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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姨父:一位老八路軍戰士的傳奇人生 作者:張一弓
   本書生動地表現了作者姨父--一位老八路軍戰士的傳奇人生,首次披露一支鮮為人知的「水上衛隊」,為毛澤東歷次暢遊長江「保駕護航」、驚心動魄排除水上險情的獨特經歷,以及他為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等外國貴賓從事安全保衛和生活接待工作的「幕後秘聞」。   
河南大學出版社 出版               
  一 毛澤東一首詩詞的最新註釋   
  引子:姨父是一個謎語(1)   
  毛主席《水調歌頭》手跡。 
  我的六姨父朱漢雄同志是一個謎語。 
  他在歷史的雲煙裡匆匆行走,把一個個叮噹作響的懸念丟在路上。 
  姨父把六姨娶走的時候,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被日本鬼子奪去了一隻左手和半截胳膊的「老八路」。當他騎著一匹棗紅騾子,晃蕩著一隻空了半截的袖筒,以中原軍區警衛團團長兼政治委員的身份進駐古城開封的時候,善於捕捉目標的眼睛忽閃了一下,就瞄準了我的六姨。十八歲的六姨如花似玉。她從開封女中高三班投筆從戎,剛穿上軍裝就受到了眾多的單身軍官的包圍。據說,二十八歲的姨父釋放了壓抑太久的青春能量,而且表現了善打攻堅戰的驍勇,誰也說不明白他採取何種戰術突入重圍,速戰速決地完成了對六姨的征服。 
  他們燕爾新婚時已經南下到了長沙。時值新中國剛剛建立,以黨外民主人士身份擔任了河南省圖書館館長的姥爺,戴上老花眼鏡看了六女婿的來信,撫鬚而笑說:「文情並茂,筆飛墨舞啊,這個朱漢雄,哪裡像一個『土八路』!」 
  新中國建立以後,姨父和六姨在武漢工作了十五年。聽說姨父的工作很特別,在他長期擔任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同時,還兼任著湖北省、武漢市兩邊的警衛處處長和省、市兩邊的外事辦公室、接待處、交際處的領導職務,專事毛主席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黨政軍高級幹部、外國首腦及外籍友好人士蒞臨武漢、湖北期間的安全保衛和生活接待工作。有人說,如果朱漢雄悄然出現在某個會場的某個角落裡,空袖筒一晃蕩,就有人嘁嘁喳喳說,快坐好,毛主席來了! 
  1964年底,姨父奉調到了廣州。一年以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姨父突然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據說,他牽連到一個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驚天大案裡,天哪!好像是在毛主席身邊安裝了什麼「竊聽器」。 
  1971年,林彪從天上栽下來以後,姨父又出人意外地出獄了。專案組沒有向他宣佈任何結論,沒有給他一個像樣的「說法」和一個像樣的微笑,又把他分配到十分陌生的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擔任副職。這裡遠離政治中心,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對自己的過去也守口如瓶。從此,過去那個朱漢雄已經找不到了,如同被颶風拋到海邊的一粒沙,在潮起潮落中忍受著海洋的戲弄。 
  如果不是有人在毛澤東身披浴衣、屹立船頭的大照片上,看到一個十分年輕的朱漢雄守衛在毛澤東的身邊,誰也不會知曉他曾為毛主席建立並指揮過一支常備不懈的「水上衛隊」,並在毛主席「極目楚天舒」的當兒,臨危不亂地排除了一次驚心動魄的險情。如果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第三次被打倒以前沒有在珠江碼頭上碰到他,誰也不會知曉他在解放戰爭中曾擔任劉鄧警衛團政治委員,在野戰軍首腦機關的安全保衛工作中發揮過獨特作用。如果不是有人從周恩來總理在眼下修建三峽大壩的三斗坪視察壩址的照片上看到了他,如果他隨遠洋航船到達日本港口的時候,日本著名對華友好人士西園寺公一沒有送給他一根精緻的魚竿,誰也不會知曉他曾專事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外籍貴賓的接待和安全保衛工作。那個「空著半截袖筒的中國瘦高個兒」,曾以他不動聲色的精明幹練,給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和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留下了深刻印象。 
  姨父的人生經歷波譎雲詭、驟陰驟晴。 
  姨父離休二十多年了,對於他所經歷的一切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曾經輝煌過、曾經荒謬過、曾經快意過、曾經委屈過的一切,都已伴著歷史的雲煙遠去。姨父新結識的「漁友」和「棋友」都不知曉、也無須知曉他的歷史,只知道他是一個性情豪爽、爭強好勝的「老小孩」。他的一個比較令人刮目相看的最新成果,是嫻熟地使用「拖住不放」的游擊戰術,釣起了一條一米多長、十三斤半重的青鱗鯇魚;而他的一個令人不能容忍的缺點是,下象棋時可以讓他的「別腿馬」跳躍自如,老將被吃掉以後,小卒子一如既往地奮勇向前,直殺得片甲不留。 
  2002年、2003年秋天,我兩次去廣州看望姨父和六姨,請姨父講一講過去的事情。姨父答應了我。我之所以有此幸運,大概是沾了作家葉楠的光。前幾年,葉楠要瞭解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期間一個違反群眾紀律的戰鬥英雄被斷然處決的情況。姨父是那次處決令的執刑人。他破例接待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葉楠,便感到不應當冷落了我這個外甥。 
  姨父在正式「開講」之前大發感慨說,他的生命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構成的。十歲那年,他害過一場傷寒病,棺材都做好了,由於他發現棺材過於狹小而不願入住,才得以使生命延續下來,乃至於延續到八十歲以後還能嗓音洪亮地用四川方言跟外甥笑談人生。 
  那場傷寒病之所以找上了他,只是因為他小時候貪玩,在炎炎烈日下跑出了一身臭汗,又跳到家門前的大水坑裡扎猛子,不小心喝了污水,而水裡暗藏著傷寒桿菌如今日之SARS病毒。他從水坑裡爬出來的當天晚上,就突發高燒、骨節酸疼、肚子發脹、腦袋發蒙,接下來,身上出現了美麗而怪異的玫瑰色斑疹,臉上露出一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冷漠表情。這一切症狀——包括這駭人的表情都是病入膏肓的徵兆。 
  姨父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中醫,但在姨父生病以前好多年已先後故去,只剩下設在開江縣永興場街上的一個小小的藥房。每逢趕集的日子,從周圍村莊前來趕集的鄉村郎中都要到藥房裡小坐,抽幾袋水煙,說幾句閒話,對已故藥房主人的醫術和醫德表示由衷的感念。姨父生病時,他們就成了前來會診的專家小組,「望、聞、問、切」過後,各種藥方開了一大摞,吃了總不見好。姨父只剩下皮包骨時,鄉村郎中都一臉惶恐地望著姨父的母親,說,給他做點好吃的吧,他要走了。   
  引子:姨父是一個謎語(2)   
  姨父不記得他們叫他往哪裡走,只記得母親餵他吃下去的東西都被他上吐下瀉了。他軟軟地躺在床上,用脖子上的兩根筋撐起一個大腦殼翻眼望著木匠。木匠正把幾塊木板合起來,乒乒乓乓地釘起了一個木匣子。他懵懵懂懂地覺得,那似乎是要他住進去的地方。他對那個精緻的小木屋頗有幾分喜愛,比起他當時居住其中的破屋和破屋中的所有傢俱,它都表現出無可比擬的高雅,光潔的木板不曾受到柴煙的熏烤,且向他輕吐著屬於楊樹或是桐樹的幽香。當母親就要讓他住進去的時候,他才忽然發現這個小木屋過於狹小,一旦住進去就必須直挺挺地躺著,是不可以伸胳膊動腿的。他必須叫母親再找個高明一點的木匠,給他做個稍微大一點的木屋,但他發不出聲音,只是用盡力氣骨碌了一下眼珠。多虧這至關重要的一骨碌,母親的眼睛也跟著撲閃了一下,急忙向姨父的哥哥叮囑了什麼,哥哥就急匆匆出門去了。 
  跟哥哥一起回來的是考兒嗲嗲。考兒嗲嗲不會做棺材,他是祖父的堂弟,也是祖父行醫時帶出來的徒弟,是來給侄孫兒看病的。原來之所以沒有請他來看病,是因為母親討厭他是「大煙鬼」,生怕請他看病會觸了霉氣。當別的鄉村郎中已無計可施而兒子還可以骨碌眼珠的時候,母親就只好把考兒嗲嗲請來碰碰運氣了。 
  姨父記得,考兒嗲嗲有一根很特別的旱煙袋,黃銅煙袋鍋金光燦燦,斑竹煙袋管有一米多長。他是把煙袋管當成拐棍兒拄著,優哉游哉地走進門來的。他進門以後依舊不慌不忙,抽足了大煙才開始看病;看了病,不開藥方,也不說話,先看別的醫生開的方子;看完了一大摞方子,天已經很晚了,他又沉思默想著抽了一陣子大煙,才打起精神向姨父的母親發話:「我給你開個方子,要是治好了,你不要感謝我;要是治不好,你也不要埋怨我。」隨即開了藥方,配好了藥材,讓姨父的哥哥熬藥;又拿出一小塊犀牛角,叮囑說,藥熬好以後,找個粗瓷碗,把碗底翻過來,在碗底上倒半調羹水,把犀牛角在碗底粗瓷上研磨三圈兒,把犀牛角水倒到藥裡,和藥一塊兒喝下去。如果喝藥後睡著了,明天再去找我。他叮囑過後,點亮一盞一伸一縮的折子燈籠,又拄著長長的煙袋管急急走了。 
  姨父說,醫生看病下藥以後,最忌諱自己還沒從病人家裡出來,病人就一命嗚呼了。考兒嗲嗲這個藥下得很毒,要是藥不對路,一吃就死,所以他說了就走。姨父的哥哥只比姨父大三歲,那年不過十三歲,不懂藥性,只想下藥多了好治病,就把犀牛角在碗底上研磨了七八圈兒,犀牛角粉多磨了一倍。姨父喝下去,竟十分安穩地睡著了。 
  考兒嗲嗲走了不久,姨父的哥哥就跟在後邊緊追。考兒嗲嗲家住九間房,離永興場十八華里。他前腳進門,把燈籠吹熄,姨父的哥哥就後腳趕到了。考兒嗲嗲又馬上折回永興場,看到侄孫兒確實睡得香甜,忙問犀牛角磨了多少圈,姨父的哥哥說磨了七八圈,嚇得他大叫一聲,啊呀,好險!幸虧藥對路,要是藥不對路,他馬上就完了。考兒嗲嗲怕藥毒,沒敢放開膽子下藥,倒是叫不懂藥理的傻大膽兒哥哥給補足了。 
  姨父說,他正是由於一個個偶然的僥倖才沒有鑽進狹小的棺材。治好了傷寒以後,好像一下子把身上的「毒氣」耗盡了,再沒有生過大病,這才使他此後有了投奔延安、搏殺疆場、進軍古城、保衛領袖、接待國賓,乃至於娶走了我的六姨、成了我的姨父的可能。 
  傷寒病也留下了一個小小的遺憾,就是姨父違背了考兒嗲嗲的醫囑,沒躺夠七天就貪玩下床,因此落下了腳筋會「嘎巴嘎巴」發響的後遺症。姨父扭動腳脖,為我演示了這種類似彈響指或是捏指節的聲音,接著又想起了那口白木棺材,好像仍在為它的狹小而不滿,他伸胳膊比量了一下說,很小很小的棺材匣子,才一米多長,你說,我怎能心甘情願地鑽進去呢? 
  我說,是的,姨父說什麼也不要鑽進去,我還等著姨父講故事呢! 
  姨父表示謙虛說,可我不是將軍,不是高官,不是英雄,不是模範,不需要樹碑立傳。我只是我們那個時代一個平凡的老兵,有幸活到八十歲開外了,是一個倖存者。我可以給你講一些我所接觸到的領袖人物的故事,還有一些與領袖人物有關的普通人的故事。總之,是常常被歷史所忽略了的故事,當然,也要適當地講一講我和你六姨談情說愛的故事。 
  我發現,六姨向姨父遞過去一個「不以為然」的眼神,姨父卻視而不見地噙上了煙卷兒,用殘臂定定地壓住一盒火柴,右手在火柴盒上「嚓啦」了一下,口中徐徐冒出了一縷藍煙,又說,為人哪,就是處人處事處朋友哇。你這個外甥也是朋友。朋友之交,不亦樂乎!好了,咱們擺龍門陣。   
  1.長江裡的「八卦陣」   
  毛澤東(右三)與朱漢雄(左三)及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合影,1958年於武昌東湖客舍。(侯波攝) 
  姨父開始給家人講課。 
  他說,1956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的秘書給他打招呼說:「在廣州、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曾兩次向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漢游長江。任重同志要我通知你,你要有所準備。」姨父感到毛主席游長江事關重大,立即向市公安局、省公安廳作了匯報。大家的第一反應是,不行,怎能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撲通」一聲跳進長江,風裡浪裡游水呢!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聽說過,出了意外怎麼辦?第二反應是,毛主席講了的事情是不可改變的,如果他老人家堅持要游,怎麼辦?當即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要趕快寫報告,說明長江不能游;第二,還必須抓緊作好毛主席游長江的準備工作。以上兩項任務都落在姨父的肩上。 
  姨父立即帶人考察長江,接著就寫了報告,說明長江水深流急,沿岸淺水處不僅佈滿瓦礫、石塊、破碗碴子等等亂七八糟的東西,還有鐵樁、鐵支架、鐵絲網等等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江防工事的殘跡,佈滿了不安全因素,因此,長江是游不得的。這個報告經省、市公安系統和省委、市委領導審閱後,報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長羅瑞卿大將看了報告,也認為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立即向黨中央的二把手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說,主席下長江游水,要經過中央常委討論。接著就聽說,毛主席為此發了脾氣,堅持要游。中央常委會沒能將這一問題列入議程。湖北省和武漢市領導人聞訊,也就不敢再堅持不同意見了。姨父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作好毛主席游長江的一切準備,比如,毛主席住在哪裡、走哪條路線、乘哪條船、在哪裡下水,還有毛主席在陸地、水上的安全保衛和生活服務工作等等,都要作好安排,確保萬無一失。 
  姨父的當務之急是,要在公安系統內部挑選若干名精通水性的「浪裡白條」,建立一支絕對信得過的水上保衛隊伍,但又不可以洩露毛主席就要游長江的機密。他便以武漢市公安局舉辦游泳比賽的名義,動員全局範圍的游泳能手報名參賽,在上萬名公安幹警中進行選拔。初賽時報名三千人,經過多次淘汰賽,只剩下數十人,又在其中挑選出生在水鄉的、會劃小劃子的,在江河、湖區打過魚的,最後只剩下二十幾個人,加上從體委挑選的一名游泳教練員、一名游泳運動員、一名救生員,全部調到警衛處進行集中訓練。 
  「水上衛隊」的訓練方案經過省、市公安系統和省委、市委主要領導的批准後,警衛處就從武漢市水上公安分局調來了一艘小汽艇,又找到四個小劃子。每天早上,小汽艇都要拖著四個小劃子逆江水而上,到達漢陽的鸚鵡洲,洲上邊有個地方叫沌口,在這裡下水練兵。之所以要有小劃子參加,是因為小劃子行動靈活,可以近身,機器船是不能貼近身體的。 
  姨父已經在紙上畫好了一個外方內圓的圖形,把四個小劃子安排在一個長方形的四個角上。長方形的中心是空的,假定為毛主席和他身邊工作人員的游泳位置。水上衛士們在小劃子圈起的方陣裡擺成環狀隊形,圍繞著中心位置不停地划水游動,要在游動中保持隊形的穩定。一開始演練,大家都感到奇怪,七嘴八舌地問,練這個「八卦陣」有什麼用,要參加什麼比賽、打破什麼紀錄、爭奪什麼冠軍呀?姨父繃著臉說,不要問,我叫你怎麼練,你就怎麼練。 
  春寒料峭。一大早天氣很冷、江水很涼。大家都要穿著大衣上船,還要提著籃子,帶上饅頭、包子、鹹鴨蛋和御寒的燒酒。開始演練時,一跳進江水,人就被江水沖散了,保持不住隊形。姨父只有一隻手,不能下水指揮,那時沒有電喇叭,他只能守在小汽艇上扯著嗓子喊叫,要形成圈子,要穩定位置!一遍遍地喊下去,竟然漸漸游出了隊形。每游完一次,還要用小汽艇把小劃子從下游拖上去,再練第二遍。 
  經過一個多月的磨合,終於在江水中形成了穩定的隊形。省、市公安領導看了都很滿意,又特意請來深諳水性的武漢市委第二書記李爾重觀看演習。他看到四個小劃子如同釘子一般釘在江面的四個角上,標誌出一個無形的方陣,無論方陣在江水中怎樣移動,四個小劃子在四個角上的位置紋絲不動;方陣內是一個旋轉不已卻又不散不亂的的人圈,不由得連連稱奇。 
  姨父不敢鬆勁。他說這是天大的事情、天大的責任啊!如果毛主席游了長江,還要游漢水怎麼辦?漢水與長江的匯合處叫龍王廟,那裡的水流更加湍急。他又帶著「八卦陣」進了漢水。游出龍王廟以後,河道上大小船隻很多、情況複雜,又增加了出現複雜情況的應急措施。 
  這時候,毛主席派一個姓韓的警衛隊長來察看江水。韓隊長沿著江岸看了水情,姨父又向他演示了「八卦陣」。韓隊長卻始終表現出心情沉重的樣子一言不發。他回去向毛主席匯報說:「浪太大,不好游。」毛主席問:「你下水試過沒有?」他說:「沒有。」毛主席就把他從身邊調走了,又派衛士長孫勇來武漢察看江水。孫勇不敢怠慢,一來到武漢就下水,還講了韓隊長沒有下水試游被毛主席從身邊調走的事情。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市委第二書記李爾重不敢怠慢,都急忙跟著孫勇下水試游。孫勇回去是怎樣向毛主席匯報的,大家無從知曉,但此後就有了未被披露過的毛主席第一次暢遊長江的壯舉。   
  2.絞盡腦汁的三套方案(1)   
  1949年,中原軍區警衛團進駐古城開封後,朱漢雄(左)與警衛員王乃仕(右)合影留念。 
  我催促說,該講毛主席游長江了。 
  姨父說,不要急,我們還要解決主席到武漢住在哪裡、乘哪條船、在哪個碼頭下水以及用什麼樣的舷梯的問題,這都是在形成「八卦陣」的同時必須解決的。 
  他們為毛主席準備了兩個住的地方: 
  一個地方在漢口,住惠濟路十六號。這是外國人和官僚資本家留下的老房子。武漢剛解放時,是林彪、鄧子恢、李雪峰等中南局老首長住過的地方,過去沒有院子,現在抓緊修了院牆,把三棟房子圍成一個小院,簡稱「十六號」。後來又拆了幾棟房子重建,保留了原有的一部分房子,改名為惠濟飯店,現在叫迎賓館,是湖北省和武漢市接待高級賓客的地方。 
  另一個地方是武昌東湖客舍,即現在的南山賓館。這裡修建了兩棟房子,是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建築系主任馮績宗先生精心設計的,融合了歐洲古典建築和中國民族建築的特色。東湖客舍又分甲、乙兩所,還有車庫、廚房和服務人員居住的附屬建築。 
  可供毛主席選擇的兩個住地確定下來以後,還要準備好與住地相配套的下水碼頭。漢口有一個軍用碼頭,在江漢關的外邊,叫江漢關碼頭。如果毛主席下榻於漢口「十六號」,就把江漢關碼頭作為游水的靠船點。如果毛主席下榻於武昌東湖客舍,則把武昌造船廠碼頭作為游水的靠船點。 
  毛主席乘坐什麼樣的輪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時候沒有豪華輪船,挑來揀去,只有武漢輪渡公司的「輪渡二號」客輪比較好一些,但它是每天在漢口、武昌之間擺渡乘客的「班船」。毛主席游長江時,必須把它從航班上撤下來,執行「專船」任務。 
  我又說,主席可以下水游泳了。 
  姨父說,還不行,還要設計加工下水的梯子,那是毛主席從「輪渡二號」下到小木船上、再從小木船上下水的梯子。不能叫老人家從大船上直接跳下水呀,要從大船下到小船上,再從小船上下水。游了水,還要從小船回到大船上。主席怎樣上、下呀?這就需要一個安全可靠的梯子。為了弄好這個梯子,真是挖空了心思。開始,我們把自來水管焊接成梯子,把它掛在「輪渡二號」上。船體上寬下窄,下邊是收進去的,梯子掛在上面是空懸著的。怎麼把梯子牢固地支撐到船體上去就成了我們技術攻關的專項課題。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梯子。我們做了一個又一個,把大船開到江裡作試驗,岸上的人、船上的人都在看「稀罕」,誰也不知道我們鼓搗這樣一個梯子是幹什麼用的。一截一截的鐵管,東焊一下,西焊一下,總算解決了梯子的支撐問題。但是,這個傢伙很長、很笨重,兩個人也抬不動它,掛上去、收起來很費力氣。甲板上空間有限,收起來以後,也沒有放它的地方,又失敗了。最後,有人發現飛機上用的梯子很輕。於是找空軍,在軍用飛機修理廠找到了鋁合金管,又請飛機修理廠的技師幫助加工,把梯子做成可以伸縮、折疊的。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工業產品,沒有標準設計,但梯子終於做成功了,一個人扛起來,放在吉普車上就拉走了。 
  我又說,該講毛主席下水游泳了吧? 
  姨父說,是的,可我總覺得心裡不踏實,我的直覺告訴我,可能還有什麼問題被我遺漏了。我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也想不起遺漏了什麼。我不停地吞雲吐霧,用煙頭在煙灰缸裡堆積出一個個小山,真的是苦思冥想啊!我想來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點,他老人家是不大聽別人招呼的,也是不大按照常規辦事的,一般說來,他不情願被動地進入別人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動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揮他,他要指揮你。那麼,除我們已經想到的兩個方案以外,他老人家還會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呢?我又從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漢口、武昌都準備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選一個就是了,武漢也沒有別的更合適的地方了。主席無論坐飛機還是坐火車來,從機場或是從火車站到漢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條路線以及路線上的安全保衛等等,都作了兩套準備。比如說,從機場到漢口可以坐汽車直達住地,從機場到武昌還要先到碼頭上坐船過江,然後才能到達住地。總之,兩條路線都已經作出了周密安排。但是,他心裡「咯登」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飛機,不到住地,就說要馬上游長江,這兩套方案中的碼頭、路線和安全保衛,不就一下子全亂套了嗎!不是我朱漢雄心慌意亂哪,是我們不知道老人家怎麼想啊! 
  於是,姨父又開始設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飛機或是一下火車就要游長江的準備。無論從機場或是從車站出來,都要更換路線,直接到江漢關的軍用碼頭。不僅路線要增加一條,隨之而來的碼頭、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務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準備,還要增加船上的工作量,解決在船上吃飯、飲水的問題,還有躺椅。是的,老人家游水以後、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時任武漢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謝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處、交通大隊,落實新增加的路線保衛和環境保衛任務;通知接待處,要組織好廚師、服務員,準備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務;通知後來曾擔任駐蘇大使館武官、時任武漢軍區後勤部部長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漢關軍用碼頭的準備;通知武漢市輪渡公司,「輪渡二號」立即從客輪班次上撤下來待命,準備執行「專船」任務。   
  2.絞盡腦汁的三套方案(2)   
  剛剛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應急準備,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漢來了。   
  3.萬里長江橫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湖南省公安廳警衛處柳處長先後打來電話說,毛主席即日由長沙乘專機飛往武漢。姨父隨王任重、謝滋群準時趕往機場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問:「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還是先游水?」毛主席興致勃勃地一揮手說:「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險,多虧臨時補加了第三方案! 
  從王家墩機場直接到江漢關碼頭的路線已經排查過了,沿路有哪些制高點、有什麼不安全因素,都已嚴加控制。相關社區的警衛任務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準備。姨父在機場下達了只有一句話的命令:「到軍用碼頭。」警衛和接待系統都緊張有序地行動起來。 
  這是姨父在全國解放後第二次見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來武漢、去九江、轉赴南京的時候,姨父曾參與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那時正值1953年春節,毛主席剛到武漢,就從湖北省委後門走出來,想到黃鶴樓上看一看,剛剛上了蛇山,就被一個小孩子認出來了,小孩子又驚又喜地大聲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來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湧來,馬路上賣甘蔗的、賣花生的、賣油條的,所有的攤攤擔擔都不要了,一窩蜂地往蛇山頂上跑。人越圍越多,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圍著,頻頻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李先念、中南局第三書記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長兼中南公安部部長楊奇清,被擠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裡動彈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裡,無奈地微笑著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卻被人潮擠到一邊去了。毛主席的貼身衛士奮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擠擠扛扛、磕磕絆絆地到了黃鶴樓,下了山坡,到漢陽門碼頭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圍。事後,蛇山上撿了幾籮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書羅光祿頭天買的新皮鞋也被擠丟了一隻。 
  毛主席在蛇山和黃鶴樓上受到群眾狂熱圍困的事件,在公安機關內部被稱為「黃鶴樓事件」。姨父和經歷了這一場面的人,感覺到了群眾對領袖的熱愛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會給保衛工作帶來極大的麻煩;但還來不及思考,如果對領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進入宗教的狂熱,還會在保衛工作的範圍以外帶來怎樣的災難。 
  為避免「黃鶴樓事件」的再次發生,毛主席這次來長江游泳是嚴加保密的。姨父記得,那一天天高雲淡,風和日麗。毛主席從機場乘汽車到了江漢關碼頭。「輪渡二號」已經停靠在碼頭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後,「輪渡二號」即靜靜地駛離碼頭,從蛇山、黃鶴樓下邊的江面上悄然掠過。那時,長江大橋還正在施工,兩三個橋墩已冒出水面。「輪渡二號」避開了大橋工地,穩穩地停泊在遠離橋墩的下游江面上,請毛主席在這裡下水。 
  姨父始終守候在「輪渡二號」上,目不轉睛地追隨著毛主席的身影,時刻準備對任何一個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應。他看到毛主席由身邊衛士保護著,兩度通過他和他的同事們精心研製的梯子,從「輪渡二號」下到一隻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掛著特製的梯子。毛主席雙手抓著梯子,面對木船,背對江水,一級一級地下了梯子,身體觸到了水面,又抓著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裡濕了濕水,才鬆手躍入江中。 
  在梯子的實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驗以後,姨父的第二個喜悅也是他組建的整個「水上衛隊」的喜悅,大家終於知道了「八卦陣」的用場,知道了他們好不容易演練出來的「旋轉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邊工作人員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隨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武漢市委第二書記李爾重,有隨同毛主席來武漢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大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衛士長李銀橋,還有毛主席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護士長吳旭君和身邊衛士。 
  我不能不對姨父的記憶力表示敬佩。事情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以後,在他的記憶裡,毛主席首次下長江游水的情形仍歷歷在目。 
  姨父看見,毛主席從江中斜插過去,一邊向對岸游水,一邊順乎自然地隨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興了,什麼姿勢都有,一會兒悶下去,一會兒浮起來,一會兒仰泳,一會兒側游,有時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開心哪!姨父始終守護在「輪渡二號」上,保持一定距離追隨著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過了江漢關,又過了濱江公園,一直向下,游到一個名叫甚家磯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小河口子,江邊有一個正在興建的肉類加工廠。河口上邊,地名叫淡水池,這裡有一個油庫,有幾個大大的、圓圓的、裝石油的白傢伙豎在江邊。毛主席游到這裡,已經游了一個多小時,大約有四十里。大家請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興頭上,還要繼續游下去。下邊河道裡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們事先勘察過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兩股狹窄的巷道,巷道裡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請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麼情願地上了小船,再度由衛士攙扶著,攀緣梯子,回到「輪渡二號」上休息。 
  這時發生了一個疏忽:「水上衛隊」只顧得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楊尚昆、汪東興和保健醫生李志綏游著游著,卻從「旋轉人圈」裡溜出去,不見了蹤影。糟糕,他們游到哪裡去了?原來被江水沖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攆上他們,接回到「輪渡二號」。   
  3.萬里長江橫渡(2)   
  1958年,毛澤東(右)與朱漢雄(左二)攝於武昌東湖客舍。(侯波攝) 
  毛主席上船以後,沖了沖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來,特意帶到船上來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場。毛主席坐上躺椅,衛士給他點了煙卷兒,他就在躺椅上躺下來,微笑著,露出好高興的樣子,徐徐地吐著煙縷。姨父說,他老人家還有一個習慣,從水裡上來後要喝一點點茅台酒。衛士向我們要茅台酒,我們就馬上把茅台酒遞過去;要毛巾,我們就趕緊遞毛巾。我對我們的服務人員說,我們是打下手的,不能往衛士前邊擠,這是規矩。衛士要什麼,我們給什麼就是了,不能亂插手。 
  毛主席游水後稍事休息,已經到了下午兩點鐘,早該吃午飯了。而「輪渡二號」是漢口、武昌之間的輪渡船,平時從江北岸擺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鐘,船上用不著燒水做飯,因而沒有燒水的鍋爐和做飯的廚房。姨父卻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隨員報告,請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廚師、服務員和一個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爐都帶到船上來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帶來了特意從樊口採購來的又大又肥的□魚。姨父著重指出,正因為帶上了可愛的樊口□魚,接著才有了毛主席「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的千古佳句。至於樊口□魚何以成了武昌魚,姨父讓我少安毋躁,他將在下一節為世人下一點考證的工夫。他當時的任務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飯,主菜是清蒸□魚。 
  毛主席吃了這餐飯,「輪渡二號」就到了武昌造船廠碼頭。主席在那裡下船,即乘汽車到武昌東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後好多年,在梅嶺的新房子於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來武漢,都是住在這個地方。毛主席正是在這裡筆舞龍蛇,寫下了流傳千古的詩篇。   
  4.「又食武昌魚」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暢遊長江的次年,《詩刊》創刊號首次發表了毛主席的詩作,其中一首是:水調歌頭游 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世人看了這首詩,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漢游了長江。 
  姨父考證說,毛主席詩中的「長沙水」是有具體含義的。毛主席的隨員告訴我,毛主席來武漢那天,先在長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時代跟他的夫人楊開慧進行革命活動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時候,又特意喝了這眼井裡的「長沙水」,然後從那裡乘汽車直奔機場,登上伊柳14型飛機,飛抵漢口王家墩機場。姨父掐指計算,毛主席從長沙坐飛機到武漢,途中飛行了一個小時零一刻鐘;從機場到江漢關碼頭上船,用了半個小時;下水游長江用了兩個小時,從離開長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魚,相隔五個多小時,所以說是「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那麼,樊口□魚何以成了「武昌魚」呢?姨父說,這要感謝香港《大公報》的一位記者,是他替我們下了一番考證的工夫。不知道這位記者通過何種途徑得知他是毛主席「萬里長江橫渡」的當事者,就帶上毛主席的詩詞找他「搶新聞」。當時,毛主席游長江屬於內部機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沒有通知他接待這位記者,他就毫不客氣地「無可奉告」了。記者卻一頭鑽到湖北省博物館裡查資料,還作了實地考察,一個月以後又來找他,喜滋滋地宣佈考察成果說,「又食武昌魚」的「武昌魚」應為樊口□魚。樊口古為鄂城管轄之地,鄂城古稱武昌,故而樊口之□魚亦即武昌魚也。 
  姨父說,還真叫這位記者說對了。當時,他只知道樊口□魚最好吃,因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閘口,裡湖外江,此魚在閘口上進進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養,練就一身肥而細膩的好肉,特別是魚頭靠肚皮之間、脊背上的那塊肉格外鮮嫩好吃。所以要去買最好的樊口□魚做給毛主席吃,不料想從此成就了「武昌魚」的歷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後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三峽大壩導流明渠截流新聞,忽然想起了這位香港記者,他說,我很想念這位記者,卻忘了他姓甚名誰、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聽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暢遊長江的具體經過告訴他。比如,「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這就是後來建成、眼下還在使用的長江大橋,當時剛剛冒出來兩三個橋墩。毛主席正是在橋墩下游下水的。「高峽出平湖」就是現在的三峽庫區,首期蓄水高度為一百三十五米,這不就是「高峽出平湖」了嘛!不過,旅遊者不必擔心,神女峰沒事,庫區淹不住她。所以老人家說「神女應無恙」啊!老人家游著水,還想著長江大橋、三峽大壩的建設,還想著不要淹了神女峰,這真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所以要「當驚世界殊」了。 
  姨父的考證並未到此結束,他又大發感慨地說,毛主席的詩句如今已得到歷史的驗證,樊口□魚何以稱為武昌魚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證,但是,是誰給毛主席做的武昌魚?又是誰給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魚端上餐桌的呢?這兩個歷史的空白只好由他來填補了。 
  姨父用手指點著我的鼻子說,你記住,是廚師楊純卿給毛主席做的「武昌魚」,是清蒸。楊純卿還帶著一個打雜的下手,可惜我沒能記住他的名字,這個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楊純卿的下手把□魚開膛剖肚,拾掇得乾乾淨淨。楊純卿再撒上一些姜絲,放上幾顆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為世人所知、具有極高的知識產權價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曉得的適當火候蒸好以後,用橢圓形的盤子裝上,把湯潷掉,再澆上一點點油,撒上一點點蔥花。這時候,管理員金文俊、服務員吳素英已經把桌、椅、檯布擺好、鋪好了。給主席端盤子上菜的是吳素英,她做事手腳麻利,沉得住氣,走路如一溜輕風。切記,擺檯子、鋪檯布、端盤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歷史使命。 
  姨父誇說,金文俊和吳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們上「專船」為毛主席服務的時候,兩個人眉來眼去地產生了感情,私訂了終身,後來就喜結良緣,又被調到武漢附近的應山縣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後,金文俊當了副廠長。我和你六姨去武漢,又和他們見了面。他們兩個已變成老頭子、老太婆了。我說,眼下沒有過去那樣的光榮任務了,你就給我找個地方釣魚,好嗎?金文俊說,好,我包了。當然,這是後話,不在考證範圍了。   
  5.廚師楊純卿事略   
  姨父說,楊純卿是值得立傳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條載入史冊、進入詩詞經典的武昌魚,每當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長來武昌東湖小住,或是來了軍隊、地方的高級幹部,乃至於毛主席在武漢舉辦國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楊純卿擔任主辦廚師。總之,廚房裡的「紅案」、「白案」,諸如殺雞拔毛,剖膛破肚,全得聽他的。 
  楊純卿是湖北漢陽人。俗話說,「湖北廚師出漢陽」,長江中游做飯的、開館子的,大部分是漢陽人。但他不是大館子裡的學徒出身,沒有拜過名師,不是科班裡討教來的本領。按湖北廚師的行話講,他是「剽手」,「剽」而能稱之為「手」,足見其「剽」不凡,乃至於沒有門戶之見、打破清規戒律地「剽」來了十八般手藝,且都是從食客口中「剽」出來的。 
  抗戰期間,楊純卿逃難到雲南、貴州,在路邊小飯店裡打雜,而後又自搭茅棚、另起爐灶。那時的雲南、貴州是大後方,雲集著從淪陷區各地逃到這裡來的異鄉人。他的小店接待過來自各個地方、各種身份、各種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賈,或販夫走卒,或俠客名士,或將校軍官,都曾為其座上客。他人緣好,悟性高,生性愛做又愛吃,就在路邊店裡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種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並蓄。但我忘了問姨父,他的「路邊店」是否開在著名的國際公路且具有重大軍事意義的滇緬公路上,從而把美國遠征軍司令史迪威將軍及其麾下迎進小店而「剽」之,乃至於「剽」來了美國燒烤的絕活呢?待考。 
  解放後,楊純卿到湖北省公安廳機關大食堂當了炊事員,對於供給制的「大鍋飯」,也能變出一些別有滋味的花樣來。公安廳領導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裡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廚師的中堅。姨父主管對外接待工作時,廳長就推薦他做了「火頭軍」。他的廚藝又大有長進,幾年下來,便奠定了「領銜」廚師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廚師界少數大師級人物之一。 
  楊純卿最拿手的絕活不止是清蒸武昌魚,還有毛主席最愛吃的湖南「燒方」,亦即呈四方形的大塊紅燒肉,每一塊重約一兩,不可少於七八錢的重量。毛主席改善生活或是請客吃飯,第一個要點的菜就是「燒方」。楊純卿摸清了毛主席的口味,一定要用豬脖子下邊、前腿上邊的前胛肉,帶皮紅燒。紅燒肉就是紅燒肉,除了配燒少量的板栗、蘿蔔或小芋頭以外,不要添加任何華而不實的東西。只是紅燒肉的周圍要擺上虎皮蛋——過了滾油鍋的雞蛋、鴿蛋或鵪鶉蛋。毛主席宴請幾位客人就配上幾個虎皮蛋。 
  楊純卿得知他做的武昌魚出現在毛主席詩詞裡以後,就珍藏著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敬,不再輕易做武昌魚。但凡有朋自遠方來,才必做此魚。姨父離開武漢多年,「文化大革命」後,又作為廣州遠洋運輸公司的黨委書記帶著香港遠洋公司的幾位老闆參觀三峽,然後去了武漢。此時,武昌東湖賓館已揭去神秘面紗,對外營業了。他們就住到東湖賓館,特意吃了楊純卿主廚的武昌魚。姨父跑到後廚房,恭而敬之地請他出來跟大家見面,向大家介紹說,是這位楊純卿師傅給咱們做的武昌魚,他就是當年給毛主席做武昌魚的「大作家」。大家熱烈鼓掌。 
  姨父離休後,再次去武漢時,楊純卿已經退休。姨父打聽到他家住在一座樓房的第九層。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樓沒有電梯,樓梯上沒有電燈,樓道裡黑□□的,兩邊放著單車,堆著煤球和蜂窩煤,左一筐、右一摞,磕磕碰碰,剛剛能擠過去一個人。姨父好不容易爬上九樓,到了楊純卿家,卻碰上他的老伴過世,他剛剛把老伴送走。他也變得蒼老了。姨父說了好多安慰的話。他只是木木地坐著,呆呆地望著姨父。姨父好言寬慰了幾句,就告辭了。臨別時,楊純卿仍舊木木地坐著,忽地露出感傷的表情說:「書記哇,我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動了。」沒過多久,姨父就聽說,楊純卿也跟著老伴走了。 
  長江水不捨晝夜地奔流著,樊口□魚別來無恙否?     
  二 領袖的脫帽禮   
  1.「陀螺」爆炸了(1)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軍出動一百零五個團的兵力,向正太、同蒲、平漢、津浦等主要交通線上的日軍及其沿線兩側據點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作戰,連續三個半月,進行大小戰鬥一千八百多次,殲滅日偽軍四萬六千多人,繳獲武器五萬八千多件,破壞敵占鐵路線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日寇受到沉重打擊。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以後,日寇對我根據地進行報復性「掃蕩」。 
  接下來,就要聽姨父講他怎樣負傷的故事了。我曾想像,這個故事應當發生在槍林彈雨、奮勇搏殺的戰場上,讓我看到一幅壯懷激烈、撼天動地的圖畫。姨父卻用平淡的、甚至是不值得與人道的口氣開始了敘說。 
  1942年秋天,日寇結束了「秋季大掃蕩」以後,隱蔽在山上的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師生又回到了駐地——河北省靈壽縣東、西石門。那時,姨父已經從抗大畢業,擔任抗大供給處文書。他回到村中時,老百姓也剛剛回來。村子裡滿地都是鬼子留下的秸草、馬糞。供給處人員放下背包,會計就忙著接待前來報銷的人。姨父走進來,看到桌子上放著老百姓剛剛送來的一個稀奇古怪的東西,是銅的,樣子像抽著打轉轉的陀螺,陀螺上邊有一根小指頭粗的尾巴,尖尖地向上翹著。這是鬼子留在老百姓屋裡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個什麼傢伙,就送到這裡來了。姨父拿起它問:「這是什麼東西?」會計說:「你看看上面是什麼?」姨父念著「陀螺」上的號碼說:「八八四。」「八八」與「爸爸」諧音,會計故意「嗯」了一聲,好像當了一次「爸爸」,佔了姨父的便宜。姨父用「陀螺」向會計後背上敲了一下,「陀螺」就「轟」地一聲爆炸了。後來才搞清楚,它是鬼子「八八四」山炮炮彈上的引信。會計的棉衣背部炸開了花,卻沒有受傷。姨父的手上鮮血淋漓,左手的三個指頭、連帶著大半個手掌都被炸掉了。姨父用右手托著血淋淋的左手向衛生處奔跑,跑了一里路,血也流了一里路。醫生用止血帶把他的左小臂緊緊紮起來時,他因失血過多而昏了過去。 
  姨父提起這件往事的時候,與其說是在表現他對鬼子的憤怒,倒不如說是表現自己使鬼子預謀得逞的氣惱和屈辱。姨父鄙視卑劣的小伎倆,他說鬼子顯然是有意造成這次爆炸的,他們把山炮和炮彈都撤走了,把這個只有炮兵才認得出來的東西丟在老百姓家裡,是要加害於中國老百姓的。姨父和供應處的人沒有見過山炮和炮彈,不知道那是一個能夠爆炸的東西,上了鬼子的當。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鬍子下邊的壞笑,心有不甘地說,鬼子大「掃蕩」屢次撲空,才這樣使壞,狡猾地留下了這個東西。 
  抗大的醫務人員摘下門板做擔架,民夫抬著姨父往後方醫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會兒醒過來,一會兒昏過去。到了後方醫院時,卻不能馬上搶救。因為這裡也在反「掃蕩」,醫護人員隱蔽了,東一個、西一個;醫療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這裡挖、那裡找。醫生在山這邊的村子裡,護士在山那邊的村子裡。把他們找回來以後,再把手術器械從地下挖出來,放在農民做飯的鍋裡煮,消毒。再把騾子背上運東西的兩個木馱子放在地上,架起一個門板,門板上鋪了一塊黃色的油布,那是平時搭在騾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這樣的「手術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術。 
  那時沒有麻醉藥,既沒有整體麻醉,也沒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記住了一個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裡最常見的沒上釉子的瓦盆,應屬於我們的祖先在五千年前發明的燒陶工藝。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漬,說明它是一個尿盆。只剩下兩根指頭的殘手、從斷肢茬口裡汩汩流出的鮮血和沾滿血污的紗布,紛紛掉落在黑色的尿盆裡。當剪子卡嚓卡嚓地咬著爛肉、啃著神經,鋸子嘎吱嘎吱地鋸著骨頭的時候,他始終緊咬著牙齒,強忍巨大的疼痛而沒有叫出聲音。他設想自己回到了家鄉——四川省開江縣永興場的關帝廟,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時候是下著象棋的。他試圖像關雲長那樣露出微笑,卻想起關雲長畢竟沒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沒有笑出來。 
  手術完了以後,與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經徹底地從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沒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藥品,手腕斷茬上的傷口遲遲長不好。由於止血綁帶扎得太緊、扎的時間過長,小臂肌肉正在壞死。醫生建議,立即把小臂鋸掉。姨父卻不能容許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後,他才深刻地感覺著身上的每一個細小部分的存在,它們都屬於自己的生命。但是,醫生能夠提供給他的全部藥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現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蛆,像蠶蛹一樣的蛆,一條、兩條、三條,正絡繹不絕地從繃帶的縫隙裡爬出來。兩個半月過去了,殘臂還在向肘部腐爛。醫生斷然說,小同志呀,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冬季掃蕩」又要開始了,再耽擱下去,肘部以下的整個小臂都會爛掉的。姨父咬了咬牙,向醫生伸出了殘缺的左臂。 
  在肘下約十厘米處再次進行了截肢手術。仍舊沒有任何麻醉、止血、消炎的藥品,只能用鹽水清洗傷口。姨父咬著牙在地鋪上打滾,單子滾到了一邊,地鋪上沒有床板,他就鑽到了谷草裡,殘缺的左臂卻從谷草堆裡舉出來,殘茬上裹著的繃帶像一個碩大的圓球。他咬牙挺著、受著,牙關一鬆,就會「啊啊」地號叫,沒有詞語、沒有眼淚。   
  1.「陀螺」爆炸了(2)   
  門口出現了房東大娘。姨父說,他懷念這位房東大娘。後方醫院的一部分病房就是設在大娘家裡的。她時常端來一筐花生、柿子或是煮好的紅薯,悄悄守著他、默默望著他,暗暗擦著眼淚,像是望著自己的兒子。 
  半個月後,姨父耷拉著半截空空蕩蕩的袖筒,走出了農家小院。他記得,在他的身後,一個傷員正在哭喊著白求恩大夫。他的腸子被打斷了,白求恩給他做了第一次手術,在腹部留下一個排大便的漏管,要等腸子的傷勢好轉後,再做第二次手術,把腸子和肛門接起來。第二次手術還沒做,白求恩就不幸犧牲了。傷員躺在地鋪上哭叫,白大夫,白大夫,我還在等你呀,你咋就走了! 
  姨父落淚了,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這個傷員。他慶幸自己左臂肘部以下還留著十厘米左右的小臂,這一截殘缺的「肉骨朵」還可以伸展、彎曲,那是他今後托起槍支、瞄準射擊的地方。   
  2.用一隻翅膀飛翔(1)   
  姨父回到了抗大,而他的左手和半截胳膊不會跟他一起回來了。 
  在姨父失去左手以後的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他的意識和感覺都不能接受失去一隻手的事實。失去的左手也不願離開他,仍舊頑強而悲傷地存在於他的感覺當中,甚至天天來夢中找他。姨父說,有兩三年的時間,我心裡還是兩隻手,做夢還是用兩隻手做事情。夢醒以後,卻要重新面對一個冷酷的事實,哦,我永遠失去那隻手了,我是一個殘缺的人。 
  從他失去左手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想,我該怎麼活著? 
  我能回家當老百姓嗎?姨父跟自己商量,不能,一回家,國民黨就會抓你殺你。我能在河北、在山西、在陝西——我們的根據地裡找個地方住下來,種莊稼、娶媳婦,或是讓媳婦「娶」了你,當人家的「倒插門兒」女婿,當咱根據地的好百姓嗎?不能,這裡沒有你的親人侍候你,這裡的頭幾斤重,你一隻手舉不起。你去犁地時,只有扶犁杖的手,沒有拿鞭子的手,沒法趕牲口,牛也不聽你的。姨父又提醒自己,你投奔延安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抗日、為了革命。你在抗大上課、出操、訓練、演習,學單兵怎樣動作、班排怎樣動作、大部隊怎樣運動,都是作戰和指揮作戰的知識,都是為了打鬼子、為了打完鬼子還沒有打到底的革命戰爭。一隻手走了,還剩下一隻手哩!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導師都沒有講過,一隻手的人不可以打仗、不可以革命。姨父又命令自己,你必須用一隻手支撐起一個生命,而且,必須是一個戰士的生命,必須像兩隻手的戰士一樣面對戰爭。 
  朱漢雄同志,你別無選擇。 
  姨父開始擺治他的褲腰帶,是的,他剛剛失去左手的第一個早晨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怎樣繫上自己的褲腰帶。姨父開始調侃,他說,革命戰士的最低要求,是不能叫自己的褲子掉下來,你說是吧?這個要求高嗎?我看不高。他說的不是軍褲上的褲腰帶,軍褲上的褲腰帶是皮帶,把皮帶頭塞進皮帶扣裡,拉緊,扎到皮帶孔裡就是了,這是一隻手可以辦到的。使他作了大難的是內褲上的褲腰帶,那只是一根細細的線繩,一隻手沒有辦法打結,而每天都要上幾次廁所,總不能叫戰友天天跟著你,替你系褲腰帶。他就試著側下身子、彎下腰,用半截殘疾胳膊壓住褲腰帶的一頭,一隻手抓住另一頭,五個手指頭瞎扒拉、亂動彈,折騰了大半晌,總算把褲腰帶繫上了。但是,他在想,這不行,如果發生了敵情,必須立即投入戰鬥,而他在褲腰帶上耗費了寶貴的時間,那就不知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嚴重後果。他為了解決每天都要數次遇到的一個難題費盡心思,終於發明了一個「單手快捷束腰法」,首先改進了褲腰帶的結構,在褲腰帶的一頭挽了一個皮帶扣一樣的圓圈,保留這個圓圈,每次提褲子時,只用一隻手把褲腰帶的另一頭從圓圈中間穿過去,拉緊,繞兩下,掖起來就行了。八十歲以後的姨父還在享受單手系褲腰帶的喜悅,他驕傲地說,我的褲子始終沒有掉下來。 
  還有一隻手怎樣繫鞋帶、怎樣打綁腿、怎樣打背包等等一系列瑣碎煩人而突然變得無比巨大的難題,都像打掉敵人一個個碉堡那樣一個個地解決了。比如打背包,他必須先用一隻手把背包疊起來,把背包帶子放好,再叫他的膝蓋和牙齒參加進來,用膝蓋和半截胳膊壓住背包,一隻手捆上繩子,最後打的一個結要用牙齒緊緊咬住,再用一隻手牢牢繫上。 
  我問,還有風紀扣呢,它實在太小了,怎樣系呢? 
  不就是環套環嘛。六姨替姨父回答說,我們剛結婚,到了武漢,你姥姥帶來一雙銀筷子,筷子後端有鏈子相連接,環子開了,鏈子斷了。環子太小,我用兩隻手也捏不住,接不起來。他說,我來試試,就把筷子放在膝蓋上,眼也不看,一邊說話,一邊用手指連軸轉地捏呀捏,不一會兒,就套上去了,用牙一咬,好了,接上了。你姥姥原來對他只有一隻手心存憂慮,後來又誇他這隻手巧,他要是有兩隻手就更加不得了啦! 
  姨父為得到丈母娘的首肯而得意洋洋。他說他最拿手的活計是打草鞋,這是他在行軍途中從一個四川老兵那裡偷來的本事,接著就像要開辦「打草鞋」訓練班那樣,指點我說,你記著,你首先要準備一條麻繩,一條一庹(音tuo,兩臂平伸為一庹——筆者注)半長的麻繩,吊在你的皮帶上備用;再找一件破衣裳,撕成一指半寬的布條條,要避開衣服接縫處的線疙瘩,能撕成條條的都要撕下來,也紮在皮帶上備用。還要找到一雙破襪子,從襪筒上抽出線線,搓成納鞋底那樣粗的線繩子,做「耳子線」。如果沒有「耳子線」,你就把布條撕細一些,搓一搓也可以用。好了,你可以開始打草鞋了。你腰裡有皮帶,正面拴上打草鞋的繩子;還要有一根棍子,繩子另一頭拴在棍子上,用腳蹬著棍子,把繩子繃緊,好了,開始打吧。草鞋底用六股麻繩,到腳後跟合為四股,收下來,變成兩股,最後剩一股,拉死,好了,你打成了。因為是用布條和線繩按照草鞋式樣打的,所以叫「布草鞋」。你要是有一條破皮帶,事先剪下一小塊,把它墊在鞋尖上,你這雙「布草鞋」就有了一個皮鞋尖,不怕踢石頭。你不要怕累,行軍休息時,你用一個午睡的時間準能打出一雙「布草鞋」。你還要記住,最好的材料是破被單,「哧啦」撕下一長條,一條破被單可以打兩雙半「布草鞋」。   
  2.用一隻翅膀飛翔(2)   
  姨父又用比較謙虛的口氣說,我這一隻手,打草鞋要比人家慢一些,所以我一有空,就不敢歇著,要抓緊打草鞋,打成了,先穿一穿,踩一踩,踩合腳了,再串在皮帶上備用。後來到了鄂南,我把所有的破衣服都打成了「布草鞋」,兩雙、三雙地串在皮帶上打提溜,就覺得自己如腰纏萬貫般的富有。再後來,到了中原軍區,在宣化店受到重重包圍,沒有鞋穿,不僅打了好多雙「布草鞋」,還發明了用麻打的「麻草鞋」,還有一半用麻、一半用布條打的「麻布草鞋」。後來又打出了新花樣,把破皮帶剪出不同式樣的小塊塊,夾在鞋掌、鞋跟、鞋尖上,你就穿上了輕便結實、走路帶響、令人刮目相看的「八路牌」皮草鞋,走起來簡直就是「草上飛」,空袖筒也「呼啦呼啦」地飄起來。 
  1943年夏初,當姨父用一隻手剛剛把一度被打亂的生命狀態侍弄得井然有序的時候, 抗大決定把他送回延安上黨校學習深造。從此,他結束了四易寒暑的抗大生涯,與晉察冀根據地兩百多個同赴延安的年輕人編隊上路,奔向黨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 
  這是對他的生命質量的一次檢驗。一個肢體殘缺者要跟兩百多個肢體健全者一起,進行一次同樣艱巨的長途行軍,要多次穿過敵偽封鎖線和敵占區,要負重奔跑,要曉宿夜行,有時要匍匐前進。在跑步前進的時候,他背上的背包、肩上的挎包、掛在褲腰帶上的塞滿米飯的瓷缸子,都在顛簸著、搖晃著,向他缺了半截胳膊的一側傾斜。還有一件平時令人稱羨不已的棉大衣,那是對殘疾軍人實行優待而破格發給一個排級幹部的原屬於連以上幹部的細洋布大衣,也被他捲成了包袱卷的形狀,把兩條袖子接起來一捆,就作為額外的負擔斜挎在肩膀上了。這件大衣也參加了對他的搖晃。別人的背包也搖晃,但可以用兩隻手在兩面扶一下背包,保持背包的穩定。唯獨這個一隻手的只能扶一邊,不能制止背包向左邊倒伏,只好用左肩和半截胳膊擋著、撐著,時不時地用力甩一下,把背上和肩上的重量甩回到原來的位置。他就這麼一甩一甩地行軍,冷不丁把自己甩了一跤,一隻手的人不能爬,只能硬撐,是偏著身子硬撐,把重量甩到有胳膊、有手的一邊,像螞蚱一樣地用力蹬腿,好,終於直起來了。他羨慕有兩條胳膊的夥伴,他們甩著兩條胳膊行軍如鳥兒扇動翅膀。他是只有一隻翅膀的鳥,但他不是啼叫長空的孤雁。他沒有掉隊。 
  那天晚上從山西定襄出發以後,姨父就這樣撲稜著一隻「翅膀」,一歪一斜地、張口大喘氣地跑著。他們必須在夜幕掩護下,穿過同蒲路,穿過敵占區,在拂曉以前趕到游擊根據地的一個小村莊裡隱蔽,待到天黑時再次上路。他們遇到了汾河。他和大家一樣地脫了褲子,撩起上衣,蹚水過河。水深齊腰,河底是大大小小的鵝卵石。一個戰士踩著了鵝卵石,滑了一下,槍就丟到了水裡,伸手沒有抓住,又不能彎腰打撈,眼看著槍在水上打旋兒,沉入水底。他不能讓自己踩上石頭,不能讓自己打滑。他要是栽到水裡,就不好爬起來了。他和大家一樣地用一隻手撩起上衣,卻沒有另一隻手像別的人那樣揚起來,一搖一晃地尋找平衡。他只能用腳小心翼翼地探索,用腰部和腿部的力量抵禦河水的流速。他沒有倒下去。 
  冷風颼颼。他終於踏上了河岸,又和大家一樣地光著屁股向前跑,不能停下來穿衣服,一停下就會凍出毛病來。等到跑出汗來的時候,他才和大家一樣地穿上褲子、打上綁腿、繫上鞋帶接著跑。一口氣跑了幾十里,到了一個村莊。那裡有打前站的,路邊放著幾個水桶,還有小米干飯和烙餅。他又和大家一樣地站著喝了一碗稀飯,拿起一張烙餅吃著繼續跑,又跑了好遠的路,才到達一個山窩子裡隱蔽下來。這時,他卻不敢和大家一樣地卸下背包、解開綁腿、脫掉鞋子,得到急行軍後的放鬆。如果要他把這些動作重複一遍再恢復原樣,那就實在太困難了。他不敢讓自己放鬆。好比緊鑼密鼓都忽地停下傢伙的時候,只有他的弦兒還是緊繃著的。他產生了說不明白的直覺。進山窩時,天濛濛亮了,好像比拂曉以前到達的預定時間晚了一些,因此,在半透亮的曙色中似乎籠罩著某些不安和不祥。當大家橫七豎八就地躺下時,他不敢躺下來。他坐著,背包還在背上背著,還要把綁腿帶重新綁結實,把有些鬆動的鞋帶緊一下,什麼東西也沒有放下,只是靠著背包閉上了眼睛。 
  忽地響起了震耳的槍聲。向山頂佈置警戒的警衛部隊剛剛爬上山頭,突然遭遇正對我實施緊縮包圍的日軍,雙方激烈交火。槍一響就炸了鍋。警衛部隊往山頭上衝,佔領制高點。山下剛剛躺下的人爬起來就跑,剛放下的背包來不及背起來,剛鬆開的綁腿、鞋帶來不及紮起來,一切東西都丟光了。只有那個一隻手的沒有丟東西。 
  在警衛部隊的掩護下,大家撅著屁股整整跑了一天,跑到黃昏才擺脫了敵人的追襲,鑽到了根據地的一個小村莊裡。大家都餓得頂不住了。村莊裡煮了幾鍋香噴噴的小米干飯。吃飯卻成了難題,除了那個一隻手的人以外,東西都丟光了,沒有幾個人還有盛飯的洋瓷碗。村裡只有三兩家老百姓,一下子來了二百多口人,找不到那麼多的碗筷,只好各自扯起衣襟、攤開毛巾、摘下帽子當碗,隨便撅一根樹枝當筷子。只有那個一隻手的人啥也沒丟,只有他和很少幾個人還能用洋瓷碗盛小米干飯。他用兩個膝蓋的內側夾住瓷碗,一隻手舞動著一把精緻的小調羹,以完美無缺、令人驚歎的方式狼吞虎嚥,還不時地咬一口鹹菜疙瘩。   
  2.用一隻翅膀飛翔(3)   
  大家驚奇地說,他怎麼啥也沒丟哇? 
  他說,因為我只有一隻手呀!   
  3.「搶救」運動(1)   
  姨父到了延安,一住進西北局招待所就盯上了大伙房裡的「列寧餅乾」。「列寧餅乾」是他對小米鍋巴的「愛稱」。在敵後吃了過多的黑豆,而且熬過了連黑豆也沒得吃的艱苦歲月之後,黃焦酥脆的小米鍋巴對他產生了不可抗拒的誘惑。炊事員雖然都是來自四川的小鬼,卻都是土地革命時期參軍的老資格,姨父說,連他們嗷嗷叫著罵人的聲音都是久經鍛煉的,要想從他們眼皮底下挖走一小塊「列寧餅乾」是絕對辦不到的。姨父以四川老鄉的身份跟他們套近乎已初見成效,眼看就要把「列寧餅乾」搞到手的時候,「搶救」運動卻像是晴天霹靂「卡嚓」一下就開始了。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主管情報工作的康生在楊家嶺大禮堂作報告時宣佈,延安「特務如麻」,「延安的知識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各單位要人人過關,清查特務,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當場就有一個從甘肅經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來到延安的張克勤接受「搶救」,站出來坦白說,他就是國民黨派進來的「紅旗特務」,甘肅工委是國民黨一手組織的假黨叫「紅旗黨」。從此,自抗戰以來奔赴延安的青年都成了清查對象。 
  已經解密的歷史檔案證實,張克勤當年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小青年,是用「逼——供——信」的非法手段連嚇帶哄製造出來的一個假特務,卻成了推動「搶救」運動的「典型案例」。康生這樣做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國民黨西安「反共救國隊」隊長梁干喬製造混亂的一個假情報,謊說每一批青年到延安去時,他們都派了特務進去,已經派去了多少多少人。康生如獲至寶。毛主席也聽信了康生的匯報。一時間,所有從蔣管區經西安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都成了重點審查對象。已經為抗戰失去了一隻手的朱漢雄同志也不能例外,他是在1939年由四川家鄉經西安投奔延安的,是高小畢業的「知識分子」。 
  姨父也去大禮堂聽了開展「搶救」運動的動員報告。聽了報告,卻不准離開會場。每個人發給兩個燒餅,還抬去了兩大鍋稀飯,讓他們填填肚子,當場坦白交代。已經有了四年軍齡、三年黨齡的姨父,對自己突然變成了審查對像滿不在乎。跟他一起聽報告的,有來自敵後的青年,還有從河南、山東來的地下黨員,他們都在一驚一乍地犯傻發愣。姨父吃了燒餅,喝了稀飯,而且打了飽嗝兒,卻絲毫沒有產生坦白一點什麼的願望。他們被帶回招待所,立即打點行李,又被帶到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一百多人被編成若干個班,分別關在十二個窯洞裡。每個班都派來一個統領「搶救」運動的班主任,不准互相串門,不准交頭接耳,在士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的看守下,開始了「搶救」運動的「車輪戰」。 
  對姨父的審查是從他的出身和他怎樣投奔革命開始的。 
  他要感謝祖父和父親,因為這兩位老人家都是懸壺濟世的鄉村醫生,在姨父出生以前或是在他的幼年時代已先後去世以後,只留下一個無人支撐的藥房和一個裝著藥草遊走四鄉的破褡褳,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和任何值得懷疑的經濟或政治問題。 
  他還要特別感謝開江縣永興場高小的宋更新老師。宋更新是老資格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曾跟新中國建立後擔任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的王維舟一起進行革命活動,受到國民黨的通緝,被捕入獄。永興場開明紳士丘樹勳想方設法把他保釋出獄,他又秘密潛往西安,會見了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以後,又來到由丘樹勳擔任校長的永興場高小,以教書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把包括姨父在內的一大批學生送到了延安。 
  姨父良好的記憶力和他善於講故事的才能,使得宋更新老師在他的「坦白交代」中栩栩如生。他說,宋更新老師四十多歲了,身穿絲綢長衫,腳登禮府呢布鞋,嘴邊雖有一個傷疤卻沒有妨礙他發表聲遏流雲的抗日演講。他還用令人稱羨的顏體、柳體、隸體書法,在校園的牆壁上寫下了大大小小十幾塊「校訓」,把永興場高小侍弄得煥然一新。校園裡還栽種了一行行柳樹,建起了足球場、網球場、籃球場,還開墾了一個苗圃,種上了桃、李、菊花、金銀花。足球場後邊湧動著含翠欲滴的竹林。永興場高小擁有了開江縣中學也比不上的校園風景。 
  負責「搶救」的人說,要老實交代你的問題,不要扯遠了。 
  姨父說,不要急,我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宋更新的小屋裡有很多禁書和報紙、刊物。大家可以走進他的小屋,隨意讀書看報。我們正是在他的小屋裡讀了《陝北動態》和《抗大動態》、《大眾哲學》和《游擊戰術》,才發現世上還有一個叫延安的地方,那裡講平等、講自由、有飯吃、有衣穿,還有教你怎樣打鬼子、求解放的大學校。因此,我們高小畢業後,就拿上宋更新寫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介紹信,把它藏在一條破棉被的棉絮裡,直奔延安。宋更新老師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介紹人。此人的情況和我們經由西安投奔延安的情況,你們找林伯渠、王維舟去,他倆都可以證明。 
  但是,有人問,你們來延安的路上,誰能保證沒有特務鑽進來呢? 
  姨父說,可以查點人數嘛,我們原有十三個同學來延安,到延安時,人數沒有增加,倒是少了三個。   
  3.「搶救」運動(2)   
  怎麼少了三個? 
  姨父說,我有一個同班女同學,原來是十三個同學中的一個。她事先把衣物、鋼洋,還有可以變賣成現錢的大煙土,統統放在一個同學家裡。出發前一天的下午,她假裝去同學家裡玩耍,從前門進去,又從後窗跳出來。我在窗外等著她,為她雇好了滑竿兒。她翻窗而出,就坐上滑竿兒,一溜煙地到了太和場,到我姐姐的婆家藏起來了。同學們次日出發時要經過這裡,屆時再接她一起上路。不料當天晚上,這個女同學家裡的人發現她不見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燈籠、火把,滿街找人,永興場如同炸了窩。我氣也不敢出地躲在家裡。 
  次日,大家若無其事地上路了,剛剛離開永興場,就迎面碰見這個女同學被家裡人押著,用滑竿兒把她抬回來了。她哭哭啼啼地坐在滑竿上,跟大家擦肩而過,互相眼巴巴地望著,誰也不敢說話。原來昨天抬滑竿兒的掙了錢,就去大煙館裡抽大煙,一個煙泡抽下去,就暈暈乎乎地洩露了機密。她家裡的人就把她抓回去了。所以說,剛剛上路,就少了一個。 
  班主任問,這跟「反共救國隊」是什麼關係? 
  姨父說,我壓根兒沒聽說過「反共救國隊」,只是在路上碰到了一個六大爺…… 
  班主任點頭說,好,你說下去! 
  姨父說,我們越過兩三個縣境,來到一個名叫固均壩的地方。大家必須在這裡停下來,找到固均壩的幫會頭子六大爺,得到他的名片,才能通過固均壩和前邊另一道關卡兩河口。六大爺外號「青鬍子」,殘害過很多經過固均壩到延安去的青年。他的兒媳婦就是從他原要殺害的女學生中選出來又被霸佔了的。 
  六大爺早年倒霉時曾逃到永興場避難,受到永興場聯保主任王守敬的款待。大家就讓女同學魏光碧冒充王守敬的女兒,拿上王守敬的名片,還帶上聯保處證明他們是去西安投考國民黨中央軍校七分校的假公函。這個女同學聰明伶俐,有表演天賦。她扮演的「王守敬的女兒」口齒伶俐,楚楚動人。六大爺對恩公的女兒不敢怠慢,卻又懷疑他們是到延安去的,表示為難說,眼下形勢吃緊,走的人太多不好辦,讓他們大大減少人數。大家硬著頭皮在固均壩苦撐了一個星期,「王守敬的女兒」說盡好話,六大爺才給了面子,同意只減兩個人。減去誰呢?大家都不願回去,只好用表決的方法,讓兩個家境較好的同學為大家作出犧牲。這兩個同學都是毅然打破家庭阻撓,決心到延安去的,但為了大家能通過關口,就不得不含淚返回了。所以說,過了固均壩,又少了兩個人。走到西安、再到延安時,只剩下十個人。 
  姨父表現了講故事的高超才能,他講的故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故事的每個細節都是真實的。他還鄭重說明,剩下的十名同學中,除一人已經在戰場上光榮犧牲,其餘九人都可以對此作證。 
  他感到,對他的審查可以到此結束了。   
  4.摸了摸鐵軌的後果(1)   
  姨父高興得太早了。他沒有想到,在他怎樣從敵後根據地回到延安的問題上,竟有人提出了疑問,你是怎樣越過公路的?公路上有鬼子的碉堡,鬼子是怎麼讓你過來的?姨父說,有部隊掩護唄,我跟著部隊走就是了。又問,同蒲鐵路是日本鬼子佔領的,你怎麼能通過同蒲路?姨父惱火地說,我們跟著部隊,瞅個空子鑽過來就是了。姨父為了表現我們的部隊是多麼的值得信賴,又說,這有什麼可怕的?深更半夜,我跟著部隊過了同蒲路,又回轉身摸了摸鐵軌。 
  話一出口,就被抓住了「辮子」。 
  什麼,你又返回去摸了鐵軌? 
  是的,夜晚看不見,我就返回去摸了摸鐵軌。 
  你為什麼摸鐵軌? 
  我沒有見過鐵軌,我要摸摸它是啥樣子。 
  它是啥樣子? 
  好涼好涼的,細長細長的,一節一節的。 
  你想要它怎麼樣? 
  我不想要它怎麼樣,我只想摸摸它。 
  你為啥對鐵軌有這麼大的興趣? 
  啥也不為,只為我沒見過鐵軌。 
  在場的一位牛同志,是四年前姨父從西安來延安時由八路軍辦事處指派的領隊。他當即喊叫起來,他媽的,你說你沒有見過鐵軌?四年前,我們一起經過西安火車站,你敢說你沒有見過鐵軌? 
  可我當時不曉得那是火車站,不曉得那是鐵軌,我沒有在意。 
  這一次,你為啥這麼在意? 
  不為啥,我只是有點好奇。 
  那麼,你為啥只是對鐵軌這麼好奇,為啥不摸別的東西? 
  我不曉得……我不明白……總而言之…… 
  姨父已經領略到了「車輪戰」的威力,它週而復始地揪住一個問題團團打轉,轉得人頭昏眼花,任何不是問題的問題都會變得十分棘手。經過三天三夜的「車輪大戰」,他甚至也開始懷疑自己在深更半夜、又是通過封鎖線的緊急時刻,卻返回身去,彎下腰來,用他僅存的一隻手向冰涼的鐵軌上觸摸一下的合理性了。他已經被逼得無話可說、無路可走,就忽地站起來,揮舞著半截空袖子大聲喊叫,老子沒吃過國民黨一粒米,沒喝過鬼子一滴水,沒在舊社會做過一天事,老子自從參加了革命就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部隊,老子就是想摸摸同蒲路上的鐵軌是個啥樣子。你們想把老子怎麼辦,隨你們怎麼辦就是了! 
  朱漢雄為什麼摸鐵軌的問題暫時「掛」 了起來,窯洞裡的鬥爭繼續進行。主持「搶救」的人又逼著一個從河南來的黨員承認河南地下黨是「紅旗黨」,他本人是「紅旗特務」。他歷盡艱辛從白色恐怖中跑到延安找黨,沒想到會是這樣的下場,對前途絕望了,想上吊自殺,褲腰帶和背包帶都被收走了,掛蚊帳的釘子也被拔去了,沒有可以上吊的東西,他就把墨水瓶砸碎,大口大口地把碎玻璃吞了下去。幸被發現得救。 
  姨父的憤怒再次爆發了。他衝著班主任大喊大叫,老子不幹了,老子沒學過吞玻璃,老子要走人。你給我一張條子,我眼下就拿上條子走人! 
  你要到哪裡去? 
  你管不著!我死到哪裡你也管不著!我只要你寫一張條子,說清楚我是不是蔣介石派來的,我是不是投機革命,我眼下就走人。我就是一頭撞上胡宗南,死到他手裡,也不用你管! 
  跟姨父一起接受「搶救」的有音樂家、木刻家、話劇演員、報紙主編,還有一個穿著一件破西裝剛剛來到延安的藝術家。一群面色蒼白的「小資產」蜷縮在土窯洞裡還要鼓鼓搗搗地進行藝術創作,唱起了他們改編的《抗大校歌》,原詞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他們卻唱成了「中華民族倒霉的子孫」。十年以後的1955年,乘飛機去印度採訪「萬隆會議」、在國民黨特務製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案中因公殉職的新華社記者沈建圖也是「倒霉子孫」中的一員。他是從馬來西亞回國的進步青年,中文還沒有學好,首長報告可以聽懂,卻只能用英文記錄,誰也看不懂他記的是什麼。僅此一點,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革命警惕了。冬天,延安天寒地凍,他還穿著木板拖鞋,堅持要沖涼水澡。革命的同志們啊,難道說這樣稀奇古怪的行為還不觸目驚心嗎?還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我為姨父和一切被「搶救」的「小資產」感到慶幸,因為「毛主席這時已經覺察到了『搶救』運動中的問題」——這是從《楊尚昆回憶錄》中看到的,毛主席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窯洞的看管也日漸鬆動了。姨父當時並不知道,黨中央已經下文件通知全黨:「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已告一段落。」運動被擱置下來,被「搶救」的「失足分子」還都「掛」在那裡。 
  窯洞前邊沒有把門的了,「搶救」對象可以離開窯洞了。他們三五成群地跳到延河裡洗澡,心裡的窩囊和氣惱卻怎麼也洗不乾淨。伙食大有改善,不是燉豬肉,就是燉羊肉,大饅頭隨便吃。姨父歷來表現良好的胃口卻跟他鬧起了彆扭,總也吃不出「列寧餅乾」的味道。魯藝的演出隊、秧歌隊前來演出,叮叮匡、叮叮匡,演的是《夫妻識字》、《兄妹開荒》。姨父心中的荒草卻在瘋長著,不行,他對「搶救」人員說,我得要個說法,要個兩指寬的紙條,必須給我寫上:現已查明,朱漢雄同志摸一摸同蒲路的鐵軌或是不摸一摸同蒲路的鐵軌,均與蔣介石、與鬼子冇得一點關係,僅此而已。   
  4.摸了摸鐵軌的後果(2)   
  姨父沒有得到這張紙條,行政學院已經開始了正規課程:鄉村政權建設、經濟和文教政策,怎麼搞互助組、合作社。周恩來、劉少奇、周揚都來作過報告。一張張條子遞到了檯子上,要求給「搶救」運動一個說法,給「搶救」對像一個結論。首長們都帶著一大摞條子回去了。其中當然少不了朱漢雄同志的條子。 
  一天早上,忽然讓大家緊急集合,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禮堂聽報告。大家散漫地走在路上,忽聽馬蹄聲響,姨父看見一群白馬、紅馬從延河灘上奔馳而來。大家進了禮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來作報告。姨父說,那個禮堂很簡陋,只有很薄的牆,有不大的窗子,若干根細細的柱子撐起薄薄的屋頂,前邊是舞台,屋樑都看得見,樑上有好多家雀糞。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就發生在這個簡陋的禮堂裡。毛主席一上台講話,全場寂然無聲,只能聽見家雀在屋簷上啾啾地叫。毛主席大聲說,同志們,對不起,「搶救」運動搞錯了,同志們受委屈了,我向大家賠禮道歉!說著,就脫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姨父一提起這件往事就激動起來,他說,毛主席話一講完,會場上一下子沸騰起來了,大家不約而同地跳起來,高呼:「毛主席萬歲!」全場沒有不哭的,沒有不唱的,「東方紅,太陽升」。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誰也制止不下來。他看見一個長期住過敵人監獄、來延安又受到「搶救」的老人,淚珠掛在花白鬍子上,沙著嗓子痛哭失聲。毛主席神情肅穆地站在檯子上,多次舉起雙手做手勢,禮堂裡才安靜下來。大家一肚子的委屈都煙消雲散了。 
  這件事對姨父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他看來,領袖能公開、坦誠地站在檯子上向大家認錯賠禮,這是一個政黨具有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質、可以向它托付生命的一個重要標誌。姨父說,親臨其境、親眼看見毛主席向大家脫帽賠禮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個。知錯就改,有錯必糾,實事求是,這是黨的優良傳統。那個時候,毛主席是帶頭做到了的;也正是那個時候,我下了此生跟定毛主席的決心。 
  六姨說,姨父離休以後,又跟她一起隨旅遊團重返延安。姨父對導遊說,他要看看邊區政府禮堂。導遊說,沒有這個禮堂。姨父驚詫地說,怎麼會沒有了呢?有的,一定有的。旅遊車從延安南關經過時,他大喊,停車,停車!我要下去,邊區政府禮堂就在這裡。汽車沒有停下來。他又大喊,停一下,停一下,你們就是丟下我,我也要看看禮堂。汽車只好停下來。禮堂卻找不到了,他向路人打聽,都說不知道這個禮堂。這時碰到一個白髮老漢,老漢說,哦,有這個禮堂,在後邊。地點沒變,環境變了,邊區政府禮堂被遺忘在一座座建築物的包圍中。姨父重新找到了它,圍著它看了又看,像閱讀一本被遺失多年的老書。他說他不能忘記這個地方,這是領袖表現了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地方,是使他重新堅定了革命信心的地方,是他後來遇到類似的荒謬和委屈就要時時想起的地方。 
  當年,姨父走出這個禮堂、拿到「甄別結論」的時候,中央正以王震將軍率領的三五九旅為基礎,組建抗日南下支隊。他不顧組織部門為了照顧他的傷殘而讓他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安排,毅然報名參加南下支隊,上前線,打鬼子。據說,在組織部門的同志面前,他用僅存的右手,在臂肘、膝蓋以及牙齒、腳丫子的幫助下,表演了作為一個戰士必須做好的全部動作。他打的綁腿、他捆的背包、他束的皮帶、包括他用四個手指頭一捏合就扣得嚴絲合縫的風紀扣,都符合「軍風紀」的嚴格標準。他用兩個膝蓋夾著茶缸吃飯的特殊姿態以及吃飯的速度和質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乃至於令人感到,一個戰士需要完成的全部動作本來就像是為朱漢雄同志的一隻手設計的。他還十分迫切地需要一支槍,最好是一支有快慢機裝置的駁殼槍,當然,如果能搞到一支「三八」大蓋,那也是他樂意侍弄的。他左臂肘部以下大約十厘米長的一截可以彎曲的殘肢,就是為托起步槍而保留下來的。他有理由請組織部門的同志相信,他瞄準他媽的鬼子的心臟或腦殼,完成「三點成一線」的要領再摳一下扳機是冇得一點問題的。 
  中央組織部毅然把他送到了南下支隊,編入幹部隊。     
  三 野 戰   
  1.王鬍子(1)   
  「文化大革命」後,朱漢雄(左)與老首長王震上將(右)相逢於葛洲壩。 
  1944年11月19日,在延安東郊飛機場舉行閱兵式。毛主席在賀龍、王震的陪同下,檢閱了就要出發南下的抗日支隊全體官兵。這次閱兵式的照片後來曾多次出現在報紙、雜誌和戰史紀念冊上。遺憾的是,姨父所站的位置不在鏡頭的取景方框之內。他在靠邊靠後的位置上站得筆直,再次感到領袖的目光如春風拂面一般地從他臉上掠過。他還清楚地記得,賀龍講話說,毛主席給了你們一桿紅旗,朱總司令給了你們一支令箭,任弼時同志給了你們一支鉛筆。紅旗是要插上羅霄山脈的,令箭是要有令必行的,鉛筆是要畫好根據地的地圖,創建湘贛根據地,向南打通與東江縱隊的聯繫。姨父感到,他是在領袖目光的注視下奔向了戰場。行軍途中,他又被調到南下支隊保衛部工作,任務是保衛首長和指揮機關的安全、執行戰場紀律,成了那些最忠誠、最果敢、最聰明、最守紀律的革命軍人才能勝任其事的「一隻手的特派員」。 
  王震是聲名顯赫的戰將,建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姨父對自己能夠置身於王震將軍麾下而感到無比的榮幸。王震一打起仗來,就不刮鬍子、不洗臉、不脫衣服、不睡覺。每打完一仗,都要留下一臉絡腮鬍子,因而都叫他王鬍子。他率領三五九旅,在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中也立了大功。那首膾炙人口的《南泥灣》,就是歌唱三五九旅的。今日歌壇之「大腕兒」仍在傳唱這支歌兒,還給它配上了西方的搖滾樂,又成了新世紀膾炙人口的流行音樂。 
  姨父看到過,三五九旅的士兵背煤炭,一塊煤炭幾十斤重,士兵背上沒有墊的,就把褲子下半截撕下來墊到背上,因此,三五九旅的好多戰士都穿著式樣別緻的半截褲,看起來格外的英武剽悍。一時間,這種不修邊幅的半截褲,引領了延安時裝的新潮流。在南泥灣開荒以後,姨父又看到三五九旅的大馬車特別漂亮,騾子馬個個膘肥體壯,遇到兄弟部隊的馬車,他們總要搶先,大扎鞭一甩,騾子馬跑得嘩嘩響。而且,姨父還聽說過,魯迅藝術學院的藝術家們多次到南泥灣慰問演出,王震將軍卻因此產生了極大的憂慮,對他身邊的同志說,不敢叫女演員再來表演了。大家問,怎麼了?王鬍子說,我們的戰士受不了哇,夜裡「打手沖」啊!眾皆大笑。王鬍子不笑。 
  王鬍子也受到過毛主席的批評。陝甘寧邊區召開參議會時,把門的是三五八旅的戰士。一天有晚會,三五九旅王震警衛排的戰士去看戲,被三五八旅的戰士攔住了,沒票不能進。警衛排的戰士碰了一鼻子灰,回來就罵,他媽的,今天算是把咱三五九旅的人給丟盡了!大家一聽就火了,說,走,咱們非進去看戲不可!又結伙來到禮堂門口,一方要進,一方不讓進,就打起架來了。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就在參議會上問,王鬍子來了沒有?王鬍子站起來說,來了。毛主席說,你王鬍子的兵打鬼子很厲害,打同志也那麼行啊!王鬍子受了批評,氣鼓鼓的。會議到了休息的時候,他飯也不吃,就拍馬返回營地,緊急集合,問,你們幹了什麼事情?你們哪些人動手打人?都給我站出來!大家知道他在氣頭上,不管他怎麼發火,只是硬著頭皮挨熊,沒人站出來認賬。他熊人熊得天昏地暗,直熊到他又要回到參議會上開會的時候,才不了了之,拍馬而還。姨父說,三五九旅的人不怕王鬍子熊人,就怕調離,一聽說要調離三五九旅,好漢也要哭鼻子。三五九旅的「帥哥兒」後來對兄弟部隊的同志格外地彬彬有禮,可能是受到了調離的威脅。 
  姨父站在三五九旅的隊列裡接受了領袖的檢閱以後,就開始在漫長的行軍途中用腳底板丈量戰爭。他一上路就毫不心疼地扔掉了「延安造毛呢大衣」,那是陝北大生產運動中唱的「捻線陀兒吐嚕嚕嚕嚕轉,毛毛裡頭抽出線」的「麻袋呢」大衣。南下支隊像遠去的疾風,出陝北、過太行、飛渡黃河、橫穿中原,長驅四千里,進入大別山,到達鄂豫皖根據地與新四軍五師會合後,小歇數日,抓緊打了草鞋,又揮師南下,直抵長江。 
  姨父的直接上司、特務團團長徐國賢是王震麾下的戰將,全國解放後曾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脖子上受過傷,脖子是歪著的,大家都叫他「歪把」或「歪把機槍」。行軍時正值農曆正月,村莊裡都在「叮叮光光」敲鑼打鼓玩龍燈。部隊起早貪黑地急行軍,走得人困馬乏。「歪把」團長坐在路邊休息時,王震從後邊走過來。他往王震跟前一站,也不看王震的臉,脖子一歪,就瞪著眼睛說:「天天這麼趕路,又沒有什麼敵情,趕得累死人了!」王震也不朝他看一眼,罵道:「狗壓的!你『歪把』不願走你就回去,你給老子回去,回延安去!」把「歪把」晾在路邊,強強地走了。姨父和士兵坐在田埂上目睹團長受窘,氣鼓鼓地下不了台,不知該怎樣勸他。他脖子一歪,發火說:「司號員,吹號,你給我狠吹前進號,使勁兒吹,吹!」發了火,又倔倔地帶著大家行軍,不多時就超過了王震。姨父說,「歪把」也是老紅軍,是王震的老部下,他兩個吵了架也翻不了臉,照樣執行命令。眼下不打仗了,這樣沒有顧忌的上下級關係很難找到了。 
  南下支隊渡過長江以後,在一個名叫大田畈的地方打了一個大勝仗,日軍遺屍四百餘具,我軍繳獲小炮七門、輕重機槍二十五挺、步槍三百餘支。接著是夜行軍中的一場遭遇戰,日軍搶先佔領了陣地,我軍打得很苦。八團團長陳宗堯壯烈犧牲。有一個負傷的班長,腿肚下邊打飛了,撤出戰鬥時來不及把他帶下來。鬼子追過來時,他鑽到草棵裡隱蔽起來,只靠一條腿爬了一個星期,終於爬回部隊。新任團長和他抱頭大哭。姨父講著,眼圈也紅了。   
  1.王鬍子(2)   
  那是一場夜晚遭遇戰。王震打紅了眼。鬼子甩過來一個手榴彈落在他身邊,滴溜溜地打轉,眼看就要爆炸。一個外號叫「大洋馬」的警衛員猛地把他推到水溝裡,趴到他的身上,手榴彈才沒有炸著他。另一個警衛員卻不幸犧牲了。跟在王震身後的作戰科長,也被炸掉了腳後跟,以後就只能一顛一拐地走路。 
  「大洋馬」身材高大,在陝北練兵中投彈最遠,選來給王震當了警衛員。王震對「大洋馬」的欣賞是不動聲色的。「大洋馬」除了背駁殼槍以外,還背著一把大砍刀,背著王震的望遠鏡和一個裝文件的皮挎包。王震從來不讓他背別的東西。他的背包也享受營以上幹部待遇,是讓牲口馱著走的。他隨身護衛在王震左右,走起路來威風八面,駁殼槍上的「槍韁」一甩一甩的。 
  姨父岔開話題說,現在的電影、電視裡,好多導演不懂得駁殼槍上要帶「槍韁」。什麼叫「槍韁」?駁殼槍把上有一個環子,環子上邊有一根皮帶,這就叫「槍韁」。戰鬥的時候,要把「槍韁」掛在脖子上。騾子馬不是有韁繩嗎?這個「槍韁」就是給槍套上「韁繩」,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槍也掉不到地上。現在的一些軍事影視片裡沒有「槍韁」,駁殼槍就在手中掂著,一甩一甩地很好看,只是演軍人不像軍人,演戰鬥不像戰鬥。 
  姨父一提起駁殼槍就如數家珍,說他過了長江,到南下支隊保衛部當了特派員以後,才有了屬於他的第一支槍,是「偏開門」的駁殼槍,簡直是一塊鐵,很沉很笨,後來換了一支比較輕便的「三八盒子」。不久,又有了一支有快慢機——可以點發和連發的駁殼槍。姨父說,這些槍都是從鬼子手中奪過來的。 
  我問,一隻手怎樣拉槍栓? 
  姨父好像聽到了一個多餘的問題,回答說,把槍管放在鎖骨下邊一頂,槍栓不就拉開了嘛;或是把槍管夾在腿彎裡,騰出手來拉槍栓、裝子彈。 
  當姨父終於有了一支駁殼槍的時候,日本投降了。南下支隊在湘南立足未穩,蔣介石以數倍於我軍的兵力對我軍進行圍追堵截,其中兩個整編軍都是美式裝備,從贛州、韶關那邊壓過來。南下支隊與前來接應的東江縱隊僅隔六十里卻接不上頭,部隊疲勞,減員很大,彈藥不足。奉中央電令,回師北返。 
  姨父說,那是蔣介石用大炮、機關鎗把我們送回來的呀!日夜追著屁股跑,我們一傢伙跑了四十天,南瓜、紅薯都煮不熟,想洗洗再煮的時間都沒有,不管熟不熟,一個人挖上一茶缸,一邊吃,一邊跑。所有要用扁擔挑的東西都扔掉了,騾馬也沒有了,因為沒有時間釘掌子,騾馬蹄子跑爛了,走不了路。戰士除了槍支、彈藥,別的東西都丟了。鞋爛了,腳也走爛了。那個只有一隻手的人常存「憂患意識」,他感到勢頭不對,就早早地撕了破衣服,提前打了「布草鞋」,只有他的腳未受皮開肉綻之苦。別的人只好一邊跑、一邊把褲子撕半截下來,上半截成了短褲,下半截拿來包腳,一瘸一拐地趕路。 
  戰士們心裡窩火,看見王震就叫:「王鬍子,你老叫人家追,你叫不叫老子打呀?天天叫狗日的攆著走,又沒得鞋穿,怎麼個走法?」王震說:「同志們哪,要罵就罵蔣介石,不要罵我王鬍子呀!是蔣介石追著我們跑,打不贏就跑,不跑,他就要消滅我們哪!」當兵的沒得話說,又咬著牙向前趕路。姨父感歎說,都說王鬍子火氣大,他罵得「歪把」團長拉不下臉來,可是當兵的罵他,他不發火,還講不完的好話。他懂得當兵的心裡的委屈。這就是那時候的官兵關係。 
  南下支隊一口氣跑到了長江以北,一踏上新四軍五師的大別山根據地,全體官兵一下子軟癱了,倒在地上就睡著了,拿腳踢都踢不起來。五師的同志叫大家起來吃飯,扶都扶不起來,都躺在那裡不能動了。王鬍子說,不要叫醒他們,只要天不塌下來,就叫他們好好睡一覺吧。一覺醒來時,當兵的找不到班、排長,這個連和那個連也分不清楚了。三天以後,當班長的才找到各自的兵,才搞清楚各自的建制。軍號又「嘀嘀嗒嗒」地吹響了,大家又「刷」地站起來,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那支打不爛、跑不垮的隊伍又有了精神。   
  2.打淮陽的插曲   
  姨父談到他作為特派員的戰時生涯時,一開始仍然採用自嘲的方式,首先講的是打淮陽。因為我這個外甥是河南人,所以他說,我給你講一講打「你們淮陽」的故事。打淮陽,我可是出盡了洋相。 
  那是在1946年過中秋節的時候,你們河南的月餅跟天上的月亮一樣是好大好圓的,像寶塔一樣摞起來,上邊放一個壽桃,像放火一樣「呼隆」一下就把我們的食慾給點燃起來了。可我們只顧得行軍打仗,無暇享用這大好的月餅,至今我還覺得對不起你們河南的大月餅。 
  打淮陽,我是作為七縱保衛部的特派員,帶著三個偵察員組成的工作組,跟隨突擊隊打進去,檢查戰場紀律。那時候,對於「土八路」來說,城市還是一個猜不透的謎語。第一天,誤把淮陽南關的柵子口當成城門打了。叮叮光光打了一夜,以為進入城區了,天一亮,才看見城門還在前面,只是進了南關。城牆上,敵人的火力封鎖很厲害,攻城部隊的伙夫擔子上不來,沒有飯吃。商店裡的老闆、夥計都嚇趴下了,動也不敢動。守敵封鎖了馬路,馬路兩邊可以說話,但不能通過馬路。戰士們在牆上打洞,把房子打通,一間房子接著一間房子地穿過去,靠近了城門,才找到了一個鹹菜鋪。平時,不管老闆在不在,吃了人家的東西是要把錢留下來的,可是拿錢的後勤供給人員沒有跟上來,哪裡有錢?大家就不顧戰場紀律,抓起鹹菜,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鹹得齜牙咧嘴。接著又找到一家賣皮蛋的,姨父又背了一挎包皮蛋,顧不上搞乾淨皮蛋上的泥巴,剝了皮就吃,吃得滿嘴是泥巴、石灰,胃裡硬硬地發脹。 
  晚上攻城時,敵人亂套了。敵軍士兵從一塊低窪地突圍逃跑,卻不知他們的指揮機關為了阻止我軍攻城,已經向窪地裡放滿了水,窪地變成了湖泊。敵軍士兵紛紛落水。天亮時一看,滿湖漂的是軍帽、死屍。一個晚上就把守敵五千人干光了。 
  姨父率偵察員進入淮陽,就到大街上檢查戰場紀律。商店都沒有開門,拐到一個小巷子裡,卻看見一個大門洞開著。他感到稀罕,這戶人家怎麼如此膽大,是否有人違紀闖入?他就留下一個偵察員在門前站崗,帶著一個偵察員進了院子。一進門,就有一個搽胭脂抹粉的女人迎上來,頭髮油光水亮的,穿著緞子衣服,卻不像別的老百姓那樣露出害怕的樣子,倒是賠著笑臉,一口一個「長官」,把他迎進屋裡,就忙著倒茶。姨父記得,那個十分精緻的細瓷茶杯屬於景德鎮的產品,還有漆木茶托似乎是福建漆器。他道了謝,卻無意飲茶。不料又有幾個女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出來、一個接一個地走過去,都是搽胭脂抹粉的,嘴角、眉梢上掛著毫無來由的媚笑。姨父覺得她們笑得蹊蹺,跟她們沒有話說,就領著偵察員在院子裡轉了一圈,確認沒有人來這裡違犯紀律,才走了出來。不料一出大門,就有人在門外嬉笑著喊叫,哈哈,特派員跑到妓女院裡去了!姨父大吃一驚地說,啊呀,那就是妓女院哪!噯嘿,我正犯嘀咕,誰家有這麼多的內眷,一個個油頭粉面的,還敞開著大門,咋不怕咱們當兵的呀! 
  惹了一場笑話以後,又感到餓了。在一個大倉庫裡繳獲了好多金屬桶,有小汽油桶那樣大,裝滿了又白又細的洋麵粉。好哇,再搞點油啊、鹽哪、五香粉什麼的,烙油餅吃。可是伙夫說,這洋麵粉咋個鬧不團結呀?缺少黏性,還跟芝麻香油鬧彆扭。你知道你們淮陽的「小磨油」嗎?那是我此生享用過的一等一的芝麻油,可這一等一的洋麵粉硬是跟一等一的「小磨油」團結不到一塊兒。這油餅吃到嘴裡生扎扎、甜不哧的,不是麵粉味兒。敵人自周口方向增援的一個軍就要到了,吃了洋面油烙餅就趕緊轉移。我軍出了北關,敵人就進了南關。淮陽北邊有個大廟,走到廟門前,菩薩就不願意了,洋麵粉在肚子裡造反,集體拉肚子拉得一塌糊塗,乾脆提著褲子急行軍。這樣嚴重的後果不可小覷,是炊事班不小心叫大腸桿菌、虎列拉鑽了空子,還是萬惡的敵特下了毒藥?是必須立即調查清楚的。幸好還剩下幾桶洋麵粉沒捨得扔下,找到懂洋文的人看了金屬桶上的說明,原來這是聯合國救濟總署送來的奶粉。從此,姨父就開始了「與國際接軌」的漫長歷程。 
  姨父又露出一臉的嚴肅說,離開淮陽時,我們發現一個騎兵通信員嚴重違犯紀律,他半夜闖進鐘錶鋪,拿走了一塊手錶。鐘錶鋪老闆向部隊告發了他。隊伍集合轉移時,讓老闆在隊列裡指認,他指認了這個騎兵通信員。我們又從他身上搜出了那塊手錶,人贓俱獲,就當場把他拉出隊列,槍斃在淮陽大街上了。姨父記得,這個通信員騎的是一匹雪白的戰馬,槍斃他時,白馬還拴在路邊的電線桿上。槍聲響起時,白馬發出一聲長嘯,接著便忘了它的主人,靜靜地跟著隊伍走了。 
  我對姨父說,「我們淮陽」是我國第一個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建立大陳國都並從此走向腐敗、頃刻滅亡的地方。在兩千二百年以後,它需要聽到這樣一聲槍響。   
  3.慘烈與震撼   
  姨父對現代戰爭殘酷性的體驗是從張封集戰鬥開始的。 
  1946年秋冬之間,七縱在魯西南大平原上受到強敵的尾追。蔣軍一個全副美式裝備的加強團,約七八個營的兵力,緊隨我軍之後觀察虛實,被我軍抓住不放,把它包圍在一個名叫張封集的土寨子裡。寨牆外有外壕,壕裡放滿了水,易守難攻。我軍沒有大炮攻堅,卻遇到了從未遇到過的猛烈炮火的阻擊。一個排炮打過來,彈著點像切豆腐一樣方方正正,間隔是一樣的。每發射一通排炮都有一定的距離。我攻擊部隊被敵人炮火壓得抬不起頭,沒辦法挖掩體,只能趴在地上蹬幾腳土,付出極大的犧牲,才攻到村邊墳地,又幾進幾出,才把敵人壓縮到寨子裡。 
  戰鬥中,我軍一個營打進了張封集,敵人又反過來把我軍營部包圍在一座房子裡,機槍打得像颳風,喊話叫降。一個副營長用槍托把白襯衣挑起來,正要從窗戶裡伸出去。營部通訊班長拿槍指著他喝叫:「你敢投降我斃了你!」當即奪了他的槍。戰鬥一結束,這個副營長就被抓起來了。他是帶著民兵參軍的區幹部,不是行伍出身,遇到惡戰,骨頭就軟了。姨父以縱隊特派員的身份前來處決他,他卻在夜晚破門逃跑了。姨父說,戰爭淘汰軟骨頭,可惜我沒能斃了他。 
  姨父沒有透露這場戰鬥的傷亡數字,只是描述了這場戰鬥怎樣改變了村莊的環境。他說,張封集所有樹木都被打成了光禿禿的「帚把」,所有土牆都被子彈打坍了,所有磚牆上的每塊磚頭上都有彈痕,找不到一塊囫圇磚,外壕裡的水變成了血水。敵人受重創後突圍逃跑,留下了一批肚子脹起來比牛還要大的怪物,那是死去的騾馬。 
  打聊城一戰,姨父進一步感受到了來自現代工業的殺傷力。發起攻擊之前,姨父又去作戰部隊突擊營檢查戰場紀律,已經走近了突擊營地,遠遠看見營教導員正站在品字形隊列的中心進行戰鬥動員。這時,天邊飛來一架體積很大的黑飛機,是美國援助國民黨的B29重型轟炸機,大家都叫它「黑老鴰」。它在天上轉了一圈。用肉眼看起來,它飛得很高很慢,沒有做俯衝動作。姨父與離他不遠的突擊營都沒有在意它。突然間,天上傳來狂風呼嘯的聲音,接著是「轟隆」一聲巨響,一顆重磅炸彈在突擊營陣地上猝然爆炸,爆炸聲如天崩地裂,頓時濃煙滾滾,血肉橫飛,樹木拔地而起。姨父站在離突擊營地一百多米的地方,也被震得跳起來。轉眼一看,營地上血肉模糊,整個突擊營已經喪失了戰鬥能力,又臨時換上了預備隊。 
  我軍攻城時,決定使用鄄城戰役中剛剛繳獲的美式榴彈炮攻擊城門。由於沒有使用過這樣的榴彈炮,把炮位挖深了,炮口伸不出來,又臨時把炮拉到平地上,在離城兩三百米的地方,瞄準聊城東城門便打。炮彈穿過厚厚的沙袋,又在城門上射穿了一個大洞,卻沒有把炮彈引信撞開,不見炮彈爆炸,不知它飛到哪裡去了。事後,炮兵尋找那顆炮彈的下落,才發現它穿過東城門以後,又飛過聊城上空,越過西城門和西城外我攻擊部隊的頭頂,最後,把我軍靠近前方的一個包紮所炸了個稀巴爛。我軍西城外的攻城部隊還在納悶,不知道這顆炮彈是從哪裡打來的。 
  姨父說,另一場異常殘酷的戰鬥,卻是由我軍自己的失誤造成的。 
  那一仗,我軍兩個團的兵力把一個團的敵人包圍在一個村子裡。在下著暴雨的夜晚,我軍兩個團從兩個方向呈對角向守敵發起了猛攻。打進村子以後,都遇到了異常頑強的抵抗,對打了半夜,仍然像兩頭抵架抵紅了眼的強牛在激烈搏殺。兩個團的指揮員都感到納悶,敵人怎麼這樣頑強啊?一直打到天快亮的時候,號兵一吹號,才發現對方是自己人。敵人在我軍發起攻擊之前,發現了我軍的接合部,就利用夜色和大雨,乘隙溜出去了。我軍兩個團前仆後繼、英勇頑強地自己打自己,損失慘重。 
  打完了那一場窩囊仗,姨父接受了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打掃戰場。只有特別堅強的神經系統,才可以面對由於一個「頑強的誤會」所留下的慘不忍睹的景象,去揩乾淨留在大地上不應有的血跡。深夜,又打雷,又下雨,天上猛地扯起一道閃電,就猛地看見,橫七豎八的屍體和支離破碎的殘肢斷臂,血淋淋地散落在花生地和西瓜地裡。藉著閃電的光亮就地挖坑,掩埋了一個個破碎的生命。每一道撕開黑夜的閃電,每一個轟然爆裂的炸雷,都使人汗毛倒豎、駭然心驚。 
  姨父說,使他難以接受的是,他所看到的最殘酷、最慘烈的戰爭後果,竟是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從此,他懂得了,無論是在軍事上或是政治上,自己人對自己人造成的傷害,超過任何來自外部的殺傷力。這是敵人最快意的事情。打掃了戰場,他感到自己的神經系統經受了一次猛烈的震撼和鍛造,世上就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以使他駭膽裂魂的了。   
  4.緊急處決(1)   
  姨父神情冷峻地告訴我,在解放戰爭期間,他作為軍內的「執刑人」,曾按照上級命令,在三次相類似的情況下,先後處決了敵軍的三個情報官。 
  第一次,是李先念擔任司令員的中原解放軍打桐柏戰役,在一個名叫丁爬山的地方把敵人包圍起來了。準備總攻時,抓到了敵人一個諜報科長,他交代的情況與我軍偵察的情況相印證,確認敵情發生了重大變化,敵人數倍於我的增援部隊正迅速形成反包圍。我軍在危急中撤出戰鬥。 
  姨父說,這個諜報科長活該被抓住。他耀武揚威地坐在滑竿兒上,戴著大蓋帽,穿著珵亮的皮鞋和筆挺的校官服,在我們眼皮底下晃晃悠悠如入無人之境。我們的偵察員就把這個老兄拽住了,帶到司令部一審,他就忙不迭地交代了。我軍撤出戰鬥時,周圍都是敵人,要是帶著他走,一個班也看不住他。放了他也不行,他被我們折騰了一趟,還在司令部裡待了半晌,我們當官的怎麼樣,當兵的怎麼樣,裝備怎麼樣,司令部裡怎麼樣,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這都是很重要的情報,所以必須把他「處理」掉,但不能開槍,槍一響,暴露了目標,事就大了。 
  姨父時任中原解放軍保衛部特派員兼保衛隊長,「處理」這個諜報科長是他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情。那一天暮色初降,不遠處傳來了密集的機槍射擊聲。諜報科長被五花大綁著,姨父帶著看守班的戰士把他推了出去,兩個戰士架著他跑,緊隨其後的一個戰士已經在槍筒上上好了刺刀。姨父說,我至今不能忘記的是,把他推到一個荒草坡上時,他扭頭看了看我。我們離得很近,我能看見他木木地望著我,眼睛裡充滿恐怖和絕望。我一閃開,戰士就把刺刀捅上去了。他只哼哧了一聲,就一頭栽下去,大蓋帽滾到了草棵裡,他蹬了蹬腿,就完事了。 
  我問,刺刀是捅到心臟上了嗎? 
  姨父說,從背後捅刺刀是不能往心臟上捅的,因為後背被肋骨護嚴了,搞不好就把刺刀卡住了。 
  我問,那麼,是往哪裡捅呢? 
  姨父說,你不要問這個,太殘酷了! 
  我說,但我需要細節。 
  姨父說,要往右邊軟肋底下捅嘛,那裡沒有保護,是肝臟所在的地方。唉嗨,你是要我講人體解剖學呀!你看過戰士練刺殺嗎?刺一下,喊一聲「殺」,再把槍扭一下,必須扭一下,很殘酷啊!可這不只是我們的軍隊,而是任何軍隊的步兵都要公開演練的動作要領, 戰爭專門鑽研這種學問。 
  我問,這樣刺,能一刀刺死、沒有痛苦嗎? 
  姨父被我問煩了,沒好氣地說,你不要寫這個,太殘酷了! 
  姨父第二次處決敵情報官,是劉鄧大軍開始挺進大別山的時候,他已在野戰軍政治部擔任保衛部特派員。敵人數十萬大軍正從四面八方壓過來,情況十分緊急。原來抓到的一個國民黨情報隊長成了累贅,像上次一樣,他目睹了我指揮機關的活動情況。當時,我軍團以下幹部都不知道指揮機關下一步的戰略意圖,而這個情報隊長所看到的情況是可以使他猜得到的。黃昏,就要開始行軍的時候,姨父又帶著一個班的戰士,把這個情報隊長推了出去。姨夫唯一的人道主義考慮,就是看見棉花地裡有一個下雨衝出來的大坑,準備在這個大坑裡結束他的性命,然後就地把他掩埋在大坑裡,不讓他暴屍曠野。不料剛剛把他架到棉花地邊,身後就「砰」地傳來一聲槍響。姨父以為發生了敵情,來不及跑到坑邊,就命戰士把情報隊長捅死在棉花地邊了。司令部和駐在周圍村莊裡的直屬部隊聽到了槍響,都立即集合,開始了「挺進大別山」的緊急行軍。次日一早才查清,司令部的兩個通信兵跑著去各單位送達出發令,在昏暗的暮色中忽望見一群人急匆匆地往棉花地裡跑,以為發生了敵情,就「砰」地放了一槍,為我軍「挺進大別山」的重大戰略行動造成了持續一夜的虛驚。 
  我問,敵情報隊長面臨死亡時是什麼表情? 
  姨父瞪我一眼說,顧不上看這些了。 
  姨父第三次處決的還是敵軍的情報官。 
  我問,為什麼又是一個情報官? 
  姨父解釋說,因為作戰雙方都要搞情報,對方的情報官總是最好的「情報源」,雙方的情報官就成了對方「抓舌頭」的第一選擇。在挺進大別山的行軍途中,我軍又抓住敵師部的一個情報官,司令部情報處擠幹了他的情報,又把他交給保衛部「就地解決」。 
  姨父記得,急行軍到了一個村莊,正是中午,曠野裡靜悄悄的,只有樹上的知了在叫。大家都忙著找鍋煮飯,吃了飯還要行軍。司令部把敵情報官押來時,姨父本來是要讓他吃了這頓午飯再叫他「走」的,卻一時找不到煮飯鍋,就覺得沒有必要讓他再等這頓飯了。但也不能把他帶到村外去「處理」,說不定敵人也在村外設下了埋伏,盯準了他這個「一隻手的特派員」呢!姨父就在村內找到一塊隱蔽的地方,那裡有一片蓖麻地、半截土牆、一個土坑。姨父四顧無人,就讓戰士把情報官架到蓖麻地裡,悄沒聲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他沒有掙扎、沒有叫喊,把他埋進土坑裡的時候,曠野照舊靜悄悄的,知了一如既往地用叫聲呼喚著夏天,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問,接下來,還要做什麼?   
  4.緊急處決(2)   
  姨父說,還要借鍋煮飯吃呀,吃了飯還要急行軍。 
  我總是試圖瞭解——一個人,不管是什麼人,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在生死交替的臨界線上,會有什麼樣的心理體驗和精神反應呢?姨父說,在戰爭環境中,一把他們拉出去,他們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臨的結局是不可改變的,因而都沒有叫喊、沒有哭泣,只有由絕望產生的任人擺佈的麻木。 
  我還試圖瞭解,姨父「處理」敵情報官時,有沒有產生過悲憫之心。姨父說,我不能容許自己有絲毫的憐憫之心,作為指揮機關的一個保衛幹部,我的使命就是乾淨利落地結束這些敵情報官的性命,而且不要發出聲音。軍情緊急呀!在特殊情況下,如不這樣特殊處理,又能怎麼辦呢?我們的人要是叫他們抓住了,也是一樣的。這就是戰爭。 
  但是,我知道,這三個情報官是姨父記憶中三個揮之不去的陰影。 
  姨父一再叮囑我,不要談這些了,這實在太殘酷了!可是不一會兒,姨父又提到了被處決的第三個情報官。姨父說,這個人還很年輕,甚至可以說是很英俊的,還只有三十歲左右。雖然把他埋到土坑裡了,雨水一沖或是農民掘地時,遲早還會暴露出來的,到那時,他已經是誰也說不清楚來歷的一副枯骨了。 
  姨父還說,在丁爬山「處理」敵諜報科長那一次,捅刺刀的是個安徽籍的老兵。他捅了刺刀以後,心裡很不安寧,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就爬起來要酒喝。我充分理解他為什麼要喝酒,這是一種心理需要,就對他說,你喝吧,我給你發酒錢。   
  5.槍決趙桂良(1)   
  剛剛進入大別山時,劉鄧首長嚴令: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搶掠民財者,槍斃;強姦婦女者,槍斃。恰在三令五申嚴格紀律的節骨眼兒上,發生了警衛團副連長趙桂良違犯紀律事件。發現趙桂良違犯紀律的,是當時擔任保衛科副科長、全國解放後曾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的張之軒。趙桂良路過鄉下的一家路邊店,那只是一間不像樣子的茅草房,老闆平時種地,農閒時才來店裡做生意,當時不在店裡。趙桂良帶著通信員進去了,出來時,手指上掛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繩,一邊走,一邊不經意地耍弄麻繩,被張之軒碰上了,張問:「你是哪個部隊的?」他說:「警衛團的。」張說:「你違犯了紀律。」當即下了他的槍,把他關起來了。 
  趙桂良被關押不久,保衛部長劉秉琳就下達命令:「首長決定,趙桂良違犯紀律要槍斃,朱漢雄,你去執行。」姨父怦然心驚。他知道趙桂良打仗勇敢,在不久以前的崔橋戰鬥中,他率領全排戰士率先打進崔橋,立了戰功,剛剛由排長提為副連長。現在只因為拿了群眾一根麻繩就要槍斃他,這是姨父沒有料到的。他愣了半晌,說:「槍斃人,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光說說不行,何況這個人還是個副連長,我要看到文字命令才能執行。」劉秉琳當即在筆記本上寫了文字命令:「朱漢雄特派員:首長命令,對趙桂良執行槍決,由你執刑。劉秉琳。」遂從筆記本上把紙撕下來遞給他。 
  姨父說,他作為特派員,是保衛部長劉秉琳的直屬部下,保衛部長有權向特派員下達命令,他必須毫無保留地執行命令。他接過「書面命令」,就只好跑到警衛團執行命令去了。 
  槍決趙桂良時,野戰軍參謀長李達通知警衛團召開軍人大會。會場就設在村外山坡上。姨父帶著一個班的戰士,把趙桂良押上了會場。他此時並沒有向趙桂良宣佈處決令。他強調自己只是一個「執刑人」,因而沒有責任向趙桂良宣佈處決令。警衛團只有團長、政委兩個人事先知道要槍決趙桂良。他們想不通。警衛團團長噘著嘴,不出聲。趙桂良被押到會場上時,也沒有想到就要槍斃他。司令部直屬機關負責人在會上宣佈處決令時,全團戰士和趙桂良本人都毫無思想準備,會場上一片愕然、嘩然,接著是死一樣的寂靜。團政治處主任是老紅軍,他表示不滿地說,怎麼,只因為一根麻繩,就把人給斃了?但他懂得軍令如山,不能對抗,便不敢說下去,只是在口中嘟嘟嚕嚕地表示不滿。 
  處決令一經宣佈,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姨父作為「執刑人」,已經沒有理由磨蹭時間了。他始終注視著被他押上會場的趙桂良。他看到,趙桂良在聽到處決令時表現出驚駭的、不能置信的樣子,隨即又露出茫然、木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姨父望著趙桂良的軍帽,感到行刑的子彈不應該從戴著這頂軍帽的頭顱上穿過,但他保護不了這顆頭顱,只能面無表情地摘下了軍帽,讓戰士架著趙桂良,向會場外邊走去。趙桂良好像還沒有從一個巨大的驚駭中清醒過來,神情茫然地走著,沒有懺悔、沒有反抗、沒有求訴、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就匆匆走完了他一生最後一百多米的路程。架著他的戰士閃開了,沉悶的槍聲響起了。戰士們都垂下了頭,山坡上寂無人聲。 
  我問,有沒有老百姓在場? 
  姨父說,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為他說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繩子就槍斃,太可惜了,不要槍斃了! 
  我問,戰士們呢? 
  姨父說,戰士和警衛團團長一樣,低著頭,不吭聲。 
  我問,姨父心裡怎麼想? 
  姨父瞪我一眼說,我殺了三個國民黨的情報官,都是口頭命令,為什麼唯獨處決趙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為心裡是難以接受的,希望把時間拖一下,或許有改變決定的可能。處決以後,我就給趙桂良買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為安」了。 
  我說,如果我是趙桂良,我就說,我錯了,但我罪不當誅,請首長給我一個炸藥包,叫我到戰場上去死,我一到戰場上就不回來了! 
  姨父又瞪我一眼說,那只是你的想像。 
  姨父的思緒重新沉浸在遙遠的歲月裡,沉默了好久,又說,這是為了大局呀,為了在大別山站住腳嘛。當時是在鄂東靠近安徽的一個地方,老百姓不瞭解我們、怕我們,見了我們就跑。麥子長得好高了,麥地下邊掏了大坑,坑裡埋著糧食,隊伍卻沒有吃的,牲口也沒有草料。我們十幾萬人哪,不執行紀律,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怎麼得了啊! 
  我在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記述,跟姨父講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書中說: 
  「對於群眾紀律,父親是嚴厲有加,從不苟且的。 
  「他說:『軍隊紀律壞,就是政治危機的開始。』 
  「一次,鄧政委發現,在黃岡縣的一條街上,一個軍人刺刀上掛著一捆花布,一捆粉條,顯然來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結果查明,此人是一個警衛連副連長,立過戰功。鄧經過權衡利弊,最後決定必須嚴肅紀律。 
  「槍斃了一個違紀的副連長,贏得了一大批當地商販和群眾的歡迎。這一消息,迅速地傳遍了大別山區,人們奔走相告:紅軍真的回來了!」(571~ 572頁) 
  我給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話,試圖對事實作一些訂正。我說,按照毛毛所寫,事情不是發生在姨父所說的「鄉下的一家路邊店」,而是「黃岡的一條街上」,「刺刀上挑著一捆花布,一捆粉條」,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繩」,書中雖沒寫趙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個立過戰功的「警衛連副連長」。   
  5.槍決趙桂良(2)   
  姨父斷然地說,我說的沒錯。葉楠採訪我的時候,我向他講了這件事的全過程,就是這樣講的。是張之軒讓葉楠來找我的。我和張之軒是這件事情的當事人。但我沒有說過這是鄧小平政委給我下的處決令。 
  我說,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小資」,我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這個命令。 
  姨父說,你不是說過,不能要求革命戰爭中每一個首長的每一次命令都那麼準確無誤;也不能要求革命戰爭中射出的每一顆子彈,都按照事先精心測算出來的軌道,打在應該打的地方而不發生一點偏差嗎?你能這樣想,我是很贊成的。好了,應該換換話題了。 
  姨父卻又延續這個話題說,後來,調他到警衛團當政委的時候,仍能感覺到處決趙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動。警衛團有個連長叫段炳禮,是山西人,「老西兒」,抗戰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著往前衝,不怕死,幾乎每次打仗都受傷,身上有七八十來個子彈打的窟窿。也怪,子彈都長眼,都避開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員撿了一雙國民黨軍官穿的大皮鞋。他問:「你從哪兒弄來的?」「戰場上繳的呀!」「脫下來!」他把自己的布鞋脫給通信員,換上了皮鞋。土包子開洋葷,走起路神氣十足。農村那個泥巴路,再下點雨,滑呀,皮鞋磨腳,一行軍,他的腳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脫下來,大罵:「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這個老兄啊,我剛到警衛團,他就以驚人的坦率對我講,哎呀,政委呀,你槍斃趙桂良好嚇人哪!你不知道,你們抓了趙桂良的時候,我也在那個地方,我也是違犯了紀律的呀!姨父說,媽的,你這是向我表功啊?他說,真的,我只是沒有被你們抓住,好險哪!姨父說,下次抓著你,照樣宰了你!他雞啄米似的連連點頭。 
  姨父擔任警衛團政委不久,又發生了一起違犯紀律的事件。偵察排副排長走在前邊搞偵察,一個老百姓見了他就跑。他就追著喊叫,老鄉,不要跑,我們是八路軍,是解放軍。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東西撂了一路。副排長偷偷撿回了幾件衣物,藏起來了。有人檢舉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綁著,拉到全團軍人大會上去了。因為剛剛槍斃了趙桂良,全團官兵一片肅靜,都大氣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喪著臉、瞪圓了眼睛,以為肯定要槍斃這個副排長。沒想到,團長夏雲超卻只是把他臭罵了一頓,撤銷了他的職務,罰他做勞役,到團部當了炊事員。 
  我問,為什麼沒有像槍斃趙桂良一樣槍斃他?姨父說,我跟夏雲超商量了,槍斃人的權力在司令部,我們警衛團沒有槍斃人的權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說,所以,我們就這樣處理了,我們有這個權力,不必向司令部報告。此人後來表現很好,又先後當了班長、排長、副連長。不過,在好長一段時間裡,他見了我就像老鼠見貓。 
  姨父特意告訴我,不要以為鄧小平政委只有威嚴、剛毅的一面,平時,他對下級是很寬厚、很幽默的。解放戰爭期間,野戰軍總部進駐邯鄲時,通信隊一群娃娃兵強佔一所房子,卻不知道鄧小平政委已經在這所房子裡住下了。警衛員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就拿著機關鎗,爬到房頂上爭吵,非要住進去不可。鄧政委指著頭頂問,上面鬧鬧嚷嚷,是怎麼回事?警衛員說,通信隊要佔這個房子,爬到房頂上了。鄧小平沒有發火,只是說,我都住下來了,他們還跟我爭什麼?你找軍政處長楊國玉,叫他做娃娃們的工作。警衛員找到楊國玉,讓他去做說服工作。楊國玉是從四方面軍過來的老資格,正忙著別的事情,頭也不抬地說,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兒的事情!警衛員如實向鄧小平作了報告。鄧小平還是不著急,又讓警衛員叫來楊國玉,也不向他發脾氣,只是說,啊,楊國玉,你原來是楊大人!你說說看,大人怎麼不管小孩兒的事情?通信隊的娃娃在房頂上聽見了鄧政委的聲音,都從房頂上跳下來逃之夭夭。楊國玉卻惶惶然乃至於欣欣然地接受了鄧政委送給他的外號,此後,大家都叫他楊大人,他聲叫聲應,露出怡然自得的樣子。到了大別山,大家還是喊他楊大人。建國後,他擔任了北海艦隊副司令,一次到了廣州,姨父一見他,張口就叫楊大人,兩個人哈哈大笑。   
  6.講不完的夏雲超(1)   
  1949年6月,劉鄧警衛團團長夏雲超(右)與政委朱漢雄(左)攝於南京蔣介石官邸。 
  姨父多次提起他的老搭檔——劉鄧警衛團團長夏雲超,一說起夏雲超就沒完沒了。他說,夏雲超從小當紅軍,一打起仗來,眼睛都要鼓起來,殺氣騰騰,樣子很凶,看他一眼,也會駭死人。我牽著騾子去警衛團報到的時候,夏雲超正叉著腰,看隊伍集合,理都沒理我。我是來當政委的呀,他連一句表示歡迎的話也沒有說,連看也不看我一眼。隊伍開拔了。我牽上騾子,就跟著警衛團走了。 
  他不是對我當這個政委有意見,他從小當紅軍,打仗打出來這麼個做派。我急行軍跑過三個「一百八」——從黃昏到天亮,行軍一百八十里。其中的一個「一百八」,就是跟夏雲超一起跑出來的。那是在1948年2月,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鄧小平走出大別山,跟劉伯承會合,準備打淮海戰役的時候。從大別山走出來的地方是河南商城,從頭一天下午太陽沒落開始走,走到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過淮河,到達豫皖蘇根據地的息縣。兩頭見太陽,中間走一夜,走了一個「一百八十里」,走出了敵占區。 
  姨父想起了什麼事情,笑起來說,就是在這次行軍路上,夏雲超被鄧小平政委熊了一頓。他帶著警衛團主力走在司令部前頭,我帶著一個連走在司令部後頭,再後頭走的是大部隊。到了從商城至潢川的公路線上,李達向夏雲超下令,根據敵情,可以選擇三條路,你們要偵察一下,看哪條路好走。夏雲超讓警衛團在路上停下來,司令部首長和後邊的大部隊都跟著停了下來。他帶著偵察排到公路上兩頭一卡,向當中一收,把來往於商城、潢川之間的國民黨軍官、坐在滑竿上的軍官太太抓了一大堆,經過審問,弄清前邊沒有敵情。他騎馬返回時,政委鄧小平、副司令員李先念、參謀長李達正坐在稻田埂子上急等。他下了馬,規規矩矩地行了一個軍禮,「報告,前邊沒有敵情,三條路都可以走。」鄧小平政委早就等急了,說:「你這個夏雲超,你是把時間留給自己,還是留給敵人?」夏雲超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鄧小平又說:「既然沒有敵情,你為什麼不叫前邊的部隊趕緊走?」夏雲超站得直直地挨熊。李達有鼻竇炎,一著急,鼻子就發出「吭吭」的聲音,說:「你還在愣啥子,還不抓緊走?」夏雲超急忙上馬,猛甩一鞭,跑到前邊就急急喊叫:「司號員,快吹前進號!」 
  姨父又忍不住笑起來說,1990年,夏雲超去蛇口看兒子,一到蛇口就給我打電話,叫我和你六姨去蛇口跟他見面。我有事離不開,他一天打了五個長途電話催人,張口就罵,他媽的朱漢雄,你是怎麼搞的,老子在蛇口等你,你看著辦!我和你六姨不敢怠慢,急忙丟下手上的事情,跑到沙頭角跟他見面。哪壺水不開我提哪壺,問他,老夥計,從商城到潢川的公路邊邊上,「三號」首長訓你,你還記不記得?他故意繃著臉裝糊塗,說哪有這個事?我說,我親眼看見你挨熊,你像根木棍兒直直地豎在公路邊邊上犯傻,你咋會不記得?他就閉上眼,不說話。惹得他兒子、兒媳婦忍不住笑。 
  那次見面時,香港還沒有回歸。他們去沙頭角看了「中英一條街」,中午在沙頭角的飯館吃飯,一碗麵條沒吃完,夏雲超心疼不已,連麵條湯也要打包帶回去。兒子、兒媳輪番說麵條湯不好帶,不必這樣艱苦奮鬥了。誰說他,他跟誰急。姨父忍不住說,他媽的,哪有跑到沙頭角來打麵條湯的?湯怎麼帶得走,灑得滿汽車都是!好說歹說,他才捨了湯,把麵條撈出來,打包帶走了。 
  姨父又忍不住笑著說,他這位老夥計是戰爭年代餓怕了。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擔任江防司令,硬把中央常委陳雲同志調運上海救急的十幾船糧食扣下了,捅了婁子他還不認賬,振振有詞說,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搞的嘛,見了糧食就要扣下來,不能叫戰士餓肚子。上級撤了他的職,又叫他回到警衛團當了團長,他還不服氣。後來才調到裝甲兵部隊,任副參謀長。 
  六姨插話說,那年他來到廣州,臨回北京時,好像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冷不丁兒跑到家裡來了。中午,我剛剛下班,還沒有做飯。他進來就說,孟敏,我要吃紅豆湯,你趕快給我煮;我還要吃北京醬菜,你想辦法給我買。我給他煮上紅豆湯,又搭車坐了四個站,把北京醬菜買回來了。他吃了,就露出心滿意足的樣子,好像完成了任務,一擦嘴說,孟敏,我走了,如果《戰士報》上沒有夏雲超坐飛機失事的消息,那就是我還活著,我就不給你們寫信了。我說,你怎麼亂說呀?他說,哎,這些事兒隨時都是可以發生的。說罷,又風風火火地走了。 
  姨父大笑說,他就是這個做派! 
  我提醒姨父,他今天本來要談的話題好像是走出大別山。 
  姨父對我的提醒不予理會,又誇獎他這位老戰友多麼多麼的粗中有細,愛讀書,酷愛藝術。在大別山行軍時多麼艱苦啊,可這個老夥計的馬袋裡邊還裝著《紅樓夢》、《三國演義》。一住下來,就要翻上幾頁,為林黛玉發不完的愁,替諸葛亮擔不完的憂。打到南京以後,他弄了一個留聲機還不算完,打到重慶,又弄了一個。路過武漢時,非要送給我一個。我說我不要你這些鬼玩意兒。他就罵我,他媽的,朱漢雄,這都是別人求之不得的東西,老子送你,你敢說不要!他硬是留下了,還有百代公司的唱片,有梅蘭芳的、尚小雲的,四大名旦的都有。六姨插話說,你姥爺來這裡,還聽過梅蘭芳的《霸王別姬》。你姥爺還誇你姨父重視文化呢,可真是謬讚了!   
  6.講不完的夏雲超(2)   
  姨父說,夏雲超現在實行了「四不」,一不寫回憶錄,二不接見記者,三不參加會議,四不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以保持心境的安寧。他整天讀唐詩宋詞,四書五經。八十八歲了,身體仍然很好,只是聽說他耳朵聾了。我對他兒子說,他給我通電話很好哇,我沒有發現他聾。他兒子說,你們是老戰友呀,他知道你們通話都要說些啥,他聽不清,卻假裝聽到了,「哦、哦」地應對自如。但他真的聾了。他兒子給他買了個蠻大的電視機,配上兩個大音箱,放大音量,他才聽得到。他又喜歡看打槍打炮的戰爭片,看電視時,一放大音量,房間裡雷聲滾滾,如萬炮轟鳴。他神態莊嚴,獨自穩坐其中,美美地感受戰爭。   
  7.李達將軍的命令   
  姨父說,他們經過艱苦的急行軍,從大別山裡走出來時,有的戰士沒了帽子,頭上就裹著一個頭巾;有的戰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兩三顆,是半敞著懷的;都顧不上洗臉,一張張臉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臉和脖子上爬著一條條「蚯蚓」。 
  警衛團四連在司令部站崗放哨。李達參謀長來了,看了看四連的軍容,就喊叫四連連長:「戚德林,你帶著隊伍,圍著水塘轉圈兒!」戚德林莫名其妙地發了口令,四連戰士就圍著水塘齊步走,轉起圈子來。李達又親自發令:「立定,面向水塘蹲下!」大家都面向水塘蹲下來,立刻從水中看到了各自的尊容。李達又下令:「都給我洗臉、洗脖子。」全連戰士哈哈大笑地洗起來。 
  姨父說,只有這位參謀長才會下這樣的命令。 
  姨父還說這位「五號」首長具有準確、敏銳的判斷能力,是劉鄧身邊的好參謀長。劉鄧在大別山分兵時,在一個名叫磚橋的地方,比較好走的路都讓給了戰鬥部隊,上萬人的隊伍、成百的牲口馱著機槍、大炮,把道路占嚴了。指揮機關也要抓緊轉移,卻是無路可走了。李達對地形學很有研究,察看了山勢,就下命令說,從山上走。偵察員報告說,山上沒有路,不能走。李達說,怎麼不能走?走!他請一位老人當嚮導,老人沿著他年輕時放牛、放羊的小路,果然走過去了。 
  姨父又一下子說到了1955年。他說解放軍授銜時,李達被授予上將軍銜,當過解放軍的副總參謀長,還當過國防體委主任。他的職務很高,下級見了他照樣敢說敢講。為了開展軍事體育,他組織生產了第一批國產獵槍。他陪同外賓到武漢,姨父去看他,他問:「我們中國的獵槍怎麼樣?」姨父知道老首長想聽老部下誇獎國產獵槍,卻據實相告說:「這個獵槍真不怎麼樣。」李達大為掃興,說:「怎麼不怎麼樣?」姨父說:「不如英國的松帽牌雙管獵槍,人家的鋼材好,輕。我們的獵槍太沉了。」老首長好像被潑了一瓢冷水,不服氣地說:「沉也是咱中國自己造的!沒有沉的,哪有輕的?」 
  我提醒姨父,剛才說了走出大別山,下邊該走到哪裡了? 
  姨父說,又到了河南的方城、葉縣。那天拂曉,警衛團正在出操,突然從拐河方向傳來隱約的炮聲。李達打來電話說,那裡原來沒有敵人,現在怎麼有了炮聲?要警衛團馬上派偵察排摸清敵情,中午十二點以前回來報告。天哪!姨父說,我們住的那個地方離拐河六十里,五六個鐘頭要往返一百二十里,還要摸清敵情,這個任務怎麼完得成! 
  偵察排正在操場裡跑步。姨父相信偵察兵有用不完的鬼點子,幾乎沒有他們辦不成的事情,馬上向偵察排長下達命令,讓他帶上一個班馬上出發,十二點以前回來報告敵情。 
  偵察排長就帶著偵察兵跑步上路了。他們一氣跑到公路邊,看到從葉縣、方城方向有騾子、毛驢絡繹不絕地走過來,馱子上夾著裝煤的筐子。他們二話不講,就把韁繩奪過來,把筐子卸下來,來不及作解釋,騎上牲口就跑。老鄉在後面喊叫著要牲口,跟頭尥蹶兒也攆不上。牲口跑不動了,就把牲口一撂,換上另一頭牲口接著跑。就這樣跑一截路、換一個牲口,一口氣跑出去幾十里,把情況搞清楚了。拐河方向確實出現了敵人,但沒有向我軍進擊的任何跡象。他們又按照老辦法,抓牲口、換牲口,趕在十二點以前向李達報告了偵察情況。 
  偵察排完成了任務,才給趕牲口的老鄉作解釋,給了「趕腳」錢。老鄉說,哎呀,你們早說,我也不攆你、不罵你了嘛!你們啥也不說,就把筐子掀了,把牲口搶了,打著就跑,我們能不急嘛!我們說,沒時間給你說呀!老鄉說,這叫軍情急如火,妥了,俺不生氣了。 
  偵察員為這次偵察付出的意外代價是,一個個屁股都磨爛了,血把褲子都沾在腿上了。姨父說,馱煤的馱子都是木頭做的呀,顛了六七十里路,就是鐵屁股也會有所磨損、有所變形的。完成了李達下達的命令以後,他又給偵察員下令,馬上到衛生隊上藥、休息,免去三天的出操任務,務必修理好每一個屁股。   
  8.押送康澤兼記孫殿英(1)   
  姨父感受到征服者的權威,是敵高級將領成為戰俘而失去威風,惶恐地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居高臨下的審視、聽候發落的時候。 
  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豫北戰役打下了湯陰,抓獲了國民黨縱隊司令孫殿英。姨父作為七縱的特派員,把他押送到了河北省冶陶鎮附近的一個看守所。姨父說,孫司令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個搖搖晃晃的稻草人。這位老爺是個「大煙鬼」,瘦得皮包骨,黃蠟蠟的面皮,一臉的天花後遺症。把他交給姨父的時候,他的煙癮上來了,又是打哈欠,又是流鼻涕,走起來東倒西歪,大蓋帽和軍大衣都在他身上晃晃蕩蕩。 
  押送孫殿英的汽車是剛剛繳獲的美國「大四輪」,汽車有四個輪子,一個輪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孫司令押上汽車時,姨父帶上了孫司令兩件護身的寶貝:一件是一塊布上畫的「太極圖」,有五十五厘米長、四十四厘米寬,上下有兩根棍子撐著,平時是掛在牆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雙刃劍,長約四十五厘米、寬二指,劍上佈滿銹斑,據說是他用炸藥炸開慈禧太后陵墓盜得的寶貝。這兩樣護身符都沒有保護他不做解放軍的俘虜。在押送他的「大四輪」上,他忽然「呀呀」地驚叫起來。姨父從駕駛室裡伸出腦袋,喝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原來是「大四輪」碰上了鵝卵石,把孫司令拋起來、又跌下去。一個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顛下來,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來。 
  開車的是一個俘虜兵。他在石頭疙瘩路上表現他效力於解放大軍的真誠,車開得賣力而且無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煙卷兒,用殘臂壓著火柴,劃火點著了煙卷兒,塞到了只顧開車騰不出手來的俘虜兵的嘴上。俘虜兵受到了極大的感動,一路小心地開到了目的地。他說那是他當兵以後長官遞給他的第一根煙卷兒,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孫殿英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優待。到達目的地的時候,他已經軟癱在汽車上了,押送他的戰士把他抬下車來,往地下一放,他一動不動。姨父說,這麼大一個俘虜,他沒有要一張收到條,便就地交差了。 
  另一個高級俘虜是康澤。 
  1948年7月,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和桐柏、陝南軍區部隊主力發起襄樊戰役,殲敵二萬餘人,活捉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特務頭子康澤。這是解放軍抓獲的第一個上了「戰犯名單」的大俘虜。六縱派了一個連,把康澤押送到寶豐劉鄧司令部警衛團駐地,交給了姨父。警衛團在村莊裡找到一個密閉的小院子,把康澤關押在院子後面的房子裡。 
  康澤與孫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質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軍衣。有點煞風景的是,光禿禿的腦殼上沒有戴帽子,只纏了一條紗布。他見到姨父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指著自己的腦袋,憂心忡忡地問:「我頭上不要緊吧,是不是找一個醫生給我看一下?」姨父叫衛生員給他看傷,只是蹭破了一點表皮,是輕微的「破皮傷」,給他敷了藥,重新包紮起來。他又不放心地問:「我這個傷口不要緊吧?有沒有什麼問題?」姨父沒想到一個特務頭子會這樣嬌氣,沒好氣地說:「不要緊的,用一點點紅汞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了。」 
  野戰軍正在召開高幹會。劉伯承、陳毅、李達和縱隊司令員陳賡、楊勇、陳載道、王近山等高級將領,在會議之餘結伴前來看康澤。陳賡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還做過黃埔軍校的教官,他指著自己的鼻子問康澤:「你認不認得我?」康澤膽怯地搖搖頭。陳賡說:「我是陳賡,當年我當過你的教官。」康澤「啊」了一聲,點頭哈腰之後,又急忙立正。 
  姨父記得,陳毅穿皮夾克,戴鴨舌帽,看了康澤,又來到院子裡,用四川鄉音叮囑他說:「你負責押送康澤,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殺;第三,不准特務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飛機把他炸死炸傷;第五,不准汽車出事。」 
  姨父帶上一個隨身警衛員,又讓一個副連長帶上一個加強排,找到汽車大隊長,選了兩部汽車,向石家莊押送康澤。汽車隊經常到邯鄲拉東西。為了迷惑敵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車一起行動,以擾亂敵人視線。押送康澤用的是繳獲國民黨的道奇車。姨父坐在駕駛室裡。康澤被警衛戰士包圍著坐在車上。一路上,這輛車有時走前邊,有時走後邊,不時變換位置。 
  第一站到了洛陽。兵站的同志說:「司令部命令你們,不可在洛陽市區逗留,要你們馬上離開。」他們當即把汽車開到黃河邊上的一個留守處。事後得知,要他們火速離開洛陽,是提防敵特暗害。 
  第二站到了長治。姨父說,康澤這個老爺嘴饞了,問我們的戰士,能不能買一隻雞吃。戰士向我請示,我說可以。戰士想不通,這是個上了「戰犯」名單的大俘虜呀,怎麼還讓他吃雞?磨蹭著不肯去買。我就吼了一嗓子說,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調皮搗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雞。戰士這才去買了一隻雞。康澤吃了雞,有了要說點什麼的興致,又表白自己說,我本來是個穿長衫的呀,在蔣介石那裡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沒有實權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覺沒趣地不再講話。 
  過了第三站——邯鄲,汽車被敵人的飛機盯上了,在天上跟著汽車打轉轉。康澤一看見飛機就膽戰心驚,認為飛機是蔣介石派來誅殺他的。姨父趁機讓康澤領教了游擊戰術,一聽到飛機哼哼著飛過來,就指揮汽車鑽到樹林裡隱蔽下來;飛機在天上轉圈子,找不到目標,就只好飛走了,汽車再鑽出樹林子猛跑。就這樣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莊。   
  8.押送康澤兼記孫殿英(2)   
  到了石家莊,又押著康澤上了一列輕便小火車,這是特意為康澤準備的小「專列」,在夜幕籠罩下到了野戰軍後方社會部看守所,把康澤交給了看守所所長李廣祥。李廣祥隨手找了一張紙,「刷刷刷」寫了幾個字,就算是收到條,遂把康澤帶走了。姨父抱怨說,送去好大一個俘虜呀,他只給了我一張紙! 
  姨父回來時,還喜滋滋地給兩個戰友——警衛團團長夏雲超、機要室主任黃興正帶回來兩個新媳婦。兩個新媳婦都是根據地的小學教師。剛剛結婚,新郎官就跟隨野戰軍轉移外線作戰,新婚別離,紅燭落淚。姨父押送康澤出發前,經上級批准,讓他捎帶著把兩個新媳婦帶到寶豐駐地來。姨父返回時途經邯鄲,就把兩個新媳婦接上了汽車。 
  隊伍裡陡然出現了兩個年輕女子,跟士兵們扎堆坐在汽車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順眼的風景。士兵們的心態也發生了隱秘、微妙的波動。大多數士兵都沒來得及娶媳婦,一旦看見別人的媳婦就暗生嫉羨之心,卻又裝出視而不見的樣子說起了怪話:他媽的,哪兒來的官太太呀?當官的好幸福哇!吃飯時,當兵的都隨身帶著瓷碗,像小老虎一樣搶著吃飯,故意把新媳婦晾到一邊。姨父就呼叫戰士,給她們找個碗、找雙筷子去。新媳婦害羞,給她們找了碗筷,也不會擠上去吃飯,端著碗,乾等著,那羞赧無措的樣子又是戰士們非常樂意看到的,都假裝看不見,在一邊看笑話。姨父又喊叫,喂,給她們打飯。在路上過夜時,當兵的集體睡地鋪,卻要給她倆單獨找房子、架鋪板,房門外還要派一個站崗的。當兵的心裡更加不平衡,心裡想入非非,口中卻嘟嘟嚕嚕說,官太太千里尋夫,還得咱當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誰說怪話,你往後娶不娶媳婦?當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個啥勁兒,他也是光棍一條嘛! 
  姨父回到駐地,把兩個新媳婦交給了兩個苦熬了兩年的新郎官。兩個老夥計都高興地跳起來,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漢雄真夠朋友!姨父驕傲地告訴我,夏雲超眼下的白髮老伴,就是我當年給他捎回來的新媳婦。 
  押送康澤還留下了一個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衛員開了小差。警衛員家在河北臨城縣,那裡是根據地,參軍時已經分了土地、娶了媳婦。去程中經過臨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應了,說定三天後仍在臨城會合。回程時,警衛員按時回來了,又跟著姨父經邯鄲、過長治、回寶豐。不知是不是兩個新媳婦在邯鄲上車以後也讓他受了刺激,在高平過夜時,他留下一張字條,趁黑夜開了小差。姨父說,他留下了駁殼槍,公家的東西一樣沒拿,「規規矩矩」地跑了。這是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時候,經不住「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誘惑而離開隊伍的第一個士兵。姨父沒有罵他,只怪他過早地娶了媳婦。   
  9.勝利者的婚禮(1)   
  朱漢雄(右)、孟敏(左)新婚紀念照。1950年1月攝於長沙。 
  姨父給戰友帶回兩個媳婦的時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應該有個媳婦了。當他又作為中原軍區警衛團團長兼政委,隨中原局和中原軍區進駐古城開封時,已經過了二十八歲生日,有了十年軍齡,是團級幹部,超過了結婚所必須具備的「二五、八、團」——二十五歲、八年軍齡、團級幹部的三項指標,結婚指標卻被他無所事事地浪費著。 
  那時候,六姨作為開封女中高三班的學生,在二野創辦的中原大學修業期滿,恰恰分到警衛團實習。於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個端莊、靚麗的女兵——據可靠情報,她剛剛過了可以談婚論嫁的十八歲生日,只見她穿著過於肥大的軍裝,跟在男兵隊列的尾巴尖尖上氣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動,感到已經到了必須動用「指標」的時候。 
  緊接著,警衛團團長兼政委朱漢雄同志就在戰友郭占元的家裡,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這次見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樣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婦不時提出一個個令人感到親切、溫馨、並能激起談話興致的話題。正當大家由談得自然發展到談得和諧、繼而迅猛發展到談得熱烈的節骨眼兒上,郭占元夫婦都忽然產生了必須離去的理由而相繼離去。 
  姨父說,他們一個個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兩個人,反而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我們圍著一個炭火盆,一邊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來摸去地取暖,一邊磕磕巴巴地說戰爭怎麼樣啊,解放全中國的大好形勢怎麼樣啊,開封的胡辣湯和五香花生仁怎麼樣啊,沒話找話,只差沒有問她,孟敏同志,你見過老虎嗎?就這樣烤了半天火,才忽然發現炭火盆裡早就沒有火了,冰涼冰涼的,這就失去了繼續坐在炭火盆旁邊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實了,痛下決心了,摟著她就要接吻,給她她不要,我就抱著不放,最後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這一條胳膊的厲害了,也把她的給了我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姨父言簡意賅,表現了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樣子。 
  我不敢抬頭看六姨。 
  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靜,「你說的這些事,我怎麼不知道?」 
  姨父說:「你怎麼會不知道?」 
  六姨臉色微紅,穩坐不動,「總之,我毫無記憶。」 
  姨父說:「哎呀,那怪你記性不好。」 
  六姨繃著臉說,根本沒有單獨談話這件事,在開封,使我有感覺的就是郭占元的愛人張克,她一天到晚說朱漢雄這好那好,簡直是天花亂墜。我畢竟年齡太小,沒有那麼多的「彎彎繞」,後來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著我的小名,張斑,你姨父胡說了什麼,我可不知道! 
  我說,六姨和姨父對你們第一次見面各執一說,是兩個版本。我看,這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留給後人考證好了。 
  姨父快意地笑著,又說,我們在開封談上朋友以後,又分別從開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漢,到四野直屬政治部當了幹事;我南下長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衛團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虧我路過武漢時找到了黃興正,通過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這次見面是在一個空空蕩蕩的大屋裡,沒有板凳坐,只有一個沒有網子的乒乓球檯,屋子外面不時有人探頭探腦,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動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別站在乒乓球檯的兩邊,像打一場乒乓球友誼賽那樣,你把話撂給我、我把話撂給你,往返數十回合,沒有比賽結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 
  六姨說,我在宣教科管理圖書。一些單身軍官又都成了圖書愛好者,一個剛走,另一個又來了。我正在讀《魯迅全集》,可他們並不閱讀圖書,要跟我聊天,打斷我的閱讀,我心裡實在煩透了。有一天,有人又來聊天,問我有沒有男朋友?我說,有了。又問,誰呀?我就說,是警衛團的朱漢雄。這樣,他們就不來找我了,我才讀完了《魯迅全集》。 
  我替姨父感到委屈。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選擇了姨父,好像只是為了讀完《魯迅全集》。我質疑說,我記得,我在開封打開姥爺的抽屜,偷看過六姨新婚時寫給姥爺的家書,在提到新女婿朱漢雄同志的時候,在平實的敘述中也不時跳出滾熱發燙、使我這個當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詞句,好像跟《魯迅全集》是沒有關係的。 
  六姨的臉微微發紅了。她說,我那時確實看過一本蘇聯小說,書名叫《我愛上了他的傷疤》,一個女護士愛上了衛國戰爭中的一個傷兵。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七十歲的六姨十分年輕地笑了一下,又說,所以,就這樣了。 
  姨父笑嘻嘻地說,所以,我又去武漢開會時,就跟黃興正密謀,會還沒開完,就給你六姨辦理了調動手續。開會一結束,我就把你六姨帶到長沙了。 
  儘管六姨分辯說她跟姨父走,只是為了培養感情,但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1950年1月3日,姨父和六姨在長沙結婚了。 
  姨父說,我是在1949年12月27日寫的《結婚申請報告》,一送上報告,我就掰著指頭過日子,哎?報告送上了好多天,就是批不下來,新媳婦都來到屋裡了,結婚的事情拖不得呀!直拖到1950年1月2日,才批下來了。   
  9.勝利者的婚禮(2)   
  我插話說,1949年12月27日寫報告,1950年1月2日批下來,猛一聽隔了一年,再一算,只隔了五天,批得夠快的呀! 
  姨父搖搖頭說,度日如年喲! 
  姨父說,那個時候沒有錢,結婚也請不起客,反正警衛團的食堂裡有的是肉吃,我再搞點酒喝就是了。正是陽曆新年,戰士們敲鑼打鼓踩高蹺,踩到我屋裡去了。那麼長的木腿,一伸手就摸到屋頂了。叮叮光,叮叮光,甩著長袖子,胡鬧一氣。喝酒,非叫孟敏拱酒碗,趴在地上用頭拱那個裝酒的洋瓷碗。 
  六姨心有餘悸地說,地下擺了二十個搪瓷碗,叫我趴下來,一個一個地用頭拱;多虧副參謀長的警衛員小郭富於同情心,把地下的酒碗一腳踢了。要我拱碗的副營長沒有面子,拔出槍,向小郭大喊大叫,我斃了你!鬧得我一夜沒敢睡。 
  姨父說,這個副營長就是那個身上叫子彈穿了七八十來個窟窿眼兒的山西「老西兒」段炳禮呀,就是叫國民黨的皮鞋在腳上磨出了血泡就把皮鞋撂到稻田里罵娘的那個寶貝,他在發酒瘋啊。孟敏憋不住,要發火。我小聲說,不行,咱惹不起。再說,當兵的也難得跟當官的鬧一回,下級也難得跟上級鬧一回,人生在世也難得叫人家這樣痛痛快快地鬧一回呀,就叫他們鬧嘛!直鬧了一個晚上。段炳禮又跑到新房裡撒野要水喝,他挖了半碗白糖,沖了一碗稠糊糊的糖水,捧起來就喝。 
  六姨說,鬧得你姨父半夜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兩三點鐘才回來。 
  姨父開懷大笑。你們不知道呀,段炳禮鬧房之所以這樣「無惡不作」,是因為他自己想媳婦想急了。我們結婚時,他剛剛發生了一件窩囊事:人家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是高級幹部從東北帶過來的一個小保姆。他一聽就沉不住氣了,等不到見面就通過介紹人送給人家一塊手錶。見面時,人家害羞呀,扭扭捏捏不講話。這個老夥計心裡一急,就把臉一扭,背對著女人說:「喂,你幹不幹呀?要幹就幹,不干拉倒!」嚇得人家站起來就跑,一回去就把手錶退回來了。我們結婚那天晚上,他是有氣沒處使了,找茬兒出氣撒野。後來,我們又給他介紹了一個。這個女人很年輕,一談就成,以後可就成了他的寶貝疙瘩了,含在嘴裡怕化了,放在地下怕丟了。他的古怪脾氣也從此變好了。十幾年的老兵啊,子彈鑽了他十幾個槍眼兒也沒有打死他,就是叫他活著娶媳婦的呀!媳婦懷孕了,想吃橘子,他就一筐一筐、一簍一簍地給她買。都說段炳禮「孝敬」老婆「五體投地」。他就是這麼個寶貝,後來當了長沙市公安大隊長,怕老婆絕對是天下第一。 
  我必須把話題拉回到主題上來,問姨父結婚時住的是什麼房子?姨父說,是一座小洋樓,可能是國民黨哪個大官住過的,有一個小花園,有一棵「癢癢」樹。這棵樹怕癢癢,一扒拉它,它就渾身打哆嗦。屋裡還有浴缸、廁所,抽水馬桶。只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缺點,就是沒有自來水就不能用馬桶。當時自來水廠還沒有恢復生產,沒有自來水,我卻不知道抽水馬桶跟自來水有何種關係,照樣往馬桶裡屙尿。多麼好的新房啊,搞得臭烘烘的,這抽水馬桶真不夠朋友!     
  四 江城霓虹燈   
  1.德明飯店(1)   
  新中國剛剛建立,姨父奉調由長沙到了武漢,在中南公安部繼續從事安全保衛工作的同時,又接受了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簽署的兩個任命,兼任中南局接待處、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際處副處長,從而把安全保衛工作與外事接待和交際工作統管起來。 
  姨父上任伊始,就把交際和接待工作的重要活動放在大名鼎鼎的德明飯店(現名江漢飯店)。德明飯店是1931年建造的法國式建築。抗戰以後,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和美國馬歇爾將軍參加的「三人停戰小組」的多次談判,都是在德明飯店進行的。周恩來在這裡舉辦過酒會、記者招待會。新四軍五師駐武漢辦事處也設在德明飯店,李先念跟國民黨進行的停戰談判也是在這裡進行的。 
  德明飯店是西方式樣的一顆明珠,點綴著武漢三鎮的都市文明。 
  姨父卻對外來文明懷有戒心。李先念在德明飯店跟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時候,姨父是李先念麾下的中原軍區保衛部特派員兼保衛隊長。1946年5月,姨父隨我軍一批傷病員,按照談判達成的協議,由中原解放區通過蔣管區北上,向我華北根據地轉移的時候,曾受到西方文明的折騰。 
  那一天,他跟傷病員從宣化店出發,來到了平漢鐵路線上的廣水車站。他甩著空袖筒,一路瀟灑地走向站台,就要第一次坐上火車,卻被一群來歷不明的洋女人攔住了去路。據說,她們是美國軍調處執行部派來的美國或是加拿大的女人,一律的藍眼睛、白皮膚、黃頭髮、穿短袖上裝,胳膊上的金汗毛閃閃發亮。她們設好了關卡,堅持要對這批「土八路」進行嚴格的消毒,袖筒和褲襠裡的細菌也決不放過。姨父還是第一次見到白種人而且是白種女人,戒備的目光從那些高高的眉稜骨和鼻樑骨上「咯裡咯登」地掃過去,對她們是否別有企圖保持著百倍警惕。他看到,她們每個人身邊都放著一個圓筒筒,手裡拿著一個管子帶著一個花灑頭,像給果樹殺蟲一樣對準了每一個「土八路」,接著便把溫柔的霧狀液體噴將過來。姨父接受了霧狀液體從頭到腳的噴灑,想對洋女子說,謝謝,可以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的大褲襠裡是沒有細菌的。洋女子卻堅持不懈地伸著花灑頭,盯著褲襠。姨父漸漸發現,她們似乎沒有惡意,倒是表現出白求恩大夫那樣的「極端地負責任」的樣子,就只好豁出去,毅然解開了皮帶。不多時,他聽到了一聲很好聽的「OK」。 
  姨父第一次坐上火車,開始在他曾經觸摸過一次、因而也被「搶救」了一次的鐵軌上享受「工業文明」的時候,卻發現剛才經歷的消毒程序純屬多餘。國民黨給他們提供的是拉煤、拉騾馬的敞篷車,積滿了騾馬的糞便和煤灰,車廂裡散發著被初夏陽光蒸發得十分成熟的臊臭味。一節車皮擠上來百十個人,都必須接受糞便、煤灰和臊臭氣味的熏烤。他們顛兒顛兒地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在安陽北邊一個小車站下車時,姨父這輩子第一次坐火車的興致已經蕩然無存,他感到蒸汽機時代的工業文明還不能屬於自己,只是使「土八路」們受到一次羞辱和戲弄。 
  還有電燈。他們下了火車,在行軍途中住進了煤礦的宿舍,一個吊在宿舍中央的大燈泡正在放射著刺目的光芒。誰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吹滅它,大白天也亮著,睡覺也亮著。有人被電燈照得睡不著覺,就把煙袋鍋湊到燈泡上,想借個火抽袋旱煙,怎麼也對不著。早就聽說電燈好,可它老是這樣亮著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吧,眼睛再大再亮也不能老睜著不是?離開那裡時,大燈泡照樣瞪著眼沒有眨巴一下。有人發話說,叫它睜著吧,反正這燈不用油。 
  僅僅過去了四年,姨父就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在霓虹閃爍的德明飯店,他必須繼續完成對霓虹燈所代表的另一種文明的征服。 
  姨父要把德明飯店變成一個具有高雅藝術氣氛的迎賓場所,就用工字鋼換下了舊木料,更換了舞廳頂上的三根橫樑。建築物煥然一新,就是客廳裡空著一面牆壁,需要掛上一幅與德明飯店的重要地位相適應的國畫。中南軍政委員會曾向藝術大師齊白石老人求畫,他畫了幾隻螃蟹,掛上去以後,民主人士說,此畫甚好,但不合適,螃蟹是橫行霸道的呀!工作人員連忙取下了此畫,客廳裡就空著一面牆壁,像懸著一張沒有表情的臉。 
  客廳另一面牆上掛著徐悲鴻大師畫的一幅馬,是交際處前處長史林峰用鋼洋六十元求得的墨寶。內行人看了,都嘖嘖稱奇說,徐悲鴻畫的多是奔馬,唯有這幅畫是一匹俯首於溪上飲水的馬,馬在溪邊飲水的神韻真是畫到家了,你能感到馬的肚皮在動。有了行家的高度評價,這匹馬雖然瘦了一些,卻沒有從牆上拿下來。但在「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時,史林峰卻因此受到了革命同志的嚴肅批判:六十塊鋼洋只換了一匹瘦馬,還只能看見三條腿,這是多麼大的浪費啊!史林峰再三檢討,遲遲不能過關。一天,途經武漢的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來到了德明飯店,他在客廳裡坐下,一眼就盯住了這幅畫,目光霍然一亮,說:「好,好畫,聽說只花了六十塊鋼洋,值得!」史林峰得以化險為夷、平安過關。 
  從此,藝術家的勞動在革命同志心目中的價值大為提高。姨父讓拿出人民幣六百元向白石老人再次求畫。白石老人收下了潤筆之資,卻遲遲沒有作畫。多次好言相求,只是沒有回音。姨父說,哎喲,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日沒夜為全國人民工作,一個月也拿不了這麼多的工資呀!可敬的藝術大師為何遲遲不肯付出相應的藝術勞動呢?德明飯店虛壁以待久矣,叫人心焦火燎呀!   
  1.德明飯店(2)   
  姨父偵察得知,齊白石老人脾氣很倔,要在高興的時候即興作畫,一揮而就,畫了就走;不高興的時候,你就是送上千金重禮、向他磕頭也求不動。姨父決定走一走「統戰」路線,正好被懇請的民主人士、武漢市副市長孫耀華先生已到了北京。又從中央統戰部瞭解到,白石老人很信任自己的一個兒媳婦。據說,白石老人有一個鎖起來嚴加保管的櫃子,他把鑰匙繫在自己的褲腰帶上,只有這個兒媳婦可以使用這把鑰匙。因此,要打開白石老人的鎖,也必須向他這位兒媳婦討要「鑰匙」。 
  姨父請孫耀華先生出面,通過中央統戰部介紹,找到了齊白石的兒媳,向她說明了原委,取得了她的支持,並按照她的建議,在北京飯店安排了一桌酒席。為了避免有催討畫債之嫌,姨父躲在一邊,由孫耀華出面宴請白石老人,由他的兒媳作陪。白石老人喜歡吃什麼菜的菜單都是由他的兒媳提供的。白石老人款款坐下,向桌上一看,是他愛吃的湘味菜,兩眼就倏地一亮,長長的壽眉也顫顫地挑了起來。另一邊,已按照白石老人畫室裡的陣勢,擺好了畫具和文房四寶。宴會結束時,白石老人吃得高興、喝得舒服,活躍的藝術思維在微醺的狀態下呼之欲出。兒媳攙扶著他,似乎在不經意之間走過畫案,放緩了腳步。老人看到了筆墨紙硯,眼睛又陡地一亮。兒媳說:「爹爹,咱收了人家的錢蠻長時間了,給人家畫吧!」白石老人駐足案前,拈鬚沉思片刻,隨即揮毫潑墨,刷刷刷,殘破的荷葉、盛開的荷花、戲水的鴛鴦,頃刻間流瀉而出,躍然紙上。白石老人把筆一放,扭臉就走。被繪畫界稱之為白石老人晚年巨作的《殘荷》就此誕生了。 
  此畫裝裱後,懸掛在德明飯店客廳。一位攝影記者聞訊而來拍攝了此畫,發表在《人民畫報》上,引起了中外畫界的轟動。此畫在德明飯店懸掛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在,後被盜。   
  2.兩套樂譜(1)   
  德明飯店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每週舉辦一次有高級幹部和高級統戰人士參加的高規格舞會。德明飯店的舞池是法國古典宮廷式的,有光滑的地板,有明亮的頂燈和光線柔和的壁燈,吊頂是六角形的。冬天有壁爐和供暖的氣塔。 
  建國初期,領導圈子裡的重要交際、娛樂活動就是跳交際舞,據說這是美國一位思想進步的女記者訪問延安時帶到延安去的,屬於西洋文化,中國紅色革命者對此種文化採取了樂此不疲的開明態度。姨父說,他們被關在窯洞裡接受「搶救」的時候,延安就時興跳舞了。「搶救」鬆下來以後,他們看到延安禮堂燈一亮,就跑去看人家跳舞。沒有電燈,也沒有馬燈、罩子燈,只有幾盞陶制的油燈碗,灌滿了燈油,燈油裡浸著一根粗大的棉花捻子,高高地吊起來,大家就在撲撲閃閃的油燈下,享受西方文明之樂趣。會拉二胡、板胡、三弦的,湊起來就是樂隊。只有魯藝文工團才能看到長號、小號、小提琴、手風琴這些西洋樂器。而且,那時跳舞已經有了個「四步曲」:「一邊站,試試看,一身汗,死了算。」 
  建國之初,交際舞又大大地發揚光大了。 
  姨父頗有些自豪地說,別看我是個「土八路」哇,我管的舞會可不是一般的舞會,是毛澤東的舞會、劉少奇的舞會,周恩來、朱德的舞會,陳毅的舞會,還有江青的舞會。我有自己的樂隊,有自己的舞廳,有呼之即來的保衛人員,還有政治可靠、舞也跳得很好的舞伴,只要有人說首長要跳舞,我說,好,三下五除二,我一句話就到位了。為了辦好舞會,我還跑到很多地方觀摩,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的紫光閣,還有北京飯店和外交俱樂部的彈簧舞廳,光北京飯店就有三個跳舞的地方。除了北京,只有上海、天津有彈簧舞廳。上海的彈簧舞廳是鴨蛋形的。這些地方我都進去觀摩過。 
  中共中南局設在武漢的時候,中南各省的省委書記,如湖南的周小舟、廣東的趙紫陽、廣西的劉建勳,他們來來往往,都喜歡在武漢跳舞。姨父說,有一次,我送毛主席到河南,河南要為毛主席舉辦舞會。我在大廳裡碰到了已經調到河南擔任省委書記的劉建勳,他說,朱漢雄同志啊,老中南的交際處長你幹了多少年了,你要給河南的舞會提提意見哪!我接過姨父的話題說,是的,我聽說,五十年代,毛主席到河南,是冬天,在省委的一個大會議室裡為毛主席舉辦舞會,一位副秘書長親自操辦,在跳舞的地方生了一個大煤火爐。毛主席在這邊跳舞,他就在那邊攥著一根鐵火柱大捅煤火爐,直捅得火星四射、煤灰如蘑菇雲騰空而起。姨父說,怪不得劉建勳指著我,對你們的交際處長說,你們要向他學習。 
  後來,在廣東召開中南五省、自治區旅遊工作會議,廣東省省長陳郁專門搞了一次舞會,是假定毛主席參加的舞會,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人都找好了、請來了。除了毛主席沒有到會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齊了,等於綵排,特意請姨父去提意見。姨父以權威人士的口氣說,說真的,他們的演習實在不敢恭維,但我沒有提意見,因為我不能提意見,人貴有自知之明,我沒有在廣州指手畫腳的權力。 
  姨父說,開始舉辦舞會時,他遇到過一個難題,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歡的音樂不一樣。毛主席喜歡我國的民樂,如他家鄉的《瀏陽河》;江青卻喜歡西洋音樂,倫巴、探戈、華爾茲,都是帶洋味或是上海外灘味的音樂。這兩種音樂都需要一個演奏水平很高的樂隊。武漢交際處雖然有一個很不錯的專業樂隊,卻是舊社會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總會裡幹過,不敢起用他們,要用武漢人民藝術劇院的樂隊。武漢人藝的前身是中南軍區文工團,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賴的藝術人才,比如,在當時的流行程度絕不亞於時下「妹妹你坐船頭」或是「抱著妹妹上花轎」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黃牛一套馬》,就是武漢人藝音樂家的創作。姨父還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藝術家,說他真是把《林中鳥》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鳥在樹林子裡唧啾唧啾地亂吵架。我插話說,《林中鳥》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談情說愛的時候耍一點小性子而已。姨父沒有興趣探討鳥兒發出何種聲音的學術性問題,他說反正給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這支笛子在內的高級樂隊。他們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藝術身份的、經得起審查的、也是好難侍候的、要派車接送的、要請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還要為群眾演出,群眾是買了票的,他們有演出任務的時候,是不能隨便叫群眾退票的。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姨父大膽、破例地起用了交際處的樂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們不就是在夜總會裡給洋人、給闊人、給達官貴人伴奏過嗎?這算什麼問題?這只能說明他們是受壓迫、受剝削的藝術勞動者,為什麼不能為人民領袖和中央首長伴奏? 
  這個樂隊一旦受到了信任就表現了不同凡響的聰明,他們拿到了中南海樂隊的錄音帶,就把樂譜全部抄下來了。哪些是毛主席喜歡的舞曲,哪些是江青喜歡的舞曲,哪些是其他中央首長喜歡的舞曲,都分得清清楚楚。誰來跳舞就用誰喜歡的舞曲伴奏。朱老總的舞步很簡單,是散步式的,對舞曲沒有特別的要求,不要用快步圓舞曲逼著朱老總轉圈圈就是了。毛主席跳舞喜歡走大步,從來不按音樂節奏走。這個樂隊就學會了讓音樂跟著毛主席的腳步走,樂隊指揮始終瞪著眼,盯著毛主席的腳。可能因為喜愛的樂曲不一樣,毛主席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跳舞,常常是毛主席走了,江青來了,樂隊就馬上換曲子。這個樂隊成了姨父手下一支不可須臾缺少的「王牌」樂隊。   
  2.兩套樂譜(2)   
  二十年以後,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姨父從廣州出差到了武漢的時候,禁止多年的舞會開禁了,面向社會的營業性舞廳紛紛出現。姨父與一起出差的同事走在江漢路上,同事們拉著他說,走,到璇宮飯店跳舞去。他排隊買票時,被飯店裡一位老職員看到了,哎呀,你不是朱書記嗎?老職員趕快找到經理說,朱書記來了。經理是過去的大堂服務員,票也不讓買了,擁著他們就上了電梯、進了舞廳。還是過去的舞廳,卻已經變成了只要花錢買票就能通行無阻的地方,不需要進行政治審查就可以進入舞廳的人民大眾正在那裡跳舞。他看到,過去的樂隊隊長甦醒仍在指揮樂隊。甦醒一眼看到「外辦」老書記來了,向樂隊作了一個手勢,樂曲戛然而止。全場嘩然,這是怎麼回事?倏爾,樂聲又起,是一支歡快、熱烈的曲子。姨父聽得出,這是過去多次用來迎接中央首長和外國貴賓的《迎賓曲》。他怦然心動,百感交集,靜靜地等到樂曲結束,急忙走向樂池,向甦醒、向樂隊表示他由衷的謝意。 
  樂隊還是他五十年代大膽起用的那個樂隊,演奏員都是六十歲上下的人了,又重新穿上了夜總會的演出服,潔白的襯衣領口上打著黑色的蝴蝶結。在他們曾經為之奏樂助興的領袖人物和不少高級幹部已經辭世,曾經為之急管繁弦、迎來送往的胡志明主席和英迪拉·甘地夫人、施特朗和路易·艾黎、蒙哥馬利和西園寺公一都已成了古人以後,他們正在為大眾服務,並把久置不用的音符送給了一個曾經跟他們一起付出辛苦、並把尊敬和信任交給了他們的「一隻手的老八路」。 
  姨父說,甦醒在解放前也是夜總會的樂手,是拉手風琴的。那天演奏了《迎賓曲》以後,他還小聲告訴我,當年給毛主席、給中央首長演奏的舞曲,還有給江青演奏的舞曲,他都小心保存著,一張也沒有丟失。   
  3.舞會上的「安全保護」(1)   
  「文化大革命」後,朱漢雄(左)與老首長王震上將(右)相逢於葛洲壩。 
  姨父給自己規定了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參加舞會的高級幹部提供「安全保護」。所謂「安全保護」,就是要提防不三不四的女人進入舞廳,防止個別首長發生羅曼蒂克的越軌行為。 
  對於經歷了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而終於佔領了城市的「老紅軍」、「老八路」來說,必須加以警惕的都市文明的一個誘惑,就是能夠在如此豪華的舞廳裡、如此絢麗或是如此朦朧的燈光下、如此「哧溜打滑」的木地板上,在翻著樂譜操作的管絃樂加上打擊樂的伴奏聲中,每週一次的「崩嚓嚓」或是「崩嚓嚓嚓」。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舞會上「呼啦」一下子出現了那麼多令人目不暇接、年輕美貌的都市女子,構成了都市文明中一道靚麗、炫目的風景。這就提醒姨父,要時常溫習毛主席的教導,要警惕「糖衣裹著的炮彈」的進攻,不要重演闖王進京的悲劇。 
  姨父對首長的「安全保護」是從發放舞會入場券開始的。他還在中南公安部先後擔任邊防科、警衛科科長。他說,我這個科長權力大,先是管轄著靠近香港、澳門邊界的兩個邊防團,後來又使他擁有了對每一個參加舞會的「舞伴」進行政治審查的權力,這就使得跳舞也具有了不可小覷的政治意義。不管你是哪個醫院的醫生、護士,你是哪個單位的幹部,你是哪個企業的職員,你是哪個學校的教師,你的政治表現如何,有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都要一個個地審查清楚,認定沒有問題,才能把舞票發給你。你要是歪門邪道、社會關係複雜,對不起,我不把舞票發給你,你來了也要把你擋回去。 
  有不少喜歡跳舞而沒有進入審查範圍或是沒有通過審查的姑娘,擠在德明飯店門口,等首長來了就一哄而上,請首長把她們帶進去。姨父對此早有防範。他手下有一個特別的衛隊叫「政治保衛隊」,簡稱「政保隊」,是佩帶短槍的便衣警衛。有一位首長一下小汽車,就披著大衣走過來,對女孩子招手說,來來來,跟我一起進去。把門的「政保隊」員就按照姨父的命令,上前攔住說,有票的准進,沒有票的不准進。首長丟了面子,發火說,我不怕你們腰裡別的有槍!「政保隊」員卻毫不讓步,不給面子,照舊像門神一樣堵著大門。首長沒有辦法,只好面紅耳赤地獨自進去了。 
  姨父說,這是中南局的一位常委呀,是省委書記一級的大幹部,照樣得遵守跳舞的規矩。姨父為了「我不怕你們腰裡別的有槍」這句話耿耿於懷達十年之久。十年以後,那位首長早已離開武漢,從一個省調往另一個省走馬上任,路過武漢是姨父接待的。姨父對他說,首長晚上有空嗎?我到房間來看你。首長說,好呀,好呀!他找這位首長只是為了清理「舊賬」,說明十年以前發生在舞廳門口的事情。首長道歉說,我錯了,你們做得對呀!姨父才消了氣。 
  德明飯店樓下是舞廳,樓上是客房。首長們跳了舞,有人還要上樓洗澡,然後坐車回去。姨父發現了漏洞,立即派「政保隊」員把守樓梯口,下命令說,首長上去理髮、洗澡,或是帶著老婆、孩子上去,可以;帶著姑娘上去,不行,你們必須給我攔住,不准任何一個姑娘上樓。 姨父說,不要以為我多事呀!建國不久的時候,個別帶兵打仗的老爺呀,說實在話,是不大檢點的。他們跳了舞,就拉著舞伴,「喂 ,小李,跟我上樓,那兒有糖果。」到了樓梯跟前,姑娘就被「政保隊」員攔住了,「對不起,首長能上,你不能上。」那些老爺有苦說不出,乾瞪眼兒。一樓是舞廳,你跳舞就在舞廳裡好好跳嘛,我的舞廳裡,茶水、毛巾都給你準備好了,你要帶姑娘上樓幹麼事?樓上就是旅館,推開門就是床,你說說笑笑,把姑娘拉到屋裡,門一關,誰也看不見,你是不是「周吳鄭王」,誰能說得清楚?你要曉得,我是在保護你呀!所以,樓梯口必須把住,保護了官位很高的人,他們的名字我就不點了。 
  舞會上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來以後,學會跳舞就成了姨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第一要務。在延安的窯洞裡,他曾驚訝地發現,是人都有娛樂自己、宣洩情感的天性。那些受到「搶救」而沒有作出結論的人,等到看管稍微鬆下來,也在窯洞裡跳起了交際舞。姨父說,挨整的人中,會吹、拉、彈、唱的人才有的是。還有從河南、陝南來的女學生。他們彈起三弦、吹起口琴,就在窯洞裡跳起來了。只有姨父是寂寞的,他少了一隻與舞伴相握的左手,只能站在一邊,欣賞別人的快樂。 
  站在德明飯店法國舞池旁邊,姨父朱漢雄同志躍躍欲試。他必須為自己設計一種特殊的舞姿,但他遇到的麻煩是,女伴的左手是搭在他右肩上的,但他沒有左手,女伴的右手也只好像左手一樣地搭在他的肩上了。他大為惶恐說,兩隻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你想想,那像個什麼樣子?不僅有礙觀瞻,而且容易發生「失控現象」呀!所以,我僅存的右手不能放在女伴的背部或腰部,而是把女伴的左手托起來,女伴的右手也要架在我的殘肢上。姨父著重指出,這種特殊姿勢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優點,就是不僅避免了過分親近而可能帶來的「失控現象」,跳起來也特別輕快、瀟灑,是進、是退、是轉圈,我的右手會「告訴」她的左手。開始,有人看我一個爪子,根本不理我,看我跟熟人跳了幾個曲子,又覺得那樣跳得蠻好,就跑過來跟我試跳,接下來,就成了我的舞伴。須知,鄙人跳舞是十分挑剔的,對舞伴是有嚴格要求的。姨父誇口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在歡迎朝鮮金日成首相的晚會上,王樹聲大將跟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歌唱家一塊兒走過來,王樹聲叫我和女歌唱家跳舞,可我婉言謝絕了。為啥?因為我不跟演員跳舞,包括歌唱演員和戲劇演員,尤其是舞蹈演員,我不樂意跟她們跳舞。姨父搖了搖腦袋說,她們善於表演哪,她們那個腿呀、腳呀,動作大得很;她們那個扭腰哇,搖擺幅度驚人,和我們跳交際舞是不大一樣的。我指揮不了哇,跳起來弄得我一身大汗,我就不幹了。   
  3.舞會上的「安全保護」(2)   
  我聽到過別人誇姨父音樂感覺好,舞步輕靈、瀟灑,步步踩到點上,空袖筒一如戲劇表演的水袖隨風飄蕩。大表妹誇說,爸爸還跟江青跳過舞呢!姨父露出不屑的神氣說,我怎麼會跟她跳舞,她跳舞有「上海灘」的味道,我是跳不來的。 
  德明飯店的高級舞會在健康的思想軌道和高雅的藝術氛圍中興旺發展,姨父的空袖筒威嚴而得意地隨風飄蕩。可是姨父說,我沒有料到哇,一天晚上,我剛剛回家上了床——姨父指著六姨,我這個老夥計呀,就「咚」的一腳蹬過來了。我說,這是怎麼回事?她不理我,「咚」的又是一腳。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哇!後來才弄明白,有人跑到我家裡,裝出十分正經的樣子挑撥說,老朱跳舞,把人家摟得緊緊的。你考證一下,我只有一隻手,還從來不放在對方的背上或腰上,怎麼「摟」呀?我的一隻手還要托著對方的手,就是隨時準備起一點推擋作用的呀!我白白挨了兩腳以後,武漢市旅遊局副經理陳平暉就站出來為我闢謠,好多人都站出來罵那個傢伙卑鄙,說壓根兒沒有那回事。太婆,你踢的那兩腳好厲害呀,你要給我平反! 
  六姨瞥了姨父一眼說,反正,我特別討厭跳舞。 
  姨父得理不饒人,又說,保衛、交際和外事接待工作可都是注重外部形象的「門面活兒」,富得流油,也忙得要死,為什麼叫我這個「一隻爪子」的幹這些事?不就是看上我政治可靠、作風正派嘛!我剛剛上任,就對下屬發表演說,第一,不要貪財。我們國家窮,可是讓我們支配的物質豐富得很,想弄個沙發要個地毯,手一伸,東西就撈到了。我要告訴你,你要管好自己的爪子,不要往自己的窩窩裡扒東西,東西會咬手的,不信你就試試看。第二條,不要貪色。搞交際、接待的環境裡,獻花的、跳舞的、演戲的,兩條辮子的、一條辮子的、搽了口紅的、穿了布拉吉的、穿著高跟兒鞋的漂亮女人有的是。在必要的場合,也要熱情寒暄、真誠交往,適當的面帶微笑,落落大方。但是,你們務必記住,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跟年輕漂亮的女人是不可以有私交的。你見了漂亮女人是不是暗自動心,那我是管不住的。可你要管住自己,不能動口動手,千萬不要沾邊兒。那些雙辮子呀、單辮子呀,向你一甩,你就想著去揩油,那遲早是要栽跟頭的!「文化大革命」把我關起來,搞了那麼多年,說我對毛主席搞「竊聽」,說我是大土匪,說我是誰誰誰的死黨,他們隨便發揮就是了。但是,說我貪財的,冇得;說我好色的,冇得。我冇得這些事情,心裡安穩,吃得下,睡得好。姨父望著六姨喊道,太婆,你說,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六姨翻他一眼說,誰說這是假話啦?   
  4.青蛙,你不要叫(1)   
  使姨父費盡心思的,還有怎樣為領袖創造良好的居住條件。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來武漢時,住在漢口惠濟路十六號。那時的十六號只有一道竹籬笆牆,牆外就是稻田,稻田里的青蛙從早叫到晚。雖然在籬笆牆外增派了哨兵,但哨兵也改變不了青蛙大聲鳴叫的愛好,特別是夜晚,青蛙「咕哇咕哇」地叫得更歡。姨父生怕毛主席休息不好,就找到中南警衛團團長劉敬修,請他務必解決「他媽的青蛙亂叫喚」的問題。劉敬修雖是打錦州火車站的主攻營營長,卻從來不曾把青蛙作為作戰對象。他風風火火地帶著戰士在田埂上走了一趟,一走,青蛙不叫了,可他們一停下來,青蛙又變本加厲地叫起來。為了制止青蛙的叫聲,戰士要不停地在田埂上「齊步走」,走過來,走過去。這就成了別人看不明白的一道風景。後來,劉敬修發明了「打草驚蛙」的戰法,給戰士們一人發一根棍子,讓他們分片包干,蹲在田埂上敲幾下,休息一會兒,再敲幾下,終於制服了青蛙的叫聲。劉敬修說,老朱,你真行,我從小當兵,打了一輩子仗,沒想到你會叫我跟「他媽的青蛙」打仗。 
  姨父的談話是跳躍式的,剛談了青蛙,又突然問我,你知道毛主席住室裡的溫度是多少嗎?又替我回答,這是有規定的:走廊為二十攝氏度、室內為二十二攝氏度、衛生間為二十四攝氏度。 
  武漢是著名的「火爐」。毛主席後來在武漢的住地——東湖南山甲所也沒有空調設備,只有吊扇,吹起來的是熱風,室內溫度降不下來。姨父只好採取最原始的辦法,在屋子裡置放冰塊。冰塊是裝在腳盆、水缸裡的。所以,一到夏天,毛主席一來武漢,他居住的房子裡就到處放的是水缸、腳盆。另一個降溫措施卻表現了姨父和他的同事們的奇思妙想,就是在屋頂架起一排自來水管,水管上鑽了好多窟窿眼兒,像洗淋浴的花灑噴頭,不停地向屋頂灑水,用流動不息的水簾形成隔熱層。1959年,「梅嶺一號」建成以後,毛主席來武漢才用上了空調。 
  毛主席怎麼吃的問題似乎比住的問題省心。姨父說,毛主席從來不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鮮,因此,我們更應該把毛主席愛吃的家鄉菜、家常菜做好。好多人只知道毛主席喜歡吃辣椒,但是,他老人家喜歡吃什麼樣的辣椒、怎樣吃辣椒呢?我可以告訴你,毛主席要吃湖南、廣東的辣椒,炒辣子雞用的是干辣椒,如果是炒小雞,一定要用新鮮辣椒。好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喜歡吃紅燒肉,不知道毛主席也喜歡吃臘肉,但必須是湖南臘肉。湖南臘肉跟四川、貴州的臘肉不一樣,是用稻殼、花生殼子熏出來的,是紅黃色的,要先醃後熏,要在冬至以後加工,春節時候正好吃,過了端午節以後就不好吃了。葉子龍是從江西中央蘇區跟著毛主席走過來的紅小鬼,據說,他在中央蘇區時,不管跟著毛主席走到哪裡,都要掂著一盞小馬燈,因為毛主席一住下來,就要讀書、看文件。同時,他還學會一手爆炒辣子雞的絕活。進城以後,他當了毛主席的機要秘書、中央機要室主任,還時常下廚給毛主席炒一盤辣子雞。 
  毛主席還保留著農村和戰爭年代的生活習慣,愛穿布鞋,只是在跳舞或是接待外賓時才換上皮鞋。有時,皮鞋是由衛士隨身帶著的,需要穿皮鞋了,就隨時在汽車上「一腳登」,不用繫鞋帶。 
  我問姨父,你跟毛主席的近距離接觸很多嗎?毛主席跟你談過話嗎? 
  姨父說,近距離接觸太多太多了,卻只有過一次最簡單的談話。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長江,「又食武昌魚」以後,我正在「輪渡二號」駕駛台上堅守崗位,衛士長李銀橋陪著毛主席走過來,向毛主席介紹說:「主席,這是湖北省和武漢市的警衛處處長。」毛主席微笑著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朱漢雄。」毛主席又問:「哪個朱?」我說:「朱總司令的『朱』,武漢的『漢』,英雄的『雄』。」毛主席笑著說:「哦,你是武漢的英雄哇!」可我當時有些緊張,後邊這句話沒有聽清楚,又像是說「漢朝的英雄」。總之,老人家說我是英雄,我絕對不當狗熊就是了。 
  我看到一張姨父與毛主席的兩人照,毛主席手指間夾著一支煙卷兒,面帶微笑地望著他,像是跟他談話。我指著照片說,毛主席這不是正在跟你談話嗎? 
  姨父說,這是在武昌東湖南山甲所的斜坡上,主席夾著一支煙正在散步。我和衛士們跟在主席後面,遠遠地護衛著他。衛士說,主席,給警衛處長老朱一起照個像吧。主席把臉扭過來看我,好像要跟我說話的樣子,可我沒有福氣呀,主席還沒來得及說話,專給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就「嚓」地照下來了。(見本書封面照)照相的任務完成了,毛主席又考慮別的事情去了。 
  我還看到幾張照片,是毛主席跟他身邊的衛士和機要秘書、或是跟一些地方首長的合影,其中都能找到姨父。姨父說,除了隨大流、扎堆跟毛主席照的集體照以外,我在毛主席身邊的照片很少,因為我給我自己和下邊的工作人員立了一條規矩,不准在毛主席和中央首長身邊搶鏡頭。主席身邊不能隨便出現這樣那樣的人,有了多餘的人,侯波沒辦法按快門。我瞪著眼睛,不許我下邊的人亂跑亂動。我無論陪同毛主席或是別的中央首長看戲、看電影或是跳舞,我的位置不是這個邊邊,就是那個角角。在所有領導同志出現的地方,我都是靠邊的,要做到不動聲色,不表現自己。我是搞警衛、搞服務的,不是來出風頭的,擠到中間幹什麼,有了什麼事情,裡外活動也不方便。所以很少有我的鏡頭。在主席住地,我時時守在離主席很近的值班室裡值班,只要主席出來散步,我就要馬上出來為他警衛,還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干擾主席。   
  4.青蛙,你不要叫(2)   
  六姨委屈地說,毛主席來了,你姨父從來對我嚴守機密。有一次,市委政法書記兼公安局局長謝滋群在洪山飯店值班,我去向他匯報一個案件的情況,才知道毛主席在洪山飯店會見國賓。我找到你姨父說,我想看看毛主席。你姨父繃著臉說,這事你不要找我。還是謝滋群找到警衛處的人,叫我站在一條布幔子後邊,趁毛主席經過布幔子那邊去吃飯,叫我偷看了一眼。 
  姨父瞪了一眼說,毛主席不是隨便叫人看的! 
  姨父又講了他終身難忘的兩件事: 
  一次是毛主席在武漢舉行國宴,招待朝鮮金日成首相。姨父作為警衛和接待工作的操辦者,也意外地收到了毛主席署名的請柬。姨父說,我哪裡會想到有我的請柬呀,我只是一個為領袖服務的小角色,一到宴會上,只顧得一心一意地保證老人家和金日成的絕對安全以及宴會有序地進行,怎敢把自己也當成應邀嘉賓的角色呢?連那張具有保存價值的請柬也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另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在武昌「梅嶺一號」操辦「家宴」,祝賀毛主席六十九歲生日。姨父以發佈新聞公報的語言向我報道,參加這次「家宴」的有:武漢市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局長、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還有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兼警衛處處長。 
  我問,這最後一個就是姨父吧? 
  姨父說,好像是我吧。接著又說,參加這次「家宴」的還有衛士長李銀橋、秘書林克、醫生李志綏、護士長吳旭君。最後又歎了一口氣,說,唉,沒有一個是毛主席自己家裡的人! 
  我問,江青不在毛主席身邊嗎? 
  姨父說,我很少看到江青跟主席在一起。她單獨到武漢的次數也不少,是秘密來的。我從主席的隨員那裡聽到江青的一些事情,比如說,主席的衛士、秘書,差不多都在江青身邊工作過,但都幹不長,說她難侍候。上汽車、下汽車都要關車門,本來輕輕一碰,門就關上了。但她怕受震動,怕聽關門的聲音。你只能捏著門把手往裡邊推。你說話的聲音不能大,走路也不能跑,要輕手輕腳,一不小心,走路帶風,她就不高興。她戴的是坤表,表針噌噌走動的聲音,她也嫌吵,還要對坤表發脾氣。她很怪,很挑剔,很難侍候。 
  1964年,姨父接待過江青。她是從上海飛來的,住在梅嶺。她來時,沒想到她的照相器材會有那麼多,滿滿地裝了一卡車。她要照柳樹、照荷花。但她怕風吹。在湖邊,她覺得風大了,就不照了,趕緊回去了;剛回去,風小了,她又要出去照。姨父說,她要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侍候就是了。 
  有一次,江青在野外照完了荷花,覺得不理想,又要在室內照荷花,還要照出野外的效果。於是乎,在主席住地的一個會議室裡,在好端端的地毯上,讓我們擺滿了腳盆、水缸,把湖裡的荷花挖出來,有開花的,有沒開花的,有似開似不開的,插在腳盆、水缸裡,東插西插,後來果然照出了野外的效果,可我們知道是假的。我去梅嶺看望她,問她生活上還有什麼問題,她說,麻煩你們了,謝謝你們了,送給你一張照片吧,是我給毛主席拍的照片。至今,我還保存著這張照片。 
  姨父說,我慶幸自己沒有攤上江青讓我倒霉的事情,而上海公安局的警衛處長王吉普卻不幸攤上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電影的時候叫藍蘋。「文化大革命」時,她叫上海公安局搜集三十年代有關藍蘋的資料,其中有她在那個時候的緋聞。上海搜集了,王吉普坐飛機送到了北京。但他到了北京,一交了資料,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姨父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倒了霉,住進了粵北監獄。他出獄以後,第一次去上海,就特意去看王吉普的家屬。王吉普已經不在人世,死在秦城監獄裡了。   
  5.回鍋肉的哲理與吃的感悟(1)   
  1958年,毛澤東(右)與朱漢雄(左二)攝於武昌東湖客舍。(侯波攝) 
  你知道宴會怎樣操辦嗎? 
  作為許多次高級宴會、包括若干次國宴的操辦者,姨父對外甥開始了啟蒙性談話。他說,宴會之前,你必須做好這樣幾件事:一是排名單、發請帖、擺席次卡,主客和別的客人各自坐在哪個地方,寫上名字,把卡片擺在桌子上,要是擺錯了地方,那就亂套了。二是按照宴會的規格確定菜單,大致有三種標準,黨和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是一等標準;中央的部長和省一級領導人宴請外國名人,是二等標準;廳局一級的領導宴請客人是三等標準。三是要擺好餐廳的桌子、鋪好檯布、擺正椅子、窗明几淨。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按照宴會標準確定菜單,這是一項專門的學問,菜單確定以後,才能進入下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就是採購和加工。廚房裡有「紅案」、「白案」。「紅案」是案板上的功夫,就是切肉、切雞、切鴨。什麼樣的雞、鴨可以用,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能用,哪一部分的肉不能用。肉是切成片、切成條、切成塊,還是切成絲,這是第一道工序,是「紅案」師傅的事情。接下來是灶上的「掌勺師傅」,他在廚房裡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紅案」上切割好的東西都要交給他,烹、煮、煎、炒就全靠「掌勺師傅」的本領了。「白案」是做麵食的,□麵條、烙餅、做點心,這是「白案」師傅的事情,跟「紅案」上的雞、鴨、魚、肉要嚴格分開。打下手的把面揉好、□好、加工出各種點心的形狀,端到爐子旁邊,交給「爐灶師傅」加工。 
  一提起灶上的「掌勺師傅」,姨父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他說,同樣一個東西,不同的「掌勺師傅」做出來,味道就是不一樣。1958年,大躍進的問題還沒有暴露,一片繁榮景象。在武漢召開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還特地從成都帶來了兩個廚師和一個老邁年高、眼睛失明的烹飪顧問,來會上幫廚。他們做回鍋肉,要求採購只有八十斤重——最多不要超過一百斤重的豬,只要豬後腿拐腳骨那一部分的肉,半邊豬只可以切下來一公斤。兩個廚師煮肉的時候,老顧問眼睛看不見,就把他領到鍋跟前,拿一根筷子給他,他在煮的肉上邊插一插,憑他手上的感覺說可以了,那才算可以了,不能隨隨便便拿出來。還要講究刀工,回鍋肉炒出來以後必須像瓢一樣捲起來,所以叫「瓢肉」。還要用甜面醬、豆瓣醬做配料。他們用的豆瓣醬也跟別人用的不一樣,是一塊一塊的,要在砧子上用刀切碎了才下鍋。與會的中央委員們都吃到了他們精心炮製、令人回味無窮的回鍋肉。而且,叫你吃到什麼程度也是很有講究的,不能叫你吃一回就三年不想吃了,那不行!吃了以後,還得叫你老想著它。這就是做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圓」,要的是一個「欠」。 
  可是,在戰爭年代,我們都吃些什麼呢? 
  姨父自嘲地笑著,我可以告訴你,那也是你絕對沒有吃過的。比如,我上抗大的時候,有一個比較艱深的科目就是吃黑豆,真的,你必須動員牙齒和腸胃的全部能力征服黑豆,是那種在山西北部靠近內蒙古的雁北地區才能生長出來的堅硬如鐵的黑豆。日寇對我抗日根據地緊縮包圍,根據地越來越小,根據地軍民和抗大師生都面臨嚴重饑荒。糧站只供應黑豆。黑豆本來是喂牲口的飼料,這時就成了人畜公享的口糧,人吃的和牲口吃的都是從一個糧食堆上挖下來的。人的供應標準卻比牲口低了一大截,牲口的標準是一天五斤,人的標準一天只有一斤半。黑豆面窩窩頭像一個黑不溜秋的鐵疙瘩,起名叫「鋼盔」,很難咬得動它,隔著院牆扔出去,「咚」的一聲,地上能砸個小坑。抗大師生開展科技攻關,鑽研怎樣吃黑豆的學問,比如用黑豆做豆漿、做豆腐,發豆芽,磨豆渣,發明了領導食品新潮流的「黑色食品」系列。莘莘學子的消化系統也由此得到了鍛煉,對於堅不可摧的黑豆產生了驚人的殺傷力和吸收力。最後只剩下一個難以攻克的課題,就是無法消除黑豆由腹內排出的有害氣體呀! 
  在開發肉食來源方面,我們也屢屢作出頗有才氣的發現。比如,在行軍途中到了一個村莊,忽見滿天飛著野鴿子,領隊老兵的眼睛就霍地一亮,感到滿天飛的都是肉食。村莊後邊有一道陡峭的土崖,土崖上有很多窟窿是鴿子窩。一到黃昏,野鴿子成群結隊地飛回窟窿裡歇宿。老兵就叫大家找來柴草,堆在土崖下,天黑時把柴草點著,不出明火,只叫它冒煙,熏到崖上的鴿子窩裡,鴿子就「撲撲稜稜」地飛出來,爭先恐後地栽到柴火堆裡。大家在崖下支起一口大鍋,都在忙著撿鴿子、拔鴿毛,美美地吃了一頓清水燉鴿肉。 
  還有好酒喝呢!姨父得意地說,在抗大,我們行軍過了汾陽,在一道山溝裡宿營,我跟通信員、司號員一起分到一個大屋。滿屋都是接近一米高的大缸,缸挨缸、缸摞缸,缸上的蓋子都是用泥巴糊起來的。大缸就成了行軍床,三四個缸蓋上睡一個人綽綽有餘。大家爬上缸倒頭便睡。老號長一躺下來,就開始用鼻子不停地深呼吸,喲,好香啊!他在大缸上逐個兒地搜索,發現一個缸蓋上糊的泥巴掉了一塊,絲絲縷縷的酒香正從那裡源源不斷地衝著他的鼻子冒出來。他拿起吃飯用的搪瓷碗,毫不客氣地揭開缸蓋,大碗大碗地舀酒喝,暗自過足了酒癮;又找到一個腳盆,把酒舀到盆裡,盆下生火,煮熱了酒,用熱酒洗腳,還叫醒了大家,都照此辦理。果然消痛解乏、活血通絡。次日上路時,老號長又在行軍壺和茶缸裡裝滿了酒,一邊走,一邊仰著脖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那天吹出來的號音伴著酒香在天空中忽忽悠悠地繚繞,軍號上的紅穗穗也喝醉了似的一搖三晃。姨父暗自納悶,這酒怎麼鑽心的香呀?剛上路就到了一個鎮子,在一個青磚大門樓上看到了三個大字:「杏花村」。這才知道,昨晚是鑽到杏花村的酒窖裡了。就是唐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姨父問道,你們都知道這首詩吧,但是,有誰能像我們這樣親臨杏花村以親嘗其美酒、而且在其酒缸上睡過一宿呢?   
  5.回鍋肉的哲理與吃的感悟(2)   
  姨父還誇說,在南方山區打仗,只要季節合適,搞吃的就比較得心應手。比如抗日南下支隊到了湘北山區,山裡的農民很少很窮,部隊沒有糧食吃,可是不要緊,滿山都是竹子。正是竹筍瘋長的季節,你蹲下拉屎的時候,就會有什麼東西一拱一拱地從地底下拱出來直頂屁股,那就是你要吃或是主動要你吃的竹筍。接著又忽地發現了天然的、自帶油鹽的肉食。就派一個人在山上放哨,其餘的人都下到河溝裡捉蝦,是手指那麼長、沒有見過人的大蝦。大家站在深水裡圍追堵截,蝦就游到淺水灘歡蹦亂跳地當了俘虜。把蝦放在鍋裡慢慢焙熟,蝦皮裡就「」地冒出油來,蝦肉和蝦皮都是鹹的,大家就美美地分享了自帶油鹽的美味。那是戰爭年代的宴會。 
  總之,姨父由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的回鍋肉說起,一發而不可收地講了與飲食和美酒有關的一部內容駁雜的歷史, 而且不迴避與吃有關的歷史教訓。比如南下支隊佔領了湘南國民黨軍隊的後勤基地,他搞到一隻老母雞與大家共享,雞肉卻嚼不爛,還吃出了木頭的味道。後來才弄明白,那是一隻正在孵雞娃的「抱雞婆」,「抱雞婆」的肉是吃不得的。接著,他們又把點燈用的桐油當成豬油吃了。姨父誇說,桐油放在油罐裡的時候,跟豬油一樣是雪白的;在熱鍋裡化開以後,跟花生油一樣是橙黃的;吃在嘴裡的時候,跟一切食用油一樣是香氣撲鼻的,問題全出在吃下去以後,媽呀,那是要上吐下瀉的。 
  姨父在吃的文化上跟「野戰」時代告別的一個標誌,是進入武漢以後又以戰爭的方式吃了最後一頓狗肉。1950年春天,姨父和六姨剛剛調到武漢,就一眼盯住了一條高大壯碩的狼狗。這是抓獲國民黨憲兵隊的一條警犬,我警衛團戰士都不會使用警犬,就把它拴在一個營的營部裡養尊處優。姨父幾乎可以肯定這條狗曾與人民為敵,就對一位營長說,你養它幹啥,我瞧著嘴饞!營長就派了兩個通信員,一個牽著狗,一個趕著狗,把狗從營部送到一個閒置的足球場上。姨父讓警衛員把它拴在球門架的橫樑上。狗往球門下邊一蹲,就露出一副「確保球門不失」的樣子,令人望而生畏。好,今天天晚了,你先神氣著,等到明天再整你。第二天,警衛員大叫,哎呀,狗不見了!姨父往營部打電話說,媽的,你那條狗是怎麼搞的?它跑了!營長說,它記路,昨天半夜就咬斷繩子跑回來了。營長又把它送回來,仍拴在球門架的橫樑上。有人對姨父說,吃狗肉不能出血,要把狗吊起來,用水把它灌死,那樣做出來的狗肉最好吃。姨父就叫警衛員把狗吊在球門架的橫樑上,用銅壺給它灌水。狗很大很重,吊不起來。警衛員就用繩子拴著狗的脖子把它拉上去。狗拚命掙扎著張開嘴來,警衛員就用壺嘴對著狗嘴灌涼水,一邊灌,狗一邊猛烈地蹬腿甩腦袋,球門架也吱吱嘎嘎地搖晃著。狗被灌水灌急了,一口把壺嘴咬癟咬透了,水從壺嘴旁邊噴出來。光當,銅壺跌了下來。姨父在球門架旁邊立著,面對著一場屠狗的戰爭。他說這是他最後一個對手。狗終被整死了,就那樣濕淋淋地吊在球門的橫樑上。半個世紀以後,姨父還清楚地記得,那只壯碩的黑狗用它尖錐形的牙齒和鷹勾般的利爪,拚盡全力作了劇烈而無望的搏鬥。姨父冷冷地說,他從此再不吃狗肉。 
  鑒於姨父在吃什麼和怎樣吃的問題上積累了過於龐雜的記憶,當他終能在金碧輝煌的大餐廳裡操辦各種高級宴會的時候,就絕不掩飾他對烹飪藝術和烹飪哲學的敬仰。他說,我從來不敢在廚房裡瞪眼睛,我特別關照後廚裡的人。他們忙得滿頭大汗的時候,我總要到廚房裡看望他們,辛苦你了,坐一坐、歇一歇呀!我抓一大把茶葉,開水一沖,再給廚師們遞上煙、點上火,讓他們喝杯濃茶,他們就好高興。干革命要首先搞清楚誰是你的主要依靠力量,廚房裡的這些人就是我操辦宴會的主要依靠力量,還有服務人員、接待人員。大家都忙活起來的時候,我啥都不是,什麼局長啊、處長啦、書記呀,我啥都不是。等宴會完了,所有客人都走光了,我在宴會上也吃過了,但我不能走,我要等廚房裡忙完了以後,陪著大家坐下來「扒渣子」。湖北人說吃剩飯是「扒渣子」。我喜歡跟他們一塊兒吹牛「扒渣子」。有一位名叫劉大山的廚師,是數十次高級宴會的主廚。他為劉大山斟上酒說,劉師傅,你幫我大忙了,有多少次高級宴會,包括毛主席主持的國宴,都是你領著搞出來的呀,離了你,我就冇得辦法了。 
  姨父又露出少有的感傷表情說,如今這批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前幾年我又到武漢去,有個老太婆大老遠地跑來看我,她問,你還認得我吧?我看了好久,哦,你不是那個小「淘氣」嗎?她是原德明飯店的餐廳服務員,姓陶,外號叫「淘氣」。國家領導人或是重要外賓來了,都要她出面服務。現在她也老了,她說,我當奶奶了。我趕緊打聽,劉大山呢?她說,唉,沒有他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劉師傅走了。   
  6.他們的燈光在哪裡(1)   
  在絢麗的霓虹燈下,在對領袖和高級幹部的迎來送往中,姨父曾畢恭畢敬地接待過一個沒有任何官職的貴賓,就是把他和一批批的同學送往延安、交給革命的宋更新老師。 
  宋更新送走了學生,自己卻遇到了一場災難。十多個同學的出走,在家鄉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國民黨縣黨部把他抓起來,決定用「黑拳」——暗殺的辦法除掉他。黑夜,特務們一邊架著他往稻田里跑,一邊喊叫:「宋更新跑了,抓住他!」接著,「叭叭」打了兩槍,一槍蹭著頭皮打飛了,一槍從脖子後邊打進去,從腮幫上穿出來,把右邊的牙床打碎了。宋更新栽到稻田里裝死。特務又「叭」地補了第三槍,卻又打到了田埂上。特務走後,宋更新從稻田里爬出來,爬到那個冒充王守敬女兒的魏光碧同學的家裡。魏光碧的父親是開明紳士。他家後山溝有一塊種花生、蕃薯的偏僻地方,有一個看莊稼的窩棚,就讓宋更新藏在窩棚裡,用中草藥為他養好了傷。他又逃出四川,隱藏到陝西教書,一藏就是十年。 
  解放戰爭期間,賀龍、王維舟率十八兵團從大西北向四川進軍。宋更新在佈告上看到了王維舟的名字,大喜,寫信與王維舟接上了關係。王維舟立即回信,叫宋更新去重慶找他。宋更新帶著王維舟的回信,沿途受到軍政部門的熱情接待,一路順風地到了重慶,通過王維舟,恢復了黨的關係,並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秘書長,從一個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一躍而成了黨的高級幹部。 
  姨父感歎說,宋更新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啊!他雖是紅軍初創時代入黨的老黨員,卻沒有經歷過嚴格的組織生活,也很少享受家庭的溫暖。他多少年沒有老婆了,兒子、女兒跟紅軍走後,一直沒有消息,只剩下他孤苦一人,在白色恐怖下東躲西藏。現在解放了,自由了,高興了,年近半百的宋更新煥發了青春,找了一個年輕的女教師,如火如荼地談起戀愛來了。組織上一調查,他的女朋友加入過三青團,制止他談下去。他大為吃驚地說,怎能剝奪我的戀愛自由哇?這個女朋友交給我,你們就不要管了嘛,出不了問題的。他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講到過的一個原則性問題,堅持自由戀愛,更加如火如荼。經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批准,成全了他的戀愛和婚姻,卻撤銷了他的職務,開除了黨籍。宋更新十分慶幸能以此種方式獲得了婚姻自由,立即跟女教師喜結良緣,又帶著新娘子打點行裝,樂顛顛地跑到南充教書去了。 
  姨父告訴我,宋更新與新婚妻子的感情可以說如膠似漆,但為了充分尊重夫妻雙方的獨立價值,錢卻是各管各的,只是對夫妻共用的財物實行股份制原則。據說這也是來源於馬克思經典著作中的家庭經濟模式。宋更新就在這種模式中積攢了幾個「體己錢」,每當學校放假,就要到南方或北方遊山玩水,領略祖國大地的大好風光。他先後遊歷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妻子無此興趣,他一如既往地按照尊重夫妻雙方「獨立價值」之原則,獨來獨往,樂此不疲。 
  1959年,他去北京旅遊,找到了他送往延安的學生、當時在公安部工作的王恩眷,在那裡小住數日,回程經過武漢就找到了當年的學生、投奔延安時特意請他起了名字的朱漢雄。姨父把他安排在毛主席會見蒙哥馬利元帥的勝利飯店,知道他愛喝酒,就把茅台酒交給服務員,隨時供他飲用。宋更新見酒大喜,白天去東湖、珞珈山遊玩,縱情於湖光山色之間,晚上則由弟子作陪,必飲四兩老酒,作徹夜談。他對自己送走的大多數學生都成了新中國的棟樑之材感到無比的欣慰,對自己以丟了原本不屬於自己的高官、失去本已失去一次的黨籍為代價,換得今日之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喜悅,並張開嘴來,讓姨父和六姨欣賞他牙床上的殘缺,用手指比畫著,說明子彈是怎樣乖巧地繞過了要害部位,從一個無關大局的地方穿過去的,從而對國民黨打了他三槍的拙劣槍法進行了輕蔑的嘲笑,並謙虛地表示,他為革命付出的代價僅僅是幾顆牙齒而已。 
  姨父掐指計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師已經是接近六十歲的人了,身體依然健壯,笑聲依舊爽朗。他在武漢玩了數天,忽然說,啊,就要開學了。姨父給他買了車票,他又樂呵呵地告別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書去了。 
  姨父時常懷念宋更新老師,他覺得,江城有一盞霓虹燈是屬於他的。 
  姨父又搖頭歎息說,掩護宋更新、支持學生投奔延安的丘樹勳校長就大不一樣了! 
  解放後,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鄉永興場,就特意看望了丘樹勳。那時剛剛經歷了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丘樹勳在舊社會當過聯保主任,只是掛名,沒有惡跡;曾經是地主,卻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經沒有土地了。他醉心於鄉村教育,為鄉親、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眾都沒有跟他過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驚肉跳,如臨深淵般地戰戰兢兢。姨父說,我要替他說話,讓他把腰桿直起來。 
  區委書記邀請姨父去區政府吃餃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樹勳。解放後的區政府設在劉備廟,這是國民黨區公所的老地方。丘樹勳一走進劉備廟就怵然心驚,像耗子一樣縮在昔日弟子的背後如影隨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請他坐上席,他怎麼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說,學生請你坐你就坐呀,這個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來,屁股卻沒有完全落實在椅子上,只是掛在椅子邊邊上,神情惶怵,如坐針氈。姨父一邊吃餃子,一邊為他評功擺好,說,你雖然當過聯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掛個虛名。解放前幾年你已經沒有土地了,家裡是個空殼殼。你兩次解救、隱蔽宋更新,還營救過別的黨員。我們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樹勳還一個勁地表示謙虛說,區區小事,不足掛齒。但他總算安下心來,吃出了餃子的味道。   
  6.他們的燈光在哪裡(2)   
  姨父離家前,又找到縣長、縣委書記,講了丘樹勳對革命、對家鄉的貢獻,縣政府就安排丘樹勳當了民政科科長。姨父大發感慨說,這個老先生呀,他不敢當官兒,也不會當官兒,一當上科長,手腳又沒處放了,只幹了幾天,就自動辭職了。縣裡給他發了退職費,他很快就用完了,沒吃沒喝,他只好炸油條、油果子賣。他炸的油條是死疙瘩,幾乎可以當棒槌用,賣不出去的呀!他又嘗試過販賣草鞋,把一二十雙草鞋掛在門口,卻不會吆喝,草鞋老掛在那個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麼用意,草鞋發了霉,也沒人要他的。看來,這位老先生只能當個好紳士,只能穿上長袍大褂,文質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會,紳士不時興了,脫了長袍馬褂,幹啥不像啥,他就六神無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鰥居多年的丘樹勳又找了老婆,好乾巴的一個女人,啥也不會幹,連飯也做不了,老兩口過著好乾巴的日子。姨父又為他說情,縣裡就按月補貼他一點錢幫補家用。他卻從來沒有求過政府,也從來不會向姨父寫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樹勳已經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後來住在永興場街上的一個破屋裡。他就死在這個破屋裡了。 
  沒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屬於他的燈光。 
  姨父又談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決方式勸阻回家的兩個同學,他們是含淚而別的,他忘不了這兩個同學為大家作出的犧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輛美式軍用小吉普回到家鄉,就去看望他們。一個同學已經找不到了。他去鄭家寨找到了一個同學,這個同學已經變成了地道的農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龐上過早地刻上了皺紋,幾乎認不出來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問候,跟他搭訕。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傷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著發呆,再也找不到話說。姨父望見他的兩條泥巴腿還插在稻田里,手裡還拿著稻秧,似乎在急著插秧,便與他互道珍重,揮手告別了。回頭看他時,他的腰已經深深地向稻田彎下去。此後,姨父再沒有見過他,只聽說他終生務農,當過生產隊長,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學都沒有聯繫。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那個遙遠的村莊裡,屬於他的那一盞燈已經無聲無息地熄滅了。 
  我問,考兒嗲嗲呢? 
  姨父說,他有他的燈啊,那是一盞大煙燈。他本來應該成為一個很好的好醫生,卻因為吸大煙毀掉了一生。你見過吸大煙嗎?你在電視劇上看到的不算數,電視劇上好多吸大煙的道具、動作都不對頭。導演和演員沒見過吸大煙,怎麼不來找我問問呢?我小的時候,開江縣永興場上兩百多米長一條街,就有好幾家大煙館,開煙館的就像現在開麵館的一樣多。走進大煙館,就見一塊床板子,鋪一張破蓆子,蓆子上有一個烏黑的枕頭,或是墊著一塊磚頭當枕頭。抽大煙的人去了,大煙館的老闆就給他一個麻將牌那樣大的竹塊塊,竹塊塊上有一個凹槽,凹槽裡放著很小的一塊大煙土;然後給你一個燈盤子,盤子上放著一盞燈、一桿煙槍、一根煙簽子。你接了燈盤子,給了錢,才能拿起煙簽子,在燈上烤熱,再蘸著大煙攪拌,裹起一個煙泡。把煙泡插在煙槍上,再把煙簽子抽出來扶著煙槍上的煙泡,對在大煙燈上邊烤邊吸,不要讓煙跑掉,這就叫吸大煙。給老闆三個銅板,吸一個煙泡就走,就像是去飯館吃一碗麵一樣簡單。有的人要燒兩個煙泡,就要給六個銅板。有的人來大煙館請客,兩個人對著「吸溜」。 
  姨父又問我,你見過大煙花嗎?大煙花開起來好漂亮啊,花開遍地,有紅色的、有白色的,田野裡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們洛陽的牡丹花那麼大的一朵,幾十畝地一大片。到了割煙的時候,頭天晚上要拿一把特製的刀——在木把上裹一個很薄、很鋒利的刀片,在大煙果上割一刀,讓漿流出來;第二天早上出太陽之前去收漿,漿已經變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個竹片片,從大煙果上把干膏刮下來;身上帶著一個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裡。收漿以後要曬,曬出來的叫「生土」。開大煙館的老闆、老闆娘,要買來「生土」攪水過濾,過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銅鍋裡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塊,這就是大煙館裡的大煙。 
  姨父神情鄭重地作了一個假設,如果他不去延安,後來是不是種大煙或是也有了一盞大煙燈那就說不准了。他說,去大煙館裡抽大煙的,一般都是社會底層的人,有抬轎子、抬滑竿兒的腳夫,有各種做小手藝的,有賭博贏了錢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兒嗲嗲這樣本可以光彩地活著、卻被大煙奪去了志氣的人,辛辛苦苦掙了幾個錢,都拿去抽了大煙。全國解放後,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兒嗲嗲,大煙已經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兒嗲嗲了,他已經拄著長長的煙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東湖萬花筒   
  1.周恩來與三斗坪(1)   
  1959年,周恩來總理(前排左二)視察三峽壩址三斗坪(前排左一為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右三為朱漢雄) 。 
  姨父說,周恩來總理到武漢次數很多,卻總是來去匆匆,有時只是過境,只在機場停一下。姨父感到機場餐廳過往人多,飯菜不新鮮,就帶著廚師和新鮮食物去機場,給總理做一餐飯。總理吃了飯,顧不上談話,握握手,打個招呼,就登機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東湖南山。周總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鮮金日成首相,金日成還要來武漢與毛主席會見,周總理就提前一個小時乘飛機到武漢,向毛主席匯報。中央警衛九局張文鑒科長事先給姨父打電話說,總理到達武漢時,不要別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帶著車子到機場迎接總理。總理從機場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著什麼事情,突然問他:「你們湖北的棉花怎麼樣啊?收購的情況、入庫的情況怎麼樣啊?」姨父一腦子裝的是總理的安全,沒想到總理會問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說:「總理呀,我是警衛處長,你沒有讓我管棉花呀!張文鑒告訴我,你不要省裡的頭頭來接你,可你問這棉花的情況,只有省裡的頭頭答得上,我答不上來呀!」周總理大笑。 
  到了武昌東湖南山甲所,毛主席身邊的衛士就踮著腳尖輕輕跑過來說,主席睡著了,主席等著總理,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周總理連忙示意保持安靜,讓汽車緩緩地開到甲所,又問:「我可不可以吃你一頓飯哪?」姨父說:「冇得問題。」他知道,總理只吃一碗麵條。麵條是現成的,爐子也是捅開的。三下五除二,服務員就把一碗麵條、一碟小菜端到了桌子上。等到主席睡醒了,總理也吃好了,就向主席匯報去了。姨父說,周總理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他的生活卻是最簡單的。 
  那一天,姨父跟我談話時有點心不在焉,他悄然打開了電視機。原來中央電視台正在現場直播三峽大壩導流明渠截流成功、龍口合龍的盛況。姨父看了大卡車在截流龍口上投下的最後一塊巨石,拿出了一張照片,是周恩來總理在野外跟一群人的合影,姨父就站在周總理的身旁。 姨父說,這張相片是在1958年照的,地點就是眼下正在建設三峽大壩的三斗坪。 
  1958年3月,周總理去參加成都會議,從武漢乘「江峽號」到重慶這一段水路上,姨父隨船護送。他記得,與周總理同行的有一批水利專家,還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長李銳和國務院一些部委的負責人,共四十多人。他們到了船上還在開會,在應不應修建三峽大壩以及如果修建大壩、壩址選擇在什麼地方的問題上,兩種對立的觀點都在周總理面前進行著自由的、毫無政治顧忌的爭論。爭論到宜昌,爭論到南津關,又爭論到了三斗坪。「江峽號」在這裡臨時拋錨,送周總理上岸。周總理之所以要在這裡上岸,是因為當時在選擇壩址的問題上有兩種意見,解放前到三峽作過勘察的美國著名水利專家薩凡奇和解放後來過的蘇聯專家都選擇南津關為三峽壩址,中國的水利專家卻選擇了三斗坪,認為三斗坪的地質條件優於南津關。 
  上岸不遠,就看到了幾棵小樹和樹下的茅棚。長江水利委員會的鑽探隊正在這裡鑽探。周總理看望了鑽探隊,又踩著鵝卵石,走了一段路,來到一片沙灘上。那裡鋪滿了鑽機從地下取出的巖芯,還有許多箱子擺在那裡,巖芯編了號,裝了箱。周總理跟地質專家一起,仔細察看了巖芯。周總理問,往下打都是這樣完整的巖芯嗎?地質專家說,是的,這裡的岩層很完整,沒有巖溶洞。總理又問,我能帶走一塊巖芯嗎?按照規定,作為地質標本的巖芯是不可以帶走的,地質專家因而猶豫了一下,問,有什麼用處嗎?周總理說,我要帶給毛主席看的呀,毛主席一直為三峽大壩的事操心哪!地質專家說,行,行,您就把它帶給毛主席吧!接著就在巖芯箱的記錄牌上寫,1958年3月某日,取走了多少米至多少米之間的一塊巖芯。周總理問,取走巖芯還要辦手續嗎?地質專家說,是的,總理,這是紀律。周總理連忙從專家手中把筆拿過來,說,那我也要遵守紀律。隨即在記錄牌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多天以後,成都會議開完了。姨父又隨「江峽號」去重慶迎接毛主席到武漢。再次從三斗坪經過時,「江峽號」放慢了速度。周總理拿走的那一塊巖芯,這時出現在毛主席面前的一張桌子上。船在江面上緩緩地移動著。毛主席在船上久久地望著三斗坪和那塊巖芯。 
  在三斗坪留下的這張照片,成了姨父的一個溫馨、美好的記憶。在經歷了漫長的蹉跎歲月,經歷了人們不曾預料到的坎坷和挫折之後,三峽大壩在三斗坪那個地方截流開工了。這使他理順了一度變得千頭萬緒的思路,看到了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曾經為今天付出的心血,看到今天的事業畢竟是包括他們「老八路」在內的幾代人的延續。在三峽大壩截流開工的時候,他把這張照片送給了宜昌的報紙。他說,報紙上發出的照片不夠清晰,正像歷史常常不那麼清晰一樣。 
  令姨父不能忘懷的是,他在北京參加警衛工作會議的時候,中央警衛九局通知他,周總理請他和廣東公安廳的警衛處長蘇漢華到總理家裡做客。他和蘇漢華既高興又不安。總理只約了我們兩個人,這是什麼意思哩?哦,可能是總理去的較多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是廣州、武漢,因此,才叫我們到他家裡坐一坐。他們如約來到了中南海西華廳總理家裡,總理夫人鄧穎超出來接待說,很對不起,總理原本在家裡等你們呢,可剛剛接到電話,臨時有緊急事情,又匆匆走了。他讓我代表他陪陪你們。客廳裡已經擺上了水果和糖果。姨父說,雖說沒有見到總理,但是總理的情意我們領了,總理對下級的體恤和尊重我們懂了。   
  1.周恩來與三斗坪(2)   
  姨父告訴我,周總理逝世的時候,他寫了一首好長的詩,流著眼淚寫著,寫了兩三個晚上才寫出來。但他接著又自嘲說,哪裡是什麼詩喲,不過是「順口溜」罷了。我要求看看這首詩。姨父說,我的詩不願見人,冇得了,找不到了。   
  2.胡志明的外衣   
  1956年,越南胡志明主席(中坐者左四)在武昌東湖休養時與接待人員(後排右二為朱漢雄)合影留念。 
  在姨父接待的外國來賓中,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是越南胡志明主席。 
  他說,胡志明主席與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係親密,是老朋友,解放後曾多次秘密來華,總是用圍巾圍著他的鬍子,不叫別人把他認出來。我們也不把他當外人,不像對別的外賓那樣安排到北京飯店,他一來,就住在北京中南海,有時也住在中央組織部一個小招待所裡,像對待自己人一樣。 
  1956年下半年,他在武昌東湖休息了一個多月。一到吃飯的時候,他都要一臉無奈地望著餐桌,用中國話說,菜太多了,吃不了,浪費了。後來,一餐只上四個小盤,葷素搭配好,每盤只有一點點。他吃得很高興,每餐飯都要盡量吃完,吃不完時,就要批評人,又多了,又多了!從不給我們講客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咖啡,而且必須喝他的警衛員為他燒的咖啡。警衛員跟他多年了,他來中國時也要帶著這個警衛員。警衛員也要隨身帶著兩樣東西,一樣是一枝很笨重的法國手槍,另一樣是燒咖啡的工具。胡志明只喝他燒的咖啡。我們燒的咖啡,他一聞,就放下了。 
  胡志明主席作為國賓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時,曾經來武漢與毛主席會見,下榻在勝利飯店。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曾多次在報紙上看到過胡志明的一張照片,他頭戴很像博士帽的葵葉帽,身穿很像中山裝的灰白色制服,面帶慈祥的微笑。 那一天,他白天參觀了武漢鋼鐵公司和長江大橋,晚上睡覺時,飯店的服務人員就好心好意地把他那件灰白色制服拿去洗了。但是,姨父說,誰也不會想到,胡志明主席只有這件制服,每天都要穿這件制服。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了,要穿衣服了,衣服還沒有拿來。糟糕,衣服洗了,還不幹。他穿著汗衫,怎麼出去呀!他老人家只好坐在床上,抱著膀子,盤著腿等著送衣服。那一次可把我們急壞了。他老人家的日程排得滿滿的,吃了早飯就有重要活動,每一項活動都是不可以穿著汗衫出現的呀!他們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在焦急地等待著那件衣服。我們讓洗衣房趕快把衣服熨乾送了上去,他才得以從房間裡走出來,臉上照舊露出慈祥的微笑。我們出了一個大洋相啊!我們外交部禮賓司的工作人員、地方上的外辦主任、交際處長、飯店經理接待過很多國家首腦,從來沒有看到過,哪一個國家的首腦會如此簡樸,竟然沒有替換的衣服。 
  胡志明主席很重友情,也很幽默。他來中國休息時,照料他的總是中央警衛九局的張文鑒。有一次,張送胡志明回國,送到南寧機場為止。分別時,張站在飛機的舷梯下跟胡志明握手,胡志明卻拉著他的手不放,把他拉上了 飛機。張說,我不能上飛機呀,飛機一起飛就飛出國境了,飛到越南去了。我沒有護照、沒有簽證,這怎麼行!胡志明拍著自己的額頭說,沒有關係,我就是護照,就是簽證。硬是把張拉到越南,玩了兩三天才讓他回來。張回來時,帶著胡志明送給他的水果和鮮花,路過武漢,還送給了姨父一束漂亮、鮮艷的劍蘭花。 
  胡志明送給姨父的是一本書,是他自己寫的《獄中日記》。 
  我對姨父說,我看過我國駐越南記者寫的一篇文章,說胡志明訪問中國後,對他講,中國同志的宴會太鋪張浪費了,那麼多的東西,怎麼吃得完呀?革命剛勝利,國家還很窮,不能這樣浪費呀!我還說,在我們幹部隊伍內部,對外事接待和交際工作中的鋪張浪費現象也是很有意見的。 
  姨父沒有對此表示意見,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那麼,我給你講講,我們是怎樣接待羅馬尼亞代表團的。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以後,參加「八大」的各國兄弟黨代表團到我國各地參觀。羅馬尼亞代表團由羅瑞卿大將陪同,來湖北參觀。他們到了黃陂縣的一個生產隊。按照過去的做法,還要把他們送到縣城或是趕回武漢吃飯,那要跑好遠的路,所以改為在村子裡招待客人,還為此帶去了廚師、服務員和高級餐具,麻煩透了。我想,為什麼一定要用城市裡、賓館裡那一套規矩招待外賓呢?到農村就要有農村的特點。我就把原來準備的一套撤下來,只留下一個廚師、一個服務員作指導,請來當地會做菜的巧手媳婦掌廚,就地取材,做當地農村請客吃飯的拿手菜。芋頭呀,紅薯呀,蓮藕呀,都端出來了,還做了獅子頭、粉蒸丸子、粉蒸排骨、燒魚、燒雞、蓮藕湯。當地原來也要學城裡的洋派頭,準備了一套精緻餐具和高檔檯布,也統統拿掉了。宴會就設在普通農家的一個比較寬敞的堂屋裡,用當地老百姓用的白底藍花粗瓷碗盞、毛竹筷子,由漂亮、利索的農村姑娘端盤子上菜。羅馬尼亞的朋友們覺得很新鮮、很家常、很親切,吃得非常高興。特別是那種事先未被看好的小芋頭,外賓們特別喜歡吃,乾脆撂下筷子,手拿芋頭,蘸上白糖,一邊吃,一邊嗍指頭。他們吃了大丸子——獅子頭,還要再吃小丸子——粉蒸丸子,吃出了中國農村的真味道。只是筷子用不好,那就當場教給你,用起來彆扭,才顯得有趣。飯場上的笑聲此起彼落。剛吃完別開生面的「農家宴」,羅瑞卿大將就高興地叫我,說:你怎麼想出了這麼個辦法,挺好哇! 
  姨父又鄭重地告訴我,1964年,越南的黎筍來武昌五里界參觀訪問,他又在五里界用「農家宴」招待了黎筍。聽姨父的口氣,好像是要讓黎筍給胡志明老人捎個口信,他已經接受了胡志明對中國宴會的批評。   
  3.史書以外的劉伯承(1)   
  劉伯承元帥手跡。 
  1957年歲尾,姨父的一件大事是接待劉伯承元帥。 
  劉伯承是他的老首長。在挺進大別山前後的嚴峻歲月裡,姨父曾擔任劉鄧大軍政治部保衛部特派員兼任司令部協理員,就在這位「一號」首長的身邊工作。他把劉帥安排在南山甲所下榻後,又陪他在東湖岸邊散步。遙看天際,往事如煙。他感到,他又回到了一位慈愛長者的身邊。 
  姨父說,進軍大別山,真苦了劉帥了。特別是過黃泛區,一望無邊的沼澤地,不能騎馬,每一腳踩下去都要陷進沒膝深的泥沼裡,要費好大力氣才能把腿拔出來。有時,在大雨之後的泥濘中行軍,成千上萬人踩來踩去,泥巴地一塌糊塗。劉帥塊頭大,又是一隻眼睛,拄著一根棍子走路,實在難走啊!大家給他搞了一副擔架,他堅決不坐。大家沒有辦法,只好抬著擔架跟著他走。 
  劉帥騎牲口,身體重,馬也馱不動他,就為他準備了兩匹馬,換著騎。後來,六縱王近山司令員特意送來一匹很高很壯的馬,這匹馬本來是專馱大炮的,除了身架大、氣力大以外,沒有別的本事,只會四平八穩地走路,正好成了劉帥的坐騎。大家都舒口氣說,好,這下子解決問題了。可是,劉帥心疼他的馬,馬背常常磨爛,一到宿營的地方,劉帥就說,不要忘了用鹽水給馬清洗傷口哇。在山路上行軍,白天還好辦,前邊有人牽馬,旁邊有警衛員照料。最難的是夜晚行軍,老人家騎在馬上,眼睛不好用,前邊有了樹枝,警衛員就要喊:「低頭!」老人家才知道低下頭,把身子伏在馬背上。沒有樹枝了,他也不曉得直起來,還要向他喊:「抬頭!」他才知道把頭抬起來。 
  劉伯承酷愛讀書,但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眼睛,看書很吃力,卻又不知道休息,周圍的人都拿他沒辦法。他的愛人、孩子和警衛員拖著他,才能叫他出去散散步。大家說,總得想個辦法,叫老人家活動活動啊,就一起起哄,拉上他打麻將。他不會打,怎麼「吃」,怎麼「碰」,他都不會。他身邊的人亂叫,哎,該吃了!哎,該碰了!打了兩三把,他就站起來說:「哎呀,這比打仗還難啊!我不幹了。」 
  剛到大別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糧食的時候,還搞到了一些古書、線裝書。有人拆散這些古書包東西,他看到了,就心疼地說:「同志們哪,這是中國文化呀!你們趕快去看一看,還有沒有別的書,幫我把書收起來,帶得走的帶走,帶不走的要找個地方存起來,不能糟蹋文化。」他還說,我年紀大了,打完仗以後,我的願望就是搞搞軍事教育。在戰事頻繁的歲月裡,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軍事著作《合同戰術》。 
  有一次,從宿營地出發以前,司令部各部門都在忙著打掃房子,把鋪地用的稻草送還給老百姓。劉伯承的警衛員雷保生忽然跑來說,「一號」叫你。姨父急忙跑去了。劉伯承正坐在老百姓家門口的石礅上,看到他來了,就指著地上的稻草對他說:「特派員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著撒著,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餵牛的呀,牛沒有草吃,怎麼耕田呢!」半個世紀以後,姨父還記得劉帥當時說話的口氣、表情和他注視著稻草的憂慮。姨父說,這個時候,一點也看不出他是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1947年12月,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站穩腳跟後,又面臨蔣介石三十三個旅的圍剿。大別山區迴旋餘地太小,供應問題嚴重。劉鄧決定,鄧小平與剛剛回到大別山的野戰軍副司令員李先念和參謀長李達,率主力部隊留在大別山牽制敵人。劉伯承率其餘部隊分兵而行,跳出包圍圈,到外線作戰。 
  劉伯承率總部大部分人員,隨一縱向淮河以北轉移,夜行軍時與敵人攪到了一起。到了一個村子,剛剛住下來,劉伯承聽到旁邊村子裡傳來狗叫聲,就讓參謀王文貞快去看一下旁邊是哪個部隊。王文貞帶著三個通信員到了那個村子,對方哨兵問:「誰?」王文貞反問:「你是誰?」敵人就打過來一陣排子槍。一個通信員犧牲了,一個通信員受傷了,一個通信員跟著王文貞跑回來。 
  槍一響,就開始了一場混戰。敵我駐紮的村莊犬牙交錯,到處都是槍響。劉帥帶著身邊工作人員迅速離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縱一旅旅長尹憲斌急紅眼了,他的任務是保護劉帥,劉帥卻悄然不見了。他隻身掂著駁殼槍,抓到一個營是一個營,抓到一個團是一個團,向劉帥轉移的方向猛衝猛打,把敵人沖得七零八落,不繳敵人的槍,不抓俘虜兵,逢村過村,遇水過水,棉衣都濕透了,向劉帥去的方向疾進。敵人也搞不清這支隊伍是怎麼回事。尹憲斌從夜裡一直衝殺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個幹部急急跑過來。尹憲斌問,你是誰?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長張濤,「一號」命令我來和你們聯繫。尹說,廢話少說,你馬上帶我走,我要親眼看到「一號」。他拉著張濤疾走如飛,到了一個村莊,見到劉帥平安無恙,才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首長!」身子就軟下來,站也站不住了。 
  劉帥愛兵如子,下級對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劉伯承離開大別山的時候,姨父沒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調到了警衛團,跟隨鄧小平政委留在大別山上。十年以後,姨父終於在東湖見到了當年的「一號」首長,「一號」首長還給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題詞:   
  3.史書以外的劉伯承(2)   
  漢雄同志:您說:要我寫幾個字在這裡作紀念。特如命寫上。請收。 
  劉伯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紙又寫:遊覽武漢長江大橋百萬雄師南下後,長江千丈大橋橫。 
  人民作出空前事,還只遠征第一程。 
  劉伯承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信封上寫:送陳朱漢雄同志劉伯承肅姨父指點著說,劉帥寫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劉帥那樣高的威望、那樣大的年紀,遇到我這麼個小蘿蔔頭,信封上還寫「送陳」、落款後寫「肅」,那是「肅立」、「肅靜」的「肅」吧,這可使不得啊!信中還稱我為「您」,還說「特如命寫上」,我心裡直敲鼓哇!原武漢市委書記李爾重建議我把劉帥的墨寶送到中央檔案館,我正要辦理這件事。   
  4.「麼羅兒」現象之解析(1)   
  姨父在接待工作中發現,曾長期擔任湖北省省長的張體學,跟許多鄂豫皖根據地出來的老紅軍,一見面就喜歡說粗話,張口「羅兒的」,閉口「麼羅兒」。就連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見了昔日在他麾下擔任特派員兼保衛隊長的朱漢雄同志,也要親親熱熱而又罵罵咧咧地打招呼:「羅兒的」老特務,你還沒有死呀! 
  一次,二炮部隊政委、中將李仁林來到了武漢。他是張體學在鄂豫皖蘇區土地革命時期的老戰友。張體學工作忙,沒能及時去看望他,他就在賓館的樓梯上大發其火:「羅兒的」張體學,你算個「麼羅兒」哇?架子那麼大,一個蘿蔔刻兩隻眼睛!姨父深感事態之嚴重,急忙給張體學打了電話,提醒他快來看看這位老戰友。張體學已經知道李仁林罵他,也在電話裡發火說,他說我「麼羅兒」呀,他算個「麼羅兒」呀!不料想,張體學放下電話就跑去看望李仁林,兩個人一見面,好像什麼不愉快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還是開口「羅兒的」、閉口「麼羅兒」,互相拍打肩膀,哈哈大笑,說起話來沒完沒了。 
  姨父覺得自己上了「麼羅兒」的當,好像這是他們老戰友之間特有的套近乎的語言,「羅兒的」愈是罵得響,愈是說明感情深,有點像俄羅斯人互相使用「阿廖申卡」或是「娜塔洛契卡」那樣的「愛稱」。我以「羅兒的」以及「麼羅兒」之準確定義問題就教於湖北籍的朋友,朋友笑道,「羅兒」本應是「卵兒」,念轉了,就成了「羅兒」,這是分泌雄性激素從而產生男性剛健、威猛之特徵並為人類的繁衍提供種子、名叫睪丸的東西呀!「麼羅兒」的「麼」是「什麼」的意思,「麼羅兒」可用於質疑——你算個「什麼羅兒」呀?亦可用於感歎——你是「多麼的羅兒」啊! 
  「羅兒的!」也成了上下級之間進行率真的交往而不必虛拘禮儀的一種語言方式。在創建鄂豫皖蘇區的革命戰爭中,李先念是張體學的老首長。李先念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以後來湖北視察,張體學又陪他到革命老區大悟縣瞭解民情。一到大悟縣,張體學張口就是「羅兒的」,跟大悟縣縣長吵起來了。他說你該繳的糧食為啥沒繳夠?縣長說你要的糧食太多我繳不起!省長跟縣長吵得不可開交,把副總理丟在一邊了。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朱漢雄同志插不上嘴,不好勸架。沒想到,副總理十分平靜地等他倆爭吵結束,也跟老部下算起了舊賬:「羅兒的」張體學,你的老脾氣改不了哇?你記不記得打仗的時候,你一來見我就罵老子「羅兒的」,一罵罵了十幾里路! 
  張體學向徐海東大將表現紅軍時代的幽默感的時候,也充分帶有「羅兒的」文化特徵。徐海東在戰爭年代曾九次負傷,身上留下了十七處傷疤,還少了兩顆門牙。他騎著戰馬馳騁沙場的時候一頭撞在樹上,就把兩顆門牙不可挽回地嵌在樹上了。在鄂豫皖蘇區,徐海東是紅二十五軍軍長,張體學是徐海東的「手槍隊」隊長。徐海東住在東湖百花二號養病時,張體學一有空就來看望徐海東,跟老首長逗樂。他說,嗨呀,「羅兒的」,我們那個時候哇,婦女不能進營房,也不能進入軍部首長的住地,這是有嚴格規定的。我們「手槍隊」站著崗,不叫她們進去。手槍隊就是警衛隊,火力很強,都是駁殼槍、快慢機,哪個敢進去呀!何況這是我們軍長親自立下的規矩。可是,我們軍長沒想到自己也要談對像呀。一天,軍長從外邊回來時穿著大衣,把大衣一裹,就把他的對象裹到大衣裡面了,大衣上面只看見一個頭,大衣底下能看到四個腳,那四個腳走著走著就走到軍長睡覺的房間裡去了。徐海東笑得喘不上氣來,趕緊插上鼻管吸氧。徐海東當時的對象就是現在守在身邊的老伴周東屏。周東屏笑彎了腰說,張體學,你瞎說!張體學說,「羅兒的」,么兒子瞎說,是哨兵向我報告的。哨兵說,報告,首長大衣底下有四個腳!張體學說得活靈活現,周圍站了一圈服務員,都笑得前仰後合。 
  姨父非常欣賞這種毫無顧忌地使用粗獷、率真的語言進行幽默表現的上下級關係,好像是在血裡、火裡一起滾爬出來的人才可能具有這樣的關係。他說,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也是李先念在紅軍時代的老下級,一次,李先念離開武漢,韓東山到車站送行,和李先念握手時,李先念就順勢把他拉上了火車,韓東山就跟著他走了。韓說:「羅兒的,你也不事先講一下,我沒帶衣服,也沒給老婆匯報哇!」與他們的語言風格相適應,韓東山還有一根不可須臾離開的旱煙袋,是竹根做的煙桿、黃銅包的煙鍋。「文化大革命」時,他給紅衛兵作報告,就是搖著這個旱煙袋,罵了一百多個「羅兒的」。他去世那年,姨父又去看他,他的病已經很重了,還叼著旱煙袋說,「羅兒的」,你還沒有死,我不行了呀! 
  但是,「羅兒」得太過分也就變成耍蠻了。姨父遇到過一個難題,就是給張體學開車的司機從來不把他手下的交通警看在眼裡。姨父說,他算個「麼羅兒」呀?他以為給省長開車就不得了嘍,不管到了哪裡他都是天王老子,車子想停到哪裡就停到哪裡,交通警管不了他。好吧,你開到省政府大院、開到省長家裡去我管不了你,你到了我管的地方,我就要管管你。可管管他的決心也不是好下的。張體學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視若兄弟,只要大節牢靠,小事情是不管不問的。你要管要問,說不定他會偏袒身邊的人。比如,張體學親口講過,他在鄂東根據地時,他的警衛員年輕英俊,且穿得乾淨體面,背著駁殼槍十分神氣。一進村,他去借鍋借碗,姑娘、媳婦們都喜歡跟他打交道,又說又笑。張體學放心不下,擔心這小子晚上出去犯錯誤,鋪稻草睡覺時,就對警衛員說,你給我睡裡面,叫我睡外面。心想,我把著門,你小子出不去。可他一覺醒來,伸手一摸,警衛員沒有了。張體學大笑說,媽的,還是叫他跑了。他回來時,張體學問,羅兒的,你跑到哪裡去了?警衛員說,我屙尿去了。張體學就不再追究,一翻身,我睡我的覺。姨父認為,你那個警衛員是不是屙尿去了我管不了,你這個司機我得替你管著。一天到南湖機場迎接客人,眼看著張體學坐的汽車開過來,司機照舊不聽交通警的指揮,直奔他自己挑揀的位置。姨父說,好,我來治他,就凜然站在省長汽車的前邊,把眼睛瞪起來,打著手勢指揮他,往後倒,再往後倒;不行,往前來,再往前來,好,停車。張體學在車上穩坐不動,直等到姨父把汽車折騰到正當位置,才若無其事地下車。好,這表明張體學認可了他對司機的管教,你再「麼羅兒」也得叫規矩管著。司機卻向他瞥了一眼,表示不服。下一次相遇,司機照樣不聽指揮,姨父照樣冷冷地板著面孔走上去,照樣打著不容置疑的手勢,照樣瞪著寒光逼人的眼睛。省長照樣在車上穩坐不動。姨父說,好了,這個司機老爺再不敢那樣「麼羅兒」了。   
  4.「麼羅兒」現象之解析(2)   
  丹江水庫截流的時候,姨父遇到一次意外的考驗,這是一個「老紅軍」對一個「老八路」的考驗。截流成功了,張體學好高興地發表他興修水利的重要體會,啥是截流啊?就是這邊把石頭填進來、把丹江擠到那邊去呀!副總理李先念要帶著水利部和中央有關部委的客人,還有丹江源頭河南省的省委書記和湖北省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來工地慰問丹江水庫的建設者,慶賀丹江截流的勝利。張體學把他的接待總管朱漢雄和丹江水庫行政處處長周發田叫到工地上,下命令說:「你們就在這裡給我搞一百桌酒席,酒席完了,就在這裡跳舞。」姨父一看,這裡是一片山坡,只有濕漉漉的收割後的稻田,沒有一間房子。他問:「省長啊,是在這裡嗎?」省長斬釘截鐵地說:「就在這裡。」這要現平土地,現修房子,而且地是軟的,踩上去忽悠悠的,設宴、跳舞怎麼行?可是他知道,對於任何一個老紅軍來說,建設也是打仗,下了命令是不能有二話的,只能「羅兒的」橫下一條心,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務。他惶惶然望著荒野嘀咕說:「只有你帶過兵的省長才會下這樣的命令,只有我這個老兵冇得辦法也得執行你的命令!」 
  姨父說,「羅兒的」,我也毅然決然地採取軍事手段,吼了一聲,我的「嘍囉」們都刷刷地跑來了。我帶上搞接待的那班人馬就開上去了。沒有房子,周發田就讓施工機械開上來了。稻田不平,就叫推土機推;推了以後再用拖拉機軋;軋了以後,打樁的就在稻田上打窟窿,把幾根柱子砸進去、豎起來,上邊蓋上捲筒瓦,「吭卡撲出」,一座「宴會大棚」就像一個稀有動物一樣從軟塌塌的稻田底下拱出來了。桌子、凳子不夠用,就用木板釘;桌子上沒檯布,周發田就跑到百貨公司,拉來了一卡車檯布。我又吼了一聲,名廚周大山和他的「火頭軍」就帶著雞鴨魚肉衝鋒陷陣來了,服務員來了,幾十個圓桌拉來了,杯盤碗盞也帶來了。 
  高級廚師大顯身手,宴會如期舉行。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同志在幾根木棍撐起來的「宴會大棚」裡高舉酒杯,向渾身是土是泥是水是汗的丹江水庫建設者們表示誠摯的慰問和衷心的祝賀。舞也跳得別具一格,腳底下軟塌塌的,跳起來顫悠悠的,乃至於跳出了據說是英國皇家舞廳彈簧地板上的生動感覺。 
  我問,那個「宴會大棚」用了一次以後還有沒有別的用處,如此興師動眾在荒野上舉辦宴會、舞會,是否有鋪張浪費之嫌?姨父對我的疑問感到不快。也許,對於從戰爭的血與火中走出來的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來說,慶賀勝利與經濟核算是沒有關係的。姨父說,「宴會大棚」肯定不會浪費。張體學在工地住的是破茅棚,工程技術人員根本沒有地方住。我們一走,他們就可以搬到大棚裡住了。宴會開得很成功啊,皮鞋、布鞋、沾著泥巴的鞋都來了。有工程技術人員,也有勞動模範,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說有笑,高興得很。我從武漢帶來廚師做美味佳餚,招待辛辛苦苦的勞動者,這是我從事外事接待工作中為數不多的一次,是一個當過軍事指揮員的省長給一個當過兵的下達的一個少見的命令,效果是很好的。 
  開完了宴會、跳完了舞,姨父問道,首長,還有任務嗎?張體學一抬下巴頦,說,「羅兒的」,帶上你的人,撤!   
  5.省長火了(1)   
  1962年,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中)及夫人何蓮芝(右)與朱漢雄(左)合影於武昌東湖。 
  實際上,張體學對鋪張浪費、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是深惡痛絕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來到武漢,張體學陪他到鄂城視察,又是由姨父全程跟隨,做安全保衛工作。到了鄂城,縣委書記、縣長急忙出來接待。張體學看到鄂城縣委、縣政府修了一個大院子,壘了高高的圍牆,就氣不打一處來。他和董老下了汽車,一進接待室,他又當著董老的面把縣官狠狠地訓了一頓,你們搞什麼衙門哪,修這麼大的院子,壘這麼高的院牆,老百姓誰還能進得來,還敢不敢找你們,你們這些縣太爺了不起呀!張體學只顧發火,又把董老晾在一邊了。姨父看他訓得有理,好像還要大訓特訓下去,就給董老咬耳朵說,董老,咱們走吧,莫管他,他愛怎麼發火就讓他怎麼發火,我送你到房子裡休息去吧。董老含笑點頭。姨父就送董老休息去了。省長訓完了縣官,又問,噯?你們把董老搞到哪裡去了? 
  姨父大笑說,這個張體學呀,他在董老面前就像在慈祥的長輩跟前的一個晚輩一樣,是沒有客套的,非常隨便的,帶兵打仗的人就是這樣的秉性。其實,他是很怕董老發脾氣的。他說過,抗戰勝利後,董老和周恩來一起,在重慶跟國民黨談判,以後又轉移到南京梅園新村。李先念率新四軍五師在中原突圍時,留下了張體學的獨二旅。獨二旅本來是可以突出重圍的,中央叫它留下來在鄂東堅持游擊戰爭。那是蔣介石臥榻之側,國民黨大軍壓境,到處是敵人,到處是圍剿,部隊損失慘重。周恩來要他化裝到梅園新村匯報。他去了,就沒有再讓他回來。董老給他講,蔣介石要用五千塊鋼洋買你的人頭哇,你不能亂跑。張體學呆不住,打游擊跑慣了,老覺得呆在梅園新村憋得慌,就偷偷摸摸跑出去買煙。周圍都是特務,可他滿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晃來晃去。董老知道了,向他大發了一頓脾氣,你張體學要是出了事,怎麼得了?你出去跑麼事,你要把你的頭送給蔣介石呀!多少年過後,張體學還嘟嘟囔囔地直抱怨,哪個「羅兒的」打我的小報告,叫董老狠狠熊了我一頓。他說,董老的鬍子本來是向下垂著的,那一天把鬍子氣得向上翹哇,熊得我一聲不敢吭。 
  張體學也有過讓姨父笑不出來的時候。姨父說,不曉得哪個老爺告了我一狀,張體學在省、地、縣三級幹部會上作報告,狠批「外事辦」胡搞,說我鋪張浪費,向財貿部門要副食品、要雞鴨魚肉,竟然還伸手要布票。現在國家這麼困難,他要那麼多東西幹什麼?批得我摸不著頭腦,後來才聽說是財貿系統有人告了狀。可我想不通啊!我們的服務人員不能沒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飯桌上不能沒有檯布,我不能不找他們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沒有雞鴨魚肉,也得找他們要哇。我說,省長是怎麼搞的,事先也不打個招呼,也不瞭解一下情況,就在大會上吼了這麼一通,是什麼人給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長去! 
  姨父見了張體學,開門見山說,省長啊,你別在大會上吼我嘛!你在大會上這樣吼我,我以後還怎麼辦事?他說,怎麼啦?姨父說,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漢市的客人,沒有一個是我朱漢雄的客人,我不找他們要雞鴨魚肉、不找他們要布票,我到哪兒搞去呀?你在大會上一吼我,我以後要不到東西了,客人來了,服務員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補丁、桌子上鋪不鋪得上檯布還不大要緊,要是端不出東西來,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國的客人你也莫怪我,這可是湖北省、武漢市的客人,還有國家的客人。 
  張體學用一種奇特的姿勢蹲在沙發和茶几之間,夾著煙卷兒抽煙,板著臉不說話,只是用鼻子發出「嗯、嗯」的聲音,表示他在聽著呢。這就大大鼓舞了姨父繼續雄辯下去的勇氣。 
  他又說,整個外事接待系統裡面,我用的是八百人,與全國各省、市相比,編製是最少的,我們把中央領導、高級幹部和外事接待任務全部執行了。請首長查查看,哪一個省、加上省會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佔編製低於我們湖北省、武漢市,如果有低於我們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認了,這是第一。第二,我蓋房的面積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後,有哪個省在外事、接待方面蓋的房子少於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國家多少錢,也請首長查一查,各省、市都有這個開支,可以比較一下,哪個省、市的支出低於我們,你怎麼批我都行,可我在全國範圍裡花錢是最少的。第四,全國各省和省會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兩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會是一套機構,全國只此一家。省、市兩大塊,這個單位跟那個單位、這個接待任務跟那個接待任務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們這裡調解綜合了,沒有人因為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長的麻煩,我都給你擋了駕了,你省了事了。你還在大會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絕地講,張體學板著臉一聲不吭地聽,既不說對,也不說錯,只是發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實在不願聽卻又不能不支稜著耳朵聽得很耐心。姨父告訴我,領過兵、打過仗的官就是這樣的脾氣,你想聽他對下級講自己一個「不」字是辦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罵「羅兒的」,那就是他聽進去了。後來,該要的東西我照要不誤,他再也不提這件事了。   
  5.省長火了(2)   
  接下來,姨父就聽說張體學在他的「省長官邸」後邊開了一塊荒地,種上了小麥、棉花。他坐著小汽車回家時還是省長,一下汽車,中山裝一脫、皮鞋一脫,只留下一條短褲,就像一個「老莊稼把式」,挑上糞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時又有了接待外賓一類的緊急任務,他丟下糞桶,又當省長去了。姨父大受感動,帶著外事接待系統的科以上幹部,後來還領著正在東湖休養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長不在家的時候去看省長的「自留地」。只見麥子、棉花苗長得綠油油的,出現了這個地球上任何一個「省長官邸」都難得一見的田園風景。董老的鬍子又高興得翹起來。 
  姨父沒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兒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長在小片地裡的勞動成果。那時,生下一個孩子只發給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爛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買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錢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東湖忙著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電話。正好張體學在場,他當即從兜裡掏出數量十分驚人的一丈零幾尺布票,一股腦兒地塞到姨父手裡,「拿去!」他頗有些自豪地說,「這是我種棉花、繳棉花,國家給我的獎勵!」   
  6.梅嶺軼事(1)   
  歲月逐著江水遠去了。使姨父感到欣慰的是,在武昌東湖岸邊名叫梅嶺的那個地方,他畢竟為歲月留下了不曾磨滅的痕跡,那是在他親手操辦下建成、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使用的幾幢建築物——梅嶺一、二、三號和百花一號、二號,還有一條由他操辦拓寬了的從東湖通往洪山飯店的馬路。這些建築物與原有的南山甲所、乙所組成了錯落有致的建築群,用一個大院圈起來,佔地一千一百多畝, 有可供召開中央全會的會場,有舉辦宴會的大廳,有可以演戲、跳舞的小禮堂,有毛主席的住所,也有隨員住的地方。現在,這裡成了湖北省、武漢市接待中央首長和重要來賓的地方,是東湖風景區的一部分,已經對遊人開放。 
  1958年,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漢召開的時候,梅嶺的房子還沒有建成,毛主席還住在東湖南山甲所。每天後半夜,姨父看到南山甲所的燈光熄滅了,毛主席已經入睡,他都要和警衛科長申興國放輕腳步,直奔梅嶺工地。為了給毛主席做好警衛工作並使他很快地住進梅嶺一號,他們泡在工地上兩個多月沒回家。六姨說,他回家時,臉頰陷進去了,滿嘴牙都是黑的,那是吸煙熏出來、喝濃茶釅出來的牙銹。我問他:「累了吧?」他說:「不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旗手就是毛主席。我給毛主席值班、蓋房子,很幸福,不知累。」六姨又說,你聽聽,我一點沒有誇張,那時候,我們都是這樣的思想感情,在自己家裡說話,也是滿口的豪言壯語。 
  毛主席再到武漢時,就住進了梅嶺一號。那裡已經有了那個年代鮮為人知的「中央空調」,已經不需要在腳盆裡放置冰塊,不需要污染環境的大鍋爐了。但是,由於姨父為領袖服務時表現了竭盡全力和異想天開的積極性,反而為日後埋下了一個天大的禍祟。這要留在此書後邊的篇幅裡告訴讀者。 
  古怪事!姨父望著窗外的天空說,東湖大院有不少古怪事! 
  比如,梅嶺的房子建成以後,又修了一個游泳池。游泳池旁豎起了一面高大的玻璃牆。姨父要保護游泳池,又要保留天然風景,不讓損壞原有的花草樹木。玻璃牆是透亮的,隔不斷綠色的風景。樹木依舊蔥蘢,樹林裡產生的負氧離子依舊清涼地濕潤著人們的呼吸。一隻野雞依舊在它綠色的家園裡翩躚飛翔,卻「砰」的 一頭撞到了玻璃牆上,它沒有來得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就拖著五彩的翅膀一頭栽到了地上。姨父說,這是一隻昏頭昏腦的野雞。但他那時還不會想到,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也存在著看不見的玻璃牆。 
  還有另一隻不幸的野雞。董必武老人住在東湖百花二號休養時,董老的隨員和姨父手下的警衛員時常聚在會客室裡吹牛。警衛員謝光才隔窗看到,一棵樹的樹枝上有一個野雞窩,樹下是茂密的綠草和鮮艷的花簇。在綠葉掩護下,公野雞飛進飛出地覓食,母野雞臥在窩裡下蛋。它們都不知道樹下不遠處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從不干預它們野雞世界的生活,聽其自然地讓它們在自己的窩裡享受天倫之樂。謝光才卻躡手躡腳地打開窗戶,「噹」的一槍,一隻野雞應聲落地,在屬於野雞的世界裡製造了一場人為的災難。姨父訓他,謝光才,你是麼回事呀?誰叫你在這裡開槍打野雞的呀?謝光才把腦袋一低,扭臉就笑。反正,董老還隔著一條長長的走廊,他沒有聽到槍聲。而野雞不過是一隻野雞。姨父說,他們背著我,把野雞煮煮吃了。 
  我不知道,姨父為什麼多次給我談到這兩隻不幸的野雞,好像東湖南山由於人類的進入而搞亂了自然界的秩序。我也為姨父這樣珍視自然界的生命而怦然心動,好像他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經歷了過多的熱鬧和喧囂,甚至是殘酷的野蠻之後,需要跟自然界和諧而寧靜地相處。二十多年以後,姨父和六姨再次到武漢時,槍打野雞的謝光才當了處長,又從處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他們要了一部車,遊歷了不少地方,還特意到了武當山和神農架,沒有找到神農架上的「野人」,只是看望了神農架上的野雞。 
  梅嶺上還有蛇。姨父把蛇稱之為「長蟲」。他說,那是1959年夏天「廬山會議」以前的事情。毛主席住進了南山甲所。那一天下了暴雨,等到雨停了,毛主席上車去洪山飯店參加晚會。汽車還沒有上路,姨父就覺得天不遂人願。毛主席剛上車,一關車門,雷暴雨又嘩啦啦傾盆而下。一行三四部汽車,姨父坐前車開道。毛主席坐的吉斯車是第二輛,開出去不遠,吉斯車的引擎蓋就進了水,電路出了毛病,車燈不亮了。姨父的直覺又在提醒他,這不是一個好兆頭。幸而後邊一輛吉姆車和隨尾車的燈光還是好的,車隊繼續前進。 
  平安無事地參加了晚會,毛主席回來休息了。毛主席的隨員吃了夜宵也都休息了。姨父回到值班的地方,警衛人員正坐在那裡吹牛。警衛員李福成神秘兮兮地說,去參加晚會時,車隊走到小花市那個地方,有一條大蛇攔路,主席的車子軋住了那條大蛇。姨父問,有這個事呀?李福成說,有哇,在暴雨中,我親眼看到那條大蛇翹著頭,從馬路東邊往西邊爬,爬到馬路中間,車□轆就從它的後半截軋過去了。姨父說,你快去看看它怎麼樣了。李福成騎著腳踏車去了,不久就回來說,我用手電一照,看到大蛇還纏在樹上,我撿了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了。姨父問,打死在哪個地方?他說,就在路邊上。姨父說,不行,你去把它拿回來。他又騎著腳踏車拐回去,用棍子把大蛇挑回來了。   
  6.梅嶺軼事(2)   
  長蟲確實被打死了。姨父感到,長蟲是自然界的不祥之物,除掉它是除掉了一個說不明白的禍祟。那是一條兩米多長的大蛇。姨父決定徹底消滅這個禍祟,就把它交給為毛主席做過武昌魚的楊純卿。楊純卿給蛇扒了皮,只剩下光赤赤、白花花的蛇肉,過了秤,有三斤多重;又開了一瓶茅台酒,把蛇膽放在酒裡,把蛇肉一節一節地放在冰箱裡。毛主席走後,姨父讓楊純卿用雞和蛇肉燉湯。好像只有把它吃下去,才算徹底消滅了一個禍祟。六姨上山植樹,正碰上吃蛇肉。姨父說,你六姨沒口福,不敢吃蛇肉,我在桌子下邊踢她的腳,她還是不敢吃。六姨說,蛇頭像魚頭一樣張著嘴,好可怕的呀! 
  姨父關於梅嶺的記憶具有瑰麗而駁雜、神秘而怪異的色彩,如同一個悠遠的神話。姨父說,他很想念梅嶺。東湖大院有一位老花工給他捎話說,梅嶺上的樹木花草都長得很好,他當年領著大家種植的桂花樹已經長大長高了,開出好大好香的桂花。     
  六 水上禁衛軍   
  1.先脫三層皮(1)   
  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長江以後,「八卦陣」也隨之解散了。 
  但是,姨父的直覺告訴他,毛主席游長江不僅游出了極好的興致,而且游出了使一切對此持有異議者心悅誠服的喜悅。此後,游長江有可能成為毛主席隨時進行的一項健身活動,他必須組建一支由公安局直接掌握、常備不懈、隨時可供調遣的「水上禁衛軍」。否則,毛主席每游一次長江,都要搞一次游泳訓練,還要從其他部門調人,驚動太大,也會使保衛工作陷於被動。 
  關於建立「水上禁衛軍」的建議得到上級批准後,他就在行將散去的「八卦陣」中挑選了幾個游水能手,把他們調到了警衛處。姨父選拔人才是嚴格的,比如,從體委來的游泳教練水游得很好、責任心也很強,卻沒有把他留下來,唯一的原因是他嘴裡邊用來研磨食物的一顆臼齒是一顆閃閃發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順眼,好像金牙裡面可能隱藏著某種與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格格不入的東西。多年以後,姨父在廣州偶然碰見了與這位教練一起為毛主席首次游長江做過水上保衛的游泳運動員。運動員向他提起那位教練和那一次難忘的經歷就激動不已。姨父大受感動,這才想起那顆金牙的體積實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屬製作的,或許只是來自一次醫療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錯怪了金牙。 
  經過姨父嚴格篩選而調進來的人,加上從警衛處挑選的人,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衛軍」。為應對水上可能發生的一切情況,「水上衛士」不僅要學會游水,還要學會跳水、潛水和水下救生。 
  姨父回憶說,訓練最緊張的時候,我們這幫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東湖甲所,住在服務人員的房子裡,先在東湖游泳池學習基本動作,大米、饅頭管飽,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點鐘下水,十一點半鍾上來吃午飯,下午兩點半鍾再下水,五點半鍾上來吃晚飯。開始,游泳與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興致很高。游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就開始撓頭了。武漢是全國聞名的「火爐」,氣溫能高達四十攝氏度以上,把餅子貼到牆上也差不多燙個半熟。東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褲頭、光著膀子,整天在水裡泡著,太陽曬著,人曬得黑不溜秋還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層皮,還要掉第二、第三層皮,看著很駭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難忍。大家開始叫苦,哎呀,沒法睡覺啦!我說怎麼啦?他們說睡覺只能趴著睡、撅著屁股睡,別的姿勢都睡不成。我說怎麼睡不成?他們說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鑽心!我說你們非得給我堅持住不可,必須泡在水裡,泡久了,就適應了嘛。在外邊曬太陽倒是最難受的,還是給我跳到水裡去,水裡最舒服。不多天,都學會了游水。 
  跳水有難度,有人出盡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後來當了王任重的秘書,一直幹到全國政協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他當「水上衛士」的時候,是捏著鼻子、閉著眼睛、硬著頭皮從跳台上往池子裡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閉眼睛了。他後來表現了良好的素質,勝任了高層的重要工作,不能說這跟高台跳水的歷練沒有關係。 
  這幫人都學會了游水、跳水以後,我又說不行,還要學會潛水。他們都學會了潛水,說我低估了他們的本領。我說,你們吹牛皮!他們說,你不信,就去讓我們試試嘛!我說,走,開車,把你們拉到武漢體育館游泳池裡去。到了游泳池旁邊,我說,好,你們看著!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幣丟到了五米深的池子裡。我說,你們要把硬幣一個一個地撿起來,你們一個一個地過關。哎嘿,第一個,一頭紮下去,撿起來了;第二個,一頭紮下去,也撿起來了。每個人都給我撿起來了。我說,嘿,你們還真行,不是吹的! 
  後來,大家可以跳到東湖裡到處游了。開始還有小木劃子跟著他們,後來,就不要小木劃子跟了。他們一下水,哪兒都可以去,游著游著就游到武漢大學去了。他們吃了早飯下水,向正東偏南的磨山方向游過去,一去九華里,那裡是荒郊野外,小劃子可以划到岸邊上去。這些老小伙子說說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來休息一下,會抽煙的還要抽支煙。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他們是怎麼把煙卷兒、火柴帶過去的,當時還沒有打火機。人人身上只有一個三角褲頭,沒有任何可以裝東西的地方。但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是把香煙、火柴裝到豬尿泡裡,纏得緊緊的,掖到三角褲上帶過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儘管吸你的煙。好,他們早上出發,游到磨山抽支煙,再游回來吃中飯,往返十八華里,跟玩的一樣。然後到長江裡游水就非常自如了。 
  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這支「水上禁衛軍」後來派上了大用場,不僅多次在武漢陪毛主席下長江游水,用起來很順手,還多次聽從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的調遣,隨同毛主席到廬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毛主席在武漢最後一次游長江,負責水上保衛工作的還是這支隊伍。 
  姨父對「水衛」隊員的要求是嚴格甚至是嚴厲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條小劃子下水,東西南北各一條,每條小劃子上兩個人。前邊兩條要離得遠遠的,不要影響毛主席游水的興致,遠遠看去,像是飄蕩在江面上的一葉扁舟。後邊的兩條小劃子要跟著毛主席,小劃子上的「水衛」隊員只能蹲著,不能站起來進入毛主席的視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興趣。姨父還特意說明,小劃子的大小、式樣,都嚴格按照電影《洪湖赤衛隊》裡的小劃子的標準,看起來是蠻有詩意什麼的。蹲在小劃子上的「水衛」隊員可就苦了。他們一蹲就是半天,人曬得紅紅的,頭皮曬得生疼,總想陪著主席下水。我說,你老老實實給我呆在船上養精蓄銳,不到必要的時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險情的時候我還能用誰?隊員說,局長啊,實在曬得受不住啦!姨父說,同志們啊,你就咬著牙,受吧!   
  1.先脫三層皮(2)   
  姨父為這支「水上衛隊」所表現的忠誠、勇敢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而感到無比的自豪,他多次挨個兒念叨「水上衛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謝光才,等等。他說,這些人都是我從好多好多人當中精選出來的,現在還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邊、在長江風浪裡經過考驗的。後來,不光那個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當了全國政協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劃小劃子的吳緒林當了武漢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劃小劃子的周漢楚當了湖北省公安廳警衛處處長,還有好幾個人當了警衛處處長。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說,我現在吆喝一聲,他們還會來的。   
  2.毛主席江中遇險(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漢游了長江,接著,乘汽車去安徽省安慶視察,經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黃石看了鋼廠。所視察項目都是事先沒有安排的。鋼廠的道路不好走,鋼筋、雜物堆在路上,鐵釘把毛主席一個衛士的皮鞋「咬」掉了一隻。姨父也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他唯恐別的什麼東西搗亂,就搶先幾步,走在毛主席前頭,把路上的鋼管、鐵皮搬到路邊,把鐵釘踢開。他的眼睛一直是瞪著的。 
  在領袖身邊,他總是不能排除緊張和惶恐。 
  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開了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以後,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與第二書記張平化一起,向謝滋群、朱漢雄宣佈湖北省委決定,由已經提升為武漢市委政法委書記、仍兼任武漢市公安局局長的謝滋群牽頭,由已經提升為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仍兼任警衛處處長的朱漢雄具體落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來湖北期間的接待和安全保衛工作。謝滋群1929年參加革命,是井岡山時代的「興國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認為能擔任謝的負實際責任的副手是對自己的信任。他時刻感到擔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帶著這種心情再次出現在毛主席身邊的。 
  這時,毛主席的專船已經換成了「江峽號」。 
  「江峽號」船長穆家瑞的情況已經考察過了。他是重慶官場壩人,原來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從小擺渡白木船。三峽航道裡有了機器船以後,他又到機器船上給洋人做工,還學會了英文。解放後,他是全國勞動模範,不僅政治上可靠,專業技術也十分精湛,比如靠、離碼頭,不管是什麼樣的流速,不管是船頭往上靠還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揮船隻安全、平穩地離、靠碼頭,不會發生碰撞。姨父感到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毛主席入睡不易,如果他老人家剛剛入睡,輪船一靠岸就「通」地把人驚醒了,老人家是要發脾氣的。因此,「江峽號」以後不僅成了毛主席多次下長江游水的專船,而且是毛主席由武漢上廬山、下安徽的專船。 
  這次,姨父又調來了「江峽號」,並要「水上衛隊」跟隨「江峽號」行動,果然又派上了用場。毛主席在黃石剛剛上了「江峽號」,就下船游了長江。不料突降暴雨,雨點子很大,「辟辟啪啪」地打在江面上,打得腦袋疼。毛主席喜歡包括大自然在內的一切挑戰,冒雨游江,興致更高。眼看前邊有山,山前有一個急轉彎,水流更急,雨也更猛。姨父心裡揪緊了,卻不敢打擾老人家游水的興致,急向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建議——姨父說,小吳是敢在毛主席面前提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之一,請她說服毛主席從江中上了船。 
  毛主席還要去安徽省的安慶、合肥視察。離開武漢時,已經叫來了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和安徽省公安廳廳長,還從北京接來了祖籍安徽、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張治中。姨父隨湖北省公安廳廳長張國武跟安徽的同志談妥了,在湖北境內,船上、水上和岸上的警衛任務均由湖北負責。進入安徽境內,船上的警衛工作仍由湖北負責,其餘警衛工作由安徽負責。姨父說,咱們笑話可以說,酒可以喝,任務上的分工要明明白白,一點也馬虎不得。姨父還放心不下,特意問安徽的同志,毛主席到安徽境內游水怎麼辦?安徽的同志說,我們從體工隊挑選了一批優秀的游泳運動員,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姨父的直覺再次向他發出信號,似乎有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心上。他說不明白這是一塊什麼樣的石頭,那只是一團混沌、模糊的感覺。 
  拂曉,「江峽號」到了安慶。安慶在長江北岸,沿江岸線很長,岸上的標誌性建築——一座寶塔,在晨曦中清晰可辨。船沒有靠岸,在江心「頂水慢車」發動——頂著水流,慢車抵消了流速,穩穩地停泊在江面上。毛主席正在睡覺。江面上一片寂靜。這是繁忙之後的安適和喧鬧之前的寧靜。姨父還在掂量心中的石頭,他感到毛主席睡的房間並不舒適,是一切旅客都可以買票住進去的二等艙;「江峽號」的穩定性也不是很好,船身有點搖擺。但是毛主席睡得很好。姨父和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此時此刻,只要毛主席能睡好,就沒有別的更值得掛牽的事情了。 
  毛主席睡了一個難得的好覺,天已大亮。毛主席吃了早飯,「江峽號」穩穩地駛向碼頭,卻又一轉身離開了碼頭,航行約一兩公里,又停泊在與寶塔遙遙相對的江面上。原來毛主席又要游泳。按照與安徽省公安廳的約定,毛主席下船以後的保衛工作,就是安徽的事情了。中央警衛九局副局長汪敬先問安徽的同志,準備好了嗎?安徽的同志說,準備好了。毛主席下水了,中央的隨員也跟著毛主席游水去了,沒有姨父的責任了。但他還守在「江峽號」的甲板上,心緒不定地望著江面。 
  他望見兩條木船划過來,一大群男、女游泳運動員像下餃子一樣,從木船上「撲撲通通」跳下去,卻來不及靠攏毛主席,長江水就毫不客氣地把他們衝跑了,越漂離毛主席越遠,漸漸看不到了,不知道把他們衝到哪裡去了。姨父在船上乾著急。除了當時還沒有立項的「女子花樣游泳」以外,所有游泳運動員在水中接受的全部訓練就是爭速度,沒有訓練過怎樣在水中控制速度、保持隊形。安徽的同志挑選的又都是優秀的游泳運動員,越優秀越是游得快,都在江水中取得了平時達不到的高速度,一個個都爭著「奪金牌」去了。   
  2.毛主席江中遇險(2)   
  更嚴重的情況是木船。木船靠攏過來了,是二三十噸重的大木船。船不劃過來還不要緊,船一劃過來,位置就在毛主席游水的上游,江水流得急,船在上邊漂,毛主席在下邊游。木船不是機帆船,難以駕馭。最危急的情況就在這時發生了,木船正失去控制地向毛主席貼近,眼看就會壓下去。木船上的人都在情急中轉舵划槳,想讓木船轉移,但木船很笨,水流又急,不能自如地轉移。姨父大驚,中央警衛九局副局長汪敬先也連說糟糕。姨父向湖北省公安廳廳長張國武說,這樣不行,我們要速作準備。張國武說,好好好!毛主席的隨員帶來了兩匹布,必要時要把布匹撒下去,兜著毛主席。毛主席的隨員王蔭清已經把布匹拋下去,衛士們接住了,布匹卻在水中捲來捲去地不聽使喚。姨父又急向汪敬先和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請戰說,快讓我們的衛隊下水吧!他們說,快快快!在江水沖跑游泳運動員時,姨父已暗自命令「水衛」隊員們脫光衣服,只穿三角褲頭,空披著大衣,蹲在各自的崗位上隨時待命。他這時大聲下了一聲:「下!」大家就分別從大船和小劃子上躥入水中,在毛主席與木船之間立即形成了一道人牆,奮力把木船推開了。姨父說,那真是駭人心弦呀! 
  毛主席渾然不知險情的發生,仍在中流擊水,時而仰游、時而側泳。 
  姨父說,我的心是吊在嗓子眼兒上的,手心裡捏著一把汗。 
  驚險過後,毛主席仍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登上「江峽號」船頂,與大家合影留念後,揮手告別,下船上岸了。 
  「江峽號」要返回武漢了。起錨時的一聲汽笛,像是姨父從心底舒出來的一聲歎息。 
  從此,「水上衛隊」打破了省界,真正成了隨時聽從中央警衛局調遣的「水上禁衛軍」。   
  3. 頭皮都硬了(1)   
  對於姨父來說,1959年夏季是一個特別緊張、繁忙的季節。 
  毛主席游水遇到險情以後,又到安徽等地視察,接著又來到武漢,準備上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一部分中央委員,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軍隊高級幹部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分別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從天上、從陸地、從水路,雲集武漢,準備隨毛主席上廬山開會。 
  誰也不會料到,隨後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會發生所謂彭德懷元帥「向黨猖狂進攻」以及揭露、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姨父記得,那時候的武漢熱鬧極了。毛主席、劉少奇的「專列」,民航局和空軍的「專機」,鐵道系統所有能夠掛在班車上行駛的公務車,幾乎全部集中到了武漢。武昌和漢口所有的高級賓館都住滿了來自中央和各個地方的黨、政、軍要員。但是,毛主席沒有發話,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上山。 
  姨父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個特點,他要走啊,要停啊,要游水啊,要幹別的什麼事情啊,從來不事先通知,他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老人家的思路又來得快,我們必須跟得上,必須用盡全部心思隨時服從老人家的一切意願,竭盡全力地跟上老人家的行動。武漢一下子集中了那麼多的頭頭哇,都在等著毛主席的一句話,說走就走。 
  凡是毛主席來武漢,一定要在毛主席住地設立警衛值班室,一定要由謝滋群親自坐鎮,由朱漢雄晝夜值班,具體落實毛主席住地以及所經路線、所到現場的警衛、接待和聯絡工作,包括毛主席去跳舞要走哪條路,也要由朱漢雄同志決定。 
  毛主席在東湖南山住下來時,姨父立即在靠近毛主席住室的地方設置了警衛值班室,他與謝滋群晝夜盯在這裡。他們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身體很好、心情也很好。他散散步、看看書,找這個、那個談談話,從容不迫、談笑風生。他兩個和毛主席身邊的隨員都沒有看出老人家有立即上山的跡象。姨父卻不敢怠慢,抓緊與長江航運局聯繫,除了「江峽號」從武漢到重慶的客船班次上抽出來以外,還要再抽出兩條客船隨時待命,隨時作好送與會人員赴九江、上廬山的準備。 
  那天一大早,姨父得知毛主席睡了一個好覺,估計有可能下長江游水,就早早通知「水上衛隊」,作好游水的一切準備。誰知到了上午十點鐘 ,毛主席突然發話:「馬上上船!」 
  姨父說,啊呀,我一聽,頭皮都硬了。「馬上上船」的「馬上」,是沒有一點「提前量」的。上廬山參加會議的人分散在漢口、武昌的各個飯店裡,有洪山飯店、德明飯店、璇宮飯店、勝利飯店、十六號國際飯店,等等。客人都是大頭頭哇,我們沒有權力讓他們整天呆在各自的房間裡聽候命令。他們有的在房間裡聊天,有的去逛大街,有的上風景區遊玩去了,到底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要通知各個飯店,馬上把所有客人一個不落地從漢口、武昌的旮旮旯旯裡找回來,馬上送他們到長江航運局的碼頭上船。要通知長江航運局,船隻、船員和碼頭工作人員要馬上到位。還有,武漢到處都是人哪,要馬上通知公安局,讓交通警察、治安警察馬上上街,保證所有幹道暢通無阻。馬上、馬上,一切都是「馬上」。從首長住地到長江碼頭,警衛人員要按照預定警衛方案,馬上就位上崗,保證沿途安全。還有,武漢到九江需要十幾個小時,路上是不可以不吃飯的,而且一上船就要吃午飯,要通知廚師、服務員帶炊具、餐具和雞鴨魚肉等吃的東西,馬上裝筐上船。還有西瓜,天氣正熱的時候,不能忘了西瓜。還有冰,要帶冰上船。還有,把客人送到船上以後,你住哪個房間,他住哪個房間,都要馬上分好,讓大家一上船就能各得其所。哎呀,老人家一開口:「馬上上船!」這可真的是全線緊張,一場大忙亂哪! 
  姨父朱漢雄同志瞪圓了眼睛坐在警衛值班室一動不動。他身邊有幾個人各管一部電話。他用最簡潔的語言依次向每個人發出指示,要他們分別向各個地方傳達不同的指令。他特意帶來了一位專管電話的女同志,名叫宋娟芳,上海人,是警衛處秘書科工作人員,外號「活電話」。她有一個特殊的能力就是能記住很多不為人知的電話號碼,而且思維敏捷、口齒清楚、語速流暢,能夠準確、快速地傳達一切命令。在軍事術語中需要「復誦」或「複述」——即需要對方重複一遍的重要命令,都由宋娟芳傳達完成。此刻,宋娟芳就坐在姨父的對面。姨父正接連不斷地向她口述命令,比如,姨父說,宋娟芳,你給我打電話到什麼地方,找什麼人,告訴什麼什麼事情,叫對方「復誦」。姨父講完了,她也跟著講完了,聽對方「復誦」無誤,立即再打下一個電話。三四部電話同時打,在很短的時間裡,「馬上上船」的信息已經傳達到各個相關位置。 
  姨父打著電話的時候,能夠遠遠看見毛主席靜靜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姨父知道,毛主席發話以後,能夠這樣靜靜坐著的耐心是十分有限的。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在手忙腳亂地收拾文件,整理書籍,沒有一個不緊張的。姨父的頭皮還是硬著的,但他正陸續接到各個相關部門領導人到達崗位的電話。他看見,毛主席也一定能夠看見,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裡也是全線緊張,那些當處長、當科長的,那些管理人員、汽車司機,那些服務人員、廚師和打下手的,都帶上各自要帶的東西,穿梭般進進出出。從車庫裡把汽車調出來,把圓滾滾的西瓜抱上去,把埋在冰塊裡的雞鴨魚肉抬上去。當然,還有「水上衛隊」,不要忘了把毛主席下水用的梯子帶上船。   
  3. 頭皮都硬了(2)   
  姨父有理由為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從毛主席發話上船,到大家上船以後開船,前後只有一個鐘頭。比較麻煩的是怎麼把逛大街的、去風景區遊玩的大頭頭們找回來。只要是看得到、問得到下落的,就開著汽車緊追;找不到的就問交通警察,那個時候的交通警察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識別能力,沒有讓一個首長「漏網」。 
  姨父說,這是對我們安全保衛和接待工作的一次大考驗,是所有人員在很短的時間裡檢驗自身素質的一次大表演。他又文縐縐地打著比方,這也好比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樂隊,無比緊張、也無比和諧地完成了一個大部頭的交響樂。我卻從姨父的敘述中看到,毛主席沉靜地坐在沙發上,在他的目光注視下,國家機器正在十分亢奮地運轉著。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令人精神緊張的事情。毛主席和黨、政、軍要員剛剛上了廬山,台灣、香港的新聞媒體當即披露,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重要會議。這就怪了,台灣、香港的媒體怎麼反應這麼快,情報是從哪裡洩露出去的,是地方上出的問題還是中央出的問題;是岸上還是船上的問題;是武漢還是廬山的問題;是敵人活動,還是內部洩密?總之,產生了一系列的猜疑。經過緊張的排查,才終於查清,中央通知在西藏工作的中央委員張國華來廬山開會,是通過無線電話傳過去的,傳話過程中洩露了機密。 
  那是一段時常出現意外、令人一驚一乍的歲月。 
  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也要游泳。姨父帶著「水上衛隊」,就住在王任重住地旁邊的一個破房子裡隨時待命。姨父能夠感到,廬山會議前期和後期的氣氛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氣氛輕鬆活潑,你見我、我見你歡聲不斷,談笑風生。廬山天氣涼爽,登山後如入仙境。白天開會,晚上看江西京劇團、採茶劇團等藝術團體的演出,還要組織舞會,跳交際舞。後來,山上突然變得鴉雀無聲,一下子緊張起來、沉悶下來了。當時,姨父還不知道會上發生了所謂「彭德懷向黨猖狂進攻」和「粉碎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只是感到氣氛壓抑、怪異和沉悶。 
  在山下隨船待命的長江航運局副局長兼公安局長鄧少雲,正為姨父帶來了長航的「江峽號」、「江華號」、「江順號」三條客船而煩惱。這三條客船是武漢到上海、到重慶之間的大班船,臨時從客運航班上取消了它們的班次,承擔了運送廬山會議參加者的政治任務。送人上山後,還要拋錨在山下的九江岸邊,等待會議的結束。長江航線上客運任務繁重,三條船不能回到班次上值勤,鄧少雲十分焦急。鄧少雲外號鄧鬍子,是姨父的老上司,在抗日南下支隊時,鄧少雲是保衛部長,姨父是他領導下的特派員。姨父說,鄧鬍子是個幹起工作就會忘記一切的人,在南下支隊時,他給老婆寫情書也是叫秘書代寫的。在廬山,他老問我,客運壓力大呀,叫我們等到啥時候哇?我說,我也答覆不了,我也沒有辦法呀,只有毛主席知道這個會要開到啥時候,我們等吧。 
  會議結束時,中央委員們一改上山時興高采烈的樣子,人人表情凝重。姨父看到,彭德懷元帥是耷拉著腦袋下山的,卻不知道元帥的腦袋為什麼耷拉著。姨父還記得,好像只有廖承志照舊露出一副樂天派的樣子,戴著一頂像運動會上裁判員戴的遮陽帽,肚皮上提溜著兩個裝滿了廬山風景的照相機。其他人都神情肅穆,相互無語,從山上一下來,就匆忙上了鄧鬍子的船,各走各的了。 
  毛主席沒有馬上下山,姨父和「水上衛隊」也奉命隨主席留在山上。廬山上有個小水庫,水有些涼,是死水,但是水很清,周圍環繞著秀麗的翠竹和茂密的樹林。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曾多次到小水庫裡游泳。水庫旁邊的樹枝容易掛傷人,靠岸處發現了水蛇。姨父就讓「水上衛隊」的「八卦陣」把毛主席游水的範圍圈定在水庫中心,游完也不靠岸,就在水庫中心上船。有時要跟著毛主席從山上下來,到九江游水。會議後期,毛主席不再游泳。 而姨父和他的「水上衛隊」是常備不懈的,繼續在毛主席身邊待命。毛主席直到下山,沒有再游泳。 
  [附] 日記一則 
  2002年11月6日 晴 
  昨天,姨父與六姨一起參加了一位老人的遺體告別儀式。姨父回來說,巧了,意外地碰到了當年長江航運局的航運處長,四十多年過去了,可他提起當年給毛主席調船的事情,還記得清清楚楚。因為「江峽號」每次從客輪班次上抽下來執行「專船」任務,都要經過他。他說他最討厭我們,很不客氣地用了「討厭」這個詞。他還說,他的本本上記著我的名字,最怕我找他調船。這次一見面,他就向我訴苦,哎呀,「班船」任務大、壓力大呀,抽走了「江峽號」,漢口到上海之間就少了一個班次的客輪,老百姓要罵娘的呀!姨父還為四十年以前的事情說不完的好話,他說,好同志呀,我也沒有辦法呀。 
  姨父又不出聲地抽煙,藍色的煙縷牽掛著已逝的歲月,沉默了好久,又告訴我,長航那個老資格發了一通四十年前的牢騷,到了上車離去時才給他握了手,和他交換了電話號碼。我聽得出來,那是一個遠去的煩惱,遠去的已經遠去了。   
  4.蒙哥馬利   
  尊敬的朱漢雄同志越來越摸不清毛主席的心思了。 
  1961年9月,毛主席住在風景秀麗的東湖南山甲所,頭一天會見了二戰時期著名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當晚,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在勝利飯店宴請了蒙哥馬利。按照既定日程,蒙哥馬利在武漢的活動到此結束,第二天早晨,他就要乘火車離開武漢到廣州去。他所乘坐的公務車已經掛在列車上,早上7點鐘開車。蒙哥馬利就要上車了。 
  凌晨5點鐘左右,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葉子龍突然給姨父打來電話,要他通知蒙哥馬利不要走,毛主席今天還要見他。姨父趕快打電話到蒙哥馬利居住的勝利飯店,找到了湖北省外辦副主任,讓他將這一變動通知蒙哥馬利;又接著打電話通知火車站,馬上把蒙哥馬利所乘公務車摘下來,不要把它拖走了。 
  蒙哥馬利臨時留下來,與毛主席進行了第二次會見。 
  又讓姨父吃了一驚的是,毛主席在第二次會見結束時,十分愉快地邀請蒙哥馬利跟他一起游長江,眼下就去游。姨父和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想到毛主席會邀請這位英國老頭游長江,儘管他在二戰北非戰役中打得德國元帥隆梅爾丟盔卸甲,儘管他率領英國二十一集團軍成功地實現了諾曼底登陸,但他畢竟比毛主席還要大六歲,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 
  毛主席說游就游。姨父又分秒必爭地把「江峽號」調過來、命令「水上衛隊」開過來,確定游泳水域以及與之相應的碼頭和行走路線,讓所有這些地方的保衛工作立即跟上來。 
  姨父記得,英國老元帥謙虛地對毛主席說,我這次沒有準備,下次再來和你一塊兒游泳。但他也被人群簇擁著,隨同毛主席上了輪船。姨父還記得,蒙哥馬利那天穿了一件很顯眼的大紅襯衣,正如一個早已退役的白鬍子老兵,手撫船欄,面對江水,觀看了毛主席游泳的全過程。 
  我對姨父說,我知道蒙哥馬利是一個脾氣有點古怪的英國老頭。他那次訪問我國也曾到了洛陽。我當時是河南省一家報社的記者,得知蒙哥馬利在洛陽劇院看了著名豫劇演員馬金鳳主演的《穆桂英掛帥》以後,聳了一下肩膀說,戰爭不是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蒙哥馬利被毛主席拉去看游泳有何觀感。姨父只是說他靜靜地迎江風坐著,十分有耐心地一直坐了一個小時。蒙哥馬利是1887年出生的,那一年七十四歲,即使他曾經是游泳健將,大概也不可以輕易接受中國長江的挑戰了。 
  毛主席游水以後,剛剛上船,又表示要親送蒙哥馬利回勝利飯店。這又是一個意外。毛主席從來沒有去到外賓下榻的地方迎送外賓的先例,事前誰都不知道毛主席還要去勝利飯店。勝利飯店在漢口,船要駛向漢口,在哪裡靠船,走哪條路線,事先都沒有安排。毛主席住在武昌東湖南山。毛主席坐的小汽車還停在武昌的江岸上。姨父與謝滋群緊急商量,臨時選定漢口四維路江邊的一個比較偏僻、因而也比較安全的靠船點;又趕緊通知還守在武昌那邊等毛主席上岸的汽車和保衛人員,立即到漢口這邊來。臨時確定的靠船點是一個靠木船的碼頭。「江峽號」就靠在一條裝卸磚頭的大木船上。沒人曉得毛主席會到那裡去,因而那裡最安全,沒有引起驚動。毛主席和蒙哥馬利剛剛下船,汽車也從武昌那邊趕到了這邊。毛主席和蒙哥馬利同坐一輛汽車,直抵勝利飯店。 
  勝利飯店也不知道毛主席會在這個時候親送蒙哥馬利回來。經理、服務員、管電梯的工人都沒有到位,毛主席突然到了。姨父知道五樓有個會客室,陽台上可以眺望長江,一邊讓服務員趕快開門,一邊打開電梯,請毛主席偕蒙哥馬利到了五樓會客室。毛主席和蒙哥馬利在這裡坐下來,寒暄了一番以後,姨父看見毛主席向旁邊一伸手,機要秘書羅光祿就從皮包裡拿出來一件東西,毛主席接過來,送給了蒙哥馬利。蒙哥馬利接過了那件東西,連連稱謝。臨時增加的一次會見到此結束。 
  姨父後來得知,毛主席頭天見了蒙哥馬利以後,當晚書寫了《水調歌頭·游泳》,送給蒙哥馬利的就是他親筆書寫的這一首詞。 
  姨父說,毛主席邀請外國人一起下長江游泳的,只有蒙哥馬利;毛主席親自送外國人到住地的,只有蒙哥馬利;毛主席書寫自己的詩詞送給外國人的,也只有蒙哥馬利。毛主席就這樣讓蒙哥馬利在武漢多呆了一天。毛主席有什麼想法,我們是摸不透的,只能無條件地緊跟。不這樣,還能怎麼樣呢?   
  5.直豎的漩渦(1)   
  「老人家是怎麼想的啊?」 
  每當姨父面對保衛、接待毛主席的光榮任務,這個充滿了崇敬、也充滿了惶惑的疑問就日夜伴隨著他。這是一個永遠的懸念,一個不能破譯的謎語。 
  1958年是我國經濟領域盛行神話中的浪漫主義、表現了空前的藝術想像力的年代。毛主席忽然提出,他要下三峽游水。這比小麥或水稻要畝產萬斤以上更加令人震驚。姨父經三峽護送過班禪、達賴,還護送過周恩來總理過三峽到重慶,又從重慶迎接毛主席經三峽到武漢。他多次通過三峽,知道三峽河道狹窄而險奇,水流湍急而怪異,是萬萬游不得的。 
  但是,一旦毛主席他老人家講了,你又能怎麼辦呢?當初毛主席提出遊長江時,黨中央的二把手劉少奇勸阻不了,試圖以中央常委開會討論的方式進行阻止而使得毛主席發了脾氣,而且,以後的事實證明,毛主席已經在江面比較寬闊、流速卻並不平緩的江水裡「勝似閒庭信步」地多次完成了對長江的征服,那麼,誰又能阻止毛主席以唯他獨有的宏偉氣魄和浪漫情懷實現對三峽天險的征服? 
  姨父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組織人力對三峽天險的險情進行認真調查,要麼用事實糾正自己所謂「三峽游不得」的右傾保守思想,要麼用事實讓毛主席改變念頭。在武漢與重慶之間,他和他的同事們來來回回走了很多趟,還通過長江航運局,在宜昌港等很多地方作了調查。一次次的調查證明,三峽實在游不得。 
  三峽不僅航道彎曲、狹窄,且水流怪異,遍佈險灘。俗話說:「清灘、葉灘不是灘,崆嶺才是鬼門關。」清灘、葉灘水凶浪急,所以岸上都有絞車,白木船、機器船頂水上行都要絞車絞。歷史上只有加拿大造的「荊門號」和「夔門號」輪船馬力大,可以不絞灘。其他船隻到了這裡,既要船上加足馬力,岸上的絞車還要用鋼絲纜繩,好多人「嗨喲,嗨喲」地喊著號子絞船,才能過得去。人到這裡游水,要找到「勝似閒庭信步」的感覺真是比登天還難。崆嶺是從長江南岸伸出來的一個石頭山崖,上面寫著三個字:「對我來。」船到那個地方,千萬不要轉舵,一定對著它來,船到那裡自然拐彎,一轉舵反要撞船。如果到那裡游泳,能夠「對我來」嗎? 
  三峽裡還佈滿了凶險異常、變化無常的漩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不同的危險點,一年四季變化無窮。隨著降雨量的不同、水位高低的不同、流速快慢的不同,漩渦變成了出沒無常的「流竄犯」。因此,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三峽是不可以夜航的,歷史上也沒有給後人留下科學的水文資料。姨父只能從長江航運局找到一本原始資料,是清朝以前的石印版本,除此,再也找不到比較完整的水文資料了。 
  長江從宜昌到萬縣以至到重慶這一段,有一個特別受人尊敬的職務叫「領江」,相當於在對外港口行使國家主權、對外國船隻引進引出的引水員。「領江」出現在三峽的內河航線上,則完全是由於航道、水流的怪異和凶險。「領江」們不是依靠他們對三峽的豪情萬丈的征服,而是依靠他們對三峽的小心翼翼的敬畏,懂得三峽水得罪不得,懂得順著它的壞脾氣引導航船,才成了三峽航道上的權威。比如,宜昌、萬縣之間有一個很出名的「領江」叫楊大興,他上船、下船,都要用滑竿抬著他,他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抽大煙。據說在宜昌、萬縣之間,他在每一個港口上都有一個老婆,走到哪兒,他都有家。解放了好幾年,三峽航行還離不了這個人,還要用滑竿抬著他。開船時,他往駕駛室裡一坐,把那根老長的四川煙袋往窗戶上一靠,駕駛員就連忙給他點火。他磕磕煙袋鍋,就趕快給他裝煙。他抽著旱煙袋,兩眼一眨不眨地盯著前邊的江水,從來不喊「左幾度、右幾度」的口令,而是把手伸出來,大拇指頭蹺起來,向左邊一歪,就是左邊多少度;向右邊一歪,就是右邊多少度。駕駛員自始至終盯著他的手指頭。 
  1954年,姨父作為中南軍政委員會的交際處長,乘船去重慶護送達賴、班禪的時候,楊大興這個瘦老頭就大模大樣、不倫不類地坐在輪船的駕駛室裡,駕駛員還得恭恭敬敬伺候他老先生抽大煙。大膽地想像一下,如果在「江峽號」上或是在「水上衛隊」的小劃子上,坐著一個蹺起大拇指的楊大興,那將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呢? 
  姨父在調查中還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木筏子絞到三峽的漩渦裡,木筏子就出不來了,只能在漩渦裡暈頭轉向地打轉轉,轉著轉著,木筏子就陡地直立起來,半截朝天,半截插在水裡,又轉了幾圈,就哧溜一下子鑽進了江水裡,到了下游很遠的地方才漂了出來。那麼,如果人下水、「水上衛隊」的小劃子下水又會怎麼樣呢? 
  當然,朱漢雄同志不是不可以在三峽裡找到一兩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游水,但是,那就完全違背了毛主席要在三峽裡游水的初衷。 
  事實已經可以得出「三峽游不得」的結論了。姨父沒有到此為止,他又組織人力做了一次特別的試驗,就是借用一根防止船和碼頭碰撞而拴在大船旁邊的木頭,大約四十厘米見方、接近兩米的長度,假定它是一個人,把它丟在看起來還算平靜的江水裡任其漂游,它漂著漂著,竟然也直立起來打轉轉,倏地鑽進了江心。姨父又想起那位警衛隊長沒有親自下水試驗而被毛主席從身邊調走的往事,心想自己少了半截胳膊,就是下水試驗,其試驗結果也是缺乏典型性的,就讓一個身強力壯的科長繫著繩子下水試驗。科長陀螺般地打起了轉轉,就急忙把他拉出來了。   
  5.直豎的漩渦(2)   
  無論怎麼說,也可以得出「三峽游不得」的結論了。但是,姨父和他的同事們仍然不辭辛勞地從萬縣下面的三峽入口處直到宜昌上面的三峽出口處穿梭般往返,分段勘測了三峽在一般情況下的流速、水位、險灘和航道寬窄、沿岸地形、碼頭、村莊和居民點,以及這些地方的社會狀況、敵情狀況,比如「五類分子」狀況,又像設計院搞建築工程設計一樣,繪製出來了二三十張圖紙,每張圖紙都曬制若幹份,集印成冊,一份一份地整理出來,上報省公安廳和省、市領導,並在警衛處留存了資料。 
  姨父最終也沒有像上次那樣斬釘截鐵地作出「游不得」的結論,而試圖讓調查得來的事實本身導致這個結論。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姨父朱漢雄同志作了深入、細緻的調查之後,卻把發言權上繳了。   
  6.關於提供「空中支援」的問題(1)   
  姨父的上級似乎也不敢輕易使用有悖於毛主席意願的發言權,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圖紙,聽了口頭匯報以後,又指派武漢市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謝滋群牽頭,由長江航運局副局長兼公安局長鄧少雲、在中南海工作過的省公安廳副廳長吳國揚和朱漢雄同志參加的考察組,再次考察三峽水流情況。 
  那是一個十分強調主觀能動性、十分重視「人有多大膽」的年代。姨父忽然感到,不應當僅僅向上級強調三峽水流造成的客觀條件上的艱巨性,還必須從水上保衛工作的主觀能動性上動動腦筋。在謝滋群率領考察組就要出發的時候,姨父又絞盡腦汁,鄭重提出,鑒於三峽水流凶險、怪異,水上保衛任務需要空軍部隊的大力配合,充分發揮直升飛機機動靈活,不受制於急流、險灘的優越性,提供空中支援。 
  我沒有笑。我相信姨父朱漢雄同志的建議不是出自他與生俱來的幽默感,而是出自對領袖的熱愛與忠誠。謝滋群十分欣賞這個建議,立即向王任重作了匯報,王任重當即採納了這一具有獨創性和想像力的建議,讓姨父馬上找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協商。 
  劉豐問,你找我幹什麼? 
  姨父講,主席要在三峽裡游泳,三峽兩旁是大山,水又那麼急,保衛工作靠輪船、靠人力是很難辦到的。 
  劉豐說,這的確是個問題。 
  姨父說,能不能出動直升飛機,從空中採取保護措施? 
  劉豐說,怎麼不能?當然可以! 
  姨父說,事不宜遲,三峽考察組明天就要出發。 
  劉豐說,好好好,我馬上落實。 
  劉豐的電話打到了遠在河南安陽的直升飛機團。當日夜晚,直升飛機團團長就乘火車來到了武漢。劉豐親率這位團長參加了考察組。 
  考察組到了宜昌,受到宜昌地委書記、專員的熱情接待,請大家看了漢劇《櫃中緣》。台上調情,往台下拋手絹。姨父發現,面臨重大決策的考察組軍政要員仍然表現了極佳的興致,互開玩笑說,接住呀,快接住呀! 
  接著,謝滋群就帶領考察組,乘坐長江航運局提供的「航川號」「專船」進入三峽,在宜昌和奉節之間往返多次,用目測的方法對三峽水流作「船上觀」。在別人看來,這就等於是遊山玩水。宜昌軍分區一位領導人向省委告了一狀,說這是什麼屁人哪,幹什麼屁事呀,有什麼資格開著一條船在江上跑來跑去,幹麼事呀?這一狀告得考察組頗有些緊張。王任重給考察組撐腰說,不要怕,沒有關係,我給他講一講就是了。 
  考察組安下心來,又出了三峽,到了萬縣。 
  我越來越感到姨父是向我講述一個幽默而荒誕的故事。好像考察組是在心照不宣地考察一個已經有了結論的事情,三峽水流的險惡是明擺著的,考察結論在這次考察以前已經心知肚明,好像只是為了表明這次考察的重要性和嚴肅性,只是為了表現地方和軍隊幹部對領袖的無限忠誠、為了落實領袖意圖而竭盡全力的工作精神,而在延伸著考察的過程,並在營造這個過程中的快樂。 
  在三峽裡走了過場之後,才到了可以宣佈考察任務基本上告一段落的時候,就要往回走了。劉豐卻不願輕易放棄以如此重大的任務為由出來跑一跑的機會,又對謝滋群說,他想到重慶看看。謝欣然同意,又用了一天時間,把「航川號」開到了重慶,受到重慶外事辦公室的熱情接待,從而擴大了考察的內容,看了白公館、渣滓洞,還捎帶著跳了交際舞。四川的同志知道了考察組的任務,就不無嫉妒地喊叫起來,啥子?主席要游三峽?這麼重要的事情為啥不給四川通通氣哩?三峽大半截在四川,我們四川也應該分擔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嘛!姨父說,這個事誰也爭不得,你們請示公安部就是了。 
  在整個考察過程中,好像只有直升飛機團團長表現出憂心忡忡、不堪重負的樣子。就要回去時,他才鼓起勇氣說,直升飛機來三峽執行這樣重大的任務是我們的光榮,但是,從安陽到三峽,距離是很遠的,直升飛機必須有它的落腳點,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從河南安陽起飛再回到安陽加油是不行的。直升飛機保護自身安全的任務也是很艱巨的,三峽從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電纜、電線,這個玩意兒跟直升飛機是互相矛盾的,碰上這個玩意兒是受不了的! 
  姨父不知道考察組怎樣向公安部作了報告,只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大將坐飛機來到了武漢。他說,他還要親自考察一下。但他並未在三峽逗留,只是帶著姨父手下的警衛骨幹和「水上衛隊」的游水能手,坐飛機從天上越過三峽,到了重慶。跟著他飛了一趟的人回來向姨父匯報,一到重慶,羅部長就叫大家跟著他看川劇,是啥子《滾燈》,鑼鼓叮噹響,嗓子嗷嗷叫。我們這些湖北佬什麼也聽不懂,看不出奧妙,又不敢走,只好老老實實地坐著。羅部長在前邊看得哈哈大笑,我們在後邊直打瞌睡。姨父說,你們不會享福哇,跟著羅部長看川劇,是你們的好福氣! 
  姨父不知道羅瑞卿大將是怎樣向毛主席匯報的。緊接著,我國經濟領域空前高漲的浪漫主義精神受到了嚴重挫折,同樣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三峽游水計劃也沒了消息。姨父沒有聽說毛主席再提這件事,也沒有聽說別的人再提這件事。姨父巴不得誰也不要再提這件事。 姨父說,總之,我絞盡了腦汁。   
  6.關於提供「空中支援」的問題(2)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毛主席又一次在武漢暢遊長江。那時,姨父已奉調到了廣州,為了「戰備」的事情出差到了武漢。毛主席住在梅嶺一號,他就住在緊靠梅嶺的南山客舍。毛主席去長江游泳時,他又看到「江峽號」停泊在江面上。陪著毛主席下水的,仍然是他親手創建的那支「水上衛隊」。毛主席身邊的隨員還是他原來熟識的隨員。但他已經不在其位,不能參與其事了。 
  與過去不同的是,那是一次大肆宣揚的游泳。過去,出於保衛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多次在江水中游泳都是極為保密的,是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次,他看到江邊豎起了高大的牌坊,江面上飄著一排排赫然入目的大標語:「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十三年前蛇山發出的歡呼,已經有組織地變成了規模宏大、震耳欲聾的山呼海嘯。次日,全國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在傳揚著同一個「特大喜訊」。毛主席的健身運動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強體健身的意義。 
  姨父說,他遠遠地望著江面,望著奔騰遠去的江水,搞不清這次游泳的背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大河上下歡聲雷動的時候,他已經躲到一邊去了。     
  七 燠熱的羊城   
  1.雞爪子與紅衛兵(1)   
  1964年12月,姨父奉調到了廣州,任中共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任中南旅遊局局長、廣東省外辦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衛和交際、接待工作。 
  1966年,姨父到中南局工作僅一年多,就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頭指向他的第一張大字報赫然貼出來了,是武漢「外事辦」的造反派送到廣州來的,揭發他特別愛啃雞爪子,乃至於搞出過名噪一時的「雞爪宴」。是可忍,孰不可忍? 
  姨父承認,大字報的揭發完全屬實。他說,我愛啃雞爪子是出了名的,武漢那些愛啃雞爪的人都是我的徒弟。1954年萬隆會議以後,周恩來總理邀請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一些國家的朋友到北京聚會,讓我去做接待和安全保衛工作的時候,我在火車上買了你們河南的「道口燒雞」,第一要吃的就是雞爪子,第二要吃的是雞翅膀尖子,第三要吃的是雞頭、雞屁股,我別的都不要。有人笑我,哎,你這個人怎麼光吃別人不吃的東西?我說,那是別人沒有口福,這是我的專利。現在我老了,不吃雞頭了,嫌它吃起來太麻煩,雞屁股也不怎麼吃了,可這雞爪子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姨父想不明白的是,愛啃雞爪子到底是受了哪一個剝削階級的惡劣影響和嚴重腐蝕呢?這跟「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千年大計、跟走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乃至於是不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姨父曾遙問蒼天,愛啃雞爪子的習慣你改得了嗎?姨父自己答道,改不了的呀!這就叫毛病。這就充分說明,我這個人確實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有點小毛病的人,死不改悔地愛啃雞爪子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是,我對黨、對人民還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這是雞爪子和一切別的爪子以及不是爪子的別的什麼東西都改變不了的。 
  姨父追根溯源說,鹵雞爪原來只是四川、廣東的「下里巴人」愛吃的東西,是他兒時在永興場難得享受一次的美味。後來到了武漢,管了那麼多的大酒店、操辦過那麼多的高級宴會,雞爪子卻成了扔到泔水桶裡的廢物。他痛感這是暴殄天物的行為,就動員那位給毛主席做過「武昌魚」的楊純卿,把雞爪子搜集起來,用鹵湯烹製,煮至半爛不爛時住火,其狀如佛手,色似橙橘,食之如孟子捨魚而取之熊掌,細嚼慢咽而餘香滿口,成了下酒、佐餐的佳餚。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漢召開時,中央委員們齊聚武漢,後廚每天都要剩下整筐整桶的雞爪,姨父都讓楊純卿如法炮製了。一天夜晚,中央首長深夜散會。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來到小餐廳吃夜宵,看到姨父正在啃雞爪,也跟著啃了一隻,大聲稱好,就打電話請來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分享鹵雞爪之美味。楊尚昆也咂著嘴連說好吃,又把電話打出去,國家主席劉少奇,副總理賀龍、李先念和公安部長羅瑞卿大將都聞訊而來,在東湖南山甲所的小餐廳裡圍桌而坐,大嚼川味鹵雞爪。大家吃得興起,乾脆丟掉筷子,有說有笑地下手抓起來吃。楊純卿又不失時機地煲出了味極鮮美的雞爪羹,從此,鹵雞爪與雞爪羹相得益彰,就有了名噪一時的「雞爪宴」,而且成了楊純卿大廚師的保留節目。每一次盛大宴會所剩下的下腳料也從而得到了神奇的利用,變成了雅俗共賞、南北統吃、男女同享、老少咸宜的美食。歷史發展到了市場經濟年代,已經其樂無窮地吃出了新的水平,雞爪子已經美其名曰「鳳爪」了。 
  「雞爪子」問題沒有給姨父帶來太大的災難。他分管的安全保衛、行政和接待、旅遊工作,跟那些站崗的、開車的、種花的、做飯的基本群眾關係親密,沒有人利用「雞爪子」抓住他不放。紅衛兵全國大串連時,中南局就讓他分管了南下紅衛兵的接待工作。紅衛兵來廣州串連,要有住的地方,冷了要蓋毯子,寫大字報要用大張的新聞紙,撒傳單、發聲明要用油印機,事事都要找他。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給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紅衛兵又向他要汽車,而且是小轎車,毛主席對此沒有作出過指示,中南局也沒有多餘的小轎車。他就對紅衛兵好話好說,小汽車是首長一人一部,沒有多餘的。紅衛兵就刷地抽出了皮帶。一個大塊頭司機叫王占鰲的上前攔住了紅衛兵,兩手卡腰說,你們要幹什麼?司機是工人階級,紅衛兵自知惹不起,只好收起皮帶,悻悻地走了。 
  接著就發生了中南局內部造反派與紅衛兵裡應外合,衝擊中南局檔案室的造反行動。多虧檔案室的同志事先把檔案轉移到白雲山防空洞的倉庫裡了。確定隱藏檔案的地方、派汽車轉移檔案都是姨父操辦的。中南局造反派在幕後指揮紅衛兵,把他揪上汽車直奔白雲山。快到白雲山的時候,姨父開始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革命小將們哪,你們找到我算是找對了。我是主管旅遊工作的。你們大老遠地來廣州串連,是很不容易的。白雲山風景優美,不可不看。今天,我就給大家當當導遊,看看白雲山的風景,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到過的地方呀! 
  這最後一句話表現了不可抗拒的權威性,誰也不敢說自己不願去毛主席去過的地方。姨父就名正言順地改變了身份,當了紅衛兵的導遊。他叫汽車從哪裡上山,汽車就從哪裡上山;他叫汽車在哪裡拐彎,汽車就在哪裡拐彎。總之是遠遠地避開了隱藏檔案的倉庫,在山上轉了幾圈,遊覽了白雲山莊,觀賞了三疊泉、南天門等好看好玩的地方。姨父說,我這個導遊是當得很賣力的,吹起牛來是天花亂墜的,革命小將們被我吹得是暈暈乎乎的,看風景看得是津津有味的。一群娃娃嘛,小傢伙是鬥不過老傢伙的。注意力轉移過去了,看完了風景,天也晚了,勁兒也沒有了,這才問我,檔案在哪裡呀?我說,你們講啥子檔案喲?我是搞旅遊的,你們找到我,不就是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來看過的南國風光嗎?明天還要看啥子,找我就是囉!   
  1.雞爪子與紅衛兵(2)   
  紅衛兵再也沒有找過他。 
  公佈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規定、矛頭指向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中南局領導層開始受到猛烈的衝擊。姨父雖然是正廳級幹部,但在中南局卻只有「陪斗」的資格。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及其繼任者王任重都先後奉調到中央工作,把命運投進了最高層的政治漩渦,留在中南局挨斗的是書記處常務書記金明和幾個書記。不管是批鬥金明,還是批鬥王德、李一清,姨父都要到場陪鬥。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位置。由於密集的炮火只是轟擊他身邊的目標,無需他的還擊而使他深感寂寞和無所作為。中南局的造反派就十分適時地召開了專門鬥他的批鬥會。開完了批鬥會,把他押下會場的時候,一個造反的「白衣天使」忽地卡著他的脖子一推,把他摔倒在洋灰地上,然後就冷酷而得意地看他怎樣爬起來。他缺了一條胳膊,少了一個支撐,爬起來是不容易的。但他側起身子,用一條胳膊支撐著,奮力爬起來了。他說,洋灰地是很硬的呀,摔得很重很疼。但他不在乎皮肉之苦,也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追究那位「白衣天使」的責任,只是不會忘記他的一雙眼睛,那是他獸性地製造一個禍祟之後,再去欣賞一個肢體殘缺者怎樣從地上爬起來的得意的眼睛。人類不應該生長出這樣的眼睛。   
  2.護送王任重(1)   
  黨內鬥爭越來越令人不可捉摸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南局第一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奉調到了北京,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副組長,緊接著,由於世人難以知曉的上層政治原因,他又被排除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靠邊站」到海南島去了。王任重從海南島回到廣州時,中南局又把保護王任重的任務交給了姨父。 
  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保衛任務。武漢紅衛兵派來了「猛揪王任重代表團」,北京的造反派「井岡山」接踵而至,廣州本地的造反派也蜂擁而起,都把矛頭指向了王任重。王任重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出面接受紅衛兵的批判。姨父隨時跟著他,保護他的安全。一天下午,武漢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團」在越劇院排練場批判王任重,天黑散場時,紅衛兵突然蜂擁而上,把姨父和保衛人員擠到一邊,把王任重拉上一輛中吉普,開車就跑。姨父帶著保衛人員開車急追,追到中山醫學院門診部,又中了紅衛兵的「金蟬脫殼」之計,紅衛兵把他們引上二樓,卻從醫院後門把王任重拉走了。 
  主管豫、鄂、湘、粵、桂五省(自治區)的中南局一號人物被紅衛兵搶走了,下落不明。中南局正急著到處找人,痢疾桿菌又不是時候地在姨父腹內造反,他腹瀉、發燒,躺在家裡起不來了。 
  中南局書記處常務書記金明出面,在中南局傳達室與搶走了王任重的武漢紅衛兵進行了艱巨的談判。一個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裡,擠了一屋子的人,沒有開燈,給談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金明為了避免三個地方的造反派因爭奪王任重發生衝突,就跟武漢紅衛兵達成「君子協定」,武漢紅衛兵把王任重交還給中南局,由中南局派人護送王任重回湖北省委,武漢紅衛兵可派十名代表參加護送。姨父剛剛吃了藥,就被人從床上叫起來,奉命來到進行談判的小屋。金明在門外的黑影裡交代他:「你帶上幾個人、三部汽車,馬上接出王任重,然後用飛機送回武漢,由你接,由你送,要保證任重同志的安全。」 
  姨父帶三部汽車和四名安全保衛人員,由武漢紅衛兵領路,去到他們隱匿王任重的中醫學院學生生活區,接出了王任重。王任重已經吃了安眠藥,又被突然弄醒了,暈頭轉向地走不成路,是被人架到汽車上的。這時,北京來的紅衛兵、廣州本地的造反派都在四處尋找王任重。姨父不敢停留,上了汽車就直奔白雲機場。 
  姨父事先來不及跟民航局聯繫。汽車到了白雲機場門口,他在哨兵亭子裡給廣州民航局副局長高天雄打了電話。高天雄命令哨兵放行,他們才進了白雲機場的飛行員招待所。姨父對高天雄說:「中南局書記處要我送王任重同志回武漢,你現在就派一架飛機,我要馬上送他走。你現在就打電話,讓中南局書記處證實這個事情。」高天雄說:「用不著,我相信你,我現在就給你派專機。」專機機組人員都在各自的家裡睡覺。他當即打了電話,通知機組值班室,機組人員要立即到位;又通知調度室,馬上把機庫裡的飛機拉出來。 
  這時,天將亮了。王任重身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秘書、當過毛澤東「水上衛隊」隊員的曹志勤,還有一名醫生。王任重疲憊不堪,卻又睡不成覺,曹志勤讓他吃了兩次安眠藥,他裹著棉大衣躺在那裡,像一根軟軟的麵條,幾乎完全昏迷了,大家就把他抬到樓上睡覺去了。一同來到機場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團」的十名代表,各自披上了招待所的毯子,也休息去了。與此同時,特效藥已經排除了痢疾桿菌的干擾,姨父開始制訂「應急方案」,以洗雪中了「金蟬脫殼」之計的恥辱。 
  他必須從最壞處著想,如果此次行動洩露了風聲,廣州和北京的造反派來機場搶奪王任重,最快也得一個小時。他問高天雄,準備工作用一個小時行嗎?高天雄說,行。他又問,飛機起飛後的氣候怎麼樣?高天雄說,氣候有問題,長沙、武漢都在下雪,雪一化,跑道上結一層薄冰,降落有困難。他又問,有沒有備用機場?高天雄說,廣州西郊南海縣有一個很小的備用機場;樂昌以北、郴州以南,有一個軍用轟炸機機場。他又問,造反派如要衝進機場搶人,而武漢機場又不適合降落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先把飛機拉起來,到備用機場降落?高天雄說,可以。姨父即向隨他行動的保衛幹部下令,把所有汽車開到招待所門口,統統把車門打開;所有司機都要坐在駕駛席上待命,隨時準備開上停機坪登機。 
  姨父又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值得憂慮的是,十名造反派代表也要一同登機,一路同行。他問高天雄,飛機上天後,萬一有人不規矩,有沒有辦法對付他?高天雄又問機長,機長說,好辦,只要把飛機拉到天上,要是有人不老實,我「嘩」地一下拉上去五百公尺,再「嘩」地一下甩下來五百公尺,三甩兩甩,他就給我規矩了。姨父還不放心,又問自己,如果有人動武,強行要飛機改變航向怎麼辦?他想了一個應對方案,卻必須得到中南局的批准,而中南局書記處的書記們都躲起來了,只有一個可供聯絡的電話號碼。他馬上按照這個號碼打了電話,是中南局常委李爾重接的,姨父向他講了自己的憂慮,李爾重問,你的意思是什麼?姨父說,我們可不可以帶槍?李爾重說,你等一下。停了片刻,再接電話的是金明。金明說,可以帶槍。他又問,准許我帶幾支槍?金明說,由你定。姨父放下電話,就派一名保衛幹部騎摩托車返回機關拿槍。姨父和四名保衛幹部,一人一支「七六五」手槍。當過兵的人有了槍就有了膽。姨父至今還記得四名保衛幹部的名字,其中有中南局保衛處副處長張太倉,有給陶鑄開過汽車的王占鰲。造反派代表正在睡覺的時候,他們把手槍揣到了身上。   
  2.護送王任重(2)   
  姨父在敘述這件往事的時候,常使我感到,他是在敘說一場鄭重其事的遊戲、一場煞有介事的戰爭。姨父剛剛準備就緒,高天雄就跑來告訴他,飛機和機組人員都已到位,為了防止跑道結冰,武漢和長沙機場都有一個營的戰士正在清掃跑道上的積雪。姨父看了看表,時間恰好只用了一個小時。姨父又請高天雄下令,立即把飛機艙門打開,把登機的梯子靠上去,坐等氣候轉好。恰在這時,門衛打來告急電話,廣州造反派手拿木棍、長矛衝擊機場大門,來勢兇猛,眼看攔不住了。姨父馬上讓保衛幹部把王任重從樓上抬下來,又叫醒武漢的造反派代表,急速上了汽車,就向停機坪飛馳而去。廣州造反派高喊口號,衝到飛行員招待所的時候,汽車剛好開到了飛機跟前。姨父最後一個上了飛機,下邊隨即抽了梯子。廣州造反派隨之衝進機場,離飛機不到兩百米的距離。姨父叫機長趕快把飛機拉起來,機長在滑行道上就把飛機拉起來了。廣州造反派眼睜睜地望著飛機騰空而去。姨父說,這些小傢伙還是缺乏經驗哪,他們要是在飛機前邊開過來一部汽車,我們就飛不成了呀! 
  飛機升到了天上,卻還沒有確定是在長沙還是在武漢降落。先讓飛機往北飛著就是了,眼下最要緊的,就是以親切關懷的態度,讓醫生給造反派代表一人發一片預防暈飛機的藥片,眼看著他們一一用溫開水送服到肚子裡以後,他感到動用槍支以及把飛機甩上甩下的應急方案都可以備而不用了,因為防暈藥片的主要功能是讓人睡覺。這是他把槍支揣到懷裡以後又產生的一個靈感。姨父得意地說,造反派吃了藥片就睡,別提睡得有多香多甜多老實了。 
  那是一架名叫「伊爾14」的小專機,有十個座位,前邊有一張床,床對面還有兩個小座位,是首長在飛機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機艙後邊睡得好香好甜的時候,王任重醒來了。他趴在床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給了姨父,讓他想辦法轉交給毛主席。只有一頁紙,沒有折疊,也沒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姨父把信折疊起來,揣起來了。後來,他把這封信交給了中南局第三書記陳郁。他始終想不明白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鬥爭,鬥爭動力和鬥爭對像之間有著一個共同的領袖,雙方都在向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表示他們的忠誠。 
  飛機在天上飛,姨父還在想著地上的事情。到了長沙上空時,地面塔台通知說,武漢氣候好轉,可以在武漢降落。武漢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機場和漢口王家墩的軍用機場,要選擇哪個機場降落呢?按規矩,民航飛機應該降落到武昌南湖機場。但他想,造反派內部肯定通報了王任重就要飛回武漢的消息,造反派勢必擁進南湖機場,降落到那裡要出大麻煩。過了長沙,他就讓機長給漢口王家墩軍用機場塔台聯繫,塔台說可以降落。他又臨時決定,飛機降落到王家墩機場。事實證明,改變機場的決定是必要的、正確的。武漢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來了,武昌城區滿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紅衛兵。南湖機場早已擠滿了人。如果在那裡降落,王任重就會落到造反派手裡,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漢軍區的保護,就會發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羅瑞卿那樣失去控制的慘痛後果。 
  下午一點鐘左右,飛機在王家墩機場悄然降落。機場上一片冷寂,除了調度室以外,什麼人也沒有。飛機上的造反派還在熟睡。 
  在機場等了好久,才來了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和湖北省軍區的首長。他們原要到南湖機場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專機改在王家墩機場降落,才感到這是一個打過仗的人在指揮飛機,立即改變路線,避開人群,從小道上繞到王家墩來了。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打過仗的人就是他們熟識的朱漢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戰任務那樣,向張體學報告:「體學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務到此完成了。」 
  在機艙裡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覺醒來的時候,張體學和韓東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這時是下午三點鐘。從造反派在廣州搶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漢交給張體學,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金明來家裡看望當年臨危受命的朱漢雄同志。姨父忽然產生了寫作衝動,對金明說,你讓我護送王任重的經歷,可以寫十萬字的報告文學呀!金明說,哦,《人民日報》應該給你一個版。   
  3.邂逅綠林好漢   
  姨父從武漢回到廣州不久,五六個大喇叭突然從天上衝著他的耳膜吼叫:「把羅瑞卿、王任重的死黨,大特務、大土匪朱漢雄揪出來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會少於一公里的輻射半徑裡進行了一日數次的狂轟濫炸之後,他就跟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常委們一起,被造反派關押到三寓路的一個「牛棚」裡了。 
  姨父對造反派實行的「群眾專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裡冷眼審視著從天上飛下來的每一頂帽子,感到它們的尺寸跟自己的腦袋都對不上號碼。比如說被打翻在地的羅瑞卿大將,雖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長,但他並不知道高層政治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說他是羅瑞卿的「死黨」,他就說,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於「大特務」這頂帽子,如果僅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別任務」的字面意義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費一些唇舌的是最後一個「大土匪」,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經歷。 
  那是他跟同學們作出結伴到延安去的決定以後,正為湊不起路費,也為不敢把這個決定告訴母親而焦慮時,一個名叫伍明恥的同學也在為籌集路費而發愁。那天下午,他倆來到一條小河旁邊。小河在這裡扭了幾道彎,這個地方就叫「太極圖」。他倆覺得屬於自己的命運好像也陷進了這個「太極圖」裡,就仰臉躺在「太極圖」中的草灘上胡思亂想。伍明恥忽然爬起來說,別發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來說,好,到山上玩去。 
  黃昏時候,他倆走到山下一個破廟裡,忽地從山上下來了一群土匪。土匪頭目就是永興場的人,名叫傅聾子。傅聾子認識伍明恥,並不戒備這兩個小孩子,照舊帶著土匪向山下跑。他倆也稀里糊塗地跟著土匪跑,又暈暈乎乎地回到了永興場。剛剛過了「太極圖」,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亂打槍,一直打到關帝廟——國民黨聯保處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槍和打仗,槍一響,他就怦然心動,熱血沸騰,對土匪說,把槍給我,叫我也放一槍。土匪顧不上搭理他。他又說,你們打槍,為啥不叫我打槍?土匪們照舊不理,卻徑直衝進關帝廟,把聯保處的槍支全部劫走了。 
  烏黑發亮的槍支和「乒乓」的打槍聲,對十六歲的姨父產生了不可抗拒的誘惑。土匪劫來槍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恥也跟著土匪跑,一口氣跑到山頂上。土匪做飯犒勞弟兄,姨父也跟著吃了臘肉。姨父覺得好刺激、好熱鬧、好新鮮呀,說不定好戲還在後頭,說不定還能撈到一桿槍,又跟著土匪鑽進大山,拱到一個草窩裡睡了一夜,又跑到一個荒村裡落腳,夜間卻受到圍剿部隊的突襲,槍打得乒乓直響,子彈貼著頭皮「啾兒啾兒」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圍。天亮時,傅聾子向他倆走過來,給他倆一人塞了一小塊大煙土,說,你們走吧,不要跟著我們跑了。說罷,就率領眾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為時三天的失蹤早已急壞了母親。在他失蹤的第二天,區公所的人就帶著保丁來抓人了,說在土匪攻打關帝廟時看到他跟在土匪後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樣子。他剛到家,母親就趕緊叫他躲到四姑家裡去了。後來,母親看到伍明恥出現在永興場的大街上,以為沒事了,才把他叫回來,卻不知道伍明恥的哥哥是幫會裡的袍哥,區公所不敢惹他。姨父頭天晚上回來,第二天一早就闖進來幾個拿槍帶棒的,把他抓到了劉備廟。 
  劉備廟裡是區公所。在一個像是木頭籠子的卡房裡,姨父被囚了一個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裡,在「劉備」的目光注視下接受審訊。姨父具有遇險不驚的優秀品質,幾乎是饒有興味地供述了跟著土匪看熱鬧的經過,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臘肉。是的,那是一種醃得通明透亮的臘肉,卻隱瞞了大煙土,那將成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費。最大的難題是審問者向他要槍。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來了,你怎麼忘了向傅聾子要槍呢?最好是一支短槍,那麼,他就會懷揣著短槍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區公所怎樣逼他、嚇唬他,他只能繼續供述臘肉的味道。姨父在學校有個外號叫「朱哈兒」,他在大堂上的表現,使區公所認定,他的確是個稀里糊塗、缺了個心眼兒的「朱哈兒」,就向他的母親勒索了三十塊鋼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慶幸的是,正是這次與土匪的邂逅和區公所的抓捕,才使母親橫下一條心說,走吧,孩子,家裡實在呆不住了,遠走高飛吧,娘不留你,娘再給你湊路費。 
  現在,大喇叭的叫喊沒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親——年過古稀的朱奶奶卻受到驚嚇,神經失常了。 
  夜深人靜時,她時常跑出去尋找兒子,在小巷裡喊叫兒子小時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驚全國的「竊聽案」(1)   
  更加嚴重的事情發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廣州警備司令部執法處處長帶著兩名軍人闖進「牛棚」,只對姨父說了一句話:「跟我走!」就把他塞進一輛黑色小汽車裡,拉到了一個戒備森嚴的地方,關押在一個窗戶上釘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層報紙的小房子裡。多年以後,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時曾經被他忽略了的一個細節:警司執法處處長是帶著一副手銬來抓他的,但把手銬拿出來時,卻發現他只有一隻手。執法處處長回去對警備處處長說:「媽的,手銬沒給他銬上,倒是給他當了一回通信員,還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個用來「沖涼」的水桶。廣州天氣燠熱,每個犯人也要有一個水桶「沖涼」。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夠像普通人那樣活著的一個精神寄托。當六姨不知道姨父被關在哪裡因而無法送來一個水桶的時候,看管人員曾讓姨父使用過別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寫著「曉菲」兩個字,心中便怦然一動,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卻想不起曉菲是誰。後來,他偶然看到了跟他關在一個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漢市委書記李爾重,才認定那是李爾重帶來的他妻子宋曉菲的水桶。李爾重的妻子就在這個水桶上無言地伴著李爾重失去自由的歲月。 
  姨父認出,警備司令部關押他的地方原是廣東省委副書記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經被造反派的「鐵掃帚」掃出家門了。看管人員在關押姨父的屋門上鑽了幾個洞眼,洞眼上方貼著紙條。看管人員可以隨時把紙條掀起來向室內窺視,監督他的行動,然後把紙條拉下來封住洞眼,使他無法從洞眼裡得到光明。姨父知道這是監獄對重犯人採取的監視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問題升級了。這是由他生長其中、他十分熱愛的人民軍隊對他實行的專政。 
  即使面對著「同志們的帶槍的專政」,姨父的詞典裡仍然找不到「恐懼」、「迷茫」這樣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負重」這樣的成語。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姨父發表如下之「聲明」: 
  我這一輩子呀,蔣介石的米一粒沒吃過,日本人的水一口沒喝過,舊社會的事情一天沒幹過,從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國解放,一天也沒離開過部隊,我怕麼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開我祖宗三代的祖墳,用考古的辦法去考察吧,放大鏡、顯微鏡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塊骨頭上有政治問題,我給你發獎章。這是第一。第二,全國解放後,我曾多次為毛主席做安全保衛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萬個放心。不管你們給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駭人的帽子,最後也會像「搶救」運動那樣,給我一個實事求是的結論。我怕個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規性思維已經不能解釋他面臨的危難了。專案組對他的審查跟蔣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墳都毫無關係,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十二分努力地「為毛主席做安全保衛工作」而招致的禍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揭發出來一個「在毛主席身邊安裝竊聽器」、「大搞特務活動」的驚天大案。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成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的「元兇」。姨父朱漢雄同志正是以參與「竊聽案」的「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獄的。他壓根兒沒有意識到自己會跟楊尚昆一起,牽連到這個驚天大案裡,照舊表現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姿態,十分天真地接受了專案組的審訊。 
  你在武漢市公安局的時候,局裡有沒有錄音機?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級的錄音機。 
  你用沒用過這個錄音機? 
  我沒得用它的權力。那是偵察部門專用的偵察器材,偵察部門使用這個東西也要報經市委政法書記兼公安局局長謝滋群批准。我這個公安局副局長兼警衛處長是調不動那個東西的。 
  毛主席到武漢去的時候,你用沒用過這個錄音機? 
  用過, 不止一次地用過。 
  你是怎麼用的? 
  毛主席的隨員要給毛主席播放相聲、京劇錄音,他們只帶來了錄音帶,要用我們的錄音機播放錄音。這也要經過謝滋群的批准,才能從偵察部門把錄音機調出來。 
  有個錄音員叫小劉的,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是工作關係。他是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的部下,我們積極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麼,你好好說說,你是怎樣積極配合的? 
  他是錄音員,自然是配合錄音的事情,比如說,他錄音的時候需要連接電線,我就叫電工給他連線,保證錄音的需要。我們一切聽使喚。他需要我們幹什麼事情,我們就全力幹好什麼事情。 
  好了,這下子就跟「竊聽案」牽連上了。 
  但他接受審訊時,不僅沒有搞清楚自己已經陷入了「竊聽案」,甚至認為,自己對毛主席談話錄音的配合工作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而又向辦案人員作了重要補充。 
  他說,我們為毛主席修建梅嶺一號時,我跟警衛科科長申興國商量了一下,覺得給毛主席錄音時不能老是臨時扯電線哪,電線繞來繞去地絆腳,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個主意,在客廳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條錄音線路,還有一個可以放置錄音麥克的凹槽,蓋上一塊木板;又考慮到毛主席有時不在客廳裡開會,如果人數不多,就在臥室裡開會。毛主席的臥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數不多的會議是坐得下的。我們兩個一商量,除了會客室、客廳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臥室的地毯下邊也設置了一條錄音線路,連接到梅嶺一號電閘服務員的地方,以便在這個地方錄音。   
  4.震驚全國的「竊聽案」(2)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補充,專案組立即活躍起來。 
  你向省委、市委領導匯報過嗎? 
  沒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個線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來了。 
  後來,你是怎樣使用這個錄音線路的? 
  後來,聽說不用錄音了,我就沒有再過問此事。總之,錄不錄音、用不用得著這個線路,要由毛主席帶來的機要人員決定。 
  多年以後,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麼積極主動、不遺餘力地提供了自己參加「竊聽案」的確鑿證據。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就是「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的「竊聽案」,因為錄音員是毛主席從中央帶來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進來的;錄音又是毫無遮攔地在毛主席面前進行的。這需要多麼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會把它變成一個「竊聽案」啊! 
  姨父缺乏這樣的想像力。在翻來覆去的審訊中,先後給他換了六個關押的地方,一個比一個戒備森嚴,他卻照舊地「不以為然」。其中的一個關押地是廣湛公路旁邊的上元崗靶場。偌大的靶場,空空洞洞的營房,卻只關了他一個人,且有兩個哨兵一前一後地看著他。門前一桿槍, 是哨兵的手槍;後窗上一桿槍,是哨兵的半自動步槍。周圍的狼狗「嗷嗷」亂叫。蚊帳上還吊著一個二百支光的大燈泡,天一黑就對他開始了粵式「燒烤」。 
  上元崗靶場也是槍斃人的刑場。上廁所要走十幾米的路,押送他的哨兵就把他當成了練習槍斃人的活靶子,一邊走,一邊瞄著他的後腦勺打空槍,接連不斷地拉一下槍栓,再「啪」地扣一下扳機。姨父說,他的頭皮竟然沒有緊一下,脖子也沒有縮一下,眼珠也沒有勾回去瞥一下。他只是產生了一個疑問,這是哪個當官的帶出來的兵啊,這是哪一家的《步兵操典》哪?把槍口戳到頭皮上放槍肯定無疑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可這樣的神槍手算個什麼玩意兒呢?你把槍啊、刀啊,長的、短的,真槍實彈全都拿出來,這一套對我朱漢雄不起作用。他還說,「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帶著中南局機關民兵來這個打靶場打靶。民兵打天上的氣球,槍槍落空。他說,我來試試看,就把槍體支在殘臂上,一槍就把氣球打爆了。瞧瞧,那才叫本領!     
  八 粵北監獄   
  1.大牆裡的「呱嗒板兒」   
  當姨父十分充分地向專案組提供了自己參與錄音工作的證據之後,警備司令部的一個排長帶著一個班的士兵把他押上卡車,送進了廣州到從化路旁的一座軍營。在這裡,他看見了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金明、李一清、王德,常委李爾重,中央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等一大批久違的高級官員,他們都服服帖帖地成了軍營裡的囚徒。 
  姨父與中南局和廣東省高級官員一起,又被押送到一個軍用火車站,上車北行,經韶關,到樂昌,又被押上一輛卡車東去,進入一座荒無人煙的大山,山坡上有一座監獄。這裡沒有地名,因地處廣東北部,山那邊就是湖南郴州地界,所以叫它「粵北監獄」。原來關在這裡的重要案犯都已轉移出去,以常務書記金明為首的一批中南局常委和他們主管安全保衛工作的辦公廳副主任朱漢雄同志,如同一群馴順的羔羊被趕進了這座監獄。 
  姨父說,可苦了李爾重了!汽車剛剛離開樂昌,他就要求汽車停一下,他要下去拉肚子。押送人員不答應,他只好咬牙忍著。但他實在忍不住了,再次要求停一下,再次挨了熊。李爾重再次咬緊了牙關。可以想像一下,我們的李爾重同志是以多麼驚人的革命意志控制著腹中一陣高過一陣的純屬生理學上的衝動啊!一走進監獄的高牆,他就像終於得救了一樣,箭也似的奔向了廁所。 
  姨父是抱著「賓至如歸」的心情在粵北監獄裡安頓下來的。根據他的觀察,這裡無疑是一個關押重大案犯的監獄。四面高牆和高牆上的電網鐵桶般地包圍著一個四方院子,東南、西北兩個對角上還有兩個碉堡。碉堡的門開在監獄外面,向著監獄的一面是黑洞洞的射擊孔。 
  隔不了幾天,專案組都要讓他匯報一次思想。 
  第一次,問他,怎麼樣,有什麼想法? 
  姨父說,我心裡涼了半截。 
  怎麼涼了半截? 
  高牆深居,鐵門鋃鐺呀! 
  第二次,他又說,我真是不勝榮幸之至! 
  怎麼又「榮幸」起來了? 
  我跟中南局的書記、常委一般高嘍! 
  怎麼叫「一般高」? 
  他們都是中南局住一棟小樓的人,我這個官是最小的, 一開會,我是替他們管吃管住管汽車管保衛的人。現在他們住一間,我也住一間,都是倒鎖門,一樣的電網、炮樓侍候,這不是一般高了嗎? 
  又一次,他說,很好,我在欣賞「呱嗒板兒」呀! 
  什麼「呱嗒板兒」? 
  屋頂上的瓦片是擺上去的,沒有抹石灰,風一刮,瓦片會動。風從屋頂上吹下來,瓦片就從上到下,有次序、有節奏、有輕有重地「啪啪噠噠」響起來,像呱嗒板兒打蓮花落一樣,好聽得很哩!接下來,就要「天女散花」了。 
  什麼是「天女散花」? 
  「天女」從瓦縫裡鑽進來,就滿屋子飄起雪花了。 
  姨父為我加註解說,廣東只有粵北下雪,沒火烤,冷死人嘍!我好不容易撿到了一個輸液用的玻璃瓶,它有個傑出的橡皮塞子,到晚上,把開水灌到瓶子裡滴水不漏,放在被窩裡暖腳,好幸福啊! 
  姨父又說,也有「幸福」不起來的時候。比如我要上廁所,連喊三個「報告」,他不搭理你。你肚子裡「內急」呀,你不能蹦,也不能跳,硬憋著。房間裡只有一個暖水瓶、一個痰盂,實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到痰盂裡。最糟糕的是,有時還要把大便拉到痰盂裡。 
  到粵北監獄以前,對姨父的審查已經基本結束。到粵北監獄以後,只是要他把多次寫過的「坦白交代」再順一順、理一理,集其大成,從頭到尾地抄一遍。姨父雖然借此機會練習了硬筆書法,且已達到了筆舞龍蛇、力透紙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皺起眉頭的時候。專案組的人神經緊張,以為這是他有可能「自絕於人民」的徵兆。姨父就向他們吹牛說,自尋短見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們絕對地看不住。辦案人員急問,你打算怎麼個自尋短見?姨父說,莫著急嘛,以後你到我家裡做客,我請你喝著酒、吃著餃子,再表演給你看。 
  姨父又為我加註解說,我才不自殺哩,我怕個「麼羅兒」呀?我沒偷沒搶,我對領袖、對同志、對世人、對家人沒有幹過見不得人的事。麼樣的「竊聽器」呀,那是個十分正當、十分好用的錄音裝置,是中央工作人員在毛主席和中央領導面前使用的高科技產品。因此,他有權力想像,總有那麼一天,會像延安時代的「搶救」運動那樣,馬隊從延河灘上奔馳而來,毛主席出現在大禮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漢雄同志在內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脫帽賠禮說,對不起,搞錯了。 
  在鐵窗裡,他從沒懷疑過這一天的到來。   
  2.鐵窗內外好風光(1)   
  姨父最喜歡到監外的大山上勞動,雖然尾隨著監獄管理人員,不可以互相講話,但他可以活動一下腿腳,等於到山上「放風」。種地、鏟草,他一隻手幹不了,但可以澆地、積肥。他東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風景,還可以聽到山上老鄉的精彩對話。比如老鄉甲說,《羊城暗哨》裡那個女特務原來也是押在這裡的呀!老鄉乙說,是啊,她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老鄉甲說,她比這批犯人年輕,有兩條烏黑油亮的大辮子。老鄉乙說,聽說,就是這批高級犯人把她抓起來,押到這裡的。現在,他們怎麼也叫押到這裡來了?老鄉甲說,亂套了,說不清楚了,等等。 
  姨父又到了幽默不起來的時候,他正為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同志感到難過。他說,區夢覺是我們黨的老資格婦女幹部呀,是「七大」的中央委員。她年紀大,個子小,又是高度近視,到山上勞動時,哪是該拔的草,哪是不該拔的苗,她都看不清。但她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講究政策觀念,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就只好把腰深深地彎下去,幾乎把鼻子伸到地上。嘿,她是很注意區分兩類矛盾的! 
  高級犯人之一的中南局金明書記正從事著對於自然界的發現。在野山上的荒草叢中,他看到了這裡一棵、那裡一簇的野茶樹露出了嫩尖、長出了嫩葉。他眼睛一亮,就重新肩負起「書記掛帥」的重任,當監獄管理人員在遠處站著的時候,他就偷偷摸摸地湊過來說,同志們呀,把這嫩葉、嫩尖採回去,把它曬乾,我們就有好茶喝了。高級犯人們都打過游擊,便採取「短促出擊」戰術,暗地裡溜過去,眼疾手快地掐下幾片嫩葉,神不知鬼不覺地塞到口袋裡。姨父回到了班房,就用寫「罪行材料」的稿紙墊著採來的茶葉,放在窗台上曬夠了太陽,開水一沖,就把鼻子湊上去,哎呀,好醇好香的野山茶呀!西湖龍井、碧螺春統統地靠邊站吧,誰也比不上這麼好的野山茶! 
  姨父決計擴大他的勞動成果,看中了鐵窗之下的一塊不到兩平方米的空地,得到看管人員批准後,就以決不亞於開墾南泥灣的熱情,開始了對自然界的索取。他一隻手不能用鐵掀,只能用一個小鏟子挖地,挖不動的時候,中南局常委王德就來給他幫工,在他的「南泥灣」種上了兩棵辣椒、兩棵西紅柿、兩棵煙葉。都是兩棵,好事成雙。沒有肥料,就在去監外勞動時撿回來一些干牛糞。山上農民說,牛糞干了以後是沒有肥效的呀。姨父又把帶牛尿的牛糞拿回來當了寶貝。姨父說,哎呀,我的莊稼長得那個好哇,辣椒是青的,西紅柿是紅的,煙葉綠綠、厚厚的,葉子是寶塔形的。到了享受勞動果實的時候,糟了,辣椒是辣死人的辣,煙葉是苦死人的苦,西紅柿是酸死人的酸哪!姨父種出了一個猜不透的寓言:付出高昂的熱情,收穫苦、辣、酸的人生滋味。如同他搞不明白政治領域的動機與後果的關係一樣,說不清這是植物栽培學上的理論失誤,還是土壤、肥料、氣候的問題。 
  在怎樣對付蚊子的問題上,姨父卻取得了出奇制勝的戰果。姨父說,廣東的蚊子最厲害呀,關我的地方雖然有蚊帳,蚊帳上卻出現了好幾個窟窿,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咬得我毫無辦法。怎麼才能「禦敵於國門之外」呢?我想到了膏藥。我腰疼、腿疼,都要用止疼膏藥,就是那種七八公分長、三四公分寬、上邊有一層玻璃紙的麝香虎骨追風膏,紙一撕,哪裡疼就貼到哪裡。噯!我發現這玩意兒大有用處,用完了的膏藥不能丟,再把它貼在蚊帳窟窿上,裡邊一張、外邊一張,臉對臉地粘在一起,不用針,不用線,就把大大小小的窟窿一個個地補起來了,OK!絕對的銅牆鐵壁。這一個「OK」是姨父當時叫不出口、後來才融入四川口音的外來語。專案組的人目睹了他給蚊帳貼膏藥的絕活,偷偷地掩嘴而笑。他在心裡說,你笑個啥子嘛,你只知道看管老子,卻不替老子管好蚊子,我不給蚊帳貼膏藥怎麼辦哪!姨父很欣賞自己的發明。那橫著貼、豎著貼、歪著貼、斜著貼的膏藥,呈幾何圖形點綴在輕紗帳上,表現出抽像派藝術的某些特質,散發出無可置疑的麝香之芬芳。 
  兩年過去了,姨父仍在等待毛主席出現在延安大禮堂的歷史鏡頭的重現。但他需要耐心,需要找到一件事情來幫他消磨越來越變得凝滯、沉重的光陰,於是他盯上了一件破爛的銀灰色中山裝。那是他在武漢做交際工作時穿的衣服,他從武漢穿到廣州,又穿到粵北監獄,十多年了,越穿越舊,越穿越薄、越穿越涼快、越穿越對其感情深厚了。領子全爛了,袖筒也糟了,後背上開了花,只有正面還好。他捨不得丟掉這件衣服,因為衣服伴隨著他十多年的歷史。姨父決定用他僅有的一隻手補綴殘破的歷史。他找到另一件破衣服,取其可用的地方,比著領子裁領子,比著袖子裁袖子,東拼西湊地對上去,大小形狀一模一樣,絕對的高標準。 
  我問,一隻手怎樣穿針引線? 
  姨父說,要麼把針插在左邊的袖子上,讓它豎在袖子上;要麼把膝蓋拱起,把針插在褲腿的膝蓋上,讓它豎在膝蓋上,一隻手就可以把線穿過針眼。我用過的每根線都在針眼裡暢通無阻。 
  我又問,衣服軟攤在那裡,一隻手怎樣運針走線? 
  姨父說,我用兩條腿的膝蓋把衣服繃起來就是了,兩個膝蓋當「繃子」,就是繡花也是可以的。我還補過褲子,用膝蓋把褲子繃起來,補了兩個屁股蛋子。   
  2.鐵窗內外好風光(2)   
  一個親眼看到姨父坐在鐵窗下縫補衣服的人,說他看到了自信,好像姨父正在向世人證明,針線活本來就是一隻手的工作,人類膝蓋骨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做「繃子」。專案組組長說,誰也不會想到這是男人做的針線活,更不會想到做活的只有一隻手,針腳比女人做的還細還勻。 
  後來,姨父的單人囚室裡增添了一位老人。囚室裡不准講話,姨父只能看到他寫得一手好字,又寫得快,只聽見「嚓啦嚓啦」地響,要不了幾分鐘,就寫完了一頁稿紙,只一天就把一本稿紙給「嚓啦」光了,就這樣一本一本地「嚓啦」下去,好像有交代不完的問題。老人的卓越表現令姨父羨慕不已,嘿,這個老夥計真行,哪有那麼多的事寫呀,比我強多了,說不定是個屢經考驗的老「運動員」。時間長了,哨兵一轉臉,姨父跟他偷偷說話,才知道他姓吳,福建安溪縣人,是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中共地下黨員,曾在國民黨將領張發奎部當過軍法處處長,保護了好多共產黨員,可他一輩子也說不清楚他在軍法處是否錯殺過人,因此,就有了「嚓啦」不完的材料。姨父看到他的衣服爛得不能再穿了,就把他的兩套破衣服剪剪湊湊,合併成一套煥然一新的中山裝。吳老先生感激莫名,兩個人遂結「鐵窗之交」。 
  吳老對姨父的回報方式是講故事,當然是在哨兵轉來轉去的空隙中開講的。吳老端起一茶缸「野山茶」說,你知道嗎?福建最有名的茶叫「大紅袍」,它為什麼叫「大紅袍」哩?我給你講啊,這種茶樹長得很高,人爬不上去,采不下來,就想辦法叫猴子上樹採茶。猴子不情願給你採呀,人就培養猴子吸大煙,猴子有了大煙癮,到了採茶季節,先不給猴子大煙抽,等猴子打哈欠、流鼻涕、發了煙癮,才叫它抽大煙。等它大煙癮過足了,再給它穿上耀眼的大紅袍,一敲鑼打鼓,猴子就興奮起來了,勁兒也上來了,就呼嚕呼嚕爬到樹頂上采起茶葉來了。這樣采的茶葉就叫「大紅袍」。請問,你喝過「大紅袍」嗎? 
  我不知道姨父是否喝過「大紅袍」,我總是想起猴子變成人數百萬年以後,中共中南局書記處常務書記和他的同志們偷採野山茶的樣子,便從一個純屬知識性、娛樂性的故事中聽到了蒼涼。 
  吳老先生大概是一位美食家,他還給姨父講了很多與吃有關的故事。他說他的老伴是北京人,做得一手好菜,並一一說明各種菜餚的烹調方法和風味特點,並熱情相邀說,你有空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叫我老婆給你燒菜,哎呀,她燒的紅燒肉真是好吃極了。直說得兩個人垂涎欲滴,然後就到了監獄裡開飯的時候。 
  姨父後來得知,吳老是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就住在他對面一座兩層小樓裡。吳老出獄後,不知道喝沒喝上「大紅袍」,他出獄不久,就因年邁體衰,猝然離開了人世。 
  姨父還在等待著延河灘上奔馳而來的馬群。   
  3.噙著淚水的眼睛(1)   
  延河灘上的馬群沒有出現。 
  姨父卻在1971年9月23日獲釋出獄了。專案組沒有對他宣佈審查結論,沒有發給他「獲釋證明」,沒有給他任何「說法」,只有穿軍裝的專案組組長帶著一個穿便衣的人,把他送到了位於連山縣上草村的中南局「五七干校」。從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到獲釋出獄,加上「牛棚」裡的「群眾專政」,姨父度過了三年半失去自由的歲月,終於恢復了不明不白的自由。 
  姨父到「五七干校」時,干校正在「批陳整風」,他卻一臉迷惑地打聽,「批陳」是批哪個「陳」呀?跟他住在一個房間裡的保衛科長大為驚訝,怎麼,這麼大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報紙?姨父說,監獄裡沒有報紙看。保衛科長說,你不聽廣播?姨父說,監獄裡沒有廣播聽。保衛科長說,「批陳」批的是陳伯達呀!姨父大為吃驚。接著,姨父又十二分驚駭地聽到有人在議論,就在他出獄前十天,已經寫入黨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永遠健康」的林彪副統帥叛國外逃,摔死在溫都爾汗了。看來,監獄外面的生活仍然是波譎雲詭,「文化大革命」越「革」越複雜,越「革」越叫人驚心動魄了。 
  出獄後二十天,是姨父五十歲生日。他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卻感到心神不定、神志恍惚,好像他已經習慣了在獄中欣賞「呱嗒板兒」的生活,到了大牆之外的世界,反而變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樣享受沒有結論、沒有安寧的自由了。 
  出獄四個月,到了1972年春節,「五七干校」放了年假,他才回到了廣州家中。家已變得不可辨認。六姨在郊區「五七干校」沒有回來,老母親已被送回四川老家,大女兒遠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接受「再教育」。原住房中的兩間房加上一個廳,已經被別人搶佔,只剩下一間房,住著沒人照管的兩個年幼的女兒。姨父從來不屑於表現個人痛苦,但他談到這一次回家卻淒然含悲說,兩個女兒買了一塊肉,忙著給我做飯吃。毛妹才十歲,切肉時夠不著案板,就搬個小凳子,顫顫巍巍地站到小凳子上切肉,又怕刀切住指頭,就用雙手把刀舉起來,一下一下地為老爸剁肉。我看了好心酸。六姨終於從干校回來了。四年來的第一次團圓籠罩著沉重的陰影。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奶奶。 
  1972年6月,姨父請假回老家看望母親。 
  姨父的母親是一位性格剛強的老人。1939年農曆正月初八,剛剛過了十七歲生日的姨父悄然離開家鄉、秘密投奔延安的時候,母親沒有哭泣。十五個年頭以後的1953年,當姨父第一次帶著六姨回家探望母親時,母親也沒有掉淚。六姨回憶說,她沒有想到母親見了久別的兒子會那樣鎮定。那時她正從田里回來,姨父迎著她叫了一聲:「娘!」她愣怔了一下,定定地望著他,好一會兒,才認出這個空了半截袖子的人是她的兒子,就喊了一聲:「啊,是大增啊!」又望著兒媳婦點一下頭,說了一聲:「哦!」就回轉身,去菜地裡摘了幾把青菜,說:「回家去!」好像她從來沒有懷疑過兒子能回來,也從來沒有指望過兒子能「囫圇個兒」地回來。在以後的日子裡,她也沒有問一聲:「增子,我給你的那一截胳膊你丟到哪兒去了?」 
  六姨一見到婆母娘就看到了「封建」,因為婆母娘對她和她懷中的孫女只是定睛看了一眼,發出一聲「哦」的感歎。六姨甚至記得,婆母娘下廚做了一隻雞,那是姨父的大姑從婆家回來的時候,婆母娘夾起一隻雞腿,從她的面前伸過去,送到了大姑的碗裡。聰明的大姑又急忙夾起另一隻雞腿,送到了侄兒媳婦的碗裡。微妙的跡象傳遞著姨父家中的婦女解放事業有待推進的信息。 
  令姨父和六姨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永興場鄉親對他們表現出來的興趣和好奇經久不衰。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要跟隨著成群結隊的鄉親,看哪,朱大增回來了,帶著城裡的漂亮太太回來了。晚上,六姨在破木桌的四個角上點了四支蠟燭。鄉親們又圍上來,湊近了蠟燭看她,好像是觀看朱家老二從戰場上帶回來的一個女俘。睡覺時,床邊也擠滿了人,眼巴巴地望著。六姨喂女兒吃藥,有人就從床邊把手伸過來說,給我一點藥吃吧,給我的孩子一點藥吃吧。姨父和六姨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了。姨父發現了自己的尷尬,鄉親們在羨慕朱大增的革命成功了,貧困卻仍在損害著鄉親們做人的尊嚴。 
  1955年春天,朱奶奶從家鄉來到了武漢。 
  姨父是孝子,他是請母親來武漢享清福的。六姨雖然接連生下了兩個女兒,卻都由保姆照看,用不著奶奶操勞費神。朱奶奶時年五十九歲,到了可以適當地享一點清福的時候。 
  「增子,」朱奶奶問兒子,「你還記不記得你要給我買酒喝?」 
  姨父沒有忘記,他小時候看到富裕人家有酒喝,自己家裡沒酒喝,心中不平,就拍著胸脯說:「娘,等我長大了,我給你買酒喝。」 
  朱奶奶果然喝上了兒子供奉的好酒,而且學會了吃滷肉。六姨說,她上班以後,奶奶去街上買菜,總要捎帶著買些滷肉,反正錢是她管著的,用荷葉一包,帶回家來,等到十點鐘,孫女兒去上幼兒園了,奶奶就獨自坐在那裡喝酒吃肉。姨父從來沒有斷過母親的酒,一罈子、一罈子地給她買,還怕她喝了湖北酒不服水土,要買四川酒。   
  3.噙著淚水的眼睛(2)   
  姨父說,對,是四川包谷酒,從萬縣帶下來的。 
  六姨說,少喝一點酒我不反對,活血嘛!可他媽媽天天喝,他娘兒倆還要對著喝。只要他一回家,就說,喝吧?好,喝!這就喝上了。兒子也真是個好兒子! 
  姨父說,農村的農民啊,她熬寡多年才熬成婆婆嘛! 
  朱奶奶從來沒有想過世上的女人也能掙工資,對她的兒媳婦也能掙工資,也是「捧公家飯碗」的「公家人」這一奇特現象迷惑不解,卻對兒媳婦藏著一個「小金庫」深信不疑。她採取的對策就是我不讓你吃飽,你靠「小金庫」吃去。每天早上,朱奶奶只用兩分錢給兒媳婦買一個饅頭。大家就看見孟敏同志一隻手推著單車,一隻手舉著一個小饅頭,就這麼走著吃著。家裡的保姆看不慣,說,奶奶,你管的錢裡邊也有你媳婦掙的錢,你媳婦也是有工資的,你不能光叫她吃那個東西,沒有營養嘛!朱奶奶扭過臉不搭話。保姆又說,你看她昨天一回來,寫材料寫了一夜,床邊都不挨,一早擦把臉,又騎著車子走了,你怎麼不多給她買個饅頭?朱奶奶照舊扭著臉不搭話。保姆說,奶奶,你要是把她的身體搞壞了,就沒人照管你的兒子了。奶奶忽地跑進廚房拿了一把刀,往保姆面前一摔,說,你殺了我!保姆嚇得一跳,急忙跑出去,給六姨打了個電話,就告辭回家了。 
  保姆是武漢本地人。六姨和姨父急忙跑到她家裡賠禮道歉。保姆心驚肉跳著,口口聲聲叫著孟同志,說她再也不敢回去了。 
  姨父從來不說母親一句不好。他知道母親二十六歲守寡、把三個孩子拉扯大的艱難,知道他投奔延安給母親帶來的磨難,沒有異樣的剛強,怎撐得孤兒寡母的門面?所以他總是兩邊討好,在給母親過生日時說,孟敏要給你過生日呀!六姨過生日時,又對六姨說,母親要給你過生日呀! 
  我不知道六姨後來是怎樣瓦解了「婆母娘」的專政,只是聽說她採取和平過渡的改良主義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朱奶奶終於接受了女人也能掙工資、成為「公家人」的驚人事實,認可了她的兒媳婦也居然可以當上秘書科長的奇特現象,家庭裡出現了婆媳團結、共商家事的大好局面。但是,自從大喇叭開始了對姨父指名道姓的狂轟濫炸,朱奶奶就突然間神經失常了。六姨要到鄉下「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的時候,只好讓姨父的哥哥把朱奶奶接到了四川老家。 
  在老家,朱奶奶時常驚恐地喊叫:「你們幫我找哇,漢雄的大腿在糞坑裡面呀!」 豬圈裡有個漚糞的大坑,她能成天拿著一根竹竿在糞坑裡攪著,喊叫姨父的大哥:「快來幫我找哇,漢雄的屍首在豬圈裡面!」 
  當兒子突然出現在母親面前時,母親呆住了,她又驚又疑地凝視著兒子,眼睛裡有火花一閃,身體就隨之癱軟下來,站也站不住了,話也說不清楚了。姨父在家鄉的日子裡,母親整天倒在床上,眼睛一刻不離地望著兒子。姨父坐在床邊,無言地守護著母親。母親已經聽不懂兒子對她說什麼,只是寧靜地、心滿意足地望著兒子,輕輕嚅動著嘴唇,發出含混而柔和的聲音。姨父聽不懂母親說什麼,但能看到母親眼裡噙著喜悅的淚花,無聲地凝視著他,猶如五十年前凝視著襁褓中的一個嬰兒。 
  姨父離開家鄉才十天,母親就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姨父從家鄉返回廣州時途經武漢,如同一個從陰間回到陽間的幽靈在街頭遊蕩。有人騎著腳踏車從他面前越過,又慌忙下車,拐回來,暗中跟著他走,偏著腦袋看他,忽然驚奇地問,你是不是朱漢雄?姨父認出他是武漢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市長、民主人士孫耀華,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向白石老人求畫的人。他回話說,我就是朱漢雄。孫耀華又驚又喜地說,哎呀,你沒有死呀! 
  在武漢的老同事找了一部小汽車,送他去湖北省委看朋友。汽車走到車站路,一位女交警手裡拿著紅一節、白一節的「交警棍」,正站在警亭上指揮交通。汽車離她十米左右時,她突然把棍子朝天上一豎,發出了緊急停車令。司機嚇了一跳,急忙剎車。女交警從警亭上跳下來,跑到車跟前說:「你不是朱局長嗎?」姨父說:「你是小駱。」他記得,小駱是武漢市的交警模範。小駱說:「都說你死了,你還活著呀!」過往車輛很多,她不能多說話,又跑到崗位上,一揮「交警棍」說:「好好活著!」 
  原來,朱漢雄慘死於牢獄之災的傳說登在小報上,在武漢流傳甚廣。現在又紛紛傳告,呀,他命大,又活著回到武漢了。姨父與老朋友相聚時,總有恍若隔世之感,且心存疑慮。因為他沒有「審查結論」,他的出獄乃至於他的「死而復生」都缺少了正式文件的確認,像一個從獄中脫逃的孤魂野鬼,沒有人間的通行證。 
  每逢到了武漢,他都會想起他跟這裡的同事在陸地上和江水中,嘔心瀝血地為領袖服務的歲月。而眼下,他還必須拖著一條從獄中拖出來的陰影,等待著延河岸邊馬蹄踏著朝霞奔馳而來的那個黎明。     
  九 陌生的海洋   
  1.夾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 
  動亂還沒有結束,「竊聽案」懸而未決,「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廣袤的國土上四處氾濫。姨父被降職使用,到他聽也沒聽說過的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革委會擔任副職。 
  對於剛剛走出監獄的姨父來說,這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著他在獄中補綴的「精品」中山裝,甩著半截空袖筒,邁著軍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裝就氣不打一處來,他說,我對你六姨講過的,這件衣服不能丟,要留個紀念呀!可是,歷史證明,你六姨的記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兒三潔這個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當成廢物扔掉了,還扔了我在監獄裡用過的竹扁擔。我被看管人員尾隨著,跑到很遠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擔是始終陪著我的。我用它挑東西能挑百兒八十斤,甩起來走。別看我只有一隻手,我可以換肩,你知道怎麼換肩嗎?就是把脖子勾下來,叫扁擔從脖子後邊的脊椎骨上打個轉悠,從左肩換到右肩或是從右肩換到左肩,這是一個高難度動作,我那些患難兄弟是辦不到的。總之,是我應該留作紀念的東西,你六姨都記不住,三潔都給我甩掉了。我一直罵了她們多少年! 
  姨父去「遠洋」上班時絲毫沒有表現出「東山再起」的豪邁情緒。他說,我到了「遠洋」才知道什麼是「夾起尾巴做人」。這倒不是因為對他降職使用了,他壓根兒沒想到作為一個陷入驚天大案而沒有得出審查結論的人,還能給他派活,還能把他放在一個大企業的革命委員會裡「干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誡自己,要「夾起尾巴做人」。 
  姨父首先從業務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說,「遠洋」是搞航海運輸的,我不懂;輪船是機械體,我不懂;航運是經濟活動,它的財務管理是很嚴格的,我不懂。航運、機務、財務這三門專業,我都是門外漢。比如說財務,廣東省財政廳從廳長到勤雜人員的編制是八十人,這個公司財務處的編制卻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賬,又有外文賬,大櫃子、小櫃子擺得滿滿的。不僅國內有一套人馬,在外國很多港口上還都有代理人。在計劃經濟年代,這個公司在外匯收入上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個從來不用數學的人,沒有管過錢,我沒有錢用的時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裡空了,給我百兒八十塊錢。我在東湖給毛主席蓋房子的時候,也當然不會為經費問題發愁。 
  所以,一到「遠洋」,他就對一把手郭玉駿說,「遠洋」這個玩意兒我搞不懂,我只能給你敲敲邊鼓幫幫忙,幫得上就幫,要是幫不上,也請你放心,我絕不幫倒忙,不敲破鑼。 
  姨父說,他只知道「遠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沒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著東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個也不認得。哪邊是船頭,哪邊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門、哪些部門有哪些人,各職能部門隨他上船的人各有什麼責任,也統統的不曉得。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來了。 
  中午,有人十分熱情地領他去吃飯。雖然看船還沒有看出名堂,飯總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員食堂,他本來可以發揚領導幹部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到船員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哄,就把他領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對貨主和到了外國港口時進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帶著一臉的壞笑,卻又熱情高漲地咋呼說,今天要招待公司來的新領導。他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各部門的人一哄而上,張王李趙還沒分清楚,都已經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點人數,好傢伙,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匱乏的計劃經濟時代,這條專跑外國大碼頭的船隻是個「另類」,船上有的是大蝦,個個都變成了吃大蝦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盤子裡,堆上了噴香酥脆的罐頭花生米和各種品質優良的罐頭肉。尤其使他驚訝的是,還打開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據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經驗,他知道三錢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滿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淺一點,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這裡只倒了十幾杯酒,一轉眼,酒瓶就不見了,又打開了下一瓶。他覺得這頓飯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彆扭,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就提前離席,繼續尋找哪裡是船頭,哪裡是船屁股去了。 
  哎嗨!姨父發出一個響亮的感歎詞,說,船上管財務的人沒等我下船,就顛兒顛兒地跑到公司報賬去了,說船上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蝦,喝了多少瓶茅台,這個賬都安在我的頭上,用招待我的名義報銷了。這是我好久以後才知道的。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個剛從他媽的監獄裡出來的人,是個沒見過海船的「旱鴨子」。你要想喝點你就說到明處,等我下了船請你下館子就是了,何必弄了個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駿知道我上當了,就瞞著我,捏著鼻子把賬報了。有人跟著吃了喝了還大造輿論,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開了多少聽罐頭,還拉上那麼一幫子人跟著吃喝,整得我以後簡直不敢上船了。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場,說我們公司某家某戶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場就開著拉屍車來拉屍首,可是這個「屍首」還活得好好的,一聽說拉屍車來拉他,就把他嚇得一哆嗦,說,我還沒來得及變成屍首呀,麻煩你們改日再拉吧。   
  1.夾不住的「尾巴」(2)   
  這樣的怪事大大超出了姨父在公安部門和黨政軍領導機關的人生經驗,他無法判斷發生這種怪事的具體原因,卻能夠感到,他是來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這裡的道德秩序已經被搞得一片混亂,日子過得很不順心如意的芸芸眾生正在狐疑和敵意中享受著製造一些小亂子的快樂。 
  姨父一不小心又去了上海,登上了「明華號」遠洋客船。那時候,全國跑遠洋客船的只有廣州遠洋公司一家,來這裡工作就不能不看看「明華號」。他上了船,去到客船政委方新亭的房間。他這個當過政委的一見到客船上另一個當政委的就一見如故,指著臥室外邊的一堆大紙箱問,這是什麼東西?方新亭說,是船員統一買的電視機。按國家規定,遠洋船員兩年可以從國外帶回來一大件免稅商品。他開玩笑地說,有沒有我的呀?方新亭也開玩笑地說,好,有你的。他說,最好是給公司一個人發一個呀!說完了,哈哈一笑。糟糕,他還在上海沒回來,就有人向公司打了電話,說他在「明華號」上給公司領導一人搞了一台大彩電。公司裡輿論嘩然。姨父氣得差點跳起來,明明是開了個小玩笑,怎麼就這樣造謠生事,這不是唯恐天下不亂嗎? 
  姨父的「尾巴」實在「夾不住」了。他再次鼓起勇氣上船,是為了解決一艘貨輪不能按時開航的問題。他把懂機務的、懂航運的、懂船舶配載的以及管船員吃飯喝水的人全部召集起來,發表了如下之開場白: 
  我給大家說清楚,我是個外行,但我不懂就學,不會不懂裝懂。既然把我放在這裡當頭兒,遇到事情我還是要拍板的。事情應該怎麼辦,我會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向各位學習。可我也要給一些同志講清楚,你不要耍我,不要無事生非,不要畫個圈圈叫我跳,把我往窟窿裡整。我一旦發現你故意整人,我要告訴你,我是當兵的出身,我瞪起眼睛來是六親不認的。聽清楚了?好,咱現在研究準時開船問題。 
  姨父釋然地告訴我,貨船準時開船了。   
  2.血漬(1)   
  姨父在船上立腳未穩,「遠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議他分管全公司「落實政策」的工作。所謂「落實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按照歷次政治運動的規律,運動初期是來不及制定相關政策或是可以不講政策的。這時已經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公司清理「專案」、「落實政策」的工作就交給了對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實的朱漢雄同志。姨父對一把手說,我剛從牢裡放出來呀,東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麼「專案」,落實什麼政策,你莫找錯了人啊!一把手說,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這個老公安局長搞這個事是家常便飯。 
  作為一名老公安局長,姨父知道,歷次政治運動一哄而起的時候,對一切被認定有問題的人只能採用「有罪推定」法,否則就是「右傾」,是「屁股坐錯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從他數十年前在延安被「搶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獄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這樣,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錯案,同時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製造冤假錯案的「左派」。歷次運動,概莫能外。現在,他感到歷史給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維的機會,他要採用「無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錯案。但他必須作好準備,一旦遇到了風吹草動,他必須承擔「給壞人翻案」的政治風險。 
  因此,朱漢雄同志還必須對朱漢雄同志做好說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錯案不屬於航海專業,用不著機械動力學和高等數學,你總不能再說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說來,背著「黑鍋」的人更能體會別人背著「黑鍋」、亟待解脫的痛苦,不找你找誰?第三,要推翻冤假錯案當然是需要一些膽量的,你打過仗,坐過牢,膽子應該大一些,你不上誰上?朱漢雄同志已經把朱漢雄同志逼得無路可走,只好責無旁貸地把平反冤假錯案的風險落實在自己的肩上。據說,自從宣佈他負責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辦公室的門就是敞開著或是虛掩著的,如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隨時聽得到「擊鼓鳴冤」。 
  姨父一接觸公司的「專案」就感到極大的震驚。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擊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長、輪機長、大副、二副等高級技術骨幹和精通企業管理的專業人才。僅在上海的分支機構,就有九十七人被趕出了「遠洋」公司。他還必須擴大清理「專案」的時間範圍,因為對這批業務骨幹的錯批錯斗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運動開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發展到了更加駭人聽聞的程度。 
  姨父在觸摸一部被扭曲的歷史。他瞭解到,舊中國根本沒有遠洋船隊,新中國到了1961年才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遠洋船隊。作為這支遠洋船隊的技術骨幹,幾乎都是從國外回來或是在外國的遠洋船上做過事情的。他們為開創新中國的航運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卻由於個人歷史問題、家庭出身問題、海外關係問題或是無限上綱的其他問題,有的被抓起來了,有的被錯批錯斗了,有的下放到縣城以下的基層單位「用非所學」了,有的被扣發工資、降職使用了。姨父感歎地說,在外國,遠洋船上的船長、輪機長、大副、二副是很神氣的呀,社會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國內的政治運動卻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慘兮兮的,這是歷史的大教訓。 
  在姨父朱漢雄同志為領袖和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做了大半輩子的安全保衛工作之後,才突然發現,包括這一批專業技術人才在內的人民群眾卻處於極不安全的狀態。比著他們,姨父甚至可以認為自己還算是一個幸運的人,因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獄、稀里糊塗地被降職使用的時候,還畢竟回到了「當權派」的位置上。他必須以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責任感,為這裡的人民群眾做一做「安全保衛」工作,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討回公道。 
  有一個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英國輪船公司「雷貝利號」遠洋貨輪上的輪機長。「雷貝利號」給英軍運送軍火,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貢獻。一次,「雷貝利號」經過莫桑比克海峽時,受到德國潛艇的襲擊,起火沉沒。沈祖挺與四十名船員乘救生艇,漂流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孤島上。他在倖存者中是職務最高的,就自動擔負起領導責任,用魯賓遜的故事激發大家的生存勇氣,自造淡水,覓食鳥蛋、鳥肉、海龜肉,戰勝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在孤島堅持七十五天,後被英軍飛機發現而得救。沈祖挺被稱為「現代魯濱遜」而享譽英國,並受到英國王室的褒獎。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祖國效力,成為我國遠洋航運的技術權威,任廣州遠洋公司總輪機長。但他在「四清」時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從他家裡抄出了英國王室頒發給他的勳章和佩劍,這就成了他為英國殖民者忠誠效力的罪證而受到殘酷的批鬥。他悲憤絕望,上吊自殺了。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和他領導的複查小組終於站出來叩問歷史,為沈祖挺大聲辯護,在二戰期間,英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同盟國,英國王室對於沈祖挺的褒獎,不屬於殖民主義性質,而具有明確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終得昭雪。 
  另一個受到迫害的是遠洋總船長陳肄言。他的罪狀更具有荒誕性和傳奇性。大抄家時,在他家裡抄出了一個布包,布包裡只裝著一條白毛巾,毛巾上印著一片陳舊的血漬。這就大大激發了那個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陳舊的血漬就成了他暗藏下來的一筆神秘的「血債」。但是,朱漢雄同志和他領導的複查小組查明,毛巾上的血漬僅僅記錄著一個富有東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陳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來的「處女血」。而這時,不堪羞辱的陳肄言已經含冤去世。複查小組為他平反昭雪時,還不得不去觸動一對東方夫妻的情感隱私。姨父說,應該搞一個電視劇,名字就叫《血漬》。   
  2.血漬(2)   
  當姨父抓緊清理公司的積案時,省委組織部曾兩次找他,向他宣佈了《關於朱漢雄問題的審查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兩次報告都隻字未提所謂「竊聽案」和「現行反革命」的問題,卻仍然在遣詞造句上嚴格把關,不稱朱漢雄為「同志」。第一次結論,說他「犯有嚴重錯誤,免予處分」。他拒絕簽字,只是把眼睛瞪起來,問:「我有什麼嚴重錯誤?」沒有得到回答,他轉身就走。第二次結論,把「犯有嚴重錯誤」改成了「犯有錯誤」,他再次把眼睛瞪起來,再次丟下一句話:「我有什麼錯誤?」沒有回答,他再次轉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麼匆忙,是因為公司裡的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他又在一個女醫生的檔案裡發現了一頂駭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務嫌疑」,「帽子」底下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需要他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離奇了。他已經沒有興趣在自己是「犯有嚴重錯誤」還是「犯有錯誤」,或者壓根兒「沒有錯誤」的問題上花費精力。 
  女醫生對自己被內定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會跑出來向他申訴。但他必須對一個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碼的安全保衛工作,必須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據是什麼?他看了檔案,才知道這是向省公安廳打過報告的,屬於「內部控制」。姨父又問,公安廳的根據是什麼?下屬說,公安廳的事情,我們查不了。姨父說,怎麼查不了?那裡也沒有天王老子地王爺,「帽子」給人家戴了二十年,為什麼不可以掀開帽子看一看?複查小組的同志帶上公函去公安廳調來檔案,他從檔案中查出公司保衛科最早呈送公安廳的一個報告,說這個女醫生出生於香港,解放初期從香港回內地讀書,她從香港什麼地方回來的、跟什麼人一起回來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審查。公安廳批復,同意審查。此後未作審查,也沒法審查,就拖下來了,到了「四清」運動的檔案裡,她就變成了「特嫌」。多虧這是一位醫術精湛、作風細緻的「白衣天使」,沒有發生過一丁點醫療事故,否則,就可能隨時演繹出一個「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驚。他讓人事部門立即寫了報告,上報公安廳,由公安廳作出了撤銷「特嫌 」的決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從「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3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後的1979年結束,其中經歷了「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重干擾,歷時七年,終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監獄裡的人接回來了,下放到粵北基層的人全部收回了,扣發工資的全部補發了。從上海分支機構裡下放、流失的九十多個人卻沒有回來,因為上海市委發現了這是一批難得的人才,把他們留在上海遠洋運輸公司,成了那裡的技術骨幹。 
  姨父自己的平反問題卻遲遲沒有下文。自從他兩次拒絕在審查結論上簽字,已經過去了四五年,「四人幫」也被打倒三年了,標誌著新的歷史時期已經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開過了,組織部門卻遲遲沒有找過他。   
  3.螃蟹的過錯(1)   
  姨父有過好多次向中央首長申訴委屈的機會。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復出後,姨父曾在珠江碼頭上碰見鄧小平陪外賓遊覽珠江。「首長好!」他向老首長行了一個軍禮,「首長還記不記得我?」鄧小平望著他,露出微笑說:「有印象,只是記不住名字了。」姨父說:「我是朱漢雄。在大別山的時候……」鄧小平點頭說:「哦,想起來了。」跟他握了手,又忙著跟外賓一起上船了。姨父說,小平同志吃過多少苦頭哇,輪不到我向他訴苦。後來,這位老首長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嗎?我怎能向他訴苦? 
  跟鄧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遙遠的堅持大別山的艱苦歲月。 
  姨父說,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為劉鄧司令部警衛團政委的。那時候,司令部有一個使用手搖發電的小電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文件很長,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幾天才抄收完畢。一連好幾天,司令部裡的同志都在互相傳閱、傳誦這個文件,盼望著抄收下一段。在敵人心臟裡艱苦卓絕地堅持在大別山區的劉鄧大軍,歡欣鼓舞地聽到了電波裡傳來的領袖的聲音:「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每個人都為此熱血沸騰。 
  正是在這一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野戰軍司令部機要室主任黃興正向姨父傳達命令,「五號」首長要你到警衛團當政治委員,你馬上到警衛團報到。在戰爭年代,為了首長的安全,軍內只稱代號。要他到警衛團當政委的「五號」首長是李達參謀長。姨父卻繃著臉說,我不幹。黃興正說,你不幹?你找「五號」首長說去!他就找到了李達參謀長。李達問,你為什麼不幹?姨父說,我幹不了哇!首長身邊只有一個警衛團,這個團還只有四個戰鬥連,我擔不起這麼重的擔子。李達氣咻咻地說,是「三號」點名叫你幹的,你找「三號」說去!李達說完,就不再理他。「三號」首長是鄧小平政委,他一聽就嚇了一跳,不敢再講二話了。隊伍就要開始行軍,司令部的隊列裡已經沒有了他的位置。不遠處,警衛團也在那邊集合。他沒有勇氣去找鄧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牽著騾子,到警衛團報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鄧小平政委為什麼挑了他這個「少了一個爪子」的人當了警衛團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過鄧政委的批評。那是在鄂東搞「急行土改」的時候,他帶著工作隊去鄉下搞點棉花、布匹,帶回來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張經常被報刊使用的照片上,穿著一件臃腫的大棉襖,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請駐地農家老大娘縫的。搞布匹時,還捎帶著在地主的田地裡撅了一些沒有成熟的甘蔗帶回來,分給大家吃。鄧政委的警衛員康溧也削了一節甘蔗,送給鄧政委吃。鄧政委見了甘蔗,若有所思,問道,這是哪裡弄來的?康溧說,是特派員分給我們的。鄧政委就讓警衛員把他叫去說:「甘蔗有什麼吃頭哇?這又不是糧食,糧食可以頂饑,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搾糖的,這樣吃了很可惜。」姨父講到這裡,故事就沒了下文。我問,你對小平同志的批評怎麼沒個態度?姨父驚訝地說,你還要我有個啥態度?我規規矩矩站著聽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嚴肅的,沒有一句多餘的話。我聽了趕緊走人,也不要有多餘的話,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劉鄧大軍主力轉出大別山,粉碎敵人的防禦體系,去爭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的偉大勝利。新上任的警衛團政委也在勝利的大進軍中續寫著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的歷史。他當然不會想到,新中國成立多年以後,還會發生如此令人憂心如焚的黨內鬥爭,而且會冷不丁地冒出來一個「竊聽案」。 
  姨父剛出獄時,原國家副主席、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來到了廣州。董老沒有忘記這個在警衛和接待工作中多次為他提供服務的人,聽說他出獄了,特意讓老伴何蓮芝來家裡看望他。何蓮芝一看他們一家五口人擠在一間房子裡,只有一張床,就問,你們怎麼住呀?六姨說,我們兩個和小女兒睡一張床。晚上,再用兩個箱子對成一張小床。大女兒、二女兒一個上夜班、一個上白班,在兩個箱子上輪流睡。要是兩個人都回來,一張小床睡不下,就擠到鄰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頭朝裡,有的頭朝外。何大姐掩飾不住難過的表情,卻說了一番「憶苦思甜」的寬心話。我說呀,孟敏,這總比我們長征時候好多了。長征時候,能睡在大樹底下就很不錯了。唉,現在住的還是房子嘛! 
  六姨說,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夢都夢見毛主席,想給毛主席說一說外邊發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時,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雞叫,夢就斷了。何大姐說,孟敏哪,你莫怪公雞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問,為什麼?何大姐說,公雞叫的時候,毛主席剛剛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來嗎?毛主席為國內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見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說些啥? 
  六姨與何大姐的對話像一個寓言一樣的耐人尋味。   
  3.螃蟹的過錯(2)   
  那麼,「竊聽案」是不是毛主席應該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揭露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的中發[66]277號《中共中央文件》,是經過毛主席圈閱的。那時候,駭人聽聞的事情實在太多,姨父和全黨同志一樣,已經習慣於無條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斷,包括只是圈閱過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驚,即使事後證明是搞錯了的,也只能像「搶救」 運動那樣,等著由毛主席出來糾正。 
  但是,姨父已經不可能聽到延河岸邊的馬蹄聲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與世長辭。那一年,周總理走了,朱老總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誰也看不出,朱漢雄同志是一個情感如此豐富的人。每一位偉人離去,他都要把自己關起門來流眼淚。他不願讓別人看見他的眼淚,那是屬於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麼,毛主席認可過的案件,還有誰可以出來進行復議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經不是一個只屬於自己的「脫帽禮」。毛主席留給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是一種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樣巨大而複雜的憂思。 
  姨父還三次見到了李先念。頭兩次是打倒「四人幫」以前,李先念副總理出國訪問,往返經過廣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衛員打來電話說,先念同志要見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見面,李先念說:「羅兒的,你裝什麼病?到處找不到你,原來你在醫院裡『泡蘑菇』。」姨父說:「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動手術。」李先念說:「那你怎麼不找我?」當即讓自己的保健醫生給他看了病,建議他不要開刀。他沒有開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說,你怎麼不向先念同志談一談自己的事情?姨父說,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煩心的事情,怎能麻煩他? 
  打倒「四人幫」以後,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擔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與之商量在梅嶺一號安裝錄音線路的申興國,當時已擔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也隨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時,申興國對李先念講,朱漢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說,你去打電話,把朱漢雄找來吃螃蟹。這是申訴個人問題的好機會。但他一看見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幫」時,看到上海街頭漫畫上畫著一根繩拴著的四隻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別的事情,只是一個勁兒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馬學政喊叫,老馬,這螃蟹殼要用錘子砸的,一隻手用鉗子夾住,另一隻手才能用錘子砸呀!可我是一隻手,干急吃不到嘴裡,你得幫幫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後,他還一個勁兒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給整苦了,哪裡還顧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說,我的問題自有管我的部門來管,夠不著麻煩國家主席。 
  轉眼到了1979年,「四人幫」被打倒三年之後,「竊聽案」仍舊沒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護送到武漢以後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過監獄、偷採過「野山茶」的金明、李爾重,都已先後出獄,重新出現在高層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又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他們都來看望共過患難的朱漢雄同志。但是,誰也沒有提及他的平反問題。六姨替他著急,問他,你怎麼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說,我這個不大的幹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門,用不著老首長特殊關照。   
  4.楊尚昆與「一串螞蚱」(1)   
  姨父在注意楊尚昆的消息。楊尚昆是毛主席圈點過的「竊聽案」首犯,卻遲遲看不到他的蹤影,聽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竊聽案」肯定是在上面哪個地方「卡殼」了,急是沒有用的。 
  那時,我國思想戰線上正在進行著一場大論戰,是堅持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呢?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把「兩個凡是」作為標準,那麼,「竊聽案」和毛主席說過、圈閱過的一批錯案都將成為「堅決維護」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過的一切還要「始終不渝」地繼續推行。中國共產黨面臨抉擇。 
  歷史終於在這裡喘了一口氣,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把「實事求是」作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線的時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所謂「竊聽案」的「首犯」楊尚昆同志恢復了自由,先是到廣東肇慶休養,然後到了廣州。姨父聽到了這個消息,感到極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島賓館看他。他們放著沙發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著一個煙灰缸、一包香煙,一談就是幾個鐘頭。 
  楊尚昆說,我知道,你是我這個「竊聽案」中的一個副案。全國有四個副案,北京、上海、武漢、杭州各一個。在武漢,就是你朱漢雄了。這是無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錄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竊聽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給拖進去了,根本沒有這個事嘛! 
  楊尚昆又說,1969年,林彪下了「一號通令」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被關在一個地委的招待所裡,那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三層樓,就住我一個人,與世隔絕呀,一住就是好多年。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我也不知道。後來通知我,北京來了專機,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領導幹部呼啦一下都來了,地委書記那些頭頭腦腦也都來了,來送我上飛機呀。可飛機來接我以前,我在那裡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個。飛機一來,就熱鬧起來了。我們黨的這個風氣很不好。 
  他們從晚上六點多鐘一直談到十二點,姨父看了看表說,哎呀,太晚了,不能談了。楊尚昆說,不要緊,早著哩。姨父說,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覺,我明天早晨八點鐘還要上班,就告辭了。 
  我說,姨父,你為什麼還是不講自己的事情? 
  姨父說,我和楊尚昆同志不在一個檔次呀,他是中央領導層裡的人。我們見面後不久,他就當了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不久,又回到北京當了國家主席。他關心我,我尊敬他,這就夠了。 
  我說,關於「竊聽案」,他怎麼只講了幾句話? 
  姨父說,那時候,他只是人出來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沒有下來,所以他只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讓你六姨把《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來給你看,這本書上有一節是專寫「竊聽器事件」的。 
  我在這本書中看到: 
  「所謂『竊聽』、『私錄』和『秘密錄音』,是不存在的。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有的是請示中央辦公廳領導或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慣例由機要室進行的,機要室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知道。有的錄音還是毛主席指示要錄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主席親自指示我主持錄音的。」(226頁) 
  「但由於種種原因,錄音工作曾受到過毛澤東的幾次批評。更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件事被人為地捏造為在毛澤東身邊私設竊聽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株連許多人的冤案。」(224頁) 
  但是,我在書中沒有看到,錄音工作受到毛澤東幾次批評的「種種原因」是什麼,是何人以何種借口造成了這個冤案。 
  我只能看到: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會議上,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中蘇關係時,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當時胡喬木同志插話說,還有錄音呢。主席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幹什麼?我立即讓錄音員停止了錄音,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227頁) 
  「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一次大脾氣。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調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沒參與,但仍被牽連進去,並受了組織處分。」(229頁) 
  姨父說,總之,這是下邊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作出了《關於對朱漢雄同志的平反決定》: 
  朱漢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開江縣人,家庭出身中農,一九三九年參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黨,原任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南旅遊局局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州國際旅行社經理。 
  朱漢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間,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幫」陰謀策劃下,製造的「竊聽案」問題受到株連,以「現行反革命嫌疑」等問題遭到逮捕審查。 
  經查,省委認為:朱漢雄同志參加革命以來,長期搞公安保衛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衛毛主席的警衛工作中任務完成是好的,歷史清楚,政治上沒有問題。全國解放後的十七年,工作成績應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對朱漢雄同志的逮捕審查純屬打擊迫害,是冤案,對所謂參加「竊聽案」、「現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強加給朱漢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誣蔑不實之詞,均應予以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對與此有關的材料應徹底清除銷毀,對其受株連的家屬子女,應做好善後工作。撤銷省革委會專案辦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關於朱漢雄問題的審查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關於對朱漢雄同志問題處理的批示》。   
  4.楊尚昆與「一串螞蚱」(2)   
  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印章)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平反決定」的下面,有姨父簽署的意見:我同意這個文字結論,其中「歷史清楚」我的實際應是「清 白」比較合適,對否請組織上酌情。 
  朱漢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幫」四年之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印發中央辦公廳《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附件,即《關於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秘密錄音」問題的複查報告》。長達十四年之久的「竊聽」冤案,最終得到了平反昭雪。在「複查報告」列舉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單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 
  姨父說,一串拴了十四個螞蚱,我是第十一個!   
  5.最後的游擊戰(1)   
  姨父拿到「平反決定」時已經五十八歲。他聽說要打破「幹部終身制」,六十歲就要交班,只剩下兩年時間了。他在想,在行將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要抓緊幹點什麼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問題。遠洋船員最頭疼的問題就是沒有住房。公司機關在廣州,而數以萬計的船員卻散佈在上海、青島、大連、天津、武漢、重慶等各個港口。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機構,卻跟當地政府沒有任何工作關係。在「計劃經濟」年代裡,各地政府不會把遠洋公司的住房問題列入本地計劃。姨父到大連、上海、武漢港口的船員家裡「串門」,看到不少船長、大副、輪機長,把兩根木頭桿子靠在別人家的牆上,搭一個小庵子,那就是他們的家。 
  姨父搞了一個解決房子問題的計劃,得到了領導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說好話、要房子、磕頭燒香的任務,就理所當然地交給他了。 
  他面臨著一個棘手的戰役。當他情緒亢奮地講著在武漢、在大連、在上海、在杭州怎樣「跑房子」的故事時,我感到,他是在動用一個「老公安」的特殊關係和特殊手段,在行將與權力告別的時候,再留給後人一個可供享用、可在歷史上矗立一些時候的驚喜。 
  給大連海員「跑房子」,他找到了遼寧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張鐵軍。張鐵軍在太行根據地保衛機關當過偵察科長,是個「老公安」,他們在北京見過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駐大連工作組組長楊永才的電話,楊說,千載難逢的機會來到了,張鐵軍到了大連。但在第二天,大連市委書記就要外出,希望他當天就趕到大連,搶在市委書記出差之前,拉上張鐵軍跟市委書記搞定住房問題。晚到一天,就很難再找到「三照面」的機會了。 
  這就難了!姨父說,我是上午九點鐘接的電話,十點鐘有一班飛機從廣州飛瀋陽,到達時間是中午十二點鐘多一點;從瀋陽到大連沒有飛機,每天只有一班火車,飛機到達瀋陽距火車發車只有半小時,從飛機場到火車站還有一段路,下了飛機就要趕火車,實在太難了。但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就對楊永才說,你立即找張鐵軍,請他要遼寧公安廳派一輛車、一個人,到瀋陽機場接我,一定想辦法把我送上去大連的火車。 
  他打完電話就直奔機場,趕上了十點鐘起飛的飛機。到瀋陽一下飛機,遼寧省公安廳的警衛處長已經帶著八個缸的「奔馳」車在機場門口等著了。姨父說,警衛處長也是完成「特別任務」的老行家呀,他把車開得嗷嗷叫進了市區。交警都認識這輛車,跑到哪裡,哪裡給綠燈;跑到哪裡,紅燈照樣過。他事先給瀋陽火車站站長打了招呼,把車子開到了火車站貴賓室門口,車門一開,站長就在門外等著呢。站長和警衛處處長拉著我就往貴賓室裡跑。貴賓室那邊門一開,一股道上就停著去大連的火車。剛剛把我送上去,火車就「嗚」地開動了。 
  姨父說,不是我老朱自誇呀,這個事,沒有點特殊手段是辦不到的,只有我老朱辦得到,我老朱幹這一行是幹慣了的。當天晚上,我就緊鑼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再跟他一塊兒找到了大連市委書記,當場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當晚就批了條子,簽了字,只剩下找下面辦事的具體落實了。我心裡也OK了,住下來,洗了澡,該吃點、喝點呀,弄幾瓶啤酒、弄點白酒喝呀,最好有點雞爪子什麼的。可惜喲,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說,我們這樣的人就是喜歡搞「突破」,哪個門檻過不去,哪個地方卡了殼,就專揀哪個地方去突破。 
  但是,當他背著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時候,卻遲遲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訪過一些建築工地,也偷看過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長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們都把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十分冷酷無情地、毫無討論餘地地表示無能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廈長達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樓,手不離煙卷兒,悶在房間裡吞雲吐霧。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盡」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就是原「水上衛隊」隊員、「文化大革命」時跟他一起護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曹志勤仍是他的秘書。姨父立即打電話向曹訴苦。曹志勤也不愧當過「老公安」,給他出點子說,你抓緊就房子問題給任重同志寫個告急信,但不要作為文件傳遞,那個收呀、發呀、登記呀,程序太複雜,時間拖不起。你直接寫到我家裡,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給任重同志,請他給你想想辦法。姨父照辦。沒幾天,他就在上海大廈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寫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話:「請彭沖同志關照解決。」 
  彭沖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張秘書長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關局、委開會,專門解決遠洋海員的住房問題。姨父驚歎地說,上海的同志當場拍板,給我們一萬平方米,把我高興得差點暈過去。主持會議的張秘書長是跟著陳毅進上海的人。會開完了,他說,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說咋啦?他說,上海一解放我就來了,我還沒見過哪個省、哪個大區、解放軍哪個兵種、任何一個單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這麼多房子,還按上海的價格,沒多收你一分錢。   
  5.最後的游擊戰(2)   
  姨父離開上海時,懷著感動加激動的心情答謝上海的同志。錦江飯店經理任百尊也是他的老朋友。他對任說,我想請上海的同志在這裡吃一餐便飯。任說,老朱,我看你免了吧,他們在大上海啥沒吃過?姨父說,你看著,我只花很少的錢,還一定要吃個新鮮,吃出個新水平。 
  他立即給大連的楊永才打了電話,噯,老楊,弄點海鮮好不好?楊問,什麼海鮮?他說,那個長刺兒的,叫個什麼「螞蟻蛋」哪?像板栗沒有剝殼,圓包帶刺兒,紫黑色的。楊說,你說的是海膽。我說,對,是海膽,還有海參、海螺,都要活的。楊說,沒問題。姨父住過大連的棒槌島賓館。他知道賓館有一個副業組,組長帶著一兩隻小船,天天去渤海灣裡弄海鮮。楊永才跟他們搞熟了。楊說,活海鮮弄來很容易,但是怎樣送到上海去?姨父說,你把汽車開到海邊上,包裝的東西都準備好,副業組一把海鮮撈上來,你馬上裝好,拉起來就跑,直接拉到飛機場,趕上大連飛上海的班機,把東西交給民航辦事處主任,請他馬上交給機長就是了。姨父又找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就是跟李先念一起吃螃蟹時幫他整螃蟹的馬學政,請他通知上海民航局,飛機一降落,就把汽車靠上去,把東西接下來,直接送錦江飯店廚房,交給剛剛聘請來的日本廚師。 
  日本廚師一收到這樣的海鮮就眼睛一亮說,喲嘻,這個東西哪裡的?高級高級的!用一個圓盒子,放了冰,再把海膽一個個地放在盒子裡,盒子周圍放了七八十來種作料;又用刀子在海膽上削了一個小洞,擺在小碗裡面,往洞裡澆作料,用小調羹挖著吃。上海的同志吃得非常高興。他們說,吃的東西和吃的方式,都是他們沒有見過的,尤其沒有想到,會吃到從遙遠的渤海灣當天捕撈上來的東西。 
  姨父已經習慣於「老公安」的特殊手段。當他動用這種手段只是為了讓客人吃上一次新鮮海膽的時候,並沒有為此感到不安,倒是為自己能把渤海灣裡的東西隨時丟到一千公里以外的一個圓盒盒裡供貴客享用而感到莫大的快慰。任百尊經理也大為驚詫說,老朱哇,你的點子真多呀,我這個老上海這麼多年也沒想到搞海鮮還有這麼個搞法!姨父說,噯,那就請我給你們錦江飯店當顧問,我把這條「海鮮路線」送給你。 
  姨父還要給浙江的海員「跑房子」,就到杭州找王芳。 
  王芳原來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同樣受到過「竊聽案」的牽連,中央「平反決定」提到的十四人名單中也有他的名字,被姨父視為「一根繩上的螞蚱」。他平反後,擔任了浙江省省委書記。王芳一見面就問,你要建多少房子?姨父說,我不是建房子,是要買你們現成的房子。恰好杭州剛剛蓋起了七十二套房子,已經進入分房階段,大部分房子已有人拿到了鑰匙。王芳二話沒說,就批給「遠洋」十二套房子。 
  使姨父感動而且不無感傷的是,他一到杭州,王芳就特意讓他住在汪莊。姨父知道,汪莊是毛主席生前來杭州住的地方,連連搖頭說,我不住,我不能住,你叫我住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怎麼安生得了啊?他拿起包包就要走。王芳攔住說,老朱啊,我知道你不是高官,可你是一個為毛主席做警衛工作出過大力、受過大難的人,你不存在身份、地位問題。姨父淒然道,我不住,反正我不能住。王芳說,房子現在是空著的,你不能住誰能住?我們都是忠誠的人,也都是吃過苦頭的人,我就是要你住這裡。 
  姨父只好在汪莊住下了。他知道,他正在向屬於自己的那一個時代告別。那個時代也即將遠去。當他為浙江海員搞到最後十二套房子的時候,他已經打完了此生的「最後一個戰役」。 
  一個巨大的身影正在晚霞中橫空掠過,汪莊空曠而沉寂。     
  十 跳動的夕陽   
  1.「鬼子進家了!」(1)   
  姨父從一切社會角色中解脫出來,在釣魚、下棋、培植盆景的快樂中安度不屬於一個公安局長、不屬於一個黨委書記,只屬於一個普通老人的晚年。一個戲劇性事件卻打破了他和六姨的寧靜:他們的小女兒毛妹從日本留學歸來時,出人意料地帶回了一個日本女婿,而且,這個日本女婿的父親又偏偏是一個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 
  毛妹跟她日本夫婿的跨國情緣帶有神秘色彩。這個浪漫故事的第一個鏡頭應對準東京的一家餐館。時間是1990年初春的一天,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西村博明來餐館用餐,餐館老闆上前搭訕說,西村先生,你在忙什麼呀?西村說,我正在發愁呢,從中國進口了一批建材,一大堆中文資料還沒有翻譯出來。老闆說,哦,有一個中國女留學生在這裡打工,她的日文棒極了,我給你介紹一下,你找她就是了。 
  毛妹說,剛剛認識西村博明,直覺就告訴她,這是她這輩子所要尋找的那個男人。我問為什麼?毛妹說,這是說不清楚的,總覺得他跟別的男人不一樣。他來酒吧飲酒,總是表現出走進某一個大學實驗室從事天體物理學或是遺傳基因學之研究且已接近成功的樣子,好像沉湎於某種抽像的想像中,顯得迷茫而沉靜。他從不帶別的夥伴一起來,從不誇誇其談,從不講日本男人最愛講的「黃段子」,喝酒的樣子也好像是跟「杯中物」進行溫情脈脈的對話,不聲不響地喝了酒,就不聲不響地離去了。 
  我問西村,你對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麼樣的呢?西村咋舌說,哇,這個中國女留學生好厲害呀!毛妹為我作註解說,西村所說的厲害,是因為她不會像日本女人那樣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現出謙恭乃至於謙卑的樣子,不會露出禮節性的微笑而浪費過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厲害不止於此。她為了完成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的學業而同時在兩家餐館打工,是一個勤奮而不失尊嚴的打工者。一個日本老頭——一家著名企業的三把手與政要人物一起吃飯時,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轉身給了他當胸一拳,打得日本老頭仰臉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壓根兒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場皆驚。日本老頭到了次日早晨才一驚一乍地清醒過來,托飯店老闆送給她一束鮮花表示歉意。 
  打工畢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為一個「老八路」的女兒,當她在日本餐館裡辛苦打工的時候是否會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當毛妹必須在課堂上補充睡眠的時候,卻能夠保持端正的坐姿,讓暗藏在衣兜裡的日本錄音機不停地打著轉替她聽課,這就等於讓一個屬於日本國的小玩意兒反過來在課堂上為她打工,好,我們擺平了。她就用這種方式找到了心理學上的平衡。當學業和打工的雙重壓力實在使她擺脫不了精神壓抑的時候,她就站在東京街頭用英語夾雜著日語向著日本的天空咒罵,沒有具體的挨罵對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樣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斷的壓抑與宣洩中成績優異地完成了學業。她的日語可以使日本國民誤以為那是她的母語。我懷疑,西村博明是毛妹「罵街」時的忠實聽眾。 
  毛妹和西村閃電般進入談婚論嫁階段以後,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怎樣讓父母同意她跟一個「日本鬼子」的婚姻。儘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區分開來,把日本侵華士兵與他們的上層決策者區分開來,認為那一場使中華民族遭受了巨大災難的日本侵華戰爭不是日本人民的過錯,而且認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場戰爭的受害者,但是,對於一個經歷了八年抗戰並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手臂的「老八路」來說,這一切理性認識都不足以構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個日本女婿,並與一個日本侵華老兵結為親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貿然地把西村帶回中國,決定先單獨回國向父母充當自己的「說客」。她對父母的「遊說」好像是從一根魚竿開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對華友好人士西園寺公一送給姨父的魚竿。西園寺公一致力於中日友好,被周恩來總理稱為「中日兩國的民間大使」。在武漢、在廣州,姨父都曾熱情地接待過他,並與他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接下來,話題就跳躍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戰爭期間由日本人組成的「反戰同盟」。我聽姨父講過「反戰同盟」的故事。他們結伴從敵後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軍追襲。我軍用繳獲日軍的擲彈筒進行回擊,戰士卻不會使用擲彈筒,不知道把炮彈打到哪裡去了。「反戰同盟」的一個日本人跑過來要幫我們的戰士操作擲彈筒,但他說的是日本話,「八路」戰士就跟他發生了爭鬥,多虧翻譯跑過來解除了誤會。姨父說,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樣的。 
  這句話正是毛妹最樂意聽到的。她適時地把話題一轉,就轉到一個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團體「創價學會」的成員,這個學會的宗旨是和平、教育與人道主義,反對戰爭,主張對華友好。名譽會長是對恢復日中邦交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陰鑽研馬列主義,在日本法政大學讀書期間,成為學生運動中一個派別的領袖,時常舉行集會,通過大喇叭發表高分貝的政治演說。因此,他的照片曾與日本當局的通緝令一起,赫然出現在報紙上。他大學畢業後,日本沒有一家公司敢於錄用他,他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當他認識毛妹的時候,已經結束了與共產主義的「初戀」,開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說的這一切情況都小心翼翼地採用了純屬客觀報道的口氣,好像這個西村博明跟她是沒有關係的。只是在最後冒出來一句話,媽媽,這個西村博明的年齡比我大十四歲,這算不算是一個問題?   
  1.「鬼子進家了!」(2)   
  毛妹引導著父母在不經意間走了一段曲裡拐彎的路程,波瀾不驚地完成了一個爆炸性信息的傳遞任務。六姨和姨父都聽懂了。六姨一表態就抓住了要領,說,問題不在於年齡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來,不怕年齡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著,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話,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興得差點跳起來,這是她從父母口中可能聽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馬上給西村打電話,要他馬上到中國來。 
  西村來中國之前,毛妹沒有把自己的父親是一個「老八路」而且被中國人稱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隻手臂的事實告訴西村。西村來到中國以後才得知中國岳父的歷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驚,一進家門就誠惶誠恐地向中國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就筆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罰站。六姨再三請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一動不動。西村來了兩次,姨父都默然無語。具有大學本科學歷且精通或粗通英語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婦,都站在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嚴正立場上嚴格把關,用英語跟西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最後都誇獎西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毫無共同之處,絕對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第三次見面時,姨父才隨手拿了一張紙,寫了以下幾句話:「老實做人,誠懇做事。勿忘祖國,勤儉持家。父親贈言·給松煒。」松煒是毛妹的學名。下邊又寫:「願你們平平安安地站穩自己該站的位置,願你們很好地生活。」毛妹讓西村從保險櫃裡取出這份贈言,讓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疊起來,重新鎖到了保險櫃裡。 
  婚事得到中國娘家的認可以後,毛妹才跟著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說,西村的父親第一次見到她,就表現出憂心忡忡的樣子,把她叫到一邊,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又叫著她的小名說,咪,我要鄭重地告訴你,我沒有傷害過一個中國人,真的,我沒有傷害過。我是關東軍的一名報務員,我的任務只是破譯蘇聯紅軍的電報。 
  我兩次到廣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為我提供的客房裡。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們就在客廳裡坐下來,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鍋頭。當酒精發揮作用的時候,我開始表現對日本民歌的熱愛,請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現了嚴肅認真的態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會兒,突然間放聲高唱,竟是日文的 《國際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與他齊唱,聲震屋瓦,客廳為之轟鳴。歌畢,我說,我看到了過去的西村。 
  現在,西村和毛妹在廣州共同經營著名宏生物技術公司,在做保護生態環境的高科技業務。公司送給我的禮物卻是表現中國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說法的佛教經典《壇經》。 
  據悉,第二野戰軍劉鄧首長的警衛團團長夏雲超向當年的警衛團政委朱漢雄同志發出了警告:「老朱啊,怎麼搞的嘛,我們抗戰八年哪,『日本鬼子』怎麼進了家啦?」朱漢雄政委說:「哎嗨,我冇得辦法了,現在又添了一個『日本崽子』!」 
  他說的這個「崽子」小名狗狗,在廣州一所小學讀書,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爺爺、奶奶。五歲那年,他從日本回來時說,姥姥、姥爺,我告訴你們呀,爺爺給我說,他從來沒有打過中國人。第二天一早醒來,狗狗又說,真的,爺爺沒有打過中國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說,真的,爺爺一發現是打中國人,他就不幹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帶悲憫地聽著外孫一次次地訴說。他明白,五歲的狗狗也在試圖治療歷史留給一個民族的巨大創傷。   
  2.亟待解決的對抗性矛盾(1)   
  矛盾是從尋找一份文件開始的。那天,姨父談到了「竊聽案」,要六姨找一找為他平反的文件讓我看。六姨說,我去哪裡找呀?你沒有把它當成事,你也沒有把它交給我。姨父露出一臉無奈的樣子,哎呀,你這個六姨呀,好多東西她一管就找不到了。董必武送給我的字、黃胄的畫、黎雄才的畫,多了,都是名人字畫呀,交給她,她往那裡一堆,都找不到了,找呀,找,好,終於找出來了,不是發霉了,就是蟲咬了。 
  六姨嗔笑不語。 
  姨父說,說句公道話,你六姨工作起來可以說是很能幹的,可她一回到家裡就亂了套了。她找一件衣服,會把所有的衣服翻得個亂七八糟,然後再收拾整齊,以備下一次再翻個亂七八糟。我說讓我來搞吧,她卻抓住權力不放。我有一件很好的棉襖,有罩衣,在上海買的。我說你不要分開保存,要把棉襖和罩衣套起來一起保存。她不聽我的,到後來,棉襖找到了,罩衣怎麼也找不到了,棉衣沒啥罩了。她管的東西可以說堆積如山,至於都堆著什麼寶藏,對不起,她絕對想不起來了! 
  六姨說,對,我的記性不好,可我還沒有把女兒的名字忘掉吧! 
  姨父一聽,就表現出氣餒的樣子。 
  六姨說,你二表妹在武漢大學上學時,你姨父從廣州跑去看她。人家問,老同志,你找誰?你姨父說,我找黎莉。人家想不起這個名字,說,我們班沒有這個人。你姨父就給人家瞪眼睛,我的女兒就在你們這裡上學,是化學系的嘛,我這個當爹的怎麼可能搞錯呢?他剛剛發了火,又覺察到有所失誤,忙說,哦,對不起,我忘了講她的姓氏,她姓朱,叫朱黎莉。人家拿來學生名冊,從頭看到尾,又說,沒有這個朱黎莉。你姨父又瞪起眼睛說,這怎麼可能啊,你們怎麼把我的女兒搞冇得了?人家說,老同志,這個班上只有一個姓朱的,叫朱松琦。你姨父這才長出一口氣說,啊呀,就是她,那是她的學名。你聽聽,你姨父的記性有多好! 
  姨父跟六姨打了個平手,心有不甘,又拋出一個十分具有爆炸性的新聞,他說,我給你講啊,你六姨懷疑我有「婚外情」啊!我們離休以後,有一次到重慶去,那裡有幾個開江縣永興場的老鄉,有和我一起去延安參加革命的兩個同學,還有去延安時被家裡人截回去的那個女同學和她的丈夫。我們約好在這個女同學家裡吃飯,因為她能做一手好菜。我跟你六姨走啊走,走到了,她又扭臉不去了。她硬說這個女同學是我少年時代的戀人!我說,哪有這個事?可她把我撂下,扭臉就走,弄得我下不了台,叫我向那些老鄉怎麼說呀?那個女同學就在場啊,我能對她說我那個老太婆懷疑我跟你六十年以前的關係需要搞外調嗎?人家的老頭子雖說七老八十了,可是人老了也會吃醋的呀!喂,太婆!你給我坦白,哪個給你說我跟她是戀人?世界上哪有這個事情? 
  六姨說,你講嘛,你把話講完! 
  我感到六姨有些底氣不足,可她對我說,我不能跟你姨父較真,醫生叫我事事順著他,人老了,只能講情,不能講理。 
  六姨進了廚房的時候,姨父向廚房瞄了一眼,小聲對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啊,真正對我有點意思的是一個姓潘的女孩,我從來沒給你六姨講過,不敢講,講不得呀!我們家鄉寶塔底下有個潘家寨,姓潘的女孩是那個寨子的人,也在永興場上學。她繡了一個手絹送給我,是一塊白洋布,用紅絲線線、綠絲線線鎖了邊,角角上繡了一隻小兔子、兩朵花。我收下了這個手絹,卻不知道跟人家談情說愛,我還來不及學會這一套哇,不知道贈送繡花手絹的「重要意義」。多年以後,我才懂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又去過潘家寨,卻沒能找到她。我這一輩子只有過這樣一件好遺憾好遺憾的事情,說我跟那個女同學怎樣怎樣,那是沒影的事情。我冤枉呀! 
  開飯時,姨父餘氣未消,繼續向外甥訴說冤情。你這個六姨愛吃醋呀!比如說在街上碰到一個女同志,我要給她介紹一下,她扭臉兒就走,根本不理人家! 
  六姨問,這又是哪門子的事呀? 
  姨父說,五十年了,在武漢的大街上。 
  六姨說,啊?你還記得挺清的,那也該我說幾句了。我們走在街上,有一個女的走過來,他跟人家握手呀、問候呀,還挺熱乎的呢,用湖北人的話說,那個女人嗲裡嗲氣的…… 
  姨父打斷六姨的話,問我,你吃不吃雞爪? 
  六姨用筷子斷然擋住雞爪,給我夾了一隻比雞爪高級一點的雞腿,又說,那個女人吶,穿黃上衣、白裙子,梳雙辮兒,紮了兩個大紅結子,下邊穿一雙紅皮鞋。你姨父打完招呼,就要給我介紹,我正好到了馬路口,就跑到路那邊去了。他一過馬路就說我,你怎麼這樣不講禮貌?我們就在街上吵起來了。我說,你認識她嗎?我可知道她,她的生活作風很複雜! 
  姨父說,她就是特務我也可以跟她握手。 
  六姨說,你可以,我不可以。 
  姨父說,我見過的人多了,三教九流都可以握手。 
  六姨說,我就不能這樣做。 
  姨父說,哎呀,你太革命了! 
  六姨說,我要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真要變成反革命了! 
  姨父露出一臉的無奈對我說,沒法兒呀,我總是沒贏的時候。   
  2.亟待解決的對抗性矛盾(2)   
  次日,又爆發了新的衝突。剛剛吃了早飯,姨父就訴苦說,一大早,你六姨又坐在馬桶上不起來,我進去以後,她問,你是不是上廁所?我不吭氣,我肯定是上廁所,我不上廁所來找馬桶幹什麼?她叫我站在馬桶旁邊,說,你等一下,我就要起來了。我知道,她說了她要起來以後,還要在馬桶上坐很長很長的時間。我有過無數次的、無比沉痛的經驗,我在馬桶跟前罰站,是一個極為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就要精神崩潰的時候,她才會慢騰騰地站起來。你還不能催她,你催她,她就要發脾氣。她沒法改,還必須叫我站在她跟前,繼續忍受殘酷的考驗。 
  我說,我想問一下,六姨有什麼必要讓姨父站在馬桶邊接受考驗? 
  姨父說,好像她是向我表現一種極為有力的精神安慰,好像她馬上就會起來了,要我不要著急。可我承認我是急性子,就算我是慢性子,就算我等得下去,歷史的經驗證明,大小便是等不得的呀!我一旦坐上馬桶,可以說是來勢迅猛,直來直去。哎呀,冇得辦法!有了無數次慘痛經驗之後,我不聽了,我不幹了。這是廁所呀,怎麼能老叫我站在這個地方罰站?我實在受不了哇!我說,太婆,你到你們公安局「老干處」啥也不要,就要它給你再弄一個廁所可以嗎?我實在受不了啦!這個對抗性矛盾沒有別的辦法解決,唯一的辦法就是叫公安局來咱家給你修個廁所。要不,這矛盾就得天天對抗。你六姨說,你別別別別別吵嘛,我就起起起起來了!可她還是好久好久好久地不起來。我不吭兒,我扭臉走就是了。可我跑回屋裡還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下,人生痛苦莫過於此呀! 
  我說,姨父,您老人家何不早點起床,提前佔領陣地呢? 
  姨父說,沒有法兒呀,我搞不贏她,她比我麻利呀!要不,怎麼會成天管教我哩,這個事做得不對,這個文章上這一句話的下半句說得不好,這個標點點得不恰當。我說,原則上請你把關,文字上你不要管,我有我的風格。她不幹,一天到晚地批評教育我。管教多了,心裡煩哪!比如這個房子的樓梯、扶手、開關、門鈴怎麼安裝,我一說,她就反對,跟我抬不完的槓。我只好硬著頭皮,一切都按照我的意見辦,搞好了,她倒是一個反對意見也提不出了。太婆,你說,我冤枉你沒有? 
  六姨適時地舉起了表示和解的橄欖枝,是呀,毛主席在武漢東湖住的房子就是你負責蓋的嘛,你這個人的腦袋瓜子還是很好用的,你天天跟工程師泡在一起,接受了不少新東西。住房面積多大、設計成什麼樣子、用多少材料,你都是心中有數的。小小的門鈴就交給你管了。我啥也不管了,你管就是了。 
  六姨瓦解了姨父的鬥志。姨父說, 我管你,管不了;你管我,太囉嗦。吵歸吵,說歸說,老夫老妻,忍氣吞聲就是了。扯皮拉筋一輩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從監獄一回來,孩子見了我,高興得直跳;她看著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好了,我和你六姨這一輩子算是一根繩上拴的兩個螞蚱,誰也跑不脫了。要是公安局不給她蓋廁所,要是她繼續固守在馬桶上邊不起來,我還是跑到外邊咬牙堅持就是了。姨父站起來,在客廳裡踱步,七步成詩,詩曰: 
  老夫老妻感情深,從早到晚有戰爭。 
  激烈戰鬥無結果,勝負永遠分不清。 
  姨父的談話表現出難以節制的亢奮以後,我感到這是他需要安靜、需要休息、需要去河邊釣釣魚的徵兆。2002年農曆十月初九是姨父八十一歲生日,一大早,大表妹三潔和我跟姨父、六姨在廣州酒家吃早茶,六姨湊到我耳邊說,剛才從家裡出來時,你姨父到處找也找不到鑰匙,又向我發火,說我又把鑰匙搞丟了。等他發火發夠了,我說,你掏掏你的兜。他一掏兜,就不吵了,鑰匙就在他兜裡。 
  從廣州酒家出來時,我看見姨父把右手扶在六姨的肩上,神情溫和而安詳。那時候,高樓夾縫裡的陽光在姨父的臉上撲閃了一下。陽光溫暖、明亮,那是屬於姨父第八十二歲的頭一個太陽。   
  3.路邊店裡的演說(1)   
  我好像跟著姨父走了遙遠的路,姨父累了。 
  在我離開廣州前一天的上午,姨父到我居住的社區看我。我迎到樓下,跟姨父坐在社區綠地的小亭子裡聊天。姨父剛坐下,就連連感歎說,古怪事兒,真是古怪事兒!我問發生了什麼古怪事兒?他說早上散步時碰見一位老人。他缺的是左手,那老人缺的是右手,一打聽,那老人也是榮譽軍人。問他是哪個部隊的?他搖著頭說不知道。姨父好生奇怪。老人說,你聽我講呀,我原來是國民黨的兵,在山東跟解放軍作戰當了俘虜。當時正在打仗,解放軍揪了我的帽花,來不及給我換軍裝,就塞給我一條槍,叫我跟著上。我就掉轉槍口,打起了國民黨。剛交上火,我就受了重傷,昏迷過去了。醒來時,部隊已經走了,只有我躺在後方醫院裡,一隻手已經沒有了。我還不知道自己屬於哪支部隊,就變成解放軍光榮的重傷員了。我的老家是廣州。傷養好後,我就回到廣州,娶妻生子,一輩子享受革命榮譽軍人待遇,吃穿不愁、兒孫滿堂了!你看,他在節骨眼兒上只向前進了一步,一輩子的命運就從此改變了。 
  姨父抽著煙卷兒,久久地望著天空,又自言自語說,我在永興場高小有一個同桌同學,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倒是叫我們人民政府給槍斃了。我問,這又是怎麼回事?姨父說,我跟他悄悄商量好了的,我們要一起去延安,他決心蠻大的,也暗自做好了準備。臨走那一天,卻不知他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等不到他,又不能久等,就趕緊上路了。我到了延安,是一直想念著他的。沒想到他的父親後來把他安插到國民黨縣政府裡任職,是管財糧的。開江縣解放時,軍管會貼告示,明令偽職人員保管好檔案、財物,不可損毀、丟失。他卻擅自賣空了糧食,人民政府就把他就地正法了。姨父長吁短歎說,就槍斃在我們永興場高小的挑水碼頭上,那是我和他常去的地方。姨父的目光又從天上落下來,說,你看,當初只是一步之差,以後就是天壤之別了! 
  姨父默默地抽煙,久久地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 
  哎嗨,還有我那個老夥計,那個夏雲超哇——姨父說的是他的老戰友、劉鄧警衛團的老團長。他原來在四方面軍,經歷了西路軍的失敗,兩萬多人沒有了,只回來四百八十多個人,他是其中之一。他姐姐跟他一起參加紅軍,也是西路軍戰士,被國民黨打散了,幾十年沒有消息。他以為姐姐沒有了,骨頭也不知埋到哪裡了。誰知她還活著,流落在西北農村跟當地農民結了婚,幾十年以後才找到她。找到她的時候,姐弟倆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紅軍女戰士早就變成地地道道的農村老太婆了。他把姐姐接到北京,姐弟倆抱頭大哭!可他的老姐姐在山溝裡過慣了,兒孫成群了,在北京只住了半年就住不下去了,天天念叨她的老山溝,又回到大西北跟她的農民老漢過日子去了。哎嗨,還有這樣的古怪事兒! 
  我不知道姨父為什麼會想起這麼多的古怪事兒,就跟他一起看天上的雲彩。雲彩被無形的風兒推動著,飄向天際。 
  中午,我們到社區旁邊的小餐館吃飯,姨父又發表了一番演說,被我記在日記中,茲將那天的日記摘抄如下: 
  2002年12月1日·多雲 
  中午,我和姨父到路邊一家很小的湘菜館吃飯,客滿,女服務員說一時半會兒騰不出地方。就近找不到別的餐館,只好讓服務員搬出來一個圓凳,放在餐館外邊的馬路牙子上,讓姨父坐等。 
  熙來攘往的行人正在姨父身邊擠擠扛扛地走過。我極力不去想像,這位坐在路邊的老人曾經操辦過包括國宴在內的許多次高規格宴會,並曾出現在毛主席的生日宴會上,這才有勇氣讓他在馬路牙子上坐等近半個小時。他有些茫然地坐在那裡,望著嘈雜的人群。直等到店裡騰出了一張小桌子,我們才擠了進去。 
  飯店過於狹小,只擺了四五張小桌子。年輕漂亮的女老闆用悅耳的湖南話向我們表示歡迎光臨之熱忱,女服務員手腳麻利地換了一條洗熨乾淨的檯布。姨父以內行的目光給予讚許,對小店的衛生條件表示滿意。我們要了一個燉小雞、一個酸豆角炒雞雜、一個炒豌豆苗、兩瓶青島啤酒,我的失誤是,忘了要一盤雞爪子。 
  我們邊吃邊聊。不多時,客人盡皆散去。姨父喝了啤酒,稍有醉意,忽問女老闆,這裡有沒有「毛氏紅燒肉」?女老闆說,有。姨父說,叫你們廚師來,我要告訴他,毛主席吃的紅燒肉是怎麼做的。女老闆瞅著姨父直眨巴眼睛。我以毋庸置疑的口氣說,真的,他老人家確實知道毛主席最喜歡吃的紅燒肉是怎麼做的。女老闆又驚又喜。 
  廚師聞聲而至。他是一個很英俊的小伙子,表現出謙虛、恭敬的樣子。姨父說,你知道「毛氏紅燒肉」要用哪裡的肉嗎?我告訴你,姨父拍著自己的後腰上方說,要用這裡的肉,這叫前胛肉,要切成大塊,一塊要有別人吃的四塊那樣大,瘦肉不能太多。不要完全燉爛,燉化了就不好吃了。煮了以後,不要蒸,要加甜面醬、加鹽、加姜和別的作料調味。肉下邊要摻一點別的東西,如芋頭、土豆、蘿蔔,但不要多,有板栗最好。肉外邊要加虎皮蛋。雞蛋也好,鴿蛋也好,鵪鶉蛋也好,煮熟以後,用油炸一炸,要炸出花紋來。有幾個人吃飯,就要有幾個蛋,這是毛主席的規矩,你要記住了。   
  3.路邊店裡的演說(2)   
  小廚師雞啄米一樣地點頭。女服務員也都圍了上來。 
  姨父又拍拍胯部上方說,做毛主席愛吃的回鍋肉要用這裡的肉,這就是「毛氏回鍋肉」了。聽我的,沒錯。「毛氏紅燒肉」可以成為你們的特色菜嘛,獨一份,讓我來吃,看你做得怎麼樣。 
  小廚師誠惶誠恐地說,我怕做不好。 
  姨父說,不要怕嘛,我們來吃,是要給錢的嘛,哪裡沒做好,我給你當指導嘛! 
  小廚師再次雞啄米一樣地點頭。 
  女老闆和服務小姐始終站在姨父對面聽講,神情驚詫而專注。 
  姨父又說,你們長沙的名菜,我都知道的,比如「雄魚頭」,一個魚頭要有五六斤、七八斤重,要燉四個小時才能端上來;還有脆皮雞…… 
  女老闆點頭稱是,神情極虔誠。 
  姨父忽地轉換話題說,你們知道嗎?你們長沙所有的制高點都是我那個警衛團佔領的,你們知道啥是制高點嗎?制高點就是地勢高的地方,是打仗必須佔領的地方,要把機關鎗架上去的。進駐長沙是四個團。我帶著一個團,佔領了你們長沙西邊靠江邊直到南邊的所有制高點。你們知不知道長沙的妙高峰?女老闆點頭說,知道,知道。姨父說,妙高峰就是一個制高點。長沙最高的制高點是百貨商場的屋頂,也是我們這個團佔領的。我們團部佔領的地方叫天心閣。天心閣,你們知道嗎? 
  大家又忙不迭地點頭。 
  女老闆油然而生敬意地說,請問老同志家住哪裡?姨父指點著腳下的地板磚,就在這裡。過去,我是這裡的頭兒。姨父又用手臂揮了一道圓弧,這裡的房子都是我領著蓋的。 
  此言不虛,這裡是遠洋公司的住宅區。 
  姨父神情威嚴地離開了小店。對面是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高高的腳手架上有一片東西飄飄悠悠地落下來,那是一張五彩繽紛的廣告紙。街頭流動著鬧鬧嚷嚷的行人和說著北方話的打工者。姨父步入人群,又變成了一個不會引起任何特別注視的老人。他與別人的唯一不同,就是晃蕩著半截空空的袖筒。 
  小小湘菜館裡露出了一排一閃一亮的眼睛,追隨著姨父漸漸遠去的背影。我聽到了嘁嘁喳喳的聲音,我想,那是閱讀歷史的聲音。他們會記住「毛氏紅燒肉」是怎樣做成的,還有這位老人隨風飄蕩的空袖筒和他跟他那一代人留在大地上的腳印。 
  2004年完稿於「五一」國際勞動節 
  2005年新年節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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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姨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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