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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歷史:重解長征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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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煌歷史:重解長征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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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序

  目錄

  重解長征之謎,我們知道了什麼?(代序)1
  第一部分決策之謎1
  第一章百姓未唱「送紅軍」——長征開始之謎3
  第二章「大搬家」式遠征——湘江受創之謎9
  第三章「小長征」奇跡——紅二十五軍長征之謎13
  第四章聲東擊西——紅二、六軍團「不蝕本」的長征之謎18
  第五章三過草地多艱辛——紅四方面軍長征之謎23
  第六章「一張報紙定方向」——榜羅鎮決策之謎28
  第七章三萬還是八萬——長征後的紅軍人數之謎33
  第二部分領袖之謎39
  第一章運籌帷幄——毛澤東成為領導核心之謎41
  第二章事無鉅細——周恩來長征之謎46
  第三章身先士卒——「紅司令」朱德長征之謎51
  第四章誰有真理跟誰走——張聞天「三讓總書記」之謎56
  第五章意志堅如鐵——王稼祥的「關鍵一票」之謎61
  第六章老成持重——「黨內的老媽媽」任弼時長征之謎65
  第七章鍛煉出猛將——「頭號正直」的彭德懷長征之謎69
  第三部分會議之謎75
  第一章經受考驗——長征路上「邊走邊議」之謎77
  第二章轉戰貴州——紅軍改變前進方向之謎82
  第三章指明方向——遵義會議之謎(上)86
  第四章指明方向——遵義會議之謎(下)91
  第五章南下還是北進——兩河口會議之謎95
  第六章幾經改變——紅軍定向陝甘寧之謎99
  第七章重握主動——瓦窯堡確定大轉變之謎103
  第四部分戰役之謎109
  第一章喋血湘江——紅軍傷亡之謎111
  第二章空靈奇幻——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謎116
  第三章鐵索孤舟——中央紅軍打破「宿命」之謎121
  第四章突破一點,盤活全局——臘子口「告別戰」之謎126
  第五章強奪要地——紅四方面軍包座大捷之謎130
  第六章硬拚受挫——百丈關損兵之謎135
  第七章立足陝北——直羅鎮紅軍奠基戰之謎139
  第五部分破解險阻之謎145
  第一章化害為利——紅軍渡河之謎147
  第二章勢如破竹——紅軍奪險關之謎152
  第三章敵機腳下飛——紅軍過雪山之謎156
  第四章生存極限的挑戰——紅軍過草地之謎161
  第五章插牌借糧——紅軍「外債」之謎165
  第六章單衣出發——紅軍抵禦惡劣天氣之謎170
  第七章300人犧牲——紅軍六盤山疑案174
  第六部分女性之謎179
  第一章戰爭無性別——女性參加長征數量之謎181
  第二章行程更漫長——女性長征的代價之謎185
  第三章烏泥塗臉剪長髮——紅軍女戰士戰鬥力之謎189
  第四章感離別恩怨——紅軍女戰士的情感之謎194
  第五章風霜雨雪摧——紅軍女戰士的愛情之謎199
  第六章身心遭打擊——長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謎204
  第七章命運多乖蹇——長征女性遭遇磨難之謎209
  第七部分民族策略之謎213
  第一章秋毫無犯——紅軍民族政策之謎215
  第二章坦誠是金——小葉丹當上「紅軍支隊長」之謎219
  第三章留下情感——「娃子」變成革命種子之謎224
  第四章傾囊相助見真情——朱德和格達活佛的友誼之謎228
  第五章藏裝紅軍——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隊之謎232
  第六章著重培養——喇嘛成為新中國重要幹部之謎237

  重解長征之謎,我們知道了什麼?(1)

  (代序)
  今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偉大而又波瀾壯闊的長征也已過去71年了。71年,這個時間跨度已經相當長,越過了三四代人。
  這幾十年裡,人們反覆地提及長征,因為它是政治、軍事歷史上的一次壯舉,也因為它表現了一種不畏懼挫折、不畏懼艱險、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的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紅軍才有了克服困難的毅力與勇氣,才能開創新的局面,為後來的抗戰勝利與全國勝利打下良好的基礎。而紅軍體現出來的這種精神,恰恰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的。重溫長征,就是在重溫中獲取營養與力量。
  然而也應該看到,由於受歷史的局限,過去對長征的宣傳、解讀,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時代的烙印。後代人大多從媒介宣傳和文藝作品中瞭解長征,長征中的很多細節,都沒有準確地體現出來。還有很多人對長征存在著誤讀。所以,還原細節、還原歷史的真實,就成為非常必要的事情。
  例如,在大量的文藝作品中,紅軍長征出發,都受到了蘇區人民的送別,由此還演繹出一首動人的歌曲《十送紅軍》。而實際上,紅軍出發是非常緊張和倉促的,即便是紅軍自己,都不知道行軍的目的地是哪裡,也不知道要走多長時間。為了保密,紅軍是選擇悄悄出發的,一般都是夜晚行軍,避免在敵人面前暴露行蹤。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不可能對紅軍夾道相送。還原這個細節的真實,並不損害紅軍與蘇區人民的魚水深情,相反,這樣才能體現當時環境的惡劣與艱險,才能體現當時「左」傾軍事思想的危害。
  同樣,在長征中,紅軍並不是百戰百勝,湘江之戰、百丈關之戰,紅軍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特別是百丈關之戰,紅軍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被迫退回藏區,重過草地。描述這兩場讓紅軍遭受挫折的戰鬥,就是對歷史真實的負責。當然,紅軍這兩場戰鬥的失利,都是在錯誤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湘江之戰,敗在李德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軍事思想上;百丈關之戰,敗在張國燾錯誤的南下入川的策略上。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紅軍只有回到了客觀評價敵我實力、靈活運用戰術的正確道路上,才能取得長征的勝利。
  在對歷史還原的方式上,我們認真地進行了思考,最後選擇了「重解長征之謎」,作為報道與成書的主線。儘管時間過去很久,但長征仍然有太多的細節等待後人去勘解,而選擇「解謎」,也恰好能讓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能夠有興趣同作者的筆觸一起,重新回到那條充滿生與死搏鬥的艱辛道路上去。
  書中涉及到的許多「謎」,基本是以前沒有人注意過的,或者提起過卻不曾細緻地研究過。例如,整個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沒有中過國民黨軍隊一次埋伏。「用兵如神」,並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建立在紅軍密碼破譯和諜報工作的高質量上。從相反的角度來說,國民黨方面雖然通過戰俘或破獲地下組織瞭解紅軍破譯密碼的事情,卻因為擔心承擔責任而層層隱瞞不報,或者拖延,導致了軍事部署的屢屢落空,這些情況蔣介石至死都不知道。這也從反面提醒我們,效率低下與官僚作風,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長征不僅僅是簡單的行軍與作戰,它是國共雙方全面比拚的一項綜合鬥爭。就在國民黨媒介大肆詆毀紅軍的時候,一份歐洲報紙卻能大篇幅刊載長征親歷,以正視聽;在雙方你死我活的交戰時,國共之間的談判卻在秘密進行……較量實際上是無處不在的。
  長征也不僅僅是血與火,它本身就有著很多傳奇色彩。紅軍在貴州打土豪,卻意外發現一位「土豪」家中擺滿了馬列書籍,後來,這位「土豪」成了紅軍忠實的朋友,並堅決跟隨紅軍走上長征路。紅軍在藏區成立了藏民獨立師,獨立師的戰士們成為留在當地的火種。十幾年後解放軍重回此地,找藏民帶路,藏民自豪地說:咱們是自己人,我是紅軍……這些微小的細節,卻真正體現了長征的感人之處。
  參加長征的女性,也成為長征中一道亮麗的色彩。除了男人要克服的困難外,她們還要忍受別人的嘲諷,忍受生理上的不便,忍受來自男人的騷擾。她們勇猛作戰,血灑疆場;她們也柔情似水,面臨戀愛和生育……她們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而她們在長征中的真實生活,卻幾乎被湮沒。
  重解長征之謎,看似是一個又一個的細節,但把這些細節貫穿起來,卻能完整地再現長征的畫卷,完整地形成蕩氣迴腸的情緒。壯舉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往往是通過不起眼的細節連綴而成。如果讀者能在「解謎」的過程中獲得感悟,獲得感動,那麼就是最讓策劃者和作者欣慰的事情了。
  重解長征之謎,我們知道了什麼?
  本書的作者徐焰和馬祥林是軍事歷史的專家,是他們本著客觀和負責的態度,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搜集、查尋,完整地為讀者解開謎團。他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為讀者奉獻了精彩的文章。在這裡,要特別向他們致意。而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們,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了圖書的重新編輯、排版,也是要特別感謝的。
  長征過去很多年了,但我們相信,在現在,在未來,我們一直都需要長征精神的鼓勵。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實際上就是大大小小、規模不一的「長征」。長征的精神,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吳佩華
  2007年6月


  第一部分 決策之謎

  第一章 百姓未唱「送紅軍」(1)

  ——長征開始之謎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雨綿綿秋風寒。樹樹梧桐葉落盡,愁緒萬千在心間……」
  提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有些人會想到《十送紅軍》的歌,以及鄉親們為部隊送行的動人情景。其實,這首江西民歌描繪的場面並非長征出發。因為當時突圍的決定只有極少數領導人知道。部隊為避免暴露意圖沒有向指戰員和群眾說明要出征,出發也選擇夜間而未驚動老百姓。長征開始後半個多月,國民黨當局才知道主力紅軍已離開。
  長征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行動,開始為什麼要嚴格保密?這一決策又是怎樣制定的呢?
  「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紅軍放棄根據地遠征,《長征組歌》的歌詞說是「戰略轉移去遠方」。離開辛辛苦苦創建的根據地,幹部戰士無不心情沉重。長征出發前,即1934年夏,毛澤東在中共粵贛省委所在地會昌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時,曾寫下《清平樂?會昌》,其中「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兩句,就表達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面臨危機的憂慮心情。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創建根據地,自1927年秋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為開端。1929年初,因國民黨軍實行會剿,井岡山上缺衣乏食,毛澤東、朱德率部突圍東進贛南、閩西,「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至1930年終於開闢出一塊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中央蘇區全盛時有21縣300萬人口,中央紅軍將近10萬人。1931年11月7日,贛南瑞金城內還舉行了一次「開國大典」,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主席,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從此,「毛主席」一詞傳遍天下,「朱毛」也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的象徵。由於國民黨在全國範圍終日叫嚷要「剿滅朱毛」、「剷平江西赤匪」,許多封閉地區的士紳們還以為「所謂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紅七軍團發表的《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宣言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鬥爭成功的影響下,鄂豫皖、湘鄂西、川陝邊、湘贛、湘鄂贛等地也創建了蘇維埃區域和紅軍,蘇區總人口近1000萬,主力和地方紅軍最多時將近30萬人。
  然而,自1931年以後黨內出現了照搬蘇聯教條的「左」的錯誤指導,國民黨當局又傾全力「剿共」,南方革命根據地逐個喪失。1933年以後,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難以生存,遷到瑞金,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時實行了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一系列「左」的政策,結果無法打破敵軍圍攻,不得不突圍尋找新的落腳點。
  中央紅軍長征走過的第一橋
  ——瑞金武陽橋
  長征開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直隨中央紅軍行動,途中仍發表宣言文告。儘管這個政權的家當只剩下馬背馱的幾個文件箱,其存在卻像征著革命的紅旗不倒。直至長征結束,中共方面才取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迎來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
  在半年猶豫後倉促決定突圍
  中央紅軍突圍的初議,始自1934年春夏之交。當時紅軍同國民黨軍硬打硬拚完全陷入被動,丟失了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城。外國顧問李德失去粉碎「圍剿」的信心,向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提出應該轉移。博古召集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對是否轉移遲遲未下決心。
  此時,中共中央組織關係上還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於5月間發電莫斯科請示是否可以轉移。7月間,共產國際回電同意轉移,卻又希望能再堅持一段,看一看形勢能否扭轉。此時,軍委派出紅七軍團6000人向閩浙皖前進,讓湘贛邊區的紅六軍團離開根據地去湘西,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9月間,共產國際得知紅軍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秘密談判取得一定進展,因此致電希望能再堅持一段。10月上旬,中央得知蔣介石要發動最後圍殲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才倉促決定迅速開始突圍。
  1934年10月中革軍委發佈的長征命令
  對放棄中央根據地這樣一件大事,臨時中央負責人在猶豫不決時又片面強調保密,政治局內也未開會研究。據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回憶,準備出發時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組成的「三人團」開過兩次會,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只負責督促計劃實行,其他領導人大都在紅軍出發前才得知此事。廣大軍民更缺乏遠征的動員,主力紅軍的突圍行動,還多被認為是在附近打些運動戰又會回轉,結果使出征和留守兩方面都缺乏準備。
  國民黨將領透露總攻計劃
  1934年秋,國民黨「圍剿」軍採取推進一步、馬上構築碉堡、然後再推進的方式,將中央蘇區壓縮到只剩下七個縣,10萬紅軍被50萬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部署在贛州陣地上的紅軍
  敵軍圍困在方圓不過一百餘公里的範圍內。9月間,蔣介石在廬山召集將領開會,部署了德國顧問賽克特幫助制定的「鐵桶計劃」,決定在中央蘇區四面進一步築好碉堡,形成鐵桶一般的包圍圈後,於11月間發起總攻,以求徹底消滅中央紅軍。
  此時,國民黨廣東系將領莫雄正擔任德安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他與中共地下組織有情報關係,身邊安排的項與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派出人員。9月下旬,莫雄從廬山參加軍事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向湘西轉移示意圖會議下山後馬上通知項與年。項與年扮成教書先生,帶著用特種藥水抄有「鐵桶計劃」要點的四本學生字典,化裝成乞丐潛行通過封鎖線,用六天時間趕到瑞金,向老上級周恩來報告了這一重要敵情。
  面對敵軍總攻在即,中央蘇區經過一年持續作戰消耗人力物力已極為困難,所剩的狹小地域如同陳毅所形容的「拿梭標一捅都能戳穿」,臨時中央終於下決心迅速突圍。對於突圍方向,考慮到北面是國民黨中央軍重兵所在,東面和南面臨近大海難以迴旋,只有向西才有廣闊的活動空間,且當時紅二、六軍團正向湘西一帶開闢根據地,又可以作為接應。10月初,周恩來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同蔣介石的矛盾,派代表與之秘密談判,達成了「必要時假道」即在贛粵交界處放開缺口的協定。有了這一有利條件,臨時中央決定將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86萬人組成野戰軍,於10月中旬隱蔽突圍西征。
  越走越遠,西征終於改稱長征
  從10月12日至21日,從贛南幾縣和福建長汀出發的紅軍分路通過於都河邊臨時架起的浮橋,為防敵機和密探偵察採取了晝伏夜行。在黑暗中打著火把默默前進的隊伍中,剛患了瘧疾經搶救脫險的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被擔架抬著上了反映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宣傳畫路,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行李只有兩條毯子、一件絨衣,一個做枕頭的包袱裡裝著幾件換洗的內衣。
  中央紅軍的成功突圍,雖然鑽出了蔣介石的「鐵桶」,但卻撤出根據地陷入無後方作戰。預定的西征越走越遠,進入四川後,中共中央終於改稱這是「長征」。
  【點評】以挫折始以勝利終
  中央紅軍離開根據地一個月後,在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也開始向西長征。1935年4月,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也開始長征,同年11月在湘鄂川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也出發長征。在國民黨「圍剿」和黨內「左」的錯誤干擾下,紅軍主力被迫放棄南方的根據地,這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長征前的猶豫和缺乏民主討論,又造成倉促行動和準備不足。
  紅軍在征途中不斷探索落腳點,鐵流兩萬里,終於接近華北抗日前線的陝甘寧,這又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勝利。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說明紅軍向北發展不僅是為了打破蔣介石的進攻,也是要進入抗日第一線。此時,日本大舉入侵,中華民族處於危亡關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前進到北方抗日前線,正好順應了全國人民的要求。中國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戰略基地,為迎接全國抗戰高潮並發展革命力量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長征從此成為中國革命戰爭的轉折點,人民軍隊由受挫又走向了興旺發展。

  第二章 「大搬家」式遠征(1)

  ——湘江受創之謎
  1934年10月中旬,離開中央蘇區的紅軍踏上了遠征之路,出發時86萬人的隊伍拉長到將近百里。為防備空襲,大軍只能夜間行軍並走狹窄山路,擁擠的隊列中還有幾千名挑夫擔著兵工廠裡的機械、銀行印鈔票的石板、滿載文件的箱子。一些醫院以為目的地不遠,把X光機甚至是傷員用的尿壺都帶上。毛澤東看到這一情景,曾歎息說,「就像大搬家一樣」。
  在強敵圍追堵截之下,隊伍這樣遲緩笨重顯然會面臨著嚴重危險。當時是誰安排了這種「大搬家」式的突圍方式呢?
  李德訓斥劉伯承「水平不如一個參謀」
  紅軍出發長征前,在紅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裡就有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對外嚴格保密,這裡稱為「獨立房子」,裡面的住戶就是中共中央少數領導人才知道的「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紅軍進行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前期的指揮,實際是由這個既不懂漢語,也完全不瞭解中國實際的德國人負責。
  奧托?布勞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參加德軍,只當了一年列兵,戰後參加了德國共產黨,並被派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來華前,他從未指揮過大部隊作戰,在院校所學只是蘇軍戰術。原先蘇聯只讓奧托?布勞恩到上海搜集軍事情報,此人到上海後被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看中。這時的博古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雖有革命熱情卻缺乏軍事知識,便請奧托?布勞恩到紅軍中當軍事顧問。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後不久,就決定將此人接來。
  一個洋面孔的人想潛入農村根據地並不容易。奧托?布勞恩先化裝成牧師,乘船到廣東汕頭,再由交通員接送,白天躲入船倉,夜間走小路,終於潛入中央蘇區,並化名為李德。
  李德到瑞金後,被賦予軍事指揮權,隨後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認為那是「山溝溝」裡的東西。他要求用蘇聯軍隊的戰術同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結果紅軍雖英勇奮戰仍節節敗退。李德一直待在僻靜的「獨立屋子」裡憑地圖指揮戰鬥,而當時的地圖大都是一些簡單草圖,極不準確,與實際地形相差甚遠,下達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線實際。彭德懷對此曾當面斥責說:「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過,開始對李德這個老校友曾十分熱情。不久,劉伯承發現李德的指揮不合實際,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會「變成千古罪人」!李德卻訓斥劉伯承道:「你白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戰術水平還不如一個參謀,還當什麼參謀長!」由於臨時中央負責人盲目迷信蘇聯教條,一直袒護李德,長征之初仍讓他負責指揮。
  「大搬家」讓蔣介石對紅軍路線一目瞭然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在敵軍圍攻下處境危急,臨時中央決定突圍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圖新的發展。出發前李德制定行軍計劃,又完全按照蘇聯紅軍正規戰行動方式,將五個軍團的戰鬥部隊全作為中央機關的掩護隊,全軍成一條直線向西前進。
  長征開始時,臨時中央對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顧,配給了兩頭騾子,一匹用於騎乘,一匹馱運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歸國並擔任紅軍學校團政委的伍修權,還為他擔任翻譯。行軍開始後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軍計劃完全不符合中國道路的實際,按地圖所劃定的路線看似不遠,行走起來卻大都是羊腸小道,加上攜帶的罈罈罐罐過多,人馬在小路上擁擠,常常一夜只爬一個山頭,部隊十分疲勞,掉隊甚多。
  中央紅軍突圍西進之初,國民黨各省軍閥矛盾重重,難以協調堵截行動。紅軍若迅速前進並在敵軍間隙機動穿插,就能取得主動。但李德制定的行動路線卻十分呆板,且行軍遲緩,蔣介石從地圖上一眼就能看出紅軍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預先設置封鎖線並組織圍攻,突圍的中央紅軍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處境。靠著指戰員們的英勇,部隊衝破了三道封鎖線,卻也損失不小,11月下旬又進入到國民黨中央軍、桂軍、湘軍依托湘江組成的第四道封鎖線前。
  渡江用時一周,白崇禧終於收了「口袋」
  中央紅軍剛到達湘江邊時,白崇禧指揮的桂軍在封鎖線北面還有一個缺口,如快速前進可以通過。臨時中央負責人和李德卻捨不得那些罈罈罐罐,讓所有戰鬥部隊成甬道式掩護,部隊拉長到百里,渡江時間竟達一周。桂軍採取側擊,湘軍和蔣系中央軍追上猛攻,紅軍經血戰衝過湘江後只剩3萬多人,攜帶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丟棄。隨紅五軍團擔任後衛的劉伯承最後渡江時,看到路邊倒下的大批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漂流的文件和蘇維埃幣,不禁長長歎息:「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些領導人和許多指戰員便對李德的錯誤指揮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經過湘江戰役這場紅軍戰史上人數損失最大的一仗之後,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面對中共領導人的指責,李德灰心喪氣地說自己只是個顧問,對失敗不能負責,臨時中央也不再讓他制定行動計劃。
  據聶榮臻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畫。我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蘇聯模式,照搬洋教條的做法,在無情的實踐檢驗面前已經完全破產。
  湘江戰後中央紅軍進入越城嶺山區,指揮責任由周恩來擔當起來。他聽從毛澤東的意見,改變預定計劃,剩下的3萬多紅軍轉向軍閥分裂割據且統治薄弱的貴州,才避免了全部覆沒。
  1935年1月,中共中央舉行了遵義會議,李德參加了會議,卻只是坐在角落裡低頭受批判,會後被安排到紅一軍團隨軍行動。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表態支持北上,到陝北後又被安排在紅軍大學當教員,傳授蘇聯騎兵戰術,總算做過一點好事。
  1939年,周恩來去蘇聯治傷,李德隨機返回蘇聯,到莫斯科後也受到批評。不過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他只是顧問,出的主意中共領導人可聽可不聽,最終未進行懲處,只安排他當翻譯,且不許參與中國事務。
  留守蘇區部隊缺乏游擊準備陷入被動
  紅軍主力突圍前,臨時中央決定留下16萬作戰部隊,加上傷病員和地方機關人員共3萬餘人在原地堅持。由於原計劃是在湘西站住腳後可以反攻,留下來的項英等領導人接受的任務又是堅持原有區域,沒有進行遊擊戰的準備,這又釀成了蘇區淪陷時的被動局面。
  【點評】外國「經驗」不可全信
  李德成為一個搞教條主義的反面教員,長征初期的慘痛損失更是典型例證。把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盲目迷信蘇聯教條的「左」傾錯誤造成的惡果。近代中國落後的社會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盲目崇拜外國的思潮,又是這一錯誤產生的思想基礎。
  遵義會議撤銷李德的指揮權,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成熟起來。當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陝北,採訪中國紅軍領導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絕不會再犯了」,「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從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諾承認,畢竟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適合自己需要的作戰方法。
  回顧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匆忙撤離根據地的這段歷史,給中國共產黨人留下的教訓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國、脫離中國實際的危害。事實證明,在中國土地上進行革命戰爭,必須從自身特色出發,不能照搬他國模式和仰賴他人指導,而應自己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當年臨時中央的負責人缺乏獨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風所造成的惡果,從反面教育了全黨全軍,最終也成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集體進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鑒。

  第三章 「小長征」奇跡(1)

  ——紅二十五軍長征之謎
  提到長征,人們往往著重講紅軍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軍的萬里征程。除此之外,徐海東、程子華、吳煥先等人率領的紅二十五軍還進行了一次數千里的「小長征」,從鄂豫皖根據地先期到達陝北。毛澤東後來一再稱讚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說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採取了沿途建立根據地的跳躍式前進,長征結束時的人數比出發時不少反增。為何能取得這一成績呢?
  魯迅幫助成仿吾去中央蘇區
  紅二十五軍誕生於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原屬紅四方面軍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同年秋在蔣介石親率30萬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下,紅四方面軍主力突圍西進川陝,留在當地堅持鬥爭的紅二十五軍處境日益艱難。至1933年秋,紅二十五軍人數由1萬多減少了4000餘人,根據地也大大縮小並被分割成幾小塊,紅二十五軍政治委員吳煥先(左)
  與副軍長徐海東(右)在甘肅省兩當縣城而且因沒有電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絡。
  面對根據地危局,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派在當地擔任縣委書記的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成仿吾找中央匯報。在上百名便衣掩護下幾經轉戰,成仿吾才突出山區化裝到達武漢,又乘船去上海。他按沈澤民寫在自己棉衣上的幾個秘密地址找聯絡點,這些地下機關卻都已被破壞。他在患病且旅費用盡時,想到魯迅可能同黨有聯繫,便到內山書店碰面。在魯迅幫助下,成仿吾終於同中央蘇區的交通員接上關係,經幾個月跋涉到達了瑞金。周恩來見到他後,馬上對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同志們介紹:「紅四方面軍的代表來了!」
  聽到成仿吾匯報鄂豫皖蘇區的嚴重形勢,周恩來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的師長程子華作為中央代表前去傳達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華出發前,周恩來找他談話交代,如果紅二十五軍繼續留在當地,部隊和根據地都會因力量枯竭而被消滅。他強調說:「出路是什麼呢?中央已經決定了,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根據地。這樣,部隊就能得到發展,同時也可以把敵軍主力引走,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
  周恩來提出的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的錯誤的領導人強調的「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為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根據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華背熟了這些內容後,在幾個交通員「接力」式護送下,經過閩西—汕頭—上海—武漢,終於潛入鄂豫皖根據地,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至於轉移方向則要當地領導根據實際而定(中央不瞭解情況)。此時沈澤民已因病餓犧牲,鄂豫皖省委和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等經過研究,決定率紅二十五軍主力突圍西進至豫陝邊界一帶開闢新根據地。紅二十五軍長征路線圖
  軍首長揮大刀
  紅二十五軍轉移時,領導班子重新調整,大家推舉中央派來的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為政委,徐海東由軍長改任副軍長。中央紅軍出發長征後的一個月,紅二十五軍於1934年11月16日從
  河南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開始了長征。出發部隊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留下一個團及地方武裝重建紅二十八軍,繼續堅持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出發時的紅二十五軍人數雖不足3000人,卻因過去常打惡仗繳獲多,武器較好且彈藥充足,指戰員們多是經過多年戰鬥考驗的骨幹,後勤、醫院等保障單位也都實行戰鬥化,全軍行動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一百多里。不過該部沒有無線電台,對外聯絡和偵察敵軍調動困難。出發十天後,部隊越過許(昌)南(陽)公路時在獨樹鎮遭到敵一個旅和一個騎兵團伏擊,追兵兩個旅也從後面圍攻上來,紅二十五軍陷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時,軍政委吳煥先從通信員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產黨員跟我來!」在他率領下,指戰員們奮不顧身衝上去與敵軍展開白刃格鬥,終於殺出一條血路。
  蔣介石懸賞徐海東,與毛、朱並列
  同年12月,紅二十五軍轉戰到陝西省雒南(今洛南)縣落腳,此後在這一地區進行了半年游擊戰,開闢了一塊有50萬人口的鄂豫陝邊蘇區,並招收數千青年入伍擴大了紅軍。長征中的紅軍能建立一塊較穩定的根據地,這還是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在袁家溝口殲滅國民黨西北軍一個旅,北出終南山威逼西安。這時徐海東、吳煥先等人從繳獲的報紙和交通員口信中知道,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並準備北上,便決定留第七十四師在陝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紅二十五軍一度襲佔了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後方基地天水城,繳獲了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迫使國民黨軍從川西調兵回援,打亂了其阻截紅一、四方面軍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惱怒之下,把徐海東與毛澤東、朱德並列為全國通緝懸賞額最高的三人,標定頭顱賞格均為25萬塊大洋。
  紅二十五軍西進甘肅攻佔兩當縣時,遇國民黨軍圍攻,同時得不到黨中央的確切消息,徐海東等領導決定先到陝北會合當地紅軍。於是部隊轉向北進,於9月16日進至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永坪鎮,同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此時紅二十五軍還有3400人,在陝南還留下了2000多人,比長征開始時的人數還有增加。
  「我倒睡了個好覺。」
  自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出發長征後,「圍剿」那裡的國民黨東北軍被調到陝甘,當地壓力有所減輕,新建的紅二十八軍又得到發展,確如周恩來事先所估計的那樣,這一出征使紅軍和根據地兩方面都得到保存。
  按照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出發到達陝北的行軍距離計算,總計約9000華里,歷時十個月。同紅軍三個方面軍相比,紅二十五軍長征距離短一些,途中也未經過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稱為「小長征」。儘管當時追擊它的國民黨軍大都系地方軍閥部隊,戰鬥仍十分激烈殘酷,徐海東、程子華都因身先士卒負過重傷,政委吳煥先更在火線帶頭衝擊時陣亡。吳煥先犧牲後,徐海東改任軍長,程子華任政委。
  部隊最高領導帶頭揮大刀在一線率部衝殺,是紅二十五軍頑強戰鬥精神的突出體現。徐海東在途中一次激戰中被子彈從左眼底下打入,從後頸穿出,抬下陣地後第五天才醒來。他甦醒後第一句話就問:「現在幾點了?部隊該出發了吧?」身邊的護士周東屏(後成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東卻不在乎地說:「我倒睡了個好覺。」
  圖為四坡村的「紅軍樓」。當年在四坡村戰鬥中,紅二十五軍曾在這座土樓上設立了指揮所
  長征後軍容齊整
  經過長征最先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給當地軍民帶來了全新感觀。這支部隊差不多每連都有六挺輕機槍,指戰員都戴八角帽,服裝整齊,裝備和軍容都大大超過原先由游擊隊改編而成的陝北紅軍。紅二十五軍到來,大大加強了陝甘根據地的力量,它與原來的陝甘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這一支紅軍部隊在陝甘打開了局面,為隨後到達的中央紅軍能落下腳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35年11月初,徐海東同毛澤東首次會面,馬上表達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長期奮鬥的願望。毛澤東當即決定撥給他一部電台,從而能夠保障聯絡。徐海東回部後馬上下令,把軍中積蓄的銀元絕大部分都交給遠征萬里後急需補充的中央紅軍,還抽出許多重要物資和大量駁殼槍送去,一時被稱為雪中送炭。
  【點評】獨立行動策應全局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中,紅二十五軍雖不屬於三大主力,卻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該部作為在長江以北獨當一面的戰略力量,以自己的遠征有力策應了主力紅軍的長征,而且還在征途中開闢了鄂豫陝根據地。紅二十五軍的領導人特別可貴之處,又在於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況下自覺分析形勢,獨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決定,事實證明這符合黨中央的戰略意圖,從而為長征的勝利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第四章 聲東擊西(1)

  ——紅二、六軍團「不蝕本」的長征之謎
  中央紅軍出發長征一年以後,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也走上了長征之路。這支部隊出發時有17萬人,全部輕裝,沒有什麼拖累,行動便捷。為迷惑敵人,紅二、六軍團在風雨交加的11月20日夜間突破國民黨湖南軍和保安團防區的結合部,直插湘中,一夜間便走出百里開外。令人稱奇的是,指揮全軍行動的任弼時、賀龍等人的計劃是率全軍向西建立新根據地,長征開始時卻向東南走,名副其實是「聲東擊西」。
  紅二、六軍團(後組建二方面軍)進行長征,為什麼一開始就採取這種奇特方式呢?
  陳誠被紅軍徹底耍了
  任弼時、賀龍等人領導紅二、六兩個軍團,自1934年10月會師後就由統一的指揮部領導,共同作戰。中央紅軍長征時,他們主要在湘西地區牽制湖南軍閥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戰略配合作用,同時也在以賀龍的家鄉桑植縣為中心的地區,開闢了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5年秋,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紅四方面軍轉入川康邊區,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和當地的紅二、六軍團就成為長江以南最後的一塊根據地和最大的主力紅軍,被蔣介石視為心腹大患。此時,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20餘萬兵力準備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指揮各路國民黨軍的宜昌行轅主任、湘鄂川黔「剿匪」總司令陳誠認為,這支紅軍面對圍攻肯定會像中央紅軍那樣向西「流竄」,於是將主力集中在湘黔邊界,並大力構築碉堡,張網以待。
  此時,紅二、六軍團面對十幾倍於己的敵軍圍攻,新開闢的根據地內部又盤踞著很多土匪和土豪武裝,還缺少糧、鹽、布,很難繼續堅持。賀龍在劉家坪召開的長征動員大會上說:「這裡山多,田少,加上敵人燒殺搶掠,哪還能養得起我們兩萬人的紅軍?人要吃飯,馬要吃料,可是老天爺長不出那麼多糧食,所以,我們只能轉移到外線去,拋開這一大幫子烏龜殼子。外邊地方大著呢!我們可以行動自如呀!」
  中央湘贛省委和湘贛軍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任弼時(左)為主席,蕭克(中)、王震(右)為委員的軍政委員會,領導紅六軍團西征
  在突圍之前,中央代表任弼時召開會議,著重徵求賀龍的意見。在湘西作戰多年的賀龍熟悉當地的一山一水,也深知敵情,他提議先到湘中,可補充物資並威脅長沙,待敵人調兵追到湘中,再拋開追敵轉入貴州建立根據地。到會的領導人一致認為,這個主意正好出敵意料之外。湘中雖是湖南軍閥老巢,卻守兵不多,此舉正可避實擊虛。
  11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快速前進突破沅江、資水封鎖線,連占湘中的辰溪、浦市等地和著名的錫礦山。當地物產豐富,人口多,紅軍不僅籌到幾十萬銀元,還動員了5000餘名礦工和農民參軍。指揮「圍剿」的陳誠受到蔣介石怒斥,馬上調動近百個團向湘中撲來。任弼時、賀龍見調動敵軍和補充服裝、錢款的目標已實現,馬上轉兵向西,於1936年元旦前冒著大雪進入了貴州東部高寒山區,把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都遠遠甩在後面。
  「嚇死川軍,拖死滇軍,氣死中央軍,英雄是紅軍。」
  紅二、六軍團進入貴州後,於1936年2月渡過烏江,進入大定、畢節地區建立根據地。由於上一年中央紅軍經過此地,當地老百姓受過革命影響,還留有部分傷病員,群眾基礎比較好。賀龍聽說當地部分民眾手中還有中央紅軍留下的蘇維埃幣,在國民黨統治下無法使用且有危險,便決定用銀元一兌一全部收回。供給部長說,銀元全是從湘中用騾子千辛萬苦馱來的,這樣兌換出去太心疼。賀龍卻堅定地說:「全國只有一個共產黨!我們是共產黨員,不應當一家人說兩家話,中央紅軍留下的錢幣我們要管!」這一兌換行動,更提高了共產黨和紅軍在黔西的威信,群眾擁軍參軍非常踴躍。
  紅二、六軍團部分幹部在貴州大定縣城合影
  看到紅軍在黔西落腳,國民黨軍馬上集中了十幾萬人,由蔣介石嫡系將領顧祝同統一指揮前來圍攻。為避開強敵,任弼時、賀龍率部進入縱跨雲貴兩省的烏蒙山區。這裡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煙稀少,氣候惡劣。由於紅二、六軍團此前長期在湘西轉戰擅長爬山,在這裡與敵周旋自如,國民黨軍卻疲憊不堪且總追不上。經過烏蒙山中一個月的「迴旋戰」,紅二、六軍團又以隱蔽奔襲的方式在敵夾縫中跳出了包圍圈。
  1936年3月下旬,紅二、六軍團接到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發來的電報,要其到西康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任弼時、賀龍等領導人經過研究認為,北進會合可以更好地適應全國革命鬥爭全局的要求,馬上決定放棄在江南建立根據地的意圖。
  為了順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時、賀龍等人又決定虛晃一槍直奔滇東。「雲南王」龍雲鑒於去年蔣介石追擊中央紅軍時,順路搞掉了貴州軍閥王家烈的教訓,拒不讓國民黨中央軍深入雲南。紅軍以急行軍逼近昆明郊區,夜間發射的信號彈映亮了城牆,城中許多官紳驚恐地發出「天將亡我」的悲呼哀號。龍雲急忙調滇軍主力到昆明保駕,還命令軍官分校的學員全部上城牆守衛。紅二、六軍團調敵成功,馬上轉向滇西北的金沙江邊,經過四天三夜不停地擺渡,全軍18萬人從容不迫地渡過了天險。當滇軍孫渡縱隊趕到江邊的石鼓鎮時,看見的只是留在牆上的標語——「嚇死川軍,拖死滇軍,氣死中央軍,英雄是紅軍。」
  過雪山後卻出現最危險的局面
  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後,雖將十幾萬敵軍甩開,卻進入了人煙稀少的青藏高原東部。當時部隊沒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軍經驗。爬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時,指戰員們只好打開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二、六軍團經過一個多月艱難跋涉,於7月初到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在這段艱難行軍中,籌糧極其困難,部隊因缺糧飢餓減員的數量不少,過雪山時也付出很大犧牲。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寫的總結稱:「向中甸前進中間經過一很大的雪山,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結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紅二軍團六師翻越老則呷登山時,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清點人數時發現死去幹部戰士140多人。不過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時,還保留了14萬人。
  甘孜會師後,中革軍委決定將紅二、六軍團和原在四方面軍之第三十二軍(原一方面軍的九軍團)合組成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關向應任副政委,蕭克任副總指揮。二方面軍成立後,其領導人通過對張國燾的耐心說服和適當鬥爭,終於使二、四方面軍能夠並肩北上。經過一個月的艱難行軍,部隊通過茫茫草地,於9月初進入甘南並控制了八座縣城,準備同陝甘蘇區形成南北呼應之勢。
  此時,張國燾又不執行中央電令而一意西進,國民黨中央軍乘機將孤立的紅二方面軍包圍,賀龍後來說此刻出現了長征時最危險的局面。經過指戰員奮勇拚殺,二方面軍損失2000多人後衝過西(安)蘭(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在甘肅和寧夏邊界附近的將台堡會師。紅二方面到達陝甘寧蘇區時,還保留11萬人。
  【點評】靈活長征才不「蝕本」
  從紅二、六軍團自湖南桑植出發算起,11個月後他們到達陝甘寧邊區,行軍的路程為2萬華里。不過在進行這一長征前,紅六軍團還擔負過為中央紅軍長征開路的任務,在會合二軍團前行程也達5000里。
  紅二、六軍團長征時,採取了躍進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並以靈活的方式打轉,途中還大量擴軍。由於國民黨軍追擊他們的軍隊多非主力,敵軍內部的矛盾加劇等因素,紅二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總減員較少。毛澤東見到任弼時、賀龍時稱讚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二、六軍團討了巧,就是沒有吃虧。你們1萬人,走過來還是1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是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習。」後來在延安召開黨的七大時所擬定的軍事報告,也稱讚了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方式。

  第五章 三過草地多艱辛(1)

  ——紅四方面軍長征之謎
  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強渡嘉陵江取得重大勝利,連續攻佔了九座縣城。前方傳來捷報時,川陝邊區的蘇維埃政府機關和地方部隊卻在「收攤子」,包括大批婦女在內的軍政人員都退出了根據地,而且向西越走越遠,反覆經過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區徘徊,最後又北上陝甘寧……這時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才明白,自己也在進行長征。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一年半,路線在川康甘之間曲折反覆往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西進避戰,悲觀張國燾放棄了根據地
  紅四方面軍於1931年在鄂豫皖根據地組建,1932年秋在國民黨軍「圍剿」下以主力突圍向西進行戰略轉移。1933年1月翻越大巴山進軍川北,建立了川陝根據地。1934年,四川軍閥劉湘對川陝蘇區發起為時10個月的「六路圍攻」,雖最後被打退,但根據地經過此次摧殘,人力、物力也已極度困難,紅軍人數也由戰前8萬減少到6萬。
  據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講,當時開會時來的大多是老頭小孩,鹽也很難買到,主持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國燾更是喪失了在當地繼續鬥爭的信心。徐向前回憶說:「張國燾同我閒談時,曾問我:你看將來怎麼辦?現在根據地物力、人力很困難,如果劉湘再發動新的進攻,該怎麼個打法?去漢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央紅軍進入貴州並準備北上四川,曾致電紅四方面軍希望出擊配合。張國燾見中央蘇區等南方根據地相繼失敗,對革命前途更是悲觀失望。
  3月末,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經過近一個月作戰殲敵12個團1萬多人,佔領了川北廣大地區。由於控制的新區人力、物力比較豐富,四方面軍的兵力又發展到8萬人。徐向前等人認為,主力應該轉向川西發展,但可以留下川陝地方武裝組建的紅三十三軍以保持原有根據地。張國燾卻於4月間放棄了已開闢了兩年的川陝根據地,讓紅四方面軍主力、地方武裝及蘇區機關人員全部西進,事實上從此開始了長征。
  紅四方面軍西進後,蔣介石嫡系部隊中最精銳的第一軍胡宗南部從陝南入川,聯合川軍展開追擊。張國燾對這支從鄂豫皖根據地一直跟到川陝邊的勁敵缺乏戰勝的勇氣,在5月間又放棄了剛剛佔領的川北各縣,一意向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退卻以避戰。張國燾向部隊解釋西進是「迎接中央」,然而黨中央並沒有讓他放紅四方面軍西進途中,突破國民黨川軍三道封鎖線。
  圖為紅軍與川軍激戰的地方——茂汶土門區的三元橋
  棄川陝蘇區。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領導人問張國燾為何放棄根據地?回答竟是:「那裡已經是一塊已經擰乾了的檸檬。」本來中央紅軍以為同四方面軍會合後,就有了根據地作為落腳點,會師後才知道四方面軍也陷入了無依托的游動作戰狀態。
  兩過草地,再翻雪山,南下無功而返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三十軍在政委李先念帶領下進入懋功,同剛過雪山的中央紅軍(隨後恢復一方面軍番號)會師。當時全軍振奮,兵力相加也有10萬人。看到遠征萬里的一方面軍指戰員衣衫破爛,物資缺乏,四方面軍指戰員供給了許多糧食和衣物。一方面軍因戰士損失較大而保留幹部較多,於是抽調一批軍事領導和參謀人員到四方面軍各指揮機構任職,四方面軍也抽出三個團兵力補充了一方面軍。
  兩軍會師後,張國燾看到一方面軍經過長征的消耗,懼敵觀念更為增長,同時也不願服從中央。據周恩來回憶,張國燾同他見面後就問一方面軍還有多少人,周恩來說3萬不到,張國燾馬上臉色就變了。
  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北上開闢川陝甘根據地,擔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卻主張西進向有「廣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區發展,開闢「川康新局面」。張國燾堅持錯誤方針,主張南下的電文事實上,以漢族為主體的紅軍到人煙稀少且有隔閡的少數民族區域很難得到發展,還會遠離抗日前線,如再遭國民黨軍封鎖山口,就會被困住。從6月間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開會議,使張國燾勉強同意北上。此時,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已經封鎖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通過草地北上。
  紅四方面軍由於剛開始長征,指戰員體力較好且物資儲備較多,第一次過草地減員率較小。剛過草地後,在右路的紅四軍和紅三十軍在包座殲滅國民黨一個師主力,為中共中央打開了北進的道路。然而這時張國燾又突然反悔,要求全軍南下,並拒不執行中央命令。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繼續北進。紅四方面軍全部及隨總司令部行動的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則掉頭南下,再次經過草地,進入成都西北的川康邊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在這一時期,張國燾還另立中央,企圖分裂黨和紅軍。
  紅四方面軍進入川西邊緣後,馬上遭到國民黨川軍主力和入川的中央軍大舉進攻,在百丈關一戰傷亡萬餘人,只得西撤。經過四個月苦戰,部隊仍難在川康區建立新根據地。至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被迫向西轉移進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區,部隊也由南下時的8萬餘人減為4萬多人。在藏民區,紅軍實行民族平等政策,爭取到了廣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區還建立起「博巴政府」。不過,當地糧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幾萬部隊居住的時間一長,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須另尋出路。
  南下的失敗和中央北上的勝利,從正反兩方面教育了廣大指戰員。四方面軍的幹部大都要求北上,張國燾在碰壁後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書記。7月初,紅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經過朱德、任弼時、劉伯承、賀龍以及徐向前等廣大指戰員強烈要求,張國燾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7月間,紅四方面軍同二方面軍一同離開甘孜地區北上。
  三過草地最艱苦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過草地前,因當地人煙稀少且多屬少數民族,籌糧更為困難。紅軍指戰員憑著堅強意志,並總結前兩次過草地的經驗,順利通過了泥沼密佈、氣候變化無常的數百里茫茫草地,進入了甘肅南部。此時張國燾又表現動搖,不願同中央會合,提出向黃河以西前進。這時四方面軍的幹部大都反對「天天向太陽落下的西邊走」,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也要求北進,張國燾徹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眾人的意見。
  1936年10月9日,紅軍總司令部和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到達甘肅會寧,同前來迎接的一方面軍會師,從而結束了長征。兩軍會合時,指戰員們回想起一年多來的曲折經歷,激動萬分。中共中央在會師前通過東征和國際援助,已經籌得了一筆經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甘肅當地買下了供7萬人穿著的冬衣,歷經磨難的四方面軍指戰員都穿上新棉衣,感受到了根據地的溫暖。
  紅四方面軍從嘉陵江邊出發到會寧,地圖上直線距離不到1000華里,可這一長征卻用了一年半時間,反覆迂迴往返,行程超過1萬華里。雖然紅四方面軍走的里程少於紅一、二方面軍,但艱苦程度毫不遜色,僅過草地這種最艱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達陝甘寧後,紅四方面軍還有3萬多人,雖然在後來的西路軍中有很大損失,但仍是紅軍中保留長征骨幹最多的部隊,在後來的革命戰爭中又成為一支勁旅。
  【點評】軍隊忠誠業績永存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經曲折,是因為受到張國燾退卻逃跑主義的錯誤干擾。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自1931年到達鄂豫皖後,廣大幹部出於對黨的信賴,才服從了他的領導。然而長征途中的事實證明,只有黨中央的正確方針才能給紅軍帶來出路,最終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場上來。
  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張國燾,中共中央進行鬥爭的同時仍進行了積極爭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陝甘寧邊區內安排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終不可救藥,於1938年投靠國民黨到軍統局當了特務。不過他叛逃時連警衛員都帶不走,此後向四方面軍的舊部進行招降幾乎毫無響應,特務頭子戴笠也罵張國燾實在無用。事實證明了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他們在長征中的業績也永垂史冊。

  第六章 「一張報紙定方向」(1)

  ——榜羅鎮決策之謎
  1935年9月18日,走出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的中央紅軍進入甘肅哈達鋪附近。參謀長葉劍英率隊走在前面,看到路邊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孩便試探地問:「這裡到哈達鋪還有多遠?」小孩回答:「不到10里路。」此前兩個多月,紅軍一直在偏僻的藏區和無人區,這時聽到老百姓懂漢話,興奮不已。進入哈達鋪後,部隊立即尋找報紙,從上面看到了陝北天險臘子口有紅軍的消息,於是中央馬上確定了進軍方向。
  後來有人追溯這段歷史說,長征最後是「一張報紙定方向」。到陝北落腳的決定確是如此做出的嗎?
  俄界會議本決定進入甘肅東北
  紅軍過草地行軍艱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到班佑,我覺得彷彿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1935年9月上旬,剛走出草地的中共中央正準備部署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張國燾卻突然反悔要求南下,並對抗中央。在這種形勢下,中央從巴西一帶出發,率領紅一、三軍團共8000多人繼續北進。進入四川和甘肅交界處時,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決定進入甘肅東北部,以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區創造一個根據地。至於具體路線如何走,到哪裡落腳,因不瞭解當地情況還沒有確定。
  9月17日,中央紅軍經過激烈的戰鬥,突破甘肅軍閥魯大昌在臘子口設立的封鎖線,進入了甘肅腹地。同一天,徐海東、程子華等人率領的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了陝北,隨後同陝北紅軍會合成立了紅十五軍團,兵力達7000人。當時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紅軍都盼望著中央早日到來,卻因為沒有電台聯繫不上,黨中央也不瞭解那裡的情況。
  閻錫山為紅軍「提供」情報
  9月18日,中央紅軍進入甘肅宕昌縣的哈達鋪,這是三個月來進入的第一個大鎮子。紅軍在這裡休整了五天,將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改編為陝甘支隊,提出的口號是「讓部隊吃好」,以盡快恢復過草地時嚴重消耗的體力。
  部隊停下休息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馬上按照老習慣,顧不得吃飯和休息就研究各個部隊的電報,還盡可能地找報紙來看。許多部隊領導也知道中央負責人的習慣,佔領一個地方就先到郵電所找報紙。
  從6月初進入荒涼的川康地區後,紅軍根本找不到報紙,進入哈達鋪這個甘南的大鎮子後,發現有政府機構和郵電所,部隊馬上找到了一些報紙送來。那些地方報紙大多用土紙印刷,質量很差,不過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還是把它們當作寶貝仔細閱讀,而且是「反面文章正面看」,從中瞭解敵我情況。他們看到什麼地方在「剿匪」就高興,「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那個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見還有紅軍在活動!
  在這些報紙中,有一份《晉陽日報》刊登了山西軍閥閻錫山誇張的講話,稱:「陝北劉志丹赤匪部已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五萬人,游擊隊、赤衛隊和少先隊二十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這一消息,對中央紅軍真是天大的喜訊,說明陝北還有規模可觀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
  「黨內賈寶玉」細說陝北詳情
  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長征之前,對陝甘地區的革命情況已有所瞭解。陝北、隴東一帶屬黃土高原,人民生活淒慘,一向有反抗和鬥爭的傳統。1928年渭華起義時,陝西就建立起第一支工農革命軍,此後幾經失敗,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仍率領群眾奮鬥,在30年代初建立起陝甘紅軍,並在陝北和隴東建立起了根據地。
  在當時的中央紅軍中,有一個陝西籍幹部賈拓夫,曾被毛澤東稱為「黨內賈寶玉」、「陝北的才子」。他於1933年前在中共陝西省委工作,瞭解劉志丹等人的情況。1933年底,賈拓夫代表陝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匯報西北的情況,不過這一年陝甘紅軍一度被打散,劉志丹雖返回陝甘重整隊伍,中央卻不清楚具體情況。由於得知陝西省委遭破壞,陝北紅軍失敗,賈拓夫沒有回陝,而是隨中央紅軍長征,並擔任了白區工作部部長。
  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哈達鋪看到報紙時,賈拓夫也得知了這一消息。葉劍英也找他商量,認為劉志丹還能在原地堅持,說明陝北的群眾是好的,沒有群眾基礎不可能做到。接著,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把賈拓夫找去,詳細詢問陝北紅軍的歷史及那裡的地理民情。賈拓夫說明陝北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群眾生活很苦,又加上窮鄉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勢力進行周旋。明末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就是陝北人,現在劉志丹在那一帶很有影響。
  瞭解到陝北的大致情況後,毛澤東等馬上決定向那裡前進。這時天氣已經轉冷,部隊還沒有棉衣,找到一個根據地補充衣物也是當務之急。確定前進方向後,賈拓夫又被中央確定為嚮導,留在毛澤東等人身邊,一邊走一邊介紹陝甘地區的情況。
  紅軍終於「到家了」
  9月23日,毛澤東等率領紅軍陝甘支隊離開哈達鋪,四天後突破了敵軍的渭水封鎖線,9月27日到達通渭縣榜羅鎮。紅軍進入通渭縣境後,當地老百姓看到紅旗和指戰員頭上的紅星,沒有躲避,而是熱情歡迎。指戰員們向群眾詢問:「你們怕不怕紅軍?」回答是:「我們見過紅軍,徐海東的紅軍到過這裡,可好啦!」
  通過當地群眾,中共中央瞭解到,不僅陝甘地區原來有紅軍,徐海東所率的紅二十五軍也剛剛經過這裡到了陝北。9月28日,中共中央到達榜羅鎮宿營,總負責人張聞天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通過了決議,正式確定以陝北為紅軍長征落腳點。
  中央領導人在哈達鋪找到報紙,實際已經確定了方向,十天後又在榜羅鎮會議開會做出決議,其原因正如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的那樣:「遵義會議改變領導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從家長制變成了民主制,『一言堂』變成了『群言堂』。」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認為,長征落腳這樣大的一件事,還是由中央做出一個決議好。
  榜羅鎮會議只開了幾小時,形成了到陝北落腳的共識。當時有些領導人還希望下一步能將根據地發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區,不過中央確定還是先到陝北落腳再圖發展。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召開連以上幹部大會,做了講話,正式宣佈:「我們要到陝甘革命根據地去!」賈拓夫還奉命帶領一個連並電台一部先行出發,去尋找陝北紅軍。
  榜羅鎮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一直向東行軍,於10月19日到達了屬於陝甘根據地管轄的吳起鎮。這個小鎮雖然只有十幾戶人家,到達的紅軍卻發現一孔窯洞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寫著「赤安縣六區蘇維埃政府」,指戰員都興奮地歡呼起來。當時部隊還穿著在遵義休整時被服廠趕製的一套單衣,大都已破爛,面臨冬季來臨無法御寒。陝北群眾和蘇區的被服工廠日夜勞作,很快為全體紅軍一人發了一套棉衣,傷病員又都能住院了。不少經過萬里長征的指戰員在穿上新棉衣並端起盛滿小米的飯碗時都熱淚直流,連說「到家了!」
  【點評】偶然讀報必然選擇
  中央紅軍進入甘肅哈達鋪後看到報紙,確有一定的偶然性。不過,即便沒有看到報紙,也會瞭解到陝甘存在著紅軍和根據地,在困難的情況下一定會前往會師。此刻確定向陝北進軍,是唯一正確的決策。若向河西走廊或寧夏前進,同馬家軍閥作戰,後果將不堪設想。萬里長征歷盡曲折,最後以陝北這塊土地為終點,主要原因是這裡已有一塊革命根據地,遠征疲憊的紅軍終於找到了一個穩固的落腳點。全國各蘇區相繼失敗後,陝甘蘇區成了僅存的根據地,這裡也成為中國革命走向新高潮的起點。

  第七章 三萬還是八萬(1)

  ——長征後的紅軍人數之謎
  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的長征轉戰,自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陝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當時,由師長改任由原三軍團第十三團編成的第十三大隊大隊長的陳賡回憶說:「我當大隊長,騎著馬在前面走,不敢回頭看,因為一看就把整個大隊看完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周恩來面對部隊嚴重減員,心情沉重地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留下樹身和樹根。」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陝甘寧,經歷了長征的紅軍到底還剩多少人呢?
  長征出發一個半月,人員損失大半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蔣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頭號目標,加上長征初期的錯誤指導,部隊減員最為嚴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護下,中央紅軍從贛南的於都縣突破敵軍包圍圈開始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作了一個《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裡面分別統計了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共計86789人。上述人員中除了紅軍部隊外,還有中央縱隊中的少量政府機關人員和幾千名臨時召集來搬運物資的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武器彈藥十分匱乏,全軍共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只有十幾發子彈,輕機槍才有百餘發子彈。中央機關的許多人手裡只有刀矛,長征隊伍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出發時58歲)為自衛,手裡拿著一支紅纓槍,有時還當拐棍用。
  突圍西進之初,由於領導人過分強調保密,事先沒有做好動員,廣大幹部戰士都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對於久經戰鬥考驗的老戰士來說,堅決服從命令已成習慣。但剛動員參軍的一些新戰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遠,開始出現思想波動,加上行軍疲憊,陸續出現一些掉隊落伍。
  在贛南、粵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戰鬥並不激烈,卻減員13萬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即湘粵邊境的郴縣至宜章一線時,發生了激烈戰鬥,減員8600餘人。由於紅軍在經過粵漢鐵路時動員了部分工人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四道
  封鎖線舊址之一:宜章
  入伍,部隊略有補充,接近湘江前還有近7萬人。
  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
  最後一道封鎖線舊址:湘江
  11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至位於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鎖線,經九天血戰才殺出一條通道,減員高達3萬多人。特別是多由新兵組成的八軍團下屬兩個師基本被打散,全軍團僅剩1000餘人。許多領導人後來感歎,長征前匆忙組建這種新部隊,雖名義上增加了番號卻缺乏戰鬥力,還不如把這些新力量用來充實久經戰鬥鍛煉的老部隊。
  過草地,紅一方面軍5000人編入紅四方面軍
  突破湘江後,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不過大都是意志堅強的骨幹力量。慘痛損失的教訓,便全軍認識到錯誤指導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隨後,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轉戰途中雖陸續動員了近萬人參軍,然而這些新力量沒有經過遠途行軍鍛煉,在急行軍中大都很快掉隊。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時減至24萬人左右,6月間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減至約18萬人,重新改稱一方面軍。
  紅四方面軍剛同一方面軍會師時,因剛剛離開根據地,又在川北開闢新區得到補充,部隊有8萬多人,顯得兵強馬壯。8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通過水草地。當時一方面軍因遠征疲憊,指戰員多體質衰弱,加上草地環境惡劣,減員很大。通過草地後,中央縱隊和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軍團(此時改稱三十二軍)約5000人。
  9月,因張國燾分裂紅軍,中央縱隊和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到達陝北只餘6000人,而左路軍約5000人的原一方面軍部隊編入四方面軍系列,隨同再過草地南下。四方面軍南下的8萬部隊在川西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川軍的聯合進攻,經血戰後仍站不住腳,被迫於1936年初翻越雪山進入西康藏區。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補充糧食極為困難,因戰鬥、病餓和逃亡減員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萬人。
  6000中央紅軍到陝北
  與張國燾南下錯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一方面軍在北方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會合了在當地的紅軍7000餘人,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當時陝北人少地貧,發展紅軍困難,於是1936年春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擴大了紅軍8000人。
  據彭德懷回憶,新參軍的大都是由河南、山東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隊經過長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個團不過幾百人,打仗繳獲了槍還要請老百姓幫助扛。這時部隊充實起來,紅一軍團就有1萬餘人,加上紅十五軍團,野戰部隊發展到17萬人。此外,毛澤東還將中央紅軍的許多幹部派到陝甘地區發展地方武裝,地方紅軍也發展到近萬人。至同年秋,在陝甘寧地區的中央軍委直屬隊、紅一方面軍部隊和地方紅軍相加,總數發展到3萬餘人。有了根據地依托之後,紅軍又走上了發展壯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得知一方面軍在北方的發展後,紛紛議論說:「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對的!」由於四方面軍廣大幹部要求北上,朱德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和二方面軍領導也堅決主張北上同中央會合,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會師。
  「3萬」和「8萬」,不同統計方法造成
  「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
  苦鬥十年,終鍛煉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抗戰初期創作的《八路軍軍歌》前四句,概括了紅軍長征體現的堅定性和無敵無畏精神。紅軍經歷過萬里長征,雖然有嚴重減員,但保存下來的人是黨和紅軍最寶貴的財富。毛澤東認為,長征後紅軍人數雖然減少,力量卻比過去更強,這既是指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已由錯誤轉為正確,也是指紅軍的質量大為提高。
  對於長征結束後紅軍還有多少人,過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如果從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全體人數統計看,西北紅軍超過8萬人。軍委對下屬各部人員的統計是: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直屬隊共22萬人(包括紅軍大學800人);陝甘寧地方紅軍8000人(另外在陝南有2000人);紅二方面軍11萬人;紅四方面軍及總司令部直屬隊38萬人。
  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後,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結果於1937年春基本失敗,只剩千餘人到達新疆或潛回陝甘根據地。這一時期,紅軍在陝甘地區又擴大了一些兵員。至1937年夏,軍委統計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後方機關總計為74萬人,其中總部為4000人,野戰部隊為42萬人。同年8月紅軍改編時,野戰部隊編為八路軍三個師,編製45萬人。
  在經歷過長征的一些領導人的講話中,又常說長征後紅軍只剩下3萬人。這一數字也有其依據,講的只是經過萬里長征到達陝甘寧的人員,而不計算陝北紅軍及長征後擴大的人員,以及長征結束後西路軍損失的人數。經歷過長征而剩餘的3萬多紅軍指戰員包括: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人;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3000人;紅二方面軍到達陝甘寧11萬人;紅四方面軍在陝甘寧剩餘人員14萬人。
  對長征後剩下的人數從不同角度統計,才出現這兩種不同說法。事實證明,經過長征考驗的指戰員不僅在實際鬥爭中表現出堅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豐富的戰爭經驗,多數戰士都可以帶兵當幹部。紅軍人數雖減少,革命力量卻增強,並終將發展成一支贏得全國勝利的大軍。
  【點評】軍隊有「根」損失才少
  紅軍長征中出現數量減員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發展壯大,離不開革命根據地。紅軍離開根據地遠征陷入無後方依托作戰,除犧牲外,會經受缺糧和病餓的折磨,傷病員難以隨軍和妥善安置,這都會造成較大損失,而且難以有效補充。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在長征中減員較少,主要是採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並在途中建立根據地進行補充的方式。中央紅軍長征在毛澤東領導下到達陝北後獲得大發展,更是顯示出正確路線的威力。


  第二部分 領袖之謎

  第一章 運籌帷幄(1)

  ——毛澤東成為領導核心之謎
  鄧小平曾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用這句話概括紅軍長征的歷史,也恰如其分。在遭受挫敗的危難時刻,毛澤東使黨和軍隊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一歷史功績在長征中體現得尤其突出。撤出中央蘇區的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已經到了覆沒的邊緣,正是毛澤東走上領導崗位,才解救了危局。
  毛澤東不知道要去哪裡
  1929年初,朱毛紅軍從井岡山突圍東進,經過兩年艱苦開拓,在贛南閩西建立起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這一根據地的主要開拓者毛澤東眾望所歸,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成為中國革命力量名義上的最高領袖。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
  從江西瑞金、於都等地出發,開始長征
  中央蘇區的大好局面,在1933年後便開始逆轉。那些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者,否定了毛澤東摸索出的一套正確的戰略戰術,以弱小的力量與強敵打「堂堂之陣」的正規戰。在一年時間裡,根據地越打越小,由21個縣被壓縮到只有7個縣,在敵軍實施「鐵桶計劃」準備發起總攻前,紅軍主力被迫突圍西進。
  長征出發前,毛澤東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職務僅剩下一個掛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不過在全國範圍內,「朱毛」仍是中國革命的象徵。有些人在長征開始時甚至想把毛澤東留在即將陷落的中央蘇區,但考慮到他的威望,沒有這麼做。全軍突圍前,臨時中央委託熟悉根據地情況的毛澤東到於都一帶察看地形,選擇突圍路線。在那裡毛澤東突然患了重病,高燒40度以上,經傅連暲趕去搶救才得以脫險。大病初癒的毛澤東被擔架抬著走上了長征路。當時中央縱隊的女幹部劉英詢問說:「我們走到哪裡去呢?」毛澤東回答:「不知道。」劉英當即說:「也是軍事秘密吧!」毛澤東卻正色說:「確實不知道!」
  這樣一次重大行動的意圖,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並沒有告訴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長征初期,由於呆板、錯誤的指揮,紅軍過湘江後幾乎陷入絕境。這種慘敗使廣大指戰員回想起前三次反「圍剿」在毛「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飛機澤東領導下節節勝利的情形。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大聲疾呼應讓毛澤東指揮。此前紅軍喪失根據地被迫長征原本是一種不幸,然而在這一不幸之中,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又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萬幸。
  遵義會議上成為領導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戰後,出發時86萬的中央紅軍只剩下3萬多人。他們進入了崎嶇的越城嶺山區,暫時避開敵軍包圍。此時,部隊前進的目標仍是到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而無線電偵察得到的報告是,國民黨軍已經以十幾萬軍隊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紅軍不改變原有的指揮方式和預定計劃,只有全軍覆沒。
  湘江之戰後,紅軍廣大幹部對「左」的錯誤的不滿達到頂點,原來的總負責人灰心喪氣,周恩來主管了實際工作。此時毛澤東被邀請參加決策研究,他在通道召開的會議上力主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地方軍閥統治薄弱的貴州前進。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批駁了「洋顧問」李德按原計劃行動的主張。這次「通道轉兵」使中央紅軍暫時擺脫了險境,進入貴州未遇有力抵抗便佔領了遵義,有了長征開始後第一個為時達半個月的休整期。
  遵義休整期間,部隊補充了兵員服裝,並得以醫治傷病、恢復體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內召開了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選舉為政治局常委。根據會後陳雲留下的傳達記錄,毛澤東未擔任黨的總負責,被確定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於周恩來聽從毛澤東的意見,因而事實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第二次遵義會議上再次力排眾議
  當時黨內最重要的領導工作是指揮軍事鬥爭,實際結果證明了毛澤東確實在指揮上高於他人一籌。二渡赤水後紅軍重占遵義獲勝,許多領導人又過高估計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義縣楓香鎮一個叫苟壩的偏僻小山村開會,討論是否攻打打鼓新場、下一步的戰略方針和改組軍事領導等問題。多數人摩拳擦掌贊成出擊,只有毛澤東認為急於進攻將有覆滅的危險。據當事者回憶,毛澤東甚至說:「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總指揮了。」
  結果在民主表決中,會議仍然做出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周恩來擬好作戰命令後,夜不能寐的毛澤東又提著馬燈跋涉五里多路,走來再三勸說。這時,負責無線電偵察的二局又發來敵軍已有增援的急電,周恩來馬上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鑒於毛澤東的意見正確,軍事行動需要集中指揮而不能事事開會表決,中央便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指揮小組。在毛澤東為首的三人小組指揮下,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甩掉了追兵。
  徹夜工作,白天在擔架上能睡一會兒
  毛澤東長期在艱險的戰爭中思考問題,總被失眠困擾。據當事者回憶,每到宿營地,他馬上查閱電報和地圖,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動,徹夜工作。早上部隊出發後,他在擔架上能斷斷續續睡一會兒。為減輕擔架員負擔,下午通常又騎馬行軍,邊走還邊同身邊的領導人研討問題。
  征途如此艱難,毛澤東仍在戎馬倥傯之際,以吟詩賦詞抒發胸臆。如同他後來所說,許多詩作是在馬背上哼成。邁步雄險的婁山關之悲涼,三軍過後盡開顏之愜意,放眼陝北千里冰封之豪情……詩人風采,躍然紙上。「萬水千山只等閒」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極大地鼓舞了指戰員去戰勝艱難險阻。
  妻子、警衛員和窮人讓他流淚
  毛澤東有著鋼鐵般的性格,也有著深深的同情和摯愛。紅軍進入貴州後,他發現窮人血汗已被搾得一乾二淨,被稱為「干人」,每逢見到這些人求乞都感到心酸。寒冬中路過烏江南岸的劍河縣時,毛澤東看到一位穿破爛單衣的老婆婆帶著小孫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他當即脫下毛線衣,並叫警衛員拿了兩袋乾糧,一起送給老人。身邊的同志還看到,這時的毛澤東流下了熱淚。
  長征到達盤縣時,賀子珍在敵機轟炸時為保護傷員被炸傷了17處,醒來後要求把自己寄放在村裡的老鄉家,不拖累部隊,並得到單位領導同意。毛澤東趕到後,見到滿身鮮血的妻子不禁抽泣起來,又命令用自己僅有的一副擔架把她抬走。後來賀子珍感慨,此舉救了自己一命,否則就是不遇到敵人,農村也沒有治療條件,躺著也只有等死。
  中央紅軍到達西康的甘竹山時,毛澤東又遇敵機轟炸,身邊的胡昌保中彈犧牲。看到這位從江西蘇區就跟隨著他的警衛班長,毛澤東又一次流下熱淚,並和其他同志一起動手掩埋了他。後來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毛澤東還回憶起這個警衛。
  【點評】在實踐中樹立崇高威信
  長征以前,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主要在中央根據地局部範圍內起作用,一度還遭排斥。在黨中央居於統治地位的,仍是照搬外國經驗的軍事路線。無情的事實證明,那種唯「國際指示」是從的教條主義,只能把革命引入絕境。毛澤東擔任最高領導後,才真正解決了當時黨和紅軍要解決的兩個根本問題: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發展。他的崇高威信,正是經過成功與失敗兩個方面的鬥爭實踐而樹立起來,最後得到黨內軍內共同擁戴。
  當年陳毅曾說,我們都是游擊隊長,誰聽誰的?實踐證明,毛澤東比我們強,所以我就放棄了過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悅誠服支持毛澤東。歷史事實說明,是毛澤東和他的軍事思想挽救了中國革命,他被擁戴為全黨的領袖才扭轉了危局,不僅勝利結束了長征,還從此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第二章 事無鉅細(1)

  ——周恩來長征之謎
  中央紅軍萬里長征一開始,周恩來就成為全軍的「總管家」。每到宿營地後,油燈大都徹夜不熄,各種重要事務大都要親自處理。他自己從中央蘇區出發時所帶的個人行李只有兩條毯子、一床被單,做枕頭用的包袱裡有幾件替換衣服和一件灰色絨衣……
  自己認為不適合當一把手
  20世紀20年代初留學法國並在那裡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周恩來,從參加革命起便顯示了非凡的組織和領導才能。他回國時年僅26歲,很快就因才華過人,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被眾多年紀相仿的學員尊為永久的師表。
  在共產黨內,周恩來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過人、不求名利而享譽全黨,並在國際共運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來前往周恩來莫斯科時,斯大林對他倍加讚賞,並希望他能擔任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周恩來卻認為,自己不適合當一把手,而應輔助他人,主要負責大政方針確定後的具體落實工作。
  1931年秋,周恩來從上海到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他很尊重有實際鬥爭經驗的毛澤東。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後,周恩來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卻沒有最後決策權,而只是負責處理具體事務。長征出發前,準備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來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他對遠征和留下的幹部的安排都考慮得細緻入微。得知陳毅負傷後躺在醫院中無法動手術,他馬上下令打開已裝箱準備抬著出征的X光機,為他拍片並開刀取出碎骨。對於編入休養連的體弱同志,周恩來也做了周到佈置。
  關鍵時刻,力推毛澤東指揮
  周恩來在湘江之戰後,便堅決反對李德再來指揮紅軍。一向為人謙和的周恩來,曾在宿營地同這個洋顧問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馬燈。這時博古也不再出面袒護,而要周恩來「不要理他」(指李德)。據當時為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湘江戰役後「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就此,軍委的集體領導得以恢復,結束了由洋顧問瞎指揮的不正常狀態,毛澤東的意見也得到了採納。
  周恩來以其軍委核心領導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對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力主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儘管會上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然而他遇事總是徵求和聽從毛澤東的意見。長征到達陝北甘泉時,遵義會議舊址毛澤東提議周恩來擔任軍委主席,卻被堅決推辭,從此在黨內多年間有了一個親切的稱呼「周副主席」。
  長征時擔任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在回憶當年戰鬥經歷時,曾有一個總結:「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佈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副主席知道敵人中哪個是嫡系,哪個是雜牌軍,作戰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對我們哪個師戰鬥力強,哪個戰鬥力弱,更是瞭如指掌。」
  在茅台鎮連喝25杯
  周恩來在黨內軍內一向有「管家」之稱,他的勤奮精神無人能及。周恩來的記憶力驚人,各師、團領導來匯報時,對於有多少人員、多少彈藥他差不多都能記得,經常還能具體講出某次給了多少彈藥,並把時間和數字都說得絲毫不差。下級幹部對周恩來的這種能力都極為敬佩,匯報前都要詳細準備,絲毫不敢懈怠。
  長征期間每天到達宿營地,其他人能夠休息,周恩來卻要馬上接電線、掛地圖,收看電報和偵察材料,然後同其他中央領導一起聽取匯報,詳細瞭解敵我雙方的情況,研究下一步的軍事部署和行動。周恩來每每拖著疲憊的身體,以驚人的毅力處理各種事務,工作大都通宵達旦。由於總參謀長劉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燈下看字困難,周恩來將起草電令的事也擔當起來。即便在吃飯的時候,周恩來也是一邊聽匯報,一邊口授處理意見。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裡總是佈滿血絲。長征中任幹部團政委的宋任窮回憶夜間匯報的情形說:「恩來同志由於長期超負荷工作,實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閱文件或聽匯報時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著了。這時我們不約而同屏著呼吸,默默地坐在一邊,不敢發出一點聲響,希望他盡可能多休息一會兒。幾秒鐘或分把鍾後,恩來同志便猛然醒來,繼續同我們談話,交代任務或寫行動命令。」有一次參謀向他請示,周恩來在睡夢中「嗯」了一聲,參謀以為他已經同意。第二天周恩來詢問後說完全不知此事,馬上規定以後必須把他叫得坐起來,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後過於勞累,周恩來有時被迫在行軍出發時躺在擔架上睡一段,不過還經常被各種報告叫醒。他行軍時很少騎馬,因為擔心打磕睡摔下來,因而多是步行,一邊走還一邊同身邊的人談話,瞭解部隊的情況。
  周恩來一向生活簡樸,不過有時飲酒且量很大。他在路過茅台酒的產地時,看到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嚐,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來曾告訴尼克松,長征途中他在貴州的茅台鎮一口氣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沒有喝醉。不過在緊張的長征途中,這樣的情況很罕見,即使在慶祝會上周恩來也節制自己飲酒,以防止酒後誤了公事。
  紅軍強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過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因張國燾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開會仍很難取得一致意見。為了照顧黨內團結,周恩來同毛澤東商量後,主動將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並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張國燾後來當了叛徒,在所寫的回憶錄中罵了黨內許多領導人,卻唯獨對周恩來還表示敬重。
  紅軍在長征過草地之前進入藏區,當地糧食缺乏,周恩來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過度勞累已身體虛弱,這時終於支撐不住病倒,連續幾天發高燒。經醫生診斷,確認這是肝炎轉膿瘍,當地又沒有條件動手術。患肺結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鄧穎超趕來看望時,從周恩來身上脫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個虱子。
  病勢危急,幹部團團長陳賡等人從雪山上取來冰塊,採取局部冷凍的辦法,使周恩來從便中排出半盆綠膿,才轉危為安。由於連發幾天高燒且未吃東西,彭德懷安排人抬著周恩來向草地行軍。此時戰士們因飢寒交迫,身體都很虛弱,在泥濘中一腳深一腳淺地艱難行走。因人手不夠,兵站部部長楊立三也親自來抬擔架,雙肩都被磨破。周恩來見此情景不忍心,幾次掙扎著要爬起來自己走,都被陳賡攔住。
  1954年,任總後勤部部長的楊立三患癌症去蘇聯醫治病逝,遺體運回北京時,身為總理的周恩來親自前去抬棺,以示永遠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陳賡去世時,周恩來正在廣州,馬上向北京打電話提出追悼會等自己回京後再開。他趕回北京下飛機後,未回家便直奔設在中山公園的靈堂弔唁。
  【點評】勤奮忘我堅定不移
  周恩來在長征中的動人事跡,只是他一生奮鬥精神的一個縮影。一提起周恩來的名字,人們就會油然而生敬意。
  在長征中,周恩來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看到了毛澤東領導的正確,從此堅定地擁護並以全力去輔助。周恩來以忘我的精神為革命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回顧當年紅軍長征的勝利,毛澤東起到了最重要的領導作用,周恩來則起到了最重要的輔助作用,他的英名將永遠同毛澤東的名字一起銘刻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史冊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紅司令」朱德長征之謎
  從井岡山鬥爭起,朱德與毛澤東便一起成為中國革命的旗幟,中央紅軍也常被稱為「朱毛紅軍」。長征期間,朱德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則激勵全軍,面對黨內複雜的鬥爭,在逆境中仍忍辱負重努力做工作,最終促成了三大主力實現勝利會師。長征結束後,毛澤東稱讚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鐵」。
  「伙夫頭」來歷並不簡單
  在長征的紅軍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年已五旬、面容堅毅而又慈祥的指揮員,在隊伍中激勵廣大指戰員。這就是紅軍總司令朱德。由於他年紀已大,衣著與戰士一樣破舊,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伙夫頭」,而他本人也以這個綽號為榮,因為這體現了人民軍隊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貧苦農家的朱德早年考入雲南講武堂,在舊軍閥部隊中官至旅長。1922年秋,朱德到德國學習戰術,研究社會主義理論。在那裡,朱德見到了周恩來,並經其介紹於翌年加入了共產黨。後來朱德又進入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並在軍訓班學習。
  1926年他回國後,曾利用舊關係到川軍、滇軍中動員北伐。1927年南昌起義時,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在起義軍南征潮汕失敗時率領「鐵軍」餘部近千人經過轉戰,最後走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建立了紅四軍並任軍長,成為全國第一支主力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員。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成立時,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名字傳遍全國,「朱毛」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的一個代稱。
  有職無權「使我傷心」
  朱德雖然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但長征前夕的實際軍事指揮權卻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準備突圍西進的決定,直至需要用總司令名義下達命令時才告訴他。朱德事後感歎,這「使我傷心」。
  不過,朱德還是以大局為重,盡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當中央蘇區在敵軍圍攻下情況危急時,朱德同周恩來等人一起籌劃對粵軍開展統戰工作,並以紅軍總司令的名義致信廣東軍閥陳濟棠,以抗日和反蔣的大義勸說,使其同意在贛粵邊界放開一個缺口,中央紅軍得以由此突圍西進,開始了長征。
  中央紅軍出發後,朱德雖無實際指揮權,卻經常到部隊中做鼓動工作。在很少召開的軍事會議上,他也根據實際提出自己的意見。紅軍渡湘江時,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和湘桂軍夾擊,朱德對於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提出不同的意見,可德國人不但不接受,還大發雷霆。朱德對那些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人極為不滿,贊成更換領導。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朱德參加了會議,並以尖銳語氣批評了「左」的錯誤,他說:「這樣的錯誤如果繼續下去,紅軍就不能再跟著臨時中央走了。」他還表示完全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支持從這位井岡山時就在一起的老戰友指揮紅軍。紅軍總司令的這種態度,對遵義會議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彈現在還沒有造出來呢!」
  在遵義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今後的軍事指揮仍由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負責。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達宿營地後徹夜工作,白天行軍經常要躺在擔架上睡覺。朱德便在日間行軍中處理各種事務,晚間睡覺,形成了時間上的分工。在行軍中,朱德也很少騎馬,總是同指戰員一同步行,邊走邊談,自己的那匹馬則用來馱運傷病員。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向北進軍,一渡赤水時在土城遇到川軍攔截,敵軍進行反撲還威脅到中央機關。形勢緊急,朱德向其他負責人提出要親自到火線上指揮,毛澤東馬上組織身邊的同志開了一個「歡送總司令上火線」的臨時歡送會。當有人叮囑保重安全時,朱德豪邁地回答說:「能打中朱德的子彈現在還沒有造出來呢!」朱德在槍林彈雨中闖了數十年,竟然一直沒有中過彈、負過傷。
  朱德親自趕到紅一軍團前沿陣地時,川軍已佔領有利地形居高臨下射擊了,他身邊彈雨紛飛。當時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濕透,仍揮動駁殼槍指揮部隊。總司令的勇往直前極大鼓舞了一線指戰員,終於將敵人打退並奪回制高點。激戰到黃昏,部隊撤出戰鬥向西轉移,其他人勸總司令先走,朱德卻一直等到後衛團到達才通過浮橋。當時,敵軍的一顆炮彈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沒有爆炸。
  「長征二萬五千里,我個人卻多走了一萬里。」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第一次過草地時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朱德就此同四方面軍部隊在一起生活戰鬥了一年多,當時部隊命令多以「朱張」(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名義下達。
  第一次過草地後,張國燾改變主意要求全軍南下,隨後又另立中央,企圖分裂黨和紅軍。在這種形勢下,朱德在會議上明確表示:「黨是一個整體,不能分裂。」面對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謾罵,朱德泰然處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戰員們解釋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紅四方面軍一部有人當面攻擊說:「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堅定地表示,中央讓我到這裡來,我不能離開。
  四方面軍南下作戰連連碰壁後,張國燾情緒低落總待在屋裡,只有朱德常到一線指揮,這使他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樹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會師後,朱德堅持對三個方面軍的指戰員一視同仁,多年間全軍幹部都以「朱老總」一詞稱呼這位備受尊敬的長者,他的公正態度也對消除山頭主義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為時一年,朱德卻因隨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又拖了一年才到達陝甘寧,等於走了兩年。他自己也曾說過,「長征二萬五千里,我個人卻多走了一萬里」。
  長征中舉辦野菜展覽會
  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後,遭到敵軍重兵攔阻,連戰不利,被迫退向荒涼的西康藏區。這時,中央紅軍北上陝甘卻打開了局面。朱德為顧全團結大局,盡量不正面批評張國燾的錯誤,卻總是宣傳北上的勝利,使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感到還是中央的方針正確。
  這時活動在貴州的紅二、六軍團與黨中央失去了電信聯繫,只是在蔣介石開始新一輪「圍剿」,紅軍活動地域日益縮小,情勢日益危急的情況下,紅二軍團才突然收到中革軍委電台的聯絡信號,而此時原中革軍委電台實際已為張國燾所控制。朱德認為這樣一支紅軍主力孤懸西南十分不利,於是同張國燾一起致電任弼時、賀龍等人,希望他們能到西康來。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並與留在四方面軍中的原紅一方面軍的三十二軍(原九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於二方面軍幹部大都來自朱毛紅軍,他們擁護朱德提出的北上會合一方面軍的主張。四方面軍的大多數幹部經朱德的耐心說服,加上看到在康區沒有出路,也贊同北上。
  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又分路北進過草地,朱德讓總參謀長劉伯承隨二方面軍行動,自己繼續隨四方面軍行軍。此刻是第三次過草地,籌糧更為困難。朱德帶著身邊的人尋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黃、灰灰菜、野蔥、車前草等六十多種。隨後,朱德組織了野菜展覽會,讓四方面軍各部隊都派人來參觀並介紹推廣,既避免了誤食有毒野菜,也能彌補乾糧的不足。
  草地幾百里無人煙、無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衛員就在稍微乾燥的場地上背靠背地坐著打盹兒,糧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裡釣魚。對這段歷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稱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後他還帶領親屬挖野菜吃,教育後代不要忘記那段最艱苦的歲月。
  【點評】「朱毛」並肩成旗幟
  無論是在工農紅軍、八路軍還是在人民解放軍中,朱德都是總司令。毛澤東晚年見到朱德時,又肯定他是「紅司令」,並說:「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艱難的長征中,朱德不僅個人激勵和帶動部隊,還能很好協調三個方面軍的關係,做好各方面的團結工作,從而贏得了全黨全軍的尊敬。長征的歷史乃至整個紅軍的戰鬥和發展史,都與朱德的英名永遠聯繫在一起。

  第四章 誰有真理跟誰走(1)

  ——張聞天「三讓總書記」之謎
  在紅軍萬里長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環境中產生了一位總負責人,這就是「留日留美復留俄」,有著「紅色教授」之稱的張聞天(筆名為洛甫)。這位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舉止有著學者風範的領導人,被毛澤東開玩笑地稱為「明君」。他配合毛澤東開好了遵義會議,又在征途中「三讓總書記」,顯示出不計個人名利的坦蕩胸懷。
  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反對只吃「洋麵包」
  張聞天參加過五四運動,接著又先後留學日本、美國和蘇聯。他懂日語,能用英語講演,俄語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同王稼祥等被推選進入蘇聯最高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黨內很多人都稱他為「老教授」。當時,由於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曾一度贊成王明等人照搬蘇聯教條而提出的理論觀點。
  1931年,張聞天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等職。他與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蘇同學。李德曾對張聞天說,這裡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可張聞天與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者的分歧卻日益加深。
  他瞭解了毛澤東開闢根據地的過程,深感吃「洋麵包」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按照蘇聯的教條打仗和建立政權在中國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間,張聞天對已經沒有實權的毛澤東很尊重,感慨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第五次反「圍剿」時,張聞天一再同李德爭執,認為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
  紅軍長征開始後,張聞天沒有參加最高軍事領導,而隨中央縱隊行動。看到反「圍剿」鬥爭的失利、長征初期慘重的損失,他在途中向毛澤東傾訴了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認為應清算錯誤的領導者。這時負傷的王稼祥也經常同毛澤東、張聞天一起談話,並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有人把毛、張、王三人稱為中央隊的「三人團」,以此區別於負責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團」。
  遵義會議上做了「反報告」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前,張聞天就根據同毛澤東在路上商定的意見,起草了一份重要報告。會議開始後,臨時中央的總負責博古做了主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由於敵軍過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肯定了毛澤東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作戰原則於強大的客觀原因。張聞天隨後發言,做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從而改變了會議的氣氛,使絕大多數到會者開始清算「左」的錯誤。會議後期,張聞天負責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得到通過,成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性轉折的光輝文件。
  十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曾說過:「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明君」曾經三讓總書記
  2月上旬,紅軍長征到達雲南扎西,許多領導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負責下去,常委分工問題應解決。2月5日,在一個「雞鳴三省」(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裡宿營後,中央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當時有人也稱為總書記)。
  當時博古也認識到自己缺乏鬥爭經驗,不適合擔任最高領導。有人勸他不要「交權」,博古還是襟懷坦蕩表示應該服從集體決定。這一交權形式很簡單,就是把幾擔裝有中央文件、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負責。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不長於處理瑣事。他總戴著眼鏡,不苟言笑,不善交際,常在沉思問題,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後,一再感到並不完全適合於領袖地位,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並忙於軍務為由拒絕。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後,中央討論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結果毛澤東等人不同意,改派陳雲前往。
  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身為政治局委員並在四方面軍擔任領導的張國燾伸手要權。為了表示團結,張聞天又主動向毛澤東提出「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毛澤東經過考慮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於是中央決定,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事後證明,毛澤東的考慮是有遠見的,因為後來張國燾對抗中央的北上決定,並另立中央,從組織程序看是嚴重的反黨行為。若是讓他事先擔任了總書記,怎麼定性就不好說了。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徵求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後再由他作結論。張聞天的信條是,真理在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誰手裡,就跟誰走。他在絕大多數場合都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
  「四腳朝天滾下山」,卻能深入淺出講精神
  張聞天是一個學者型人物,在長征中自然備感艱難。進入湖南後在山路行軍,有一次他在馬上打瞌睡,連人帶馬跌進溝谷,幸而沒有受傷。毛澤東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詩,同張聞天逗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多年後只記得「四腳朝天滾下山」一句。
  當時行軍雖然艱苦,領導人卻充滿了樂觀精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張聞天同劉英結婚,毛澤東到洞房致賀,自稱沒錢沒東西可送,只是寫了一首詩相贈,內容是誇獎「明君」講民主。
  擔任黨的總負責人後,張聞天在征途中不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傳材料,還親自做了不少講解和動員工作。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時,結果還暫時保密未向下傳達。2月間到達扎西後,張聞天向中央紅軍的營以上幹部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說明反「圍剿」失敗後退出中央蘇區還是遲了,思想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而不是避難搬家,結果罈罈罐罐全帶上。他的講解和分析,對端正部隊的認識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麥子,帶頭籌糧
  除了主持會議和做宣傳動員工作外,張聞天在征途中還起帶頭作用鼓動指戰員。過草地前為了籌糧,他親自拿著鐮刀帶領中央機關同志去割青稞,收穫後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麥子。無法加工的麥粒吃下去後很難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廣大指戰員就毫無怨言地忍受艱辛。過草地時,張聞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濘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張聞天留在後方瓦窯堡主持中央機關工作。看到當地貧困供應困難,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簡樸。張聞天以黨的總負責人身份接待從共產國際秘密派來的代表、過去的老熟人張浩,只是留到家裡一起吃飯,不要求供給部多加伙食費。張浩搬走時,還是把化裝貨郎潛入蘇區時擔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類雜物賣了,得了兩塊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費。張聞天為人嚴肅認真,始終公私分明,顯示出他一絲不苟的精神。
  【點評】理論卓越更重實踐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艱難,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比較薄弱。張聞天則是黨內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他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共產國際的重用,也曾經迷信過蘇聯的教條。然而一旦深入實踐後,便很快認識到一些教條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符。自遵義會議以後三年多時間裡,黨內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領導體制。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他在征途中寫下的重要決議和文件,至今還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張聞天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合的典範。

  第五章 意志堅如鐵(1)

  ——王稼祥的「關鍵一票」之謎
  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有一位帶著重傷坐擔架走完全程的領導人,那就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負傷的腸子整天流膿,又沒有麻藥和止痛藥,可不僅挺過長征的全程,還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並參與了隨後的軍事指揮。
  留學蘇聯五年,擔任中央蘇區重要職務
  王稼祥面容消瘦,總帶著一副金絲眼鏡。他是安徽涇縣人,在家鄉讀小學後又入教會中學。1925年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並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赴蘇聯。他留學蘇聯五年,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在留學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時的王稼祥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實際工作,擁護過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
  1930年王稼祥回國後,於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員護送潛往中央蘇區,隨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
  擔架上與毛澤東達成共識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受巨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以致最後虛脫,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為醫療條件差,醫生無法取出全部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
  翌年1月,王稼祥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長征出發前,有人主張將他留下,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並安排了幾名體力強的戰士用擔架抬著他上路。王稼祥後來回憶說,隨軍長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來在蘇區,淪陷時斷無生路。
  長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隊由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因生病也坐擔架,他們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馬上得到支持。接著,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
  第一個提出由毛澤東領導紅軍
  經過王稼祥的積極努力聯絡,多數領導人都贊同召開一次會議解決軍事領導問題。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張聞天、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後,王稼祥接著發言。他系統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錯誤領導後,又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志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在此後多年間,毛澤東曾一再稱讚王稼祥的「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後不久,中央紅軍於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統帥機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當時紅軍大都在白天行軍,夜間宿營後三人小組才能研究對策並處理指揮事務。
  由於坐擔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於中央縱隊的行軍隊伍出發,縱隊到了宿營地很久他才能跟上來。到住地後,他又馬上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紅軍的行動方向,並處理文電,幾乎夜夜難以休息,只有白天行軍時才能躺在擔架上睡一會兒。
  幾經病危,神奇地堅持完長征
  坐擔架行軍存在的最大危險,便是突遇空襲時不便迅速隱蔽。別人跑到路邊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擔架上,看著敵機投彈和掃射。過夾金山後,有一次敵機投下的炸彈落到他的擔架旁邊,主治醫生不幸犧牲。過草地遇風雨交加,又沒有房屋,王稼祥便打開擔架上那塊僅有的雨布,讓擔架員、警衛和衛生員同他擠在一起,用體溫相互取暖。不過王稼祥仍在擔架上草擬並交代了對敵軍宣傳和鼓動部隊的一些綱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
  參加長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領導人中唯一的重傷員,腹腔內的一些彈片和腐骨無法取出。長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膿,只好插上一個橡皮管子,使膿液排出體外。由於沒有止痛藥,只能用鹽水消毒,每天換藥時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長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艱難,到了險要路段,王稼祥為了減輕擔架員負擔,經常硬撐著下來自己行走或騎馬。爬雪山,他就堅持在警衛員攙扶下走了過來。一次他自己起來活動時,橡皮管子掉進傷口,到貴州時蛔蟲還從傷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膿敗血症發高燒。他幾經病危,又都被搶救過來,但身體略有好轉又繼續堅持工作。
  長征到達陝北後,當時是美國籍的醫生馬海德來到紅軍中。他檢查了王稼祥的傷口,非常吃驚:「這麼重的傷,居然能長征過來,要有多麼頑強的意志啊!」由於陝北蘇區沒有根治條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輪船去了蘇聯。到達莫斯科後,醫生打開王稼祥的腹腔,發現有掉進去的紗布、橡皮管等遺留物,他們為這位中國紅軍的領導人能堅持下來感到驚訝和敬佩。
  用俄語訓斥鬧事的李德
  作為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還制定了長征途中遵守紀律的要求,並嚴格監督執行。
  遵義會議後,已基本無事可做的洋顧問李德被安排隨紅一軍團行動,他不服氣,經常藉故發脾氣。一次到達宿營地後,李德就在房東家殺雞吃並喝酒,前來檢查紀律的中央縱隊秘書長劉英對這種違紀現象進行了批評。李德見一個小個子的女紅軍敢來批評自己,暴跳如雷地罵起人來,爭吵中竟然對房頂放了兩槍。王稼祥得知後,馬上趕到現場,用俄語把李德嚴厲訓斥了一番,這個洋顧問一聲不吭,從此不敢再藉故鬧事。
  王稼祥到蘇聯治傷時,又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斯大林介紹了中國紅軍長征的情況,特別著重講述了在毛澤東領導下如何轉危為安的過程。這對於爭取蘇聯領導人支持遵義會議後中共新的領導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國後,王稼祥接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秋天他經新疆回延安,出發前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囑托,要求全黨擁護毛澤東為領袖,王明不要再爭了。回到延安後,王稼祥馬上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毛澤東後來形容六屆六中全會是第二個遵義會議。
  【點評】意志頑強作用關鍵
  王稼祥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領導人,年輕時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到外國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王明等完全不同。他立足於本國特色進行探索,在關鍵時刻,能提出真知灼見。
  王稼祥作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在遵義會議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他一生為人耿直,真誠地擁護毛澤東。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傷痛完成長征並在途中堅持工作的事跡,更成為革命者的光輝榜樣。

  第六章 老成持重(1)

  ——「黨內的老媽媽」任弼時長征之謎
  1934年8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兩個月,在湘贛蘇區獨當一面的任弼時便率領紅六軍團作為「探路」部隊,先行向湘西進發。這一行動,其實是長征的最早起程。
  兩年多以後,任弼時又作為二方面軍的領導核心,率部最後到達陝甘寧,從而結束了紅軍長征。在紅軍長征的三大主力中,任弼時、賀龍所率的部隊是征途中減員比例最小的。
  消除恩怨,紅二、六軍團人數翻一倍
  紅軍是在被敵人分割的各個根據地中進行活動的,這一特定條件,使得紅軍中不可免避地出現了各個「山頭」,複雜的黨內鬥爭又造成了諸多矛盾。任弼時處理問題公正周到,待同志和藹可親,被譽為「黨內的老媽媽」。幹部有問題都願意找他談,許多受過錯誤處理的人也得以伸冤。在紅軍長征期間,任弼時妥善處理了各種矛盾,促進了全黨全軍的團結。
  紅軍時期,任弼時年紀不大,資格很老。他是建黨時期的黨員,並赴蘇聯留過學,又是共青團的創始人之一。1921年,任弼時只有17歲,便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與劉少奇等一同到蘇俄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回國後,他長期代理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3年,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到湘贛蘇區主持工作。1934年夏,中共中央電令他率湘贛地區的紅六軍團西進,到湘西會合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原紅二軍團)。此時任弼時雖不完全瞭解中央的意圖,卻義無反顧地從井岡山下的永新起程,離開原有根據地,同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一起,率部經過兩個月轉戰,到達黔東與賀龍會合,並以中央代表身份宣佈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
  此時,二軍團內正因過去的錯誤肅反造成嚴重混亂,不少幹部戰士對原來的政治領導人表示憤慨。任弼時從大局出發,將民憤很大的夏曦調到六軍團,自己去二軍團兼任政委,同時要求大家不計舊怨、團結對敵。此後,兩個軍團統一指揮作戰,發起湘西攻勢,牽制了湖南敵軍主力,在戰略上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在一年間兩軍團兵力由8000餘人發展到17萬人。
  耐心周旋,促成三大紅軍主力會師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紅四方面軍退到川康邊區之後,任弼時感到自己這支江南僅剩的主力紅軍孤懸湘西,非常不利。他與賀龍等領導人商議後,在國民黨即將以重兵進行新「圍剿」之前,於1935年11月主動進行長征,開闢新根據地。
  1936年春,紅二、六軍團在貴州西部開闢了一片根據地。這時朱德、張國燾來電希望他們能向四方面軍靠攏,同時又要任弼時等視情況決定。任弼時認為紅軍主力應集中北方,於是放棄黔西,於7月間到達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兩軍會師後,任弼時得知張國燾企圖另立中央分裂紅軍,馬上表示反對,並進行耐心說服,加上朱德等人的努力,最終成立了中共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同時,紅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合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司令員1938年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在延安、任弼時任政委,二方面軍成立後又聯合四方面軍一同北上。
  三大主力會師後,任弼時因在各支紅軍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中央委任為前敵指揮部政委,同總指揮彭德懷一起指揮全軍作戰。任弼時不僅促成了紅二、六兩軍團的聯合,也努力促成了三個方面軍的會合。
  巧妙運籌,說服軍閥為紅軍讓路
  長征是一場在退卻中求生存的戰爭,毛澤東後來稱讚紅二方面軍長征減員少「是一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這也是對任弼時、賀龍的高度評價。在長征路上,任弼時是紅二、六軍團及後來的紅二方面軍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者,他同賀龍一起巧妙運籌,利用敵軍的矛盾避實擊虛,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部隊的實力。
  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時,利用蔣系和湘系軍閥的矛盾,挺進湘中後再折向貴州。當時蔣介石利用追擊中央紅軍之機派兵進入雲貴川,吞併地方勢力,西南軍閥同南京政府的矛盾激化,甚至出現了「畏南京軍甚於畏紅軍」的情況。任弼時利用這一點,在進佔了黔西、大定、畢節及其周圍地區後,對當地的政府專員莫雄及周圍的各派勢力展開統戰工作。他還動員擔任過雲貴川總司令部秘書長的當地知名人士周素園向雲南軍首領龍雲、孫渡寫信,說明蔣介石讓其攔阻紅軍並派中央軍尾隨,是想造成兩敗俱傷,最後乘機謀滇。
  經過陳說利害,雲南軍果然按兵不動,紅軍在畢節地區得到了較長時間休整,並招收了5000名新兵補充部隊。57歲的周素園受紅軍精神感召,還一直跟隨長征到了陝北,抗日戰爭期間才返回原籍做統戰工作,解放後又曾任貴州省副省長。
  政策嚴明,順利通過千里藏區
  紅二、六軍團長征進入藏民區後,任弼時又特別強調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著重對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強調對少數民族必須講政策,講團結,不能蠻幹。他同賀龍專門瞭解了藏胞的風俗習慣和軍隊進入藏區必須注意的事項,接著對各部隊作了以下規定:一、我軍人員一律露宿街頭,不住民房,不進經堂,不撕毀藏胞門楣掛著的紅布和門板貼著的佛像;二、不進寺廟,不侵犯僧侶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買公賣,態度和藹,愛護藏胞牲畜、莊稼;四、這一帶吃水困難,要幫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寫保護藏胞的標語。由於各部隊對此認真執行,因而順利地經過了千里藏區。
  長征結束後,任弼時撰寫了《關於二、六軍團長征的總結與二方面軍發展前途及目前任務報告大綱》,對紅二方面軍取得長征勝利的原因進行了總結,其中特別強調了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重要性。
  「丟得老婆,可丟不起軍團的密電碼!」
  任弼時做地下工作時曾幾次被捕,受過電刑摧殘,此後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加上日夜勞累,血壓高,看東西也時常眼發花。他與賀龍共同領導紅二方面軍時年僅30多歲,但從外貌看,人們卻多以為他已有50歲。任弼時也經常同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要抓緊時間工作。
  紅二、六軍團進入貴州時,任弼時感染了瘧疾,時冷時熱,常冒虛汗,面色發黃。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任弼時盡量拄著枴杖行軍。他的妻子陳琮英負責機要工作,已經懷了孕,也沒有得到特殊照顧,仍是背著密碼箱行軍。由於飢餓、疲勞,瘦小的陳琮英掉隊了,幸而被負責宣傳和收容的陳羅英發現,連背帶拖地趕上隊伍。任弼時這時才知道妻子掉隊,詼諧地說:「我丟得老婆,可丟不起軍團的密電碼啊!」
  過草地時,陳琮英生了一個女兒,因缺乏營養,任弼時將縫衣針改成魚鉤去河邊釣魚,還抽空去打野兔、山雞給妻子滋補身子。他親自摘來野菜,也是老的自己吃,把嫩的留給陳琮英和女兒。他們給女兒起了一個名字叫「遠征」。
  長征途中,任弼時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準要求很低,卻特別優待技術人員,例如對電台人員發給特別津貼費,伙食標準都高於自己。電台的同志也知道這一點,在他晚間來看電報時,經常用夜餐費來招待這位部隊領導「開開齋」,補充一點油水。
  【點評】先鋒重要收尾圓滿
  在紅二方面軍中,任弼時是政治上的最高領導者。他率部隊為長征打先鋒,最後又擔任了收尾的任務,起到了支撐一個獨立戰略方向的重大作用。身體很差的任弼時以「駱駝精神」著稱,這種精神正好體現在他勤勤懇懇的工作上。任弼時出色地組成了一個方面軍並將其帶到陝甘寧,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創建了不朽的功績。後來,他成為黨的「五大書記」之一,雖英年早逝,但卻始終為人們懷念。

  第七章 鍛煉出猛將(1)

  ——「頭號正直」的彭德懷長征之謎
  中央紅軍踏上長征之路時,彭德懷是三軍團的軍團長,到達陝北後擔任了一方面軍司令員。三大主力結束長征會師陝甘寧,彭德懷又擔任了統一指揮一、二、四這三個方面軍的前敵總指揮。長征的嚴峻鬥爭考驗,鍛煉出成熟的將領和統帥,彭德懷正是這一非常時期造就的傑出人物,「彭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冠於全軍。
  創下紅軍攻佔省城的唯一戰例
  在紅軍創建時期,彭德懷就是著名的勇將,曾經率軍一度攻佔長沙,開創了紅軍時期攻佔省城的唯一戰例。後來他率紅三軍團與朱毛所率的紅一軍團會合,共同開創了中央蘇區。
  1934年春天進行廣昌戰役時,李德實施完全脫離實際的指揮,造成嚴重損失。一向耿直的彭德懷當面指責這位洋顧問:「你們指揮作戰,從開始就是錯誤的。我們從第四次反『圍剿』以後,就沒有打過一次好仗。」並痛斥說這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彭德懷坦率講完自己的意見後,把僅有的幾件衣服和書籍一卷,等著被撤職,甚至對被捕公審、殺頭都做了思想準備。他戰功顯著,臨時中央領導人並沒有處分他。據當年的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回憶,1934年10月,部隊集結於贛南於都準備突圍西進的前一晚,素不花錢的彭德懷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銀元,拉著楊尚昆走進一家小酒鋪,兩人默然而飲,對即將放棄根據地都感到非常痛惜。
  在長征中打出威信
  長征開始時帶得罈罈罐罐太多,作戰部隊全成了掩護隊。彭德懷氣憤地仰天長歎:「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樣子?」為擺脫被動,他向軍委建議,自己率三軍團插向長沙方向以吸引調動敵人,紅軍主力甩掉笨重物迅速去湘西建立新根據地。因為,紅軍通過廣西邊界,同戰鬥力較強的桂軍作戰,是很不利的。可惜這一意見未被採納,部隊緩慢地直線前進,遭蔣桂湘軍夾擊,損失過半才衝過了湘江。
  紅軍渡過烏江後,中共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彭德懷是第一次參加了中央會議,在會上譴責了李德的錯誤指揮,擁護毛澤東的講話。因前線出事他提前離會,得知會議結果後表示「一切都高興」。此後在長征途中,彭德懷一直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後,因人數大減編為陝甘支隊。此時朱德率總司令部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毛澤東等領導人考慮到彭德懷的威望和指揮才能,讓他接任最高軍事指揮員,擔任陝甘支隊司令員,毛澤東自己任政委。到達陝北後,彭德懷又任一方面軍司令員,指揮部隊東征山西,又返回陝北進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軍。
  三大主力會合後,他作為軍委任命的前敵總指揮,同周恩來一起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部隊作戰,打退了追敵。彭德懷在長征中建立的功績和樹立的威信,也使他後來擔任八路軍副總司令、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國的十大元帥中也僅次於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方針,1936年2月至5月,毛澤東、彭德懷等率紅一方面軍主力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進行了東征戰役,恢復和發展了陝北蘇區,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
  粗中有細切掉「尾巴」
  紅軍踏上長征之路後,彭德懷身為高級指揮員,卻總出現在第一線。通過湘南汝城時,部隊遇敵人碉堡攔阻,炮兵連續打幾炮未中。曾經當過炮兵的彭德懷這時正在前沿,他不顧危險趕去親自執炮,只一發便轟掉了敵堡。紅軍過湘江時,紅三軍團負責阻擊廣西軍從側面實施的進攻,彭德懷把指揮部設在渡口邊幾百米的一個祠堂裡,指揮這場惡仗,部隊在付出重大犧牲後終於掩護中央機關過了江。
  當年有人形容彭德懷性格類似「張飛」,其實在預定實施的各次戰鬥前,彭德懷非常細緻,總要到戰場親自勘查。到達陝北後為打好直羅鎮這一仗,他和徐海東跑遍了戰場附近每個山頭,看了每條道路和河流,打響後又靠前指揮。由於經常靠前指揮並認真勘察戰場,使他不僅能適時下達命令,也激勵了部隊的
  士氣。
  1923年彭德懷在湖南省陸軍軍官講武堂學習,時年25歲
  對彭德懷的指揮才能和英勇頑強的作風,毛澤東非常稱道。中央紅軍進入陝北根據地時,西北馬家軍和東北軍追來,彭德懷指揮了一場吳起鎮伏擊戰,擊潰敵5個團,俘敵700人,繳獲戰馬約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澤東接到勝利消息後,賦詩一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彭德懷接到這首六言詩後,將末語改為「唯我英勇紅軍」,以表示功勞應歸於全軍指戰員。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揮的第一軍緊隨追來。彭德懷決定以伏擊消滅其先頭部隊。為了選擇戰場,他又到溝壑縱橫、地形複雜的山城堡一帶觀察,發現在此乾旱地帶,只有這裡有一股泉水,敵軍肯定會到此。於是彭德懷把部隊埋伏在山城堡周圍,一舉殲滅了胡宗南部一個旅和兩個團,打贏了長征的最後一仗。
  軍團長常餓肚子
  彭德懷一向以生活簡樸著稱,對腐化和違紀者非常嚴厲,對下級幹部和戰士卻非常關心。紅三軍團教導隊長孫毅說:「彭總那顆樸實善良的心,清澈可見。」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乾糧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懷看有的人未分到,就會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與之分享,並說「見面分一半嘛!」警衛員抱怨說,軍團長因此常餓肚子。
  彭德懷在行軍中只有一匹黑騾子,他平時不騎,用來馱傷員或運文件。過雪山時空氣稀薄,警衛通訊班長邱榮輝倒了下去,彭德懷馬上讓他騎上騾子。邱榮輝堅決不肯,於是彭德懷便喊:「抓住尾巴!」就這樣把他從死亡線上拖過了雪山。
  過草地時,周恩來、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懷斷然命令:「抬!」他讓迫擊炮連丟掉一些裝備,抽出幾十人組成擔架隊,由陳賡指揮,分組輪流抬著兩位領導人走上了這段長征中最困難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隊就已斷糧,彭德懷下令把軍團部僅有的六匹牲口殺掉,飼養員堅決要求保留那頭黑騾子,而他堅持殺了騾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敵人會給送來的」。殺了牲口之後,彭德懷讓軍團部留下一點雜碎,肉全給了部隊,救活了不少戰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腳淺一腳在泥濘中跋涉,還指揮排隊渡險情,用拉繩子的辦法把陷進沼澤的指戰員救出來。
  紅四方面軍作戰地點之一——四川省安縣觀音梁子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與陝甘當地的紅軍會師並重組紅一方面軍,將原來的紅一、三軍團縮編為一個軍團。採用哪個番號,成為涉及到部隊感情的大難題。已擔任一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認為,為了保存朱毛從井岡山起親自創建的部隊的旗幟,還是用紅一軍團的番號,而撤銷自己領導創建的紅三軍團番號,三軍團剩下的四個團都併入一軍團。這體現了他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點評】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懷是從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帥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難家庭,從小養成了剛強的性格,脾氣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貧無出路投奔湘軍當兵,以戰功升為團長,又因憎恨舊軍隊黑暗而找到共產黨。
  彭德懷一生性情耿直,嫉惡如仇,雖然得罪過一些人,卻深受絕大多數指戰員擁戴。陳賡大將曾評價彭德懷說:「他可算是我黨我軍內頭號正直的人。」他表現出的高尚品格,長久地受到人們懷念。他在鬥爭異常艱難的長征中先後擔任軍團、方面軍和全軍的指揮員,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才能,其功績也永遠與長征的輝煌同在。


  第三部分 會議之迷

  第一章 經受考驗(1)

  ——長征路上「邊走邊議」之謎
  翻開長征的史冊,人們會看到中共中央在萬里征途中召開過一個又一個會議,如今保存下來的紅軍長征遺跡,有很大一部分是當年的會議舊址——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當年中共中央隨紅一方面軍遠征二萬里,沿途的一次次會議使中國革命的航線繞過了險灘,最終駛入通向勝利的正途。這些會議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領導的英明,同時也是黨內集體智慧的結晶。
  蘇區不開會,毛澤東很難發表意見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之初起,便確立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強調以黨內會議決定大政方針。從1921年至1927年間,黨內就召開過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開展武裝鬥爭,黨中央長期隱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領導全國的白區地下黨和蘇區的紅軍。
  在嚴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領導人開會非常不易,中央會議明顯減少。1931年發生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的事件後,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環境惡化,主要領導人陸續轉移到農村革命根據地。1933年春,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也潛行進入江西瑞金。這樣,當時國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除了張國燾在川陝蘇區外,其餘的人都會集到了中央蘇區。
  儘管中央領導成員大都匯聚到瑞金,總負責人卻缺乏民主作風,在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後就很少召開黨中央會議。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時,又盲目聽從洋顧問李德的指揮。當時毛澤東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卻很難發表自己的意見。
  博古
  遭受重大損失後逐漸轉為集體決策
  1934年秋中央紅軍長征前,對撤出根據地這樣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沒有開會研究過,多數領導人在紅軍出發前才得知此事。周恩來後來回憶說,準備出發時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組成的「三人團」開過兩次小會,政治上由博古做主,軍事上由李德做主。這種帶有很大盲目性的個人專斷,導致戰略決策嚴重脫離戰爭實際,使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了慘重損失。
  在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的一個半月間,臨時中央的最高負責人在途中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行動方針,也不聽取他人意見,一意孤行,讓部隊帶著大量罈罈罐罐緩慢地近乎直線前進,根本無法擺脫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後,全軍人數由出發時的86萬人減至3萬多人。在此紅軍接近覆沒邊緣的危急關頭,博古痛心疾首卻又一籌莫展,李德則威信掃地而遭中央負責人群起反對,周恩來就此負起主要領導之責。此時,毛澤東為挽救紅軍提出一系列意見,周恩來認真聽取並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據當事者回憶,晚間中央縱隊行軍到達宿營地後,中央政治局成員就經常提著馬燈聚集到一起開會,共同研討對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改變了原定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決定西入貴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黎平縣召開會議,決定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會議,通過了進入川黔邊建立新蘇區的決定。重大方針改由黨內會議研究決定之後,紅軍面臨的危局馬上得到緩解,這也為隨後召開遵義會議創造了條件。
  半個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義會議
  通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受到嚴重損失的教訓,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擁戴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經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這類臨時舉行的「飛行會議」,原先的錯誤領導逐步得到糾正。此時中央大多數負責人認為,有必要再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全面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並最終樹立正確的領導。但能有一個較長時間的休整期,成為召開會議的前提條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佔領遵義城,此後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機關陸續入城。在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裡,紅軍休整了半個月。
  此時黔軍師長柏輝章逃跑,他原先的豪華住宅人去樓空,正好成了軍委辦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開了擴大會議。由於紅軍處於轉戰之中,強調涉及機密問題的一字一紙都不能落入敵手,遵義會議沒有記錄。在中央隨軍攜帶的鐵皮箱子裡只留下一份會前起草、會議期間通過的決議案。對遵義會議的時間,有人回憶開了三天,有人回憶開了一個星期。不過對會議的基本內容和形成的決定,當事者的回憶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錯誤的軍事路線並確立了新的領導核心。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相繼發言,系統批判了前一時期錯誤的軍事路線。朱德列舉了此前領導的錯誤,認為不能再這樣走下去。周恩來也擁護毛澤東來領導紅軍。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後博古「讓」權
  遵義會議後,中央隨部隊繼續行軍,進入雲南扎西境內後,在晚間宿營地連續開會。大多數人都認為博古不能繼續領導下去,毛澤東以主要精力指揮作戰而不願擔任總負責一職。2月4日至5日,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處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莊裡,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除了決定反攻遵義外,大家又議定博古將黨的總負責職務正式交給張聞天。
  紅軍二渡赤水後取得再佔遵義的勝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擴大會議,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三人小組,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央紅軍四渡赤水,靈活機動地擺脫了幾十萬追敵。
  張聞天主持中央的具體事務後,遇到重大事務,不僅首先聽取毛澤東的意見,也注意召開會議集體商議。
  毛澤東指揮紅軍北渡金沙江後,有些領導人對部隊往來迂迴多走路不理解。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會理縣城外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批評了部隊中的「右傾情緒」。半個月後紅軍搶奪瀘定橋,5月31日中央在瀘定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並派政治局委員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地下黨組織。陳雲到達上海後見難以活動,便轉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的情況。
  6月間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縣兩河口召開會議,張國燾也前來參加。會議決定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張國燾卻有意拖延。
  為爭取四方面軍盡快北上,中央政治局於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兒蓋地區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重申了北上方針。然而紅軍通過草地後,張國燾卻對抗中央北上方針,強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接著在俄界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長征中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
  9月18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哈達鋪,毛澤東等領導人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決定向那裡進軍。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作為總負責的張聞天徵求到會者的意見,大家都同意到陝北落腳。萬里長征中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體現出政治局成員的一致性。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的領導核心形成了高度團結,不僅使一方面軍在陝甘地區得到了大發展和東征、西征的勝利,隨後又迎來了二、四方面軍北上會師,勝利結束了紅軍長征。
  【點評】民主決策經受考驗
  在長征途中,中央的會議大都在緊張行軍中召開,一些被當事者稱為「飛行會議」。因缺乏原始記錄,回憶錄中說法存在著某些差異。不過這些會議確定的大政方針卻很明確,並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回顧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也體現出民主決策的極端重要性,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第二章 轉戰貴州(1)

  ——紅軍改變前進方向之謎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紅軍付出慘重代價突破湘江,進入了山路崎嶇的越城嶺地區,全軍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減至3萬多人。部隊在山區裡行軍,找不到糧食、房屋,所有人員只好連日在路上露營,有人在睡夢中還滾下崖去,全體指戰員都極度疲憊。
  此時,國民黨軍十幾萬重兵正在紅軍預定的前進方向上張網以待。面對紅軍的危險處境,毛澤東提議改變前進方向。中央隨即舉行了通道會議,接著又舉行了黎平會議,紅軍改變了行動方向才暫時擺脫了險境。
  湘江戰後,紅軍被迫進深山
  當年為李德擔當翻譯的伍修權,曾寫《七律?歷史轉折》一首,描寫湘江戰後的情形:「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
  中央紅軍的機關和精銳主力突破湘江後,蔣介石已經判明紅軍計劃到湘西落腳,派出了中央軍、湖南軍十幾萬人趕到那裡張網以待。不過當時中央紅軍有出色的無線電偵察,能夠破譯幾乎全部的國民黨軍電碼,馬上知道了敵軍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成為決定全軍生死存亡的關鍵。
  從贛南突圍時,臨時中央的計劃便是到紅二、六軍團那裡落腳。過湘江後,發現城步、武岡等地都有敵軍趕到,已經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進入越城嶺再過苗嶺,連續多日在山裡轉。這時,廣西軍閥雖然重在保存實力,仍以小部隊側擊、襲擊紅軍,還派了一些便衣在紅軍剛到宿營地的時候燒房子,使得部隊無房可住,同時敗壞共產黨的聲譽。
  紅軍進入廣西北部山區時,不斷有飛機在白天轟炸,部隊只好轉入夜間行軍。快天亮的時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隊。慢慢地部隊形成了—個規律,晚上行軍,到天亮便宿營。中午敵人追上就打幾個鐘頭,等到黃昏再出發。
  如此循環反覆,部隊中的新兵、民夫很不習慣,大批掉隊。剩下的骨幹體力也消耗極大,有的人休息時,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如此疲憊的隊伍,如果再按原計劃去同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師,勢必同預伏在那裡的數量比紅軍多五六倍的敵軍再進行一場惡戰,結果只能是全軍覆沒。
  據警衛員回憶,周恩來對李德前一段的指揮錯誤進行了批評,李德不服,兩人用英語爭吵起來,拍桌子都把馬燈震滅了。這時博古也改變了態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這樣,「三人團」內周恩來就負起了指揮責任。周恩來一向謙虛,具有民主作風,他掌握軍事領導權後,馬上聽取過去受冷落的其他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實際上就此參與了軍事指揮。
  通道會議改變進軍方向,卻未解決根本問題
  由於周恩來主持了軍委工作,從翻越老山界直至進入貴州,中央領導人經常碰頭。晚間一到宿營地,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還同一些固執己見的人爭論,遇到重大問題政治局就舉行會議。在行軍中召開這種會議非常簡單,多無記錄,
  後來被稱為「飛行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除「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也到會,著重討論前進方向。李德、博古仍認為應進入湘西,如會合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毛澤東卻堅決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貴州前進。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這一主張,最終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中央紅軍就此轉兵西向,進入貴州境內。
  此時的貴州是南方軍閥統治最薄弱的地區,該省軍閥對南京政府有獨立性,省內還分裂為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材、蔣在珍四派。黔軍多是既帶步槍又帶煙槍的「雙槍兵」,戰鬥力比湘軍、桂軍差得多。紅軍進入那裡能得到一個休整之機,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出路。
  不過嚴格而論,通道會議只解決了當時「萬萬火急」要立即解決的進軍路線問題,並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尤其沒有改變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僅是戰術「轉兵」而並非戰略「轉兵」。正因為如此,紅軍從通道出發佔領黎平縣城後,在那裡就進軍方向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黎平會議再起爭論
  通道轉兵後,紅軍避開敵重兵,三天後便順利佔領貴州東部的黎平縣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開會,由周恩來主持,李德稱病未到會。博古在會上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轉達要堅持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周恩來與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提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後,周恩來將中央政治局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來嚴肅批評,其他領導人也不願再聽取這個國際顧問的意見。
  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的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是會議的主持者,又是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的認識轉變,黎平會議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會議只有政治局成員參加,各軍團首長沒有到會,不過知道會議決定後,大都表示滿意。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後來總結說:「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前進。」
  猴場會議最終結束錯誤計劃
  紅軍進入貴州後,各派軍閥自保實力,不敢以主力攔截。1935年元旦前夕,紅軍順利佔領猴場這一黔東重鎮。中央機關在鎮中找到的住房條件很好,屋裡還有電話。
  到達猴場的當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前進方向。會上博古、李德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紅軍要麼在烏江南岸打游擊,要麼準備向東拐,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提議馬上被周恩來、毛澤東和其他多數領導人否決。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提出,下一步的立足點是「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
  猴場會議通過的這一決定,既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議,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這一決定還使中央紅軍挺進黔北、攻佔遵義的正確方針有了實際保障。
  博古、李德錯誤主張的底線是不過烏江,因為烏江是天險,過去了就不容易再回來,折向湘西也不太可能。
  猴場會議通過的這一決定,完全斷絕了實施原先向湘西前進的錯誤計劃主張的後路,把預想的落腳點徹底改為黔北或四川。中央紅軍向黔北行動,又為召開遵義會議,實現黨的偉大轉折做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準備。
  猴場會議後,進入貴州的中央紅軍利用軍閥王家烈集中主力守衛貴陽的機會,揮師北上渡過烏江,直取遵義城。當國民黨中央軍尾隨進入貴州再逼近烏江時,紅軍已經在遵義附近休整了半個月,並且在那裡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
  【點評】改正錯誤轉折序曲
  經過慘烈的湘江之戰,紅軍指戰員思索的,就是下一步的前進方向和落腳點。去湘西會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那麼就只能另尋出路,於是便有了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
  這三個會議,作為遵義會議的前奏曲,已被歷史證明具有重大的意義。紅軍在通道轉變了行軍方向,也標誌著自此開始逐步扭轉錯誤的軍事路線。中央紅軍轉向貴州後一時擺脫了危境,在遵義得到了休整,更清楚地證明了爭論中誰對誰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就自然地在黨的集體擁戴下形成了。

  第三章 指明方向(1)

  ——遵義會議之謎(上)
  1935年1月,已經突圍長征三個月的中央紅軍終於在遵義得到了短暫休息。恰逢城內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剛修起了豪華住宅,號稱是遵義市區最好的房子,它就成為中革軍委的辦公地和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人的住所。這座後來出現在許多歷史書籍、影視作品中的外形別緻的二層樓,也成為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會場,解放後又被開闢為重要的革命歷史遺址。
  決定中央紅軍乃至整個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會議能在遵義召開,是經過了一段較長時間醞釀的。
  國民黨軍隊被「涮」
  中央紅軍自贛南突圍後的三個月間,總處於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1934年12月中旬,臨時中央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實行「通道轉兵」進軍貴州,才暫時甩掉了後面追敵,並嚇跑了正面的守敵,贏得了一段難得的休整時間。
  1935年1月7日拂曉,神兵天降一般的紅軍突然攻佔了貴州北部最大城市遵義的南門,城內守敵聽到槍聲大作後望風而逃。1月9日以後,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從烏江邊陸續進入城內。據當時的人回憶,紅軍入城時正在下雨,戰士們滿身泥污。不過他們在城外還是停下洗臉洗手,然後高唱《紅軍紀律歌》進了城,市民們看到他們衣衫破爛,但精神面貌很好。
  紅軍主力能在城內休息十二天,關鍵在於通道轉兵出乎蔣介石的預料。此時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打了很多勝仗,威脅常德,牽制了湖南軍閥主力,未能尾追中央紅軍,起到掩護作用。國民黨中央軍的追兵在中央紅軍入黔之初,仍估計紅軍會回頭與二、六軍團會合,薛岳所率的兩個縱隊還在湘西芷江、洪江嚴陣以待,直至紅軍渡過烏江才發現情況有變,就此追入貴州。貴州的王家烈等四派軍閥既要各自保存實力,同時還要防備蔣介石的中央軍乘追紅軍之機搶他們的地盤,一時也不肯出力攔截。
  中央紅軍得到這個機會在城內休息,部隊招入新戰士補充兵員,被服廠開工為全軍每人都製作了新軍衣,同時突擊醫治了傷病員。陳雲在後來的文章中寫道:「紅軍在黔北休養十二天,使紅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後之戰爭,不僅戰鬥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
  開會日期難以斷定
  在遵義得到休整的另一個重大意義,便是中央有時間召集政治局成員和各軍團負責人坐到一起,開幾天會,詳細地討論問題。由於當時處於萬里轉戰途中,文件記錄攜帶困難,又要防其遺失或落入敵手,因而會議沒有記錄,召開的時間也難以判定。遵義會議在中央的鐵皮箱子裡保留下的唯一文件是《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標明日期是2月8日。
  遵義會議舊址
  這個決議由毛澤東委託張聞天起草,在會議上通過。後來一些書籍曾根據這一日期,認為會議在此之前召開。不過據中央機關行軍日誌記錄,黨中央機關於1月9日至10日陸續進城,會議肯定是在1月10日以後召開。會議的時間有人回憶是三天,有人回憶開了一個星期。
  現在根據當年一些當事者所留下的行軍日記,大致可判斷遵義會議在1月15日正式開始,到18日結束,19日紅軍便開始出城北上。據當事者回憶,會議一般都是晚間7時開始,到凌晨時分結束。當時城內還有電燈,這次會議在長征期間是條件最好的一次。
  長征開始就開始醞釀這樣的會議
  1月15日晚飯後,二十個人來到柏輝章公館內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此開始。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還有七位紅軍指揮員雖非政治局成員,也被吸收到會。他們是: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總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在場的還有國際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這次會議,醞釀起自於紅軍長征開始時,最早的倡導者是王稼祥和張聞天。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連連失利時,張聞天就對博古、李德的指揮非常不滿,提出:「李德這樣指揮怎麼行?這樣能打勝仗嗎?」長征開始時,王稼祥同毛澤東一起坐擔架,面對危局主張盡快更換領導,並主張召開會議解決問題。隨後,王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左)、周恩來(中)、王稼祥(右)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
  稼祥又找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人商談此事,得到一致贊成。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伍修權後來總結說:「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張聞天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從醞釀期間,他便同毛澤東商討了如何批判錯誤的軍事路線,並已經事先起草了會議的決議。
  主報告、副報告和反報告
  遵義會議還是由黨的總負責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張長條桌子中間的位置上。別的參加者也沒有名單座次,隨便找個凳子坐下。這次會議的內容,是解決燃眉之急的軍事路線問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
  博古首先發言做了「主報告」,雖然對軍事路線有所檢討,卻主要強調客觀原因,把失敗歸咎於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接著,周恩來做了「副報告」。他為人一向謙虛,以自我批評的精神主動承擔了責任。這時李德坐在門旁邊,垂頭喪氣,人們形容他是「處在一個被告位置」。
  「主報告」和「副報告」完成後,張聞天首先發言。他根據事先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見,做了一個系統的「反報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從反「圍剿」一直到長征出發後的錯誤軍事指揮。這一發言,馬上引起會場上多數人的同感,會場氣氛馬上改變。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澤東過去參加會議時,一般總是先聽大家的意見,再做結論性總結。在遵義會議上,他在張聞天做「反報告」後就馬上發言,據與會者回憶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的發言著重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和在各方面的表現,如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和轉移時的逃跑主義。毛澤東特別針對李德的瞎指揮說: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還列舉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觀點。毛澤東的發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與會絕大多數人的熱烈擁護。
  毛澤東發言之後,王稼祥接著發言。他在會上率先明確地提出應由毛澤東指揮紅軍。周恩來也再次發言表態,認為毛澤東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是正確的,並提議毛澤東任紅軍總指揮。朱德、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等人都發了言,林彪卻沒有明確表態。從到會的二十餘名領導人的態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見。
  在會場上,伍修權一面聽著大家對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譯給他聽。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最後神情沮喪地為錯誤做了一點辯護,說自己本來只是作為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不論最後的責任由誰負,此前的軍事指揮錯誤卻已是會上公認的不爭的事實,改變領導也就成為必然。
  【點評】根本改變在遵義
  在遵義會議之前,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已經開始糾正錯誤的軍事路線,然而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在通道、黎平、猴場召開的會議,只解決了進軍方向和行動路線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領導的路線問題。遵義會議通過的決議,指出臨時中央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明確了這一點,會議才能做出決定:「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正是在此基礎上,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的組織領導問題在遵義會議上得到解決,並就此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第四章 指明方向(1)

  ——遵義會議之謎(下)
  幾十年間,對遵義會議已經有無數理論文章和文藝作品做了稱頌,史書中差不多都一致說,會議樹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從而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然而到了1982年,中央檔案館發現一份當年政治局委員陳雲在會議結束後的筆記。從中可以看出,會議期間,黨中央總負責博古的職務並沒有被撤銷,會議決定周恩來是軍事上的最高指揮者,而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有人閱讀這份第一手記錄後,對傳統說法提出了一些疑問。不過深入進行研究,仍可看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確立領導地位一事,是可以肯定的。
  陳雲筆記留下準確記載
  由於長征期間的特殊環境,中共中央要求涉及核心機密的內容不留隻字片紙,以免在征途中遺失落入敵手,遵義會議做出的組織方面的決議沒有留下記錄。後來的參加者都是靠回憶來記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眾口一詞的說法是毛澤東從此樹立了領導地位,不過對職務安排的情況卻說法不一。到會者大都記得,王稼祥、周恩來先後在會上提議,毛澤東應該出來擔任黨的領袖,毛澤東卻以身體不好推辭,後來是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總負責。
  不過在共產國際保留的中共檔案中,卻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蘇關係非常友好的1956年,蘇共中央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資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檔案館將這批數量達幾百箱的檔案運回國後,原想提供給黨史研究部門,然而國內隨即出現了反右鬥爭,接著政治運動不斷,這批檔案就沒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數人用於搞「專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檔案館才組織人清理這批從蘇聯運回的歷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員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件中發現一份沒有署名,也沒有成文時間的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經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聶榮臻等辨認,是陳雲的筆跡。
  陳雲這個筆記本,是對遵義會議最權威的第一手記錄。陳雲拿到筆記本後回憶,這是會後一個月內所寫,準備傳達使用,內容無疑是準確的。幾個月後過了瀘定橋,他離開了紅軍前往上海並轉赴蘇聯。根據陳雲的這一筆記,遵義會議決議主要有四點: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實行適當的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
  放棄貴州到四川去
  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後,馬上又面臨著選擇落腳點的問題。在一個月前的黎平會議上,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
  黎平召開會議。圖為黎平會議舊址意見,中央改變了到湘西落腳的計劃,預定到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蘇區。
  到達遵義之後,中央發現當地的實際情況與想像出入很大,貴州並不是建立根據地的適宜地區。黔北盛產鴉片,糧食卻很少,煙毒氾濫,嚴重影響了青壯年男子的體質,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難。加上黔北人口相對較少,少數民族又多,共產黨的影響薄弱,地形條件也很不利,紅軍在此難以得到發展。於是政治局同意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改變黎平會議的決定,準備北渡長江會合紅四方面軍,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據地。
  為了便於靈活機動作戰,遵義會議否定了「大搬家」,對剩下的3萬多紅軍進行了整編。政治局委員陳雲領導了整編。這次整編把過去臃腫的「紅章」縱隊編制取消,龐大的挑夫隊伍解散,願意留下參軍的補充入作戰部隊,不願意走的遣散。過湘江後還保存下來的少量重物,這時或埋或丟,只剩下一個小隊留有部分馱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銀和文件。
  通過這次整編,全軍完成了輕裝,行動靈活,便於機動作戰,這樣才有了後來毛澤東指揮的出奇制勝的四渡赤水之戰。
  遵義會議使命終完成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北進,到達雲南東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2月5日至9日連續召開會議,解決了常委分工,遵義會議的決議也正式成文,這實際上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
  鑒於博古很難繼續領導下去,毛澤東又不願出任總負責,大家就擁戴張聞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因這個村子的雞一叫三省都能聽到而得名),政治局召開一個小會,博古把裝有中央文件的兩個鐵皮箱子交給張聞天,象徵著移交權力,並胸襟坦蕩地認為自己缺乏領導全黨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實際經驗犯過「左」的錯誤,但個人品質還是好的,後來又為黨做出了貢獻。
  遵義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在名義上還不是負主要責任的領導人,但他在黨內軍內具有崇高威望,會議後的中央負責人也堅信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張聞天、周恩來主要聽取他的意見,這在事實上使毛澤東處於核心地位。在此後一段時間裡,負總責的張聞天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互相配合,形成領導全黨全軍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政治局會議
  遵義會議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沒有經過共產國際批准。
  1922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為當時世界共產主義組織——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規定,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任命要經國際批准。直至1933年舉行六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召開的各次全會和重要的政治局會議,都有國際代表參加或經國際批准。
  遵義會議撤銷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樣大的變化不是經過共產國際提出,而是由中國共產黨自己做出決定,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次政治局擴大會,只有一個外國人李德到場,他不僅不是代表,還成了受批判的對象。這一批判,恰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已經從照搬教條的錯誤中擺脫出來了。
  中共中央獨立解決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自身已經能夠成熟地處理國內問題,不需要國際代表來發號施令;二是因為紅軍在長征途中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
  過去中共中央設在瑞金的電台功率小,同莫斯科的聯絡要經過設在上海的秘密電台收報後再轉發莫斯科。紅軍從江西出發時,設在上海的秘密電台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這一壞事恰恰也變成了好事,迫使中國共產黨下決心自己解決問題。
  遵義會議的另一個特點在於,並非政治局成員的主要軍事指揮人員都參加了此次會議,像總參謀長劉伯承和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楊尚昆、董振堂等軍團首長都參加了會議。此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是小範圍討論,到會討論者還有不少缺乏軍事知識。遵義會議擴大吸收了許多部隊首長參加,這既有利於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於統一全軍的思想。
  【點評】思想解放歷史選擇
  遵義會議召開前,紅軍已經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遵義會議的意義,不僅在於推舉毛澤東來領導全黨全軍,更在於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思想解放。中共中央能自己通過鬥爭實踐選擇領袖,而不是由共產國際指定,這本身就是獨立自主的體現。
  隨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不僅領導紅軍走出了危境,並且開啟了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也帶領紅軍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最後又取得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

  第五章 南下還是北進(1)

  ——兩河口會議之謎
  「兩大主力軍,邛崍山脈勝利會合了!歡迎紅四方面軍,百戰百勝的英勇弟兄……」1935年6月,跋涉八省險阻的中央紅軍翻越雪山後,同剛剛放棄了川陝根據地而西進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兩軍歡呼雀躍,尤其是中央紅軍更是激動萬分,馬上唱出了一首新編的歌。
  在廣大指戰員表達興奮之情時,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共中央卻同張國燾就下一步前進的方向發生了激烈爭論。中共中央就此在兩河口、黑水蘆花、沙窩、毛兒蓋連連召開政治局會議,一座座藏式木樓或寺堂成了激烈爭論的場所。
  南下還是北進,在當時成為爭執的焦點。
  兩大主力沒了落腳點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中央紅軍經過萬里轉戰部隊大幅減員,總數已不足2萬人,衣衫破爛,人馬疲憊。剛退出川陝的紅四方面軍約有8萬人,服裝整齊,顯得兵強馬壯。
  自1931年春天起主持紅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國燾,此時自恃軍力強,又以資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員自居,看不起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張國燾見到周恩來,首先詢問一方面軍還有多少人。周恩來說在遵義時還有3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他不僅不服從中央的決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主張要中央接受。
  5月間中央紅軍經過搶渡金沙江、大渡河,已將被拖得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追兵甩在後面。中央在會理會議上決定盡快北進,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以實現遵義會議提出的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中央入川時致電張國燾,只要求派兵接應,然而他卻在4月間讓紅四方面軍完全放棄了川陝根據地,渡過嘉陵江西進開始長征。
  中央領導人同張國燾見面後,便問他為何放棄川陝蘇區。張國燾回答,那裡已經是一塊擰乾了的檸檬。他的意思是根據地內財力已經枯竭,青壯年也動員光了。其實最根本原因是他想向西部逃避國民黨的進攻。這樣,紅一、四方面軍都處於無後方狀態,下一步到哪裡落腳就成了當務之急。
  1935年6月26日,兩個方面軍舉行了會師大會(中央紅軍此時又改稱一方面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到會,張國燾也來參加。會後,中央政治局在當地的一個喇嘛寺內召開了會議,史稱「兩河口會議」。
  兩河口會議上討論的中心問題,便是「到什麼地方建立新蘇區」。周恩來分析了當地情況,認為人口少且多屬少數民族,擴大紅軍很困難。東面成都盆地附近又集中了國民黨川軍和中央軍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北上甘肅」,然後向陝西發展,四川現有地區可作為游擊區。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領導人都認為,兩軍會師後可以迎來革命新高潮,「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張國燾卻一心避戰,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轉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實施,紅軍將進入荒涼的絕地。儘管中央一再說服,張國燾卻消極對抗,還依仗實力伸手要權,南下或北上一時成了爭執焦點。
  滯留苦地,紅軍說服工作艱難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共有10萬人,因前進的方針未定,徘徊停留在人煙稀少的漢藏交界區兩個月,供給很難保障,指戰員們只好割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吃了後還難以消化。中共中央為團結張國燾,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同意破例從四方面軍的幹部中吸收陳昌浩、周純全加入政治局。同時為促進兩個方面軍團結,中央還從兵員大為減少的一方面軍抽調許多幹部到四方面軍任職。毛澤東等領導人同張國燾反覆談話,希望說服他盡快同意北上,並說明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澤東同張國燾於五四運動時便在北京大學相識,又同是中共一大代表,過去雖多次共過事,關係卻長期不融洽。兩軍會師後二人多次長談也總不投機。為了緩和氣氛,毛澤東有一次還帶著女幹部劉英(後來的張聞天夫人)前往,見面就說:「我給你帶水來了!」張國燾一時不解,毛澤東便笑著說:「《紅樓夢》裡的寶二哥不是說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嗎?」張國燾由此恍然大悟,也笑了起來。不過,一談到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兩人又無一致意見。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今黑水縣城)舉行會議。在會上,中央在肯定了四方面軍戰績的同時,也批評了退出川陝蘇區的錯誤。而張國燾則指責一方面軍長征中減員大。會議決定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一、四方面軍部隊,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會議決定盡快消滅佔領松潘的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打開北上通道,會後卻因張國燾拖延避戰而使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為了說服張國燾同意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舉行會議,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共十一人到會。這次會議雖然提出創建川陝甘根據地,卻也開始公開暴露出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會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煽動對抗中央的情緒,不願北上而鼓吹南下。
  為統一認識,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舉行會議,張國燾沒有出席,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在會上,毛澤東提出北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會的原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表示擁護。會後,紅軍開始過草地,然而張國燾雖在表面服從北進主張,實際仍堅持南下路線,這又在征途中潛伏下重大危機。
  張國燾終於率軍南下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有五個軍,即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紅一方面軍有一、三、五、九共四個軍團(隨即亦改稱軍,九軍團改稱三十二軍)。在北進時,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組,分為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率領的總司令部隨左路軍前進,下轄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隨右路軍前進,下轄一、三、四、三十軍。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經過七天艱難跋涉,通過了草地。
  右路軍通過草地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和第三十軍發起包座戰鬥,殲滅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大部分兵力,打開了北上通道。這時張國燾卻突然變卦,率左路軍南下,並要求右路軍也南下。在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執行了張國燾的決定,毛澤東對他反覆說服仍無效果。中共中央為避免發生紅軍內部衝突,便率領中央縱隊和一、三軍共8000餘人於夜間出發單獨北上。張國燾隨後誣蔑中央「逃跑」,自己還另立中央,企圖分裂黨和紅軍。
  從1935年6月至8月,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說服張國燾,統一黨內認識,實現北上,召開了一系列政治局會議。雖然政治局通過的一系列有關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決定被張國燾破壞,但是這些會議對於爭取和團結紅四方面軍的幹部,爭取紅軍各主力部隊能最終會師陝甘寧,還是有著重大意義。
  【點評】北上決定富有遠見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出現北上和南下的爭執。紅四方面軍(包括留在其中的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跟隨張國燾南下後,在川康邊界地區幾經激戰也站不住腳,被迫退向甘孜藏區。中央紅軍北上陝甘,開拓了廣大的根據地,並同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
  當時國內抗日高潮正在興起,紅軍只有進入到北方抗戰前線,才能發展力量。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遠離抗日前線,在政治上無法爭取最廣大的群眾,在經濟上也無法長久保障供應,最終只能是死路一條。事實證明,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蘆花、沙窩、毛兒蓋等地召開的會議上提出的北上,是富有遠見的正確決策。

  第六章 幾經改變(1)

  ——紅軍定向陝甘寧之謎
  1935年8月末,中共中央隨右路軍通過了有「死亡地帶」之稱的水草地,此時又發生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事件,中央只率領8000餘人的隊伍向北進入陌生的陝甘地區,不能不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探索前進,並召開一次次會議研究落腳地點。於是,在中央紅軍長征的收尾階段,連續召開了巴西會議、俄界會議、榜羅鎮會議、吳起鎮會議……
  沒有等來張國燾,巴西會議決定連夜北上
  8月底,中共中央跟隨右路軍穿過茫茫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等待左路軍趕到會合,再佔領甘肅廣大地區。此時右路軍有4萬多人,多數部隊是紅四方面軍的主力第四、第三十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負責指揮。
  到達巴西後,雖當地仍很荒涼,畢竟有了人家和房屋,部隊找到了糧食,戰士們也迅速恢復體力。9月2日至9日,中央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工作方針。然而張國燾所率的左路軍沒有到達。
  9月9日葉劍英向中央報告,張國燾來電說已率左路軍南下,並致電陳昌浩要其率右路軍南下。對這份電報的內容,在不同回憶錄中有不同解釋,不過這封電報強行對抗中央北上方針的內容卻是確鑿的。
  得到葉劍英的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在會上,大家分析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抗拒中央命令的種種表現,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
  為了堅持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同時為了給整個紅軍北上開闢道路,中央決定採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一部繼續北上。這次會議時間很短,在凌晨結束,到會的領導迅速各自返回宿營地,在黑暗中帶領機關和部隊離開,還規定不許打火把,天亮後紅四方面軍的部隊才發現中央已經離開。
  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會議,就是著名的巴西會議。9月10日凌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時,又發佈《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俄界開會確立新方向
  9月11日晚,毛澤東等人帶領中央機關和紅三軍陸續到達俄界(今屬甘肅迭部縣),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到達次日,政治局又召開了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著重指出:中央堅持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張國燾反對中央這個方針,主張向南,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軍團也拉上這條絕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和破壞,使一、四方面軍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軍主力之一、三軍團應該單獨北上。
  會議還決定,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肅東北或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由於剩下的部隊不多,會議決定將原有一、三軍(軍團)縮編為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參加這次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對張國燾對抗中央的行為都非常憤慨,不過大家認為,這畢竟還屬於黨內鬥爭。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因考慮到今後還要爭取他本人和四方面軍的同志,因此不對外公佈,只發到中央委員一級。
  俄界會議後,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繼續北進,突破了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於1935年9月18日進佔甘肅哈達鋪。這個較大的鎮子裡回族、漢族居民各佔一半左右,部隊到達此地後利用三天時間休息整編。
  由於剛剛走過草地的指戰員身體大多虛弱,為了盡快恢復體力,全軍上下從司令員到戰士、炊事員都發了一塊大洋,按當地物價可以買五隻雞。當時部隊連天改善生活,許多人還洗了澡、理了發,面貌煥然一新。在鎮上,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正式宣佈組成,下轄三個縱隊:原一軍團編為第一縱隊,三軍團編為第二縱隊,軍委機關編為第三縱隊,原來的各團縮編為大隊。
  在哈達鋪休整時,中共中央領導人還從報紙上瞭解到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形勢。尤其是毛澤東等人看到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都非常興奮,大家議定應該到那裡落腳。
  連以上幹部開會,感覺要「到家」了
  9月22日,部隊從哈達鋪出發,毛澤東做動員講話說:「我們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是少了一點,但小有小的好處,目標小點,作戰靈活性大。人少點,更不用悲觀,我們現在比1929年初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的人數還多哩!」
  陝甘支隊從哈達鋪出發東進後,於9月27日佔領甘肅通渭縣的榜羅鎮,在當地又休整了兩天。中央總負責張聞天感到,確定落腳點這樣一件大事,還應由政治局集體討論決定為好,於是又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到會者一致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那裡的紅軍會合。
  榜羅鎮會議結束後,9月28日清晨,黨中央召開了陝甘支隊連以上幹部會議。政委毛澤東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決策,並進行了政治動員。接著,支隊司令員彭德懷、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和支隊副司令員林彪先後講了話。最後,出身陝長征到達陝北後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秦邦憲)西的幹部賈拓夫還向大家介紹了陝北根據地和劉志丹的情況。轉戰兩萬里,人們此時終於有了一種快「到家」的感覺。
  毛澤東、彭德懷於9月29日率第一縱隊先行出發,直向陝北前進,並打退了尾追的馬家軍和東北軍的騎兵。
  10月19日,陝甘支隊進入一個只有十孔窯洞的小村鎮。老百姓不知道來的是什麼軍隊,大都逃避。不過先頭部隊發現,一個窯洞前掛著「赤安縣六區蘇維埃政府」的牌子。他們異常興奮,確認自己到達了陝甘根據地。
  這個地方叫吳起鎮。中央派人去聯繫當地的蘇區和紅軍領導人,接著於10月2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主持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報告,正式宣告長征結束。他詳細說明了俄界會議以來的形勢與陝甘支隊的任務,提出應在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並以陝甘晉三省為發展主要區域。他還提出,應重視同西北同志的團結;南北軍隊有些不同,互換領導,亦須注意;應以快樂高興的態度,和他們見面。
  會上的其他同志發言,表示了希望「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援助」。不過一些領導人感到,一時還難以做到這點。
  會議結束後,10月29日,陝甘支隊發表《告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號召陝甘支隊指戰員要迅速與紅二十五、二十六軍會合。吳起鎮會議,為11月上旬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勝利會師做好了準備。
  【點評】明確目標落腳陝北
  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後的一個多月裡,政治局在2000里的行軍中連續召開會議,這對匯聚領導人的集體智慧,最後統一思想落腳陝北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作為黨內集體智慧的結晶,在這段時間裡也充分體現出來。當年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藏式木樓、黃土高坡上的窯洞大都已難尋,然而那個艱難歲月中發揚民主的作風和優良傳統,還是作為寶貴財富留給了後人。

  第七章 重握主動(1)

  ——瓦窯堡確定大轉變之謎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了陝北。當地雖然貧窮,可畢竟傷病員有了地方安置,中央機關也有了相對固定的住所,全軍還下發了根據地群眾縫製的新棉衣。不過這時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仍在南方長征和轉戰,如何確定新的政治方針,迎來全軍長征的勝利,仍是頭等重大問題。
  此時,一個化裝為貨郎的「遠方」來客來到陝甘蘇區的中心瓦窯堡,帶來了共產國際指示。接著,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便在一孔石窯洞裡召開了……
  神秘貨郎帶來共產國際新指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的吳起鎮,11月6日又到達甘泉的象鼻子灣,同紅十五軍團舉行了勝利會師大會。由於國民黨軍正對陝甘根據地進行「圍剿」,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同紅十五軍團的領導人徐海東等趕到前線指揮,張聞天則率中央機關北上進入中共陝北省委和陝北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瓦窯堡。
  11月10日,中央機關進入瓦窯堡這一天,陝甘蘇維埃政府組織幾千群眾夾道歡迎,敲鑼打鼓,還表演了秧歌舞,鎮子裡熱鬧非凡。張聞天進鎮後,與新婚妻子劉英住進了一孔寬敞些的石窯洞,中央的一些重大事務便在那裡處理。
  中央機關進入瓦窯堡後十餘天,一個身穿光板羊皮襖的壯漢便找到這裡,見到了老熟人張聞天。這個人就是中國工人運動著名領導人張浩(原名林育英)。他於四個月前受共產國際委派,從莫斯科回國尋找中共中央傳達新精神。為防路上被敵抓捕,遭遇不測,張浩不帶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內容和新電碼,化裝成一個貨郎,先騎駱駝後步行,跋涉千里通過內蒙古戈壁,沿途打聽紅軍消息,最後看到陝北蘇區的佈告才找到瓦窯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個月。
  新精神與毛澤東想法不謀而合
  張浩見到張聞天後,講述了共產國際的政策和策略的新變化。由於德國、日本對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加,共產國際於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共產國際領導人在七大上盛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鬥爭,會後到達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又報告了紅軍長征的情況,使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領導人更急於把國際新精神通知中共中央。由於中央紅軍長征後與莫斯科中斷了電訊聯絡,共產國際在七大結束後便派張浩作為代表(過去派來的國際代表都是外國人),從蘇聯通過外蒙古進入內蒙古,前往西北尋找長征中的中共中央。
  張浩的到來,使中共中央領導人都非常高興。張聞天讓他留在自己的窯洞裡,一日三餐在一起邊吃邊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從前線趕來相會。毛澤東得知國際新精神正好與自身想法相吻合,馬上開始制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作為中共黨內老資格的革命家,又有「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張浩對團結爭取紅四方面軍和制止張國燾的分裂也起了重大作用。他到達後便致電過去很熟悉的張國燾,說明共產國際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迫使其收起自立的「中央」牌子,回電表示「急謀黨內統一」。張浩隨後又對四方面軍做了許多工作,促進了三大主力會師陝甘寧,勝利結束了長征。
  新政策出台:一致抗日,爭取東北軍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聚集到張聞天家的簡陋窯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窯洞只能坐下十幾個人,開會時在炕前支起一張舊方桌和幾條長凳,政治局委員在炕上和長凳上隨便就坐。
  瓦窯堡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博古(秦邦憲)、彭德懷、鄧發、凱豐(何克全)、李維漢、楊尚昆等十幾人參加,張浩(林育英)在會上做傳達。由於這次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新精神,中央也讓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前來參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
  中央負責人著重研究了如何團結國內各階層一致抗日。當時紅軍在陝甘戰場的主要對手,正是「九一八」事變後流落關內、又被蔣介石驅趕到「剿共」前線充當炮灰的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於是這支部隊便成為紅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提出了新的策略。會議還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會議決定,重組的紅一方面軍盡快東征山西,爭取進入華北抗日前線。
  1936年2月,毛澤東親率紅軍東渡黃河入晉,因蔣介石派十個師幫助閻錫山攔阻,兩個多月後折返陝北。東征的成就如同毛澤東曾用四句話所概括的:「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
  紅軍主力東征期間,留守陝北的周恩來進入東北軍控制的延安,同張學良在教堂中秘密會見,促進了東北軍、西北軍同紅軍建立合作關係,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諫」捉蔣逼其停止內戰的「西安事變」。這些都是瓦窯堡會議新政策的成果。
  中共參加西安事變談判的代表:博古(左)、葉劍英(中)、周恩來(右)
  瓦窯堡成為張學良的「戰績」
  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派劉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使此前遭受嚴重破壞的白區黨組織開始恢復,「一二九」運動後掀起的全國抗日救亡熱潮也日益高漲。
  在召開瓦窯堡會議後的近半年間,瓦窯堡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陝甘根據地的中心,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也設在城內北側的米糧張學良山上。1936年春,蔣介石嚴令東北軍進兵「剿共」,並對行動不力的部隊,以懲處和停發軍餉相威脅。此時,中共中央考慮到必須讓張學良對蔣介石有所交代,於是秘密同東北軍打了招呼,主動讓出瓦窯堡,使其能向蔣介石報告「收復瓦窯堡」的「戰績」。1936年6月,中共中央遷往保安縣城(今志丹縣)。
  張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針通過電台通知了返回川康邊的紅四方面軍。此時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中央北上陝北後打開了局面,紅四方面軍則在藏區陷入了兵源糧源補充極困難的窘境,部隊人數由8萬減至4萬。任弼時、賀龍所率的紅二、六軍團(紅二、六軍團後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到達甘孜同四方面軍會師後,瞭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後也堅決擁護。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終於根據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紅軍於10月間會師,勝利結束了長征。
  【點評】局面扭轉煥然一新
  如今人們到陝北子長縣瓦窯堡鎮,還能看到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的幾孔坐西面東的窯洞。左起第二孔窯洞即張聞天舊居,正是在這裡,召開了瓦窯堡會議。
  長征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眾多的會議,大都是在緊急情況下討論行動方向。長征到達貴州北部召開的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路線和策略的轉變。不過那時軍情緊急,主要是改變軍事路線。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瓦窯堡會議上才徹底糾正了「左」的政治路線,完成了從遵義會議時開始的全黨的策略轉變。此後,國內形勢很快煥然一新,同時迎來了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和長征勝利結束,也使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抗日高潮中得到自身的大發展。


  第四部分 戰役之謎

  第一章 喋血湘江(1)

  ——紅軍傷亡之謎
  長征究竟經過了多少次戰鬥?戰果是多少?根據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結束長征時由彭加倫記錄、肖向榮填詞的《遠征曲》這樣總結:「大小五百餘戰,計算起來,潰敵四百一十團。」這還只是中央紅軍的情況。
  中央紅軍的湘江之戰是紅軍所有戰役中最為慘烈的,這是確信無疑的。
  湘江之戰,發生在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時。經此惡戰突圍後,紅軍人數從出發時的8萬6000餘人,銳減為3萬多人。
  「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
  湘江之戰冠以「慘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損失的人多。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硬仗、惡仗、敗仗並沒有少打。黎川、滸灣、大雄關、廣昌等戰鬥,紅軍連遭敗績。尤其是著名的廣昌保衛戰,紅軍血戰18天,傷亡5000餘人,最終卻未能守住廣昌。
  湘江之戰開始前,通過前三道封鎖線時,紅軍也遭受了一些損失。
  紅軍前進方向上的四道封鎖線,並非同時構築,而是隨破隨構。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的蔣介石雖然有時判斷失誤,但他作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黃埔軍校校長、北伐軍高級指揮官,有一定的戰術素養,對紅軍初期的行動方向判斷也是準確的。
  第一道封鎖線在信豐河一線,紅軍的對手是粵軍陳濟棠部,當地構築了很多碉堡。儘管黨中央已經與粵軍有借道的協議,但因消息不暢,紅軍仍然遭到粵軍一些抗擊,損失3700餘人,折損一員猛將洪超。洪超18歲參加南昌起義,身經百戰,時任紅三軍團先鋒第四師師長,犧牲時年僅24歲。
  通過第二和第三道封鎖線,仍然戰鬥不斷。戰鬥損失和掉隊、落伍使紅軍分別減員9700餘人和8600餘人。如此算來,雖經沿途的零星補充,紅軍到達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不過65萬人。
  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舊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圍轉移時,是想把根據地從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攜帶了印鈔機、石印機等大量的「罈罈罐罐」。主力一、三軍團為左右前鋒,八、九軍團在兩側掩護,五軍團殿後,護衛著龐大臃腫的中央和軍委機關縱隊做甬道式行軍,浩浩蕩蕩,蔚為壯觀。
  彭德懷對把高度機動、善打能藏的紅軍精兵當做「轎夫」,只能被動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滿,憤怒地說:「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
  本來在8月上旬,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在江西界首地區順利渡過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況與三個月前判若雲泥:彭德懷讖語成真,湘江兩岸果然成了成萬紅軍的埋骨墳場。
  喪失良機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紅軍突破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判斷出紅軍是想前往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湘江是必經之地,於是命令中央軍以八個師追擊,並命令湘、桂兩省軍隊在興安與全縣之間沿湘江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意圖在此全殲紅軍。
  遺憾的是,中革軍委在無線電偵知了嚴峻敵情之後,仍於11月25日下達了搶渡湘江的命令。這樣,紅軍便處於蔣、桂、湘等軍隊的聯合夾擊下,態勢極端不利。
  起初,紅軍並非無機可乘。桂軍首領白崇禧通過飛機偵察發現,尾追於紅軍之後的中央軍將原來的兩日行程突然擴大為七日以上,便認定蔣介石是想讓桂軍與紅軍火並以兩敗俱傷,中央軍好乘機進入廣西,於是下令桂軍主力西調阻止紅軍進廣西,在湘江北面讓開一條缺口。紅軍先頭部隊迅速渡過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長的湘江兩岸。但中央和軍委縱隊行軍速度緩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機就這樣白白喪失了。
  從11月28日開始,在蔣介石嚴令下,湘軍最先向守衛渡口的紅軍發起進攻。桂軍也返身殺回發起側擊,中央軍則在後面猛攻。紅一、三軍團為保衛湘蔣介石在江西督戰江渡河點,在江邊低矮的丘陵地帶依托臨時工事展開血戰,在敵猛烈炮火和飛機轟炸下傷亡慘重。
  在中革軍委實際負指揮責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實行甬道掩護戰。面對戰場上的嚴重局面,軍委雖雪片似的發出「十萬火急」、「萬萬火急」的文電,卻不肯扔掉罈罈罐罐。這樣既無法提高行軍過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揮方案,只發出了一份內容空洞的「訓詞」,鼓動部隊死守硬拚。幸虧廣大指戰員的英勇,才使大隊免被敵攔腰截斷。
  經過五日五夜的血戰,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終於拚死渡過了湘江,並於12月3日向西進入桂北越城嶺山區。至此,湘江戰役以紅軍受到重創而結束。
  代價慘重,紅軍到底損失多少人
  湘江之戰,紅軍到底損失多少人馬?迄今為止,說法不一。戰史中並沒有公佈具體的統計數字,以下數字可供讀者自己分析。
  在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中統計:紅一軍團三個師19880人;紅三軍團三個師17805人;紅五軍團二個師12168人;紅八軍團二個師10922人;紅九軍團二個師11538人;軍委縱隊4893人;中央縱隊9583人(內含一個新兵組成的教導師)。以上共計86789人。全軍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十幾發,輕機槍百餘發。
  通過前三道封鎖線,紅軍共計損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補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鎖線後,檢點人員,約37萬人,這是遵義會議前的一個統計。
  指揮湘江戰役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何鍵、白崇禧在講話中均說,紅軍在此役中戰死的連帶打散的將近2萬人。
  作為主力的紅一、三軍團都折損近半,紅五軍只剩一個師,而主要由長征前剛動員入伍的新兵組成的八軍團僅剩1000餘人,紅九軍團剩3000餘人。
  「絞肉機」中一天陣亡兩個團長
  湘江之戰冠以「慘烈」之名,也是言紅軍將士犧牲之壯烈。紅軍指戰員在風景如畫的湘江邊上,度過了夢魘般的五日五夜。
  當時在紅軍部隊中有這樣一首歌謠來形容各系軍閥的戰鬥力:「滇軍黔軍兩隻羊,湘軍就是一頭狼;廣西猴子是桂軍,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時的「湘狼」和「廣西猴子」,一反過去「坐山觀虎鬥」,暫時放棄了與中央軍的矛盾,合力向紅軍發起進攻,其總兵力達15個師,約20多萬人,更兼國民黨軍有飛機每日掃射轟炸。
  守衛湘江河畔渡口的紅軍防禦陣地,成了一個巨大的絞肉機。雙方的兵力被不斷投入,然後被不斷消耗,再不斷投入,再不斷被消耗。這種戰術對於兵力和武器處於劣勢的紅軍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在渡口南面,紅三軍團抗擊回頭北上的桂系兩個軍,戰況尤為慘烈。五師師長李天祐看著部隊傷亡過半,一面嚴令堅守,一面催促機關人員「走快點」。
  在湘江渡口北面,紅一、九軍團主要抗擊湘軍進攻。第三師的團、營幹部大部分犧牲或負傷,四師在一天之內竟有兩位團長陣亡。
  擔任全軍後衛的紅五軍團與中央軍追兵日夜激戰,到達湘江邊時渡口已被敵控制,軍團部和第十三師只得另尋渡河點涉水而過。隨紅五軍團擔任後衛的劉伯承最後渡江時,看到路邊倒下的大批紅軍遺體,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漂流的文件和蘇維埃幣,不禁長長歎息。
  紅三十四師和紅六師第十八團被截斷在湘江東岸,戰至最後大部犧牲。
  紅五軍團的三十四師是後衛中的後衛,在師長陳樹湘的率領下,在湘江以東阻擊追兵,全師6000餘人僅剩300餘人,與主力紅軍失去了聯繫。陳樹湘負傷被俘,敵人為他醫治並準備誘降時,他拒食拒醫,並用手從腹部傷口處挖出自己的腸子,用力絞斷而壯烈犧牲,年僅29歲。此後,敵人竟將他的頭砍下來,在道縣城門上示眾三天。
  【點評】紅軍不死轉折契機
  湘江之戰戰鬥之烈,犧牲之慘,是紅軍史上從未有過的。但是,紅軍沒有失敗,蔣介石消滅紅軍的目標並沒有達到,紅軍還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條封鎖線,折向湘桂邊界的越城嶺(老山界)山區。對此,蔣介石歎道:「無異縱虎歸山,數年努力,功敗垂成!」
  血的教訓使紅軍對「左」的錯誤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為人謙和如周恩來者,也堅決反對洋顧問李德再來指揮紅軍。這就為隨後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第二章 空靈奇幻(1)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謎
  四渡赤水,被毛澤東自稱為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組環環相扣的戰鬥,從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烏江,中央紅軍在貴州、四川、雲南的邊界赤水河流域轉了三個月,走了110個城鎮。整組戰鬥敗中有勝,勝中有敗,先敗後勝,反敗為勝。
  四渡赤水把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發揮到極致。
  毛澤東「復出」,第一仗打得並不順
  遵義會議根據黔北條件不利和國民黨40萬大軍逼近的情況,決定調整戰略方針,令中央紅軍北渡長江,會合紅四方面軍,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區創建根據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紅軍撤離遵義,向川黔交界處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準備渡過赤水河後從宜賓至瀘州段北渡長江。
  1月27日,中央紅軍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東岸的土城鎮前進,這裡是黔北入川的要衝。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川軍的劉湘不肯輕易放棄。川軍先於紅軍進入赤水縣城,阻止紅軍北進,後面尾追的敵軍又緊逼上來。毛澤東主張在距土城鎮西北五六里的青槓坡打一仗,消滅攔阻的川軍。
  1月28日拂曉,毛澤東「復出」後決策的第一仗打響了。
  青槓坡是狹谷地帶,紅三、五軍團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頭包圍了敵軍,前半段打得順利,一度突破川軍的正面陣地。後來敵軍增援部隊又佔領稍遠的大山頭,對紅軍進行了反包圍。敵人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勢和優勢裝備,使作戰形勢立刻改變,紅軍處境非常困難。
  經審問俘虜發現,敵軍不是事先偵知的四個團6000多人,而是六個團1萬多人,且為川軍戰鬥力最強的郭勳祺「模範師」。當敵軍進逼到軍委指揮部前沿時,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親自衝上前沿陣地,指揮軍委幹部團和回援參戰的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拚死奮戰,戰局才得以穩定。
  戰鬥變成了拼消耗,但紅軍當時每人只有20發子彈,形勢顯然不利。
  當晚,政治局和軍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計劃,立即撤出青槓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機行事。朱德、劉伯承繼續指揮紅軍堅持戰鬥,周恩來負責指揮在天亮前架好浮橋,陳雲負責處理笨重物資。1月29日凌晨,紅軍大部隊分左中右三路,從猿猴場、土城兩個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後炸毀浮橋,向川南古藺、敘永方向前進,這就是一渡赤水。
  此時紅軍沒有根據地,消耗和傷亡得不到及時的補充,按照「沒有取勝即是失敗」的邏輯,土城之戰先勝後敗。此戰國民黨川、黔軍損失了3000餘人,而紅軍的損失則缺乏詳細記載。根據在扎西整編期間紅軍實有兵力3萬人的統計,等於此戰抵消了在遵義一帶擴軍的數量,即傷亡或失散約4000多人(掉隊者多是不適應長途行軍的新兵)。尤其是長征前由紅軍學校改編的幹部團學員在此役中傷亡過百,那可都是紅軍連、排級幹部,骨幹中的骨幹,令毛澤東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連戰連捷,蔣介石感覺「奇恥大辱」
  此時,四川軍閥劉湘為防止紅軍入川,集中了36個團於長江南岸,紅軍原定的北渡長江計劃難以實現。毛澤東決定改向雲南威信縣的扎西集中,並在隨後的扎西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土城之戰失利,一是敵情沒摸準,二是輕敵,對劉湘模範師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該讓紅一軍團北上打赤水城。他還特別強調,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後力戒之!
  時隔近20年,毛澤東還念念不忘。在黨的八大期間,毛澤東曾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他就此舉例說:「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紅軍改道扎西,川滇軍閥隨之進逼,紅軍此時無法按計劃過長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利用敵人對紅軍要北渡長江的判斷,出其不意,揮師向東打擊戰鬥力最薄弱的黔軍王家烈部,以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再渡赤水回師遵義。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後,紅軍由太平渡、二郎灘等地向東二渡赤水,並在五天之內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殲滅和擊潰王家烈主力八個團。此時,蔣介石中央軍的吳奇偉縱隊兩個師進至遵義城南,紅軍又乘勝發起反擊,將其主力大部殲滅,其餘狼狽南逃。當紅軍追至烏江邊時,已逃過江的吳奇偉竟下令砍斷浮橋,落在後面的1800名敵軍因無路可逃被紅軍繳械。
  此役發揮了紅軍運動戰特長,俘敵30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士氣大振。在遵義城下,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被流彈擊中頭部而犧牲,紅軍痛失大將,兵力也有一定的損失。
  蔣介石稱此為「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毛澤東則即興賦詞《憶秦娥?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當然,此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澤東的良苦用心,這其中包括某些紅軍高級將領。紅軍離開遵義才半個月,現在突然回師,又必須保守軍事秘密,導致很多紅軍指戰員不理解。
  三渡赤水調敵向西,四渡赤水從容脫困
  紅軍重占遵義後,蔣介石以中央軍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萬軍隊形成了新的包圍圈。為擺脫敵人,紅軍於3月11日再次撤離遵義西進,準備殲滅中央軍周渾元部,在遵義以西建立根據地。
  但在魯班場戰鬥中,紅軍未能得手。
  魯班場戰鬥即後來毛澤東所說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戰獲勝便有可能「赤化貴州」。3月15日,紅軍集中一、三、五軍團以及幹部團,向駐守魯班場的中央軍周渾元部發起猛攻。戰前判斷該敵只有兩個師,紅軍集中主力應該能完成殲滅。戰鬥中敵人卻以六個團兵力急速增援,紅軍苦戰一天形成僵局,為避免消耗,決定撤出戰鬥,並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而三渡赤水。
  彭德懷曾說:「在魯班和土城兩役又打得不好,傷員無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隊疲勞、困難和減員。」「由於上述兩戰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棄在湘、川、黔、鄂四省邊區建立根據地的正確決定。」
  毛澤東決定繞道進入川康,這樣才能避免不利決戰,轉危為安。
  3月16日,紅軍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並派出一個團向西北方向的長江南岸佯動。蔣介石根據飛機偵察,判斷紅軍有北渡長江跡象,下令中央軍和川軍各部向古藺地區追擊。
  紅軍則再次調頭向東,在敵軍的間隙中穿過,於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過烏江,兵鋒直指貴陽。蔣介石正在貴陽坐鎮指揮,城內只有一個團,急忙調滇軍前來保駕,沒想到紅軍又乘虛進軍雲南。滇軍主力已東調,只剩各縣保安團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虛。紅軍乘虛迅速進至金沙江,以幾條小木船從容渡江。
  四渡赤水將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追兵全部甩在後面,紅軍宣傳隊有《一隻破草鞋》之劇,意謂敵自赤水河以來跋涉千里,追到金沙江邊,紅軍已杳如黃鶴,岸邊唯遺一隻隻穿爛的草鞋而已。
  【點評】集體智慧用兵如神
  紅軍長征行軍路線的標圖中,最為複雜曲折的路線是在貴州遵義及其西北地區,即四渡赤水的行軍路線。
  有人形容此時的紅軍為:瞻之在前,忽而在後,空靈奇幻,如神龍在天,見其首而不能見尾,把蔣介石和他的高級幕僚玩弄於掌股之間。
  毛澤東善於聽取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其他戰友的意見,聚集體智慧於一身,根據敵情的變化靈活用兵,避實擊虛,這與長征初期不顧敵情一味死打硬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紅軍此時的機動靈活,令蔣介石歎息不已,紅軍廣大指戰員卻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圍剿」時的主動局面,毛澤東的軍事統帥地位由此確定。

  第三章 鐵索孤舟(1)

  ——中央紅軍打破「宿命」之謎
  紅軍在大渡河畔的戰鬥,有兩個具體場景:「安順孤舟」和「飛奪瀘定」。與其他戰鬥相比,大渡河畔的戰鬥更能體現「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特點。
  安順場渡口一葉孤舟上的18位勇士,瀘定橋13根光溜溜鐵索上的22位英雄,其個人的戰鬥素質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決定整個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戰鬥,如果只是為了證實紅軍戰士的勇猛,是遠遠不夠的。它真正的含義在於打破了一直籠罩在紅軍高級將領頭上的宿命——一個關於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打精神戰這張牌
  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暫時跳出敵軍的包圍圈,從雲南北進。蔣介石親自坐鎮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緊追,一面嚴令大渡河的川軍加緊佈防,同時宣稱:「要讓朱毛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大渡河邊,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全軍覆沒之處。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3萬人到達安順場(彝語紫打地)。一個多月前他們在雲南巧家搶渡金沙江,清軍毫無知覺。他北上時選了一條山間捷徑,而且也沒有選擇跟先遣隊同在大樹堡搶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樹堡上游的安順場。
  石達開到達的當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偵察,沒有發現敵情,決定停留三天,徵集船筏。此時是陰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達開做好渡河準備時,發現河對岸出現清軍,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舉搶渡。此時大渡河卻提前漲水,幾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毀,渡河精銳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強渡失敗後,洪水旋即消退,兩軍都疑是「河神」顯靈,清軍士氣大振,太平軍則士氣低落。
  《戰士報》第186期載有《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個模範等名單
  隨後,太平軍又做了幾次渡河嘗試,皆告失敗。石達開決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應元以金銀買路,遭到拒絕,只好冒死向東突圍。由於洪水、戰鬥、疾病和飢餓,使最後突圍的不過6000人。為了輕裝,石達開甚至讓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後突圍仍未成功,石達開被迫請降,被解到成都處以極刑。
  72年之後,紅軍無論是從到達的時間、路線、兵力和面臨的困境上看,跟石達開當年確實有著幾分相似。毛澤東知曉石達開的典故,不過他自有妙計。
  毛澤東建議,讓劉伯承任中央紅軍先遣隊的司令員。劉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對李德而遭貶,黎平會議之後才官復原職,重新擔任紅軍總參謀長。他早年在討袁戰爭中失去一隻眼睛,毛澤東多次有意放出話去:「劉伯承綽號『獨眼龍』,無論是金沙江還是大渡河,區區江河之水又豈能困住龍乎?」
  劉伯承搶出生死攸關的三天
  用劉伯承過大渡險關,關鍵在於他是川中名將,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當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縝密。劉伯承擔負開路任務後,經大涼山彝族區,走冕寧,經德昌、西昌北進安順的羊腸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邊。
  過彝族區之前,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在海子邊結盟成兄弟,比預計的時間提前三天通過彝區,就是這關鍵的三天改寫了歷史。劉伯承事後回憶:「如果不結盟,再推遲三天,蔣介石的重兵就調到大渡河堵住我們了,就有可能走石達開的下場了。」
  為使劉伯承順利奪取安順場,軍委又派左權率部分兵力在大樹堡佯攻,製造紅軍由此強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擔任先遣隊的紅一軍團的第一師第一團急行軍80餘公里,首先趕到安順場右岸。此時船隻已大部被敵掠往對岸,紅軍只奪到一條小船,馬上以一營營長孫繼先率17名勇士組成了渡河奮勇隊。
  5月25日上午,衝鋒號吹響,紅軍集中了三挺重機槍,連同輕機槍和步槍一齊向對岸敵人進行壓制射擊,第一批9名勇士每人帶著一支駁殼槍、一支衝鋒鎗、一把馬刀和八顆手榴彈,冒著密集的火力奮勇向前。9名勇士上岸後,小船立即返回運渡第二批9名勇士。
  在火力的掩護下,孫繼先率17名勇士奇跡般地突破了川軍一個營的把守,控制了渡口,並且又繳獲了三隻小船,天險大渡河終於被打開了一個缺口!
  更令人驚奇的是,勇奪安順場的18人(營長和另外17勇士)無一人傷亡。他們是孫繼先、熊尚林、羅會明、劉長髮、張表克、張桂成、蕭漢堯、王華亭、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郭世蒼、張成球、蕭桂蘭、朱祥雲、謝良明、丁流民、陳萬清。事後,這些建立殊勳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寧裝的獎勵。
  創造奇跡的,還有在激流和彈雨中奮力撐船的8名船工,以及以三發炮彈進行關鍵性掩護的神炮手趙章成。
  不過劉伯承高興之餘,又添新愁:水流太急無法架橋,靠四隻渡船,即使晝夜擺渡,全軍2萬多人過河也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而敵中央軍主力正向大渡河急進,只有幾天的路程,堵截的川軍主力也將陸續趕來,紅軍必須另找出路。
  飛奪瀘定之戰創造了兩項戰爭史上的紀錄
  為盡快渡過大渡河,軍委把目光瞄向距離安順場北面約160公里的瀘定橋。
  軍委確定的最佳之策,是沿河兩岸分兩路直取瀘定橋:紅一師及軍委幹部團繼續在安順場渡河,然後沿河東岸北進;沿河西岸的一路作為重點,以紅四團為先鋒,主力紅軍緊隨其後,爭取通過瀘定橋渡河。
  此時,敵軍兩個旅已前往增援瀘定城,雙方都在搶時間。
  5月27日凌晨,擔任西路奪橋先鋒的紅四團從安順場出發,沿西岸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銜枚疾走,沿途還打了兩仗。
  行軍途中忽降大雨,對岸與紅軍隔河而行同奔瀘定的敵軍停下避雨,紅四團則乘機加快行軍速度,28日一天就走了120公里,於29日晨6時先敵趕到瀘定橋邊。
  奪橋的時間定在下午4時。全團就地休息,飽餐一頓。
  鐵索橋高懸於10丈高空,橋板大部分被抽走,橋上只有13根碗口粗的鐵鏈子微微起伏。橋下是洶湧咆哮的河水,對岸就是瀘定城,敵軍一個團在橋頭已築好了工事。紅軍必須冒著敵槍林彈雨,從光溜溜的鐵索上攀援而過。
  楊成武政委與最後選出的22個勇士一一握手:「我已經向毛主席保證了,一定要過去,千方百計要過去。如果我們過不去,蔣介石的陰謀就要得逞,朱毛紅軍就要變成石達開第二!」
  衝鋒開始時,全團司號員一起吹響軍號,22名突擊隊員扶著橋欄、踩著索鏈,冒著彈雨向對岸衝去。橋頭的橋板被火點燃了,他們依然奮勇向前,有3人中途倒下。衝過橋去的戰士大刀揮舞寒光閃閃,以至於對岸路兩旁的不少小樹也被攔腰砍斷。
  此時,從安順場過河的東路部隊也趕到瀘定城南發起攻擊,槍聲大作,守城之敵更感驚恐,落荒而逃。兩路紅軍夾河而上,控制了瀘定橋。至6月2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由瀘定橋渡過了大渡河。瀘定橋的奪橋勇士們得到的獎賞是一個日記本、一個搪瓷碗、一雙筷子、一支派克筆和一套列寧服。
  此役創造了兩項戰爭史上的紀錄:徒步急行軍速度和匍匐爬過百多米長鐵鏈索戰鬥的紀錄。這樣的速度和意志力,考驗了人類體能的極限。
  【點評】戰勝「宿命」擺脫追敵
  紅軍過了大渡河,在泡通崗(抱桐崗)穿越原始森林,把從中央蘇區長途尾追而來的中央軍薛岳部徹底甩掉,從此完全擺脫了追兵,得以把主要精力用於對付前面的雪山和草地。
  蔣介石關於大渡河的預言成空,成了戰鬥和精神上的雙重失敗者。不僅紅軍戰士不再信他的蠱惑,他的部下也對他的判斷心存疑慮。
  大渡河之戰,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也戰勝了自己的「宿命」。

  第四章 突破一點,盤活全局(1)

  ——臘子口「告別戰」之謎
  根據現有的長征史料統計,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在長征途中,經歷師以上規模的戰事共有119場。
  臘子口之戰只是團級規模,是能載入戰史的規模最小的那種。但臘子口之戰雖小,紅軍參戰部隊卻表現得有勇有謀。而且,臘子口是中央紅軍長征中越過的最後一道天險。紅軍不僅在此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而且也告別了惡劣的自然環境,所以可名之為「告別之戰」。
  「必須拿下臘子口!」
  1935年9月13日,黨中央和紅一、三軍團從俄界、達拉地區出發繼續北上,沿達拉河谷向臘子口方向前進。此時他們走出草地僅僅半個月,偏又趕上一路雨雪交加,紅軍戰士們還穿著已經破爛不堪的單衣。
  紅軍沿白龍江邊險峻的棧道進入甘肅境內,經過藏民聚居區。許多藏民受反動勢力煽惑,藏匿糧食逃離村寨,紅軍吃住遇到極大困難。在途經原始森林地帶時,因峰巒疊嶂,道路崎嶇,行軍艱難,加上有小股反動武裝在山林裡偷襲,紅軍出現了不少傷亡。
  14日晚,紅軍大部隊到達達拉溝口旺藏寺,軍委下達了以三天行程奪取臘子口的命令。
  紅軍在擊潰國民黨地方軍閥魯大昌部一個團的攔阻之後,逼近天險臘子口。
  「臘子」為藏語,意為高山谷口。臘子口位於迭部縣東北部,是岷山山脈的一個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肅岷縣的必經之路。這裡平均海拔近3000米,東西兩面的懸崖絕壁高達500米,懸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開,周圍崇山峻嶺無路可通,只有一條南北走向的峽道,長約300米,寬近8米。在峭壁之間的溝底,有一條由北向南奔騰穿峽的臘子河,水深雖不沒頂,卻很難徒涉。
  在臘子口前沿,兩山之間橫架一座東西向的小木橋,把兩邊絕壁連接起來,要想經過臘子口,除通過這個小橋外別無他路。如此險要的地形,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故稱「天險」。
  甘肅軍閥魯大昌已派兩個營在臘子口周圍修築了工事,其中一個營扼守隘口,橋頭懸崖上築有好幾個碉堡,以四挺重機槍把守;另一個營配置在隘口後邊的三角形谷地。從臘子口的隘口向內直至岷縣,其縱深還配置有3個團兵力,扼守著隘口至後面的高山峽谷,組成交叉火力網。
  在旺藏寺,居住有十幾戶藏民。寨內一條土路彎彎曲曲地穿過,毛澤東臨時居住的一棟藏民的二層小木樓就建在小路邊。在這棟只住一宿的小木樓上,一直隨紅一軍團走在前面的毛澤東向紅四團領導人親自部署了奪取臘子口的作戰。因為時間緊迫,毛澤東只給了他們兩天的時間,必須拿下臘子口。
  敵人的致命缺陷
  但以臘子口的地形而論,大部隊攻堅兵力根本施展不開。
  擔負攻打臘子口的部隊,是紅一軍團二師第四團。因為參與的大戰惡戰太多,這個團的團長自長征開始以來已經換了幾任,此時的團長是王開湘,團政委則一直由楊成武擔任。
  9月17日下午,紅四團向臘子口發動了猛烈進攻,因地形不利,加上周圍都是石山,部隊無法隱蔽,敵軍據險固守,紅軍從下午到黃昏連續衝鋒十幾次都沒有成功,徒增傷亡,團首長遂下令暫停攻擊。
  王開湘和楊成武利用戰鬥的間歇,帶領營、連幹部到前沿仔細觀察地形。通過偵察發現,或許是構築時間倉促,或者是自恃天險,扼守在要道的敵人碉堡上面,竟然沒有封頂蓋!這就是說,如果距離合適,把手榴彈投進碉堡沒有任何障礙。但從正面投彈顯然不行,紅軍處在仰攻的位置,根本無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組織一支部隊從側面的石壁迂迴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彈轟擊敵碉堡,拿下臘子口應無問題。
  從側面迂迴上去有沒有可能?守敵大部分兵力雖然是集中在正面,兩側幾乎沒有防守,那是因為聳入雲霄的峭壁人跡罕至,無路可攀,敵人根本不相信紅軍能爬上去。
  紅軍不同於舊軍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內部實行官兵平等的「軍事民主」,發動廣大指戰員開動腦筋想辦法。這一招果然奏效。一位在貴州入伍的苗族新戰士毛遂自薦,說自己能攀上陡峭的懸崖,而且有辦法把其他兄弟也帶上去。團首長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戰方案,決定兵分兩路——由團長王開湘率領兩個連悄悄迂迴到臘子口右側,攀登陡峭的石壁摸到敵人後面;政委楊成武率領六個連從臘子口正面夜襲。
  窮追90華里,奪下數十萬斤糧食
  入夜時分,戰鬥再次打響。
  敵人似乎已經料到了紅軍將會在夜間發動進攻,紛飛的彈雨和從碉堡中扔下的手榴彈構成了一張嚴密火網,正面進攻的六連始終無法接近橋頭。
  擔任迂迴的部隊卻已摸到臘子口右側峭壁下。那位苗族戰士手持帶鐵鉤的長桿,順著陡壁如猿猴般攀爬上去,然後將事先接好的綁腿纏在樹幹上放下來,後面的戰士再拉著綁腿一個接一個地全部爬了上去。迂迴部隊終於在凌晨之前攀上山頂。居高臨下,藉著初露的晨曦,扼控要道的敵人防禦陣地一目瞭然,一個個未加頂蓋的碉堡簡直成了紅軍投彈的活靶子。
  王開湘一聲令下,山頂的戰士們突然向敵發起攻擊。一排排手榴彈準確地投向沒有頂蓋的碉堡和敵陣地,山下的正面攻擊部隊也趁勢發動猛攻,機槍和衝鋒鎗一起開火,守敵猝然受到來自背後的致命一擊,奪路而逃。紅軍在18日清晨終於攻佔了天險臘子口,並不給敵人以喘息時間,沿著峽谷向敵縱深繼續猛攻,連續突破多道陣地,乘勝窮追90華里,殺開一條血路,佔領了岷縣的大草灘,前鋒直逼岷州城下。
  此役還繳獲了糧食數十萬斤,鹽2000多斤,這給紅軍給養以極大補充。
  突破了臘子口天險之後,中央直屬隊和殿後的紅三軍團陸續通過了臘子口。走在後面的彭德懷沿途看到,每一株樹木幾乎都有槍傷或炸傷,滿地的青草已經被反覆衝鋒的戰士踩得稀爛,距橋頭100米的崖路上,鋪了一層炸裂的彈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彈,有的地方竟然累積成堆,被炸死的敵人屍體還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
  【點評】「棋筋」到手滿盤皆活
  突破臘子口,是紅軍進入甘南的關鍵一戰,也是出奇制勝的一仗。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曾評價此戰:「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現在好了,臘子口一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如果以圍棋之道喻之:臘子口之戰規模雖小,作用卻相當於圍棋中的「棋筋」。「棋筋」雖小,卻關乎全局。長征中的紅軍在蔣介石的圍堵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就像一條沒有根的「大龍」,時刻為「求活」而苦苦掙扎。
  毛澤東搶到了臘子口這個「棋筋」,為這條「大龍」伸出了頭,緩了氣,為日後在陝甘根據地「生根」,創造了最為有利的條件。

  第五章 強奪要地(1)

  ——紅四方面軍包座大捷之謎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但是在張國燾的錯誤思想鼓動下,紅一、四方面軍的關係出現了一些不和諧。
  當時紅四方面軍離開根據地才一個多月,打的大仗不多,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幹部每人有背簍,裡邊裝有臘肉。在紅四方面軍一些人眼裡,中央紅軍形同乞丐。他們已經離開根據地八個多月,一路上惡戰無數,又剛剛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著襤褸,軍服五顏六色,彈藥也不足。
  在這種形勢下,徐向前等人領導的包座之戰,還是顯示了紅四方面軍的戰鬥力,同時體現了紅軍內部講團結、顧大局的風格。
  胡宗南的一個師正星夜趕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紅軍右路軍進入茫茫草地,經過七天六夜的艱苦跋涉,終於走出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
  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和紅軍前敵指揮部率領,下轄由原紅一、三軍團改稱的第一、三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
  紅軍下一步要進軍甘南,必經包座。
  包座藏語意為「槍筒」,距離班佑一百多里地,地處深山峽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這裡是從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經之地。松(潘)甘(肅)古道蜿蜒於包座河沿岸,包座適扼其中。此時國民黨中央軍最精銳的第一軍胡宗南部已經進駐松潘,並在包座等地設立了兵站。
  紅軍一通過草地,胡宗南馬上派第四十九師星夜趕往包座,攔截紅軍進入甘南。紅軍必須趕在強敵進駐包座之前,消滅駐守在包座的敵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則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險。
  徐向前主動要求承擔任務
  此時中央紅軍彭德懷所率第三軍擔任殿後尚未通過草地,擔任開路任務的紅一軍在長征途中減員太多且相當疲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政委陳昌浩研究後,趕到毛澤東住所,主動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務由四方面軍承擔,以紅三十軍為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主攻部隊,以紅四軍一部相配合,紅一軍為預備隊。
  毛澤東對這一建議馬上表示讚許。徐向前返回後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敵不意、圍點打援、誘敵深入,然後分割包圍、各個殲滅的計劃,並要搶在胡宗南增援部隊趕來前強佔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臘馳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師約有12萬人,戰鬥力較強,其中很多士兵在原來的十九路軍中與日本軍隊打過仗。而擔負主攻的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不過13萬人,裝備遠不如敵。而且紅軍剛走出草地,途中忍饑挨餓,戰士體力嚴重下降,作戰困難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長滿茂密的原始森林,駐有胡宗南部共三個營,都已築起集群式碉堡。敵人的指揮部設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內。山下是一條寬約兩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親自率幾個警衛進至距敵只有幾百米的位置觀察,結果被敵發現,引來槍炮射擊。徐向前乘敵射擊之機,將各處碉堡的位置標在地圖上。
  8月29日黃昏,擔任「圍點」的紅三十軍的「夜老虎」團向大戒寺之敵發起攻擊。經一夜激戰,紅軍攻佔大戒寺。殘敵敗逃時放火焚燒了輜重,退入大戒寺後山碉堡等待援兵。紅軍戰士們衝進火海,抓起燒焦的糧食塞進口中狼吞虎嚥。
  敵師長被俘後跳河自盡
  擔任「打援」的紅三十軍主力,按計劃埋伏在敵人援兵必經的上包座西北叢林中。根據俘虜的口供,敵人的增援部隊預定於8月30日下午到達,但一直等到31日中午,才見到敵人蹤影。
  援敵擔心被紅軍伏擊,派出部分兵力搜索前進。為了麻痺敵人,紅軍少許誘敵部隊突然出現在敵軍正面,在一些小山頭進行阻擊。敵軍以為紅軍的伏兵不過如此,遂大膽攻擊前進。
  紅軍誘敵部隊且戰且退,於下午3點左右將敵主力全部引入預設口袋,紅軍主力居高臨下,馬上發起總攻。紅八十八師插入敵陣,將敵軍分割成三塊,首尾不能相顧。在槍彈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紅軍戰士近戰接敵,主要以手榴彈、大刀拚殺,一小時後便將敵先頭團殲滅。
  殘敵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頑抗,雙方形成反覆拉鋸。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紅三十軍所有的預備隊都投入了戰鬥,宣傳隊、炊事員、馬伕都提槍參戰。經七八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敵軍來援部隊大部被殲,敵師長伍誠仁重傷被俘後跳河自盡。
  紅四軍在軍長許世友指揮下也向駐守在求吉寺之敵發起攻擊,最終將其全部消滅。
  蔣介石新戰略破產
  包座大捷,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第一個大勝仗。敵軍被斃、傷、俘5000餘人,紅軍繳獲物資甚多,犛牛及騾馬有七八百頭之多,長、短槍1500餘支,輕重機槍78挺,電台1部,還有大批糧食和其他軍用物資。這些正是紅軍所急需的。紅軍的兵員也得到了補充。有數據表明,有近70%的俘虜經過政治教育之後,加入了紅軍隊伍。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蔣介石改「前堵後追」為「長圍高困」。他認為,川西北人煙稀少,氣候寒冷,糧食奇缺,且屬藏民區,只要調集大軍封鎖,紅軍定難持久。蔣介石還準備在紅軍過草地後,以強悍之師一舉殲滅這支「饑疲之旅」。紅軍的包座大捷,粉碎了蔣介石的新戰略。
  國民黨甘、陝軍隊雖然有堵截紅軍的部署,但兵力大都離紅軍較遠,到位就防尚需時日。紅軍迅速攻佔包座,為進軍北上開闢了道路。此戰勝利,又使紅軍得到了最寶貴的糧食和軍需補充,這對於紅軍的生存及北上都特別重要。
  包座戰鬥結束後,徐向前等趕去向毛澤東匯報了長征到達陝北後的徐向前(左)、葉劍英戰況,並送上一些戰利品。毛澤東表揚說:「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英勇善戰,打得好!」隨後,毛澤東又找徐向前、陳昌浩做張國燾的工作。徐向前說:「如果他們過草地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剛剛繳獲的馬匹、犛牛、糧食,去接應他們。」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接著,即以毛澤東、陳昌浩、徐向前三人名義發出電報,同時令四軍一個團準備糧食,待命出動。
  可惜的是,由於張國燾堅持對抗黨中央關於北上的方針,最終導致兩大主力分道揚鑣。中央紅軍繼續北上,原來跟中央一起行動的徐向前、李先念、許世友等人率紅四方面軍隊伍隨陳昌浩南下,二過草地同張國燾會合。
  【點評】指揮卓越風格高尚
  包座之戰從8月29日至31日,打了三個晝夜。在敵我兵力相當,且武器裝備不如敵人的情況下,打了殲滅戰,體現了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將領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
  包座大捷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第一次相互配合,並肩戰鬥。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主動請纓作戰,表現了崇高的革命風格。參戰的四方面軍部隊在過草地後未能休整,帶著飢餓和疲勞取得勝利,說明了他們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

  第六章 硬拚受挫(1)

  ——百丈關損兵之謎
  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陝甘支隊到達陝甘蘇區吳起鎮,勝利結束了兩萬五千里長征,並擊潰尾追敵騎兵2000餘人。與此同時,南下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也發起了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
  此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手已經一個多月。北上的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聯合作戰,取得直羅鎮大捷;而南下的紅軍在百丈關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標沒能實現,被迫西進。
  「打到成都吃大米!」
  張國燾於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蘇區擔任中央代表,後來又到川陝根據地,長期領導紅四方面軍。不少指戰員們出於對黨的信任,一度對這位「張主席」也有迷信。尤其是基層指戰員不知道紅軍指揮部已經掌握了破譯敵人無線電密碼的技術,把他說成是能掐會算的「活神仙」。
  張國燾分裂紅軍後,南下的部隊由紅四方面軍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個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原九軍團)組成。他們再過草地,在川西高山峽谷間向南穿行。
  紅軍戰士雖然兩過草地,體力疲憊,時至深秋還穿著夏裝和草鞋,但戰鬥熱情不減,取得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的勝利,甚至在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戰果。
  但同時,勝利掩蓋了一個事實:紅軍佔領的地區人口很少、物產貧乏,也來不及進行根據地建設。一些紅軍高級將領還有一個錯覺:四川軍閥內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個擊破。
  張國燾鼓動南下的時候,攻擊中央紅軍北上是「無止境的逃跑」,「戰士無冬衣,不拖死也會凍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號。
  11月13日,南下紅軍一舉攻佔名山縣城和百丈鎮,逼近了川西平原的門戶——百丈關。
  百丈關位於名山至邛崍間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經之地。紅軍進至此地,就已經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險隘口,逼近富饒的川西平原。此前對追擊紅軍比較消極的四川軍閥見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脅,立即集中80個團反撲,紅軍在倉促間與敵展開了一場決戰。
  紅軍以15個團硬拚敵人80個團
  百丈關一帶屬於小丘陵,地勢開闊,適合大兵團作戰,而不利於擅長游擊戰和山地戰的紅軍。紅軍進至百丈關的前幾天進展順利,但自11月18日起遇川軍和中央軍一部反撲,戰局迅速發生逆轉。
  11月19日,敵軍十幾個旅從東、北、南三個方向向紅軍發起進攻,揭開了百丈關決戰的序幕。
  此時的川軍剛剛整編不久,充實了建制,補充了武器彈藥,戰鬥力有很大提高。整編之後,川軍中的軍官多是從峨眉軍官訓練團下來的少壯派。蔣介石仿照紅軍的做法,向川軍各部隊中派去了政工人員。加上劉湘又親自坐鎮,下了死命令:臨陣不前者,一律就地槍決!
  紅軍亭,石碑上「紅軍亭」三字為徐向前元帥所題。百丈關大戰時,徐向前曾親臨此地指揮作戰
  以往作戰中一觸即潰、望風而逃的川軍,這時突然變成了「硬骨頭」。而紅軍指戰員儘管連續作戰,非常疲憊,但仍與優勢之敵殊死搏鬥,豪氣干雲。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說:「百丈附近的水溝、山丘、深溝,都成了敵我相搏的戰場,殺聲震野,屍骨錯列,血流滿地。指戰員子彈打光,就同敵人反覆白刃格鬥;身負重傷,仍堅持戰鬥,拉響手榴彈,與衝上來的敵人同歸於盡。百丈戰鬥,是一場空前劇烈的惡戰。」
  由於雙方採取密集隊形交戰,敵人猛烈的炮火和輪番出動的空軍,給紅軍造成不小傷亡。隨四方面軍行動的朱德總司令根據中央蘇區反「圍剿」的經驗,提醒部隊要注意防空,但由於缺乏防空武器和受地形限制,收效甚微。紅軍在天全突破川軍防線,正欲乘勝追擊時,即遭敵機密集轟炸,傷亡300人,攻勢被迫停頓。
  戰至11月21日,紅軍已經筋疲力盡,而川軍卻利用熟悉地形、運輸方便的優勢,反攻勢頭不減,中央軍薛岳部也乘機在南部投入戰場。紅軍遭敵重兵壓迫、堡壘封鎖,南下和東出都已經不太可能。紅四方面總指揮部決定全軍後撤到九頂山、天台山和蓮花山一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刻的標語線扼險防守。
  紅軍估計不足
  百丈關之戰是紅四方面軍長征史上的一場大規模戰役,經過七天七夜苦戰,紅軍斃傷敵15萬人,自身傷亡亦近萬人。由於未達成殲滅戰,繳獲少而損耗大,結果卻對紅軍十分不利。
  百丈關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紅四方面軍由進攻轉為防禦的轉折點,再一次用血的代價證明了戰略和路線的重要性,戰略和方向錯了,即使局部取得若干勝利,仍難挽救整體上的頹勢。
  導致紅四方面軍失利的原因還有許多。富庶的川西平原是四川軍閥的命脈,紅軍向此前進便威脅其老巢,過去派系眾多且互不協同的川軍各部破天荒地抱成一團。四川最大的軍閥劉湘將戰鬥力最強的郭勳祺師(模範師)和范紹增師調到前線,親自督戰與紅軍硬拚,蔣介石也把中央軍薛岳部和部分空軍調來助戰。
  紅軍事先對這一敵情估計不足,情報不明,決策失誤,參加百丈關之戰的兵力只有15個團,卻硬拚川軍80個團,事先過於輕敵。發現敵強我弱之後,指揮部沒有及時下令撤退,連續多日苦戰,直到損失慘重。
  南下路斷,部隊由8萬人減到4萬餘人
  1935年9月10日,黨中央在巴西單獨北上的時候,曾經遇到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帶人趕來攔阻。毛澤東當時對不明真相的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學員說過兩句話,一句話是:「你們的張總政委要南下,要到成都壩子去吃大米,我們要北上。你們要不願跟著我們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訴你們,四川壩子敵人有重兵,你們衝不出去。」另一句話說:「我們現在向北走,給你們開路,我估計不出一年,你們也會跟著我們北上。」這兩句話都應驗了。
  戰後,紅四方面軍以鞏固天全、蘆山、寶興、丹巴地區為中心任務,在這一帶同國民黨的重兵相持。由於川軍主力和中央軍薛岳、周渾元等部從幾個方向步步壓來,紅軍指戰員雖然頑強抵禦,防線仍不斷被突破。
  南下之路不通,退往川康邊的四方面軍處境更為困難。此地為漢、藏雜居區,嚴冬到來後部隊棉衣和糧食供應困難,又難以大量補充兵員。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被迫翻越大雪山西行,向甘孜方向的康區轉移。
  經過幾個月的南下作戰,紅四方面軍由8萬人銳減到4萬餘人,受形勢發展所困,最終同二、四方面軍聯合北上。
  【點評】損失重大未達目標
  百丈關折兵,紅四方面軍損失的兵力僅次於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湘江之戰。湘江之戰損失雖然慘重,但中央紅軍通過湘江封鎖線的戰役目標畢竟實現;百丈關之戰卻未能實現進入成都平原的目標。
  這一仗非張國燾直接指揮,卻與張國燾的路線直接相關。此役是南下紅軍攻防的轉折之戰,也是紅四方面軍從南下到北上的轉折之戰。

  第七章 立足陝北(1)

  ——直羅鎮紅軍奠基戰之謎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紅軍改編的陝甘支隊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中共中央決定將陝北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可是,在陝北建立大本營談何容易?蔣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統一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對陝甘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於是便有了直羅鎮戰役——堪稱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奠基之戰。
  黨中央帶來兩份「大禮」
  黨中央為了西北根據地更穩固,帶來了兩份「大禮」。
  一份禮物是對內「平冤獄」。前一時期陝甘蘇區剛剛進行了錯誤的「肅反」,根據地創始人和紅軍高級將領劉志丹、高崗、習仲勳、馬文瑞等人被關押,危在旦夕。毛澤東提出「刀下留人」,黨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黨務委員會,由老成持重的董必武等人主持,並於11月5日派王首道等人星夜趕赴瓦窯堡,代表中央接管了「肅反」的執行機構——中共西北保衛局,當日下午便釋放了被錯誤關押的陝北紅軍首領。
  另一份禮物就是打破蔣介石的軍事「圍剿」。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甘泉縣的下寺灣召開會議,確定了西北蘇區發展總方針:向南作戰和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圍剿」,並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下轄林彪、聶榮臻指揮的紅一軍團和徐海東、程子華指揮的紅十五軍團,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從此擰成一股繩。
  在會上,有人認為,打破圍剿至少要用1935年的整個冬季,因為前不久中央紅軍在吳起鎮剛剛進行了「切尾巴」戰鬥,由彭德懷指揮擊潰了尾追的國民黨東北軍騎兵2000餘人,戰士們太疲勞。毛澤東卻認為兵貴神速,應該在本月打破圍剿,不給敵人構築碉堡的足夠時間。
  下寺灣會議之後,黨中央兵分兩路,一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領紅軍主力前往南線準備作戰;另一路由張聞天等人率領中央機關北上瓦窯堡。
  11月5日,紅一軍團在象鼻子灣與紅十五軍團會合,整編之後共同開赴富縣東村,做好伏擊來犯之敵的準備。
  此時,擔任國民黨西北「剿共」副總司令的是張學良,主力是東北軍。「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由關外撤進關內,充當了內戰的炮盔。張學良等東北軍高級將領雖然對蔣介石「驅虎吞狼」的計策有所察覺,但一來上命難違,軍火軍餉仍需國民政府供給,二來畢竟有著舊軍閥的本性,一時難改敵視和輕視紅軍的態度。
  東北軍在10月末就做了部署,準備以5個師3萬餘人的兵力,東西對進,圍殲紅軍於葫蘆河、洛河之間。整編之後的紅軍主力只有11萬餘人,戰鬥勝負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能否在陝北立足,也關係到東北軍、西北軍的政治態度。
  戰前做「局」,直羅鎮堅固牆垣被紅軍拆毀
  黨中央早有與東北軍等聯合抗日之心,但不給仍在堅持「剿共」的東北軍一個深刻教訓,就沒有資本與其進行談判。於是,毛澤東在直羅鎮大戰開始之前,就在作戰命令中指出:「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
  毛澤東、彭德懷等經過認真分析後決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羅鎮一帶殲滅由葫蘆河東進之敵一兩個師。
  毛澤東要求紅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團以上幹部到直羅鎮周圍察看地形,研究具體作戰部署。直羅鎮位於葫蘆河中段,兩邊是高山,中間是隘道,形同鎖鑰,為敵我必爭之地。紅軍的作戰意圖是將敵人放進直羅鎮再打。為了攻堅時減少傷亡,節省彈藥,在撤出直羅鎮之前徐海東等人命令戰士將鎮內的堅固牆垣大部拆毀。
  參加直羅鎮戰役的紅一方面軍機槍連
  11月20日下午,西路敵先頭部隊第109師在六架飛機掩護下,孤軍深入,分三路沿葫蘆河進入直羅鎮。當天晚間,紅軍主力突然將直羅鎮包圍。
  敵師長待援無望戰敗自殺
  21日拂曉,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分別由南北方向對敵發起猛攻。鎮內敵軍從睡夢中驚醒,立即組織突圍,卻在紅軍嚴密包圍下衝不出去。在軍事打擊的同時,紅軍針對東北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的不滿,喊話要他們不要為國民黨打內戰。
  該師許多士兵和軍官曾做過紅軍的俘虜,知道紅軍的優待政策,同時被戰場喊話打動了心,紛紛瓦解。戰至中午,敵大部投降,只有師長牛元峰帶領500餘人逃入鎮東南高地一個小寨內,固守待援。
  這個小寨雖經紅軍事先拆毀,但敵人又連夜加固,加之地形複雜,紅軍缺乏重武器,因此攻擊未得手。周恩來來到前線,瞭解到寨內既無糧更無水,決定圍而不攻,在敵人逃跑時殲滅。
  自被圍始,牛元峰就拚命求援。22日上午,敵董英斌部增援的106師還沒有到達直羅鎮便被紅軍擊潰,並被乘勝追擊的紅軍在黑水寺地區殲滅了一個整團。牛元峰見援兵無望,於23日午夜分路突圍。紅十五軍團發現後立即跟蹤追擊,於上午將殘敵全部殲滅在直羅鎮西南的一座山上,牛元峰戰敗自殺。敵人其餘三個師也停止進攻,退守防地,陝北蘇區從此進入了一個安定的局面。
  張學良戰後受到巨大震動
  直羅鎮戰役徹底粉碎了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圍剿」,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聯袂作戰,共殲敵一個師零一個團,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支。美中不足的是,此役中犧牲了紅軍著名將領、原紅八軍團政委、中共中央委員黃甦。
  毛澤東評價直羅鎮戰役「為紅軍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舉行了奠基禮」。
  戰役期間,毛澤東親臨北山吳家台北端的高地設指揮所,直接觀察戰場情況,指揮紅一、十五軍團作戰。彭德懷和徐海東等還在戰場附近跑遍了每個山頭,看了每條道路和河流,戰鬥打響後又盡量靠前指揮,不僅能適時下達命令,也激勵了士氣。
  直羅鎮戰役舊址
  戰役結束之後,毛澤東於11月24日見到了紅十五軍團的領導人徐海東,詢問了部隊傷亡的情況,要求徐海東認真組織部隊休整,做好傷員安置工作。
  徐海東匯報說部隊中還有鄂豫皖蘇區肅反留下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毛澤東說:「他們長征都走過來了,這是最好的歷史證明,應該統統釋放。黨員、團員要一律恢復組織生活,幹部要分配工作。」徐海東向這些人宣讀毛澤東的決定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哭了。
  祝捷大會之後,劉亞樓、張雲逸帶領中央紅軍的一個劇團到紅十五軍團慰問演出,紅十五軍團也派出高級幹部到中央紅軍參觀學習,兩軍相處非常融洽。
  東北軍慘敗令張學良大感震驚。他回憶說,我是帶過兵的人,知道長途跋涉後的部隊是什麼樣子。紅軍經過萬里長征,還有這麼強的戰鬥力,可見這支軍隊不得了。東北軍在「剿共」中損失三個師後,蔣介石非常失望,趁機撤銷了這些部隊番號以減少供給。
  紅軍在戰後釋放了俘虜,交還了武器。不久,東北軍與紅軍秘密實行停戰,逐漸接受了中共聯合抗日的主張。
  【點評】四大勝因站穩腳跟
  11月30日,毛澤東在富縣東村召開的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做了「直羅鎮戰役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從四個方面概括了勝利的原因:一是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戰略與戰役的樞紐(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是戰鬥準備的充足;四是群眾與我們一致。
  直羅鎮戰役和肅反擴大化這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以解決,黨中央才真正在陝北站穩了腳跟。


  第五部分 破解險阻之謎

  第一章 化害為利(1)

  ——紅軍渡河之謎
  紅軍長征經過的艱難險阻,大致可分為兩種:人為設置和大自然本身所固有。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是人為障礙,自然界的險阻可分為江河、關隘、雪山、草地、氣候、疾病等幾類。
  在萬里征途中,姑且不論國民黨軍佔有地利、裝備和人數絕對優勢的追剿部隊,即使是大自然擺在路途之上的艱難險阻,也不是一般軍隊所能輕易克服的。
  長征中的紅軍首先遇到的大自然的險阻,就是江河。史冊上也就此留下了億萬人耳熟能詳的強渡烏江、巧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
  烏江:隆冬大雪嚴寒,竹筏赤膊強渡
  1934年10月中旬,86萬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出發突圍西進,「長征第一渡」便是過於都河。這條河不寬,又有紅軍工兵架橋,且屬蘇區邊緣地帶,渡河時未發生戰事。紅軍渡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即開始進行激烈戰鬥。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之戰中,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其原因固然很多,不過湘江的江面寬,利於國民黨飛機掃射封鎖和投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蔣介石未達成在湘江聚殲中央紅軍的目的,但當他得知紅軍入貴州的消息之後,又高興了。那裡有窮山、惡水和大量吸毒之民,這些都不利於紅軍。
  中央紅軍入黔後,遇到的第一條江河是烏江。貴州險路難行,素稱天險的烏江橫在中間阻隔。當時貴州省主席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貴陽城,軍閥侯之擔則堅守住黔北屏障烏江。此時紅軍身後還有國民黨中央軍10個師緊追,一旦渡江不成或遲緩,便會陷入背水作戰的境地。
  烏江是貴州第一條大河,發源於烏蒙山東麓,江水由西南自東北急速奔流,將沿途崇山峻嶺削成陡峭絕壁,並把貴州劃成南北兩部。兩岸山高崖絕,陡峭的山巖高達數丈;河床時寬時窄,水底暗流湍急。渡烏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要有大木船,二有好梢公,三須是大晴天。
  紅軍到烏江邊時,三個條件似乎都不具備:大小船隻早已被敵人擄去北岸,船夫難覓,渡江之時雪花紛飛。在此情況下,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二師和紅三軍團分三路強渡烏江。
  1935年新年剛過,紅一師第一團在團長楊得志指揮下進抵回龍場渡口,就地取材,紮起竹筏,在黃昏時分就以一隻竹筏載著8名戰士向對岸偷渡,不幸竹筏被險浪和漩渦打翻,戰士落水失蹤。
  當天夜間,又一隻竹筏在寒風怒號中離岸而去。一個小時後,北岸突然響起激烈的槍聲——第一批突擊隊靠岸。等待已久的其他竹筏,一個接著一個地衝進波濤洶湧的江中,越來越多的紅軍部隊被送到對岸,回龍場渡口突破成功。
  紅二師四團則選擇了江界河渡口,先是由連長毛振華帶領8名擅長游泳的勇士,冒著刺骨嚴寒泅渡過江,成功到達北岸,然後接應赤膊短褲的突擊隊,在密集火力掩護下乘三隻竹筏搶渡。其餘幾十隻竹筏也立刻出發,強渡過去迅速佔領高地,控制了北岸渡口。守江的黔北軍閥侯之擔見兩處渡口已失,喪魂落魄不戰而逃。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天險。
  1936年春,紅二、六軍團長征進入貴州後,也在烏江上反覆渡過。長征期間,紅軍兩大主力總計六次突破烏江,比四渡赤水還多了兩次。
  金沙江:反覆調動敵人,周密嚴謹快渡
  金沙江位於長江上游,從海拔五六千米的崑崙山南麓、橫斷山脈東麓奔騰而下,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狹谷間,一瀉千里,大浪咆哮。
  1935年4月,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後,兵鋒直指貴陽。正在城內督戰的蔣介石身邊只有一個正規團,急令滇軍主力緊急增援,雲南境內敵人兵力空虛。紅軍乘機長驅西進,疾速由黔西入滇,直逼省會昆明。「雲南王」龍雲只好將各地守軍和民團調來昆明,滇西北金沙江畔無兵防守,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後,立刻按預定戰略方針急速向金沙江挺進,準備渡江北上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為了確保迅速渡江,中革軍委開始規定要搶佔金沙江的三個渡口——龍街、皎平和洪門渡口。由紅軍大學編成的幹部團以晝夜行軍多里的速度,一舉拿下皎平渡口,獲得兩隻小木船;紅一軍團第四團智取三座縣城,控制了龍街渡口,但因江寬水急,無法搶渡,遂轉向皎平渡過江,僅留少量部隊繼續架設浮橋迷惑追兵;紅三軍團搶佔了洪門渡口,也因船隻少,水流急,無法架橋,除留下一個團渡江外,主力也轉向皎平渡江。
  在金沙江皎平渡兩岸懸崖峭壁上,一時間集中了2萬多名紅軍戰士,數百餘馬匹和行李擔子。這一渡口雖然水流稍緩,但短時間內無法架設浮橋,第一天只好靠兩隻小船擺渡。以後又找到五隻船,大者渡30人,小者渡11人,但船皆已破爛,船底漏水,每次來回都要將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復渡。
  區區七隻小破木船,承載著中央紅軍脫離險境的希望。指揮渡江的,是精於財經統籌和組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
  渡江工作就像一架銜接精準的機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各部隊到達江邊時,事先就被告知紀律,要求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依船只能載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預先指定先上哪一隻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並標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以免船隻傾覆。每船設船上司令員,船上的各級首長也須聽其指揮。小船因不能承載騾馬,便將其都趕到江裡,人坐在船尾牽著牲畜過江。
  為紅軍撐船的梢公共有36人,有漢族,也有彝、傣、納西等少數民族。他們打破「夜不渡皎平」的遺俗,夜以繼日,終於在7天之內將所有紅軍擺渡過江,未掉一人一騎。後來西方人瞭解到此事,認為其組織完善堪與後來「二戰」的敦克爾刻大撤退相媲美。殿後的紅五軍團也交替掩護渡過金沙江,隨即鑿沉了七條木船,國民黨追兵望江興歎。
  紅二、六軍團渡金沙江的時候,選擇了金沙江上游的石鼓鎮。這裡人稱「萬里長江第一灣」,傳說當地是蜀漢諸葛亮「五月渡瀘」和忽必烈「革囊渡江」的地方。紅軍依然是佯攻昆明,調動敵人,依然是只有七條小船。歷史有著驚人的巧合,紅二、六軍團僅用4天,18萬人便平安渡江。
  大渡河、嘉陵江:神奇以少擊多,渡江堪稱經典
  中央紅軍長征時,先後經過了於都河、湘江、烏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2條江河,按軍史和戰史專家的觀點,其中以強渡大渡河最艱險。
  紅軍進至大渡河邊時,正值5月下旬,天氣轉暖,上游雪山融化,水流不僅湍急,而且冰冷刺骨。大渡河大渡河的河面及水流較金沙江更寬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歷時至少50分鐘。每隻船至少須有8名船夫才能操作,稍有不慎,即會觸礁,船毀人亡。
  紅軍在安順場不僅強渡成功,且未亡一人,以18勇士驅逐對岸敵軍一營,確實前所未有。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索爾茲伯裡為瀘定紀念館題詞,評價奪取大渡河上鐵索橋一役說:「在長征中,沒有一次戰鬥的地方可以同瀘定橋相比擬。」
  相對於紅一、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可稱得上是紅軍長征中最大規模的一次強渡江河的行動。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為迎接中央紅軍,以主力西進,發起了強渡嘉陵江戰役。嘉陵江是著名的天塹,山高水急,四川軍閥在對岸修築了許多碉堡。四方面軍組織了很大的船工會,短時間內造了上百隻船,要求在短時間裡至少能夠同時遣送三個團兵力到對岸,以達成戰役的突然性。發起戰役當夜,紅軍突破川軍嘉陵江防線,8萬大軍陸續過江,對岸敵人旅長連褲子都沒穿上就被紅軍活捉。
  【點評】善用兵者化害為利
  「半渡而擊」和「背水一戰」,是與渡河有關的最常用的兩條軍事成語。自古江河於民雖然有舟楫、灌溉之利,也有氾濫暴虐之害,更為兵家行軍之大礙。原因很簡單,肆虐的江河是兵力機動的大敵。然而善用兵者,又能化害為利,
  在長征中,僅中央紅軍就渡過了22條河流,時常面臨被敵人半渡而擊和背水一戰的危險,然而這些凶險都被英勇的紅軍避過。紅軍強渡這些江河後,恰好能利用難阻遲滯大批追兵。中央紅軍強渡烏江成功,利用這條天險在遵義換取了半個月的休整;四渡赤水後,又把幾十萬被拖得疲憊不堪的敵軍甩在後面,就是巧妙利用江河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勢如破竹(1)

  ——紅軍奪險關之謎
  在長征中,僅中央紅軍就爬過了20座山脈,其中有5座是雪山。爬雪山固然難,其他山也未必容易。
  山高必險,高山上的最險處通常都形成關隘。人稱:不過草地,不知長征之苦;不越險關,則不知長征之難。
  當險關未被征服時,便是置人於死地的對頭;征服了險關之後,它又會成為臂助。長征的各路紅軍為擺脫交通工具便捷的敵軍,很少走道路方便的平原,一般都在山區跋涉,因此整個征途總與險隘為伴……
  老山界:頭座峻嶺,嘴唇碰腳跟
  老山界海拔只有1860米,亦無敵人攔截,然而很多回憶錄中都談到了老山界,因為那是中央紅軍突破湘江進入五嶺山區後遇到的第一座高山,時間為1934年12月上旬。
  毛澤東的長征詩中有「五嶺逶迤騰細浪」一句。五嶺橫亙在南國大地上,老山界為五嶺中越城嶺中的一嶺,峰巒重疊,懸崖峭壁,遍山林深葉茂,人跡罕至,河谷幽深,觸目驚心。人們只能走懸崖絕壁間的羊腸小徑,它如同一條細長的帶子,或伸向山頂,或墜入峽谷,曲曲彎彎隱沒在叢林深處。
  剛剛經歷了湘江之戰的紅軍,到了老山界崎嶇難行之地,暫時避開了敵軍重兵的包圍,卻已經疲憊不堪,望著直插雲端的老山界,許多人有「老天爺也來作對」的感覺。先頭部隊剛爬了四分之一的山路,夜幕就已降臨。山上又黑又冷,路又窄又滑又陡,在雷公巖、百步陡等地方傾斜度接近90度。上山時,後者的嘴幾乎可以碰到前者的腳跟。絕壁上開闢的棧道、石梯則寬不盈尺,一側就是高達百米的懸崖。
  爬這樣的陡坡,傷員也必須離開擔架,由人攙扶著攀登,攜帶的輜重根本無法通過。折斷了腿的馬匹,成群地躺在懸崖腳下,發出痛苦的嘶鳴。
  被人們視為畏途的老山界,終於被紅軍征服,指戰員們的沉重的心情並未舒緩。剛經歷慘重損失,自然障礙造成的困難無形中被放大了許多。毛澤東此時瘧疾未癒,帶病翻山,並與王稼祥、張聞天、聶榮臻等人一邊行軍一邊交談,大家都痛感有更換指揮的必要。翻越老山界後,毛澤東在通道、黎平兩次會議上建議改變行軍路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主持軍務的周恩來接受了這一建議,從而擺脫了軍事上的凶險。
  紅軍從老山界翻越越城嶺,走出了逶迤的五嶺。險隘讓紅軍不得不拋掉部分輜重,行軍速度大大加快,更便於機動作戰,可謂是因禍得福。毛澤東寫了「天欲墮,賴以柱其間」的詞句。
  婁山關、臘子口:迂迴包抄險途「走泥丸」
  長征,本身就是戰略退卻,但卻不乏紅軍的主動進攻,如江河之戰中的烏江、大渡河之戰,山川險隘之戰中的婁山關、臘子口之戰等等,都是紅軍主動尋機殲敵的戰例。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扼守。紅軍進入雲貴邊境後,烏江、赤水河都在烏蒙大山之中,這裡屬於橫斷山系,氣勢磅礡。山路雖難行,緊要之處又有敵把守,但紅軍主動迂迴,穿插自如,有如「走泥丸」。
  1935年1月7日,紅軍智取遵義。次日,朱德總司令下達了奪取婁山關的命令。婁山關是遵義的北大門,系黔北婁山山脈的最高峰,四周山峰環立,川黔公路由南向北盤旋至關口,從兩座山峰之間穿過,形成一條狹窄的通道,紅軍如果不控制婁山關,遵義的安全將受到很大的威脅。當地守敵為黔敵侯之擔部的3個團,王家烈已經下了死命令,絕不許後退一步。
  1月9日拂曉,紅二師四團開始向守關之敵發起進攻。為了減少傷亡,紅軍兵分兩路,由一個營正面主攻,另一部攀上陡峭的巖壁,隱蔽向右側山峰迂迴,截斷敵軍退路。奪取婁山關的戰鬥進行了三個小時,敵人發現紅軍迂迴企圖之後,退向桐梓方向;紅軍趁勢猛追,不僅佔領了婁山關,而且順勢拿下了王家烈的老巢——桐梓,保證了遵義會議的如期召開。
  臘子口之戰,與婁山關之戰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剛過草地的中央縱隊和紅軍一、三軍團只餘8000餘人,又遇到長征最後一道險關——臘子口。此處是岷山山脈的一個隘口,位於甘肅省迭部縣境內,是川甘兩省的天然門戶,素有「天險」之稱。當地有句民諺:「人過洮岷山,像過鬼門關。走過臘子口,像進老虎口。」前有險關擋路,左有反動土司率領的藏族數千騎兵,右有胡宗南主力虎視眈眈,身後則是茫茫草地,只有奮勇奪關才是生路。
  臘子口的險要,超出人們的意料。山口窄得出奇,最下部不到30米。抬頭望去,懸崖高達兩三百米,幾乎要仰斷脖子。對於進攻者來說,臘子口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險關,而對於防守者來說,狹長的山谷對給養和兵力調動也是障礙。在這一險關面前,雙方都無法展開大的兵力。紅軍能在先失地利的情況下,通過正面強攻與攀登懸崖峭壁迂迴包抄的戰術,攻克臘子口天險,狹路相逢畢竟還是勇者勝。
  劍門關:午前進攻,黃昏拿下
  紅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也創造了許多驚人的戰績。重重雄關和峻嶺,都沒有能夠阻擋住英勇的紅軍。
  1935年3月底,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紅四方面軍發起了強渡嘉陵江戰役,隨後又進抵劍門關下。劍門關橫亙於劍閣、昭化之間,控扼川陝大道,七十二峰峰巒綿延,高聳入雲的峭壁猶如刀削斧砍。山間只有一條小路通向隘口,隘口懸掛在幾丈深的絕壁中,素有「劍門天下險」之稱。在關口處有座三層門樓,上有瞭望哨,底樓裝有兩扇大鐵門,在冷兵器時代,若守關士兵關閉鐵門,插翅難過。
  攻關之戰由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親自指揮。1935年4月2日上午11時,紅軍發起總攻,激戰至黃昏,全殲守敵三個團,佔領了劍門關要隘,使四方面軍主力能通過這裡順利西進同中央紅軍會師。
  紅二十五軍長征時,也經過了朱陽關、鐵鎖關、庾家河等險峻山關,與守敵展開激戰,軍長程子華和副軍長徐海東都在戰鬥中負了重傷。此後部隊又翻越秦嶺,進入陝甘根據地。
  紅二、六軍團長征時,經過烏江上游的鴨池河,兩岸山石壁立,水深浪急,十分險要,是通往黔西的要道。此外,在層巒疊嶂的烏蒙山進行的千里迴旋戰也克服了自然界許多險隘,由於這支紅軍的許多指戰員出身於湘鄂西山區,習慣於爬山,把那些吸大煙而身體衰弱不堪的國民黨軍閥「雙槍兵」遠遠甩在身後。
  【點評】善於攀越勝於敵軍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長征中的毛澤東,對山峰有一種特殊的喜愛。在中國共產黨人創建根據地時,山地從來是革命者的朋友,飄揚起紅旗的地方正是井岡山、大別山、大巴山……對國民黨軍來說,山區則是他們的畏途。紅軍長征中也選擇山區穿行,正好可避開敵軍的重兵,以翻越大自然險隘表現出決心和勇氣,同時也顯示了紅軍的生存技巧。

  第三章 敵機腳下飛(1)

  ——紅軍過雪山之謎
  紅軍翻越雪山,與過草地並列為最艱苦的行程。雪山有足以能留住冰雪的海拔高度,夏季溫度也在冰點以下——山腳下明明是夏天,山腰就成了春秋季,山頂則是肅殺的冬季。
  長征中的紅軍除了紅二十五軍外,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二、四方面軍都領略了大雪山的淫威。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後進入邛崍山區,把幾十萬追兵甩在身後。蔣介石此時不再追趕,而只派兵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因為他斷定走向雪山草地的紅軍,正在走向死亡。
  紅紅的辣椒成了「救命果」
  1935年6月,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北進,遇到了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這座山海拔4500多米,位於懋功之南,山上終年積雪。日落之後到日出之前的時段,到處陰風怒號,漫天飛雪,寒冷異常。當地藏民把它稱為「甲兒」或「神仙山」,意思是說山很高很陡,鳥兒都飛不過去。山上除了寒冷還缺氧,當地人把缺氧而死的人說成是被山神掐死的,這為大雪山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當時紅軍向北的路不只一條,西側有商隊常走的道路,但距離遠且要穿過藏區;東側的一條路雖然易行,卻已有川軍扼住險隘之處。利害相權,紅軍決定走東西之間最難走的路,強行翻越夾金山。
  翻越大雪山必須要有足夠的冬衣,最好還要有御寒的燒酒。可惜這兩樣紅軍都缺。山下人煙稀少,根本無法找到兩萬人所用的棉衣,燒酒也很少。當時部隊指戰員們不僅衣衫襤褸,而且絕大部分是湘、閩、贛、粵籍,從沒有見過如此高峻的雪山,也沒有經歷過嚴寒刺骨的氣候。朱德總司令運用自己曾轉戰川、滇、黔的豐富經驗,向總部建議後通報全軍:必須在山下吃一頓飽飯,喝一些辣椒湯,盡可能多帶一些乾薑、辣椒,在攀越峰頂體力不支時嚼碎吃下去,以刺激精神。總部還要求:每人都要將破衣、破氈子剪成條,牢牢包在腳上,以免凍傷。
  穿著單衣的紅軍翻越雪山時,越走越冷,指戰員們只好把背包中的被子打開披在身上,嚼著辣椒,在有力的政治動員下爬山。面對高度嚴寒和極度缺氧,指戰員們要靠自身運動產生的熱量驅走寒冷,此時紅紅的辣椒也成了紅軍翻越大雪山的救命之果。
  爬雪山時,毛澤東沒有穿棉襖,翻過山後儘管渾身濕漉漉,仍顯得興致勃勃。周恩來卻在途中患了感冒,下山後不停咳嗽,這是隨後出現險些奪取他生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部副部長,長征中任幹部休養連「老頭」班長的時年58歲的徐特立疾病的第一個症狀。健壯的朱德也得了支氣管炎,留下的後遺症終生沒有治癒。紅一軍團軍團長、年齡不到30歲的林彪幾次因高山缺氧而暈倒,最後被戰士們抬過山。長征時年已58歲、在紅軍中年齡最大的徐特立,卻是自己爬過去的。
  中央紅軍翻越的第二座雪山,是位於小金縣北端的夢筆山,藏語音為「蒙齋娜」,意為「興旺的大道」。隨後紅軍又連續翻越了長板山、倉德山、打鼓山等雪山,儘管這些山海拔更高,卻由於有了翻越夾金山的經驗,損失的人數逐漸減少。
  國民黨軍的飛機在紅軍戰士腳下盤旋
  在長征中,紅四方面軍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區的部隊,在雪線以上區域停留時間也最長。
  紅軍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四方面軍在中央紅軍到達夾金山幾天前翻越的海拔4592米的紅橋雪山,隨後他們攻克川軍守備的懋功縣,同一方面軍會師。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西進甘孜時,部分指戰員又第二次翻越紅橋雪山。
  紅四方面軍也翻越過夾金山,其中跟隨四方面軍南下的紅五軍團曾經四次翻越夾金山。雪山之高,連國民黨的飛機也飛不上去。在夾金山頂上的紅軍戰士就曾看到飛機在自己的腳下盤旋。
  長征中的紅軍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是通向西康藏區的黨嶺山。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軍南下遇挫後西進,不得不翻越終年積雪的折多山脈。黨嶺雪山號稱「萬年雪山」,橫亙在丹巴、道孚之間,為折多山脈主峰,海拔5500米左右,上下山約200里,因此被稱為紅軍長征中「在最寒冷的季節、爬得最高、路程最遠」的行動。
  在翻越黨嶺雪山途中,風雪無情地向飢餓、寒冷和疲乏的紅軍隊伍撲來,冷空氣愈來愈稀薄,夜間的氣溫竟然達到了零下二三十度,一些最頑強的挑夫也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先頭連隊根據嚮導的指點,用刺刀或鐵鍬在陡峭堅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腳孔,大家緊緊跟隨著前進。指戰員們的四肢早已被凍得沒有了知覺,許多人足下裂口流出鮮血,滲透了草鞋和裹腳的破布,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跡。在高度嚴寒和極度缺氧中,有的人頭暈目旋渾身無力,不自覺地停下來歇一歇,結果永遠躺倒在雪山的懷抱裡。沿途常見條狀的雪堆,下面便是凍僵的紅軍戰士的屍體。
  長征中的紅軍翻越雪山
  當時最累的是紅軍女宣傳員,她們每人一根木棍,把能穿的、披的全部拿了出來裹在身上,帶上鑼鼓、竹板在路邊、在風口給部隊加油,提醒大家不要停步,不要抬頭看,不要坐下來,並在風雪中艱難地唱歌,鼓舞戰士們戰勝雪山。
  穿短褲上玉龍雪山
  紅二、六軍團(後來合編成紅二方面軍)在三大主力紅軍中最晚進入雪山地區,翻越的雪山卻最多。
  搶渡金沙江後,紅二、六軍團沿著玉龍山西麓、金沙江東岸前進,一個「戴白帽子」的大雪峰很快橫在眼前,這就是玉龍雪山。紅軍到滇西北的中甸地區,必須翻過這座天然障礙,別無它路可走。
  玉龍雪山位於橫斷山脈南端,到處是被金沙江、瀾滄江激流沖刷而成的溝壑峽谷,陡峭異常,素有「關山險阻、羊腸百轉」之稱,許多雪峰都在海拔5000多米,主峰則高達5596米。寒風吹起山上積雪,宛如一條玉龍在天際飛舞。
  紅二、六軍團爬雪山前,事先做了簡短的政治動員,講了應注意的事項,還請來幾位農民當嚮導,但翻越玉龍雪山還是遇到了很多困難。當時正值5月,山下天氣很熱,上午開始爬山時指戰員們汗流浹背,衣服濕透。中午爬到半山腰,進入積雪線,白茫茫一片,好似嚴冬一樣冷,寒氣刺骨。紅軍仍然穿著平時行軍的草鞋和短褲,渾身發冷,牙齒打顫。在積雪覆蓋下,連一條羊腸小道都找不到。有的地方雪深過膝,前面的人踏出了一條「雪胡同」,後邊的跟著走。有的地方,坡陡路滑,摔倒容易爬起來難,稍不留神,就會連人帶物一起掉進萬丈深谷。
  越往上爬山勢越陡,積雪越深,空氣也更稀薄,全體指戰員出現了高山反應——呼吸困難、頭暈腦漲、噁心嘔吐、腰酸腿軟,胸口好像壓上了千斤巨石,每挪動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人們走累了也不敢坐下來休息,因為一坐下來就再也站不起來了。體質較差的人,靠自己的力氣無法翻過雪山,軍團和各師領導都把馬讓給病號,甚至馬上騎一個,還有一個拉著馬尾巴走。賀龍、蕭克、王震等首長不僅自己背槍,還幫助炊事員挑擔子。
  在一個多月裡,紅二、六軍團先後翻越了扎拉亞卡山、藏巴拉山、歐巴闊山、別寄隆山、甕水、邯坡等大小近十座雪山,好幾座雪山海拔都在4000多米甚至5000米以上。
  紅二、六軍團僅憑著測繪很粗糙的地圖,一個月翻越十幾座雪山,到達巴塘。這是整個長征路線中的最西端。因指戰員們體質虛弱疲憊,紅軍並沒有攻打橫斷山深處的巴塘鎮,而是以班組為單位分散籌糧。1936年7月,當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由於嚴寒、缺糧和缺氧,部隊在雪山地區共減員2000多人,付出了重大代價。
  【點評】神聖篇章精神鑄就
  岷山山脈綿延千里,從四川直插甘南境內,紅一方面軍翻越的大雪山均系此脈,故毛澤東長征詩中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之句。
  大雪山給人的直接觀感是莊嚴、肅穆。在當地人的心裡,大雪山是神聖的。英勇的紅軍戰士,用他們穿著草鞋的足跡,為這神聖續寫下最壯麗的篇章。支撐紅軍寫完這個篇章的,是理想、信念、堅韌和樂觀的精神,是友愛所產生的團結互助。經歷過嚴酷雪山行軍考驗的紅軍,都被錘煉成鋼鐵般的英雄。

  第四章 生存極限的挑戰(1)

  ——紅軍過草地之謎
  「沒過草地路,難知長征苦!」民謠則說:「自古到今朝,看到有鳥兒進去了,還沒有見風兒送出一片羽毛。」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回憶錄中敘述:紅軍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走出草地後,「我覺得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紅軍長征有四大難事:打、走、吃、穿。走、吃、穿的問題在穿越草地時體現得最為突出。這不僅是戰士個人以生命與自然搏鬥,更是人類群體對大自然生存極限的挑戰,也是紅軍向自己命運的挑戰。
  先遣隊損失慘重被迫退回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翻越大雪山與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面臨的情況卻很嚴峻:西面是荒無人煙的青藏高原,北面是一望無垠的水草地;蔣介石害怕紅軍東出四川,而以幾十萬大軍嚴陣以待。
  紅軍若要北出陝、甘,或要穿越草地,或走松潘古道。在中共中央同張國燾為北上還是南下爭執不下時,蔣介石已命嫡系將領胡宗南率第一軍搶先控制了松潘,並且在城北的漳臘修建了飛機場,專等紅軍送上門來。
  中央考慮,不如出敵不意,從草地中闖出一條生路。
  7月間,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六團和第五團三營作為過草地的先遣隊,由康貓寺出發,探查經由草地北上的途徑。該部路上找不到糧食,又遭反動藏族土司的2000多名騎兵攔截,六團向總部發出求糧急電即稱:「因為糧秣已絕,茹草飲雪,無法充飢,餓死凍死者觸目皆是。」因損失嚴重,這支部隊剩餘人員被迫返回。
  毛澤東讓出晚飯
  長征中一向為中央紅軍打先鋒的紅四團,接著為過草地開路。臨行前,毛澤東向團政委楊成武佈置任務,突然發現他還沒有吃飯,便把自己的晚飯——六個雞蛋大小的青稞面饅頭交給了飢腸轆轆的楊成武。楊成武說,當時每人只有固定的一份口糧,他不忍心吃主席的飯,卻又無法推辭,便吃了兩個小饅頭。
  吸收了第一批探路部隊的教訓,紅軍對過草地的準備工作提出了很多具體要求,強調每人帶足15天的糧食,收集土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連有帳篷。然而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人數達到10萬,所控制的地區不到3萬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萬。10萬人要帶足15天糧食,按最低的餬口標準也需要150萬斤。在人煙稀少、農作物產量不高的高寒藏區籌集到這麼多糧食談何容易?況且紅軍在這裡住了一個多月,已消耗了上百萬斤糧食。
  經過一個月左右的緊張籌糧,紅軍各部隊中糧食最多者,只能每人攜帶8-10斤,多數單位每人能帶5-6斤,最少的只有三四斤。因糧食不足,紅軍只好向藏民請教,辨認無毒可食的野菜,並宰殺馬匹、犛牛做成肉乾。衣被等物資的籌集,也遠沒有達到要求。
  在草地經常會遇到反動土司的騎兵,紅軍又缺乏打騎兵的經驗。中革軍委於8月上旬專門發出《關於對敵人騎兵戰鬥的指示》,加強了打騎兵的戰術訓練。
  一過草地走七天,艱苦如同煉獄行
  1935年8月中旬,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分別從毛兒蓋和卓克基出發進入草地,計劃到巴西一帶會合,繼續北上。
  草地面積約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這個區域在歷史上一直為松潘縣管轄,因此稱松潘草地。
  8月18日,在右路軍擔任參謀長的葉劍英率領先頭部隊三個團,從毛兒蓋北面的洞亞卡至梁加卡進入草地。8月21日,右路軍主力隊伍陸續開拔,隊伍分成兩路,一路由林彪率紅一軍先行,彭德懷率紅三軍殿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和中共中央機關在這一路隊伍中;另一路是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則在這一隊伍中。
  草地是高原濕地的俗稱,為泥質沼澤,植被主要是藏嵩草、烏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夏季像鮮花編織成的魔毯,一望無際,色彩斑斕。入秋後,無邊野花開始迅速凋謝,香氣陣陣襲來。在表面迷人的景色之下,草地卻處處瀰漫著濃濃殺機。草甸之下積水淤黑,泥濘不堪,淺處齊膝,深處沒頂。這裡不見山丘不見樹木,鳥獸絕跡,是沒有人煙村寨、沒有道路的灰綠色海洋,東西南北茫茫無垠,不知何處是盡頭。人和騾馬在草地上行走,須腳踏草叢根部,從一個草甸跨到另一個草甸跳躍前進;或者拄著棍子探深淺,幾個人攙扶著走。一天走下來,人們精疲力竭,若不慎陷入泥潭無人相救,會愈陷愈深,直至沒頂。
  紅軍過草地時正值秋天,又是雨季,本已滯水泥濘的沼澤成了漫漫澤國,遍地的積水散發出一股腐臭的氣味。草地上野草茂盛,籠罩著陰森迷濛的濃霧,難辨方向,只有在太陽偶爾穿出雲層時,才能糾正行軍路徑。在沼澤中行走,破了皮的腿腳泡過後很快會出現紅腫甚至潰爛,還常有小拇指粗的螞蝗叮咬。草甸上河溝縱橫,水寒刺骨,幾乎每過一條河,都有身體虛弱的戰士倒下。
  在長征中,草地堪稱大自然所設置的最大險阻。湘江、婁山關、臘子口等戰鬥雖然凶險,畢竟只是戰鬥部隊參加,過草地卻是長征隊伍中每個人的事。就個人而言,江河山川個把小時或幾個小時就能穿越過去;雪山再難爬,咬著牙一天都能通過。但是穿越草地,茫茫幾百里,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便走了七天才得以通過。
  丟失傷員科長被槍斃
  軟綿綿的草包下常隱藏著泥潭,一個人陷進去後,援救者用力不當,也會被拖入泥沼,同歸於盡,為救同伴而犧牲者屢見不鮮。草地中沒有人家,只有選擇較干地面露營。夜間戰士們就坐在背包上,背靠著背相互取暖,一條破爛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是奢侈品,大家在嚴寒中互相你推我讓,往往是蓋在傷病員或年老體弱者身上。
  過草地時,紅軍指戰員寧願自己吃野菜、草根和樹皮,僅有的一點乾糧都讓給傷員和體弱者。部隊籌到的糧食有多有少,籌糧多的就要勻些出來給籌糧少的。每天開飯時,以連為單位圍成一個圈子,由指導員發放小半茶缸青稞作為一天的口糧,每人帶的那袋糧食是屬於集體的,沒有命令誰也無權動用一粒,有的戰士餓得昏過去也不肯動用自己身上的糧食。紅軍的高層領導也是如此。
  身患重病的周恩來隨三軍團過草地,連續發高燒,五六天沒吃東西。彭德懷命人組織擔架隊,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周恩來抬出草地。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隊長,兵站部長(相當於後勤部長)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加入抬擔架,結果走過草地便累得病倒。
  為了提高戰士們的情緒,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經常唱起湖南家鄉小調和花鼓戲,逗得大家開懷大笑。不過紅三軍團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在過草地時丟了幾名傷員,為紅軍紀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槍斃。
  【點評】決定錯誤再受磨難
  紅軍左、右路軍進入草地的起點不盡相同,終點都是一個,即班佑。班佑藏語稱「彎佑」,意為老和尚,它位於廣袤草地的邊緣,是紅軍經過沼澤荒原之後能見到的第一個寨子。雖然裡面住的幾十戶藏民都已逃避,但這裡離能找到糧食的農區不遠,紅軍生存已無問題。
  右路軍走出草地後,張國燾在左路軍進至草地邊緣時卻突然要求全軍回頭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強調,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張國燾卻倚仗人多而堅決抗拒。當時中央被迫率領一、三軍單獨北上,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和左路軍又回頭再過草地。一年後,南下受挫的四方面軍重新北上第三次過草地,數萬指戰員又經受了這片最艱險地段的磨難。

  第五章 插牌借糧(1)

  ——紅軍「外債」之謎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紅軍經過一周左右艱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帶。這裡有了人煙,通過包座一仗的繳獲,部隊也得到了補充。右路紅軍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紅軍,以便繼續北上。然而左路軍中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卻強令四方面軍部隊和左路軍中原屬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三十二軍)掉頭南下,數萬紅軍再遇草地之厄。
  艱難的草地,對任何軍隊都是殘酷的險阻。據在松潘草地邊緣攔阻紅軍的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統計,他們雖然供應條件好得多,幾個月時間裡也減員半數左右。失去後方,衣食均缺乏來源的紅軍,面臨的艱難處境可想而知。
  紅軍不得已插牌借糧
  1935年9月,剛剛走過草地的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嚴令下,調頭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糧食供給更為困難,不少人又倒在泥濘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軍部隊在川康邊苦戰十個月,無法建立根據地,難以得到人、物補充,部隊人數減至4萬多人,幹部戰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張國燾面對無情的現實,只得同意北上,於是兩軍又經過草地向甘肅前進。
  女紅軍李伯釗回憶說:「我曾三次過草地。那是長征中最困難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過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紅軍二、四方面軍最後一次過草地時走的路程最遠,時間花費也最多,約有一個多月。若加上前兩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紅四方面軍走過草地的路程最為漫長。
  紅軍第三次過草地時間更長,是由於不能再走松潘地區,不得不走草原的縱深地帶。由於有前兩次過草地的經驗,總部要求每個戰士要準備15斤糧食。
  紅軍停留的藏區本來產糧就不多,經幾萬大軍往返,籌糧更感困難。紅軍發動藏、羌族僧俗群眾,許多群眾積極把存糧賣給紅軍,一些寺院還把多年積存的糧食和茶葉都拿出來,小寺院往往有幾百斤,大寺院則有成千上萬斤。在德榮縣龍絨喇嘛寺,贈送紅軍的青稞達15萬斤,成為當時記載捐糧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寶貴,肉可以吃,皮子拿來做背心、坎肩,穿幾個眼還可做皮鞋,走起路來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區,藏民受反動宣傳影響逃避一空,紅軍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後將所收數量和原因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來後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領回銀元,稱為「插牌借糧」。毛澤東曾把這說成是紅軍的唯一「外債」,全國解放後還專門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區的領導向藏民做補償。當年紅軍留下的欠條,由人民政府加倍償還。這些欠條現在成了珍貴的文物。
  過草地的「三怕」與「三難」
  紅軍過草地,有「三怕」和「三難」。
  一怕沒踩著草甸陷進泥沼——越掙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搶救方法不得當,救人者和被救者都會被污泥吞噬。後來人們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掙扎,只能斜躺著蹬草兜,往淺處翻滾移動,或者將綁腿帶纏在被陷者腰間拉上來。
  二怕下雨——因為這時腳底下的草甸會更軟、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進泥沼裡去。
  三怕過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體虛弱者經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幾乎每過一條河,都有戰士倒下。下暴雨的時候,河水猛漲,不少人被大水沖走吞沒。
  行難、食難和宿難,也是草地中的殺手。
  行難自不必說。食難一是沒有糧食,二是有了糧食也很難吃。攜帶的青稞麥炒麵,需要用水煮和著吃,沒有水很難下嚥,且口渴難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連人尿、馬尿都喝過。
  在草地行軍時,指戰員們體力消耗大,多數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將炒麵吃光,斷糧時只好吃所有能充飢之物指引紅軍過草地的「草地設營地圖」——皮包革履、死牛爛馬、樹皮草根、「神仙土」、糞便中殘留的糧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帶分幾次熬湯供數人喝。後來首長們的坐騎,也成了戰士們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難,有山丘等比較干一點的還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臥或者坐著打盹。為避免睡著滾到泥沼裡,有時還要幾個人輪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會奪去戰士的生命,他們甚至至死還保持著熟睡的樣子。
  嘗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戲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實決定不了誰生誰死的時候,只有抽籤決定。在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有了真人實事版。
  這一故事的主角是紅六軍團保衛局的七個人。他們過草地時,由於路荒無人煙,已斷糧好幾天,身體快垮下來了。為了填飽肚子走出草地,他們分頭採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於是決定召開一次黨小組會,選出一人先嘗,鑒別出無毒野菜供大家充飢。
  會上,四名黨員要求先嘗,三位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也要嘗,年老的要嘗,年輕的也要嘗,都想把危險留給自己,生存留給別人,場面感人至深。最後以投票表決的方式,選出了最年輕、身體最好、抵抗力最的陳雲開先嘗,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澀,味道俱全,當他品嚐到第七種野菜時,終於中毒暈了過去。
  故事結尾是:陳雲開經戰友們搶救未有大礙,而戰友們吃了無毒的野菜,最終走出了草地。
  過草地,紅軍三大主力犧牲多少人?
  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死亡的確切數字,一直很難準確統計出來。但在人們的印象中,在這裡死去的人,比長征以來在其他地方犧牲的人要多。
  1935年9月4日,周恩來曾致電一軍首長林彪、聶榮臻稱:「據三軍收容及掩埋死屍統計,一軍團掉隊、落伍與犧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澤中的人,顯然還不在上述統計中。
  紅三軍團到達班佑時,軍團長彭德懷在望遠鏡裡看見班佑河對面還有好多戰士沒有過來,便命四師十一團政委王平帶部隊去接應一下,過去後才發現這些人都是死的,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根據戰史上的統計,紅軍三大主力在兩年數次過草地時死亡的數字,還是可以大致推算出來:紅一方面軍1935年6月過草地之前統計共有近2萬人,過草地之後剩下13萬人(其中在左路軍的五軍、三十二軍5000人,中央縱隊和一、三軍8000餘人),損失約6000人。紅二方面軍1936年7月過草地之前有16萬人(原二、六軍團14萬人,又補充了紅三十二軍2000多人),走出草地時為13萬人(10月間三大主力會師時為11萬人),過草地損失約3000人。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損失最大,僅以第三次過草地統計即損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過草地損失的人數,估計損失數翻一倍還要多。
  過草地損失的上述人員中,只有少數是因忍受不了艱苦而逃亡(多是入伍不久的當地人)或掉隊失散,其餘都是因凍、病、餓而犧牲。這些死者,戰友來得及掩埋時就在簡陋的墳前立上死難者的拐棍,刻上他的名字。來不及掩埋的只能暴露於野,更像是凝固在草地中的一尊尊雕像,在歲月的侵蝕之下慢慢消失。
  【點評】巨大犧牲換來廣闊空間
  紅軍以過草地的巨大犧牲,換來的是縱橫馳騁陝甘地區的廣闊發展空間。此後,「爬雪山,過草地」幾乎成了紅軍長征的代名詞,被認為是最能體現紅軍長征精神的兩個行動。
  黨史專家石仲泉曾經為紅軍過草地總結出六條經驗:「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階級的友愛,革命的情誼,嚴格的紀律,樂觀的情緒。」這六條不僅是紅軍戰勝草地的經驗,也是整個長征勝利的經驗。

  第六章 單衣出發(1)

  ——紅軍抵禦惡劣天氣之謎
  紅軍長征中,除了要克服地形險阻,還要克服烈日、風霜、雨雪、冰雹等惡劣氣候條件。紅軍長征期間經歷了春夏秋冬的不同季節,但各主力紅軍出發時穿的都是老蘇區帶出來的單衣,沿途沒有根據地,很難補充服裝,適應氣候變幻成為征途中的嚴峻考驗。
  寒冷成為各支部隊共同的敵人
  中央紅軍長征經歷了一年時間,紅二、六軍團歷時也將近一年。紅四方面軍在征途中因曲折往返,用了一年半時間。過草地前調到左路軍隨四方面軍行動的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以及隨其行動的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則走了兩年。這就意味著,參加長征的紅軍都經歷了一年四季的雨雪風霜。
  中央紅軍(一方面軍)從蘇區突圍前,每人發放了一套新軍裝。出發的時候正值秋季,南方天氣冷熱適中,比較適合行軍。12月初進入五嶺地區,尤其是翻越老山界時,人們首次感受到了「瞬間有四季,幾步不同天」的氣候,指戰員們單薄的軍衣已經難御寒冷。
  1935年元旦,雪花紛飛之際,紅軍來到烏江邊。在寒風刺骨中,突擊隊員們赤膊短褲,乘著半截浸在冰冷江水中的竹筏,冒著對面射來的槍林彈雨強渡,表現出極大的忍耐力。
  突破烏江一周後,紅軍佔領遵義。此時經過近三個月轉戰,軍衣多已磨損。在休整的十幾天裡,城內被服廠日夜開工,為每人補充了一兩套新軍衣,在四渡赤水時才勉強保障了抵禦嚴寒的需要。
  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向伏牛山區轉移的時候,部隊也身穿單衣。這時正值11月下旬,遇到突然南下的寒流,豫西地區氣溫驟降,而紅軍指戰員的衣服被雨雪浸透,饑寒交加的戰士們手指大都凍僵,有的槍栓也被凍住。這時部隊偏偏又遇到優勢敵人的猛烈進攻。危急時刻軍政委吳煥先身先士卒,掄起大刀,以白刃格鬥殺退敵人。天黑以後,風雪大作,接著轉為大雨。紅軍忍受著極度寒冷、飢餓和疲勞,頂風冒雪脫離險境。
  此後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陝邊建立了根據地,靠發動群眾徵集布匹和棉花,為部隊解決了棉衣,才能在秦嶺南麓度過一個寒冷的冬天。
  紅二、六軍團部分領導合影
  紅二、六軍團長征時,沿途讓各部隊自己解決衣物以適應氣候變化。由於在西南地區難以找到灰布,二、六軍團的軍服多以當地的黑布製作,以至三大主力會師時,許多人找二方面軍的人就以黑色軍裝辨認。
  夏裝越雪山臉盆擋冰雹自己織毛衣
  氣象條件往往是地形險阻的放大器,越是在地形條件複雜之處,氣候就越惡劣。長征中最大的自然險阻莫過於雪山和草地,那裡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惡劣的氣候,造成很大的傷害。
  中央紅軍從「天無三日晴」的貴州進入雲南,氣候一時轉好。但到了金沙江畔,陽曆四月底的天氣已極炎熱。一個月後,中央紅軍就遇到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山下溫暖如春,山上卻雪花紛飛,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度,連呼氣都凍了冰,手和嘴唇凍得發紫。雪山上的氣候非常奇異和危險,經常風雪交加,狂風吹動厚厚的積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時山上又驟然出現晴空麗日,雪上的強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在夾金山上,紅軍還遭到了冰雹的襲擊,大雪夾雜著雞蛋大小的冰雹,鋪天蓋地地向人們砸來,一些傷病員倒在雪地上再也沒有起來。但靠著頑強的毅力,穿著夏裝的紅軍終於戰勝了雪山。
  紅一、二、四方面軍過草地,都趕在秋季,豐沛的雨水使本已滯水泥濘的沼澤徹底成了漫漫澤國。參加過長征的紅軍老戰士曾回憶說:「草地的天,孩兒的臉,說變就變。」當地氣候變化無常,人稱「一天四季」,一晝夜就等於內地一年的氣候變化——先是萬里無雲,驕陽似火,溫度可達攝氏40度,熱得人全身是汗;一到下午往往黑雲密佈,雷電交加;到夜晚氣溫會降至零度左右。草地還經常出現冰雹,大的像大碗那樣大,不僅是人,即使是皮糙肉厚的騾馬也會被砸死。這時,人們就會把臉盆、菜盆、鐵桶、背包等舉在頭上,抵禦冰雹的襲擊。
  紅軍各部隊在當地很難找到布匹製作棉衣,指戰員主要用羊毛和犛牛皮自製毛衣、皮衣。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前,四方面軍領導考慮到這支部隊缺乏御寒物,便要求全軍動手,為兄弟部隊每人織一件毛衣或毛背心。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各部隊有穿布衣、有穿皮毛衣,顏色雜亂,絕大多數人卻仍戴著一頂象徵世界革命的「五大洲」紅五星八角帽,顯示對革命的忠誠。
  長征中少有的幸福時刻
  在長征途中,沿途宿營方式只能因地制宜。進入有村落的地區,部隊通常分住民房,不論如何疲勞仍要求指戰員保證缸滿院掃淨,多年後在各地群眾中還留下一片讚譽。到了較大的鎮子裡,紅軍為避免擾民,便盡量找官府辦公處、逃亡的土豪官僚的住宅或學校、祠堂等公共場所作為宿營地。
  紅軍長期佔領的最大城市是遵義,城內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剛修起的外形別緻的二層豪華住宅成為中革軍委的辦公地。當時紅一師進駐遵義北面的桐梓城,也是黔北繁華之地,已有電燈,來自農村的戰士們還是頭一次見到,認為是開了「洋葷」。在這種難得的條件下,紅軍能在入冬後得到十幾天休整,是長征中少有的幸運時刻。
  進入人煙不多的山區和草原後,能在遮風避雨的房子裡美美地睡上一覺,就成了一種奢侈。沒有避寒之處,戰士們只能找一塊比較干的地方,或揀一些草葉鋪在濕地上。戰士們總是祈望不要下雨,然而十天露營總有九天下雨。面對上面雨淋,地下水浸,全身濕透的紅軍戰士只有幾個人背靠背地互相用體溫來取暖。這時人們唯一的希望是早點天亮,因為渡夜如年。戰友間互相依偎溫暖的後背和篝火,成了戰勝氣候和暗夜的法寶。
  關於草地篝火的描述,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有的回憶以樂觀情調為主:「每當夜晚來臨,到達宿營地後,戰士們總要點起篝火,驅趕行軍的疲勞和寒冷。簇簇篝火,飄動著紅色的火焰,映紅了夜空,映紅了紅軍戰士興奮的臉龐。」在有的回憶中,生篝火又是難事。據紅六軍軍團長蕭克回憶,草地上沒有樹木,燒柴比較困難,主要燃料是牛糞。牛糞基本上被前面部隊燒光,後衛部隊只好到處找小灌木,即使找到一點,也是濕的,非常難燒,只冒煙,沒有明火。大家便輪流吹火,眼睛被熏得紅腫流淚。有時沒有火柴生火,只好從山上採下火石,擦石取火。
  【點評】天祐勇士適者主動
  在長征中,老天爺也不總是與紅軍唱對台戲,有時還能幫幫紅軍的忙。在飛奪瀘定橋時,因為天降大雨,同時沿大渡河兩岸行軍的敵我兩軍面對惡劣氣候的表現完全不同。由於敵軍支撐不住雨淋而找地方宿營,擔任奪橋任務的紅軍才得以趕在敵人前面。
  紅二、六軍團長征時能破圍而出,也受惠於氣候頗多。紅軍當時被包圍在縱跨雲貴兩省的烏蒙山區,人煙稀少,氣候惡劣,紅軍戰士能適應,而國民黨軍卻畏苦怕難,行軍總是落後。這樣經過一個月的「轉圈」,紅軍終於在敵夾縫中跳出包圍圈。

  第七章 300人犧牲(1)

  ——紅軍六盤山疑案
  從歷史檔案資料上得來的數字,參加長征的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這四支遠征大軍,出發時總人數超過18萬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經過長征的歷練紅軍人數減少至不足56萬人(隨後在西路軍又損失2萬多人)。按此計算,途中的損失就超過12萬人。若是再扣除長征期間在路上不斷補充的新戰士,紅軍實際損失的數字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途中損失的這些人,相當大一部分是被各種各樣的疾病奪去了生命。
  「不怕犧牲,就怕負傷生病。」
  長征中的紅軍,以血肉之軀迎戰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人自身的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力會被降至最低點,傷病經常出現。1936年4月,陳錫聯同志任紅
  四方面軍紅十師師長時,在甘肅省
  鎮原縣相子鎮留念在無根據地的情況下,部隊找群眾抬擔架不易,更難有醫院安置傷病員。許多指戰員都說:「不怕犧牲,就怕負傷生病。」
  在長征中,無論是黨和紅軍領袖、高級將領還是普通士兵,無論是女還是男,幾乎都為疾病所困。毛澤東在長征出發前就患上了嚴重的瘧疾,過老山界時病體仍未痊癒,主要靠擔架抬著行軍。一些身體強壯者也未能倖免,如蔡暢身邊的勤務員平時活蹦亂跳,但爬到雪山頂上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雲貴川三省交界之地,是三國時諸葛武侯所說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人們傳說因時令產生的瘴氣造成了大量士兵中毒而死。據現代醫學考察,所謂瘴氣實際是蚊蟲傳播的瘧疾病。紅軍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時,恰恰也從這裡通過,幸而開始天氣較冷蚊子不多,染瘧疾者較少。進入西康後,就有一些人染上了當年這種被稱為「軍隊剋星」的病。
  中央紅軍翻越雪山時,有很多人得了高山反應症。身體素來健壯的康克清也出現這一症狀,一時走不動。身邊的人幫著她拿背包並前來攙扶,最後終於走過這段險途。
  草地看似美麗,腳下的水散發出一股腐臭的氣味,喝了草地水輕者肚子發脹,重者中毒而亡,只能靠接雨水為生,疾病在這裡會被迅速傳播。紅軍進入草地時嚴重缺糧,處於半飢餓狀態下行軍的人更極易生病,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著死亡。
  紅軍進入草地前,周恩來就患了嚴重的阿米巴痢疾。鄧穎超本來體弱多病,這時已不斷吐血。過草地的第一天,就趕上天降大雨,雷電交加,鄧穎超從馬上摔下來,長征到達陝北的鄧穎超掉進泥潭裡,一動也不敢動。前面的人走遠了叫不應,等了很久後面來了人,才把她慢慢拉出來,全身已浸透了。第二天起,她就開始發燒拉肚子,由於過河時陡然漲水,抬她的擔架員被急流沖走,她咬著牙扶著別人的肩膀,搖搖晃晃地前行。鄧穎超後來回憶,走出草地時,她已經不像人樣,剛剛走進一家藏民房子,就倒在滿地的牲口糞屎中,躺了兩個多小時才甦醒過來。蔡暢趕來看她,見到她的模樣以為她活不成,放聲痛哭。
  紅四方面軍四軍十一師政委陳錫聯在長征時只有21歲,懋功會師前後患了傷寒病,臥床不起。6月的天氣,他身上蓋著好幾床棉被還覺得冷。他連天拉肚子,腸子的內膜都洩了出來,命如游絲。經當地一位老中醫的調治,命總算保住,頑症卻未能徹底治癒。
  六盤山離奇死亡300餘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並不可怕,當年囿於客觀環境和醫療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則充滿了神秘和恐怖,也給指戰員心裡造成很大的陰影。
  擔任前鋒的紅一軍團的政委聶榮臻回憶過草地時,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戰士走著走著,突然倒下了。是飲水還是瘴氣中毒,或者是飢餓還是凍死,沒有人知曉。」
  紅二軍團六師冒著雨雪翻越老則呷登山,第二天清點人數時發現死去幹部戰士140多人。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過記載:「向中甸前進中間經過一很大的雪山,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結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夠恢復體力的,為什麼會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潔白無瑕,況且大家都喝了雪水,為什麼有人會死?誰能給出答案?這些問題不僅讓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會讓身經百戰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亞克夏雪山是紅軍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數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軍剿匪部隊137團在這裡發現了12具17年前長征紅軍的遺骨,頭北腳南,排列整齊,骨架旁還有皮帶環、銅扣之類的軍用品。是什麼無聲無息地奪去了一個班建制的戰士的生命?事後推測,兇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長征途中還發生過一件離奇的命案。中央紅軍在翻越六盤山時,一夜之間竟無聲無息突然死了300餘人。紅軍保衛部門組織了專門力量進行偵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調查數月,最終也沒有找到任何線索和確鑿證據。直到50多年後謎底才揭開:原來紅軍下山後,許多人飢渴難忍,就到溝谷找泉水喝。沒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氣,與土壤中的鉀、鈉結合生成劇毒的「氰化鉀」和「氰化鈉」,這些人都是被氰化物阻斷了中樞神經,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生命。
  醫護人員最辛苦
  許多老紅軍回憶,經歷過長征的人,差不多都能當半個醫生,因為見到過各種疾病和無數的死亡,大家也都懂得用簡易方式處置病患。
  在強行軍中,最苦最累的往往是醫護人員。紅三軍團有個看護隊,在過草地時24人就犧牲了8個。每次出發前,他們都要先給病員服藥,給傷員換藥、包紮好傷口,路上吃的、喝的、用的東西都要準備好,盡量減少傷病員的痛苦。在過草地時,隊員們將所剩不多的糧食讓給傷病員,自己去摘野菜充飢。到了宿營地,他們先給傷病員燒水、洗腳、看病、換藥,然後自己才去休息。這樣,他們比一般戰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再加上缺糧少吃,身體也漸漸虛弱。傷病員有增無減,擔架不夠用,醫護人員還要攙著傷病員走。長征到達陝北的康克清
  紅軍很重視醫療衛生,藥品主要靠繳獲或購買,紅四方面軍還創造了一套以中草藥為主的醫療體系。
  不過到了人煙稀少的荒涼地區,藥品得不到補充,就只有憑借經驗抗擊病魔。
  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前人用犧牲換來的經驗就成了一劑良藥,它讓人們能避開即將到來的危險。紅四方面軍南下時自然條件更為惡劣,但有了此前翻越夾金山的經驗,爬山前準備比較充分,反而損失不大。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根據以往經驗,在翻越雪山時向全部隊口傳命令:翻越途中所有人不得坐下來休息,各級幹部要照顧體弱有病的人,不能讓一個人停下。為了解決糧食不足的難題並增強指戰員的體力,賀龍帶頭去釣魚。草地河流縱橫,魚很多,藏民又不吃魚,很容易釣到。食物中添加了動物蛋白,能增加人身體的抵抗能力,又避免吃野菜帶來食物中毒的危險。
  【點評】有了後方不怕生病
  長征中的紅軍患病眾多,輕病號都堅持跟隨部隊,重病號的安置卻成了大難題。為保存重要骨幹,紅軍規定團以上幹部和重要技術骨幹(如電台人員等)傷病後抬著走,其他重傷病員每人發幾塊銀元安置在群眾家中。根據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調查統計,有15萬失散紅軍,相當一部分就是長征途中的患病離隊人員。
  長征中的紅軍因為疾病付出了重大的犧牲,最終到達了全國僅存的根據地陝北。在那裡,指戰員們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便是不再怕生病,因為那裡有後方醫院,有蘇區老鄉的窯洞可休養,病癒後馬上又可以歸隊。經過長征的人,對根據地的作用刻骨銘心。


  第六部分 女性之謎

  第一章 戰爭無性別(1)

  ——女性參加長征數量之謎
  戰爭本身並沒有性別。從西方的聖女貞德到東方的花木蘭,世界上的任何一場戰爭也沒有讓女人走開過,女人總是以各種方式參與戰爭。
  70年前紅軍的長征是一個時空廣袤的大舞台,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四支隊伍中,也都離不開紅軍女戰士的出色表現。
  中央紅軍:女性參加長征要體檢
  中央紅軍離開紅都瑞金西進的時候,共有86萬多人,隨隊而行的女戰士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約為2700︰1。
  這32位女性都是有案可稽的,她們是: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謝小梅、鍾月林、吳富蓮、楊厚珍、肖月華、李建華、曾玉、劉彩香、丘一(益)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
  經過組織批准的名單只有30人。這就意味著她們之中有兩位並不是經組織批准參加長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這兩個人中,可以肯定有一個是曾玉,另一位說法不一,無從查考了。
  那麼,究竟符合什麼條件的女性才能參加長征呢?
  當時中央內部規定了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共產黨員,思想政治上絕對可靠;第二必須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身體強壯,能適應艱苦的環境。符合前兩個條件的女性,就會接到去蘇區醫院體檢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紅軍女戰士成為拿到了體檢通知的幸運兒。但經過醫生一番嚴格的扣診、聽診、驗血、照X光等系列檢查,身體最終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沒有經過體檢,或者說不需要經過體檢就直接列入名單的10位女性,是中央蘇區黨政軍領導的配偶。
  被批准參加長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蘇區機關的幹部,有的是醫院的護理人員,有的是文工團的戰士。當時沒有留下中央蘇區參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確切數字,這些女性究竟佔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還是個未知數。
  其他紅軍部隊裡的女戰士
  紅二十五軍、紅二、四方面軍對參加長征女性的遴選,並不像中央紅軍那樣嚴格。
  中央紅軍出發一個月後,紅二十五軍也告別了大別山區。從鄂豫皖出發參加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東屏、戴覺敏、余國清、田喜蘭、曾紀蘭、張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們的職業比較單一,都是隨軍醫院的護士,男女之比約為428︰1。因為職業是「白衣天使」,人們稱呼她們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後合編成紅二方面軍)離開湘西開始長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貞、陳琮英、戚元德、陳羅英、馬憶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紀(紅?)林、胡越強、張四妹、伍秋姑、石芝、馬積蓮、范慶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國英、張金蓮、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們有幹部、機要員、宣傳員、護理員、炊事員等。她們沒有單獨編隊,也沒有統一的組織,而是被分散在各個單位。
  參加長征的紅軍女戰士,以紅四方面軍為最多。
  1935年春天,紅四方面軍突破嘉陵江西進時,隊伍中有2000多名女紅軍,主要集中在婦女工兵營、方面軍總醫院、劇團、婦女獨立團和婦女學校等單位。其中婦女獨立團人數最多,約1200餘人。1935年2月,獨立團擴編為師,人數最多時達2500多人。婦女獨立團和獨立師是人民軍隊歷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團以上女性作戰部隊。
  紅四方面軍的女性因為參加了作戰,人數增減幅度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黨嶺雪山的時候減員最多,婦女獨立師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復獨立團的建制。沿參加長征的部分紅軍女戰士合影,
  右起:劉英、夏明、蔡暢、陳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婦女(包括少數民族婦女)加入,到達陝甘寧時,女性恢復到將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編成婦女先鋒團,隨西路軍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戰100天之後,最後只有不到300人活著返回陝北。由於人數眾多、犧牲太大,這裡無法一一列舉出她們的名字。有的女紅軍根本沒有留下名字。
  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婦女隊伍中,還有幾個來自一方面軍的人,如調到婦女先鋒團任團長、政委的王泉媛、吳富蓮,幫助四方面軍組織文藝工作的李伯釗等。她們不僅都成為三過草地的女紅軍,而且長征的時間長達兩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軍主力多了1萬里。
  走與留關係著他們未來的命運
  走,抑或是留?對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女性來說,是黨組織的考驗。對於每一位參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個體而言,走與留關乎著她們未來的命運。
  中央紅軍和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中隨隊而行的女性,除個別脫隊以外,絕大多數都安全到達了目的地,其中相當部分日後都成了黨、國家、軍隊以及各行各業的領導;而那些留下來的女性,則命運多舛。紅四方面軍中的女性則剛好相反:出發時的2000多名,平安到達陝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蘇區經過批准參加長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進了名單的,她們是重要領導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來是當時的最高「三人團」,他們的妻子肖月華、劉群先和鄧穎超在其中,中央蘇區創始人毛澤東、朱德的妻子賀子珍、康克清,當時中央各部的負責人李富春、凱豐、李維漢、鄧發、毛澤民的妻子蔡暢、廖似光、金維映、陳慧清、錢希鈞也在其中。這10人中,肖月華、康克清、金維映、錢希鈞身體沒什麼大問題;而鄧穎超患有嚴重的肺病,身體虛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蘇區不給部隊增加麻煩;劉群先長征前不久頭部在國民黨空襲中被彈片擊傷,從而導致了流產;賀子珍、廖似光和陳慧清已經懷孕,在長征中還生了孩子(周子昆的愛人曾玉就是因為懷孕而沒有被批准參加長征);蔡暢患有嚴重的胃病,體檢是過不了關的。
  不過,這10個人也有她們必走的原因。她們擔任著比較重要的職務:鄧穎超時任中央局秘書長,蔡暢是江西省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劉群先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金維映是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陳慧清是閩粵省委書記,賀子珍是軍委的機要秘書……
  隨隊遠行是福是禍,當時誰也不能未卜先知。
  【點評】女性奇跡輝煌表現
  參加長征的女性人數,紅一、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都比較明確,共計約60名;紅四方面軍確切的數字已經無法統計(因途中常有增減),最多時為2500人。總之,參加紅軍長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對參加長征的女性,無論是領導人、黨史戰史學家、文學藝術家等都不曾吝惜讚美之詞。確實,她們用鮮血和生命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婦女運動史上的奇跡,同時,也挑戰了女性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的極限。
  長征給她們提供了舞台,她們在這舞台上創造了偉大和光榮,並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第二章 行程更漫長(1)

  ——女性長征的代價之謎
  二萬五千里長征,關鍵在於行,其他可以說都是圍繞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樣,還要面對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吃飯、穿衣、睡覺等等。這些女性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呢?
  紅軍女戰士的「行」
  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性,準備時間並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來不及做什麼準備就匆匆出發了。
  她們每人帶15斤的東西,其中包括5斤糧食。所有的東西被打成一個背包,外加一個挎包,裡邊裝著幾件換洗的衣服和簡單的日用品,每個人的腰帶上還掛了一個搪瓷缸,走起路來叮噹作響。
  與男紅軍相比,她們隨身帶的東西並不算多,但她們的行軍速度慢,依然達不到要求,本來對女性隨軍就有偏見的男性,對她們拖後腿頗有微詞也就不難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們,她們所在的幹部修養連幾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殘。最初的長征途中,她們享受到了別人享受不到的禮遇:規定好的行軍序列不允許任何人插隊,但卻可以為幹部修養連一路綠燈,就連中央領導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們行注目禮。
  女紅軍的行軍隊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過了遵義之後,就不再因為行軍速度的問題受人詬病了,人們更關注的是,她們如何在惡劣條件下生存下去。
  鄧六金長征到貴州時患了痢疾,兩天不到就走不動路了。領導勸她留在老鄉家養病,她堅決地說:「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隊伍裡!」
  當時有「八塊錢」之說:實在走不動的傷員,按規定給八塊光洋寄養在當地老百姓家裡,後果往往是被殺被抓,或因傷病得不到治療而死。因此,女紅軍的行軍口號樸素而簡單:「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曾給康克清當過警衛員的女兵羅坤年僅13歲,她帶11個紅小鬼外出宣傳,回來時部隊已北上。這十幾個女孩子組織起來追趕,沿途靠乞討生活,又躲過野獸襲擊和人販子,戰勝了疾病、飢餓,歷時三個多月,終於追上部隊。
  藏族女戰士姜秀英的腳趾頭被凍壞了,為了跟上行軍隊伍,她從老鄉家借來斧頭,毅然把潰爛的腳趾頭砍掉。
  在行軍途中,紅軍女戰士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原始標準。陰雨天被淋得像落湯雞,在嚴重缺水地區臉上又常蒙著一層灰塵。惡劣條件使得她們的性別意識淡化。最頭痛的是來例假。當時在敵人尾追下部隊不停地趕路,儘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但捂著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時,三五個人擠在一起,還要躺在潮濕的土地上。女紅軍危秀英居然練出了站著睡覺的本事。
  參加長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軍擔任婦女運輸連連長的王澤南,是一位裹著小腳走的女性。在過雪山的時候,她曾唱過這樣一首歌來鼓勵其他紅軍戰士:「裹腳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緊又不松。到了山頂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後,她硬是憑著「三寸金蓮」征服了千山萬水。
  「牛糞裡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紅軍女戰士的「食」
  長征之初,吃的問題並不突出。出發時大家都帶足了乾糧,在人煙稠密區獲得食物也比較方便。1935年初,紅軍在貴州猴場過陽曆新年的時候,紅軍女戰士們還燉了一大鍋菜,做了糯米□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在晚飯後的篝火晚會上,還有從當地雜貨店裡買來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過草地的時候,無一例外地領略到自然環境的嚴酷。女戰士汪榮華回憶道:「深秋來臨,寒風凜冽,我們身著單衣,在無垠的沼澤地裡行軍,兩腳泡在又臭又冷的水裡,糧食越來越少,不幾天,我們就把剛進草地時帶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塊雞蛋大的鹽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臉都吃腫了。最後連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來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燒掉,用水煮著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為「美味佳餚」?樂觀開朗的女性編了一首歌來傳唱:「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乾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後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寸戰友嘗。」
  為了生存,她們甚至從牛糞堆裡揀糧食吃。女戰士鍾月林、錢希鈞和謝飛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裡嚼著苦澀野菜,細心的謝飛發現樓下牛糞堆上夾雜著一些沒有消化掉的麥粒。起初她們還有點嫌髒,但飢餓的滋味更可怕。她們顧不上牛糞上還爬著蛆蟲,開始揀麥粒,很快就揀了兩三斤。她們把麥粒拿到河邊仔細洗乾淨,然後放到鍋裡去炒,金黃的麥粒就變成美味的食品。過草地的時候,一位男性紅軍指揮員曾經提出要用半塊香皂來換謝飛手中的一把熟麥粒,謝飛沒有換,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們幾乎什麼都吃過,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樹皮、草根、皮帶、皮帽。有一次,李伯釗把劉少奇採來的野煙葉子當成蘿蔔纓子,吃掉後差點中毒。
  唯一不覺行軍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體強壯,背著三四條槍行軍,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延安曾對史沫特萊說:「同那麼多可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軍和出門散步差不多。」
  夜宿女房東屋裡鬧誤會——紅軍女戰士的「住」
  長征的女性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虱子。彭德懷曾開玩笑:「無虱不成軍,沒有虱子的不算長征幹部!」無論男女,無論職務高低,宿營時都有一項「功課」,就是捉虱子,誰也不笑話誰。徐特立還編過「捉虱舞」,親自表演。
  女性的長髮是肯定不能留的,因為在作戰時要防止被敵軍認出是女的,也因為衛生問題。女性營養不良,第二性徵沒有了,住宿到女房東屋裡,還會鬧出誤會,曾經發生過女紅軍寬衣解帶,讓當地婦女「驗明正身」的事情。一些乾脆剪成光頭。她們平時戴著帽子,休息時一些調皮的男戰士偷偷將她們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歡迎尼姑革命」,女性惱怒和尷尬的神情,變成男性開心的笑料。
  【點評】正視事實女性偉大
  長征中的女性有著耀眼的光彩,卻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這些絕不會有損於她們的偉大,也不會有損長征的偉大。
  遺憾的是,以往關於長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於「為尊者諱、為賢者隱」的善意,對女性的不尊重鮮有涉及。
  是繼續隱瞞還是正視這些事實,拷問著治史者的良知。
  在今天,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讓這種遺憾再持續下去?通過長征中婦女的經歷也可看出,要消除對女性的不尊重,使婦女在社會上得到徹底解放,確實需要經歷很長遠的歷程!

  第三章 烏泥塗臉剪長髮(1)

  ——紅軍女戰士戰鬥力之謎
  長征中,除紅四方面軍外,其他幾隻紅軍部隊都沒有編製婦女作戰部隊,她們多被編在後勤、衛生分隊,主要從事機要、秘書、衛生、黨團婦女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可以迴避開直接的戰鬥。
  紅四方面軍編內的婦女獨立師佔了長征婦女的絕大多數,婦女也是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琴秋:精通五國文字的紅軍女師長
  在紅軍作戰部隊中擔任最高職務的女性,當屬張琴秋。她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後來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
  張琴秋——紅四方面軍入川時的政治部主任
  回國後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還是中共西北局成員中唯一的女性。
  1933年,由鄂豫皖西征進入川北的紅四方面軍建立了通江縣婦女獨立營,翌年擴編成獨立團。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獨立團擴編為獨立師,共有2500多人,張琴秋擔任師長。她曾率婦女獨立營創造過「五百農婦繳白軍一個團」的奇跡,成了「精通五國文字」能文能武的傳奇人物。
  軍史記載,紅四方面軍的婦女獨立團在強渡嘉陵江的戰役中,參加了攻打劍門關的戰鬥,激戰兩晝夜,取得了重大戰果。作戰的時候,女戰士們用烏泥塗黑臉,剪掉長髮,以防被敵人發現是女兵。
  臘子口之戰是婦女獨立團付出較大犧牲的戰鬥。敵人在30米寬的山口上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後面又有100多藏族土司騎兵尾追。獨立團的女兵和500多名傷病員被堵在峽谷之中。一個連的女紅軍身背大刀,手握步槍,向敵人發起進攻。擔任斷後的一個排女兵由副連長譚懷明率領,與100多敵兵展開了肉搏,戰場上寒光閃爍,到處鮮血噴湧。經過血戰,紅軍傷員安全通過臘子口,而女戰士則犧牲了70多人,大部分人連姓名也沒留下。
  西路軍渡黃河西進的時候,1300多名女戰士改編成婦女先鋒團,她們多來自四方面軍,團長和政委是紅一方面軍的王泉媛和吳富蓮。已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的張琴秋也隨隊西征。婦女先鋒團血戰河西走廊,最終全軍覆沒於祁連山麓,張琴秋在突圍時被俘,身份暴露,被馬步芳解送到南京邀功。全面抗戰開始後,在周恩來營救下,她最終回到了延安。
  在四方面軍參戰婦女中,出現過很多慘烈事跡,如大小金川一戰,十幾名女兵被敵人三面包圍,彈盡糧絕,女班長把最後一顆手榴彈投向敵人,帶領全體女兵集體跳河自盡。
  康克清:朱德身邊的神槍手
  中央紅軍中的女性不多,她們沒有多少機會直接參戰,但還是學習了刺殺、射擊等本領。如康克清在紅軍中有「女司令」的威名。畢業於瑞金紅軍學校的她原本朱德與康克清打算領兵打仗,但組織上讓她留在朱德身邊,負責起朱德的保衛任務,因為她還是個身經百戰的神槍手。
  1935年春的土城之戰打得很慘烈,就連作為火種保留的軍委幹部團也投入了戰鬥,傷亡100多人。女戰士們也被捲入戰鬥。當時天正下著雨,道路泥濘不堪,在地勢狹窄的山坡上,身為司令部直屬隊指導員的康克清掩護部隊撤退。子彈呼嘯著從她的頭上掠過,康克清拚命射擊,最後子彈打光了,險些被俘,連自己的背包都被敵人奪了去。
  李伯釗:水兵舞讓戰士們鼓掌喝彩
  長征中的女戰士白天要同部隊一起行軍,以嘹亮的歌聲鼓動大家的鬥志,使戰士們振作精神,不掉隊,不開小差。每到一個城鎮,她們還要深入到群眾中去,以標語、佈告、演說等形式宣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女戰士出面動員的感染力和獨特魅力,往往更使群眾熱情迅速高漲。如危秀英在遵義城內,一個人就動員了200多名進步青年和學生踴躍報名參加紅軍。
  宣傳和動員需要才藝,女性們個個才藝出眾。蔡暢曾在法國、蘇聯留學,有一副歌唱家的嗓子,她唱的《馬賽曲》得到戰士們的熱烈歡迎;張琴秋則是唱自己在蘇聯留學時所學的歌曲,還經常給劇團講課,自己帶頭表演節目。李伯釗是中央蘇區的文藝局長,還當過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素有「赤色明星」之稱。她能自編、自導、自演反映紅軍戰鬥生活的戲劇、歌舞,她教戰士們唱的《兩大主力會合歌》、《打騎兵歌》等,多少年之後還讓人們記憶猶新。同樣讓人著迷的是她跳的蘇聯水兵舞,男兵們總是一遍遍為她鼓掌喝彩,並喊著「再來一個!」使她久久下不了台。
  紅四方面軍1935年成立了「新劇團」,設化裝股、道具股、跳舞股、音樂股、戲劇股、總務股,成員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年輕女孩子,最小的只有十一二歲。這些小女孩走到哪裡演到哪裡,演出形式靈活,有歌劇、舞劇、話劇、快板、雙簧、山歌;她們還能根據真人真事現編現演。她們還經常充當工作隊、運輸隊、救護隊,遇到敵軍還擔當戰鬥員。
  王新蘭:11歲川妹子照樣走長征
  在長征艱難而特殊的環境下進行宣傳,經常要付出犧牲。往返部隊演出途中,經常會遭遇反動地方武裝的襲擊,劇團中的女性要拿起武器戰鬥,有許多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為此獻出了生命。
  長征中年齡最小的女紅軍就出自宣傳隊,她就是川妹子王新蘭,當時年僅11歲。她的叔叔王維舟是中共早期黨員,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也加入了共產黨。姐姐王新國在紅四軍政治部宣傳委員會工作,妹妹王新蘭則在宣傳隊當宣傳員。
  行軍途中,王新蘭身背一條線毯,腰別一把橫笛,手拄一根木棍,和戰友一起穿山越嶺。爬雪山,她拉著馬尾巴;過草地,她趴在紅軍大哥哥的肩膀上,從不掉隊。只要有機會,她就會立在風口、路邊,為戰友們送歌獻舞,加油鼓勁,用稚嫩的雙腳伴隨著歌聲走完漫漫長路,到達陝北。
  「小鋼炮」劉堅:當面頂撞張國燾
  長征途中,被張國燾關押的廖承志、羅世文等人,是經過康克清的秘密調查弄清事實,然後通過朱德、周恩來與張國燾的交涉,才得以被釋放的。
  張國燾分裂紅軍南下,郭天民等人傳播了紅一方面軍北上告捷的消息,張國燾在左路軍黨的活動分子會上,準備對他們進行「幫助」。素有「小鋼炮」之稱的四方面軍婦女部長劉堅在會上仗義執言,使郭天民等人免於遭受殘酷的打擊。1936年秋,在洮州召開的「西進」動員會上,又是這門「小鋼炮」出面反對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力主北上。敢在會上當面頂撞剛愎自用的張國燾,確實需要過人的膽識。
  三大主力會師時,李伯釗在甘肅洮州遇到了代表黨中央來迎接二、四方面軍的彭德懷。彭德懷吩咐她設法搞到張國燾的松崗會議記錄,那上邊有他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證據。
  李伯釗與張國燾在莫斯科時就已經相識,她也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到左路軍進行慰問動員,後來隨四方面軍南下,比較熟悉情況。她找到擔任會議記錄的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傅鍾當即表示這個記錄應當交給黨中央。在會寧會師後,記錄本經由她的手轉交給彭德懷,張國燾的分裂錯誤不久就得到了清算。
  【點評】建制取消精神長存
  成建制的紅軍女性作戰部隊,無論是在長征史還是婦女解放史上,都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她們作戰不可謂不勇敢,但由於女性的生理特點以及其他種種原因,這種建制的作戰部隊後來沒有保留下來。
  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央軍委根據紅軍時期的經驗教訓,指示不要再建立單獨的婦女部隊。長征中的「婦女獨立師」、「婦女先鋒團」都成了歷史的名詞,再也沒有出現在人民軍隊的作戰序列中。
  以往的組織形式雖然不再,但當年紅軍女戰士英勇無畏的行為,已經化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第四章 感離別恩怨(1)

  ——紅軍女戰士的情感之謎
  在惡劣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加深,此所謂「患難見真情」。
  參加長征的女性面臨極其惡劣的環境,她們缺吃少穿,缺醫少藥,但她們唯一不缺的,就是感情。
  紅軍女性為何而哭
  很多參加長征的女性的回憶錄都曾經提到:1934年深秋,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在大會上,宣佈了中央紅軍要撤離蘇區的決定、行軍紀律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項。在場的女性幾乎全都哭了。
  女戰士實在不願意離開這片沃土,她們有的放棄了上海等大城市優越的生活條件,有的剛從深山老林中逃脫封建婚姻的桎梏,有的是為了逃出地主老財的凌辱和欺壓,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塊寄托著自己理想和希望的地方,進行著學習、勞動生產和生活,有的更是生於斯長於斯。今天就要告別這塊土地,告別這種生活,去往一個未知的地方,怎不叫人落淚?
  女性哭,還為著與戰友的分離,與親骨肉的分別。被選中參加長征的女性鳳毛麟角,其他人都被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大家都是要好的姐妹,一朝分別,生死難料,不知何日聚首,免不了潸然淚下。尤其是像賀子珍這樣有了孩子的女性,更要把孩子寄養在老鄉家,骨肉分離那一刻,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看到倒在路上的戰友時,也會悲從中來。劉群先在翻越查河附近的雪山時,看到包括只有11歲的看護員在內的90多人被凍死在雪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號啕大哭。
  背著男人翻山越嶺
  由女性護理男性傷病員,需要更大的勇氣。
  照顧男傷員,由於缺醫少藥,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幫他們擦洗傷口、換藥、餵飯,都要有一些身體上的接觸。傷在什麼部位的都有,那是女護士所不能迴避的。傷員除了要忍受傷痛的折磨,還常常忍饑挨餓,女性既要護理傷員,還要籌措糧食,糧食不夠寧可自己餓肚子。部隊缺糧,重傷員難以下嚥野菜,女護士們就先用自己的嘴把野菜嚼爛,然後再餵給傷員。當時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其中的大多數青春年少,面對男性的身體有著少女特有的羞怯。是戰友之情,使這些女性衝破男女之間的大防。
  一些傷輕的戰士,拄著拐棍自己還能走一段,有的重傷員,根本就離不開擔架。紅軍團長鍾赤兵在戰鬥中被打斷了一條腿,他非常頑強,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截肢。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將他抬走,戰士和民夫人手不夠時,女同志也來幫助,鍾赤兵經常是由女護士抬著走。
  紅軍翻過的大雪山——打鼓山
  敵機時常轟炸長征隊伍,抬擔架的民夫嚇跑了,體弱有病的女紅軍鄧六金勇敢地接替了民夫,抬起擔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著爬行,膝蓋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但她沒有停下。下山之後,她卻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擔架上的傷員是一位胸部負傷的團級幹部,他心疼地說:「女人幹不得這個,還是找個男人來。」可當時荒天野地,去哪裡找男人?她吐完血,抬起擔架繼續追趕隊伍。女擔架員堅持下來了,中途沒有丟掉一個傷病員。
  身體瘦小的女戰士危秀英在長征途中曾經救過一位發著高燒的男戰士,並背著他翻越了兩座山。由於分別得匆忙,他們彼此並不知道姓名。時隔20年以後,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兩人再次相逢,危秀英才知道她救的這位男性叫廖志高,此時已經是四川省委書記了。
  紅四方面軍女護士苟貴英在敵機空襲中,用身體掩護傷員,犧牲在四川馬塘。為了不讓戰友受凍,女戰士到深山去割棕,編織成「棕衣」,沒有鋼針就磨竹針代替,有的女戰士甚至因此而被毒蛇咬傷而犧牲。
  吵架拌嘴沒有傷害姐妹情誼
  長征開始之前,中央原定30名女性要編成一個隊,同總政治部的隊伍一起行軍。但這一方案並沒有實施,女性被分散編入紅星縱隊和紅章縱隊裡。
  但麻煩也來了。由誰來背米,誰來做飯,以及做多做少等等,都不好安排。劉群先向《續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夫人披露:「在長征中,女同志們時常跟黨的負責人員吵嘴,因為她們得不到足夠的糧食,以至有時候相互間竟搶著吃。每一個人都想吃飯,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帶米,因此我們不得不調查究竟是不是每個人都帶了她自己的米糧。女人們吃的食物跟男人們的一樣,別的待遇亦沒有一點不同。」
  部隊到達城口的時候,劉群先找到周恩來,提出把所有的女紅軍集中起來,單獨成立一個婦女隊。周恩來同意她的建議,任命劉群先當隊長,歸軍委總政治部領導,要求她們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在行軍途中搞宣傳,講黨的政策,鼓舞士氣,還給她們配備了七匹馬。
  她們做了簡單分工:李伯釗走在隊伍的前頭,負責安排食物;其他由劉群先負責;有時則兩人一道,去找尋財產應予沒收的地主。
  婦女隊只存在了一個月,到遵義後她們各自回到原單位從事看護或做政治工作,婦女隊也就解散了。
  過草地的時候,潑辣的劉群先與身體羸弱的蔡暢,也為食物問題吵過嘴。劉群先身體好,喜動,消耗大,自然吃得多;加上缺鹽少油,成天吃青草,無時不感到肚子餓。但經常害病、飯量較小的蔡暢卻要劉群先盡量少吃。不過吵完不久,大家還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顧。
  青草成了女紅軍的主食,劉群先在分發「食物」的時候,總是盡可能多給蔡暢一點嫩草。鄧六金吃野菜中毒,腹部劇痛走不動路,掉隊就可能犧牲,瘦弱單薄的危秀英架著她一步一步走。謝飛發現姐妹們的草鞋爛了,找了塊馬皮割成幾塊分給大家,用刀穿個洞後拴上繩子綁在腳上,才保障了行軍。
  「跑反隊」終被接納,「七仙女」拒絕嫁人
  中央紅軍剛長征時,行軍速度很快,女性跟得非常辛苦,很多人腳上磨出泡,落在後頭,引起一些男性的不滿,說她們拖了後腿。組成婦女隊之後,劉群先把總部配備的七匹馬拿出五匹,讓身體病弱的姐妹騎和馱炊具,剩下兩匹給四名孕婦輪換著騎,這樣行軍速度有了很大提高,飯量大的女兵也能吃飽了。
  有人羨慕或嫉妒女性騎馬,尤其是一些傷員。還有人無端猜忌女人們一定得到較好的待遇和食糧,風言風語也傳到女性耳朵裡。
  四方面軍工兵營有100多位女性,她們大都在「肅反」中受到冤屈而沒有單位願意接收,原本不被批准長征,但她們一路追隨。為甩掉她們,部隊故意飛速行軍,不給她們提供糧食和發衣服,還罵她們是「跑反隊」。這些姐妹毫不氣餒,磨爛了腳也拚命追趕,並主動為主力紅軍抬擔架、運彈藥,沒有絲毫怨言。最後,大部隊終於接納了她們。
  紅二十五軍參加長征的有七名女護士,到達平漢路的時候,部隊為照顧她們,每人發了八塊銀元,讓她們回家或就近找個窮苦人家做媳婦,以免掉隊出危險。在「七仙女」中,戴覺敏是軍參謀長戴季英的本家侄女,她和周東屏就去找戴季英,把銀元扔在地上,堅決不脫離隊伍。後來經軍政委吳煥先和副軍長徐海東說情,她們才被允許隨隊繼續長征。
  【點評】性格率真追求執著
  女性多的地方口角也多。毋庸諱言的是,參加長征的女性之間也有矛盾和摩擦。
  男兒有淚不輕彈,倒不全是因為女性比男性的淚腺發達,而是因為她們經歷的磨難是男性所無法比擬的。各種情感都能淋漓盡致地發洩,正是這些長征女性性格的率真之處。紅軍戰士渲洩感情的過程,恰恰表現出她們對未來目標的執著追求。

  第五章 風霜雨雪摧(1)

  ——紅軍女戰士的愛情之謎
  參加長征的紅軍戰士,大都在24歲以下。
  男戰士血氣方剛,女戰士風華正茂,他(她)們正面臨性和愛的問題,更何況中國當時還有早婚早育的習慣。
  由於環境艱苦、營養不良,女性的生理受到嚴重的影響,很多人甚至連月經也停了。但女性渴望愛和被愛的天性是壓抑不住的。
  長征中紅軍夫妻的名單
  下面是一份參加長征的女性及其丈夫的名單,名單並不全,後來也有過一些婚變。
  長征前就已認識和結婚的有:鄧穎超-周恩來,蔡暢-李富春,劉群先-博古,康克清-朱德,賀子珍-毛澤東,金維映-李維漢,錢希鈞-毛澤民,李伯釗-楊尚昆,陳慧清-鄧發,周越華-賀誠,廖似光-凱豐,肖月華-李德,謝小梅-羅明,曾玉-周子昆,蹇先任-賀龍,蹇先佛-蕭克……
  長征中或長征後結婚的則有:李堅真-鄧振詢,劉英-張聞天,鄧六金-曾山,劉彩香-畢占雲,王泉媛-王首道,張琴秋-陳昌浩,謝飛-劉少奇,鍾月林-宋任窮,陳真仁-傅連暲,李桂英-余澤鴻,張文-洪學智,周東屏-徐海東,汪榮華-劉伯承,吳順英-馬樹良,譚懷明-張忠,謝覺哉-王定國,李開芬-朱良才,馬憶湘-晏福生……
  在艱苦的長征途中,夫妻之間仍設法保持著深厚的關愛之情。
  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患肺結核不停地咳血,周恩來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覆叮囑保重。過草地前,周恩來高燒昏迷不醒,鄧穎超則抱病守護,用冰塊做局部冷敷以降低體溫。
  周恩來和鄧穎超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始終在一起,康克清不僅在生活上照顧朱德,而且還成了貼身「警衛」。
  任弼時與陳琮英是指腹為婚的「娃娃親」,在長征中也相互鼓勵走完了全程。任弼時患重病,沒有人抬擔架,由一個戰士背著他行軍;陳琮英就跟在後面用雙手抬著他的腳,翻過一座又一座高山。
  自井岡山以來,夫妻就有一條「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定,在長征中仍然有效。因此,多數女性平時見不到丈夫,一到宿營地,已婚的女性便開始焦急尋找丈夫,哪怕只有幾分鐘的見面都是莫大幸福。女戰士張任弼時和陳琮英在延安窯洞前合影吉蘭親眼看見丈夫犧牲在路邊,手裡還攥著一顆尚未拉弦的手榴彈。她哭得昏死過去,醒來後又把丈夫最愛用的牙刷放進他的衣帶,洗去其臉上的泥污,掩埋了屍體繼續趕路。
  不離不棄——長征中的愛情終於結果
  長征途中,身材嬌小的劉英拒絕了張聞天的求愛。她當時認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他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甚至在同一張床上睡覺。大家都不脫衣服。長征到了瓦窯堡,穩定下來之後,兩人才結了婚,共同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
  汪榮華與劉伯承在長征中相識,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結束長征的前夕,兩人舉行了儉樸的婚禮。只有一隻眼睛的「軍神」1972年雙目失明,1973年喪失思維能力,1975年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卻活到1986年95歲高齡。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沒有妻子的體貼關懷,是很難想像的。
  1935年10月,周東屏在陝北永坪鎮嫁給了她精心護理多日的徐海東。沒有聘禮,但許多領導人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婚後,徐海東臥病在床30餘年,周東屏也守護了30多年。
  李貞雖然因為長征失去了生育能力,與甘泗淇沒有一個親生子女,但卻收養了20多位烈士的遺孤,被賀龍稱讚為「兩個模範幹部,一對革命夫妻」。
  很多女性的結局帶有悲劇色彩
  因為種種原因,也有長征夫妻並沒有白頭偕老,而是勞燕分飛。
  結婚名單中沒有列入危拱之與葉劍英,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沒有維持多久。危拱之是瑞金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因「托派」問題曾被開除了黨籍,在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的努力下,她才參加長征。長征結束之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經過長征考驗的,不管歷史上受過什麼處分,都可以恢復黨籍。於是她被恢復了黨籍。後來在延安整風中,危拱之又被誣為特務,她又以自殺以示抗議(未成),後來被洗去了冤屈。新中國成立前後,她曾擔任過赤峰市委書記,但不久就得了嚴重的肺結核失去了工作能力,「文革」中遭受迫害,長期癱瘓臥床後去世。
  抗戰開始後,賀子珍、劉群先、金維映等去蘇聯治病;她們的離去,或多或少都與家庭矛盾和情感糾葛有關。
  金維映長著一頭黑髮,臉皮白淨。她與李維漢於1934年在瑞金結婚,去蘇聯治病期間因為和蘇方人員發生爭吵,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治療。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德國飛機轟炸莫斯科,金維映犧牲於戰火之中。
  劉群先拖著病弱的身子走完了遠征路程。抗戰爆發後,她同博古先後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重慶辦事處工作。博古在中央蘇區和長征初期指揮失誤,給革命造成了很大損失,心情鬱悶;劉群先與博古情感上的危機也日漸加深,她的精神終於崩潰。1939年,劉群先被安排去蘇聯治療,也被送進精神病院。1941年在蘇聯衛國戰爭的莫斯科保衛戰期間,劉群先失蹤,從此生死不明,被認定為犧牲於德軍轟炸。
  謝飛是海南島上唯一參加長征的女性。到達陝北後,她與劉少奇結了婚,後來隨劉少奇一起去了皖南開闢革命根據地。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婚姻也無疾而終。
  肖月華的丈夫李德是德國人,在瑞金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她們的婚姻完全是由組織安排的,兩人的脾氣秉性、生活習慣都大不相同。長征到陝北之後,已經有了一個孩子的肖月華在眾姐妹的支持下,與李德辦理了離婚手續,而李德不久就跟一位從國統區來的女演員結了婚。
  「戀愛耽誤時間,全靠碰運氣。」
  紅軍隊伍中男多女少,兩性比例嚴重失調,職務比較高、年齡比較大的男性在擇偶方面有著一定的優先權,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來,女性就處在被挑選的地位,她們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夠,有「拉郎配」之嫌,這使她們很難接受,也為她們日後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筆。
  紅軍左右路分兵之後,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對朱德總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談過這樣一段話:「現在革命工作那麼忙,哪有時間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紅四方面軍雖說吸收了不少女同志,還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夠上結婚條件的,碰上哪個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結婚,不管女的願不願意,用不著講什麼美不美、醜不醜,有沒有文化,性格如何。談戀愛耽誤時間,全靠碰運氣,這就沒有不公平的問題了。」
  張國燾這種不尊重婦女的態度,理所當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對。她馬上反駁道:「不管怎麼講,在我們革命隊伍裡結婚,起碼要做到雙方自願,畢竟『捆綁不成夫妻』!」
  張國燾對愛情與婚姻的觀點,與《西遊記》中豬八戒「撞天婚」頗有些相似,實際上就是打著「革命」旗號的「包辦婚姻」的翻版,只不過由「家長包辦」變成了「組織包辦」。雖然今天看來荒唐,但當時在以男性為主的軍旅中,還是有一定市場的。
  【點評】女性解放愛情動人
  戰火中的愛情,往往把最真摯、最淳樸的本質的美展現出來,這不是長征的點綴,而是長征的一部分。共產黨人的民主革命,包含著婦女解放的重要內容,而婦女解放又包含著戀愛、結婚和離婚的自由。無論這些愛情的結局是否圓滿,都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第六章 身心遭打擊(1)

  ——長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謎
  長征中的女性也有著人間的七情六慾,她們中有許多已經為人妻,而且正值育齡,她們渴望著與自己心愛的人有愛情的結晶。但無休止的征戰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卻把女性神聖的權利變成了一場噩夢。
  由於當年的物質條件和科學水平所限,遍查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史料,均沒有發現關於避孕和節育的記載。因此,在最不合時宜的時刻來到人間的嬰兒,就成了最無辜的受難者,他們的母親,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價的最令人心碎的母親。
  為讓產婦順利分娩,阻擊的戰士付出了生命
  長征出發前,中央紅軍做了嚴格規定:路上誰也不准帶孩子,不論職務多高。這體現了決策者的一個基本1937年春,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判斷:此次西征轉移的時間,不會比懷孕生育的週期更長。所有參加長征的母親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據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經在母體中孕育。十月懷胎,瓜熟蒂落,而長征的終點卻還遙不可及。
  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和鄧發的妻子陳慧清是最先體驗征途分娩和骨肉分離之苦的女性。
  在紅軍渡過赤水河後的一個雨夜,賀子珍在路邊的茅屋裡臨盆。警衛員用平時洗臉兼盛飯用的臉盆給嬰兒洗了身子,據說第二天用來打飯時,盆沿還沾著血跡。孩子寄養在老鄉家的時候,帶隊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塊大洋、兩塊煙土和一封親筆信說明情況。賀子珍不久就在空襲中被炸傷,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去世時體內仍殘留著彈片。
  同樣在過赤水河之時,陳慧清也分娩了。由於難產,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滾,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用罵丈夫的方法減輕痛苦。長征過雲南的時候,鄧發曾讓她留在當地百姓家,她沒有答應:這裡沒有群眾基礎,語長征到達陝北後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著死亡。
  產婦宮縮和追敵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董必武派人告訴斷後的紅五軍團董振堂:女紅軍戰士正在生孩子,請他務必頂住。董振堂命令一個團的戰士勇猛阻擊,頂了兩個多小時,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來。有的指揮員不理解:為了一個嬰兒,犧牲這麼多戰士值得嗎?董振堂說:「我們革命打仗,不就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嗎?」
  這兩個孩子都是女孩,鄧穎超為她們取名長征「雙鳳」,與其他散失在民間的孩子一樣,至今「雙鳳」仍然沒有下落。
  凱豐的妻子廖似光懷孕7個月便早產了,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生下一個男嬰,她只能將孩子和身上僅有的幾塊錢送給了一家老鄉。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懷孕本已被劃出參加長征的名單,她卻偷著追上隊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產了。產後幾個小時後部隊就要出發,當地又找不到老鄉可以寄養,曾玉只好把赤身裸體的嬰兒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淚黯然離去。產後沒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總政治部工作的蔡暢拿出了自己僅有的一包奶粉送給了她。
  第一位女將軍終生未育
  賀子珍和陳慧清接近預產期的時候,李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時的主持下舉行著儉樸而又熱烈的婚禮。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17萬餘人從桑植出發開始長征。李貞身為六軍團組織部長,此時已懷孕3個月,組織上動員她留在根據地,她哭著要求隨隊,表示爬也要跟上紅軍,保證不增加部隊麻煩。果然,配給她的勤務兵被她派到前線,馬匹送給了傷病員,帳篷則與其他戰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隊進入茫茫草地,草地沒有淨水,也沒有給養。過度勞累加上營養不良,使懷孕7個月的李貞早產。產婦沒有營養補充,沒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著乾癟的乳頭餓得哇哇直哭。熱心的戰友們送來了破衣服作尿布,送來了他們自己也捨不得吃的青稞面,但這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還沒走出草地,這個可憐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產後虛弱,疾患侵襲,重重打擊,使李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艱苦生活嚴重摧殘了她的身心,這位後來新中國第一位授軍銜的女將軍一生沒有留下孩子。
  即將分娩的女性指揮著部隊突圍
  紅四方面軍中參加長征的女性最多,經歷最為曲折複雜,面臨的生育問題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產下多少嬰兒,沒有人確切統計過。
  張琴秋早年在上海讀書期間,結識了浙江同鄉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澤民,並於1925年11月與沈澤民結婚。沈澤民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後擔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書記、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蘇區之後,他被留下打游擊,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瘧疾而病逝。
  沈澤民犧牲後,張琴秋同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結了婚。長征途中她也懷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軍總部直屬隊遭到敵人伏擊,身為政治部組織部長的張琴秋卻腹痛陣陣,快要分娩了。她是忍著劇痛,頑強指揮部隊突圍的。後來孩子也沒有留下來。
  在衛生和醫療條件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人們常說婦女生孩子是一隻腳跨進地獄之門。長征中的產婦,恐怕大半個身子都已經進了死亡之門。產婦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據掩埋過孩子遺體的紅軍戰士回憶,孩子死去的時候,小小的拳頭基本上都是緊握的,彷彿表達著對這個世界的不滿。
  活著的嬰兒是年齡最小的長征參與者
  長征中也有個別嬰兒幸運地活了下來,並且跟隨父母完成了長征,他們成了年齡最小的長征參與者。
  紅二方面軍的長征隊伍中,有一對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給了賀龍,妹妹則嫁給了副總指揮蕭克。姐妹倆本是名門閨秀,姐姐還是湘西革命根據地第一個女紅軍,1929年就參加了在當地打游擊的賀龍的部隊,成為部隊的文化教員,被賀龍尊稱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隊出發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個女嬰。此時恰好前方傳來勝利的捷報,姨夫蕭克給孩子取名為賀捷生。
  二方面軍長征採取了休整一段再躍進一段的方式,因此個別嬰兒被允許攜帶行軍,小捷生就被母親用布帶綁在懷裡,隨隊出征。有時一晚上要轉移七八次,掉隊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著女兒在漆黑的夜裡翻山越嶺,身上跌得傷痕纍纍,衣服被荊棘劃得破爛不堪。怕女兒哭聲大招來敵人,母親就把嬰兒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頭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臉色青紫,母親真是心痛如刀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個男嬰,姐姐蹇先任親手接生。李伯釗把自己僅剩的一點糧食送給了產婦,自己卻餓得差點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蹇先佛擔心拖累蕭克和部隊,就帶著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軍在阿壩地區進入草地,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快要臨產了。趟過一條齊腰深的河之後,受到涼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裡呱呱墜地了,任弼時為女兒起名「遠征」。分娩過程極不順利,幸虧接生的中央紅色醫院院長傅連暲醫術高超才轉危為安。這對夫妻共生育了9個子女,其中5個都在鬥爭環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時把採到的野菜嫩的留給陳琮英,老的自己吃。妻子沒有奶水,任弼時將縫衣針改成魚鉤去河邊釣魚,朱德也來幫忙,給產婦滋補身子。任弼時曾想把孩子留在老鄉家,遭到了戰士們反對,他們要輪流背著孩子長征。後來重病在身的任弼時縫了個布袋,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拄著枴杖,一手扶著產後的妻子上路。
  【點評】母性偉大艱苦難忘
  廖承志在長征勝利30年之後,根據自己親眼所見,畫了一幅長征中母親給新生嬰兒餵奶的畫,送給女兒廖茗,並附言道:「你們是在溫暖暖、軟綿綿的溫室中長大的,千萬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暫時的,但通過長征所表現出來的母性之偉大,卻是永恆的。長征中犧牲了無數生命,卻又是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紅軍女戰士們的艱難生育同樣也體現出這一點。

  第七章 命運多乖蹇(1)

  ——長征女性遭遇磨難之謎
  隨著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除西路軍之外,絕大部分參加長征的女性完成了她們的歷史使命。她們能否從此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長征又是如何影響她們一生的?
  「三不准」的禁令終於被打破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之後,人們的生活逐漸安頓下來。雖然沒有正式頒布過文件,但長征中「不准談戀愛、談了戀愛不准結婚、結了婚不許生孩子」的禁令,無形之中被解除。
  1935年9月,最先結束長征的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與部隊中的「七仙女」之一周東屏結婚。當時徐海東重傷未癒,結婚之後周東屏照顧起來更方便。
  陳真仁與傅連暲也是在長征路上相識的,會寧會師後的一個月,他們在寧夏的同心城結婚。
  張聞天和劉英劉英與張聞天是在瓦窯堡結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地。兩人原本在1929年蘇聯留學時便相識,長征途中經常接觸。紅軍第二次佔領遵義後,張聞天突然向劉英求婚,劉英沒有答應。長征到陝北後,有了落腳的安定條件,劉英才答應張聞天的求婚。
  1935年底黨中央遷到瓦窯堡之後,李堅貞與紅五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鄧振詢(鄧仲銘)舉行了婚禮。抗戰爆發後,李堅貞隨丈夫一起南下參加新四軍的改編工作。
  那些還沒有戀愛對象的女性,組織則開始為她們張羅婚事。
  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她們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幹。女紅軍吳順英由人介紹,嫁給了戰鬥英雄馬樹良——這是一位殘疾軍人,當時是中央黨校的大隊長兼軍事教員。
  女紅軍中也有不服從組織介紹的。例如,譚懷明(後改名岳克)在紅軍大學工作,領導給她介紹一位紅軍的師級幹部作為戀愛對象,性格潑辣的她一口回絕了,原因是男方年齡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後來,她選中了紅軍大學青年教導大隊23歲年輕英俊的政委張忠,兩人結了婚,生活也很美滿。
  沒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紅軍女團長
  走上長征路的女性也許並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難並不會因為長征結束而完結。難能可貴的是,儘管她們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她們中沒有一個叛黨變節的。
  李桂英在女紅軍中佔了「三個第一」:第一個放開纏腳布、第一個剪去長辮子,第一個解除了童養媳婚約。她和丈夫戴元懷於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邊區開展游擊戰爭,還不到一個月,戴元懷就犧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給了縱隊政治部主任余澤鴻。可他們的孩子出生還不到3天,余澤鴻也犧牲了,孩子只好送給了老鄉。1936年1月她被捕入獄,抗戰爆發之後才出獄,參加了組建新四軍的工作。周恩來曾經感歎地說:「李桂英在長征中沒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們都要艱難啊!」
  紅軍中赫赫有名的女團長王泉媛練就了一身武藝,她在瑞金中央馬克思大學學習期間,軍事技術、戰術和指揮的畢業考試成績名列全校第二。她與王首道是經過特批在長征隊伍到達遵義時結的婚。當中央紅軍中的絕大部分姐妹都已經勝利到達陝北的時候,她於1936年8月被上級調到婦女先鋒團任團長,隨西路軍遠征河西走廊。血戰失敗後,她在祁連山南山的梨園口被馬家軍俘虜。在監獄中她隱瞞了自己的身份。由於她長得漂亮,氣質又好,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認馬步青的老婆當了乾媽。不料,她卻被迫嫁給馬步青手下的團長馬進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隻身逃出馬家大院。她找到蘭州的八路軍辦事處,但當時對失散人員有嚴格的規定:離隊一年的可以回隊,兩年的調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沒有任何證明,辦事處的人給了她幾塊大洋,打發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後來她嫁給了家鄉的一位烈士後代,下地種田,自食其力。解放後,當地人還不知道她就是紅軍著名的女團長。直到76歲的時候,她才享受到相應的待遇,國家分給她一套公寓,她收養了6名孤兒相依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謝小梅和羅明夫婦兩人離開長征的隊伍,留在了貴州搞地方根據地建設,不久被捕。謝小梅用隨身保藏的金戒指賄賂法官,夫婦才得以出獄,流落到貴陽。謝小梅給有錢人做了女傭,羅明則當了掃大街的。後來,兩人又被叛徒出賣,經歷了九死一生。被保釋出獄後,羅明病重不能幹活,靠謝小梅糊信封勉強維持生活。抗戰開始後,這對夫婦改了名字,成了「黨外愛國人士」,謝小梅當過圖書館管理員、百貨公司採買員,1981年3月才被恢復黨籍。
  腳下路走完,筆下樹豐碑
  李伯釗在中央蘇區有「赤色明星」之稱,不僅能歌善舞,而且能寫能導,在長征途中創作了許多反映紅軍戰鬥生活的戲劇、歌舞。1950年,李伯釗創作了歌劇《長征》,第一個把長征題材搬上文藝舞台,第一次在文藝舞台上塑造毛澤東的藝術形象。上演後,引起強烈反響,每當毛澤東的藝術形象出現在舞台上時,劇場裡掌聲雷動。歌劇融進了紅軍戰歌、根據地和長征經過地區的民歌,前後寫了17稿,聶榮臻、肖華、陳錫聯、李濤都是軍事顧問,老捨和曹禺也從結構和人物上提過意見,導演過《龍鬚溝》的焦菊隱出任導演。
  毛澤東看完《長征》後,專門委託女兒向李伯釗轉達了意見:「寫革命、寫長征我都贊成,但不能拿我毛澤東當菩薩拜喲!黨內有那麼多好同志,許多人還犧牲了生命。就拿長征來說,有幾個方面軍哩,有那麼多領導同志哩,應當寫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寫幾個方面軍的同志,沒有他們,我毛澤東獨龍能下雨嗎?光寫我怎麼行哩?」
  李伯釗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將歌劇改編成話劇《北上》,增加其他幾個方面軍長征的內容。1978年2月,歷盡艱險的話劇《北上》終於最後脫稿,舞台上從此又多了周恩來、朱德等領袖形象;而李伯釗卻在運動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患了腦血栓。
  馬憶湘的《朝陽花》,是由女性親歷者創作的第一篇反映長征題材的長篇小說。她10歲當了童養媳,13歲參加了紅軍。長征途中,因為她生的白淨秀氣,曾被政治部門誤當做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審查,並險些被趕出紅軍隊伍。在貴州,她險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賀龍把她拉了上來。馬憶湘只在陝北雲巖工讀學校讀過幾個月書,構思和寫作《朝陽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時間。小說以紅二方面軍醫務人員為題材,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反映了長征如火如荼的戰鬥生活。小說於20世紀60年代付梓以後,立刻受到讀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印刷了10次,累計印數達100萬冊,被翻譯成日文出版。當時,她把自己的1萬元稿費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黨費。
  【點評】走過長征心中無悔
  人們用腳走出的長征,即使路再長,也有到達終點的那一天。但留在人們,尤其是女性親歷者心中的長征,卻永遠沒有終點。
  長征路上,幾乎每天都有戰鬥。據統計,僅中央紅軍就渡過了22條河流,爬過20座高山,其中5座終年積雪,佔領過62座城鎮,這些地方幾乎都留下過這些可敬女性纖纖的足跡。
  她們不曾忘卻長征,後人也不會忘記她們。


  第七部分 民族策略之謎

  第一章 秋毫無犯(1)

  ——紅軍民族政策之謎
  紅軍長征,三大主力主要活動在西南、西北地區,那裡是國內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包括苗、瑤、壯、侗、水、土家、布依、白、納西、彝、羌、藏、回、裕固、東鄉等十多個少數民族)。長征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和行程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此長期、廣泛地與少數民族接觸,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這段艱難的歷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動人篇章——苗寨反奸、彝海結盟、羌民支前、藏區建政、回族擁軍……紅軍長征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確民族政策的勝利。
  白崇禧派奸細到紅軍營地放火
  中共中央在1922年7月制定的黨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為三大制定的《黨綱草案》中,都強調了民族平等團結、反對民族壓迫的原則。不過在長征之前,由於中國共產黨主要在漢族地區進行革命活動,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與現狀、經濟與文化、風俗與宗教還缺乏細緻的瞭解,也很少有實踐的機會。
  紅二方面軍長征經過雲南中甸時,藏民組成採購組,
  幫助紅軍向寺廟購買青稞。這是賀龍頒發的委任令
  中央紅軍長征,不到兩個月便進入了少數民族地區。1934年12月上旬,紅軍突破湘江進入廣西北部山區,那裡是苗族、瑤族、侗族等聚居區。當地民眾長期受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的壓迫,出現了對漢人心存疑懼甚至仇視的心理。紅軍到達當地後,沿用在漢族地區打土豪的辦法,打擊反動寨主並沒收其財物分給窮人,許多群眾因階級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閡,擁護紅軍。不過苗族區域也有一些寨主組織武裝與紅軍對抗。
  紅軍經過廣西北部時,軍閥白崇禧派出一些別動隊員,並僱用地痞流氓,讓他們穿上紅軍掉隊被俘人員的服裝,利用夜晚去縱火,造成紅軍宿營地不斷發生火災。據幹部團的人回憶,越過老山界進入苗民區域的第四天,寨子裡便火光沖天,大家驚醒後急忙搶救,隨後還送給群眾一百多塊大洋。
  夜宿龍坪寨的周恩來有一次也險遭不測。他的警衛員魏國祿回憶,一天晚上「夜間12點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聲驚醒,爬起來跑到門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後邊火光沖天!」「我不顧一切地保護他從房內跑了出來。不一會兒,這間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沒了。」
  龍坪寨起火當夜,周恩來馬上召集開會,指示保衛局局長鄧發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來。經過徹夜清查,三個混入的人被抓到,他們承認是桂系軍閥派來的放火者。當晚,朱德總司令專門頒布命令:「連日桂敵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團駐地,縱火焚燒民房,企圖疲勞及嫁禍於我軍,破壞紅軍在群眾中的形象。各兵團首長及政治部,應於到達宿營地後,及離開宿營地前,嚴密巡查,並規定各連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紅色軍人,務必設法撲滅,及救濟群眾。縱火奸細,一經捕獲,應即經群眾公審後槍決。」
  此後,紅軍抓到縱火者,都召開群眾大會公審槍決。群眾知曉真相後無不義憤填膺,一些人出於對國民黨桂系軍閥的憎恨,還當場要求參軍。
  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川西藏區,起初仍想按照在蘇區打土豪的老辦法取得藏族民眾擁護,但發現多數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裡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數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槍嚴陣以待,不許紅軍靠近。這種無情的現實,使紅軍以往的辦法失靈,不得不考慮實行新政策。
  藏區統戰:改打土豪為團結上層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進入藏區後,同當地群眾難以接觸,籌糧困難,部隊生存面臨著巨大威脅。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說:「這裡的條件遠不及通南巴,發動群眾的工作困難重重。一是語言不通,障礙甚大。二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很深,短期內不易消除。三是地廣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見不到一個寨子。四是少數上層反動的土司、喇嘛利用他們的統治勢力和影響,暗地進行破壞活動,甚至公開組織反革命武裝。」
  在這種特殊的民族區域裡,中共中央決定必須實行特殊的民族政策,並提出:「不懂得黨的民族政策的,不配當一個共產黨員,不瞭解爭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參加這一工作的,不配當一個好的紅色戰士。」進入藏區的紅軍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風俗習慣和保護群眾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項編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謠,全軍普遍教唱。紅軍改變了原先實行的打土豪政策,對藏族上層團結爭取,力求他們與紅軍合作並幫助籌糧,至少應做到互不相擾。
  為使藏族群眾消除恐懼返家,紅軍以實際行動表現嚴明的紀律,不進當地視為聖地的寺廟,燒了牛糞還要留下銀元。少數躲在村寨中的人見此情景,走了出來,紅軍就托他們上山向群眾喊話,或請寺廟喇嘛活佛帶信,解除群眾的疑懼。紅軍總部到達康區的爐霍,朱德強調首要任務便是讓群眾回家生產。
  德格地區的頭人夏格刀登不聽勸說,帶領2000藏族騎兵阻擋紅軍。紅三十軍為爭取和平解決,白天堅守不戰,夜間派第二六五團這支有名的「夜老虎團」神不知鬼不覺地摸進對方營地,撲到夏格刀登的帳篷裡將其活捉。軍政委李先念接見了他並以禮相待,於是夏格刀登與紅軍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還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參加為紅軍籌糧的工作。
  紅軍變成了「菩薩兵」
  幾萬紅軍進入貧瘠的藏區後,必然產生與民爭食的局面。朱德率紅軍總司令部到爐霍時,便提出要同群眾一起展開生產。在總部機關動員大會上,他親自作動員強調:「我們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們要幫助他們把地種上種好。」紅軍總部許多首長都參加了春耕,各部隊也掀起了助民勞動熱潮,提出了「不讓一寸土地放荒」。紅軍還向藏族人民傳授了駕馭騾馬耕地的技術,群眾交口稱讚紅軍是「菩薩兵」,「紅軍人好、心也好,種的莊稼也特別好」。由於被紅軍助民生產所感動,廣大藏民隨後也積極幫助部隊籌糧。
  紅軍進入西北的回族地區後,總政治部專門發出了《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這一指示也改變了過去在漢族地區對農村土豪採取打擊的政策,實行了團結爭取上層的辦法。政治部門規定,各部隊進村以前先派代表與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後才進村宿營;在營區內禁止食用豬油、豬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進入清真寺,不准破壞回教經典。在寧夏回民區,馬家軍設下了眾多苛捐雜稅,民眾痛苦不堪,紅軍到後全部予以廢除,紅軍就此得到回族群眾的大力擁護。
  【點評】政策靈活培養幹部
  紅軍長征時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最大程度地爭取少數民族群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順利通過少數民族地區。在長征途中,紅軍正是靠著實行靈活和正確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數群眾的擁護和幫助,才保證了戰略轉移任務的完成。
  紅軍有了廣泛與頻繁接觸兄弟民族的機會,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實踐機會,也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1935年8月,毛澤東曾在藏民區的毛兒蓋會議上指出,必須挑選一部分優秀的少數民族人員,「給以階級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們自己的幹部」。紅軍到達陝北後,還專門把少數民族同志集中進行培養,為日後國內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二章 坦誠是金(1)

  ——小葉丹當上「紅軍支隊長」之謎
  「洶湧的金沙江、大渡河,蠻荒的大涼山裸裸區;我英勇的紅軍真是無堅不摧……」紅一方面軍在征途中所唱的這首歌,述說了1935年5月,剛渡過金沙江時遇到的嚴峻險阻——處於奴隸社會的三百里彝區。此時,國民黨飛機不斷撒下傳單,上面赫然寫著:「前有大渡河,後有金沙江,幾十萬大軍追、側、堵,共軍插翅也難逃!」「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
  奪下冕寧城,放出彝族首領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薛岳率領的中央軍很快又渡江追來,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會理舉行了擴大會議,提出北上會合紅四方面軍的戰略任務。隨即,中革軍委任命劉伯承和聶榮臻擔任先遣隊的司令員和政委,率一軍團為北上開路。經過偵察,他們發現川康軍閥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紅軍只有經過大涼山彝族區,走冕寧、安順的羊腸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邊。5月20日,中央軍委在禮州發出了總司令朱德「關於過彝區、大渡河的命令」。
  劉、聶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劉伯承曾在川軍中任職十幾年,閱歷豐富且作風細緻,很熟悉川西地理風俗人情,對彝區的「黑骨頭」、「白骨頭」和家支的狀態都非常清楚。劉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區內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裝,且相互械鬥不息,但卻能保持一致對外,並擅長山林作戰。歷代統治者以及地方軍閥對彝區用兵進剿,大都以失敗告終,因而把彝區視為畏途,以往漢族的軍隊想通過彝區幾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國的石達開部深入此地,前有清軍攔截,後有彝民圍攻,才落得個全軍覆沒的結果。
  紅軍到達彝區時,在方圓幾百公里的區域內分別有沽基、羅洪、裸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統治。四川軍閥為控制他們,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領關在冕寧縣城監獄裡當人質,哪個家支若不聽令便殺這些頭頭。這種壓迫政策,使彝區上下對漢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視情緒。紅軍佔領了冕寧縣城後,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來,還請一些頭頭喝了酒。有些彝族頭領懂得點漢語,劉伯承便向他們宣傳民族平等政策,說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過。這些人出於感激,表示願意帶路。一些獲釋的彝族同胞得到紅軍發給的食物衣物,回家後又當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傳員。
  紅軍工兵連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紅軍先頭部隊進入彝區。許多彝胞聽說紅軍是仁義之師,但還是半信半疑。看到這支以漢族為主體的軍隊進入自己的控制區,有不少彝民拿著鋼槍、土槍、弓箭圍攏過來,吶喊著聽不懂的口號,佔據了山口要隘並攔住去路。
  劉伯承、聶榮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攔阻和搶劫不得開槍,只能說服解釋。當先遣部隊經過額瓦埡口時,突紅軍幫助彝族群眾建立了紅軍地方武裝。圖為小葉丹的妻子手執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軍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裝衝下來,襲擊了走在隊伍後面的工兵連,把他們的衣服剝光。這個連的指戰員嚴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結果光著身子流著淚跑了回來。
  紅軍只得縮短行軍距離,嚴格軍紀,對侵襲採取不予理睬和不還擊的態度。剛從冕寧監獄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紅軍隊伍的前面當翻譯,說明紅軍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絕不會與彝族人為敵。此時,沽雞家支的頭人小葉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漢語的沙瑪爾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聽情況,得知紅軍確實不同於以往所見的國民黨軍隊。在雙方形成對峙時,小葉丹乘馬趕到前沿。紅軍發現這人裝束不一般,便經翻譯向他喊話,得到的回答是同意會談。
  小葉丹首先同紅軍群眾工作隊隊長蕭華席地而坐,進行了交談,瞭解到紅軍只想借道而過。他看到紅軍解救被國民黨關押的彝民,紀律又很嚴明,便本著「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的傳統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時,紅軍前進路上的兩個彝族部落——「沽基」和「羅洪」正在不斷械鬥,小葉丹作為「沽基」家的領袖提出願與紅軍結盟,也是想借紅軍的力量打敗「羅洪」部落。紅軍願意結盟是為減少北上途中的阻力,並不想介入彝族內部衝突。當小葉丹提出願與紅軍先遣隊劉伯承司令結拜為兄弟時,蕭華馬上回去報告。劉伯承為了團結彝族同胞,確保主力順利通過,毅然決定去擔當這一結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葉丹成為「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隊長
  5月22日,在冕寧縣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紅軍先遣隊人員和眾多彝胞參加儀式,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盟誓,結拜為兄弟。小葉丹還拿來一隻公雞在湖邊宰殺,兩人喝了雞血酒並對天盟誓。儀式完成後,劉伯承把隨身佩帶的左輪手槍和一些步槍送給了小葉丹
  ,小葉丹也將坐騎送給劉伯承作為紀念。
  當晚,劉伯承在宿營地大橋設宴款待了小葉丹叔侄一行。針對小葉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劉伯承建議,彝族內部要團結,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漢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閡,要共同對付軍閥劉文輝。隨後,劉伯承將一面寫有「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授予小葉丹,任命他為支隊長。小葉丹至死都珍藏著這面旗幟,解放後由他的妻子交給了人民政府,捐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成為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
  彝海結盟後,小葉丹考慮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襲擊紅軍,於是親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後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達、沙瑪爾各等人護送到岔羅。由於紅軍通過彝區時秋毫無犯,加上剛剛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眾,其他家支也很感動,均未攻擊紅軍。為了搶時間和防止意外,紅軍強行軍,在三天時間內全部通過彝區。指戰員們快步行軍時,路邊彝胞一片歡呼,出現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夾道迎」的動人場面。一些彝胞看到紅軍如此善待少數民族,還參加了隊伍,有的人還一直走到陝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拍下了幾個彝族紅軍戰士的鏡頭。
  參加紅軍的一部分彝族戰士
  快速通過彝族地區,搶出三天改寫歷史
  「彝海結盟」對於中央紅軍的長征,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劉伯承曾回顧歷史說:「如果不結盟,再推遲三天,蔣介石的重兵就調到大渡河堵住我們了,就有可能走石達開的下場了。」這三天時間,真是改寫了歷史。
  對於紅軍先遣隊能如此順利地通過彝區,中共中央領導人極為高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到達安順場,同劉伯承一見面,周恩來就興奮地說:「你們走了以後,大部隊經過彝族地區時,約達拿著你們給他的旗,護送紅軍部隊順利通過彝族地區,你們簡直把彝族地區赤化了。」毛澤東也問劉伯承:「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才把孟獲說服了,你怎麼這麼短的時間就把約達說服了呢?」劉伯承回答說:「我們靠的是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是重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結果。」
  四川解放後,西南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曾囑咐要盡快找到小葉丹,並說政府已決定要他參加將要成立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可惜,小葉丹已於1941年在彝族內部械鬥中身亡。後來,政府安排小葉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擔任了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職務,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劉伯承接到家招待並以兄弟相稱。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央還特別批准將小葉丹的孫子和外孫保送上大學,不忘舊情。
  【點評】豐碑屹立影響深遠
  「瀘沽的鐵苗多又多,不及紅軍的隊伍多。瀘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劉司令的情誼深……」
  多年來,關於彝海結盟的歌謠一直在大涼山傳唱,劉伯承與小葉丹歃血盟誓的銅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這段民族團結的佳話。紅軍總參謀長與彝族頭人能順利結盟,並非幸運之神偶然光顧,而是統一戰線理論在民族地區運用所取得的第一個突出成果。正確的民族政策不僅為紅軍贏得了後來北渡大渡河的寶貴時間,而且在少數民族地區留下了長遠的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理論的形成和實踐過程中的一次創舉。「彝海結盟」作為民族平等和團結的歷史豐碑,在黨史、軍史和民族團結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變成革命種子之謎
  193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駐紮的康區甘孜縣城裡,正在召開有16個縣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華蘇維埃藏族人民政府)」。這是藏族歷史上建立起的第一個革命政權,破天荒地在旗幟上冠以「自治」之名。在會上,多德被推舉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達活佛和頭人夏格刀登等擔任了副主席。一個貧苦出身的瘦高個藏族「娃子(農奴)」扎喜旺徐也成為大會代表。
  不怕「殺」的「娃子」當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這位藏族領導幹部的名字,在全國解放開展藏區工作時才在國內報紙上出現。然而他的照片在紅軍到達陝北後不久,便隨著《西行漫記》在世界上廣為流傳。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於1937年夏天到陝北採訪時,曾在《延安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在延安的那些日子裡,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個兒、一頭卷髮、行為比較異樣、說話不大聽得懂的紅軍戰士。通過翻譯知道,他是一個來自川西北的戰士,現在延安一所學校讀書識字。」這位藏族紅軍戰士,就是在甘孜參軍的扎喜旺徐。
  在康區新龍縣當過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貧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越過雪山進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爐霍一帶藏區時,當地反動頭人進行恐嚇宣傳,土司和許多藏民懷著恐懼的心情東藏西躲。扎喜旺徐卻沒跑,他說此時的想法是:「天上的烏鴉沒有人打。為什麼?因為肉不能吃,毛不值錢。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紅軍殺我幹什麼?」
  紅軍進駐甘孜後,扎喜旺徐大著膽子跑到縣城去看。據他回憶,有一個當官模樣又挺和藹的紅軍走來,通過翻譯問他是哪個村子裡的,並詢問跑進深山老林的人回來沒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紅軍打交道,就被這種平等待人、和藹可親的態度感動,於是盡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個幹部見他衣服破爛,馬上又給了一件襯衣、一條毛巾、一塊肥皂,並讓他把一個紅布條子掛在胸前去參加籌備建立政權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會。此時扎喜旺徐不懂漢語,後來才知道,那塊紅布條上面寫著「民族代表」四個字。接待他的那位幹部,就是隨四方面軍南下的總部地方工作部長邵式平(解放後任江西省省長)。紅軍贏得了沿途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群眾踴躍參加紅軍。這是參加紅軍的一部分藏族戰士,左起:孟特爾、天寶、楊東生、扎喜旺徐、沙納
  多年後,扎喜旺徐回憶:「我是糊里糊塗地當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紅軍一起工作後,他很快有了覺悟,很爽快表示願意參加紅軍。
  當了紅軍的扎喜旺徐馬上受領了一項任務,就是把跑出去的鄉親們找回來,告訴他們紅軍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院。他到處向藏胞宣傳自己的親眼所見,勸大家趕快回家。扎喜旺徐還找到躲藏起來的格達活佛,以很強的記憶力轉達了邵式平和其他紅軍幹部大篇講話的意思。格達活佛聽得很認真,自己也派人探聽,得知情況屬實後,返回了白利寺。扎喜旺徐得知活佛回來,立即趕去,帶著格達去見了紅軍領導人。
  經過開展藏區工作,道孚、爐霍兩縣首先開始建立縣、鄉兩級的「博巴」(藏族的自稱)政權。格達等人回來後,「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領導成員以藏族幹部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紅軍建立了統戰關係的上層喇嘛和當地土司頭人如格達、夏格刀登等,也有貧苦的藏族農牧民即像扎喜旺徐這樣的「娃子」。
  博巴政府為紅軍籌「救命糧」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馬上宣佈不許以大漢族主義的態度稱藏族同胞為「蠻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條例和標語都要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甘孜地區人口少,高寒地帶產糧也不多,紅四方面軍4萬多人進入此地駐紮近半年,供應十分艱難。「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動員群眾交納「擁護紅軍糧」,並救護和運送轉移紅軍的許多傷病員。
  1936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甘孜並組建起紅二方面軍,紅二、四方面軍決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時,剛到達的紅二方面軍糧食更缺,邵式平便向總指揮賀龍推薦了扎喜旺徐,並交待了籌糧任務。
  紅軍雖要求盡可能用銀元買糧,可是部隊從湘中馱來的現大洋所剩無幾,有些時候只好暫借。扎喜旺徐陪同紅軍領導向頭人們保證,共產黨說話算數,留下欠條,將來一定加倍歸還(這一點在後來藏區解放時馬上兌現)。經過勸說,扎喜旺徐在40多天裡籌集到糧食46萬斤,此外還有一些酥油和肉類。他在一個寺院勸說成功,一次贈送了紅軍青稞5000斤,這在當時供應奇缺的情況下被稱為「救命糧」。
  紅軍離開藏區時,當地參軍的多數藏胞因不習慣漢區條件,不願意北行,部隊也聽其自便。邵式平徵詢扎喜旺徐的意見,他表示願跟紅軍走。邵式平馬上表揚他覺悟高,並說四方面軍有不少藏族戰士,紅二方面軍卻沒有,要他跟隨賀龍。扎喜旺徐聽從領導安排,成為紅二方面軍中唯一的藏族戰士。
  挨一槍知道了馬克思是誰
  在紅軍過草地和進入甘肅的途中,扎喜旺徐一直跟隨在賀龍身邊,為部隊介紹情況當嚮導。從總指揮賀龍到普通戰士,對扎喜旺徐也都非常關心。扎喜旺徐適應高原氣候並熟悉情況,過草地時,他發現了幾百隻羊,奮不顧身地衝上去把羊群趕了過來,結果敵人一槍打在他的左肩上。
  扎喜旺徐負傷後,賀龍親自檢查傷口,並表揚他勇敢機智找來這麼多羊,要求給他記大功,還詼諧地說:「命還挺大,子彈要是偏一點,你就見馬克思去了。」這時扎喜旺徐不知道「馬克思」是誰,身邊的同志告訴說,這是已經去世的偉大的革命導師。此後他回答賀龍問話,說自己革命還沒有成功,不能見馬克思。賀龍高興地表揚他說:「進步還挺快。」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結束了長征,二方面軍參謀長李達馬上找扎喜旺徐談話,要他到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學習。扎喜旺徐聽說只有自己一個人去,馬上表示不願意,並說小孩子才上學,我都二十多歲,腦子又笨,學不會。賀龍便親自找扎喜旺徐談話,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說:「你這個『小蠻子』,真有點『蠻』不講理啊!中央關心少數民族幹部,專門辦『少數民族班』,我想去行嗎?我賀龍還沒有這個資格呢!」接著,賀龍又耐心解釋:「這是為今後長遠的目標著想。等將來打敗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國解放了,建設少數民族地區,還要依靠你們這些少數民族幹部。」
  扎喜旺徐來到延安中央黨校後,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幾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學習。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曾親自為他們上課,並在抗戰期間安排他們在後方學習,以培養和保護這批經過長征鍛煉的少數民族革命「種子」。解放戰爭期間,扎喜旺徐被派到內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積累了新的經驗。全國解放時,他又和其他當年的藏族紅軍回到藏區,擔任過自治州州長、青海省副省長等職務,在民族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
  【點評】留下情感埋下種子
  紅軍長征經過藏族區域時,一度建立各階層參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這樣不懂漢話的貧苦農奴還能投身革命,充分體現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統一戰線政策的威力。紅二、四方面軍離開甘孜後,博巴政府因失去紅軍保護而解體,這一為時不長的政權卻在藏區傳播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良好影響,在許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對紅軍的樸素感情,經過長征鍛煉的民族幹部更成為後來黨在藏區開展工作的重要骨幹。

  第四章 傾囊相助見真情(1)

  ——朱德和格達活佛的友誼之謎
  紅軍長征到達西康藏區時,結交了一位忠誠的上層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達活佛。以漢族為主體的紅軍在過去全無革命影響的藏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非常困難,卻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為號召影響當地群眾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紅軍總司令朱德同康區寺院的大活佛成為親密朋友並維繫終生,便是一段被漢藏同胞久久傳唱的民族團結之歌。
  朱德的長談讓格達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紅軍總司令部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進入西康藏區,並在此停留休整。當時甘孜縣的白利寺,有一位影響很大的格達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於1902年出生於甘孜縣生康鄉一戶貧苦農奴家庭,7歲被認選為轉世靈童迎到寺院,舉行坐床大典,成為第五世格達活佛,主持當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達活佛虔誠信佛,富有正義感,入佛門後仍關心國事民生。紅軍到來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員會委員、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諾那活佛進入當地「宣慰」,威脅利誘各地寺廟及土司、頭人同國民黨一起對抗紅軍。格達活佛起初聽信諾那宣傳共產黨「滅教」的蠱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裡不敢露面。
  諾那活佛在國民黨當局的支援下,給爐霍最大的喇嘛寺——壽靈寺送去100支步槍和近萬發子彈,組織1500名喇嘛緊閉山門與紅軍對抗。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率部隊包圍該寺後,進行喊話宣傳,力爭和平解決。該寺的格聰活佛卻命令開槍打死喊話的紅軍通司(翻譯)。李先念見該寺頑固,故意撤圍隱蔽,待壽靈寺喇嘛以為紅軍離去而放鬆警戒後,率紅軍夜襲壽靈寺,將多數喇嘛俘虜。紅四方面軍指揮部馬上通知:「壽寧(靈)寺被俘之大小喇嘛應優待之,並令其寫信甘孜與各地喇嘛寺不與我打,大大宣佈我軍對喇嘛政策。」紅軍對寺內經堂、經書、器物,均妥為保護,贏得喇嘛們和爐霍藏民擁護。壽靈寺的喇嘛隨之寫信給其他寺院,勸其放棄抵抗,紅軍得以比較順利進入甘孜地區。
  紅軍到達甘孜白利寺後,得知在當地威信很高的格達活佛躲藏起來,便派人去找,並宣傳政策。格達瞭解到紅軍對寺廟秋毫無犯,立即帶領隨從回到寺院。他見到紅軍寧願露宿草地也沒有進駐寺院,深受感動,就此增加了對紅軍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總司令和紅四方面軍陳昌浩政委得知格達活佛返回後,便親自前往白利寺看望,還互贈禮品。
  朱德同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長談,分析了國內外形勢,說明共產黨救國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達活佛達活佛從心靈深處受到震撼。甘孜地區建立博巴蘇維埃政府時,他不顧風險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紅緞上為格達活佛題詞:「紅軍朋友,藏人領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糧
  格達活佛擁護紅軍,是出於內心的至誠。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後,很快找到了共同語言。格達活佛當時表示:「我作為一個活佛,14歲就到拉薩三大寺學經。佛法的真諦是要救渡受苦受難的眾生出苦海,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是為了勞苦大眾求解放,讓漢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過。我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為了廣大的勞苦大眾,這一點是一樣的。」
  康藏地區人口稀少,地瘠民貧,紅四方面軍4萬多人隊伍在此活動幾個月,二方面軍1萬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糧食供應成為頭號難題。格達回寺後,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眾,動員民眾賣糧給紅軍。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僅有100名喇嘛,而僅據現存的兩張收條計算,該寺兩次支援紅軍糧食就達7000餘斤,還有豌豆22石、馬15匹、犛牛19頭,真可謂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為了感謝白利寺僧眾對紅軍的支援,專門下令在白利寺門口貼出佈告:「查白利寺配合紅軍共同興藏滅蔣,勳勞卓著。我軍給予保護,任何部隊不得侵犯,違者嚴辦,切切此布!」
  格達活佛除了組織支援紅軍外,還利用自己的關係向附近的土司頭人寫信,動員他們不要對抗紅軍,得到了靈雀寺、壽靈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響應。堅持與紅軍敵對的諾那活佛走投無路,逃到瞻化,當地土司頭人不願為他賣命,反戈一擊將其交給紅軍。被俘後的諾那也受到優待,表示願與紅軍友好相處,後來他患傷寒去世時,紅軍又按藏族習慣為他舉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禮。對此,格達活佛也深為感動,更認定紅軍是仁義之師。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離開甘孜北上,約2000名傷病員難以隨軍行動。格達活佛利用關係分散隱蔽留下的紅軍,自己還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將他們安排在白利寺內和附近村寨中,親自用藏藥進行治療。反動勢力搜殺紅軍遺留人員時,格達活佛為傷病員都起了藏名。這些人傷好後,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轉移到內地。格達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沒有發生紅軍遺留傷病員遭殘殺的事件,這在川康地區是少見的。
  苦等15年盼紅軍回來
  朱德離開甘孜前,特地同格達活佛告別,說用不了15年,紅軍一定回來。紅軍北上後,格達活佛曾寫下數十首弦子詞表示懷念,其中一首是——「紅軍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紅軍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詞句,表達了他對紅軍的思念。
  紅軍走後,博巴政府解體,西康反動政府開始迫害同共產黨合作過的人,格達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薩。抗戰期間,他仍派人到青海購買《八路軍敵後抗戰圖》,關心共產黨領導的隊伍。解放戰爭期間,格達有一次到印度,看到雜誌上刊登的毛澤東、朱德的照片,立即將其買下帶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格達活佛無比興奮,馬上向周圍的故舊宣傳,說當年的紅軍很快就會回來,並要準備歡迎。
  格達活佛與十八軍幹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軍第十八軍進入甘孜,他馬上動員當地僧俗民眾支援部隊解決糧食問題,並對前來看望的部隊首長說:「如今剛剛快到15年,你們果然回來了,朱總司令真是神人!」當時中央邀請他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職,朱德還邀請他到北京一敘。
  格達活佛看到解放軍正在準備進軍西藏,便表示自己應先到拉薩一次,利用過去的關係勸說上層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條件,然後再進北京。儘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險,他仍毅然前往,結果行至昌都時遭反動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實現與朱總司令再見面的最後願望。格達活佛去世後,西南軍政委員會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他為藏族解放事業奮鬥的事跡也一直受到人們懷念。
  【點評】忠實朋友畢生奉獻
  格達活佛這樣一個在宗教界有很大影響的藏族上層人士,在遇到紅軍後就畢生竭誠擁護解放事業,成為共產黨人的忠實朋友,為此還不惜獻身。這一事跡的本身就說明,紅軍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業所具有的強大感召力。格達活佛通過親眼所見,堅信紅軍的道路也是自己獲得徹底解放的道路。他不僅幫助了當年的紅軍戰勝艱難險阻,也為後來甘孜藏區的解放奠定了基礎,使長征留下的寶貴種子開出燦爛的花朵。
  第五章藏裝紅軍——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隊之謎
  第五章藏裝紅軍——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隊之謎
  青藏高原東端的康區,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曾在此經過和停留。當地有著傳奇經歷的藏族漢子馬駿振臂一呼,康區還誕生過一個藏民獨立師。這支部隊的成員大都沒有穿紅軍服裝。他們身著藏袍,騎馬在廣闊的高原上馳騁,為保衛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戰。幾個月後,紅四方面軍離開藏區,藏民獨立師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紅軍長征的史冊上留下了獨特的一頁。
  藏族小頭人出面擁紅軍
  1935年4月,紅軍第四方面軍從川陝革命根據地西進,不久即挺進懋功(今阿壩小金)一帶藏區,接應紅一方面軍。這時,反動當局利用藏族民眾對漢族軍閥部隊的恐懼心理,大肆散佈謠言,說紅軍殺人滅教,毛澤東、朱德在越嶲縣發給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武裝的委任狀
  一時間多數群眾躲入山間。但丹巴縣有一個上過天主教會辦的小學、懂漢語並且經過商的30歲的藏族漢子麻孜?阿布,對這支新來的軍隊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動前往懋功探聽虛實。
  麻孜?阿布遇到「紅漢人」的隊伍後,親眼目睹了他們保護寺院和尊重藏族風俗習慣的行動,很受感動,便自告奮勇給紅軍當翻譯和嚮導。他還招呼十餘名青年隨同自己下山,從附近找來木料,搭建橋樑方便紅軍通行。紅軍進入丹巴縣城後,他又發揮自己熟悉當地情況的特長,幫助安排紅軍的食宿。紅軍首長根據其原名「麻孜」的諧音,給他起了個漢族名字「馬駿」,其意為藏族人民的驕傲。
  馬駿的父親在丹巴藏區是個小頭人,為人開明,一向不滿四川國民黨軍閥的敲詐勒索,得知兒子的行動後表示贊成,自己也出面擁護紅軍,幫助籌集了十多萬斤糧食。同年10月,紅四方面軍佔領丹巴縣後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讓他擔任縣政府副主席。
  馬駿一家在當地頗有影響,他們父子出面號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隊伍,其他一些鄉里也建立了少數民族武裝。紅軍隨即派來政工幹部,收編了這些隊伍。據當時駐丹巴的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副軍長羅南輝給紅軍總部的《關於敵情及部隊情況的報告》記載:「丹巴縣及區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權,共分七個區,群眾很好。武裝除獨立團外,各區有二十個、三十個不等的游擊隊……番民獨立團現成立了三個營,約八百人,有槍二百餘枝,每連我們都派有軍隊幹部去領導。」
  11月間,紅五軍在丹巴縣建立起各級紅色政權和鄉級游擊武裝後,又幫助組建起「丹巴番民獨立團」,由馬駿擔任團長,下屬800人,成員絕大多數為藏族。獨立團一經成立,便開始清剿地方反動武裝,修復被反動勢力破壞的橋樑,積極維護地方治安,為在川西作戰的紅四方面軍主力提供後勤支援。當時紅軍動員藏民參軍的口號主要是「番漢一家」,要群眾保衛自己的家園不受四川軍閥侵害,因此調動起了許多少數民族同胞的積極性。這些藏胞多不通漢語,對共產黨的理論不能完全理解,卻出於自發的反抗本能,踴躍地跟隨紅軍投身於反抗四川軍閥的戰鬥。
  紅軍幹部穿上藏裝
  紅四方面軍南下在百丈關作戰受挫後,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為主要戰略立腳點。由於這裡藏族群眾參軍比較踴躍,民間又藏有大量武器彈藥,1936年1月,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將丹巴番民獨立團及各區鄉游擊隊合編,擴建為丹巴藏民獨立師。
  藏族出身的馬駿被任命為師長,紅軍派去的李中權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師長,原屬一、四方面軍的100多名幹部到該師擔任團政委、副團長、指導員等領導職務。為便於工作,他們也換下紅軍的軍裝,改穿藏族服裝。這個師開始只有1000餘人,在紅軍離開藏區前發展到三個團,共2000餘人。參加該師的戰士多為強壯驃悍、能騎善射、作戰英勇的藏族青年,開始裝備有300多支步槍,其餘是長矛大刀。
  在獨立師成立大會上,馬駿身穿藏袍,腳登皮靴,頭戴狐皮帽,精神抖擻地走進會場。他用洪亮的聲音,分別以藏、漢語進行了動員,正式宣佈:「丹巴藏民獨立師正式建立了,熱烈歡迎各民族青年參加!」接著,馬駿又具體說明:「今後,新老幹部都要有跟著紅軍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團結得像一個人,打倒我們所有的敵人。」「民族有別,不是冤家,敵我之分,才是對頭;實現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紅軍轉移,藏民獨立師殿後作戰
  丹巴藏民獨立師成立後,經過短暫的教育訓練,就配合紅軍主力參加作戰。1936年2月初,國民黨中央軍薛岳部六個師會同川軍主力開始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犯。由於這一地區人口少、糧食缺,紅四方面軍補充日益困難,冬衣都難以解決。在此情況下,張國燾被迫承認紅軍長期停留在康區不利,卻又不願立即北上,於是決定向甘孜轉移。當時丹巴藏民獨立師奉命殿後,阻擊敵人前進,保障了主力轉移。
  在獨立師成立後的戰鬥中,紅軍派去的幹部同師裡的藏胞相處得很好,尤其是政工幹部都得到馬駿的尊重。在這支藏族武裝中擔任師政委的李中權回憶:「馬駿雖然是少數民族頭人,但他思想藏民擔架隊支援軍隊開通,同國民黨和四川軍閥有深刻的矛盾。」「馬師長熱情、周到,使我有回家之感。他表達能力很強。」當年到這個師工作過的其他人也回憶,馬駿是一個身材魁梧、體格勻稱、非常英俊的藏族漢子,打起仗來總是一馬當先,衝殺在騎兵部隊的前面,率眾打了不少勝仗。
  十幾年後為解放軍帶路
  1936年春,紅四方面軍主力進入甘孜地區,國民黨當局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煽動當地土司糾集兵力抵抗。為了對藏胞進行爭取工作,紅軍總部讓丹巴藏民獨立師一面制服抵抗,一面做爭取說服工作,使很多地區表示擁護紅軍。
  四方面軍在甘孜落腳後,決定成立金川軍區,丹巴藏民獨立師劃歸其管轄,改番號為金川軍區獨立二師。該師的主要任務是擔負地區的警戒,維護社會秩序。由於該師戰士著藏族服裝並適應當地風俗習慣,成為主力紅軍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以藏族為主體的「博巴自治政府」建立後,這個師因有著自己的民族特點,在籌糧和打擊反動土司時往往騎馬跑在最前面,其行動也比較容易被當地群眾理解和接受。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離開藏區北上,開始決定帶藏民獨立師一同行動。但該師戰士缺少文化知識,當初參軍主要是為保衛自己的家鄉,受眼界和生活習慣所限而不願進入漢族聚居區。四川阿壩州松潘縣紅軍長征紀念碑大部隊離開藏區時,該師許多成員因牽念家鄉自行離隊,師長馬駿因提出不同意見而受張國燾懷疑並遭誣害。當時派到該師的政委、指導員雖然努力進行宣傳動員,畢竟無法改變長期的民族隔閡造成的一些思想情緒。紅軍總部的一些領導人經過冷靜分析後認為,再堅持讓這支少數民族武裝隨主力北上,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生變,便宣佈解散部隊,願留願走聽其自便。最後除了十幾名藏族青年堅定地隨紅軍走過草地北上陝甘,其他的人都陸續返回了家鄉。
  參加過獨立師的成千名藏胞回到康區後,對紅軍還長期保持著深厚的感情,1950年解放軍進藏時路過當地,許多人又主動跑來帶路和幫助運輸。部隊的幹部戰士對他們表示感激時,的一些藏胞還用已經生疏的漢語回答:「都是自己人,我當過紅軍!」
  【點評】寶貴嘗試留下火種
  在紅軍長征史上乃至中國革命戰爭史上,藏民獨立師的存在只有幾個月,但卻是一次寶貴嘗試。雖然受客觀條件局限,這個藏族師在紅軍北上時因無法帶走而解散,卻培養了一些民族幹部,積累了在藏區工作的經驗,為後來藏族人民的徹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充分體現了「長征是播種機」的歷史作用。

  第六章 著重培養(1)

  ——喇嘛成為新中國重要幹部之謎
  紅軍長征進入西康少數民族地區時,有一批藏族青年投身於這支由漢族為主體的革命隊伍。其中有一位18歲的小喇嘛不僅參了軍,加入了共產黨,還擔任了部隊的幹部。紅軍長征到陝北後,這位跟隨紅軍三過草地的藏族青年桑吉悅希,由毛澤東親自取了一個漢語名字——「天寶」。
  小喇嘛當上了少先隊副隊長
  1935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後,接著繼續長征到達藏區。部隊進入這片少數民族區域後,一些藏族青年懷著樸素的感情參了軍。天寶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成為紅軍的第一批藏族戰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黨員。
  天寶,原名桑吉悅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壩馬爾康一個貧苦藏族農民家庭。當地的習俗,一家人有一個男孩首先要送去當小喇嘛,天寶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歲時便入寺廟當「扎巴」。他在寺廟內地位很低且深受壓迫,加上多少學了一點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較活躍,內心中有了反抗的念頭。紅軍初到藏區時,國民黨和反動土司散佈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滅族滅教」等一系列謠言,藏民們紛紛逃到山裡。天寶本來覺得自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不願躲藏,後被迫同眾人上山。不久,他出於好奇又偷偷下山,觀察這支從未見過的被稱做「紅軍」的漢人隊伍。
  天寶發現紅軍紀律嚴明,不進寺院,不住民房,寧可冒著雨雪風霜,挨餓受凍。尤其是看到這支隊伍待人和氣,還把沒收土司頭人的東西分給窮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現了共鳴,漸漸敢同紅軍接觸,還產生了打土豪給鄉親們分浮財的念頭。出於對紅軍的好感,天寶沒有同父母親商量便報名參了軍,當即脫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舊的軍裝。由於他在參軍的藏族年輕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馬上被任命為「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副隊長,任務是為紅軍籌集糧草,還參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紅軍嚴明紀律和和藹待人所感動而參加紅軍的,在藏區還有不少人。瀋陽軍區曾有一個全國唯一的藏族女紅軍,她回憶當年的情景便說,自己起初躲在村裡,見紅軍紀律好才敢出來。由於她能講點漢話,便給紅軍當通司(翻譯),並去動員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後她在革命隊伍中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暖,便留在紅軍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隨到陝北。
  參加紅四方面軍不久,天寶就跟隨部隊兩過草地,又南下西進。由於他表現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又被任命為藏民獨立師青年部長和「番族人民自衛軍」的黨代表。天寶作為藏族幹部,一到達新駐地,就率領戰士到寺院或土司頭人家中籌集糧草,交涉各種具體事務,起到了漢族指戰員難以起到的作用。
  長征路上學習文化知識
  天寶回憶說:「我參加紅軍的時候,不認識一個漢字,漢話也說不了幾句。」「我這一點漢文,就是在長征路上開始學的。」他有著非常好的記憶力,學過的漢話大部分能很快記住。通過學習,他由簡單直觀地感到紅軍好,逐漸成為一個有覺悟的戰士。在藏區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參加過紅軍或紅軍領導的獨立師,後來只有十幾人跟著紅軍最終走到陝北,其中就包括天寶。
  在終日轉戰的長征路上,部隊領導仍一直督促天寶等新入伍的同志學文化,以此瞭解革命道理。行軍上路時,天寶背的背包上就寫著漢字,後面的人一邊走一邊看,天寶則看前面戰士背包上的字,在途中達到會念、會寫。他說當時部隊領導對文化學習要求很嚴,「休息的時候還要考試,考不及格,要挨批評的!」
  天寶努力學漢語,學一點就「現炒現賣」,向藏胞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同時交涉籌糧。紅軍第三次過草地前,四方面軍總部要求每個戰士準備15斤糧食。天寶說:「我們這裡本來就窮,不產糧食,人也少,幾萬大軍來回過,糧食差不多吃光了。」不過他還是想方設法找糧食,動員一些寺院把積存多年的糧食和茶葉都拿出來,在他自己當過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裡也找出了幾百斤青稞。由於糧食不足,天寶就盡量找牛羊,肉可食用,皮子用來做背心、坎肩。天寶等人還把牛皮或羊皮穿幾個眼做成簡陋的皮鞋,供同志們穿用。
  野菜宣傳員兼翻譯和嚮導
  過草地前,紅四方面軍集中少數民族戰士組成了一支「番族人民自衛軍」,天寶被任命為黨代表。考慮到這支特殊部隊的成員較熟悉藏區地理和民情,由他們擔負著為大部隊開路、找糧食、找牛羊和收容掉隊或迷路戰士的任務。走出草地時,少數民族戰士所剩不多,這支部隊番號撤銷。過草地的行軍中,天寶還擔任了翻譯和嚮導,又是「野菜宣傳員」,負責拿著各種野菜到各部隊講解說哪個可吃,哪個不能吃。由於他對漢話還講得半通不通,只好一面講一面用手比劃。天寶很小就到寺廟當喇嘛,未出過遠門,行軍時也劉伯承只能靠自己摸索為部隊引路,自稱是「不稱職的翻譯和嚮導」。
  同天寶一起到紅軍中來的,還有個藏族青年,漢名叫王壽才,過去走過草地,又懂漢話。總參謀長劉伯承請他帶路,還配了一匹馬。走到草地中央,王壽才發了高燒想回家,部隊就用擔架抬他,在左路軍第一次過了草地時指明道路立了大功。以後王壽才到了陝北並且入了黨,解放後當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長。在延安時天寶對他開玩笑說,別人都是自願參加紅軍,只有你是被紅軍戰士「抬」到革命隊伍的。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寧後,毛澤東等領導人從中國革命的長遠角度考慮,在剛創辦的中央黨校裡專門辦了一個少數民族班,天寶也成為其中的學員。
  毛澤東給小伙子起名叫「天寶」
  1937年秋,中共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在延安開課,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寶任學員班班長。少數民族班的同志普遍文化低,不少人連漢話也說不好,學校就專門給他們開「小灶」,找文化高的學員給他們輔導。
  在這個民族班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等領導人經常來講課,基本能保持每週有一位中央領導來作報告。毛澤東來講課後,還經常同這幾十個學員交談。有一次毛澤東問當時還名叫「桑吉悅希」的天寶說:「桑吉悅希是什麼意思?」得到的解釋是,「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悅希」是寶貝的意思。「是活佛給我取的,有點迷信色彩。」毛澤東笑著說:「了不得嘛!又是佛爺,又是寶貝!」接著,毛澤東想了想又說:「長征時我到過你們的家鄉,那裡的藏胞對長征的勝利是有貢獻的。漢族有句古話,叫物華天寶,也就是和你那個『桑吉』差不多。我給你取個名字,就叫天寶吧!」從此,「天寶」這個名字就在中央黨校和延安傳開,並被這位藏族紅軍戰士終身使用。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在黨校少數民族班的基礎上建立延安民族學院,烏蘭夫任院長。天寶接受了進一步培養後,又參加了實際工作,擔任了蒙古抗日支隊的教導員。1950年11月,天寶當選為新中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西康省藏族自治區(後改稱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任主席,後來又在西藏擔任了領導職務。
  【點評】著重培養貢獻突出
  紅軍長征時在藏族區域活動了近一年時間,吸引了一些像天寶這樣的藏族紅軍。他們通過長征和以後戰爭的考驗,到延安後又經過黨中央的培養,從頭開始學文化,並提高了思想和政治理論水平,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藏族地區開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幹,並為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七章 爭取回民(1)

  ——「陝甘」變成「陝甘寧」之謎
  1935年10月初,毛澤東親自率領的紅軍陝甘支隊(即中央紅軍主力)離開甘肅通渭縣,向東北方向進軍。走出幾十里就看到沿途有一些零星的回民村莊出現。這裡的回族群眾經常同漢族交往,一般都通曉漢話。紅軍隊伍進入村子後,當地回民看到紅旗,紛紛跑到路邊,端出泡好的茶水並招呼說:「紅軍先生,咱們沒有什麼東西招呼,請喝茶吧!」在這樣一個很陌生的少數民族區域,中央紅軍受到群眾這樣的迎接,實在是感到有些意外。
  紅二十五軍給回民留下好印象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西北回民區之前不久,經過了彝、藏、羌等民族聚居的地區,積累了不少民族工作的經驗。9月末中共中央在甘肅通渭縣召開會議,瞭解到在向陝北前進的路上要經過回族聚居區,於是特別強調要尊重少數民族的習慣。陝甘支隊對全體人員進行了民俗民情教育,特別強調不得吃豬肉,不得借用回民的日常用具。各部隊對炊事班事先都進行了檢查,要求將原來所存的豬油提前吃完,進入回區後只許攜帶菜油和豆油。
  10月上旬,陝甘支隊進入了回民地區,意外地發現當地群眾不僅不逃避或對抗,而是群起相迎。在村子裡的牆壁上,還寫有「紅軍和回族同胞是一家!」「回族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賣國賊蔣介石!」等標語。
  中央紅軍經過詢問知道,8月中旬紅二十五軍曾從這裡經過,給回族群眾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當時,軍政委吳煥先為了搞好同回族群眾的關係,專門找群眾座談調查,給部隊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項注意」。
  三大禁令是:
  一、禁止駐紮回民的清真寺;
  二、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
  三、禁止在回民中吃大葷。
  四項注意是:
  一是要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風俗習慣;
  二是要注意不用回民的水桶在井裡打水;
  三是要注意迴避青年婦女;
  四是要注意實行公買公賣,不准在回民中說「豬」等。
  吳煥先向部隊做出民族政策的規定後,在鎮內召集當地名人和阿訇開座談會,說明紅軍不收款、不催糧、不拉夫抓丁的政策。軍部首長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又熱情而隆重地拜訪了清真寺,還贈送了繡有「回漢兄弟親如一家」八個大字的錦緞匾。接著,老阿訇和回族群眾帶著禮品、趕著羊只,回訪了紅軍。紅二十五軍走後,當地民眾都稱讚紅軍好,此時看到新來的這支隊伍打著紅旗,頭戴有紅五星的軍帽,便自發地前來熱烈歡迎。看到長征途中這種少見的場面,毛澤東非常興奮,到達陝北後便稱讚紅二十五軍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執行得很好。
  紅軍離開的那天成為回族群眾的紀念日
  10月5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抵達西吉縣單家集村,並在此留宿。紅軍進村後,便有幾位戴著白帽子、留著白鬍子的老人前來迎接,並雙手捧著小瓷碗敬茶水。中央總負責張聞天出面答謝,感慨地說:「這個地方的回族群眾真好!」
  毛澤東、張聞天進村後,馬上去清真寺拜訪阿訇,說明紅軍尊重回族人民的風俗習慣,保護清真寺,保護回文回教,主張民族平等。阿訇聽後很高興,馬上招呼回民們騰出一些房子給紅軍住,並按市價賣給紅軍糧食,還請毛澤東在清真寺吃了飯。當天晚間,毛澤東不顧行軍疲勞,在北廂房同阿訇馬德海長談,瞭解當地的風俗和民情,對回族地區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0月6日拂曉,中央領導率紅軍離開單家集,行前戰士們按照老規矩把借來的木板等如數還清,損壞了的按價賠償,並把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部隊離開村子時,回民們站在桌子旁邊鞠躬拱手為禮,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不停地向回族群眾招手致意。後來的幾十年間,當地民眾每逢這一天都不忘紀念。
  離開單家集的次日,毛澤東隨中央紅軍長征登上六盤山頂,一時心潮澎湃,寫下了《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此刻,陝北蘇區遙遙可望,萬里長征已經到了尾聲,毛澤東的心情自然感到欣慰。在思考下一步如何在西北地區建立和擴大蘇區時,毛澤東也注意研究如何發動在當地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回族群眾的問題。毛澤東等領導人發現,這裡一些村寨的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同宗同族的觀念強過階級觀念,當地上層人物在族內具有很大的威望。由於這些頭人有著領導本族人反抗外來壓迫的積極性,在當地不能採取漢族地區那種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而是要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做好統戰工作,再通過他們影響本民族內部和其他群眾。
  「陝甘」蘇區變成「陝甘寧」蘇區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並與當地紅軍重組紅一方面軍後,於1936年春天東征山西。由於受到國民黨中央軍和山西軍閥閻錫山攔阻,5月間紅軍返回陝北。鑒於當地糧缺和兵源補充困難,紅一方面軍組成的西方野戰軍由司令員彭德懷指揮西征寧夏,其目標是擴大根據地,爭取打通能與蘇聯聯繫的國際路線,並接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會師。
  西征寧夏又要進入回民區。紅軍出發之際,5月24日,總政治部特別發出《關於回族工作的指示》,強調要造就「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領袖」,規定部隊進入回民區後不打回民土豪,注意通過阿訇上層分子來進行下層群眾工作,並組織回民委員會和回民解放協會。為宣傳紅軍的主張,毛澤東發佈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宣佈「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願意武裝回民,成立獨立的回民抗日軍」等主張。這種從實際出發的政策,使紅軍能夠成功地在當地發動群眾、建立政權並發展了民族武裝。
  紅軍西征進入寧夏前,回族軍閥馬鴻逵在當地實行殘暴的統治,各種名目的橫徵暴斂已搞得民怨沸騰。馬鴻逵到南京開會看中一位女大學生,不惜花5萬銀元將其買來,用當時還很罕見的飛機將其接到銀川,還自詡這如同阿拉丁用神毯載運飛來一位美女。此時寧夏軍隊的士兵卻已欠餉數月,百姓擺攤賣個西瓜都要上稅,聞之此事的兵民都是怒不可遏。紅軍一進入寧夏,馬上宣佈免除馬鴻逵所設的苛捐雜稅,不打不攔阻紅軍的軍隊。
  寧夏的馬家軍兵無鬥志,紅軍在環縣一戰擊潰其第三十五師後,其餘部隊均一觸即潰,未做多少抵抗即撤向銀川一線依托城池工事堅守。為了進一步瓦解敵軍,紅軍對俘虜的馬鴻逵屬下回軍官兵進行教育後,全部放回。紅軍採取這一舉動後,寧夏軍隊連續四個月不再出戰。一方面軍在此休整,隨之南下隴東的靜寧、會寧一帶,實現了三大主力的會師,勝利結束了長征。
  紅軍西方野戰軍進軍寧夏後,連續解放了曲子、環縣、定邊、豫旺、同心、鹽池等許多城鎮和鎮原北部,於6月中旬成立了回民解放獨立師,以馬青年為師長、歐陽武為政委。在新解放的回族區域裡,紅軍還發動回民組織了游擊隊。這些由回民組成的民族武裝配合主力紅軍,進行了保衛地方的一系列戰鬥,固原、鎮原等地還建立了有上層人士和下層群眾代表共同參加的蘇維埃政權。至此,寧夏東部縱橫200餘公里的地區也併入原來的陝甘根據地,就此出現了史冊上一個響亮的名稱——「陝甘寧」。
  【點評】政策正確民族團結
  1936年8月,到陝北完成了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騎著駿馬,在紅軍陪同下前往寧夏前線,用鏡頭記錄下回民群眾召開大會,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的場面。紅軍長征期間在寧夏回族地區開展了成功的統戰工作,是在信奉伊斯蘭教的群眾中發展革命力量的寶貴嘗試。實踐證明,紅軍在打擊壓迫回漢人民的馬家軍閥時,只要政策正確,仍然可以團結包括地方頭人和宗教領袖在內的廣大回民,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武裝。

<<輝煌歷史:重解長征之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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