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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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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哈里森·索爾茲伯裡
  第01章月光下的行軍第02章「赤匪」的興起第03章前夕第04章「獨立房子」的主人第05章最初的行動第06章計謀第07章擔架上的「陰謀」第08章婦女第09章第一場大戰第10章改變行動路線第11章進遵義第12章毛澤東掌權第13章「棉裡藏針」第14章擺脫危局第15章牽住蔣介石的舅子第16章兵不厭詐第17章金沙江畔第18章歃血結盟第19章留下來的人們第20章死裡逃生第21章傳奇的土地第22章大雪山第23章毛張會師第24章在人跡罕至的地方第25章魔毯第26章黑暗的時刻,光輝的榮耀第27章家第28章生死與共第29章浪子回頭第30章「冷眼向洋看世界」第31章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編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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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軍
  十月的陽光灑滿了潔白的病房。院外闊葉成蔭的樟樹下傳來陣陣喧鬧,口令聲、軍號聲響成一片,跑步揚起的塵土瀰漫在平靜的空氣中。屋內躺著的是一個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著石膏。這時他正伸著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動靜,顯然發生了什麼情況,紅軍要採取新的行動了。但還沒有人告訴他。一個護士從他的門前走過,他喊住她:「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首長。」護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說,「沒有人告訴我們。」
  這個病人就是有名的陳毅。他無奈地罵了一聲,又躺下了。他自六個星期前因臀部槍傷久久不愈而從興國前線被抬到這裡以來,已咒罵了上百次。傷口中不斷發現碎骨片,而當陳毅要求給予愛克斯光檢查時,醫生卻以種種借口拒絕了:愛克斯光機出了故障啦,沒有電源啦,電池太弱啦。
  陳毅,四川人,當時三十三歲,已是紅軍的一位高級指揮員。他性格開朗,富有幽默感,是個樂天派。然而今天他卻一反常態,變得憂心仲仲、煩躁不安。外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卻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輾轉反側,嚴重的傷情使他一籌莫展。
  幾分鐘後,那位護士又來了。「首長,有人要見你。」她一邊說,一邊匆忙地拍松他的枕頭,整理一下床單。陳毅的目光越過她的肩頭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來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來。後來,陳毅永遠也忘不了周恩來看望他的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陰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這一天,陳毅才知道了後來成為長征的消息。
  於都是贛南於都河畔一座寂靜的小縣城,人口不到一萬。它不過是一個渡口,一個集市,這個小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這裡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天氣很好,白天暖和,夜間涼爽,很少下雨。大多數莊稼都已收割完畢,地裡只剩下晚稻、莽麥和紅薯。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它東西,有的牽拉在屋簷下。靠院牆放著的紅陶罐裡裝著豆瓣醬。院角堆著綠皮紅籽的苦瓜,桔黃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鮮紅的干辣椒。農民們都知道,他們的糧食足夠吃到下一季莊稼收穫時節了。但這時的於都卻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紅軍在夏天就徵購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進行不同尋常的擴紅(招募新兵)。收成相當好,人們一年到頭地忙著播種、收割、耙地、插秧,這時本來可以喘口氣了,但又擔心似乎要出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誰也搞不清楚。中秋節已過,家家戶戶門框上貼著的大紅對聯和兇惡嚇人的門神已經有點破舊了。人們希望這些東西能繼續保護他們免遭厄運。
  劉英已在於都搞了好幾個星期的擴紅工作了。她只不過是從事這項工作的許多年輕婦女中的一個。劉英今年二十六歲,還不到五英尺高,嬌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倫·斯諾曾經說她無法想像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麼沒被大風刮走的?後來,當劉英和黨的高級領導人洛甫結婚時,她自己也這樣說過。劉英的個子雖小,但她具有鋼絲一般堅韌的精神,毛澤東也一直關照著她。一天,毛帶著一名警衛員來到於都的共青團辦事處。他悄悄地要這位小擴紅隊員馬上離開於都,去瑞金贛南中央蘇區總部報到,接受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我對他說我離不開,」劉英五十年後回憶道,「我還沒有完成任務,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擴紅定額哩!」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他命令劉英必須回去。劉英雖然困惑不解,但還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兩天,當然,與她不久之後將要踏上的路程相比,這不過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會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裡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這時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檯後面,手拿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消息,這是有關承建某座鐵路橋合同的事,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  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政權成立的紀念日。社論的主題是當前面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他,就是蔣介石,四十八歲,此刻他親臨南昌指揮對「赤匪」的「圍剿」。形勢不錯,兩三天後,他調來自己的專機,準備速赴陝西、寧夏和四川進行視察。
  共產黨三軍團駐紮在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區。該軍團偵察分隊長姓孔,二十三歲。他身板結實、作風潑辣,是一位樸實無華、坦率誠懇的革命戰士。三軍團在兩周前打了一場惡仗,戰績平平。目前,它正在進行休整,準備新的戰鬥。這一切都嚴格保密。孔的戰友們只知道他們不久就要開拔。(後來,這種保密的作法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認為效果適得其反。(孔是個偵察員,所以知道得比別人多得多,但他對此事一聲不吭。孔和許多同志一樣出身於貧苦農民的家庭。他有四個兄弟、七個姐妹。他全家都反對他參加紅軍。爹媽認準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可是孔還是參軍當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紅軍答應給他土地。
  在孔參加的頭一次戰鬥中,紅軍擊潰了國民黨第十八師,並活捉了該師師長——人們深惡痛絕的大個子紅臉湖南人張輝瓚。
  五十年後,孔對此事的細節還記憶猶新。他說,那天我們在小山坡上召開大會(鎮裡的場地都太小了),張輝瓚被拖到一大群農民、鄉鎮貧民、手執紅纓槍的年輕赤衛隊員和身披征塵的憤怒的紅軍戰士面前。張站在台上,雙手反綁,頭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腦袋。張當場就被砍了頭,頭顱被放在木筏上沿贛江順流而下,向其他國民黨將領發出了「警告」。孔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情緒還十分激動,講著講著就不禁哼起了當年人們唱的一首民謠。
  「高興高興真高興,我們戰鬥在龍岡上,活捉了惡霸張輝瓚,砍下了他的胖腦殼。」
  有位消息靈通的姓伍名修權的年輕人,身材修長,談吐文雅,舉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蘇區的首府瑞金,人們神秘地進進出出,氣氛日益緊張,震動越來越大,紅軍中究竟在醞釀些什麼,他幾乎無所不知。這個根據地是五年前由毛澤東及其盟友朱德率領的共產黨軍隊創建的。毛與朱的關係非常密切,在農民們看來,這支軍隊就是「朱毛」軍隊。許多農民堅信朱毛是一個人。這也並非完全說不通。實際上,身材魁梧、舉止緩慢、純樸忠厚的共產黨將軍朱德自己也曾說過朱毛是分不開的。中文中這兩個字是雙關語,「朱」意味著豬(不同的另一個字),「毛」指的是體毛。
  這位年輕的伍修權對情況瞭如指掌,因為他那時正給一個叫李德的人當翻譯。李德是莫斯科共產國際派來參加中國革命工作的代表。當時,李德指導中國紅軍活動已有一年多,可惜毫無建樹。
  伍修權這時二十八歲。十九歲時,他與一百名中國青年一起到蘇聯呆了五、六年,學習俄語和革命知識,也學習了軍事。這時他回國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達蘇區後,伍一直是他的翻譯。
  伍目前操心的一個問題是烹飪,而不是軍事。
  當李德來到蘇區時,中國人千方百計地要使他過得舒適些,特地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座落在離紅軍總部約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離中央總部所在地不太遠。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圍環境促使伍修權和其他人把它稱為「獨立房子」。不久,「獨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綽號。
  伍修權的烹飪問題是間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員在青蛙出沒的稻田里養了十來只鴨子。鴨子長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離時把鴨子留下來。於是,那幾天每頓晚飯都吃鴨子,直到最後離開。他仍記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們把最後一隻鴨子做成了美昧的香酥鴨塊。因此,伍修權總是把這一天和紅軍撤離蘇區的日子連在一起,儘管後來人們普遍認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長征正式開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黨的幹部們說話更公開了一點,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於從宇裡行間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測出未來的事情。例如,洛甫(張聞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為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寫了一篇社論,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一些蘇區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密佈,我們必須衝破封鎖線,轉移蘇區,保存軍隊主力的有生力量。」
  這時,紅軍高級領導層的每個人都知道部隊即將轉移,但是他們不知往何處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說是貴州,還有人說是雲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領導之外,其他人都不瞭解。為了躲避蔣介石飛機的轟炸,紅軍總司令部遷到了瑞金以西的雲石山地區。在那裡,幹部們見面時總是互相會意地說:「轉移的時間就要到了。」有時他們互相問「你走嗎?」回答不一。一些人答:「當然。」另一些人則說:「不知道。」說這話的往往意味著不走。蔡曉乾回憶說:「這消息傳來,就像在下池清水裡投下一塊大石頭」,激起了人們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員名單開始列出來了。一些家屬帶著櫃子、箱子回了家鄉,說是「他要走了」(但不說去哪裡);不少傷員從醫院回到了原部隊。關於誰去誰留的小道消息也開始流傳了。起初,有人說徐老將留下來。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長沙師範的老師。人們說他年紀太大,經不起未來的艱辛。但後來又傳說他也走,並被指定與休養隊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馬,但尚未找到馬伕。愛傳小道消息的人此時還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讓毛澤東看了一份留守人員名單。毛的許多親近的人都在名單之中——他的弟弟毛澤覃及其妻子賀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為她是毛夫人賀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鄉、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現已被罷免的瞿秋白(據說他肺病嚴重,難於同行);陳毅司令員;共產黨早期黨員、毛的支持者賀昌;毛的另一個擁護者、寧都起義部隊後來的領導人之一劉伯堅等等,許多人。毛的建議似乎一個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請求帶上瞿秋白的意見也未被採納。與毛澤東的關係成了留在蘇區的特許證,而根據當時留下來的陳丕顯將軍的看法,留下來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倖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澤東四十歲。他雙頰深陷,憔悴消瘦,黑髮長得幾乎齊肩,兩眼炯炯發光,顴骨高聳,看上去很難受。他患瘧疾,經常復發,一病數月。儘管教會醫院出身的傅連璋醫生使盡了渾身解數,他還是處在半恢復狀態,感到虛弱和乏力。他知道紅軍將要採取什麼行動,因為在作出決定之後周恩來給他報了信。周實際上是總參謀長,參加決策。然而,發號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黨的總書記博古的擁護。即使周有不同意見,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處於劣勢。所以他的任務就是作為—個優秀軍人去執行上級的命令。
  沒有人同毛商量,也沒有人徵求他的意見,這毫不誇張。在黨的領導層中占統治地位的「蘇俄」派裡,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把毛開除出黨。早在兩年前,他就失掉了軍事和政治決策權,僅剩下了有職無權的一個頭銜——中央蘇區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會議,近幾個星期,對於都地區的情況進行了有名無實的調查。於都是一個傍河的縣城,他那時住在一條小巷深處一所舒適的灰磚房裡,緊挨著於都北門。他和二十四歲的妻子賀子珍住在一起。這時,賀子珍已是第四次懷孕了,預產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當時傳說毛澤東在於都受到了軟禁。他雖是政治局委員,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多年來,一直流傳著這種說法。但看來,他顯然未被軟禁。與本書作者交談過的長征時期所有重要的倖存者和當代中國黨史學家及檔案管理人員都肯定了這一點。但是,在決定撤離中央蘇區並執行這一決定的日子裡卻要把毛派往於都,這種主意至少是難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麼急切地需要親自去於都搞他的「調查研究」。當時擔任翻譯因而瞭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於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澤東轉到蘇聯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這個建議。這顯然是李德的主意(雖然他在回憶錄裡對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沒有同意。共產國際認為,儘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還是有用的。另外,據翻譯伍修權說,毛曾聲明:「我不去,我不離開中國。」
  氣氛很緊張。據說,有一次,毛澤東和埃德加·斯諾在保安的一條街上看到博古時,毛告訴斯諾:「那個人曾經要置我於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時,有人要把毛幹掉,那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至今沒有明確的證據能說明確實有過強迫毛留在蘇區的計劃。
  毛到達於都後,很難再去離於都有一兩天路程之遙的黨政中央機關了。不過,他的私人警衛員還沒有被撤掉,而且他依舊可以在於都和附近地區自由行動。
  毛在於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雲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樣。在雲石山時,從一個石崖往上走兩層石階,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廟,離紅軍總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時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廟的一廂,這使他們倆有機會進行密切的交談,後來發現這些交談是非常重要的:那時,毛可以隨便出入紅軍總部。但由於他的意見無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開會他很少得到通知。由於他是蘇維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機關他還是要去的。那地方不遠,名叫沙洲壩。中央政府機關佔據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楊氏家族建造的頗為壯觀的祠堂。毛在那裡住過一年左右。楊家詞堂裡有一座雅致的兩層議事廳,暗紅木架房,石板鋪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陳毅和周恩來也住在這裡。不過,朱德夫婦象陳毅(直到他負傷以前)和周恩來一樣,通常是在前線。
  有意把毛澤東排除在決策圈之外還不是事情的全部。這時,和其它一些緊張的時期一樣,毛澤東又是疾病纏身了。從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於身患瘧疾,他時而臥床不起,時而只能勉強活動一下。他總是精力很差,情緒低沉。
  這也是自然的,因為,由他主要發動的這場革命運動、他和朱德所建立的軍隊、他在五六年前所開創的蘇區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機構,如今都落人了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的那位神秘莫測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獻媚者博古的手裡。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曾經稱他為奇形怪狀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來也確是如此。毛澤東被剝奪了所有重要的權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同他勢不兩立,軍事指揮機關也把他摒棄在外。毛澤東表面上顯得很平靜,其實卻心急如焚。對於力量的對比,他並非一無所知。他知道,那時正聚積著一股反對李德和博古的強大力量。當他的追隨者林彪和忠於他的聶榮臻這兩位主要的軍事指揮員溜進他在於都的小院,坐在長凳上向他請教的時候,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當他們小心地問他:「我們向何處去?」的時候,他知道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也知道怎樣用同樣隱晦的話來回答他們:「去命令你們去的地方。」他知道這些命令是什麼,也知道這些命令是軍事機密。但他守口如瓶,因為還不到說話的時候。他相信,這個時刻不久就要到來。
  過了近五十年之後,聶榮臻回憶說,當時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瞭解一些關於他們的去向問題。但是,毛澤東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們的嘴。他不想讓人猜疑他和將軍們正在秘密策劃些什麼,他結束了談話,建議他們去參觀一個新開的圖書館。
  十月十日,陽光明媚。正午剛過,一群人開始在梅坑——中央紅軍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個交叉路口集合。大約有一百多個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個婦女,看上去不像是軍人。他們都是被派往休養隊的——老、弱、傷、病和婦女。每人一袋乾糧,十斤米,但願夠吃十天的。另外,每人還有一條毯子,一包換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個筆記本,可能還有一個手電筒(這是最難找到的),一些備用電池、肥皂、一兩本書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帶上都接著一個大搪瓷杯子,裡面塞著牙刷和毛巾。這群人中年紀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他已年過六十,因此為他配備了一匹馬。董必武那時是四十八歲,他和毛一樣,也是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他的同志們都認為,如果當時把他留下來,肯定是死路一條。徐特立五十七歲,他曾是毛的老師。徐特立精瘦、幽默,長著一臉鬍鬚。他有一匹馬;蔡暢也有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婦女。此外,還給毛的懷有身孕的妻子賀子珍配備了馬匹。
  很快,這支雜牌軍被編成了排和班,每個男女成員都領到了一桿紅纓槍,以備隊伍一旦遭到攻擊時作為自衛武器。落日時分,黨的保衛部門負責人、整個非戰鬥部隊的指揮員、曾當過水手的鄧發出現了。他一反平日的嚴肅態度,講著廣東口音很重的普通話同這支隊伍開玩笑。他想活躍人們的情緒:「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隊伍呀。我們有音樂家、劇作家、作家。如果我們想演一台戲,那可是萬事俱備。」氣氛果然活躍了一點。隊伍在暮色中向於都進發了。這是紅星縱隊的一部分。為了使他們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紅星標記指路。
  毛是過些時候才離開的。他還有任務,其中最艱巨的一項任務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給留在於都的黨的幹部們講話。他必須告訴他們,紅軍正在撤出;還要讓他們瞭解今後的局勢,並告訴他們紅軍主力離開後,他們應當如何工作。這時,於都城裡所有的人都意識到情況非同尋常。成千上萬的部隊開進於都,然後又離開,或者過江,或者南下去安遠。
  當然,大部分年輕的紅軍戰士都不知道這些情況。他們相信他們要去打一場大仗,也意識到他們要衝出包圍圈。很多人還領到了過冬的棉衣(這使他們很吃驚),所有的人都要在乾糧袋裡儲存十天的糧食。然而,這次行動的真正目的何在,卻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纏身、面帶菜色的毛澤東仍在接受傅連璋醫生的治療。這時他正在對一群黨員幹部講話,他盡力使自己的口氣充滿信心。他的講話內容沒有被保存下來,不過,無疑是傳達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說明部隊要衝出包圍圈,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建立新的根據地的計劃;號召幹部要照常工作;告訴大家部隊進行了分編,紅軍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衛蘇區,他們不會永遠離開,他們會回來的。毛澤東堅信,革命最終必定勝利。
  這是一次高、中、低三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對這些幹部講話的時候,周恩來、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隊的首長和黨的整個最高領導機關已經上路了。中央機關十月十二日到達於都,又乘夜色朦朧穿過了於都。幾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塊銀元),挑著蘇區的大量財物——印刷機、紙幣鐫版、造子彈的機器、重新裝填空彈筒的壓床、愛克斯光機、滿載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資料的箱子,紅軍儲備的銀元、金條、大米、藥品、備用的槍炮、收發報機、電話設備、大卷的電話線入等等。毛澤東後來說:「就像大搬家一樣。」埃德加·斯諾則稱之為「整個國家走上征途」。這太誇張了,還是毛說得確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澤東和大約二十名隨從,包括警衛員、他的秘書和工作人員,在於都北門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裡集合。他們走出院子,和中央縱隊的其它單位會合了。毛帶了一袋書、一把破傘、兩條毯子、一件舊外套、一塊舊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個口袋的旅行包。
  毛澤東明知危險乃至致命的撤退就這樣開始了。紅軍離開了共產黨在過去幾年中賴以生存的蓬勃發展的根據地。他們悄悄地行動,希望蔣介石的飛機不要發現並轟炸這支婉蜒而行、前後長達六十英里的龐大而雜亂的隊伍。現在是需要堅韌不拔、下定決心的時刻,不允許提任何問題。沒有人知道他們將去何方,沒有人知道走到哪裡才是盡頭。毛澤東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也不知道。誰也猜不出再過多久蔣介石就會發現這些蠕蠕而行的隊伍。沒有一個指揮員不為那些如牛負重的挑夫們擔心,他們中間很多人挑著他們能夠肩負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動兩英里都很困難。
  工兵營在於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橋。當時正值枯水季節,在於都一帶,河面不過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寬。河面寬些的地方,河水很淺,人和馬匹可以毫不費力地涉水而過。五座浮橋分別架設在於都兩側幾英里長的河面上。
  毛澤東和他的隊伍沿著河岸沒走多遠,月亮就升起來了,河面很平靜,沒有一絲風。一會兒他們來到渡口,踏上喀喀作響的橋板,順利地過了河。很快,這支隊伍就到河對岸向西行進了。這靜謐的夜,這月光,這河水拍擊浮橋的聲音,激發了男女戰士的興致。他們成一路或兩路縱隊沿著狹窄的小道行進,很多人輕輕地哼起了流行的紅軍歌曲。究竟走向何處,誰也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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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赤匪」的興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南昌登上飛機,親自前往動亂的西北地區進行視察。這時,他確認此行一切順利,非常順利。和往常一樣,他的夫人、宋嘉樹漂亮的小女兒美齡陪他同行。自他們結婚以來,美齡很少遠離蔣介石的身邊。他們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飯店舉行婚禮的。一千五百位客人應邀參加,一名基督教青年會的美以美牧師宣佈他們為夫妻。一個俄國樂隊演奏樂曲《新娘來了》,另有一位美國男高音演唱《請答應我》這支歌。這次,蔣介石首先要在陝西省省會西安逗留。
  在對「赤匪」進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圍剿」的四年中,蔣介石長時間住在南昌。他認為,由於採用了他的德國軍事顧問的新戰術,共產黨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翻臉對付他的共產黨盟友時,蘇聯顧問撤走了,他隨即聘用了德國人。蔣介石的劊子手們砍掉了無數共產黨人的頭顱,以致到後來,他們的胳膊酸疼得都舉不動屠刀了。
  蘇聯顧問是在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時代來華的。蔣介石試圖繼承孫中山的衣缽,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來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蘇聯加倫將軍和其他幾個人曾經贏得了當時廣州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敬重。不過,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鞭長可及,他肯定會把所有這些人,連同斯大林在中國的特別代理人鮑羅廷統統殺掉的。後來為了爭奪權力,蔣介石決心不惜殺死中國所有的共產黨人。
  但那是另話了。不過,蔣介石對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戰的共產黨指揮員們曾懷有過某種同行間的尊敬。當年,他們在孫中山的旗幟下並肩行進的時候,蔣就結識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曾是僅次於蔣的第二號人物、該校政治部主任。還有很多人也進過黃埔軍校。毛澤東卻從未進過黃埔軍校。蔣介石從來沒有見過毛澤東,但對毛的情況卻瞭解的很多。他當然也認識那另一位厲害的「赤色」領袖——年長的朱德(四十八歲)。朱德參加共產黨之前是一位軍閥將領,還抽過鴉片。
  即使蔣介石輕蔑地將這些人稱之為「匪」,他也絕不能低估他們。七年來,儘管他使盡了渾身解數,卻未能把他們消滅。現在,多虧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幫助,他覺得消滅他們的日子已不遠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將軍之一——漢斯·馮·塞克特——派到中國。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戰術,即將置共產黨人於死地。
  在馮·塞克特的指導下,國民黨軍隊極其緩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進,一路上修碉堡、築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干個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這些碉堡在共產黨人周圍逐步形成一個堅固的包圍困。馮·塞克特將這包圍圈越縮越小,切斷了被圍困地區的貿易,使那裡的大米或玉米無法出售;沒人能出入這些地區;農民們好幾個月吃不上鹽,用不上煤油,買不到棉布。
  還有另一方面的變化。在蔣的第五次「圍剿」之前,共產黨人一直採用「打了就跑」的戰術,把國民黨軍隊引進蘇區腹地,然後用伏擊戰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共產黨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並以成千上萬的國民黨俘虜來補充自己的兵員。
  後來就不是那樣了。現在,共產黨人正在同蔣介石進行正面的、代價高昂的戰鬥,以保衛他們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對他們都是寶貴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一戰,他們和國民黨軍隊打成僵局,至少傷亡了八千人,也許更多。蔣介石的損失也差不多。但是蔣介石可以通過拉夫來補充損失,共產黨則不能,即使共產黨能打贏這種戰爭,他們也無力承擔因此而造成的犧牲。
  蔣介石乘著他那架嶄新的,閃閃發光的福特三引擎飛機北上時,躊躇滿志地展望著前景。共產黨人使他無法積聚力量來對付地方軍閥,而這些軍閥又無時無刻不在策劃反對他。掃清共產黨人以後,他甚至可以爭取到一個外國盟友,這樣,和日本人打交道時,就更有力了。日本人佔領了滿洲,現正威脅著中國內地。希特勒在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人——希特勒或許可以悄悄地幫助蔣介石。蘇聯人也可能幫忙,但蔣介石和共產黨人打仗時,斯大林是不會幫助蔣介石的。不過,斯大林是個現實主義者。面對日本的威脅,一個在蔣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對斯大林來說是大有好處的。
  蔣介石從南昌向北飛行。他飛過長江,飛過南方的大片稻田,飛過黃土高原的山丘。共產黨人還被圍困在贛南那個角落裡,包圍困越縮越小。讓他們去掙扎吧。這回他們可跑不掉了。照《民國日報》的說法,「今年他們就要被消滅了。他們四面楚歌,潰敗已指日可待了。」蔣介石回來後,就要下令發起最後的進攻。
  蔣介石堅信,共產黨在江西的氣數已盡。對於這一點,南昌城裡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地提出異議。在中國的其它地方,人們只是模糊地感到共產黨的存在,而南昌則對共產黨比較熟悉。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舉行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接著南下,企圖拯救被蔣介石血腥扼殺在上海的革命,從那時起,共產黨就已聞名南昌了。
  南昌起義的關鍵人物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華橫溢,能言善辯。他一生都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高級職務。這個人就是周恩來。他自稱出身於「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許多中國青年一樣,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激進的學生運動,漂洋過海到歐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國的雷諾工廠)、學習,並成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創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其高潮是北伐戰爭。由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一九二六年從廣州出發,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作為盟友並肩參加了北伐戰爭。北伐的目標首先是武漢,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來奉命前去幫助上海的工人起義,卻因時機不成熟前兩次起義被鎮壓下去。第三次起義宣告成功,幾十萬工人湧上街頭,奪取政權,準備迎接蔣介石和北伐軍進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聲號角在上海吹響,迎來的不是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期待的革命勝利,而是一個「頭顱的筵席」。就在工人們手舉旗幟,準備歡呼「國民革命軍萬歲」和「蔣總司令萬歲」的時刻,蔣介石和他在黑社會的舊友們達成了一筆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長、青幫頭子黃(金榮)大麻子和他的幫徒開始行動了。幫徒們在閘北、南市、吳淞和浦東地區撲向工人,蔣指揮的北伐軍卻袖手旁觀。大刀揮舞,機關鎗呼嘯。
  死難者不下數千,有的被槍殺,有的被砍頭,還有的被活活扔進了烈火熊熊的火車頭鍋爐裡,蔣介石懸賞八萬元取周恩來的首級。共產黨指揮部設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的東方圖書館內。工會領導人顧順章剛從樓裡逃出來,過了一兩分鐘樓門就被砸開了。
  多年來出版的各種書刊報道都說周恩來被國民黨軍隊逮捕,但又逃脫了,可能是化裝一個女人。安德烈·馬爾羅在他描寫上海慘案的小說《人的命運》中也講到了這件事。但是,周恩來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訴埃德加·斯諾:「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實際情況是:大屠殺的次日,周恩來由六名衛兵和顧順章陪同,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師。二十六軍軍長是白崇禧將軍。第二師的任務是「恢復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周知道二師裡有共產黨員和同情共產黨的軍官。他和顧順章到那裡去是要對當時發生的鎮壓情況提出抗議。但他和衛兵們一到二師,就被繳了械,而且被關押起來了。
  二師指揮官趙舒是國民黨的黨代表,同情共產黨人,他的女兒是個共產黨員。但趙當時不在。接待周思來的是副師長司列,原以為他的態度會比較友好。因為他的弟弟是地下黨員,他本人在黃埔軍校時當過周恩來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態度很壞。他們爭論得越來越激烈。顯而易見,他根本不想放周恩來走。最後,趙舒趕來,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間。人們可以聽見他們爭得很厲害。過了一會兒,兩人回來,向周恩來道歉,交還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來向黨的總部報告了事情的經過,然後秘密地到武漢去了。如果沒有趙舒出來干預,周恩來恐怕會像他無數的黨員同志一樣,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情況下,這位瘦瘦的身著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輕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後一周悄悄地住進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號房間。沒人知道周思來登記時用的化名是什麼。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館,建於一九二二年。時至一九八四年,它依舊矗立在南昌繁華的商業中心,周圍是些商店、辦公樓、飯店和銀行。當中,這個十字路口擠滿了黃包車,車伕們拉著銀行家去他們的辦公室,拉著闊太小姐們到豪華店舖的漂亮試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國式建築的一個典型,中間有一個院子,兩邊是講究的房間,後面是一個裝飾輝煌的宴會廳。這裡有穿著軟底鞋、彬彬有禮的招待員,能幹的廚師,考究的飯菜和一種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氣氛。
  這個星期,周恩來並非是大旅社裡唯一的稀客。其實,大旅社從頂樓到底層都被佔滿了,地方軍官們租了房間作為專用。住在二十號房間的是國民黨二十軍軍長賀龍,他是個脾氣有點古怪的共產黨同情者,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第二方面軍將領葉挺住在二十  四號房間,他是正式黨員。九號房間是劉伯承(他失去了一隻眼,所以人稱「獨眼龍」),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軍隊指揮員。林彪沒有開單獨的房間,那時他資歷很淺,只是一個排長,但他後來在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事務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沒有在這裡預定房間,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裡。朱德是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加人中國共產黨的,不過對外是保密的。此時,他是南昌國民黨省政府公安局局長和國民黨軍官教育團團長,這也是黨中央選擇南昌作為起義地點並派周恩來去領導起義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義一舉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來組織了二萬人的部隊支援這次起義,而忠於政府的軍隊只有一萬人。
  但是對革命者來說,沒有一件事是輕而易舉的。這時,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位二十九歲的新代表剛剛抵達中國。他叫羅明納茲,格魯吉亞人,頗受斯大林的賞識。羅明納茲對中國一無所知,可是斯大林卻認為可以依靠他執行命令。他也確實帶來了一項命令,這是斯大林的親口信,斷然下令停止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羅明納茲宣佈,如果堅持舉行起義,共產國際將不允許它的顧問參加,(那時還有幾名顧問隱藏在中國),也不允許把共產國際的資金用於這一行動。
  這項命令是在行動開始前二十四小時下達給周恩來的,他斷然拒絕執行這個命令,決定繼續準備起義。
  起義進行得非常順利。那天天氣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氣炎熱,無雨。他們把大金魚缸倒空,裡面裝上開水送到乾渴的隊伍。士兵們都在院裡露宿,那時的南昌是一個只有十二萬人口的省會。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經是擁有一百多萬人口的紛亂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義軍攻佔。國民黨傷亡約八千人,共產黨損失極小。不知道周恩來當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過,南昌實際上是守不住的,因為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立即派兵進逼南昌,而起義者們還指望張發奎支持他們,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後,共產黨人撤出南昌開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國民黨手裡。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隊說:「這就像一九零五年的俄國一樣。」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國那次未遂的起義,列寧把這次起義稱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預演」。  『
  不管其軍事結局如何,南昌在中國革命中已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傑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周恩來、朱德、陳毅、賀龍、劉伯承、葉挺、林彪、肖克和聶榮臻——都成了領導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著名的「十大元帥」中有好幾位都出自這些人。為紀念南昌起義,八月一日在中國被定為紅軍建軍日。
  中國沒有一個省份象遙遠的江西那樣聚集過如此眾多的共產黨人。江西多山,一條大河——贛江從南向北縱貫全省,然後流往鄱陽湖,匯入長江。
  江西地方偏遠,贛南很多地區十分貧窮,當局很難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這塊山巒起伏的土地上,這裡沒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國大部分地區還是如此),只有山間小徑,人們把東西背在背上,人和馬、騾成單線尾隨而行。山路太窄了,連大車都難以通過。於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難所。贛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幹線,也是唯一的商業動脈。這裡沒有鐵路。全省充斥著文盲、疾病、貧窮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萬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萬)。
  毛澤東沒有參加南昌起義,按照中央委員會的命令,他正忙於秋收起義的準備工作,這是一次以攻佔長沙為目標的農村起義。毛出生於離長沙不遠的韶山的一個富裕中農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動都是在長沙進行的。他熟悉農村,在那裡他創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學——充分瞭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哲學。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較因循守舊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說教者和由蘇聯訓練、受蘇聯的熏陶的一群中國年輕人發生爭執,他們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先是受卡爾。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響,後來又受一位非常年輕但又極為固執的蘇聯人巴甫爾·米夫的影響。米夫對中國一竅不通,不久前還在烏克蘭做黨的工作,二十六歲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國事務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發動秋收起義,,使用一面他自己設計的旗幟——一顆紅星中間有一柄錘子和一把鐮刀。,起義結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澤東率領所剩的約一千人來到通往井岡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裡仁學校泥濘的操場裡臨時搭起的講台上高聲問他的部下:「我們有沒有膽量把革命進行下去?」人們答道:「有 !」
  井岡山是峻峭的岩層露頭組成的山脈,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澤東的家鄉湖南與江西的分界線。在中國,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偏僻了。井岡山位於兩省交界處,向兩邊伸展,沒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來,這裡是亡命之徒出沒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屆政府認真地調查過井岡山一帶的情況。
  毛澤東瞭解井岡山,井岡山正好符合他當時的需要——在這裡,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檢驗他醞釀中的暴力革命理論,還可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來教育農民;用湖南人的話說,毛澤東是個「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說,他通曉長沙地區的情況。井岡山這個名字對他並不陌生。政府鞭長莫及,整個地區由王、袁兩股土匪控制著。袁自稱大刀會,在茅坪周圍活動,王的領地在山上。
  近來,毛澤東聽說王、袁表現出某些有覺悟的跡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們允許一支共產黨部隊通過他們的領地到上海去參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們參加攻打永新縣城,幫助解救了關在永新監獄的共產黨員。假如毛能把王、袁這些人爭取過來,他們可以成為一支可觀的力量。但如他們反對,準會使毛澤東在井岡山站不住腳。
  上井岡山是一場冒險——這裡沒有道路,田地荒蕪,沒有工業,山上沒有學校,也沒有什麼地主的財產可以沒收來補給毛澤東的隊伍。井岡山充斥著迷信。人們相信鬼神和中國的所謂風水術,在他們看來,風水先生可以預卜男女是否可以結婚,可以使婦女生子,可以測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癒疾病,還能用符咒迷惑敵人或對手。很少有人冒險進山。也沒有人出山。這裡對外界一無所知,一支國民黨部隊竟在這裡懸賞捉拿一個名叫蘇維埃的共產黨領導人。而蘇維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會議)一詞的中文譯音。
  縣城裡有兩三個中醫,用中草藥治病行醫。沒有報紙,也沒看書店。各種罪惡——奴役、壓迫、賣淫、梅毒、高利貸——在舊中國的一切落後現象在井岡山應有盡有。山上居住著很多結有世仇的家族,他們的仇恨是多少年流傳下來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於何時了。
  後來,一些在蘇聯培養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就開創井岡山根據地問題批評毛澤東;他們指責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原理,說他沒有依靠無產階級,即城市工人階級,說他應當攻打大城市,而不應當從他們叫作沒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遺棄的社會渣滓中拉隊伍。他們說毛與土匪頭子差不多,說他信奉的是槍桿子而不是《資本論》。
  其實,早在到達井岡山之前,毛已經受過批評和處分。(他過去受過批評,將來還要受批評。)理由是秋收起義失敗了!因為他沒有攻打長沙!他因而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職務。這個消息過了幾個月才傳人荒涼的井岡山。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作出上井岡山的決心。井岡山酷似《水滸傳》裡那些綠林好漢的巢穴,毛澤東正是一輩子頗喜歡看這本中國古典小說的。
  毛澤東要實現理想的任務絕非易事。但困難和危險對他並不陌生。僅僅在幾個星期之前,他在為秋收起義招兵買馬時還被民團逮捕過。士兵們拿走了他的鞋子(作為戰利品,而且說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後,將來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趕他們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槍斃。後來他回憶說,他向另一個犯人借了幾塊銀元,想用來買通押解者逃跑,結果沒有成功。但後來他還是設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叢林裡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來的錢買了新鞋、一把雨傘和吃的東西,逃到了安全地帶。韓素音聽說,甚至在他初上井岡山時,他部下的一些軍官還密謀要殺害他哩。
  井岡山地區並不都很險峻。毛澤東也沒有(像我一直想像的那樣)爬上高聳的山頂,然後像沃爾特·司各脫爵士描寫的高地頭領那樣建寨紮營。整個地區大約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長,二十英里寬,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個縣,人口約九十萬。
  一共有五個不小的鎮子,還有大約十二個小村子。山頂高度和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戰地鐘聲》一書中的馬德雷山脈差不多。毛在山頂修築了一個堡壘,周圍有五個哨口。每個哨口都有石頭砌的槍眼和石頭掩體,各面安放著幾挺重機槍和三門追擊炮,其中只有一門可以打響。三條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頭小掩體。頂峰幾乎是無法攻佔的
  毛澤東對高山下的鎮子很感興趣,在這裡,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們忙於組織地方蘇維埃,宣傳共產主義,招兵買馬,擴大根據地,但是,他首先必須和土匪們搞好關係。袁文才、王佐一夥活動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還有一些土匪的歷史更長,人們都記不得他們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槍。毛澤東先從袁文才人手。從理論上講,袁文才這時早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但他處處提防著毛。和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樣,他對陌生人懷著戒心。開始只要一提起毛澤東,人們就紛紛逃跑。但是,出於好奇心並看到這支隊伍的行為規矩,人們又開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澤東的頭髮又長又亂,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更像個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們拉家常,和農民們處得很好。他會走到一個男人面前,問:「你叫什麼名字,大哥?」或者對一位婦女說:「大嫂,怎麼稱呼你」人們的恐懼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還是很謹慎,他擔心:毛澤東大概想消滅他,然後吞併他的隊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澤東在茅坪附近的大倉村和袁文才會面;毛解釋說,他是共產黨,他的部隊在那裡不是要干涉袁的  活動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們的命運。他的軍隊不是國民黨軍隊,不會壓迫老百姓。袁終於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個代價。
  毛給了他一百支步槍。袁付給毛一些銀元,並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龍書院的房子裡建—所小醫院。
  茅坪是一個環境宜人的山麓小鎮,有一百多戶人家,大約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帶院子的老房子作為自己的住處。這個院子就是謝家祠堂(茅坪幾乎所有的人都姓謝),房子的頂層是一個很少見的八角形小樓,毛把它當做書房。星轉月移,他在這裡寫出了兩本小冊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這是他第一次闡述關於使用武裝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理論。
  王佐就比較難對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荊竹山停留並會見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頂的大井村和毛見面。井岡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個村子象九子棋一樣排開,分別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個村予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聳。一些想像力豐富的中國人認為,從上往下看,這些村子都像水井似的。
  王總是心猿意馬。最後,毛派了一個可靠的人——何長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爭取過來。何長工發現王佐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他有個難以制服的對手——土匪頭領尹道一,控制著贛州附近的三個縣,妨礙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產黨能幫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幫助共產黨。何長工答應了,並於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領兩支小隊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擊並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據一位現代歷史學家說:「王佐手下的人高興之極,他們把尹道一的腦袋砍下來,連夜帶給了王。」王當然也很高興。這件事使  他對共產黨的信譽和能力確信無疑,他投到了他們一邊,並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產黨。
  井岡山絕不僅僅是個盜匪出沒的地方,後來很快變成了一個大有作為的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帶領隊伍來到寧岡,同毛的隊伍會合,宣佈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陳毅也和朱德一起來了。毛和朱在龍江邊的一片空地上見了面。這裡四面空曠,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頂平台,可以看到帶有飛簷的灰色槽形的屋頂,他們坐下來,談了很多很多。在這裡開始一起建立朱毛軍隊和軍事政權,這個軍事政權後來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
  朱德帶來了近一千人的隊伍。毛澤東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漸擴大了根據地,奠定了一個獨立的蘇區的基礎,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最初貢獻。這個基礎在贛南的中央蘇區得到發展,又在陝北的延安進一步完善,後來成了中國革命政權的搖籃。
  初上井岡山的日於是相當平靜的。地方軍閥相互爭鬥,無暇顧及這片荒山裡發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勢就開始緊張了。廣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隊拉回來要打「赤匪」了。還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朱毛部隊實力倍增,根據地容納不下了。他們現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軍和八百人的第五軍。山裡沒有足夠的食物養活這麼多的部隊。必須另找地盤。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軍隊開始向山下轉移,留下彭德懷(他後來成為紅軍最優秀的指揮員之一)和膝代遠領導的第五軍,任務是盡可能堅持保衛根據地,然後同大部隊會合。這個階段很快就結束了。在敵人強攻之下,第五軍潰散,幼年的蘇維埃被壓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佐在山頂蘇區村莊裡的大約二千人當中,一千人被殺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這都是吳尚和他的湖南軍閥們於的。
  有一點要說明。毛曾告訴埃德加·斯諾,紅軍撤離井岡山後,袁、王二人又恢復了他們的土匪習氣,被農民們殺了。他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故態復萌。在他們進行了一次燒殺擄掠之後,湘贛邊區的地下特委會決定處決他們兩人。決定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這兩人被請去參加永新縣特委會的一次會議。他們帶幾個隨從去了,在當地一個旅館下榻。半夜,執行小隊包圍了旅館,破門面入殺了衰。王跳出後窗,騎上馬在夜色中飛馳而去,但掉到河裡淹死了——至少傳說是如此。
  當地的土匪就這樣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參加了共產黨的隊伍。還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雲龍。井岡山又落到了土匪手裡。從那以後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軍取得勝利,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一個紅軍戰士能夠進入這個革命聖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後,共產黨才又回到井岡山頂。然而,在這裡,毛曾建立了中國農村第一個蘇維埃,並開始了名垂中國史冊的長期鬥爭。
  時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兒子統治著並岡山。後來紅軍捉住並處死了他。對於袁和王,特別是對於他們的結局,迄今還有爭論。毛告訴斯諾的是這兩人碰巧被覺醒的農民殺了。然而,現在井岡山地區的官員卻把這件事描述得比較正式:特委會開了會,正式決定處決他們,等等。「文革」期間,又出現了另一種說法。大字報指責彭德懷「謀殺」了衰和王。這是韓素音提到的,但她並不相信紅衛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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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前  夕
  周恩來到醫院看望陳毅。他帶來的消息並不令人愉快。他告訴陳毅,中央委員會(幾乎成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詞了)決定紅軍主力幾天後撤離,突破蔣介石的「圍剿」,向西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
  一九二九年嚴冬,陳毅隨毛澤東和朱德離開井岡山向南行進,和他們並肩戰鬥,在贛南和毗鄰福建省的邊區建立了中央蘇區。他目睹了蘇區發展到擁有三十五個縣,三百萬人口和有一塊相當於以色列和黎巴嫩領土總和的土地。他看著這塊根據地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瑞金成為「紅色的首都」。
  現在這一切都將結束,什麼花言巧語也掩蓋不了嚴酷的現實。陳毅看到了這一年多來的慘重損失,紅軍在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戰鬥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陳毅是講現實的,他沒有試圖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湯說成鮮濃肉汁。紅軍面臨的是慘重的潰敗以及艱險的撤退。
  周恩來還帶來了進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員會決定陳毅不隨主力紅軍撤退。他將留下來在蘇區指揮軍事行動。他只負責軍事指揮,另一位老資格的政工幹部項英負責全面工作,他們倆將在一起共事。陳毅很清楚,項英與博古、李德關係密切,是「蘇俄」路線的支持者。
  陳毅將率一支二萬五千至三萬人的部隊,其中至少一萬人是傷員,許多人像他一樣傷勢嚴重,根本不能參加戰鬥,當時很難估計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現在就更難估計了。戰鬥人員的數字雖然高達一萬六千人,而受過正規訓練的只有六七千人。其餘的是赤衛隊,許多人從未握過步槍。而敵人方面,蔣介石能夠部署二十萬人,他還可從附近的部隊抽調更多的人。陳毅沒有問他的部隊有些什麼武器彈藥,他知道武器彈藥是不夠的,因為從來就沒有夠過。
  周恩來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傳達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陳毅的熱情。他強調陳毅將起的重要作用,他讚揚陳毅具有經過考驗的戰鬥能力,以及對農村情況的深刻瞭解。陳毅在這裡戰鬥了多年,沒有一條山路、一條蜿蜒的河道他不瞭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陳毅受了傷,長征對他來說是十分艱難的。
  「你的傷口怎樣 ?」他問陳毅。他對陳毅的傷勢很瞭解,因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他和陳毅一起去興國前線,陳毅就是在高興峪那次戰鬥中負的傷。陳毅回答說傷勢沒有好轉,醫生還沒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來。他一直要求拍一次 X光片,但他們卻沒有給他拍。周恩來聽後馬上去找有關部門交涉。原來, X光機器和片子這時都已包裝好準備撤離。結果不得不重新打開。因為沒有電,周思來命令把無線電台備用的汽油發電機運到醫院,專門給陳毅拍了 X光片子。
  命令總是命令。陳毅是個好軍人、好將軍,他執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與他的任務,即使心裡並不痛快。當他發現他的同事項英對於下一步怎麼做的想法與他截然不同時,他又增添了幾分不快。項英主張硬拚,而陳毅主張避開敵人的鋒芒進山打游擊。他認為這是生存的唯一機會。然而,他的意見被否決了。
  陳毅對他的使命感觸很深。他沒有公開表示他認為這與反毛的政治鬥爭有關,儘管他的許多朋友待有這種看法。他承認對他的委任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為他比任何其他指揮員都熟悉這塊土地,他是個有經驗的領導人,他的任命會提高那些留守人員的士氣,會使他們感到紅軍並沒有放棄中央蘇區。但是,陳毅對這件事的情緒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講話中既謹慎又明確地表示,把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交給一個指揮官,而事先不徵求他的意見,這樣的作法是不對的。
  十月中旬,這是個氣候宜人的時節。但從於都出發的那一行人情緒都不高。這個決定周恩來不只告訴了陳毅一人。與陳毅談話之前,他把毛從於都召到梅坑的總部,告訴他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毛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沒有記錄,但是他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感到日益不安。他兩次提出建議,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絕。他每次都建議紅軍放棄陣地防禦,迂迴穿插到國民黨封鎖線之後,越過碉堡群,襲擊敵人後方。有一次他主張向東挺進浙贛,進而直取南京;後來又建議打進湖南。這些就像對牛彈琴,沒有人聽他講話。在北京的長征問題專家王願堅說:「我們有一種說法,一項戰略一旦開始執行,就必須堅持到底。」
  周恩來詳細地說明了新的計劃,即紅軍向西出擊,穿過蔣介石在馮·塞克特將軍指導下設立的四條封鎖線,然後向西北方向的湘鄂邊境挺進,與賀龍會合。賀龍已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根據地。周恩來把計劃告訴一軍團司令員林彪和政委聶榮臻,以及其它軍團——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軍團的司令員和政委。據聶榮臻說,沒有把這個計劃告訴低於這一級的幹部。除了這些最高級的指揮員外,大約八萬戰士——據伍修權說這是「實際數字」,「為了宣傳,當時號稱十萬人」——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執行什麼樣的任務。
  根據花名冊上的數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紅軍的實際人數為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九人,這個數字是本書首先發表的。具體分為:
  第一軍團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軍團一萬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軍團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軍團一萬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軍團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還有兩個獨立縱隊:中央軍事委員會縱隊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時被稱為中央軍委第二縱隊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總數不包括僱用的擔架員 (他們有時僅受雇一、兩天)。
  這八萬人的經歷各不相同。他們中有個姓危的婦女,如今雖已七十四歲高齡,但還是個硬朗的小個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頰,起皺的鼻子,灰白的頭髮上戴了一頂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褲子,白襯衣,黑色的中國布鞋,正配上她那雙小巧的腳。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紅軍中度過的。她是隨第一方面軍長征的三十名婦女之一。她有一個坎坷的經歷,我們的談話從她五、六歲時被父母賣給別人當童養媳開始,她始終不知道家裡賣她得了多少錢。
  危秀英仍然記得當初她父親要把她賣掉時的情景。她準備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鐮刀,把它們藏在門後。第二天一早當一個男人來接她時,她向他扔石子,並用鐮刀砍他。但那個男人力氣很大,終於制服了她,並試圖把她帶走。她又踢又抓,還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罷。這時他們又把她父親的兄弟,她最喜歡的叔叔叫來。她不能咬叔叔,就這樣被叔叔帶走了。她後來睡著了,醒來時已到瑞金。買她的這家在這裡開設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裡幹活長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擔。當紅軍到興國時,她還在象奴隸一樣地於活,經常挨打挨餓,還要放水牛、拾柴火。對於危秀英這樣的婦女,參加紅軍無需多少動員。她自動剪掉長髮並用頭巾裹上,以免家裡人發覺(會打她),逕直來到紅軍總部要求參加紅軍。他們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堅持要當紅軍。這樣,她主人家終於發現了她的意圖。有個朋友告訴她,主人家準備殺死她。危秀英把這個消息告訴紅軍後,紅軍才接受了她。
  她還記得在吉安第一次參加戰鬥,在一個小屋裡度過的一夜。小屋裡亮著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她從來沒有見過電燈,也不知道怎麼關燈。最後她拿過步槍,舉起來用刺刀捅破了燈泡。這桿帶刺刀的槍比她還高幾英吋呢。
  危秀英是中央蘇區「模範縣」興國參加紅軍的幾萬人中的一個。從興國參軍的人編成了一個師,叫模範師。興國有二十四萬人口,其中竟有八萬象危秀英這樣貧困的農民入了黨和參加了紅軍。為革命捐軀的烈士達四萬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國沒有—個縣能與之相比。整個江西省的陣亡人數為二十三萬。
  參軍,參揪揪揪揪。這是紅軍在佔領贛南最後一年的號召。當時小劉英正在於都干擴紅工作,長征前夕,毛澤東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憲輝當時也在那裡做擴紅工作。他現年七十四歲,看上去有點像年邁的赫魯曉夫,帽子戴在腦後,寬寬的(中國的)烏克蘭人臉,瞇著眼,一副鄉村人精明能幹的樣子。他的父母是於都的貧農,姐姐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紅軍一到,他就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於都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擴紅。由於廣昌戰鬥傷亡慘重,部隊需要徵集每一個可以參軍的人。當他登記了一千名入伍者後,他自己也參了軍。他參加的部隊是一個新編師,即第十五師,或者叫做第一軍團少年共產國際師,當時才十八歲的肖華任政委。該師平均年齡為十八歲,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歲。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時,曾憲輝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著五磅大米的乾糧袋,一百發子彈,兩穎手榴彈,一支步槍和一套棉衣 (天氣還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來負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隊要轉移,對長征卻一無所知。但他跟隨部隊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長征在吳起鎮結束。
  參軍的人源源不斷。組成了新編八軍團,第三十四師和減員較大的三軍團也補充了戰鬥力。紅軍隊伍不斷地擴大,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幾。一九三三年長岡鄉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婦女和老人。瑞金縣自毛澤東第一次到那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萬人參加了紅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裡,有二萬多人參軍,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個月就有二千人參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參軍的人中,大多數人參加了長征。該具為革命犧牲的人達一萬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國民黨報復殘殺的大約五萬人。研究長征的專家胡華教授估計開始長征的部隊大約有一半是新參軍的,因為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營以下的指戰員傷亡慘重。
  為動員青年參軍,他們想盡了種種辦法。軍屬在商店購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時還免徵稅收;紅軍家屬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戰士在前線犧牲,烈屬可以得到撫恤金和免費勞力。向軍屬發了軍屬證和光榮匾,他們的家門前掛著用大紅紙寫的光榮榜,給軍屬送慰問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鹽以及火柴和大米。還舉行群眾大會讓軍屬到台上發言,使他們覺得自己與紅軍有特殊的聯繫。
  由於國民黨人的封鎖,鹽、燃料、棉織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蘇區當時是無價之寶。共產黨人想盡一切辦法鼓勵偷運和貿易。這些商人很機靈,他們慣於賄賂,他們能夠經常來往這一地區。與蘇區做生意有利可圖,加上銀元的刺激,出高價的激勵,使得商人們不惜一切穿過封鎖線,與蘇區不斷地進行貿易。贛江上經常有人用夾層船把煤油和鹽(一個銀元一斤,比外面價格貴十三倍)運入蘇區。蘇區有些鎢礦,封鎖也未能阻止礦石外運。毛的弟弟毛澤民當時住在於都,組織貿易,監督運輸。
  共產黨人沒有讓馬克思主義教條阻擋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裝成運糞苦力的小販在臭氣熏人的擔子裡把電筒和電池偷運進來。鐵匠、糧商、米商,受到保護,甚至放貸者都獲准做生意,但受到嚴密監督。共產黨的軍隊在蘇區紀律嚴明,享有良好的聲譽。的確,他們沒收富人的財產,然而中產商人卻傾向於共產黨而不喜歡蔣介石的軍隊。
  農民之所以特別擁護紅軍,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貧困的贛南農民過著被奴役和被剝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錢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糧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鹽百分之一百五十。貧苦農民的債務越陷越深,根本無法還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澤東視察了興國縣和另外六個正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縣。他發現占當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農和地主,擁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貧苦農民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擁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於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給窮人。他主張免除農民的高利貸負債,給農民分配土地,再免費分給未耕的山林荒地。他號召禁止賭博和抽鴉片,並杜絕搶劫。他說共產黨正在建立一種夜不閉戶的社會秩序。連殘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壯勞力替他們耕種。
  老紅軍吳興也來自貧困的、但給紅軍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鄉在會昌縣吳村,與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同鄉。他倆在南昌接受採訪時,吳興告訴我:「論輩份,我應叫吳吉清『祖父』。」吳村的人幾乎都姓吳,一九三零年當吳興十四歲參加紅軍時是這樣,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吳的一生都在紅軍中度過。他沒上過學,家裡沒有錢供他上學。他說:「我一輩子都在前線。」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典型的紅軍戰士。長征結束時,他被提升為排長,在延安的學校學習,後來當了師長。他小時候跟篾匠學手藝,但掙錢很少。他曾想參加國民黨軍隊,可又覺得他們是一幫強盜。你就是有一把像樣的雨傘,這些人都要搶。當朱德率領部隊路過他家鄉時,吳興聽說這部隊的戰士都是些公正老實的人,又聽得部隊裡有人向他喊道:「來吧,小兄弟,加入我們的隊伍吧!」他就參加了,從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五十年後他回憶說:「當我們到達雪山時,我想起了這一切。我們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們這些人也許永遠也翻不完這些山了,沒有什麼希望了。但我堅信,即使我們真的倒下去,中途失敗了,那我們的下一代也一定會繼承我們未竟的事業,繼續前進,革命終將成功。」
  不只是吳興一人有這樣的想法,許多戰士離家時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獨,但他們也抱著和吳興同樣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讓紅軍戰士離開蘇區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們多年的根據地,是他們的家鄉。他們中大多數人來自江西,而這些人中多數又來自中央蘇區——模範縣興國、瑞金地區、於都縣、寧都和福建的周圍地區。離開他們的故鄉是痛苦的。
  楊成武曾是紅軍第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他回憶道:「蘇區是這樣的好,蘇區的人們是這樣的親。要我們放棄這一切,到一個遙遠的陌生地方去。我們即將離開這熟悉的山山水水,離開這朝夕相處的蘇區人民,叫我們怎能捨得?」
  楊成武出生於福建西部靠江西邊界的長汀縣,那裡是共產黨根據她的一部分。當紅軍已開到附近的消息一傳開,楊成武家鄉的許多農民都來看望並且慰問紅軍戰士。他們爆玉米花,收集雞蛋,扛來一袋袋的紅薯干,織好了襪子,編好了草鞋,並選了十幾個代表,包括楊成武的父親和堂嫂都來了。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是團裡的司務長。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過山山水水,在戰士們離開駐地前和他們團聚了三天。當他們準備回家時,楊成武和他的同事們湊了所有的錢 (並不多,楊只有五角錢 )給他們作為回去的盤纏。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這幾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準備離開時,他才回來,他們只能團聚短暫的一會兒,能梅就得出發了。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們夫妻才又相見。
  危秀英還記得她隨第一方面軍總衛生部幹部營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他們頭上戴著一束束樹枝作為偽裝,到天亮就停止行軍。開頭幾天沒遇到轟炸,因為敵人沒有發現他們。後來,有一天下午將近黃昏時,他們集合在山坡上開會,一架國民黨飛機飛過來扔下了炸彈。炸彈落在大約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當時董必武正在講話。董時年四十八歲,已被認為是長者了。他和藹可親,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彈坑,炸彈掀起的土濺了周圍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後告訴戰士們說:「馬克思在捉弄敵人,炸彈沒有爆炸。」接著他又泰然自若地繼續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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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獨立房子」的主人
  擬定紅軍撤出蘇區命令的人是最後一批出發的。一匹馬馱著他的給養,包括他積存下的一些珍貴的咖啡和幾盒香煙。另一匹良種白馬站在那裡等著離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還有點汁麼事情沒有辦完。當黎明的薄霧在於都河上裊裊升起時,他才最後縱馬飛馳而去。
  從半夜到拂曉,李德一直在與項英進行最後的談話。項英被留下來負責蘇區工作。李德強調——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們這次放棄蘇區並不是很快就會回來的;紅軍西進也不一定能夠把蔣介石的軍隊引走,從而減輕被圍困的蘇區的壓力,使項英在他的軍事指揮員陳毅的協助下能夠堅持下去。
  李德回憶說,項英最後警告要提防毛澤東。他說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應受他的迷惑。毛澤東在軍中支持者的協助下,一有機會就會重新攫取黨和軍隊的控制權。李德表示他有同樣的擔心,但幾天以後,當他把此話轉告他的同事博古時,博古顯得比他們有信心,他認為不會出什麼問題。李德與項英談得很久,以至於直到第二天他才趕上中央縱隊。
  李德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國同事個如鶴立雞群。他舉止活像一個呆板的普魯士人,如海倫·斯諾所描寫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雅利安人,藍眼睛,金黃色的頭髮。」他脾氣暴躁,當他被秘密帶入蘇區時,他用一塊手帕捂在臉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稱他為「一個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訴中國人,他的真名字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隱退後他一直住在東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無法確定他是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中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還不知道」奧托·布勞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產國際的秘密特使檔案材料恐怕永遠是封存的,這就難以進一步考證了。
  李德或者奧托·布勞恩在中國留下的記錄是矛盾重重的。據瞭解,他使用過的名字有:奧托·布勞恩(在護照上);卡爾·瓦格爾;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 (他認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國人 );華夫是他在中國刊物上發表文章時使用的筆名(他自己認為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中國男子漢)。當然他肯定還有別的化名。多年來,除了極少數人外,外界對他一無所知。
  他對自己的經歷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在他的回憶錄中公佈的一種正式說法是,他原籍德國,名叫奧托·布勞恩,生於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軍中作戰,並在巴伐利亞參加了革命軍隊,—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一九二零年他作為德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被捕入獄,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驚人的方式越獄,秘密逃往蘇聯。俄國人送他上了伏龍芝軍事學院,他在這裡接受了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訓練。隨後轉到共產國際,被分配到中國工作。
  傳說選派李德去中國的原因是他有多種語言知識(會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國革命期間積累了街壘戰的經驗。有人說他是在慕尼黑參加的街壘戰,有的則說是在柏林。
  據說,他的街壘戰經驗是他到中國工作的最關健的原因。共產國際希望中國革命成為俄國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義。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確實在上海屠殺了起義的共產黨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話來說,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國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麼下一步就將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據莫斯科的設想,上海這樣的事件無疑還會再次出現,屆時,奧托·布勞恩這位德國的街壘戰戰士將比周恩來在一九二七年幹得更出色。
  關於這位獨裁、專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國的上述原因難以得到全部證實,不過以上就是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對毛澤東的所謂「俄國」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離開莫斯科,向東經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到達滿洲裡火車站,在這裡越過邊界進人中國滿洲裡。據他後來說,他身上帶了一本「新的護照,一本使用布勞恩這個名字的奧地利護照」。
  根據他自己在回憶錄中的描述,李德於一九三二年春抵達哈爾濱,「去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查研究」(他沒提是去什麼地方),隨後乘火車到大連,轉乘輪船抵達上海,於一九三二年秋天住進了英國殖民者特別喜愛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館。幾星期後,他搬進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而且對中國革命的背景一無所知。與大多數派往中國的俄國代理人一樣,他腦子裡對中國的瞭解僅是白紙一張。但是他在執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這一點。儘管莫斯科當時沒有、後來也從未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過多少瞭解,然而,對中國革命卻下了很大的賭注。它在中國共產黨身上花了大筆的錢,而且還通過柏林銀行給上海的國際紅救會提供大量資金。
  李德在執行任務時是很勤懇的。他拿著史沫特萊的介紹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萊是一位熱情但又信奉無政府主義的美國人。她把自己的命運先是與俄國革命聯繫在一起,後來是印度,現在又是中國。靠她引見,李德結識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而海倫·斯諾則在該校學習,他們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諾夫婦當時不信任這位三十二歲的德國人,李德也不信任他們,他似乎懷疑斯諾夫婦和史沫特萊可能是美國間諜。海倫·斯諾則永遠未能改變對布勞恩的反感,在她眼裡李德是個好色之徒(不少中國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國時,本來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擊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幾天災難,在李德到來之前就發生了,許多共產黨高級幹部被告密出賣,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產黨在中國幾乎無安身之處,危險性最小的地方是贛南的朱、毛中央蘇區。黨的領導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從上海轉移到了紅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後來追上他們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來等待一位新的軍事顧問的到達,他是李德的上級。最後,在春末夏初的時候,李德在上海街頭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級。
  此人就是曼弗裡德·斯特恩,他的俄國別名叫弗雷德。他後來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作為共和軍的「克萊伯將軍」而名聲大噪。弗雷德長途跋涉,經歐洲、美國、太平洋和日本,轉了半個地球,最後抵達上海,卻未能與聯絡員接上頭。
  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的中心,許多蘇聯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因為正如史蒂夫·納爾遜——一名在那裡工作的著名的美國共產黨人所說的那樣,美國人待有所謂金皮護照,有了這種美國護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達時,共產國際的首席待派員叫亞瑟·艾尤爾特。李德在德國時就認識他。李德來之前,上海還有一位名叫艾爾·白勞德的共產國際特派員,此人後來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離開後來上海的,他後來成了美國共產黨的負責人。還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幹過一段時間,後來成為紐約的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的主編。
  理查德·佐爾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蘇聯軍事間諜網。他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當然認識李德。儘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秘密活動都嚴格地各自為政,他們常常與對方的人不期而遇。佐爾格與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聯繫,與蘇聯設的另一個地下中心哈爾濱也建立了同樣的聯繫,不過共產國際不能利用他的軍用聯絡線。
  史蒂夫·納爾遜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擔任共產國際的信使。他們當時給上海局帶來了中國駐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動經費。尤爾特是該局的負責人。據納爾遜回憶,撤離瑞金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就開始討論了。王明指示他們自己做決定。尤爾特傾向於不撤離,而中方代表卻說他們必須離開。
  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奧匈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爾什維克後,他參加了俄國內戰,隨後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據李德說,他和斯特恩很快發生了爭吵;但是斯特恩的到來使李德有可能繼續深入到「紅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貨運船夾艙裡被偷運過贛江。在蘇區他受到共產黨部隊負責人鄧發的歡迎,陪同鄧發的是手持紅穗短刀的警衛員。鄧發樂呵呵地剛著嘴,李德以為他們倆將成為摯友。
  到中國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國共產黨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是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人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他基本上是常駐莫斯科的。他們一致反對的是毛澤東。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撤、塔西陀、拿破侖、弗雷德裡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定。
  在與翻譯伍修權及其他人的交談中,李德一點檔地談出了自己的經歷,他講的情況與這位「街壘戰士」的傳說在許多方面都不一致。
  據伍修權回憶,李德說自己是奧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時被奧匈聯軍徵募入伍,派往東部前線作戰。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虜,關押在西伯利亞,奧地利的許多戰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諾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關在那裡。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幾乎所有的奧地利戰俘都站到了俄國革命的對立面,而李德卻參加了紅軍,投進了俄國的懷抱。
  李德談到自己曾晉陞為騎兵團的參謀長 (一些當事人對李德所徑的部隊和軍階、職務的追述都不一樣 )。在俄國內戰中,他在烏克蘭和自俄羅斯打了三年仗,之後,由於在軍隊服役中表現優異,被送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了三四年。
  由於他的知識和背景,他被選中派往中國工作。他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為中國共產黨訓練騎兵。此時中共的部隊裡缺少騎兵 (鑒於山區地形崎軀不平,道路狹窄,騎兵部隊行動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騎兵)。
  無論是伍修權還是任何別的中國人都從未懷疑過李德自我介紹的可靠性。李德告訴伍修權說,共產國際給他奧地利護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懷疑,可借此掩護自己。他的戰爭經歷對博古和具地「布爾什維克」來說是太專業化了,他們不可能提出異議,因為他們都沒有多少軍事理論知識。
  據伍修極回憶,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樂的想法,他說「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現還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優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與蔣介石的顧問馮·賽克特如出一轍。李德認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
  據有的中國指揮員後來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復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體制。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並未能有效池消滅國民黨軍隊,而朱毛卻從國民黨軍隊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給養和兵員補充。毛澤東用地檔道道農民式的語言來對比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毛說,紅軍是叫花子,而國民黨不僅是國王,而且還是龍王。紅軍靠從龍王桌子上攫取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黨紀是嚴格的。李德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後盾,並得到自命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夥人的全力支持,面正是這些人控制著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離了上海,現在卻控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際。蔣介石對共產黨控制地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地縮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產黨失去了他們控制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個縣了。
  共產黨人之間的爭論當然不僅僅是關於軍事理論問題,還涉及到毛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裡,有他的一間臥室,『另一間稍大一點作會議室,還有翻譯和警衛住的一間屋子。年輕的伍翻譯耳聽四方,那裡幾乎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時當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書記 )背地裡對毛澤東大肆嘲弄。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裡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些說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觀點。斯大林手下年輕的中國事務專家巴威爾·米夫和中國黨內蘇俄派頭頭、同樣年輕的中國布爾什維克王明都認為無論毛澤東還是朱德對馬克思主義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所描寫的綠林好漢而已。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層出不窮——剝奪他手中的權力;限制他的影響;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開除他的黨籍,等等。他們使了一著又一著,如果不是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比較起來,莫斯科總是更關心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不太注意中國的現實。
  那時,國際上出現了日本對遠東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歐洲的威脅,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價中國。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在毛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恢復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共產國際抑制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出版了經過大量刪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面控制,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來所組成的「三入團」手中。
  儘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振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儘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回憶錄裡寫道:「儘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價。他說:「我認為,李德自己並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長了中國的「左」傾政策。
  伍追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伍慘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種局面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據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確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麼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並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軍事指揮員們的廣泛支持,連朱德也幾乎每天去那所「獨立房子」拜訪他,向他請教。其他將軍對他的態度也一樣,李德還得到有影響的洛甫(他曾在舊金山唐人街當過報紙編輯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力分校的圖書館館員)和受傷的軍隊負責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隊指揮員,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軍團司令彭德懷很早就與李德發生了爭執。第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與彭的態度非常相似。而第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的態度卻比較暖昧。他請教李德,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因此後來有人指責他有時顯得有點溜鬚拍馬。
  像劉伯承這樣的指揮員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開對李德提出質疑。有時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戰場上打了劉部隊裡的人,還撤了那個人的職——兩人都有爭執。
  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罵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麼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 ?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很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並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係。但是劉伯承完全聽懂了。他與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氣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似乎都要損失二千到三干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了敵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揮員們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井非如此。周恩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六萬人。過去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廣昌戰役——四千人陣亡,二萬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佔領僅有五十英里之遙的端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鬥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轉移到瑞金了。「
  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在戰場上總是首當其衝,彭對這種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鬥的第一天就損失了一千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群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據李德的命令修築的,國民黨飛機大炮的轟擊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機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麼反擊。彭激動得幾乎喊了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 !他繼續高聲喊道:「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懷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一、第三軍團早就全軍覆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不感到良心責備嗎 ?你就不痛心嗎 ?「彭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德懷的漫罵翻譯了過去,但是他聽不懂關於子孫賣地的故事。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
  李德並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驚異,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李德聽明白了,李德開始咒罵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懷也不客氣地回敬了他,然後收拾起自己的背包,準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準備丟掉黨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什麼都不在乎。」使他驚訝的是,居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彭德懷和劉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許多別的指揮員都不願意公開表態,他們害怕遭到非難。因為李德這個人懲罰別人是從不手軟的。對他認為失敗或犯錯誤的人,動不動就處分。後來擔任中國海軍司令的肖勁光,當時已是老資格的高級指揮員。他第一次去蘇聯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蘇聯,在列寧軍事政治學院學習。他的戰績優異,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指揮第七軍團。他軍中的戰士許多是未經訓練的新兵。在防守黎川縣城時,面對壓倒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兩三個師的進攻,他們無能為力,敗退了下來。李德於是下令審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澤東等幾名高級指揮員提出了不同意見。親蘇派的王稼祥拒絕簽署命令。這樣,肖勁光才免進監獄,而被分配做教學工作。李德請博古幫忙,以壓倒軍方意見,但是博古不肯過問。
  那時,共產黨人處分之嚴厲,是司空見慣的事。湘贛邊區蘇維埃主席張啟龍曾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貶為運輸隊員。他的上級省委書記王首道被撤職,但很快又恢復了職務。
  根據一種說法,當時還是紅軍一名年輕負責人的鄧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別人強。他受到「親蘇」派的攻擊,說他是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支持者。在黨內鬥爭中,羅明被當作毛澤東的替身,因為親蘇派不敢公開攻擊毛澤東,於是,鄧小平、毛澤東的兄弟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其他幾個人被當作「羅明派」的成員而受到了批評。鄧小平丟掉了職位,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參加了長征。有的說,他在由幾千個民工組成的運輸隊中當擔架員。幾位中國現代史學家都否認鄧小平曾當過擔架隊員,但是,無疑他在這件事中是倒霉的。
  紅軍幹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責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責背離黨的路線。這類指責並不少見。他們對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記憶猶新——反 AB團分子的鬥爭(AB指國民黨滲透到紅軍隊伍中來的反布爾什維克特務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據說有幾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鬥爭 (尤其從蘇聯回國的年輕學生,他們被指責在蘇聯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響 );還有反對各種右派、資產階級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偏離傾向的運動。這些鬥爭有的反映了內部的政治爭執,有的則產生於對秘密陰謀組織的恐懼。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過於都河上的木板浮橋,儘管表面顯得信心十足,但實際上內心是情緒不高的。
  眼看要進行一次災難性的撤退,要越過陌生的荒山僻野,隨時會受到數十萬敵軍的攻擊。此外,黨內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權 (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還有一個問題,當時沒有人議論過,而且也是無法解決的。這就是李德與上海的聯繫,實際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聯繫的問題。一年前李德逃出這個大都市時通訊就已經相當困難了。後來情況越來越糟。李德一向是通過上海與莫斯科聯繫的,紅軍雖然也有無線電台,但功率不夠大,無法接通遠隔幾千英里的紅都瑞金與紅都莫斯科之間的聯繫。一切信息都須經轉上海。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電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曼弗裡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他。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裡奇卡。 (每個去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秘密的俄國名字,伍修極叫普雅塔庫夫 )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六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台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繫。據瞭解,中央蘇區收到的最後一份電報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發出的。電報說,毛澤東一月份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發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徵求莫斯科的意見了;同時也無法援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了。差不多兩年後這條聯絡線才得以恢復。當時大家只能各自為政。過了近四十年之後,李德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種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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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最初的行動
  毛的警衛員小吳是從家裡逃跑出來的。他與他的親戚吳興一起逃出吳村參加了紅軍。那是一九三零年,當時吳吉清正在一個地主家放牛。他沒上過學,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但這不妨礙他加入紅軍,因為多數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歲的吳吉清還具有傑出的軍人氣質,他經常昂首挺胸,長著濃密的眉毛稜角分明的下額和一副又寬又平的肩膀。他極像堪薩斯州已故的威廉  懷特,但缺少懷特的風趣幽默。是博古說服他參加紅軍的。也許由於體格健壯,他一入伍就來到了警衛連。一年之內,他被選中當上了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同時,另一個名叫王亞堂的也被選上了。他們都是被共產黨保衛局長鄧發挑選來的。鄧發對他們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審查。他們合格的主要條件是,出身都是赤貧,對統治階級和剝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圓滿地通過了審查。從此,吳吉清跟隨毛工作了七年。
  有時,吳吉清也擔任其他任務。有一次,他和王亞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那裡去工作。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當時二十六七歲的毛澤民負責共產黨的財政工作——紅軍從地主、土豪及富人那裡沒收來的大批金錠、銀錠、銀元、珠寶及各種貴重物品需要管理;紅軍還有自己的小型造幣廠,可以鑄造銀元(銀元是中國標準的硬幣);部隊有製作金扣、發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們往往以鑄造金扣等方式攜帶出去,而不攜帶金子,因為裝飾品較易隱藏。
  據吳吉清回憶,當時有很大一批財寶,領導決定把這些財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兩個警衛員被派去幫助毛澤民完成這項任務。被雇來的搬運工扛著這些財物沿著婉蜒的小路走上陡坡。這並非易事。金銀很重,一塊銀元大約重一盎司,價值相當於五十美分。每個搬運工大約搬一千枚銀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運工,當搬運工快到山頂的時候,卸下擔子,領了工錢,即被打發走了。只有兩個警衛員和毛澤民留在那裡。他們把財寶運到一個秘密的山洞裡——這項任務可不簡單。據吳吉清回憶:「總共有一百多萬枚銀元。」毛澤民封閉了山洞,三個人才下山,蘇區沒有何其他人知道錢財藏在什麼地方。
  蘇區沒有發行過硬幣。共產黨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紙幣是互相通用的。在蘇區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報酬都需用銀子或國民黨的鈔票。紅軍靠著襲擊地主的錢櫃和挖掘地主埋在地裡的藏錢泥罐弄到銀子和鈔票。——些農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夠發現藏錢的地方。
  紅軍的這批財物一直藏在山洞裡。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動。這一次,財寶是從山上往山下運了。吳吉清又被調來協助毛澤民。他們雇來了搬運工,啟封了山洞,把財物運回瑞金。後來,長征開始的時候就把金錠、銀錠和鈔票分給了紅軍戰士,這樣,他們一旦離開蘇區,就可以有錢自己買東西了。紅軍的規矩最嚴格——從老百姓和農民那裡買一隻雞,一袋米,從果園裡摘一個桃子都必須付錢。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東西都不許白拿強要。
  一九三四年春為什麼要把財寶從山上運下來 ?答案很明確。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入團」決策核心,面臨著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他們已開始準備撤離中央蘇區。後來,對於何時決定放棄蘇區,何時開始考慮進行長征,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毛澤東同親蘇派之間的論戰中,毛澤東的支持者認為。長征是一個倉促、輕率、無準備的冒險,是驚慌失措的產物,不是有計劃的行動。
  證據有利於對方。「十萬」大軍的行動不可能是最後一分鐘才決定的事情,早在數周或數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長征,詳細計劃必須早就作出,否則長征將成為一場潰逃。將財物搬下山來的決定是同制定長遠計劃相吻合的。
  根據伍修權的看法,「長征的準備工作在長征之前半年就開始了」。首先是開始大規模擴紅,壯大紅軍力量,拆卸和包裝重型裝備就花了幾乎半年的時間。
  伍的回憶同李德的回憶是一致的。李德說長征的準備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開始了,當時正值紅軍在廣昌戰役中失利「我同意他的意見,」伍修權說:「雖然在很多其他問題上我們意見不一致。」據伍的回憶,長征的計劃工作開始時局限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博古、李德、周恩來、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進行的一場特別徵兵運動是這一計劃的組成部分,即恢復紅軍的力量,動員江西地區現有的一切人力。與此同時,另一項運動是徵集糧食。紅軍下達了很重的徵收任務,呼籲農民作出捐獻。同時開展了借貸運動。鑄出了更多的銀元,做了棉衣。車間開始修理槍支武器,生產了新的手榴彈,從老戰場找回了子彈殼,銅殼裡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鉛用完了,就用木製彈頭。李德參與了監督準備工作。伍修權記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檢查新手榴彈的爆破試驗。不是所有的手榴彈都能拉響的。
  很明顯,這些都說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醞釀之中。同時,他們開展了宣傳運動,號召農家婦女為戰士編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戰士們想在長征開始時多背上幾雙草鞋。他們讓婦女們把草鞋編得厚厚的,這即是將進行長征的某種暗示。
  迄今中國的歷史學家們還未能發現關於長征準備工作的任何具體指示、備忘錄或命令。討論這些問題似乎經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兩人之間,連周恩來都未能參加全部的商談決策。後來聽說這是出於安全考慮,怕蔣介石的奸細獲悉紅軍的計劃。經過仔細研究國民黨的新聞報道,沒有發現洩密的跡象,國民黨官員也沒有自稱發現過長征的秘密,國民黨的評論卻暴露出他們對紅軍是極其無知的。那時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輸給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幾年了,而國民黨還一直以為他是紅軍的領袖哩;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懂得共產黨的鬥爭陣勢,
  一位最小心謹慎的共產黨歷史學家至今依然承認說:「我們無法知道長征是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決定開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開始的若干行動,後來被說成是長征的準備工作,包括突圍和幾支紅軍部隊的轉移。第一支轉移的部隊是第七軍團。七軍團七月份撤離了瑞金,並編人了方志敏領導的第十軍團。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揮員,他是毛澤東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領導戈橫起義。第七軍團是由另一名有經驗的指揮員粟裕領導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據有些人估計這支部隊有一萬多人,但實際人數可能要少得多。他們向閩浙皖贛開進。這支部隊被改編命名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既有戰鬥任務,又有宣傳任務。它的目標是爭取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結果沒有成功。國民黨粉碎了這支隊伍,方志敏被捕後,被關在一個竹籠裡,裝在車上,遊街示眾,最後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頭。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轉為打游擊而倖存下來,最後於一九三八年編人了新四軍。
  緊接著又有一支部隊進行了一次突圍。這次是肖克為首的第六軍團。六軍團的根據地是在湘贛邊界地區。肖克回憶說,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發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過湖南,與駐紮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帶的賀龍的第二軍團會師。肖擁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訓練有素的部隊,但武器彈藥不足。五十年後他說,他奉命帶上全副裝備,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機,這很不利於他的行動。
  後來發現,他所走的路線基本上就是紅軍主力部隊很快跟上的路線。根據肖克的回憶,一路上恐怕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當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獸一樣地生活,他們抽鴉片成癮,半裸著身子,對農村的地理一無所知。
  肖克是一個善於思考、有學者風度的人。( 他的部隊被認為是紅軍中最強硬的一支部隊,國民黨怕他,恨他,同時也尊敬他。 )半個世紀以後,他成了北京軍事學院的負責人。當他談起當年貴州的艱苦條件時仍然心有餘悸。第六軍團沒有地圖,只有從學校地理書上撕下來的一張普通的中國地圖。這張地圖只有10×12英吋大,上面僅標有省會、非常重要的縣城以及大的山脈和河流。在邊遠地區打仗,這樣的地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們在迷宮般的群山峻嶺中行軍,當地的農民連那裡是什麼地方都說不清楚,更無法告訴他們到下一個城鎮該怎麼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軍團同貿龍的第二軍團會師了。軍團的兵力減到四千人,據肖克回憶,他們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曾把任何敵軍引出了中央蘇區。
  這些部隊行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一點在今天是很難想像的。仲夏時期的部隊行動怎麼會有助於十月底紅軍的大規模轉移呢? 這一時間的選擇是沒有道理的。兩者沒有什麼聯繫。
  北京的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秦興漢將軍後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秦認為物資準備和新的擴紅工作開始得較早是為了使紅軍能有準備地應付各種緊急情況。紅軍在被迫的情況下是可以撤離根據地的。然而,第六軍團和第七軍團突圍的時間則是另外的問題。他們與十月中旬的長征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即使他們牽制了大批的國民黨部隊——其實他們沒有——也沒有證據說明早在仲夏時節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棄這一地區。
  翻譯伍修權是個有學識的將軍,他聽過李德和博古之間(還有周恩來)的討論,他可能比任何倖存者都更瞭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揮決定,然而連他也無法提供有關這一問題的線索。他說:「我覺得很難恰當地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由你自己來回答了。」
  他認為第六、第七軍團的行動是在紅軍大量徵兵以補充缺員的時候用來轉移國民黨的視線的。當我問道,七、八月份的轉移怎麼會有助於十月中旬的長征時,他回答說:「你的疑問是有道理的。」
  長征問題專家王願堅稱紅軍起初的行動是「交響樂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響樂似乎不是一個調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軍的轉移。二十五軍是留在鄂豫皖邊遠地區的一支殘餘部隊。它原屬第四方面軍,後來四方面軍撤到了川北。二十五軍原有大約七千人,但到秋天減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個名叫程子華的紅軍政委五十年後回憶道,關於這個問題,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曾把他叫去談過好幾次話。程子華現年七十四歲,身上還帶著紅軍生涯給他留下的傷疤。他的雙手雙臂部受過重傷,右手現在還捏不起拳頭,而是像一個爪子。他用左手寫字,而左手也被子彈打傷,從未經過很好的治療。
  如果程子華的記憶準確的話,他同周恩來的談話證實了長征之前進行長時間準備的理論。程回憶說,周曾告訴他,紅軍處境困難 (當時正值廣昌戰役慘敗之後,也正是把財物從山頭上搬運下來的時候 )。周恩來說,國民黨比紅軍強大得多。共產黨的根據地正在縮小,這就減少了人力、物力的來源。紅軍面臨著「現實的危險」 —一如果紅軍無法獲得自給,根據地就將喪失  怎樣解決呢?周自問自答說:紅軍準備開始長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據地,使之能夠得到物資和人力,重新開始壯大隊伍。
  周恩來說,如果紅軍這樣做,國民黨就會撤回他們的封鎖部隊,這將會對形勢發生莫大的影響。周就是要同程子華討論這一形勢——即二十五軍的處境。這支紅軍部隊的壓力很大,它急需加強領導班子。地方黨要求給予幫助。周派程子華負責二十五軍的軍事工作,並把它轉移到新的根據地。周告訴他,紅軍主力即將採取的行動會有利於他執行這項任務。
  程子華匆匆離開了瑞金,然而要到達二十五軍那裡卻並非易事。他先到蘇維埃根據地的南部,再從那裡偷越邊界進入廣東「白」區,接著去汕頭港,從那裡再乘汽輪去上海。他從上海經長江至漢口,最後於九月到達鄂豫皖地區。這時,長征很快就要開始了,但他在幾個月後才獲悉長征的消息。程子華和地方領導決定把二十五軍轉移到距鄂北更遠的山區去,轉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區。這支部隊被重新命名為第二抗日先遣隊。第一支先遣隊是已被消滅的第七軍團和第十軍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華率領二干九百人出發了。
  二十五軍的行動只與當地情況有關,同任何其他因素聯繫起來都是牽強附會的。同時,似乎也不可能假設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就為紅軍的大轉移作了充分的籌劃。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也在這時遭受了莫名其妙的挫折。它駐在緊挨著蘇區的福建,是一支獨立的、非常愛國的部隊,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聞名於世,卻被蔣介石流放到福建,因為蔣介石懼怕它反日的愛國情緒和對他的政策的挑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軍長們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獨立的政府。這是對共產黨人有利的形勢,本來可以利用這一時機聯合一支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使全中國共同反日——共產黨宣傳的主題。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樣,這正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們善於利用的一種機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駐在寧都的第二十六路軍在共產黨的配合下,舉行反蔣起義。為了等待一批共產黨需要的冬裝和補給物資,起義甚至推遲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舉行。十四日晚,參謀長趙博生請他的部下到寧都梅河畔佈滿圓柱的路德教堂內共進晚餐。他的總部就設在這裡。軍官們在二樓用餐,警衛員們在樓下用餐。席間,趙博生派出親信部隊包圍了這幢房子並宣佈起義。兩名軍官從二樓陽台跳下來,企圖逃跑,其餘的都參加了起義。最後,十一個團中的九個團,總共一萬七千人起義。投入共產黨方面的事業。這些起義部隊改編為共產黨的第五軍團,成為紅軍中最可靠、最守紀律的隊伍之一,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好的後衛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擺脫危境。
  在寧都起義中,共產黨人工作沉著,有條不紊,信心十足,而與第十九路軍打交道時,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觸還不錯。八月上旬,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正在閩西作戰。這時,一名代表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陳先生」(陳公培)拜訪了彭德懷。
  彭請「陳先生」吃飯,並象彭後來寫的那樣,用一個鐵皮大臉盆盛滿了「從惡霸那裡沒收來的」豬肉、雞蛋招待他,當晚談得很成功。陳先生從如何聯合抗日到存在的疑慮無所不談,很多問題都得到了解答,陳先生接著又去了瑞金,並在那裡找共產黨中央進行談判。但是消息傳到上面之後,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們反而批評了彭德懷——不是因為他與「陳先生」進行了交談,而是因為他在宴會上用洗臉盆盛菜太失禮了。
  這件事被擱置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從瑞金派了兩人去同蔡廷鍇會談。一位是吳亮平,後來當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部長(也曾擔任過李德的翻譯),另一位叫潘漢年。他們是由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本人和相當於總理的洛甫派出的。據說談判是成功的。這兩人回來後向毛澤東、洛甫和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說他對大家能夠聯合一起反對蔣介石感到高興。這份報告在沙洲壩散發,當時洛甫和毛澤東住在這裡同一幢房子裡。
  關於十九路軍發動事變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確保共產黨人突破蔣的封鎖,使他們的事業得到全國甚至國際上的支持,使紅軍被外界所知。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外國也很少有人知道紅軍)以為紅軍只是偏僻山區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義外,甚至還有其他有利因素:當時,廣東軍閥對蔣介石持敵對態度。如果共產黨人與第十九路軍結盟,廣東軍閥也許有可能加入這一聯合力量。有了廣東的支持,其他軍閥也可能參加進來。福建有福州這個海港城市。另外,蘇聯還有可能——儘管實際上不大可能——通過福州建立一條對外的運輸線。
  這個機會喪失了,因為共產黨人內部意見分歧。共產國際的首席顧問曼弗裡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對與十九路軍結盟,他稱這支軍隊「只不過是一支軍閥部隊」。李德似乎對此半心半意,認為只能按照弗裡德的指示行動。後來,他聲稱博古和周恩來都贊同聯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對此表示反對。當代歷史學家找不到根據證實這種說法。他說最激烈的反對者是「中央委員會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麼,當時,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級幹部主持的亂攤子,不久就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消滅了。
  乘共產黨人自相爭吵之機,蔣介石把十九路軍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共產黨領導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內部不和——朱、毛堅決果敢的戰略已不復存在。決定是由那些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戰鬥經驗的人作出的,這些人更加缺乏與人民(他們稱之為群眾)打交道的經驗。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幾千里,卻企圖發號施令。李德已在中國一年多了,但仍不瞭解這個國家,不瞭解中國。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學。他不瞭解這個國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貴州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個江西人在福建,或一個福建人在江西時,由於不懂當地方言而不能與周圍人講話,離家幾百里就不知道怎麼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對這樣的人的心理狀態他一無所知。
  長征開始兩天以後,一些戰士衝到楊成武政委面前提出問題時,李德大概是無法理解他們的。那天,隊伍在彎曲狹窄的山路上行進,沒有一個人說話,戰士們低著頭匆匆向前趕路。突然,兩名江西的戰士氣喘噓噓地跑到楊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
  這兩名戰士——事實上整個隊伍——都處於焦慮的狀態。這是往哪兒走啊? 這是在做什麼呀?到底還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楊成武怎麼能回答他們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訴他們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進;告訴他們將衝破敵人的封鎖。給國民黨沉重的打擊,並保衛蘇維埃根據地。
  李德從未意識到,要紅軍打得好就必須提高他們的覺悟,讓紅軍戰士瞭解他們自己在於些什麼。這些紅軍戰士不是機器人,沒有被訓練成普魯士軍隊或俄國軍隊那樣只是服從命令,而從不思考,也從不提什麼問題。
  而李德卻是一個信奉這類原則的人。他是個歐洲軍人。他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他這種人和他所指揮的這些人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他來指揮是由於莫斯科一些外國人的一個考慮不周的命令。在中國,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麼滋味。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 (只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 )。他吃麵包,而不吃米飯,儘管有時他不得不自己烤製麵包。至於那些「蘇俄」幫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瞭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們是知識分子,鍍了層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的金,而且這層金使他們脫離了真正的中國。他們在莫斯科學到的重要知識是如何進行官僚主義派別鬥爭。而毛澤東和他的實幹家們卻大都受過戰爭的考驗,到過山區、農村,和農民共同生活過。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和毛澤東一樣出身於農民家庭,瞭解中國,儘管他們不能隨時恰當地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辯證法語錄。他們目前沒有掌握實權,還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態的發展。而毛澤東在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生涯中,很長時期來一直是個局外人。現在,他開始意識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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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計  謀
  起初,紅軍都是在夜間行軍。白天,戰士們不是躺在樟樹的樹蔭下就是蜷曲在榿樹叢中睡大覺。行軍時他們盡揀小路走。贛南和毗鄰的廣東都沒有公路,即使有,紅軍也要盡量設法避開。紅軍是悄悄地撤出根據地的,各部隊的政委後來在對戰士們講話時,還說這次「重大行動」,沒有任何跡象被敵人察覺。
  夜間行軍倒也並不枯燥。正如一位紅軍幹部告訴史沫特萊的那佯:「如果皓月當空,輕風拂面,夜行軍也是很愜意的事。要是附近沒有敵軍。各個連隊之間還要拉歌呢:」在長征初,紅軍周圍往往沒有重大敵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潔,微風徐徐的好天氣。
  當月亮被雲遮住,部隊就要燃起火把行軍。這種火把通常是一束劈開後又捆紮起來的竹子。有時還用松枝,還有盛滿了煤油的竹筒。這時,無論是從山腳下仰視,還是從山崖俯視這條忽隱忽現、逶迤盤旋的火龍,那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行軍並不都是那麼輕鬆美妙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後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後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來說,紅軍戰士都有著非常明確的奮鬥目標。宣傳隊又為他們加油打氣。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這樣幹,都有人告訴他們。但在長征初期卻沒有這樣做。張盛繼是在家鄉江西興國模範縣參加紅軍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歲。二年以後離開蘇區。整個長征他都在作戰。他記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隊仍駐在興國,有一天,他看見兩架國民黨飛機在空中相撞,一團火球墜落在地。場面驚心動魄。一周以後,他所在部隊奉命轉移。他們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個新根據地。五十年後,這位六十八歲、相貌堂堂的老戰士回憶道:「當時我們對紅軍的困境一無所知。大家的情緒還是那麼高昂,不知道後來要走那麼遠的路。一個晚上趕五十英里路。奪下三座縣城,要是情緒不高那是幹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個七十五歲蓄著短鬚的小個子。風濕病使他半癱了,他也說,部隊並不瞭解紅軍正在節譖敗退,也不知道正在進行長征。彭是二軍團的戰士,經歷了蔣介石發動的所有圍剿,廣昌戰役是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但他不知道這一位紅軍打輸了。至於長征,「我們還蒙在鼓裡呢。」
  宣傳鼓動在過去的戰鬥中是那樣有效地幫助了紅軍;而現在如果仍舊進行這樣的宣傳鼓動的話,就會產生對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指揮失誤的激烈反感。
  突圍的紅軍擺出了奇怪的陣型。「獨眼龍」劉伯承把這一隊形比作皇帝的轎子。兩個縱隊分別由一、三軍團打頭陣,組成一個矩形的方陣,方陣的中間行進著總部各縱隊和五千名挑著各種行李輜重的挑夫。
  紅軍的指揮系統是複雜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來「三人團」的中央軍委之下有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總參謀長劉伯承。
  行進在方陣中間的兩個縱隊,其一是軍委第一縱隊,由後來的紅軍領導人並擔任多年國防部長職務的葉劍英指揮;其二是軍委第二縱隊,由羅邁(李維漢)率領。羅邁的副手是共產黨的保衛局長鄧發。
  長征開始前,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代號。軍委第一縱隊的代號是「紅安」;第二縱隊叫「紅章」;一軍團叫「南昌」;三軍團叫「福州」。
  軍委第一縱隊下分四個梯隊,第一梯隊裡有最高指揮部的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和劉伯承。這個梯隊的負責人是彭雪楓。第二梯隊基本上是後勤部隊。第二梯隊有工程營、炮兵部隊和野戰醫院。第四梯隊則是幹部團,陳庚和宋任窮分別擔任團長、政委。中央縱隊(軍委第二縱隊)也下分四個梯隊:第一梯隊是教導師,負責人是張經武;第二梯隊有供應、維修、通訊、訓練等部門,以及挑夫;第三梯隊是賀誠領導的野戰醫院;第四梯隊則由政府和黨的官員……及一個保衛團組成,它由保衛部門負責人姚頡指揮,政委是張南生。
  劉伯承把中央級隊比作轎子的坐椅部位,該縱隊的行動不能像作戰部隊那樣迅速,數干名挑夫和他們的重擔——傷病員和老人拖了後腿。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縱隊成了沉重的錨鏈,拖累著行動較快的作戰、部隊。最後。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還搶著辦公桌椅和文件檔案)。
  中央縱隊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傷亡極少。出現的傷亡更多是由於敵機轟炸和偶然的事故,如驚馬帶著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澗,而不是由於戰鬥。
  在這個縱隊裡,當然有指揮作戰行動的李德、博古和周恩來,還有毛澤東、王稼樣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負傷至今未癒。這裡還有三十泣婦女幹部,她們大多數是高級指揮員和高級幹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級幹部。
  紅軍像拖著圓木的象隊,轉移到蘇區曲面南角,從那裡悄悄地越界進入白區。
  十月二十一日夜,紅軍幾呼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就衝破了蔣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線。這條防線設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贛江的一條支流。進入廣東省境內,紅軍行軍的方向仍舊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條奇怪的路線,因為通知下來的行軍目標是向北向西前進,同二、六軍團會師。
  長征出師大吉,紅軍勝利地衝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鎖線,隨後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鎖線挺進,並於十一月三日以同樣的速度順利通過。此後推進的速度稍有減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紅軍已全部通過尚未竣工的粵漢鐵路。
  這是指揮有素的旋風般的作戰行動。儘管李德曾提到指揮員之間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特別提到因為缺少地圖使一軍團裹足不前,耽誤了時間。
  長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為周恩來通過談判已同廣東軍閥陳濟棠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在長征途中,對峙雙方的軍隊指揮員之間進行秘而不宣的接觸是屢見不鮮的。
  這樣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國傳統的兵家之道。中國人是特別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夠達成適當的安排,他們決不會執意非要血染沙場不可。意識形態的改變也沒有能夠破除這一傳統。許多今日兵戎相見的人過去都曾有過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革命運動的早期,那時他們都在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共同作戰。國共兩黨曾有過多年的合作。
  在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棋局中,蔣介石並不總是萬能的。他面對著地方軍閥和政治搞客排列組合的萬千世界,聯合也好,結盟也好,無時不在變化之中,軍閥們擔心一旦蔣介石過於強大,自己的地盤(和財路)就會喪失。對他們來說。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共產黨變得過於強大都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如果和共產黨搞交易可以撈到好處,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他們中間有些人還對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愛國主張表示歡迎。
  這些因素促使廣東方面的陳濟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來發出秘密信函,建議舉行私下談判。李德認為陳濟棠這樣做的動機是懼怕國民黨中央軍衝破紅軍的防線,把軍隊一直開到廣東邊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共產黨的根據地是廣東的一道屏障。不管動機如何,粵系軍閥派了一個密使去見周恩來,周當即作了積極的表示。他說:「我們可以利用陳將軍的反蔣態度,我們必須吸取在十九路軍問題上失敗的教訓。」
  周恩來派了兩位負責同志,一位是何長工(他曾勸說王佐參加了井岡山的紅軍),另一位是潘漢年(他後來負責同莫斯科聯繫的秘密使命),去粵北的一個小山村,在那裡達成了一項互不襲擊的協議。雙方還商定交換情報,廣東省長還答應向紅軍提供通訊設備和藥品器材。因此,長征中的紅軍穿越廣東及毗鄰地區有時就像遊客散步一樣消閒自在。廣東軍閥的軍隊裝作什麼也沒有看見。紅軍的情報工作十分出色,它對敵情瞭如指掌。
  這項中立協議對決定長征開始的時間有一定影響。雖然到了九月,轉移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大的變化已不可能了。這一協議也許促使共產黨領導人確定從毗連廣東的一隅突圍的選擇。還有證據表明,廣西軍閥也同紅軍達成了某種諒解,由其在廣西東北部讓出一條「走廊」,以利於紅軍迅速通過。
  廣東軍閥根據秘密安排向紅軍提供通訊器材並非孤立的一例。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在川北邊境建立根據地時,已經擁有一支相當幹練的無線電通訊隊伍。陝西地方軍隊的參謀長、師長楊虎城將軍秘密提供的設備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楊將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這樣的同情者遍及蔣介石軍隊的各個角落)。但是,他沒有能夠活著看到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由於參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綁架了蔣介石),他被國民黨逮捕,一直關押到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被處決。
  對於紅軍來說,是否真正得到廣東軍閥答應提供的情報,這都無關緊要,因為紅軍本身已有一筆特殊的秘密財富,它可以偵聽和破譯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電訊。紅軍對蔣介石擁有的這一優勢,就像二次大戰中的盟國能夠破譯絕密的德軍電訊一樣。紅軍有這種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周恩來。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負責黨的安全保衛工作,他同莫斯科關係密切,安排中國的專業人員在蘇聯接受電子、暗語、密碼和破譯方面的訓練。更令人叫絕的是,他還安排地下黨學習魔術師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們就可以打開手鎊腳鐐逃脫。至於他們是從哪裡受到這樣的訓練,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在江西根據地初建的期,紅軍還沒有可以發射到上海的無線電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們從蔣軍手中繳獲了兩部一百瓦的電台,不久以後,在俄國受訓的第一個重要的電文破譯專家劉鼎從上海來到蘇區。他把整本密碼都記在腦子裡,從此,毛澤東就能夠同上海、並通過上海,同莫斯科進行無線電聯繫了。
  劉鼎開始了截聽和破譯國民黨電台聯絡的工作,而國民黨方面似乎從未在這方面起過疑心。
  開始,國民黨僅使用簡單的密碼或根本不用密碼。第一次圍剿期間,他們用明碼發電,第二、第三次圍剿期間,他們便用了簡單的密碼,這種密碼不用什麼特殊技能即可破譯,而紅軍的偵聽工作早已順利進行多時了。後來擔任電子工業部 (原四機部 )部長的王諍就是這一工作的負責人,他可以破譯國民黨前線部隊聯繫的全部電文。幾乎沒有一次紅軍不知道蔣軍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國民黨軍隊自己還沒有接到電文,紅軍卻已得到了。
  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也在忙於同一任務。長征開始後,他不斷向一方面軍發出截獲的國民黨電文。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他一連幾天徹夜坐在電台邊,監聽電訊往來,並向一方面軍發去重要情報;但他不知道發出的電文對方能否收悉,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不知道一方面軍究竟在何處。有時候,一方面軍的電台功率不足,無法同四方面軍聯繫。
  共產黨勤奮不倦的偵聽工作使當時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夠清楚地瞭解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和戰鬥命令,勝過瞭解紅軍的情況。他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國民黨電文抄件。
  由於報務員和設備器材長期緊缺,紅軍要想方設法俘獲敵方的報務員和繳獲器材(紅軍對敵方的醫生和他們的藥箱也有一個專門的俘繳計劃)。為了鼓勵被俘的報務員留下來工作,紅軍給他們各種優待,如額外報酬,優厚的食物供應等。一些報務員知道國民黨軍隊的密碼,對紅軍來說,這更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由於設備緊缺,電台在長征中只用於軍團之間的聯絡,同下級單位聯絡都使用電話或通信員。通信連要背著大捆的電話線走在司令部的前面,並在偵察隊選定的地點架好線,這種辦法非常累,效率低,並且經常造成通信兵的傷亡。
  根據紅軍自己掌握的情報,國民黨軍隊從未截獲過紅軍的電文。
  隨著紅軍長途跋涉,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高層指揮員的生活方式要服從通訊工作的需要。白天,全軍不是打仗就是行軍,或者邊打邊走,除了戰場上緊急聯繫外,指揮員沒有時間閱讀報告。只有夜幕降臨,安營紮寨後,電台才開始工作,通信員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這時,指揮員才能對戰況有所瞭解。
  作為從事秘密活動的革命者,紅軍許多高級指揮員已經習慣於夜間工作,而今戰場上的局勢又迫使他們連續徹夜不眠地工作。戰士中流傳著許多毛和周半夜三更還在工作的故事。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隊每天清晨六點鐘開拔,戰士和幹部要提前一小時起床,收拾營地,吃一頓米粥,喝點茶水。領導人起床的時間是八、九點鐘。此時他們的炊事員或警衛員已經出發三個小時了。他們在三小時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領導人的早飯。在這三個小時裡,領導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擔架上,被抬到吃早飯的地方。他們被結實的擔架員抬在肩上,就像搖籃中沉睡的嬰兒一樣。
  「他們知道後面沒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擔任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的李一氓這樣說。他在長征中同幹部團在一起,經常看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他說:「除了養成吃安眠藥的習慣外,睡擔架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有害的影響。」
  直到十月底國民黨才察覺到紅軍轉移的一點風聲、但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搞清楚已經發生的情況。
  這一點直接反映在國民黨報紙的報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報紙發表了一篇祝賀十四日攻克所謂「興國模範區」的消息,據說該地從七月起就被包圍了。當時,蔣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達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報紙報道說,「赤匪」正企圖突圍逃跑,並說攻打信豐和安遠的紅軍被擊潰,損失達萬人。還說是毛澤東和朱德指揮這些行動的。同一篇文章還說到紅軍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這家報紙又發表了一大堆失實報道,二十八日宣佈寧都攻陷,三十一日宣佈「赤匪根據地」已被粉碎,紅都已從瑞金撤往他處。
  另一家國民黨報紙於十一月八日報道說,共產黨屢遭失敗,但依舊「十分頑強」,「徹底剿滅,尚需數月」。
  諸多新聞報道中沒有一篇對實際發生的情況提供任何線索。誠然,有一篇報道提到紅軍正試圖逃跑,但重點是指對某些城市的爭奪,而紅軍這時對奪取城市根本毫無興趣。一個月後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報紙頭版刊出社論,標題是:「前赤區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軍傷亡近萬,被俘四萬。這一天,南昌召開了市民慶功大會,為蔣介石歌功頌德。
  實際上,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已一敗塗地。或許這是由於蔣本人不在南昌的緣故,或許是由於謹小慎微的馮·賽克特顧問擔心共軍埋伏而禁止軍隊窮追猛打。國民黨軍隊先是築好碉堡,然後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進。根據秦興漢將軍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國民黨才開始意識到共產黨正在採取重大的行動。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過第四道封鎖線遭到攻擊之前,紅軍沒有受到敵機轟炸,敵機的空中偵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紅軍到達湘江,國民黨才大規模地動用了空軍。這是一支由約二百架飛機組成的戰鬥轟炸機部隊,進行空襲時通常三架一組。紅軍撤出瑞金後很久,國民黨還在轟炸瑞金。
  蔣介石情報工作的失敗是慘重的,而整個世界對中國時局的無知卻更為嚴重。在《紐約時報》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個月的新聞報道中,沒有一則中國新聞,沒有一次提到蔣介石,沒有一處說到紅軍,沒有一絲一毫有關中國的白銀買賣和鐵路事故的消自
  這個月《紐約時報》的大新聞是棒球世界大賽,糊塗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機以及連日報道的林白綁架案。總之,這家有聞必錄的報紙不認為中國有什麼值得報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說,有四萬共產黨軍隊撤離了被封鎖數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時正在西行途中。他們沿著粵漢鐵路兩邊的湖南邊界行進,在一個一百英里長、十二英里寬的地區大肆搶劫。全文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瞭解到長征已經開始,
  三個星期之後,《紐約時報》要讀者放心,說什麼國民黨已在江西打敗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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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擔架上的「陰謀」
  一過於都河,毛澤東便開始坐擔架長征。不過,這並不是因為他不習慣在鄉間走路。紅軍的領導人中大概沒有誰比他在中國的窮鄉僻壤翻山越嶺走過更多的路程。從孩提時起不論到哪裡,他都是徒步行走。一個農民的孩子是沒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長沙師範學習期間。他與朋友肖瑜在六星期裡步行周遊了湘南的六個縣。
  他們沿路乞討,這是肖渝的主意。兩人身無分文,衣杉襤褸,帶著破傘和小包。裝著筆記本和換洗內衣,他們靠農民、偶爾也靠城裡人的施捨為生。
  這次外出周遊既是一次探險,也是次考察。他們發現,依靠自己的機智和人們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這時,毛澤東第一次開始用分析的眼光來研究農村。
  這次與肖一道外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農民運動的預演。當時中國革命正風起雲湧,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旗幟下一同北伐。毛這時回到農村,開始進行歷時五個星期,足跡遍及湖南五個縣的旅行。正是在這一次旅行的基礎上,他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他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報告了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對此表示懷疑和反對。
  毛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他寫道:「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
  只能選擇第一條道路,這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絲毫疑問的。「一切革命同志須知:」他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無須為「過分」問題擔心。「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追,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暴烈的行動。」
  基於這些調查的結果,毛澤東才堅定地高舉起農民運動的旗幟。後來,他對埃德加·斯諾說:誰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能贏得農民。
  毛澤東和肖瑜的旅行以及歷時五個星期的農村調查,也為日後的長征做了準備。從秋收起義開始,他就一直住在農村,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他身上的肌肉變得堅韌發達。可是目前他由於長期患疾病而身體虛弱。博連璋用最好的奎寧藥,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復體力。傅大夫一直鼓勵他多吃點東西。一天晚上,他給他帶來一隻燒雞。但他說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隻。
  而這時和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他一直坐著擔架趕路。擔架是由兩根堅韌的長竹竿和繩網組成的,既輕便,又有彈性,就像水手的網狀吊床一樣上下左右地晃蕩。他那足有六英尺長的瘦高個兒,深深地陷在擔架裡,在睡覺時不會被晃出來,因此也沒有必要綁在擔架上。兩名年輕力壯的戰士抬著擔架,把竹竿扛在肩上。竹竿很長,因此他們可以看清腳下的路——在羊腸小道上走路,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擔架上蓋著油布或油紙,這樣,在細雨濛濛的山區,擔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澤東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覺,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擔架的都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那時患了肺病,不時地吐血,長征的大部分時間她也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團的領導人。長征開始後三天,他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復。他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和良好的醫療。
  有意思的是,擔架變成討論政治的舞台,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廠道路。
  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癒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樣之間進行。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由擔架抬著。長征初期,他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談呀,燙燙燙燙個沒完。王平時沉默寡言,酷愛看書。和毛澤東一樣,他也出身於——個富裕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想讓他接管家業,但他卻執意要上學,結果到上海,進了進步的上海大學。他參加了激進的青年運動,並於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內,但他支持過他們的觀點。
  王稼祥長得瘦削。他受傷前就瘦,受傷後更瘦,一輩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麗形容說,他的臉略呈方形,前額顯得較寬。他善於演講,雖不像毛那樣質樸,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歡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不過他什麼書都讀。從俄國回來後,他特別喜歡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
  在擔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繼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上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四月在廣昌遭到失敗後,洛甫就曾嚴厲地批評過博古。他說傷亡太大,對於紅軍來說,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這樣下去,紅軍不可能取得勝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聽不懂他們的討論。但他猜到了大意,勸解這兩入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
  李德的勸說沒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來愈疏遠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們不能光打蔣介石,還要同「左傾機會主義」和片面維護蘇聯的觀點進行鬥爭,矛頭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應盡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敗了。
  李德對於擔架上的「陰謀」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於他的事業沒有好處。在回憶錄中,他抱怨毛澤東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又找那個指揮員談,引來了對博古和他本人越來越多的批評。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麼名稱,這三人正漸漸地奪取著長征的領導權。
  坐在搖晃不定的擔架上發表議論的毛澤東不是什麼鄉巴佬,而俄國入和中國「布爾什維克人」卻常常這樣描繪他。這只能說明他們自己是多麼愚昧無知。這些布爾什維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幾歲,他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後來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由同樣年輕的帕維爾·米夫及其追隨者把他們象填北京鴨一樣填滿了馬克思主義的信條。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後,四人幫被逮捕和粉碎,在鄧小平領導下樹立起一種新的、較為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只是在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把毛澤東從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脫出來,恢復他本來的面目。
  毛澤東比那些布爾什維克人要年長一代。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時只有二十七歲。他曾在莫斯科學習了三、四年。博古在長征開始時是二十六歲。從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長駐莫斯科領導博古他們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歲。洛甫當時是三十四歲,算是較為年長的了。
  毛澤東沒有到外國留過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中國學生大量外流時,他沒有象周恩來和朱德那樣前往歐洲求學。他也沒有拜倒在莫斯科的聖壇面前。
  毛澤東出生並生長在離湖南省會長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沖一個農民家裡。這四十英里的距離在當時顯得非常遙遠。將近二十歲之前他從來沒有到過省城。韶山沖和中國大部分村子——樣,是個家族性的村莊,村裡兩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澤東的父親是位強壯的、盡力想發家致富的農民。在俄國人們稱之為富農,是士些冷酷無情、野心勃勃、貪婪而愛財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裡的土地賣給了放債人,父親又把這塊地買了回來,並設法積攢了四英畝土地,每年產七噸稻米——在當時來說,他們的生活算是不錯的了。
  毛的父親下決心要讓他的長子上學唸書,部分是從自身利益考慮——他很快地發了家,從事糧食買賣和放債,自己卻沒有文化,極需要有個兒子能寫會算,能記帳——同時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會聲望。
  毛澤東七歲上學。他從四歲開始就像所有農家孩子一樣在地裡幹活。他上的是一所鄉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時間裡,熟讀了《論語》、《孟子》、《左傳》 (左丘明為註釋《春秋》而撰著的)。
  許多年之後,毛對自己學過的四書五經又加以貶低。他對羅伯特·佩恩說:「我從八歲起就討厭孔夫子。」但實際情況是,他把五經納入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著作到處引用孔孟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論點。在他的最後十年裡,報上常常發表他在自己的書房裡接待貴賓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書房從上到下都堆滿了中國線裝古書。中國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裡,體現在他後來發展的複雜的個人哲學體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古為今用」。
  研究一下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中國最好的教學機構之一——的課堂筆記,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結合到自己的哲學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張改變現實,而不是逃避現實,這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佔有中心的地位。
  毛澤東在他的筆記(《講堂錄》)中抄錄了孟子的話:「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毛在這段引語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話:「三思而行」。
  這些準則將貫穿在毛澤東的整個政治生涯中。
  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中國傑出的傳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和《西遊記》。
  他熟記《三國》和《水滸》中的許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還反覆閱讀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國史實。他多次對這些故事進行評論,並且在游擊戰爭中參考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敵人挖苦他在井岡山和長征中是按照《水滸》中的辦法來打仗的。他們說對了,這實際上是對他的恭維。
  他閱讀了兩千四百年以前有關中國軍事戰略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國藩和胡林翼對之所作的評注。這兩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稱,正如後來毛澤東和朱德被稱為朱——毛一樣。
  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這是他對世界進行更廣泛探索的堅實基礎。他發現了十九世紀後期批判腐敗的清帝國的改革派,特別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鄭呼籲中國朝資本主義和現代西方制度發展。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廢寢忘食地進行學習。他的父親卻要他專心學習算術和記帳,認為哲學探索毫無用處。
  他的母親對他早年有很大的影響。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對她愛戴。她是位勤勞、善良、有思想的婦女。她樂意幫助他人,有時把米飯給挨餓的農民吃——但她這樣做總是避開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虛誠的佛教徒,在她的影響下,毛也信佛。母親生病時,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復健康。十五歲時,他還到離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廟去拜佛——衡山是中國古代五座聖山之一。像所有的拜佛者一樣,他幾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親於一九一九年去世時,毛還寫了一篇悼詞。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跡。李銳是一位學者,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後來被毛放逐,在監獄裡待了二十年。他認為佛教使毛相信,社會變革必須先破後立。
  毛澤東在師範學校的《講堂錄》裡寫道:「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毛澤東和父親爭吵一番以後,才爭取得升學的機會。他父親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為一家糧商幹活,為以後一起經營不斷興旺的毛家家業作準備。此時,毛家已是個殷實人家,他與兩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間,父母佔用廂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廚房及一間寬敞的起居室。房子還有個側廂,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鄒的親戚居住著。現在任何一位參觀者都能看出,這決不是貧苦農民的茅舍。屋外有一個很好的魚塘,可以養魚,養鵝和鴨,還有寬敞的糧倉。附近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與父親的爭吵中獲勝。一九一零年初,他進入東山高小,學習自然科學、英語和中國古典書籍。他從未掌握一門外語,但晚年還努力學習英語,想強記一些刺耳的音節。他表現了寫作和演講的巨大才能。學習中他交了兩個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澤東的眼界由於學習再次開闊起來。肖三借繪他一本書,叫作《世界英傑傳》。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閱讀了有關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拿破侖、盧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鴻等人的故事。華盛頓使他著了迷。許多年以後,他還對埃德加·斯諾說:「我是在一篇文章裡第一次聽說美國的,這篇文章敘述美國革命,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贏得了勝利,建立了國家『。」他曾對肖三說中國也要有象華盛頓這樣的偉人。如果說,那些年裡他已開始考慮走華盛頓的道路,這種說法並不過分。
  此時。毛澤東又知道了中國改良運動的兩位領導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敗中國以及一九零零年發生義和團運動以後,改良運動風起雲湧。這兩位改良運動的領油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毛澤東發現他們的時候。這兩人的影響已在下降了。湖南農村對外界的消息不很靈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緒死去兩年之後,毛澤東才聽說。
  但是他前進的步伐正在加快。經過一段時期的閱讀和思考之後,他來到長沙,恰逢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他立即剪了長辮子,這是象徵反抗舊制度的行為。他投身於動亂之中,寫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頭腦裡的混亂思想。他呼籲成立新政府,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有點像(美國)由羅納德·裡根當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和喬治·麥戈文分別當總理和外交部長的政府。接著,他借了一雙膠鞋,打算匆匆趕往多雨的武昌去參加革命。在他啟程之前,革命已發展到長沙,他便報名參加了新革命軍(但這並不是太革命的軍隊)。
  六個月之後,他認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離開了軍隊,到處尋找合適的學校 (他曾考慮進警官學堂、政法學堂、商業學堂,甚至教怎樣製作肥皂的學校 ),後來決定在省立圖書館裡自學。在那  裡?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和盧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邏輯》,孟德斯鴻的《法意》,以及有關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閱讀中國詩詞和希臘古典文學的中譯本,就像吃麵條一樣,狼吞虎嚥地閱讀各種書籍。從中國的傳統思想到十八、十九紀歐洲哲學,再到當代社會批判。許多歐洲作品都是中國的改良派嚴復翻譯的。毛澤東閱讀了他翻譯的每一部著作。
  毛澤東飽覽了豐富的中、西方思想精華,於一九一三年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在他的作文大寫道:「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做得出來!」
  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是促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成熟的溫床。他在那裡度過了五年半的時間。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倫理學教授楊昌濟。楊曾在日本和英國學習了十年,因博學而被譽為「長沙的孔夫子」。毛澤東在這裡還遇見了「徐老」徐特立 (他後來同毛一起進行了長征 )、方維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學——蔡和森、何敘衡、陳昌、羅學瓚和張昆弟,他們後來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但全部在革命中犧牲了。
  李銳在研究了毛澤東那個時期的筆記(《講堂錄》)後,感到難以區別毛澤東自己的思想和楊教授的思想,兩人的思想似乎融為一體了。毛正開始把自己接觸過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種較為有條理的學說。他在佛雷德裡克·泡爾生的《倫理原則》一書上批注的一萬二千宇筆記就是明證。
  他在《講堂錄》中寫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後來,他把這一點發展成這樣一條原理:「知識來源於實踐。」
  長沙師範學校大門的石頭上刻著「實事求是」。這是「徐老」的手跡。毛澤東後來把這一格言當作他政治哲學的基礎。
  他學習知識如饑似渴。過去他從未讀過報紙。實際上,他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報紙。現在,他對能弄到的每一份報紙,決不放過任何一頁。
  泡爾生是康德的信徒。於是他又開始發現了德國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成績在全班學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學們的推崇,被他們譽為在品德、勇氣和學識方面均屬第一。有些教授認為,他過於標新立異,太愛挑剔,太喜歡打破常規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學,未來的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的家裡感歎道:「中國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國的托爾斯泰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倫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誰能像他那樣清除人們的舊觀念,發展新思想呢?」
  他畢業時二十五歲。他諳熟孔子、孟子和中國的偉大文學。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學。他學習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國古典的軍事智慧和孫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詩人、愛國者,是位年輕但迅速成熟的哲學家。他熟悉中國的遺產,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瞭解其人民、農民,瞭解中國的問題,瞭解中國的特有的遺產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國必須變革,他正在為領導這一變革作準備。
  他努力使自己瞭解外部世界。他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情況。他知道馮·興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羅·威爾遜、克裡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情況的書刊,並以喬治·華盛頓作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為止的證據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還沒有閱讀過馬克思或列寧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發揮了作用,但這時「共產主義」一詞尚未出現在他的任何筆記本中。他的朋友、老師或熟人後來也都回想不起他當時知道或聽說過《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
  但他已處於脫胎換骨的邊緣。從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他步行了好長一段路程,然後來到北京。幾個星期之內,他便開始閱讀《新青年》雜誌裡李大到的文章和談話,從此一頭扎進了馬克思主義。由於沒有中譯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學習了《共產黨宣言》。但是他已經全神貫注於俄國革命了。正如他後來說的:有三本書銘刻在我的心裡,建立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卡爾·考茨基(列寧的死對頭,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締造者)的一部著作,書名他已記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馬斯·柯卡普的粗製濫造的作品《社會主義史》。他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但認為這是他所信仰的東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進的美國青年不無相似之處。這些美國青年連毛澤東的書一行都沒有讀過,卻自稱為「毛主義者」。
  毛澤東開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並不能說明他的哲學思想。他倒相信門羅主義,他也沒有摒棄喬治·華盛頓的楷模形象,依舊相信美國及其革命的進步性質。他同許多中國青年一樣,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強烈吸引。
  毛澤東此時才二十五、六歲——和池四十歲坐擔架長征時一樣——他智力過人,知識淵博。這個讀馬克思和列寧著作的人並不是胸無點墨的人,而是一個珠璣滿腹,思想深透的人。
  長征中,他的同事裡沒有一人堪與他的博學多才相比。特別是那些自稱的「布爾什維克」,幾乎都是中國中層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狀況瞭解甚少,而對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活則一無所知。他們生吞活剝地吸收了辯證法去為自己服務,而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訓練列寧之後的政治機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對於有頭腦的中國青年是不感興趣的。他們要的是把俄國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常識和中國落後農民的特點之大成,在悉心運用時,幾乎是無往而不克的:不論他的目標是二十六歲的布爾什維克,是象朱德那樣四十出頭的將軍,還是象林彪那樣野心勃勃的青年。
  「擔架上的陰謀」所導致的結局,是不會使瞭解毛的為人的人感到吃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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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婦  女
  毛的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其丈夫一道行軍。按規定夫婦不能在一起,而且這個規定很嚴格。參加長征的紅一方面軍中只有三十名婦女幹部,女護士和女勤務兵也寥寥無幾。但並非其他各軍都是如此。四方面軍就有兩千名婦女,還組成一個婦女獨立團,該團在長征中曾經歷了一些殊死的戰鬥。
  有關婦女的規定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歲的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但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戰士、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時她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幫助勞累的戰士,從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壯的農婦,漁民的女兒。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離井岡山之前,她在井岡山與朱德結了婚,當時她才十七歲。朱德這時已四十三歲。朱的原妻伍若蘭(一位革命婦女)已於一九二八年遭國民黨殺害。康克清從十五歲起就一直在井岡山戰鬥。
  像大多數婦女一樣,她分到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她背著額外的槍支徒步行軍。長征結束後,她對海倫·斯諾說,她覺得長征並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
  大約五十年後康克清女士說:「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這話。」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強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領導人。多年來,她一直是中國婦女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她是演說家、決策人、政治家。她並沒有像她在長征中所期望的那樣一生從事軍事工作,而是獻身於重要的社會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對長征的感受至今未變。
  她說:「我很善於走路和騎馬。我總走在一群人前面幾十米,這群人中有蔡暢(另一名黨的婦女領袖)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他們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歷,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
  「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鼓舞。他們不斷地說笑,有時還唱《馬賽曲》。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與這麼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與她有同感的人卻並不多,大多數認為長征是一次艱巨而又危險的行動,自始至終都是如此。
  賀子珍由於懷孕,便與大多數婦女一起被分配在休養連。她只有在週末或在駐軍休整的幾天裡才與毛見面,而這種休整在初期是極少的。他們可能比別的夫婦見面機會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從井岡山時期以來,「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定一直在執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則可以例外。除此之外,這—規定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倖存下來的措揮員和醫務人員都堅持說,長征中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部隊行軍途中接觸婦女的機會不多,當然,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婦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卻告訴過海倫·斯諾,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姦的問題。後來由於嚴明了紀律,這種現象得以控制。強姦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部隊到達延安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但是,當時在陝北城鎮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儘管紅軍的領導人原則上已經打破了有關兩性關係的所謂封建觀念,但紅軍仍有濃厚的清教徒色彩,幹部戰士未經正式批准不得結婚。幹部和軍官獲准才能結婚,但並非輕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後,毛澤東與賀子珍之間產生了離婚問題,黨不得不進行審議,並對於是否允許離婚作出裁決。紅軍在極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組成的。約百分之五十四的戰士都在二十四歲以下。據傅連璋大夫估計,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過性生活的經歷。危秀英是個黃花閨女,曾被賣給人家當童養媳,她記得當她和一位年青戰士一起趟水過河時,引起了那位戰士的驚慌。她的黑裙子一直捲到臀部,這位戰士喊道:「你受傷了嗎 ?」她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他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在這方面許多戰士與他一樣無知。
  不僅是無知和規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間的關係,此外還有一種志同道合和患難與共的精神。身材嬌小的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結婚)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
  「有時,」劉英說,「我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我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麼近,我們又是那麼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這就是為什麼領導幹部中不論男的還是女的,都對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極為不快。李德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抵達中國時,滿以為紅軍與其他軍隊一樣,他指望有隨軍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覺。但在蘇區沒有妓女。他們於是便努力為李德找個女性伴侶,可這也無濟於事。中國婦女很快就對他退避三舍,說他長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們肉體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離共青團機關的宿舍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對這位年青婦女垂涎欲滴,想與她同枕共眠。他主動給她送禮。 (中國人對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應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實在不夠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識到他在搞什麼名堂。一些同志,可能還包括翻譯伍修權在內,採取措施挽救了局勢。他們找到了一位年青的農婦名叫肖月華,當時她在胡耀邦身邊工作。胡現任黨的總書記,當時在共青團機關工作。
  肖月華長得並不漂亮,但是她賢惠壯實,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紅軍控制蘇區期間,他們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長征開始後、她像大多數婦女一樣,被送往休養連。這就引起了麻煩,不論是肖月華還是李德都不識事務。他們不僅自己吵架,肖月華還與周圍的女同志吵架。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費了不知多少時間來平息風波,但都無濟於事。
  康克清五十年後說:「他們怎麼能相處得好呢?他們怎麼交流?李德根本不會說中國話,而她只會講中國話。他們怎麼辦呢?叫伍修權給他們翻譯嗎?我不知道肖月華內心是怎麼想的。但他們怎麼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的。但他們卻沒有共同語言。
  「然而她還是湊合著與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們有一句老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對肖月華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鄉巴佬,」她說,「她是傅連璋大夫的勤務兵,沒有多少本事。」丁玲說紅軍有責任使李德得到適當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紅軍便給他提供了一個。她說:「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肖月華隨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她還給他生了個兒子。這孩子長得挺黑,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海倫·斯諾報道說,最後,肖月華提出要與李德離婚。這是個醜聞百出的過程。肖月華要求給她六百元的贍養費。離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贍養費,我就不知道了。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裡工作了多年。於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後,胡耀邦親自過問,滿足了她生前要求。
  長征過來大多數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務。康克清宣稱她從來沒有照料過朱德。他有貼身警衛為他做飯縫補,也為她做飯。康克清沒有當過家庭主婦。她的父親是漁民,一貧如洗,家裡把每一個出生的女嬰送給另外一家貧苦農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為僕人、雇農或守著鍋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後剛滿月便送了人,她奴隸般地生活,直到十五歲才逃出去參加了紅軍。朱德的身世也一樣,他家有五名嬰兒都因養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給一家沒有後嗣的親戚,並進了一個地主子弟學校讀書。他如是個女孩子,一出生就會被溺死。也許正因為朱德和康克清有過共同的遭遇,才使他們這樣情投意合。康在與朱德結婚前一直是個普通戰士。當時她本應做政治工作,長征前夕,她正好在一個擁有八百名戰士的營裡,營長在一次進攻中陣亡,戰士們讓她來指揮。他們擊敗了敵軍。紅軍稱她為「女司令員」。她無意安居下來生兒育女。長征結束後,她就埋頭學習,希望成為一名高級軍官。
  賀子珍則不同。她喜歡照料毛澤東,而且一有機會就這麼做。她善於烹調,為毛製作他愛吃的湖南風味菜。毛澤東非常喜歡吃辣椒,特別是賀於珍做的辣椒湯。「不喜歡紅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澤東喜歡對李德這麼說。李德則喜歡醋溜肉和酸白菜,為此李德極不願聽毛澤東這句話。
  賀子珍相貌雋秀,有點脾氣,是個熱情奔放的革命者。長征開始時,她二十四歲。她與毛在井岡山相會時僅十七、八歲。
  賀子珍並非毛澤東的原配夫人。毛的父親曾強迫他在十五歲時就娶了一個比他大四、五歲的媳婦。他順從地按禮儀拜了堂,但是拒絕接觸那個年青女人。她的名字從未透露過(因為這是一次沒有圓房的婚姻)。
  賀子珍也不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愛人。他的第一個愛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師的女兒。這位老師便是楊昌濟教授,毛澤東跟隨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幾乎在同時也熱烈地愛上了楊開慧。楊開慧是個身材苗條,才華出眾的女子,比毛澤東小八歲,她立志獻身於建立新中國的事業。兩人對革命志同道合,並攜手合作。
  毛澤東和楊開慧一類的青年人蔑視中國的舊習俗。他們嘲笑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與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人後來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並開始相愛。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結了婚。他們在巴黎舉行婚禮,並照了結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兩口之外,前面還放著一本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照片下面順序寫著「向」、「蔡」兩個字,這兩個字包含著有趣的雙關意義:既是他們兩人的姓,又可解釋為「向上的結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寫在新郎的前面,既驚訝又贊同。在革命者中,這對夫婦的命運最為悲慘。向警予在漢口的法租界被捕,並被押交給國民黨。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點殺害了她。蔡和森於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給國民黨,國民黨殘忍地把他的手腳釘在牆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後還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塊。
  毛澤東和楊開慧對傳統婚姻的反抗沒有他們兩個朋友那麼強烈。他們只是宣佈他們「試婚」。他們一起生活了許多年,開慧生了三個兒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雙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鮮被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與一位叫邵華的女子結了婚。據某些人說,開慧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舉行秋收起義的時候,把開慧留在了長沙,從此以後兩人再也沒有見面。一九三零年十月。開慧住在長沙東郊時遭國民黨軍隊逮捕。她和長子毛岸英一起被關進監獄,國民黨企圖讓她背棄毛澤東。她拒絕了,於是便遭到酷刑。當時岸英可能也在場。她於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長沙瀏陽門外被刑警處決。一個名叫陳玉庭的護士把毛岸英帶回了家。毛澤東的妹妹毛澤建(實際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開慧被捕得早,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殺害。她們兩人的死是沒有相互聯繫的,但兩人都與毛有關係。開慧的殉難則與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國際之命對長沙發動一次未遂的進攻直接有關。在毛的軍隊被趕出長沙後,國民黨省長下令在長沙逮捕和處決了許多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嫌疑分子,楊開慧便是其中之一。
  據「文化大革命」期間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說,毛澤東的幾個兒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師也曾經照看過他們。孩子們被帶到上海,進入一所由共產黨秘密監護的學校。但是學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們趕到街頭。毛澤東的幾個孩子顛沛流離,靠乞討和賣報為生。他們露宿在街頭巷尾和破舊的廟宇裡,在廟宇門口貼上一張紙標說:「我們能講故事——一個故事一分錢。」孩子們最後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開慧離別之前的幾年裡已經難得同她見面。他們常常在不同地方擔任工作。離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開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九五七年,發表了一首題為《蝶戀花》的悼念開慧的詩詞:「我失驕楊……淚飛頓作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並岡山相遇。她是個剛從福音教會中學出來的優秀生,身材苗條,充滿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岡山的隊伍之前就已在當地農民秋收起義中作過戰。
  不僅僅賀子珍本人是個革命者(她於一九二六年十六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她的全家在其父親的影響下都從事革命工作,她父親是個開設茶館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張變革的愛國者。共產黨放棄江西,踏上長征之路的時候,賀子珍的父親是遭國民黨報復屠殺的首批人員之一。賀的一家住在井岡山北面永新縣的黃竹嶺,屬紅軍的作戰地區。賀子珍的母親是位聰明能幹的人,主持家務。從一九二七年起,賀家的其他成員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賀子珍的四個兄弟都參加了革命。其中之一當地下交通員,在送信時被截獲,遭殺害。妹妹賀怡,於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結婚。毛澤東和賀於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兒子小毛,後來留給賀怡和澤覃撫養。一九三五年毛澤覃在江西遊擊戰中犧牲後,賀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個農民家裡,這個孩子——直沒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賀怡在福建尋找小毛時,死於車禍。
  賀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給她起了一個嬌滴檔的、富有詩意的名字「桂圓」。在中國,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圓即龍眼,與荔枝差不多的一種水果。她長大成人後,覺得桂圓這個名字「太軟綿綿了」,便改為子珍,意為珍貴的孩子。她長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裡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膚,明亮的眼睛,活潑熱情,又嫻熟詩書。她是學校裡最早從事革命事業的女子之一。她領導同班同學剪去長辮,推倒了廟宇神憲裡的菩薩。她高昂圓潤的聲音和善於表演的才能更使全縣的人望塵莫及。她是永新縣中遭國民黨通緝的首批人員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參與領導了三個縣的起義,使監禁在獄中等待處決的二十八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她的一個哥哥)得救。賀子珍他們在起義時僅有幾支老式步槍,但是他們鬧得滿城風雨,終於取得了勝利。( 井岡山王佐這幫土匪也參與了這次行動。)
  賀子珍就在井岡山地區活動,後來跟隨毛澤東上了山。不久她便從事敵後的危險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裝成奄奄一息的病婦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執行一次偵察任務時,把遭伏擊的毛澤東和朱德救了出來。她跳上一匹馬,雙手各握一支手槍,一口氣奔馳了十幾里,轉移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脫險。
  像這樣的事跡使賀子珍在游擊隊中出了名。在井岡山早期鬥爭中,賀子珍多次與其他男同志們一起並肩作戰。
  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岡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楊開慧犧牲後才算正式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出生於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邊界地區。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瘧疾,在這裡的一座山上養病。這個女孩出生的具體日期和地點不詳,也許是龍巖縣的古田。
  毛澤東在贛南和閩西南的根據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來。他一恢復健康,就迅速轉移。孩子交給當地農民照料。據說一九三二年,他曾尋找過這個女孩,但沒有找到。時值漳州一仗,戰鬥就發生在毛澤東遺留孩子地區的南面。毛的另一個孩子是個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於瑞金,名叫小毛,長征時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賀子珍又早產了一個男孩,是由博連璋大夫接生的。但是這個孩子沒有成活。
  長征時賀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懷孕了。毛澤東在極艱苦的條件下盡力保護她免遭長征之苦。紅軍突破蔣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鎖線之後,他派他的貼身警衛吳吉清和王亞堂去照料賀子珍。賀在休養連,毛在幹部團。兩人雖相距不遠,卻無法見面。
  毛澤東自激進的學生時代起,就是婦女平等權利的積極擁護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談這個問題的。他創造了這樣一句話:「婦女能頂半邊天。」然而,他並不是長征的總負責人,主力部隊三十名女幹部的生活每況愈下,簡直就像走向陰間地獄一樣。不論由誰來管,都弄得一團糟,什麼事情也搞不好。許多早期發生的問題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問題,如食物的分配和搬運,由誰來背米,誰來做飯,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婦女們都很年輕,但沒有幾個是象康克清那樣結實的農婦。她們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間小路上行軍;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兩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過一座高山,又去一個長達三英里的崎嶇山口,就這樣翻來覆去。哎 !這些婦女她們哪來這麼大的勁呀!
  博古的夫人認為她的經歷是典型的。長征開始時,她二十七歲。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職業是掏糞,並把糞便賣給農民。十一歲時,她被賣給一位工程師,充當童養媳。十四歲時,她逃了出來,在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殺之前,她加入了共產黨,被派往蘇聯。她在蘇聯待了四年,與博古結了婚。在去蘇聯前她已在蘇區工作了一年。
  她有兩個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個男孩,在上海生了個女孩,現在第三次懷孕了。在長征前約一個月的一次空襲中,一塊彈片擊中了她的頭部。她流產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與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時已基本恢復健康。
  過了三四年,當她回憶長征初期的情況時,就覺得往事不堪回首。「行軍非常艱難。」她說,「我的雙腳疼得很厲害,不得不每天用熱水洗腳。」
  由於組織工作沒有做好。婦女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整天飢腸轆轆。男人們則宣稱婦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給她們的米袋也不背。「於是,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說。
  接著,試用了新的編隊辦法。把婦女們單獨編隊,由博古的夫人當隊長,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負責糧食補給。實行了嚴格的紀律,不得自由散漫。情況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說:「對婦女來說要艱難得多。我們每天都困難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過。」
  毛澤東從於都帶回的小劉英被分配在中央縱隊的第三梯隊( 在第二梯隊的是休養連,行軍中大多數婦女分在休養連)。
  第三梯隊是一支後勤部隊。這支部隊的五千名男的扛著沉重的印刷機、制幣設備、郵票印刷機、製造槍支彈藥的工具等。第三梯隊的戰士大多是新兵或非軍人。搬運這些輜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沒有。要完成這些任務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把印刷機和工具部件拆開,一個齒輪、一個機器外殼或一台鑽床也往往要由六個人來抬。然而,羊腸小道常常連兩個人都走不開。行軍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來,道路泥濘易滑。由於敵軍離得太近,又不能點燃火把,經常有運輸人員連人帶物從一千英尺的懸崖峭壁摔下,物毀人亡。
  長征開始後一、兩天,一些運輸員便開始開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氣低落。他們看到面前是愈來愈陌生和險惡的深山。他們覺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後。他們便不聲不響地潛蹤匿跡… 。小劉英等人必須設法制止所面臨的隊伍癱瘓的危險,但實際上他們是無能為力的。
  五十年之後。劉英苦笑著承認:「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擔子是那麼重,道路又是那麼崎嶇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過能前進五里路。這支後勤部隊拉下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包括第四突擊團在內的戰鬥部隊以及後來因戰果輝煌而出名的襲擊隊,不得不來保護笨重的行李車免遭蔣軍的攻擊。這簡直就像一部糟糕透頂的西部影片的鏡頭:印第安人越來越迫近,而沒有第七騎兵隊前來解救。
  劉英與這些運輸人員一道行軍,在休息時,她還要努力鼓動,以提高他們的士氣。她要給那些精疲力盡、思家心切、半饑半飽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們灌輸革命熱情。
  「招募運輸人員很困難,」她回憶說,「很難雇到,也很難徵募到。」許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纏身,體質虛弱。他們擔心,如繼續同我們走下去,他們或他們的家屬會遭到敵人的報復。「
  即使是劉英鋼鐵般的精神也無法消除運輸入員的頹喪情緒。他們開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負荷。已經沒有那麼多壯漢來運送所有的輜重了。隊伍必須採取某種措施。
  三十名女幹部中無一人在長征中犧牲。有些人就說女幹部在長征中沒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對這一說法表示難予苟同。再如李伯釗,她本人是參加長征的中存者,她的評價看來比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歲時,談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們,她仍充滿敬意。
  她談到了蔡暢,蔡暢是名門閨秀。她是清代著名將領曾國藩的後裔。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殺了十萬太平軍。蔡的母親有剛強的個性和堅定的政見。五十歲時,她與富商丈夫離婚,進入小學,完成了學業。其子女成為共產黨人,受她的影響極大。蔡暢在長征期間一直把她母親的一張舊照片帶在身邊。
  中國沒有比蔡暢一家更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師範學校讀過書,這個學校是一個殷實地主朱劍凡捐助開辦的。李銳說:「朱在今天會被稱為『民主人士』。」他很激進,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園贈給學校使用。( 他的女兒朱仲麗後來與受了傷的王稼祥結婚。他另一個女兒與肖勁光——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結婚。)這個學校的另一名學生向警予,她後來與蔡暢的哥哥蔡和森結了婚。
  蔡暢及其兄長蔡和森,按照與毛澤東共同發起的第一期勤工儉學計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們的計劃是「拚命唸書,拚命翻譯」。他們的母親也去了。他們從親戚處籌款六百元作為旅費。蔡和森受到新興的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強烈影響,可能是選擇共產主義的第一位中國學生。他和周恩來同是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創建人。蔡暢於一九二三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她的哥哥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他們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學。蔡和森在歐洲、毛留在中國期間,兩人書信來往極為頻繁。蔡暢、蔡和森與毛澤東是非常密切的摯友。他們三人曾一同發誓都不結婚——可是誰也沒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倫·斯諾在延安見到蔡暢時,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蔣介石殺害,另有兩人身陷圖圖。她到國民黨地區從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當時舉止文雅,表情生動,說起法語略有點口齒不清,她一輩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細看之下,才能從她深透的棕色雙眼中看出憂傷的神色。
  蔡暢對於長征沒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釗所說,她意志堅強,給她備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而是讓給傷病員騎,她認為他們更需要馬。那時,她二十四歲,身材纖瘦,但她翻越了五嶺,她和劉英一道行軍,也像劉英一樣,不僅翻越了五嶺,並且在漫長的二萬五千里崎姬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提高長征戰士們的士氣。康克清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我為什麼要說起蔡暢呢 ?」李伯釗反問道,「因為她深得婦女以及我們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一九八四年蔡暢仍生活在北京,時年已八十四歲。她的健康狀況不佳,雙目已經失明。但是她仍盡力工作。如果說長征有什麼聖徒的話,那末,這個聖徒便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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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第一場大戰
  在長征的頭三場戰鬥中,紅軍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便勝利地穿過了蔣介石為阻止他們突圍而設置的三道防線。但是,五十年後,正像中國軍事博物館秦興漢將軍所說,長征所遇到的不僅僅是槍林彈雨。長征面臨的是同時進行的三種戰鬥——與蔣介石及地方軍閥的鬥爭,與大自然的鬥爭,還有最關鍵的是,在共產黨內部領導人與領導人、一種方針政策與另一種方針政策之問的鬥爭。
  決定勝負的因素並不是那麼容易確定的。特別是在這個問題上,秦將軍沉思地說,「即使到今天,許多事情也還是搞不清楚。」
  在長征途中,高山懸崖、冰雪雨霧、湍急的河流、莫測的風暴、灼熱的沙漠、無底的沼澤、飢餓的威脅、無休止的行軍,都使戰士們隨時面臨著比蔣介石的槍彈更大的危險。而在這一「狂飆運動」的背後,一場關於方針、權力和人事的殊死鬥爭正在最高領導層進行著。
  紅軍的指揮員都是些精明能幹和久經鍛煉的人。他們參加過多年的游擊戰爭,共同經歷過多次戰鬥。他們熟悉自己的國土,熟悉人民。他們瞭解敵人,也瞭解自己的長處和弱點。林彪的一軍團在突擊和伏擊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戰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懷和他的三軍團最為擅長。他們學會運用策略和計謀戰勝優勢的敵人。他們行軍神速,當敵人以為他們距離很遠時,卻又突然出現在敵人眼前。他們行裝輕便。不怕艱苦,到處都能生存。他們很年輕,都是壯實的農民出身。他們體格健壯,不怕勞累,能像山羊一樣地翻山越嶺,可以夜以繼日地連續行軍,一天只睡幾個鐘頭——或者根本不睡覺——又投入戰鬥。而且打則必勝。
  紅軍戰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負。他們全心全意為事業而戰,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擊擴軍時招來的新兵就不同了。他們倉促應徵入伍,軍事上、思想上都準備不足,又沒人告訴他們要到哪裡去,或者去幹什麼。也許,部分原因是最高領導自己也心中無數。
  不論原因如何。付出的代價可不小。那些沒有明確目標的人從—開始就陸續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隊。更多的是拔開雙腿開  了小差,就像傳說中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前夕從俄國軍隊溜回家的農民士兵一樣。這些人趁走得不太遠。還不至於找不到回家的路時,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紅軍的標準來說,開始長征時他們的裝備相當不錯了。他們擁有步槍、卡賓槍、手槍、衝鋒鎗和輕重機槍等共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輕重機槍。有三十八門追擊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徑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們攜帶了積存的一百八十萬零一千六百四十發子彈,二干五百二十三發迫擊炮彈和七萬六干五百二十六校手榴彈。
  這是一支強大的部隊,但它的對手卻是比它還強大許多倍的軍隊。據紅軍指揮員們估計,蔣介石糾集了大約一百個團三十萬到四十萬人來對付他們。總參謀長劉伯承估計敵人總數為四十萬。八軍團的莫文驊說,「粗算一下」,人數有三十萬到四十萬。一九八四年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僅十八歲的紅軍青年團領導人,他估計國民黨的主力部隊達三十萬。
  蔣介石瞭解到紅軍活動的動向和規模後,當即組織部隊去遏制紅軍。十月三十日,他命令兩位可靠的中央軍將領薛岳和周渾元帶領四個師,配合廣東的一支南路縱隊和湖南軍閥何健率領的一支西路縱隊,去攻打紅軍。
  兩周之後,蔣改變了主意。他封何鍵為追剿總司令,並提出讓何鍵同薛岳和周渾元會合,誘惑並消滅紅軍於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經廣西進入湖南。這幾位將軍共有十五個師約七十個團的人馬。蔣要求廣西和廣東軍閥(他們還有三十多個團)協助把紅軍攔截在湘江前的全州、興安和灌陽三個城鎮,長約八十英里、寬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帶。
  這是蔣介石的一箭雙鵰的錦囊妙計。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那麼兩廣的地方軍閥在同紅軍交戰中會受到嚴重削弱,從而給蔣提供一個吞併他們的良機。
  踏上征途的紅軍,已無法隱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過湘江。過了江就必須按預定目標揮師北上,同湘西的賀龍和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一看地圖就可以知道紅軍的路線,這就是兩個月以前六軍團經這裡同賀龍會合的路線。
  五十年後,一九八四年時曲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裡,當年是六軍團的一名二十歲的農民戰士。他回憶說,六軍團繞道去道縣,然後一直向西走,在興安附近過江。他記得當時「沒遇到什麼麻煩」。他說:「經過一些戰鬥,我們佔領了一個山頭,越過這座山,到達江邊。江上有一座浮橋。我們從橋上通過,到黃昏時刻過了江。我記得當時士氣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裡對廣東和廣西軍閥打了招呼? 沒有可靠的證據,可是六軍團的行動沒有引起廣西方面的絲毫反應。就好像有人向他們說過,「我們只不過是暫時借用一下你們的道路」(也許有人說過這些話)。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鎖線,處於強烈反共的桂系軍閥白崇禧控制的地盤。儘管白崇禧極其仇恨共產黨,但他也害怕蔣介石,他首先考慮的還是保存自己。他不願意上當受騙,不讓蔣介石藉機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還有什麼別的秘密「安排」,使紅軍得以順利渡過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嶺禁區?對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探索。
  沒有人提起過周恩來同廣東獨裁者陳濟棠之間有什麼秘密交易這樣的具體事情,但有證據表明,同桂系軍閥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間存在一項諒解。紅軍第一位歷史學家徐夢秋在一九三八年談到了這點。他說,廣西的首領「答應開放一個區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間十三英里寬的一條走廊。大約位於道縣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黨史專家胡華的結論是,「關於走廊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他認為,這條「走廊」的存在對於瞭解湘江戰鬥是至關重要的。紅軍為了渡江,在渡口堅守達一星期之久。如果廣西方面施加壓力,紅軍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國防部研究員閻景堂和他的上司秦興漢將軍沒有使用「走廊」這個詞,但他們承認廣西軍隊通過不尋常的調動留出了一條空白「地區」,從而方便了紅軍渡江。
  何鍵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起全面負責蔣介石中央軍的指揮大權。國民黨的主要將領薛岳沿共產黨軍隊的右翼或北翼移動,與往西行進的共軍平行,並從北面攔截他們。周渾元則在共軍的後面不斷騷擾他們。
  紅軍以其通常的隊形向湘江挺進。林彪率領的一軍團和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幾乎是直線前進。九軍團正好在行動緩慢的中央縱隊前面。中央縱隊現在已減輕了一點負擔。不少挑夫開工小差,把包括戲裝和道具等在內的重擔都甩掉了。
  八軍團裡集中了許多夏季入伍的新兵。這個軍團在軍委和中央縱隊的左翼行進。博古、李德、周恩來、末德、洛甫和毛澤東等多敵軍事領導人都在這個縱隊裡。
  跟在這個指揮部後面的是拖泥帶水的挑夫,他們中有些是受紀律處分被分配來的紅軍戰士,包括一些降職的軍官,可能有一些是被關押的軍人。
  忠實可靠的五軍團殿後,他們是後衛,用當時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將軍的話說,後衛的職責是擋住國民黨的「看家狗」,這些走狗不斷對行動遲緩的輜重大隊進行襲擾。
  伍回憶說:「敵人在緊逼、包抄,堵截和騷擾。」
  蔣軍有三四個師在與紅軍賽跑,爭奪「走廊」北端湘江岸邊的全州市。全州位於湖南和廣西的交界處,是一座四周有城牆的古城。當紅軍偵察兵接近城牆時,發現國民黨(何鍵的軍隊)已佔領了這座城市。
  這就引起了紅軍指揮部的一場爭淪:應當攻打全州,還是向南轉移另找地點渡江?
  紅軍正向湘江的這塊鐵三角地區集中,他們還不知道這裡已被蔣介石固定為屠殺他們的地方。此處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內遍佈圓錐形的石山和雲霧,是中國畫家所喜愛的名勝之地,是大自然愛好者和詩人的仙境。
  這裡景色的特點是蘚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雲霄,指向天際。湘江流域—向是廣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構成的地質,經風雨侵蝕,已形成一條條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巒。
  興安以南的靈川,是紅軍走廊的南分界線。從桂林到靈川,湘江沿岸百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著,再往前走,江岸又變換成堅硬的花崗石山峰。圓錐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時地又突然進入壯觀的花崗石山巒的畫面之中,就像一群遊蕩的幽靈在尋找一塊可供休息的場所。
  這裡是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此處有一條運河叫靈渠,據說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國歷史上第—個皇帝修建的,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連在一起,這樣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條從長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廣州綿延而下的內陸河道。一九八四年,這裡仍然運輸繁忙。
  在這個新月形的三角地帶,正在醞釀著長征以來的第一場大戰。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笨重的、不適當的、多餘的輜重隊伍拖在後面長達五十英里,紅軍幾乎肯定可以越過湘江,通過蔣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後一道封鎖線。儘管紅軍先頭部隊未能搶先到達全州,他們還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過了湘江。一軍團和三軍團的部隊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過了江。恰在那時,廣西軍閥白崇禧從興安把他的部隊向南移動,佯作保衛桂林,實際上是開放走廊讓紅軍從興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軍團和一軍團的先遣部隊沒有遇到多少阻力便並肩渡過了湘江。在他們之後,九軍團繼一軍團,八軍團繼三軍團先後過江,中央縱隊跟隨在他們中間行動。界首和腳山鋪是兩大渡口。江水很淺,大部分人索性趟水過了江。
  本來紅軍在兩三天內就可以全部過江,而且不會有多大損失。但是,行動遲緩的龐大的輜重隊伍和那些未經訓練的蹩腳新兵改變了這個形勢。
  當時林彪的一軍團第二師四團的年輕政委揚成武可以作證,長征在開始的幾個階段,一切都很順利。楊成武在長征開始時還是個小伙子,他十七歲離開福建省農民老家參加紅軍以來,大部分時間是在打游擊。紅軍成為他的學校、他的事業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歲的楊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一些,黑黑的頭髮夾雜著幾絲銀髮,身著深藍色的制服衣褲,回憶起往事來確切而瞭如指掌。他說話流利自如,圓圓的臉有點像已故的毛主席。他一開始就說,「長征開始時我二十歲,結束時我二十一歲。對我來說,長征經歷了整整一年零兩天。」
  四團打第一場大仗是在湘江。在瀟水西岸的道縣縣城以東約五十英里處有一個祠堂坪的小鎮。楊成武的團在那裡停留時,接到了緊急通知,命令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前進,趕在國民黨軍之前奪取道縣和渡口。道縣控制著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須在第二天早晨拿下來。
  他回憶說:「時間非常緊迫,在我們下達命令的同時,隊伍就出發了。」途中他們遇到一批農民。農民說在道縣瀟水上有座浮橋,那橋是用鐵鏈子把一些漁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橋被拉到對岸,四團可以派人涉水過江把它拖回來。
  隊伍距道縣五英里時,天空出現三架國民黨飛機。戰士們迅速隱蔽起來,沒有被飛機發現。黃昏時刻,他們到達道縣城郊。一道高高的城牆和很深的護水壕護衛著這座城鎮。午夜,一排士兵島水過江,奪取了船隻。拂曉,先頭部隊進城佔領了天主教堂。
  楊成武政委走在擠滿人群的大街上,聽到兩位老人在談話。留鬍子的老人問沒有鬍子的同伴:「他們的子彈都不多,怎麼總是打勝仗 ?」另一個人神秘地答道:「他們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槍不入,他們哪裡還靠子彈打仗?」
  楊成武繼續往前走,到了鎮上的一座城隍廟。紅軍宣傳隊員們正在為召開群眾大會作準備。會上將有講演,還要把打土豪得來的糧食和衣物分發給窮人。他說,老百姓幫助了紅軍,沒有他們,這座城鎮是拿不下來的。
  第二天拂曉前,楊成武和他的突擊團飛速向湘江挺進。他們毫不費力地過了江。
  但是,現在開始出現兩種不同的意見。楊成武等許多人都說渡江容易,傷亡不大。
  但是,對於那些慢吞吞的人來說,等待著他們的卻是一場浴血混戰。八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莫文驊目睹的這場戰鬥是這樣的:八軍切經過道縣前往湘江,他們比行動迅速的突擊隊晚了二十四小時。莫文驊看到形勢急劇變化。敵人正在步步逼近,國民黨飛機在轟炸,而且撤下了大量傳單,宣稱:「共匪們!聽著!司令部命令我們等候你們。我們正等著呢!趕快!我們已經為你們撒下了一個小小的天羅地網。請你們趕快!請你們趕快!」
  莫文驊一聽就知道,這意味著又一場苦戰。八軍團奉命從道縣強行軍趕到湘江。他們不能停留,只能強行通過。離湘江約七十英里,一支國民黨縱隊在他們北面只有八英里,正與他們爭時間賽速度。國民黨猛烈的炮火象澆下的「一場彈雨」;但八軍團仍在繼續挺進。
  夜幕剛一降臨,八軍團就進入山區,在聞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塊綠州——水街鎮停了下來。黎明前部隊又開拔。莫文驊說:「很遺憾,我們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去欣賞這些名勝風光了。」
  八軍團跟在二軍團後面步履維艱地前進,在他們之後是處境日益困難的第三十四師。先頭部隊正在突破國民黨的最後—群碉堡。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國顧問的設計用鋼筋水泥構築的,機槍火力也打不透。而紅軍的碉堡則是用木頭構築,用泥土加固,幾乎什麼也抵擋不了,連一場大雨也擋不住。但他們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的周圍有壕溝和一排排錯落的尖頭竹扦,這些竹扦非常鋒利,可以刺透穿著破鞋的士兵的腳掌。(北越對付美國士兵也用過同樣的武器。)
  為了幹掉一個碉堡,紅軍戰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牆,從炮眼中把手榴彈投進去。紅軍的任務就是摧毀這些工事,然後渡過湘江。江水本身並不是很大的障礙。江上有幾處地方可以涉水過去,江面大約三百英尺寬,而水深卻不超過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戰士們還是可以趟水過去的。
  當八軍團向前挺進時,可以聽到背後三十四師與敵人交火的槍聲。三十四師正在守衛水街。前面也傳來了主力部隊渡江時戰鬥的槍聲。幾小時之後,八軍團又聽到水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炮聲,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聽到三十四師的戰鬥聲音了。這個師在這場戰鬥中被消滅,只剩下師長及幾個散兵。
  經過激戰擺脫敵人以後,八軍團有一段時間是在沒有任何干擾、周圍突然靜得有些可怕的山野裡推進的,但是走不多久,這暫時的寂靜被嗒嗒的機槍聲打破了。和莫文驊一起走在隊伍前頭的一位指揮員應聲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彈射中的。而剛剛過去的九軍團並沒有遇到敵人的襲擊。顯然,廣西軍在一個小時內趕到了。他們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紅軍突然開火。當時是下午三點鐘。一群國民黨的飛機出現在八軍團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機槍向下掃射,但戰士們沒有止步,隊伍繼續前進。敵機飛得很低,戰士們可以看到飛機底下卸空的炸彈架。直到黃昏時刻,敵人才中止了進攻。精疲力盡的紅軍指戰員們跌跌撞撞,邊行軍邊打磕睡。天將破曉時,江岸上出現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壩上露宿的紅軍後衛部隊。但莫文驊沒有看到哨兵或崗哨,也沒聽到喝問口令的聲音。這是紅軍用的計謀,是由幾名偵察兵組成的有名無實的小分隊,燃起簧火是為了誘使敵人相信,那裡有一支大部隊正保衛著渡口。這時莫文驊聽到馬嘶聲,原來是他自己的戰馬。他的勤務兵已提前到達在那兒等待他的到來。
  太陽升起了。莫文驊環顧四周,到處都是書籍和文件——軍事手冊、地圖、兵法書,關於土地問題、中國革命問題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馬列主義讀物,各種小冊子以及英、法、德文書籍。紅軍的挑夫一路搖搖晃晃挑來的圖書館全部在這裡了。書頁被撕得稀碎,書面沾滿了污泥。莫文驊回憶說:「我們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軍事文獻,都被扔到了一邊。」
  如果莫文驊留神觀察,他也許還會發現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在湘江岸邊為減輕裝備而扔掉的劇本。總之,一切都扔掉了。從那以後,紅軍演出的話劇都是新編的。李伯釗是位矮小的婦女,過湘江有困難,因為個子不高,江水可能會漫過她的頭頂,無法趟水過江。劉伯承看到了,急忙讓她揪住他的騾子尾巴過了江。
  由於敵情嚴重,指戰員們不吃飯,不睡覺,又繼續連夜趕路。上午八點,飛機又出現了。國民黨已把他們的指揮基地往前移到衡陽,離這裡只有一百英里,使共產黨處於不斷挨打的態勢。隊伍冒著敵機的掃射繼續前進。除了前進,沒有別的選擇。如果部隊停下來,就無法及時過江,不是被擊斃,就是被俘虜,不是現在被殺死,就是以後被殺死,所以他們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驊評論說:「最困難的事莫過於在飛機的掃射之下行軍,但是我們已顧不得自己,不能考慮生命安全了。我們看到戰友們在敵人的射擊中倒下,真使人難過。但是,我們相信,飛機能打死打傷我們中的一些人;會使我們的前進更為困難;會奪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們不會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
  部隊依然前進。然而,當他們到達湘江時,已無法過江了。他們處境險惡,不得不與敵人展開一場新的生死存亡的戰鬥。
  在以後的年代裡,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回憶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這兩天,認為那是長征途中最危險的時刻。一軍團和三軍團的精銳部隊順利地渡過了湘江。可是後續部隊再渡江已經沒有時間了。行動遲緩的中央縱隊、傷病員、婦女、還有輜重隊伍都還沒有過江。
  白崇禧的及時撤退本來已給紅軍提供了涉水過江的條件。但是,現在一切都在變。不僅何鍵派了四個師來攻打紅軍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驚的是,白崇禧竟也捲進了這場廝殺,為的是向蔣介石證明,他還是忠於職守的。
  這時紅軍處於典型的軍事危機之中——隊伍被分割在湘江兩岸。何鍵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起進攻,紅軍在這裡進行了三天的激烈戰鬥。
  楊成武的四團和五團接到命令向北進軍,保衛中央縱隊,使其免受劉建緒指揮的湘軍的攻擊。國民黨嫡系部隊沿著湘黔公路向南進攻。楊成武在公路的兩側各部署了一個營。在戰鬥最激烈時,他右膝受傷。幾位戰士為了救他也受了傷。最後,他終於爬過了公路,他的警衛員小白把他背到隱蔽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擔架,又經過一番爭吵,最後,小白威脅要開槍打死抬擔架的人,才把楊成武轉移到安全地帶。十天之後,他又回到部隊。
  在紅軍中,聶榮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責任心最強的指揮員。一九三四年,三十五歲的聶榮臻已經算是一個「老人」了。這位紅軍高級將領出身於重慶附近一個富庶的農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小組。他在比利時 (應為法國——譯者注) 施奈德爾軍工廠做工,同毛澤東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聶榮臻曾在莫斯科的紅軍學校學習過,後來在廣東黃埔軍校做過政治工作。他是一個遇事不慌的人。他隨一軍團來到湘江,在先頭部隊到達西岸之後,『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過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讓他保衛渡口,阻擊國民黨部隊,直到兩個中央縱隊和紅軍大部隊全部過江。
  十一月三十日,戰鬥整天都在激烈地進行。一軍團全部投入了戰鬥,並且逐漸被壓到了第二道防線。
  那天夜間,聶榮臻無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紅軍主力面臨的危險。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揮員花了幾個小時來分析形勢。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們給中央軍委發了電報:朱(德)主席:「……如敵人明日以優勢猛進,我軍在目前訓練裝備狀況下,難有佔領固守的絕對把握。軍委須將湘水以東各軍,星夜兼程過河。一、二師明天繼續抗敵。」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時半收到了復電。電報是以最高軍事機關的名義發來的。明確指示:一軍團必須堅守陣地。
  「一日戰鬥,關係我野戰軍全部。西進勝利,可開闢今後的發展前途,遲則我野戰軍將被層層切斷。我一、三軍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連夜派遣政工人員,分入到連隊去進行戰鬥鼓動。要動員全體指戰員認識今日作戰的意義。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 」
  十二月一日戰鬥更加激烈,一軍團守住了自己的陣地。大約正午時分,主力部隊和中央縱隊終於渡過了湘江。
  在一軍團的歷史上,從未遇到過如此巨大的威脅。軍團指揮部多年來第一次受到敵人的攻擊。指揮部設在一個山坡上。突然,警衛員邱文熙衝進來報告說:敵人上來了。
  聶榮臻不相信,認為一定是警衛員搞錯了。他連忙出去看了一下。警衛員沒有錯。一支國民黨部隊端著刺刀正向山坡上爬來。聶榮臻命令收起電台趕緊離開。他一面組織指揮部一部分工作人員抗擊國民黨小分隊的進攻,一面命令劉輝山 (後來成為中央警衛團團長 )將敵軍進攻的事告訴山下的劉亞樓(後來為空軍司令員)。當劉輝山往山下跑的時候,他的草鞋叭噠、叭噠地拍打著快掉下來了,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沒有傷著他的腳。五十年後聶榮臻還記得這件事,他說:「這是我經歷過的最奇特的場面。」
  一軍團不僅要掩護行動遲緩的中央縱隊,而且還要掩護新成立的幾個軍團,特別是八軍團和九軍團。聶榮臻說:「我們既要完成我們自己的任務,又要掩護他們。」
  這是長征突圍中很多部隊面臨的共同問題。當八軍團指揮部在湘江東岸被阻時,它不得不擔負起原來分配給第三十四師的後衛任務。軍團宣傳部長莫文驊回憶說,三十四師「走了另外一條路」。事實上,他們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幾乎全軍覆滅。八軍團先頭部隊不得不在湘江岸邊接應所有其他部隊過江。然後,才眺進齊腰深的冰水裡過了江。八軍團也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軍團的一位指揮員向聶榮臻請求緊急援救八軍團一部分被敵人阻隔在江東的部隊。聶榮臻不得不告訴他,此刻已毫無辦法。因為夜幕已降臨。
  十二月二日,聶榮臻獲悉,被阻滯在江東的有彭紹輝和肖華政委率領的少共國際師。一軍團指揮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隊把他們接過江來,
  聶榮臻的結論是:。「我們行動太慢,敵人來得太快。」少共國際師、三十四師、三軍團的十八團,還有八軍團的幾支重要部隊都被打垮了。一軍團本身損失也很嚴重;如長征開始時,第一師第三團有二千八百人。過了湘江後,只有一千四百人了。
  湘江這一仗,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個星期。根據多數人的記述,這是一場災難。劉伯承寫道:「雖然(紅軍)最終渡過了湘江,但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秦將軍說:「部隊在每道防線損失的準確數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線時的損失最為嚴重。紅軍到達遵義時(大約一個月後)所餘兵力只有三萬來人。」
  肖華將軍是當年在湘江覆滅的少共國際師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時六十八歲,是一個矮胖而活躍的人。他的頭剃得光光的,有點像蔣介石,這一點不大討人喜歡。雖然他穿著一套講究的制服,但卻帶著歉意說,「我沒有穿軍裝」,因為他最感到舒適的服裝就是軍裝。
  少共國際師奉命同彭德懷的三軍團一起擔任後衛,它的一萬名年輕的士兵損失大半。最後,倖存者被編進擔任前衛的四團。
  據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記述表明,許多裝備包括 X光機和用來給陳毅的傷處拍照的感光膠片,都被扔進了湘江,剩下的較重的槍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較沉重的電台設備和發電機可能也在過湘江時扔掉了。輜重隊伍大大減輕了負荷,挑夫的數量減少了;軍隊的機動能力增強了。
  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作了對比,他的三軍團與廣西軍隊交火時「戰鬥艱苦」,「困難重重」:「右翼」的一軍團與湘軍作戰時則「情況比較順利」。各種記述有許多矛盾。中國專家們認為,一軍團和三軍切分別位於左翼和右翼。事實上,在渡口,紅軍部隊都緊緊地擠在一起,原有的正規行軍序列都搞亂了。
  湘江一戰究竟損失了多少部隊,又有多少人脫離了紅軍,中國現代的黨史專家們眾說紛壇,誰也提不出準確的數字。在長征的頭十個星期中,如果說紅軍損失了四五萬人(這是種種估計數字的平均值),那麼戰鬥傷亡至少有一萬五千人 (其中大多數是在湘江傷亡的),這樣的估計似乎比較恰當。
  紅軍的新兵部隊損失最為嚴重。據伍修權估計,在離開中央蘇區之前的幾個月中,新徵了五萬兵員。
  李德估計,紅軍過貴州省邊界時,已損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後備兵」——所謂「後備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挑東西的任務了,曾經打算把他們也編人紅軍。李德說,八軍團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師,九軍團的二十二師都被消滅了。據他說,由老兵組成的師損失不大。
  湘江戰鬥之後,李德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削弱了。周恩來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沒有輕易放棄他的特權。三十四師師長周子昆衝出了敵人的包圍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罵了一頓。他說,周子昆的部下都沒有了,而他自己怎麼會逃出來?為什麼不執行他的命令?為什麼全師都消滅了,而他的妻子卻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氣憤地說,周子昆應當受到軍法審判並槍斃。他命令警衛人員把周子昆捆起來送往軍事法庭。可是警衛人員拒絕執行。博古當時在房間裡,坐在那裡一聲不吭。毛澤東也在場。當李德大發雷霆時,毛澤東走向前去,把周子昆從房間帶了出去,他說:「讓我來處理這件事吧!」
  李德在他的回憶錄裡很少談到湘江戰鬥。他暗示,儘管紅軍受到損失,但它的戰鬥素質提高了,部隊還是增強了。他把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周恩來。他說,周恩來起草了撤離計劃,計劃要求從中央蘇區撤走大量的重型裝備,這些裝備使紅軍負擔過重,因而遲緩了前進的速度。他不承認,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對長征的一切組織和作戰計劃都擁有否決權。
  久經戰鬥的紅軍指揮員經過湘江一戰的慘敗之後,個個義憤填膺。這種憤慨將化為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情緒。
  不久後就有人說,三十四師被消滅時發出的最後幾陣震顫的槍聲和紅軍輜重大隊沿途百里丟盔棄甲的慘狀,就已經宣告了李德、博古統治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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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改變行動路線
  紅軍過江進入貴州省後,偵察員孔憲權遇到了麻煩。每天他都得遠遠地走在部隊前面,偵察地形,瞭解敵軍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艱難程度。他有時穿軍裝,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憲權是在湖南出生和長大的,在與湖南毗鄰的貴州省,他只要一開口,人們就會發覺他是「外鄉人」。還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樣用扁擔挑東西;而現在,來到貴州境內,他必須象貴州人一樣地用背簍背東西。如果他「露了餡」,就會被抓去槍斃。
  越過湘江是夠艱難的了。但紅軍過江為什麼很不順利,偵察員孔憲權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橋。馬和騾子對浮橋很不習慣,以致驚恐萬狀,途為之塞,隊伍出現了混亂。當紅軍一半人馬過了江,一半還在對岸等待渡江時,國民黨的飛機進行了猛轟濫炸。這樣,紅軍的損失當然很大了。
  孔憲權告訴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這座當地人所說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時坡陡路長,下山時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狹窄,戰士仍只能排成單行前進。據說,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們這時才明白「裡」是個「活數」。中國老百姓說「裡」,是隨著路途艱難的程度而變化的。上山的「裡」只有下山「裡」的一半。不管這個「裡」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難爬的。根據陸定一的回憶,隊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餓了。沒有乾糧,也無法做飯。黑暗中,隊伍不知為什麼停止不前了。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戰士們站在那裡睡著了。最後才知道,有人傳話說,前面有一段危險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陸定一定在紅星縱隊的後面,紅星縱隊裡有許多重要的老幹部。大家時醒時睡地過了一夜,隊伍才又出發了。昨天沒有吃晚飯,今天也吃不上早飯。
  湘江一戰之後,傷員大大增多,許多人都被抬在擔架上。但是,當隊伍來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巖的峭壁時,不論多重的傷員都要從擔架上下來,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巖。雷公巖與地面幾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寬一英尺的狹窄石階作為通道;峭壁實在太陡;紅軍傷員無法坐擔架上去;許多馬都摔斷了腿,躺在懸崖之下呻吟。傷員們在別人的幫助下,緩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巖,一次只能上一個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繩子拉上去的。牽馬往上走就更困難了。有的人用盡了所有的氣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馬連同馬伕一道跌了下去。陸定一認為,紅星縱隊的婦女們的勇敢是誰也比不上的,她們照顧傷員,扶傷員爬峭壁,如果沒有她們堅實的肩膀,許多傷員就完了。
  曾憲輝是江西省的一個貧苦農民,他從未見過如此貧瘠的山地。紅軍開始向貴州挺進時,就進入非漢人居住的地區。紅軍來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數民族,原居住在漢人居住的地方,後被趕到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帶,過著十分貧苦的生活。婦女們無法定出家門,因為她們沒有衣服穿。她們一絲不掛地待在屋裡,蜷縮在燒草的灶旁,炊煙從屋頂的隙縫中冒出去。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赤身裸體在田間勞動。許多人家三四個成年男子才有一條褲子。一開始,苗族人對紅軍都很害怕,紛紛從家裡逃到山裡。躲藏起來。對他們來說,軍隊就意味著奸、淫、燒、殺,意味著擄掠、搶劫大米和小米。
  這個地方盛產鴉片。正如曾憲輝所說,十五歲以上的人幾乎個個都抽大煙。男人、婦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滯,吸著鴉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還纏著一塊布,婦女身上連塊遮羞布也沒有。棕褐色的鴉片象曬乾的牛糞一樣堆在棚子裡。這裡看不到溫馴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細作,而是由農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黃牛拉犁。有時還可以看到一些年輕姑娘趕著幾條沒精打采時續地在粘乎乎的泥地裡耕作。貧苦農民住的的房屋,牆是用木條塗上泥巴做成的,屋頂鋪著茅草。有錢人家比較好的房屋,用烏木建造;灰瓦鋪頂,屋簷象飛鳥展翅一般。這裡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頂帽子。在這裡看不到江西的樟樹,只有梧桐樹。
  鴉片這東西最壞不過了。那時貴州的鴉片已到飽和狀態。它使這些赤貧如洗的窮人變得遲鈍,渾渾噩噩,喪失勞力,鴉片也侵蝕了當地的軍隊。貴州軍閥部隊被稱為「雙槍兵」每人一定步槍,一支煙槍。
  在討論紅軍應當到什麼地方去、下一步應往哪裡走時;鴉片卻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為大多數地方軍的素質差,吸鴉片使他們的戰鬥力降到了最低點。這對紅軍是有利的因素。
  人們說貴州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這大體符合實際。這些農民從法律上說不是奴隸,但在許多方面,他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沒有土地,從生到死一輩子都欠地主的債,沒有別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們就賣孩子。將女嬰悶死或溺死是司空見慣的事。男孩子賣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們的價格是浮動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貴州出生的華僑回到自己的故鄉。他七歲時被人販子用五塊銀元買去「這個價錢已經很不錯了。人販子把他帶到香港,又轉賣了四次。最後,他終於逃走,去了美國。去年他回到貴陽時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寧貴州的嬰兒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由於嬰兒死亡率太高,孩子剛出生是不慶賀的,至少要到滿月才慶賀。貴州人的平均壽命是三十歲。由於這個地方太窮,所以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差別不大,至少在苗侗這樣的少數民族之間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個筆記本,上面寫了他對農村的印象;關於貴州;他寫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干人』——什麼東西都被搾乾了。三種鹽:闊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窮苦大眾吃黑鹽巴。……
  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玉米稈和竹片編成小門。……老百姓從地主舊穀倉地裡挖掘陳米。和尚稱之為『神米』——老天爺給窮人的米。「
  貴州農村的貧困狀況給農民出身的曾憲輝出了難題。作為幹部,他的任務之一是監督沒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然而在貴州東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農。對於少數民族,紅軍又有嚴格的規定。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十分慎重,因為他們曾經受到漢族地主的殘酷剝削。一九八四年,曾憲輝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那些衣衫檻樓;幾乎—絲不掛的人們蜷縮在路旁。紅軍把從地主那裡沒收來的衣服分給他們。至於鴉片,曾憲輝記得,當時打開存放鴉片煙土的倉庫,讓大家全拿走。他說紅軍不需要鴉片。
  曾憲輝的回憶也許不完全準確。鴉片在這個落後地區是值錢的東西。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曾憲輝記得很清楚,紅軍沒有銷毀鴉片。他說:「我們打開地主的庫房讓農民把鴉片拿走,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用勞動和汗水生產出來的,是屬於他們的。」
  從於都河開始長征之時起,紅軍指揮部裡就出現了緩慢而微妙的變化。損失慘重的湘江戰鬥之後,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毛澤東越來越活躍起來了,他經常周王稼樣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很明顯,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周恩來是一個嚴守紀律、性情溫和、有教養的共產黨人。據人們所知,黨的規定凡已形成決議的,他總是堅決執行,從未抵制過。然而,這時他似乎也對李德失去了耐心,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他對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開始感覺到了這一變化。
  紅軍過了湘江進入山區之後,軍事壓力減輕了。兩廣的地方軍隊確信共產黨軍隊不會進入他們的地盤,便掉頭回去了。湘軍似乎只是在紅軍的後衛虛張聲勢地騷擾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領的國民黨嫡系軍隊繼續與紅軍齊頭並進,但他們也避免與紅軍交戰。
  一天夜裡,在五嶺苗族縣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約午夜時分,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被一陣「救火!」,的呼叫聲驚醒了。他聽見火焰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發現周恩來的住房著火了。他幫助周思來離開熊熊燃燒的房屋。這時,街上已擠滿了人。其他領導人也來了,其中有國家安全局局長鄧發。看來很可能是有人縱火。有三人被抓起來並就地槍決。但在紅軍宿營的苗族城鎮和村莊,每夜都發生神秘的火災。這場大火究竟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始終沒有弄清楚。雙方都利用火災作文章,各方都指責是對方干的。
  代替敵人槍炮威脅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礙:險峻的山巒,危險的河流。還有部隊的極度疲勞,食物的醫乏和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紅軍電台截獲內情報表明,如果紅軍部隊揮戈北上去同賀龍和肖克的部隊會合,就要一路同二十萬或者更多的國民黨軍隊作戰,其中十萬人已在湖南等候。雖然沒有全面清查過人數,紅軍知道自己的部隊已經減少到三萬人左右,這是很危險的。包括非戰鬥人員,總數也超不過三萬五千人。
  對這些問題,當時沒有時間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但是當部隊到了位於貴州邊界上的通道縣城時,召開了一次倉促的非正式會議,主要的軍政首腦人物都出席了。
  人們通常說通道會議是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根據周恩來夫人的回憶,會議是在城外附近農村某處一家農民的廂房裡舉行的,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李德說,這次會議是領導軍隊的黨的機構——軍事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兩年多以前,毛澤東曾被軍委撤職,而現在,他又被請回來參加會議,並且立即起了主導作用。
  討論的問題是,紅軍是否應該繼續按既定的路線向北前進與賀龍會合。關於通道會議,沒有文字記載——或者說,至今尚未發現文字記載。紅軍長征的文字記載在行軍途中很多都已失落,為減輕負擔,他們不得不把寶貴的文件和器材燒燬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為如此,儘管事情是在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參加者的回憶卻變得越來越珍貴。
  長征期間擔任紅軍政治部秘書處主任的徐夢秋,是一位上層社會學者的兒子。長征結束到延安毛澤東就指示他寫一部長征的歷史。一九三六年徐夢秋告訴海倫·斯諾,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幾乎全部丟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發表了第一集有關長征的個人記載。他在過雪山時沒有受傷,但到達陝西後,雙腿凍傷,不得不截肢。他於一九三八年去蘇聯治病,回國後漸漸與共產黨疏遠。一九四五年後,他投入國民黨的懷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軍俘獲後,在獄中死去。
  由於缺乏文字記載,政治形勢多變以及對中共政治和軍事人物的態度不斷變化,至今還難以弄清長征中許多具體事實的細節。
  儘管關於通道會議連一片紙也沒留下 (人們只是在最近幾年才慢慢知道舉行過這麼一次會議 ),它作出的決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澤東參加了那次會議,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來第一次在軍事委員會上發言。他建議紅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打算,改變路線,不向湘西北挺進,而揮師向西,而後向北,進入貴州。他認為到貴州情況要好得多,因為黔軍力量較弱,類似在廣西走廊遭受兩面夾擊的可能性極小,所以在貴州有可能獲得喘息的時間,以便整頓被打散的部隊,研究今後的行動計劃。而如果繼續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部署來截擊的強大部隊。
  會上幾乎沒有什麼爭論。朱德和其他軍事指揮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議。其餘的周恩來、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後,博古也表示贊成。長期以來紅軍領導人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這還是第一次,更不用說是對毛澤東的建議了。不過,毛澤東向他們指出,採取別的辦法幾乎肯定會導致全軍覆滅。
  紅軍在通道會議作出的改變行動路線的決定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決定。說明了毛澤東等人「擔架上的陰謀」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中國人開始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形成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的陣線。李德說,在非正式的討論中,中國人說話太快,他聽起來有困難。第二天,他要周恩來跟他詳細說說,周恩來顯得不耐煩,說紅軍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貴州才能休息。他從前同李德說話可從來沒有這麼生硬過。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紅軍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進。
  黎平位於貴州東南部,剛過湖南省邊境,是一座比較繁華的縣城,當時全縣人口約二十萬(一九八四年為三十七萬)。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紅軍幾乎沒打一仗就佔領了黎平,一軍團二師六團和三團首先發起進攻。主力部隊和中央軍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達黎平的。毛澤東、王稼樣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適的機會」就召開會議討論軍事計劃和方針。在匆匆召開的通道會議上,大家默認了這一決定。現在,軍事壓力暫時沒有了,最艱險的高山激流也已經越過 (指的是中國貴州這一地區最艱險的路程,實際上更艱難的歷程還在前頭 )。在黎平給養又比較充足,每個人都能吃飽肚子。這是難得的好機會。
  十二月十八日晚,進黎平沒幾天就舉行了政治局會議。會議在紅軍總部舉行。總部設在黎平市中心一個徐姓商人的相當漂亮的店房裡,隔壁是德國路德教教堂。徐老闆聽說紅軍要進城,早就逃離了黎平。那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澤東、朱德和林彪都參加了。李德和其他領導人大概也參加了。會議開得很緊張,發言人都提高了嗓門。周恩來幾次發言,公開批評李德。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在通道發表的意見。他正式建議放棄北進與賀龍會合的計劃,而提出紅軍西進貴州,向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挺進,並在該地區建立一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他強調指出,現在紅軍不再受到湘軍的襲擊了,黔軍又有煙癮成疾的致命弱點。因此他建議在遵義召開一次正式會議。據說,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國民黨部隊引開,還是可以北進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參加黎平會議。他在會前向周恩來概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建議紅軍避開貴陽,因為有情報說,「國民黨六七個半機械化師」正向貴陽集結。他極力主張紅軍渡過烏江,把遵義作為同蔣軍作戰的臨時基地。李德的計劃(據三十年後的回憶)同毛澤東的計劃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爭辯之後,會議接著便通過了毛澤東的方案。紅軍決定向烏江挺進,渡過烏江,向遵義前進,並建立新的根據地。
  在黎平至少對兩支部隊進行了改編:紅八軍團的殘部併入後衛五軍團;取消「特別軍團」,即大部分附屬於中央縱隊的後備隊和後勤隊伍,其士兵被派去補充減員嚴重的部隊,包括三軍團。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軍團、六軍團和四方面軍發了電報,向他們通報了兩項決議(改變行軍路線,向貴州挺進以及準備另開一次會議)。各軍團奉命作相應的配合。二軍團和六軍團向湘南挺進,意在牽制湘軍對主力紅軍的壓力。紅四方面軍則要向四川出擊,吸引川軍向北,使其放棄在黔西北作戰的計劃。此外還給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戰的陳毅發去了通報。這個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時,紅軍按照新的指示開始行動,到二十日,所有部隊均巳離開黎平地區向烏江前進。他們的行動相當順利,沒有遇到多少抵抗。烏江成為他們向遵義前進的主要障礙。
  黎平會議結束了,會議作出的簡明扼要的決議得到了貫徹。沒有跡象表明李德意識到他指揮中國革命軍隊的日子從此宣告結束,除非他有了什麼疾病,可以得到某種心靈上的暗示,他所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毛澤東也未必意識到他當時已贏得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而且後來便一直掌權,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時刻。肯定也沒有別人想到這一點。事實上,除了少數幾個共產黨領導核心人員外,多年來無人知道曾經舉行過黎平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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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進  遵  義
  黎平距遵義約二百英里,途中無高山大河,直至遵義東南約四十—英里處才進入烏江流域。一路西行,鄉村景象越來越富裕。茅草房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頗像古英格蘭式的造型。莊稼也長得不錯。這裡看到的不是圓錐形的草堆,而是以樹幹為軸心碼起的草垛;繞在樹的周圍,活像跳舞穿的大裙子。這裡是漢人居住區,少數民族多住在山的那邊。
  紅軍快到烏江時,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風刺骨。烏江是貴州境內—條最大的河流,奔流在兩岸深灰色的堅硬山巖之間,江底也都是大塊的板狀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幾乎沒有渡口,橋樑就更少了,根本沒有可供涉水過江的淺灘。紅軍沿江飛速前進,一路上沒有遇到抵抗。沿途的縣城裡倒有小股民團駐防,但這些地方民團經常不發一槍一彈就逃之夭夭了。
  陽曆除夕,紅軍部隊抵達距烏江約三十英里的集鎮——猴場,意思就是猴子鎮。附近的森林裡常有猴子出沒,據說古時候這裡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員開會,毛澤東參加了。會議遲遲不散,致使他的警衛員 (除了照顧賀子珍的兩個警衛員,毛現在有四個警衛員 )開始發愁他們準備好的年夜飯可能要耽誤了。政治局內又發生了爭執,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個新意見引起的。據情報部門報告,三支敵軍正在迫近。李德認為,紅軍應停止前進,打一仗再走。毛澤東反駁了李德的意見,堅持部隊應繼續全速向遵義進發。那天給部隊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奪取遵(義)、桐(梓),發動群眾。」
  警衛員陳昌奉認為,分配給毛當時住的是長征路上他住過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蘇區時的房子還好,( 我可以作證,那些房子的確非常高級,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徵著毛澤東的地位大大提高了。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廂房。院門兩側各堆起一個威風凜凜的雪人。院子裡的磚石非常乾淨,可以在那裡吃飯。供毛澤東使用的是三間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掛著一盞煤油燈。屋子一例靠牆放著一張古老的中式桌子,牆上掛著一幌畫,畫上是笑嘻嘻的彌勒佛,把雙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衛員們領到了可以美餐一頓的食物,期待著將軍們和領導人來同主席一起進餐。
  政治局會議終於結束了。外面陰沉的天空,又紛紛揚揚地落下了雪花。警衛員們在送毛回住處的一路上,興致勃勃地對他講著他們怎樣準備吃年飯的打算。聽著聽著,毛提高嗓門對他們說,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須搶在敵人三個師之前趕到烏江。大家匆乙趕回任處,他對大失所望的警衛員們說,他在開會時已經吃過飯了。當他走進那雅致的房間,看了一眼準備好的飯菜,說:「真像個過新年的樣子哩。」說畢就伏案工作了。一個警衛員忍不住說:「可是我們還特意準備了您最愛吃的酒釀呢 !」毛澤東聽罷,本來嚴肅的態度變得溫和了一些。他和警衛員們一起坐下來,吃了一點東西,然後又去工作了。清晨四點,消息傳來,先頭部隊的一支分隊已到達烏江。於是,毛澤東和司令部人員一起收拾行裝,直奔烏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過烏江——這將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樣,這次又是林彪的部隊——一軍團二師四團領受了強渡烏江的任務。二師政委劉亞樓直接從林彪和政委聶榮臻那裡接受命令。遵義是地方軍閥柏輝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貴州軍閥王家烈的走卒,統管著這片被稱為貴州的「西北王國」的地方。貴州的這塊寶地靠的是生產、販賣和走私雞片(鴉片走私多在四川),釀酒(以茅台為中心),以及販賣奴隸——這是貴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顆「珍珠」。
  元旦凌晨,作為先頭部隊的四團在團長耿飆和現已康復的政委楊成武率領下,到達烏江。指揮員們觀察了地形,河面約二百五十碼寬,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邊的小路約有兩英里長,陡峭難行。河對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兩岸是懸崖峭壁,一條渡船在水上飄來蕩去。四團試圖奪取渡口,但開始沒能成功。經過四十八小時的激烈戰鬥之後,才攻佔了渡口。毛連長帶領一支隊伍渡江到達江北岸,但又被敵人困在懸崖之下。他們等了三十六個小時開始突圍,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形勢非常險惡,直到第一營派出的兩個班偷渡烏江,爬上峭壁,從側翼壓向守衛的敵人時,才解了圍。
  戰鬥進行的同時,一個工兵營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橋,由大約一百節竹子連在一起,好像小孩的結構玩具一樣。這裡水流湍急,架橋工作很難進行。敵人炮火打傷了幾個工兵,但沒能把浮橋破壞。有一次,由於一節竹子被沖走,險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橋整個衝垮。一個叫石長階的紅軍戰士為保護浮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紅軍大部隊開始跨過浮橋。最困難的問題已解決,其餘的事都好辦了。劉亞樓命令二師六團立即奪取遵義。六團在團長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領下,冒著傾盆大雨急行軍。到離遵義約十英里處,他們與當地一營敵軍遭遇,將敵軍全部俘虜。他們想方設法說服這些俘虜幫他們的忙:他們誘壓兼施,還給了每個俘虜三塊大洋。午夜過後,他們到了遵義城門外。化了裝的紅軍和他們的新盟友大叫開門,還吹起了軍號,故意喧鬧。他們聲稱是自己人,是外衛營逃回的殘部,紅軍正在後面追擊,趕快打開城門放他們進去。半小時後,他們終於進了城。一月七日拂曉,遵義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佔領。一月九日,紅軍總司令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也都先後到達。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戰士們滿身污泥。他們在城外停下,洗臉洗手,然後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了城。歌詞是朱、毛為部隊制訂的行動準則。
  三大紀律:
  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
  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宣倚隊員舉著紅旗,張貼標語。人們都站在街道兩邊。這時,四團和六團已經出發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紅軍到達遵義前一年左右,柏輝章在城中心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華的住宅。柏是貴州的一個自由商賈和銀行家。在約五萬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萬 )人口的遵義市周圍的凡是有利可圖(而且經常是非法的)的企業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輝章和他的幾個兄弟一起振興著家業。柏的豪華的新居象徵著他的社會地位。他被貴州省長官兼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任命為其所轄的第二師師長。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國軍閥的典型住所,這是一所二層柱廊式的灰磚建築,屋簷略微突出,二層上有帶頂篷的陽台,可算得上現代軍閥的摩登式樣,是中國傳統建築和少許西方風格的結  合體。房子周圍當然有圍牆,漂亮的大門正對著遵義一條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磚地,房子旁邊有一棵大槐樹,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裡。
  在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裡,到處都是沉重的中國古式紅木家俱,中國式的屏風、軸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這裡居然沒有內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義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來做了紅軍的司令部。中央軍委和第一方面軍都在這裡設了辦公室。周恩來和他的妻子鄧穎超住在二樓一間靠陽台的舒適房間裡。鄧穎超記得她曾站在二樓陽台上摘槐樹葉子。她這時還患著肺結核,咳血。不過,在遵義她難得地有機會和她的丈夫團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還有劉伯承和其他軍事指揮員,如張雲逸、彭雪楓等人。彭德懷、劉少奇和李卓然也在這兒住過。
  毛澤東沒有住在這個大宅裡,而是住在另一個軍閥的宅子裡。那是黔軍一位旅長易懷之的房子。這房子也是磚砌的,二層有帶頂篷的陽台。這裡還住著王稼祥和洛甫,他們和毛澤東一起被稱作「中央隊」。
  毛的妻子賀子珍和其他養病的婦女一起住在遵義第三中學。那時,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學校,後來的林業部長雍文濤和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都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這幾個地方都沒有博古和李德的住處。他們住在城邊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國庭院房子裡,對面是一座寬大的羅馬天主教堂,已被徵用為醫院和公共集會的場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這裡發表演說,紀念被害的德國共產黨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
  住房安排很說明問題。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澤東和「中央隊」則搬了進來。
  決定於一月十五日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在柏輝章的住宅內,目的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後果和長征迄今失敗的原因,以及如何採取適當的軍事行動。
  雙方都積極進行政治活動。在博古一邊,主要是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他四處遊說,爭取支持。他找聶榮臻談過好幾次,一談就是半天,試圖爭取聶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佔領遵義後,並沒有把所有的時間都花來進行政治討論,頭幾天主要用來鞏固軍事陣地。一軍團和三軍團負責保衛整個地區,而且花了很大氣力準備在這裡建立一個新的蘇區。接著,遵義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桐梓和湄潭縣也開始建立革命委員會。由鄧小平主編的軍報《紅星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號召加強革命宣傳工作。
  然而,黎平決定帶來的樂觀情緒很快就在事實面前消失了。紅軍情報部門離開黎平時報告說,守衛貴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個師,這些部隊都是大煙鬼,因而確實虛弱,不堪一擊。可是,就在毛澤東進入遵義的當天,國民黨的兩個高級將領,周渾元和吳奇偉率精兵也跟著進入了貴州,並迅速接管了首府貴陽。貴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他派遣他的第三師共七個團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懷的第六師。
  紅軍的情報部門很快掌握了敵人的這些調動情況。他們得知,蔣介石親自坐鎮重慶,指揮這次行動,並且調動了湖南的四個師、川南的兩個旅和雲南的三個旅。共擁有一百五十個團大約四十萬兵力,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來對付紅軍的三萬人殘部的。
  在黎平時設想的建立新根據地的美好前景破滅了。不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也出現了,遵義地區經濟落後,盛產鴉片,卻沒有多少糧食,所以很難維持一支不斷擴大的紅軍。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這個地區三面環水——三條重要的河流——烏江、赤水,這兩條河在西邊形成了一條曲折的邊界,北邊是滔滔長江。如果紅軍在這裡駐紮下來,就會被圍殲。從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此地建立根據地的想法是不能實現了。
  一月十五日晚飯後七點鐘,二十個人來到了柏宅裡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裡。屋內是普通的灰泥牆,紅木色的地板和門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著一盞煤油燈,中間放著一張破舊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擺成了一個半圓形,還有一個小鐵火爐(當時天氣相當冷),以及幾個擺得頗為得當、微紅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煙灰缸。間或,警衛員進來沖茶倒水。
  從某種意義說,這二十個人在這裡開會,是為了正式確定長征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則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後來很多人都說,這是整個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個事件。
  屋子正中坐著三個人,在歷時三天的會議裡,他們始終坐在那裡。會議主持人是二十六歲的中國共產黨書記和名義上的領袖博古。他長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由此得了個綽  號叫「黑面木偶」)。他聰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四年使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早年曾在共產黨在上海辦的一所大學裡學習過,所以英文也不錯。他受共產國際中國處的蘇聯領導控制,是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親密夥伴和堅定擁護者。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第三個人是周恩來。其他與會者不斷地掉換座位,哪兒方便就坐在哪兒。椅子的擺放沒有什麼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終有位子空著。
  李德坐在門旁邊,他的椅子放在一個很彆扭的地方,「處在一個被告的位置」。翻譯伍修權挨著他坐著,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煩意亂,隨著會議的進行,他越來越生氣。伍十年後也承認,他那次沒有譯出正常的水平。
  有兩個人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的。其中一個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圍剿」時在樂安縣古公村負傷後一直躺在擔架上。那次戰鬥中他帶領周恩來、肖華等幾個人去防禦工事的路上被一顆國民黨炸彈擊傷了。一塊彈片穿過他的臀部進入腸子,傷勢很重。外科醫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為他做了八小時的手術也沒能縫合傷口,只好塞進一根橡皮管。他一直發著高燒。因為要經常使用嗎啡止痛,結果上了癮,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療時才斷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澤東的。人們普遍傳說「王、毛成親了」。
  這些人相互知道底細,甚至連大便的情況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時間允許,周恩來就要拿著一疊文件到廁所去,經常在那裡讀上一個鐘頭。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患有慢性便秘。他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後來在延安時,只要人們一聽說「主席大便了」就要歡呼一陣。他曾告訴埃德加·斯諾,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長沙的時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們對於遵義會議的一些細節——例如時間和與會者的身份——還是不甚了了。然面,從未有人對遵義會議的結果產生過疑問。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黨中央的歷史學家們透露,他們在檔案裡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備忘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資料。
  按現在的說法,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 (他的丟失多年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細節)、周思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和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安全保衛負責人 )、劉少奇(多年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犧牲品),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共十人。
  七位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傷的王稼祥,擔任紅軍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澤東的夥伴)、林彪、聶榮臻(林的政委,毛澤東的堅定的追隨者)、彭德懷(第三軍團司令,態度強硬,反對李德)、第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以及第五軍團政委李卓然。
  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在場的還有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他們是列席代表。總共有二十人出席會議,中國的前途就取決於他們做出的決定。
  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產黨的失敗歸咎於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產黨軍隊配合不靈。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他著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據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並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但他同時又力圖為自己辯護和開脫。
  秘書們不得參加會議。可能除了鄧小平以外,與會者都沒有做記錄。大部分發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這些發言的內容也未全部公佈。現在在世的幾個與會者憑記憶也狠難把內容湊全。
  博古顯然沒有贏得聽眾的同情。他的同志們說他企圖推卸責任。李德列席會議,但態度並不客觀,他的看法與眾不同。他認為博古幹得不錯,他強調蔣介石正在從「帝國主義列強」那裡得到貸款、武器和軍事顧問。 (博古顯然沒有特別提到馮·塞克特。 )李德在回憶時還說,博古認為,共產黨的戰略是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錯誤而已。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承認政策不對頭,特別是不應當打陣地戰。他說,這是造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他自我批評的態度很坦率,絲毫不想推卸責任。他願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給同志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來的發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認為周強調了主觀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離,並為毛澤東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間劃清界線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一向總是等到最後才發言,這次一反常態,他首先講了話。他作了一篇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比任何其他人講得都長。他點名批評了李德和博古,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政策。李德的「短促突擊」取代了朱、毛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毛反駁了李德認為失敗是由於數量上的劣勢造成的這一觀點、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圍剿」中紅軍都是同數倍於已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所以問題不是數量,而是戰術。伍修權回憶說,毛澤東堅持認為軍事路線錯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發言說,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即戰士也是人,也要用雙腳走路,也要吃飯、睡覺。假如一個指揮員不瞭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據地圖佈置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
  毛澤東還猛烈抨擊了未能和十九路軍聯合這件事。他說,這就使紅軍失去了一個迂迴到國民黨防線背後、從後面攻擊敵人的大好時機,而周恩來、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經主張和十九路軍聯合。
  毛澤東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他說出了大多數指揮員長久以來沒有說出的心裡話。
  李德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後,他對遵義會議只討論軍事問題而沒有同時也討論政治問題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指出會上根本就沒有提及蘇聯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國人早在會前就已決定只討論軍事問題,因為他們知道,一討論政治問題,會議很可能會開崩。
  李德的處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遠遠地坐在門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國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瞭解他們在說什麼。而入夜以來,伍修權變得愈來愈不安和疲乏,翻譯的內容也越來越簡短,有時完全停了下來。李德長得體闊肩圓,平時總是不動聲色,除非要發言,否則總象塊石頭似的坐在那裡紋絲不動,而現在他卻怒形於色了。博古發言時,他的臉漲得通紅,當毛澤東開始抨擊他時,他的腦又變白了。他表面上一點沒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把剛在遵義沒收而分配給他的煙卷也抽了不少。看起來他變得越來越沮喪和抑鬱了。
  王稼祥接著毛澤東發言。他已經對聶榮臻說過:「到時候要把他們轟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擁護毛和毛的立場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為他們一直注視著王稼祥在擔架上與別人討論的情況。他明確地說,博古和李德必須讓位,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李德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發言,因為他對當時的發言情況沒有全面的瞭解,所以他決定在研究了會議記錄或至少是總結性決議之後再說。看來並沒有會議記錄,而決議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開發表。斯諾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長篇談話中,也沒有人提起過遵義會議。
  李德回憶自己沒有參與討論的說法和別人的回憶不一致。翻譯伍修權記得李德為自己作了辯護,堅持說,他只是作為一個顧問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 (這一點完全正確。 )他為總的作戰路線進行了辯護,但卻說任何責任都應由中國領導人承擔,是他們把事情搞糟了,應受譴責的是中國人,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等等。他沒承認有任何錯誤。伍修權認為李德問心有愧,但是讀過他的回憶錄的人卻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事情過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態度似乎還是和他在遵義時一樣堅決。
  李德一再說,他只不過是個代表。他確實提出過各種各樣的建議,但是,「這些建議是否被採納就是你們的問題了。」根據中國的檔案材料,胡華教授說,李德斷然拒絕了一切批評。
  批評火力持續了三天。會議一般都是晚上七點開始,持續了四五個小時。措詞越來越激烈,翻譯伍修權也感到越來越緊張了。
  白天主要是處理軍事事務。這期間正在對部隊進行一次重大的改編。解散了中央縱隊及其龐大累贅的挑夫隊伍。剩下的重型設備或者被破壞,或者被埋藏起來以備後用。必須攜帶的東西都分散到各個部隊去了。中央縱隊的年輕人和留下的挑夫都盡可能被編進戰鬥部隊裡。第三梯隊的政委李林凱病了,所以這些工作大都由小劉英負責。
  徵兵工作正在積極開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點人員後證實,紅軍現在只有三萬人。
  隨著會議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很多指揮員指出長征缺乏思想準備的問題。他們認為,部隊的嚴重損失,特別是因開小差而造成的損失,主要是由於新兵在思想上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和往常執行任務不同,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兒去,也不知道為什麼打仗,為什麼必須作出犧牲。指揮員們認為保密工作做得太過分了,連很多指揮員都不瞭解情況,這樣就影響了戰鬥意志和官兵們的士氣。
  洛甫和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周恩來再次發言,認為毛澤東對博古和李德的「左」傾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並提議毛澤東任紅軍總指揮。
  李富春的發言給伍修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澤東在湖南時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華橫溢的蔡暢結了婚。聶榮臻的發言也使伍修權深受感動,聶榮臻對李德的表現非常生氣。伍修權同意聶榮臻對李德的批評,因為他本人也經常領教李德的粗暴態度。有一次,他曾對一個部門的領導說,「李德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絕不給他當翻譯。既然分配我給他當翻譯,我只好幹。」
  聶榮臻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發言的(過湘江時,他的腳負了傷,尚未痊癒)。他說話時很氣憤。每次見到李德,他就惱火,因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揮,李德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裡等具體部署都作指示,而這些細節連軍團指揮員也無須親自過問。聶榮臻對李德的尖銳批評,伍修權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聶榮臻作為第一軍團的政委,對李德的那種只允許和敵人正面作戰的命令,並不是一概照辦的。有時,他們用傳統的朱毛戰術誘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勝仗。
  彭德懷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並嚴厲批評博古和李德。劉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覺得,和其他人的發言相比,朱德、彭德懷和劉伯承還是比較「溫和的」。
  看來林彪在遵義會議上並沒有起多大作用。當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未遂政變可能歪曲了人們的記憶。和我交談過的大部分軍入都曾受害於他。伍修權斷言說,林彪在會上一言不發,他固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過批評。聶榮臻同意伍修權的說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記得林彪在會上支持毛澤東主張解除博古和李德職務的建議。據說,在湘江戰役和第一軍團遭受損失之後,林彪就開始公開批評這兩個人了。臨到開會,他講了很多意見,對他們表示了很大的敵意。
  會議所有的參加者當中,只有何克全幾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學習過,是個「正統」的「布爾什維克」。他承認他們確實犯了錯誤,但不同意解除他們的職務。聶榮臻認為何克全「相當狂妄自大」。何對毛說:「你根本不懂馬列主義。你只讀過《孫子兵法》。」儘管遵義會議採取了行動糾正錯誤,何還是一味堅持己見,直到後來,才勉強承認他是錯了。
  聶榮臻和劉伯承建議紅軍改變路線,打過長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他們認為,那裡的條件比貴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較富裕;而(公路)交通極不便利。這就使得靠兩條腿走路、且行動迅速的紅軍佔了點優勢;那裡的軍閥一般來說對蔣介石懷有敵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較多,可以補充兵員。
  最後,周恩來建議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組成的「三人團」工作。這個建議得到一致通過,據說沒有進行表決,整個會議期間一次正式表決也沒有。軍事指揮權現在落在朱德和周恩來兩個人身上。沒有提到毛澤東。但在另一項決議裡,毛被選為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不管紙上寫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誰當家。另外一項決議寫進了洛甫為毛的批評發言所作的摘要。最後一項決議指出,常委內部的分工以後再討論決定。
  這時彭德懷已經離遵義去對付國民黨將軍吳奇偉了,吳正在威脅著他的第六師。打點行裝,收起帳篷,毛澤東和司令部的人馬也於一月十九日離開了遵義。出發前,在羅馬天主教堂召開了一次軍事指揮員會議,博古(做政治報告)、周恩來和毛講了話、可惜,發言搞未被保存下來。
  遵義會議結束了。長征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掌舵。中國的道路——至少今後半個世紀的路——就這樣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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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毛澤東掌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紅軍在毛澤東的實際指揮下撤出了遵義,與三個月前渡過於都河時的力量相比,此時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隊了。
  紅軍喪失了幾乎三分之二的人員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無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舊的迫擊飽和兩門山炮。出於開宣傳目的,仍號稱四個「軍團」——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軍團,而實際只有十六個戰鬥團和一個幹部團。儘管不遺餘力地招兵買馬,兵力仍不到三萬五千人。
  紅軍離其原定目的地越來越遠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內地。它奪取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它的位置。紅軍的地圖很少,而且這一帶的許多地方從未在地圖上標出過。
  的確,紅軍已突破了蔣介石在江西蘇區周圍所設的包圍圈,成功地渡過了湘江。然而,它並未也根本沒有擺脫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就在北面的重慶忙著調集更多的軍隊,如狼似虎地企圖圍殲「赤匪」。他部署了四十萬大軍來攔截紅軍,不管紅軍走哪條路,他都要封鎖。如果說,蔣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幾次圍剿都未能得手的話,他可不願意在貴州再次失手了。黔軍之渙散不堪、煙癮纏身,這已為共產黨所知。可是,此時蔣已集結了四川、雲南、湖南的軍隊和他自己的嫡系軍隊,準備在紅軍一接近貴州同鄰省的邊界,特別是當紅軍往北向滔滔的長江移動時,來一個迎頭痛擊。對此決不能低估。
  紅軍已有兩次被迫改變前進的方向,先是放棄了與湘、鄂、黔地區的賀龍和肖克的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接著是放棄了在遵義周圍建立根據地的想法。離開遵義後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搾路上的淒涼的泗渡村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將行動方針上的最新改變確定下來。這一回是準備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會合。但第四方面軍究竟在何處,他們並不知道準確地點。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通訊聯絡很差,他們幾乎是盲目地尋求會師。毛澤東以為四方面軍在四川西北部有個繁榮的基地,擁有十萬以上的大軍。但他卻不知道四方面軍不久就要拔營,向「荒無人煙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區轉移。李德認為毛在離開遵義後,會派出通訊員與第四方面軍聯絡,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有任何通訊員到達第四方面軍的總部。
  情況也並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裝備方面,由於人員傷亡嚴重,紅軍的步槍和機關鎗現在差不多夠用了。他們在遵義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槍。紅軍使用的槍支五花八門,但是毛瑟槍算是標準的,因為它們是國民黨政府兵工廠統一製造的,而國民黨軍隊正成為共產黨軍隊武器的主要來源。再說人員雖然減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經百戰的精銳部隊。在甩掉輜重大軍之後,紅軍又恢復了快速和靈活機動的特點,這是紅軍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蔣介石用來對付他們的任何部隊。他們徒步行軍,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尋常。有時他們一連幾天都保持這種速度,而且還是翻山越嶺,強渡江河。五嶺早被拋在後面,然而  貴州,雲南和四川又是山巒重疊,山山之間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無路可走,這裡可走的道路也是為數極少,只有一處不同——有一條雖未經鋪面,但卻是一條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種車輛,這條公路從貴陽往北,通過遵義和婁山關至川黔邊境的赤水河。
  至於其餘的路程,紅軍總是在窄得只能二人並行的羊腸小道上翻山越嶺。今天一眼望不到頭的「 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當時是根本沒有的。這些羊腸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麼陡峭,紅軍必須從這裡通過。在一九八四年,農民們仍然走這些羊腸小道,因為走山間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兩英里。今天的電話線和電線桿就是順著這些過去的羊腸小道豎立的。貴州北部的人說,任何一個老太婆進城趕集都能賽過一輛汽車,因為她順著羊腸小道走,比車子少用一半時間。
  由毛澤東指揮後,軍隊就感到放心了。政委們終於可以明白地告訴戰士們為什麼要行軍,以及行軍的目的地是哪裡;部隊士氣也高漲起來了。中國和全世界都沒有任何部隊能像紅軍這麼快地翻山越嶺。共產黨軍隊每每突然在一個城鎮出現,人們無不感到吃驚,因為他們在這之前不曾聽說附近有什麼共產黨軍隊。紅軍戰士中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堅如鋼鐵。他們離開遵義時,體質比長征開始時好了。大多數人已休息了十天。他們吃得也不錯。軍隊到達遵義時,每個戰士都發了一、兩塊銀元。遵義有一家川菜館子,花一元錢就可以美餐一頓。不到一、兩天的工夫,紅軍就把遵義好吃的東西吃得差不多了。許多人品嚐了毛澤東喜歡吃的名菜——四星伴月——這是用羊肉、魚、雞、蔬菜、特別是芋頭(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譯注)層層擺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個晚上。據說這種肉湯可以醫治頭暈頭痛少有些人還買了一種珍貴的草藥天麻,當地傳說天麻能治體虛。
  在遵義,戰士們有了新草鞋。有的人還有皮底鞋,厚實的衣服,竹編防雨斗籬和新的草編雨帽。他們的米袋裝滿了糧食,醫療隊從藥鋪裡補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補足了草藥。甚至還有新的手電筒、電池,此外還儲存不少煤油、糖和鹽。
  毛澤東有理由感到樂觀。紅軍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宇快方針的指導下又重新前進了——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李德到來前的歲月裡,這十六字訣曾指引著紅軍取得勝利:
  敵進我退。
  敵駐我擾。
  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
  這是游擊戰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隊成長壯大。現在要靠這一方針來挽救軍隊免遭覆滅了。
  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
  直到遵義會議前夕,周恩來還是毛澤東的對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澤東被解除了黨中央局書記的職務,而同年十二月來到中央蘇區接替這一職務的正是周恩來。接著,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寧都會議上,周恩來又替代他擔任了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
  周恩來確實曾表示反對解除毛的職務,主張讓毛留職。但是他服決定,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成為紅軍全軍的總政治委員。實際上,他與博古、李德一起組成了大權在握的「三人團」。從寧都會議時起,毛澤東在紅軍事務中沒有發言權,這也是事實。寧都會議期間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會後也一直沒有返回紅軍。
  那時,周恩來與「三人團」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邊,阻撓毛的戰略,否定毛的建議。周、毛之間沒有什麼合作。如果說,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的話,也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曾參與反對此種計謀。
  許多年之後,周恩來悲痛地承認,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寧都會議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他從來沒有主動去徵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其原因可能是他對組織紀律觀念看得有點過重了。他在寧都會議上曾表明,他認為毛應繼續參與指揮軍事,但當領導作出了反對毛的決定之後,他沒有對決定提出異議。不過他還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當毛離開寧都時,他騎馬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復健康,回到紅軍來。有一段時間,周恩來自稱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澤東可能恢復原職。他偶爾也把文件送給毛:「如有便請閱。」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與其丈夫一樣,嚴守黨的紀律。一九七六年春,當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遊行遭到「四人幫」的譴責時,她沒有表態,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和黨修正了官方的立場,她才表態。當楊尚昆將軍請她幫助查明她丈夫對一些問題的態度時,她很乾脆地說:「他從來不跟我講他認為我不應該聽的事情。」
  對於黨的決定,他與毛澤東的態度不同。毛對於每個決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力圖使自已的觀點佔上風,長征開始前後一段時期他就是這樣。周偶爾也表示反對意見。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從中央蘇區突圍的建議,但因「三入團」中的多數——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對,他就讓步了。
  毛掌握領導權前後,不時感到自己與斯大林有矛盾。有時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特別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感到,出於維護蘇聯作為世界革命堡壘的需要,他們只能把蘇聯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之後,這種情況也發生變化。斯大林曾強烈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戰爭;竭立敦促毛澤東同意成立聯合政府。毛堅決拒絕了這一建議。一九四八年末,當毛抵達河北省的平山縣,準備拿下北平並揮師南下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帶來了一個特別口信: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生存下去。毛不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還向米高揚提出了為什麼要打過長江去的強有力的論據。他認為,他最終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他把米高揚送回莫斯科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他是這樣答覆斯大林的:「凡是勸說人民憐借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周恩來象領導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是個「外國通」。他在法國和德國度過多年,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也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要長。他對外部世界見多識廣。在文化方面,他對巴黎也許比對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興趣。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在青少年時代雙腳沾滿牛屎,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熟悉農村的習俗,更沒有毛澤東那種中國農民的天性。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侶,在歐洲和中國大城市的共同經歷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相互間的密切關係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來以其政治家的風度和傑出的才智而著稱。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歷,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大膽的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而在長征之前他還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他具備足以擔當一名領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現在已全力支持毛澤東,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終結之時,他都從未對毛的領導提出過任何異議。對於周恩來之所以作出這一抉擇的複雜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人們沒有足夠的瞭解。但是從遵義以後,不論他擔任何種職務,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這種夥伴關係,也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
  顯而易見,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觀點和作風上存在著、而且將永遠會存在分歧。毛很「土」(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詞),他是個鄉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來到上海碼頭,向那些去法國半工半讀(他本人也積極地參與制定這個計劃)的最好的朋友揮手告別。但他自己卻沒有同他們一道去。
  學者們對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早就有所猜測。有的人認為他因為沒有盤纏而回去了;或者是因為學習法語有困難,或許是因為他與那些穿著比他講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這些解釋看來都沒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輩子研究毛澤東的中國歷史學家李銳認為,毛從未打算過出國。毛認為他的朋友應當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帶回中國。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國。要是他出國的話,留在國內的領導核心就會分崩離析。
  李銳認為,毛澤東那時就已經得出結論,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和重建,而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靠他,他一定要當領袖,因而感到有責任留在中國。他對西方並末表現出應有的興趣。李銳覺得,這是一個缺點。
  上述情況在毛澤東的整個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與「土包子」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和關係緊張。有的人認為,毛歷來妒忌周思來的處世手腕,後來還妒忌他的國際威望。儘管如此,這兩位不同人物之間的聯盟卻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兩人相輔相成。毛是哲學家、詩人,頭腦裡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幻想。他具有一種熾熱的精神,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準備為實現自己的見解而採用任何謀略。他追求目標,堅定不移,不容改變,但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則機動靈活。( 直至生命最後幾年 )他還是位善於用人的天才,不斷地把自己的敵人和對手變成有用的盟友。周恩來則是一位實幹家、外交家、人道主義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已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當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維、雄辨的口才和大無畏的勇氣度過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難關 (毛卻坐視不救 )之後,他感慨萬千地談到毛澤東:「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但是我們不可能做得像他那麼好。」我相信他這番話是完全真誠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這樣認為。但是,他對毛的晚年幾乎使他本人和整個中國遭受滅頂之災的大動亂是怎麼想通的,我卻無法想像。常聽到外國人和一些中國人說,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實可靠的政策執行者,是位務實的行政管理大師。儘管毛有時心血來潮,無法無天,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卻穩穩地把握住了國家的航、程。除這一切之外,他還具有許多可貴的品質,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從中國人那裡聽到的。他事無鉅細,對人和藹可親。長征途中,他親手把傷員輕輕扶上擔架,唯恐別人的手用力太重;當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醫院裡奄奄一息而身旁沒有任何親友陪伴時便大發雷霆;在他晚年動盪的歲月裡,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憂心仲仲,在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又一次正式宴會之前,他會像普通工作人員那樣,先溜進北京飯店的廚房吃一碗麵條,等等。難怪近年來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
  在遵義會議之後,長征的許多事情有了頭緒。二月五日,紅軍抵達黔滇川三省交界處的一個名叫雞鳴三省的小鎮時,博古的中央委員會常務書記一職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協助」周恩來作軍事決策。三月十一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一起被任命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當然,毛在其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毛澤東最初的行動之一是設法同莫斯科取得聯繫,把遵義會議的情況告訴他們。當時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沒有其他別的聯絡辦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漢年,他曾奉命執行過多次對地方軍閥的秘密使命。潘漢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裡沒有找到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組織已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壞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澤東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陳雲,即新發現的有關遵義會議記實的作者。他化裝成商人,在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後便動身。他在上海同宋慶齡取得了聯繫,宋慶齡安排他坐船去海參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陳雲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參崴。同行的還有何實楚,她是毛澤東在長沙時的朋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兒(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蘇區);已經去世的四川官員陳剛的夫人;潘漢年;黨的前領袖瞿秋白之妻楊之華;以及陳潭秋。這時瞿秋白已於六周前被國民黨處決。國民黨對瞿秋白被處決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遺孀楊之華同國際紅救會有聯繫,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機構,為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陳潭秋同毛澤東和何叔衡一樣,也是一九二一年建黨時的共同發起人之一。
  陳潭秋當時留守福建,他接替羅明擔任那裡的黨的書記,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評。這也許就是他未能參加長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運,因為他設法離開了福建,同赴蘇的這些人會合,一起前往莫斯科。( 但他後來於一九四三年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盛世才同俄國及共產黨毀盟後,轉而同蔣介石結盟。)
  陳雲後來說,他們一行共有七八個人。這是一個級別很高的小組,此行目的名義上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曾於一九三四年向中國人發出邀請,請他們派遣一個有六十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原定於一九三四年召開的會議,但是會議後來被推遲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團未能及時趕到那裡。他們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達,這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已來不及向大會報告遵義會議或其他任何問題的情況。大會本來可以利用一點來自中國的第一手信息,但沒有這樣做。在缺乏真實情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聽取了王明關於中國革命不斷高漲的講話。最後,一九三六年二月,共產國際的雜誌發表了陳雲題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用假名施平發表,此名無人知曉,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視了),文章沒有提到遵義會議的情況。遵義會議是絕密的。
  陳雲的文章隻字未提軍事和政治領導的變更。他提到從中央蘇區撤出的情況,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被說成是失敗;說西征大軍「偉大的行動」正勝利地取得進展(實際上紅軍早已抵達陝北,但這一情況沒有說明);說紅軍正在保存實力,其目標是要壯大到一百萬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極面是,在他們離開中央蘇區時,背著沉重的行李。
  此後,共產國際立即採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國的聯繫。潘漢年被派遣回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達上海,他帶來了密碼本,這樣就能恢復密電聯絡了。關於他是否帶回電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沒有帶回。但是,據說他們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慶齡寓所中的一部電台。宋慶齡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裡哀路,她和孫中山過去曾在這裡居住。
  多年來,對宋慶齡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產黨電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眾說紛壇。她的許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認,他們說國民黨的警衛日夜把守著寓所,電台怎麼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兩名主要歷史學家胡華和向青聲稱,電台確實在那裡工作過。
  潘漢年是一位老於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時,他喬裝成宋慶齡的秘書,實際上是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和孫夫人之間的正式聯繫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為日本間諜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親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監禁二十年之後去世。但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之後,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復了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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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棉裡藏針」
  鄧小平是在陰影的籠罩下開始長征的。那時他才三十歲。他被撤銷了軍政職務,受到了嚴厲的「鬥爭」,被武裝看押和公開批判,連妻子也跟他離了婚。雖然這還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點,但確實也是一個低點。有關這—時期的某些傳說肯定是不真實的。看來沒有證據表明,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他真的被送去勞改了。他作為紅軍總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像數以干計的其他紅軍戰士一樣扛著自己的行裝、開始了長征。但他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裝備的挑夫中的一個。然而,這些都是有關鄧小平的早期典型情況的傳說。
  遵義會議改變了鄧小平的低級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從政治上的底層上升到參與毛澤東的高層梯隊。
  鄧小平降職後又東山再起的所有細節在參加長征的人的記憶中並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卻是毫無疑問的。
  他支持毛澤東,但因為脾氣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過苦頭。人們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鄧小平恰好就是這種人。他出身於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廣東常見的「客家人」,後來往北遷至四川,在重慶市北面約三十英里處的廣安縣的仕紳組織的地方保安隊中任隊長,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隊伍。鄧小平早年便離開了家,上了中學,接著在重慶上專科,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十六歲時,他隨一批九十二名中國學生一起乘船去法國。
  在巴黎,他先在雷諾公司的一家工廠做工,後來在火車頭上當司爐。他錢很少,也沒有多少東西吃。他對楊尚昆將軍說:「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麵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鄧小平認為,他身體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點)可能與他貧乏的飲食有關,因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輩子喜愛法國食品,特別是羊角麵包。一九七四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討論經濟問題的特別大會,領到了三十元(約十六美元)的零用錢,他決定用來買羊角麵包。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建議他在回國途中經過巴黎時再買,這樣國家時麵包就比較新鮮。他採納了這個建議;他一下買了一百個羊角麵包,帶回國送給周恩來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愛吃羊角麵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失敗後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他有時就做上一頓法國飯菜贈送給鄧小平品嚐。在巴黎時,鄧小平學會了自己做飯,還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裡的其他中國學生做飯。
  他在一九三六年時對埃德加·斯諾說,他在國外的大部分時間是做工,而不是學習。他是從法國工人同伴那裡學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以後才加入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青年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在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亞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長一些,也在法國工作,他們兩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們也常常見面。在那些日子裡,鄧小平與周恩來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來創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表現得很活躍。他散發傳單,到寫蠟板,干了很多工作。
  鄧小平於一九二六年經過蒙古和寧夏回國,在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幾個月。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在那裡學習。後來鄧小平曾回憶說,蔣經國在這所大學裡「學得不錯」。這所大學當時既面向國民黨也面向中國共產黨。回國之後,他在接近共產黨的「基督教將軍」馮玉祥的部隊裡工作了一段時期,還在西安附近為馮玉樣建立了一所軍事訓練學校。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恐怖統治之後,鄧小平被派往武漢,接著又到上海轉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職務。
  他在黨內的第一項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廣西西南部去組織一次以所謂第七和第八軍為中心的大規模游擊戰,他被任命為政委。
  鄧小平有使弟弟叫鄧墾,後來任武漢市市長,一九八四年時已退休。還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學研究所工作。他們的母親在孩子們幼年時便去世了,孩子們是由繼母扶養長大的。
  第七和第八軍並非真正的滿員軍——充其量不過數千入。鑒於第八軍的基地在廣西和印度支那的邊境龍州,鄧執行這次使命時極其困難。為了前往該地,鄧不得不從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過了邊界到龍州。他得到了印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幫助,該地下組織正在龍州對面的印支邊境地區舉行起義。至於胡志明本人是否積極參與了這次作戰行動,不得而知。印支共產黨於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馬廳舉行的一場足球賽期間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胡志明曾與中國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廣州開展地下活動。
  鄧小平在第七軍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鬥爭的影響。他被撤銷了前委書記之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鄧崗的人——人們有時把他與鄧小平混淆起來,鄧小平的真名是鄧斌(在法國時,人們知道他叫鄧希賢)。到第七軍奉命從廣西撤至湖南時,他又恢復了職務,但是第七軍只剩下很少一點點人馬了。它號稱有三個師。空架子的二十一師留在廣西;由韋拔群指揮。鄧指揮十九師,陳豪人指揮二十師,此時兩個師已分別改稱為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這倒比較符合實際。不久,鄧被派往上海向黨的地下中央領導匯報廣西的情況。他於一九三一年二月抵達上海。
  鄧小平在第七軍裡至少已有兩次大起大落。後來,在毛逝世以後,他終於成為中國的領袖。有人問一位知情的中國人:鄧小平坦率而固執,這使他捲入一次又一次的黨內糾紛,那麼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這位中國人說:「正因為如此,我們信得過他。」
  當鄧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蘇區,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時,他陷入了困境。該縣正在搞「肅反」運動,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運動中搞的清洗運動之一。肅反運動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右翼分子成立了一個親國民黨的組織,叫做AB團。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AB團是個無足輕重的小組織,不久就銷聲匿跡了。但許多年青的中國愛國分子都曾加入過AB團。
  一九三零年,當許多中國青年從蘇聯回國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黨的保衛人員就要他們交代過去曾參加過的組織。不少人說他們曾參加過AB團。一系列的主觀推斷和無端猜疑使得保衛人員相信AB團就是國民黨企圖滲入共產黨隊伍的特務組織,「AB」二字代表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縮略語。這一危險的胡謅尚未全面傳播開來,便發生了三四千名AB團嫌疑分子被逮捕,許多人被槍決的所謂富田事件。
  由於國民黨造謠說它有地下組織(實際並不存在),更增加了人們對AB團的恐懼感。黨的保衛人員採取逼供手段,使數百人無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團的成員。鄧小平接管瑞金時,在瑞金監獄裡究竟有多少人坐待處決,沒有可靠的估計。但是大概不下數百人。
  鄧小平制止了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對所有被關押的人進行詳細的審查。大部分人恢復了原職。如果發現他們濫用職權或犯了錯誤,則予以撤職。周恩來在一兩個月後抵達蘇區時,也支持採用同樣的辦法。在制止這種瘋狂行動的過程中,鄧小平得到了謝唯俊和瑞金其他黨的幹部的協助。情況就是如此。在那裡,殺人的現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稱為「隱藏在黨內的故人」。所有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統治時期有著奇妙的相似之處,鄧小平在這個時期成了一個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與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樣,他最終制止了歇斯底里的發作,釋放了無辜的人。
  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的時間不太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佈成立「臨時中華蘇維埃政府」,瑞金成為其「紅色首都」。幾個月之後——鄧已記不得確切日期——他被調離瑞金,去擔任不太重要的職務——會昌縣委書記,緊接著又兼任尋烏和安遠縣委的書記。這聽起來相當不錯,實際上並非如此。這二個縣都是不久前才獲得部分解放的新區。當時紅軍並沒有佔領這二個縣的縣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鄧小平的日子又不好過了。眾所周知,他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此時,博古及其反毛派開始接管中央蘇區,發起剝奪毛的剩餘權力的運動。
  鄧在一九八四年回憶說,他擔任三個縣委書記之職約半年之久。儘管鄧告誡他的同事們對於編寫和研究歷史必須精確,但他卻拒絕寫自己的回憶錄,也反對別人為他寫一部正式傳記的建議,這也許是因為他厭惡以毛為中心的個人崇拜。
  那時的反毛運動是由黨內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寫的。「布爾什維克」們不敢公開攻擊毛,而是採用中國政治中指桑罵槐的方法批評福建省委書記、毛的堅定支持者羅明。文章沒有提及鄧小平,但是誰都知道,鄧與羅明的觀點相同,並且都擁護毛澤東。
  羅明幾乎立即被解除職務。鄧小平被調至江西任省委宣傳部長。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鄧的運動便公開了。洛甫公開點名,首先指責鄧小平是「羅明路線」的追隨者,被點名的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還有幫助鄧反對清除AB團歇斯底里運動的謝唯俊和長期支持毛澤東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職務。紅軍開始長征時,其中毛、古兩人被留下來,而且都喪了命。
  此時,鄧被送到了紅軍的總政治部接受「批鬥」。有關這次「批鬥」的報道是相互矛盾的。鬥爭絕不是溫良恭謙讓的。用暴力傷害肉體是司空見慣的事。挨斗的人被關押起來,顯然,鄧也不例外。五月六日黨中央局雜誌《鬥爭》上發表羅邁 (李維漢 )的一篇文章,文章號召對鄧和「羅明路線」的其他追隨者進行「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羅邁是黨的組織局書記。他激烈要求對鄧進行處分。正是在這個時刻,鄧的夫人阿金(金維映)和鄧離婚,改嫁給高大英俊、深思熟慮的羅邁。這是否促使羅邁對鄧採取嚴厲的態度,無法證明。阿金是廣東人,人們記得她是一位頗具天資的女人。和鄧一樣,她在瑞金時是黨的一位書記,而且據說有點個人主義。阿金和羅邁一起完成了長征,但他們在延安離了婚。
  鄧小平被指責執行了一條「富農路線」,因為他主張沒收富農的土地分給窮人,而不去觸動中農。他還認為應當在各縣保留地方武裝力量,而不應當象「布爾什維克們」所堅持的那樣,把所有的武裝都統一到中央指揮之下。他還支持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
  鄧小平在被批鬥時寫了兩三份檢查,承認他低估了「進攻路線」,但指控他的人對此還是不滿意。他堅持說:「我再沒有別的可說了。我說的都是實話。」說罷,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裡,不願為此再費口舌了。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陸定一是蘇區宣傳部長。「文化革命」期間,紅衛兵曾把他打成重傷。
  「我餓壞了,」鄧小平對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憐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隻雞。做好後,她給衛兵捎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隻,把另外一隻拿回禁閉室留著下頓吃。紅軍撤出蘇區時,唐義貞被迫留在蘇區。她的丈夫走完了長征,並倖存下來了。
  鄧小平在被「批鬥」期間的表現同他在以後年代中的表現是一致的。他願意承認錯誤,但當他相信自己正確時,他就不肯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支持毛澤東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毫不動搖。
  關於後來發生的事情,大約有六七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他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楊尚昆將軍說:「他被送到基層去了。」但不知道具體做什麼。最準確的一種說法是,他被派到離瑞金很遠的樂安縣南村區去當「巡視員」了。但似乎誰也不知道他在那裡巡視了些什麼。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那是個很低的職位。他在那裡呆的時間很短,可能不超過十天。那是個游擊區,用軍史研究員閻景堂的話來說,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在這片無人地帶周旋,打得「難分難解」。瑞金有些人擔心「會出事」,所以又把他調了回來。
  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受傷的王稼樣。他擔任秘書長這一職務有兩三個月時間,後來據說他主動請求解除了這個職務,成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員。另一種說法是,根據鄧自己的請求:擔任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的編輯。但是,李一氓指出,長征期間,不可能發行《紅星報》,所以在總政治部鄧沒有什麼事可幹,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軍。李一氓後來又糾正自己的說法,說他們每人分到一匹馬,實際上是騎馬行軍。
  不論情況如何,在遵義會議,或在此之前不久,這些都發生了變化。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的身份出席了遵義會議。不過,據他回憶,在遵義會議前不久召開的黎平會議期間,他已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或按照劉英的說法,他擔任「中央直屬隊」的秘書長。
  這個職務聽起來很重要,實際上並非如此。根據現在的回憶推斷,秘書長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整理文件、文件歸檔、收發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實上至今沒有發現鄧小平以秘書長署名的電報或文件。
  鄧出席邀義會議的問題直到最近才成為歷史研究的問題。鄧自己記得是出席了會議,楊尚昆將軍親自進行過一次調查。楊出席了會議,但記不得鄧是否也在場。七十年代初,楊曾問過周恩來總理。周說鄧確實在場。後來,楊回憶起他看到鄧坐在一個角落裡忙著記筆記——不是為了《紅星報》,就是因為他是秘書長才記筆記的。不管多麼重要,這些筆記也像有關遵義會議的幾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樣都丟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紅軍翻過雪山之後,毛命令後方機關所有人員都必須在前線擔任軍事職務。鄧小平去第一軍團領導政治宣傳工作,身材矮小的劉英接任秘書長,一直到紅軍到達陝北為止。紅軍到達陝北時,鄧患了某種傷寒病,病得很厲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無法工作。
  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使鄧小平經歷了那麼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發脾氣說,每次他講話,鄧就故意坐在屋裡很遠的地方;鄧耳聾,反正也聽不到毛在說什麼。可是在一九七三年,當周恩來身染重病時,他把鄧小平從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中解脫出來,並熱情地稱他為「棉裡藏針」,意思是鄧柔中有剛。毛還說,鄧「行方思圓」。
  紅軍從遵義出發時,鄧已不在部隊的下層了。他有了自己的馬,而且從毛那裡接受了新的任務。但是,隨著鄧的時來運轉,另外一個人卻倒霉了。紅軍向西北方向開闢新的路線時,騎在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從紅軍最高指揮部裡消失了。在遵義會議結束之前,李德就要求並被批准參加了林彪的第一軍團。用他自己的話說,要「通過在前線的親身體會,瞭解毛推崇備至的中國內戰戰術。」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裡領來的特殊供應物品,這又招致了中國人的一陣臭罵,然後他就匆匆去追趕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後,他終於見到了林彪。他說,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撲克,開始研究毛的戰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過去的。
  當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並再次短暫停留時,翻譯伍修權來看望過李德。伍被任命為第三軍團副參謀長,上了前線。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來,也開始砸核桃。李德抬起頭來看了看他,說:「我們之間的關係是軍事關係,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在此之後的長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個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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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擺脫危局
  隊伍出了遵義向北進發。這是自從長征開始以來,紅軍第一次踏上一條真正的公路,毛澤東也是第一次騎著高頭白馬走在隊伍的前頭( 該馬已製成標本現陳列在延安博物館內 )。他的老戰友朱德和新戰友洛甫也騎著馬,分別在他的右手和左手與他並肩而行。疲憊不堪的部隊進入桐梓時受到兩千名群眾的熱情歡迎,景象十分壯觀。桐梓是兩周前由林彪的一軍團攻克的。
  在桐梓,紅軍開進了一個神秘的王國——仙女洞和天門洞。那是一片充滿傳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詩意  和歷史傳統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橫生,還沒有人進去探過路。有人說,天門洞是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納幾萬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將而聞名。桐梓縣出的武將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多。這裡是不少小軍閥的棲身之地,每個軍閥都為自己造了一棟小樓,式樣干篇一律,第二層有個陽台,院子裡大多停著一輛小轎車。這些軍閥個個都有不少黃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處的茅台是有名的鴉片和釀酒中心。紅軍到達桐梓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裡尋找軍閥和地主逃跑前倉促藏匿起來的金銀財寶。紅軍在這裡富裕了好幾個星期,因為它沒收了大量的銀元( 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這個地區除了生產黃金和鴉片外,其他出產極少 )。
  仙女洞和天門洞這樣的人間奇境在二次大戰中出了名。當時國民黨為了避開日本人的轟炸,在這個偏遠而隱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廠書地下發電廠。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劫持了蔣介石的「少帥」張學良曾被押來囚禁在這裡,看守們令其在洞裡不斷地轉圈,直到他暈得辨不出方向,才讓他出來重見天日。張學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館裡,牆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張學良單獨住在那裡,身旁只有一位才華出眾、忠貞不渝的女秘書趙小姐。他們傾心相愛,一起生活。當蔣介石離開大陸去台灣時,把他倆也帶走了。一九六四年張學良和趙小姐在台灣正式結婚。
  一九四九年紅軍再次攻人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軍閥們再次把財寶藏進洞裡。紅軍很快又把它們取了出來。可是逃進深山的許多國民黨軍官和部隊,是好多年以後才被全部消滅的。
  參加過長征的羅炳輝將軍告訴海倫斯諾;紅軍打貴州時「像是一隻猴子在小巷裡耍弄一頭牛。」
  我想,毛澤東不會做那樣的描述。他的目標是清楚的——找到一條北上渡過長江的通道,以便同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的心裡也已早有打算,毛澤東想北上,他就調動精銳部隊來堵截。
  毛澤東離開遵義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隊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掃清道路,使紅軍得以在瀘州和宜賓之間渡過長江。位於重慶西南的這段長江長約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蔣介石就親自在重慶坐鎮指揮他的部隊,企圖在雲貴川地區將紅軍團團圍住,就像他早先在江西紅色區域所做的那樣。
  毛澤東自有對付的妙計。他已分兵幾路,由林彪親自率領精銳的一軍團第二師行動。該師突擊團四團正嘗試從赤水縣一帶渡過赤水河並為橫渡長江做準備。他自己則親串一軍團第一師和其他高級機關離開桐梓西行。這條道路泥濘不堪,同遵義城外的公路無法相比。陳雲(筆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裡寫道:這是長征途中他所見到的最糟糕的一條路。他看見毛澤東拄著棍子爬山。天下著雪,泥漿沒過他的雙膝。他顯然滑倒過,因為他從頭到腳都沾滿了泥巴。
  毛澤東率領部隊西行朝赤水河前進,準備在林彪突圍成功後立刻向北尾隨林彪的部隊。彭德懷的三軍團(「軍團」僅比師稍大一些)幾乎沿同一路線單獨向西運動,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軍團的任務是摸清敵情;五軍團像往常一樣,擔任後衛,幾乎緊跟在三軍團後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這麼多的幾路是否明智,對此是有爭議的。但是他的目的在於迷惑蔣介石,使蔣摸不清紅軍的意圖,並趁其不備,在蔣介石尚未設防的地點強渡過江。他希望蔣和四川軍閥本來的矛盾關係能對紅軍的行動有利。
  但是戰爭中常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林彪素來機警、穩健,善於繞過敵人前進,現在卻遇到了麻煩。他順利抵達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舉著紅旗歡迎他。黔軍驚慌失措逃過赤水河。林彪接著向土城以北的不遠的赤水城挺進。他料想會受到同樣的歡迎。城裡一個小軍火庫的工人於一月十六日舉行過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為這可能對他攻城有所幫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們為能見到赤水城而興奮不已,因為城裡有電燈,而他們大多從未見過電燈。但是,當林彪抵達赤水附近的黃洞陂村時,他發現敵人在道路的一側築有堅固的碉堡,在另一側的小山頂上修了強大的工事。敵人的重機槍朝著紅軍猛烈掃射。第三團竭盡全力戰鬥,仍衝不出敵人的火力網。林彪派出一支隊伍繞到小山後尋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戰士們打了一整天,還是毫無進展。這時,他們又看見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塵土飛揚,顯然,那是國民黨部隊在馳援赤水。林彪堅持著打到黃昏,然後撤過公路,拉開一段距離。他無可奈何地連夜向毛報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澤東率領的主力這幾天也受到一股敵人的追擊。但這似乎沒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憑敵人窮追不捨,他想那不過是幾團黔軍「雙槍」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來到赤水河邊的土城部外。彭德懷的三軍團就在附近,五軍團離這裡也不遠。當晚決定,三軍團第二天一早迎擊迫兵,把他們消滅掉,估計敵人有兩個團,約二千至三千人。這類戰術是朱毛的拿手好戲。成功後既可擺脫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條道路後,立即跟進過江。他們估計林彪隨時可能報來得手的消息。屆時,他們將把敵人甩掉,並在蔣介石醒悟過來前就到達長江北岸。這是個大膽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曉,三軍團發起攻擊。毛在位於土城以東數英里的青槓坡村建立了指揮所。指揮所設在村外的小山頂上,視野廣闊,幾乎可以環視四週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慣例,這類戰鬥通常只需幾個小時。五軍團這時已擺開了速戰速決的陣勢,準備全殲「雙槍」兵。
  不料,毛於清晨收到了林彪突進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隊停止前進。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軍大約半天就可以到達青槓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澤東明白了這場殲滅「雙槍」兵的速決戰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時左右,故人顯然沒有倉皇潰逃。紅軍固然打得很好,故人打得也不錯。實際上敵人反而越戰越強了。中午時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危險的戰鬥。敵人並不是不堪一擊的黔軍,而是駐守宜賓的川軍總司令劉湘手下的精銳部隊,前線指揮官是外號叫「熊貓」的郭勳祺。敵人的兵力也不是他們原來所想的兩個團,而是兩個旅即四個團。不僅如此。激戰當中,又出現了更多的川軍,總數增至八個團,至少一萬人,而且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指揮有方。毛因失算使紅軍遇上了長征中最關鍵的一次戰鬥。他得到的情報錯得不能再錯了。
  就數量而言,川軍人數大約同毛部署的人馬一般多。他原來預料兵力對比是四對一,現在成了一對一。離戰場不遠的地方確實應當另有一萬或一萬五千名紅軍部隊,然而從未讓他們投入戰鬥。林彪率領的大約四千人還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後各個方面都出現了險情。
  高級指揮員兩次親臨戰場。朱德和劉伯承離開總司令部到前沿陣地督戰,表明情況已很危急。川軍指揮官顯然已把八個團全部投入戰鬥,紅軍成敗未定。
  形勢十分危急,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親自指揮戰鬥。
  紅軍手中僅剩下兩門倖存下來的山炮。戰鬥後期,朱德動用了其中的一門。開炮猛轟充當急先鋒的川軍教導旅。僅剩的那三發炮彈打完後,朱德下令把炮扔進赤水河,因為再沒有什麼用處了。
  下午兩點,出現了新的緊急情況。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趕到青槓坡增援正在激戰的三軍團。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後才能趕到,這表明他們當時擔心凌晨時紅軍的處境會更困難。
  下午三點,戰鬥仍在激烈進行。傷亡越來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襲擊,她從密集的槍林彈雨中死裡逃生。軍事委員會為此召開了緊急會議,這是大家知道的紅軍在戰鬥中召開的唯一的一次緊急會議。可見這絕非是一次普通的戰鬥。現在清楚了,戰鬥中紅軍的命運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敵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紅軍能不能頂住? 誰也不敢說。到了下午三四點鐘,軍委幹部團——司令部的近衛部隊、後備中的後備也都投入了戰鬥(他們表現得很出色)。緊急會議決定採取非常措施,命令黃昏時停止戰鬥,迅速毀掉赤水河上的橋樑,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計劃。主力紅軍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時才能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合,要看事態的發展。眼下紅軍不得不推遲人川,暫時棲身雲南。
  軍委向林彪下達了新的命令。讓他必須在敵人封鎖渡口之前  過河,同其他部隊一起撤退。要竭盡全力後撤,以保存紅軍的戰鬥力。毛澤東指揮紅軍已有十天,而現在紅軍的命運是生死未卜。
  毛澤東終於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時間:林彪數天前到達土城時,奪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橋。浮橋還在原地。下午六時,工兵奉命把橋修好,並再搭兩座橋。夜間,周恩來三次來到河邊視察,鼓勵工兵加快進度,強調橋必須在日出前架好。
  天氣溫和,沒有再下雪。五嶺的嚴寒稍有緩解。河面狠寬,河水很淺,每年這個季節赤水河水流總是比較平緩。工兵修橋進展順利。浮橋象公路一樣寬。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現元厚)及時渡河完畢。一月二十九日拂曉前,紅軍迅速渡過赤水河。這一位實際傷亡數字沒有記載。從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一些材料看,雙方傷亡均十分慘重。國民黨的統計材料認為,共產黨方面傷亡了兩千客人。共產黨方面現在無人敢於估計當時的傷亡情況,甚至也不願提到國民黨的數字,因為數字「太高,容易造成錯覺。」
  紅軍到達雲南扎西(現名威信)時,號稱約三萬人。如果這個數字確切。他們的傷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紅軍在遵義一帶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數。
  紅軍進入雲南後,川軍和黔軍就開走了。紅軍和毛暫時脫險,但確實是一次僥倖的脫險。毛在掌握領導權後的第一仗中倖免予難。青槓坡這一仗不會載入史冊。事實上,這是它第一次見之於書本。
  天亮前,紅軍川流不息她走過三個浮橋。到了十時,全軍包括林彪的部隊,均已抵達對岸,浮橋被拉上岸毀掉了。接著,毛指揮紅軍向四川的古藺前進,隨後又轉向扎西。紅軍將在那裡進行整編,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剛過赤水河以後,悲慘的遭遇再次降臨到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身上來了。一天晚上九時,在傅連璋醫生的看護下,她生下了一個女孩,這是她的第四個孩子。當時國民黨正在追趕紅軍,毛和紅軍總部凌晨四時就要撤離,因此無法作出照料嬰兒的適當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帶著一起長征。孩子生下來幾小時後就從賀子珍那裡抱走,也沒來得及給孩子起個名字,只用一塊黑布把孩子裹著,連同十六到二十四塊銀元托付給一對農民夫婦撫養。這對夫婦保證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賀和紅軍又啟程了,後面是緊追的敵人。以後再也沒有打聽到那個女孩的下落。
  這個故事是毛的警衛員吳吉清講的,他當時負責照顧賀子珍。開始說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離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後來他說也許出生在遵義北面的楓香壩或雲南境內的威信(扎西)。可是這幾個地方都同紅軍當時在行進中的情況不完全吻合。——儘管紅軍總是在相當緊張的情況下行軍的。
  賀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長征路上婦女的不幸。儘管劉英直到長征結束後才同洛甫結婚,但她很瞭解婦女的處境。據劉英回憶:「長征開始時,賀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後,只得把孩子留下,沒有別的辦法。部隊在行軍。這樣做很慘,但在那樣一種危險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考慮個人的感情了。
  長征途中,婦女無法照料孩子。劉英說,聽起來可能很殘忍,但他們不得不把孩子托給別人或扔掉,這樣她們覺得還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掉裝備一樣。
  長征中,遇到這種可怕困境的婦女不光是賀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紡織工業部部長張琴秋也有同樣的遭遇。她負責指揮紅四方面軍的婦女團。她的丈夫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政委。她也生過一個孩子,留下來給了別人。青年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們把孩子留在一戶農民家裡。起初,這家農民不願收養。最後還是被說通了。六軍團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懷孕了。當時六軍團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軍會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隊正過草地,專門為她圍出十英尺見方的一塊露天地,四面的牆約有五英尺高。她在那裡生了一個男孩。
  肖克回憶道:「生得還相當順利。一兩天後她又騎馬行軍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達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嬰兒」,很受大家的寵愛。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裡。後來死於日本人發動的細菌戰中,當地死者多達一萬餘人。
  托付給農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幾個後來找到了。有些母親把孩子領了回去,有些孩子對親生父母一無所知,就讓他們留在把他們撫養大的那些農民家裡。
  劉英說:「婦女必須作出選擇。愛革命還是愛自己的孩子? 她們更愛革命。作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丁玲認為長征中當女人很難。丁玲是中國著名的作家,長期生活在爭論的游渦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義者,也是文學、道德修養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沒有參加長征,但紅軍抵達延安後不久,她就到了那裡。她對紅軍裡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國最桀驁不馴的人物之一。她被蔣介石監禁過,她的情侶是個詩人,被蔣殺害。她一度覺得毛澤東有大男子主義,為了維護婦女權利反對過毛澤東。自然,在「文革」中她是個受害者。
  她說,參加長征的婦女當然是「賢惠的女性,但她們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勞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長征兩萬五千里,從江西一直走到陝北」。不錯,她們有馬,但她們常常不騎。不少人有丈夫,但她們常開玩笑說:「騾子比丈夫好。可以沒有丈夫,但不可以沒有騾子。」
  懷孕是最苦的。有些婦女說,在長征途中懷孕堪稱最大的災難。挺著不斷脹大的肚子日夜行軍可不是鬧著玩的,騎在馬背上也一樣不好受……孩子生下後又得扔掉,……她們無論如何要堅持繼續工作下去。
  同長征中賀子珍等婦女一樣歷盡艱辛的是另一個詩史般的遠征——美國開拓者的車隊穿過大草原西行的壯舉。在那次遠征中,不少美國婦女面臨著同樣的選擇:是帶著孩子面危及全家,還是扔掉孩子繼續前進?
  毛澤東帶領他的部隊迅速地避開同川軍交鋒。長征途中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一旦地方軍斷定紅軍已經改變路線,離開他們的地盤,他們就減弱攻勢甚至逐漸停止對紅軍的進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過了中國農曆豬年的新年。一力三五年二月四日剛過,先頭部隊便到了威信。毛澤東於二月六日到達。沒有舉行會餐。既沒有什麼可慶祝的,也沒有食品。有些部隊已經餓了整整兩天。天氣很壞。陰冷而潮濕。部隊進行了整編,壓縮了部隊番號。他們休息了一天。陳雲記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氣很冷,夜間下起了雪。」
  紅軍原計劃西行,然後轉而北上入川。毛及時改變了計劃。因為他得到的情報和電台截聽來的消息表明,蔣介石正向西調動部隊,打算在紅軍再次靠近長江時一舉予以殲滅。毛決定採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戰術。二月十一日在扎西開會通過了毛澤東的決定。全軍掉頭轉回貴州,並回師攻佔遵義。他的打法越來越像《水滸傳》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當紅軍成—路縱隊前進時,許多人去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發明了他稱之為「看後背」學文化的辦法,戰士們在背上都掛塊白布,上面寫著漢字。他們邊走邊認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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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牽住蔣介石的舅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紅軍得到的命令可作為長征的口號:「我們必須準備走大路,也必須準備走小路。我們必須準備走直路,也必須準備走彎路。我們決不能損壞財物,因為我們還可能回來。」
  雖然這是軍事委員會發佈的命令,可讀起來純粹像是出於毛的手筆。在以後的六周裡這個口號主宰了紅軍的命運。紅軍忽而前進,忽而後撤。令人難以捉摸( 這種情況以後就不再發生了 )。蔣介石和他的指揮官們對此困惑不解。共產黨軍隊行蹤的情報往往過了近一個星期國民黨才收到。毛自己的將軍們有時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門徒林彪。他抱怨說,部隊的調動太快,壓力過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對意見被否決了。
  蔣介石預期紅軍將採取新的行動,穿過貴州西部,向長江挺進,因而調動了他的軍隊。可是,當他的軍隊部署就緒時,紅軍卻在向相反方向運動。紅軍在太平渡和二郎灘二渡赤水河後,迅速折回,在回師遵義途中於二月二十四日重新佔領了桐梓,一個連的地方軍在紅軍到來之前就望風而逃了。
  當時,一部分紅軍指揮員反對令人暈頭轉向的曲線行軍。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氣氛中,人們是這樣回憶的:他為了減少行軍的壓力,建議緩慢地接近遵義的咽喉要地婁山關。據情報說,婁山關有敵人的重兵駐守,林彪力爭晚一天行動,給部隊以喘息的機會。驍勇的彭德懷說,他們最好利用敵人的弱點,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曉發起進攻。軍事委員會贊同彭的意見。長征期間,彭德懷與林彪多次發生爭執,彭的意見總佔上風,這是其中的一次。
  部隊以強行軍速度疾進。甚至連彭德懷也承認,連續的行軍使他們疲憊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點鐘,貴州軍閥王家烈率部從遵義出發,試圖在紅軍到達婁山關之前將其截住。大約十一點鐘,彭德懷得到了這個情報。對方部隊距離婁山關還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隊跑步前進(幾天來他們常常跑步行中)。
  這是同時間賽跑。在這次行軍中,三軍團歸林彪指揮。但是,是彭德懷率領三軍團於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左右比敵人提前幾分鐘佔領了陡峭的婁山關,取得勝利的。當他的部隊登上頂峰俯視遵義方向時,發現山北側的敵軍距離他們只有二三百碼遠。好險啊。彭報告,他的部隊僅傷亡一百人。
  今天的婁山關,看上去像一個寬闊而相當平緩的斜坡,載重卡車和大客車匯成了一眼望不見頭的車流,向黑色的蜂頂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婁山關雙壁中間有一條可通行汽車和畜力車的寬寬的土公路。紅軍並沒有利用公路乘車行軍。因為走公路反而會偏離命令中規定的小路而減慢速度。
  彭德懷的部隊比敵人早五分鐘佔領了婁山主峰,這是紅軍和毛澤東在長征中取得偉大勝利的第一個捷報。守衛婁山關的敵人只有一個團,被彭的部隊打垮了。在夜幕降臨之前,紅軍已牢牢控制關口。但是,在婁山關與遵義之間有王家烈的八個團,敵吳奇偉將軍率領兩個師正向這裡靠近。
  二月二十七日,三軍團以雷霆萬鈞之勢從婁山關上壓了下來,會同一軍團迅速向遵義挺進,沿途所遇敵軍都被粉碎。在以後的幾天裡,他們消滅了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斃傷敵人三千,俘虜二千,繳獲步槍一千支和子彈十萬發。國民黨新聞機構承認受到「極其重大的損失」。
  但是,紅軍也蒙受了損失,親自指揮攻打遵義的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就是在這次戰鬥中犧牲的。在第十一團攀登城牆受挫時,他正在四百碼外的一個小山丘上用野戰望遠鏡觀察。他讓該團政委張愛萍(一九八五年時任國防部長)下令再次發起進攻。一名偵察員前來報告說,一道內城牆擋住了進攻部隊。偵察員的行動引起敵人的注意,他們向觀察所猛烈射擊,鄧萍被一顆子彈擊中,當即陣亡。
  久經征戰的老偵察員孔憲權串領他的部下作為突擊隊參加了婁山關戰鬥。他們配備有輕、重機槍,孔挎著自己的駁完槍。他們在第一次攻克遵義時,每個人都領了新軍裝,可是現在服裝仍然不夠用。孔的部下每十二個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輪流穿。突擊隊來到婁山關以南的綏陽縣,距遵義還有一半路時,一顆國民黨的炮彈在孔的近處爆炸,彈片汀爛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擔架抬到遵義,送進了一座羅馬天主教堂,在那兒,一個外科醫生用「鴉片水」給他麻醉,動了手術。
  那天晚上,這座舊教堂中擠滿了傷員。國民黨的飛機企圖用轟炸來阻止紅軍的進攻。一九八四年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當時是一位十八歲的共青團領導人,屬彭德懷三軍團先頭部隊第十三團。胡耀邦是參加長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團中央委員之一,抵達陝北時,他們中間只有十四五個倖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結實,長征開始不久就患傷寒病倒,此時已痊癒。他是紅軍中央工作隊隊員,他對此非常自豪。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傳隊在遵義城不遠處待命。一旦部隊打垮了敵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進城幫助維持秩序。一群低空飛行的國民黨飛機吼叫著俯衝下來,一塊彈片擊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傷。
  胡耀邦被人用擔架植入遵義,送進天主教堂。在那裡,王彬醫生給他動了手術。一九八四年,八十多歲的王彬醫生仍健在。胡耀邦認為他是紅軍中最好的外科醫生。王彬是後來在長征中為患肝膿腫而生命垂危的周恩來治過病的幾個醫生之一。他是被紅軍俘虜後受到優待而爭取過來的國民黨外科醫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區說:「紅軍的政策是爭取技術人員,尤其是爭取報務員、醫務人員和會使用重機槍的人。」
  動手術後,胡耀邦坐了幾天擔架,然後就騎馬了。在馬上顛簸,他感到傷口十分疼痛。他騎了八九天馬,又把馬讓給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經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沒有任何選擇。我們只能戰鬥下去。不戰鬥,也得被殺死。」
  胡耀邦對偵察員孔憲權印象很深。在遵義,還有一些紅軍的重要人物負了傷。一個是著名的「羅明路線」的代表,前福建省委書記羅明。他也被一塊炸彈片擊中。三軍團的一個政委鍾赤兵也是如此。
  「孔害得我們一夜睡不著,」胡耀邦回憶說,「他一直喊:」殺!殺!『這是紅軍戰士向敵人發起衝鋒時喊的口號。「
  孔憲權是在婁山關南一個叫黑神廟的小村莊負傷的。在遵義做手術後,用擔架拾著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傷口不癒合。他又坐了約兩個多星期的擔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畢節專區黔西縣,他才被留在當地養傷。他在床上躺了二十個月。
  但是,孔憲權的處境並不算太糟糕。紅軍領導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一位醫生和一位衛生員留下來照料他,並發給他三百多塊銀元的生活費,並把他安置在當地一個財主家裡。紅軍告訴那個財主:你要負責這個人的安全,你把他保護好,我們會感謝你的;如有差錯,唯你是問。還給醫生和衛生員留下一些銀元作生活費和藥費。給孔留下了他所需藥品的單子。
  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當時的紅軍條例規定,如有必要,負傷或生病的團級和團級以上的軍官必須用擔架拍著走完長征全程。孔僅是營級軍官。他以膽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給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紅軍傷員一般發十至十五塊銀元。
  那個收留孔的財主對紅軍有好感。他迷信,覺得紅旗是交好運的兆頭。把孔送到財主家的紅軍戰士,把財主和他的一間房子拍了照,對財主說,「別忘了,」他們警告說,「我們有照片。我們會回來檢查你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了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接著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了統一戰線。此後不久,當地的省長呼籲所有紅軍戰士從隱藏處出來,保證赦免他們。但是,孔的房東財主不放他走。他說,「三四年後假如紅軍回來了,你不在這裡,怎麼來證明我保護你不受傷害呢?
  後來,孔恢復了健康,出去作了泥瓦匠,別人稱他為「跛子瓦匠」。一九四零年,孔結了婚。他老婆死後,一九五零年他再次結婚。一九八四年他已有七個孩子,四男三女。他說:「今天要是生這麼多孩子,人們就會把我送到醫院『閹』了。」共產黨掌權以後,他擔任了一個小小的行政職務。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把他抓了起來,說他是叛徒,讓他站在卡車上遊街。
  國民黨將軍吳奇偉串領兩師殘部向南往烏江方向逃遁。一、三軍團緊緊跟蹤追擊,他們整整追了一天,沒顧礙上吃飯休息。追到烏江邊,吳奇偉正命令他的軍隊開始過浮橋,尚未全部渡過河,一看紅軍趕到了,他急忙下令砍斷固定在南岸的橋索。浮橋搖晃著掉進激流中被撞得粉碎。吳將軍的一千八百多人被丟在北岸,孤立無援,只得向紅軍投降繳械。
  婁山關的勝利令人歡欣鼓舞。幾周以來,紅軍戰士跑步行軍、吃不著飯,睡不上覺,一仗接著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極點,這一勝利提高了他們的士氣。正如彭德懷所說,紅軍實際上是贏得了兩個勝利,一個在婁山關,另一個在烏江畔。勝利使紅軍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補充。紅軍將俘虜的官兵集中起來,由共產黨宣傳員講話,然後動員他們參加紅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參加了,組成了一個新的紅軍師。每個新兵領到三塊銀元,還發了繳獲來的槍支。不想參加紅軍的就發給路費,並告訴他們到哪兒去都可以,東南西北都行。朱德與被俘的軍官不論是高級的還是低級的,都親自談了話,他介紹紅軍抗日救國的宗旨,並希望全中國的軍人能夠組成統一戰線。
  彭德懷有了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他就是劉少奇。劉後來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對象。劉當時三十五歲,在中國人中算是個高個子,但是沒有毛那麼高。他出生於一個相當富裕的農民家庭,家鄉距離毛澤東的涎生地韶山約三十五英里。在發家致富方面,劉家比毛家落後了一代人。劉的父親和叔叔成為中農時,毛的父親已經是富農了。劉少奇的兄弟後來也成為富農,並象毛的父親一樣雇農民為他勞動。
  劉少奇到長沙第一師範要比毛澤東稍晚一點,他隨後來到了北京,並在那裡認識了毛澤東。劉少奇本想到法國勤工儉學,但是錢不夠,因此他於一九一九年去了莫斯科,並於一九二一年成為共產黨員。他和毛澤東在一起組織了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這使他們的關係密切起來。劉少奇精力充沛,紀律性很強,襟懷坦誠,有演說家的天賦,但是在個人生活中舉止文靜。他喜歡與自己的孩子玩耍,他教給孩子們的一個遊戲是打撲克。
  長征開始時,劉是紅八軍團的中央代表,在湘江慘敗中倖免於難,後來又調到了五軍團。現在,他開始與彭德懷共事。他參加了長征的全過程,後來被派到中國北方去作危險的地下工作。
  劉少奇參加了遵義會議。他和彭德懷進行了長時間交談。彭告訴劉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強行軍或夜行軍,但是怕生病掉隊。
  紅軍又疾速向西進發。這時毛和周恩來、王稼祥一同自三月十一日起正式當選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從那時以後,紅軍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聲東擊西、迷惑敵人的戰術。這樣做的目的很  簡單,就是要擺脫敵人,向北轉移。蔣介石已派周渾元的一個裝備精良的軍駐紮在遵義以南。國民黨的各路將軍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軍過江。而且規定沒有蔣介石的手諭,他們不得擅自行動。在蔣介石看來封鎖長江,已是萬無一失。除非毛能把這些軍隊從堡壘中引誘出來,否則它們對紅軍任何試圖渡過長江的行動都構成致命的威脅。
  實際上,毛澤東已放棄了從這裡直接渡過長江的計劃,不過他要使國由黨人相信這仍然是他的意圖。其實,這時他已決定向西移動到長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劉伯承回憶這段情況時說:「紅軍掌握了主動權,它在暈頭轉向的國民黨軍隊之間快速穿插。有時,看來紅軍似乎正在向東行進,而實際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敵人以為我們在計劃渡過長江向北滲透,而實際上我們準備轉過身來再一次打擊他們。」
  一天,毛澤東在地圖上劃了一條線,他說:「我們要取得勝利就必須把滇軍引出雲南。」只有這樣,毛才可以渡過金沙江。
  田野裡,油菜開始泛黃,小麥一片蔥綠,黑土地裡高粱茁壯,水田里稻秧蔥綠。在桑樹成蔭的大路上,紅軍在行軍。他們時而走,時面跑。他們的目標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時節尚早,這種碩大而難看的果子看上去好像大個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極多;大田收割的季節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罌粟已開出淺白、淡藍、粉紅的花朵。
  儘管急行軍使人精疲力盡,但部隊的士氣是高漲的。紅軍取得了大勝利,擺脫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長征開始以來如烏雲一股壓在紅軍頭上的沉悶情緒。在青槓坡的慘痛經歷之後,毛澤東又充滿了信心。他寫下了長征中他的第一首詞以祝賀婁山大捷: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部隊頑強地行進著,穿過一座座村落。經過一家家搾糖小作坊。他們隨手抓起些甘蔗稈,用牙齒咀嚼著,讓粘枯的蔗汁滋潤著乾渴的喉嚨。在溫暖的陽光下,婦女們坐在屋前,用大紅土罐搗米。半赤裸的孩子們在塵土中戲耍。接近茅台時,紅軍看到了一些小釀酒坊,每家作坊裡都有銅做的大蒸鍋,鵝脖狀的管道和發酵缸。一種無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這樣的作坊裡釀造出來的。
  茅台是一個又贓又亂的小村鎮,大約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擁擠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狹窄泥濘,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條混合結構的,有些是茅草頂,有些是紅瓦頂。在小村上的上空瀰漫著高梁和小麥混合物發酵時的刺鼻昧。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釀製一種近乎純酒精的烈性酒,並將酒和鴉片運往四川。茅台是運輸這兩種貨物的中心。它也是鹽巴的大轉運站。鹽巴是馬幫從四川馱來的。商人卸下貨物後又裝上酒和鴉片帶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貧苦的,而釀酒廠老闆和商人卻是富有的。紅軍突然出現時,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國營酒廠釀製生產,這些酒廠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長的地段。赤水河與以往一樣仍是一條渾濁、緩緩流動並令人望而生厭的小河。( 在整個長征路線上,茅台酒廠是唯一不讓我進去的地方。不要問我原因何在。 )
  據傳說,當時那些稚氣未消的紅軍戰士不知什麼是茅台酒。他們湧入街道兩側的釀酒作坊,用茅台酒沖洗他們疲憊和打了泡的腳,以至酒匯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溝。也許,編造這個荒誕的故事是為了表明紅軍的清教主義。實際上,部隊是禁止進入茅台酒作坊的。當然,還是有人進去了,而後果當然可想而知。( 有三家僱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廠,還有許多小的家庭釀酒作場。 )據謠傳,李德喝茅台酒過量,以至一個星期不省人事。這僅僅是對這位從前的紅軍顧問種種惡意傳說中一個典型例子罷了。幾乎每人都品嚐了茅台酒,並將沒有喝完的酒裝起來帶走了。
  幾乎一槍未發就拿下了茅台。一軍團第二師的精銳部隊攻佔茅台僅傷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紅軍大模大樣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隊在一個渡河點日夜過河,似乎故意引起國民黨的注意。國民黨立刻發現了這個情況,派出飛機騷擾紅軍部隊。一枚炸彈在周恩來附近爆炸,擊中了他辦公室旁邊的一所房子。人們竭力勸他隱蔽一下,他拒絕了。轟炸並不猛烈。有些飛機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彈藥號碼的大石塊。當時國民黨可能暫時缺少炸彈。
  看來這次的行動非常奇特。當然。毛澤東自有他的用意。紅軍剛一過河,毛就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只派出一個團向北跑步行軍一百多英里抵達古藺。古藺是剛入四川境內的一個人口稀少的大縣。該團又向鎮龍山前進,沿途虛張聲勢以引入注意。他們忽東忽西,令人莫測。一些國民黨報紙錯誤地報道說,貴陽已被紅軍攻陷。實際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蔣介石以為紅軍正奔向長江某個渡口,盡可能促使蔣介石把部隊向西調遣。當向長江挺進的那支紅軍部隊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開時,毛澤東率領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曉,他命令部隊從三個渡河點再渡赤水河。
  毛澤東的戰略奏效了。蔣介石在重慶密切注視著形勢。現在,她認為紅軍行動反覆無常,相當混亂,已是甕中之鱉,正在垂死勢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蔣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亞顧問W·H·端納以及夫人宋美齡陪同,從重慶飛抵貴陽,在一幢寬敞的新樓房裡設立了他的指揮部。樓前有一條小河,景色宜人。現在,這幢樓是貴州水電林業廳的辦公樓。當年,蔣和隨從人員住在二樓,除了他的站身衛士以外,在樓梯口設了雙崗。他還帶來了十幾位將軍。
  用蔣的話來說,此行任務就是收緊對已陷入絕望的紅軍的包圍圍,將其消滅。他在這個地區部署了五十萬到七十五萬軍隊,各部隊防區之間銜接緊密,以防紅軍從北面漏網渡過長江(蔣認為這是毛的意圖),或向西進入四川或雲南,或向南穿過貴州去廣東和廣西,或向東返回湖南、江西。蔣確信無疑,這一次他把毛澤東真正套住了。
  實際上,蔣介石在貴陽並沒有多少軍隊。第二十五軍的所有高級軍官都在前線,貴陽警察局局長王天錫成了城裡軍階最高的軍官。蔣介石讓他來匯報當地的情況,當面委任他為警備司令,並與他進行了親切的交談,請他搬到司令部來住。王天錫當時年輕,容易受人影響,這一點後來他自己也承認。他說:「蔣介石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我上當了。」沒過幾天,蔣介石對紅軍令人不解的行動開始感到擔憂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為三天沒有搞到空中偵察情報,被他在電話裡臭罵了一頓。他的一個貼身衛士告訴王天錫,蔣介石真發火的時候,會把電話聽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頓足,破口大罵。
  數天後,有情報說,紅軍正在穿過息烽和開陽縣向東運動,顯然企圖渡過烏江進攻貴陽。三月三十日,紅軍又打了幾場硬仗,突破了烏江。這時,貴陽城裡也開始緊張起來了。蔣介石把自己的軍隊分派到四五個方向去阻截紅軍,而貴陽城裡卻兵力空虛了。
  據有些人說,蔣的妻子宋美齡十分恐慌,開始向全國各地發報,要求派兵火速馳援貴陽。蔣介石命令警備司令王天錫加強貴陽的防務。王天錫組織一營憲兵以及兩連消防隊員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時沿城牆修建了一道新的防禦工事。蔣不相信這項工程會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齡、端納出來視察。他們到達城牆時,顧祝同將軍跑來報告,紅軍已到貴陽東北方向,離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實際上,紅軍這時正在路過扎佐,離貴陽幾乎有二十五英里)
  蔣介石已下了命令,儘管他不知道命令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卻使毛澤東的高明計謀獲得成功。這個國民黨領袖電令雲南的滇軍司令孫渡將軍串領三個精銳旅火速救援貴陽。他認為這樣就足以抵禦毛的任何進攻了。可是毛並沒有進攻貴陽的任何意圖,他卻非常希望蔣介石相信這就是他的計劃。蔣介石讓孫渡馳援貴陽,實際上為毛的部隊奔向金沙江讓開了路。
  當然,毛和蔣當時尚不清楚這一點,孫渡距離貴陽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隊可在一、兩小時內抵達貴陽城下。
  「這兒離機場多遠 ?」蔣介石焦急地問。警備司令王天錫開始估算距離。他還來不及答覆,又來了一個報告:在機場附近已發現共產黨便衣隊。
  「想乘飛機逃跑已為時太晚了。」蔣介石焦急地考慮著,默地來回踏步,然後突然轉過身來對王天錫說:「給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嚮導,弄些壯實的高頭大馬和兩頂好轎子,越快越好。」王天錫飛跑出去張羅組織逃跑的車隊。太陽升起一竿子高的時候,他集合好車隊便回來向蔣報告。他正報告時,又來了一個情報:紅軍正繞過貴陽,向東面二十五英里的龍裡方向運動。
  蔣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紅鉛筆仔細地查看地圖,然後他說:「我想他們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當他在討論這個可能性時,滇軍孫渡將軍到了。他報告說,他的三個旅正在進城。蔣介石問孫渡對形勢的看法。孫渡圓滑地迴避了蔣的問題,說:「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疲勞,」蔣抱歉地說,「可我還得讓你幫個大忙,串領你的部隊向龍裡方向前進。」
  蔣介石進一步向孫解釋說,他已指示薛岳從遵義向東前進,去截擊紅軍,他還打了電話讓何鍵在湘西部署部隊。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蔣介石再次強調說,「我將贈送數千元以示犒勞。」
  次日凌晨又出現了新的警報:城南面槍聲大作。
  另一位國民黨將軍陳誠對警備司令王天錫說:「我們這個敵人真是狡猾透頂。它突然改變方向向西,現在又向南運動。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王天錫後來若有所悟地總結道:「這是一次非常機動靈活的軍事行動。紅軍牽住了蔣介石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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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兵不厭詐——毛澤東計勝一籌
  兵不厭詐。毛澤東的計謀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將領們被搞得暈頭轉向。他搞不清紅軍的去向。在他們眼裡,紅軍成了令人討厭的海絲草,這幾有,那兒也有,到處都有。
  事實上,紅軍的確是無處不有,無處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時向各個方向運動,令人難以捉摸。這種神出鬼沒的行動,恐伯是空前絕後的了。
  甚至紅軍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幹什麼,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這麼幹。隊伍裡已經有人開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計劃,全憑一時衝動行事。這種議論也許有些根據。但不管怎麼說,蔣介石被搞糊塗了。現在看來,毛澤東的指揮確是天才。
  要重新畫出毛澤東反覆穿越貴州的複雜路線是不容易的。當年蔣介石的指揮官弄不清,今天讀者們要弄清也同樣困難。
  最令人費解的莫過於毛給九軍團下的命令了。正當九軍團迅速東進穿越貴州中部,抵達烏江北岸準備過江時,毛澤東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讓九軍團停在那裡好幾天,擺開了北進湖南的架勢。
  九軍團軍團長是羅炳輝,儘管他也摸不透這樣做的用意所在,但還是忠實地執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經驗的游擊隊員,極能幹,被提拔為第十二軍( 早因改編而不存在了 )軍長。現在他領導著九軍團。毛澤東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對他評價很高。他後來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他的妻子隨他一起參加了長征,是參加長征的唯一的纏足女子(自幼纏足)。用她這雙傷殘的(小)腳走完了兩萬五千里路程。這比男人所面臨的所有考驗都更為嚴峻。此外,她還懷了孕,在長征途中生了個孩子。
  九軍團留了下來,與其它友鄰部隊失去了聯絡,既不知道以後要命令他們幹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與主力會合。後來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的王首道回憶說,他的一位同志當時說,他們肯定會回到自己的總司令朱德的身邊,不會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話反映了人們確曾有過這種擔心。九軍團在烏江地區與黔軍將領猶國才作戰,打了幾次勝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們才奉命南渡北盤江西進。
  毛澤東將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軍團分開,派他們沿貴陽周圍的大道和小路運動,直趨貴陽。一部分部隊先是向東佯動,然後轉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蔣介石誤以為紅軍向東運動是主要威脅,這也許是因為他斷定紅軍將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紅軍在貴陽附近又突然改變了行軍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後朝西向雲南方向急進。
  蔣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幹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蹤追擊。他沿著紅軍的北翼幾乎跑遍了貴州全境。當蔣介石確信紅軍不是在威脅貴陽時,他命令滇軍也參與了追擊。
  貴州以雨霧聞名,然而初春過後,天氣逐漸好了起來。只要是好天,蔣的飛機便來轟炸,紅軍往往無處藏身,連過夜的住處也很難找到。一軍團某教導營政委陳士渠當時串部隊從龍裡地區南移,但找不到宿營的地方。差不多過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裡面早巳擠滿了紅軍戰士,有的睡著了,有的在脫衣服,有的在燒水。這是一個星光燦爛的春夜,微風和照,萬籟懼寂,唯一的聲響是報務員「嘀嘀噠噠」的按健聲。在一個小棚子裡,陳士渠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他們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動計劃。他們要陳士渠繼續前進,找個像樣的地方讓戰士宿營。部隊又走了好幾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陳士渠將部隊安排在棚子裡,戰士們分享了兩塊從地主那裡沒收來的肥豬肉,在火上烤著吃。吃完後,一躺下就睡著了。這時已經是凌屬一點多鐘,而他們從頭天早晨六點鐘起就一直在趕路。早晨,全營官兵狼吞虎嚥吃完了剩下的豬肉,便向大約十英里以外的定番( 現為惠水 )開去。定番位於貴陽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陽光明媚。部隊沿河行進。吱吱作響的古老水車聲與戰士們的歌聲交織在一起。遼闊的田野上長滿了綠油油的麥子,來自河對岸的微風輕拂著微顫的柳葉。陳士渠感到心曠神怡。他幾乎不能相信此時此刻人們正在幾里之外的地方進行著殊死的戰鬥和廝殺。
  教導營在溫暖的陽光下前進,把苦和累全拋在腦後。他們接近定番時趕走了當地的民團,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隊卻超過了他們朝西南方向前進了。
  國民黨的報紙大肆宣傳紅軍倉皇逃竄,潰不成軍。薛岳、龍雲一類的國民黨將領報告說,共產黨損失慘重,每天死傷在一千人以上。紅軍當時的兵力可能只剩下兩萬多人,如果每天損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該被消滅光了。可是紅軍並沒有被消滅。
  從國民黨報紙的報道來看,蔣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對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掌領導權這樣的大事一無所知。實際上,材料還說明國民黨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澤東曾經失勢。對朱德也是一樣。蔣介石自始至終一直認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紅軍作戰。不知朱毛的關係。共產黨人對內部政治爭吵是嚴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國路透社記者托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條電訊中報道說,朱德在進攻貴陽時在豬頭山戰鬥中喪生了;還說朱德的戰友拾著他裹著紅綢的遺體繼續前進。該電訊又宣稱,紅軍只剩下一萬人。當美籍傳記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幾年後向來德問及這篇報道時,朱德大笑起來。他說、儘管國民黨常常報道說他死了,可是在長征途中連受傷都沒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後,朱德的遺孀康克清證實了他丈夫的話。她說:「他在整個戎馬生涯中從未受過傷。我也一樣。」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朱德從一家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個妻子陳玉貞和住在花溪的兒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兒子受到「通緝」。此後兩人便都渺無音訊了。
  據國民黨的報紙報道,貴州軍閻王家烈在貴陽以北又和共產黨打上了。王家烈宣稱紅軍試圖向北突圍,要與賀龍和肖克會合,他將進行十次激戰把他們全部殲滅。沒有證據表明這是真的。相反,老紅軍們都說,甚至有些國民黨報紙也這樣報道,王家烈張皇失措,因為鄉村和城鎮的人民都成群結隊起來反對他,而去歡迎紅軍。王家烈的部隊是不戰而潰。後來當了國防部長的張愛萍也說王家烈對紅軍的到來「怕得要命」。
  形勢十分混亂。紅軍和國民黨部隊在貴陽西、南、東三個方向相互交錯。然而在動亂之中,紅軍仍招募了數千新兵,補充由於戰鬥和疲勞造成的減員。
  有一件事本來可以歸功於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報告說紅軍正在向雲南方向前進。這是國民黨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確切的戰報,他反映的情況是正確的,但這已經救不了他了。貴州的危局一結束,蔣介石就把王家烈調往軍校,另外安插了一個聽話的新軍閥。
  北盤江流經貴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廣州周圍的三角洲士通過眾多的出海口流人南海。有人把北盤江稱為「小黃河」,這是相當誇張的。
  毛的戰術使國民黨將領們暈頭轉向。但是他的行動指南卻是最質樸的現實主義。紅軍根本不可能渡過長江,因為防守太森嚴了,各條通道都有國民黨重兵把守。蔣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長江寬闊的兩岸把部隊由一地調往另一地。
  對毛澤東來說,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過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選擇餘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發源於喜馬拉雅山,波濤洶湧,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夠在滇川兩省交界的金沙江大轉彎處奪取一處渡口搶渡,否則就會被迫西進,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險道路。西藏到處是無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糧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懷敵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彌補兵員的損失。
  毛不得不冒極大的風險。他能否渡過金沙江取決於兩個條件:迷惑敵人,再次讓蔣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圖;加速行動,爭取順利渡江的時間。
  曾任一軍團主力二師師長的二十歲的青年農民肖華寫過一組關於長征的史詩。他在一九八四年回憶說,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都很喜歡這組詩。(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將去世時,曾要求播放肖華所作的這首譜了曲的長征組歌,但根據「四人幫」的命令,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周恩來特別讚賞其中一首,這首詩說,毛主席在貴州戰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國民黨將領看來,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這樣看。當時,李德已經離開林彪和一軍團,重返中央縱隊。他不同意說毛有什麼計劃或戰略指導,堅持認為長征「越來越像一次撤退,並且最終成為徹頭徹尾的逃跑」。當時,部隊疲憊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他談到有次夜行軍,他走著走著便睡著了,直到跌進一條冰冷的小溪,從頭到腳都濕透了才醒過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渡過北盤江是後來搶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練。
  先派了幾支突擊隊去奪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楊成武串領的四團。一九三三年,當福建青年農民楊成武加入該團時,這個團就已經很出名了。它是由參加過—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義的人和另外一些與毛澤東一道在井岡山上打過仗的人組建的。楊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戰鬥中——在反「圍剿」,搶渡於都河,突破四道封鎖線,湘江以及貴州大戰和後來的所有戰鬥中,始終和這支部隊在一起。他說,在整個長征途中他一直與這個團在一起,這對他寫回憶錄很有幫助。楊成武在長征中兩次負傷,但離隊的時間都不長。
  四團對北盤江的進攻是從奇襲紫雲這個集鎮開始的。全團行軍一百里,於凌晨四時抵達紫雲,迅速趕跑了張皇失措的守敵。四團得到了意外的繳獲。當地的裁縫說。他們為國民黨縫製了二百套軍裝。可那些國民黨士兵還未來得及將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團付錢買下了這些軍裝,後來發現利用這些軍裝很能戲弄當地國民黨部隊。紫雲的群眾掛起了紅旗歡迎紅軍,大開店門,晚上還向四團贈送了兩千塊銀元。
  四團途經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區。那時彝族入極端仇恨漢人,可是四團卻成功地說服這些彝族人讓他們通過。紅軍向他們擔保毫無惡意,絕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給紅軍拿來了食物,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團到達了北盤江,在河邊發現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樹,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橋,於暮色中開始渡江。
  十一團擔任了彭德懷和楊尚昆政委率領的三軍團的先頭部隊。團長張愛萍奉命奪取並確保北盤江一處渡口。需行軍五六十英里才能到達北盤江。出發時氣候反常,大霧瀰漫,寒氣逼人,但行軍卻很順利,因為地方軍都願意與紅軍談判,以便在紅軍通過他們的地盤時平安無事。當地的民團頭屯同樣也允許紅軍自由通過,並且贈送了大米和豬肉。因此,十一團一路順風地抵達了江邊,發現可以涉水過河,於是一營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趕到白岑,在這裡,為軍團指揮部和五軍團等重要單位搶佔了一個大渡口。他們對當地守軍說:「我們只想過河,別無他求。」當地守軍同意不予干涉,還給了他們一些渡河的船隻。
  毛澤東在白岑渡河時說了些什麼,沒有文字記載,不過他的胸中一定湧起了對祖國往事的回顧,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吧。
  這時,他身在白岑,與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岡相距不過一二英里。諸葛亮是三國時期一位傳奇式的戰略家和受人愛戴的大英雄。他生於公元一八一年,卒於二三四年。《三國演義》一書使他英名永垂。這本書是毛少年時代的「聖經」,也是他進行長征的「兵書」。穿插迂迴,避實就虛,安排巧妙的貴州戰役和南下雲南以打開北上之路的戰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從諸葛亮那裡學來的。事實上,紅軍中許多將領都稱毛為諸葛亮。在白岑,毛有沒有花上一兩個小時拜謁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 沒有文字記載說明他去過,可要使人們相信他沒有去過也是不可能的。
  國民黨的飛機像一群圍著紅軍打轉的鐵蚊子。紅軍每天都有傷亡。第三軍團還未跨過省界進入雲南,一群國民黨的飛機就飛了過來。軍團司令部設在沾益縣白水鎮外約五英里處一片平坦的開闊地上。唯一可以隱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樹叢。軍團政委楊尚昆和翻譯伍修權正策馬前進。伍騎的是一匹大白馬,其餘人騎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馬。在紅土地的襯托下,白馬顯得十分突出。轟炸機群發現了它,扔下一串炸彈,楊尚昆的小腿被彈片炸傷。他每次見到伍,總要抱怨那匹馬。雖然那匹馬在那次轟炸中被炸死,但還不夠解氣。伍安然無恙,楊卻不得不坐了好幾天擔架。然而那條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時,他不得不下擔架走了好長一段。三塊彈片有一塊直到一九八五年還在他腿裡。
  一支紅軍部隊距離主要渡口以北的雲南邊界越來越近了,傍晚抵達雲貴邊界上的盤縣羊場。賀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時近生完孩子後,又回到休養連。此刻隊裡的傷病員分散在綠色的山坡上,正在陽光下休息。許多傷病員都無法立即離開擔架。
  「快!」賀子珍喊道,「快把傷員隱蔽起來。」
  大家還沒有來得及行動,一架飛機就俯衝下來,投下了一串小炸彈,並用機槍向人群掃射。好幾個擔架員被打死了。賀子珍看見一名受傷的幹部正努力從擔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婁山關受傷的團政委鍾赤兵。當那架飛機返回來再次攻擊時,賀子珍撲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彈的彈片使她十七處負傷,包括頭部的一處重傷,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連昏迷了好幾天。醒來後,她告訴護士不要讓毛知道她負了傷。她說:「他很忙,我不想讓他操心。」她要求醫生把她留在一個農民的茅棚裡養傷。醫生堅持不同意,而是用擔架抬著她上路,有時走到難行之處就背著她走。
  從此,賀子珍就和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她到了延安,體質虛弱。她在那兒生了個女兒,取名李敏,呢稱嬌嬌。她因為毛與一個來自上海、名叫吳麗麗的漂亮女演員眉來眼去而與毛吵了架。吳麗麗的中文名字是吳匡柳。她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曾擔任史沫特萊和海倫·斯諾的翻譯。她是在她與史沫特萊和海倫·斯諾合住的窯洞裡認識毛的,因毛有時上那兒去。毛喜歡喝咖啡,用餅乾蘸著咖啡吃,愛玩單人紙牌或在她們採訪時聽史沫特萊的手提式留聲機。吳麗麗在延安劇團上演的劇目中擔任過角色,包括高爾基的《母親》。賀子珍曾責怪史沫特萊慫恿她的丈夫與別人調情。據斯諾夫人說,有一次她還威脅說要殺史沫特萊。史沫特萊當了真,與斯諾夫人易床而眠。後來,這場醜聞使吳麗麗被調離延安,史沫特萊也提前離去。
  一九三七年,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想從那裡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經佔領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後去了莫斯科,在那裡她生下了第六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一個男孩。據劉英回憶,當時,賀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一路都很高興。劉英是隨行者之一。同行的還有毛以前在長沙的老師、年長的徐特立,黨內歷史學家、失去了雙腿的徐夢秋。以及在長征途中被賀子珍救過命的指揮員鍾赤兵和獨臂將軍蔡樹藩。
  毛澤東是同意此行的。他覺得賀子珍懷孕生孩子佔去的時間太多,從來沒有真正的學習機會。她在莫斯科也許既能得到治療,又能學習。但事與願違。她的小男孩在托兒所得肺炎死了,那裡沒有青黴素。從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長期待了下來。毛把他們的女兒嬌嬌送去陪她。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她與毛通過嬌嬌通了幾封信。她給他送了些禮物——他喜歡吃的新鮮雪裡紅,一隻冬筍和幾個瓜。毛給她送了些中國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賀子珍才回到中國。這時毛早巳與她離婚(得到了黨的批准),並和江青結了婚。江對賀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測是不對的,江青到延安與賀子珍去莫斯科這兩者之間沒有聯繫。用小劉英的話來說,「毛身邊無人,江青就是鑽了這個空子。」
  賀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設法讓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賀子珍和毛在上海見了一面,後來在廬山又見了一次。她的身體在一段時間裡還不錯,但恢復得不很穩定,有時會產生幻覺和偏執的恐懼感。在上海的時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個小間裡。老司令員陳毅當時是上海市市長,聽說她在那兒,便出面幫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陳離開上海時,將她遷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層小樓,但是她的生活依然與世隔絕。江青的陰影時刻籠罩著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嬌嬌疏遠了自己的母親。老戰友照例是不允許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後,賀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幫」一夥被捕以後,她才獲准透過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遺容。( 北京有未經證實的謠傳說賀子珍曾在調查江青成作過證 )一些與賀子珍一起經歷了長征的婦女到她住的軍隊醫院來看望她。她坐在輪椅上接待了她們,熱淚盈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一九七九年六月,她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她的名字第一次在報上出現。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賀子珍在上海去世。公佈死因為中風。實際上,多少年來,她一直處於半癱瘓狀態。當然,早在長征時她就負傷了,現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顆炸彈在貴州把她當場炸死一樣。她的死,使她成為隨一方面軍完成長征的三十位年輕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劉英說:「她是一個樸實的農村姑娘。」在長征中曾照料過她的毛的警衛員吳吉清說:「她是個勇敢剛毅的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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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雲南府,現名昆明,是個寧靜的城市。在這座省城小小的法國區內,離火車站不遠的一條偏僻的小巷裡有一座小樓,那是法國體育俱樂部的所在地。樓前有兩個水泥地網球場,來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適的走廊裡,喝一杯佩諾德酒或加蘇打的威士忌,等著輪到自己上場。
  法國體育俱樂部是當地外國人活動的中心。裡面沒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國服務員,他認識每一個人,不用吩咐、就會端來黑醋粟酒或調好的杜松子酒。這裡沒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蘇格蘭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國人一般下午到法國體育俱樂部來,打網球,玩橋牌,打麻將,同時喝點酒,交換一下當天的馬路新聞。他們當中的常客你一扳指頭就能算出來:法國總領事和他的兩位副領事,英國和美國領事以及他們的助手,中國海關署的美國署長,負責郵政的法國人和負責食鹽專利的法國人。一九三五年新來了一位日本領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這個偏僻的中國西南角還住著——些其他外國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會的羅傑·阿諾德;脾氣古怪的美國博物學家約瑟夫·洛克博士;幾個法國商人;四個希臘旅館老闆;幾個美國傳教士,其中多數人屬於規模較小的教會。有一個傳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討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萬人口。整個城市帶有淡檔的法國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間修成的窄軌鐵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內(當時稱東京)和海防連接了起來。市中心有幾條林蔭道,兩旁種著法國梧桐樹( 中國人至今仍然把它們叫做法國梧桐 )。火車站周圍是法國「區」,有幾家希臘人經營的小旅館,還有幾個從河內或西貢來的法國商人或法國——希臘商人開的鋪子。當時雲南被稱為法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輕的英國副領事賽伊·卡尼正同年輕的美國同行約翰『謝偉思及其夫人卡羅助共進晚餐。兩周來,他們不斷聽到有關共產黨的傳聞。紅軍在鄰省貴州十分活躍。從貴陽來的旅客帶來了打仗的消息。這幾天,外國傳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紛紛離開貴州,逃來昆明。
  傳說要外國人掀出昆明。卡羅琳·謝偉思已經把貴重物件裝人一個箱子,其中有從蒙哥馬利,沃德商場買來的嬰兒衣服(她的第一個孩子將在七月份出生),結婚時買的銀器和謝偉思的金錶。因為近來謠傳減少了一點,所以她裝箱還沒有完畢。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領事去謝偉思家時一路上頻費周折,所有的人力車都被當地軍隊徵用去運輸沙袋和彈藥。一路上巡邏的士兵多次攔住他,要他別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級住宅區的一個外國人稱之為匹克迪利廣場的地方用沙袋等築起街壘。卡尼決定在謝偉思家過夜,免得回家還要穿過這些路障。
  深夜二時,有人砰砰地敲謝偉思家院子的門。美國領事阿瑟·林沃爾特派人送來一張便條,報警說城東八英里一個叫大板橋的地方發現三千名共軍,後面不遠還有七干名共軍。法國人準備了一列專車,準備把外國婦女和兒童疏散到東京(河內)。火車定於早晨七時四十四分離開車站。
  於是,謝偉恩和卡尼天沒亮就在昆明市裡奔走,把消息告訴那些傳教士和其他為數不多的外國人。一清早,卡羅琳·謝偉思帶著她的那只箱子( 從此她再也見不到謝偉思那塊金麥了 )和裝在籐籃裡的兩隻逼羅貓上了火車。她決心設法把這兩隻貓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兒去。火車上擠滿了人。同車的還有一位孕婦。昆明市所有的外國婦女和兒童都上了車。洛克博士也在車上,他考慮到由於他身體虛弱,他的書籍和文物又是無價之寶,所以決定這次拿著所能帶走的東西一起離開昆明。火車在滂沱大雨中撲哧撲哧地向北越的東京開去。
  昆明對「赤匪」的恐懼不亞於貴陽,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衛能力更為虛弱。市內只有五百名當地的民團。如果共產黨想拿下昆明,他們完全可以不戰而勝。
  但是共產黨並不想佔領昆明。他們只想使蔣介石和雲南軍閥龍雲調回更多的軍隊保衛昆明,如同蔣介石以前抽調滇軍去保衛貴陽那樣、毛澤東對蔣介石故伎重演,而蔣介石則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習慣於條件反射的狗一樣,毛澤東要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蔣介石果然從金沙江附近撤回三個團到昆明,一下於使金沙江變成了幾乎是不設防的地帶。
  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文章裡都說蔣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實並非如此。他留在貴陽,召集了一次高級軍官特別會議,然後才離開貴陽。與許多人的報道相反,蔣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齡並沒有在昆明嚇得半死,也沒有沿著法國鐵路倉皇逃往河內。蔣介石離開貴陽後。去的是成都。
  毛為渡過金沙江向北突圍,極為小心地做了一切準備。紅軍大體分三路從貴州向雲南挺進,部分原因是蔣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員大將薛岳率領了一支訓練有素的國民黨部隊在黔西擺下了阻截的陣勢。
  紅軍主力,即中央直屬隊,第一、三、五軍團,穿過從南面的南盤江到北面的盤縣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寬的地帶進入雲南。
  進入雲南後,毛運籌帷幄,巧妙地調動部隊迷惑國民黨,尤其是雲南軍閥龍雲。龍雲在昆明膽戰心驚地注視著紅軍的行動。他已經把精銳部隊派到貴州去了,無法迅速調回保衛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來了民團,儘管這些民團根本不是身經百戰的紅軍的對手。
  毛把第一、三軍團調入雲南。從東面直逼昆明,然後又讓他們迅速向北穿插。當紅軍總部向昆明以東六十英里的馬龍前進時,空中出現了一中隊國民黨飛機。這些飛機沒有扔炸彈,在東邊消失了。紅軍指揮官開始感到困惑不解,後來才明白,原來國民黨沒有料到紅軍正深入雲南腹地。不久,周恩來及其警衛看到從昆明方向開來三輛卡車。揚起一片塵土。他們一直開到紅軍隊伍面前。直到周原來命令部隊把他們包圍起來,他們才驚慌失措,停了下來。車隊是雲南軍閥龍雲派往國民黨將軍薛岳駐地去的。應薛岳的要求,車隊給他送去雲南地形圖。龍雲本來想派飛機送,但是駕駛員正好病了,於是他改用卡車送。車裡還裝了食品——雲腿,同美國的史密斯費爾德火腿差不多,被視為中國最好的火腿,此外還有醫藥用品,都是給薛將軍的禮物。現在成了紅軍的戰利品。
  毛充分利用了這些地形圖,制訂了搶渡金沙江的詳細計劃。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樣,這與毛所愛讀的《三國演義》一書的某些戰爭情節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劉備就是在雲南王張松獻給他的地圖的幫助下才征服雲南的。(原文如此——譯注)
  扼守烏江北岸的第九軍團接到新的命令:開到雲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堅守陣地,不讓國民黨軍隊接近金沙江渡口。同進入雲南的大多數紅軍部隊一樣,第九軍團遇到的困難少得驚人,因為當地人民對他們很熱情。九軍團先後攻佔了好幾個縣城,先是宣威,然後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東川(當年稱會澤)。東川離金曲江二十英里。這裡的民團同別處的民團一樣不願同紅軍打仗,但是縣長楊茂章堅持要保衛縣城。居民紛紛起來反對,他們歡迎紅軍。他們把楊縣長和當地的一個「惡霸」拉到有一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宣佈判處他們死刑,就地槍決。紅軍把雲腿、小麥、大米分給貧苦群眾。紅軍從地主手中繳獲了六萬銀元,還吸收了幾百人入伍。第九軍團繳獲的銀元太多,只能蹣跚前進,用很多騾子來馱銀元。在同第一軍團重新會合後,他們同一軍團分享了這筆財富,用來買煤油、電筒、電池、棉布和新的武器。雲南省博物館的徐繼濤對我說:「紅軍這下可發大財了。」
  一、三軍團的主力向北挺進,而五軍團同往常一樣擔任後衛。毛派了精銳的幹部團趕在前面搶佔了金沙江往南拐入雲南的第一個渡口。
  關鍵任務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紅軍中年輕的雄鷹。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裡,雲南的田野萬紫千紅,到處是雪白、桃紅和淡紫的罌粟花,在陽光下迎風搖曳。在紅軍這道星河中,沒有比林彪更為燦爛的明星了。
  毛交給他的任務是對他的能力的最大考驗。這一任務是使龍雲、薛岳、蔣介石相信紅軍的目標是攻克昆明。林彪必須率領部隊盡量逼近昆明,彷彿真的要拿下昆明。調給林彪的是整整一個師的第一流部隊共六個團,據估計近一萬人。
  林彪從貴州的興義進入雲南,稍稍南進後,即從東南方向插向昆明,四月二十九日到達昆明以東八英里處的大板橋。在早晨明亮的陽光下,林彪部隊的偵察兵從山上可以看到昆明。昆明城內一片驚慌,外國人的女眷倉促逃往北越的東京。林彪在大板橋一帶停住腳,以使昆明更加驚恐,同時也讓急行軍後的部隊稍事休息。與此同時,毛的精銳部隊幹部團已於同一天到達金沙江邊,他們派一個特遣組到江對岸尋找適合的登陸點。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毛完成了渡江計劃的部署。第一軍團在最南的渡口龍街渡江,第三軍團在東北方下游三十至四十英里處的洪門渡江;然後幹部團在皎平渡渡江,他們已在渡口附近進行偵察。五月三日,幹部團拿下了皎平渡。同一天,林彪收到毛髮來的一封電報,命令他立即停止對昆明的佯攻,盡快回師金沙江。並說,如果五月七日前還到達不了,最高指揮部便無法保證仍能守住渡口。
  林彪的部隊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軍,同時仍裝著要進攻昆明。他們先繞到城北,然後向西,佔領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內的驚慌情緒依然有增無減。龍雲不斷調部隊增援昆明。國民黨嫡系部隊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進。
  當時沒有公路,沒有今天這種兩旁種著按樹(最初是英國人從澳大利亞引進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樹還沒有成林。當戰士們翻山進入雲貴高原時,看到漫山遍野全是異常紅艷的罌粟花,如今這裡到了春季則是小麥一片金黃。做鴉片用的罌粟是雲南的財源,紅軍沒收了大量鴉片。在農村,鴉片同糧食一樣重要。紅軍把鴉片當錢花,用它換給養,或者乾脆分給農民,心想反正這也是農民流血流汗種出來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國繼續遇到了這個可怕的鴉片問題。於是禁止種罌粟,還盡一切努力醫治吸鴉片者。雖然進行了說服、教育、治療和懲罰,但還是不能在一夜之間解決這個問題。國民黨殘部造成的土匪問題也不能一下子解決,他們躲在深山裡,靠做鴉片生意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
  林彪把追兵遠遠地甩在後面,向北前進,五月三日晚到達元謀,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隊從大板橋出發後四十八小時內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隊行軍速度極快,不少戰士跟不上大部隊的行動,結果落在後頭,其中許多入被國民黨抓獲就地槍斃。
  金沙江附近一帶道路十分崎嶇。甚至到現在離金沙江大轉彎處二十英里之內還沒有一條南來的道路。如果長征老幹部或歷史學家想重訪這一昔日的戰場的話,他們也只能步行或騎騾子。
  第二天,林彪繼續前進,抵達指定渡江地點龍街。他在那裡遇到了困難:沒有船,江面很寬,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橋,很快就被江水沖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隊到皎平渡,這樣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嶺行軍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後期限並沒有改變。「
  皎平渡自古以來就是有名的渡口,滿載食鹽、白銀、皮革或糧食的車隊,從四川進入滇北都要從皎平渡過江;由於進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從西藏運出來的草藥、藏藥、金銀絲細工飾品也從這裡擺渡。從雲南運出來的則是鴉片、黃金( 產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礦,金沙江自古以來就因出產沙金和塊金而聞名 )、貴重的金銀絲繡品以及其他特產。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為江水在這裡大轉彎,方向都給弄亂了)有一個騾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時。約有二十名商販帶著馱馬和騾子在這裡歇腳。他們的貨物己運到江邊。等雲南那邊的車隊渡過江來,同他們做買賣。
  這家騾馬大店是洪門場村張勝四弟兄中的老大開的。他的弟弟張朝滿一九八四年時已七十一歲,身體依然健壯,行動矯捷,肌肉發達,只是有點謝頂。他坐在位於四川一側能夠俯視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陽台上,同我談起五十年前的經歷。他仍然清楚地記得一九三五年春天發生的事:
  有一天,幾個人找到他,這些人原來是幹部團的宣傳隊員,正在找渡船。其中一個人對他說:「別害怕,我們是紅軍,是來消滅地主劣紳的,現在想找船準備渡江。十年後我們還要回來把地分給你們。」
  張說,紅軍找不到船,因為船全被藏起來了。他們一再表示需要船隻和艄公。張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說無法搞到船。宣傳隊員自己在江邊找到一條一半沉在水裡的船,他們從商販那裡買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與此同時又發現江對岸有幾條船。他們拼拼湊湊,最後總算一共搞到了五條船,兩條在四川一側,三條在雲南一側。艄公尹夢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個紅軍戰士到對岸搞偷襲。他們帶著盒子槍和電筒,用燈光嚇跑了當地的駐軍。
  他們接著又來回渡了幾次,把一些紅軍戰士送到對岸去偷襲當地一個稅務所。他們「砰砰」地敲稅務所的門,讓艄公用四川話叫門,說是他們要來繳稅,「不開門我們就不付稅了。」轉瞬之間就有人開了門,紅軍一下衝了進去。屋裡正有幾個人在打麻將,抽鴉片,這些人很快交了槍。紅軍戰士把搜到的五千銀元的稅金帶走充入「抗日儲備基金」。他們抓了大約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國民黨當地部隊的士兵。第二天,他們又發現兩條船。先後一共找到了七條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剛搜查完稅務所,紅軍部隊就開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領一塊銀元的工錢和一塊銀元的獎金。如果願意要鴉片,一天可以領五兩。大一點的船一次可運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運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鐘時間。每條船都編了號,還指派了船長。
  渡口兩岸都是峭壁,雲南一側到渡口的路又長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灘上。離金沙江邊五十英尺處有一塊十英尺高的圓石( 現在還在那裡 )。總參謀長劉伯承在這塊大圓石上站了七晝夜,指揮渡江。他的助手葉劍英擔任渡江指揮部政委。
  敵人的偵察機兩次飛過,但是江面太窄,無法轟炸。馬匹不敢上船,只好讓馭手牽著,隨船游過江。夜間燃起大堆大堆的簧火,使渡江能晝夜不停地進行。他們為婦女和傷員安排了專門的渡船。整個行動沒有損失一個人。渡江自始至終順利地進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澤東、周恩來和司令部其他人員摸黑渡過了江。那天他們騎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側的金沙江岸沒有雲南那樣的金色沙灘。船到了對岸緩緩地靠近石灘,狹窄的石灘很陡,坡高約有二十英尺。有一條羊腸小道從江岸通向另一處更高的石坡。幾乎找不到駐紮部隊和存放給養的地方。坡面上有幾代船工打出來的十一個砂石洞。總部就設在這些洞裡。毛、周各佔了一個石洞,其他指揮員、電台報務員、警衛人員以及中央機關其他人員也都分住在砂石洞裡。
  在這裡,毛婉轉地批評了警衛員陳昌奉,因為他沒有抓緊去找一塊能當桌子用的木板。警衛員為毛在地上鋪了一塊油布,上面再鋪上一條毯子,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牆上釘不進釘子,所以警衛員無法把毛的地圖掛到牆上。
  一九八四年時這些砂石洞還在,五十年來沒有多少變化。洞很小,裡面黑暗、陰森,洞外是條從峭壁上開出來的小路。住在洞裡可以躲避空襲,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員會覺得在峭壁頂上搭個帳篷住進去更舒服一些。現在那裡蓋了一座招待所。
  天氣十分悶熱,幹部團向北急行軍到金沙江的途中吃盡了炎熱天氣的苦頭。我曾在天氣炎熱的五月去過那裡,深知在那種氣候下翻山越嶺走山路的滋味。紅軍的行軍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國民黨的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但總是比紅軍的實際行蹤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報》還在說,紅軍的目標「看來是四川」。此刻,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已有六天時間,再過三天,整個行動計劃就完成了。
  第三軍團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門(現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難。他們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橋,派了先頭部隊十三團過江,但是江水沖走了浮橋。周恩來命令他們轉移到龍街第一軍團那裡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這一決定,因為第一軍團發現那邊也沒法過江。
  於是,第一、三軍團的主力都轉到較平渡過江。五月七日,第三軍團渡江完畢;五月八日,第一軍團渡江完畢。後衛部隊第五軍團約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個星期,他們在皎平渡以南的祿勸縣阻擊著吳奇偉率領的一個近一萬人的國民黨師。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
  第九軍團仍在為主力部隊阻擊敵人,到五月六日才抵達位於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樹節渡,並於五月九日渡過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滬沽同主力部隊會合。
  五月三日,幹部團渡江後幾小時內就把從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們只睡了兩三個小時就奉命出發,攀登離上岸處不遠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條曲折的小路直達坡頂。坡上是一塊長長的沖積平原,有好幾個橄欖球場那樣寬,地上到處是玄武岩和花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籃球或壘球那麼大。左邊是險峻的石山,右邊是通向較平渡的懸崖。許多人都記得這麼一句民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懸崖邊的小路窄到兩個人都難以並肩前進。
  就是壯實小伙子也很難在這種山路上連續行軍。紅軍在烈日下艱難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條陡峭的山路來到另一片高地。這裡一半是石頭,一半長著青草,拾頭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獅子山」就在眼前,「獅子頭」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視整個高地。山巖上,國民黨軍隊早就築好了陣地,以逸待勞,正等著向幹部團開火。幹部團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著又渡江和在沖積平原的卵石地上行軍,已經累得半死。險峻的「獅於山」看來真是「一人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
  紅軍戰士開始衝鋒,敵人從山頂上滾下來的沉重的石塊向戰士們飛來,有的戰士腿被砸斷,有的戰士頭被打中,失去知覺。國民黨的機關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飛濺。
  紅軍隱蔽在大石塊後面一點一點地向前進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進溝壘掩護自己。然後一步一步地逼近敵人。突然,衝鋒號吹響了,他們高聲喊著「殺!繕繕繕」,向敵人衝去。國民黨的一營人是地方部隊,他們慌忙撤離山頭,向通安逃竄。
  先頭部隊繼續追擊。山路越來越陡,一邊是峭壁,一邊是七百英尺高的懸崖。山路迂迴曲折,盤旋上升。他們爬呀,爬覽覽覽得肌肉酸痛,兩腿發軟。烈日當空,照得左側的山巖如火炙人。戰士們汗都流乾了,一些人脫水了。儘管如此,他們又咬牙前進了七至八英里,接著是一段彎彎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飛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鎮就是通安。守敵業已逃走,紅軍先頭部隊在鎮上等候,但是既見不到後續部隊,又見不到增援部隊,他們只好拖著疲乏的身子返回獅子山,築起一道防線待命。對這些年輕的紅軍戰士來說。這只不過是戎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對五十年後步行追索他們足跡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奇跡。
  毛澤東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軍團全部渡過了江,然後他同中央總部縱隊一起翻山越嶺到了通安。前方,紅軍已經在進攻這個地區的中心會理縣城了。
  總參謀長劉伯承站在大圓石上,一直堅持到最後。他指揮部隊架起機關鎗,保護後衛部隊不受迅速趕來的敵人的最後襲擊。同時,他們把大船全都帶到紅軍這邊的江岸,然後,割斷繩索讓船隨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沖走了。堅持擺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塊銀元。紅軍沒有賠償船主的損失。只有一條船是艄公自己的,他獲得了八十塊銀元的賠償。
  紅軍一走,許多艄公就被國民黨抓了起來,慘遭迫害。張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還罰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張朝滿在內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沒有被國民黨抓住。
  紅軍全部安全渡江並將所有船隻破壞之後,劉伯承騎上馬,迅速登上山路,準備迎接下一個戰鬥。
  紅軍過了金沙江,等於在追兵面前關上了大門。雖然毛澤東尚未完全擺脫蔣介石的追逐,但他已到了長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來,紅軍的行動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贏得了主動。他們輾轉作戰已有七個月之久,傷亡很大,現在只剩下兩萬五千人,但是他們堅持了下來。毛的戰略成功了,橫渡金沙江將成為紅軍歷史上史詩般的壯舉。
  還有一個因素不應該忽略;紅軍在雲南各地均得到群眾的支持,地方部隊又不肯賣力作戰,地方官吏對紅軍常抱同情態度。在矛盾面前,軍閥龍雲在走鋼絲。他沒有幫助紅軍。但也沒有讓滇軍同紅軍作戰時過分消耗。在他看來,貴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車之鑒。王家烈被紅軍打得一敗塗地,損失慘重,威信掃地。蔣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軍司令和貴州省省長兩個職務中選一個,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選擇當司令。蔣介石接著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軍餉。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蔣介石趁機解除了他的職務,調他去軍事學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龍雲不想讓這種事落到自己頭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龍雲收到香港一些有影響人士的代表打來的一封電報。電文說:「我同湘黔人士晤談後得出印象,他們只希望紅軍早早離開這一地區,而紅軍是想借道雲南進入四川,因此最好讓他們過去,不要動武。」龍雲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
  龍雲未以全力對付紅軍,可能與這封電報有關。
  穿越粵、桂兩省的邊遠地區時也有類似情況。中國各個軍閥之間的矛盾、他們對蔣介石的疑慮以及保住自己地盤的想法,使共產黨在關鍵的戰役中得到了無形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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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歃血結盟
  古城會理建於十五世紀的明朝,它坐落在皎平渡西北大約三十五英里的地方。毛和紅軍渡過金沙江後馬上揮師攻打會理。紅軍在渡江還未結束時,就派部隊把會理圍了起來,但是城市還未落入共產黨手中。
  毛希望能在這裡使紅軍得以休息幾天,並在向北進入彝族聚居的山區之前補充給養。
  當時有不少政治問題有待解決。從遵義會議作出決定讓毛來領導,已經過去四個月了。而紅軍還在繼續減員,只剩下兩萬多人了。在彝族地區以及山那邊的藏族地區補充兵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時,毛已把紅軍安全地帶到了長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敗了蔣介石,然而前面等待著毛和紅軍的是過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對手蔣介石又怎樣呢? 早先,他原以為共產黨已被他封鎖在江西蘇區,但是紅軍突破了封鎖;他以為能在湘江一帶殲滅紅軍,但是紅軍卻打過了江;他以為紅軍已落入他在黔西設下的圈套,但毛卻又從中脫了身;最後,蔣自以為能在毛到達金沙江前抓住他,結果又沒有成功。
  這場戰鬥看上去有點像沃爾特·迪斯尼早年拍的一部動畫片。影片中,米老鼠一次又一次地躲過了大笨貓的爪子。
  用現在的話來說,毛似乎一直是個贏家。他一切如願以償。但他的同事並不都這麼看,特別是林彪不這麼看。自從毛重返領導崗位以來,林彪一直幹得很出色。他幾乎沒有損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義。他雖未能在黔西北突圍打過長江,但這對任何指揮官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擊昆明的大膽行動,他回師金沙江時的神奇速度,無不顯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內心對毛的指擇十分不滿。幾個星期前,他曾抱怨說,毛變化無常的運動戰術把部隊搞得精疲力盡。現在拿出來的一些證據表明;在毛指揮部隊迂迴前進的過程中,林彪多次對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儘管他總是執行這些命令)。「文革」期間,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紅軍,他們提供上述情況時可能言過其實,但由於林彪玩弄的陰謀,使他們當中確有不少戰友死於非命,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長期坐牢,甚至還受過刑。
  毛澤東想把會理變成第二個遵義,讓紅軍在會理喘口氣,以便組織政治討論和進行整編,並補充人員、物資,但是他的希望破滅了。會理幾乎是座中世紀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護城河很寬,兩道城牆又高又結實。紅軍本想出其不怠地攻下會理,但未能成功。被國民黨第二十四師某部一千人擋住了。國民黨兵緊閉城門,守在城牆上,擊退了彭德懷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團。第一次進攻時,十一團攻進了東城門,十二團攻進了西城門,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牆。
  兩道城牆之間的空地上擠滿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隊把居民撤走,放火燒著了這些建築,大火迫使紅軍撤回第一道城牆。國民黨下令讓居民用大鍋熬稀粥,然後把滾燙的稀粥澆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紅軍戰士頭上。三軍團許多戰士被嚴重燙傷,掉下梯子。第二次進攻也於五月十日被擊退了。
  紅軍接著採用了過去從未用過的辦法。他們在東、西城樓下挖了地道,進行爆破。會理居民對此十分害怕。但紅軍仍未能突破敵人的防線。
  五月十二日晚,毛澤東在城外的一家鐵匠鋪裡召開了會理會議。
  這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十八人出席了會議。他們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楊尚昆、何克全(即在遵義反對毛的凱豐)、劉伯承、林彪、聶榮臻、洛甫、彭德懷、李卓然、董振堂、鄧小平和鄧發。
  李德說他在會議召開前的最後一刻接到邀請。他沒有翻譯,全靠博古一邊聽一邊簡單作些介紹。據李德說軍人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別人都不記得有李德在場。而那兒位軍人卻能詳細介紹他們和其他人在會上的發言。李德的回憶很可能是錯的,他經常出錯,因為沒有當時的筆記,而且是事隔三十年之後憑記憶寫的。
  會議集中討論了林彪的意見。這位二十七歲的指揮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給毛澤東,要求毛把戰場指揮權交給三十七歲的彭德懷彭是三軍團的老領導,是個土生土長性格倔強的紅軍指揮官。他看上去有點像倔強的牛。他為人粗豪,長得膀闊腰圓,這是他自小從事勞動的結果。用彭的親密戰友和同志楊尚昆將軍的話說,「彭的臉象雕塑,兩眼又黑又亮,充滿了力量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中國農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艱難困苦,彭德懷都經歷過。他的祖母七十歲了,還要在過年時拖著一雙小腳帶彭的三個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烏石坪沿街乞討。彭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餓死了。彭只討過一次飯,後來再也不幹了。他寧肯上山光著腳在雪地裡砍柴,也不低頭向人乞求。他放過牛,每天掙五文錢,後來在煤窯拉過「孔明車」,每天工資三十文。後來這家煤礦虧本倒閉了,欠下彭一年的工錢。
  彭的一位伯祖父,參加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國起義。他在彭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他常同彭講太平軍的故事,什麼有飯大家吃啦,女人放腳啦,平分田土啦等等。
  「這使我產生了打富濟貧的思想。」這是彭德懷在「文革」中為那些拷打他並最終把他折磨死的人所寫的自傳提綱中的一句話。
  一九一六年前,彭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做堤工,後來加入一支軍閥部隊,月餉五塊半銀元。此後,他的軍事生涯從未中斷過。他畢業於湖南講武堂,一九二八年參加紅軍,後來在朝鮮指揮過中國軍隊抗擊美國人。
  彭一生中說話坦率,不轉彎抹角;彭寫文章措詞明白有力,篇幅往很長,言詞誠懇而激烈,使人一聽就瞭解他的觀點。他的部下常說,「他和革命結了婚」。面對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著桌子,厲聲斥責他們,響聲震動了牢房的牆壁。「我什麼都不怕,」他大聲吼道,「你們可以槍斃我。你們的末日不遠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懷那樣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輕十歲,長得十分瘦小。他的臉是橢圓形的,膚色淺黑,顯得很清秀。彭經常和部下交談,而林卻同他們保持一段距離。對許多人來說,林似乎生性靦腆和含蓄。找不到說他對部下熱情和愛護的故事。他在紅軍指揮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開口就是談正經事。
  長征期間在林彪司令部的警衛連裡任排長、一九四八年擔任師長的吳興說:「林會打仗,是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又說:「林對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吳也承認,林彪這個人不健談,吳回憶說:「林喜歡單獨行動。」
  紅軍到了延安後,每逢星期六,就在棗園院子裡舉行跳舞晚會。毛澤東和朱德常擁著舞伴跳起華爾茲,他倆不停地帶著一個又一個興奮的年青舞伴轉圈,彭德懷也是一樣。周恩來舞姿優雅。但是,林彪卻從不上場,儘管有許多從上海、北京跑來延安投奔革命隊伍的年輕女子勸他跳。他最終還是和一位外來的美人結了婚。
  林彪是毛澤東的寵兒。林在著名的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期間,也曾是蔣介石和後來成為蘇聯元帥的勃留赫爾的寵兒。那是在蔣於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對共產黨翻臉之前。林彪的父親在湖北開廠,因無力納稅而破了產。林彪這個工廠主的兒子竟把自己的命運同共產黨連在一起,他投奔周恩來後,參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義」。一九三二年林才二十四歲,但已成為第一軍團的軍團長。召開會理會議時林才二十七歲,他的膽量和善用疑兵超過任何人。不過,據說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時才出戰。
  毛手下的高級軍事指揮官們。雖然秉性各異,但在長征中他們配合得很好。林彪善於聲東擊西和隱蔽自己,善於奇襲和伏擊,善於從側翼和敵後發起進攻和使用計謀。而彭德懷總是從正面進攻敵人,他打仗極為勇猛,對手一次又一次被消滅。彭認為打一場戰鬥,必須使得失相抵,或得大於失。要多繳獲槍炮,多抓俘虜,並更多地把戰俘轉化為紅軍,這才能算打好了仗。
  紅軍到了會理後,官兵們已是衣衫檻樓,疲憊不堪。大家不斷地問:到底要到哪裡去?有什麼計劃?紅軍中江西人和湖南人很多,現在到了四川的邊遠山區,他們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很陌生,茫然不知所措。他們不會講四川話,他們擔心再也找不到回江西或湖南老家的路了。
  李德是一個不十分可信的見證人,據他說當時問題十分嚴重,而且由來已久。他認為,遵義會議後不久,人們便開始對毛的領導感到本滿。婁山關一仗的勝利起了緩和作用,但不滿情緒並沒有消失。他聲稱,洛甫和林彪曾指責毛「在敵人面前逃跑」,是「軍事破產」。還說彭德懷和楊尚昆將軍也「基本同意」這種指責。沒有其他材料可以證明情況有這麼嚴重。看來可以肯定,由於李德與毛不和,他誇大其詞了。李聲稱洛甫曾向他暗示,希望組成一個新的三人領導班子—  林彪、彭德懷和劉伯承。李德說博古所害怕的是紅軍會被擠到西藏或緬甸一帶去。
  一天,李德意外地發現,毛要找他談談。毛承認局勢嚴重,但確信最終會渡過金沙江。如果有必要,他準備帶領紅軍取道西康和青海前往新疆,向蘇聯請求援助。
  毛挽救了紅軍。然而問題依然存在。他們未能同賀龍和肖克會合,未能建立一個新的蘇區。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還在轉移中,離開遵義以後,就失去了同他們的通訊聯繫,下一步怎麼辦?人們在議論。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這些問題。他曾和一些指揮員討論過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級第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參加議論的還有參謀長左權、保衛工作的負責人羅瑞卿和高級參謀朱瑞。
  林彪建議把戰場指揮權交給彭德懷,讓毛集中精力與周恩來和王稼祥等軍委其他成員一起考慮全面政策和規劃。
  林抱怨說,毛迫使部隊走冤枉路。他把紅軍的路線比作一張弓,說部隊是沿著弓背而不是弓弦行軍,走的不是捷徑。
  林說:「在此情況下,部隊的精力已消耗殆盡,毛這樣指揮不會成功。」
  聶榮臻激烈反對。他說,我們是在敵人的口袋裡。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出其不意地迂迴行動,怎麼可能突圍?「
  林建議讓彭德懷擔任前敵指揮,負責作戰。
  據聶榮臻回憶,彭斷然拒絕了這一意見。彭在監獄裡寫的材料說,他在會理會議時看了林的信。彭說:「當時也未在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他指出,林指揮的第一軍團和他指揮的第三軍切常在統一指揮下行動。
  由於人員減少,紅軍再次進行了整編。第一軍團從三個師的編制減為兩個師,第三軍團從二個師減為四個團,第五和第九軍團取消了師一級的編制。
  毛決定從中央直屬隊中裁減人員,把所有身強力壯的人都充實到戰鬥部隊中去。鄧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後,鄧調往第一軍團。代替他擔任中央秘書長的是瘦小的劉英,她兼作「中央直屬小隊」的書記。這一調動成了劉英一生的轉折點。這種工作她以前從未做過,作為小隊成員的洛甫給了她很多幫助。他教她如何整理會議記錄,如何查檔案,如何起草命令。劉英在莫斯科時就認識洛甫,當時她是中山大學的學生,而洛甫是該校的教員。他們回到中央蘇區後,劉英偶爾能見到擔任教育委員會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說過不想結婚,不願意「被孩子拴住」,此刻兩人卻開始接近起來。當她在一九八四年回顧那些日子的時候,不禁笑出聲來。她說:「毛主席當時常常開我倆的玩笑。」不過她和洛甫的關係在一段時期內並沒有更大的進展。
  拿到會理會議上來討論的還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劉少奇和楊尚昆將軍簽字的電報,提出了對下一步行動的建議。遵義會議後劉去了第三軍團,彭德懷常同劉少奇交換看法,這些建議就是來源於他們當時的談話。彭的看法是,紅軍疲勞,國民黨部隊也疲勞,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計劃同賀龍的第二方面軍會合的好時機。
  毛澤東輕而易舉地就把這些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對付了過去。他譏笑林彪道:「你知道什麼,你還是個娃娃。部隊繞道前進是必要的。」
  用彭德懷的話來說,毛認為林彪的建議以及劉少奇和楊尚昆的電報代表著一種「右傾情緒」,這裡毛顯然是指他們沒有表現出進取精神。彭德懷當時作了一些自我批評。這件事後來給彭德懷、楊尚昆和劉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帶來了不幸和嚴重的後果。當時,這件事似乎就這樣過去了。彭德懷在獄中自述裡寫道,「我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然而結果並非如此。
  會議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下一步如何行動。毛已經決定,他們必須向北穿過彝人地區,渡過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礙,蔣介石有可能切斷他們的退路。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唯一的出路就是穿過藏族山區突圍,而這是非同小可的行動,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一旦過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就有希望與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會合。討論到這裡,還有一個小問題:他們不知道第四方面軍的確切去向,而且也許還不知道四方面軍已經放棄了川陝邊界的根據地,正在別處行動。兩支部隊之間最近一直沒有聽到對方的消息,無線電聯絡似乎從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軍在貴州一帶行軍起就中斷了。雙方都知道對方在行動,也知道對方活動的大概區域,但都沒有確切的消息。
  沒有人對毛的決定提出異議。李德記得也徵求過他的意見,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團結一致,而不是相互責備。他們面前的困難夠多的了。
  軍事博物館秦興漢將軍認為,會理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緩和了遵義會議以來積累起來的不滿情緒。雖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類似的看法,但是沒有人發言反對毛,毛借此機會向到會人員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又傳達到部隊的指揮員和幹部、戰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動作出堅決而明確的決定。毛提出的向北穿過彝區、越過大渡河的計劃得到了批准。這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紅軍知道會遇到困難,因為無線電偵聽到的消息表明,蔣介石也已開始向大渡河方向調集部隊。紅軍又要開始和時間賽跑了。
  從會理到大渡河距離大約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兩點的直線距離大約是三百英里,但是紅軍戰士要走的山路則將近有五百英里長。這條路一大半和從皎平渡經獅子山到通安和會理的路一樣,是在懸崖峭壁上開出來的小道。
  下達的命令同以往一樣,搶在蔣介石前面佔領渡口。紅軍分別於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開始行動,錯開出發時間是因為道路太窄,同時通過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還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濃。群山換上了五彩斑斕的盛裝,幾百尺長的山坡上到處都是杜鵑花,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猶如蝴蝶張開了藍色的翅膀。空氣中充滿了夾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這裡簡直象天堂一樣美,無論是一九八四年還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過這裡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沒有多少紅軍老戰士記得當時山間的美景了,但他們都記得,紅軍翻山越嶺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的場面,群眾打著旗子向紅軍歡呼,把他們當作凱旋的英雄。行軍幾個月來,要數這裡的群眾最熱情、最好客。他們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紅櫻桃。紅軍多數在夜間行軍。這時他們似乎已在國民黨飛機搜索的範圍之外。當紅軍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到達四川中南部的冕寧時,他們已經連續八天夜行軍,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們放起了鞭炮,擺出了菜攤,請紅軍喝糖水。戰士們要付茶錢,反而惹得老鄉生氣。街上到處掛著標語:「歡迎紅軍」、「擁護共產黨」。紅軍的政工人員提前到達,為安排這次熱烈的歡迎場面做了準備。
  部隊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軍後的疲勞。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國神父的歡迎。教堂裡有五名避難的外國傳教士,文彬政委勸他們留下來,並向他們介紹了最新消息。
  國民黨政府發佈的號令在安寧河谷一帶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寧的老百姓告訴紅軍戰士,他們一點也不害怕,為等紅軍進城,城門整整開了一夜。有錢人早跑光了。當時群眾蒸了豬肉包子招待紅軍。紅軍打開監獄,釋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許多彝族人。
  到達冕寧意味著紅軍已接近一個令人生畏的地區,這就是許多漢人稱之為「裸裸」的地區。「裸裸」是對住在這一帶的彝族的蔑稱。這些漢人不知道,彝族遠在漢人到達之前就已來到這裡,彝族是中國西部緬——藏民族中的一支。長得身材高大,膚色較深,外表同漢人很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黃教。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但文字還不完善。他們懼怕漢人,同時也仇視漢人。這種恐懼心理,如果不是幾千年前至少可以說幾百年前就已存在。發達的漢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間的衝突造成了這種心理。漢人統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種點玉米、小米來餬口。他們窮得大多數男人只有一件破爛不堪的斗篷,婦女只有—、兩身破衣服,孩子們則什麼也不穿。後來,他們又受到軍閥和國民黨的壓迫。不待說,在他們眼裡,這些當兵的個個都是土匪,他們採取一切辦法對付這些當兵的,他們念過咒,施過魔法,放過滾石,射過毒箭,也放過從國民黨游哨那裡繳獲來的衝鋒鎗。他們甚至用神奇的泉水當武器:離冕寧不遠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種物質,能徹底破壞人的聲帶系統。這種水類似笑氣,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這種水對付過敵人,使他們狂笑致死。彝族社會是一個奴隸社會,彝族人分成「黑彝」(貴族)和「白彝」(奴隸)。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虜來的漢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這種等級制度十分森嚴,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婦女和白彝男子發生了性關係,這個黑彝婦女就要處死。如果黑彝男子這樣做則要罰一大筆錢。人們外出必須帶把刀或帶付弓箭,或帶支槍,沒有人敢不帶武器外出。搶劫東西被認為是件光榮的事,搶漢人的東西更是如此。舉行各種儀式,唸咒、宣誓和歃血,構成彝族社會的生活。
  紅軍對少數民族執行了開明的政策,非常尊重體諒他們,希望這樣能夠挽回過去漢人壓迫少數民族所造成的影響,把他們爭取過來。在紅軍進入彝區之前,毛澤東在冕寧已向紅軍領導人就此作了說明。紅軍必須盡量避免和彝人發生衝突,因為要搶在蔣介石之前到達大渡河,一點時間也不能耽誤。
  毛在這裡把部隊分為幾部分。一部分紅軍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順場,那是大渡河的一個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牽制性的小部隊定小路迅速趕到越西,然後直插南面的大樹堡,渡河處對面的富林鎮。據說國民黨在富林鎮駐有一支小部隊。
  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的主力部隊準備翻過湘山插向安順場。先頭部隊是第一師第一團,肖華率領的一個特別工作組隨先頭部隊行動。先頭部隊還配備有一個工兵連,帶了不少在冕寧搜集到的架橋材料、木板、繩索、托梁和滑車。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點左右,先頭部隊到達彝區邊上的大橋鎮,距離冕寧已有十五英里。
  這天的天氣是晴間陣雨。戰士們在山路上奮力攀登,兩旁山崖上到處都是紅白相間的杜鵑花。
  到了牯麻子村,幾百名彝人手持棍棒、槍支、石塊、長矛和弓箭,不讓肖華率領的工作組靠近。彝人高聲喊著:「我們要錢!留下買路錢!」
  五十年後,軍人兼詩人的肖華還能清楚地回想起當時所發生的一切。肖華對彝人的要求早有準備,隨身帶了一些銀元。他遞過去二百塊銀元,彝人接過錢走了,但不久又返回來要求給更多的錢。看來給錢解決不了問題。工兵連先是被彝人包圍,後來被迫退回出發地,設備也給沒收了。
  肖華請一名翻譯(一位當地的漢族商人)向彝人解釋,說明紅軍只是路過此地。一些彝人喊道:「不能過 !」正在僵持不下時,一個身材高高的中年彝人騎著騾子來到了陣前,他是頭人小葉丹的叔叔。肖華告訴他紅軍的領導劉伯承希望同頭人小葉丹談判並與小葉丹結拜為兄弟。肖華送給這位叔叔幾支步槍和一支手槍,以表示誠意。
  過了一會兒,小葉丹帶著十來個隨從,騎著馬來了。小葉丹長得身材高大,十分英俊,看樣子就是個好騎手。他的坐騎是一匹黑色的烈馬。肖華把劉伯承介紹給小葉丹。劉伯承戴著眼鏡,對人和藹,是紅軍有名的身經百戰的指揮員。小葉丹見了這位紅軍高級指揮官,慌忙跪下,劉伯承把小葉丹扶起來,和他親切地談話,並發誓要同彝人結拜兄弟,答應在推翻國民黨之後,幫助彝族兄弟恢復自己應有的權利。小葉丹欣然同意了。
  他們隨後來到一個湖邊,湖水清澈見底。他們舀出兩碗清清的湖水,拿來一隻羽毛十分美麗的大公雞,割斷雞喉,鮮紅的雞血滴進碗裡。劉伯承、小葉丹和他的那位叔敘都跪在碗前。在藍天和陽光下,劉伯承舉碗發誓:「我劉伯承對著蒼天和大地發誓,我願與小葉丹結拜為兄弟。」說罷,他舉碗一飲而盡。小葉丹和他叔叔舉起另一隻碗,把水喝光,然後說「如果違背誓言,讓我們像這隻雞一樣死去。」儀式結束了,誓言正式生效。
  紅軍部隊退到一個漢族村莊過夜。第二天早上,小葉丹帶著一隊隨從護送紅軍穿過彝區。他們騎馬和紅軍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達第一座漢族村莊。那裡的漢人想殺死小葉丹(僅僅因為他是個彝人)。共產黨人花了一個多小時來進行調解,接著繼續行軍。此後,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軍使人感到疲勞。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們來到可以俯視大渡河的一處高地,透過晨霧,可以看見安順場閃爍的燈光和河邊的百餘座草棚。
  但是,後面某些部隊通過彝區時,就沒有這樣方便了。照例擔任後衛部隊的第五軍團,在彝區就損失了不少人。他們都是掉隊的戰士,只要一掉隊,彝人就閃電般地撲過來。彝人並不在他們身上浪費子彈,只是拿走槍支,搶定糧食和背包,扒光他們的衣服,然後把他們留在樹林裡。這些扒得一絲不掛的戰士能活著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凍死就是餓死。
  七十五歲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記得過彝區時的遭遇。彭個子矮小,由於患了關節炎行動不便,乾癟的臉上長著稀疏的鬍鬚。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當年下井岡山作戰時,彭海清告別了父母和三個兄弟參加紅軍。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紅軍掛在一起。他參加過江西境內的所有戰鬥,長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軍團任職。那時,他不知道中央蘇區的情況十分不妙,只知道廣昌戰役是一場惡戰,也沒有人告訴他部隊要長征。他所在的部隊只知道要開始行軍,結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當問到他關於彝人的情況時,他仰起頭來,發出刺耳的喊聲:「喔…喔… !」這種聲音和二次大戰期間,帕特裡克·赫爾利將軍在延安下飛機去見毛澤東時,發出的印第安人柴羅基部族戰爭的叫聲一樣驚人。
  據彭說,彝人衝下山就高聲喊著:「喔…喔…。」上級事先認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和彝人動武,不許放槍。因此,當百名彝人呼嘯著衝下山來,把彭和他的四名紅軍同志包圍起來時,他們沒有動手。彭說:「我們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離開的。」他帶著一挺重機槍,其他同志都拿著步槍,然而他們卻一動也不動地站著。彝人拿走他們的槍和衣服後一哄而散。彝人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但是沒拿彭的重機槍,因為太沉。彭和他的夥伴還算幸運,他們很快就被部隊發現,又繼續行軍了。
  一九三二年十五歲時參加紅軍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經離休。他原來是成都軍區副參謀長。整個長征途中,他都在第五軍團。他回憶說:「我們是後衛部隊,當好後衛是很困難的。」他認為彝人的主要問題是太窮。彝族婦女窮到下身只圍一塊類似短裙的破布。彝人從山上向第五軍團打冷槍,「幸運的是,他們瞄得不准。」第五軍團為安全通過彝區,給了彝人不少錢,但用處不大。丁又說:「彝人把自己的鍋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來,然後跑上山。儘管我們願意用一百塊銀元換一百斤稻米,他們還是往山上跑。我們有時挖到稻米後就留一張借條。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一些彝人還拿借條來找我們,我們照樣給他們付錢。」
  偶爾,他們也不得不違反自己的規定,從地裡收定一些稻穀。不付錢。這是因為除此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搞到糧食。
  那支牽制性的紅軍分隊——似乎沒有起到任何牽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穿過彝區越西鎮之後,於五月二十三日到達大渡河邊。他們剛進大樹堡,駐守在那裡的一小支國民黨部隊未放一槍就退到河對面富林鎮的兵營中去了。
  紅軍終於搶在蔣介石之前到達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準備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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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留下來的人們
  主力紅軍現在已經西行到很遠的地方,陳毅再也無法知道他們到了哪裡。
  位於江西東南隅的五嶺山脈在薄霧細雨中披上了春裝。從山頂上望去,陳毅的眼裡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崗岩的山脊不時從乳白色的雲海中露出頭來。濛濛細雨下個不停,竹編的蓑衣難以抵擋久雨的浸透。透過輕紗般的霧幕,那綠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種滿了水稻的梯田隱約可見。屋頂上青煙繚繞,炊煙瀰漫了那些簡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這是中國贛南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這種日子已經纏磨了人們不知多少歲月了。現在,在這個陰鬱的下午,陳毅的一小股隊伍集合到了一起。這是紅軍開始長征時留下的一支武裝。放在腳旁的被裝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槍枝彈藥用蓑衣遮蓋著。他們正在等待命令,準備撤離。
  紅軍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過於都河時,大約有三萬人留了下來,其中有一萬名傷員。現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這支武裝大部已被消滅。紅都瑞金以及於都、會昌相繼於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成為記憶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開始就如陳毅所擔心的那樣糟。當時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來到病房來看陳,讓他留下來。陳毅同政委項英之間一直存在著很大分歧,而項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陳的頂頭上司。項英不懂得,這支訓練很差的小股武裝——第二十四師和地方武裝的十個團以及正在康復中的傷員——是無法同蔣介石派去圍剿他們的十萬大軍抗衡的。
  蔣在南昌的一次會議上向他的部下發出訓令:絕不允許「革命政府死灰復燃」。
  陳毅對項英說,「失敗就是失敗」,唯一的出路是進入山區。項英則斥之為「悲觀情緒」。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和陳毅共事多年的陳丕顯那時只有十九歲。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身著軍裝式樣的檄檄綠服裝,身材瘦小,外表整潔。他帶來陳毅四個子女中的三個和我們交談。陳毅的這些子女現在都在當代中國發揮著積極作用。小名「小虎」的陳毅長子陳昊蘇,現在是北京市副市長。陳丕顯說,他和陳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時。他是共青團領導人,長征開始時,上級要他留在中央蘇區,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後的三四年時間裡,就在陳毅身邊戰鬥。
  在留下以後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上,他認為陳毅是對的,而項英是錯誤的。他對留下來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命運極為關切。他記得見到過曾經是黨的領導人的四十六歲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結核病,卻不得不用潮濕的木柴點火煮粥和雞蛋,作為新年晚餐。
  「像瞿秋白這樣,怎麼可能在游擊戰中倖存下來呢?」他激動地說。
  政委項英似乎相信,紅軍將會很快贏得重大勝利,而他們將在新的蘇區同其他紅軍會合。他不讓人們準備應付即將到來的危機。
  陳丕顯還記得到工農劇場看演出的往事。長征之前,劇場是李伯釗工作的地方,後來李伯釗同丈夫楊尚昆將軍一起參加了長征。在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同別人合作寫過一個劇本《為誰打仗為誰死》,她自己還寫了個劇本,叫《我們一定勝利》。陳丕顯看到的節目同往常一樣,是些民間舞蹈、話劇、獨唱、小合唱,如《勝利的炮聲》。這個劇場是個露天禮堂,儘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擋不住群眾帶著雨傘、草帽,披著蓑衣趕去看演出。
  主力紅軍撤走後,這裡的一座座城鎮落入了國民黨手裡。地主還鄉團到處屠殺,還建立了專門的反共組織——  「暗殺團」。地主們把農民攆出家門,說「看你這輩子還紅不紅」。
  紅都瑞金原來只受到國民黨小型炸彈的輕微破壞,而現在國民黨軍隊把共產黨使用過的建築統統付之一炬。有共產黨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處決。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慘遭殺害的人難以勝數。瑞金全縣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萬,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萬——減少的人並非都參加了紅軍。
  一九八四年,我見到一位名叫鍾啟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歲老人。他嗜煙如命,非常健談,他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歲,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八個孫子,四個曾孫,共十九口人。他說「這都是共產黨給我的」。
  長征開始後,鍾啟松留在紅色模範縣興國的長岡鄉。興國縣有很多人參加了紅軍。那些隱瞞不住與黨有關係的人都逃進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們得到的指示說:決不要承認黨員身份,只承認為共產黨做了點雜事。如果承認了黨員身份就要被殺頭。國民黨回來大赦的時候,他們去投了案。他們得到宗族的擔保,每個人都承認為共產黨做了一點事。宗族出人為每個人做保,一個保一個。如果離開了本縣,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擔保。由於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沒受到處罰。當然也有一些人因為被仇人出賣而受到了懲處,有些是交了惡運。留下的九千名紅軍戰士和黨員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有些被公開處死,有些則是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鍾在災難降臨的時候從興國逃到了山裡,沒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沒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黨。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來的紅軍損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願,陳毅和項英組織倖存的紅軍開展了游擊戰。他們兩人加上老共產黨員賀昌組成了一個三人指揮部。他們帶著黨政機關留下的人員,開到於都以南的仁鳳等候指示。同時把小股部隊派往山裡。到二月的時候,陳毅和項英已被敵人包圍。他們大約有兩千名士兵和兩千名傷員。一天,陳丕顯聽到一個幹部在向部隊大聲訓話,說什麼他們即將進行一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國民黨之間的決死戰鬥」。陳認為,這簡直是荒謬絕倫。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會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佈,「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換句話說,要開展小股部隊的游擊戰爭。
  陳丕顯看到了中央紅軍發來的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通報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等人事變更的情況。第二份電報指示他們在「中央蘇區內外」開展游擊戰爭。
  當小股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出發後,陳毅便著手處理棘手的傷員問題。傷員們都不想留下,但又無法跟上游擊隊的活動。陳毅召集地方幹部和老鄉開了一個會。他十分激動地說:「把這些戰士帶回家吧。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兒子。他們都很年輕,可以當你們的好兒子、好女婿。他們能給你們幹活,你們家裡會多一雙手,多一份勞力,也許還會多一個為你們報仇的人。」陳毅還沒講完,這些農民和傷員都已流出了眼淚,陳毅自己的眼睛也濕潤了。半天之內,傷員們都安置到了農民家裡。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散到廣大的鄉村裡,每個人都帶上了幾塊銀元,少許藥品和五斤鹽。在國民黨封鎖區鹽是無價之寶。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餘下的部隊集合了。大雨傾盆。在一間小茅屋裡,報務員正設法同在貴州東部的中央紅軍取得聯繫。項英仍然覺得他們的撤退必須經中央委員會批准。電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沒有回答。
  最後,大部分部隊已經出發。大雨嘩嘩地下個不停,道路泥濘不堪,百步之外什麼也看不清楚。陳丕顯是和他的部隊,包括黨政機關及第六獨立團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們在傍晚安全抵達裡坊橋,在那兒吃了一頓飯,然後在黑暗中繼續前進。天上沒有月亮,他們成一路縱隊前進,穿過一道山谷,開始爬上一條狹窄的山路,這時候響起了槍聲。他們停止前進,槍聲消失了。原來是地主武裝的衛兵把他們當成了本地民團,向他們鳴槍致意。凌晨三點鐘他們到達大麻嶺,在那兒休息了一下,用乾糧充飢。他們預料拂曉時要打一仗,他們已作好了準備。
  中午到達仁鳳,電台仍聯繫不上。到了下午一點還聯繫不上,天又下起雨來。賀昌決定不再等了。他帶上兩個營大約幾百人開始突圍,但很快便陷入國民黨的埋伏,部隊打散了。他們設法在石韓村重新集結,並渡過了會昌河。不久,部隊又被包圍,打了幾個小時仍無法突圍。賀昌身負重傷。國民黨士兵向他衝去,大叫「捉活的」。賀昌把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大聲呼喊「革命萬歲」的口號,用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賀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曾同陳毅、周恩來及其他人共同戰鬥過,他曾擔任黨的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
  指揮部仍在仁鳳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後終於聯繫上了。他們發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圍計劃的電報,大約在下午五點收到了回電。但是由於密碼已經更換,陳毅和項英誰也不懂,人們看著滿紙的密碼一籌莫展。他們把電文撓掉,命令報務員用油布把電台裹起來,埋在坑裡。這份看不懂的密碼電文是三年中他們收到的中央紅軍的最後一次信息。「
  陳毅曾向延安美軍觀察組屬下的外交官謝偉思說過,從那時起,「我們就像野獸一樣生活」。
  當時,陳毅和項英的身體條件都不適宜打游擊。陳毅的傷口遠未癒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擔架上。項英是個近視眼,而且還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這支三百人的隊伍準備下山了。他們下山後幾乎立即遭到了襲擊。當他們重新集合時只剩下了二百人。當晚他們又碰上一場戰鬥。國民黨飛機撤下傳單懸賞五萬元捉拿陳毅和項英。他倆隨即決定帶著幾個警衛悄悄突圍出去,這樣會減輕全隊人的壓力。
  他們在山間密林中躲藏時,碰上一個打赤腳的人,此人骨瘦如柴,頭上戴一個又黑又贓的舊鋼盔。他是代英縣縣委書記,名叫曾紀財,一九二九年他見過陳毅。後來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鬥爭了他,解除了他縣委書記的職務。他一直在鄉間流浪行乞,招討來的米放在那個鋼盔裡煮飯吃。陳毅收留他做嚮導。他們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後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國民黨殺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膽戰心驚地給了他們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擔任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六十多歲的劉建華,看起來像個商人,講起話來帶點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贛南遊擊隊中還是個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們現在還是朋友和同志)。當危女士奉命於—九四一年去延安時,她把手槍留給了劉建華,說道:「如果你活著,我們再見面時,請把槍還給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來時,寫信給劉建華,劉回信說:「你活著,我也活著,但是你的槍和我的槍都找不回來了,它們都被叛徒搶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著,這證明黨已經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劉建華還是個年輕的共青團員。中央蘇區尚未被敵人佔領,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戰士一起,在李樂天指揮下到油山建立游擊根據地。這是座落在江西和廣東交界處的一個林區。這個根據地的領導人還有楊尚奎。
  劉記得陳毅和項英政委來到的情況。他們化裝躲過了國民黨的大批巡邏隊,於三月九日抵達,身邊只有一個警衛員。
  幾天後的一個黃昏,倖存的人馬都到了。突圍時,整個部隊的損失是慘重的。他們分兩批到達,一支是由曾經領導過黨政分支隊的相貌英俊的蔡會文率領,另一支由陳丕顯率領,只有八十人。
  陳毅熱情地迎接這些疲憊的戰士。他自豪而談諧地說:「國民黨吹噓說他們要在仁鳳把我們消滅,但是現在我們正在油山聊天。
  劉伯堅是突圍時棲牲者之一,他是在蔡會文領導的部隊突圍時負傷被俘的。他騎的一匹白馬被擊中。正當他帶領一些人往山上衝擊時受了傷,好幾個人去營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慶監獄,由蔣介石的「綏靖公署」審訊。然後給他帶上腳鐐遊街。他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義,年僅四十歲。犧牲前他作了一首詩:《帶鐐行》,詩中說道;
  帶撩長街行,志氣愈軒昂。
  拼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劉伯堅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之一,於一九二二年入黨,並在蘇聯學習過。像鄧小平一樣,黨派他去「基督將軍」馮玉祥那裡工作,他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在第二十六路軍任職。寧都起義後,二十六路軍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並成為最可靠的後衛第五軍團。劉本人成為第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由於他同毛的關係,他幾乎注定成為留下來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傑出的作家、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擔任黨的總書記井在其最後幾年曾是毛的親密朋友的瞿秋白,會同毛的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老戰友、也是黨的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幾個人,離開瑞金附近的藏身之處,動身去閩西,希望經過汕頭或廣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當時二十六歲,在年輕的紅軍中算得上是個「長者」,何叔衡已經是六十一歲的高齡了。
  一隊女同志與他們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長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粱是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陸定一的夫人唐儀貞,陸是宣傳官員,參加了長征(唐就是給鄧小平燉雞的那位女士);鍾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員;項英的夫人;還有一名黨的工作人員,名叫黃長嬌。
  這些婦女的命運都很悲慘。周月林長期被指控為叛徒,要對何叔衡的犧牲負責。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後,她才恢復了名譽。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鍾亮的命運( 也被指控為叛徒 )無人知曉。項英夫人也是如此。唐儀貞的命運最為悲慘。有人指控她向國民黨出賣黨的領導人,紅軍把她處決了,後來證明是錯案。黃長嬌儘管歷經磨難,仍然倖存下來了。
  許多年來,何叔衡犧牲的情況一直是個謎。據說三月四日他產一支隊伍一起從仁鳳突圍,在去閩西的路上被消滅了。他保管黨的經費、印章和文件。他寧可跳崖自盡,不願被俘。他受了重傷,被兩名國民黨士兵發現後槍殺了。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應為謝覺哉一乙譯注)老人認為,何被生俘,在試圖逃跑時被衛兵擊斃。另一種說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擊隊被敵人包圍,他沒有逃走,而是發誓說:「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然後,抽出手槍自殺了。
  這些說法都不確實。事實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裝成商人,並有人護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在福建長汀縣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點時被人發現。由李玉率領的國民黨十四團二營就駐紮在附近,派兵包圍了村子。何一行決定分散開來。在戰鬥中他受了重傷,倒在稻田里,被兩個國民黨士兵發現。當士兵們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時,何跳起來同他們扭打。其中一個士兵向他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瞿秋白躲過了那場劫難,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敵人把他解往長汀監禁。並關了四個月之久,這期間國民黨似乎一直在爭論如何處置他。他的身體十分虛弱。他不僅是有名的共產黨人(儘管是已經下台的黨的領導人),而且是傑出的文化人。他在獄中撰寫的未完成的自傳《多餘的話》中,的確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這不是很認真的文宇。雖然他在莫斯科度過多年,翻譯了許多俄國作品,撰寫了一部關於俄國的特寫《俄鄉紀程》,但他仍是共產黨的主要成員。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一杯接一杯地飲酒,思索著他的一生和中國的未來。在中國,有一段時間把他的《多餘的話》說成是偽造的或者是篡改過的。這些說法看來都不確。他沒有背叛共產主義。他特別寫道:「說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是不正確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寫下了一首詩。詩前附有簡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泉嗚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夕陽明滅亂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斗寒泉聽不同;己忍伶傅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詩剛作完,就來了一名衛兵把他帶到刑場去。他點燃了一支香煙,將一懷威士忌酒一飲而盡。他雖然身體虛弱,卻鎮定自若地走向刑場。當子彈射向他的胸膛時,他屹立在那裡,用俄語高唱著國際歌。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年方三十,在長征開始時也被留了下來。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澤覃帶領大約二十名游擊隊戰士離開於都以東的山區去閩西。他可能是向長汀進發。
  他在離瑞金十英里的山區紅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少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澤覃囑咐一個戰士站崗警戒,注意可疑的跡象。誰知,這個哨兵找到一塊草地,躺下便睡著了。一隊國民黨巡邏兵經過那裡發現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裡有十來個人帶著槍,其中有毛澤覃。國民黨兵立即包圍了這所房子。澤覃把其他人送出後門,自己擋住前門作掩護,擊斃了最先闖進來的敵人。可是一名國民黨士兵從背後開槍射中了他。
  毛澤覃死後,國民黨大事喧嚷,報紙作了大量報道。他的屍體被送到瑞金示眾,報上登了許多照片。蔣介石傳令,特別嘉獎他的第二十四師師長。今天,澤覃犧牲時所在的村於以他的名宇命名。那個漫不經心(或叛變)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沒有找到。
  死者的名單就是革命運動的名人錄。長征時留在江西的人中間,犧牲的傑出共產黨人比任何其他鬥爭時期都要多。
  古柏帶著一隊二十到三十名游擊隊員從廣東山區到湘南時,遇到國民黨的巡邏隊而遭殺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犧牲的消息時,寫道:「我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粵贛邊區軍事領導人李才蓮也被殺害了,但是沒人知道是什麼時候和怎樣遇害的。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方維夏在贛西被殺。他是毛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師。
  在反「羅明路線」過程中同鄧小平一起受到打擊的兩個人——毛澤覃和古柏,都留在蘇區,也都犧牲在游擊區。隨中央局一起來到中央蘇區的中央局秘書長顧作霖,已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蹤者的名單連綿不斷,永無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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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死裡逃生
  油山的戰鬥打個沒完,陳毅和政委項英在戰鬥中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夜間行軍作戰,白天藏進密林深處。他們幾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獸,因而也鍛煉出一種只有野獸才有的警覺。稍有不慎,一個腳印,一縷炊煙或砍樹發出的聲音都會使他們暴露。他們兩人從未在一處過夜。黃昏之後和黎明之前,他們經常要數次轉移住地。
  他們的鬥爭是在與世隔絕,閉目塞聽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離去的紅軍是否還存在,長征是否已經結束,不知道紅軍是否打了勝仗。他們沒有電台附近也沒有郵局,搞不到國民黨的報紙常常一連幾個月看不到報刊。貧困的山民目不識丁,根本不瞭解山外的情況,很少有人關心世事。
  在遠方長征的那些陳毅的同志們,聽不到任何有關留在蘇區的同志們的消息。既得不到他們的口信,也見不到他們的信使。除了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情況報界公開渲染外,其他什麼消息也沒有。而且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死訊還是幾個月後才慢慢傳過來的,是真是假,當時也無法核實。因為國民黨也曾多次謊報過毛澤東和朱德的死訊。
  長征結束很久後,這裡對情況仍然不明,當時紅軍已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安頓下來,埃德加·斯諾也已設法進入紅區採訪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夏,斯諾曾向毛和周恩來詢問過留在蘇區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說,他不知道,沒有聽到任何消息,最後一份電報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這些人是死是活。
  陳毅是位有文化教養的人,他和許多革命者一樣老家在四川,父親是樂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過學,並在當地的基督教男青年會裡學會了打籃球。這個青年會當時的負責人就是謝偉思的父親。陳毅個子不高,但很壯實。如果是現在,他絕對不可能當上籃球隊員。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對謝偉思說:「別人會告訴你,他們都是貧苦農民或無產階級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資產階級出身。」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並在那裡加入了共青團。回國後,他加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並不矛盾),在武漢軍事學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參加了共產黨在南昌、並岡山和贛南的全部或幾乎全部軍事行動。在紅軍這支隊伍裡,許多將軍會寫詩,有些寫得不錯,有些寫得一般,陳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僅次於毛或同毛一樣出色。他從未寫過回憶錄,但他用詩描寫了自己富有戲劇性的一生。同許多建黨初期入黨的人一樣,陳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裡,他也未能學會管住自己的舌頭。
  在陰沉沉的油山濃霧中,對紅軍來說生存是最重要的。劉建華回憶道:「我們有六百人,他們有四萬人。當時生存高於一切。我們沒有帳篷,想搭個竹棚,又怕砍竹子發出響聲。於是就用杉樹皮,但樹皮用的太多,敵人也會發現這些剝了皮的樹。我們只好割草蓋屋,可是草只長在森林的邊緣,去那裡割草太危險。當時我們不得不住在密林深處。最後我們設法讓農民替我們在村裡買布,做成布帳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陳丕顯回憶說:「搭棚子最好用杉樹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窩棚,我們就用樹枝把它們偽裝起來。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露宿過夜,睡在樹下或草上。有時也支個布帳篷,但是沒有床,甚至連塊板都沒有。
  有一次幾個戰士為了避雨躲進一個山洞裡。第二天清早起來,發現竟是個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時跑開。這幾個戰士始終沒有弄明白到底是他們還是老虎先找到這個洞。
  白天,山的邊沿地區是國民黨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擊隊出沒的地方。陳毅和他的部下常趁著夜色離開隱蔽地點,來到村子裡,補充給養,偵察地形,偶爾還打個伏擊。消滅幾個麻痺大意的國民黨士兵。他們甚至在村子裡召開會議。游擊隊分組下山活動,每組人數從不超過三至五人。正是在這些日子裡,陳毅寫了「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這樣的著名詩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項英告訴埃德加·斯諾說,一套棉布軍裝他穿了兩年。晚上,不脫衣服,也不脫鞋,只要稍有動靜就立刻轉移。游擊隊的戰士甚至能像野獸那樣嗅出陌生人的氣味,即使像從落葉上走過發出的沙繕聲和小樹枝被折斷這樣細小的聲音,他們也能聽出來。他們還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過。
  糧食是個大問題。山上能吃的東西少得可憐。只有向村民買。在這方面,可以說,地主救了游擊隊。地主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給游擊隊送錢,有時還給大米,以換得平安。游擊隊警告地主,不把錢和糧拿出來,就別想保住房子、莊稼和家小。游擊隊在夜裡進村取糧,有時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國民黨巡邏隊在山上搜查,農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擊隊自取。地主很少向國民黨透露游擊隊的消息。他們知道,一旦游擊隊發現他們告密,他們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為游擊隊買槍支彈藥。數量雖然不多,但當時每支槍都非常寶貴。游擊隊能繳獲武器的機會不多。當然,地主的槍是從國民黨那裡買來的。
  女游擊隊員負責搜集情報。她們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隊員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設一個聯絡站,傳遞情報。
  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李樂天司令員的妻子就是在村子裡被一名國民黨巡邏兵抓走的。她躲在農民的草棚裡,敵人還是發現了她,把她槍斃了。當時紅軍面臨的教人不僅僅是國民黨,還有內部的叛徒。
  黃長嬌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
  用黃長嬌自己的話來說,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北上抗日時,她在瑞金做黨的工作。她奉命參加了長征,和賀子珍一起在後衛梯隊的一所醫院裡工作。賀是毛澤東的夫人,也是黃的朋友。
  部隊出發後,先向南行,在會昌附近渡過於都河,然後向安遠和廣東省界進發。途中,部隊停下來進行了改組。黃此時已有身孕,上級決定讓她和其他五位婦女留下。她們紛紛表示抗議,但上級命令她們留在蘇區,進行「地下鬥爭」,她們只得服從、到底是誰決定把她們留下,動機是什麼,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這些婦女活下來的可能性不大。這些人中有黃長嬌,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懷孕),還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級決定把她們送到閩西,黃由於懷孕,有一匹馬。但是這匹馬有一天跑了。最後,她們翻山越嶺向東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國民黨的巡邏兵。到達福建長汀的水口時計劃又變了。有人決定要她們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區。古柏的夫人剛生了個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給一戶農民,和其他婦女一起上路。
  黃回到瑞金縣,成為山區一個地下小組的組長。這時,當地一位黨的書記要她裝成農婦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對,但這位領導人堅持要她服從。黃說她既不會說當地的方言,又不識字,敵人會很快發現她。但他仍然固執己見。根據黨的規定,黃離開時應發給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塊銀元,但他只給了她大米,把二十塊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幾天之後,這位書記投降了國民黨。
  黃獨自住在焦火山一帶的密林裡,飢腸轆轆,走投無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於是她下山躲進一座小窩繃裡。當晚意外地來了一支游擊隊。原來這棚子是游擊隊的聯絡站。這支游擊隊有十八九個人,是山區三個小分隊中的一個。
  黃對游擊隊長劉國新說:「我失去了聯繫,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沒有地方可去。」劉同意讓她加入游擊隊。游擊隊員每天只吃一頓飯,而且要到半夜進了村才能吃。他們不敢生火,怕國民黨發現。黃馬上就要生孩子,游擊隊覺得讓她繼續隨游擊隊一起活動有些不妥,於是勸她留在一戶農民家裡,當游擊隊的聯絡員。白天她在山邊摸情況,晚上到一座古廟裡去匯報。她還把米裝在空竹筒裡送給游擊隊。後來由於叛徒出賣,游擊隊員全部遇難。從那以後,黃獨自一人像個農民一樣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頭不語。人雖然活著,但完全失去了與革命的聯繫。一九四九年,世道變了,她才公開了自己的身份,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成為縣人代會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組留下的五個女同志中唯一的倖存者。
  陳毅的傷口始終癒合不了,不斷地折磨著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擊隊缺醫少藥,只有四種成藥;八公丹、萬金油、人丹和濟公水。陳毅把萬金油塗在傷口上,再換上新紗布。不久,傷口情況有所好轉。
  夏天,陳毅還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傷口變得疼痛難忽,腿也腫了起來。為了去南雄開會,他不得不技著拐棍,腳步蹣跚地翻山越嶺。這時他決定徹底治療一下他的腿傷。他叫警衛員,把他傷口中的膿擠出去。警衛員看到陳毅痛得臉色發白,急忙停下手來。陳毅命令他繼續擠,警衛員說他下不了手。陳毅已經痛得渾身發抖,「好吧,」他說,「用繩子把我捆起來,這樣我就不會發抖了。」警衛員把陳毅的腿捆在樹上又繼續擠,直到把膿擠淨並擠出了一片碎骨頭才停下。然後,用鹽水沖碗了傷口,用塗過萬金油的乾淨布包紮好。 (另一種說法是,陳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萬應靈藥風油精倒入傷口。 )陳毅病得像得了舞蹈病似的揮身發抖,不久就恢復了自制力,笑著說:「這回它不會再反攻了。」事情的確如此,傷口徹底癒合了,再也沒有發作。
  龔楚是留下來的重要的指揮員之一。他是中央軍區的參謀長和軍區主要衛戌部隊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團長。一九二五年五月。龔楚殺死該團政委,與廣東軍閥取得聯繫,接受了暗殺陳毅和項英的任務。為了取得陳毅對他的信任,龔帶領一支「游擊隊」在油山附近同國民黨部隊假裝打了一仗,接著,龔截住了陳毅部隊的五個戰士,指望能在他們帶領下找到油山游擊隊的隱蔽地點。其中四個人設法跑掉了,最後—個叫胡小華的被抓住。龔向他道歉,詭稱有重要情況要向「周先生和劉先生」(陳毅和項英的代號)報告。胡小華帶著龔朝著游擊隊的隱蔽地點定去,走到離哨兵不遠時大聲喊道:「這些人是反動派」說完便縱身跳下懸崖。哨兵開槍發出警告,龔和他的人嚇得撤腿逃跑了。
  陳毅和項英從一個山頭轉移到另一個山頭,他們必須不斷轉移以擺脫國民黨。龔楚企圖誘使他們陷入圈套時,他們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陳毅和紅軍主力已失去聯繫,所有通訊聯絡都已中斷。他們曾設法偷偷捎信給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魯迅和茅盾,希望通過他們和毛澤東取得聯繫。但是沒有成功。
  陳毅急於同紅軍主力取得聯繫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險些中計。一名地下交通員帶來消息,說打入大庾山國民黨部隊的共產黨員陳海收到了中央委員會來的來信,要求把它轉交給陳毅。
  儘管項英表示反對,陳毅仍決定親自去見陳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陳海的住處,一位婦女正在洗衣服。陳向她打聽陳海是否在家。這位婦女沒有抬頭,邊洗邊答道:「他去團部了。」陳毅以為她說的是「他去糖鋪了」,因為設在城外的糖果鋪確是一個地下聯絡點。當他走到這家鋪子跟前時,發現大門緊閉,上面貼著封條。一位老人讓他趕快離開,並說陳海已叛變,正帶著部隊在抓人。
  當陳毅還在縣城的時候,陳海就已帶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擊隊總部,希望能截住陳毅。陳丕顯和楊尚奎好不容易才擺脫敵人藏到山頂的灌木叢中。故人在山裡搜了兩個小時,然後放火燒山。大火燒掉了游擊隊的營地,火苗離藏在密林中的游擊隊員越來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場雷陣雨,把火澆滅了。
  陳毅從大庾脫身後。在返回梅嶺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隊國民黨巡邏兵。他們攔住他不放,陳毅表示抗議,說自己在縣城教書,是到鄉下來買茶的——這個地區的茶很有名。一名國民黨軍官看出陳毅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便走過來對士兵的出言不遜表示道歉,然後要和陳毅討論文學問題。陳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個廁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進去。巡邏隊耐心地等著,待最後去廁所找他時,發現人已不在了。
  陳毅爬上山回到總部時天色已黑。大火燒燬了一切,周圍一片廢墟,看不見一個人影。他不相信游擊隊已被消滅,開始四處尋找,邊走邊高聲喊道:「我是老劉,剛從城裡回來,敵人已經走了,出來吧。」
  周圍靜悄悄,沒有一點動靜。他接著喊道:「聽聽我的口音,我是老劉,你們難道聽不出來?快出來,咱們一道離開這個地方!」
  這次成功了,一個哨兵終於聽出了他的聲音。不久,隊伍集合起來,向更安全的地點出發。後來,陳毅說是馬克思在天之靈帶來的雷陣雨救了他們的命。
  國民黨有時還搜山。一九三六年春,當地的國民黨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組織一萬農民,帶上火柴、刀和糧食,搜山七天。如有違者,格殺勿論。
  搜山開始後,二三百名農民編成一組,後面跟著一連國民黨士兵。他們上山時,又喊又唱。有一個組的任務是放火燒山,他們故意失腳掉進河溝,把國民黨士兵也帶進水裡,結果火柴全濕了。
  到了第三天,農民開始抱怨,說家裡無人照看,他們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結束。
  但是,游擊隊暫時不能在村裡籌糧了。他們靠吃野楊梅、竹筍、芭蕉、石雞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種美味,夜間打著燈抓起來很容易。另一種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裡有許多山羊、野豬,還有豹和老虎,都是極佳的野味,但游擊隊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槍。
  油山、大庾山和梅嶺地區的游擊戰曠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結束了長征,所有其他紅軍部隊也都陸續到達陝北。但這裡的游擊隊仍在戰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了劫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結果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正式停戰和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然而對陳毅、項英和三百名衣衫濫褸的男女游擊戰士( 這些是紅軍長征時留下的數千人中的倖存者)來說,事情沒有任何變化。
  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個時候,陳毅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黨才開始減輕對油山的壓力。
  最後,陳毅悄悄地下山來到大庾和贛州,和當地的國民黨指揮官進行了交談。他們說會談必須在更高一級進行。於是項英前往南昌,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葉劍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證實,的確建立了統一戰線。然而山裡的戰鬥卻仍在進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個人抬著一頂轎子來到廣東邊隅山區某地一個游擊隊崗哨身邊,轎子後面跟著一些國民黨衛兵。下轎的先生衣著講究,頭戴一頂呢子禮帽,上身穿著紅軍制服,腳上是一雙黑皮鞋,鼻子上還架著一副墨鏡。
  付完轎夫的腳錢,打發走國民黨衛兵,他上山來到游擊隊總部,拿出由政委項英簽名的介紹信,信中介紹來人是「陳毅」。游擊隊弄不明白的是,如果來人確是陳毅,他怎麼坐上了轎子,還帶著國民黨衛兵呢?
  僅僅兩個月前。這裡來過一位紳士,自稱是黨派來的聯絡員。可是此人一到,國民黨襲擊隊就跟著摸了上來。
  這次是否又是個騙局呢 ?他們不能粗心大意。他們立刻把陳毅帶走,加派了崗哨。陳毅告訴他們成立了新的統一戰線,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抗日了。說了好幾遍,游擊隊仍認為他是國民黨特務,要他坦白。接著,他們把他捆起來,關在隔壁房間,然後爭論起來。陳毅聽得見他們的說話聲,當他聽到他們決定要殺他時,他大聲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做!要犯大錯誤的!」
  第二天,許多人把陳毅團團圍住,公審大會即將開始,生命危在旦夕。這時走過來一個人,手裡拿著旱煙袋。陳毅認出來他是游擊隊的老隊長,名叫譚余保。
  「你是譚同志嗎?」陳毅問道。
  「誰是你的同志?」譚反駁道,「你投降了國民黨,你是叛徒!」
  陳毅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身份,告訴他們是黨組織派他來的。
  「什麼黨?」譚厲聲問道,「是國民黨吧?我認識你,我在井岡山聽過你講話。當時你講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幹了些什麼呢 ?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腦袋!」
  兩人吵了起來。陳毅說必須聯合國民黨抗日,譚說他完全贊成抗日,但不想和國民黨來往。
  譚余保怒形於色地喊道:「你們知識分子全是一幫機會主義者。三年來我沒有聽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幹什麼去了?」
  陳毅建議派人去南昌找項英或去武漢找葉劍英核實。
  最後,譚讓陳毅走開,但沒有給他鬆綁。譚長歎一聲:「我的天! 這個叛徒可真難對付。」兩人私下又談了一下,譚最後同意在事情  搞清楚之前先不槍斃陳毅。
  四天後,交通回來了,帶回來的文件證明這個陳毅是真陳毅,黨目前的路線和陳毅講的完全一致。
  譚余保不禁痛哭起來,他說:「我們整整三年無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聯繫。紅軍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這裡堅持鬥爭有多困難!」他給陳毅鬆了綁,兩人坐下來,談起各自如何死裡逃生的經歷,一直談到天亮。然而兩人都沒有想到,這只不過是以後生死鬥爭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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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傳奇的土地——滬定橋
  這個地方在中國的文學和歷史中被視為聖地、它浸透了戰爭中英雄們灑下的鮮血。這是一塊傳奇的土地。二千年以前,三國時期,這裡是蜀國的領土。毛澤東對蜀國的興衰史和那個時代的故事瞭如指掌。蜀國的五十萬大軍在不斷的征戰中,無數次渡過滬水(現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對蜀國的英雄們、那些巫師出沒的崇山峻嶺和穿山而過的激流,以及蜀國將領們把敵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計謀,沒有人像毛那樣瞭如指掌。現在,他指揮的紅軍就行進在這塊傳奇的土地上。
  踏上了這片土地,就不能不回憶起中國歷史上史詩般的往事。毛髮現自己進入了兒時心愛的書中所描寫的情景,就好像一個英國人突然回到了亞瑟王和他的騎士們的時代一樣。
  在近代史中,這條橫貫四川省的山谷曾經目睹過更加血腥的戰爭。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起義這場偉大的歷史劇在這裡演完了它最後的一幕。太平軍最後一位領袖翼王石達開和四萬士兵就是在這裡全軍覆滅的。幾天幾夜,大渡河水被鮮血染紅了。石達開的妻妾兒女和將領都在大渡河邊自盡,石達開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遲酷刑處死。
  紅軍裡人人都知道這個故事。第一軍團的先頭部隊到達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給戰士們講故事,這個故事他兒時在貧窮的四川老家聽過幾十遍。那時,有一個老織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親紡的粗棉線織成毯子。這位老人過去是太平軍的一個士兵。他總是在煙氣騰騰的爐火旁邊講石達開的故事,講得是那樣認真、那樣出神。他說,石達開並沒有死:石達開的四女兒是經他搭救後收留的養女。為此。她曾想撼給石做妾,但石拒絕了。後來嫁給了一個長得酷似石達開的人。太平軍戰敗之後,這位四姑娘說服石達開逃走,而讓她的丈夫做了石達開的替身。石達開在這一帶飄泊了許多年。不少人都看見過他,其中有一個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風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達開,救了他的性命。老織布匠說,在漆黑的夜晚、人們在大渡河邊可以聽到陣亡將士的英魂在哀號、要等到有人為他們報了仇,他們的悲鳴才會停止。老人常常引誦石達開的詩句:
  「只覺蒼天方聵聵,欲憑赤手拯元元。」
  朱德對戰士們說,這個故事當然不是真的。石達開在成都凌遲處死,他本來想以自己的生命來換取部下將士們免於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後也都遭屠殺。殺害石達開的四川省總督駱炳章的回憶錄裡有這樣一段話:
  十三日,他手領四歲的孩子,和他的數名汞信到大帳自首。石達開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遲處決。孩子要等長大到規定可以殺頭的年齡再予審處。
  正在講得出神的時候,一個紅軍戰士拿來一些豬下水(一個豬肝和一個豬肚子),大聲地問:「這些東西怎麼做呀? 」朱德收住了故事,轉身答道:「切一切,等一會兒我來炒。這個我會。下次你要再搞到豬肚子,找點醋和辣椒,我幫你炒。」說完,接著講故事。董必武講了中國著名神話裡的孫悟空的故事。他說,孫悟空當年就是經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設法繞過了火焰山,可還是燒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沒毛。」那你的屁股怎麼沒被烤焦呢 ?「聽眾裡一個十至十二歲的紅小鬼冒冒失失地問。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換了話題又講了一個故事。
  毛不鼓勵人們講這種故事。國民黨正在宣傳說紅軍會像太平軍一樣覆滅,說這將是他們的最後一仗,大渡河水又要象七十三年前那樣被血染紅了。毛平靜地說,大渡河上絕不會再發生那樣一場大屠殺,對此,他堅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隊不要擔心大渡河水下會有什麼水鬼等著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無稽之談,「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他說,「我們是革命者。時代不同了,我們也不同了。歷史不會重演。」
  湍急的大渡河發源於邊遠的西北青海省,奔流乾起伏的山巒之中,這些山和喜馬拉雅山相連。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漢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時還沒有像樣的道路,只有商隊來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幾乎是從正北流向正南,然後東折,瀉入成都南邊長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兩岸峭壁聳立。五月裡,黑色的崖壁上開滿了杜鵑、玫瑰和各種藍色和黃色的花朵,連參加我們一九八四年遠征的業餘植物學家們都叫不出這些花朵的名字。這裡美得出奇。但對—支軍隊來說,又是出奇的艱險——渡江艱險,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艱險。河並不寬,但其流速和多變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游渦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這是個危險的去處。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橋——滬定橋。美國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零八年這樣描寫過瀘定橋:
  瀘定橋是一座著名的鐵索吊橋,建於一七零一年,橋長三百七十英尺,橫跨奔騰湍急的大渡河。橋身由十三根鐵索組成,橋板放在橋面的鐵索上,兩側的鐵索扶手。
  但是,只要看到鐵索之間的空隙,看到隨便鋪在橋上的木板和連接兩側鐵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柵,看到整座橋好像輕輕地掛在翻滾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覺得這座橋建得很粗糙。不過,印度、西藏、尼泊爾和亞洲高原上其他地方來的旅行者都從這人類智慧的產物——單薄得像蛛絲一樣的橋上安全地跨過了大渡河。它隱藏在中國的這水偏僻的山谷裡,充滿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從橋上步行而過,就是因為它晃動得厲害。我和鮑勃也走過去了。
  瀘定橋是由一位盧姓工程師在康熙年間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薩連接起來。當年尼泊爾向北京進貢,那些滿載著財物的車隊就是從這裡經過的。十三條鐵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鐵環組成,當年,這些鐵環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鍛造出來的。橋面是九條鐵索,兩邊各有兩條,幫助人或車保持平衡。鐵索上鋪著木板,男人、婦女、車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費力地過橋。河面在此處不足一百碼寬,鐵索固定在兩端巨大的石墩上。兩岸修著漂亮的琉璃瓦橋樓,頂呈寶塔狀,由柱子支撐。那時(現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紅色的。西頭的橋樓幾年前燒燬了,後來又大興土木,重新修復。
  瀘定橋很美。橋身中部下垂,但由於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節,離水面也很高。有人過橋時,整個橋就像一張巨大的吊床一樣搖晃。
  多年來,人們根據過橋時的親眼所見和親身感受編出了很多離奇的故事。有人說,翻滾的河水酷似蛟龍,要把過橋人捲入水底。還有人說,這座橋很長很長,足有「一英里多」。
  現實比想像更令人難忘。近三百年了,這座橋依舊為人們提供著方便,只是不再允許車輛和牲口通過了。附近新修了許多小吊橋,還有一兩座能定機動車的公路橋。所以瀘定橋已不再當作一座普通橋樑來使用,而是成了一個吸引遊客的去處。
  幾年前,一隊士兵過橋時,一個鐵環斷裂了。幸好沒有人受傷。從那以後,木板下面用鋼纜加固。不過從上邊看不到這些鋼纜。
  毛和他的部隊本來打算從安順場而不是瀘定橋過河,安順場是人們從西岸去東岸時常用的渡口。他們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達安順場。拂曉前,他們對這個只有百餘戶人家的小村發起了進攻。天下著雨,通往河邊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軍團一師一團團長楊得志率兵很輕易地拿下了安順場。一團一連進行了這次戰鬥,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條小船。十七個人自告奮勇乘這條唯一的船過江。每個戰士帶了一支衝鋒鎗和七八顆手榴彈。船由八個當地的船工駕駛。在這麼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氣。紅軍向船工們保證,萬一出了事,他們的家屬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船剛剛駛離岸邊,敵人就開火了。一團有位百發百中的神炮手,叫趙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法國打過仗。而這時,他只有四發迫擊炮彈:但他就用這四發炮彈摧毀了敵人的四門炮。後來,紅軍在下游又找到兩條船,於是點起篝火晝夜擺渡。但光靠這幾條船,顯然完不成任務。
  紅軍必須迅速過河。他們不能光靠這幾條船一次次來回擺渡,這樣要一兩個星期才能全部過去。他們沒有忘記石達開的放事:延誤時機是他慘敗的原因。石達開為了祝賀夫人生了個男孩,命令部下安營紮寨慶祝三天,等他重新開拔時,河水已經上漲,清軍也追了上來。
  毛髮誓,決不讓紅軍遭到同一命運。他召集朱德、周恩來、林彪及彭德懷開會,決定改變原來計劃,不從安順場過河,而派突擊隊循著幾乎看不出來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奪取瀘定橋,然後從這個出人意料的地方過河。從來沒有人走過這條路。過往的人通常是從東邊一百二十五英里處的成都出發,沿大渡河東岸而上,過瀘定橋到西岸,繼續西行到西藏和拉薩。或者從拉薩來,沿相同的路線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樣,再次挑選了出人意料的、幾乎無法行走的路線。會上決定紅四團當突擊隊,由團政委(現在是上將)楊成武率領進行突襲。
  一切都取決於四團能不能在敵人猜到毛的意圖之前,通過大渡河岸邊峭壁上的崎嶇小路趕到瀘定橋。在這裡,河水的流向是從北向南,和從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個「丁」形。
  由於雪山擋路,從南面很難到達大渡河,要踏上從瀘定橋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達二萬英尺。
  毛關於行軍路線的一些決定曾引起爭議,決定沿西岸上行到瀘定橋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選擇皎平渡過金沙江,而沒有選擇第二方面軍後來使用的一個比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軍毫不費力地就過了江。後來作出的過雪山、草地的決定也有爭論。缺乏可靠的情報恐伯是一個因素。指揮員中,只有朱德曾經走過瀘定橋,那是一九二二年,他還在四川一個軍閥部隊裡打仗,他和幾個同伴僥倖從雲南跑回四川。他們就是過了金沙江和瀘定橋後才到達安全地帶的。
  一個軍事行動就要開始。它後來成為一個傳奇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先頭部隊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楊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歲的楊成武看上去還很健康。這個故事他雖然己講過多次,但再講時仍舊興致勃勃,而且不時地揮動三個細長的手指來加重語氣。他有時翻一翻他寫的《憶長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憶說,當時國民黨飛機撒傳單說什麼紅軍的末日就要到了,紅軍將象石達開一樣,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後,楊接到命令,要他從安順場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約九十英里,奪取瀘定橋。他必須在三天之內完成任務。部隊出發了。他記得他們走的是婉蜒曲折的「羊腸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懸崖腳下奔流。沿河走了約九英里光景,他們遭到對岸敵人的射擊。這裡河面很窄。於是他決定爬山抄近路。他們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時不得不停下來挖一個站腳的地方,才能站穩再邁一步。出發前的兩天裡部隊已經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現在還沒出發,他們就已疲憊不堪了。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葉達頂。四團擊潰了一支一百人的守衛部隊,然後翻過一座高山。山那邊有一條小河,流速很大,木橋已被毀掉。四團戰士就地砍樹架橋,繼續向前走。部隊下山時,一個偵察員報告,國民黨二十四師在一個叫菩薩岡的村莊外的懸崖上部署了一個營。道路很窄,國民黨部隊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後邊下去就是大渡河。楊成武派一小股部隊迂迴到敵人側背,爬上山頂從後面進攻敵人。一小時後,他們趕走了國民黨部隊,繼續前進。夜幕降臨,他們駐紮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這時,他們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兩仗。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點,戰士們被叫醒。五點,他們已吃完早飯又上路了。剛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個通信員匆匆趕到,帶來了新的命令。楊成武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二十五日前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我們預祝你們勝利。」
  命令是由林彪簽署的。
  當然,電報的這份抄件搞錯了。完成任務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楊成武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們第—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們還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還要打仗。平時用兩天時間完成這個任務都很困難,更何況一天呢!
  但是,正像楊成武簡潔地指出的那樣:「命令就是命令。」時間已不允許他們像往常那樣大張旗鼓進行宣傳教育了,也沒有時間做任何準備。隊伍急速前進。戰士們沿著狹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們邊走邊同戰士們說上幾句話。他們必須趕在二十九日早上六點之前到達瀘定橋。
  隊伍開始爬猛虎岡時,大霧越來越濃。山頂上駐守著國民黨的一個營。紅軍戰士藉著大霧的掩護,悄悄摸到敵軍陣地。一陣手榴彈和短兵相接之後,國民黨守軍潰退了。紅軍緊迫不捨,下午二時到達摩西面村。四個小時之後,他們到達奎武。這時已是下午六點,還剩下三十五英里。敵人無影無綜。紅軍繼續前進。道路在霧氣和濛濛細雨中變得很滑,戰士們砍下竹子當拐棍。夜幕降臨了,紅軍在黑暗中行軍。
  大渡河的這段河面很窄。對岸是國民黨軍隊的增援部隊,他們和紅軍一樣,也正朝瀘定橋撲去。雙方有時都能互相望得見。紅軍沒有時間停下來吃飯,戰士們空著肚子行軍,餓了就嚼口冷飯糰子。夜越來越深了。晚上十一點,在一個叫作楚梅的地方,楊成武看見對岸有火光。那是國民黨的一個營,點著火把在趕路。怎麼辦? 楊政委大膽決定利用剛繳獲的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和聯絡信號。他讓號兵吹號,告訴對岸,他們也是國民黨部隊,剛消滅了一股赤匪。那邊的國民黨部隊回答了他們。楊成武命令部隊也點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這樣,兩支隊伍隔河並行了十來英里。「我們把他們給騙了。」楊成武笑著說。過了一陣,國民黨軍停下宿營了。四團仍繼續趕路。
  楊成武當時不知道。一軍團一師的同志們正在他後面不遠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條主要的車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兩旁景色宜人:梨花雖已凋謝,有的果樹依舊開著花,葡萄園一片新綠。房屋很堅實,石頭地基,泥笆牆,紅瓦頂,很有點歐洲巴斯克地區風味。
  行進在右岸的一師的戰士一路也打了幾仗,雖然因大雨耽擱了一會兒,但進展還是很快。大渡河在這裡形成一個V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碼,聲音可以輕易傳到對岸。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團走過的小路,並不像戰士們傳說的那麼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
  雨住雲散,繁星閃爍。夜深人靜,戰士們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聲,和間或踩落一塊石頭發出「咕隆隆」的滾動聲,都清晰可聞。有些戰士走著走著就睡著了。有的從路旁摔了下去。還有的戰士乾脆解下綁帶,一條一條接起來,互相連在一起,這樣,即使倒下去,也會被拉著走。
  這一夜,四團徹底輕裝,只帶了槍支和彈藥。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東西部被丟在路邊。戰士們手裡拿著槍,一路小跑。
  破曉時分,他們來到桑田壩,離滬定橋只有兩英里了。他們終於及時趕到了。但是怎樣才能奪取滬定橋呢?
  天亮了,周圍景色秀麗。五月底的四川,到處是粉紅色的有甜味的櫻桃,把整個山谷裝點得絢麗多彩。這時正值批把和櫻桃的收穫季節,西紅柿也熟了。夾竹桃花鮮紅似火,馬鈴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飛來飛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鵑正在怒放。但是,楊成武從陣地裡看出去卻是另一種景象:橋那邊是骯髒的瀘定小鎮,白色的橋樓和輕輕搖晃的橋身。橋這邊國民黨兵力很少,對岸卻駐守著幾百人——假如曾同他們一起點著火把隔河並行的國民黨增援部隊已經趕到,對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團佔領了橋這邊僅有的幾所房子和一個天主教小教堂,官兵們在這裡進行了戰前動員。敵人間或從對岸打過來一、兩發迫擊炮彈,彈片和碎磚亂石四處亂飛。
  廖大珠的二連被選為突擊隊,三連跟進負責鋪橋板。楊成武從望遠鏡裡看到,橋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楊成武認為戰士們吃飽飯才好打仗,他命令連隊炊事員做一餐好飯。戰士們整裝待命。攻擊將於下午四時開始。楊成武把重機槍佈置在橋後面的制高點,掩護部隊行動。步槍用來加強火力。他們沒有迫擊炮和大炮。
  廖大珠連長率領又十一個戰士組成了突擊隊。每人帶一支衝鋒鎗或手槍、一把大刀和十幾個手榴彈。他們必須在滔滔河水上方順著沒有橋板的搖搖晃晃的粗大鐵索匍匐前進。四團的號兵一齊吹響了衝鋒號。機關鎗開火了。二十二個戰士開始冒著危險向前爬行。正在這時,只見對岸火光沖天,原來敵人把橋樓點著了。
  這是個好天氣。雨停了,太陽也出來了。但是很熱。戰士們渾身淌著汗水,伏在鐵索上一節一節地向橋那邊爬去,誰也不去看下面翻滾著的激流。一節又一節,一尺又一尺,艱難地向前移動著。楊政委焦急繼望著。三連的戰士拿著新木板跟在突擊隊員後面,一邊往前爬,一邊把木板往橋上鋪。前面,國民黨士兵把煤油澆在沒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突擊隊員,他們繼續向前。到了橋的那一端,他們爬上敵人來不及抽走的橋板,在濃煙和烈火中發起了強攻。他們一邊跑,一邊端著衝鋒鎗猛射。當被煙燻黑、衣服也著了火的紅軍戰士衝上對岸時,國民黨守軍逃跑了。
  在這場拚死的攻擊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這次勇敢的行動保證了毛的艱難的長征將以勝利、而不是以失敗告終。
  肅清殘敵工作迅速展開。兩小時之內,瀘定鎮和瀘定橋已牢牢掌握在紅軍手中了。
  國民黨軍丟棄了又一個堅固的陣地。國民黨指揮官李全山有兩個營的兵力( 其中一個就是和四團隔河齊頭並進的那支隊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個營守衛橋頭,而把另一個營部署在河岸上,結果一點也沒用上。
  「那天晚上真緊張,」楊成武回憶說。他時刻提防著敵人的反攻。他派了一個巡邏隊順著左岸向下游安順場方向警戒,巡邏隊很快帶回來一個一師的傷員。他們立刻意識到在安順場渡河的紅軍大部隊離他們很近了。果然,半夜時分,劉伯承和聶榮臻就已趕到,楊成武把他們帶到橋邊。劉伯承默默地站了—會兒,然後看著河面仁輕輕搖動的鐵索橋說:「瀘定橋,瀘定橋 !我們勝利了。但是我們作了多麼大的棲牲啊!」
  他們走過橋去,看到橋頭豎著一塊建橋人盧氏留下來的石碑,上面刻著:
  瀘定橋邊萬重山,高峰入雲千里長。
  一九三五年,紅軍來到安順場時,安順場有一位九十歲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順。石達開在的時候,他還是個青年人。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訪問了他。李富春問,石達開為什麼失敗了?
  老人回答:因為貽誤了時機。石達開被大渡河擋住了去路,過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轉,因為彝人毀了松林河上的橋,而清兵的追擊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問,紅軍和太平軍哪個強?老人說,都好,但紅軍更勝一籌。
  人們傳說,太平軍是由所謂「神兵」組成的,也就是說,他們刀槍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們卻一敗塗地。後來人們把紅軍說成是天兵天將。據戴正啟醫生回憶,他參加了整個長征,不過他那時不是醫生,只是個十七歲的衛生員,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聽到人們把紅軍叫作天兵天將。在那以前,他從未聽說過這種稱呼。
  幾年前,有人問一個曾在瀘定橋打過仗的原國民黨軍官,為什麼紅軍在奪取瀘定橋的時候傷亡那樣少 ?他說,因為國民黨的槍支太陳舊,子彈都潮濕發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對岸。
  毛澤東到底把多少人帶過了瀘定橋和大渡河? 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過於都河時,他有八萬六千人。過大渡河時估計不過二萬人左右。
  飛奪瀘定橋的英雄們受到了獎賞。他們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寧服、一個日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筷子。楊成武將軍不好意思地說:「我也得到了這些獎品。」
  這是紅軍戰士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比金質獎章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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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毛張會師
  陰雨連綿,道路泥濘。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於六月十五日晚抵達懋功,在那裡耽擱了幾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邊的天主教堂裡發表了一次演說,他就住在教堂對面的一所漂亮房子裡。周恩來、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裡。毛幾乎總是與他的同志們分開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幾乎終年積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與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樣,殘雪點綴著綠色的草原,爬上高達一萬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鵑花也披著銀裝。
  毛及其同件策馬沿狹窄的懋功河谷走著。氣候溫和的山谷裡,丁香色的杜鵑花己從墨綠色的葉子中探出頭來。山坡上長滿了一片片的紫羅蘭——或者是在外行眼裡看上去象紫羅蘭一樣的花朵。山谷不很寬,沒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儘管下著雨,但比起翻越夾金山來要輕鬆愉快得多。
  與毛同行的指揮員只有幾個。這大概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已派三軍團的彭德懷和一軍團的林彪率領大部分人馬向不同的方向前進。也許他並不是不相信張國燾,但他在採取防範措施。這兩人已有十二年沒有見面,關係歷來不密切。
  毛於六月二十四日抵達兩河口鎮,可能在一座相當壯觀的喇嘛寺的底層住了下來(這座寺院的底層現已被拆除,用來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說,張國燾就要到了。於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離鎮約三里多路的一個叫作撫邊的村莊。那裡已經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牆上刷著口號,街上貼著標語,紅旗上用白字寫上了歡迎口號。村與村之間裝上了電話,這樣,兩支軍隊可以保持聯繫。還在草地上搭起了一個講台,以便舉行儀式。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兩支主要的共產黨軍隊及其領導人第一次會師。五年來,張一直率領第四方面軍在作戰,建立了一系列根據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除博古和李德讓他靠邊站的一段時期外,也同樣地一直在戰鬥。
  大雨傾盆而下。毛在路邊的油布帳篷下等待著。下午五時左右,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駿馬,在十來名騎兵的護衛下,踏著泥路,濺著泥水過來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帳蓬,迎上前去。一會兒,馬隊便來到了跟前。張身材魁梧,面色與毛久經風霜的臉色比較起來顯得白淨,他翻身下馬,和走上前去的毛擁抱。
  紅軍歡呼起來。數千群眾歡呼起來。兩人登上講台,制服上滴著雨水。毛致歡迎詞。張作答詞。接著兩人肩並肩一起走進城裡,在喇嘛寺裡舉行了宴會。當時在場的目擊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時已六十四歲,依然十分壯實,整齊的外衣下面露出一點襯衣。他是親眼看到他們兩人一道行走和這一切的,他興奮極了。當時他才十五歲,是第四方面軍的一名紅小鬼,他認出了張國燾。有入喊道:「那是毛澤東!」,他曾多次見過張國燾,認為張說話溫和,對部下戰士和氣。
  一切慶祝的表面排場都有了——旗幟、標語,大碗熱氣騰騰的雞和肉,大堆的飯和菜。大鍋的湯和大罐的酒,還有當地釀造的類似貴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裡——而且就在淺淺的表皮下——流淌著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敵意,猜疑。
  雙方都對對方部隊的人數提出了疑問。張國燾一度曾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萬。」周回答說:「我們有三萬。」周的誇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
  雙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開。但是第一方面軍與江西時期比起來顯然只剩下很少一點力量了——大概不超過二萬人,儘管張國燾不可能作精確的計算,因為毛巴把其部隊分散到好些地點。張也誇大了自己的實力,就像長征開始時第一方面軍誇大自己的實力一樣。但是不難看出,第四方面軍比第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張有七萬至八萬戰鬥部隊,可能還有幾萬名非戰鬥人員。他與毛的力量大約是五比一。
  從兩位領導人身上也可看出明顯的差別,張的臉面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饑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義破又舊,綴滿了補丁。
  有位紅軍戰士由於見到四方面軍的馬長得膘肥體壯,忍不住誇了幾句。毛斥責道:「別羨慕那些馬!」那天晚上對四方面軍確是讚聲不絕。後來在參加長征的人員中產生了—種感覺,認為張是個野心勃勃可能不講原則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對毛的部隊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許是毛的人過於敏感。但是使他們感到惱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員站在雨裡等候,而張騎著馬像旋風一般地馳來,下馬之前差一點濺了他們一身泥。四方面軍還把張叫作「主席」他們聽來也很刺耳。「主席」這一頭銜是他們專留給毛澤東的。四方面軍的軍帽也比一方面軍的大,於是四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大腦袋」,一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小腦袋」。
  宴會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張國燾認為歡樂只是表面現象。毛三句不離吃辣子,他說,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異義,他堅持說,江西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並不喜歡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強但笑阿呵地承認了這一點。張國燾聽後覺得很「無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無人有興趣請他講四方面軍的成就,也沒有人告訴他遵義會議的細節。「而毛的人則聲稱,張國燾對第一方面軍的經歷不感興趣。
  晚宴後,張請朱德進行談話。兩人一直談到清晨三點。張是否試圖把朱拉到自己一邊來呢? 也許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聽消息。朱對此未作任何記錄。張寫的回憶錄是在他與共產黨的同志們決裂以後很久才寫下來的。他引用朱的話說,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沒有肉的「骨頭架子」。他說朱估計一方面軍的人數為一萬,這點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太遠。所有的大炮都喪失了,機槍所剩無幾,每人只有五六顆子彈。
  這些與事實相當接近,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引用朱德批評毛和讚揚張的四方面軍的那些部分則不那麼可信。
  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柔弱與自負的特點。李德寫道,張「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儀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在一方面軍戰士眼裡,張的這種態度與他們一方面軍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和樸實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難說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觀點上的差異。然而,從照片上來看,張看上去確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同瘦骨嶙峋的「長征戰士」(特指一方面軍的領導人——譯注)相比,他顯得柔弱。
  實際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歲的張國燾。他的資歷在共產黨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張是該校的學生。他們就是在那時認識的。兩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產黨的十二名創始人之列。從早期起,張便是黨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在南昌起義中。他與周恩來在一起,發揮了一點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過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領導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據地。從那時起,他便一直馳騁疆場,戰績可與毛在江西的戰績相媲美。他同蔣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勝利。他兩次轉移根據地——第一次是從鄂豫皖邊區轉到川陝邊境,後來於一九三五年春轉到川西北。和張國燾一起轉戰各地的有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為中國的才名元帥之一。雖然張國燾的作風與毛不一樣,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當代中國史學家所屬認的要大。
  張喜歡獨立行動,常常與中央委員會發生爭議(就像毛一樣)。一九三二年,他從鄂豫皖轉移到川陝一帶,因未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便擅自行動而受到批評( 有點兒象毛在井岡山的情況 )。可是他的轉移是成功的,批評也就自然消失了。轉移到川西北的行動遭到了更多的批評,但是此時中央委員會正在長征之中,通訊聯絡幾乎中斷,因此張不可能受到嚴厲的譴責(事實上也沒有)。
  張已作出安排,或者試圖作出安排——要在他展開活動的幾個省裡與當地的軍閥和睦共處。一九三二年入川後。他給四川軍閥楊森以及四方面軍駐紮地區的軍閥田頌堯寫了信。田拒絕接信。楊雖收了他的信,但卻因事不關己,不加理睬。張給孫蔚如也寫了信,孫是陝西僅次於楊虎城的第二號軍閥,孫與張國燾達成了協議。解放後,孫成為陝西省的副省長。
  張入川後沒有搞土改,也沒有建立蘇維埃政府。中央委員會對此進行了批評。大約兩個月後,他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大概是在他決定要留在這一地區之後。而現在,張同四方面軍佔領的川西北地區的軍閥沒有什麼諒解,因為他足以對付他們可能發動的任何軍事進攻。
  就在會師之前,張再一次獨立行動。此時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盤——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縣。這幾個縣今天的面積是八萬九干平方谷裡,一九三五年時可能還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萬。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萬。對中國來說,這是人口稀少的地區。但這裡土地肥沃,是個產糧區。張還有八萬戰鬥部隊和同樣數目的非戰鬥人員。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軍到達的前夕,張宣佈成立所謂的西北聯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蘇維埃組織,而是一個符合當地少數民族( 在當地其實是多數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況的混合政權。周純全就任主席。首府設在北川。北川位於成都東北約八十英里處,周圍多雪山,居民多為藏族。周純全的第一項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稱「五味茶」。但名不符實,吃時要用手抓。
  張國燾的軍隊與毛的第一方面軍不一樣。張的部隊中有許多婦女,包括一支有兩千人的婦女戰鬥團。他與少數民族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主要原因是他不像第一方面軍那樣經常轉移,因此能夠用事實證明,他的部隊與那些到處擄掠的軍閥部隊不一樣。跟其他紅軍部隊一樣,他打富濟貧,把一部分糧食、鴉片、布匹、錢財分給窮人,留下的部分足夠滿足自己的需要。此時他的軍隊糧草充足,還能向非常窮困的第一方面軍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從現存的材料看,張沒有干預鴉片生產。鴉片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但是他的軍隊沒收地主財產時也沒收鴉片,用來購買給養。
  張不准戰士抽鴉片。但也有例外。有個名叫金禁川的老中醫,他有鴉片癮,就獲准抽一點鴉片以支撐精神。
  所有紅軍部隊的內部保衛工作都非常嚴。彭德懷在獄中自述中寫道:「不依靠群眾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內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況),軍隊內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補充說:「原屬政治部領導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機關。」四方面軍的情況也是一樣。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時是四方面軍的一位年輕排長,他回憶說,張國燾到四方面軍後,下令進行大清洗。許多人被逮捕和處決。曾任紅一軍軍長的許繼慎也被處決。許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學。長期同張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設法證明自己的無辜而解脫了。
  儘管張有李先念所說的這些錯誤思想,但他是打了幾個漂亮仗的。然而,張繼續逮捕和處決他所不信任的軍官。
  李先念說:「我可以向你舉出四十位在四方面軍清洗中被殺害的同志的名單。」一九二一年,幾乎所有的團級幹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團裡缺乏領導人。李說,他因此當上了團的領導。因為他的領導原是國民黨軍官,給清洗了,後來復了職,在戰鬥中陣亡了。李認為二方面軍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軍還要多。
  兩河口喇嘛寺裡舉行盛宴時,一份名叫廖承志的畫家卻由張的軍隊看管著。鬱鬱不樂。廖在一九三三年參加四方面軍之前曾在上海擔任海員工會的秘書。據說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黨員登記表上面寫著,他的父親是國民黨代表,他的母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於是被措控為國民黨潛伏特務,雙手被綁在身後,強迫行軍。
  沒有比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國或張國燾的情報部裡沒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雙親是中國家喻戶曉的革命家。他父親廖仲愷在孫中山領導下制定了聯俄聯共的政策,孫死後被國民黨右派(可能包括蔣介石)暗殺於廣州。對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於一種惡毒的偏見。要不是他幸而能畫畫和繪地圖,他早就被處決了。他刻蠟紙也刻得很好。廖的母親何香凝一直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女士的摯友。隨著歲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孫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澤東的政權中擔任要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重慶被國民黨綁架,由於宋女士的積極干預才免遭不幸。後來他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九八二年去世。長征中。張國燾一路上帶著他、直至四方面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到達陝北。周恩來立即加以干預,使廖獲得釋放。廖獲得自往後,把畫圖紙、蠟紙和刀筆等放在一張桌子上,然後對著它像對著祭壇一樣鞠躬。廖說:「要不是你們,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飛虎隊創始人之妻陳香梅的舅舅。
  黨內的親莫斯科集團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徐以新是這個集團的第二十九名成員。(實際上還有許多其他人,總數可能達一百。)由於徐以新年紀很輕,被人稱為「半個布爾什維克」。這批人有時統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軍同國民黨的楊虎城將軍在川陝邊境舉行秘密談判。後來張國燾違背協議,於一九二四年二月消滅了楊虎城的一個團。徐以新表示抗議,張國燾就把他抓了起來。因此,兩河口會議時,徐也是—名囚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擔任了駐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軍的另一名囚犯是羅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區黨的書記。他帶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張國燾的隊伍。張不信任他,把他軟禁起來。後來他在重慶被國民黨抓獲並殺害。這類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共產黨領導人在兩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裡舉行會議。據張國燾回憶,出席會議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周恩來、博古和洛甫。劉伯承和紅軍保衛局首腦鄧發也在場,可能還有張的主要軍事指揮員徐向前。
  馬爾康博物館工作人員文星明介紹的與會人員略有不同。他說會議參加者有:毛、周恩來、朱德、劉伯承、洛甫、劉少奇、凱豐、聶榮臻、張國燾、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來主持會議。毛首先發言。他提議紅軍繼續北上,並向東往甘肅和寧夏方向移動。據張國燾講,毛說共產國際曾建議紅軍向外蒙古方向移動,這樣容易和蘇聯取得聯繫。據博古講,這原是共產國際建議的萬不得已的辦法,是在長征開始之前用無線電發來的。博古證實,自「那時」以來,即前一年的八月以來,紅軍已有十個月沒有與共產國際聯繫了。
  張國燾回憶說,毛的講話給他留下了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為當時他們對日本人的情況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陝北,大概因為還不知道那裡有共產黨的根據地。
  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中國人現在的說法有些不同。現在的說法是周恩來首先發言,重點談了三大問題:抗日的戰略,北上的問題和領導權問題。
  張國燾稱,他對毛的甘肅——寧夏計劃提出兩個替代方案。一是進一步擴大川北、甘肅和西康的現有根據地。二是穿過甘肅走廊,向位於大西北的新疆挺進,到了那裡就有可能與邊界那邊的蘇聯取得聯繫。
  胡華教授也許是最瞭解情況的現代史專家。據他說,會議決定鞏固張國燾在川西北建立的蘇區。大家一致同意奪取松潘。松潘位於大草地的邊緣,扼守著繞過沼澤地帶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開通往甘肅的道路。
  兩河口會議通過了一頃五點決議,但內容從未公開過。
  其中有幾點是批評張的,特別批評了他把根據地轉移到川西北。如果張的話可信,毛嘲笑了張的這一行動,認為這樣做是放棄根據地,增加了長征的困難。張稱兩河口沒有作出正式決定,毛答應還要進一步討論。這大概與事實不符。會外有許多交談,雙方一直在摸對方的底。張不斷打聽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的情況。
  兩河口會議開了三個小時。據張回憶說,午飯後,周恩來找他,建議兩個方面軍組成統一指揮部,張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建議合併某些部隊。張對此表示高興。傍晚,周送來指示,要部隊北上。張說他爭論了幾句,但還是接受了。
  據聶榮臻講,這一指示的內容是:
  紅軍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至全中國的勝利。
  幕後卻在進行活動。彭德懷在獄中自述裡回憶說,張國燾的秘書黃超帶了幾斤牛肉乾和幾升大米來看他,並送給他二三百元銀洋。黃坐下就問會理會議的情形,並說什麼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的策略。
  聶榮臻也講了類似的情況:六月二十七日張國燾請他吃飯。席間,張一再說聶榮臻和其他人很疲勞,稱讚他們幹勁很大。張說他已決定撥兩個團給他們補充部隊。使聶遺憾的是,這兩個團實際不過相當於兩個營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聶回憶說,彭德懷當時也在場。當他們從張住處出來時,聶問彭:「張為什麼要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說,我要。黑夜中聶邊走邊思討,張究竟想幹什麼?
  聶榮臻說,有好多麻煩事。有些人向張提供的遵義會議情況有誤,結果加深了張對毛的疑慮。
  不管毛和張的關係細何  —個國觀代史專家用「冷淡」來形容兩人之間的關係——第一和第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相處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
  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與宣傳部長陸定一合寫了一首歌來紀念這次會師。
  一九八四年,李伯釗巳七十二歲。她輕聲為我們唱道:
  —個英勇善戰,不畏艱難;一個腹有良謀,運籌帷幄。
  「頭兩行,」她說,「是寫第四方面軍的。後兩句是寫第一方面軍的。」
  李伯釗對懋功有著一段辛酸的記憶。那裡有一位十九歲美麗活潑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紅軍。她名叫廄香,母親是漢族,父親是個賣剪刀、針線的藏族小商人、她從小就沒有見過父親。她的母親已去世。她叫李伯釗「大姐」,懇求讓她參加紅軍。當時的紀律很嚴,規定不再吸收婦女。廄香態度十分堅決,晚上就睡在宣傳部辦公它的地飯上。
  李伯釗去找李富春(他是蔡暢的丈夫)。她說這個姑娘無父無母,非常窮,堅決要求參加紅軍。在李伯釗的請求下允許讓這個姑娘留下。廄香在隊伍裡幫著背東西,能在沒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潑,為李伯到及其助手們做了不少烙餅和其他好吃的東西。
  「她在過草地時死去,」李伯釗說,「她在荒野裡迷了路,再也沒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餓死的。我仍然懷念她。」李伯釗說著眼角里噙著淚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來可能還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發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夢筆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達一萬四千多英尺。夢筆山比夾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來也容易些。他們越過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線以下的牧場,沒有遇到大的危險。山路漫漫,他們不得不在山坡上紮營過夜。他們也許是碰上了好運氣。有些紅軍戰士回憶卻遲到了可怕的困難。五十年以後的五月底,山上還有大量的積雪。
  第一方面軍沿著同一條路線走了過去。張國燾第二天才出發,情緒不太高。他回憶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軍待他很不好,對他進行了誹謗。他們故意欺騙他,他們走了,他反而感到高興。
  紅軍即將面臨嚴重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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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在人跡罕至的地方
  紅軍行進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越來越深入到被英國探險家埃裡克·泰克曼爵士稱為「中國最鮮為人知的地區」。這個地方在地圖上是個未經勘測的空白,沒有人來探過險,沒有人居住過,而且也不能住人。這裡實在不像是中國。凡是中國人來到這個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無際的荒原之地都會感到不適應。甚至連英國專家管理的中國郵政也沒有達到這個地區。懋功和松潘以遠就沒有郵局,會理以南沒有郵政所。
  自紅軍進軍金沙江接著翻過大雪山向草地挺進以來,他們的行蹤在地圖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於人煙稀少,人們無法從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這裡只有藏民,四個世紀以來,他們緩慢地進入了這個無人知曉的地區。
  現在,甚至藏民也因害伯而逃到更荒涼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頭上向沒有戒備的紅軍戰士放槍或扔石塊。戰士們奉命不准還擊。可是,他們漸漸地開始違反命令了。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可怕的荒野。紅軍從未見過人煙如此稀少的地方。這裡看來是危險地帶,無房可住,連個問路的人都沒有。從早到晚不見人影。偶爾能見到一頭犛牛,活像一個緩緩移動的爛布堆。沒有人,沒有食品。有時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們不知道怎麼才能做好。他們來自南方——中國的糧倉。不少戰士吃生青稞吃壞了肚子。
  紅軍對這個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為無知,也不是因為迷信。他們已遠遠地跨過了一道地理屏障,進入雪山高原。不論是爬雪山還是過草地,他們都是在海拔一萬英尺,或一萬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軍。連綿不斷的雪山,山脈走向如何誰也不清楚,他們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連一座,隘口一個接一個。什麼時候才能走到頭?還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兩河口會議後又過了幾天,毛率須部隊下了雪山,他們走出了只有幾間房屋的村子(現在叫紅軍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後,來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宮。
  這座土司宮是一座用石塊砌成的七層塔樓,所用木料都經過工匠的精心雕鐫,遠遠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亞洲比薩塔,這是紅軍在六千英里遠征中所見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宮四周築有堅固的石堡,有三四層樓高。上面砌有諾爾曼城堡那樣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宮面積極大,據說,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納五千到六千人,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當時一方面軍的全部人馬。兩條小河在土司宮外匯合,成為它天然的護城河,它的背後是高聳的石崖。
  土司宮堅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幾個世紀。它的主人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紅軍迫近時已棄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隨即進駐土司宮。這座七層建築,四周的柱子漆成紅色、黑色和綠色,一層層的陽台雕刻精細、山牆上鑲著裝飾用的寶石。直到今天,長征老戰士提到它時仍不免歎為觀止。住房壁上裝飾有掛毯和藏文條幅,屋裡擺著緞面靠椅和雕花家懼。樓裡還有一個收藏有藏文和漢文經典古籍的圖書館。有一層樓全是佛堂,佛龕上嵌有玉石和金銀飾品。玻璃窗清潔明亮。
  底層是廚房,裡面有巨大的爐灶,還有大得驚人的用鐵或銅製作的鍋、盤子和水壺,足可供一支大軍備炊之用。底層的一例是馬廄,二樓用來貯存食品,糧食米面都裝在桶裡,鹽糖調料放在櫃櫥裡,宰好的整隻牛羊放在擱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裝在陶罐裡。此外,這一層還有工具房、武器庫以及衛兵和軍隊的宿舍。
  三樓是土司的住房。客廳裡鑲有大理石和孔雀石,臥室內有一張木床,幾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個鑲嵌著螺鈿的衣櫃和一張紅漆書檯。毛就在此下榻。四樓全是佛堂,除了佛龕佛像,繫著紅纓的銅鑼鼓外,這裡還有藏式雕像,藏文幛子和經書。
  房間雖然富麗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後即先走一步。紅軍大部隊留在卓克基休息,補充給養,繼續對藏民進行宣傳。
  藏民一向仇視漢人,國民黨又從中挑撥煽動。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天寶是藏族,他原是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的—員。他記得小時候就有人告訴他,漢人常常進攻汀藏民。紅軍迫近時,國民黨到處造謠,說什麼共產黨來了要殺藏民,還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伯並仇恨紅軍。四方面軍先到,一方面軍後到,兩個方面軍會合後在此駐紮了好幾個月。他們宰牛徵糧。儘管紅軍討了銀元或打了借條,藏民仍然覺得紅軍拿走了他們的財產。
  「一方面軍經過這裡時沒有停留,」天寶回憶說,「他們穿過的是一個個空蕩檔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隊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見牛就殺,把埋在地下的糧食挖出來。很難說每次都付了錢,這樣影響當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紅軍必須生存下去。所以很難講誰是誰非。」
  進入這個地區,人人神經都很緊張。隨時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擊。紅軍戰士有的受到襲擊,有的被搶劫一空,有的被剝光衣服,有為甚至被殺。紅軍由於傷亡太大,部隊的人員組成己不平衡,幹部多,戰士少,有些部隊幾乎都是幹部。上下關係也有些緊張。
  一天,毛的衛士長陳昌奉竟然也對另一個警衛員大聲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讓,兩人爭吵不休。原來,陳昌奉患了嚴重的腹瀉。他實在控制不住自己,腹瀉時糞便濺到了那個警衛員的身上。毛聽後大步走了過去。「看看你們像什麼樣子!」他口氣像一位嚴師,「我們從江西蘇區出發時有朋麼多人,現在剩下的不多了。這樣爭吵值得嗎?」警衛員們聽了都感到慚愧。陳昌奉主動幫戰友洗了褲子,那個警衛員不讓陳洗。他們倆後來一起動手拾掇乾淨,繼續長征了。
  紅軍翻山越嶺,穿過馬塘( 那兒幾乎連一間可以遮風擋雨的茅屋都沒有,毛在吊鋪上渡過一個雨夜 )、馬河壩、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兒蓋進發。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聲猶如萬馬奔騰。他們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收割農民遺棄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時朱德總是打頭陣。他和青年男女戰士開玩笑,說他們不像他那樣能背四五十斤糧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卻是例外,她是一位身體強健的中國農家始娘,她肩上至少背著——支槍和背包,手不停地揮動鐮刀、毫不比她丈夫遜色。人人都知道、籌糧是紅軍的當務之急。
  七月一日,紅軍先頭部隊抵達毛兒蓋地區,大約於七月十日進駐了藏民的村子。村裡有近四百戶人家,房子一般是兩層,多數用石頭砌成,屋頂平平的。這些藏式農舍的四周,接著祈禱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護神像(現在還存在),它們像是《仙境術士》裡的巫神,一臉凶相,站在那裡為村民降魔驅賊。毛兒蓋一帶盛產青稞,此時地裡的青稞業已黃熟,等著開鐮收割。據說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紅軍在毛兒蓋停留的時間相當長,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休整,縫縫補補,修理槍械補充糧草。同時,現在,也只有現在,紅軍的領導者們可以討論一下前途了。因為所有的跡象表明,情況將肯定會好起來。
  果真如此嗎? 面前就放著一個大困難。毛兒蓋位於松潘縣城以西約三十英里,離紅軍要去的甘肅只有六十英里。這點路程似  乎微不足道,但事實上,就是這短短的距離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兒蓋處於大草地邊緣。中國人委婉地把黃河以南的這片茫茫澤國叫作大草地。紅軍在這裡跨越了中國大陸的一條地理分界線,這片陷起的高原成為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分水嶺。黃河就發源於這個世界屋脊,穿過小半個華北,途中拐了個大彎,最後歸入大海。歷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遠離故道數百英里外的地方衝出一條新的河道,它給中國帶來過深重的災難。
  就在這連接著中國兩大水系的高原上,紅軍從長江流域跨入了黃河流域。
  紅軍要越過人們美其名曰的「草地」,這塊土地卻似個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裡,恐伯干軍萬馬陷下去也不會留下痕跡。唯一的一條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須經過國民黨軍隊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對紅軍至關重要。兩河口會議上一致同意必須拿下松潘,任務交給了張國燾。
  紅軍剛剛進駐毛兒蓋,周恩來就草擬了攻打松潘的作戰計劃。他把計劃交給了張國燾,但張卻改變了計劃,至少現代史專家是這樣認為的。他不是立即組織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軍前去佯攻,三十軍包圍了松潘,卻沒有發起攻擊。松潘的守軍人數不多,指揮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國共合作期間,胡宗南在重慶的一次談話中曾透露:「當時我們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設在城裡的一座庭院裡。我記得我曾想過如果紅軍包圍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該怎麼辦? 」胡宗南還記得,他在黃埔軍校時周恩來當過他的老師、「他會照顧我的。」胡宗南獨自想著。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幫忙。援兵一到,三十軍就撤走了。現在,人們認為張改變進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壞,因為張不想北上。他認為國民黨太強,紅軍應該向西和向南走。
  這也許是周恩來病倒前草擬的最後—個作戰計劃。自過雪山以來,他身體一直不好,經常咳嗽。儘管他自己不說,警衛員們都知道他相當虛弱。他們想方設法讓他多休息,而周總是按習慣工作到凌晨二點。他常不上床睡覺,而是趴在桌子上打個盹兒,醒來又繼續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長鬍子更長了。」警衛員魏國祿這樣寫道。
  周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點喪生。他的體溫曾上升到華氏一零四——一零五度(攝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請傅連璋大夫,但是傅離得太遠(傅當時在四方面軍),後來從一方面軍請來一位外號叫「戴鬍子」的醫生。周的病與他的肝有關,中國人叫肝膿腫。似乎是一種急性肝炎。他—連幾天不退燒,神志昏迷,說胡話。紅軍戰士輪番從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給他降溫。他的妻子鄧穎超來到他身邊,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無法照顧周,這與有些故事中的說法相反。看來,她到處尋找能充飢的野草野菜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她確實為周燉過補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舉行的毛兒蓋會議。
  據楊尚昆將軍回憶。周大約病了兩個月,七月的部分時間再加上整個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說,「我們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隊一旦行動,就必須用擔架抬著周走,毛指定三軍團負責此事。彭德杯的三軍團仍拖著兩門迫擊炮行軍(紅軍當時共有八門這樣的炮),他決定把炮扔掉,這樣騰出了四十名戰士。
  彭把照顧周的任務交給陳賡。陳是高級政治委員,三十一歲,生性靦腆,長著—張娃娃臉,臉頰紅潤,鼻樑不高。他曾是蔣介石的黃埔軍校的學員,後來成為紅軍中最有才幹的指揮員之一。
  孫中山的軍隊初戰廣東軍閥時,陳賡在蔣介石手下效力。蔣介石的一師人馬被擊潰,絕望中蔣舉槍自殺,陳救了他一命。「我必須死在這兒,我已沒臉見人。」蔣哭喊著。陳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敵人一步步逼近。蔣介石正要扣動扳機自殺,陳背起蔣撤到了安全地帶。
  後來陳賡被國民黨抓住,蔣試圖誘使陳歸順國民黨。儘管陳嗤之以鼻,蔣還是讓陳逃脫,顯然,他想用軟的一手把其他共產黨指揮員爭取過來。
  「你救過蔣介石的命。」周開玩笑地對陳說,「現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體漸漸復原,在同張國燾攤牌時他沒有起什麼作用。
  連日來表面上的平靜僅是假象。毛澤東和張國燾都在進行著  緊張的勾心鬥角的政治活動。兩個陣營之間出現了尖銳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還是政策、個性和權力,這也是長征中出現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張國燾多年來自處一方開展鬥爭,而且頗有建樹。他同毛澤東之間沒有那種使人親近的個人關係。儘管他也在莫斯科住過很長時間,但他並不離歡那些「布爾什維克」。他同一方面軍所有的政工和軍事領導幹部都談過話,但看來他沒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關係算是最和諧的了。儘管朱德的態度似乎有點模稜兩可,儘管他曾設法使張和毛觀點一致起來,但到了攤牌的時候,事實證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張的人。李德的回憶錄表明,雖然他從不信任也不喜歡毛,但他對張國燾並無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聶榮臻和彭德懷的回憶錄都表明,張未能把他們爭取過去。
  反過來也是一樣。毛的人也試圖爭取張,但也沒有成功。只有周恩來能夠憑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見趨於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無法這樣做了。
  李先念當時是張手下一位優秀的年輕指揮官,他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張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員會的野心。」
  李先念認為張國燾會這樣想:「一方面軍人少兵弱,而我有八萬人馬。應該由我來作決定,並進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員會。」
  部隊向毛兒蓋緩緩前進時,爭論還在繼續。張和他的一些代言人—直力主西進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毛和他的擁護者剛認為那些地方太偏,一無資源,二無足夠的糧食,三是少數民族地區沒有兵源,紅軍到了那裡將無處存身。如果北上,進入甘肅、寧夏。就到了漢族地區,那裡有糧食,還可以招募新兵。毛爭論說,越向西走,紅軍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影響就越小。
  到了毛兒蓋和離開那兒以後,這場爭論仍在繼續。
  兩河口會議對一、四方面軍合併所作的初步安排,於七月十八日開始生效。那—天,發佈了一個命令,周恩來放棄了總政治委員的職務,由張國燾擔任總政委。在此之前,張出任軍委副主席,和周恩來和王稼祥擔任同樣的職務。朱仍然擔任主席。張的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成為總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擔任了軍委主席,毛、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周恩來和任弼時組成七人主席團。
  這一切都似乎在寧靜的氣氛中進行著,但爭論就像一顆即將引爆的定時炸彈正在嗒嗒作響。關於毛兒蓋會議,有關的回憶錄說法不一,在開會地點、會議次數、哪些人出席了會議等問題上,眾說紛紜。但是,對會上發生的事情倒沒有多少分歧。長征史專家胡華認為開會時間是八月六日,地點在沙窩的一個喇嘛寺裡。
  張國燾也說會議是在沙窩召開的。沙窩是一個美麗的藏族村莊,周圍是蔥鬱的山谷,距離毛兒蓋約五六英里,好像是「世外桃源」。張抱怨說,一方面軍包圍了會場,控制了所有的人口,不讓他的政治助手陳昌浩出席會議,強迫他通過一連串檢查崗。他說:「既然中央機關自衛得如此嚴密,總司令部用不著替它們的安全操心了。」聶榮臻說,會議在張的十一師師部舉行。胡華同意這個說法。聶說,他曾聽到毛斥責張說:「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意思是張調集了很多部隊到會場。看來是雙方各執一詞。
  張和聶榮臻都談到,張在沙窩會議上建議讓更多的人參加討論。張說,他是想讓年青人參加會。聶認為,張企圖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增加新人。兩種說法可能都對。儘管張的部隊人數占很大優勢,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裡。他卻是弧掌難鳴。
  沒有跡象表明會上談過日本問題。中國現代史學家斷定,會議上沒有人談過要聯蔣抗日,組織「統—戰線」。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有爭論,因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通過一項關於統一戰線的決議,從決議措詞看統一戰線似乎起源於中國,事實上,共產國際與紅軍沒有聯繫,也不知道紅軍的準確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產國際的代表林育英( 他也是林彪的堂兄 )來到陝北,毛這才知道有這麼個決議。林離開莫斯科前熟記了決議內容。他乘飛機來到中蒙邊境(可能跳傘降落)然後扮成商人步行到陝北,在保安附近的一個村子裡同洛甫不期而遇。
  八月二十日在毛兒蓋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張國燾的政治助手陳昌浩出席了會議。現有材料表明會上沒有產生什麼分歧:會議決議得到了通過。
  八月初,雙方達成妥協。政治分歧一時解決不了,不妨先搞一個軍事計劃。他們同意把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兩個方面軍混編,使左右兩路軍都有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部隊。成立一個混編的指揮部。部隊仍由朱德任總司令。朱是一個適當的人選,因為毛和張都信任他。
  張任總政委。劉伯承任總參謀長。最高司令部隨主要由四方面軍部隊組成的左路軍行動。一方面軍的五軍團和九軍團(各剩下二干人至三千人)編入了左路軍。
  右路軍也是混編組成的,先頭部隊是林彪的一軍團,另包含彭德懷的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和四軍。右路軍設有前敵總指揮部,由四方面軍的徐向前負責,葉劍英任參謀長,張國燾的親信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實際上,右路軍和左路軍都在張國燾指揮下。他大約有八萬人,而一方面軍可能只有兩萬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來、負傷的王稼樣,還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屬隊編入右路軍。
  幾乎整個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時間全用於完成這些安排。就初步目標達成了協議,向岷縣方向進發,以插入甘肅南部。
  國民黨終於開始警惕起來了,它開始調動部隊。夜間,毛兒蓋一帶的氣溫已經很低,該行動了。兩路軍約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發。根據計劃,左路軍向阿壩前進,右路軍向巴西前進,巴西在草地的那一邊,離毛兒蓋有幾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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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魔毯
  這位西藏人,古銅色的臉上佈滿皺紋,穿著棕色的羊毛長袍,繫著橙色的腰帶,腳穿軟皮靴,頭戴時髦的氈帽。他說,夏日裡,一望無際的草地是一幅鮮花織成的魔毯,朱紅色、紫羅蘭色、藍色、黃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像出天下所有的顏色、在這裡應有盡有。
  他講的這片草地,是一個內陸的薩格蘇海,地處長江和黃河分水嶺之間一個一萬一千英尺的高原上。這裡看來像春天英國康瓦爾丘陵草原—樣的平靜,但要是把這片隱藏著邪惡的草原同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相比,《惡之花》會顯得像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這裡的花草已開始迅速凋零,但是當你在正午經過這片平坦的大地時,它們的絢麗色彩在陽光照射下,仍然會刺痛你的眼睛,它們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曠神伯。當黎明來臨時,一馬平川的地平線上,閃爍著白雪反光的小山丘點綴著這綠寶石般的草原。
  今天,這片青蔥的田野大都已經開溝排水,土地的肥沃堪與美國蒙大拿州和懷俄明州相婉美。到處是白色的綿羊,黑色的耗牛,一頂頂氈帳篷星羅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時的宿營地。
  五十年前,情況似乎大體相同。但是當紅軍經過這裡時,沒有帳篷,沒有牧民,沒有犛牛,也沒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誘人們到它們中間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終由楊成武率領的非凡的一軍團第四團,作為先遣團進入這片令人愉快的美麗的「海洋」,他們看到的就是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楊成武領受先遣任務時,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訴他草地的危險。他說這項任務很艱巨,指示楊成武到毛兒蓋進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澤東報告。
  草地的危險,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澤東警告楊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隱藏著沼澤,一分鐘之內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楊成武必須設法在這片沼澤地帶找到一條道路,以便整個紅軍得以安全通過。擺在面前的敵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當務之急是必須很快通過草地,擺脫草地。有跡象表明,國民黨的部隊正準備再一次集結來消滅紅軍。毛澤東仔細地向楊成武詢問了他的部隊的情況和衣著。草地的氣候比愛生氣的蘇州美女的情緒還要變化無常。一忽兒烈日,一忽兒冰雹,時而下雨,時而大霧,時而雨雪交加,狂風怒吼,就像魔鬼的惡作劇。
  五十年後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間,大地結滿了銀霜,氣溫在攝氏零下六七度(華氏二十度);黎明時,天氣還是好好的,紅艷艷的太陽鑽出地平線照耀著草地;可是,早上八時,天色突然變暗,烏雲聚積起來,開始下起了濛濛細雨,一切都在霧氣中變得朦朧灰暗。接著大雨和著狂風傾盆而下,瞬間又是雨雪交加。沒過多久,紛飛的鵝毛大雪遮蓋了道路,草地和山巒,到處茫茫一片,趕路的馬幫躲避在背風的地方、一群群的犛牛和綿羊變成了緩緩移動的雪堆。大雪下了兩個小時之後減弱了下來。曠野上又刮起了大風,風中的太陽變得蒼白、黯淡,顫顫發抖。風沒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後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藍,陽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絲春意;但當太陽的光輝沉落在黃河彼岸的時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澤東問楊成武;嚮導問題怎麼辦? 楊說,他找到一個年老的藏民,六十多歲,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們用擔架,由六名戰士抬著他走。毛澤東同楊談完之後,楊即率部隊出發,出發前  楊又專門去看望了鄧穎超,同她說了幾句話。鄧穎超的丈夫周恩來病重,沒有見他。
  四團通過了幾座沙石山岡。山網上滿都是黃色的櫻草花,或者叫藏報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狀山花,還有接骨木飽滿的果實——它那毛絨的白花,此時,已變成可以釀酒的漿果,彷彿給大地鋪上了花毯,這無疑是一曲鮮花的交響樂。然而,在長征者戰士的回憶錄中,找不到描繪這美好景物的片言隻語。他們無心欣賞這些美景,腦於裡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張國燾還談到了這些「美麗壯觀」的鮮花。
  下午三時左右,四團正在拚力奮進,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變化。烏雲密佈,遮掩了大地。疾風穿過三千年來人跡罕至的野草叢生的荒原,撕裂著行進中戰士們單薄的衣衫,寒氣刺骨。這個一度如花似錦的樂園每年只有五天無霜期,年平均溫度剛過攝氏零度,七月是攝氏十度半多一點(華氏五十一度)。
  用縣長楊秋的話說,草地沒有夏天,只有延長了的冬天。紅軍經過的每天夜裡都是天寒地凍。楊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並不好走——這裡壓根就沒有好路可走——不過是藏族牧民踏出來的小路。東邊有條好走的路,但因張國燾沒有打下松潘,那條路走不通。左邊的路(即張國燾要走的路)也比較好,但他遠在西面,而且他堅持要去阿壩。
  除了楊成武和他的部下豎起的路標,小路上沒有別的標誌。沒有界標,只有漫無邊際的齊腰深或高過腰際的野草,草的下邊就是水。草地裡有小塊的硬地,足可以經得住一個人站在上面,但它們在野草底下,很難辨認。沼澤軟得像豆腐一樣,積水經常漫過胯骨。掉進沼澤裡的人,夥伴還沒來得及拉上他們,便消失了。有時連救援者也會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著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無法保持乾燥。沒有地方可以宿營,人們抱著自己的膝蓋,蜷成一團坐在小丘上過夜,小丘小得連腿都伸不直。
  沒有食物。每人額外積存的四十斤口糧也快吃光了。戰士們的體力消耗很大,因此飯量也大。可是無法煮飯,無處生火,也沒有木柴。他們只得嚼著未經磨過的麥粒。部隊有半數人染上了討厭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麥粒幾乎要磨破他們的肚腸。
  不過,今天的居民說,這裡在夏末鳥很多:從北極飛往南方的大雁,隨季節遷居的野鴨群等。有時,飛行中的鳥群黑壓壓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陽,落在沼澤地裡把草叢弄得沙沙作響。一年後,當第二方面軍過草地時,賀龍將軍指出害人的沼澤中魚多極了。他每天花一點時間去釣魚,在通過這片可怕的大地時,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
  過草地時發生的某些悲劇也許是由於紅軍不會獰獵或捕魚。而且,他們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這些「野菜」現在陳列在當地的博物館裡,說明這是紅軍當年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覽櫃中有一盤盤的多汁的蒲公英綠葉,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來作鮮美的湯)和其他營養豐富的野生植物,而戰士們當時卻不瞭解它們的用途。
  那個像小白胡桃一樣嬌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幾個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給藏族婦女作宣傳工作,回來時,發現同屋的夥伴給她留下一些蘑菇湯,她嘗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發現,她的同志們全都躺在地上,好像都已睡下了,她大聲地嚷道:「往裡點,給我讓個地方。」可是,她們睜大著眼睛,看著她,誰也不說話,也不能動彈,她們全都癱在那裡。她趕快取來冷水,潑在她們身上,使勁搖晃她們,她們終於醒過來了。她責怪她們說:「你們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給我留下點苦湯!」她哪裡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們癱倒了。
  像紅軍中其他人一樣,危秀英在進入草地之前就準備好了糧食。但糧食不夠吃。她揀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過的青稞麥粒。她和她的朋友們用手從火裡直接取出燒好的青裸粒。青稞粒被火燒只了,很快她們的臉也變黑了。危回憶道:「我們大家都長了鬍鬚。」
  糧食,亮亮亮亮亮。每天都是這個問題。那個模樣象赫魯曉夫的老紅軍曾憲輝還記得他們進出草地時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沒有人煙。戰士們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據。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時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藏民的糧食而欠的債。
  過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過草地的人,日子最好過。他們可以沿著楊成武的先頭部隊給他們標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過一天,路就變得模糊難找。體重的人和牲口踩壞了狹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沒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難知道向哪裡插腳。楊定華說,過沼澤地有點像走在擺動著的浮橋上挪動一步就搖晃,而且你的腳很快就會陷進一堆抖動的草叢裡。泥巴不僅滑,而且象膠一樣粘。一旦掉進去,就越陷越深,越掙扎陷得越快。「
  他們一再迷路,甚至連藏民嚮導都難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處的景物都一模一樣。只有當太陽衝出烏雲時,他們才能改正前進的方向。
  艾格尼絲·史沫待萊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見過一位長征老紅軍莫許的日記。他講述了一個在泥淖中掙扎的同志的情況。莫許扶他站起身來,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裡,緊緊地攥著步槍。他試圖去拉那個人起來,但怎麼也拉不起來。那個戰士就要斷氣了。莫許想給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許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乾糧袋裡。那位戰士嚥了氣。莫許繼續行軍。那位戰士的遺體蜷縮在沼澤地裡。當莫許在路上休息取出乾糧袋裡的炒青稞放在手裡時,那位垂死的問志的悲慘形象又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再也無法嚥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衛員陳昌奉在紅軍下雪山時病倒了,康復後又患了瘧疾,瘧疾好轉後進入草地時又復發了。毛讓他休息,給他服藥,他才得以繼續長征。
  在他看來,這片草地是:「舉目四望,不見一棵樹木,茫茫一片荒涼;沒有人煙,沒有生氣,……那腐爛了的永遠浸在污水中的野草,無邊無際,……」
  每個人都注意到了:這裡渺無人跡。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回憶道:「我連一個人也沒見到。村子裡空空蕩蕩。我只記得有幾隻野鳥;到達班佑時,我們才見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裡還是空的。
  經常無法燒開水或做飯。地太濕了,沒有乾燥的樹枝(常常連一點樹枝都沒有)。人們嚼著沒有煮過的硬麥粒,嚼得牙痛。
  老紅軍給青年人不斷打氣。河水大約三英尺深,但紅軍到達這裡時,河水開始上漲,水流湍急,中央縱隊在渡口被阻。鄧穎超為她的丈夫周恩來擔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擔架上,也停下不能前進。戰士和指揮員都聚集在周圍。她問一位指揮員,「河水有多深? 」指揮員回答說,「不用擔心,一切都會得到解決的。」她把年青戰士叫到跟前,告訴他們互相手拉著手涉水過河就不會發生問題。蔡暢是毛在長沙時的老朋友,身著紅軍制服,腳穿草鞋,腰帶上掛著一支手槍,也在這個縱隊。楊定華說,你從她的裝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婦女。但是戰士們都熟悉,一下就認出她來了。他們喊道,『大姐,給我們唱支歌吧! 唱《馬賽曲》。「蔡暢微笑著回答說:」好吧! 別喊了,我給你們唱。「她唱了。楊定華雖聽不懂歌詞,但也受到了鼓舞。
  楊定華還想起長征中其他幾位婦女的情況。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蓋上當桌子,寫著讓軍隊渡江的命令。楊定華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參加紅軍時還是個文盲。看到這個變化,楊內心非常高興,並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長沙時的老師、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邊,他身邊有一頭頭毛驢。毛走上前來問他為何不騎上毛驢。徐特立解釋道,因為毛驢馱著三個病號的行李。徐特立在補他的舊褲子,身上穿著一件破皮襖。他背著的乾糧袋裡裝著八斤炒青裸。
  當晚,整個部隊渡過了後河,他們高興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這次總算踏上了乾燥的河岸,也有了乾柴。楊定華和幾十名戰士圍在篙火周圍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煥發起來了。不一會兒,毛澤東和彭德懷來了,在簧火旁坐下,他們同戰士一樣,混身都是泥巴,看來很疲勞。
  「同志們! 」彭德懷以指揮員的口氣,用嘶啞的嗓子喊道,「咱們請毛澤東同志講點有趣的故事吧!」大家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時,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來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談到他在日本和歐洲的學習生活以及他如何成為一名作家。遺憾的是,楊定華沒有把毛和彭所講的故事記下來。這是在草地上度過的第三個夜晚。前面還有四天的行程。
  糧食日益減少。特別是在先頭部隊後面的部隊。本來草地上的東西就少得可憐,僅有的一點也都被前面的人揀走了。不久,紅軍便開始煮自己的皮帶和馬具( 如果能夠弄到水燒煮 )。水是一個問題。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戰士們一個個都因劇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許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們以毫無營養的野菜充飢。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後衛部隊,屬五軍團。他們的部隊進入草地時,別人早巳過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參加紅軍,當時十五歲。
  對丁甘如(原為解放軍成都軍區副參謀長,一九八四年離休)來說,從爬雪山開始,情況就日趨惡化。藏民不斷進行騷擾。丁甘如也認為,國民黨的宣傳更加劇了少數民族和紅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
  五軍團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窮困的人。有錢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個紅軍戰士掉隊,少數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來剝光他的衣服,讓他活活凍死。五軍團有買糧食的錢,但當地沒有人賣糧,也沒有糧可賣。
  丁回憶說,「我們只能吃剩下來的一點東西。有時可找到一頭豬,我們總是設法用錢買下來。可是這種情況太少了,因為這一帶全都被搜光了。我們只好吃前面的同志們丟下的豬皮。」
  他說,為了生存,紅軍被迫違犯自己的紀律。他們搗碎了寺廟裡的泥菩薩,因為在這些偶像裡裝滿了善男信女多年來貢奉的糧食,他們把麥粒狼吞虎嚥地吃下去。「這是些多年陳糧,吃起來味同嚼蠟,」他說,「但它畢竟是糧食。」
  在後衛部隊前面的紅軍指揮部的人們患了可怕的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的谷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泄出來時帶著血污。面臨著飢餓威脅的後衛部隊,挑揀著這些谷粒,就像麻雀從馬糞中揀燕麥粒一樣,他們把谷粒洗淨煮沸後就狼吞虎嚥地吃下去。
  丁甘如說:「草地是對我們最艱苦的考驗。」
  曾經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姬鵬飛他在長征中是位醫護幹部。像大多數同志一樣,他認為沒有什麼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說,「看起來好像走在一條路上。但在幾行人走過去之後,這條路便變成了積滿了水的水溝。」
  沒有可宿營的地方。沒有乾燥的土地。沒有樹木。很多人到達草地前身體本來就已經很虛弱,幾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漿裡再也爬不起來了。    姬鵬飛說:「過草地比爬雪山損失的人還要多。每天早上,我們不得不點一下人數,看看還剩下多少人。我們發現有些人並沒有死,他們的眼睛還睜著,可是他們爬不起來了,也不能說話了。我們好容易才把他們扶起來,可他們又癱倒在沼澤地裡,默地死去… 」
  草地的地勢高也是原因之一。許多醫生自己已體弱有病,但他們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澤,去尋找那些掉隊的人。
  徐通今醫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軍醫學研究所所長。他高高的個子,銀灰色的頭髮,儀表堂堂,帶著角質架的眼鏡,講起話來措辭嚴謹,有權威性。他說,空氣稀薄使人變得虛弱。每個人跌進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樣。醫生用樟腦和嗅鹽搶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沒有醒過來。
  戴正啟醫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歲,在紅軍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愛思考的人,曾多次回憶過草地的情景。他認為要確定究竟有多少人死於草地是不可能的。人們生病和死亡還有一個原因。不僅僅是凍死、餓死或被藏民的冷槍打死,飲食中缺少鹽分,也是一個原因。紅軍在長征中本來繳獲過大量食鹽,但是他們怕麻煩,沒有帶到雪山草地這邊來。草地沒有鹽,他們的食物中缺鹽,因此造成死亡。他說:「我看到有的戰士走著走著,突然間就倒下了。我們趕快跑到他跟前,只聽他低聲念著家鄉的名字說:」告訴我的親人,我死了。『他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當然,氣候也是變化無常,戰士渾身者是濕漉漉的,飢寒交迫。但這不是這麼多人死亡的原因。因為過去他們也挨過淋,受過凍,挨過餓。虛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們在毛兒蓋已休息過了。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草地上渺無人煙,」戴醫生說,「這就是原因。沒有人,一個也沒有。你要瞭解我們中國人的習性。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看不到人的影子,聽不到人的聲音,也沒有可以談話的人。沒有人從這條路亡走過,沒有房屋,只有我們自己。就好像我們是地球上最後一批人。」
  「道理就在這裡。」他認為,這就是人們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對某些部隊來說是進入草地的第六天——一軍團到達巴西,這是草地東北邊緣的一個藏族小鎮。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達的。先頭部隊總是前進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隊要早到幾天。
  許多部隊分別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須把部隊分散開,免得把村子裡那一點點糧食都吃光。
  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和軍團長林彪到達班佑的前一天,給在他們後面的三軍團長彭德懷拍發了一份電報。他們請他統計一軍團的傷亡人數。他們知道自己的部隊損失了一百多人,並且已經埋了一些人,但還有一些人的屍體沒有找到,無從埋葬。他們的電報寫道:「請攜帶一些工具,沿路負責掩埋。」
  十天以後,他們收到周恩來簽署的一份報告:三軍團找到並埋葬了四百具屍體。
  右路軍到達巴西和班佑時,張國燾直接控制下的左路軍正在向西南約四十英里的阿壩一帶移動,同右路軍所走的路線平行。
  九月三日,張國燾拍電報給右路軍,說他在阿壩被阻。白河(又稱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隊無法繼續北上。他建議部隊南下。人們難以覺察到沼澤地的水是流入兩條流速緩慢的河裡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條是黑河,也叫墨曲河。兩條河均流入黃河,也稱瑪曲河。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漢文名稱。
  張國燾的電報觸發了長征中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這一場危機再次使紅軍面臨災難,它的政治影響延續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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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時刻,光輝的榮耀
  據楊尚昆將軍五十年後回憶,那是一個美麗的月夜。雨停下,霧散了,滿月當空,星光閃爍。午夜兩點,他踏著灑滿月光的小道去執行一項緊急的秘密任務。
  「那是九月十日。」毛澤東在一九六零年對埃德加·斯諾說,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關係到黨的命運的「千鈞一髮」的時刻,毛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可能在這短短的一刻喪失殆盡。那天夜裡,毛覺得長征可能中途而廢,天亮之前,紅軍也許就要自相殘殺了。
  麻煩事越來越多。毛和張國燾的談判進展很不順利。人們不安地悄悄議論著。謠言四起。毛為了謹慎行事而預先更換了密碼,並限制部隊之間的通訊,以保證安全。
  把部隊莫名其妙地分為右路軍和左路軍這種作法並不成功。毛在右路,張在左路。張手下的徐向前將軍和陳昌浩政委指揮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劉伯承在左路部隊,分別擔任總司令部的總司令和參謀長,張和毛對對方的指揮都很不習慣。許多證據表明,在左路軍的「統一指揮部」裡,真正發號施令的是張國燾。同樣,毛( 只要他能做到 )在右路軍中的原一方面軍各軍團裡也是如此。    從好的方面看,這樣做導致一種不穩定的休戰,而糟糕的是,它助長了備種陰謀詭計。這種編隊本身就孕育著磨擦和猜疑。
  紅軍這時正分散在藏區草地的邊沿一帶。張國燾和總部工作班子駐在藏民最大的居住點阿壩。他的大隊人馬停在白河的西岸。這時正值汛期。按預定計劃,張的部隊如要繼續向東北方向行進並和右路軍會合,就必須渡過白河。
  右路軍的指揮部設在班佑,一個不那麼討人喜歡的地方。這裡是一片藏民的氈包,其中有一些呈傳統的圓錐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狀支架上鋪上氈子。藏民從一個牧場轉移到另—個牧場,這種可以迅速拆裝的氈包很適用。其他都是用中糞磚壘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築。在棚捨之間骯髒的小道上,到處是圓錐形的干牛糞堆。在夏天,人們把牛糞攤在籬笆圍牆上下晾曬,乾燥後的牛糞既可充作燃料,又可當作建築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氈包裡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時候,隊伍裡傳開了要在「洋房」裡過夜的笑話。在一些紅軍戰士看來,這沒什麼稀罕。他們說,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結果,隊伍穿班佑而過,直抵巴西,人們才鬆了一口氣。巴西是個村子,有一百來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廟,這景色使楊定華想起了上海的查爾斯頓電影院。這裡有不少房子可供紅軍過夜,糧食供應也不錯。廟裡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有兩側各塑有一對相互擁抱的男女。楊說這表現了兩性的熱戀。據說這是一座愛情之廟。不斷有紅軍戰士進來看一眼。
  右路軍指揮部設在班佑,不在村裡,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裡,但村裡幾座較大的氈包已打掃乾淨用來開會。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還在,既乾淨又美麗。那時大約有七十戶人家住在這個村子裡。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學校以外,村子從一九三五年紅軍到過之後直至目前沒有什麼變化,到處依舊是散亂的氈包和犛牛糞堆,小巷裡垃圾成堆,惡狗遊蕩。我們到達的五月三十日,地上還積著殘雪,一群群身著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綠綠的孩子前來參加馬市和觀看賽馬。下雨了,騎手們打開了黑色的雨傘。
  徐向前、陳昌潔、葉劍英和楊尚昆就把指揮部設在這裡。毛單獨住在小河對岸一箭之遙的地方。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在約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軍團繼續向前到達俄界,剛剛進入甘肅的地界,離此地有兩天的路程。
  毛有時在班佑指揮部,有時在巴西。周恩來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兩人的身體漸漸康復,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軍團照料。
  九月三日出現了重大危機的首次跡象。那天,張國燾發來了一份電報,說因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漲,他無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隊停止行動,建議放棄北上和東進,而重提他原來向西向西推進的主張。
  張的電報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們認為這是張的一個計謀,企圖推翻毛兒蓋決議,並將共產黨的全部力量置於他的控制定下。毛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會議(所有的中央委員都同意他的觀點 ),發報給張,要求他繼續北上,並服從中央委員會的決定,電報一個接著一個。楊尚昆記得,在一份電報裡,中央委員會提出派人支援張,幫助他渡河。
  由於擔心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形勢更加緊張了。李先念率領的第三十軍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揮的四十九師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戰鬥中把他們一舉擊潰,胡宗南身受重傷。紅軍繳獲了小批餅乾、罐頭和香煙。香煙送給了煙癮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們。李先念回憶說:「他們高興極了,說這可比雞還要好吃。」這期間紅軍還和國民黨馬鴻逵的一支凶捍的回民馬隊打了一場遭遇戰。國民黨的軍隊愈來愈多,引起了紅軍領導的擔憂:假如紅軍在此地滯留過久,蔣介石很可能就要發動一次強大攻勢。而張國燾也開始把蔣進攻陝甘的這種可能性作為反對進入甘肅和陝西的理由。
  根據彭德懷的獄中自述,那時人們愈來愈擔心兩支紅軍隊伍之間會發生衝突。當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到達巴西後,他把十一團隱蔽在毛住處的附近——以防萬一,並且從那時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擔心會和第一軍團失去聯繫。據他說,由於沒有嚮導,第一軍團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為密碼已經更換,他無法進行聯絡。他編了一本新密碼,交給了武亭——一個可靠的朝鮮族黨員。還給了他一個指南針,讓他去同林彪和聶榮臻去聯繫。聶榮臻記得,當時第一軍團根本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接到的唯一電報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張國燾給他的心腹助手、右路軍指揮部的陳昌浩發了一份密碼電報。電文本應由陳昌浩本人親自譯出,但他正在一個政治會議上發言,結果,電報由一名譯電員譯出並交給了參謀長葉劍英。
  葉劍英是個忠實可靠的參謀,他沒有看那份電報,而直接帶到了會場。陳昌浩正在台上,人們還在發言。葉想把電報遞上去。陳說:「等一會兒,你沒看見我正忙著呢?」
  電報似乎很緊急,所以葉劍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領悟了它的重要性,儘管「葉並不瞭解其中的陰謀」,據楊尚昆說。
  這份電報的電文從未公開發表過,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經常引用它。電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裡,他們可去查閱。電報的主要內容是命令右路軍改變方向,重新穿過草地,和四方面軍會合後召開一次會議消除分歧。李先念記得,電文裡有一句關鍵的話,指示陳昌浩:「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正如謝偉思所指出,總的來看,這些話「明確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脅性的意思」。「鬥爭」這個詞在黨內通常用來指互相對立的路線之間展開激烈的鬥爭,或者用在象「階級鬥爭」這樣的詞裡。
  葉劊英借口上廁所,走開了。其實,他轉身來到一二百米開外的毛澤東的辦公室,把電報交給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訴葉別讓別人知道他已瞭解電報的內容,「並對他說:」你幹得漂亮。「
  葉回到指揮部。陳昌浩還在台上講話,會議仍在進行。葉機靈地把電報交給了陳昌浩的秘書。
  根據彭德懷的回憶,他在聽說這份電報之前就曾敦促毛採取預防措施。毛的部隊早巳分散。第一軍團距此有兩天的路程。附近還有張的兩個軍。「如果四方面軍要繳三軍切的械,我們該怎麼辦呢? 」彭問。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質,以防止出現紅軍部隊自相殘殺的不幸局面。」毛拒絕了這個意見。空氣裡充滿了火藥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約是應陳昌浩的要求,毛和陳見面了。陳向毛澤東轉告了張國燾的命令。楊尚昆認為,毛竭力設法爭取陳昌浩贊同他的主張。但是,楊說,陳「對張唯命是從,毛根本勸不動他」。
  於是,毛對陳說,假如部隊要改變路線。他必須和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同事們商量。他說,周恩來和王稼樣正在第三軍團司令部養病,「讓我和洛甫、博古去他們那兒開個會。」陳昌浩同意了。彭認為,這只是毛為了擺脫指揮部和陳的「勢力範圍」而使的一計。
  毛澤東火速趕到巴西附近第三軍切所在地牙弄。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決定不改變方向,並且又給張國燾發了一份電報,要求他堅持執行中央委員會通過的原定計劃,前來和他們會合。會上還議論了各部隊的力量對比——第三軍團只有四千人,第一軍團人數也大致如此。張佔有很大優勢,毛及其同事們認為,張很可能強迫他們服從他的意志。
  刻不容緩。第三軍切受命於凌晨二時出發。為了給即將進行的活動打掩護,派葉劍莢去通知陳昌浩,如果部隊要回頭再過草地,需要準備更多的糧食。已動員整個部隊在十日天—亮就去地裡割青稞。陳沒有表示反對。
  「陳昌浩一點也不擔心,」楊尚昆將軍說,「他未感到需要特別警錫:毛只有那麼點人,不敢自行離去。」
  最危險的任務落到了楊尚昆和葉劍英身上,他們必須離開指揮部,但又不能引起別人的懷疑。如果有可能,葉還答應帶上由一方面軍的人組成的二局,即帶上情報局的地圖和人員一道走。
  楊尚昆還要讓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裡盡可能多的人去「籌集糧食」。劉英記得,一個人接一個人地把命令傳下去。她半夜裡被叫醒,讓做好立即出發的準備。誰也不知道要幹什麼。後來,洛甫傳話說,張國燾企圖分裂黨,所以,他們必須離開。楊尚昆還有個私人問題:他的妻子李伯釗不在班佑,到四方面軍李先念的三十軍去教戰士們唱革命歌曲了,他倆分離了一年多。楊不能用明信通知她,這將洩露機密。但他終於給她捎了個信兒。李伯釗回憶說,她那時被「看管得很嚴」,無法脫身。
  凌晨二時,楊尚昆和葉劍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揮部營房。葉還搞到了一張地圖。地圖是釘在作戰室牆上的,有一張掉在地上,他把這張地圖放在自己的背包裡。葉和楊走出營房。他們讓警衛員帶著馱有行裝的騾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員在半夜一時三十分就離開了。
  楊和葉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超路,後面忽然傳來馬蹄聲,二人趕緊躲到陰影裡,一隊騎兵疾馳而過。顯然,他們在搜尋葉和楊,他們認為這兩個高級幹部一定騎在馬上,並且有人護送,所以根本沒有理會陰暗處的步行者。
  在第三軍團司令部裡,毛給林彪和聶榮臻發了電報,讓他們作好準備:原命令可能有變。彭德懷緊張萬分,生伯葉和楊脫不了身,天亮時分,他們終於趕到了,彭德懷這才鬆了一口氣。楊記得,他看到毛、周思來、王稼祥和彭德懷都在等著他們。毛說:「我們真為你們擔心。」
  這時,陳昌浩已發現毛的入逃走了。他先打了幾個電話,然後拿著聽筒回頭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說:「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軍開拔了。我們是不是派部隊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說:「你見過有紅軍打紅軍的嗎? 」他的話就是這麼說的。不能打。換了陳昌浩,也許是另一種回答。徐向前的話在以後的五十年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黨的歷史學家胡華一九八四年說:「這是黨的歷史中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徐和葉為制止一場衝突立了功。他們兩人都有功勞。」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毛保護了這兩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陳昌浩沒有派部隊,而派了紅軍大學的一個學生團和四方面軍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李特是留蘇學生,曾在列寧格勒學習過,習慣挎一把大左輪手槍。人們都知道他脾氣暴躁,喜歡罵人。他最後死在蘇聯。
  毛決定對四方面軍派來的代表團和四方面軍留下的人講話。三軍團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進。
  會議在「查爾斯頓劇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裡召開。三軍團的司令部設在旁邊一個村千里,俯覽著白龍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實是一條小溪)。
  年輕的紅大學員們舉著寫有「反對毛澤東逃跑」的字樣的標語旗在開會的喇嘛廟前示威。他們喊口號時就像和尚在唸經。
  毛對他們說,想南下的,請便;願北上的,也請便,絕不強迫。然後,他請六七十名四方面軍的幹部來見他,其中也包括李特。這時,李德很警惕。他身高體壯,站在近處盯著李特,以防他拔槍向毛射擊。
  毛對幹部們說,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他說,至於不願意和黨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們可以作為先頭部隊先走一步。」
  「我們先走,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我相信,一年之後,你們會來的。」(毛說對了,幾乎一天也不差。)
  毛剛剛講完,李特跳了起來,大聲指責毛犯了「逃跑主義」和放棄江西蘇區等罪行。李德很擔心,以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掙扎了一下,但擺脫不了李德那鐵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點,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繼續前進的人向北進發。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發生的事一模一樣。那年,毛在井岡山前,面對一批不聽指揮的人和不願跟他走的人也這樣告訴他們,比他們回家,他率領著剩下的人繼續向井岡山行進,從而平息了一場動亂。
  楊尚昆還記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處境。四方面軍的人把政治部裡所有的炊事員、腳夫和後勤工作人員都帶走了。雖然給他留下了一隻飯碗,可是沒人給他做飯。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縱隊,同歷史學家徐夢秋和後來擔任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等人在同一個伙食單位吃飯。
  不到一小時,毛也出發了。他沒有和別人走一條路,而是在警衛員及幾名親密戰友(周恩來和王稼祥躺在擔架上)的陪同下從喇嘛廟下山,通過一座木橋過了巴西河。那時(今天仍如此),橋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懸接著一隻犛牛頭,保佑木橋免遭洪水、惡煞之害。過河之後。直上對面的大山——納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難判斷毛認為張要發起進攻的威脅是否真實。或許沒有那麼回事。但毛認為確實存在這種威脅、因而不願冒險。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後衛部隊留守在每一個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軍追上來。楊尚昆說:「這是紅軍歷史上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如果真的打起來,我不知道今天我們這些人還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謹慎的學者——指出,至今沒有找到任何客觀證據或文字材料可以證明張國燾準備以軍事行動迫使毛及其部下就範。他認為,假如確有此事,後來在延安處理張國燾問題時就會擺出來。他補充說,張國燾確實野心很大。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至今對這個問題還在激烈的爭論。
  軍事博物館的秦興漢將軍也說,沒有發現張國燾準備武力解決中央的證據,他也沒見到過這份出了名的電報。但他相信張國燾確有野心,想接管整個紅軍。這一點在延安時曾批評過他。李先念說:「從最壞的方面講。這是張國燾篡奪黨權的一次公開嘗試。」
  黨史專家王年一在《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細分析了那份電報(但他顯然沒有看到電文)。他的結論是。沒有確切證據表明張公開威脅要「軍事解決」。但是他說,黨內很多人都認為張確曾這樣威脅過,或者說張的行動暗含著這樣的威脅。毛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一個附註裡強烈地暗示張打算「軍事解決。」
  王年一舉出兩位權威人士,他們曾絕不含糊地說張打算採取「軍事辦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話說長征》中肯定地指出,張曾「秘密下令進行軍事解決」。另一位是呂黎平,他在回憶錄《嚴峻的時刻》中寫道,當值班軍官陳茂生在翻譯那份「出名的電報」時,他也正在通訊室,並幫忙翻譯了電文。他說,電報裡有這樣的話:「如果他們堅持錯誤思想,堅持北上,那就採取軍事辦法武力解決。」但是,經查閱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電文裡確有這樣的話。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裡都沒有提出這種指控,延安開會期間或是張國燾逃離延安後的公報裡也沒有提到這種指責。
  毛的行動使張國燾勃然大怒。他把部隊拉回阿壩,根本不提要釋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壩那所大藏廟裡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大會的口號是:「反對毛——周——張(洛甫)——博北逃。」張號召紅軍幹部批判毛,並要朱德表態。
  朱德說:「北上是中央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我本人不能違背這個決定,我也不會帶領紅軍反對這個決定。讓朱批判毛,對世界輿論起不了什麼作用。因為世界上都認為朱——毛是一個人。至於決定北上一事,我已舉手贊成,不準備放棄自己的觀點。」
  「你竟然是這麼個老頑固!」張國燾怒氣沖沖地吼道。
  劉伯承被激怒了。「你這樣對待朱德是什麼意思? 」宋侃夫回憶稱,當時對朱和劉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語言。宋是張國燾指揮部的電報電話員,開會時在場。在會上,毛的人都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逃跑主義分子」。
  有人在會上喊:「打倒朱德!」
  張國燾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軍和四軍再次穿過草地同他在卓克基會合。侯國樣——一個大個頭、沉默寡言和禿頂的六十八歲的幹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歲,是四方面軍一位熱情奔放的政治幹部,屬李先念的三個軍 )——還記得,離開卓克基不久,部隊行軍的口號就改了。原來的口號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周、博古。」現在改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張國燾南下了;毛澤東則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隊集中在俄界。這是一個小小的安全地帶。一位姓楊的土司控制著這片藏族地區,他是從明朝以來楊家第十九代傳人,藏名為謝代。自從楊家的第一代祖先從十四世紀開始向明朝皇帝納貢以來,這個地區一直由楊家的子孫掌管著,每年納貢之後,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國民黨納獻鹽巴和糧食,對紅軍也一視同仁。他保持中立,對任何一方都不懷敵意。他把糧倉向紅軍敞開。雖然沒有任何書面協定和手續,但是一方面軍回送了一些步槍,國民黨過去也是這樣做的。楊家一直延續至今。第二十代楊土司一九八四年時五十六歲,是省人民代表大會的副主任。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被國民黨封為中將,但後來他卻投靠了共產黨。
  毛和其他中央委員在俄界開了一、兩天會。他們把嚴重減員的部隊重新編組成一支部隊,並從宣傳的角度考慮,把它稱為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這說明毛是很現實的,他認識到,和張國燾強大的第四方面軍相比,他的部隊數量太少了。四方面軍由於編人了毛的五軍團和九軍團,實力又有了增強。
  這支先遣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員,下轄三個縱隊:前一軍切,由林彪兼任指揮,聶榮臻任政委;前三軍團,由彭德懷司令兼任指揮,李富春任政委,前軍委縱隊,葉劍英任指揮,鄧發任政委。楊尚昆將軍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
  俄界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毛沒有接受把張國燾開除出黨的建議。像往常一樣,會議之後,紅軍又匆匆上路。他們向臘子口進發了。臘子口最窄處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寬,是通往甘肅南部的咽喉。政治局會議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開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紅軍已沿著白龍江右岸向臘子口進軍。「白龍江是一條波濤洶湧的激流,順著被水沖擊而成的峽谷繞過莫牙。在那兒警衛員為毛號到了一所很不錯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這裡,廟裡潔淨雅致,一塵不染,這使紅軍戰士難以置信。每處臥室外都種著白色或紅色的菊花,向陽的一面,白色、藍色或紫色的牽牛花爭相鬥艷,院裡還有葡萄架。楊定華認為這裡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很多部隊都在莫牙額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還是楊成武——卻沒有休息。九月十五日,這支突擊團在莫牙接到了預期的任務——攻取臘子口,然後去甘南的岷縣。規定兩天內攻下臘子口。而命令到達時已是黃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動起來,作好出發準備。晚十一時,隊伍在夜色中集會在路旁草地上。哨音響了,團長對戰士們說:「同志們,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在兩天之內拿下臘子口!」
  他們在夜裡沿著白龍江行軍。穿過一片片的樹林,翻過一座座山頭。這時,又下起了鵝毛大雪。(據說戰士們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來吃白糖吧! 」)隊伍在凌晨二時飽餐了一頓,休息片刻後繼續趕路。
  途中,他們同國民黨十四師的一個營打了一場遭遇戰,把他們打散了。從俘虜口中得知,十四師師長魯大昌已在臘子口修築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時許,先頭部隊到達通往隘口的通路。這裡景色宜人。先經九龍峽,過一個山口後,就到了臘子河,這是  一條狹窄而湍急的溪流。剛從高原地區過來的紅軍戰士在這裡看到的是—片亞熱帶風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數不清的蕨類植物,壯觀的飛瀑和成片的杜鵑花。
  山口窄得出奇,兩側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懸崖峭壁。右邊的一整塊峭壁,幾乎拔地而起,高達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其至連山羊也無處插足,只有鳥兒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寬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處,就只有十二英尺了。過了山口又有一處斷崖,但沒有那麼高,參差不齊的怪石雖不好走,但並不陡峭,如果上面沒有機關鎗對著你,也許可以攀登。
  小得連鱒魚都容納不下的臘子河就在這峭壁下流過。小路盡頭是一座打進峭壁的兩根樹幹架成的三英尺寬的小橋,過了小橋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長鐵釘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懸的窄道。國民黨在那裡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圖過橋進入隘路,就會遇到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擊。如果有哪個瘋子想爬上峭壁,那麼他一抬頭就會看到槍口正對著他的腦袋。
  今天任何一個能親眼看到臘子口的人都會認為,這個據點是堅不可摧的。
  楊成武把戰士們集合起來說:「我們—定要拿下臘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從晚上九時開始,四團趁著夜色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但是都失敗了。國民黨軍隊堅守著陣地,他們用機關鎗掃射。把手榴彈象開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幾名戰士過了橋,但無法爬上峭壁。在槍林彈雨中,他們只能蜷縮在橋下。
  這個地區有國民黨的三個團,其中兩個營大約四五百人把守著山口。
  毛把指揮所設在離山口三百碼的地方,通宵指揮著戰鬥。俘虜告訴過四團,國民黨增援部隊已經上路。形勢越來越令人擔憂。
  半夜時分,毛命令停止正面進攻,因為正面進攻的結果是嚴重的傷亡。於是把一些會爬山的戰士集中起來,命令他們從後面爬上最陡的懸崖,然後居高臨下消滅國民黨守軍。
  大約二十至六十名戰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的戰士——在濃重的夜色裡集合在一起。他們只攜帶手榴彈和鐵器——匕首和短刀。沒有登山工具,他們把皮帶、綁腿和繩子連結在一起,抓著它攀登危險的巖山。這些山裡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從憂心仲仲的指揮員的視線中消失了。
  戰鬥繼續進行。突然信號彈升上天空——紅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敗了! 隨後數次強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國民黨增援部隊眼看就要開到,指揮員們開始覺得大勢已去。正在這時,山谷中響起了陣陣爆炸聲。原來是那些「山裡入」登上了國民黨守軍背後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彈呢。不出幾分鐘,國民黨士兵亂了陣腳,紛紛滾下山坡,潰竄逃命。四團剩下的兵力都衝進了敵人陣地,一陣砍殺,天險臘子口被攻佔了。疲憊不堪的宣傳隊員興奮地扯起已經沙啞了的嗓子唱起了戰鬥的凱歌:
  炮火連天響,戰號頻吹,決戰在今朝,開展勝利的進攻,消滅萬惡的敵人!
  部隊很快通過了臘子口。他們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揀從別人的糞便中沖洗出來的麥粒和玉米粒來充飢了。
  四團又奉命出發上路了,它的下一個任務是攻佔哈達鋪,那是個漢族集鎮,食物充足,對紅軍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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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半左右,紅軍開進了哈達鋪。這是由毛澤東、周恩來(此時健康狀況已大為好轉)、彭德懷、林彪及其他高級指揮官率領的主力部隊。先頭部隊已於兩天前抵達這個甘肅小鎮。
  紅軍到家了。他們爬雪山,過草地,穿過了陌生的藏族區,終於回到了漢族地區,回到了漢族同胞中間。儘管這裡的漢民都信奉伊斯蘭教,紅軍戰士覺得,哈達鋪就像是他們的家,那裡的人長得和他們一樣,語言也一樣,毫無隔閡之感。他們知道,雖然前面還要翻過許多山巒,還要涉過許多河流,還要進行許多戰鬥,但是,再也不會受饑挨餓了,再也不用後撤退卻了。
  哈達鋪群眾傾城出動,熱烈歡迎這些跋涉。二萬四千里走進這座古城的男女戰士,他們以歡呼、笑臉和各種食物來歡迎這些疲憊憔悴,但鬥志旺盛的紅軍戰士。
  在這裡,每個戰士領到了兩塊閃閃發光的銀元,這些銀元是被他們背著經過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臘子口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大家都要吃好。」他們確實吃得不錯,只要用五元錢就可以買一頭—百磅重的豬,二元錢買一隻肥羊,一元錢買五隻雞,一毛錢買十二個雞蛋,五毛錢買一百磅蔬菜。食鹽和麵粉也得到了補充——紅軍在當地沒收了一噸鹽,六噸麵粉,以及許多大米、麥子和小米。每個連隊都殺豬宰羊。戰士們每頓飯有三葷兩素,比過年還吃得好。這簡直是天堂。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菜,一些戰士吃得太多,撐壞了肚子造成減員。
  周恩來和總部的辦公室設在一座清雅的寺廟裡,毛澤東則住進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現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達鋪只有二三千居民( 五十年後翻了一蛋 ),他們看到紅軍戰士講究禮貌,行為端正,紀律嚴明,哈達鋪的男人十分高興,他們說:「真是好戰士! 」哈達鋪的婦女見到女兵,覺得十分驚奇——這些短頭髮、穿軍裝、皮帶上掛著手槍的人真是女的嗎? 她們把女兵請到家中,仔細端詳,摸摸她們的胸脯,跟著她們去茅房。消除了疑慮,確信她們真是女兵後,她們又高興地讓女兵們講戰鬥故事。
  哈達鋪的老百姓對來訪者的好奇心和好客態度至今未減半分。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夾道歡迎來訪的外國遊客,他們過去從未見過西方人——那些淺發碧眼的怪人。
  毛澤東已率領紅軍到了哈達鋪,下一步要去哪? 他仍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是的,他們還要北上,去甘肅,去陝西,甚至去寧夏,他們要去打日本。但這只是籠統的方向,不是確定了的目的地。長征以來常吵出現這種情況,毛澤東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體的目標,此時也是如此。
  現在,在距江西的出發點成千上萬里之遙的哈達鋪,長征確切的目標才日漸明確了。
  紅軍先頭部隊在攻佔哈達鋪時果斷地拿下了郵局,這是很長時間以來他們佔領的第一個郵局。他們在那裡找到了國民黨的報紙,毛澤東和他的指揮宮們興致勃勃,一口氣讀完了這些報紙。證明他們早些時候在兩河口會見張國燾時所聽到的傳說居然是真的:陝北不但有一支共產黨的隊伍和一片蘇維埃根據地,而且毛澤東的朋友、著名的群眾領袖、英勇無畏的紅軍二十六軍軍長劉志丹仍然活著,統帥著他的部隊。二十五軍的徐海東也在那裡。
  這個有關去向的重大問題終於獲得了解決。十天之後,毛澤東在榜羅鎮公佈了他與陝北紅軍會師的計劃。在部隊集中起來後,召開了政治局、中央委員及高級指揮員的會議。政工幹部分別向所在部隊講話作宣傳。毛本人也在早晨六點鐘向在一所小學裡召集的軍、政幹部會議講了話。他講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陝北根據地的問題,講了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從根本上加強紀律等問題。政委們當天就向部隊傳達了這一講話。根據各種回憶錄說明,這時的毛澤東開始越來越強調抗日的路線了。
  就要到家了。紅軍已踏上了家鄉土地。正朝著自己的同志和根據地前進。他們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誠然,在同四方面軍張國燾發生衝突之前,他們也曾有過這樣的希望。但是,他們感到這次情況有所不同。他們畢竟經受住了在第四方面軍問題上發生的危機,證明紅軍仍然是一支活躍的有生力量。它雖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啊! 一年來,他們征戰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犧牲,他們克服了重重障礙,在大半個中國傳播了紅軍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
  他們不再是一夥在蔣介石的精銳部隊面前衣衫檻樓、爭吵不休和狼狽逃命的人。他們將把長征轉變為勝利,長征已不再是退卻,不再是連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東躲西藏。這一切變化都發生在他們渡過金沙江之後,戰鬥的主動權已不在國民黨一邊了。毛澤東領導的部隊組織嚴密,上下團結,能征善戰,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標。此時,作戰部隊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幹部,普通戰士倖存無幾。這些幹部深信中國必須進行一場革命,他們就是這場革命的核心力量。
  這種想法在最後一千里的長征途中舉行的集會上和毛的講話中已見端倪。正如他在哈達鋪所說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揮員們、戰鬥員們在經過了兩萬多里的長征的洗禮和戰火的考驗之後,在困難面前無所畏懼,將會以你們的勇敢無畏和豐富的戰鬥經驗,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實現我們的目標——完成長征北上,打擊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點鐘,這支紅軍隊伍在毛和彭德懷率領下( 林彪和聶榮臻率領著前第一軍團剩下的部隊 )向北進發了。他們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裡,又進一步進行了政治宣傳鼓動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廣場舉行集會。廣場事先搭好了一個講台,四周紅旗飄揚。駐在城裡的所有部隊都集合在這裡,楊尚昆、保衛局局長鄧發和參謀長葉劍英分別講了話。他們高唱《馬賽曲》,會後舉行了這個城鎮空前盛大的宴會——大小盤子中盛滿了豬肉、牛肉、雞肉;還演出了文藝節目。李克農和袁欣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術。
  紅軍向北疾進。他們遭到國民黨軍隊、特別是馬家軍騎兵的騷擾,但並不嚴重。一天下午,他們越過西(安)蘭(州)公路,  翻過高達一萬一千英尺的六盤山,然後在山的另一邊宿營。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當他們即將離開環縣的羊腸小道,到達陝西邊界的時候,毛的警衛員陳昌奉看到了五個人騎著馬朝他們奔馳而來。他們身強力壯,年紀不大,身挎駁殼槍,頭纏白頭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馬,開口便問:「毛主席在哪裡? 」陳問他們是誰,其中一個人說:「老劉派我們來給毛主席遞交一封信。他在哪?」
  據陳說,他們是紅軍二十六軍司令員、毛的朋友劉志丹派來的代表。毛會見了這幾位代表,然後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紅軍連隊,大聲告訴他們,二十五軍和二十六軍的代表來迎接我們了,我  們即將進入陝北蘇區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澤東的隊伍穿過黃褐色的山谷——頭道川,來到地處陝西黃土高原心臟地帶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吳起。他們的北面是萬里長城、南面是華夏祖先黃帝的陵墓,在黃河以南這片黃土高原上,在這塊中華民族發祥的土地上,紅軍找到了自己的家,他們在貧瘠的吳起,在黃土窯洞裡,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來的漫長歲月裡,他們將越來越習慣於窯洞生活。
  這時,馬家軍騎兵東闖西竄,仍不斷騷擾紅軍後續部隊。彭德懷命令戰士們加快前進,他不願讓落在後面的部隊死在凶殘的國民黨騎兵手裡。他們翻越了老爺山、子午嶺,進入了陝西。在那裡再次與馬家軍騎兵交火。這一帶的地勢比較平緩,利於騎兵活動。紅軍被攪得不得安寧。
  毛澤東到達吳起鎮的當天晚上,就親自召集指揮員開會。他建議:「砍掉這條尾巴,即馬家軍騎兵,結束幾周來紅軍所受的騷擾。」二十日,毛澤東對紅軍和吳起地區的游擊隊進行了部署。這裡有三條河流穿過吳起,毛將他的部隊部署成半月形,引誘馬家軍騎兵進人中間的洛河河谷地帶。二十一日凌晨,毛澤東進入大馬梁山頂上的觀察位置(山頂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樹作為標誌)。
  馬家軍騎兵共四個團,每團約一千人,他們首先發起進攻,進入了河谷。毛的部隊人數不比他們多多少。上午七時,紅軍向馬家軍騎兵主力團開了火。不到兩小時,馬家軍騎兵主力團及其他三個團都從戰場上落荒而逃。
  那天戰鬥後的下午,毛會見了兩位地方領導人,聽完他們的匯報後,毛立即叫來兩名可靠的幹部——賈拓夫和王首道,派他們帶一連行動迅速的戰士,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瓦窯堡。他們的任務是『救出二十六軍綠林式領袖劉志丹及其同志們( 數目不詳)。他們正坐待二十五軍夥伴的處決。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薩斯城的一位年輕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黃河河套以南的黃土高原上。斯諾當時二十四歲,是來調查關於饑荒並進行報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諾結識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輕人,他就是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一起在中國目睹了人民餓死的慘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萬人死於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在《紐約時報》的內版佔了半個專欄。
  就在那個可怕的夏天,劉志丹趕回陝北老家保安。他父親是保安的一個小地主(舊照片上的劉家大院遠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這一年莊稼顆粒無收,佃農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紅軍老戰士,他曾在劉志丹手下工作過,一九八四年時七十七歲,仍住在吳起鎮。他回憶說,那一年劉志丹二十六歲,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細瘦,臉總是紅撲撲的,常常帶著微笑。他能言善辯,有著一副洪亮的嗓子,對著上千人講話,每個人都能聽清他說的每一句話。
  每當劉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常常一開口就滔滔不絕講上幾個鐘頭。大家都知道他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這個偏僻的窮山溝裡,就連地主也並不很富有 )。
  地主貼出告示——不管饑荒還是乾旱,佃農必須交租。劉家也要劉志丹寫這樣一個告示。他說,豈有此理,人們連飯都吃不上,哪有糧食交租納稅。他不僅不寫告示,還來到佃農中間,組織他們抗租。他問道:「這樣的情況你們究竟還能容忍多久 ?」劉家的許多佃農紛紛響應他的號召,起來反抗。政府也被迫宣佈暫停交納租稅。
  劉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產黨。他曾在黃埔軍校學習,一九二九年,擔任了陝北地下黨委的成員。
  劉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並傳誦著他的光輝事跡,親暱地稱他為「老劉」。他們說,他把自己家的財產都沒收了。「他獻身於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戰士袁耀秀這樣的描述他。
  這位陝西「羅賓漢」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對人民的熱愛超過他對辯證法政治說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組織了一支革命隊伍(二十六軍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書記指責他拒不與國民黨打大仗。劉志丹靠邊站了。「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追隨者杜衡取而代之。結果,他把二十六軍引向了慘敗。只有劉志丹和少數幾個人逃了出來。杜衡本人後來被國民黨俘虜,成了叛徒。
  劉志丹突破重重包圍回到了陝北,人們紛紛前來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軍。另一位游擊隊司令高崗帶著幾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隊伍。
  高崗擔任了劉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強,但正如一位中國人所說,他有「亂搞女人」的壞名聲。劉志丹對此當然不能容忍,對高崗行為放蕩不羈的問題,有一次劉曾提出要處決他。
  劉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軍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陝北已經創建了一個根據地,包括了二十個縣的全部或部分地區。劉志丹的二十六軍和另一支號稱二十七軍的小部隊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場風暴正在醞釀之中。三位中央委員會代表流落到陝北,他們都對劉志丹懷有敵意,試圖把他趕下台。他們聲稱,劉與國民黨有秘密接觸。實際是,他同打進國民黨內部的一些共產黨秘密黨員保持著聯繫。
  紅二十五軍,即周恩來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華去的那個軍,經過十個月的顛沛流離,終於來到了陝北。
  程子華坐著擔架來到陝北,他的同事徐海東司令員也是坐著擔架來的,兩入都坐了幾個月的擔架了。
  二十五軍及其指揮官程子華和徐海東的艱難歷程不育為人類求生的又—史詩。程子華從江西出發,途經汕頭、上海和漢口,歷盡千辛萬苦,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抵達河南,來到了二十五軍。他率軍來到豫西邊遠的桐相和伏牛山區。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軍轉移到了附近的陝南。一天,當他們正在庾家河開會的時候,國民黨六十師——蔣介石最神速的一個師,從朱陽關席捲而下,從背後襲擊了他們。戰鬥非常激烈。程子華一九三零年時左臂曾受傷,他習慣於用右手托著左胳膊。現在,一顆子彈再次擊中他的左臂並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殘疾。( 五十年後,他只能使用一隻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軍長徐海東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子彈從右邊穿過,從後腦穿出。他昏迷了近一個多月之久。二十四歲的錢信忠醫生,當時正站在這兩位指揮員身旁。他也負了傷,但不嚴重。他是上海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畢業生,他用磺胺柯衣定為兩人治病,這是一種德國早期製造的磺胺類藥品。他說,如果沒有這種藥,要挽救他倆的生命是不可想像的。
  後來程於華的傷口嚴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動的手術,甚至連可用來止痛的茅台酒也沒有。吳煥先政委接任指揮,二十五軍終於在陝南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他們知道劉志丹和二十六軍在北部活動,但沒有取得聯繫。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們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獲悉第一方面軍正向陝北進軍,正當他們也向那裡運動的時候,吳煥先犧牲了。程子華和徐海東從擔架上又接任指揮。程任政委,徐任軍長。
  程子華記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軍在陝北一個名叫永平鎮的地方與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十五軍團。仍躺在擔架上的徐海東任司令員,劉志丹任副司令員,程子華任政委,高崗任政治部主任。看來一切都順利。這支聯合部隊在甘泉與張學良的一個師交鋒,打了一次勝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軍曾俘虜過了一名國民黨軍官,名叫張漢民,張說他是地下黨員,並說劉志丹可以證明。他們不加理會,卻當即處決了他。後來,陝北黨裡的「布爾什維克」們批評了劉志丹,並設法說服二十五軍,讓他們相信劉志丹實際是國民黨的地下人員,他領導的二十六軍已被敵人滲透。於是,隊伍內部的逮捕開始了。起初,沒有動劉志丹。他們對下級幹部進行清洗時,把  劉志丹調開去執行一項任務。但當他騎著馬趕路時,碰到了一位年輕的通信員,身上帶著一封寫給十五軍團領導的信,這位年輕人把信交給了劉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將準備逮捕的幹部名單。其中包括劉志丹本人。劉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訴通信員把信送給十五軍團司令員徐海東。然後,他到保衛局去報到。他把左輪手槍放在桌上,對保衛局的人說:「我知道你們在找我。」他以為這會消除他們的疑心。然而,保衛人員卻把他關進了牢房。他們沒有想一想,真的國民黨特務早就逃跑了。哪會自己送上門來。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劉志丹的女兒劉力貞已五十六歲,她身材纖細,有著橄欖色的皮膚,高高的顴骨和一張圓圓的小臉,口才很好,講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時她僅五歲,但沒有忘卻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親到關押劉志丹的地方,站在外邊,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歸。
  主持肅反的人不願人們知道抓起了誰。他們甚至把劉志丹的馬也關了起來,以免人們看到它單獨拴在馬廄裡而引起議論。當囚犯被押解過街時,犯人頭上都套上一個布罩。有一天,這位五歲的女孩和她的媽媽從一隊蒙著布罩的犯人旁邊走過,其中一個人咳嗽了幾聲,她們覺得咳嗽的人就是劉志丹。
  劉力貞神態莊嚴地談起了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親一道去看瓦窯堡城門附近挖好的大坑,聽人們說,犯人將會活埋在這裡『有的則說把他們槍斃或砍頭之後,這個大坑將成為他們的集體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劉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員的性命。要不是他在關鍵時刻趕到,並親自派人到瓦窯堡營救,劉志丹和他的同志們當時就惡運難逃,人頭落地了。這是在封閉的陰謀政治圈裡歇斯底里大發作的又一例。
  周恩來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窯堡,他將被捕人員迎出牢房。戰士們早就議論紛紛,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時全軍一道動手。毛不願責怪(有責任的)軍人,他認為,由於他們對某些事情無法理解,使他們成為愚昧無知的受害者。
  父親從監獄裡被釋放之後,劉力貞只見過他一面。她回憶說:「我覺得陌生,過了好長時間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帶過鐐拷,所以行走很困難。毛安排他負責組織和指揮二十八軍。一九三六年三月,他東征去與國民黨作戰。不久,他在戰場上犧牲。年僅三十四歲。
  劉志丹的女兒說,她父親生前沒有什麼嗜好,只喜歡抽煙。直到今天,她的母親仝桂榮仍在父親的遺像前燃著一支煙。仝桂榮已七十九歲,但精神不減當年。這位嬌弱的婦女不無羞怯地告訴我們,她與劉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歲、劉志丹十八歲時兩人完了婚。「我怕你們會取笑我。」說罷,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雖拄著枴杖,但卻身強體健。劉志丹犧牲時,她正患傷寒,未能參加葬禮。一九四三年,當劉志丹的遺體被安置在他的誕生地保安( 為紀念他,已改名志丹 )紀念堂時,她讓人打開了棺蓋,看到他穿著她縫的衣服時,她感到欣慰。劉志丹犧牲時,除了手槍和戰馬之外,別的一無所有。她要求將這兩件遺物送給需要的人。
  她摸著腦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態說:「當時,國民黨還要出二百塊大洋買我的腦袋哩。」她說她年輕時,是個「不問政治的人」,對政治毫不關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國民黨軍隊抄了他們的家之後,「我才參加了革命。」有人說:「該是參加的時候了——可你為什麼等了這麼長時間才來呢?」
  仝桂榮和女兒劉力貞為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給她們照的一張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劉力貞戴著一頂小紅軍帽,帽上的紅星是她母親給縫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被國民黨搗毀過的保安(志丹)紀念堂又被紅衛兵砸爛了,刻有革命領導人的題詞的紀念石碑被毀了,劉志丹的家再次被趕到了農村。全桂榮提醒他們說:「這不是新鮮事,只不過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劉力貞說,這是和過去一樣的迫害——只不過這次是來自「左」派。劉力貞是醫生,被迫到農村去勞動。她丈夫張光,現任西安一家報紙的編輯,當時也被送到一個生產隊。劉志丹的弟媳寫了一本關於劉志丹的長篇小說。毛的秘密警察頭子康生在毛面前說,這是一份擁護高崗(被指控為叛徒)的政治文件,於是她和大夫雙雙被捕,橫遭虐待。與劉家關係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連。
  劉志丹的女兒瞪著炯炯有神的兩眼嚴肅地說,劉志丹留下的唯一遺產是他的精神。至今,當老戰友們見到她母親時都禁不住流淚。她們懷念她的父親,珍視他對革命的貢獻。
  紅軍來到陝北,並非處處都是危機,有時也有人間趣事。毛澤東越來越愛開洛甫和小劉英的玩笑了。自從劉英與「中央隊」一起工作以來,她與洛甫幾乎形影不離。這難以逃過毛的眼睛。洛甫是黨的總書記,他和毛大部分時間在一起。
  劉英和洛甫一起到達瓦窯堡後,就決定結婚。「從渡金沙江以來,我們關係越來越密切,」劉英回憶說,「但到了陝北之後,我們才生活在一起。」
  他們本來決定不舉行婚禮。「我們太窮了。」劉英說。由於毛對他們的婚事感到非常高興,並要他們舉行一個招待會,這樣才舉行了一次招待會,但未設盛宴。
  從江西直到延安時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後來,他們明顯地逐漸疏遠了,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洛甫擔任了——段時間的外交部長。劉英和毛的夫人賀子珍關係很好,一九二七年,她們—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長時,劉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劉英的愛情(洛甫三十五歲,劉英二十七歲)是長征中僅有的幾起戀愛之一,雙方感情始終如一。
  陝北也有悲劇。紅軍剛剛到達吳起鎮,赫赫有名的突擊團——一軍二師四團的指揮員楊成武和王開湘就患起傷寒,王比楊更嚴重。僅僅幾天之後,楊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來王開湘在持續高燒(溫度高達攝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況下,從枕下抓起手槍,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的腦袋。王有兩件心愛的東西,一支手槍和一塊金錶。整個長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槍,直擦到閃閃發亮才罷手。
  幾乎與此同時,在長征中一直被抬在擔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惡化,他發著高燒,昏迷不醒,人們以為他活不成了。楊尚昆一直陪著他,
  後來成為軍隊衛生部門負責人的王彬醫生為受傷的王稼祥治療,王的腹傷嚴重的時候,腰部曾插入一條引流的橡皮管。人們這時才發現,王稼祥瀕於死亡的原因是腐爛的管子造成傷口感染。管子拔掉了,傷口進行了處理,他的燒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後來,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療。蘇聯醫生花了半年時間才使他的傷口癒合,並使他基本上康復。他們曾設法使他的體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後來他在蘇聯接替要回國的康生,擔任了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毛雖然找到了家,但鬥爭並未完結,同敵人的鬥爭,紅軍隊伍內部那種隨意發動、有餑常理的鬥爭都不會完結。但是,就在這片溝壑遍佈,河流乾涸,狂風怒號,紅沙飛揚的黃土高原上,毛和共產黨將深深地紮下根來。他們在陝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許多年。毛在吳起鎮只停留了三天,隨後即前往瓦窯堡。在那裡,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後去保安,在那裡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這十年是革命的醞釀時期(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務。現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軍殘部和爭吵不休的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但是,他預料隊伍將迅速擴大。不久,由賀龍和肖克率領的二方面軍,由難駕馭的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以及編入四方面軍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隊,還有朱德和劉伯承等指揮員都將前來會合。毛對此深信不疑。
  在瓦窯堡的新窯洞裡,他詩興油然而生。他把一張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讓警衛員點上煤油燈,這盞燈從紅軍跨過於都河上的浮橋之日起一直陪伴著他,他從錫制文具盒裡取出硯台,研好墨,用駝毫小楷筆蘸了一下墨汁,開始在一張宣紙上寫起來,詩句一氣呵成: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結束了。究竟犧牲了多少人,永遠也搞不清楚。長征開始時,有八萬六千人,長征結束時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這並不能說明問題。征途中。紅軍不斷招募新兵、充實力量。那些「損失」的人也並非全都犧牲了,有不少人脫隊逃跑了。
  計算數字並沒有多大意思。這是用熱血和勇氣譜寫的史詩,是勝利和失敗的史詩,是沮喪和憧憬的史詩。這種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是中國革命賴以成功的基礎。
  中國革命將從這些奮鬥犧牲的傳奇故事中汲取無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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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生死與共
  假如說在紅軍的隊伍裡也有一對生死朋友,那麼,這對朋友無疑就是二十六歲的六軍團司令員、身材修長的肖克和三十六歲的二軍團司令員、相貌英俊的賀龍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這兩位將領在貴州東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處的印江縣木黃鎮會師。四天之後,他們進入四川,在南腰界舉行了慶功宴。
  六軍團和二軍團在這裡正式合併組成了後來的第二方面軍。也正是在這裡,肖克和賀龍開始了他們之間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時政委在向部隊宣讀紅軍最高司令部的賀電時,場面熱烈感人。在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賀龍根本無從知道,給他們拍賀電的紅軍司令部已經在長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賀龍的會合,絲毫沒有象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會面一樣引起那種病態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後回憶道:「我們和賀龍會師的時候都特別高興。我們需要他,他也同樣需要我們。」
  一九八二年,肖克賦詩紀念那次會師。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來訪的客人背誦了這首待,當時他正在研究一張鋪在地板上的長征路線圖,他從地上爬了起來:
  「……     」
  八千健兒揮戈東向,沅澧湧狂飆燎原,…………
  撫今追昔懷梵淨山。
  賀龍和肖克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見過面。現在,他們要生死與共了。在長征前,他們分別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結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個孩子,賀龍的是個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賀龍在南腰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他們沒有真正的根據地。現在、他們必須依靠三樣東西:他們的腿、嘴和槍。余秋裡那時二十歲,是軍校分隊的負責人,已有了五年軍齡,參軍前是個赤貧農民。他解釋道,賀龍的意思是說,他們必須繼續前進,用宣傳來爭取群眾,用槍桿來阻止敵人。——余秋裡認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講話。
  當肖克和賀龍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會師時,賀龍只有一小塊沒有明確界限的根據地,六十英里長,三十英里寬,有十萬人口。巴掌大的一塊地方,根本不足以養活一支軍隊。這是賀龍從前常到的地方,頭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賀龍和肖克都是在這個地區活動的。賀龍一八九六年生於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縣洪家關村一個貧農家裡,排行者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大姐賀英練過武,領導著一支游擊隊,後來被國民黨殺害了。父親是個裁縫。家裡人把希望寄托在賀龍身上,希望他能振興家業。
  賀龍十歲的時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買了一百匹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這些馬賣掉,而居然沒有被盜。他念過小學,種過一年地,還開過客店,這一切使他聯想到窮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陳圖南的教師——孫中山的追隨者的影響下,賀龍也報名參加了孫中山的革命。賀清楚地記得,「我不僅僅是簽上了名字,而且還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舊歷二月十六日,賀龍發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動。他帶領一夥農民,手持菜刀,襲擊並搗毀了鹽稅局,繳獲了一些槍支,逮住了稅務官,並砍了他的腦袋。
  賀龍識字不多,但會寫自己的名字。他下達命令的時候,總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戰士的左手上。戰士回到自己的連隊,背誦完命令,就舉起左手,出示賀龍的親筆簽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開始自學讀書寫字,他幾乎全憑記憶,每學一篇課文,就反覆誦讀,直到學會了裡面所有的字為止。
  賀龍曾對他的同事談到自己的人生哲學:「我相信運氣,你不能阻擋它,既不能把運氣關在門外,也不能插上門不讓它進來。只要有運氣,總是會走運的。
  他從來不講究禮節。長征中,他要麼打赤腳,要麼穿草鞋,腳上總裂著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軍閥封他為警備司令,還給了他一套漂亮的軍裝——鑲著金邊,綴著金扣,肩章上鑲著用金子和鑽石做的軍銜,還佩有漂亮的黃色綬帶。他穿著這套軍裝照了像,後來給他的革命同志們看照片,並開玩笑說:「瞧我的鬼軍裝!」(「文化大革命」中,這被說成是暴露了他的「軍閥思想」。)
  蔣介石一直試圖把賀龍爭取過去。他派賀龍的一位舊友試圖勸說賀龍回到國民黨裡來。賀龍把那人臭罵一頓,並槍斃了他。( 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裡通國民黨。 )與此同時,蔣要把賀龍家的人斬盡殺絕。國民黨殺了賀家一百個人,其中包括他的三個姐妹和一個弟弟。
  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結合——賀龍是個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輕十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類型。賀龍豪放爽朗,留著小鬍子。他說,開始留鬍子的時候只有地主軍閥才留鬍子。他不相信為什麼農民就不能有鬍子。海倫·斯諾把賀龍稱為洛欽瓦。(英國作家司各脫小說中的主人公、一位農民英雄——譯者注)
  賀龍喜歡和他的政委關向應下棋。誰輸了,就得把鬍子剃掉。雖然這種事不常發生,但有時賀龍的鬍子確也不見了。
  賀龍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時候,肖克還是一個八歲的小學生。肖克領導六軍團還顯得太年輕,但是他辦事準確,原則性強,胸有成竹。他說自己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實際上,他的父親是個破落鄉紳家裡的秀才。肖克於一九零八年八月出生於湖南的五嶺地區,他勤奮好學,是個優秀的詩人。他身材細瘦,臉上長滿雀斑,小時候一場病使他的頭髮幾乎全掉光了。他於一九二七年進入黃埔軍校。他告訴海倫·斯諾,他的一個兄長「因和士匪有來往」而被處決了。
  這兩個人互相補充——賀龍性格開朗,走在街上總要吸引很多人,他還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肖克為人則比較內向,有點好為人師。但是他像所有勤奮而認真的人一樣,總要尋根究底地調查事情的每一個細節。他善於計劃,行動堅決。賀龍和肖克都認為他們的政委任弼時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後還說,二方面軍之所以成為一支精悍的部隊,應歸功於任弼時。
  「他是個出色的將領,」肖克在談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慘死的賀龍時,聲音沉重而滿懷激情地說,「他是個偉大的革命戰士,是我敬愛的老上級。」
  在賀龍和肖克會師的三個星期以前,一位不尋常的觀察員——一個外國人——出於偶然的機會也參加了長征,他將(非出於自願)伴隨紅軍達十八個月之久,後來發表了他的印象記。
  肖克解釋道:「有一天,我們來到貴州省會東邊的舊州,打敗了一股地方部隊,接著佔領了黃平縣老城。」在這裡,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裡發現了一張三十六英吋見方的大幅中國地圖    地圖是法文的,而他們誰也不懂法文。肖克說,幸虧教堂裡有一位「神父」會講一點中文。這個人名叫魯道夫·博薩哈特,瑞士人,是中國內地的—位新教徒傳教土。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薩哈特被帶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飯後,兩人坐在一張方桌前,把地圖打開,肖克一一指出各個地點。在一支小蠟燭的微弱光線下,博薩哈特把這些地點的名字讀出來,然後兩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譯名。他們在地圖前工作了一個通宵。這一天對肖克來說是難忘的,當他在軍事學院談及這件事時,臉上還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張貴州地圖,真讓人高興!」
  博薩哈特和另一個傳教士阿諾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長時間,一起參加了長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薩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復活節,共五百六十天,與他們一起被俘的還有他們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過,婦女和孩子們很快就被釋放了。博薩哈特的印象記是長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寫的唯一印象記。
  對博薩哈特來說,六軍團和二軍團會師的那天是個歡慶的日子。樂隊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樂,他享受了被俘以來第一個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發現自己成了他們說的「中國千百萬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從一個過路的農民那裡買了兩磅蜂蜜,大吃了一頓。
  博薩哈特開始對長征有了一點瞭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後排成單行走,他們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著一面紅旗,旗上有一顆  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錘子和錘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畫的  帆布做了一個防水套子。畫上是耶穌躺在馬槽裡,周圍站著牧羊  人和他們的羊群,伯利恆之星在空中閃爍。博薩哈特追述說:「跟著紅旗走,最初覺得很彆扭。但是一旦紅旗被捲起來,我就感到自慰了,因為我意識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時,俘虜們被綁起來。博薩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繩子拴在一起,或者一個衛兵走在他們中間,手裡拿著繩子,像牽狗一樣牽著他們走。俘虜們被帶來審問,假如他們被當成探子,就要挨一頓打。然後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幾歲的年青人處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處死者的屍體躺在路邊。每個屍體上都別著一張紙,上面寫明死者的罪狀。
  肖克滿懷熱情地懷念博薩哈持。他覺得欠了這位傳教士一筆人情債,因為博薩哈特曾幫助他識別地圖。五十年之後,肖克派人查尋博薩哈特,發現他還健在,住在英格蘭,已經八十八歲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報》頭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話說,他還清楚地記得他作為「第二個外國人」在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著。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相貌堂堂、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並因此而出名。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他得照著兩件童裝做——一件中式小內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銹鋼鉤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於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賀捷生——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內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著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確搾出了不少所謂「罰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於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丟在——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報上把這孩子叫作「奇跡嬰兒」。共產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裡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他身體不結實,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穀倉裡,睡在糧堆上。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板。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爭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產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軍隊」從那裡經過,隊伍裡有兩個穿著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無法在那個地方徵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准隊伍裡有一個抽鴉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別的人,於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並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煙癮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將軍余秋裡,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著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他於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只有一畝一分地。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
  當六軍團從畢節往西南行動的時候,已升任十八團政委的余秋裡看見賀龍和司令部人員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橋邊。賀龍讓余帶領他的團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敵人。
  余發現得章壩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國民黨部隊。他派了一個排從側翼進攻。這個排一去不復返。他又命令發動正面進攻。
  他說:「我聽到那麼多輕機槍的掃射聲,大吃一驚。後來我意識到,這種被我當成輕機槍的武器其實是駁殼槍——一種二十響連發手槍。我們從來沒見過那種東西,真是藝術品,尖端技術。我們繳獲了八支這種槍。」
  在余秋裡的紅軍生涯中,他從來沒下過不成功則成仁一類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這樣的命令。」他說。敵人幾乎摧毀了他的指揮所。他甚至把炊事員都動員起來參加戰鬥了。十點鐘,一粒駁殼槍子彈穿進了他的左臂,打斷了的左臂垂在身邊,露出了骨頭和筋腱。
  他一直堅持到晚上。他用一條毛巾纏住傷口,用力捂著以減輕疼痛,他還把淌著汗水的傷臂浸泡在冷水裡。一個醫生把他的胳膊緊緊地包紮起來,戰士們抬著他繼續轉移。
  余秋裡說:「我是個九死一生的人。」過金沙江的時候,他的胳膊還包紮著。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裡。不久前繳獲滇敵的一條羽絨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條命。
  和四方面軍會合後,他才拆掉了繃帶,只見傷口已爬滿了白蛆。醫生們用抗菌素清洗傷口,換上新繃帶。他又被抬著過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肅的徽縣,醫生為他做了截肢手術,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廠的鋸子鋸斷了骨頭。醫生給他注射了一針繳獲來的麻藥,也沒人知道該用多大劑量,他又一次險些喪命。
  隊伍正翻越烏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長征結束時寫的一首詩裡描寫過烏蒙山:「烏蒙磅礡走泥丸」。肖克記得,他們在烏蒙山裡走了大約兩個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頭山打了—場惡仗,擊敗了雲南司令孫渡。軍閥龍雲剛剛被任命為貴州和雲南兩省的總司令,想讓他手下的指揮官露一手,但結果還是打不過紅軍。
  紅軍下山到了盤縣,打算在那裡建立一個蘇區。但是大約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們收到四方面軍的一封電報,要他們北上,他們得選擇好出發的時間,趕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長江上游春汛到來之前。
  在畢節和盤縣停留期間、賀龍和肖克擴充了隊伍,他們此刻約有一萬八千人了。孫渡司令帶著他的二萬四千人的部隊一直尾隨賀龍和肖克,一般總是和他們拉開一、兩天的距離、(孫渡後來說,他以為紅軍有四萬人。)
  賀龍和肖克沒有與孫渡或他的上司龍雲達成什麼「讓道放行」之類的協議,但希望他們多少能採取中立態度。
  賀龍在畢節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長者,他叫周素園,當過貴州省的省長,曾經是清朝的舉人。賀龍問他為什麼沒有逃跑。「我為什麼要逃跑呢?」這位學者一邊回答,一邊指著他書架上馬克思、列寧和其他共產主義者的書說,「你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也是。」賀龍請他給軍閥龍雲和孫渡司令寫信,他照辦了。他在信裡告訴他們,紅軍不是那麼容易打敗的,但紅軍並不是來同他們打仗的。他提醒他們,蔣介石希望得到雲南,而且有前車之監,貴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裡提到經典著作《春秋》裡面的—個故事「假途滅虢」。講的是一個大國國君向一個小國國君「借」路去攻打一個強大的敵人,在回來的路上又把這個小國吞併了。這學者還提到侍幼明鑒——歷史中的二十例教訓。湖南軍閥何健也暗地裡警告龍雲,要他當心蔣介石可能耍的花招。
  何健的警告有特殊的意義。他是個鐵秤反共分子,但當蔣介石垂手取得貴州後,他警惕起來了,他通過他的女婿李覺捎信,提醒他的雲南同事不要為蔣介石提供可乘之機。他強調說,各省的隊伍應相互照應,不用替蔣的中央軍操心。
  龍雲接受了這個意見。他告訴李覺:「我們大概不會趕上紅軍。」這樣,龍雲和湖南方面的湘軍就沒有去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國民黨中央軍既難以獲得給養,又必須沿著金沙江邊崎嶇山路行軍;龍雲怕他們對雲南地方軍發動攻擊,因此不允許他們靠近昆明。
  龍雲說:「還是讓國民黨中央軍自己去追趕紅軍吧。」他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需要給養,跟蔣介石要。」龍雲怕他們對雲南發動攻擊,因此千方百計不讓他們靠近昆明,並讓他的部隊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紅軍是沒有飛機的;國民黨有。
  龍雲儘管作了這些策劃,卻並沒有使賀龍和肖克暢行無阻地到達金沙江——但是有所幫助。
  當肖克和賀龍準備離開盤縣前去和四方面軍會合時,龍雲以為紅軍處境不妙。在紅軍進入雲南,準備通過昆明以北約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橋過普渡河時,龍雲趁機派了一支大部隊前去阻截。
  龍雲估計錯了。共產黨先頭部隊已於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橋,七日清晨擊潰了守橋的工兵特別旅。
  肖克和賀龍發現龍雲調動的大批部隊之後,就在四月七日晚召開緊急會議,改變了計劃。他們決定對昆明發動佯攻,希望這樣能迫使龍雲撤回他的部隊。
  龍雲果然中計,他匆忙把部隊撤回了他的首府,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從富民附近過了普渡河。雲南的情況就是如此。沒有再發生別的戰鬥。
  傳教士博薩哈待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們越過了雲南邊界,翻過了烏蒙山,踏上了一條條艱難曲折的小路。這些路對他已經很難了,對體力迅速衰退的凱爾納神父來說就更艱難了。
  在他們開始走上平原的時候,博薩哈特聽說他要被釋放了。後來,肖克終於告訴他,紅軍靠近昆明時就放他,但凱爾納還得繼續跟他們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請博薩哈特,進行了輕鬆的談話。肖克將軍表示很奇怪,像博薩哈特這種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居然還相信亡帝。肖克說:「你肯定知道我們人類都是從猴於變來的。」
  博薩哈特對肖克說。進化只不過是一種理論。在他看來,「相信我們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堅強的信念」。
  現任政治局委員、當時的六軍團政委王震對博薩哈特說:「你給報紙寫文章時要記住,我們是朋友。你看到我們待窮人多好,我們是按原則辦事的,我們並不是報道中誹謗我們的所謂土匪。」
  肖克說,他不反對博薩哈特作為一個遊客再回到中國來,「甚至允許你辦一所學校,條件是你不能用對上帝的信仰來麻醉學生和老百姓。」
  吃飯時,凱爾納神父也在座。飯後,博薩哈特警告一個他稱作「吳法官」的負責管理俘虜的人說,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較好的照料,是會死的。他要求給凱爾納配備一個勤務員,保證凱爾納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鋪床的稻草。吳法官答應改善一些。他們還要讓凱爾納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紅軍早已上路,博薩哈待走進了富民縣城。這天是復活節。他的苦難結束了。
  很多年之後,博薩哈待聽說,他獲釋後十天,神父就死了。共產黨人沒收了一個非常有錢的地主的一口製作考究的棺材,雇腳夫把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裡。紅軍繼續前進。誰知棺材太沉,腳夫們拿了工錢,等紅軍—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過的土匪撬開,他們指望在裡面找到隨葬的綾羅綢緞。但看到的卻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屍體,身上穿著用最廉價的黑布做的法衣。他們覺得不值得為這浪費時間,扔下蓋子,走了。那天夜裡,狼來了……
  六軍團和二軍團甩掉敵人後,從富民直奔金沙江。這是一場速度的競賽。他們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麗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後去鶴慶和麗江,這是金沙江的兩個渡口,位於一方面軍過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們離西藏很近了。這裡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兩岸的路卻很好走,山也比較低,不超過一萬英尺。金沙江在這海拔約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著。近兩萬英尺高的玉龍山峰,山頂積雪,冰川秀麗,十分壯觀。
  二方面軍一路馳騁,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幾架國民黨的雙翼飛機懶洋洋地在他們上空盤旋偵察。
  他們到達麗江時,那裡舉行了一番慶祝。當紅軍穿過這個漢族和納西族混居的鎮子時,受到了群眾的夾道歡迎。人們象歡迎凱旋歸來的英雄一樣歡迎賀龍和肖克。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畢節一樣,麗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學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進士。他曾經是孫中山的部下。他和麗江縣長王鳳瑞商量之後,決定歡迎共產黨人通過縣境。王自己跑到山裡去了,等賀龍和肖克走後才回來,他沒有遭受任何損失。他是軍閥龍雲的門徒,但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下繼續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職。一九八四年時,他還在世,是年已八十四歲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頭部隊選擇了渡江地點。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離內有五個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隊是從石鼓過的江,這裡江面平靜,有平展舒坦的沙灘。賀龍的部隊四月二十六日開始過江。肖克的部隊走了四十英里,於四月二十六日到達石鼓,第二天開始過江。他們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黃昏,一萬八千人馬全部過了江。雖然沒有一人被敵人打死,但由於馬匹受驚,一條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個司號員擔任警戒,每次國民黨飛機飛臨渡口上空,他就吹號報警。
  他們準確無誤地向北挺進,在彝人區裡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在藏族區裡卻遇到了一些麻煩。肖克說:「我們用銀元買糧食、食物和其他東西。我們有了傷病員,少數民族人民就給我們牲口幫忙。」
  七月二日,賀龍和他的部隊到達四方面軍設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帶領部隊已到了。肖克回憶說:「他們非常友好。我們剛剛翻過雪山,每個人就領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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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頭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同毛分裂之後,自感反而萬事諸多不順。(當然,張聲稱是毛搞的分裂。)
  張的第一個行動是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從毛的手中奪過來。他分別在阿壩和卓克基的喇嘛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毛集會。他宣佈成立民族獨立特別政府。他宣佈黨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佈成立了新的臨時中央委員會,自命為總書記。這一聲明是在離馬爾康約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發表的。
  後來,他下令舉行黨的代表大會,以批准他的這—系列行動。而在大會舉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員會及其總書記將負責實施領導。
  張並沒有公佈他的新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他未同他親自選定的委員們商量,為的是不想使他們感到難堪。同時,這樣也就不會遭到公開拒絕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這份名單迄今從未公佈,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勢的對手的文獻檔案中。看過這份名單的人說,沒有被張任命為中央委員的人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軍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懷和林彪,還有各軍團的最高指揮員。他還任命王明為中央委員,王是位有爭議的親蘇派政治局委員,長期以來一直住在莫斯科。當然,張把自己所有主要的軍政同事都塞進了他的中央委員會。
  在被任命為張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中,有一位知道名單的人。這個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張的隨行人員中一個受控制的將軍,名義上他是所有部隊的總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職無權了。
  張國燾究竟是否圖謀除掉朱。簡單地說,是否試圖把朱殺掉,對此事五十年來一直是眾說紛紜。
  北京保守的黨史專家們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們懷疑根本沒有發生過如此聳人聽聞的事情。他們聲稱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這同張用軍事威脅毛的問題一樣。一位黨史專家說:「關於這一事件,我們唯一的證據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說法。」
  史沫特萊是一位激進的美國人,她的朋友們說她是迷戀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將軍。—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長時間,為她後來撰寫的朱德傳記收集材料。有時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窯洞裡。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聲機,還有《為卡羅來納而吶喊》、《節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輕盈。她陪著他一起下地幹活,還陪他上前線。她稱不上是一位毫無偏見的證人。她在她撰寫的《偉大的道路》一書中說,朱德「從未跟我談起過他在西康實際上已淪為張國燾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這也許只是一種外交遁辭。她在書中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到了朱德和張的矛盾。而關於朱德跟張在一起的這一年,她卻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紅軍政工幹部」的話。這位幹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這個人告訴她,張命令朱德反對毛,並同他斷絕一切關係,但遭到朱的拒絕。接著,張命令朱德反對黨的北上決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絕。
  此人還告訴史沫特萊,「張國燾說他給朱德時間再考慮考慮,如果仍然不服從這兩項命令,就把他槍斃。」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話說:「你要槍斃就槍斃,這我無法阻止你。但我絕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剛毅的女性,思想堅定,身體健壯,她穿著中國婦女運動傳統的素色襯衫和男式深褐色條紋衣褲。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國革命史上發揮了領導作用。她作為朱德的戰友和同志,並肩進行了長征( 她說,「我從來不叫他丈夫,總叫他同志」)。
  幾十年時間過去了,但康克清對張國燾的憎惡情緒依然不減當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歲,她仍然堅信張當時對朱德「不斷施加壓力」,試圖把他拉到自己一邊來。「接著,張就對朱德耍了一個小花招,」她說,「張讓人宰了朱德的坐騎,撤了他的警衛。他還把我們隔離開來,使我們無法見面。」
  朱德曾跟她談過此事。他說:「張的這些伎倆為的是殺人不用刀。」
  宰馬和撤警衛,都是在部隊準備離開阿壩時發生的。朱德沒有馬可騎了,他準備徒步行軍,但戰士們又給他找來了一匹馬。想到一個總司令竟像普通士兵一樣徒步行軍,他們都感到內疚。康克清當時的任務是收容掉隊的戰士。她本來分到了一匹騾子可以幫她的忙,但現在這匹騾子也被留了下來,康克清認為這是故意的。還有一次,一些傷員試圖奪走她的騾子。
  張蓄意要殺害朱德嗎?
  「我說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著嘴唇,臉色嚴肅,厲聲重複道,「把總司令騎的馬和他的警衛部隊撤掉是重大行動。」
  還有好多次,總司令由於沒有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總部的小灶吃飯。他必須自己籌措伙食。這在當時並非易事。
  黨史專家們也許會爭論不休,但是康克清心裡非常清楚張國燾的圖謀。也許張並不打算採取直接行動,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張國燾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這是在卓克基反毛會議後提出的口號。這個口號深得戰士們的喜歡。胡中貴是張的第九軍裡一名普通戰士。他十三歲時就參加了紅軍,是一名紅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歲,他記得在襯裡的牆上就刷過這樣的標語,還有「起來保衛家鄉」,「北上抗日」。他還記得有一首歌就叫《為成都而戰》。他非常喜歡這首歌。誰都不喜歡藏族地區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歡草原和雪山。「
  現年六十八歲的葉英禮,說起話來柔聲細氣。他曾是四方面軍總部的電話員,由於工作的方便,把張國燾和他的指揮員們的行動都看在眼裡。當時,四方面軍同一方面軍備軍團、同毛以及中央委員會聯繫都用無線電。在四方面軍內部則用電話聯絡。張喜歡親自打電話。如果電話打不通,他馬上就暴跳如雷。( 許多高級官員脾氣都相當急躁。事過之後,他們又很友善。 )葉英禮認為,張和朱德雖吃任、行軍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沒有實權。
  許多戰士都不知道上層的這種磨擦。但是關於朱德的事有不少謠傳,有的說他的馬被宰了,他的警衛被撤綽了;有的說他和劉伯承受到壓制,有一位戰士還聽說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楊尚昆將軍記得朱德曾告訴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說他在張國燾那裡同原一方面軍的人直至連一級的下級官兵都見過面,並同他們談過話。這使張國燾感到惴惴不安。
  楊將軍認為,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從未考慮過要拯救朱德和劉伯承。楊將軍曾向毛建議用四方面軍的一名高級指揮員交換劉伯承。毛不同意並斥責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來換,」毛說,「他(張)也許就會殺死劉伯承。在目前情況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夠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軍的原一方面軍指揮員之間沒有私人通信。
  張國燾向成都的進軍,開始挺順利。加上一方面軍的一些部隊,他有八萬人。十月的一天,他們離開卓克基,向南跋涉。當時,雖然天氣晴朗,但已秋風蕭蕭,頗有幾分寒意。許多部隊都還穿著夏裝,糧食不充足。但所幸敵情並不嚴重,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他們順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達維,擊潰了國民黨部隊三千來人,還抓了不少俘虜。
  國民黨方面真的擔心成都受到攻擊,便忙著集結部隊。他們調來了二十四軍、二十軍和二十八軍。讓國民黨的一個「模範師」守衛著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張於十月十日從丹巴出發前往天全、瀘定和著名的瀘定橋。毛北上時定的基本上也是這條路,不過,張現在是背道而行。
  張的中路縱隊包括三十軍、三十一軍和九軍的二十五師,統歸王樹聲指揮,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縱隊越大雪山夾金山,攻打寶興。右路縱隊渡過大渡河,奇襲天全,擊潰了國民黨的「模範師」。張率領大軍向東北方向挺進,到達蘆山,日益逼近成都。這時,他們已斃俘國民黨部隊約一萬人。
  四方面軍節節勝利,張國燾躊躇滿志。現在大軍已到達成都西南約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著一條大路迤儷前進。
  蔣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調集了八十個團約二十萬人馬來保衛成都。他把部隊部署在挺進中的四方面軍的北、東、南三面,略成中圓形擺開,等待著張的到來。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軍攻佔百丈。三天後,國民黨集結了大約十個旅的兵力,在百丈東面三英里處發起反攻。他們在飛機和重型火炮的掩護下,對紅軍進行波浪式的進攻,如潮水一般成團成團地蜂擁而上。
  百丈座落在開闊的平地上,周圍是低矮的山丘,沒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邊上有一座大山,當時可能是被國民黨佔領著。紅軍被擊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內,張國燾損失了至少一萬人。
  張國燾下令要四軍軍長許世友去同蔣介石最能幹的將軍薛岳「決一死戰」。
  「敵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個團全消滅了,這是前所未有的事。」許世友回憶道,「這使我非常震驚。」他的二十四團被消滅了三分之二。團長和政委都犧牲了。
  五十年後,李先念對於百丈一戰仍然是怨憤滿腹:「我是那次戰鬥的一名指揮員。我們沒有打贏。我們輸了,不得不撤退。張的南下計劃根本行不通。我們只得往北走。當地人都是藏民,語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們到了那裡,必須吃飯,於是,我們拉走了他們的牛羊。這樣,我們和藏民的關係怎麼能搞好呢?」
  張不得不把他的部隊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這是荒涼的藏民地區,遠離任何有關的戰場,可以不受蔣介石的威脅。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隊的作戰力量卻已減至四萬人。這是一個低潮;他回憶道:「對藏民來說,紅軍只不過是一夥前來搶他們糧食的惡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對他說:「紅軍貧困潦倒。他們搜尋糧食和其他物品,比劉文輝(國民黨四川軍閥指揮官)還凶。」
  這期間,他們沒有打仗,因為當時嚴重的問題是生存。
  就在這時,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個來自莫斯科的人。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員的堂兄。從一九三二、三三年以來,擔任中國駐共產國際勞工分支工會聯盟的代表,與王明一起工作。自從陳雲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抵達莫斯科以來,共產國際加緊恢復同中國的聯繫。這個工作並不容易。他們曾經從外蒙古派出一個代表團,裝扮成商隊,攜帶了無線電設備,試圖穿過沙漠進入中國,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馬家騎兵或者流竄的土匪殲滅了。
  林育英這次先是乘飛機去外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後來他也許是在邊境跳傘進入陝北的。他裝扮成一個小商人,他沒有攜帶電台、文件、密電碼和證件,沒有任何可能洩露他身份的東西。事先,他已把指示統統背誦下來,特別是共產國際八月一日關於統一戰線的聲明內容(人們以為聲明出自中國共產黨),毛對這份聲明卻一無所知。
  林於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到達陝北。一天,他在保安附近的一條小路上趕路,定到一個小村時撞見了洛甫。接上了關係。等毛和周從前線回來後,林向他們作了匯報。
  要談的事很多。長期以來,長征和紅軍的生存佔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與外界隔絕,對莫斯科感到焦慮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國聯盟,法西斯的危險,以及斯大林認為這一系列矛頭針對蘇聯乃至全球性的攻勢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擔心希特勒在歐洲、日本在東方這兩個戰場上發動一場戰爭,中國的地位因此而突然顯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蔣介石組成統一戰線:以阻止日本的進攻。首先共產黨內部必須組成聯合戰線,毛張之間的爭吵,顯然已為當今的形勢所不容。
  林育英的工作,第一步是同張國燾建立聯繫。密碼電報經常來往於毛張之間,儘管電報的內容很冷淡。十二月底或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根據張的回憶),毛打電報通知他「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張浩(這是林育英在黨內的代名)已經到達。用張國燾自己的話來說,他對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轉達了林的口信,告訴張,共產國際已通過了關於建立新的統一戰線的決議。林還說他希望來西康,但「由於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夠成行。「
  林是張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張的信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們就一起參加工會運動,林是在那時加入共產黨的。他的同族弟弟林育南也曾與張共過事。一九二五年前,林育英在莫斯科學習,曾在上海、漢口和哈爾濱擔任要職。
  林作了不少工作,設法使張、毛和解。他還有其他任務。他告訴毛,莫斯科同意紅軍在必要的時候可去蒙古,必須保存有生力量。對張也是一樣,他可以去同蘇聯毗鄰的新疆。
  林育英還帶來了共產國際的一個建議,他告訴毛,中國共產黨應建立國際聯繫。他們不應只是一支在中國偏僻內地作戰的與世隔絕的小部隊。這一具體指示也許為埃德加·斯諾於一九三六年夏去陝北鋪平了道路。在這之前斯諾已經申請進入「紅區」並爭取了一段時間。林育英抵達後。斯諾的請求不久就獲得批准。這時,劉少奇正好在天津重建了黨的地下北方局。他為斯諾進入「紅區」給予了幫助。
  林的無線電外交說服了張國競。張悄悄地放棄了他的「臨時中央委員會」,以此來換取召開黨代會解決所有組織問題的許諾,林還作了擔保。毛同意承認張擔任中央委員會「東南局」負責人。其實應該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譯密碼時出了差錯。
  肖克和賀龍到達甘孜時,林的協調工作已經完成。朱德又恢復了總司令的職務,二、六軍團的到來又加強了他的自信心。劉伯承也重新擔任總參謀長。張願北上同毛再次會合。這使肖克感到,惡劣氣氛大部分已經消除了。
  這裡面還另有個蹊蹺,張已經爭取到莫斯科的同意。進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張的話是可信的話,斯大林曾答應在新疆省設置一條供應線。張後來辯稱,斯大林贊成西征,是為了使共產黨遠離蔣介石,避免發生衝突。
  烏雲消散,久經沙場的老將朱德發佈命令,四方面軍第三次爬雪山過草地,前往陝北與毛澤東會師。許世友把雪山草地稱之為「死地」。為了讓二方面軍得到一段時間的休整,部隊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才開拔。
  八月,部隊已到達蘭州以南地區,正向寧夏和黃河挺進,這時又發生場爭論。張要過黃河北進寧夏,然後或北上到蒙古邊境,或西進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蘇聯的聯繫,但政委陳昌浩想在甘肅南部建立根據地,實際上,這將成為毛的陝北根據地的延伸。
  這是張和陳昌浩第一次發生重大爭執。最後,陳服從了張的決定,這一決定事實上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作為林育英達成的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莫斯科無疑是贊同這次北渡黃河的行動的。
  有人讓李先念看了一封毛和王稼祥(應為洛甫——譯注)拍來的電報,具體指示李的二十軍渡過黃河。李先念回憶說,這封電報他看了—卜遍,以確保「深刻領會電報的精神」。李先念確信:「這跟張過去分裂紅軍的企圖不一樣。渡河符合中央委員會的具體指示。」
  張試圖說服其他部隊跟他  起定  —包括二方面軍和一方面軍。一天下午,在乾涸的湖邊的—座小草房裡,美國醫生馬海德在張的身邊,他親眼看到房裡有不少攤開的地圖,張正企圖說服賀龍率二方面軍渡過黃河。賀龍拒絕了,他對張說:「去你媽的。」
  這一命令使紅軍遭到了空前慘重的災難——張的四方面軍的覆滅。渡黃河取得了成功,他們是在離靖遠不遠的虎豹口渡河的,李先念把它稱之為「老虎渡」。只傷亡了一百人。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導致了悲劇。
  張的三萬五千人中兩萬人剛渡過黃河時,國民黨的一個精銳師衝了過來,佔領了渡口,把張的部隊分成兩半。第九軍和第三十軍、第五軍(毛的老鐵甲軍)以及徐向前總指揮和陳昌浩政委(他是這次行動的實際指揮)的司令部分隊已經渡河到了西岸。張國燾、朱德、第四軍和第三十一軍、軍官學校和參謀部被阻隔在東岸,他們未能渡過黃河。
  渡河西征的部隊主要是被馬家騎兵殲滅的。馬家騎兵兇猛驃悍,能騎善戰,他們頭上纏著白頭巾,配有快射卡賓槍、馬刀和皮鞭,他們騎馬飛奔,如風馳電掣一般。他們騎著短腿馬在兩小時內就能跑完紅軍徒步行軍整整一天的路程。馬家騎兵身材高大,濃須大眼,臉形酷似高加索人。據埃德加·斯諾說,他們一天要洗五次澡。
  馬家軍閥攔阻了共產黨西路軍北進道路。西路軍經張國亮同意後,綽頭西進。多年之後,李先念說,如果他們當時立刻西進,他們能夠不費氣力地拿下首肅西部和新疆,但現在已經晚了,馬家騎兵已經開了殺戒。婦女團也被全部消滅,兩干名女兵慘遭殺害、酷刑、強姦,或被當作奴隸賣掉。
  這支慘遭厄運的部隊,也就是張國燾稱之為「西翼」的部隊,仍然在掙扎,他們不時受到穆斯林騎兵的騷擾。電話員葉英禮當時在五軍第三十九師。他們在黑河以南、祁連山以北的臨澤被圍,但是他們終於突破了包圍困,同三十軍和九軍的殘部會合了。
  他們憑著僅存的一架無線電收發報機,同陝西的中央委員會保持著聯繫。陝西讓他們設法一路打回來。實際上這根本不可能。他們繼續西進。馬家騎兵把包圍圈越縮越小。九軍最後一部分部隊被消滅,政委陣亡,軍長孫玉清被綁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發也遭殺害。
  倖存的人情緒低落。部隊建制給打爛了,沒有糧食,指揮員也陣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們挺了過來,」李先念說,「如果我們不戰鬥,我們的腦袋就會搬家。」
  他們舉行了一次會議。陳昌浩拿出中央委員會命令他返回陝西的電報。徐向前將軍也是在這時候離開的。因此,決定由李卓然領導,由李先念擔任軍事指揮。
  他們轉進山區。馬家騎兵發動又一次衝鋒。他們在群山頂上人跡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擺脫敵人以後,他們決定把部隊分成小隊,分散穿過敵人的包圍圈。有一位指揮員程世才自殺了。( 原文如此。程世才,現仍健在。——譯注 )電話員葉英禮同一支小部隊留下來掩護李先念和殘部。他們化整為零,四五人一群,設法爭取返回陝北。葉英禮和許多人都裝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肅的武威,被武威的國民黨部隊圍捕,強迫去修路當勞工。「他們大概知道我們是紅軍戰士,」葉英禮說,「但是他們就是想要這樣讓我們做工累死拉倒。」
  李先念率領一隊人馬越過高高的祁連山,進入青海的柴達木盆地。他們沒有地圖,用指北針和星座來判斷自己的位置。他們估計已經到達長城盡端的酒泉,接近古代絲綢之路附近的安西。這條絲綢之路穿過佛教聖地敦煌,向西到達哈密、曲甲、喀什、撒馬爾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於—九八四年回顧時,他搖著頭說,當時他向安西發動了攻擊,結果是又一次慘敗,死傷數百人。此後,他只剩下大約一千名男女戰士了。他們被趕進戈壁沙漠,那裡沒有道路,沒有地名,沒有糧食,沒有水,沒有希望。( 他們歷盡艱險,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後到達新疆東部的星星峽——譯注)。
  一天,兩邊天空出現了一架飛機,盤旋後就降落了。一個穿著褐色皮飛行服的人從寬機裡跳了出來。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報遵義會議情況以來一直未曾聽人提起的黨的特命代表陳雲。他被派往新疆執行救援西路軍的任務。飛機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車進入延安。除他的部隊外,他是最後一個回到「家」裡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戰士也到達延安。由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扣留蔣介石的西安事變,促使國共合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他們才死裡逃生。
  張國燾的四方面軍和第一方面軍的部隊最後終於在蘭州以東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鎮會寧會合廠。當時,有一位美國人在場目睹了這—情景。
  他就是喬治·哈特姆。他生於紐約布法羅,肄業於北仁羅萊納大學和貝魯特的美洲大學。他在瑞士日內瓦大學獲醫學學校。他二十六歲,褐色的眼睛炯炯發光。當時的情景他幾乎都看在眼裡。
  —方面軍的十五軍團的部隊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從西門和北門攻入廠會寧城。攻城部隊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隊只有當地的四百名士兵。國民黨於卜月五日試圖把城奪回來,但被擊退了。方面軍更多的部隊在老將陳賡的統率下進入會寧。
  會寧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築有城牆,東南兩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門,人口約二千。一九八一年至八四年間,這裡僅剩下的西門城樓被修葺一新,十分壯觀。
  會師那天,城裡旌旗招展,標語遍佈,當四方面軍在徐向前將軍的指揮下進城時,群情激動,口號聲、歡呼聲震耳欲聾,呈現出一片歡樂景象。這是一個金風送爽的秋日,陽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無霜,夜間稍有涼意。這真是個難得的好日子。
  莊稼已經收割完了,被一捆—捆地碼成大堆存放著,等著嚴寒把院子裡的土地凍結實了好脫粒。有些農民正在清理田地準備過冬。這裡不是小麥產地。一九三六年時,他們主要種植小米、玉米和蕎麥。土豆、西葫蘆、南瓜都已收割完畢,都堆在屋子的石灰牆下。一串串的辣椒,還在晾曬。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歡鬧了一夜。第二天,張國燾和朱德同總部—起到達時,大家更是歡天喜地,熱烈歡迎。劉伯承沒有來,他在渡渭河時受了傷。
  十月十日,在城裡的孔廟前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孔廟至今仍是會寧的中心。當時孔廟前有一個大廣場,現巳不復存在了,廣場上以往每年總要舉行幾次集市。
  馬海德個子不高,精力充沛,幾個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諾一起來到陝北。並開始擔任紅軍醫生。他坐在廟前的主席台上,同張國燾、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許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知道他顯然是個外國人。那時,大家都知道共產國際存促使兩軍會合中發揮了作用,消息馬上傳開了。馬海德於是成了共產國際的代表。
  朱德在會上講了話,但現在誰也不記得他當時說了些什麼。會上宣讀了中央委員會從陝北發來的賀電。客人們圍著新鮮的羊肉雞肉、豬肉飽餐了一頓。大家喝著當地土產的眠眠酒。人人都是喜笑顏開。誰也不想匆匆離開這歡樂的地方。大多數部隊在這裡一直駐紮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賀龍和肖克率領部隊直到二十二日才繞過會寧到達將台堡與一方面軍會師。
  哈特姆當時還沒有取他的中國名字馬海德,他寫下了自己的印象:
  關於朱德:「瘦得像鬼,但身強力壯……留著大鬍子,……看上去不像軍隊統帥,……而是象紅軍之父……」
  關於張國燾:「政委……肥胖,高大,肌膚滑潤。我感到納悶,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頭,他怎麼保養得這麼胖……」
  關於那一天:「多麼激動人心的會師……人們伸開雙臂互相擁抱,縱情歡笑,流出了熱淚。」
  十二月二日,張國燾、朱德和周恩來騎馬進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們,並把他們帶到紅軍學校。軍校門前站著毛和他的部下。學員們歡呼雀躍。毛澤東和張國燾登上木製的講台,發表了講話,互相祝貿。長征結束了,兄弟們又親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隊走過了兩萬五千里,也就是七干英里。其他部隊至少也走過了同樣的路程。他們翻山越嶺,渡江涉水,英勇作戰,打敗了敵人,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把紅軍的信息傳遞給人民大眾。
  面前的任務是建設一個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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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澤東登上了廬山。這座高達四千九百英尺的秀麗山峰,巍然屹立在揚子江畔,西面是中國的工業重鎮武漢,是中國有名的「三大火爐」之一。當江城武漢熱氣逝人時,廬山卻是花團錦簇,涼風習習。這裡曾是傳教士的避暑勝地,也是毛喜歡的一個去處。
  毛剛去過長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動了他。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別韶山投身革命以來,韶山已有許多人獻出了生命。正像毛在詩中所寫的那樣:「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籐椅上,遠處長江隱約可見。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們。和以往一樣,毛義揮毫賦詩,筆力雄健,一揮而就。題為《登廬山》: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
  毛的同志們會聚在山上,六月的廬山到處花香襲人,而毛寫下的詩句卻發人深思。
  廬山距離井岡山不過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領衣衫襤褸的「赤匪」登上井岡山時,山下正在懸賞追捕他。他那時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但信仰卻像一團烈火,在他胸中燃燒。
  對事業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岡山,又使他在長征中越過了萬水千山。當他的卓越的戰友們聚集陝北時,當他的一方面軍、賀龍和肖克的二方面軍、第十五軍團,以至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的殘部會師陝北時,這—信念已經像鋼鐵一樣堅韌。革命已有了自己堅不可摧的隊伍。長征付出了驚人的代價,犧牲的同志不計其數。儘管前面的征途上還有許多艱險。但是,長征的收穫肯定遠遠超過了討出的代價。
  長征中存下來的領導幹部和指揮員,其中大多數在日後的戰火中也安然無恙,留在贛南的隊伍損失最大,儘管如此,也還有不少倖存者。
  與蔣介石的鬥爭是激烈的,自己內部也有過激烈的鬥爭。它在等候向志們上山出席政治局會議及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時。他的腦子裡不會不想到這一系列的鬥爭。
  長征中,沒有任何革命領導人投敵。長征的每一步都使他們變得變為堅強,最後毛取得了—致公認的領袖地位。長征是在懷疑、猜忌、陰謀與恐懼的氣氛中開始的,當時毛不在領導圈內,而長征結束時,大家都有了堅強的信心,毛也隨之成了領袖人物,他用事實和手腕爭取了不少反對過他的人。唯獨張國燾在一九二八年不辭而別,投奔了蔣介石,而後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報》,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於飛機失事,他會在後來的革命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堅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來曾經是毛的對手,此時已成為他的一位出色的參謀長。
  毛坐在籐椅上,遙望藍天,思緒萬千:有誰會選中陝北作為革命根據地呢? 這裡既荒涼又偏僻,到處是黃土高原,褐色的十地,光禿禿的,沒有樹,沒有草,沒有水,無情的風沙打在人們的臉上,像彈片一樣厲害。陝北人煙稀少,農民貧窮而又目不識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過沙漠,步行一個星期。多少年來,陝北的群山一直是盜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親教和秘密幫會左右著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實也證明,那裡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之後,更是如此。西安事變導致了國共停戰,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慮問題、進行寫作和研究中國的未來。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隊伍緞煉成為一支革命的精銳部隊,贏得了中國。在這裡,長征精神發展成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體現這種精神的哲學、制度和策略來締造他的共產主義國度的。
  毛率領大家在長征的旗幟下奮勇前進。奪取中國。他們打垮了蔣介石。儘管美國支持國民黨、而斯大林則想在長江以南保留蔣家王朝。但是,蔣還是被趕出了大陸。毛澤東他們在世界上站住了腳。在朝鮮,他們把美國打得不得不停火談和。毛深知,他們一直在努力創造一種能使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
  事情發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預料,甚至比毛自己預料的還要快。此刻,毛穩穩地坐在廬山之巔,沐浴著和煦的陽光,可能已經忘卻了這一點。
  馬海德是位美國醫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諾一起去了陝北,從內部目睹了中國革命。一九八四年我問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時是否認識鄧小平,馬說,當然認識,人人都認識鄧小平。但馬有沒有想過鄧有朝一日會成為全中國的領袖呢? 「從未想過。」馬海德眨著眼睛笑著說,「不過,我也沒有想到毛能成為全中國的領袖。當時我們想,中國革命不會在我們這一代獲得成功,我們以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後的一代。」
  現在,毛坐在山上,賦成七律一首,正等著他的同志們的到來。他腦子裡考慮著一連串的問題:大躍進(一些土鋼鐵廠)和公社化(一群群藍螞蟻)的後果;他和俄國及尼基塔·赫魯曉夫之間出現的大裂痕(為了原子彈);自己隊伍中某些同志的觀點和態度(愛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在詩中寫道。冷眼… ,革命英雄們的這次聚會,看來並沒有多少詩意可言。
  指揮過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作戰的老將彭德懷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烏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沖。有人報告說大躍進後農村問題嚴重,他想去核實一下。( 有些外國專家估計,大躍進使一千至二千萬農民死於饑荒。找不到這方面的官方統計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場災難。農民缺糧,田園荒蕪,工業衰敗,幹部思想混亂,統計生產數字弄虛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碼。誰也不如彭那樣心直口快,他給毛寫了一信,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毛的反應猶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彈。彭因此被罷官、流放,被冷落達十六年之久,最後被害致死。彭並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腦子的中國觀察家認為:「一切從此完了。」在百花齊放運動( 知識分子想爭取言論自由,結果遭鎮壓 )和廬山會議以後,再也無人敢對毛表示異議。人人緘口不語,說話太危險。「百花齊放運動」封住了黨外人士的嘴,廬山則使黨內鴉雀無聲,接踵而來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被趕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從事一些體力勞動。正如他所寫的那樣:「在我的戎馬生涯中,從未有過片刻的休息,現在人老了,除了種桃子別無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給毛寫了一封八萬字的長信,回顧了自己的歷史,也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烏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寬宥,毛派他到四川擔任戰備建設副總指揮( 毛當時擔心美國人會發動進攻 )。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審訊者的手裡。他一遍又一遍地寫簡歷材料,以為只要說真話就可以獲釋。事實並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審訊,在拳打腳賜的情況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斷。他多次被拉出去遊街示眾。這一切開始時他巳六十八歲,到臨死前七十六歲時還沒有結束。他是一條硬漢子,受審多達一百三十次。最後終於臥床不起。為了折磨他,不許他坐起來,不許他喝水,不許他上廁所,不許他翻身。他的身體全垮了,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沒有交代一個字。他的朋友楊尚昆將軍寫道:「彭德懷是一位為了救中國而尋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認的「罪名」是什麼呢? 是這位老帥組織了一個陰謀推翻他的「軍事俱樂部」。不待說,既不存在什麼「俱樂部」,也沒有所謂的陰謀。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不再接近那些與他一起長征過的人了。洛甫認為毛和斯大林一樣,說毛「整起人來毫不手軟」。毛讓洛甫領教過他的厲害。廬山會議後一個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職務,讓他去搞經濟工作。他的妻子劉英也丟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長征途中不論遇到多大危險,劉英從來都是處之泰然的,但在述說她丈夫臨終前的情況時,七十五歲的劉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著手帕,揪著衣襟,兩眼閃爍著淚花。他們羅織罪名,指控他是間諜,說他是蘇聯特務。劉英說:「中國的封建傳統歷來是:丈夫落難,妻子受株連。」他們要她說洛甫是蘇聯問諜。後來他們夫婦雙雙入獄。他們對劉英說:「你必須交代,說出來就是對黨的貢獻,」劉英不幹,堅持說,毛提倡的是「實求求是」。於是他們說她在革命與丈夫之間劃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紅衛兵面前進行批鬥,劉英陪鬥。根據林彪的命令,限他們於三日內出發去廣東,由廣州西面的肇慶軍分區負責監護。他們在那裡過了六個年頭。洛甫寫了些經濟論文,可是寫出來又有誰看呢? 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高血壓和心臟病越來越嚴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療,但得不到批准。他還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絕,最後把他送到江蘇省無錫。因未得到適當的治療,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終年七十六歲。死後沒有開追悼會。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懷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後開了追悼會,劉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總書記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
  朱仲麗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見到毛的「擔架陰謀」的同夥王稼祥時才二十三歲。用她的話來說,「還非常年輕」。她對那一天的情景記得很清楚。當時,她是大會的值班醫生,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走進大廳時,她正站在大廳門口。毛說了  一句關廠「牛皮公司」的雙關語,她沒聽懂,但因緊張而滿臉通紅。毛說:「要想開『牛皮公司』,就得學會不臉紅。」
  她臉紅起來一定很漂亮。從那天以後、王通過介紹認識了她,不久他們就結了婚。王稼祥剛從莫斯科帶回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重要口信:承認毛是中國黨的領袖,黨內不要再為此事爭吵不休。斯大林還說,中國人不必擔心統一戰線政策會使中國沉入民族主義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問國途中、差—點回不成延安。他在蘭州以南遭到土匪襲擊,警衛員跑了。他隨身帶南不少黨的宣傳材料,另外帶了—些槍支和大量美鈔。他設法使土匪相信他帶的都是紙張,接著從西安去延安時,半路又翻了車,幸好除了摔壞一副眼鏡外,沒有別的損失。
  王和朱仲麗沒有孩子。朱流產後做了子宮切除手術。王有一個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於難產。
  毛多次說過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夠在長征途中恢復領導權,王稼樣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卻被押起來,還被拉上台批鬥。紅衛兵罵他,中聯部有人朝他臉上陣唾沫,還有一個想幫造反派把周恩來趕下台的外國人打過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臟病發作。
  這僅僅是開始。王被關在自己家裡的一間房內,不見天日,與世隔絕,達一年半之久。朱仲麗可以為他做飯,但必須把飯交給看守。不許她同自己的丈夫見面或談話。王一個月只能洗一次澡,自來水被切斷,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鄰居借水。
  朱仲麗是醫生,可是不許她為丈夫治病。王用藥全憑看守一句話,看守說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藥交給看守,看守說王發燒了,她就把退燒藥交給看守。王在長征中受過重傷,以後身體一直沒有真正復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惡化。王的兒子被紅衛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據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漢西北的信陽。他的健康狀況很差,情緒更差。王一生救過許多人,其中包括他的連襟海軍司令肖勁光,作家和毛童年時代的好友肖三,可能還有被秘密警察頭子康生懷疑是間諜的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階段。他的妻子盡力搶救無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長逝,時年六十八歲。
  毛冷眼看著他的世界… ……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見到賀龍時,她才二十二歲。那是在延安南門外的—個紀念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二十一週年的慶祝大會上。她很漂亮,是個從北京來的學生。她和一些女友( 其中有一個名叫葉群 )聽說賀龍要來,便提著小燈籠趕到南門。賀龍很會講話,聲音又洪亮。薛明回憶說:「我對他佩服極了,他在我眼中是個英雄。」
  現在,薛明雖已六十八歲,但體態仍很端莊。談話開始後,她的女兒曉明在她身邊坐下,曉明長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喪父,由當裁縫的母親撫養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說:「我想幫助我媽媽生活,但我從小就想當個男孩。」
  她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因此認識了葉群。經過這些年的風風雨雨,她現在對葉群恨之入骨。她認為葉群歷史骯髒,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個國民黨特務。
  到了一九四二年,賀龍就已成為薛明辦公室的常客。賀龍長征時的妻子,這時已同他分手,跟了別人。
  薛明與賀龍的第一次談話就與葉群和林彪有關。她說:「賀龍顯然對我做了一些調查。」賀龍告訴她林彪正在追葉群,而葉卻把林彪寫給她的信拿給朋友們看。賀龍說你要是真愛一個人,就不該把他的信到處拿給別人看。賀要她把這些話轉告給葉群。葉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結婿,他們沒有請薛明參加婚禮,也沒有請賀龍。
  薛明欽佩和尊重賀龍,但對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況相當特殊。她比賀將軍年輕得多,賀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歲,年齡相距甚遠。她說:「女學生不嫁老頭子。當時我們這些姑娘中流行這麼一句話:老幹部不錯,但不懂得愛。」但她還是被吸引住了。賀龍健談,性格開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變得笨嘴拙舌。賀的一些老戰友登門勸她,其中包括賀龍的政委任弼時、和孫中山共過事的林伯渠。「他們都說賀龍是個好同志,」她回憶道,「我感到有些壓力。」
  賀龍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結了婚,恰逢南昌起義十五週年。他們在延安南門外西北軍營裡辦了一桌簡單的酒席。「我們婚後生活十分愉快,」她懷念道,「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賀龍成為中國的十大元帥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多久他就失勢了。薛明認為是葉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奪軍權,而賀龍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她說,「於是林彪開始陷害貿龍。」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來告誡賀龍夫婦不要回家,因為紅衛兵肯定要抄他們的家。周擔心這對賀龍心理上會是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紅衛兵抄了賀龍的家,砸開了賀的保險櫃,搶走了一千多份機密文件。賀龍和薛明在西山過了一段比較平靜的日子,可後來漸漸連周恩來也無法再保護他們了。西山處在軍隊控制之下,即在林彪、葉群和秘密警察頭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賀龍被迫出席批鬥會。康生認為賀龍這個人太難鬥,最好採用「醫療手段」。貿龍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島素治療,在他的病情已十分嚴重時,他們非但停了胰島素,還給賀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氣十分炎熱,院子裡斷了水,只能在下雨時接一點房簷上流下來的雨水。
  看守當中有一個戰士,有時哼起一首關於賀龍的老歌。他們知道這個戰士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起碼是同情他們的。
  薛明一直與賀龍在一起。在他臨終前六個小時,救護車把他拉走了,他們不讓她跟著去。
  「我不知道醫生幹了些什麼,」她說,「這是審訊『四人幫』之前和審訊期間要調查的問題。」
  人們知道,醫院繼續給賀龍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正式的死亡書上隻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關押了六年,送到貴州去強制勞動,用的是假名字,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說,「我成了山裡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葉群外逃因它機失事摔死在蒙古後,周恩來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兒黎明在陝北一所青少年勞教所關了一段時間後,與她一起流放。她的兒子鵬飛被關進了監獄。現在他是軍隊中一名副部長。她的大女兒賀曉明也受到監禁。曉明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部的一名歷史工作者。
  談到賀龍,肖克悲痛地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是紅軍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之一。他不畏艱辛,驍勇善戰。」
  當問他這樣一個英雄怎麼會遭逮捕,受折磨,並被用藥物害死時,他沉思良久後說:「我可以拿自己做個例子。我早年參加革命,可儘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還是挨了整,我被革職審查,送到江西去幹了兩年半的體力活。」
  肖克說話時很平靜。
  「我在去農村途中,寫了一首詩。」他接著說,「我喜歡寫詩。」
  他拿過紙和筆,寫道:
  我自江西來,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飛車遽。
  輕裝懷馬列,悠然赴「五七」。
  戰地黃花衰,孟冬西風急。
  雲山賦歸歟,老驥兮伏櫪。
  只剩一條胳膊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余秋裡從舒適的扶手椅上一躍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間怎樣被紅衛兵強迫「坐飛機」。
  他們用膝蓋頂住他的後背,迫使他彎下腰來,並把他的胳膊和斷臂同時由身後向上舉,就像一架即將起飛的噴氣飛機。這是紅衛兵的拿手好戲。
  「比較起來,我的日子還算好過。」余微笑著說,「我沒有放棄鬥爭。我過去沒有什麼政治權力,從來沒有在白區(國民黨區)工作過,從未被捕過,也從未寫過回憶錄。」
  他們指控他是賀龍的門徒和彭德懷的支持者。他們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無所獲。後來毛說,余犯過錯誤,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過。於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單。
  李先念主席認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運。他沒有被「拉下馬來」,雖然只差一丁點兒。他「靠了邊」,同時受到周恩來和毛本人的保護( 常在別人準備開會批鬥他時叫他去開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聶榮臻、葉劍英和陳毅在內的一些將軍一道參加了一個會議,會上批評了「文革」。這次會被稱為「二月逆流」。與會者被戴上了「小爬蟲」(而不是大龍)的帽子。李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邊,這使他沒有倒大霉。他說後來在批鄧那段時間裡他又「靠邊」了,這使他不必把鄧小平叫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楊成武是長征中飛奪瀘定橋擔任突擊的第四團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暈的政治鬥爭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寵兒,取代了他的上司羅瑞卿,出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羅瑞卿則同楊尚昆將軍一道「坐飛機」,後來從六層樓的窗戶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殘。
  楊成武青雲直上、當上了黨中央候補委員,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陰謀的犧牲品而入獄七年。他被指控為反對「文革」,派人去毆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華的長征組詩深受周恩來和毛澤東讚賞,但他本人卻很快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作為人民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他曾經受住了兩次嚴峻的打擊,可是第三次把他投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七年半。他的《長征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說,他的歌是為了頌揚者紅軍指揮員們而譜寫的(差不多個個都是林彪的對頭)。
  警衛人員十分注意,不許肖華在監獄裡吟唱他寫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說,「『四人幫』千方百計要置我和我的歌於死地,但他們未能得逞。」
  楊尚昆將軍的境況與眾不同。他蹲監獄的時間比其他長征指揮員都長。在林彪宣佈「調查」發現楊從事過「地下」活動後,楊就被抓了起來。「地下」活動的含意是楊尚昆和羅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劃反毛的軍事政變。林彪信誓旦檔地說: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覺了。」
  楊將軍於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關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們罵他是「黑將軍」,在紅衛兵的萬人群眾鬥爭會上「坐飛機」,說他是俄國特務( 鬼才知道是從哪年到哪年當的特務 ),又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抗戰時期和美國赴延安工作團保持友誼。也許更嚴重的是,暗中傳說他偷錄過毛主席的談話。楊將軍未提及「坐飛機」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時間說成是「強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華的夫人李伯釗卻被弄去打掃一座六層大樓的廁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損傷。楊和他的妻子失去聯繫長達九年。李伯釗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在「文革」中受過折磨之後,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復。
  「但我還是值得慶幸的,」楊將軍搖了一下頭說,「我家無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麼幸運了。他們被整死了,他們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殘廢。」
  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受過相當的教育,老大現在部隊工作。他的女兒被迫下鄉。三個孩子都被強制勞動過。
  他再次強調說:「我是相當幸運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歲,強健而矍鑠,在中央軍委擔負著重要的工作,是鄧小平的親密助手。
  李德於一九三九年離開中國。他與周恩來、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澤民乘坐同一架飛機離開延安回莫斯科。多年來,李德一直試圖離開中國,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國時警告他留下來別走(當時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頭,並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甩掉了農民出身的中國老婆,與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員李莉蓮結了婚。周恩來後來答應她可以去莫斯科與李德團聚,可是她一直沒有去。李德在他的回憶錄裡這樣寫道:毛澤東在莫斯科時竭力勸斯大林把他殺掉,周恩來和毛澤民都作證反對他。說他的壞話。當代中國史學家沒有人相信這是真的。事實是,斯大林不再允許李德過問中國事務。他可能被監禁了一段時間後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前一直沒有露面。他後來突然出現在東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於寫反華文章。
  曾經為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澤東去莫斯科,這是毛第一次會見斯大林,也是唯—的一次。伍成為中共黨內與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的專家。一九六七年他被當作俄國特務而被捕。他苦笑著說,「同時也把我當作南斯拉夫的特務。」他被關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獄中度過的。尼克松總統一九七二年訪華時,他仍身陷囹圄,與世隔絕呢。
  廬山會議結束時,朱德深為感慨地對他的同志們說:「誰還相信我們曾經在一個飯碗裡吃過飯?!」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國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裡出現了一張大字報,稱朱德為「黑司令」。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為「厚顏無恥」地自稱是紅軍的創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兩個月離開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壞,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團中央負責人的職務,毛派他到陝西去當省委書記。毛說胡「需要做些實際工作」。不到兩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紅衛兵批鬥,他是所謂的「三胡」之一,他與胡克實和胡啟立同是共青團的三個最高負責人。他被隔離至一九七四年。隨後可能是由於鄧小平的推薦,擔任了黨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後來又當上了黨的總書記。
  陳毅受攻擊時是中國外交部長。瘋狂攻擊他的紅衛兵們實際上圖謀奪取外交部的大權,進而整倒周恩來。在一次批鬥會上,一群迫害狂嚎叫著把一頂高帽子戴在陳毅頭上。陳毅請求准許他赴約去見法國大使。他摘下那頂高帽子,要紅衛兵妥為保存:「我肯定還用得著它。」說笑話救不了他,他丟了官,失去了自由,身體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陳毅逝世了。醫生開具的死亡證明書上說他死於癌症。兩年後,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醫療結論如何,陳毅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們夫妻都是死於被稱為「文化革命」的這場瘟疫的。
  毛身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他喃喃地說:「陳毅是個愛國的好人,是位國際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當時毛腦子裡想的是什麼誰也猜不透。當年陳毅率領將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區活動時,曾寫過這樣的詩句:「斷頭今日意如何? …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卻無人來吟誦這首詩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當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始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頭號對象就是他本人時,已經為時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裡,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住宅緊挨著毛澤東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暢遊長江:剛回到北京,劉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鄰居談談,卻被警衛擋在了門外。他又打電話,沒人接。劉的住房有一扇窗戶對著毛喜歡散步的那條小徑。劉坐在窗前,從清晨直至黃昏,等毛出來,但毛一直沒從那兒走過。
  劉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兒女被捲入了紅衛兵運動的漩渦,沒過多久他們便慘遭毒打。他的大兒子和大女兒被流放到中緬邊境,大兒子在那裡死於非命,大女兒則被關進了牛棚。他的二兒子劉允堯被關進監獄。年僅十歲的小女兒也遭到同學的毆打,不准她上學。他的三兒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兒子 )身無分文,想去血庫賣血,競遭到了拒絕。他的三女兒平平也被監禁起來。
  劉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羅列起來恐怕能寫成—本書。他的子女寫了一封長信,列舉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報》於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發表了這封信。信很長,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劉的遺孀正在寫一本關於劉少奇的書,但只寫—九六零年劉在湖南寧鄉度過的那四十四天的情況。劉在寧鄉的老家距離毛的家鄉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時劉少奇也正在設法瞭解農村的情況,對毛的大躍進、公社化等政策的後果進行評價。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試圖通過電話和劉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聯繫,後來紅衛兵闖進來扯掉了劉的電話。周告誡劉一家不要離開中南海這一受保護的區域。但紅衛兵設圈套將劉的妻子王光美騙了出來:他們騙她說,劉平平受重傷已送進醫院。在鬥爭會上,他們給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開到臀部的古怪旗袍,並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許多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他們還用小紅書(毛的語錄)袖打劉少奇的臉,打得他臉頰出血。他們拿走了劉的安眠藥,劉只好徹夜不眠,
  他們把王光美關進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監獄。毛的遺孀江青和「四人幫」成員現在被關在那裡。
  王光美的一項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國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國的「英」宇,顯然她是美國特務。實際上光美這個名字的含意是「光榮之家的美麗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榮之家的英傑」,都是非常典雅的傳統的中國名字。確實,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努力想把「亞美利加」一詞譯得討人喜歡,故譯為「美國」,即美麗的國家;把「英格蘭」譯為英國,即英雄的國家。但對王家來說,這些名字還有另一層特殊意義:王光美的父親曾任中國的外貿部長,王光英出生時他在英國,而王光美出生時他在美國。這樣,這些名字才有了這一層微妙的含意。
  劉少奇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徹夜不眠,耀眼的燈光把他的房間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卻被關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纏身的劉少奇被用飛機押解運送到河南開封,關進了一所戒備森嚴的監獄。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於半昏迷狀態。當時他正患著肺炎,而從北京押送他來的看守人員卻帶著他的藥品飛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數月未理的頭髮已有一尺多長,口鼻都變了型,嘴角流著血。他的死和死時的情景在多年之後才得到公開的承認。
  這場苦難開始前不久,正在養病的劉少奇曾對於女們說:「要是馬克思能再給我十年時間,我們就能把中國建成一個富強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人經常半真半假地設想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視著整個世界。
  劉少奇和他的同志們都未覺察到,俯視著他們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寫的那樣,他冷眼看著全世界,看著大地和海洋。
  令人費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廬山上為什麼變得如此冷峻了? 他為什麼要殘酷地整起自己長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呢? 長期以來,他們不是一直在共事嗎?
  今天中國沒有人能簡單地回答這一問題。一位聰明的過來人說,答案也許是因為毛堅信「破」是社會變革的根本手段。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毛在長沙第一師範時曾在楊昌濟教授的指導下學過弗雷德裡奇·泡爾森的《倫理學》,他在自己的那本書的空白處這樣批注道:「我們急於打破一個舊世界,舊世界的毀滅,必將導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難道不比舊世界更好些嗎?」
  一九二零年,毛潛心攻讀佛學哲理,「破」的原則便印入了他的腦海,並紮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貴的。
  參加過長征的中國人都認為「文革」的混亂局面不是偶然的。導演這場運動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幫」起了作用,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根本上說並未超出毛謀劃的範圍。
  這些參加過長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關於毛髮動「文革」是為了奪回個人的權力的觀點。他們相信毛從來就沒有失去過權力。
  他們認為,發生的一切是因為毛對革命急於求成。毛覺得中國的變革不夠快,也不夠大,舊的東西根深蒂固。他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並未出現。他開始出擊了,他發動了百花齊放運動、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他試圖使尼基塔·赫魯曉夫和他一道搞一場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世界革命大進軍,但未獲成功。他的種種努力無一奏效,他越來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長征老同志說,毛是個非常激進的人、隨著歲月的推移,他的激進程度有增無減。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中國通伊文恩·卡爾森對毛及其革命十分瞭解,他曾說過:「毛是幻想家,是一個天才。他比他所處的時代要先進五十多年。但他是個危險的人物,因為他的許多計劃都是不切實  際的。」
  毛從這些失敗中汲取了一種教訓,而他的同志們則汲取了另一種教訓。廬山會議前,他於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遊了故鄉韶山,他在那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這是他三十二年來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農村並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懷這個直筒子老兵也去過湖南,井以挑剔的眼光巡視了一番。而韶山地方當局可能為毛佈置了一個假象。不管是什麼原因,結果是他回來後寫了「遍地英雄下夕煙」和「別夢依稀咒逝川」的詩句。
  彭德懷看到的是混亂和災難,毛看到的則是「稻菽千重浪」。他愈發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發洩在他的老戰友身上。
  人們不禁想起這與斯大林的情況多麼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  代搞掉了老布爾什維克。清洗是不是這兩家共產主義制度的共同  點呢? 這是否證明艾克頓勳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權力都導致腐化,而絕對的權力則導致絕對的腐化呢? 這種說法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在認真研究了俄國和中國革命都具有的偏執狂特性之後,尤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鄉格魯吉亞時就表現出來了。毛則早在江西便進行過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國人卻不同意偏執狂的說法,他同意洛甫關於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厲害的說法,但他並不認為毛患有偏執狂病。他說「毛依據他所瞭解的情況完全理智地採取行動。問題是他所瞭解到的情況摻了假,而不是毛的腦子有病。」
  也許是這樣吧。儘管這樣說有點為毛開脫了。肯定有人勤於向毛提供關於他的老戰友的虛假情報。他那個權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廬山就搞了不少幕後活動,而且從此以後她越搞越凶。
  可還有些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廬山》一詩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園裡可耕田?」
  毛寫的是詩人陶淵明,他出生的地方離古今聞名的秀峰廬山不過七英里。陶是一員名將的重孫,公元四零五年以後不久便棄官回廬山過起農民的簡樸生活來。他與世無爭,盡情領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詩句記錄不斷流逝的時光。
  在廬山,毛坐在籐椅上,遙望鄱陽湖,目光冷峻,頭腦清晰。他「躍上蔥蘢四百旋」,登上了廬山之巔,但誰能說前面等待著他的是什麼、廬山會帶來什麼結果呢?也許象陶淵明一樣,他不久也將撒開公務,返回韶山,在那裡像陶那樣生活,
  「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像陶所寫的那樣,毛不願意再生活在樊籠裡,他要「復得返自然」。
  這種情緒是不會長久的。毛在取得廬山的勝利之後,便無情地朝「大亂」前進。一九六三年,他寫了另一首詩:
  「只爭朝夕… 。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暢遊長江之前,他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會跳出來一下。」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亂」滾滾而來。毛親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緊盯住自己的目標——他的老戰友,那些「害人蟲」,拿朱德的話來說,那些在長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飯的人,那些毛認為由於勝利而喪失了革命熱情的人。現在,他要進行一場新的更加偉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單槍匹馬地幹。這場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將摧毀一個目前不完美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並同時摧毀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長征戰友。任務是嚴酷無情的,但這將為建立完美的社會制度掃清道路。毛此時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對這一完美的社會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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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
  在贛北新建縣一處從未啟用過的軍校校長住宅的小院裡,每逢夕照西下,梧桐樹開始投下長影時,鄧小平就走出紅磚瓦房,開始散步。他微低著頭,邁著輕快的步子,在院子裡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腳步在紅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他的女兒毛毛從窗口看著他散步。鄧小平當時正被流放,時刻都在看守者的監視之下,她也受到同樣的監視。
  她後來說:「看著他那堅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確、更堅定了,他為今後的戰鬥做好準備。」
  當年,那些穿著灰褐色制服、身負行李背包、肩桂糧袋、腰挎駁殼槍、腳穿草鞋、目光堅定的人們,為了自己嚮往的前景而艱苦跋涉,翻山涉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鬥。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員。自那時起,漫漫的長征歲月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來,他們當時所嚮往的這種前景在思維敏捷的鄧小平的頭腦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記。鄧小平這個最不可能(或許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中國領袖的人,現在卻已成了中國的領油。
  當時,鄧小平在貴州的五嶺、川滇邊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陝北的黃土高原並不馳名。一九六九年他被關在新建縣的營房的那些日子裡,鄧小平這個名字也不是舉世矚目的。
  但是,從長征過來的人中,沒有一個象鄧小平那樣有氣魄。鄧多年來穩步地、幾乎出奇地上升。儘管他屢屢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來,沉著應戰。長征後、他曾擔任劉伯承師長的第一二九師政委。這支部隊參加了對國民黨和日本人的作戰,後作為第二野戰軍,把蔣介石趕出了大陸。一九四九年十月—日,當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國誕生時、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個不顯眼的地方。隨後,鄧成了毛在中國廣大西南地區的總管。一九五二年,他來到北京。他參與一切重要工作:黨的書記、政治局委員。對他來說,這些職務都不在話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與尼基塔·赫魯曉夫攤牌。在中國國內,他的工作是主管農業、工業和教育。
  鄧小平沒有變。他還是襟懷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實實。他察覺到了大躍進的災難,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來。他不像另一些人,到廬山來時口袋裡揣著兩份不同的發言稿——彭德懷得勢時用一份,毛取勝時則用另一份。
  麻煩就在後來。毛後來說鄧(和劉少奇)「見了我就像如喪考妣那樣」板著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領導人陳伯達所形容的那樣:「要與鄧小平平等討論問題,比架梯登天還難。」
  這就是鄧,他反擊了,他採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問題時所採用的辦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奏效。他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頭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後,鄧銷聲匿跡。他被軟禁在家中,不許與外界聯繫。他的孩子們都四分五散,挨批鬥,並被選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他的長子鄧樸方被紅衛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斷了,下肢癱瘓,還不許就醫,造成了終身殘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鄧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後扶養他成人的繼母都被送到長徵啟程的江西。在江西,鄧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著的步兵學校裡的一幢兩層樓房裡,那裡曾是校長的住房。像中國當時的所有學校一樣。這所步兵學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關閉了。
  像許多參加過長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鄧小平過了三年這樣的監禁生活。他當時六十五歲,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爐子取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曾在雷諾汽車廠裡做過工。此刻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機工手藝。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機廠裡勞動,他操作機器、她則擦洗電線線圈。在二十分鐘的來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裝看守監護。這條路很滑,鄧有時滑倒。沒有得到許可,他們是不准講話的。
  下午,他們在自己園子裡勞動,養雞、種萊。他們把錢省下來,希望能把孩子們接到身邊來。他們最小的女兒毛毛(鄧榕)和幼子鄧梓方(他因皮膚黑而得綽號「小黑人」)在陝西農村的生產隊勞動。
  鄧小平沒有受過拷打,還獲准從北京帶些書來。晚上,他看書,有時看馬、列的書,有時看中國歷史書籍,有時看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他的繼母做針線活。他們從收音機裡收聽晚間新聞。
  他們漸漸地與一起勞動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這段漫長的禁閉時期,鄧打過橋牌嗎? 看來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與纏綿病榻的妻子和年邁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繼母一起打。像延安時期的許多人那樣,鄧逐漸喜歡上了橋牌。一些國際橋牌手認為鄧打橋牌具有世界水平。當權後,幾乎天天打橋牌。萬里是他的牌友,萬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鬥爭對象。據說,有時他還與楊尚昆將軍打脾。另一個牌友是人大副秘書長丁光祿。紐約的橋牌冠軍凱瑟琳·魏與鄧打過橋牌,稱鄧是橋牌好手。他告訴她:「打橋牌使我思維保持敏捷。」他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後,他就鑽了起來。由於他的身材矮小,鑽桌子對他來說比較容易。
  打橋牌和玩撲克牌在延安時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有時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來就不願停手。根據斯諾的看法,他是個「大賭徒,但不善於下大注嚇倒對方」,他打牌喜歡下大的(但是假的)賭注。海倫·斯諾報道說,毛常常一個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時地玩蘭米牌戲。
  在「文化革命」中,鄧首先考慮的是他殘廢的長子的身體狀況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獲准把受傷的樸方帶到江西。此前,樸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條件很差,躺在床上,編織鐵絲籃子,掙一點錢。接到江西後,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設備的情況下,鄧夫婦和鄧的繼母盡力照顧這個年輕人。卓琳儘管自己身體不好,還親自看護她的兒子。鄧給他按摩,並幫他洗澡。以後,鄧開始請求當局把兒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適當的治療。直到一九七三年,鄧樸方才獲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後,鄧終於通過中國當時在紐約聯合國的代表黃華的幫忙而得以將鄧樸方送到美國去診治。美國醫生說,鄧樸方的治療耽誤太久,下肢已無法康復了。他現在擔任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理事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鄧和夫人被召去參加會議,聽政治報告。自一九六六年他們被捕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時,鄧樸方和毛毛都已與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當鄧和夫人由武裝警衛押送回家時,他們什麼也沒有說。然後,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著母親來到廚房。在廚房裡,母親悄悄地在女兒手上寫了四個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鄧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長的毛時代行將告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它的破壞性甚於一場戰爭,工業頹於崩潰,教育被取消,黨被搞得四分五裂。劉少奇等許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思維和情緒不穩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幫」同夥暫時受挫,但準備捲土重來。周恩來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諸這個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本來,毛完全可以像他對待劉少奇那樣把鄧打得稀巴爛,或者象賀龍那樣,最後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沒有這樣做。他把鄧找回來,說鄧「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說他從來不會不加思索就直接處理問題,而是設法解決問題。他處理難題負責任。毛還說,鄧是個好戰士,懂得如何與俄國人鬥。象鄧這樣的人才十分難得。
  隨著周恩來的體力逐漸衰弱,鄧接管了越來越多的事務。一些中國人對此感到擔心,他們說鄧步子邁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鄧希望中國走上正軌。他感到時間緊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國已發生的一切,他知道誰已被害、誰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幹的將軍和政府官員仍被關在監獄裡,他瞭解人們已付出的代價,正像他自己家裡所付出的代價一樣、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產這種荒唐的做法對經濟的破壞,他知道軍隊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潛伏在毛身邊的「四人幫」正在用他們的惡毒思想來影響這位老人的意識,鄧深知這一切的危害。
  儘管鄧聰敏能幹,但他無法撥快時鐘。由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的去世,以及後來人們為悼念周而爆發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四人幫」再次把鄧拉下馬來。但時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倒台了。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說服和激烈的爭論,他再次掌了權。
  這就是掌握中國前途的人。他順乎天意、人心,為履行他的職責,他不僅花了精力和發揮了獨創精神,而且實踐了他在新建縣步兵學校院子裡一晚又一晚散步時所構築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這些思想說來也很簡單。首先,使國家重新走上軌道,把「四人幫」及其支持者壓制下去(因為他們畢竟曾獲得黨內多數人的支持)。整頓軍隊,使工廠『恢復生產,讓年輕人正常上學,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來,為他們平反昭雪,讓他們在社會上發揮有益的作用。
  然後,再爭取實現最中心的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中國之外的許多人,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都認識不到這項目標的艱巨。靠小竅門或「大躍進」一類的口號是不可能實現這項目標的。中國什麼都需要:技術、科學、教育、消費品、食品等等。它還必須制止人口增長,才不致淹沒在嬰兒的人海之中。它必須使農業增產,不管用什麼方法,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對於這些任務,鄧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網,使他看到了——他帶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個沒有舊框框的中國真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但是,此時他們開始公開說,共產黨宣言己發表一百多年了,馬克思研究的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馬克思也從未研究過中國,他怎麼可能對一個他所處的十九世紀無法想像的技術超級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寧瞭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沙皇俄國,而那與一九八五年的中國又有什麼聯繫呢? 毛瞭解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封建農民社會,那也過去很長時間了。
  然而,現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進。中國也必須有超音速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尋求現實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號和空話過日子了。正如黨的理論刊物《紅旗》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必須隨著時代發展。」
  這是令人興奮的想法。倉促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很容易的。老一輩的黨員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新長征」。隨著鄧小平讓那些參加過長征的傑出老人退休運動的開展,軍方也越來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復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於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會兒,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像他家那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係,從未像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歷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於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體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回國後,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體系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像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事實並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萬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裡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後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種思想和啟示。
  正如歷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饑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
  自長征結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異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像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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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後記
  本書作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是美國的著名作家和記者,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今年已七十八歲。在他漫長的記者和創作生涯中,曾為反映現代戰爭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跡深入到蘇聯衛國戰爭前線,遍訪世界大戰的許多戰場,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鮮明的觀點,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內幕。他的許多報道和作品早已譽滿美國、蜚聲世界文壇。他的名著《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為反映二次大戰中蘇聯前線情況的經典作品。這本反映中國紅軍長征的書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國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轟動,《時代》週刊等許多報刊大量報道,接著歐洲、亞洲一些主要國家也競相表示要翻譯出版。
  從事反映中國紅軍長征的寫作,是索爾茲伯裡多年來的夙願。他極其崇敬埃德加·斯諾,並深受其感染和影響。埃德加·斯諾在其《西行漫記》序言中曾寫到:「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索爾茲伯裡今天以實際行動完成了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業和意願。為了寫作此書,索爾茲伯裡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醞釀和準備。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關長征的各種不同來源、不同觀點的材料,並於—九八四年專程來到我國,在他的好友謝偉思和他的七十歲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進行了實地採訪。他以紅軍般的勇敢和堅毅,不顧年邁(當時七十六歲)有病(心臟病),懷揣心臟起博器,帶著打字機,爬雪山,過草地,穿激流,登險峰,中途戰勝病痛折磨,堅持越過了千山萬水,穿過七八個省份,歷時七十四天,終於從江西到達了陝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尋訪。沿途他考察體驗了自然界的複雜地理環境和多變的氣象,向老紅軍、老船工、老牧民們瞭解歷史和現狀,瞭解民俗風情,遍覓革命遺跡,博采軼聞軼事。更為重要的是,他有機會親自訪問了參加過長征的我國現今的許多領導人和健在的老將軍,會見了不少黨史軍史研究人員,多方探索和考證了長征中的一些問題,正如地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對中國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難題,直到弄清事實為止」。因此,全書不僅反映了長征這段壯闊的歷史,而且生動地再現了參加過長征並正在領導新長征的我國領導人和老一輩革命家的各異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風貌。這是在我國國內經過重大改革、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後,出現的一本頗具特色的文史兼備的新著。
  本書彙集了不少關於長征的歷史背景材料,並有作者對中國革命歷史事件及其領袖人物的坦率評述,充分地表達了一個外國作家自己的觀點,這對我國讀者,尤其是各級幹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參考價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書獻給中國紅軍長征勝利五十週年的願望。為此,我們特組織翻譯出版了這部書。
  今天,長征勝利六十週年又即將來到,海內外不少讀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將索爾茲伯裡這本《長征》重新出版,為了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我們重新校訂出版了這本書,遺憾的是作者索爾茲伯裡已與世長辭了。我們謹以重印的新書告慰於故去的索爾茲伯裡,寄托我們對他的深切懷念。
  索爾茲伯裡先生生前對中國懷有友好和坦誠愛護的感情。但他畢竟是一位外國作家,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對中國現實的變革,由於無法切近觀察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的那場政治動亂之後,他曾一度產生過迷憫,在某些言論和著述中對此曾有過非議。但他很快便有所察覺,對中國政府強調穩定表示了理解。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他的情緒一下又振奮起來,認為前一年他所寫的書中有些看法要修正,渴望能再次訪華,寫出新作品,以作彌補。可是,正當他為訪華努力奔走之時,1992年九、十月間,他病倒了,患了中風症,於1993年 5月去世  就在他患病前兩個月,他在給中國一位友人的信中寫到:「我這次去中國要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著鄧小平南巡的路線走一走,看看廣東、深圳和上海。我讀到的許多情況都是令人激動不已的,香港定會為此感到高興。但我擔心南方的飛速發展,會不會把北方甩得太遠了。不過我想,只要加把勁,北方也會很快趕上的。我特別希望看到的是,—個重振當年雄風的上海。」字裡行間表露了對中國的深情、友好,又是那麼率直、坦誠。同樣表現了他客觀、正直的鮮明性格。
  本書在翻譯校訂和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有關領導的熱情關懷與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軍事博物館等單位的具體幫助。作者索爾茲伯裡本人在訪華期間又曾會見了本社領導及有關人員,交談了如何反映中國紅軍長征及寫作、出版此書的有關問題。今年二月間又專為本書寫了序,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很多同志參加了本書的校訂,特別是索爾茲伯裡訪華期間的陪同譯員張援遠,軍事博物館館長秦興漢和研究員閻景堂,以及人民大學教授胡華等同志,對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併表示謝忱。本書譯文忠於原著,只對原文中一些明顯的差錯之處,進行了校正。但由於翻譯出版的時間倉促,對有些史料,特別是作者採訪記錄和引用的國外資料,未能一一核對,差錯之處在所難免,望讀者不吝指正。
  解放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再版修訂
  亦凡書庫掃校(Yifan.com)回目錄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419>>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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