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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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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裡小吃攤
  「皇上到圓明園嘍!」窗外這麼一喊,二禿子爬起來就收拾家什,出門直奔西苑。不單是他這個賣烤白薯的,整個海澱鎮,賣煎餅果子的,賣糖葫蘆的,賣切糕的,賣羊頭肉的……全都奔西苑而去。幹嗎?出皇差?皇上有御膳房,不吃烤白薯。二禿子們的主顧是隨侍的眾多官吏,尤其是軍機處的老爺們。皇上在圓明園待多久,可沒準兒,軍機處都得在西苑的臨時值廬候著,擬旨,辦公事。飯當然也管,可內務府偷懶,老鬧得一班軍機老爺半饑不飽,這就做成了海澱鎮多少小買賣人的衣食啊。

  據二禿子說,照顧生意的不全是滿語稱「達拉密」的軍機章京,那些大學士、尚書、侍郎什麼的,也常自己跑到園子外來買吃食。夏天熱的時候,有的老爺連朝褂也沒穿。有的等不及,還沒進園子就開始啃白薯。「這算什麼呀?」二禿子得意洋洋地睨著旁邊守紅果攤的六狗兒,「我表哥,小順子,知道嗎?在宮裡當蘇拉,那買賣才叫常川生意呢!」

  小順子住在西華門內,正職是照管宮裡消防用的大水缸,副業是賣豆汁兒燒餅。每日天還沒亮,他就在午門北邊侍衛房外面擺開他的攤子。早朝規矩是五點鐘。四點來鐘,主顧們就陸續來了,值夜班退下來的侍衛、上早朝的王公大臣、軍機處輪值的章京,都喜歡來這兒喝碗豆汁兒,嚼個燒餅。小順子這生意就趁個早點,不比那些太監賣糕餅水果的,一直到下午都有買賣。

  一天,小順子還沒起床,聽見外面有火槍聲,然後是呵叱聲、腳步聲,火光映紅了窗紙。小順子嚇得不敢起身。

  天漸漸亮了。外面也沒了聲息。小順子正想麻著膽子出門看看。突然,砰砰砰,門被拍得山響。戰戰兢兢開了門,一個侍衛滿頭大汗站在門外。

  「有多少燒餅?全拿來!」存貨只有二十多,都拿走了。還好,給錢,沒拖沒欠。緊接著又拍別的門,砰砰砰。一條巷子挨家挨戶搜吃的。

  怎麼回事?誰都鬧不明白。過了半天,隱隱約約聽說,有反賊乘皇上不在京,闖進了宮內!那要咱們的吃食幹嗎?聽說侍衛們守住西華門,沒東西吃,莊親王派護衛買咱們的燒餅充軍糧呢!

  那反賊要是給剿滅嘍,咱也算有功?大概吧。

  也算經歷了一件大事。小順子記在心裡,等平了反賊,回海澱說給家裡人聽聽,不把他們嚇掉了魂!

  時在嘉慶十八年閏八月,白蓮教林清等人與宮內太監勾結,殺入宮內,事歷五日五夜始平,史稱「林清之變」。        






 
一個狀元的誕生
  古話說:場中莫論文。科舉考試這東西,和那諾貝爾文學獎彷彿,搜中的能人異士固然很多,漏掉的也不少。最牛的是狀元,稱為「大魁天下」,其實明清三百來個狀元,真正成大器的甚少。因為中不中狀元,實在與個人的才學無關。

  清末有個狀元叫張謇,後來成為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入民國以後也是政壇的風雲人物。龍公(姚鵷雛)有《江左十年目睹記》,就是專門寫此公的。他是怎麼當上狀元的?我可以用一句峰迴路轉來形容。

  張謇的父親是海門人,賣糖為業。後來遷到如皋,辛苦供兒子唸書。張謇在如皋考秀才,屬於「客籍」,需要當地學官作保。如皋有個馬訟師,看張謇父親有錢,勾結學官,勒索「印結費」紋銀二千兩。張家只肯出八百兩,於是馬訟師找了個姓張的,說他才是張謇的生父。這件事鬧得不可開交,馬訟師勢力太大,一縣人都知道張家冤枉,誰也不敢說什麼。幸好,如皋地屬南通州,知州孫大人很知道一點張謇的才學,乾脆大筆一揮,讓張謇附到南通州學來。這一下馬訟師無計可施了,可是後世就只知道南通出了個張狀元,誰知道張狀元是如皋人?如皋人氣不過,只好自嘲:「如皋連個狀元都載不住,海門送來,又被馬某送到通州。」

  張謇的狀元是怎麼來的?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他的老師是赫赫有名的翁同龢。張謇中狀元的那一年,是赫赫有名的甲午年(1895),翁同龢身為帝師,入值軍機,堅決主張對日開戰,儼然清流領袖,聲名如日中天。這一年派的殿試閱卷大臣,翁排在第三位,首席閱卷大臣是張之洞的哥哥張之萬。要說閱卷大臣有八位,各花入各眼,怎麼就輪到張謇中狀元呢?這就得歸功於張謇門板都擋不住的運氣了。

  張謇殿試完畢,把卷子交給收卷官,巧了,收他卷子的人他認識,是翰林院修撰黃思永。黃思永一看,是張謇,有交情。先不交卷,打開看看再說。呦,這就出問題了,有個錯字,張謇挖補了,這沒問題,可是張兄呀,你忘了把正字填回去了。殿試最重卷面,要是就這麼交上去,不用問,三甲最末。黃思永從懷裡掏出筆墨,幫張謇把這字填上了———告訴你,歷年的收卷官,都隨身帶筆墨,為了就是有機會幫一幫認識的新進士。這還不算,黃思永還知道張謇是誰的得意門生,可可兒就把這卷子遞給了戶部尚書翁大人。

  說實話,考上進士,是考生的本事,因為卷子是密封的。誰中狀元,那就全憑運氣了。說是皇上欽點,其實皇上很少改動閱卷大臣擬定的結果,除非准狀元叫「王國鈞」(亡國君),太不討口彩了。按慣例,應該是首席閱卷大臣張之萬來定狀元,翁同龢也就能定個探花。可是翁堅持要讓張謇中狀元,張之萬不幹。別的大臣都不管,李鴻藻可向著翁同龢———他們倆都是清流的首領嘛。最後張之萬隻好讓步,官銜資格,都是張高,可是翁大人勢大,那胳膊能擰得過大腿?就這麼,甲午年的藎張狀元酷嗜藝文,圖為他請梅狀元誕生了。

  曾國藩曾經自擬墓誌銘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傳萬世。」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我都不大佩服,但這句話實在說得好,他老人家立德立功立言,卻要留下這句話,讓成功人士別狂,不成功人士呢,也別洩氣。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一想到這句特宿命的話,我就能放下《財富》之類的雜誌,心安理得地過我的窮日子。        






 
科舉好處說不盡
  丘吉爾說,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最不壞」的制度。一切制度選擇,均當作如是觀。科舉這東西,就像葡萄,嘗到甜頭的都不吭氣,嘗不到的大罵其酸。我們有近百年不用科舉,回頭比一比,科舉的好處真是說呀說不盡。

  就說培養人才,目標不過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科舉做得到。先說德,從前說「場中莫論文」,論什麼?論運,還要論陰騭。黃昏,號捨的門一關,就有號軍在巷道間巡行,一邊喊:「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再加上廣為流傳的科場果報故事,一燈如豆,陰風淒淒,能從裡面站著走出來的,不是真正德行無虧,就是心理素質極強。

  次說智。科舉的關鍵是「代聖人立言」,也就是揣摩的功夫。這不容易,你得像秘書為大人物寫講話稿,想想他對於這個題目會說怎樣的話,還不許提到聖人們死後發生的事情。過去常譏笑科舉出身的人學問空疏,哪知道他們是自我封鎖,免得一不留神讓東周的人說了西漢的話,北宋的人通曉南明的典。而今的歷史劇編劇要有這份功夫,才叫阿彌陀佛。

  再說體。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你以為體質差的人能過關?四五平方米的號捨裡,食宿在此,作文也在此。很多地方的考場沒有頂棚,要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進場的時候得挎個大考籃,筆墨紙硯,衣食水米,全在其中,不亞於步行入藏的旅行者。最慘的是到了殿試,得自己背著考試用的桌子和凳子,從東華門一直走到保和殿。誰說科舉培養出來的人才「四體不勤」?

  不單德智體,還有美勞。基層考試有人抄朱卷還好,想殿試點翰林嗎?寫字得黑大圓光。不僅要苦練書法,還要懂得如何配製好墨,加松香使之凝,入鍋灰使之潤什麼的。鄉試會試都是三四天,又沒有冰箱,不能都吃熟食,誰來為你煮米煮菜?還不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科舉出身的人,起碼不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非如今高分低能的大學生可比。

  對社會而言,科舉的一大好處是均衡貧富。看過《儒林外史》吧?范進一中舉,就有人送銀兩,送房屋,送田地,還有夫婦來投身為奴。渾家一死,范進馬上就成了富家的乘龍快婿。財富就這樣通過科舉在社會中自然流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因為它是實現公平「看不見的手」啊。

  最後說一個科舉養士最大的好處,也是千百年罵名所在:消磨意氣。人才天生,但要成為棟樑,最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經得起折騰。經過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一系列折磨(還可能是重複重複再重複),終成正果,好比唐僧師徒八十一難後修得金身,浮躁之氣盡去,滄桑之感頓生。將來為官一任,才不至於猛衝直撞,誤人誤己。相比之下,現今大學生所受挫折訓練太少,不利於適應社會各種規則潛規則。只有考T考G拿OFFER被拒簽再被拒簽,差堪比擬。要不怎麼說「海龜」才是人才呢?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相聲《連升三級》曾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張好古被人愚弄,送了一副罵魏忠賢是曹操的壽聯給魏九千歲。誰知這副壽聯掛了一天,魏忠賢沒來得及看,文武百官看見了不敢說。到後來崇禎扳倒了魏忠賢,張好古反而因為送過這副壽聯,連升三級。

  所以說藝術高於生活,現實中哪有這麼好彩?八月初三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55歲壽辰,正好碰上總督大人一力創辦的兩湖書院落成,喜上加喜,總督衙門熱鬧非凡。賀禮壽文多如牛毛,張香帥(張號香濤,人稱香帥,與楚香帥無關)最喜歡其中的一幅壽屏,有什麼重要客人來了,趕快引去看。這篇壽文通體用駢,典雅堂皇,盡括張之洞平生功業德行,人人讚好,用某大吏的話說,真是「淵淵乎漢魏寓駢於散之至文也」。

  偏偏張之洞幕府中有一個機要文案趙鳳昌,在旁邊冷冷地說了一句:「此作好像與龔定庵集中某篇相似。」龔定庵就是龔自珍。正在興頭上的香帥一聽,如同一盆冷水澆在頭上。不會,萬萬不會!作此文者,是名重一時的翰林公周錫恩,不僅是我張某人的得意門生,連湖北臬司陳寶箴(陳寅恪祖父)這樣的飽學之士,也極為推重,他這麼可能做下這等事來?

  不過,趙鳳昌的話好像也非空穴來風,好在總督衙門無書不有,且取《定庵文集》來瞧瞧。是了,是這篇了,《阮元年譜序》,開頭就有點眼熟……不像話,實在不像話,竟有三分之二與龔文一模一樣,另外三分之一的格調句法也如出一轍!阮元的事跡,本來就和我很相似,翰林出身,封疆大吏,辦海軍,設書院,門生滿天下,難怪他能抄得這麼貼切!周錫恩啊周錫恩,本帥一向待你甚厚,你竟如此欺我!我還當著眾賓客這樣誇獎,讓天下學人,看到此文,都來譏笑我張之洞不讀書!幸好趙鳳昌及時指出這一點,才免得我丟更多的醜…

  從此,張之洞極疏遠周錫恩,幾乎從來不見,連周錫恩回京,照例的程儀,當老師的也不送。而且張之洞並不隱瞞此事,漸漸京師也有所風聞。那年翰林院大考,周錫恩的文章技壓全場,末了居然只得了二等。為什麼?閱卷大臣怕呀,萬一又是抄的,那可不只是受人恥笑,皇上會給處分的!

  周錫恩受到這樣的打擊,當然怨恨老師張之洞,但他更恨趙鳳昌。自從張之洞和他疏遠後,對趙鳳昌寵信有加,什麼事都要和他密商,以至於外間人說趙是「一品夫人」!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周錫恩終於逮著機會,狠狠連張之洞帶趙鳳昌都參了一本,幾乎釀成官場的大風波。

  最絕的是,周錫恩後來刻自己的文集,居然將這篇壽文收了進去。弟子們都勸他刪掉吧,何必徒留話柄予後人。周錫恩也挺倔:《史記》、《漢書》裡還有全篇抄別人文字的先例呢。收!        






 
首都
  「建都的事情已經討論了一個多月,還是沒個結果。前天孫大炮,唔,現在還是臨時大總統孫,向參議院遞交的咨文說:政府地點設在南京,是各省代表所議定,不得更改。所以袁世凱要想當大總統,必須到南京來就職。」

  「定都南京,甭說北邊不同意,這幫老革命裡就有人不同意!」

  「誰說不是?也是前天,章太炎在《時報》上寫文章啦,說什麼遷都南京有五大害處,一旦袁氏南移,北方就會土崩瓦解。他還說,革命黨在這個問題是爭意氣,是『鄙夫倔強之談』!」

  「他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而且老袁不肯離京,南方有什麼法子?」「聽說有人提議,乾脆讓黃興黃克強帶兵北上,以迎袁為名,把北洋軍收拾掉!」

  「哼,就為這事,還鬧出了一場風波。」

  「哦?」

  「黨內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就是宋漁父(宋教仁),他說親自到北方看過,北洋軍重兵把守直隸、山東,我軍怎麼可能北上?話音未落,『啪』地一聲,臉上就挨了個大嘴巴子!」

  「是誰如此野蠻?哪位將軍?」

  「什麼將軍,廣西才子馬君武!他一巴掌打得宋漁父左眼流血不止,還大聲罵他給袁世凱作說客,出賣南京。最後還是孫大總統當和事佬,讓兩人握手言和。不單如此,昨天參議院投票決定建都地點,28票,居然有20票主張建都北京,投南京的只有5票。這事兒把黃克強惹火了,他叫來身為參議員的同盟會員,拍著桌子罵他們為袁世凱張目,聲稱:議會必須在今天12點翻案,不然他要派兵衝進參議院,把議員們統統抓起來!」

  「這……這不是開了武力威脅議員的先河嗎?」「更糟糕的是,今天議會重新討論此事,竟然以19票對8票,決定臨時政府仍設南京。」

  「呵……我以為此舉不智。臨時約法墨跡未乾,革命黨魁怎麼能幹出這種事情呢?黃克強不想想,你自己帶頭破壞議會獨立性,將來議會還有什麼威信可言?」

  「說是要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去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嘿,北京是人家的勢力範圍,老袁死不挪窩,你拿他有什麼轍?折騰了半天,背個威脅議員的罵名,還不得讓老袁在北京即位?」

  「這幫書生!」        






 
寵妓
  他是那種在歷史的長夜中若隱若現的人物。那些和他擦身而過直接走進歷史的人,是他點煙的火柴。哧的一點亮光,讓我們一瞥他湊近的面容。然後,一切又沉入愈來愈濃的黑。

  有多少人聽過徐紹禎這個名字?當這個廣東人接掌江北提督的時候,清廷氣數已盡,亂世將至,多少梟雄在他麾下軍帳中蠢蠢欲動。徐紹禎每日巡視大營,卻想不到清晨吹響軍號的號兵孫殿英,日後會炸開高宗純皇帝和孝欽太后的陵墓,也想不到第四標那個滿臉橫肉的士兵張宗昌,會成長為「不知兵有多少錢有多少妾有多少」的狗肉將軍。

  我也是偶爾才會聽聞關於他的一鱗半爪。

  辛亥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徐任南京衛戍總督。南北議和後,孫中山為了酬功,送給他一百萬公債。徐紹禎用兩萬元辦了一份《民立報》,用一萬元遣散沈佩貞等人的「女子北伐隊」,其餘九十七萬交還孫中山。孫中山說,你可以留著這錢搞政治。徐說了一句豪言壯語,他說:「有錢的人不能革命。我還要追隨您繼續努力,所以不能有錢。」———我仔細地看了看手中書的封面,確實不是《徐紹禎紀念集》一類,姑妄信之。

  津浦路陶局長回憶:徐率部起義後,統兵進攻駐在南京的代理兩江總督張勳。城破之後,有人來報,在下關截獲張勳寵姬小毛子。徐紹禎很奇怪:抓一個姨太太幹啥?莫非要逼張勳當吳三桂?眾將官上前稟報,聽說張勳非常寵小毛子,每天都到她屋裡幾趟,而且,這個小毛子漂亮得不得了,大家都想飽眼福,請都督公開審理,也順便污辱污辱張勳這個清廷的鷹犬。徐紹禎不幹。可是小毛子這事兒已經傳得沸沸揚揚,有位名人專門打上海給徐紹禎寫信說:既然不審,可也不能白抓,軍餉匱乏,小毛子跟張勳之前就大有艷名,不如送到上海張園,收票參觀,每票只要四毛,上海人那麼愛新奇,一定萬人空巷,到時候十萬軍餉唾手可得。徐紹禎不但不聽,還決定派專人北上,把小毛子交還給張勳。

  大家都不理解:我們不是革命黨麼?張勳不是清廷走狗嗎?咱們幹嗎對他這麼好呢?傳出去不是笑話嘛!徐紹禎有他的道理:你們看看小毛子,那是一個標準的禍水哇,讓她回到張勳身邊,正好幫我們的忙。———書中交代,張勳復得小毛子後,不但沒有速死,又娶了兩個小老婆,還抽空演了一場復辟鬧劇。

  津浦路南段局長陶遜,覺得實在太虧了。他主動請纓,當送還小毛子的專使。陶局長很懂男性心理,他單身去徐州,回來帶了一個車隊!張勳一高興,把搶走的十四輛機車、八十輛客車全還給陶遜。還是女人值錢,陶局長感慨地說。

  徐紹禎退休後住在上海,幾個老部下去看他。徐很高興,在式式軒請大夥兒吃飯。赴宴之前,他把馬弁叫來耳語了好半天。酒足飯飽,侍者送上賬單,沒想到徐紹禎盯著賬單,滿臉驚愕,半天說不出話來。大家看看不像樣子,趕緊搶著付賬,總算把尷尬局面化解了。

  過兩日,其中一位又碰到徐紹禎,都是老熟人,不免取笑一番。話音未落,旁邊的馬弁小周急得跳了起來,大聲嚷道:「那天我們都督給了我一件老羊皮襖子,送到當鋪去當了八塊大洋,打算好好請各位吃上一頓。誰知道你們那麼能吃,一下子吃了十三塊八角。你說咋辦?你說咋辦?」        






 
民國催債第一高手
  要知道誰是民國催債第一高手,先得知道誰是民國賴賬第一高手。賴賬高手姓袁,名世凱,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他平生最大的賴賬,是洪憲帝制發動前,組織了一個近千人的國民代表大會,一致推戴他當皇帝。這些代表們自以為擁戴有功,富貴可期,天天在北京城狂吃濫嫖,欠下爛賬無數,淨等著洪憲皇帝給他們埋單,不料老袁過河拆橋,上樓抽梯,每個代表只發一百元大洋。一時間哭聲震天,怨聲載道,代表們哪個不是當衣典褲才離開京城?以曹錕後來賄選總統時每票兩萬元計,這筆賴賬足足有將近兩千萬袁大頭。

  等到帝制失敗,老袁退位,這才輪到催債第一高手出場。來者何人?姓周,人稱周媽。她的委託人,是其主人兼姘頭,籌安會首領楊度的老師,湖湘第一才子王闓運。

  還是老袁在謀劃當皇上時,覺得王闓運乃大名士也,托人說項,請他列名為勸進領袖。王闓運以前曾勸過曾國藩稱帝,有什麼不肯?只是回信說:王某這個名字,每字要賣十萬金!老袁一口答應,指令湖南都督如數撥給。不過,湖南借口現錢不足,先付了一半。

  不料帝制取消,湖南獨立,尾期自然扣住不發。王大名士年老力衰,只好委派第一號心腹周媽為代表,來京索債。

  老袁只當錢已付清,誰知道還留了這麼個尾巴!想致電湖南問問吧,那邊已經獨立,正在討袁。只好回轉來和周媽吃講茶。對話精彩,不可不錄:

  袁:不管錢有沒有到位,我的事業已經失敗,你家主人怎麼還能來要債呢?

  周:我們家老王列名,只是負責勸進,你成不成功,我們哪個能擔保咯?我家老王八十多歲了,從來沒有離開過我一天,現在派我來北京,已經十天了,不知道多想念我呢。你一個大總統,動輒耗財百萬,不在乎這些個小數,做么子不把錢我,好拿回去讓我家老王高興高興呢?

  袁(溫和而誠懇地):你既然怕主人孤寂,我這裡一時款項又不充足,不如你先回湖南,我籌足款再給你寄過去如何?

  周(不高興地):老婆子奔走幾千里,專為取款而來,現在兩手空空回去,怎麼對得住我家老王嘛!大總統,你行行好吧,把錢我,馬上就走!

  這一頓講茶,吃來吃去吃不妥。老袁想把周媽晾一邊,可是周媽每天會去春藕齋吵鬧一通,老袁躲開吧,她就遍搜各位姨太太的房間,反正她在袁府也住熟了。最後老袁發火了:

  袁:我就不給你錢,你能怎麼樣?

  周:不給錢,我就不走!

  袁:你不走,我就不能趕你走嗎?

  周:趕我也不走!

  袁(大怒):莫非我就不能殺了你嗎?周(亦大怒,撒潑):你殺,我讓你殺!你先求我家老王,現在不給錢,還要殺我,傳出去才好聽哩!你能殺人,不去殺西南諸省的亂黨,倒來殺我一個老婆子,什麼意思嘛?到時候外面都會說:袁大總統當不成皇帝,殺一個老婆子,賴掉十來萬塊錢,也是高興的。莫忘了,我家老王還有一枝史筆,你就不想想你會在歷史上成一個啥人!好,要麼殺我,要麼給錢,你決定吧!這該死的老王,他讓我來北京送死……嗚嗚嗚嗚嗚……

  結果呢,自然是周媽大勝,拿錢走人。老袁賴賬不成,反被一個老媽子羞辱一番,沒過幾天就死噠。        






 
一樁婚姻的意外死亡
  歷史學家為袁世凱的新形象辯解說,其實袁世凱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這是一句很沒有必要的辯正。莊子早就說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從成本產出比來說,反正是竊,何不竊國?但是竊鉤者每天都能在公共汽車上碰到,竊國者幾千年就那麼幾個。所以竊鉤與竊國,主要是才能的差異。像袁世凱這樣著名的竊國大盜,若說他沒有才能,簡直是在污辱整個近代史。

  袁世凱最讓我佩服的一點,是他對資源的運用能力。比如說:裙帶關係。似乎沒有必要像李敖那樣直白地稱之為雞巴關係,因為在這種古老智慧的實施過程中,那話兒完全可以處在缺席的位置。如果不是像《官場現形記》中記載的那樣,將自己的老婆或兒媳送給上司以博恩寵,那麼達官貴人之間的通婚,更像是一次同仇敵愾的歃血為盟。

  袁世凱自己娶了16位夫人,卻沒有哪位是大家閨秀,他對裙帶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兒女親事上。清朝外強中乾,操控全國局勢的主要是四大總督。袁世凱自己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兩江總督端方是他的兒女親家,兩廣總督周馥也是他的兒女親家。三位總督互為奧援,遙相呼應,所以袁世凱才能權傾朝野,直至奪清室之位而自立。

  民國四年,袁世凱想要稱帝,但他也知道這種干法不太得人心。端週二人都已是明日黃花,他需要尋找新的盟友,新的兒女親家。這次他的目標鎖定為副總統黎元洪。

  黎元洪確實值得爭取。他是武昌首義的元老,但又並非孫文、黃興一夥,甚至下令處決過革命元勳張振武。對於剿滅南方的二次革命也沒有發什麼雜音。如果他肯成為袁府的姻親,帝制就不再是北洋一繫在自說自話了。

  上面放個屁,底下跑斷氣。風聲一透出,北京上流社會就忙成一團,說媒的,作保的,聽信兒的,發新聞的,合八字兒的,人人激動得不能自已。想想看,民國的大總統與副總統結親啊,世間還有比這更偉大更合適的婚事了嗎?

  黎菩薩黎元洪當然不會,也不敢,對這門親事說不。但是他提出,要自己的兒子娶袁世凱的女兒———哪個女兒倒無所謂。可是袁府的意思呢,是要袁不知幾公子,去娶黎副總統的閨女。這麼著,兩家擰上了, 婚事就暫時擱下了。

  一擱擱到民國五年。袁世凱終於忍不住登了基,立即下詔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按家天下的說法,黎元洪和皇上家非親非故,豈能封為親王呢?莫非老袁對那門親事還沒死心?

  黎元洪沒有接受這個封號,躲在光緒皇帝死過的瀛台死不出來。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老袁翹了辮子,黎菩薩扶正做了大總統。有人事後諸葛亮,說當時黎元洪非要當男家,就是不願意和袁世凱合作的托辭。死無對證,只好隨他說去。

  可是老袁聰明一世,怎麼就在這件事上不稍微讓點兒步呢?這樣看來,在裙帶關係中,誰擁有那話兒,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政治寶貝
  寶貝一詞,在過去大致有三種定義:(一)珍貴的物件;(二)對孩子的暱稱;(三)明清太監指稱其命根子。現在「寶貝」好像專門用來稱呼某類婦女,從上海寶貝到足球寶貝。

  如果要推選民國初年的政治寶貝,我選沈佩貞。

  這個女人了不得,一張大名片,中間的大字是「大總統門生沈佩貞」———怎麼個門生法呢?一問,她年輕時候讀過北洋學堂,所以就認創辦人袁世凱做老師,自行印刷了這麼張名片。不過,袁世凱收到這張名片,居然也就點頭承認,從此北京政壇多了一位竭力擁護帝制的「女臣」。

  名片上還有一行小字:「原籍黃陂,寄籍香山,現籍項城」,也就是說,她的籍貫是和民國偉人誰在台上密切聯繫的,反正她和現任總統是同鄉就對了。沈佩貞後來下落不明,不然她肯定會再變為寧波人。

  沈佩貞還是京師步軍統領江朝宗的乾女兒,朝中權貴,無不結納,在北京城裡風風火火,做下了偌大的事業。她有個閨中密友劉四奶奶,為了搶風頭鬧翻,結果京城警廳衝進劉府抓賭,抓到交通總長一名,參謀次長、財政次長各一名,關了一小時才放。自此以後,北京沒有人不知道沈大門生的威名。

  居然有人捋虎鬚!來者也非無名之輩,姓汪名彭年,乃是當年《時務報》老總汪康年的弟弟。汪彭年和籌安會首領楊度關係極好,在新聞界也是風雲人物。他主持的《神州日報》居然登了一條消息,指名道姓說沈佩貞等人在醒春居行酒令,嗅腳聞臀一類的醜態,而且連登三天。沈佩貞何許人也,當下先要求汪彭年請酒、認罪、登報,汪不理,於是沈親率二十餘名「女志士」,江朝宗再派一名少將帶著幾十個衛士保駕護航,一路打上神州日報社去。

  汪彭年是聰明人,一看來勢不好,自己從後門溜掉,叫姨太太出去頂缸。沈佩貞果然女中豪傑,並不和女人為難,只是大喊大叫:把汪彭年交出來!還有劉四奶奶、蔣三小姐一干女志士隨聲附和,幾十名精壯步兵在旁邊紮起,場面蔚為壯觀,和火燒趙家樓有一拼。

  有一位江西的眾議員郭同,因為和汪彭年同鄉,寄居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出頭來與沈佩貞理論,立即被眾女將衝進室內,將家什物件打得稀爛。郭同氣得破口大罵,好!眾女蜂擁而上,抱腿的抱腿,捉發的捉發,還有捏鼻子掌嘴的,一聲「滾吧」,郭議員已經被扔到院子的污泥裡。

  他罵罵咧咧地爬起來,發現褲腰帶不知道被哪位女將抽掉了,只好提著褲子和眾女對罵。雙方污言穢語,甚是精彩。這些話,後來郭同控告沈佩貞,又被證人劉成禺在法庭上轉述了一遍,聽得檢察長心驚膽戰,連連搖頭,旁聽席上的官員要人記者們興奮欲狂,大喊:「說下去,不犯法!……」        






 
末代皇帝
  前清的廢帝溥儀,退位已經快十個年頭了。

  這些年,他一直住在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生活方式和歷代皇儲沒什麼區別。可是慢慢地,他也傳染上不少亡國遺老的情緒,關心外面的時事,聽見南北講和,局勢好轉,就愁容滿面,要是鬧個風吹草動,出醜露乖,也不免有些幸災樂禍。

  他曾仿《陋室銘》作過《三希堂偶銘》,開頭說:「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結尾則是「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譏刺民國的意味很明顯。太傅陳寶琛早就給他獻過一道策:「旁觀者清」,語意雙關。

  可是民國六年張勳鬧過一次復辟,那滋味並不好受,宣統的上諭,連京城報販都知道「過幾天就變文物」。他第一次覺得,世界不是像太妃和師傅們說的那樣。皇城之外,該有另一個天地。

  有人薦了個洋人師傅給他,叫莊士敦。一年教下來,師徒二人變化都不小。莊士敦戴上了頭品頂戴,穿上了黃馬褂。溥儀學會了騎自行車,起了個英文名叫亨利。

  宮裡還鋪了地板,安了電話。亨利每日無聊,亂打電話玩,叫全聚德送鴨子來。有一天隨便撥了個號碼,接電話的人說他叫胡適。

  亨利請他來宮裡走走。胡適答應了,過了兩天,小太監遞進「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名片。

  他走進養心殿,深深一鞠躬:「皇上。」他舉手為禮:「先生。」

  胡適的到來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許多人指責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不該去覲見廢帝。胡適說,他並不是去見一位前朝皇帝,而是去見一個可憐的16歲少年。

  另外一些知識分子贊同胡適的態度。清華大學國學門導師陳寅恪表示,對待溥儀,應該比較歐洲革命成功後對待王室的方法,讓他流亡國外,順便讓深宮禁院長大的男孩亨利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周作人著文,不僅勸溥儀出國,而且勸他去研究希臘羅馬的藝術,因為他衣食無憂,又不用擔心未來的工作,正是研究這類「無用的學問」的上佳人選。

  其實溥儀真有些別的天賦。故宮博物院曾經收藏過一份溥儀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見蒙古使者的談話記錄(標點是我加的):

  溥儀:你們幾時來京城兒?

  蒙古人:我們沒有喫茶。

  溥儀:不是喫茶,我說你們何時來北京城兒?

  蒙古人:嘔,嘔,臣才明白皇上問的是什麼時候來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儀: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點來的。

  溥儀:我聽說蒙古的地不安靜,可有什麼?

  蒙古人:皇上胡說!

  侍衛(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遜!這是皇帝!不准你亂七八糟的胡說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儀:不要緊,他沒有見過我,偶爾說一兩個不對的話也無須責備。

  蒙古人:皇帝說得很對。

  侍衛(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麼?

  蒙古人:那你為什麼說皇帝?

  侍衛: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說話!出去!

  這多麼像老捨筆下的話劇,侍衛的仗勢,蒙古人的憨。溥儀真要能去歐洲幾年,難保不出息成一中國的康德,而不是滿洲的「康德皇帝」。        






 
報人世家
  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揚州,到了民國十六年(1927),早沒了當年鹽商雲集、財貨輻輳的盛況。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側柳絮紅,景物依舊,卻向哪裡去覓風流太守風流詩?前些年有個大小說家李涵秋,作一部《廣陵潮》,專寫民元後的揚州,才見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華,只剩得二分明月,與一座蕭條衰敗的舊江都。

  幾個月前,從江南嘩啦嘩啦地退下來許多兵,一氣湧進揚州城,找房屋,徵糧草,人歡馬炸,倒是給素常清淨的街道添了幾分喧騰。只是家家緊閉門戶,反顯出這一份熱鬧的詭異。這些年,兵來兵往,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揚州人大約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紳商維持得住,這些兵不至於燒城掠戶,就隨他們去吧。

  有一個人不這樣想。

  此人叫許藹如,是城東利源記當鋪的少東,家境不錯。許藹如年輕時,曾經被家裡送到上海讀過兩年大學,算是新文化人。回鄉多年,日子倒也安穩,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見他跑跑衙門,或者在街頭握一管筆,往本子記些什麼。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見叫化子,照例是五六個銅元,家裡生意雖不大管,也並沒有壞下去。

  這樣一個人的名字,突然出現在縣衙門前的告示上,打了紅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軍在大勝關附近發現孫傳芳軍隊乘坐大批民船渡江。從這一天起,十餘萬南北軍隊在長江兩岸開始了長達七晝夜的血戰。史稱「龍潭之役」。

  由於渡江中流遇襲,孫傳芳雖有英國炮艦的掩護,仍然難逃一敗,30日夜,孫軍丟下一萬餘名俘虜和兩萬餘支槍,潰逃回江北。經此一戰,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沒有及時收到孫軍渡江的情報,眾說紛紜。但就在8月24日當天,上海《申報》、《新聞報》都用三號字在頭版登出了「孫傳芳軍隊即將渡江」的報道。掐算時間,報館得到消息時,孫傳芳軍隊的船隻還沒有出發。

  許藹如在上海讀的是商科,但他對做生意興趣不大。倒是每天讀的《申報》和《新聞報》,讓他對記者這個行當生出了羨慕之心。回鄉後,他主動去信上海兩大報,願意擔任兩報在揚州的訪員。

  當時上海的大報將全國各地區通訊劃分為幾個等級: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漢口、廣州又次之。湖南河南這些南北交戰的要地,不過是三等,小小一個揚州,既非戰略重鎮,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許藹如有沒有新聞稿寄來,大報館的編輯根本不會在乎。只有許大少自己,總覺得有乖職守,一個訪員,找不到新聞,算什麼呢?

  孫傳芳軍隊北撤,駐防揚州,百姓都怨氣沖天,許藹如倒覺得是一個機會。不過孫軍駐防以後,揚州的郵電檢查驟然收緊,有消息也傳遞不出去。等到孫軍將要渡江的消息傳來,許藹如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冒險跑到電報局給上海發了個電報,電文只有四個字「孫軍渡江」。

  許藹如的電文究竟是怎麼通過憲兵的檢查的?誰也說不清。只知道渡江失敗的第二天,就有人將許藹如發電報的事,報告了揚州防守司令。

  揚州防守司令劉士林,是孫傳芳的外甥。他一聽說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許藹如。許家在揚州,也算是有頭有面的大戶,許太太到處請托,可是軍隊的事情,誰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後由本城商會出面,三百多家商舖聯名作保,劉司令才鬆了口。

  許藹如是被擔架從縣獄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爛,人只剩了半口氣。許太太哭得死去活來,旁邊的人只顧勸:人回來就好,養傷要緊,吃一塹,長一智,將來莫再和背時的報紙打交道啦。

  許藹如的背傷還沒有換第二遍藥,孫傳芳到了老河口。

  劉司令把許藹如發電報的事,一五一十報告孫傳芳,還添了句話:「要不是許某發這個電報,南京政府不會早做預備,我們也不會敗得這七四報人世家樣慘!」

  憲兵們把許藹如從家裡床上拖了出來,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灘上,兩挺機關鎗不停地掃射,直到把許藹如打成肉泥。孫傳芳還下令,江邊曝屍三日。

  隔天,衙門貼出告示,告示上說,許藹如充當奸細,出賣軍情,現已依律正法,以儆傚尤。

  誅殺奸細,何代無之?不過,許藹如與過往的奸細不同,他不是為了錢財(當時各地訪員沒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於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盡「訪員」的職守,為中國人剛剛熟悉的「輿論」貢獻一點力量。

  大公報復刊的創始人之一張季鸞這樣評價從晚清到民初的中國報人:「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國報人沒有英美同行的辦報環境,一部中國現代輿論史,字裡行間,不僅油墨濡染,更有血跡斑斑。許藹如的事跡,若不是有位同鄉偶爾記了一筆,還有誰會記得他?便是當年名震一時的報人,又有幾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書晦暗的角落裡?        






 
教父梁發
  我想寫這個人的故事已經很久了。

  他叫梁發,又叫梁阿發。一聽就知道是廣東人啦,愛阿不阿的。他的家鄉離廣州70英里(也有人說200里),不知道是粵東哪個縣,總之比較偏遠。家境貧寒,11歲入學,只讀了四年私塾,就來到省城打工。那是嘉慶九年(1804)的事。

  他在廣州當學徒,學的是畫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餘年後,一個洋人來問他,願不願意去爪哇國做幾年活。他想了幾天,好在還未娶親,去就去吧,家鄉去那裡的人也很多。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嘉慶二十四年,梁發回到家鄉。可是他的身份已經大變,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冊子,分送諸親友。大家這才知道,梁發已經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還聽說,他在爪哇幫著鬼佬教士刻書,但是和唐山的書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長老長的。梁發的行徑很快被官府發現了,異端!逮捕,燒書,毀版,笞三十。那時洋人的勢力遠不如後來,但還是足以把他保出來,送回爪哇。梁發雖然吃了些苦頭,卻讓洋老闆看到了他的虔誠。四年後,他被聘為倫敦傳道會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職。就這樣,地球上出現了第一個華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發50歲,他再次回到了廣東。他死的時候66歲,16年間,他目睹洋人在中國的勢力一天天大起來,中國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在後來的幾年中,他隱約知道外面天下大亂,可是老邁的梁發不會想到,這場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變亂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歷史書上說,在梁發回國前兩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勸世良言》已經在廣州等地流行。一位來廣州考舉人落第的秀才無意中得到了一本。回鄉後,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細讀了這本書。他又把這本書介紹給了他的朋友們。十年後,他們根據這本《勸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太平天國。

  梁發當然不會知道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幫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在那個後來大家叫做馬六甲的地方,他負擔了一份中文雜誌的刻印和編輯。他畢竟上過四年學,懂得中國人的想法,他來編中文雜誌,效果比那些洋人當然要好。

  他編的雜誌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如果後世的歷史學家沒有弄錯,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發死於廣州。這一年,「中國報業之父」王韜在上海墨海書館當一名低級編輯,《申報》創辦人美查還是個英國小混混,而未來的《申報》主筆蔡爾康剛剛兩歲。我們還要等上18年,才會誕生一個與梁發同鄉同姓,憑一張報、一枝筆勝過三千毛瑟槍的「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產
  沒錯,是90年代,不過不是20世紀,是19世紀,大清光緒年間。

  那個彭翼仲,他不是因為得罪袁大頭給發到新疆去了嗎?辛亥後他又回了北京,接著辦《中華報》,還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歷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這個梅蘭芳專門編《孽海波瀾》歌頌過的維新報人,差點兒成為北京房地產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類的幹活。

  彭翼仲是江蘇長洲人,他父親把全家帶到北京。彭老太爺做了幾十年京官,也就湊合著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窮京官就是這樣,全靠外地進京的官員冰炭兩敬,還有就是同鄉舉人的印結費過活,稍有點風吹草動,就得上當鋪。這樣的家底,禁得起折騰嗎?可是天不佑德,屋漏還真碰上連陰雨。庚寅年(1890)陰曆五月起,開始下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雖然比不上馬爾克斯記憶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當時北京城的排水系統,您可以想像成了什麼樣子,水像河流一樣從城內往城外湧,街上深的地方能淹沒大車輪子,淺的地方也能到馬腹。連明朝帶清代五百年帝都,從沒見過這麼大雨!

  彭家早就淋透了,彭翼仲讓老爹打著傘坐在稍乾的地方,自己蹲在牆角,結果半夜牆倒了,差點兒沒把他砸死,沒辦法,手心朝上求人,借了長元會館幾間房安身。等雨停了回家一看,屋頂都還在,牆全倒了,十幾間涼亭!修吧,得三百兩銀子,哥幾個拼拼湊湊算是把這事兒了啦。怎麼?老頭子說這屋死過三口人,堅決不搬回去。您不早說?彭翼仲都快急死了。

  還是朋友幫忙,給他們家再找一所房子,把原先的住處租出去。兩邊租金相抵,不也一樣嗎?彭翼仲鬆了口氣。就在這個時候,否極泰來了,有人要買他們保安寺街的房子。我猜老彭肯定碰上了個好中介,賣完一對賬,除了原價和修房的錢,他淨賺了六百兩!

  老彭是聰明人,六百兩夠幹嗎?可是整個京城,被大雨沖塌的院子屋子有多少?像彭家這樣無力修繕的又有多少?租人家房子,雨後沒地兒住,急著買房的人又有多少?彭翼仲拿這六百兩銀子去買爛房子,修好再賣,隨買隨修,隨修隨賣,他自己說:「儼然一小建築公司也。」報人世家每一處房子,至少能獲利三倍。兩三年下來,老彭賺的錢已經在一萬兩以上!

  要這麼發展下去,彭翼仲興許就不會辦什麼《京話日報》了,即使辦,也能像美查、英斂之一樣,弄出個《申報》、《大公報》那樣的大報來。何至於困苦到除夕夜為了二百兩銀子的債差點上吊?可惜呀,他不是活在1995年,而是1895年。

  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黃海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謠言四起,日本人已經佔了威海衛,逼近錦州,就快入京了!大戶人家紛紛外逃,京師十室九空,房價一落千丈。這場從朝鮮半島引發的戰爭,成了19世紀90年代北京房地產界的「9·11」。而嶄露頭角的房地產開發商彭翼仲,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業界生涯。        






 
這一段,我們說方言
  現在的辦報刊者喜歡講「分眾」,打的旗號是尊重讀者的不同需求與自由選擇。撇開大眾傳媒的欺騙性,這麼玩總比八億人民八個戲要好。回顧歷史經驗,若是媒體的分眾策略徹底到自說自話的地步,可以證明這是一個王綱解紐、禮崩樂壞的轉型時代。這樣的時代咱們有過,那就是晚清。

  其時媒體分眾的最極端表現,是狂熱地使用方言,以顛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統體系。很多面對中下層社會的報刊,拒絕文言的稿件,歡迎純淨的白話,最熱衷直接對各省民眾的方言體。以此類推,用方言寫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後現代」來形容它們跨越語言和文體的大膽程度。

  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各報爭相報道,以上海《笑林報》的一則消息最讓人過目不忘。這則消息,不但用白話填「詞」,而且是用「白話」(廣州話)填詞。不但用方言填詞,而且用詞來報道時事!這首詞的調子是《滿江紅》:

  日本真狠,咁大膽居然開仗,何佢俄羅斯國,惡成咁樣。佢□貪心人盡識,要將細國全行搶。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順,全力量,波羅的(艦隊名),趕唔上。試聽佢裡面,隆隆炮響。兵卒幾多都彈死,屍骸滿地有人葬。佢兩家打得交關,咁都講寄呀病。

  不過這還只是偶一為之,真正交關厲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報《方言報》,其特點是根據新聞的題材分別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報(京話) 輿論(官話) 市聲(寧波話)

  巷議(廣東話) 情話(蘇白)

  幾大方言萃於一紙,讀者各取所需,才賣六文大錢。要說分眾,沒有比它更徹底的了。而且從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對各種方言特性和使用環境的定位。

  李歐梵曾經發願寫一部真正的「雙語小說」,小說的語言在中文英文之間自由地跳躍。不過他在興奮之餘又很有些洩氣,因為這樣的小說怕讀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評《方言報》雜用各地方言是「優點在此,缺點亦在此」。這份報紙若是刊載一篇小說,怕會這樣寫:

  「夫人笑道:『老爺,咱們倆方才談論過朝廷和日本開仗的國家大事,跟住又傾過隔離□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敘敘舊罷,耐勿要忘記講蘇白,阿好?』」

  這樣的小說,我沒有見到,但是晚清小說裡有的是敘述用官話,對話用方言(《海上花列傳》、《海天鴻記》),有的是官人講京話,妓女操蘇白(《九尾龜》、《人間地獄》),所以這樣「眾聲喧嘩」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雲無,理所必有」的東西。        






 
偷新聞的人
  光緒初年,上海灘頭,同城報戰,如火如荼。主要是兩報對峙:《申報》與《字林滬報》。史稱「上海德比」。

  兩種報都是英商的字號,各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滬報》的主筆蔡爾康,就是申報館出身,從一個小編輯一直爬到主筆的位置(在當時的洋報館,華人最高也就到這份兒了),在報界風頭無兩。可惜後來跟申報館賬房鬧翻了,憤然離開就職八年的《申報》,跳槽到正在籌辦的《字林滬報》任主筆。

  這樣一位人物,自然處處跟《申報》別苗頭,《字林滬報》發刊一個多月,正好碰上朝鮮壬午政變,中日兩國矛盾激化,這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新聞。《字林滬報》雖然剛創辦,它可是背靠著大名鼎鼎的《字林西報》,外電外稿,兩份報是同時刊出。《申報》沒這個優勢,時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滬報》搶了風頭。緊接著中法戰爭爆發,《申報》立志打個翻身仗,辟出「越南軍情」專欄,特派記者前往越南前線報道。可惜當時的法軍和現在的美軍一樣,不知道為什麼,把中國去的隨軍記者趕了回來。《字林滬報》沒派記者,就靠著路透社的電訊,報道比《申報人世家報》深入,分析也比對手透徹,這一場德比,《申報》又輸了。

  終於盼到戰爭結束,和平降臨,《申報》的機會來了。這一年是鄉試之年,全國舉子雲集北京,牽動全國。《申報》在北京駐有專員,鄉試一發榜,立即用電報發送全部榜文,報紙上特意標明「本報館自己接到電音」,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蔡爾康當然不願吃這個癟,可是自己報紙的洋老闆不理解科舉對於中國讀者的意義,根本不肯花這個錢!

  蔡爾康沒轍,自個兒想招吧。他的招數是中國人的傳統法寶——送錢。他買通了申報館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樣給蔡爾康,第二天《字林滬報》原樣照登。問題出在《申報》有電碼譯錯的地方,《滬報》也跟著照錯。申報館馬上加強戒備,門警森嚴,報紙不出街,根本不讓任何人出館!蔡爾康,接著想轍吧。

  好個蔡爾康,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去買通了電報局的電報生,要他們收到《申報》北京來電後多留一份。申報館總不能把電報局的人也關起來吧?當然,此計也不能長久,人家不會把電報明碼改成密碼嗎?再往電報局一告,這條路也斷了。

  蔡爾康太想贏了。這回他買通的是上海報販的頭目。他將自己的報紙編好後,留著頭版的位置,不發。等報販將凌晨領到的第一份《申報》火速送來,再搶排付印。雖然比《申報》晚些出報,到底報上的新聞不會晚上一日。

  茅招?你說這些都是茅招?蔡爾康被同行稱為「當日報界之人傑」,你以為是憑的什麼?        






 
一堂新聞營銷課
  同學們,靜一靜,上課了!我們繼續講上海報業競爭史。

  上海灘上的中文報紙德比,就像王小波記憶中的十次路線鬥爭,其中一方總是《申報》,另一方是誰,則需要死記硬背。這一次出場的是美商經營的《新聞報》。

  《新聞報》算不得生逢其時,之前《申報》、《字林滬報》幾乎已將上海小小的讀者市場瓜分殆盡。尤其是《申報》,樹大根深,在內地它幾乎就是「報紙」的代名詞。《新聞報》能夠擠進來站穩腳跟,靠的不是優秀的主筆和訪員,而是它的CEO斐禮思。

  斐禮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於他的營銷策略,也就是說,怎樣把新聞「賣」出去,而且賣得比別人好。在三年之內,他實行了《新聞報》營銷計劃的三大步驟,使《新聞報》很快就獲得了上海三分之一的報紙市場。這三大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步,低定價,高速度。當時《申報》賣十文,《字林滬報》賣八文,《新聞報》只賣七文。《新聞報》還僱用了一批失業的貧民和兒童沿街賣報。後來的新聞業發展證明,僱用報童是一種極易奏效的銷售方式,他們會鑽遍大街小巷,用各種惹人同情或引人注意的方式換取市民口袋裡的銅板。《新聞報》的另一發明是僱用專門的挑夫和快艇運送報紙,這樣該報送到長江三角洲各市的時間就比其他兩份大報快了一天,一下子就打開了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市場。

  第二步,爭取廣告客戶。當時上海最大的廣告客戶是各戲園子,很多人買報就是為了看上面的戲目。但是那些戲園的老闆只相信《申報》,連《字林滬報》都無法取得這一份額。《新聞報》剛出版時,斐禮思派人到各戲園抄錄戲目,打算免費刊登來擴大影響。誰知戲園老闆根本不肯向《新聞報》提供戲目。斐禮思一氣之下,乾脆命令排字工人將戲目隨機亂排,按日刊登,這下造成了上海戲劇界的信息混亂。各戲園老闆不得不請出有頭有面的白相人跟報館講和,不但每天抄送戲目,還定期繳納廣告費。

  第三步,製造新聞迎合讀者口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自然形成了當年最大的新聞熱點。上海各報紙主要依據頭天的外電報道戰況。中國讀者當然希望中國勝利,可是每天的外電譯稿都表明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就有讀者來信指責《申報》「助敵」,還有人出錢要求刊登「倭寇大敗」的新聞。斐禮思在此關頭展示了他的商人本色,他命令本報編輯杜撰清軍勝利的消息,以及清軍用「夜壺陣」打敗日軍之類的「戰地趣聞」。於是《新聞報》在中日戰爭期間製造了一個奇跡,每天的報紙不到中午就賣完,第二天增印昨天的舊報紙,仍然一搶而空。

  好了,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佈置的思考題是:從斐禮思的辦報策略看中國報業集團的發展方向。下課!        






 
黃遠生上條陳
  黃遠生,還曾是清朝的進士哩黃遠生,民初名記者,《庸言》主編,《申報》、《時報》特派通訊員,撰寫通訊膾炙人口,哄傳一時,甚至有人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

  1915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願意,於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發表聲明否認此項聘任。11月中旬,黃遠生買舟赴美。12月27日,美國舊金山,他在回旅館的途中,中槍殞命,兇手未獲。

  死訊傳至國內,黃遠生生前友好紛紛指責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洩憤。不過,後來的消息卻讓他們一時啞然。原來殺黃遠生的是當地愛國華僑,他們以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走狗。

  誤殺!無可奈何的親友只好含淚為黃遠生收集遺作,開會悼念。林志鈞、張東蓀為《遠生遺著》作序,極力辯白黃遠生是「我們的反袁同志」。

  案情並未結束。解放後,在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了黃遠生於1913年7月上大總統的一份條陳,略謂:「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報紙,從法律干涉,並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等語。」這很讓歷史學者吃驚,研究者也只好承認這是黃遠生被袁世凱利用的明證。

  表面上看,這個條陳是在主張輿論專制,其實呈文的關鍵在於「從法律干涉」五個字——黃遠生一向主張中國應當實行「法治」,他說,法治之國,絕不容許個人的勢力存在,新聞當然也必須受法律的規範,黃遠生曾經憤憤地對好友林志鈞說:「新聞記者須尊重彼此之人格,敘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調查研究,須有種種素養,同時號稱記者的這些人,哪一個夠得上這個資格!」他說,在這個時代從事新聞,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為「從法律干涉」這五個字,這份條陳根本未被袁世凱採用,可以直接用收買和暗殺的,何必用法律?

  黃遠生希望新聞能夠規範,他也正死在「新聞不規範」上:殺他的華僑正是信了當地報紙的謠言,才拚死要翦除黃遠生這個「袁黨分子」。在民初的輿論環境裡,要求「新聞法治」,可不是癡人說夢嗎?        






 
張恨水進京
  報人世家張恨水進京之前,已經當過《蕪湖日報》的主編。他當這麼一份地方報紙的主編,自己覺得學問歷練還不大夠,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讀書。於是,這個安徽小青年來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時的北漂,比現在強的地方,是有各地的會館收容他們。張恨水在蕪湖會館落下腳後,就托同鄉朋友介紹,想到一家報館做事。已經是老北漂的朋友給他講:現在北京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報館是順天時報社,但那是日本人辦的,去不得,去,他們也不收。最好呢,先進一家小報館,將來再想辦法進大報社。張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報館見工,被狠狠地嚇了一跳。出得門來,他悄悄地問介紹的朋友:「我們要在外省辦一張日報,也要弄個營業部,一個雜務房,一個編輯部,一間排字間,一個機器房,一間會客廳,再弄幾間房,報館裡人住的。怎麼這裡只有三間房,也能開一家報館?」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謂辦報,大多數根本不是營業的,最多印個幾百份,還有印幾十份的。最厲害的,只印兩份,一份貼在報館門上當幌子,一份上交給出錢辦報的人,就完了。這樣,一份報只要兩個人,滿可以撐得起來。

  「那,誰去跑新聞?」張恨水還是想不通。

  他們根本不跑,晚上進了編輯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發,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別的報紙的版面拿過來重排好,換個報頭,反正只要瞞過出錢的大爺就成。

  朋友還說,通信社北京城裡有十好幾家,可是日本人辦的,英國人辦的,要他們的稿子,都得出大價錢,小報紙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錢的通信社發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麼維持呢?張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貼他們。」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幾天你就明白了。」

  張恨水後來進的報紙叫《益世報》,是天主教的資本,母報在天津,在北京又開了個子報。這在北方,就算大報了,光編輯部就有三間房子。張恨水進去,先是當校對,接著,就做了三四版的新聞編輯,算是正式進入了北京報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編輯,後來的小說名家,在古老的京城裡,面對醜惡的現實,還做著「為民喉舌」和「直言讜論」的夢。        






 
看看什麼是黑幕
  大學時讀諸家現代文學史,提到「黑幕小說」都不屑一顧,不介紹,光罵。我就不明白,這東西到底為什麼這麼招人恨?後來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說」的,如畢倚虹的《人間地獄》,的確是以真人實事為基礎點染而成,認得出來的有蘇曼殊、姬覺彌、包天笑等,覺得也沒什麼呀,是不是文學史家們太言過其實?

  今年在一個網站上買到張秋蟲的《新山海經》,列入「鴛鴦蝴蝶派禮拜六小說」。說到張秋蟲,也算禮拜六派一大家,所謂「蘇派以包天笑、周瘦鵑稱雄,揚派以李涵秋、張秋蟲為魁」。書買回來,有人搶去先看,看完扔回,還撇嘴道:「簡直就是本黃色小說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問她:「全書的大關目,是北京的紅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舊相好季次青拿手槍打上門來,一個小報主編白五替他去擋,被打死了。柳蕙芬只好避走上海。你知道他在說誰?」她不知道。我就翻書給她看,這條叫「野狐張三之死」:

  時有某大吏之子,與名坤伶某交甚密,花費金錢甚多。而某坤伶又欲委身梅郎,大吏子不能忍,擬以手槍對付……」某天梅蘭芳到銀行家馮耿光處,大吏子跟蹤而至,正好大陸日報社社長張野狐也在,自告奮勇做調解人。張與大吏子乘車去尋那個坤伶不得,又回馮宅。馮耿光此時已電告憲兵司令部,說有強盜持槍搶劫。兵至,即向屋內開槍,將大吏子和張野狐一同打死。然後將大吏子的頭懸在正陽門外示眾,指為強盜。他父親明知是自己兒子,也不敢去認。

  記這件事的,是管翼賢(長白老人)的《北京報紙小史》。管是當時北京報界的名人,他對張野狐的死,認為是「報人不自檢點,常與下等人為伍,張氏之死,誠不足惜」。但是他是史筆,所以比較客觀。

  到了張秋蟲筆下,那就不同了。他的故事情節,倒是幾乎與事實一模一樣。可是他先大力渲染柳蕙芬和馬二一班人如何荒淫,柳又和莊督辦(應指張宗昌)又如何如何,後面又寫白五(張野狐)如何幫堂子裡姑娘辦花報,人財兩便,還有季次青(大吏子)怎麼多次被女人勾引和拋棄。其間還穿插無數的男女苟且姦情,大多都是當時小報的新聞演化誇張而成。

  那年梅蘭芳離京來滬,上海的京劇名角,紛紛休假一個月,聲勢之大,並世無兩。以梅蘭芳的盛名,這種新聞事件,會引起社會多大的關注,可想而知。這樣的小說題材,加上張秋蟲的名頭,銷路如何,可想而知。對當事人的侮辱和傷害,也可想而知。偏偏張秋蟲老兄,還要在「後記」裡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告白:「如果你跳起來自己承認是書中的某某,那只能怪你有相同的事實,不能怪我著書的,因為這不過是無心巧合,我哪裡知道你會做這樣的事。」這就太狠了!此書作於1929年,張秋蟲不過27歲,他還說自己是「熱血少年」哩。        






 
到底是中國人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雲五接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個性很強,提了兩個條件:(一)實行總經理負責制,他一個人說了算;(二)就職後先赴日本與歐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學管理。條件雖然苛刻,董事會也只能答應,畢竟像王雲五那樣又懂研究、又懂經營的人才太少。

  5月,王雲五到了美國。當時的留美學生監督梅貽琦(後來做了清華大學校長)在國內就是王的好友,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雲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業也有代表隨行,一行人浩浩蕩蕩,蔚為壯觀。

  一日,來到一個飛機場,這裡的飛機專供遊客乘坐。1930年,不要說國內坐過飛機的人不多,在美利堅這也是希罕物事。王雲五一見飛機,豪興大發,先問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誰坐過飛機?大家一齊搖頭,這東西不牢靠得很,軍隊戰機尚且常有墜毀的傳聞,誰敢拿性命開玩笑?

  王雲五大不以為然:飛機有什麼?又不是沒坐過!王某願意上天去轉一圈,諸君誰願同往?在場的老美,立即堅決拒絕:MR WONG,我們很佩服您的勇氣,抱歉我無法陪同您DO THAT。這話不用翻譯,王雲五頗有些失望。只有梅貽琦含笑不語。

  這一下王雲五來勁了,月涵,你可願陪我一遊?梅貽琦點點頭。王雲五大喜,立即詢問登機飛行事項。機場告知二人,本機場不負責遊客的安全,起飛前須簽署自願飛行文件,並聲明如遇不測,須通知某處之親友云云。王雲五並不猶豫,抓過筆一揮而就,但是他停頓了一下,回頭問:「月涵,我是坐過飛機的,我不怕。你呢?」梅貽琦搖搖頭,又點點頭。「不再考慮一下嗎?」梅貽琦搖搖頭。於是登機。

  升空之時,地面上同行諸人紛紛揮手告別,有人還摸出手巾拭眼淚,有人張開了嘴,飛機轟鳴聲太大,聽不出是否在唱《友誼地久天長》。一會兒,飛機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見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看見一個小黑點又出現在天邊,嗡嗡聲越來越大,漸漸看見飛機輪廓……繼續下降……俯衝……著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臉出現在舷梯邊,多少人懸著的一顆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擁而上,圍住兩人,好像歡迎歸來的英雄。梅貽琦臉色微微有點發白,緊緊握住王雲五的手,道:「方纔是患難朋友,現在又變了安樂朋友!」

  多年後,梅貽琦在回憶錄裡承認,當時他並不願上飛機,只是沒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實在說不過去,這才硬著頭皮登機,感覺像是去鬼門關轉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從北京去外地的老友處玩,行前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去了以後,北京風聲漸緊,時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傳來。再問他怕不怕?答:十幾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亞居民說,他不明白他的中國鄰居在非典期間為什麼還敢接待來自中國的親友,「要是我,」他說,「一定堅決拒絕他們進入我的房屋,無論是誰。」他不明白,在許多中國人眼裡,「生死」是飄忽不定的,而「面子」永遠與我們同在。        






 
蔡元培在「五四」
  建國以來,一向的說法,都是講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運動中如何支持和鼓勵學生,為被捕學生的釋放竭力奔走;這幾年有議論稱「五四運動大方向是對的,但方式有問題」,於是又有學者有鼻子有眼地敘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親自趕往北大,力勸學生莫要遊行。這些前後說法,讓人看了頗有些迷惑於事實真相究為如何。歷史這東西,雖不見得如胡適所說,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時卻很像頻頻曝光的影視明星,總是向觀眾展示討好的一面。

  其實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說得明白:「民國七年(1918)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而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為什麼這次就不勸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轉變?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確實為營救學生不遺餘力,但當5月8日被捕學生全部釋放回校後,蔡元培卻於第二天向大總統和教育總長遞交辭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緊張關頭遽然離京,這個舉動頗有可玩味處。蔡元培留給北大師生的便條上開頭便說:「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殺君馬者」出自《風俗通》,意為路旁小兒贊馬快,乘者喜之,乃驅馳至死。蔡元培自喻為馬毫無疑義,然而「道旁兒」是指誰?有人說指遊行學生,有人說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後來自己也向外界說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滿於政府。但從蔡元培後來的言行分析,「道旁兒」亦可能兼指學生,因為彼時政府是在彈壓學潮,其行為與道旁小兒喝彩反致馬死並不相類,只有用學生對蔡元培的期許來比擬才講得通。

  蔡元培長北大以來,並不反對學生關心政事,「讀書不忘救國」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還在北大飯廳召集學生代表開會,號召大家奮起救國,第二天,他獲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立刻召來羅家倫、傅斯年等學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來,蔡元培在明確政府無所作為的情況下,確實有「將希望寄托在愛國學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對學生遊行並不勸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運動的發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燒趙家樓這樣的暴力行動顯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則。5月4日當晚,他參加北大三院的學生集會,一面慨然應允全力營救被捕學生,一面卻苦勸學生不要再開會,照常上課,以免「節外生枝,增加營救的困難」,但學生不聽他的,翌日便聯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罷課。

  事情到了這個份兒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場與學生不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校長會情願學生罷課的,我們不要忘了蔡元培講「讀書不忘救國」,後面還跟了一句「救國不忘讀書」,像他這樣一個「文化救國論」者,顯然不希望學生個個都變成職業革命家。五四運動鬧成這個樣子,蔡元培肯定覺得自己有負北大校長的職責。

  於是,當辦完最緊急的事———營救學生後,蔡元培就只能辭職離校了。據當時北大教務長,後來接任校長的蔣夢麟回憶,他和其他師生代表趕到杭州,苦勸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但是這次看似相當成功的運動卻給身為校長的蔡元培留下了一個難題,「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北京大學與學生運動》)。因此蔡元培在受勸不過,終於答允回校復職後,即發表了《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書》,大聲疾呼:「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蔡元培這一擔心後來果然被證實了。大大小小的愛國運動不算,1922年他竟因部分學生要求取消講義費而不得不再次辭職,最後事件以校方退讓告終,證明了北大的紀律「今後將不易維持」。

  蔡元培看到了學潮失控後對正常教育造成的嚴重後果,但在當時「內外交迫」的局勢下和學生「無可厚非」的「愛國行動」面前,對此徒喚奈何。他以一身之威望,半生之熱忱,投身大學教育,雖也為學生的愛國熱情所感,但總是竭力勸阻學生過多地「犧牲神聖之學術」,他「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期望,雖然不容易為當時激進的學子理解,總該可以給今日的後人,留下一點教益。        






 
胡適:尷尬的發言者
  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胡適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國時的導師杜威先生訪華。5月6日,他才從上海的報紙上得知北京發生學生騷亂的消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運動另一主將陳獨秀的北京來信,報告了五四運動的詳細經過。此時的胡適,恐怕還沒有想到,這場學生運動,對於他,對於他回國後一直努力的事業,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雖然後來做了政治上的「過河卒子」,胡適1917年剛回國時,確實曾經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從事的是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在胡適看來不外乎兩點:(一)「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因為「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而「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的等方面的大解放」(《談新詩》)。(二)提倡「人的文學」,這個口號在胡適那裡,又被具體化成「易卜生主義」,即「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你的事最重要,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義》)。從這些主張我們不難想見,胡適之博士在五四運動這樣一個以學生民眾對抗政府的群體性風暴中,會採取怎樣的一種態度。

  其實胡適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絕對算不得激進,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沒有陳獨秀斷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那樣的武斷,也沒有錢玄同提出「迂謬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那樣的尖刻,但因為他是始作俑者,當時輿論一致將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林紓那兩篇出名惡毒的小說《荊生》和《妖夢》裡也將胡適作為標靶之一大加攻擊。這些都顯示了胡適在「前五四」時期的歷史地位,陳獨秀雖然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歷史的必然產物,無關個人,但仍在20世紀40年代回顧「五四」的文章中說:「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胡適後來也不無得意地說:「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

  有著這樣思想和這樣地位的胡適之,於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為眾所矚目的對象。而胡適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顯的矛盾:對抗爭政府的同情和對運動方式的拒斥,使胡適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尷尬的發言者。

  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當夜胡適就寫下了一首抗議的詩《威權》,寫「奴隸們同心合力」,終於讓「威權倒撞下來,活活地跌死!」這首詩發在6月29日的《每週評論》(第28號)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適還寫了一組「隨感錄」,一反平生作文溫柔敦厚的風格,極具諷刺與挖苦之能事。《愛情與痛苦》對被幽囚於警察廳的陳獨秀表示敬意:「我們對他要說的話是:『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與監獄》直接援引了陳獨秀的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五四」以後,社會上謠傳「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胡適在《他也配》中輕蔑地說:「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適也是個公開的「復課派」,他對學生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在他的影響下,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初期學生領袖紛紛退出運動中心,並對五四運動表示反省,如羅家倫就認為五四運動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都是「無聊的舉動」,是在「毀壞學者」,「學生的優點固然是一律表現出來,但是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了!」傅斯年更是聯合胡、羅等人,要求將北京大學遷到上海去,並討論「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務的沈尹默等人斥為「拆伙的打算」。五四運動一週年時,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更明確地表達了對運動的態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多年以後,胡適在論及「五四」時,仍然保持著他不尷不尬的「兩面派」認識。一方面,他承認「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永久的歷史意義」(《五四的第廿八週年》)。另一方面,他堅持說,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胡適口述自傳》)。        






 
楊振聲:文化觀點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當日被捕、剛剛釋放幾天的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楊振聲,受北京學生聯合會委託,與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師警察總廳辦交涉,要求歸還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運動後,北京學生聯合會為了便於繼續奮鬥,出版的一份小報(取名「五七」,一是紀念5月7日被捕學生的釋放,二來「五七」是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國恥日)。學生在街頭講演時,可以用來分送路人。但剛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當局拒絕了學生代表的要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週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霉的小屋子裡去了。」(楊振聲《回憶五四》)

  一星期後楊振聲被釋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國留學。但是作為五四運動前後的潮頭人物之一,「五四」在楊振聲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後對「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別值得關注。

  對於五四運動愛國和反封建的方面,楊振聲一直是肯定的。《回憶五四》一開始就講了「小時候的兩件怪事」:嫁給牌位的新娘和橫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獄後寫的家信中,充滿了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賊的痛恨之情……當他在美國學成歸國回蓬萊看望我們的祖父、祖母時,當地的美國傳教士想見他,被他拒絕了,他對我們說,這些人到我們國家來傳教、辦學校、開醫院,真正目的是為了侵略我們。」(楊起《懷念我的父親》)

  1918年,楊振聲參與創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編輯部書記。從「五四」前發表的《漁家》、《一個兵的家》到1920年的《貞女》,楊振聲作品的特點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如《貞女》寫的就是一個姑娘因嫁給一個木頭牌位而自殺的悲劇,正像魯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後的著述中,楊振聲開始對「五四」的文化意義進行懷疑和反思。在發表於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時代的後面》中,楊振聲將自己「五四」以來的表現概括為「我是悶在葫蘆裡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裡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敵人是我自己」,進而推衍到「五四時代的文藝」,認為「為人生而藝術的也好,為藝術而藝術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興趣為中心,以中產階級的生活為內容的」。

  同日發表的《「五四」與新文學》一文中,楊振聲指出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學的關係:「五四運動除了反帝反封建兩層重要意義外,它還有一個附帶的意義,那便是與新文學的關係。在根本上說,二者都是解放運動;在形式上說,五四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行動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語言的解放形式。」他認為這個運動「主要是工具上的改變,就是以現代的語言來寫現代的生活」,但它的內容是「以資產階級為對象,以個人的興趣為出發點的」,因此「自五四以來,三十年中的文學,在暴露帝國主義和封建社會方面最顯出它的力量與成績。換句話說,它還屬於在破壞時代的產品,不是建設時代的產品」。

  1950年,楊振聲發表《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幾乎達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時期文化的地步。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再講那時對西洋文化的態度罷,這是一物的陰陽兩面。天哪,那真有點奴性的崇拜!」楊振聲對「五四」後的文藝表示「慚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偉大與刻板地摹仿偉大,都不是偉大,也不可能創造偉大」。他覺得新文學對民間的東西吸收得不夠,不是「土生土長的」,因此不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導致了其「微弱的命運」。這些批判當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但也不乏作者的親身體會。

  對於這種種弊端的起因,楊振聲認為看似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環境不一致,但實質上是相合的:「外抗強權,而又欲學其致強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內傷貧弱,而又欲消滅其貧弱的來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結論是:「雖矯枉過正,勢有必然;但到底是過正了。」        






 
聞一多:終生維護五四傳統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處城郊的清華大學。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裡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

  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

  當時的聞一多,在旁人眼中並不是個激進的人。他少年時被人稱為「書癡」,本來就不大關心外界事物,加上又進了清華,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還在讀《清詩別裁》,寫《明城考》,對《清華學報》準備改用白話文仍然持保留意見(《聞一多年譜長編》)!這樣一個人,居然會率先響應學潮,實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實也不意外,聞一多在愛國的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參加「一戰」後,英國招工局來招收華工譯員,清華學生視此為報國之途,錢宗堡、吳澤霖等報名被錄取,但臨行事洩,錢、吳被學校強制帶回,並擬給予記大過處分,聞一多為之大呼:「愛國無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這句話被同學認為「十分精闢」,傳揚一時(吳澤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當日清華召開57人會議,討論是否參加「五四」時,聞一多說:「清華住在北京,北京學生救國,清華不去參加。清華,清華,難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國人的學校了嗎?」(聞立鵬《血土》)此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學生代表。7日,學生代表團正式成立,聞一多任職於秘書部。

  聞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敘述了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取冒不韙,起而抗之。雖於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時聞一多對清華大學在運動中的表現感到十分驕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學(指北京大學)雖為首領,而一切進行之完密、敏捷,終推清華。……清華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對自己在代表團中的作用也頗感自豪:「男與八哥均在秘書部,而男責任尤重,萬難分身。」並告訴父母,他決定暑假不回家,在學校參加愛國活動:「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學這樣記述了聞一多在運動中的表現:「聞一多則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梁實秋《談聞一多》)

  最能體現聞一多的熱情和勇氣的是6月4日的遊行。前一天(3日),北京學生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立刻遭到政府的嚴厲鎮壓,清華大學進城的百餘名學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華學生進城,執行市學聯上街演講的決議。聞一多本來被分配做文書工作,一向不參加演講,但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發了,而且行前也帶備了水壺乾糧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聞一多作為清華代表,參加了旋即召開的學聯常會。6月27日,全國學聯第一次臨時幹事會討論了日刊出版問題,聞一多正式擔任學生聯合會日刊編輯。

  8月5日,全國學聯舉行閉幕式,孫中山在會上演講,給聞一多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惟學界此次舉動,差強人意。蓋以革命經驗而言,其弊亦復在乎不統一。」聞一多對「五四」的看法明顯受此影響,直到1945年,聞一多還認為,因為當時工人沒有起來,所以五四運動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沒有組織,慢慢才出現群眾的運動,那時由於國民黨的加強,這運動轉成了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由於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於是這運動有了結果。當時我們感激國民黨,感激孫中山先生的領導。」(1945年5月3日聞一多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所以他一直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黨派,一個政府」。

  而他對國民黨產生懷疑,並最終分道揚鑣,也與「五四」有關。1944年,國民黨政府將原來定在5月4日的青年節改成了3月29日,這引起了素崇五四傳統的西南聯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到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正式提出要「恢復儒家的偉大傳統」,聞一多簡直忍無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寫道: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聞一多一度擁護國民黨是因為他「愛國」,他後來反對國民黨是為了要求「民主」和「進步」。這種種態度無不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關。聞一多曾嚴厲抨擊西南聯大當局「膽小怕事,還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會上說:「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埋頭搞學問有什麼用?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大事,如果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來過問政治就是不幸,那麼,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還不是因為沒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沒有完成五四的任務的。五四要科學,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羅家倫、段錫朋之流,都墮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蕭荻《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作出這一切的批評,聞一多依據的都是「五四」的標準。

  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聞一多雖然在很長時間內專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戶,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但由「五四」點燃的尊尚愛國、民主、科學的火焰,從未在他胸中熄滅。他雖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卻「愈讀中國書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羅隆基曾說聞一多從擁護國民黨到反對國民黨是「變」,其實只不過是他一直遵奉著「五四」精神罷了!聞一多政治上的識見可能不見得高明,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島大學時勸阻學生運動時如此,在昆明時支援學生運動亦復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也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衝動,才能發出力量。(《五四歷史座談》)        






 
梁實秋:五四運動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讀書,後來又成為新文學健將的人物,「五四」時大多是熱情的參與者。但梁實秋是個例外。他在「五四」時並沒有足以為後人提及的個人行為,後來關於「五四」的評論也頗有批判的意味。從這裡我們似乎已可以窺見梁實秋作為「新人文主義者」的軌跡。

  梁實秋於1915年考入清華,當時的清華還只是「留美預備學堂」,僻處城郊的海澱,紀律嚴明而且重外輕中, 「回家的手續是在星期六晚辦妥的,領一個寫著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門的一位張姓老頭兒手裡,才得出門。平常是不准越大門一步的」(《清華八年》,下同)。「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的課程,這是清華在教育上最大的缺點。」在這樣的環境中,清華學生和外界,和城內學校的聯繫都不太多。因此「五四」當天,並沒有清華學生參與遊行。

  但是清華並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學認為「不太問時事」的梁實秋,對清華內部的狀況,也同樣表現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實秋自小家庭規範極嚴,他對清華嚴厲的紀律倒能安之若素,數十年後還堅持認為,「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於以後不能充分發展」。但梁實秋對充斥清華的對中文的輕視不能無所感觸。清華當時上午上用英文講授的課,下午上用中文講授的課,極不重視中文課,不尊重中文教師,「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使學生蔑視本國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對於外人偏偏不肯低頭。」梁實秋的反應屬於後者,「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裡就常不馴順。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想起庚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想使我慚愧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學生開始街頭演講後,梁實秋也隨著大隊進城了。在前門外珠市口,梁實秋所在的小隊從店舖裡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開始講演。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地搗毀了一部汽車。這件事使梁實秋對五四運動有所反思:「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接下來的一件事讓梁實秋開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兒子和梁實秋同一宿舍,五四運動開始後,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還是有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擁進了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衣箱裡的東西也扔得狼藉滿地。這讓從小在守禮不移的舊家庭長大的梁實秋非常不滿。

  正如梁實秋所說:「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很快就過去了。可是年輕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五四」之後,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學生會開始向學校要求自治的權利,選舉評議會過問學校事務。梁實秋在清華的最後幾年一直擔任評議員。他對這種經歷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麼人傳出了消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嘩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對此梁實秋感歎道:「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

  梁實秋對五四運動總的評價是:「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他對鬧風潮的反感自不必說,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運動引發的「求知的狂熱」,梁實秋在日後回憶起時也不無微辭:「因為探求新知過於熱心,對於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追逐時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後一窩蜂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於淺薄幼稚」。梁實秋的口氣,倒好像他只是五四運動的一個觀眾,而並非身處其中的熱血青年。        






 
拿飯來換學問!
  湖北有三峽,有黃鶴樓,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沒有翻查《歷代文學家大辭典》,但這應該是事實。清末的一天,陳獨秀在東京訪章太炎,就提到這個問題。陳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這兩省,不用說,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腳指頭都數不完。可是它們的鄰省湖北———那會兒還沒有「武昌首義」,誰知道黎元洪黎菩薩?何況談的是大文人。

  不料紙壁那邊有一個聲音咆哮起來:「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沒出什麼人,未必就不是我!」

  說話的,是湖北蘄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黃季剛。

  古文字研究到現在,一共有兩大宗,一是「羅王學派」,羅振玉、王國維,一是「章黃學派」,章太炎、黃侃。黃侃和他老師一樣,早年是革命家,民國後才廢政從學。今日碩儒,當年遊俠,正是那代學者的獨有風神。

  章太炎是「章瘋子」,黃侃呢,也是個「妙不可醬油」的人。

  他進北大,比蔡元培還早。蔡元培長北大後,章門弟子很是得意,什麼三沈二馬,周氏兄弟,朱希祖,錢玄同。可是黃侃跟他們都不同調。他看不慣北大聘吳梅來教戲曲,認為簡直是丟北大臉,他更看不慣新派教師(主要是他的同門)圍著蔡校長轉,罵他們「曲學阿世」———這就給了蔡元培一個外號,叫「世」。當然,他最看不慣胡適之的提倡白話。胡適說白話文「痛快」,他就說「喝醉了酒被刀子砍頭最痛快」。

  他看得慣誰呢?劉師培,這個先出賣革命派,又參與籌安會擁袁的「民國罪人」。劉氏三代治經,可是就快沒了傳人。為了讓劉氏經學能傳下去,黃侃毅然跪下磕頭,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歲的劉師培為師。「士大夫恥相師」是自韓愈寫《師說》時就有的風氣。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黃侃這個頭,磕得古往今來多少人汗顏!

  黃侃在風氣一新的北京畢竟待不慣。五四運動後,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營南京。在中央大學的黃侃,不那麼受到關注,可是他的學問傳了下來。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課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說:「學校給我的薪水,只夠講到這裡,你們要聽下去,得另外請我吃飯。」這頓飯學生請沒請,於史無征。有人說這是黃侃師德上的瑕疵,我倒覺得,季剛先生這樣說,是因為知識有它自己的尊嚴。反過來看,黃侃磕頭拜師得來的學問,為什麼就不值一頓飯?

  季剛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們拿飯去換一頓學問的老師太少。        






 
我為什麼熱愛魯迅
  魯迅的偉大是公認的。從前的定評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現在頭一項不大提起了,而對末一項,則是連他的敵人如陳西瀅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稱魯迅與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一對顛撲不破的重鎮」,而在汪曾祺看來,中國現代至今的散文無非是兩條路:魯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沖淡。說文學家的魯迅是自中國有白話文學以來數一數二者,大約不會有太多的異議。

  對魯迅的詬病主要來自他不計其數的筆戰對手,前些年又鞭屍似地被某些海內外「精英」翻炒過一陣。總括起來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魯迅對社會和人的批判確乎頗不合時下流行的「寬容精神」,但這種並非為了要報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只能讓自己加速沉入無邊的黑暗中去,成為「二六時中,沒有已時」的「毒蛇」、「怨鬼」。魯迅曾說,他的吃魚肝油,保養自己,倒不是為了他的愛人,而是為了敵人,「要給他們美好的世界增添一點不愉快」,心理「陰暗」到這種地步,難怪會讓講求「閒適」的文士們大搖其頭,在利己主義睥睨一切的當世自然也不合時宜之極。也許正因如此,魯迅所期盼的自己文章的「速朽」,到今天也未能實現,現在重讀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往往會驚異於與當下的合拍,這是魯迅的幸抑或不幸?

  說魯迅的文字刻薄,大約是有道理的,因為曾讓提倡「平和的趣味」的梁實秋至死餘恨猶存。然而我以為一個並未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在進行激烈的批判時刻薄甚至刻毒一些,似乎也無妨。徐志摩、陳西瀅一干人常以自由主義相標榜,卻動不動就指責別人為「刀筆吏」,我覺得不好這樣亂比,魯迅的筆並無隨意判人生死的權力。並且,別的不說,魯迅的敵手中,對自身的反思剖析,少有如魯迅一樣的大膽和深刻,對社會的黑暗,也少有如魯迅一般敢於直面,倒是逃避的居多。以此觀之,魯迅似乎不乏刻薄的資格。

  至於多疑,對於我們這些比當時的人擁有更多苦難記憶的現代人來說,應該更容易理解。雖然沒有經歷20世紀人類兩大劫難──「二戰」和「文革」,但魯迅過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人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墮落著,對人類的絕望導致了他在生活中多疑得讓人有時難以接受,他自己也多次檢討(如楊樹達事件),但他在少年時代即確立的對人的不信任卻始終無法改變。

  然而,即使在對身處的世界如此的悲觀中,魯迅卻從未放棄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魯迅年輕時就主張「任個人而排眾數」,甚或稱「民國以後,我們是做了奴隸的奴隸」,然而窮其一生,魯迅所做的仍然是「肩著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但當增田涉問及「是否後悔做一個中國人」時,他「眼裡含有淚花,低沉著聲音答:『不,我愛中國!』」魯迅對中國的愛和沈從文那種「不可言說的溫愛」是不同的。沈從文是個浪漫主義者,終生都葆有兒童般的天真;而魯迅是眼前連路也見不到的「過客」,是「於絕望中看見希望」,要「於無希望處得救」。擁有希望而竭力追求其實現,固屬可貴,卻非難能,唯在完全絕望之際仍能摸索前行者,允稱大智大勇。這才是魯迅,不朽的魯迅,雖然身為「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卻依然能在彌天的黑暗與遍地的污濁中,昂起頭,「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去」。

  這就像艾略特那句不朽的詩行:「我們全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我為什麼熱愛魯迅。        






 
東安市場的一次車禍
  現在王府井的新東安市場,是六層樓的商廈。舊東安市場不是這樣,倒是有點像農貿批發市場,一排排的平房,五花八門,賣蔬菜、果品、舊書、古玩、衣料、西餐……要嘛有嘛。這種地方的秩序相當混亂,所以才會發生著名的沈崇事件,讓恪守英美法治精神的胡適先生徹底失掉了全國青年學子的擁戴。

  這裡說的是舊東安市場發生的一場車禍:

  本報訊日前,一位男青年急匆匆地騎乘摩托車到市場購物,在市場外和一輛汽車相撞,男青年身受重傷,送協和醫院醫治,醫生稱可能會留下腿部終生殘疾。車禍原因正在調查中。

  各位編輯大人,這條消息該放在什麼版?社會新聞?還是尾條?好的,不過我要告訴各位,這位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的大公子,清華大學高材生梁思成。怎麼樣?是否可以移到「重要新聞」一欄去?

  我還想說明,撞人的汽車也有個不一般的主人,他曾經被北京學生以愛國的名義痛打———沒錯,該汽車所有權屬於前駐日公使章宗祥。怎麼樣?這條新聞不簡單吧?

  你說這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要把它放到政治新聞版?先不要衝動,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章宗祥是要借此報復梁啟超挑唆五四運動的仇怨。而且梁公子趕到東安市場,的的確確是一個偶發事件。

  據知情人稱,事發當日,正在西山養病的前外交次長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們定下了一個賭賽:誰能以最快速度從城內買到剛上市的橘子給她,就證明誰對她最忠心耿耿。有目擊者稱曾見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車自西山駛出。在事故現場,確曾留下一包精心捆紮的橘子。顯然,摩托車技術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賭賽的頭籌,如果不是發生了車禍的悲劇……

  你知道L小姐就是林徽因?咳,你知道就好了,不必登在報上吧。

  現在你總算明白了,這則新聞最適當的位置是在:娛樂版。不但是頭條,而且還可以作連續報道。據我估計,梁先生雖然因車禍留下了終生遺憾,但贏得L小姐芳心的機會卻大大增加,不信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其他人有戲沒戲!

  本文資料由陳從周先生書面提供。交待一句:陳從周先生為著名建築學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詩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        






 
冰心的一元錢
  冰心去世。和朋友掐指一算,經歷過五四運動的,在文學史上留得下名字的,又還健在的,居然已經沒有了。更別說還是女性作家。台灣的蘇雪林比冰心年紀大,但五四運動發生時她在安徽老家,還只有嚮往的份兒。

  年輕總是氣盛。許多新銳說起冰心,都一臉的不服氣:不就是比別人早寫文章早出名嗎?(張愛玲深有感觸地說:「出名要趁早。」)儘是些愛呀美的,太淺了。不錯,冰心似乎永遠也學不會深沉和世故。前些年看報道,講冰心和蕭乾會面,一見之下,兩人就互相吻了吻。這有點兒奇特,但不奇怪———冰心指著蕭乾說:他是我的小老弟,我總叫他「小餅乾」(冰心的逝世與傷心蕭乾的離去有無關係?)———總好過冰心握著蕭乾的手說:蕭乾同志哪,要為革命保重身體呀。

  接下來冰心就很氣憤地對蕭乾說:「作協有些人真不像話,太不像話了,竟然用公家的車辦私事!真太不像話了!」看到這裡不禁啞然失笑,又懷疑記者是不是在生安白造。都什麼年代了,她老人家還在為這種連腐敗都算不上的假公濟私大光其火?若是真的,證明冰心老人還和五四時代一樣純。

  冰心在我們的文學生活中,其實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讀過中小學的人,一定學過她的《寄小讀者》、《小桔燈》,讀到大學中文系,多多少少要讀她的《春水》、《繁星》、《超人》、《斯人獨憔悴》、《去國》這幾篇,還有文學青年都熱愛的泰戈爾,最通行的也是冰心的譯本。可是冰心常常被我們忽略,幾乎再也沒有人肯承認自己受冰心的影響,她在我們心目中只是一個「文學老祖母」,一個新文學的象徵。八九年前冰心寫過一篇小說《遠來的和尚》,被《小說月報》安排在當期的頭條,寫國內的飽學之士飽受排擠,外國來的不文之輩卻被敬若上賓。很簡單的不平。歲月給文筆添上了淡泊,卻洗不去「五四」那股憂世傷懷的氣息。這跟同期的正在狂飆突進的操練先鋒的小說距離多麼遙遠啊。因此這種安排理所當然被視為一種尊重、一種致敬、一種對開創草萊的前輩的報答。

  說實話,我也不愛讀冰心的小說。我們已經被20世紀教得太複雜了(以賽亞·伯林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一個世紀)。如何還能容忍這樣的簡單?要熱血報國,但家庭不允許;對人生絕望,被世界遺棄,貧窮、不公、自私、愚昧在世上橫行,讓人們窒息———是的,這些幾乎是永恆的問題,可是我們能否接受冰心給的答案?她真誠而無力地喊著:愛吧,像母親一樣地愛吧,愛是征服一切的力量。可信嗎?可愛嗎?可笑嗎?可憐嗎?堂吉訶德面對巨大的風車,手裡舉著一根柳條,那是他想像中的長矛。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輕視冰心和她的時代。但是且慢,自大的現代人,讓我們「回到現場」,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願意每個人都指責用公車辦私事,還是願意自己也鑽進某位親友弄來的公車?你是願意熱血沸騰充滿道德激情地為理想吶喊,還是願意灰心喪氣缺乏目標地在憂鬱中生活?你是願意堅信世上有是非的存在,堅信自己站在真理的一邊,還是願意看不見正義邪惡的界限,在道德邊緣徘徊?你是願意夢想「她也一定會好起來,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的結局(《小桔燈》),還是願意被迫接受「正因為絕望,我們才被賦予希望」(阿多諾)?你是願意不斷為人類的進步而歡呼,還是願意看人類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深淵?

  如果讓冰心老人來選擇呢?

  某期《天涯》上登過一位百歲老人的語錄。她摸出一元錢來給小保姆:「幫我買一斤肉,要半精半肥的。還買點蔥、姜、蒜籽。剩下的錢給你買糖呷。買不得?咦哩?未必這錢有假?」我覺得,「愛」和「理想」就是冰心的一元錢。在漫長的歲月裡,她一次次將它從口袋裡摸出來,卻一次次被告知「買不得」。不知道冰心有沒有懷疑過「這錢有假」?

  冰心晚年一直想刻,終於還是刻了一方圖章,文曰「是為賊」。據說起初連王世襄這樣的達者都不願為她刻。咦哩?未必冰心只是在故示豁達?不然為什麼大家不肯讓一位年近百歲的老人自由表達自己的心情呢?她一定很累了。從北大學生傅斯年高呼「坐車的都該槍斃」的年代,活到大學女生宿舍前停滿高級轎車的今天,也真難為了冰心。

  冰心走了,剩我們這些後輩還活在世間,活在這毫無希望、又不得不努力追尋希望的世間。        






 
林語堂:一個不折不扣的另類
  金宏達的前言是這樣寫的:「出過《周作人評說80年》、《張愛玲評說60年》之後,猶如做一副對子一樣,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語堂評說70年》了。」為什麼?因為「三人都有些『另類』,圍觀者多,評說紛紜,在現代文壇上,比起別的圈子,好像(像)另有一番熱鬧」。

  這樣說大抵不錯。不過,比起周作人和張愛玲,林語堂的「另類感」要強得多。在20世紀中國文壇,林語堂不是像魯迅、穆旦那樣的「叛逆者」,也不是像鄭孝胥、陳衍那樣的「衛道者」。他是一個「闖入者」,是在西方文化環境中成長,又返歸到中國文化中來的遊子。論對西方文化的熟悉和為西方人熟悉的程度,能和林語堂相比的只有一個胡適。但胡適是有「清儒家法」的,出國前舊學已有了相當底子,他的出國如同鳳凰的涅槃。林語堂則不然,他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九歲已經上台講道,教會小學教會大學這麼一路讀上來,年輕時「幾乎中斷中文學習」。雖然他出國留學時已經24歲,可是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遠勝中國文化。林語堂的文化氣質更近似於「生於南洋,長於西洋」的辜鴻銘和在日本成長的蘇曼殊。

  林語堂的特點,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他在國內的成就,是編《開明英文讀本》,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目的是將西方的紳士品位引入中國社會。他先後引發的兩次大爭論(《子見南子》的演出與《尼姑思凡》的英譯),都是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來觀照中國的古人古事。他因為周作人的介紹喜歡上袁中郎,於是大肆提倡「性靈」,其原因如陳平原所言,並非只為了找到一個心靈相通的古人,更是因為性靈派文論與西方表現派文論「異曲同工」,給了他一個將西方文化引入中國的接口。他將「HU-MOUR」譯為「幽默」,魯迅等人很不同意,因為這個來自屈原的語詞太容易被誤讀成「靜默」,但是林語堂更反對將幽默理解為中國固有的「滑稽」或陳望道譯的「油滑」。這兩種翻譯思路的差異在於將哪種文化作為本位文化。從嚴復到魯迅,都是將「信」放在第一位,寧願突出中西文化的異質性,好對中國文化動一個徹底的手術。林語堂的翻譯主張則更接近於傳教士,只顧為中西文化的相互瞭解覓得一條便捷的途徑,運輸損耗在所不計。

  所以我很能理解為什麼林語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國知道他的人比中國還多」。他的《吾國與吾民》佔據暢銷書排行榜首52周之久,他因《瞬息京華》(即《京華煙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可是林語堂在中國,名頭並不是那麼響亮。《語絲》時代他跟著魯迅,《論語》時代又跟著周作人,對於中國文化並無獨到的貢獻。人們尊他一聲「幽默大師」,其中總帶著幾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實不算好,所以《瞬息京華》自己不敢譯,要請日本留學生郁達夫代譯,可是人們認定他是個文化販子,連帶懷疑他的英文水平。他們還譏笑他的猶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見錢不給稿子,兄弟拿幾件舊傢俱還要算錢……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例子,現在還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見或傲慢,而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在以為中國就是辮子與小腳的西方人眼中,林語堂為他們打開了一扇嶄新的東方之門,苦心營造了一個至善至美的中國幻境。反過來,林語堂在中國談西方倒還罷了,他竟然大談特談明人小品、性靈文章、李香君的畫像、院子裡的竹樹和梅花!新派罵他反動,舊派笑他膚淺,浮浮沉沉幾十年,林語堂始終未能被加上大師的冠冕。

  然而林語堂畢竟是重要的。在那麼多人汲汲於向國內輸入西方文明的火種時,他反向的寫作,將「文化中國」的概念灌輸給西方讀者,影響了幾代西方人的中國想像。當林語堂讚美中國的種種好處,也許不單是出於文化自尊心的驅使,也蘊含著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尋覓一套更合理的生活法則的意圖?讀完70年人們對他的種種批評、憶念與論說,林語堂的形象似乎更為模糊。這恰恰構成了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更同情地瞭解這位文化進出口貿易從業人士的最大理由。        






 
革命時期的愛情
  楊沫的《青春之歌》是要被算作當代文學經典的了。曾有人指出余永澤者,即近年赫赫有名的「大散文家」張中行。於是讀者饒有興趣,看看這位北大三老之一,與書中那個落後分子究竟有何相似處。

  這件事前幾年引發了一場風波,是因某雜誌對楊沫的訪談而起。可惜當時的原文現在找不到,也沒借到楊沫夫婦後來出的回憶錄

  《愛也殘酷,愛也溫柔》,但大致情形,也不出張中行《流年碎影》中提及的:「她(楊沫)追述昔年常提到我(這回不是小說),言及分手之事,總是明說或暗示,我負心,兼落後,所以她由幽谷遷於喬木。」落後云云,是楊沫的看法,負心,則好像沒什麼佐證,因為不單張中行從未談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也沒有什麼別的艷遇———有的話,我覺得楊沫一定會寫。至於到老還強調離開此人是正確的,是有點怨毒了。這就難怪寫過《順生論》的張老夫子也難以八風不動,在輕描淡寫的筆法中透出了他的嘲諷:

  認定是負心,是人各有見,認定為落後,是人各有道,至於由幽谷遷於喬木,我祝願她能夠這樣,但據我所聞,也未能天衣無縫。但她有名,為了名,舉事以證明遷得好,也是應該的,至少是可以諒解的。

  嘲諷是因為惱怒。而惱怒,恰恰證明了未免有情。張中行平鋪直敘地講說故事,但還是藏不住對過往的眷戀,如他描摹初見楊沫的印象:「她十七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於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於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詞,「富於感情」卻加了一個「像是」,個中情懷,不問可知,對應的是後來的「她先是在新舊間徘徊,很苦,繼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說到後來,張中行給這段感情的評價竟是高得驚人,全不像他回憶得那麼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誠而熱的互戀之時,最值得珍重,我現在回顧一生,也有這樣的花期,僅僅一次,就是我們由相識到共朝夕的前兩年,僅僅這兩年,是難得忘卻的。」顯然是感於前而怨於後。張中行是「胡適之的大弟子」,自然講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話柄,有時就像方遯翁寫日記,把自己的牢騷讓給人去發。《青春之歌》出版後,他的情緒不會不波動,所謂「室中人說是意在醜化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卻沒有在意」,很難讓人相信。

  楊沫對這段感情自然也不會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對之進行重新書寫。在《青春之歌》中,進步落後之爭的音量被調到了最大。她強調了林道靜愛上余永澤是因為感激救命之恩,當然還有他對自己抗爭的讚許和對海涅詩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騎士,有才華的青年!」她還以全知視角描寫余永澤的心理,一開始就是打算佔有、羈籠這匹「難馴馭的小馬」。為了讓後來林余二人的分手顯得更自然,楊沫讓林道靜一直對余永澤的甜言蜜語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靜為什麼還是會倒向余永澤的懷抱呢?楊沫實在無法說清楚,所以林道靜在戀愛中的性格就顯得搖擺而分裂,簡直是弱智:前一分鐘還在痛斥余永澤「跟你在一塊兒就不算寄人籬下?你別老對我講這些啦,你再說,我真懷疑你是乘人之危……」並且「嘴唇哆嗦著」,「竭力壓制自己的憤怒」,而且,她還「忽然發現他原來是個並不漂亮也並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學生余永澤一說「我愛你,永遠永遠地愛你」,道靜就「笑了」,聽起來像是中了迷藥。可是林道靜並不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呀!

  在楊沫對這段感情的重新書寫中,余永澤是與革命的正面敵人不同的另一個革命的對立面。他象徵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余永澤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對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說,———學者,———名流,———創造優裕的生活條件」也無可厚非。他的錯誤也許就在於他在用「五四」的愛情邏輯來讀解林道靜:「愛可以改變一切,為了愛我們奉獻一切」,所以他認為林道靜和盧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誘她」,因為「天下只有愛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變的」。他滿懷著情人的嫉妒來看待林道靜和她的「革命」:「啊!在這樣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別個男子親密地約會著、來往著。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澤的直覺並沒有錯,林道靜確實愛上了盧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義」,所以她才會將江華作為盧的替代(他們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導師)而接納為自己的情人。余永澤不懂的是革命時期的愛情邏輯。一方面,革命要求將愛情理智化,千百年強調的忠誠、寬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須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蘋略帶譏諷地對林道靜說的:「等著余永澤給你掛節孝牌吧!你還想革命哩,連這麼一點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麼?———都不敢革,還說別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熱誘惑狂熱,平靜的生活、穩定的家庭、與社會的妥協在這裡是沒有市場的,所以在林道靜看來,余永澤這種「自私、平庸、一心只想著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夠容忍?與余永澤的相處讓林道靜明白了:

  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著「情感」來維繫,幻想著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如果說,林道靜曾經也接受過余永澤的愛情邏輯,「美麗無邊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銀波」曾讓她熱愛並懷念,那麼,她從革命中看到的是熱血和火藥,是燃燒的青春,這是與余永澤的長袍和馬褂格格不入的。楊沫暗示,因為林道靜是「黑骨頭和白骨頭的混合」———她的母親是被地主逼姦的佃農女兒,所以她會在兩種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澤那樣歸順「舊」,也不能像盧嘉川那樣全心投入「新」。「她既愛將來,又不能忘掉過去。在她的心靈深處,未來和過去是兩個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極端,但卻同時在她心裡存在著、混淆著。」

  余永澤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去理解林道靜的愛情邏輯:「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應當理解她,原諒她。」為此他將譴責盧嘉川破壞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爐,「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業」。對於余永澤來說,這確實非常了不得,因為他試著用一種新的愛情邏輯來推導問題,但沒有持續多久,當他想從槍聲中尋找林道靜時,他被一顆子彈嚇回了圖書館。也許是醜化,也許是事實,反正,那樣的生活不是余永澤想要的,他最後用更古老的邏輯解釋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禍水!……」

  據張中行交代,他和楊沫的結合是屬於他歸納的「不可忍」那一類,「不可忍」的特徵有四:一、一方,甚至雙方,想,或已決定,另築新巢;二、道德修養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見有大分歧;四、生活習慣有大分歧。張中行說他和楊沫除了道德修養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於分」。那麼兩人之間,除了進步與落後外,應該還有別的紛爭。但按照張中行、余永澤的愛情邏輯,分手以後也是不作興講對方壞話的,抒發一下懷戀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灘的住》末尾敘述走過大豐公寓(張中行和楊沫初見的地點)時的心情,似乎是對那段革命時期的愛情的一個總結:

  屋內是看不見了!門外的大槐樹依然繁茂,不知為什麼,見到它就不由得暗誦《世說新語》中桓大司馬(溫)的話:「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關於巴金的隨想錄
  「隨想錄」(或隨感錄)是個好名字。

  帕斯卡爾用它來展示如何做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陳獨秀和魯迅用它來反擊無所不在的黑暗傳統。巴金用它來說出一些令人驚異的真話。

  它們的共同屬性:來自思想的深處,說出一些很明確,卻為別人所說不出或不肯說的話。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負載了這個民族的文化記憶的百歲老人?

  可曾見過裝在搖臂上的攝像機?對於被看的對象,它有時從上看,有時從下看,有時推近,有時搖遠。一切視乎表現的需要。

  必須仰視巴金。走過兩個世紀,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塵埃和滄桑,他也為他的時代奉獻了太多的愛。為此我們將他鑄成巨大的銅像,以瞻仰來傳達巨大的敬意。

  必須平視巴金。對於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問題,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結論,把他真正變成人類智慧階梯上一塊磚石,而非裝飾。

  必須俯視巴金。我們並無評判的資格,卻有後來者的權利。我們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審視: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過怎樣的道路,有過怎樣的掙扎。個人與社會,與歷史之間,有著怎樣的可能?

  誰在閱讀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剛開始閃耀時發現了他,自此變成了他的忠實讀者。他把巴金的《家》列為家庭重點藏書,並在扉頁上題:「凡是程氏兒女子孫,空閒時可讀讀這部《家》。」

  一對受命監視巴金的紅衛兵。他們在完成任務時,頻繁討論《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婦女歎息。「有一天夜裡,小的一個紅衛兵來遲了,一來就抽抽泣泣不成聲。那大的說:『哪個打你的呀?你說!我喊一隊來給你報仇!』這個小的說:『不是!是鳴鳳死了!』———說著又哭起來。大的紅衛兵聽到鳴鳳死了,也跟著哭起來了。」記錄這個故事的沙汀說:「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諷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婦。嵨田恭子畢業於大阪外語大學,嫁人後全職做家務。她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並從巴金的小說中找尋答案。她從香港買來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並冒著風險給巴金寫信———那時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這封日本來信給了巴金莫大的鼓勵。

  一個不知名的提問者。巴金訪問巴黎時,在最大的書店弗納克與讀者見面,有一位中年法國人站起來,談到了他對中國陰陽學說的見解,認為陰陽相互依存相互補充,那麼,「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寫的那種大家庭就難道沒有任何價值嗎?」聽了譯者高行健的傳譯,巴金回答:他反對那種封建家庭,這種家庭需要徹底清除。中年人還想繼續和巴金辯論,卻激起了周圍巴金熱愛者的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發問。

  《家》據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名著中被改編成影視劇最多的作品共五次,還不包括話劇和地方戲),而且改編都相對成功。

  因為這部作品夠簡單。一部能夠感動各個階層讀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強烈而明確,愛憎分明,立場堅定。

  巴金在法國說:「我從來沒有做過違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說,他的敵人是「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學在頒給巴金榮譽博士學位的贊詞中說:「為表揚他的道德勇氣和求知求真的精神,為表揚他對中國人民在這狂風激流的世紀中追求進步所做的有力呼籲。」

  巴金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裡,人文知識分子擔當時代的良知,他們明辨是非,知道何謂善,何謂惡,可以一往無前地為理想和道德吶喊。每當在一樁善惡莫辨的事件中,我們無法確定自己的立場和傾向,就只剩下了永遠的懷念。

  文學大師、世紀良心、文化靈魂……多少帽子在巴金頭上飛舞。對於一個臥床不起的老人,這一切毫無意義。分享這些紀念和意義的是我們這些後輩和旁人,我們需要一個見證,一種指引,一位楷模。

  說說我對巴金的看法吧。我想起了布萊希特的名劇:四川好人。

  我喜歡巴金對朋友的忠實,我欽佩巴金對愛情的堅貞,我羨慕巴金說真話的勇氣,我欣賞他一生旅居上海,卻從未改變的一口成都方言。我希望能像巴金那樣,做一個不忘本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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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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