿」。這些蘇區的紅軍,在人民群眾的配合下,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多次給「圍剿」之國民黨軍以沉重打擊。1933 年9月,敵軍在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同時,對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也發動了「圍剿」。這些地區的紅軍,形勢艱險,又執行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戰略,因此,大部受到嚴重損失。 
    湘贛蘇區紅6軍團戰鬥失利後,於1934年8月撤出湘贛蘇區向湘中轉移,開始西征。 
    湘鄂贛蘇區紅軍主力紅16軍於1934年6、7月間在宜豐、奉新邊境地區被圍,大部壯烈犧牲,小部紅軍分散堅持游擊戰爭。湘鄂贛蘇區被國民黨軍佔領。 
    閩浙贛蘇區主力紅10軍,在反「圍剿」前期,採取靈活機動戰術,取得了數次戰鬥的勝利。以後執行錯誤的軍事戰略,付出了很大代價,根據地越來越小。1934年11月,紅10軍與北上抗日先遣隊(即紅7軍團)合編為紅10軍團。奉命轉到外線作戰,創建浙皖邊新蘇區。紅10軍團走後,閩浙贛蘇區被國民黨軍佔領,蘇區變為游擊區。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成立    
    1928年5月到1933年5月,紅軍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下,在反對國民黨軍的「進剿」、「會剿」和「圍剿」的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總兵力已達30萬人。同時,在各地中共組織的領導下,開闢和建立了中央蘇區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左右江、川陝、瓊崖等蘇區。為了適應紅軍的發展和對敵鬥爭的需要,1933年5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中革軍委由前方移至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朱德任總司令,周恩來任總政治委員(後張國燾),劉伯承任總參謀長,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後賀昌代、顧作霖代、博古、陳昌浩),張雲逸任副總參謀長(後葉劍英、張雲逸、葉劍英),袁國平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賀昌、李富春、周純全、楊尚昆)。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紅軍召開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召開。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開幕詞。參加會議的有團以上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及部分基層政治工作幹部共258人。會議選出王稼祥、賀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國平5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會上,博古、周恩來、陳雲、朱德、凱豐、羅榮桓、王稼祥、李卓然、賀昌、張愛萍等領導同志作了報告。會議討論了加強黨的領導、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風、戰時政治工作等10個問題,修改了政治工作條例。會議對我軍政治工作提出了5條重要原則:(一)「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明確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對輕視政治工作的傾向;(二)「政治工作要保證作戰的勝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圍繞整個作戰計劃開展活動,保證作戰命令的絕對執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證提高部隊的軍事素養,政治幹部要學習軍事,要會指揮打仗」;(四)「加強與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從戰士的切身問題說到長遠問題」,「從現在的問題說到歷史問題」,「從具體問題說到抽像問題」的原則;(五)「反對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平均主義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機關和政治幹部要深入實際,工作要分清主次,實行具體的面對面領導。 
    這次會議對我軍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論原則、方針、方法的形成和發展頗有建樹。但是,由於當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十分猖撅,毛澤東在紅軍的領導地位已被排擠,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蔣介石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作了充分的準備:向國外大量借款充作軍費;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和專家;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編印「剿匪」手冊;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圍剿」對策;撤銷贛粵閩邊區「剿匪」司令部,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這次「圍剿」,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其部署為:由顧祝同任總司令組成北路軍,指揮第1、2、3路軍,計34個師,擔任主攻任務,其中又以陳誠指揮的第3路軍為「圍剿」主力軍;以陳濟棠為總司令的廣東軍隊11個師又1個旅為南路軍,配合北路軍作戰。 
    此外,由蔡廷錯指揮的第19路軍和福建駐軍共10餘個師扼守蘇區東部邊沿,防堵紅軍東進和南撤;另以15個師分佈在贛江流域和贛東北地區,擔任就地「圍剿」和策應主戰場作戰;以5個空軍中隊配置於南昌、撫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力紅軍擴大到8萬餘人;群眾武裝也有很大發展。面對國民黨軍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和重兵進攻,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在軍事戰略上,拒絕和排斥紅軍歷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實際掌握了中革軍委的領導權。他們不進行反「圍剿」的準備,而是命令紅軍組成東方軍和中央軍,繼續對國民黨軍實行不停頓的進攻。 
    1933年9月25日,敵以北路軍3個師向黎川發動進攻,28日佔領黎川。 
    10月6日,紅一方面軍東方軍奉命北上收復黎川,在向硝石前進途中,於洵口殲敵3個團,中革軍委不顧敵已有準備,仍按原計劃進攻硝石,連攻數日不克,傷亡嚴重。10月22日,又冒險進攻敵重兵防守的資溪橋,連攻4天仍不勝。11月中旬,在國民黨軍堡壘密集地區,紅軍連續進行了滸灣、八角亭、雲蓋山、大雄關等戰鬥,遭受重大傷亡,被迫向蘇區內轉移。 
    「左」傾錯誤領導者在戰場上連連碰壁以後,由開始時的盲目輕敵變成畏敵如虎,在戰略上由冒險進攻變為消極防禦。 
    11月20日,國民黨軍第19路軍領導人蔡廷鍇在陳銘樞、蔣光鼎、李濟深等人支持下發動「福建事變」,宣佈抗日反蔣,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抽調9個師去鎮壓第19路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這是粉碎敵人「圍剿」的良機。但是,中共臨時中央從「左」的錯誤觀點出發,拒絕了毛澤東避實擊虛的正確主張,不按變化了的情況調整戰略,不去援助第19路軍反蔣,反而命令紅軍轉到西線永豐地區,以短促突擊的戰術進攻敵人的堡壘陣地,從而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蔡廷錯在內部瓦解、外無援助的困境中迅速敗北。 
    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副主席由周恩來、王稼祥擔任。但實際指揮權仍操縱在博古和李德手裡。 
    蔣介石在鎮壓19路軍以後,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由蔣鼎文任總司令,於1月下旬協同北路軍和南路軍,對中央蘇區重新發動大規模進攻。在敵人進攻面前,「左」傾錯誤領導者要求中央紅軍處處設防,與敵人進行陣地戰,堡壘戰,想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從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紅軍在黎川以南、建寧以北、南豐西南、泰寧等地同敵人連續進行陣地防禦戰和反擊戰,損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寧、寧化一線。 
    4月上旬,敵北路軍和東路軍集中11個師進攻廣昌。中革軍委不顧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實際情況,抽調9個師的兵力,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在廣昌及其以北地區同敵人決戰,並提出:「為保衛廣昌而戰,就是為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義的口號。紅軍在撫河西岸修築陣地和堡壘,步步抗擊,並進行多次反擊和「短促突擊」,終未能成功。28日,廣昌失陷。 
    廣昌保衛戰歷時18天,我軍雖然給敵以重大殺傷,但自身也傷亡5500餘人,為以後的作戰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這時,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已很匱乏,難以在中央蘇區繼續堅持。在此形勢下,為宣傳和推動抗日民族運動,調動和鉗制國民黨軍,減輕國民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中革軍委決定以尋淮洲為團長、樂少華為政治委員的紅軍第7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贛皖邊前進。7月7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6000餘人由江西瑞金出發,此後,轉戰於閩東、閩北、浙西和皖贛邊,宣傳了抗日主張,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11月初,抗日先遣隊轉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第10軍會合,11月4日兩部合編為紅軍第10軍團。全軍團共1萬餘人。 
    7月以後,中央蘇區形勢更加嚴重,中革軍委仍未採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卻要求紅軍主力「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並採取了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軍事戰略,繼續同優勢敵人拼消耗。 
    8月5日,敵北路軍集中9個師,由赤水向驛前以北地區發起進攻,紅軍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地區,構築了5道以支撐點為骨幹的防禦陣地進行固守,兩軍展開激烈的陣地爭奪戰,紅軍因傷亡過重被迫放棄驛前以北陣地。與此同時,各路敵軍也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中革軍委以為全線抵禦可以制敵,結果反被敵所制,使紅軍陷入更加被動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蘇區只剩瑞金、興國、於都等縣之間的狹小地區,在蘇區粉碎敵人「圍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黨中央、中革軍委率部向湘西實行戰略大轉移。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持續了一年又一個月,中央紅軍在蘇區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奮戰,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了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戰略指導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長征中國革命的偉大壯舉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由於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實行軍事冒險主義,進而實行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湘贛蘇區紅軍反「圍剿」作戰的處境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革軍委),令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挺進,建立新的蘇區;令紅軍第6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發展游擊戰爭,同紅3軍(後恢復紅2軍團番號)取得聯繫。中革軍委派出兩個軍團分別北上、西征,意在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但未能達到目的。 
    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以重兵集團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戰略轉移。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在項英、陳毅領導下,留在當地繼續堅持鬥爭。 
    21日晚,中央紅軍以紅1軍團為左路前衛,紅3軍團為右路前衛,紅9軍團掩護左翼,紅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編成的軍委第1、第2縱隊居中,紅5軍團擔任後衛,從江西於都縣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敵軍第1道封鎖線,25日通過信豐河。此後,中央紅軍繼續以雨道式隊形,攜帶大量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向西前進,行動非常緩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後通過了敵人第2道、第3道封鎖線,到達臨武、藍山、嘉禾地區。這時,蔣介石以16個師兵力進行「追剿」,並令粵軍、桂軍9個師的兵力進行堵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這時,宜章至湘江間廣大地區國民黨軍兵力薄弱,而且擔任「追剿」、堵截的敵軍,派系矛盾突出,動作不一。這種情況,若紅軍機動作戰,可以有較大迴旋餘地。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卻一味退卻逃跑,消極避戰,繼續使紅軍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西渡湘江,前出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27日,紅軍先頭部隊第2、第4師各一部突破敵第4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國民黨軍以優勢兵力南北對進,向紅軍猛烈進攻。紅軍在湘江兩岸浴血奮戰,付出幾萬人的代價,才於12月1日渡過湘江。 
    湘江之戰後,蔣介石調整部署,企圖圍殲紅軍於北出湘西的路上。在這危急時刻,毛澤東力主放棄原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5日,中央紅軍佔領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20日,紅軍分兩路西進,連克劍河、台拱、鎮遠、施秉等城。1935年1月7日佔領尊義城,從而使紅軍避免了覆滅的危險。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遵義會議,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一個轉折點。3月,組成了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紅軍進佔遵義後,蔣介石以幾十萬大軍分向遵義地區進逼。在這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北渡長江,進至四川西北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1月18日向赤水方向前進。29日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敵軍分路對紅軍追堵,企圖圍殲紅軍於長江以南、敘水以西、橫江以東地區。根據這一情況,中革軍委決定,暫放棄北渡長江計劃,改在雲貴川邊境地區機動作戰。2月11日,紅軍掉頭向東,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義地區殲滅和擊潰敵2個師又8個團,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重大勝利。之後,敵人改取堡壘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狹小地區。 
    紅軍為尋求新的戰機,向西轉進,於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蔣介石急令向川南進擊,企圖圍殲紅軍於古藺地區。紅軍突然向東北進擊,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以紅9軍團鉗制國民黨軍,主力向南爭急進,31日渡過烏江逼近貴陽,把「追剿」軍甩在烏江以北。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向雲南急進,27日抵昆明附近,29日由尋甸、嵩明地區轉向西北前進。5月9日,從皎平渡過金沙江。在此期間,紅9軍團從雲南會澤以西渡過金沙江,後與主力會合。至此,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3月28日至4月12日,紅四方面軍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下,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為鞏固川陝蘇區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擅自決定放棄川陝蘇區。5月初,四方面軍及地方武裝和機關人員共10萬餘人開始長征,中旬佔領了以茂縣、理番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為執行在川西北創建蘇區的戰略方針,於5月15日由會理地區繼續北進。蔣介石令薛岳,劉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圖利用彝漢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礙,圍殲中央紅軍於大渡河以南地區。20日,中央軍委率中央紅軍迅速北進,順利地通過彝民區。24日晚先頭部隊攻佔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控制了渡口。25日,紅1團第2連17名勇士在連長熊尚林帶領下,乘船搶渡大渡河成功。為迅速渡過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紅1師及幹部團在安順場渡河,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兩路夾河而進,搶佔瀘定橋。 
    在紅4團的掩護下,該團第2連22名勇士飛奪瀘定橋,佔領瀘定城,後續部隊緊跟過河,殲滅守敵。至6月12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大渡河,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於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中央紅軍渡河後繼續北上,佔領天全,突破川軍蘆山、寶興防線,接著以堅韌不拔的精神翻夾金山,向懋功前進。這時紅四方面軍先頭攻佔懋功,一部進至達維。12日,中央紅軍先頭與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會師。16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到懋功地區,兩軍會師後,總兵力達10萬餘人。 
    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開始長征。12月上旬,進入陝西省錐南地區。1935年7月16日,繼續西進。8月3日進入甘肅,11日北渡渭河,17日翻越六盤山向東挺進。 
    30日,經華亭縣安口鎮北進,9月16日到達陝甘蘇區的永坪鎮,同西北紅26、紅27軍會師,結束長征。18日,紅25、紅26、紅27軍合編為紅軍第15軍團。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和當前情況,提出了建立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而張國燾主張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僻地區退卻。為統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創建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 
    由於張國燾的阻撓,延誤了紅軍北上時間,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現。為了繼續貫徹中共中央北上方針,中革軍委決定進取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朱德、張國燾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向阿壩地區開進;21日,由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的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8月29日至31日,右路軍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打開了紅軍進軍甘南的門戶。 
    前進途中,中央電令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與右路軍併力東進。右路軍到班佑後,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建議張國燾迅速向右路軍靠攏,而張國燾製造借口,拒不執行中央指示,命令已近墨窪、班佑的部隊返回阿壩,並提出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計劃,對抗黨中央北上計劃,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在這危急時刻,中共中央9月10日率紅一方面軍1、3軍先行北上。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就張國燾的錯誤做出了決定。17日,奪取臘子口。18日,搶佔哈達鋪。後突破渭河封鎖線,翻過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甘蘇區吳起鎮。至此,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轉戰11個省、行程2萬5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 
    10月5日,張國燾另立黨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0月8日至20日,紅軍南下部隊發動綏崇丹懋戰役。接著又發起天蘆名雅邛大邑戰役。24日,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11月19日,在百丈地區同川軍激戰7晝。1936年2月向西轉移,3月進入甘孜地區,紅軍減為4萬餘人。 
    經過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於6月接受了中央北上方針。 
    1935年9月,國民黨軍130多個團對湘鄂川黔蘇區發動「圍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軍轉到外線尋求機動,開闢新蘇區。11月19日,由總指揮賀龍和政治委員任弼時率領的紅2、6軍團共1.7萬人退出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經4個多月轉戰,於1936年3月30日到達貴州西南地區。這時紅軍總司令部要紅2、紅6軍團北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2日到達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5日,紅2、紅6軍團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與紅32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紅二、紅四方面軍從甘孜、爐霍、綏靖出發,途經青海北上。廣大指戰員克服了高寒草原人稀糧缺重重困難,於9月初進入甘南。10月9日和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在甘肅會寧和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長征,轉戰14個省,衝破國民黨軍數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翻越終年積雪的崇山峻嶺,通過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終於完成了戰略轉移的艱巨任務。紅軍長征的勝利,為開展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新局面創造了重要條件,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遵義會議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    
    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長征初期中央紅軍又遭受了重大損失,由8.6萬人銳減為3萬餘人。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認識到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和危害;認識到毛澤東的領導和毛澤東堅持的路線的正確性,因而迫切要求改變路線,改變領導。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出敵不意地攻遵義,把敵人數十萬「追剿軍」甩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這就為黨中央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了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了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重新確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 
    博古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為其錯誤辯護。周恩來在副報告中批評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們的意見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支持和擁護。會議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總結決議》。決議根據全國形勢,提出了黨和紅軍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圍追堵截的敵人,在雲、貴、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據地。中央紅軍要發揮動動戰的特長,靈活運用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戰勝敵人;在中央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閩浙贛蘇區等老根據地,黨必須堅持對游擊戰爭的領導,以新的工作方式適應新的環境。 
    這次會議,增選了毛澤東為政治局黨委。會後,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不久,組成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錯誤領導對黨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為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展中國革命新的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南方八省紅軍堅持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長征時,黨中央在中央蘇區設立了黨的中央分局及蘇維埃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項英任分局書記和中央軍區司令員,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負責領導中央蘇區及鄰近各蘇區的軍民堅持鬥爭。紅軍主力長征以後,留在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8個省的紅軍和游擊隊共5萬多人,在黨的領導下,在廣大群眾的支援下,克服各種困難,在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粵邊、皖浙贛邊、浙南、閩北、閩東、閩中、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鄂豫邊、瓊崖等15個主要地區,堅持了極其艱難困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消滅南方各省紅軍和游擊隊,先後調集了數十萬正規軍和大量地方武裝,採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並村、保甲連坐、燒殺搶劫等殘酷手段,向各游擊根據地進行了長期反覆的「清剿」。在敵人瘋狂的進攻下,紅軍游擊隊遭到了極大的損失,中央蘇區損失更加嚴重,鬥爭更加艱苦,何叔衡、瞿秋白等領導人先後犧牲。 
    南方各地的游擊戰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34年10月—1935年春):由正規戰轉入游擊戰。主力紅軍長征後,留下堅持鬥爭的紅軍,由於初期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在主觀指導上,沒有隨著變化的情況和任務而自覺地及時地改變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在敵人「圍剿」和「清剿」時,仍採取集中兵力打「正規戰爭」,使自己受到嚴重損失和削弱,不得不轉入游擊戰爭。遵義會議後,黨中央於1935年2月5日和13日先後兩次指示中央蘇區中央分局:要堅持游擊戰爭,改變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部隊分散活動,實行戰略轉變。在接到中央指示後,中央蘇區和其他地區都逐步地轉入了游擊戰爭。 
    第二階段(1935年夏—1936年12月):各地紅軍游擊隊,採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和巧妙的鬥爭策略,依靠人民群眾,同敵人進行英勇頑強的鬥爭,反擊敵人的「清剿」,使紅軍游擊隊和游擊區得到保存、鞏固和發展。 
    這階段,敵人集中力量摧毀我蘇區的革命政權、公開或半公開的黨和群眾組織,建立白色恐怖統治,然後採取軍事、政治、經濟相結合的手段「圍剿」紅軍游擊隊。在軍事上,以絕對優勢兵力對多個游擊區進行持續深入的「清剿」;在政治上實行白色恐怖,組織地主武裝,建立保甲制度,實行連坐法,離間游擊隊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從內部對我游擊隊分化;在經濟上,進行封鎖,實行計口購糧和配給其他日用品,企圖困死游擊隊。紅軍游擊隊與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恢復、建立、健全當地黨團組織,宣傳、組織武裝群眾,在黨的領導和群眾支持下,靈活運用游擊戰的基本原則,打擊敵人,對保甲長和壯丁隊分化瓦解,保存了自己,發展了力量。 
    第三階段(1936年12月—1937年7月):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西安事變後,蔣介石一面同我黨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面加緊對南方各游擊區進行「清剿」,企圖在3個月內將各游擊隊最後消滅。各游擊隊對敵人的猖狂進攻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同時經過兩黨複雜的談判鬥爭迫使敵人在盧溝橋事變後,陸續停止了進攻。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南方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4軍(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後來改編為瓊崖縱隊),成為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牽制和消耗了敵人大量兵力,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擴大了黨在南方八省的政治影響,保存了一支經過嚴峻考驗的革命力量,為中國革命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黨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制訂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國東北三省和熱河之後,又步步進逼,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進而變全中國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正在發生新的變動。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制訂新形勢下的正確的策略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打開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深入討論並制訂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政策和戰略方針。 
    會議全面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著重批評了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25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以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加或支持抗日鬥爭。會議經過反覆討論,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23日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軍事決議根據全國形勢和黨的總政策,提出了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即: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同時,規定紅一方面軍應把自己的行動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上,把主要發展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根據情況的發,再轉向北面的綏遠等省。這個決議,在紅軍行動問題上,體現了毛澤東「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指導思想。這一思想經過後來的作戰實踐和進一步統一認識,行1936年3月晉西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為戰略方針正式確定了下來。決議重申和強調了作戰指揮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戰略防禦時,要反對單純防禦,執行積極防禦;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對革命形勢的估計不足,又要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進政策;不論防禦或進攻,基本地是打運動戰,反對只打不走,寸土不讓的陣地戰;集中兵力於主要方向,實行戰略上的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兩個拳頭主義;實行戰略內線中的戰役戰鬥的外線作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戰鬥的速決戰;反對戰略的及一般戰役的擊潰戰;指揮上要有通盤計劃,反對走一步看一步,並容許統一決心下的分割指揮等。 
    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於12月27日代表中央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瓦窯堡會議決議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給全黨全軍和全國革命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瓦窯堡會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折時期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基本戰略方針,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進行了一系列的作戰和工作。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紅軍發起東征戰役    
    1935年冬,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擴大侵略,國民黨政府繼續推行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推動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和擴大紅軍,為此,決定紅軍第一方面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作戰,打通抗日路線。 
    這時,閻錫山以晉綏軍5個旅佈防於陝甘蘇區東北面的吳堡、義合鎮及其南北地區,以3個旅又1個團在黃河東岸黑峪口至禹門口地段築堡守備,阻止紅軍東渡入晉,其餘21個旅又1個團駐守太原、臨汾、長治、大同等地及綏遠境內。 
    根據瓦窯堡會議的決議精神,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1.3萬人集結在永坪、延長之間及其以東地區,地行東渡作戰準備。1月1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了《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2月17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佈了《東征宣言》。 
    18日,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下達了東征作戰的命令。令第軍團第1、第2、第4師和第15軍團第81師從溝口地段渡河,佔領留譽鎮,向南發展,打通同第15軍團聯繫;第15軍團第75、第78師從河口渡河,佔領義牒鎮,相機奪取石樓,方面軍直屬隊隨第15軍團之後渡河。 
    2月2O日晚,東征戰役開始,紅軍各軍團在預定渡河點迅速渡過黃河,突破了晉綏軍防線,接著向東進攻,經石樓、隰縣城郊及關上村等戰鬥,至2月下旬,共殲滅晉綏軍2個團又2個營,擊潰其2個團,控制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地區。此時,閻錫山一面急電蔣介石求援,一面集中14個旅編成4個縱隊,從南、東、北3面向紅軍反擊。紅軍以一部兵力分別在石口、關上鉗制第1、第4縱隊,集中主力殲擊兌九峪地區之國民黨軍。3月10日,紅軍擊潰敵第2、第3縱隊的反擊。在此期間,紅軍第28軍進佔吳堡等地,收復部分被佔蘇區。 
    3月中旬,晉綏軍4個縱隊再次向石樓方向反擊。紅一方面軍鑒於晉南和晉西北守軍兵力薄弱,決定向南向北發展進攻,擴大戰果。遂以第15軍團一部和第30軍等部組成中路軍,在石樓、中陽、孝義、永和、隰縣之間鉗制反擊之國民黨軍,以第1軍團和第81師主力組成右路軍,19日南下並佔領霍縣至侯馬間廣大地區,破除同蒲鐵路100餘公里,以15軍團主力組成的左路軍北上,22日進到岔口鎮,於31日在興縣殲敵2個營又1個連。 
    紅軍主力南下北上之後,國民黨軍3個師零3個旅集結在同蒲路南段和晉東南地區,阻止紅軍向晉東南發展;另5個師編成3個縱隊同晉綏軍4個縱隊向紅軍進攻,企圖圍殲紅軍於黃河以東地區。同時蔣介石令西北軍和東北軍向陝甘蘇區進攻。 
    3月底,晉綏軍佔領黃河各渡口。在這種情況下,紅一方面軍決定左、右路向中路軍靠攏,集中兵力相機殲敵。4月4日,右路軍開始行動,15日克吉縣城,俘敵300人,接著佔領平渡關至清水關各渡口,主力進至大寧以北。4月中旬,紅軍各部靠攏後,閻錫山以7個縱隊從三交鎮、孝義、靈石、臨汾、新絳、河津之線,逐步築壘推進,企圖聚殲紅軍於黃河以東狹窄地區。紅軍為避免不利決戰,以利爾後的對日作戰,遂於5月2日至5日從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返回蘇區。 
    東征作戰歷時75天,紅軍共殲敵約7個團,俘4000人,繳獲槍4000餘支,炮20餘門。而且紅軍擴軍8000餘人,並在山西20餘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紅軍和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運動的發展,鞏固和發展了陝甘蘇區,為抗日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東征戰役中紅軍28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紅軍發起西征戰役    
    1936年5月初,紅一方面軍東征回師陝北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但是,蔣介石堅持內戰政策,調集兵力,準備「進剿」陝甘蘇區,並以寧夏軍閥馬鴻逵新編第7師一部駐守定邊、鹽池、韋州等地,以馬鴻賓第35師守慶陽、曲子、環縣、鎮原地區,防堵紅軍西進。中央軍委為擴大和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擴大紅軍,並發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8日決定:以紅軍一方面軍第1、第15軍團和第81師組成西方野戰,共1.5萬人由彭德懷率領西征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打擊堅決反共的寧夏軍閥部隊,創建新的蘇區,以部分紅軍和地方武裝由周恩來指揮,在東線堅持游擊戰爭,保衛陝甘蘇區,策應西征作戰。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戰軍以紅1軍團為左路軍,紅15軍團為右路軍,從延長、延川西進,到吳起鎮、新城堡地區集結。以右路軍向西北方向發起進攻,偽裝進攻寧夏,調動環縣、慶陽之敵35師回援寧夏;左路軍向西南方向行動,在運動中求殲回援之敵。5月28日,右路軍一部襲占寧條梁,另一部進攻安邊未克,隨後,右路軍主力即向西進擊,先頭部隊於6月12日佔領同心城,主力進到王家團莊附近,截斷了第35師北退去路。與此同時,左路軍向曲子、環縣方向急進。6月1日,紅2師在曲子殲滅敵第35師騎兵團一部及第105旅2個騎兵連。6月3日,左路軍主力在阜城地區全殲馳援曲子的第35師6個步兵營,擊潰2個騎兵營,並乘勝佔領環縣、洪德、三岔及其間大片地區。紅29軍一部也進至元城、曲子、合水之間地區,配合左路軍行動,紅28軍加入了西方野戰軍序列與第81師組成中路軍,接替右路軍圍攻安邊,奪取堆子梁城川等的任務。6月15日至27日,右路軍在中路軍配合下,相繼攻戰定邊、鹽池、王家團莊和豫旺,殲滅新7師2個騎兵營及當地民團,左路軍攻佔七營、豫旺堡。7月,紅軍在紅城水、安邊、七營等地擊退敵軍數次反撲,鞏固和擴大了佔領地區,新老蘇區連成一片。紅軍在新開闢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擴大紅軍徵集資財,並對國民黨軍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東線紅軍和地方武裝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疲憊和消耗了國民黨軍,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戰軍的作戰。7月底,西方野戰軍主力集結在豫旺地區休整,戰役勝利結束。 
    西征戰役歷時兩個多月,共殲國民黨軍7個營,擊潰了3個團5個營,俘2000餘人,繳獲槍2000餘支、戰馬500餘匹,佔領城鎮10餘座,開闢縱橫200餘公里的新區,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為策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1936年4月底,紅二軍團、紅六軍團由石鼓、巨甸兩地順利渡過金沙江。 
    接著全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連續翻越幾座大雪山,於7月2日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這時,紅二軍團、紅六軍團按中革軍委命令,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轄第二軍團、第六軍團和紅三二軍。在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會師前,黨中央一再電示張國燾,兩軍會師後應迅速出甘南,與紅一方面軍共同創建西北抗日根據地,進一步促進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張國燾表面上接受中央北上指示,但仍不願與中央會合。在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他又妄圖欺騙拉攏紅二方面軍領導反對黨中央,遭到堅決抵制。在黨中央再三督促下,並經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堅決鬥爭,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兩個方面軍北上同中央會合。7月上旬,兩個方面軍先後開始北上,紅四方面軍分左、中、右三個縱隊由甘孜、爐霍、綏靖出發,向班佑、包座前進;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跟進。8月10日,紅四方面軍攻佔甘南要地哈達鋪。 
    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到達甘南地區以後,黨中央和軍委決定,乘敵人尚未全部集中和部署尚未就緒之際,迅速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為此,一面指示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迅速北上,一面指示紅一方面軍向南進攻予以策應。紅一方面軍主力於8月31日豫旺堡附近出動,分左、右兩個縱隊向南推進,於9月中旬至10月初,先後佔領靜寧縣以北的將台堡及會寧城等要點,控制了西(安)蘭(州)公路一段,進一步為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推延了會師時間,預定三個方面軍協同進行的以打擊胡宗南部為目的的靜(寧)會(寧)戰役計劃未能實現。在黨中央的再三說服與指令下,張國燾才幹9月30日率紅四方面軍由岷州、漳縣等地向會寧地區前進;紅二方面軍則於10月4日從徽縣、兩當等地向北轉移。10月9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城,22日,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將台堡,先後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三大紅軍主力的會師,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圍追堵截聚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給全國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極大地推動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對於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國性抗戰的實現,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正如中央、軍委在賀電中指出的:我們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證明日本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們全民族最堅強的抗日先鋒隊的打擊了,證明中國人民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有了堅強的支柱,證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全國同胞有了團結禦敵的核心,我們即刻進入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西路軍轉戰甘西北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也渡過黃河,準備進行寧夏戰役。 
    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要求目前任務主要是消滅馬步芳部並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並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隨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率第5、9、30軍及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等,共2.1萬餘人,由鎮虜堡、打拉牌、鎖罕堡一帶分兩路西進,同軍閥馬步芳部隊優勢兵力進行了為時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共殲滅敵人約2萬人,但西路軍也損失嚴重,到1937年3月中旬終於失敗。後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將餘下部隊編為3個支隊,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指揮,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後來,李先念率領的左路支隊400餘人,歷盡千辛萬苦,於4月底進入新疆,後來分期分批回到了陝甘寧邊區。另2個支隊也經浴血奮戰,大部犧牲,只有少數陸續返回陝北。留在黃河以東的紅四方面軍第4、第31軍共1.1萬人,在山城堡戰役後,於1937年2月,參加支援西路軍的援西軍。當3月中旬進至鎮原、平涼地區時,聞西路軍已失敗,乃停止西進。 
    西路軍在甘肅西部奮戰4個多月,斃傷俘敵約2萬人,給了「二馬」敵人以沉重的打擊。西路軍廣大指戰員以有我無敵、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同敵人浴血奮戰,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他們為革命英勇獻身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奮進,為人民所敬仰。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紅軍南下準備對「討逆軍」作戰    
    1936年11月下旬,毛澤東根據全國形勢的發展,指出「現時敵軍中發展著四種矛盾:第一種是抗日與『剿共』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蔣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矛盾;第三種是上級的嚴令與下級的對紅軍恐懼的矛盾,此種矛盾現在極大發展著;第四種是官長與士兵間的矛盾,此種矛盾以近日的物質困難與疲勞而加深。」目前,「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陳立夫、陳果夫)與我談判。我之政策:一方面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面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領導人張學良和西北軍領導人楊虎城,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下,聯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蔣介石及其隨行軍政要員10餘人,並發表通電,提出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主旨的八項主張,即: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展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的親日派何應欽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打著「討伐叛逆」的旗號,調動大批軍隊,向西安進逼,企圖擴大內戰,乘機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全國人民一致反對內戰,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致抗日救國。國際和平陣線和在華有著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國政府,也都支持中國停止內戰,贊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避免發生新的大規模內戰和推動全國迅速實現抗日救國的局面,對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是: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從政治上和軍事上給張、楊以實際援助,協同東北軍、西北軍切實做好對付「討逆軍」進攻的軍事準備,並在「討逆軍」進攻時給以堅決打擊,挫敗親日派的陰謀,促成全國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 
    在上述方針下,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一面致電國民黨中央及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關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系列建議,並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到西安同張、楊和各界愛國人士共商國是,並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一面在全國發動和領導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國民黨政府接受張、楊的八項抗日主張,停止內戰行動,將軍隊開赴晉綏前線抗戰。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軍委又在軍事上作了以紅軍主力協同東北軍、西北軍,準備迎擊「討逆軍」的進攻部署。 
    「討逆軍」總司令何應飲,率領由劉峙指揮的近10個師的東路集團軍,從東直逼西安;由顧祝同指揮的10個師的西路集團軍由西向東,直指西安;此時的東路集團軍已有5個師進到潼關、華縣。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與張、楊磋商後決定:集中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主力,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西安以東地區同劉峙軍決戰,以一部兵力抗擊和鉗制敵西路軍。為此,中央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各2個軍團和紅四方面軍2個軍組成紅軍主要突擊集團,擔任對敵東集團軍左翼的主要突擊,協同張、楊軍主力,給敵以打擊;以第32、28軍和騎兵1團組成追擊軍,協同陝甘寧獨立師監視和牽制敵人,並配合張、楊所部,積極鉗制敵西集團軍。此外,以紅29軍保衛定邊、鹽池;紅30軍對安邊、寧條梁、靖邊警戒;第81師調延安。 
    25日、26日,紅軍主力進到慶陽及其南北地區。此時,由於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及中共代表團卓有成效的努力,由於全國廣大人民和國內外一切主張團結抗日的人們的強烈要求,也由於紅軍和東北、西北軍作了對付「討逆軍」進攻的充分準備,蔣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張。從而,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土地革命戰爭(1927.8—1937.7)     
毛澤東撰寫《中國革命故爭的戰略問題》    
    為了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跌利肩負起即將到來的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艱巨任務,中共中央特別重視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武裝全黨,克服黨內「左」傾和右傾錯誤,清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以便引導抗日戰爭走向勝利,毛澤東同志於1936年12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並在陝北的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作講演。在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深刻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徹底批判了黨內歷次「左」傾的錯誤,特別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戰爭問題上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系統地論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實行的消極防禦方針及其錯誤的作戰原則。這篇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文獻。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共分五章。第一章寫的是如何研究戰爭,在內容中著重指出了「戰爭規律是發展的」,「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第二章寫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他指出,在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時代,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並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第三章寫的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指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等;第四章寫的是:「圍剿」和反「圍剿」,指出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在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內戰的主要形式就是反革命的「圍剿」和革命的反「圍剿」;第五章寫的是戰略防禦,詳細地論述了「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反『圍剿,的準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問題。按原計劃,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等章節,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未能寫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既是毛澤東對土地革命戰爭經驗的科學總結,又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軍事綱領。它科學地闡明了無產階級的戰爭觀,提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提出了指導這個戰爭的一整套軍事原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它不僅是一部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著作,同時也是一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著作。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抗日戰爭(1937.7—1945.9)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全國抗戰的戰略總方針確定 
八路軍平型關首戰告捷全國軍民士氣大振 
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八路軍挺進敵後開展華北抗日游擊戰爭 
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新四軍開闢華中敵後戰場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東江、珠江地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 
海南島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建設 
山西抗日決死隊協同八路軍開展游擊戰爭 
八路軍冀中回民支隊奮勇抗日 
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 
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 
新四軍皖南突圍 
黃橋決戰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 
新四軍蘇南反頑戰鬥 
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辛奮戰 
全軍開展大生產運動 
全軍開展整風運動 
實行精兵簡政,準備抗日反攻 
全軍學習貫徹《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 
全軍開展尊干愛兵運動 
全軍開展大練兵運動 
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發起全面反攻 
中共七大召開解放區軍民向日軍發起全面大反攻 
中國人民抗日故爭取得完全勝利                              
抗日戰爭(1937.7—1945.9)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製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以此為標誌,中華民族全國性的抗日戰爭開始。 
    「七七」事變爆發的第2天,中共中央即發佈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7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致電國民政府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進行抗擊日本侵略的鬥爭,並代表紅軍戰士請纓殺敵。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抗日救國團體、海外僑胞也紛紛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堅決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蔣介石於7月17日就國民政府對日方針和立場在廬山向各界人士發表談話,正式確立了抗戰的方針。 
    中共中央為促成全國抗戰,自1937年2月起,即就紅軍改編問題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宣言中強調「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中共中央鄭重聲明,願為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等。 
    由於國民黨當局企圖通過改編取消、削弱和控制紅軍,國共合作一直未能正式達成。直到全國抗戰爆發後一個多月,在日軍進攻上海威脅南京時,國民黨當局才同中共中央達成協議。 
    1937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自衛」聲明。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佈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同意設總指揮部。 
    第八路軍轄3個師,每師1.5萬人。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出改編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等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按全國統一的戰鬥序列改稱為第18集團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9月11日改稱正、副總司令),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鄧小平,下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和總部特務團。 
    第115師,由紅一方面軍第1軍團和第15軍團及陝南第74師等部所組成。林彪擔任師長,聶榮臻擔任副師長,周昆擔任參謀長,羅榮恆擔任政訓處主任,蕭華擔任副主任,全師共1.55萬人。第120師,由紅二方面軍所屬部隊和陝北紅軍第27軍、第28軍及獨立第1師、第2師、赤水警衛營和總部特務團一部所組成,圓龍擔任師長,蕭克擔任副師長,周士第擔任參謀長,關向應擔任政訓處主任,甘泗淇擔任副主任,全師共1.4萬人。第129師,由紅四方面軍的第4軍、第31軍及陝北紅軍第29軍、第30軍、獨立第1至第4團和第15軍團的騎兵團等部組成。劉伯承擔任師長,徐向前擔任副師長,倪志亮擔任參謀長,張浩擔任政訓處主任,宋任窮擔任副主任,全師共1.3萬人。此外,總部直屬隊3000餘人。全軍共4.6萬人。 
    為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10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任弼時任命為主任。2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恢復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先後任命了師、旅政治委員。聶榮臻、關向應、張浩分別擔任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的政治委員;蕭華、黃克誠、李井泉、王震、王維舟、王新亭分別擔任第343旅、第344旅、第358旅、第359旅、第385旅、第386旅的政治委員,並撤銷各級政訓處,恢復了師、旅政治部和團政治處。 
    在日軍不斷增強兵力並大舉進攻和華北戰局危急的形勢下,八路軍不待改編全部就緒,就於8月22日,以第115師主力由陝西省三原地區誓師出征,8月31日,紅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沿同蒲鐵路北上。9月3日,第120師主力由陝西省富平縣莊裡鎮出發,隨第115師之後北上。4日,八路軍總指揮部由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東進。30日,第129師主力由莊裡鎮出發東進。 
    八路軍主力全部開赴抗日戰線,活動於以恆山山脈為中心之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襲擾、牽制和打擊日軍。在八路軍主力開赴抗日前線後,為加強對後方留守部隊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成立了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以蕭勁光為主任,擔負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 
    在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戰線的同時,中共中央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多次與國民黨當局談判,經過中共中央的努力,加之日軍進攻上海,威脅南京的形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0月12日宣佈南方8省(湘、贛、粵、浙、閩、鄂、豫、皖)14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游擊隊)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葉挺為軍長後,由中共中央提名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定,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為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擔任書記,陳毅擔任副書記。 
    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軍部通知江南各游擊隊到皖南歙縣之巖寺集結整編,江北各游擊隊分別在湖北黃安七里坪和河南確山縣之竹溝集結改編,並決定以湘鄂贛邊的紅16師,粵贛邊、湘贛邊及贛東北的紅軍游擊隊編為第1支隊,陳毅擔任司令員,傅秋濤擔任副司令員,下轄第1、第2團;以閩西、閩贛邊、閩南及浙南的紅軍游擊隊編為第2支隊,張鼎丞擔任司令員,粟裕擔任副司令員,下轄第3、第4團;以閩北、閩東的紅軍游擊隊編為第3支隊,張雲逸兼任司令員,譚震林擔任副司令員,下轄第5、第6團;以原鄂豫皖紅28軍、豫南紅軍游擊隊等編為第4支隊,高敬亭擔任司令員,下轄第7、第8、第9團和手槍團;以湘南及閩中的紅軍游擊隊編為軍部特務營。全軍共1.03萬餘人。各種槍6200餘支(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各支隊自1938年2月開始向皖南皖中集中,三四月間,第1、第2、第3支隊則分別到達皖南巖寺。第4支隊於皖西霍山縣流波□會合後進至皖中舒城地區。4月4日,軍部又由南昌進到巖寺,繼之,各支隊進行整編訓練。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開展華中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部署,新四軍軍部於5月間向所屬各部隊發出指示,明確指出該軍的任務是「深入敵人後方,開展廣泛的游擊戰,達到牽制和分散敵人的兵力,配合國軍主力正面作戰,在持久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據此,新四軍各支隊於5月中旬陸續向華中敵後挺進,實行戰略展開。第1、第2支隊開赴蘇南地區,第3支隊開赴皖南抗日前線,第4支隊展開於皖中敵後。 
    新四軍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較為順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編和向華中敵後挺進的任務。      
抗日戰爭(1937.7—1945.9)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全國抗戰的戰略總方針確定    
    為使全黨和紅軍適應全國性抗戰開始後國內出現的錯綜複雜的新形勢,制定正確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中日戰爭敵強我弱的形勢,指出抗日戰爭的艱苦性和持久性,確立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以及紅軍的戰略任務和戰略方針。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決定》中指出:7月7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會上,毛澤東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關於兩黨關係,他指出:我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應保持無產階級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記蔣介石想通過抗日戰爭來取消和削弱共產黨和紅軍的陰謀,必須保持我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為了加強共產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等11人組成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關於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全國抗戰的戰略總方針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同時明確我軍必須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游擊戰轉變。洛川會議為全國抗戰制定了正確路線,確定了統一戰線中的政策,規定了我軍深入敵後的戰略任務,確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保證了全國性抗戰開始後國內出現錯綜複雜的新形勢下,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八路軍平型關首戰告捷全國軍民士氣大振    
    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出師後,首次集中較大兵力對侵華日軍進行的一次成功的伏擊戰。這次戰鬥從9月25日上午7時打響,到13時許戰鬥勝利結束,僅用6個小時即殲敵1000餘人。這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士氣,有力地打擊了侵華日軍的瘋狂氣焰。 
    1937年9月上旬,當八路軍第115師向晉東北抗日前線挺進時,日軍第5師團已侵佔陽原、蔚縣、廣靈,並向渾源、靈丘進攻,企圖突破平型關、茹越口要隘,協同沿同蒲鐵路南進之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擊敗國民黨第二戰區主力,實現右翼迂迴,配合華北方面軍主力殲滅平漢鐵路沿線之國民黨第一戰區主力之目的。9月16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以其第21聯隊主力由廣靈西進佔領渾源縣城。同日,第5師團之第9旅團主力由蔚縣南下,佔領淶源。20日,第21旅團以兩個大隊兵力南下,佔領靈丘縣城,向平型關逼近。同時,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也以兩個旅團的兵力,由大同、懷仁進攻南下,協同第5師團向國民黨軍內長城防線進攻。 
    在日軍向平型關、茹越口內長城防線進攻時,國民黨軍第二戰區調整部署:以第6集團軍(轄第15、17、33軍)和第7集團軍(轄第34、35、19、61軍)分別部署於平型關、茹越口、雁門關一線,企圖憑借長城一線山地有利地形和既設陣地阻止日軍進攻,保衛山西腹地。為了積極配合第二戰區友軍防守平型關至茹越口和雁門關的內長城一線,八路軍總部命令第115師進至平型關以西之大營鎮待機,準備迎擊進犯平型關之敵。9月14日,第115師先頭部隊進抵大營鎮,並派出偵察分隊查明平型關地區情況。從平型關山口至靈丘縣東河南鎮,是一條由西南向東北延伸的狹窄谷道。其間,關溝至東河南鎮長約13公里的地段,溝深道窄極為險要,兩側高地便於我軍隱蔽部署兵力、發揚火力與展開突擊,是伏擊殲敵的理想戰場。根據當時敵情與地形,第115師首長決心抓住敵軍驕橫、疏於戒備的弱點,利用平型關東北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伏擊手段殲滅由靈丘向平型關進犯之敵,協同友軍作戰。為此,命令第343旅由大營鎮前出至平型關東南之上寨地區隱蔽集結,並進行戰前準備;命令第344旅向上寨地區機動。 
    22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一部,由靈丘向平型關進犯,並佔領東跑他地區。23日,八路軍總部命令第115師向平型關、靈丘間出動,側擊該敵。當日,第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在上寨召開了軍事會議,進行深入的戰鬥動員;並令獨立團、騎兵營向靈丘、淶源方向活動,擾亂敵之後方,牽制和打擊增援之敵。師部率主力於當日夜進至平型關以東之冉莊、東長城村地域。24日,第115師組織有關指揮員進行現地勘察,並確定在平型關東北關溝至東河南鎮道路兩側高地,利用居高臨下便於隱蔽和突擊的有利地形,採取一翼伏擊的戰術手段,殲滅由靈丘向平型關進犯之敵。其具體部署是:以第343旅第686團佔領小寨村至老爺廟以東高地,實施中間突擊,分割殲滅沿公路開進之敵,然後向東跑池方向發展進攻;以第685團佔領老爺廟西南至關溝以北高地,截擊日軍先頭部隊,協同第686團圍殲進入伏擊地域之敵,並阻擊東跑池之日軍回援,爾後與防守平型關的國民黨軍夾擊東跑池之日軍;以第344旅第687團佔領西溝村、蔡家峪、東河南鎮以南高地,斷日軍退路,並阻擊由靈丘、渾源方向來援之日軍;以第688團為師預備隊。 
    為隱蔽行動企圖,發揮戰役的突然性,各部隊當晚利用夜暗、冒雨進入預定陣地,並於25日拂曉前完成了各項戰鬥準備。 
    25日拂曉,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一部和大批輜重車輛,沿靈丘至平型關公路西進。7時許,全部進入我伏擊地域。由於道路狹窄,雨後泥濘,其車輛、人馬擁擠堵塞,行動緩慢。八路軍第115師抓住有利戰機,全線突然開火,給日軍以大量殺傷,並乘日軍混亂之際發起衝擊。第685團迎頭截擊,殲日軍一部,封閉了日軍南逃道路。第687團將日軍後尾部隊分割包圍於蔡家峪和西溝村地區,並搶佔韓家灣北側高地,從而切斷了日軍之退路。 
    第686團勇猛衝向公路,與日軍短兵相接,展開白刃格鬥。此時日軍雖傷亡慘重,但仍利用車輛輜重作掩護,憑借優勢火力負隅頑抗。其中一部企圖奪占公路西側高地,掩護突圍。我第686團第2營迅速搶佔老爺廟及其以北高地,與公路東側部隊構成對日軍夾擊之勢,繼之將日軍壓縮於狹谷之中,日軍雖瘋狂向老爺廟進行多次反撲,企圖突圍,但均被我擊退。為解救被圍之日軍,先期進佔東跑池之日軍一部回援,又被我第685團所阻。日軍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縣、淶源之部隊向平型關增援,但又被我第115師獨立團、騎兵營阻擊於靈丘以北和以東地區。並在靈丘以東腰站斃傷其300餘人。被圍於小寨村至老爺廟之日軍,在6架飛機掩護下,再次猛攻老爺廟及附近高地,亦未得逞。第686團遂集中全力,在兩翼友鄰的配合下,將被圍之日軍殲滅。至13時許,戰鬥勝利結束。當日黃昏,第343旅向東跑池日軍展開攻擊,由於國民黨軍未按計劃出擊,致使該敵由團城口突圍逃跑。是役,第115師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第21旅團一部1000餘人,繳獲步槍1000餘支,機槍20餘挺,擊毀汽車100餘輛,馬車200餘輛,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第一個殲滅戰的勝利。 
    平型關戰役的勝利,首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敗退,華北戰局危急的形勢下,八路軍首戰告捷,表現出中國人民確有戰勝敵人的勇氣和力量,使全國人民倍受鼓舞,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增強了全國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並贏得了國際輿論的稱讚與好評。其次,在軍事上遲滯了日軍的進攻,打亂了其右翼迂迴計劃,並有效地鉗制了日軍之精銳第5師團,迫使其將進至渾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轉移到平型關方向,從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漢鐵路和同蒲鐵路線上友軍的作戰,同時也為開闢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全國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內有一些人存在著「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觀點。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都有一些人存在輕視游擊戰爭的思想,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缺乏正確的認識,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爭上。為了闡明中共抗日戰爭正確的軍事路線、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加深全黨全軍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意義及其方針原則的理解,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定持久抗戰的勝利信心,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先後發表了許多文章和講演。具有代表性的是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並集中全黨的智慧,於1938年5月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重要軍事論著,緊接著又於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論持久戰》的重要講演。他科學地分析了抗戰以來的戰爭過程,全面系統地總結了10個月來的抗戰經驗,駁斥了各種錯誤思想觀點,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抗日戰爭必須堅持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以及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 
    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爭的發生和發展。他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戰爭雙方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基本特點:日本是一個強國,但又是一個小國,加之戰爭的非正義性、野蠻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國是一個弱國,但又是一個大國,加之有共產黨及其軍隊做為團結抗戰的核心以及戰爭的正義性,必然能得道多助。這些特點,確定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毛澤東還根據敵我雙方存在的相互矛盾著的各種因素,以及對這些因素在戰爭進程中的發展變化,經深入研究和分析,他科學地預見到持久抗戰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階段:第二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即戰略相持階段;第三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階段。毛澤東在論證了中國抗戰為什麼是持久戰和持久戰三階段的發展規律,以及為什麼最後勝利是屬於中國的之後,又進一步闡明了如何進行持久戰和如何發揮自覺的能動性以爭取戰爭最後勝利等問題。首先,他正確地闡明了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指出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解放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政治目的,離不開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普遍深入的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其次,毛澤東還進一步探討了實行持久戰總方針所應採取的具體作戰方針與原則。指出: 
    在戰略上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在戰役戰鬥上必須實行外線的速決進攻戰,變戰略上的劣勢、被動的不利態勢為戰役戰鬥的優勢、主動的有利態勢;而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作戰方針,又必須發揮組織指揮上的能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在作戰形勢上,要善於根據戰爭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運用運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三種不同形式。就全國抗戰的三個階段來說,戰略防禦和反攻兩個階段是以運動戰為主、以游擊戰與陣地戰為輔,而戰略相持階段則應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與陣地戰為輔。同時,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我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最後毛澤東進一步闡明了人民戰爭的思想,正確地解決了人與武器的關係問題。 
    他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有力地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勝利信心,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全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具體道路。 
    毛澤東就一些人輕視游擊戰爭,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確的認識等問題,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軍事論著。他指出:中國是一個處於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而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野蠻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敵人佔地甚廣和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但日本是小國,兵力不足,必然在其佔領區中有許多空虛地方,因此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在戰役戰鬥上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後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的正規戰。並且由於有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的廣泛參加,因而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禦和進攻一整套的東西發生了。由於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於是根據地問題和向運動戰發展等問題也發生了。這些情況決定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關於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科學論述,對統一和提高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促進抗日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決戰爭問題的光輝典範。它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對統一和提高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的認識,對全國堅持持久抗戰,對奪取抗戰最後勝利有著極大的動員和指導作用。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八路軍挺進敵後開展華北抗日游擊戰爭    
    日軍侵佔太原和上海之後,繼續向中國腹地發展進攻。至1937年11月中旬,華北部分地區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已被日軍佔領和控制。日軍為安定已佔地區,開始對存留於華北地區的中國軍隊進行圍攻,華北正規戰爭業已結束,游擊戰爭開始轉入主要地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鑒於華北形勢,及時指示八路軍在華北實行戰略展開,廣泛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粉碎日軍的圍攻,繼續創建抗日根據地。 
    平型關戰役後,八路軍第115師一部(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以及總部特務團等各一部共約3000人),在副師長聶榮臻的率領下挺進五台,並以此為中心向四面發展,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第115師主力則轉向呂梁山脈,創建晉西南抗根據地。以呂梁山脈為依托的晉西南地區,是陝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在太原失陷前,毛澤東即指示:對以呂梁山脈為依托的晉西南,八路軍應作適當部署,第115師師部和343旅,應立即向這些地區轉移。據此,八路軍總部於1937年11月9日令第115師由正太鐵路南進,由於國民黨閻錫山部的無理阻撓,第115師於12月進抵趙城、洪洞地區後,即停止向呂梁山開進。1938年2月中旬,日軍第20師團由祁縣向晉西南發展進攻,先後侵佔介休、孝義等地。國民黨軍紛紛退向晉南和黃河西岸,呂梁部分地區已成為敵後。此時,第115師師部率第343旅立即進至靈石、孝義以西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敵人。同時工作隊赴石樓、永和等縣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抗日武裝,開創抗日根據地。 
    八路軍第120師挺進晉西北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早在1937年9月中旬,日軍侵入晉西北地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即指示第120師開赴以管洋山脈為中心的晉西北,展開於大同、太原之翼側,並向綏遠方向發展。 
    第120師遵照這一指示於9月下旬進入寧武、神池地區後,便一面以主力側擊沿同蒲鐵路南進之敵,配合友軍作戰;一面以教導團和師政治機關等共700餘人組成工作隊,在師政訓處主任關向應(11月2日後任師政治委員)率領下,分赴朔縣、偏關、臨縣、嵐縣等14個縣的廣大地區,進行群眾工作,組織各種救國團體,建立各級戰地動員會,執行合理負擔政策,從而調動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積極性。經一個多月的發動與組織工作,各縣先後建立了抗日游擊隊和脫離生產的自衛軍,總人數達1.1萬餘人。至1938年初,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初步形成,第120師由出征時的8200餘人擴大到2.5萬餘人。 
    八路軍第129師挺進晉冀豫邊區,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1937年9月下旬,在日軍侵佔保定、繼續南犯威脅正大鐵路的情況下,中央軍委電令第129師主力迅速向正太鐵路以南地區開進。10月中旬,該師挺進晉東南平定地區後,隨即以主力側擊沿正大鐵路西進之敵。與此同時,以教導團第五連及部分幹部在太谷、榆次、陽泉、昔陽、和順等縣進行群眾工作。11月初,又派騎兵營深入冀西的臨城、贊皇地區開展群眾工作。隨著各項工作的開展,全區掀起了抗日救國熱潮,許多青年踴躍參軍,抗日武裝則不斷襲擊日軍據點和交通線,曾一度中斷敵之平漢鐵路的交通運輸。與此同時,第129師還以教導團的部分幹部組成挺進支隊,越過平漢鐵路進入冀南地區,與中共當地組織取得聯繫,隨後於1938年1月初又以6個連的兵力組成東進縱隊,由第386旅副旅長陳再道率領挺進冀南,加強冀南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1938年1月鄧小平接替張浩為第129師政治委員,他與劉伯承一起領導創建與發展抗日根據地的工作。2月下旬,在日軍向晉南進犯時,第129師又派出部分幹部,協同中共晉豫邊特委建立了晉豫邊游擊支隊,開展該地區的游擊戰爭。至此,晉冀豫邊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全面展開,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 
    1938年4月至10月,在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和毛澤東《論持久戰》與《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軍事論著思想的指引下,華北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迅速由山區發展到平原,由山西擴展到整個華北。八路軍不僅粉碎了日軍對山區根據地的圍攻,而且以主力一部挺進平原,協同當地人民抗日武裝,廣泛開展平原游擊戰爭,打擊和鉗制了敵人,作戰千餘次,殲敵2萬餘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友軍作戰。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晉察冀邊區地處恆山、五台山、燕山山脈的連接地帶,是威脅日軍佔之平綏、同蒲、正大、平漢4條鐵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堅持華北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在這一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具有重要意義。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澤東在給八路軍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脈應使之成為重要的游擊戰爭區域之一,現在就宜加緊準備。」據此,八路軍總部在平型關戰役後,即令第115師以一部兵力深入敵後,開展群眾工作,著手創建抗日根據地。該師以師政治部機關和教導大隊分別組成工作隊,在政訓處主任羅榮桓率領下,於五台等地協同當地組織開展群眾工作。10月11日,毛澤東電示聶榮臻:「你們應著重一個月內建立武裝與群眾工作之基礎,以便一個月後有充分力量反對日寇的進攻。」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第115師隨即以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以及總部特務團等各一部共約3000人,在副師長聶榮臻(11月2日改任師政治委員)率領下,以五台地區為中心,向四面發展。以師獨立團向晉察冀邊區之渾源、廣靈、靈丘、陽原、蔚縣以及淶源、易縣展開,並收復了上述7座縣城和廣大鄉村;以騎兵營向冀西地區展開,先後收復曲陽、完縣、滿城等縣城及廣大鄉村;以一部兵力掩護工作隊向西發展,開闢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區。各部隊一面作戰,一面配合工作隊與當地中共組織首先摧毀日偽組織,爾後放手發動群眾,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政策;隨後建立各級戰地動員委員會或抗日救國會,通過這種帶有政權性的組織形式,進一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建立農會、青救會、婦救會等抗日群眾團體;同時號召廣大青年參軍或參加民兵自衛隊,保衛家鄉;陸續建立起縣、區、鄉的民兵自衛委員會和不脫離生產的抗日救國自衛隊,以及脫離生產的抗日義勇軍。並實行抗日的經濟政策,沒收漢好的財產,進行減祖減息,廢除苛捐雜稅,實行合理負擔,發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力出力,有槍出槍」的號召,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由於深入動員和廣大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初步解放,因而抗日熱情高漲,抗日武裝也隨之迅速擴大。經一個月的工作,北部地區除組建了一批游擊隊外,獨立團擴編為獨立師(後改為第一支隊);東部地區組建抗日義勇軍和游擊隊共4000餘人;南部地區建立了平山團、井(陘)獲(鹿)等游擊隊;西部游擊武裝也有很大發展;而主力部隊也由近3000人擴大到7600餘人,從而為進一步發展和擴大抗日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 
    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該區下轄4個軍分區。12月,各軍分區主力部隊均整編為支隊,每個支隊下轄3個大隊(相當於團),每個大隊下轄3—4個中隊(相當於營)。第一軍分區兼第1支隊,下轄第1、第2、第3大隊;第二軍分區兼第2支隊,下轄第4、第5、第6大隊;第三軍分區兼第4支隊,下轄第10、第11、第12大隊;第四軍分區兼第3支隊,下轄第7、第8、第9大隊。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阜平召開。會議決定統一邊區的軍事、行政、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和民運工作等各項方針政策,並以民主選舉的方法產生了邊區的政權機關——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以聶榮臻等9人為委員。軍區和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標誌著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勝利建成。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促使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和迅速擴大,對敵佔據的交通線和中心城市構成嚴重威脅。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新四軍開闢華中敵後戰場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日本侵略軍自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來,不斷在上海方向增強兵力,以保持其沿長江而上向中國腹地進攻的勢頭。11月12日佔領上海後,日軍則沿京滬線向南京進攻,12月13日攻佔南京,25日佔領杭州,至1938年春,蘇浙皖大部分地區已成敵後。然而,日軍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廣大鄉村無力控制。同時,國民黨軍隊和政權機構大部已撤走。這對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一個有利的時機。 
    而且在蘇浙皖地區,共產黨的影響較深,群眾基礎較好,有較高的抗日熱情,這就為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創造了條件。 
    根據華中戰略地位、形勢及開展華中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條件,毛澤東於1938年2月15日致電中共東南分局書記項英等,指出新四軍「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地。」新四軍軍部依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開展華中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指示和方針部署,於5月間向所屬各部發出指示,明確提出該軍的任務是「深入敵人後方,開展廣泛的游擊戰,達到牽制和分散敵人的兵力,配合國軍主力正面作戰,在持久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遵照中共中央確定的方針和軍部的指示,新四軍各支隊迅速向華中敵後挺進,開闢華中敵後戰場。 
    第1、第2支隊挺進以茅山為中心的敵後地區,創造蘇南抗日根據地。 
    蘇南地處京、滬、杭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5月中旬,第1支隊在陳毅率領下由巖寺出發,向蘇南開進,6月中旬,第1支隊到達蘇南僳陽竹橋,隨即展開於鎮江、句容、金壇、丹陽地區。隨後第2支隊在張鼎丞率領下也挺進蘇南敵後,並展開於江寧、當塗、溧水、高淳地區。第1、第2支隊在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著手創建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的同時,積極開展楓日游擊戰爭,取得多次戰鬥的勝利。7月1日夜,第1支隊以第2團第1營突襲了京滬鐵路鎮江與丹陽之間的新豐車站,全殲守敵40餘人,摧毀車站,拆除路軌,使京滬鐵路交通一度中斷。8月12日第1支隊又以第2團主力襲擊句容縣城,殲敵40餘人。雖然沒有最後攻佔,但能襲擊敵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縣城,對敵人的震動和對群眾的影響頗大,使敵感到恐慌,群眾受到鼓舞。8月23日,第1支隊又進行了反「圍剿」作戰,以抗擊和伏擊相結合的戰術手段,殲敵49人,粉碎了敵人200餘人的圍攻。在此期間,第2支隊也進行多次戰鬥,均取得勝利。第1、第2支隊在對日軍作戰的同時,還大力摧毀偽政權,發動群眾擴大自己的武裝,建立各級政權。從而使以茅山為中心包括溧陽、溧水、金壇、丹陽、句容、鎮江、江寧、當塗、武進、宜興、無錫、吳縣的蘇南抗日根據地初步形成。 
    蘇南敵後游擊戰爭的開展和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嚴重地威脅著敵人的後方。敵遂調集4500餘人,並配有飛機、坦克、大炮,於8月22日和23日由秣陵關、溧水、當塗、採石、江寧等地,兵分八路,水路並進,企圖攻佔小丹陽地區,消滅我第2支隊,摧毀初建的抗日根據地。我第2支隊從23日黃昏開始,在內線以靈活機動的戰術手段,以阻擊、牽制、外線襲擾等相結合方式與敵作戰,我第1支隊在外線積極配合第2支隊的內線作戰,以積極的行動,襲擊敵補給線,攻擊敵據點,使敵彼此難顧,最終粉碎了敵8月份對小丹陽的圍攻。9月以後,敵又連續對蘇南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至12月,蘇南地區軍民先後粉碎敵之「掃蕩」近30次,初步鞏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 
    第3支隊挺進皖南地區,開闢皖南敵後抗日根據地。1938年7月1日,新四軍第3支隊亦進入皖南抗日前線,活動於東起蕪湖、宣城,西至青陽、大通(鎮),南起章家渡,北至長江的橫寬百餘公里,縱深約60公里的狹長地帶。這個地區面對敵之長江交通線,系日軍第15、第116師團的結合部,兩部敵軍經常出動「掃蕩」,敵我戰鬥比較頻繁。9月底,國民黨軍第三戰區令我第3支隊擔任堅守青戈江陣地的任務。10月29日,第3支隊偵悉敵在灣址、鳳凰閘、大洋橋地區增兵800餘人,企圖向我青戈江陣地進犯,以配合其主力對銅陵、大通鎮沿江地區的「掃蕩」。我第3支隊首長決心堅守青戈江陣地,以掩護南陵,配合友軍作戰,在作戰行動上採取正面防禦與翼側出擊的方式,打擊敵人。30日,灣沚之敵500餘人向我紅錫鎮陣地發起攻擊,我軍在殲敵百餘人後,主動撤出戰鬥。敵占清水潭後,於11月3日,又增加400餘人兵力,並分四路圍攻馬家園我軍,我給敵以大量殺傷後,主動撤離。敵占馬家園後,我第3支隊隨即調整部署,集中主力對敵實施反擊,收復馬家園。當日夜,第3支隊另組派精幹小分隊襲擊灣沚及九里山敵軍據點。敵人於4日上午退回灣沚。經4天戰鬥,我軍共殲日偽軍300餘人。12月,第3支隊奉命轉至銅陵、繁昌沿江地區擔任防禦任務。 
    第4支隊挺進皖中地區,開展敵後游擊戰。1938年4月底,新四軍第4支隊即展開於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地區。5月上旬,該支隊先遣隊東進至巢縣以南地區,偵悉蔣家河口渡口為敵西進必經之地,遂在此設伏,12日殲路經此地日偽軍20餘人。6月中旬,日軍攻佔安慶後,第4支隊便在安(慶)合(肥)公路兩側,積極開展游擊戰。7月間,第4支隊第9團以4個連的兵力,襲擊無為以東運潛地區偽軍,擊斃50餘人,俘偽副司令以下100餘人,繳獲步槍150餘支、輕機槍6挺。9月3日,該支隊一部襲擊敵汽車運輸隊(80輛),經30分鐘激戰,斃敵70餘人,俘敵4人,擊毀汽車50餘輛。10月,該支隊一個連又在安(慶)桐(城)公路襲擊敵車隊,斃敵29人。第4支隊連戰皆捷,牽制了日軍的西犯行動,重創了偽軍,鼓舞了皖中人民,配合了友軍作戰。此外,新四軍游擊隊,在1938年下半年,還開闢了豫東抗日戰場,初步打開了豫東抗戰的局面。 
    新四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完成改編、集中之後,迅速向華中敵後挺進,開闢敵後戰場,在蘇南、皖南、皖中和豫東廣大地區,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有力地打擊和牽制了日偽軍,支援了正面戰場上的友軍作戰。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東江、珠江地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對開展華南地區的抗日鬥爭非常重視,派廖承志等到廣東,先後建立了八路軍駐廣州、香港辦事處。1938年4月,又成立了以張文彬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這些領導機構成立後,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廣州失陷後,國民黨軍退守清遠、新豐一線與日軍對峙,廣州外圍和廣九鐵路兩側地區相繼被日軍佔領。中共廣東省委根據華南的形勢和中共中央對華南的指示精神,確定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基本方針和任務是:動員組織群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在長期的抗戰中發展力量,使黨逐步成為在華南地區最後戰勝日寇的決定因素。同時決定,把東江作為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重點地區之一。 
    東江地區包括東莞、惠陽、寶安、增城、博羅等縣,地處珠江門戶,廣九鐵路縱貫其中,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上半年,華南沿海的形勢日益緊張,種種跡象表明,日軍企圖擴大對華南的侵略。據此形勢,中共廣東省委指示成立中共東莞中心縣委,並立即在東江地區籌組抗日武裝。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後,中共東江地區的黨組織加快了建立抗日武裝的工作,10月24日,中共廣東省東南特委從香港派中共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曾生等到惠陽縣坪山圩,成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進行組建抗日武裝工作。12月2日,成立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由曾生任總隊長,100餘人。1939年1月,又對東江地區的其他抗日武裝進行整編,成立東(莞)寶(安)惠(陽)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由王作堯任大隊長。曾生、王作堯領導的兩支抗日武裝,是東江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骨幹力量。 
    1939年春,日軍為確保廣州和珠江、西江的交通線,收縮了兵力,撤出惠州等一些城鎮。國民黨軍進佔惠州,並設立第四戰區游擊縱隊指揮所。曾生、王作堯領導的兩支抗日武裝,分別編為其所屬的新編大隊與第二大隊。 
    部隊雖然接受國民黨軍的番號,但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在這一地區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軍。9月初,日軍500餘人佔領大亞灣沿岸的葵湧、沙漁湧,威脅惠州。9月12日,新編大隊乘夜暗襲擊日軍,戰至天明,克復葵湧、沙漁湧,日軍被迫從海上撤退。12月,新編大隊又在橫崗的雞心石伏擊日軍一個大隊,斃傷日軍30餘人。在此期間,第2大隊也發動和依靠群眾對寶安縣城南頭鎮實行封鎖包圍,迫使日軍於11月30日撤出南頭鎮。我黨領導的新編大隊和第2大隊在對敵鬥爭中不斷壯大,至1939年底,新編大隊發展到500餘人,第2大隊發展到200餘人。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發展壯大和對敵鬥爭的勝利,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忌恨。1940年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到華南。廣東國民黨企圖借整訓之機解除我黨領導的這一部分抗日武裝。國民黨這一陰謀被我識破後,我新編大隊和第2大隊未去整訓,國民黨當局以拒絕執行其集中整訓的「命令」為借口,對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圍攻。4月,新編大隊和第2大隊突破圍困轉移至國民黨控制的陸海豐地區,分散隱蔽在叢林山洞中,部隊損失很大,兩個大隊僅剩下100餘人,處境十分險惡。在新編大隊和第2大隊處於嚴重困難的關鍵時刻,廖承志從香港轉來了中共中央的電報指示,要曾(生)王(作堯)兩部仍應回到群眾基礎較好的東(莞)寶(安)惠(陽)地區,大膽堅持抗戰與反摩擦,決不可在國民黨的後方停留。於是,新編大隊和第2大隊於8月上旬秘密返回寶安縣的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東江特委和東江軍事委員會,在上下坪村召開了幹部會議,學習中央的電報指示精神,總結了經驗教訓,確定了今後的行動方針,會議確定放棄國民黨軍的番號,改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原新編大隊改稱第3大隊,第2大隊改稱第5大隊,分別由曾生、王作堯任大隊長,林平任兩大隊的政治委員。會後,第3大隊70餘人於10月初挺進東莞縣大嶺山客家洞地區,開闢大嶺山抗日根據地,第5大隊30餘人在寶安縣的陽台山創建根據地。 
    大嶺山位於東莞縣西南部,面積約130多平方公里,人口10餘萬。其周圍的莞城、石龍、厚街、太平、霄邊等地,均有日偽軍據點,駐守著日軍長瀨大隊和偽軍一部,有3000餘人。針對上述情況,第3大隊進抵大嶺山後,深入發動群眾,建立各種抗日組織和自衛武裝,消除漢奸。11月初,日軍200餘人進山「掃蕩」,我第3大隊以突然出擊的戰術手段打擊日軍,經4小時激戰,殺傷日軍大部,日軍遭突然打擊之後,不敢繼續深入,撤回原防。1941年6月,駐東莞縣城日軍400餘人及偽軍200餘人,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奔襲大嶺山,企圖殲滅第3大隊。當日偽軍深入大嶺山後,第3大隊及各鄉自衛軍選擇有利地形,突然將敵一部包圍,對敵進行猛烈攻擊,從6月11日拂曉戰至下午3時,日軍數次突圍均未得逞。12日,日軍以飛機支援,空投糧彈,但仍未突出包圍。後因日軍大批援軍趕來,第3大隊為避免與日軍硬拚而撤出戰鬥。此戰,殲日偽50餘人,長瀨大隊長被擊斃,繳槍10餘支,戰馬多匹。第3大隊在堅持以游擊戰打擊日偽軍的同時,還注意開展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他們派出工作組,幫助群眾建立各種抗日組織,並按「三三制」的原則建立起了村、鄉抗日民主政權,還成立了中共大嶺山區委。 
    第5大隊進入陽台山地區後,立即著手開展根據地建設工作。他們首先清除漢奸、特務,深入鄉村發動群眾,建立抗日自衛隊,動員青年參軍,在第5大隊的幫助和動員下,先後建起8個抗日自衛隊,200餘名青年參了軍,還建立了鄉級抗日民主政權。6月17日,駐南頭日軍約40餘人,向望天湖、游松等地進犯,18日,第5大隊以一個中隊的兵力伏擊日軍,給敵以殺傷,迫使日軍撤回南頭。7月7日,日軍400餘人分兩路「掃蕩」陽台山地區,第5大隊集中兵力打敵一路,激戰一天,擊退了日軍的進攻。8月18日,日軍400餘人分三路再次「掃蕩」陽台山地區,第5大隊將兵力分散游擊,到處襲擊敵人,使敵不能立足,不得不撤回深圳、南頭。我軍幾次反「掃蕩」作戰的勝利,使陽台山根據地逐步鞏固。 
    從上下坪會議到1941年底,東江抗日武裝正確地堅持了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方針,在鬥爭中迅速發展壯大,部隊由從海陸豐東返時的100多人發展到1500餘人,民兵發展到1000餘人。此外,在增城、從化、番禺地區建立了增從番獨立大隊,約100人。從此,東江抗日武裝成為這一地區抗擊日軍的主要力量。 
    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長期堅持游擊戰爭的總方針,1942年1月下旬,為了加強統一領導,在廣東省委的領導下整編了部隊,以第5大隊為基礎編成一個主力大隊,其餘分別編為第3大隊、惠陽大隊、寶安大隊、港九大隊,以便積極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1942年春,國民黨頑固派調集第187師、獨立第9旅等部5000餘人,對我東江抗日根據地圍攻,持續達一年之久,使該地區的鬥爭進入極為艱苦階段,在此情況下,我及時採取了「精兵簡政」的正確措施,較順利地度過了難關。 
    從1943年1月至11月,我軍對日偽軍展開廣泛襲擊,東江我軍共作戰70餘次,殲日偽軍1000多人,繳獲武器500餘件,部隊發展到4000餘人,民兵近千人。11月,日軍又調集近10000人的兵力,對我實行「萬人掃蕩」。12月中旬被我粉碎,日軍被迫撤回原防地。 
    為了進一步發展東江的敵後游擊戰爭,1943年12月2日成立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曾生任司令員,林平任政治委員,王作堯任副司令兼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下轄7個大隊。此後,東江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向粵東、粵北猛烈發展。主力部隊在向粵東、粵北發展開闢新區之後,留在東江地區的部隊繼續與日軍作戰,直到日軍投降。東江地區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從廣州失陷到1945年8月,開展近7年時間,牽制了大量日偽軍,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全國抗戰。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海南島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    
    抗日戰爭爆發前,海南島地區保存了一支300多人的紅軍游擊隊,在中共瓊崖特委的領導下堅持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瓊崖特委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國民黨當局達成了團結抗日的協議,並於1938年12月5日在瓊山縣雲龍圩將瓊崖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第14區獨立隊(以下簡稱獨立隊),由馮白駒任隊長。獨立隊改編時約300條人槍,編為3個中隊。1939年2月10日,日軍以台灣混成旅團一部,在海軍的支援下,由海南島北部的天尾港登陸,佔領了海口、瓊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軍又以第5艦隊一部在海南島的三亞港登陸,並佔領了三亞、榆林等地。遂後日軍南北對進,海南全島被日軍佔領,國民黨守軍保安第15團等部退入五指山地區。日軍登陸時,剛改編的獨立隊在國民黨軍撤退的情況下,毅然開赴南渡江的潭口,冒著敵機的猛烈轟炸,構築工事,阻擊日軍渡江。此後,獨立隊以第1中隊在瓊山縣的雲龍、道崇、三江、豐演,以第2、第3中隊在瓊山縣的鹹來、樹德和文昌縣的大昌等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發動群眾,擴大武裝。不久,與國民黨當局聯合成立了瓊崖戰時黨政處,頒布了《動員委員會組織條例》,在部分縣、鄉成立了保衛瓊崖動員委員會。由於這一時期瓊崖地區的國共合作較好,瓊崖抗戰曾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各地的農民抗日協會紛紛成立;許多失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要求獨立收編,共同抗日;不少國民黨軍隊和行政機關要求獨立隊派員協助加強政治工作,整頓組織;獨立隊本身也迅速發展到1000餘人,為了適應部隊迅速發展的形勢,3月,中共瓊崖特委將獨立隊改稱為獨立總隊,由馮白駒任總隊長,下編3個大隊。 
    獨立總隊成立後,中共瓊崖特委和總隊即以第1、第2大隊於瓊山、文昌地區,以第3大隊於澄邁、臨高、儋縣、昌江、感恩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3月中旬,第1大隊在瓊文公路線上的羅牛橋伏擊日軍的運輸車輛,擊毀敵汽車1輛,殲滅日軍大佐指揮官以下20餘人。5月,第2大隊在海口市郊長村橋附近伏擊修路的日軍,繳獲槍7支。6月,第1大隊潛入文昌縣城,襲擊日軍北門哨所,殲滅日軍數人。日軍遭連續打擊後,出動1000餘人對瓊文地區進行「掃蕩」。為牽制敵人,獨立總隊以第2大隊一部西渡南渡江,進至瓊山縣龍塘、十字路、龍橋、府城和海口郊區活動,威脅敵心臟地區,並將游擊戰爭發展到海南島西部地區。 
    1939年2月至年底,第1、第2大隊在瓊文地區作戰70餘次,殲日軍800餘人,開闢了瓊文抗日根據地。 
    為發展海南島西部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獨立總隊第3大隊於1939年冬組織了圍困那大日軍據點的戰鬥。那大駐有日軍100餘人及偽軍1個中隊。第3大隊決定聯合國民黨地方當局和動員群眾,採取圍困戰術將日軍擠走。 
    戰前,第3大隊主持召開陶江、南豐等8個鄉和游擊隊負責人會議,成立圍困那大行動委員會指揮部。在國民黨情縣縣長和各鄉行政人員的支持下,組織工作隊深入群眾,建立各種圍困組織,其中,有武裝人員400餘人,群眾2000餘人。10月下旬,發起圍困戰鬥,第3大隊以2個中隊及部分地方游擊武裝對那大之敵連續襲擾,以部分武裝人員帶領群眾在那大外圍嚴密警戒,切斷那大之敵與外界的一切聯繫。至11月初,敵因給養斷絕,孤立無援,被迫乘夜暗突圍向信縣縣城逃竄。第3大隊進入那大後,未及逃跑的偽軍1個中隊全部就俘,繳獲槍60餘支。那大戰鬥的勝利,促進了海南島西部地區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 
    194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瓊崖特委:海南島西部應作長期的打算,應以全島為目標,大力發展黨和武裝,開展民運工作,不顧國民黨的任何阻礙,堅決組織全島人民的抗日鬥爭。要自力更生,把瓊崖創造為爭取900萬南洋華僑的中心根據地。為了落實中央的指示,中共瓊崖特委於1939年12月決定將特委和總隊部轉移到臨高、儋縣、白沙交界的紗帽嶺地區,建立以那大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1940年1月下旬,特委及總隊領導機關率特務大隊向紗帽嶺地區轉移。2月中旬抵達美合地區時,那大鎮已被日軍重新佔領,特委及總隊機關不能繼續西進,遂決定留在美合地區創建根據地。獨立總隊進至美合後,迅速控制了美合周圍的仁興、南坤等鄉,並建立了100餘人的民兵。與此同時,在儋縣、昌江、臨高等縣成立了第4大隊和第5大隊。同年夏,在美合建立了幹部學校。9月,中共中央派莊田、李振亞抵瓊崖,加強了獨立總隊的領導和指揮。接著,整編了部隊,統一編成2個支隊、1個特務大隊和1個獨立大隊共3000餘人。馮白駒任總隊長兼政治委員,莊田任副總隊長,李振亞任參謀長,王業喜任政治部主任。 
    獨立總隊的迅速壯大,引起了海南國民黨當局的恐懼。從1939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就不斷製造借口,限制獨立總隊的發展。1940年11月7日,以國民黨保安第7團及部分地方武裝共3000餘人向美合根據地發起進攻。獨立總隊被迫撤出美合,向瓊山、文昌地區轉移,1941年進至瓊山縣樹德鄉。3月,國民黨保安第7團再次向獨立總隊發動進攻。獨立總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堅決實行自衛反擊,殲滅頑軍一部於羅蓬坡。6月,獨立總隊又粉碎頑軍3000餘人對瓊山文昌根據地的進攻。在反擊國民黨頑軍進攻的同時,獨立總隊於7月以2個支隊的兵力襲擊日軍美德村據點,擊毀日軍軍車2輛,殲滅日軍60餘人,繳獲機槍2挺,長短槍20餘支。此後,第1、第2支隊向瓊山縣甲子鄉挺進,繼續鞏固和擴大瓊文根據地。 
    從1939年2月日軍登陸海南島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在海南島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先後在瓊文、樂萬、澄臨地區建立了根據地。1941年5月至11月,陸續成立了樂萬、文昌、澄臨抗日民主政府或辦事處和瓊崖東北抗日民主政府,獨立總隊也由原來的300多人猛增到3500餘人。此外,還在許多縣、區、鄉建立了群眾性的抗日組織,其成員達5萬餘人,從而使海南島的抗日游擊戰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      
抗日戰爭(1937.7—1945.9)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建設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或「抗日軍政大學」。她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創辦於陝北,1936年6月1日改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軍大學。1937年1月,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將校址遷至延安,從此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委員,親自規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他還多次到抗大講課和作報告,他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在抗大的講演。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講過課。林彪、羅瑞卿、張際春、劉亞樓、傅鍾、許光達、膝代遠、莫文驊、何長工等先後擔任過學校領導工作。抗大校部下轄8個大隊。學員以從部隊中抽調幹部為主,並招收從全國各地來延安的愛國知識青年。學習內容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革命問題、世界現實、群眾工作、戰爭和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和軍事常識等。抗大的教學方法是啟髮式、研究式和實驗式。抗大特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學員理論聯繫實際,邊學習、邊生產,強調「理論與實際並重、軍事與政治並重」的原則。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抗日戰爭的需要,抗大於1939年7月開始到敵後辦學,校址先後遷至陝西武鄉縣蟠龍鎮、河北邢台縣漿水鎮。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陸續在晉東南、晉察冀、淮北、蘇北、晉綏、淮南、蘇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據地建立了10個分校和太行分校、太岳分校(在晉東南的第1分校後來遷入山東省)。抗大還開辦了6所附屬中學。1943年3月,抗大總校址遷回陝北綏德,徐向前任代理校長,李井泉任政治委員。1945年10月,抗大總校遷往東北,後來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政大學,並以各分校為基礎,組建了華北、華東、西南等軍政大學。抗大在抗日戰爭八年間辦學8期,培養了20餘萬名軍政幹部。抗大的辦校方針和校風,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和部隊建設的優良傳統之一。她培養的學員,為組織和領導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山西抗日決死隊協同八路軍開展游擊戰爭    
    抗日決死隊,也稱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1936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由薄一波等組成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員會,以合法的形式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該委員會到達太原後,就同國民黨山西地方閻錫山集團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接辦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也稱犧盟會),參與主持了山西軍政訓練委員會的工作,並經過軍政訓練班等機構,先後訓練軍政幹部近兩萬名。抗日戰爭前夕,閻錫山曾再三考慮過要整軍擴軍。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薄一波等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閻錫山正式提出組建山西新軍的建議,閻錫山同意先試建1個團。8月1日,即以原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教練團和民兵軍官教導團的一部為基礎,組成抗日決死隊(稱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並由1個總隊(相當於團)迅速發展為4個總隊。日軍侵入山西後,山西舊軍節節敗退。這時,薄一波又向閻錫山提出再組建5—10個旅的建議,閻錫山迫於形勢需要,同意繼續組建5個旅。於是很快就組織建起抗日決死隊第1、第2、第3、第4縱隊和工人武裝自衛總隊。決死隊各縱隊的正式番號依次為國民革命軍第1、第2、第3、第4旅。工人武裝自衛總,於1938年春擴編為工人武裝自衛縱隊,1939年春又改稱為第207旅(但通稱工衛旅)。山西新軍在中園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1939年初,新軍又以政治保衛隊的名義由各犧盟會所屬游擊隊組建了第209旅、第212旅、第213旅。另由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組建了暫編第1師。到1939年底,列入正式建制的抗日決死隊共有46個團另4個游擊支隊(相當於團),總兵力達5萬餘人。此時,山西新軍的實際員額已經超過了當時的山西舊軍。 
    新軍各部隊均建立了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了政治委員制度。絕大多數的旅政治委員都是由共產黨員擔任,他們是部隊的最高首長,擁有最後決定權。團、營、連的主要政治工作幹部也大都由共產黨員擔任,這就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新軍的領導,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新軍成立後,一直在晉東南、晉西南、晉西北廣大地區活動,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新軍與八路軍並肩協同作戰,阻擊日軍進攻,粉碎日軍的圍攻和「掃蕩」,勝利地進行了許多次重要戰役戰鬥。 
    1939年冬,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閻錫山首先在山西發動「十二月事變」,命令舊軍進攻新軍,摧殘犧盟會等抗日救亡團體和抗日民主政權。新軍被迫奮起還擊,終於挫敗了舊軍的進攻。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企圖壓制新軍、排擠八路軍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卻被大大削弱。1940年春,新軍各部重新整編為27個團,仍保留晉綏軍番號,實際上已經加入八路軍的序列,分別集中於晉東南和晉西北兩個地區,繼續堅持抗日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閻錫山積極配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最終破壞了山西統一戰線的局面。這時,山西新軍正式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參加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八路軍冀中回民支隊奮勇抗日    
    在中華民族的敵後抗日戰場上,活躍著許多少數民族抗日游擊隊伍,他們中有回族、滿族、朝鮮族、蒙古族、黎族、苗族、壯族、瑤族等同胞組成。 
    這些隊伍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灑熱血於抗日搏鬥的戰場。馬本齋所領導的八路軍冀中回民支隊,是全國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抗日隊伍之一。 
    1928年,馬本齋在東北奉軍劉珍年獨立第21師第4團任團長,該團駐防山東牟平地區,「九一八」事變後,馬本齋因堅決要求北上抗日,被撤銷了團長職務,改任煙台至威海汽車路局局長。1932年秋,馬本齋棄官返鄉。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並開始向華北地區進犯。9月,日軍開始侵犯馬本齋家鄉河北獻縣東辛莊,肆意燒殺搶掠。在這危難時刻,馬本齋組織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日義勇隊。10月,回民抗日義勇隊在東辛莊子牙河大堤伏擊日偽軍,一舉繳獲日軍1門迫擊炮和10餘支槍。 
    1938年5月,八路軍來到了冀中平原。馬本齋率隊參加了八路軍,所部改編為回民教導隊,馬本齋任隊長。7月,回民教導隊與另一支回族抗日武裝回民幹部教導隊合編為回民教導總隊,馬本齋任總隊長。8月,回民教導總隊在河間、獻縣、青縣、滄縣等地襲擾打擊敵人,作戰30餘次,斃傷日偽軍500餘人。10月,馬本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初,馬本齋率部開始在定縣、無極、稿城、新樂一帶開闢抗日根據地。8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回民教導總隊改稱為冀中回民支隊,馬本齋任司令員,郭陸順任政治委員,兵力約200人。隨後,回民支隊開始在深南開展游擊戰爭,曾採用圍點打援的戰法,取得了衡水康莊戰鬥的重大勝利,受到了冀中軍區的嘉獎。之後,又組織精幹小分隊巧取深縣榆科偽軍據點。 
    從1940年冬開始,回民支隊轉戰至深澤、徐水、無極、稿城、河間、獻縣等地,英勇頑強地打擊日軍。在獻縣交河地區活動時,曾兩次攻打景河據點,消滅日軍100餘人,擊毀日軍汽車4輛,並繳獲物資一批。毛澤東為此專門題寫了「百戰百勝的回民支隊」的題詞。1942年,回民支隊在阜城、景縣等地經過「五一」反「掃蕩」的激烈戰鬥後,6月,轉入冀魯豫軍區。9月,到達范縣、觀城、濮陽一帶活動。回民支隊非常重視政治工作,嚴格部隊紀律,維護民族團結,廣泛研究游擊戰術,不斷總結戰鬥經驗。1943年轉戰魯西北朝城、冠縣、莘縣、尚和等地。11月,回民支隊參加濮陽八公橋戰鬥,採用了「牛刀子鑽心」的戰術,奪取了戰鬥的勝利。數年中,回民支隊進行大小戰鬥870餘次,殲日偽軍3.76萬餘人。 
    冀中回民支隊在抗日戰爭中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大大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日的信心,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冀中回族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通過抗日戰爭的鬥爭鍛煉,更加強了同漢族人民的團結,增強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來侵略的凝聚力。這種全民族的團結,是抗日戰爭能夠堅持並取得完全勝利的基本保證之一。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戰場加緊誘迫國民黨政府投降,同時以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加緊推行1940年度「肅正建設計劃」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所謂「囚籠政策」,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妄圖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佔領區,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後方基地。 
    為了粉碎日軍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於影響全國的整個抗日局勢,克服國民黨投降的危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下旬,八路軍總部先後使用105個團約40萬人的兵力,向華北敵佔據點和交通線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和反「掃蕩」作戰,故名「百團大戰」。整個戰役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正大鐵路為重點,開展交通總破擊戰(8月20日至9月10日) 
    這次進攻戰役於8月20日首先從正大鐵路發起。正太鐵路橫越太行山,是連接平漢、同蒲兩條鐵路的紐帶,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要線之一。敵人在正太鐵路沿線駐有獨立混成第4旅團(司令部駐陽泉),獨立混成第8、9旅團(司令部分別駐石家莊和太原)各一部。 
    20日夜,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指揮8個步兵團、1個騎兵團又2個騎兵營、5個游擊支隊組成左、中、右3個縱隊,分別向正太鐵路東段日軍獨立混成第4旅團一部發起攻擊。經歷了3小時激戰,右縱隊攻人晉冀交界的要隘娘子關,殲滅日軍一部。隨後又破壞了娘子關以東的橋樑及通信線路。中央縱隊連克蔡莊、地都、北峪、南峪等日軍據點,並破壞橋樑兩座。23日後,因陰雨連綿,河水暴漲,致使左縱隊攻擊巖峰、上安等據點未成。晉察冀軍區部隊遂轉移兵力,對鐵路、橋樑、隧道實施全面破擊。 
    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指揮8個團又8個獨立營的兵力,於8月20日夜開始對正太鐵路西段之敵展開攻擊。另以2個團會同乎定、遼縣、榆社等地方武裝,分別對平遼、榆遼公路進行了破擊,以牽制各點守敵,保障主力側後的安全。左翼隊一部向蘆家莊發起攻擊,連克碉堡4座,殲滅日軍80餘人;右翼隊一部向桑掌和鐵爐溝等據點發起進攻,殲滅日軍130餘人。21日,為阻止日軍從側背攻擊破路部隊,該師預備隊一部搶佔了陽泉西南4公里處的獅□山高地。之後,陽泉日軍在飛機支援下,並使用化學武器,連續向獅□山猛攻。我軍據險英勇抗擊,頑強堅守6晝夜,殲滅日軍400餘人,有力地保障了破擊部隊的翼側安全。經數日激戰,該師先後攻佔了正太鐵路線上的10多處據點和車站,除壽陽、陽泉等少數幾個城鎮外,正大鐵路西段基本為我控制。從而使日軍正太鐵路西段陷於癱瘓。 
    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指揮20個團的兵力,擔負同蒲鐵路北段的破擊任務。從8月20日夜開始至31日止,先後攻克了北龍泉、康家莊、豐潤村、陽坊口等多處據點,殲滅日偽軍800餘人,切斷了同蒲鐵路北段和忻靜、汾離、太汾等公路。 
    為配合正太鐵路和同蒲鐵路北段的破擊戰,八路軍還出動了50多個團的兵力,在地方游擊隊和民兵的配合下,對平漢、平綏、北寧、同蒲(南段)、白晉、津浦、石德等鐵路線和一些主要公路,以及日軍佔領的許多據點,進行了廣泛的破擊和襲擊。 
    25日後,敵人從白晉鐵路、同蒲鐵路南段抽調第36、37、41師團各一部,配合獨立混成第4、第9旅團向八路軍第129師反擊;從冀中、冀南抽調5000人的兵力,配合獨立混成第8旅團向晉察冀軍區部隊發起攻擊。9月2日,敵人合擊正大鐵路南側的安豐、馬坊地區的第129師。該師以4個團的兵力頑強抗擊,斃傷日軍200餘人。9月6日,第129師第386旅和決死第1縱隊各2個團,於榆莊西北雙峰地區包圍日軍1個營,擊斃400餘人,打破了敵人的合擊。晉察冀軍區為策應第129師作戰,以4個團向正太路北側盂縣地區的日軍出擊,迫使正太鐵路南側的日軍北援。第120師對同蒲鐵路忻縣至太原段的破擊,也有力地牽制了日軍對正太鐵路的增援行動。 
    9月10日,八路軍總部為休整部隊,準備再戰,遂命令部隊結束第一階段作戰。在第一階段作戰中,由於我軍準備充分,部署周密,充分發揮了戰役的突然性,因而取得了重大勝利。 
    第二階段:繼續破擊交通線,重點攻佔交通線兩側和深入根據地內的日軍據點(9月22日至10月上旬) 
    在這一階段中,我軍主要進行了淶靈、榆遼戰役。9月16日,八路軍總部發佈了第2階段的作戰命令,要求各部隊繼續破壞敵人交通線,摧毀深入我抗日根據地內的日軍據點。任務區分是:晉察冀軍區主力破擊淶靈公路,並奪取淶源、靈丘兩縣城,第129師重點破擊榆遼公路,收復榆社、遼縣兩縣城;第120師主力對同蒲路北段至軒崗段進行徹底破壞,再次切斷同蒲鐵路北段的交通。 
    9月22日,晉察冀軍區首長指揮8個團、3個游擊支隊、2個獨立營組成左、右翼隊和預備隊發起淶靈戰役,右翼隊主攻淶源縣城,由於攻堅器材缺乏和敵人頑強抵抗,經一夜激戰未果,23日即轉為攻擊沫源縣外圍日軍據點。26日,相繼攻佔三甲村、東團堡等十幾處據點。28日,日軍增援部隊3000餘人開抵淶源縣城,右翼隊遂轉移兵力於靈丘、渾源方向,協同左翼隊攻佔了南坡頭、搶風嶺、青磁窯等日軍據點。10月9日,大同日軍1000餘人前來增援,晉察冀軍區遂決定結束戰役。此役共殲敵1100餘人。 
    9月23日,第129師首長指揮第386旅和決死第1縱隊2個團、第385旅(附第32團)組成左、右翼隊,發起榆遼戰役,向日軍獨立混成第4旅團發起攻擊。到30日,左翼隊攻佔榆社縣城,殲敵400餘人。右翼隊攻佔榆遼公路上的小嶺底、石匣等敵人據點。此時,武鄉、和順的敵人同時出援,第129師遂決定停止攻打遼縣縣城,向紅崖頭、官地惱地區轉移兵力,伏擊由武鄉出援的敵人。第385旅在開進途中,與日軍援兵600餘人遭遇,經一天激戰,殲敵大部,殘敵依托有利地形進行頑抗,雙方形成對峙。與此同時,遼縣西援日軍已突破我狼牙山阻擊部隊的陣地。在此情況下,八路軍總部決定第129師撤出戰鬥,結束了戰役。榆遼戰役共殲滅日軍1000餘人。 
    第120師為配合沫靈、榆遼戰役的作戰,對同蒲鐵路北段實施了新的破擊,同蒲鐵路北段再次被切斷。第129師所屬的冀南軍區以12個團的兵力,對石德鐵路和邯濟鐵路進行了破擊,殲敵1700餘人。晉察冀軍區所屬的冀南軍區以12個團的兵力,對石德鐵路和邯濟鐵路進行了破擊,殲敵1700餘人。 
    晉察冀軍區所屬的冀中軍區從10月1日起至12日止,進行了任(丘)河(間)大(城)肅(寧)戰役,攻佔日軍據點20餘處,殲敵1500餘人,破壞公路150公里。 
    第三階段:反擊日軍大規模報復「掃蕩」作戰(10月6日至12月下旬) 
    百團大戰的發動,使日軍的部署陷入混亂局面,敵痛感中共軍隊威脅極大,為穩定戰局,鞏固其在佔領區的統治,日偽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以坦克開路,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八路軍在各根據地軍民的有力配合支持下,展開多種形式的游擊戰,破襲敵據點,斷其交通,先後在大行地區、晉察冀地區、太岳地區和晉西北地區抗擊了日偽軍六七萬人次的「掃蕩」。晉西北地區的反「掃蕩」作戰一直延續到1941年1月下旬。與其同時,在太南、冀南、冀中、大青山等地,均有局部的反「掃蕩」鬥爭,有力地配合了山區軍民反「掃蕩」作戰。 
    百團大戰中,八路軍參戰兵團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配合下,進行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俘日軍281人、偽軍18407人,日軍投降47人,偽軍反正1845人,拔除據點2990餘個,破壞鐵路470餘公里,破壞公路1500餘公里,繳獲各種火炮50餘門,各種槍5800餘枝(挺)。八路軍傷亡1.7萬餘人。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帶戰略性的進攻戰役。這次戰役,使日軍在華北的主要交通線遭到嚴重破壞,給了侵華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同時,對堅持抗戰、遏制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妥協投降、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進一步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全國人民中的聲望,為中國抗日戰爭史寫下了難忘的篇章。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武漢後,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中日雙方經過前段激烈的較量,使日軍妄圖以速戰速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想破滅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深入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敵後根據地,嚴重威脅敵人後方,使日軍停止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逐步將其主力轉向對我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並開始實行新的侵華方針,即輕視國民黨重視共產黨,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政策,把主要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實行反覆「掃蕩」、「蠶食」、「清鄉」,加強淪陷地區的法西斯統治,「以華制華」,「以戰養戰」。 
    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下,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於1938年12月叛逃投日,並於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汪記國民政府,成為臭名昭著的漢奸賣國賊。以蔣介石為首的英美派,也開始投降從事反共活動。面對中國抗戰出現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在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的指引下,提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這對我黨我軍的發展壯大和團結抗戰具有重要意義。 
    日軍按其既定政策,首先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分區「掃蕩」。於是,華北各地八路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掃蕩」鬥爭。據此間不完全統計,日軍對華北根據地的「掃蕩」達109次,使用兵力達50萬人左右,其中1萬人到2萬人以上規模的「掃蕩」有7次,3萬以上的有2次,6萬人以上的有1次。八路軍在反「掃蕩」作戰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其中,晉察冀邊區軍民在雁宿崖、黃土嶺兩次戰鬥中,殲滅日軍1500餘人,並擊斃了日軍自稱從未打過敗仗的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第120師和地方武裝在1940年夏季反「掃蕩」中,與敵進行大小戰鬥251次,斃傷日軍4990人。晉冀豫邊區軍民在1939年1月至3月與敵進行較大的戰鬥100餘次,斃、傷日軍3000餘人,粉碎了敵人幻想控制冀南平原的計劃。 
    從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軍先後在華北進行了「掃蕩」、「蠶食」和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對治安區著重於「清鄉」,實行「三光政策」。 
    其目的是斷絕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摧毀抗日根據地,消滅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力量。1941年至1942年中,日軍對華北根據地的「掃蕩」,千人以上規模的有174次,總兵力達83萬餘人。各解放區軍民在黨的領導下,與日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鬥爭。其中晉察冀根據地軍民殲滅日偽軍10600餘人。曾創造了以2個連殲滅日軍1200人的最著名的宋莊模範戰鬥的戰例。 
    皖南事變後,日軍把在華北用的「掃蕩」、「蠶食」辦法,也同樣用於華中根據地來對付新四軍。日軍對華中根據地的「掃蕩」,重點是蘇中和蘇北解放區;對蘇南解放區重點搞了「清鄉」運動;同時,對華中其它解放區也加強了「掃蕩」、「蠶食」和「清鄉」等活動。 
    1941年至1942年,華中根據地軍民在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的領導下,廣泛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鬥爭,並取得了很大成績。 
    據不完全統計,1941年7月7日至1942年7月7日,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14000餘次,平均每天作戰40次,斃、傷、俘日偽軍13萬餘人。在抗戰的第六年,共作戰27000餘次,平均每天作戰75次,斃、傷、俘日偽軍約20萬人。在這兩年中,我各抗日根據地,雖然有的相對縮小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人數相對減少了,但終於頂住了敵人的「掃蕩」,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 
    1943年至1945年7月,是八路軍、新四軍渡過了最嚴重的困難階段以後,再次擴大、發展和發動局部反攻的時期,1941年到1944年上半年,八路軍、新四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軍在華兵力的60%以上,偽軍95%以上。1943年,日軍千人以上規模的「掃蕩」有150餘次;1944年有160餘次。儘管抗日軍民處境困難,但是由於1941年至1942年的艱苦鬥爭,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致使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僅在1944年就對敵作戰2萬多次,斃傷日偽軍26萬餘人,俘日偽軍6萬餘人,爭取偽軍反正3萬餘人,攻克縣城47座,攻克據點5000餘處,收復國土8萬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380餘萬人。由於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攻勢作戰的勝利,大量消耗與牽制了敵人,經過艱苦的鬥爭,徹底粉碎了日軍的「掃蕩」、「蠶食」和「清鄉」,擴大了解放區。到1945年春,八路軍、新四軍就已發展到91萬人,民兵220萬人,解放區遍佈19個省,總面積為9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9550萬。解放區的發展與擴大,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對日軍佔領的大多數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和海岸線的強大戰略包圍,為實施全面大反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新四軍皖南突圍    
    新四軍皖南部隊,在東起蕪湖、宣城、西至青陽地區活動。這是一個橫寬百餘公里、縱深五六十公里的狹長地帶,而且面對強敵,背後有國民黨頑固派的重兵監視和封鎖,處境十分險惡和艱難。為使皖南部隊早日擺脫險境,中共中央從1940年的10月起,曾多次令其盡快由無為以東北渡長江進入皖東,或者經蘇南渡江北上。然而,作為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卻以「軍部北移困難」為由,主張留在皖南。在國民黨頑固派部署圍殲新四軍軍部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緊急電令皖南新四軍部隊務必「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新四軍軍部這才開始組織部分機關人員向蘇南轉移,但仍沒有及時組織部隊行動,以致貽誤了戰機。 
    蔣介石在其準備就緒之後,12月10日密令第三戰區顧祝同部,對新四軍皖南部隊「按照前定計劃」,「立即將其解決」;並故意洩露皖南部隊向北轉移路線,暗示日軍加強沿江封鎖兵力;同時令皖中李品仙部於江北無為地區加強佈防,妄圖與日軍相互配合夾擊新四軍皖南部隊。12月下旬,顧祝同調集了7個師8萬餘人兵力,以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為前敵總指揮,確立「逐步構築碉堡,穩進穩打」的方針。29日,上宮雲相召開作戰會議,部署其第52師、第108師為右翼軍,於南陵、涇縣、永濟橋、丁家渡之線展開,向戴家會、三里店、汀潭發起進攻,爾後向繁昌方面追擊;以第40、144師、新編第7師為左翼軍,於灣灘、茂林、蘇口、包村、喬木灣、錢家橋、丫山鎮之線展開,向雲嶺、何灣、沙土角發起進攻,爾後與右翼軍協同向長江南岸的舊縣、荻港、壩埂頭方面追擊。同時,以第79師於太平、石壕之間,以第62師於榔橋、三溪鎮之間佔領陣地;以第88軍、忠義救國軍和第二游擊區部隊於蘇皖邊郎溪地區,切斷蘇南與皖南的聯繫。並限定以上各部於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戰準備。 
    此時,新四軍皖南部隊渡過長江或轉移至蘇南的困難雖然較多,但轉移的條件還是具備的。第一,敵頑之間和頑軍內部均存在不少矛盾,不敢深入;第二,沿江地區群眾基礎較好,並有江北和蘇南的新四軍部隊接應;第三,皖南部隊指戰員同仇敵愾,具有克服一切困難的精神。12月28日,新四軍軍分會會議做出決定:皖南部隊以臨戰姿態,由雲嶺駐地先向東南行進,繞道茂林,經三溪、旌德、寧國、郎溪,沿天目山麓進至溧陽蘇南根據地,爾後待機北渡。並進行了戰鬥編組:以第1團和新編第1團為第一縱隊,以第3團和新編第3團為第二縱隊,以第5團和軍部特務團為第三縱隊,軍直屬機關隨第二縱隊行動。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軍皖南部隊由雲嶺分三路出發。因連降大雨,道路泥濘,部隊行軍速度很慢,至5日15時各縱隊才先後到達大康王、鳳村、茂林、潘村、銅山等地。由於部隊疲勞,遂停止前進就地休息。頑軍乘機緊縮包圍圈。6日下午,警戒部隊在大麻嶺、丕嶺與頑軍小部隊遭遇並將其擊潰。黃昏,各縱隊按原定計劃分三路繼續向施德方向前進,擬於星潭會合。7日,先頭部隊在星潭附近遭到頑軍攔擊,隨即組織兩個營對星潭展開攻擊。 
    這時,項英於百戶坑召集會議討論部隊行動方向,會議對攻下星潭後能否向蘇南轉移認識不一致,爭論不休,到晚上12時才決定部隊改向西南行動,經廉嶺和高嶺轉向太平,待機再向蘇南轉移。這一決定打亂了原定的行動計劃,增加了突圍的困難。8日,當新四軍軍部率隊向西南方向行動時,又遭頑軍第79師阻擊,遂又決定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圍。這時,頑軍第40、第144師已從新四軍左右兩翼進攻,雲嶺、茂林等地也被頑軍新編第7師、第144師佔領,退路已被切斷,處境險惡。8日晚,當進到茂林地東南的高坦村時,又遭頑軍第144師猛攻。此時,葉挺指揮部隊進行頑強抵抗,激戰一日,終將頑軍擊退。爾後,轉移至茂林以東5公里的石井坑。當部隊正在整頓隊伍、準備繼續突圍時,又遭頑軍第40、第52、第108、第144師等部的圍攻。我被圍部隊將士浴血苦戰,固守石井坑,在打退國民黨頑軍的多次圍攻後,決定部隊分散突圍。 
    11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葉挺、饒漱石(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全權指揮,堅決率部突圍;同時,電告周恩來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厲抗議,堅決要求其在皖南停止進攻,撤圍讓路。然而,蔣介石一面口頭答應下令查處,一面卻督令顧祝同加緊圍攻,務必「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皖南部隊在葉挺的指揮下,不畏艱難,不怕犧牲,繼續與頑軍作殊死搏鬥,充分表現出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但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陣地全部失守。至14日,除2000餘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餘6000餘人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遭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犧牲。葉挺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注意與當面頑軍談判撤圍讓路的指示精神和組織上決定,親赴頑方談判時被扣。17日,蔣介石竟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並聲稱要將軍長葉挺交「軍法審判」。 
    這標誌著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點。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嚴重損失,是蔣介石集團的反共陰謀造成的。但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對這次失敗負有一定的責任。項英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經做出過貢獻,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認識不足,對中共中央關於「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正確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 
    當國民黨頑固派陰謀進攻新四軍的跡像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項英未能抓住北移的有利時機。最後在向北轉移中,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尤其對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不足,致使新四軍部隊在皖南突圍中遭受了嚴重損失。      
抗日戰爭(1937.7—1945.9)     
黃橋決戰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    
    1940年春,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國民黨頑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密令第3、第5戰區和魯蘇戰區的部隊大舉進攻華中新四軍。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根據中共中央5月4日關於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進攻的指示,為著執行獨立自主開闢蘇北、發展華中敵後抗戰的戰略任務,於6月率所屬主力渡過長江,7月初挺進蘇北。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組建了新四軍蘇北指揮部,陳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揮,下轄第1、第2、第3縱隊共9個團7000餘人。隨後,為建立以黃橋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隨即東進黃橋地區,建立了以管文蔚為主任的通(南通)如(皋)靖(江)泰(興)行政委員會。8月,為策應新四軍發展蘇北,八路軍第5縱隊東進淮(陰)海(州)地區,形成了南北配合、打開蘇北抗戰局面的有利態勢。 
    國民黨魯蘇戰區副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擁兵10萬,他視新四軍蘇北部隊為心腹之患,企圖集中兵力進攻黃橋,消滅或驅逐立足未穩的新四軍蘇北部隊,然後移兵北上,殲擊南下的八路軍第5縱隊。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立場,在八路軍第5縱隊的配合下,積極做好還擊韓德勤部進攻的準備,並靈活運用鬥爭策略,爭取了駐泰州的蘇魯皖邊游擊軍李明揚、李長江部和曲塘的稅警總團陳泰運部保持中立。 
    9月初,韓德勤部分兩路向南進攻。新四軍被迫自衛反擊,在營溪,殲其先頭保安第1旅2個團,進而攻取姜堰,殲守軍千餘人。同時,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繼續向韓德勤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日。韓德勤則以新四軍必須退出姜堰為借口相要挾。蘇北指揮部為顧全抗戰大局,慨然允諾,退出姜堰。 
    而韓德勤自恃兵多糧足、裝備精良,以為新四軍退出姜堰是膽怯,遂令其主力第89軍和獨立第6旅共1.5萬人為中路,從海安、曲塘一線進攻黃橋;李明揚、陳泰運部為右路軍,5個保安團為左路軍,向黃橋兩翼夾擊,其進攻總兵力達26個團3萬餘人。 
    新四軍蘇北指揮部鑒於決戰不可避免,決定採取集中兵力,誘其深入、各個殲滅的戰法,在運動中殲擊韓部。據此,部署第3縱隊堅守黃橋;第1、第3縱隊隱蔽集結於黃橋西北地區,作為突擊力量準備殲敵。 
    10月4日,韓部第33師由分界直撲黃橋東北前沿陣地,實施猛烈攻擊,一部曾突入東門。第3縱隊頑強反擊,予以殺傷,將其逐出。韓部第89軍軍部率第117師經古溪進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線;獨立第6旅經高橋南進,企圖襲擊黃橋側背。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1縱隊適時猛烈出擊,一舉將開進中的獨立第6旅分割包圍,殲滅於高橋一帶,經3小時激戰,全殲該敵。 
    4日午夜,第2縱隊經八字橋插到分界,協同第1、第3縱隊,將第89軍主力分割包圍於黃橋東北地區。5日中午,第1縱隊第4團首先攻擊其軍部,各縱隊旋即緊縮包圍,奮勇衝殺。第89軍軍長李守維在逃跑中落水斃命。 
    經火線喊話,第89軍官兵紛紛繳械,其主力於當晚被殲。6日,第2縱隊又追殲該軍餘部於營溪,乘勝攻佔海安、東台等地區。韓德勤率殘部千餘人向興化潰敗,頑軍左路軍各保安旅團亦隨之撤退。 
    黃橋戰役,共殲滅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1.1萬餘人,其中俘敵3800餘人。 
    黃橋戰役的勝利,奠定了鞏固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堅實基礎,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新四軍蘇南反頑戰鬥    
    蘇南地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失陷後,該地區的漢奸、土匪活動猖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為開展蘇南敵後抗戰,牽制日軍向華中進犯,配合正面戰場作戰,1938年夏,新四軍第1、第2支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陳毅、張鼎丞、粟裕、傅秋濤率領下挺進蘇南。6月中旬,第1支隊展開於鎮江、句容、金壇、丹陽地區,6月下旬,第2支隊展開於江寧、當塗、溧水、高淳地區。新四軍挺進蘇南後,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摧毀日軍車站,破壞鐵路交通,襲擊日軍機場,伏擊日軍的運輸隊,攻打日軍據點,殲滅了大量日軍,使京滬鐵路交通一度中斷。蘇南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和抗日根據地的開創,嚴重地威脅著敵人的後方。敵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多次圍攻和「掃蕩」,至12月底,蘇南地區軍民先後打破和粉碎敵之圍攻和「掃蕩」近30次,初步鞏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1941年3月,蘇南地區的抗日武裝擴編為新四軍第6師。從1941年初至1943年9月,新四軍第6師等部又連續粉碎了日偽軍大規模的「清鄉」,堅持了蘇南的抗日鬥爭,保持了大江南北的戰略聯繫。1943年4月上旬,駐江蘇南部的國民黨頑軍乘日偽軍向茅山地區「清鄉」之際,調集第52、第192師及地方保安團共13個團1.5萬餘人,由東西兩線逼近溧陽、溧水地區,企圖圍殲新四軍第16旅於芝山、觀山地區。4月11日,第16旅決心以抗大第9分校防守銅山、觀山等西線陣地,牽制西線頑軍進攻;集中主力位於東線上沛埠西北和上興埠以西地區,還擊東線頑軍。12日凌晨,頑軍從東西兩線同時發起進攻。激戰兩日,第16旅東線部隊重創了頑軍挺進第2縱隊,阻止了頑軍進攻;但西線部隊遭頑軍主力猛攻,陣地相繼失守。13日晚,第48、第46團分別向回峰山、小經港發起反擊,突破頑軍北面的封鎖線,掩護蘇南黨政軍機關向北轉移。14日,抗大第9分校和第47團一部,在芝山、和尚山陣地頑強堅守一晝夜,阻滯了頑軍的攻勢。15日凌晨,第16旅撤出戰鬥,轉移到溧(水)武(進)公路以北敵後地區,這次戰鬥,共斃傷頑軍800餘人,俘379人,繳輕重機槍15挺、長短槍400餘支。 
    1944年秋,日軍為確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帶,防止美軍可能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陸,先後佔領控制了浙閩兩省沿海地區。國民黨軍紛紛西撤。 
    華中區和新四軍軍部遵照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東南沿海抗日鬥爭,發展蘇浙皖邊,準備實施戰略反攻的指示,令第1師主力南進。12月下旬,第1師3個團南渡長江,於1945年1月與在浙江長興地區的第16旅會合。1月13日,新四軍蘇浙軍區成立,粟裕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治委員,將部隊整編為第1、第2、第3縱隊,並確定了向東南敵後進軍的部署。此時,國民黨頑固派調集重兵,企圖聚殲蘇浙軍區部隊。蘇浙軍區部隊被迫在天目山地區進行了為時5個月的自衛反擊作戰。 
    2月12日,蘇浙軍區第1縱隊進至武康、遞鋪(今安吉)一線,第3縱隊7支隊進到廣德以南地區。國民黨頑軍以5個團向第7支隊發起進攻。14日,第7支隊頑強堅守廣德東南上堡裡陣地,第3縱隊全部投入戰鬥與頑軍激戰。同時,第1縱隊主力西返支援戰鬥。18日上午,殲頑軍1000餘人,解放孝豐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區。3月1日,國民黨頑軍重新調集12個團的兵力向孝豐城進攻。6日晚,蘇浙軍區第1、第3縱隊發起反擊,戰至27日共殲頑軍1700餘人,並佔領東、西天目山,解放臨安城。5月下旬,國民黨頑軍又調集42個團6萬餘人兵力再次發動大規模進攻。蘇浙軍區部隊經3晝夜激戰,打退敵13個團的進攻。此後,為顧全國共合作大局,主動撤至孝豐地區。頑軍誤認為我是「潰逃」,組織三路進攻。蘇浙軍區部隊在孝豐草明山、港口一帶經兩晝夜激戰,殲其6900餘人。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新四軍蘇南部隊戰日偽,鬥敵頑,挫敗了敵頑的企圖,殲滅了大量敵人,鞏固和擴大了蘇南抗日根據地,對完成戰略大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抗日戰爭(1937.7—1945.9)     
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辛奮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日。東北人民和東北軍部分愛國將士,組成了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等抗日武裝,統稱東北抗日義勇軍,約50餘萬人,在東北各地抵抗日軍進攻。後來,在日軍的進攻下,於1933年春大部潰散,一部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堅持鬥爭。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也創建了十幾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就是在這兩部分武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東北抗日聯軍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反日游擊隊階段 
    中共滿洲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東北反日游擊隊、開闢游擊區的指示,從1931年下半年開始,先後創建了巴彥、磐石、海龍、延吉、和龍、琿春、汪清、安圖、湯原、饒河、珠河、密山、寧安反日游擊隊。主要領導人有楊靖宇、楊林、趙尚志、童長榮、馮仲雲等。中共滿洲省委還派周保中、李延祿等共產黨員到東北抗日義勇軍中進行改造工作,建成綏寧反日同盟軍、抗日救國游擊軍。這些抗日武裝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等地積極開展抗日鬥爭,創建抗日游擊區。1933年,磐石游擊隊戰鬥70餘次,粉碎日偽軍10多次「討伐」;和龍游擊隊在漁浪村打退數百名敵人的進攻,打死日軍60餘人;琿春和汪清游擊隊聯合救國游擊軍,攻克東寧縣城,斃傷日偽軍200餘人,綏寧反日同盟軍和寧安游擊隊,攻克安圖縣城;饒河游擊隊攻佔虎林縣城,打死日軍20餘人,殲滅偽軍一部。1934年,珠河游擊隊在方正縣學田地等反「討伐」戰鬥中,殲滅日偽軍300餘人;湯原游擊隊戰鬥數十次,斃俘日偽軍600餘人,粉碎了日偽軍的「付伐」。 
    第二階段:東北人民革命軍階段 
    1933年5月,中共滿洲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領導,建立反日統一戰線,擴大游擊戰爭的指示精神,決定以游擊隊為基礎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從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春,相繼成立了6個軍。第1軍,軍長兼政治委員楊靖宇;第2軍,軍長王德泰,政治委員魏拯民;第3軍,軍長趙尚志,政治部主任馮仲雲;第4軍(東北抗日同盟軍),軍長李延祿,政治部主任何忠國;第5軍(東北反日聯合軍),軍長周保中,政治部主任胡仁;第6軍,軍長夏雲傑,代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各軍成立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向日偽軍不斷出擊。第1軍曾攻克三源浦、涼水河子、八道江等地,並在柳河縣黑石溝伏擊戰中,殲滅日偽軍200餘人。第2軍於1935年作戰665次,在敦化縣哈爾巴嶺襲擊日軍裝甲列車,斃俘敵軍官50餘人,並繳獲大量軍用物資。第3軍聯合其他抗日武裝攻克方正縣城,爾後衝破日偽軍封鎖,與湯原游擊隊總隊會合,進一步擴大了游擊區。留守部隊第2團政治委員趙一曼於1935年11月在珠河縣(今尚志)左撇子溝戰鬥中,因負重傷被俘,英勇就義。第4軍攻克密山縣城,殲偽軍1個連,並協同第3軍攻打刁翎,從而開闢了新的游擊區。第5軍和第2軍第5師在寧安、額穆、敦化地區反「討伐」戰鬥中,殲日偽軍1500餘人,繳獲敵各種槍械1000餘支。第6軍攻佔鶴崗煤礦,吸收許多工人參加革命軍,壯大了自己的隊伍。人民革命軍經兩年多的艱苦鬥爭,發展到1萬餘人,擴大了抗日根據地。 
    第三階段:東北抗日聯軍階段 
    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根據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陸續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原人民革命軍6個軍依次改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至第6軍,後又陸續組建了第7至第11軍。第7軍,軍長陳榮久,政治部主任鄭魯巖,活動於饒河、虎林、撫遠地區;第8軍,軍長謝文東,政治部主任劉曙華,活動於依蘭、方正、勃利地區;第9軍,軍長劉華堂,政治部主任李熙山,活動於勃利、依蘭地區;第10軍,軍長汪亞臣,政治部主任王維宇,活動於五常、舒蘭地區;第11軍,軍長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國,活動於樺川、富錦地區。這時的抗日聯軍已發展到3萬餘人。 
    中共南滿、吉東、北滿省委成立後,抗日聯軍又先後改編成第1、第2、第3路軍,分別歸上述三省省委領導。第1路軍於1936年7月組成,轄第1、第2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楊靖宇,副總司令王德泰;第2路軍於1938年春組成,轄第4、第5、第7、第8、第10軍,以及王蔭武領導的救世軍、姚振山領導的義勇軍,總指揮周保中,副總指揮趙尚志;第3路軍於1939年5月組成,轄第3、第6、第9、第11軍,總指揮李兆麟,後政治委員馮仲雲。 
    1936年4月,日軍推行「三年治安肅正計劃」,對抗日聯軍進行大規模「討伐」,抗日聯軍各軍在反「討伐」作戰中,緊密配合,更加廣泛地開展游擊戰。1936年下半年,第1軍組織兩次西征,曾於本溪縣賽馬集和摩天嶺,殲滅偽軍1個營和日軍今田中隊。第2軍於撫松、長白地區多次伏擊日偽軍,在穆稜縣代馬溝伏擊日軍列車,打死打傷日偽軍300餘人。是年冬,王德泰在撫松縣小湯河戰鬥中英勇犧牲。第3軍為打破日軍對松花江兩岸的「討伐」和開闢新的游擊區,主力西征至海倫地區,另一部北進至嘉蔭地區,歷時半年多,轉戰數千里,戰鬥百餘次,斃傷俘日偽軍1100餘人。1937年春,第4、第5、第8軍和第3、第9軍一部協同作戰,打進依蘭縣城,斃傷日偽軍200餘人。第6軍攻克湯原縣城。抗日聯軍各軍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戰,粉碎了日偽軍的「討伐」,擴大了政治影響。 
    「七七」事變後,抗日聯軍依靠群眾,主動出擊,積極打擊日偽軍,進一步掀起了對敵鬥爭的新高潮。活動在遼寧省東部和吉林省南部的第1路軍,攻克撫松縣廟嶺和輝南縣城,襲擊寬甸縣四平街,奇襲輯安(今集安) 
    縣老嶺隧道工程,在蚊子溝伏擊索景清旅,殲敵300餘人。活動在吉林省東北部和黑龍江東部的第2路軍,向日偽軍展開積極進攻,突襲寶清縣七星河鎮,全殲守軍。在五道崗伏擊戰中,殲滅日偽軍300餘人。第5軍第3師第8團第1連的16人,在寶清縣小孤山被日偽軍騎兵400餘人包圍,經一天激戰,消滅日偽軍120餘人,連長李海峰等12人壯烈犧牲。活動於松花江下游,小興安嶺和黑嫩平原的第3、第6、第9、第11軍,四處打擊日偽軍,作戰420餘次,殲敵7600餘人。 
    1938年下半年,日軍為鞏固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略要地,將其兵力增加至8個師團,對抗日聯軍加緊進行軍事「討伐」、政治誘降和經濟封鎖,並採取增建所謂「集團部落」,推行「保甲連坐法」等手段,企圖隔離抗日聯軍與群眾的聯繫,破壞抗日聯軍的生存條件。抗日聯軍在鬥爭極端殘酷、處境異常艱難的情況下堅持戰鬥。第1路軍於6月將部隊改編為3個方面軍和1個警衛旅,實行分區作戰,曾取得輯安縣長崗、敦化縣寒蔥嶺等戰鬥的勝利,並在臨江縣岔溝、八道江一帶,突破了日偽軍13個團的包圍。7月,第2路軍為擺脫日偽軍的圍攻,以第4、第5軍主力從寶清、牡丹江地區向五常、舒蘭西征,攻克葦河縣樓山鎮後,受日偽軍的圍追堵截,僅一部進入五常縣境內;第4軍遭日偽軍圍攻,軍長李延祿、副軍長王光宇犧牲;10月,第5軍一部在東返途中遭日偽軍襲擊,冷雲等8名女戰士被圍,寧死不降,毅然投入烏斯渾河,英勇犧牲;第2路軍堅持原地鬥爭的部隊,先後進行大小戰鬥37次,斃傷日偽軍2000餘人,擊斃日軍少將日野武雄。同年夏天,第3、第6、第9、第11軍從湯原、蘿北、綏濱地區陸續遠征,先後到達海倫、德都地區,攻克訥河縣城和克山縣北興鎮,給了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並在德都縣朝陽山一帶建立了抗日根據地。 
    1939年10月,日偽軍對抗日聯軍進行「大討伐」,抗日聯軍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繼續堅持鬥爭。第1路軍各部隊分散游擊,楊靖宇率領警衛旅轉戰於濛江(今靖宇)一帶,1940年1月,遭日偽軍重兵包圍,歷時50多天,作戰40餘次,未能全部殺出重圍,最後楊靖宇隻身與敵周旋5晝夜,於2月23日在濛江縣城南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壯烈犧牲。由於鬥爭形勢漸趨惡化,各路軍減員較多,1940年初,吉東、北滿省委領導決定將各軍縮編為支隊。第3路軍隨即改編為第3、第6、第9、第12支隊,繼續活動於黑嫩平原20餘個縣。第2路軍到1941年2月,先後編成第2、第5、第8支隊,活動於同江、富錦、虎林、寶清地區。 
    3月,第1路軍亦按兩省委決定編成第1支隊,活動於綏芬河、東寧地區。1940年,日軍對抗日聯軍進行更為殘酷的「討伐」,形勢愈為嚴峻。同年底,中共吉東、北滿、南滿省委討論統一領導以及抗日聯軍的統一指揮問題,確定了保存實力,培養幹部,堅持鬥爭的方針。此時,第1、第2路軍大部和第3路軍一部轉移至蘇聯境內進行整訓,一部分在遼寧、吉林東部邊境地區和完達山區堅持鬥爭,第3路軍繼續在黑嫩平原和大、小興安嶺地區開展游擊活動。1942年2月,第2路軍副總指揮趙尚志在攻打鶴崗梧桐河偽警察分所時犧牲。隨後第3路軍大部轉移至蘇中邊境,繼續進行軍政整訓。另組成十幾個小分隊,在東北境內偵察敵情,襲擊日偽軍,開展群眾工作,堅持到抗日戰爭勝利。 
    1945年8月,抗日聯軍教導旅協同蘇聯紅軍向中國東北進軍,參加對日軍的反攻作戰,進佔57個大中城市和重要縣城,組建了東北人民自衛軍。爾後,與挺進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合編為東北人民自治軍。 
    東北抗日聯軍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長期獨立奮戰,歷盡艱辛,鉗制與消滅了大量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的國軍。從1931年到1945年蘇聯出兵前,日軍在東北共死傷17萬餘人,偽軍死傷5萬餘人。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對全國抗戰起到了戰略上的配合作用,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全軍開展大生產運動    
    1938年10月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日本改變了其侵華方針和政策,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放棄過去「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的立場,轉而對國民黨政府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軍事上,日本侵略軍停止對正面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改取以保守佔領區為主的方針,逐漸將其主要兵力轉向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對敵後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實行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國民黨政府在武漢失守後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經費,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在日本侵略軍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下,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為了克服困難,鞏固根據地,堅持抗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大會,毛澤東提出「由軍隊自身參加生產運動」,號召陝甘寧邊區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1940年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向全軍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生產運動大規模地開展起來。1942年中共中央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1943年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大生產運動又有廣泛深入的發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黨政軍負責人,積極帶頭參加生產勞動,他們親手開荒、種菜、紡線,周恩來、任弼時還參加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紡線比賽,被評為「紡線能手」。在黨中央領導人的帶動下,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以農業為主,還有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情況下,種糧種菜、養豬養羊、打柴燒炭、紡紗織布,發展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全軍的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陝甘寧邊區展開。邊區政府成立了生產委員會,採取有效措施,鼓勵生產,要求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糧食產量,並號召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紡織原料。1941年春,八路軍第359旅奉中共中央之命開赴荒無人煙、荊棘叢生但土地肥沃、適於開墾的南泥灣。這支部隊在缺乏資金和工具,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一面動手開挖窯洞解決住宿問題,一面勘察開荒地區,學習耕作技術,製造生產工具。從旅長王震到公勤人員、隨軍家屬,人人動手,開荒種地。用了不到3年時間,就把一片荒野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實現了全部經費、物資自給,糧食不僅有節餘,而且開始向邊區政府上繳公糧,成為全軍大生產的一面旗幟。與此同時,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等各抗日根據地,都根據不同情況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 
    軍隊積極參加生產,改善了物質生活,許多部隊實現了糧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給,由於軍隊努力生產,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負擔也大大減輕。 
    大生產運動使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勝利地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為支持敵後長期戰爭,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部隊的大生產運動,不僅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帶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密切了軍民關係。同時也為我黨我軍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工作幹部。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全軍開展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為了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加強黨的建設,決定從1941年起在全黨範圍內開展整風運動。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為了在全軍有組織有領導地開展整風運動,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與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軍隊中整風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7月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關於軍隊中的整頓三風》的社論。指示和社論特別強調了軍隊開展整風運動的特殊重要性。並根據部隊的特點及延安整風的經驗,對軍隊整風運動實施的步驟和方法、必須注意的原則等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嚴肅地指出: 
    部隊是戰鬥的組織,我們整頓三風是為了團結我們的力量,不是為了渙散自己的力量;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戰鬥,不是為了妨礙戰鬥;一切有害於團結的言論與行動,必須立即糾正;學習文件與檢查工作均應適應戰鬥環境,務求不鬆懈戰鬥的警惕性,不妨礙戰鬥的準備與進行。 
    各級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幹部,把組織和領導部隊整風運動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進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認真學好文件,提高整風的自覺性。充分認識八路軍、新四軍是黨完成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由工農紅軍發展起來的,是共同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成長的。由於過去主觀主義曾經給部隊造成一些影響,部隊中三風不正的現象同樣是存在的。抗日戰爭開始後,部隊有了很大的發展,大批新的成分滲入部隊,同時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也侵襲到部隊之中。 
    為此,進行整風是非常必要的。通過整風,使每一個軍隊幹部都無限忠實於黨的事業,對軍隊對個人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其次,依據各區的實際情況,全面安排,保證整風、戰鬥兩不誤。部隊遵照整風不妨害戰鬥的原則,在保證不鬆懈戰鬥警惕,不妨害戰鬥的準備與進行,不損害指揮關係,不影響與戰鬥直接有關的工作的前提下,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全面安排戰鬥、整風和工作。除將一些高級幹部陸續抽調到延安集中學習,陝甘寧邊區部隊整風學習同延安黨政機關同時進行外,敵後各根據地有的採取了堅持在職學習方式,將整頓三風文件的小冊子發給幹部,利用戰鬥的間隙個人閱讀,定期組織討論。如遇戰鬥情況,整風服從戰鬥,戰鬥後繼續整風。有的採取輪訓方式,集中幹部到各級黨校、抗大分校或開辦整風班,輪流進行整風學習。有的採取分級學習的方式,先把上一級領導和機關的整風搞好,然後再抽調力量,指導搞好下一級的整風學習。整風的重點,都注意放在了主要領導幹部身上。 
    全軍的整風運動,於1942年夏季先後展開,1943年、1944年不斷深入發展,到1945年春基本結束。部隊經過整風運動,無論是前方後方,到處都出現了生氣勃勃,團結一致的新局面。 
    在軍隊整風運動中,對政治工作也進行了整頓。總政治部於1942年12月,發出了《關於整頓政治工作中的三風不正給各級政治機關的指示》,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在整風運動中,必須具體地仔細地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風問題。根據總政指示,各部隊在政治工作整風中普遍注意了聯繫實際,學好整風文件,並把整風的精神、整風的成果運用到日常工作中。如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對政治工作整風的第一號指示,要求主要解決政治工作的領導與作風;提高幹部素質,正確使用幹部;鞏固與提高部隊戰鬥力等三個問題。對各級各類幹部,按工作範圍和性質,定出不同的中心,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整風學習完全適合對象的要求,也和各項業務融合一致。 
    通過整風運動,部隊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轉變,特別表現在政治工作新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的轉變上。新的領導作風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重視思想領導,重視思想改造工作。第二個特點,就是工作中走群眾路線。第三個特點就是領導上的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加強了。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實行精兵簡政,準備抗日反攻    
    當敵後抗戰進入極端困難的階段,為了克服困難,度過難關,戰勝敵人,黨中央及時提出了「精兵簡政」的號召。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召開的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會上,開明士紳李鼎銘提出:「軍事政治之建立,必須以經濟力量為基礎。在今日人民困苦,資源薄弱之狀況下,……惟有政府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倡議。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給各根據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為進行長期鬥爭,準備將來反攻,必須普遍地實行『精行簡政』。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在此之前,中央軍委已就根據地軍事建設中應當貫徹精兵主義向各根據地發出過指示,要求主力軍應採取適當的精兵主義,著重提高其政治軍事的質量,進行縮編和充實編製。主力軍與地方軍在山區根據地一般以2:1為原則;平原根據地1:1為原則;在特別困難的地區,主力軍全部地方化。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精兵簡政是1942年全黨全軍的中心工作之一,並把精兵簡政所要達到的目的歸為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對官僚主義五項。同時指出,其中尤以達到統一為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這樣,從1941年12月以後,精兵簡政便作為一項重要政策在全國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實行起來了。 
    為了使精兵簡政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又發出一系列指示,對精兵簡政的內容等作了一些具體規定。1942年8月4日,毛澤東致電陳毅:「須下絕大決心實行徹底的精兵簡政政策」;8月5日,毛澤東給晉察冀分局發出指示,指出在這個政策上遲疑不決,就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9月,毛澤東為《解放日報》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進一步闡明了精兵簡政的戰略意義。 
    精兵簡政是一項艱苦細緻的工作。它的重要意義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確理解的,特別是由於長期的游擊戰爭環境,部隊形成的「頭大腳小」等諸現象不是一下能夠迅速得以克服的。這就表明,精兵簡政既是一項複雜的組織工作,又是艱巨的思想工作。為此,八路軍總部特意召開了連以上幹部動員大會;各部隊也認真教育幹部戰士深刻認識精兵簡政決不是消極的權宜之計,而是一項堅持持久戰的積極的戰略政策;不是單純的「裁兵減員」和簡單的緊縮編製,而是使我軍的體制更加適應於分散的敵後游擊戰爭,提高部隊戰鬥力和更加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財力。如晉察冀軍區從1942年初開始,本著精簡主力軍,加強地方軍,緊縮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地方性的原則,使主力軍精簡了5000人,總兵力精簡了8.3%。晉察冀邊區部隊在1943年12月再次進行精簡整編,將大團一律改為小團,並撤銷冀中軍區領導機關。到1944年3月,該軍區邊防部隊總兵力減少了近40%。第129師在「精兵簡政」中,從領導機關抽調人員充實加強連隊。師部抽出250人到第385、第386旅。經過精簡整編,第129師師直單位29個減少為12個單位,人員由2627人減為1163人。從1942年到1943年春,山東抗日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三次「精兵簡政」,山東分局人數由180人減為50人;第115師師直機關減為1200人。 
    由過去1支槍掩護5個人變成了2支槍掩護1個人。晉西北軍區精簡後的團以上領導機關人員由9151人減至3580人,軍區部隊主力由3萬人減至2.5萬人。 
    通過「精兵簡政」,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魚大水小」、「頭重腳輕」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扭轉,成功地解決了機構龐大和受到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缺乏足夠承受力之間的矛盾,使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更適合游擊戰爭的需要。同時,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進一步密切了黨和軍隊同人民群眾的聯繫。當然,更重要的是改變了軍隊的編制體制,從而使我軍的體制更加合理,組織更加嚴密,領導指揮更加便利,為1944年的對日局部反攻和1945年的大反攻準備了充足的條件。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全軍學習貫徹《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    
    為了總結我黨我軍的政治工作,繼承古田會議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肅清王明「左」傾路線在政治工作中的影響,提高我軍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充分發揮政治工作的作用,以便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彭真、吳玉章、徐特立、賀龍、葉劍英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八路軍陝甘寧邊區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譚政在會上作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受到黨中央高度的重視。為了進一步總結好經驗,在毛澤東主持下,由譚政在整風運動、軍政幹部會議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初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並給譚政寫了回信,指示要把修改稿送周恩來審查修改,同時送給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根據地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徵求意見。周恩來集中大家的意見,充實和豐富了報告的內容。 
    1944年春天,西北局召開高幹會議時,又組織出席會議的幹部進行了多次討論,並由毛澤東幾次作了修改,寫下了許多精闢的論斷,最後經中央擴大的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譚政受中共中央委託,代表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作了題為《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形成的背景和過程充分說明,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主持下,黨政軍許多領導幹部集體智慧的結晶。 
    報告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7個方面: 
    1.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為目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是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為實現黨的綱領路線服務的。 
    2.我軍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報告提出,「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 
    3.執行「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正確處理軍內外各種關係。「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是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目的,政治工作應當執行這一總方針,保證這一方針的落實,達到各方面的團結一致。對此,報告規定了一系列方針原則。「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復」,各種關係「必須竭力改善,並建立在鞏固基礎之上」。「我們的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鬧獨立性。」 
    4.提出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報告對革命精神、革命思想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提出了「在一定物質基礎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這一辯證唯物主義的著名論斷。 
    5.發揚聯繫群眾與實事求是的領導作用。報告分析了當時政治工作中形式主義、平均主義、重號召不重組織、孤立主義等四個毛病,以喚起同志注意,加以徹底克服。 
    6.根據情況和任務的變化,強調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要相適應。報告指出:「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大體都有基本的與臨時的兩種。帶基本性質的,應當使之固定起來;帶臨時性質的,則不應當固定,而應當依據具體工作的性質去選擇,依據環境與任務的變更而變更」。 
    7.對待政治工作傳統,報告強調應持正確的態度。報告要求對我軍幾十年政治工作的傳統作風,應採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錯誤的東西,應該予以擯棄;正確的要繼續堅持,並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加以發展。任何籠統肯定,籠統否定的態度,都是錯誤的。 
    這一報告,產生於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成熟的時期,它標誌著我軍政治工作進入更加成熟的階段。報告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的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幹部所應注意。這個報告當時全軍上下開展了普遍與深入地學習討論與認真執行,使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獲得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出現了嶄新的面貌。這個報告,不僅對我軍政治工作的提高和發展,對保證部隊建設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起過重大的作用,而且它所闡述的基本原則、方針政策與領導作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現實意義。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全軍開展尊干愛兵運動    
    幹部愛護戰士,戰士尊重幹部,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是紅軍時期就提出的原則。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密切官兵關係,鞏固部隊,又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尊干愛兵運動。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我軍部隊人員不斷擴編,幹部和戰士的成分新,幹部在管理教育的方式上存在著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和懲罰主義,引起戰士不滿,影響了官兵團結。1942年11月,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針對部隊官兵關係中存在的問題,發出了《關於鞏固部隊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幹部要關心戰士、愛護戰士,照顧戰士在政治、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及時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提倡幹部要與戰士同生死共患難。1944年,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在整風運動中學習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時,強調克服軍閥主義作風的影響,改善官兵關係和領導方法。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1旅第16團各連召開民主大會,檢討官兵關係,提出「幹部要愛護戰士,戰士要尊重幹部」的口號,在全團開展了尊干愛兵運動。聯防軍政治部及時總結推廣了他們的經驗,在所屬部隊普遍興起了群眾性的尊干愛兵活動。八路軍警備第5團,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在檢討官兵關係的基礎上,發動幹部戰士訂公約、寫保證,再經過民主討論,制定了《尊干愛兵公約》,對幹部戰士分別提出十條要求。大家自覺履行公約,使官兵關係得到改善,部隊空前團結。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所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說中指出,官兵團結是軍隊戰鬥力的極其重要的政治基礎,號召全軍應在每一部隊內舉行擁干愛兵運動,號召幹部愛護士兵,同時號召士兵擁護幹部,彼此的缺點錯誤,公開講明,迅速糾正,這樣就能達到很好地團結內部之目的。1945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向全軍推廣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的經驗,要求把尊干愛兵貫穿於戰鬥、訓練、生產和日常生活各方面。八路軍、新四軍遵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各根據地內普遍開展了尊干愛兵運動。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專門發出《關於在全軍區部隊開展尊干愛兵運動的指示》。新四軍第四師政委鄧子恢在幹部會上作了《改善官兵關係》的報告。「改善官兵關係問題,主要的在幹部方面」,因此,在開展尊干愛兵運動中,各級幹部和領導機關,帶頭從思想作風和領導管理方法上進行反省,在下級和戰士面前主動進行批評,公開講明缺點,並決心糾正。幹部自覺反省,公開檢討自己管理上存在的問題,這一行動使「戰士們多年存在心裡不滿的問題或不敢說的問題都說出來了。」同時,下級和戰士們也都檢討了自己存在的問題。尊干愛兵成為戰士幹部的自覺性。 
    通過開展尊干愛兵運動,使幹部確立了愛兵思想,改善了領導方法和管理教育方式,融洽了官兵關係,戰士尊重幹部,自覺地服從命令聽指揮,鞏固了部隊,提高了戰鬥力。同時豐富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內容。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全軍開展大練兵運動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行到第7個年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已發展到47萬人,民兵達168萬人。這些隊伍由於長期分散游擊,集中訓練極少,遠不能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為適應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於1944年7月發出了《關於整訓部隊的指示》,指出:「全軍目前××萬,欲以此在反攻前堅持與發展根據地是夠用的,但是以此在反攻時奪取大城市與交通要道,最後驅逐日寇出中國,並對付從國民黨方面來的可能的突然事變,則是不夠用的」。「非有一倍至數倍於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能勝任。」同時分析:「敵人現在正大舉向正面戰線進攻,若干根據地當面敵情有某些暫時的變動;歐洲第二戰場開闢的捷訊,又可長抗戰之志氣滅敵偽之威風。這些有利條件,均使我們可能與應該在敵後擴大根據地與擴大軍事力量。但是,一則目前人力物力財力仍然嚴格地限制我們;二則敵人從正面回師『掃蕩』及滿洲抽兵入關,都有可能;三則我軍多年分散游擊,極少訓練,尚不鞏固。因此,目前尚不可能與不宜於有很大發展。」「目前的中心任務是提高,是鞏固,是準備將來大發展的條件。」指示要求各解放區的部隊:「在一年內,在不妨礙戰鬥與生產的條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盤計劃,由軍區、軍分區負責執行,利用一切可能間隙,輪番整訓部隊。」「一年內整個八路軍、新四軍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訓。」規定軍區辦抗日軍政大學分校,軍分區辦教導隊,縣團辦輪訓隊,大量培養骨幹,提高幹部的練兵、帶兵、用兵、養兵能力。 
    各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新四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作戰間隙,從1944年10月開始,陸續展開了以改進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軍事技術水平為主要內容的全軍大練兵運動。中共中央華中局、晉綏分局等單位,還結合本區的實際情況,專門做出了加強練兵與軍隊大整訓的決定。在政治整訓中,主要是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精神,反對軍閥主義,改善官兵關係,增強內部團結,廣泛開展尊干愛兵和擁政愛民運動,及時總結模範連隊的建設經驗和獎勵英雄模範人物,改進了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激發戰鬥熱情。在軍事訓練中,以提高技術為主,學習游擊戰和攻堅戰術為輔,主要開展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技術訓練和近戰、夜戰、攻堅戰等戰術訓練。練兵過程中,採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兵互教,教學相長以及聯繫實際、學用一致的群眾性的新式練兵方法。練兵中注重了對幹部的培訓,總結交流帶兵、用兵與養兵的經驗,團以上幹部主要練組織指揮的能力。全軍經過大練兵運動,進一步加強了黨的領導和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提高了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和戰術技術水平。在主力軍和地方軍實施大練兵的同時,各地區的民兵也開展了政治整訓和練武運動。通過整訓民兵,不但提高了廣大民兵的政治覺悟和投彈、射擊、埋設地雷等作戰技能,而且使民兵得以較大的發展,僅太行軍區的6個縣就新發展民兵3.7萬餘人。民兵質量的提高和數量的發展,為主力軍和地方軍的大發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礎。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的大練兵運動,不僅為爾後軍隊的大發展和實行全面反攻作了切實有效的準備,而且為我軍的建設和訓練提供了經驗。      
抗日戰爭(1937.7—1945.9)     
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發起全面反攻    
    在黨的七大前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向著勝利的方向發展。1945年上半年,盟軍在歐洲徹底戰勝了德、意法西斯。德、意法西斯的覆滅,使日本法西斯陷於完全孤立的境地。然而,日本大本營仍積極準備進行「本土決」。1945年2月至5月,日本又拼湊了40多個師團,約240萬兵力,並建立了從菲律賓的呂宋島經中國台灣、琉球群島至小笠原群島的防線。在中國的東北及朝鮮北部,日本配備75萬兵力,企圖以此與日本本土及外圍諸島聯成一體,堅持長期作戰,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6月下旬,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繼續進攻並佔領沖繩。在中國戰場上,從1945年5月開始,八路軍、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的指導方針,對日偽軍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收復了大片失地,使抗日根據地遍佈19個省區,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億多,控制縣城100多座,把日偽軍壓縮到了主要城市、交通線及沿海地區。同時,解放區武裝力量也獲得大發展,軍隊達93萬多人,民兵達220餘萬人。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各抗日游擊隊,在攻勢作戰的實踐中提高了戰術水平和進行較大規模運動戰與攻堅戰的組織指揮能力,這一切都為我軍轉入對日軍實施全面大反攻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指出「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來到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區黨委: 
    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日偽軍發動廣泛的進攻,以正規部隊佔領大城市和要道,以游擊隊、民兵佔領小城市。同日,朱德總司令命令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日偽軍及其指揮機關發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敵拒絕投降繳械,立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區黨委: 
    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偽軍向我投降,並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要求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組成團或旅或師,形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以便在解決日偽軍時保證我軍取得勝利。同日,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出關於受降和對日展開全面反攻等六道命令:令晉綏、晉察冀和山東軍區各以一部兵力向東北進軍,配合蘇軍作戰,消滅日偽軍;令各解放區部隊向本區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展開進攻,迫使日偽軍無條件投降;對收復的城鎮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保護人民。中共中央和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下達後,各解放區立即組織反攻大軍,向日偽軍發出通牒,陸續發起猛烈的全面大反攻作戰。 
    晉察冀軍區在聶榮臻指揮下,8月10日以冀晉軍區第4、第5軍分區的部隊配合蘇蒙軍作戰,奪取大同、豐鎮、集寧等城;以第2、第3軍分區的部隊配合晉綏軍區奪取太原。冀察軍區以一部兵力,包圍或相機奪取北平,以主力部隊奪取張家口、張北、多倫、沽源等城。以冀中軍區一部奪取天津、塘沽等城,一部進攻石家莊、保定。冀熱遼軍區的主力向遼寧、吉林挺進,另一部奪取唐山、秦皇島、葫蘆島等要點。至8月20日,冀熱遼軍區並指揮冀察等軍區部隊攻佔了通縣、長辛店、豐台,殲滅日偽軍500餘人,進至南苑等地,對北平構成包圍態勢;冀中軍區以一部兵力攻進天津西火車站,切斷了平、津之間敵交通線,主力挺進南郊,迫使日偽軍400餘人投降,隨即進攻天津外圍據點,向市區逼進,使天津陷入我軍的包圍之中;冀察軍區於20日向張家口發起攻擊,戰至23日,全部佔領張家口及萬全城,殲滅日偽軍2000餘人,繳獲步槍1萬餘支,輕重機槍20多挺,炮50門,騾馬上萬匹,以及大量的作戰物資。這一勝利,使晉察冀與晉綏解放區連成一片,並為我軍挺進東北創造了條件;冀晉軍區一部佔領了行唐、盂縣、平山等縣城,並一度攻人石門和曲陽縣城,切斷了正大和同蒲鐵路北段,逼近太原。一部攻克興和縣城,收復集寧、豐鎮等城,積極向大同挺進;冀熱遼軍區以8個多團的兵力及地方幹部1.3萬餘人,分3路向東北進軍。為配合向東北進軍,留在冀東的部隊,立即向日偽軍發動進攻,攻佔了唐山外圍的古冶、趙各莊等據點,切斷了北寧鐵路的交通。 
    晉綏軍區在賀龍的指揮下,8月11日,在北線以騎兵旅、第9、第27團沿平綏路北側向歸綏進攻,一部沿黃河北上攻擊歸綏,18日攻克該城,殲敵1300多人;在南線以主力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後攻克太原市外圍的日軍據點,並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晉源縣城,對太原構成包圍態勢。 
    另一部向離石及其以北之大武鎮地區進攻,攻克敵據點多個,殲滅自離石撤退的日軍一部。 
    晉冀魯豫邊區部隊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於8月13日開始對日偽軍全面反攻。太行軍區8月14日以一部兵力新鄉、博愛段進攻,並於16日晚突入博愛城內,切斷了道清鐵路,一部兵力向太原進逼;太岳軍區於8月20日進抵平遙,隨即向平遙、介休地區之間的日偽軍進攻,收復據點50餘個,同時切斷了介休至臨汾段的同蒲鐵路交通;冀魯豫軍區一部相機進攻開封、新鄉、安陽、邯鄲,一部配合山東部隊進攻濟南。 
    山東軍區在羅榮桓指揮下,於8月11日部署了全面反攻的任務。隨即將山東軍區主力與基幹部隊編成山東野戰兵團,動員10萬民兵組成數十個臨時脫離生產的「子弟兵團」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分五路大軍向日偽軍展開全面反攻。第一路向濟南至克州線進攻;第二路進攻青島、連雲港;第三路向青島外圍及膠東半島沿海各城市進攻;第四路向濟南、滄州沿線進攻;第五路向津浦路徐州至充州段進攻。解放了山東大部地區。 
    在華中,從8 月中旬開始,新四軍的蘇浙軍區、淮北軍區、蘇北軍區、蘇中軍區、鄂豫皖湘贛軍區、河南軍區等所屬部隊,分別向長江兩岸、津浦路南段、隴海路東段及滬寧鐵路等各地的日偽軍舉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解放了華中地區大片國土。 
    在華南,從8月14日起,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集中主要兵力,分別向廣九路沿線、東江兩岸、雷州半島的日偽軍據點展開猛烈進攻,擴大了解放區,直逼廣州、汕頭、海口等地。 
    正當解放區軍民舉行全面大反攻,不斷攻佔日偽軍據點,收復國土,逼近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線時,蔣介石為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於1945年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軍「擅自行動」,並電令日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等待蔣軍受降,不准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繳械。在中國戰場出現了美、蔣、日、偽加緊勾結的嚴重局面,反攻的形勢發生了複雜的變化。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改變方針,於8月22日指示各黨委、各軍區:「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協軍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各大戰略區根據中央指示,立即調整反攻部署,以一部兵力繼續威脅大城市,主力迅速轉向奪取中小城鎮,並控制廣大鄉村。由於日偽軍拒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繳械投降,致使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大反攻作戰一直持續到1945年底。 
    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各抗日游擊隊等人民武裝,在中央軍委的直接指揮下,向日偽軍發起了全面的大反攻,爾後又繼續攻殲拒不投降的日偽軍。至年底,共殲滅日軍1.37萬多人、偽軍38.5萬餘人,繳獲步、馬槍24.3萬多支,輕、重機槍5000餘挺,各種炮1300多門,收復縣以上城市250多座,並一度攻入歸綏、天津、保定、石門、蕪湖等城市,切斷平綏、北寧、同蒲、平漢、津浦、德石、膠濟、隴海、廣九等鐵路線,取得了全面大反攻作戰的勝利。      
抗日戰爭(1937.7—1945.9)     
中共七大召開解放區軍民向日軍發起全面大反攻    
    在德、意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形勢下,中國面臨的中心問題已經不是是否繼續抗戰的問題,而是戰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在此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做準備。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121萬黨員。 
    毛澤東在會上致了開幕詞和閉幕詞,並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了《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雲、彭德懷、張聞天等許多中央領導人都發表了意見。這些報告和發言從各個方面論述了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並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全面地總結了抗日戰爭的經驗,對比地論述了在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所實行的兩條不同抗戰路線和所產生的兩種不同結果,具體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徹底勝利的形勢,指出中國面臨著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和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與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舊中國的兩種前途。提出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以及黨在解放區、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進而為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後走向何處去指明了方向。大會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政治報告,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案,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全面地總結了抗日戰爭特別是解放區戰場的抗戰經驗,闡明了中國人民抗戰的軍事路線,指出由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所構成的中國人民抗戰的軍事路線是解放區戰場獲得勝利的關鍵。進而提出了今後的軍事任務,強調八路軍、新四軍必須「準備在抗戰後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指出「現在已臨到在實際工作上逐漸地去準備實現的時機了。我們全軍幹部必須善於在思想上、工作上準備實行這種轉變,以迎接這抗日大反攻的戰鬥。」他要求「解放區的軍隊要站在中國大陸的大反攻前線上,要擔負起極其重大的戰略任務,來協同國內一切友軍和同盟國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並提出了準備反攻的各項具體任務和措施: 
    首先,向一切被敵人佔領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廣泛的進攻,藉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敵占區;其次,要擴大人民武裝,消滅與瓦解敵軍;第三,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強正規兵團、地方兵團和民兵自衛軍的訓練;第四,提高軍事技術,特別是炮兵的技術和現代戰爭的技術;第五,加強指揮機關,提高參謀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水平,使之能適應現階段作戰和未來反攻的需要;第六,厲行生產節約,儲備糧食物資,準備大反攻的物質基礎;第七,加強優待抗屬,撫恤傷亡,安置殘廢與退伍軍人的工作;第八,加強軍內外團結。會議一致同意朱德的軍事報告,並提出了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案。要求軍隊「從各方面來準備大反攻,及準備戰略上由以游擊戰為主到以運動戰為主的轉變」。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總結了24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鬥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明確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並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七大」產生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後民主革命時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大會為黨領導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七大之後,各解放區軍民認真貫徹七大精神,積極進行大反攻的各項準備工作,擴編整訓部隊,隨即對日軍展開了戰略大反攻的作戰。      
抗日戰爭(1937.7—1945.9)     
中國人民抗日故爭取得完全勝利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 
    但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對《公告》「不予理會」。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擲了一枚原子彈,兩地共死傷數十萬居民。美國的原子彈攻擊,震動了日本朝野,對日本顯示了一定的威懾作用。8月8日,蘇聯發表對日作戰宣言。8月9日,蘇聯軍隊從東、西、北三面進入中國東北,對日本的戰略預備隊關東軍實施大舉進攻,使盤踞在中國東北企圖頑抗的日本關東軍遭到沉重打擊,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滅。8月9日,八路軍、新四軍和各解放區的抗日武裝,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和命令,在各地區向日偽軍發起了猛烈的大反攻作戰,將敵分割包圍在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在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全面反攻和蘇聯軍隊及美英等盟國軍隊的共同打擊下,日本的軍事力量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帝國政府照會美、蘇、英、中四國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17日天皇向國內外的武裝部隊發佈敕諭,命令他們和平地投降,22日,日本大本營下達命令,命令各地的日本軍隊從25日零時起停止一切戰鬥行動。隨後,散佈在遠東、南亞、南洋、太平洋諸島和中國的日本軍隊,陸續向同盟國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隨後,受降的美國、中國、蘇聯以及英、澳、加、法、荷、新西蘭等同盟國代表依次簽了字。至此,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援下,在蘇、美等同盟國軍隊的配合下,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結束。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由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外愛國僑胞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戰爭開始後不久,逐漸形成了兩個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政府軍隊進行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進行的敵後戰場。武漢失守以後,敵後戰場就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 
    八路軍、新四軍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即人民戰爭的抗戰路線,執行持久戰和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以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作戰原則,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鏖戰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對侵華日軍構成致命威脅。 
    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同日偽軍作戰12.5萬餘次,殲滅日軍52.7萬餘人,殲滅偽軍118.6萬餘人,繳獲各種槍69萬餘支(挺)、各種炮1800餘門、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偽軍,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2億,解放區遍佈19個省區;在對敵作戰的同時,還和全國人民一道,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阻止了妥協、投降和分裂、倒退的逆流,挽救了抗戰危局,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路軍、新四軍則由戰爭開始時的5萬餘人,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已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達260餘萬人。這一強大力量,不僅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為中國自身的獨立解放,而且為世界進步和人類的反法西斯正義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中國人民抗擊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續時間最長,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打響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槍,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字投降,長達14年之久。中國人民為戰勝日本法西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同盟國中犧牲最大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在戰爭中傷亡達3500萬人(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的傷亡),直接經濟損失約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約5000億美元。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整個八年抗戰,敵後戰場殲滅日軍約52萬餘人、偽軍118萬餘人,正面戰場殺傷日軍約53萬餘人,連同投降的日偽軍232萬餘人,中國戰場共殲滅(包括受降)日本軍事力量455萬餘人。中國的持久抗戰,特別是敵後抗戰,牽制和消耗了日本陸軍的大部和海軍及航空兵的部分兵力,打亂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迫使其不得不放棄「北進」侵略蘇聯的企圖,使蘇聯在衛國戰爭中避免了兩線作戰的局面。即是在德國法西斯兵臨莫斯科城下,蘇聯處境十分危急時,日本法西斯也未能實行「北進」,履行其同德國簽訂的軍事同盟條約。正是由於中國抗戰遏制了日本「北進」,蘇聯才得以從遠東地區先後抽調40多個師50餘萬人的兵力用於西線對德國法西斯作戰,從而轉危為安直至打敗德國法西斯。同樣,中國的持久抗戰,特別是敵後抗戰,拖延了日本的「南進」時間,限制了它的「南進」範圍,打破了它變中國佔領區為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的計劃,陷其於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使其南取澳洲、西取印度洋和在中東與德國法西斯會師的企圖未能實現。這一切都使美國贏得了寶貴時間,實現了「先歐後亞」的戰略,對支援太平洋戰場的反攻起了重要作用。 
    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戰場,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一個決定因素,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國共兩黨進行重慶談判 
晉冀魯豫軍區部隊進行上黨戰役 
各戰略區編組野戰軍 
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 
中原突圍全國解放戰爭開始 
華中野戰軍蘇中七戰七捷 
中央軍委發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指示 
全軍開展學習王克勤運動 
東北民主聯軍進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 
西北野戰兵團陝北三戰三捷 
華東野戰軍進行孟良崮戰役粉碎敵人重點進攻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轉入戰略進攻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表 
晉察冀軍區部隊解放石家莊 
全軍進行新式整軍運動 
十大軍事原則的提出 
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城 
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部隊發起遼沈戰役 
華東野戰軍發起淮海戰役 
東北野戰軍發起平津戰役 
全軍部隊進行整編 
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遷入北平 
國共兩黨北平和平談判 
百萬雄師渡長江 
軍事委員會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樣式 
人民解放軍向全國勝利進軍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國共兩黨進行重慶談判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兩個前途,兩種命運。在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問題上,成了中國社會矛盾圍繞的中心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希望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企圖建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力圖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立新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為實現其反動目的,雖然想發動全面內戰,但由於四分之三的軍隊在大後方,一時感到力不從心,於是打起了和平談判的招牌,想借此欺騙人民,欺騙國內外輿論,轉嫁挑起內戰的責任,以便爭取時間,調動部隊,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準備內戰。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3次發出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共商國是」。 
    為了爭取和平民主,8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同國民黨和平談判的問題。會議認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爭取通過和平途徑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平,民主,團結,是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和利益所在。應當力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即使是短暫的和平也應該爭取。會議還確立了一個談判方針,即依靠人民的力量向蔣介石的反動方針作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蔣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願,實現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維持國內和平,逐步實現政治民主化。會議決定,周恩來先去重慶,隨後毛澤東再去。 
    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並增補陳雲、彭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會議還決定,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中共中央同時發表了《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避免內戰和實現民主政治的六項緊急措施:一、承認解放區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避免內戰;二、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並給予參加處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權利;三、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四、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復員,減輕賦稅;五、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取消一切妨礙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務機關;六、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會議,商討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並籌備普選的國民大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由毛澤東起草的這個文件分析了日本投降後的國內形勢,闡明了中共關於和談的方針,準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作必要的讓步,以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和國內外的同情,爭取到和平局面。並同時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必須積極作好打擊來犯者的準備。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飛抵重慶。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副秘書長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著名人士沈鈞儒和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代表,以及中外記者數十人。毛澤東的到達,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民主的真誠願望,堵塞了國民黨反動派把發動內戰的責任加到共產黨身上的借口,受到各界著名人士的熱烈歡迎;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對於蔣介石來說,和談本來是欺騙人民和世界輿論,以掩蓋其內戰陰謀的招牌。因此,毛澤東的到來,他毫無準備,不能不舉止失措,被動應付。 
    在第二天舉行談判時,國民黨方面的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12名代表提不出任何具體方案。他們妄圖以「中國沒有內戰」之說,否定和談的必要性,受到中共代表的批駁。中共方面則提出了具體的談判方案。並擬出了談判要點11項,交國民黨代表轉蔣介石,其主要內容是:確定和平建國方針,承認各黨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承認解放區政權和抗日部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重劃受降地區;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實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國民黨方面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這11項「要點」。爭執的焦點是軍隊問題和解放區政權問題。國民黨企圖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和廣大解放區。中共代表嚴正指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解放區政權是人民的政權,都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國民黨必須承認這一事實,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能改變。 
    由於國民黨頑固堅持其立場,致使談判一度陷入停頓。毛澤東等借此時機廣泛會見了國統區各界知名人士,多次舉行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座談會,公開闡明黨的政治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各界中的影響。 
    為了力爭和平,打破談判僵局,中共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問題又提出一系列新建議,作了重大讓步。經過43天的談判、鬥爭,10月10日,雙方終於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會談紀要》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國民黨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召開有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調會議;保證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承認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積極執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等。 
    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以及國民大會等問題,雖然中共一再讓步,均未達成協議,確定留待以後政治協商會議和國共雙方組成的3人小組進一步磋商。 
    重慶談判和《會談紀要》的發表,表明國民黨「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建設新中國的主張被全國人民所瞭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 
    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繼續進行談判。 
    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提出了今後鬥爭的任務。他說:「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 
    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同時他又提醒全黨:「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由於中共在複雜的形勢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在爭取實現和平民主的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作好自衛戰爭的準備,因而在國民黨和平欺騙和軍事進攻面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晉冀魯豫軍區部隊進行上黨戰役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一方面聲稱「共商國是」,致電中共,玩弄和談陰謀;一方面打著「受降」的旗號,從大後方西南和西北調集重兵,搶佔大城市和交通線,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抗戰過程中已經從日寇手中奪取的華北、華中、華南解放區發動進攻。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蔣介石的密令下,於1945年8月中下旬搶佔太原和同蒲路沿線城鎮的同時,實施了攻佔上黨地區的計劃。派遣其第19軍軍長史澤波率領4個師、1個挺進縱隊又2個團共1.7萬人,由浮山縣東張一帶出發,至8月23日,佔領了我襄垣、潞城、長治、長子、壺關、屯留等城。這樣,閻錫山部隊就分割了我太行、太岳根據地,呼應了國民黨主力的北上,對我晉冀魯豫解放區構成了心腹之患。 
    為了保衛抗戰勝利果實,配合重慶的國共和談,中共中央軍委對上黨戰役的必要性和作戰原則、部署作了指示。8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劉、鄧:「閻部一萬六千兵佔我長治周圍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須堅決徹底全部消滅之。惟諸城堡堅壘密,須有充分準備,切不可草率。進攻時,宜選擇一兩個城,各個擊破,不宜六城同時攻擊。如攻而不克,可圍城打援。」9月4日又指示:「在進行上黨戰役中,閻如從太原、臨汾、平遙等地來援於我有利,待其進至適當地域給以殲滅,你們應有此獨立的機動的靈活作戰準備。」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9月初,在劉伯承、鄧小平主持下召開了軍事會議,對上黨戰役作了具體部署。組織部隊認真進行了戰前準備: 
    (1)為適應作戰,加速由游擊兵團向正規兵團的轉變,參戰部隊組成太行縱隊、太岳縱隊、冀南縱隊。 
    (2)在軍隊和人民群眾中廣泛進行政治動員。號召解放區軍民為保衛抗戰勝利果實而戰。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和政治委員鄧小平還親自到虒亭、下良一帶看望準備參戰的太行部隊,並對兩個團連以上幹部作了戰鬥動員,發出打好上黨戰役支援毛主席赴重慶談判的號召。部隊知道毛主席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都為毛主席的安全擔心。鄧小平說:我們上黨戰役打得越好,殲滅敵人越徹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談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3)開展了戰前練兵。 
    (4)組織地方政府以專、縣級領導為首的後方指揮部和動員5萬多民兵、自衛隊參戰和支前。9月10日晉冀魯豫軍區採取以奪取長治外圍各城,吸引長治守軍出援,再攻打長治,誘閻錫山部出擊,相機殲敵於運動中的方針。決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軍區主力及地方部隊3.1萬人,在5萬民兵配合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下,於上黨地區展開自衛反擊。 
    首先奪取屯留。駐守屯留城之敵有6000餘人,憑借火力強,工事堅固,負隅頑抗。9月10日,太行縱隊對敵發起攻擊,經過3天2夜激戰,攻破了屯留,守城之敵全部被殲。 
    接著攻克長子。閻錫山部加修改造了原日軍構築的長子工事,憑借2丈5尺高的城牆和護城河,以及眾多的明堡暗堡頑強固守。擔任攻城任務的太岳縱隊在陳賡司令員的指揮下,採取多路突擊,主攻佯攻配合,白天黑夜交替攻擊的戰術,終於攻入城內。經過激烈巷戰,俘敵1500多人。閻錫山的挺進第二縱隊司令白映瞻被活捉。 
    屯留、長子克復後,冀南、太岳縱隊和太行軍區部隊又先後攻佔壺關、潞城、襄垣。晉冀魯豫軍區主力從東、西、南3面合圍長治城,守敵是閻錫山第19軍軍長史澤波的3個師1萬多人。史急電閻要求增援。閻派第7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指揮8個師和2個炮兵團,共2萬多人,於9月18日從太原、榆次南下。 
    晉冀魯豫軍區首長決定用圍城打援的戰術,以少數兵力繼續圍攻長治城,進行佯攻,主力則分兩路,北上迎殲敵援軍。10月2日,將援敵合圍於襄垣、屯留兩縣交界的老爺山一帶。而後從左右兩翼發起猛烈攻擊,北面則虛留退路,誘其突圍。 
    5日夜,敵果然向北突圍。晉冀魯豫軍區迂迴部隊於10月6日攻克老爺山,搶佔制高點,截斷敵人退路。主力沿虒亭、屯留間公路兩側追擊。太岳、太行、冀南3路大軍,分別從左、中、右3面將敵包圍,除少數敵軍逃回沁縣外,其餘2萬多人被殲,彭毓斌也被擊斃。 
    長治守敵待援無望,8日向西突圍,企圖逃回浮山、翼城。劉伯承司令員命令太岳部隊,用最快的速度前進,要在3天內追上並殲滅逃敵。守敵史澤波部從長治逃出後,一路被我民兵游擊隊襲擾,行動遲緩,走了4天才過橫水、東西峪。10月12日,太岳部隊在沁河以東將軍嶺、桃川地區殲敵5000餘人,生俘史澤波。 
    晉東南以長治為中心的地區古代是上黨郡,故這場包括收復長子、屯留、襄垣、潞城、壺關、長治等縣的戰役,叫做上黨戰役。整個戰役殲敵13個師,3.5萬人,占當時閻錫山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俘敵軍長、師長等高級軍官27名。 
    上黨戰役是重慶談判期間晉冀魯豫軍區反擊國民黨軍進攻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這次戰役打擊了蔣介石的內戰氣焰,有力地配合了重慶談判,對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起了重要作用,極大地鼓舞了解放區軍民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信心。上黨戰役的勝利,大量補充了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的裝備與兵員,提高了部隊的作戰能力。上黨戰役是日本投降後人民軍隊進行的第一個較大規模的殲滅戰,這次自衛反擊戰的勝利,打破了蔣介石、閻錫山企圖迅速佔領全華北的計劃,也打亂了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進程。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各戰略區編組野戰軍    
    1945年10月,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為了應付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內戰,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實施軍事戰略轉變,對八路軍、新四軍進行了調整。中央軍委所轄各大單位改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晉綏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山東軍區、華中軍區、晉察冀軍區、東北人民自治軍、中原軍區和華南各游擊縱隊。在此基礎上,各戰略區的部隊陸續進行了調整,在保留軍區、軍分區繼續指揮地方武裝與民兵的同時,組建了能在較大範圍內實施機動作戰的正規兵團(即野戰部隊),並相應的建立了野戰指揮機構。 
    兩種部隊和兩種指揮機構並行分設,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協同作戰。逐步健全了以正規兵團,地方部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系。 
    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晉綏軍區進行整編,組建晉綏野戰軍。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以李井泉代理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並兼晉綏軍區政治委員,續范亭、周士第任晉綏軍區副司令員,陳漫遠任參謀長,張平化任政治部主任。 
    原晉綏軍區所屬主力部隊編成晉綏野戰軍,由賀龍兼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治委員(因病未到職),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員,張經武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後孫志遠接任)。下轄第358旅、獨1旅、獨2旅、獨3旅共4個旅。 
    晉綏軍區整編後,所屬軍區序列是: 
    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宗遜。下轄6個軍分區和1個獨立旅。 
    雁門軍區:政治委員高克林(後朱明接任),副司令員許光達、孫超群。下轄3個軍分區。 
    綏蒙軍區:司令員姚□,政治委員張達志(後高克林接任)。下轄1個騎兵旅和2個軍分區,晉綏軍區直屬第1軍分區。 
    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總兵力約6萬餘人。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王世泰(代),副司令員徐向前,副政治委員譚政,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副主任張仲良。下轄6個旅和1個警備區。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總兵力3萬餘人。   
    晉冀魯豫軍區的成立和野戰縱隊的組建。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撤銷北方局,成立了晉冀魯豫局和晉冀魯豫軍區。鄧小平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劉伯承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滕代遠任第一副司令員,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員,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員,張際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 
    晉冀魯豫軍區整編後所轄部隊的序列是: 
    第1縱隊,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蘇振華。 
    第2縱隊,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宋任窮。下轄3個旅。 
    第3縱隊,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彭濤。下轄3個旅。 
    第4縱隊,司令員陳賡,政治委員謝富治。下轄3個旅。 
    第6縱隊,司令員王宏坤(兼),政治委員段君毅。下轄3個旅。 
    第7縱隊,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張霖芝。下轄3個旅。   
    晉冀魯豫軍區整編後所屬軍區序列是: 
    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王秉璋,政治委員張璽,下轄6個軍分區,1個旅。 
    冀南軍區:司令員杜義德,政治委員李青玉。下轄5個軍分區,1個旅。 
    太行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政治委員李雪峰。下轄6個軍分區。 
    太岳軍區:司令員王新亭(兼),政治委員王鶴峰。下轄4個軍分區,2個旅。 
    另外,隸屬晉冀魯豫軍區的部隊還有: 
    民主建國軍:總司令高樹勳。下轄: 
    第1軍,軍長范龍章。轄2個師。 
    第2軍,軍長喬明禮。轄2個師。 
    軍區直屬第17師。 
    晉冀魯豫軍區總兵力31萬餘人。   
    整編山東軍區及部隊,組建山東野戰軍。 
    194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與山東軍區著手對部隊進行整編,並完成整編。隨後,由於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榮桓奉命率軍區機關及主力部隊各一部6萬餘人挺進東北,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及2個師、2個縱隊奉命移駐山東,華中局和山東分局合併為華東局,在華中另設華中分局,歸華東局領導。1946年1月重新整編,新四軍軍部與山東軍區機關合併,統一領導山東與華東武裝力量,組建山東野戰軍。陳毅任新四軍軍長、山東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司令員,黎玉任山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山東野戰軍政治委員,山東野戰軍參謀長宋時輪,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謝有法。 
    山東野戰軍所屬部隊序列是: 
    第1縱隊,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賴傳珠。下轄3個旅。 
    第2縱隊,司令員羅炳輝,政治委員趙啟民。下轄3個旅。 
    第7師(亦稱第3縱隊),師長譚希林,政治委員曾希聖。下轄3個旅。 
    第8師,師長何以祥,政治委員丁秋生。 
    山東野戰軍總兵力7萬餘人。山東軍區整編後所屬軍區序列是: 
    魯中軍區: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向明。下轄2個師,2個旅,3個軍分區。 
    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政治委員傅秋濤。下轄3個軍分區,2個旅。 
    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治委員林浩。下轄4個軍分區,2個旅。 
    渤海軍區:司令員袁也烈,政治委員景曉村。下轄4個軍分區,2個旅。 
    濱海軍區:司令員陳士矩,政治委員唐亮。下轄3個軍分區,2個旅。 
    山東軍區獨立旅。 
    山東軍區所屬各軍區總兵力20餘萬人。   
    華中軍區的建立和華中野戰軍的組建。 
    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成立,鄧子恢為書記,譚震林為副書記。10月25日建立華中軍區,11月組建華中野戰軍。 
    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粟裕、張愛萍任副司令,譚震林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其所屬部隊的序列是: 
    蘇中軍區:司令員管文蔚,政治委員陳丕顯。下轄2個軍分區,1個旅。 
    淮南軍區:司令員周駿鳴,政治委員蕭望東。下轄2個軍分區,2個旅。 
    第5軍分區。 
    第6軍分區。 
    第7軍分區。 
    第8軍分區。 
    海防總隊,政治委員王治平。 
    解放第1軍:軍長鍾劍魂。轄1個師。 
    解放第2軍:軍長杜新民。轄4個旅。 
    解放第4軍:軍長戴寬心。轄2個師。 
    華中民主聯軍:總司令郝鵬舉。轄4個師。(該部隊繫起義偽軍改編成,後叛變) 
    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劉先勝,政治部主任鍾期光。其所屬部隊序列是: 
    第6縱隊:司令員王必成,政治委員江渭清。轄5個團。 
    第7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吉洛(姬鵬飛)。轄5個團。 
    第8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陶勇。轄5個團。 
    第9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震。轄5個團。 
    華中軍區總兵力16萬餘人。 
    按照中共中央給華東局、華中分局的指示,「戰略區主要負責人隨著野戰軍在前方時,則後方軍區機關即可受前方軍區指揮。」中央軍委指示,「華中野戰軍在建制上屬於華中軍區,在戰略行動上受陳毅指揮。」晉察冀軍區的整編和所屬野戰軍的組建。1945年10月至11月,晉察冀軍區通過整編,組建成野戰軍和地方軍。晉察冀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克任副司令員,劉瀾濤、羅瑞卿任副政治委員,唐延傑任參謀長,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耿飆、曾湧泉任副參謀長,潘自力、蔡樹藩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所屬部隊的序列是: 
    第1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下轄: 
    冀晉縱隊:司令員陳正湘,政治委員王平。轄2個旅。 
    冀察縱隊:司令員郭天民。轄4個旅。 
    冀察縱隊:政治委員劉道生。轄2個旅。 
    冀中縱隊:司令員楊成武,政治委員林鐵。轄3個旅,2個團。 
    第2野戰軍:司令員蕭克,政治委員羅瑞卿。下轄: 
    第1縱隊: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蘇振華。轄3個旅。 
    熱遼縱隊:司令員黃永勝,政治委員朱滌新。轄4個旅。 
    冀東縱隊:司令員詹才芳。轄3個旅。冀晉縱隊,司令員趙爾陸。轄3個旅。 
    冀中縱隊:副司令員黃壽發,副政治委員帥榮。轄2個旅。 
    晉察冀軍區所屬軍區序列是: 
    冀中軍區:司令員孫毅(代),政治委員林鐵。轄5個軍分區。 
    冀晉軍區:司令員趙爾陸,政治委員王平。轄4個軍分區。 
    冀察軍區:司令員郭天民,政治委員劉道生。轄5個軍分區。    
    冀熱遼軍區,1945年12月冀熱遼軍區與晉察冀軍區第2野戰軍指揮機關合併,司令員蕭克,第一政治委員程子華。第二政治委員羅瑞卿。下轄: 
    冀東軍區:司令員陳伯鈞,政治委員李楚離。轄6個軍分區。 
    熱河軍區:司令員段蘇權,政治委員黃火青。轄4個軍分區,1個師。 
    晉察冀軍區總兵力30餘萬人。   
    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後的整編及所屬野戰部隊的組建。 
    1946年1月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由林彪任總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任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周保中、蕭勁光任副司令,蕭勁光兼第一參謀長,伍修權任第二參謀長,陳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政治部副主任,葉季壯任總後勤部部長,楊至誠任總後勤部政治委員,賀誠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其所屬部隊的序列是: 
    第1師,師長梁興初,政治委員梁必業。 
    民主聯軍直屬炮兵旅。 
    北滿軍區:司令員高崗,政治委員陳雲。下轄: 
    合江軍區:司令員方強,政治委員洛甫。 
    牡丹江軍區:司令員李荊璞,政治委員李大章。轄2個支隊。 
    松江軍區:司令員聶鶴亭,政治委員張秀山。轄2個軍分區。 
    嫩江軍區:司令員王明貴,政治委員劉錫五。轄4個軍分區。 
    龍江軍區:司令員葉長庚,政治委員王鶴壽。轄3個旅,1個軍分區。 
    第7師:師長楊國夫,政治委員劉其人。轄3個旅。 
    獨立第2旅。   
    哈北軍分區。 
    南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華。下轄: 
    第3縱隊:司令員程世才,政治委員羅舜初。轄3個旅。 
    第4縱隊:司令員吳克華,政治委員彭嘉慶。轄3個旅。 
    安東軍區:司令員吳瑞林,政治委員林一山。轄2個軍分區,1個保安司令部,1個保安縱隊。   
    遼南軍分區。 
    西滿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政治委員李富春、黃克誠。下轄: 
    第3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轄4個旅。 
    遼西軍區: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陶鑄。轄3個軍分區,1個旅。 
    嫩南軍區:司令員倪志亮,政治委員郭述申。轄3個支隊。 
    東滿軍區:司令員周保中,政治委員林楓。下轄:第22旅、第23旅、第24旅。 
    第7縱隊:司令員萬毅,政治委員周赤萍。轄2個旅。 
    吉黑縱隊:司令員曹裡懷,政治委員郭峰。 
    吉東軍區:司令員姜信泰,政治委員唐天際。轄2個旅。 
    通化軍區:司令員何長工,政治委員吳溉之。轄2個支隊。 
    遼北軍區:司令員萬毅,政治委員周赤萍,轄2個軍分區。 
    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32萬人。   
    中原軍區的成立和所屬野戰縱隊的組建。 
    1945年10月25日,新四軍第5師和八路軍南下支隊及河南軍區部隊,在鄂豫邊境桐柏山地區勝利會師。 
    10月30日,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鄭位三代理書記,李先念任副書記。同時建立了中原軍區,其後又整編組建起野戰縱隊。中原軍區由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王樹聲任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兼參謀長,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其所屬部隊的序列是: 
    第1縱隊:司令員王樹聲(兼),政治委員戴季英。轄3個旅。 
    第2縱隊:司令員文建武,政治委員任質斌。轄4個旅。 
    江漢軍區:司令員賀炳炎,政治委員鄭紹文。轄1個旅。 
    鄂東軍區:司令員張體學,政治委員聶鴻鈞。轄1個旅。 
    河南軍區:司令員韓東山,政治委員劉子久。轄1個旅。 
    中原軍區總兵力6萬餘人。   
    華南遊擊隊的整編。華南遊擊隊整編後的序列是: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林平。下轄:江南指揮部,江北指揮部,粵北指揮部,東進指揮部。 
    四個指揮部共轄8個支隊,8個大隊,3個團。 
    韓江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美南。轄3個支隊。 
    珠江縱隊:司令員林鏘雲,政治委員梁嘉。轄2個支隊,5個大隊。 
    中區縱隊:司令員梁鴻鈞,政治委員羅范群。轄6個團。 
    南路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楠。轄5個團。 
    瓊崖獨立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馮白駒,副司令莊田。轄5個支隊。 
    華南遊擊隊總兵力27000餘人。   
    各戰略區編組野戰軍這一任務的完成,從編製體制和組織指揮上保證了從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使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更加健全。這一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戰略轉變,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在當時形勢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為反對蔣介石破壞和平、發動內戰作了積極的準備。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鬥爭。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殲滅了日本關東軍,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東北抗日聯軍進一步發展壯大。為了建立東北根據地,從8月起,中共中央即著手部署冀熱遼東路部隊和山東解放區的八路軍挺進東北。8月22日,中共從晉察冀解放區抽調幹部進入東北,在蘇聯紅軍佔領區建立黨組織,並發動群眾建立了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統一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重申了抗戰勝利後中央的戰略方針:「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依據這一戰略方針,大批軍隊和幹部分為兩路,一路從熱河和北寧走陸路,一路從膠東走海路,先後到達東北。沿途收復了山海關、錦州,並進駐了瀋陽。到11月底,東北的人民軍隊已達20餘萬;幹部已達2萬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20人。為了加強統一指揮,1946年1月,東北各部隊奉命整編組建「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任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周保中、李運昌、蕭勁光任副總司令。 
    國民黨為搶佔東北,1945年8月31日在重慶成立了東北行營,調集50萬大軍進犯我華北、華中解放區,妄圖消滅我人民軍隊,然後沿平綏、同蒲、平漢、津浦等鐵路,向天津、北平、張家口3地集中,打通搶佔東北的道路。 
    針對這一情況,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區徹底破壞鐵路、公路,遲滯蔣軍北進,並打擊、消滅。從10月18日起,聶榮臻、賀龍所部粉碎了傅作義集團對張家口的進犯;劉伯承、鄧小平部在邯鄲地區殲滅蔣軍3萬餘人,粉碎了孫連仲集團的北犯;陳毅所部也切斷了津浦線,阻滯了蔣軍。 
    人民軍隊在華北、華中作戰的勝利和對沿線鐵路、公路的切斷,基本粉碎了蔣軍主力11月初4路集中於平津,然後進入東北的計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軍隊向東北的開進和展開,並且迫使蔣軍不得不借助美軍和美國的空運、海運去東北。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軍在所謂「解除日軍武裝」、「協助中國受降」的幌子下,就在塘沽、天津登陸,10月1日又在秦皇島登陸,10月20日向冀、熱、遼解放區推進,強行修復由秦皇島至山海關的鐵路。在此期間,美艦海運來的蔣軍兩個軍,加上收編的偽軍,於11月中下旬,從秦皇島向北佔領了山海關和錦州。由於美國海運、空運支持,蔣軍在東北迅速增加到5個軍30萬人。 
    為了鞏固東北根據地,中共中央1945年12月28日發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及時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把工作重點放在距離國民黨佔領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1946年夏,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了會議,決定抽調1萬2千名幹部深入農村,建立農村根據地。當時東北各地有相當數量的漢奸、惡霸、警察、憲兵、土匪,他們接受國民黨的委任,充當國民黨先遣軍,殘害人民,破壞新生政權,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東北民主聯軍一方面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一方面派出部隊深入追剿土匪。為了使根據地政權真正扎根於群眾,在根據地充分發動群眾開展反奸清算鬥爭,把在日偽時期的偽官吏、漢奸、特務、惡霸等,交給人民群眾進行控訴並予以法辦,沒收其財產。在鬥爭中,建立和鞏固了人民政權,發展了黨的組織和工會、農會以及婦女會等群眾組織,使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在解放區的廣大農村,開展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的鬥爭。到1946年10月,有370多萬貧苦農民獲得土地2千6百萬畝。土地還家,極大地激發了翻身農民保衛勝利果實、保衛東北解放區的熱情,掀起了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熱潮。東滿、北滿、西滿的廣大地區都建立了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在根據地業已相對鞏固的條件下,針對東北蔣軍搶佔大城市的情況,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要「堅守要點,控制強大的機動部隊,於有利時機以運動戰打擊敵人」。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進行了四平保衛戰,殲敵1萬餘人。5月19日、23日、28日,蔣軍先後侵佔了四平街、長春、吉林等地。6月16日,中共中央調整和充實了東北局和民主聯軍的領導機構,任命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民主聯軍司令兼政委,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為東北局副書記、民主聯軍副政委。8月,成立了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林楓任主席。 
    東北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牽制了大批蔣軍精銳部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其他解放區戰場的作戰,為人民解放戰爭最後的勝利提供了鞏固的後方基地,對全國革命的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中原突圍全國解放戰爭開始    
    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是以首先圍攻中原解放軍開始的。為此,中原軍區部隊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邊界地區突破國民黨30萬大軍的包圍,勝利進行戰略轉移的作戰行動,標誌著全國解放戰爭已經開始。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調集20多個師的部隊,包圍和蠶食中原解放區,企圖消滅中原解放區部隊,打通向華東、華北、東北的進軍道路。1946年1月,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雙方代表簽署停戰協定後,國民黨軍仍繼續增加兵力包圍和進攻這一地區。5月10日,國共雙方雖然專門就中原地區停止武裝衝突簽訂了《漢口協定》,但國民黨軍拒不執行。至6月,進攻解放區達1000餘次,佔我縣城、村鎮1100餘處,將中原軍區部隊5萬餘人分割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的羅山、光山、商城、經扶(今新縣)、禮山(今大悟)之間縱橫不足百里的狹小地區內,解放區面積已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 
    為避免內戰,中共中央多次同國民黨政府交涉,表示願意讓出中原解放區,將部隊和平轉移到其他解放區去。但國民黨政府一意孤行,至6月下旬,用於包圍中原軍區部隊的兵力增至30萬人。此時,蔣介石認為消滅中原軍區部隊的時機已經成熟,遂令其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在駐馬店設指揮所,指令各圍攻部隊於6月22日前完成攻擊準備,待命攻擊。其部署是:以整編第41師、第47師和整編第72師主力、整編第48師1個旅由信陽、羅山、光山、商城、經扶、黃安(今紅安)之線,整編第11師附第72師一部及整編第66師、第15師由黃陂、花園、應山、廣水之線,分路向宣化店、潑陂河地區合擊;以整編第75師及整編第26師1個旅控制廣水和麻城以北地區;以整編第3師集結於襄陽、南陽地區機動。此外,還調集西安、武漢的空軍配合作戰。26日拂曉,國民黨軍開始向黃安以西、經扶以東、孝感以北的中原軍區部隊陣地大舉進攻,佔領沙窩、鄧店、滸灣等地。這是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起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鑒於中原解放區處於國民黨軍重兵包圍之中,勢孤力單,多次指示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準備以主力向西突圍,轉移至豫西、鄂西、陝南、川東地區,並在這些地區長期堅持,以牽制敵人,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在國民黨軍進攻迫在眉睫之時,中共中央於6月23日明確指示:「立即突圍,生存第一、勝利第一」。據此,中原局和中原軍區以第1縱隊第1旅偽裝主力,向津浦鐵路(天津至浦口)以東轉移;鄂東軍區部隊就地堅持鬥爭,以迷惑牽制敵人;主力分左右兩路於26日開始向西突圍。 
    右路突圍部隊為第2縱隊第13旅、第15旅第45團、第359旅、幹部旅及中原軍區機關共約1.5萬人,由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鄭位三率領,於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移動。29日晚,從信陽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車站間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越過平漢(今北京至漢口)鐵路,向西北方向疾進。國民黨軍急調整編第3、第15、第41師和整編第47師主力及位於陝南地區的整編第90、第1、第76、第36師各一部實施尾追和堵截。右路我突圍部隊一面以小部隊阻擊敵人,一面晝夜兼程,先後在天河口、蒼苔地區,南陽以西、丹江以東地區,荊紫關及滔河以南的南化塘地區,山陽的口頭坪、長溝口及商南的趙川鎮、梁家墳地區,經反覆衝殺,突破了國民黨軍的阻擊陣地和追堵、截擊、合圍,歷經艱險困苦,勝利地進入陝南,與在當地堅持游擊鬥爭的陝南遊擊隊會合,8月3日,成立了鄂豫陝軍區,創建了游擊根據地。第359旅和幹部旅,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率領,自柞水地區繼續北進,沿途衝破國民黨軍的多次追堵,於8月底進入了陝甘寧解放區。河南軍區部隊在掩護主力突圍後,隨右路突圍部隊跟進,於8月初進至豫陝邊界地區,在盧氏、靈寶、雒南(今洛南)等地開展游擊戰爭。 
    左路突圍部隊為第1縱隊(欠第1旅)、第2縱隊、第15旅(欠1個團)共萬餘人,由軍區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王樹聲率領,於6月26日晚由光山縣潑陂河向西移動,在廣水以南王家店與國民黨軍堵截部隊激戰一晝夜,於7月1日越過平漢路西進。11日,大部於宜城東南流水溝強渡襄河(漢水),先後衝破國民黨軍整編第66師、第75師等部在宜城東南茅草洲、南漳以南報信坡和谷城石花街以西蒼峪溝等地的堵截,於25日進入武當山區,在竹溪、竹山、房縣、保康、南濁等地分散活動。8月下旬,與由安陸突圍的江漢軍區部隊在房縣西南地區會合。8月27日,成立了鄂西北軍區,創建了游擊根據地。突圍部隊另一部,因強渡襄河受阻改道北上,進入了伏牛山地區,與河南軍區部隊會合。 
    掩護主力突圍的第1縱隊第1旅於6月26日開始行動。他們先向西,再折而向東。完成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後,於29日在麻城以北突破國民黨軍封鎖線向東挺進。爾後,越過鄂皖邊界咽喉大牛山,穿過大別山,挫敗國民黨軍多次追擊和攔截,跋涉千餘公里,於7月20日越津浦鐵路,進入蘇皖解放區。後改為華中野戰軍第13旅。鄂東軍區部隊掩護主力突圍後,繼續在大別山區堅持游擊戰爭。至此,中原軍區部隊勝利完成了突圍戰略轉移任務,粉碎了蔣介石「一舉分區包圍殲滅」的美夢。 
    中原突圍,揭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共中央在1946年10月的《三個月總結》中指出,過去3個月內,我中原解放軍以無比毅力克服艱難困苦,除一部轉入老解放區外,主力在陝南、鄂西兩區,創造了兩個游擊根據地。此外,在鄂東和鄂中均有部隊堅持游擊戰爭。這些都極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繼續援助著老解放區的作戰,並將對今後長期戰爭起更大的作用。 
    1947年5月28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給中原軍區的慰問電中指出,我們中原各部為著反對賣國賊蔣介石的進攻,從去年7月起在陝南、豫西、鄂西、鄂中、鄂東、湘西等地,在極端困難條件之下,執行中央戰略意圖,堅持游擊戰爭,曾經牽制了蔣介石正規軍30個旅以上,使我華北、華中主力渡過蔣介石進攻的最困難時期,起了極大的戰略作用。 
    中原軍區部隊,在突圍中所以能取得勝利,一是正確地選定了突圍的方向,使突圍部隊突過平漢線即可進入廣闊的地區,進行大的機動和開展游擊戰爭。二是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準備,有主有次,有突圍有就地鉗制,明確區分了各部隊的任務。三是保持了突圍行動的突然性。四是廣大指戰員發揚了人民解放軍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五是華中和晉冀魯豫野戰軍部隊的積極作戰,調動了圍追中原部隊的國民黨軍回援,起到了戰略的策應作用。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華中野戰軍蘇中七戰七捷    
    1946年7月上旬,國民黨反動派集中正規軍58個旅約46萬人向華東解放區發起了全面進攻。其中第1「綏靖」區司令長官李默庵指揮5個整編師共15個旅12萬人集結於長江北岸南通、泰興、靖江、泰州一線,企圖首先攻佔如皋、海安,鞏固沿江一線陣地,爾後繼續沿(南)通(贛)榆公路和運河一線北犯,與向淮南、淮北進攻的國民黨軍相配合,夾擊蘇皖解放區首府淮陰。 
    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決定:集中第1、第6師和第7、第10縱隊共19個團3萬人的兵力,在蘇中軍區部隊和民兵的配合下,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實施內線機動作戰,迎擊進犯蘇中解放區之敵。從7月13日至8月27日,先後取得宣泰攻堅戰、如南急襲戰、海安運動防禦戰、李堡攻堅戰、丁堰林梓攻堅戰、如黃公路遭遇戰、邵伯防禦戰等7次作戰的勝利。 
    一、宣泰戰鬥。華中野戰軍在得悉國民黨軍將於7月15日進攻黃橋、如皋、姜堰、海安等地後,為爭取先機,遂以5倍於敵的兵力於7月13日突然向守備較薄弱的宣家堡、泰興國民黨軍整編第83師第19旅第56、第57團及旅屬山炮營發起攻擊。激戰至15日拂曉,殲其3000餘人,獲得初戰勝利。 
    二、如南戰鬥。國民黨軍發現華中野戰軍主力在宣泰地區作戰,立即以整編第49師乘虛進攻如皋,企圖斷我歸路。7月17日,第49師進至如皋東南地區,同時,由揚中增援泰興的整編第65師主力及第99旅、第148旅分別向黃橋、姜堰進攻。華中野戰軍遂以一部兵力加強如皋、黃橋、姜堰地區的阻擊,主力迅速轉兵東指,不顧疲勞,一夜強行軍50公里,直插如皋以南,以4倍於敵的兵力出其不意地合擊了立足未穩的整編第49師。經19日至20日兩夜攻擊,殲滅整編第49師師部、第26旅全部及第79旅大部共萬餘人。 
    三、海安戰鬥。宣泰、如南戰鬥後,華中野戰軍將主力轉移至海安東北地區休整待機。李默庵認為華中野戰軍北撤,是因為傷亡過大,不能再戰。遂以整編第49師殘部,第160、第187、第148旅在幾十架飛機支援下,兩路夾擊海安,企圖與華中野戰軍決戰。華中野戰軍令第7縱隊在海安以西、以南實行運動防禦戰,遲滯、消耗敵人,連續阻擊5天,殺傷敵人3000餘人後,於8月3日主動撤離海安。 
    四、李堡戰鬥。國民黨軍佔領海安後,認為第一步作戰目的已達到,遂決定分兵「清剿」,企圖鞏固泰州、海安以南地區,爾後繼續北犯。華中野戰軍鑒於國民黨軍戰線延長,兵力分散,遂決定攻擊位於李堡的第105旅,打開主力南下作戰的通道。8月10日,獲悉駐海安的新編第7旅和駐李堡的第105旅正在調防,秩序混亂。當夜對其發起攻擊,至11日晨予以全殲。下午又在洋蠻河地區殲滅2個團。李堡戰鬥,共殲國民黨軍1個半旅8000餘人。 
    五、丁堰、林梓戰鬥。國民黨軍於李堡戰鬥慘敗後,被迫重新調整部署,重點扼守海安至南通間鐵路幹線,以加強海安、泰州之線以南的「清剿」,企圖確保其佔領區。駐守丁堰、林梓地區的是敵交通警察第7、第11縱隊。華中野戰軍在經過短期休整後,以部分兵力襲擊海安,佯攻黃橋,進逼南通。以主力共3萬餘人,從海安、如皋東側隱蔽南下。8月21日晚,突然向丁堰、林梓敵交通警察第7縱、第11縱隊發起攻擊。激戰至22日,殲滅5個交通警察大隊5000餘人,切斷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開了主力西進泰州、揚州的通道。 
    六、如黃路戰鬥。丁堰、林梓戰鬥後,國民黨軍發現華中野戰軍主力位於如皋附近,以為將要進攻如皋,即以黃橋的第99旅於8月23日東調如皋,增強防禦;同時,以揚州的整編第25師沿河北上,向邵伯、高郵方向進攻,企圖配合進攻淮北的國民黨軍夾擊淮陰、淮安。華中野戰軍為解邵伯之危,採取攻其必救的戰法,以主力由丁堰、林梓西進圍攻泰州,以求調動整編第25師回援,並準備與黃橋東進增援如皋的第99旅在如黃公路上打遭遇戰。25日晨,黃橋的第99旅在如皋的第187、第79旅接應下東進。中午,華中野戰軍主力到達如黃公路,與東西對進之敵遭遇後立即先敵展開。華中野戰軍採取先打弱敵,後打強敵的戰法。26日,集中兵力先殲滅了分界的第99旅。27日,將加力的第187旅和第79旅1個團大部殲滅,並於31日乘勝攻佔黃橋。此戰,共殲敵2個半旅1.7萬餘人。 
    七、邵伯戰鬥。由揚州北犯的整編第25師8月23日在飛機、大炮和炮艇的支援下,分3路向邵伯、丁溝等地猛攻。第10縱隊在第2軍分區部隊配合下,頑強阻擊,並連續進行白刃戰和反衝擊,斃傷其2000餘人。當華中野戰軍主力在如黃公路獲勝後,整編第25師看到側後受到嚴重威脅,遂於26日黃昏向揚州、仙女廟之線撤退。至此,蘇中戰役勝利結束。 
    蘇中戰役是全面內戰爆發後,人民解放軍在主要戰場上進行的較大規模的初戰,帶有戰略偵察性質。華中野戰軍以3.3萬人的兵力對國民黨12萬兵力作戰,1個半月連續作戰7次,七戰七捷,共殲滅國民黨軍6個旅及5個交通警察大隊共53000餘人,占進犯蘇中國民黨軍總兵力的44%,而蘇中人民解放軍只傷亡1.2萬人。蘇中戰役證明,依托解放區進行內線作戰,具有很多有利條件;戰役的勝利,為人民解放軍進一步明確和完善戰爭初期的內線殲敵方針提供了寶貴經驗;在殲敵方法上,此戰役是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戰法的成功戰例。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中央軍委發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指示    
    1946年6月底,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了國共兩黨在重慶和談中籤訂的停戰協定和一切協議,以圍攻中原解放區人民軍隊為起點,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內戰。此時,國民黨反動派有正規軍和非正規軍430萬且利用和談的機會進行調集、部署,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控制著大城市,擁有四分之三的國土和3億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侵華日軍100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得到了美國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巨大援助,如美國為他們裝備了45個機械化師。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只有127萬人,且裝備較差;解放區的人口只有1億多,土地面積不到全國的四分之一。在這種態勢下,國民黨反動派狂妄地宣稱,只需3個月到6個月就可以打敗共軍。初期,他們使用了80%的正規軍,約160萬,共193個旅(含相當於旅的師),稱得上其勢洶洶。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的進攻,中共中央於1946年7月20日向黨內發出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分析了敵人進攻的態勢,闡明了打擊、戰勝敵人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針、方法。明確指出:「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有信心。」還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指出了戰勝國民黨反動派進攻的政策、方針、原則和方法,特別指出在軍事上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華東戰場上國民黨部隊集中了58個旅46萬餘人,分幾路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壓來。一路進攻蘇皖解放區,採取「由南而北,由西向東,逐步壓縮」的方針,以淮北為重點,以兩淮(淮陰、淮安)為目標,分別自徐州、蚌埠、滁縣、六合、揚州、南通等地向前推進;一路在山東向膠濟路和魯南進攻,企圖迫使華中野戰軍主力在山東與其決戰。華中野戰軍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指示,集中主力19個團(後增至23個團)3萬餘兵力,於7月13日發起蘇中戰役,突然包圍泰興、宣家堡,至15日晨,攻克宣家堡,殲敵2個團。此時,援敵分向泰興、黃橋、如皋進逼,華中野戰軍遂停攻泰興,以一部阻敵,主力則迅速東進,於如皋以南圍殲北犯之敵萬餘。如南戰鬥後,華中野戰軍主力轉至海安地區休整。7月30日,如皋、姜堰之敵合擊海安。華中野戰軍阻擊5天後,主動放棄海安。 
    8月10日至25日,華中野戰軍趁敵調整部署之機,先後進行了李堡、丁堰、林梓戰鬥,殲敵1個旅1個團和5個交警大隊。華中野戰軍針對敵人由揚州北攻邵伯,直撲高郵、寶應,進佔淮安的企圖,以主力西進敵後,進襲泰興,調動揚州之敵東援,並在運動中殲滅了他們。25日,野戰軍西進部隊與敵東調部隊在如皋、黃橋間公路上遭遇,殲敵2個半旅,並於31日乘勝進佔黃橋,逼退了敵軍。這就是有名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此間共殲敵6個旅、5個交警大隊計5萬餘人。 
    在晉冀魯豫戰場上,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確定集中野戰縱隊,機動殲敵。8月上旬,圍追堵截中原野戰軍之敵已大部被牽至豫西、陝南地區。隴海路開封、徐州間及魯西南、豫東、皖北地區的敵人僅有2個師。為支援中原軍區,配合華東戰場的作戰,晉冀魯豫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於8月10日發起隴海戰役。11日,克碭山,12日,克蘭封。蔣介石急調圍追中原野戰軍之3個師7個旅兵力至開封,並令徐州守軍向西出援。 
    鑒於敵迅速增兵,晉冀魯豫野戰軍於柳河集戰鬥後及時結束戰役。隴海戰役共殲敵1萬6千餘人,攻克縣城5座,打亂了敵人南線進攻的戰略計劃。8月28日,蔣介石調集徐州和鄭州15個旅10萬兵力,進攻定陶、曹縣地區,主要目標指向菏澤。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在隴海路以北集結休整,誘敵深入,尋機殲敵。並指出「對進攻之敵,不打無把握之仗,打則必勝,必須以4倍至少3倍的優勢兵力,先殲敵一部,再殲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個擊破之」。9月3日晉冀魯豫野戰軍集中主力5萬餘人,將驕橫急進之敵整編第3師誘至定陶以西地區,將其全殲,並乘勝出擊,又殲敵整編第47軍2個旅。定陶戰役歷,時5天,共殲敵4個旅17000餘人。 
    此間,晉綏軍區7月4日至8月15日發起了晉北戰役,連克朔縣、崞縣、繁峙、代縣等10座縣城,殲敵6個團8000餘人,並控制了忻縣以北至大同以南的同蒲路。中共中央軍委依據各戰場的勝利經驗,為了進一步統一作戰思想,加速戰爭的進程,毛澤東對戰爭初期的作戰經驗進行了科學總結概括,並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於9月16日向黨內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指出這是「戰勝蔣介石進攻的主要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以求「全殲」,「速決」。為此必須「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並向全軍推廣了蘇中戰役的中三次作戰和定陶戰役、隴海戰役、晉南戰役等的作戰經驗。 
    這篇著作統一了全軍的作戰思想,對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0月1日,中共中央在《三個月總結》的指示中,要求各野戰軍再殲敵25個旅左右,並指出這是改變軍事形勢的關鍵。 
    在晉察冀解放區,蔣介石指使傅作義部隊不斷發起進攻,先後侵佔了承德及冀東解放區所有縣城。並於9月下旬起調集3個軍6個師約7萬餘兵力,分東西兩路夾攻張家口。晉察冀野戰軍部隊在晉綏軍區部隊一部參加下,從9月29日起,進行了保衛張家口的戰鬥。10月11日,晉察冀野戰軍撤出張家口,主力轉向察南。在保衛張家口戰鬥中,共殲敵22000餘人。 
    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確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作戰方針,從10月19日起調集9個師約10萬兵力,分3路向南滿大舉進攻,相繼佔領安東(今丹東)、通化等大部分城市。東北民主聯軍第4縱隊堅持採取誘敵深入和迫敵分散各個殲滅之戰術,於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寬甸西北之新開嶺地區實行伏擊戰,殲敵第25師8900餘人。 
    這樣從1946年7月至10月底,即戰爭的頭4個月裡,敵投入作戰的兵力逐次增加,從原來的193個旅增加到213個旅,其中用於第一線的兵力,從72個旅增加到117個旅,達到了最高峰。在此期間,敵人佔領了解放區153座城市,其中包括熱河省會承德、安東省會安東、蘇皖解放區首府淮陰、冀魯豫解放區首府菏澤、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等大中城市。人民解放軍則解放和收復了48座城市。中國人民解放軍雖損失城市105座但卻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32個旅,29.8萬人,嚴重地挫敗了敵軍的進攻。 
    在傅作義部隊佔領張家口後,蔣介石於11月15日召開了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偽國大),並繼續拼湊兵力,向華中、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進攻。11月中旬,蔣介石提出了所謂結束蘇北戰事的作戰計劃,調集了25個半旅的兵力,分4路同時進犯蘇北和魯南。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集中24個團的兵力,於12月13日至19日,一舉殲滅了由宿遷進犯新安鎮、沐陽之敵整編第69師3個半旅2萬餘人。宿北戰役後,野戰軍即兼程北上,於1947年1月2日至20日,在沭陽、蘭陵、嶧縣、棗莊等地又連續殲敵整編第26師、第51師及1個快速縱隊共5萬餘人。1月底,蔣介石又集中23個整編師53個旅約31萬兵力,分南北兩路向魯南解放區進犯,組織魯南會戰,企圖與華東野戰軍在臨沂地區決戰。 
    2月4日,北線敵李仙洲集團先頭抵達萊蕪。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野戰軍,「敵愈深進愈好,我愈打得遲愈好。只要不求急效,並準備於必要時放棄臨沂,則此次必能勝利。」華東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的這一指示,主動放棄臨沂揮師秘密北上,19日逼近萊蕪地區,20日即發起攻擊,至22日李仙洲一個綏靖區指揮所、2個軍部、7個整編師共5.6萬餘人,活捉李仙洲,並乘勝收復13座城市,使山東解放區的渤海、魯中、膠東3區連成一片。晉冀魯豫野戰軍於1946年11月2日發起滑縣戰役,殲敵2個旅12000餘人。接著又回師徐州西北地區,於12月30日在矩野、金鄉、魚台等地區殲敵5個旅16000餘人。1947年1月25日至2月9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南擊豫皖邊地區,殲敵1個旅及地方武裝一部共9000餘人,再度切斷了隴海線。 
    晉綏軍區和晉冀魯豫第4縱隊於1946年11月20日至1947年1月28日先後進行了呂梁戰役和汾孝戰役,殲敵近3萬,解放了呂梁山區,使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計劃不得不向後延遲。 
    晉察冀軍區擺脫了在察南與敵人對峙狀態,轉至平漢路,集中主力部隊於1946年12月2日至22日,及1947年1月20日至28日,先後發起了易滿戰役和保南戰役,共殲敵17000餘人,連克望都、定縣等縣城,使冀晉和晉中兩區連成一片。 
    東北民主聯軍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約4個月的時間裡,進行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作戰,共殲敵64000餘人,收復11座城市,鞏固了南滿根據地,迫使東北敵人停止了戰略進攻。 
    從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這4個月的作戰,解放軍共殲敵34個旅414000餘人,敵雖侵佔城市87座,解放軍亦收復和解放城市87座。這樣,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在這8個月的作戰中,由於各野戰軍成功地運用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殲敵正規軍66個旅,加上非正規軍,共計71萬人。敵軍由於大量有生力量被殲滅,其兵力不足和戰線太廣的矛盾更加突出。此時,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雖從193個旅增至213個旅,但在第一線攻擊的兵力,卻從1946年10月的117個旅,下降為85個旅。國民黨軍不得不放棄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方針,從1947年3月起,改為向山東和陝北實施重點進攻。爾後,我軍又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經過4個月作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並使人民解放軍轉入了戰略進攻。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全軍開展學習王克勤運動    
    人民解放軍的團結互助運動,是以晉冀魯豫野戰軍首創的「王克勤運動」為先導,逐步在全軍開展起來的。王克勤,1921年出生,安徽阜陽人。他家境貧苦,祖輩為佃,受盡了人世間煎熬。1941年,王克勤被國民黨抓壯丁當,於1945年10月的平漢戰役中被俘。隨後,被分配到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第18旅第52團第1營第1連當了一名機槍射手。解放軍的官兵一致,平等相待的新型內部關係,特別是平漢戰役後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王克勤進步很大。定陶戰役大楊湖戰鬥中他英勇殺敵,被提升為副班長。不久又提升為班長。王克勤當班長後,就組織全班戰士憶苦,幫大家提高階級覺悟,從而使全班士氣旺盛,新老團結一致,面貌一新。王克勤還注意繼承解放軍的光榮傳統,耐心細緻地開展班內政治思想互助活動,調動了全班學習、訓練和作戰的積極性,增強了班的凝聚力。 
    王克勤的軍事技術素質好,會打多種槍,尤其精通機槍技術,被稱為「機關(槍)聖手」。他認真實踐人民解放軍關於「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學方法,幫助新戰士學會使用機槍。他教戰士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挖機槍陣地、在敵火下運動的方法。在生活上,王克勤熱情關懷全班每一個戰士,給他們端飯,燒水洗臉洗腳。行軍中,他總是扛機槍,宿營時,他首先把老鄉家打掃乾淨,然後讓戰士進駐。王克勤不僅本人以身作則,而且還組織全班戰士開展團結互助活動。王克勤班共有11人,僅2名老戰士、3名黨員。 
    他針對全班每個戰士的特點,分成了3個互助組,根據任務不同,適時選組長。行軍選身體棒的,學習選技術高的,打仗選作戰勇敢、有戰鬥經驗的當組長。正是由於王克勤的模範作用和團結互助活動開展得好,全班戰士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樣樣工作都很出色。1946年10月上旬,王克勤班所在的部隊參加了巨野戰役中的龍鳳集戰鬥。國民黨軍的大炮、飛機狂轟濫炸。王克勤帶領全班開展戰鬥互助,一天打退敵軍幾十次進攻,不僅殲滅了大量敵軍,牢牢守住了陣地,而且全班無一傷亡。戰後,王克勤被評為縱隊「一等殺敵英雄」、「帶兵模範」,並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帶領的班,被評為模範班,榮立集體一等功。全班一次戰鬥出現4個戰鬥英雄,王克勤和王克勤班贏得部隊讚譽。 
    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黨委,對王克勤及所在的班團結友愛、互助互學的模範事跡和經驗及時進行了總結,並號召全縱隊學習王克勤及該班的經驗,從此,把「王克勤運動」推廣到了全縱隊。隨後,以王克勤為榜樣的團結互助運動由第6縱隊推廣到晉冀魯豫野戰軍各縱隊和各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非常重視這一運動的開展,指出:王克勤班開展的團結互助活動,是適應戰鬥需要和部隊情況而產生的一個重要典型,對鞏固部隊和提高戰鬥力有極大意義。 
    不久,王克勤被提升為副排長、排長。他牢記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帶領全排戰士,繼續發揚團結互助精神。1947年3月,他對全排提出了新的立功要求:1.作戰要有勇有謀,做到消滅敵人,保全自己。2.不違犯戰場紀律和群眾紀律。這樣,他把互助互學與立功運動結合起來,從而把團結互助活動又提高了一步。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團結互助運動,由過去個人與個人、組與組的互助,迅速發展到連營之間的大互助,使王克勤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使革命友愛的戰鬥大互助走向高潮,有力地保證了各種戰鬥的勝利。 
    1947年7月的魯西南戰役中,王克勤抱病堅持參加戰鬥。10日,王克勤所在的第6縱隊對定陶國民黨守軍發起了總攻。王克勤率領全排率先登城,為後續部隊全殲第153旅開闢了通路。但英雄王克勤在這次戰役中光榮犧牲。 
    王克勤是愛兵模範、戰鬥英雄,他曾9次立功,被評為「一級殺敵英雄」、「模範共產黨員」,他以「革命靠互助」的格言和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模範行動,啟發戰士的階級覺悟,創立了思想、技術、生活三互助的帶兵方法。 
    王克勤犧牲後,劉鄧首長發出唁電,稱讚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創造了新的光榮的範例」。劉伯承司令員還親自撰文,代表全野戰軍和軍區指戰員,以極其悲痛的心情悼唁王克勤。1947年7月18日,劉鄧首長簽署命令:授予王克勤所在的部隊1連1班為「王克勤班」、1排為「王克勤排」榮譽稱號。並決定:「王克勤所在的排永遠保持王克勤排的光榮稱號」。 
    晉冀魯豫部隊蓬勃開展的王克勤運動,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解放日報》1946年12月10日在社論中指出:「晉冀魯豫部隊現在廣泛開展王克勤運動,藉以進一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與瓦解敵人,是有極其重大意義的。」社論高度讚揚了王克勤及王克勤班的英雄模範事跡,號召全解放區軍民按照當前的條件,選擇自己的典型,普遍有力地推動這個運動。 
    當時,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和東北民主聯軍等,結合本部隊的實際情況,並借鑒王克勤所在部隊的經驗,都先後開展了團結互助運動。解放軍各部隊這方面的主要經驗是:第一、以互助組為開展團結互助運動的基本組織形式。一般是在連隊基層單位的各班建立,每班3個組,每組3至4人組成。第二、要把開展團結互助運動建立在幹部、戰士高度政治覺悟和革命友愛的基礎之上。首先,認真進行團結互助的思想教育。其次,是堅持靈活多樣,以表揚為主的工作方法。第三、加強領導是開展團結互助的關鍵。互助組雖然是一種群眾性的組織形式,但要以黨員為骨幹來組成。 
    這樣,黨支部就可以通過黨員的模範作用,積極主動地去團結教育群眾。 
    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廣泛開展的王克勤運動,把人民解放軍的團結互助活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成為群眾性思想政治工作和新型官兵關係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鞏固部隊,促進部隊之間和官兵之間、新老同志之間的團結,加強部隊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後來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開展「王克勤運動」,一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尤其是王克勤所在部隊貫徹群眾路線的中心,成為推動各項工作,加強政治思想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爭先創優的一個巨大動力。在新的歷史時期,王克勤生前所在的部隊,繼承和發揚王克勤精神,在全面加強部隊建設上又做出了新的更大的成績。1982年8月24日,南京軍區授予王克勤生前所在連為「尊干愛兵模範連」稱號。199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簽署命令,授予王克勤生前所在連為「尊干愛兵模範連」榮譽稱號。 
    1991年11月21日,江澤民還特意視察檢閱了王克勤生前所在的步兵第34師,並為王克勤連題了詞。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東北民主聯軍進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    
    1946年11月,國民黨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為實現「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戰略計劃,調集新編第1、第6軍和第52、第60、第71軍各一部,準備向臨江地區發動進攻,企圖消滅或驅逐東北民主聯軍南滿部隊,爾後轉兵北滿,同東北民主聯軍主力決戰。同時,以新編第1軍主力扼守長春、永吉(今吉林市)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點,阻止東北民主聯軍北滿部隊過江南援。 
    此時,東北民主聯軍南滿根據地僅剩臨江、濛江、長白、撫松等4縣。 
    為此,堅持南滿根據地對穩定東北戰局意義重大。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林彪決心採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戰方針,迫使國民黨軍兩面作戰,擊破其企圖。基本部署是:以南滿部隊在臨江地區迎擊進攻之敵,保衛南滿根據地;以北滿部隊主力伺機南渡松花江,在長春、永吉以北地區尋殲分散之敵和由長春、永吉出援之敵,策應南滿部隊作戰。 
    一、一保臨江、一下江南 
    12月17日,國民黨軍集中6個師分路向臨江地區發起進攻。遼東軍區以第4縱隊向外出擊,深入敵後,打亂敵部署;以第3縱隊在內線實施機動防禦,尋機殲滅孤立分散之敵。從18日起,第4縱隊向本溪、撫順之間和寬甸以東地區出擊,轉戰10餘日,攻克據點20餘處,斃傷俘敵3000餘人。國民黨軍急忙從臨江方向調新編第22師和第91師回援後方。而遼東軍區第3縱隊即乘機於1947年1月4日開始向通化、輯安一線反擊。至20日,該縱隊在果松川、大小荒地殲敵第2師、第195師各一部。5日,為配合南滿部隊作戰,北滿的12個師另3個炮兵團,越過冰封的松花江南下,向長春、永吉以北的國民黨軍發起進攻。第1縱隊在其塔木、張麻子溝、浴石河等地殲滅守軍新編第38師第113團及保安團一部;第1縱隊主力和第6縱隊分別在焦家嶺、城子街殲由九台、德惠出援的第50師第150團(欠1個營)及保安團一部;第2縱隊出擊長春以北之敵,攻克據點多處。至13日,北滿部隊共斃傷俘敵5000餘人。迫使敵軍緩攻臨江,由南滿抽調第30師、第91師,由西滿抽調第88師馳援北滿。敵向臨江的第一次進攻於1月20日被挫敗。 
    二、二保臨江 
    1947年1月30日,國民黨軍集中4個師,分兵3路再次向臨江地區發起進攻。2月5日,當國民黨軍中路第195師進至通化以北高力城子時,第3縱隊和第4縱隊第10師迅速出擊,殲其5個營。8日,第3縱隊主力殲207師第3團2個營,並攻克三源浦,控制了通化、柳河之間地區。無奈,國民黨軍中路回撤,其餘兩路也不敢冒進。敵第2次進攻臨江又被挫敗。在此期間,第4縱隊第11師為配合正面部隊作戰,再次插入國民黨軍後方,攻克據點20多處,有力地牽制與迷惑了國民黨軍,迫使其再調第91師由北滿回援南滿。 
    三、三保臨江、二下江南 
    2月13日,國民黨軍集中5個師,兵分3路向臨江地區發動第3次進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令遼東軍區部隊擇險抗擊、機動殲敵,配合北滿部隊二下江南作戰;令北滿各部隊先派小分隊化裝為游擊隊過松花江南下,偵察、迷惑國民黨軍,掩護主力部隊隱蔽集結。18日,遼東軍區以第3縱隊第7、第9師於金川以南通溝地區將國民黨軍左路暫編第21師第63團(欠1個營)及師屬山炮營殲滅,並擊潰柳河來援之敵。22日,第3縱隊主力和第4縱隊第10師於大北岔地區殲第91師、第2師各一部,並乘勝收復金川、輝南、柳河、輯安等縣城。第4縱隊第11師於16日第3次突入國民黨軍後方,攻佔鹼廠、下馬塘等地,殲敵1個加強營及保安團一部,並破壞了瀋陽至安東鐵路數段,有力地策應了正面作戰。與此同時,北滿部隊12個師,21日第2次越過松花江南下。23日,第6縱隊全殲新編第30師第89團及師屬炮營。27日,第6縱隊與獨立第2師圍攻德惠,第1、第2縱隊打援。國民黨軍為解德惠之圍,從南滿、西滿及長春地區調集12個團北援,致使南滿地區進攻兵力減少,其第3次進攻臨江乃告失敗。東北民主聯軍北滿部隊於3月2日撤回江北休整。 
    四、三下江南 
    北滿部隊北撤休整後,給國民黨軍以很大錯覺。蔣介石認為共軍已「不堪一擊」。遂下令進攻哈爾濱。為此,國民黨軍集中新編第1軍、第71軍等部,在空軍1個大隊配合下大舉北進,揚言要與東北民主聯軍決戰於松花江兩岸。其先頭第264團突進至松花江北岸。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令北滿部隊於3月8日第3次越過松花江進行反擊。國民黨軍新編第1軍、第71軍主力急忙後撤。9日,第2縱隊第5師將第71軍第88師後衛第264團包圍於靠山屯地區。10日下午,敵第88師、第87師主力分由德惠、農安出援。當第88師先頭部隊進至葦子溝地區時被第2縱隊擊潰,是日晚第264團1300餘人被全殲。隨後,第1、第2、第6縱隊和獨立第1、第2、第3師協同作戰,至12日晚,相繼在德惠、農安將第88師全部及第87師一部殲滅,並將第87師主力包圍於農安。國民黨軍急從熱河及南滿抽調第54師、新編第22師主力和在長春的新編第1軍一部北援。此時,鑒於松花江已開始解凍,不便大部隊運動,北滿部隊遂於3月16日撤出戰鬥,回師江北。 
    五、四保臨江。3月下旬,松花江開始解凍。國民黨軍趁北滿部隊不易再過江南下之機,又調集20個團的兵力,於27日分路齊頭並進,向臨江地區發起第4次進攻。遼東軍區決定集中主力誘殲其較弱的中路第89師。4月1日,第4縱隊第10師派出的小部隊在第89師正面故意示弱,誘敵深入。3日拂曉,當第89師和第54師第162團突出兩翼,被誘至三源浦西南紅石砬子地區時,隱蔽的第3縱隊主力和第4縱隊第10師對其突然發起攻擊,激戰至下午將其全殲,俘7500餘人。其餘各路國民黨軍即紛紛撤退。至此,國民黨軍先後4次進攻臨江地區均被擊退。 
    「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是東北戰局發展過程中一個戰略性的轉折點。這一作戰,歷時3個半月,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2個師又6個團,連同保安部隊共計5萬餘人,繳獲各種炮657門、坦克裝甲車11輛、戰馬3500餘匹、汽車172輛,以及大批槍支、彈藥,粉碎了國民黨軍「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戰略計劃,迫使東北國民黨軍放棄戰略進攻,轉入守勢。這就為東北民主聯軍舉行戰略性反攻創造了條件。 
    通過「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南滿解放區基本區域得以保存;北滿解放區獲得了鞏固和發展;西滿、東滿解放區也分別得到恢復和創建。至此,我控制了東北四分之三的土地和約佔半數的人口,使東北解放區日益成為鞏固的戰略根據地。 
    這一階段作戰,對東北民主聯軍也是一個很大的鍛煉和提高,特別是逐步掌握了在東北特定條件下,大兵團如何進行運動戰以及中小規模攻堅戰的經驗。 
    東北民主聯軍通過作戰,也發展壯大了自己的隊伍,截至1947年4月,主力兵團已達22萬人;各軍區還先後建立起50餘個獨立團;全區總兵力達42萬餘人。各類火炮已達639門,每個野戰師均建立了山炮營,使部隊的火力有很大提高。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西北野戰兵團陝北三戰三捷    
    國民黨軍向解放區實行全面進攻8個月之後,戰線延長、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於是於1947年3月被迫放棄全面進攻,改為對山東和陝北實施重點進攻,企圖在戰略上首先實施兩翼突破,爾後鉗擊華北。 
    在西北戰場,敵集中34個旅25萬餘人。以胡宗南部20個旅由洛川、宜川一線向北擔任主攻;以馬步芳、馬鴻逵部12個旅由銀川、同心、鎮原一線向東;以晉陝綏邊區總部所屬2個旅由榆林向南,企圖圍攻延安,摧毀中共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消滅陝甘寧解放區部隊於黃河以西,或逼過黃河,爾後會同華北國民黨軍將其殲滅於黃河以東地區。 
    此時,人民解放軍在陝北戰場僅有4個野戰旅及3個地方旅2萬餘人,且裝備很差。中共中央決定充分利用陝北良好的地形條件和有利的群眾基礎,誘敵深入,殲其有生力量。必要時放棄延安,採用「蘑菇戰術」,牽制胡宗南主力於陝北戰場。據此,以教導旅及警備第3旅第7團共5000餘人的兵力,於延安以南臨真鎮、金盆灣及牛武、茶坊地區,在地方部隊和民兵游擊隊的配合下,實施運動防禦,阻擊敵軍的進攻;以新編第4旅及晉綏軍區第1縱隊(轄兩個旅)為預備隊。從3月13日至18日,西北野戰兵團經6晝夜激戰,殲國民黨軍5000餘人,完成了預定任務。此時,延安機關、學校已安全轉移,群眾已疏散完畢。當晚,毛澤東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等撤離延安。此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率精悍的指揮機構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 
    一戰青化砭。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集團佔領延安後,即尋找陝甘寧解放區部隊決戰。西北野戰兵團在彭德懷、習仲勳的指揮下,決心利用胡宗南急於決戰的驕橫心理,採取誘敵深入,待機殲敵的方針,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民眾條件,在延安東北地區連打幾個勝仗,以改變陝北戰局。為此,以一部兵力誘敵北上安塞,主力隱蔽集結在延安東北的甘谷驛、青化砭待機行動。 
    22日,胡宗南以整編第1軍5個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行進,另以第31旅率第92團由延安東南的臨真鎮前出青化砭,以保障其主力翼側安全。24日,胡宗南部5個旅進至安塞。25日拂曉,第31旅由拐□公路北進,10時許進入西北野戰兵團的伏擊地域。西北野戰兵團即採取攔頭、斷尾、兩翼夾擊的戰法,突然發起猛攻,經近兩小時激戰,全殲第31旅共2900餘人。此役,是西北野戰兵團撤出延安後首戰勝利,打擊了胡宗南部的進攻氣焰,鼓舞了解放區軍民的勝利鬥志。 
    二戰羊馬河。青化砭戰役後,西北野戰兵團轉移到蟠龍、青化砭西北地區休整,以部分兵力與敵周旋。胡宗南急於決戰,遂集中整編第1、第29軍共11個旅的兵力,由安塞、延安、臨真等地分3路進至延川、清澗地區。4月3日又折向子長,連連撲空,兵疲糧罄。遂改以整編第76師守備延川、清澗,第135旅守備瓦窯堡,主力於5日南返蟠龍、青化砭休整。後發現西北野戰兵團主力位於蟠龍西北地區,即以8個旅的兵力,於12日由蟠龍、青化砭地區向西北方向進攻,並以第135旅由子長南下配合。西北野戰兵團以第1縱隊(2個旅)偽裝主力,誘其向蟠龍西北地區進攻;集中4個旅的兵力在羊馬河地區設伏,求殲孤軍南下的第135旅。14日晨第135旅南下,10時許進至羊馬河西北。西北野戰兵團突然對其發起攻擊。激戰至16時,將第135旅4700餘人全部殲滅。 
    三戰蟠龍鎮。羊馬河戰役後,西北野戰兵團秘密轉移至瓦窯堡附近休整。 
    國民黨統帥部判斷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兵團主力在綏德地區並正在東渡黃河。遂令胡宗南部急速北上,並令駐守榆林的第22軍等部南下,企圖南北夾擊。4月26日,胡宗南以9個旅的兵力由蟠龍、永坪地區分兩路向綏德地區急進,僅留第167旅(欠一個團)及陝西民軍第3總隊等部守備其補給基地蟠龍。彭德懷決心進攻孤立據點蟠龍。遂以第359旅偽裝主力,引誘胡宗南集團繼續北上,集中4個旅的兵力攻取蟠龍。30日,各攻擊部隊隱蔽進入蟠龍鎮附近。5月2日,胡宗南集團主力進佔綏德。當日23時,西北野戰兵團對蟠龍守軍突然發起攻擊。戰至4日24時,攻克蟠龍鎮,全殲守軍6700餘人,繳獲麵粉1.2萬袋、服裝4萬餘套及大批武器、彈藥。 
    青化砭、羊馬河、蟠龍3次作戰均獲勝利,被解放區軍民稱譽為陝北「三戰三捷」,它共殲滅國民黨軍1.4萬餘人,給胡宗南部以沉重打擊,粉碎了其企圖消滅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首腦機關及西北野戰兵團的狂妄計劃,穩定了陝北戰局,為徹底粉碎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進一步鼓舞了全國各解放區軍民的鬥志和勝利的信心。 
    陝北「三戰三捷」後,西北野戰兵團從1947年5月21日至1948年3月3日,先後進行了隴東三邊戰役、榆林戰役、沙家店戰役、關莊、盆口戰役、黃龍、清澗戰役和宜川戰役,共殲敵6萬人。1948年4月21日,被國民黨軍佔領1年零1個月又3天的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華東野戰軍進行孟良崮戰役粉碎敵人重點進攻    
    1947年3月、國民黨軍被迫放棄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集中兵力對陝北和山東實施重點進攻,企圖首先佔領這兩個地區。在山東戰場,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在徐州統一指揮,集中24個整編師60個旅約45萬人,編成3個機動兵團,採取「加強縱深、密集靠攏、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戰法,由南向魯中山區推進。其中第1兵團8個整編師共20個旅20萬人,由湯恩伯指揮,是敵向我重點進攻的主要集團。該兵團企圖首先佔領沂水、坦埠一線,爾後與第2、第3兵團通力向北、向東進攻,迫使華東野戰軍主力決戰或北渡黃河。3月下旬至4月中旬,國民黨軍打通了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佔領了魯南,接著向魯中山區進攻。 
    面對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華東野戰軍積極尋找戰機。但國民黨軍隊由於在華東戰場屢遭殲滅,改變了戰法,兵力集中,行動謹慎。華東野戰軍除4月下旬在泰安殲敵整編第72師主力外,幾次決心均未實現。中央軍委指示: 
    「敵軍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機,處置甚妥。只要有耐心,總有殲敵機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據此,陳毅、粟裕於5月上旬調整部署,將其主力東移,後撤一步。 
    蔣介石以為華東野戰軍後撤是無力決戰,遂於5月10日下令跟蹤進剿。 
    顧祝同轉令3個兵團放膽向博山、沂水一線疾進。右翼第1兵團不待統一行動,即以整編第74師為骨幹,在整編第25師、第83師的配合下,於5月11日進攻坦埠,企圖乘隙佔領沂水至蒙陰公路。 
    5月11日,陳毅、粟裕決定:殲滅整編第74師。因為整編第74師全部美械裝備,號稱「五大主力」之首,殲滅該師將震撼敵軍,沮喪其士氣;該師處於較為突出的地位,與左右鄰之間空隙較大,便於分割圍殲;師長張靈甫自恃作戰有功,驕橫跋扈,與其他部隊矛盾較深。12日晨,華東野戰軍令正在東移的各部隊立即西返,並作出了在敵重兵集團密集靠攏的態勢下,從其戰線中央割殲整編第74師的部署;以第1、第4、第6、第8、第9縱隊和特種兵縱隊擔任主攻。 
    5月11日至13日,整編第74師自垛莊北進,先後佔領楊家寨、佛山角、馬牧池等地,準備14日攻佔坦埠。13日晚,擔任迂迴穿插任務的華野第1、第8縱隊以一部兵力在整編74師正面實施阻擊,主力從其兩翼尋隙向縱深楔進,並切斷整編第74師與第25師、第83師的聯繫。同時,第4、第9縱隊從正面發起攻擊。第6縱隊於14日晨抵達垛莊西南地區。此時,張靈甫預感到有被圍殲的危險,即倉促向孟良崮、垛莊方向撤退,並組織一部兵力進行反擊。華東野戰軍立即乘勝猛攻。15日拂曉,完成對74師的四面包圍。整編第74師被包圍後,蔣介石、顧祝同認為該師戰鬥力強,所處地形有利,已控制制高點,必能堅守;如左右鄰加速增援,可造成與華東野戰軍主力決戰的機會。因此,除令整編第74師固守牽制華東野戰軍主力外,嚴令其他部隊向第74師靠攏,企圖用10個整編師與華東主力決戰。華東野戰軍鑒於敵重兵來援,且多數已距孟良崮僅一至兩天路程,情況十分緊急,遂於15日令阻援部隊堅決阻擊各路援敵,令主攻部隊不惜代價加速猛攻,一定要在援敵趕到之前迅速殲滅第74師。15日13時,華東野戰軍主攻部隊發起總攻。各部隊從四面八方多路突擊。第74師竭力頑抗。每一陣地均反覆爭奪,有的陣地得而復失,幾次易手。激戰至16日上午,終將整編第74師及整編第83師1個團全部殲滅,擊斃師長張靈甫。 
    孟良崮戰役,華東野戰軍在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密集前進的態勢下,從戰線中央割殲其精銳整編第74師及整編第83師1個團共3.2萬餘人。繳獲各種火炮277門、輕重機槍987挺、長短槍9828支、各種炮彈7202發、各種槍彈208萬發、戰馬1397匹、電台28部。 
    通過此次戰役,華東野戰軍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統帥部「魯中會戰」計劃,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極大地震動了其內部,第一兵團司令湯恩伯被撤職,整編第25師師長黃百韜、整編第83師師長李天霞等也受到處分。當時,新華社在《祝蒙陰大捷》的評論中指出:它有力地策應了陝北和其他戰場解放軍的作戰行動,它在「華東解放軍的歷史上更有特殊意義。因為:第一,這是打擊了蔣介石今天最強大的和幾乎唯一的進攻方向;第二,這是打擊了蔣介石的最精銳部隊(四、五個最精銳師之一);第三,這個打擊出現於全解放區全面反攻的前夜。和這個勝利的同時,東北、豫北、晉南、正太等地,強大的反攻正在展開。」 
    1947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指示,為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南渡黃河作戰,30日,華東野戰軍以第1、第4縱隊和第3、第8、第10縱隊分別向魯南和魯西出擊。7月上旬,相繼收復費縣、嶧縣、棗莊、泰安、大汶口等地,威脅國民黨戰略要地徐州。國民黨軍從7月12日起陸續從山東抽調7個整編師回援,魯中山區只留4個整編師固守要點。這樣,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基本被挫敗。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轉入戰略進攻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7年6月,形勢已發生了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顯著變化。國民黨軍由430萬人下降為370餘萬;在東北和華北戰場已轉為守勢;在南部戰線,除對陝北、山東兩解放區繼續實行重點進攻外,魯西南、豫皖蘇邊界直至大別山地區兵力薄弱,形成兩頭重、中間輕的「啞鈴形」態勢;士氣日益低落,官兵厭戰情緒增長,戰鬥力下降;國民黨政府在政治、經濟方面也陷入困境。人民解放軍則由120餘萬人上升到195萬人,正規軍已達100萬人。雖然兵力上仍居劣勢,但握有戰略機動力量;在戰略全局上除陝北、山東戰場尚處防禦地位,其他各戰場已逐步轉入戰略反攻;部隊士氣高漲,戰鬥力不斷提高;廣大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後方日趨鞏固。但大部分解放區遭受戰爭破壞,人力物力損耗巨大。 
    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消耗解放區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軍不能持久作戰的戰略企圖,中共中央制定了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滅敵人的戰略方針。並決定將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指向大別山地區。為此,中央軍委決定:以劉鄧大軍率第1、第2、第3、第6縱隊12萬餘人,實行中央突破,南渡黃河,先在魯西南地區求殲敵軍,爾後以躍進方式挺進大別山,建立根據地;以陳謝集團第4、第9縱隊和第38軍等直出豫陝鄂邊界地區,在豫西、陝南建立根據地;以陳粟野戰軍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縱隊及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1縱隊,從魯西南挺進豫皖蘇區,擴大原有根據地。這樣,三路大軍在中原地區互為犄角,緊密配合,在長江、黃河、淮河、漢水間開闢新的中原解放區。另以西北野戰軍攻打榆林,調動進攻陝北的敵軍北上;以華東內線兵團在膠東作戰,繼續把進攻山東的敵軍東引,以策應3路大軍挺進中原的行動。 
    這就形成了三路突進、兩翼鉗制的部署。中共中央為加強對中原的領導,以鄧小平、劉伯承、李先念等8人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鄧小平為書記。為在新區開展地方工作,抽調和集訓了千餘名地方幹部隨軍南下。 
    6月30日夜,劉鄧主力從張秋鎮至臨濮集間150餘公里的正面上,一舉突破了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接著,採取攻其一點(鄆城)、吸其來援(金鄉)、啃其一邊(定陶)、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發起魯西南戰役。從7月8日至28日,殲敵4個師部、9個半旅約6萬人,揭開了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當時,中央軍委指示劉鄧休整10天左右再躍進大別山。劉鄧根據敵情變化和黃河水上漲情況,當即立斷,於8月6日決定不待休整,立即南進。 
    8月7日,劉鄧野戰軍南下,11日越過隴海鐵路向南疾馳。8月17日,經過頑強奮進,越過了黃泛區。接著渡過了沙河。劉鄧為戰勝敵軍的追堵,提出「到達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口號,並埋藏和炸毀了一些不便攜行的重裝備,以便加速南進。23日,當第1、2、3縱隊已抵近淮河,中原局與野戰軍指揮部及第6縱隊剛到達汝河北岸時,整編第85師等部已控制汝河南岸汝南埠渡口及大雷崗、小雷崗。其尾追的3個整編師距汝河已不到30公里。緊急時刻,劉伯承要求部隊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精神,堅決打過河去。23日下午,第6縱隊第18旅冒著敵機轟炸掃射,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橋。24日拂曉前,突破敵軍河防陣地,控制了大小雷崗,掩護中原局和野戰軍指揮部渡過汝河。27日,全軍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地區,勝利地完成了千里挺進任務。 
    為策應劉鄧野戰軍挺進大別山,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陳謝集團8萬人於8月22日晚在平陸、孟縣間強渡黃河,截斷隴海鐵路。至31日,攻克新安、澠池、宜陽、洛寧等縣城,殲敵4800餘人,吸引尾追劉鄧的國民黨軍1個整編師又3個旅西援。 
    8月中上旬,進入魯西南地區的華東野戰軍4個縱隊和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1縱隊,積極與敵周旋,掩護了劉鄧野戰軍南下。 
    劉鄧野戰軍進入大別山後,遵照中央軍委迅速實施戰略展開的指示,不顧各種困難,立即採取北面牽制、東西展開的方針,迅速搶佔以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開創根據地,實施了戰略展開。至9月底,攻克縣城23座,殲敵7000餘人,並在17個縣建立了民主政權。 
    此時,陳謝集團往返於潼關與洛陽間連續作戰,殲敵3萬餘人,使敵抽調在大別山的1個整編師和在陝北、晉南的兩個旅回援。 
    9月上旬,陳毅、粟裕率領黃河北岸的華東野戰軍第6、第10縱隊和特種兵縱隊主力南渡,會同原在魯西南地區的5個縱隊組成18萬人的西線兵團,並在菏澤以東發起沙土集戰役,全殲整編第57師,迫敵從山東和大別山抽調4個整編師增援。接著,於9月下旬進入豫皖蘇邊區。 
    至此,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布成逐鹿中原的「品」字形陣勢,並迫使國民黨軍大批兵力南調,給了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以有力策應。 
    10月初,劉鄧率野戰軍在大別山南部又打破了敵7個整編師的合圍,殲敵2個旅。10月12日,劉鄧率野戰軍主力分向長江北岸的蘄春、廣濟、黃梅、宿松、潛山、桐城、廬山、望江等地區挺進展開。蔣介石誤認為是即將渡江,遂令沿江部隊堵擊,整編第40師和第82旅由烯水沿公路向廣濟進擊。 
    劉鄧決心集中10個旅,在高山鋪狹谷地帶,伏擊殲滅該敵。10月27日,將敵第40師和第82旅1.2萬人殲滅。 
    陳謝集團於10月下旬至11月間,向陝南、豫西展開,殲敵1.2萬餘人,攻克縣城19座。 
    陳粟野戰軍亦在豫皖蘇邊區展開,到10月下旬,攻克縣城24座,殲敵1萬餘人;11月又集中主力對隴海鐵路商丘至郝砦段進行破擊作戰,殲敵1.1萬餘人,威逼徐州,迫敵匆忙調15個旅回援。其中有用於大別山的8個旅。 
    至此,劉鄧野戰軍在大別山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建立根據地,站穩腳跟。 
    陳粟野戰軍和陳謝集團在豫皖蘇和豫西也相繼完成戰略展開。從而把戰線從黃河北岸推進到長江北岸,圓滿實現了中央關於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戰略計劃。後來,中原三支大軍協同作戰,從11月27日至12月31日,粉碎了國民黨軍33個旅對大別山的「圍剿」,殲敵6萬餘,解放縣城85座,把大別山與豫陝鄂和豫皖蘇三個根據地連成了一片。 
    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三支大軍挺進中原,密切配合,機動作戰,共殲滅國民黨軍19萬餘人,解放縣城100餘座,在4500萬人口的江淮河漢廣大地區建立了中原解放區,調動和吸引了國民黨軍南線全部兵力160個旅中約90個旅於自己的周圍,迫使蔣介石處於被動地位,對從根本上扭轉戰局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表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的歷史轉折關頭,為了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動員全國人民、各界同胞以及國民黨軍政人員起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194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轉戰過程中,毛澤東在陝北佳縣神泉堡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0月10日,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義發表。同一天,新華社還播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頒布的兩個《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一是「頒布解放軍口號」,一是「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宣言》第一次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義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宣言》是中共中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後,依據形勢發展,提出的奪取全國勝利的政治、軍事、經濟綱領。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政治綱領,雖然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共七大提出的「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一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這一前途的具體化。然而這一政治綱領的公開發佈,則經歷了由內而外,由上而下的逐漸深化過程。在解放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棗園談話時,毛澤東說,「現在是否提打倒蔣介石?」他回答說:「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號」。接著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決定:「現在尚不公開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今天對待蔣介石同抗戰時期不同。」現在不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周恩來分析當時形勢之後說:「現在看,蔣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傳上要有保留,要使人民知道只有從自衛戰爭中才能得到生存和獨立。」在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開始後,9月11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時,加上了「打倒蔣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蔣介石才有飯吃,打倒蔣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蔣介石才有獨立,已經是中國人民的常識了。」這樣,以新華社的名義向國內外公開宣佈了打倒蔣介石。9月28日,周恩來在神泉堡對中共中央直屬單位幹部、戰士作了《全國大反攻,打倒蔣介石》的報告,報告中對於「打倒蔣介石」這一口號提出的策略考慮作了說明:自衛戰爭是從去年大打起來的,為什麼那時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蔣介石,現在才提?原因是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蔣介石還不行。「當時提的口號是武裝自衛,還不能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當時主客觀條件還不具備。」現在情況不同了。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了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周恩來還指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提出來後,就要去實現它。怎麼去實現?光在解放區內作戰消滅不了蔣介石,「因為在全國他還佔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戰略進攻才能徹底消滅他。口號一提出,戰爭行動就要配合,就是全國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區的界線,我們的行動完全是為實現這個口號的。」《宣言》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政治綱領後,又指出了實現這一政治綱領的八項基本的方針、政策:「一、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二、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三、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製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四、廢除蔣介石統治的腐敗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五、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戰犯的財產,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改善職工生活,救濟災民貧民。六、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八、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要求美國政府撤退其威脅中國獨立的駐華軍隊,反對任何外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使日本侵略勢力復興。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為了順利實現上述政治綱領和戰略目標,《宣言》向解放區人民發出了號召,指出:「為了早日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號召解放區人民貫徹土地改革,鞏固民主基礎,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加強人民武裝,肅清敵人殘留據點,支援前線作戰。」《宣言》還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戰士「必須提高軍事藝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必須提高覺悟性,人人學會殲滅敵人、喚起民眾兩套本領,親密團結群眾,把新區迅速建設成為鞏固區。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我全軍將士必須時刻牢記,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只要我們時刻遵守黨的指示,我們就一定勝利。」為了統一全黨思想,落實《宣言》提出的政治、經濟、軍事綱領,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報告總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重申了《宣言》提出的基本政治綱領,並提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申明了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四大家族財產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軍事形勢的報告,分析了敵我消長態勢,分析了敵人的動向。會議決定指出:毛澤東的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並要求全黨全軍應將這個文件聯繫《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中國土地法大綱》和《中共中央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進行深入學習教育,並在實踐中嚴格地遵照實施。這樣,十二月會議就為《宣言》提出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政治綱領的落實,制定了行動綱領,為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奠定了基礎。 
    《宣言》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願望,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熱烈擁護,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的行動綱領,對於加速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晉察冀軍區部隊解放石家莊    
    國民黨軍第3軍主力在清風店戰役被全殲後,守備石家莊的國民黨軍更加孤立,當時僅2.4萬人,且軍心不穩。而晉察冀野戰軍戰鬥力則空前提高,士氣旺盛。因此,乘勝奪取石家莊,對晉察冀野戰軍來講已是勢所必然。1947年10月22日,聶榮臻等立即向軍委提出:「現石門僅有三個正規團及一部雜牌軍,我擬奪取石門。」第二天,中央軍委即批准了攻打石門的建議。 
    石家莊即石門,位於石德、平漢、正太3條鐵路交會處,是華北戰略要地。國民黨軍在此構築了完備的環形防禦體系,從市郊到市中心,以寬8米、深6米的外市溝和寬、深各5米的內市溝及市區主要建築物為骨幹設置了3道防禦陣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個。內外市溝間的環形鐵路有6輛鐵甲車巡邏,並配有1個坦克連機動作戰。市北有制高點雲盤山作依托,西北有軍用機場便於空中支援。當時,市內為國民黨第3軍第32師及2個保安團和附近19個縣的保安大隊,總兵力為2.4萬人。 
    10月25日,朱德總司令出席晉察冀野戰軍作戰會議,提出「勇敢加技術」的口號,並與野戰軍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羅瑞卿、第二政治委員楊成武等研究制定了作戰計劃。其部署是:第3、第4縱隊分別由西南和東北方向擔任主攻;冀晉、冀中軍區部隊各一部分別由西北和東南方向助攻;第2縱隊及部分地方部隊在定縣、新樂間阻擊保定援敵;另一個獨立旅出擊北平至保定鐵路,配合主力作戰。同時,將清風店戰役中俘虜的近千名國民黨軍官兵經教育後釋放回石家莊,以瓦解守軍士氣。晉察冀軍區政府調集民兵、民工10萬人,擔架1萬多副,大車4000餘輛支援作戰。 
    從11月5日夜至8日晨,各部隊已掃清市外圍據點並攻克大郭村飛機場和雲盤山。爾後,構築交通壕,直插外市溝前沿。 
    8日下午,炮兵部隊實施火力急襲,突擊部隊以坑道爆破和強行突破的方法,向守軍外市溝防禦陣地發起攻擊。第3縱隊第7旅首先從西兵營突破;第4縱隊第10旅由雲盤山以西突破;第4縱隊第12旅在北宋村突破;獨立第7、第8旅和獨立第1、第2旅已分別從各自地段突破。戰至9日晨,敵內、外市溝之間主要陣地全部被攻克。 
    10日16時,攻城部隊在強大炮火配合下,向內市溝防禦陣地發起攻擊。 
    10日、11日,第2梯隊2個旅相繼加入戰鬥。各部隊勇猛穿插,分割圍殲,經過激烈巷戰,殲滅守軍大部,並將守軍殘部壓縮於火車站、大石橋和正太飯店一帶核心陣地內。12日晨,向敵核心陣地發起攻擊,激戰至中午,全殲守敵,俘敵第32師師長兼石家莊警備司令劉英。 
    石家莊戰役,共殲國民黨軍2.4萬人,繳獲坦克9輛,火炮100餘門,槍1萬餘枝及大批彈藥、物資,拔除了國民黨軍在華北的一個戰略要點。石家莊的解放,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連成了一片。石家莊的攻佔,開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重要城市的先例,為爾後進行城市攻堅作戰提供了寶貴經驗。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全軍進行新式整軍運動    
    為了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做準備,人民解放軍從1947年冬至1948年春,採取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的方法,開展了一次有領導、有秩序的民主整軍運動。這個運動,是在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整黨運動和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的偉大轉折的形勢下展開的。 
    1947年7月至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隨著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與整黨運動也全面展開。軍事上的勝利,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由解放戰爭初期的120多萬人發展到195萬人。由於部隊新成分增加,特別是從國民黨軍中解放過來的士兵成分增多,部隊在組織上、思想上、作風上產生了許多不純現象。為使部隊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更好地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任務,進一步提高政治覺悟,加強紀律性和提高戰鬥力,一些部隊結合當時解放區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和整黨運動,相繼展開了多種形式的訴苦教育。1947年9月28日,毛澤東批轉了東北民主聯軍遼東縱隊訴苦教育的經驗報告。隨後,這個運動便在部隊中普遍開展起來。 
    1948年1月,西北野戰軍在楊家溝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等中央領導聽了部隊進行訴苦三查的匯報。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西北野戰軍訴苦三查運動所煥發出來的力量,在1個月後的宜瓦戰役中就顯示出來了。宜川、瓦子街戰役,西北野戰軍打得非常英勇頑強,3萬敵人無一漏網。戰鬥中湧現出大批的英雄模範,許多正是苦大仇深的同志。翻身農民參軍的刺殺英雄劉四虎,在這次戰鬥中表現特別勇敢,一個人刺死7個敵人,自己身上也被刺了11刀,後來他成了全國著名的戰鬥英雄。1948年3月7日,毛澤東撰寫了《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他指出:由於訴苦和三查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為完成土地改革,為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而戰的覺悟性,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堅強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性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此後,在全軍就普遍開展了以訴苦三查為中心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極大地推動了部隊各方面的建設。 
    新式整軍運動的中心內容是階級教育。廣大官兵運用親身經歷的大量生動事實,揭露舊社會和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對比新舊社會和人民軍隊與反動軍隊的不同本質,弄清苦從何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把個人的苦同階級的苦聯繫起來,把個人的報仇提高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個任務上來。同時,還進行了土地改革和城市政策的教育。 
    新式整軍運動的基本方法,是依靠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通過充分發動群眾,進行官兵同訴和軍民同訴,啟發覺悟,自覺進行三查,用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克服思想上、作風上的錯誤傾向和不良現象。這種生動活潑、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方法,進一步提高了廣大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政策水平和組織紀律性,激發了革命鬥志。同時也純潔了內部,密切了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推動了部隊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的發展和群眾練兵運動的開展。它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鞏固擴大和作戰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有領導的民主運動,在解放戰爭頭兩年內,改造了大約80萬左右從國民黨軍中解放過來的士兵,使他們轉變為自覺的人民解放軍戰士。 
    新式整軍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發展,它不僅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準備,起到了對國民黨軍隊發起全面進攻的戰略動員作用,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在以後的軍隊建設中,對教育幹部戰士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完成黨和國家賦予軍隊的各項任務,也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十大軍事原則的提出    
    為了制定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行動綱領,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即著名的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正式開會的第一天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書面報告,並就敵我形勢、統一戰線、英美蘇關係等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報告》中總結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重申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中共中央會議的決定指出,毛澤東的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領綱領性的文件。」並要求全黨全軍將這個文件聯繫《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中國土地法大綱》和《中共中央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進行深入學習教育,並在實踐中嚴格地遵照實施。 
    十大軍事原則,是打倒蔣介石的軍事綱領,是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經驗的科學總結。它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初期的經驗,在解放戰爭進入反攻時期提出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依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制定了紅軍的一系列的正確戰略戰術。1936年12月,毛澤東為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闡述了紅軍作戰原則的產生和形成。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作戰原則,並且撰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等軍事著作,系統論述了這些作戰原則。1946年7月,蔣介石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 
    人民解放軍在中央軍委指揮下,在解放區人民全力支持下,奮起自衛。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運用以往的作戰原則,並從解放戰爭的實際出發,又提出了許多新的作戰原則。1947年7月10日,毛澤東對第一年的作戰進行了初步總結,提出6條軍事原則。9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對第一年作戰做了全面總結,提出了指導爾後作戰的9條作戰方針,即九大作戰原則。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後,毛澤東根據戰略進攻以來的新形勢和人民解放軍創造的新的作戰方法,對原有的作戰原則進行了充實、提煉和概括,使其更系統,更科學。並於1947年12月25日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 
    十大軍事原則的內容: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 
    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2倍、3倍、4倍、有時甚至是5倍或6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上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 
    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6.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10.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十大軍事原則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經驗,每一條都有它的獨立意義,但各條之間互相聯繫,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精神實質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十大軍事原則的提出,武裝了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的頭腦,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戰略戰術思想水平和作戰能力。人民解放軍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揮下,運用十大軍事原則,大量殲滅了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戰略進攻的偉大的勝利,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十大軍事原則,在毛澤東軍事思想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精神,對於人民解放軍以後的作戰,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然,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十大軍事原則也要根據今後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城    
    1948年秋,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時,形勢變得更有利於人民解放軍。解放區空前擴大,部隊士氣高昂,裝備改善,攻堅作戰能力提高。國民黨軍力量不斷被削弱,被迫由「分區防禦」改為「重點防禦」,加強大城市的設防。 
    在華東戰場,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接連取得周張、濰縣及充州等戰役勝利後已形成了對濟南的包圍之勢。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山東兵團、蘇北兵團已經靠近。蔣介石為屏障徐州,隔斷華北、華東兩解放區的聯繫,並遲滯華東野戰軍進南,做出確保濟南的決定,令第2「綏靖」區司令長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濟南,並在徐州附近地區集中了3個兵團應援。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根據華東野戰軍領導人提出的作戰方案,確定了「攻濟打援」的方針,令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 
    濟南人口70萬,為戰略要地,系津浦、膠濟鐵路的交會點,北靠黃河,南倚泰山,地勢險要,工事堅固,易守難攻。濟南守敵佈置了3道陣地,內城為核心陣地,外城和商埠為基本陣地,周圍城鎮和制高點為外圍陣地。總兵力為9個正規旅、5個保安旅及特種兵部隊等約11萬人。 
    8月,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野戰軍集中全力,採取攻城與打援分工協作,以20大至兩個月時間奪取濟南,並求殲援軍一部。為保證攻濟所需時間,要求在戰役部署上,以多於主攻方向的兵力置於打援、阻援方向。整個攻濟打援作戰,由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指揮,攻城部隊由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指揮。 
    華東野戰軍根據軍委指示,組成了攻城、打援兩個兵團。攻城兵團共14萬人,分東、西兩個集團,以西線為主攻方向,從東西兩線向濟南城實施鉗形突擊。打援兵團共18萬人,其中以2個縱隊組成阻援集團,阻擊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敵;以6個縱隊組成打援集團,待機殲擊北援之敵。 
    9月9日至13日,攻城部隊分別隱蔽地向濟南開進,於15日晚逼近城郊。16日晚,攻城部隊全線展開攻擊,以突然猛烈的動作迅速突破了守軍外圍防線。至17日,西集團各部進逼西郊飛機場、臘山、黨家莊;東集團各部也分別攻佔茂嶺山、硯池山、回龍嶺等地,直撲外城。18日,西集團乘機向前推進,攻佔古城、黨家莊等地,並以炮火控制了飛機場,使敵空運中斷。 
    19日晚,面臨覆滅的國民黨軍整編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2萬餘人起義,使守軍西部防線出現了缺口。攻城西集團乘勢疾進,於20日拂曉佔領商埠以西、以南陣地。東集團也強佔了黃河鐵橋,直逼城垣。 
    西集團20日黃昏開始向商埠發起攻擊。經過激烈戰鬥,分別攻佔「綏靖」區司令部、火車站,至22日中午攻佔商埠,殲守軍2萬餘人。東集團也進行了攻城近迫作業。22日黃昏,東西集團開始合擊外城。各部隊在強大火力掩護下,實施連續爆破,勇猛突擊,僅1小時激戰,即攻入外城,與守軍展開激烈巷戰。至23日中午,全殲守敵,佔領外城,逼近內城。 
    23日晚,對內城守敵發起總攻,敵軍依托堅固工事和明碉暗堡,運用各種火力進行頑抗。攻城部隊在炮火支援下,分別從東西兩個方向對內城實施突擊,首先在城東南角、西南角打開兩個突破口。守軍拚死抵抗,戰鬥異常激烈。24日2時許,第9縱隊第25師和第13縱隊第37師各一部,先後在城東南角和西南角突破成功。其餘各縱隊也於拂曉突入城內,與守軍展開激烈巷戰。突入部隊東西對進,直插縱深,守軍節節敗退。激戰至24日黃昏,全殲城內守軍。王耀武等少數高級官員化裝潛逃,在壽光縣境被民兵俘獲。 
    當華東野戰軍攻城兵團突破濟南外圍防線之際,蔣介石即令3個兵團由商丘、徐州北援、北攻。由於我打援兵團迅速進入陣地,做好還擊援軍的準備,阻援兵團也嚴陣以待,因此,國民黨援軍雖經蔣介石再三督促,但懼怕被殲,行動遲緩。當聞濟南守軍已被全殲,即倉皇回撤。 
    濟南戰役,華東野戰軍經8晝夜激戰,以傷亡2.6萬人的代價,共殲滅國民黨軍10.4萬餘人(內起義2萬餘人),俘高級將領23名,繳獲各種火炮800餘門、坦克和裝甲車20餘輛、汽車238輛。戰後,中央軍委授予第9縱隊第25師第73團為「濟南第1團」、第13縱隊第37 師第109團為「濟南第2團」稱號。濟南城的攻佔,開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國民黨軍重兵堅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動搖了其據守大城市的信心,鍛煉和提高了人民解放軍攻取大城市的能力,並使華北、華東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為華東野戰軍會同中原野戰軍南下隴海鐵路以南舉行更大規模的殲滅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部隊發起遼沈戰役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作戰,已經把國民黨170餘萬第一線兵力牽制在東北、華北、中原、西北、華東五個戰場上,國民黨軍隊雖在總數量上佔優勢,但士氣低落、軍心動搖,內部矛盾尖銳,充滿失敗情緒。而人民解放軍已擁有149萬正規部隊,士氣高昂、軍心振奮,不但能打運動戰、攻堅戰,而且提高了大兵團作戰和攻克敵堅固設防城市能力。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舉行會議,提出用五年的時間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任務,確定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第三年仍然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全國戰場的形勢,正確部署了戰略決戰的方向,決定首戰東北。因當時敵人在東北的總兵力為55萬人,而東北人民解放軍加上地方武裝共達100萬人,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已佔優勢;首戰東北,可及時粉碎蔣介石將東北敵軍全部撤至關內,實行戰略收縮的企圖。此外,東北有較好的工業基礎,先解放東北,可使人民解放軍有一強大的戰略後方。 
    當時,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衛立煌集團4個兵團共55萬人已被東北野戰軍分割、壓縮在長春、瀋陽、錦州3個互不相連的地區。其中,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率30萬人固守瀋陽作為中樞,伺機增援長春、錦州;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率10萬人孤守長春,企圖牽制東北人民解放軍主力;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率15萬人防守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一線,以確保與關內的海陸聯繫。蔣介石妄圖以重點守備三大城市,牽制東北人民解放軍於關外。同時,爭取打通北寧線,如形勢不利,則退守關內,保存實力。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澤東就根據東北敵軍有可能全部撤至關內的情況,致電東北野戰軍首長,指出:「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東北野戰軍首長於4月18日致電中央軍委,認為南下北寧路及入關作戰很困難,主張先打長春,吸引瀋陽之敵而殲滅之。 
    中央軍委復電同意先打長春。5月24日東北野戰軍以一部奔襲長春西郊,發現部隊對堅固設防的大城市攻堅作戰,在戰術、技術上存在不少問題。7月22日,中央軍委根據東北野戰軍首長的向南作戰提議復電。指出:「向南作戰具備各種有利條件,我軍愈向敵人後方前進,愈能使敵方孤懸在我側後之據點,被減弱或撤退,這個真理已被整個南線作戰所證明,也為你們的作戰所證明。攻擊長春,既然沒有把握,當然可以和應當停止這個計劃,改為提早向南作戰的計。」30日,軍委又指出:「關於你們新的作戰計劃,我們覺得你們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在同意東北野戰軍執行南下作戰方案的同時,中央軍委命令華北軍區以第1、第2(欠第4旅)、第6縱隊組成第3兵團,由楊成武、李井泉分別任司令、政治委員,向綏遠出擊,威脅傅作義使其不能抽兵增援東北。 
    東北野戰軍首長又致電軍委,因糧食的需要無法解決因而無法定下南下作戰日期。中央軍委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並強調指出:「應從戰爭的全局利益出發,迅速下決心以主力南下北寧線。」軍委進一步指出要:「置長、沈兩敵於不顧,專顧錦、榆、唐一頭為適宜。」根據上述指示,9月10日,東北野戰軍完成了南下北寧路的部署:以1個縱隊和9個獨立師圍困長春;以6個縱隊和3個獨立師的主力南下北寧線;以3個縱隊部署於瀋陽以西的黑山、大虎山地區,以2個縱隊置於瀋陽以北地區,阻隔沈、長之敵。 
    為確保遼沈戰役的順利進行,中央軍委命令華北野戰軍第2、第3兵團於9月14日發起察綏戰役,該役殲敵2.1萬餘人。 
    9月12日,遼沈戰役開始,東北野戰軍突襲北寧線,連克昌黎、灤縣、北河、綏中、義縣等地。至10月1日,完全切斷了華北敵軍從陸上增援東北的通道,並孤立包圍了錦州、葫蘆島和山海關。10月2日,蔣介石飛抵瀋陽,抽調11個師由侯鏡如指揮,組成東進兵團;同時抽調11個師又3個騎兵旅由廖耀湘指揮,組成西進兵團,企圖解救錦州之危。 
    10月2日,東北野戰軍司令林彪在得知華北「剿總」所屬獨立第95師和新5軍將增兵葫蘆島後,判斷葫蘆島之敵將大舉援錦。由於錦西、錦州相距僅約50公里,且無險可守,我阻援部隊不一定能抗住援敵,因而對攻錦作戰猶豫不決。後又電告中央下決心攻打錦州。10月4日,中央軍委復電指出: 
    「這是完全正確的。」10月10日,中央軍委再次致電東北野戰軍首長,強調指出「關鍵是爭取在一星期內攻克錦州。」「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沒有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大勝利。」10月4日晚,東北野戰軍首長確定了如下攻城部署:以第2、第3縱隊及第17師、炮縱主力附坦克15輛,由城北向南擔任主要突擊;以第7、第9縱隊附炮縱一部由南向北,第8縱隊由東向西擔任輔助突擊。10月9日戰鬥發起,至13日,已攻佔了城北配水池、城南炮台山、老爺廟東山等錦州外圍要點。14日10時,向錦州城發起了總攻,各部採取穿插分割,迂迴包圍等手段,首先將敵插亂、割裂,然後在炮火、坦克掩護下,以火力、爆破、突擊相結合的攻堅動作對固守據點的敵人實施攻擊。至15日18時,全殲錦州之敵,此戰,東北野戰軍俘虜范漢傑及第6兵團司令官盧浚泉以下近9萬人,錦州之戰勝利結束。在奪取錦州的同時,阻援部隊也勝利完成了任務。 
    人民解放軍攻克錦州後,長春國民黨軍隊見突圍無望,在人民解放軍攻克錦州勝利的影響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國民黨60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撤出長春。19日,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也率部投降,長春宣告解放。 
    錦州、長春的解放,給了東北國民黨軍以致命打擊。蔣介石判斷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攻打錦州作戰傷亡很大,想借此機會奪回錦州,妄圖讓東北殘敵經由海上或陸路撤逃關內。他嚴令徘徊於彰武、新立屯地區的廖耀湘第9兵團與錦西、葫蘆島地區之敵繼續東西對進,並令第52軍搶佔營口。10月10日,東北野戰軍首長獲悉廖耀湘兵團一部已佔新立屯,並繼續南進,即向中央軍委建議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遼西的新立屯、黑山、溝幫子地區打一個大殲滅戰,殲滅敵人。21日,東北野戰軍除留第4、第11縱隊等部繼續在塔山地區阻擊錦西方面之敵,保障主力的安全,其它6個縱隊及炮兵縱隊揮師北上,與第5縱、第6縱及第1縱第3師一起殲滅廖兵團。25日,敵軍在黑山、大虎山攻擊受阻,廖耀湘見東北野戰軍主力已逼近其兩翼,於當晚即掉頭向營口撤退,遭獨立第2師阻擊,旋又掉頭向東,企圖逃回瀋陽。 
    26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在大虎山以東地區對廖耀湘的第9兵團實施大規模圍殲戰。28日,全殲敵10萬餘人,俘廖耀湘。 
    在圍殲廖耀湘兵團的同時,東北野戰軍為防止瀋陽敵軍由營口經海路逃跑,即令第1、第2、第12縱隊東進瀋陽,與5個獨立師一起形成對瀋陽的四面包圍,同時又令第7、第8縱2個縱隊揮師沈南;第9縱隊急進營口,斷其海上退路。廖兵團被殲後,衛立煌見大勢已去,將據守外圍的2個師調進瀋陽。10月30日把防守任務交給第8兵團司令周福成後,飛離瀋陽。 
    11月1日,東北野戰軍進攻瀋陽,很快突入市區,敵軍迅速瓦解。2日,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宣告解放,全殲守軍13萬人。除營口守軍第52軍萬餘人自海上南逃葫蘆島外,其餘均遭全殲。至此,遼沈戰役勝利結束。 
    遼沈戰役歷時52天,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餘人的代價,取得了殲敵1個「剿總」司令部、4個兵團部、11個軍部、33個整師,連同其他部隊共47.2萬人,解放了東北全境。這個戰役的勝利,加上當時其他戰場上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軍總兵力已降到290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增長到300萬人,人民解放軍終於由長期的劣勢轉為優勢。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發起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7日,中央軍委決定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及地方部隊60萬人,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迄商邱、北自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發動淮海戰役,殲滅國民黨劉峙集團的主力或全部於長江以北地區。1948年10月11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關於淮海戰役的方針》就決定整個戰役劃分為三個階段,並著重指出:「本戰役第一階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殲滅黃伯韜兵團,完成中間突破。」為加強領導,便於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於11月16日決定成立由中原和華東兩野戰軍首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和譚震林組成的淮海戰役總前委,劉、陳、鄧為常委,鄧小平為書記,並授以「臨機處置一切」的權力。中共中央還責成華東、華中、華北三大區全力組織支援。 
    戰役第一階段是殲滅第7兵團,攻佔宿縣,孤立徐州。 
    1948年11月6日,國民黨軍開始向徐州、蚌埠間津浦路兩側收縮兵力。 
    當晚,華東、中原野戰軍按照預定計劃發起淮海戰役。華東野戰軍由滕縣、臨沂、夏莊、贛榆分三路南下,預定於8日完成對新安鎮地區之黃伯韜第7兵團的合圍。此時,黃伯韜正按徐州會議所確定的部署,開始向徐蚌收縮西撤。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發現後,立即兼程追擊和堵截。8日,防守徐州東北面的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二人為共產黨地下黨員)率部3個半師起義。劉峙判斷華東野戰軍將東西夾擊徐州,遂於9日改變原定將各機動兵團撤至徐蚌兩側的計劃,決定把主力收縮在徐州,令邱清泉、孫元良、李彌兵團星夜向徐州集中。同時,令黃伯韜兵團火速向邱清泉、李彌兵團靠攏。 
    黃伯韜兵團主力在人民解放軍猛追之下,9日狼狽退至運河西岸,這時李彌兵團已經西撤,兩兵團間形成一個間隙。黃伯韜於10日退至碾莊圩地區整頓部隊。此時,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迅速佔領了大許家、曹八集,殲滅黃伯韜兵團1個師,並封閉了該兵團的退路,隨後又擴大突破地段,佔領徐州東郊大廟附近的敵阻援陣地。華東野戰軍第4、6、8、9、11縱共5個縱隊,於11日將黃伯韜兵團主力4個軍共7個師,合圍於碾莊圩為中心的狹小地區。在完成了對黃伯韜第7兵團的包圍後,14日晚總前委即迅速調整部署: 
    由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指揮第4、6、8、9、13縱共5個縱隊及特縱主力圍殲第7兵團;以第7、10、11縱隊正面阻擊徐州東援之敵;以蘇北兵團指揮第2、第12縱隊、魯中南縱隊和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進逼徐州,威脅援敵的後路;以第1縱隊位於單集東南地區為戰役預備隊。16日晚,攻擊開始,至20日拂曉殲滅國民黨軍第44、第100軍全部及第64、第25軍各一部,戰至22日黃昏,全殲守敵10個師近10萬人,黃伯韜被擊斃。 
    在黃伯韜兵團被包圍後,蔣介石曾急調邱清泉和李彌兵團主力4個半軍,從徐州沿隴海路南北兩側向東增援;同時,令黃維兵團東進,劉汝明、李延年兵團北犯,增援徐州,均遭到華東和中原野戰軍的阻擊。11月15日,中原野戰軍主力攻佔徐州以南重鎮宿縣,切斷了徐蚌線,將敵人分割成了不相連的幾塊,完成了對徐州的戰略包圍。 
    戰役第二階段是殲滅黃維兵團,合圍杜聿明集團。 
    黃伯韜兵團被殲滅後,蔣介石於11月24日召劉峙、杜聿明到南京開會,決定3路會攻宿縣,打通徐蚌聯繫,企圖把被困徐州的3個兵團接出,退守淮南。其部署是:敵李延年、劉汝明兵團由固鎮地區沿津浦路北進;杜聿明回徐州指揮主力南進;黃維兵團繼續向宿縣前進。為粉碎敵3路會攻宿縣的計劃,中央軍委批准了總前委的第二階段作戰方針:中間圍殲,兩頭堵擊。 
    華東野戰軍分為南、北兩個集團,分別堵擊沿津浦路南北對進之敵;中原野戰軍全力殲滅黃維兵團。 
    11月23日,黃維兵團轄4個軍11個師和1個快速縱隊,約12萬人按原定計劃,猛攻南坪集。為誘其主力第18軍渡過澮河,便於割裂、圍殲該兵團,中原野戰軍以第4縱隊經1天抵抗後,於當夜主動後撤。敵第18軍於24日渡過澮河後,發現進入中原野戰軍佈置的袋形陣地,當日下午即急忙向澮河以南收縮。中原野戰軍乘機全線猛烈出擊,至25日晨,將該敵合圍在以雙堆集為中心的地區內,並在固鎮以西大營集殲滅第18軍的第49師。 
    黃維兵團被圍後,蔣介石一方面命令其向東攻擊,突圍與李延年兵團會師,另一方面決定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部放棄徐州,繞道永城南下,襲擊中原野戰軍側背,以解黃維兵團之急,然後共同南撤。11月30日晚,杜聿明從徐州撤退。12月1日,華東野戰軍解放徐州。12月2日,杜聿明在肖縣、永城間的孟村、大回村等地宿營整頓,並按蔣介石的指令,改向灘溪口方向前進,以取捷徑解黃維兵團之圍。此時,華東野戰軍已四面雲集,向敵壓縮,將杜聿明集團包圍於陳官莊、李石林、青龍集等的狹小地區內。6日,孫元良兵團妄圖突圍,大部被殲,孫元良化裝潛逃。 
    敵杜聿明集團和黃維兵團分別被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圍困後,中央軍委決定先殲滅黃維兵團,同時圍住杜聿明集團,堵敵李延年、劉汝明部北上,採取「吃一個、挾一個、看一個」的方針。為此,總前委做出殲滅黃維兵團的部署:以中原野戰軍第4、第9、第11縱隊和豫皖蘇獨立旅為東集團,從東北面向雙堆集方向突擊;以第1、第3縱隊和華東野戰軍第13縱隊為西集團,從西北面向雙堆集進攻;以第6縱隊、華野第7縱隊和陝南第12旅為南集團,從南面進擊。12月6日傍晚,東集團首先發起攻擊,將敵壓縮於狹小區域內。 
    12日,劉伯承、陳毅發出《促黃維立即投降書》,但黃維拒不放下武器。14日,解放軍向敵指揮部雙堆集發起攻擊,經一晝夜激戰,全殲敵軍,生俘黃維。 
    戰役的第三階段是全殲杜聿明集團。 
    杜聿明集團在黃維兵團被殲後,已成為孤軍,陷於外無援兵,內缺糧彈的孤立境地。此時,平津戰役已經開始。為了不使蔣介石迅速決策海運平津戰場諸敵南下,並給被圍之敵造成更大困難以利殲滅,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對杜聿明集團暫時圍而不打,令淮海前線部隊進行戰場休整。從12月16日起的20天休整中,人民解放軍進行整頓和補充,開展政治教育和敵前練兵,做好總攻準備。同時,發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開展政治攻勢,瓦解敵人。 
    1949年1月初,華北、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給傅作義集團以沉重打擊,其退路已被切斷。華東野戰軍經中央軍委批准,決定採取先殲滅東面李彌兵團再殲滅西面邱清泉兵團的方針,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1月6日16時,華東野戰軍三個突擊集團同時對敵發起猛烈攻擊。在2個小時內,即殲敵李彌兵團萬餘人。敵李彌兵團逃入邱清泉兵團防區。人民解放軍乘勢連續猛攻,9日,敵軍在20餘架飛機掩護下,施放毒氣,向西突圍,被擊退。黃昏,人民解放軍全線出擊,多路插入敵陣,至10日下午4時全殲杜聿明集團,擊斃國民黨軍第2兵團司令官邱清泉,俘虜杜聿明,李彌等少數人化裝潛逃。至此,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在戰役過程中,華東局、中原局和冀魯豫分局全力以赴地組織了龐大的支前工作。據不完全統計,支前一、二線民工達150餘萬人,運送糧食達4.3億斤,有力地保障了戰役的勝利。淮海戰役是對解放戰爭進程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個大戰役中的第二個戰役。此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歷時66天,人民解放軍以傷亡13.4萬餘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1個「剿總」前進指揮部、5個兵團部、22個軍部、56個師,加上其他部隊共55.5萬餘人。至此,南線敵軍的精銳主力已被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廣大地區均獲解放,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長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漢等地已處於人民解放軍直接瞰制之下。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發起平津戰役    
    遼沈戰役後,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傅作義集團除1個軍3個師約4萬人位于歸綏外,其餘主力4個兵團、12個軍、42個師(旅),連同其他部隊共50餘萬人,位於東起北寧路的山海關,西迄平綏路的張家口的500餘公里狹長地帶上。當時美帝國主義、蔣介石和傅作義各有打算,因而對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還是西竄,陷於舉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國企圖以直接援助誘使傅作義固守平津,牽制人民解放軍南下,以掩護蔣介石在江南重整旗鼓。蔣介石企圖以東南行政長官的職務誘傅南撤,以增強江南防禦,保持半壁江山。傅作義則從自身利益計,擬西撤綏遠老家,以保存實力,求得東山再起。傅作義錯誤地估計東北野戰軍至少需休整3個月才能入關作戰,所以尚不急於西竄,決定暫時採取固守華北,保持塘沽和張家口水陸通路,誘取美援擴充實力,靜觀時局變化之方針。據此,傅作義把50餘萬兵力收縮在以北平、天津為中心,東起山海關、唐山,西至張家口之間長達500餘公里的鐵路線上,並將其嫡系部署在北平至張家口的西線,以使在必要時可迅速西逃。後因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相繼撤出承德、古北口、保定和山海關,以求集中兵力,縮短戰線。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當時全國戰局出發,認為無論傅作義集團是南逃還是西竄,都對全國的戰局不利。唯有抑留傅作義集團於華北地區對我最有利:一則便利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二則將加速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崩潰,使其江南防線無法形成。同時,可使華東、中原兩野戰軍繼續在徐、淮地區殲敵。 
    1948年11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東北野戰軍立即結束休整,提前於22日取捷徑以最快速度隱蔽入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隔斷敵人海上南撤的通路。同時要求東北野戰軍首長先行出發,到冀東指揮作戰。 
    參加平津戰役的部隊,計有東北野戰軍12個步兵縱隊、1個鐵道兵縱隊、2個地面炮兵指揮所(各轄3個團)、1個高射炮兵指揮所(轄3個團)、1個裝甲兵指揮所(轄2個坦克團、1個裝甲團)、1個工兵指揮所(轄2個團)、1個重迫擊炮團等共55個師約80萬人,連同華北軍區第2、第3兵團等部7個步兵縱隊及地方部隊總兵力約100萬人。1949年1月10日,中央決定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3人組成黨的平津前線總前委,林彪為書記,統一指揮作戰。 
    中共中央對平津戰役制定的戰略方針是:首先對敵採取抓住西線,穩住東線;對西線之敵「圍而不打」,對東線之敵「隔而不圍」。由西而東逐個將敵合圍,待部署完畢之後,再予以各個殲滅。 
    戰役的第一階段從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對平、津、張敵人的分割包圍,切斷其退路。 
    平綏路是傅作義西竄的唯一通路,張家口則是平綏路上的重鎮。包圍張家口,也就切斷了傅部西逃之路。11月29日,華北野戰軍第3兵團開始對張家口地區的守敵實施包圍,傅作義為保住向西的退路,急令第35軍率3個師增援張家口,並以懷來地區的第310師增援宣化,把昌平地區的第269師西調懷來。為了抓住西線之敵,中央軍委於12月2日命令華北第2兵團向涿鹿、下花園急進,令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向南口、懷來前進,以切斷平綏路,分別包圍沿線之敵。5日,攻克了密雲。 
    傅作義得知密雲失守,又發現東北野戰軍一部出現在喜峰口長城地區,判斷東北野戰軍一部將與華北的人民解放軍合力切斷平張線,直取北平。於是令其第11兵團部率第105軍等部堅守張家口;令第35軍星夜撤回北平;令第104軍和第16軍由懷來、康莊向西接應;令第13軍棄懷柔、順義撤至通縣,第101軍主力棄涿縣、良鄉,撤至宛平、豐台、門頭溝一帶,第92、第94、第62軍由天津、塘沽地區調到北平,加強北平周圍的防禦。 
    12月6日,張家口之敵第35軍東撤。宣化敵第101軍第271師企圖逃回張家口,第二天即被人民解放軍華北第1縱隊殲滅在河嶺子地區,隨後,人民解放軍解放宣化。7日,敵第35軍東撤到新保安地區時,終於被人民解放軍華北第2兵團主力及第12旅等部包圍。10日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向懷來、南口之間進攻,13日佔領康莊、青龍橋等地,殲滅西援之敵第16軍。 
    懷來敵第104軍西援受阻,其後路又被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切斷,在橫嶺、白羊城地區被殲。至此,傅作義部隊主力分別被包圍在張家口、新保安兩地,西逃之路被切斷。 
    為防止敵人從海上南逃,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指令,東北野戰軍第3、5、6、10、11縱隊在華北野戰軍第7縱隊的配合下,迅速包圍北平,切斷了平津之間的聯繫。第1、2、7、8、9、12縱隊於20日至25日間向平、津、塘之間挺進,包圍豐台、天津、塘沽、蘆台諸敵,堵死了平、津之敵從海上南逃之路。至此,人民解放軍東北和華北野戰軍依據中央軍委「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指示,僅用20餘天,將傅作義集團分割包圍於新保安、張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個不相連的地區,為進一步各個殲敵創造了條件。 
    戰役的第二階段是從1948年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圍殲新保安、張家口、天津之敵。 
    完成分割包圍以後,遵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指示,決定採取「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戰法,即先打新保安、張家口和塘沽之敵,再殲滅天津之敵,最後解決北平之敵。 
    12月21日,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經11小時激戰,全殲新保安之敵第35軍2個師共1.6萬餘人。預見到消滅新保安之敵後,張家口之敵可能突圍逃跑,毛澤東指示東北野戰軍派1個縱隊增援張家口。不出所料,張家口守敵第11兵團5個師、2個騎兵旅共計5萬餘人於24日向西南和東北突圍,被華北野戰軍第3兵團和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全部殲滅,解放了張家口。 
    按中央軍委的原定計劃,東線應殲滅塘沽之敵。但由於地形不利,不便切斷敵軍退路,前委建議並經中央軍委批准,先不打塘沽,改攻天津。 
    天津有蔣介石嫡系部隊10個師約13萬守軍。守備司令陳長捷為固守天津,構築了長達42公里的環城工事。東北野戰軍首長決定集中5個縱隊22個師34萬人,並配屬大口徑火炮538門、坦克30輛、裝甲車16輛,由參謀長劉亞樓組成前線指揮所統一指揮,強攻天津。根據天津的地形和敵人的工事情況,決定採取東西對進,攔腰斬斷,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的作戰方針。1949年1月3日至12日,人民解放軍攻津部隊掃除了外圍據點。1月14日對天津發起總攻。經過29小時的激戰,擊退敵人數十次的反撲,至15日下午,終於全殲守敵,活捉陳長捷,天津宣告解放。塘沾守敵5萬餘人見大勢已去,於16日乘艦由海上南逃。至此,北平之敵完全孤立,陷入絕境。 
    1949年1月16日至31日,是平津戰役的第三階段,在此階段爭取了北平和平解放。 
    天津戰役開始後,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關係,對傅作義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義在人民解放軍的威懾下也曾與地下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接觸並談判。天津解放後,東北、華北兩大野戰軍的百萬大軍兵臨北平城下,將傅作義20萬守軍圍困城中。1月16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致函傅作義,提出兩個條件由其選擇:一、放下武器投降。二、離城接受改編。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傅作義決心率部起義。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宣佈接受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意見,並向北平守軍發出了《關於北平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22日至31日,北平守軍陸續出城接受改編。31日,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勝利結束。 
    平津戰役,共殲滅和改編了國民黨軍52萬人,基本上解放了華北全境。 
    平津戰役的勝利,連同其他戰場上的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堅實基礎。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全軍部隊進行整編    
    為了適應新的戰爭形勢的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淮海、平津戰役結束後的休整期間,遵照中央軍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指示,於2月至4月先後進行了整編。 
    早在1948年11月,中央軍委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的精神,對全軍的組織編制、番號作了統一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分為野戰軍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部隊。野戰部隊的縱隊改稱為軍,軍以上設兵團、野戰軍兩級,軍以下各級一般按三三制編組,原來的旅一律改為師;野戰軍可編特種兵縱隊,統率所屬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隊。地方部隊以旅為最高單位,隸屬各軍區建制。軍區分為一級軍區(即大軍區)、二級軍區、三級軍區和軍分區。野戰軍共4個,即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兵團及軍、師、團均按統一的序號排列。一級軍區共5個,即中原、華東、東北、華北軍區及由陝甘寧綏聯防軍區改稱的西北軍區。二級軍區、三級軍區和軍分區,也都以所在地區的地點命名。游擊部隊仍保留縱隊、支隊等名稱。 
    解放軍、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稱呼,雖然早在1945、1946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文件和新華社的報道中出現過,但各部隊的番號仍不完全統一。11月1日的《通令》對此作了規定,即團和分區以上各部隊,均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等等。 
    1949年春,各部隊先後按照中央軍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決定,進行整編。 
    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第一副司令張宗遜,第二副司令趙壽山,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轄第1兵團(第1、第2、第7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第2兵團(第3、4、6軍)司令員許光達,政治委員王世泰。 
    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轄第3兵團(第10、11、12軍),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謝富治;第4兵團(第13、14、15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第5兵團(第16、17、18軍),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 
    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唐亮。轄第7兵團(第21、22、23、35軍),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啟龍;第8兵團(第24、25、26、34軍),司令員陳士矩,政治委員袁仲賢;第9兵團(第20、27、30、33軍),司令員宋時輪,政治委員郭化若;第10兵團(第28、29、31軍),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韋國清。 
    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第二政治委員鄧子恢,政治部主任譚政(後任副政委),參謀長蕭克,趙爾陸。轄第12兵團(第40、45、46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第13兵團(第38、47、49軍),司令員程子華,政治委員蕭華;第14兵團(第39、41、42軍),司令員劉亞樓,政治委員莫文驛;第15兵團(第43、44、48軍),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 
    華北軍區原轄之第1、2、3兵團,依次改稱為18兵團(第60、61、62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徐向前(5月改由周士第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19兵團(第63、64、65軍),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羅瑞卿;第20兵團(第66、67、68軍),司令員楊成武,政治委員李井泉。直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指揮。另第69、第70軍,仍屬華北軍區建制。 
    原屬東北野戰軍建制的鐵道兵縱隊擴建為鐵道兵團,司令員膝代遠,副司令員呂正操,直屬總部。 
    另組成第19軍(兼陝南軍區)、第58軍,屬中原軍區;第50軍,先屬東北軍區,後調歸第四野戰軍;第32軍,先屬山東軍區,後改歸第10兵團。 
    華東野戰軍的兩廣縱隊番號不變,撥歸第四野戰軍建制。 
    各野戰軍的特種兵縱隊一律改為特種兵司令部。 
    原有的5個一級軍區,除中原軍區於1949年5月同第四野戰軍合組成華中軍區(12月又改為中南軍區,領導人均由第四野戰軍領導人兼任)外,其餘4個軍區無變動。各軍區的領導人是: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習仲勳,副司令員王維舟,參謀長張經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副政治委員李富春,參謀長伍修權,政治部主任周桓;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治委員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參謀長唐延傑,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副司令員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舒同。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遷入北平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自1948年3月離開陝甘寧邊區後,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組織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主力,解放了長江中下游以北廣大地區;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及勝利後黨的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遷入北平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等,同時到達北平。在北平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及其他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共1000多人,前往西苑機場迎接。下午,在西苑機場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和檢閱式。5時整,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在軍樂聲和歡呼聲中入場,同各界人士和代表一一握手。當50門60毫米迫擊炮同時發出照明彈時,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乘指揮車檢閱部隊。受閱的野戰步兵、警衛部隊、坦克、榴彈炮、高射炮、摩托化步兵等部隊列滿整個機場跑道周圍,顯示了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力量。 
    此後,北平成為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所在地。1949年北平改稱北京,定為首都。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國共兩黨北平和平談判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及在戰略決戰階段進行的其他戰役,基本消滅了國民黨軍的主力,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 
    國民黨統治集團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已瀕臨絕境。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大部分已被消滅,剩下的兵力僅220萬人,其中正規軍130萬人,分佈在西起新疆東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戰線上,且主要盤踞在幾個中心城市,已無力組織有效的戰略防禦,軍事上失敗的命運已成定局。同時,國民黨在政治上、經濟上也面臨崩潰。國統區通貨膨脹,市場混亂,經濟失控,「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日益高漲,民族資產階級公開轉向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知名人士絡繹不絕地奔赴解放區,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也更加尖銳激化。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佈了第一批頭等戰犯43人的名單,並聲明予以懲辦,更引起了國民黨內部中上層的極大恐慌。同時,軍界高級將領對蔣介石的指揮無能和用人不當也公開表示不滿。蔣介石已人心喪盡,眾叛親離。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完全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在此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保存殘餘的反動勢力,贏得時間,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企圖依托長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軍力,伺機反撲。 
    蔣介石在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的情形下,被迫於1949年1月1日發出求和聲明,提出要在保存國民黨憲法、憲政、國體、法統和軍隊等條件下,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接著於21日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出面同我黨進行「和談」。但蔣介石在「引退」前對繼續進行戰爭作了佈置,「引退」後又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總攬軍政大權,實行幕後操縱,企圖捲土重來。 
    中共中央一方面深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平陰謀,於1月5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評論《評戰犯求和》,痛斥了蔣介石的元旦求和聲明;另一方面,「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蔣介石的「求和建議是虛偽的」,蔣介石的「求和條件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並提出了中共實現和平的八項條件: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聲明中共願意在這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意願,獲得了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堅決擁護,給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以沉重打擊。 
    1月19日,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做出決議,「願與中共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雙方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這一無理決議當即遭到中共的斷然拒絕。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後,即發表文告,聲稱「中共方面所提八項條件,政府願即開始商談」。南京行政院於同一天宣佈,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5人為和談代表。1月23日,李宗仁又令行政院施行所謂七項「和平」措施:各地剿匪總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例外);裁撤勘建大隊,交國防部另行安置;釋放政治犯;啟封一切在俄亂期間牴觸戡亂法令而被封的報刊雜誌;取消特種刑庭,廢除特種刑事條例;通令停止特務活動,人民非依法不得擅自逮捕。 
    與此同時,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大耍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加緊備戰。 
    蔣介石早在「引退」前就已擬定計劃,準備利用和談爭取3到6個月的時間,在長江以南重新編練國民黨軍400個師200萬人,並重新部署兵力,加強台灣、上海、東南沿海、華中、西南等地防務及長江防線,以確保江南半壁山河。 
    中國共產黨為了以真和平來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平,沒有拒絕李宗仁的和談要求。1月25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表明了我黨的嚴正立場: 
    「我們允許南京反動派政府派出代表和我們進行談判,不是承認這個政府還有代表人民的資格,而是因為這個政府還有一部分反動的殘餘的軍事力量。」2月14日,中共在北平接待了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資格出面的「上海和平使者團」16人。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在平山縣西柏坡村接見了「和平使者團」,雙方就和平談判及其他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達成了主要內容為「談判以中共1月14日聲明及所提八項為基礎」的八項非正式協定。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和平談判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和平談判決定於4月1日開始在北平進行。 
    3月29日,國民黨政府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為和平談判代表,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代表團秘書長盧郁文,顧問屈武。 
    3月30日,國民黨決定了和平談判的五項基本原則:一、停戰需在和平談判以前實現;二、國體不容變更;三、修改憲法須依法定手續;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須保障;五、土地改革等首先實行,但反對以暴力實行土地革命。 
    1949年4月1日,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平。北平談判開始,雙方首先交換了關於戰犯問題和渡江問題的意見,國民黨代表要求對戰犯從寬處理,要求人民解放軍不要過江。此間,國民黨繼續玩弄假和平真內戰的伎倆。4月1日,南京發生了鎮壓學生要求接受中共八項條件實現和平的「南京慘案」。4月10日,李宗仁召集會議,主張:就地停戰;國共劃江而治,對中共和平渡江佔領京滬的要求斷然拒絕。 
    面對國民黨的假和平伎倆,中共中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南京慘案」發生後,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評論《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指出這是國民黨藉以抵抗中共八項和平條件的結果。 
    4月12日,和談雙方經過頻繁接觸和交換意見,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4月13日,雙方舉行正式會議。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把和平協定草案八條二十四款正式提交國民黨代表團,4月15日,雙方舉行第2次正式會議,中共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交付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表示可以接受。4月16日,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派代表黃紹耽、顧問屈武返回南京覆命。中共代表團約定4月20日為國民黨政府簽字的最後期限。 
    4月17日,周恩來在作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時指出:「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一定要實現,不論用戰鬥或用和平的方法。」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北平談判宣告破裂,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陰謀徹底破產。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百萬雄師渡長江    
    1949年元旦,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撰寫的新年獻詞中,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向中外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完成解放全中國的任務。4月20日,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發起了渡江戰役。 
    國民黨軍為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利用和談爭取時間,到1949年4月初為止,在宜昌到上海1800餘公里的長江沿線,部署了115個師約70萬人的兵力,其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部75個師約45萬人,擔任湖口至上海800餘公里段的沿江防禦;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集團40個師25萬人擔任宜昌至九江近千公里的沿江防禦,並配置以海軍130餘艘艦艇,空軍300餘架飛機,構成所謂陸海空立體防線。其企圖和部署是: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沿岸若干據點,作為警戒陣地,以主力18個軍54個師沿長江南岸佈防,重點置於南京以東地區,並在縱深控制一定機動兵力,大量殺傷我軍於半渡之時,或消滅我軍於灘頭陣地;如江防被我突破,則分別撤至上海及浙贛鐵路組織新的防禦。 
    中央軍委於2月3日至3月20日先後決定:以第二、第三野戰軍的7個兵團24個軍及地方部隊100萬人,準備於4月間發起渡江戰役,殲滅湯恩伯集團,奪取國民黨政治、經濟中心——京滬杭地區,為爾後向各地區進軍創造條件。同時,以第四野戰軍第12兵團率第40、第43軍等部約10萬人,組成先遣兵團迅速南下,攻取信陽,威脅武漢,會同中原軍區部隊鉗制白崇禧集團,策應第二、第三野戰軍渡江作戰。 
    為加強渡江作戰的統一領導,2月11日,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5位同志在淮海戰役期間組成的總前委,「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華東局和總前委均直屬中央。」1949年3月31日,總前委制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決定組成東、中、西三個突擊集團,採取寬正面、有重點的多路突擊戰法,於4月15日18時在江蘇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實施渡江作戰,首先殲滅沿江防禦之敵,然後向南發展,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預定了三個作戰階段:第一階段達成渡江任務,實施戰役展開;第二階段割裂和包圍敵人,確實控制浙贛路一段,斷敵退路;第三階段分別殲滅被包圍之敵。 
    第一階段的計劃和部署是:由第三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指揮第8兵團4個軍、第10兵團4個軍及蘇北軍區3個獨立旅共35萬人,組成東突擊集團。其中以第8兵團的兩個軍作為佯攻,吸引鉗制浦口、儀征地區之敵;其餘部隊由三江營至張黃港段渡江,成功後,以一部分兵力殲滅沿江當面之敵,鞏固灘頭陣地,主力迅速向寧滬鐵路挺進,控制該路一段,阻擊南京、鎮江之敵東逃和上海之敵西援,派部隊向西發展,切斷寧杭公路及其他敵之南逃通路,爾後會同中突擊集團殲滅被圍之敵。以第三野戰軍副政委譚震林指揮第7兵團及第9兵團的7個軍共30萬人組成中突擊集團。中突擊集團在裕溪口至棕陽鎮段渡江,成功後,以一部分兵力殲滅沿江守敵,主力迅速東進,與東集團會合,完成對寧、滬、杭地區之敵的割裂包圍,爾後會同東集團殲滅寧、鎮地區之敵。為達行動上的協調,利於迅速殲敵,中集團渡江後統歸粟裕、張震指揮。以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副政治委員張際春指揮第3兵團、第4兵團、第5兵團9個軍及地方部隊共35萬人,組成西突擊集團,在棕陽鎮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後,以1個兵團挺進浙贛線衢州地區,切斷湯恩伯集團的退路及其與白崇禧集團的聯繫;主力東進,爾後奪取南京。劉伯承指揮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和中原軍區部隊共20萬人,佔領武漢以北及其以東地區,鉗制白崇禧集團,配合第二、第三野戰軍渡江作戰。4月3日,中央軍委批准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擔任渡江作戰任務的各部隊於3月初至4月初,先後進抵長江北岸,全面緊張地展開了戰役的各項準備工作。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按預定計劃發起了渡江作戰。 
    4月20日20時,中集團第一梯隊4個軍在強大炮火掩護下起渡,突破魯港至銅陵段敵防線,21日佔領銅陵、繁昌、順安等地。21日晚,我東、西兩突擊集團開始渡江。東集團主力迅速突破長山、天生港、揚中敵陣地,擊退了敵3個軍的反擊,22日進至香山、百丈一線,建立了東西50公里,南北10餘公里的灘頭陣地,爭取了江陰炮台守軍7000餘人起義,控制了江陰炮台,封鎖了江面。西集團主力也順利突破敵江防陣地,於22日佔領彭澤、東流等地。中集團主力則繼續發展攻勢,佔領南陵,殲敵第88軍一部。 
    在人民解放軍渡江時,英帝國主義軍艦共四艘炮擊長江北岸人民解放軍,遭猛烈還擊,將其中的紫石英號擊傷於鎮江附近江面,其餘3艘逃往上海。 
    國民黨軍江防被人民解放軍全線突破後,於22日下午倉促部署總退卻。 
    人民解放軍當即迅猛向敵防禦縱深發展攻勢。切斷了滬寧路。敵海軍第2艦隊司令林遵率25艘艦艇在南京以東江面起義,敵江防艦隊23艘艦艇在鎮江江面向我投降。人民解放軍東集團第8兵團一部於當晚渡過長江,進佔南京、鎮江。中集團一部佔領蕪湖,在灣址地區殲敵第20軍大部和第99軍一部。 
    西集團乘勝攻佔貴池、青陽等地殲敵第8兵團一部。南京的解放,標誌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結束。 
    在第二、三野戰軍橫渡長江的同時,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和中原軍區部隊,先後解放黃梅、浠水、漢川等地,有力地鉗制了自崇禧集團,保障了第二野戰軍翼側安全。 
    人民解放軍渡江成功後,乘勝前進,追殲逃敵。4月27日,第三野戰軍東、中兩集團會師吳興。4月29日,在郎溪、廣德地區全殲南逃之敵5個軍。 
    5月3日解放杭州。第二野戰軍向浙贛鐵路線挺進,5月4日至7日,佔領貴溪至金華等地,切斷了浙贛鐵路線,並在追擊中殲敵第68、88、106、73軍各一部。至此,人民解放軍勝利地完成了渡江戰役第二階段的作戰任務。 
    郎廣圍殲戰後,湯恩伯主力8個軍25個師共20餘萬人退守上海,在蔣介石的部署下繼續頑抗。中央軍委和總前委指示第三野戰軍第9、第10兵團攻取上海。為求完整地接收中國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區遭戰火破壞,第三野戰軍決定由浦東、浦西實施鉗形攻擊,直插吳淞,斷敵海上退路,迫敵投降。5月12日至22日,將敵主力壓縮到蘇州河以北地區。23日夜向上海守軍發起總攻,27日完全攻佔上海。除5萬人登艦逃跑外,15萬敵軍被殲滅。 
    此間,第7兵團解放了寧波、奉化等城市和廣大地區。第二野戰軍一部於22日佔領南昌。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5月14日也渡過長江,17日解放武漢。6月2日,第三野戰軍一部解放崇明島,至此,渡江戰役勝利結束。 
    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以木船為航渡工具,一舉突破國民黨陸海空長江防線,殲敵43萬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為爾後解放華東全境和向華南、西南地區勝利進軍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樣式    
軍  旗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初創時以紅旗為標誌。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的軍旗樣式統一為長方形,紅地,上綴金黃色鐮刀、錘子和五角星。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樣式定為長方形,橫直為5︰4,紅地,靠旗桿上方綴金黃色五角星和「八一」兩字,故亦稱「八一軍旗」,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以來,經過長期的奮鬥,以其燦爛的星光普照全國。「八一軍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榮譽、勇敢與光榮的象徵,是鼓舞全軍指戰員團結戰鬥的旗幟。凡團級以上部隊、院校,均授予軍旗一面,各級旗幅規格不一。全體指戰員自覺地尊重和保衛軍旗。  
軍  徽  
    象徵軍隊或軍種的標誌。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徽樣式定為鑲有金黃色邊的五角紅星,中嵌金黃色「八一」兩字,故亦稱「八一軍徽」,表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1951年起,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空軍的軍徽定為以「八一軍徽」為主體,海軍軍徽藏藍色底,襯以銀灰色鐵錨,藍色象徵海洋,鐵錨代表艦艇;空軍軍徽襯以金黃色飛鷹兩翼,象徵人民空軍英勇果敢,飛行無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徽和海軍、空軍軍徽還用作帽徽圖形和飛機、艦艇、坦克等裝備上的標誌。      
全國解放戰爭(1945.9—1949.9)     
人民解放軍向全國勝利進軍    
    人民解放軍經過與國民黨軍的戰略決戰,消滅了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整個形勢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在全國範圍內戰勝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了。人民解放軍隨後發起了渡江戰役,這標誌著人民解放軍向全國勝利進軍的開始。繼之,人民解放軍的各野戰軍相繼進行了上海戰役、衡寶戰役、廣東戰役、廣西戰役、太原戰役、陝中戰役、扶郿戰役、蘭州戰役、寧廈戰役、成都戰役、滇南戰役和西昌戰役等,為徹底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發起了最後進軍。 
    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完成渡江戰役第二階段的任務後,隨即進行了上海戰役。經過渡江戰役第二階段的作戰,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打擊下,湯恩伯集團8個軍25個師共20萬人,被迫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圍地區。蔣介石親自部署,企圖憑借上海豐富的資財和大量永備工事繼續頑抗。 
    為了達到既要殲滅敵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以後建設之目的,中央軍委向總前委、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首長先後發出了一系列指示。第三野戰軍首長根據上海敵防禦部署,決定以第9、第10兩兵團首先採取鉗形攻勢,從浦東、浦西兩翼迂迴,進逼吳淞口,先斷敵海上退路,爾後圍攻市區,分割殲敵。具體部署是:以第10兵團指揮4個軍,向昆山、太倉、嘉定地區攻擊前進,殲滅敵人,直插吳淞、寶山,封鎖黃浦江口,切斷敵人的海上運輸及退路,然後由西北向市區進攻;第9兵團指揮4個軍,以其一部迂迴浦東,向奉賢、南匯、川沙攻擊前進,進逼高橋,協同第10兵團封鎖吳淞口;另一部向松江、青浦攻擊;爾後會同第10兵團會攻上海市區之敵。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軍向上海外圍之敵發起攻擊。14日,第9兵團進逼川沙,威脅上海守敵側背。19日,第10兵團相繼攻佔月浦、國際無線電台;第9兵團攻佔川沙,遂與第10兵團形成夾擊吳淞口之勢。23日夜,第三野戰軍首長遵照軍委和總前委的命令,與增援的另外2個軍向上海守敵發起總攻。24日,第9兵團攻佔浦東市區,第10兵團直插吳淞、寶山。 
    敵一面防禦,一面向吳淞收縮。準備從海上逃跑。解放軍各部隊快速勇猛多路穿插,追殲逃敵。26日,第9兵團攻佔上海市區。敵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率一部向我投誠。第10兵團相繼攻佔大場、吳淞、寶山等地。27日,上海戰役結束,除敵湯恩伯率第54軍等部5萬人登艦逃跑外,其餘全部被殲。 
    為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國民黨反動派,5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做出《向全國進軍的部署》,確定了各野戰軍的戰略目標。 
    上海解放後,第三野戰軍一部向福建挺進。7月下旬,由蘇州地區抵達建甌、南平、古田地區。8月6日,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分三路向福州守敵發動鉗形攻擊。8月17日,解放了福州。9月29日,發起漳廈戰役,先後攻克同安、漳州、廈門,10月7日解放鼓浪嶼。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在進軍福建的2個半月中,殲敵10萬餘人,解放了福建大陸及沿海大部分島嶼。 
    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先遣部隊協同第二、第三野戰軍完成渡江作戰後,主力南下,挺進中南。6月上旬到達長江以北襄陽、樊城、孝感、浠水一線。7月,發起宜沙戰役和湘贛戰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等地,近逼長沙。8月4日,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潛及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率部起義,長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1949年9月12日,中央軍委、毛澤東指出:「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回打的方針。」依此方針,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兵分三路: 
    東路軍由陳康指揮經贛州、南雄、始興南進,殲滅余漢謀集團主力,佔領廣州,然後分兵一部挺進桂南,迂迴敵之右側後,合圍白崇禧集團。西路軍由程子華指揮取道沅陵、芷江,沿湘黔桂邊直下柳州,迂迴敵左側後,切斷敵西退雲貴道路。中路軍由蕭勁光指揮,從湖南中部尾追敵人直趨桂北。9月13日,人民解放軍發起了衡寶戰役,此役殲滅了白崇禧主力4.7萬餘人。10月2日,發起廣東戰役,10月14日解放廣州,並追殲國民黨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集團4萬餘人。11月6日,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一部發起了廣西戰役,一舉殲滅了白崇禧集團,12月4日解放南寧,12月12日解放雷州半島。1950年4月底解放了海南島。至此,殲敵40餘萬人,中南地區獲得解放。 
    1949年4月24日,歷時6個多月的太原戰役勝利結束,人民解放軍共殲敵13.5萬餘人。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在我黨多方工作和努力下,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董其武在人民解放軍全國勝利形勢的影響和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排除國民黨設置的種種障礙,於9月19日率綏遠黨政軍各界領導人聯署通電起義。至此,華北全境解放。 
    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在西北的國民黨胡宗南集團準備撤至漢中。解放軍第一野戰軍5月13日發起陝中戰役。5月17日,胡宗南主力全線西逃,第一野戰軍搶渡涇河追擊,5月20日解放西安。隨後,第一野戰軍迅速向大西北進軍,7月10日至12日,進行了扶鄙戰役,殲滅胡宗南部4.3萬餘人,胡宗南餘部逃往漢中,馬步芳、馬鴻逵也向西逃竄。人民解放軍乘勝追擊,7月14日解放寶雞。7月下旬,第一野戰軍以一部兵力牽制南面的胡宗南集團,主力指向隴東追殲馬步芳、馬鴻逵兩部,攻克平涼、天水等地。 
    8月中旬,發起了蘭州戰役,8月26日解放蘭州。同時,第一野戰軍一部向青海進軍,9月5日解放西寧,殲滅了馬步芳集團。9月上旬,第一野戰軍沿蘭新公路西進,一部越過祁連山經張掖、酒泉抵達新疆邊境;另一部發起了寧廈戰役,殲滅馬鴻逵集團,9月23日進駐銀川。9月25、26日,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爾漢先後通電宣佈起。10月20日,人民解放軍進駐迪化(今烏魯木齊)。12月,解放陝南、隴南。至此,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殲敵30餘萬,歷時半年多,解放了西北五省。 
    沿海城市解放後,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開始向大西南進軍。9月中旬,第二野戰軍一部挺進貴州並於11月15日解放了貴陽;一部進擊川東,接著會同第四野戰軍一部並肩西進,渡烏江,向川中和重慶挺進。胡宗南集團向川西南撤逃,第二野戰軍一部搶佔宜賓、瀘州,斷敵退路。11月23日,殲滅宋希濂集團,解放了涪陵、江津等地,兵臨重慶。敵倉皇撤逃成都。11月30日重慶解放。胡宗南集團欲棄成都逃往西昌。12月下旬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會同第一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先後攻佔簡陽、樂山、邛崍、大邑等地,切斷了敵逃向西昌的退路。12月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集團被殲。 
    1950年1月1日,第二野戰軍一部在第四野戰軍一部的協同下,進軍雲南,在殲滅殘敵後,於2月20日進駐昆明。3月12日,第二野戰軍一部發起了西昌戰役,至4月7日全殲西昌殘敵。至此,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在大決戰之後的戰略追擊階段,歷時一年多,共殲敵90多萬人,解放了除西藏、台灣及少數沿海島嶼外的大陸全境。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接受檢閱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 
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 
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剿匪作戰 
第三野戰軍一部解放舟山群島 
第一野戰軍向新疆進軍 
人民解放軍第18軍進軍西藏 
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發起海南島戰役 
西南軍區部隊參加修築成渝鐵路 
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兵種、公安部隊成立 
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抗美援朝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成立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頒布三大條令(草案) 
全軍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 
各級人民武裝部建立,《民兵組織暫行條例》頒布 
全軍進行精簡整編 
全軍開展大規模文化教育運動 
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上甘嶺戰役重大勝利 
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 
軍民聯防粉碎國民黨軍對東南沿海的進犯 
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南人民軍打敗法國侵略者 
三軍聯合作戰,解放一江山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 
全軍幹部實行薪金制 
全軍實行軍銜制度 
《解放軍報》出版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接受檢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首都北京30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禮。參加歡慶盛典的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代表和首都各工廠職工、各學校師生、各機關人員、市民、近郊農民和城防部隊等。廣場上紅旗招展,歌聲四起,形成一片歡樂的海洋。 
    主席台設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毛澤東等黨政軍領導人出現在主席台時,廣場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歡呼聲和掌聲。 
    下午3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宣佈典禮開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員就位,樂隊奏《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主席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毛主席親自按動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在新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這時,在軍樂聲中,54門禮炮齊鳴28響。毛澤東主席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說:「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在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助之下,為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為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決定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隨後,舉行盛大閱兵式。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擔任檢閱司令員,華北軍區司令員兼京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任閱兵總指揮。朱總司令驅車檢閱各兵種回到主席台上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說:「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所援助的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革命戰爭中,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敵人的大部分已經被殲滅,全國的大部分國土已經解放。這是我們全體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和後勤工作人員一致努力英勇奮鬥的結果。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慶祝和感謝。但是現在我們的戰鬥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殘餘的敵人還在繼續勾引外國侵略者,進行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實現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後目的……」受閱部隊隨即分列經主席台前由東向西行進,歷時3個小時。受閱部隊以海軍兩個排為前導,接後是1個步兵師、1個炮兵師、1個戰車師、1個騎兵師,相繼跟進。空軍以14架戰鬥機、蚊式機、教練機在廣場上空自東向西飛行受閱。 
    閱兵式接近結束時,天色已晚,天安門廣場頃刻間又變成紅燈的海洋。無數的彩色火炮從會場四周發射。齊集廣場的群眾開始遊行。當群眾隊伍經主席台附近時,「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毛澤東主席在擴音機前大聲地回答:「同志們萬歲!」並且一再向群眾揮手致意。舉著紅燈的群眾像火龍似地穿過全城。首都人民沉浸在無限歡快之中,一直狂歡到深夜。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建國初期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軍事機構,是由建國前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逐步過渡而來的。 
    中共中央軍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過程中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48年底,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統一管轄和指揮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武裝力量。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任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小平、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22人為委員。軍委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1952年7月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彭德懷主持。 
    同時任命徐向前為總參謀長、聶榮臻為副總參謀長。軍委下轄: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鄧子恢;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習仲勳;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兼),政治委員饒漱石;華中軍區,司令員林彪(兼),政治委員鄧子恢(兼);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兼),政治委員薄一波;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總部直屬部隊:第十二兵團,司令員楊成武,政治委員李天煥;鐵道兵團,司令員膝代遠(兼)。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決定增補林彪、高崗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決定增補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副主席,徐海東為委員。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除下設總參謀部外,還先後設立了總政治部(1950年4月)、總後勤部(1950年6月)。羅榮桓任總政治部主任,傅鍾、蕭華任副主任;楊立三任總後方勤務部部長。1950年9月4日,又成立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管理部,羅榮桓任部長。到1950年上半年,軍委各總部領導機關全部建立起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總參謀長徐向前當時患病,由聶榮臻代理總參謀長,轄作戰部(部長李濤)、情報部(部長李克農,副部長劉志堅、鄒大鵬、戴鏡元)、通訊部(部長陳士矩)、人民武裝部(部長張經武)、軍事學校管理部(部長蕭克);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副主任傅鍾、蕭華),轄組織部(部長蕭華(兼)、副部長王宗槐)、宣傳部、保衛部(部長楊奇清);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副部長賀誠、張令彬),轄軍需部、財務部(部長周玉成)、軍械部(副部長封永順)、衛生部(部長賀誠(兼),副部長傅連障、姜齊賢),運輸部(副部長劉顯宜)和營房管理部。此外,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又成立民航局、氣象局,並任命鍾赤兵為民航局局長,塗長生為氣象局局長,張乃台、盧鋈為氣象局副局長;1950年11月5日,又成立中央軍委軍事運輸司令部,呂正操任司令員,栗培元、董永清任副參謀長。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於開國初期、百廢待興之時,到1954年9月以後,國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設立國防委員會,中共中央根據中央政治局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重新設立軍事委員會。其間,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除了領導繼續追殲國民黨殘餘軍隊和大規模剿匪反霸的鬥爭外,還不失時機地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鞏固和捍衛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維護東方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是這種組織形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其組成人員不僅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而且吸收了國民黨起義部隊的一些高級將領,參與軍隊建設的領導工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初28人中,非共產黨人士有7人。因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    
    西南地區,包括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及西藏地區,與越南、老撾、緬甸、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接壤,山高林密,地形複雜,封建勢力很強。退守西南地區的國民黨軍共有8個兵團37個軍87個師,約45萬餘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隊和大批土雜武裝,總計約90餘萬人。早在解放軍渡江之前,蔣介石就派張群擔任西南軍政長官,經營該部隊。1949年8月底,蔣介石又從台灣飛抵重慶,密謀固守西南,組織「西南防線」。蔣介石判斷,人民解放軍最大可能從陝西入川,於是,將防守重點置於川陝邊。 
    1949年1月和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七屆二中全會做出了由第二野戰軍進軍並經營西南的決定。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明確規定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組成西南局,負責經營川、滇、黔、康四省。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針對國民黨的戰略企圖和作戰計劃,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多次指示,「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中央軍委決定,進軍西南在戰略上取大迂迴、大包圍方針,具體部署是:二野第4兵團歸第四野戰軍指揮,擔任戰略迂迴任務,由贛南經廣東出廣西,迂迴白崇禧集團右側背,協同四野主力將其殲於廣西境內,爾後,出擊雲南;二野主力第3、5兵團待廣州解放後,在第四野戰軍進行廣西戰役的同時,以大迂迴動作直出貴州,進佔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與白崇禧集團的聯繫;第18兵團、第7軍及陝南軍區部隊,積極吸引胡宗南集團於秦嶺地區,待第二野戰軍主力前出至重慶、滬州、宜賓之線,將胡宗南部向康、滇的退路切斷後,即迅速進佔川北,挺進成都,爾後協同第二野戰軍主力聚殲胡宗南集團,解放四川。中共中央軍委還指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作為戰鬥方式的輔助。以求徹底而迅速地解決國民黨軍。 
    1949年11月1日,擔任戰略迂迴任務的我第6兵團第16、第17、第18軍及第3兵團第10軍,在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率領下,分由湘西的邵陽和常德地區出動,以突然動作經芒江進入湘黔邊境,至11月19日,先後佔領波州、晃縣、玉屏、都勻、獨山、麻江、修文等地,逼進貴陽。13日,貴陽守敵第19兵團第89軍逃向黔西、安順方向,我軍於15日解放貴陽。23日,在安順西馬官屯殲滅由黔東向西逃跑的第49軍第249師1500餘人。第10軍於11月15日進思南,21日解放遵義,23日占桐梓,後向川南挺進。 
    至此,解放軍入黔部隊,攔腰斬斷了國民黨軍的「大西南防線」。 
    1949年10月24日,我第3兵團(第11、第12軍)和第47、第42、第50軍、湖北兩個獨立師,由鄂西和湘西分路出發,勝利突破敵川鄂邊防線,佔領秀山、西陽、彭水等地,乘勝圍殲宋希濂集團和羅廣文兵團,經數日激戰,將宋、羅集團大部殲滅於南川以北山地,解放重慶外圍之綦江、涪陵、江津等地,11月30日解放重慶。至此,人民解放軍一舉突破「川湘鄂邊防線」,基本殲滅了宋希濂集團第14兵團,解放了湘鄂西及烏江以東大片地區,打開了進軍四川的門戶。 
    川東、川南地區解放後,從重慶逃到成都的蔣介石,一面令由重慶及其以北地區西撤的部隊扼守岷江、淪江,正面遲滯解放軍向成都前進;一面令胡宗南的3個兵團加速撤向成都地區。為了對胡宗南集團南北夾擊,將其殲滅於成都地區。12月3日,劉伯承、鄧小平命令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18兵團向成都地區急速進軍,正當解放軍向成都地區迅猛挺進之際,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率部宣佈起義,其餘殘敵更加混亂。解放軍各路大軍乘勝急進。至12月20日,第二野戰軍主力已前出至簡陽、樂山、邙峽等地,從東、南、西三面逼近成都;第18兵團等迫擊胡宗南集團的部隊也進至成都附近。這樣,數十萬敵人已被解放軍包圍在成都附近地區。在我強大軍事打擊和政治聲威震撼下,敵第16、第15、第20、第7和第18兵團被迫舉行起義,余敵在解放軍猛烈地圍攻下迅速就殲。30日,解放軍進入成都。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也宣告覆滅。此後,第二野戰軍又指揮其第4兵團和暫歸其指揮的第四野戰軍第38軍自廣西入滇,殲滅了進攻昆明、控制滇越鐵路的國民黨軍第8兵團。2月22日,以第二野戰軍機關為基礎,同率第18兵團入川的西北軍區機關一部合併組成的西南軍區在重慶正式成立。隨後,西南軍區以其第14、第15、第62軍各一部及滇桂黔邊縱隊,共13個團,發起西昌戰役,圍殲了國民黨軍西昌警備區賀國光所部1個多師,以及成都逃來的殘餘,共3萬餘人。到1950年4月,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貴州、西康4省,除昌都地區外,全部解放。 
    西南戰役,第二野戰軍成功地運用大迂迴、大包圍作戰方針,高度發揚英勇頑強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和新區政策,圓滿完成了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進軍西南的戰略任務。這次戰役,歷時160天,作戰數百次,取得了重大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8個兵團部、46個軍部、130個師,連同地方團隊、游雜武裝,共93萬餘人(起義53萬餘人),解放了雲、貴、川、康4省50餘座縣城,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盤踞西南,捲土重來的迷夢。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剿匪作戰    
    當全國大陸即將解放時,國民黨反動派潛留下來了共約200萬政治土匪、60萬特務分子和60萬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妄圖以所謂「大陸游擊」同人民解放軍進行長期鬥爭。這些以國民黨特務、反動軍官為頭目,以慣匪、國民黨殘餘軍隊的散兵游勇為骨幹,以地主惡霸、封建勢力、幫會組織為靠山,並以一部分被脅迫、受蒙蔽的落後群眾作掩護的武裝匪特,給新生的共和國政權造成了嚴重危害。土匪的瘋狂破壞活動,也嚴重地威脅著社會的安寧,給人民群眾帶來深重災難。1950年1月,華東地區土匪襲擊鄉、區、縣級人民政府達100多次,僅蘇南地區就有120多名幹部被殺害。四川儀隴縣發生的一次匪特投毒事件,使3800多人中毒。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新解放區可能出現的嚴重匪情,早有預見,及時做出了剿匪的決策。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南方解放後,地方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要在鄉村中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的鬥爭。為了保證剿匪作戰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規定了「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眾三者相結合」的剿匪方針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和方針政策,人民解放軍從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先後抽調6個兵團部、41個軍部、144個師、2個旅另21個團共150萬人的兵力,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匪作戰。大體上經歷了進剿、駐剿和清剿三個階段。各剿匪部隊,在當地黨委統一領導和當地人民群眾協助下,貫徹軍事清剿與政治爭取相結合,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對國民黨殘餘、土匪、特務及其反動武裝,展開了清剿鬥爭。 
    中南軍區自1949年5月起,首先在解放了的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展開了剿匪作戰。1949年底廣西戰役勝利結束後,除海南島及沿海島嶼外,中南地區全部解放。但在國民黨有計劃的「展開大陸游擊戰爭」的策劃下,全境普遍發生了嚴重匪患。1950年1月,中南地區6個省相繼進入大規模的剿匪鬥爭。經過強大的軍事進剿和政治攻勢的打擊,到1950年11月底止,全區除廣西及川黔湘、粵桂、閩粵等邊緣地區尚殘留小股土匪流竄外,其他廣大地區匪患基本平息。隨後,轉入深入清匪肅特階段。1952年6月,中南地區剿匪工作結束,在3年零1個月的剿匪鬥爭中,全區先後抽調了50個師及各省地方武裝力量,共殲滅國民黨土匪和反動武裝115萬餘人,繳獲各種火炮1278門,各種槍支103萬支。 
    1950年2月2日,西南軍區發出第一號剿匪指示。蔣介石在逃竄台灣前曾專門部署力量進行潛伏和破壞活動,因此,匪患也最為猖獗。西南軍區部隊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的戰術,先腹心富庶地區和交通線兩側,後其他地區;先殲危害最大、最凶殘的股匪,後打較小的股匪,實行重點進剿和分散圍剿相結合。全區剿匪鬥爭,自1950年2月至1953年11月止,在近4年的艱苦作戰中,共殲滅土匪116萬餘人,繳獲各種火炮700餘門,各種槍支60餘萬支。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對西南軍區剿匪的巨大勝利,特電賀嘉獎:你們路線正確,方針適當,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望即通令所屬予以嘉獎。 
    1950年春季,西北各省除新疆外,先後殲滅了當地主要股匪,局面暫時呈現平穩。5月份各地土匪特務陰謀組織武裝暴亂,在平涼、關中、臨夏、青海、寧夏、新疆等地匪特發展很快,多者達數千人。原投降之慣匪及國民黨起義部隊也曾多次發生叛變事件。為此,西北軍區立即召開了剿匪會議,統一部署剿匪工作。在1949年11月到1953年7月的剿匪鬥爭中,西北軍區先後投入2個兵團部、11個軍部、38個師、1個旅13個團的兵力,共殲滅土匪12.9萬餘人,根除了西北地區的匪患。 
    華東地區,當時包括山東、浙江、福建、蘇南、蘇北、皖南、皖北和上海。這裡活動著數以萬計的土匪,加上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留下的許多殘兵敗將和反動骨幹分子也轉化為匪,因而不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沿海島嶼,都一度匪患成災。1949年7月,全區陸上有土匪11.3萬多人。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長江口外,有海匪一萬多人。1949年7月至1955年2月,海匪在浙江沿海襲擊507次,內潛4700多人。華東地區的剿匪鬥爭,從1949年5月第三野戰軍向南進軍時開始,至1953年底基本結束,歷時4年多,共殲滅土匪24.6萬多人,不但肅清了陸上殘匪,而且解放沿海大小島嶼50多個,基本上根除了匪患。 
    綏遠地區剿匪於1949年下半年對河北、察哈爾、山西、平原諸省之股匪展開了進剿,股匪基本肅清。綏遠省因解放較晚,故匪情較嚴重,土匪主要散佈在伊克昭盟烏審旗、烏蘭察布盟西部、包頭、薩拉齊、後套、綏中之武川、綏東等地區。為消除匪患,從1950年3月至12月,軍區使用了騎兵第1師、第3師、第4師、第5師,步兵第22師、第202師,另3個騎兵支隊,以及軍分區武裝,對上述地區之股匪,先後進行了4次較大的進剿,共殲2500餘人,俘匪首奇正山、張疤子。1951年1月又展開了全面駐剿和清剿,至1951年底將潛匪、散匪基本肅清。華北軍區在3年中,共殲滅匪特武裝近5.3萬餘人,並迫使一部分殘匪、特務及反動會道門等反革命分子悔過登記,繳獲火炮十餘門,各種槍支8800餘支。保證新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社會改革運動的實施。 
    人民解放軍歷時4年的剿匪作戰,以殲滅匪特273.8萬餘人的輝煌戰果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這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剿匪決策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勝利,是人民解放軍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勝利,也是黨政軍民密切配合、共同奮鬥的勝利。這一勝利,結束了中國人民匪患久遠、危害甚深的歷史,粉碎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建立「游擊根據地」以策應反攻大陸的企圖,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安定了社會秩序,保證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民主改革的完成,為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第三野戰軍一部解放舟山群島    
    位於杭州灣以南海域,共有大小島嶼400多個,其中以舟山本島最大,面積523平方公里。舟山群島既是中國海上的交通要衝,又是滬(上海)、寧(南京)、杭(杭州)地區的屏障,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夏,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陸解放後,國民黨軍將舟山群島作為控制長江口和封鎖、襲擾、反攻大陸的重要軍事基地來經營。到1949年7月中旬,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已有4個軍13個師的番號,實際兵力約6萬人,另外還有海軍艦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戰飛機。7月下旬,守島國民黨軍組建以石覺為司令,周■為副司令的「舟山防衛司令部」,並進行了整編,調整了防務。敵人企圖通過對舟山群島的控制,實行海上封鎖和襲擾,窒息大陸經濟,屏障台灣安全。 
    為粉碎國民黨軍的企圖,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和華東戰場形勢的發展情況,命令第7兵團準備解放舟山群島。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對解放舟山群島十分關心,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在不斷增加舟山群島方向作戰兵力的同時,並從組建不久的海、空軍中抽調部分部隊配合作戰。7兵團司令員王建安、副政治委員吉洛(即姬鵬飛)確定了「先攻外圍,後取本島」,逐島攻擊的作戰方針。8月18日,開始向外圍島嶼發起進攻。我第22軍一部在攻佔大榭島、梅山島後,於10月5日全殲金塘島國民黨守軍,使舟山群島側翼直接處於解放軍炮火威脅之下。第21軍61師在進佔六橫島後,乘勝於10月中旬攻佔桃花島。至11月3日,第7兵團共攻佔外圍島嶼30餘個,殲敵近萬人,為奪取定海本島創造了條件。但在11月3日的登步島作戰中,由於我軍對國民黨87軍221師據島頑抗及援軍迅速登島估計不足,遭國民黨守軍、援軍和海、空軍聯合反擊,造成千餘人傷亡,被迫撤出戰鬥。 
    進攻登步島受挫以後,中央軍委指示參戰部隊,要力戒驕傲輕敵思想,採取慎重態度,集中優勢兵力,充分作好再戰準備。11月14日毛澤東指示三野,舟山作戰必須集中足夠兵力,充分準備,如果準備不周,寧可推遲發動攻擊的時間。從11月份開始,參戰部隊進一步展開了解放舟山本島及其外圍一些島嶼的戰役準備工作。三野先後把第21軍的1個師和第23、第24軍調往浙東沿海,準備參加舟山戰役。經過調整後,解放軍參戰部隊的總兵力比舟山國民黨軍的總兵力略佔優勢。同時,從12月開始,華東地區實行了解放舟山群島的黨政軍民的總體戰役準備。 
    國民黨當局對解放軍未能攻克登步島進行大肆宣傳。從11月起,又先後從台灣、金門等地抽調第19軍等部隊加強舟山防務,使舟山守軍增至5個軍16個師,連同海、空軍及特種兵部隊在內,總兵力增加到12萬人。1950年5月1日,當台灣國民黨當局獲悉第四野戰軍解放了海南島,不久又得知三野將對舟山群島實施大規模的三軍聯合登陸作戰。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覆滅命運國民黨軍乃於1950年5月13至16日秘密撤逃台灣。我第7兵團立即組織渡海,19日全部解放舟山群島。此役,共殲國民黨軍近萬人。 
    舟山群島的解放,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長江口的封鎖。對建設上海和鞏固浙東海防具有重要意義。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第一野戰軍向新疆進軍    
    1949年8月26日,蘭州戰役勝利後,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2兵團沿蘭(州)新(疆)公路西進。一野第1兵團率第2軍於9月5日解放西寧後,繼續北進。接著,第1、第2兵團不顧長途轉戰的疲勞,挺進河西走廊,於酒泉、玉門、安西、敦煌一線集結,威逼新疆。 
    新疆國民黨當局在我軍努力爭取和全國形勢的影響下,軍界和政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如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參謀長陶晉初、警備副總司令兼整編42師師長趙錫光和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秘書長劉孟純、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市長屈武等人,積極主張棄暗投明,舉行和平起義。一切準備就緒後,陶峙岳於9月25日發出起義通電。包爾漢於9月26日發出起義通電,從而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為了接管新疆,鞏固國防,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人民解放軍第1兵團率第2軍、第6軍大部火速挺進新疆。1兵團決定:以戰車第1師裝甲團(戰車5團)附1個加強步兵連組成的先遣支隊挺進迪化市,接管市區防務;第2軍率4、5、6師分成兩個梯隊,分頭接管喀什、莎東、和田、阿克蘇、庫車、庫爾勒、且末、婼羌(今若羌)等地的防務;第6軍乘飛機和汽車迅速開進哈密、吐魯番、奇台、綏東(今瑪納斯)、景化(今呼圖壁)等北疆、東疆重鎮和迪化市,主要負責接管北疆、東疆防務。 
    按照計劃,戰車5團作為陸地進軍先遣支隊,由天津出發,西出玉門關,北穿星星峽,於10月20日下午到達迪化市,並在3天內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機場,保證了後續部隊的順利到來。11月5日,第6軍16、17師部分先遣人員乘飛機抵達哈密、迪化,11月6日,司令員王震率第1兵團指揮部和第6軍第一批主力到達迪化,至1950年1月20日,近2萬名指戰員先後到達哈密和迪化。徒步行軍的部隊於10月上旬先後從酒泉、張掖等地出發,陸續抵達東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脈東部邊沿城鎮,南疆邊疆重鎮喀什市、達阿支蘇、和闐等地。到達新疆後,解放軍先後平息了哈密、鄯善、吐魯番、焉耆等地極少數特務分子發動的叛亂,保衛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勝利成果。至1950年3月底,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的行動勝利結束。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第18軍進軍西藏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西南的雲、貴、川、康四省解放以後,全國大陸按省份來講,只有西藏尚未解放。為解放祖國大陸的全部土地,1950年初,正在蘇聯訪問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致電黨中央並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及賀龍諸同志,指示:進軍西藏由西南局擔負、西北局配合,立即進行進藏的各種準備工作。1月8日,劉伯承、鄧小平決定,由第18軍執行解放西藏的任務,以張國華統一領導。第18軍軍長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參謀長陳明義、李覺。下轄第52、53、54師。此外,中共西北局和西北軍區也派出青海騎兵支隊、新疆獨立騎兵師,配合18軍行動。不久,以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為副書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組成。 
    進軍西藏是一項極其艱苦的任務。西藏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為世界最大高原,平均海拔約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稱。高山缺氧,氣候寒冷(藏北年平均氣溫-5℃左右,藏南平均10℃左右),交通不便。西藏社會長期以來保持著封建農奴制度,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生活極其悲慘。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時,以達扎攝政為首的西藏反動勢力勾結英、美帝國主義,積極策劃「西藏獨立」。 
    1949年7月,他們以「遣走一些可疑的共產黨秘密人員」為借口,在拉薩製造「驅漢事件」。同時,他們將藏軍14個代本(相當於團的建制,每個代本約500人)擴充為17個代本,並從國外購進大批軍火,企圖阻止解放軍進入西藏。 
    為了慎重解決進軍西藏所涉及的政治、宗教、民族等複雜問題,中共中央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1950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委託西南局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項政策,作為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基本條件。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確定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原則,從多方面著手進藏準備。為了保證物資供應,西南軍區組織了支援司令部,調集7個工兵團、11個輜重團、1個空運師、汽車800多輛、飛機30架、擔任進藏的築路、運輸任務。 
    進軍西藏的戰略決策,得到西藏百萬農奴和上層愛國人士的歡迎,但是西藏地方當局中的頑固勢力,為了維護農奴制度,進而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不僅拒絕和平解放西藏,殺害人民解放軍派出的聯絡代表,而且還在昌都地區增兵設防,將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二,計7個代本全部、3個代本各一部共4500餘人和土兵(部族武裝)3500餘人,部署於昌都周圍及金沙江沿岸,企圖憑金沙江之險,阻止解放軍進軍。 
    為了打擊西藏上層反動勢力,並警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不要插手西藏,經中央軍委批准,1950年10月6日,西南軍區發起昌都戰役。人民解放軍以第18軍一部、青海騎兵支隊及雲南軍區126團共6個團的絕對優勢兵力,運用正面攻擊和迂迴包圍相結合的戰術,將參戰部隊分為南北兩個集團向昌都地區挺進。12日,解放軍進佔芒康,藏軍第九代本起義,19日解放軍逼進昌都,並截斷了藏軍退路。藏軍原認為「雪山惡水勝過10萬大軍,沒有兩個月的時間解放軍是到不了昌都的」。不料,神兵天降,解放軍10天之內就飛來了。20日,防守昌都地區藏軍總司令帶領的4個代本和總署機關共2700餘人停止抵抗。到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歷時18天,大小戰鬥20餘次,共殲藏軍6個代本全部、3個代本一部,爭取了1個代本起義,計5700餘人,佔領了藏東地區政治、經濟中心昌都,打開了進藏門戶,促進了西藏愛國力量的發展,為和平解放西藏和繼續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1年春,西藏地方當局響應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的和談代表到達北京,同李維漢為首席全權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進行談判。經過20多天的友好協商,於5月23日,雙方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根據協議規定,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於5月25日發佈《進軍西藏訓令》。 
    《訓令》指出,人民解放軍為了保證協議的實現和鞏固國防的需要,決定派出必要的兵力進駐西藏。《訓令》對進軍、補給、修築公路、機場等都作了部署。西南軍區、西北軍區進藏部隊堅決執行訓令,經過必要準備後,於8月至9月先後出發。第18軍統率機關及所屬一部,由昌都經丁青、邊壩、沙丁、太昭等地,於10月26日進抵拉薩,相繼進駐日喀則、江孜等地;第14軍一部及西北軍區部隊先後由新疆之于闐、青海之香日得出發,先後進抵察隅、阿里、改則等地區。在進軍途中,各部隊戰勝了重重困難,翻越雀兒山、崑崙山等10餘座大山,渡過金沙江、瀾滄江等多條急流,穿過了漫長的原始森林和高原沼澤。部隊所到之處,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熱烈歡迎。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與進藏部隊在拉薩舉行大會,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從此,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和羈絆,實現了中國大陸領土和主權的統一。 
    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和西藏上層反動勢力企圖使「西藏獨立」的迷夢,保證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統一。這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重大勝利。從此,西藏進入了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發起海南島戰役    
    海南島又名瓊崖,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海峽寬11—27海里,全島面積3.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00萬,是中國第二大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海南島沿岸多天然良港,可停泊中型以下艦船;岸灘大部為沙質,木帆船可隨處靠岸,對登陸作戰較為有利。島上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過23年鬥爭的瓊崖縱隊,擁有3個總隊共10個團約2萬餘人。到1950年初,瓊崖縱隊解放了佔全島面積三分之二的地區,成為接應解放軍登陸作戰的重要力量。 
    1949年12月中旬,廣西戰役結束後,中南大陸業已全部解放。盤踞在海南島的國民黨軍為薛岳部5個軍;海軍1個艦隊,艦船約50艘;空軍4個大隊,飛機45架;加上從陸上逃來的殘部,總兵力約10萬人,薛岳任總司令。薛岳依仗海空軍優勢,組織了環島立體防禦體系,用他本人的別名命名為「伯陵防線」,並吹噓這條防線「固若金湯」,企圖憑借海峽天險,阻止解放軍渡海登陸。 
    中央軍委為早日解放海南島,在廣西戰役結束時即指示第四野戰軍「以第43軍及第40軍準備攻瓊崖」。以後又提出「爭取於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 
    遵照中央軍委指示,1949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軍第40、第43軍等部共10萬餘人,組成渡海作戰兵團,和島上瓊崖縱隊,統由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指揮。根據中央軍委關於慎重從事,充分準備的指示,渡海部隊採取了「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戰役指導方針,力求全殲國民黨守軍。 
    為爭取時間,積累作戰經驗,1950年3月5日至10日,登陸兵團組織2個加強營,利用夜暗及有利的風向、潮汐,分別在島上國民黨軍守備薄弱的瓊西北白馬井、瓊東北赤水港偷渡登陸。3月26日至3月31日,又組織2個加強團,在瓊北玉包港、北灣港偷渡登陸成功。一個月內,人民解放軍2批4支先遣偷渡部隊相繼登陸成功,突破了所謂「固若金湯」的環島立體防線,從而鼓舞了渡海作戰兵團廣大指戰員的勝利信心。4月10日,渡海作戰兵團指揮所決定,兵團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隊向瓊北實施強行登陸。以40軍6個團和43軍2個團為第一梯隊,13日前集結完畢,待風向、潮汐有利時起渡;以43軍主力為第二梯隊,在第一梯隊登陸成功後迅速起渡登陸,協同第一梯隊殲滅島上的國民黨守軍。 
    4月16日傍晚,我渡海作戰部隊登陸主力第一梯隊第40軍6個團、第43軍2個團,乘350只木帆船分左右兩路從正面強渡海峽。航渡中,我船多次遭敵艦艇攔擊。我火力船火炮和步兵武器猛烈開火,掩護登陸船隊前進,在瓊崖縱隊和偷渡的先遣部隊全力接應下,於17日凌晨在臨高角至花場港地段登陸,至19日,先後奪佔了臨高、美台、加來、福山等要點。20日,薛岳速調6個師分別由海口、嘉積增援澄邁,向威脅其正面的第43軍登陸部隊反擊。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將計就計,趁薛岳主力部隊圍攻43軍登陸部隊之機,即令第43軍登陸部隊在澄邁地區頑強抗擊,吸引國民黨援軍;令第40軍7個團由美台、加來折向澄邁急進。21日,國民黨軍在飛機、火炮支援下,向第43軍陣地連續猛烈攻擊,均被擊退。當日,第40軍冒著國民黨軍飛機的轟炸、掃射,趕到澄邁地區。22日,第40軍協同第43軍,內外夾擊,重創國民黨軍第62、第32軍等部,使薛岳部署的環島防禦體系的核心陣地——瓊北守備區土崩瓦解。此時,薛岳見大勢已去,為避免全軍覆沒的命運,於22日下令全線向南撤退。22日傍晚,薛岳、陳濟棠等廣東和海南島國民黨軍政要員乘飛機逃往台灣。23日,第40、第43軍各一部解放海口市。 
    24日凌晨,渡海作戰兵團的第二梯隊於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今新海港)沿岸順利登陸。此後,渡海作戰轉為解放海南島全島的追擊戰。 
    24日下午,渡海作戰兵團指揮所獲悉薛岳殘部已分路南撤,即令部隊分為東、西、中三路迅猛追擊。東路追擊部隊於30日攻佔瓊南榆林、三亞;中、西兩路部隊於5月1日佔領瓊西的八所、北黎,至此,海南島宣告解放。在解放全島的追擊戰中,根據地政府在部隊經過的縣城和圩鎮,設立了供應站、救護站,為追擊部隊補充給養,搶救傷病員,還及時提供情報,派人充當嚮導。五指山區的黎族、苗族同胞,成群結隊,翻山越嶺,趕著水牛,挑著裝有米、菜、禽、畜等慰問品,慰問親人解放軍。 
    海南島戰役歷時57天,粉碎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的立體防禦,解放了全島。這次戰役,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5個師9個團,計3.3萬餘人,其中俘虜2.4萬餘人;繳獲火炮418門、飛機4架、坦克和裝甲車7輛、汽車140輛等;擊落飛機2架,擊沉軍艦1艘、擊傷艦艇5艘。海南島之戰,人民解放軍以木船為主要航渡工具,採取偷渡和強渡相結合的手段,渡海登陸打小殲滅戰,積小勝為大勝,並適時進行大規模渡海登陸作戰,取得重大勝利。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爭史上和世界現代戰爭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西南軍區部隊參加修築成渝鐵路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在執行戰鬥隊、工作隊任務的同時,積極參加國家經濟建設。1952年7月1日成渝鐵路全線建成通車,就是人民解放軍積極支援地方經濟建設的一個典範。 
    四川,人稱「天府之國」,物產豐富,土地肥沃,有著良好的經濟發展條件,但交通因山高水急卻極為不便,嚴重影響了西南工業的發展,也給人民生活帶來了許多困難。 
    早在清末,四川人民就曾集資2000多萬兩白銀,計劃修築一條從成都到漢口的川漢鐵路,以溝通四川與中原的聯繫。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統治者利用四川人民渴望發展交通興修鐵路心切,多次搜刮人民財富。1936年,以宋子文為首的川黔鐵路公司,以5600萬銀元的貸款,把成渝鐵路的築路權出賣給法國。1945年蔣介石向四川人民發出「保票」,信誓旦旦地說:「兩年內保證成渝鐵路通車」。然而,直到四川解放,地圖上的成渝鐵路還是一條虛線。 
    西南解放以後,人民政府立即開始制訂修築成渝鐵路的計劃。1950年6月15日(四川解放僅半年)正式開工。當時全國的財政經濟情況還沒有好轉,各方面困難很多,不但缺乏築路經驗,缺乏技術人員,缺乏工程材料,甚至勞力也有問題。面對種種困難,西南軍區領導機關進行了周密的計劃和部署。 
    在勞力的來源和組織上,從人民解放軍抽調28000名指戰員,作為築路的開路先鋒和主力。此外,在成渝沿線動員了8.4萬名農民和失業人員,由各地方政府和黨委負責人親自帶領參加築路。為了解決築路所需的枕木問題,四川人民掀起了獻木運動。而修築成渝鐵路所需的鋼軌和配件,絕大部分是在重慶的數百家國營和私營鋼鐵廠生產。在中國鐵路建築史上,完全用本國的器材修路,這還是第一次。成渝鐵路不僅在勞力組織上創造了新經驗,而且在技術標準和工程規格上,也完全達到了鐵路所規定的標準和要求。 
    1952年6月中旬,全長505公里的成渝鐵路全部完工。它是我國鐵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費最少的鐵路。毛澤東親筆題詞表示祝賀:「慶賀成渝鐵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築天成路。」成渝鐵路的通車,對發展西南交通,溝通城鄉物資交流,發展西南地區經濟,都起了重要作用。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兵種、公安部隊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建國伊始,人民解放軍在強大的步兵部隊的基礎上,不僅使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等兵種部隊得到較大的發展,而且成立了空軍、海軍和公安部隊。 
    一、人民空軍的誕生 
    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已經著手籌建人民空軍。194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就創辦了第一所航空學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應當爭取組成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1949年7月26日,中央軍委決定,以第14兵團和原軍委航空局為基礎,組建空軍領導機關。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司令員,蕭華為政治委員。11月11日,中央軍委電告各軍區、各野戰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現已成立。當時的空軍領率機關,下設司令部、政治部、訓練部、工程部、後勤部、幹部部等6個部門。嗣後,各軍區空軍領導機關相繼成立,11月11日成為空軍成立日。 
    1950年8月,根據中央軍委的要求,空軍擬定了《建設人民空軍的四年(1950—1953)計劃大綱》。主要目標是「擴大己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訓規模,組建航空兵部隊97個團,裝備飛機4507架,組成1個空軍陸戰旅,修建11個飛機修理廠和107個機場」。人民空軍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鬥中迅速成長起來。 
    各軍區空軍由軍委空軍和大軍區實施雙重領導。1952年3月29日,中央軍委做出決定:各戰略區的空軍與各大軍區為作戰指揮關係,與軍委空軍為建制領導關係。空軍的領導機關體制,隨著空軍多次的精簡整編不斷有所調整。 
    二、人民海軍的建立 
    解放戰爭後期,為了迎接全國的解放,創建海軍的問題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爭取盡快組建「保衛沿海沿江的海軍」。4月23日,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遵照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成立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的指示,在江蘇泰州成立了華東軍區海軍領導機構,組建了一支海軍部隊——華東軍區海軍。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12月,為統一管理指揮各地人民海軍及現有艦艇,調第12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領導機構。1950年4月14日,以第12兵團機關和四野後勤二分部各一部為基礎,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正式成立,蕭勁光任司令員。同年9月9日,海軍青島基地成立。12月3日,在廣州成立了中南軍區海軍領導機構。在此前後,全國其他沿海地區也陸續成立組建了一些海軍部隊,使海軍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一個新軍種。 
    海軍領導機構初建時,海軍機關只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和衛生部4個部。組建海軍各機構的人員主要是從人民解放軍陸軍中選調的,這是人民海軍組織基礎的一個重要特點。到1955年止,先後撥歸海軍的有四野1個兵團,二野、三野的5個軍部和直屬隊(第10軍、11軍、30軍、15軍、44軍)以及各野戰軍的11個師級單位和28個團級單位。為了加強海軍各級領導力量,中央軍委還從各野戰軍選調了一批文化程度較高,年輕精幹的中高級軍政幹部。 
    1949年4月,第一支海軍部隊建立後,即著手組建各兵種。以後,隨著海軍裝備的更新和發展,各兵種部隊的規模和編製不斷擴大、調整,其結構日趨合理。到90年代,海軍已發展成為一支兵種齊全、常規和尖端武器兼備、具有立體攻防能力的海上作戰部隊。 
    三、鐵道兵的建立與轉制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東北民主聯軍即在東北組建了武裝護路部隊,不久改為東北民主聯軍護路軍,這是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的前身。解放戰爭開始後,迫切要求建立一支鐵道保障部隊。1948年7月5日,在護路軍的基礎上,組建了人民解放軍鐵道縱隊,下轄4個支隊,總兵力1.8萬人。1949年5月16日,中央軍委命令,將東北鐵道縱隊改編為鐵道兵團,隸屬中央軍委建制,並將(北)平保(定)築路工程總隊、華北軍區鐵甲列車總隊、軍委鐵道部機械築路工程總隊等單位調歸鐵道兵團,1950年2月,新組建的第6支隊,使這次部隊總人數增至3.8萬人。機械車輛增至600多台。軍委鐵道部長膝代遠兼兵團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軍委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兼兵團副司令員。1950年6月10日,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鐵道兵團縮編,編製定員縮至2.5萬人。1953年9月,中央軍委命令:「志願軍在朝鮮的6個鐵道工程師正式劃歸軍委系統,與鐵道兵團現有之4個師、1個獨立團統一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從此,鐵道兵正式作為一個兵種列入人民解放軍序列。 
    1954年3月5日,鐵道兵領導機構在北京正式成立,王震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後有所擴編。 
    1980年精簡整編後,總兵力為20萬人。1982年12月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關於鐵道兵併入鐵道部的決定》。1983年10月1日,正式移交鐵道部領導。鐵道兵善後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任務後,1986年撤銷。 
    四、炮、裝、工、化、通信等兵種部隊的成立 
    1949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調蘇進任炮兵副司令員,負責籌建炮兵領導機關。1950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正式成立,陳錫聯任司令員。建國初期,為適應抗美援朝作戰和海防邊防鬥爭的需要,重點發展了預備炮兵和步兵師以下隊屬炮兵,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9月,為統一領導全軍裝甲兵部隊的建設,以第二兵團機關為基礎,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摩托裝甲兵司令部。許光達任司令員,向仲華任政委。1951年7月16日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司令部。 
    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領導機構,以中南軍區工程兵司令部部分人員為基礎,於1950年12月組建。1951年3月,工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李迎希任副司令。1952年9月,中央軍委任命陳士柒為司令員。1955年8月11日改稱工程兵司令部。所屬分為工兵,舟橋,建築三種專業部隊。 
    1955年4月19日,中央軍委決定組建防化學兵部隊,並把防化學兵部隊作為一個兵種來建設。1956年1月正式成立時,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化學兵部,張迺更任部長。此前,1952年4月開始,在部分軍區和志願軍中組建了防化營。 
    新中國成立時,全軍通信業務由軍委作戰部第三局具體領導。1950年5月,第三局改稱軍委通信部。1956年4月13日,國防部決定把通信部隊作為一個兵種來建設,將總參通信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部,王諍任通信兵部主任,朱明任政委。此前,1950年10月起,軍區和軍委通信兵部組建通信團。1956年4月,又組建了通信工程團。 
    五、公安部隊的成立 
    1950年9月22日,中央軍委決定以第20兵團機關為基礎,組建公安部隊領導機關。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司令部成立,羅瑞卿任司令員兼政委,程世才任副司令員,李天煥任副政委,吳烈任參謀長。根據中共中央賦予的任務,公安部隊統轄公安師和省(市)公安總隊。1955年7月18日,國防部決定公安部隊改稱公安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軍種。1957年1月22日,中央軍委決定撤銷公安軍。9月1日,軍委又決定將公安軍司令部改為總參謀部警備部,所屬部隊一部分由公安部領導,一部分劃為省軍區建制領導。 
    建國初期各軍、兵種和公安部隊的成立,使我軍完成了從以陸軍為主體的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宣佈武裝干涉朝鮮內政,並命令其海軍第7艦隊侵佔中國領土台灣。6月30日,杜魯門下令將美國駐日本的地面部隊投入侵朝戰爭。7月7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了拼湊侵朝的「聯合國軍」的決議。美國擴大朝鮮戰爭,中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8月起,美國侵朝空軍不斷侵犯中國東北地區領空,轟炸中朝邊境的中國村落。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一切國際爭端,對於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和侵略中國領土台灣,表示了極大憤慨和高度警惕。1950年6月28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8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堅決反對美國的強盜行為。7月13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做出了「保衛東北邊防,組織東北邊防軍」的決定,抽調第十三兵團所轄第38、第39、第40軍和第42軍及炮兵第1、第2、第8師等部隊共25萬餘人組成東北邊防軍。8月下旬,又決定抽調兩個兵團的兵力部署於山海關地區,策應東北邊防軍。 
    1950年9月15日,美國當局經過精心策劃以美第10軍7萬餘人在朝鮮西海岸仁川港登陸,朝鮮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在這種嚴重形勢下,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中國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正致力於醫治長期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恢復經濟,鞏固政權,亟需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從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根本立場出發,經過反覆權衡,慎重抉擇,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主席為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發佈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志願軍轄13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和邊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屬炮兵。10月19日晚,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跨過鴨綠江,迅速向朝鮮前線進發,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侵略。至1951年6月,中朝人民軍隊經過5次運動戰戰役,連戰皆捷,將侵略軍趕回到「三八線」以南,並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達成了戰略反攻的任務。爾後,在與美方進行停戰談判中,邊打邊談,以打促談,通過陣地、攻防作戰,大量消耗敵軍的有生力量,至1953年7月實現了朝鮮停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保衛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 
    歷時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分兩個作戰階段。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上旬,是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階段,中朝人民軍隊實施戰略性的反攻作戰,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連續進行了5次戰役,把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及其指揮的南朝鮮軍,從鴨綠江邊打退到「三八線」以南,迫使其轉入戰略防禦並接受停戰談判。 
    第一次戰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願軍將敵軍從鴨綠江邊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穩定了朝鮮戰局。1950年10月中、下旬,第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6個軍18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1個高炮團、2個工兵團共約28萬餘人秘密入朝。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為初戰獲勝創造了有利條件。10月25日,敵軍進至博川、雲山、溫井等地,其先頭部隊已進到鴨綠江邊之楚山。根據這一情況,志願軍決心利用戰略上的突然性,在運動中殲敵一部。25日10時,志願軍一部在開進中,於溫井西北兩水洞同南朝鮮軍第6師一部遭遇,將該敵殲滅,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當天,志願軍主力分別向溫並、雲山、寧邊、熙川地區及楚山、古場洞地區展開猛攻。11月3日,西線之敵被迫開始全線撤退。次日,敵主力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地區。第一次戰役於11月5日勝利結束,共殲敵1.5萬餘人,挫敗了敵人在感恩節(11月23日)前佔領全朝鮮的企圖,為下一步作戰創造了良好條件。 
    第二次戰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將美軍擊退到「三八線」附近。「聯合國軍」在第一次戰役中遭到打擊後,雖已發現志願軍入朝參戰,但錯誤地認為中國不敢進行大規模較量,因而在11月6日開始的試探性進攻之後,於11月24日發動了企圖在聖誕節結束戰爭的「總攻勢」。對此,志願軍首長採取了示弱誘敵深入的方針。同時,中央軍委調第9兵團(轄第20、第26、第27軍)入朝,擔任江界、長津方面的作戰任務,使志願軍前線作戰兵力達到9個軍30個師38萬餘人,兵力占很大優勢。11月25日晚,東西兩線志願軍主力6個軍開始向敵發起進攻,分割包圍,殲滅當面之敵。29日,敵人開始全線撤退,志願軍立即展開追堵圍殲戰。12月1日,敵軍向「三八線」及其以南地區撤退。12月5日,志願軍收復平壤,並繼續向「三八線」追擊。到12月24日,志願軍共殲敵3.6萬餘人,收復「三八線」以北除襄陽以外的全部土地,並佔領了「三八線」以南的甕津半島、延安半島,迫使敵人在「三八線」轉入防禦,粉碎了「聯合國軍」迅速佔領朝鮮北部的企圖。 
    第三次戰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將美軍擊退到漢城以南。第二次戰役後,美軍集中5個軍共11個師和3個旅的兵力,在三八線及其以南地區層層設防,企圖阻止志願軍、人民軍繼續南下,以便取得喘息時間,準備重新發動進攻。為了打破這一陰謀,毛澤東12月13日電示志願軍:「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進,希望在開城南北地區,即離漢城不遠的一帶地區尋殲幾部分敵人。」據此,12月31日17時,志願軍主力6個軍和朝鮮人民軍第1、第2、第5軍團分左右兩路,在「三八線」上向「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的防禦陣地發起全線進攻。第二天拂曉前各路部隊突破敵軍的前線陣地,1951年1月2日,敵軍開始全線撤退。1月4日,解放漢城。這次戰役,中朝軍隊9個軍30多萬人,冒著狂風大雪和零下30℃的嚴寒,忍饑挨餓,連續8晝夜迅猛追擊,向南推進80至110公里,把敵軍趕到「三七線」附近。但因敵軍主力不戰而退,只殲敵1.9萬餘人。鑒於「聯合國軍」似有計劃撤退,為避免前進過速,陷入不利地位,彭德懷即於1月8日斷然下令停止追擊,佔領有利地形,嚴陣以待,防敵反撲。第三次戰役結束。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願軍和人民軍在第三次戰役後,主力轉入休整,準備春季攻勢。「聯合國軍」在連遭失敗後,發現志願軍糧彈補給困難,缺乏持續進攻能力,只能打「禮拜攻勢」。於是,利用其優越的運輸條件,迅速補充兵員和物資,從1月25日起,恢復了攻勢。志願軍採取「西頂東放」的方針,以求打破敵之攻勢。從1月27日開始,志願軍首先以漢江南北地區依托野戰工事進行防禦作戰,有力地鉗制敵人主要進攻集團。3月14日,我軍主動撤出漢城。至4月21日,將敵阻於「三八線」附近地區,敵人由進攻轉為防禦,第四次戰役結束。整個戰役共殲敵7.8萬餘人,掩護了後續兵團的集結,為舉行第五次戰役創造了有利條件。敵人每天付出900餘人的傷亡代價,才前進1.3公里。 
    第五次戰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迫使美軍轉入戰略防禦,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聯合國軍」4月初進到「三八線」後,企圖以側後登陸配合正面進攻,繼續向北推進,在朝鮮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線建立新防線,以便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為了粉碎敵人的登陸企圖,奪取戰場主動權。4月22日,西線第9兵團等5個軍、第3兵團3個軍、第19兵團3個軍及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分左中有三路突破敵軍防禦陣地,至29日晚推進到漢城附近。接著,在東線集中6個軍,在人民軍3個軍團協同下對敵進行猛烈攻擊。5月23日,志願軍為集結部隊進行整補,開始向北轉移。在轉移中,由於交替掩護計劃不周,志願軍也受到一定損失。至6月10日,敵軍被阻於「三八線」附近地區,敵我雙方轉入戰略對峙。這次戰役殲敵8.2萬餘人,粉碎了敵人企圖將戰線推進至平壤、元山一線的計劃,並使志願軍新參戰兵團受到了鍛煉。 
    中朝人民軍隊經過上述五次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從鴨綠江邊打退到「三八線」附近,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從1951年6月11日起,戰爭進入第二階段——相持階段。我軍實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7月10日,雙方舉行停戰談判,從此,也開始了長達兩年之久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交織進行的邊打邊談的局面。 
    1951年7月至10月,中朝人民軍隊粉碎了「聯合國軍」的夏季和秋季攻勢,共殲敵16.8萬人。後來又取得了反「絞殺戰」和反細菌戰的勝利。根據敵空中優勢和強大的炮兵優勢,從1952年春季開始,中國人民志願軍又進行了鞏固陣地的作戰,陣地形成了坑道為骨幹、支撐點式的防禦體系,並積極組織小部隊戰鬥活動和冷槍冷炮的狙擊活動打擊敵人,把作戰重點推向了敵人的陣地。1952年秋季,我軍又組織了全線的戰術性反擊作戰,並取得了上甘嶺戰役的勝利。1953年夏,為促進停戰的實現,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又勝利地進行了反擊戰役,特別是金城反擊戰役的勝利,迫使敵人簽訂了停戰協定,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一道,同世界上最現代化的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中朝人民軍隊在戰爭中共殲滅敵軍109萬餘人(含朝鮮人民軍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單獨作戰殲敵13萬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粉碎了美國侵略者妄圖征服整個朝鮮,進而擴大侵略的計劃,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衛了我國的安全;打出了國威軍威,我國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極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增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得了進行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促進了我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成立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為適應部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正規院校建。1950年7月,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了軍事院校建設問題。會後由周恩來制定並經毛澤東批准的方案,確定在原有學校的基礎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各類正規院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綜合性的陸軍大學。劉伯承同志受中共中央委託,主持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大學」。11月13日,劉伯承、陳士矩同志向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提出《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建議將陸軍大學改名為軍事學院,校址暫設在南京華東軍政大學所在地。30日中央軍委即電令:劉伯承為軍事學院院長,陳士矩為訓練部部長、劉忠為軍事學院院務部部長、鍾期光為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兼幹部部長。並調華東軍政大學第1總隊及華北軍政大學一部分機構和人員組成學院管理機構。1951年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正式成立。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軍事學院最初的訓練方針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熟悉與指揮現代各技術兵種,並組織其協同動作。 
    同時,熟悉參謀勤務與通信聯絡,以準備與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作戰。」軍事學院的主要任務是: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學說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總結我軍豐富的作戰經驗和學習外國的有益經驗,在我軍現有軍事、政治素質的基礎上,訓練合成軍隊的指揮員在現代條件下組織指揮各軍兵種協同作戰的能力,提高我軍軍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的軍事、政治理論水平,以加速我軍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學院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完全忠實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人民事業且善於組織與指揮現代化團、師及諸兵種合成部隊在戰場上進行諸兵種協同動作的高、中級指揮員及參謀人員。」訓練內容除學習戰役戰術、司令部工作及軍兵種知識外,還要「根據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來研究人民解放軍戰史,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的戰史。」訓練時間分配:軍事訓練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1951年2月4日,中央軍委電令,劉伯承同志兼任軍事學院政治委員。 
    11月10日,劉伯承同志在給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詳細匯報了軍事學院機構設置方面的情況。1952年6月11日,學院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學院設教育長,機關設訓練部、軍事科學研究部、政治部、物質保證部、隊列部、財務處、保密處、軍法處。學院直接領導16個教授會(政治工作、社會經濟科學、文化外語、戰役戰術、司令部工作、炮兵、裝甲兵、工兵、通信聯絡、情報工作、化學兵、後方勤務、戰史、軍事地理、地形學、隊列體育)。所設專業機構有:高級速成系、基本系、政治系、情報系、炮兵系、裝甲兵系、海軍系、空軍系、函授系。其中炮兵、裝甲兵、海軍、空軍等4個系各設1個訓練科和1個專科教授會(海軍系後又成立水面艦艇、司令部工作、技術教授會),函授系下設訓練科。學院總員額5138名。1954年9月1日,學院成立戰役系(學員楊得志兼該系主任),海軍系成立海軍地理、海軍戰史教授會。 
    學院創辦初期,教員短缺。只有190名軍事教員,其中17名是中共黨員,分任各教授會的主任並親自任教,其餘均為具有教學條件的原國民黨軍軍官。舊軍官出身的教員,普遍存在自卑感和擔心不被信任。對此,院黨委和劉伯承院長主要從兩個方面做工作:一是教育學員「尊師重道」,正確認識和對待他們,要轉變對舊軍官不正確的觀念。二是教育舊軍官出身的教員,為實現「教學相長」,必須克服舊思想,改變舊觀念。經中央軍委批准,軍事學院起用的原國民黨軍軍官,最多時將近600人。他們絕大多數接受黨的領導,遵守共同綱領,認真改造思想,為發展新中國的軍事教育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後來有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的立功受獎,還有的轉業到地方成為各級政府骨幹。到1958年春分建六大學院時,留用的原舊軍官教員尚有166名,其中146名被授予上尉至大校的軍銜。 
    學院十分重視軍事科學研究和教材編寫工作。到建院五週年時,編寫出了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軍事教材,計有軍事理論提綱323種1035冊,作業630冊,參考資料50種,同時還譯校蘇軍條令10本。大部分教材思想性較強,內容豐富全面,重點突出,便於學員接受。此外,還編輯出版了《軍語劃一》第1集、《陸軍軍隊標號》、《海軍軍隊標號》,共劃一軍語3050條,這在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初期,不僅有利於學院的教學工作,而且為提高全軍的訓練質量做出了貢獻。 
    軍事學院從最初的高級速成科、中級速成科、基本科、情報科(後變成系)逐漸發展,至1951年底建成政治系,次年成立海軍系、空軍系、炮兵系、裝甲兵系及函授系,1954年成立戰役系,1956年先後成立戰史系,化學兵系,使學院成為一所既有陸軍專業,又有海空軍專業,既有軍事系,又有政治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綜合性全軍最高軍事學府。為了適應軍事科學的發展和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急需訓練大批高級、中級幹部的新形勢,從1956年起,在中央軍委的統一規劃部署和總部各軍兵種的參與下,以學院為基礎,負責籌備分建各軍兵種學院。經過全面、深入和周密的準備工作,分建學院的工作先後完成。以海軍系為基礎,在南京成立海軍學院;以戰役系、戰史系為基礎,在北京成立高等軍事學院;以炮兵系為基礎,在河北宣化成立炮兵學院;以裝甲兵系為基礎,在山西大同成立裝甲兵學院;以空軍系為基礎,在北京成立空軍學院;學院其餘部分與南京總高級步校合併。在南京繼續開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擔負著培養合成軍隊中、高級指揮人員和參謀人員的任務。至此,劉伯承元帥主持的南京軍事學院,發展成為全軍6所軍兵種學院。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頒布三大條令(草案)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軍委在繁重的軍事工作中,不失時機地立即著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1950年秋,中央軍委指示軍委訓練部成立編修委員會,編寫共同條令,隨後批准了該委員會提出的編寫指導方針和具體原則。共同條令主要是參考蘇軍條令,結合人民解放軍當時的編制體制、武器裝備等方面的實際情況編寫的。1951年2月1日,總參謀部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紀律條令(草案)》和《隊列條令(草案)》頒布全軍試行,作為全軍進行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內外關係、內務制度,養成優良作風,進行隊列訓練,維護和鞏固紀律,以及實施獎勵、處分的依據。1953年至1957年,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根據部隊落實三大條令草案的實踐,借鑒蘇聯軍隊建設的有益經驗,結合和平時期軍隊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先後兩次對三大條令進行修改,並及時頒發部隊實行。 
    從1951年開始,全軍普遍以條令、條例為準則,加強部隊正規化的管理教育,著重強調「令行禁止,整齊劃一」,把服從命令、落實制度、嚴格軍紀、遵守時間、注重禮節和儀表等,作為正規化管理教育的主要內容。1951年4月,中央軍委確定全軍部隊進行一個月的制式教練,並明確「不熟練的應補教」。全軍進行以共同條令為主體的正規化管理教育後,部隊的學習、工作、生活秩序走上了正軌,各種行政責任事故和不良傾向明顯減少。據統計,1954年事故亡人比1953年下降55%,各種紀律事件下降41%。1955年事故亡人比1954年減少12.9%,各種違紀事件減少52.3%。 
    但是,50年代初期在條令條例的執行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現象。這些偏向一經發現,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都認真進行糾正。1956年3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了管理教育工作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形式主義。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在會上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各種制度和形式,既要能反映出我軍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軍隊生活上的嚴肅、緊張、整潔、儉樸、有禮貌、守秩序等內容,又要能增進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而不要損害這種團結。我們不應該撇開我軍實際情況的形式,我們不需要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此後,按照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各部隊進行了深入的正規化教育,講明條令規定的性質和必要性,使廣大幹部戰士分清什麼是必要的形式,什麼是形式主義,明確形式主義的危害和糾正方法,使這一偏向很快得到糾正。 
    50年代,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一時期總參謀部頒布的三大條令(草案)經過多次修改後,成為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隊列條令》和《紀律條令》。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全軍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中央軍委立即著手抓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1951年1月,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的號召。1952年7月,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要掌握現代技術裝備,就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要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 
    中國人民解放軍正是遵照這些指示開始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而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各項規章制度。 
    一、行政管理制度 
    在革命戰爭時期,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期處在分散的作戰環境中,部隊的規章制度都由各戰區自己制定,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制度作為軍隊的行動準則,因此,部隊中的游擊習氣、自由散漫等現象不同程度的存在。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新的形勢的要求,人民解放軍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設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1951年1月,中央軍委發出了「為建設正規化的國防軍而奮鬥」的號召。1951年2月1日,總參謀部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紀律條令(草案)》和《隊列條令(草案)》頒布全軍試行。1953年5月1日,中央軍委又正式頒布了經過修改後的上述條令草案,從此,使人民解放軍的行政管理制度步入正規化的軌道。 
    二、制訂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 
    為了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總政治部於1952年組織了專門機構,開始制訂全軍統一的政治工作條例。1954年4月15日,第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頒佈施行。這個條例貫徹和體現了毛澤東建軍思想,繼承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總結了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毛澤東主席審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並親筆加上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條例的頒布和貫徹執行,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新形勢下政治工作的建設和實施有章可循。 
    三、幹部制度 
    早在戰爭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創造自己的軍官」的同時,就建立了關於幹部選拔、培養、使用、考核、優待、撫恤、退伍等方面的制度。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50年代初、中期,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總幹部管理部在總結戰爭年代建立和完善幹部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先後頒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任免暫行辦法》和《暫行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和評定幹部級別、授予軍官軍銜、實行薪金、頒發勳章獎章制度以及關於幹部培訓、幹部檔案統計、幹部保健撫恤等一系列規定,統一了全軍幹部管理的各項制度,為軍隊幹部隊伍建設走上制度化的軌道奠定了基礎。 
    四、義務兵制度 
    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沿襲戰爭年代的做法,實行的是志願兵制。即公民自願參軍並按規定較長期地當兵服役的制度。這種兵役制度在戰爭年代和新中國建立初期,對於擴建和補充人民軍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和人民解放軍走向現代化、正規化,這種兵役制度顯露出了不合理性。因為志願兵制缺乏定期的徵集和退伍制度,不便於積蓄強大的經過訓練的後備兵員,不可能使軍隊在戰時保持足夠的兵力。因此,1955年2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頒布的兵役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兵員補充由志願兵制改為義務兵役制。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兵役法。它的產生結束了長期實行的志願兵役制度。義務兵的徵集工作,一般每年進行一次。義務兵的服役年限是根據國家和軍隊的需要及兵員的實際情況確定的。1955年頒布的兵役法規定陸軍為3年,空軍4年,海軍5年。自兵役法頒布後,人民解放軍每年實行定期徵集義務兵,同時相應地分期分批復員志願兵,到1958年順利完成了由志願兵役制到義務兵役制的過渡。 
    五、預備役制度 
    195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兵役分為現役和預備役。預備役又分為軍士和兵的預備役和軍官預備役。服滿現役退伍的軍士和兵以及在徵集年度內未被徵集服現役的應徵男性公民,平時免服現役的應徵男性公民和學過醫務、獸醫等專業技術訓練的18歲至40歲的女性公民,分別編入第一、第二類預備役;服滿現役的退伍軍官,取得預備役軍官軍銜的第一類預備役軍士和高等院校畢業生,在非軍事部門服務的適合擔任軍官職務並授予預備役軍官軍銜的人員,都編入軍官預備役。又規定,預備役軍官和兵在服預備役期間,應當按照國防部的命令參加集訓。在校高中學生和高等院校學生,要在學校內接受軍事訓練。為了貫徹兵役法,各地根據國防部的部署,組織了預備役士兵和一些院校學生的軍事訓練試點。在這個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總之,50年代軍隊各項規章制度的建立,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各級人民武裝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兵組織暫行條例》頒布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人民群眾武裝力量的建設。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保衛地方秩序,建立國家動員基礎……」在革命戰爭時期,在縣、區都設立了人民群眾武裝的領導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1951年,縣一級的人民武裝的領導機構有的稱武委會,有的稱縣委人民武裝科,都不屬於軍隊建制。 
    1950年10月6日至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武裝部在北京召開全國人民武裝工作會議。各大軍區人民武裝部門負責人和部分區縣的人民武裝幹部參加了會議。當時,全國民兵已發展到550萬以上,區以上幹部除轉業外尚有17000餘名。會議討論了過去的人武工作和今後人民武裝的建設問題。會議認為,廣大人民武裝幹部和民兵在毛澤東的人民武裝思想指引下,在革命戰爭年代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更好地發揮作用。會議確定了全國人民武裝工作的基本方針與任務,決定建立自上而下的人民武裝領導機構,並制定了「民兵組織條例」,確定了各級人民武裝工作人員的供給辦法和民兵經費開支規定。 
    1951年3月24日,根據建國後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民兵工作狀況,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了《關於各級人民武裝部的組織編制問題的決定》,要求從軍委起至區一級止,均建立人民武裝部。人民武裝部主要任務是,把廣大的青壯年在不脫離生產的條件下組織起來,給他們以必要的軍事、政治訓練。在民兵中可以組織基幹民兵,作為執行任務的骨幹力量。根據這一決定,各級人民武裝部陸續建立起來,各級黨組織、軍區對民兵工作的領導有了進一步加強。從1951年後,縣(市)人民武裝部編入軍隊序列。1954年改稱兵役局。1958年,兵役局又改稱人民武裝部。 
    1952年12月11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聯合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兵組織暫行條例》,從而使民兵制度法定為國家的一項軍事制度。 
    《條例》指出:民兵是不脫離生產的、人民群眾的武裝組織。凡年滿18歲至40歲的男性公民,身無殘疾或精神病者,均有參加民兵的權利和義務。實行了普遍民兵制度的地區,要建立民兵的入隊、出隊制度。《條例》還規定了民兵的任務、組織編制和紀律等。實行普遍民兵制度,尤其是基幹民兵制度,是實行義務兵役制,建設強大的國防後備軍,以及國防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解放軍完全走上正規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在此之前(195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建立各級人民武裝委員會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下建立各人民武裝委員會(包括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地委、縣委、區以及地方支部),而各級人民武裝部是各級武裝委員會的辦事機構。這樣,作為國家武裝力量重要組成部分的民兵制度進一步得到完善。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全軍進行精簡整編    
    新中國建立後,到50年代末,中國人民解放軍為進一步提高戰鬥力和適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於1950年、1952年、1958年實行了三次精簡整編。 
    第一次精簡整編。1950年3月,全國領土除西藏、台灣以及長江口南部分沿海島嶼和南海諸島外,均已解放。這時全國物價在投機商興風作浪下經歷了一年4次大的波動上漲,中共中央及時採取有力措施,發佈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10條決定。決定實施後,全國物價逐步下跌並日趨穩定,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但是國家機構費用按年初財政概算,軍費占38.8%,行政費占21.4%,赤字占支出的18.7%。為了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黨中央毛澤東在採取其他一系列措施的同時,決定人民解放軍實行精簡整編。全軍總員額由當時的550萬人在本年內精簡到400萬人,將陸軍編為國防軍和公安部隊,撤銷野戰軍和步兵兵團番號,全國設立6個大軍區。4月14日,總參謀部遵照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精神,向全軍各大單位分配了裁減數額。 
    1950年5月全軍參謀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朱德總司令在講話中指出,這次軍隊精簡整編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以適應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和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會議決定:縮減陸軍,尤其是步兵員額,加強技術軍兵種部隊統一編製體制。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全軍大規模的精簡整編工作十分重視,成立了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任主任,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為副主任的中央復員委員會,具體領導實施這項工作。軍隊和地方各級政府均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鑒於中國歷史上多次裁兵的經驗教訓。提出復員到地方的150萬士兵必須要各得其所。6月24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親自主持召開了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有關領導參加的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了軍隊復員工作的決定。從復員對象的提名、審定、集中教育、歸途運送、回鄉後安置和按軍齡發給生產補助金等項事宜,都做出了明確規定。 
    1950年6月,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精簡整編工作順利實施過程中,爆發了朝鮮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復員計劃作了大幅度調整,當年只復員了25萬人,但卻為全軍大規模的復員工作開創了範例。 
    這次軍隊的精簡整編工作,在黨中央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在全國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不僅25萬復員士兵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同時使留在部隊服役的數百萬官兵更好地安心部隊建設。特別是通過這次精簡整編既進一步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同時使1950年的軍費,由上年度的占財政支出的46.4%降至41.1%。有力地減輕了國家的經濟負擔。 
    第二、第三次精簡整編。1950年,由於抗美援朝的需要,部隊在復員25萬士兵後,中央軍委又於1950年12月和1951年上半年相繼動員了40萬新兵入伍和80萬地方武裝補充部隊。這樣到1951年下半年,全軍總員額增加至627萬人,為我軍建軍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軍費由上年度的占財政支出的41.4%增加到43%。為此,必須繼續精簡軍隊人數。這時,朝鮮戰爭作戰經過五次戰役的大規模軍事較量,美國不得不坐下來舉行停戰談判,戰場形勢一度趨於緩和。據此,黨中央毛澤東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認為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較小,要抓緊時機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再用一年時間準備,於1953年開始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其「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軍隊系統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951年11月召開會議,確定了軍隊整編的方針原則。聶榮臻主持擬定了《軍事整編計劃》,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於1952年1月5日開始實施。計劃在兩年內把國防軍整編為步兵部隊從258萬人減為135萬人,技術軍兵種部隊由61萬人擴大到84萬人,總部和各級機關由112萬人減為38萬人,院校由10.8萬人擴大到12.8萬人,到1954年預計為300萬人。另外公安部隊由64萬人精簡為53萬人。同時在「計劃」中,還決定安排41個師另11個團46.5萬人集體轉業改為農業、林業、工程和水利建設部隊。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國家經濟建設受急於求成思想影響,上半年出現25億元赤字,占當時預計收195億元的12.8%。中共中央於8月28日向全黨、全國、全軍發出緊急通知,號召增產增收,厲行節約,大力縮減軍費和行政費用。中央還明確規定今後軍政費用不得超過財政支出的30%。軍委副主席彭德懷為貫徹中央指示,經軍委會議討論後,於9月8日向毛澤東提出報告,建議調整原定的五年軍事建設計劃,即技術軍兵種規模只在已有基礎上鞏固提高,五年內不再擴大。另提議全軍(包括公安軍)保持總定額350萬人。當時全軍已縮編到480萬人,繼續在兩年縮減130萬人。以上計劃經全軍高幹會議通過和黨中央批准實施,到1955年完成了整編計劃。 
    中共中央的緊急通知在全國貫徹後,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年終國家財政收支略有結餘。 
    第四次精簡整編。1956年,國家經濟建設在反保守思想指導下出現冒進,導致新的財政赤字。軍隊也因對國際形勢估計不足和工作上的原因,總定額達到383萬人。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建設的情況提出,把軍政費用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占財政支出33%,降到20%左右,其中軍費降到15%左右。據此,在軍委副主席彭德懷和軍委秘書長黃克誠主持下,於11月25日擬定了《關於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決定》,經1957年1月軍委擴大會議通過後報中央批准實施。計劃確定兩年內裁減全軍員額三分之一,保留250萬人。裁減重點是合併總部及各級機關,防空軍與空軍合併,撤銷公安軍,減撤軍隊的預備學校和文化學校,精簡兵役機關。這次精簡整編1958年完成,全軍員額降至240萬人,是新中國建立後的最低數。這一年軍費降至財政支出的12.2%,行政費降至5.5%。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全軍開展大規模文化教育運動    
    毛澤東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把部隊的文化素質作為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提高全體官兵的文化知識水平作為軍隊建設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 
    在新中國成立前20多年,雖然戰鬥頻繁,環境艱苦,各部隊仍採取各項措施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文化教育,使部隊官兵的文化素質有了普遍的提高。但由於廣大指戰員在舊社會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權利,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雖然學習了一些文化,但多數人的文化水平依然很低。據新中國建立之初時統計,「戰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其中識500字以下的尚有30%左右。幹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約占68%」。這種狀況成為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進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一大障礙。1950年,毛澤東主席提出:「軍隊今後整訓,首先以文化教育為主,在連、營、團、師、軍區各級,普遍舉辦幹部戰士的在職文化學校,並由師以上領導機關抽調幹部,舉辦速成文化學校。」同年8月1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頒布了《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一個巨大的學校」。 
    1950年10月由於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這一計劃未能在全軍得到全部實施。1951年6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結束後,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戰爭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於是,中央軍委於1951年12月決定,從1952年6月到1953年5月,全軍的教育訓練「除海、空軍及雷達部隊之有文化者外,均執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方針」,開展一個以掃盲為重點的文化學習運動,用50%的訓練時間進行文化教育,要求在一年內掃除幹部戰士中的文盲,並將初小畢業或高小畢業的幹部戰士分別提高到高小畢業或初中一年級的程度。為實現這個目標,中央軍委於1952年專門制定了《部隊文化教育大綱》頒發全軍。 
    中央軍委的指示和《部隊文化教育大綱》下達後,各部隊根據《大綱》的要求,積極制定教育計劃,挑選配備文化教員,編寫教學參考資料,建立各類文化學校,全軍迅速掀起了大規模的文化學習的熱潮,大軍區、海軍、空軍、二級軍區、軍委直屬隊,普遍開辦了文化速成中學;三級軍區(省軍區)和師開辦了文化速成小學。全軍共創辦了262所文化速成學校,調配一批中高級幹部任校長,抽調了大批幹部離職學習。各部隊的文化教育由黨委統一領導,各部門密切配合。團以上單位設文化教育委員會,由領導幹部和司、政、後機關負責人共同組成,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負責安排文化教育的課程、時間,解決經費、設備、教材、教員學員調配等問題。 
    整個部隊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廣大官兵的文化水平,培養大批工農知識分子,幫助於部戰士掌握現代化的軍事裝備與技術,增強部隊戰鬥力為根本目的。各部隊根據這一目的,在文化教育過程中,以幹部為重點,以消除文盲為目標,以文化速成學校為幹部文化教育的主要組織形式,兼顧了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人員的繼續提高和在職幹部的教育。 
    各個部隊在文化教育過程中,十分注意從實際出發,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使文化教育符合「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原則。基本做法是: 
    (1)打好基礎,逐步提高,力戒高指標。 
    (2)力求實效,正確掌握教學進度。處理好「突擊」性學習與「鞏固」已學成果的關係,反對和克服「速」而不「成」的形式主義與指標主義。 
    (3)統一訓練,靈活實施。統一教學方針、計劃、課程、教材、學時、編製、編班升級制、考核驗收制、基本的教學程序等,同時允許各單位有一定的靈活性,做到「既不亂,也不死」。 
    (4)適時推廣先進經驗。 
    1952年開始的全軍大規模文化教育運動,據統計大約有150萬幹部戰士參加了文化學習,占應學人數的80%。全軍選配了14萬名知識分子擔任各級文化教員和文教工作人員。這樣大規模地進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訓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還是第一次。各級領導幹部走上文化教育第一線領導文化教育。廣大指戰員在「建軍備戰學文化」的口號鼓舞下,如饑似渴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課本隨身帶,有空學起來。在軍營裡,在訓練場上,在工作崗位上,甚至在火車、輪船、汽車上,都可以看到幹部、戰士埋頭刻苦學習的情景。 
    經過一年文化學習,部隊廣大指戰員的文化水平發生了明顯變化。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幹部、戰士的語文達到了高小或高小畢業程度。全軍包括因特殊原因未進行學習的部隊在內,初小語文、算術兩門課程未達到畢業的人數,已由67.4%下降至36.2%。達到初小語文、算術兩門課程畢業以上的,由32.6%上升至63.5%。學習成績突出的「塔山英雄團」,有90%的人員達到高小語文畢業以上程度。1953年5月,全軍實行大會考,各科總平均成績達到80分以上,不及格率僅5%左右。 
    隨著部隊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僅廣大幹部戰士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提高了,視野開闊了,思想活躍了,政治素質增強了,同時為學習現代軍事和軍事技術,建設現代化的軍隊打下了初步的基礎。特別是通過開展大規模文化教育學習運動,還鍛煉與提高了大批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識分子。許多文化教員克服了輕視工農兵的思想。有些工農出身的幹部也消除了同知識分子的隔閡,糾正了對知識分子的偏見,進一步加強了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的團結,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上甘嶺戰役重大勝利    
    中國人民志願軍1952年秋季戰術反擊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先後對敵60個目標攻擊77次,斃傷俘敵2.7萬餘人,使敵人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敵人認為,他們已在作戰上喪失先攻之利,在精神上處於萎靡狀態,作戰主動權已經轉到志願軍手中。於是為了迫使志願軍轉入守勢,扭轉其所處的被動局面和謀求在談判中的有利地位,決定馬上組織進攻作戰。為此,1952年10月14日,「聯合國軍」集中兵力發動了以上甘嶺地區為主要進攻目標的「金化攻勢」,企圖改善金化地區的防禦態勢,破壞志願軍正在進行的戰術反擊作戰,並查明志願軍坑道陣地情況,為其爾後進攻創造條件。 
    上甘嶺位於金化以北3公里,其西北的五聖山,是朝鮮中部的門戶和戰略要地,在志願軍的正面防線中處於至關重要的地位。前沿的兩個戰術要點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志願軍防禦陣地的突出部,楔入敵人陣地,可鉗制金化,控制南北交通。「聯合國軍」用於進攻的部隊,開始為美軍第7師和南朝鮮軍第2師,以後又陸續投入南朝鮮軍第9師和美軍空降第187團、哥倫比亞營、阿比西尼亞營,另有18個炮兵營(105毫米口徑以上的火炮300餘門)和170餘輛坦克、3000餘架次飛機支援,總兵力共6萬餘人。志願軍先後參戰的部隊是第15軍45師、29師86團和87、85團各一,第12軍31師(欠2個營)和34師106團(後改為102團),炮兵12個營另9個連,共4.3萬餘人。 
    這次作戰的特點是由戰鬥發展成為戰役規模,作戰地幅之小,投入兵力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戰鬥激烈程度是戰爭史上所罕見。作戰雙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一個半連的陣地上,反覆爭奪43天。「聯合國軍」每天集中優勢兵力和猛烈的火力進行輪番攻擊,共發射炮彈190餘萬發,最多時一天達30餘萬發,投擲炸彈5000多枚,將兩個山頂的土石炸松1—2米。志願軍防守部隊為粉碎敵人的進攻,採取了「堅守陣地,寸土必爭」的指導原則,依托坑道工事,進行了艱苦頑強的防禦作戰。全戰役分為爭奪表面陣地、堅守坑道、進行反擊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0月14日至20日,「聯合國軍」先後投入17個步兵營,每天都在大量飛機、火炮支援下,進行多路多批、持續不斷的攻擊。志願軍防守部隊在縱深少量火炮和部隊的支援下,依托坑道工事,白天阻擊,入夜反擊,表面陣地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經過多次反覆爭奪,兩個高地的表面陣地被敵佔領,志願軍防守分隊在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後轉入堅守坑道作戰。在14日反擊597.9高地戰鬥中,135團7連排長孫占元率領突擊排進至該高地山腰時受阻。他兩腿炸成重傷後,仍頑強地指揮戰鬥,並用繳獲的兩挺機槍輪流射擊,斃傷美軍80餘人。當子彈打完,美軍湧上來時,他拉響最後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19日,在再次反擊597.9高地的戰鬥中,當六連衝到半山腰時,突然遭到美軍一個機槍火力點的猛烈射擊,傷亡很大。 
    在此危急關頭,135團2營通信員黃繼光英勇地衝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奮力堵住地堡的機槍射孔,為反擊部隊開闢了前進道路。黃繼光和孫占元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反擊戰的勝利,志願軍領導機關為黃繼光追記特等功,授予「特級英雄」稱號;為孫占元追記特等功,授予「一級英雄」稱號。 
    第二階段,從10月21日到29日,志願軍堅守坑道,同「聯合國軍」展開圍攻與反圍攻、破壞與反破壞鬥爭,準備決定性的反擊。「聯合國軍」為鞏固已佔的表面陣地並向縱深發展,採用了一切殘酷手段,對志願軍堅守坑道部隊進行圍攻。他們用炮火封鎖和摧毀坑道口,用石頭、麻袋等阻塞坑道口,用炸藥連續爆破坑道,向坑道內投擲汽油彈、毒氣彈、硫磺彈,以及使用火焰噴射器等。 
    志願軍堅守坑道部隊,由於有的坑道被炸塌或被堵塞,加上坑道缺糧、缺彈、缺水,硝煙、硫磺、血腥、糞便和汗臭,使空氣污濁不堪,氧氣不足,溫度上升到穿單衣還難以忍受。特別是缺水,有時甚至只能飲溺止渴,處境極端困難。但是守坑道的勇士們始終頑強不屈,發揚不畏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同「聯合國軍」展開異常英勇頑強的鬥爭。他們或在坑道口用麻袋修築工事阻擊敵人,或衝出坑道與敵鬥爭,或搶挖被炸塌的坑道口,並廣泛開展冷槍冷炮阻擊活動,積極主動打擊表面陣地敵人。坑道內外的部隊互相鼓舞,密切配合,大量殺傷和疲憊敵人,使敵人不能鞏固地佔領兩高地,不能向志願軍防禦縱深發展。 
    第三階段從10月30日開始,到11月25日結束。志願軍坑道內外部隊,在大量炮火支援下,進行決定性反擊,徹底粉碎敵人的「金化攻勢」,全部收復陣地。10月30日,志願軍7個連同坑道內3個連配合,對597.9高地的敵人進行反擊,全殲守敵4個連。第二天,「聯合國軍」集中數十架飛機,70餘輛坦克和大量火炮,先後用6個營的兵力向高地衝擊14次,均被擊退。 
    2日和3日以後,每日均以1個營至1個團兵力攻擊597.9高地。在5日的作戰中,戰士胡修道在其他同伴負重傷情況下,一個人堅持戰鬥,打退敵人41次衝擊,殲敵280餘人,鞏固了陣地。當時美聯社記者寫道:「聯軍犧牲的人和消耗的軍火,已使聯軍的司令官們震驚了。」「聯軍在『三角形山』(指597.9高地)是被打敗了。」志願軍領導人在11月5日致電祝賀收復597.9高地的勝利,表彰參戰部隊堅韌頑強的戰鬥作風。 
    11月11日,志願軍向537.7高地北山發起衝擊,全殲守敵,奪回陣地。 
    此後交戰雙方反覆進行爭奪戰。激戰至25日,擊退敵人50餘次衝擊,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進攻,鞏固了537.7高地北山陣地。至此,上甘嶺戰役以志願軍的勝利而告結束。 
    志願軍在這次戰役中,殲敵2.5萬餘人,擊落擊傷敵機270餘架,擊毀大口徑火炮60門、坦克14輛。當時美國新聞界寫道:「美軍的傷亡達到一年來的最高點」。「金化攻勢已經成了一個無底洞,它所吞食的聯合國軍軍事資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國軍隊的總攻勢所吞食的都更多」。「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其《從多瑙河到鴨綠江》的回憶錄中沮喪地說:「『金化攻勢』,發展成為一場殘忍的挽回面子的惡性賭博」,「這次作戰是失敗的」。「聯合國軍」為了佔領志願軍兩個連扼守的上甘嶺陣地,運用了大量飛機、大炮和坦克。它所傾瀉的炮彈,平均每天2.4萬多發,最多時一晝夜30多萬發。 
    每天出動飛機平均80多架次,多時達250多架次。山上的石頭被轟擊成1米多厚的粉末。可是守衛上甘嶺的志願軍經受了嚴峻考驗,創造了驚天動地的英雄業績。不僅守住了陣地,而且使「聯合國軍」遭受慘重失敗而不能前進一步。美國新聞界稱這次戰役「實際變成了朝鮮戰爭中的凡爾登」。志願軍指戰員的機智、勇敢、堅毅、頑強、無畏,被人們譽為「上甘嶺精神」。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    
    1953年7月27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經過3年浴血奮戰,終於迫使美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停止了侵略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朝兩國軍隊共斃、傷、俘敵軍109.3萬餘人,其中美軍39.7萬餘人,擊落擊傷和繳獲飛機12224架,擊沉擊傷艦艇257艘,擊毀擊傷和繳獲坦克3064輛,繳獲火炮6321門,繳獲槍支近12萬支(挺)。這是中朝兩國人民及志願軍和人民軍殊死戰鬥取得的偉大勝利。為取得這個勝利,中國人民志願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傷亡及失蹤被俘共36.6萬餘人,其中戰亡11.5萬餘人。損失飛機399架,其中被擊落231架,損失汽車12916輛。同時,中國人民還付出了巨大的財力、物力消耗。 
    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具有相當規模的國際性戰爭。戰爭雖然只在朝鮮半島進行,但參戰國很多。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16個國家軍隊組成的「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另一方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交戰雙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兵器,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雙方兵力最多時共達300萬人。這場戰爭又是一場交戰雙方軍事技術裝備優劣懸殊的現代化戰爭。美軍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武器,作戰飛機最多時達2400餘架,艦艇300餘艘,掌握著制空權和制海權,地面部隊全部機械化,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強,機動快。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後來雖有空軍參戰,也只能掩護主要運輸線,不能直接支援步兵作戰,陸軍也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裝甲兵作戰,火力、機動力遠不如敵軍。 
    然而,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進行的是侵略的非正義戰爭,士氣低落,內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難以堅持持久作戰,因此,最後終告失敗,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士氣高昂,內部團結,兵力雄厚,利於持久作戰,所以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事件,它粉碎了美帝國主義佔領全朝鮮並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戰略企圖,戳穿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為援助朝鮮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為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為維護東方與世界和平,促進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維護持久和平的偉大鬥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在戰爭中,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戰爭理論,確立了正確的戰爭指導路線,因而能夠成功地駕馭戰爭中出現的各種複雜情況,將戰爭引向勝利。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 
    志願軍將士的浴血奮戰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取得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中國人民志願軍繼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發揮人民軍隊固有的政治優勢。廣大指戰員都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保持了旺盛的戰鬥士氣,英勇善戰,不怕犧牲,勇於克服劣勢裝備,物資供應和惡劣環境帶來的種種困難,創造了無數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榮立集體功的有5900多個單位,榮獲英雄模範稱號和榮立戰功的人員有30.2萬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先後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一級國旗勳章、金星獎章授予彭德懷、楊根思、黃繼光、孫占元、楊連弟、邱少雲、伍先華、許家明、胡修道、楊春增、楊育才、李家發等人。志願軍被祖國人民譽為最可愛的人。為了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全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以一切必需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了前線。廣大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和青年學生踴躍參加志願軍、數以萬計的民兵、鐵路員工、汽車司機、醫務工作者組成龐大的擔架隊、運輸隊和醫療隊到前線執行戰勤保障任務。為了購買武器改善志願軍的裝備,全國人民捐獻了5.565億元人民幣,相當於3710架戰鬥機的價款。前方將士和後方人民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威力巨大的人民戰爭。事實充分證明,在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仍然是克敵制勝的法寶。 
    中朝兩國軍隊和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偉大的戰鬥友誼和團結,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政治基礎。朝鮮勞動黨、朝鮮政府和金日成首相給予志願軍無微不至的關懷。英雄的朝鮮人民,忍受著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種種苦難,以堅持生產、籌措糧食、修橋築路、運送物資、救護傷員、操作嚮導、防奸反特等積極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志願軍的作戰。志願軍遵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最高準則,不但以鮮血和生命援助了朝鮮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而且遵守朝鮮政府的政策法令,尊重朝鮮民族的風俗習慣,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並在作戰之餘盡量給朝鮮人民以各種幫助。有許多戰士為了從敵人炮火下、從敵機轟炸中、從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中搶救朝鮮人民的生命財產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月2日,志願軍第49軍第141師偵察隊文書羅盛教在成川郡櫟沼河邊練習投彈時,看到朝鮮少年崔瑩不慎掉進冰窟,他毫不猶豫地跳入冰水,救起了崔瑩,自己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事後他被追記為特等功,榮獲一級愛民模範稱號,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級戰士榮譽稱號。志願軍正是用這種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贏得了朝鮮人民的愛戴和支持。此外,志願軍和人民軍在並肩作戰中,做到了密切協同和相互配合,形成了無比堅強的整體的戰鬥力量。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朝兩國人民和兩國軍隊共同的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正確領導的結果。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軍民聯防粉碎國民黨軍對東南沿海的進犯    
    國民黨當局從撤逃台灣的時候起,就在美國政府的慫恿和支持下,不斷派遣軍隊,從海上和空中對大陸,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進行各種襲擾破壞活動,企圖伺機反攻大陸。1950年7月至1953年7月,國民黨台灣當局利用大陸軍民致力於清剿匪特、進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項中心工作,海防力量相對薄弱的時機,不斷指使國民黨軍對大陸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中、小規模的登陸竄犯活動。初期,他們主要以海匪武裝登陸竄犯大陸沿海地區,進攻浙東沿海島嶼,繼而驅使海匪入竄內地,企圖支援陸上土匪,爾後又以海匪和正規軍在局部地區形成的相對優勢兵力,實施登陸竄犯,妄想「以大吃小」,殲滅解放軍的一些守備部隊,擴大政治影響。然而,所有這些竄犯活動,在大陸軍民的沉重打擊下,都以失敗而告終。 
    一、打擊襲擾沿海地區的竄犯活動 
    1950年上半年,國民黨軍為了牽制人民解放軍向島嶼進軍,曾對浙江、上海、福建進行了多次襲擊。1月25日,駐金門的國民黨軍派出「兩龍(龍談、龍巖)游擊隊」竄擾大陸,在平和、南靖地區被解放軍全部殲滅,俘少將司令賀少良以下100餘人。 
    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登陸竄犯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於1950年5月24日發出指示,要求「加強沿海各區警備,嚴防匪特登陸」。據此,沿海各軍區按照重點守備與全線控制相結合、反擊與進剿相結合的原則,統一區分地段,實行軍民聯防,分段擔負守備任務。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和空軍第十三航空隊進駐台灣,並於7月6日開始執行「偵察巡邏」任務。為了伺機反攻大陸,國民黨當局從6月份起,全面整編台灣、澎湖、金門的國民黨軍,將原有的20個軍的番號縮編為12個軍又6個獨立師。經過整頓之後,國民黨軍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解放的20多個島嶼上部署了10萬餘人的兵力,其中金門、馬祖兩島即有正規軍6萬餘人,其餘為台灣當局操縱的海匪武裝。國民黨軍隊以這些島嶼為基地,對大陸及沿海已解放的島嶼頻繁進行各種騷擾破壞活動。 
    根據國民黨軍以沿海島嶼為竄犯重點、企圖擴展海上陣地的情況,解放軍以攻守結合的辦法,一邊進剿逃往島嶼的殘餘國民黨軍,一邊打擊國民黨軍對已經解放島嶼的竄犯活動。在6月2日至環島坎門鎮反偷襲戰鬥、7月12日對披山島海匪呂謂祥部的攻擊中,以及在11月20日的玉環島保衛戰鬥中,共殲滅海匪780多人,有力地粉碎了敵人的中小規模登陸竄犯活動。 
    二、圍殲內竄武裝 
    1951年1月,為配合美軍在朝鮮戰場向中朝人民軍隊準備發動的全線進攻,美國政府與台灣國民黨當局密謀對廈門、汕頭等地進行大規模進犯。1月13日,毛澤東電示華東、中南軍區陳毅、鄧子恢等領導人,要迅速研究對策。華東和中南軍區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按照「確保要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原則,立即調整了野戰軍的部署。兩個軍區的海防部隊在重點島嶼和地段,修建了必要的防禦工事。台灣當局見解放軍加強戰備,防範嚴密,只好放棄竄犯大陸的企圖。 
    台灣國民黨軍大規模迸犯大陸的計劃破產以後,故伎重演,繼續加緊登陸竄擾活動,把主要目標從沿海地區轉向內陸山區。解放軍對於內竄的國民黨軍,採取迅速追擊、就地殲滅的方針,使用精幹部隊堵擊、圍剿、追殲成股武裝,組織民兵聯合清剿,搜捕流竄分子,力求將其全殲。福建晉江地區圍殲兩支內竄「縱隊」,就是成功地貫徹這一方針的結果。1951年9月4日,國民黨「福建人民反共救國軍」360多人,分兩路從福建惠安縣登陸。人民解放軍駐福建部隊在當地民兵的配合下,迅即進行圍追堵截,兩路入竄之敵除極少數從海上逃走外,其餘全部被殲。化裝成和尚企圖逃走的「泉州縱隊」司令陳令德被活捉。 
    三、挫敗「以大吃小」的突然襲擊 
    國民黨軍的武裝登陸內竄活動屢遭失敗後,台灣當局從1952年起,變換手法,採取所謂「以大吃小,速進速退」的戰術,以幾倍、十幾倍的優勢兵力,在海軍、空軍的配合下,突然襲擊大陸防禦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島嶼,企圖殲滅解放軍的守備小分隊,得手後或發現解放軍的大部隊增援時,即迅速撤離。這種「以大吃小」的突然襲擊,直至1953年7月進犯東山島慘敗後才被迫收場。東山島是福建的第二大島,面積為165平方公里,人口約8.3萬,是閩南的海上屏障。駐守東山島的是解放軍公安80團2個營(欠1個連)。7月15日21時,國民黨軍金門防衛司令部上將司令長官胡璉,率領45師(欠133團2個營),18師53團和海匪第1、2突擊大隊等部1萬餘人,分乘艦艇13艘,由金門啟航駛向外海。 
    福建軍區於16日1時電令閩中、閩南各海防部隊,立即做好戰鬥準備。負有作戰指揮任務的31軍,即令步兵91師272團,立即奔赴漳浦舊鎮集結待命。駐東山島的公安80團1、2營(欠4連)和迫擊炮連,於拂曉前進入陣地,做好戰鬥準備,位於東山島北側八尺門渡口的水兵1團1連,擔負輸送作戰部隊進出島和轉移東山縣地方人員出島的任務。16日拂曉,金門國民黨軍1萬多人,在海軍、空軍配合下,進犯東山島。守島解放軍在增援部隊有力配合下,激戰36小時,殲滅國民黨軍3379人,擊落飛機2架,炸毀坦克2輛,擊沉登陸艇3艘。作戰中,人民解放軍傷亡和失蹤1250人。東山島戰鬥的勝利,是對國民黨軍「以大吃小」襲擾活動的沉重打擊。 
    從1949年秋至1953年7月,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對大陸進行的上百人至上萬人的中、小規模登陸竄犯活動有71次,出動的總兵力為4.77萬人,被大陸軍民殲滅7900餘人。 
    東山島戰鬥後,國民黨軍被迫改變策略,主要以小股武裝對大陸進行襲擾。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南人民軍打敗法國侵略者    
    5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軍在完成國內作戰任務的同時,還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援越軍事顧問團,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獨立戰爭。從1950年3月至1954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向越南軍隊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和後勤軍需物資援助,幫助訓練越軍主力部隊的同時,派出軍事顧問團,全面幫助越南軍隊建設,協助組織指揮作戰,為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一、應邀派遣軍事顧問團 
    1950年4月17日,中央軍委應越南人民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請求,決定從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各抽調1個師(包括師、團、營)的全套顧問,另從第四野戰軍抽調1個軍官學校的全套顧問及教員,從第三野戰軍選調人員組成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部。7月下旬,軍事顧問團正式組成,韋國清任團長,梅嘉生、鄧逸凡任副團長。軍事顧問團下設軍事、政治、後勤3個顧問組。8月9日,軍事顧問團啟程入越,12日到達越軍總部所在地廣淵地區。 
    韋國清任越南總軍委和越軍總司令顧問,梅嘉生任軍事顧問組組長,鄧逸凡任政治顧問組組長,馬西夫任後勤顧問組組長,梅、鄧、馬3人分別擔任越軍總參謀部、總政治局和總供給局顧問。同時,也向越軍主力部隊第304師、第308師、第312師派駐了顧問組。 
    二、協助組織指揮作戰 
    協助越軍組織指揮作戰,消滅法軍有生力量,奪取抗法戰爭的勝利,是軍事顧問團的一項主要任務。軍事顧問團入越後,先後協助越軍組織了邊界戰役、紅河中游戰役、18號公路戰役、寧平戰役、西北戰役、上寮戰役、1953年至1954年冬春作戰和奠邊府戰役。其中,邊界戰役、西北戰役和奠邊府戰役,是抗法戰爭決定性勝利的三個重要戰役。1950年7月初,中共中央代表陳賡動身赴越,沿途進行了有關軍事、政治情況的調查,8月14日到達廣淵越軍前線指揮所,與早兩日到達的由韋國清率領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會合,於9月16日協助指揮越南人民軍發起邊界戰役。邊界戰役解放了高平、東溪、七溪等戰略要地,打破法軍經營多年的邊界防線。邊界戰役結束後,陳賡奉調回國。從1950年底到1952年12月,軍事顧問團又協助越軍組織了紅河中游、東北(18號公路)、寧平、西北上寮等戰役。這些戰役的勝利,使越南北方的根據地得以鞏固和擴大,並打通了中越邊界的交通線,從而為爭取抗法戰爭的徹底勝利奠定了基礎。 
    奠邊府在萊州以南約75公里緊靠越、老邊界的地方。該地是越西北高原上較大的盆地,南北長約18公里,東西寬6—8公里,四面環山,人煙稀少,交通閉塞,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侵越遠東法軍總部認為,奠邊府不僅是聯結越西北和上寮的「戰略十字口」和上寮的屏障,而且是建成控制整個印度支那的陸、空軍重要基地的理想處所。因此,法軍把整個西北的防禦力量集中到奠邊府,並決心「不惜任何代價守住這個陸、空基地」。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提出了殲滅奠邊府法軍的設想,並向中共中央軍委作了報告。越軍前指接受了軍事顧問團的建議,擬制了奠邊府戰役作戰方案。在戰役準備階段,萊州之敵於12月7日撤退,越南人民軍從南北兩個方向構成了對奠邊府的包圍。同時,法軍迅速增兵至16個營,建成49個大小據點和2個野戰機場。法軍聲稱,奠邊府是東南亞不能攻克的「凡爾登」。 
    軍事顧問團與越軍前指共同分析了這種情況,確定改「速戰速決」為「穩紮穩打」,嚴密包圍,逐點攻佔,波浪式推進,最後總攻的作戰方針。1954年3月13日,越軍對包圍了三個月的奠邊府發起攻擊,至4月下旬,掃除了奠邊府周圍的據點,法軍被壓縮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內。5月1日,總攻開始,中國裝備越軍的6管火箭炮發揮了巨大威力。7日下午,法軍指揮官德卡斯特萊將軍投降,奠邊府戰役勝利結束。此役殲敵1.62萬人。 
    奠邊府戰役的勝利是越南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沉重地打擊了法國殖民主義者,加速了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通過外交鬥爭的勝利,迫使法國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取得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完整。同年7月,越南全境停火,法軍撤出越南和整個印度支那,北緯17度線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三、幫助越南加強軍隊建設 
    中國軍事顧問團在協助越軍組織指揮作戰的同時,還從各個方面幫助越軍進行建設。在軍事工作方面,軍事顧問團根據作戰任務和形勢發展的要求,有計劃地幫助越軍在作戰和建軍指導思想上實現了三次轉變,使其逐步走上了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的軌道。在政治思想建設方面,軍事顧問團不僅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經驗,有針對性地傳授給越南人民軍,而且幫助越軍建立起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業務機構,這對保證越軍作戰的勝利和完成各項建設任務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後勤建設方面,軍事顧問團幫助越軍整頓並健全了後勤組織,完善了規章制度,組織了後方建設,提高了保障能力,並使後勤工作逐步走上正規。 
    抗法戰爭期間,中國是唯一給予越南無償援助的國家。1950年到1956年,中國向越南提供各種槍15.5萬支,各種火炮近3700門,各種槍彈5785萬發,各種炮彈108萬發,以及大量的通信、工兵、後勤器材和其他軍用物資。這些裝備,有些是從繳獲的美式裝備中抽調的,有些是從蘇聯進口後無償轉讓給越南的。這些援助有力地保證了越軍作戰和建設的需要。中國軍事顧問團從1950年8月入越,到1956年3月全部撤回國內,在5年多的時間裡與越南軍隊同甘苦,共患難,勝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賦予的光榮使命。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三軍聯合作戰,解放一江山島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陸、海、空軍三軍指戰員,對盤踞一江山島的國民黨軍發起聯合渡海登陸作戰。經過10個小時的緊張戰鬥,全殲守軍,佔領全島。一江山島渡海登陸作戰,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三軍聯合作戰。這一勝利,顯示了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強大威力,取得了三軍聯合渡海登陸作戰的寶貴經驗。 
    一江山島位於浙江省台州灣外東海中,由南江、北江兩個小島組成,面積為1.7平方公里。由於在台州列島,上、下大陳島居中心地位,而一江山島是上、下大陳島的前哨陣地,其地理位置相當顯要。台灣當局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認為「一江山島是大陳島的門戶,一江不保,大陳難保;大陳不保,台灣垂危。」他還同美國軍事顧問一起,專門對一江山島防禦做了部署。 
    1953年8月,原國民黨67軍中將軍長劉廉一到大陳島接任總指揮時,浙江東南沿海島嶼已有美械裝備的一個主力師、6個突擊大隊,並有海軍艦艇10餘艘,總兵力達2萬餘人,形成了以上、下大陳島為核心,以一江山島等為外圍的堅固海上防禦體系。以此為基地,不斷襲擾我東南沿海地區。 
    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襲擾破壞活動,1954年1月,華東軍區提出陸、海、空三軍聯合攻打大陳島的戰役計劃,經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批准後,立即著手進行作戰準備,並組織參戰部隊加緊渡海登陸作戰訓練。後逐步確定首先攻佔一江山島,以此作為大陳島戰役的第一個步驟。至7月下旬,華東軍區根據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的指示,對一江山島渡海登陸作戰作了精心的部署,並且確定了參加這次作戰的部隊:步兵26軍60師1個團又1個營,地面炮兵1個多團,高射炮兵1個多團,火箭炮兵2個營及噴火兵、工兵各一部;海軍航空兵7個大隊;海軍第6艦隊(指當時華東軍區海軍所屬的小型艦隊)、魚雷艇、登陸運輸艦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軍航空兵15個大隊又1個夜航中隊。 
    進攻一江山島的作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奪取戰區制空、制海權階段。 
    1954年11月1日,解放軍魚雷艇31大隊的6艘魚雷艇由定海啟航進至高島,尋找戰機,攻擊國民黨軍「太平」號艦。11月4日零時5分,4艘魚雷艇實施攻擊,擊沉國民黨海軍主力艦「太平」號。與此同時,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艦空兵也頻頻出動,尋機轟炸停泊在大陳港內的國民黨海軍艦艇。 
    1955年1月10日,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共出動飛機130架次,投彈709枚,先後擊沉國民黨坦克登陸艦「中權」號,擊傷護航驅逐艦「太和」號,重創後勤修理艦「衡山」號。另有102艇擊沉國民黨海軍炮艦「洞庭」號。人民解放軍海、空軍參戰部隊經過兩個多月的英勇作戰,完全掌握了預定的戰區制空、制海權,為順利進行一江山島渡海登陸作戰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二階段為渡海登陸作戰,攻佔一江山島。根據一江山島海區的氣象情況,1955年1月12日,中共浙東前指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在13日至19日完成最後的作戰準備工作。14日正式下達作戰命令:步兵178團(又三營)和180團2營為登陸突擊第一梯隊,178團3營為第二梯隊,在海、空軍和炮兵的協同下,攻佔一江山島;由4個登陸運輸大隊組成的登陸輸送隊,先在石浦港隱蔽集結,再開進到頭門山、高島、雀兒□的出發海域,爾後輸送攻島部隊登陸;海軍戰艦大隊4艘護衛艦,24艘炮艇,第六艦隊2艘炮艦和魚雷艇第1、31大隊,白巖山、頭門山的海岸炮兵連,分別以火力掩護和支援攻島部隊的航渡、突擊上陸和陸上戰鬥;36架轟炸機實施2次航空火力準備,24架強擊機除參加航空火力準備外,還以連續轟炸掃射的方式支援步兵登陸和縱深戰鬥,124架殲擊機實施空中掩護;炮兵4個營57門火炮在火力準備時,以猛烈的火力壓制、殺傷對方的有生力量,破壞島上防禦設施,支援步兵戰鬥;確定發起攻擊當天的14時20分為步兵在一江山島登陸衝擊的基準時間;限陸、海、空三軍參戰部隊於17日24時前,分別隱蔽進入集結和待機地域,完成進攻準備。 
    18日晨,總攻開始。8時,空軍轟炸機和強擊機對一江山島縱深工事和主要支撐點進行航空火力突擊後,炮兵對敵前沿陣地予以壓制。12時許,登陸船隊在空軍和作戰艦艇掩護下起渡,14時20分發起登陸突擊,在20多個登陸點同時登上一江山島。戰至18時,登島部隊佔領全島後轉入防禦。至此,一江山島作戰勝利結束。此役共斃敵519名,俘敵567名。人民解放軍393人陣亡。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建國幾十年來,人民解放軍發揚「既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的光榮傳統,積極參加國家的經濟建設,成為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5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簡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就是人民解放軍大批部隊戍邊屯墾的代表。 
    新疆,自西漢以後就曾是進行屯墾的地方,歷代藉此以取得軍隊給養或稅糧以保衛疆土。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古代屯墾的意義和規模都遠不能與當代人民解放軍的屯墾相比擬。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6萬餘人,在第1兵團司令王震率領下進駐新疆。當進疆部隊與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武裝民族軍和新整編為人民解放軍的第23兵團勝利會師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賦予他們雙重任務:既保邊疆又實施屯墾。1950年初春,屯墾部隊開始了新疆地區亙古未有的大規模墾荒生產。不長時間,沿著準噶爾和塔里木兩大盆地的邊緣出現了綿延數千里的一個個墾荒點。在渺無人煙的萬古荒原上,10多萬指戰員穴地為居,化雪為炊,艱苦創業。當時,許多連隊幾個月沒有經費,生活上只能以鹽水、辣椒面拌飲,生產上則完全靠搜集報廢的汽車零件和破銅爛鐵自製農具。多數單位馬匹不足,戰士們就用芨芨草搓繩,用人拉犁,硬是在大片的荒原上開出了一塊塊農田。1950年11月,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給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寫信,指示新疆屯墾的部隊要大搞水利,並利用自然條件,種好棉花,為支援國家建設多作貢獻。 
    這一要求迅速得到落實。從1950年至1952年,人民解放軍駐新疆部隊開墾了10.6萬多公頃荒地,辦起了43個農牧場,共為國家創造了2.27億元的財富,為爭取新疆地區財政經濟的好轉,推動新疆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屯墾部隊在採用先進耕作技術、使用新式農機具、培養優良品種等方面,對新疆地區發展農牧業起了示範作用。同時也給國家組織大規模農業企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在新疆的屯墾開發建設中,人民解放軍先後調入了10個農業建制師和4個相當於師的工程部隊。1954年8月6日,總參謀部同意將新疆軍區第22兵團部與生產管理部合併改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領導機構。1954年12月5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員,王恩茂兼任政治委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文革」期間遭到極大破壞,1975年被撤銷。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領導機構。 
    幾十年來,兵團已成為一支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工農商學兵全面發展的農墾大軍,在繁榮新疆地區的經濟,維護國家統一,鞏固邊防,團結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全軍幹部實行薪金制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人民解放軍具備了集中時間進行軍事訓練和各項軍事建設的有利條件,加強軍隊的正規化建設被提到議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四年來軍事工作的經驗,提出了軍隊建設的目標和要求。會議確定軍隊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是:解放軍要在現有基礎上,學習蘇聯軍隊的先進經驗,積極地有步驟地將自己建設成為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為解放台灣,防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國家安全和社會主義建設,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奮鬥。這次會議討論了實行三大制度(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薪金制)、全國軍區的劃分、公安部隊的整頓、軍事訓練和培養幹部等問題。關於實行三大制度問題,彭德懷指出實行三大制度對解放軍來說是一項重大的改革,是我國國防建設的根本起點,同時也涉及到每個幹部軍士和士兵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 
    人民解放軍建軍以來,長期實行志願軍兵役制和供給制。在革命戰爭年代,軍隊是靠動員群眾自願參軍補充擴大兵員的,參軍之後,長期在軍隊服役。當時,全軍上下都過著艱苦的生活,要靠自己籌糧籌款,甚至動手生產,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為按照一定的計劃徵集兵員和實行軍官薪金制提供了條件。1954年11月,國防部頒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於1955年1月開始實行。軍官薪金暫由級薪、軍齡補助兩部分組成。級薪分為19級:正排、副連、正連、副營、正營、准團、副團、正團、准師、副師、正師、准軍、副軍、正軍、准兵團、副兵團、正兵團、大軍區、軍委主席副主席。 
    同時,軍齡在5年以上至10週年補助級薪的10%,軍齡以5 年為段,每進入新齡段增補5%,最高者補30%。 
    1955年開始逐次實行的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和頒發勳章獎章,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中的重大步驟,涉及到全軍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它的實施給軍隊政治工作帶來了極為繁重的任務。1954年12月,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和頒發勳章獎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軍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和周密細緻的組織準備工作。通過反覆的思想動員、政治教育和黨團會議的討論,廣大幹部戰士認識到實行由志願兵役制到義務兵役制的改變,是縮減常備軍,訓練和儲備強大的預備兵員,加強國防建設的重要措施,實行薪金制、軍銜制和對有功人員頒發勳章獎章,是國家對軍人政治上的關心和生活上的照顧,有利於激發軍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推進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在實施中,毛澤東、中央軍委和各總部一些領導人帶頭壓低自己的薪金級別,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切實執行政策,掌握原則,力求做到對幹部的評級定銜公道合理,大力宣傳了一些戰功卓著或有其他重大貢獻的老幹部主動要求降低授予自己的銜級的高尚風格,注意克服部隊因長期實行供給制帶來的平均主義思想,批評爭名爭利的個人主義傾向。四項制度的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圓滿完成,使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全軍實行軍銜制度    
    實行軍銜制度,是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措施之一。戰爭年代,我軍曾於1939年和1946年兩次擬議軍銜制度,但因「超過現有物質基礎」和大規模內戰的爆發而中止。 
    新中國誕生後,隨著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開始把全軍實行軍銜制度,提到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議事日程上來。從1952年冬開始,總幹部部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精神,對實行軍銜制度開始進行了研究,並擬定了初步計劃,向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報告了對軍銜等級設置、評定軍銜的組織領導、標準條件等意見。同時,總幹部部於1952年11月26日,向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副主席報告,建議中央軍委成立軍銜工作委員會,領導實施軍銜的準備工作,和對高級幹部軍銜等級的評定與審查工作。1953年2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在中央軍委領導下成立軍銜實施委員會,聶榮臻為主任,黃克誠、蕭華為副主任,委員有張宗遜、蕭勁光、劉亞樓、楊立三、賴傳珠、徐立清、蘇靜、孔石泉。3月7日,在實施委員會之下,成立軍銜審查研究組,負責實施軍銜制度的具體工作,中央軍委原擬於1953年7月份全軍實施軍銜制度,後中央軍委決定,將評銜工作延遲到軍隊組織編制確定,兵役法頒布實施後再實施。1955年1月23日,中央軍委正式發佈《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就實行軍銜制度的意義與目的作了詳細闡述:「實行軍銜制度,是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措施之一。授予軍人軍銜,是為了確定軍人在軍隊中的地位,也是給軍人的一種榮譽。軍銜制度的正確實施,將提高各級幹部的組織性、紀律性;並鼓勵各級幹部努力上進,從而促進部隊的軍事、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強軍隊的戰鬥力。」2 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條例第二章專門寫了「軍銜和肩章符號」。8月11日,國防部發出《關於軍士和士兵評定軍銜的指示》。全軍按照《指示》和《條例》開始評定軍銜。1955年9月17日,國務院第18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從1955年10月1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佩戴軍銜肩章,軍兵種和勤務符號,按照國家規定的新的服裝制式著裝。這是我軍實行軍銜制度的正式標誌。 
    評定、授予軍銜工作分為兩期進行。第一期主要是評定、授予現役軍人(包括軍官、軍士和兵,下同)的軍銜。第二期是評定和授予預備役軍官的軍銜。軍銜等級、專業區分及軍銜的評定具體規定: 
    軍銜等級的區分: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空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將官:大將、上將、中將、少將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在軍銜立法文件裡沒有准尉軍銜,但實際上授有此銜)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軍兵種及專業勤務軍官按業務性質區分八類:指揮軍官、政治軍官、技術軍官、軍需軍官、軍醫軍官、獸醫軍官、軍法軍官、行政軍官。 
    指揮軍官和政治軍官銜,設少尉至大將3等12級。指揮和政治軍官區分為步兵、騎兵、炮兵、裝甲兵、鐵道兵、通信兵、技術勤務兵、公安軍、空軍、海軍海上、海軍海岸及防空軍等12種。1963年《軍官服役條例》合併為陸軍軍官、空軍軍官、海軍軍官3種,空海軍銜稱前冠本軍種名稱,如空軍少尉、海軍大將等。 
    技術、軍需、軍醫、獸醫、軍法軍官銜,設少尉至上將3等11級。銜稱前一律冠本專業勤務名稱。 
    行政軍官設少尉至大校2等8級,銜稱前冠行政二字。 
    軍銜的評定。《軍官服役條例》規定授予軍官軍銜的條件有:1現任職務;2政治品質;3業務能力;4在軍隊的服務經歷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 
    具體規定: 
    正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上將; 
    副兵團、准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中將; 
    正、副、准軍級,多數可評為少將; 
    正師級,多數可評為大校; 
    副師、准師級,多數可評為上校; 
    正團級,多數可評為中校; 
    副團、准團級,多數可評為少校; 
    正、副營級,多數可評為大尉; 
    正連級,多數可評為上尉; 
    副連級,多數可評為中尉; 
    正排級,任軍官職務者可評少尉,任軍士職務者一般評為準尉。 
    軍士和兵的軍銜,根據所任職務的編制軍銜的規定評定。 
    1955年9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決議》。9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發佈授予朱德等10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命令。下午5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典禮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典禮局局長余心清宣佈典禮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 
    接著,毛澤東主席將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分別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10人。同日下午2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隆重舉行了授予將官軍銜典禮。 
    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將官軍銜的命令,接著,周恩來總理分別把授予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狀,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將官。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有: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10人。9月28日,國防部舉行受銜典禮,彭德懷授予在京部分校級軍官軍銜。1955年11月至1956年初,劉伯承、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分別在北京、南京、成都、蘭州、瀋陽、廣州、武漢等地,代表周恩來總理授予各地駐軍將官以上軍銜,代表彭德懷國防部長授予將官以下軍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以及海軍、空軍、公安軍、防空軍、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鐵道兵等軍兵種的領導機關也都在機關所在地舉行了校官、尉官的授銜典禮。 
    1955年首次授銜時,共授予元帥10名,大將10名,上將57名(其中1955年9月27日授予55名,1956年1月授予1名,1958年1月授予1名),中將177名(其中1955年9月授予175名,1956年1月授予1名,1958年授予1名);少將806名(其中1955年9月授予802名,1956年授1名,1957年授2名,1958年授1名)。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歷時10年。1965年5月22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根據國務院的提議,通過《關於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決定》。至此,第一次軍銜制結束。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1949.10—1956.9)     
《解放軍報》出版    
    《解放軍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直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由解放軍報社編輯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不斷發展,迫切需要出版全軍性的統一報紙,以便中央軍委通過報紙加強對全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和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指導。1955年8月經國防部長彭德懷請示毛澤東主席批准,決定創辦《解放軍報》,當年9月試刊。 
    1956年1月1日正式創刊,始為週三刊,內部發行,1958年起改為日報,對開四版。該報的閱讀對像主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人民武裝警察、國防科研、軍工戰線廣大工作人員、民兵、預備役人員、轉業、退伍軍人和軍烈屬以及其他關心國防事業和為國防建設服務的廣大幹部群眾等。1987年1月1日起開始向國內外公開發行,以便更好地傳播國防建設最新消息,報道軍隊現代化建設成就,展示當代軍人生活風貌,傳播世界各國軍事動態,探討現代軍事科學理論。 
    《解放軍報》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令和中央軍委以及各總部的命令、指示;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及英雄模範人物、先進集體;宣傳軍隊完成憲法所賦予的任務的業績和經驗;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成就,反映部隊生活的新面貌;交流工作經驗,指導部隊教育訓練,探討現代化軍事科學理論;傳播國內外軍事科學技術信息和知識,傾聽群眾的呼聲,反映讀者的意見和要求等。 
    《解放軍報》創刊後,按照中央軍委關於服務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這一宗旨,艱苦創業,勇於探索,逐漸成為一張在全國和全軍有一定影響的綜合性報紙。 
    《解放軍報》從1956年創刊到現在,大至經歷了三個時期。 
    從1956年正式創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解放軍報》的工作由全面打基礎到蓬勃發展並取得廣泛影響的時期。這期間,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以及深入基層,創造先進連隊和全軍大練兵的總部署,《解放軍報》把工作重點放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幫助連隊解決問題,發現和推廣先進經驗上,報道了全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活動,傳播了加強基層建設,加強正規化訓練的經驗。 
    宣傳先進典型,是《解放軍報》的傳統。此間,該報宣傳報道了一大批先進單位和模範人物的事跡和經驗,這對於當時形成艱苦奮鬥、助人為樂、奮發向上的良好社會風氣起了促進作用。50年代比較著名的先進典型有:節約標兵郭雲風;在東南沿海作戰中英勇殉國的戰鬥英雄安業民;紅軍團長當農民的方和明;回鄉參加農業建設的將軍甘祖昌等。60年代比較著名的先進典型和先進集體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捨身救戰友和人民群眾的王傑、歐陽海、劉英俊、張春玉;保衛邊境英勇犧牲的羅光曼、司馬義·買買提;愛民模範謝臣、普布扎西;在海戰中身負重傷堅持戰鬥的麥賢得;在軍事訓練中創造群眾路線練兵方法的優秀連長郭興福;深入苗家侗家山區的人民武裝幹部吳興春等。另外還以大量篇幅宣傳報道了身居鬧市,始終保持艱苦奮鬥傳統的「南京路上好八連」,刻苦訓練、作風緊張、紀律嚴明的「硬骨頭六連」,英勇善戰的海軍「海上猛虎艇」和空軍「霹靂大隊」等。50年代到60年代《解放軍報》宣傳報道的這一批英雄人物和模範集體,特別是雷鋒和「南京路上好八連」等,不僅當時風靡全國,而且一直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一時期,《解放軍報》辦得有聲有色,受到從普通列兵到元帥以及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稱讚,也受到了全國新聞界的高度重視。1964年7月,毛澤東主席親自為《解放軍報》題寫了報名,並提議在同年「八一」建軍節正式啟用。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是《解放軍報》曲折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妄圖使《解放軍報》成為他們篡黨篡軍陰謀的工具,在他們的指令下,《解放軍報》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發表「兩報一刊」社論,在全國造成了惡劣影響。但是,在此期間《解放軍報》的多數編輯、記者對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還是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鬥爭的,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正確原則和部隊完成各項任務的業績。特別是鄧小平重新復出,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大力宣傳和報道了鄧小平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思想和貫徹《內務條令》、《紀律條令》的情況。這對於撥亂反正,穩定部隊,起了積極的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解放軍報》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期間,隨著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及改革開放方針的確立,《解放軍報》的宣傳指導思想和宣傳重點相應地作了轉變。宣傳中積極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貫徹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促進軍隊和平時期的建設。這一時期,《解放軍報》還以大量篇幅宣傳了一批在新的歷史時期湧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其中有模範軍醫呂士才,捨身救人的軍校大學生張華,義務兵的好母親趙珍妮,軍人的模範妻子段蘭英,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戰鬥英雄史光柱、英雄指導員錢富生,率領部隊在大興安嶺奮勇滅火的師長吳長富等。 
    《解放軍報》在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貫徹中央軍委以及各總部的命令、指示,特別是在宣傳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及英雄模範人物、先進集體等方面,在全軍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解放軍報》由創刊初期年發行量的13萬份,發展到現年發行量達100萬份左右,使報紙深深植根於廣大群眾之中,成為上級領導機關聯繫部隊幹部戰士的紐帶和橋樑,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瞭解解放軍的一個窗口。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建立健全軍隊院校在幹部中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成立 
人民解放軍組織體制改變 
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回國 
福建前線部隊炮擊金門 
駐藏部隊同西藏人民共同平息地方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 
全軍開展五好戰士和四好連隊運動 
《毛澤東軍事文選》出版 
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取得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勝利 
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偉大號召 
人民解放軍參加天津地區抗洪救災 
國防部授予某部「硬骨頭六連」光榮稱號 
全軍開展「比武」活動 
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 
擊落入侵中國領空的美國軍用飛機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全軍改換帽徽、領章和著裝 
人民解放軍援助越南人民進行杭美救國戰爭 
南海艦隊「八六海戰」取得重大勝利 
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建立健全軍隊院校在幹部中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    
    軍隊院校教育,是培訓各級各類軍官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主要途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歷來重視軍隊院校教育。人民軍隊在創建初期,就建立了軍校。隨著軍隊的發展壯大,軍隊院校也不斷發展完善。新中國成立以後,軍隊院校逐步形成了適應軍隊建設需要的完整的培訓體系,培養了大批人才,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解放軍把院校建設擺在了重要地位,軍隊院校發展也進入了一個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時期。1950年7月,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軍隊院校建設問題。會議確定,在戰爭年代創辦的學校的基礎上,改建、新建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各類正規院校,各軍兵種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學校,全軍要創辦1所綜合性陸軍大學。會後,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了增建軍隊院校的方案。同年11月,總參謀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軍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會議,會議確定了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的基本方針。中央軍委批發了軍訓部《關於軍事學校與部隊訓練問題的報告》。1953年1月,中央軍委在第三次全軍院校會議上對建設正規化學校的方針作了具體規定。在這個時期,總參謀部也先後頒發了《陸軍軍事學校工作暫行條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校教學工作條例》。這兩個條例,進一步統一了全軍的辦校思想,加強了軍隊院校的正規化建設。與此同時,軍隊院校管理機構在這個時期也得到了加強。1950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了隸屬於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的軍事學校管理局。各軍區、軍兵種也設置了相應的院校管理部門。隨著軍隊院校的發展,1952年12月29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參謀部軍事學校管理部(1955年4月訓練總監部成立後,該部併入訓練總監部,改稱軍事學院和學校部。1958年12月,訓練總監部撤銷後,該部劃歸總參謀部建制領導,稱學校管理部),這對於加強軍隊院校的統一領導,起到了重要作用。 
    50年代,是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的繁榮時期。1950年7月以後,根據中央軍委擬定的增建軍隊院校方案,人民解放軍首先將各戰略區的軍政大學、軍政干校和各部隊的隨營學校改建為5所高級步兵學校、24所初級步兵學校和一批專業技術學校,並創辦了一批新的各級各類院校。1950年11月30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軍事學院院長(1951年2月4日又任命他兼任軍事學院政治委員)。1951年1月15日,軍事學院舉行隆重的授旗閱兵式和開學典禮,宣佈正式成。到1956年,該院發展為12個系,成為培養造就合成軍隊指揮員和高級參謀人員的綜合性軍事學府。1952年至1953年,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也相繼成立。李聚奎為後勤學院院長,宋時輪為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 
    1955年3月,劉伯承根據合成化軍隊建設的需要,向中央軍委建議,以軍事學院的戰役系、高級速成系和海軍系、空軍系、炮兵系、裝甲兵系為基礎,分別建立高等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炮兵學院、裝甲兵學院;中央軍委批准了劉伯承的報告。各新組建的院校在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下全面展開。經過兩至三年的準備,一批培養人民解放軍高、中級幹部的學院先後成立。1956年3月,又成立了以軍事學院政治系為基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軍委任命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兼該院院長。這是一所培養軍隊高、中級政治工作軍官和理論研究骨幹的政治工作學府。在創辦各級各類指揮院校的同時,1953年9月1日,在哈爾濱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中央軍委任命陳質為該院院長。這是一所培養精通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各軍兵種軍事工程技術人員的學府。學院成立之初,設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兵(後改稱工程兵)等5個工程系。在開學前夕,毛澤東授予訓詞:「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複雜的專門的技術。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並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迫切而光榮的任務。」這一時期,一大批專業技術學校也相繼成立。到1959年,全軍院校總數已達到129所,總人數約為25.3萬人。同時,根據軍隊建設的需要,確定了各級各類院校的學制。指揮院校為3年;政治院校為2年;專業技術和醫學院校的本科為4—5年,中專為2年左右;飛行學校為2年,預校為1年以內。至此,軍隊院校教育初步形成了一個初、中、高相銜接、專業門類齊全的比較完整的培訓體系。 
    1960年4月以後,根據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做出的決定,軍事工程學院的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學兵4個系分出,分別成立炮兵工程學院、裝甲兵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學院和防化學兵工程學院;從軍種系中分出一部分成立了海、空軍高級專科學校,並新建了海軍工程學院和空軍工程學院。 
    另外,中央軍委還批准成立了後勤工程學院、雷達工程學院。經過初步調整,全軍工程技術院校達到31所。1962年底,根據中央軍委的通知精神,對部分軍隊院校進行調整,全軍院校總數調整為119所,其中工程技術院校74所,占院校總數的62%。在這次調整中,本著減少重疊機構和行政人員,重點保留教員隊伍的原則,制定了全軍統一的工教人員與學員、教員與學員的基準比例,使院校的編制有了相應的依據。與此同時,對院校體制和學制也作了相應調整,明確規定指揮院校按三級培訓,完成訓練與速成訓練相結合。 
    這一新體制的確立,對於促進院校的穩定發展,提高教學質量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軍委在重視院校教育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在職幹部的學習。1959年1月14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在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從1959年起,以10年為期,在全軍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具體實施分兩步:第一步,普及中等教育,使所有尚未達到初中畢業程度的幹部,在3年到4年內,達到中學畢業,然後實行分科學習,根據每人不同業務的需要決定課程內容,以7年左右的時間,在所學科目上,專業知識達到大學和高等專科學校的教育水平。《指示》指出,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加強軍隊建設,從根本上提高幹部質量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步驟。各級幹部以在職學習為主,應持之以恆。普及高等教育的重點對象是中青年幹部。 
    《指示》發出後,全軍掀起了向文化進軍的熱潮,使幹部的文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但1960年後,由於林彪的干擾,這個文化教育十年規劃未能得到實現。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成立    
    為了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軍事理論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和作戰經驗,探索現代條件下武裝力量建設和人民戰爭的規律,為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服務,葉劍英於1956年向中央軍委提出了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建議。年底,經中央軍委批准,在北京成立了軍事科學院籌備委員會,葉劍英任主任,彭紹輝任副主任。1958年1月8日,中共軍事科學院臨時委員會成立,葉劍英任書記。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8年3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正式成立,葉劍英任院長兼政治委員,宋時輪、彭紹輝、楊至成任副院長,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員兼黨委辦公室主任(政治部成立後王新亭兼政治部主任),下轄戰役部(李夫克任部長);戰術部(彭紹輝兼部長);戰史部(韓練成任部長);外軍部(宋時輪兼部長)。葉劍英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他指出:軍事科學院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廣泛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成就,從敵我雙方實際情況出發,針對今後戰爭的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以推動我軍迅速建設成為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他勉勵全院同志,要虛心學習,刻苦鑽研,密切聯繫實際,深入調查研究,多生產為建軍所需要的產品。同年5月25日,葉劍英就軍事科學院的工作方針、任務等問題向毛澤東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針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採取厚今薄古,學習、研究、生產三結合的方法,廣泛採取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從中國和人民解放軍的實際出發,認真研究敵人,研究未來戰爭所需要的戰術、戰役指導思想及作戰方法,編寫出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條令和戰史。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各項意見。 
    1960年8月,增設軍事技術研究館。軍事科學院的成立,有力地推動了全軍軍事理論研究工作的發展。1960年後,各軍區、軍兵種、軍事院校和野戰軍都相繼成立了軍事學術研究機構,組織起一支研究隊伍。這些機構和隊伍當時的工作重點是編寫條令,同時開展經常性的學術研究工作。在軍事科學院的帶動下,全軍出現了編寫條令和教材的熱潮。 
    到了60年代中期,由於林彪的干擾破壞,各軍區、軍兵種和軍事院校的學術研究機構陸續被撤銷。1969年9月,軍事科學院的組織機構也作了調整,編設辦公室、政治部、學術保障處、管理處和戰爭理論、戰術、戰史以及外軍研究等部門,撤銷了軍事技術研究館,研究人員也大為削減,全軍的軍事學術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響。 
    1972年以後,為適應學術研究發展的需要,軍事科學院相繼新建和恢復了計劃指導部、院務部、軍制研究部、政治工作研究室、軍事學術雜誌社、軍事辯證法研究室、作戰運籌分析研究室、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審室和軍事科學出版社等機構。1979年後,各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軍事院校亦相繼恢復或設立軍事學術研究部門。1980年以後,為適應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的需要,軍事科學院的機構作了進一步調整和加強。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央軍委十分重視發揮軍事科學理論在軍隊建設中的先導作用。1982年10月22日,中央軍委明確指出,軍事科學院要進一步加強軍事學術研究,使之真正成為全軍軍事科學的研究中心,成為軍委和總部從軍事理論高度指導軍隊建設的助手。並希望「軍事科學院進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1986年3月28日,中央軍委再次明確指示,軍事科學院是中央軍委的軍事學術研究機關,是全軍軍事科學研究中心,是計劃協調全軍軍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要求軍事科學院要成為軍委、總部從軍事理論高度指導軍隊建設的助手,為軍委、總部決策提供咨詢建議。 
    目前,軍事科學院下設戰略、戰役戰術、軍制、軍事歷史、外國軍事、軍事運籌分析、毛澤東軍事思想、軍隊政治工作和軍事百科等研究部門,已成為全軍軍事科學研究中心。在新的歷史時期,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以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的需要,軍事科學院進一步加強了對國防發展戰略和建軍、作戰重大現實問題的學術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30多年來,編著和出版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軍事科學理論著作和研究咨詢報告,主要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軍事文選(集)和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的論述及有關的研究論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役、戰術、軍制、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論著;國防和建軍、作戰若干問題的建議、報告和論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務、紀律、隊列條令和其他條令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和戰例;中國歷代軍事和軍事名著的研究與譯注;軍事運籌著述;外國軍事的研究論著和譯著;軍語、軍事辭書等。還編輯出版多種軍事學術刊物。這些研究成果對發展和完善軍事科學理論體系、推動全軍戰略戰術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深入研究、借鑒歷史經驗,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我軍當前和今後的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歷任院長:葉劍英、宋時輪、鄭文翰、蔣順學、趙南起,現任院長徐惠滋;歷任政治委員:葉劍英(兼)、粟裕、王樹聲、王新亭、廖漢生、蕭華、劉志堅、袁昇平、梁必業、王誠漢、楊永斌,現任政治委員張工。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人民解放軍組織體制改變    
    隨著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解放軍領導機關的編制體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和國防部,毛澤東為國防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為國防部長,9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的軍事工作,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由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並決定將彭德懷調離國防工作領導崗位。9月26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央軍委人員組成的決定,中央軍委發出通知: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20日,中央軍委又發出通知,決定在中央軍委常委之下,設立一個辦公會議,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增補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在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全軍領導機關逐步形成了「八總部」的領導體制,即: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方勤務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50年代後期,又恢復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體制。 
    總參謀部於1954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為加強對全軍軍事訓練的領導,原總參謀部軍訓部於1955年5月劃歸新組建的訓練總監部建制。 
    1956年,總參謀部通信部改稱通信兵部,直屬軍委領導。1957年1月,中央軍委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做出大量裁減軍隊的決定,嗣後,撤銷總軍械部,將軍械工作劃歸總參謀部管理。1958年7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改變組織體制的決議(草案)》。決議認為,我軍的組織體制仍然存在著機關龐大、部門過多、組織重疊、分工機械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對我軍的組織體制進行某些改革。 
    會後不久,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劃歸總參謀部建制。1959年又撤並了軍校部、出版局,增加了管理局、外事局。通信兵部、防化兵部劃歸總參謀部。到1965年,總參謀部下設部門有: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兼)、作戰部、情報部、第三部、通信兵部、軍訓部、軍務部、裝備計劃部、動員部、軍事交通部、防化學兵部、政治部、機要局、測繪局、氣象局、管理局等。 
    總政治部於1954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57年和1958年,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先後撤銷了總幹部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等部門,將幹部工作、政治監察工作劃歸總政治部管理,將總幹部部、軍事檢察院、軍事法院劃歸總政治部建制。與此同時,總政治部的青年部和組織部合併,文化部和宣傳部合併。經過此次調整,總政治部的機構變為7個部門: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聯絡部、群眾工作部和秘書長系統。1962年,總政治部整編,將青年部從組織部分出,將文化部從宣傳部分出,並增設國防科學工作部和直工部、管理局。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前。 
    總後方勤務部於1954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1960年4月,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50年代,隨著軍隊建設的發展,總後勤部的機構進行了多次調整、充實,轄有司令部、政治部、財務部、軍需部、衛生部、軍械部、運輸部、油料部、物資部、營房部、軍需生產部、管理局等12個部門。此建制一直沿續到「文化大革命」前。其間,因學習蘇聯軍隊的經驗,一度曾將財務部、軍械部劃歸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但因不適合中國軍隊的情況,後又改歸總後勤部建制。 
    為了既利於戰備建設,又利於執行作戰任務,1955年2月,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將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大軍區改劃為12個大軍區。這12個大軍區是: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蘭州、新疆、西藏和內蒙古軍區,大軍區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領導、指揮和管理本軍區內的野戰軍、省軍區及地方武裝部隊,並與海軍、空軍領導機關共同領導本軍區內的海、空軍部隊。1956年4月,國務院決定將原屬南京軍區建制的福建、江西兩個省軍區劃出,另行組建福州軍區。至此,全國一共13個大軍區。1967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將內蒙古軍區劃歸北京軍區建制領導。1969年12月,中央軍委又決定,將西藏軍區劃歸成都軍區建制領導。從這時起到1985年,全國一直保留了11個大軍區。1985年7月,為了適應現代建設需要和百萬裁軍的形勢,中央軍委決定將11大軍區調整為7個大軍區。即:北京軍區、瀋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 
    60年代初期,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為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2年提出了「整軍備戰」的軍事工作方針。為貫徹這一方針,中央軍委於二三月間先後在廣州、北京召開全軍編制裝備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整編原則和整編方案。會後,國防部頒發了陸軍軍、師編製表,全軍按南、北方步兵師和大中小師的編制,進行了全面整編。為加強地方部隊建設,對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部隊和守備部隊的編制也進行了調整。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回國    
    朝鮮戰爭停戰後,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促進遠東和平,志願軍主動撤軍回國。 
    1954年9月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發言人宣佈,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將軍辭職,鄧華將軍任司令員。同時宣佈志願軍將於9、10兩個月從朝鮮撤出7個師回國。 
    1955年3月31日到4月20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又有6個師全部撤離朝鮮回國。為了進一步謀求打破在朝鮮問題上所造成的僵持局面,推動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中國政府採取了進一步緩和遠東地區緊張局勢的和平行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朝鮮。1958年2月19日中朝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一貫本著積極促進朝鮮問題和平解決的立場,經過同朝鮮政府協商後,又向中國人民志願軍提出了主動撤出朝鮮的建議」。2月20日,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發表聲明,完全同意中國政府關於主動撤出朝鮮的建議。並決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撤離朝鮮。3月15日到4月25日,志願軍6個師8萬人撤出朝鮮回國。7月11日到8月20日,志願軍6個師及其他特種部隊10萬人撤出朝鮮回國。9月25日至10月26日,志願軍總部和3個師以及後勤保障部隊計7萬人回國。至此,中國人民志願軍已全部撤離朝鮮。 
    中國人民志願軍滿載著勝利、榮譽和友誼登車回國,受到了祖國人民極為熱烈的歡迎。志願軍撤出後,將自己的營房、營具、營房設備、物資器材,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10月28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稱讚中國人民志願軍對於保衛朝中兩國人民的安全以及遠東、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在懷仁堂舉行擴大聯席會議,聽取了志願軍司令員楊勇所作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八年來抗美援朝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八年來抗美援朝工作報告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卓越地完成了祖國人民所賦予的光榮使命,他們同英勇的朝鮮人民軍一道,經過近3年的艱苦卓絕的戰鬥,打退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朝鮮停戰以後,他們又對鞏固朝鮮停戰和支援朝鮮人民的和平建設,作出了貢獻。他們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將永遠與日月同輝。 
    中國人民志願軍不愧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聯席會議還指出,朝鮮人民軍和朝鮮人民在反對美國侵略的衛國戰爭中,捍衛了自己國家的獨立,同時也保障了我國的安全,支援了我國人民的和平建設。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福建前線部隊炮擊金門    
    新中國成立後,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支援下,不斷派遣陸、海、空軍,以金門、馬祖等島嶼為前哨據點,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進行襲擾和破壞活動,妄圖進而「反攻大陸」。位於福建省廈門市以東的金門島,總面積為147平方公里,經國民黨軍多年建設,到50年代中期,已構成堅固堡壘地域。1957年底,金門設有防衛部,胡班為司令,轄6個步兵師和特種兵部隊共8.5萬人,其中有炮兵31個營又2個連,火炮380門。 
    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炮兵有計劃地炮擊金門的行動,始於1953年1月,較大規模的炮擊行動則在1954年8月以後。 
    1954年8月22日,為了揭露美國政府和台灣國民黨當局策劃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陰謀,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表明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決心,中央軍委命令福建前線炮兵部隊於9月3日,集中優勢炮火,對金門島國民黨軍艦艇錨地及島上目標實施炮擊,擊沉、擊傷國民黨軍艦7艘,摧毀國民黨軍炮陣地9處。22日,又實施了一次炮擊,使國民黨軍遭到了沉重打擊。此後,在大陸與金門、馬祖之間的炮戰時緊時松,沒有停止過。 
    1958年7月中東事件爆發,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企圖趁火打劫,不斷叫囂「反攻大陸」,命令其在大金門、小金門島的部隊不斷炮擊福建省廈門、蓮河附近村鎮。中央軍委針對中東事件爆發後,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及時做出了加強東南沿海軍事鬥爭的決定。7月18日,毛澤東召集軍委及海空軍有關單位領導,緊急部署了東南沿海的軍事鬥爭任務。當晚,中央軍委召開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部署了炮擊金門的作戰事宜。19日,總參謀長粟裕召集有關單位領導,研究了炮擊金門及海空軍事人員的具體事宜。會後,各軍兵種分別向所屬參戰部隊下達了入閩作戰命令,炮擊金門的部署基本就緒。 
    福建前線陸、海、空三軍參戰部隊,為完成炮擊金門的作戰任務,克服各種困難,迅速向集結地域開進,隱蔽展開,截至8月23日,基本完成了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海空軍也作好了戰前準備。8月23日17時30分,隨著一串紅色信號彈的升空,人民解放軍萬炮齊鳴,炮彈瀉向盤踞在金門島的國民黨軍和駛往金門的運輸艦。炮戰持續了2個多小時,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459門火炮共發射炮彈3萬餘發,一舉斃傷金門防衛部3個中將副司令(斃)及少將參謀長(傷)以下官兵600餘人,並擊傷運輸艦1艘,破壞了金門的有線通信系統,解放軍取得了重大勝利。為了迅速擴大戰果,解放軍參戰部隊於24日對金門國民黨軍進行了第二次聯合打擊。炮兵與海軍快艇密切協同,擊沉國民黨軍「台生」號艦,重創「中海」號艦。金門被封鎖,補給中斷,守軍告急。26日,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調整了部署,對大小金門和大擔、二擔等島嶼實施嚴密的封鎖;炮兵主要封鎖金門機場,海軍則加強了對國民黨中、小艦艇的打擊。在解放軍猛烈炮火的連續打擊下,金門島基本上被解放軍封鎖,金門守軍處境艱難。 
    9月初,美國政府竟不顧中國政府的再三警告和世界公正輿論的譴責,悍然派出軍艦、飛機直接為國民黨軍護航。對於這種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中國外交部於當天發出嚴正抗議。中央軍委依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以打擊國民黨軍的方式,來反對美國軍艦的護航活動。在此情況下,福建前線炮兵部隊於9月8日、11日和13日,對金門和駛往金門的國民黨運輸艦又進行了3次猛烈炮擊。在金門被全面封鎖,空投、護航活動又難以奏效,島上的國民黨軍面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又玩弄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基於對台灣海峽的複雜情況特別是中美之間、美蔣之間、國共之間關係的考慮,毛澤東認為,如對金門採取行動,軍事上已不費太大力氣,但如不能同時解決台灣問題,國共之間的距離將拉大,接觸更困難。同時國民黨當局失去了在大陸沿海最後的象徵性據點,製造「台獨」或「兩個中國」將更為便利。因此,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指出:「把解放金馬和解放台灣統一來解決的長遠利益比較起來,則不如把金馬暫緩解放仍由蔣軍佔領似乎較為有利。」10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公佈,聲明以7天為限,停止炮擊,並建議舉行和平淡判。 
    自10月6日以後,福建前線部隊遵照國防部的命令,採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方針,並在10月25日宣佈:每逢雙日不打炮,逢單日為炮擊日。至1959年1月7日止,共進行7次較大規模的炮擊和不定時的零星射擊,13次空戰,3次海戰,擊落、擊傷國民黨軍飛機34架,擊沉、擊傷其軍艦船27艘,斃傷其7000餘人。 
    1960年6月14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開始了遠東之行,並預計在18、19日到中國台灣「訪問」。為了支持亞洲各國人民和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愛國同胞反對艾森豪威爾遠東之行的正義鬥爭,表示中國人民對艾森豪威爾的蔑視和鄙視,17日,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發表了《告台、澎、金、馬軍民同胞書》,決定按照單日打炮的慣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爾到達台灣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離開台灣的時候,在金門前線舉行反美武裝示威,打炮「迎送」。遵照這一命令,福建前線炮兵部隊於17日20時和19日6時,向國民黨軍駐守的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炮擊。 
    1961年12月,中央軍委又通知福建前線,停止實彈射擊,只打宣傳彈。 
    隨後,國民黨軍基本上也照此辦理,國共之間這種象徵性的炮擊一直持續了17年之久。 
    1978年12月,中美簽署了《聯合公報》,宣佈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美國承諾對台「廢約、撤軍、斷交」,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並承諾將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至此,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的炮擊已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共對台方針的根本轉變奠定了基礎。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了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國防部長徐向前於當天發佈了《關於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聲明說:「台灣是我國的一部分,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為了方便台、澎、金、馬的軍民同胞來往大陸省親會友、參觀訪問和在台灣海峽航行、生產等活動,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從今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至此,解放軍完全停止了對金門打宣傳彈的活動。 
    炮擊金門這一重大而特殊的軍事行動,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以地面炮兵為主、海空軍參加的三軍聯合作戰。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根據鬥爭形勢的發展變化,巧妙地運用軍事手段與政治、外交鬥爭相結合的鬥爭策略,始終掌握著鬥爭的主動權,贏得了炮擊金門這一作戰行動的勝利。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駐藏部隊同西藏人民共同平息地方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西藏和平解放協議的實施,拒絕進行民主改革和改編藏軍,堅持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改」的反動立場,大肆進行分裂祖國統一的活動,陰謀實現「西藏獨立」和成立「西藏王國」。 
    1958年4月,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和分裂主義分子簽訂了分裂祖國、進行叛亂的同盟書,他們企圖以山南為根據地,與解放軍進行武裝對抗。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還大力擴充藏軍,作為全面叛亂的骨幹力量,叛亂武裝發展到2萬多人。他們到處圍攻、伏擊執勤的解放軍分隊,破壞道路橋樑,襲擊運輸車隊,殺害解放軍指戰員。僅1958年9月至12月,叛亂分子就殺死殺傷解放軍副團長殷春和以下官兵100餘人。此外,叛亂分子還瘋狂殘害藏族群眾,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1958年5、6月間,他們僅在墨竹工卡就搶劫了84戶群眾;在澤漢附近的倉珠村,姦污村裡的婦女,連老太太和幼女也未能倖免。這一切都說明,西藏叛亂分子的罪惡活動已達到十分猖獗的程度,並為發動全面叛亂作了充分的準備。 
    1959年3月10日,經過長期策劃準備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以為時機成熟,公然發動了拉薩的武裝叛亂。直接引發叛亂的原因,是達賴喇嘛3月10日要到西藏軍區機關駐地觀看軍區文工團的演出。發動叛亂的上層反動集團以此為借口,製造謠言,說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演出會有生命危險,從而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僧侶群眾,圍住達賴住地,阻止其前往,造成了拉薩的嚴重混亂。叛亂分子趁混亂之機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愛國人士堪窮·索朗降措,並驅使部分群眾上街遊行示威,高喊反動口號。同日,策動叛亂的首領們聚會,撕毀「十七條協議」,決定發動武裝叛亂。他們指使叛亂武裝7000多人,團團包圍了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和中央人民政府駐拉薩代表駐地。17日夜,達賴喇嘛潛離拉薩前往印度;20日凌晨,武裝叛亂分子首先向駐拉薩的解放軍發起攻擊,開始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解放西藏人民,毅然做出平息叛亂的決定。3月28日,國務院發佈命令,宣佈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軍,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代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並責成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指揮駐藏部隊,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徹底平息武裝叛亂。 
    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遵照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總要來一次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邊平邊改,先叛後改,未叛的暫時緩改」的指示,於3月20日開始了平息武裝叛亂的作戰。在當地愛國僧俗群眾的協助下,人民解放軍迅速摧毀了叛亂集團在拉薩的指揮中心,至22日,拉薩的武裝叛匪被全部殲滅。從4月上旬開始,我人民解放軍分多路向山南地區開進。在解放軍強大的攻勢面前,叛匪驚慌失措,四處逃竄。平叛部隊迅速控制了整個山南地區,切斷了叛亂集團與國外的聯繫,為徹底平息全區的武裝叛亂打下了基礎。接著,又組織了納木湖、麥地卡等戰役,殲滅了青藏、川藏公路兩側的叛匪,保證了公路運輸的安全。此外,還在昌都地區組織了兩次戰役,控制了金沙、瀾滄兩江之間的廣大地區。經過9個月的平叛作戰,控制了主要城鎮和交通幹線。到1959年11月,除少數叛亂分子逃往國外,叛亂集團的主要力量被殲滅,武裝叛亂基本平息。 
    到1960年7月,解放軍在全區範圍內殲滅了大股叛亂武裝,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隨後,我軍即轉入對流竄在各地的小股叛亂武裝進行搜剿。平叛部隊組織小分隊,充分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政治爭取工作,並相機進行軍事打擊。經過一年多的艱苦鬥爭,到1961年底,西藏地區基本上肅清了公開活動的叛亂武裝,平叛作戰勝利結束。在近三年的平叛作戰中,參戰部隊堅決執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軍委的命令,認真貫徹軍事打擊、政治爭取與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嚴格遵守民族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藏民的風俗習慣,關心熱愛藏族群眾,英勇頑強,不怕困難,贏得了廣大藏族僧眾的愛戴和支持。據不完全統計,藏族同胞支援解放軍平叛作戰達1.58萬人次,計43.9萬工日;支援牲畜10.4萬餘頭(匹),計286.62萬工日。我軍在平叛作戰的同時,還充分發揮了工作隊的作用,積極參加了民主改革的工作,培養了大批藏族幹部,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貢獻。 
    平定西藏叛亂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長期以來勾結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分裂祖國的陰謀,徹底推翻了長期壓迫統治西藏人民的最反動、最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加強了民族團結,進一步鞏固了祖國西南邊防,為建設繁榮的新西藏創造了條件。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全軍開展五好戰士和四好連隊運動    
    50年代中期,隨著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深入,部隊中的比學趕幫活動逐步開展起來。1958年4月16日,出席全國青年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人民解放軍全體代表,向全軍發出了開展「五好」評比競賽活動的倡議。五好的內容是:努力學習,愛護武器裝備和一切公物,消滅事故,生產節約,鍛煉身體。5月12日,總政治部發出《在連隊中開展「五好」運動的指示》,要求全軍以這個倡議所提「五好」為目標,在基層開展一個爭當五好戰士,創造五好班、排、連的廣泛持久的群眾運動。《解放軍報》為此發表了社論,號召在連隊中普遍開展以「五好」為目標的群眾運動。這是全軍範圍統一開展創造先進連隊、模範戰士活動的起點。依據總政治部的指示,全軍迅速掀起了爭當五好個人和五好集體的熱潮,當年底,共評出五好連隊2527個,五好排5919個,五好戰士29.6萬人。同年12月,彭德懷在接見出席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的軍隊代表時,發出進一步開展「五好」運動的號召。參加會議的代表在原來「五好」內容的基礎上又向全軍發出了「學習好,工作好,愛護武器裝備、消滅事故好,生產節約好,身體好」的新「五好」倡議,從而把「五好」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 
    1960年10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總結部隊開展創造「五好」運動的基礎上,又把「五好」的內容改為「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並把它寫進了決議,號召在全軍青年中開展創造五好戰士的運動。12月,林彪在《對一九六一年部隊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連隊工作主要是抓四個方面:一是抓政治工作,抓活的思想;二是抓作風,就是三八作風;三是抓軍事訓練;四是抓生活。」1961年《解放軍報》元旦社論,傳達了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創造四好連隊運動的指示。指示規定:四好連隊的條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其中「軍事訓練好」一條,可以根據連隊擔負的主要任務有所變通,擔負生產任務的連隊可為「生產好」,施工連隊可為「施工好」。 
    四好連隊的評比和獎勵辦法是:以團為單位進行評比,半年初評,年終總評。 
    團評出四好連隊後報師審核,由軍批准,然後由大軍區、軍種、兵種統一上報總政治部備案。凡是被評為四好連隊的,由國防部發給獎狀。從此,創造四好連隊運動在全軍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評比四好連隊的同時,還要評比五好戰士,評比五好食堂等。被評為五好戰士者,填表入檔,給其家屬發喜報。從1961年到1964年,軍委和總部強調以四好為綱,統籌安排各項工作,按照四好條件,全面加強連隊建設,動員全軍為創造更多的四好連隊而努力奮鬥。 
    1963年2月,全軍第二次四好連隊總評剛剛結束,總政治部召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以四好為綱全面加強連隊建設的經驗作了總結。蕭華主任在向會議提交的報告中,總結了創造四好連隊運動的12條基本經驗: 
    (1)連隊工作的強弱,首先決定於政治思想工作的強弱,決定於是否堅持四個第一。 
    (2)連隊建設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最根本的是把四好的四個方面的工作做好。四好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只顧一好而不顧其他,要扎扎實實地把連隊各方面的基礎打好。 
    (3)平時工作要為戰時做準備,要全面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樹立常備不懈的思想。 
    (4)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的命令、指示的貫徹執行,團結和帶領群眾完成連隊所擔負的一切任務。 
    (5)連隊要做到政治思想好,就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從連隊的現實情況出發。 
    (6)把三八作風培養好,特別是把緊張的作風、快的作風培養好,才能使連隊具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才能在任何情況下過得硬。 
    (7)依靠軍事訓練學會打仗的本領,是我軍經常性的重要任務,也是最實際的戰鬥準備。連隊政治工作要大力保證軍事訓練任務的完成。 
    (8)增強官兵團結,做到尊干愛兵,工作幹勁就大,戰鬥意志就高,部隊就能夠鞏固。 
    (9)條例、條令是連隊工作的準則,認真執行條例、條令,就能使連隊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10)搞好物質文化生活,保證幹部、戰士有堅強的體質,是提高連隊戰鬥力不可缺少的因素。 
    (11)創造四好連隊的過程,就是培養和提高連隊幹部的過程。 
    (12)領導機關的一切工作都必須落腳於連隊,扎根於基層。領導機關的工作要通過連隊這面鏡子來檢驗。 
    這12條經驗,雖然仍把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置於首條,但它在整體上包含了人民解放軍連隊建設的歷史經驗,所闡述的方針、原則和方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是系統而具體的。從1963年至1965年,這12條經驗對全軍開展四好連隊運動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但從1965年開始,全軍創建五好個人和四好連隊運動受到了「左」的干擾。1964年底,林彪強調一切工作都要突出政治,片面突出政治思想好,軍事訓練從此不再是連隊的中心工作。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演變為是否政治思想好的核心內容,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充滿濃厚的個人崇拜和實用主義色彩。政治工作的方式也採用斗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大批判、大辯論等「左」的一套。軍事訓練除「天天練」1小時外其餘時間完全沒有保證。而且,形式主義、錦標主義和庸俗化等不正之風,逐漸在評比中佔據了主導地位。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0年,全軍評出的四好連隊占參評連隊總數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1969年竟達到71%。這個運動發展到第十個年頭,即走向了它的終點,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這一運動遂告結束。 
    五好戰士、四好連隊運動是群眾性比學趕幫競賽活動的產物,這其中也包含有中央軍委和各級黨委及首長、機關的領導,廣大基層指戰員的辛勤工作。要求戰士做到五個方面好,連隊做到四個方面好,是有利於促進軍隊建設特別是基層建設的。廣大幹部戰士響應中央軍委的號召,爭創四好連隊、爭當五好戰士的積極性應予肯定。而且在開展五好戰士、四好連隊運動的初期,也確實激發了廣大幹部戰士的榮譽感和上進心,使許多連隊出現了生龍活虎的局面。但是,由於「左」的錯誤影響及林彪一夥的干擾、利用,使「政治思想好」包含了「左」的東西,有以一好去代替其他三好的傾向,從而歪曲了政治工作與其他各項工作的關係。同時,由於繁瑣的評比活動,不僅佔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也助長了部隊的形式主義、錦標主義,弄虛作假的現象也滋長起來,敗壞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和在全國人民中的崇高聲譽,給部隊的建設帶來了危害。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毛澤東軍事文選》出版    
    1960年3月,總政治部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以中國革命主要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武裝鬥爭、軍隊建設為中心,以毛澤東著作為主要內容,在全軍加強理論教育。7月19日,總政治部又批轉了濟南軍區《關於組織青年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報告》,要求各級領導積極組織士兵學習毛澤東著作。從此,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在全軍逐步開展起來。10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正式發行,總政治部立即發出《關於宣傳和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通知》,要求全軍官兵把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推向高潮。 
    為了幫助幹部戰士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輯,總參謀部出版部於1961年出版了《毛澤東軍事文選》。從1963年起,外文出版社相繼出版了英、俄、德、法、日、朝等13種外文譯本。文選從《毛澤東選集》第1、2、3、4卷中選出1928—1949年間毛澤東撰寫的軍事著作29篇,按時間順序編排,文末附有註釋,共編為一卷,約21萬字。 
    文選收入的軍事著述,特別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篇,比較集中地闡明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關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和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他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毛澤東提出,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是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的首要問題。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他系統地提出了把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為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執行無產階級政治任務、同人民群眾保持緊密聯繫、具有嚴格紀律和優良軍政素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精闢地闡發了在戰爭問題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他指出,在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要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中國革命戰爭要依托反動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系統地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以武裝鬥爭為中心,進行最廣泛的人民戰爭的理論和原則。毛澤東強調採用客觀的全面的發展的觀點研究和指導戰爭。對戰爭的正確指揮,有賴於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從游擊戰的十六字訣到十大軍事原則,毛澤東制定了一整套立足於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軍事文選》的出版發行,對推動全軍深入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起了積極作用。 
    此後又有兩個版本問世,一是1982年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1卷內部本),由軍事科學院編輯,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二是1993年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軍事科學院共同編輯,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取得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勝利    
    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是中國西藏、新疆邊防部隊,為促使中印邊界問題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進行的反侵略正義戰爭。 
    這次自衛反擊作戰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10月20日開始,到28日結束。中國邊防部隊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排除萬難、一往無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首先在東段殲滅了入侵到非法的「麥克馬洪」以北克節朗地區的印軍第七旅和其他印軍一部,收復了克節朗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達旺以西的被佔中國領土。駐昌都、林芝、山南地區的中國邊防部隊,在擊退了印軍進攻後,拔除了呷靈公、林卡、拉木多等地的入侵印軍據點,奪回了易古通、哥裡西娘等地。在西段,中國邊防部隊清除了印軍在中國邊境地區設置的37個據點。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但印度政府當天就予以拒絕,同時繼續向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增加兵力。至11月中旬,印軍在中印邊境地區共部署了22個師部、9個旅以及大量炮兵、裝甲兵等部隊總兵力由2.2萬人增至3萬人。在進攻準備就緒之後,再次發起猛烈進攻。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反擊,開始了第二階段作戰。 
    第二階段自11月16日開始,到20日結束。其間,中國邊防部隊對中印邊界東段的西山口、邦迪拉和瓦弄等地區的印軍實施反擊,先後拔除敵據點多處,一直將印軍追擊到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附近。在西藏邊防部隊對東段入侵印軍進行反擊的同時,新疆邊防部隊也在西段班公洛地區進行反擊,至20日上午,將侵入班公洛地區未及撤逃的印軍全部清除。 
    經過兩個階段的反擊作戰,中國邊防部隊共殲滅印軍2個整旅和3個旅的大部,斃、傷、俘印軍旅長以下官兵8700餘人,取得了自衛反擊作戰的重大勝利。11月21日,中國政府從維護中印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貫立場出發,鄭重發表聲明,宣佈從22日0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從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的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我國政府還主動把繳獲的武器彈藥和其它軍用物資交還印方,釋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軍事人員。 
    在這次自衛反擊作戰中,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英勇頑強,前仆後繼,湧現出一大批英雄模範,其中被國防部授予榮譽稱號的有「陽廷安班」;授予「戰鬥英雄」稱號的有吳元明、羅光燮、王忠殿、陳代富、張映鑫、龐國興、周天喜、蕭明生、司馬義·買買提等。這些英雄模範的事跡曾在全國軍民中廣為傳頌。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維護了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沉重打擊了尼赫魯的霸權主義和擴張政策,再一次表明了社會主義中國堅持反對侵略、保衛和平和自衛的原則立場,提高了國威、軍威。同時,參戰部隊也經受了鍛煉和考驗,取得了在高原嚴寒和高山叢林地區作戰的經驗。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偉大號召    
    雷鋒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職。雷鋒生前努力實踐自己的誓言,堅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充分體現了革命戰士的高貴品質和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是全黨全國全軍的一代楷模。雷鋒去世後,全國迅即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學習雷鋒運動,並持續下去。「雷鋒精神」已成為新中國所提倡的共產主義精神的代名詞。 
    雷鋒,1940年生於湖南長沙縣,不到7歲就失去了親人,不得不給地主放豬,受盡了折磨。在他瀕臨死亡的時候,家鄉解放了。人民政府給他醫治傷病並負責他的生活,還免費供他上學。這使雷鋒感到是共產黨、新中國救了自己的命。從此,無論是做工還是參軍,他都無私獻身,以報答新社會給他的養育之恩。 
    1958年,雷鋒應招到了鞍山鋼鐵公司。1960年,雷鋒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編入工程兵某部運輸連四班。在解放軍這個大熔爐裡,雷鋒通過政治學習,參加部隊生活,共產主義思想又得到昇華。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要使自己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過得更美好。我要以黃繼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為榜樣,做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永遠忠於黨、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在連隊中,他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擔任了班長,還兼任連隊俱樂部的學習委員,熱心幫大家買書、讀書,為大家讀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他還擔任部隊駐地附近小學的少年先鋒隊輔導員。對他來說,事情越多越好,為人民做工作,他有無限的熱情和精力。出差時,他幫列車員打掃衛生,自己掏錢為丟失車票的人購票,還向遭受水災的地方和家庭困難的戰友家裡寄錢,而他平時十分節儉。他在日記中寫道:「有些人看我平時捨不得花一個錢,說我是傻子。其實他們是不知道我要把這些錢攢起來,做一點有益於人民、有利於國家的事情。如果說這就是傻子,我甘願做傻子,革命需要這樣的傻子,建設祖國也需要這樣的傻子,我就是長了一個心眼:我一心向著黨,向著社會主義,向著共產主義。」雷鋒在訓練中嚴格要求自己,投彈不及格時,他勤學苦練,後來達到「優秀」水平。 
    由於雷鋒以共產主義精神嚴格要求自己,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十分出色,他先後當過治水模範、先進生產者、紅旗手、五好戰士、模範團員,還當選為撫順市人民代表,196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伍後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1961年1月,解放軍工程兵政治部曾發出學習雷鋒的通報。 
    1962年8月15日,雷鋒在執行任務時,不幸犧牲。1963年1月7日,國防部授予雷鋒生前所在班為「雷鋒班」稱號。1月21日,瀋陽部隊領導機關舉行了隆重的命名大會。同一天,「雷鋒烈士生平事跡展覽館」揭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為展覽館題詞:「偉大的戰士——雷鋒同志永垂不朽」,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題詞是「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通訊《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並刊載了雷鋒日記摘抄。8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偉大的戰士》的通訊,詳細地介紹了學習毛澤東著作先進典型雷鋒的模範事跡。9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開展宣傳和學習雷鋒活動的通知。通知指出,雷鋒的生平事跡是對廣大幹部戰士進行革命精神和共產主義思想品德教育的活教材,是加強部隊思想建設,推動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的強大思想動力;全軍幹部戰士要學習雷鋒愛憎分明、永不忘本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的工作態度,艱苦樸素、克勤克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品德,以「釘子精神」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思想行動的「方向盤」的學習精神。各部隊普遍展開了學習和宣傳雷鋒先進思想和光輝事跡的活動。 
    雷鋒事跡和學雷鋒活動引起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隨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親筆題詞,高度讚揚了雷鋒同志的共產主義精神和高貴品質。劉少奇題詞是:「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周恩來題詞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朱德題詞是:「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鄧小平題詞是:「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全軍廣大指戰員熱烈響應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迅即掀起了學習雷鋒的熱潮。廣大指戰員以雷鋒為榜樣,積極學習,努力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為之一新,公而忘私,捨己為人,甘當革命的「螺絲釘」,樂為他人作奉獻的好人好事層出不窮,一代共產主義戰士迅速成長。雷鋒式的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 
    從1963年到1966年,由國防部命名的雷鋒式戰士就有11名;由各軍區、軍、兵種授予稱號和團以上單位評選出的學習雷鋒先進分子,數以萬計。他們的事跡,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激起了強烈反響,推動了全軍全社會學雷鋒活動的開展。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人民解放軍參加天津地區抗洪救災    
    1963年8月2日至10日,河北保定、石家莊、邢台、邯鄲地區連降特大暴雨,7天內降雨達500—1000毫米,有的地區高達1800毫米,總降雨量為596.8億立方米,相當於平時一年半到兩年降雨量的總和。河北大地形成了一條從南到北50公里寬、1至4米深的水帶,沿途河堤決口,水庫崩塌,橋樑被毀,道路中斷,101個縣中有2200餘萬人受災。 
    洪水洶湧東洩,直撲天津外圍,使這個華北第一大工商業城市和南北交通大動脈津浦鐵路受到嚴重威脅。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等迅速趕赴天津,登堤察看水情,部署搶險。陸軍某軍軍長杜文達、副軍長鄭三生指揮10個團冒雨上堤,加固堤壩,搶修險段,控制險情。8月11日,大清河洪水到達天津外圍東澱,水位急速上漲了3.86米,形成了第一次洪峰。14日,8級颱風捲起2米高的水浪,衝垮了防水的葦龍,千里河堤有隨時被衝垮的危險。陸軍某師778人毅然跳人水中,結成400米「人牆」,英勇護堤。木樁被洪水沖走了,他們就以身護堤,寧叫浪沖人,不叫浪沖堤。岸上幹部戰士迅速打樁、填石、壘沙袋。經過3個多小時的奮戰,保住了堤壩。同日中午,南運河東堤北五里莊處決口20米。陸軍某師工兵連連長馬培惠帶領70名戰士在沒頸深的激流中,肩扛木板,搭成人架,再站在人架上打樁。上邊的人每砸一夯,下邊的人就嗆一口水,許多人皮肉劃破出血,全身凍得發紫打顫,三個半小時打樁20多根,終於把決口堵住。同日晚,南運河一座8孔排洪閘被漂來的青麻堵塞了5孔,洪水下洩受阻。在夜黑雨猛,水深流急,到處都有漩渦的情況下,炮兵某團7連班長趙錫波等14人,腰拴保險繩,冒險下水撈麻。經過3個晝夜苦戰,撈出青麻100多噸,疏通了閘門。獨流減河左堤陳家台揚水站管道突然下沉,站基出現裂縫,隨時可能決口。步兵某團一營機槍連連長淪旺真等17位同志,潛入4至5米深的水底砌磚堵縫,在11個小時內有的戰士連續潛水150次,頭髮脹,耳鼓疼,鼻孔出血,仍頑強堅持,終於排除了險情。 
    在保衛天津市的同時,津浦鐵路沿線的抗洪保路戰鬥也在緊張進行。在良王莊段路基下沉,道軌塌陷的危急關頭,陸軍某軍的3個步兵團火速趕到險區,涉水運土,投石下料,連續奮戰50個小時,鞏固了路基。當四女寺段附近蓄洪大壩陳公堤決口,即將衝垮津浦路時,陸軍某師炮兵團出動2540餘人,保住了鐵路。 
    8月16日,第二次更大的洪峰又以相當於8條海河的正常流量,將約93億立方米的洪水推到賈口窪,至20日水位已比第一次洪峰高出55厘米,形勢十分險惡。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天津市委做出一面固堤、一面分洪的決定。 
    步兵某團擔負了最危險、最艱巨的鍋底閘炸堤分洪任務。部隊在軍政委楊銀聲指揮下,以人工挖掘與爆破相結合,打開了寬約850米的洩洪口,終於使河道水勢下降。當時執行炸堤分洪任務的工程兵部隊,有60%的人家在洩洪區,明知破堤分洪要淹沒自己的家鄉,但都能識大體,顧大局,還主動向正圍在岸上護堤的親友和老鄉耐心解釋,鼓勵大家以國家利益為重。 
    破堤後的洪水,使東澱、賈口窪、文安窪、團泊窪連成一片,總蓄水量相當於5個飽和的官廳水庫,達100多億立方米。為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對天津的威脅,必須導洪入海。8月下旬,北京軍區抗洪搶險指揮部調動4個步兵團、1個工兵團、1個舟橋團和海軍的搶險隊,分別在馬廠減河的小王莊和錢家圈、古林、北大港一線實施導洪。在北大港11個洩洪道口上,卡著大量木樁、石頭,洪水被擋住去路。 
    海軍搶險隊擔負排除洩洪口雜物的艱險任務。水兵們一接近洩洪口,就被巨大的渦流捲向他處。在這危急情況下,身強力壯的潛水員就在洩洪口上游緊扣胳膊組成一道人牆,以減弱渦流的衝力,掩護尖刀分隊的10人潛入水中,把繩子套在木樁上,一根根拉出。經過20多天的水中作業,他們清理了2000多米長的洩洪口的雜物,使洩洪量比原來提高了3倍,導洪終於成功,天津外圍各窪澱水位迅速下降,至9月11日降到了安全水位以下,解除了洪水對天津市和津浦鐵路的威脅。 
    在這次河北、天津抗洪救災中,陸海空三軍共出動11.5萬餘人、69架飛機、766艘艦船、778輛汽車,在地方、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廣大民兵的配合下,經過一個半月驚心動魄的鬥爭,搶救出群眾9.4萬多人、糧食4250多噸,空投食品4440多噸、藥品40多噸、救生器材8.1萬餘件,修築和守護河堤158公里,分洪開口4200米。終於與人民群眾一起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鐵路北段。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給予參加抗洪救災部隊以高度評價,表彰他們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央防汛指揮部授予步兵某團四連「防汛模範單位」、坦克某師炮兵團2連「抗洪救災模範連」榮譽稱號,授予工程兵某團五連「戰勝洪水,保衛人民」錦旗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授予謝臣烈士「愛民模範」光榮稱號。北京軍區、天津防汛指揮部以及參加抗洪的各級領導機關,分別為78個連隊、3372名個人記功。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河北省、天津市派出慰問團,熱情慰問參加抗洪救災的部隊。10月1日,抗洪救災的英模代表應邀參加國慶大典,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2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天津聯合舉辦抗洪搶險鬥爭英雄事跡展覽會,廣泛宣傳人民解放軍的功績。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為展覽會題了詞。周恩來的題詞是:「向為戰勝歷史上少見的洪澇災害而進行頑強鬥爭的各級幹部、各界人民、部隊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為支援災區,重建家園,爭取明年豐收,徹底治理海河而繼續奮鬥!」朱德的題詞是:「戰勝洪水,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的題詞是:「防洪鬥爭的勝利,是集體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勝利。」人民群眾也以各種方式表達對解放軍的熱愛。被部隊救出並安置在軍營的災民中,有40多個嬰兒降生,家長都以「軍生」、「軍花」、「軍舟」、「念軍」等給孩子取名,永記解放軍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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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授予某部「硬骨頭六連」光榮稱號    
    1964年1月,國防部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某部6連「硬骨頭六連」稱號。這項國防部頒發的命令說,某部6連是一個戰備思想硬、戰鬥作風硬、軍事技術硬、軍政紀律硬的英雄連隊。在戰爭年代,6連敢於刺刀見紅,以善於打硬仗而聞名。全國勝利後,6連繼續保持和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加強戰備觀念,從實戰要求出發,從難從嚴苦練硬本領,扎扎實實培養戰鬥作風,嚴肅認真地遵守軍政紀律,一切工作都立足於打頭陣、打硬仗、打大仗、打勝仗的思想基礎上。因此,在連隊建設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命令還希望六連繼續保持與發揚這一榮譽,把連隊建設搞得好上加好。號召全軍部隊認真學習六連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精神,為提高我軍戰鬥力加倍努力。 
    該連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就是一個以打硬仗、打惡仗、打勝仗而著稱的英雄集體,曾轉戰於冀中、晉綏和西北戰場,參加過保衛延安戰役,出色地完成了146次作戰任務,湧現出15名戰鬥英雄,被譽為「戰鬥模範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連不斷加強黨支部的建設,有一支堅強的黨員骨幹隊伍,保持和發揚了戰爭年代堅韌不拔、一往無前的硬骨頭精神,在剿匪反霸、戰備訓練、施工生產等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受到了領導機關的表。1952年底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打得英勇頑強。特別是在堅守馬良山20號陣地中,開展冷槍冷炮運動和小分隊出擊破襲,迫使敵軍寸步難行。停戰後,又積極幫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園,直至1958年回國。1962年開赴東南沿海地區執行緊急戰備任務,在開進過程中,全連人員無論是乘車還是徒步行軍,未損失一件裝備器材,沒有一人掉隊,迅速、準確、及時地到達戰備地域作好戰鬥準備,以「戰備思想過硬、戰鬥作風過硬、軍事技術過硬、軍政紀律過硬」而聞名全軍。1964年人民解放軍舉行全軍比武時,該連奪得了總分第一名。 
    該連成為全軍學習的先進典型後,在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道路上,邁開了新的步伐,用老一輩的硬骨頭精神,培養硬骨頭戰士,1985年6月該連又被中央軍委授予「英雄硬六連」稱號,使血染的戰旗增添了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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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軍開展「比武」活動    
    60年代初開始的群眾性練兵運動,以郭興福教學法的出現為標誌進入成熟期,以「大比武」為契機形成高潮。 
    1961年,南京軍區某軍軍長李德生組織工作組到所屬某團2連蹲點,發現該連副連長郭興福帶教的訓練小組集其他單位班戰術和單兵戰術教學優點於一身,表演的進攻戰術很有特色。李德生親自同郭興福談話,指定其從單兵訓練抓起,繼續進行教學試驗。在領導和群眾的幫助和支持下,加上郭興福本人勤奮學習,善於思考,其教學水平又有長足的進步。他教練單兵進攻戰術,要求嚴格,方法多樣,既細且活,又注意做現場思想鼓動工作,令觀者耳目一新。 
    同年,總參謀部出版的內部刊物《軍訓通訊》介紹了郭興福的教學經驗,向全軍推薦了郭興福的教學方法。1961年秋季開始,郭興福教學法在本軍範圍推廣。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必成看到《軍訓通訊》的介紹後,當即調郭興福和表演分隊到南京進行匯報作業。1962年3月,南京軍區發出指示,要求廣泛宣傳郭興福教學法。南京軍區將郭興福教學法總結為四個問題、五條經驗,四個問題是:把思想工作擺在首位;體現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眾路線的練兵方法;從實際需要出發;從基層幹部、戰士的實際水平出發。 
    五條經驗是:貫徹「四帶」,即帶著敵情、帶著仇恨、帶著任務、帶著問題去練兵;貫徹「四練」,即練思想、練作風、練指揮、練動作緊密結合;從難從嚴,多練幾手;民主教學,因人施教;做好訓練場上的思想工作,激發練兵熱情。 
    1963年5月,南京軍區進一步把郭興福教學經驗歸納為八條:一是摸清底細,因人施教;二是分清層次,由簡到繁;三是歸納要領,做出樣子;四是情況誘導,正誤對比;五是重點提問,反覆練習;六是民主教學,運用骨幹;七是評比競賽,廣樹標兵;八是宣傳鼓動,做思想工作。 
    1963年4月到10月,郭興福及其教學班在廣州、武漢、瀋陽軍區表演數十場,受到普遍好評。其他軍區也要求郭興福去表演和傳授經驗。適應這種形勢,總參謀部1963年底在鎮江召開有關軍區、各軍事院校領導幹部參加的現場會,介紹郭興福教學法。 
    12月24日,葉劍英趕赴現場會觀看表演。隨後向中央軍委報告了鎮江現場會情況,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他把郭興福教學法歸納為五個突出特點:第一,善於在教學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調動練兵的積極性,並能夠發揚教學民主,集中群眾的智慧,實行官兵互教,評教評學;第二,把練技術、練戰術、練思想、練作風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兵練得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戰術活,而且身強力壯,一個個都像小老虎一樣;第三,採取由簡到繁、由分到合、情況誘導、正誤對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認識,掌握要領;第四,把言傳與身教,苦練與巧練結合起來,使戰士百聽不厭,百練不倦;第五,嚴格要求,一絲不苟,諄諄善誘,耐心說服。葉劍英認為,上述這些方法,不僅適合於部隊,而且適合學校;不僅適合步兵,而且適合各軍種、兵種。毛澤東見到葉劍英的報告後很感興趣,指出郭興福教學法對人民解放軍的練兵方法「不僅是繼承,而且有發展」。 
    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轉發了葉劍英的報告,號召全軍立即行動起來,掀起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運動。「使我軍的軍事訓練,練出更能過硬的真本事來,做出更大更紮實的成績來」,「把我軍的訓練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隨後,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南京主持召開推廣郭興福和郭興福教學法的現場會議。會議強調相互學習從本單位實際情況出發,經過典型試驗,分期分批地推廣郭興福和郭興福式的教學方法。羅瑞卿將郭興福教學法的特點概括為「紅、活、硬、細、實」五個字。這次會議成為1964年全軍大練兵、大比武的動員會。 
    1964年5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結部隊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經驗,聯名頒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基礎訓練方法二十條(草案)》,進一步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指導連隊基礎訓練。 
    南京會議後,在全軍迅速掀起了一個學習郭興福、趕上郭興福、超過郭興福的練兵熱潮。各軍區、各軍兵種相繼舉行本區、本兵種範圍的匯報表演,藉以促進比、學、趕、幫活動的深入;繼而從5月份開始,舉行各自的比武大會,檢驗訓練效果,表彰訓練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同時選拔尖子選手參加全軍比武。 
    1964年春,為檢閱幾年來的訓練效果,中央軍委決定舉行一次全軍範圍的「比武」活動。6月至8月,全軍分18個比武區進行比武(不包括海軍艦艇、岸炮、航空兵部隊)。參加比武表演的人數達1.37萬餘人,參觀學習的約9萬人。毛澤東、董必武、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京觀看了北京、濟南軍區軍事匯報表演。毛澤東等人還觀看了半自動步槍和衝鋒鎗精度射擊、輕機槍速射、3000米武裝越野、偵察兵捕俘和攀登、坦克表演等科目,對部隊的訓練成果和比武方式作了充分肯定和讚揚。比武中,獲集體一等獎的單位1212個,獲個人一等獎的有2257人,其中各軍、兵種一等集體尖子289個,個人一等尖子545人。與1963 年相比,比武成績明顯提高。 
    群眾性練兵運動和「大比武」是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有力地推動了軍事訓練的廣泛開展,造成了刻苦鑽研、勤學苦練軍事技術的良好風氣,探索了典型示範的工作方法,樹立了眾多各類尖子、標兵,普及了先進經驗,使人民解放軍各部隊的訓練水平,特別是基礎技術訓練水平顯著提高。同時,群眾性練兵運動和「大比武」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偏重於技術訓練。在「比武」剛剛興起不久,林彪就以所謂「突出政治」為由,把這場群眾性的練兵運動壓了下去,使部隊的軍事訓練遭到嚴重破壞,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    
    1964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指示,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一書。 
    《毛主席語錄》的出版發行,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廬山會議後,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就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片面強調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絕對地位,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提出要大學毛澤東思想並提出十分庸俗、簡單化的學習方法。 
    1959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用貶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手法,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提出:馬克思、列寧著作很多,是低級的,學習馬列「不一定都要讀他們的原著」;還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可以「一本萬利」。隨後,在廣州擴大會議上,他又提出,學習毛主席著作就要背警句,「我們不要背那麼多,要挑選最好的,背上那麼幾十句就差不多了」。提出學習馬列主義「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只要學好「老三篇」就夠用了。還提出了「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口號。對於林彪的這種主張和作法,鄧小平當時就指出,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簡單化」,「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1960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中就加上了林彪關於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觀點,使林彪的一套作法得以全面實行。 
    根據林彪的指示,從1961年5月起,《解放軍報》開始結合政治形勢刊登毛澤東語錄。1964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林彪指示,將《解放軍報》發表過的語錄加以補充,經康生審定,出版《毛主席語錄》。解放軍總政治部在《毛主席語錄》的前言中說:林彪元帥曾經指示,為了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要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覆學習,反覆運用;並且指示在《解放軍報》上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幹部戰士學習。幾年來部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也證明帶著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為了幫助基層幹部和戰士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語錄,加以補充,選編了這本《毛主席語錄》。我們按照少而精的原則,力求使所選內容適合基層幹部和戰士的需要和水平。各部隊在組織學習的時候,應當結合形勢、任務、部隊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有的放矢地選學有關的內容。 
    林彪製造個人崇拜並不以此為滿足,1964年底,林彪對部隊工作又發出了指示,他說,毛主席語錄本,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著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發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部隊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中央指示,軍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編寫教材。臨時編一點是可以的,但現成的東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編,編不好,又費力。後來他又說,「突出政治不是一項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違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為了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極端,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說,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更加賣力地推行突出政治和個人崇拜,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1966年9月18日,在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宣傳部負責人時,林彪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洋人、古人哪有毛主席高?哪裡有這樣成熟的思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偉大的天才」。「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 
    1966年12月,《毛主席語錄》再版發行,其前言部分改為由張春橋等人代筆的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再版前言中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覆學習,反覆運用。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 
    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 
    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 
    再版後的《毛主席語錄》在內容上又有修改和補充,新增加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黨委領導」和「婦女」三部分。還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部分改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勤儉建國,勤儉建軍」部分改為「勤儉建國」,把「思想意識修養」部分改為「糾正錯誤思想」,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除了鼓吹其一套學毛澤東著作的觀點外,還為自己樹碑立傳,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實是為了他自己。從內容上看,再版的《毛主席語錄》是為了軍隊之外的各行各業學習毛主席語錄,將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推向全國。此後,《毛主席語錄》被稱為「紅寶書」(因其用袖珍版、外套紅色塑料皮),在全國人手一冊,在許多場合,如集會前、工作前、甚至火車發車時都要拿出來讀幾條語錄,高呼口號時也必須舉起《毛主席語錄》。有一段時間,一些地方,在商店買東西,也要先向售貨員念條毛主席語錄,售貨員答一條語錄後才能賣東西。把學習毛主席語錄搞得十分庸俗化和神聖化。 
    《毛主席語錄》的編輯出版,是在林彪製造個人崇拜,大搞突出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在內容上,它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肢解為若干條的語錄,有的是斷章取義,有的是不顧當時的背景,對於人們掌握和學習毛澤東思想造成嚴重惡果,使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盛行。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擊落入侵中國領空的美國軍用飛機    
    從新中國成立至70年代初,美國軍用飛機不斷入侵中國領空,進行偵察和挑釁。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海軍航空兵和高炮部隊英勇地進行防空作戰,有力地打擊了入侵的美國軍用飛機,保衛了祖國的領空安全。 
    國民黨敗逃台灣後,美國除了支持國民黨軍進行空中襲擾外,還不斷派遣飛機到中國沿海進行偵察,甚至侵入大陸淺近縱深地區進行襲擾挑釁。僅1951年至1953年,美國軍用飛機侵犯中國領空就達7729批,總計32126架次。為了保衛中國領空不受侵犯,打擊敵機的空中襲擾活動,中央軍委採取有力措施加速空軍的建設。 
    1950年8月至1951年9月,先後成立了各大軍區空軍司令部,建立了作戰指揮機構,並加速組建航空兵部隊,要求各地有效地做好防空戰備工作。全軍擔負防空作戰任務的部隊認真執行中央軍委的指示,加緊了防空戰備工作。1952年9月20日,美軍B—29型轟炸機1架侵入上海地區;華東防空司令部命令空軍航空兵第2師,起飛2架米格—15型殲擊機攔截入侵之敵,並一舉將其擊落墜海。這是中國空軍航空兵部隊在國土防空作戰中,第一次擊落入侵的美國軍用飛機。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和年輕的人民空軍,使他們增強了戰勝美機的信心。1952年11月22日,1架美軍PB4Y—2型飛機侵入上海上空,空軍航空兵第2師出動米格—15型雙機起飛攔截,將其擊傷。1953年3月6日,空軍航空兵第14師兩架米格—15比斯型飛機在山東半島上空擊落1架入侵的美軍F—4U型飛機。 
    4月23日,空軍航空兵第2師將入侵上海地區的1架美軍P—2V型飛機擊落墜海。同年11月6日,第2師在山東半島地區再次將入侵的1架美軍PBM—5A型飛機擊落。 
    1955年5月10日,美軍F—86型戰鬥機8架侵入遼寧安東(今丹東)以南的中國領空,中國空軍航空兵16師起飛8架米格—15比斯型飛機進行攔截,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空戰。在這次空戰中,中國空軍擊落擊傷美機各1架。1956年4月9日晚,1架美軍RB—50型偵察機經黃海侵入渤海灣上空。 
    駐防遼東半島的空軍航空兵部隊起飛攔截,將其擊傷。此後,美國軍用飛機侵犯中國領空的行徑,暫時有所收斂,襲擾活動明顯減少。但是,美國並沒有停止對中國領空的入侵活動。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擊入侵美機的空中鬥爭,由沿海地區轉移到中南和西南地區。 
    1964年,美國全面擴大侵略越南的戰爭。中國政府從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侵越美軍為了查明中國的軍事部署和動態,不斷派飛機對中國進行襲擾和偵察。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海軍航空兵和地面防空部隊,開始了打擊入侵中南、西南地區上空美機的鬥爭。總參謀部召開緊急作戰會議,分析研究了中南半島的形勢,確定空、海軍和廣州、昆明軍區立即進入戰備狀態。經毛澤東主席批准後,中南和西南地區的防空作戰力量和指揮得到了全面的加強。 
    1965年4月8日、9日,美軍連續出動艦載機侵入中國海南島上空進行挑釁,並向中國飛機發射導彈,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對此,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對入侵的美機進行堅決的打擊。9月20日,1架美軍F—104C型戰鬥機從海南島西部侵入中國領空,海軍航空兵第4師起飛2架殲6型飛機進行攔截。在不到300米的距離內抵近射擊,一直打到距離39米,打得美機凌空爆炸。10月5日,1架美國RA—3D型偵察機侵入中國境內;空軍駐廣西航空兵第9師起飛4架殲6型飛機,在超音速條件下採取魚貫進入的戰術,向目標發起連續突擊,4名飛行員從距離美機900米—直打到300米,先後都擊中目標,使美機冒煙墜落。 
    1967年,美軍對越南北方實施全面轟炸,美軍戰鬥機、偵察機入侵中國領空的次數明顯增多。中國空軍駐廣西的殲擊航空兵和高炮部隊,在8天中三戰三捷,擊落入侵的美國軍用飛機5架。其中在4月24日打了一場擊落美國鬼怪式飛機的漂亮的殲滅戰。當天17時,2架美國F—4B(鬼怪式)型飛機從廣西南部邊境侵入中國領空,駐防該地區的空軍高炮第10師第30團採取集中火力近射的戰術,向美機猛烈射擊,當即擊落1架;另1架剛飛出高炮火力區,即被空軍航空兵第26師4架殲5型飛機截住。美機竭力擺脫未果,在中國4架飛機上下左右的夾擊下,拖著濃煙墜落於北部灣海域。這是一次空炮密切協同,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速決戰,2架美國F—4B型飛機侵入中國境內僅3分20秒,就被全部擊落。這次戰鬥的勝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的稱讚。1967年7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參戰的飛行員和領航員,讚揚他們打得好。 
    人民解放軍在打擊入侵美機中,越戰越強。8月21日,空軍航空兵第18師在廣西地區擊落入侵的美國A—6型攻擊機2架。 
    自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國作戰飛機入侵中國領空共計155批、383架次,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落12架,擊傷4架。 
    美軍在派遣有人駕駛軍用飛機入侵中國的同時,還使用無人駕駛偵察機入侵中國領空,進行偵察活動,同樣遭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 
    1964年8月29日,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首次侵入中國領空偵察。10月13日,美國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入侵中國廣西南寧和雷州半島上空。為了對敵人實施有力打擊,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親率工作組深入部隊,同指戰員們一起研究對付美國高空無人駕駛飛機的辦法。接著,空軍領導機關進一步研究制定了打擊美國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的兵力部署方案,經中央軍委同意後施行。廣大指戰員滿懷信心地表示,一定要勝利完成打擊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的作戰任務。 
    11月15日11時,1架美國147G型無人駕駛飛機,從海南島東北部向雷州半島飛行。空軍航空兵第26師命令駐遂溪機場配屬的航空兵第1師機動作戰分隊起飛1架殲6型飛機將其擊落。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擊落美國高空無人駕駛飛機,它標誌著中國空軍的防空作戰能力,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 
    一個多月後,航空兵第1師另一個機動作戰分隊在廣西南寧地區上空擊落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1架。1965年1月9日,周恩來、賀龍、葉劍英、羅瑞卿等領導人,在北京接見了擊落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的指戰員代表。稱讚空軍部隊打得好,勉勵大家再接再厲,總結經驗,繼續提高技術戰術水平。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航空兵部隊,進一步分析研究了殲擊機打擊高空無人駕駛飛機的特點和規律,又連續在雷州半島、廣西、雲南和海南島地區上空,擊落美國入侵的無人駕駛飛機。美軍在其無人駕駛飛機連遭打擊之後,於1967年初改用性能更好的147H型及T型無人駕駛偵察機入侵中國領空。中國空軍使用性能優良的殲7型飛機和地空導彈進行打擊,連連奏效。6月24日,解放軍空軍航空兵3師起飛殲7型飛機,擊落美國147H型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1架。此後,空軍地對空導彈部隊也連續擊落美國147H型和T型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3架。 
    自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美國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侵入中國領空達97架次,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落20架。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海軍航空兵、地空導彈部隊和高炮部隊在國土防空作戰中不斷擊落入侵中國領空的美國戰鬥機、偵察機,打擊了美軍的囂張氣焰,保衛了國家領空的安全。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中國研製和發展原子彈有深刻的國際背景。1945年7月,由美國研製的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同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擲2顆原子彈。原子彈的出現,對現代戰爭和軍事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憑借自己掌握的原子彈,對中國進行核訛詐和核威脅。 
    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壟斷,保衛國家安全,中國必須盡快發展自己的導彈核武器。 
    1952年5月,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粟裕等軍委領導在研究國防建設五年規劃時,就醞釀發展中國的特種武器。1953年,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建議。1954年秋,彭德懷、李富春提出了爭取蘇聯幫助建造一座原子反應堆的意見。1955年1月14日,周恩來向李四光和錢三強詳細詢問了中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鈾礦地質資源等有關情況,瞭解核反應堆、原子彈的原理和發展原子能科學技術所需的條件。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了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並做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究原子彈的決定。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3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工作。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956年11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工作。為了盡快掌握原子彈的研製技術,1957年9月,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三機部部長宋任窮、副總參謀長陳賡率領由31人組成的政府代表團赴蘇談判。同年10月1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聶榮臻和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別爾烏辛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1958年1月,成立了三機部九局,負責核武器研究設計的組織領導工作。7月,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負責接收、消化蘇聯提供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調集、培訓人員。1959年6月,蘇聯毀約停援後,北京某武器研究所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的前期研究工作。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這實際上是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兩國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7月,中共中央毅然決定自己動手,準備用8年時間研製成功原子彈。 
    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帶走了許多重要的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停止提供中國急需的設備、關鍵部件和重要物資,給中國剛剛起步的原子彈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和嚴重困難。 
    1960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賀龍在會上提出,要臥薪嘗膽,發憤圖強,下最大的決心突破國防尖端技術。1961年7月,聶榮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工作會議上,召集參加會議的國防科委、五院、二機部等單位的負責人,分析研究了國防尖端技術的基本情況及其發展問題。大家認為,中國的國防尖端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原子彈在探索性研究試驗工作的基礎上,開始了基本理論和關鍵技術的攻關。只要措施得當,艱苦努力,爭取三年或再長一些時間,突破原子彈技術是完全可能的。10月,聶榮臻指派張愛萍與劉西堯等人率領調查組到核工業建設和原子彈研製第一線進行實地考察,進一步瞭解原子彈研製的進展情況及存在的問題,並於11月14日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了報告,認為只要集中力量進行技術攻關,1964年就可能炸響原子彈。1962年3月,周恩來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強調,對尖端技術絲毫不能放鬆。6月,毛澤東在聽取楊成武副總長關於戰備情況的匯報時強調,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國防工辦關於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核武器研製情況的匯報時,劉少奇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個委員會,以加強這方面的領導。羅瑞卿於當月30日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提出了成立中共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的建議,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批語。中央專委成立後,在周恩來總理的主持下,進一步加強了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 
    為了統一管理原子彈等特殊武器的定型工作,1963年12月28日,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特種武器定型委員會,由聶榮臻任主任,羅瑞卿、張愛萍、安東(兼秘書長)任副主任,負責制定特種武器定型的方針、政策和定型審批工作。 
    1962年10月10日,聶榮臻、羅瑞卿在聽取劉傑匯報二機部的設想時,提出需要確定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時間,以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原子彈的研製工作。羅瑞卿於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這個建議。11月3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1963年4月,鄧小平對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說,研製原子彈的計劃,黨中央和毛主席已經批准了,路線、方針、政策已經確定,現在就是你們去執行。你們大膽去幹,幹好了是你們的,幹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1963年底,中央專委全面檢查了原子彈研製的進展情況。全國參與協作的20個部、委,19個省、市、自治區的400多個廠、所和院校,都組織了最強的技術力量,如期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協作任務。二機部系統已有幾座鈾礦山和原子能工廠投入生產或試生產,聚合爆轟試驗等重要技術關已經突破。根據這些情況,中央專委於1964年1月向中共中央報告:原子彈爆炸試驗有可能在當年10月左右實施。 
    1964年初,國防科委對首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並報告了中央專委。中央專委於同年4月批准首次核試驗採取塔爆方式實施,並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準備工作。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等傳達了他與毛澤東、劉少奇關於早試驗核武器的研究決定,並對首次核試驗的有關工作做了周密部署。9月27日,張愛萍、劉西堯回核試驗基地,傳達了中央專委和周恩來的指示,並根據氣象預報,建議試驗時間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間。毛澤東、周恩來同意這一建議。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中國用4年多的時間研製成功第一顆原子彈,標誌著中國的國防科技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全軍改換帽徽、領章和著裝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個時期,人民解放軍軍服的沿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軍的發展進程。 
    在人民軍隊創建初期,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仍著國民革命軍服裝,為了與舊軍隊區分開來,每人系一條紅領帶。參加秋收起義的部隊大部分由農民自衛軍、工農義勇軍組成,服裝很不統一。此後,紅軍的服裝主要靠自備、自製以及從敵人手中繳獲來解決,沒有統一的樣式。我軍最早的統一服裝是在1929年產生的,軍裝、帽子和綁腿都用灰布製作,上衣為中山裝,下衣為西裝褲,軍衣領縫上兩塊紅布領章,八角帽前縫紅布五星。以後,紅軍各部隊的服裝逐漸統一,但紅軍帽的式樣,卻不相同,有的部隊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還有的戴學生帽。服裝多為灰色,但也有青色和藍色。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游擊隊被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曾給八路軍、新四軍發放過國民革命軍制式服裝。軍服為灰色中山服,打綁腿。在直筒加帽圍的圓頂帽上,佩有「青天白日」帽徽。從1940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停發了軍餉供給。我軍通過開展「大生產運動」,自製軍服,顏色為青灰色或草黃色,不分大小號碼,長度一律「二尺五」。軍帽上不佩戴帽徽,增發「八路」和「新四軍」臂章,以區別於國民黨軍隊。 
    解放戰爭初期,我軍仍沿用八路軍、新四軍的服裝。1947年3月,我軍正式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取消「八路」、「新四軍」臂章,各部隊分別佩戴標有番號的臂章或胸章。軍服顏色也不一致,多數是土黃色,中原部隊的軍服為灰色,東北部隊的冬服保持了抗日聯軍的特色。到1948年底,中央軍委向全軍發佈通令,對全軍的組織編制和部隊番號作了統一整編,軍委後勤部規定了全軍統一的服裝樣式。軍服為草綠色棉平布中山裝,胸前佩戴長方形布胸章,印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頭戴圓形短簷帽,這種式樣的帽子後來被稱為「解放帽」,帽徽為「八一」紅五角星。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於1950年10月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因準備倉促,除首批入朝部隊換發了朝鮮人民軍服裝外,其餘陸續入朝的部隊,均穿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服裝,為區別於朝鮮人民軍,他們在軍服上佩戴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胸章。入朝作戰的第二年,志願軍戰士都穿上了特製的志願軍冬服。 
    建國後,我軍先後進行了幾次換裝,服裝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改進。 
    建國初,人民解放軍很快由單一軍種發展為陸、海、空三大軍種。為適應軍隊正規化建設的發展,總後勤部對軍服制式進行了研究,設計出新的軍服和帽徽。經中央軍委審定,1950年1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使用1950年軍服(簡稱「五○」式軍服)裝備部隊。「五○」式軍服系列分為陸軍、海軍、空軍,幹部、戰士,男軍人、女軍人,冬服、夏服等。陸軍服裝為黃綠色;海軍常服為藏藍色,禮服為白色;空軍上衣為黃綠色,下衣為藏藍色。幹部戰士均戴大簷帽,水兵戴水兵帽,從1952年戰士改戴解放帽。 
    1955年,我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全軍服裝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改革。新的軍銜服裝參照了蘇聯和東歐國家軍服樣式,結合我國服裝特點進行了設計,經國務院批准,國防部發佈命令,從1955年10月1日,開始實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肩章、領章、軍兵種與勤務符號和新式帽徽、服裝。新式軍裝的帽徽式樣為「五星八一」。軍官戴大簷帽,水兵戴水兵帽,其他士兵戴船形帽,佩戴軍銜肩章及綴有兵種、勤務符號的領章。校官、尉官(除海軍校官、尉官),扎武裝帶;士兵扎腰帶。 
    新的軍銜服裝首次突破了我軍長期以來的單一制式軍服,分禮服和常服兩類。禮服主要配發校級以上軍官,用於重要場合和出國訪問穿著。1958年1月,國防部發佈命令,規定軍官在節日、集會、出國或外交場合佩戴肩章、領章,平時一律佩戴新式領章。從1959年4月起,陸、空軍士兵改戴解放帽。從1960年起,軍官在節日和外交場合戴大簷帽,平時改戴解放帽。 
    1965年5月21日,總參謀部發出通知,取消軍銜後,從6月1日起,全軍改換帽徽、領章和部分軍服樣式:(1)一律改配新的全紅五星帽徽和全紅領章;(2)一律戴解放帽;(3)海軍服裝改為深灰色;(4)廢止校以上軍官的西式大禮服;(5)每人發腰帶一條,廢止武裝帶。1974年,海軍服裝恢復了1965年以前的顏色和樣式。陸、空軍女軍人改戴無簷帽,夏季服裝恢復裙服樣式。 
    1985年,經中央軍委批准,人民解放軍幹部戰士從5月1日起換穿新式服裝,即「八五」式軍服。新式服裝在用料和式樣等方面作了改進。全軍幹部和男戰士戴大簷帽,女戰士戴無簷帽,帽徽為「五星八一」軍徽,領章加綴軍種符號,幹部領章、肩章的顏色,按軍種作了區分。 
    1984年1月,中央軍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裝定型生產的同時,確定我軍服裝應實行禮服、常服、作訓服系列化。根據這項要求,解放軍總後勤部成立了專門小組,分析了我軍軍服的歷史及現狀,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的軍服樣品,研製出我軍禮服、常服、作訓服系列樣品,提出了軍服改革設想方案。1987年8月,我軍新型系列軍服定型投產,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七系列服裝」。1988年7月16日,總參謀部、總後勤部規定,從當年10月1日起,開始穿著87式軍服,全軍官兵(不含文職幹部和未授予軍銜的現役軍人)一律佩戴新式帽徽、軍銜肩章和軍種符號,專業技術軍官佩戴專業技術符號;並規定了具體佩戴方法;原帽徽、領章、肩章和軍種、專業符號即行作廢。軍官著87式夏服時,必須內著白色襯衣,系制式領帶;陸、空士兵和海軍女士兵著87式夏常服時,必須內著制式襯衫。院校畢業學員實習期間仍著學員服裝,佩戴學員肩章。1997年,經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陸海空軍從5月1日起正式著穿新一代軍服。新一代軍服著眼於21世紀中國軍隊的穿著需要,設置禮服、常服、作訓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形成了陸軍以棕綠色為主色調、海軍以白色和藏青色為主色調、空軍以蔚藍色為主色調的三軍服裝顏色體系。樣式、顏色較原軍服更為美觀、大方和協調,體現了人民解放軍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的良好形象。據悉,新一代軍服可望在2000年前後逐步裝備全軍。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人民解放軍援助越南人民進行杭美救國戰爭    
    1964年8月5日,美國製造「北部灣事件」,連續轟炸越南的義安、鴻基、清化等地區。事件發生當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即致電越南主席胡志明、總理範文同和總參謀長文進勇,表示中國的關注和對越南抗美鬥爭的支持。第二天,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1965年3月,美國出動地面部隊進入越南南方,發動了局部戰爭。中國政府再次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的戰爭冒險,重申自己的嚴正立場,表示堅定不移地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 
    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中國政府給予越南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包括槍、炮、槍彈、炮彈、艦艇、中型坦克和水陸坦克、裝甲輸送車、汽車、飛機、炸藥、有線電機、無線電機、軍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裝、藥品、衛生器材和食品等。這些物資約合人民幣42.6億元,可裝備200餘萬人。 
    中國人民把援助越南人民的鬥爭當作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毛澤東要求,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們有可能辦到,就一定滿足。有些我們有的,也能辦到,越方沒有想到,我們要主動提出。他曾親自交代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資中,增加壓縮乾糧、肉鬆、豬肉罐頭、鹹魚、蛋粉、雨衣、蚊帳和醫療器械。周恩來提出,援助越南是我們的頭等任務。對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嚴肅、認真、積極地對待。他還要求給南方的裝備,要便於使用、便於攜帶、便於隱蔽和便於運送。 
    越南戰爭期間,中國生產的大型武器裝備,許多都供應了越南。一些新型裝備研製成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尚未裝備,就優先向越南提供。非但如此,當越南提出的要求超過中國的生產能力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動用庫存,甚至抽調現役裝備盡量滿足越南的急需。 
    1973年1月,《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在巴黎簽訂,宣告美軍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鑒於形勢的變化,中國逐步壓縮對越軍援規模,至1976年,無償軍事援助方告停止。 
    在對越南提供軍事物資援助的同時,根據越南要求和中越兩政府及軍隊簽訂的有關協定,中國從1965年6月起,先後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達32萬餘人。中國援越部隊同越南人民並肩戰鬥,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了越南北方的領空,保證了越南北方運輸線的暢通,並使越南人民軍得以解除後顧之憂,抽調大批部隊到南方作戰。 
    1965年4月17日,應越方請求,中國工程部隊進入越南東北群島施工,構築永備工事、碼頭、道路,敷設海底電纜和通信線路,完成預定任務後,應越方多次要求,該部隊推遲了歸國時間,承擔了越南東北軍區多處陸上設防工程施工任務。 
    1966年12月至1968年2月,中國工程部隊進入越南紅河三角洲地區,構築設防工程。1969年5月,中國工程部隊在越南安沛援建的空軍機場竣工。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中國援越通信工程大隊幫助越南在萊州、山蘿和奠邊府等地區修建通信設施。 
    在抗美鬥爭中,越南北方的鐵路、公路是美機轟炸的重點。 
    為了打破美國對越南北方交通線的封鎖,改善其運輸條件,應越方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以鐵道兵、工程兵為主的支援部隊10萬餘人,擔負了改善和保障河內以北鐵路運輸與修建7條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務。 
    1965年6月,中國從各鐵路建設工地緊急抽調鐵道兵部隊赴越。在5年內,共為越南新建鐵路正線117公里,改建鐵路正線362公里,新建鐵路橋樑30座,新建和擴建各種鐵路站、段20個,架設通信線路1023對公里。這些工程的相繼竣工,大大提高了河內以北的鐵路運輸能力,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戰爭的需要。 
    1965年5月30日,中越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中國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協定》,確定由中國幫助越南修建12條公路(後調整為7條)。1965年9月底,擔負援越築路任務的工程部隊和配屬的高炮部隊共8萬人入越。至1968年6月下旬,修路部隊完成7條幹線公路及其附屬防護設施,共計新建、改建公路1206公里,橋樑305座,涵洞4441座。 
    1965年8月,應越方請求,中國高炮部隊入越,擔任了河內至友誼關鐵路線北寧至諒山段、河內至老街鐵路線安沛至老街段的防空作戰任務,取得了顯著戰果。 
    1968年3月,美國政府迫於國內和國際壓力,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逐步降級」。 
    5月,越、美兩國在巴黎開始舉行和平談判。11月起,美國停止轟炸和炮擊越南北方。有鑒於此,經中越雙方商定,中國援越高炮部隊於1969年3月中旬前陸續撤離越南回國。 
    中國援越部隊以中越人民的友誼和團結抗美的大局為重,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軍,尊重越南的風俗民情,模範地執行軍事政治紀律,愛護越南的一草一木。為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1100名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犧牲並長眠在越南土地上。在完成援越任務後,中國援越部隊在很短時間內全部撤回國內。當時的越南領導人黎筍曾向中國領導人表示:「要是你們不給我們熱心支援的話,我們恐怕要多犧牲二三百萬人才能取得勝利。」中國的援助,不僅為越南提供了支持長期戰爭的物質基礎,而且為越南提供了可靠的戰略後方,有力地支持了越南的抗美救國戰爭。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南海艦隊「八六海戰」取得重大勝利    
    台灣國民黨當局在武裝反攻大陸計劃破產,派遣小股武裝特務渡海登陸又連連受挫的情況下,為了鼓舞士氣,擴大影響,接連派遣海軍戰鬥艦艇,不時竄入廣東、福建一帶近海漁場,伺機輸送武裝特務登陸,同時對大陸漁民進行「反共心戰」活動,破壞漁業生產。人民解放軍於1965年8月6日在廣東南澳島以東海域,對竄入的國民黨軍艦給予殲滅性打擊,取得了重大勝利。 
    1965年8月5日5時,國民黨海軍巡防第2艦隊旗艦——大型獵潛艦「劍門」號和小型獵潛艦「章江」號,載著執行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海嘯計劃」、準備向福建滲透的一股武裝特務,由台灣左營隱蔽出航,駛向廣東沿海。「劍門」號原是美制掃雷艦,排水量為1250噸,航速為20節,裝有76.2毫米以下口徑火炮10門。「章江」號系美制小型獵潛艦,排水量為280噸,航速為18.5節,配有76.2毫米以下口徑火炮10門。 
    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獲悉「劍門」號編隊出航後,立即制訂了放至近岸、協同突擊,一一擊破的作戰方案,確定以護衛艇41大隊高速護衛艇4艘、魚雷快艇11大隊魚雷艇6艘,組成海上突擊編隊,以161號炮艇和快艇11大隊魚雷艇為支援兵力,並指定汕頭水警區副司令員孔照年乘598號護衛艇,負責海上指揮。 
    8月5日17時45分,「劍門」號編隊駛至東山島東南海域。南海艦隊為爭取時間,一邊上報作戰方案,一邊命令汕頭水警區參戰兵力進入一級戰鬥準備。當時,這個水警區的戰艇有半數處於修理和保養狀態。接到命令後,全體指戰員突擊搶修保養戰艇,各艇迅速調整技術骨幹,在2個小時內完成戰前準備工作。21時24分和23時43分,4艘護衛艇和6艘魚雷艇先後由汕頭、海門啟航,駛往南澳島雲澳待機。23時許,總參謀部批准海軍的作戰方案,並提出放進來打、越近越好,爭取在晚上打、拂曉前撤回原地等五點要求。這時「劍門」號編隊由兄弟嶼東南海面向西南航行。解放軍海軍的4艘護衛艇和161號火艦分別由雲澳、汕頭出航,於6日0時40分進至距目標3.8海里處,由於岸上指揮部引導出現差錯,一時沒有對「劍門」號編隊形成攔擊態勢。孔照年果斷決定,放棄護、快協同作戰計劃,命令護衛艇高速追擊。不久,「劍門」號編隊依仗火炮射程遠的優勢,先行開炮。解放軍護衛艇隊冒著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標。各艇指戰員由於求戰心切,將「準備射擊」的口令錯聽成「射擊」,因而先後向「劍門」號編隊的火光方向開炮射擊。孔照年及時下令制止了這種無效射擊,直至看清目標輪廓和桅桿並在「劍門」號編隊的20毫米火炮也開始射擊時,才命令各艇一齊開火。解放軍海軍艇隊兩次抵近射擊,「劍門」號慌忙向東逃跑。4艘護衛艇緊緊咬住「章江」號不放。臨近3時,艇隊抵近「章江」號,在距離500米處保持同向運動時實施集中火力突擊,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內,使「章江」號連連中彈。 
    10分鐘後,「章江」號高速衝向解放軍的艇群,企圖尋找機會逃跑。598、601號艇立即加速衝上前去英勇堵擊。611號艇一面猛打「章江」號,一面穿越其航線,正好處於己方艇隊與目標之間。611號艇先被己方誤擊,旋即又被「章江」號擊中,先後中彈17處。該艇在3部主機被打壞,前艙進水,人員傷亡近半數的情況下,仍繼續堅持戰鬥。輪機兵麥賢得頭部被彈片擊中,頓時失去知覺。他甦醒以後,以驚人的毅力,一直頑強地堅守在主機旁邊。 
    在解放軍艇隊的衝擊下,「章江」號艦遍體鱗傷,失去抵抗能力。為加速該艦沉沒,孔照年又組織艇隊實施兩次突擊。在50—30米的距離上,各艇直接瞄準,以穿甲彈攻擊它的水線以下要害部位。「章江」號起火爆炸,最後在東山島東南24.7海里處葬身海底。 
    「章江」號被擊沉後,「劍門」號仍在外圍海域徘徊。南海艦隊為擴大戰果,根據總參謀部的指示,即令在雲澳待機的魚雷快艇第二梯隊119、120、121、122、136號5艘艇投入戰鬥。同時,南海艦隊命令戰場上的3艘高速護衛艇和161號炮艦,立即追殲「劍門」號。5時,護衛艇隊追至距「劍門」號6海里時,「劍門」號艦上的所有火炮一齊向艇隊猛烈急射,曳光炮彈在解放軍各艇周圍亂竄。我艇隊指戰員無所畏懼,沉著機智地進行反炮火曲折機動。當距離目標7—5鏈時,各艇一齊開火。激戰4分鐘,「劍門」號中彈起火。這時,高速趕來的魚雷艇隊迅速佔領有利發射陣位,分兩組同時向「劍門」號發射魚雷10枚,將它擊中。5時22分,「劍門」號艦帶著濃煙烈火,在東山島東南38海里處沉沒。 
    這次海戰,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大的一次海上殲滅戰,一舉擊沉國民黨海軍2艘軍艦,擊斃國民黨少將胡嘉恆以下170餘人,俘「劍門」號中校艦長以下33人。人民解放軍海軍在海戰中亡4人,傷28人,損傷護衛艇和魚雷快艇各2艘。戰後,國防部通令嘉獎參戰部隊,讚揚「這一仗打得堅決,打得乾脆,打得漂亮」;並授予麥賢得以「戰鬥英雄」稱號。海軍分別授予611號護衛艇、119號魚雷艇以「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稱號。 
    8月17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參加「八六」海戰的有功單位和有功人員代表,併合影留念。 
    周恩來誇獎說,這次海戰是打近戰、夜戰、群戰,是小艇打大艦,打得很好。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9—1966.5)     
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向中央軍委呈送《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匯報了全軍多年來生產取得的成績,強調要堅持「長期經營、穩定生產規模、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的發展方針,並提出了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為戰備提供物質條件的設想。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後,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 
    毛澤東在信中肯定了總後勤部上報的農副業生產計劃,並指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毛澤東還指出:工人、農民、學生、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是有條件的,都要以本業為主,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同時指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文轉發到全黨,要求全黨有步驟地遵照實行。因此,「文化大革命」10年間,把「各行各業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口號風行全國,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種時髦。 
    「五七指示」有正確的內容,對軍隊生產的發展等起了推動作用。但其中要求全國各基層單位、各黨政機關都要「批判資產階級」、要求軍隊「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以及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態度等,則是錯誤的。這些「左」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廣為推行,在許多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軍院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第二炮兵領導機構成立 
人民解放軍奉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 
江青、康生等製造「二月逆流」 
中國邊防部隊進行珍寶島自衛還擊作戰 
林彪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全軍進行長途野營拉練 
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全軍開展批林整風運動 
海軍南海艦隊進行西沙自衛反擊作戰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人民軍隊進行全面整頓 
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人民解放軍參加唐山抗震救災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軍院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江青、林彪相勾結,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由江青、張春橋、陳伯達制定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和批示發至全國。這個《紀要》提出:全國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大革命」。它還特別強調軍隊要「積極參加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徹底清除這條黑線對部隊的影響。」依據《紀要》精神,總政治部於4月8至6月11日召開全軍文藝創作會議,斷言:「部隊文藝工作者十幾年來受黑線的影響很普遍,涉及的面很廣」,「在軍隊內部,也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代表人物」。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號召全軍「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堅定不移地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5月25日,總政治部召開電話會議,部署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以後總政治部多次發出指示或做出口頭規定,提出「總的步驟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礎上,「對重點單位和重點人物進行充分揭露,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徹底批判」。運動主要在宣傳、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門進行,連隊和師以下戰鬥部隊著重進行正面教育。 
    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6日,林彪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提出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應著重做到:一、檢查是不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二、檢查是不是突出政治;三、檢查是不是有革命幹勁。會議提出,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大體上從9月份開始,用2到3個月時間進行,整個運動分為鳴放辯論、重點批判、整改建設3個階段。8月23日,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提出「9月、10月、11月大鬧3個月」,點名鬥爭某些軍隊高級領導人。這次會議否定了在此之前中央軍委為穩定軍隊而採取的許多必要措施,成為軍內出現動亂的重要原因。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由於林彪的干預,人民解放軍的院校首先受到猛烈衝擊,繼而迅速波及各級領導機關,軍隊越來越難以保持穩定的局面。 
    10月5日,根據林彪的建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指出,以前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做出的「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等規定,「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一文件,並指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合」,要「堅決貫徹執行」。從此,全軍除野戰軍以外各級黨委受到嚴重衝擊,軍隊院校黨組織陷於癱瘓。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規定軍以下部隊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不搞「四大」,這是從部隊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考慮所做出的正確決策,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在教育中採取了一學習、二討論、三批判、四表態的方式,迫使幹部、戰士、職工家屬反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確性」。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來統一部隊的思想和行動。 
    在軍隊「文化大革命」急轉直下的形勢下,經軍委常委討論決定,並報毛澤東主席批准,11月13日和2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兩次召開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在會上就軍隊「文化大革命」問題作了重要講話,對軍隊一些單位的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揪斗領導幹部、大搞打砸搶等錯誤做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們指出:一講黑幫,所有的都是黑幫;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真理就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變成了謬誤。憑主觀空想幹革命,就要犯錯誤。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臟病發了,還要抓來鬥,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少數人表現不好,敗壞我軍的光榮傳統,如果不改正,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他們強調軍隊的特殊地位,要求保持軍隊的穩定、團結和集中統一指揮。陳毅、葉劍英等人的講話反映了對文化大革命本質的不同認識以及對左傾錯誤的覺察和抵制。但會後不久,他們的講話遭到了錯誤的批判。 
    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碰頭會,討論處理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1月10日,由當時任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的關鋒、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等起草,經江青報林彪批准的軍隊報紙宣傳要點提出,要「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流毒全國全軍。1月11日,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改組,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蕭華、楊成武等任副組長。江青攫取了直接干預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權力。隨後,彪、江青一夥為奪取更大權力,更加肆無忌憚地迫害軍隊領導幹部,進行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雖然廣大指戰員,特別是一些軍隊的高級幹部對不少「左」的東西進行了抵制和鬥爭,為緩解或制止「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錯誤及減少所造成的損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於黨的主要領導者堅持錯誤和其他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大革命」的進程。 
    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和規定,參加「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一套東西流毒全軍。它顛倒了是非,搞亂了思想,渙散了紀律,敗壞了作風。許多黨委和機關受到衝擊,許多領導幹部遭到錯誤批判和揪鬥,有的被迫害致死。軍隊各項工作受到嚴重破壞,派性的產生和發展損害了軍隊內部和軍政軍民團結,給部隊政治上、思想上、作風上、組織上造成許多問題,使軍隊建設受到了嚴重損害。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第二炮兵領導機構成立    
    為了保衛國防適應現代條件下反侵略戰爭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建立一支獨立的核打擊力量,並由周恩來主持籌建工作。根據中央軍委1967年6月6日的決定,在已建立的導彈部隊的基礎上,以原中國人民公安部隊領導機構為基礎,與軍委炮兵管理導彈部隊的機構合併,於7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領導機關,直屬中央軍委領導。1967年7月4日,中央軍委任命向守志為第二炮兵司令員,李天煥為第二炮兵政治委員。 
    第二炮兵是人民解放軍中裝備地地導彈武器系統、擔負核反擊戰略任務的部隊。它由近程、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部隊,以及工程、情報、偵察、測地、計算、氣象、通信、防化、偽裝等作戰保障、技術保障和後勤保障部隊及院校、科研單位組成。它的基本任務是,遏制敵人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在戰略上配合其他軍種作戰,是實現積極防禦戰略的核打擊力量。 
    戰略導彈部隊是隨著中國導彈事業的建立和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創建時,中央軍委確定在專業技術與導彈接近的常規炮兵部隊中組建地地導彈部隊。1957年12月9日,中央軍委決定由解放軍炮兵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組建炮兵教導大隊,為創建地地導彈部隊培訓指揮、技術幹部。1959年7月,炮兵教導大隊完成培訓任務,機構撤銷。解放軍炮兵將原教導大隊1營的一個發射連及專業分隊,擴編為人民解放軍最早的一個地地導彈發射營。1960年3月以後,根據中央軍委發展導彈部隊的規劃,先後在一些軍區組建了地地導彈營。為加強領導,適應導彈部隊的發展,1964年1月31日,經總參謀部批准,導彈營改編為導彈團,導彈部隊發展上了一個新台階。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的主體裝備是地地戰略導彈,它是中國戰略核武器的主要組成部分。1966年以前,導彈部隊使用從前蘇聯購買和仿製的P—2近程導彈進行教學和訓練;從1966年開始,第二炮兵部隊裝備了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中近程導彈;1971年中程導彈核武器開始裝備部隊;爾後,遠程、洲際導彈開始在第二炮兵部隊服役。至此,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擁有了一定數量、多種型號的近程、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同時,隨著導彈核武器的迅速發展,人民解放軍先後組建了裝備有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的地地導彈部隊,並逐步組建了一批戰鬥保障和技術勤務部(分)隊。 
    1982年9月後,根據中央軍委下達的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的方案,戰略導彈部隊的體制進行了改革。改革後的體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陸軍體制,適應了導彈部隊裝備複雜、技術性強的特點,有利於保留骨幹和實現幹部隊伍年輕化、專業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戰和保障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適合作戰的需要。1985年9月,根據中央軍委關於改革導彈部隊體制和使編製精幹的指示,戰略導彈部隊在保持原編製體制特點的情況下,又重點加強了以發射分隊為主體的合成配套,建立了比較完善的作戰體系。這一新的編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點,又與全軍建制部隊的序列協調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隊經過30多年的建設,逐步發展,不斷壯大,已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實戰能力,成為主要的核威懾和核反擊力量。它對實現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加強國防,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起著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軍奉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    
    「三支兩軍」是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任務的簡稱,是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標誌。「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隊支持地方被稱為左派的一些組織;「支農」「支工」是到地方貫徹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支援農業和工業生產;「軍管」是部隊對一些要害部門、單位、系統等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則是派軍隊對大中專院校進行軍訓。「三支兩軍」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和人民陷入嚴重內亂的形勢下開始的。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進入所謂「奪權」階段,地方各級黨組織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社會上武鬥成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阻塞。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提出:「從上至下,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代表或民兵代表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眾團體都要這樣做,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1 月23 日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提出「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隊支持援助,都要滿足他們的要求」,「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月19日,中央軍委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做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任務的決定》,要求各部隊為「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階段形勢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賦予軍隊的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項任務」,各部隊「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從此,三支兩軍工作陸續開始。至1972年部隊先後派出280多萬指戰員參加了「三支兩軍」工作,全國省、地、縣三級均成立了支工領導機構(如支工領導小組、辦公室、指揮部、聯絡站等)。縣級以上企事業單位和大、中學校均派駐了軍宣隊或軍代表,對全國公安、法院、鐵路、航運、港口、郵電、廣播電台、報社、銀行、體育、氣象、機要、國防工廠和重要倉庫等系統實行軍事管制。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 
    「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在黨委建立後,軍管即可撤銷。軍管人員除少數需要留下擔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餘調回部隊。」「已經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軍宣隊應即撤回部隊」,「地方各級黨委建立後,各級支左領導機構(如支左領導小組、辦公室、指揮部、聯絡站等)及其辦事機構應即撤消」。此後三支兩軍人員就陸續撤回部隊。 
    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人民解放軍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鬥激烈、「打砸搶」盛行的嚴重局面下,許多指戰員臨危不懼,制止武鬥,阻止「打砸搶」。有時還需用人牆隔離武鬥的雙方人員,忍受群眾的毆打和辱罵,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城鎮居民武裝巡邏、送糧、運菜、運垃圾;保護商店、糧店、旅店、影劇院的正常營業;組織恢復公路和鐵路交通,擔負押運、護車、護路的繁重任務;取締危害社會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搶反動組織和團體;支工支農宣傳隊深入工廠、農村宣傳貫徹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與廣大工人農民群眾一起,同外流、曠工、停產、擅自離職等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作鬥爭;為把生產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車輛等方面盡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積極作用;擔任軍管的部隊保衛了邊海防要害地區、重要單位和公檢法專政機關,使這些地區、部門和系統的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來的干擾和衝擊;軍訓隊還動員、教育、組織廣大師生返校鬧革命、復課鬧革命,組織學生進行必要的軍事訓練,增強了廣大青少年的軍事素質和組織紀律觀念。正是由於「三支兩軍」,緩和了緊張局面,維護了社會秩序,保護了一大批老幹部,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由於「三支兩軍」在總體上是執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方針,從而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它助長了派性,傷害了不少幹部和群眾,損害了人民軍隊在廣大群眾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軍隊的威信,嚴重影響了軍政、軍民團結;破壞了軍隊內部的團結,單位和單位之間由於各支一派造成隔閡;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於」、「四無限」帶到地方,加劇了個人崇拜,又把社會上的派性、無政府主義和一些不正之風帶到部隊,破壞了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消除「三支兩軍」造成的消極後果十分重視。為了統一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中共中央於1979年12月14日發出了《關於發揚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光榮傳統,進一步加強軍政軍民團結的通知》,指出進一步加強軍政軍民團結的重要一條,是要歷史的看待「三支兩軍」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瘋狂破壞,致使地方黨政群組織癱瘓,打砸搶成風,全國處於「全面內戰」的無政府狀態。在這種形勢下,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決定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當時對穩定大局起了積極的作用,成績是主要的。參加「三支兩軍」的人員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在工作中發生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造成的,其次也由於他們不瞭解實際情況,缺乏地方工作經驗,某些問題還同領導上的錯誤指示有直接關係。當然,在「三支兩軍」中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同志,應該虛心聽取地方幹部和群眾的意見,主動進行自我批評,認真吸取經驗教訓。地方同志則不應該苛求他們,而應當持諒解態度。經過軍隊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決了許多遺留的問題,擁軍優屬、軍民一致的優良傳統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揚。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製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後,全國一片混亂,迫害領導幹部之風愈演愈烈。從上海「一月風暴」開始掀起奪權運動,使全國黨政領導機構陷於癱瘓,大批領導幹部被打倒,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生產秩序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國民經濟日趨惡化。在「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局勢面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頭會和其他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表示了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義正辭嚴的鬥爭。鬥爭主要圍繞著三個重大原則問題: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二是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幹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軍隊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委副主席的反對,堅持保持軍隊的穩定;針對江青、陳伯達等人企圖從總政人手,打開缺口,搞亂軍隊的陰謀,葉劍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會有好結果。徐向前也站起來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這就是後來說的「大鬧京西賓館」。 
    2月11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葉劍英、陳毅、譚震林等人同康生、陳伯達、關鋒等人再次交鋒。葉劍英質問陳伯達,「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憤怒地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啦,難道我們都不行了,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葉劍英責問陳伯達:「上海奪權,改為上海公社,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陳伯達等人被問得瞠目結舌。 
    更加激烈的鬥爭發生在2月16日的懷仁堂會議上。在此前,周恩來鑒於各地揪斗黨政領導幹部的情況十分嚴重,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後,把20多個地方黨政負責人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但上海卻把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扣住不放。會前,在懷仁堂門口,譚震林碰到張春橋,便問他:「陳丕顯來了嗎?」張春橋卻打著官腔說:「群眾不答應呵!」譚震林嚴肅地說:「黨可以做工作嘛!」張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的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震林氣憤地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於是會議一開始,譚震林首先提出陳丕顯的事,他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譚震林痛斥張春橋等人,「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譚震林越說越氣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邊走一邊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雖然沒有人選我為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句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的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軍取得的偉大勝利呢?」並指出:「在延安,過去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這個歷史教訓,不能忘記。」葉劍英指出:「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歷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也對殘酷迫害老幹部,整「百丑圖」等問題提出尖銳批評,「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95%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搞逼供信」。這次抗爭,被林彪、江青一夥定為「大鬧懷仁堂」。 
    2月17日,譚震林寫信給林彪,斥責江青等人「真比武則天還凶」,「手段毒辣是黨內從來沒有過的」,並表示「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到底。」2月16日晚,康生指示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在人民大會堂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由江青安排,讓他們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林彪也將譚震林的信送交毛澤東,並附了自己的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8日夜,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提意見的老同志,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指責他們是搞翻案,搞復辟。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態度,很快掀起了一場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從2月22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對這些老同志進行圍攻批鬥。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陳伯達說:「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隨後,林彪、江青一夥將反擊「二月逆流」的惡浪捲向全國,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實際被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碰頭會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謂「二月逆流」。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說:「這股逆流,矛頭對著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江青、康生等人製造的「二月逆流」,使林彪、江青集團攫取了更大的權利,對「文革」的惡性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為「二月逆流」平了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指葉劍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議,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實證明,江青、康生一夥製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文革進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確的行動。正如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覆鬥爭嘛!」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中國邊防部隊進行珍寶島自衛還擊作戰    
    中蘇邊界問題,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而日益尖銳起來,蘇方不斷破壞邊境現狀,向中國境內推進巡邏線,在中國境內修築軍事設施,干涉邊境居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毆打綁架中國邊民,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等,在不斷升級的中蘇邊界爭端中,珍寶島地區是衝突的焦點之一。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虎林縣境內,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面積0.74平方公里。該島北端原與中國大陸相連,由於江水的長期沖刷,1915年才形成小島,因為它兩頭尖,中間寬,形似中國古代的元寶,故得名珍寶島。該島歷來都是中國的領土,根據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該島所在的烏蘇里江屬中國內河,即使根據1860年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俄國,按國際慣例,凡通航界河無明確規定疆界的均以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該島仍是中國領土。而且當地居民祖祖輩輩都在這裡進行生產和打魚的活動。本世紀以來,中國漁民張蓋和臧蓋年等幾位老人,相繼上島建房、捕魚和種菜,故珍寶島又被當地人稱為張蓋島和翁島。1945年以前,珍寶島歸虎林縣公司村管轄,後為虎頭區管轄。這個地區一直有中國邊防部隊巡邏。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時,蘇方違背國際慣例,將邊界線劃到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中國岸邊,珍寶島劃歸蘇聯,從此形成爭議,並出現摩擦。從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兩年多時間裡,蘇聯邊防軍入侵珍寶島達16次,破壞中國邊民生產,打死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士。對於蘇聯邊防軍的不斷挑釁,中國邊防部隊一再克制忍讓,未予還手。蘇聯邊防軍對中國邊防部隊的克制忍讓態度和爭取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視為軟弱可欺,對珍寶島地區的入侵挑釁活動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邊防部隊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對蘇聯邊防軍的武裝入侵進行了堅決還擊。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中國邊防部隊公司邊防站派出兩個巡邏組執行珍寶島例行巡邏任務,當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領的第一組沿中國境內的冰道抵近珍寶島時,蘇聯邊防軍立即從位於珍寶島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地方,出動70餘人,分乘兩輛裝甲車、一輛軍用帶篷卡車和一輛指揮車,荷槍實彈,搶先侵入珍寶島,並阻止中國邊防軍巡邏分隊登島巡邏。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當即發出警告,令其從中國領土上撤走,蘇軍非但不聽勸阻,反而持槍進逼,並企圖切斷這個巡邏組的退路。 
    中國邊防部隊毫不示弱,繼續巡邏。蘇聯邊防軍在形成對中國邊防部隊巡邏小組三面包圍態勢後,突然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6人,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被迫自衛還擊,第二巡邏小組亦果斷行動,給側後蘇聯邊防軍以沉重打擊。蘇聯邊防軍、裝甲車不斷向中國邊防部隊開槍開炮,其中一輛裝甲車駛入珍寶島北端的江汊,被中國邊防部隊炮火擊退。經一個多小時激戰,中國邊防巡邏分隊驅逐了入侵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並擊斃了率先侵入中國領土的斯特民科夫等數名邊防軍士兵。3月2日戰鬥後,蘇軍迅速向邊境增兵,企圖繼續以武力強佔珍寶島。為保衛珍寶島,中國邊防部隊也積極進行防禦作戰準備。3月15日,蘇聯邊防軍對珍寶島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入侵,4時許,蘇聯邊防步兵60餘人,在6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從珍寶島北端侵入,並於8時向中國守島分隊進攻。守島分隊官兵運用集中火力近戰戰術,對蘇邊防步兵予以打擊,將步兵與裝甲車分割,使其不能配合。經一個多小時激戰,中國邊防部隊打退蘇聯邊防軍第一次進攻。之後蘇聯邊防軍出動6輛坦克和5輛裝甲車,在江岸上的炮兵火力支援下,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進攻。中國守島分隊不畏強敵,抓住戰機,敢打敢拚,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打垮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二次進攻。13時35分,蘇聯邊防軍的縱深火炮、岸邊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機引導下,大規模進行炮火襲擊,炮擊正面達10公里,縱深約7公里,持續時間達2小時,接著蘇聯邊防軍100餘人在10輛坦克和14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珍寶島發動了第三次猛烈進攻。中國邊防分隊抓住蘇聯邊防軍害怕步兵與坦克和裝甲車分割的弱點,發揚敢於近戰的光榮傳統,採取幾個戰鬥小組同時圍打一輛坦克或裝甲車的戰法,予以各個擊破,打亂了蘇聯邊防軍的戰術協同。經50多分鐘激戰,中國邊防部隊勝利地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三次進攻。3月15日這一天,中國邊防部隊與蘇聯邊防軍的50多輛坦克、裝甲車和大量步兵,激戰近9個小時,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3次進攻。17日,蘇聯邊防軍又出動步兵70餘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入侵珍寶島。中國邊防部隊以炮火將其擊退。 
    為表彰邊防部隊保衛珍寶島的英雄事跡,中央軍委於7月30日發佈命令,授予邊防站站長孫玉國、政治幹事杜永春、火箭筒手華玉傑、班長周登國、營長冷鵬飛、副科長孫征民烈士、班長楊林烈士、副連長陳紹光烈士、副連長王慶春烈士、戰士於慶陽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戰鬥英雄」稱號,給邊防部隊偵察連、1連、公司邊防站等10個單位記集體一等功。 
    珍寶島自衛還擊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捍衛中國領土完整的一次英勇作戰。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部隊指戰員在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毫不畏懼,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連續作戰,頑強拚搏,戰勝了入侵者,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了祖國的領土,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也有力地保證了珍寶島自衛還擊作戰的勝利。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自1968年起,中蘇邊境氣氛緊張、衝突規模日漸擴大。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戰備工作逐步掀起高潮。隨後召開的中共九大,將「準備打仗」列為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18日21時30分,總參謀長黃永勝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林彪通過「緊急指示」,迫使在京的老同志在10月20日以前全部疏散完畢。朱德、董必武、葉劍英等老同志被迫遷出北京,前往廣東;陳雲、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聶榮臻、陳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同時,已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張聞天等也分別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大部分老幹部到達疏散地之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上年老多病,兒女失散,受盡顛沛流離之苦。更有被「打倒」的老同志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折磨。大部分老同志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才先後回京,但劉少奇、陶鑄已在疏散地被迫害致死。 
    林彪的「緊急指示」帶來嚴重影響,電子工業被要求在三線建設方面三年內實行「六大塊、四小塊各自不同特點的地區成龍配套」,嚴重脫離實際,給電子工業的生產建設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很多高校被裁併,一批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學校被外遷,更多的高等院校則以辦「五七干校」、試驗農場、分校、進行教育革命實踐等名義,在農村設立戰備疏散點,將大批師生員工及部分家屬下放農村;一些原屬政府系統的部門被人民解放軍接管和合併。 
    軍隊的組織機構被搞亂了,也不利於這些部門充分發揮其職能,軍隊建設和地方建設都受到了嚴重損害。 
    林彪的「緊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動,在軍內製造了嚴重混亂,打擊迫害了老幹部,實際上是林彪篡黨奪權的一次預演。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全軍進行長途野營拉練    
    由於「文化大革命」對軍隊的衝擊和林彪反革命集團對軍事工作的破壞,軍事訓練工作遭受嚴重挫折,軍事訓練被置於政治教育和生產勞動之後的無關緊要的地位,訓練時間沒有保障,「政治教育要多少給多少,生產勞動佔多少是多少,軍事訓練剩多少算多少」,且訓練內容簡單,標準低,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訓練質量下降,事故增加,戰鬥力嚴重削弱。 
    珍寶島事件以後,毛澤東要求全國「準備打仗」。根據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的指示,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訓練從1969年下半年開始恢復。 
    野營拉練是當時軍事訓練的主要內容之一。 
    野營拉練是人民解放軍採用已久的訓練方法之一。1963年4月12日,毛澤東聽取了南京軍區關於部隊進行野營訓練的匯報,稱讚說:「這種方法好,應該在全軍用這種方法,應該推廣這種方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野營訓練也被棄之不用。1969年軍事訓練恢復以後,新疆、瀋陽、濟南、北京等軍區的一些部隊走出營房,進行野營拉練。為提高部隊能走、會打的本領,他們在野營訓練中增加行程,加大難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0年2月3日,總參謀部轉發了瀋陽軍區某師《「千里野營」總結報告》,《報告》提出野營訓練為促進戰備思想落實提供了一條好途徑,為落實四好、全面建設連隊提供了一條好路子,為培養部隊優良戰鬥作風提供了一個好方法,為部隊適應戰時生活管理提供了一個好措施。他們認為:「部隊多動一動有好處,動中才能更多地發現問題,更好地解決問題」。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及新疆、濟南軍區野營拉練情況的兩個報告後,充分肯定了這一作法,批示:「這樣訓練好」。11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衛戍區《關於部隊進行千里野營訓練的總結報告》上批示:「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2批(或不分批),每批2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在報告的最後一頁,毛澤東又批示:「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12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通知,要求全軍迅速掀起冬季長途野營訓練的熱潮,從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練2個月。一方面要側重進行階級教育、光榮傳統教育和行軍宿營、偵察警戒、生活管理、群眾工作的演練;一方面也可搞一些急行軍、夜行軍,側重練指揮、練通信聯絡、練戰術技術、練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和後勤保障。通知要求各部隊、院校、大軍區機關都要根據各自情況組織拉練。 
    按照軍委部署各野營部隊著重進行了行軍訓練。在各種複雜的野戰環境裡,他們練習行軍、做飯、宿營、警戒;他們採取走訓和駐訓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技術和戰術訓練,演練突破、迂迴、包圍、追擊、防禦、反衝擊等攻防作戰戰術,演練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襲等戰術技術;海軍組織海上拉練,鍛煉海上作戰和生活能力;空軍組織了轉場訓練,鍛煉部隊的機動能力。 
    野營訓練培養了部隊的吃苦耐勞精神,檢驗了部隊在野戰條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隊學到了許多在營房中學不到或難以學到的東西。 
    野營訓練密切了官兵關係,增強了軍政、軍民團結。同時,許多部隊到韶山、井岡山、古田、遵義、延安等革命聖地、著名戰場及其他先進典型的地區參觀訪問,提高了指戰員的思想覺悟。同時野營訓練也暴露了部隊存在的許多問題,主要是行軍、做飯、宿營、警戒方面的問題比較普遍。其他如戰士負荷太重,許多裝備和戰備物資帶不走;通信器材少,質量差;機關組織指揮能力差,基層幹部不懂本級戰術,一些領導幹部缺乏軍、兵種知識,合成意識差等問題亦較為突出。 
    野營訓練作為一種基礎的訓練方法,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環境中被恢復使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一是野營訓練在一定程度上檢驗了部隊,全面鍛煉了部隊,提高了部隊的適應能力;二是培養了部隊勇敢頑強的戰鬥作風,加強了組織紀律性,增進了官兵團結,密切了軍民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它為軍事訓練正了名,使過去幾乎無人敢提及的軍事訓練以這一形式得到了承認和恢復。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全軍開展批林整風運動    
    林彪集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條件下出現的、以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利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利用黨內「左」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環境,大搞宗派主義,排斥打擊大批老幹部,攫取到黨政軍的很大一部分權利,但仍不滿足。他們意識到江青、張春橋等人權利的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便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圖謀提前接班。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林彪集團把四屆人大看作是他們實現篡奪國家最高權利的大好時機,希望通過四屆人大名正言順的當上國家主席,而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必然使林彪的野心落空。4月11日,林彪有意提出設國家主席,並虛偽地建議由毛澤東擔任。 
    次日,毛澤東回答「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5月中旬,林彪同吳法憲說「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順」。葉群更露骨地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7月中旬,毛澤東第4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8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林彪、陳伯達再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並建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遭反對。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佈了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討論修改憲法,二是審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三是討論戰備問題。林彪在開幕式上卻別有用心的大談毛澤東是「天才」;當晚在政治局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會議上,吳法憲提出要全會聽林彪的講話;接著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第2天下午的分組討論會上,按照預謀而同時宣講由陳伯達選編經林彪審定的《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於「稱天才」幾段語錄》的材料,並照林彪講話的主旨,抓住設國家主席和稱天才兩個問題借題發揮,當晚華北組又發出了陳伯達吹捧林彪的堅持設國家主席的華北第二號簡報(全會第六號簡報),引起一片混亂。 
    8月25日,江青向毛澤東反映了分組會議的情況,毛澤東也看到了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對林彪等人為爭奪權利而進行的宗派活動有所察覺,即召集有各組組長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8月26、27日,周恩來等連續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責成他們向黨中央作檢討。但林彪卻在28日晚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林彪還極力給他的心腹們開脫,說「軍隊的幾個同志也沒有同陳伯達共過事」,「他們都是炮筒子,說話走了火」。 
    剛剛上山的黃永勝見勢不妙,趕緊銷毀了早已準備好的發言稿。林彪集團發動的這場襲擊,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而迅速偃旗息鼓了。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印發全會,揭穿:「稱天才」的騙局,批判了陳伯達的唯心史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決定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和批判,挫敗了林彪和平搶班奪權的陰謀。會後,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並派人參加林彪集團把持的軍委辦事組,逐步削弱了他們的權勢。 
    林彪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在廬山他對吳法憲說:我們這些人搞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轉而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以暴力方式搶班奪權。10月在林彪的策動下,已當上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的林彪之子林立果,組成了武裝政變的骨幹力量,取名為「聯合艦隊」。1971年3月,他們又制訂了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571工程計劃」。 
    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開由政變骨幹分子參加的所謂「三國四方會議」,確定了政變的「指揮班子」和政變步驟、手段等,「聯合艦隊」加緊了進行反革命政變的準備活動。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逐步瞭解到林彪一夥在廬山會議前後的一些異常活動,於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離京赴南方巡視。他在沿途先後找了湖北、河南、湖南、廣東等11個省、市、自治區以及武漢、廣州、福州等五大軍區的負責人進行談話。談話中,毛澤東總結了歷次黨內鬥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項基本原則。他還著重談了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鬥爭,點名批評林彪和黃、吳、葉、李、邱等人,指出,「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林彪對這件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對參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的人提出警告,指明了道路;同時又對沿途省區的黨政軍負責人打了招呼,提高他們對廬山這場鬥爭的認識,以便在政治上與林彪集團劃清界線,為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變作了必要準備。 
    3月5日和6日,林彪、葉群獲悉毛澤東談話的主要內容,十分恐慌,經過緊張策劃,他們決定「破釜沉舟」立即發動反革命政變。9月7日,林彪授意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命令。9月8日,又親自發出武裝政變的手令:「盼照立果、字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妄圖乘毛澤東南巡之機,在上海地區謀殺毛澤東,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南巡途中的毛澤東對林彪集團一些骨幹分子的異常活動有所警覺,突然改變行程,打亂了林彪的反革命部署。9月11日深夜,林彪、葉群獲悉謀殺毛澤東的計劃破產後,準備帶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準備另立中央,實行割據。毛澤東9月12日下午安全返回北京。當晚10時許,周恩來追查256號專機突然飛山海關一事,並下令控制這架飛機。林彪感到陰謀已經暴露,斷定南逃廣州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遂於13日零時32分帶著葉群、林立果等幾個死黨,倉皇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落,機毀人亡。林彪餘黨或自殺或就擒,一場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林彪反革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則造成的惡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後,軍隊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在運動前期,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正確指示,做了許多有益於糾正左的思想,發揚優良傳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全軍深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罪行,同時有重點地清查了參與林彪反革命活動的人和。1972年1月1日,總政治部下發了《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指示的通知》,有針對性的採取了一些加強軍政、軍民團結的措施,改善了軍民關係和軍政關係。全軍批判了林彪破壞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扭轉了多年不讀馬列著作的狀況,掀起了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高潮,學雷鋒活動逐漸在全軍恢復起來。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恢復了一批遭受打擊的領導幹部的職務。全軍恢復和增建了41所軍事院校。全軍還批判了無政府主義思潮,加強了對軍隊的教育和管理,加強了基層建設。 
    經過一段批林整風,部隊的思想作風建設有了加強,其他各項工作也有了起色。但是,江青等人卻竭力阻撓對林彪「左」傾錯誤的批判,加之當時毛澤東也認為林彪是「修正主義」,是「極右」,這就把批林彪的極左變成了批「極右」,使清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響的工作不能很好進行。1974年,江青等人又選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派人到部隊煽風點火,將批林與批孔(孔孟之道)聯繫起來,並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把矛頭指向堅持正確主張的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人。這樣就不僅未能把林彪的罪行與錯誤批深批透,反而使一些領導幹部重新受到批判,使剛剛穩定的局面又遭到破壞。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海軍南海艦隊進行西沙自衛反擊作戰    
    西沙群島位於海南島東南約330公里處,由宣德群島、永樂群島及其他島礁組成,其中永樂群島由甘泉、珊瑚、金銀、琛航、晉卿等島嶼組成。西沙群島地處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問的海上要衝,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資源豐富。 
    西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沙群島的一些島嶼被法國佔領,以後又被日本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沙群島同南海諸島一起,已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接收。 
    1956年,印度支那停戰以後,法國將其佔據的珊瑚島移交南越偽政府,1958年9月4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規定中國領海的聲明,重申西沙群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14日越南總理範文同照會周恩來總理,表示承認和贊同中國政府的聲明。 
    1973年8月底,南越偽軍已佔領中國甫沙、西沙群島的6個島嶼,9月又宣佈將南沙群島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個島嶼劃歸其福綏省管轄。1974年1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東沙群島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島嶼具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絕不容許西貢當局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任何侵犯。 
    南越當局不顧中國政府一再嚴正警告,於1月15日悍然派出驅逐艦16號(李常傑號)侵入西沙永樂群島海域,對在該海區從事正常捕魚生產的中國漁輪進行襲擾,並炮擊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甘泉島。17日,南越驅逐艦4號(陳慶瑜號)到達甘泉島海域,南越偽軍隨之侵佔了金銀、甘泉二島。18日,南越驅逐艦5號(陳平重號)、護航艦10號(怒濤號)侵入上述海域,搶佔金銀、甘泉二島,企圖作為繼續侵佔其他島嶼的據點。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保護漁業生產,1月17日,中央軍委命令人民解放軍南海艦隊立即派出艦艇,駛抵西沙永樂群島海域進行巡邏,並命令海南軍區派出民兵,隨海軍艦艇進駐永樂群島的晉卿、琛航、廣金3島。中央軍委要求:在同敵人的鬥爭中,我應始終堅持說理鬥爭的原則。我艦艇、飛機和民兵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先打第一槍,如敵人首先向我攻擊,我應堅決自衛反擊。 
    人民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271、274號獵潛艇由海南島榆林港啟航,執行西沙巡邏任務。18日,獵潛艇281、282號駛抵永興島,掃雷艦396、389號駛抵琛航島錨地。 
    19日5時許,南越軍艦分兩路接近中國艦艇編隊。中國艦艇編隊與南越艦艇編隊同航向航行,迫使南越軍艦不能靠近中國島嶼。7時40分許,南越40多名士兵強行登上琛航、廣金兩島,並向廣金島的中國民兵開槍,我民兵被迫還擊。與此同時,南越軍艦多次向中國海軍艦艇擠壓,將389艦左舷欄杆撞壞。 
    10時20分許,南越軍艦向外機動,與中國艦艇編隊拉大距離。隨後,4艘軍艦同時向中國艦艇開火,我389艦、274艇相繼中彈受損。中國艦艇海上指揮部被迫命令各艦艇堅決自衛還擊。271、274艇各對一艘南越軍艦進行還,396、389艦則集中火力打敵16號艦。 
    經一小時激戰,南越4號、5號、16號艦受傷後撤離戰區,10號艦基本喪失機動和抵抗能力,被從永興島到達作戰海區的我281、282艇擊沉於羚羊礁以南2.5海里處。 
    20日下午,人民解放軍海軍配合陸軍登島分隊先後收復甘泉、珊瑚、金銀3島。生俘南越西貢偽軍官兵49人。中國軍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274艇政治委員馮松柏等18人犧牲,67人受傷,389號艦被擊傷。 
    1月20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發表聲明,警告南越當局必須立即停止對中國的一切軍事挑釁和侵略活動。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駐守南海海疆的陸、海、空軍和民兵,時刻保持高度戒備,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1月23日,中央軍委、國務院頒發嘉獎令,表彰參加西沙群島自衛反擊戰的全體軍民。1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將在西沙永樂群島自衛反擊作戰中俘獲的49名南越官兵全部遣返。這次戰鬥的勝利,嚴重打擊了南越當局的擴張主義,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是毛澤東建議的一次人民解放軍高級幹部的人事變動。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的建議。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對八個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即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軍隊進行全面整頓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撤銷了一切領導職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決定鄧小平就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並在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8日被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代理重病在身的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25日,他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講話指出:「從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工作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現在,好多優良傳統丟掉了,軍隊臃腫不堪。」因此「軍隊要整頓」,「優良傳統要恢復」。「軍隊的整頓,一個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他還強調要安定團結,要落實政策,調動群眾積極性。 
    6月24日至7月15日,葉劍英與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整頓軍隊、糾正不正之風,壓縮部隊定額、調整編製、安排超編幹部,加強軍事訓練,恢復和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作用、加強部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等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軍隊整頓的任務》的重要講話,尖銳地指出:軍隊建設要解決「腫」、「散」、「驕」、「奢」、「情」5個字,領導班子要解決「軟」、「懶」、「散」的問題。必須實行精簡整編;要選好幹部,整頓和健全各級領導班子,建立和健全有效的規章制度和編製體制;要加強政治工作,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持和發揚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要改善武器裝備、搞好戰備,「把教育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葉劍英作了總結講話,就軍隊整頓作了具體部署。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為軍隊整頓指明了方向。 
    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以及鄧小平和葉劍英的講話,要求全軍: 
    「認真傳達學習,貫徹執行」。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所提出的許多重大問題,實質上是對林彪所推行的「突出政治」等一套東西的否定。依據這次會議精神,部隊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積極行動,為貫徹落實會議提出的各項任務做了許多工作。 
    9月7日,中央軍委批轉總參謀部根據會議精神擬制定的《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制的方案》,據此《方案》精簡整編後,全軍機關、保障部隊比例將減少,戰鬥部隊、院校和科研單位的比例將增大;陸軍所佔比例將減少,海、空軍比例將增大,人民解放軍的編組狀況將有較大改善。從1975年第4季度開始到1976年,各軍區、各軍(兵)種按新編製進行整編,裁減部隊,調整機構,安排超編幹部。1976年,全軍總人數在上一年基礎上減少了13.6%。 
    著手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整頓中,撤換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嚴重錯誤的幹部,批評了某些領導班子中的:「軟、懶、散」現象,平反了一部分幹部的冤假錯案。在此基礎上重新配備和調整了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 
    進行了關於安定團結的教育。教育中,批判了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現象,嚴肅整頓了部隊軍容風紀。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四十週年,各部隊廣泛開展了「學紅軍、憶傳統」活動,進一步提高了全軍講大局、講黨性、講紀律的自覺性。 
    繼續清除「突出政治」的影響,開展群眾性的練兵活動,成立了以副總參謀長李達為召集人,副總參謀長何正文、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總後勤部部長張震和副部長李元參加的總部訓練小組,加強了對訓練工作的領導。 
    與此同時,總參謀部重新頒布了訓練大綱、條令、教材,逐步恢復了正規化訓練的秩序,使戰略訓練出現了新的局面。但是,鄧小平、葉劍英等一系列正確主張和整頓軍隊的各種措施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多次向重病中的毛澤東作歪曲情況的匯報,攻擊鄧小平搞「右傾翻案」。1975年11月以後,在全黨全軍錯誤地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4月,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使軍委擴大會議決定的各項工作和軍隊整頓的重大措施未能得到貫徹落實。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於1971年9月24日命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反省,交代問題。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為常務委員。軍委常委會在黨中央、毛澤東領導下,由葉劍英負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稱: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葉劍英停止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稱: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葉劍英同志恢復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79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軍委辦公會議在軍委常委領導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是:耿飆、韋國清、楊勇、王平、王尚榮、梁必業、洪學智、蕭洪達。軍委辦公會議由耿飆主持。葉劍英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軍參加唐山抗震救災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7.8級強烈地震,並波及到天津、北京。這次地震,累計死亡24.2萬多人,重傷16.4萬多人,損失重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災區人民十分關懷,迅速調動大批人力、物力支援災區。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陸續出動了10萬多人,車輛5000多台,奔赴唐山地區,投入抗震救災戰鬥。 
    地震發生後,駐地人民解放軍部隊置自身遇到的損失於不顧,心繫災區和人民,以無私無畏的精神,迅速投入了抗震救災活動,駐唐山市郊的某部10連,震後不到7分鐘即趕到1公里外的生產大隊,搶救遇險群眾。空軍唐山場站從倒塌的報房中搶出發報機,於地震後2小時向北京發出第一份電報,報告災情,同時引導在該機場執行任務的一架飛機很快飛往北京,匯報災情。 
    中共中央作出救災部署後,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海軍、空軍、鐵道兵、工程兵、裝甲兵、基建工程兵、總後勤部的共11個師、4個團、8個營,計10餘萬人,冒著頻繁的餘震,迅速奔赴災區,投入抗震救災。人民解放6000餘人組成的近200個醫療隊,克服災區缺水、斷電的重重困難,開設救護所、醫療站,收治和搶救傷病員。參加搶險救災的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共救出被埋壓的群眾6萬餘人,救治傷病員245萬餘人次,協助地方轉運傷員7萬餘人。 
    空軍唐山機場處於抗震救災第一線,全國50多個單位的5000多名工作人員在這裡建立了辦事機構,3萬餘名受災群眾擁進機場。場站黨委緊急動員,組織汽車每天送水2500餘噸。同時,組織起26個伙食單位,日夜燒水做飯。為解決震後群眾居住問題,救災部隊就地取材,晝夜突擊,幫助群眾搭蓋簡易房屋40餘萬間。 
    在搶救受災群眾的同時,救災部隊奮力搶修鐵路、公路、橋樑,搶運救災物資幫助災區人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鐵道兵在震後10天內修復了遭受嚴重破壞的京山鐵路。唐山機場航行調度室在5人中1人犧牲、12人受傷的情況下,14天裡指揮調度了13個機種2400多架飛機起飛降落。基建工程兵某部同工人一起,奮戰17晝夜,修復了唐山鋼鐵廠的變電站和煉鋼廠。以後,該部隊又參加了唐山鋼鐵廠的鑄造廠、小型廠、中型廠、煉鋼廠等十幾項工程的修復和改造任務。林西礦洗煤廠97%的建築遭到破壞,基建工程兵某部組成突擊隊,用40天的時間完成了預計3個月才能完成的任務。 
    參加唐山抗震救災的指戰員,發揚人民解放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一心為國家,一心為人民,前赴後繼,捨己救人。地震後,空軍第六軍機關和直屬分隊的營房全部倒塌,數百人遇難,他們在自救的同時,出動人員、車輛,救出群眾近2000人,收轉傷員4萬多人。地震發生時,入伍僅4個多月的陸軍第72師215團直屬炮兵連戰士王彥修,恰在唐山火車站候車。他與其他人一起,救出30多名群眾,自己卻因傷勢過重而犧牲。救災部隊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硬骨頭作風,冒著酷暑,廢寢忘食,不顧安危,晝夜奮戰。鐵道兵11師53團12連連續22天,每天施工12小時以上,提前8天完成了搶修鐵路橋的任務。救災部隊堅決執行命令,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表現出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地震發生後,空軍第六軍司令部機要處7名幹部和密碼全部被埋壓,2人犧牲,5人受傷。受傷人員被救脫險後,不顧自己的傷痛和親屬遇難,及時將密碼、密碼機和重要文件轉移到安全地方,連夜清點。空軍某部電話員高東麗在地震發生時,堅守崗位,迅速接通最後幾個電話,犧牲在工作崗位上。許多部隊寧願自己忍饑受渴,堅持不吃不喝群眾送來的食物、飲料。挖出來的物品,如數上交。第114師某部一排負責挖掘新華中路銀行辦事處金庫和營業室,如數清理出全部現金51萬餘元。救災部隊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精心醫治護理傷病員,盡心盡力安排群眾生活,使受災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堅定了戰勝困難的信心。 
    唐山的抗震救災,給人民解放軍的歷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在抗震救災鬥爭中,湧現出大批先進單位和模範人物。197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授予瀋陽軍區某團1連、北京軍區炮兵某團衛生隊、北京軍區某團2連、空軍某雷達團10連、基建工程兵某部11中隊、鐵道兵某團7連、鐵道兵某團12連、空軍駐唐山某場站和王彥修個人榮譽稱號,給10個單位和個人記功。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全軍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全軍開展揭批「四人幫」 
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軍委頒發《關於辦好軍隊院校的決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 
平反冤假錯案 
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進行對越自衛還擊作戰 
人民解放軍參加抗洪救災 
人民解放軍在華北某地舉行軍事演習和盛大閱兵 
一箭多星試驗成功 
軍隊參加植樹造林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組建 
人民解放軍援建引灤入津工程 
雲南、廣西邊防部隊反擊入侵越軍 
全軍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百萬大裁軍 
人民解放軍陸軍軍整編為集團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成立 
預備役部隊正式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序列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 
人民解放軍某部參加大興安嶺撲火救災 
中央軍委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 
中央軍委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暫行條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正式頒行 
人民解放軍奉命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江澤民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軍委對新時期軍事戰略的重大決策 
縣(市、區)人武部收歸軍隊建制 
江澤民提出抓好「一個根本」,搞好「四個教育」 
人民解放軍向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目標邁進 
人民解放軍三軍東南沿海軍事演習 
全軍印發黨的三代領導核心關於加強軍隊建設的題詞和英模畫像 
《中央軍委關於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加強軍隊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發表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進駐香港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全軍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加緊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願,採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 
    從10月7日起,全軍各部隊指戰員,同全國各族人民一起,熱烈慶祝這一偉大勝利。在北京,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國防科委、海軍、空軍、炮兵、第二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基建工程兵、軍政大學、軍事科學院、北京部隊、北京衛戍區、8341部隊等在各單位負責同志帶領下,參加了慶祝遊行活動;瀋陽部隊、濟南部隊、南京部隊、福建前線部隊、武漢部隊、蘭州部隊、新疆部隊、成都部隊、昆明部隊參加了當地的慶祝遊行活動。整個活動繼續到26日基本結束。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全軍開展揭批「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以後,人民解放軍依據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以一年多的時間進行了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反軍亂軍罪行的活動。 
    1977年3月24日,為了貫徹執行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會上,葉劍英作了《堅決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把揭批「四人幫」運動引向深入》的報告。《報告》在肯定粉碎「四人幫」以來多方面取得的偉大勝利以後,強調指出:全軍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緊密聯繫部隊實際,深入揭批「四人幫」,把部隊建設搞好。當前,就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徹底肅清其流毒和影響。葉劍英號召全軍:一定不要辜負黨中央的期望,深揭狠批「四人幫」破壞戰備的罪行,加強戰備教育,加強敵情研究,加強軍政訓練,加強國防工程建設,加強軍事科學研究,加強人防建設,加強軍工生產,和敵人爭時間,搶速度,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這次會議對軍事工作的恢復和發展提出了要求,並作了具體部署。 
    1977年12月12日至31日,中央軍事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總結了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經驗,討論確定了繼續加強軍隊建設,準備打仗的方針和任務,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在會上強調部隊要抓好十項任務:(1)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2)貫徹毛澤東戰略思想,作好作戰準備;(3)把教育訓練提到戰略地位;(4)加強黨的建設;(5)整頓領導班子;(6)加速裝備現代化;(7)搞好精減整編;(8)加強後勤戰備建設;(9)加強民兵建設;(10)恢復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在大會上也講了話,他著重強調了關於揭批「四人幫」和整頓領導班子。這次會議對於我軍從「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下恢復起來,對於我軍的現代化建設,起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1978年12月,鑒於全軍範圍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除少數單位外,年底可以基本結束。為了結束好運動,並繼續努力解決好遺留的問題,做到善始善終,總政治部提出了《關於結束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的意見》,12月28日,這一意見經中央軍委批准,下發各部隊貫徹執行。《意見》提出了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 
    (一)同「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查清了。從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幫」在重大問題上所造成的混亂,分清了路線是非。 
    (二)幹部隊伍和領導班子,特別是重要單位和部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整頓。按照軍委會議關於配備領導班子和落實幹部政策的規定,對大多數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並從思想上、作風上進行了初步整頓,基本上改變了軟懶散的狀況。 
    (三)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傳統作風初步恢復了。領導幹部做工作,辦事情,能夠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軍委的指示、部署,結合本單位的實際,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獨立思考,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不正之風受到了批判和抵制。林彪、「四人幫」迫害幹部和群眾所造成的冤案、錯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四)軍隊和地方、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有了明顯改善。幹部、戰士能夠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對過去在林彪、「四人幫」的修正主義路線影響下,造成的軍隊和地方、軍隊和人民群眾關係上存在的問題,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人民群眾又逐漸把軍隊看成和當年的老八路、老紅軍一樣了。 
    (五)部隊紀律嚴格了。幹部、戰士能夠自覺遵守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令行禁止,上下一致。嚴格遵守、堅決執行國家的法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令行禁止,上下一致。嚴格遵守、堅決執行國家的法律、法令和軍隊的條令、條例、各種規章制度,做到了賞罰嚴明。加強了管理教育,有效地預防和減少了各種重大事故。 
    總政治部要求全軍團以上單位都要根據上述五條標準,對照檢查本單位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基本上做到了五條就可以結束運動,重點是前兩條,其餘三條某些方面做得不夠的,可以在經常工作中結合整頓,繼續解決。運動中一些遺留的問題,列為黨委、政治機關經常工作,分出一部分精力,組織力量,認真加以解決。總政治部指出,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的結束,決不意味著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影響肅清了,從思想上、理論上繼續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思想體系,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仍然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 
    1979年1月7日,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撤銷總政治部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發的錯誤文件和電報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76年「四人幫」橫行時,總政治部曾發過錯誤的文件和電報。如《轉發公安部(關於認真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反革命謠言的通知)》、《總政治部(關於全軍普及革命樣板戲觀摩學習會的情況報告) 》、《轉發「南京路上好八連」積極參加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深入開展大學習,大批判的經驗》,電復蘭州軍區同意開展對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的批判,關於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的電報通知等。《通知》正式宣佈,總政治部在1976年發的有關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電報,全部予以撤銷。這個《通知》對於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起了積極作用。 
    經過兩年多的全軍揭批「四人幫」運動,基本上肅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使部隊得到了徹底的整頓,統一了思想,加強了訓練,使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內外領導職務。 
    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公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成名單,鄧小平為軍委副主席。 
    1980年初,鄧小平主動辭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全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罷免。 
    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其人選。據此,1983年6月18日,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鄧小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主席。6月20日,根據鄧小平的提名,決定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余秋裡、楊得志、張愛萍、洪學智為中央軍委委員。 
    1987年11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其中,將第二十一條第五段「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成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11月2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決定鄧小平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88年4月8日,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選舉鄧小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主席。4月9日,根據鄧小平的提名,決定趙紫陽(說明:1989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和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分別作出決定,撤銷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編者)、楊尚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經過充分討論,最後決定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11月12日,鄧小平在退休後會見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同志時表示:「我雖然離開了軍隊,並退休了,但是我還是關注我們黨的事業,關注國家的事業,關注軍隊的前景。」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也是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在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他以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氣魄,創造性地總結和提出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這一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產物,是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依據和指導方針。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關於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轉變的觀點;關於軍隊要在大局下積極行動的觀點;關於軍隊要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觀點;關於堅持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的觀點;關於軍隊要堅持自己的性質,保持老紅軍政治本色的觀點;關於軍隊要聽黨的話,維護現在這個制度、這條道路和這些政策的觀點;關於軍隊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的觀點;關於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國防的觀點;關於改革編製體制,把軍隊搞精幹的觀點;關於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的觀點;關於培養接班人直接關係到軍隊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大局的觀點;關於軍隊就是要提高戰鬥力的觀點;關於注重質量建設的觀點;關於堅持改革,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的觀點等。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央軍委頒發《關於辦好軍隊院校的決定》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後,中央軍委把軍隊院校的建設重新提到了戰略地位,強調要把幹部放到學校去培養訓練。1973年12月,軍委決定恢復和增建41所院校。1977年5月鄧小平指出:要辦各級學校,經過訓練,使軍隊領導幹部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現代戰爭知識。1977年12月,中央軍委作出了《關於辦好軍隊院校的決定》。要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黨委必須加強對院校的領導,各級各類軍隊院校黨委要認真按照《決定》的精神和要求,努力把軍隊院校辦好。《決定》對院校的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的內容作了明確的規定,要求把作風培養作為院校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應制訂培養幹部的全面計劃並有計劃地抽調優秀幹部進院校。決定還提出了10項辦好院校的措施: 
    一、要緊密聯繫軍隊院校的實際,堅持正確的辦校方向和路線。 
    二、要健全院校體制。 
    三、要認真整頓、調整好各個院校的領導班子,特別是軍政一把手。一定要選調優秀幹部辦院校。 
    四、要建設又紅又專的教員隊伍,選拔優秀幹部當教員。要認真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鼓勵教員努力提高學術水平,鑽研技術,精通業務。 
    五、要嚴格招生條件。必須選拔優秀幹部、戰士進院校。 
    六、要加速培訓幹部,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規定學制。院校實行培訓和訓練相結合,以培訓為主的原則。 
    七、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保證教學時間和秩序。 
    八、要編好教學大綱和教材。 
    九、要認真改進教學方法。堅持教學相長。實行啟髮式、討論式,精講多練,注重培養和提高學員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十、要在勤儉的原則下,切實搞好和不斷改善各項教學保障工作。要加強圖書館、資料室、實驗室、兵器館的建設,積極開展教學,逐步實現教學設備的現代化。 
    《決定》要求院校黨委必須以主要精力抓教學。各級領導要深入實際,親自參加教學實踐,親自講課,解決教學中的問題。院校全體人員都要明確樹立為教學服務的思想,保證教學任務的圓滿完成。 
    1978年11月7日,中央軍委批准了《關於調整和增建院校的報告》,報告中說,全軍共辦112所院校,除現有84所外,再增加28所,同時對現有的院校進行部分調整和改建。到1979年,全軍共建33所院校,連同原來的84所,共計116所,大體上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況。1980年12月,全軍院校第11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經過院校培訓提拔幹部的規定》,確定要通過院校訓練,盡快培養一支堅持黨的路線、具有現代戰爭組織指揮才能和專業知識、比較年輕的幹部隊伍。1983年2月19日全軍第12次院校會議討論修改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院校建設的決定(草案)》,提出了加強軍隊院校建設的措施和要求。會議進一步明確了軍隊院校的辦校方針、原則。即: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為依據,以教學為中心,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合格人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教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院校教育與部隊建設相結合的原則。會議還確定:為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今後幹部的提拔和晉陞都要經過院校培訓;院校要繼續堅持以正規培訓為主,切實打好基礎;部分初級指揮學校開辦四年制大學班,通過全國高考招收學員,培養具有大學本科水平的初級指揮幹部和飛行員。會議還提出了「四個捨得」,即捨得拿出最強的幹部去辦院校,捨得選送優秀幹部戰士進院校,捨得拿先進的技術裝備給院校,該花的錢要捨得花。1986年2月17日,第13次全軍院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修改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和《全軍院校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草案),討論院校改革整編工作,研究貫徹落實的措施。要求軍隊院校必須培養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的新型人才。 
    同年6月9日,中央軍委頒發了《關於軍隊院校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的重點是理順體制,進一步完善指揮院校初、中、高3級培訓體制,完善中等、高等兩類專業技術院校和學科結構。同日,中央軍委批轉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關於《全軍院校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根據這個方案,撤銷、合併或改建了一批院校,調整了全軍院校數量,壓縮了總人數。 
    此外,海、空軍各試辦了1所士官學校,並在一部分軍官院校內設置了士官大隊,從而進一步完善了軍隊院校的培訓體制。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    
    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根據國內形勢,提出了軍隊建設實行戰略性轉變的思想,即軍隊工作從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入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充分利用較長時間內大仗打不起來的相對和平環境,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軍隊以現代化為中心的根本建設,提高軍政素質,增強現代條件下的作戰能力。這是鄧小平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所做出的科學決策,也是鄧小平軍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一個較長時期裡,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基本立足於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強調軍隊建設要適應臨戰狀態。 
    由於六七十年代國外與國內,客觀與主觀的複雜原因,對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曾一度估計過分嚴重。由於認為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時間裡,全國備戰,時刻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人民解放軍開始進行工作重點的轉移,開始轉移到以現代化為中心的全面建設上來,這就要求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要由隨時準備打仗轉變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同時,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也要求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現這一轉變。而要實現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就必須對國際形勢以及戰爭危險做出正確判斷。 
    從1984年11月中央軍委座談會以來,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了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他指出,我們講戰爭危險已經講了很多年,現在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有了新判斷,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設,才能把工作重點轉到建設上來。從國際戰略格局來看,打世界戰爭,只有兩家有資格,一個是蘇聯,一個是美國。但兩家又勢均力敵,特別是核武器,擁有量多,都有毀滅對手的力量。誰對誰都沒有絕對優勢,誰也不敢輕舉妄動。蘇、美雙方都在努力進行全球戰略部署,但各自的全球戰略佈局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戰略佈局的任務都遠沒有完成。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 
    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不結盟運動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戰略格局。中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成為遏制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需要和平,最不希望發生戰爭。中國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和平國際環境,需要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合作來加強經濟建設,改變貧窮落後面貌。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但是,全世界維護和平的力量進一步發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的這一科學判斷,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做出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即由過去的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準備,轉變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較長時間內大仗打不起來的和平環境,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抓緊時間,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以現代化為中心的軍隊建設,提高軍隊現代戰爭條件下的自衛能力,為贏得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做好長期準備。為具體貫徹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會議還做出了減少軍隊員額100萬的決定,並通過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參加會議的軍隊高級幹部一致擁護中央軍委做出的重大決策以及有關的一系列決定。這次會議在人民解放軍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所做出的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為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對我軍建設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從此我軍開始了以加強現代化為中心的總體建設,軍事工做出現了新面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平反冤假錯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篡黨奪權,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殘酷迫害,在全國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與此同時他們為了篡奪軍隊的領導權,打擊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廣大幹部戰士,在軍隊中也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許多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英勇戰鬥,為解放全中國建立了豐功偉績的高級幹部,包括一些參與締造人民解放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立案審查,被無辜戴上「軍閥」、「土匪」、「軍內走資派」、「反黨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殘酷迫害,有的被長期隔離,有的被關進監獄,有的被迫害致死。有一些幹部雖未立案審查,但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鬥爭。這些同志的家屬、子女和親友受到株連,慘遭迫害,後果極為嚴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廣大幹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拔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1977年7月16日到21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恢復職務後,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強調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堅持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最根本的東西。鄧小平的正確意見,為全黨撥亂反正指明了方向,也為平反冤假錯案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動下,中央組織部和各級黨組織,堅決平反冤假錯案。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過來。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撤銷了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錯誤結論。三中全會後,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上,中央及時批准為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等在全國有影響的冤案、假案平了反,發出了為彭真、陸定一等平反的文件。1980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隨後又給因劉少奇冤案而受株連的數萬人平了反。此後,中央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正確評價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陸續發出文件,為這些同志平反。其中關係到軍隊同志的有: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總政《關於為「譚政反黨宗派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關於為「總政閻王殿」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為所有受到打擊迫害的同志平反;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楊、余、傅事件」公開平反的通知》;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決定撤銷《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軍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報告,為受審人員平反;12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林彪、「四人幫」蓄意製造的矛頭直接指向曾在華北地區擔任過主要領導工作的聶榮臻、徐向前、羅瑞卿、楊成武和當時北京軍區的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的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公開平反;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轉總政《關於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報告》;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等等。黨中央為全黨樹立了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榜樣。 
    除了上面中央批轉的有關文件外,較重要的還有:1979年3月,中央軍委批准南京軍區黨委為創造了「郭興福練兵法」的優秀教練員郭興福徹底平反的決定;5月28日,總政作出《對1966年全軍創作工作會議中的錯案進行平反的決定》等。對「文化大革命」中軍隊受審查和處理的人員,按照有錯必糾的原則,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認真複查。據不完全統計,全軍被平反昭雪的有26000餘人。「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為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慘遭誣陷迫害鳴不平,對當時的「左」的錯誤不滿等原因而被錯誤判刑的案件,被平反糾正2600餘件。許多雖未立案審查,但因受到株連,被錯誤批判鬥爭的幹部及其受株連的家屬子女,也都得到了平反。 
    總政治部根據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精神對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複查工作作了部署。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5799人,對被錯劃為中右分子的11000餘人都作了改正。隨後,又對在1959年反右傾鬥爭中,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17000餘人作了平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是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造成的,大量的又是林彪、康生、「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蓄意造成的。對各種冤假錯案進行平反,對於糾正「左」的錯誤,醫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創傷,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推進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都起了巨大作用。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進行對越自衛還擊作戰    
    中國和越南兩國山水相連,睦鄰友好源遠流長。中國人民對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國戰爭曾提供了無私的巨大援助,為越南人民爭取獨立解放鬥爭的勝利作出過犧牲。但是,越南政府在結束抗美戰爭、實現國家統一後,把維護和平、主張正義的中國看成是推行地區霸權主義政策的主要障礙,惡化同中國的關係,提出領土要求。在中越邊境不斷進行武裝挑釁,吞食中國領土。為此,我人民解放軍駐廣西和雲南的邊防部隊,根據我國政府的命令,對不斷侵犯我國邊境的越南侵略者進行了自衛還擊作戰。中越之間的邊境戰鬥,完全是越南當局一手挑起的。我軍進行自衛還擊作戰,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我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奮起還擊的。 
    越南當局出於地區霸權主義的野心,把昔日作戰的印度支那戰友當作鯨吞的對象,先是控制老撾,繼而大舉出兵侵略柬埔寨。當他們的這種侵略行徑遭到我國理所當然的反對後,便把中國看成它實現擴張野心的主要障礙,把往日信誓旦旦地稱為「同志加兄弟」的中國當作敵國。他們瘋狂地驅趕掠奪迫害越南南北方的華僑和華裔越南人。派出武裝人員侵入我國境內,埋地雷,設路障,開槍開炮,襲擊我邊防哨所和火車,使我國軍民每天都有人遭到傷亡,大量居民無法進行和平勞動,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他們挑起的邊界衝突事件,據不完全統計,1974年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9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8起,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間,越南軍警武裝挑釁700餘次,入侵160餘處,打死和打傷中國軍民300餘人。特別嚴重的是,1978年夏天,越共四屆四中全會竟把中國列為「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新的作戰對像」,越南領導人一再叫囂要打敗中國。 
    越南當局的險惡目的是,使我國廣大邊境地區長期陷入不得安寧的狀態,威脅我國的安全,損害我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一貫立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79年2月17日,中國政府授權新華社發佈聲明,中國邊防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奮起還擊。聲明說: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肆意侵犯我國領土,我們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邊界。在給予越南侵略者以應有的還擊之後,中國邊防部隊將嚴守祖國的邊界。 
    這次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是從我國廣西的憑祥、龍州、靖西和雲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展開的。我邊防部隊奉我國政府命令,在有限地區、時間的規模內進行了有限度的還擊。參戰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等部隊,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奮勇作戰,擊退了入侵的越軍。迅速摧毀了越南針對中國構築的各種軍事設施,給予越軍幾個正規師和一些地方部隊以沉重打擊。至3月5日,中國邊防部隊推進到諒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個邊境城鎮、要點。 
    3月5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國邊防部隊開始全部撤回中國境內。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允許別人侵犯我國領土。我們正告越南當局,在中國邊防部隊撤出以後,不得再對中國邊境進行任何武裝挑釁和入侵活動。於是,從3月5日—16日,中國邊防部隊全部撤回中國境內。 
    從2月17日至3月16日,歷時29天的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我廣西、雲南邊防部隊廣大指戰員和參戰民兵肩負祖國的重托,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表現了英勇頑強、一往無前的戰鬥作風,發揚了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創造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他們為祖國和人民爭得了光榮,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增添了榮譽。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經過這次自衛還擊戰,說明我們的軍隊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戰的人民解放軍,不愧是保衛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長城。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捍衛了國家和領土主權,保障了邊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了亞洲的和平和穩定。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參加抗洪救災    
    中國幅員遼闊,地勢複雜,氣候變化大,幾乎每年都有局部地區發生較大的自然災害。搶險救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每個指戰員義不容辭的責任,是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具體體現。從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人民解放軍曾先後出動了上百萬名幹部戰士同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一起,參加了多次抗洪救災鬥爭。每次抗洪搶險都是軍民團結奮戰的壯麗篇章。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抗洪救災的任務更加緊迫和艱巨。 
    1981年夏季,四川、陝西、遼寧、黑龍江、福建、廣東、廣西等18個省、市、自治區的一些地區,連降暴雨或冰川消融,造成了嚴重的洪水災害。 
    駐災區部隊的廣大指戰員不畏艱險,立即奔赴抗洪救災第一線,奮勇搶救人民生命和公私財產。部隊共出動50多萬人次,各種車輛1.5萬台次,舟船650艘,飛機822架次,搶救和轉移群眾30多萬人,救出大牲畜2.8萬頭,搶出和運送各種物資26萬多噸,搶修和加固加高堤壩9.5萬米,為群眾修建簡易房1.24萬多間;派出醫療隊185個,醫護人員2600多人,為災區群眾醫傷治病24萬多人次;支援和捐獻糧食189萬公斤,糧票38萬公斤,軍衣26.4萬套,其他衣物13.4萬件,油氈6500卷,人民幣8.8萬多元等,受到了黨和國家以及當地各級黨委、人民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讚揚。 
    1985年7月,遼寧省60多個市、縣遭到了罕見的特大洪水災害的襲擊。幾百萬人民的生命和財產、6000多萬畝農田及許多工廠企業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此危急關頭,人民解放軍駐遼寧部隊為國分憂,為民解難,先後出動指戰員8.7萬餘人,汽車3892台次,艦船351艘(只)和飛機18架次開赴災區,在省市抗洪搶險指揮部統一指揮下,投入了緊張的抗洪搶險工作。他們和當地幹部、群眾共同奮戰,連續戰勝了遼河4次洪峰的衝擊,救出群眾5.2萬人,搶修加固堤壩16.4萬多延長米,維修鐵路、公路18.2萬延長米,搶運物資1.3萬噸,幫助群眾修復危房3000餘間,保衛了盤錦地區和遼河油田,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貢獻。11月8日,中央軍委主席簽署命令,授予某師工兵營工兵連以「抗洪搶險愛民模範連」的稱號;授予某團通信連班長李秀海以「為人民英勇獻身的好戰士」的榮譽稱號;給某集團軍原參謀長王榮贊記三等功。並號召全軍廣大指戰員向參加遼寧抗洪搶險的有功單位和模範人物學習。 
    1991年前7個月,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浙江、貴州等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給這些地區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 
    淮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從5月下旬到7月中旬長時間、大範圍連降暴雨,降雨量最高的地方達1600多毫米,比常年多2—5倍,使該地區的江、河、湖、水庫的水位猛漲,形成洪水和大面積內澇。淮河發生了建國以來僅次於1954年的大洪水;太湖7月中旬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還高0.14米;滁河接連兩次發生有資料記載以來的最大洪水;湖北省一些河流也發生建國以來僅次於1957年的大洪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正是這些地區夏糧收穫和秋糧播種的關鍵時期,兩季作物都受水災影響,出現減收現象。而且這次水災造成的重災區過分集中,安徽、江蘇兩省受災人口佔兩省總人口的70%,農作物受災面積占播種面積的60%以上,工業方面也有很大損失,特別是鄉鎮企業損失嚴重。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和廣大民兵、預備役部隊一起投入搶險救災,他們先後搶救轉移被洪水圍困的群眾80萬多人,搶運物資4400多萬噸,加固堤壩2000多公里,經過多方努力,災區人心穩定,社會秩序良好,災民的生活得到初步安排,人民群眾團結一致,恢復生產,重建家園。 
    1993年進入汛期後,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部分地區連降暴雨,災情嚴重。駐災區各部隊和民兵、預備役部隊積極投入抗洪救災鬥爭。 
    官兵們不分晝夜地加固水庫、江河堤壩,救援群眾,搶救國家財產。有近千名家在災區的部隊幹部不顧自家遭災,忘我投入到駐地抗洪搶險之中;200多官兵受傷不下火線。6月下旬,江西36個縣、401個鄉遭洪災,江西省軍區組織8萬餘部隊官兵和民兵、預備役人員,同洪水展開了英勇搏鬥,解救被洪水圍困的群眾1萬多人,搶救物資4000多噸,排除險情1000多處。 
    1996年汛期,全軍各級黨委、領導對抗洪救災工作高度重視,部隊準備充分,行動迅速。三總部就認真貫徹江澤民總書記關於做好防汛抗洪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時下發通知,要求把參加抗洪救災作為一項緊迫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各大單位也結合實際提出了要求。南京、廣州、成都、蘭州軍區專門召開會議分析汛情,部署搶險救災工作。瀋陽、北京、濟南軍區和海軍、空軍、第二炮兵、國防科工委、武警部隊等單位對駐災區部隊抗洪救災提出明確要求。駐沿江、沿河、沿湖等防汛重點地區的部隊,都成立了抗洪搶險指揮機構,指定了應急分隊。我軍駐災區各部隊堅決貫徹軍委、總部的指示,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災鬥爭。全軍和武警部隊共出動官兵數十萬人次,組織民兵、預備役人員500萬餘人次,出動車輛2.5萬餘台、飛機270餘架次、舟艇370餘艘,為保護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和災區政府及人民群眾的高度讚揚。 
    在1996年的抗洪搶險中,有200多官兵光榮負傷。總參裝甲兵指揮學院軍務處副處長張金銀、蘭州軍區後勤某部副參謀長劉殿元、武警鄂州支隊參謀長吉宏善等9名官兵英勇獻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抗洪壯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在華北某地舉行軍事演習和盛大閱兵    
    1981年9月中旬,北京軍區和空軍某部隊在華北某地舉行了一次現代化條件下的軍事演習,向黨和人民匯報我軍加速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建設的成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觀看了演習,檢閱了參加演習的陸軍、空軍以及部分海軍部隊,並講了話。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全軍高級幹部,當地的地方幹部和群眾,共3.2萬餘人觀看了演習。 
    這次演習和閱兵,是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鼓舞下進行的。參加演習和受閱的有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技術兵種,還有空軍航空兵和空降兵等。這次演習組織嚴密,準備充分,諸兵種密切協同,較好地體現了現代戰爭的特點,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演習從9月3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演習的部隊緊緊圍繞戰爭初期抗擊「藍軍」戰略突襲,制止其長驅直入的作戰任務重點演練了4個課題:(1)模擬「藍軍」坦克進攻;(2)空降、反空降;(3)堅固陣地防禦;(4)集團軍首長機關帶部分實兵實施戰役反突擊。 
    這次演習是由北京軍區組織的我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方面軍防禦戰役實兵演習。這次演習展示了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成果,較好地體現了現代戰爭的特點,摸索了現代條件下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經驗,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和實戰水平。它標誌著我軍在提高合成軍隊協同作戰能力、運用現代化作戰手段對付敵人方面,邁出了新的一步。這次演習也體現了我軍指戰員繼承和發揚優良的革命傳統和戰鬥作風,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出色的指揮藝術和熟練的戰術技術素養,武器裝備也有了改善。新時代的人民解放軍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有戰鬥力的、完全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強大人民武裝力量。 
    演習結束後,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受閱部隊排列整齊氣勢磅礡地緩緩馳過閱兵場。一個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方隊,顯示給人們的是我軍嚴整的軍容和鐵一般的組織紀律性,是無堅不可摧、無險不能克的堅強的戰鬥意志。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一箭多星試驗成功    
    1981年9月20日,我國成功地發射了一組空間物理探測衛星。這是我國首次用一枚火箭發射三顆衛星。衛星準確入軌,各系統工作正常,不斷向地面發送各種科學探測和試驗數據。這三顆衛星是我國自1974年4月24日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以來,發射的第9、10、11顆人造地球衛星。 
    一箭多星發射技術是一種新的技術。最早實現「一箭多星」的國家是美國。 
    1960年美國用一箭多星的方式發射了兩顆衛星,次年又實現了「一箭三星」。前蘇聯曾用一枚火箭將八顆衛星送入軌道。1981年歐洲航天局的「阿里安」火箭將一顆歐洲氣象衛星和一顆印度實驗通訊衛星同時送入地球同步軌道。中國成功地發射了一組空間物理探測衛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前蘇聯和西歐航天局之後,第4個掌握星箭多次分離技術的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些科技人員和部隊參加了這項科研實驗。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軍隊參加植樹造林    
    1954年5月,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部隊參加植樹造林工作的指示》,闡明了部隊在不妨礙整訓和備戰的條件下參加國家植樹造林事業的重大意義,要求部隊愛護樹木,保護森林,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駐地和各種國防工程的綠化工作,並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參加國家統一的造林事業。 
    1982年1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向全軍發出指示:「軍隊在植樹造林中,要積極地多做工作,除搞好營區植樹造林外,營區外10公里範圍內,要與地方共同協商搞好植樹造林。」3月3日,全軍綠化委員會在北京成立。 
    在上述精神的指引下,人民解放軍把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作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造福人民的一項戰略任務。全軍參加綠化祖國的工作,從季節性的義務植樹發展到常年愛林護林,從在營區內植樹,在小範圍植樹,發展到大規模參加重點綠化工程建設。在綠化祖國的事業中,人民解放軍不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還出動飛機,進行飛播造林,為加快綠化步伐,裝扮祖國河山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2年12月,全軍植樹造林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向30個單位授予了全軍綠化紅旗單位的稱號,向136個單位和25名個人分別授予全軍綠化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稱號。會議通過了《全軍植樹造林規劃綱要》。《綱要》提出,全軍從1983年起到1990年止,要全部實現「一林、兩化、三自給」的目標。即:部隊駐地及能夠造林的地方要努力建成果木林、經濟林和用材林基地;凡能夠植樹、栽花、種草的空地,基本上實現花果化、園林化;要爭取實現苗木自給、植樹造林經費自給、營房維修用材基本自給。會議期間,還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行了全軍綠化成績展覽。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組建    
    1983年4月,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北京成立。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擔負內部執勤任務的部隊同公安部門實行兵役制的武裝警察、邊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統一組建而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中擔負國內安全保衛任務的武裝組織。 
    其基本使命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維護社會治安,保衛黨和國家的重要目標,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隸屬公安系統,在公安部直接領導下,設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編設總隊,下轄支隊、大隊、中隊和站、所,受上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領導,並在當地中國共產黨委員會、政府和公安部門的領導下進行工作。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服從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結合本部隊的特點進行建設。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適應對敵鬥爭和鞏固人民革命政權的需要,許多革命根據地、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建立過名稱不一的執行公安、保衛任務的武裝部隊,如1938年5月至1947年3月在延安建立的警察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部分陸軍部隊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人民公安部隊。以後經過多次整編,使用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公安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等名稱。1983年4月,重新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為加強武警部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授銜後,1989年1月21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武警部隊將官警銜儀式在北京舉行。儀式上,宣佈了由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的命令狀,授予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李連秀中將警銜,授予政治委員張秀夫、副司令員范志倫、副政委張海天等29人少將警銜。從1989年1月21日起,武警部隊統一佩戴警銜、符號。武警部隊的組建和正規化建設對於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援建引灤入津工程    
    為了徹底解決天津市工農業用水緊張、居民吃水困難的問題,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水利電力部和天津市決定興建引灤入津工程。 
    引灤入津工程從1982年5月全線開工,到1983年7月保通水工程全部完工,1983年9月正式通水。引灤入津工程是建國後最大的綜合性城市輸水工程。工程包括從引水、蓄水、淨水、配水的完整系統。線路全長234公里,跨越灤河、海河兩個流域。全線共有215個項目,工程保通水工程113項,總土石方量2870多萬立方米,澆築混凝土80多萬立方米,建築物面積12萬多平方米。竣工期比國家提出的1985年提前了兩年,比天津市原定的1983年底提前了4個月。 
    引灤入津工程最關鍵、最艱巨的是由鐵道兵和解放軍駐津部隊擔負開鑿的一條過水能力為每秒60立方米、12.39公里長的穿山隧洞,是我國目前最長的地下引水隧洞。特別困難的是,這條隧洞是在我國地質最古老的燕山山脈開鑿的,需要克服大小200多條斷層和破碎帶造成塌方的危險。然而,參加引灤入津工程的部隊用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表現了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色,實現了為民造福的莊嚴誓言。指戰員們說:天津缺水的困難,我們要以加快施工的實際行動戰勝它。許多部隊頭天到達現場,第二天就開始施工。 
    在施工過程中,廣大指戰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不顧酷暑嚴寒,日夜奮戰。許多同志放棄休假、推遲婚期,全身心撲在工程上。還有的同志為引灤入津工程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在危難面前他們更是奮勇當先,敢打硬仗,不怕犧牲,團結協作,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特別是,他們講膽略,講幹勁,更講科學,講技術,贏得了速度、質量、安全和節約並舉。在全強風化區的施工部隊,便由於善於學習,勇於創新,依靠科技人員,發揚群眾智慧,採用先進技術,連闖潛流、流沙等難關,勝利通過開鑿隧洞的「禁區」。 
    正像「引灤入津工程紀念碑」所銘刻的那樣:「人民子弟兵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揮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頑強拚搏,科學施工,為天津人民建立了豐功,創造了我國開鑿輸水隧洞的奇跡。」除此之外,人民解放軍還承擔了大量的引灤入津的配套工程。駐京某師承擔了近11公里的施工任務。從1984年2月開工以來,先後動土石方176萬多立方米,澆注混凝土7萬多立方米,優質、安全、節約地完成了全年的施工任務,湧現出一大批先進單位和個人。 
    施工部隊在這樣一場特殊的戰鬥中,各級黨組織,各級領導班子經受了一次嚴峻考驗,鍛煉得更有戰鬥力了;廣大幹部戰士學到了平時學不到的東西,造就了一大批軍地兩用人才。整個施工部隊學科學、用科學蔚然成風,工地成了一個大課堂,各單位結合自己的任務採用辦夜校、科普班、專業集訓,以及登門拜師、互幫互學等多種形式,先後培養了各類技術骨幹近7000人,其中經過考核領取技術證書的5158人;整個部隊的戰鬥作風也錘煉得更勇猛,更頑強,更能吃苦耐勞,更講組織性紀律性了。 
    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稱讚參加引灤入津工程施工部隊,完成任務又好又快又省,為全國重點工程建設作出了榜樣。1983年8月,中央軍委通令嘉獎參加引灤入津工程的部隊。命令說,引灤入津工程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重點建設項目之一,是發展天津市工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措施,北京部隊某師和鐵道兵某師及其配屬單位的廣大指戰員,在參加引灤入津工程建設中,懷著「為民造福,為四化作貢獻」的崇高思想,從確保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全局出發,發揚我軍敢打硬仗,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善於學習,勇於創新,克服了重重困難,提前一年多時間,保質保量地完成了隧洞掘進、明挖埋管等施工任務,打了一個漂亮仗,創造了可貴的經驗,為整個引灤入津工程作出了重要貢獻。為表彰參加此項工程建設廣大指戰員的先進思想和模範事跡,中央軍委決定,分別給予北京部隊某師、鐵道兵某師通令嘉獎。 
    1983年9月,多少年飽嘗鹹水、苦水的天津市人民喝到了清甜的灤河水,工業和其他方面的水荒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天津市隆重召開了引灤入津工程通水慶功大會,向施工部隊的先進單位和個人頒發了獎旗和獎狀,並在海河的三岔河口修建了引灤入津工程紀念碑,樹立了子弟兵的大型雕塑,以示對揮師引灤,造福人民的人民解放軍永誌不忘。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雲南、廣西邊防部隊反擊入侵越軍    
    1979年3月5日,我國政府授權新華社發佈的撤軍聲明中正告越南當局:在中國邊防部隊撤出以後,不得再對中國邊境進行任何武裝挑釁和入侵活動。如果出現上述情況,中國方面保留繼續自衛還擊的權利。但是,越南當局,繼續在中越邊境蓄意製造事端,有組織地對中國邊境進行武裝挑釁和侵入中國領土,襲擊我邊防哨所和邊境村寨,僅1981年頭4個月就達到241起之多。 
    1981年5月5日,越軍出動近100名兵力,在炮火掩護下,侵入我廣西壯族自治區寧明縣夏石公社法卡山地區,燒燬村寨,槍殺居民。我邊防部隊奮起還擊,打退了入侵的越軍,收復了法卡山,並隨即轉入保衛法卡山的戰鬥。從5月中旬到7月初,越軍先後對這長200米、寬100米的法卡山傾瀉了數以萬計的炮彈,動用了從一個排、一個連到一個團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發動進攻。我守衛法卡山的邊防部隊英勇殺敵,接連打退了越軍的多次進攻。在將近兩個月的還擊中,共擊斃擊傷越軍1000多名,毀敵各種火炮多門。 
    廣西邊防部隊二營在保衛法卡山的戰鬥中表現出色,被中央軍委命名為「法卡山英雄營」。 
    越南當局在武裝入侵我廣西法卡山地區的同時,又於5月7日,侵入我雲南省麻栗坡縣孟洞公社扣林地區。我邊防部隊奮勇還擊,將100多名入侵之敵全部殲滅。5月22日,越軍又出動約一個連的兵力,再次侵入扣林地區。 
    我邊防部隊迂迴敵後,將敵全部圍殲,殲敵85名。在雲南邊防部隊收復扣林山後的兩個多月裡,越軍曾組織192次營以下規模的反撲,發射1.8萬多發炮彈。駐守分隊以「人在陣地在」的英雄氣概,不讓越軍前進一步,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衛國勇士。雲南邊防部隊某部七班9名戰士不怕流血犧牲,在僅100平方米的陣地上,頂住了越軍4次輪番攻擊和200多發炮彈的襲擊,頑強地守住了陣地。戰後,雲南邊防部隊授予七班「九勇士英雄班」稱號,授予班長韋力仕烈士「戰鬥英雄」稱號。 
    當1979年我軍回撤之時,他們就趁機大量搶佔我邊境要地,蠶食中國領土,在中國境內挖戰壕、修工事、埋地雷,爾後又不停地向我縱深開槍開炮。 
    迫使中國邊民流離失所,田園荒蕪。其中,老山、者陰山地區對中國威脅最大。僅1979年3月至1984年3月,越軍向麻栗坡縣境內開炮690多次,發射炮彈2.8萬餘發,打死打傷中國邊民300多人,炸毀民房上百幢。尤其在1984年頭3月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越軍對中國廣西邊境的各種武裝挑釁和襲擾達80多起,入春後對中國雲南邊境開槍開炮60多起,連續製造流血事件,使中國邊境群眾無法進行生產和正常生活。為了保護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和春耕生產,1984年4月2日至7月12日,我雲南邊防部隊被迫對佔領我雲南老山、者陰山地區的越南侵略軍進行了還擊,收復了失地。我邊防部隊轉入防禦後,先後粉碎了越軍的多次進攻,再一次嚴懲了越南侵略者。9月1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佈嘉獎令,表彰參加雲南邊境老山、者陰山地區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的全體指戰員和民兵、民工為祖國建立的功勳。中國邊防部隊對越軍的每次入侵活動都給予有力地還擊,堅守了陣地,保衛了祖國的邊疆。戰鬥中,前線指戰員以「虧了我一個,幸福十億人」的高尚情操,勇往直前,浴血奮戰,捨身報國,充分顯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1985年6月,1986年5月,1987年5月,1988年5月、12月,1990年3月中央軍委又分別簽署命令,嘉獎老山、者陰山地區防禦作戰的英雄單位和個人。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全軍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百萬大裁軍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對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將軍隊工作從臨戰狀態轉入和平建設的軌道。確定裁軍百萬,討論並通過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方案》要求通過改革逐步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機構精幹、指揮靈便、訓練有素、反應快速、效率很高、戰鬥力很強的精兵,並研究了貫徹落實的政策,部署了整編工作。6月10日,新華社向全世界宣佈,我國政府決定軍隊員額減少100萬,7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轉發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而後,全軍立即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實施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我國政府關於軍隊減少員額100萬的決策是根據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分析,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出發,從我軍建設的要求出發,經過長期深思熟慮作出的。 
    在1985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分析了國際形勢,闡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論證了人民解放軍實行改革體制、精簡整編的根據和意義。他指出,全世界維護和平的力量進一步發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強調,我們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減少一百萬,實際上並沒有削弱軍隊的戰鬥力,而是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根據中央軍委的部署,百萬大裁軍從1985年下半年開始,依照先機關,後部隊院校和保障單位的順序,自上而下地組織實施。百萬大裁軍的主要內容有: 
    一、精簡機構。各總部、軍兵種和國防科工委機關及直屬單位,撤並業務相近的部門和重疊機構,降低部分單位的等級,減少層次,人員精減40%左右。1982年,已撤銷鐵道兵建制,將十幾萬鐵道兵劃歸鐵道部。撤銷基建工程,近20萬人轉業到地方工作。將獨立的炮兵、裝甲兵等兵種總部撤銷,其領導職責改由總參謀部炮兵部、裝甲兵部和工程兵部行使。軍隊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科技裝備委員會同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合併為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 
    二、裁減部隊。將原來的11個大軍區合併為7個大軍區。保留北京、瀋陽、濟南、蘭州、成都、廣州、南京軍區,撤並武漢、昆明、福州、新疆4個大軍區。同時減少軍級單位31個,師團級單位4054個。海軍和空軍淘汰了陳舊落後的飛機和艦艇,相應減少了人員。一些擔任內衛、執勤任務的部隊移交公安部門,改為人民武裝警察部隊。2529個縣和相當於縣的市人民武裝部劃歸地方建制,工作人員改為地方幹部,任務不變,實行地方和軍隊雙重領導。這次精簡也觸及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一批在戰爭年代戰功卓著、聲威遠震的軍、師、團建制部隊,在百萬大裁軍中被撤銷了建制。 
    三、減少軍官數量。在確定實行義務兵和志願兵的服役制度後,軍隊中原先由軍官擔任的行政管理、技術領導等76種職務,改由軍士長擔任,其中包括連隊的司務長、電影隊長及電台台長、各類修理技師等。這次精簡,為了減少軍官數量,還減少了副職,使指揮系統更加精幹。 
    四、提高合成程度。為大幅度提高軍隊的戰鬥力,較大幅度地調整各兵種的編成比例,加強特種兵部隊,凡保留下來的陸軍軍級單位全部整編為合成集團軍。整編後的集團軍加大了特種兵的比重,構成了以裝甲兵、步兵組成的地面突擊力量;以炮兵、防空兵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偵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學兵、氣象兵和電子對抗專業組成的作戰保障力量;以運輸、修理、管線、衛生、軍需、器材等專業組成的後勤保障力量。1985年7月到12月,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完成了陸軍軍級單位整編為集團軍的工作。人民解放軍陸軍中,特種兵數量第一次超過了步兵數量,這一兵種結構的重大變化,加大了陸軍的獨立作戰能力,標誌著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五、調整軍隊院校編製體制。全軍院校數量精簡12%,人員數量減少20%多。全軍指揮院校實行軍官初、中、高三級培訓體制。初級指揮院校按中專、大專、本科三個層次培養各軍兵種初級指揮員。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合併為國防大學,培養軍以上軍事、政治、後勤指揮員,大軍區以上機關高級參謀人員,軍隊高級理論研究人員。六、已經組建的預備役師、團正式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制序列,並授予番號和軍旗,形成了常備軍與後備力量相結合的新體制,解決了平時少養兵,戰時多出兵這一重大問題。 
    七、結合精簡整編,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調整配備領導班子,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走上了領導崗位,使部隊領導班子的年齡、知識結構得到改善。 
    八、有計劃有步驟地妥善安置60萬編余幹部轉業到地方工作或離休退休,加強國家建設力量。 
    1987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基本完成裁軍百萬的精簡整編工作,兵員減少41萬,大批幹部退出現役。部隊規模作了較大壓縮,官兵比例達到1︰3.3,基本上改變了軍隊一度臃腫龐雜的狀況。軍隊建設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軍隊規模縮減,可以集中經費用以研製和發展現代化武器、技術裝備,加快軍隊的現代化步伐;精簡機構,減少層次,精幹領導班子,使指揮更加靈便,也促使機關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後勤供應體制的改進,不僅節省了人力、物力、財力,而且使部隊平時和戰時後勤保障更加有效。百萬大裁軍標誌著我軍軍隊建設真正實現了戰略性轉變,為把我軍建設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陸軍軍整編為集團軍    
    陸軍軍是陸軍部隊作戰的基本力量。不斷提高其合成化程度和合成作戰能力,是陸軍建設的中心環節。 
    1950年,陸軍在1948年統一番號和編製序列的基礎上,進行整編。整編後的軍,實行統一編製,轄有3個步兵師,並編有教導隊、工兵營、通信連,以及警衛連、偵察隊等勤務保障分隊。1953年4月,中央軍委頒發了陸軍軍、師新編製。軍增編了炮兵團、高射炮兵團、獨立野炮營、炮兵指揮連等單位,充實了通信、工兵營,撤銷了偵察隊和教導大隊,軍直屬隊的人數比1950年編製人數增加了47%。經過這一系列調整,陸軍軍的合成體制初具規模。 
    60年代,隨著國產武器不斷裝備部隊,中央軍委進一步加強了陸軍軍的合成化建設,並針對陸軍部隊中存在的機關龐大,聯絡不暢,沒有體現南北戰場的不同要求等問題,確定了陸軍編組「四輕四重」的原則,即南方部隊裝備輕,北方部隊裝備重;師以下部隊裝備輕,軍以上部隊裝備重;前方軍區輕,後方軍區重:機關人員編制輕,連隊人員編制重。根據上述原則,1962年頒發了陸軍軍、師新編製。新編製重點提高了師一級的合成化程度,對軍的兵種合成進行了調整。規定軍炮兵團增編加農炮營,撤銷獨立野炮營,高炮團縮編為營,增編軍屬防化連,1969年以後,中央軍委在改裝一批摩托化步兵師的基礎上,改建若干個摩托化軍。摩托化軍直屬部隊編有炮兵團、火箭炮團、高射炮團以及工兵、通信營和偵察、防化連等單位。摩托化軍的出現,使陸軍部隊的火力、機動力、突擊力有了很大提高,合成化程度達到了新的水平。1975年,根據中央軍委制定的整編方案,陸軍軍增編了坦克團,並將高射炮兵營擴編為團,炮兵團的裝備得到了充實。軍編成內的步兵師的裝備得到改善,自動火器、反坦克兵器、壓制兵器以及運輸車輛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改觀,合成化程度也進一步提高。從而,使陸軍部隊的反坦克和防空火力有了加強,機動能力有了提高,武器裝備完成了由以輕武器為主到以重火器為主的轉變。 
    進入80年代,根據精兵、合成、平戰結合和提高效率的原則,在進一步減少步兵數量、繼續擴大建制內各特種兵的比例,提高合成化程度,增強部隊的整體威力和獨立作戰能力的思想指導下,陸軍軍的編制又先後進行了3次較大調整和改革。1980年整編,重點是壓縮編製員額,加大特種兵部隊的比例,提高部隊的防空、反坦克火力和機動能力。1982年,隨著中央軍委、大軍區所屬兵種領導體制的改革,由各軍代管軍區下放的部分獨立兵種部隊,開始進行合成集團軍編組試點,並開始在陸軍軍的編成內組建機械化步兵師。1985年,對陸軍軍的組織編制再次進行了重大改革。把保留的陸軍軍全部整編為集團軍。為了使其能擔負起戰役作戰任務,將原軍區所屬裝甲兵全部、炮兵和工程兵大部編入集團軍,與原軍屬兵種部隊統一整編為集團軍屬坦克師(旅)、炮兵旅、高炮旅、工兵團、通信團;擴編了防化、運輸分隊,有的還增配了陸軍航空兵部隊和電子對抗分隊。集團軍直屬隊的人數為1962年編製人數的3.7倍,火炮為3.2倍,還有了直屬坦克與直升機部隊,戰鬥力和戰鬥保障能力顯著增強,基本上能夠在上級編成內或獨立地遂行戰役作戰任務。 
    集團軍的組建使陸軍部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集團軍可根據任務和作戰地區特點,使用徒步步兵、摩托化步兵、機械化步兵和其他兵種,靈活地組成有針對性的作戰集團;有些還可組成以坦克和步兵戰鬥車(裝甲輸送車)為主體的突擊力量,進行地面戰鬥。集團軍配屬的地面壓制火炮,組成了由牽引火炮、自行火炮、火箭炮和地地戰術導彈相結合的火力壓制力量,使人力強度、精度和縱深作戰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各種反坦克導彈、火炮、火箭筒等不僅數量增加,而且大部分進行了更新換代,威力大大提高,加之武裝直升機編入一些集團軍序列,構成了既能從地面發射,又能從空中發射,遠、中、近距離相配套的反坦克火力體系,具有抗擊敵集群坦克的能力,防空方面,由於增加和更新了各型高炮,裝備了新研製的多型防空導彈,從而構成了以導彈與高炮相結合,高、中、低空配套的火力體系,對敵機作戰能力有很大增強。各種雷達和電子偵察器材裝備部隊,使偵察手段多樣化,具有在各種情況下獲得情報的能力。現代化的通信系統,使集團軍和師建制內各指揮機關之間,各個作戰系統之間聯絡暢通,信息傳遞速度加快,抗毀能力加強,能在強烈電子干擾下,保證指揮的穩定性和及時性。工程兵的道橋、佈雷、破障、偽裝作業和構築工事的效率成倍增加,具有快速完成各種工程作業的能力,能保證集團軍獨立行動。防化兵能完成本級在戰役地幅內核觀測、輻射偵察的任務,清洗和消除沾染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集團軍還首次編入了裝備有各種先進器材的電子對抗分隊,具有多種干擾手段,能有效削弱敵電子設備的效能,保障己方電子工具正常工作。後方物資、技術保障力量完善配套,綜合和隨伴保障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能獨立或稍加補充後,保障集團軍完成戰役作戰任務。總之,集團軍的組建,使陸軍部隊的火力、機動力、突擊力、防護力和快速反應能力全面加強,整體作戰威力和獨立作戰能力得到提高。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成立    
    1985年12月24日,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在北京成立。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任命張震為國防大學校長,李德生為政治委員。國防大學是為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精簡整編的需要,在合併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的基礎上組建的。它是中國最高軍事學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培訓體制的最高層次。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成立大會1986年1月15日在北京隆重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國防大學成立表示熱烈祝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向國防大學授軍旗,並代表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幾位老帥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表示熱烈祝賀。總參謀長楊得志和國防部長張愛萍在講話中指出,國防大學的成立是貫徹執行中央軍委關於體制改革、精簡整編偉大戰略決策的一個重要成果。國防大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要圍繞建設一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軍隊,著眼於今後10年、15年,以至下個世紀的發展趨勢,出人才,出成果。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為國防大學題寫了校名。李先念、陳雲、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為國防大學題詞或寫來賀信。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負責同志蕭克、劉志堅、曹思明分別在會上致辭祝賀國防大學成立。國防大學校長張震和政治委員李德生要求全校同志奮發進取,做出優異成績,回答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全軍同志的期望。 
    國防大學的基本任務是:培養陸、海、空軍集團軍(軍)以上軍事、政治、後勤指揮員,大軍區以上機關高級參謀人員,軍隊高級理論研究人員和地方省以上有關部門的領導幹部,並從事有關戰略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問題的研究,為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各總部的決策起咨詢作用。其辦學方針是: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為依據,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學校辦成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人民軍隊特色的指揮大學。 
    國防大學直屬中央軍委領導,設有訓練部、政治部、研究部、校務部和校辦公室等部門,戰略、戰役、軍隊指揮、軍兵種、外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歷史與黨的建設及軍隊政治工作、世界經濟與政治、後勤、現代科技、外語等教研室,戰略、馬克思主義、軍隊建設等研究所和電化教學中心。學員系(班)包括:(1)國防研究系,招收軍隊軍級以上和地方省級以上及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司局級以上幹部,研究國防建設的有關問題,學制半年以內;(2)基本系,招收師(旅)職指揮員和師(旅)後勤部長,培養集團軍(軍)職指揮員和集團軍(軍)後勤部長以及大軍區以上機關高級參謀人員,學制2年以內;(3)進修系,招收正師職以上軍事、政治、後勤指揮員和省軍區、院校領導幹部,進修提高,補充新的知識,學制1年以內;(4)研究生院,招收大學本科畢業、經軍隊高級或中級指揮院校培訓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並在軍隊任職:年以上的幹部,培養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指揮人員、理論研究人員和教員,學制各為2—3年;(5)師資培訓班,招收軍隊指揮院校和技術院校應屆本科畢業生、部隊幹部及現職教員,為全軍中、高級指揮院校培養師資,學制2年。 
    國防大學以綜合性、研究性、開放性為顯著特徵。實行軍事、政治、後勤軍官混合編班,統一施訓。堅持課程起點高、內容新、知識面寬,將世界科學技術和軍事科學的最新信息、最新成果用於教學使學員不僅掌握軍事、政治、後勤,還懂得經濟、外交及必需的現代科技知識。重視擴大視野、開發智力,提高學員的獨立思考、創造性思維、科學管理、宏觀決策、謀略指揮諸能力。實行在教員指導下,以自學研究為主的教學方法。學校對國內國外開放,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在學籍管理上實行淘汰制等。這樣,有利於把入學的幹部培養造就成為高知多能、具有戰略頭腦和合同作戰指揮能力、能夠全面指揮軍事、政治、後勤工作的通才。1986年暑期國防大學招收了第一批學員。 
    國防大學的成立是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步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精簡整編、院校改革的重要成果。國防大學成立十多年來為我軍培養了大批高級軍事、政治、後勤指揮員和高級科研人員,為把我軍建設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部隊做出了突出貢獻。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預備役部隊正式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序列    
    1986年8月10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發出通知,明確規定預備役部隊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序列,其師、團級單位授予番號、軍旗。 
    預備役制度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一種兵役制度。建立預備役制度在和平時期儲備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後備兵員,一旦戰爭爆發,能夠快速動員,以滿足戰爭的需要,這是建設現代化國防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的預備役制度是在民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55年為了適應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國家頒發了第一部兵役法,實行義務兵役制。由於缺乏經驗,在強調預備役制度時,忽略和放鬆了民兵建設。後來受到「左」的思想影響,又一度放鬆了預備役工作,致使我們的後備力量建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與現代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國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提出把民兵制度和預備役制度結合起來。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義務兵役制為主體的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恢復了預備役登記工作。為落實《兵役法》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預備役制度,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部、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於1990年底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從1991年起,逐步開展轉業軍官預備役登記統計工作,並對1988年9月1日以後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的轉業幹部和武警部隊轉業警官,進行預備役登記的年齡、時間等作了具體規定。1991年1月上旬,我國軍官預備役登記統計工作在北京、遼寧、陝西、山東、江蘇、四川、廣東等省試行。 
    我軍在總結後備力量建設經驗,吸收國外一些做法的基礎上,為適應戰時快速動員的需要,建立和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的戰時快速動員體制,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中央軍委決定建立預備役部隊。從1983年開始,各軍區普遍組建了預備役部隊。1983年3月25日,中國第一個預備役師——錦州預備役師,在遼寧省錦州地區正式成立。錦州預備役師的成立,標誌著我軍後備力量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此後,通過不斷試點推廣,在全國各重點地區相繼組建陸、海、空三軍包括步兵、地炮、高炮、裝甲、工兵、防化、通信等諸兵種在內的數十個預備役師(團)。1983年5月31日,總參謀部根據中央軍委《關於組建預備役部隊的指示》精神,對預備役部隊的番號做出規定:凡經總參謀部批准組建的預備役師、團,均授予番號。陸軍師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地名)陸軍預備役師」,一地組建兩個師的依次稱陸軍預備役第一師,預備役第二師。炮兵師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地名)炮兵預備役師」,高炮師和坦克師的番號按炮兵師格式類推。師屬步兵團的番號,以地區為單位統一排列,同一地區兩個團以上的排列依此類推。 
    師屬炮兵團稱「××預備役師炮兵團」,師屬高炮、坦克團按師屬炮兵團格式類推。預備役汽車、通信、坦克、防化等獨立團,分別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地名)××(性質)預備役團」。海空軍組建的預備役部隊其番號參照上述格式執行。組建預備役師、團要按總參謀部的計劃進行,由軍區或軍兵種按照上述規定授予,並報總參謀部備案。 
    預備役部隊的最大特點是平時寓兵於民,戰時可以用最快速度動員轉為現役部隊,成建制地補充野戰軍或單獨執行作戰任務。它既區別於現役部隊又不同於一般的民兵組織。其具體組織形式和訓練方式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它是以現役軍人為骨幹,以預備役軍官、士兵為基礎組織起來的。師、團、營和部分連隊的主官以及機關部門、科室的主要幹部是現役軍人,其餘是地方幹部、退伍軍人、基幹民兵和經過登記的預備役人員。 
    二、凡按照中央軍委計劃,經總參謀部批准組建的預備役師、團,屬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序列,分別是我軍的師、團級單位,授有番號、軍旗,實行統一的編制。平時隸屬省軍區,戰時歸指定的野戰部隊指揮(海、空軍預備役師歸海、空軍建制,平時受海、空軍和省軍區雙重領導)。 
    三、按總參制定的軍事訓練大綱要求,有計劃成建制地分期分批進行軍事訓練,並定期進行動員演練。 
    四、就地就近儲備相應的武器裝備和各種後勤物資,對戰時所需要的車船、工程機械等軍民通用的裝備物資,平時都制訂計劃,做好徵用的準備。 
    五、預備役部隊同其他一切武裝力量一樣,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預備役部隊都建有黨委,受省軍區黨委和同級地方黨委的領導,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黨委領導下,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保證預備役部隊不斷提高軍政素質,增強現代條件下快速動員的作戰能力,切實做好隨時轉為現役部隊執行作戰任務的各項準備工作。動員教育預備役人員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發揮骨幹作用。 
    為了健全預備役軍官制度,完善國家武裝力量動員體制,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廣泛徵求意見、深入研究、總結實踐的基礎上,擬訂了預備役軍官法草案,經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同意後於1995年2月提請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同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預備役軍官法》,確定授予預備役軍官軍銜,使預備役軍官隊伍建設走上了正規化法制化的軌道,為順利開展預備役軍官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1996年4月,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評定授予預備役軍官軍銜工作的指示》,決定1996年為全國預備役軍官評授軍銜。指示規定,評授預備役軍官軍銜的範圍限定在:編入預備役部隊和預編到現役部隊擔任預備役軍官職務的人員,以及經兵役機關登記,未編入預備役部隊和未預編到現役部隊的退出現役轉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確定評授預備役軍官軍銜工作分兩批進行,第一批為編入預備役部隊和預編到現役部隊的預備役軍官評授軍銜,1996年7月底以前完成軍銜的授予工作,8月1日起佩戴軍銜肩章、符號。第二批為其他預備役軍官評授軍銜,年底前完成軍銜的授予工作,1997年1月1日起佩戴軍銜肩章、符號。評授預備役軍官軍銜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善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制度和預備役軍官制度,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的重要措施,是預備役部隊正式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序列後的一個重大舉措。 
    經過10多年的建設和磨碩,我軍預備役部隊已經發展為一支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種師、團和空軍、海軍部分專業技術兵種在內的國防新旅,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保衛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地培養在軍隊和地方都能發揮作用的兩用人才的活動,是新時期軍隊教育訓練和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粉碎「四人幫」後,整個國家重新走上現代化建設的軌道。無論是國家現代化還是軍隊現代化,最急需的是現代化人才。當時軍隊有幾十萬幹部要轉業,其中有些幹部由於缺乏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術,在安置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從長遠看,每年都會有大批幹部轉業、幾十萬戰士退伍,如何使他們得到妥善安置並在國家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1977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培養軍地兩用人才這個課題,井精闢地闡述了它的重要性。他指出軍隊的教育訓練只著眼於軍隊本身建設的需要是不夠的,還要著眼於幹部、戰士轉業復員到地方的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為他們創造到地方工作的條件。在教育訓練上要增加這方面的內容,既要學現代戰爭知識,又要學現代科學知識和生產知識,還要學會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要使我們的幹部和戰士,經過訓練以後,既能打仗,又能搞社會主義建設。依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中央軍委1978年6月在《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議》中,對幹部戰士學習科學文化和專業知識提出了要求。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活動,首先在南京、成都、濟南軍區和中央警衛部門開展起來,受到幹部戰士的普遍歡迎。這些單位的做法和經驗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的重視,得到了所在軍區領導的肯定和支持。1981年總政治部也推廣了一些單位的經驗。1982年12月8日,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中,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初步經驗得到了中央軍委領導的肯定。與此同時,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通報,推廣了南京軍區步兵某師的經驗,並且指出,把幹部戰士培養成軍地兩用人才,是新時期部隊建設具有戰略意義的一件大事,是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要結合貫徹十二大精神,把這件事作為開創部隊建設新局面的一項重要內容,認真抓起來。從此,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工作在全軍普遍興起。 
    1983年5月,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裡在江蘇徐州、浙江金華先後主持召開了全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經驗交流會。會議推廣了30多個單位的先進經驗,指出了今後努力的方向。同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總政治部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培養軍地兩用人才展覽。中央軍委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為這個展覽題了詞。鄧小平的題詞是:「大力培養既能打仗又能搞社會主義建設的軍地兩用人才」。此後,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活動在全軍進一步發展。 
    到1983年底,全軍已辦起了各種專業知識學習班(組)12.1萬多個,有172萬多人參加學習,其中62萬多人學會了一兩項民用技能;湧現出先進團級單位115個,師級單位44個,軍級單位16個。翌年,學習規模繼續擴大,全軍參加民用技術培訓的幹部戰士超過200多萬人,其中獲得結業證書、技術等級證書的43萬多人。1985年5月,在浙江金華再次召開了全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經驗交流會,全面推廣了南京軍區步兵某師把軍、政、文、民訓練統一納入教育訓練計劃的經驗。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領導人到會講了話。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培養軍地兩用人才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87年《中央軍委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對開展培養軍地兩用人才工作的意義、方針、原則等都作了精闢的闡述。 
    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關懷和指導下,全軍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工作逐步向規範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1983年至1987年,全軍先後參加民用技術訓練的580多萬人中,共有230多萬人經過考評得到了相應的證書。1992年11月,在深入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全國培養和開發使用軍地兩用人才經驗交流暨表彰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軍委主席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為這次會議和展覽題詞。這次大會既是對過去15年來培養和使用軍地兩用人才工作的總結表彰,也是對新形勢下繼續做好這項工作的深入動員,使培養兩用人才的工作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活動開展20年來,積累了許多經驗,總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主要有:(1)領導幹部積極學習上級批示精神和先進單位的經驗,解放思想,認真做好組織工作;(2)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及時解決各種思想認識問題,在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過程中,各部隊堅持了育才與育德相結合的原則,把幹部戰士培養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革命軍人;(3)從實際出發,揚長避短,拓寬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途徑;(4)借助社會力量辦學,開展軍民共同培育兩用人才的活動,經驗證明,軍民共育為部隊解決民用技術訓練的師資、教材、實習場所和考評發證等問題創造了條件,提高了訓練質量,並疏通了兩用人才管理使用渠道,同時也為部隊學習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社會課堂;(5)科學安排計劃,妥善解決工作和學習的矛盾;(6)軍、政、文、民訓練統一納入教育訓練計劃,加強對民用技術訓練的領導;(7)突出重點,量力而行,各部隊把服役期滿的從事軍地不通用專業的農村籍戰士作為民用訓練的重點,對其他戰士則區別情況,分類培訓;(8)立足實際,講求實效,使培訓內容更加符合部隊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促進了幹部戰士安心服役,調動了他們獻身國防建設的熱情,提高了執行軍事任務的知識和專業技術水平,促進了國防建設,豐富了幹部戰士的物質文化生活。經過兩用培訓的幹部、戰士轉業復員到地方工作後,為國家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在農村他們成為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帶頭落實生產責任制,發展多種經營,振興鄉鎮企業等方面的積極分子。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某部參加大興安嶺撲火救災    
    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大興安嶺地區發生特大森林火災,過火面積101萬公頃,其中有林面積70萬公頃,受災群眾達5萬餘人。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奉命從5月7日起,先後逐次投入3.5萬餘人、汽車880餘輛、飛機62架參加撲火救災。同時,後勤部門從物資供應、交通運輸、醫療救護等方面對撲火救災進行了大力保障。在撲火前線總指揮部的統一領導下廣大指戰員與武裝森林警察、公安消防幹警及林區職工、群眾密切配合,連續奮戰28個晝夜,撲滅火點1700餘處,開闢防火隔離帶900公里,搶救疏散群眾1萬多人。 
    在整個撲火救災過程中,廣大解放軍官兵始終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火場就是戰場。面臨著特大火災,指戰員們首先想到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聲令下,立即開赴撲火最前線。哪裡有危險、最需要,哪裡就有子弟兵。 
    他們發揚英勇頑強、連續作戰、不怕犧牲、不怕疲勞的戰鬥作風,奮不顧身,出入火海,夜以繼日地頑強拚搏,一次又一次地壓下了一個個兇猛的火頭。 
    充分體現了鄧小平提出的「五種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拚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後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據統計,在撲火救災的日日夜夜,共有1400餘人推遲休假,5300餘人帶病參戰,408名家在災區的幹部戰士路過家門而不入,還有408名已經確定轉業、復員的幹部戰士主動奔赴火場。經過28天的艱苦奮鬥,1987年6月3日,大興安嶺北部所有的明火、暗火、余火、殘火全部熄滅,撲滅大興安嶺山火的戰鬥告捷。 
    在撲滅烈火過程中湧現出一大批英雄集體和先進模範人物。33個集體受到瀋陽軍區前指通令表彰,81名個人在火線立功;1163名幹部戰士在火線受獎。1987年6月2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佈通令,嘉獎參加大興安嶺撲火救災的全體指戰員。通令指出:指戰員們撲火救災中的英勇行為和先進事跡,充分顯示了人民軍隊的本色,是我軍光榮傳統的光大發揚,展示了部隊經過精簡整編、整黨和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的嶄新面貌。6月22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獎勵在大興安嶺撲火救災中功績卓著的7個單位和3名個人。命令指出:授予榮譽稱號、立功的單位和個人,是參加撲火救災部隊的突出代表,這是他們的光榮,也是全軍的光榮。全軍同志都要向他們學習。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央軍委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    
    1988年4月13日,總政治部領導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為適應新時期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需要,按照憲法和兵役法規定,軍隊將實行新的軍銜制度。 
    早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後,軍委的老帥們即開始考慮我軍恢復軍銜制的問題。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軍隊究竟搞不搞軍銜制問題,從此,恢復軍銜制被提上總部的工作日程。1982年初,軍委常務會正式做出「恢復軍銜制」的決定。翌年5月又決定成立恢復軍銜制領導小組,負責實行軍銜制的準備工作和軍官軍銜的評定授予工作。到1984年底,恢復軍銜制的準備工作初步完成,軍委曾考慮到1985年恢復軍銜制。後來,軍委召開了擴大會議,做出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和裁軍百萬等重大決策。為此,恢復軍銜制的工作推遲進行。 
    1987年12月30日,軍委常務會議正式做出決定,立足於1988年國慶節實行新的軍銜制。1988年1月16日成立全軍實行軍銜制領導小組。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受理軍委報請審議的軍官軍銜條例。7月1日下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以122票贊成,1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由國家主席楊尚昆命令頒布,自即日起開始施行,共34條。隨後,國務院批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條例》,從而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軍銜制誕生了。 
    新軍銜制按軍官服役性質可分為現役軍官軍銜和預備役軍官軍銜,現役軍官轉入預備役的,在其軍銜前冠以「預備役」字樣,現役軍官退役的,其軍銜予以保留,在其軍銜前冠以「退役」字樣。現役軍官軍銜設將、校、尉3等11級,將官分為4級,即一級上將、上將、中將、少將。校官分為4級,即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為3級,即上尉、中尉、少尉。現役軍事、政治、後勤軍官最高軍銜為上將、專業技術軍官最高軍銜為中將。海軍、空軍軍官在其軍銜前冠以「海軍」、「空軍」字樣。現役軍官實行軍官職務等級編製軍銜制,即以所擔任的軍事職務高低授予相應的軍銜。首次授予軍官軍銜要以軍官所任職務、德才表現、工作實績、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和在軍隊中服役的經歷為依據,軍銜的晉級除戰時縮短期限外,平時軍官軍銜的晉級期限為:少尉晉中尉3年,中尉逐級晉陞至大校每升一級時間為4年,大校以上軍銜為選升。中央軍委領導鄧小平、楊尚昆主動提出自己不受軍銜,因此,一級上將空缺。1988年9月14日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上將授銜儀式。 
    1988年10月1日起,全軍官兵佩帶新軍銜標誌。 
    為了進一步理順幹部工作關係,提高幹部隊伍素質,保持幹部隊伍穩定,適應新時期我軍建設的需要,在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下,通過廣泛聽取各級領導和各類幹部的意見,經過充分調查論證,並經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1994年5月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條例》對部分軍官任職和服現役的最高年齡作了適當調整;進一步明確了軍官的崗位責任,理順了指揮關係,對職務等級編製軍銜作了重點修改,軍委委員、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由一職編製二銜改為一職編製一銜,大軍區職到副師職軍官由一職編製三銜改為一職編製二銜,取消了基準軍銜;少尉晉陞中尉軍銜的期限由原來的3年改為:大專以上畢業的為2年,其他為3年。對軍官晉陞軍銜的批准權限也作了修改。調整了部分專業技術軍官的編制軍銜,進一步體現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原則。 
    實行新的軍銜制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項重大改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人民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大步驟。是新時期軍隊改革和建設的需要。實行軍銜制度既有利於幹部制度的規範化制度化,又有利於維護軍隊的組織紀律,增強軍官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激發軍人奮發向上,英勇奮鬥的精神,使部隊的戰鬥力得到提高。這一制度著眼於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特點和實際狀況,吸取了歷史經驗,借鑒了外軍的有益作法,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央軍委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暫行條例》    
    為了適應部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實行文職幹部制度。 
    1955年,人民解放軍曾實行職員制度。當時將從事行政事務、生活保障和部分專業技術工作的6萬餘名現役幹部改為無軍籍職員,留在部隊原崗位上繼續工作。由於這項制度初次實行,缺乏經驗,實施後遇到不少問題。1960年將擔任40種職務的3萬人改為佩帶專業符號的軍人。1965年決定將在編職員改為現役軍人,職員制度遂告中止。這10年職員制度的施行,實際上是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制度的一次嘗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軍委領導認真研究了文職幹部制度,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有實行文職幹部制度的必要。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軍隊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員可以改成文職人員、僱傭人員」。1982年3月軍委辦公會議認為,為使我軍幹部隊伍達到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要求,適應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建設的需要,實行軍銜制和文職幹部制度,制定軍官服役條例、文職幹部條例是必要的。 
    有關部門根據軍委批示組織人員起草條例。鑒於當時國家和軍隊幹部制度正處於改革之中,我軍實行文職幹部制度還沒有經驗,加上我軍幹部制度在歷史上形成的一些問題,實行文職幹部制度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軍委決定先制定一個暫行條例,採取一些過渡性的政策和辦法,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地實行這一重大改革。1987年底形成條例草案。 
    1988年4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發佈命令,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暫行條例》,這一條例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的有關規定和全軍文職幹部均由現役軍官改任的實際制定的。條例共8章27條,規定的內容包括文職幹部的性質、地位、編製、來源、培訓、職務等級、任免、晉陞、獎懲、待遇、服務年限、轉業和退休等。《條例》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職幹部是軍隊編制定額內不授予軍銜的幹部,是軍隊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國家幹部隊伍的組成部分,由現役軍官改任的文職幹部保留軍籍。文職幹部承擔著與現役軍官基本相同的義務,也享有與現役軍官同等的工作、學習、參加政治生活、獲得政治榮譽和物質鼓勵的權利。文職幹部的陞遷調補、獎勵懲戒、轉業退休、犯罪量刑等,均按軍隊的有關條令、條例辦理。文職幹部的工資水平、糧油定量、住房面積、醫療待遇、休假、家屬隨軍、優撫等生活福利等待遇,一律按照現役軍官的有關規定執行。根據工作需要,文職幹部也可以改任現役軍官。 
    文職幹部編製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科學研究、工程技術、醫療衛生、教學、新聞出版、文化藝術、體育等單位的部分專業技術幹部職務;二是為機關、院校、醫院等單位內部服務的部分行政事務生活保障幹部職務。 
    師以下作戰部隊試驗訓練部隊和保障部隊,有的負有作戰任務,流動性大,有的駐在邊遠艱苦地區,因此,原則上不編製文職幹部。 
    依據文職幹部暫行條例和中央軍委、總部的有關文件,全軍由現役軍官改任文職幹部的工作於1988年4月開始,經過動員教育、定編定位、審批公佈、總結經驗等步驟,經過3個月緊張有序的工作,1988年8月3日,我軍首批現役軍官改任文職工作圓滿完成,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支10多萬人的文職幹部隊伍。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暫行條例》規定,文職幹部不著統一的制式軍服。為了便於統一管理,1989年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發出關於文職幹部上班時間佩戴文職幹部胸章的規定,從1989年8月1日起陸續給全軍幹部配發胸章。胸章系鋁質,呈長條形,長7厘米,寬2厘米,正面圖案由八一軍徽、陸海空三軍色標(正紅、黑、天藍)及「文職」字樣組成,背面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字樣。為了加強文職幹部隊伍正規化建設,1992年5月1日起,全軍文職幹部統一配發制式服裝,配戴文職肩章和領花。 
    實行文職幹部制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是我軍穩步邁向現代化的產兒。它對於幹部實施分類管理,穩定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加強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具有一定作用。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正式頒行    
    1988年7月25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原名《八路軍進行曲》,為《八路軍大合唱》中的一首隊列歌曲。公木作詞,鄭律成譜曲。1939年秋作於延安。同年冬,在作者親自指揮下,由魯迅藝術學院合唱隊與樂隊首次演出於延安中央大禮堂。1940年夏發表於《八路軍軍政雜誌》,隨即在各抗日根據地廣泛流傳,深受廣大軍民的歡迎。解放戰爭中,各部隊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對歌詞作了修改,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統一修訂了歌同,刊於由總政治部文化部編印出版的《部隊歌曲選集》第一集。同年2月1日,在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命令頒布的第二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的附錄二曾以《人民解放軍軍歌》之名刊登了該曲。1953年5月1日頒布的第二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草案)》附錄二刊登的這首歌曲仍改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1965年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這首歌曲堅毅豪邁,熱情奔放,音律和諧,朗朗上口,有著一往無前、排山倒海的氣勢,鮮明地塑造了人民軍隊的形象,曾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演奏曲目。幾十年來,一直在國家和軍隊的慶典和閱兵式上演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傳唱,成為激勵廣大官兵英勇奮鬥的精神力量。因此,一些辭書文章也曾將這首歌作為「軍歌」加以論述介紹。而實際上在1988年7月25日以前,這首歌一直未正式確定為「軍歌」。1988年7月25日經黨中央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通知》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體現了我軍的性質、任務、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反映了我軍光輝的戰鬥歷程。它的正式頒布,一定會激勵全軍指戰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承和發揚光榮傳統,努力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肩負起建設四化、保衛四化的歷史重任。高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將使我們更加振奮革命精神,激發革命軍人的光榮感、自豪感和使命感。為此,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認真學習鄧小平主席的命令,學習軍歌歌詞,在部隊中廣泛進行唱軍歌、講傳統的教育。 
    二、要組織部隊認真教唱軍歌,使全體官兵都能完整、準確地唱好軍歌。 
    三、奏唱軍歌必須按《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奏唱的暫行規定》執行,做到嚴肅認真,熱情莊重。 
    頒布軍歌的當天,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奏唱的暫行規定》,提出如下要求: 
    一、軍歌可於下列場合奏唱: 
    1.國家、軍隊的慶典和重要集會開始時;2.軍隊領導人主持的正式外事活動和在我國舉行重大國際性集會開始時;3.部隊升軍旗、校閱、隊列行進和集會時;4.維護及顯示我軍威嚴的場合。 
    二、軍歌不得在下列場合奏唱: 
    1.私人婚、喪、慶、悼活動;2.舞會、一般聯誼會等娛樂活動;3.商業活動。 
    三、奏唱軍歌時,應嚴肅認真,熱情莊重,參加集會的全體官兵均應肅立。 
    四、軍歌一般不與其他歌曲緊接奏唱。如遇舉行接待軍隊賓客的儀式和在我國舉行國際性集會,則可聯奏有關國家的軍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奉命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政治風波,我黨面臨著又一個重大歷史關頭。1989年5月20日,國務院發佈命令,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規定,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執行戒嚴。6月4日,人民解放軍首都戒嚴部隊、武警官兵、公安幹警在廣大市民的配合支持下平息了北京的政治風波。 
    6月9日,鄧小平接見了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講了話。他說:「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1989年6月到9月間,中央軍委和國務院先後發佈命令,授予27位官兵以「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命令中高度讚揚了這些官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忠於祖國,熱愛人民,堅決執行命令,不畏艱難險阻,不怕流血犧牲,為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讚揚他們是在黨和人民的培養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優秀青年,是祖國的好兒子,是人民的忠誠戰士,是全軍和武警部隊廣大指戰員學習的楷模。命令號召全軍指戰員和武警部隊官兵認真學習他們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為人民利益不畏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的獻身精神;學習他們勤勤懇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德;學習他們嚴守紀律、令行禁止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們壓倒一切困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1990年1月10日,國務院發佈命令說:自平息政治風波以來,首都和全國局勢穩定,社會秩序恢復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國務院決定自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市部分地區的戒嚴。擔任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陸續撤出北京。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江澤民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全會通過了《關於調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由江澤民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9年11月12日,鄧小平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講話指出:「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做出的正確選擇。江澤民同志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因為他是合格的黨的總書記。希望大家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以他為主席的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把我們軍隊建設得更好,為捍衛我們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捍衛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捍衛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始終堅持把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作為指導軍隊建設的根本依據,作為開創軍事工作新局面的科學指南,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提出要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全面建設部隊;提出新時期的軍事鬥爭準備,要把立足點放在打贏一場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提出國防現代化要以經濟建設為依托,要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時代特色的國防發展道路;提出軍隊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注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劃清是非界限,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系統性和創造性;提出軍隊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要走在整個社會的前列,注重全面提高官兵素質;提出要把科技強軍作為一個根本戰略在整個軍隊建設中確立起來;提出要把培養和造就大批跨世紀的軍事人才作為治軍、建軍的一個戰略舉措納入軍隊建設規劃;提出注重質量建設是一個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方針等。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又取得了新的成績。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央軍委對新時期軍事戰略的重大決策    
    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其觸鬚正以銳不可擋之勢伸向推動社會運動的各個領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高新技術發展與全球的軍事活動密切相關,促使現代戰爭形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微電子、紅外、激光、隱身和精確制導等高新技術注入軍事應用領域,使戰鬥力構成發生了質的變化,戰場局勢和戰爭形態產生了劇變。針對高新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廣泛應用,1993年,中央軍委就我軍的建軍指導思想、戰略方針、訓練方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決策,即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 
    我軍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早已確立,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和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發展戰略,立足於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加強我軍的質量建設,不斷提高應急機動作戰能力,實施靈活、正確的戰略指導,努力遏制戰爭爆發,確保贏得戰爭勝利,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縣(市、區)人武部收歸軍隊建制    
    人民武裝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縣(旗、縣級市、市轄區)、鄉(鎮)和大中型廠礦、大專院校設立的軍事工作部門。各級人民武裝部是同級地方中國共產黨委員會的軍事部和政府的兵役工作機構,在同級地方黨委、政府和上級軍事部門的雙重領導下,負責本行政區或本單位的軍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動員工作。縣(旗、縣級市、市轄區)人民武裝部又是縣(旗、縣級市、市轄區)人民武裝委員會的辦事機關,負責承辦人民武裝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人民群眾武裝力量的建設。在歷次革命戰爭時期,都在縣、區建立人民群眾武裝的領導機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的縣、區普遍建立軍事部或赤衛隊委員會,1933年8月起統稱自衛隊總指揮部、人民武裝委員會、武裝科或武裝部。1942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北嶽區首先將這類機構統稱為人民武裝部。解放戰爭時期,一些軍區曾在縣設立人民武裝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的縣在政府設立人民武裝委員會,有的縣在中共縣委設人民武裝科,均屬地方建制,編配地方幹部。1951年以後,全國多數縣和市轄區建立人民武裝部,屬軍隊建制,編配現役軍人。1954年改稱兵役局,1958年,又改稱人民武裝部。1961年起,在公社、大中型廠礦、大專院校也設立人民武裝部,編配專職的地方武裝幹部。 
    1986年3月《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規定,1986年7月起,縣(旗)、縣級市和市轄區人民武裝部,全部改為地方建制,任務不變,仍稱人民武裝部,實行地方和軍隊的雙重領導。規定內地人民武裝部,1986年6月底交接完畢。陸海邊防一線縣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武裝部,於1986年底交接完畢。中越邊境一線廣西和雲南、新疆邊防一線和生產建設兵團、西藏的部分縣(市)人民武裝部,暫緩移交。改歸地方建制後的人民武裝部,是本地區的軍事領導機關,即是中共縣(市、區)委的軍事部,又是同級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機關,機構單設,接受中共縣(市、區)委、人民政府和上級軍事機關的雙重領導。為便於工作,人民武裝部保留黨的委員會,黨委會的書記和人民武裝部第一政治委員由中共縣(市、區)委書記兼任。人民武裝部的部長或政治委員參加中共縣(市、區)委常務委員會和軍分區(警備區)黨的委員會工作。人民武裝部改歸地方建制後,其性質和工作任務不變,主要職責是:負責民兵的組織建設和武器裝備的管理;民兵和預備役人員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組織並帶領民兵參軍參戰,支援前線,保衛後方等項任務。人民武裝部是軍事單位,參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進行管理。 
    人民武裝幹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軍官,主要從軍隊轉業幹部、專職人民武裝幹部中挑選。人民武裝幹部由地方和軍隊共同管理,以地方為主。部長級幹部在徵得軍分區(警備區)黨委的同意後由中共地(市)委任免;科長級及其以下幹部,由中共縣(市、區)委組織部商同人民武裝部提名,共同考核,按地方黨政幹部任免權限任免。人民武裝幹部的輪訓任務主要由省軍區承擔。人民武裝部改歸地方建制後,原由國防費支出經費,從1987年1月1日起,按照國家確定的行政編制,改由地方財政支出,列入地方行政經費。截止1986年底,全國2550個縣(市)人民武裝部移交工作結束。 
    為了加強新形勢下軍隊建設和國防後備力量建設,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199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縣(市、區)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的通知》決定,從1996年4月1日起,將地方建制的縣(旗)、縣級市、市轄區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 
    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後,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省(自治區、直轄市)××縣(市、區)人民武裝部」。人民武裝部的編制等級,直轄市的區人民武裝部為副師級,其他人民武裝部為正團級,人民武裝部的編制員額平均為每個人民武裝部編12人。人民武裝部編部長、政委、副部長各1人,一般設軍事科、政工科、後勤科,編製員額少的,也可不編副部長、少設或不設科。副師級人民武裝部的科為副團級,正團級人民武裝部的科為正營級。 
    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只是建制的改變,同級地方黨委、人民政府對人民武裝部的領導制度不變。加強人民武裝部建設,是各級地方黨委、人民政府的重要職責,要一如既往地加強對人民武裝部的領導,必須堅持黨管武裝的原則,堅持黨委議軍會議制度,堅持縣(市、區)黨委書記和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定期到人民武裝部辦公制度,及時研究解決人民武裝部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 
    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有關幹部的調整配備和安置工作,要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和新頒發的人民武裝部編製為依據,做到合理調配,保留骨幹,妥善安置,各得其所。1986年隨建制移交的人民武裝部現有幹部,符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規定條件,工作需要的,原則上收歸軍隊。達到或超過服現役最高年齡,確需留任的,年齡可適當放寬。1986年人民武裝部改歸地方建制後,從部隊轉業、退伍後安置到人民武裝部和1994年底以前從地方調入的幹部,德才優秀、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符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有關規定的,經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考核、大軍區批准,可予留任,辦理入伍手續。收歸部隊的人民武裝部幹部的職務任命、軍銜評授、軍齡計算、工資套改等問題,按照軍隊有關規定執行。在這次人民武裝部建制改變中未收歸軍隊的幹部,由地方根據本人條件在地(市)縣(市、區)範圍內安排適當工作。人武部收歸建制後,縣(市、區)民兵武器裝備倉庫平均保留6名職工,編製由國家核定,繼續實行單列。 
    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後,其行政經費由地方財政供應到1996年3月31日。從1996年4月1日起,人民武裝部的現役軍人生活費、公務事業費和裝備維修費等,由軍隊按現行規定和標準供應、管理。民兵事業費、徵兵經費和民兵、預備役人員訓練統籌經費,仍按現行規定執行。 
    人民武裝部收歸軍隊建制,有利於堅持上級軍事機關和同級地方黨委、人民政府對人民武裝部實行雙重領導的制度,有利於保持人民武裝工作的連續性,有利於人民武裝部的長遠建設,有利於調動人民武裝部幹部的積極性,有利於軍政軍民團結。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江澤民提出抓好「一個根本」,搞好「四個教育」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召開了擴大會議,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會議上提出: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最重要的是要引導和組織幹部戰士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心是深入學習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用以武裝自己的頭腦和指導各項工作。這是我們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的根本。同時,要著重抓好愛國奉獻教育、革命人生觀教育、尊干愛兵教育和艱苦奮鬥教育。 
    中央軍委在部署1995年全軍工作時,要求全軍要認真學習《鄧小平文選》,深刻領會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進行愛國奉獻教育、革命人生觀教育、尊干愛兵教育和艱苦奮鬥教育,引導官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持我軍的性質和宗旨,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蝕。加強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及時解決各種現實思想問題,調動指戰員獻身國防的積極性。 
    按照江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軍委的要求,1995年,全軍狠抓了「一個根本」,普遍開展了「四個教育」。1996年2月2日,總政治部主任於永波在深入開展「四個教育」座談會上指出,江主席提出開展「四個教育」一年多來,全軍各級黨委和領導高度重視,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把搞好「四個教育」作為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的中心環節來抓,位置擺得正,工作力度大,抓的比較實,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全軍政治上的堅定性進一步增強,廣大幹部戰士自覺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服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在改革不斷深化,經濟體制轉軌的重大變革時期保持了部隊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二是對腐朽思想文化和酒綠燈紅侵蝕影響的警黨性有了增強,一度在部隊流傳的一些錯誤觀點和消極論調受到了批評和抵制,幹部戰士辨別是非的能力進一步提高,有些突出的不正之風和不良傾向得到了遏制。三是部隊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積極變化,廣大幹部戰士愛軍習武、好學上進,部隊的正氣上升,官兵關係、軍民關係進一步改善。四是激發了廣大官兵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促進了以軍事訓練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的完成。 
    於永波主任在講話中還指出,江主席明確提出落實軍隊講政治的要求,要繼續搞好愛國奉獻教育、革命人生觀教育、尊干愛兵教育、艱苦奮鬥教育,而且要一年比一年搞得更深入、更有成效。落實江主席這一重要指示,把「四個教育」引向深入,是1996年全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總政治部根據江主席關於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指示,要求全軍深入搞好理論學習和「四個教育」,不斷增強部隊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純潔性。 
    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部署,1996年、1997年全軍進一步抓好「一個根本」,深入開展「四個教育」,成效更加明顯,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了部隊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確保了各項任務的圓滿完成。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向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目標邁進    
    武器裝備現代化是國防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軍隊現代化的物質基礎。發展武器裝備是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 
    新中國成立時,人民解放軍擁有各種槍支200多萬支(挺),各種火炮2.9萬多門,坦克410輛,裝甲車367輛,各種飛機159架,各種艦船129艘,無線電、有線電通信機5萬多部,工程機械800多台,這些武器裝備主要來源於戰場繳獲。 
    從1950年開始,國家採取以進口為主的方針,全面加強武器裝備建設。 
    到1955年底,我國共進口和接收蘇式各種槍支80餘萬支(挺),炮1.1萬多門,坦克、裝甲車3000多輛,飛機5000架,艦艇約200艘,雷達和探照燈1400多部,無線電和有線通信機1.2萬多部,舟橋15套,主要工程機械500多台,防化專用車100多輛,還有各種彈藥和配套設備。在此基礎上,注意加強仿製和自行研製,逐步實現了武器裝備的國產化。 
    到1975年底,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中,國產武器裝備所佔的比例分別為:坦克71%,飛機75%,戰鬥艦艇89%,工程機械96%,火炮97%。機械、通信、防化裝備和舟橋渡河器材,全部實現了國產化。但從總體上看,武器裝備水平還比較落後。 
    為了進一步加速我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建設,1977年12月2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做出了《關於加速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決定》。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任務,並明確了陸、海、空軍裝備和導彈核武器各自發展的重點和要求。1980年9月,中央軍委在《關於軍隊建設的三年規劃》中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武器裝備建設,在1980年至1982年間,主要是改進現有裝備,加強現役部隊的齊裝配套,增加部隊儲備,並以防空、反坦克武器為重點,抓緊新型武器裝備的研究和生產。從1979年至1987年間,人民解放軍在武器裝備建設上著重抓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制定全軍武器裝備體制和長遠發展規劃。 
    總參謀部於1979年1月制定了《1985年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常規裝備(陸、海、空軍主要戰鬥裝備)體制》,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頒發。這個《裝備體制》,對人民解放軍各級部隊要配備的各種主要戰鬥裝備,作了明確規定。1980年3月,根據國民經濟建設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總參謀部對上述《裝備體制》作了部分修改,壓縮了新研製的大型裝備29項,並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重新頒發。在制定武器裝備體制的同時,總參謀部還根據國家的部署和要求,制定了全軍武器裝備的第六個五年計劃和第七個五年規劃設想,並於1980年7月召集各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部門主管裝備工作的領導幹部和業務部門的負責人,討論了「六五」計劃,統一了思想。《裝備體制》和「六五」計劃的制定,為國防科研、軍工生產和部隊的武器裝備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據。 
    (二)縮短戰線,突出重點,把急需的武器裝備搞上去。 
    1979年和1980年,總參謀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本著從實際出發,確保重點,量力而行的原則,對正在研製的武器裝備項目,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清理。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和副總參謀長劉華清先後召集會議,對各類裝備逐項進行了審查。為了確保部隊急需的新型防空、反坦克武器、作戰飛機和戰鬥艦艇等裝備及早定型,裝備部隊,會議確定:凡不是軍隊急需或者戰術技術指標已明顯落後的,停止研製;重複或者相類似的,予以合作;有些確實需要,但指標要求較高,技術儲備不足,短時間內難以實現的,則改為預研項目,先攻技術關。這樣,科研項目比原來減少了20%。 
    在滿足需要的前提下,為了減少數量,提高質量,中央軍委干1981年7月24日批准停產39種老式武器裝備。從1981年至1985年,還先後批准659架飛機、425艘艦艇及一批陸軍裝備退役、報廢,把維修經費節省下來,用於發展新裝備。 
    (三)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武器裝備的發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武器裝備建設也和其他戰線一樣,加強了國際技術交流。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1987年,人民解放軍向55個國家派出了約480個代表團(組)和人員。通過交往,進行有關武器裝備的參觀考察、技術交流、技術合作和貿易交往。在同一時期內,人民解放軍還接待了來華進行武器裝備技術交流、技術合作和貿易商談的許多外國代表團(組)和人員。通過交往,人民解放軍和國防科研、生產部門瞭解了國外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及發展動向,找到了差距,採取措施,引進了一些國外先進技術,從而促進了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的發展。 
    中國在引進武器裝備技術方面,主要採取了如下幾種做法:一是引進生產線進行生產;二是引進技術和購買國外某種裝備的個別部件,用於研製新型號或改進現有武器裝備;三是直接進口少量急需的武器裝備,以填補國內武器裝備的空白;四是進行技術合作,改進武器裝備或設計生產新的武器裝備。據統計,從1979年至1987年,海軍、空軍和陸軍各兵種共進口裝備、設備及部件307項(已簽訂合同而未到貨的項目未統計在內);另外還有不少技術引進和技術合作項目。所有這些,對提高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水平,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一批新研製成功的武器裝備相繼服役,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繼續得到提高。 
    反坦克導彈和超低空防空導彈先後裝備部隊,填補了裝備上的空白,增強了反坦克和防空作戰能力。新裝備的大口逕自行加榴炮、新型榴彈炮和火箭炮,既提高了機動性,增強了火力,又加大了射程。坦克採用多種先進技術,作較大改進後,增大了威力,縮短了射擊反應時間,提高了夜戰和生存能力。 
    自行研製的新型作戰飛機,已開始裝備部隊,加上對原有殲擊機、強擊機、轟炸機作了改進,空中作戰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新研製的導彈護衛艦、魚雷潛艇以及新型魚雷和艦艇、空艦導彈,特別是導彈核潛艇裝備部隊,使海上作戰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攜帶大當量氫彈頭的洲際導彈裝備部隊,使核反擊力量顯著加強。新裝備的重型舟橋,技術比較先進,自行研製的防化裝備器材,戰術技術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電子計算機等技術的廣泛應用,提高了指揮、控制、通信的自動化程度。衛星地球站的建成和光纜通信裝備的投入使用,使軍事通信又增加了新的現代化手段。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人民解放軍三軍東南沿海軍事演習    
    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檢查我軍訓練水平和實戰能力,1996年3月8日至3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東海、南海進行導彈發射訓練,並先後在東海、南海和台灣海峽進行實彈演習和陸海空三軍聯合軍事演習。 
    3月8日至3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向北緯25度13分、東經122度20分,北緯25度13分、東經122度40分,北緯24度57分、東經122度40分,北緯24度57分、東經122度20分四點連線內的海域,以及北緯22度38分、東經119度25分,北緯22度38分、東經119度45分,北緯22度22分、東經119度45分,北緯22度22分、東經119度25分四點連線內的海域,進行地對地導彈發射訓練,並以4發導彈全部命中目標的佳績圓滿完成了任務。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隊良好的軍政素質、掌握現代化武器裝備的能力和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作戰能力。這次導彈發射訓練的成功,鍛煉了部隊,提高了幹部的組織指揮能力,檢驗了科研和訓練改革成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顯示了第二炮兵以提高整體作戰能力為目的的豐碩訓練成果;標誌第二炮兵部隊及全軍在黨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下,有決心有辦法有能力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有決心有辦法有能力維護祖國統一,有決心有辦法有能力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 
    3月12日至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和海軍先後在北緯23度57分、東經118度06分,北緯23度25分、東經118度50分,北緯22度30分、東經117度30分,北緯23度01分、東經116度46分四點連線內的東海和南海海域舉行了氣勢磅礡的諸兵種聯合作戰實兵實彈演習。先進的戰鬥機、艦艇、導彈、電子裝備在演刁中密切協同,顯示出強大的空中、海上打擊威力。共有10多個兵種參加了此次演習,參演兵種、機種之多,出動飛機的批次、架次之多,發射實彈之多,演練難度之大,協同之複雜,都是近年來少有的。尤其是一批新裝備在這次演習中顯示了強大的威力。整個演習,貼近實戰、組織周密、協同密切、連續實施,展示了我海、空軍部隊各級指揮員的良好素質和指揮能力。圓滿成功的演習表明,通過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深化改革和嚴格刻苦訓練,這兩個重要軍種的現代化水平和在現代條件特別是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作戰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海、空實彈演習後,還舉行了氣壯海疆的空中、海上閱兵式、分列式。 
    3月18日至3月25日,南京戰區在北緯25度50分、東經119度50分,北緯25度32分、東經120度24分,北緯24度54分、東經119度56分,北緯25度12分、東經119度26分四點連線內的台灣海峽海域成功地組織了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演習。從爭奪制海制空權到快速裝載航渡,從裝甲集群搶灘登島到空、機降部隊垂直登陸,從多層次火力突擊到多路強擊突破,從立體穿插分割到縱深地點攻擊,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進行了三軍聯合渡海登島作戰和山地進攻作戰的演習。在這次三軍聯合作戰演習中,一系列高科技裝備發揮了拳頭作用,諸兵種協同作戰能力強,新戰法運用威力大,克服惡劣天氣和複雜海情影響的辦法多,進一步增強了我軍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整體作戰能力。演習獲得了圓滿成功,顯示了我三軍部隊優良的軍政素質、高昂的戰鬥意志,進一步檢驗了訓練改革和戰法研究的成果,使三軍部隊的整體作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觀看了演習,轉達了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對參加演習的陸、海、空軍和第二炮兵部隊指戰員的親切問候。他要求全軍部隊按照鄧小平同志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和江澤民主席關於軍隊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入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大力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建設,深化戰法研究和訓練改革,增強訓練的針對性和適應性,加大訓練的強度和難度,努力提高我軍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實戰能力,隨時準備完成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的各項任務。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全軍印發黨的三代領導核心關於加強軍隊建設的題詞和英模畫像    
    1996年7月19日,總政治部向各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國防科工委,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武警部隊政治部發出通知:印發黨的三代領導核心關於加強軍隊建設的題詞和英模畫像。 
    通知稱:經軍委領導審定,由總政治部印製的黨的三代領導核心關於加強軍隊建設的題詞和我軍六位英模畫像,即將下發全軍部隊。這是加強我軍思想政治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要認真搞好宣傳教育。 
    這次印發的題詞,集中體現了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對我軍建設的殷切期望和要求,為我軍建設指出了正確的方向。毛主席的題詞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鄧主席的題詞是:為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而奮鬥。江主席的題詞是:政治合格,軍事過硬. 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全軍部隊要認真學習領會題詞精神,緊密結合實際貫徹落實,自覺按照軍隊建設的總目標、總要求統攬各項工作,進一步加強部隊的全面建設,不斷提高部隊戰鬥力。 
    這次製作的六位英模畫像,是我軍在不同歷史時期湧現出的傑出代表,是全軍官兵學習的楷模。他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範張思德;為建立新中國而英勇捐軀的董存瑞;赴湯蹈火無所畏懼的黃繼光;視紀律重於生命的邱少雲;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獻身國防現代化的蘇寧。全軍指戰員要以這些著名英模為榜樣,發揚我軍光榮傳統,像他們那樣做人做事,走英雄成長的道路,努力在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和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的偉大實踐中建功立業。各單位要注重用英模人物的光輝業績和高尚品德、革命精神教育和激勵部隊,努力培養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革命軍人。 
    總政治部統一製作的黨的三代領導核心的題詞和六位英模畫像發至全軍連以上單位。題詞懸掛在黨委、支部會議室,英模畫像懸掛在連隊俱樂部。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央軍委關於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加強軍隊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發表    
    為了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1996年11月7日,《解放軍報》發表了《中央軍委關於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加強軍隊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意見》指出,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奮鬥目標、主要任務和方針原則,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江澤民同志在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對《決議》的基本精神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了精闢論述。六中全會《決議》和江總書記的講話,對於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乃至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全軍和武警部隊必須認真貫徹落實。 
    根據六中全會的基本精神,結合軍隊精神文明建設的實際情況,《意見》著重論述了8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用江主席關於軍隊精神文明建設要走在全社會前列的要求統一思想;二是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三是培養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四是繁榮發展軍隊的文化事業;五是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六是建設文明有序的軍營環境;七是積極參加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設;八是切實加強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導。 
    《意見》最後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一項宏大的工程,是關係國家和民族盛衰興亡、關係軍隊發展的偉大事業。全軍和武警部隊的廣大官兵,要響應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的號召,積極行動起來,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滿懷信心,紮實工作,努力把軍隊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把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10—)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進駐香港    
    1996年1月2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公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使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香港防務的規定,為保衛祖國的統一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組建完成。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我軍發展史上的大事。 
    1993年初,駐港部隊的組建工作開始。一年後,以陸、海、空三軍編成的駐香港部隊初具規模。駐港部隊司令員劉鎮武少將,政治委員熊自仁少將。 
    駐港部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海軍和空軍部隊組成,以體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地區的領土、領海、領空的主權。駐港部隊的官兵政治好、軍事強、業務精、素質高。如陸軍部隊的幹部,絕大多數學歷在大專以上。駐港部隊的官兵中曾受軍區以上機關表彰的先進人物37名,一等功榮立者6人,三等功榮立者占幹部總數的30%。駐香港部隊黨委「一班人」,都經過軍隊高等院校培訓,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他們有的來自我軍最高學府,有的來自我軍領導機關,有的長期擔任部隊師一級軍政主官,經驗豐富。為順利進駐香港執行防務,部隊從組建之初就進行嚴格的思想教育、軍事訓練和有關知識的學習,以過硬的本領和文明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199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深圳視察新組建的駐港部隊時,親切接見了部隊官兵,並題詞:「保持人民軍隊本色,維護香港繁榮穩定」。1996年1月。駐香港部隊組建完成後,開始公開「亮相」。 
    1月29日以隆重的禮儀,歡迎第一批參觀訪問的尊貴客人——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港事顧問。歡迎儀式後,駐香港部隊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進行了分列式和軍事表演。威武嚴整的軍容和精湛的軍事技術,博得來賓的陣陣掌聲。表演結束後,錢其琛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香港地區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港事顧問,向駐香港部隊贈送錦旗,旗上寫「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八個大字。駐香港部隊優秀的軍事素質,嚴明的組織紀律,良好的軍民關係,給每一位參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早在1990年4月,由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軍隊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駐港部隊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 
    這支部隊將於1997年7月1日零時正式進駐香港。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基本法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軍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駐港部隊分別按照獨立的行政與軍事系統運作,互不隸屬,互不干預。在作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告:「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駐軍的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為了更好地解決駐港部隊的司法管轄問題,1992年,在著手組建駐港部隊的同時,中央也成立了駐軍法起草班子。幾年來,經過起草班子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於1996年12月30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並將於1997年7月1日起實施。駐軍法設總則、香港駐軍的職責、香港駐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香港駐軍人員的義務與紀律、香港駐軍人員的司法管轄和附則六章。駐軍法鮮明地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該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負責防務的軍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表明了這支軍隊隸屬關係和執行防務的國家屬性;規定了香港駐軍由陸軍、海軍、空軍部隊組成,體現了國家從領陸、領海、領空全方位的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根據防務任務的需要,該法明確了香港駐軍履行防備職責的範圍以及履行職責所必須的權利與豁免,並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支持香港駐軍履行防備職責。駐軍法在體現國家主權的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香港的歷史和現實,以及廣大港人的願望。 
    1997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首批先遣人員進入香港,為7月1日正式接管香港防務作好準備。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澤民發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命令》。當日晚上9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先頭部隊通過落馬洲口岸進入香港。7月1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香港添馬艦營區升起。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從此時起正式接管了香港的防務,履行祖國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      
後  記     
    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70週年,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委託,總參政治部宣傳部組織編定了《軍史集要》一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審定,作為軍史教育的參考材料出版發行。 
    按照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書分為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等階段。本書採用大事本末體例,力求通過集中概述重要事件的方法來反映我軍70年的光輝戰鬥歷程。 
    本書編寫工作在總參政治部張黎主任,謝作炎、姜迪泰副主任領導下進行,由總參政治部宣傳部林建超部長組織實施。軍事科學院軍史部陳字研究員、總參政治部宣傳部盧春祥、孔凡軍、程堅、仇萬紅同志負責全書的整體設計和修改統稿。蔣玉槐、郭世貞教授分別負責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編寫工作。國防大學何理教授、蕭至教授,後勤指揮學院邵維正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陳鐵健研究員等對本書的撰寫工作給予了指導。參加本書撰寫的還有:蔣玉槐、郭世貞、史成群、盧來賓、孫忠敏、龐存生、劉雙才、劉文書、齊有忠、張久榮、宋國才、李保國、張韜、張偉良、陳亞峰、殷國全、周同喜、林全民、姜向文、鎖澍、翟清華。在編寫和出版過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陳昕社長、郁椿德副社長、郝盛潮編審、陸宗寅和宋慧曾編輯給予了熱情的指導和幫助。總參陸軍參謀學院、軍械工程學院給予了大力支持。本書編寫中,參考和借鑒了有關資料,在此一併致以謝意。 
    由於水平所限,時間緊迫,本書內容如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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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史集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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