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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清白於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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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清白於毛澤東
——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
作者:張宏志
概論
  1958年興起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不是什麼人轟起來的,而是全國人民的革命意志隨著客觀的歷史進程而自覺地迸發和組織起來的,它形成了人們追求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劫匪盜賊;沒有賣淫嫖娼:沒有吸毒販毒;沒有瘟疫傳染病;沒有懶漢二流子;真正實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是一個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個火紅的時代:廣大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歷史主動性,聰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調動起來了,人們作到了應該做到的一切;貢獻了可以貢獻的一切;完成了能夠完成的一切;是一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火紅的世界。那是一個人們的思想真正獲得解放的時代:一切崇洋媚媚外,迷信洋人,美國月亮比中國圓的洋奴思想,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一切傳統的陳規陋習,洋人的匡匡教條統統被打破;根據中國的實際開創自己的局面,一切從實際出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人人學點辯證法,是那個時代的重要特徵。那個時候,中國的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分子,都有一個觀念,凡與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們稱為右傾保守或「左」傾冒進。
  大躍進的豐功偉績是抹不掉的!
  中國在飽受帝國主義的百年侵略中,外國的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中國是貧油國」。因為沒有石油中國被壓彎了腰。中國的科學家們,在大躍進精神的鼓舞下,在億萬勞動人們苦幹精神的召喚下,推翻了一百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貪油國」的錯誤結論,在大慶找到了石油。當大慶工人們高呼把「貧油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時候,人們彷彿聽到了中國大地的脈博的跳動聲。大地在抖擻,人民在歡呼。爾今的石化商人、汽車商人……們,當你們在開發自己的產品時,你們記得「鐵人精神」、「大躍進精神」嗎?或許你們中一些人免不了還要沮咒大躍進幾句。
  如果不是大躍進衝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麼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一切正直的中國人都應該想一想!
  大躍進究竟創造了多少奇跡?
  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製成(1958·3·11日)
  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製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1958·6·1日)
  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7·17日)
  第一台內燃電動機車試製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製造的排水量2.21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製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1959·l·1日)
  第一台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試製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製成(1962年)
  工業方面的12個第一,為鋼鐵、機械製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58年1月,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68.5公里)
  1958年1月,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
  1958年8月,包蘭鐵路通車(全長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閂北京一包頭一銀川一蘭州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0年1月1日,蘭新鐵路通車(全長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
  蘭新、寶成、黔貴、鷹廈、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路交通,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建成迴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製成功
  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田水利建設,是大躍進中在農業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眾性運動。數億農民和廣大水利工作者,忍饑耐寒,長年苦戰在工地上,從事著造福於子孫後世的艱苦事業。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攔河大壩合攏,使華北五條內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並使海水不再溯內河。從此鹹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
  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歷時9年,於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為民辦
  1960年2月24日,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龍截流
  1961年3月17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農田250萬畝
  1961年12月22日,新華社報導,農村出現了一批新的電力灌溉區,其中有著名的產稻區廣東珠江三角洲;江蘇南部和北部地區;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區;重要的棉產區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張家口地區;陝西關中地區;河南豫北和鄭(州)洛(陽)三(門峽)地區;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區;山西南部中部地區。
  大躍進運動,治理黃河,造福於子孫後世,功德無量。據古書記載,自遠古到清朝咸豐6年,約4000餘年,黃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間,滾來滾去,肆虐冀魯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釀成的災難其之深重無論用多少筆墨都難以述說。自劉家峽、青銅峽和三門峽水庫的建成,黃河未發生大災,大險,黃河基本上被征服了。人民安居樂業。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庫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興建,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糧(低標準),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飯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躍進運動中的農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辦。
  一些大型水庫,對城市繁榮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陵水庫給首都北京帶來了福音。許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參加勞動的情形和整個工地的壯觀景象。海河攔河大壩建成後,海水、河水分離,極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資源,對天津市的工業發展和城市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圳水庫對香港的繁榮和深圳建市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人皆知,現代化經濟和大都市的繁榮和發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資源是淡水。漢語中有一句成語:「飲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沒有大躍進運動,就沒有現代工業、現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1960年1月22日,新華社公佈: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提前三年勝利完成。
  大躍進運動,是以人民公社為基礎,動員起億萬人民組成勞動大軍的。沒有人民公社運動就沒有大躍進運動。儘管這裡介紹的材料不過是點點滴滴,不能繪出大躍進運動的全貌,但它總會留給人民有關大躍進運動的是與非的思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上留下客觀的真實的史實。只有存真才能存史、存信,否則不過是一紙謊言。那些以「毛澤東頭腦發熱」莫須有的否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人們,未免對歷史太不負責了!
  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還有什麼消極方面嗎?有的。有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以大搞瞎指揮,煽動浮誇風,鼓吹「共產風」為特徵的劉少奇的「左」傾錯誤,使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遭受了嚴重挫折,使廣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災難。毛澤東在與劉少奇一些人的錯誤進行鬥爭中,處境孤立,步履艱難。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所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要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裡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少奇一些人)。」
  以三股歪風為特徵的劉少奇的「左」傾錯誤,氾濫於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澤東開始深入調查研究發現問題,10月,繼續深入調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毛澤東始終在不斷努力糾正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左」傾錯誤。
  也許有人要問,8月份以前毛澤東幹什麼去?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7月23日的廬山會議上已作了說明。他說:「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澤東這裡說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這些事:由於蘇聯變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國,因此,當時毛澤東主要把精力用於研究馬列主義理論,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支持世界各國共產主義左派組織的鬥爭;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問題。當時,中東局勢緊張,伊拉克取得反帝鬥爭的勝利,宣佈了獨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國。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失敗,出兵中東,同時和盤踞台灣的蔣介石勾結,訂立美蔣「共同防禦條約」,企圖永久霸佔台灣。蔣介石又叫囂反攻大陸。英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又和西藏農奴主頭目達賴喇嘛相互勾結準備發動叛亂。針對國內外這一切複雜階級鬥爭形式,毛澤東把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並做陣前線,指揮炮擊金門,把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東的兵力吸引到台灣海峽來,從而減輕中東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如何準備對付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農奴主反叛問題。所以,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主要由劉少奇、鄧小平二人負責。劉少奇、鄧小平又是宣傳口的主要把關者,這些事情,當時在黨內,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澤東逝世不久,卻把歷史責任統統推給毛澤東。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講話。」(《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06頁。)鄧小平這番述說,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正直的、頭腦清醒的人們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們,則不吝筆墨,不惜唇舌,不厭其煩的攻擊毛澤東。他們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發生的「左」傾錯誤——浮誇風、「共產風」、窮過渡、平均主義、否定商品交換……不分青紅皂白,惡意地掛在毛澤東賬上,嚴重的損害了毛澤東的形象,嚴重的曲解了社會主義制度,給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蒙上了陰影;也給那些資本主義狂們製造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許多正直的人,許多共產黨員感到痛心,為了查清真相,存真實於歷史,於後世子孫,他們默默地從事著長時間的調查研究,終於水落石出了。原來是非是被顛倒了的,歷史是被篡改了的,幾十年來成了一筆糊塗賬。流逝的歷史,永遠的消失了,但是非卻不能永遠的被顛倒。我們必須擺事實,講道理,講黨性,弄清是非。還清白於毛澤東。
  歷史不能由人任意編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澤東蒙冤!
  誰做的事應該由誰負責!
  陳雲講過一句話:「不唯書,不唯上。」一個學者、專家、理論家;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個普通老百姓,看待事物,不要看書上怎麼寫的?也不要看那個大人物怎麼說的?要看事實,看事實真相,看本質。實事求是。
一、「左」傾錯誤的始作俑劉少奇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寧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會議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1958年的經濟發展計劃……毛澤東對1956年發生的「反冒進」提出批評。毛澤東認為1956年進行的「反冒進」,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使6億人民洩了氣,影響了經濟發展。毛澤東認為: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三大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實現,生產力(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生產關係(三大改造的完成)這兩方面的新形勢,為國民經濟的大發展提供了可能,一個大躍進的局面必將出現。
  隨後,即2月13日到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南寧會議精神,毛澤東繼續提出對「反冒進」的批評。
  3月9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作出《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大社的意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大躍進」的思想。號召苦幹三年,改變落後面貌。
  4月,劉少奇一行從北京赴廣州,途中在火車上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閒聊。從半工半讀,普及教育,扯到烏托那,空想社會主義,進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這個名稱,在這裡第一次出現。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向會議作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報告論述了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議—至通過了這條總路線。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充分肯定了正在興起的「大躍進運動」。並號召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5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這樣提出來了。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一些人頭腦發熱,曾一度形成為一股「左」傾思潮,嚴重影響、干擾和破壞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建康發展。這股「左」傾思潮最早見諸於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吳芝圃的發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糧食產量可增產幾百億斤,河南的糧食問題今年可望過關。為此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吳芝圃的發言,對於後來形成的「左」傾思潮還僅僅是一個「苗頭」,或「萌牙」。而「左」傾思潮的始作俑者當是劉少奇。劉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東的多次講話,意味著「左」傾思潮的形成;而8月6日他所派出的共產主義試點小組去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則進一步表明,這股「左」傾思潮以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
  對上述幾次講話,分述於下: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時,當談到婦女解放時說,婦女的解放,包括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要擺脫家務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作飯,辦起食堂後,只需40多人作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他並且大膽地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劉少奇認為,中國已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歐文等人(按: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筆者注)的未竟之業可以實現了。還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有一段是康有為寫的《大同書》,其中提出破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界限、私有財產界限……毛澤東講話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1頁——筆者注),空想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就把空想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的實現了。劉少奇把托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些社會服務性事業,當作共產主義萌芽,共產主義趨向。這些公共事業辦得多了,普及全社會,共產主義就實現了。到了那時,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有戲院、電影院、圖書館,小孩子多大年齡上什麼學,小學、中學、大學。(上引劉少奇談話,見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並社,小社並成大社,包括工農商學兵,當時還沒有「人民公社」這個名稱。這裡說的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就是指後來的人民公社——筆者注),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還要發槍練操,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進一步指出: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上引劉少奇談話,見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1958.6.30日>,同前[A])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都自己幹。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了不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麼落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時間,幹完才算數,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靠什麼?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幹。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他大都是二年三年。15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於三個蘇聯,四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他工業產品。15年我們要超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六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面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15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意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我們在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痺敵人…(上引劉少奇談話,見劉少奇:在景山發電廠的講話<1958年7月5日>,同前[A])。
  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就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農業,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175、176頁)。
  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在山東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志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少奇同志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劉少奇對當地的浮誇風,畝產幾萬斤,大加贊嘗,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並要求當地政府撥出幾百畝地,辦一個學校,學生一面學習,一面生產,用這個辦法,不要很久,全國人民都能上大學。(《光明日報》1958年8月4日)劉少奇在江蘇常熟縣視察時,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穀畝產1萬斤,劉少奇反問道,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人民日報》1958.9.3日)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
  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佈「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幹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幾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這兩篇報導,可以說是浮誇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一應俱全。這是劉少奇、鄧小平所把的輿論關口所放的「衛星」新聞,是劉少奇搞的共產主義試點取得的「成績」。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佈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於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闢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複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裡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後,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複雜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報導說:少奇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後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恆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後備;並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後,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
  第四,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人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縣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第五,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由於少奇同志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餘,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都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
  青年一代不懂什麼叫「共產風」,不知道什麼叫「窮隊和富隊拉平」,「搞年均主義」,「刮共產風」等等,看了劉少奇在河北徐水縣搞的「共產主義公社試點」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就略知一二了。
二、劉少奇鼓吹窮過渡,大刮「共產風」
  1958年3月成都會議制定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的合併為大社的意見》,會後,河南省遂平縣、平輿縣及其所在的信陽專區,形成了一個小社並大社的熱潮。7月16日《紅旗》雜誌第四期一篇文章說:「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們社會的基層單位。」8月6日,毛澤東視察了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感到很好,很高興。講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同時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段話,「人民公社好」傳遍全國。走集體化道路,是中國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廣大農民積極地加入到人民公社運動中。
  1958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委員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以及政府各部門黨組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外,還討論了在農村建立公社問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共六條:
  (一)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社的組織規模,就目前說,一般是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為合適。有的地方可以由數鄉並為一鄉,組成一社,六、七千產左右。對於達到萬戶或兩萬戶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對。但在目前也不要提倡。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務委員會。
  (三)小社並大社,轉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驟。要求充分發動群眾,展開鳴放辯論,使廣大農民在思想解放自覺自願的基礎上並大社、轉公社,防止強迫命令。在步驟上,並大社、轉公社,一氣呵成當然更好,不能夠一氣呵成的,也可以分兩步走,不要勉強、性急。各縣都應先進行試點,然後逐步推廣。
  (四)並社中的若干經濟政策問題。提倡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幹部和群眾,不要採取算細賬、找平補齊的辦法,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
  (五)關於社的名稱、所有制和分配製度的問題。大社統一定名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還是採用集體所有制為好。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分配製度也還是「按勞取酬」。
  (六)現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國形成。原有74萬餘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1.2億余戶,占農戶總數的99%,平均28.5個農業社並成一個公社,平均三個鄉一個公社,有的則是一個縣一個公社。
  有人說: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違背客觀規律,違背人民意志,是極為輕率地發動起來的;沒有調查,沒有試點,單憑熱情,一味蠻幹。這是一種貌似有理,而不值一駁的臆說。試伺什麼樣的大人物憑著個人的主觀意志,一聲號令,能把億萬人民轟起來圍著他的指揮捧打轉轉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話傳說中誰也找不到這種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決策,只有這種決策被一次一次地證實能夠為人民造福,從而取得人民的無比信賴的政黨和領袖們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積極性最充分地調動起來,只有這種高度自覺才會眾志成城,才會形成無敵的力量。歷史唯物主義者和歷史唯心主義者對問題的觀察,是這樣的截然不同!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對同一事物形成兩種根本不同的結論,原本亦是正常的!
  在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的確確的發生了許多錯誤,惹出了許多麻煩。這是由於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造成的。劉少奇一些人的錯誤,主要的是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大搞窮過渡,大刮「共產風」……這些「左」傾錯誤必然地助長強迫命令、官僚主義和浮誇風。從而使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遭受到嚴重挫折,使廣大人民蒙受嚴重苦難!
  誰是大刮「共產風」、大搞窮過渡、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人、第一事呢?這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親手培植的共產主義試點徐水縣。誰是大吹大捧徐水經驗,放射政治衛星的第一人、第一報呢?這就是宣傳口的把關者鄧小平,和作為輿論權威的第一報,《人民日報》(徐水縣試點經驗詳見本書第16—第20頁)。
  劉少奇和鄧小平審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鼓吹「共產風」,鼓吹「窮過渡」,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又一重要事實!這篇社論是背著毛澤東發表的。在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起了很壞的導向作用。社論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時,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一類組織,要求婦女勞動力全部參加生產,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化,更加集體化的優點。
  社論強調在建立人民公社時,要把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還保留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後殘餘,如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成片果樹、一部分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等,在建立公社過程中,都要轉歸社有。
  社論鼓吹少數人民公社可以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或供給制。並鼓吹這種實驗是有益的,因為它指出了農村中生產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社論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實現由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時,經過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由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半句刪去。
  劉少奇、鄧小平的以上所為,說明了以下問題:
  第一,劉少奇、鄧小平主張跨越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心情非常急切,正像徐水縣試典經驗中所說「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本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上說,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劉少奇、鄧小平把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刪去,正是反映了他們的「左」傾幼稚病。
  第二,劉少奇、鄧小平非常獨斷,像這樣重要的涉及到黨的重要方針政策的社論,他們不經過身為黨和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審查同意,就冒然自行決定發表。違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會議關於有關重要的涉及到黨的方針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須經過毛主席審定的決定。
  第三,劉少奇和鄧小平藐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領導同志,霸氣十足。因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如此重大改動,誰都沒有權利,必須大家討論同意。
  第四,劉少奇和鄧小平違反了黨章規定的民主集中制。
  1958年9月16日—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目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說:劉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那麼,要創造那些條件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呢?《人民閂報》將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的指示,提綱式的歸納為以下幾條,並強調指出,這是辦好人民公社急待解決的問題。
  ——每個人都應當參加體力勞動:
  ——對小孩子必須強調社會教育;
  ——要由低級到高級實行供給制;
  ——工廠辦半工半讀到大學;
  ——工廠也可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
  接著《人民日報》詳細的報導了少奇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第一,使社會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進行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每個人都應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勞動,體力勞動是搞吃穿的,每個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負擔,別人就要加重負擔。少奇同志特別強調說,毛主席說過,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兒園、縫紉廠,把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生產。(按:在這之前,劉少奇把辦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紉組放在第—條,說它是「共產主義萌芽,現在放在第二條,把它當作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了。——筆者注)
  第三,要搞技術革命,我在河北看到兩個小高爐煉鐵廠,一個廠要五百人砸礦石,另一個廠一部分礦石粉碎機解決了問題,搞技術革命就能節約大量勞動力。
  第四,改進社會的勞動組織,也能節省很多勞動力。(按:這條很要緊,現在報紙上只登一句話作提綱,到19日,劉少奇視察江蘇時就具體闡述了。——筆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報導說。少奇同志十分稱讚河南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當吳芝圃談到許多公社都實行供給制時,少奇同志說:這要由低級到高級,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很好的。報導又說:少奇同志說,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少奇同志指示,要採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他說,你們建立新工廠,不要照搬老工廠那一套,目前,公社實行勞動工資加獎勵,除了吃糧食等以外每月發幾塊錢,社員就高興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這樣做,那麼按這個辦法工廠為什麼不可以呢?工人也是農民,農民也是工人,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呢?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這裡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是學校,學校即是工廠。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要建立每天六小時勞動,二小時上課制度,要比較穩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學畢業,這樣學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將來出來,即是大學生,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
  劉少奇違背了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精神。毛澤東說:人民公社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要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產規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後,要忙於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集體所有制為好,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高凱主編《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116頁。)
  劉少奇違背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規定,人民公社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
  ——要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
  ——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並提高了;
  ——社會主義時期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漸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滅了;
  ——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時代。
  劉少奇用他的所謂過渡到共產主義五個條件,來代替「決議」規定的五個條件。
  毛澤東對劉少奇鼓吹「窮過渡」進行了批評。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裡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按:此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筆者注)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筆者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裡,毛澤東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佈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佈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佈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候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按:此指劉少奇——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l一112頁。以下應用簡稱《憶毛主席》)
  《人民日報》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導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三 毛澤東進行調查
  1958年10月,毛澤東派吳冷西、田家英,去劉少奇視察過的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調查,弄清楚劉少奇是怎樣做的,以便有效的糾正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使人民公社運動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出發前毛澤東的談話
  以下是吳冷西的回憶(吳冷西:《憶毛主席》)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麼辦。
  毛澤東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說過什麼有個大致的瞭解,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
  毛主席還向我們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加如此),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瞭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
  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
  情況調查經過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車離京南下,第二天抵新鄉下車。我們同新鄉地委商定,當天下鄉。田家英一組留在新鄉去七里營公社調查,我帶一組去修武縣。四天為期,然後調換,我回七里營公社,田家英去修武縣。
  修武調查 我和記者們10月29閂下午去修武縣,我們先請縣委一位副書記介紹全縣辦成一個大公社(13萬人)的一般情況,然後分別同城關大隊(原為公社)大隊長、五源鄉(大隊)的支部書記、艾曲鄉(大隊)艾曲村的生產大隊長談了話。還召開了群眾和下放幹部座談會,最後才請縣委書記單獨談他們對一縣一社的看法。在修武縣調查的四天中,我們還利用晚飯和中午歇晌的時間串家走戶,同個別群眾接觸。
  從調查中瞭解到,這個一縣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併而成的。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說,他們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制,辦了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的幹部和群眾生產情緒很高,正巧碰上他們全縣總動員大煉鋼鐵,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礦石,不叫苦,不叫累,興高采烈,十分感人。因為辦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婦女都上山了。但從中也瞭解到,由於大辦鋼鐵,地裡莊稼沒人收,只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谷穗。地裡的棉花大部分沒有摘下來,只有幼兒園的老師帶著一些小孩摘一點點,據財貿幹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有的原是貧農,有的原是中農)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
  最後我們同縣委書記談了一個晚上,他先說了一縣一社的優越性,也談了今後三年規劃,但提出了不少關於全民所有制的供給制疑問和顧慮。
  我們11月1日從修武縣轉到新鄉(田家英也從新鄉轉到修武),那裡是另一番天地。新鄉縣委給我們簡要介紹時,著重說明他們為什麼沒有像修武那樣搞一縣一社,只搞了一個「縣聯社」的招牌,似乎他們以為我們是贊成一縣一社的。新鄉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經濟比修武富裕,糧棉都高產,每人平均分配也高於修武。
  七里營十六「包」 第二天,我們去七里營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掛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這個公社有5個大隊,79個生產隊,人口3萬,耕地9萬畝。年收入1218萬元,是新鄉最富的公社。這裡給我們的印象最新的是,他們實行了供給制。據公社書記說。他們實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了,這十六包的費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調查了七里營公社以後,我們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圍的兩個大隊(劉莊和陳莊)。其中劉莊大隊(即史來賀同志當支部書記)給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裡幹得實在,說得也實在。史來賀同志,既講成績也講困難。他的大隊有800多人,1900畝土地,總收入31萬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為96元)。當時他正在發愁的是還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裡沒有人收。大部勞力上山煉鐵去了。
  興寧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開居住
  在新鄉,我們還調查了一個公社——興寧人民公社。這是一個4000戶、2萬人口的社,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了15個營,50個連。尤其特別的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住宿,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製集中居住。我們具體的調查了東郭大隊,這個大隊共有224戶,開始時有150戶男女老幼分開住,現在仍有60戶集中在8個地方,男女各住4處,實行禮拜六制度,回家度週末。據大隊幹部說,這是公社統一佈置的,大多數人意見很大,只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願意分居。大隊幹部說,正考慮改變作法。我遇到公社幹部時,就顧不得下來調查前規定的守則(不要隨便表示意見),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幹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作,並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這位中央負責同志不是別人,就是劉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張這樣做,而且還到江蘇去推廣。1958年9月19日—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在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五個條件時,同在河南講的一樣,他是這樣說的:「第四,改善社會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劉少奇所說的「男女老少換班」,是劉少奇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家庭革命」的一個舉措。(以上所引,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
  向毛主席匯報
  關於「一縣一社」問題 11月6日,我們從新鄉調到鄭州,當晚毛主席要我們向他匯報。我們按原來計劃先扼要介紹情況。由於我先到修武,著重匯報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我說到,修武縣委書記雖說一縣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認為公社和國家的關係不同於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係,公社的產品不能全部由國家調撥,國家也不能供給公社需要的所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實行同國營工廠一樣的全民所有制,那麼,有兩個問題他擔心不易解決:一是遇到災年國家能否跟平年一樣撥給公社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二是遇到豐年國家能否全部收購公社的產品。我說,這位縣委書記既怕災年饑荒,又怕豐年谷賤傷農。我還說到修武縣委書記懷疑他們實行的低標準的供給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說這只能是很勉強的「溫飽」。
  毛主席詳細地問了縣裡同國家的經濟關係,互相間進行哪些交換。我匯報說,修武縣同國家的經濟來往主要有兩種:一是納稅,主要是農業稅即公糧,工商稅不多;二是交換,主要向國家交售統購的糧、棉、油料等農副產品,和向國家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種交換都是商品交換,現金結算的。
  關於供給制問題
  毛主席對供給制也很關心,在田家英匯報時,詳細詢問了七里營公社的十六「包」的具體內容,並且提出,這樣低標準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談到,七里營公社的十六「包」,是新鄉地區包得最多的,但標準仍然很低,「食」是吃飯不要錢,都吃公共食堂,據估計一年需42元(菜肉未計)。「衣」一項是—年21尺布,二斤棉,兩雙布鞋(因婦女上山煉鐵、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醫藥費每人每年2元為限,產婦補助一斤紅糖,20個雞蛋,殯葬和結婚各補助10元,看戲不要錢,那年只看了一次戲,六次電影。田家英和我都認為這只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毛主席的評論
  (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
  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麼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幹。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閒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
  (二)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
  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裡的產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裡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麼,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
  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劉少奇鼓吹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搞軍事化生活」,「行動戰鬥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這就是劉少奇主張的共產主義「家庭革命」——筆者注)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
  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裡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
  現在我們看劉少奇在江蘇視察,又是怎樣兜售他的「共產主義」的。
  1958年9月19日—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劉少奇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
  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鎖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
  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第五,發展多面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
  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制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裡劉少奇講的「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條件,實際上就是他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不同的僅僅是變了—下說法:在河南,是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五個條件。在江蘇,是作為「建立美好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標誌。劉少奇特別注重第四條,即「改善勞動組織……」,他把這一條看作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他所倡導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為《大同書》中破九界之說的「破家庭界」。無論是在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還是在河南、江蘇視察,劉少奇反覆強調這一條。原來,劉少奇搞的「共產主義,不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此胡鬧,豈能不天下大亂!
  劉少奇在河南的具體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則將夫妻、父母、兒女分開,各自編在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原來社員的房屋,由公社統一調配,分為集體住宿營房和家人團聚營房。每星期准許夫妻、父母、兒女回團聚營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體營房過軍事化生活,如此循環往返),群眾對此很反感。毛澤東知道後批評說: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誣蔑共產黨的忙嗎?哪裡這樣做,我就支持哪裡群眾起來造反。
  劉少奇到江蘇視察,還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實行「供給制」的做法。他在江蘇常熟視視察時說:「實行糧食供給制以後,將提高人民共產主義覺悟。」他問和平公社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提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皓江在匯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劉少奇聽後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這樣的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哪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劉少奇實行的「供給制」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張,不僅在國內大力宣傳實行,而且對國際友人也大講特講。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個外國議會代表團談話中也談到吃飯不要錢。他說:「現在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這部分還要增加,兩三年後,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吃窮飯」搞「窮過渡」的做法,指出:「現在就是吃窮飯,什麼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劉少奇立即插話說:「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話說:「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毛澤東說:「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187、189頁)
  據1958年的統計,顯然是誇大了的統計,中國農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這樣的貧窮狀況向共產主義過渡,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些人所說的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其後,劉少奇、彭真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富起來了再過渡困難就大了?!毛澤東反覆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儘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地講,一些人就是不聽,我行我素。致使毛澤東不得不召開一系列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裡需要提到鄧小平一句話:「貪窮不是社會主義」。但鄧小平沒有說清楚在人民公社運動中搞「窮過渡」的是誰?反對「窮過渡」的是誰?作為當時宣傳口負責人的鄧小平,對此是非常清楚的。許多不知底細的人,聽了鄧小平這句話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們才弄明白,搞「窮過渡」的是彭真、劉少奇;反對「窮過渡」的是毛澤東。然而歷史卻發生了一個大誤會,一些人說,毛澤東搞的是「窮社會主義」。對於這種誤會,從集體化道路走過來的中國農民從不予以認同。而在知識界則吵得振天響,吵吵讓讓,無休無止。誰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飽受帝國主義掠奪的舊中國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實在太窮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要擺脫貪困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五個五年計劃,便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四大工業強國(美國、蘇聯、日本、中國);三大軍事強國(美國、蘇聯、中國)。五、六十年代,在朝鮮、越南,兩次打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兩次打敗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兩論〈一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穩定了東歐局勢;九評,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世界樹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污稱毛澤東搞「窮社會主義」的人們,不過是為他們搞資本主義而尋找借口,中國的工人、農民廣大勞動人民,是從來不買他們的賬的!
四、劉少奇大刮浮誇風 毛澤東一再潑冷水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誰是搞浮誇,說大話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事情發生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討論農業合作社小社並大社的討論中,吳芝圃在會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在吳芝圃吹牛說大話的影響下,夏收中,當時在碴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虛報成3200斤,另西平縣城關公社則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後經調查,這兩個公社的畝產數字是謊報。正當信陽地委準備糾正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浮誇風愈刮愈大,大到猶如12級颱風!一些大搞浮誇的人,把這種虛報產量美其名曰「放衛星」,為高指標,浮誇風吶喊、唱讚歌最富有權威性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宣傳口負責人鄧小平、彭真,和《人民日報》,其所為與其說推波助瀾,勿寧說是謊言製作廠!
  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少奇同志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匯報說: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志聽了讚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瞭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麼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劉少奇親手培養的「共產主義」典型——徐水縣,其浮誇風之嚴重是全國之最。前已述及,那裡一棵白菜可長500斤,1畝棉花產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畝小麥產12萬斤,一畝紅薯產120萬斤。對劉少奇來說,徐水縣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一些反對毛澤東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邏輯:他們說,大躍進是錯了,因為大躍進搞浮誇;他們對搞浮誇的人說,浮誇是毛澤東的錯,因為他發動了大躍進。大家看,這些反毛澤東的人們信守的就是這樣的無賴邏輯。還有一些貌似客觀公正的人,他們說,雖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搞浮誇,但不能全盤否定,於是他們絞盡腦汁發明了一個新詞:「晚年毛澤東」,晚年毛澤東是錯了??無論對毛澤東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澤東,這兩種人的共同之處是「強姦歷史,顛倒是非」。浮誇風來自何人?必須澄清,是誰的就是誰的,絕不能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劉少奇的浮誇風,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有誰聽過看過或掌握了毛澤東的浮誇呢?那些起勁地反對大躍進,反對毛澤東的人,因拿不出什麼事實而處境十分尷尬。到是李銳先生耍了個小聰明,玩了點小把戲,編造了一個故事來朦騙人。他說:在廬山會議期間,我問過毛澤東,主席,你怎麼也相信畝產萬斤的話呢?毛澤東回答說,一位科學家寫文章說,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辦到,所以我信了。這是那些反對大躍進、反對毛澤東的人們花了幾十年時間所搞到的僅有的一點材料?會說的不如會聽的,有點常識的人一聽就知道這是李銳先生苦心編造的。李銳之說無須考證,也不屑於考證,還是把它作為李銳先生內心世界的一個縫隙留給歷史吧。
  毛澤東一向反對浮誇風,向浮誇風作了堅決的鬥爭。浮誇風作為黨內的一種勢力,克服它是很困難的。毛澤東始終不懈!請看下面的幾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後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139頁)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麼多。經與農林口商議壓縮到了5000—6000億斤(相當平均畝產300—350斤)。農林口負責人說,不能再壓了,再壓就打擊群眾積極性了。
  1958年11月初,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後,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按:國民黨報紙——筆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號召全黨為爭取今年實現鋼鐵翻一番為生產1070萬噸而奮鬥。會間毛澤東向與會人員詢問,現在鋼鐵生產僅400萬噸,到年底還有4個月,4個月能生產700萬噸鋼嗎?大家都說能行。毛澤東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國共產黨60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頁)。毛澤東還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怎麼得了(吳冷西:《憶毛主席》第95—103頁)。
  關於興修水利問題,1958年11月初毛澤東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頁)
  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中,對於農村、農民問題的瞭解,有誰能勝過毛澤東,在民主革命的28年歷史中,無論是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或土地革命戰爭中的農民游擊戰爭,或八年抗戰中的農村游擊戰爭,或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種複雜環境中有關農民問題的英明決策,有那件不是毛澤東制定的。全國解放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農業合作化的領導,又有誰比毛澤東更高明。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處理,毛澤東是全黨的楷模,不愧為最英明最偉大的領袖。對此,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是公認的,而且是心悅誠服的。
  然而近20多年來,無論黨內和黨外,竟然冒出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公然說:毛澤東不知道一畝地產多少糧食。硬要把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按在毛澤東頭上,胡說什麼浮誇風是毛澤東鼓吹起來的。他們的公式是:大躍進搞浮誇,浮誇風就是大躍進。他們把水攪混了!20餘年來,他們翻箱倒櫃,把大躍進的歷史翻了個底著天,但是,卻沒有找到毛澤東鼓吹浮誇風的一點事實。對於這些反對大躍進,反對毛澤東的人們,他們的情況本人知之不多,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大躍進、反對毛澤東,這裡不想妄加評論。但是其中的某些人,他們的言行卻給自己畫出了一副嘴臉。他們才是浮誇風的鼓吹者。這些人想一手遮天,顛倒黑白,篡改歷史,他們吵吵嚷嚷20多年,一些人可謂不遺餘力。到頭來反到露了自己的馬腳!浮誇風原來是他們自己刮起來的。賊喊捉賊。
  那些說毛澤東鼓吹浮誇風不知一畝地產多少糧食的人,應該還記得《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簡稱《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吧,這個「綱要」,是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個省、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的農業十七條。同年12月,發各省徵詢意見,1956年1月形成農業四十條草案。經過兩年實踐,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擴大)基本通過。毛澤東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通過。1960年4月,提交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
  《綱要》要求從1956年起12年內,糧食畝產量黃河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河以南達到800斤,棉花(皮棉)畝產量按各地情況分別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農村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技術、農業勞動生產率、交通運輸和商業及郵政、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個大發展。
  這個《綱要》在黨內正式通過的時間是1958年5月下旬。這時,正是大躍進發動初始。毛澤東親手制定,經過4年準備,與14個省區負責人商討,兩次中央會議討論適才形成。《綱要》的產生,可謂慎之又慎。毛澤東花4年的心血所產生的文件在其墨跡未乾之時,黨內竟有人說毛澤東頭腦發熱,鼓吹高指標,大刮浮誇風。這真是一個彌天大謊。20多年來這個謊言不知蒙騙了多少人?!是該說說清楚了!謊言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那些上當受騙者們當你們明白了事實真相時不知作何感想?!
  對於劉少奇一些人來說,5月通過的《綱要》,8月當是記憶猶新吧,你們明知《綱要》要求黃河以北12年後畝產達到400斤,而你們卻在兩個月後8月6日,弄出一個典型縣——黃河以北的徐水縣,要求畝產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豈不太離譜了。劉少奇一些人到底在想什麼?做的是什麼?後人有理由向劉少奇一些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人民日報》竟為劉少奇—些人的荒唐吶喊,喝彩,不知道宣傳口把關的那些要人們,你們又在想什麼?做什麼?而在毛澤東逝世後,那些大搞浮誇風的人,為浮誇風喝彩的人,竟把浮誇風說成大躍進,大躍進說成浮誇風,把矛頭指向毛澤東!這豈不是戲弄歷史,戲弄人民!不知道這些人想過沒有,當人民知道了歷史的真相時,人民又會怎樣看待你們!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決定歷史命運的是人民,而決不是其他什麼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謊的人最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五、毛澤東要求《人民日報》敢於抵制「左」的虛假宣傳
  毛澤東對吳冷西的一系列談話
  鼓吹高指標,鼓吹浮誇風一律不登報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後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於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吳冷西回憶說: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頁)
  報紙宣傳要慎重,不要講過頭話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0、第72頁)
  這裡有幾個問題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已專門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叫他注意在「報紙報導上,不要盡唱高調」,「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為什麼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和高指標風越來越厲害?吳冷西個人有這個膽量嗎?沒有。既然吳冷西沒有這個膽量,那麼又是誰有這麼大膽量,頂著毛澤東干?!
  第二,毛澤東於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對報紙的宣傳問題,又專門作了五點指示,並要求在「今年夏天召開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問題,吳冷西已將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和彭真作了傳達,而陸定一卻借口「夏天太忙秋後再說」不貫徹執行,致使「五風」越演越烈。當時陸定一僅是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他個人肯定不能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定的,他一定有後台,這個後台又是誰呢?是鄧小平和彭真嗎?或者還有更大的後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又一次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台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對外宣傳如此,對內宣傳也不例外。然而它們鼓吹浮誇風、高指標、「共產風」卻有增無減,這是為什麼?
  新聞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頭腦要冷靜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4頁)
  1958年11月22閂,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吳冷西長談,吳泠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切都好,也有壞的—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切都壞,也有好的—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問是否—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
  「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淪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
  「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後,又歸納為三個意見。他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像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按:毛澤東的指示不但不聽,就連寫上《決議》的話也敢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筆者注)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的成績,也否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瞭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頁)
  「第四,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毛澤東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讀了吳冷西的上述回憶,我們清楚的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後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大躍進運動中,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作新聞報道時,如何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堅決抵制「五風」的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並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味地鼓吹「五風」,為「五風」的盛行推波助瀾。到了1959年6月,毛澤東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吳冷西回憶說:「6月14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召集書記處會議(鄧小平同志摔傷了腿,住院治療),討論宣傳工作怎樣轉向問題。經過討論,最後決定由胡喬木、周揚和我準備—個文件,書記處再研究決定。我們起草了—個關於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開書記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後,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將修改後的通報送給劉少奇同志審批,劉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此事關係重大,需要毛主席召來政治局會議時通過。」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在批評浮誇風和高指標之後,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他嚴肅地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中央社和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毛主席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吳冷西:《憶毛主席》第36—第141頁)
  顯然,毛澤東的這些話是針對劉少奇而發的,因為劉少奇在會議中講到宣傳問題的時候主張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會後毛澤東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規定」,仍由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主管宣傳口的把關工作。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在會後,對我說:『以後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們兩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42頁)
  吳冷西道出宣傳口主要把關人
  從吳冷西的上述回憶我們清楚的知道,當時宣傳口把第一關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把第二關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總書記兼書記處書記鄧小平、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把第三關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來。劉少奇把最後一關,如果他認為很重要,自己不能決定,就送給毛主席審定。如果認為自己能決定,他就自己決定。不再麻煩主席了。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規矩」,到1956年6月毛澤東又重申這一「規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這裡順便說一點,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談到,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是鄧拓,他因為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上的重要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只發簡要新聞,不發社論,不久,毛澤東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拓連消息也不發,因而被毛澤東批評為「是死人辦報」。到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而由吳冷西正式接替,鄧拓仍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對此,吳冷西在回憶中是這樣寫的:「半個月以後(即6月13日以後——筆者注),黨中央才宣佈鄧拓同志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我任總編輯。鄧小平同志為此專門召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個編委的同志開會,宣佈中央的決定,並肯定了鄧拓同志主持《人民日報》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團結—致努力把《人民日報》辦得更好。在這以後,鄧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評論、理論和文藝,我主管新聞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後他工作變動為止。」(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8頁)
  在當時中央領導層,毛澤東是少數
  從吳冷西的一系列回憶,我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要他敢於堅持真理,敢於抵制「五風」。對「五風」的問題,不要宣傳,不要登報,「要卡住」。在宣傳中「要實事求是」。「要做冷靜的促進派,不要做冒失的促進派」。「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搞浮誇風不好」。「不要華而不實」。「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搞指標。」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你是記者的頭子,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楚,要實事求是」等等。
  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說:「1957年6月13,在黨中央決定他去《人民日報》任總編輯時,毛澤東告誡過他:『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了。』」(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7—第158頁)
  毛澤東這—系列指示,吳冷西聽得進耳了嗎?如果他聽不進耳,為什麼37年以後的今天,他還回憶得清清楚楚,並且在本書的末尾保證道:他所說的「主要意思是絕對不會錯的」。並說:「毛澤東對他這—系列的談話都有記錄,現存在中央檔案館裡。」看來,毛澤東對吳冷西的這一系列談話,對他提出要抵制「五風」的一系列要求,他是聽進耳的。然而,他卻沒有很好的執行,反而和其他什麼人一起利用《人民日報》這個宣傳陣地,大肆鼓吹「五風」為「五風」的盛行煸風點火,推波助瀾,這太不應該了。
  吳冷西在回憶中自我檢討說:「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矚,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因為當時的形式是:把宣傳口關的這批中央領導『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毛澤東的留有餘地或壓縮空氣的聲音微弱。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他是少數者。所以我只好『隨大流』跟多數中央領導走,特別是跟把宣傳口關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走。對於1958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鼓吹『五風』的錯誤,應是把宣傳口關的中央領導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當然,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2頁)
  吳冷西的這個檢討,道出了問題的所在: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把宣傳口關的這些中央領導,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說敢干」的這一面,而忽略了毛澤東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說敢幹的沖天幹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態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則不然。
  劉少奇、鄧小平當時在黨內的地位
  從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起,毛澤東就有意的把劉少奇、鄧小平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第二線。據毛澤東後來說,這種想法是基於蘇聯的教訓而採取的措施。斯大林培養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時間太短,馬林科夫沒有時間和機遇獲得成熟的經驗,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魯曉夫就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當然毛澤東這一設想當時還沒有公開,而是以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不得超過兩任為由而提出:「八大」期間,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就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毛澤東出於上述考慮,推出劉少奇、鄧小平於第一線,而他自己有意後退一步。但是,劉少奇、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了「左」傾錯誤,惹出諸多麻煩事,毛澤東把它歸納為「五風」,即: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而不得不花費很大力氣去補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們的錯誤。像先生教學生那樣耐心細緻地做工作,以實現自己的培養接班人的夙願。儘管劉少奇,鄧小平犯了嚴重「左」傾錯誤,毛澤東還是邁出了培養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他不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會議發表公報說:全會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並指出毛澤東同志專作黨的主席,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
  隨後,即1959年4月18—28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正式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國家主席黨主席連任期數不得超過兩屆,他曾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位置上退下來。「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澤東在談中央領導機構的設置時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時候,就不當黨的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在「八大」通過的黨章中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個規定,就是為有一天毛澤東從黨的主席位置上退下來後為毛澤東設立的榮譽職務。
  自從蘇聯赫魯曉夫舉行宮庭政變、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為選拔培養接班人費盡了心機。他胸懷大局,謙光自抑,選賢讓賢,謙卑退讓,實為全黨楷模。然而以後的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夙願終未實現。這是毛澤東的憾事!中國共產黨的憾事!中國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出於培養接班人的考慮,推出劉少奇、鄧小平等到一線,而他自己則居於二線。到了8月間,事態表明劉少奇、鄧小平頭腦發熱,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種種「左」傾錯誤,攪亂了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的正常秩序,嚴重干擾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健康發展。毛澤東不得不花費很大力氣去進行整頓。儘管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招致重大損失,而毛澤東對他們則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們從錯誤的教訓中清醒過來,協助毛澤東把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推向前進,以實現中國歷史的躍進。故而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決心不變,盡量給予劉少奇、鄧小平以更多的實踐機會,以使他們在不斷的鍛煉中成熟起來,而於適當機會把權力交給他們。毛澤東的博大胸懷,對屬下的寬厚、關愛和信賴,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倚重,全黨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這個問題上,—些別有用心,對毛澤東惡意中傷的人,他們除了暴露了自己的骯髒嘴臉,決不會收穫別的什麼。
六、毛澤東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下大力糾正「左」傾錯誤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深入河北、河南農村,進行調查。發現劉少奇在河北、山東、江蘇、河南等地的試典工作及其許多講話,犯有嚴重的「左」傾錯誤;而宣傳口主要責任人鄧小平在輿論宣傳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民日報》登了許多壞文章、壞報導,在幹部隊伍和廣大群眾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主要問題是:其一,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有的甚至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其二,是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於宣佈實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產風」,窮富拉平,剝奪農民;第四,否認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下大力糾正「左」傾錯誤。
  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會議開始,首先由毛澤東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接著闡述了人民公社出現的歷史必然性。著重指出人民公社運動當前存在的問題。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錢,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覆強調要劃清兩個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界限。對於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氾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中的第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矇混過關。斯大林說:有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佈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麼經濟聯繫,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繫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繫,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
  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幹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採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義》(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
  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認真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儘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正「左」傾錯誤開了一個頭。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
  1、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我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徵求意見。
  2、討論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
  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
  儘管毛澤東千辛萬苦力糾「左」傾錯誤,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進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們聽了嗎?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
  「共產風」、「高指標風」,照舊鼓吹,有增無減。
  武昌會議(1958.11.21—27日)
  為繼續糾正「左」傾錯誤,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反覆地講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其要點:
  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 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少奇),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指出人民公社,要麼亡,要麼不亡 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毛澤東說,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麼辦法就比較可靠了。
  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強調「壓縮空氣」,把搞指標壓下來 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裡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麼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裡講的「你」、「人家」、「別人」是指劉少奇。「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系指1956年發生的反冒進。見本書第11頁。)。
  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幹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雖然壓縮了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但仍然偏高。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這些話,反映了他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 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面的。(毛澤東: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五、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還有用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乾淨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 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
  「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佔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條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面的有關文章)
  「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誇風作了有力批判:
  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 決議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這裡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作出明確肯定。
  批評浮誇風 「決議」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緻,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儘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2700—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左右,仍沒有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
  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並對繼續糾正「左」傾提出了以下意見:
  ——「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我對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面貌,是有懷疑的,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4月在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時間拖長—點。這個意見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
  ——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佈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佈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
  ——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裡的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一下,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
  ——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霉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游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霉,不管怎麼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
  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鞏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
  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聾發聵的指導作用。
  ——「決議」澄清了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指出:「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傢俱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後,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並允許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為公社管理委員會、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區(或生產大隊)一般是進行經濟核算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生產隊是組織勞動的基本單位。
  ——「決議」規定抓緊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時間,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進行一次整社工作。
  ——「決議」仍然反映了不少「左」的東西。如說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因素」,說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規定公社統一負責盈虧等。
  這裡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毛澤東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這次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公報》說: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後,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會議內定由劉少奇接任這一職務,並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關於內定劉少奇接任毛澤東當共和國主席一事,有個材料記載,現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在會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後台上,讓別人干。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蕭心力主編:《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劉少奇推行「左」傾錯誤受到批評,但是,他的職位卻提高了,並且由他組閣,這無疑會增加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難度。
  第二,毛澤東雖然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花了很大力氣糾正「左」傾錯誤,並且親手在《決議》中加了大量糾正「共產風」的文字,然而在《公報》中對毛澤東所作的努力卻隻字未提,這說明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堅持「共產風」的勢利還相當大。
  第三,反浮誇風,也是這次會議重點之一,然而《公報》中只用「反對浮誇」一句話帶過。毛澤東反對浮誇風的許多精彩講話,也支字未提。
  第四,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雖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編高。《公報》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並號召全黨全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比1958年更偉大的躍進。這說明,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堅持高指標的領導還佔有相當數量,要使他們腦子冷下來,看來還要花一番氣力,毛澤東少不了還要發幾次大火,再給這些人頭上潑幾大盆冷水。
  八屆六中全會,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主動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一次重要的會議。雖然全會通過的決議仍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訂的經濟建設指標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鋒芒主要是糾正急於過渡的「左」傾思想,對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2.27—3.5日)
  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說: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
  毛澤東講這番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嚴厲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地批評和糾正了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支配,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佔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評)
  上海會議(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的批注中改變了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舊賑「一般不算」的規定。指出「不對,應改為舊賑—般要算。算賑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為了糾正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浮誇風、「共產風」、窮過渡……毛澤東從馬列主義理論指導,到具體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風、工作方法、無一不深邃,無一不詳盡,無一不嚴格。有時苦口婆心,要求實事求是,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有時疾言厲色,說,我代表1000萬隊幹部、5億農民吶喊……。有時和風細語,要求愛惜農民一草一木,一雞一羊。有時大發雷霆,說,「共產風」是偷、是搶、是賊、是剝奪勞動者。有時發怨言、發牢騷,說,你們不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去到馬克思那裡告狀。有時耐心細緻不厭其煩,親自給劉少奇一些讀書。
  這些事實告訴人們,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頑症,必須下猛藥,猛下藥。毛澤東這樣做,一則是要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引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軌道,同時也是為培養接班人煞費苦心。毛澤東既然選定了劉少奇、鄧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給他們讀書、講道理,教他們工作方法、領導藝術……。毛澤東對屬下的關愛、淳厚、善良、公正、無私,將如日月江河永遠留給歷史,而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毛澤東的誹謗、中傷,說毛澤東「獨裁」,是「暴君」……可以欺騙一些天真無邪的青年、蒙哄頭腦昏庸的無知者,但在歷史事實面前,必然是煙消雲散,留下來的則是別有用心者自己的醜惡靈魂,而遺臭萬年!
七、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81人,後補中央委員80人。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列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其他問題外,重點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文件規定,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制;三級核算時,一般是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規定要清理賬目,「結清舊賬」,進行退賠。重申人民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文件還規定供給制必須堅持下去。
  毛澤東在會上就工作方法問題講了話,他號召學習海瑞精神,提倡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敢講話,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要言者無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到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經過13個月的努力,人民公社運動終於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佈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過毛澤東的艱苦努力,迄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的發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基本上走向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誇風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發生的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認按勞分配、取消商品交換,大搞平均主義、大刮「共產風」和窮過渡的錯誤,在開始改正。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全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開始冷靜下來。全黨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應該看到,中國共產的不少高層領導馬列主義水平是比較低的。劉少奇不就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去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懂馬列主義,豈能不把事情搞亂。毛澤東號召全黨學兩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8年一年間,毛澤東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他為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65歲高齡的毛澤東向與會者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感人至深,許多與會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澤東的不懈努力,穩住了當時全國出現的混亂局面。而更深遠的意義則是全黨馬列主義水平的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步驟!是一次在全黨範圍普及馬列主義的偉大群眾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初始,劉少奇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徐水縣去搞共產主義試典的。那時,許多人、許多高級幹部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一時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運動就是這樣被搞亂的,經過這次群眾性的馬列主義普及運動,廣大黨員、廣大幹部、廣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決對不應盲從,決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總之,人民的盲從性減少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當受騙的機會隨之而減少了。直到今天,這種作風還再發揮著作用。許多不願盲從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理。
八、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的傳統看法必須打破
  對廬山會議一般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錯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容不得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澤東獨裁,打擊彭德懷,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看法有失史實,有失公正。
  評述廬山會議必須弄清兩個前提:
  其一,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所指。其二,評判是非的標準是什麼?離開這兩個前提去評述廬山會議必然失去客觀標準,而發生主觀隨意性,這就難免陷於偏見!事實上這種偏見竟成了一種習慣勢力。
  本書前七章以極其廣泛的、大量的、確鑿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是劉少奇等人。既然如此,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打擊報復從何談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對毛澤東的惡意中傷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對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持肯定態度,還是持否定態度?對廣大幹部在運動中發生的錯誤是愛護、幫助,還是排斥、打擊?毛澤東是主張前者而否定後者的。試問,大躍進運動能否定嗎?大躍進的輝煌成就(詳見本書概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發輝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躍進運動中我們偉大民族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難道不應該頌揚,而必須否定嗎?!人民公社運動能否定嗎?否定了集體化道路中國農民應該走什麼道路呢?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自力更生,還是依靠洋人?抹殺了上述兩方面的界限,還有什麼是非可言呢?總之,查明事實真相;—堅持馬列主義;肯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是評述廬山會議的根本主場。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
  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大家討論(附件一):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11、協作關係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後,會議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7月10日,毛澤東佈置討論修改《關於形勢與任務——1959年7月2日到X日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將信呈送毛澤東(附件二)。
  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贊同信中觀點,—些人表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
  7月23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贊同,並作了自我批評(附件三)。
  7月31日,毛澤東宣佈會議結束。
  8月1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
  8月2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會議。
  8月16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後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毛澤東何故改變主張?據毛澤東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裡,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會議於8月16日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的毛澤東
  彭德懷的「意見書」,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8個月(1958.8月—1959.4月)的時間,適才糾正過來,在這8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場面多麼感人!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來說,本來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懷也不是對著毛澤東的,錯誤是劉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懷心明如鏡。這種情形,毛澤東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三個問題: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改正過了的事,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谷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歷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正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以這樣的宗旨進行的。其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剛剛(1959年4月)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樣的時候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設置,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全黨來說,真的是牽一髮動全局了。其三,儘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不要潑冷水,而要循循善誘。故而毛澤東寧願自己承提責任,而不去責怪下屬。
  毛澤東息事寧人的態度,遇到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方面劉少奇一些人心懷叵測,欲置彭於死地。劉、彭的衝撞,已勢不可免了!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後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劉少奇的發言,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會議進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左」傾錯誤的政治責任,保護了劉少奇等人,而劉少奇—些人則咬住彭德懷不鬆口。
  彭德懷與劉少奇等人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攤牌,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按劉少奇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後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求以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採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而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3頁)神話故事有「打鬼借助鍾馗」之說,毛澤東作了一次鍾馗。「1965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彭德懷同志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第122頁)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儘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代豪傑,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裡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
  1958、1959兩年,中國革命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複雜的鬥爭。關於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歷來眾說紛紜。作者在這裡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廬山會議之後
  會後,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反右傾思想的指示》。
  這時,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劉少奇接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黨的工作毛澤東放手地交給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日常事務。毛澤東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於考慮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主要是反修、防修問題。
  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使得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用很大力氣糾正的「左」傾錯誤,故態復萌。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7天,8月24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這麼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時間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劉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8年8月24日>)劉少奇這番議論,迴避了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的浮誇風。劉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誇風,一度攪得天下大亂。迴避浮誇風,空談大躍進的經驗,是偷梁換柱,諱疾忌醫。看來劉少奇是想賴賑。而那些追隨劉少奇的人看透了劉少奇的心思。這裡介紹一些劉少奇樹立的典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坐陣的信陽地區的一些點滴材料;時任信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的回憶說:「常委們就給我總結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一、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的那麼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三、在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四、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作風。」信陽地區的「反右傾」情況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幹部,竟有1.2萬人次。
  從全國形勢看,由於毛澤東對反對「左」傾錯誤所做的巨大努力,召開了一系會議,形成了一系列決議,廣大黨員、廣大幹部覺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澤東發出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以後,浮誇風在全黨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廬山會議後的浮誇風除個別地區復發外,對全國形勢未造成重大損害,基本上保持了全黨、全國大局的安定。
附件一:毛澤東擬定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七月二日)
  一、讀書。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瞭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八月份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讀書,或者實行幹部輪訓。不規定範圍,大家不會讀。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間三至六個月,或者一年。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系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志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丈,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缺點如第一章講和平過渡,通過會議奪取政權,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裝。他們的缺點我們不要去學,但在去年,把蘇聯一些好的經驗也丟了。
  二、形勢。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志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麼糧食緊張?為什麼買不到頭髮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去年許多事情是一條腿走路,不是兩條腿走路。我們批評斯大林一條腿走路,可是在我們提出兩條腿走路以後,反而搞一條腿了。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和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三、今年任務。
  四、明年任務。
  五、四年任務。工、農、輕、重、商、交方面,過去是兩條腿,後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這幾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設如何安排?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帳。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能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
  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麼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不說閒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贊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這些事誰也不管,這麼大個國家,沒有人管不行。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飼料要有單獨的政策。現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兩斤,牲口吃的要逐漸比人多。
  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號,不作宣傳。工業要支援農業,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鋼材支援農業,這次會議要定一下。糧食去年說增產三成,是否達到四千八百億斤,我還有懷疑。今年說不增加了,我看增點還是可能的。以後每年增一千億斤,一九六二年達到八千億斤。
  明年鋼的指標是一千七百萬噸,形成一個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萬噸,比去年多四百萬噸。後年二千萬噸,大後年二千一百萬噸到二千三百萬噸,可以趕上英國。一九六二午二千五百萬噸,可能少點,也可能多點,多了到二千八百萬噸,少了到二千三百萬噸也好。趕上英國,說的是主要產品,鋼太多了不一定好。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事實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佔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會亡的,社會主義是亡不了的,蔣介石是回不來的。美國打來,我們最多退到延安,將來還會回來的。
  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麼做。現在看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是否以後不公佈絕對數字,可以學習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今後鋼不算小轉爐的,鐵不算土鐵。
  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第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八、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九、工業管理問題。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解決?應該爭取在一二年內解決。
  十、體制問題。「四權」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一下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對下放要適當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說現在是完全無政府主義,而是說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說得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十一、協作關係。劃區協作,倒把原來的協作關係打亂了,搞了大的,擠了小的。搞體系,工廠要綜合發展,公社要工業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願。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湖北擬從少到多,開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將來達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制度是兩回事。
  十三、學會過日子。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湖北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農民批評有些幹部,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些地方生產不見得比別處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過。今年不管增產多少,估計增產一點,還是按去年四千八百億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標準安排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
  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復,看來是非恢復不可。政策三年不變,定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分四六開,征四留六,有災照減。自留地不徵稅。
  十五、恢復農村初級市場。
  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省的同志說,生產、分配在一個核算單位較好,現在改,影響生產,如何辦?
  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基層黨的活動消弱了,黨不管黨,只管行政。
  十八、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附件二:彭德懷上書
  主席: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像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績,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捨,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4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裡,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翻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佈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0909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實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後年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4年內可以基本實見,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彭德懷
  1959年7月14日
附件三:毛澤東7月23日講話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佔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麼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麼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麼多要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裡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只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麼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捨不得。哪裡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徵購,擠垮,贖買。怎麼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
  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麼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麼,工人學哲學麼,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麼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說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麼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同志是我講的四種人裡面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麼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洩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可以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裡,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麼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呵!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麼只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裡。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去,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裡去,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麼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麼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麼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麼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載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誌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載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闆(譚震林),放的不准。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麼久?還是不要那麼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子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覆覆。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呵!(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來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話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1)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麼辦?只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2)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只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划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里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麼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載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12毛澤東講話時劉少奇的兩次插話全是錯的。其一,「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其二,「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劉少奇把馬列主義搞錯了。列寧主義對上述兩個問題作了明確回答:「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它。」(詳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第222—23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現在許多人堅持劉少奇的錯誤理論,認為一個國家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主張在中國進行資本主義補課。他們認為生產關係跑到生產力前面去了,而主張把公有制經濟,拉回到資本主義來。拚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讓讓20多年,而且越叫越響!
  劉少的特點:其行為表現為「左」,其思想則是「右」的。形「左」實「右」。
九、渡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1959、1960、1961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遇到了嚴重困難。導致困難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連續三年自然災害;二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還債務;三是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這是全國人民共同承認的。在這個共識中又有兩種不同見解:一種見解,認為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另一種見解,認為主要原因是黨內的「左」傾錯誤,進而得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分人禍」論者,誣蔑毛澤東頭腦發熱,1958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刮浮誇風,大搞共產風,推行「左」傾路線;由於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專制」,黨內無人敢提不同意見,以致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最終導致嚴重經濟困難。這裡人們看到,「七分人禍」論者的矛頭所向是毛澤東,毛澤東的過失又是與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聯在一起的;而在他們看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又是與社會主義道路聯在一起的。高唱「七分人禍」的人們,其用心是反對社會主義,為復辟資本主義大喊大叫。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場——毛澤東從堅定不移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場出發,發起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劉少奇一些人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了「左」傾錯誤。毛澤東以其坦蕩的襟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承擔了對於「左」傾錯誤的責任。而劉少奇一些人,對自己的錯誤從未作過支字的自我批評,反而在七千人大會上譁眾取寵,唱出一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調門。此後許多人學著劉少奇的腔調跟著起哄,吵吵嚷嚷40餘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則是心懷鬼胎。這種鬼胎的險惡用心,是攻擊毛澤東,醜化中國共產黨,曲解社會主義制度,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
  我們真誠的希望那些不明真相,但卻是正直誠實的人們,認認真真地去研究那段歷史,把事實真相搞明白,把自己久己形成的偏見改正過來。至於那些心懷鬼胎,別有用心的人們,用不著對他們說什麼,因為他們原本就是掩蓋歷史、篡改歷史,善於蒙人、哄人、騙人的老手、高手。我們應該用「事實真相」把這些人的畫皮剝下來,讓他們見見陽光!
  三年經濟困難究竟是怎樣造成的?筆者提供大量的歷史材料,供人們去研究,去判斷,去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結論。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
  茲根據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災情報告》)所記載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紹:
  1959年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於1萬平方米,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災情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比例30.8%,與歷年比並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佔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氾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達82.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颱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面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佔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後,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後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彙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颱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陝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 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 68.9%和 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雲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颱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裡颱風登陸11次,高於以往平均數近兩倍。颱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於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颱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氾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餘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裡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氾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7萬公頃,「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面積 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氾濫,另部分地區持續乾旱,給救災帶來複雜困難。
  1961年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彙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 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氾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衝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颱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佔9次,是建國五十年裡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 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沖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於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範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面積大大高於建國50餘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於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於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餘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餘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近些年來國內外一些人,不承認1959、1960、1961年出現的經濟困難與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有關。《中國經濟日報》1998年2月27日報導:《三年大饑荒源於大食堂》。龔啟聖在《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一文中將近來西方學者(包括旅美中國學者)的結論歸納為三種:l、「過量的糧食徵購」;2、公社化、退出權和生產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費。對所有這些,筆者用一句話來回答——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
  關於「蘇修」撕毀合同,撤退專家和逼還債務問題
  1959年6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兩國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這裡人們看到,赫魯曉夫以犧牲中國向帝國主義妥協。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結束後,蘇共修正主義集團把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國家關係上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撕毀了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科技合作項目257個,共計600個合同。並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00餘人,並終止派遣專家900人。雖然中國政府多次挽留,蘇聯一方卻始終堅持。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了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以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背信棄義,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摧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中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向蘇聯購買的武器,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記人民幣58億余元。其中大量貸款是購買武器的費用。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鄙手段壓誇中國共產黨。當周恩來表示暫時有困難時,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竟然指著人民大會堂的大型陳設山石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周恩來傳》第1547—第1548頁)。
  赫魯曉夫逼債,對中國的經濟困難,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寧可勒緊腰袋,忍饑受寒,也要還清債務。當時中國工業處在起步階段,出口主要產品是農副產品,在本來就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國糧食徵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徵購674億公斤,出口41.6億公斤。1960年徵購5I0.5億公斤,出口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糧食開始調入和進口。(《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393、第422頁)。
  赫魯曉夫的壓迫,使中國工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陷於嚴重危機。資金短缺,靠從農業中挖潛力獲取支援。廣大科技人員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靠黨的領導,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蘇修集團的壓迫,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奮發圖強。
  關於「左」傾錯誤的貽害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雖然在毛澤東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個月(1958.6—1959.4)的錯誤,畢竟貽害於歷史,主要是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大躍進中的浮誇風,使國家對糧食產量的估算和統計失實、失真,因而發生了征過頭糧的錯誤。
  1958年糧食獲得豐收,但在浮誇風中卻估計嚴重過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並正式公佈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根據各地區匯報,把預計「產量又誇大為4250億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轉譚震林、廖魯吉報告《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
  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佔有量為650公斤,早已超過需要(《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5—第1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後的糧食的實際收穫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後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低於公佈數字,只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報》算賬說:一個人「放開肚皮吃飯」一年能吃大約500斤上下。而僅尚未收穫的薯類和晚稻產量,全國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這種錯誤判斷,埋下了征過頭糧,使農民挨餓,甚至個別地方發生餓死人的禍根。
  其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把農民的生活資料和少量的個體生產資料,一律歸公,農民的個體儲備一掃而空。同時窮隊、富隊拉平,出現了一部分人剝奪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義導致了大家都窮。另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糧食大量浪費和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先後辦起了 39.9萬個公共食堂,參加吃飯的人口有4億,佔人民公社總人口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飯」。有的食堂三個月吃掉一年的口糧。常年農民一家一灶個體吃飯,瓜菜代、低標準,老、少、年平均200斤糧。吃公共食堂不到3個月便把一年的口糧吃掉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委在1958年9月發出文件,宣佈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己經普遍出現飢餓:到5月己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共產風」把農民掏空了,吃光了!農民抵禦災害的能力降為零。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雖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傾路線卻貽害於歷史。
  在我們把導致三年經濟困難的三個方面的史實大致弄清之後,再回到本章開頭的話題上來。那些「七分人禍」論者們之中的心懷鬼胎的人們,其用心可用漢語中一句話「醉翁之意不在酒」來說明。這些人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浮誇風、共產風混同起來;大躍進就是搞浮誇,搞浮誇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搞共產,「共產風」就是人民公社。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人禍」。就是這樣的「人禍」導致了三年經濟困難。他們大肆渲染三年經濟困難,甚至莫須有地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本書有專題論及此事,這裡從略)?!他們之所以這樣攪和,旨在曲解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會主義」。一切反對毛澤東的人,必然反共、反社會主義。他們不過是一幫資本主義狂!
  馬列主義從不諱疾忌醫,從不否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確實犯有「左」傾錯誤,這些錯誤確實損傷了人民的利益,在毛澤東領導下,這些錯誤雖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畢究成為貽害,畢究構成了三年經濟困難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禍」論,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潑給共產黨、毛澤東的污水,而不是真理。共產黨人清醒地知道。當三年自然災害襲來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義集團「乘人之危」,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壓迫,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背離馬列主義、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而跟上他的指揮捧轉。掩蓋或否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否認反修、防修的國際背境,來談三年經濟困難,將會墮落成為赫魯曉夫的應聲蟲!中國共產黨人是有骨氣的:頂住了蘇修的壓迫,扛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一想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同自然災害的那場鬥爭,無不感到驕傲和自豪!
  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因而中國人民也是全心全意擁護共產黨的。在同嚴重的經濟困難作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沒有怨氣,從不洩氣,有的是咬緊牙關,勒緊腰帶,忍饑耐寒,熬過那一段艱難歷程。毛澤東帶頭節衣縮食,低標準,瓜菜代,每月26斤糧,三年沒有吃過一口肉。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大家都記得毛澤東的一句話:「紅薯很好吃,我很愛吃。」這句話對全國人民鼓舞很大,大家都說,毛澤東還吃紅薯,我們吃點瓜菜算得了什麼。那個時候毛澤東帶頭,中共中央整個領導層都實行了毛澤東的供給標準。有這樣的領袖,帶領偉大的黨、偉大的中華民族,沒有什麼樣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裡,中國人民的血氣、骨氣、志氣和勇氣,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永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中國共產黨的光榮!
十、「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純屬捏造
  不知從那個陰溝裡吹來—股陰風:「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請大家冷靜的想—想,當時中國人口總數是6億,假定真的餓死3000萬人,平均每20個人中就有一人餓死。那將是:「餓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難民,拋妻捨子,家破人亡,中國大地滿目淒涼。」這是多麼淒慘的景象。現今55歲(大躍進時10歲)以上的人。估計約有4.5億,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試問,他(她)們有誰見過那種景象呢?沒有、沒有一個人見過。因為那是謊言。在4.5億人眾目睽睽之下說謊,可見謊言泡製者是多麼的無恥!
  餓死3000萬人之說,究竟是怎麼來的?
  原來,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將1949—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予以公佈(1983年出版的《統計年鑒》)。美國的人口學家從這個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個數字被人「移花接木」,說成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我們不知道誰是玩手段的第一人,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善長訛賴的老手!如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在國內外就這樣流傳了近20年。為什麼無人對此進行批駁呢?因為它適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對人民公社,而主張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人,興高彩烈。他們說人民公社、大躍進餓死那麼多人,還不應該把它反掉嗎?!換言之「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一些人為搞資本主義所製造的借口,對這種謠傳必須給予徹底駁斥!
  戶口登記數字及其計算方法科學嗎?
  現從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佈的1949—1982年的統計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統計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xgc2000.com下稱「李文」)
  │   │年末總數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
  │年份 │  (萬人) │ (%)  │  (□)    │  (□)   │
  │1957 │ 64,653  │ 34·03  │  10·80    │ 23·23    │
  │1958 │ 65,994  │ 29·22  │  11·98    │ 17·24    │
  │1959 │ 67,207  │ 24·78  │  14·59    │ 10·19    │
  │1960 │ 66,207  │ 20·86  │  25·43    │ —4·57   │
  │1961 │ 65,859  │ 18·02  │  14·24    │  3·78    │
  │1962 │ 67,295  │ 37·01  │  10·02    │ 26·99    │
  │1963 │ 66,172  │ 43·37  │  10·04    │ 33·33    │
  │1964 │ 70,499  │ 39·14  │  11·50    │ 27·64    │
  │1965 │ 72,538  │ 37·88  │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數字公佈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反響。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報導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的消息,共同社說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國的人口學家認為上述所公佈的數字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某些數字間存在著一些矛盾。這表現在各個年度人口出生率減死亡率所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與本年總人口減上年總人口得出來的增長率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又不能用「機械增長」即國際移民來解釋,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移入移出的人數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體係引者加,下同)他們希望有更準確、更系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人口的變動,其中包括弄清『大躍進的人口後果』的數字。
  「國外研究中國人口的著述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報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帶領他的助手進行了詳細研究,寫成《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作為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人口與人口學第27號報告》公開出版發行。
  「科爾在前述著作中對『大躍進』引起的超量(非線性)死亡人數作了研究和估算。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590萬,1964年為802萬,這些年的死亡數量從590萬到802萬的線性趨勢,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線性)死亡總數為4180萬。由官方記錄得出的死亡人數為5740萬,照此計算,困難年代超量死亡數約為1600萬。』書中又說:『1957年和1964年經過對少登記數調整後的死亡數為1040萬和940萬。按照線性趨勢,1958—1963年調整後的死亡總數為5940萬。實際死亡總數為8620萬,超過線性趨勢的死亡數約為2700萬』。(按:引文中的線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線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於1984年7月10日為科爾上述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在報導中都說到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字。
  「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沒有估算『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他對科爾的研究結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並認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他在《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建議》一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歷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李文」)
  「蔣正華(按: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引者注)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700萬人(1697萬人)。」(「李文」)
  「科爾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實際死亡人口為8620萬人,減去線性死亡人口5940萬人,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680萬人。約為2700萬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這裡面有一個例外的情況: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萬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麼,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19·0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是難以設想的。因此,筆者(按:即李成瑞)認為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兩個死亡人數與相關數字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黑體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爾作出新的解釋前是這樣的。」(「李文」)
  「經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萬聯繫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6年實際死亡人口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負責」。
  從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對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依據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記),三個人得出三個結論。蔣正華:1700萬(1697萬);科爾:2700萬(2680萬):李成瑞:2200(2158萬)。
  再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與學者們推論出的數字,存在著重大差別。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總數的估計相差不算大。科爾估計為862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8299萬人,相差321萬人,占死亡人口總數3·8□。這個差額,在兩個估計的非正常死亡差額983萬人中,約占1/3,是一個次要因素。同戶口登記的6年死亡人口5740萬相比,科爾的估計數增加了2880萬,即增加了50·2□,蔣正華估計數增加了2559萬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當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差距懸殊,這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爾估計6年的正常(線性)死亡人口為594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6602萬人,相差662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這個差額約佔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額983萬人的2/3。」(「李文」)
  上述情況告訴人們,這種單純的數字推論和估算,科學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登記,同樣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與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減少了5個千分點,死亡率增加了3個千分點,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下,而人口卻增加了2000萬。這2000萬人是從那裡來的,除非用機械增長,即移民來解釋。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萬人。這兩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為18.02□,1962年為37.01□,1962年與1961年相比,增長了19個千分點,即增長了50%還多;人口自然增長率1961年3.78□,1962年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長了8.5倍。雖然1962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長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這種無規則性,是不可思議的,只能用「統計有誤」來解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材料公佈後,美國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強烈。他們緊緊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們似乎從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綻,很快地確認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筆者認為,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材料中,人口變動的這種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個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和材料編製人的責任心,人們有理由指出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人口登記,和國外研究者、報導者們的失真、失實,失掉客觀性?
  下面看科爾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爾是從生育率開始,經過一系列推導,求得兩個普查間隔期的不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總數。
  「第二,科爾在推算出兩個普查間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記平均漏報率之後,對於如何將平均漏報率分配到各個年度(作為推算每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這一重要問題上,是根據未作詳細說明的『假設』來作出的。」(「李文」。黑體是引者所變,下同)
  「第三,科爾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估計,始終是圍繞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進行的,而沒有研究每個年齡組人口的死亡率。他雖然編製了兩個普查間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但沒有編製各個年度的生命表,因此無法用來推算各個年度的死亡人數。(「李文」)
  「第四,科爾對於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數,認為是線性趨勢,按兩點間直線來計算。因此,起點年數值與終點年數值的高低,對6年總數起決定作用。這兩個點的數值估計,因種種原因有可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偶然性、隨意性,從而對計算結果產生較大影響。」(「李文」)
  統計學是科學,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無論是統計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來做的。如果統計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而研究工作出現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無誤,而統計材料失真;或統計者、研究者都出現主觀隨意性,那麼科學就會變為荒謬!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材料,人口研究專家得出的結論,都有失真,失實和失掉客觀性之嫌!因為它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不相符,主觀和客觀不統—。研究人員的數字推論,必須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來驗證;而不是按數字推論的結果去描述歷史。
  1983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了1949—1982年人口登記後,如前所述,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專家很快發現了1960年中國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於是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立即報導了這一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聲呼喚,國內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齊鼓噪,越喊叫愈離奇,在這個反華聲浪中「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出籠了。以訛傳訛,傳了近20年。漢語中有一句諷刺性成語:真作假來,真亦假:假作真來假以真。假的就是這樣變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歷史:美國帝國主義,一向仇視中國共產黨,一向仇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仇視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美國帝國主義一直是國民黨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幫兇和靠山。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和美國空軍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懶在中國,幫助蔣介石集團打共產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三大決戰勝利後,1949年3月,美國政府作出決策:台灣對於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有著重要地位,美國的目標,是決不能讓台灣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從這時起,美國霸佔了中國領土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950年9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其矛盾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議案。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在白宮會見台灣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表示:美國將繼續同台灣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關係」,「美國決心信守對中華民國的協防承諾」。美國政府現在更加瘋狂地支持「台獨」,妄圖把台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中國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囂的「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們人工製造的反華借口。至於國內那些別有用心者,人們早就看清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想把「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強加給毛澤東。「反毛必反共,反共必親美」,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我們要做的是還歷史以本來面貌。1958—1965年中國人口確實發生了變動。這種變化,用人口學研究中的某個公式是無法說清的。還是法國人口學家卡洛先生說得好,「中國人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關於出生率從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趨勢問題。
  考慮這個問題,有兩種人兩種思路:一種人說,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的人們被餓得奄奄一息,怎麼會生育呢?這種人出於對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敵意,醜化、沮咒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資本主義。另一種人則主張進行深入的社會分析,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尋求答案。我們認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普及基礎教育,當時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礎教育的實施,改變了傳統的早婚(十五六歲結婚)習慣,這個婚嫁真空的時間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從五十年代初期,國家大力宣傳廢除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這一變化,破除了早婚習慣,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儘管比較含糊,但我們仍然認為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是有影響的。
  其三,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是中國工業打基礎的時期,大約5000萬農民轉為工人;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兩年又有2000萬農民轉為工人,在這7000萬工人中,單身約占95%,即6950萬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雖然其時間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產生影響,當是確定無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間參加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的農民,不少於4億,這麼廣大的青壯年男女,從小家庭生活轉變為大集體,佔全國人口70%的青壯年男女,其婚、嫁改變常規,必將對出生率產生重大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搞清了上述社會歷史環境再來評述出生率下降,就會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諸多社會因素造成的,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經濟困難的結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的人們,假如你們不是出於偏見,相信你們是會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對於那些出於偏見的人們,對他們不想說些什麼,他們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決不會承認真理,除非改邪歸正。
  關於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問題
  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3年。營養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體質衰弱者,對疫病抵禦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連續饑荒中早亡。這種情形是在全國範圍零零星星持續3年發生的。它不引起社會振蕩,不會使人感到恐慌,仍屬正常死亡。而餓死人則是另一種情形。舉例說,一個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飢餓待斃,其他4人必會救助,而不會眼睜睜的看著其死亡。一家如此,一個村亦然。一家有難,其他家決不會坐視不顧。不要忘記那是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發生餓死人,即是區域性、群體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必將震驚全國,瞞是瞞不住的。
  其二,廣大群眾運動中的意外事故(傷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約有4億農民投入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約1.5億立方。而許多工程都是民辦的,自籌經費。如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工程,1960年開工,1969年竣工。還有大量民工投入鐵路建設工程。這樣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意外事故和疫病發生是難以避免的。這裡雖然沒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數的統計表,但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這個代價是有意義的,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鐵路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設計灌溉面積達10億畝。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貢獻。今天分享著大躍進成果的人們,應該飲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躍進,不是大躍進做錯了什麼!只因為大躍進體現了社會主義風貌,人們的無私奉獻、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這些是與一些人追求資本主義相對立的,故為他們所不容。他們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鎖國」,「驅使人們去做不必要的犧牲」。
  其三,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個月裡,颱風登陸11次,……颱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氾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省,直接死亡5000餘人。(《災情報告》第378、第379頁)1961年,「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4.9%。(《災情報告》)僅舉以上兩例,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僅如此。
  一切害怕社會主義的人,無不攻擊大躍進。「大躍進餓死三千萬」就是這些人騙造出來的。倘若發生集體餓死人事件,不僅震驚全社會,同時也會在歷史上留下陰影;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爾今已經過去40餘年了,一些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他們手中的一些便利條件,翻箱倒櫃,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歷史翻了個底朝天,除了40餘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陽事」外,有誰翻出了新的「信陽事件」呢?沒有,一件也沒有。
  三年經濟困難有無餓死人
  有的。個別地區確實發生了餓死人的事件: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一個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三天內用飛機運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裡,迅即處理緊急危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2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再厲,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呀要有此種氣概。」(同上,第217頁)
  不過這時,就全國形勢而論,並不嚴重,所以,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糧食41.6億公斤。
  1960年3月,習仲勳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毛澤東、周恩來等對全國經濟形勢的嚴重性開始關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災情非常關心,對災區人民十分關愛,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了大量糧食,3年共計546.6億公斤,占總徵購量的34.4%。(《當代中國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消費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6頁)
  農村的嚴重缺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的《十年總結》講話中主動承擔了追求高指標錯誤的責任。11月3日,周恩來受中央委託起草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匯報提綱》指出了糧食多徵購的問題。「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征貿易糧200億斤左右。」(《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8頁)從1961年開始,國家大量進口、調拔糧食:1959、1960、1961年調入糧食量分別為—589.8、—169.5、—409.4萬噸,進口糧食量分別為0.2、6.6、581萬噸,向農村返銷。淨徵購糧率降為17.5%。
  事實上,因為各地受災程度不同,糧食的減產情況也不同,災害集中和持續的地區,缺糧食情況比一般地區嚴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組1962年9月3日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谷城、光化、襄陽三縣被調查的13個遭受旱災的大隊,特別嚴重的,群眾根本分不到口糧;嚴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糧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糧食減產最多,這年形成的缺糧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達2.18億。
  中共中央的種種努力,其社會效果是積極的,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餓死人的事僅僅是個別地區、個別人、個別現象。這種現象不僅災年、常年也在所難免,即使是今天人們偶爾仍可看到餓殍。
  河南省信陽地區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史稱「信陽事件」),誠然與三年自然災害有直接關聯,但主要是人禍。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導致的。筆者將以專題附錄於後。
  科爾的統計數字不可信
  現在把話題轉到人口學方面來
  人口學是一門科學,它可以從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人口變動發現社會運動的規律。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其正確與否,用什麼來檢驗?只能是社會實踐。不是人口學決定社會運動,而是社會實踐檢驗人口學;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會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後者是第一性的,物質的,它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我們所堅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下面從三個方面對科爾的統計數字進行驗證。
  關於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
  科爾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國官方公佈的1958—1964年人口登記數字。這個統計材料其客觀性、真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數字本身有無法解釋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說過了。
  科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粗略
  科爾線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計算公式,是起點數加終點數,被2除。科爾估算(注意是科爾的估算,不是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萬,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萬,二者相加是1980萬,再除以2,等於990萬。如是科爾得出結論,1957—1964年,中國年平年死亡人數是990萬。以此推算,1958—1963年線性死亡人數5940萬。這麼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學嗎?其結論客觀、真實嗎?
  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學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計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為基數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論上應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計算。但這種方法實際上難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簡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製成一張人命表,需觀察一批同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需花費100年左右時間,實際難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為歷史的追述,失去觀察分析現狀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簡便方法,是根據一年或幾年統計資料,來確定一批人分年齡的死亡率,並算出平均預期壽命。
  以上所述,中國官方公佈的人口登記數字,其準確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爾的研究方法又過於粗略;再加上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爾的研究結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國非線性(非正常)死亡2700萬人,是不可信的。
  現在的問題,是依據科爾的結論撰寫中國歷史呢?還是以中國的歷史事實去檢驗科爾的結論?我們堅持的是後者。
  需要說明,科爾作為人口學家,他所進行的工作是科學研究,其結論對與錯,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爾的研究結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誣稱,「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他們製造這個謊言,是用來打毛澤東,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曲解社會主義,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搖旗吶喊!
  附錄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河南省信陽地區、首先是遂平縣,最早刮起浮誇風、「共產風」,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陽地區。由於「左」傾錯誤肆虐,終於導致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河南省「左」傾錯誤的根子,是時任河南省省長的吳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就吹牛皮,說今年河南要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並實現水利化……毛澤東批評吳芝圃說大話,搞高指標。吳芝圃置若罔聞,越搞越離譜,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貨幣,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搞供給制。越走越遠,終於和劉少奇走到了一起。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里營公社、修武公社(全縣一社)和遂平公社(全縣一社)黨委的匯報」(詳見本書第三章)。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傾錯誤,獲得了劉少奇支持。吳芝圃利令智昏,乘勢將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揀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一躍而為一把手,當上了省委書記。其後,吳芝圃便昏昏然起來。鄭州會議上拒斥毛澤東的批評。武昌會議上毛澤東給吳芝圃寫了親筆信,信中說:「你不要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而吳芝圃卻始終固執己見,堅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繼續刮他的「共產風」。吳芝圃的「左」傾錯誤,直到1959年11月發生餓死人事件後,適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1960年2月徹底敗露。「信陽事件」發生後,吳芝圃仍沒有絲毫悔改之意,繼續搞他的「左傾,將責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層幹部打成反革命。吳芝圃如此橫行霸道,毛澤東的指示他不聽,那麼他聽誰的呢?這裡我們想起毛澤東一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人們不禁在問,吳芝圃是什麼派呢?
  「信陽事件」進一步告訴人民、告訴歷史,當年毛澤東在糾正以劉少奇代表的「左」傾錯誤的鬥爭中,處境是多麼孤立,工作是多麼艱難?!
  當時在信陽行政公署任專員的張樹潘,臨終前寫了一個回憶材料,千秋功罪,留給後人評說。
  茲將全文附錄於後: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事件
  路石按:對於共產黨前進中的失誤,應該正視它,分析它,弄清事實真相,總結教訓,這不僅對那些誇大事實藉以攻擊共產黨的別有用心者是一個有力的回擊,同時也是對一貫形「左」實右的……(人們)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後,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於不顧,實行「左」傾(即形「左」實右——讀者)蠻幹、高估產、高徵購,大刮浮誇風、「共產風」,造成了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對於當時中央對吳芝圃「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的批評,至今河南的許多過來人仍記憶猶新。雖然吳芝圃也承認「對河南五千萬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飽受其害的人民對「信陽事件」又舊事重提,此時吳芝圃已調離河南,而追隨吳搞浮誇風的省委副書記楊蔚屏、趙文甫首當其衝被群眾批鬥。1967年7月,楊、趙被中央定為「走資派」。……揭批「四人幫」中……鄧小平還親目為早已年老病死的吳芝圃召開「平反」大會。…… 本文作者張樹藩在發生「信陽事件」時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歷了事件的全過程。1993年,張樹藩同志出於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感抱病寫出了這篇信陽事件的回憶。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北京看望了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陽事件的見證人之一)。此時張樹藩同志已過世。李瑞英同志把這篇遺作送給了我們。同時我們還拜訪了當年被吳芝圃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潘楊王」中的楊鈺同志,他語重心長地說:「說假話是要死人的啊!」還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匯報後,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關於毛主席對吳芝圃的批評見附件)。聯繫當今不也是在說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嗎?
  鑒於毛澤東論壇《三年自然災害真相館》開館之際,獻上此文,供同志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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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面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地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桐油、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歷了事件的全過程。雖然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一時期的血的教訓,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翻騰激盪。
  全國第—個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現場會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喳岈山群眾為了興修水利,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體,我們地委同意了群眾的這個要求。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麼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徵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洩,你看消極面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松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反右傾」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裡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裡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麼?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麼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時我不管怎麼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瞭解情況的,只是不敢說實話而己。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儘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飢。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准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徵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麼問題再解決什麼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徵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請示省裡批准,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准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方面讓我的秘書余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面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余德鴻同志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裡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是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萬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儘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佈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出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麼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蹣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面的問題,對1958年的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麼?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我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余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織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的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麼,不是也和我—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麼,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麼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麼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瞭解,地委仍未採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埋和鄉親的飢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中,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制止了。路憲文有—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從去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二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瞭解,只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受到問題的嚴重了,只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匯報。習仲勳同樣感受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瞭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人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結果向省委匯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談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及到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我在這次雞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以承擔責任、嚴格自我批評的態度,指出了一部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又觸怒了省、地委領導。地委路憲文、延炳玉、王達夫、武建華等常委背著我連夜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下一次會議要以批鬥我為中心。他們說張樹藩要翻案。必須批判。我知道他們又要把矛頭對準我後,找到新到省委當副書記的李產,談了我的看法,並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李書記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並安慰我說,不要怕,你談的情況我都明白了。我估計李書記隨即與楊尉屏、劉名榜等省委來的負責人,研究了我說的話,決定會議不能再轉到批判我的問題上了。於是當路憲文等向楊尉屏匯報地委常委已決定將會議轉向批我時,楊說不能再批人家了,現在得讓人說話。
  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麼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帶調查組在當時稱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經濟調查,不但沒有調查出畝產萬斤水稻的高產量,反而給路憲文寫報告要21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她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全校學員和省、市直理論輔導員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揭發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說話的。
  這次雞公山會議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主要因馬主持打死了書記張福鴻。其中的文章事後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殺馬—人表示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還是為了捂蓋子(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毛主席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書記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9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我負責在第五步兵學校招待所招待他們。就在招待所會議室裡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他的原話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吳指著我說:「樹藩伺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瞭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我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麼,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翻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
  我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麼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准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鬥我嗎?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據什麼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准鬥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瞭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麼?」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志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這樣,我也就不說了。
  第二天,吳芝圃和戴蘇理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佈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為什麼省委書記和秘書長沒經過地委親自到縣裡逮捕楊守績呢?就因為楊在1959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我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於我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並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事後,就因為我沒有服從省委、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幹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塗人)時,把我劃為「糊塗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後卻大整基層幹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歷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瞪著眼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不止信陽,全省各地都有餓死的人,只是信陽更多—些。因此,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吳芝圃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志,長期當中學教員,抗日開始就參加部隊工作,在新四軍四師當政治部主任。他對地方工作是外行加個人主義,再加上用人不當,把品質惡劣的人用作高參,終於造成大錯。本來吳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經過反潘復生之後,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眾說:「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種民謠不少,說明誰是誰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麼聽話,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於病中
  附:毛主席對吳芝圃的批評 路石摘錄
  (一)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二)毛主席親自主持兩次鄭州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主席到武昌後又親自給吳芝圃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他:「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
  (三)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掃文盲」,毛主席在會上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落實」,會後又把吳芝圃叫到武漢,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最後毛主席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風,就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要管現實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收穫多少就多少,不可講不符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對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總是吃虧。」而吳芝圃卻吹噓:「—九五八年夏季糧食產量二百二十三億斤,平均每人達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糧食。」為他的高徵購打下基礎。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還清白於毛澤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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