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陳氏家族全傳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陳氏家族全傳 作者:李西嶽 蘇學文 
  介紹: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及其所代表的整個陳氏家族,當年曾對蔣介石的最初發跡,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最初建立,以及其後在中國大陸長達22年之久的統治,立下過汗馬功勞。所以當年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陳果夫更被譽「國民黨之教父」;陳氏家族亦由此臍身舊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列。本書首次以實錄角度並在大量佔有翔實史料的基礎上,對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及其整個陳氏家族,包括陳氏兄弟的出身、人品、個性、學問、文章以及最後的進退榮辱等,作了堪說全面的描述。書中尤為引人興趣的是,還披露了迄今健在的陳立夫先生在台晚年景況及其情系故鄉、倡言統一的主張。本書作者文筆嫻熟、生動,對人物的把握亦冷靜、客觀,故使本書有較大的歷史內涵和可讀性。
  引子
  中國有句民語:地靈人傑。
  民間還有一句諺語: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民國社會堪稱「四大霸主」之一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都可以說是風雲一時的人物,因此,他們的故土浙江省吳興縣就令世人不可藐視了。
  吳興縣位於浙江北部,離風景秀麗的杭州都市僅有100公里之遙,是一處山青水秀、景色宜人的漁米之鄉。在以後漫長的歲月長河裡,幾經興衰,楚國春申君在此修建菰城,秦始皇統一中國大業後,又遷徙越人居住此地,建立烏程縣,到了三國鼎立的時候,吳國在這裡設置吳興郡。在以後的漫長的歲月長河裡,幾經興衰,名稱多次因當朝執政者的意趣而改動,到了中華民國時,正式定名為吳興縣,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
  湖州市境內河流縱橫,湖泊星羅棋布,水上帆檣出沒,兩岸田疇交錯,竹木蔭翳,風景迷人。在湖州登高遠望,南有莫干山和天目山,巍峨挺拔,雲霧縹緲;北有太湖水城,煙波浩蕩,水天一色,鳥鴨剪影。近看卞、毗、峴、蜀,四山環拱;苕溪、香溪,二水合流。倚山近湖,山圍水貫,像是一幅畫坊高手的山水畫。
  元朝書畫家趙孟順對此秀美景色,曾揮筆留下讚美的詩句:
  蒼峰北峙,群山西迤,雙溪夾流泓波皎澈,山川映發,沖和攸集,星平列鬥,勢雄乎楚雄。
  湖州除山明水秀之外,這裡的物產也十分豐富。其中尤以絲綢和湖筆為最佳,名傳海外,自古就有「絲綢之府」的美稱。而湖筆則也馳名世界,成為文人墨客喜愛的文房四寶之
  在浙江這塊土地上,曾產生過許多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等出類拔革的人物。湖州雖是浙江省的一個小地方,但歷代也是人才輩出,在近代史上,國民黨的一批重要官員都出自湖州這塊彈丸之地。
  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國民黨黨政官員有十幾人,這些人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都名聲顯赫,與蔣介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謂蔣家王朝的核心人物。
  張靜江,早年在歐洲經商,回國後參加中華革命黨,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驊,早年留學德國,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曾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行政院副院長。
  戴季陶,曾擔任孫中山先生的機要秘書十多年,後來長期做蔣介石的謀士。在大陸時期曾任國民中央常委、宣傳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長等職。
  錢新之,長期從事金融業,歷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上海銀行公會會長、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行聯合準備庫主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次長、交通銀行董事長。
  徐思曾,曾留學美國,回國後追隨蔣介石,先後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中統局副局長、局長。
  同屬於一塊水土養育的這些人中,陳氏家族首居其中。在戰亂年月,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之所以能權傾一朝,這與從這塊土地上走出眾多的傑出人物也有很大關係,他們利用同鄉關係拉幫結派,營造自己的權勢,使之形成「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局面,成為「四大家族」之半壁。
  第一章 童年歲月
  1.父輩的靈光
  淵源的歷史使陳氏家族成為一方的望族,湖州的風水寶地孕育了陳其美,從而成為陳氏家族中一顆耀眼的明星,不僅在同輩人中閃爍出光芒,而且還以光亮昭示了下一代走向輝煌顯耀的道路。
  陳姓據考證出自(左「女」右「為」)姓,遠祖為虞舜,至周武王伐紂時,舜32代孫遏父為陶正,周武王依靠遏父的幫助才取得了伐殷的勝利。由於遏父功勳卓著,武王把大女兒太姬嫁給了他,遏父和太姬生了一個兒子名滿,被封於陳,於是以封地代姓,滿的子孫們便姓了陳,這就是陳氏的由來。
  湖州陳家遷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陳縝,相傳他已經是遏父和太姬的兒子滿的87世孫了,陳縝就是湖州陳氏東林支的始祖。傳到第17世陳應恪(宇敬山),遷居湖州府城內,住在學前街的谷治堂。湖州這個地方盛產蠶絲,陳家著手經營絲綢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陳豐,陳家才逐漸發達起來,慢慢成為當地的望族。《湖州府志·教義傳》稱讚陳氏「以孝義受欽於鄉里」。第24世陳絢,因為熱心地方公益事業,湖州府曾贈以「聖門猖者之流」及「矜式鄉閻」的匾額。
  好景不長,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迅速影響到江浙一帶。在太平天國革命的衝擊下,身為當地富豪的陳家家道中落了。
  1864年,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了。第25世陳延佑感於家道中衰,遂努力經商以自振。陳延佑為人勤儉謙和,生意蒸蒸日上。沒過多長時間,家道復興如初,又成吳興望族。
  陳家真正顯赫起來應該說是二陳父輩的事。陳延佑共有三個兒子,長子陳其業,字勤士,他是陳果夫、陳立夫的父親。次子陳其美,宇英土。三子其采,字藹士。
  陳其業生於1870年,走的是科舉取仕的道路,據說他「少年歧岳,有聲庫序」,在中秀才後,痛恨清政府「政紀不綱」,因此,對聲名利祿失去了興趣,「自適恬淡,無意仕進,惟以大義訓迪子弟,教授鄉里。」陳延佑死於1891年,這時陳其業剛20歲,陳其美15歲,陳其采11歲。既要經營父親留下的產業,又要照顧寡母幼弟,陳家並不富有,他必須管理好父親留下的資產以維持全家的生計。
  陳其業是個典型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讀書--科舉--做官,是一般富家子弟尋求出路,光宗耀祖的門徑。陳其業最初走的也是這條路。他入私塾,熟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一直上到學府,每月領取府街所給的四兩銀子。
  陳其業本以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但在上了學府之後,他耳聞目睹了清廷的腐敗,再也不願讀書做官了。
  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正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雖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也掩飾不了老大帝國的疲弊。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堂堂的中華帝國竟輸給了東瀛小國,進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虛弱的本質。如果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人們更多的是看到清朝腐敗的話,那麼1904年--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方的勝利則使人們對這個東瀛小國刮目相看了。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從日俄戰爭中體會到,要想富國強兵,抵抗西方列強,應向日本學習,變法圖強,發展工業。在這種思潮下,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紛紛東渡日本,學習富國強兵之術。陳其業也是其中的一員。
  在日本留學期間,陳其業考察了日本的工業,希望能對國家有所研益。但回國後卻因種種關係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抱負。他是陳家的長子,自小所受的又是舊式教育,在一腔熱血報國無門的情況之下,又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故鄉,繼承家業,經營絲綢。
  在故鄉,陳其業雖對政治日漸淡漠,但對地方公益頗為熱心,做了不少好事。
  為了低制洋布的傾銷,他用所學到的知識,改良蠶絲。
  為了使民間資金流動暢通,他又降低典庫的利息,以使農民免遭高利貸的盤剝。
  為了減少當地的洪澇災害,化害為利,他又倡導河流的疏通。
  但是如果沒有陳果夫、陳立夫這兩個名聲顯赫的兒子,陳其業最多只能算是吳興小縣的一個開明士紳。在二陳的幫助下,這位原本不願步入仕途,淡漠政治的前秀才又被捲入了政治漩渦之中。
  先是領導浙江一省的蠶絲、典庫、水利等事業。1931年,蔣介石在打倒國民黨內的反蔣派別之後,召開國民會議,陳其業被選任為國民會議代表。
  抗日戰爭爆發後,江浙一帶為日軍佔領。陳其業被迫率家人跟隨二陳入川。被選任為國民參政員。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違,悍然發動內戰,又不顧政協決議,非法召集「國民在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陳其業又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隨後又擔任了全國商聯會常務理事、全國工聯會理事等。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陳其業隨蔣介石倉皇逃竄孤島。此時陳其業已是80高齡,思鄉之情與日俱增。故鄉雖近在咫尺,卻難以歸鄉。在濃濃的思鄉愁中,陳其業病了,1961年病死於台灣,時年91歲。
  陳其業死後也甚風光,蔣介石明令褒揚。國民黨官方機構也為其立傳頌德:「綜其生平,其與人也恕,其律己也嚴,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蓋誠存乎心,而仁顯於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輯鄉里,以尊以親,終甘澹泊,以樂天年。」
  讓湖州陳家取得顯赫聲名的是陳其美,而陳其美取得的功名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陳其采,陳其采在陳氏三兄弟中最先顯露頭角。
  陳其采,字藹士,1880年陰曆九月生,幼時受的也是傳統的科舉教育。16歲那年,中秀才。
  19世紀末正是中國的多事之秋。亡國滅種的烏雲,籠罩著中國的上空,救亡圖存的驚雷,不時地迴盪,震撼著人們的心靈。1894年,正當陳其美入府學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中國大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遼寧也幾乎被放棄,巨額賠款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債,浙江杭州等內地城市也被迫向列強開放。對於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徑,少年陳其采自是十分憤慨,但如何才能重振國威,洗雪國恥,陳其采卻還是朦朦朧朧。
  已出外經商的二哥陳其美,由於經常閱讀報紙,對世界時事,中國國情頗為熟悉。他寫信回家勸告陳其采要「勤習西學,以求實用」。從此,陳其采對於西學開始注意。
  1897年底,列強又加速了瓜分中國的行動,德國強佔了膠州灣,俄國強佔了旅順、大連,法國強佔了廣州灣,英國強佔了威海衛、九龍。時局頓時緊張,赴國難成為燃眉之急。國土淪喪,人心思救治之策。任何一個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該怎麼辦?於是有了康有為所倡導的變法。但陳其美並不以為變法即能抵抗洋鬼子的槍炮。他認為要抵抗列強的侵略,武備必不可緩。為此,他力勸陳其采去日本學習陸軍。1898年,已經風燭殘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學習軍事的留學生,企圖讓這些人回來以後支撐早已搖搖欲墜的清國大廈,時年19歲的陳其采入選。當時清政府給各省都下了選派留日學習軍事留學生的名額,可由於人們對留學學習軍事抱有偏見,一些省沒人去。這次選派留學生,浙江省人選的學生是比較多的,在人數上僅次於湖南,共有4人入選,除陳其采外,其他3人是吳錫冰、舒厚德和許葆英。在哥哥的影響下,1898年,年僅19歲的陳其采東渡日本,入日本成城學校學習日語和中學課程,不久升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
  在日本留學期間,有兩件事頗令陳其采受刺激。
  一是有一次在與一日本友人閒談時,友人提到,「我們日本國有許多東西都是從中國學來的,我們的法律是從你們那裡傳來的,我們的佛教是從你們那裡傳來的,我們的文字是從你們那裡借來的,我們的京都都是從你們那裡學來的,甚至我們生活中的茶道、書道等等也是從你們那裡學來的,但我們能打敗你們靠的卻不是這些從你們那學來的東西。我們所靠的是從西方學來的東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變法,我們大日本國也和你們中國一樣要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了。」陳其採點點頭。友人接著又說道:「中國人是個優秀民族,但是我卻不明白如此優秀的民族為何卻不思進取呢?好不容易有個康聖人出來倡導變法,卻不為你們所容,只好跑到我們這兒來。難道你們中國人都不懂變法圖強嗎?」陳其采無言以對。但變法圖強的想法卻是深植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書屋,陳其采想買一些書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國人之後,隨即向他推薦了兩本書,一本是有關文天祥的,一本是有關岳飛的。店主說道:「岳飛、文天祥是貴國英雄,也是我們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們中國人現在再多幾個像他們一樣的英雄,中國也許就不會亡於滿人手中。」頓了頓,店主又很遺憾地搖了搖頭,「可惜你們現在還沒有。」店主的話刺痛了陳其采的心,在默不做聲地買下店主所薦的兩本書的同時,陳其采已暗暗發誓要成為岳飛、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統治。
  經過這兩件事之後.陳其采在軍校學習更加努力了。閒暇時間,別人去遊山玩水、留連舞場,他卻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功夫不負有心人,1902年,陳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
  四年的留學生生活結束之後,陳其採回到了故鄉吳興。這番陳其采可謂衣錦還鄉了。按他的條件,在浙江省府謀個美差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經歷,他畢竟是個熱血男兒。在故鄉短暫停留之後,他來到了湖南。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湖南曾是一個革命的中心。陳其采在這裡創辦了湖南武備學堂,任總教習,不久又升任標統。在這期間。他還秘密地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暗中聯絡新軍中的革命志士,準備推翻清廷統治。此後陳其采一直活動於軍界中,1907年調任南京第九鎮參謀。後以剿匪有功,升中樞軍咨府第三廳長,掌理全國新軍及調度事宜,並一度兼任保定軍校監督及主辦秋操。不幸的是他參加革命黨之事終為清政府獲悉,在清政府陰謀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滬,協助同盟會策劃倒清。
  陳其采在上海活動期間,做過一件以後對上海革命黨人影響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幫會建立了非常融洽的關係。
  在本世紀初,上海洪幫地位最高的老頭子是范高頭,他本是鹽梟出身,在白癩痢去世後,接任洪幫老頭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頭子黃金榮、李超五、劉福彪、潘鈺卿都是他的手下,號稱「四庭柱」。據說范高頭腦門上長著一個高高的肉瘤,就像頭上還長著一個小腦袋,因此他便得一個「高頭」的雅號,而且這雅號廣為流傳,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實名宇。陳其采和范高頭本不相識,更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他們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於偶然。原來,范高頭的手下都是些輸打贏要的流氓,為了免於和其它幫派以及自己之間爭強奪利,各有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盤。這些流氓們一方面向自己地盤內的店舖、妓院和煙館抽頭,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也負擔一定的義務,出面交涉和打架,保護自己地盤內的各種店舖、技院和煙館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負和滋擾。對任何一個幫派來說,不能保護自己地盤內的店舖、妓院和煙館等,都被認為是相當丟臉的事。
  1902年,陳其采剛從日本畢業回國時,曾任駐滬新軍統帶統帥駐滬新軍,負有維護地方治安的責任。恰在此時,范高頭的一個名叫芮德寶的徒弟在城隍廟的一個名叫「綠波廊」的點心店裡,見到一個英國人在毆打女招待。芮德寶雖然是流氓出身,但對洋人輕易還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勸解。不想這個英國人太蠻不講理,對芮德寶也動了手。芮德寶勸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這回事,不顧後果,將當流氓善於打架鬥毆的本事全拿了出來,將這個英國人狠狠打了一頓。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煩。挨打的英國人回去後,向領事館起訴,狀告芮德寶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國人是享有特權的,芮德寶膽大包天,竟敢打英國人,按當時清政府和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規定,芮德寶應由英國領事館審訊。范高頭作為洪幫老頭子保護不了自己的徒弟,顯然是十分丟人現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頭也沒有敢跟租界當局抗衡的力量,看來範高頭這個跟頭是栽定了。
  沒想到官司落到了陳其采的手裡,英國領事館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寶。陳其采斷然拒絕了英國領事館的要求,進而要求由中國政府審理此案,嚴懲肇事的英國人。英國領事見要挾不成,遂找人調停。結果,以英國人賠禮道款,承擔經濟損失了事。
  陳其采對芮德寶一案的處理,給范高頭挽回了面子,這使范高頭對陳其采非常感激。後來,陳其采的哥哥陳其美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得到了范高頭的大力支持,范高頭還和比他小近30歲的陳其美結異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孫們擁戴陳其美。由於和范高頭的結拜,陳其美成了洪幫的「小老大」,其輩份比黃金榮還高一輩,這就是同盟會時期的上海革命黨人和以後的國民黨人與上海幫會勢力關係密切的起因。
  1908年春,陳其美受孫中山的委託回到上海,利用各種關係,策動革命。陳其採回到上海後,利用自己在軍界的威望,積極運動新軍。事為上海道台劉燕翼所知,劉燕翼以陳其采「私通革命黨徒陰謀推翻朝廷」的罪名,企圖逮捕他,陳其采聞訊逃去,劉燕翼遂對陳其采加以通緝。
  19if年辛亥革命勝利後,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陳其采被任命為臨時總統府咨議。孫中山將大總統讓給袁世凱後,陳其采離開了總統府,於吳興創辦經武學堂,由於袁世凱對陳其采非常忌憚,不久便將經武學堂查封。從此,陳其采離開了軍界。
  在袁世凱的打擊下,陳其采內心極為苦悶。今後的路該怎麼走?隨後而來的一件事改變了陳其采的一生。
  陳其采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時,同期有一個叫馮耿光的同學,此時任中國銀行總裁。正當陳其采苦悶之時,他發了一封邀請函,請陳其采北上任中國銀行總文書。在一段時間的思考之後,陳其采欣然同意北上任職。從此,陳其采由軍界轉入了金融實業。
  但好景不長,馮耿光不久即辭去了中國銀行總裁之職。隨後陳其采也辭職南歸。適值清末狀元張春在南通創辦的大豐公司缺乏主事者,陳其采遂應聘任該公司總經理一職,從事棉墾,經營實業。陳其采本以為下半生就以經營實業以富國民為己任,不料好事多磨。由於南通位於長江入海口處,濱海啤濕,陳其采即到此地,水土不服,遍身患疹,癢痛不止。雖經一年多的治療,卻無成效。無奈陳其采只好離開南通回上海就醫,並應聘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副行長。
  陳其采雖已離政治數年,但對政治仍是倍加關注,1923年,浙江軍閥盧永祥通電不承認曹錕賄選的總統,並停止與北京政府的往來。北京政府乃下令撤去盧永祥浙江督軍之職,並令江蘇軍閥齊燮元督部剿辦,於是江浙戰爭全面爆發。陳其采不顧頑疾在身,與當時的社會名流阮性存、褚輔成、張一敖等奔走呼籲,力圖化干戈為玉帛。陳其采以其軍事、經濟閱歷和複雜的政治背景,逐漸在經濟領域取得了較高的地位,到本世紀20年代初,他臍身財界高層,與張靜江、虞洽卿、葉葵初、蔣抑厄、李馥蘇、陳光南、宋漢章、張嘉廒等人齊名,共為江浙財團的頭面人物。
  1924年,孫中山委派蔣介石負責籌備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蔣介石電邀陳其采赴粵任職軍界。陳其採到了廣東,卻婉言謝絕了蔣介石的使命。
  他說:「我雖軍人,但脫離軍界已經很久,有些事情已很不熟悉了。若勉為其難,恐怕會誤大事」。蔣介石卻很堅決。因為他知道陳其采既留學日本多年,又曾在軍隊多年,在軍界有很多是往日的同學、同事,甚至學生。蔣介石要利用的是他的影響。更何況陳其采之兄陳其美曾提拔了蔣介石,如今蔣介石是該報恩了。他對陳其采說:「先生自幼矢志革命,為國家做一番事情。如今國民革命在即,正須借用先生這樣的同志相助,先生豈能坐視,請先生萬勿推辭。」
  陳其采見蔣介石如此「誠懇」,也不好意思再推辭不出。再三思考之後,他回答蔣介石說:「年來濫竽銀行界,對於金融略有認識。北伐籌餉,願對此效力。」
  蔣介石只要陳其采能出來為他辦事,倒也不在乎他是在金融界、軍界。於是同意了陳其采的請求,任命他為全國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浙江省分會會長,負責與金融界聯絡,籌切助北伐。
  當時江浙尚在直系軍閥孫傳芳的勢力範圍之內,而孫傳芳又是北伐對象,在他的老窩裡籌餉,甚是艱險。陳其采化名「陳安」,通過種種渠道,屢屢往返於廣東、上海及浙江的普陀一帶,使大批款餉源源不斷流向廣東,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同時,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解放了上海市。至此,直系軍閥孫傳芳徹底潰敗,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正當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之際,蔣介石卻叛變了革命,舉起了屠刀,向革命群眾揮舞。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18日,成立了由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南京國民政府。
  自此之後,陳其采死心塌地地跟隨蔣介石,歷任浙江省財政廳長、江海關監督、江蘇省財政廳長、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籌創超然主計制度,陳其采任籌備委員會主任。
  2.記得當年陳其美
  在陳其業三兄弟中,名聲最為顯赫的要數陳其美。他是陳氏家族中一顆耀眼的明星,不僅在同輩人中閃射出爍人的光芒,而且還以其光亮昭示了下一代人走向聲名顯赫的道路。
  陳其美,生於1878年,早年在鄉間也曾讀過幾年書。但在他15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為了使自己所經營的商業後繼有人,竟要他棄學從商,年幼的陳其美只能唯父命是從,到崇德縣北的石門鎮的善長典當鋪,隨杭州人吳小舫學習典當業。和陳其業、陳其采相比,在老爹陳延佑的眼裡,陳其美肯定是最不爭氣的兒子。中國的傳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只有讀書有出息,前途才最大。在陳氏三兄弟中,最初都是想走一走科舉這一條路的,而且老大陳其業和老三陳其采還都中過秀才。惟有老二陳其美,剛過15歲,老爹陳延信便勒令他棄學從商,絕了他讀書做官的路,在一個名叫善長的典當鋪當一名小學徒。習商之餘,他經常閱讀報紙,十分關注世界大事,中國國情。對清政府的腐敗,他極為憤慨。在致親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敗,須人民自圖振作,20年後方能重振國威,洗雪國恥」,併力勸弟弟陳其采東渡日本求學。從1891年到1902年,從15歲到26歲,一干12年,陳其美的學徒生涯還沒看到完結的樣子。1902年,陳其采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剛剛23歲,就出任駐滬新軍統帶,不久便出任湖南武備學堂監督。陳其美在典當鋪干了12年,學徒還沒幹完,陳其采只在日本留學5年,就得到了湖南武備學堂監督這樣一個令人羨慕的職位。兄弟間巨大的差異,不能不使陳其美產生改變現狀的想法。他覺得,要想改變現狀,最好也是走陳其采的路。
  1902年,陳其采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到了故鄉。在他回鄉之後,陳其美經常聽他講述日本崇拜中國古代民族英雄的種種見聞,閱讀他從日本帶回的有關岳飛、文天祥等人生平事跡的書籍。瞭解了民族英雄們抵禦外來侵略,反抗民族壓迫的可歌可泣的事跡。聯繫現實生活中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清政府的腐朽賣國,陳其美的思想激起了陣陣波瀾。特別是當他聽到陳其采講述日本富強之源,「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等國富民強的道理後,他深切地感到中國必須作一番徹底的改造,才能跟上世界潮流,擺脫亡國滅種的危險。他又覺得自己身居石門,習商十餘年,見聞孤陋,天地狹窄,很難施展自己的抱負。因此他決定辭去典當鋪職業,易地另謀發展。1903年,他離開了石門鎮,來到了上海,在同泰康絲棧任助理會計。
  上海是當時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激烈的革命潮流,使陳其美大開眼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四處交結仁人志士。在上海,他先後結交了革命黨人秋瑾、徐錫麟、譚人風、張靜江等,並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了革命活動。這時他才感到自己所從事的商業於國於民都沒有什麼大的用處。他曾慨歎道:「商賈征逐未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於是,他放棄了商業救國的理想。在任湖南長沙新軍統帶的弟弟陳其采的支助下,於1906年東渡扶桑,先入警監學校,後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
  進入20世紀初的幾年,中國留日學生每年都有幾千人。而在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想學軍事的。按規定,中國人想進日本士官學校,先得入預備學校成城學校。以後成城學校改名振武學校,中國人想進日本士官學校,就得先進振武學校的大門。由於想進日本士官學校學軍事的中國人實在太多,振武學校容納不下,為了防止想學軍事而又入不了振武學校的留學生們鬧事,滿足他們學軍事的願望,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協調,成立東斌陸軍學校,專門「收容被振武學校拒之門外,擬習軍事的自費中國青年」。東武陸軍學校的創辦人是日本人寺尾亨博士。
  當陳其美到東京時,正值同盟會成立後不久,為了壯大革命力量,回國發動革命,總部在東京的同盟會大力招兵買馬,擴充實力。陳其美在留日學生中,歲數是比較大的,商界的多年鍛煉,使他顯得精明強幹,很快在留學生中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這年冬,陳其美加入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在履行入會手續時,他莊嚴地宣讀了如下誓詞: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失忠,有始有卒,……
  加入同盟會後,陳其美便踏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7年,革命黨人多次發動了反清的武裝起義:
  5月,陳湧波在潮州黃崗起義;
  6月,鄧子瑜在惠州七女湖起義;
  7月6日,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在安慶宣佈起義;
  7月15日,秋瑾在浙江紹興就義;
  9月,王和順發動廣西欽州、廉州、防城起義;
  12月,黃明堂發動鎮南關起義;
  在清政府的殘酷鎮壓下,這些武裝起義均失敗了。但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意志更堅,又派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回國參加起義。1908年春,陳其美在未讀完東斌學校課程的情況下,便肩負起反清的革命重任,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在革命黨人諸巨頭中,和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等人相比,陳其美的資歷是比較淺的,他參加同盟會的時間比這些人都晚。陳其美之所以取得較高的地位,一方面是由於他在辛亥革命後堅決支持孫中山,但更重要的是陳其美的機智。能幹和敢幹。
  陳其美小的時候就非常機靈勇敢。有一次,在冬天,和小夥伴們一起玩燒野草的遊戲,他們背著風,用火柴分頭點火,火頃刻間便燒了起來。看到熊熊燃起的大火,小夥伴們高興得又蹦又跳。不想一個小夥伴不注意被絆倒,被燃起的大火點著了衣服,引火燒身,小夥伴們馬上高興不起來了,嚇得四散奔逃。被燒著了衣服的小孩也嚇得手足無措,號陶大哭。在這緊要的關頭,陳其美衝了過來,抱住燒著了衣服的小孩,將他推倒在地上。兩個小孩在地上一陣亂滾,很快就撲滅了小孩身上的火。
  還有一次,是陳其美10歲那年,他閒來無事,和一群小同伴們在湖州野外的空地趕馬玩。正玩得高興,一匹馬突然從他們身後追來,氣勢洶洶,小同伴們都嚇得呆了。陳其美急中生智,拚命地繼續向前跑,當聽到馬蹄聲就在腦後時,突然撲倒在地上。烈馬忽然失去了追逐的目標,戛然停住,回首四顧。就在此時,陳其美突然躍起,猛擊烈馬。馬突遭襲擊,驚恐交加,慌忙奔逃。
  1908年陳其美回到上海後,積極從事革命活動。
  這年冬,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四歲的小孩博儀繼位,朝政日非。陳其美十分興奮,認為是進行革命的極為有利的時機。於是著手準備在浙江發動起義。
  1909年,陳其美在上海馬霍路(今黃踣路)德福裡一號設立了革命總機關天寶客棧。為掩人耳目,明為縱情聲名.實則暗地聯絡江浙一帶革命黨人,革命黨人戲稱此機關為「梁山泊」。革命總機關設置好後,浙江各地代表陸續抵達上海,密謀起事。不幸同盟會中出了一個名叫劉師培的叛徒,向兩江總督端方告了密,天寶客棧被抄,陳其美恰好因事外出,才免遭逮捕。經過這次事變,陳其美在浙江的革命計劃不得不暫時中止。
  但陳其美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行動。
  為了控制和利用幫會組織,擴大反清革命的力量,陳其美加入了上海的青幫,並成為幫會頭目。
  為鼓吹革命,陳其美又先後在武漢、上海創辦《大陸日報》、《中國公報》、《民聲叢報》、《民立報》為了向外國人宣傳,爭取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在上海還創辦了當時國內第一份也是惟一份英文日報《大陸報》。
  為訓練造就革命軍事人才,他結識了津門大俠霍元甲,並同霍元甲一起創辦精武學校。陳其美親自挑選意志堅強、體格強健的革命志士50人,學習拳術、軍事。畢業後,這50人到各處再組織同樣性質的學校,每人教授50人。陳其美認為,照此下去,不到10年,即可練成數十萬甚至百餘萬體格強健。並具有軍事學知識的青年,成為革命軍的中堅。
  為有計劃地組織長江流域的起義,1911年7月,陳其美與宋教仁、譚人風等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召開會議,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為增強反清革命力量,他冒著大暑調解寧波、奉化漁民械鬥事件。從此奉化的漁民與同盟會建立了友誼,以後又組織敢死隊參加陳其美領導的武裝起義。
  為了革命,陳其美積極地準備著,耐心地等待。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黨人打響了推翻清王朝的槍聲。起義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兩三天內先後攻佔了武昌、漢陽、漢口三鎮。革命首先在武漢取得了勝利。在武昌起義的影響下,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等相繼獨立。陳其美在知道這些消息之後,興奮異常,立即策劃江蘇、浙江和上海的武裝起義。
  11月,陳其美在上海領導武裝起義,攻佔江南製造總局,光復上海。上海的光復有力地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孫中山先生也高度評價陳其美:「為吾黨健者,於滬上握東南之鎖鑰,其功最大」。
  上海起義之後,陳其美被推選為滬軍都督。隨後組織聯軍,攻佔南京,並通電獨立各省,籌建臨時政府。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職,中華民國成立了,陳其美可謂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之一。
  但人們還尚未來得及為中華民國的誕生而歡呼,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又被獨夫民賊袁世凱竊取了。
  在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下,陳其美參加二次革命,起兵討袁,自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但終因孤軍作戰而失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甚至電車上,到處貼著懸賞5萬元捉拿陳其美的告示。陳其美被迫藏匿上海租界。
  討袁的失敗,並沒有使陳其美喪失信心。1913年10月,陳其美再次東渡日本,協助陳中山籌建中華革命黨,成為該黨內僅次於孫中山的重要幹部。
  陳其美是蔣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蔣介石是靠陳其美起的家。蔣介石1906年去過一次日本,1908年春第二次去日本才進入振武學校,陳其美於1907年夏入日本東斌學校,兩人相識完全是出於偶然。
  夏末的一天,陳其美早晨起床後,前往東京的西片時散步。在走到一處小樹林邊時,透過一叢樹幹忽然看到一位20多歲的中國青年在舞劍。於是走上前去一問,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官費留學生,正在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學軍事,浙江奉化人,名叫蔣介石。
  這時的陳其美已經是同盟會員,他看到蔣介石機靈英武,又是浙江同鄉,學的是同盟會中人才缺乏的軍事,更產生了結為知己的想法。於是為了革命事業陳其美與蔣介石的交往日益親密起來,蔣介石經常去陳其美的住處聊天談心,陳其美對他也另眼相看,倍示親切,兩人相處,如同兄弟。不久,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加入了同盟會。
  在這期間,陳其美和蔣介石又結識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士官學生黃郭。由於三個人志趣相同,經常在一起談論天下大事,關係越來越密切。陳其美提出,要和黃乳及蔣介石結為兄弟。陳其美是1878年生,蔣介石是1887年生,算來陳其美要比蔣介石整整大9歲,黃郭的歲數也比蔣介石大得多。所以蔣介石竭力謙讓,自稱自己擔當不起。不敢和年長的陳其美和黃郭稱兄道弟。後來在陳其美和黃郭的極力堅持下,他才同意結拜。這樣,蔣介石最小、黃郭和陳其美便自然地成了他的盟兄。三人互換了蘭譜,盟約稱「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蔣介石還特將誓言刻在兩把寶劍的柄上,作為禮物,分送給了兩位盟兄。這一次結盟,締造了三人的終身友誼。尤其對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有非常大的影響。
  不久,陳其美回國,在上海馬霍路德福裡一號設立了秘密革命機關天保客棧。在進行革命活動的同時,陳其美縱情聲色,放蕩不羈,目的是掩人耳目,實際上是在聯絡江浙一帶革命黨人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蔣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五聯隊當兵,當時上海的革命力量已準備成熟,可是缺少軍事指揮人才,陳其美致電蔣介石,催他回國。蔣介石便向野炮兵第十三師團師團長長同外史請假。長岡外史表示:「你們這些留學生是清廷陸軍部委託我們管理的,沒有清廷的許可,不能許可擅自回國。」蔣介石在遭到拒絕後,又去找聯隊長飛松寬吾請假,在聯隊長的職權範圍內,最多只能給48小時的假。於是,飛松聯隊長准了蔣介石48小時假,同時對蔣介石說:「你如果在48時內不歸隊,就要被當作逃兵而受到憲兵的緝查。」
  蔣介石在得到48小時的短假後,即會同同時准假離隊的張群,從高田乘火車到東京。向同盟會駐東京浙江支部領取路費後,48小時期限已到。於是,蔣介石、張群二人脫下軍裝,蔣介石換上日本和服,張群換上日本學生裝,登船啟程,返回上海。在登船之前,蔣介石將在高田野炮所穿軍服和所佩軍刀寄回高田野炮兵聯隊,以表示自己離隊的決心。
  蔣介石回到上海後,被陳其美派往浙江領導起義。1911年11月4日夜,蔣介石任擔當敢死隊的炸彈隊的臨時指揮官,指揮第一隊張伯歧、第二隊董夢姣、第三隊孫貫生和步兵一個營進攻浙江巡撫衙門,先後攻佔巡撫署、軍械局、將軍署和旗營,浙江起義成功,公推湯壽潛力都督。隨後,蔣介石返回上海,出任滬軍都督陳其美手下的滬軍第五團團長,隸屬黃都為師長的滬軍第二師。
  上海起義成功後,由於領導起義的各革命團體互不統屬,因而造成了混亂,領導人之間很快便陷入爭權奪利之中。領導起義的核心人物是李燮和和陳其美兩人,於是這兩人馬上成為競爭滬軍都督一職的對手。
  19if年u月6日下午,推舉滬軍都督的大會在上海城小東門的舊式五開間高大平房海防廳內舉行。海防廳內外,由肩背步槍的衛兵警戒,門上貼著「滬軍都督推選大會」的紅色字條。下午2時,陳其美身穿學生裝到達會場,前後跟著陳其美的把兄、洪幫老頭子范高頭的徒弟,號稱「四庭柱」之一的劉福彪率領的幾十名敢死隊隊員。劉福彪跟著陳其美走人會場,敢死隊員們則留在了外面。
  這時,李燮和騎著高頭大馬也進了會場,腰懸佩刀,背後跟的是幾十名商團團員。
  推舉都督的會議不久便陷入對恃的局面。商團代表以李燮和「軍事學識淵博,指揮上海光復任重功高」為由,提議李燮和出任都督。同盟會和會黨方面則推陳其美為都督。爭執之中,黃郭拔出了手槍,聲稱是陳其美先進入上海製造局,立下第一功。這時在場的商團軍官也撥出了手槍,稱陳其美進製造局後即被拘捕,後來是李燮和指揮全黨和商團攻下製造局的。雙方爭論不休,大有火並的氣勢。這時劉福彪高舉手榴彈,突然大聲吆喝:「攻打製造局,陳先生吃了那麼大的苦頭,都督非選陳先生不可,否則我手榴彈一甩,大家同歸於盡」。於是,陳其美被推為滬軍都督。李燮和在爭奪都督中失敗,又不願受陳其美的指揮,一怒之下,跑到吳淞,自任吳淞軍政分府總司令。
  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不久,和擔任浙江軍政府總參謀的陶成章又發生了矛盾。1912年1月14日,在陳其美的指使下,由蔣介石具體策劃,派人刺殺了陶成章。
  1911年7月初,一次在上海嵩山路開會,陳其美和陶成章兩人意見不知,就發生過陳其美拔出手槍,欲擊陶成章的事件。在此之前,陳其美在上海急需款項,而正值陶成章從南洋募款回來,手中有錢,陳其美向陶成章要錢作為革命軍費,陶不僅不給,還對陳其美說:「你好嫖妓,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陳其美對此非常憤怒。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浙江都督湯壽潛調任交通總長。所遺浙江都督一職,推薦由章太炎、陶成章、陳其美三人中一人擔任。章太炎是光復會會長,威望頗高,聞訊後致電湯壽潛和浙江各界人士,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願處於民黨地位」,極力推辭,推薦陶成章出任。陳其美對出任浙督興趣頗大,派蔣介石等人前往杭州活動,但浙江各界對陳其美表示冷淡,更歡迎時任光復會副會長的陶成章,這引起了陳其美的忌恨。
  刺殺陶成章之前,上海已有陳其美要刺陶成章的傳聞,陶成章聽到後,更換了幾次住所。由於當時陶成章正處在病中,最後移人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1912年1月13日,蔣介石對陶成章的部下張偉文、曹錫爵說,他和陶成章本沒意見,想對陶成章說明,以解除誤會。下午4點陶成章約見了蔣介石,二人談論得非常投機。談完後,蔣介石詢問陶成章的住址,陶成章寫了一個紙條告訴了他。在探明了路徑後,第二天深夜,蔣介石派人刺殺了陶成章。
  陶成章被刺後,孫中山嚴令緝拿兇手,直接行兇者王竹卿被捕獲判處死刑,蔣介石為躲避攻擊,離開上海,前往日本。
  1913年陳其美在上海起兵討袁。7月18日,宣佈上海獨立。陳其美在上海宣佈獨立,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宣佈的。當時袁世凱的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和海軍總司令李鼎新都反對上海獨立,上海江南製造總局也拒絕了陳其美和平接收製造局的計劃。而孫中山又急催陳其美在上海響應已宣佈獨立的江西李烈鈞和南京黃興。陳其美不得已,被迫命實力不足的討袁軍進攻製造局。
  陳其美的討袁軍由滬防各營、劉福彪的敢死隊、鈕永建的松軍、鎮軍、浙軍第六十一團和三十七團組成、總共只有幾千人。上海宣佈獨立以前,蔣介石被陳其美派往辛亥革命時曾由蔣介石任團長的原滬軍第五團,此時為北軍的第三十七團去做發動工作,但該團團長陳其蔚取消極態度,避而不見蔣介石的面,蔣介石只說服了九十三團的張紹良營參加討袁。
  1913年7月23日凌晨,按照蔣介石預定的作戰計劃,各路討袁軍分頭進攻製造局。不久,松、鎮兩軍攻擊望道橋,初戰告捷。但北軍不久反攻,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命令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兵艦炮擊討袁軍,松鎮兩軍被迫後退。此後,討袁軍又多次進攻,損失巨大,進攻毫無收穫。27日,討袁軍各部退往閘北。不料當晚英租界當局應閘北士紳夏粹芳請求,突然派萬國商團和租界巡捕開進閘北南海會館討袁軍總司令部,並將退往閘北的奮勇軍和松軍全部繳械。陳其美被迫將司令部轉移到吳淞。
  陳其美退到吳淞後,一直跟隨陳其美的福字營司令劉福彪,經程德全策反,密謀叛變。此事被吳淞要塞總監和司令白逾恆、居正所知,8月6日,二人擊敗劉福彪。此後,在海軍總長劉冠雄和海軍總司令李鼎新指揮下,海軍圍攻吳淞炮台。在彈盡糧絕、士氣衰頹的情況下,8月12日,鈕永建代表討袁軍接受紅十字會的調停,雙方停戰,鈕永建、居正等率討袁軍千餘人,退往嘉定,上海二次革命討袁失敗。
  上海討袁失敗後,陳其美流亡日本,善後工作。交由蔣介石處理。不久,蔣介石也流亡日本避難。
  1913年M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檢討失敗原因,認為關鍵在於國民黨內部意見不一,眾說紛紜,行動不一致,因此強調加強紀律。陳其美也認為需要振奮精神,加強紀律。這樣,在陳其美大力支持下,孫中山於1914年7月在日本組織成立中華革命黨,孫中山自任總理,陳其美任僅次於總理的總務部部長。
  由於蔣介石精通軍事,長於策劃,越來越得到陳其美的倚重。1914年初,陳其美特將他介紹給孫中山,受到孫中山的單獨接見,蔣介石頭腦清楚,見解深刻,孫中山對他大為賞識。這為蔣介石以後政治上發跡準備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由於陳其美的大力扶持和孫中山的賞識,1914年夏,孫中山親命蔣介石回上海策動武裝起義。蔣介石於上海小沙渡設司令部,自任第一路司令官,準備兵分三路,奪取上海。但未及行動,計劃就被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偵知,鄭汝成下令立即搜查蔣介石的司令部,一些革命黨人被捕,四人殉難,為起義準備的槍械、彈藥、文件、旗幟都被搜去。
  這次起義失敗以後,蔣介石不僅在中華革命黨和孫中山的眼中地位大為提高,在北洋政府和袁世凱那兒也掛上了號,袁世凱立即向全國下令,通緝蔣介石等主謀。蔣介石被迫躲到革命黨人張靜江家中,不敢露面。
  不久,張靜江家中也住不下了。秋瑾的戰友、辛亥革命時著名的革命黨人之一王金髮,指揮密探夜間到張靜江家來捉蔣介石。碰巧這天蔣介石到朋友家小坐,回來時看到張靜江家周圍有很多可疑的人在活動,蔣介石向來機警,立即逃脫,才未被王金髮捉住。由於在張靜江家的暴露,蔣介石在上海已無處藏身。這時正好陳其美從日本發來電報,要他前往東北,去策劃和領導東北革命。這樣,蔣介石在第一次獨擋一面失敗後,又接受了孫中山和陳其美交給的第二項任務。
  蔣介石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期間,孫中山接到東北一位名叫寧孟的革命黨人的報告。寧盤聲稱,吉林、黑龍江兩省的軍隊已經運動成熟,傾向革命,請孫中山即派得力人員前往主持工作,孫中山對此深信不疑,即派蔣介石和丁景梁前往東北。
  蔣介石、丁景梁二人到達東北後,發現東北在張作霖統治下根本不存在革命條件,寧孟說東北革命條件成熟,純屬謊報軍情,騙取革命經費。8月,蔣介石回到日本。
  1915年10月,孫中山委任陳其美為拋滬司令長官,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裡5號安家,作為反袁活動的總部。陳其美便邀蔣介石回上海,幫助策劃起義。蔣介石回到上海後,出任參謀長,首先和陳其美籌劃,利用11月10日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前往日本領事館,祝賀日本大正天皇登基的機會,刺殺了鄭妝成。隨後,蔣介石擬定「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計劃先發動海軍兵艦起義,然後佔領上海江南製造局,控制上海。
  3.啟蒙歷程
  陳果夫5歲學識字,11歲「開荒」。13歲時在陳其美的影響下,開始從無憂無慮的兒童王國走出來。外面的世界誘惑著陳果夫,為了求學,陳果夫到城隍廟抽籤。讀書時,由於接近火爐,竟將左眼燙傷,年幼的陳果夫只得戴上一副眼鏡。學校鬧學潮,陳果夫獨自躲在屋裡讀書,為此受到學校的表揚。陳果夫說:「我最大的脾氣是不肯人云亦云。」
  公元1887年11月,17歲的陳其業與何氏結婚,何夫人既有大家閨秀之通達,又有小家碧玉之聰慧,因此,陳其業與夫人何氏感情很深。1892年農曆九月初七甲時,陳其業的長子陳果夫降生,1900年,30歲的陳其業得次子陳立夫。1910年何夫人因產後身體虛弱,不能支持,產後不到10分鐘就去世了。
  陳果夫小時候相貌十分英俊,家裡人和親戚朋友都很喜歡他,因此,陳果夫就有了三個寄父。別人家的小孩認寄父,是為了好養活,怕命中「五行」與父母相剋,找一個寄父替代,便好保全一生平安,而陳果夫的寄父是別人去要的。雖然,三個寄父對陳果夫的生活都沒有多大影響,但陳果夫卻享受了更多的父愛。
  陳果夫5歲時,跟父親及大姑識字。陳果夫後來在回憶童年啟蒙時說:「父親教識字時並不很凶,不過我不識得字的時候,見了父親,非常害怕。因為我父親不用手打我,是用最響的聲音從我耳朵裡打動我的腦筋。所以每次遇到一個字不認識的當兒,經父親括辣辣的一聲,連其他已認識的字也會忘記了。我每天上午認8個字,有時下午再認幾個,都是我父親隨想隨寫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對一個『沓』字,認了幾天;有一次認8個字,認了半天,還是不認識。父親把我的鞋子脫去,掛鞋在方凳上,關在房裡,等到傍晚我母親做好棚子上樓來把我的眼淚揩乾,才領了出來。所以我母親對父親說:「你的聲音愈響他愈怕,愈怕愈不認識了』。但是事實上還是因為我不認識字,他才聲音響起來。不過所認之字,確乎大有難易之分。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類書,由大姑母教的也不少。大姑母教這種有韻的書是很高興的,因為她有時候自己也要搖搖擺擺地讀幾首『唐詩』,唱幾隻小調來解悶的」。
  湖州兒童上學啟蒙,俗稱「開荒」。陳果夫8歲「開荒」。「開荒」老師是沈若臣先生。「開荒」的那一天,「外婆家辦好了三牲、糕點水果、香酥之類,預備我拜文昌;又買了許多書籍文具,用紅紙包著送給我;同時又有一套小小的禮服,命我穿著拜文昌,拜先生。我父親和先生也穿了禮服。我拜了先生之後,先生命我坐在旁邊,教我上第一課書。當時所用的課本是《書經》。我讀《書經》中的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民於變時雍。……』那幾句,讀熟了,然後我父親恭恭敬敬的請先生吃酒席。接著親族中,有送書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親母親道喜的,整整的忙了一天。第二天,父親還領我去謝先生」。陳果夫在後來回憶說。
  陳果夫在「開荒」前已讀完《千字文》、《百家性》,大姑教以《三字經》、唐詩、識字數千。「開荒」後人隔鄰叔祖五公公陳錫百先生私塾讀『史鑒節要』、『天文歌訣』。『地理歌訣』等書。讀後一點印象也沒有。陳老師要睡午覺,照例先吩咐下午背書,在老師午睡醒後,扯一句謊,說已背過,就馬虎的點頭。混了兩年,毫無所得。10歲,改人族叔陳元章先生新辦的私塾。初讀時很認真,兩年之內讀完《大學》、《中庸》、《論語》及《孟子》一部分;但是也得不到益處。因為老師的嗜好太多,如畫畫、絲竹。養鳥、養蟋蟀,有的作為經常消遣,有的隨季節變換,學生的心分散了,老師的心更分散,最後索性抽起鴉片,甚至和別人合開煙館,教書教不上半天,有時連夜學也不回來放。像陳果夫這樣距離家裡很近,不需要家裡人來陪,而且是算守規矩的學生,因為天黑還是關在裡面,一面哭,一面還得朗讀,讀得特別響,然後太先生或師母聞聲出來,代放了學。陳果夫的父親和母親認為這種私塾太不成樣子了,於是決定改送人其它的私塾。
  陳果夫12歲,進了沈若臣先生的私塾。先溫習四書,已讀部分,由老師加以講解;接著再教未讀部分。四書讀完後,老師照陳果夫父親的意思,講授《幼學瓊林》;然後再教《古文觀止》及《東萊博議》,同時作論文及圈點報紙。沈若臣先生的一切教法,確比前兩位老師高明,專心教書。陳果夫在沈氏私塾讀了兩年,得益頗多。背不出書,也不大打手心。
  陳果夫13歲那年冬天,陳其美從上海回到湖州老家,便向他講了許多外面世界所發生的事情,講到了上海新式學堂,以及在這個新學堂裡,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全新知識;此外,還對他們施以革命啟蒙教育,講到了外國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講到了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如收回權利運動,拒俄運動,抑制美貨運動。這一切,對兄弟二人都是那麼新鮮,那麼有趣,平生第一次,他們聽到了「立憲」、「共和」、「救國」等全新的名詞。
  二叔陳其美的教導,在幼小的陳果夫心中,激起陣陣波瀾,自此以後,他對自己的學習有了全新的認識,而且有了強烈的求知願望。他認為,自己所學的知識太少,並且對社會,對國家沒有實用,他必須去學習更多的有用的知識,以實現自己的救國救民大志,為國家、社會服務。
  二叔的教誨,使幼小的陳果夫開始從無憂無慮的兒童王國走出來,使他比同齡孩子更早地思考社會與人生,更早地走向成熟,使他的少年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便越來越發覺自己的家鄉太狹、太偏僻、大閉塞、太落後。這裡,已不能很好地滿足自己的強烈的求知慾望了。他必須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去闖,去求學了。
  而此時,一個極好的機會已降落在他的面前!
  當時,正好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三叔陳其采也回家過年。從日本回國後,陳其采就職於湖南武備學堂,這是一個在當時國內較好的武備學堂,學校建設得很好。於是,回家後,陳其采便極力宣傳湖南的學校很好,教學質量是如何高,教學內容又是如何之新。一席話,說得早有外出求學願望的陳果夫怦然心動,於是當即便提出要隨三叔去湖南讀書,對此,二叔陳其美也十分贊同,這樣,他的父親只好同意。
  但是,事情並不如此簡單,還要過母親一關。對陳果夫的要求,何夫人從心裡也很贊同,但母親畢竟是母親,對年幼的兒子遠去湖南,總是放心不下,便去征尋其婆母陳果夫祖母的意見,聽完祖母的意見後才能最後決定。
  這樣,何去何從的「生殺大權」便操縱在祖母手裡。
  而祖母一生篤信佛教,一生凡是大事,總要問菩薩,然後才作決定。
  於是乎,「大權旁落」,轉到了菩薩的手裡。
  大年初一,陳果夫便在二叔、三叔的陪同下,同到城隍廟去問菩薩。在二叔告訴了他怎樣抽籤以後,他便神情嚴肅,十分恭敬地抽出一支籤出來,兌了籤詩後一看,頓時心就往下一沉。
  原來籤詩是壞的徵兆,說是路上要遇到風浪,船翻人死。如此凶禍,如何能去?祖母知道了更不會允許。
  一時,陳果夫心中一片失望,一陣焦急,臉上也愁雲密佈。
  在這時候,二叔給解了圍。二叔拿著籤詩,微微一笑,告訴人:「不要信這,把它燒掉,再來一張。」
  按常理,第一支籤,才是菩薩真正的啟示。因此,陳果夫並不敢燒,須知這是欺騙自己年邁的祖母!
  誰知,二叔卻催促道:「要外出讀書,不妨騙騙祖母。」
  想到自己強烈的求知願望,想到自己的理想、抱負,年幼的陳果夫一下子來了勇氣,他立即將簽燒掉,然後再抽出了一支。
  抽出一看,好傢伙,是上吉。裡面說的很好,於是心中大喜,便將籤詩抄了下來,回家覆命去了。
  祖母看了籤詩,再也不好阻攔,便說:「既然菩薩說好,那就跟了三叔去吧。」
  這樣,年幼的陳果夫便高高興興地踏上了去湖南之路。
  到湖南後,陳果夫進了明德學堂小學乙班,這裡書院眾多,學堂林立、文化氣氛相當濃厚。而陳果夫所進的明德學堂,又是最負盛名,是當時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學堂,教學方法與內容完全倣傚西方,徹底打破了傳統儒家四書五經式的模式,所請教師都是外國人或曾留學國外的新派人士,如黃興等一些激進的革命黨人都曾在此任過教。
  明德學堂位於省城長沙市,這裡是維新啟蒙之家。戊戌維新時,只有湖南熱烈響應,並積極籌措,開辦學堂,舉辦新學,這樣湧現出了如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大批革命志士。
  年幼的陳果夫來到這裡,猶如魚兒得水,滿心高興。在這裡,他第一次學到了新鮮的自然文化科學知識,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學到了新思潮與新的文化,第一次認識到,知識的海洋竟如此浩瀚,並慶幸自己終於較早地跳了出來。
  當時,剛來到這裡,由於語文不通,他在學習、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難。對此,在他的《求學》中,有過論述:
  「初進去時,言語不通,好像做了二三個月的啞子,過此才漸漸地聽得懂,而且也能講幾句湖南話。暑假考試,得到第一名,有兩位教員主張把我和第二名一位性羅的同學,一同升入甲班,並向胡監督請求了兩次,終於答應了。我和姓羅的同學,在甲班只須讀半年,就可畢業,總算跳了一年。可是問題在此:我們這一跳,有許多課程沒有學過,在這半年之內,除隨班上課之外,還要補上一年的課程,這是很費力的事,到畢業時,17人中,我名列11。雖然畢業,我的精神身體已經受打擊不小,我因此以為這種跳級的辦法,做學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學校方面,也不應隨便把學生破格提升,使他們的學業基礎,大受影響。」
  暑假考試,他便得了第一名。由此可見他在學校是如何地刻苦了,因為他除了正常學習之外,還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還要克服校方在教學方法上的一些不科學之處帶給他的影響,因此,他往往比別人多花幾倍的努力去學習。
  另外,英語對他來說也是一件很頭疼的事情。他沒學過英語,而明德學堂對此卻要求很高,這對年幼的陳果夫來說,是副很沉的擔子。
  為了升中學,陳果夫真是豁出去了。放假後,他連三叔那兒都不去,一個人留在學堂裡拚命地學。由於太接近火爐,有一次竟將自己的左眼燙傷,這樣以致左眼的視力大為降低,為了彌補,年幼的陳果夫便配上一副眼鏡,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小學者」。
  「功夫不久有心人」,經過這一段時期的努力,陳果夫的英文水平大為提高,在升學考試中還名列前茅!
  這樣,在他15歲時,便考入了明德學堂第一期中學。
  在中學裡,他依然發奮學習,刻苦攻讀。雖然中學的課程比小學深了不少,但在全班幾十名同學之中,他依然名列前茅,且一直保持了下去。
  在明德學堂,陳果夫逐步實現了自己的「蛻變」。在這裡,他不僅學習了大量科學文化知識,接觸了西方先進文明,更重要的是,他還受到了革命的熏陶。
  近代的湖南,雖然深處內陸,但革命氣息卻十分濃厚,在學校裡,「學生們在教室內接觸到新的、經常是民族主義的觀念,在校外則接觸到日益活潑、直言不諱的報刊。」
  20世紀初的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賣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在廣州等地舉行武裝起義,各地革命團體也在積極準備,革命浪潮一浪高於一浪。
  1905年,上海人民為了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發起了規模龐大的抑制美貨運動,一時全國各地響應,在湖南,首先由長沙工業學堂和師範學堂發起,聯絡湖南商務總會抵制美貨,很快,長沙出現了商號不定、不買美貨、碼頭工人不裝、不卸美貨的聯合行動。
  對於這一革命運動,陳其采積極投入,「三叔為提倡國貨起見,平時吸煙和敬客,都買三星牌香煙來敬客,並發誓不再買美國品海牌。」三叔的愛國行為,深深地影響了陳果夫,他也投身於這場運動之中。對於這一段,陳果夫後來回憶說:「因此我也跟著提倡的潮流吃起香煙來了,自己覺得很得意地對人家說:『我吸煙是提倡國貨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雖然後來為此吸上癮,而戒的時候不大習慣了好幾天,但這仍是一種痛快的事。」
  正是在這種環境裡,他不斷學習,逐漸成熟起來。
  當然,他在長沙市並不是死讀書,「兩腿不踏校外路」,相反,他很注意學習與休息相結合。當時,他住在三叔公館,裡空便與同在長沙學習的吳興老鄉馮祖鑾劃空拳,在鬧著玩之中,陳果夫還有意無意地做起了彩票的玩意,「專門賣給標本部各職員」,他們今天這個高興,明天那個高興中頭彩,到後來,結果,實在為我們開彩票的所得。」這件事當然是鬧著玩,但已不是一般的玩,它已帶上了投機色彩與商業意識。
  他每當看到當官的騎馬走過大街,便躍躍欲試。當然,衙門當官騎的馬是不能隨便讓人偷的,對此他也知道,但總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於是,他便橫下膽子,解開馬繩就走。最得意的時候是騎在高頭大馬之上,當時昂首挺胸,儼然一位大官,想不到當官竟如此威風。每當坐在馬上之時,幼小的心靈便想到日後有一天自己也騎在高頭大馬之上,接受著人們的稱讚、羨慕……
  「天有不測風雲」,1906年秋天,王叔陳其采調離湖南,趕南京就任清軍第九鎮正參謀。這樣,年幼的陳果夫在湖南便失去了靠山,變得舉目無親,再也呆不下去了。
  在湖南讀書的湖州學生,雖尚有6人,陳果夫家裡對他一個人在外,總不放心。到了冬天,有一位姚新村表叔要回湖州,陳果夫家中去信囑與姚表叔同行回家。向鬍子清監督請假不准。陳果夫說:「因為我們這些留學生在明德讀書,胡先生認為是最榮耀的事。他最喜歡我們阿三、阿四帶了來,不願我們一五一十的退出去。所以我們告假是不允許的,我不得已用對付祖母的方法,請父親打一電報來騙胡監督,由姚新村老表叔假造兩封信,再加一點騙料,胡監督就滿口允許了。我在那時候除與姚新村表叔回來之外,實在沒有第二個伴。伴約好了,由周姑夫(長沙知府周鏡漁)派人照料到漢口,由陶仲登標統派人送到南京,我們就乘了只煤船離別長沙了。」船到湘江,滿目蒼涼,一群群大雁鳴叫長空,向南飛去,昔日峻秀、美麗的岳麓山如今毫無生氣,孤零零地挺立在寒風之中,清冷的湘江水也不像往日那樣歡快地唱著小調向遠方那渴望已久的大江流去,只顧自己默默地無語東流……。站在船頭,陳果夫再次深情地望了望這座自己生活、學習了將近兩年的古城長沙,百感交集,只不知這一去,何時能重返舊地……。船行9日9夜,到達漢口,感到氣悶。在船上見臨艙躲著一位老人,詢以尊姓,自稱姓王。始知為革命健者譚人鳳。住漢口,主人請吃飯,喝了一點酒,廁所又遠,夜間把小便尿在床上。翌日,換船過滬回浙,不及參加年度考試,勉強讀了一年中學。過年後投考湖州中學,得備取第一名。正月間,陳果夫三叔陳其采任職南京,乃決計隻身赴京投考浙江旅寧公學,以學歷故不能進中學,只能進中學預科,讀了半年,以第一名畢業,這是他第二次小學畢業。明德雖著名,但當時程度不及江浙的中學。陳果夫說:「在那半年之內,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校中同學為了吃飯,曾經鬧過一次大風潮。我因為他們鬧的理由不充足,獨自一個人不加入,幾乎被大眾所毆打。和我同房間的同學知道我的個性,多方為我解釋,得以避免,風潮鬧了一個月之久,學生終於失敗了,我卻始終在房裡讀我的書,畢業考試,我的學科成績比第一名同學少了幾厘。校長加了我的品行分數,改列第一,當眾宣佈,並當面稱道我不少過分的話,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讀下去。可是這樣一來,倒使我為難,不能再人其它的中學了」。
  浙河旅寧公學中學預科畢業後,暑假時正想投考別的中學,適浙江創辦陸軍小學,陳果夫的表叔祖「楊譜笙先生要送他兄弟楊德及其內侄陸子冬去投考,我的二叔也來信,要我去考。他們當然都為革命做一種準備。我在暑假中又是住在第九鎮司令部三叔處,環境如此,終於使我決定到杭州投考。照陸軍小學的規定,是要招收高小畢業生以上的程度,我考了進去,算是第三次人小學了。像這樣的讀書程序,恐怕很少的吧」!陳果夫後來在回憶中說。陳果夫原來可以升人旅寧公學中學部,做第二次中學生的,因獨自不參加鬧風潮,和同學的感情較差,再加有人同行與二叔的函囑,乃赴杭州,考入浙江陸軍小學。雖稱小學,程度卻高於其他小學。陳果夫說:「陸小的功課有好幾門和普通中學相同,也有關於高等學校的課程。教員亦很好,如劉秀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教史地的,隨時利用講授機會,啟發我們的思想,引導我們走向革命之途,都是很值得我們紀念的」。又說:「我在這個學堂裡對於學科太不用功,尤其英文一類的課程,下課以後就丟在抽斗內不大去看;而我所看的書,都是些『警察法』、『教育法』。『衛生學』、『國際公法』、文學書、小說以及各種雜書,而尤其喜歡看各種雜誌,更喜歡看報,報中最好看的是兩報的辯論,因為我不喜和人家爭奪來看,所以我看報時間總在飯後,大家休息的時候。當我十六七歲時,身體正在發育時期,而常常患消化系的病,致永遠吃身體衰弱的虧,到現在後悔來不及了」。
  陳果夫在浙江陸小時做人就不肯人云亦云,他說:「我最大的脾氣是不肯人云亦云--同他人一樣地隨隨便便,有時候與各同學出去游西湖,別人要這樣那樣,碰著我不高興,就獨自一個人先回校。有時候他們無意識的玩,我還要責備他們,所以有許多同學做事都要避我。因為我管楊德(楊譜笙表叔祖之弟)太嚴,所以他們加「我一個綽號叫『姆媽』,以後就由姆媽轉變一個綽號叫『老太婆』。這都是由管他人而得名的。後來到了陸軍中學,還有些同學叫我『道德經』,因為我有許多地方太古板了。起初不過隨便地古板,後來大家曉得我古板,注意了我,使我不得更古板,要我屈服,著實不甘,後來我的行動自己也覺得不自由。但是自己不能解放,只得照著我的章程做去,那些小的地方,固然沒有出人,但是我的意志在那時候訓練了不少,至於什麼叫『道德經』我至今還是莫名其妙」。
  陳果夫人浙江陸軍小學的第二年,隨著同學們的剪辮暗潮,剪去了辮子。其時為光緒三十二年,陳其美東渡習警監軍事學,加入同盟會,結納革命志士,與蔣介石結交,時以革命報刊寄杭州陸小,囑為散發,傳播革命思想。杭州陸小本來規定三年畢業,因為清宣統二年,皖系為要盡量安插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畢業生,稱固其本身勢力,迫使延長了一年的修業期限。學生對這件事非常憤懣。這時候陸小總辦又是一位官氣十足,吸食鴉片,腐敗不堪的人。那時候,陳果夫已是同盟會的宣傳員,又喜歡寫通訊稿,寄到上海陳其美辦的《中國日報》,陸續把所寄關於學校腐敗情形的通訊登了出來。於是學生們憤慨的情緒,如火上加油,更是一天比一天高,終於釀成了一次大風潮,一直鬧到撫台衙門。學生和上海及杭州的報紙聯絡得很好,佈置亦很周密;控告總辦的條文,件件是事實。當提學使來校調查的時候,學生都是很規矩的在上課,沒有給提學使以絲毫可以指責的地方。有事實放在前面,總辦辯無可辯,終於被撤了職,陳果夫在浙江旅寧公學風潮中,做了一個不盲從的人;在陸小的風潮中,欲成為一個主動者。陳果夫的二叔當時也從上海趕來和學生接洽。所以這一次風潮,可以算是陳果夫參加革命工作的開始。
  辛亥年上學期4月,陳果夫畢業於浙江陸軍小學,是第三次小學畢業,在陸小讀了4年。是年春,陳果夫填具誓書正式加入同盟會。6月,人南京陸軍第四中學肄業。可說是第二次人中學,這時陳果夫20歲。陸軍第四中學校址後來就是中央軍校校址。陳果夫說:「這時候個人的人生觀比以前有進步,革命情緒亦一天高漲一天。在中學所上的功課和以前差不多,覺得無聊,便聯絡同學多做組織和宣傳工作,武漢起義之後,更是積極進行。陰曆九月初旬離開了學校,參加武漢保衛與支持的工作。我的學校生活從此可以說告一結束」。
  4.賴有嚴母教誨
  陳果夫與陳立夫的童年,在母親的拳腳和嚴厲的教育下,心靈受到了深刻的洗禮。奇怪的和尚使陳立夫心靈頓悟,使他在人生的旅途中埋下了堅韌的種子。
  對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的家庭教育,他們的母親何太夫人非常嚴厲,她認定了這樣一個道理:「小時候應該習勞苦,倘若舒服慣了,眼睛高了,長大以後決計做不好什麼事,父母愛兒女切不可溺愛。」
  陳果夫、陳立夫如若罵人,即使是跟著人家的孩子學一聲,便會遭到她毫不客氣的嚴厲訓斥,為了這個,兄弟二人不知挨過多少次罵。如果在她斥罵的時候,不服氣或者哭鬧的話,那麼她更會立即使用武力,直到打得孩子連哭都不敢哭,並保證以後再也不罵人時,才會罷手。
  雖然,這並不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但何夫人是一個不能文墨的普通家庭婦女,與溺愛孩子相比,這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從實際結果來看,它對二陳兄弟產生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一次,陳果夫罵了隔壁張媽媽一聲「那媽……」,被何夫人知道以後,她二話不說,拉起陳果夫就打,這還不解恨,她還將陳果夫關進柴房裡,「禁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後來陳果夫承認錯誤,許下以後不再犯的諾言後才被放了出來。這件事給幼小的陳果夫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以後的日子裡,他走南闖北,四處奔波,但此事一直印在心中,以至後來回憶起來,還歷歷如在眼前。
  給二陳兄弟印象很深的,還有母親對他們衣食住行的教導。
  當時陳家正走向衰落,但陳家的條件與一般人家比起來,仍然算是好的。按傳統的觀點,孩子的穿著好壞,顯示著其家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正為如此,許多條件稍好的家庭便盡力打扮自家的孩子,以顯示自己家的地位與條件。
  但何夫人卻認為,這樣對孩子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他們從小吃好穿好,不知稼槍之苦,將來長大以後是不會有吃苦耐勞精神的。
  雖然當時陳家的條件允許二陳兄弟穿得好一些,漂亮一些,但何夫人卻不這麼做,當孩子們羨慕別人家的小孩穿好衣服並進而提出要求時,她都是嚴加拒絕,從不動心。
  不僅如此,何夫人要求孩子們穿得乾乾淨淨,整整潔潔,並且也對孩子們嚴格「把關」。每天,她都有一件「例常之事」,這就是檢查孩子們的衣服,且十分細緻,如果發現有弄髒的地方,臉色會立即變得十分嚴厲起來。正是在她嚴格的要求下,陳氏二兄弟自小就養成了良好的習慣,即凡是有髒的地方,他們都不去,即使是要好的小朋友來拉,被強硬拉去了,也只是站在一邊看,而從不介人。對此,其他小朋友會紛紛進行攻擊,他們卻置之不理。因為他們腦中往往會浮現出母親那張嚴峻的面孔和那逼人的目光,這樣,他們縱使內心很想玩一下,卻也始終未敢去跨越雷池一步。
  對小孩子的花銷,何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她認為:「長大了自會用錢的,小的時候,勿可弄慣,要吃東西要用東西有大人管,更勿用小孩自辦。」話雖樸實,但道理卻很深刻,小孩子的心靈是純真的、潔白的,不能使它遭受金錢的腐蝕。
  在此理論指導下,何夫人嚴格控制兄弟二人的一切經濟行為。在這上面,兄弟二人也飽嘗了皮肉之苦。有一次,8歲的陳果夫拿了家裡的10個銅錢去買黃璉頭,不巧被母親發現了,何夫人二話沒說,將陳果夫一下子接到床上,掀開其衣服,露出小光屁股,便是一陣猛打,打得陳果夫心悅誠服。自那以後,陳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錢買東西了,無論母親在不在家。
  打罵,充滿於二陳兄弟的少年生活之中,成為其母親教育他們的主要方式,但有時,她也不採用這種方式,因為還有比這更好的辦法。
  小孩子是最容易忘事的,往往母親的教訓,玩一會兒之後,便在腦中煙消雲散了。一旦看到母親走來,心中便會恍然頓悟,可是為時已晚。遇到這種情況時,何夫人再也不打罵他們了,只是用嚴峻的目光看著像小犯人似的二陳兄弟,並要他們講述自己的過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在威嚴的目光相逼下,孩子的心靈便會發生一番深刻的洗禮。
  從效果看,這種方法比打罵還管用,它對幼小的二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來的陳果夫回憶時說:「經過第二次自己的回憶,或者看看母親的臉,就不再犯了,漸漸地,也能夠自治了。」
  在體育運動上,何夫人對孩子們管制也十分嚴厲,她不允許孩子搞體育運動,不是因為她對體育運動有什麼偏見,而是因為二陳兄弟的祖母生性好靜,孩子們一蹦起來,這位老祖母便會生氣,進而將果夫的母親大罵上頓,而且,在罵的時候,她什麼也不顧忌,什麼髒話都罵得出,而何夫人還必須洗耳恭聽。
  一代罵一代,一代管一代,絕對的權威。這一罵,不但何夫人自己受不了,而且全家上上下下都會因此而不痛快。雖然在孩子面前說一不二,但她卻不敢得罪婆婆,不敢表示不滿。於是,只好管住自己的孩子,不准他們搞體育運動。
  何夫人一旦發現孩子們進行體育運動,她便會將孩子們拉到一邊就打。由於自小缺乏體育鍛煉,二陳的身體都十分瘦弱,特別是陳果夫,給人的印象是又瘦又小。」成年後仍被病魔纏身,一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疾病痛苦中苦苦掙扎,並未能安詳、順利地走向另外一個世界。
  對子女,何夫人十分嚴厲,雖然如此,其實她內心,對二陳兄弟卻傾注了極大的愛心,在嚴教之中,作為一個母親對子女的疼愛之情也一直融匯於其中,只不過,表現得較為隱秘罷了。
  雖沒有念過書,何夫人卻很能識大體,也正是從長遠的眼光考慮,她才採取嚴教的方式。如針對兩個孩子自身的不同特點,分別採取不同的教育方式。陳果夫生性喜靜,根據這個性格特點,在他長到六七歲時,母親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來發展他的智力;而陳立夫則不同,他生的機靈並且好動,因此,他母親便不像教果夫那樣教他,而是要求他學習女紅,並且准許他出去與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去見識見識外面的世界,以此來發展他的智力。
  陳果夫與陳立夫的幼年,正是在這位嚴厲的母親教育下度過的。在母親的嚴厲教導下,他們一步步成長,一步步走向懂事,走向成熟走向獨立。
  應該說,母親給予他們的,是深深的母愛與良好的教育。使他們逐漸學會生活的能力。對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的感受更直接。「我們的母親是非常慈愛的,始終懷著依戀和感激的情緒,而在這依戀感激的成份中間,我們更抱著一種敬畏的心理。」
  正因為如此,母親在兄弟倆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即便時光的流逝也無法沖淡它,這正如陳果夫所說「她的一切索繞在我的腦際,並不因為時間久遠,而稍有淡漠。」
  少年時代的陳立夫,是一個無憂無慮的頑童。他生性好動,在學習之餘,總和一些小孩踢球、爬樹、掏鳥窩、投石子、鬥蟋蟀,經常是忘記了吃飯,忘記了回家。整天,他沉醉於一個調皮、玩耍的兒童天國裡,根本沒有去考慮他的未來,他的理想,更沒有考慮到怎樣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和其他的小孩一樣,愛玩、調皮。因此,就更多挨母親的教訓。
  日子在一天天逝去,猶如一潭平靜的水,並未發生什麼大的波浪。
  然而,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既普通又不尋常的小事,它深深地打動了這位調皮而又天真的幼童的心。
  每天清晨,在陳立夫上學的路上,他總會遇到一個和尚,留著長長的頭髮,頭上還繫著個銅箍,背上背著個韋馱菩薩像,在那兒走三步拜一步。
  開始,陳立夫對此並未太注意。
  但是,好幾年過去了,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地凍天寒,滴水成冰,這位和尚都是走三步拜一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從未間斷,從未停歇!
  終於,有一天,年幼的陳立夫忍不住好奇地問他:「法師,您為什麼這麼跪拜,從未停歇,這是什麼意思啊?」
  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廟,所以天天得化緣,我這是去化緣,去城裡,這樣已有7年了。」
  「您這樣能蓋成廟嗎?」陳立夫覺得這真是天方夜譚,簡直不可相信。
  誰知,和尚卻回答道:「一定可以的,你們小孩子不懂的。」和尚說完,又三步一跪地趕路而去了。
  和尚的回答.給幼小的陳立夫以深深的打動,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無憂無慮的自由王國裡,很少具有像成年人一樣百折不回、堅韌不拔的精神,也從未考慮到他自己的未來與理想,更沒有考慮到怎樣去實現他自己的理想。
  聽了和尚的回答,幼小的陳立夫竟一直呆立在那兒,而和尚卻已走遠了。以前的陳立夫,從未涉足這些,今天上蒼去安排他來考慮這些問題了。和尚的那種百折不回、堅韌不拔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動,這種精神的種子已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在他那幼小的心中生根發芽。如果說,少年時代的陳立夫的生活與他的同齡人相比,有其特殊性的話,那麼這件事便應是其中重要一點,它使無憂無慮的玩童開始思考理想、奮鬥與人生,使他年幼的心裡開始有了和尚那種精神之種。
  1914年,14週歲的陳立夫也步陳果夫後塵,離開家鄉湖州,赴上海求學。
  到上海後,陳立夫考入了南洋路礦學校中學部,剛好陳果夫也來這裡養病,兄弟二人過從甚密,小日子也過得十分愜意。
  這樣不知不覺過了兩年,到了1916年5月。這時,平地風雲變起,陳其美被袁黨所暗殺,這使得陳立夫失去了經濟後盾。
  後在三叔的幫助下,他勉強讀完了中學,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學採礦科,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
  陳立夫讀大學的年代,是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變化之時。這一時期,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新思想不斷傳入中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不久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歷史在此發生劇變,古老的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革命時期,隨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
  時代在召喚,正是在此情況下,許多熱血青年毅然投身到救國救民的時代偉業中去。
  而此時的陳立夫,卻絕然相反,儘管五四的浪潮洶湧澎湃,科學、民主的口號響徹晴空,他仍不為之所動,而是沉湎於科學知識的海洋裡。每天,除了學習還是學習,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根本不管外面的世界,真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人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不關我事。」
  世界是很大的,人與人,都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分子,有時終生不相逢,不過有時,世界也顯得很小,兩個人彼此認為今生不能再相遇了,但命運又偏偏使他們重新走到一起。
  多年以後,各奔東西的陳立夫和那個和尚又相遇了!
  陳立夫24歲那年,大學畢業,為了寫好自己的畢業論文,他便和同班同學葉秀峰回到故鄉外義山進行礦產、地質調查。有一天,他們正走在山中,突然老天爺翻了臉,頓時烏雲密佈,狂風四起,頃刻瓢潑大雨直砸而下,兩個年輕人全身一會兒便濕透了,更煩人的是,由於下大雨,山中大霧瀰漫,看不清東西,這樣他們一下如掉雲海裡,迷失了前進方向,一時真是不知所措。
  一位回廟去的和尚,見他們如此狼狽,便將他們領到自己的廟裡避雨,這下可解了年輕人的圍。
  這是一座剛蓋起不久的廟宇,大雄寶殿的佛像都還沒有鍍金,偏殿也還沒有蓋完,大約還剩下一半。
  好心的和尚,還拿出自己的和尚服,讓他們換下濕衣服。
  年輕人高高興興地換上衣服,便出來找這位和尚,感激他的幫助。這位和尚,怎麼如此面熟?頓時,陳立夫腦中馬上跳出了十幾年前那位給自己以啟示的和尚的面孔。
  難道是十多年前在路上經常遇到的和尚!
  十幾年光陰過去了,如今他們又重逢在和尚自己蓋的廟宇中!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後,和尚一時十分激動,他指著剛建起的廟宇,很動情地告訴陳立夫,一個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沒有不成功的。這又給青年的陳立大留下深刻影響,直至以後他一直記憶猶新。
  第二章 春夢無痕
  1.陳其美無意托付身後事
  陳其美對蔣介石說:「這是我的大侄兒果夫,很想參加革命,……你以後可以多多幫助他。」又對陳果夫介紹說:「這是我常給你提起的我的義弟蔣介石,……是革命黨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後你可以多多向他請教」。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革命浪潮一日高過一日。陳果夫正在南京陸軍第四中學讀書。他熱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這一滾滾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動。恰好此時,二叔陳其美從上海來南京策動南京武裝起義,以策應武漢。陳果夫毅然決定隨叔父投身革命。於是受二叔之命,將四中的同盟會員聯合起來,成立了陸軍四中同盟會分部,籌劃在南京發動武裝起義。
  10月的一天深夜,濛濛的夜雨給這座古城增添了一絲寒意,街上已經沒有行人了,古城是一片寧靜。但在這平靜的夜中,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的一間教室的窗戶上卻長夜輝映著昏黃的燭光。
  這是陳其美正召集陸軍第四中學的同盟會會員密謀起事,為避免清廷爪牙的發覺,只點了幾支小蠟燭。
  燈光雖弱,但大家熱情很高。陳其美用他那特有的吳興調鼓動說道:
  「武昌起事,全國響應。我等革命青年切不可坐視。南京在長江之下游,如能起事成功,與武昌相應,則長江上下自可聯貫一氣,江南可自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締造共和,肇於此時,我願與諸君共同努力。」
  陳其美的慷慨陳辭很快引發了大家的革命熱情。一個瘦弱的青年應聲而起:
  「我等加入同盟會,便已立下革命志向,願為革命獻身。如今正是革命之良機,我願追隨陳先生,爭取南京光復,即使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瘦弱青年的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大家紛紛起身表示願為革命而戰。即使是因古板而被同學稱作「老太婆」的陳果夫也是熱血沸騰。
  隨著願意革命的人數日益增多,教室已經容納不下這麼多人,以後開會只好改在操場。幾乎每晚都在開會,做組織工作、宣傳工作、聯絡工作等等。在陳其美叔侄二人的宣傳鼓動下,四中同盟會會員們群情振奮,鬥志昂揚,決心為爭取南京光復竭盡全力,即使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不久,四中同學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於是清軍對四中加強防範,並採取行動,將儲藏在四中的子彈運走,槍械也轉移到秘密地方藏匿起來,同時將同情革命、與革命黨人有聯繫的第九鎮軍隊也陸續調往城外。此時,陳其美已回上海,陳果夫一時束手無策,只好和另外兩名同學趕往上海請求指示。
  當時陳其美因病臥床,正與蔣介石商議杭州起事之計劃。陳其美見陳果夫,立即將果夫介紹給蔣介石。
  「這是我的大侄兒果夫,現在在南京陸軍第四中學讀書,很想參加革命。你以後可以多多幫助他。」介紹完果夫後,陳其美又轉過頭來對果夫說道:
  「這是我常給你提起的我的義弟蔣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對於軍事頗為熟悉,是革命黨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後你可以多多向他請教。」
  果夫垂著手答應道:
  「是,我一定向蔣先生多多請教。」這一次見面,因為正趕上陳其美與蔣介石商議杭州起事計劃,果夫不敢多說話,只是在一旁聽他們兩人商討訓練軍隊,起義的時間、地點等。他們談的十分投機,果夫也聽得人了迷。對於這一次見面的情況,陳果夫事後回憶道:「蔣先生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這一次見面雖然蔣介石、陳果夫並沒有多談。但陳果夫既然對蔣介石「印象非常深刻」,自然為他以後投靠蔣介石作了鋪墊。
  在上海,陳果夫沒呆上幾天,在黃興等人的指示下,便轉赴武漢,參加保衛武漢之戰。
  原來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清政府惶恐不安。在清廷的再三催促和請求下,袁世凱出兵進攻漢口。武漢面臨的局勢十分嚴峻。為保衛武漢,一批一批革命志士趕到了武漢。黃興等人認為,既然清軍防範甚嚴,南京起義可暫時推遲,可抽出力量支援武漢。況且武漢正遭清軍重兵攻擊,形勢嚴峻。一旦作為革命中心的武漢失守,全國各地難以舉義響應。
  此時的武漢,硝煙瀰漫,炮聲隆隆。袁世凱虎將馮國璋正率領大軍向漢口發動猛烈攻勢。起義軍奮勇抵抗,死傷無數,漢口發發可危。
  陳果夫到達武漢之時,正是袁世凱命馮國漳率第一軍猛攻漢口之際。陳果夫一到漢口,即到起義軍軍務部找到部長孫武,請求安排具體工作。
  孫武考慮了一會兒,很嚴肅地說道:「現在漢口眼看就要丟失,漢陽則必須守住,我們準備加強漢陽的軍事力量,你們願意去漢陽嗎?」
  陳果夫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們為赴難而來,任何危險的地方都可以去。」
  孫武頷首讚許,隨即給果夫辦了去漢陽的護照。
  在漢陽民軍司令部裡,果夫被安排到炮兵排裡當一名士兵。在漢陽,陳果夫表現得十分勇敢。
  由於當時漢口即將失守,守衛漢陽的民軍有很多嘩變而散,有些陣地上有炮無人能放。陳果夫挺身而出,用在學校裡所學的炮兵知識,教士兵放炮,忙得不亦樂乎。戰時的生活是艱苦的,晚上沒地方睡覺,大家就穿著衣服擠在一起,隨地躺下。有時戰事緊急還得睡在陣地上,本來身體就很弱的陳果夫難以支持,時常咳嗽、吐血。有一天晚上,他與部隊一起運子彈到黑山,回來時又搖鐵道上用的手搖車,非常吃力。他堅持了一陣後,忽然覺得天旋地轉,倒地不省人事,十多小時後才甦醒過來。醒來後,他沒有去休息,而是拖著虛弱的身體,繼續投入緊張的工作。
  10月31日,馮國璋率軍向漢口發動總攻擊。革命軍在廣大民眾的支持下,拚死抵抗,終因力量懸殊,指揮失利,漢口失守。
  漢口失守後,漢陽便成了戰爭的前沿陣地。儘管漢陽軍民曾幾次組織反攻漢口,均未成功,卻相反使自己受到損失。於是一部分革命軍堅守漢陽,另一部分向武昌退卻。清軍得知漢陽虛實後,迅速向漢陽發動強大攻勢。守軍英勇頑強,拚死抵抗。陳果夫受命守衛設在漢陽兵工廠的民軍司令部。
  清軍在進攻漢陽的同時,還派出大量奸細潛入漢陽城內,到處鳴槍、放火,製造混亂。民軍司令部人員有的深人各部隊加強領導,有時出去組織救火,也有些竟臨陣脫逃。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官員走光了,只剩下陳果夫與幾名士兵。有的士兵見此情形,也提議大家一走了之。陳果夫堅持不願離開,並說服其他人也留下來。他認為,司令部指揮官雖然走光了,如果有衛兵守著這兒,還可以唱唱空城計。如果衛兵都走了,人們一定以為司令部已完蛋,這樣軍心必然大亂。他選了一支最好的手槍,帶足了子彈,堅守在司令部大廳裡,隨時準備應付一切突發事件。
  不一會,民軍和市民陸續將奸細抓獲,帶到司令部。他們以為陳果夫是司令部的指揮官,便將奸細交由他處理。陳果夫一時不知如何處置,只好把奸細關在大廳旁的房間裡。
  幾小時後,清軍攻勢減弱,著火的地方已被撲滅,司令部的人陸續回來。他們聽了陳果夫的報告後,對他這種臨危不懼,機智勇敢的行為大加讚賞。
  陳果夫隨革命軍在漢陽堅守一周後,黃興來到了漢陽,任戰時總司令,民軍士氣大振。黃興發現陳果夫只是當一名士兵,頗感委屈了他,便將他調人漢陽府軍政科,協助科長招募和訓練新軍。陳果夫到任後,工作認真負責,深受領導好評。他經常到民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強調保衛漢陽的重要性,動員群眾踴躍參軍作戰。功夫不負有心人,果然許多市民和郊縣農民前來報名參軍,很快一支近千人的防城營和巡城營便組建起來。陳果夫負責對這支新兵進行訓練,很快使其掌握了一些軍事知識,基本上能應付戰爭的需要。
  11月23日,清軍向漢陽猛撲過來,軍民據守的美娘山。鍋底山相繼失守,漢陽危在旦夕。陳果夫將來自於南京陸軍中學的學生集中起來,組成一支100多人的隊伍開赴前線,這支特殊隊伍在戰鬥中英勇善戰,奮勇拚殺,許多人壯烈犧牲。不久漢陽失守,陳果夫隨軍撤人武昌。
  黃興等人撤人武昌後,軍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會上,黃興建議放棄武昌,順流而下,去攻南京。然而多數人認為武昌是首義之地,應死守。共進會領導人張振武拔出戰刀,聲稱:「敢言放棄武昌者斬!」會議最終決定堅守武昌。黃興會後便乘船離開了武漢。陳果夫也認為黃興所言有理,既然武漢難保,不如光復南京,來個圍魏救趙。因此,他也隨後離漢東下。
  當陳果夫順江東下時,南京已在滬軍與江蘇浙江等民軍的聯合攻擊下光復。於是他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陳其美,希望參加一些實際工作。
  此時,由於漢口、漢陽失守,很多革命黨人紛紛東下雲集上海。於是陳其美安排陳果夫負責接待這些革命黨人。他工作認真,態度和藹,熱情周到地給他們解決生活和工作問題。這一耐心細緻的工作,贏得了來滬的革命黨人的普遍好感。
  1912年元月,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也就在這一年,經過陳其美的介紹,陳果夫第一次見到了孫中山。之後,他曾多次去聽孫先生演講,對孫先生的革命意志和偉大人格敬佩不已。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寫道會見時的情形:
  「總理正和一位廖君談話,用廣東話,我聽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著的態度,使我肅然起敬。總理坐在沙發上,腰背挺直,坐了許多時候,一動也不動。」
  沒過多久,陳果夫在上海南京路國民黨總部再次見到孫中山,並第一次聆聽總理的講演。據他回憶:「他演講的姿態。聲調、非常動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遠沒有淡忘。」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許多革命黨人認為革命已經大功告成,於是便刀槍人庫,有的從事實業,有的重新進學校讀書,有的則出國留學。南京的陸軍四中也恢復正常學習。陳果夫原想回校復讀,但經醫生檢查身體後,認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學軍事。後又有人建議他去法國勤工儉學,他為之心動。於是他決定去法國,並開始收拾行李,告別親友,準備西行。不幸的是,他在從上海去北京的途中病倒,到北京後,經醫生檢查,確診是肺病,這樣法國之行又不得不取消。
  連續幾件事均未能如願,陳果夫痛苦至極。就在這時,陳其美給了他許多安慰和鼓勵,並勸他到日本去治病,待病癒後去美國留學。
  2.果夫東瀛求醫
  1913年3月29日陳果夫自滬乘「春日丸」出發,31日早晨抵長崎,下午乘火車向東京進發。當時車船票價都極便宜,船價二等艙每人不過19元,從長崎到東京的頭等車,亦只37.7元。4月1日到名古屋,下車在金君鶴儕寓所下榻,3日下午繼續前進,當日抵東京。5日到東京有名的杏雲堂醫院求診,第二日由該院院長親自診察,斷為肺病,當即開藥方,打了一種反應針,囑咐過幾天再去看。11日由李浩生陪同到帝國大學教授木村德衛博士處診治,木村看法與杏雲堂不同,即肺病地位亦有出人,因此反對杏雲堂打針辦法,木村僅說身體比較弱,囑三日後再去。第二次複診,斷言除體弱之外並沒有什麼病,只要多遊歷,不難復原,這話對他發生了力量,膽子為之一壯。從此很安心的遊覽東京、京都、大阪各地,參觀了不少工廠。因陳果夫學過3個月的日文,學會了幾句普通話,買物時只能講講價錢,必要時再請一位日本人作翻譯,陪同遊覽,所以到處參觀,並沒有感覺到不便。在日本兩個多月,陳其美因為準備討袁,來信催回上海,約集軍校同學,協助革命。6月13日,陳果夫由神戶啟程,15日抵上海。親友見面,都說身體已經完全復原,亦有因此稱道日本醫學之高明的,其實借遊覽得到養身效果則有之,何嘗切實治病。陳果夫第二次出國留學的計劃,又告失敗。
  陳果夫這次出國治病,還參觀了東京芝浦製作所、箱根水力發電所、石渡電機製作所、玻璃廠、大阪織物株式會社、東洋獲膜株式會社及川崎造船廠。陳果夫說:「我看了織布機之後,越信我家的織布廠非失敗不可。他們一個人可以管理兩部機器,全廠有五六百機,每日出布可達4萬碼,既快且好,而我們的還不脫手工時代,規模又小,怎樣與人競爭?參觀東洋獲膜株式會社,才知道造橡皮之法。他們初期出品低劣,不能和外國貨競爭,先後失敗三次之多,而每經一次失敗,主持人總是處以忍耐,不斷研究,到底給他成功了。廠中有一位技師和齪叔同學,他把橡皮配合的成分告訴我們,我曾隨手把它記下來,可惜當時我並沒有準備開一爿橡皮製造廠,否則,例是一件重要的參考資料。參觀川崎造船廠,廠址甚廣,資金雄厚,有工人8000名,這時正在建造2.4萬噸的戰艦二艘。在廠中遇一工程師,談話中知道他對中國的感想很不壞,對於廠中情形,他扼要告訴我們。他們訓練人才,和派人出國考察的方法,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據說該廠廠長副廠長之中,經常有一位在外國考察,隨時把外國的長處帶回來,作改進廠務及技術的參考。廠方又規定,每年選拔各校高材生10名,到廠學習兩年,成績好的選派出國留學,每年以5人為度。凡到各國學習的人,都負有考察的職責,可是在表面上盡可能成外行的樣子,例如自稱商人,或在學校中會習某科某科,而決不承認曾習造船或機械工程,這樣可以避免人家的顧忌,容易得到人家的教導。後來,日本的造船量足以和列強並駕齊驅,正是他們虛心求進的結果。足以矯正國人,慣以外行充內行,向人家學了一些皮毛,便自認有高深造就的惡習。」
  陳果夫在日本的遊蹤,遍東京、箱根、大阪、神戶、長崎、名古屋、西京等名城勝跡,歷時二月。陳果夫在「游日觀感」中寫道:「日人提倡早起,從乘電車著手,頗為有效。照章在早晨7點鐘之前,票價打七折,所以在那個時間,乘客最擁擠。對於學生和工人,尤為便利。稽查極嚴,絕無不買票乘車之事。火車中乘頭等車的很少。我們初次從長崎到東京,竟未見一人長路乘頭等車,其有短路客坐頭等的話,侍役往往喜歡指告我們說那一位是某公司經理,那一位是某商會會長,卻很難得有普通人民或官吏在內。頭二三等火車的侍役,對客人的態度,各不相同,大致可從他們鞠躬時身體彎曲的度數,分別出來,日本人吸香煙,很不容易得到外國煙,如果得到的話,那麼,就坐在包車上昂首而吸,其得意的神氣也就與平時不同。我們在名古屋,只參觀了一個勤務場,據說是以前博覽會的舊址,陳列品大部分為蠶絲、瓷器、花紙之類,以由中國運出的為多,而搜羅之富,甚為可佩。從長崎到東京,火車經下關東駛,沿路山坡上,梯田縱橫,遍植各種農作物,無一隙地,日本土地之寶貴由此可見。但日本農人之勤於種植,亦有可佩之處。4月1日,車經距名古屋尚需一小時之一小站,齪叔發一電給名古屋金鶴儕君,要侍役投交站上收報員,侍役嫌電報字數太多,代為修正,因此節省一元數角,足見侍役有相當教育程度和日人的崇儉精神。到了名古屋,以為金君必來接,不料到站未見,在路上才無意中碰著,知道電報還沒有到。金君陪我們到他的寓所,電報才送來,照章人到電遲到,要發還電費,齪叔等根據交涉,將電費如數退還,亦見重法治之一端。……日本人愛好中國貨,我們出國時,帶了一些土產作禮品,日人得之,如獲至寶,無不喜歡異常。日本政府,限制外國貨進口,極為嚴格,在關稅壁壘之下,欲購不得,得亦非出重價不可,偶然得到了,其歡喜自無足怪。東京有一個發明館,顧名思義應該一看,可是所得印象只有『空虛』兩字,原來館內的陳列品,真正由日人發明者只是一些小件的改良,並無特殊成就。東京的植物園,範圍相當大,所種花木,都標有科名,但這與他處所見的並無多大區別,而奇花異卉之來自他處者亦不多。我因此想,中國各地如果要建設植物園,只須開發山野,艾蕪留精,再向他處移植若干名種,依科學方法,分科編名,也許比日本的植物園還要精彩些。經過某路,居民正在動員從事掃除,但自動的不多,警察只好挨戶強迫參加。日人採用的是分區輪流掃除制,輪著的多少總帶一點強迫性,其時期與方法都不及中國舊歷年自動大掃除來得整齊。……參觀靖國神社之遊就館、列室四十餘,想見規模之大。陳列著許多戰利品,日人以為光榮,但在東亞同種的中國人,卻可當作國恥館看。我們在日本參觀過兩個帝室博物館,一個在上野,一個在京都。兩館所陳列的,均以中國古物為最多,可知日本文化無非孕育於中國文化,在另一方面,則中國文化自身進步的遲緩,亦為無可否認的事實。最使中國人憤慨的,是上野博物館把中國有關禮俗之古物,和朝鮮、印度、安南的並列,且均非優良之模型。甚至於以中國古錢、古軍器,和朝鮮亡國會會長的獻物排在一起,這是黷武侵略思想侵人日本文教界最顯明的標記。日本鄉下的婦女,對中國人是客客氣氣,而城裡人就大不相同,……對中國人多露出傲慢的氣焰。從日本工程師的口吻中,知道他們都想到中國來,這也無非以幫助中國振興實業為名,暗地裡卻在多方活動,經濟侵略,亦可見日本侵略意識人人之深。有一位中國畫家,畫工極平常,而長於活動,很受日人的歡迎,由友人介紹,曾來訪問我們。據說:他利用新聞記者幫他宣傳,對於重要的記者,每人送小畫一幅,並請他們吃一頓飯,於是他的大名常見報端。某次他畫了一幅竹林七賢圖,托人送給某元老,待接受之後,把這幅畫的照片,製成銅版,在報上登出,數日之內,求畫的紛至沓來,約有100起之多,不得不延助手,專畫這幅七賢圖,這也可見日人風尚之一般。日本商店兜攬顧客之法,在禮貌周到,頗像我們的北京,顧客進門,即使一物不買,出門時,店伙也會對他說一聲:『對不起』。」
  陳果夫曾追述說:「那時正是日本欣欣向榮的時期。人民勤勉刻苦,崇尚節儉,敬愛國家和虛心學習的精神,都值得令人敬佩。可惜偏狹自私的黷武主義,也同時在滋長,阻凝了國民創造性,由虛心漸轉虛驕,所以幾十年後,雖得躋於列強之他.終於制不住侵略野心,以致中、日兩國,兩敗俱傷,東亞元氣,耗損殆盡,只好留給今後建國者引為戒懼罷了」。
  陳果夫的留學計劃三度未成,對此,陳果夫在《求學》文中寫道:「心裡不免煩悶。後來遇到許多留學回國的親友,感覺得他們到外國去了幾年,並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穫。因此,我的心裡又起了一度變化,就是:要求學問,並不一定要留學,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樣的可以長進。還有一層,有些人對於外國的事物自以為很有認識了,而對於本國的事物卻全不明瞭,或僅僅的一知半解,這樣,又怎能改良本國的社會,為國家盡最大的貢獻呢?我是中國人,如果有機會,希望到外國去研究學問,但我對於中國的事物,知道的並不多,我還是先明瞭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丟開一切的胡思亂想,專心補習中國書,有時也涉獵到許多新的學識,隨時購閱各種雜誌報章。如有一事不瞭解,則在有意無意之中詢問別人,總以求得瞭解為止。凡屬問到留學回來的親友,他們在外國所學的,只要在書坊中有這一類書,總要翻閱,其有重要意義的買來。這樣的過了若干時間,自覺長進不少。可惜中文翻譯的書籍太少,像我這樣不能直接看外國書的,知識總不易擴大。我在陸軍小學時,對於各課的教科書,因為比較容易,往往不加注意,卻翻讀我從前沒有讀過的中國書,如五經、諸子書之類。有一年回家,看到二叔從日本帶回來的警監學校講義,大半屬於法律、政治、衛生的書籍,我也帶到學校裡去看了。最不值得的是一部很厚的《戰時國際公法》,費了我兩個多月的光陰才看完,可是至今沒有應用過。二叔在日本,不斷的寄來宣傳革命的書刊報紙。我自己又拿學校給我的津貼向書坊購閱各種書報。這都是使我常識進步的源泉。民7(註:原文如此)以後,因為種種關係,進入錢莊及交易所做事,於是關於經濟及金融的智識,就成為我所需求的對象。後來為黃埔軍校招兵,又不能不講求社會智識了。接著辦黨務及參與政治工作,都是隨學隨做。例如辦水利,我本來可以說是外行,及做了相當時間,亦就明瞭。我曾辦過教育,經過情形大致相同,接著辦人事,亦無例外。固然我沒有一件事辦得很有成績,但也總不致於辦不像。我以為任何學問,只要肯用心切實去學,沒有學不會的。而且只要學,在眼前的和在幾千萬里之外的,一樣有價值,有時也許更為適合現實環境。因此,凡是眼前有可學的機會,我們切勿輕易放過才好。一個人做到老,學不了。能夠到外國去一趟,求一點學問回來,自然是好的,但留學是留學,總不能為留學而老死外國。因此,我的留學機會-一的消失了,我的讀書興趣卻並沒有因此減低。我自己相信:只要這樣繼續不斷的學,活著一天,就學一天,比那遠涉重洋,耗費大量金錢,在外國大學求得一紙文憑,或加上一個外國博士頭銜,要實際得多。有名無實與有實無名比起來,我總想後者勝於前者。我很希望有些沒有得到留學機會的人能自求進步。我又看到有些人,年輕時文字很好,到了老年,甚至寫一張便條,都寫不像樣。也有大學畢了業,過了若干年,他的知識還不及一個中等學校畢業生的。因此,我想,如果大學畢業後,五年或十年,不溫故知新,向上進步,一定會遇到和中學畢業生的知識差不多了;再有五年或十年不向前進,也許會和小學生相等了。照這樣看來,雖然保留著一張文憑,又有何用呢?換一句話說,雖然沒有受過高等學校教育的人,只要學問不斷的上進,人家不見得不承認他已經具有高深學識,比對於普通大學畢業生或留學生也不見得不敬重呢。自強不息與自暴自棄,其結果相差如此之遠。這在當時的我,看清楚這一點,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來,向『自求進步』的路上邁進。」
  陳果夫從日本回到上海後,恰在此時,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孫中山等革命黨領袖決定興師討袁。於是在叔叔的指導下,陳果夫決定放棄去美國留學,將一些有志青年招集起來,成立了一支由200多人組成的奮勇軍。陳果夫任副司令長。
  1913年7月18日,上海起義爆發後,陳果夫率領奮勇軍與鈕永建所率的松軍別動隊協同作戰,猛攻龍華製造局,一舉拿下。後又與滬軍會攻高昌廟,攻而不克,傷亡慘重,被迫撤往吳湘炮台。不料,原來保持中立的海軍發生突變,向討袁軍開戰。吳淞口外,海軍艦隊大量集結,艦上猛烈的炮火向吳淞炮台壓過來。奮勇軍抵擋不住,許多人陣亡。陳果夫不得不率部退到閘北。
  真是禍不單行,此時的英帝國主義也站到袁世凱一邊。英租界當局與袁軍勾結,派兵越界,趁奮勇軍子彈還沒有得到補充之際,把他們的槍都繳了。上海最終完全為袁軍所控制。上海革命失敗了。其他各地革命也先後受挫。
  二次革命失敗後,大多數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士氣低落,情緒消沉。許多原來意志堅定的革命黨人也改變態度,閉口不談革命。惟有孫中山、陳其美等革命黨領袖,不謀屈服,決心重振旗鼓,繼續舉起討袁大旗。陳果夫也沒有退縮,他積極協助叔叔陳其美在上海開展秘密革命活動。
  全國反袁失敗後,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袁世凱下令緝拿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革命黨領袖,使他們不得不流亡日本。
  陳果夫在上海革命中表現突出,此時也成為袁世凱密探們跟蹤的對象。一次外出執行任務,他發現有一熟人跟蹤自己,這人就是他在南京陸軍四中的同學,後投靠了袁世凱。起初陳果夫未曾知道該同學已成為袁世凱密探,後發現始終尾隨自己,鬼鬼祟祟。陳果夫立刻警覺起來。此時剛好有一輛電車經過,他忙跳了上去,將電車駛出一段距離後,又跳了下來,這樣終於脫離了危險。
  這次討袁失敗,使群眾革命熱潮大減,革命處於低潮。陳果夫原住在表叔祖揚信之家裡,楊信之對他頗為熱情。此時亦因革命失敗而翻臉不認人,陳果夫被迫離去。
  但失敗並不能擋住革命黨人。孫中山、陳其美繼續討袁,而陳果夫亦不甘氣餒,追隨陳其美活動。擔負聯絡通信及內部抄寫等工作。
  1915年陳其美受命回國.發動海軍舉義。經過多方爭取,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肇和」、「應瑞」兩支軍艦願意協助革命軍起義討袁。
  12月初,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海軍司令突然下令,要將「肇和」、「應瑞」兩艘軍艦調離上海。於是陳其美決定軍艦起義提前。命令發現後,「肇和」艦士兵已全部上艦,而「應瑞」號有一半士兵因巡捕干涉而不能上艦。陳其美希望把滯留分散的士兵招集起來,租小船送上軍艦,但因江面戒嚴而未能成功。
  12月5日,「肇和」號對「應瑞」號發生的情況不瞭解,仍按預訂計劃打響了起義第一炮,但「應瑞」號未能發炮響應。北洋海軍迅速派「通濟」艦近戰。陸上革命黨人聽到炮聲後,便按計劃向電報局、電話局、巡禁局、工程局等機關進攻,但力量懸殊,傷亡慘重,只得退卻。為調整佈置,統一行動,陳其美把蔣介石、邵元沖、楊滄白、吳禮卿、陳果夫等革命黨負責人招集到漁陽裡五號自己的寓所開會。
  此時正值隆冬季節,天氣寒冷異常,與會者都被凍得直跺腳,於是陳果夫便下樓取柴生火。正好有人敲門,陳果夫以為是革命同志,就去開門,誰知門口站著的竟是持槍巡捕。為使樓上人知道情況立即逃脫,陳果夫想方設法弄出各種響聲,以引起樓上注意,就在這時,另一革命黨人俞劍光從門外進來,陳果夫示意他離開,被巡捕發現,兩個巡捕便向俞劍光走去。俞劍光拔腿就跑,巡捕邊喊邊追。樓上人聽到喊叫聲,知道情況不妙,紛紛從陽台越房而逃。待巡捕再上樓搜查時,已人走樓空。他們抓住陳果夫進行審問,毫無結果,便將其鎖進房中。正巧房子的窗戶沒扣上,等巡捕出走後,陳果夫就跳窗逃跑了。
  12月5日下午,戰鬥仍在進行。黃浦江面上不斷傳來隆隆炮聲。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從租界衝出後,回到華界。然而此時,各路起義已宣告失敗,道路兩旁佈滿軍警。他們正準備趕回漁陽五號寓所,但遠遠望見那兒有生人來回走動,又急忙逃離。
  由於陸地已無法站住腳,陳其美遂決定雇條小船,登上「肇和」艦,然後憑軍艦,再作抵抗。因艦上既無糧草,又缺燃料,於是派陳果夫負責採辦。陳果夫分派人去市內採辦後,自己就去雇條小船到指定地點待候。然而等了幾個小時,仍沓無人影。他眼看無望,悻悻而歸。
  「應瑞」號軍艦官兵,由於被袁世凱派人用大量金錢收買,竟背叛革命黨人,配合「通濟」號對「肇和」號進行夾擊。「肇和」號指揮官楊虎等人以為「應瑞」艦也參與起義,對它不存戒備,結果「肇和」號被連擊數炮,官兵死傷無數。楊虎見大勢已去,潛水而逃。「肇和」舉義失敗。陳氏叔侄痛心疾首。
  3.恩師遇害,蔣介石痛哭失聲
  「肇和」起義失敗後,陳其美、蔣介石等人被迫逃往日本。「肇和之役」結束以後,據統計,死傷及失蹤之革命同志,殆及百人。至於造成這次革命之役失敗的原因,有下列幾點:(一)同時未能佔「應瑞」、「通濟」兩艦,致「肇和」有孤立之勢,而卒遭兩艦攻擊。(二)擔任陸上各方面攻擊之決死隊等,武器只有手槍、炸彈,不能與正式軍隊之槍械抵抗。(三)5日晚間總機關破壞,各方聯絡中斷。(四)陸軍方面不能確實響應,故陸上無根據地可以憑借。這次戰役雖然失敗,但是影響是很大的。正如邵元沖所說:「因此,這次發難,雖然很快的失敗,而它的效果,不僅影響到全國,而且影響到世界,在國內可以打破袁世凱武力萬能的迷夢,促起一般人的覺悟,在國際上更可揭破袁世凱種種欺騙的宣傳,糾正袁世凱兵力能夠鎮壓全國的錯誤,同時在本黨中間,也因此重複鼓勵起各同志積極的勇氣,在各處做種種發難的準備。所以不久雲南起義以後,各省部能很快地響應,到底推倒了袁世凱的帝制。這後來很大的成功,實不能不說因肇和戰役播了最初偉大的發難種子所得的效果」。
  「肇和之役」失敗,陳果夫說:「這次事情給我不少的刺激,談話中不免有灰心的口氣。英士先生責備我不應灰心,一面很有自信力的說:『革命事業,失敗不足怕,我們應該檢討得失,及時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黨人不可頹唐;意志消沉,則永遠不會有成。所以我們今後仍舊要積極進行,革命的成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從此我重振精神,繼續積極工作。」
  袁世凱自「肇和」舉義後,不但毫無悔意,且變本加利,一面積極進行帝制自為,一面多方消滅革命黨勢力。袁世凱日事偽造民意,以偽「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決定變更國體,擁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定民國5年為洪憲元年。而由革命黨與進步黨合作策劃的雲南起義於民國4年12月25日成立護國軍,分兩路向四川、廣西進兵。陳其美已自日本回到上海,策劃討袁。袁世凱雖然於民國5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但國人決不容許這種毀約法變國體家天下的獨夫,以其負國,反袁討袁,更是積極。為阻止陳其美回國,袁世凱派人找到陳其美,聲稱只要他不再過問國內政治,便可資助他50萬元赴歐考察。陳其美要求一次付清,而說客堅持分期付款。陳其美對說客說道:「我個人不需要這麼多的錢,我想要這筆錢,無非是為了國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經費。」說客說:「你錯了,這筆錢不是想讓你拿去革命,而是讓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絕,那袁世凱就要把這筆款用於殺你。」陳其美斷然拒絕。
  陳其美回到上海後,袁世凱又許以重金,要其離開上海,又為陳其美拒絕。收買不成,袁世凱決定用重金僱人將陳其美暗殺。
  陳其美回上海後,首先運動海軍第二艦隊開往滬淞一帶,未能成功。隨後又商定於4月12日零時發炮為號,海陸軍同時響應起來。不巧,晚上正逢天降大雨,號炮潮濕,不能放響,直到凌晨3時,才放響一炮,海陸軍都無法響應。次日,改為海軍開炮發動,陸軍響應。然而海軍未能發炮,舉義未成。後來蔣介石、楊虎雖然率軍攻佔了吳淞要塞,但未能堅持多久,遂告失敗。
  陳其美在上海革命屢屢受挫,但其革命意志絲毫沒有動搖。他多方籌措經費,等待時機。
  袁世凱黨徒探知陳其美正苦於革命經費難籌,便派爪牙許國霖和程子安設立一個鴻豐煤礦公司,然後收買同盟會會員李海秋,讓他告訴陳其美,說鴻豐公司有一塊礦地,準備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除其美能幫助介紹簽約,公司可以拿出貸款的4/10約40萬元,支援革命。陳其美正為籌款事犯愁,當即答應由李海秋與鴻豐公司辦事人帶合同底稿來簽字。
  黃郭、吳文藻等革命黨人對此事表示懷疑,均表示應該弄清虛實後再說。但陳其美要錢心切,他說:「我們湖州人有句俗話:『和尚要錢連經也賣』。革命需要,財政枯竭,眼前悠悠萬事,該冒的險也就得冒了。」
  5月18日,陳其美來到法租界薩坡賽路14號寓所等候。李海秋等人不久也驅車趕來。坐定不久,李海秋聲稱合同底稿忘帶,需返回取來。李海秋剛出門,兩個彪形大漢持槍衝了進來。陳其美不及防,頭部連中數彈,倒地身亡。黃郭、吳忠信等人聞聲趕來,與暴徒展開槍戰,其中一人被擊斃。
  陳其美死時,經濟相當窘困,檢查身邊遺物,僅有款項20元。陳其美臨終時,黃郭抱著他,他還說:「惜乎討賊未成,身死小人之手,此為憾事!」
  陳其美死後,孫中山要求國葬,但遲遲沒有下文。
  蔣介石聽到陳其美被刺殺後,痛哭失聲,立即趕到出事地點,冒險將陳其美的屍體載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人殮,並親自撰寫祭文悼念陳其美,他以極悲傷的語調說:「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由此可見蔣介石對這位盟兄兼恩師的情意之深了。
  4.投機場上小試身手
  陳果夫輟學回到故鄉,辦了一個刊物《碧浪》,自已寫文章在刊物上發表。岳父勸他經商,陳果夫特地寫信給蔣介石,徵求意見。蔣經國在上海求學,蔣介石在給蔣經國信中囑咐道:「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挪零用錢3元,如果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為要」。其後不久,陳果夫捲入投機場中。
  1911年到1916年秋,陳果夫在上海一過6年,完全是靠陳其美的蔭護。陳其美一死,身體虛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患有嚴重肺結核,累一點就要吐血的陳果夫,馬上就陷入了窘境。
  最初陳果夫是和他的三叔陳其采一起住。這時的陳其采雖然名聲很大,做過清朝軍治所第三廳廳長,和江浙財團也有些聯繫,但基本上是在賦閒,並沒有太多的收入。二人坐吃山空,沒有經濟來源,開銷又大,不久便維持不下去了。陳果夫掙不到錢,自己養活不了自己,在革命黨人中,又無足輕重,派不上什麼用場,沒人拿錢去接濟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回到湖州,先為友人代課,做一個多月教員。陳果夫後來在《偶憶》的文章中回憶說:「我畢了業,在家無事。恰巧有一位老同學沈魯夫,在菱湖教體操,有病找不到代替的人,他邀我去代課,我才到了菱湖。他所教的有三個學校,其中兩個初小還容易教,一個高小就困難了。聽說他們的體操教員,……大都不會教這些器械操的,那末,自然是教不下去。好得我對於此道,尚非外行,所以我去的第一天,就自己操了一套給他們看,他們因此對我無異言,並且我於軍事操極重紀律,他們也無人反對,我代了一個多月,彼此感情極好,這是我第一次做教師,而且我代沈魯夫一個多月課,第一次得到代課費24元。我從這裡,才知道真有本領的人才能教人。」這是陳果夫首次自食其力,把得到的代課費,買了許多兒童用書給弟妹們看,自稱圖書室。在代課時,有兩件事給陳果夫印象最深:一是這兩個初級小學都有鄉土教材,所以這些小學生大概能懂得本地的地理歷史。二是當辛亥五月二十日是分龍日,菱湖地方各救火會都將水龍集在一處,比賽其訓練成績,學生自動放假,不來讀書。陳果夫認為他們是學習,而在那位南柵小學的校長,則認為學生不守規則,擬各予記過一次,因此,他與其他兩位先生辯論了二小時以上。主張處分學生的雖然在教育理論上辨論失敗,但為贊成校長的主張,還是不承認失敗。陳果夫主張每逢這些日子,反不如由學校的先生帶學生去看,並且學習。因為這是實地教育,不一定讀書才是教育,陳果夫以後一貫主張生活教育,始終不變。
  陳果夫這次回到吳興,很注意湖州各種志書,搜集研讀,研究當地的俗尚與其出產井旁及科學、醫學、教育等問題。因湖州人信鬼,故對鬼、做夢、心理、催眠學等作綜合研究;為了要破除迷信。民國四五年間,對神鬼、魂靈等,風靡一時,連受過西方教育的伍廷芳博士,亦醉心於此。陳果夫於民國5年春天,因李浩生向他索取陳其美的照片,發現「電感」,也因為受當時潮流之影響,對鬼的問題決心有一個答案。陳果夫說:「民國5年,余偶患吐血之症,因赴杭療養,並由李浩生先生介紹一醫生為余診視。一日,李浩生向余偶索叔照片,余偶諾之,但未即送。返湖四五月後,一日下午2時,忽憶及之,即檢出英叔照片一幀,交郵包裹寄去。翌日,郵差送來李先生一函,余以為收到照片後之回信,認其大速,及拆閱,始知其為索照片而發,謂前允事已隔四五月,未蒙檢寄,故重申前請雲。余當復函詢以為此函之動機與時間,不久,李浩生復稱:因忽憶照片何未寄來,故爾催詢,至時間則這與余擬檢寄照片之時間相吻合也」。
  陳果夫以「電感論」代替「有鬼論」,說人的心靈媒介為一種不可思議的無線電,或有人稱為一種腦波,是不可見、不可聞的顫動,可以傳播遐爾。有關及的朋友,心靈早有一種接觸,所以心靈無線電易於感受。感應為有所感而生的現象:一人腦中的神秘電力發出電訊,這種電訊達到另一人之腦筋,因而引起思維或影像。陳果夫說:「心靈感應之事實在吾人經驗中不時發現。有一最普遍之經驗,即數人集聚談話,談話之資料轉至某人之時,不久某人即至。此種情形之解釋,為某人欲至此數人之處所,在未至之先,彼已發出心靈無線電。一人接受此電,感觸而談及某人,在談論之時,而某人至矣。」「有鬼之說,固荒唐不經,但數千年來,世人因信鬼,不敢為非作歹,道德或法律之制裁有所不及者,因此得一補救,厥功甚偉;今如以靈感論代替有鬼論,使人無所畏懼,相率為暴作惡,則迷信難得破除,其如世道人心何?予以為此種疑問,似是而非,蓋電感論固亦具有制裁之力量也。就吾人所知,往往有人欲加害於另一人,被害者發出心靈無線電,向其友乞援,友人若有所感,於不知不覺中從事營救或報仇之工作,則害人者終當伏法。亦有被害者因痛恨仇人之殘暴,其怨毒往往藉心靈以侵仇人之心靈,使其形色倉皇,行坐不安,而終至破案伏誅。准此以觀,心靈感應之制裁力,較之有鬼論之徒以假鬼嚇人者,不更切實而偉大耶?不但此也,如被害者感受心靈無線電,甚為敏捷,則謀害者之所思,均可隨時感到,即不難於出事之前設法預防避免危險。如偵查人員或法官當有感應力時,亦可獲得犯罪者之思想感應。俗傳包龍圖善判奇案,或目之為神,實亦無非包氏之心靈感應力,較之一般法官,特別敏捷而已。然則,果能人人培養其本身之電感,或以自衛或以除奸,則作惡之徒,將無容身之地,亦何需乎利用有鬼之說耶?
  陳果夫這時看書很多,他說:「民國6年的時候,曾經在筆記一類的書上看見一段記載,說有一個人,人家都稱他為花仙,因為他能夠移花接木,別人雖則也會,然總比不得他靠得住。他平時栽移樹木的時間、土地、天氣及其他方法,都與別人相同,就是其中一件事,卻很特別的,是對於樹的方向的考究:如在原處掘出來朝東的,移了一個地方也要朝東的。他每次栽樹,總拿了羅盤向根根細心的對,絲毫不苟,這或者就是他致仙的道理了。」從而做各種植物變色、變種的研究與試驗,興趣極濃。對地方的移風易俗,破除迷信,改進建設,都有具體的建議。
  湖州城南效二里有靚山,為浙西勝地,山麓有碧浪湖,波平如鏡,浮玉塔峙其中。陳其美墓地即在山南。陳果夫此時辦了一個兒童文藝刊物,叫《碧浪》雜誌,以湖名為刊名。他說:「我曾經負責編過一種兒童文藝的刊物,名稱叫做《碧浪》雜誌。編這種刊物的時候,最困難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記得那時候我不知寫過多少信給許多朋友們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幾個月,他們寄來的稿子還是很少。後來我因為右臂傷了,於是用左手又寫了許多封反字的信,並限定時期,請他們交卷,這樣給他們一個特別的刺激,他們才如限交了許多稿子過來。」陳果夫自己也寫文章在《碧浪》發表,後來收在由王夫凡編的《果夫小說集》裡。
  民國6年冬天,也就是1917年冬季的時候,陳果夫的岳父朱五樓先生以陳果夫閒居家鄉並不是長久之計,從上海去信勸其經商。陳果夫說:「願在金融界工作。因為我當時想:金融界是商業中樞,我的岳父(朱五樓)又是老金融界的領袖,與人接觸的機會也許比較多。在我結婚的時候,金融界的老前輩,大半都已見過面,而且他們也知道我是革命黨人,是不好慧的二個。到了第二年春天,岳父又來信說:有一家銀行、一家錢莊新開,都和他有關係,他要我選擇一處。我因為對於銀行制度,自己可以看書研究,錢莊是老式的,究竟內容如何,無書可看,不容易知道,頗希望借此機會,進去探究。但一時還不能決定,特地寫信與蔣先生商量,他亦贊成我人錢莊,一面要我學一點舊式的東西,一面還希望在必要時可作我們工作的掩護。於是我正式答覆岳父,願人錢莊。這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他以為頭腦新的革命黨人,總想人新的商業場所,為什麼反去學習舊的東西呢?從此以後,他對我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1918年5月,陳果夫離鄉赴滬。陳果夫說:「七年五月十五日,予自湖出就晉安錢莊事。搭輪,適遇信大值班。向局購票,主事者云:客票呂角。予購票人舟,初以居信大之室,不與論票價。輪船開,尚有一室空無人,予乃遷之。天將晚,聞隔鄰大餐間有爭論聲。細聆之,知為信大售票員向乘客補找票價也。予俟其事畢,邀來,付以洋4角,以符定章,蓋子之票亦未符定章也。其人不受,日:『我與汝何必如此計較』?子曰:『吾與汝本無須計較。但此非關個人,乃子與公司與他人之計較,亦即我與我之計較也。惟我與汝相識,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之交易』。信大日:『凡作公正交易,須使眾成知,今惟我與汝兩人,何必爾』?予日:『不然,惟其吾濟二人外無他人在,尤當如是。蓋人之壞每壞於無人處。予不願此日為予始壞之日,此事為予始壞之事。爾可取去,毋稍客氣也』。信大曰:『予雖取去,奈公司方面並不知補錢者為汝,汝出錢無益也』予日:『予本不願彼知也。予不為壞事,即予之進益。予今日出此錢,得能安睡,否則夜間忐忑不寧,雖省錢亦復奚益。再予警以此種事責人,因生平未譽為此種事,故言順而正。今以此區區之故,使我此後言不能勸人,行不能導人,雖此事人不我知,而予終不能不耿耿於心也』。信大日:『理雖若是,然出此錢者終不免太冤,想此世亦無如此之願出冤枉錢者』。予日:『汝但取去,並就予之見解反覆思之,當可知出此錢,並非冤也。至於舉世無此等人,汝可不必過問』。信大知予意堅決,始取錢辭出。是夜予得酣睡。」
  陳果夫人上海晉安錢莊,工作繁忙,待遇微薄。這是陳果夫首次就業。他說:我的「職務是助理信房。信房先生是經理的同鄉,一位老先生。這錢莊因為是新開的,大家都是新進,倒也沒有欺生的情事發生。在同事中間,半路出家的只有我和銀房助理陳君,他曾經進過同濟兩年。除我們兩人之外,也沒有別的人進過中等以上學校,以學徒出身的居多。這也可想見那時錢莊裡夥計的程度。不到3個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這一代,經理們看我可以勝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呂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兩個人用,在莊裡當然樂得將就,不過苦了我一人,要擔負兩個人的責任。後來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實在辦不了,請經理找人,經理始終沒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們說話,結果,總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兩年。第三年春,又加我兩元。」
  陳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他說:「這一年的夏天,因為莊上不肯搭涼棚,我的坐位正是西曬,下午又是寫信最忙的時候,只好揮著汗,不斷的伏在桌上書寫,加以房子又舊,臭蟲很多,職員宿舍裡衛生毫不講究。我的身體本來贏弱,在此種不良環境之下,雖然自己還是小心保養,畢竟又害了一場病。在忙碌中,有時還得偷閒,去幫助人家工作,同時又要學習人家的工作。喜歡舒適疏懶的同事,拿一部分工作要我代做,我也受了下來,因為這樣才可以得到錢莊上各部門的知識。在早晨,先是領導許多學徒看洋鈿,等這類事告一段落,才能開始處理信房事務;晚上有時出外訪友,或者做我本分內的工作,或者翻閱有關銀行或經濟學的書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電感與夢問題。總之,我有我的興趣所在,我願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願和莊上的同事同流。」
  陳果夫的收入不多,開支不小,不得不做點洋鈿生意以資貼補。他說:「我這一點點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還要接濟立夫弟學費,希曾弟零用及濟助一班窮朋友的告貸。其實,我這幾個錢,就是單作送人情份子之用,都還不夠。記得有兩個月,送禮送得特別多,每月要耗費16元。我想這樣下去,不是一個辦法,到第二年春天,便告明幾個要好的朋友(為了萬一虧本,不能不請他們幫助),同時向蔣先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兩銀子作為本錢,做了一筆洋鈿生意。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卻托莊上公開的做。不上三個星期,給我賺了600幾十兩銀子。第二年個人的經濟問題,得到這一筆意外收入,總算是解決了。」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孫中山的歷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經費。為了籌集資金,孫中山先生常常奔波於海外,從華僑中廣泛募捐,和外國政府、商界頻頻接觸。在辛亥革命中,孫中山從海外歸來,雖慷慨陳辭:「此次歸國,身無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歷次革命的教訓告訴他,革命雖需精神,但無錢亦行不通。
  時上海剛剛興起交易所行當,孫中山先生認為交易所買空賣空,本錢不大,獲利甚豐,是革命黨人籌措經費最好的辦法。在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財閥虞洽卿出面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參加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許多是國民黨人。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也因為經濟桔據,為謀生財之道,參加進來了。據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顏回憶,交易所正式營業時,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6人,理事17人,監察人是周駿彥,此人曾為蔣介石的老師。
  陳果夫在晉安錢莊做事,與上海交易所本無干係。但在蔣介石的拉攏下,也捲進了交易所的事務中。
  陳果夫後來回憶說:
  「在民國9年的秋天,總理命令本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蔣先生把這件事告知了我,並且要我研究這問題,我因特地到日本人辦的上海取引所去參觀了兩次。不久,蔣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揚)兄及周枕琴(駿彥)先生、趙林士先生等商量,組織第54號經紀人號,名茂新,做棉花、證券兩種生意。因為我比較內行,推我做經理,守梅兄做協理。我就寫信到秦皇島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們這一個號子佈置妥當,恰巧交易所籌備就緒,於是一面開幕,一面開張,我的商業經驗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茂新」開市第一天,很不順利。由於用錯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虧本1700多元。這下可把陳果夫急壞了。因為茂新號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陳果夫從晉安錢莊借用的1000兩銀子,現在一下子就賠了1000多,那以後生意還怎麼做呢?
  經過鄭重的考慮,陳果夫重新安排了人,決定以後小心行事,不貪多,只是穩紮穩打,一步一步地來。這樣,「茂新」號才慢慢立穩了腳跟。
  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陳果夫辭去了晉安錢莊的職務,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並規定了「茂新」號的四條原則:一,不作弊;二,不隨便拉客人;三,不勸客人做多;四,認真。要求職員認真執行。
  為調動職員的積極性,陳果夫重新調整職員的生活費。同時向股東會提出,將紅利的分派額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來,職員便比較能定下心來工作,而不再為自己斤斤計較了。
  「茂新」在陳果夫的經營下,日漸興隆。股本由原來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以上。每天的開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時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時候則有2000餘元,生意真可謂茂盛之極。
  過了不久,陳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組織一家「鼎新」號子,自己兼任協助,排在第四號,專門經營棉紗。金銀生意。這一來,一門之內,可做花紗、金銀、證券等大生意,營業更加暢旺了。這一期間,陳果夫經紀號子大約做了幾萬萬元的交易,佣金收入總在20萬元以上。
  交易所是個投機的行當,買空賣空,充滿了冒險與殘酷。而陳果夫在這個投機行當裡居然如魚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謂投機有門。經營證券交易所的成功。不僅使陳果夫個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費用,也不僅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的陳立夫,而且多次也資助了孫中山的護法革命運動。
  經濟上投機成功,也為陳果夫以後在政治上成功搭了橋,鋪了路。陳果夫捲入交易所事務是由於蔣介石的關係,而他交易所的搭檔朱守梅,是蔣介石奉化的同學。陳果夫、朱守梅二人辦交易所實際上是在蔣介石支持下辦起來的,也就是蔣介石交易所的代理人。
  陳果夫與蔣介石兩人在此之前已認識近10年,但感情並不深厚,兩人的深交是自經營交易所開始。在這個投機取巧的風險活動中,充滿著賭博、欺騙、誘惑、冒險、凶殘。陳果夫、蔣介石兩人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苦心經營,在飽嘗了經營中的酸甜甘辣之後結成了知己。
  1921年6月,蔣介石的母親王采玉因病逝世。11月,蔣介石葬其母於溪口鎮北約三華里的白巖山。蔣母下葬之時,孫中山為蔣介石的母親寫來祭文,陳果夫作為孫中山的代表專程赴奉化,宣讀了祭文。
  當時蔣介石的大公子蔣經國在上海求學,所需零用錢均來自陳果夫。蔣介石在給蔣經國的信中囑咐道:
  「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挪零用銀三元,如果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為要。」
  「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揀選幾本小說看看。」
  蔣介石能將愛子托付給陳果夫照顧,這種親密關係早已超過國民黨中的一般同志關係,為他人無法比擬的。而這種親密關係是建立在兩人在經濟上為投機夥伴的基礎上。
  隨著交易所的興盛,蔣介石獲利頗多,先後娶了姚。冶誠、陳清如兩房測室,又在上海、奉化兩地購置寓所,還擴建祖宅,舉辦私立小學等等。蔣介石家境並不富裕,他之所以有如此多金錢,自然是他這時期在上海搞交易投機生意賺來的。
  而作為蔣介石經濟投機夥伴的陳果夫也是生意越來越紅火,股市價已由最初的30元漲到150多元,到年底竟至200元,陳果夫的投機生意已到了頂點。
  俗話說得好,物極必衰。陳果夫的投機美夢做得並不長。1922年初,交易所風雲突變,陳果夫他們所有的盈餘全都倒了,幾乎連本錢也賠了進去。據陳果夫的回憶,在交易所即將倒閉之時,「茂新」辦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得之款,與代商人買人股票應付出之款,兩相抵過,還要付給交易所60萬元左右,也就是說,陳果夫在這場投機生意中最終還是賠了60萬元左右。
  如此一來,投機發財是再也不能了。
  事後,陳果夫感歎道:「那真好比一場春夢!」
  第三章 初露鋒芒
  1.替蔣招兵買馬
  黃埔軍校草創之時,蔣介石耍了手腕當上了校長,而後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的陳果夫,幫他代辦制服和軍用品。不久又讓陳果夫幫助買一些馬匹。為替蔣介石效力,陳果夫在上海為蔣介石網羅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蔣校長的青睞。
  孫中山對陳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閩粵軍」最困難的時候,他幾乎是發動整個國民黨的力量,支持「援閩粵軍」維持和壯大起來。這些努力,獲得了一定的成功,「援閩粵軍」由8000人發展到2萬餘人,並於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誓師,打回了廣東。1921年,這支隊伍攻入廣西,舊桂系陸榮廷勢力垮台,陸榮廷被迫出洋。
  孫中山自1918年5月護法運動失敗,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廣州後,1920年11月25日,孫中山重返廣州,立即組織召開非常國會,選舉非常大總統。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隨後任命陳炯明為內務部長兼陸軍部長,伍廷芳為外交部長兼財政部長,湯廷光為海軍部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馬君武為總統府秘書長。
  舊桂系垮台後,孫中山決定乘勝北進。1921年10月8日,孫中山催促非常國會通過了北伐案,並在桂林設北伐軍大本營,命令粵、贛、滇、黔各軍準備分路出師北伐。
  孫中山的北伐計劃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來,當孫中山在桂林設北伐軍大本營時,已和湖南軍閥趙恆惕商定,北伐軍借道湖南,直接進攻直系控制的湖北。這種遠離後方,不顧後果的作戰計劃,也虧得孫中山能想得出來。這個計劃馬上遭到陳炯明的反對。由於北方直系勢力正如日中天,趙恆惕害怕孫中山北伐不成反給湖南引來兵火,又看實力在握的陳炯明反對貿然北伐,趙恆惕改變了允許北伐軍假道湖南的初衷,不允許孫中山通過。同時,陳炯明還斷絕了北伐軍的糧彈供應,刺殺了粵軍中支持孫中山北伐的粵軍實力人物粵軍參謀長鄧鏗,指使粵軍不參加北伐。這使孫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計劃,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孫中山於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北伐軍移師廣東,改在韶關設大本營,由江西出師北伐。為表示對北伐的堅決反對態度,陳炯明向孫中山電請辭去本兼各職,向孫中山要挾。為減少北伐的阻力,孫中山於4月20日下令免去陳炯明的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和內政部長三項任職,專任沒有實權的陸軍部長。陳炯明向孫中山辭職,其本意為向孫中山要挾,迫使孫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孫中山趁勢趕陳炯明下台,孫陳矛盾一下便激化起來。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陳炯明表面服從,離開廣州,返回其老家惠州,但暗地裡在粵軍中加緊了活動。
  孫中山迫陳炯明下台,本以為他自己在粵軍中有足夠的威望,陳炯明不能也不敢反抗。所以於1922年5月6日,親赴韶關督師,並於5月8日發佈北伐總攻擊令,任命李烈鈞為北伐軍總司令,許崇智為前敵總指輝,分兵三路向江西進攻。5月末6月初,北伐軍接連攻克龍南、元鎮、贛州、吉安,江西軍閥陳光遠棄職逃走。
  陳炯明毫無反抗地服從孫中山,本是另有所圖。當看到支持孫中山的部隊遠離廣州,牽制於江西戰場,立即下令自己的親信葉舉等率粵軍50營全部開進廣州,控制廣州城,6月16日凌晨,陳炯明派兵4000人轉攻總統府,炮擊孫中山在觀音山的住宅粵秀樓。並懸賞20萬元,殺死孫中山,孫中山被迫突圍,17日登上「永豐」艦。
  陳炯明在廣州發動政變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線作戰的北伐軍一下處在前後受敵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邊境撤退,企圖回師廣州。但此時北伐軍第一師宣佈支持陳炯明,海軍中的三大巡洋艦也背叛了孫中山。孫中山在風雨飄搖中於8月9日離開了廣州水面。
  陳炯明跟隨孫中山十幾年,在軍事上一直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孫中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陳炯明不僅背叛了他,而且還想置他於死地。陳炯明的叛變,也使孫中山數年辛苦經營和滿懷的希望一掃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過類似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對於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認為是「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因而煩惱已極。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發表的《致本黨同志述陳變始末及今後方針書》中說:「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生人死,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當蔣介石在「援閩粵軍」中時,就對陳炯明非常不滿。原因很簡單,就是陳炯明不想讓蔣介石在粵軍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所以每當局勢緊張時,陳炯明一再給蔣介石發電,要他回去「共赴時難」,有他的活幹;而當緊張局勢過去時,陳炯明要麼讓蔣介石成為無所事事的閒人,要麼唆使蔣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趕蔣介石走。蔣介石在粵軍中前後總共4年,當他1922年4月23日最後一次辭去第二軍參謀長時,還是光桿一人。
  陳炯明自從率「援閩粵軍」打回廣東後,孫中山對陳炯明寵信異常,視之為民元前的黃興和民國二年後的陳其美。所以,陳炯明除了繼任粵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外,回到廣東後,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陸軍部長和內務部長。在國民黨中,儼然一人之下,眾人之上。
  陳炯明權力慾旺盛由來已久。辛亥革命廣東獨立後,公推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對此大為不滿。1920年陳炯明打回廣東並進佔了廣西後,身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陸軍部長和內務部長四職,權傾一時,但陳炯明並未以此為滿足。
  陳炯明和孫中山矛盾激化,是由於對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陳炯明並不反對北伐,但他認為,兩廣剛剛平定,內部尚不穩定,目前應該「保境息民」,待條件成熟,力量準備充足,再北伐不遲。而孫中山則想乘定兩廣之餘威,一鼓作氣。從當時的形勢看,陳炯明的看法實際上更為現實,所以也得到了當時在廣東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陳獨秀的支持,這使陳炯明在和孫中山對抗時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蔣介石由上海到達廣州,隨後到廣西南寧會見陳炯明,和他討論粵軍參加北伐的問題,發現陳炯明對孫中山的北伐計劃頗具異議。由於此時陳炯明很受孫中山的信任,蔣介石從南寧回到廣州向孫中山報告了陳炯明的情況後,覺得自己夾在孫陳兩個巨頭之間,處境尷尬,蔣介石不能不向孫中山如實匯報自己對陳炯明的看法,而匯報了又不見得取信於孫中山。於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隨後乾脆來個眼不見心不煩,回了老家溪口,免得兩頭不討好。
  在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等人的多次電催下,1922年1月18日,蔣介石回到桂林北伐軍大本營。他立即發現,他擔負的仍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使,孫中山除了讓他忍辱負重而外,他仍無所作為。所以他向廖仲愷提出要回後方辦兵站,廖仲愷不允。1922年4月20日,孫中山下令免去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和內務部長職,同時派蔣介石去廣州向陳炯明解釋,待蔣介石到廣州時,陳炯明已避往惠州。蔣介石看到孫陳矛盾已不可調和,於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謁見孫中山,要求孫中山採取果斷措施,調動力量,進攻石龍、惠州,解除陳炯明部武裝,以消除陳炯明對北伐作戰的威脅。
  從當時的局勢和孫陳的關係看,蔣介石的主張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於孫中山過於相信陳炯明,並沒有採取行動。蔣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無力扭轉大局,便於4月23日他和孫中山同返廣州時,提出辭去第二軍參謀長職務,並於當晚登上輪船返回上海。孫中山聞訊,親赴蔣介石住所挽留,蔣介石不聽。
  由於和陳炯明長期共事,蔣介石對陳炯明「外寬內忌,難與共事」的性格是相當瞭解的。1921年3月5日,蔣介石寫信對孫中山說,「先生之於競存(陳炯明字競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而已。」陳炯明暗殺鄧鏗後,蔣介石認為陳炯明是在清洗內部,一旦陳炯明能夠完全掌握粵軍,必不聽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討伐陳炯明」。1922年4月23日,蔣介石離開廣東後,於5月25日致電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等人,對陳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廣州表示擔心,強調要「先鞏固後方,再圖北伐」。6月1日,蔣介石又寫信給許崇智,聲稱「非從速回兵解決廣州根本,決無安全和平之道」。並說:「吾果能先發制人,則無論其集中東江或盤踞省城,不難一網打盡,否則猶豫不決,遷延隱忍,必致有束手無策,噬臍莫及。」
  6月1日,當孫中山帶部分衛隊返回廣州時,也發現了陳炯明有兵變跡象,但他除發電給遠在溪口的蔣介石要求其前往廣州外,並沒採取有力的防範措施。蔣介石知道孫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孫中山如何電催,既不拒絕,也不復電,靜觀時變。直到陳炯明發動兵變,炮擊孫中山的總統府,孫中山逃上永豐艦,他才急從上海赴廣州,在白鵝潭上指揮海軍和陳炯明對峙了50餘天。陳炯明的叛變,使蔣介石得到了一次「臨危赴難」的表現機會,更加受到孫中山的信賴。
  在孫中山幾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惱的是兩件事。一是沒有一個團結、奮進、有戰鬥力的黨;二是沒有一支忠於自己的軍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敗之後,他都試圖解決這兩個難題。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幾乎陷於絕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聯軍和退往福建的許崇智部將陳炯明重新趕出了廣州。但是,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和一個有活力的黨,仍無從下手。最後,他接受了蘇聯代表的建議,改組國民黨;又按照「治軍必先治校」的原則,仿照蘇聯軍校的管理辦法,決定建立自己的軍校。
  孫中山決心建立軍官學校始於1921年,在1921年12月,孫中山和蘇聯代表馬林的談判中,已經商定。但這時孫中山正沉浸於取得對舊桂系陸榮廷戰爭勝利的歡樂之中,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還沒公開反對他,他自己也正忙於籌劃北伐,籌辦軍校的事,也就是說說而已,並沒有放上議事日程。
  1923年春孫中山再返廣州,重組大元帥府後,由於自己手中沒有力量,仍是「空頭大元帥」,開始著手建立軍校的準備工作。8月,派出由蔣介石為團長,由沈定一、王登雲和張太雷四人組成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黨務和軍事,參觀蘇軍裝備和紅軍各種軍事學校。接著,國民黨又通過了一個「建立陸軍講武堂」的提案,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定後,命名為「國民黨軍官學校」,擬由孫中山任校長,由廖仲愷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籌劃開辦和選定教職人員。
  「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真正能對孫中山有影響的人僅只蔣介石一人。而孫中山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的目的,也是讓他回來籌辦軍校。1924年1月16日,蔣介石返回廣州。24日,孫中山下令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7人,即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和宋榮昌,由蔣介石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28日,指定位於廣州黃埔島上的原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校舍為軍校住地。蔣介石也積極行動起來,2月8日召開校務籌備會議。10日,分配各省區預定招生名額。
  正當軍校籌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2月對日,蔣介石突然向孫中山提出辭職。隨後離開廣州,返回奉化。此時軍校正在籌辦中,為使籌辦工作不致中斷,2月23日,孫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25日又派鄧演達專程赴奉化請蔣介石回粵,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蔣介石發電,該公文稱蔣介石請辭一事孫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蔣介石致電孫中山表示放棄辭職,盡快回粵主持軍校籌備工作。4月ZI日,蔣介石在許崇智陪同下返回廣州。5月3日,孫中山特任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蔣介石在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任上為什麼突然辭職?原來,孫中山雖然決定由蔣介石籌辦軍校,卻未決定由蔣介石出任未來軍校的校長。根據內部協商的結果,最初決定由程潛任校長,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為此,蔣介石覺得他又是「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顧一切,憤然辭職。他在辭職的同時,派其秘書前往軍校籌備委員會,宣佈籌備委員會解散,葉劍英後來對這一情況作了詳細的回憶。他說:
  「中山先生決定辦黃埔後,便叫蔣介石負責籌備工作。我那時候是第二師的參謀長,廖仲愷先行邀我參加軍校的籌備工作,於是我就暫時離開了第二師參加了籌備處工作。當黃埔軍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進行招生考試,廣州也進行招生的時候,有一天,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王登雲突然召集籌備人員說:蔣先生已決定黃埔軍校不辦了,籌備處馬上解散。當場還宣佈了每個人發多少遣散費。那時,籌備處的人大多是蔣介石邀請來的,聽了後便想散伙。可是我與鄧演達堅決反對,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懷疑,因此決定問廖仲愷先生的意見。可是那天適逢廖先生去象山縣開農民協會去了,我們便等他回來。三四天後,廖先生回來了,他對我們說:「應該瞭解,辦黃埔學校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我們中間有不少人是蔣先生邀請來的,你們應該以君子愛人以德的態度幫助蔣先生。如果黨要辦,蔣先生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因此開罪於黨,將來他如想回來再參加革命,怕也困難了。所以籌備工作要照常進行。那一次是因為蔣介石個人鬧意見,悄悄去了上海,後來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請他人,他才回到黃埔來。」
  葉劍英所說的「蔣個人鬧意見」說的就是孫中山要派程潛為黃埔軍校校長,因此引起蔣介石的不滿一事。不過,蔣介石的「意見」畢竟是鬧的大大了一點,他這一鬧,差點斷送了黃埔軍校的籌備工作。
  陳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黃埔軍校開始籌建,校長蔣介石電邀陳果夫赴粵,未往。是年九十月間,蔣校長命陳果夫代辦軍校學生制服及一切軍用品、印刷品及機器等。陳果夫說:「民國13年,我住在上海養病。大約九十月間,黃埔軍官學校蔣校長從廣東派人送了一封信來,命我代為辦理軍校學生的制服及一切軍用品、印刷品及機器等。因為當時廣東的風氣不好,物價既貴,學校的經費又困難,所以要在上海採辦。的確,上海的東西,連運費在內,要比廣州當地採辦的便宜1/5至1/3的價格。第一批東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襯衣等。正式報關,交由轉運公司起運。那知服裝店經理巴結生意,在每件制服裡面,釘上一塊白布,海關上一檢驗,覺得特別觸目,認定是軍裝,就全部扣留。我得了這信息,焦急萬分,……虞洽卿等從中幫助,經十餘天之努力,終算將被扣留的軍服等收回。不過其中有束腰皮帶、槍帶和刀鞘三樣東西,海關方面認為軍用品,必須充公。許監督對我說:「這一點東西,不過是作為酬謝關員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這件事,只好承認晦氣,損失數百元。可是軍服等雖已收了回來,仍然不准出口,這又使我感覺困難,幾次向海關監督公署商量,沒有辦法。據該署中人說:有一路可通,不過要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官家是絕對不能通融的。於是托人打聽,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專門偷稅,包運貨物,並且運費較正式報關起運為便宜。我找到了之後,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數東西,試了一試。過幾天,廣州來電,居然如期到達,並沒有出什麼岔子,這才放心,將這一批服裝等等,完全交由該公司代運,不久全部到達廣州,送到指定地點,而且計算起來,比正式辦法便宜數百元。後來黃埔軍校所用的軍裝皮件,以及教導團第一、二團全部的棉衣、軍毯等等,均在上海制辦,都是交付那個公司負責裝運,幾件大衣或幾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較正式報關起運要便宜一元幾角,而且穩妥簡捷。有了這次經驗,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時代海關上的弊端重重,與那個公司,實在是聲氣相連的,不但關員與公司相通,就是碼頭工人、輪船買辦。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氣的。有一次,我們的貨物正在上船的時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關員看見,抓住了人。但因為關員人少,畢竟被環境所同化了。還有一次,在碼頭上被巡捕發覺查出,正要把人貨扣留的時候,忽然兩個流氓在旁邊打起架來,這巡捕就前去勸解,等到事畢,再找那個伕役,早已偷運過去了。從上面兩件事看來.可見海關與碼頭上的情形。所以我們雖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疇設法弄了幾張護照來,仍未利用。還有些東西,我們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買的,由香港運到廣州去交貨。廣州與香港之間,交通非常便利,應當由廣州到香港定貨,較為便宜,而不料k海定買香港貨,在廣州交割,反而比在廣州或香港定貨,便宜1/5的價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黃埔軍校決定成立教導隊,開始招兵。陳果夫奉總理委任為招兵委員之一,並主持其事。陳果夫說:「到廠年底,校長轉來一張總理委任狀,要我與趙澄志、劉祖漢三人為招兵委員,並由校長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為了黃埔一、二兩團教導隊徵募的。校長要我們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對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長陸續派了陸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陳樂亭、周少游諸先生來幫助。新兵的來源,最重要的地方為溫州、金華和徐州三處。當時總理曾打電報給盧永祥,請他從旁幫助。盧表面雖是答應,暗中卻破壞。這時齊燮元和盧永祥兩人發生衝突,盧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們有一批從金華招來的新兵,約計有100多名,經過杭州,被盧永祥發覺扣留,意欲留為己用,雖經我方交涉放行,結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們用電報逼回來,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這批新兵,來自金華,身上又沒有錢,進退不得,後被他騙人營去。還有自徐州招來的兵,也被齊燮元、張宗昌先後截留。更有由內地送來的時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機關高價收買,或被誘騙過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後,除了每人發給一張船票和幾角零用錢外,另外又分發了些罐頭、醬菜,規定幾個人合用,才派押運員押上船送往廣州。因張毅、張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隊,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經過廈門、汕頭、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們誘騙過去的。這種損失,也很可觀。當時我們認為徐州來的新兵最好,因為有不少還拖著辮子,是原來的鄉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處州、金華招來的兵,也還不錯。溫州的好鬧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館裡,上下碼頭時,鬧了不知多少次。校長接連來電,命令我們不要招收內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時愛護家鄉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來,還有些小包頭兒,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數。在這次招兵中間,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樣的人心。招來的兵,有些來騙錢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騙來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騙了的,也有因公犧牲的。論成績則以陳樂亭招來的金華兵、盧仲英招來的金華、杭州、上海(在上海失業的浙江人)各地的兵為最多。王震南招來的台州及峰縣兵,趙澄志招來的處州兵,數目雖少,大半勇敢穩健。陸福廷的蘇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與胡公冕的溫州兵則好壞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賠了一筆錢。有一個叫孫良的,從前曾在方振武部隊裡,當過幾年連排長,在校長面前,自告奮勇,情願到上海來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兩個月,未見募到一人,催了他幾次,自覺無顏,只好自己領了一張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廣州,後來當的連長。校長東征的時候,派他在前線作戰,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卻,遂被槍斃,他是實行連坐法中第一個被正法者,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擔任金、衢、嚴等處招兵的人,在孫傳芳進佔杭州之後,被捉了去,孫傳芳為立下馬威起見,就把其中張亮、張式球、騰志雲、張得勝四人槍斃,這是因公犧牲的人,值得我們紀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們當時的努力也是應該紀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給楊嘯天辦理時為止,總計所招的新兵,約四千數百人。自招來之地起運至廣州為止,連各種費用及損失在內,平均每人計費ZI元數角。這是算黃埔部隊裡的基本兵,與黃埔學生官長合起來說,也就是統一中國的基本的隊伍。」
  黃埔軍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時,陳果夫僅負責轉匯經費及電告各方情形。到第三期招生時,陳果夫任招生委員。
  其時,蔣介石率軍校學生及教導團東征,部隊需要人才,故來上海投考軍校者,只須繳驗證明文件,認為程度相當,即每人發給旅費12元,自行前往廣州報到。至軍校第四期招生時,蔣介石派第一期學生王仲廉、郭劍鳴等到滬,幫同辦理招生事宜。報名處設干環龍路44號,考試地點設在上海大學。陳果夫說:「那時,上海大學辦事人與共產黨關係很密切,和環龍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雙方暗鬥頗烈。幸我未參加他們的爭執,所以倒還沒有什麼衝突發生。不幸最後一場考試的那天,被閘北警察發現,將學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經考完,最後一課,無關緊要,所以也可算完滿結束。四處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黃埔軍校初辦時,馬匹甚少,只有兩三匹。教導團成立,東征需要馬匹,所以蔣介石電命陳果夫在上海買馬。本來上海那個地方,並不是買馬的地方,採辦很不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吳藝汀對此道,平素很熟,打聽得跑馬廳當局,向外面買來的馬,有一部分,因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價出賣,這種馬恰恰適合需要,陳果夫就找了一位識馬的人,選買了19匹。第二次,蔣介石要採買驢子,比較上就有些困難了,不過為數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認識了門徑,尚不難辦到,一共買了三批,總數50幾匹,買馬及驢子,最大的困難,還是在裝船問題。大多數商船,都不願招攬這筆生意,每匹馬或驢子的運費,本就不小,還要加上它的裝運木籠租費,每隻就要四五兩銀子之多,好容易費了很大周折,才把這些馬和驢子全部裝走。
  廣東方面,又需要很多的軍官和軍醫、無線電以及其他技術人員。陳果夫奉蔣介石電命設法羅致此項人才。陳果夫說:「關於無線電人才,當時北京政府之下,頗有些與我相識的,不過很不容易找。有個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還是因為嫌路太遠不肯去。還有幾個姓邱的、姓華的、姓李的,都經跑了若干次,沒有允許,因此,無線電技術人才,一個也沒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廣州開辦訓練班時,才找到三四位。當時技術人才的稀貴缺乏,可想而知。軍醫經多方設法,才找到了四個介紹去。另外,又找到一個自言在瀋陽兵工廠會造迫擊炮的人,我報告了校長之後,就約了他到廣東去。當時我們的計劃,預備籌建一個兵工廠,在三個月之內完工,三個月之內製造迫擊炮100尊。這個計劃,後來居然給我們做成功。其間曾養甫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時由上海買的機器,運到關上,因恐英國關員留難,不能如期開工,乃由養甫率領了幾隻兵艦,趁那商船進口的時候,在虎門把機器截了來。講到那製造迫擊炮的人,倒確實內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個製造飛機的人,不數天給某廠請去了,我發給他的川資也不繳還。至於軍官,經各方介紹成功的,共有20餘人,我不能記下每一個人的姓名。總之,有些是現在赫赫有名的,也有已經成仁者,當時都發給川資,送往廣東。」
  陳果夫在上海協助建軍,招兵買馬,採辦軍用品,經費很感困難,所以用錢非常節省。陳果夫說:「14年底到15年初校長東征時,由各地來到上海的新兵,非常擁擠。其時有海員罷工風潮,航運不通,無法輸送,若是遣散,又覺太可惜,維持現狀,又是要錢。那時廣東匯來的錢,已經用完了。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差不多也借完了。我個人的信用又有限,所以連校長家裡預備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就急電校長,請示辦法。校長第一個回電說:『把他的家用錢,、拿去先用救急。』其實他的折子裡,存款不過一千數百元,不夠作兩三天的維持費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次回電囑不必著急,他說:『我自有辦法,5號一定可以佔領汕頭,6號就匯款子來。』當時我接到這電報,覺得距離5號,還有10天之久,那能斷得這麼準確。但是我接到了這電報,膽子卻大了不少,並且敢向錢莊上的朋友,再開口商量一筆半月歸還的數千元借款。因為一般朋友,對我的信用還好,不到半天就成功。後來5號那天,果然佔領了汕頭,第二天就匯了款來,絲毫不爽,使我最後一筆借款得以提前歸還,更堅定了我的信用。校長這種先見之明,實在是值得我們敬服的。」
  陳果夫為了省錢,只雨天坐黃包車,平時都跳電車;只用一個助理,一切開支十分儉省。陳果夫說:「戴任扶老先生年紀雖已60幾歲,然而精神非常煥發,對於招兵事情,奔走頗為熱心,無論到那裡,從不曾坐過一次汽車,也不常坐黃包車,有時還用兩腿跑路,比較遠的地方,才偶坐一二次車子。有一次,我在乘電車時,看見他擠在人堆中跳電車,我看見他這樣冒險,非常擔心,就上前去勸阻他,他老先生聽我說他年紀老了,就馬上表示不服老的樣子。他說:『你能跳電車,我就不能跳嗎』?又說:你既不坐黃包車,自然我也不好坐黃包車,只得跳電車了。因此,我和他約定,凡屬雨天,我們倆都坐黃包車。那時我們的經費,並不充裕,所以愈省愈好,我的機關裡,只用陳振海一人做助理,平時間的公費和一切開支,都很簡省,與其他招兵機關不同。」
  上海華洋雜處,情形複雜,流氓亂敲竹槓,巡捕必須打點,碼頭工人要小費,北洋軍閥的官兵,竟搶東西。陳果夫說:「上海碼頭上的一班流氓,知道我們送出去的,多是招來的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費,每名上船,須繳款一角至三角。同時,巡捕房方面,包打聽、巡捕等等,平時暗中幫忙,也要酬謝些錢。我們當時曾由周少游結納了一位包探王憲章,幫忙打招呼,因此,我們在這方面的破費也不少。久而久之,我們發生的事日多,碼頭上的人,慾望也隨著一天大一天,每名收費漲到五角錢以上。這樣一來,就難應付。其時剛巧張宗昌到了上海,我就利用李徽五的關係,請他幫助,又托李徽五介紹與姓常的警察廳長見了一次面,又親自去找上海縣李縣長,於是在中國地界小東門裡,租了一處房子,掛了一張『揭普道路募工駐滬辦事處』的招牌,對外就說是招募工人。同時,又常常到法院與縣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進行非常順利。不料一個月後,張宗昌憲兵換了防,對於後任的憲兵隊長,未及聯絡招呼,他們一打聽我們那裡是個招兵機關,認為這是可以敲詐的機會,就派了大批憲兵來捕人,捕不著主要人,就把我們的新兵與管理員,一起趕走,一切東西,搶個精光,甚至有幾個人,急忙中來不及套上外衣的,也被趕了出去。這樣一來,中國地界站不住足了,不得不『回到租界去。碼頭上的流氓,得了這消息,格外大漲其價,每人要繳一元的小費,方肯放行,幾次商量,沒有效果,只得照付。後來電告校長,到15年春,校長派了楊嘯天先生來,索性不做下層工作,去和黃金榮商洽。那時廣東方面情勢,漸漸轉好起來,租界當局,也不取干涉態度,竟至讓我們在朱葆三路平安旅社,包一個四層樓面駐新兵,上船去可以帶著大隊走,一直辦到16年為止。」
  最使陳果夫頭痛的事是碰到一個姓金的招兵委員,不斷敲索,這種人實為當年「兵油子」的頭兒。陳果夫說:「有一個姓金的招兵員,是由趙君找來的,曾命他在浙西招收一班退伍的兵,但是他招來的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廣東屢次來電,囑咐停止招收,可是他仍不斷的送了來。當時我們的招兵接洽機關,設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內,掛了陳希曾經紀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實在每天按時前去,暗中接見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金某在某處探得我家裡的地址,就帶了幾個人來找我,意在敲索。當時來勢洶洶,本人因為沒有錢,遂置之不理,他也就無可奈何,悻悻而去。這一走之後,明知他必不肯干休,我遂離開了住宅,搬到季陶辦事處去住,一面托原介紹人向金理論,結果他還是雇了許多人到我家裡來滋擾,我不得已想了一個辦法,就遠去杭州,住在杭州西湖飯店,寫信請其到杭州來理論取款。因為那時孫傳芳對於招兵的人,查緝很嚴,我和金的名字,他都知道,這金自己對我說過。我冒險到杭州,料想金是一個表面強硬,內心懦弱的人,決不敢前來,那時我另找一位姓竺的朋友,出面和他理論,因竺有點實力,金又不敢到杭州來,所以不久就平服下去。」
  1926年3月,陳果夫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廣州參加革命北伐工作,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給楊嘯天辦理。
  2.蔣校長「打著紅旗反紅旗」
  與孫中山「共患難同生死」的蔣介石被孫中山正式認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要塞炮台前豎起一面大紅旗,旗上寫著斗大的「蔣」字。蔣介石披著一件拿破侖式的斗篷,前呼後擁,威風凜凜。廖仲愷被刺,蔣介石抓住良機,聯合汪精衛,排擠許崇智、胡漢民,奠定了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
  1924年3月2日蔣介石給孫中山寫了一封長信,重提昔日永豐艦上「共患難同生死」的一幕,希望孫中山能像當年對陳其美那樣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要讓他專心辦學,而且要讓他過問軍事政治。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不滿情緒並不介意,並滿足了他的一些要求。3月ZI日黃埔軍校入學考試時,孫中山仍任命蔣介石為入學考試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不在廣州,暫由李濟深代替,同時派許崇智到奉化勸蔣介石。
  孫中山之所以如此器重蔣介石,是因為缺乏軍事人才,而且蔣介石已受命考察過蘇聯軍事;再就是永十艦蒙難之時,蔣介石的出色表現深得孫中山的好感和信賴。
  後來蔣介石發現再不赴廣州上任,其職位就可能被他人佔去,於是動身,4月21日到達廣州,26日入軍校辦公。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9日廖仲愷被任命為軍校中國國民黨黨代表。校長和黨代表之下,分設政治。教練、教授三個部和軍需。管理。軍醫三個處。
  從5月5日新生開始陸續入學,到6月16日正式開學這段時間裡,蔣介石多次對學生進行「精神訓話」。訓話內容主要是講革命與做人的意義,軍校的教育方針,遵守紀律,團結同志和愛護百姓等。為了樹立他個人威信,使學生和官兵養成對他個人崇拜,他大談自己創辦這所軍校的艱難,以及他過去的光榮經歷,當然免不了要提及永豐艦上與孫中山「共患難同生死」的光榮歷史。
  長洲要塞與黃埔島毗鄰,防務一併歸屬黃埔軍校,蔣介石兼任長洲要塞司令。要塞炮台前豎立一面大紅旗。旗上寫著斗大的「蔣」字,如同中國封建時代的將帥旗。從要塞司令部到軍校的距離不足一里路,而蔣介石每天上下班,總是戒備森嚴。他披著一件拿破侖式的斗篷,前面有副官開道,四個武裝整齊的士兵跟在其後,步伐整齊,威風凜凜。如果學生、官兵在路上遇見他不敬禮,他一定要給予處分。
  軍校剛開始一個時期,蔣介石經常親自檢查教官、學生的訓練與生活情況。尤其是早晨起床號吹過後,他會突然闖人教官或學生的臥室巡視,如發現沒有出操而偷睡懶覺者,便給予訓斥和重罰。他常親臨訓練場地監督訓練。為了在生活上不顯示特殊化,他在校時必到餐廳與教職員一起就餐。
  蔣介石是靠辦黃埔軍校起家的,但是在軍校剛剛建立之初,在軍事技術、經費、軍械等方面都要靠蘇聯的支持,所以他不便站在右派一邊,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而常以不偏不倚的中間面目出現。與國民黨一些元老們相比,蔣介石算資歷最淺的了,而這些元老正是蔣介石通向黨、政、軍權力道路上的絆腳石。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與國民黨元老們一決雌雄,蔣介石迫切需要得到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支持。因此,蔣介石往往又以比較左的面目出現。
  1924年1月16日,蔣介石在考察完了蘇聯後,回到廣州,把對蘇聯考察情況向孫中山做了口頭報告。在此之前,蔣介石在上海還寄給了孫中山一份《游俄報告書》,在蔣介石的書面和口頭報告中,蔣介石贊成利用俄援和以蘇聯紅軍為樣板辦校建軍,但他本人對蘇聯持懷疑態度。在《游俄報告書》中,他寫道:
  「俄共政權如一但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1924年3月,蔣介石辭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在奉化溪口居住期間,於3月14日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信中稱: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低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帷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愷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霉,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國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以後,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其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內心裡雖然極力反俄反共,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也深為不滿,但在表面上,他卻積極支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
  1925年4月9日,他在黃埔軍校入伍生的一次講話中中聲稱:
  「俄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成功呢?因為俄國共產黨重在紀律,又是組織嚴密,他的黨員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絲毫不能自由的。他們為甚麼甘願犧牲個人的自由呢?因為他們明白主義,都有決心犧牲各個人的自由,來救全人類的自由,所以他們成功就那麼快。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倣傚俄國共產黨的辦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員的責任、本分。」
  不久,在廣州商界召開的一次聯歡會上,蔣介石又講到了學習蘇聯、聯合蘇聯的問題,他說:
  「俄國人來幫助我們,是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因為要中國能夠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國主義,俄國才不至於再受帝國主義的牽制和壓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來。」「我們現在的黨軍完全是學習俄國的軍隊那樣編製的。我到俄國研究赤衛軍那樣能守紀律,不騷擾人民,完全是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眾很相親相愛的--人民同他們好,那麼團結,這樣的軍隊有甚麼打不勝的仗呀!所以我回國之後,就決定了,如果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
  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制不可,故此實行仿照這樣方法訓練我們的黨軍。」
  對於共產黨,蔣介石表面也是非常稱讚的。1925年9月13日,黃埔軍校特別黨部舉行第三屆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針對當時黃埔軍校內國共兩黨學生矛盾比較尖銳的情況,蔣介石說:
  「現在我們學校裡,常常有共產黨和國民黨之爭,我以為這種現象,適足以使我們總理在地下痛苦。……國民黨員也不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違背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這樣就是信奉三民主義,能做總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義的好……。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能下這麼大決心,不為眾論所動搖、並且總理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產黨!』……。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什麼?……。總理容納共)「』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黨罪人?……。我一個人的意思,我們國民黨,現在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分,更不可有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如果國民黨員有這種見解,那是無異於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氣。」
  蔣介石在內心裡是既反蘇,也反共的,在黃埔軍校學生的面前,能講出這麼多必須堅持國共合作的道理,實在是有難言的苦衷。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7月,廣東國民政府改組,汪精衛被推舉為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只被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所以能人選要職,不僅是因為他是國民黨元老,孫中山遺囑的起草和承遞人,而且是因為他在政治上表現左傾,被譽為左派形象出現,同時要擊敗國民黨右派元老胡漢民及軍界前輩許崇智。
  許崇智是蔣介石的頂頭上司,也是他的結拜兄弟。蔣介石在許崇智門下受到重用,才得以在軍界嶄露頭角。許之所以重用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手中沒有軍權,不怕蔣介石對自己構成威脅。但是隨著蔣介石利用軍校而提高了在軍中的威望,許崇智、蔣介石二人的矛盾才逐漸突出。
  當時許崇智以粵軍總司令兼國民政府軍事部長和財政監督,一手控制軍權、財權。許崇智縱容部下包煙截稅,把持財政剋扣軍餉,中飽私囊。黃埔軍校的經費常被無理扣壓。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以軍事委員身份,提出統一軍事,統一財政的建議,其矛頭就是針對許崇智的,目的是把軍權從許崇智手中收歸軍委會。蔣介石的建議得到汪精衛的支持,並在軍委會上通過。但是蔣介石要想扳倒國民黨實力派人物許崇智,取而代之,卻並非易事。
  真是天助蔣介石。1925年8月,著名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國民黨中央成立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首的特別委員會,全權應付,追查此案。經查明,此案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指使人做的。胡漢民、許崇智均涉足此案。胡漢民被迫辭職離粵。許崇智被蔣介石軟禁,後被迫離粵去滬。
  9月,蔣介石第二次率軍東征,直搗陳炯明的老巢惠州,使廣東全境得到了統一和鞏固。
  這一系列的事件使蔣介石聲譽倍增。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蔣介石以「東征英雄」的身份,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國民黨領袖人物。
  蔣介石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沒有什麼口號比「革命」更高的了。為了謀取更高的權力,蔣介石此時偽裝得比誰都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但他內心裡則是徹頭徹尾的反蘇反共,反對革命的。因此即使在他最最革命之際,也不曾放鬆打擊革命勢力。
  早在第二次東征之時,蔣介石即召集連以上軍政人員聯席會,要求把所有在黃埔軍校以及在軍隊的共產黨員的名字都告訴他。事後,又個別找周恩來談話,提出:為了保證黃埔軍校的統一,共產黨員或退出共產黨,或者退出黃埔軍校與國民黨。這種無理要求當即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但蔣介石並沒有放棄這種想法,他在等待著機會。
  3.「只有科學辦實業,才能救中國」
  陳立夫說:「只有科學辦實業,才能救中國。我這次回來,就是要投身到實業中去,做一名礦冶工程師,以自己所學報效國家。」蔣介石急電:「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還開什麼礦?要開礦,可開採革命之礦。」
  陳立夫起初所走的路並不同於陳果夫。當陳果夫在上海搞投機生意時,陳立夫卻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埋頭於書本之中。
  這時的陳立夫,已沉迷於科學救國的美夢。他以為要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要使中國富強起來,只有科學,只有多讀書,多掌握知識,才能對國家有所貢獻。
  1923年,陳立夫以優異的成績從北洋大學畢業。6年的大學生活,對陳立夫的性格改變很大,使他逐漸成熟起來。從前那個滿臉稚氣、活潑、好動的頑童不見了,陳立夫變得嚴肅。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頭很大。
  從北洋大學畢業之後,陳立夫還續繼幻想著科學救國,遂又奮力拚搏,考入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礦冶工程。
  1923年秋天,上海碼頭。
  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久久仁立著,並沒有說太多的話。離別在即,兩人都有許多話要說,卻又不知說什麼好。
  陳立夫覺得自己已經24歲了,書雖然讀了不少,但卻不能自己養活自己。這次出國留學,自己無能為力,只能仰仗年長9歲的哥哥陳果夫四處奔波,方才解決了留學費用。真不知該怎麼謝謝哥哥才好。惟有在國外努力學習才能不負哥哥一片苦心。
  陳果夫也是心情頗為不平靜。自己在少年、青年也曾有過上大學,出國留洋的美夢.有幾次都幾乎成了現實,但畢竟自己沒有真正實現過。這次能幫助弟弟出國留學,多少也彌補自己的一樁撼事。
  「嗚--」的一聲.輪船的汽笛響了,在催促旅客趕快上船。
  陳果夫簡單地囑咐了陳立夫幾句,揮手向陳立夫道:「船要開了,你上去吧。」
  陳立夫滿懷深悄地看了哥哥幾眼,說了句「哥哥多多保重!」就轉身上了船。
  望著陳立夫單薄的背影,陳果夫忽然有點動感情了。兩人雖是親兄弟,但陳果夫比陳立夫整整大了9歲,陳立夫對這個比自己年長許多的哥哥本來就有點敬畏。更何況兩人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陳立夫尚在私塾之時,陳果夫即已離家求學。後來陳立夫雖已到上海念中學,但陳果夫那時卻正忙於商業上的事,陳立夫到天津上大學,而陳果夫卻仍留在上海,兩人天南地北,也並沒有太多的思念和牽掛。但今天陳立夫要遠離祖國,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去那遙遠的國度學習的時候,陳果夫才忽然感覺到畢竟是血濃於水,畢竟是同胞兄弟。
  就這樣,陳立夫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並不是件難事。憑著他在國內所學的底子,陳立夫用不到一年的時間輕鬆地取得了匹茲堡大學礦冶學碩士學位。學成之後,陳立夫開始並不想立刻回國工作,他留戀於美國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因此儘管陳果夫一連好幾封信催促他回國,但陳立夫仍是逗留美國實習礦冶工作。
  1924年,正當陳果夫在上海為黃埔軍校招生,採辦各種軍用物資的時候,陳立夫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讀完碩士學位,他本想留在美國實習礦冶工作,可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果夫再次去信催促陳立夫歸國。這一次陳立夫沒有推辭,立刻收拾行裝,啟程返鄉。
  仍是上海碼頭。但這一次不再是上回那種依依惜別的別離情。船慢慢平穩地停靠在碼頭,當舷梯剛剛放好之時,陳立夫迫不及待地衝了下來。當西裝革履、風流瀟灑的陳立夫氣派十足地出現在上海碼頭時,早已在碼頭等候多時的陳果夫也立刻迎上前去,張開雙臂,緊緊擁抱著離別兩載的弟弟。兩兄弟見面,真有說不出的親熱。
  在回陳果夫住宅的路上,陳果夫問陳立夫:「如今你既已歸國,以後有什麼打算呢?」
  陳立夫沒等陳果夫問完,即搶著回答說:「只有科學辦實業,才能救中國。我這次回來,就是要投身到實業中去,做一名礦冶工程師,以自己所學報效國家。」
  陳果夫聽了,沉默不語。他以為,在目前的這種狀況下,干技術工作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動亂的年代,決定了科學不能救國,實業不能救國。只有從政才能救國。他應當勸勸弟弟。但當他轉頭看到陳立夫那期待讚許的目光時,陳果夫不忍掃了他的興,覺得勸陳立夫從政要慢慢來,不能急。於是連忙改口說:「你在國外是學礦冶的,搞搞實業也可以。」
  很快,陳立夫便被中興煤礦聘為工程師。陳立夫十分高興,立即走馬上任,專心致志地投入到煤礦公司的技術工作中,一心想在煤礦工程中幹出一番事業來。
  但是,陳立夫很快就感到失望,公司的研究條件與匹茲堡大學簡直有天壤之別,在這裡只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陳果夫對弟弟所從事的實業工作也不感興趣。他堅信,實業救不了中國,他希望弟弟投身政治。
  正好蔣介石說南方政府急需各方面人才,要陳果夫在上海幫助物色。於是陳果夫寫信告訴蔣介石弟弟已學成回國,希望蔣介石能勸說弟弟去南方工作。蔣介石接信後非常高興,他現在正急需忠於自己的人才,以擴張個人勢力。陳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以前就已很熟悉。於是蔣介石直接給陳立夫去電,希望他速來廣州供職。陳立夫接電後,實在是左右為難,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對自己頗為關心。自己當年也曾稱他為「蔣三伯們」,當然不能一口回絕。另一方面,陳立夫對於自己所學的礦冶上程技術還是割捨不下。考慮再二,陳立夫發了一份措辭婉轉的電報,謝絕了蔣介石。
  但蔣介石並不死心,再次急電:
  「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還開什麼礦?要開礦,可開採革命之礦。」
  蔣介石的再次電召,使陳立夫不敢輕易回絕了。對於蔣介石對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動,再加上在中興煤礦工作也不能盡人意,而哥哥陳果夫也不斷地來信勸其從政。陳立夫動搖了。
  這年年底,陳立夫拿著陳果夫寫給蔣介石的信,離開上海去廣州投靠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已身居要職。他是廣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八名委員之一,同時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廣州市衛戍司令、長洲要塞司令等職大權在握,蔣介石日益加緊了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篡奪。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把一切忠於他的奴才走卒都網羅在其周圍,逐漸形成以他為中心的右派力量。陳立夫的到來,令蔣介石是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陳立夫這樣出過洋的青年
  在隨便問了陳立夫一些國外留學的情況後,蔣介石問起了他到廣州來有何打算。陳立夫回答蔣介石說:
  「我沒有學過軍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點文職工作。」
  蔣介石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當即安排他為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跟隨蔣介石的身邊,參與機密事宜。
  就這樣,陳立夫也投靠了蔣介石,開採所謂「革命之礦」上了。
  蔣介石在國民黨人中的地位並不很高。孫中山先生對他雖是頗為器重。但也僅局限於軍事而已,而在黨、政方面,蔣介石卻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對於這種局面,蔣介石是絕不能忍受的,他要改變這種局面。
  1925年2月,蔣介石率黃埔軍校學生組成的「校軍」,東征陳炯明,取得了勝利。但他因與汪精衛、蘇聯顧問及中共矛盾不斷激化而處於進退維谷之中。為了戰勝對手,以竊取國民革命的最高權力,他決定重演以退為進的伎倆,想以辭職、出國相威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蔣介石同共產黨的矛盾日益尖銳。如此下去,蔣介石所慘淡經營的黃埔軍事力量,豈不是要真正成為工農的革命軍事力量?這是蔣介石萬萬不能容忍的。他迫切感到應立即將共產黨的力量從黃埔軍校和部隊中排擠出去。
  蔣介石同蘇聯顧問發生了矛盾。蘇聯顧問認為要發動北伐,必須先發動群眾,而蔣介石害怕的就是這一點。
  蔣介石與汪精衛矛盾也日益激化。本來汪蔣二人是相互利用,但二人在達到各自的目的之後,便開始互相排斥。
  蔣介石這時期和其它各軍矛盾也尖銳起來。當時國民政府共有8個軍,除去蔣介石的第一軍和廣西李宗仁新編的第七軍,其餘6個軍長,沒有一個軍長買蔣介石的帳。如何爭取或打擊各軍軍長,確立自己在軍界的領袖地位,使各軍就範,也就成廠蔣介石的一塊心病。
  面對這種種矛盾,蔣介石感到進退維谷,惶惶不可終日。他殫精竭慮地思考著擺脫困境的辦法。經過一番思考,蔣介石重施以退為進的慣用伎倆,欲以辭職、出洋相威脅。
  1926年2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介石表示拒絕。隨後又呈請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兩職,要求赴俄療養,以此來要挾汪精衛。
  然而汪精衛也是個精於此道的老政客,他十分清楚蔣介石的用心。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勸蔣介石「不宜辭職」,並不』堅決挽留。這使蔣介石陷入頗為尷尬的境地。經過再三考慮,蔣介石決定暫時離開廣州。
  蔣介石即命秘書陳立夫購買船票,準備乘日輪「廬山丸」離開廣州,經汕頭奔赴上海。
  對於蔣介石的處境,陳立夫是早有所聞。對於蔣介石急於擺脫困境的焦急心清,陳立夫也深深理解。作為蔣介石的機要秘書,他也竭力想為蔣介石出謀劃策。但他初到廣州,對於當前形勢認識不是很清,再加上當上秘書沒有多久,不敢多說,又沒有什麼好主意,因此開始時,陳立夫也只能說些寬心的活來寬慰蔣介石。
  然而當蔣介石要離開廣州去上海避風頭時,陳立人忍不住了。
  4.慫蔣動殺機
  3月的一天,幾輛黑色小轎車自廣州百子路蔣介石的東山寓所駛出,風馳電掣地開往碼頭,中間的一輛車上坐著蔣介石和秘書陳立夫。
  蔣介石正襟危坐在車的後座上,兩眼閉著也不知人想些什麼。陳立夫幾次想開口勸說蔣介石,但當他看到蔣介石那沉思的模樣時,便又閉口不言了。
  轎車在土路上奔馳了好一陣子。陳立夫抬手看了看表,估計差不多要到碼頭了。陳立夫心想再不勸阻,就沒有時間了。便試探地問蔣介石道:
  「不去上海,沒有別的辦法嗎?」
  蔣介石的沉思被打斷了,抬頭睜開眼看了看陳立夫,反問道:
  「哦,你有什麼想法呢?」
  陳立夫見蔣介石並未責怪他,便一口氣說開了。
  「校長,我以為離開廣州去上海不妥。為什麼要避開呢?國民政府的8個軍中,第一軍有三個師,實力最強,掌握在校長手中。其他各軍雖對校長有些怨言,但諒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更何況校長兼任廣州衛戍司令,守衛廣州的部隊還掌握在手中,為什麼要放棄呢?
  「汪(精衛)主席雖然也想整整校長,但他有點書生氣,膽子不夠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師長來推倒校長嗎?可前些日子,校長以『圖謀不軌』的罪名,撤掉其師長職務,並將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無話可說嗎?還有,蘇聯顧問也不可怕,那個季山嘉顧問不是不同意校長的北伐策略嗎?可校長向汪精衛提出免去季山嘉總顧問的職務,季山嘉不也是表示願意辭職嗎?
  「共產黨人雖然唱高調,頗能煽動民心。但他們那個總書記陳獨秀卻很好對付。只要控制他,共產黨就好應付了。」
  「校長,你不要太心慈手軟了。我們有兵為什麼不干呢?為什麼要成他人俎上之魚肉呢?」
  陳立夫的一番話,句句都點在了蔣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蔣介石又何嘗想離開廣州呢?但是不離開廣州,又該怎樣動手呢?蔣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陳立夫見蔣介石並無什麼話要說,心中很有點不安,看來蔣介石並沒有聽從自己的勸阻。難道他真的下定了決心要離開廣州嗎?陳立夫也在思考著。
  「嘎--」的一聲,車停在了碼頭上。蔣介石的侍衛官從外面打開了車門,請蔣介石下車。誰知蔣介石仍坐著不動,侍衛官還不知怎麼回事,一路沉默的蔣介石忽然開了腔,命令司機道:
  「回去!」
  陳立夫一聽,心中立刻明白怎麼回事了,忙讓司機調轉車頭,原路返回。
  蔣介石要動手了。
  蔣介石返回後,立即找到其心腹王柏齡進行策劃,並多次糾集黨徒召開秘密會議,陳立夫作為機要秘書也參加了會議,通過了採取反共行動的決議。
  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動找借口,蔣介石指示手下四處造謠:
  「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
  「汪精衛、王懋功都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準備倒蔣,正在黃埔軍校查帳,說蔣介石貪污。」
  「有人要把蔣介石、陳立夫等劫往蘇聯,為他們二人前往蘇聯的護照都準備好了。」
  「國民政府準備宣佈共產,所有私人財產都要沒收。」
  諸如此類的謠言使得廣州市民人心惶惶。
  3月17日,陳立夫陪同蔣介石由黃埔乘汽艇到廣州市東提八旗會館--廣州衛戍司令部,再次放出謠言:「共產黨有陰謀。」隨即又將其寓所遷至有堅固工事的廣州造幣廠。
  準備完畢之後,蔣介石決定從「中山艦」動手。
  原來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他在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期間,曾查處過蔣介石的盟兄弟、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走私的活動,頗傷蔣介石的面子。更何況,李之龍後又被提拔為海軍局代理局長,不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打擊李之龍都有利於蔣介石的野心。
  3用舊日,蔣介石指使其親信、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格傳達他的命令:
  「著即通知海軍局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
  李之龍接到命令後,遂用紙箋寫了兩張命令,分別交寶壁艦艦長、中山艦代理艦長,命令即將艦隻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
  19日上午,寶壁艦、中山艦先後抵達黃埔。當中山艦開到黃埔之時,蔣介石既大耍無賴,矢口否認,聲稱「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山艦「無故移動」,是「不法行動」,「顯示共黨陰謀暴動」。
  這天晚上,蔣介石又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辦法。陳立夫參加了這個秘密會議,極力鼓動蔣介石不要錯失良機,應立即採取行動,對共產黨實行突然襲擊。有人怕輿論譴責,陳立夫立即駁斥,認為不必顧忌,在陳立夫的鼓動下,蔣介石再次痛下決心,「今日若無決心,豈能挽救本黨?」
  20日凌晨,蔣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夢之中的李之龍。隨後又調動大批軍隊和警察,斷絕廣州市內交通,實行戒嚴,扣留中山艦及其他海軍艦隻,包圍蘇聯顧問的辦事處及住所,監視蘇聯顧問。拘捕黃埔軍校及第一軍第二師中的共產黨員40多人。同時蔣介石還密令何應欽將駐防潮汕的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部逮捕,並取消第一軍的黨代表制度,汪精衛的住宅也被蔣介石派兵「保護」起來。
  由於共產國際指示的錯誤,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思想,「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很快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查辦李之龍,季山嘉等蘇聯顧問回國,共產黨員撤出第一軍的決議。汪精衛也聲稱病了,赴外地求醫。
  中山艦事件,陳立夫自始至終都參與了此事,並在其中擔任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是陳立夫勸說蔣介石不要離廣州,斷不會有之後的中山艦事件。周恩來後來指出:「張靜江、陳立夫都於1926年1月2日回到廣州,同蔣介石進行勾結,挑撥國共關係。這就是3月20日中山艦事變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變以前的政治形勢。」
  在這件事上陳立夫所表現出來的對蔣介石的忠心、對共產黨極端仇視的心理和頑固的反共態度以及在複雜事變中的機警沉著和詭計多端,都深深獲得了蔣介石的讚賞。為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處境之苦,若非親歷其境者決非想像所能及其萬一也。」北伐開始後,陳立夫被提拔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兼機要科長。他工作認真負責,凡是蔣介石簽發的文件,他總是逐字逐句地從頭到尾閱讀一遍,然後交監印員蓋上大印。他對下屬科員管束甚嚴,每到一地,他總要召集部下訓話,要求機要科員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戰亂中受損大。
  陳立夫的工作作風和態度,令蔣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蔣介石讓他主管整個秘書處的工作,成為蔣介石的貼身心腹。這為陳立夫日後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5.鮑羅廷「不識果夫真面目」
  蔣介石極力吹捧蘇聯顧問鮑羅廷:「孫中山是國父,鮑羅廷是亞父」。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蔣介石提議遷都南昌。為說服武漢方面同意遷都南昌,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有人問:「既然蔣總司令這樣革命,為什麼還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鮑羅廷對陳果夫沒有看透,一度想將他拉入革命隊伍,還想爭取陳果夫反蔣。
  蔣介石對蘇聯顧問公開表示不滿始於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艦長李之龍被捕時,蔣介石同時派兵包圍了蘇聯顧問和汪精衛的住宅,並下令拘捕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取消第一軍的黨代表制度。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行動,是因為他確信蘇聯顧問、汪精衛和共產黨串通一氣,要將他逐出廣州。
  蔣介石發動政變前共產黨已發現了一些蔣介石的意圖,1926年1月,周恩來和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一起找鮑羅廷商量,打算將全部共產黨員撤出蔣介石的第一軍,聯合其他非蔣系部隊,與汪精衛聯合成立國共合作的軍隊,以孤立和打擊蔣介石。蔣介石對此當然不會不知道。所以他先下手為強,發動「中山艦事件」,既整肅了他的第一軍,又將他的首要政敵汪精衛驅出廣州。隨後,為了獲得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的諒解,不立即導致國共分裂,以「此事起於倉猝,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為由,「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蔣介石對蘇聯顧問不滿的首要原因是蘇聯顧問支持中國共產黨。
  在北伐的問題上,蘇聯顧問和蔣介石也產生了尖銳的分歧。廣東國民政府統一兩廣後,蔣介石認為北伐時機已經成熟,應立即北伐。而蘇聯顧問認為應首先在北伐所經省份發動群眾,然後北伐軍再出兵北伐,北伐才有必勝的把握。而在這時,中國共產黨也是反對立即北伐的,1927年6月7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反對北伐的言論如出一轍,這更加深了蔣介石的疑慮。
  在北伐進軍作戰計劃上,蘇聯顧問也和蔣介石發生了分歧。蘇聯顧問認為,北伐軍從廣東、廣西出發後,首先應攻取湖南、湖北;佔領武漢後,向西北進軍,與馮玉祥部國民軍會師後,以西北為基地,進攻東南沿海。為此目的,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加侖親至馮玉祥部做聯絡指導工作。而蔣介石主張北伐軍佔領武漢後,沿江東下,先佔領江南半壁,然後北伐。現在看來,蘇聯顧問的主張確實是站在蘇聯的立場上看問題的,蘇聯有用馮玉祥率制蔣介石的意圖。而蔣介石主張先占江南,再行北伐也是想鞏固並擴大自己的勢力。
  正當蘇聯顧問和蔣介石的矛盾已經初露端倪時,1926年2月,鮑羅廷「回國述職」,不久,加侖前往馮玉樣部,在廣州的季山嘉接任了蘇聯顧問團首席顧問的職位。
  季山嘉既沒有鮑羅廷那樣靈活的政治手腕,也沒有加侖那樣高明的軍事才能,因此他和蔣介石的第一次談話,就因故弄玄虛和無端諷刺蔣介石,而把事情搞僵。季山嘉向蔣介石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建議蔣介石由海路運兵到北方去支援馮玉祥的國民軍;二是勸蔣介石到北方去幫助馮玉祥訓練國民軍士兵。季山嘉建議立即觸怒了蔣介石,蔣介石斥之為「兒戲欺人之談」和「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
  季山嘉很快就把和蔣介石的關係搞得水火不相容,以致最後迫使蔣介石找上汪精衛「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令季山嘉回俄」季山嘉只得表示願意辭職。季山嘉的愚蠢直接導致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派兵包圍蘇顧問住所,使他和蘇聯顧問的矛盾公開化。
  當「中山艦事件」發生時,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勒諾夫率領的「蘇俄觀察團」正在廣州檢查蘇聯顧問團的工作。布勒諾夫也認為季山嘉是個混蛋,蘇聯顧問團舉止失當,他因此指示顧問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越軌,不應承擔直接領導軍隊的責任,不得有過火行為,而應該「通過對國民黨左派的工作,直接增強國民黨本身」。可以說,布勒諾夫在處理「中山艦事件」上做了重大讓步。
  3月22日,布勒諾夫派人問蔣介石他發動「中山艦事件」是針對個別人還是針對蘇聯,蔣介石聲稱「對人不對俄」,並表示願意同蘇聯繼續合作,希望鮑羅廷速回廣州。3月24日,布勒諾夫率觀察團回國,被蔣介石驅逐的季山嘉也跟隨同行。這樣,蔣介石和蘇聯顧問團的緊張關係便由於布勒諾夫的退讓和季山嘉的被逐而暫告緩和。
  在對待中共問題上,蘇聯顧問和蔣介石的矛盾,無論如何是難以彌合的。在鮑羅廷1926年4月29日回到廣州後不久,在「整理黨務」問題L鮑羅廷便和蔣介石發生了衝突。由於1926年3月15日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會閉幕,該會把國民黨接納為同情黨,把蔣介石列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名譽委員和布勒諾夫對「中山艦事件」的處理,鮑羅廷對蔣介石「整理黨務」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企圖暫取妥協態度,逐漸使國民黨向「工農政黨轉變」。
  蔣介石也做了妥協,他向鮑羅廷保證繼續實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聲稱:「俄國力量,直接間接幫助我們,故要革命成功,須聯蘇俄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對於共產國際,他說:『』應該和第三國際聯絡,而且還承認它是在指導的地位。」
  對於鮑羅廷本人,蔣介石也極力加以吹捧。他說,「孫中山是國父,」「鮑羅廷是亞父。」中國的政治、軍事都要聽鮑羅廷的指揮。
  1926年7月,加侖返回廣州,重任軍事總顧問,他建議立即開始北伐,先進攻湖南、湖北,再進攻江西,佔領江南,然後再視形勢發展,向北進攻。他的這一作戰計劃符合蔣介石的意圖,加上大敵當前,所以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和蘇聯顧問未再發生激烈的衝突。但是,衝突的根源並沒有去掉,暫時的平靜是在醞釀更大的衝突。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佔領武昌,吳佩孚被打垮。11月8日,佔領南昌,孫傳芳部主力被消滅。大敵一去,國共統一戰線內的矛盾立即顯露出來。蘇聯顧問和蔣介石的矛盾首先表現在遷都問題上。
  1926年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隨後,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分兩批北遷。12月2日,首批北遷的陳友仁、吳玉章、徐謙。宋慶齡、王法勤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抵南昌。12月7日在廬山舉行中央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提議遷都南昌。他的建議未被接受,其他人繼續前往武漢,並於12月13日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主要組成人員有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孫科、宋子文、鄧演達、吳玉章、唐生智、於樹德、詹大悲、王法勤、張發奎、柏文蔚、蔣作賓等。
  武漢政府政治上的靈魂人物是鮑羅廷,主要組成人員像鄧演達、陳友仁、徐謙等都屬國民黨左派,掌握軍權的唐生智。張發奎也非蔣介石所能控制,尤其張發奎部,在國民革命軍各軍中共產黨員最多,張發奎在政治上當時支持汪精衛。蔣介石的支持者當時主要在江西,要他離開江西,前往新都武漢,這意味著脫離自己的勢力所在,受別人的控制。所以從1926年12月初開始,他便以種種名義,要求遷都南昌。1926年12月底,從廣州出發的第二批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到達南昌,蔣介石將這批人留在了南昌,並召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三次臨時會議,決定「中央黨部與國府暫駐南昌」。第二批到達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在國民黨大員中資格大多比較老,職位也比較高,如張靜江是中央政治會議浙江政治分會主席、譚延鎧是國民政府代主席。
  遷都之爭馬上引起了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蔣介石間的爭吵。1927年1月1日,武漢方面宣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已遷都武昌,並於3日舉行遷都和北伐勝利慶祝大會。同一天,蔣介石致電武昌,聲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政治軍事需要,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方面復電表示反對。
  為說服武漢方面同意遷都南昌,1927年1月9日,蔣介石親赴武漢說服。因為蔣介石是攻佔武漢後第一次來武昌,武漢各界舉行了有30萬人參加的盛大的歡迎會,蔣介石在會上發表了演說。當蔣介石演說正在興頭上的時候,有人當場站起責問蔣介石:
  「既然蔣總司令這樣革命,為什麼還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麼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
  這樣讓蔣介石下不來台,蔣介石當然得理解為有人指使。何況蘇聯顧問鮑羅廷接著講話,聲稱革命要依靠人民,發揚民主,反對個人獨裁,要求提高黨權,簡直是不給蔣介石面子了。
  蔣介石剛到武漢時,鮑羅廷當面對他說:
  「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打倒他的。」
  蔣介石回到南昌以後,雖然表面上承認武漢為遷都之地,擁護遷都武漢,但他和鮑羅廷的矛盾卻急劇惡化。他又拿出對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後,於1月19日給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打電報,聲稱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總顧問職務。為了進一步為最後和蘇聯攤牌做準備,蔣介石開始攻擊蘇聯,他在南昌總部第13次總理紀念周上說:
  「無論哪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麼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著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別的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像反對帝國主義一樣反對他們。」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寧粵尖銳對立。在和武漢的對罵中,蔣介石把鮑羅廷看為罪魁禍首。他說:
  「現在漢口有一班叛黨的黨員,勾結共產黨,情願受鮑羅廷的支配,假冒我們國民黨的招牌,來騙一般的民眾,來破壞國民革命,想把我們國民黨的黨權政權統統落在他們的手裡。」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由胡漢民出任主席。第二天,胡漢民下令通緝共產黨和跨黨分子,共197人,第一人赫然是蘇聯顧問鮑羅廷,第二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
  鮑羅廷對蔣介石的反共反蘇的真面目認識是比較早的,所以對他採取了孤立和鬥爭的政策。陳果夫由於經常不動聲色,鮑羅廷對他的認識就比較少了,以至於一度還想將他拉人革命隊伍,據陳果夫回憶說,1926年11月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市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閉幕後,「鮑羅廷第二天下午就約我到他那裡去談話。他問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說俄國人對英土先生很尊敬,他個人尤其敬佩。接著要我說一點有關英士先生的革命歷史。我很明白他想籠絡我,才說了這些假話,但我不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說了一遍,特別指出英士先生怎樣的扶助弱小民族,怎樣的愛護同志,怎樣的化敵為友。因為鮑羅廷曾在政治會議上諷刺我國真正革命黨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偉大人格和事業作一答覆。又說了些英士先生幼年的故事,他的犧牲和服務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現出來。也見得中國人美德之一斑。最後,鮑羅廷問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無出版品,我說有的,他問是誰所作,我說是邵元沖。他說邵元沖的東西可靠嗎?我說可靠,書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給的。談話之間,他的神氣漸不自然。我自己也覺得有語病。第二天開會,我帶了一本邵元沖編的《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給鮑羅廷,鮑羅廷沒有看,臨走也沒有帶回去。隔了幾天,共黨開始攻擊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義。而組織部也被認為是共黨的敵體。再過幾天,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已貼出去打倒陳果夫的標語。」
  鮑羅廷要爭取陳果夫,顯然是不知道陳果夫的歷史淵源。以陳果夫和蔣介石的關係,想爭取陳果夫反蔣,是不大可能的。在上述陳果夫的回億中,他對鮑羅廷說的「俄國人對英士先生很尊敬,他個人尤其敬佩」表示不信,認為鮑羅廷是在撒謊。
  6.尷尬人遭遇武漢
  在遷都南昌還是遷都武漢問題上,陳果夫是堅決站在蔣介石一邊的。陳果夫受到武漢方面的激烈攻擊,被迫於1927年2月10日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改任中央政治設計局籌備員。3月10日下午,國民黨中央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開幕,陳果夫自稱身體有病,拒絕參加。
  1926年7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宣佈「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準備北伐。
  7月9日,民國革命軍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師大會。
  北伐正式開始了。
  在共產黨、蘇聯的幫助下,在廣州人民的支持下,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用不到半年的時間陸續攻佔了長沙、武漢、南昌、南京,革命勢力席捲大半個中國。
  北伐開始後,陳果夫留在廣州繼續從事黨務工作。他對下屬科員要求嚴格、管束嚴厲,監印員姜輔成因受不了軍事約束,便以女兒要出嫁為由,向陳立夫提出辭職,陳立夫不予同意,並慷慨陳詞,要姜輔成獻身革命大事,合其家庭小事,還許願說:「我們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時你請假回去,不耽誤你女兒的喜期」。以後,姜輔成再不敢提辭職的事了。
  陳立夫的工作態度和作風,令蔣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蔣介石就讓他代替前任秘書長邵力子,主管整個秘書處的工作,整日不離蔣介石的左右。
  北伐的勝利使得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如日中天。但軍事方面的勝利卻掩蓋不了蔣介石在黨內事務上的失利。
  1926年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暨各省和海外黨部聯席會在廣州召開。在這次大會之前,國民黨左派、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右派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緊了活動。在蘇聯代表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出席會議的各省代表中,共產黨員佔了多數。海外方面,共產黨利用掌握海外部的優勢,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果。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撈到預料的名額。這使得陳果夫對此非常不滿。以致以後他還憤憤不平地指責:
  「有些地方本來推定在國內的同志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電報譯錯了幾個字,或把電報擱置不發表,使之無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養南為代表,海外部的共黨分子就故意譯錯了字,幸而審查資格時給我們發覺了。」
  在這次大會上,有人提議迎接汪精衛復職和修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法,以防止總司令權力過大。
  蔣介石遠在廣州之外主持北伐,無暇關照廣州。遂一面發電給大會,擺出謙順的姿態,說他遠在前方,不能出席大會「躬領教誨」,但此次大會:「為本黨根本大計之所在,尚祈請諸同志戮力共濟,肩茲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張靜江。陳果夫加緊在會上活動。
  10月18日,大會嚴厲批評國民黨的右派人物張靜江,張靜江既是蔣介石的盟兄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後與陳果夫有來往,在陳果夫主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以後,張靜江也一直是陳果夫的後台老闆。張靜江被指責,陳果夫非常不滿。張靜江由於腿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辯,於是陳果夫便替他上台說明。
  原來中山大學有一姓沈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專門反共的組織,叫做「司的派」。但不久,沈某的這一組織便被發現了,案件由張靜江負責處理。張靜江本也反共,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過了關。而沈某過了關之後,反共活動更為猖狂。因而在廣州的共產黨人便指責張靜江處理沈某「司的派」反對共產黨一案過於寬大,嚴為失當。而張靜江則認為沈某以國民黨同志地位去反對共產黨,案件並不嚴重。在這一次大會上,共產黨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要求張靜江給予明確答覆,陳果夫於是上台替張靜江代為說明。但陳果夫說完之後,共產黨方面仍不滿意。在共產黨的一再責問下,陳果夫臨時想到共產黨引以為證據的種種事情,都是在張靜江主持的監委會處分沈某以後才發生的,就用輕鬆的口氣答覆說:「監察委員不是神仙,所以對於沈某以警告處分時,又誰能預料未來之事必將發生呢?」暗示沈某的主要行動是發生在張靜江處理沈某之後,不能將處理後發生的事和處理前發生的事混為一談。陳果夫的答覆使共產黨人意識到自己在邏輯上犯的錯誤,對張靜江也不再指責,最後由大會決議,開除沈某黨籍,作為此案的結束。
  這件事,也算陳果夫為國民黨右派挽回了一個面子。然而畢竟是大敗中的小勝,蔣介石自然不滿意。經過深思熟慮,蔣介石決定利用軍事上的勝利來挽回黨務上的頹勢。
  當北伐軍攻克武昌、南昌,佔領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以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從中國南端遷到內地中心地區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蔣介石致電代理國民黨中執委主席的張靜江、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鎧:
  「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
  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召開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
  一些黨政要員紛紛北上。陳果夫此時肺病又發,咯血不止,便請假去上海治病。但到了12月,蔣介石卻忽然改變了遷都武漢的主張,提議遷都南昌,理由是為「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蔣介石強調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實際上是蔣介石感到兩湖地區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如果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政權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陰謀就比較困難了。
  11日,譚延閻率領國民黨中央黨部北上自廣州向韶關出發。12月31日,蔣介石把張靜江、譚延rN接到了南昌,同時他又扣留了途經南昌準備去武漢的幾位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而在這之前,陳果夫也抱病趕到了南昌。
  這年除夕,蔣介石設宴款待張靜江、譚延閻及各委員。宴會上,蔣介石得意忘形地說道:「今天各位從廣東來到南昌,我們心裡的快活,幾乎是不能形容的。」
  1927年1月3日,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這樣蔣介石通過北伐掌握了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又假借中央的名義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發號施令壓制武漢中央政府的局面,實行他以軍治政,以軍治黨的軍事獨裁政治。
  在遷都南昌還是遷都武漢的問題上,陳果夫是堅決站在蔣介石的這一方的。但陳果夫雖然站在蔣介石這一方,主張卻和蔣介石有所不同,他認為南昌地理位置雖然較為中心,但經濟並不發達,政治上也難以號召國人,將來要發動政變應選在經濟發達的上海,為將來在上海發動政變做準備。
  陳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於這件事。他密電上海,要陳佈雷、潘公展、虞治卿一起秘密到南昌會見蔣介石,會商北伐軍佔領上海後的有關黨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計議策劃反共清黨。隨後潘公展、陳佈雷又被陳果夫派往上海,為反共製造輿論。這一切陳果夫都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這些事。
  儘管陳果夫度過了和共產黨鬥爭的難關,但由於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激烈,把他也逐漸捲了進去。1927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蔣介石的嫡系何應欽,逼迫蔣介石下台,蔣介石被迫下野。而在此之前,陳果夫受到武漢方面激烈攻擊,被迫於1927年2月10日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改任有名無實的中央政治設計局籌備員、政治會議上海分會委員。組織部長由汪精衛派的幹將之一陳公博擔任。
  當陳果夫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正值寧漢爭鬥激烈的時刻。武漢方面,一再要求蔣介石和北伐已經到南昌的國民黨各大員前往武漢,將武漢定為新都。而在南昌的蔣介石認為,武漢是唐生智的勢力範圍,自己親往武漢,不啻自投羅網,甘受唐生智的控制。而定都武漢又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6年底做出的決議,蔣介石不便公開反對。於是,他想出種種理由,加以拖延搪塞。這時正值春節,蔣介石便以過年為名,和到達南昌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譚延閻、戴季陶等人上廬山過年,以避風頭。
  武漢方面,除了派鄧演達和一班國民黨元老前往南昌促駕外,採取了一切可能的政治措施,迫使蔣介石就範。
  首先,宣稱蔣介石不懂政治,要求在中山艦事件後被迫出國的汪精衛回國主持政局,而蔣介石則專門主持軍事,希望利用汪精衛的政治聲望壓倒蔣介石。
  其次,拉攏和蔣介石保有一定距離的人,打擊蔣介石的支持者。譚延閻素有「文甘草」之稱,在政治上一般誰都不得罪。此時,胡漢民、汪精衛分別因「廖仲愷案」和「中山艦事件」被迫流亡國外,國民政府主席一職正由譚延閻代理。張靜江雖然腿有殘疾,卻一直凱覦雖無實權,但聲名顯赫的國府主席一職。譚張兩人是老相識,張靜江對國府主席一職雖然垂涎三尺,也不好出面反對譚延閻繼續代理,硬奪過來。譚延閻知道張靜江的企圖,但看到張靜江沒採取趕他下台的行動,樂得假裝糊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譚延間心裡是明白的,蔣介石同張靜江的關係非同一般,如果在張靜江和譚延閻之間選擇一個人讓蔣介石支持,那肯定是張靜江。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譚延間的情況也就不妙了,他不僅不能把他的國民政府代主席的「代」字去掉,恐怕要滿盤皆輸,連「代」和「主席」三個字一起丟,這是譚延閣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而要保證自己的代主席地位,也就要找到和支持張靜江的蔣介石一樣有實力支持者。這時,武漢方面向他伸出了友好之手,這使譚延閻興奮不已。
  一次,武漢方面借蘇聯顧問鮑羅廷之口,對譚延閻說:「汪(精衛)不會回來,國府主席一職,大家的意思,將來還得請你代下去。」
  譚延閻對此非常高興,所以當武漢方面邀請他前往武漢時,他欣然前往。武漢方面之所以歡迎譚延閻前往,一者是因為他的聲望,他在辛亥革命時就做過湖南都督;二者是譚延圖為人處事隨和,只要高官得做,並不管是什麼主義;再者他手下除了一個魯滌平而外,也不像汪精衛、胡漢民那樣有一大批追隨者,一旦自己掌了權,就得安插他們。譚延閻基本上是只要自己保住高官就行。
  武漢方面和譚延鎧的接近,使譚延閻對共產黨也有了好感,以致當他聽到蔣介石挖空心思辱罵共產黨時,頗不以為然,競破天荒地替共產黨辯解。他說:
  「他們並沒有什麼作用,蔣先生看得太嚴重了。」
  譚延閻要去武漢。他不僅自己去,又找到陳果夫勸他也一起去武漢。陳果夫礙於面子,不便拒絕,況且陳果夫對武漢方面的情況也頗為關注,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他知道蔣介石疑心頗重,在這個時候去武漢,他怕蔣介石對他不放心。因此在含糊打發走譚延問之後,即向蔣介石請示,向蔣介石說明要與武漢方面作對,一定要摸清對方的虛實,掌握對方的情況,而在南昌隔岸觀火,是弄不清楚的,應該到武漢去看一看。蔣介石對陳果夫的看法表示同意,並派他隨譚延鎧等一起赴武漢。
  臨行前一天,蔣介石特地宴請譚延閻、陳果夫一行。這些人本是蔣介石好不容易「請」來南昌的,如今卻又要為他們送行,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宴席中,蔣介石想起自己想要幹的事屢屢為共產黨、蘇聯顧問所阻,很是氣憤。他氣狠狠地說:
  「鮑羅廷簡直是我們的統監,而非顧問了。我們為中國獨立而革命,今天遭到這種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
  本來按照原來的計劃,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定於3月1日在武漢召開。而蔣介石此時氣憤已極,遂無理要求將會議延期到3月12日召開,以試探武漢方面對他的態度。他再三和陳果夫強調:「他們(指武漢方面)能等我,等到3月12日開全會,就相信他們有誠意;假使提前舉行,則虛偽可知。」陳果夫明明知道蔣介石是無理取鬧。卻滿口答應一定把蔣介石的話轉告武漢方面,並壓迫他們延期。
  與陳果夫、譚延閻一起同行的還有李烈鈞、柏文蔚、丁惟汾等人。他們從南昌出發先到九江,然後乘輪船逆江而上,3月6日抵達武漢。
  陳果夫原以為到武漢後會受到武漢方面的熱烈歡迎。但讓他生氣的是,歡迎人員只歡迎譚延閻,對其他人則完全不理。譚延鎧到後,國民黨中央立刻舉行了預備會議,討論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有關事宜。
  在預備會議上,陳果夫將蔣介石不能如期來武漢參加會議的意思轉告大會,力主三中全會延期,等蔣介石到武漢後再開會。他威脅說:「如蔣總司令不參加二屆三中全會,那會議的重要性無疑會大大減弱。」陳果夫的話還沒說完,立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李烈鈞、譚延閻等附合陳果夫的意見,而吳玉章、惲代英、彭澤民等則表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的,不能因個別人不參加會議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錯誤的。他們義正嚴詞地質問陳果夫:「現在口號打倒獨裁,打倒個人專政,因蔣、朱之不能來,而再展期開會,豈不犯了個人獨裁之嫌嗎?」陳果夫無言以對。李烈鈞、譚延閻雖然還想堅持己見,但看到多數人反對,也只好作罷。會議經過表議,一致通過決議,二屆三中全會如期在武漢舉行,並希望蔣介石能按時參加。
  預備會議的決定對譚延閻、陳果夫這一行人無疑是個打擊。李烈鈞、柏文蔚兩人退席。陳果夫和丁惟汾從此時起,也分開住了。過了一天,丁惟汾住進了日本租界的醫院,陳果夫也秘密住旅館。
  3月10日下午,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開幕。陳果夫謊稱身體有病,拒絕參加。3月12日,是總理紀念日,陳果夫不好拒會,迫不得已,只好沒精打采地參加會議,在會場上,他是徐庶進曹營--一聲不發。會後又請了病假,拒不參加其它會議,只是觀望形勢而已。
  但到了3月15日,有「病」在身的陳果夫卻一反常態,精神抖擻地參加了會議。原來在陳果夫尚未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時,曾召開江西省國民黨代表大會,運用黨團的方法,辦理選舉,又用二次全會通過的決議「共黨分子最多不得全體執行委員三分之一」的規定,親自圈定了黨部名單,後又依此辦理,固定了廣東、廣州兩黨部的人選。而這次大會經過討論,決定取消江西、廣東、廣州三處黨部的選舉,已經圈定的名單也被推翻了。事已至此,陳果夫也顧不得「病」了。
  在會上,陳果夫極力申辯,圈定的辦法不應推翻。他說:「圈定的辦法是經過常會決定的,全會不應該否決。」陳果夫巧舌如安,確實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對陳果夫圈定代表的辦法表示堅決反對。如彭澤民就批評陳果夫圈定名單是獨裁。大會主席顧孟徐也堅持認為,常會決議案,全會有否決權。顧孟徐當初在常會上也是同意圈定辦法的。今天忽然變為激烈的反對者,令陳果夫氣急敗壞,只好忿忿地離開了會場。
  過了一天,有人告訴陳果夫說,彭澤民在大會報告組織部破壞海外黨務的進行。陳果夫聽了更是生氣,急忙給譚延鎧寫信,指控彭澤民的種種貪污行為,說海外各黨部向組織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組織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譚延閣在大會上宣讀了陳果夫的來信。彭澤民想申辯,大家不許他辯,就此把他打了下來。
  雖然出一口悶氣,但陳果夫在武漢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了。二屆三中全會閉幕後,武漢方面正式公開批評蔣介石和陳果夫。武漢街頭出現了「打倒蔣介石,驅逐陳果夫」的標語。3月18日,武漢市民大遊行,喊出了「驅逐陳果夫」的口號。此時的陳果夫猶如過街的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遊行之時,陳果夫也擠在遊行的人群中,可是沒有人認識他。但如此的陣勢也使他有些懼怕。從此以後他的行動便格外秘密了,幾乎每天要換一個旅館,避免人家注意。
  陳果夫的處境,蔣介石知道後,不久即派人到漢口,命他趕快離開武漢,並囑咐他臨行之前,與譚延閣接洽一次。
  3月23日一時,在譚延間的公館,陳果夫與譚延間見了面。譚延閻到了武漢之後,在沒有得到他想像中的那種榮光之後,便對武漢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蔣介石的諒解了。他假惺惺地擠了幾滴眼淚,故作沉痛地向陳果夫說:「我的見解不及蔣先生,我初以為此間情形不嚴重,到此一看,才知道嚴重性遠出我想像之外。現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樣的自由了,要想離去亦不可能。但將來必定回南京追隨蔣先生,並且今後一切必能聽蔣先生的話。請告蔣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會面。」會談不到一小時,陳果夫即向譚延閻告別。2時,陳果夫秘密登上了輪船,在茫茫的夜色中,離開了武漢。
  第四章 死心塌地跟蔣
  1.大屠殺的幕後策劃人
  蔣介石問陳果夫:「大家既已表態,你看該怎麼辦?」陳果夫說:「反共清黨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這一點大家都有了共識。但我們怎麼一步一步地去做,怎樣使本黨同志和國人都明白我們之所以反共清黨的道理,我們卻還沒有討論,是否再另開一次會,討論這些問題呢?」
  1927年3月,革命勢力已發展到長江下游,其鋒芒直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中心--上海。為配合北伐軍佔領上海,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後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終於佔領了上海。1927年3月22日,蔣介石的第一軍第一師薛岳部不費一槍一彈開進上海。
  為了使反革命政變能披上合法外衣,蔣介石也需要有人能為他搖旗吶喊,製造輿論。他想起了陳果夫。在南昌的時候,陳果夫就向蔣介石提議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建議以國民黨黨紀來制裁共產黨。因為在陳果夫看來,「中央執行委員中多數同情共黨,而監察委員則多數為本黨忠實同志。」於是,在北伐軍進入上海的第二天凌晨,陳果夫被蔣介石派人接去了上海,在上海之外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也接到了蔣介石發來的赴滬開會的電報。
  此時的蔣介石,經過北伐,勢力進一步壯大,他不是繼續揮師北伐,而是與帝國主義及上海的反動勢力密謀策動一場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
  早在3月初,北伐軍進佔江西的時候,蔣介石便唆使其爪牙,殘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16日,蔣介石又以武力解散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通緝市黨部執監委;解散江西省學聯會,封閉國民黨左派的《貫徹日報》社。3月17日,蔣介石指使爪牙在九江,糾合青紅幫流氓在街上大呼「新軍閥萬歲」,「蔣總司令萬歲」,「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圍攻和搗毀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總工會、第六軍政治部,殺害市黨部幹部三人,總工會幹部一人。工人糾察隊捕獲行兇流氓多人,復被蔣介石的衛兵全部劫去。3月20日,蔣介石到了安慶,又利用流氓組織所謂「安徽省總工會」。23日,安慶市召開歡迎蔣介石總司令的市民大會,蔣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價,收買流氓組成了敢死隊,準備在召開的市民歡迎大會這天,敢死隊舉行暴亂,約定敢死隊在殺害革命者時,受輕傷者賞大洋100元,重傷者500元,喪命者1500元。就在當天,這批流氓土匪搗毀了安徽省國民黨黨部。安慶市黨部、全省總工會籌備處、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安慶市婦女協會等革命機關團體,打傷職員和省代表大會代表數十人。蔣介石就這樣一路殺到上海。
  當3月22日北伐軍進駐上海時,蔣介石就密令將「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成「和平奮鬥救國」的口號。26日蔣介石到上海,立即向帝國主義表示:「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
  3月28日,陳果夫、吳稚暉、張靜江、古應芬、李石曾等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常委開會,誣蔑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謀叛國民黨,「危害本黨及中國」,「應行糾察」。由於參加會議的監委不多,陳果夫等決定由吳稚暉草擬提案,等監委會召開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但蔣介石已準備好了屠刀,迫不及待地要下手了。
  對於蔣介石的態度,帝國主義列強非常滿意,他們以威脅和利誘等手段,敦促蔣介石迅速進行反革命政變,並答應以其駐紮在上海的兩萬餘名侵略軍幫助蔣介石鎮壓革命群眾。帝國主義列強會同上海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送給蔣介石1500萬元,作為進行反革命政變的經費,並預定在政變後,再送3000萬元,作為蔣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權的資本。黃金榮、杜月笙組建的「中華共進會」、「上海工界聯合會」等黃色工會也答應聽候蔣介石調遣。
  為掃除上海外圍的革命勢力,蔣介石於3月29日命白崇禧在杭州襲擊杭州總工會,屠殺工人領袖和革命群眾,同時又以總司令名義,將攻佔南京的所謂「不穩」的左傾部隊調到長江以北作戰,並委派何應欽第一軍和李宗仁第七軍駐防滬寧線,監視左傾部隊。另外,4月5日,蔣介石又將上海的左傾部隊調離上海,改派反正的北洋軍閥周鳳歧二十六軍接防上海。
  當時上海已盛傳蔣介石要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為欺騙群眾,蔣介石假稱「工人糾察隊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斷無加以摧殘之理,如有流氓搗亂,一定從嚴究辦」。
  蔣介石還假惺惺地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送去他親筆題寫的「共同奮鬥」的四字錦旗,以表示他對上海工人階級的「敬意」。為欺騙共產黨人,蔣介石還下令封閉了反共的西山會議派設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4月的上海,天氣忽陰忽晴,乍暖還寒。上海的市民們已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但是敏感的人卻從那不時忽如其來的冷空氣中意識到了什麼。
  4月2日下午,上海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這一天總指揮部戒備比往常更為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四周還潛伏著許多便衣。指揮部內聚集著一群達官顯貴,何應欽、吳稚暉、李石曾、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宏等人。或坐,或立,或沉默,或竊竊私語,似是在焦急地等待什麼人。
  忽地門外傳來一聲「蔣總司令到」,屋內的人立即都站了起來。片刻,身披黑色斗篷,一身戎裝的蔣介石在陳果夫、陳立夫的陪同下走了進來。一陣寒暄之後,蔣介石隨即宣佈會議開始。
  蔣介石滿臉嚴肅,聲稱北伐軍到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某些機關和某些人已受到共產黨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清除出去,否則,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篡奪。
  蔣介石的話音未落,何應欽、吳稚暉便隨聲附合起來。何應欽、吳稚暉、黃紹宏、李濟深既表了態,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紛紛起來發言,破口大罵共產黨,誣蔑共產黨及工農群眾,要求「反共清黨」。
  當這些人爭相向蔣介石獻慇勤之際,陳果夫卻坐在一旁,默不作聲,似是在饒有興趣地傾聽他人發言。但實際上在內心裡,他看不起這些人,尤其是看不起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這些軍人。他認為這些軍人只會舞刀弄槍,廝殺拚命,卻根本不懂策略。他認為要發動這場政變,必須在輿論上先發制人,使共產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毫無準備,要使共產黨在政變之後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如果蔣介石能聽從他的建議的話,那麼政變成功之後,他陳果夫就成了蔣介石政權的第一大功臣,想到這些,陳果夫不覺微笑起來。
  蔣介石注意到了,揮手讓大家安靜,隨後問陳果夫:「祖燾(陳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態,你看該怎麼辦?」
  陳果夫略為沉思,清了清嗓說道:「反共清黨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這一點大家都有了共識。但我們怎麼一步步地去做,怎樣使本黨同志和國人都明白我們之所以反共清黨的道理,我們卻還沒有討論,是否再另開一次會,討論這些問題呢?」
  陳果夫的建議提醒了蔣介石:必須利用輿論工具為自己服務。他接受了陳果夫的建議。
  4月5日下午,舊上海道尹公署樓,蔣介石又召開了秘密會議。陳果夫、柏文蔚、李宗仁、黃紹宏、白崇禧、古應芬、吳稚暉、張靜江、李濟深等人參加了會議。
  蔣介石在會上發言:「反共清黨勢在必行。但我們有些同志對此卻有些不明白,以為不合法。這是一個很糊塗的認識。要澄清這個問題,須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一個檢舉共黨謀叛的呈文,咨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以及地方軍事當局對共黨作緊急處置。這樣,軍事當局才可以對共產黨實行武力解決。你們看,這個事該怎麼辦?」
  陳果夫早已與蔣介石暗通聲氣,就站起來說:「3月28日我們在滬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開了個會,認為共黨謀叛,危害本黨及國民政府,就行糾察。這個呈文現在由稚老(吳稚暉)在草擬,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
  蔣介石一聽,立刻就不耐煩地打斷了陳果夫的話,「現在正是非常時刻,草案擬定得越快越好。」思考了片刻,蔣介石又接著說:「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盡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協助他吧。」
  陳果夫隨即表示:「我願意協助稚老。」蔣介石點頭表示同意。
  秘密會議結束之後,陳果夫便與吳稚暉躲了起來,絞盡腦汁,炮製了一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在文中陳果夫極盡欺騙、誣蔑之能事:
  --4月2日的秘密會議被他掛上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的牌子,拋出一份編造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記錄」。
  --根本沒有出席會議的蔡元培也被陳果夫「推為」會議主席,出席4月2日會議的陳果夫、吳稚暉、張靜江等國民黨中監委只佔全體中監委的1/4被說成是2/3。
  --呈文誣蔑「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
  --呈文狂囂「舉黨執行委員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尚聽其行使職權,您為顛倒。」
  --呈文後附列鮑羅廷、陳獨秀、林伯渠、譚平山、毛澤東等在內的197人的名單,要求:姑將所開名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照知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
  陳果夫、吳稚暉炮製出來的這篇呈文使蔣介石如獲至寶,遂「名正言順」地對外宣佈: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同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等有謀叛之證據,……本總司令職司討伐,以維護地方秩序為要,如有借端擾動,有礙治安者,定當治法。」
  4月9日,陳果夫再次糾集鄧澤如、吳稚暉、張靜江等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出「護黨救國」電,捏造武漢國民政府的所謂門大罪狀,胡說:「皆為武漢會議(指二屆三中全會)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痍之觀」,「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眾,亦將何所寄托」,「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懊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敦促蔣介石勿失良機,盡快動手。
  陳果夫的這份通電確是「聲淚俱下」,國民黨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動起來反對共產黨。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陳果夫等的建議下,蔣介石派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群,對上海各報館進行稿件檢查,規定各報從今日起,政府要登什麼稿件就登什麼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許登載。於是各報從此時登出來的都是從蔣介石總司令部發佈出來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當時上海新聞界輿論嘩然,認為自辛亥革命以來,蔣氏為首創新聞制度檢查之人,較之那幫老軍閥要厲害多了。袁世凱只是限制不許登某些稿件,孫傳芳是用停止郵寄來威脅報館不許登罵他們文章,都不曾如蔣介石一股腦兒地將新聞稿件「包圓兒」了。在這首創中陳果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借口已經編好,輿論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陳果夫本人雖然認為反共清黨越快越好,但在行動上他卻比那些軍人要謹慎多了,他主張先試探武漢政府的反應。
  在陳果夫的建議下,4月6日,蔣介石以「淆惑軍心,背叛主義」的罪名,查封武漢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駐上海的辦事處。而這時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對此卻麻木不仁。剛從國外回到武漢的汪精衛,雖然高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儼然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但實際上他與蔣介石也是一路貨色,對蔣介石的舉動也毫無異議,武漢方面既然毫無動靜,蔣介石自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拖了。
  本來上海起義勝利之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組成了上海特別臨時政府,蔣介石一到上海便下令解散了,此時上海已無市政府可言。陳果夫出於反共和個人權欲的目的,又給蔣介石出謀劃策:「上海目前處於無政府狀態,如果我們不趕快成立市政府,那麼共黨分子就會渾水摸魚,煽動無知市民,使我們無法控制上海,阻撓清黨。因此,成立市政府是當務之急。」
  4月6日,蔣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並逮捕了19名政治工作人員。8日,蔣介石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篡奪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由市民選舉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權,同一天,蔣介石派陳群對上海各報館稿件進行審查,規定自即時起,所有刊出稿件必須由蔣介石總司令部指定。4月9日,蔣介石發佈上海市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在一切叛變準備停當之後,蔣介石於9日趕往南京。
  蔣介石到達南京的當晚,就將南京附近的所有鐵路切斷,使在長江以北作戰的第二、第六兩軍不能回師南京。然後蔣介石以兩個師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的南京衛戍部隊三個團的武裝。
  4月11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聯合會」和「中華共進會」的名義,誘騙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到家中赴宴,將其殺害。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還處在沉睡之中的時候,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流氓,身著藍色短褲,臂纏「工」字符號,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汽車出發,奔赴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向那裡的工人武裝糾察隊發動襲擊。工人武裝糾察隊猝不及防,倉促應戰。事先已在周圍埋伏好的蔣介石反動軍隊,乘機衝出,以調解「工人內訌」收繳了雙方的槍械。上海的2700名工人武裝糾察隊就這樣被解除了武裝。
  當時,糾察隊員犧牲120人,傷180人,當天下午,蔣介石的反動軍隊佔領了上海總工會,並把上海幫會流氓組成的「上海工界聯合會」改名為「上海工人組織統一委員會」,盤踞總工會會所,並配合反動軍隊破壞總工會下屬的各分會,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侵略軍也在租界和華界內,瘋狂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千餘人,送交蔣介石。
  面對敵人的瘋狂逮殺,上海總工會發出全市總同盟罷工的命令。中午,數萬名工人在閘北青雲路召開大會,控訴蔣介石反革命軍隊的罪行。會後,工人群眾衝向總工會,並奪回了上海總工會會址。南市區的廣大群眾也舉行市民大會,並列隊前往龍華北伐軍總司令部請願。上海市民代表大會還向住在南京的蔣介石致電抗議。
  4月13日上午,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群眾大會,會後整隊前往周鳳歧的第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當這數十萬人的請願隊伍行至寶山路三德裡附近時,已接到蔣介石屠殺命令的反動軍隊立即向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死傷無數。時值天降大雨,寶山路頓時血流成河。
  自4月12日至15日,在這次反革命政變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一批優秀的工人領袖、共產黨員慘遭殺害,如趙世炎、陳延年、汪壽華等。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同時,廣州的反革命軍隊也在4月15日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除此之外,蔣介石還在南京、無錫、杭州、寧波、福州、廈門、汕頭等地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蔣介石、陳果夫等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激起了革命人民的無比憤慨,武漢政府和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大屠殺表示強烈的抗議。4月18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示繼續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推進國民革命,怒斥蔣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並發佈了《免蔣介石本兼各職令》,委任馮玉祥接替蔣介石總司令職務,並任命唐生智為副總司令。命令指出:「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命令宣佈,蔣介石所統轄的第一集團軍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軍及總預備隊,統歸軍事委員會指揮。武漢國民黨中央同時宣佈開除陳果夫、張靜江等人的黨籍。
  4月15日,蔣介石把幾名中央執、監委召集在一起開會,並非法作出了只有中央全會才能做出的決議:一、以南京為國都;二、取消武漢不合法之中央黨部;三、取消武漢國民政府;四、取消跨黨分子黨籍等八項決議。4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次日上午,蔣介石又在舊江蘇省議會舉行典禮,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任政府主席。
  2.譚延闓說「果夫有辦法」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人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分別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代理宣傳部長職務。蔣介石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譚延闓對蔣介石說:「果夫有辦法。」
  蔣介石在政治上最先追隨陳其美,陳其美死後,他追隨孫中山。孫中山死後,他逐漸走上了政治前台。可是這時的蔣介石,在政治上並沒形成自己的勢力。張靜江、戴季陶、吳稚暉等人支持他,但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元老,無論是功勞、資歷、黨齡、年齡和威望都比蔣介石高得多,他們支持蔣介石,很有點獎掖後進的樣子。是看到蔣介石後生可用,在政治上扶他一把。對這樣的人,蔣介石只能是秉承他們的旨意辦事,而不是他們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辦事。他們雖然支持蔣介石,但蔣介石對他們喝五嗆六,去指揮他們,顯然不行。如果蔣介石不聽話,他們還要教訓他一番。這些人蔣介石不敢也不能指望讓他們在自己的指揮下按自己的意圖辦事。
  黃埔軍校成立後,蔣介石在軍事上的成功使他在廣州革命軍隊中的地位急劇提高。但是,黃埔軍校的教員和學生們,一者不願從事黨務工作;二來由於年紀輕、資歷淺,沒有黨務工作經驗;再加上掌握國民黨黨權的胡漢民、汪精衛等人也不允許黃埔軍校的學生們插手黨務,所以蔣介石很難在黨務系統形成自己的勢力,甚至在廣州連一個自己的忠實的支持者也很難找到。
  蔣介石想染指黨權,但在孫中山逝世以前,他一直沒有獲得機會。孫中山的目標是讓蔣介石專力辦軍,黨務上的事情不要過問,所以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只獲得了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虛銜,蔣介石雖然對此憤憤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孫中山逝世以後,蔣介石以其平定商因叛亂,平定劉楊叛亂和兩次東征打垮陳炯明的顯赫戰功為後盾,利用國民黨高層各巨頭互不相容的矛盾,在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於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在1月22日的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常務委員。
  1926年5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以「消除疑慮,杜絕糾紛」和「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關係」為名,提出了四個「整理黨務」的提案。該提案規定: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冊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保管;共產黨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的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的執行委員名額,不得超過總數的1/3;共產黨中央發給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要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
  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完全是以中派的面目出現的。當時在廣州國民黨右派的勢力非常猖撅,很多國民黨元老人物要求將共產黨清理出國民黨。蔣介石提的帶有折衷色彩的提案終於為雙方所接受,國民黨右派覺得他們終於實現了部分清黨的目標,共產黨為避免受過多的指責,也樂於接受此案。於是提案被通過。接著,共產黨人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分別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代理宣傳部長的職務。
  根據這一提案,選舉了蔣介石的把兄弟張靜江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取代譚平山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並兼任新設的軍人部長,邵元沖為青年部長,顧孟徐取代毛澤東任宣傳部長,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農民部長,葉楚愴取代劉伯承任中央秘書處書記。這樣,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完全排擠了共產黨人。
  出任國民黨中組部部長固然為蔣介石控制國民黨準備了條件。但此時蔣介石還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北伐也正在準備之中,軍務繁忙,使蔣介石無暇「整理黨務」。而此時國民黨務系統中,蔣介石卻沒有一個自己的親信來忠實執行自己的意圖。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在黨內的勢力,蔣介石必須找出一個這樣的人來「整理黨務」。
  在國民黨黨務系統,由於以前蔣介石不能插足,他是沒有絲毫根基的。所以,他不得不在廣州以外另找人選,這就給陳果夫掌握國民黨權提供了機會。
  譚延闓推薦了陳果夫。他對蔣介石說:「果夫有辦法。」蔣介石對陳果夫也頗為中意。
  辦黨務工作,蔣介石本來最佩服陳其美。1928年,蔣介石曾非常感歎地說:「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辦黨,我自己則專心軍事;而由膺白(黃郭)辦政,可以分工合作。無奈膺白卻只願做一客卿,無意參預黨的政治。」在這裡,蔣介石不僅是看到了陳其美和黃郭在黨務和政務方面的能力,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陳其美和黃乳都是蔣介石的盟兄,在蔣介石看來絕對可靠,所以才讓他們一個主黨;一人主政。而在1926年的廣州,蔣介石除了一幫領兵打仗的黃埔教師和學生外,在黨務系統找不到一個既有一定的資歷能力,而又忠於自己的人,他只能從故舊中尋找得力的助手。
  由於缺少可靠的幫手,當蔣介石剛出任黃埔校長時,就曾致電陳果夫前往幫忙。但這時陳果夫一方面由於生病不能立即前往;另一方面,蔣介石已在廣州干了六七年,過去的情況常常是陞官以後不久就辭職,蔣介石能否在廣州站住腳,尚屬疑問,所以陳果夫不敢貿然前往。蔣介石是一直未忘記扶植陳果夫的。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張靜江。蔣介石的支持下,陳果夫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後,再次邀請陳果夫前往廣州幫辦黨務。陳果夫這時看到蔣介石在廣州已掌握黨權和軍權,大權在握。於是和其叔叔陳其采一道,於1926年6月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到廣州後,陳果夫立即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代替蔣介石主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
  陳果夫接收組織部很是順利。一個重要原因即是陳果夫以前從未辦過黨務,共產黨對他不甚注意。而陳果夫從前對於黨務的意見也僅限於人云亦云式的「黨外不能有黨」的主張,國共雙方對他均無惡感。因此,陳果夫作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本來是不能出任組織部的職務,但由於國共雙方對此均無異議,陳果夫也就毫無阻攔地接收了中組部。
  陳果夫接收中組部之後,認為國民黨亟須整理。在他看來:「我們的黨務,好久無人顧問了。老同志中有不願與共黨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殺的,也有因互相鬥爭而離開廣州的,也有被共黨挑撥離間而不敢過問黨務的。中央秘書處由三個共產黨員林祖涵、譚平山、楊袍安在把持。可以說本黨已經為共產黨完全篡奪去了。在各省市方面,黨務大半為共產黨所主持。即未為所奪,也一定分為左右兩派,常向中央互相攻汗,黨務不能進行,下層已無基礎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用人十分困難。」定先從用人下手來整頓中組部。
  陳果夫初人組織部的時候,部中共有29人。對這29人,陳果夫經過縝密的觀察調查,認為真正稱得上「同志」的只有三位,其餘都是共產黨人,或受共產黨影響的人。明瞭部中的情形後,陳果夫就開始消除組織部裡的共產黨人。
  首先,在請示蔣介石之後,陳果夫採用突然襲擊的辦法,不與任何人商議,即在部機關會議上宣佈將楊某、駱某強行調出。同時又將國民黨人段錫朋、王樂平兩人拉人組織部,頂替楊某、駱某。楊某是共產黨人,駱某則是國民黨人,但是陳果夫有了兩位「同志」,也只好犧牲另一位「同志」了。
  在調人段錫朋、王樂平二人之後,陳果夫即開始辦理黨員重行登記調查工作,對部隊人員厲行考核。凡是自己的「同志」即予以升級,而對嫌疑分子、共產黨員,拉攏不成,則是打擊。當時秘書處三秘書之一的楊袍安是共產黨員,對陳果夫的這一套,強烈加以反對。事務組有兩個姓楊的,在陳果夫看來,工作都很勤奮,特子升級。但楊袍安認為不應於此時升級,加以阻止。由於陳果夫在接替楊袍安組織部秘書的職務時,蔣介石曾假惺惺地表示陳果夫有事多與楊袍安商量,楊袍安自有理由干涉此事。但陳果夫認為提升兩楊的人事命令既已公佈,就不能收回。可是隔了兩天,兩楊忽然辭職,報說被楊袍安調往他處工作去了。實際上是楊袍安怕他們為陳果夫拉攏利用之故。不過兩楊既定,部中總算有兩個空缺,陳果夫立即把鄭異、蕭掙兩人補充進去。又有一個姓莫的,陳果夫認為他表現很好,因此儘管照規則這位姓莫的不能再升級,但陳果夫還是給他辦了。楊袍安因此責問陳果夫,不應該破壞章則。陳果夫回答說:「工作特別好不能沒有獎勵;我想由我自己來補足他應得的薪給。」莫受獎之後,對陳果夫頗為感激,陳果夫又多了一位「同志」。
  有時,陳果夫對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員採取不分配工作,不讓開會的辦法,讓他們無所事事,逼迫他們自動辭職。那時部裡面有一位幹事,專司民眾組織工作,廣州市民眾組織完全歸其指導。這位幹事姓譚,在共產黨中佔有重要地位。陳果夫借口他兼職太多,每次開會常常不能到部請示或報告為由,多次想要撤換他。一次,要召開一個重要會議,陳果夫派人去找他回來參加,可不知怎的,姓譚的幹部居然沒有參加,不知是沒找到,還是通知了沒來。反正,這位幹部沒能出席會議,一個星期後。他才回來,因為耽誤了工作,這位幹部也無顏呆在部裡,只好申請辭職,陳果夫立刻批准了。
  在清除共產黨人的同時,陳果夫又將大批國民黨右派安插到部裡,如曾養甫、鄭異、蕭掙等,都子以重用,甚至連反孫中山的陳炯明的親信吳倚滄,也被陳果夫安排擔任組織部秘書,負責秘密工作。這樣陳果夫完全控制了組織部。回憶起這些事情,陳果夫頗為得意。
  「組織部人事經此不斷調整,並將各部門負責人逐漸改用本黨同志,對外才得順利發展,而部內與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負責,秘密工作則(吳)倚滄同志負責,外人不知也。
  「經過這樣的幾次事件,章則已有改動,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遷都南昌之時,部中僅留有共黨三個,其餘的都是純正的本黨同志了」。
  陳果夫在組織部內清黨的成果使得蔣介石對他刮目相看,並對陳果夫能如此清楚地領會、執行他的意圖,感到無比的喜悅,慶幸自己反共有了一個好幫手。
  原來此時蔣介石雖已發動了反共的「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但他羽.毛未豐,勢力未厚,他不願過早地破壞國共合作,引起國共統一戰線破裂。更何況北伐在即,他需要共產黨人來幫助他北伐,以擴大個人的威望。陳果夫清黨「成績卓著」,卻沒有用什麼過激的手段來清除共產黨,而是一點一點地達到了目標,並沒有引起共產黨的強烈反對。
  在蔣介石看來,陳果夫反共確有辦法。
  1926年6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海陸空三軍。
  7月,國民黨召開M屆臨時中央全體會議,承認蔣介石為中央黨部軍人部長,原任組織部長一職由陳果夫代理。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是個肥缺,陳果夫在短短的時間內,能得此肥缺,一方面固然是其反共有方,另一方面也確是蔣介石大力扶持的結果。因此陳果夫對蔣介石感激涕零,更加忠心地執行蔣介石的旨意。
  陳果夫在出任組織部長之後,對部裡的事務盡力避免與共產黨下面接觸,但暗地裡,與代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張靜江相勾結,進一步實施「整理黨務案」。
  3.主辦中央黨務學校
  陳果夫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的控制和對共產黨及其它黨派的防範,決定對國民黨組織部進行整頓和改組。為了培養一批新的國民黨骨幹分子,陳果夫決定成立一所中央黨務學校,他們設想將黨務學校辦得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一所政治專門學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7月,在武漢的汪精衛宣佈同中國共產黨決裂,高喊「寧可枉殺千個,不使一人漏網」,「本人願為殺共之劊子手焉」,也開始了清黨。
  一時之間,「反共」、「清黨」成了國民黨內最時髦的口號。
  4月底時,蔣介石在一次會上聲稱:前期「清黨」雖以「極能捷嚴厲之手腕,撲滅共產黨徒之逆謀,摒除共產黨徒於黨外」,但「各地仍有該黨餘孽暗中活動,或仍匿舊時共產黨機關,藉口已經改組,巧自粉飾,或插入新興團體,從中搗亂」,因此,還必須繼續清黨。
  7月,蔣介石指令成立「清黨委員會」。陳果夫、陳立夫表面沒有在委員會中擔任職務,但「清黨委員會」的7名委員中,曾養甫、段錫明、吳倚滄、鄭異、蕭佛成等5人卻是M陳的親信,他們對二陳是言從計聽,實際上二陳控制了「清黨委員會」。
  本來「清黨」是由蔣介石首起,但汪精衛撕下「革命」的偽面具之後,不甘心「清黨之功」為蔣介石一人所得,也極力想爭奪「清黨」之權。無奈「清黨委員會」已為二陳控制,汪精衛實難插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由吳倚滄代理,他是陳果夫一手提拔上來,也根本不理會汪精衛。因此,在蔣介石被桂系「逼宮」下野之後,蔣介石仍能通過二陳來「清黨」,而汪精衛則無法介入。
  1928年初,蔣介石重新上台,陳果夫被推暫時維持中央組織部部務。蔣介石再次強調「清黨」是當務之急。陳果夫與蔣介石心意相通,遂在這年2月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極力鼓吹「清黨」。
  在這次會議上,陳果夫參加擬定的提案幾乎佔了會議所有提案的一半。這些提案系統的闡述了「清黨」的理論、方法。程序。
  陳果夫等認為:「清黨時間倏逾半年,共產黨之逆跡固以大暴國中,本黨精神亦日就淹沒」。在他看來,共產黨員從國民黨機關中清除出去,但現在國民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所用理論均來自共產黨。「是昔者以共產黨操縱國民黨,今則以國民黨繼承共產黨」,因此,「非將容共期(指國共合作期)中之理論與方法,一舉清之不可」。強調現行「清黨」就是要清除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
  陳果夫首先強調要樹立「自己的理論」,也就是被他們篡改了的三民主義。他攻擊共產黨的理論「為破壞,為階級鬥爭,為反科學,為虛偽不擇手段,為以民眾為工具,為分裂三民主義為三個一民主義,為造成全民恐怖,為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至於絕滅,為這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的機會,為打破國民革命軍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非以自己的理論來反對共產黨的理論不可。
  會上陳果夫多次發言,陳述自己對於清黨的主張,他認為,要使清黨運動能收到實效。必須與整理黨務結合起來,把整理黨務作為清黨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此,他與蔣介石、丁惟汾一起擬定了一個整理黨務的提案交大會討論。為了使清黨有法可依,他又與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等。這些提案對清黨的理論、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至於如何清黨和整理黨務。陳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體的佈置。第一、關於基本理論。他們提出國民黨要樹立自己的理論,為此要「制定管理黨報及黨的一切刊物條例」,以利於宣傳「三民主義」。第二,關於組織。陳果夫等主張:「廢除容共期內一切民眾運動方式」;「嚴厲取締農工間武裝集團及潛伏暴動性之秘密結合」「各地畸形農工集團一概取消」;「取消各省黨部以下畸形、殘破的黨部」:「省黨部未正式成立時,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記委員,專辦全省黨員登記,限期完成整理黨籍工作」,「廢止中央及各級之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設組織、訓練、宣傳三部,於必要時設特種委員會輔助之」;厲行監察委員會職權,監察委員會及指導中央及地方特種刑事法庭」。第三,關於整理黨務的方法。陳果夫等提出:整理黨務要經過四個階段,即.總登記、總考查、徹底訓練、徹底改組各級黨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員會,考查各地曾任省級及與省同級部的委員;再由中央選派委員指導員組織各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然後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選派指導員組織各縣市的黨務指導委員會,分級考查各地的國民黨黨員。凡經登記合格者為預備黨員;凡經考查合格者為正式黨員;凡經長期考查與訓練合格者為基本黨員,在此基礎上成立各地的國民黨黨部。
  這次會議通過了陳果夫等人提出的各種提案,決定首先改組國民黨中央機構,取消農民、工人等五個部,只設組織、宣傳、訓練三個部,並決定對國民黨的各級黨部進行整理,對黨員重新登記。陳果夫在會上由於表現「出色」,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及常委。
  會後,陳氏二兄弟即著手對國民黨各級黨部進行整理,他們決定首先從反共分子中選出「精英」人物,作為黨務指導員,分派到全國各地主持清黨。為此,他們對革命時期國民黨內一些極右派人物逐一進行考查,凡是積極反動的,都被挑選出來,作為黨務指導員的人選。然後讓這些人參加中央組織部的各項工作和各種會議,使其熟悉環境,並從中觀察其政治立場和工作能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查之後,二陳便從這些人中選出一些思想極端反共而又忠於國民黨的「優秀」分子,擔任黨務指導員,分派到各地去主持清黨。
  陳果夫對這次行動非常重視,他把它看作是擴充陳家勢力的好機會,所以這些黨務指導員都必須對自己效忠,才能得以選用。在黨務指導員出發前,陳果夫對他們逐一召見,反覆交待,要求他們到各省市後認真考查挑選一批反共骨幹分子到各縣市擔任黨務指導員,指導各基層清黨工作。
  這些黨務指導員到各地後,打著整理黨務的旗號,將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及異己勢力全部驅逐出各級黨部,重新進行改組,由二陳親信們取而代之。這樣,經過幾年的時間,全國各省市的國民黨組織完全被二陳所掌握,各地主宰黨權的均為二陳的親信。如江蘇的馬元放、浙江為張強、許紹棣、羅霞天、方青儒、鄭異、葉溯中、胡健中,安徽為余凌雲、張德流、魏壽永、湖北為文毓英、楊錦昱等,江西為王冠英、劉家樹、李中襄,河北為陳訪先、詹朝陽、胡夢華,山東為趙偉民等,河南為陳伴嶺、王星舟、李敬齋、張廷休,陝西為宋志先等,甘肅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龍江為王憲章、王秉鈞等,察哈爾為馬亮、劉誠宜、郭境愷等,綏遠為趙允義、孫國英等,寧夏為沈德仁,青海為燕化棠、方少雲、李天民,南京為方治,上海為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陸京士、吳開先,北平為陳石泉、龐鏡塘,青島為李漢嗚等,漢口為李翼中、吳企雲、單成儀等。這樣,二陳通過這批親信實際控制了全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
  在整理各級黨部的同時,陳果夫還對國民黨黨員進行重新登記。為了從嚴把關,陳果夫命令各級黨部在黨員登記期間一律停止活動,聽候中央派員整理,所有黨員一律重新登記。
  黨員登記時,應慎重考查,曾經加入本黨以外的任何團體者,必須切實聲明與該團體脫離關係。登記的黨員必須絕對遵守紀律,不得違反黨綱黨章及一切決議案之主張,必須絕對服從黨部之決議及命令。在登記過程中,所有國民黨員均要填交審查表,審查表中有關於政治信仰的欄目。根據陳果夫的指令,填表者要在這些欄目中回答到三民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認識並加以區別,審查機關將以此來測驗填表人的政治傾向,這是決定其登記與否的一項重要標準。然後審查機關派員開展調查,在調查基礎上進行評審。凡發現有共產黨嫌疑或親共言行的,由軍警部門配合,進行清除、緝拿、逮捕、關押直至殺害。通過這種手段,陳果夫不僅從各級國民黨組織中清除出共產黨也清除出國民黨左派及異己分子。這樣,孫中山所創建的國民黨,從組織到成員,其性質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陳果夫在全國主持清黨運動和整理黨務的同時,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的控制和對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防範,決定對國民黨組織部進行整頓和改組。在部下只設普通組織科、海外組織科、軍人組織科、編審科、調查科、總務科等。其中尤以調查科最為重要,陳果夫將該科進行擴充,調進一些親信,並由陳立夫任該科主任。陳果夫通過這次改組,把國民黨組織部牢牢控制在手中,其中主要成員多為二陳派人物。
  調查科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黨內各種資料,及黨員狀況材料,打擊和鎮壓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內反蔣派系。
  陳果夫通過清黨,不僅捕殺了大量的共產黨人,而且也對國民黨其他異己勢力採取逮捕、殺害,如改組派成員王樂平。唐有壬,政學系頭目楊永泰等均被暗殺。而陳果夫正是在主持清黨中發展了自己的勢力,日益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日益鞏固和提高。1929年3月,國民黨三全大會上,在蔣介石的幫助下,陳果夫當選為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委員、三屆一中全會被推為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在此前當選為國民政府委員、監察院副院長。陳立夫也由一無名小卒躍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還當上了中央秘書長。二陳手下的曾養甫、余井塘、張道藩、程天放等都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張厲生余井塘擔任了組織部的秘書。二陳勢力在國民黨內扶搖直上,咄咄逼人。
  據陳果夫的親信龐鏡塘在解放以後回憶:
  「自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之後,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黨部都組織有『清黨委員會』,以貫徹其徹底清除進步力量的陰謀策劃。在中央方面,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為主,成立五個人的委員會,專任黨內排除異己的勾當,除於『四一二』在上海和各地實行搜查檢舉,進行大規模的大屠殺外,對黨內具有進步思想或在某些表現上同情共產黨,反對過蔣介石的成員都誣為『反動分子』,多方進行搜查和檢舉,羅織『叛黨』的罪名,加以殺害或長期關押。例如在廣州『四一五』以後,殺害了蕭楚女、熊雄、安體誠等。過了幾年,還在天津捕殺了韓麟符。又長期關押黃埔軍校第五、六期的學生多人,直到其自首或叛變革命以後才予以釋放。在其他各省市,持續至一二年之久,還在多方進行迫害,必至置諸監獄而後已。就全國範圍而論,被害的人數,竟至以數萬計。
  「在各省市清黨委員會結束後,各省市黨部改組為指導委員會或整理委員會,辦理黨員登記,重新確定黨籍,以思想進步或被認為思想動搖的黨員,多方予以刁難』,不使恢復黨籍,或進一步施以迫害。……重則以綁匪和流氓的種種手段,進行暗殺,輕亦秘密關押,使其長期失掉自由。因而在這時期,各地的進步人士宣告失蹤的時有所聞。」
  「清黨」雖然都是二陳的親信在各地主持,但陳果夫、陳立夫總是不放心,擔心出什麼問題。兄弟倆常在全國巡視。1928年6月4日奉系軍閥張作霖被日軍炸死,東北局勢開始緊張。在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下,年僅27歲的張學良,在父輩們的輔佐下,沉著應變。他對父親的死,秘而不宣。致使日軍模不著頭腦。接著他化裝返沈,穩定奉系領導集團,掌握了東北的局勢,然後宣佈父親身亡消息,並同時宣佈繼任奉天軍務督辦。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利用這次事件武裝佔領東北的陰謀歸於失敗。
  這時日本派人鼓動張學良宣佈東北獨立。南京方面也與張學良取得聯繫,希望他和平歸順南京政府。張學良從民族利益出發,置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於不顧,於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電易幟,歸屬南京政府。至此,國民黨政權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
  政權統一之後,蔣介石為了削弱國民黨新軍閥的軍權,召開了編遣會議,決定把全國軍權收歸中央,遭到各派反對。蔣介石與各實力派矛盾由此激化,只能訴諸武力。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爆發了。
  到了1930年初,蔣介石在與各派軍閥混戰中,大獲全勝。就在這一片勝利喜悅之中,一場更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正在醞釀。
  戰爭於1930年4月開始,由於這次大戰,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絕後,主戰場在河南、山東、安徽、陝西等省,故此被稱為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取勝,馮、閻、桂的失敗而告終。10月,馮玉祥到石家莊同閻錫山會面,商定間將晉軍改編交給徐永昌,馮將西北軍交給鹿鍾麟,他們二人出國暫避,實際均未出國。
  這時蔣介石急忙要回師江南對付紅軍,他為善後問題的處理故意顯示寬大,要馮、閣下野,將收拾華北殘局的全權交給了張學良,對河南方面的軍事也擺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決的姿態。華北、東北歸屬國民黨不久,陳果夫、陳立夫隨即派人前往京津地區主持黨務。
  1929年夏,陳果夫趕到北平,親自指導北平地區的「清黨」。他擔心北平歸屬不久,國民黨勢力不強,害怕共產黨乘機插入,不得已,只好親自跑去。北平的記者早已風聞陳果夫的到來,紛紛來到陳果夫下榻賓館,想進行採訪。但陳果夫卻怕記者中有共黨分子,又怕有些刁鑽的記者問些問題使自己下不來台,便一概謝絕採訪。但記者們並不死心。
  一次,張學良請客,陳果夫身著長袍馬褂信步走進餐廳,不料剛邁進大門,一群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記者蜂擁而上,將陳果夫圍在中間,陳果夫無法突圍離去。而這時離人席的時間尚有十幾分鐘,陳果夫急得有點出汗了。忽然他靈機一動,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滿臉堆笑,不等記者提問題,他先問了起來,問那些記者在什麼報館工作,問報紙的發行情況,問編輯工作的情況,實在無話可問之時,便假裝咳嗽。這樣好不容易拖到了宴會人席時間,陳果夫立刻收起了笑臉,冷冰冰地拋下一句「對不起,我要人席」。便逕自而去。事後,陳果夫為能逃過記者的發難而洋洋自得地說:「他們對我一無所得,而我反做了新聞記者的新聞記者。」
  陳果夫意識到想維護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就必須把國民黨組織大權掌握在手。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有許多得力人才,所以國民黨組織內顯得人才濟濟,如今清黨後,不僅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人被清洗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員也因深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而立場游離,已不能勝任反共的責任,國民黨人才匾乏的問題便顯得十分突出。因此,陳果夫認為,要完成清黨任務,推行一黨專制,必須培養一批新的國民黨骨幹分子。於是,陳果夫與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商議,決定成立一所中央黨務學校,以培養高級黨務人才為宗旨,使之與培養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國民黨一文一武兩個專門學校。』陳果夫等人商談了黨務學校的辦學宗旨、方針及招生、師資、校址等問題,並擬出詳細書面報告,交蔣介石審閱。蔣介石看了後,拍手叫絕,立即命令付諸行動。1927年5月,南京國民黨中央會議正式決定在南京設立中央黨務學校,直屬國民黨中央黨部,蔣介石自任校長,戴季陶任教務主任,丁惟汾任訓育主任,陳果夫任總務主任。蔣介石、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只是掛名,真正負責人是陳果夫。
  由於得到蔣介石的重視,所以該校創辦時無論是經費還是資籌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解決。陳果夫親自參加招生錄取工作,從當時2000多名報名者中,經過嚴格的口筆試錄取了340名。
  為了把這批學員培養成效忠於蔣介石、陳果夫的國民黨黨棍,陳果夫親自為學校制訂了「親愛精誠」的校訓,要求學員們親愛團結、精誠一致,擁護蔣介石,形成國民黨內以蔣陳為代表的新興勢力。
  黨務學校的教學內容分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兩種,以培養全能人才。政治訓練就是對學生宣傳蔣介石的言論和戴季陶主義,通過這些反共教育,培養學生仇視共產黨,仇視革命的情緒與精神。除此之外,還訓練學生主持會議,控制會場,指定發言,公眾演講等多種技能,以適應將來從事各種反共工作的需要。軍事訓練,就是將學員生活納人軍事管理之中,並進行軍校學生所必須進行的訓練,培養學員的軍事素質和所謂的「軍人魂」,即蔣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1928年6月,中央黨務學校的第一期學員,在陳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認為成績「合格」,准予畢業。其他學員則因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反共思想不堅決等未能畢業。
  1929年6月,蔣介石為了培養更多的訓政人才,把中央黨務學校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學制四年,主要培養國民黨訓政時期的黨務和訓政人才。蔣介石續任校長,丁惟汾任教育長。學校增設校務委員,陳氏二兄弟均擔任校務委員。後來教育長也由陳果夫接任,實際中央政治學校大權仍握在二陳手中。
  1929年呂月,第一期錄取67名新生,在開學典禮上,陳果夫說,「中國舊思想難祛除。現在普通人民,其思想與在專制時代,並無二致。」因此他要求學員學成後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所以今後「如果有一個人不明白三民主義,那就是我們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利用國民黨的思想來鉗制人民的思想。
  二陳為了使中央政治學校能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培養國民黨幹部的基地,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在學校的培養目標、教育內容、招生原則、科系設置等方面做了硬性規定,使這所學校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大雜燴。同時每年二陳還從畢業生中選派三至五名學生出國留學深造。
  二陳對學員們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學員稍有越軌行為,特別是政治思想上有進步表現,即行處置或開除。
  有一次,學校內有三名學生在閒談,對國民黨「圍剿」紅軍、壓迫民眾的政策有微辭,很快為學生中的奸細告訴校方。校方二話沒說,即以「共產黨」罪名予以開除。有位具有正義感的教師覺得處理太重,便找到陳果夫,向他說情,希望校方能寬恕這三名學生。但陳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回答:「學生好比一筐廣柑,這三個學生好比是三個爛廣柑。爛廣柑一定得拿掉,否則就會影響別的。」這位老師再三懇求,陳果夫漠然不理。
  有時即使只是違背了校紀,陳果夫不問青紅皂白,也予以重罰。中央政治學校所在的南京,有「火爐」之稱,一到夏天,便酷熱異常,令人難以人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學生在宿舍難以人眠,便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規定,出了宿舍,信步走人了大禮堂,覺得裡面十分涼爽,就在禮堂的長凳上睡著了。校方發現後,把他叫到軍訓總隊部,進行嚴厲批評,說他在禮堂睡覺是違犯紀律,有傷風化。這個學生不服氣,認為大禮堂躺了一下,無傷大雅,便與總隊部人爭吵起來。陳果夫知道後,勃然大怒,訓斥該生:「學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學生,也是士兵,誰要不守紀律,要按軍法處置。」隨後指示校方,以「目無長官」的罪名將這名學生開除。正是在陳果夫的「嚴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學校的歷屆畢業生,都成了陳果夫的效忠者。當時社會上就普遍流傳:「中央政治學校出來的學生,腦門都刻著『孝忠』兩個字。」
  4.從此「蔣家天下陳家黨」
  丁惟汾憑本身的勢力無法抵抗黨內任何一派,所以蔣丁合作非常親密,一時出現了「蔣家天下丁家黨」局面。丁惟汾指示大同盟分子發動學潮反蔣遭痛擊之後,陳果夫指揮人馬趁機大打出手,使丁家黨土崩瓦解。
  國民黨的黨務,在孫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說是由孫中山一手包辦。黨內無論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孫中山對抗。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立即呈現出分裂狀態。在上海,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廣州,國民黨也分成了汪精衛、胡漢民、孫科、丁惟汾等派別。
  由於廖仲愷被刺,胡漢民、許崇智被迫離開廣州,胡派勢力被趕出國民黨中央:「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下野出國,汪派勢力也失去核心;孫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孫中山的威望,孫科自己沒有主見,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沒有主見,孫派形不成氣候。所以在「中山艦事件」後,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中,只還存在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兼青年部長丁惟汾為首的丁惟汾派和新近崛起的蔣介石、陳果夫為首的蔣介石派。事實上,這時的蔣介石派並不能成為派,蔣介石長期不曾染指黨務,在黨務系統沒有勢力,在陳果夫到達廣州之前,他只是光桿一人。張靜江、戴季陶支持蔣介石,但這兩個人都是特立獨行之士,他們支持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的行為得到了他們的讚賞,而不是他們追隨蔣介石,他們更像是蔣介石的主子。
  陳果夫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主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以後,其職權實際上只能在組織部內部行使。各省黨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名義一手包攬,陳果夫不能染指。對於國民黨的「清黨」及以後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寧漢之爭,丁惟汾都支持蔣介石,因為丁惟汾反共,而汪精衛一直以國民黨的正統領袖自居,為掌握黨權的丁惟汾所不能接受。所以這時了惟汾和蔣介石、陳果夫尚能合作。
  丁惟汾控制國民黨黨務,主要依靠的是他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時的一批人。而丁惟汾本人游移於蔣、胡、汪之間,雖然在1926年蔣介石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後,大多支持蔣介石,但也不是事事聽命。因為這時蔣介石自己身邊沒有管理黨務的人才,他又要插手黨務,丁惟汾的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衛、胡漢民以及西山會議派相比,蔣介石在黨務方面支持丁惟汾,等於拆汪、胡的台;而丁惟汾也只有獲得蔣介石的支持,方可維持了惟汾派在國民黨中的勢力和地位,丁惟汾憑本身的本錢無力抵抗汪精衛、胡漢民、孫科、西山會議派中的任何一派。所以蔣介石丁惟汾合作一度非常親密,在1927年1928年左右,出現了「蔣家天下丁家黨」的局面。可見,丁惟汾這時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非常顯赫的。
  蔣介石和丁惟汾在黨務問題上合作得最好的時間是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這之前,蔣介石、陳果夫在黨務問題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後擠垮了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和汪精衛派,加上蔣介石剛剛復職不久,需要表現出一種寬容大度的姿態。所以在會議結束選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名常委中,了惟汾赫然在選。但在這次會議上,也為蔣了衝突埋下了伏筆,蔣介石重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由陳果夫代理部務。在此次會議中,蔣介石決心把整個國民黨都納人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再次決定整理各地黨務。按照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規定:各地各級黨部一律暫行停讓活動,聽候國民黨中央派人整理,各地黨員一律重新登記;凡參加過其它政團者必須切實聲明,與該團體脫離關係;各省及相當於省的黨部,由中央派黨務指導委員7人至9人,組成黨務指導委員會,負責辦理該省黨務及辦理黨員登記事宜,在整理期間代行執委會職權。
  蔣了馬上出現裂痕,二屆四中全會結束不久,蔣介石解散了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調丁惟汾為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長。表面看去,丁沒有什麼變化。但實際上,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幹部組織、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丟掉青年部,等於不能再過問國民黨的組織人事大權,這些權力當然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接收。這使丁的權力大為縮小。
  1928年8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此時蔣桂馮閻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剛剛結束,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他乘戰勝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之餘威,開始向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開刀。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的目標主要是三個: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軍閥,他倡議裁兵;對有獨立王國姿態的各地政府分會,他主張取消;對國民黨黨權,他要求獨攬。
  國民黨五中全會激化了蔣介石、陳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會後不久,胡漢民從國外回國,倡導實行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憲法」,利用五權分離的辦法和孫中山這頂大帽子,壓蔣介石讓權。和以前了支持蔣介石反胡漢民的做法不同,這次丁惟汾坐山觀虎鬥,既不反蔣,也不反胡,而是對他有利的議案,無論是誰提出的,他都支持;對他不利的議案,他都反對。和蔣介石、胡漢民既互相利用、勾結;也互相指責、爭鬥。
  丁惟汾和蔣介石、陳果夫在黨權上的爭鬥,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進行,但公開爆發在1929年3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
  為了保證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意旨下進行,早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開會時,蔣介石即為此做準備。二屆四中全會後,陳果夫、陳立夫把持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選派大批他們認為忠實可靠的人員,委任為整理委員,派往各地,組織當地的黨務整理委員會,負責黨員的重新登記和建立新黨部工作。
  本來建立新黨部,排擠原有黨部人員,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可是建立新黨部時,陳果夫、陳立夫一時找不到那麼多完全可靠的人員派往各地,於是飢不擇食,一些看來可靠但實際上反蔣的人員也被派了出去。這些人到了各省,與當地的反蔣分子串通一氣,就使陳果夫、陳立夫整理地方黨部的成績大大地打一個折扣。整理各地黨部本是想換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僅沒換上,得罪了原有黨部的人不說,換上的還是蔣介石的敵人。
  整理地方黨部沒有達到目標,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又如期舉行。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採取了圈定與指派國民黨三大代表的辦法。
  按照國民黨中央第187次常會通過的國民黨三大代表產生辦法,圈定是由國民黨中央事先規定某一地方黨部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由當地黨部按規定人數的一倍向中央上報代表名單,再由中央組織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為代表。指派適用於那些尚未成立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地區,由於這些地方沒有黨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單,所以乾脆由國民黨中央指派某人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漢民回國後,和孫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補為國民黨中央常委。胡漢民、孫科在國民黨內名望、地位都比較高,而此時蔣介石又和汪精衛鬥得不可開交,對胡漢民。孫科比較遷就。胡漢民、孫科知道他們在圈定,指派代表時不會吃虧,也就支持了蔣介石的圈定、指派辦法,這就苦了汪精衛的改組派、酉山會議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
  在黨務問題上,丁惟汾和陳果夫早有爭鬥,但以前要共同對付汪精衛和胡漢民,所以雙方都比較節制。這次蔣介石、胡漢民合作,胡漢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蔣介石要在三全大會上佔較多的代表名額,胡漢民、孫科也得佔便宜,代表名額就那麼多,僧多粥少,吃虧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辦法立即遭到各地黨部的強烈反對。一些派系不僅發表文章公開指責,而且有的地方公開鬧事,這迫使蔣介石和胡漢民不得不考慮修改代表產生辦法。
  1929年2月ZI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199次常會,對原定的圈定,指派辦法進行修改,便產生了一種新的規定。
  普通黨部:包括38個省市,用四種方式產生代表,南京。上海、廣州、廣東代表由選舉產生;江蘇、浙江、湖北、漢口、天津、山西、廣西、甘肅的代表選出加倍人數由中央圈定;北平、陝西、河南、山東、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雲南、貴州、河北、哈爾濱、察哈爾、綏遠、熱河、黑龍江、吉林、遼寧,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內蒙古、新疆、寧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鐵路及海員特別黨部:用三種方式產生代表。滬寧、滬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漢、粵漢、海員黨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綏、平奉兩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軍隊特別黨部代表單獨產生。
  海外華僑代表產生辦法另定。
  蔣介石和胡漢民的這個代表產生辦法用意很明確,他們能夠確實保證自己選舉獲勝的地方,就選舉如蔣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漢民在廣州、廣東,否則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產生了出來,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兩項共333人,占代表總數的81.2%。其它代表由選舉產生。指派、圈定的代表當然主要是蔣派、胡派或孫科的人。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產生得讓人莫名其妙。如國民黨中央指派谷正倫為哈爾濱特別市黨部代表,谷正倫是貴州人,未在哈爾濱任過職,甚至從未到過哈爾濱,更不用說負責過哈爾濱的黨務了。因為他是蔣介石的親信、南京警備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爾濱。
  蔣介石、胡漢民、孫科包辦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臨了生存危機。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歷來以北平、天津為基地,勢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於陳果夫操縱圈定,不僅南京大同盟人員未當選,即使是大同盟勢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選中。改組派的情況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將不要說陞遷,連代表也未選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組派聯合了起來。
  改組派和大同盟要求國民黨內民主,反對指派圈定代表,反對蔣介石包辦三全大會在國民黨內部獲得了廣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組派與大同盟策動南京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全體委員發表辭職呈文,抨擊落記中央,指責蔣介石剝奪黨員民主權利,違背孫中山遺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氣。
  南京市的改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國民黨內普遍的不滿情緒,逐漸將事端擴大。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區黨部代表30多人向國民黨中央黨部遞交抗議書,抗議中央剝奪黨員的民主權利。各區黨部代表並舉吳健、谷正綱、劉行峨三人為代表,列席國民黨中央常會,請求抗議書立即給予答覆。胡漢民對三人加以訓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會並開始在南京組織抗議活動。
  當南京大同盟聯合改組派發動反蔣時,丁惟汾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向國民黨中央提出辭職,並離開南京到北平。在臨走之前,他囑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發動反蔣,他本人在北方發動。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發動學生起來鬧學潮。又利用閻錫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會的事件,以平、津市黨部的名義猛烈攻擊國民黨中央黨部,並要求將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三人趕出國民黨中央。北平、天津兩市的工會也聲言反對國民黨中央。隨後,受改組派和大同盟影響較大的國民黨雲南、浙江、山西、江西、綏遠、河南、江蘇省等市的國民黨黨部都鬧了起來。
  反蔣派的聲勢越來越大,使南京國民黨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處理辦法。這時蔣介石正在皖北檢閱部隊,聞訊後立即從徐州發電,要求南京國民黨中央立即採取措施,制止對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黨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國民黨上海、南京、江蘇、浙江、安徽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訓話,要求他們立即停止「抗議中央決議」,「絕對服從中央」。同時,國民黨中央召開黨務會議,通過《申明黨紀令》,對各地黨部指責國民黨中央的行為,「明令申誡,嗣後若再有此種違反紀律之言行,一經查悉,即予移付監察委員會從嚴懲戒,以維黨紀。」隨後,宣佈撤銷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綏遠、北平的黨務指導員,撤回派往雲南的指委,另行選派。國民黨中央企圖用高壓手段迫使反對派向他們屈服。
  但是,由於代表問題關係到一些地方國民黨黨部的個人利益,這些人又得到改組派、大同盟的支持,國民黨內又廣泛同情他們的政治主張,反對派們並沒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黨務指導委員會策動北平市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五團體,發表通電,反對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銷北平市指委的決定。其它省市也繼續反抗。
  在這種非常尷尬的情況下,蔣介石被迫改變手法,首先決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參加者大多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資歷、地位和聲望都比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聲望也不及胡漢民、汪精衛。所以,儘管胡漢民、汪精衛在政治鬥爭上屢屢敗給蔣介石,由於除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外,胡派和汪派還有人佔據國民黨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漢民去世之前,還是一直有戰鬥力。汪精衛身邊也有大批的追隨者,以後他叛國投敵,一些人竟追隨他去當漢奸。
  本來北平、天津一帶黨務是丁惟汾的勢力。但國民黨二次北伐後,閻錫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盤。閻錫山、白崇禧手握平、津軍權,早就對把持平、津黨務的丁惟汾看不順眼。但彼時蔣、丁尚在蜜月,丁據有國民黨中常委的地位,閻錫山、白崇禧也就對他無可奈何。這次丁惟汾和蔣介石交惡,閻、白便利用維護國民黨權威的名義,對了在平、津的支持者開刀,以武力鎮壓了北平市工會和北平學生聯合會,又強行解散天津市黨務委員會。
  丁惟汾遭閻錫山、白崇禧一陣痛擊之後,陳果夫指揮自己的人馬,趁機打人北平、天津黨部,對大同盟成員大打出手。隨後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勢力。在強大的壓力下,丁惟汾進退無措,被迫向蔣介石、陳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黨徒或投靠陳果夫,或投靠汪精衛,或投靠閻錫山,各自尋門路去了。從此,國民黨內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陳果夫、陳立夫也乘機用自己的人馬填補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黨部。在1929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全大會上,陳果夫、陳立夫趁機把各地的親信圈定、指派為大會代表。在這一次大會上,陳果夫、陳立大都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果夫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二陳完全把持了國民黨黨權。「蔣家天下了家黨」變成了「蔣家天下陳家黨」。丁惟汾會後曾無限感歎「我現在曉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意義與滋味!」
  5.「CC派」終於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佔領北京、天津後,蔣介石乘北伐獲勝的餘威,親自北上,想藉機將北方各地方黨部收攬在自己勢力範圍之下,以總司令名義召見當時國民黨天津市黨部負責人周某。
  天津市黨部此時是丁惟汾的勢力範圍,而丁惟汾此時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兼任青年部長,正是如日中天,周某當然不願擔負叛丁投蔣的風險,因此,竟拒絕前往和蔣介石見面。周某給自己拒絕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聲稱:「我非總司令屬下,不能應召。」蔣介石對此雖非常惱怒,但想周某此舉也算理由充足。於是,又以中央組織部部長名義召見,周某再次不客氣地加以拒絕。
  兩次遭拒的蔣介石震怒異常,在痛斥隨從前來的陳果夫之後,命令陳果夫撤免天津市黨部的負責人。陳果夫回到南京後,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黨部,派博作義、苗培成、崔廷獻。陳石泉、劉不同、魯蕩平為天津市黨部整理委員。此時天津為晉系的勢力範圍,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實為天津統治者,崔廷獻為天津市長,魯蕩平為社會局長。傅作義、崔廷獻為晉系,魯蕩平為西山會議派,陳石泉、劉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後的天津市黨部,劉不同負責訓練部,陳石泉負責組織部,苗培成負責常委會,魯蕩平負責宣傳部。雖然CC佔優,但仍是一個照顧各方利益的大雜燴。說起來,這樣的整理並未達到CC一統黨權的目標。
  江蘇省黨部歷來是CC派和其他各派爭奪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這次清洗,CC派採取的手段也以江蘇最為激烈。
  江蘇省國民黨指導委員會共有指導委員7人,他們是葉楚傖、顧子揚、李壽雍、江寶□、滕固、倪弼、澧悌。這7個人的分工:葉楚傖、汪寶□、倪弼擔任黨務委員,澧悌擔任組織部長,李壽雍擔任宣傳部長,顧子揚擔任訓練部長,膝固擔任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在這7人中,葉楚倫是老資格,在南京國民黨中央擔負要職,並不過問江蘇黨務,只是掛名;倪弼、澧悌是黃埔出身,滕固屬汪精衛改組派,李壽雍、汪寶□是二陳嫡系。澧悌辭職後,組織部長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傾軋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選各縣指導委員上,他們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勢力,所以每次開會通過各縣指導委員人選時,往往各執一辭,互相指責。李壽雍、江寶□取得二陳的信任後,便密謀利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支持,組織小組織,直接和各縣指導委員聯繫,力圖將葉楚傖、倪弼、滕固、顧子揚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國民黨三代江蘇代表的產生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圈定。當召開江蘇省國民黨代表大會時,CC派佔了代表總數的大部分,擁有超過半數的各縣代表。CC分子躍躍欲試,大有操縱大會的趨勢。CC派咄咄逼人的攻勢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顧子揚、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選的危險,於是聯合起來,拉攏所有的不屬於CC派的代表,組成聯盟,共同對抗CC派。就是這樣,倪粥、顧子揚、膝固三人還是怕自己落選,於是向陳果夫打報告,反對黨內的小組織。倪弼、顧子揚、滕固不知江蘇的小組織本為陳果夫控制,為陳果夫一手操辦,但此時蔣介石、陳果夫正為代表產生問題和汪精衛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鬧得不可開交,不想將三人逼上絕路,再引起江蘇的爭端。陳果夫被迫妥協,允許江蘇選出加倍的人數,由國民黨中央圈定。這樣,除CC派提出了一個名單外,反CC派聯盟也提出了融各派於一體的大雜燴名單。不管名單怎樣提,最後圈定權在國民黨中央。最後國民黨中央圈定發表的名單當然是由CC派佔優勢,李壽雍、汪寶□、周傑人、朱堅白、周紹成、祁錫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順利地做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監委員。省執行委員會的各職能部門諸如秘書處、會計、庶務、文書等部門,統統為CC分子包攬,反CC各派,僅僅分得宣傳、訓練兩部。於是自此以後,每次開會都會形成兩種互相對立的意見,雙方爭吵、叫罵、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麼議案,都要大吵大鬧一番。
  此時國民黨元老鈕永建任江蘇省主席,他雖然不滿CC派所做所為,但由於CC以二陳為靠山,所以對鬧得烏煙瘴氣的省黨部也無可奈何,索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江蘇省民政廳長梁斌,卻是一個活躍人物,他曾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對蔣、陳大加頌揚,因此頗得蔣陳賞識。在國民黨時代,一省民政廳長在職權上僅次於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蔣、陳做後台,所以並不把元老級人物省主席鈕永建放在眼裡。他常常自誇他文有訓練班,武有警官學校,把持了縣長和公安局長職位按價出售,相傳一等縣縣長賣價6000元,公安局長3000元;二等縣縣長賣價5000元,公安局長2000元;三等縣縣長賣價4000元,公安局長1000元。買者以名貴古董和金製飾物折價送纓,人們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諷刺他。
  江蘇省黨部這種混亂狀況和鈕永建的不聞不問的態度,給梁斌進一步向蔣介石、陳果夫獻慇勤提供了機會,他竟敢以省民政廳長的名義,公開下令逮捕同級的省黨部委員。
  1929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在深夜一時,梁斌借口「清除改組派」,下令派出大批軍警,將鎮江城敏成中學內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包圍。軍警蜂擁進入職員宿舍,不問青紅皂白,將宣傳、訓練兩部大小職員,全部繩捆索綁逮捕而去。省黨部委員,那位替西山會議派背過製造血案黑鍋的葛建時當場被捕,顧子揚、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時被捉。到天亮時,在省黨部被拘捕共20餘人,全部用繩索捆綁,連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蘇省政府。隨後,都押往鎮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採取此行動前,竟未告知鈕永建,以至鈕事前一點都不知道。
  這時正值中原大戰前夕,各方要人函電交馳,奔走於廣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間,鎮江這場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國的重視。被捕的江蘇省黨部宣傳、訓練兩部人員,關押在鎮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蘇省主席鈕永建派交際科長攜帶禮品前來慰問,看守人員看到此種情況,也就放鬆了對他們的看管,不僅允許親友來探望,甚至允許被押犯人隨親友下山。
  梁斌這次大逮捕,其對像本為汪精衛改組派的滕固,可逮捕實行時,膝固恰恰不在,綴斌撲了個空,對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興趣。在梁斌放鬆警惕,看守人員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實行大逮捕時從後門逃走的楊谷改名換姓,偷偷地溜上了關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們取得聯繫,甚至大膽地住在了山上。在經過研究以後,被押諸人以葛建時的名義,寫信一封,托楊谷下山交給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葉楚愴。在信中,葛建時指控李壽雍勾結梁斌,強加給諸人「改組派」名義,施以迫害。因此,請葉楚傖就近報告國民黨中央,主持正義,進行營救。葉楚傖覆信稱已向組織部調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為汪精衛改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懷疑,因此請被捕諸人稍安勿躁,靜候解決。
  過了兩周,釋放了梁斌認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時,倪粥和顧子揚等7人,以改組派嫌疑重大送蘇州高等法院。以後又經過多次審訊,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結案。
  江蘇省黨部逮捕案發生不久,中原大戰即告爆發,倪弼是黃埔出身,於是修書一封叫楊谷帶到徐州交給蔣軍前線總指揮劉峙,求劉說情。劉對倪粥離開軍隊搞黨務雖大為不滿,還是答應說情。隨後,他直接致電陳果夫,第二天,陳果夫回電,答應親自派人前往蘇州辦理交保釋放。這樣,被纓斌逮捕的人全部釋放完畢。
  葛建時、倪粥、顧子揚三人被釋放後,立即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見陳果夫,陳述被冤枉的經過,陳果夫對三人慰勉有加,顯得頗為同情。但當說到三人在江蘇省黨部的職位時,陳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蘇的路,說:「江蘇省黨部已經改組了,現在請你們擔任中央黨部的設計委員,」陳果夫隨後在江蘇整理委員中換上自己的四個心腹,即楊興勤、馬元放、曹明煥、張淵揚四人,叫他們把江蘇黨務辦好。這樣,陳果夫便把江蘇反CC勢力全部趕了出去。
  但時過不久,江蘇省黨部內爭又起。原來,張淵揚進入省黨部以後,很快將原來反CC勢力攫為己有,並很快和原來的CC勢力鬧翻,以江蘇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這使江蘇反CC勢力有了新靠山。這時葉秀峰也將勢力伸向江蘇,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勢力。這樣,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鬥爭不僅未停止,反而更加錯綜複雜。不過,這種鬥爭已不像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別鬥,而是CC派內部鬥。即使以反CC派首領自居的張淵揚,也是只反省黨部內的CC派,並不反對二陳本人,從這個角度看,張淵揚更像是代表M陳控制江蘇反CC派的一種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對。
  事實上,真正由CC派黨務人員擠走各省市非CC派勢力的事例並不多,更多的是蔣介石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之後,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況下擠垮敵對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黨部並不多。1930中原大戰蔣介石打敗馮閻桂聯軍後,CC勢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黨部。到1933年,為CC派主持各省黨部的為:江蘇馬元放,浙江張強、許紹棣、羅霞天、方青儒、鄭異、葉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雲、張德流、魏壽永,湖北艾毓英、楊錦昱,江西王冠英、劉家樹、李中襄,河北陳訪先、詹朝陽、胡夢華,山東趙偉民,河南陳偉嶺、王星舟、李敬齋、張廷休,陝西宋志先,甘肅田昆山、凌子惟,黑龍江王憲章、王秉鉤,察哈爾馬亮、劉誠宜,綏遠趙允義、孫國英,寧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雲、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陸京士、吳開先,北平陳石泉、龐鏡塘,青島李漢鳴,武漢李冀中、吳企雲、單成儀等。
  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當地人的發難,並能落葉生根,繁殖勢力,二陳選擇地方黨部人選時,一般都盡量選所在省籍的人。這樣,從1933年以後,各地黨部基本上未再掀起過反蔣風波。
  6.胡漢民轉瞬淪為「階下囚」
  1928年蔣、馮、閻、桂四個集團軍聯合北伐成功。但蔣。馮、閻、桂只是暫時聯合,北伐一成功,蔣、馮、閻、桂便相互爭鬥起來。蔣介石在四個集團軍中,實力最優,力圖壓制馮、閻、桂,馮、閻、桂當然不滿意,於是聯合起來倒蔣,蔣介石不能坐以待斃,遂發動了一場中原大戰。
  在蔣介石發動中原大戰,打擊閻、馮、桂三個集團之時,在黨務領域,蔣介石依賴陳果夫也發動了一場「中原大戰」,打得西山會議派、汪精衛改組派、胡漢民派、丁惟汾派等異己力量落荒而逃,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在蔣介石的幾個反對派中,西山會議派最早在國民黨內搞分裂。1925年11月,林森、鄒魯、謝持、張繼等一批國民黨元老雲集西山碧雲寺,召開了非法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反對國共合作,公開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會議派。
  那時候的蔣介石雖然不滿國共合作內部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佔優勢,但他對西山會議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認為西山派從國民黨分裂出去,實際上是把國民黨中央拱手讓給了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因此他認為西山派「笨得可憐」、「分裂不宜」。
  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蓄意打擊共產黨。儘管事後蔣介石又是解釋,又是自請處分,可西山派的人也並不傻,他們看出了蔣介石骨子裡反共,這只不過是表示的一種姿態。因此致電蔣介石,嘉獎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同時為他出主意說:「祛惡必須徹底」,因此應該「努力為之」、「清理黨籍」。
  西山會議派在開完西山會議後,在國民黨內就不得人心,以至不敢再回廣州,孤苦伶什地在上海另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看到廣州搞得紅紅火火,他們心裡一直想回去噴雲吐霧,可就是得不到機會。這次看到蔣介石反共,他們本認為這回蔣介石可以和他們一起干了,一高興,便把對蔣介石的看法說了出來,沒想到這正打到蔣介石的疼處,等於是揭了蔣介石的底,惱怒之餘,蔣介石立即發出通電,對西山會議派嚴詞譴責。
  「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望破壞本黨,摧殘革命,此種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為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黨同志與全國人民,中正誓為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從。」
  不久,蔣介石又對黃埔軍校學生宣稱西山會議派召開的四中全會是「一種非法行為,我們為黨國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剷除障礙」。
  西山會議派興沖沖地為蔣介石喝采,不僅未得到蔣介石的回報,反而弄得灰眉土臉。當時有人譏諷西山派,說他們是「熱臉遇到了冷屁股」。西山派首領之一的鄒魯也承認這次西山派是大大地自討了個沒趣,說:「我們去電嘉獎蔣介石,倒博得他大罵一頓。」
  以後,蔣介石仍舊看西山派不順眼。西山派是國民黨內最先,也是最堅決的反共派別,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革命叛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按說是應該和西山會議派聯合的。可蔣介石不僅未和西山派聯合,反而趁機查封了他們設在上海環龍路44號的中央黨部,簡直是要置西山派於死地。
  西山派終於找到了東山再起的機會。1927年8月,蔣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的聯合威逼下,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此時寧、漢政爭正烈,共產黨已成為互相攻汗的武器,西山派在國民黨內反共的「先知先覺」地位是無可取代的,在寧漢雙方互扣紅帽子的同時,雙方都開始拉攏西山會議派。這時冷落了幾年的西山會議派一下子成了各方關注的中心。據當時的報紙稱,西山派首領許崇智在上海的住所「前本門可羅雀,今則終日車水馬龍,哄鬧如市。謝持、張博泉(張繼)等亦日相過從,共商大計。聞該人土有主張提議合寧、漢及自身三方同主黨政之議。」
  此時的西山會議派,顯然已經今非昔比,不僅要參加政權,而且要和汪精衛、唐生智的武漢,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譚延闓等人的南京一起,平分政權。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雖然都握有相當大的實力,但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卻不高。要和武漢的唐生智抗衡,他們必須找出一位政治上可與汪精衛相匹敵的人來,這就使西山會議派走上了政治前台。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開會,隨後宣佈寧。滬、漢三方聯合特委會成立。特委會推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蔡元培、李烈鈞5人為政務委員會常委;成立了由67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等14人組成主席團。但由於蔣介石下野,胡漢民在上海拒絕去南京,汪精衛也於9月13日下野,聲稱自己「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南京的特委會實際上是桂系聯合西山派,何應欽、譚延閻、孫科和程潛所包辦。西山派掌握了特委會的黨權。
  可好景不長,到1927年12月,在南京的各派別在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紛紛請蔣介石復職。為對蔣介石表示安慰,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專門通過了蔣介石復職的決議,並決定讓他負責籌備二屆四中全會。為了恢復對黨權的控制,蔣介石首先開始佈置從南京趕走他所討厭的西山會議派。
  陳果夫接受任務後,立即回到自己的老巢「中央黨務學校」進行佈置。
  11月20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召開全市黨員大會,當討論到《擁護特別委員會》議案時,與會者發生激烈爭執。贊成議案者指責反對者為共產黨徒,反對者則指責贊成者為西山派的走狗。爭論正烈之時,受陳果夫暗中慫恿的中央黨務學校學生黃傑竟跳到桌子上,歷數特委會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別委員會」的口號。結果黃傑等四名鬧事學生被大會捕交公安局。第二天,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又在陳果夫的默許和支持下,用汽車高掛打倒特別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等標語,以黨務學校校旗開路,結隊在南京市中心遊行,又到南京黨部搗毀市黨部牌額。並赴國民政府請願,迫使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11月22日,南京各界在公共體育場舉行討伐唐生智勝利慶祝大會。討伐唐生智是由特委會決定的,按理說這次大會不應有反對特委會的言辭、舉動。但大會一開始,陳果夫的人--中央黨務學校的師生就在會場散發反對特委會的傳單、標語,發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演說,而陳果夫的幹將、中央黨務學校訓育處副主任谷正綱尤為賣力。會後,大會組織了遊行,中央黨務學校學生走在隊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特委會」、「改組國民政府」的口號,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在陳果夫的默許下,居然暗藏手槍前往。遊行的隊伍行至秀山公園門口時,遇軍警阻攔。遊行的學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開要求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李烈鈞下台。李烈鈞惱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廳對遊行示威群眾格殺勿論。一時間,槍聲大作,遊行隊伍大亂,結果有大盛布店學徒鄭廷貞。新沂園浴室工人范世林當場死亡,中央黨務學校學生袁大煦重傷,不治而死,輕傷者75人。這就是「--·二二」血案。
  血案發生後,西山派健將、國民黨中央秘書葉楚倫急派國民黨江蘇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葛健時到場勸說,結果葛健時成了替罪羊。陳果夫指示手下的人在南京四處張貼傳單。標語,指控西山派的謝持、鄒魯、居正、罩振、傅汝霖等10人為血案幕後主使者,而葛健時為一手策劃者,要求國民政府嚴懲兇手。
  西山派至此才明白掉進了蔣介石、陳果夫所設的陷阱裡。儘管他們先後發表聲明,召開談話會,進行辯誣,並要求國民政府查明事實真相,均無濟於事。在這種情況下,李烈鈞只好下台,把持特委會大權的謝持也被迫辭職。
  蔣介石對陳果夫的這一「傑作』」頗為欣賞。事後,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見蔣介石,訴說受「血案」牽連之苦,蔣介石輕鬆地回答:「那個慘案是我當時政治上一個運用,現在時過境遷,不必介意。」
  陳果夫所策劃的這些事,狠狠打擊了西山派。在此之後西山派雖然還存在,並在馮、閻、桂的反蔣鬥爭中穿插往來,但已是日薄西山,不成氣候了。
  較之西山會議派,汪精衛的改組派就難對付多了。雖然汪精衛多次遭蔣介石的排擠、打擊,但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國民黨三全大會前後,汪精衛的改組派又傾巢而出,與蔣介石、陳果夫在黨內一決雌雄。
  三全大會前夕,為保證蔣介石對黨權的絕對控制,陳果夫用圈定、指派大會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於蔣介石、忠於陳果夫的人拉進了大會。此舉遭到丁惟汾、汪精衛的堅決反對。但在三全大會召開的前一個月,丁惟汾已被蔣介石、陳果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只剩下汪精衛的改組派在孤軍奮戰了。
  改組派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黨部抗議蔣介石、陳果夫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動員了所有的喉舌,如《護黨》、《青年呼聲》、《民意週刊》、《光明週刊》等,高喊「要求黨內民主」、「反對一手包辦三全大會」,全力攻擊蔣介石、陳果夫。
  在國民黨三大召開的前四天,改組派的頭面人物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等14個人在上海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指責:「北伐勝利之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以為地盤已得,權力在手,遂避難就易,拋棄本黨主義。·違反民眾要求,吸引黨外之反動勢力,以朋分自北洋軍閥手中奪來之政權。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生命、財產及自由,毫無保障,一與北洋軍閥時代無異」;指責蔣介石、陳果夫指派、圈定三全大會代表,「完全違反本黨民主之原則」;表示「對此種大會誓不承認」,「決不畏懼強禦,始終與本黨忠實同志共同奮鬥。」
  一石激起千重浪,這則號召力極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組派及國民黨各級黨部便群起響應。
  3月12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舉行代表大會,選舉各區黨部代表。陳果夫本以為,南京市黨部為自己親信段錫朋把持,不會出什麼問題,不料,選舉結果竟使陳果夫大吃一驚,在當選的60多位代表中,改組派竟佔有了30多個,改組派真可說是大獲全勝。獲勝之後的改組派頗歡欣鼓舞,更加堅定了反對圈定和指派代表的決心。
  3月14日,也就是三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以改組派分子、國民黨中央大學學生吳健為代表的國民黨員,發動全市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全大會的代表問題。
  隨後,在改組派的組織與策劃下,南京全市*個區黨部,除第三區黨部外,全部參加了這次活動。在請願開始前,南京市黨部並未得到消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同意在舊夫子廟貢院內大禮堂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
  大會由吳健主持,開會的第一項內容,由谷正綱致開幕詞。谷正綱是中央黨務學校訓育處副主任,本是陳果夫的手下,在反對西山派時,為陳果夫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原認為憑此當上三全大會代表毫無問題,不料竟未選上。失望之餘,便又投靠了改組派。
  谷正綱在開幕詞中,極力指責國民黨三全大會的代表產生辦法,高喊「反對獨裁」、「反對圈定代表」、並鼓動說:「這樣搞下去,國民黨就要亡了。」他的開幕詞博得了參加大會者的陣陣掌聲。
  午後3時,參加會議的改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個《抗議中央指派圈定三代會代表案》。陳果夫手下的人本以為第二天三全大會就要召開,這群人只是撐飽了沒事幹,發洩怨氣而已,不料竟有此風波。震驚之作,他們在會場大罵起來,大罵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是「共黨」,並亂扔石塊,打碎了主席台上懸掛的廖仲愷遺像,打得主席台上的改組派分子東躲西藏,足足鬧了十幾分鐘以後,才呼嘯而去,向陳果夫請示機宜去了。
  大會經此騷擾,仍沒散場,在谷正綱主持下,繼續討論提案。經過2小時的激烈爭論,提案竟獲通過。陳果夫的爪牙方覺慧、施裕壽、李永懋率領打手再次蜂擁而來。沖人會場,圍攻大會代表。他們趕前追後,拳打腳踢。改組派不甘示弱,也奮起抵抗,舉起桌腿凳腳為還擊武器。一時間;雙方打得頭破血流,正當雙方酣戰之時,蔣介石調來黃埔學生圍打代表,龔大風、金亦吾又率衛戍司令部憲兵參加,一場惡戰下來,方黨慧、谷正綱都受了傷,尤其是谷正綱,身受重傷,不省人事。會議代表們抓住了龔大風,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懲辦兇手。陳果夫的幹將,南京市黨部的段錫朋、洪陸東等在惡戰之後假惺惺地出面調停。當晚,黨員大會的代表在市黨部的誘騙與軍警的強迫下乘車到了中央黨部,蔣介石親自訓話,指責改組派的行為,並宣佈撤銷谷正綱的職務。
  南京市全體國民黨員代表大會確實給蔣介石製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為此,國民黨中央常會專門舉行緊急會議,谷正綱和方覺慧都向常會控訴,結果常會決議解散南京市代表大會。南京市代表大會也不甘示弱,當即以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全市代表大會的名義,在《民意》週刊上發表《南京全市代表大會呈文》,聲稱:
  「呈為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全市代表大會會場被毀,代表受傷,廖仲愷先烈暨總理遺像均被暴徒搗碎,請求迅賜嚴懲,以維黨權,而申黨紀國法事。竊南京特別市於本月14日遵照總章呈准中央開全市代表大會。本市黨務進行之方策,與夫黨內一切問題之討論,正賴斯會以決定。不料慘變之來,起於俄頃,所經情形,確足證明暴徒事前為有計劃之搗亂,絕非偶然。當大會通過開會期間及選定提案審查委員會開始討論『抗議中央指派圈定三代會代表一案』之始,即有少數蓄意破壞大會之代表,舉動既不守會場秩序,而發言以不依民權初步之規定,任意叫囂,繼而亂擲石塊,廖仲愷先烈遺像,於此時被搗立碎,始呼嘯而去。旋由大會主席,出面維持,重行查點人數,計96人,仍足法定,大會仍繼續開會。在場代表,全體起立,靜默為廖先生遺像被毀致哀敬之誠。而當時呼嘯而去蓄意搗亂分子,亦仍蜂集,大會寬其既往,未加深究,亦冀其自悔改,不致有妨進行。討論前案,左2小時之久,始付表決以大多數通過。而該搗亂分子,如龔大風、金亦吾、四載龍等,益復肆意妄為,竟舉坐凳向人叢中拋擲,是時總理遺像,遂以被毀。會場四周玻璃窗戶,頓變粉屑,在場代表不得不四散暫避。當是時,市黨部執委兼大會主席團主席之方黨慧,拍桌喝打,旋即馳去。未已,即由外率憲兵人場,持槍裝彈,如臨大敵,而市黨部之候補監委曹之瀛,亦率武裝警士多名蜂擁而人。方曹二人,並指揮軍警,聲稱奉總司令命令,逮捕大會主席,及在場代表。而龔大風、金亦吾、田載龍等,亦忽攜來賈伯濤,及身背皮帶之形似軍官者多人,向大會主席谷正綱同志雲,蔣介石總司令叫汝去,谷正綱答去就去。乃谷正綱同志之答語甫畢,即被賈伯濤等將谷正綱同志按倒在地,撕去谷正綱制服上之證章,並將谷正綱上衣剝脫,拳足交加。金亦吾則將會場凳腳拆下,排毆谷身。當時代表(系黨校學生)有目擊不忍者,以身翼蔽。金即舞動雙手所持凳腳,追擊穿黨校制服之代表。故當時受傷者甚多,並有大呼打倒中央黨校之聲浪。而方曹所指揮之軍警,則亂捕代表7人,拘禁於市黨部門房中,凡3時之久。時市黨部執委段錫朋、洪陸東赴大門調解。暴徒及形似軍官之輩,亦將其兩手反縛,用拳拳背。市黨部執委劉紀文,職兼本市市長,有指揮警士維持治安之權,對此次事變,竟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實有用消極方法以傷害代表之嫌。其他列席於大會之執委,如蕭吉珊、葉秀峰、勒鶴聲等均先後兔逸不知去向。混亂至下午3時余,始稍寧息,然尤禁人出人,至7時余方始解嚴,當是時,四象橋一帶,則軍警密佈,行人均受檢查。對於婦女,尤肆戲侮,關於此節,附近市民目睹者眾,均相傳述,似此以上事實,發生在中央所在之首都,而被搗毀者,乃為本市最高權力機關之全市代表大會。若無適當解決,黨權何在。載請黨史,恥辱局極!為此權同受傷各代表之傷單一紙,仰析鑒核。對於違紀負黨責之輩,分別依法懲處,萬勿縱使漏網,黨國幸甚。謹。」
  在給國民黨中央呈文發表的同時,南京國民黨代表大會還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文書除詳細敘述了打架經過而外,明確表示反對指派和圈定代表。
  雖然改組派鬧得氣勢洶洶,但他們在南京並沒有太大的勢力,所以在折騰了一番之後,受不了蔣介石、陳果夫等人的迫害,改組派的人馬被迫向上海轉移。谷正綱糊里糊塗地替改組派的人挨了一次打,成了改組派的大功臣,而CC分子和黃埔學生們卻恨他人骨,發動了許多人去中央黨部請願要求「嚴辦兇手」。當谷正綱從中央黨部被放出時,他們甚至想把他架走處死。改組派也組織了一批人,和他們又混戰一場,才把谷正綱救出,隱藏起來,並派人連夜將他送到上海。從此,谷正綱便成了改組派的幹將。
  但蔣介石、陳果夫並沒有放過改組派。蔣介石、陳果夫操縱三全大會決議永遠開除陳公博、甘乃光黨籍,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對汪精衛予以書面警告。
  在蔣介石、陳果夫的授意下,國民黨三全大會又通過《黨章修正案》,內容增加了對付改組派的條款,規定「黨員不得有小組織」、「不得黨外攻擊黨員及黨部」,黨內問題「一經決議,即須絕對服從」等。
  不久,蔣介石又以國民黨部中央黨部名義,發表《檢舉改組派通令》,說改組派「發之黨亡國亡言論,爭取政權」,「罪大惡極」。「應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要求各地「嚴密檢舉該反動派之行動言論,隨時呈辦,以憑核辦」。
  在蔣介石、陳果夫的政治攻擊下,改組派只好放棄了通過黨內鬥爭來倒蔣的方法,改走拉攏、策動地方實力派軍事倒蔣的道路。在中原大戰中,改組派遊說於各地軍閥之間。但改組派手中並無實力,各地大小軍閥並看不起他們。因此,中原大戰之後,各地大小軍閥聽命於蔣介石,汪精衛的改組派也無形消失了。
  丁惟汾派被擠垮,西山會議派被打散,改組派被趕走,黨內反蔣的勢力只剩下一個胡漢民派了。
  三全大會前後,蔣介石、陳果夫為了利用胡漢民的威望,讓他當上了立法院院長。但胡就職之後,不僅直接控制立法院,對國民黨黨務、政務方面的事也十分熱衷。胡漢民說:「我留居南京的幾年中,我一方面是盡忠職守,努力立法,同時對於黨務政治,也盡力設想,設法改進。」
  「我的性情,不大願意管不當管的事,因而對於當管的事,便不敢放鬆,凡關於黨務……無論大小,總勉力去做。……同志來專門討論黨務的,我不但願意多談,而且談得非常認真,雖一個字也不易放過。」
  本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由陳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黨部充當黨務指導員也是陳果夫的特權。但胡漢民卻組織了「黨務審查委員會」,借「審查」之名,對不是勢力範圍內的各省市黨務指導員進行撤換,並派自己的人去掌管各地黨務。
  胡漢民還經常嚴厲訓斥官員,連蔣介石的親信心腹都經常訓斥,陳果夫、陳立夫有時也不能免。這些心腹親信受斥之後常跑到蔣介石那裡訴苦。
  有一次,蔣介石對胡漢民說:「胡先生常常嚴責黨務工作人員也太過。這些人都不自安,對於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
  胡漢民毫不客氣地回答:「我嚴責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們,任情胡作非為,擅離職責,國家體統何在?這批人還不該受我的教導嗎?」
  蔣介石又說:「胡先生責備他們還不如責備我吧。」
  胡漢民一聽便暗含譏諷道:「他們且不能責備,何況你?我亦又未嘗不責備過你,可惜你不能聽受轉而發生其它感想罷了。」
  蔣介石拉攏胡漢民,只是想利用他,並不想讓他管這麼多事。於是命陳果夫、陳立夫等人加強特務組織,對國民黨中央和國府官員進行監視,要這些人全心為蔣介石服務,否則隨時加以殺害。這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了胡漢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蔣介石也常常讓自己的手下掣肘胡漢民,使胡漢民主持的政務常常難以執行下去。
  一次,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會議,決議了某個案子。案子議定後,陳立夫說:「還得問問介石的意見。」而此時,蔣介石尚在前線指揮作戰。胡漢民聽陳立夫這麼一說,站起來就準備走,連圓滑的譚延闓也感到難以忍受,說道:「既然黨部的決議還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來呢?」胡漢民不滿意於身為軍事領袖而常插手黨政的蔣介石,乃挖苦陳立夫說:「其實什麼機關都可以不要,只存一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簡捷,又經濟,這樣一實行,對於減少目前的財政恐慌,大概不無小補。」
  蔣介石的專制令胡漢民十分反感,而蔣介石對胡漢民「多管閒事」也極不滿意。這樣,兩人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在三屆四中全會上公開爆發出來。
  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召開了三屆四中全會,在會議之前的兩個月,國民黨行政院長譚延闓死了,蔣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長。此時,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已取得決定勝利,他躊躇滿志,以為他「統一」中國的萬世功業就要完成,以為他夢寐以求的獨裁政府就要建立。因此,大戰尚未最後結束,他即於10月3日在河南開封前線指揮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他希圖在國民會議上依「合法」手續,通過「選舉」,當上能專制一切的總統。
  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開了6天會,吵了6天架。在致開幕詞時,胡漢民講了一個故事,對蔣介石進行影射。他說:
  「歐戰時法國有一名高級飛行員,這個飛行員飛行技術非常高明,在戰鬥中多次擊落德國飛機,因此他回巴黎時,巴黎人對他十分欽敬,在車站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並準備了一輛迎接他的汽車。他以為開發動機總是他的拿手好戲,便要求開車。結果橫衝直撞,撞死了五六十個歡迎者。」
  「我們看看過去實際的黨務與政治,若負黨務、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有很多犯了飛行家開汽車的毛病。」
  蔣介石並不理會胡漢民的暗地譏諷,一意孤行,要實現總統夢。胡漢民在會上爭不過蔣介石,被迫同意召開國民會議,但仍反對制定約法,因為約法要把五院院長置於總統控制之下。蔣介石在這次會議上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迫使胡漢民同意了召開國民會議,雖沒有達到全部目的,但也撈了不少好處。
  為了應付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蔣介石又命陳果夫、陳立夫幫助料理。
  此時的陳果夫由於忙於幫助蔣介石在黨內發動大戰,非常辛苦,以致得了肺炎,發高燒,吐血不止,正在莫干山療養。但蔣介石既有命令,陳果夫也只好帶病出山。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總事務所電令全國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選出國民會議代表。為了保證各省市推選出來的代表都是忠於蔣介石的分子,陳果夫在莫干山遙控,陳立夫坐鎮南京,親自挑選出特務分子,以中央黨部代表身份,去各地監督代表的選舉。
  然而陳果夫、陳立夫的活動卻沒有多大成效。各地黨部很多人因不滿於蔣介石的專橫跋扈,不願意選蔣介石當總統,而多數傾向於胡漢民,陳果夫、陳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務回來匯報說,除蔣介石系控制的浙江、江蘇、安徽、上海外,絕大多數選票蔣介石都控制不了。如果投票,蔣介石只可得32%的選票,而68%的選票將屬於胡漢民。
  吳稚暉被蔣介石請了出來去出面勸說胡漢民「休養」。胡漢民勃然大怒,痛斥吳稚暉是無恥之徒,吳稚暉如喪家之犬惶惶而歸。
  軟的不成,蔣介石就來硬的。2月28日夜,蔣介石以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部,無端指控胡漢民的種種錯誤。隨後胡漢民被10餘名兵警押送湯山俱樂部監禁起來,由國民黨的「老前輩」淪為「階下囚」。直到10月份陳濟棠起兵反蔣,胡漢民才被蔣介石釋放出來。
  就這樣,陳果夫、陳立夫協助蔣介石一個一個地剷除了蔣介石的反對派,使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形成了一統天下的局面。
  第五章 不負重望
  1.蔣介石說:「你去幫我辦這件事」
  陳果夫養女陳澤寶是任職於導淮委員會的沈百先的兒媳婦。因為有這層關係,沈百先經常向陳果夫敘說一些與導淮有關的事情。由於陳果夫和蔣介石關係特殊,有時沈百先有些事情,就請他代為轉呈。陳果夫在轉呈報告時,常要和蔣介石談及有關導淮的工程情況,談話中,既表現出他對導淮工程的熱心,同時,也顯露出他對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
  有一次,陳果夫在代沈百先轉呈報告後,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些有關導淮方面的建議,蔣介石聽了,一時沒有回答,他沉吟半響,突然說:「你去幫我辦這件事,好不好?」
  陳果夫吃了一驚。
  他平時雖說對導淮工程十分關注,但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去指揮這一重大工程,他實在沒有思想準備,便說:
  「我是外行。」他想以此作為推詞。他說的也是實話,他畢竟是搞政治的,過去在學校也從來沒學過工程技術。
  但蔣介石堅持說:「你知道注意這件事,而且所建議的並不是外行話,所以這件事,就是你去辦吧!」
  陳果夫深知蔣介石的脾氣,他堅持的主張是難於改變的,也就不好再拒絕了。
  於是,1932年7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導淮委員會委員長由蔣介石自兼,副委員長本是蔣介石的盟兄黃郭主持工作。但導淮委員會徒具機構,既無權力,又無資金,所以黃邦一直未到職,於是設了代理副委員長。
  陳果夫這時早已卸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一職,而所任的監察院副院長又是一個閒差,所以接任導淮委員會代理副委員長後,立即著手研究工程動工、籌款及如何配合等事宜。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向東流經安徽、江蘇兩省,原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但從1128年後,黃河多次決口,奪淮入海,其所挾帶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變成半地上河,下遊人海出路被淤塞,整個水系被打亂,每遇汛期,不能暢通洩水,以致破堤決口,氾濫成災,千里淮河兩岸,「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成為洪、澇、旱災俱全的重災區,「數千百萬之全淮民眾,無日不淪於饑饉,無刻不泣對洪波,此淮之導,所以不容稍緩也。」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治理淮河,在建設委員會下設立了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主要任務是搜羅關於導淮計劃、圖表及各方面的建議,並進行整理、分類,並印成《導淮圖案報告》一書,為導淮工程作準備,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順利完成了任務。1929年1月,國民黨中央正式成立導淮委員會,蔣介石為了表示他對導淮工程的重視,親自擔任委員長,具體工作由副委員長負責,特派委員20人,並聘請德國漢諾威工程大學方修斯教授為顧問工程師,同時廣泛徵集專門人才,進行導淮的前期準備工作。
  從1929年到1931年,導淮委員會集中了全國一些優秀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對淮河入江入海各路線進行了實地勘查、測量,廣泛調查,搜集各方面資料,進行反覆論證、研究,並根據研究成果,擬定了整個導淮工程的總體計劃,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後再予實施。
  導淮工程計劃確定了江海分疏原則,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於航運、防洪、發電等,據概算,整個工程需經費2億元,由於蔣介石正和各軍閥混戰,軍費開支都十分困難,哪來如此巨款去搞導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間,導淮工程始終是紙上談兵,不能付諸實際。
  陳果夫上任不久,就發現按照中國歷史上治水的慣例,都是治水必先治下游這一做法的弊病。原來,淮河下游都是不毛之地,治淮先治下游,等於是在淮河下游開了一個大塘,與上游的水接不起來。
  1932年10月,國民政府公佈《修正導淮委員會組織法》,賦予導淮委員會在淮河流域對公私土地清丈、登記、使用、整理等處理大權。
  陳果夫鑒於工程浩大,費用過巨,籌款不易,便決定先借用庚款,到時還本付息及自籌資金等辦法,並採取分期施工的形式。
  為此,陳果夫與水利專家一起制定了兩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動壩、邵伯船閘、淮陰船閘等一系列船閘,進行三河壩上下切灘,對淮陰閘上下、張福河上下進行疏浚整理,使淮河人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後再進行導淮人海的工程,計劃工程費用1380萬元。
  工程計劃經國民政府通過後,陳果夫便急忙籌錢。他親自到中英庚款會要錢,並派專人進行催促,使庚款會不得不立即開會研究。
  陳果夫得到錢後,便將這筆款項用於張福河道疏浚工程中。通過一個夏季的奮戰,終於很好地完成了這項工程。
  在按期完成張福河第一期疏浚工程任務後,陳果夫請中英庚款會的董事們去參觀,並趁機提出了治淮第二期工程方案,即邵伯、淮陰、劉老澗三大船閘的改造,預算達217萬元。由於第一期工程完成效果比較好,所以第二期工程的批准也很順利。
  當三大船閘工程完成一半的時候,陳果夫如法炮製,像上次一樣,邀馬歇爾等庚款會董事們前往參觀,待他們參觀後,興致很高的時候,又和他們訂立了另一工程費用的合約。這筆費用下達後,陳果夫即開始了楊莊、周門、劉老問三大活動壩及高郵湖通運河間的小船閘等的修建。
  導淮人海工程本來是要等導淮人江工程完成後,再根據資金籌備情況選擇適當時候進行,但陳果夫認為這樣太慢了,不能讓導淮工程盡快完成而發揮它的作用。根據江蘇省的經濟狀況,完全可以承擔這一工程,他還提出了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的辦法。
  鑒於當時的國家財政困難,導淮經費必須設法自籌,導淮委員會想在土地上打主意,所以在導淮委員會內增設土地處。又因導淮委員會委員分散四處,不容易開會,又未便設常務委員,而開會時所討論的要案,無非關於財務方面的事,所以又添設一個財務委員會,關於借款等案,都在此會內討論。這樣,則導淮委員會委員會議,每年只要開一二次,報告工程進行及商討大計,便已足夠。土地處成立後,所得廢黃河灘地所有權及其臨近舊時屯田之所有權與整理權,乃先以會裡節餘下來的2萬元經費,整理了幾萬畝公地,以整理後公地應收之租金作抵,向銀行抵押了12萬元;再整理後公地應收之租金作抵,向銀行抵押了12萬元;再整理實應湖灘地20萬畝,然後再以此整理之地,向銀行抵押200萬元。當時有四家銀行爭著要放這筆借款,可見導淮會信用之好。後來只得由四家銀行合放,就把這筆款子作航空測量高寶湖之用。測量剛剛開始,「八一三」戰事起,只好停頓。原來的計劃,想等高寶湖測量完竣後,把預計導淮人江工程完成後,高寶湖可能涸出的一百幾十萬畝土地作抵,向金融界籌款4000萬元,作為辦理人江工程的經費,其初步計劃,已得上海若干金融界的同意,擬以將來涸出之土地作抵,發行公債4000萬元,由金融界承銷。這雖是一個理想,但戰事如果不發生,理想一定可以實現,所謂有土則有財。預計人海水道完成後,可以多出一百幾十萬畝良田,增加了生產,安定了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災,又可強國家的富力,可惜這種事業,停頓了13年之久了。昔夏禹治水亦不過13年。
  導淮人海工程於1934年11月1日舉行破土典禮,至1937年4月間始告完成,命名為「中山河」。河長167公里,底寬35公尺,兩堤相距有250公尺,只是土方工程即在6200萬公方以上。人工以征工居多,利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的農閒時間來做,有時亦用些雇工、兵工。征工最多時達24萬人。沿線專員、縣長,區、鄉、保甲長,一齊動員,所用的工具,老的如牛車、獨輪車、挑箕、人力漏水車等等,新的如汽車、皮帶運土機、抽水機等等,應有盡有。關於民工吃的、住的、醫藥、娛樂等等,亦妥為供應,色色俱全。場面之大,實數十年來所未有。
  導淮工程,部分由江蘇省府承擔,均先後完成。導淮委員會方面,在抗戰前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工程由導淮會辦理的是:(一)疏浚張福河,以排淮洪而利航運與灌溉。計疏浚河道37公里,河底寬32公尺,岸坡一比二。於1933年1月開工,同年6月竣工。(二)興建邵伯船閘,以利運河航運。閘室淨寬10公尺,淨長100公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7.7公尺半,為雙扇對開式鋼門。於1933年3月開工,1935年6月完成。(三)興建淮陰船閘,以利運河航運,結構佈置同邵伯船閘,上下游最大水位差9.2公尺。(四)修堵運河西堤,以利運河航運及湖濱灘地之灌溉。其工程為堵閉缺口,修理涵洞。於1934年11月開工,翌年7月竣工。(五)興建高郵船閘,以通湖航運。閘室將寬10公尺,淨長20公尺,出人口淨寬5.8公尺,為單扇鋼門。於1935年6月開工,翌年4月完成。(六)興建楊莊活動壩,以控排洪人海水量,壩門採用史東奈式鋼製,暫建五孔,各淨寬10公尺。最大瀉洪量每秒750立方公尺。於1935年12月開工,1937年6月完成。(七)安豐塘灌溉區工程,以利灌溉。其工程為浚河築堤建閘,於1936年4月開工,至翌年12月因抗戰停工。(八)改建惠濟問,以節制溜溉水量。其工程為改建史東奈式牌門寬6.2公尺,鋼筋混凝土閘牆條石護面,瀉洪量每秒90立方公尺。於1936年5月開工,翌年6月完成。(九)興建三河活動壩,以節制排洪人江水量。其工程為史東奈式牌門60孔,各淨寬10公尺。完成以後,可獨步遠東。於1936年8月開工,翌年間月底基本已完成98%,因戰事停工。運到工地鋼料等,損失殆盡。(十)興建周門活動壩,以節制灌溉水位及水量,共結構與楊莊活動壩同。於1937年1月開工,門月底壩基工程大致完成,因戰事停工。運到工地鋼料等,損失殆盡。(十一)興建劉老澗瀉水壩,以控制中運河瀉洪水量。壩凡七孔,結構與楊莊活動壩略同。於1937年1月開工,同年月完成基及引河工程後,因戰事停工。運到工地鋼料等,損失殆盡(十二)興建中運河涵洞,以接濟劉老澗船閘下游灌溉、航運水量。其工程為建築雙孔混凝土涵洞一座,每孔2公尺見方。於1937年3月開工,同年u月,因戰事停工。(十三)開挖六閘以下的運河淺段,以利運河航運。用挖泥機船兩艘開挖,於1937年3月開工,同年6月因機船他調,未能完工。(十四)建築皖淮涵洞以洩洪、瀉潮、灌溉農田。基本工程為添建涵洞門座,其中7座於1937年5月籌劃開工,於翌年1月因戰事停工。(十五)疏浚皖准淺段,以利航運。其工程為浚諜正陽關附近淮河淺段,冀與津浦鐵路聯運,以利運輸。於1937年10開工,後以戰事停工。
  陳果夫於1927年建議中央組設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負責規劃及實施太湖流域上下游水利工程。陳果夫自兼主蘇政後,即遵循當時的中央指示,督道蘇省建設廳會同浙江省政府分別測勘、設計與實施,舉辦各項水利工程。在防洪與瀉潮方面,有江南海塘之修建及通江各河口閘門之興建;在灌溉與航運方面,有各運河干支各渠之疏流。各項工程如下:
  (一)江南海塘工程:江南海塘南自蘇、浙交界的金山起,北經江蘇之松江、奉賢、南匯、川沙、上海、寶山、太倉至常熟之福山港口止,全長有300餘公里,是江蘇省江南十餘縣市防備江海漲潮唯一之屏障。奉賢、川沙、南匯三縣境內塘外沙灘廣闊,浪潮較為緩和,均系土塘,向由地方自行修護。上海由滬市政府修護。松江在錢塘江口北岸,寶山、太倉、常熟三縣境濱臨揚子江南岸,所有塘堤受海潮衝擊甚烈,向由中央撥款修築石塘,後改由省方負責。民國20年以前,省府款絀,歲修難於普遍。民國22年又遭兩次猛潮,各處塘堤百孔千瘡,發發可危,沒有疏防,被海潮侵人,則向稱江南富庶之區,即變為不毛之地。陳果夫督導建設廳擇要修建,如大石塘之顯露者,酌量復以混凝土,以防海水侵人石縫,鋼筋混凝土岸牆之外傾者,加建支牆,以防堤毀,石坡木材之零亂缺少者,施以整理填補。其已毀至不可收拾者,則徹底改建。所建工程為三土三石,或三土四石,其間塘外塌削日劇之處,則建檔水壩以防護之。各段修建工程長共有16000餘公尺。
  (二)江南各運河之整治:(甲)鎮錫運河為大運河在蘇南境內之一段,在丹陽有練路,為該運河段蓄瀉水庫。依照大運河討論會初步研究,及測勘該河湖段現狀,似通行長約60公尺,寬約7公尺,及吃水深2公尺之船舶,載重600噸,兩列行駛為度。其工程為河槽之拓寬浚深,上方有三五十萬餘方,培修練湖圍堤土方約有400萬餘方。(乙)丹金漕河及運河。均為江南大運河之主要支渠,橫貫太湖流域下游,前者與運河段互相吐納江湖,後來上承句容、高淳境內諸水,經由該河人太湖為尾閻,不惟為金丹各縣水運交通之主幹,且為承轉江潮及山水來湖之干渠。其工程為河槽之拓寬浚深,土方共為173萬餘公方。(丙)黃田港及澄錫運河:黃田港在江陰縣境,北注揚子江,南達無錫,為江與湖間南北水運交通之要道,潮漲則倒灌入運,以利航灌,其間港叉紛列,又為錫武運河之尾閻,其工程為河槽之拓寬浚深,用機船開挖部分有95000立方,人工開挖部分有69萬餘立方。
  (三)赤山湖河流域:赤山湖是秦淮河域的上游,不在太湖流域範圍,而與其接壤,澤被蘇省西南部各縣區。赤山湖諸水聯絡句容、僳水縣境各水系,經流江寧縣境人南京市的秦淮河以注於長江。因赤山湖被圍堵,河床淤墊,又以提防卑博,舊有閘塌失修,因之淫雨為患,有時旱為害。陳果夫督勸建設廳在赤山湖口修建閘壩,以排節洪流;培修湖河堤防,以障洪水;疏浚干支各河,以利灌溉,共出土290餘立方。
  2.奉命主政江蘇
  江蘇省銅山區的微山湖,常因山東省東南部山洪暴發,氾濫成災,殃及徐州東部。六七十年前,已有人主張沿微山湖築堤,因山東地區人反對,江蘇無決心,一直遙延下來。1935年夏,黃河南岸在山東境內董壯決口。當時主政江蘇的陳果夫即利用這一機會,先派民夫協助山東魚台築堤,然後在徐州區征112萬人,規定自備12天伙食,限12日內沿微山湖趕築長達100公里的長堤。堤工完成之日,黃河決口之水正衝到堤邊之時,徐州區始免受水災。又由於江蘇省已疏浚了六塘河及其他水道,又築了1200餘公里的堤防,這支萬馬奔騰的黃水,經過微山湖而流向六塘河,再分道宣洩,水路暢通,沿堤人員日夜防堵,無時鬆懈,故江蘇省受害極輕。黃水退後,為使堤防維持永久,又雇工整修。當時,蔣介石召見陳果夫,問損失如何,陳果夫報告的損失數字幾乎小得使蔣介石不能相信。說:「何以外面都說江蘇損失慘重呢」?陳果夫回答:「他們只是『想當然』罷了!我們事先有防範,所以能避免損失。」
  江蘇微山湖堤防築好後,當時省府同人常常提心吊膽,惟恐新築的堤不堅牢,會出毛病。當年陰曆中秋那天,陳果夫正在南京,中午時,從氣壓的感應中,覺得有發狂風的可能,就打了一個電話給省府秘書長羅佩秋,要他立刻打電話給邵專員說:「今晚可能有狂風,須轉所屬,加緊堤防,不可貪圖佳節,有所疏忽。」陳果夫有此念時,氣象台尚無狂風警報,及至晚7時,竟一言偶中,突發狂風。幸事前關照,沿堤多數區域能奉命唯謹,僅僅有一處,因過節疏忽決了口,得到各方協助,一夜之間也就堵住了。邵專員後來對陳果夫說:「自此以後,省府命令,徐屬人民絕對服從。因為地面上的黃水,何時流到徐區,尚能推算得出。但天上的風,何以亦能預知?人民從此敬佩而信服。」江蘇省府也因為這件事,增加了不少威信。有了威信,政令推行,就方便得多了。
  陳果夫奉命到江蘇省主政,其主要使命之一即為配合導淮。江蘇省建設廳會於1934年春問,試用征工辦法,疏浚江北河順利成功。越年,導淮委員會辦理張福河工程也獲得相當經驗,故建設廳提出導淮人海工程計劃時,省府同人即信此一計劃可如期完成,其經費部分呈准上級發行公債2000萬元,導淮受益,全在江蘇,楚弓楚得,蒙其利者是江蘇。導淮人海工程完工之日,陳果夫抵淮陰視察,在淮陰等六縣歡迎會上發表演說,以導淮之完工,證明人力之偉大,更證實有志竟成,事在人為之至理,希望更進一步,群策群力,繼續建設,並作《導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我有能力,水為我用;我無能力,我為水用。我善用我力,淮力為我操縱。導淮人海,要將西水導入東海中。大水為我害,大旱亦收灌溉之功。大家齊用力,為了大家安樂與年豐!大家多用力,為了永久安樂與年豐。」
  抗戰爆發後,導淮委員會西移至重慶。翌年,淮域全部淪陷,導淮業務,遂陷停頓。其時,後方軍運繁忙,國民黨政府正謀改善水道交通,以利運輸。陳果夫商請經濟部就長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如綦江、烏江及赤水河各水道,由導淮委員會規劃整理,實施航運工程,免使導淮委員會人員星散而有為國家出力的報國機會,且使這批水利技術人員,均得藉此增進水利工程的實際經驗,寓訓練於工作之中,為國家培植水利建設人才。計劃決定後,即與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商定,由導淮委員會在綦江施以渠化工程,興建閘壩,為舉辦水道渠化工程之示範。在烏江及赤水河施以導疏工程,平險灘,免盤駁,以利航運。導淮委員會所整治的工程,如下:
  (一)綦江工程:綦江源出貴州桐梓縣境,至四川綦江縣趕水場,始有舟輯之利,下經三溪鎮,納浦河之水人江津境,而匯於長江。趕水江口凡135公里,流疾灘多,航行艱困,一舟之載量,不過5噸。其間經過石、羊蹄、二垌之灘險,且有盤駁換船之煩。支流浦河肉三溪達蒲河鎮,水源更澀,冬季水枯,或竟斷流。而江及蒲江上游,鐵煤產量豐富,尤賴水運暢通,以利輸給。導淮會民國27年冬設專局整治。造民國32年春先後興建通船閘,並附以攬河大壩各十有一座。第一期工程就江干流上游在石、凌晨蹄、二響附近,各建閘壩一座,即可免除盤駁換船之煩。並整理險灘,開挖河床,清除礁石原33,600公方,建築了順壩19,200公方。在浦河興建閘壩三座,使該河段施以渠化,各船閘閘室淨長66公尺,淨寬9公尺。(羊蹄閘,因受基礎限制,淨寬7.2公尺)。攬河大壩以河床地質較劣,均用堆石式。第二期工程就綦江干流中下遊興建閘壩六座,施以渠化,各船閘閘室淨長60公尺,淨寬12公尺。攬河大壩因河床地質較佳,均用重力式。並在綦江縣城附近之閘壩,利用壩之上下水位差,加建水電廠一座,以供應沿江縣城郊照明之需要。原定計劃尚須興建閘壩15座以達江石。惟政府擬有修築鐵路聯運之議,故從緩建。民國34年,抗戰勝利,移交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接辦管理。
  (二)烏江工程:烏江導源於貴州省之烏蒙山,東流橫貫黔省北部,至龔灘,折向東北流人川境,經彭水至涪陵而注人長江,為長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亦為I;D黔水道之一,其間險灘甚多,航行處處受阻。民國28年,導淮會設局整治,測勘水道各處灘險,並實施工程,轟除灘險73處,在水上者119000餘公方。水下者29000公方。繞道94處共長28300公尺。絞關19座。使該江自龔至涪陵間約200公里間,險已夷,阻已通,運量大增。
  (三)赤水河工程:赤水河亦為長江上游南岸重要支流之一,系川臨運黔要道,並為軍運孔道之一。民國31年,導淮會設局整治,根據黃河水利委員會測勘資料,擇要施工,概以炸除的灘險,除去淺段為主;修辟繞道及丁壩、順壩、潛壩之導工事為輔。計全河工程已除險十之八,去淺十之七,縮短全程航行時間1/3。嗣以抗戰勝利,移交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接辦。
  綦江第一期渠化工程興建的五閘壩,陳果夫分別以「智」、「仁」。「勇」、「信」、「嚴」五字,冠為閘名,以示戰時應具之武德。「大智」閘完工後,陳果夫親撰「大智船閘碑記」,勒石,樹閘旁,以紀其事。
  陳果夫謂綦江水利工程之完成,對於航運、生產與經濟.以至四川全省,關係至大,綦江將為「新四川之源泉」。依其個人理想,有其可能實現之途徑。陳果夫在《綦江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陳述其見:
  綦江本流與支流之上游,產煤鐵頗富,可供鋼鐵廠之用,為中樞所重視。對倭抗戰之第2年,乃命導淮委員會在綦江本流與支流建造船閘,以利煤鐵之運輸。自開工以迄於今,歷時四載,已完成船閘七座,顯著困難,已可解決;然此特初步之成就耳;在低水位時期,尚未能暢行無阻也。依照導淮委員會之原計劃,全江須建船閘25座,除以完成7座外,尚須添建18座。若能全部完成,則洶湧之勢,可不再見,舟楫往來,鹹慶安瀾。不但將來煉鋼鐵所需之煤鐵,可以源源供應,即鹽布等上運貨物,亦便利暢行。更伸論之,自江之源,至江之口,生產供給,可以自如,而江之兩岸,尚有其他豐富資源,因交通便利,竟相開發,產量增加,價格下降,消費者交蒙其利,數百里綦江流域之經濟,頓改舊觀,亦自不難。
  綦江船閘工程之完成,對於綦江航運,秦江流域之生產與經濟,以至四川全省,關係重大,略如上述,依予個人之理想,其可能實現之前途,試列舉如左:25個船閘建設完成之後,每閘均有一壩,其水頭相差,自4公尺至6公尺,每一壩之旁,均可設一水電廠,其發電自400匹馬力至1000匹馬力不等,總計不下於10000匹馬力。至是電的供應,既極便利,綦江及蒲河兩旁,可設無數之小工廠,其出品不但可供應四川,又可以小輪由長江下駛,運銷江、浙及外洋。
  沿綦江兩旁之工業發達程序,其初期當廣設小鋼鐵廠及機器廠,然後搾油廠、罐頭工廠、顏料油漆廠、製藥工廠等相繼設立,數亦可觀。
  綦江一帶,素以產橘柑稱」。將來因政府之提倡,及運輸外銷之便利,人民皆樂於種植,橘柑成林,10年以後,下江各地,舊為「花旗橘」所傾銷之市場,由綦江出口取而代之。
  綦江上游,桐漆產量,本亦可觀。今後因運輸便利,大量增植,桐油廠油漆廠應運而生,同時,因煉焦廠所產生之油膠中提出之各種顏料,故又有顏料工廠,成為顏料油漆工業區。
  秦江漁業素不發達,自船閘築成以後,湍急之水歸於平靜,魚鱉蝦蟹之殖,乃成為自然之趨勢。產量既日增,除外銷之外,並以過剩者做成罐頭。制魚鱉蝦蟹罐頭之公司,尚可兼制橘子汁、橘子醬一類之罐頭物品,一視當地各種製造原料在各季節中之供應情形而定。
  秦江上游兼為出產藥材之區域;在另一方面,因鋼鐵廠發達,煉焦廠赤隨之而興,於是中藥之農產原料,與西藥之化學原料,均能齊備,製藥工業之發達,自在意中。
  秦江本流與支流共有159公里航程,其因水運暢通之結果,航運活躍,商賈雲集,工業品之質量時有顯著進步。入晚沿江一帶,各式電燈,如星羅棋布,普放光明,如從飛機上下望,擬諸歐洲之萊因河、太晤士河,其夜景或亦不過如是。
  有一部分比較重要之工業區,通駛電車,其地勢較高之田畝山地,且有以電氣灌溉者。
  因人口增加,教育亦日漸發達,尤以工業教育為最,其次則為農業教育。各地學生慕綦江工業農業學校富有實習機會,鹹負笈來學。綦江水閘工程及各種工業,則大多由電影製片公司攝製成片,運各地放映。
  凡觀光或道出綦江者,曉然於水利工程收效之宏,往往歸請本地之政府當局,興修水利工程,十數年間,四川各水道,紛紛建築船閘,並於沿江各地開設水力發電廠,開發礦藏,興辦工業農業漁業,生氣蓬勃,儼如泉湧。數十年後,四川各水道均可暢行無阻,由重慶北上至陝西。甘肅,或南行至貴州、雲南均可以小火輪上下,毫無危險。即江、浙一帶,氾濫之患,永不再發,亦受四川之賜。百年以後,歷史家推究新四川之建設與文化進步之原因,一致認定綦江為發祥地,愛名之日:「新四川之源泉」。
  《水利法》1942年7月7日公佈,在制定時,陳果夫提出治水的意見。陳果夫主張「江河各巨川及湖泊,應依尋常洪水流源所及,與洪水停蓄所需之範圍,制定界限。在分界之處,得建築堅固之防水堤,確定堤外准人民種植,堤間之地,一律禁止私人耕種,已放墾者由政府發行地價券,收歸國有」。陳果夫的主張,均列人「水利法」。此為廢田還湖計劃的重點。
  陳果夫各種有關水利建設的言論中,綜合起來為「水力建國之全國水利建設」、「中國大陸地勢,西北高於東南,全國各大河川大半流向東南入海,其水源常自西北而無蓄積,致東南有多餘水量,易致水患,而西北常患乾旱之災。若能分配平衡,則東南平原不致患水,西北高原不致患旱也。為國家長治久安計,每一河道應有詳密計劃,務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盡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興建蓄水庫及發電廠,利用水之沖激力,使水力電源,能協助工礦業之發展。如何興建灌溉渠道及水閘等,利用水之滲透力,促進農田之生產。又如何改善及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載力,使航運暢通,以協助交通之發達。如一河道有一河道之詳盡計劃,10年努力.庶可使國家建設突飛猛進也。自夏禹以來,中國治水,均以排洪水為能事,今則洪水之氾濫,不應看得太重,而著重於利用水之三種能力,以建設國家,若三者同時建設,則洪水自然可以免除。」
  陳果夫在J942年行政院水利委員會週年紀念會中,以該會常務委員的身份,發表《水利的積極意義》的講詞中,說明水的三種力量的運用,才是「水利」:
  我認為講究水利,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種力量:第一是滲透力,第二是沖激力,第三是浮載力。這三種力量都能盡量利用,使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用,才能算是水利。就沖激力來說,還未能盡量的發揮利用。總理在民生主義中,曾經說過單就西南一部分水利來計算,可得1萬萬匹馬力的發電,每匹馬力,可抵8個人力,就等於8萬萬的人力。但人力每日只能作8小時工作,而電力則晝夜不停的24小時工作,比人力工作的效力,可加多3倍,因此1萬萬匹馬力,就可以抵24萬萬人力,以全國有2萬萬匹馬力發電來計算,至少可以增加40萬萬人力,這種力量,是何等的偉大。至於浮載力,就是利用水力來運輸,這一點我們也未能盡量利用。譬如長江水運,算是最好的了,但能行駛大船的,只有宜昌以下一段,能行駛淺水船的,也只有宜昌、重慶一段,至於重慶以上,雖然亦可行駛小船,但一遇到枯水的時候,便發生問題。國內的大河很多,因為水量太淺,或過急的關係,航運並不十分發達。但考察各個河道,都非常之寬,假如水量平滿,幾千幾百噸的大船,都可以行駛。可惜許多有用的水,未能儲蓄起來,盡量利用,聽其流諸東海,以致枯水的時候許多河道便不能行船,這都是我們利用不得法的緣故。其次是滲透力,利用這種力量,便是灌溉。例如需水的地方,都能盡量開渠灌溉,使江河的水,用余之後,再流到東海,這樣就可以增加多少萬萬人力。假如我們盡量的來利用水力,照我的估計,全國至少可以增出100萬萬人的力量,這種人力的增加,並不是生小孩子在人口方面的增加,乃是人來利用水力的增加。現在國家之富,不在人多,而在力量大,此種力量,不是人而是物,這是單就水利一項來看。已有可觀,雖盡畢生精力,亦作不了。
  前在江、浙的時候,一般談水利者,多半是以防禍為目標,是一種消極的水利,也可以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到了後方,把整個的水道觀察一下,覺得以前那種觀察是錯誤的,如果一個河道不只是在一國之內,以致上游與下游各有其用途,而不能互相調劑,這姑不必論,可是我們是一個大國,許多大河都在國內,既無國際關係的阻隔,又無天然環境的限制,但不能相互調劑,善為利用,往往上游鬧旱災,下游就鬧水災,這就是利用不得法,也就是水未能盡其利的緣故。假如水大的時候,在上游許多曲折的山谷中,作許多蓄水池,逢到天旱的時候,就把所蓄的水放出來灌溉,就不致有旱災了。同時,因有水池的調劑,又可以發生像洞庭、鄱陽兩湖那樣宣水的作用,把水緩緩的放出去,下游也不致有水災了。山谷中如果有很多蓄水池,使它友生一種分水的作用,則附近許多小河裡面的水量也可以加大,而有航行的便利。而且又可利用宣水時候的沖激力,建造許多水力發電廠,不僅節省人力,許多偏僻的地方,也可以享受電氣的利益,這豈不是一舉數得的事情嗎?今天是民族健康運動開始宣傳的一天。談到民族健康,吃水是一個大問題,現在一般民眾吃的水,多半都不清潔,如果山谷中有蓄水池,在池的旁邊做一個簡單的沙濾池,彷彿像一個公井一樣,大家都到這裡來取水,則飲水也可以清潔了。從前許多人倡廢田還湖,實際上如能注意蓄水,又何必費這一番力量呢。我國有許多地方土壤都很好,就是因為水利不發達,都變成廢地,以致糧食減少,甚至每年還要向外國買糧食來吃,這是一件很慚愧的事。如能倡導蓄水,不但灌溉田地,且可利用水塘來養魚。這樣一來,就是上游水急的地方,或是山裡的居民,也都可以吃到魚,對於營養也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點,希望研究水利的人也能夠注意到。
  陳果夫認為黃河的本身,照事實上說,中間的一段河道,老是改道,現在可否用人工的力量來把它匯人一個正當的河道,這問題如依試驗的結果,用人工的力量來舉辦,可以證明不是不可能的。現在黃河中段,仍需利用黃河故道,不必照淮河辦法去另找低地。主持的機關,不論中央或地方、只要有決心,預先規定好計劃,不怕它有幾千萬土方工程,假使每年做多少,那末,幾年來也可以做好了。拿江蘇導淮人海的辦法來比例,已經做好了一千幾百萬土方工程。故希望黃河這很大的工程,也都用人工來改道,不使黃河自由衝突,演成種種慘狀。如果成功了,不是黃河流域便安逸了嗎?否則,黃河氾濫,導淮所有工程,完全白費。因此,凡學工程的人,都可以為黃河研究出一個辦法,至於主持全國水利者,關於黃河問題,更當一致勢力,只要有決心,什麼難事,都可以做到的。
  治水需甚多人力與財力,陳果夫特上書蔣介石,提出水利兵工興辦水利事業,積極興建全國水利事業:「水利建設,關係國民生計甚大,……務請特定辦法,積極進行。今統盤籌劃,擬仍從導淮人手,以導淮工程可利用英庚款,將人江水道整理完竣,再利用土地整理後之增益,作上游及其他工程之需。至其人海水道亦極重要,而工程浩大,不能不另籌款,擬請鈞座設法利用美麥借款,依照去年果夫所擬調節民食方案第三項之辦法,發行特種鈔票,作為基金,另行編練10萬水利工兵,以開闢之。在一年之內,完成此人海水道,再以此項工兵移至黃河南岸,自河南榮澤至山東濟南之間,修築大堤(即將原有之堤加寬加高)以絕黃河南遷之後患,以一年半為期(黃河下游之疏浚工程,可利用英庚款辦理):再調此工兵至江蘇,開闢新運河(自陳家港至南通之角斜)兼築海堤,在半年內完成之,以增加江蘇東部之富力;再將此工兵一部分調往綏遠,一部分調至陝西,作開渠疏河之工程,一以分黃河之水勢,一以辟西北之荒原,定期一年完成。然後將全部水利工兵屯墾於西北多旱之處,酬以金錢。土地及農具,使其子子孫孫,勤於水利。照此計劃,如能在四年之內逐步施行,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設,全國水利不難具相當規模,而西北、東南均蒙實惠,國富因之增加,民生賴以安定。」
  陳果夫當時反對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成見,必須上下兼治。抗戰開始後,陳果夫到漢口。1938年1月,奉派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自漢人湘到芒江就職,沿途觀察水利。陳果夫說:「由湘西、黔東而東流之水甚多,然山谷中絕少築有水利工程,蓄水防旱者。大河道中,亦未見築有閘壩,以利航行。有水而不能利用,故居民永遠貧乏。加之接近城鎮河道之處,森林幾已砍伐殆盡,所謂辰杉,須由深山運出,再經若干年之後,恐將絕跡矣。湘黔山僻之地,實蘊藏富庶之區,豈水利與森林之建設,竟不為人所注意哉。」益堅其主張,治水必須上下兼治。又說:「我在最初擔任導淮工作時,就反對那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見。後來我經過湘西、黔東及四川各地,又做過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後,更覺得治水非上下游兼治不可,形成我對於治水的一個主張。水與旱相反而實相成,上游患旱,就因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若能積蓄起來,則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會成災,雙方都有利益。我現在的治水主張,認為每一條河流的工程,必須上下游兼治,要利用其全部水量,使水的衝擊力(即水力發電),浮載力(即航行)、滲透力(即灌溉),都能盡其用,盡其力,才算把水利發揮殆盡,才能算得的興治水利。」
  3.了卻多年夙願
  陳果夫說:「夫民為國本,食為民天,時無古今,地無中外。吾國自古重農,地大物博,著稱於世,乃降至今日,主要產糧區之淮河流域,反日見荒廢。」
  陳果夫當時出任代理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旋又放任江蘇省主席,遂得實現其土地改革的計劃。首先是向中央建議在中央政治學校設立地政研究班,以培植地政幹部,經核定照辦,於1932年8月在南京招生開班。陳果夫對受訓的學員說:「人家所以能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為運用『人』與『地』兩方面。我國人口很多,何以積弱貧乏?是在於不能充分利用『人』與『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盡其才;在地的方面,沒有做到地盡其利。」又說:「我國古代政治家頗有重視地政的,譬如《管子》一書內,我們看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這段話就是說地政為政治的基本。」
  因為「我們的土地政策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工作。」後來,這些陸續畢業的學員,大部分分配到江蘇從事地政工作,也有分配到其他各省的。由於陳果夫的倡導,地政漸受各方的重視,設立地政機構,專司其事。
  陳果夫就任導淮委員會代副委員長後,因導淮須龐大的經費,有鑒於國家財政的困難,必須設法自籌,於是在土地上打主意,在導淮委員會內設立土地處。1932年10月,呈奉國民政府修正公佈「導淮委員會組織法」,關於淮河域內公私土地之清丈、登記、徵用、整理等項,付與導淮委員會以處理全權。導淮固需大量經費,導淮完成以後也需經費來維護,故必須以導淮後的結果,以兩岸土地的收益,作導淮與護淮的費用,這就是「以淮養淮」的構想,也是土地漲價歸公的實行,導淮委員會土地處成立後,所得廢黃河灘地所有權及其臨近舊時屯田之所有權與整理權,先以導淮會節餘的經費2萬元,整理了幾萬畝公地,以整理後公地應收的租金,向銀行抵押,再整理高寶湖灘地20萬畝,再整理之地向銀行押借200萬元,作航空測量高寶湖之用。測量方開始,滬戰發生,只得停頓。陳果夫原定計劃,高寶湖導淮入江工程完成後,可涸出土地一百數十萬畝,再以涸出之地向銀行借款,並發行公債,作工程經費。這一百幾十萬畝涸出的土地,增加生產,安定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災,又可增強國家富力。惜因戰而未實現。
  陳果夫會有詳細的調查報告:「今之淮河流域,占古豫徐揚四州之一部。禹貢制賦,厥田上上上中,海陵紅粟,著稱載籍,諺語謂為『魚米之鄉』。自黃河南遷,奪淮故道,淮失渲洩,山吁壕泅間萬頃良田,既淪為洪澤,而江北36坡產米之區,亦次第陸沉,合併而為高寶諸湖。歲月侵久,沙淤水浸,地勢變更,下游運東裡下河一帶民田,春末夏初,恆苦小秧之乏水,伏秋汛至,又每被洪水所淪漫,久已成為『未旱先干,未澇先淹』之地。最近30年來,農民怵於災援之頻仍,多半改種不甚畏澇之高粱、玉米等作物。又通揚運河以南,東西數百里地方,從前彌望稻田,舊時溝地,故跡猶存,亦因淮水灌溉不及,十九改種旱糧,聊資生活。至上游之皖北中州一帶,則以下流不塑,諸河雍遏,節節匯漲,到處停儲,災荒之成,十年而八,以致漢、唐以來最著富庶之淮河流域生產食糧之量,不但較之荊汀贛浙遠遜弗如,即比之土質氣候相同之沿江各縣,亦多減色。……荒廢未墾者尚有7,552,664畝,……將來導淮工程竣,溝恤交通,……水患既免,灌溉無憂,即可一律墾復,成為熟田。」
  陳果夫以蘇北沿海一帶,在范公堤以東,淤地甚多,南北綿延300公里。因為整個蘇北區域,水利失修,所以淤地無法利用,計劃在導淮人海水道完成以後,北自灌河之陳家港起,向南經過阜寧以東之淮河人海水道,河槽一直沿海邊到南通,人長江,開闢一條新運河;把運河挖出來的泥,築成一條擋海的長堤,鹼水不使內灌,則范公以西的一大片土地,便可逐漸變成良田。這條計劃中的新運河,西距范公堤約二三十公里,這就是宋朝以後逐漸淤積起來的土地。這條運河要是開成,沿河的土地,原來為不毛之地,可以一變為沃田,地價一定隨之激漲;開闢運河經費,即可以土地之增益價值為注。但若不預為籌謀,必將為巨紳財主投機壟斷,不勞而獲地提取政府及千萬人民辛苦經營的果實。連雲港市在辟市之前未有准構,所有地位好的土地,為富商大官購買一空,市政建設經費不能從土地上去籌謀解決,便是一最現實的前車之鑒,所以陳果夫導淮人海工程初開始,即命地政局派員調查預定新運河路線一帶之地價格,一面開始測量,到1937年夏天,測量完竣,並經複查無誤。預計為新運河發行公債1200萬元,即以運河開闢後的土地增值來償還。預計運河工程,一年半可以完成。完成後陸續收取沿河土地增益積,兩年半可以還清。所發公債,預定為五年還清本息之短期公債。1937年,如果不打仗,預計下半年即開工,上半年已命令停止該道路線土地之買賣,杜絕投機,所有開闢新運河的有關章則均經訂定,由省府會議通過,在章則中特別規定,凡屬為新運河開闢努力之人員,得由省政府按其成績,獎以宅地,並由省政府選擇適當中心地區,將來可發展成市鎮者,先收購若干之地,當作獎勵宅地之用。原章程嚴禁工程人員作土地的投機,所以又有這一規定,以為人情之調劑,一方面杜絕其私購土地,一方面仍予以獲得土地的希望,而鼓勵其努力工作。一切事前準備,都比導淮人海水道及其他水利工程,來得周密。以往沒有把地政與水利工程配合起來,實在是一種疏忽。
  陳果夫於1934年,與其他四委員連署,向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提出:「推行本黨土地政策綱領」案,經全會通過。
  陳果夫隨即在江蘇實行了他的提案,辦理江蘇省的地政,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治標,為開辦土地陳報,以整理財政為目的。最初有江寧式的土地陳報,後來蕭縣辦得比較詳密,所以又有蕭縣式的土地陳報。所謂土地陳報,就是要地主陳報他的土地,同時,就土地來查明其地主,使地與主聯繫起來,田賦不易隱匿、規避、轉嫁。雖然是一種臨時治標之計,但技術上卻也費了一番工夫去研究,財政上也收了不小的效果。至於另一方面治本,便是丈量土地,整理地籍。這件事前任已著手辦理,設省地政局,專司其事,進展也相當的切實。陳果夫接任不久,就知道有三縣已丈量完竣,開始登記地籍。前任向國外訂購測量儀器甚多,後來江南富足各縣,又各別添置了不少。有此基礎,所以大規模辦清丈,也就省事得多。至1937年下半年,江南各縣丈量已畢,且有十縣以上,將土地登記辦好。已實行徵收新式的地價稅,以代替相沿數千年之田賦,實為我國歷史上之創舉。蘇北有一半縣分丈量將竣。還有一半,正在開始。再有一年,全省上地丈量可以告成。再過一年,全省土地登記亦可辦竣,地籍便可清清楚楚,現代式的地政亦可告一段落了。乃因戰事,未竟全功。江蘇的地政,雖因戰事停頓,但其重要圖籍儀器,及一部分在江蘇訓練出來的地政人才,都撤退到後方。器材存在四川萬縣。後方各省,後來在抗戰時期所以能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工作,大半利用江蘇撤退下來的人力與器材,這也未始不可以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中央」會經通令建造公墓,並禁止農田造墓,這原則本來是對的,不過只能適應將來,卻不可追訴過去。如果把原來散漫在農田中的墳墓,要墳主把這們集中,改遷公墓,一定會引起人民極大的反感。尤其浙江寧、紹一帶的墳墓,多用石頭,造的非常堅固,更難得搬動。所以江蘇並未依照辦理,因為中國未有大規模用機器耕田,田里有墳,不十分影響耕作。等到農業機械化了,這問題自然會解決。現有的墳墓雖然盡不必遷,而適當的利用還是應該的。所以規定墳幕上應種農業副作物,或蔓籐之瓜果等類。在山地之墳墓,必須種植樹木,經三年而不植樹者平其墳,這樣就可以地盡其利了。
  蘇北若干地方很多屯田,從前歸軍事機關管理,其收人大半為辦事人員中飽。實際上這些屯田年代久遠,已失去屯的意義。所以「軍政部」視之如累贅,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導淮會為了黃河灘的土地問題,與「軍政部」商量,哪知「軍政部」竟將全部舊屯田及所管其他公地,交了出來。導淮會接管以後,在海州有左右營兩大塊土地,先將地籍整理,次將地權完全歸諸耕者所有,實行了耕者有其田。這樣一來,農戶皆大歡喜。以後即與其他土地一樣,向政府繳納地稅。這些屯墾的兵,經過了多少年,早已是普通老百姓,而因為名義上是屯田,每年受不法軍人的騷擾敲詐,一旦使之名符其實,所以都非常感激政府。這一經過,也可以作為以後辦理屯墾的參考。導淮會為了籌劃人江水道經費起見,用了2萬多元,測量了「軍政部」撥給的黃河故道於公灘公地數萬畝。這些地,原來是老百姓隨便佔用的,但規定為「中央」所有之公地,所以不向縣政府納稅,而另有一批有力者,卻向他們收錢。「地政局」把這些地切實丈量清楚後,做好了土地所有權狀及藍圖,規定收租規則,和耕種的老百姓訂立租約,每年分兩期收租。
  在那時,全國地政以江蘇居首,成績斐然。
  1930年6月,國民政府公佈「土地法」,同日施行。但有若干處本身有漏洞,在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以致成為具文。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果夫當選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並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土地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陳果夫在中央土地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為了實行國父遺教,解決土地問題,先作調查工作,將有關土地問題。派員詳加調查,擬訂解決辦法並修正土地法條,一併呈報中央政治會議。
  陳果夫依據調查的結果,從事「土地法」的修訂工作。陳果夫說:「我於25年在中央政治會議內擔任土地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委員會內修訂『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開了很多次會,把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之處,-一修訂。我把我在江蘇所訂墾荒辦法等單行法規,擱置起來,滿以為中央修訂之『土地法』,即能提送立法院,完成立法手續,通行全國。不料26年抗日戰事一起,中央忙於軍事,無暇及此。該案雖已提送中央政治會議,27年轉到國防最高會義,我在重慶還會請將修正案提出討論,乃大家以為非當務之急,一直擱到現在。」
  1940年7月,陳果夫向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七中全會提出「擬請設立中國土地銀行以促進土地改革實現平均地權活潑農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這是基於他對「土地問題有政治性也有經濟性,兩者不可偏廢,但先後本末,有其層次」最應注重者為增加生產,開發荒地,先解決土地經濟問題,土地政治問題也就易於解決。
  1936年11月28日,陳果夫將以「導淮會研究集團農場屯田小農制開墾之研究」
  電告蔣介石。正在擬稿中,蔣介石來電,囑辦屯田,適與所建議者相合,因即詳電屯田之利,並請於行政院召集會議時加入江蘇省政府。後來陳果夫將其構想並參酌國情,草擬「實行移墾政策芻議」,提請中央參酌:「我國人口分佈至不勻稱。沿海各省人口過密,食之者眾,生計遂嗇。西南、西北各省,人口稀少,荒地連綿,生之者寡,生產遂無由發達。如能移沿海過剩人口,補西南、西北之不足,前者因人口疏散,民生易於解決,後者藉增加之人口,發展生產,誠為一舉而兩利也。故國家此後一方面固當努力各種建設,一方面應實行移民墾殖,衷多益寡,平均支配,不僅為解決民生,發展生產之道,傳佈文化,鞏固國防,亦利賴焉。」陳果夫在「芻議」中說:
  辦理移民墾殖,首先應為墾區之建立。選定墾區,並僅需求經濟條件之具備,且須顧慮國防上之需要,及政治上、文化上之價值。故各墾區之性質,時有偏重,大率言之,應有下列各類:
  (一)國防墾區:此類墾區,如我國歷史上之屯田區域,以在國家防禦基點、要塞區域附近為主。蓋國家因其地之衝要,原應駐有常備軍,以為附近地帶之警備,唯在國家承平時,常備軍之數量,每屬有限,而駐軍之分佈過廣,互相策應之功能亦失,且運輸接濟,甚為困難,故在較荒僻之要區,以設置墾區之方法,寓兵於農,為中外歷史上常有之事。我國古時之營田屯田等名色,今尚遺留於若干區域之田賦制度上。民國以來,此制雖久廢,然今後西北、西南國際路線日辟,西南、西北重要境域,人民稀少,防禦力甚為薄弱,必須有此項墾區之設置,以備非常。此種墾區,將來自以移國防軍隊為主,然附近區域,更宜配置他類墾區,以互相為用。國防墾區,往往不能兼顧經濟條件,故墾區難以自然發展,必由國家經常予以補助,或於其附近設置他類墾區,以濟其需要,庶此種墾民,不至轉徙逃避,逐漸失去國防上之意義。尤應具有各種文化設備,必使墾民家屬,樂於定住其地,庶使墾民人人堅守土之念,而不感「頭白尚戍邊」之苦。此種國防墾區,與中央整個國防軍之分佈計劃有關,故應由中央舉辦之。
  (二)政治墾區:此類墾區,可分為兩種性質言之,一為含有實驗政治理想所設置之墾區,一為專為解決邊疆民族問題所設置之墾區。前者例如歐人在南美、南澳一帶所設置之墾區,頗多含有實驗各種政治理想之性質者。吾國三民主義之理想,甚為高遠,而三民主義之推行,在內地舊型社會,往往因格於種種風俗習慣,及歷史上所遺留之舊觀念,推行易生阻力,故如在新組成之社會中,可完全依憑理想,創造三民主義之新社會,自由進行而無阻礙,待得此種實驗成功之經驗後,即可迅速促成全國舊型社會之蛻變,而為嶄新之社會。吾國西南、西北一帶,過去因風氣之閉塞,封建意識尚有不少遺留於官民兩方,今後如欲求其迅速進步,成為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義社會,頗不易易。故為求推行三民主義之理想政治計,各省區均應設置此類新墾區,為三民主義社會之試驗,則有效力,當遠超過於徒憑政令,在舊社會中救政治之改革。至於邊疆居有少數民族,如蒙藏回夷苗各族居住之區,過去因文化水準之過低,民族隔閡之未去,不時發生糾紛,阻止其進步,今後欲求其生活提高;社會改良,勉強推行中央之政教,亦頗不易,遠不若先改善其生活方式,變更其生活習慣,則潛移默化,風行甚速,故為國家百年大之計,應於接近蒙回藏夷苗各區先設置墾區,遷移中土之人,與各族中之較開明者,同居於墾區,政府予以種種補助,使其實際生活改良,則自能竭誠擁護政府之政教設施,然後逐漸推廣此種墾區於邊僻深奧之區,邊民自能樂於接受新文化之洗禮,而迅速進步矣。此兩種政治墾區之設立地點,雖較之國防墾區,較易抉擇具備經濟條件之處,然究不能求其完備,均偏重於政治意義,故事實上以中央或地方政府舉辦為宜。
  (三)經濟墾區:純粹之經濟墾區,必具備(l)可有豐富之生產資源,(2)接近交通要道,有水陸運輸工具可用,(3)附近有相當之市場,使供水無缺。如是則此種墾區之經濟性能,可謂具備,其自然發展之可能性極大。政府予此種墾區,只須略予提倡,佈置基本設備,人民即能樂於遷人,而墾區逐漸向外圍發展,故此種墾區以提倡民營或社會公營為主,政府無須付巨大資力也。吾國西南、西北一帶,地曠人稀,合於此種經濟墾區之條件者,仍所在多有,過去徒以兵匪為災,或水利、交通失修,衛生不良,遂致荒廢。今當國難期中,政府上下日以增加生產、安置難民為務,則此種墾區,應多多設置,一方去其致荒之原因,一方竭力促使社會團體共起經營,則稗益國家社會,當非淺鮮。此種經濟墾區,最能消納大量之人口,良以國防墾區或政治墾區,所能安置之人民,究極有限,且一切均需政府舉辦,所費甚大,如欲政府省移民之勞費,人民樂移墾之實行,則唯賴有此種經濟墾區。人民求實際生活之改善,正如水之就下,如真有此種合於經濟條件之墾區,則政府或社會團體,一經提倡,初移之民,一經獲利,則後之來者,源源不絕,無須政府之再強制執行或獎勵矣。現於南洋之發展歷史,其初為少數人冒除移人其地,經若干時日獲有實際利益後,當地政府,雖加以種種嚴酷之限制,而移民之增加仍不已。故今只須政府有初步計劃,獎勵社會團體,為此種墾區之經營,於西南、西北各省中,分置若干墾區,每一墾區初無需甚大之域,或甚多之移民,唯必須其經營計劃之得利,以徐待其自然發展,則大量移民之政策自能實現也。
  我國應設置之墾區,約分如上三類,蓋言其各有偏重也。實則每種墾區,事實上或並含有三種性質或含有其二,而同時各種墾區,又均各有其文化上之意義。墾區所設之處,必須有種種文化設備,其影響於附近地帶文化之提高,又何待言。政府實行辦理墾區之前,應先決定其偏重之性質,然後為各種不同之措施。至各種墾區應有之其他組織及設備,事涉瑣碎,茲姑不論。
  當時陳果夫對移民之進行,提出具體辦法:
  移墾政策之實行,難在於大量人員之移徙。我國目前若以國家之力,如明初大規模移民,恐無此經濟力量,不易辦理,只能先確定計劃,行之以漸,持之以恆,使易見成效。茲擬辦法如次:
  移送之民,自應以過剩人口為主,但人口如何始稱過剩,頗難解釋,其安土重遷,寧聚居一隅,而不願遠離鄉並者,實繁有徒。故初步移送之民,以政府所能直接支配之過剩人口為限。大率可歸納為四類:一、失業者;二、本系政府所用,因情異勢遷,而需大量遣散者;三、為政府或社會所救濟者;四、囚犯。
  (一)失業者,大多為當地過剩人口,尤為勞工為然。各地政府應每年將失業者登記一次或數次,依其原來職業,區分為土農工商等類,縣匯報於省,省匯報於中央。中央政府將全國失業者,分別支配於移墾區域。當地政府,規定一種失業移殖章程,開辦短期訓練班,依士農工商職業性質,分別訓練,教以移殖區域內之自然智識,生活方法等等。訓練期間,由政府供養生活,待中央指定移殖區域,即由政府運送前往,貸以生活資本,或農、或工、或商、或士,使在新區,得以謀生。凡同一地域之移民,仍移殖於同一區域,即以原屬地名名之,如揚州移民移至某處,即名其處為揚州移殖區,或小揚州之類,移民既同來一地,其語言風俗,生活習慣,均與故鄉無殊,則雖遷異地,既無生疏寂寞之苦,且增團結互助之心。第一批由政府遷移來者居之而安,與故鄉互通消息,其親友中之生計困苦者,亦將為其逐漸吸引而至。東北移民,山東人所以獨多者,無非最初有若干山東人移居其地,其後同鄉親友,逐漸聞風繼往也。此一原則,關係移民之失敗與成功至鉅。我國社會組織,建立於家族倫理關係上,親友之間,最能互助援引,此次搞戰戰區流亡人民,鹹皆同鄉親友,結隊成行,其止留地點,又皆視有無親友同鄉而定,最足表現我國此種社會組織之特點,如移民亦能利用此組織特點,則不難事半而功倍也。
  (二)政府因情異勢遷,而需大量遣散者,為軍官士兵。抗戰結束,編遣之軍官士兵,當以百萬計,若輩有功國家,自宜為其妥謀生活,如舉辦歐洲各國恩恤金等類,不特國家之負擔無窮,且足長其逸豫惡勞之心,愛人以德,不當如是。最善處置,莫如移墾,由政府組織軍墾處,主持軍墾事宜,將遣散士兵編成墾殖隊,在指定地區,分配土地,使事耕耘,一切生產資本、房層設備等等,概從優豐,以示崇功,官長按其階級,分配土地有差,自耕而外,可以其餘出租於人。凡軍墾土地,規定若干年內,不納田賦,如此則大量荒地,可得開墾,編遣問題,亦以解決。至軍墾地點,首在國防墾區,俾收移民實邊之利,或在囚犯區四周,使負警戒監視之責。
  (三)為政府或社會所救濟者,如戰區之難民,及普通婦女救濟院之婦女,習藝所之遊民乞丐等,若輩受人救濟,徒耗社會力量,如加以組織訓練,遷移墾值,均可為有力之生產者,從事相當之工作,而救濟院婦女移至墾區,尤能解決墾區缺少女子之嚴重問題。蓋遠移開墾,以單身男子為多,帶家眷以俱者為數甚少,普通女子,又絕無單身遠赴墾區者,故墾區中男女比例,相差甚巨,政府必需設法補救,俾在墾區成立家室,始能安定墾民生活。最簡單易行者,為將應加救濟之婦女,移至墾區,即在墾區設立救濟院,則將來出院擇配,必系墾區之人,推而廣之,凡各地年輕孀婦,既無子女,又甚貧苦者,在當地因社會習俗關係,不便再嫁,亦可以由政府免費運至墾區,環境變更,再嫁之事,即不受心理拘束,怨女曠夫,各有所歸,墾區缺少女子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矣。
  (四)全國各地囚犯之刑期較長者,可按其原來職業,分別移禁於墾區內之監獄,如原業農者,監禁於指定農業移殖區,原業工者,監禁於指定工業移殖區。在監獄內成立感化訓練班,訓練人員,須擇有領導及做事能力者,即在監獄所在地,闢為新縣,以訓練主任,擔任縣長,其餘訓練人員為縣府佐治人員。囚犯經過規定感化訓練期間,分配土地,開墾謀生,或指定工業工作,仍受一定之約束,再經若干時,工作勤奮,確已悔悟者,乃得為此縣之自由民,犯罪之人,一經悔悟,向善之心,尤為強烈。故此新縣之民,始雖囚徒,終成良善,較諸國家年耗巨款,將囚犯監禁當地,坐食無事,刑期既滿,出而無以為生,而不免重蹈故轍者,其得失相去,為何如耶。江蘇鎮江,原名丹徒,考諸志乘,以秦時放逐囚犯於此,囚犯衣紅,故名丹徒,可見移囚墾殖,於古已有,以昔例今,宜其可行。以上四者,為政府能直接交配之移民,計劃既定,立可見諸實行。其餘獎勵移民方法甚多,茲略舉如次:
  門)江、浙等省溺嬰之風甚盛,寄養育嬰堂者,亦滿坑滿谷,育嬰堂死亡率極高,大都夭折不長,此實為我國人口繁殖上之大問題,女嬰棄養者,尤佔多數。考其原因,無非家計困難,子女眾多,撫養困難,將來長大,男者婚,女者嫁,各須為其謀生活之道,力非所勝,前瞻茫茫,不如及其初生,去之為便,父母之愛子女,根於天性,忍心出此,良非得已,故政府可規定生男孩至第幾個,即分給其指定墾區內土地若干,指定區域,從其所屬地區,如揚州男孩,分給其揚州墾區內土地,只准男孩長大,自己耕墾,或其父母兄弟代往經營,如此則男孩長大,謀生有法,父母即願忍苦撫育,此其一。既分給土地,使對墾區有所留戀,即可鼓勵其前往,此其二。墾區之民均系同鄉,更能促進其移墾勇氣,此其三。對女孩亦然,規定養至第幾個女孩,政府即指定某墾區若乾土地為嫁奩,出嫁而後,或與丈夫舉室遷墾,或准其托人代墾(托人代墾仍合國家移民及墾荒之目的,惟對男孩應有限制,以少流弊),溺嬰之風,自隨以除。依此辦法推行,則增加入口,移民墾荒,均可收顯著之成效。
  (2)將來可墾區域,如通鐵道,政府應規定凡前往墾區者,可以免費乘車,則願移墾者,因得易於成行,考察投資者,亦將踴躍前往。此與墾區發展,關係至巨。
  (3)政府先在墾區內稍稍投資建設,廣為宣傳,以作創導,則私人投資,隨以俱至,市面既成,移民源源以去矣,譬猶以餌引之於先,以後可坐視其逐漸發展也。
  (4)國家在邊辟區域所施建設工程,如修築鐵道、開採礦藏等所需工人,大半由內地招募而來,對於此項工人之家屬,應特予便利,免費運送,工人即在其工作之處,安定家室,可使久居其地,亦增加移民之一法也。
  到了抗戰末期,勝利在握,陳果夫愈覺墾殖之重要,將前已提出之「實行移墾政策芻議」加以修正補充,擬訂更具體可行的「全國實施墾殖計劃」,實為國家建設生產之大計,並國防、人口、經濟與土地問題,謀徹底之解決。陳果夫說:「自世界大戰以來,並世各國,莫不致力於生產量之增加,內謀逢足自給,構成一國家經濟單位,外謀以物易物,強化其國際地位。蓋物力之充實,平時為增加國家財富之要素,戰時為支持長期作戰之根源,墾殖事業者,利用人力發展地力,而充實物力之要著也。查我國墾殖事業,自前清末季,即有創辦,但大都限於東北西北東南交通便利之區,西北西南及西部後方地帶,以及東南交通偏辟之區,問津甚少,東北西北東南之已辦者,又多出於投資者及人民之企圖,而政府予以指導及協助甚少。茲值抗戰軍與之際,舉凡安定後方,維繫民心,開闢財源,補充給養諸事項,有賴於墾務於進行者至巨,戰後國民經濟之恢復,國防之奠立,需要墾務之設施者尤多。此種建設生產大計,似未可純粹任諸人民之自由行動,而必求其能適合於國情,有當於國策,且墾事之動作,愈趨於後方交通困難,地勢高塞、民族複雜之區域,除農墾外,愈須別具牧墾、林墾性質,為事之艱苦,又非在內地經營墾務者所能想像,愛擬具全國實施墾殖計劃,藉供采擇施行。」
  4.陳果夫勸女人「要做賢妻良母」
  為政得人,政通人和,而知人善任,賞罰得中,原非易事。陳果夫說:「從事政治工作者,一定要隨時從這方面體會推究,才有減少用人的錯誤。而用人必須用其所長,識人必須識得透徹,任使得法,可以說天下無棄才。」辜仁發「大義滅親」,引出了一則桃色新聞。陳果夫發表長篇講話。勸女人要做賢妻良母。
  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職務後,第一次向省府職員講話,內容非常簡單。大意為:(一)一切遵照宣誓詞實行。(二)前任做得有成績的事,決蕭規曹隨,不輕變更。(三)做事必須科學化。(四)一切工作必須切實。切實兩字,還特別說了幾遍。過了若干時,舉行省黨政聯合紀念周。司儀唱了靜默三分鐘後,不過一分鐘便唱靜默畢了。陳果夫乃利用此機會命司儀立正,看準了表,向大家報告3分鐘開始,確確實實的立了3分鐘才終止。於是他將切實兩字的意義,加以說明:「如說3分鐘,必須恰是3分鐘,才算是切實,不可為2分59秒,亦不可為3分01秒,準時到,準時退,都是切實,今後我人從事建設,不切實即不易成功。中國人馬馬虎虎的習慣,必須革除。」自此以後,紀念周中的3分鐘靜默,便十分準確。全省各縣市,也聞風而準確了。凡縣長、公安局長來見時,報告中如有數字不確實,一定當面糾正,以後就漸漸的不敢再馬虎了。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養成了不切實的習慣,因小及大,可以影響到其他的事。江蘇省縣政治,所以能比較切實,雖然由於上下努力,但與陳果夫處處培養切實的風氣,也有很大的關係。
  陳果夫十分重視省府人和,使大家和諧相處。陳果夫說:「我們常聽到有些省府會議,常常會發生爭執,鬧到不歡而散。而我們的省府會議,四年零兩個月之間,和和氣氣,沒有鬧過一次。為公事,並不是沒有爭論,但亦是君子之爭。一次會議中解決不了,下次會議準可解決。我們這些委員中,也有個性很強烈,主張很堅定的。其所以能維持會議的和諧,基本原因還是在乎平時彼此間感情相處得很好。大家的注意力,又都用在事業方面。所以就沒有對人對事的意氣之爭。我在開會之前,往往和大家非正式的先聊一陣閒天,造成和諧的空氣,然後正式開會,這樣,就在無形中消除了不少可能的爭執。我們在甄審縣長、公安局長的會議中,也從來沒有人堅持他所提的人非通過不可,因而造成爭執,大家都服從多數,多數通過,誰也沒有異言。有時贊成的人數相等時,雙方都說請主席決定。主席最後決定後,也從來沒有人退有後言。我們任用縣長、公安局長,都由民政廳長在甄審合格人員名冊中,擇其人地相宜者,先請示主席,再提出省府會議通過。如大家都認為不相宜,亦可另定人選,民政廳決無成見。我們對於縣長、公安局長的獎懲,亦攤開來公平處理。有些縣長、公安局長,優良努力,但可能因公犯了手續上、法律上的錯誤,各廳處依法予以處罰後,省府在開獎懲會議時,一定再予檢討,如他們在政策上並無錯誤,則必記他們的功,以抵銷他們所記的過。因為功過分明,所以上下間亦無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現。我們對人如此,對事亦如此。省府會議時,各部分負責人不單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顧其他,互相批評與貢獻意見,成為真正的省政會議。各廳處重要事項,提出之前,亦必與有關部門互相商量過,所以席間爭執甚少。我平時對於各委員、各廳處局長,各專員、縣長、隨時接見。各方情形,凡廳處局長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開會時,很少隔閡之處,人和兩字,我在江蘇任內,是足以自慰的。」
  陳果夫在後來回憶文章中說:「我們一到了江蘇,首先面臨的便是用人問題,尤其是縣長及縣公安局長的任用。因為這兩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幹;兩者得人,則整個人事問題,可說解決了大半。我們當時就決定了縣長及公安局長的甄審制度。甄審本來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辦法,所不同者,我們是名符其實的把它作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為應付工具而已。既然成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縣長、公安局長一定要經過甄審,才能任用,絕對沒有例外。這一原則,我們是始終守住的。甄審設一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由省府委員充任之。應審者的資格,及甄審取錄的標準,都有規定。我們開始甄審時,外面介紹而來者居多。到了第三個年頭,改變了方針,除了外面介紹來的特殊優良人員而外,我們的甄審著重在本省任過縣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應審資格而有功績之人員。上項人員經過專員或縣長之考績特保,便可參加甄審。這一辦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進的基礎,是很重要的一著。不僅現在縣佐治人員,有了這個上進的希望,都可以因此興奮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勵大學畢業生肯從縣地方行政下層做起。過去有許多受高級教育者,不願做下層工作,就是因為前途沒有希望的緣故。我們當時決定這個方針,還有事實上的原因,因為其時江蘇各縣的秘書、科長等縣佐治人員常常為別的省分拉去當縣長或公安局長,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蘇不給他們一上進機會,所有得力縣佐治人員都將轉而他就,並且也好像委屈了他們似的。江蘇的縣,也和別省一樣,依其面積、人口、富力條件,分成若乾等級。縣長、公安局長的薪俸,也依其縣之等級而有差別。這看來是一極普通而應有的制度,但他細推究,卻有問題。因為縣政的難易,並不一定與它的等級成比例。也許一個三等縣比一個一等縣更難得治理,更需要能幹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類的通性,如果蘇北某一二等縣急需整理財政,想調一個在江南一等縣整理財政有成績的縣長去該縣,就有困難了。因為兩縣縣長的薪俸有差別,由一等縣調二等縣,好像降了級,如何能使人願意呢?同時,貧瘠落後的縣分,因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遠貧瘠落後下去,這實在是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不僅縣長如此,公安局長也如此。我們有見於此,所以特地規定:第一,各縣縣長、公安局長的薪俸在省預算內開支,與各縣縣預算無關。第二,各縣縣長、公安局長的薪級,依縣長、公安局長的原有的資歷薪階而定。譬如,一個原來支一等縣薪級的縣長或公安局長,調長三等縣,仍舊支他原來一等縣的薪俸。這樣,人就樂於遷調,而次等縣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縣能平衡的發展下去。我們在江蘇第四年才實行此辦法,可以說開文官官俸職俸分離的創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們經過了3年行政經驗,才深深的體會到。記得34年,考試院曾經制訂很完備的官制草案,其時軍委會侍從室第三處也曾貢獻許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見。惜都擱置在當時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直到抗戰結束以後,仍沒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飭吏治的方案。古語說:『為政在人』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我們復員以來政治的失敗,沒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實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長惡其不便於己;換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無錫公安局總局長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長劉悼民的職,繼任高崇山奉命前往辦理移交手續。劉體民拒不移交,當天攜印潛往省會所在地鎮江,找靠山辜仁發。
  與此同時,劉悼民的夫人李蓉貞,對高崇山口出怨言,聲稱,自家男人的官職是省政府民政廳的派今,憑什麼不讓屁股坐熱就要滾蛋呢?高崇山不理會,兩下裡發生爭執,大吵了一場。
  再說,劉悼民到了鎮江,辜仁發正巧被蔣介石召到廬山受訓去了。一頭撞了個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無錫,靠山沒找到,又多了條攜印私逃的罪名,夫妻雙雙被縣政府傳訊收押。
  於是新聞記者如蜂採花,營營嗡嗡地圍了上來,揮筆擬成各報當天的重要地方新聞。
  消息傳開,省政府秘書長程天放大感興趣,總覺內裡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立即親移尊駕,參與開訊,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隱情。
  原來,劉悼民的夫人與辜仁發的夫人李淑蘭有來往,那個第二分局局長的職務,其實是李蓉貞花錢從辜夫人手裡買來的。
  「這不是賣官買爵嗎?」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馬上移交司法,自己則揣了一肚皮得意,等著往下看好戲。
  新聞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轟動了整個江蘇。
  民政廳的官員覺得事情鬧大了,匆匆電告正在廬山受訓的辜仁發。
  讀完電報,辜人發急出了一身冷汗。過後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決定馬上演一出「大義滅親」的苦肉戲。當即指使部屬:內子瞞著自己犯下罪錯,應以盜用印章賣官斂錢的罪名,會同無錫公安局偵緝隊前往上海,將李淑蘭及其母親逮捕歸案。
  辜仁發的「大義滅親」博得了新聞輿論的讚揚。CC系對此頗覺蹊蹺,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牽連不能奏效,反為辜仁發的把戲所窘,真有點說不出的失望與惱怒。
  然而,又是一個想不到,李淑蘭在對簿公堂時,矢口否認資印賣官,相反,侃侃而談地道出了另一樁事關辜仁發名譽的隱私。
  當時,法庭按訊問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蘭自述。
  李淑蘭說:我本湖南長沙人,今年23歲,幾年前在漢口經人介紹與辜仁發相識,那時他正任委員長武漢行營的參議。不久我們正式結婚,但是辜仁發原來是有家室的,還生有子女,據說是離婚了,後來又聽說沒有離婚,那個原夫人現在還住在南京。如果確定,我要告他重婚,誰叫他這麼無情,派警察來上海抓我,連我母親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廳長辜仁發重婚?!
  新聞界繼「大義滅親」之後,再起波瀾。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馬上派人四出查訪,結果與記者們一起找到了辜仁發的原配艾承枚。
  這下可有好戲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爛之舌,挑唆艾承枚出頭控告「那沒有良心的東西」。記者們則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專訪。
  李淑蘭看見自己的指控有了真憑實據,搶先發難,特地延請上海的著名律師章士釗撰寫訴狀,一轉身,便從賣官買爵案的被告,變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對此,滬寧道上,爭相傳說,非但各家報紙采編新聞的記者們為之欣欣然,就連慣以風月為題的艷情筆客,也大有持手一試的意願。
  輿論喧嘩到了這般的地步,廬山上的辜仁發慌了,匆忙趕回鎮江,安排對策。他與省警務處密謀,認為封諸新聞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須做的工作。然後,再設法穩定兩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發馬上派親信某督察跑到無錫,會同公安局總局局長李文恭,在周山濱華盛頓飯店設宴,邀請各報館編輯與記者,屆時施以軟硬手。
  軟的是金錢行賄,硬的預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軟招失效的情況下,報以老拳鐵腿。
  不料,這一內幕被CC探知,故意洩露給了新聞界,各報館在派出記者赴宴的同時,也要求縣政府與駐無錫的憲兵營予以保護。
  憲兵營與縣政府已經得到了CC系的關照,自然有求必應,聞風而動。等到宴席上軟招不靈,某督察準備動硬時,忽有手下來報,說火車站、周山濱一帶密佈憲兵與縣政府政警,情勢不妙。隨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華盛頓飯店誘迫記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諸報端,激得怨罵聲一片。
  辜仁發弄巧成拙,陷入被動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監察院正式對辜仁發提出彈劾。起初他還指望張群替他轉圜,可是這一場夫人攻汗,由於新聞界的渲染,鬧得風波太大,誰也幫不上忙。蔣介石無意做得太絕,把辜仁發叫去訓了一頓,然後建議他自己提出辭職。
  4月3日,陳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蘇省政府會議時,通過了一項決議:「本府委員兼民政廳長辜仁發呈辭,轉呈國民政府准予辭去本兼各職,由陳省主席暫行兼理。」
  陳果夫素重齊家,從政者最易受環境影響,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與任用親戚管錢,都不是好首長,原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轉變初衷。專制時代的法律,一官失職,株連及其親屬,情節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罰。
  陳果夫乃於省府紀念周,提出報告,勳免公務員不僅要「修身」而且要「齊家」。他以沉痛的口氣,報告經過:
  「諸位!省府於最近數星期中,發生了辜廳長的一件事,誠屬不幸!辜廳長來蘇數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職,很可惋惜!現中央已准他辭職,並且命我暫兼任;我以責任所在,也顧不得身體的衰弱,只得勉力暫時處理。
  自此事發生了之後,我們感覺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僅本身一切行動要加檢點,即一切家庭的關係,』也須特別注意,因為從政者負治理之職,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責備者嚴,故各報紙對辜廳長這件事,絕少寬恕。社會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們自己就應當格外要發,以副其屬望。普通的人本來只要能修身,能盡職,已經夠了;但是我們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僅要修身,並且要齊家。大學上據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確是中國政治的原則,含有至理。我們在外面做事,對於齊家一層,須時時留意。沒有結婚的,於擇偶時尤須審慎;如果一時錯誤,娶妻不賢,日後她做了壞事,還要你自己負責,還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廳長辭職的前一天,我覺得他精神上的痛苦達於極點。所以一般青年,於擇偶時須得留意,以免後悔。女子並非不能參政,但是參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頭腦才學地位,來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說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參與政治。近來常有人說起,江蘇有某縣長或某公安局長,本人尚不壞,而他的夫人在外有營私舞弊的嫌疑。這種事從社會上看來,負責的還是縣長與公安局長,而不是他們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務;對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絕對不可干涉,除非她們自己有能力去參政。然而即使參政了,與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職守,也須分別清楚,不能混為一談。在外國做了行政長官,雖然有時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這是私人的關係;一遇辦公事,夫人就走開,不問一切。現在文化日高,當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過要他們懂得,並不教她們去干涉丈夫分內的事。在政治上負責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緊者還是在盡賢妻良母的責任,使丈夫能專心在外工作;否則,家治得不好,丈夫內顧分勞,就算不得個賢內助了!故女子要參政須靠自己的能力,決不能依賴丈夫,妄事干涉。這一點大家須得明白,不可誤會。更有進者,女子勻奢侈,消耗浩大,所謂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為了滿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貪污;因為不貪污無以應付。故年輕人擇偶,第一須行為端淑者;第二須能治家者。有了個賢妻良母的內助,則身修而家齊,然後可以談到治國平天下。近年來風氣日下,女子教育尤壞;以受過高級教育的女子,有甘為人妾者。這實在因為平時學校裡,不請求自立自尊的緣故;因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習於奢侈,中饋之事,置諸腦後;這樣的女子已夠不上做個賢妻良母,還要在外面干預政治,擅作威福,婦德之涼,一至於此!但這不是女子之過,父母及教育,應該負責。青年男女在此環境中,都應當十二分的留意;否則,一定會因為家庭的關係,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個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會招引一班壞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負責的人,好貨娶妾,固然是敗壞官黨大戒,即金石書畫等風雅嗜好,亦都應當摒絕。因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會投你所好。不知不覺,你就受他們包圍了。並且要一定沒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會神;否則,心志分散,就難盡職。心屬公務人員,應當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這樣的克己立志,然後本身能廉潔,政治能清明;否則,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無從澄清了。這一點關係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順便提出來,與諸位說說。望諸位都能身體力行,然後我們才能在政治上負起應盡的責任!」
  第六章 中統內幕及其它
  1.「CC」的由來
  蔣介石下野後,授命陳果夫在上海號召留在上海的省市黨部人員,組織了一個「中央俱樂部」,反對南京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為蔣介石「東山再起」作準備。
  提到「CC」,有些人認為指的就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即所謂「二陳」,其實並非如此。它的由來,乃是「中央俱樂部」英譯CentralClub的簡稱。
  要講「中央俱樂部」的由來,就要扯到遠一點。當1926年北伐時期,蔣介石夤緣時會,除了攫得了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之外,還以「實力派」的關係,兼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並由他最親信的陳果夫為副部長,代他負實際責任。在該會由廣州遷到武漢之前,他為了排除異己,樹立以他為中心的反革命系統,就已把各省市黨部負責人委派定了。北伐軍收復上海之後,一部分尚不能到職省市黨部委員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機會出發。無奈到了1927年8月,蔣介石卻被迫下野了。蔣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對黃埔學生和這一部分省市黨部負責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為他「東山再起」的政治資本。他把黃埔學生交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朱紹良負責,仍然集中在上海。
  蔣介石下野後,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同李烈鈞等人所組織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把持。陳果夫便以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為名,號召留在上海的省市黨部人員,組織了一個「中央俱樂部」,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樂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蘇、山東、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黨部執行委員張強、洪陸東、許紹棣、潘公展、苗培成、馬元放、鄭異(原名陳亦同)、蕭掙、程天放等為主幹,展開活動,並擁戴季陶、丁惟汾、陳果夫為領導人,負指揮責任。嗣後各省市黨部的職員也加入組織,成員日漸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樂部」的成員也分赴各地就職。丁惟汾在廣州時,已被推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平分會主席,此時也率領一部分人北上,佈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則到南京去,負責為蔣介石策劃政治陰謀。所以「中央俱樂部」便成了陳果夫單獨領導的反動小組織。
  蔣介石在南京復職後,仍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也仍然由陳果夫為副部長,負實際責任。在這時期,「中央俱樂部」的成員,在陳果夫的指揮下,更緊密地勾結在一起。他們除了繼續擁護蔣介石來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組織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發動反共活動,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黨委員會」,大肆搜捕進步人士,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他們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動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蔣介石的重視。
  到了1929年,國民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立夫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被蔣介石安置為秘書長,從此與組織部互相呼應,在黨內控制一切。過去國民黨內部的「蔣家天下丁家黨」的說法,便一變而為「蔣家天下陳家黨」了,在陳家兄弟炙手可熱情況下,因為「陳」宇的英文譯音頭一個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來是「中央俱樂部」簡稱的「CC」,作為「二陳」的簡稱。
  「中統」的前身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黨務調查科」,到1931年,經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把這個科擴大為「黨務調查處」。同時在地方黨政機構內指定專人為「肅反專員」,並加派特務人員,在「肅反專員」的秘密指揮下進行廣泛的反動活動。這個「肅反」的組織既無固定的形式,也不公開對外發生關係,但所派的人員,都是經過「黨務調查處」相當時期的特務訓練,並履行過一定人伙手續的。這些人,也就成為後來的「中統」的班底。
  正如「復興社」的早期一樣,以「CC」的早期,其內內外外,也曾有過若干核心組織,如「青白團」、「國民黨忠實同志會」、「減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團」,更是一個既有封建幫會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質的小組織。「清白團」的領導層,由陳果夫、陳立夫、余井塘、張厲生、葉秀峰、徐恩曾。張道藩等7人組成。不但對外秘密,對未加入這一組織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團手續,多數在南京螺絲轉彎陳果夫兄弟的故里舉行。在那個地方,梁間蛛網縱橫,台上燭火慘淡,神台後面的壁上,掛著戎裝佩劍、腳穿馬靴的蔣介石像,還拉了一幅罩有灰塵的孫中山先生遺像,陪在旁邊。人團的人,就在這種陰森的環境和氣氛中,在陳立夫或別的幾個人的監督之下,舉起右手,宣誓永遠擁護蔣介石為領袖,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這種中世紀封建神秘的儀式後,再由監誓人訓話,無例外地要說些違反紀律便要嚴厲制裁一類的話,意帶威脅。在1932年前後,參加「青白團」的分子,有陳伴嶺、王星舟、洪陸東、陳訪先、邵華、馬元放、駱美美、齊士英、李永新、龐鏡塘、方治、高宗禹、劉不同、潘公展、吳開先、周學昌、郭紫峻、張強、張沖等等。這些人中,除了劉不同等個別人後來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級骨幹。「青白團」領導層中的葉秀峰和徐恩曾,後來就成為「中統」
  的特務頭子。
  「國民黨忠實同志會」,也是1932年前後成立的,該會成立後,又由陳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黨部中的最親信分子,挑選黨員中特別忠態擁護蔣介石的人編成特種小組。這些「忠實分子」,都要另外辦理填表、宣誓等手續,人會以後,要負責監視一般黨員言行,隨時密報。這等於派在地方黨部的特務組織。參加的人,有些也成為「中統」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組織,不但是國民黨的黨內之黨,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們之所謂「層層有組織,層層有核心,」就是這個樣子。
  「青白團」存在的時間不久,就並人「忠實同志會」了。正如「復興社」的社長是蔣介石一樣,這個「忠實同志會」的會長也是蔣介石。蔣介石從幫會出身,一向以搞幫會的辦法搞黨,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過多少大大小小的幫會性的小組織,而這些幫會無論大小,都是他做龍頭。
  「忠實同志會」成立後,又派了些中央幹事到各省去組織分會,並由他們以各種名義,拉攏青年搞外圍組織。當時,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張厲生,山西、綏遠苗培成,東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吳醒亞,南京、四川是葉秀峰,貴州是張道藩,江蘇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陸東,福建是陳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間,張厲生在胡夢華的協助之下,開始在北平進行組織「誠社」
  的活動。張厲生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務特派員兼河北省政府委員。胡夢華則是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監察委員。胡夢華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寫過文章,在「九一八」之後,又在北平主編過《人民評論》、《革命嚮導》等週刊,表面主張反日,冒充進步;又曾在大學教過書。因此,張厲生認為他易於魚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給他經費,叫他再辦《人民評論》旬刊,設法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黨專政、領袖獨裁」,「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攘外必先安內」那套理論。因此,在這個刊物,既刊登張厲生的長文,大談「民族氣節與民族精神」;但對於吉鴻昌、方振武、馮玉祥等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事,又加反對。一方面,在蔣介石的容許之下,汪精衛和黃乳活動與偽滿通郵通車;但「CC」的這個刊物,卻又故作姿態,表示反對。
  他們先在刊物上發表了一套理論,然後在各大學選擇一些學生,拿這套理論同他們談,同意那種論點的,便吸收為基本分子,再由他們去找同學、同鄉等發展組織。就這樣,他們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朝陽大學、鐵路學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等校,吸收了七八十人。這些人都以5人至10人為一個小組,每兩周舉行座談會一次。座談會均由張厲生親自主持,並灌輸反共擁蔣思想。
  1934暑假,在張厲生的策動下,以上述學生為骨幹,組織了一個「民國23年北平各大學學生暑假南下考察團」,由胡夢華任主任,到江西去考察「剿共」實況,同時參加廬山暑期軍官訓練團,接受法西斯思想教育(除了不參加軍事訓練、軍事技術理論和小組討論外,其餘活動一律參加)。這個團離開廬山後又轉往南京,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中正堂」加以招待,張道落在會上講話時說:「誰有表揚,誰就有將來」;「現代青年的道路,就是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道路」;「擁護一黨專政,領袖獨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勝利,是時代的勝利」;極力鼓吹法西斯運動。
  在組織「暑期南下考察團」的同時,「誠社」分子又在北平鼓動這年暑期畢業的大學生,組織「民國23年北平各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大同盟」,並派人往南京向教育部請願。
  他們一面動員學生去受擁蔣反共的法西俾教育,一面又發動畢業學生往南京請願,這種情形似乎矛盾,似乎難於解釋。
  實則不然,因為其時北平以至於其他地方的學生逢於民族危亡,正從事於轟轟烈烈的運動,要求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CC」在這個時候叫學生組什麼「職業運動大同盟」,正是要轉移目標,欲以學生的職業運動,代替學生的革命救國運動。又因當時的行政院長是改組派的汪精衛,教育部長是政學系的王世傑,畢業學生去南京請願,不但直接打擊到的只是汪精衛、王世傑而不是蔣介石,且可拿汪精衛、王世傑來做蔣介石的擋箭牌。再則「CC」本來就與改組派和政學系爭權,尤其為抓知識界和青年,久已就想爭教育部長,如果因此而打擊了汪精衛、王世傑,不但對蔣介石無損,且對「CC」有利。他們這樣的搞法,正是一石數鳥的「妙計」。
  到了1935年冬,北平愛國學生為了反對冀察特殊化,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反共自治」,在北平學聯領導下,展開了熱烈的革命愛國運動。於是「復興社」北平負責人,志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和師大教授楊立奎等,便策動該社在北平各校的分子,對學聯進行搗亂和破壞。「誠社」的北平首要分子李白虹、張光濤、韓克敬等,也策動該社分子與「復興社」分子共同活動。他們這種破壞活動一直繼續下去,到了北平學生展開「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時,就向北平反動當局編送進步學生黑名單,並幫助進行逮捕工作,發展成為明日張膽的特務活動了。
  1936年1月,「復興社」的頭子賀衷寒、劉健群等,認為吳葆三、楊立奎等破壞學生運動有功,叫他們挑選「有功分子」,組織「獻劍團」,到南京去向蔣介石獻劍。吳葆三又與「誠社」的李白虹、張光濤商量,結果決定:由「復興社」選30人,「誠社」選20人,共同組成「獻劍團」前往。獻劍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禮堂舉行,蔣介石叫參謀長呂超代其受劍,選賀衷寒代其講話。演完了這幕話劇之後,賀衷寒、劉健群又向蔣介石建議乘機召集各大學校長、教授和學生代表到南京「聆訓」。於是1月15日,200餘人又被集中在南京的勵志社,由蔣介石講了他的「忍辱圖存,禦侮雪恥」,「攘外必先安內」的一套濫調。蔣介石還胡吹道,日本有「田中政策」、「滿蒙政策」,他也有「收復台灣政策」,將來如不收復東北和台灣,可以殺他的頭。同時,他又把日本強大誇張了一番,把共產黨的活動誣蔑了一番,為他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開脫。「復興社」和「誠社」的分子得到這番訓示之後,回到北平對於學生愛國運動的破壞工作,就更變本加厲了。
  同年夏天,張厲生接受北平「誠社」總幹事李白虹等的建議,經過國民黨「忠實同志會」中央幹事會幹事陳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為「誠社」分子舉辦了暑期訓練班,一面講授蔣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學等等,一面舉行軍事訓練。訓練期間,全體分子集體加入國民黨,完成了組織手續。「七·七」事變後,「誠社」分子紛紛逃往南京,9月間,軍委會成立戰地服務團,張厲生就把他們編到團裡去,仍然受張厲生掌握。到1938年春,經過在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全代表大會,蔣介石已做了總裁,且因為既說要「團結抗日」,也有必要改裝一下門面,就宣佈取消黨內一切小組織,另組三青團。於是「CC」裡邊的「忠實同志會」以至於「誠社」,等組織,照樣宣佈解散。
  除了張厲生所搞的「誠社」之外,如齊士英在東北所搞的「東北青年學社」徐恩曾、蕭錚、洪陸東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陳伴嶺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陳伴嶺、劉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義忠實同志會」,王潛在山東所搞的「學行社」,潘公展、吳開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協會」,吳醒亞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誠社」一類的貨色。「一二·八」之後,吳醒亞在上海當社會局長時,他手下的特務學生,甚至配有手槍,動輒威嚇乃至逮捕同學,推翻校長,驅逐教員。隴體要(雲南人)則以其母校復旦大學為中心,以楊家麟、方國定等為助手,也搞同類的活動。雖然參加「CC」的人,不一定參加「中統」,但參加「中統」的人,定屬於「CC」。因為「CC」利用「中統」控制一切,甚至說「中統」是「CC」的核心,「CC」的靈魂。
  2.徐恩曾「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說:我們幹的事業是無名英雄的事業,不為發財,不為陞官。但陞官發財的信念不是靠我們,我們如果和他們一樣,誰來替我們做保衛政權的工作?劉不同對此放一炮:「天下烏鴉一般黑,明明是烏鴉,插上花毛也不會是鳳凰。我是當婊子的,我不要起貞節牌坊!說我們不想要幾個錢,那孔祥熙也可以稱為孔夫子大聖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謂「中統」,是1938年成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又稱「中央調查統計局」。實則「CC」的特務活動,從「黨務調查科」時以後,便已由他們在各處進行。由於蔣介石政治、經濟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統」方面的活動,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帶發展起來,然後伸展到各處去的。
  約在1929年之後,與各省市指定「肅反專員」的同時,有些省市即設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黨務調查科」透選各省市黨部委員中的親信人員兼任院長。這些人員,都是老牌特務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東的趙偉民、河南的黃凱等等。就是這一類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義上屬於法院,實際上則是特務機關的特設監獄,法院無權過問。他們不過借司法機關為掩護,實行其非法拘捕。審訊、監禁等罪惡活動罷了。被監禁於「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黨務調查科」交押的人員。
  在「中央調查統計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個時間,「中統」還有過一個名稱,叫「大本營第六部第四組」,由徐恩曾任中將組長。1938年春,「中統」遷到重慶後,先設在九道門興華小學內,後遷兩路口川東師範,一直到抗戰結束搬回南京為止。
  「中統」的組織有下列各部分:
  局長室:是總領全局工作的一個辦公室,內有主任秘書和秘書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長室直接管轄。
  專員室:由局長室直接指揮,擔負設計和聯絡以及分派臨時工作的責任。也有個別專員分配在其他部門。專員的職級彈性較大,有僅次於局長的職級,也有相當於組長或科長的職級,人數也沒有一定,最多時曾有30多人。
  第一組:主管情報、資料、檔案、文犢及總務。「中統」的組等於國民黨其他機關的處,所以第一組下面就有情報科。秘書科、資料室、檔案室及總務科等等。譯電室有一個時期也屬於第一組,後來改為直屬局長室。
  第二組:主管黨務。實際上以反共工作為重點,其他進步團體組織,也是這個組的工作對象。此外,有關反動幫會、宗教團體、盜匪扒竊集團以及對日偽的工作,也屬於這個組。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個科。
  第三組:主管訓練、組織和對外工作(與其他機關關係和外事),初設四個科,後來把管經濟的一個科擴大為經濟調查處,就剩三個科。
  經濟調查處:是由第三組經濟調查科擴大而成,專稿日偽經濟調查和解放區經濟調查工作。該處成立以後,另設處址於重慶觀音巖市立醫院附近,單獨使用一所大樓房。
  交通處:主管全國「中統」電台、電訊器材、通訊,淪陷區交通以及對解放區的特務秘密交通。
  研究室:專搞反共反人民的陰謀策略,和對共產主義理論策略和史料進行所謂研究工作。
  統計處:這個部門是抗戰中期籌組了很久的一個單位,目的在於擴大擋案工作,和蔣介石侍從室第三處(由陳果夫主持)相呼應,將國民黨黨內黨外(特別是與蔣介石對立的)的重點人物的有關資料,編成編目紀錄卡片,隨時供蔣介石查詢瞭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襲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登記制度。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只有一個空架子,特別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後,這個處就名存實亡了。
  實驗區:即所謂「重慶實驗區」。「實驗」這兩個字,用在這個特務機關的名字之下,其內容可以想見。當時,「中統」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務組織作為「實驗」,弄出一套可以「示範」的東西來,向全國各省市調查室推廣。這個直屬於局本部的地方特務單位,地位相當於省調查室,基本上同省調查室的組織一樣,但是人員比省調查室為多,並且更著重於「行動」工作。所謂「行動」工作,就是綁架、逮捕。拘押刑訊,糾合流氓搗亂等勾當。重慶地區的這些「行動」,都由「中統」局本部指使「實驗區」。「實驗區」在重慶市區。郊區、南岸、江北和重慶附近的幾處大鄉鎮,都設有秘密機關。
  除了省市調查室之外,還有一些由局本部這一條指揮線牽著的其他組織,如(一)交通部調查統計室(季源溥負現):(二)財政部鹽務調查工作組(顧建中負責);(三)海外部工作組(先是陳宗周,後是譚永昌負責);(四)司法訓練工作組(洪蘭友負責);(五)內政部縣長訓練班工作組(李永懋負責);(六)外交部公務員聯誼會(張道行負責);(七)中國文化服務社工作組(劉百閔負責);(八)教育部工作組(溫麟負責)。此外,隨著「CC」勢力的伸展,後來財政部統稅署等機構,也有類似的組織。
  「中統」組織龐大,人數眾多,主要不是積於上層而是向基層擴展。除了軍、警、憲這些軍事部門基本上沒有「中統」的「蚯蚓(他們自己用這個名詞稱呼打入各個部門的不露身份的特務)之外,在別的國民黨機關範圍裡,由中央的院。部、會,至各省、市、縣政府,都有他們的蹤跡。以1941年「中統」人事科的統計數字為據,其人數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慶實驗區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單位2000人
  民眾團體300人外圍骨幹960人
  上述人數共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數字,包括縣級人員在內;「各部單位」數字,包括銀行、金融財貿機關在內:「民眾團體」數字,包括黃色工會、幫會道門等在內。
  「中統」組織中的人事制度與人事管理情況,不同於國民黨的一般黨務機關,也不同於「軍統」。它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時期,全部人員是照軍事機關編製的,徐恩曾是少將處長,以下是校、尉之類的職級。直到「軍委會第六部第四組」時期,還有軍事編制,到了重慶之後,有一段時間,即不是文機關,也不是武機關,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機關支薪,亦不按軍事職級發,而發「生活費」。
  後來,蔣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統」的編制完全照中央黨部的編制,於是「中統」
  的局長相當於「中央」黨部各部的部長,以下有處長、科長、總幹事、幹事、助理幹事、錄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費」就照這些職級發給。
  因為「中統」的人多,相當於科長以上的老特務無法安置,故在「中央」黨部的編制之外,「中統」自設了「調查員」的名義,他們所支的「生活費」有多有少,有些分配於各組、處、科的「調查員」所拿的「生活費」比科長還多。有些「調查員」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職級也有相當於組長、處長的,如當時的廣西調查室主任蔣靜一、粵漢湘桂督導徐政等,都是老特務,但在局本部的名義還是「調查員」。「中統」的特務活動經費也很大,除正規編製開支之外,其超額數字,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別費」項下支付。
  「中統」為了疏散擁擠在局裡的許多特務,同時也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機關部門,為「CC」集團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經「CC」高級會議考慮後,決定把一批人分佈到公開機關裡去安身。如叫大特務顧建中打入鹽務部門,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門,孟九、王思誠打入糧食部門。又如由洪蘭友所搞的司法官訓練所,把特務改裝為檢察官,再派到司法機關去。還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訓練班,劉百閔手下的文化服務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書局各地分店,都容納了一批人。又如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時,也有一批「中統」特務到高等學校去當「訓導」,或到國立中學去搞「教育」工作。通過陳果夫的關係,在中國農民銀行裡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戰勝利後的劫收中,「CC」集團也搶到了許多東西和地盤,且包括不少特別容易獲利的企業在內,如(一)華北企業公司,內有天津的捲煙業、麵粉業、釀酒業等,由駱美美負責;(二)東北企業公司,由齊上英負責。(三)青島企業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廠等,由李先良負責;(四)上海方面搶得特別多,包括有麵粉業、捲煙業、釀造業、地產業、印刷業等等,由吳倚滄負責。《申報》和《新聞報》這兩家大報,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應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華華商場、上海的華華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業」。
  在銀行方面,除了中國農民銀行由陳果夫任董事長之外,抗戰結束後,趙棣華又進了交通銀行任總經理,吳倚滄任中央信託局總經理。「CC」在財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業方面的勢力範圍,都愈來愈龐大,在所有這些部門,當然也可以容納一些「中統」人員。
  凡是「中統」分子,不論派到哪個部門去,特務工作是不會中斷的,他們有的與當地「中統」調查室保持聯繫,有的則直接向局本部聯繫;「中統」組織也相應地向他們發指示。他們不同於普通的「CC」分子,因為他們還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許久之後,「中統」又把他們調回來。比方派到正中書局搞了相當長時間的朱元懋,到了葉秀峰接管「中統」之後,又把他調回局本部去當秘書。「中統」局本部的特務,隨身攜帶的證件有兩種,一種叫「調查證」,一種叫「職員證」。領用「調查證」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對外聯繫較多的人。但同時也有一種不成文的習慣,那就是較高級的特務都領「調查證」,一般的特務則只領「職員證」。「職員證」只證明持證的是甚麼人;「調查證」則除載明姓名、年齡、職別等等之外,在另一頁上還載有「希軍警憲機關予以工作上之協助」及「准隨身攜帶自衛手槍一支、子彈一百發」等條文,這就是從事罪惡活動的特許證。
  「中統」特務除了有「調查證」或「職員證」外,一般都有證章。證章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國民黨部的圓形證章,這和其他各部的一樣,上面都有「中央黨部」
  四個字;另一種則是「中統」局本部的出人證,只有鈕扣子這麼大,常常更換,有時一年更換兩次,那上面沒有機關名稱,只有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數字,等於一種暗號。至於在外邊活動特務,則很少掛什麼證章;但是如果為了特務活動而有需要時,「中統」機關可以給以任何機關的證章,用畢繳回。這固然很便於縱容特務去胡作非為,而有時出了甚麼毛病,還可以嫁禍於人,自己抵賴。
  「中統」的特務要放到別的公開機關做事時,最初有一件傷腦筋的事,那是因為蔣政府本來有一套所謂銓敘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麼證書之類的東西,以憑任高職。特務們在「中統」混了多年,根本就沒有這套東西,事實上也不可能出具證件,證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務經驗,或做過任何職級的特務;所以要做公開的官,就有點麻煩了。後來,徐恩曾得到蔣介石的准許,把「中統」的人一起報到「中央」黨部,用「從事黨務工作」的年資,參加中央黨部工作人員的甄審,然後每人發一張「甄審證書」,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薦任」,有的是「同簡任」,每種還分若干級,特務拿了這張東西,再送到銓敘部去經過一番官樣手續,算是變做政府的「官員」,問題也就解決了。因此,如果誰以為某某人是蔣介石某某機關的甚麼官,而不是正牌特務,那就會看錯了。
  還有一種以「學者」身份取得做官憑據的特務,如果只看他的銓敘證件,也會上當。比方徐恩曾的親戚穆某,東抄西湊的弄了一本所謂「著作」送去審查,竟搞到一個「薦任一級」。其實他並不是甚麼學者,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統」特務。特務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紅,就發牢騷說:「多寫幾個字就官高些,我們不寫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紀念周上就銓敘的事欺騙一番,藉以壓制不平之氣。徐恩曾說:「我們幹的事業是無名英雄的事業,不為發財,不為陞官。但陞官發財的信念不是靠我們!我們如果和他們一樣,誰來替我們做保衛政權的工作?總裁說過:我們的主要力量,一是軍事,二是政治,三是經濟。我們負擔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誰看不起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誰還要爭官位,就不配在我們這個團體呆下去。」這樣的話只能騙騙小孩子,連徐恩曾自己在內,他們誰個不爭權奪利,搶地位,刮錢財?當時,還未脫離「CC」且在「中統」當專員的劉不同,就對徐恩曾的話放過一炮,他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明明是烏鴉,插上花毛也不會是鳳凰。我是當婊子的,我不要起貞節牌坊!說我們不想要幾個錢,那孔祥熙也可以稱為孔夫子大聖人了。」劉不同素以潑罵出名,他在躲警報時,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務的共鳴。因此徐恩曾根討厭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關於蔣政權內爭權壓利的事實,連「中統」創辦人陳立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報,就發表過一番「名言說論」。當時,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將徐恩曾、張道藩、余井塘等人。
  陳立夫說:「我們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們黨政軍各級機關的人事。看起來,好像是複雜的,其實並不太複雜,而是很簡單。」簡單到如何呢?陳立夫說:「關係不外是三種。」
  陳立夫說:「一是政治關係,二是經濟關係,三是親友關係。政治關係是上等關係,政治關係就是組織關係,志同道合的人結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樣的事業,而且實行了干同樣事業;以組織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生長一切應有之物,這是從事政治工作的常規作法。有政治組織才有力量,用這個力量才可以產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結果。北洋軍閥不懂這個道理,他們不及我們,所以他們完蛋了。共產黨把這個關係當作唯一的關係,所以他們打不散,弄不倒,問題就在這裡。我們許多人不重視這個首要的關係,另作打算,找到另外兩種關係,侵犯了這個最要緊的政治關係,是我們的致命傷。第二種關係,美其名日經濟關係,實際上是上下串通、營私舞弊、共同貪污的發財關係。如果軍需同部隊長沒有這種關係,軍需幹不好,幹不久,否則部隊長是我們所謂聰明才智明人要罵的大傻瓜。如果長官和總務關係好,除開錢以外,很難有別的主要內容。在發國難財的時期,這個關係壓倒了一切其他關係。第三種關係,美其名曰親友關係,其實是裙帶關係。老婆娘家的人,不止於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親戚,凡是性關係扯得上的人,都應列人這關係。我們各機關裡如果進行一次這種關係的調查,我敢說恐怕要佔半數以上。這種關係不是我們發明的,中國自古就有,不過有時厲害,有時遇著高明的帝王將相就壓抑一下,可是不能消滅。凡是一個政府要倒霉的時候,必須是這種關係猖撅的時候。除開裙帶關係,屬於這一種關係的還有同鄉、同學、同宗、同族、同甚麼的許多同,於是就靠著這個同字,一同陞官、一同發財。我們要打破它,甚麼辦法都無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種關係代替它,當然也代替了第二種關係。可是今日挾著後兩種關係的貴人們扶搖直上,幾乎把第一種關係排擠到難以存在的地步,這多可怕!這多危險!」
  平心而論,這個「CC」和「中統」頭子所說的話,「長」則「長」矣,卻還不算太「臭」。他以蔣介石的黨、政、特務要員的身份和經驗,確能抓著些癢處。問題只在於他儘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態,但若是查一下陳家兄弟和蔣介石的關係,在那個「性」字上面,雖不如孔、宋的親密,又何嘗逃得出「美其名曰親友」的一關?其次,如果陳立夫以至於潘公展之流的「CC」頭子,果真是只重「政治關係」而不重「經濟關係」,他們那許多財產,究竟從何而來?他們又憑什麼能在美國過其寓公生活?陳立夫這個「唯生主義」的「理論家」又何以維其「生」?所以,無論是蔣介石這樣的「帝王」,或陳立夫這樣的「將相」,雖有大小之分,但在實質上都是一丘之貉。
  當時,陳立夫還說:「我們的政治關係,要不同於外國那種純粹辦事的文制度,要把組織力量發展散佈到任何一項事務工作裡去,就是郵局、電報局和銀行等等,也應該在內。只有這樣的人事關係才可靠。」這幾句話,倒頗能表達「中統」的目的,這個作為蔣介石鷹犬的特務機關,就是要把鷹爪和觸鬚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機關,一面加強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圖從強固蔣介石的統治基礎上,強固其小集團的政治地位,並借此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儘管陳立夫口頭上不滿於「親友關係」,但在「中統」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親,葉秀峰就是他的同學。可見他與他的主要部屬,就離不開「性」宇和「同」字的關係。
  「中統」主要分子的來源,簡言之,大致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蔣介石浙江官僚系統中的嫡系。徐恩曾、葉秀峰。張道藩(參加「中統」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驊(曾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地位兼「中統」局長數年),就是這樣的人,雖然他們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屬於這一官僚系統。
  (二)蔣介石「四一二」叛變革命後收買的叛徒,「中統」所使用的叛徒在數量上不比「軍統」少,在使用的份量上還比「軍統」重。如紅九軍的叛徒何畏(後改名何雲),紅二十六軍叛徒杜衡和陳建中等,都屬於這一類。(陳後是台灣蔣經國手下的特務頭目之一)
  (三)國民黨中央黨校(後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又再改為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生,經陳果夫、陳立夫選送到「中統」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組長、處長級的如謝永存和跟在陳立夫身邊的溫麟等人。
  (四)由中央軍校畢業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誠、張志鵬、齊耀榮等都是。
  (五)通過「CC」組織,在各大學畢業生中選用的,如項本善、張兆翔、牛傳欽等。
  (六)從反動幫會流氓集團中物色的,如陳慶齋、慶深庵(即慶玄)等,以及由國家主義派、改組派「行動」特務轉入「中統」的。
  (七)由「中統」自辦的訓練班培訓出來的,如青干班。江北訓練班、海外班、僑訓班等畢業生,在分配工作時有些就人了「中統」。
  (八)由私人介紹,經試用合格,成為正式特務的,如童世綱、胡祥林(朱家華介紹)、鄧紉(劉建緒介紹)等。
  現在就這些主要特務,個別地談談。
  「中統」的大頭目徐恩曾,交通大學(即原南洋大學)畢業,後來留學美國,學過電機工程,所以他除了以黨官的姿態出現之外,還以工程師的姿態出現,抗戰期間的「中國工程師學會」,他還是負責人之一。他平時也閱覽英美出版的科技書刊,自己也常常開汽車,還誇說自己開長途汽車比一般司機開得好,並且會修理。所以不知內幕的人,還會以為他果真是個工程師,卻不知道他是特務頭子。
  徐恩曾家裡本來有老婆,但是在抗戰前,便與留俄學生中的女叛徒費俠(湖北黃破人)關係很密切。後來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條件講好,他就拋棄了前妻,和費俠同居。通過費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學生中的西門宗華和托派的葉青之流,為蔣介石政權效犬馬之勞,葉青還自吹是「理論家」,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
  徐恩曾不善於說話,筆下也極為遲鈍,字也寫得很差,連一個簽字,也只有熟悉他筆跡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則絕對認不出是徐恩曾三個字。記得有一次,在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什麼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來的作者名字,竟變成「徐思予」,其書法之「精彩」可以想見。從此他也將錯就錯,凡是公開發表東西,就用「徐思予」作筆名。許多人看了這個名字,還不知道就是「中統」的特務頭子。
  「中統」也和「軍統」一樣,對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戰初期,「中統」
  局本部用「程恭」為代名,後來又改為「盛勵」。「程恭」與「成功」諧音,「盛勵」亦即是「勝利」。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筆寫好,刻成簽章,在文件上蓋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樣,經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裝出一種儒雅書生的氣派,以示斯文。他對人低聲說話,而且常常滿面笑容很少發脾氣罵人,甚至重話都不大講,在行動舉止上也很少張牙舞爪的樣子。因此可以說,從表面到骨子裡,都是一個極「陰」的人,他對付人,也愛用陰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發覺。記得有一次,他把鄒韜奮找去談話,座中除他們二人外,還有一個潘公展(「CC」
  高級分子,當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徐恩曾和鄒韜奮是交通大學的老同學,本來就是認識的,因此他用上海語音很重的普通話對鄒韜奮說:「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見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悶,在這個年頭,誰滿意現狀哩?我知道你不是共產黨,我只希望你幫個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產黨說話。這個要求總不算過分吧?」,你看,既說「希望」,又請「幫忙」,最後還來個「要求」一個特務頭子這樣地對待一個進步文化人,豈不「客氣」之至?
  當時鄒韜奮以銳利的眼光透過深度近高眼鏡望著徐恩曾,堅決爽利地回道:「辦不到!我不是共產黨但我願意投共產黨的票,願意說贊成他們的話,照法律應該有這個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長在這裡約見我,我沒有別的希望,也只希望你們幫點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們,我希望你們允許我有這個自由。」他以希望對希望,回了徐潘兩人一槍。
  徐恩曾知道無法使鄒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馬上裝出一副笑嘻嘻的樣子說:「我一定擁護你有自由,不罵國民黨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飯吧,快中午了。」
  鄒韜奮並沒有領這個情,立即起身告辭。待鄒韜奮走後,徐恩曾即對潘公展說:「這種書獃子不要正面打擊他,你們只公開敷衍他好了,等我來收拾他!」這種面較心毒、笑裡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對於叛徒,在表面上也總是以「客氣」相待。比方何畏叛離出來時,徐即把他安頓在「中統」局本部頂裡面飯廳後邊的房子裡,除生活日用一切供應之外,還把何畏的妻兒一起接來與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還不時到何處看看,問長問短,裝作關心。但與此同時,徐恩曾又關照楊為(也是一個叛徒)同何接近,談理論,研究問題,表面上也一點不防備他們,但暗地裡又叫第二組組長王思誠派人專門注意何畏。楊為的言動,並要每天用書面向局長室報告。他對何畏的暗中監視,足足持續了兩年之久。這種手段,當然也不止對何畏一個用過。
  徐恩曾這個「中統」頭目,也喜歡人稱他為「先生」,因此特務們當面都不稱他為局長,而只是「徐先生」長,「徐先生」短。說也奇怪,自從有了「蔣先生」之後,跟著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這可能是一種由自卑和自尊心理雜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為人鄙吝,愛錢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據稱屬於「中統」這個「組織」
  的許多企業中,曾耍過各色各樣的滑頭。在不少民營工廠及汽車輪船運輸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為財利問題,再加上和「軍統」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到最後,終於弄出了中印緬國境交通線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蔣介石告了一狀,以致垮台。垮台之後,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過貿易和運輸生意,也辦過農場,搞過打撈公司,在生財之道上,真是無所不為。
  在徐恩曾時代,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局長室的主任秘書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幫兇。孟九在「中統」始終搞內勤工作,老是坐在辦公室批閱文件或同內部各頭目接談,很少對外活動。在孟九調出去之後,接替他的是朱家華系人物劉次肖,他是一個山東籍的老幕僚,在抗戰中期已接近60歲。雖然其時「中統」是由朱家曄以中央黨部秘書長而兼當局長,但它畢竟是「CC」所創的「事業」,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實權。
  第一組的組長,先是梁輔承,後是張國棟。梁輔承原來是改組派分子,在抗戰初期至抗戰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賞識,一時成為「中統」的紅人。因為他不是「調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參加的,所以被「中統」的老特務視為外人,而梁輔承本人卻處處自以為是徐恩曾的親信,因此相互之間,矛盾日深,後來終被排擠出去了,而由張國棟接替。
  張國棟是廣西人,曾留學日本,原系第一組第二科科長。此人個子矮小,行動神態也像個日本人,連他老婆也像個日本人(一說是台灣人),他們夫婦談話時也用日語。這個「中統」高級特務,對徐恩曾則絕對服從,做反動工作則拚命賣力,因此「中統」站得既穩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後,「CC」中樞還調他到內政部當司長。
  第一組的主要頭目還有項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在校時已是「CC」分子。這個特務平時不多講話,開會研究問題時,則說得出一套對特務有用的辦法來。所以也成為徐恩曾最親信分子之一,地位僅次於張國棟。他主管「中統」全國情報系統達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動辭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願再留,最後終於鬧翻。
  項之離開「中統」,是被陳誠挖走的。因其時陳誠把三青團中央團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體系,也準備搞一個「調查處」,弄出一套特務組織來,他急於湊一個班底,就由項的同班同學郭驥(又名郭外川)把項接了過去。其時陳誠是戰區司令長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項坐汽車去看陳誠,在途中翻車斃命。
  在第一組搞情報的主要特務,除了張、項之外,還有廣東人陳積中,是項的助手。在第一組主持資料工作的,則是女特務陳文昭,她是一個叛徒。第一組全部資料編目和增刪工作,都歸她佈置。
  第二組組長王思誠,是四Jll江津人,黃埔軍校出身,與消孟九同時參加中央黨部「調查科」是「中統」老特務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組,與第一組都是「中統」
  的重要部分,其罪惡活動,與張國棟、淄孟九等相較,毫不「減色」。
  第三組組長先是高春,後是謝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後,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學,學過法西斯特務工作的一套,被認為是「中統」的「少壯派」分子之一。。他和項本善一樣,都被徐恩曾視為後起之「秀」。
  就認為後起之「秀」的高春,和項本善一樣,後來也不安於「中統」,通過陳果夫的關係,『調到「CC」別的範圍去了。高春走了之後,由謝永存接充第三組組長。謝永存是國民黨中央學校畢業生,存徐恩曾「第一處」處長的時代,已在該處的訓練科(科長王立亭)工作。謝永存在第三組所搞的,主要是特務訓練和外圍組織的工作,附帶也搞「經濟調查」,範圍相當寬。
  由第三組經濟科擴充而成的經濟調查處,處長是李超英。此人籍貫浙江,曾留學英國,屬朱家驊系統。
  交通處的處長,一直是由滿臉橫肉的徐白光擔任,他是廣東梅縣人,和孟九、王思誠一樣,在「中統」的職級,僅次於徐恩曾。交通處主管「中統」全國性的特務很多,尤其是外圍和僱用的爪牙更多。「中統」的交通組織,利用反動幫會、盜賊集團、碼頭地痞、封建把頭、漢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謂「黑線交通」,只求達到目的,不問是否犯罪。這個交通處,又和坐守在蔣政府交通部的「中統」大特務季源博密切聯繫著,以公開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統和鐵路系統的黃色工會,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與各組、處平行的部門,有一個研究室,負責的是江蘇人楊為。楊為在「中統」
  的本職是專員,並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學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馬列主義的「專家」,並認為他對共產黨的組織有「研究」。
  人事科的負責人是翼某,江蘇人。這個科只管有關人事的登記、冊卷檔案和證件收發等事務性工作。至於人事權,則屬於局長室。「紀律制裁」權也在局長室,遇有特種「違紀」案件,也由局長室臨時指定專人負責審理。
  3.軍統起源
  「復興社」成立之時,蔣介石拿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看:「驅除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以這「十六字真言」作為宗旨。後來,蔣介石召集復興社人員開會,又拿出一張字條來,寫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
  十二個字。
  1937年上半年,蔣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務組織攏集起來,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陳體分任正副局長。該局分三個處,第一處處長是徐恩曾,第二處處長是戴笠,第三處處長是丁默屯,後來又換了金斌。三個處之上有一個局本部。當時,局本部設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非國。第一處在城南瞻園路,第二處在雞鵝巷,第三處在山西路。第三處沒有搞多久,後來就改為特檢處了。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又把第一處和第二處的特務分開,分別成立「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這就是「中統」和「軍統」的由來。蔣介石指定:「中統」方面,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為局長,而以原任和第一處處長徐恩曾為副局長。「軍統」局局長,則由「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處處長戴笠為副局長。實際上,這兩個局都由副局長抓實權,所以徐恩曾、戴笠兩人,就成了這兩個特務機關的頭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蔣介石的特務活動,事實上已經存在,只是沒有正式的大規模的組織罷了。在那時期,陳立夫在蔣介石身邊當秘書,已招攬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進行著破壞活動。後來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正式成立了一個調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陳立夫原有的人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間,蔣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總部」中,又成立了諜報科,科長是鄧文儀。「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就是「中統」的一部分家底。因為原來鄧文儀手下的那批角色,蔣介石後來也指令撥與戴笠了。
  提起蔣介石的暗殺組織,首先想到的是「藍衣社」,亦即「復興社」;而近代的特務組織,本來是伴隨著法西俾政治而來的產物,「復興社」又是蔣介石的第一個法西斯組織。
  所謂「藍衣社」,「十三太保」,都是從「復興社」這個組織而來。當時,在該社組織中,有一個特務處,負責人也就是後來「軍統」的頭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個特務訓練班,也就是在「復興社」時期舉辦的。
  當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蔣介石一味堅持不抵抗的賣國政策,而國內的廣大人民,則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愛國的熱潮。特別是工、農、學生中的愛國分子,在進步力量推動下,更加積極。國民黨的省市黨部,一再為要求抗日的群眾所包圍。這種情勢,使外戰外行,內戰內行,「捷外」消極,「安內」積極的蔣介石大為震驚。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愛國學生湧到南京去,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對日抗戰。最初,蔣介石還想利用蔡元培那塊招牌,出去應付一下,但不濟事。結果連蔣介石本人,也被請願的學生包圍在他的國民政府內,不能脫身,迫得沒有辦法了,只好親自出去對學生講話。他情急計生,乃裝腔作勢地說要抗日,並說可以馬上發槍給學生,要學生去受軍訓。接著又把南京孝陵衛馬牧集的營房騰出來,給學生作集訓之用,叫學生到那裡去報到。這樣一來,總算對付過去了。但是這種做法,只不過是蔣介石的權宜欺騙之計,並非出自真心。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碰到某些嚴重問題時,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羅照他的意思去辦,卻用冷酷的罵人方式,逼使對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因此,就在群眾抗日愛國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一次以罵人始亦以罵人終的集會就在南京舉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蔣介石約了賀衷寒、康澤、掛永清、蕭贊育、周復、滕傑、鄭介民、邱開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還有鄧文儀,因為那時鄧文儀是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介石開會時,都由他記錄,也是參加者之一。開會時,首先由蔣介石講話。他裝出很難過的樣子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共產黨又搗亂,我們黨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黨部被包圍的被包圍,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黨部和國民黨政府都被包圍。我們的黨一點力量沒有,我們的革命一定要失敗!」他這樣歎息了一番之後,接著就歎中夾罵,罵中夾歎地道:「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看著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
  蔣介石講完了,並沒有叫到會者發言。被罵的人也默然相對,不知說些什麼好。蔣介石的獨腳戲唱罷,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不過聽「訓」的人都明白蔣介石的脾性,他這樣把人一罵,就等於留下一條題目,叫你去作文章。問題只在於如何揣摸題意,以及如何交卷罷了。
  接著第二天,賀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家裡去談。十多個人七嘴八舌,談來談去,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認老頭子」(蔣介石)對時局感到很困難,大家要能體會他意思。但是究竟應該怎樣體會?又應該採取些什麼行動?說來說去,一時也弄不出什麼具體的東西來。
  過了幾天,蔣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開會,怪得很,又是蔣介石一個人開腔,他照樣的歎息,照樣的罵,幾乎可以說,既沒有增加什麼,也沒有減少什麼。而且。照樣的是有「會」而無「議」,蔣介石的話講完,會也就散了。
  挨了蔣介石第二次的罵之後,賀衷寒又把那些人約到他家裡去再談,這次才談出了一點頭緒。所謂頭緒,就是眾人都認為「要組織起來」。但是怎麼個組織法,還是沒有具體決定。
  三四天之後,蔣介石又叫那些人去開會了。又是他一個人先講話,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聲機,只是說到「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時,特別加重了罵的語氣。
  這時賀衷寒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還是有辦法的。」蔣介石聽了,大概是因為見到被罵的人已經動情,罵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學生,也已經有一點用了,就一面繼續罵,一面也順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們怎樣能團結得起來!今天團結,明天就要鬧意見。好吧,你們試試也可以。」跟著又說,最好能有個嚴密的組織。
  康澤也站起來講了幾句話。蔣介石說:「你們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這麼一句,便宣佈散會。
  這次開會之後,賀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談,對於用什麼名稱?用什麼政治綱領?用什麼組織原則?等等,都是商談的題目。一直談到12月初,還沒有具體的結果,而蔣介石迫於內外形勢,卻不得不離開「主席」的寶座,宣佈下野了。
  在蔣介石下野以後,有一天,曾擴情在南京「浣花菜館」,請被蔣介石再三駕過的賀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還請了甘國勳、潘佑強等人,共開兩桌。他們一邊吃飯,一邊又談「怎樣組織起來」的問題。
  他們正在邊吃邊談的時候,忽然來了個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來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過南京,特來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歡迎他參加,並請他發言。胡宗南說:「同學們要團結,這問題很急切,老是這樣談,時間已經過去很多了,應該趕快推舉幾個人負責籌備。」眾人同意了他的意見,胡宗南就立即推舉賀衷寒、澧梯、滕傑、周復、康澤等五個人負責籌備,眾人也無異議。胡宗南說完話,立即告辭。許多人不知道胡宗南與「復興社」的關係,其實他是蔣介石指定的參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隱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別推薦給蔣介石的,所以戴笠後來做了「軍統」頭子後,雖橫行霸道之極,但對胡宗南則勾結甚緊,而且敬他三分,就與這種背景有關。
  那些人吃了曾擴情的飯之後,第二天就召開了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在這期間,又陸續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緝、杜心如、婁紹愷、趙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蔣介石的下野,當然並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過是迫於不得已。下野之後,他又趕緊和汪精衛勾結,密商買賣條件。結果,商妥由汪精衛出來當行政院長,負責政治;同時成立一個軍事委員會,蔣介石當委員長,負責軍事,再把林森抬出來做傀儡,當國民政府主席。這樣,表面上責任由大家分擔,而實權則由蔣介石掌握。蔣介石的這種做法是為了暫時縮小目標,減少外邊的反感,以便於度過風險,到條件更有利的時候,再捲土重來。經過兩個月的佈置,到1932年2月,蔣介石認為時機成熟,於是又宣佈復職,當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來了。
  復職以後的蔣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趕快搞成那個罵出來的「組織」,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學生開會,問他們研究得怎樣了。賀衷寒報告了經過,並報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由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當面交了上去,蔣介石都收起來。關於組織名稱,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康澤主張用「復興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東西,名稱叫「救亡社」,單獨呈給蔣介石,蔣介石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來交給賀衷寒、康澤等人參考。不久之後,蔣介石又召集會議,最後決定名稱為「中華復興社」。這就是「復興社」的起源。
  照「中華復興社」的社章,乃「以蔣中正先生為社長」。最初,凡人社者都須經這位「社長」批准,後來組織擴大,才改為分社也可以批准。人社的「誓詞」中,有這樣的幾句:「遵守本社社章,服從社長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至於」紀律條例,其中有許多「不得」,如「不得違抗命令」、「不得有小組織」、「不得洩露秘密」。「不得傾陷同志」等等,違犯者最重可處極刑。這都是蔣介石這位「社長」為維持其統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緒後,蔣介石又再召集會議。開會時,、蔣介石拿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樣的四句話:「驅除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並問眾人:「你們把這四句拿去做綱領好不好?」那些人當然奉命唯謹,怎會說一個「不」字?而且誰也知道組織這個社的目的另有所在,蔣介石拿出來的「十六字真言」,不過是冠冕堂皇的門面話而己。
  到了1932年3月初,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召集所有經他批准參加「復興社」
  的人開成立大會。除上文已提到過的角色之外,還有駱德榮、張元良、任黨五、葉維、梁干喬。侯志明、出載龍、李秉中等等,共約40人。
  當會議正要開始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插曲,黃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從哪裡聽到了風聲,突然跑進來參加。剛一進門,被蔣介石看見了,他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門外推去,一邊推一邊說:「這個地方沒有你,這個地方沒有你。」然後緊閉了大門,再回到主席台上,宣佈「復興社」正式成立,並進行選舉。
  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酆梯、膝傑、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九人為中央幹事,侯志明、趙范生、戴笠三人為候補中央於事。田載龍、蕭贊育、李秉中等三人為中央監事,甘國勳為候補中央監事。選舉完畢,大會也就「功德圓滿」了。
  蔣介石的這個組織,其「社長」的權力是「天賦」的。無限的、絕對的。大會的選舉和決定,還要經過他批准,才能算數。是故成立大會選舉的結果,當天還要再辦一番手續,呈報蔣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戲」功十足。他並在當選人中,指定賀衷寒、澧梯、滕傑三人為常務幹事,並以滕傑為書記。田載龍為常務監察。下設四處:一。組織處,處長周復;二。宣傳處,處長康澤;三、訓練處,處長桂永清;四、特務處,處長暫時空懸。直到3月下旬,蔣介石在南京陵園別墅再召集當初的十多人開會時,才對那些人說:「特務處長就是戴笠好了,鄭介民去做副處長,大家的意見怎麼樣?」「社長」和「領袖」的話誰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黃埔六期讀過一陣子騎兵科,連畢業也談不上。在那群「黃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並不怎樣看得起的。特別是鄭介民,既是中央幹事,反而要他做候補於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蔣介石表示。鄭介民是廣東人:戴笠則是浙江江山人,與蔣介石同屬「阿拉」』「眷顧」之不問,即使在黃埔學生中,在那時候就已開始了。特務處在4月1日成立,這成了戴笠「飛黃騰達」的起點。所以後來「軍統」成立後,他便定這一天為「家慶」之期。
  4月初,蔣介石再召集那些幹事和監察開會,又拿出了一張字條來,眾人一看,寫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
  這12個字,才是他組織「復興社」的真正目的!比起他先前提出的什麼「驅除倭寇」、「平均地權」,都要更老實,更鮮明瞭。
  蔣介石把這「12字真言」拿出來之後,又說:「你們就根據這個做宣傳。」並吩咐宣傳處長康澤負責寫個宣傳大綱。康澤就根據這兩個口號,寫了十五六條出來。潘佑強看了,主張加一條「對日宣戰」進去。但康澤窺察蔣介石的意思相當時情勢,認為蔣介石決不會對日宣戰,所以反對加進去。這個問題提到「復興社」常務幹事會去,也爭論不休,只好在另一次由蔣介石召集的會上,提出來請他作最後決定。結果,大綱上並沒有「對日宣戰」這一條。
  2月下旬,有一個軍校第六期的楊周熙,寫了一本書,名叫「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送去給蔣介石審閱,蔣介石把那書交與康澤,並叫康澤去考核楊周熙。康澤把楊周熙找來,問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楊周熙倒乾脆,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現在有一個運動,是搞法西斯,所以趕快寫這本書出來,不然,就會落伍啦!」康澤即將情形向蔣介石呈復,並說楊周熙是投機,意思是說其人不足取。但蔣介石別有用心,結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樣圈掉,而換以「復興運動」四字。因此,「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義復興運動」,拿去出版了。楊周熙也被批准參加了「復興社」。可見「法西斯化」和「復興運動」之間,可以劃個等號。楊周熙因為有此「先知先覺」,不但人社,後來蔣介石派人去德、意兩國「考察」,楊周熙還被派在潘佑強領隊的第二批,讓他去「學道求師」。
  「藍衣社」的由來,乃由劉健群而起。當何應欽做「南昌行營」主任時代(1930-1932年),劉任何的機要秘書。他在1932年3月間,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蔣介石又叫康澤去考核他。劉健群很能吹,也很善觀風色,有他的一套。所以一談之下,使康澤覺得很合口胃,康澤把情形報了蔣介石之後,蔣介石即加以「召見」,認為劉健群是「可用之材」。後來就由康澤和桂永清作介紹人,介紹他參加「復興社」,經蔣介石批准後,在軍校畢業生調查處宣誓人伙。
  劉健群人「復興社」後,蔣介石几次「召見」,劉健群之「廷對」也頗洽「聖心」。有一次,蔣介石甚至對賀衷寒說:「劉健群比陳果夫兄弟要進步5年,比你們要進步10年。」不久之後,蔣介石調賀衷寒去做「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政訓處長,就叫劉健群接賀衷寒的原職--「軍委會」(總)政訓處長。並採納了劉健群的建議,籌辦「軍委會政訓班」,由劉健群負責。
  這個「軍委會政訓班」,招了大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的學生500人,訓練期為半年,畢業後分派「軍委會」所屬各級政訓處工作。這是劉健群想建立他自己的系統的一個計劃。
  那時候,康澤在蔣介石的跟前很得寵,又是黃埔的骨幹,而劉健群卻不是黃埔出身。蔣介石為了用多頭方法控制,所以又規定,劉健群在「政訓班」的用人,康澤有同意權。這個班的教務組長是何浩若,訓育組長是梁干喬,總隊長是阮齊。就在那個時期,劉健群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我對黨(國民黨)的一點意見》,認為要使國民黨起死回生,須挑選一批「優秀」黨員組織「藍衣社」,一律穿藍色制服,以區別於普通黨員;並要限制黨員財產云云。對於這本小冊子,蔣介石和「復興社」總社看了後,未加可否,劉健群已拿來印發給學生。後來梁干喬的訓育組發現後,報告總社,便加以制止。到了10月,「政訓班」訓練期滿。11月。蔣介石決定成立華北宣傳大隊,任劉健群為總隊長,率隊北上,以大隊為單位,配屬各軍師,擴大法西斯宣傳。劉健群到北平後,又大量印發他的「著作」。那時候,華北方面已風聞蔣介石有一個法西斯組織,但不知道它是「復興社」,看了劉健群的小冊子,就傳說是「藍衣社」,並認為劉健群就是這個社的頭子。劉健群也樂得收宣傳之效,不久就愈傳愈遠、傳到湘粵等地去了。這就是「藍衣社」的由來。
  至於所謂「十三太保」,不過是指最初醞釀組織「復興社」這一群骨幹分子,實際上,他們不止13個人,也並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13個人。因此,提起這個不詳之數來,有人認為是指賀衷寒、潘佑強、桂永清,鄧文儀、鄭介民、劉健群、梁干喬、蕭贊育、葛武家、滕傑、康澤、杜心如、胡宗南。有人又認為曾擴情、澧梯、周復也在內。但這些都不過是猜測之詞,如果說有「十三太保」,不如說是這一群人的總稱,較合實際。作過該社書記的,都在上述那批人之中,第一任書記是滕傑(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是賀衷寒(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賀衷寒就任前有一段時間由蕭贊育代理),第三任是澧梯(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第四任是劉健群(193年10月至1937年9月,其間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鄭介民代理),第五任是康澤(193年9月至1938年4月)。前三人都叫「書記」,到劉健群和康澤時,蔣介石卻加了一個「長」字,叫做「書記長」。此外,組織、訓練、宣傳等處的處長,都由所謂「十三太保」那批人先後擔任過,只有特務處處長一職,始終是戴笠,未換過人。
  4.「CC」與復興社之爭
  「復興社」成立後,不僅在軍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傳方面也四處出擊。「中國文化學社」成立後,除了有《中國日報》作為機關報之外,還有《我們的路》和《青年旬刊》兩個刊物。陳立夫也組織了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蔣介石大量擴充和收編軍隊的結果,在軍隊中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軍」;一是收容改編的部隊,即「雜牌軍」。當時,以數量而言,「中央軍」遠比「雜牌軍」為弱。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對「雜牌軍」,一面運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來操縱駕馭,一面又逐步進行「調整」,以致那些「雜牌軍」的首腦,都感到人人自危。他們見到黃埔系軍人有同學會的組織,也想搞個組織起來,團結自固。結果就有呂超(四}門人)等由舊軍事學校出身的軍人,發起恢復「四校同學會(即北洋時代在北京成立的將、陸軍小學、陸軍中學、保定等四校)。發起之後,響應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張豈庸、廣東的陳銘樞、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時聲勢頗盛,大有壓倒「黃埔同學會」之概。蔣介石認為如任其組織成功,必為心腹之患,於是就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措施,用「總司令」的名義,以禁止軍中有分散團結的組織為理由,下令禁止軍隊中有同學會、同鄉會等組織。並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並親自領導的「黃埔同學會」,以迫使「四校同學會」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蔣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黃埔同學會」以後,隨即改頭換面,在中央軍校內設立一科,專司黃埔學生調查登記事宜,名之日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這個科另立門戶於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設中將主任、少將副主任,受校長的直接指揮。蔣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黃埔同學會」名亡而實存了。
  當南京政權初定,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就以統一軍事教育為名,大量發展軍事學校,先後設立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學校、工兵學校、炮兵學校、騎兵學校、輜重兵學校、海軍學校、魚雷學校、憲兵學校、警官學校等等,各地還設有分校及各種訓練班。所有各校校長,均有蔣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長,主持校務。這類軍事學校一多起來,軍校畢業生調查科,也就應付不了。而其時各校派系,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又發生組織同學會的事情了,如杭州空軍學校的蔣堅忍,就倡導過組織空軍學校同學會。事為蔣介石所悉後,立傳蔣堅忍到南京,當面痛加申斥。蔣介石為了加強控制,在「復興社」分子策劃下,即將原有的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科,擴充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至此,「黃埔同學會」的實質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擴大了。蔣介石拚命發展軍事學校,本來為的是加強自己的武力,保穩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門生」一多,品流複雜起來,派系傾軋增多起來,再加上內外形勢也更加激盪起來,於是,如何防備他們思想不穩?如何從內部加以控制?又成為蔣介石面前的新課題。於是,「復興社」這個組織,就在蔣介石外防異己,內防反側的需要下,乘時出現。
  「復興社」成立後,蔣介石曾向賀衷寒等指示過吸收社員,發展組織的原則。蔣介石說:吸收黃埔軍校的學生,要求的條件可以放寬一些;但加入組織之後,執行紀律要嚴一些;吸收普通學生,要求的條件要嚴一些,加入組織以後,執行紀律要寬一些。緊接著,「復興社」又決定設立兩個外圍組織,一為「革命軍人同志會」,以潘佑強、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婁紹愷、彭孟緝等為幹事,潘佑強為書記,易德明為助理書記;一為「革命青年同志會」,以康澤、劉誠之、任覺五。趙范生等為幹事,以康澤為書記,劉誠之為助理書記。前者以軍校學生為發展對象,後者以普通學校學生為發展對象。「復興社」為了擴大影響,又決定把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訓練處拿過來,派潘佑強出任處長。把軍事雜誌社拿過來,派杜心如去任總幹事。把「拔提書店」歸到「復興社」,出版軍事書籍及法西斯性質書籍。與此同時,「復興社」的其它的幾個訓練班,也辦起來了。
  在1932年3月間,亦即「復興社」成立期間,在南京有軍校學生270多人,向軍校畢業生調查處登記。蕭贊育建議把這班人加以短期訓練和考核後,再派工作。經常務幹事會通過。轉報蔣介石批准,即在軍校開辦了一個「特別研究班」來訓練這批人。這個「研究班」由康澤任主任,蕭贊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軍委會政訓處為班址,訓練了3個月。主要課程有(一)「復興社」那一套「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理論。(二)黨派的批判,認為別的一切黨派都不合救國的需要,只有效忠蔣介石才是「救國之道」。(三)「領袖」訓話,由蔣介石親自出馬,每週一次。(四)持約演講,找一些「名流」來灌輸法西斯思想,此外還設有合作社課程,目的是訓練一部分人,將來替「復興社」做財政貿易工作。
  這班人訓練期滿後,有五六個人派到由康澤任社長的《中國日報》去,有20人左右派到「復興社」各級組織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軍事學校擔任政訓工作,另有少數人,則派到「復興社」的財政貿易組織--「厚生消費合作社」去。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去做政訓工作。在訓練期間,戴笠特在班裡選了30人,另外開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個特務訓練班。
  特務訓練班設在三道高並軍校學生調查處內,負責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
  4月間,又有幾百名失業的軍校學生,到調查處登記。也是由蕭贊育建議,成立了一個憲警訓練班,地址設在朝天宮,主任為孫常鈞。照「復興社」的預計,這個班的人訓練期滿後,可伸到各省的憲兵和警察組織裡去。此外還有一個訓練班,就是由劉健群主持的軍委會政訓班。
  幾個研究班和訓練班的學員,經過訓練,十之八九都成了「復興社」的成員。而從這幾個班子的開設去觀察,便可以明白「復興社」在軍、警、憲、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軍事方面,其活動對像首先是陸、海、空軍部隊。這一部分,以軍委會政訓處為總機關,它在各級部隊和各軍事學校、各軍事機關都設有政訓處,派駐政工人員。凡中級以上的政工人員,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復興社」分子。他們的主要活動,除了反共工作之外,還負責偵察監視各部隊長、各級軍官的思想行為。不但對非嫡系部隊如此,即對嫡系部隊也是如此。蔣介石曾指示「復興社」,不許吸收帶兵官長參加組織,只有如胡宗南、黃傑、桂永清等少數人是例外。此外,還有極少數的團旅長也參加了「復興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隊中負有特務任務的。蔣介石不許掌握實力的部隊長參加「復興社」,是想使「復興社」特務對那些部隊長起監視作用,互為牽制,以利於他的控馭。
  各級部隊中的政訓處,不僅在各部隊內部厲行防制共產黨的活動,而且在駐防所在地,假借部隊的威力,對當地實行軍事管制。他們可以自行制訂各種法例付諸實施,而且一律以「軍法從事」;當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機關,也要聽從他們的命令,各軍事學校政訓處的主要對像則是學生,以偵察和監視學生的思想行動為中心工作。凡是被認為思想不穩或有共產黨嫌疑的學生,即由政訓處通過學校予以禁閉,開除處分,交軍法機關轉送陸軍監獄。
  政訓系統的首要頭子,以賀衷寒居首位,曾擴情、劉詠堯、袁守謙、鄧文儀、蔣堅忍等,都屬於這個方面。「復興社」就是通過他們,去掌握指揮這一方面的特務活動的,在人事行政上,則由他們自行管理各自的範圍,「復興社」組織很少過問,只通過他們的活動去貫徹其總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訓系統以外,「復興社」還控制著一個軍隊黨務系統。這個系統,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最初是科)為總機關,以陸、海、空軍和各軍事機關、軍事學校為活動對象。各單位的書記長以下人員,均由軍隊黨務處統一調派。這個處由「復興社」骨幹黃仲翔掌握,並不聽命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而是受「復興社」
  組織指揮的。
  「復興社」在軍事方面的另一個活動,是普遍實行軍事組織和訓練,希望將青壯年都置於軍事控制之下。當時,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厲行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為主。這個工作的組織系統,以設於訓練總監部之下的「國民軍事教育處」為總機關,各省市則設「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在各縣市及中等以上學校都派有軍訓教官。這些軍訓教官大多數是「復興社」分子。「復興社」的控制,還伸展到童子軍組織裡去,他們以「中國童子軍總會」為總機關,會長是戴季陶,但負責實際責任的主任秘書劉詠堯,是「復興社」的高級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間,「復興社」組織發展得很大,於是又成立了兩個外圍組織,一個叫做「忠勇救國會」,專門吸收幫會分子為骨幹,向下層社會發展。土豪惡棍、流氓地痞的惡勢力,即以這個「忠勇救國會」為中心。另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學會」,以大學校長、教授以至於一般文化人為吸收對象。有些地方還組織過所謂「文化前衛隊」這類組織。
  1934年,「浙江分會」成立後,跟著就組織了一個所謂「文化前衛隊」。該隊在杭州舉行宣誓典禮那天,還請了總會和上海分會派蕭作霖(黃埔六期的「復興社」
  分於去監誓。)蕭作霖即帶來了一把劍和一把刀前去,授贈與「前衛隊」,象徵鐵和血的「文化前衛隊」精神。宣誓典禮在一個廣場舉行。所謂「文化前衛隊」的隊員,共有三四百人,絕大部分是浙江大學、之江大學、中央航空學校、浙江警官學校的學生。這些人排成一個營橫隊站著,由隊長趙文龍(浙江警官學校教育長)站在營橫隊前方正中的營長位置。典禮開始時,首先舉行宣誓,全體肅立,由趙文龍帶領,舉起右手宣讀誓詞,他念一句,全隊跟著念一句。宣誓完畢,即由「中國文化學會浙江分會」常務幹事蔣堅忍(中央航空學校政訓處長)代表分會授旗。隊長趙文龍按照軍隊儀節,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後正步回原位置,將旗轉給跑步前來的護旗兵,護旗兵又照樣正步走回排頭舉旗肅立。接著舉行閱兵,然後由蕭作霖授劍和贈刀,宣誓典禮才告完成。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於1933年12月,總會設於南昌。他們成立這個「學會」,是想把上層知識分子都拉過來,展開一個什麼「全面性的文化運動」。發起搞這個「學會」的,是鄧文儀、賀衷寒、蕭作霖、吳壽彭等人。
  「復興社」的報刊很多,除了有《中國日報》作為機關報之外,還有《我們的路》和《青年旬刊》。後面那兩個刊物,後來又合併起來,改名為《中國革命》週刊,成為「復興社」的指導性的機關刊物。在這個週刊上,陸續發表了不少像「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獨裁政治」、「論統制經濟」、「意國法西斯黨組織之概況」、「德國國社黨組織之概況」、「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義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這一類的文章,只要看看題目,誰都會明白,「復興社」是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蔣介石的中國來。
  在《中國革命》週刊於南京創辦的同時,賀衷寒又從軍委會政訓處撥出錢來,在上海創辦了一個《前途》月刊,由劉炳黎主編,互相呼應。這個刊物,在初期有意稍為隱蔽,後來就大登特登宣傳法西俾主義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國家--協團的國」、「法西斯主義經濟原理」、「法西斯主義之國家改造論」、「法西斯蒂下之勞動業餘訓練」、「法西斯蒂的軍事組織與軍事訓練」等等,從思想、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瘋狂地宣傳法西斯主義。
  屬於「復興社」系統的報刊,還有由余灑度主辦、在北平發行的《北方日報》,由賀衷寒主辦,初在南昌後遷漢口的《掃蕩報》,由黃雍在福州主辦的《南方日報》。由劉健群主辦、張佛千主編的《老實話》週刊(在北平發行),由蔣堅忍主辦,在杭州發行的《人民週報》,由蕭作霖主辦,在南昌發行的《青年與戰爭》週刊。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由「復興社」分子參加合辦的、擔任編輯的,或由「復興社」地方掌握運用的報刊,連同《黃埔月刊》等在內,估計在100種以上。「中國文化學會」
  還設立了一個「內外通訊社」,由吳壽彭主持,專門編評合於「復興社」需要的專文專論。由上所述,可知當時「復興社」的黑爪,幾乎無處不伸展到。由於聲勢太凶,因此在蔣介石政權內部,又與「CC」和政學系發生了暗爭明鬥。
  「CC」本來是蔣介石法西斯總體中的一個系統。蔣介石初期劃給它的活動範圍,是黨務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黃埔系一向認為蔣介石的天下就是黃埔系的天下,而「復興社」又認為自己就是黃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們眼中,視「CC」為「螟炩子」,視政學系為「師爺」或「管家」。但他們認為政學系只是僱傭性質的一批人,威脅性不大。「CC」則是要爭「嫡子」地位的,非堅決排斥不可。但蔣介石的打算,本來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羈勒,所以當初對於黃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於軍事方面,凡是政權機關的重要職位,一既不與。在各省市,亦只把保安處、警務處分給黃埔系。不過「復興社」並不以此為滿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要為他們謀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機關方面,也極力擴充陣地,乃不斷與「CC」發生摩擦。
  「CC」看到「復興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盤裡來,亦拚死抵抗。當「復興社」的「中國文化學會」在南昌成立後,陳立夫也趕緊組織了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來加以抵制。當「復興社」派蕭作霖到上海籌設「中國文化學會上海分會」時間
  (1934年),陳立夫也趕到上海去主持「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發起人會議。雙方爭地爭人,短兵相接,劇烈異常。結果,弄到要由當時的上海市長吳鐵城出面,約集雙方談判息爭。在其他各省市,也有類似情況發生。直到1934年6、7月間,鄧文儀被蔣介石撤除一切職務時,陳立夫乘機告狀,蔣介石才下令解散「中國文化學會」。
  5.組建「三青團」
  蔣介石要組建一個「大組織」,為組織名稱問題,陳立夫說:「黨裡面有幾個人的意見以為應加上中國國民黨這幾個字,如果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說:「有你這個中國國民黨的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好!」康澤問蔣介石:「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復興社大會,傳達解散復興社的指示?」蔣介石說:「可以。
  經過「西安事變」,蔣介石迫於內外情勢,不得不勉強承諾了抗日,但與此同時,則極力設法鞏固其反動基礎,故對於康澤,極為重用。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之間,康澤除了擔任別動隊總隊長之外,還擔任著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及西北訓練班主任、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等職,實際還擔任著李香權及公秉藩師(第三十四師)及張蔭梧的河北軍等部隊的指揮。後來,由於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日趨激烈;「復興社」內部,有些人也對康澤眼紅;康澤本人的趾高氣揚,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在這種種複雜錯綜的原因下,康澤的許多職權,又逐漸為蔣介石所削除。
  在這些傾軋中,首先是「CC」認為中央政治學校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政校」
  特訓班不能容許「復興社」的康澤染指,乃策動郝鵬舉反對康澤接收。後來陳誠又要抓這一部分力量,終將該班並人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改稱留日學生歸國訓練班。其時,戴笠也企圖把別動隊拿過來,使本身勢力增大,先則向蔣介石保存黃珍吾為該隊副總隊長,後來且以康澤兼職太多為理由,使黃為代理總隊長,代替了康澤的職務。但康澤不肯罷體,終於又回任了一個時期,才以其親信劉伯龍升充,並以馬維驥為副總隊長兼支隊長。到此,這場爭奪才算告一段落。至於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一職,在1936年至1937年春夏間,也曾一度為原來搞國民軍訓的潘佑強搶了過去,不久又被康澤拿了回來。康、潘、戴、桂等人,均同為「復興社」所謂「十三太保」分子,他們彼此之間也爭來奪去,就可見其權利之爭的激烈化了。
  中央軍校特訓本是別動隊的胚胎,也是康澤的資本。計自星子縣設班時起,到抗戰發生後先遷湖北江陵,後遷四川合川,直到1946年合併於中央訓練團為止,前後歷時13年,成為蔣介石培養反動政工人員、軍事工作人員及職業特務的搖籃,也是康澤特務系統的幹部產生地。至於原在康澤手下的軍校西北訓練班還沒有辦到一期,便為胡宗南的「戰干四團」和「七分校」所代替。到了1938年春夏之間,康澤和陳誠之間關係惡化,其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的職位,又為「復興社」另一骨幹分子杜心如代充。再後來,康澤連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的位置也不得不交出去,剩下的只有三青團組織處處長及軍校特訓班主任、內政部青年訓導團主任等數職了。
  禁煙督察處,本是蔣介石以禁煙之名,行斂財之實的機構,這項毒害人民的收人,和農民銀行的收入一樣,都不歸「國庫」支配,而專作蔣介石個人的所謂「特支費」。這類黑路上的工作,自非由特務心腹去抓不可,故蔣介石當時任康澤為緝私主任後,並將原來的巡緝團改編為別動隊緝私支隊。到抗戰發生之後,康澤又想渾水摸魚,另謀擴充,和劉伯龍、馬維驥等人,積極圖謀向軍事方面發展,想把別動隊改為禁衛軍。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抗戰發生後,國共又合作了,儘管蔣介石心中另有一套,但像別動隊這樣的東西,人人都知道它是反共的特務武裝,康澤他們也感到已經不大適合環境,非換個新面具不可,如果能夠改編為警衛軍,既可保存和擴大實力,對外又可以講話的理由,如此改名換姓,名亡實存,豈不是妙?此外,還有一個內部的原因:當抗戰開始後不久,亦即1937年9月中旬,蔣介石就在南京陵園別墅召集陳立夫、劉健群和康澤三人開過會,商量過如何在表面上取消秘密小組織的問題。蔣介石說:「現在抗戰已經開始了,過去秘密的小組織形式不合需要了,要來一個大組織,把黨部的(指CC)。同學的(指復興社)和改組派(指汪精衛方面)都團結起來;並以此為中心,再求各黨各派的團結和全國的團結,你們去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在此種背景之下,康澤自然也會意識到別動隊的取消,為了保存實力,也要想個改頭換面之計。警衛軍之擬議,就在這種種背景之下提出來了。
  當時,康澤曾以增強戰鬥力為理由,先把各大隊的兩個隊員中隊改為步兵營,作正規部隊組織。為了達成目的,並走何應欽的門路,博得他的支持。何應欽當時是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掌有大權,康澤以為如此一來,擴軍之計不難成事。豈料陳誠在蔣介石面前極力反對,而陳誠其時又極得蔣介石的寵信,以致康澤的警衛軍之夢,卒未實現。
  到了1938年底至1939年間,該隊終於正式改編,但不是改編為警衛軍,而是大部分改編為新編二十八、二十九兩個師,由劉伯龍、馬維驥分任師長。一部分則編人軍法執行總監部執法總隊(總隊長為毛嘉謀),一部分則編人以曾晴初、肖樹經為處長的軍政部兩個補充兵訓練處去了。其實,康澤又保薦其大將王元暉出任四川省保安處處長,也帶了一部分人前去。
  新編二十八、二十九兩個師成立後,一直躲在後方。二十九師曾任重慶衛戍部隊,到1941年間,才開赴滇緬邊境臘戍一帶佈防,但日寇長驅直進,一直追到怒江邊上。他們不但棄甲拽兵,還到處散佈失敗情緒,弄得人心惶惶。蔣介石為了應付輿論,只好將馬維驥撤職查辦,讓他在軍法執行總監部坐了短期間的優待室了事。
  別動隊結束之後,另有一部人員即隨康澤到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一部分則進了內政部青年訓練團,該團由康澤任總團主任,湯如炎任副主任。總團設重慶市郊五雲山,另有華北分團,由吳又翱任主任。此外,康澤又利用軍委會軍令部向八路軍新四軍派聯絡參謀的名義,把一些骨幹派出,專搞情報,由康澤的機要室主任袁永馥掌握,再行上轉。因此,別動隊表面上是結束了,別動隊的特務活動則繼續存在,這正如「復興社」表面上解散了之後,「復興社」的活動依然存在一樣。
  在蔣介石召集了陳誠、劉健群、康澤三人談過之後,第二天晚上,又由陳立夫約集了張道藩、余井塘、蕭掙、徐恩曾。周佛海(以上屬CC)、賀衷寒、澧梯、蕭贊育、康澤(以上屬復社)晚餐,晚餐之後,即就蔣介石前一天提出的問題交換意見。一時得不出具體的意見。大家七嘴八舌,那時期,蔣介石每三天或至多一周,都要陳誠、劉健群、康澤三人開一次會,所以過了沒幾天,他又找他們去,又提與「要來一個大組織」的問題來。談到「大組織」名稱時,劉健群和康澤都主張用「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說:「黨裡面有幾個人的意見認為應加上中國國民黨這幾個字。如果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家說:「蔣家天下陳家黨」,陳立夫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他那個「黨」字,只要加上這頂「黨」的帽子,自然那個「團」就歸於他的「黨」之下了。
  可是蔣介石卻比他更「精明」些,幾乎不等陳立夫說完就插言道:「有你這個中國國民黨的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好!」他認為「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價值,比「中國國民黨」要高些。
  不用問,無論為「公」還是私,康澤和劉健群都立刻附和蔣介石的意見。陳立夫見勢如此,便不再說什麼了。
  跟著不久,「四人會議」又一次召開,談了些組織方面的事情後,康澤便對蔣介石說,「委員長前次說的那段話,我們可不可以使汪先生那邊的人知道?」所謂「前次談的話」指的是蔣介石9月中旬要另搞「大組織」的話;所謂「汪先生那邊的人」,乃指「改組派」的人。
  蔣介石說:「可以。」
  康澤便接著說:「如果可以,我準備找谷正綱去談,把這個意思告訴他,請他轉達給江先生。」康澤在與「改組派」諸人交誼上,與谷家兄弟較密,而谷正綱又是「改組派」的組織部長,因有此話。
  到了10月,蔣介石又召集那三個人在陵園別墅開會。開會時,陳立夫說:「我們中國是農業國,不比歐美工業國,今天我們的教育制度是照工業國的辦法,對我國是不合用的……」這套教育理論,陳立夫本來早就在蔣介石面前談過,不知如何又雅興大發,滔滔而來。
  蔣介石感到不耐煩,忽然說道:「你這套又在這裡講!」先打斷了陳立夫的話,然後又把話題轉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事情上去。但這時戰事已經很吃緊,國民政府的人員,已分別向武漢和重慶撤退,蔣介石也準備由陵園別墅遷入南京城裡去,三青團的事也暫擱下來。
  到了1938年1月,蔣介石又在湖北政府內的「官邸」召開會議,出席者有陳立夫、陳誠、張厲生、張道藩、朱家驊、周佛海和康澤。
  陳立夫在會上報告說「民社黨和青年黨的人,我已經和他們談過了,他們都表示得很好。說他們沒什麼意思,只看共產黨怎麼表示。」
  蔣介石說:「國民黨的名稱也可以改。」此語一出,座中有些人摸不著頭腦,不覺愕然。原來在一個多月以來,陳立夫又有了另一個念頭,經蔣介石同意,想利用抗戰時機,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為名,把各黨各派都合併過來,搞其「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把戲。他企圖借這個手段,在國民黨內消滅其他派系,加強原來就在他兄弟手裡的「黨」權;對外側則達到消滅各黨派,特別是共產黨的目的。因此,在這段時期,蔣介石正在等候陳立夫這一副「新藥」是否見效,對三青團的事就按下不提了。
  到了2月下旬,青年黨的曾傳、民主黨的張君勵,先後發出通電,說他們的主義與三民主義並無二致,決定擁護「國策」。在他們而言,只要蔣介石願意分一杯羹,自可敬從尊意。但共產黨哪會上蔣介石的當?是以弄到後來,蔣介石因「醉翁之意」無法遂行,到3月初,三青團的籌委名單就發下去了。
  3月下旬,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舉行。選了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並通過了黨章修正案,取消預備黨員制,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復興社」分子賀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澤、陳良等人,都做了中央幹事會的幹事。最重要的組織處處長,蔣介石最初的名單開了康澤;因陳立夫反對,蔣介石又換了胡宗南來掛名,仍然叫康澤做代理處長,掌握實權。
  三青團成立前夕,康澤曾向蔣介石提出過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復興社大會,傳達解散復興社的指示?」蔣介石回道:「可以」。第二個問題是:「是不是可以把復興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十分肯定地說:「當然這樣做。」第三個問題是:「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時候,各地的復興社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據他們的志願率先人團?」蔣介石也肯定地說:「當然這樣做。」後來康澤又對蔣介石說:「凡是一個組織,必須有個核心,才能夠團結得堅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也不能例外,請考慮一下,確定一個核心。」
  蔣介石說:「當然復興社是核心。」可見:「復興社」表面說是解散了,實際上並沒有解散。不但三青團中央主要是「復興社」的人在掌握實權,各省市三青團支部的負責人,也絕大部分就由「復興社」在各省市分社的人擔任。總之,「復興社」
  這個不公開的組織的骨幹,都變成了公開的組織--三青團的骨幹。
  6.風高月黑
  在陳果夫與陳立夫主持下,成立了兩個小組織:一個為「青天白日團」,一個為「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兩個組織都擁戴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長,陳果夫為幹事長,陳立夫為副幹事長。陳立夫說:「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
  1931,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整個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土地3000萬同胞慘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國民黨政府在日寇大舉進攻面前卻一再退讓。
  全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義憤填膺,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抵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反日浪潮。
  由於民族危機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國民黨軍隊內部也發生了動搖、分化和分裂。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廣東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實行武力對峙,他們更利用全國的民氣,極力逼蔣下野。在全國抗日運動的怒濤衝擊下,也在國民黨內部反蔣派別的咄咄進逼下,蔣介石考慮到自己的不利形勢,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實行下野。12月15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常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職務。但實際上,蔣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後操縱政局。軍閥政變相互爭鬥,國民黨統治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蔣介石為此傷透腦筋,經過再三斟酌,於1933年元旦通知陳果夫、陳立夫等人迅速前來,有緊急事情商談。二陳惴惴不安地急奔蔣介石的官邸,見蔣介石鐵青著臉,一言不發,端坐上首沙發上,在座的還有張厲生、余井塘、張道藩、葉秀峰、劉健群、戴笠等人,都肅然危坐,默無聲息。一看這個氣勢,兄弟倆便知道今天的召見非同尋常。
  蔣介石見人數到齊後,便開始講話。他先談當時國內形勢,越談越激動,先是訓斥眾人,到後來便氣勢洶洶地謾罵起來,罵特務組織無能不中用,無法對付共產黨,連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也無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廢物。眾人被罵得啞口無言,膽顫心驚,直冒冷汗,整個房子裡充滿了緊張、壓抑的空氣。蔣介石整整罵了一個小時,自己也感覺有些疲勞,覺得剛才自己有些失態,話說得有些過火,於是,馬上換了笑顏,語氣也緩和多了,裝出十分誠懇的模樣,要求大家消除誤會,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對待國民黨中各派系以及共產黨和其它黨派,以渡過目前的危機。並讓大家獻計獻策,集思廣益。
  眾人被蔣介石罵得暈頭轉向,哪裡還能猜測到蔣介石的用意,當然就談不上出主意想辦法了,蔣介石說完後,一個個都目瞪口呆。蔣介石看到眾人的反應,知道他們沒有明白自己的旨意,於是便暗示他們,為了加強團結,統一指揮,可以分別成立兩個秘密的法西斯小組織,以這兩個小組織為基礎,形成國民黨的中堅力量。他向眾人表示,小組織成立後,他將在人力、物力、財務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經蔣介石一點撥,大家恍然大悟,如夢初醒,完全領會了蔣介石今天召集他們開會的旨意。於是,眾人唯唯諾諾,表示盡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組織。不久,黃埔系方面的人便組織了「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
  陳果夫、陳立夫從蔣介石那兒回來後,立即召集其親信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日夜開會,進行密謀,商討如何準確無誤地執行蔣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組織。他們深知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於是決定把這一組織發展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法西斯組織,作國民黨反動派的核心。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領袖,使之成為中國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實際「一黨專制,領袖獨裁」
  的專制統治。不久,陳立夫直接派人到德國、意大利進行考察,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模式,對其有了感性和理性上的認識。
  這樣,在陳果夫與陳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幹為基礎,成立了兩個小團體,一個為「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為「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簡稱「同志會」)。這兩個組織的章程從文字上雖不盡一致,但實質上如出一轍,政治綱領的主要內容為: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唯一領袖;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等等。雖然名為兩個組織,實則是一套人馬,因此,組織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團」取消,只剩下「同志會」一個組織。
  這兩個組織都擁戴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長,幹事長為陳果夫,副幹事長為陳立夫,常務於事則為余井塘、張厲生、葉秀峰、徐恩曾、張道藩。領導機構實則有上述7人組成。但組織諱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們不僅對外虛偽地多次申明無此組織,且對未加入此組織的CC分子也加以否認。實際「青白團」「同志會」在秘密中發展,極其嚴格,人團手續多在南京陳氏兄弟螺絲轉彎故居辦理。陳立夫、張厲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陰暗氣氛中叫人團者面向孫中山先生遺像和蔣介石像前舉起右手宣誓:永久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實行三民主義,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中世紀封建神秘的儀式後,監誓人向人團者致威脅訓詞:「違犯紀律要遭到嚴酷的處分,甚或處死;領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為紀律所不容」云云。
  「青白團」和「同志會」實質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員主要以CC派骨幹分子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們的國民黨各級黨部的委員、官員和黨員中對蔣介石極為忠誠的分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十分嚴密,對「青白團」
  和「同志會」管束很緊,他們強調該組織嚴密的紀律性,加入組織的成員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這兩個組織只有縱的組織關係而無橫的聯絡。所謂「我們自己人」只限於人團者那個地方內,別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問,問了就是違犯紀律的行為,倘越戒律半步,將受到嚴厲制裁。與此同時,二陳還規定,所有加入組織的成員都有維護組織、發展新成員的義務;有破壞共產黨組織、監視共產黨活動的職責;還有監視其它黨派甚至國民黨員的言行,並向上密報的責任;必要時還得接受組織分派的特殊任務。
  「青白團」與「同志會」分子為數不多,俱為各地、各部門中的核心人物,領導策劃該地或該部門各種工作。二陳為了將其組織發展到全國,先後派出一些骨幹分子到各地組織各種名稱的秘密團體,以團結那些反動分子,滲透到各方面,進行或明或暗的破壞活動。如派張道藩到浙江,派吳醒亞到上海,派葉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蘇,派陳肇英到福建等。這些人到各地後,也按中央的一套嚴密系統,統治當地國民黨、市黨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會和外圍組織,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誠社。
  張厲生到華北後,秘密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聯絡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國民黨骨幹分子,於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誠社」。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達100多人,其綱領強調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誠」字上下功夫,擁戴蔣介石為領袖,「服從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統治政治。經濟、文化,提倡中國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誠社總書記為張厲生、副總書記為胡夢華,總幹事為李白虹,副總幹事為張光濤、趙在田、史國源。陳果夫、陳立夫對該組織十分重視,為此項撥出專項費用,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誠社辦有《存誠月刊》、《誠報》旬刊,進行輿論宣傳。
  上海的干社。
  吳醒亞到上海後,糾集了一些CC主要成員,於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綱領與章程和「青白團」、「同志會」大同小異,而且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它的組織形式、領導建制、政治綱領完全以德國法西斯黨為藍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他們公開提出「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堅決奉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最高信條」、「誓死保衛、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撲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匪徒」等反動的口號。干社的社長為吳醒亞、副社長為潘公展,幹事長為丁默屯。二陳對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視,專派他們的嫡堂弟陳寶驊任該社事務組主任。干社還創辦了《社會主義月刊》,並以此為陣地,大肆宣揚法西斯主義。干社成立後,積極參與逮捕、綁架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在搶佔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襲擊搗毀經理銷售左聯出版的書刊雜誌和魯迅著作的書局分店、搶佔上海青年中學和民光中學等罪惡活動中,干社都充當了主要角色。因而,這一組織成為國民黨CC特務的中堅。
  除此之外,在東北關內青年學生中有以齊士英領導的「東北青年學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蕭錚、洪陸東領導的「青年社」和「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在河南有以陳伴嶺領導的「武德社」和陳偉嶺、劉不同領導的「三民主義忠實同志會」;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吳開先等領導的「上海協會」;在浙江有羅霞天組織的「五友社」;以山東有王潛組織的「學行社」等等。這些組織建立後,積極擁蔣反共,破壞抗日民主運動,插手文教科學機關,進行法西斯特務活動,於了大量的壞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陳立夫不僅看重組織活動,而且很重視宣傳教育,他認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馬列主義、肅清馬列思想。當時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和陳果夫等,到處發表講演,宣傳法西斯主義,陳立夫在北大、清華講演中還說,他一年之內要在京滬漢等大城市對10萬學生發表講話。除此之外,他還網羅一些反動文人幫他寫了反對唯物論、否定階級鬥爭學說的《唯生論》;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發起所謂文化建設運動,要一些反動文人辦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報刊;還和葉楚愴一起主編吹噓蔣介石為法西斯領袖人物的《墨索里尼傳》;發動王新命、何炳松。黃文山、陶希聖等CC系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他們的領導下,各種反動學生組織辦的報刊,那就太多了。
  二陳和徐恩曾等在學校中培訓反動學生,建立、發展特務組織的活動中,值得特別說的是,貫徹執行蔣介石提出的「寓訓練於參觀之中」,特工總部和復興社特務處,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蔣介石的旨意進行了這項活動。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號,召集特工總部的盧斌和專管「學運」的項本善,以及南京國民黨市黨部做「民運」的李永懋等,傳達了蔣介石的旨意,組織大中學校學生到江西參觀,就是對他們訓練,是寓訓練於參觀之中。要使「學運」
  的核心分子實地見識一番,看看國民黨「剿共」的「成績」,瞭解一番共產黨的各種情況,以便研究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參觀旅途的食宿費用,全部由公費負擔。當時決定,特工總部的參觀團,以盧斌為團長、項本善為秘書,下面分三個小組,第一組為中央大學,第二組為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第三組為中學生,共計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務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後的分子。他們從1934年7月ZI日出發,8月29日回歸,歷時40天。在參觀中,國民黨把他們殺光、燒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惡果,誣蔑說是共產黨和紅軍干的;把蘇區實行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說成是「匪行」。「參觀」回來後,在陳立夫的導演下,成立了一個由徐恩曾、張道藩、葉秀峰、駱美、洪蘭友等5人組成的「學運指導小組」。學運指導小組在9月14日,召集參觀團成員和各大中學校的CC骨幹共16)人,在四象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成立了一個名為「三民主義革命大同盟」(簡稱「同盟」).的組織。「同盟」的成立儀式嚴肅而又神秘。葉秀峰、張道藩親自領大家舉手宣誓:「絕對服從蔣委員長訓示」,「如背誓言,甘願受最嚴厲的處分。」監誓人徐恩曾做了長篇講話,說什麼「同盟是選擇優秀學生組織起來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開端。只有絕對服從蔣委員長才有前途,反對蔣委員長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儀式後把人們分成8個小組,宣佈了五項紀律,基本內容是:一切聽組織指揮,絕對保守秘密,內部情況不許外洩,接受任務不許推倭,不許擅自脫離組織等。當時還規定,每半日一次例會,地點在臨時指定的秘密機關,內容由同盟辦公室主任項本善佈置,主要有:匯報校內各種團體、組織的活動情況,院會、系會、演說會、辯論會、同鄉會等統統在內;討論如何支配、掌握這些組織和團體;接受「調查」任務等。要調查的對象主要是有親共反蔣表現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學調查過生物系教授歐陽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報他對社會不滿,發過牢騷,歷時一年多沒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軍閥馬家送中央大學學習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過調查對象,還為他們寫過「專案報告」。為了有把握完成調查任務,徐恩曾還教給他們一套手段,如要偽裝,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傾同學面前裝「左」,在右傾同學面前裝右;要千方百計往同學們的團體中鑽,鑽進去就要爭取當領導,等等。為了培養這批同盟成果,還舉辦過一期「專題講座」,陳立夫講的是《唯生論》;戴季陶講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蔣驅使的「青年修養」;梁鳳林講的是「中國歷史人物證論」,中心思想是說蔣介石為中國理所當然的最高領袖;徐恩曾的任務是輪流約組長到「餐館」吃飯,談話,做具體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訓練於參觀之中」,是由張厲生導演,在胡夢華主持下進行的,以誠社成員為主,叫做北平大學生暑假南下考察團,有50人參加,歷時1個月。他們在武漢參觀了漢陽兵工廠、張之洞祠堂,在南昌參加了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
  中的「清潔整齊運動周」,「靠左邊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識字運動」等活動;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經濟統制和對蘇區經濟封鎖的資料;到南城參觀了毛炳文、康澤對「江西民眾剿匪自衛大隊」的檢閱;從南城到南豐的路上,看到沿途蔣軍修的「烏龜殼(堡壘)」,聽顧祝同吹噓「圍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廣昌由羅卓英、樊松甫引導著參觀了所謂「鹵獲勝利品陳列所」;也看到了紅軍刷寫的「蘇維埃政府萬歲」,「工農兵團結起來粉碎白軍的圍剿」等標語,以及由於群眾信仰共產黨,蔣軍所佔地區群眾跟紅軍撤走後的蕭條景色。最後這個團還上廬山接受了一周軍官訓練團的反共訓練,聽了蔣介石、陳誠、賀衷寒等人講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攘外必先安內」和「尊老師敬父母服從領袖」之類的講話。為了散佈考察團販運的毒素,誠社的《存誠月刊》刊載了長篇報道記事,天津誠社刊物《理論與實踐》還出了專號。
  「同志會」和「青白團」與國民黨中的各派係爭權奪利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在政治部門中和以張群為首的政學系作鬥爭,在經濟部門、金融部門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為首的裙帶派作鬥爭,在特務組織中和以黃埔為核心的復興社作鬥爭。
  1938年3月武漢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吳稚暉代表大會主席團建議大會推選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解散國民黨內一切小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所有過去小組織成員可就地參加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會場起立,一致同意。於是,「青白團」與「復興社」在漢口發表聯合聲明宣佈解散,從此CC又成為封建關係的派系,並且日趨分崩離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張厲生。張厲生因破壞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而為蔣介石所賞識,1935年繼陳立夫掌國民黨組織部。他謀自起爐灶,另建派系,但時受制於陳之親信,心懷憤懣,遂於1938年跑到陳誠那邊,以組織部長身份任陳誠的總政治部秘書長,不顧其它CC分子的責難,而處處和陳立夫作對。其後他更聯合孔祥熙和二陳為難,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門,四聯總處也好,財政部也罷,都對CC關著門。朱家驊繼張厲生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CC分子仍處於多難之秋。朱家驊對各級黨部中的CC分子雖不能逐個清洗,以自己親信代之,但處處設難,使彼等陷於困境。
  另一個背叛CC的是劉不同。劉不同於1938年由英回國,二陳在漢口設宴接待時,劉不同說的第一句話說是要登報聲明退出青白團。隨後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離開了CC;其它沒有公開背叛者亦對二陳存有貳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的建立是二陳CC派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此之前,CC派設有下層組織,他們進行活動主要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而主要是靠二陳的親信骨幹分子聯繫、指導工作,自「青白團」和「同志會」建立後,他們便從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嚴密的、系統的組織,他們以此控制國民黨各級黨部,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於是,在全團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滲透各部門、各階層的一個龐大的法西斯特務系統。
  7.陳果夫發現許多內幕
  蔣介石調集部隊圍剿新四軍時,日軍全力配合,封鎖長江,其中內幕完全是通過雙方特務組織勾結佈置的。虧心事做得越多,越怕報應,蔣介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在「軍統」、「中統」兩個組織之外,又成立了「黨員調查網」。同時,「中統」還辦了一個「經濟調查人員訓練班。」為此,陳果夫發現了許多內幕。
  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無論是「軍統」也好,「中統」也好,都是徹底執行的。抗戰初期,蔣介石一面喊「國共合作」,一面又秘密發佈「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個惡名昭彰的「辦法」,就是徐恩曾奉蔣介石之命擬訂的。當時,先由謝永存執筆,經孟九修改後,交給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陳立夫看過,然後送與陳佈雷,再由陳佈雷轉呈蔣介石。蔣介石看後,又指示要點,再作修改,經蔣介石最後決定,再以「中秘」(中央秘書處)「絕密」件發下去。
  所謂「防制異黨」,照「中統」內部的闡釋,就是「背向日本,面向邊區。」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敵人,而以共產黨及解放區人民為敵人,不以漢奸賣國賊為敵人,而以抗日愛國者為敵人。這是有事實根據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之前;「中統」便已接到蔣介石的命令,指示敵後特務人員,與敵偽相勾結,一致對付新四軍。
  蔣介石對付新四軍的陰謀,在1940年已經開始。他交給「中統」的任務之一,就是派遣高級特務進入淪陷區,和敵偽接頭,俾收「合作」之效。「中統」奉命後便派出專員鄧紉,負責辦理這件「要公」。
  鄧紉到上海後見了日本特務頭目柴山中將、影佐少將、岡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隨後又回到浙江,展開活動。到1941年春天,蔣介石調集部隊圍襲新四軍時,日寇方面也馬上配合行動,封鎖長江,完全是事先通過雙方特務勾結佈置的,在新四軍事件發生前後,鄧紉由浙江金華用「滔密」的密碼向「中統」發電,一直聯繫著。後采電報忽然中斷,經過「中統」浙江調查室的調查才知道鄧紉被日本人所殺。至於鄧紉為何被殺,直到吳開先被日本人送回重慶時對徐恩曾說,只是出於「誤會」。
  吳開先之由滬返渝,正如當時大後方所傳,是帶了日本人的條件回去的。
  吳開先本來是國民黨的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在抗戰勝利後,吳開先隨著接收人員回滬返任,曾發表過一篇很長的談話,大意說:他在抗戰期間,奉命留在上海作敵後抗日活動,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盡酷刑,但他始終不肯供出自己領導的組織和有關人員。又說他曾吞針自殺,但被救轉來。以後敵人又以高官厚祿利誘他,他絲毫不為所動,最後乘敵人不備,不顧全家性命與自身安危,闖關越險,歷盡千辛萬苦,終於逃回重慶…云云。如果依照他這一番吹噓,他簡直就是一個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
  1942年,吳開先在上海被捕後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吳開先在南京,很快便見了汪精衛和汪精衛的日本顧問。最初,日、汪準備叫吳開先出任偽社會部部長或中央黨部的其他要職,吳開先亦已答應考慮。後來汪精衛等人又考慮到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準備叫吳開先擔任,所以又把吳開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給一個其時代表蔣介石在滬與日、偽聯絡的人。自此以後,吳開先便不在外邊公開露面。
  蔣介石的聯絡人把吳開先接收後,便一面報告蔣介石,一面也和吳開先商量,聽聽他有什麼意見。始知吳開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衛等還有什麼任務交給他,處於一種患得患失的情況之中。
  其時,蔣介石的聯絡人,也還不瞭解汪精衛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樣運用吳開先,就分向周佛海、陳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聽,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偽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戰以後,日本方面的決策是:希望趕快結束中日戰爭,對蔣介石方面,願意多作出一些讓步,甚至願恢復「七七」以前的形勢,以便於把大部分軍力集中起來,對付美國。只要蔣介石同意斷交美英並繼續進行反共軍事活動就行。周佛海、陳公博。李士群等漢奸還對那位蔣介石聯絡人說:「在幾年的戰爭中,日本人已深深體會到共產黨的勢力一天天地壯大,已成燎原之勢。中國(指蔣介石的統治)不亡於對日戰爭的慘敗,也不亡於對日之和與未和,而將亡於共產黨。若依靠美英,繼續抗戰下去,只會使共產黨壯大。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懸崖勒馬的時候了。」他們是知道蔣介石的反共決心的,但認為他對於依靠美英一點,仍然聽信讒言,一時難改,因此必須找個能直接與蔣介石講話的人去當面剖陳利害,所以考慮到吳開先。
  這幾個大漢奸的話,一方面是暗示他們想把勸蔣的任務托付於吳開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給蔣介石的聯絡人,叫他向蔣介石轉報。那聯絡人聽了之後,覺得不便先告訴吳開先就先將情況向蔣介石報告。
  吳開先既然已成了日、偽準備應用的棋子,當然什麼危險也不會再有。他名義上是交由那個蔣介石的聯絡人接收,實則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車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吳開先家去住。所以,那個說自己曾「吞針自殺」的「英雄」,實際既沒有受什麼「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從未發生過他所說的「危險」。不久之後,蔣介石的聯絡人有時還帶他去蘇州玩幾天。
  蔣介石的聯絡人把密電拍出後,一面等著回復,一面又再度探吳開先的態度。吳開先還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時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漢奸做到臉上,若抗戰取得勝利,那就收場可慮。雖然他也能夠辦到一面在南京當漢奸,一面和重慶保持聯繫,將來也可以用「奉命投敵」來掩飾自己落水,吳開先考慮過回重慶,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險,也沒有這樣的膽量和決心,還怕回去後得不到諒解而受處分。在這種種的考慮中,既躊躇又苦悶。
  後來,蔣介石的回電來了,說同意日本人送吳開先回去,叫吳開先不要去南京。還怕他不肯回去,又說他回重慶後,職務有所安排,不必顧慮。
  蔣介石的聯絡人收到電報後即交與天開先和周佛海看,吳開先這時才死了去南京當部長這條心,而希望能幫他早日回重慶去。周佛海也很贊同吳開先早日回去.他認為在南京的人已經不少,吳開先有這個條件,還是回重慶好。當時,由於局勢關係,一些與重慶有了勾結的漢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實現寧、渝兩政府的統一,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既可能不因當漢奸而受到懲罰,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祿。
  於是,蔣介石的聯絡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說吳開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還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慶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請示。
  正在這時候,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住到了上海,蔣介石的聯絡人在一次宴會上與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談吳開先問渝的問題。影佐當場表示.可以早點讓吳開先返渝,勸蔣介石早日停止抗戰並胡吹了一套老調,說什麼日本對中國本無野心,不打算用軍隊長期佔領中國,為蔣介石設想,應當早下決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還說,如果重慶方面有什麼顧慮,日本方面在某些問題廣,可以盡可能多作些讓步,不太損傷蔣介石的面子。當蔣的聯絡人告訴他蔣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吳先回去之後,影佐很高興,認為這是重慶有了誠意的表示,並立即說了一些尊敬蔣介石的話。還希望那聯絡人利用他的關係,早日促成其事。
  蔣介石的聯絡人回家之後,把同影佐談話的經過轉告吳開先,吳開先立即得意忘形,他還告訴蔣介石的聯絡人,當他被送到南京時,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館請他吃飯,酒喝多了,曾與日本藝妓胡鬧,一不留神,弄得嘔吐起來,以致把一些髒東西弄到影佐身上,甚為失禮云云。他可能是覺得太對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還問蔣的聯絡人,影住有無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駐軍司令便派人找吳開先去商談。前後談了幾次,最後決定送他回渝,當面向蔣介石轉達日方的意見。並叮囑吳開先一定要直接和蔣介石談盡快取得具體的答覆。
  作了這樣的決定之後不久,吳開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護之下,乘飛機離開上海。在吳開先被送走的那天,蔣介石的聯絡人還去送行。當時還有一個很滑稽的插曲:當吳開先慌慌忙忙地趕到機場的時候,腳上穿的竟是一雙拖鞋,弄得到場者無不啼笑皆非。他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鞋子換,只好就穿著拖鞋上飛機。究竟他為什麼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門?還是喜不自勝,以致於神昏志亂?那就只有這個「CC」和「中統」的「要人」自己才能夠解答了。吳開先走後,他留在上海的家屬,一直由敵偽加以照顧,和他後來的胡說完全是兩回事。
  當時,日本人把吳開先送到廣州灣,吳開先再經廣西返重慶。到渝後,他先見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見陳立夫,之後又由張道藩陪他到南溫泉見陳果夫,再由陳果夫佈置他去見蔣介石,轉達日本人的意見。爾後朱家驊還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點招待這位敵偽派回來的「特使」。吳開先在談了敵偽區的經濟情況之後,還提到「軍統」特務在淪陷區如何如何地發財,使朱家曄聽得眉飛色舞,認為「中統」
  亦應該「大有可為」。
  在抗戰期間,「中統」通過本是「CC」要角的大漢奸了默屯的關係,早就與敵偽特務機關暗中勾搭上。其時「中統」譯電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電,均由譯電室主任專送徐恩曾本人親譯。這個專用的密電卷宗是綠色的,分類編號是「0042」,因為上海敵偽特務機關設於極斯菲爾路76號,7乘6為42,所以「中統」與此有關的密電,便以「0042」為號標。
  在重慶期間,「中統」奉蔣介石之命,還搞過一個全國性的「黨員調查網」。中國有一句老話:虧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報應。蔣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與此相似,因為愈是「安內」,「內」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來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務組織也就愈來愈多。「軍統」、「中統」之不足,又再來一「黨員調查網」,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蔣介石在「手令」上說,要在國民黨黨員中,挑選一批忠實可靠的優秀黨員,成立一個全國性的調查網,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懲治奸邪、整肅貪污」的參考,要「中統」擬具辦法呈閱。徐恩曾奉令後,就交由謝永存起草,經徐恩曾和陳果夫、陳立夫提到「CC」高級會議上修改補充後,再送蔣介石核准施行。這樣的一個「調查網」,實際上就成了「中統」的大規模的外圍組織。
  首先,他們在重慶各中央機關、部隊、學校、工商界展開建網工作。凡參加「調查網」者,須有被認為可靠的介紹人兩人的介紹,經「調查網」的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後,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發給「調查手冊」一份。在那手冊上,印有蔣介石發給「調查網」的手今,所以進行工作時即等於執行「總裁」的命令。手冊上所寫的「政治敵人」把共產黨列為第一,其次是一些進步團體。此外,。還有一些「貪污舞弊,囤積居奇」的官樣文章及「尚禮儀、知廉恥」的濫調,作為陪襯。「調查網」辦公室和「調查網」分子均用代號通訊,辦公室的代號是「許清」,通訊處是重慶市郵政信箱91號。
  從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單在重慶就收羅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級官員(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將官以上)約占1/10,普通行政人員約占6/10,學校教職員學生約占2/10,其他約占1/10。
  「調查網」的「成績」究竟是怎樣呢?計為:檢舉告發國民黨人員貪污讀職的材料占80%弱,揭發漢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餘百分之七八,則為檢舉所謂「共黨」或「共黨嫌疑」者。而最後一項,查實是挾怨誣陷或捕風捉影者多。
  這樣的「成績」擺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傷腦筋,因為如果照樣拿去向蔣介石報銷,就非挨罵不可。因此,他在「調查網」辦公室開會時說:「這個工作費了時間,費了人力,結果是調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醜。做共產黨的工作不容易,我們的力量不夠,才搞這套辦法,誰知這些人一點東西也撈不到。我們要不要再這樣搞下去?請大家多談談。」於是各人發表觀感,綜合起來,是這樣的幾點:(一)贊成徐恩曾的說法,主張不要再搞;(二)認為給通訊者以亂告的特權,不如不搞,以免搞壞了「中統」的「名譽」;(三)認為在通訊者中間,已經發生了不少招搖撞騙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統」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團,認為「中統」這樣搞,是挖他們的牆腳,出他們的醜,在蔣介石面前表示不滿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間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統」特務外圍,本來已經有了一套,這次建立「調查網」的命令發下去,還是那批人,不過加了個名義,實在沒有必要。在這種種情形下,徐恩曾以為搞下去只有添麻煩,因此去同陳果夫、陳立夫等商量後,由他們再向蔣介石建議,終於把這個蓋在自己頭上的破「網」,轉送給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改名為「監察網」。從此之後,便成了次序衙門內的擺設了。
  在搞「調查網」的同時,「中統」還辦一個「經濟檢查人員訓練班」。這個班在籌備期間,標明目的在於「調查抗戰後經濟方面的營私舞弊和貪污瀆職以及非法經營工商業的黑幕」。為什麼蔣介石要搞這一套呢?據徐恩曾說:「由於通貨膨脹,法幣貶值,原來勉強呈現穩定的金融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揭幕之後,造成人為的混亂,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動搖根本。」
  這個訓練班一次招訓了好幾百人,先在「中統」裡面上課,後來由於人數多、空襲多,便遷到重慶南岸彈子右中央警官學校去。這班人訓練完畢之後,便成立了「經濟調查隊」,名義上隸屬於行政院,實際上由「中統」領導。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違法亂紀者,這種「調查」如果要做出成績,首先就要打倒連「中統」也在內的機關,本來就不可能搞出什麼名堂來,結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佈撤銷了。這些「經濟調查隊」存在的時候,「老虎不打打蒼蠅」,倒幹了不少擾民之事,弄得怨聲載道。「經濟調查隊」撤銷後,大部分人員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統」
  吸收,安插於「經濟調查處」。
  不過這半年的「經濟調查」,也不是毫無「收穫」的,其「收穫」之一,是使「中統」發現了不少「同志」:原來除了他們自己之外,還有許多人在做黑線生意,一面是敵偽區的漢奸,一面是蔣介石管區的官僚和奸商,他們雙方勾結起來,大規模地由淪陷區向蔣介石管區走私。在這些關係人中,除了「軍統」分子之外,還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級官員。但是這種「收穫」對他們向蔣介石討功的用處不大,因為「CC」分子和「中統」分子,也就是這個大黑窩中重要的一夥,別人固然是淫坯,他們自己也並不貞節,那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從這根經濟黑線上,也就現出了另一條政治黑線,說明從經濟關係到人事關係,蔣介石、汪精衛之間都是萬縷千絲,親如一家。當時他們還有一種理論,把與漢奸在經濟方面的勾結,美其名曰「經濟」調節。「調節」者彼注此,他們的彼此之間,原是一條水管兩頭通的。
  「中統」的經濟調查處通過陳果夫同中國農民銀行的關係,為「CC」集團發賣國財大開門路,當時的敵偽區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蔣介石、汪精衛特務合作的漢奸商業結合。特別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鄰近淪陷地區的銀行,都由這條特殊線路引來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處在淪陷區的活動,主要是靠漢奸支持。「中統」對於解放區是很少辦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匯報」上就向徐恩曾說過:「共區的老百姓都是共產黨的,內線難建立,化裝有危險,進得去,出不來。」這個「中統」
  交通處處長,因為「通」不到解放區,也就常常無法向蔣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員是在歸國華僑中精心挑選出來的。陳立夫親自寫了一篇《宣傳工作芻議》,他在文章中說:不要使花瓶空著,沒有鮮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發生美感,有時候也不弱於鮮花。但要注意時間、地點、人物等條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於不設防了。
  蔣介石政府在抗戰初期撤到武漢時,曾在武昌成立了一個「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教育長桂永清是在這個團畢業的,被蔣介石批准與中央各軍事學校一律待遇,視同為軍校出身。在這裡邊,有不少是在抗戰初期回國,想參加抗戰工作的華僑,其中又以從南洋回來的青年占最多數。徐恩曾久欲在華僑中發展「中統」勢力,所以決定向「戰干團」打主意。
  徐恩曾經過簽准手續後,隨即與桂永清接頭,並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羅劍雄到「中統」去聯繫。「中統」根據桂永清的名冊圖選了約一排人,從「戰干團」
  正式調了過去。羅劍雄也跟著到了「中統」。
  「中統就把這批人組成一個訓練班,加以情報訓練,內容有政治訓練、組織生活、技術訓練和業務學習,都由「中統」局本部組、處、科的頭目向他們講授。此外,陳立夫和徐恩曾等人,還對他們作過若干次的「精神講話」。半年訓練期滿後,這幫人就成為「中統」的正式特務。其中被認為比較露頭角的,有泰國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羅洲的陳錦江,印尼的卜啞夫,馬來西亞的張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與海外情報工作人員訓練的同時,還舉辦了一個「中央青年幹部訓練班」,這是「中統」在重慶所辦的比較重要,比較占份量的特務訓練班。它名義上掛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招牌,實際上是「中統」所辦。
  這個班簡稱「中央青干班」,初設於四川綦石角鎮,後來遷到重慶,設在「中統」局本部之內。班主任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曄兼任,負實責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訓導人員,都由「中統」的特務擔任。
  這個班的成員,是由蔣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戰干團」精選的,人數為一個中隊,選定後交與「中統」接收訓練。少校中隊長黃光朔,也隨受訓人員進了「中統」。
  原來,自蔣介石密令「防制異常活動」之後,他所害怕的「異黨」,因為堅持抗戰,越打越強,連日寇對他們也害怕起來了。特別是在華北地區,更是如此。而蔣介石「忠實同志」,卻只曉得向後方逃,不逃的就投了敵偽,連影子都沒有了。蔣介石很想「收復失地」,所以準備由重慶送一批人到華北去,干他自己的一套。他在「手令」上要中央黨部準備派一批縣黨部的書記長下去,一個人抓一個縣,這些人由「中統」訓練,派下去之後也由「中統」掌握指揮。因此成立了這個班。
  該班的訓練,照徐恩曾在「訓練方案」上所寫,是「採用組(織)訓(練)技術與情報業務同時施教的方針,重點灌輸軍事與政治的實用知識,充實獨立作戰的能力,以達到培育領導工作者的要求為目的。」根據這種目的,訓練的內容和情況如下:在「軍事訓練」方面,取消了國民黨一般軍事訓練班的那套舊形式,不把學員當入伍生,也不要操場上的「術科」,而把軍事課程綜合為一,名日「軍事講話」,著重於軍事組織工作、指揮工作、偵察工作、策反工作、軍事地理。武器使用、軍需供應、兵種調度、游擊木等等,擔任這個部分的教官是叛徒何畏。
  「黨派工作」這門課程,著重於講解共產黨的情況,其他進步黨派團體的情況也附帶介紹中,這部分由叛徒吳若萍擔任教官。
  「三民主義」的課程,所用教材是由「中統」第二組及研究室合編的「三民主義講義」,它把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分為三大部分,用蔣介石特務觀點來加以論述,想借此達到「以情報業務為體,以共產黨理論為用」的目的。擔任這項課程的是第二組的萬大宏。
  課程中的所謂「敵後經濟調查」,由封鎖物資、套購商品、吸收金銀、印製偽鈔,一直到散佈謠言、刺激物價、勾結地方奸商囤積居奇,全都包括在內。教官李超英講這門課程時,重點在使特務學會對解放區及臨近解放區的經濟破壞工作,與敵後的關係堪少。
  「宣傳工作」課,先由萬大宏擔任。主要是講怎樣使用技巧低毀共產黨。陳立夫還親自寫過一篇《宣傳工作芻議》,交徐恩曾轉給「中央青干班」本部,這篇東西後來就成為「中統」在宣傳工作技巧上的指導性文件,其「精采」之處可見一斑。
  他認為正面自吹自捧的正面罵人,有時候恰好是幫助對方做宣傳;如果老是這樣,一定會處處不吉,事事不宜。他主張拿「事實」出來,揭開對方的一角給民眾看,不必做大文章。也不要多用形容詞,不要因為某件事傷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髮指」之類的話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萬不可寫鳴冤稟帖式的東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漢氣派代替平心靜氣的新聞筆法。
  他認為把自己裝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態度,始終是不可缺少的。他要特務多多研究心理學,認為擔任宣傳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學,必然吃力不討好。
  他說,如果程度不夠,或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形不許可,最好不要使用「小罵大幫忙」的辦法,否則會弄巧成拙。
  他認為宣傳者的語言和行動,要符合本身情況,否則在對方勢力範圍內,或是在國民黨力量所不及的地區,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個人吃虧,組織也要遭受損害。
  他認為要宣傳工作有收穫,先必須播種,播種之前,還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時多做準備,有事時才可免忙亂。
  他說,不要使花瓶空著,沒有鮮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發生美感,有時候也不弱於鮮花。但要注意時間、地點和人物等條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於不設防了。
  他認為宣傳品不可濫交,最好利用現成的園地下種,再求開花結果。即令是縣以下的一張油印的「民報」,都不可放鬆。則地方勢力主辦或支持的報刊,要想法子打進去,即令投稿能被刊載,也是好的;不可標新立異,以出風頭的打算來另起爐灶。這還不是省錢或耗費的問題,而是用另起爐灶的辦法,有時候會自找麻煩。
  陳立夫這套「妙計」簡單言之,就是教那些特務在自己還不能完全控制的環境下,怎樣保護自己,利用別人。怎樣用第三者的煙幕的手法,去隱蔽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以便於迷惑別人,迷惑群眾。在宣傳工具上,則盡量運用別人現成的東西,做無本生意。在人力運用上,不但要設法使自己的人進去,而且要把別人的人設法拉過來。這套東西。其實也就是「中統」在訓練工作上的三種辦法(即「挖根移植」、「鴨卵雞孵」、「奪胎換骨」)在宣傳工作方面的運用、後來「宣傳工作」
  課程由葉青從萬大宏手裡接過去之後,就照著陳立夫這一套講下去。
  「中央青干班」的課程,還有「政治學概論」,除販賣西方資產階級的一般理論外,還特別注意用納粹統治的所謂政治技術和中國歷史技術,來談政治手段與政治目的關係問題,其中另有一部分,則專講「社會勢力的誘導與運用」(包括民族的、封建的、傳統的、宗教的、倫理的、一般風俗習慣等等)。這項課程,重點在灌輸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技術。它和另一項課程「國際現勢」,均由劉恭擔任講授。
  除講課之外,還有「業務實習」,亦即特務工作實習,由「重慶實驗區」負責人陳慶齋主持。
  在該班由石角鎮遷人重慶之前,徐恩曾曾親自到班,作過一個下午的講話,題目是「對青干班同學們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講話時,對學員正式下達了具體「指示」,告訴他們結業後將派到華北去於什麼工作,也宣佈了「中統」和他們的工作關係,並詳盡地介紹了華北情況。
  第二,徐恩曾又邀集該班的負責人員開了一次業務座談會。談到學員思想情況時,好幾個都說,那些學員知道就要派到非蔣介石管區去工作時,心中多存疑懼,個別的人還打算請長假。徐恩曾說:「專搞業務講習和技術訓練,把學員訓練成為情報專家,都坐在後方吹牛,有啥用場?忽視精神教育,什麼訓練都辦不好;完全靠紀律,也辦不好事體。遷到局裡去之後,這方面要特別注意。」因此該班遷人重慶「中統」局本部之後,除了原已排定的課目之外,天天都有人來為他們作「精神講話」;擔任這種講話的有陳立夫、張道藩、葉秀峰、葉青和「中統」的高級特務。其中以陳立夫的演技最好,影響也較大。這個「CC」頭子講話時,特別裝出一副親切的姿態,用「自己人」說「體己話」的語氣,以博取聽講者的好感。陳立夫還對他們說:「我同你們講話的內容,你們應該聽得懂,是任何公開講演都個便講的。」這些話,是有意使聽講者感覺陳立夫把他們當成親密的「家裡人」,關係非常可比。陳立夫又說:「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在別的範圍遇到困難,吃了苦頭,得不到半點支持和溫暖;但在我們這裡就不會,絕對不會!只要你不出賣組織,天大的事體我陳立夫包下來!」像這一類的甜言蜜語,也往往使新人伙的年輕特務為之動容。
  在「中統」局本部直接舉辦的訓練班,大致情形就如上述。此外,由省市調查室訓練的特務還多,其方式方法,與局本部只是大同小異而已。
  自抗戰發生以後,蔣介石不但在國內加強「防制異常活動」工作,其在華僑社會的特務活動,也以反共工作為中心。在重慶開辦海外情報工作人員訓練班時,其討論的題目,就有「如何利用僑生華僑身份在海外佈置調查工作」、「如何控制僑領使其不為共黨利用」等等。但是,作為蔣介石主要特務機關之一的「中統」,在抗戰以前,對於海外情報工作是沒有像樣的基礎的。專搞海外黨務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材料,也甚為貧乏。有一次,徐恩曾請於斌吃飯,談到需要瞭解泰國方面的情況時,於斌答應供給材料。隨後徐恩曾派人去取,拿到了一份英文打字的文件,長達64面,其內容均為「中統」所未知。所以於斌的秘書(兼辦《益世報》)潘朝英有一天和「中統」的劉恭閒談時,曾說:「我們為了教會事業,稍為多知道一點,如果我們真要打聽什麼,比任何機關都方便些,因為我們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們對神職人員百分之百的忠心守密。」劉恭把這番話轉給徐恩曾,徐恩曾說:「他們必須搞情報工作,沒有這個,他們便不能保產保業,更不能作世界系統的發展。他們的歷史傳統就沒有把政治和宗教分開。但是他們處處隱蔽,把宗教擺在前面。這樣做是對的。倘若像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什麼都不懂,事體辦不好,還要裝出一副難看的吃相,被人家當豬。他們天主教的人員不會這麼低能的。「」這個「中統」頭子在這方面的觀察,卻相當的洞徹。
  天主教神父雷鳴遠、雷震遠與「軍統」的關係,是由於斌搭線的。「中統」在天主教中的組織,也是透過於斌之助而建立的。在抗戰以前,於斌當南京區主教時,與徐恩曾的「交情便已不淺。到了重慶之後,徐恩曾更經常派「中統」第三組組長高密和於斌聯繫。於斌畢業於羅馬耶禾利阿學院,高壽也到意大利去學過法西斯的一套,所以兩人之間,還扯上個留意同學的關係。「中統」的「黔室」在貴州苗區進行「調查」工作時,也通過於斌的協助而與天主教達成「合作」的。天津解放時,「中統」所派的潛伏特務趙鴻雁,亦以天主教為掩護。到了1950年夏天,趙鴻雁組織「民眾建國協進會天津支部」,進行反革命活動,終被破獲。這也是「中統」和天主教的「合作」例子之一。
  』『中統」在華僑社會的特務活動,主要是通過海外部進行的。自從蕭吉珊當海外部副部長的時候起,便把「CC」的一班人引了進去。海外部的處長李樸生、科長劉翼凌都聽命於「中統」,為它在海外扎根。陳宗周和白昭義等,更無時不為特務活動而盡力,他們先後拉上了一批僑領。利用他們爭奪華僑團體,以充「中統」
  的外圍。比方在美洲,就有一個姓陸的僑領向陳立夫寄過「金山埠(包括舊金山等三個市)左傾激烈分子名冊」,將華僑和留學生中的進步人士都列人黑名單中。陳立夫接到後,即通過外交部密令舊金山總領事黃朝琴與美國方面聯繫,加以迫害。結果,有些華僑被迫離美,有些留學生的護照被繳銷。
  「中統」海外情報工作人員訓練班的一批特務結業之後,即從事於迫害歸僑的工作。抗戰初期,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的華僑,不斷地展開救亡運動,支援祖國。後為當地統治者誣為共產黨,加以逮捕,前後共有1300多人,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便被遣送回國。這1300多人,蔣介石下令由「中統」負責處理。「中統」即派第二組的沈哲臣到香港,和國民黨的港澳總支部合作,把他們弄到廣東東昌的北鄉,成立了一個「華僑訓練班」。「中統」規定,在這個班裡,要「訓練、甄別,同時進行」。所謂「甄別」,就是要清查出共產黨來;所謂「訓練」就是想經過灌輸教育,收為己用。可是甄來審去,也找不出一個共產黨。「中統」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滿意。曾打電報給廣東省調查室轉知該班,加以斥責。電報裡說:「據外交部轉交通知文件所附統計數字,指明共產黨嫌疑分子占75%,其中犯破壞搗亂罪者居多,何以竟無一人?務須深人工作,不得怠忽!職責所在,應予重視!」被「中統」局本部這樣一斥之後,沈哲臣就要設法交帳。他據方博之(海外情報工作人員訓練班畢業)報稱:「華僑訓練班」中的梁球是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女華僑邢玉華是共產黨。於是經過余俊賢轉報「中統」局本部。局本部接報後,即電令沈哲臣會同「粵室」辦理。他們即將梁球和邢玉華兩人拘捕,實行刑訊。由方博之負責訊問,由古秉文動手用刑,竟用燒紅的鐵把梁球的背部烙傷多處!雖然用了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卻仍然查不出一點證據。結果,又由「中央青干班」出身的「湘室」特務姚中,把梁球、邢玉華押交樂昌縣府,轉解與第九戰區處理。當時那1000多愛國華僑,在外國受到了虐待,本以為回到祖國之後,便可以過自由生活了。豈料回來之後,又墮入特務手中,受到這樣的「優待」!
  第七章 中共「特科行動」
  1.特務頭子競為錢壯飛連聲叫好
  陳賡當年與打入特務機關的錢壯飛拿著國民黨特務機關護照作掩護,花著國民黨的錢,就便巡視了中央特科在東北和華北的工作,為共產黨帶回了許多重要情報。為應付徐恩曾,錢壯飛回上海後,把報紙上的消息剪剪貼貼,加一些道聽途說,寫成了一份4萬多字的報告,交給徐恩曾,徐恩曾看後,連聲稱讚:「了不起,哪來這麼好的材料!」
  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發出的《中央通報》(第25號)中規定:經過黨支部決議,派遣一二個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中央特科通過各種關係,派遣同志打入敵人警憲特務機關,瞭解敵情。1928年夏,錢壯飛考上了徐恩曾在上海開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兄弟,錢壯飛逐漸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為以後加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創造了有利條件。
  錢壯飛進了徐恩曾的無線電訓練班以後,因他勤奮好學,多才多藝,又善於交際,加上是徐恩曾的同鄉,所以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當上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錢壯飛就被任命為無線電管理局秘書。1929年春天,陳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籌辦西湖博覽會,徐恩曾要錢壯飛幫忙,並且在浙江省教育廳給他掛了一個秘書的職銜。錢壯飛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懇懇」,把這次博覽會搞得格外精采,頗得社會人士和國民黨官僚們的好評,連國民黨的「財神爺」孔祥熙都親自去看過。由此,錢壯飛進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覽會一結束,就當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書。
  1929年冬,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工作對象,不再停留在國民黨內部的派系調查和黨務調查上面了。這是由於各紅色區域的紅軍運動這時已成為國內政治運動的重要因素。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蔣介石企圖一舉消滅紅軍,徹底破壞白區共產黨的組織,很希望陳立夫助他一臂之力。而陳立夫則想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便在積極籌劃這個黨務調查科的基礎上擴建一個進行秘密偵察、審訊的特務機關。陳立夫便找親信徐恩曾來辦,徐恩曾又找錢壯飛幫忙。
  這時,錢壯飛希望李克農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準備介紹他去擔任廣播新聞編輯,但要經過正式考試才行。李克農通過滬中區委向中央請示。
  中央很重視錢壯飛已在敵人那裡所取得的地位,遂即批准李克農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以加強黨在敵人內部的工作。李克農經過一番認真的準備,考試合格,就在敵人那裡站住了腳。
  不久,在臨近1929年底時,徐恩曾把由他擔任黨務調查科主任,著手擴大特務組織的事情告訴了錢壯飛,要錢壯飛幫助他。徐恩曾還透露:陳立夫和他準備對共產黨的動搖分子實行軟化,利用共產黨的叛徒作他們的偵探奸細,潛伏在共產黨內部進行秘密活動。也就是說,敵人要在調查科的基礎上,擴建一個鎮壓革命活動的反共特務機構。
  錢壯飛和李克農及時把這個情況報告黨中央以後,周恩來指示:「你們把它拿過來!」是,特科決定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打入敵人最高特務組織。當時李克農、錢壯飛還在上海,黨的關係此後便轉到陳賡手上。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就立即擴充人員,增加經費,增設機構,充實內部,並派特務進入國民黨的軍警機關進行活動。當時,徐恩曾最關心的就是:在上海如何重用楊登瀛,如何在蔣介石勢力所能達到的地區,如長江沿岸各地,建立起基層秘密機關,進行偵察活動。為了便於指揮全國的特務活動,他委託錢壯飛以機要秘書名義,在南京組織一個秘密指揮機關,並且設立秘密電台,建立各地基層機構。陳立夫、徐恩曾還一再交代,除了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還要搜羅有關其他黨派的情報。於是,共產黨就又「幫助」他們建立起通訊社的形式公開出現的情報網。
  從此,錢壯飛掌握了國民黨全國最高特務指揮機關,李克農掌握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情報,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訊社」,以後調到天津創辦「長城通訊社」。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中央特科派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繫。南京有什麼情況,由李克農及時反映給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個人組成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
  黨務調查科的辦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徐恩曾感到那裡亂,不容易保密。於是,他便選定中山東路5號一幢兩層的西式小樓作為秘密機關的「大本營」。這裡人不多,錢壯飛只配備了少量的機要人員;一方面管理電台,兼作秘書、會計等,一方面擔任他和李克農聯繫的秘密交通(其中就有錢壯飛的女婿劉杞夫等)。徐恩曾是個紈挎子弟,整天在舞場、妓院裡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給錢壯飛去辦。調查科遷到新址後,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都由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裡來。首先看到這些文電的就是錢壯飛。蔣介石對紅色區域進行第一、第二「圍剿」的時候,錢壯飛曾在這裡獲得許多有用的軍事情報,經李克農交陳賡。這些情報準確及時,中央轉發到紅色區域,對於紅軍作戰起了重大作用。
  這裡不但建立起了秘密電台,還開始製造便於攜帶的小型收發報機。因此就在門口掛上一塊「正元實業社」的招牌,作為這個神秘機關的掩護。徐恩曾的秘密電台也設立在這裡,以後派到漢口、九江、安慶等地的調查員,都同這裡的電台通報。凡是給徐恩曾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都是首先經過錢壯飛,由他審閱並提出處理意見,徐恩曾只在上面簽個字。這樣,錢壯飛就掌握了這裡的全部機密。
  這個時候,徐恩曾雖然對錢壯飛越來越信任,可是有一件東西,他卻緊緊抓住不放。這東西就像徐恩曾的護身符,每次外出的時候,總是把它帶在身上,珍藏在貼身衣服口袋裡面。原來這是他同國民黨高級官員通報用的密碼本。錢壯飛知道,沒有這個密碼本,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就搞不到。他雖然早就想搞到這個密碼本,可是卻一直到不了手。李克農和錢壯飛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點是腐化墮落,好色喜嫖,於是設下一計。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開會,他們趁機一起向徐恩曾宣傳,哪兒哪兒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聽便動了心,馬上要去。李克農卻故意說:「你不能去,你帶這麼個東西去怎麼行?」徐恩曾馬上從小褂裡掏出密碼本交給李克農,他們便馬上複製收藏起來。
  由於國民黨的需要,設立了公開情報機構:在南京丹鳳街設立「民智通訊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5號設立「長城通訊社」,而把這套情報機構的指揮機關「長江通訊社」設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中山路5號隔壁),由錢壯飛負責。這些機構名義上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附屬組織,實際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然而,積極籌建這些機構,正是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進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自從有了長江通訊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的活動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農來南京,就在中央飯店四樓住下,三個人在這裡一起商談工作,過黨的生活。國民黨特務搜集來的共產黨文件,都彙集到通訊社來,錢壯飛只在上面蓋一個圖章,交人收藏起來就完事了。當時國民黨要什麼情報,錢壯飛就給他們編造。1930年4月,蔣介石和馮玉樣、閻錫山混戰之後,蔣介石要搞張學良的情報。因為東北軍對於全國局勢舉足輕重是誰都曉得的。過去國民黨也搞過他們的情報,但是派到東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摘掉了。錢壯飛聞得此訊,告訴陳賡,他打算親自出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組織一個小組去瀋陽。中央特科對此事特別重視,派陳賡和他們一同前往。於是陳賡他們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護照作掩護,花著國民黨的錢,就便巡視了中央特科在東北和華北的工作,為共產黨帶回許多重要的機密情報。為了應付國民黨,錢壯飛回到上海,同李克農一起,把報紙上的消息剪剪貼貼,加上一些材料,寫成一份4萬多字的報告。錢壯飛回到南京以後,徐恩曾連聲稱讚「了不起」「哪來這麼好的材料!」他對錢壯飛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給予了嘉獎。因為有了這些,不但徐恩曾能夠以此邀功,陳立夫也可以在蔣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錢壯飛從此就成了有名有實的陳立夫、徐恩曾系統特務組織的創建人。
  2.傳奇人物是「老宋」
  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儘管陪客頻頻添杯,卻不見醉意,獨是「貴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見進門,不見出去。任弼時被捕後,敵人不僅用酷刑折磨他,還用電刑將他擊昏,使他神經處於混亂狀態,以便從他口中誘出口供。敵人用高電壓將任弼時的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坑,也沒有從他口中得到一點情況。
  特科有名的傳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陳賡主持情報科工作以後,派進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去的第一個重要情報員。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慘案發生以後,調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陳賡身邊工作。
  經過陳賡認真細緻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關方面拉上了關係。這年9月7日,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接著又令他兼任「淞滬杭剿匪總指揮」。一天,宋再生在馬路上遇到同鄉陳大同,那人一見面就樂樂呵呵地對他說:「老宋,你的時運來了!」
  宋再生陪著笑,詫異地問:「什麼事?」
  「熊天翼(熊式輝的宇)當了警備司令,他是蔣伯器老先生的學生,你趕快去拜蔣門為師吧!」陳大同對於自己的先知先覺十分得意慫恿地說:「只要一拜師,他就會保舉你。走這個門子,你穩可當個偵察隊長,每年光煙土一項,就能弄個百把萬元。」
  「是啊,這倒是個肥缺,不過--」宋再生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問道:「有什麼條件沒有呢?」
  陳大同笑嘻嘻地說:「只需籌備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費,以後進帳三、七分--給他三成,七成歸你。」
  宋再生把手一擺,佯裝猶豫,慢條斯理地說:「你先別忙,讓我回頭仔細想想再說,好嗎?」
  「行!」
  宋再生和陳大同分手後,一直琢磨著這件事,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回來就向陳賡匯報了。陳賡一聽,喜形於色,就叫他利用這個辦法試一試,爭取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於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門生帖,拜在蔣伯器門下。果然,蔣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現款不久,就把他介紹到亞爾培路熊式輝的公館裡去了。熊式輝見宋再生是由蔣老先生推薦而來,便熱情地給予了款待。等來再生從熊式輝那裡轉回來,剛一走進蔣伯器的客廳,蔣伯器就非常高興地對他說:「天翼已經來了電話,委派你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員。」
  宋再生很快領到警備司令部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證件。隨後,他按照陳賡的指示,就用這個政治密查員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處、偵緝處聯繫。他很快就結識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廣珍,並且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范廣珍又名伯傅,浙江紹興人,巡捕出身,先後在法租界政治處查緝股任職10年。--查緝股又稱查緝班,專門負責協助國民黨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國民黨內的反蔣人物。班長是法國人馬慕雅,范廣珍是三個華籍探目中的一個。這時,范廣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報,有來自叛徒的,有來自黃色工會的,也有來自捕房眼線的。宋再生拿回交給陳庚後,再把組織上編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交給范廣珍。其後,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閘捕房探長尤阿根拉上了關係,名氣越來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啟華(「小宋」),也是一個有名的傳奇人物,經常充當「老宋」
  的幫手。
  就在這年臘月底的一天,有個叫王鐵掙的找到宋再生,給他介紹了一個姓黃的年輕人。這個姓黃的以濃重的湖南口音對宋再生說:「我可以幫助你們捕到共產黨的重要人物羅邁!」
  「羅邁?」宋再生心頭一緊,不禁重複了一句。原來羅邁是李維漢的化名,當時他在上海任江蘇省委書記,正是國民黨反動派極力追捕的我黨負責同志之一。敵人通緝李維漢的時候,曾為他的頭顱懸賞5萬元。沒等來再生再開口,姓黃的點了點頭,忙又追問:
  「你曉不曉得,捕羅賞格5萬元有無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揚,淡淡一笑,說:「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過事要實在、穩。」
  姓黃的哪個傢伙拍著胸脯,神氣十足地說:「完全保證。」
  「那好!」宋再生遂即與那個姓黃的約定:農曆正月初五在長樂茶社碰頭。並應他的懇求,先付給他現鈔30元,供他「過年急用」。
  宋再生打發走那個姓黃的傢伙之後,立即將此事報告陳賡。陳賡想了想說,「好嗎!到時候你把姓黃的果真弄來到長樂茶社,與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員--宋再生見面。」
  宋再生把這個姓黃的帶到大東旅社的時候,陳康身著黃呢軍服,完全是一副國民黨高級軍官的派頭,正在一間擺設豪華的房間裡「恭候」。宋再生把這個財迷心竊的告密者引進屋裡,伸著手,鄭重地介紹說:「這位就是我們司令部王參謀長,你快跟隨他去見司令!」
  陳賡遂帶此人坐上汽車,開到威海路805號一幢石庫房前。在這裡等候他們的,是當時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和另外三個紅隊隊員。顧順章見陳庚領著這個個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進門,就急忙走到門口笑臉相迎,高興地說:
  「王參謀長好!這位莫非就是黃君吧!」
  「不錯!」陳康點頭回答說。
  顧順章請他兩個進屋,邊走邊說;「來來來,我們先來商量一下,再去見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擺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這時端上來的酒叫「千里香」,儘管陪客的人頻頻添杯,毫未見有醉意,獨是這位貴客,一經沾唇,立刻酩酊如泥。從此,再沒有看見這位姓黃的走出門去。原來是顧順章這位「化廣奇」魔術大師施了魔法,那把酒壺正不是尋常之物,而是能夠因人「分別對待」的魔術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遊逛,走到三友實業社門口,碰見法界探目范廣珍,身後跟著一個年輕人。經過介紹,這年輕人姓顧,可是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宋再生並不清楚。然而當這個年輕人聽說宋再生是個政治密查員後,如魚得水,不肯離開,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來再生的住處。這個年輕人一路上大獻慇勤不說,進屋就問:「捕獲李立三獎賞多少?」當他聽到「賞格5萬』時,就求來再生帶見熊式輝。第二天,這人到約定的地點會面,拿來一張李立三同志在外國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將此事報告陳賡,陳賡迅速查明:原來這個姓顧的是鐵路工會秘書,同李立三朝夕見面,關係非淺!如今財迷心竊,竟要幹起傷天害理的事情來了。
  當時每逢共產黨中央機關召開重要會議,都由情報科和行動科等有關部門配合,慎重地選擇會址,周密地佈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總務科從安全著眼選定會場,然後即由紅隊派人攜帶武器前往衛護,有的騎自行車在附近巡邏,有的化裝成小商販在房前、屋後和裡弄口觀風,有的在會場警戒。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外圍人員馬上發出報警信號,在會場的人員分頭行動,一部分抵抗敵人,一部分保護負責同志轉移。1930年初,共產黨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籌委會會議。為了保障這次會議的安全,中央特科進行了如下周密佈置:在赫德路卡爾登影院後面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臨時開設一座「醫院」。一樓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供舉行大會用的會議廳。一樓由總務科派人充當門房、帳房等職,負責接待、應付臨時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並且負責應付查電表、收水電費等一類瑣事,嚴防外人進入正樓。同時陳康叫劉鼎出面,在近鄰處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設機關,成為「醫院病人」迅速轉移的通道,遇事可以從紅樓樓頂轉到劉鼎住房頂上,再經他的住屋走出大門逃走。會議開始的時候,即由行動科派出紅隊,在這座樓房的周圍進行巡邏、警戒。準備一旦被敵人發覺,遇有巡捕前來搜捕的時候,紅隊立即持槍抵抗;同時指定專人負責引路,帶領參加會議的代表,穿過劉鼎的住屋轉移出去。為此,陳賡等曾經多次到紅樓來檢查、籌劃。事先曾為參加會議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館,還準備了適合各種身份的比較闊綽的服裝。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後,就作為「病人」逐個送進「醫院」。代表進了醫院,住人病房,暫時即與外界隔絕開來,不讓外出。開會以前,這裡按照普通醫院的正常秩序:醫生、護士、廚師以及服務人員,完全同一般醫院一樣照章辦事。到了開會的時候,方才進入會場。這次會議共開兩天。會畢又把代表逐個地送出醫院。分散住進各個旅館。這樣,只有幾天光景,這家新開設的醫院,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倏忽不見,人員全部走得無影無蹤。
  但在這次會議前不久,要在上海開會的事曾被國民黨特務偵知。有一天,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找去宋再生說:共產黨要在上海召開蘇維埃議會,此事關係黨國安危極大,委座(指蔣介石)至為關切,傳諭「如能偵破,獎賞現金犯萬元。」
  委座這張支票是保證兌現的。他要宋再生找人偽裝「攤販」,佈置便衣,進行偵察。還說:如果佈置得周密,能把他們一網打盡,你的功勞其大無比。宋再生馬上找到陳賡作了匯報。陳賡指示他繼續瞭解敵人的意圖和情況,同時在老問捕房探長尤阿根的俱樂部對面的東方旅社開了幾個房間,派人就近監視敵人的行動;還在會場周圍作了周密部署,使得會議得以順利進行,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壞我們黨的計劃、命令,陳賡都能通過楊登瀛及其他分佈在敵人各種內部的聯繫及時得到。每當遇到有人告密,敵人準備抓人的時候,也大都能夠化險為夷。
  1930年4月,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黃第洪剛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寫信給蔣介石,說他在共產黨內「不得意」,要求同蔣介石面談,但不要讓旁人知道;還把周恩來準備同他會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聯絡地址告訴蔣介石,讓蔣介石派人找他接頭。然而,首先看到這類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蔣介石的陳立夫。蔣介石批給陳立夫辦,陳立夫批給徐恩曾辦,徐恩曾交給楊登瀛同黃第洪接頭,並且告知接頭的辦法:地點在南京路郵局,雙方手裡拿著皮包和報紙,楊登瀛聞得此訊,便把黃第洪秘密自首的情況報告劉鼎,劉鼎一聽,感到事關重大,便一面要楊登瀛把這個案子暫時壓一壓,一面報告陳康轉報中央。周恩來接到報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將黃第洪隔離,同時進行深人的調查,瞭解是否確實。雖然黃第洪這個叛徒十分狡猾,楊登瀛兩次約他到指定地點見面,他都沒有去。但是經過周密調查,證明黃第洪寫信向蔣介石自首,企圖勾結敵人對黨進行大破壞,完全屬實。中央即決定將叛徒黃第洪秘密處決,為黨除了大害,保衛了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安全,使敵人的陰謀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時一早出去開會。外面下著大雨,他在離開家門的時候告訴愛人陳瓊英說:12點回來吃中飯,下午還要到另一個地方開會。從中午起,陳瓊英就開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沒有回來。陳瓊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個夜晚,仍不見人影,心想準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趕到江蘇省委書記羅邁(李維漢)那裡打聽消息。
  羅邁一見陳瓊英,就向她證實:弼時昨天被捕了。同時安慰她說,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
  陳賡從中央特科得到這一消息後,就打發楊登瀛立即到英國巡捕房去探聽有關情況。
  原來,任弼時去開會的地點早被敵人發現。他去參加會議的那天,這個機關已被敵人破壞,巡捕房在屋內埋伏了便衣偵探,我們的同志還沒有來得及發出報警信號,任弼時已經在驟雨中急步走上台階扣門。門開了一半,他發覺不對頭,因為屋內出現一些探頭探腦的陌生人。正想轉身走開,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兩臂,想掙扎已經不可能了。敵人逼著一個住在這個機關的女同志說出他的名字。這女同志望了一眼,說:「不認識。」敵人不相信,可也沒辦法。但在這個時候,她的小孩(才三四歲)一見到任粥時就撲過去。敵人不由那女同志辯解,就給任弼時戴上鐐銬,推上囚車。這時,他乘機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裡嚥下去了。當被押進西牢後,敵人從他身上只搜出一張電車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詳細地址。楊登瀛把這些情況報告陳賡後,立刻把詳情轉告江蘇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時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裡的一個門牌號。敵人按照這個地址去調查,根本找不到這所房子,因為這所房子早已經在一次火災中被燒掉了。於是,告知陳倧英馬上搬到培德裡去住,並且還安排了一個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裡。羅邁還告訴她,敵人若來查問,應該怎麼回答。
  果然,不幾天,敵人就來查問了。陳倧英便按照組織上幫她編造的那一套去應付。隨後,在巡捕房審問任粥時的時候,她又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在敵人的法庭上旁聽公審。
  敵人對任弼時用嚴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幾個洋巡捕和警官就輪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圖逼他開口。由於刑訊而發著高燒,他身體極度虛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強打精神,鼓起勇氣,在敵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時候,用手去擋,鞭子一下打到那個「法官」頭上。惹得那個傢伙如同一頭喪失人性的野獸咆哮起來,不僅更殘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滅絕人性的電刑。那個長著黃頭髮的法官知道,這種酷刑能使受刑者處於半昏迷半麻木狀態,身心受到極大損傷,神經系統陷於混亂,從而當受刑者受不了時,可能吐露真情。於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電閘之前,極力逼問任粥時到底是幹什麼的。任弼時照舊隻字不吐。當電閘一合,他只覺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亂箭猛刺,腦殼發脹,眼珠外突,立刻彷彿大地失去了平衡,物體在旋轉,房屋在傾斜……敵人連續使用這種酷刑,使他多次昏厥過去。然而,他以無比堅強的意志抵制了敵人的逼供。哪知敵人並不以此罷休,反而慘無人道地不斷升高電壓,直到兩個電極在任弼時的背上烙出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發出了皮肉燒焦的腐臭味才收場。但是,不論敵人怎樣拷打,任弼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沒有講出任何情況,沒有一點口供。過了幾天,敵人沒有從任弼時嘴裡得到任何情況,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東西,就是那張月票。幾經調查,也都被陳倧英妥善地應付過去。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判了較短時間的監禁即行釋放。
  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也在上海被捕,還被敵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陳庚設法營救關向應,而首先要搶救被敵人搜走的這批文件。因為關向應被捕時化名李世珍,只要我們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敵人就無法判斷他的身份,黨的機密也不至於受到大的損害。趕巧這時英國巡捕房酷刑拷打關向應,沒有得到任何一點口實,也正在為這一批文件發愁。英國看見這麼多的文件和材料,挑過來掠過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圍著文件箱子轉也無濟於事。陳賡為了摸準情況,先叫楊登瀛到巡捕房探聽消息。楊登瀛回來說國民黨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強調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的,不願意把文件交給國民黨。陳賡便同楊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蘭普遜,就說願意幫助巡捕房來鑒別這些文件。蘭普遜正求之不得,就對楊登瀛說,那就交給你來鑒別吧!楊登瀛見蘭普遜已經應承,忙又改口說自己事情忙,不過可以另想辦法。楊登瀛和巡捕房談好之後,陳賡就根據中央指示,派劉鼎去鑒別,告訴他說,要把所有手抄的和複寫的文件都拿回來,其他的可以不管。陳賡還特別囑咐劉鼎:不要將被捕者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告訴楊登瀛,怕他知道了膽怯,不好營救。於是楊登瀛就把劉鼎作為他的「專家」介紹給英巡捕房,並把他帶到存放文件的房間,把門帶上。劉鼎在這裡仔細地檢查了全部文件,把裡面的手抄和複寫件抽出來藏在身上,出來的時候手還故意拿著幾張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我帶回去看看!」後來陳賡就叫楊登瀛告訴蘭普遜: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些引進學術研究資料,從此把敵人敷衍過去了。敵人認為關向應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視,對他判刑也較輕。押了不到1年即行釋放。關向應出獄不久,就被任命為紅二軍團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與賀龍共同率領紅二軍團同敵人周旋去了。
  3.軟刀子殺人
  陳立夫說:「我們前一時期清共是頗有成效的,但我們大家也看到共黨似乎是越提越多,越殺越多,也不知他們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認為是我們不能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結果。用殺戮的辦法來根除共產黨,並不是最好的辦法……」於是,他們判定的「重用叛徒,擴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顧順章在陳立夫的策略中,首先成了成功的「試驗品」。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2號,瞻園。
  瞻園在南京市區南部秦淮河畔。堂字深邃,園林秀麗。它原是明朝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府內的花園,清代改為江寧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國時為楊秀清的東王府,辛亥革命又為江蘇省長公署所在地,如今則為陳果夫、陳立夫的特務組織所佔據。
  平時瞻園大門緊閉,很少有人在這滯留,園內園外靜的出奇。可這一段時間,陳立夫、徐恩曾、葉秀峰、張沖等卻頻繁出人,他們正在秘密商議反共的新對策。
  經過多次的秘密討論,陳立夫等終於有了辦法。
  陳立夫說:「我們前一時期清共是頗有成效的,但我們大家也看到共黨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殺越多,也不知他們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認為是我們不能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結果。用殺戮的辦法來根除共產黨,並不是最好的辦法。相反,我們殺戮得越多,他們就躲得更隱蔽,我們無法再殺戮他們。所以我建議我們在用硬的一手的時候,還必須使用『軟』的辦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誘他們中一些意志不堅定者自首過來,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共產黨內部的更多的機密,然後再用武力一舉殲滅他們。這樣做我們才能真正達到『清除』共黨的目的。」
  陳立夫的話得到了徐恩曾、葉秀峰、張沖等人的贊同。陳立夫等人於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擴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久,蔣介石即同意了陳立夫的建議和策略。
  這一年,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國民黨公佈了《共產黨人自首法》,其中規定:共產黨員如主動向國民黨自首者,視不同情況,可予免刑或減刑。
  這一辦法果然奏效,一段時間內,國民黨特務通過勸降審訊、政治軟化等手段,確實收買了極少數意志薄弱、貪生怕死的中共黨員,這些人在高官厚祿、金錢美女的引誘下自首投敵,成為可恥的叛徒,而通過這些叛徒、特務又發展了一些叛徒,這樣,特務利用叛徒,擴大了對共產黨組織的破壞。特別是1931年的顧順章案,使陳立夫的策略頗受蔣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視。
  1930年,陳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務蔡孟堅為武漢特派員,專門從事破壞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活動。
  1931年3月,蔡孟堅勸降叛徒黃佑南,並在黃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壞中共湖北省委,省委書記及其愛人被捕,兩人堅貞不屈,均被殺害。接著,蔡孟堅又帶人在漢口法租界會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長江局負責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務的威脅利誘之下,說出了中共地下黨活動的一些情況。隨後蔡孟堅又安排他化裝,將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別人不易認出,同時派出特務打手數名,暗中隨其在漢口大馬路行走,尋找所認識的共產黨員。
  5月的一天,這個叛徒行經漢口距江漢關不遠的輪渡碼頭附近,無意中發現了中共中央保衛小組負責人顧順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顧順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務逮捕。
  蔡孟堅為了對顧順章進行軟化誘叛,親自出馬接待,敬煙敬茶,但顧順章卻是一言不發。蔡孟堅不愧為老牌特務,並不生氣,他笑著對顧順章說:「我們雖沒見過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顧順章仍是一言不發。
  蔡孟堅有些惱怒了,但他不表露出來,只是又提醒顧順章一句:「你我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著多說。要生,便說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則,只有死。」顧順章毫無表示。
  蔡孟堅見此狀,知道現在多說也無益,不如讓顧順章放鬆放鬆,好好考慮,一切等回南京請示陳果夫之後,再想辦法。於是他又對顧順章說:「我決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慮,選擇自己的前途。」
  隨後,蔡孟堅急電南京,向陳果夫、徐恩曾等匯報了情況。陳果夫、徐恩曾指示蔡孟堅從水路押送顧順章去南京。接著陳果夫、徐恩曾指示之後,蔡孟堅立即率三名特務,將顧順章押上了江輪,送往南京。
  抓獲顧順章這樣的中共要員,二陳極為高興,他倆知道顧順章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機密,如能勸降顧順章,破壞中共中央組織,少不了又要陞官發財。為了確保顧順章的「安全」,當江輪開到南京後,陳立夫、徐恩曾、張沖等親自乘坐事先準備好的小汽艇來到江中心接顧順章,然後將顧順章送往南京中山東路的「正元實業社」,這是調查科特務組織的秘密所在地。
  在去「正元實業社」的途中,陳立夫、徐恩曾等人又與顧順章「談話」,希望能從顧順章口中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材料。果然陳立夫、徐恩曾得到了重要情報。前幾天一直毫無表示的顧順章忽然說出了「你們身邊的錢壯飛便是受我們領導的地下工作人員。」
  陳立夫、徐恩曾從顧順章的口中獲悉錢壯飛身份後,大為震驚。更感覺到勸降顧順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顧順章送到國民黨司令部監獄,安置在所謂的優待室內。這樣,既能保證顧順章的安全,又能滿足顧順章的生活要求。
  顧順章在關押中,陳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獄中對顧順章進行利誘,許以高官厚祿,促其徹底叛變革命。為照顧顧順章的生活,陳立夫、徐恩曾還多次派人送錢、送物給顧順章。如當時任調查科助理幹事的張文,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購買一些食品水果、撲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給顧順章。
  在陳立夫、徐恩曾的勸說利誘下,顧順章完全叛變了共產黨。
  他首先供出了當時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惲代英的真實身份。
  揮代英是中央委員,1931年春在上海以共產黨嫌疑被捕。顧順章對惲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關押監號等知道甚詳。在顧順章供出惲代英的真實身份後,徐恩曾派顧建中、李熙光、王思誠三人攜帶一本刊有惲代英相片的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學錄(因惲代英是黃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獄中加以對證。在查對證實以後,徐恩曾極為高興,當即面報陳果夫、陳立夫,轉報蔣介石,同時又將惲代英押解南京,並派顧建中、李熙元、王思誠三人對揮代英進一系列的威脅利誘,企圖迫其叛變革命,從而獲得有關中共更多的活動情況和組織情況。但是惲代英始終忠貞不渝,除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外,無其它任何供詞。不久,惲代英便由蔣介石下令殺害了。
  除外,顧順章供出了幾處中共在上海來不及遷移的地下秘密機關。
  中共在上海的直屬單位所在地,多數在顧順章領導的保衛組的護衛之下。中共中央從錢壯飛那裡獲知顧順章為國民黨逮捕之後,當即作出緊急決定,首先是遷移各個地下機關。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一個地下機關的安全轉移是很不容易的。當調查科從顧順章口中得悉情報後,立即趕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數機關已經轉移,但也有少數一時遷移不及的機關,如紅旗報社、保衛組辦公處、北四川路接頭處等。這些機關遭到了特務的破壞。其中周恩來原來常到的辦公處所,也遭到破壞,周恩來幸而在特務們來到前的一刻鐘離去,否則難免不遭毒手。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被迫全部重新安排處所和人事。
  此外,顧順章還供出了中共保衛組地下工作人員,其中絕大多數在被捕後拒絕自首叛黨,被特務們殺害了,少數人在顧順章的影響下叛變。
  顧順章叛變之後,也加入了陳立夫的特務組織。
  顧順章整理編撰了各種訓練特務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冊的特工叢書,分別有《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行動工作》、《審查工作》、《組織工作》,共約50萬字。
  除此之外顧順章還為二陳出謀劃策,培養特工,顧順章曾向陳果夫、陳立夫建議:要徹底動搖共產黨在上海的基礎,就應該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同時,對於「自首政策」必須切實貫徹,以架空、瓦解和最後消滅共產黨。
  他還提出開辦「特工人員訓練班」的建議,訓練一批有特務工作能力的人員,充實各級特務機構。為了打擊共產黨,顧順章還建議在上海設立一個以行動工作為重點的上海行動區,以組織對組織,給共產黨以不斷打擊。這些建議後來都被陳果夫、陳立夫、徐恩曾採納。
  由於中共基層組織裡的黨員的大部分都是參加生產的在業工人,他們與脫產幹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業的危險。特務們對這些人採取「擴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組織」的政策,是盡量不予逮捕,通過談話「說服」他們秘密自首,充當特務耳目--內線「細胞」。這種方式,特務們自稱為「細胞」政策。而「細胞」政策多運用於產業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區。
  馬紹武,又名史濟美,是二陳在上海的特務頭子。1932年,他來到上海,首先在滬西地區開展細胞工作。
  馬紹武根據自首人提供的線索,查證確實後,即採用突擊說服的辦法,把對像吸收為共產黨基層的內線關係,使之成為細胞。
  在突擊說服時,特務常把說服對像帶到茶館或清靜的馬路邊,或到對象的家裡,先和他談生活情況、工作情況,然後和他談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態度。一般的對象是不會輕易表露自己的態度的,談話特務就對他顯露身份,對他進行威脅和反動宣傳,說什麼「共產黨對人民危害極大,破壞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擾亂了國家體制完整,共產黨已成了違犯民國的主要犯罪分子,應受到軍法的懲治」等等。然後進一步說:「你有妻兒老小,全家靠你養活,你參加反動組織,擾亂社會治安,萬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牽連嗎?我們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點向政府自首,這樣可以保證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從,你要三思……今天的談話不要和其他人談起,否則,對你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特務的這種「細胞」政策極為毒辣。馬紹武在滬西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幾乎掌握了中共滬西地區整個基層組織活動的情況。
  馬紹武後被中共「特科」行動隊除去,繼位的徐兆麟承繼和發展了「細胞」政策,他不僅注意發展內線細胞,更重視對內線細胞的培訓和利用。在培訓利用中,凡發現不利於內線細胞提升的障礙,便設法予以清除,為他們進一步打入高一級組織打清道路。這些內線細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對特務進行破壞活動十分有利。
  為拉攏內線細胞,特務機關對內線細胞每月分別給予5到15元的活動津貼費,對有「重要表現」的給予一定的獎勵,對家庭生活比較困難的也酌給生活補助費等。
  為了更好地對被捕的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根據二陳的建議,國民黨還專門成立了從事此項工作的機構--反省院,同時公佈了《反省院條例》,將反省院納人政府機構。特務們常常將抓來的共產黨人關進反省院中進行所謂反省,「反省合格」後予以釋放,並從中挑選一部分人專門從事破壞中共組織的活動。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長沙設立的湖南反省院。該院由湖南省主席何鍵直接控制。隨後,沿長江各省也相繼建立了反省院。
  按組織系統,反省院隸屬法院。由於原有的司法人員對革命人士所進行的欺騙誘叛的辦法不如CC特務的陰險毒辣。為了使反省院成為更省力的破壞革命的工具,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二陳極力想控制這一機關。
  二陳與徐恩曾幾經商議之後,提出了一整套對反省院加強管理和實施誘叛的辦法,然後由中央組織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長居正、司法部部長謝冠生接洽,要求整飭反省院組織,訂立更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實現其欺騙誘叛,瓦解革命陣線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來的「反省人」外,還要接受調查科派來的「反省人」;並要求司法部門同意接受中央組織部推薦的CC分子擔任反省院院長。
  1932年,各反省院院長陸續改由CC分子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長廖家楠、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安徽反省院院長仲建輝、湖北反省院院長郭良牧等。自這些CC分子擔任反省院院長之後,反省院形式上仍屬高等法院,但實際上已改隸特工總部。對於反省院原有人員,除少數被吸收進入中統外,大部分都被趕走。反省院成了CC特務完全控制的單位。
  反省院的組織是在院長之下分設訓育、管理、總務三個科,三科之中,以訓育科為重心,直接對「反省人」進行欺騙誘叛。
  反省院在押的人員分為三類,一為被認為叛變共產黨不徹底分子;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的人;三是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傾人士。另外,還有一些原屬中統,後被認為對組織不忠,違反特務紀律的人。
  反省院所標榜的政治訓練內容有三條:一為以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為以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三為以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將其編為四組進行「訓練」。甲組為大學程度;乙組為中學程度;丙組為小學程度;丁組為文盲。如果丁組人數不多,丙丁兩個組便合為一個組。甲組只是「學習」,不參加勞役,「學習」以聽課為主,自學為輔,乙組「學習」、勞役各半。丙丁兩組以勞役為主,間或參加聽課。
  「學習」內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孫文主義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上課由訓育員擔任講課。此外,還有一種該院認為最重要的課程。即所謂精神講話。精神講話,多由該院聘請一些反動報刊的主筆編輯、社會各流學者以及一些省黨部委員擔任,所講內容不外是說國民黨好,共產黨壞,只有叛變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類。對於此項講話,四個組都要參加聽,甲、乙兩組還須作各種筆記,如聽講筆記、讀書日記、反省筆記等等,並須逐日送交訓育員審閱,訓育員還要經常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所有「反省人」的「反省」以6個月為一期,每6個月舉行一次考試,甲、乙兩組去筆試,其試題多為「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是怎樣」、」『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之類。對於丙、了兩組是口試。考試不及格者便留級,繼續「反省」半年。那些訓育員常用威脅的口吻對在押的「反省人」說:「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槍斃!」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經常受到折磨和摧殘。考試及格者發給一張「准予自新」的證明書,釋放出去。即使是這些被釋放出去的「自新人」
  仍必須接受當地特務室的管制三年,定期匯報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認為有共產黨活動嫌疑的,隨時可以被重新關押監禁。
  這樣,陳果夫、陳立夫利用勸降審訊,反省院訓練的辦法,雖有革命不堅定分子叛變,但更多的共產黨員在敵人威脅利誘的面前,卻永保革命者的本色。
  1934年紅軍主力長征,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據地,任中央江西分局宣傳部長。1935年2月,在突圍轉移途中於福建武平被國民黨軍隊包圍被俘。消息傳到南京,陳立夫十分興奮。他想,瞿秋白曾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有名的大知識分子,如果勸降成功,會震驚中外,至少也可以得到共產黨內若干機密情報。於是,他親自挑了一名專門從事勸降工作的高級特務、特工總部訓練科科長王傑夫前往福建,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福建黨務視察員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勸降工作。王傑夫到福建後,會同所屬福建省特務室主任錢永建一道對瞿秋白進行勸降。他們多次商談對策,採取種種辦法,與瞿秋白進行多次談話,企圖讓瞿秋白自首。但瞿秋白一身正氣,威武不屈,絲毫不為所勸,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後英勇就義。
  第八章 內訌紛起
  1.戴季陶不滿「二陳」
  陳果夫沒有想到自己推薦的人會向他開刀,感歎「真是人心大變」。陳立夫身為部長卻十分害怕戴季陶。蔣介石訓斥說:「現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鬧,我看鬧垮了,還鬧什麼!」
  蔣介石對誰都不相信,所以在他手下的每個系統中,他都有意製造兩個以上的派別互相牽制,互相抗衡,以利於他自己獨攬大權。蔣介石的這種手法和意圖,在當時就已為他的一些手下發現。復興社重要分子蕭作霖在回憶復興社之所以被解散,賀衷寒被貶的情況時,引述了一段賀衷寒對蔣介石評價的話,他回憶說:
  「1941年我自西北調回重慶,也因投閒置散,無所事事,與賀衷寒往還較多,記得有一次邀我到他的李子壩住處吃臘狗腿,我在醉後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大約也有點醉了,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哪裡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對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的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難道還能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復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摔成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唯恐復興社會發展一旦難於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幹又多數是湖南人,這也是他所難以放心的。他的打算有極高明的權術的,你還罵他昏!可見你還是年輕不大曉事,你自己才是有點昏!」
  蔣介石之所以讓二陳主持國民黨中央黨務多年,沒有給他們二人培植反對派,除了二人對蔣介右比較忠心而外,還有兩個原因更重要,一是黨一直是一塊蔣系和其它派系如汪精衛派、胡漢民派、西山會議派爭奪的陣地,蔣不能在內部分散自己的力量,必須一致對敵;二是國民黨是一塊只能作為發表意見用的講壇,起的決定作用並不大,槍口的說服力比人口大得多,讓二陳替自己去和這些人吵嘴,免得讓這些人有精力找上自己。這樣,二陳壟斷黨務近十年,一直未發生內部危機。
  但是,二陳並不是一點兒私利都不講,百依百順的那種奴才,一旦身居高位,手下又有一幫可靠的嘍囉以後,說話辦事,逐漸難免有點驕橫。對蔣介石也不是十分聽話了,常常也敢為了自己或手下的人事和蔣頂上幾句,蔣對二陳不能不產生懷疑。
  從1935年起蔣介石便在忠於自己的黨棍中給二陳物色對手,以打破他們壟斷黨務局面。最初,他選中了張厲生,所以在1935年12月不顧陳果夫的反對,把張推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位置,張在佈置組織部人馬時,以王星舟代駱美,並提倡讀書,想給組織部帶來點新氣象。但陳果夫樹大根深,經營組織部多年,張厲生又多年為陳果夫下手,積威之下,張戰戰兢兢,並不敢對二陳的人馬大動手術。加上張厲生的支持者是陳誠,屬於軍界,張本人在國民黨內沒有強硬後台,認識的人大都是CC分子,也沒有一支自己的隊伍,張唯恐自己出了差錯,沒人搭救,所以一直未敢對二陳下辣手。雖然事實上已叛離CC,表面上還得尊重M陳。張以後依靠陳誠走向政界,事實上是自己脫離了黨務系統,也可能是在黨務系統為二陳排斥而不能立足。
  張厲生雖未敢向二陳開刀,「但陳果夫對他的叛投陳誠一直耿耿於懷,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六中全會期間,陳果夫親自出馬,上書蔣介石,要求張厲生下台,同時並推薦朱家驊。蔣介石此時也對張厲生未完成他的意圖不滿,同意由朱家驊出任組織部長。不想陳果夫一念之差,趕走了張厲生,迎來了朱家驊,倒真的招來了拆自己台的冤家。
  朱家驊,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陳的湖州小老鄉,曾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時,把朱請到廣州,推舉他為副校長,以後升任校長。南京政府建立後,朱曾任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和交通部長。
  朱家驊和二陳的關係本來不錯,應該說也是CC關係上的人。但從一開始,朱家驊同二陳的關係就不是類似於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等人居於二陳之下的上下級隸屬關係。朱頗受戴季陶、張靜江、吳稚暉這些國民黨元老的重視,三人也頻頻在蔣面前對朱大加讚揚,因而蔣介石對朱的印象一日好過一日,而朱在國民黨內官場行情也日漸看漲。朱和二陳關係處理得不錯,一是看二陳勢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沒有基本隊伍,需要借和二陳的關係護身;三是因為朱是湖州人,屬浙江系,二陳有意拉朱,想利用未在學術教育界為CC出點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關係,讓戴多在蔣介石面前說點好話。戴季陶因為和蔣介石有盟兄弟的關係,又不拉幫結派,不戀官位,敢說敢幹,不怕傷人,在蔣介石眼中一直佔有特殊地位,蔣對他的意見,頗為重視,二陳伯戴季陶也加入反對他們的戰團,如果這樣,二陳是萬萬吃不消的。出於雙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驊自然而然地和二陳更加接近。在朱家驊當交通部長的時候,他拉張道藩當了交通次長,二陳對朱有什麼要求,都通過張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說是有求必應。抗戰開始後,朱家驊還是緊緊地靠攏著軍委會第六部部長陳立夫,高級分子在六部聚會商議重要問題時,朱家驊基本上都被邀參加,陳果夫、陳立夫對朱說話,既不像對外,也不像對部下,既尊敬又親切。
  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當上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當選副總裁。表面上看,蔣江已結束了黨權之爭,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汪精衛對選舉結果並不滿意,在他的頭腦裡,總裁的位置應該給他。蔣介石雖如願以償。但對汪仍不放心。多年的黨權鬥爭,蔣介石知道汪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尤其善長宣傳和組織活動,他手下的改組派諸如陳公博、顧孟余也都是些拿得起、放得下的厲害人物,所以蔣總裁拖著汪副總裁這個尾巴,讓汪自由活動。實在寢食難安。更要命的是,蔣介石要負責全國各戰場的軍事指揮,有關軍事的一切活動都要由他最後決定和組織。戰場軍情,瞬息萬變,要掌握各種情況,做出決策,並非易事,蔣介石必須全力以赴,這便等於是將黨政舞台完全讓給了副總裁汪精衛。
  在黨務各方面,本來有二陳看家,但二陳無論在組織能力、宣傳鼓動和資歷、才幹上都遠遜汪精衛。張厲生這時正任組織部長,更是後生晚輩,在政治上沒有號召力。在這種情況下,戴季陶給蔣介石出了主意,將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書長提高一級,改稱中央秘書長。居於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之上。其地位僅次於總裁、副總裁;為使中央秘書長有執行的能力,使之兼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秘書長主持中央黨部工作。秘書長一職的提格,目的顯然是為了架空副總裁。
  以地位實力而言,出任中央秘書長的最佳人選是陳果夫或陳立夫,但這時的二陳,正值包辦了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之後受到國民黨內各種派系的圍攻,苦於分辯,而戴季陶正在此時也加入了攻擊二陳戰團。
  戴季陶不滿意二陳,卻對朱家驊頗為欣賞,因此向蔣介石極力推薦,於是朱家驊順利地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兼中央調查統計局長。朱家驊之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比他的前任葉楚傖、陳立夫的國民黨中央秘書處頭子的中央秘書長地位要高得多,權力也大得多,可以指導指揮中央各部會的首長,成了國民黨中央真正的第三把手。在工作上,他不像葉楚愴那樣膽小怕事,遇事推、拉、拖,而是乾脆明瞭,立刻斷決;在幹勁上,他比陳立夫還要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經常攬事找事做。
  朱家驊主持國民黨黨務工作這種大包大攬的風格,就是為了讓汪精衛無法插足,但汪精衛不甘寂寞,他為了衝破朱家驊以中央秘書長地位對他和中央各部關係的隔離,他規定每隔兩星期的一個星期六,召集各部秘書、處長以上人員,到中央秘書處會餐,漫談工作,解決疑難問題。朱家驊對之表面應付,暗地另加佈置。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也都知道江朱的關係,對江一味敷衍,所以在會上好好形成的決定,一轉身走出中央秘書處,便成了空話。汪精衛本以為他以前受蔣介石的氣,這次蔣忙於軍務,不能抽身,在黨務問題上應該有決定權了,沒想又冒出個朱家驊來,對汪這位副總裁的帳一點不買。汪眼見掌權無望,一氣之下於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飛往昆明,次日飛赴河內,乾脆投降了日本。
  精力充沛、幹勁十足的朱家驊不僅架空了汪精衛,在中央大權獨攬,而且將手伸向地方,他把屬於中央組織部職權的淪陷區和戰區的東北、華北、江南各省黨部人事、經費全部攬在手中,由他選派委員,發放經費。對陳立夫、徐恩曾主持的中央統計局,他也毫不放鬆。他派劉次蕭充該局主任秘書,核閱重要文件情報,按時向他匯報。又派專員高越天,拿著他的名章在文件上蓋章,他還親自去中統局召見過一次中統員工。以表示他對該局工作的重視。
  對於朱家驊的欺上壓下,陳果夫表示大力支持,他把朱家驊當作自己人,自稱是自己的知己。對於朱家驊從張厲生手中奪取東北、華北、江南淪陷區和戰區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委員人選,陳不以為怪,他樂於見到張厲生出乖露醜,只要有損於張厲生的事,他都願意看到,甚至推動其發生。
  汪精衛投日後,朱家驊的中央秘書長職務已失去初設時的意義,陳果夫乘機推薦朱家驊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此舉的意圖,一方面仍是對朱表示推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趕走他所討厭的張厲生,戴季陶此時對二陳雖頗不滿但對陳果夫推崇的朱家驊卻非常賞識,以全力支持他。戴季陶推崇朱家驊出掌中央組織部的意圖和陳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讓朱家驊把陳果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內搞糟的一套,全部拋掉,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用一句話說,就是把二陳原來在組織部的一套人員和工作辦法,連窩端掉。蔣介石對朱家驊敢干敢為,能幹能為的作風也非常賞識,他覺得交給張厲生的任務已不能完成,要給二陳在黨務系統內樹立一個反對派,得讓朱家驊來幹。這樣1939年,朱家驊接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一職。
  朱家驊接任後,對元老們果然尊重,他把由戴季陶訂立的以三民主義與儒家學說混而為一的國民黨黨員守則12條,塞進了總理紀念週日程,於每星期一上午八九點對黨政軍人員講述。在人事上,朱家驊對外拉「三青團」為外援,內部對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組派遣留成員以及少數胡漢民派分子,一併收攬,唯獨對CC分子大加清洗。陳果夫看到此種情形,不知道朱的後面有蔣介石的默許和戴季陶的支持,對受了排擠的CC分子大發牢騷:「朱太不像話,怎麼單對我們的人開刀。而我們人中也有些失節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變。」朱家驊的反CC陣營諸如「大同盟」、「改組派』分子,長期被CC分子在各地壓得抬不起頭,這次有朱家驊撐腰,立即反攻,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部門,朱家驊派和CC分子互不相容。朱家驊收攬人力,不管過去和自己的關係如何,只要現在幫助自己反CC,一併收人,甚至對被他取代的張厲生手下人員,也企圖拉為己用。1940年初,朱家驊親自找張厲生手下的第一號干將胡夢華談話,要求他繼續留任組織部任黨務視察主任。並借和胡是南京中央大學校友的關係,要求胡留下來,幫助他們徹底清除二陳留下的一套。由於張厲生反對胡夢華留任,胡只得辭職,由張介紹出任了河北省政府秘書長。但朱竟不以此為意,繼續要求胡照顧他所派的河北及東北黨務督導員度過河北進入日占區,開展工作和發放經費,而且強拉硬套,讓胡出任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委員。
  1944年,蔣介石準備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因陳果夫包辦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有經驗,蔣介石叫朱家驊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職位讓給陳果夫。不久,陳果夫因肺結核病重,不能再任組織部長,改由陳立夫擔任,朱家驊任原由陳立夫擔任的教育部長。於是,雙方爭鬥再次激烈起來,陳立夫將朱家曄安置在組織部的人大批趕走,朱家驊則在教育部清洗二陳的爪牙。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時,朱家驊便與中華復興社分子聯合向CC派爭中委名額,雙方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吵得熱火朝天,以至每次會議,蔣介石都被鬧得頭昏腦脹。有一次,蔣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大發脾氣。訓斥說:「現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鬧,我看鬧垮了,還鬧什麼!」
  除組織和教育系統外,二陳與朱家驊爭奪的第三個部門是中統。本來,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後,蔣介石之所以不讓徐恩曾出任中統局長,不讓戴笠出任軍統局長,是嫌二人資歷太低,所以才讓朱家驊兼任中統局長,林蔚兼任軍統局長,而以二人為副局長主持工作,負實際責任。林蔚出任軍統局長後,很知趣,並不過問軍統的事情,一切讓戴笠全權處理;可朱家驊就不同了,他不滿意空頭局長這個名義,而名實相符,真抓實管。實際上,二陳和朱家驊的衝突,首先就發生在誰控制中統的問題上。
  朱家驊本來是沒有自己的班底的,出任中央秘書長以後,由於有組織部長張厲生在,也不好立即招兵買馬。由於出任中統局長,所以他的建立自己基本班底的主意首先便打在了中統局上。中統局由朱家曄任局長,對中下層的中、小特務來說,是值得慶幸的事,一方面是朱家驊職高權重,兼任局長,顯示了中統機構的重要;另一方面,中統局畢竟是一個叫得出口的機關,不像過去的名稱「特工總部」那樣不倫不類,中統特務們可以不再抱怨「我們就像小老婆養的一樣」了。但對徐恩曾來說,就不怎麼滿意了,原來他畢竟是「特工總部」的一部之主,以「部」改「局」,他一下子多了個「婆婆」朱家驊,儘管朱原也是CC線上的人,但徐心懷恐懼,怕沒事還要攬事的朱家驊真的行使起局長職權來。這時朱在蔣介石面前紅得發紫,如果真的那樣,徐恩曾只有讓出實權乖乖服從的份。徐恩曾雖心懷疑懼,但二陳來說,由朱兼任中統局長也未嘗不可。朱畢竟和二陳頗有淵源,而且在這時國民黨內很受歡迎,二陳人緣不好,在好多地方有用得著朱這樣的人物去緩衝一下摩擦衝突的需要,所以對他進入中統相當歡迎,沒有完全把他當作僅有空名的局長看待。這樣,朱家驊便以自己自願,徐恩曾無奈,二陳支持的背景像模像樣地當起了中統局長。
  這時,正值國民黨政府的大批機構由武漢遷往重慶,朱家驊到重慶後,徐恩曾還未到。這位「真正的」中統局長在重慶找不到中統局的行蹤,便在重慶連電催徐,叫他立即率人趕往重慶。徐恩曾復電說,原特工總部的人部分還在武漢、衡陽,路途遙遠,交通困難,短時間不能趕到重慶,中統機關不能馬上成立。朱家驊便跳著腳大罵徐恩曾混蛋。並不管三七二十一,獨自作主,將陸續到達重慶的幹部進行了安排。朱家驊安排幹部,有的是自己的親信,有的是過去反對徐恩曾的人,有的中統的對手軍統分子,不管背景如何,只要來投奔自己,一概安置。徐恩曾到重慶後,看到這種情況,非常惱火,卻也無可奈何。接著發生了讓徐恩曾更為惱火的事。原「特工總部」主任秘書孟九外調,淄前腳剛走,朱馬上以「中央秘書處」的名義推薦他的親信劉次蕭接替。何培榮是朱家驊任浙江省民政廳長兼杭州警官學校校長時的學生,當時戴笠任該校政治特派員,何在校時就加入了戴的特務組織,朱家驊喜歡何,便讓他出任了中統四川省調查室主任。此外,局內的處長,專員室級別較高的專員,由朱家驊任命的也超過一半以上。朱又控制著中統的經費,沒有朱的批准,經費就拿不到手。對此,徐恩曾只能忍氣吞聲,朱的人做處長,徐的人就做副處長,處處讓著朱。徐恩曾雖表面上忍得住,但徐原來手下的人卻忍不住了,他們想出種種辦法,給朱派來的人和朱難堪。
  朱的人多是新來乍到,並不懂中統局的業務,所以有時遇上問題,就得向徐的人請教,但徐的人往往持不買帳的態度,有時反問對方:「你是領導,為什麼問我們。」有的乾脆消極怠工,躺倒不幹。朱家驊為籠絡人心,緩和與徐的手下的矛盾,於1940年春給全體人員發委任狀,明確任職,在徐的支持下,徐的手下人串通一氣,「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驊十分難堪,最後還是拉上了徐恩曾,由徐多方面做工作,徐的手下人才勉強接受。以後,徐派人又多次對朱發難,朱徐的矛盾越來越深。
  朱家驊要將二陳控制的中統據為已有引起了二陳的不滿,他們開始想辦法趕走朱家驊。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陳果夫被推薦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原中央秘書長由葉楚槍口任。沒想到朱離開中央組織部長職後,賴著中統局長不辭,而葉楚傖和他的繼任者吳鐵城也不以為意,聽之任之。這樣,朱家驊仍舊兼任中統局長。由於在朱家驊和徐恩曾爭奪中統控制權的鬥爭中,二陳偏袒徐恩曾,終於引發了朱家驊和二陳矛盾的公開化,他在出任組織部長後,全力和二陳作對。
  朱家驊和徐恩曾的爭奪也未停止,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徐恩曾保薦自己親信顧建中為副局長,而朱家驊也從陝西調來了陝西省黨部書記長郭紫峻,保薦為副局長。這樣,朱家曄和徐恩曾二人的爭奪,就變成了以朱、郭為一方,徐、顧為另一方的四人爭奪。1944年,朱家驊離開組織部長職位,出任教育部長,郭紫峻失去後台,不得不向徐恩曾屈服。可徐恩曾窮追不捨,仍要痛打喪家犬,逼得郭紫峻走投無路便和戴笠勾結了起來。1945年初,郭當面向徐提出:「請為著你,為著整個團體,請求你自動向總裁辭職,由我過渡一個時期,以後再交權給你,行不行?」徐不同意,並立即表示對郭不信任,戴立即行動,人贓俱獲,並馬上上報蔣介石。蔣介石對徐恩曾行動不力早已不滿,借此機會立即下令免去徐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當徐走私貪污,人贓俱獲時,朱家驊也立即向蔣匯報了徐的種種非法行徑。這樣,徐恩曾便在軍統和朱家驊的聯合夾擊下倒了台。
  2.陳立夫因藐視戴笠而結怨
  戴笠去見陳立夫,陳立夫極為藐視,為此戴笠懷恨在心,便時時處處都想讓「中統」人出乖露醜,為了挽回頹勢,得到蔣介石「青睞」,葉秀峰繼徐恩曾之後,更加兇惡。
  「中統」和「軍統」這兩個特務機關,常常互相摩擦,互相排擠,互相攻擊,這種情形,並非到兩「統」分立之後才開始,在它們還是「一處」,「二處」的時候便已發生。當「復興社」的特務處併入陳立夫領導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為第二處時,戴簽去見陳,陳對他極為藐視,這使他懷恨在心,久久不忘。因此他自立門戶以後,便事事都要爬在「中統」前頭,以逞報復之快。正因為陳立夫看不起戴笠,所以在陳任局長時期,徐恩曾的「一處」比戴笠的』『二處」,政治地位較高,許多便宜都給「一處」佔了先,這使「二處」很不服氣。當時專搞反間工作的南京郵件檢查所和南京電報檢查所這兩單位,郵檢所的中校所長張志鵬,是「一處」的,少校副所長董襄是「二處」的;電檢所的情況也一樣;正所長是「一處」的葉定。這兩個檢查所凡有檢獲,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主辦郵電檢查部分工作的特務,又是「一處」的應澤。所以在沒有送到局本部之前,「一處」老早就全部知道了。至於「二處」的人即使是副所長一類的頭目,也只能從經手人那裡看一點,記一點,所以他們感覺總是為人作嫁,不能與「一處」爭功,早就心有不甘。後來,羅杏芳當上重慶郵檢所所長時,就曾憤憤地說過:「CC」分子還想從我這裡得到情報?對不起,老子請他們吃「CC」!(羅杏芳是湖南人,湖南土話稱尿為「稀稀」)
  當兩「統」分立之時,照蔣介石的指示,原有分工之議:「中統」著重於黨務、政治、經濟;「軍統」著重於軍事、特務武裝和「『行動」。但後來「軍統」
  機構逐漸龐大,經費也不斷擴增,戴笠更用印製偽鈔、走私販毒等辦法來自籌經費,野心勃勃,悉力發展,而且為惡愈多,愈獲得蔣介石的信賴,就再也沒有去顧什冬分工。特別是在他把徐恩曾搞垮以後,更是什麼都抓,不理「中統」。到了抗戰後期,戴笠得到美帝的支持,靠山愈大,野心愈大,機構愈大,特務愈多,那就更不把「中統」放在眼裡了。
  「軍統」素來認為全國警權應該歸它,任何其他派系均不應分沾。「中統」則因本來沒有培訓過什麼警政人員,也沒有公開指揮或管轄過警察單位,所以也無法向警權圈內插手。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便用了一向搞警官學校的李士珍。為了扶李土珍,陳立夫在蔣介石面前一再說他「識大體」,心目中只有「領袖」,替他邀得蔣介石的喜歡。李士珍的資歷本來夠不上當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但因為得到陳立夫的幫忙,終把名字圈了上去,因此李土珍對於陳立夫感激得五體投地。雖然如此,但陳立夫卻並不要李士珍公開與「CC」合作,而叮囑他保持原來的政治面貌,有時候還要李士珍在公開場面上,對陳立夫或「CC」提出帶「批評性的意見」,借此在第三者的眼前吹起迷沙。李士珍之所以能始終保持著中央警官學校這個地盤,沒有被「軍統」吃掉,不能不多謝陳立夫的做法。這樣一來,以李士珍而言,是借陳立夫之助維持住地盤;在陳立夫而言,則是利用李士珍的存在,以抵禦戴笠在警權內的獨佔,雙方都有好處。因為李士珍的地盤鞏固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提高了,他對警官學校的畢業生就能抓得更緊。這些畢業生派到各省、市、縣去擔任警政職務後,由於李士珍的關係,便和「中統」的地方特務組織協同一致,這又使「中統」
  得到不少助手和方便,借此達到兩利的目的。在警權方面,「中統」雖無力與「軍統」明爭,卻仍用「柔術」進行暗鬥。
  儘管陳立夫和徐恩曾等人想方設法與戴笠爭寵,可是事實上,愈到後期,「中統」愈給「軍統」壓得無法出頭。這不僅是因為「軍統」利用抗戰期間,大量擴充,且得到美帝的幫助;更因為蔣介石的統治癒接近末日,也就愈依靠暴力手段來維持,在這個作用上,「軍統」的組織比之「中統」,確實更能適應蔣介石的需要。再加上戴笠一心要壟斷蔣介石的整個特務工作,但又不可能把「中統」消滅,便時時處處都想讓它出乖露醜,一直弄到徐恩曾走私貪污案發,是戴笠對「中統」最重的一擊。徐恩曾招架不住,終於被打下台來,從此就得不到蔣介石的起用。這一幕,是「軍統」和「中統」利害衝突的頂點。
  徐恩曾垮下來,葉秀峰頂上去,「中統」就開始走下坡,其內部的離心現象也加重了。
  首先是人事上的變遷。在徐恩曾時代的許多組處級的人物,因已利用過去時期的人事關係,和別的範圍拉扯上,這時候乾脆棄舊而就新,離局他去。有的人因在本籍已紮了根,或在企業範圍已打好底子,這時也轉去當地方官或經營賺錢的業務了,有的和二陳關係更為直接也更為密切的,就轉到中央級的別的部門或省市級的廳處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統」吃飯的中下級人員,仍然守在舊窩。
  其次是經費被削減。在徐恩曾為蔣介石寵信的時期,除國民黨中央黨部照編制開支的經費之外,尚有「特別補加費」。「中統」分佈在各公司開的有收益機關(如鹽務機關)的頭子們,還向局本部提供款項,俾資運用。而用走私等種種不法手段弄來的錢,也可拿來補充。但徐去葉來之後,在蔣介石偏重「軍統」的情形下,正式經費打了折扣,別的來源也隨之萎縮,以致葉秀峰也唉聲歎氣的說:「徐先生倒霉,連機關經費也縮減,人與事相聯,實在傷腦筋廣
  在失寵的景況下,為了挽回頹勢,重邀蔣介石「青睞」,葉秀峰就加緊為惡。所以,在抗戰後期,像在重慶搞「校場口血案」,組織反蘇遊行,搗毀《新華日報》等等,「中統」局本部及其「重慶實驗區」都派了大批特務去進行。抗戰結束後,各地學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在學校進行特務活動,編造學生黑名單,並進行綁架搜捕工作,「中統」更成為主力。在蔣介石政權的最後階段,「中統」向「軍統」學步,在川湘等省的部分地區,也利用幫會和土匪,組織過特務武裝,其中如湘西洪江的陳通煥、玩陵的吳學堯等「中統」分子,就是這樣。但是,在解放軍到達湘西時,很快都被肅清了。
  葉秀峰接管「中統」是在抗戰後期,當時,他還看不到蔣介石政權會如此迅速地趨於崩潰,所以仍想藉著這個特務機關,做出一番「表現」。豈料抗戰勝利不久,許多他認為可靠的人,已開始離開。到1948年,這種眾叛親離的現象更趨顯著。連他自己一手培植的楊博清(曾混人延安抗大,後返重慶),也不願再跟隨他,而利用自已是福建人的關係,要到印尼去另謀出路。今天這個離開,明天那個遠走,連「紀律」約束也宣告失靈。那年秋天,『中統』的劉恭在上海碰到「CC」頭目之一的洪蘭友,洪對他苦笑道:「趨炎附勢,人之常情;看樣子,如果共產黨說不殺人的話,我們「中統」的朋友,十有八九輸誠自請,望門投止!」曾兼過「中統」
  局長的朱家曄,在離開南京之前,在其赤壁路7號寓所見到「中統」的舊人時,也承認共產黨的工作做的好,國民黨是沒有辦法了。他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好,老百姓都跟他們了。這些事實我們都知道。我看老頭子(蔣介石)也明明知道一些,他就是不肯認輸。戴先生(戴季陶)和他談過,談了也無益。我們這些人都上了年紀,不中用了,鑽牛角尖鑽到底算了!」那時候,蔣介石在大陸還保有半壁江山,但洪蘭友和朱家驊已覺得局勢無可挽回。先為它致悼詞了。
  3.「中統」確比「軍統」更陰毒
  陳立夫說:「我們召集人才要重質不重量,寧可少,不可濫。我們不許用北洋軍閥招兵的方式,舉起旗子叫人跟著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們要找孫猴子,找到一個孫猴子,可以放棄100個豬八戒」。
  陳立夫還說:「戴雨農喜歡蠻幹,情報人員擺出吃相難看的樣子。用便衣武裝代替一切,還要情報技術工作作啥用場!」
  「中統」的第二組,是專搞反共工作的重點組。這個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認為是「基本隊伍」的要角,如萬大宏、吳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陳建中等都在其內。徐恩曾所謂「以組織對組織」的策略,就是靠這一班人為他策劃的。著名托派分子葉青也在其內。
  「中統」特務的「小組生活」和「小組學習」,都是由第二組佈置的。他們也要特務們讀一些馬列主義的書,有時還討論共產黨的「黨的建設」。還由萬大宏擬制過提綱,要大家「鑽研」「聯共黨史」。他們認為要作一個高級特務,非有「這一套」不行。在這批特務之中,如托派吳若萍等,也和葉青一樣,以「精通」
  馬列主義自命。只是葉青愛公開地吹,而吳若萍則只在「中統」之內,從不向外拋頭露面。
  在「中統」內部的所謂「業務學習」中,有一種所謂「調查演習」,在這種時候,就是由吳若萍之流裝扮成共產黨人,就某一個具體問題,用所謂「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用共產黨的觀點,以共產黨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斷,有時還要來一套所謂「鼓動宣傳」。然後由其他參加「演習」的特務,作其「評點要求」,說這不像、那不夠,於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亂真為止。這套把戲,目的在使特務們學到理論偽裝,以便騙人入陷阱。
  陳立夫常常自誇「中統」的「軟功」。有一次,他在一個特務班講演了「情報技術的政治要求」之後,對「中統」的高級人員說:「戴雨農(笠)喜歡蠻幹,情報人員擺出吃相難看的樣子,用便衣武裝代替一切,還要情報技術工作作啥用場!」
  他總認為「軍統」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誇示的「中統」的那套技術,才是情報工作的精髓。不過事實上,在某些政治技術方面,「中統」確也比「軍統」
  更為陰毒。
  偽裝中間和偽裝進步,一向都是特務們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學校區開書店,擺賣些進步書刊,供以吸引和偵察進步學生,就是這類手段之一種。那些特務店員,有時還故意發些不滿現狀的牢騷至於「左」的話,以接近進步青年,從而施展工作。抗戰期間的重慶,他們在大學區的沙磁區和南溫泉,都開有這類書店。
  當時,「中統」在沙磁區的特務學生組織中心,設於中央大學,公開和半公開的組織,有「生路社」、「民鋒社」和「自強社」。這三個社都歸王星舟領導。王星舟自抗戰初期起,就在重慶大學和四川教育學院等校發展反動組織,組成「沙磁聯組」,收羅了特務學生謝昆、崔堯、譚永昌、趙劍豪等20餘人。這個「沙磁聯組」與「中統」的重慶實驗區沙磁區經常聯繫,將各校進步學生的言行動態製成記錄。「中統」即根據此等資料,編造學生黑名單,分別進行打擊、分化以至逮捕工作。這方面的活動,也由局本部第二組發號施令。
  在反動政治技術的研究上,收買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調查室工作方針及解答困難問題上,研究室都與第二組配合。研究室主任楊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時時刻刻都稱頌「徐先生(徐恩曾)領導有方」和「前輩先生們的成績」,使「中統」頭子都把他引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認為自張沖以後,就算他對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最「通」了。他的辦公室堆滿了俄文書刊,上衣口袋裡也常常插著一份《真理報》,口銜煙斗,扮成學者的姿態。特務們則稱之為「楊教師」。當張國燾和何畏等人投蔣介石之初,「中統」曾派專人與他們談過話,並研究過共產黨的策略和路線問題。楊為把每次談話寫成記錄,提出具體問題,加以分析判斷送交徐恩曾轉呈蔣介石過目。這一類的「功績」,也得到過蔣介石的欣賞。因為「中統」
  認為楊為是「蘇聯問題專家」,後來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務工作去了。同時,第三組組長謝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當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與楊為合作。就在這段時間,謝因飛機失事而亡。
  「中統」分佈在全國各地的機關,主要就是省市的調查室。貴州調查室(簡稱「黔室」)是被「中統」局本部認為組訓工作做得最好的一個省室。這個地區的所謂「專業工作」,又曾被評為第一等。其所以獲得局本部的嘉獎和重視。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鐵如、程迪廬),是「四一二」之後投蔣介石的。抗戰期間,他在貴州用就地取材的辦法,吸收訓練了一批特務骨幹,完全解決了「中統」在貴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別注重特務的「學習」和「小組生活」,以此為訓練的基礎。對於某一「專案」,事後都進行所謂講評,以總結經驗。它在特務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陳套,且隨時隨地以老特務的經驗教導小特務,所以特務成長得快。陳立夫到貴州視察之後,曾認為這套辦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統」局本部需要補充人力時,曾調了10多個人去,這批人的能力、水平、紀律都比較好,頗得徐恩曾的賞識,徐恩曾還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為重慶實驗區的分部領導人。
  張道藩是貴州人,他將他在貴州的一些班底交與「黔室」使用。同時,貴州「三谷」(谷正倫、谷正鼎、谷正綱)在貴州的地方勢力,也被「中統」拉攏過來,他們處處幫「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還特別維護他們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歡,在罪惡活動上亦特別順手。
  「黔室」曾同當地天主教法國神甫合夥,在石門坎苗族地區,做過一次持續三年的「調查工作」,寫成10多萬字的「專案材料」,並誘騙苗族中的實力派(武裝的地主富農),參加了「中統」的外圍組織。
  「中統」在主要交通線上,都佈置了特務活動。在粵漢。湘桂兩鐵路地區,就設有「聯立工作組織」(簡稱粵桂聯組)這個「聯組」由上述兩鐵路和廣東、廣西、湖南三省的調查室共同組成。當時,廣東省調查室的負責人是余俊賢,廣東是蔣靜一,湖南是韓中石,粵漢路調查室的負責人是田純玉,行動隊長是伍岳。湘桂路的調查室,則由蔣靜一指揮。在這個地區,由聯絡專員徐政(又名徐子政)擔任督導工作,所以這個傢伙,經常奔走於曲江、衡陽和桂林之間。在這個「聯組」下面的伍岳的行動隊,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裝,在粵漢路北段常常進行非法逮捕,騷擾搶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純玉則著重在拉攏工賊,控制黃色工會,佈置沿線特務工作。伍岳、田純玉兩人合在一起,又與「軍統」的粵漢路警務處處長史銘互相拉攏,天天忙著的是兩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錢。
  湖南調查室有一段時期,忙於」黨團摩擦」,與三青團方面鬧得不可開交,使「CC」統治下的湖南,處處受牽制,處處受打擊,無法發展。因此,當韓中石到重慶去述職的時候,徐恩曾曾指著他鼻子罵到:「張蔭梧是一個摩擦專家,但他是共產黨所討厭的摩擦專家;你這個摩擦專家,卻是對內生是非,造障礙的傻公!」韓中石被罵後,回去便改變作風,雖然仍舊和三青團對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則和「軍統」人員合作起來,力求做出些結果來,以改變局本部對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區(該區行政督察專員為CC的蕭訓),就曾與「軍統」負責人蘇業光合夥,清查過茶陵和攸縣一帶的地下黨組織,搜捕過中共人員。
  華北地區的「中統」特務工作,與和張厲生相關聯相結合的組織,關係都比較密切。張後來不見信於「CC」,轉投於陳誠旗下,原來在張的小組織中的得力分子,則有一部分投身於「中統。像「誠社」分子牛傳欽加入「中統」局本部第二組工作,就屬這一類。解放後被捕的、由「中統」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務董化昌(天津鐵路潛伏破壞總隊天津第一大隊直屬分組長)、王書華(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學運組特務頭子,解放前大批逮捕進步學生、破壞學運)、支彭英、支永信、呂廣仁、沈振啟、李樹聲、王富春、吳鎮屏等(解放後潛伏於北京郵政總局),就是張厲生在華北地區所搞的小組織中的分子。
  安微調查室又有另一種做法,它因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種限度內拉攏了三青團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與「中統」老特務安徽財政廳長孟九兩人聯合起來,一面與李品仙桂系勢力相周旋,一面又與徐君佩的三青團勢力互鬥。但在省級「特種匯報」會議上,又極力設法聯同各種反動力量,對付地下革命活動。王秀春這種手腕,曾被葉秀峰誇讚為善於利用各種力量「一致對待共同敵人」的「範例」。
  「中統」在「第一處」時期,即設有訓練科。訓練工作比較簡單,主要內容分兩方面:
  政治訓練方面,組織過「讀書會」,除「總理遺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關於三民主義的著作也被列為必讀之書。此外,以蔣介石名義「發明」的新生活運動全套理論,和由陳立夫在講堂上亂扯的「唯物論」,都是他們在政治訓練上的理論根據。
  抗戰以前,「中統」內部搞過「小組生活」,通過小組的形式,安排政治討論與技術研究。這些做法,後來還被「中央訓練團」所採用。可以說,在國民黨內,是「CC」先有這套東西;而在「CC」之內,是「中統」先有這套東西。
  「中統」還辦過一個刊物,叫做《群力》。在這個刊物上,一方面登載鼓吹「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理論,一方面則刊載誹謗蘇聯和共產黨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寫的「內幕」和「仟悔錄」一類的東西。到了抗戰開始時,因為蔣介石表面上也喊「國共合作」,這樣內容的刊物再出下去,連「中統」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術訓練方面,曾由訓練科編有《情報業務概要》一書,該書有50萬言,內容異常雜亂,從特務工作理論,蔣介石的言論,一直到化裝術、射擊術、駕駛術、擒拿術以及跟蹤盯梢之類的所謂技術,都包括在內。此外,如手槍射擊,拆裝和保護、化裝技術,以及幫會沿革和內幕等等,都印過單行本。對於各個黨派的情況,也不定期地編印過一些「指導手冊」。凡新進去的特務,例有三個月的試用期。在這三個月內,「中統」就要他們看這些書,並派出專人與之談話,查詢其讀書心得,同時解答問題,這也算是訓練工作中的一部分。至於實用技術,則由負責「行動」
  特務所必修之外,其餘人員則不硬性規定,任其自擇。
  南京淪陷到蔣政府逃渝那段時間,「中統」的訓練工作曾一度停頓。到了抗日中期,「中統」改組完成,已自成系統,其訓練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訓練進為正規的、全面的訓練了。
  從三青團江北青年訓練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戰開始後不久,國民黨軍節節敗退,長江下游及華北華中大部分地區,均淪於日寇之手。許多青年離鄉背井,奔到後方,懷著愛國熱忱,希望參加有組織的抗日工作。三青團便利用這個機會,在重慶江北治平中學,辦了一個「青年執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團按其學識能力介紹工作,後來蔣介石要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擬定辦法,將這個「執行所」變成訓練性質,並由三青團中央團部和重慶團部派了一批中央軍校特訓班的學員,去擔任這個班的大隊和中隊的負責人。「中統」認為這是一個「搶才」的機會,即在班裡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統」作進一步的特務訓練,然後按照手續,成為它的嘍囉。這種從其他組織「選料加工」的辦法,後來就成為「中統」內部訓練班的選人辦法。他們自以為這個辦法比「軍統」高明。因為「軍統」的許多訓練班,都是招來就「訓」,「訓」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訓」者在被「招」
  之時,往往還不知道主辦的機關就是「軍統」,等到發覺以後,有些就中途退學,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長期拘押。而「中統」的辦法,則是從別的組織中先加考察,然後伸手去拿,這樣就可以減少像「軍統」那樣的麻煩。陳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級會議上曾說:「我們召集人才要重質不重量,寧可少,不可濫。我們不許用北洋軍閥招兵的方式,舉起旗子叫人跟著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們要找孫猴子,找到一個孫猴子,可以放棄100個豬八戒。」這就是他們所自己誇「中統」骨幹分子的培訓原則。
  「CC」對於外圍組織的運用,也和「復興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圍組織很多,而外圍組織的中心分子則並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卻都是「CC」的死黨。「CC」
  對這班人拉得緊,對他們生活所賴的大小官職,也始終以組織力量加以維護,使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為它拚命。
  「CC」在較大範圍的外圍,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兩種方法。例如抗日戰爭以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其會員人數9734人(會址在四象橋,經常住會辦公的只有一個專用職員王鑒藩為金陵大學「CC」學生,後來跟洪蘭友當秘書),在這9000多人中,有意讓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參加,藉以沖淡「CC」色彩。「CC」有意用這種外圍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賠本」生意,實際則利用該會來收羅文化界的分子,這就是它的「寓吸收於外圍」的訓練工作方法之一。又如「中國工程師學會」這個組織,本來是「CC」插不進去的,因為在「CC」裡邊,實在沒幾個像樣的工程師,工程師在當時也頗有社會地位,並且自認清高,一般也不屑於當「CC」的走卒。可是,陳立夫、徐恩曾等人本來是學過工程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學關係,加上他們在統治層中,又有相當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不聲不響地把「中國工程師學會」這樣的組織也套了過來。雖然套了過來,但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間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極力擾其二三等人物,以擴大「CC」在工程技術界的勢力。照他們說,這是一種「就湯下面」的辦法。
  「中統」在外圍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運用上述的原則,歸納言之,可分三種: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鴨卵雞孵」,三曰「奪胎換骨」。
  所謂「挖根移植」,就是把別人培養好了的技術人員,情報能手以及具有一技之長的其他貨色,拉過來植在「中統」這塊毒土裡,使其繼續生長,為之服務。乾脆地說,就是吃掉人家的現成東西。
  所謂「鴨卵雞孵」,則是原來已經成為「CC」的職業學生,或是從未暴露過的在某些技術學校(如兵工署的兵工專科學校等)的「CC」爪牙,讓他們在那學習,學成之後、,等於用母雞孵出的小鴨,羽毛長了,再自然地浮人「中統」的污水塘中。「中統」「少壯派」中的知識分子出身的中上層特務。都是這個來源。
  所謂「奪胎換骨」,系利用已有的公開團體(特別是歷史悠久,有名氣的老牌企業)來做文章,掌握其中部分的或個別的有作用人物,予以物質誘惑,施以組織訓練,進而加以紀律約束,使為己用。但始終讓他們罩在原有的殼子下面以蔽風雨,在原有的環境中以吸吮營養,以延續其內線生命。例如當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央信託局及郵電、稅務以及新聞。文化單位中身居要津的分子,為「中統」暗中工作的就大有人在。
  第九章 「無形陣地」
  1.「今日欲言救國.非從教育入手不可」
  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的培養訓政人才,將「中國黨務學校」改為四年制的「中央政治學校」任命蔣中正為校長,丁惟汾為教育長,增設校務委員,陳果夫被推為校務委員之一。以黨務學校第二期生為第一期,1929年8月招人的新生的第M期,稱大學部。應試者近千人,錄取67人。暑期開學後陳果夫對學生講話:「各位同學:這個學期開學以來,我未曾和諸位說過話。各位在學校都能用功,是很好的現象。中央對於這個學校,期望甚殷。希望諸位受到三民主義的教育,將來負擔實踐主義的責任。現在置身黨部、政府中的負責的人,都覺得目前有很多的缺陷,同時,又感覺我們能力都是很差的。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能力差,所以希望將來增加能力的心越大。在現在的中國,我們所負的責任極大,分開來說約有三種:第一,我們要負責掃除舊的障礙,還是要憑學問,既使學得了外國人一樣的知識和能力,恐怕還是不足。因為要去除這種障礙,所以在做事的時候,已經要用兩倍的能力,何況還要創造新環境呢。創造事業,是要自己想出計劃,造出方案來的。往往有許多出國留學生,他們在外國多年,學了農工商業,回到中國來,雖然自己學到了專門知識和技能,還是和普通的人相差不遠,他們還是同一般沒有知識的人去爭飯碗,而不能為沒有知識的人去創造飯碗。他們既然有專門學問和技能,為什麼要這樣?推究其原委,因為沒有創造的精神。
  是年同月,陳果夫為了促成實施丁惟汾所提《資送革命青年留學案》,向國民黨中央提議,資送革命青年,以100名為度,並指定其留學國別與應修學科。經國民黨中央決議,訂定資送辦法,成立派遣留學生管理委員會,先後派遣留學生數批,為國民黨培植了不少領導各業的人才。次年3月,陳果夫提議派遣中央黨務學校畢業生及中央政治學校每期畢業生,應准考選三至五名資送出洋留學,以資深造,經校務會議通過,旋由校方舉行考試,結果馬星野等五人被選,資送美國留學。
  1932年,陳果夫鑒於當時的教育設施,不合國家需要,曾向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議專科、大學及派遣學生應注意農工醫等實科教育,中學注意數理化等基本科學,小學注重國文及算術。這個方案經國民黨中央通過交教育部執行,成為數十年來國民黨政府對於教育明確的決策。陳果夫出於他為國民黨政權服務的目的,不斷發表文章,並於1944年出版《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一書,內容涉及教育各方面。
  其中兩個改革教育方案全文如下:
  一、改革教育初步方案
  查國家辦理教育之主旨,原為培植各項人才,以供社會需要。吾國二三十年來,學校課程管偏重於文、法,而忽視農。工、商、醫各門。據目前統計,在58個公私立之大學中,約70%設有文科,40%設有法科,22%設有農科,27%設有工科,12%設有醫科。又26個專科學院中,有六個專修法科(以吾所知,過去尚不止此數),有四個專修文學、藝術之類,而農、工、醫專校,合計亦僅十個左右而已。照此則專門以上學校之畸形發展,其結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過剩,與農。工、醫人才之缺乏。因其過剩,故失業者逐漸增加,造成社會上種種不安狀態;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設事業不能得專門人才為之推進。果以為此種教育上病態之應糾正,固不待於今日,而以今日為尤急。蓋一方面訓政建設正在規劃與推進,他方面又值國家多難之時期,皆有重訂教育方針,造就若干適用之人才,以應付此非常環境之必要也。謹就管見所及,擬訂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如左:
  一、中央應即依照十年內之建設計劃,規定造就農、工。醫各項專門人才之數目,分別指定各專門以上學校切實訓練,以便應用。
  二、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藝術等科學生,暫定以十年為限。
  三、在各大學中,如設有農、工、醫等科,即將其文。法、藝術等科之經費移作擴充農、工、醫科之用;其無農。工、醫科者,則斟酌地方需要,分別改設農、工、醫科等,就原有經費,盡量劃撥應用。
  四、全國各中學,一律加重與農、工、醫科有關之基本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
  五、全國各小學,一律加重國文、算學。
  六、由教育部從速編譯專門教科書,以適合農村與工商業區域應用之小學教材。
  七、在中央設立一文藝研究院,或用考試方法收羅專長文學、藝術之人才(如陸續停職之文學教授,不能任其他教科者亦得其所)。由中央派員指導,分配工作,或中央特別獎勵其有關三民主義作品,使文藝仍有一部分人才之研究與提倡。關於其他文科中教授,亦宜另行設法給予適當工作或指導。
  八、關於前曾畢業及近二三年內陸續畢業之法科學生,中央應再加以嚴格訓練,使成為知法、守法且能司法之人才,其學政治、經濟或其他社會科學者,如繫在失業期內應分別授以關於訓政之訓練,至少一年,俾各個人皆有適當之工作。
  九、在十年之內,中央及各省派遣留學生,規定學科以農、工、醫等應用科學為限。
  十、關於農、工、醫等科之補助教育,如農場、工場、醫院、圖書館、博物院等,應充分派置,使學生多得研究及實習之機會。
  二、改革教育方案
  吾國教育不適合於國情,已為無可諱言之事實。因教育之不良,以致影響於各個人之生活,社會之組織,國家之生存,民族之生命。至於今日,貧弱之形已成,危亡之勢日迫,甚至為日本所乘,難於應付。以言國家經濟,則未當日樹立基礎,以言民族精神,則尚未開始培養。人造以十,我不及一。永夜思之,能無戰僳。故今日欲言救國,非從教育人手不可。茲斟酌國情,擬具改革教育方案如左:
  (一)教育之使命
  (1)國人患弱宜速教之使強
  凡成人體格之鍛煉,民族精神之奮興,民族自信力之培養,均為今日當務之急。故除醫學衛生及民族意識,全國須重視外,小學教育,應以民族主義為基本,而由中級各學校完成之。故小學應著重健全體格之訓練,民族意識之培養。生活學校,則須有童子軍之訓練;高級生活學校、初級師範、高級師範及大學預科,則須受軍事訓練。民間則多方提倡健全體格之培養,尤其對於女子體格健全之獎進,務期造成堅強嚴肅任重致遠之國民,以救國家民族之危殆。
  (2)國人患貧應速教之使富
  總理在建國大綱中,指示吾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是以亟應注重於民生之建設,以立經濟基礎。故在教育上應提倡應用科學,由中級學校廣其用,而以大學集其成。即大學於十年之內側重農、工,中級學校之教育,則適於環境,切於生活;務使在短期內達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以確立中華民族之經濟基礎,增加中國國家與各個人民之富力。
  (3)國人道德漸墮落應端正其品性
  國民道德之熏陶,應由各方的努力。如成年婦女,則應首先受補習教育,使能培養兒童品性於家教。入學兒童,如其品行良善,其母於教師應受同等之獎勵。在小學與中級學校,應增設修身科,且施行嚴格管理,務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學校求學時代,即造成服務紀律之習慣與力行之精神,同時力戒今人虛榮自私,浮囂散慢種種惡習。嗣後無論何種學校,其關於衣、食、住、行種種設備,應力求簡單實用,不得有不合環境之虛糜。其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為進身之謀或為個人權益,不惜造成學校風潮之校長、教職員,如在本校發現而撤職者,他校不得任用。以學校為商業性質,牟利作惡者,查出處辦後,不許再辦學校。在政治上劣跡昭著者,不許辦教育。學生入學不讀書,不守學校紀律者,罪其教師。其原因於家教者,罪其家長。
  (二)學制系統
  (l)學制系統分為六級
  1家庭定為6年;
  2小學定為4年;
  3生活教育定為3年;
  4高級生活教育定為3年;
  5大學預科定為2年;
  6大學定為4年至6年。
  (2)六級之外應有以下各級
  1.在第一級之最後2年,得請保育兒童有經驗之婦女,訓導兒童之品性;由私人聯合設立或私人捐資,由地方設立兒童公園,國內專收其父母終日在外謀生無暇教育之子女,其期間約為1年至2年。
  2.第三級與第四級之間,設初級師範,定為3年,曾受第三級教育畢業後辦事2年以上者,准許入學。
  3.第四級與第六級之間,設高級師範,定為3年,曾受第四級教育畢業後辦事2年以上者,准許入學。
  4.第三、四、五級與初級及高級師範,均應設有適合女子性格之女子學校,為培植師資著想,尤應多設女子師範。
  5.第二級畢業至第六級始業之間,另設特種教育,不規定畢業年限。
  (三)各級教育之意義與其分佈
  1.家庭:陶養品性,以立做人基礎。(兒童公園同)
  2.小學:培養國民應有知識及做人應具之條件,以立健全國民之基礎。凡鄉村有50家以上,至少設一小學。(其他經濟不充裕者,可先辦適合當地需要之工藝或農業傳習所,使先裕其經濟,而後再設小學。)
  縣政府應擇每若干鄉村之適中地點,設一標準小學,為全鄉村小學之準繩。其校長必須經過特別訓練,由政府考試合格者充之,有監督及考查各公私立小學及家庭之職責。凡全區公私立小學學生及由母教或自習有相當成績者,均有同等參與標準小學畢業考試之權利(除標準學校外,不得頒給文憑)。
  3.生活學校:以養成有技能及能自立之健全國民為目的。由若干鄉村聯合,或在各鄉村小學之上,應有一生活學校,公私均可設立(惟政府應獎勵私立者)。此種學校,應依其地之主要生產為施教技能之方針,故其主要科目,當為生產之改良、推廣、加工、販賣等等。
  政府在數個生活學校之中心地點,設立一標準生活學校為全區生活學校之準繩,其區內凡為生活學校之學生(女生在內X皆有同樣參與此標準生活學校畢業考試之權利。
  4.高級生活學校:養成熟練技能,及能管理人事之健全國民。此種高等生活教育範圍較廣,每省得依其生產及製造之環境而設立之,以公立為原則。但人民亦可依政府之規定私立之,而中央斟酌各省區之環境及程度,亦得指定某某高級生活學校為標準學校(浙江蠶絲業區之蠶絲學校與江蘇、安徽等省之蠶絲學校,作為一區)。惟標準學校之校長,應增設一人,以便循環考察與研究。其專業考試時,應由政府派員會同行之。
  5.大學預科:補習普通科學、外國語文或高級常識,為人大學之預備。
  6.大學:養成領袖人才,與專門技術人員,以圖國家建設事業之發展,及政治學術文化之進步。凡大學及大學預科應分佈全國,不得以多數同科之大學集於一隅,亦不得於不適宜之地點,任意設立。其學額之多寡,與其分系、分科,國家應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別規定。其畢業程度,必與外國大學畢業程度相當,由政府派員考試之。如現有大學程度過低,不合標準,應增加其肄業年限,並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學生。
  7.師範:以初級師範為培養小學之師資,高級師範為培養生活教育之師資。凡師範教育不設標準學校,必須由國家辦理,依照教育擴充之計劃,分區設置。其畢業考試由考試院派員行之。
  8.特種教育:亦稱天才教育,由國家在小學專選品性優良有特殊天才之兒童,送人相當之特種學校,以造成特種人才。因無畢業年限,故不能設標準,惟得盡其學力考人大學肄業,此種學校系依其地方人才多寡以定其設立與否,政府應不斷的派員考察與研究,並指導其教授。
  凡此種種,無非欲革其弊,興其利,使人能盡其才,以挽救中國之貧弱;崇尚道德,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學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盡其功能。依此方案,切實行之,則迎頭趕上外國,當非難事也。
  2.「最難對付的是學生」
  難對付的是學生,用對付政客們的揭瘡疤的手段,蔣介石感到行不通,因為這些學生還沒走上社會,沒瘡疤可揭。每當出現民族危機或政治危機時,也只有學生最乾淨最敢於說話。「九·一八」後,學生要求蔣介石北上收復失地,蔣介石只好口頭答應,可學生們卻要蔣介石簽字畫押。
  1931年,正在蔣介石為囚禁胡漢民一事被弄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日本侵略者又給他出了一道難題。在1930年9月18日率東北軍主力人關,抄了閻馮後路的少帥張學良,一年以後的同一月同一天,又被日本侵略者端了老家,日本人迅速佔領了東北三省。如何處理「九·一八」事變後所產生的民族危機,是蔣介石最為頭疼的事。
  所有的反蔣政客們馬上看出蔣介石已陷入困境,他們縱橫聯絡,很快就把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機和中華民族的民族危機兩個焦點集中到了「身負黨國大任」的蔣介石身上。蔣介石對此並不感到十分為難,政客們的攻擊手法,完全可以以政客手法還擊,自己身上不乾淨是事實,可在對手身上找出幾塊舊瘡疤新瘡疤揭一揭並不難。
  難對付的是學生。這些對政治似懂非懂的學生們用幾句好話糊弄過去不太容易,可是用對付政客們的揭瘡疤的手法又行不通,因為這些學生們還未走上社會,沒瘡疤可揭,而且在中國,每當出現民族危機或政治危機時,也只有學生最乾淨,不抱著趁機搞倒政敵,同時自己又要在撈一把的企圖來參子。因此,學生也最能獲得社會的同情。儘管對付乏術,可有些時候兵來了沒將也得擋,水來了沒土也得掩。沒有稱心如意的上策,湊合著下策總比束手無策強。蔣介石在對付學生運動上就採取了下策。
  「九·一八」剛發生不久,學生們就行動起來,他們在全國各地紛紛集會遊行,發通電、搞宣傳、組織抗日義勇軍,向當地國民黨政府請願。1931年9月25日以後,各地學生先後派代表到南京。9月28日,南京、上海學生兩千多人,冒著傾盆大雨步行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會見蔣介石,蔣介石自己不敢出來,學生一氣之下打了外交部長王正廷,砸了他的辦公室。
  此時的蔣介石正忙於江西的「剿共」軍事,對日本的侵略,本來主張「不抵抗」,可看到眾議紛紛,主張「不抵抗」於己不利,慢慢地也就主張抵抗了。1931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大會不僅決定「獎慰馬占山及黑省將士」,而且通過了要求「蔣中正同志速率兵北上收復失地案」。
  南京政府決定派蔣介石北上收復失地,本來是為了抵消政府不抵抗的傳言,做一個愛國的姿態,可恰恰那些對政治似懂非懂的學生們認了真,非得要蔣介石做出個樣子來看看。在各方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宣佈「本人將率師北上抗日。」消息一經傳出,竟差點弄假成真,南京和各地學生立即發起「送蔣北上運動」,蔣介石本想說完大話,做完空談抗日英雄後悄悄收場,沒想到這些學生們竟不讓他下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國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學生已達兩萬多人。26日早晨,學生結隊要求蔣介石簽署出兵日期,並在國民政府門前懸起警鐘輪番敲打。學生此舉簡直就像「催糧逼債」,竟要蔣介石簽字畫押,對蔣介石的信用顯然是表示懷疑。這天,又逢冬雨,天氣驟冷,學生站立一天一夜,飢寒交迫,甚至有人被凍倒昏迷,但還是堅持不退。蔣介石見拖不垮學生,可是大言已出,食言背信顯然有辱「領袖人格」,於是出來接見學生。看到群情激憤的樣子,蔣介石心裡有點發毛,若是真的像王正廷那樣挨上幾拳頭,受點皮肉之苦事小,當眾丟人出醜事可就大了。若蔣介石被打,肯定就有人幸災樂禍。蔣介石,看到學生們一個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樣子,他知道不答應,學生不會善罷甘休。於是就採取了光棍不吃眼前虧的流氓態度,當眾宣佈「我3日以後宣佈出兵抗日」。學生們沒想到蔣介石會答應得這麼痛快,還沒回過神來,蔣介石已溜之大吉。
  蔣介石知道,許給學生們的諾言是不好不還的。因為學生們知道受了騙,肯定還會鬧,蔣介石從許願那天起,也就在琢磨如何對付了。1931年12月5日,當南下的北京大學示威團300多人在南京街頭示威時,蔣介石手下的軍警特務立即動手,突然將學生包圍,打傷30多人,逮走185人。12月7日,被激怒的上海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大。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國聯合會代表集會,在CC派操縱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揮下,大批特務和流氓闖人會場搗亂,並把從南京來的北大學生-一逮捕。上海學生氣憤之餘,當天下午便聚集萬人包圍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代表,交出兇手。學生們堅持一夜,終於達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學生組織人民法庭公審兇手,並公佈通令票傳上海CC頭目陶百川,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也被搗毀。
  此時寧粵黨爭正烈,廣東廣西方面的要人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等和剛剛開擴大會議失敗不久的汪精衛,強烈要求蔣介石下台。12月15日,蔣介石宣佈下野。他頗為頭疼的應付學生要求北上出兵抗日問題,竟也隨之而去。他未能出兵的罪責一下子都落到了趕他下台的政敵的頭上。12月17日,彙集在南京的各地學生代表和南京學生3萬多人,又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舉行聯合大示威,當隊伍走到珍珠橋時,受到國民黨軍警的聯合屠殺,33名學生被當場刺死,多人受傷,不少死者屍體被拋到河裡,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珍珠橋慘案」。
  蔣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學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兌現,沒把自己弄得威信掃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穫,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處於被動地位,必須設法對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後,如何對付學生運動,就成了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務。
  陳立夫對付學生的手段要比蔣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對付學生,用對付政客的那種欺騙、高壓手段不行,因而採取了內外結合,表裡兼治的手段。
  陳立夫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在學生內部利用落後學生,組織反動學生組織,從內部分化、利用學生運動。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當地組織一個反動學生組織,一律稱某社,把落後學生組織起來,用以對付先進學生,用學生打學生,就不用再動用軍警出面,有礙視聽。當時學生活動最為活躍的是北平、上海、武漢、南京等地,陳立夫也就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這些地方。在北平,由張厲生指使胡夢華、陳石泉、董霖等負責;在上海由吳醒亞、吳開先、潘公展負責;在武漢由陶堯階、艾毓英、楊錦縣等負責,在南京由徐恩曾負責。
  自1894年「公車上書」以來,北京就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中心,中國一流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都設在北京。1928年蔣介石北伐佔領北京後,將北京改名北平,但對那座「戊戌變法」的唯一碩果,先稱京師大學堂後改名為北京大學的學府,卻未敢因勢改名為「北平大學」,因為他怕因此惹出一場風波來。既然北平執全國學生運動牛耳,陳立夫當然也就把工作重點放在了北平。
  當時的北平,可以說是五大勢力並存。國民黨是事實上的統治者,但內部並不統一,陳立夫想有所行動,得先看看張學良的臉色;共產黨處於地下,只在知識文化界有市場;失了勢的北洋軍閥人還在,心也未死,一直躍躍欲試;前清遺老遺少們從盼博儀從天津租界返回改為盼從「滿洲國」返回;少數漢奸覺得日本人來統治最好。可事實上有競爭影響力的,卻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國民黨掌握了軍政大權,共產黨掌握了民眾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
  陳立夫不信他搞不過共產黨。他頗為自信地向蔣介石說:「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廣於是,他親自從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講話和搞學生運動三個問題上開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講話,大談中國古代文化源流,並不時地引用「四書」、「五經」中的話;為了表示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冊子《唯生論》,到處散發,四處炫耀,以致引起蔣介石的不滿,斥責他不懂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可由於陳立夫以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蒞臨北平,北平各界還得給他面子。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等都到場陪座,平、津、冀、察、晉、綏、遼。吉、黑、熱等各省市黨部委員也都同席。陳立夫頗有演講才能,他的講話博得陣陣掌聲。他轉向張厲生叮嚀,要張指使陳訪先、陳石泉和胡夢華趁熱打鐵,分別把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河北與北平分會及北平學生組織好好地組織起來,澄清華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進步氣氛,破壞、窒息革命進步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實現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陳立夫進而宣稱,這一年他還要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會對10萬大學生講話,以便為他的「學生運動」打好基礎,大張旗鼓地進行活動。
  在陳立夫的推動下,北平的反動學生運動立即開始了起來。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夢華通過河北順義人劉子麟的關係,認識了北大政治系學生趙在田,又通過趙在田認識了北大經濟系學生李寶深,北大政治系學生田文奎、顧承鋒,北大國學系學生許敘典,北大物理系學生伍騰閣。胡夢華在河北省黨部委員他的宿舍,分別約見了這些人,就建立學生組織問題和他們交換了意見。委託他們在同系同班同學和同鄉中擴大宣傳,拉攏思想相近的人。隨後,胡夢華又找到國民黨河北完縣黨部委員楊蔭衡、束鹿縣黨部委員史國源等在北平大學法學院設法拉人。這時胡夢華自己還辦有一個刊物《人民評論》,該刊編輯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紹了一批四川人,計有北大政治系學生宗成凱,北大歷史系學生徐世勳、北大經濟系學生李守權等。胡夢華又約師大教育系學生朱芳春、張光濤二人談話,主要談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關係,朱芳春、張光濤二人一致認為國民黨花了大筆錢辦大學,聘請名流學者當教授,由他們宣傳民主、革命,無異於自掘墳墓。
  胡夢華最初認識的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紹的幾個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標先抓北大、師大、清華幾所名牌學校的人為骨幹,再通過他們去發展組織。清華遠在西郊,認識的人不多,他著眼的重點是北大政治系、經濟系和師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結識了北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生齊聯科和北大經濟系學生常榮德,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員基礎以後,到1933年冬初,胡夢華便授意他們利用同鄉、同學等各種關係,四處活動,到處拉人,在北京大學政治系、經濟系、國學系、歷史系,北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經濟系,師範大學教育系、歷史系和北平大學藝術學院、農學院以及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等學校拉攏了一大批人。胡夢華對這些人進行了初步的組織部署,在各大學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編為小組,小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員共推組長一人,為召集人。北大小組最多,召集人為趙在田、李寶謙、田文奎;平大法學院召集人為楊蔭衡、史國源;師大召集人為張光濤、朱芳春;清華召集人為張秉剛;中國大學召集人為左子奇;輔仁大學召集人為柴景仁、馬文升;朝陽大學由北平大學的楊蔭衡、史國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學由清華的張秉剛兼管。
  1934年春,張厲生約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書記長邵漢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施奎齡,同時胡夢華也在座,張厲生當場把加入了CC學生小組織的河北省立法商學院的八名學生介紹給了胡夢華,他們是謝天培、曹傳善、魏普澤、賈錫恩、龐宇振、康玉書、王增、羅統三。這樣,胡夢華便成了國民黨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學生組織的統一領導人。
  為了避免政治性太強,引起學生反感,張厲生和胡夢華一直沒敢在他們組織的學生中提出「擁蔣」之類的敏感的政治主張,反而處處以學術的姿態出現。張厲生說:「實則虛之,虛則實之。這個外圍學生團體,將以政治學術團體講學的姿態出現,以矯正當前學生運動引導一般學生不讀書、不研究,而偏向於遊行示威、請願、臥軌等風氣,但仍需要參加者體會其政治實質。『修辭立其誠』,我已報請南京中央幹事會,以『誠社』命名該組織」。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勵志社內,「誠社」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參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舉張厲生為「誠社」總書記,胡夢華為副書記,李白虹為「誠社」北平幹事會幹事長,趙在田、張光濤等為副幹事長。會後,張厲生將成立大會的照片寄給了陳立夫。
  上海CC頭子吳醒亞是湖北黃破人。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非常國會,出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曾任大本營秘書處科員,說起來稱得上「老革命」了。以後,他擔任過國民黨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安徽省民政廳長、安徽省代主席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由於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蘇系的吳開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陳請准蔣介石,派他來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吳醒亞不僅在黨內夠資格,和上海的地方勢力幫會也頗有交情,和幫會頭子楊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稱兄道弟的「爺們」。加上吳醒亞見多識廣,久歷宦海,所以頗有一套為人處世的辦法。
  自從1932年「-·二八」淞滬抗戰以後,由於出現過學生代表群集上海,搗毀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類的事,上海國民黨當局也想方設法控制學生運動。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的手下搶佔了一些學校校長位置,從正面控制學生;隴體要則以復旦大學為中心,走的是內部引導路線,最能體現上海特色的還要算吳醒亞,他把國民黨精神和上海幫會行動結合起來,組織了一個名叫「寅社」的學生組織。這些參加了「寅社」的學生,實行軍事管理,配備有手槍,對同學、教師以至校長,只要認為反蔣,動輒威嚇及至驅逐、逮捕。吳醒亞手下的陸京士,組織了一幫工人,由青紅幫流氓領導,號稱「工人行動大隊」,除了在工人中活動外,也參加對學生運動的破壞。
  在武漢,負責青年學生運動的是CC派的「十人團」。1930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要求迅速把各縣黨務整理完,以便選舉省黨部的執監委員。由國民黨湖北省、漢口市黨務工作人員訓練所(即「黨訓所」)畢業的劉鳴皋、張導民、陶堯階、崔從瀕、王延烈、周宗頤等6人,由於同在黨部黨務整理委員會工作,在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提出「黨訓所」同學團結起來,作好準備,競選本屆湖北省執監委的口號。另外又邀請了在武漢工作的袁雍、錢雲階、王維時、王道義等四人,以換蘭譜的方式結為拜把兄弟,共同發起組織「黨訓學術勵進社」,以「研究學術,聯絡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攜,經濟上互相幫助」的名義,結成了政治小團體「十人團」。1933年,陳立夫親邀「十人團」「團長」劉鳴皋到南京,把「十人團」連窩端人了CC派。而在同時,陶堯階、艾毓英、楊錦縣等充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青運幹事會幹事,負責引導當地的青年學生運動。只是湖北並未發生大的學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麼大的成績。
  南京的反動學生組織是1934年秋組織起來的。1934年9月,在陳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張道藩、葉秀峰、駱美美、洪蘭友等五個組成了一個「學運指導小組」。9月14日,「學運指導小組」召集各大學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成立了一個名為「三民主義革命大同盟」的組織。據說「同盟」的成立儀式嚴肅而且有些神秘。由葉秀峰、張道藩親自率領大家舉手宣誓:「絕對服從蔣委員長訓示」,「如背誓言,甘願受最嚴厲的處罰」。監誓人由徐恩曾擔任。
  「同盟」有嚴格的紀律,要求參加者一切行動聽組織指揮,絕對保守秘密,內部情況不許外洩,接受任務不許推脫,不許擅自脫離組織等。至於「同盟」的活動,當時規定每半個月開一次例會,地點在臨時指定的秘密機關,內容由同盟辦公室主任項本善指定。主要有:「匯報校內各種團體、組織的活動情況,院會、系會、演說會、辯論會、同鄉會等統統在內;討論如何支配、掌握這些組織和團體;接受調查任務等,要調查的對象主要是有親共反蔣表現的人。」徐恩曾是特務出身,對調查刺探一類的事情是行家裡手,因而還教給他們一套調查刺探的手段,「要偽裝,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傾同學面前裝左,在右傾同學面前裝右;要千方百計往同學們的團體中鑽,鑽進去就要爭取當領導。」
  在組織北平各大學暑期南下考察團的同時,張厲生又和胡夢華策動了1934年北平各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同盟」,利用畢業生急於求職的心理,誘使大學生加入。由於「誠社」分子的組織和宣傳,各大學畢業生參加「職業運動同盟」的有400多人,幾乎是畢業生的全部。胡夢華選朝陽大學的胡松叔、中國大學的崔蔚雲、北京大學的齊聯科、北平大學的譚庶潛等四人為領導人。「職業運動同盟」成立後,胡夢華鼓勵畢業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決大學生畢業就業問題,並對教育進行徹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總長王世傑,次長段錫朋在得知此事後,被迫設法應付學生請願代表,在教育部總務司下設「學術咨詢處」,登記找工作的大專學校畢業生,向有關機關推薦。胡夢華此舉,雖然是給教育部出了個難題,但對學生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學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擁護。
  組織南京學生考察團的是徐恩曾、盧斌、項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參觀旅途費用,全部公費。參觀團以盧斌為團長,項本善為秘書長,下分三個小組。第一組為中央大學學生;第二組為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學生;第三組為中學生,共計56人。他們從1934年7月21日出發,8月29日返回,共歷40天,參觀的主要內容也是江西「剿共」區內各項事宜。
  1936年以後,國民黨在全國大修國防工事,還組織學生參觀了一些地區的國防工事的修築情況。
  陳立夫的分化、控制、收買、欺騙四管齊下的手法,對扼制當時的學生運動走向反蔣確實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發動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一二·九」運動,學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學聯。這時,北平落後學生組織「誠社」等在向張厲生、胡夢華匯報的同時,操縱落後學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學聯與原北平市學聯對抗。「誠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學聯的主體之一,「一二·九運動」發生後,「誠社」北平幹事會的李白虹、張光濤等立即向張厲生發函發電,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導,並希望對組織落後學生組織和操縱學生運動都頗有一套的胡夢華走一趟,張厲生找胡夢華商量,問他怎麼辦。胡夢華說:「這是教揉升木的結果,他們自動幹起來,應予支持。」張厲生問誰去北平指導合適,胡夢華表示因受《何梅協定》限制國民黨黨部在北平活動一款的影響,他去北平也不能公開露面,因此表示消極。張厲生就派原北京大學「誠社」分子,後跟張厲生到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助理幹事的趙在田前往。趙在田到北平後,學生運動愈演愈烈,進步和落後學生的衝突也愈益嚴重,北平各校的「誠社」分子都捲入了學潮,尤以北大、北師大和清華為最。趙在田在北平,有些問題可直接處理,不能拿主張的就函報張厲生、胡夢華,由胡夢華研究擬具處理意見,交張厲生看過後,再以米湯密寫函復趙在田。
  「一二·九」運動結束後,北平「誠社」分子李白虹、張光濤、韓克敬先後由北平到南京匯報了破壞「一二·九」運動的過程。他們說破壞「一二·九」運動是由北平「誠社」和「北平中華復興社」共同策劃的。「北平中華復興社」的頭目是北大歷史系教授陶希聖、北師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楊立奎、師大英文系講師兼私立志成中學校長吳保三等人。據說先是由吳保三找北平「誠社」的領導者師大的李光濤和李白虹等聯繫,經過策劃,決定分別策動北平各校兩社成員煽動所在學校學生反對「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北平市學聯,推舉代表召開全市學生大會,由師大北平「誠社」骨幹韓克敬充當大會主席,宣佈北平市新學聯成立,解散舊學聯。「一二·九」運動結束後,「誠社」分子又挑動各校落後學生反對進步學生,直至尋釁鬥毆,聚眾打人。
  「一二·九」運動當時之所以未發展成反蔣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這時的對日關係頗大。自從1935年以後,蔣介石對日態度漸趨強硬,事實上對日本已經很少讓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表面上是蔣介石對日的重大讓步,但事實上是日本人受了蔣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為宋哲元、張自忠都是親日派,會和他們合作,但宋哲元、張自忠只是虛與委蛇,骨子裡都堅決反日。蔣介石對宋哲元、張自忠二人的認識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於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轉變,1935年「一二·九」運動以後,他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實上有所提高。對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次長段錫朋認識得比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議蔣介石趁熱打鐵,親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關省市教育廳局長,到南京「聆訓」。而與此同時,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學生工作的張厲生、劉健群等,建議蔣介石,召集各大學校長、著名教授和學生代表講話,親口表明意圖,以爭取學生的理解和支持。蔣介石採納了他們的建議。
  1936年1月15日,「聆訓」會議在南京勵志社舉行,與會者有各省市教育廳長、全國各大專院校校長、院長、教授和學生代表200多人,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擔任會議主席,他在致開幕詞時說:「現在學生反日,卻不知國民黨是一慣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華的大陸政策--滿蒙政策。國民黨先總理(指孫中山)早有遺策……--與之針鋒相對。這就是中國不忘甲午戰爭失敗之恥,一定要收復台灣等地。在先總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沒有一天不記著這個遺策,計劃求其實現,以告慰先總理在天之靈。現在拙於國力,不得不暫時忍辱負重。」最後他聲稱:「令人焦思苦慮的,不僅是要保障冀、察,收復東北,而且要收復台灣,但細於國力,今非其時。」因此,他要求出席會議的大專院校校長、院長、教授和學生代表及有關省市教育廳局長,回去對學生要切實曉喻,要深刻體會他的忍辱負重,暫採妥協政策的苦衷。
  蔣介石致開幕詞後,出席會議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平師範大學校長李蒸、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上海暨南大學校長黎照寰等先後發言,對蔣介石的講話子以頌揚捧揚。會議由教育部長王世傑擔任秘書長,並於蔣介石不在會時主持會議。第二、三兩天各地大專院校校長、院長、教授和學生代表繼續發言。
  蔣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廳局長、各大專院校校長、院長、教授和學生代表「聆訓」,其目的在於根本消除學生運動或至少讓學生運動不致走向反蔣,這就要有具體措施,應想出一個有效的辦法。有人認為多年來大專院校及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沒有出路,畢業即失業,使得青年學生彷徨苦悶,對現實不滿,因而容易情緒激動起來鬧事,要想減少學生鬧學潮的可能性,得先解決學生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解決就業問題。蔣介石覺得有理,因此決定由行政院附設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由各地專科以上學校保送該校1936年畢業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該班受訓六個月後,由行政院分發就業。
  在蔣介石「聆訓」的同時,北平「誠社」和北平各中華復興社聯合煽動北平大中院校落後學生組織「獻劍團」,到南京給蔣介石獻劍。參加「獻劍團」的共30人,其中中華復興社分子占20名,「誠社」分子占10名,參團人員統一服裝,往返路費由公款負擔。獻劍時所用之劍及獻劍詞都由中華復興社準備。該團團長為吳保三,預定獻劍時由吳保三宣讀獻劍詞,由「誠社」中選派一人捧劍上獻。預定由北平到南京後,於1936年1月15日向蔣介石獻劍。但1月15日正值蔣介石「聆訓」,他講話離不開,於是,委託賀衷寒代為受劍。這樣,向蔣介石獻劍,就成了祝賀衷寒獻劍。
  在1935年北平發生「一二·九」運動後,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學七個學院32個科系的學生代表集會,做出了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決議。事情為南京「三民主義大同盟」分子所知,他們連夜開會商量對策。本來學生代表會議議定18日晨呂時集合全校同學傳達決議,剛到7時,「同盟」分子敲響了緊急集合鐘,並在同學陸續走向禮堂時,先行占好了便於控制會場的位子。會議開始後,未等學生會代表把話講完,「同盟」分子劉伯謙根據事先定好的基調,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通意見,並且號召解散原學生會,成立援救北平同學的「中央大學學生救國會」。接著,事先準備好的「同盟」分子紛紛發言響應,改選學生代表和主席團一下子便成了事實。在改選中,「同盟」的劉伯謙、楊博清等人當選。這樣,南京中央大學援助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活動一開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學生決定下午舉行遊行示威,由於無法阻止,徐恩曾派項本善命令劉伯謙、楊博清等人,和復興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態擴大,設法避免學生衝入國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領事館等敏感機關;盡量使集會當天結束,阻止上海學生進入南京,防止北平學生南下串聯等。
  18日下午4點多,南京各校學生13000多人的請願隊伍出發,當來到行政院門前時,門前警衛森嚴,軍警讓學生隊伍停在廣場,由各校學生代表進入行政院。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接見了學生代表,對學生的愛國行動表示欽佩,並說了一番慰勉的話,最後要求學生要安心讀書,各種要求解決的問題政府會加以考慮。學生代表們要求蔣介石親自出面答覆質問,翁文灝表示不能。學生們表示不滿,要求蔣介石出來。這時CC分子劉伯謙鼓動說:「請願的答覆我們是不滿意的,是敷衍的,沒有誠意的……,這樣的請願不會有什麼結果,我們要改請願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來4年沒喊過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由於大多數學生也認為向蔣介石請願請不出個什麼來,贊成遊行示威,這樣就使請蔣介石出來變成了遊行示威,給蔣介石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遊行示威開始後,劉伯謙和楊博清等CC分子又組成了糾察隊和領隊,一路帶領下去,避開了日本大使館,最後回到中央大學。對遊行路線,大多參加學生並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著口號跟著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學,雖然不滿,但已勞累一天,無可奈何。以後,學生們雖仍堅持鬥爭,但已形不成大的氣勢。這樣,南京的學潮也就不了了之。
  為了防止北平南下學生串聯,在南京學生中再傳染不安情緒,南京的CC派加緊防範。當北平學生代表清華大學學生劉毓衍和燕京大學學生朱南華到南京時,楊博清奉命接待他們,一路陪將下去,幾乎寸步不離,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學生組織的幫助,又不能和學生直接聯繫,最後只得匆匆北返。
  由陳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張厲生、胡夢華具體操辦,在南京由徐恩曾、項本善操辦的分化、瓦解和利用愛國學生運動的工作基本上說可以達到了目的。學生運動的主旨是愛國,反對日本侵略,只要這個導致學生運動的原因不去,消除學生運動不可能,但學生運動沒有走向反蔣,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學生運動的成功,主要應歸因於陳立夫手腕靈活,但蔣介石轉變內外政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後,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逐漸強硬,走上了和日本對抗的道路,學生再指責蔣介石對日投降,已無理由。再加上蔣介石在學生畢業就業問題上採取了一些措施,也頗能收買人心。蔣介石的這些舉措為陳立夫手下的張厲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傳,使蔣介石成了一些學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領導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3.陳立夫為此丟了烏紗帽
  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一方面收容、安置流亡學生,組織戰地服務,另一方面在學生中發展培植自已的勢力。進行反共宣傳。美國指責陳立夫「統制思想」,為此丟了教育部長職務。
  全面抗戰開始後,陳立夫出任軍事委員會經六部部長,由於第六部是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中央調查統計處和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六個單位合併成的,在合併時大批人員被裁併下來,再加上1936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常會提議設立,行政院附設的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未派工作的學員,總共有50人需要安置。這時由於北平附近已處於戰爭狀態。大批北平、天津學生南下,這些人到南京後,也需要安置。於是,陳立夫、張厲生以這些人為基礎,組織戰地服務團,以利用閒散人力,為抗戰服務。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戰地服務團共100人,由「誠社」組織者,張厲生的親信胡夢華任主任。下轄兩個大隊,每大隊50人,大隊設大隊長一人,大隊副一人,每個大隊分5個分隊,每個分隊有團員10人,設分隊長一人,分隊附一人,團員都享受中尉待遇。
  戰地服務團第一大隊由國民黨中央各部裁併剩餘人員和訓導班未派工作學員組成,大隊長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沈亮,大隊附為第六期畢業生孫寅。第二大隊由北平流亡南京的學生組成,基本上都是胡夢華手下的「誠社」分子,由劉青原任大隊長,郭雅雲為大隊附。
  戰地服務團的任務為配合國民黨軍隊就地動員民眾,聯繫黨政部門協助抗戰。其具體工作為對民眾宣傳,指導民眾組織訓練,協助軍隊挖戰壕,建築工事,救護傷員,搜集日軍情報以及偵查漢奸等。其工作方式為:以一個大隊為一單位,配合蔣軍一軍或一師工作;或以一分隊為一單位,配合蔣軍師旅以下單位工作,工作時分為小組,每兩人為一組,承擔上述動員和組織工作。原計劃第一大隊沿津浦路北進,配合津浦路沿線軍隊;第二大隊沿平漢路北進,配合平漢路沿線軍隊作戰。
  戰地服務團兩個大隊分別在南京市立中學和安徽中學集訓1個月,隨後,胡夢華放棄原計劃,率兩個大隊一同到達漢口,再轉車北上,將團部設於鄭州,開始工作。同時擴充組織,建立第三大隊,收容從北平,天津南逃的各校學生。
  1938年第六部取消後,戰地服務團改稱政治部直屬政治大隊,退至豫南一帶。1938年底政治部直屬政治大隊撤銷,所有人員都派往各軍、師中充當政工人員。
  從根本上說,戰地服務團並未起到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宣傳抗日的作用,但在當時局勢比較混亂的情況下,戰地服務團對收留流亡學生,使這些人免於失業和流離失所,還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1938年1月,陳立夫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離開了他長期把持的國民黨組織系統。在他擔任教育部長期間,他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前期主要是收容、安置流亡學生,後期主要搞反共教育。
  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時,日軍在華北、華東都已佔領大批地區,同時徐州一帶戰火又起,從戰區和淪陷區逃往後方的中小學生、教師人數極多,教師生活無著,學生無法安置,一時急得教育部諸官員團團亂轉,束手無策。這時,教育部官員顧樹森向陳建議,把大部分中等學校教師和學生,分別在適當地區設立國立臨時中學,予以收容,對一部分中學教師和一些小學教師、社會教育人員,設立戰區中心小學教師服務團,使他們得以繼續工作,維持生活。此建議得到陳立夫的支持,他先在河南斯州上集設立國立河南臨時中學,專門收容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等省市流亡教師學生,以後又陸續在貴州鋼仁設立國立貴州臨時中學,在四川合川設立國立四川臨時中學,專門收容南京、上海、江蘇、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後方的中等學校教師,學生。後來,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臨時中學去掉「臨時」二字,改為國立中學。陸續在陝西安康設立國立陝西中學,甘肅天水設國立甘肅中學,湖北鄖陽設國立湖北中學,陝西洋縣設國立山西中學3湖南乾城設國立安徽中學,分別收容各戰區陸續退到後方的中等教師和學生。教育部遷到重慶後,陳立夫將這些國立中學,按照成立的先後順序,分別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中學,到1942年,共成立國立中學22所。此外還專門設有招收女教師和女學生的國立女子中學,專門招收華僑學生的第一、第二、第三等三個華僑中學和其它特設的國立中學。
  國立中學收容的一般都是流亡後方的零散教師學生,還有一些大學、中學、小學整個搬到後方,但在搬遷過程中,由於人員流散,已不能單獨成校,陳立夫便把這些學校,收攏合併,採用戰時措施,成立聯合學校。聯合學校大學、小學、中學都有,其中以中、小學居多,大學著名的有西南聯大和西北聯大,西南聯大設在昆明,西北聯大設在西安。
  國立中學的設置,包括高中、初中、師範、簡師,職業各科訓練等。國立中學校長人選,由教育部秘書主任張廷體把持,經費的支配和發放,由總務司長CC分子章品掌握。陳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聯合大學,但對各國立中學控制極嚴,竭力防範各校教師,學生思想左轉。為了約束學生,他大發國民黨人黨志願書和黨證,動員中學教師和學生整批人黨或集體人黨。為了隨時觀察學校動向,他極力在各校中發展CC分子,從內部監視教師、學生的動向,有的學校發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強行打入,充當教師或學生。有的充當教師或學生的CC分子,既不教課也不學習,整天在學校四處亂逛,查找別人的思想問題。
  戰區中,小學教師服務團主要有在河南的第一、第二服務團,在四川的第三服務團,在湖南、貴州的第四服務團和在湖北的第五服務團。以後,又成立陝西第六服務團,甘肅第七服務團,山西第八服務團,湖南第九服務團和寧夏第十服務團。服務團的任務,最初以辦理中、小學,編訂地方教材,輔導國民教育,社會教育與地方自給工作等為主。根據各省市當地的實際需要,按急緩先後實施。中、小學教師服務團採取委員制,設主任委員一人,委員若干人,名義上由普通教育司管,實際上由主任秘書負責。到1941年,服務團改為團長制,團長由教育部指定所在地區教育廳廳長擔任,團員工作由所在地教育廳指定若於地區為工作區,每區成立工作隊。到1943年,各服務團工作結束,工作交由所在地方辦。
  對於淪陷區,陳立夫基本上根據《淪陷區教育設施方案》制訂各種管理方法。將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四市劃分五個教育指導區,每區設置專員,負責辦理從淪陷區撤退到敵蹤不到地區的各中等學校。1939年「教育部戰區指導委員會」成立後,重新劃全國淪陷區為70區,由陳立夫親自指揮。「教育部戰區指導委員會」下轄三個組,分別主管特別教育、戰區教育和戰區救濟工作。
  陳立夫任教育部長,除了安置戰時流散教師、學生,恢復教學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統制教育,也就是讓教育完全成為國民黨統治的工具,這也是蔣介石讓他出任教育部長最重要的目的。陳立夫統制教育主要採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首先,推行國民教育。1938年4月,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曾有《改進地方行政組織,確立地方自治基礎》的決議案,1939年9月,國民政府根據此決議案制訂《新縣制組織綱要》,其中關於教育方面,規定鄉鎮設中心學校,保設國民學校,受教育者包括兒童、成年人和婦女三部分。鄉鎮長、中心學校校長、鄉壯了隊長、保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保壯了隊隊長,分別以一人兼任。在教育、經濟發達的地區,鄉鎮中心學校教員,兼任鄉鎮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幹事;保國民學校教員,兼任保辦公處文化幹事。教育部根據這個規定,於1940年制訂頒布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同年3月正式實行。
  《國民教育實施綱領》的實施有兩重目的,一是在鄉村中進行文化普及工作,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水平;二是加強鄉村統治,鄉鎮長、校長、鄉鎮壯丁隊長由一人擔任,實際上等於是由鄉鎮長一人壟斷了基層單位的行政、教育和治安三項權利,鄉鎮長對其治下的民眾不僅有管理權,還有教育權和訓練指揮權,這對加強對一般民眾的控制顯然有利。
  但是,以鄉保長兼任校長的做法馬上就出了問題。按規定:「鄉鎮中心國民學校校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為原則;在經濟、教育不發達的區域,鄉鎮長,保長,鄉鎮中心學校校長,保國民學校長及壯了隊隊長,暫以一人兼任之」。可國民教育一經實行,各地都成了不發達地區,各省市借口地方人才經費缺乏,一律以鄉鎮長兼任中心學校校長,保長兼任國民學校校長。而鄉長鎮長,尤其保長,大多是有點錢財的鄉村土地主,既無見識,也不懂教育,有的甚至目不識丁,也當了校長。這些校長上台以後,立即行使職權,把一些親戚朋友,濫竿充數,硬拉進來充當教員。原有的校長教員,要麼被排斥,要麼離職出走。而這些新上來的土地主校長和他們的親戚教員又維持不住局面,於是學校變成了掛牌學校。鑒於此種情況,陳立夫不得不改變辦法,下令各省市校長仍以專任為原則。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來就難了,很多土地主校長好不容易撿了個校長頭銜,怎肯輕易放棄?很多人死乞百賴,佔在校長的位子上硬不下來,陳立夫也沒辦法,只好無可奈何地說:「地方教育更困難了。」
  國民教育的推行,是採用所謂「行政三聯制」。即由教育部制訂全國各省、市5年實施計劃,派員視察,考核;再由各省市根據教育部計劃擬訂本省市分年實施計劃,並督導所屬縣即統籌擬定分年實施計劃,派員視察考核。
  其次,實施特種教育。特種教育是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剿共」期間對佔領的根據地,即所謂的「收復區」民眾進行的一種欺騙教育,其內容可分為管、教、養、衛四個方面,實行地區主要是贛、閩、皖、豫、鄂五省。
  1934年3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開10省民政、教育廳長、秘書長、行政督察專員會議。他說:「五省橫遭赤禍,匪區民眾多受煽惑,更有所謂列寧小學,一縣多至數百所,以為麻醉青年之利器。此種思想之流毒,實較有形匪患為尤甚。甚或因禍害切膚,思奮起自救者,亦苦無教育上有力之指導。現經收復,不得不有管、教、養、衛施之特種教育,予以感化的、公民的、職業的、自衛的訓練,以正確其思想,健全其人格,發展其生計,扶植其生存。」推行特種教育辦法是建立中山民眾學校,集中力量,把普通教育和社會教育結合起來,以彌補人才、經費不足的缺陷。中山民校分設兒童班、成人班和婦女班,根據情況,酌情設立高級班或職業班。教學內容為:宣傳三民主義,揭破赤匪之錯誤與罪惡;並針對民眾之思想言論,為深切之指導,教以禮、義、廉、恥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美德,表揚歷史上為民族生存,為國家犧牲的偉大事跡,解說國家現在所處之地位與國際環境,授以普通文、應用文、歌曲等,注意閱讀及思想發表之訓練,並公民生活之常識。」
  陳立夫未參加過南昌時期的特種教育工作,他繼任教育部長後,採取了兩項措施,加強自蔣介石那裡繼承來的特種教育:一、到原來實行過特種教育的省區視察中山民校,搜集原來中共編寫的課本,教材;二、針對中共課本,教材,編印讀物和宣傳材料,作反宣傳。三、編印統一的中山學校教科書。中國教育本來沒有指定的教科書。朱家驊第一次任教育部長時,發起編印中小學教科書。王世傑繼任後繼續編輯,但各學校仍自由使用,不作為固定教科書。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後,先編了一部小學教科書,通令全國採用。隨後,他又操縱編寫了一套「國定中學教科書」。陳立夫編的這兩套教科書,有兩個特點:一是重視宣傳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傳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甚至把國民黨的黨員守則12條也作為小學訓練要目編了進去。
  陳立夫借戰爭時期,大家都在注意戰爭,不怎麼關心教育這種有利時機,為確立國民黨的統治思想,在教育界拚命地折騰,在中國國內並未引起什麼大的反響。由於陳立夫的辦法和蔣介石一脈相承,甚至完全傚法蔣的做法,對鞏固蔣的統治又有利,蔣介石更是大力支持。但是,陳的這種肆無忌憚的做法畢竟為大多數人所厭惡。1944年,美國報紙紛紛指責陳立夫「統制思想」,蔣介石不敢得罪美國人,只是將陳立夫從教育部長的職位撤了下來。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第十章 插手文化界
  1.「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陳立夫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意圖本是抵制「復興社」的「中國文化學會」的侵佔,因此,協會一成立,雙方就對文化界展開了爭奪戰。但是「兩會」的宗旨都是企圖從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產黨,爭取民心。
  陳果夫介入文化界的時間比較早。早在民國初年,當陳其美在上海主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時,陳果夫即給《中國日報》撰寫過新聞通訊一類的稿件。由於當時陳果夫生活還沒穩定,處在動盪時代,因此,除了給有特殊關係的《中國日報》寫點稿件外,還沒能夠涉足文化人行列。
  1927年蔣介石下野以後,陳果夫和戴季陶避居上海。這時寧漢政爭正處於白熱化階段,共產黨在各地掀起了武裝暴動。為了抵禦共產黨和武漢方面汪精衛的宣傳攻勢,1927年11月,陳果夫與戴季陶、陳佈雷、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創辦《新生命月刊》,鼓吹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策動王新命、何炳松等十大名教授在《新生命月刊》上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聲稱「不主張全盤西化,亦不反對吸收外來有利中國的文化」。蔣介石復職以後,陳果夫以武力為後盾,攻擊左派作家在上海提倡的普羅文藝為「破鑼文藝」,迫使其將大本營移居天津,並策劃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創辦《中國文藝月刊》,陳果夫在上海文藝界初戰告捷。
  陳立夫對文化界的潛移默化作用更為重視。他認為從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產黨,消除共產主義思想滋生的土壤比破壞共產黨組織本身和把共產黨人從肉體上消滅更為重要。而在同時,若想使國民黨內部「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絕對的程度」,也得靠文化的影響。在此思想指導下,陳立夫在1928年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時,更側重調查的是黨員的思想。對共產黨,也更多使用誘惑、政治瓦解、思想說服等手段。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中使用的共產黨叛徒很多,著名的特務機構道署街全體幹部中有2/3是叛徒。以後,曾為中共高層領導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也是CC派誘惑投降的。這些被國民黨「感化」了的共產黨叛徒,在精神信仰被瓦解之後,往往賣身投靠,並反噬共產黨,其危害非常之大。如上述的顧順章投靠國民黨之後,供出了秘密設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若沒有打進國民黨內部的李克農、錢壯飛事先獲悉,並火速通知上海共產黨中央,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有可能被一網打盡。可見陳立夫思想文化攻心政策是非常毒辣的。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頒布《反省院條例》後,其權力所及省區,普遍設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陳控制,其目的也是進行思想瓦解。
  出於進行思想統治的需要,陳果夫、陳立夫逐漸把觸角由國民黨中央組織系統伸向了文化宣傳領域,這便和由「天子」門生黃埔學生組成的復興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原來,國民黨組織思想系統是雙軌並存的,一般黨員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管,軍隊系統則歸總司令部政訓處。在開始的時候,雙方勢力都比較小,而活動空間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處,但隨雙方勢力的擴大,衝突日漸激烈起來,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對抗。
  黃埔軍校學生開始插手文化領域始於蔣介石的所謂「民族復興運動」。在時間上,要比二陳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迫於全國抗日愛國運動熱潮的壓力,蔣介石為收買民心、統一力量,倡導了所謂的「民族復興運動」,他於1932年3月,召集黃埔軍校學生賀衷寒、桂永清、蕭贊育、曾擴情、康澤、戴笠等人,組成了「中華復興社」。「中華復興社」的行為準則為「需要既是真理,行動既是理論」,極力主張避兔空談,倡導實際行動。「中華復興社」成立後不久,它的三位理論家--賀衷寒、鄧文儀和劉健群就動起手來,開始宣傳鼓動工作。他們到處演講,發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張「行動」,號召「硬幹、實幹、快干」。他們認為,要抵禦外侮,首先必須充實國力;要充實國力,首先必須國家統一;要國家統一,就必須剿除共產黨;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集中權力於一個黨一個領袖,擁護一個黨一個領袖,才能高度發揮民族精神,舉國一致,集中力量去抵禦外侮」。從上述觀點看,「復興社」和「青白團」在奮鬥目標上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以「擁護一個黨一個領袖」為核心。但在具體辦法上就有區別了。
  劉健群在其《復興中國革命之路》一文中說:「我們對於中國革命今後的進展,必須把握著三個要點--第一,我們堅信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堅決主張勵行黨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須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第三,如要實行統制經濟,發展國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必得主張嚴格限制官吏及黨員的私產。這三個要點連成一套,便是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一個有效的辦法,一條正確的道路。」
  鄧文儀在《中國革命》週刊上發表的《今後革命的觀察》一文中說,復興中國要「以恢復民國13年國民黨改組時的精神為目標,本德國、蘇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復興的歷史與經驗教訓,注重組織、注重紀律、注重行動、注重風氣、注重時間、注重空間、不尚空談、實事求是,以致力於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艱苦力行,求中華民族的復興,臥薪嘗膽,準備抗日雪恥,安定社會,繁榮農村,改進教育,發展經濟。」
  賀衷寒、劉健群等人的這些演說著述活動,雖然已經走出軍隊政訓系統,插足社會宣傳,但更多的還是政治說教,不屬文化領域。從上述劉健群、鄧文儀二人的觀點看,「復興社」和二陳的「青白團」在奮鬥目標上也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擁護一個黨一個領袖」。
  但不久,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蕭作霖等人就發現,他們這套口號式的政治說教,對於糊弄黃埔學生以及一般地主階級、中小資產階級、一般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還可以。但對於高層知識分子如一些大學教授、博士、碩士等,就不起作用了。這時正趕上南昌行營召開討論「剿共」的設計委員會,蕭作霖也奉命參加,他到處討計。設計委員會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張彝鼎獻計說:「我看你們光喊攘外安內和擁護領袖還是不行,應該從範疇更大的整個民族文化前途著眼,提出我們反對什麼和要求什麼,這才能建立起一個巨大文化思潮來更有力地對抗共產黨。」張彝鼎還送給蕭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觀》,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後,蕭作霖對張彝鼎的看法就高於鄧文儀、賀衷寒和吳壽彭以及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的一些其他成員,大家均贊成有開展一個全面性的文化活動的必要,而開展一個全新的文化運動,首先應從革新生活做起。他們自認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復興社組織的成員帶頭做榜樣。於是,由蕭作霖寫了十幾條意見,和鄧文儀商量。此時鄧文儀正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經常見到蔣介石,便將意見拿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看完後,並未意識到蕭作霖和鄧文儀的目的在開展一次文化運動,誤會為革新生活作風,於是說這不僅可行之於「復興社」的社員,而且應該在全國推行。蔣介石以此作參考,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
  意見雖為蔣介石採納,但並不符合蕭作霖、鄧文儀等人的初意,他們決定按他們的設想繼續搞下去。經賀衷寒、鄧文儀、蕭作霖、吳壽彭和其他幾個在南昌的「復興社」高級骨幹商討,並徵得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的設計委員張彝鼎、蔣志澄、李毓九、高潔珠、白瑜、傅說等人同意參加發起,便決定籌備成立。但他們很快發現,列名發起組織的幾十個人中,名人太少,幾乎沒有什麼號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後決定還是先成立起來再說。1933年12月25日他們在南昌成立「中國文化學會」,推蔣介石為名譽會長,推鄧文儀為理事長,蕭作霖為書記長,總部設在南昌戴家巷14號。
  關於發起「中國文化學會」的宗旨,復興社分子吳壽彭在起草「中國文化學會」的《緣起》一文中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國文化為已完全沒落,無可挽救,惟有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國文化終將歷西洋文化之一番激盪而為再一度之發揚。……西洋的物質主義,不過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態而已,惟蘇聯企圖依此而造成一物質主義之新教,這企圖,自身之前途猶未定,假定蘇聯能一時的造成此物質主義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國可成為是這新教之最後的抗爭者,而蘇聯這企圖,實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經濟為文化的全基礎,只有建立新經濟制度而後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見。更不信其中國所要之經濟制度即俄國列寧所要之經濟制度。我等預料蘇俄將可有一度文化之發揚,決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專作工農之頌歌文字匠即自鳴為無產作家者們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頌歌是與舊王朝的頌歌一樣值錢。……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義,生而為人就沒有自由。自由之本義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這自由兩字無所用之。我等以兩重意義對前期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我等提出責任一詞以反自由。……從責任出發,即成道德及其規律。我等志願結束這前期文化運動,重新做起,確立新的責任與新的規律,團結這破碎了的中國社會。」
  「中國文化學會」正式成立後,在發佈的《我們的主張》中,復興社分子再次強調了上述宗旨,聲稱要「以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各國進步文化,創設新中國文化」。
  從上述「中國文化學會」的政治綱領看,其對文化的主張和陳果夫、陳立夫等人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也沒什麼大的區別。問題是出在文化領域由誰領導和文化陣地由誰來佔領上。按照蔣介石的劃分,賀衷寒等人的軍隊政工系統只管軍隊黨務和政治宣傳,社會文化系統是二陳的勢力範圍,而且陳立夫一直以能「講話,做文章」自詡。雖然「復興社」分子在南昌組織「中國文化學會」,有向文化領域擴展的趨勢,但他還是認為他多年的基礎未便輕易能動搖,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陳領導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聞界,著名報紙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報》社長是潘公展,總主筆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雲、王新命、袁業裕等,總編輯是何西亞;《社會新聞週刊》社的社長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張師石、陸葛雲等,都是共產黨的叛徒;《外論編譯》社社長是方煥如,主編袁學易;《社會主義》月刊社社長兼主編為周毓英;《大滬晚報》社社長是李恩招,主編為張修明;這些人都屬CC派。
  「復興社」也創辦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報》改組的《中國日報》,由康澤任社長,這是復興社的機關報。同時還有兩個小刊物峨們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後兩個小刊物合併為《中國革命》週刊。與《中國革命》週刊在南京創刊的同時,由賀衷寒在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出錢,在上海創辦了《前途》月刊,作為「復興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復興社」在上海的骨幹分子大學教授劉炳黎主編,「復興社」分子大學教授孫伯賽、茹春浦、倪文亞、張雲優等輔助。報紙有由余灑度主辦,在北平發行的《北方日報》;由賀衷寒主辦,在福州發行的《南方日報》,以及河南開封的《河南晚報》,杭州的《國民新聞報》,青島的《新青島報》等。期刊還有劉健群在北平創辦的《老實人》;在上海有《新社會》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國與蘇俄》月刊、《國際週報》;天津有《現代社會》週刊;西安有《西北評論》半月刊;長沙有《樂群》週刊等。「復興社」的報刊幾乎鋪天蓋地,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幾乎無地不有。但問題是,這些報刊既沒有什麼理論基礎做依據,辦刊的水平也不高,各報刊又各自為政,各憑主編人胡亂發表議論,所以報刊數量雖不少,但影響卻不大,並未對CC派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以後,急於擴大影響,建立下層分支機構。為了推動各省市成立分會,大家認為有選擇一處有影響的地方打開局面,帶動全國的必要,於是選擇了上海,希望在上海打開局面,造成聲勢,以吸引全國文化界人士參加。這樣,就決定派蕭作霖去上海與劉炳黎等籌備成立上海分會。
  「復興社」分子說幹就幹。1934年12月,蕭作霖到上海,立即與劉炳黎、孫伯騫、倪文亞等人及「復興社」上海市組織的負責人共同商討進行組織。首先得到了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國立商學院院長裴復恆等同意參加籌備委員會,並通過全體籌備委員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的「復興社」分子,開始大力招收會員。不到一個月,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半數以上為各大專院校學生,大學教授也有百餘人,其他為中小學校長、教員、機關職員和少數作家、報刊編輯、記者等。隨即舉行了選舉大會,選出吳鐵城、翁之龍、黎照寰裴復恆、劉炳黎、倪文亞、孫伯賽等20餘人為理事,組織理事會,推吳鐵城、劉炳黎、蕭作霖等為常務理事。這樣,「中國文化學會」在上海的局面就算初步打開了。「復興社」分子主辦的一些刊物如蕭作霖主辦的《青年與戰爭》週刊、康澤主辦的《中國革命》週刊都遷到上海由蕭作霖負責發行。「復興社」又將蕭作霖與左曙萍合辦,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藝月刊改為《中國文學》月刊,另辦一《文化情報》週刊,加上原在上海發行的《前途》月刊,「復興社」共有五個刊物在上海發行。這種陣勢,對其它地方「中國文化學會」分會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杭州緊接著就成立了「文化學會浙江分會」。
  陳立夫對自己在文化界建立的勢力範圍本是充滿信心的,他也一直想建立一個統轄全國文化界的機構,但由於時機不成熟,遲遲未能動手。不想「復興社」分子們不知天高地厚,在未做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只是幾個人一核計,擬了一個宣言,「中國文化學會」便即產生。接著,竟不顧規矩,不擇手段在文化界展開活動。「中國文化學會」剛成立,在武漢的《掃蕩報》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該報第一版上,用通欄特號大字標題,刊出了「中國文化學會」成立的消息和該會負責人員的名單等新聞特訊,隨後由該會書記蕭作霖親自率領大批「復興社」分子進軍上海,打著名譽會長蔣介石的旗號,到處伸手。「復興社」的這一行動,打得CC派措手不及,為了想出應付辦法,陳立夫召集張道藩、程滄波、程天放、蕭同滋、吳醒亞、潘公展、丁默屯等江蘇、南京、上海一帶CC干將,齊聚上海,共議此事,商討對策。最後,還是吳醒亞有辦法,他出了一個主意,建議一面由陳立夫、陳佈雷去面謁蔣介石,申訴「復興社」違背蔣介石的禁令,插手不應由「復興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的工作,要求蔣介石勒令「復興社」停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動並取消「中國文化學會」;另一方面,盡速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爭取早日正式舉行成立大會,據CC骨幹之一黃敬齋回憶:
  「某星期日上午10時左右,吳醒亞、潘公展二人陪同一位穿青色長衫、身材瘦小,文弱似營養不良的小學教師模樣的樸實中年人來到,黃認識來客是自己昔時曾受過其指教的前輩,」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CC系的最親密的戰友陳佈雷先生。他來到之後,同丁默屯和黃打了一個招呼,未坐下就對黃說:『請你引導我上你的辦公室去,我有東西要你幫著抄寫。』黃一面答允著,一面就引導陳到自己的辦公室,請陳坐在丁默屯日常辦公的座位上,並給陳準備好的紙筆。陳一面命黃坐在他的對面,一面對黃說:『等我寫完一張,就請你用蠟紙鋼板刻寫一張,二人同時工作,可以快些完工。』他邊說邊就開始工作起來。這位先生,真不愧是名揚四海的文章高手,在不到兩小時之內,就一口氣寫成了各約千餘字的兩篇文稿,一篇較長的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成立宣言》,另一篇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綱領》。前者的內容,現在腦中只留有個模糊印象。似乎是說必須保持和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的精粹…,為了適應世界潮流和中國特殊國情,中國文化今後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三民主義的精神與國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相結合的道路;必須是反對共產主義,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礎,『極權統制』的前途。文中以『黛獲不同器』來強調共產主義同中國本位文化之不能共存的道理。後一文約略列舉了如下幾點綱要:一、開宗明義公開提出了『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最高信條;以能竭忠盡誠,信從擁護這一信條為國民之最高和最光榮的道德品質。二、在政治上要求實行大一統中央集權法西斯獨裁統治,強調『攘外必先安內』,堅持剿共,反對團結進步,誹謗禦侮抗日。三、在經濟上要求統一全國財政金融,實現國有制和私有制並行的中央集權官僚壟斷資本的『統制經濟』。四、在文化教育上實行保持和發揚中國固有文化,接受和發展西方先進科學,反對不適合國情的破壞性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鬥爭學說和全盤西化論的奴隸思想。在適應中國特殊國情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基礎上,實行『文化統制』政策。五、在軍事上,必須實施軍隊國有,集中於中央政府,任何黨派和社會集團不得擁有武裝力量。政府有權剿滅、收編、改編任何土匪部隊和地方或私人武裝。『必須先安內然後始能攘外』,必先充實國力,完成統一,始有國防外交。……這兩項文件,當時由黃敬齋在陳佈雷的親自指點下,用蠟紙鋼板各刻寫油印了百餘份。接著於三日之後,當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借原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大廈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時,在陳立夫、吳鐵城、程天放、張道藩、周佛海諸人親臨主持的儀式上,宣佈通過文件後,分發給了到會的人士和上海各報社通訊社的現場記者。於當日晚報和翌日早報上,連同成立大會的新聞,全文刊出。」
  陳立夫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意圖本是抵制「復興社」「中國文化學會」的進攻,所以該會一經成立,雙方立即開戰。
  首先,雙方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流中展開爭奪戰。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屬政學系,和雙方既有矛盾,也有勾結,這次樂得坐山觀虎鬥,看兩派都打得頭破血流。他兩派都不得罪,哪一派邀請開會,他都參加。有些大學校長和教授,是兩派都得罪不起,所以也兩面都參加了。但從幹得活躍熱鬧上說,文化學會似乎影響更大。因為文化學會吸收了大批大專學生參加,這些人在「復興社」分子的鼓動下,幹勁十足,所以,文化學會首先在聲勢上超過了文化建設協會。
  蕭作霖指導下的「中國文化學會」浙江分會成立後,組織了一個名為「文化前衛隊」的組織。這個組織舉行宣誓典禮時,邀請「中國文化學會」總會和上海分會分別派員前往監督和觀禮。由於蕭作霖身兼總會書記長和上海分會黨務理事,便由他一人同時代表總會和上海分會前往參加。蕭作霖攜帶的禮品很特別,是一把劍和一把大刀,劍作為總會的禮品授與,大刀作為上海分會的贈禮,用意是以刀和劍象徵鐵和血為「文化前衛」精神。宣誓典禮在一個廣場舉行,會場佈置得非常莊嚴。「文化前衛隊」的隊員共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學、國立藝專學校以及中央航空學校與浙江警官學校的學生和少數高中學生。隊員們都穿著整齊的學生制服,排成一個營橫隊站著。隊長是浙江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站在營橫隊前方正中的營長位置。參加觀禮的人大多也是大中學生,有1000多人,圍擁在這個營橫隊的後邊和左右兩邊。典禮開始,首先是舉行宣誓,全隊肅立,右手握拳舉起。宣誓由趙龍文領頭,他念一句,全隊隊員跟著念一句。監誓人是蕭作霖,立正站在主席台正前方。宣誓完畢,由浙江分會常務理事蔣堅忍代表分會為「文化前衛隊」授旗。隊長趙龍文按照軍隊禮儀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兩手向右前方前伸舉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將旗交給跑步前走的護旗兵,再照樣正步走回營橫隊的排頭舉旗肅立。接著舉行閱兵式,由蕭作霖代表總會授劍,代表上海分會贈刀,在蕭作霖和蔣堅忍講話後,最後由趙龍文答詞,於是奏樂表示宣誓典禮完畢。
  「文化學會」在鬥場上也幾乎打垮了「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暨南大學的文化學會成員與CC團成員發生了一場爭奪學校實權的爭奪戰,最後雙方動起武來。由於「復興社」中青年學生人數多,勢力較大,尤其是「復興社」所派領導學生的人又是黃埔學生出身,他們按軍隊建制對自己的力量進行編組,然後在學校按作戰部署進行戰鬥。CC分子經不住這種有組織的進攻,抵擋不住,以至被包圍得無法出校。吳醒亞和潘公展急得沒辦法,只得找「復興社」在上海的負責人直接談判,而得了勢的「復興社」領導人竟避而不見。最後不得已,他們請出了上海市長吳鐵城調解,「復興社」的人才同意同吳、潘談判。在這次爭奪戰勝利之後,「復興社」分子簡直不把CC團放在眼裡,氣焰更加囂張。
  在鬥場上獲勝的文化學會分子,確定也想在文化上幹出自己的一套。所以在對CC團大力進攻的同時,繼續招收會員,召開座談會和舉辦講演會。經過上海分會理事會決定並在會員中進行了一些討論後,在《前途》月刊二卷八期,還出一個文化統制專號,貢獻文章者有吳鐵城、賀衷寒、劉炳黎、茹春浦、董任堅、李冰若等十幾人。
  正當「復興社」「中國文化學會」的文化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傳來了噩耗。「復興社」的幹將之一鄧文儀於1934年六七月間因徹查南昌機場縱火案不實,而獲罪於蔣介石。陳立夫立即向蔣介石控訴,說「鄧文儀以中國文化學會名義大肆招搖撞騙,在文化界引起了許多不良影響」。蔣介石在憤怒之下,一面撤銷了鄧文儀的一切職務,同時下令解散「中國文『化學會」,禁止其一切活動。這樣,下層鬧得轟轟烈烈的「中國文化學會」,終因上層不抵陳立夫的進攻,而最後在一日之間煙消雲散。
  實際上,即使沒有陳立夫的告狀和鄧文儀失職觸怒蔣介石,「中國文化學會」的壽命也是不會長的。蔣介石交給「復興社」的活動範圍是軍警特系統,「復興社」插手文化,早就越出了職權,只是蔣介石最初沒有找到打擊他們的借口罷了。
  二陳和「復興社」分子的鬥爭並不僅限於文化領域。
  由於「復興社」分子大多為黃埔軍校出身,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蔣介石事業的惟一嫡系,只有自己才是正統。即使像陳果夫、陳立夫這樣和蔣介石關係非常深的人,他們也以敵對派系視之,對其橫加打擊。蔣介石對任何人、任何派系都不是十分地相信,所以在用人時,其職權範圍十分明確。黃埔系的勢力範圍是軍警特,二陳的CC團主要是黨務、文化和教育。陳果夫對蔣介石的意圖了然在胸。陳立夫在當軍事委員會情報局局長時,曾試圖併吞「復興社」勢力下由戴笠任處長的軍警處,在併吞失敗以後,也不再做非分之想,知道打不進「復興社」系統,所以也就不做此努力。可「復興社」內的黃埔學生就不同了,他們自恃是蔣介石的門生,到處插手。所以「復興社」和CC團的鬥爭,往往是「復興社」分子採取主動。但是,由於每當看到CC團招架不住時,蔣介石幾乎都出來袒護二陳,所以「復興社」分子哪一次也未取得完全勝利,差不多都是大鬧一場,不了了之。
  「復興社」與CC團的爭鬥收穫最大的是河南。在「中國文化學會」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爭鬥正烈的時候;楊永泰給蔣介石出了一個「融黨於政」的主意,將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的黨權一下子從二陳掌握中奪走。黃埔學生乘機進入各省黨部,黃埔一期學生、河南省保安處副處長蕭灑一度控制河南省黨部。由於蕭灑胡作非為,在河南搞得天怒人怨,CC團乘機向蔣介石告狀,蕭灑被撤職,CC團才奪回河南黨務大權。但由於河南軍政系統都為「復興社」控制,並不斷向CC進攻,CC分子事實上僅能龜縮在省、縣黨部內。
  在江蘇,1933年10月以前,省主席是顧祝同,CC分子勢力不大。陳果夫繼任江蘇省主席以後,CC分子幾乎控制了江蘇的各個部門,「復興社」分子只是在江蘇省保安處還能存留,因保安處副處長「復興社」分子李守維為顧祝同親信,陳果夫拿他也無可奈何。1937年顧祝同回任江蘇省主席後,除了黨務和教育兩系統外,CC分子幾乎全部為「復興社」分子取代。
  CC分子和「復興社「分子在各地愈鬥愈烈,有些甚至發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河南大學教授張金鑒,系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當然屬於CC,可「復興社」分子硬要他加入「復興社」,當他拒絕時,「復興社」分子就捏造罪名逮捕了他。在江蘇,公務員訓練總團為李守維控制,儘管主席是陳果夫,但李守維對CC分子並不手軟。李守維手下的柯伯勳,竟把犯過失的兩個CC學員捆綁起來;派幾個士兵手持手槍,把二人押送到省政府去,要求陳果夫嚴懲,給陳果夫難堪。陳果夫也不客氣,以柯伯勳「行為粗暴,管訓無方,處理不當,不配擔任這重要的軍事訓練工作」為由,將他趕出了江蘇省公務員訓練總團。在南京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復興社」南京負責人任覺五把中央政治學校三個特務學生綁架殺害。任覺五稱這三個學生是「復興社」成員,因犯嚴重錯誤被處死。而陳果夫說這三個學生是他們的人,被「復興社」無故殺害,並把官司打到了蔣介石那裡,最後蔣介石處分了任黨五。
  雙方對於叛投對方的人,更是設法打擊。1932年3月初,黃埔學校第二期畢業生葛武矩經人介紹參加了「復興社」。他把「復興社」內部情況寫了一封信報告了陳立夫。有一次賀衷寒到陳立夫處去,恰好在陳立夫的桌子上發現了這封信,賀衷寒於是乘陳立夫不備,把這封信偷了回去,並由監察提出,彈劾葛武矩。這事報告蔣介石後,蔣介石大罵賀衷寒不該偷信,對葛武矩也未按「復興社」紀律洩密者處以極刑懲辦,最後把他調往西北胡宗南處。
  2.「天下第一菜」與陳果夫
  陳果夫在江蘇主政期間對文化十分重視,把「食文化」發展到了頂峰,他集「江蘇菜」之大成,創造了「天下第一菜」,從而使江蘇的「天下第一江山」、「天下第一泉」與「天下第一菜」鼎足而立,相得益彰。為推行「三民主義」,陳果夫特擬訂了「新中國文化建設運動綱領」。
  烹飪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徵。陳果夫在鎮江創造「江蘇菜」,從「江蘇菜」又創造了「天下第一菜」。1934年秋,在江蘇省舉辦了一個全省物品展覽會,在這個會裡,他看到江蘇省各縣物產甚豐,以各縣可供飲食的特產而論,已是美不勝收,於是便想到要摘其精華,創造出一種「江蘇菜」來,各地流行的地方性質的菜餚,有所謂「京菜」、「蘇菜」、「粵菜」、「川菜」,但這些菜是沒有一定的標準,而且也不能代表那一省的精華。陳果夫所主張的「江蘇菜」,是要確立一定的標準,集全省名菜加以剔擇,留下若干種最精美的,以為全省菜餚的代表,這便是法定的「江蘇菜」。如何產生法定的「江蘇菜」呢?是先確定「縣菜」。各縣的飲食特產味美質佳素負盛名者,便是該縣的「縣菜」。由「縣菜」中選出「省菜」來,再由各省的「省菜」中選出「國菜」。「國菜」產生之後,它更代表中華民國的最高烹飪,凡國家大慶及宴請外賓時,皆可用之。中國的飲食是舉世無匹的,「國菜」又集全國飲食之大成,烹調之精,滋味之佳,可以想見。但「國菜」的確定,要等各省「省萊」齊備之後。而代表江蘇飲食之精華的「江蘇菜」,卻因陳果夫的計劃之實現而確定了。當陳果夫與江蘇建設廳籌備物產展覽會的各位選擇「江蘇菜」的時候,定下幾個原則:第一,必須是江蘇的原料,江蘇的做法;第二,是要各縣的名菜,並且要名副其實,的確美好;第三,要充分表現江蘇特有的風味與格調,使人們在吃這菜之時,能聯想到江蘇文物之盛,物產之豐。經過半個多月的選擇、設計、配合。研究,終於在那年展覽會閉幕的一天,在江蘇省內嘗到了理想的標準「江蘇菜」,與宴的人都浮著興奮的笑容,帶著期待的心理。在宴會所見到的一花一木,一器一皿,都帶著濃厚的江蘇色彩,飲的是江蘇名茶,一共有「碧螺春」,「茅廬」、「雀舌」3種,喝的是「洋河高粱」、「海門葡萄酒」、「南翔鬱金香」、「金壇黃金酒」等7種江蘇酒,吃的是江蘇水果,如「錫山梨」、「蕭縣石榴」等4種,至於菜餚,共有30餘種,如六合龍池鯽魚,南通魚翅,如皋火腿,楓徑蹄筋,鎮江鯽魚,揚州獅子頭及醬菜,常熟醬雞,南京板鴨、江陰鳳凰包雞,太倉肉鬆,高郵雙黃蛋,淮陰鱔魚,常州酒釀圓子,蘇州的熏魚、醬肉,無錫排骨,洋澄湖的清水大蟹等,真是洋洋大觀,舌不暇接,這30餘種的「江蘇菜」,有的是直接派人去買來的,如蘇州醬肉之類;有的是探問了烹調方法,採購了原料,命廚師如法炮製的;有些原料,因為物品展覽裡有現成的,便就近取材,吃的分外有味。那天是「江蘇萊」的處女席,一共有兩桌,大家吃了大小30餘菜,還有餘勇可沾,又吃了一碗「天下第一菜」。不用說,這次的宴會,是集江蘇菜餚的大成,經過品評,標準的「江蘇菜」終於確立了。
  「天下第一菜」是陳果夫在江蘇時,公餘之暇的一個改良性的趣味之作,這個「新食譜」已經很盛行,甚至流行到南洋、美洲去了。人們對於食物,普通的要求是要它味好,但食物要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僅僅味好是不夠標準的。理想的食物,除菜好以外,還要色美,味香,音和,一言以蔽之,要顧到「聲」、「色」、「香」、「味」四者俱優,還要真正能滋補身體,有益衛生。幾年前陳果夫在杭州,有一次陪朋友吃飯,吃了好幾樣菜,內中有樣是番茄鍋粑炒蝦仁,後來又吃神仙雞,因為這兩樣菜,就聯想到一個改良的新法,那就是後來的「天下第一菜」。這個新的做法,蘊藏在心中好久,但沒有實驗成功過,、在京、湖等地都經過,結果都失敗了,直到這次「江蘇菜」處女席中,繼嘗試成功,完全做到了理想的標準。
  「天下第一菜」的做法很簡單,先用雞汁煮沸,加蝦仁番茄成湯,另備一定厚度的油炸鍋巴,趁兩者熱度很高時,摻合起來,便發奇響,雞和蝦的味美,番茄顏色鮮艷,鍋巴味香,而且加湯進去時清脆可聞。所以吃這個菜時,不僅看到鮮艷的顏色,而且聽到悅耳的聲音,耳、目、鼻、舌,處處滿足,既熱鬧痛快,又中看中吃。不僅如此,一個菜的本合原料,要具有意義,才不愧天下名菜。雞是有朝氣的禽類,具傲然獨立的氣概,蝦之為物,能屈能伸,不愧大丈夫本色。這個菜的原料只有四樣,卻具有五項巧妙的配合與對稱。四件原料雞蝦番茄鍋巴中。動物植物各半,其為「對稱」一也;動物中一水一陸,其為「對稱」二也;植物中有中有外,其為「對稱」三也;動物中一傲一屈,其為「對稱」四也;鍋巴性燥,湯性溫,其為「對稱」五也,實代表中國的文化精神。這個菜既包括動植物中外水陸的四種原料於一器之中,而這四種原料的配合,除具有上述的「聲」、「色」、「香」、「味」以及種種意義之外,復寓於蛋白質、澱粉、脂肪以及豐富的維他命。對於身體十分有益。它能這樣面面顧到,十全十美,當然不愧天下名菜了。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幾件原料的價錢並不貴,常人可以做來吃,所以是非常平民化的,並不像人家信口開河所說的,這是名貴「主席萊」。當初這個菜吃是吃了,並沒有名字,後來想到它既盡善盡美,陳果夫就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天下第一菜」!江蘇省會的鎮江,是有著名的「天下第一江山」和「天下第一泉」的,加上這個「天下第一菜」,不是鼎足而之三,相得益彰嗎?
  陳果夫又寫了一篇《天下第一菜頌》,辭藻甚美,把「天下第一菜」』的種種好處,真是綜述無遺了。《天下第一菜頌》如下:
  是名天下第一菜,色聲香味皆齊備,宴客原非專惠口,自應兼娛眼耳鼻。此菜滋補價不貴,可代燕耳或魚翅。番茄鍋巴雞與蝦,不獨味甘更健胃。燥與濕兮動與植,中外水陸品類蘋。勇能赴敵屈能伸,因物尤可激志氣。我今鄭重作宣傳,每飯不忘願同嗜。
  陳果夫病中,每作歌自遣。1943年冬,將新舊各歌,凡44首,連同各作曲家所制之譜,編為《鶴林歌集》,蓋取潔白宏遠之意,並為異日之紀念也。陳果夫「自序」謂:「集中所錄,不過為個人作歌之嘗試;惟堪自信者,各歌無論為譜為詞,均本三民主義之一貫立場,以發揚固有文化,喚起民族意識,鼓勵進取,陶淑風化,養成服務及快樂的人生觀為目的,併力求通俗,俾易普及。」
  抗戰勝利那一年,陳果夫將手擬「新中國文化建設運動綱領草案」,以示友好。
  「新中國之文化建設運動綱領草案」摘要如下:
  中國文化有5000年之歷史,有獨特之精神。近百年來,因科學後人,未能光大。影響所及,不但未能對世界文化有新貢獻,而舊日光輝,亦自黯淡淹沒,以致自信喪失,不免存依附之心。今觀世界各國,未有國家獨立而其文化依附他人者,此吾人應有所警覺,而自發奮者也。最近10餘年來,……在思想上、行動上散佈之種種惡劣風氣,使吾固有之美德受害最烈。其在教育上注射之毒素,尤難消除。故今後吾人欲恢復全部中華民國,必須注重全部中華民族之一切。不但應知恢復土地與人民主權,以及將來物質建設之重要;而恢復文化以及建設文化尤為重要。如能全部恢復,而有新建設之精神,方能建立一獨立自強之新中國。不然,徒有其表,而無其實,不足立於世界列強之林也。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原系集中外古今文化之大成,而以中國之優長文化為其中心,吸取世界文化之優長,以補我之不足者,故為最進步,最優良,最適合之主義。今國社會主義已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消滅,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亦必因第三次世界大戰終了同時消逝。其所存者,僅為我偉大之三民主義。將來各國之所共行者,亦必為接近我最進步、最優良之三民主義。吾人更應自信而力行之,不可有絲毫懷疑者也。然欲實行三民主義,未能一蹴而幾,必須人人在文化上有一致之方向,始能如眾星之拱北辰,而成就其偉大也。茲謹依照國父「保持吾民族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遺訓,擬訂「新中國文化建設運動綱領」如次:
  (一)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禮俗、社會……必須建立一完整而適合中國社會背景及中國人民需要之獨立的中國制度。
  (二)中國必須加強提倡固有之八德,尤應發揮「愛」的精神。故互助、團結、服務、負責、為公,以及信義、勤儉。守法等美德,必需用教育、領導、提倡、獎勵與宣傳等方法,使人人具備,以完成國民獨立高尚之人格。
  (三)舉凡文學、藝術、音樂、風俗,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固有獨特之風格及優長,除違背時代及新道德標準者外,均當保持發揮,對於他國特有之風格及優長,亦當尊重與理解。
  (四)中國必須實行民主,而又必須依照國父民權主義之途徑,自己建立最進步、最完美之民主制度,以造成世界上最新之民國。
  (五)中國對於現代科學,必須提倡,並須切實學習,迎頭趕上。以吾民族固有的聰明才力,繼承過去光榮之歷史與創造發明之精神。
  (六)為使全國國民普及吸收世界之文化,以光大中國文化起見,應選擇外國各種優良著述大量翻譯。至學校必須應用之課本講義,參考書籍,其原有各種文字,尤應於五年內,一律譯成本國文字教授。如五年之後,教師仍以他國文字、言語教授學生者,眾以為恥。
  (七)中國固有文獻,應於10年內,全部整理。去蕪取精,分類編成全書,俾學者易於學習,易於比照研究,並可向各國宣揚吾文化之優點。俾中國之優良文化,為世界所重視。
  (八)中國語言、文字之統一,必須利用最新之工具,努力促成之,以五年為期。如五年以後,中國之讀書人不懂國語,不通國文者,眾人恥之。
  (九)凡以留學生因所習他國語言、文字,思想趨向不同,而生隔閡,相互歧視,排擠,嫉妒,致有派別爭端,無形為其他文化侵略之工具,而影響新中國文化之進步者;應為國人所鄙棄。
  (十)凡踐履篤實之士,以及對於科學上有發明,事業上有獨立之建樹,學術上有獨特之創造,政治上有優良之成績者,應為國人所崇敬。
  (十一)中國各大學,必須於短期內建立有可以為世人取法之學科,使他國青年亦可來中國就學,以便文化交流,且對世界學術上,不致成為徒享其成而乏貢獻之學校。
  (十二)提倡積極、樂觀、進取、和平、活潑、力行之興國精神。反對消極、悲觀、畏縮、依賴、自私、浪漫,妒忌。鬥爭、怨恨等亡國現象。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業,任何文藝,均作一致之主張與表現,以振作人心,挽回國運,共同努力,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新中國文化建設運動綱領草案」,只有12條,繹其要旨,約有三端:一是要有獨立性;『·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會……必須建立一個完整而適合中國社會背景及中國人民需要之獨立制度」。要獨立,就不能成為他國的精神奴才,更不能變做他國的侵略工具。因此主張,第一:「各種課本及參考書籍,應於5年內一律譯成本國文字講授,除外文課參考書籍,應於5年內一律譯成本國文字講授,除外文課程外,如5年後教師仍以外國語文講授者,眾以為恥。」第二:「凡留學生『因所習他國語言文字,思想趨向不同,而是生隔閡,相互歧視、排擠、嫉妒,致有派別爭端,無形為他國作文化侵略工具,而影響新中國文化之進步者,應為國人所鄙棄」。二是要能發揚光大:一面「要在十年內,將固有文獻加以全部整理,去蕪取精,分類編成書,俾學者易於學習,易於此照研究,並可向各國宣傳我們文化的優點,仰中國之優良文化,為世界所重視」。一面希望「中國各大學要在短期內建立有可以為世人取法的學科,使他國青年亦可來中國就學,以便文化交流,且對世界學術上,不致成為徒享其成而乏貢獻之學校」。三是要求進步:「中國對於現代科學必須提倡,並須切實學習,迎頭趕上,以我們民族固有的聰明才力,必須繼承過去光榮之歷史與創造發明之精神」。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學、美術、音樂……以及生活方式等特有之風格及優點」,除違背時代及新道德標準者外,固當「保持發揚」,但對於「他國特有之風格及優點」,亦當「尊重與理解」。至對於「中國語言、文字之統一,必須利用最新的工具促成之。以5年為期,如5年以後……不懂國語不通國文者,眾人恥之」。此外,對於提倡固有八德,發揮「愛」的精神,提倡積極、樂觀、進取、力行……之興國精神,反對消極。悲觀、畏縮、依賴、自私、浪漫、妒忌、鬥爭……等亡國現象,亦特別強調。
  陳果夫說:「五四運動原是青年愛國運動,後來變了質。有些人想把民族文化的淵源,一刀割斷,全盤移植西方文化。這一點,我絕對不贊成。我卻贊成白話文,不但贊成,而且實行,因為我覺得白話文比文言文的效果大,容易普及。羅志西同志的一篇文章感慨很多,他怪別人不提倡白話,不重視白話,有點冤枉。以我為例,這些年來我的文章,只有極少數的用文言,還是淺近的文言,其餘都用白話,我總不是他的信徒?」
  陳果夫說:「蔣夢麟、湯惠芬兩先生來訪,並興談文化:中國本身若不建設文化,成了真空,則任何國家均可利用文化侵略,滅亡中國。吾人固需有強大之軍事建設,但軍事在非常時期始能充分發揮作用,而文化則無時無地可以或缺。保留舊制度、舊習慣,為中華民族將來著想,實有必要;因外來文化之侵略力大,不能不用此為最佳之抵禦防線也。」
  3.響應「新生活運動」
  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立夫當選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五屆一中全會陳果夫未當常務委員,陳立夫未當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並被推為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土地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成立後,陳果夫即約集專家,成立禮俗、教育、出版、新聞、史地、語文、音樂、美術、戲劇、廣播等專門委員會,設計了計劃綱要與許多具體方案。《文化事業計劃綱要》又稱《中國國民黨之文化政策》,系遵照國文《保持吾民族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的遺訓而訂定,提經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通過後,復於翌年4月20日,提報中央常委第九次會議通過;陳果夫後來在中央政治學校對學生將該會的組織與計劃綱要,有詳盡的報告與說明:
  本黨為執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曾組織了一個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中央派我主持的。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中曾組織很多專門委員會,來研究文化問題。如社會風俗、音樂、藝術、戲劇、電化教育、出版事業等。並訂定文化事業計劃綱要,計原則3條,綱要20條,以作各專門委員會研究之共同依據。民國27年3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又約集幾個同志提出一個確定文化政策的議案。議案的內容是根據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所定的文化事業計劃綱要重新整理而成。原則3,綱領22。大會決議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今天我把提案同大家講一講。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固然要根據三民主義來實施,文化建設尤其重要。文化的力量比武力還要大。校長曾說過:外國人估計中國的國力,什麼都查察得清清楚楚。有多少槍,有多少炮,有多少兵,可是他們就沒有估計到中國5000年的文化力量。我們同日本能夠戰爭如此之久,可以說完全是我們5000年所積聚的文化力。因此,我們建國,不能只講經濟,講武力,不講文化。中國的文化除了近代科學不如人之外,其他一切都有我們的特長,為其他國家所不及。今後建國,在文化方面的建設,我們要負很大的責任。
  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有三個原則:
  一、根據總理「保持吾民族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文化,並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遺訓,以建設中華民族之新文化。
  二、以文化力量發揚民族精神,恢復民族自信,加強全國民眾之精神國防,以達民族復興之目的。
  三、對於一切文化事業,盡保育扶持之責,以督促、指導、獎勵及取締等方法,促成全國協同一致之發展。
  以上是建設民族文化的三大原則。根據這三大原則,定了22條綱領。這22條綱領,同政治的各方面都有關係,我們能把文化建設起來,我們的國防力量才有基礎,才會發生更大的作用。
  綱領一:遵奉總理倫理哲學之遺教,為國民精神教育之總綱,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國民道德之項目,以禮義廉恥為國民生活之規律。
  黨員守則12條,包含八德四維三達德。黨員守則又叫做國民守則,這是文化建設的第一件要事。國民精神教育,當以黨員守則作綱領。這是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當努力使之恢復。
  綱領二:表彰先賢、先烈、民族英雄之言行事跡,以發揚民族正氣,策勵社會人心。
  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也不知產生了多少位大人物,足以使後世子孫景仰傚法。可是流行的教科書中,除了孔子、孟子很少幾個人之外,就只有看見外國人的傳記,外國人的讚揚。為什麼不表彰中國的先賢、先烈而讚揚外國人呢?因為中國先賢、先烈的嘉言效行,都夾在大部的歷史中,沒有編成可作教材的,編書人不肯用工夫,直抄外國人的比讀二十四史容易,就不知不覺去讚揚外國人了。這是很危險的事。一個學生腦子裝滿了外國東西,不知道本國先賢、先烈的偉大,還成一個中國人嗎?循至中國人看不起中國,失去民族自尊心。所以今後建設文化,必須注意表彰先賢、先烈的言行事跡。
  綱領三:釐訂文武合一之國民生活規律,以達生活軍事化,集體化,生產化,勞動化,藝術化之目的。實踐為國家、社會服務之人生觀。
  達一條是在建設文武合一文化。文人不懂武事,武人不懂文事,都不能使政治、軍事配合完善。因為文武不合一,所以抗戰開始以來,有許多地方不能做到盡善盡美。其實像孫子兵法,不僅武人用得到,文人也用得到。用兵不能不懂孫子兵法,辦外交,修內政,還是不能不懂孫子兵法。
  綱領四: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準則,重新估定各地風俗習慣,訂頒國民生活歷,以齊一國民之習俗。總理在「民族主義」中,講形成民族的五個力量是:血統、語言文字、生活、宗教、風俗習慣。要齊一整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比較容易做到,交通發達,無線電廣播發達以後,語言就會統一起來。中國文字的統一由於考試制度的建立,將來如果言語列為考試科目,也是統一語言的一種方法。血統、生活也有方法齊一,宗教比較難,打破或改造一種堅強的信念是不容易的;最不容易的是風俗習慣的融化。我們把古今有關風俗的記載集合起來,采其優點去其不良,訂定一種全國可行的國民生活歷,使全國國民都照著做。這件工作我已經約了幾位同志做了幾年,從今年起,我已經制之國民生活歷,逐日張貼在圖書館裡供大家研究。將來把一年間應有的活動攝制電影,以為宣傳教育之用,但因國民的服制與禮節還沒有確切的規定,所以還不能開始攝制。
  綱領五:訂頒與國家社會家族個人現代生活相應,繁簡適中,文質合度之禮制。
  這一條的作用,與前條大致相同。目的在重建中國為禮義之邦,與改良生活習慣。
  綱領六:創製發揚民族精神,與國家社會與公共生活相應,莊敬正大,剛健和平之樂章。
  音樂最能陶冶性情,過去政府很不注意,以致靡靡之音遍播全國。近來教育部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可惜材料不多。幾次盛大的音樂會,演奏的曲譜,西洋的居多,不合中國人的脾胃。中國的音樂莊嚴和平則有餘,剛健則不足。歌詞不是失之粗俗,就是失之太文。我在江蘇,要做一個導淮人海歌,徵求各縣所作的,大都粗俗;請著名文人作的,又太深奧。可見歌詞之撰擬,並不容易。我為作本校校歌,曾搜集不少別校校歌作參考,許多校歌也犯文詞太典雅的毛病。
  綱領七。本「迎頭趕上」之精神,採取世界各國科學生產之方法,以增進國力,發展民生。
  中國科學不如別的國家發達,所以弄到這地步。雖然有些不及人,也有些是不注意把自己固有的方法,去改良求進步。中國有5000年的文化,各種事物都有特殊的研究,所謂家傳秘法,壞在沒有公開的研究,以致弄到失傳。如農業上的區田法田川田法,是中國人早就研究出來的兩種增加生產的方法,新的農學家,雖然承認是合於科學原理的,但他說了這句話就完了,要他做一次實驗就不肯。所以我們要迎頭趕上,固然要採取世界各國的生產方法,但是根據原則第一項發揚固有文化,則更不可忘記採取古人已經研究出來的方法。
  綱領八:加緊推行全國標準語,以促成語言之統一。
  推行標準語的最好方法,是利用廣播無線電。在抗戰前,中央廣播無線電室的播音節目,各地土語已逐年減少,預備減到完全不用方言播音。抗戰以後,為增加抗敵宣傳力量,重又加重各種方言之廣播,將來當再繼續戰前政策。
  綱領九:確定漢文正楷為正規字體,並就文字源流及
  結構,研究其沿革變遷,訂定簡易正確之文字教育法。
  中國文字有中國文字的特長,有正確的寫法。現在不論字體,不論排列,奇形怪狀,無所不有。到一個機關去看他們的統計圖表,幾乎認不出是什麼標題。也不知應當從上向下讀,還是應當從右到左讀,更不知道應當是從左斜到右斜。字體是杜撰的,行列是隨便的。如此還成一國的文字嗎?再說文法,中國文到今天還沒有一本可用的簡單明瞭的文法。文法是教育國文基本的東西。為普及教育計,應當整理出一部文法來。
  綱領十:取締拉丁化漢字及任意不正規花紋立體字。
  綱領九已經說明,不正規的文字不應當有。既不應當有,就應取締,所以這一條作消極的規定。又:中國宇是世界最優美的文字,有5000年的歷史,不應拉丁化。拉丁化的結果,勢必把5000年的文化遺產,束之高閣,再無人能讀古書,豈不是把立國家寶貴的精神都喪失了!後代子孫還會知道自己是5000年高尚文化的中國嗎?
  綱領十一:本國人相互間不得使用外國語言文字。
  中國人應當說中國語,尤其是中國人對中國人交換意見,不用中國語而用外國語,簡直是忘本。中國人不信任中國自己的東西,到處用外國東西,精神上早就亡國了。其實叫密斯特陳與叫陳先生,意思有什麼兩樣?為什麼不用中國固有的稱呼而用外國語?簽起字來,用ABC或直書姓名,效力有什麼不同?何以不用漢字而用外國字?以致中華民國有紀元,中國人不用本國的紀元而寫1941。看看都像是小問題,其實關係大得很,不可不注意。我們萬不能國家未亡,精神先亡,精神上亡了,國家就非亡不可。
  綱領十二:切實整理我國原有文獻及歷代發明,以發揚團有文化。
  綱領十三:提倡科學研究,普及科學常識,並以國家民族之需要分別先後緩急之準則。
  以上兩條的用意,剛才已說到,不再重說。
  綱領十四:關於人文學科之教學,應以中國社會現實為中心。
  這是大家都有的經驗。大學教授教政治學、社會學,所用的材料都是外國貨,他就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地方教中國學生,教出來的學生是在中國社會服務。原也難怪,中國人文學科不太發達,教授們無法獲得現成材料。然而正因無現成材料就應當努力去收集。否則,中國本位的人文學科,將永遠不會產生了。
  綱領十五:建立三民主義的哲學、文學及社會科學之理論體系。
  綱領十六:實施總理紀念獎金辦法,以策勵文藝、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教育及社會服務之進步。
  綱領十五是目的,綱領十六是方法。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曾有一個決議,撥款幾百萬元,以作總理紀念獎金之用。
  綱領十七:厲行以民族為本位之教育,力求國民教育之普及,成人教育之推廣,並發展女子教育,以培養仁慈博愛、體力知識兩俱健全之母性。
  國民教育的基本在女子,我在《服務月刊》上發表過一篇家庭教育問題,大家可以看看。
  綱領十八:明定獎勵出版辦法,保障著作人之權益,以提高出版道德,文化水準,並取締違反民族國家利益或妨害民族意識之言論文字。
  這一條的用意很明顯,無用多加解釋。
  綱領十九:設立國家學會,選拔文學藝術科學等積學之專家,以獎進學術研究之深造。
  學位是一種名器,名器不可濫,濫則失去尊貴與獎勵作用。因為我們還未設立國家學會,國內自稱為專家,甚至冒充得過外國學位的很多,這是不應有的現象。學位當由國家授予,專家不能濫稱,名器有限制,而後學術的研究,才有人肯下工夫。
  綱領二十:推廣新聞、廣播、電影、戲劇等事業,以發揚民族意識為主旨。
  新聞是社會教育最有效的工具,新聞辦得好,許多東西不必教,可以傳授給人民。新聞辦不好,許多誨淫誨盜的事,也就教會了國民。電影戲劇也是如此。偵探小說與電影,近來外國也禁止了,的確那是一種不良的教育。廣播辦得好,全國只要有很少的好教員,就可以教很多的學生。各地方學校,只要備一架收音機和一個副教員,就可以達到給人人受優良教育的機會。
  綱領二十一:各宗教的文化事業,有利於民族國家者,應扶助其發展。
  從反面來說,對於國家民族無利的宗教文化事業,就可以不扶助。反民族國家的利益,當然加以取締。
  綱領二十二:宣揚吾國文化於世界,以促進入類文化之向上,生活之淑善。
  外國人到中國來拍電影,常常把中國的壞現象拍成影片,很少能宣揚我們中國高尚文化的。他們拍電影,目的只為賺錢,吸引觀眾。他們沒有知識,沒有眼光,他們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在。這種文化宣揚工作,只有我們自己做。這種工作做得好,足以促進世界大同。
  本黨文化政策,自確定到現在,從民國25年算起,已有5年整。從民國27年算起,也有3整年。但時間雖經過那樣久,實施的成績卻很少,因為執行不力,並無成就可言。各位同學將來出去服務,既不是到前線殺敵,都是在後方從事建設;建設文化是你們的最大責任。所以我特意把本黨文化政策提出來和各位講一講,希望你們將來能努力執行,以奠定抗戰建國的堅固不拔的基礎。
  1933年2月,蔣介石倡導新生活運動,發起於南昌,普及於全國。陳果夫即配合新生活運動,研究全國各地習俗。文化計劃委員會的禮俗專門委員會起草《中華國民生活歷》,初稿首成,而滬戰猝起,遂匆促付印百冊,分寄各地圖書館,以防散失。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隨政府西遷而撤銷,該稿後在子多次修正,始於1947年出版。
  陳果夫對人民生活習慣與文化,興趣頗濃。1930年冬,取湖州府志四時俗尚篇撰成《改良湖州風俗決議》一文,主張民間俗尚應適合時代環境,嗣又托何仲蕭編為1933年改良風俗日曆一種,分發鄉人,以資倡導。
  以後組織研究並編成「移風易俗」教育電影劇本及《通禮新編》一書,提倡中國本位文化與現代國民禮儀,全備書中。《通禮新編總綱》云:
  一、本編根據中央文化事業計劃綱要第七條之規定,依據歷代禮制,並參照現代需要,訂定各種通用禮節,以養成全國人民之自然秩序,完成社會建設。
  二、往昔制禮,詳於廟堂而略於民間。禮書所載,多為國家政典與以上生活。今政由民主,法尚平等,故本編內容,均限於一般國民之公私生活。生活不離食、衣、住、行、育、樂六事,而必以禮節之,方臻合理。故綜人之一生,自人世以迄身後,由家庭而社會,凡尊卑長幼相處之道,食、衣、住。行、育、樂,以生以養之節,乃至婚喪喜慶,皆備奉其禮,以為準則。至若元首儀注,政府榮典,如冊封、授勳、覲見、宴饗等,以及外交及軍隊禮節,或已頒行,或另有專設機關,從事纂訂,概從略。
  三、在純粹農業社會時代,生活簡單,競爭不烈,進退揖讓,無嫌繁複。近時都市文明,日益發達生產重心逐漸進入工業化,人事繁多,時間寶貴,關於論文,不得不趨於簡易,以節省人力物力,而利推行。
  四、中國以禮立國,顧禮之涵義,向極廣泛,舉凡典章。規範、倫理、政制等等,皆以人禮。故2000年來,人民崇禮精神,基礎較厚,而於私法觀念,甚為幼稚,甚至禮法間有衝突之處。本編於茲,力為矯正。其涉及私法者,皆使融合無間,以求禮法一致,而使禮教法治,相輔而行。
  五、制禮必從其宜,謂於時、於地、於事,成相宜也。蓋必如是,方能經權常變,各如其分,而無窒礙難行之弊。本編因革捐益,悉以是為準。要之,主以中和,切於實用,固有文化優點,盡量保存,現實生活需要,擇要充實,以求有種於個體與群體之發展。
  六、近世交通日便,國際往來頻繁,而中外禮制,亦日趨大同。故本編於西洋現行之社交禮節,其可取者,皆擇要采人,或酌予變更,期能普遍適用於我國社會,取精用宏,庶禮之內容,益趨於現代化、標準化焉。
  七、中國自昔以禮設教,至明且備。良以禮之可貴,在能陶淑風化,陶冶人格於不知不覺之間。故齊民以禮,終為教化重心,施政極則。今人事活動,範圍益廣,禮之為用,更深且博。本編於各項優良俗尚及積極事項,如崇尚發明,努力為公,注重衛生,提倡節約,推行新運9振興國產,闡揚文教,皆盡量容納,寓意其中。俾使觀感之餘,更具有充分之教育意義。
  八、婚喪喜慶,習俗所沿,向來認為人生大事,以故當事者對於彼此未來之個人及家庭幸福,鹹懷有無窮之希望。俗禮多有宜男宜祥之舉,本編亦酌予採用,藉以鼓勵進取,安慰身心,增進彼此之自信與互信。
  九、禮者不僅諧民正俗,維持社會秩序,抑且繼絕舉廢,利導人群進化,故表彰有功,鼓勵為善,亦其任務之一。本編於政府榮典,如勳章、獎章、褒狀、私人重要著作及其它榮譽,均盡量予以公開佩帶,或展覽之機會。俾能昭示大眾,增加其本身之作用與價值。
  十、我國社會組織,系以家庭為單位,故人民於家庭道德,較為重視,而於團體生活,不甚措意。因之,安分守己,習於保守,公私界限混淆,權利與義務觀念欠清。值茲建國伊始,舉凡現代國民應有之新德性、新精神,亟應倡導培植,以促進社會事業之發展,奠定今後公共生活之基礎。本編於茲,皆三致意焉。
  十一、衣服為障身之具,其適當與否,關係社會觀瞻及民族健康者甚大,而又與禮相為表裡。故釐定全國公私共同之服制,以發揚國光,安定社會,使因形式上之整齊一致,而增進全國人民精神團結之統一,實為要圖。愛從歷史、藝術及現實生活觀點,復根據年齡、性別之不同,列舉服制要點,別為附錄,以供參考。
  十二、本編以人生重要活動先後次序分篇,凡章二十,節八十有四,自個人以至家庭社會,公私應有儀節,粗備於是。所望內政當局勿以制禮為緩圖,早頒鑒定之本,使全國人民有所遵循,政教人員得以躬率導化,則本編之作,與有榮焉。
  4.醫療原則
  民族的強大,不僅需要國富,而又更要民強,沒有強壯的身體,猶如水中撈月,因此在人口上首先要注意質量。調七情,正思慮,節嗜欲,講養生,方能強身健體。
  1935年9月,陳果夫有見於衛生教育的重要,結合友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國衛生教育社」,推行衛生教育,陳果夫被推為理事長。會中決定十條《衛生原則》,希望人人實行,身強力壯。這十條《衛生原則》,簡易可行,也不必花錢,而且易於記憶:
  一、浴日光;二、暢空氣;三、慎飲食;四、重整潔;五、勤勞動;六、善休息;七、適環境;八、正思慮;九、調七情;十、節嗜欲。
  抗戰爆發後,「中國衛生教育社」遷到重慶,1941年兒童節,陳果夫發起「保護童嬰運動宣傳周」,特意撰文呼籲;題為《有將來才有生趣》:
  個人家庭,國家民族,其所以能生生不息,奮鬥邁進者,端賴有未來之希望以鼓勵之。是以無論其為個人為家庭,或為國家民族,無不由今天希望明天,由現在希望將來。有將來之無限希望,故於生存競爭之過程中,雖然歷盡艱難險阻,而亦在所不辭,蓋希望將來有成功之一日也。但人生有限,事業無窮,以有限之生命,作無窮之事業,自不能盡如理想,以達目的。所以未完成之希望,完全寄托於將來之子子孫孫,因此,雖畢智竭力,嘔盡心血,而亦有自得之業也。但其子孫承之,一面發揚光大,一面又創造新文化,如是更迭不停,自強不息,於是造成社會進步之原動力。換言之,有將來而後始有生存之樂趣。個人之將來在事業,家庭之將來在子孫,而國家民族之將來,則在人民。人民乃國家之主體,兒童即人民之根源。有健康之兒童,而後有健全之國民,有無量數之兒童,而後有強大之民族,有活潑兒童,而後國家民族始有蓬勃之朝氣。兒童是國家未來之命脈,是民族興起之生命。所有兒童均系國家未來之主人翁,無論為個人,為國家,均應愛護之,培養之,使之繁榮成長,蔚為大用。因此,為兒童著想,亦即為將來著想。但自兒童本身之責任觀之,卻不僅為將來已也。繼承列祖列宗過去之光榮歷史,發揚五千年燦爛悠久之文化者賴兒童,充實現在之生活,發揮社會之生氣者賴兒童,增強未來之活力,延續未來之生命者,更賴兒童。繼往開來之責,自當期望未來主人兒童之身,吾人寧能不注意及之。
  至於保護嬰孩、培育兒童之職責,成年有子女者,因負主要之責任。但此種責任,自狹義眼光觀之,雖屬為個人、為家庭,倘從廣義眼光觀之,即是為社會、為國家,因此,保護兒童,亦為社會大家之責任。社會保護兒童,其直接福利,雖施諸兒童,而間接亦即施諸社會本身。成人保護子女,直接雖為家庭,而間接亦即造福社會。吾人應知人之生存,不僅為自已,於個人或家庭之外,對於國家也有更多更大之責任。為個人應愛護自已,為國家尤應愛護自己,故凡傷兒童,無疑傷自已之生命,更無疑傷國家之元氣。為父母者不宜徒顧一已目前之舒適與享受,置兒童幸福於不顧。社會大家,更宜特別注意,特別同情困苦之兒童,以最大之力量保護之,培育之,使社會、國家、民族之壽命,得因此而綿延無疆。
  其次,人類生存,本於互助,而互助之力量,當發源於相愛。夫婦父子之相愛,家庭互助之基礎也。親戚朋友之相愛,社會互助之基礎。人群團體之相愛,國家民族互助之基礎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即相愛之擴充,亦即互助力量之擴充。愛兒童及能增加入類之相愛,如斯方為國家。民族繁榮發展之途徑,世界大同之基礎。
  由以上種種之關係,保護嬰孩,培育兒童,當為社會大家人人應有之責,平時如此,戰時尤然,甚盼舉國成年人士,共同協助政府,培養國家、民族繼起之生命,須知有將來才有生趣。
  是年秋,「中國衛生教育社」在渝舉行第三屆年會,陳果夫鑒於民族健康問題的重要與嚴重,特提出《發動民族健康運動方案》,經大會通過,陳果夫被推為主任委員,並親手撰寫《民族健康十二要旨》,向各界傳佈,希望共同努力推行,從每個人自己做起,發展全民族的健康。全文如下:
  第一節獎勵優種增殖
  這是我們積極改良種族的一項重要意見。強國必須強種,俗語有句話「聰明有種」,天才可以遺傳,同時,各種疾病,如梅毒、癲瘋之類,也可以遺傳。我們民族過去有不少的優良種子,所以有很光榮的文化,有一代一代不斷的人才產生,所以才有數千年偉大光榮的歷史。如令我們要強種,必須要使這等的優良種子繁殖,同時更要積極防止劣種遺傳,俾使我們的民族此後在質和量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這樣必然地要注意到一般人的婚姻問題。婚姻本來是異性男女的結合,來組織家庭,延長民族的壽命。這兩性的本質如何,便要影響到我們民族的後代。所以小一點說,婚姻似乎只繫著男女雙方的幸福;大一點說來,全民族的命運,也與此有很重大的關係。因此現行的婚姻制度,應當設法改善,如有缺點,應當加以糾正,而政府對於雙方當事人的結合,亦應當予以合理的指導與監督,不能說是私事,專取一種放任態度。這裡我們的主張是:
  一、由中央設立婚姻主管機關,以主持獎勵婚姻事宜。
  二、在重要都市及人口稠密區域,設立婚姻咨詢處。
  三、由政府頒布獎勵優種增殖的各種法規。
  四、以各種方法從事獎勵生殖的宣傳。
  五、建議政府,應於法律規定結婚雙方交換健康證明書。
  六、從事於人種學、優生學、種族學、遺傳學方面的調查與研究。
  七、從事於防止身心劣質遺傳的研究。
  第二節保護產婦嬰兒
  在痛苦中生產的婦女和初生的嬰兒,在理我們應當隨時隨地去扶助的。從民族健康的觀點上,我們尤其應當予以適當的保護;不過,嬰孩最好須在最小的時候,不但在哺乳時的孩子,即尚在母親肚裡時候的胎兒,也得加以注意。所以產婦的健康,女工的保護,助產方法的改良,以及婦嬰衛生教育的推廣,都是目前當務之急。辦法是:
  一、提倡婦嬰保健,如免費接生,孤兒公養,殺嬰墮胎的取締,舉辦托兒所、婦孺醫院等。
  二、喚起女工保護,如婦女勞動條件的改善,事業的限制,優待女工中的產婦、孕婦等。
  三、組織母親會、育嬰保健會等,以從事社會的婦嬰衛生教育。
  第三節維護兒童體格
  一個人生了下來,如果在小時候有了缺點,或是身體不健康,就應設法檢查出來,立刻加以矯正或治療。或為鼓勵一般做母親的起見,對於健康的兒童有比賽,好的應當予以鼓勵,教養不得其法的也要加以糾正。這樣,一個孩子從小強健,長大成人,不但個人可以克享其應有的幸福,即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亦可負起艱巨的使命,所以我們有下列幾項細目:
  一、檢查兒童體格。
  二、矯正兒童缺點。
  三、擴大兒童健康比賽運動。
  四、從社教上、學校裡、家庭中,來實施預防兒童體格缺陷的教育。
  第四節防禦傳染疾病
  傳染病的勢力很大,它確能控制一個民族本身的發展。中國民族從古到今,老是受到它的支配,損失委實不少。防禦的方法,必須先要使人人知道它的危險,哪些是傳染病,何以會傳染。傳染病已為人所知的大約有七八十種之多,也都應該使人明瞭,如天花、肺結核以及各種地方性疾病的預防,都應該使大家特別認識,那麼,傳染病可以不生,社會才得安寧。沒有傳染病,自然民族的健康更有保障了。下列四項,便是如此:
  一、發起每年定期的防疫運動。
  二、提倡種痘及預防注射。
  三、發起大規模的結核防禦運動。
  四、發起地方病預防運動。
  第五節防止性病蔓延
  性病現在全世界各處活動著,它的蔓延非常迅速,而性質又非常危險,小則一生痛苦,影響事業;大則貽害子孫,受累無窮;而其所以能夠傳染,大半由於雜交關係。我國向來是主張一夫一妻的,並且有倫常的維繫,就是為了要維持我們優秀的民族之故。我國從前沒有梅毒,自從西洋人在廣東和我們通商,才把這毒染給當地的人,由是輾轉遞傳,深入內地各省。因此,梅毒的名稱,也叫做廣瘡,就是這一個來歷。目前娼妓尚無法可以完全撲滅,社會上既有了病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更不能不設法去解決,萬不可為了面子,閉著眼睛老是說娼妓已經禁絕了。對於娼妓,我們主張政府應當去積極干涉,加以管理。私娼務必禁絕,公娼應領執照。一方設立檢查機關,施以定期檢查,使各種性病不致蔓延。如果發現有了性病,便立刻要她們進醫院去治好。這樣,娼妓縱然存在,她的流弊便可以減去不少了。列舉言之,為:
  一、擴大性病防禦的宣傳。
  二、由各地政府設立娼妓檢查機關,嚴格執行。
  三、調查並統計娼妓的人數,為娼原因,並執行改善其生活。
  第六節提倡健身運動
  身體要好,民族要強,不單是為著消極的防止疾病,而且是應該積極的鍛煉身體。每個人的身體鍛煉好了,猶如身體上有了國防,每一部分都好似一條堅固的防線,就不怕外患。有了好的身體,微生物不易侵入,疾病自少。運動必須要普及,尤其要鼓勵大家的興趣,要多設立設施完善的運動場所,而且要特別注重競賽,養成風氣。下列各點,便是針對此而設:
  一、城市鄉村在適宜地點戶設運動場所。
  二、義務傳習適合各人身體的運動方法。
  三、普遍組織運動團體。
  四、鼓勵各項運動競賽。
  第七節推行正當娛樂
  一個人平時沒有娛樂,固然不好;有了娛樂,如果是不正當的更不好。我們要民族健康,非得要有正當的娛樂不可。古人的喜歡音樂,講究射御,便是他們業餘的消遣。所謂「正當」二字,應當怎樣講呢?簡言之,即是有益無損的意思。像散步、遊園、歌詠、閱覽書報、栽植花木,都是有益身心的娛樂。賭博、飲酒等卻是勞神傷身了。每個人的個性不同,當然各人所選擇的娛樂亦不同,但是得要有一二種的業餘興趣生活,庶幾精神有所寄托,則對於人生興趣盎然,做事自然也能起勁,可以減卻不少煩惱。兒童和成人的娛樂,一樣重要,戶外娛樂,尤宜積極提倡:
  一、從事各種正當娛樂的指導與宣傳。
  二、由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的原則下,籌設各種正當娛樂場所。
  三、提倡各種正當娛樂競賽,以鼓舞其興趣。
  第八節戒除不良嗜好
  吸煙、酗酒、賭博、冶遊等,誰都知道是有害的。這種有害的嗜好,必須要戒除。其他個人的怪癖,以及生活上惡劣的習慣,亦當用斬釘截鐵的精神,毅然予以屏除。務使個人的精力、時間和資財,不致盲目地浪費,減損整個民族的實力。關乎此,下列各項,尤為要著:
  一、推進禁毒運動,並促使各地禁毒工作的完成。
  二、發起節飲運動。
  三、舉行戒除不良嗜好的比賽。
  四、用展覽會、電影、廣播、書報等方式,勸戒其他有礙健康的惡劣習慣。
  第九節改良生活環境
  人類的生存,大都是受著環境支配的力量。好的環境,我們要力求去適應;不好的環境,我們便應當設法改善。除掉空氣之外,水是供給人們生活機能的重要的東西,必須設法要有好水飲。有了清潔的飲料,可以減少許多的疾病。房屋的建築,污物的處理,和我們日常身體的健康很有關係。還有那些有害的昆蟲,如墳、蠅之類以及鼠類的撲滅。還有擾亂心神的環境的改善,都是必要。所以要有優良的生活環境,來延長我們的壽命,便不可不注意到下列的幾樣事情:
  一、指導改良水井建設。
  二、指導池水或河水旁置設沙濾水井,以獲得人工的地下水。
  三、促進上下水道的建設。
  四、提倡飲水消毒。
  五、宣傳房屋建築的改良。
  六、提倡合理的污物處理。「
  七、糾正有礙健康的不良習慣。八、勸導改善擾亂心神的惡劣環境。
  九、發起毒害昆蟲及鼠類撲滅運動。
  第十節擴充衛生設備
  有些衛生事情,必須要設備,假使工具和設備不能完善,或者與人民的經濟不能配合,縱使你橫講衛生豎講衛生,也好比紙上談兵,不容易做到理想中的優良境地。關於這一點,必須要政府或地方上有力的團體來協助,始克有濟。所以我們主張:
  一、改善都市村鎮各種的衛生工程。
  二、由政府或地方自治機關貸款人民,改善衛生設備。
  三、請政府設立衛生器材廠,廉價供應各種衛生用品,並提倡衛生材料的自給。
  第十一節注重合理營養
  吃是一天不可少的,吃得好固然有益於身體,但是不一定價錢貴的東西就好。猶如吃得多固然是好,但過多亦未必有益於身體。真正吃的好,必須食物中要有充分的營養而易於消化,再調煮得法,則不但可以滋養身體,補償每天的消費而有餘,而又亦可增進食慾,使精神常感快樂。所以我們主張要以合理化,應該要先研究怎樣經濟,怎樣選擇食料,怎樣調配得宜,怎樣佈置食所。下面是改善吃的方面的幾個要點:
  一、宣傳營養常識。
  二、制定經濟營養食譜。
  三、傳習調配食品的方法。
  四、介紹廉價營養品。
  五、倡設合理營養食堂。
  第十二節講求心理衛生
  人應該是常常樂觀,樂觀就是健康的良藥。人在紛壇錯綜的社會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假使再不樂觀,替自己留些余步,則不免於痛苦。須知精神受刺激,肉體各部立受影響。所以凡屬心理上已有了毛病,或不安的情形,應當馬上就設法矯正,而且要加以調查和研究,以為日後的預防。至於一般人的心理衛生,應當怎樣去講求呢?這個答覆是:
  一、由政府於各重要城市或醫院中設立心理衛生咨詢處。
  二、調查心理失常的原因並設法矯正。
  三、利用各種方法啟發樂觀的人生。
  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有關民族健康運動的細目,唯一的目的,便是希望-一見諸實行,並且希望明瞭衛生情形而懂得健康重要的同志們,和我們來合作,一致努力。這樣,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便可永遠地獨立於世界,和其他各大民族一樣,得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了。
  陳果夫訂《衛生要旨》十項,在1936年「中國衛生教育社」年會中曾經提出通過,只是原則性的十條;本屆加以補充,有詳盡的說明。全文為:
  民國25年,中國衛生教育社開會,通過我所提出的衛生十大原則。這些原則的提出,意在力求完備和扼要,以便作為普通衛生教育綱領之用,並本此綱領,以推行衛生行政。
  在中國古代政治上,實在找不出完備的衛生行政。只有狹義的環境衛生和醫藥學以及民問的衛生習慣。如唐、宋時代的醫學教育,便非常發達,似乎盛於今日。可惜當時缺乏衛生行政,以致衛生事業無從推廣。只有漢武帝時,信奉方術,親自把灶,提倡廚房衛生,把祀灶的事情,普及到民間,以神來管理家庭衛生及飲食衛生,所謂東廚司命,其意即謂灶神能操縱人的生命。祀灶可以延年,所以不可讀犯灶神,這樣一來,人民始不敢把骯髒的東西放在廚房裡。食物能保持清潔,是飲食衛生的第一步。
  至於衛生理論,僅道家較為重視,不但講求生理上的調護,就是正思慮、調七情、節嗜欲等心理衛生也非常注意。莊子好講養生,即是一例。而孔子所謂「魚餒而內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等,也是衛生之一道。但是道家講衛生並無合理的目標,及其末流,燒丹練氣,倡為長生不老之說。道家的煉丹術在化學史上雖可視為有相當的成就,而秦始皇、漢武帝就是因為迷信方士,而上當不小。長生不死現在尚不可能,不過一個人若能講究衛生,定可延年益壽。據生物學家研究生物的壽命所得,一般動植物的壽命,約為其成年時的年齡六七倍,或者相反的六七倍(如犬自出世至成年為2歲,其壽命則為二歲之六七倍,即為12歲至十四五歲;如蠶白蟻至成蛾,為40天,由蛾至死則為六七天)。照此推算,人類成年為16歲,則其壽年應可達到100歲以上。至於事實上,人們很少活到100歲,乃因不重衛生,早年所喪所致。譬如:我國一般人,除了農夫之外,很少浴到日光;又如房屋漱隘,空氣不流通;人們又往往不慎飲食,不重整潔,雖能勤於勞動而不善於休息,環境變更,不知適應,且思慮不正,喜怒無常,縱慾任性,皆為普遍的事實。凡此種種,無不可使長期的壽命變成短命,如果人們能免除上述這些損害,善自保養,則必能活到標準年齡.是毫無疑義的。
  要保護生命,應知道生命的要點。通常身體外部稍受微傷,對生命的妨害很小。要是生命的中心體受損,便可立致死亡。這個生命中心體,便是在頭腦。中國古時針灸學書上也說,頭後腦有一穴為致命之處,如針此穴,可以使人立刻死亡。人類對於腦部的重要地方,保護異常周到,有了堅硬的頭蓋骨,和柔軟的頭髮,還要戴上帽子,又當有物從高處落下,或受人打擊時,往往不知不覺,用手抱住頭部。這都足以表示頭部的重要。並且我們飲食養身,而各部精華,則用以養腦,這個腦便是生命的中心,而腦的中心體,相當於佛家所說的舍利子,風雨不能蝕,水火不能侵,是人生最堅硬,最寶貴的精華。相傳有些和尚,生前對於身體保護周密,元氣未洩,生命中心體完整無損,則在死時,屍體焚化之後,可以從屍灰裡找得出發光的舍利子來。人的中心體,是否火不能焚化,尚待研究;但是為生命要點的腦子,確是十分重要。講究衛生的人,不可不特別留心去保護。人的主要部分健全,就是他部有點小患,也容易醫治恢復。若是不固其本,僅齊其末,則所謂醫了病不救命,還是無用。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才能講衛生,才能適當地運用下述的十項衛生原則。
  第一節浴日光
  日光為生命四大基本要素之一。古代印度哲學家說,生物基本要素,為地、水、風、火四物,這四種東西,和中國當時所說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不同。五行是用來表示動作,而地、水、風、火,則是構成生物不可少的元素。所謂地就是土,水就是雨水,風就是空氣,火就是日光。有了土、水、空氣和日光四種基本要素,錯綜組合,乃成無數生命。土為生命托命之所,所謂生養萬物者;水為生命成長髮展之源泉;空氣有維持生命營養作用;而日光則為生物永遠生存之泉源,即所以維持其種系綿延不斷,故除土之外,日光實為生物生命之重要因素。
  講到日光對於人類的積極效用,我們可說日光是由皮膚進入身體的食糧,也可說是健康糧,綿延糧。日光裡面包含有一種叫做紫外線的短波光,可以刺激皮膚,透入骨髓,使紅血球的色素增加,而促進其活動能力,像下了精神總動員令後,各方活力增大,便可抵抗疾病的侵襲。同時,日光含有熱度,根據物體受熱則膨脹之理,可使皮下血管即末梢血管漲大,血液流通較易,因而擴展流通的範圍,使體內新陳代謝的作用增加。小孩多浴、日光,則發育較快;成年人多浴日光,則身心加倍強健;女子也因日光浴而增加生育能力。有人研究過,紙比玻璃容易透過紫外光線,所以北方人用紙這窗,而不用玻璃,乃是很合衛生的舉動。日光的積極作用,在能殺死微生物,若干病菌在陽光極盛之處,不出數小時,有些甚至在幾分鐘幾秒鐘內,就被殺死。這種效力,可以阻止許多傳染病的流行。此外,白光還可以治神經系炎、貧血病、肺病及慢性的骨節發炎等病症。在大城市中,不易得到日光浴,故有人造太陽燈之發明,為一種治療慢性病的重要工具。不過我們利用日光,也須適當,若運用不當,反而受害。例如,頭部暴曬於烈日下過久時,腦筋便要受傷。日光浴固然可以治療肺病,但若肺病已到吐血時期,則曬太陽必使病勢加重。他如心臟病、腎病及各種熱病,患者也不宜於日光浴。總之,我們應該明瞭日光的作用是發展性的,凡不宜於發展的病,皆不宜用。
  浴日光應有良好的辦法。德國當歐戰之後,有一位學者發現日光浴的好處,大加鼓吹,於是許多青年男女,都赤裸著身在公園裡浴日光,結果因有傷風化為政府禁止。所以欲使民族強健,應該有良好的設備,如兒童公園之類,令男女小孩,分別領受日光浴。列子楊朱篇上載有一段故事:宋國有一個農夫,喜歡曬太陽,一天他忽然覺到太陽的好處,便向他的妻子說,負日之暄,人無知者,以獲吾君,必有重賞。後來人們都以為這是一個笑話,那農夫是一個傻子。日光無處不有,何須你來獻給國君?但從另一觀點看來,他並非要把日光獻給國君,而是貢獻日光浴的方法,叫國君採用和提倡,那不是很好麼?照這樣說,日光浴在中國幾千年以前,便已有人發明了。
  第二節暢空氣
  空氣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故其重要性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實則人類最重要的食糧,就是供給呼吸的空氣。國父曾經指示過空氣的重要說,一人每分鐘要呼吸16次。照此推算,每天要呼吸空氣23040次。若空氣缺乏,便要窒息而死。空氣的功用,可以救命,可以治病,可以調節體溫,流暢血液,使廢物容易排泄出外。
  人體呼吸空氣的重要器官為肺部,與樹上的葉子相當,應加意保護,使能充分吸收空氣。其次為鼻孔與氣管,都是空氣的通道,也須不使發生毛病。人類每天呼吸次數,大致有一定,但運動時可以增多,休息時也可減少,應有適當的調劑。組成空氣的原素很多,氧占20%,其餘大部是氮,二氧化碳約0.4%,我們需要含氧較多的空氣,而二氧化碳則不宜超過1%以上。
  屋內要有好的空氣,必須開窗戶,務使空氣流暢。中國老式房屋多半只有一面開窗,一般人以為窗戶太多,容易令人傷風,醫師也往往勸人少開窗戶。其實窗戶對於健康並無害處,不過開設窗戶的位置,須要適當。室外常有不良空氣,如臨接廚房,廁所,或直接受冷風吹拂之處,自可不設窗戶。以前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南京,當他家一搬入新居,家裡人便常常生病,因為那屋裡老房客曾死了幾個人,於是大家都驚異著說,裡面一定有鬼怪作祟。後來我去考察一下,見那房子開間甚小,不能不開窗,而重要門窗,皆當著西北風,住者受了冷的過路風侵襲,故多數人容易生病。我在家鄉時,曾看見一座房子平時不利於居住,後有一外國人搬入,把窗戶大開,流通空氣,那房子反變得非常適於住宿。又某次有一個房間,人們都說裡面有水獺壓人,不能寄宿,我不相信,便去試住。晚上當我剛要入睡時,身上真的感到受有極大的壓力,朦朧中把手在胸口摸索,似乎躺著一個毛茸茸的東西,大為驚奇。醒來後我便把窗戶打開,減去床上的毛毯,再入睡時,即非常安適。這樣,才明白舊屋窗戶不開,地面潮濕,氣壓較高,加以蓋毯過多,因而夢魘。由此可見房子開窗的重要。中國舊式建築,也有許多是暗合於這種衛生原則的,如大門前設立照牆,其作用一面因可擋住視線,看不見門內某些不好看的風景;另一方面便在遮住風,使不能直接吹入門內。大門內的便門,或分為二,或設於偏側,不與大門正對,大廳上多安置屏風,大廳後入退堂之門,也多分在兩側。這些佈置,都可使室內不直接受到風的侵襲,而令空氣曲折流通。屏風是一種很好的設備,顧名思義,便可看出它的用途。日本自唐朝學了去,沿用到現在,並且對於屏風的藝術,十分講究,在上面裝飾種種書畫。可是我國近年反不大通用了,這不能不說是件可惜的事。中國的老式房子,也有幾個缺點,就是常把居室和廚房連在一起,賓客來時,烹茶敬客,煙氣薰得客人流淚,比所喝的茶還多,這未免反使客人得不償失。房子的位置和窗戶方向,固然要適當,但窗戶何時開閉,更有研究之必要。大概說來,房內涼,房外熱,或房外有大風,或久晴初雨,地面塵土與暑氣蒸騰的時候,都應將窗戶暫閉,待室外空氣轉佳時再行開放。此外窗戶之開閉,與空氣的濕度、氣壓及室內情況,皆有密切關係。
  鄉下空氣比較清爽,城市人煙稠密,空氣多污濁。所以好工廠與戲院,常有通風筒設備。將來人口愈繁榮,人口密集之處,也許有氧不足的危險。說不定還要用長管從鄉下導引新鮮空氣入城,如自來水管一般。在人口過多區域,吸煙和燒火皆可使空氣變為惡濁,妨礙衛生。譬如:重慶市的空氣中就充滿煤氣、塵土,早晚昏昏沉沉,形成一種早晚的煙幕,這種不清潔的空氣裡,一定還含有多量的微生物。有人研究過,空氣中約藏有微生物90多種,其數目實堪驚人。要改良城市,最好辦法是用電氣代煤,這一點是辦市政的應該重視的。城市裡一年內,因空氣不良而造成的死亡率,如加以統計,也許要比敵機空襲的犧牲大得多。不過因空氣不流暢而犧牲,是無形的,不易被人發覺罷了。在城市空氣未曾改良之前,城市中的人,應該常常到鄉下去換換空氣。
  暢空氣的重要條件,除了要流通之外,還該注意其是否涼爽適中,乾濕得宜,及其潔淨與新鮮之程度。
  第三節慎飲食
  我國人對於慎飲食一項,素來注意,故諺云:「病從口入」,此即戒人慎飲食之意。又謂:「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子」,此即戒人多食之意。我們對於食品應知所選擇,發臭的東西,都已變質,不應該吃,只有中國的臭豆腐乾,與外國的「棄思」(即CHEESE的譯音,為一種奶酪,有臭味)例外。顏色不鮮的東西,多已腐壞,吃了必定有害。不合口味的東西,吃下後不易消化;陳舊食品亦然。而且吃壞了一次,以後胃裡就不歡迎,永遠不能再吃,吃了就不消化。我幼時有一次吃了祭孔的陳舊牛肉之後,就不消化,後來還遵照俗傳方法,用稻草煮水吃了,才得消化。鄉下人說牛生時吃草,所以用草煮水吃,可以消化牛肉。這真是一種神秘得實可笑的方法。這一次雖然好了,可是以後凡吃牛肉,總是不消化。飲食最忌過飽,亦不宜太偏於一二味,通常主人宴客,必須勸客多吃,實不合衛生之至。飲食份量應有合理的節制,普能以吃飽到食物占胃容量的十分之七八為最適宜。若吃得過多,腸胃消化力不夠,不能完全消化,為害甚大,反不如少吃還有功效。所以有句俗語:「吃得多,不如吃得少;吃得少,不如吃得好。」有人研究,食量小者往往與食量大者所做的工作是相等的。我在江蘇省政府時,曾經查究過江北導淮工人的食量,及江南運河工人的食量,加以比較,江南的工人,比江北的工人吃得多,但工作效能反比江北人低得多,這便是多吃無用的證明。日本習俗,從小孩時起,就限制食量,這種辦法雖然還有別的作用,但在衛生上亦頗合理。飲食除要節制之外,更要有定時,零星小食,也有害於身體健康,不如在一定時間正食為有益。但許多人得到好吃的東西,往往自己不能節制,所以好的反變成壞的,有益於身體的食物,甚至反有殺身之禍。
  還有中國各地的人,吃的習慣,各有不同,就是前年許多中央政校同學,在學校附近調查,發現附近居民,有每天吃兩頓的,也有吃三頓的,有吃雜糧的,有吃粥的,各各不同。在廣東則每天吃四頓,甚至五頓之多,而有些人早上不吃東西,也並不覺得飢餓。早晨不吃,固然無大妨礙,卻也不是好習慣。因為身體像一架機器,不加煤自然不能工作。但是機器也不應發動得太早太快,否則消耗養分也愈多,早晨愈吃得早,吃得飽反愈易感到飢餓。中餐前後工作較多,稍為多吃無妨,晚餐則量宜少,質宜精,所謂「夜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就是這個意思。還有吃東西要注意季節,如夏季不能多吃飯,所以小菜應該好些,並且宜清爽宜於消化。冬季則應吃得講究,又不妨多吃些。有人提倡飯後吃水果,這是水果生產過多地方的人想出來的辦法,我們不可完全相信。要知飯後吃水果如成為習慣,則沒有吃的時候,與多吃油膩品會有同樣的結果,引起便秘的毛病,非再多吃水果不能解決。本來無事,自已找出事來,變成不吃便要便秘,結果自已的消化能力便降低了。關於飲料方面,近年來許多人喜歡汽水,且好飲冰,這些都容易招致疾病。飲了汽水後,最好不要立刻運動,尤忌將飯與汽水同吃。
  飲食應注意配合烹調,中國人對於這點,倒很講究,如吃蝦蟹,必加以薑醋,使成美味;吃糯米飯時,多用油條佐食,糯米飯是粘而實的東西,與油條合食,可使其增加空隙,促進消化;又如燒餅內置蔥條,外加芝麻,可以減少火氣;他如豆漿與油條並食等,也是好的配合法。這些小吃,味道大致都很美,所以吳稚暉先生常常說,他最喜歡吃小食店的食品。不過小食店不大潔淨,至於味道,實在比花了很多錢的珍貴食品,還要好得多。
  冷食非常危險,最好要弄清潔後才吃。我國人向來的習慣,必須喝煮開的水。請客人喝浮頭茶,認為大不敬。外國人喝冷水多半是冷開水,或蒸餾水,但現在我國習慣上所喝的冷水,都是生水。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國喝過冷自來水,不知國內自來水設備尚未完善,結果患傷寒病而死。我國北方如山東、甘肅等省人民,也有喝冷水的,但是在喝冷水之前後,例吃幾枚大蒜,大蒜有殺菌的效用,故大致無妨;我們不吃大蒜的、最好要喝開水。烹茶時,亦應把水切實煮沸,照從前的習慣一樣才好。
  在飲食前後,要注意幾件事情,凡吃乾燥或粘性食品之先,須喝水或湯少許以潤胃腸,否則,食物粘住腸壁,不易消化。飯前飯後,應休息腦筋,讓血液循環於腸胃,起消化作用。就以我來說,我的身體不健康,固然由於肺部有病,但據醫師考察,主要原因還是在消化方面,我自已也以為這是對的。因為我在青年求學時期,飯前飯後間空時,都用來看書報,日久習慣養成,飯後血液流行於腦部,致患消化不良之症。
  每個人隨其身體需要養分之不同,其食品之原素,應妥為調劑。身體到底需要哪點元素,頗不易知道。大致說起來,凡口所喜歡吃的東西,多半就是身體所缺乏的。例如,小孩喜歡吃糖果,即因其身體需要糖分之故。又我曾經要江蘇省立醫政學院研究過各地方人的食料中,缺乏何項元素,想用政府力量,加以配置,使各地分配得當,人人能得到充分的營養,然後可談到民族的健康。這並不是一定屬於醫學範圍內的事,乃是我們大家應負的責任。
  談到飲食的需要,應以水分為最多,每人每日約需水58兩至75兩,自不能多喝,但須注意其清潔,含礦物質過多的水,也不宜於飲用。
  飲食不清潔,可以引起許多疾病,如傷寒、痢疾。霍亂,肚中的寄生蟲,如絛蟲、蛔蟲,皮膚上的顆粒病和腸、胃的炎症等。飲食太多太少,因可致病,就是太冷太熟,亦可致病。調味不妥,或滋養分太偏於某種原質,亦可致病,所以飲食固有益於人,而不可不慎重將事。
  第四節重整潔
  整潔可給人以精神上的快感,如垃圾處理得法,即可增加整齊之感。中國的垃圾桶,可分二種:一是字紙簍;一是垃圾桶。德國的垃圾桶,則分做三類,凡金屬類廢物,皆另置一桶,便於再加利用,而且都處理得清清楚楚,給人以整齊美觀的感想。在上海常有人專門收集字紙,加以燒燬,甚至有捐款萬元以上來協助這種工作。燒燬字紙的目的,原在消除不用的文字,以減少許多文字上無謂的糾紛,及表示重視文人作品,勿使納於溝壑,可是無意中更收到了養成整齊習慣的效果。中國古時極端注重清潔,灑掃一事,列為幼童教育第一項功課。試看現在一般學生,連自己書桌的書籍,都不加整理,比起古人來,真是相去有天壤之別了。而且一般人對自己的身體都不曾弄整齊,頭髮蓬亂不去修剪;有些女人雖注意頭部,但往往將整齊的頭髮燙成蓬亂,以摹仿外國人的惡形,這種現象,豈非過猶不及!許多人多是衣服襤樓,不加修補,衣扣不扣好,鞋子不拔上,家庭中東西壞了,不加修理,放置不整齊,不打掃揩抹,似乎習以為常,這種壞習慣,人類不應該有,而今竟是很普遍。有人認為這也許和養豬有關係,豬是一種最不整潔的東西,鄉下人天天和豬在一起生活,染了豬的習慣,又常吃豬肉,影響到性格,便變成不好整潔。環境既不藝術化,情緒自然不會高尚起來。
  要使整個社會整潔,應先從個人做起。要使個人整潔,應從小養成習慣,然後由個人推諸家庭,由家庭推諸公共場所。公共場所衛生事宜,應有專門負責人員管理,如河道、街道等,若無專人管理,決不會弄得整齊清潔的。
  其次,談到住所的清潔衛生,首先應注意兩個地方,一是廁所,一是廚房。許多人為簡便計,把廁所同廚房放在一處,因廁所的污穢,影響到廚房的清潔。這種佈置,簡直像把一個人的飲食器官與排泄器官連在一起,其不合理與危險性之大,莫過於此!此外,如溝渠之疏通,垃圾之處理,灰塵碎屑之掃除,亦為清潔衛生的要素。隨地吐痰,尤易發生極壞的結果,痰盂最好倒入廁所,一共消毒。
  身體的清潔衛生,直接影響個人的健康,非常重要。平時要常常沐浴以滌除皮垢,恢復疲勞,更須常常保持口腔清潔,養成刷牙的習慣。一般人刷牙多在早晨,實際刷牙以晚上為最宜。牙齒之壞,大半由於吃糖過多,尤其是在睡前吃糖而不刷牙,最易損壞牙齒。小孩牙齒變壞,都是因為吃糖的緣故。我的牙齒本來很健全,後因身體患病,醫師勸我每天睡前吃杏仁露等物,結果引起了劇烈的牙痛,並且入睡時,左側在下,久而久之,左邊牙齒漸壞;右側在下,日久則右邊牙齒也壞了。後來我每晚停止吃有糖的東西,才不致繼續壞下去。此外,如痔瘡病的原因,則為大便後不洗肛門。可見身體不清潔,隨時隨地有害病的可能。
  至於住所環境的清潔,首要條件是要附近有水,沒有水的地方,斷不能清潔的。大城市多半有河流調節,故雖人煙稠密,尚不覺得污穢。蒙新邊境,地廣人稀,皆因其地無水,不適於居住所致。清潔不但與水有關,即與火及熱度亦有密切關係,有時候可用火處理許多不清沽的東西。一個清潔的環境,含有充分的衛生教育作用,尤其是小孩子在清潔的環境裡,無形中便養成了清潔的習慣,其效力之大,遠勝於父母嚴格的教導。
  中國社會對清潔運動有種種規定與習慣。例如沐浴,每人除在出生後,結婚前,每年除夕,及死後皆有一次照例的沐浴外,並在習俗上,規定清明節與立春日須沐浴理髮,三月三日用香草煎水洗澡,五月五日用澤蘭、富蒲水洗澡以卻病,七夕為女兒節,女子以木葉沐發,八月十二日加鹽於湯中洗澡,立冬日用各種香草、菊花、金銀花煎水沐浴,此外,沐浴之規定還很多。公共清潔方面,則有七月七日或伏日淘井,除夕家家儲水,用藥加於井內消毒,然後將井蓋好不用。至次年正月初三開放。三月三日洗滌廚房用器,每月初一、十五祭灶,須檢查廚房清潔。統計關於廚房的衛生運動,每年差不多有三十多天,而以送灶日為最重要。廁所的清潔掃除,則只規定每年在正月十五舉行,可惜太少了(這一天是上元節,家家要祭紫姑。相傳古時有一位女子名叫紫姑,在這天被人虐待死於廁所,所以後來婦女們每年這天必打掃廁所致祭,表示同情)。四月八日為浴佛節。六月一日有些地方有修理廁所、疏通溝渠的習慣。六月六日為家畜清潔之日,洗貓狗並曬書。而比較普遍的大掃除,是十二月十五日起至除夕前止,約有十幾天。這個時期的規定,很是合理的。一則因為冬天天氣寒冷,許多蟲類蟄伏不出,便於殺除;再者冬天是比較閒暇之時,人人有功夫來掃除。這種運動,非常經濟且最普遍,比日本由警察押著,分別月日令人掃除要好得多。至於殺蟲,則有春季的驚蟄節,在這時候,蟲類多半初生,用石灰撲殺之,最為簡便而有效、清明節也是殺蟲的時候,許多人在前一天吃螺,把螺殼散在屋瓦上,此時瓦上正生長瓦蟲,瓦蟲聞到螺殼的氣味,多入殼內,食其餘肉,不久之後,把螺綁殼掃去,無意中便連瓦蟲也掃除乾淨了。這是一個巧妙的除蟲方法,可是鄉下人只知循例做去,並未懂其中用意。五月五日端陽節,吃大蒜,飲雄黃酒,並以酒拌雄黃於屋角里與樹上,再燃蒼朮、白芷薰屋,這些都是殺蟲運動。捕鼠運動在燈節以後,正月十七日、十八日兩天,家家佈置捕捉老鼠。這種運動,關係清潔衛生也很大。以上所述各種節日的人事活動,多是良好的習俗,我們除了要使個人及家庭有清潔的習慣之外,更要特別重視公共衛生,對於這些良善的合乎衛生原則的運動,尤當謀所以改進和擴大。
  第五節勤勞動
  勞動的功效,可以增加肌肉彈力,流通血脈,促進新陳代謝,使身體靈活強健。每個人都應有適當的勞動,尤其是讀書人,常常用腦筋,若不勞動,則身體必致偏廢。本來人生下來,就是好動的,嬰兒墮地,就會哭叫,實是一種簡單的運動,後來隨著年齡的漸長,而能爬能走,能跑能跳,以至能做各種複雜的運動。運動應周到並有合理的調整,要找一種能使身體各部都運動得到的運動,頗不容易。若能做各項運動,即可補救這種缺點。
  勞動的程度,應視各人的年齡而異,幼童發育未全,不可做過於繁重的工作。「勞動法」上所以規定種種限制,即是這個緣故。同時,勞動要有節制,若輕舉妄動,則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青年、婦女、老年人,皆各有其適宜的勞動而各不相同,要知道選擇,才能獲益。小孩運動較多,壯年勞動較為劇烈,老年人則不宜運動過多。適度的運動,可以增強體力。女子到四十幾歲時,多半要加胖,如要防止,則在四十歲左右時應有適當的運動。病人也不可以缺乏運動,但不宜過於激烈,或過於勞苦,以免妨害病體。大致說起來,每人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時之間,要二小時至四小時的時間,花在體力的勞動上,如果不能做到,至少也要有半小時以上的運動,以維體力,才算合理。
  還有勞動最要有恆,要使之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如果做到這一點,身體沒有不能鍛煉強壯的。一個習於勞動的工人,平日越是忙著勞動,身體越是強健,一旦工作中斷,反而感覺不安,甚至因此生病。古人說:「流水不腐」,反轉來說,不流的水自然易腐。人的身體亦然。陸九淵說: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所以勞動的人不病,不勞動的人反易生病。總之,勞動應適當,使勞心、勞力平均發展,更要勤敏有恆,不可一曝十寒,這樣才算得到了「勤勞動」的精義了。
  第六節善休息
  我們一方面要勤於勞動,另一方面則要善於休息,俾勞動與休息,有合理的配合。勞動與休息,表面看來,似乎是兩件事情,其實是不可分的;因為要休息得好,才能工作得好。不善休息者往往憤事。許多人因睡眠不足,而致性情失常,或易遷怒,或易肇禍。例如:汽車司機便常因此而碰車壓傷人。但是休息也不可過多,過多又與勤勞的原則相違反了。數年前上海有一所肺病療養院開幕,要我題字,我就主張醫師不應專門一病人休息,最好使他勞動的能力慢慢提高。譬如:勞動、滋養與休息,均假定為一百分,漸將滋養和休息增二、三分,而將勞動增一、二分,每若干日增加一次,每加至相當時期,停止勞動數天,則於病人身體受益較大。若只知叫病人休養,而不使勞動,即使痊癒,一旦工作恢復,舊病往往復發,那麼,病人還是病人,不能算已健全。
  合理的休息時間,最好每五天休息半天,十天休息一天。暑假不應有過長的休息。我國古時風俗,夏天都是照常工作,只有冬天因為天氣寒冷,工作較少,才有相當時日的休息,這是最合一切生物休息的原理。
  至於個人一生的休息時期,除年老退休之外,男子在16歲至18歲問,女子在14歲至16歲間,最需要充分的滋養與勞動恰好調和的休息。青年女子,應每月有適合生理的固定休息時期,這一點關係一個人終身的健康和幸福很大,父母教育子女,不可不加注意。
  休息的方式極多,午睡為良好休息之一種,但不宜睡得過久。靜坐也是休息的方法,不過切不可迷信靜坐可以升天成佛,長生不老,否則,一味打坐,反足入魔,自害其身。最重要的休息方法是睡眠,據統計每天睡眠時間,幼兒應有16至19小時,時間最長,以便生長。16歲以上的青年,應有七八小時。壯年亦與此相近。老者宜於多睡,但一般老年的人,因經歷世故較多,入睡頗遲,早起成習,結果睡眠反而減少。嚴格地說,這是與衛生原則相背的。睡眠不足,往往可以成為神經病,懂得衛生之道的人,必清心寡慾,以安睡寧神。所以莊子說:「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夢是睡眠和休息的大障礙,其原因很多,凡運動不足,消化不良,患病或吃了某種東西,皆可引起做夢和失眠的現象。失眠最大原因,便是心境憂慮,睡時用心過度,衣褥不良或太多,致血液上升至腦。過量飲用刺激性飲料,如茶、咖啡之類,晚上氣候變動,精神受了影響,或白天做錯了事情,半夜回想起來,心中懊悔等等,這些原因都可直接引起失眠。而病人神經感應能力較強,尤易患失眠症。治理之方,厥為適當的勞動,使心神鎮靜。每夜睡前洗腳一次。有時吃藥也能醫治失眠,惟安眠藥不宜常用。據我個人經驗,胡桃肉頗有治失眠之功用,但尚不能確實證明人人適用。
  除了睡眠之外,遊覽、音樂,或其他藝術欣賞,也是休息的方法,只是不要過於用心、用力。閒談不但可以為休息之法,且可於無意中增進許多知識,但茶館中空氣不好,聲音嘈雜,像蘇州、杭州、廣州等處習慣,一般人往往在茶館裡坐至一天半天之久,彼此閒談著,那就太不合算,而且是超出休息範圍之外了。總之,休息的作用,要能使身心活動,保持相當輕鬆的節奏,而不強烈興奮,時時使整個情緒上發生悠然的快感,才為上乘。
  第七節適環境
  所謂環境,不外天、地、人、時四個因素。天是指天氣。氣候不良,不但人要生病,即是其他生物也不能生存t中醫治病有變換氣質一法,便是變動人體內的環境,使病菌不適於生存。這種方法,在西醫叫做殺菌,其理論不同,其結果則一。如用鈣質或魚肝油治肺病,即是這個道理。
  地是指地理環境。地點與氣候對於健康皆有密切關係,因水土不合者致病,乃常見之事。平原與高原氣候絕不相同,海濱與大陸也相差很遠。大陸氣候急劇多變,海濱有海風調劑,比較溫和,若在某種地方已經住慣,忽然改易環境,便難於適應。至於地球各帶的氣候則更懸殊,寒帶生物常不能生存於熱帶,熱帶生物也不能生存於寒帶。其次,地方的風景也與人的性情有關,所謂山性使人塞,海性使人通,離山近的人多遲滯好靜,離海近的人多活潑好動。從這一方面看,沿海而居,似乎較好;但在另一方面看來,沿海的人做事多喜投機取巧,而山居的人比較有毅力而能實幹,似乎近山而居,又比濱海的人要好些。他如住在四面皆山而不開拓的地方,往往使人的眼光不遠大,這些都是地理可以影響人性之明證。論語上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可見山水之移情養性,古人已知所選擇了。還有地點與安全也有很大的關係。如道路車輛很多,往往有傷身的危險。如四周多墳山,則空氣與水均成問題。至於風水之說,雖屬荒謬不經,然就這種觀點而論,也不得指為毫無理由。
  時是指季節。四季的推移,與生物的存亡生息關係很大。善於衛生之人,應該明瞭季節變化的影響。中醫定方用藥,也有按季節而異,便是為著適應環境。人的生理,在春天生機向上,在秋天生機向下。故在春天病菌之生機特別發展時,應該預為防範;到秋天某種病菌特別活躍,而人之生機向下,與病菌相反,易被病菌乘虛而入,尤應加以防範。當3月下旬與9月下旬,即陰曆二三月間和八九月間,正在春分秋分,這兩個時期天氣變化劇烈,溫度濕度升降無常,最難調護身體。所以春分秋分之時,應對健康特別注意。一年中季節之適應,春須節欲,夏須防疫,秋須免疫,冬須卻病,而當天氣寒冷之時,尤宜注意呼吸器官的衛生。
  以上所說是自然環境的適應。自然環境固然有好有壞,但主要的還得靠自己去改造。同時,還應顧到人為的環境,若人為的環境不好,心境、性情與習慣都要受到惡劣影響,則雖有良好的風景或氣候,仍是不適於衛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善人處,不期其善而自致,與惡人處,欲避其害者不能。孟母擇鄰,不厭三迂,其重視環境的眼光,何等遠大。假使一個小學門前住著許多不整潔的人,弄得地下亂七八糟,骯髒已極,那些小學生看慣了這種榜樣,個個不知整潔清潔為何事,就是精神上亦要覺得不爽快,教育功效至此,便完全失敗了。還有如居處附近若太嘈雜,應該遷避,遷居是適應環境的較好方法。比方說,當江南黃梅時節,天雨沉悶,便搬往青島或北平小住,等到江南天氣轉好,復遷回來;又當天氣過於乾燥,遷居海濱,過於暑熱時,就搬到氣候涼爽的山林裡「去。這都是有益於身體的。我國地面遼闊,南北氣候不同,將來交通便利之後,當使許多身體不好的人民,有機會像候鳥一般遷居南北,以適應環境之變化。不過在適應環境的時候,有一點不可不加注意,就是不要使環境過於舒適,譬如:冷天室內專賴火爐,出門反易受寒;夏天在房中安置冷氣管或電風扇,未嘗不覺舒服,一旦離開居室,必致犯暑;且自奉過優,每每減少身體的抵抗力,若不顧及,反將受害。
  關於秋天環境的適應,首先注意到傷寒、痢疾和瘧疾三大傳染病。傷寒、痢疾都由飲食不慎所致。療養傷寒,須有耐性,許多人生此病後,因不耐長時期的休養,心意煩躁,飲食隨便,不知調節溫度,致病復發而死。瘧疾之媒介為瘧蚊,應該撲滅之以防傳染。
  第八節正思慮
  《大學》上說:「心有所憤,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又古語說:「寡思以養神,安心即樂。」都是說明思慮對於身體的重要及正心的道理。生活不舒適可以致病,思慮不正尤易毀滅身體的健康。
  所謂不正的思慮是什麼呢?第一是過分小心,換句話說就是過慮。第二是妄想,即是癡心妄想。要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如想做英雄好漢,陞官發財,而不顧到自己的能力,且無辦法,及至失敗,精神委靡,身體衰弱,變成神經病。第三是愛神秘,這種思想,都從神怪小說上得來。第四是自怨自艾,無自信心,常陷於悲苦中不能自解。第五是悲觀消極,往往自殺而死。第六是聯想過遠,終致失望。第七是盲從別人,復又反悔。第八是怕死心理,過於怕死,反多痛苦而向死亡之路。
  醫治思慮不正的方法,在變換環境,使思想徹底覺悟,走上正軌,或用催眠術以醫治之。但最好的治療方法,我以為莫過於篤信宗教,在精神上從根救起。某次,有一位女子,常常懷疑她丈夫有外遇,無論什麼女人和她丈夫談過一次話,她總以為他就是娶那女人過來,因此,感覺異常苦悶,常向我探問,每次要經我剖析勸解一番,才得無事。後來我覺得她常常來問,過於麻煩,便送她一個神像,勸她信奉宗教,結果她這病就無形中消失了。由此可見篤信宗教為醫治精神的良藥。本來藥的功用,在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不正者正。宗教使人摒除孽障,致靜凝神,以皈依大道。雖不免有間以迷信,而其平不平,和不和,正不正的效用,則不亞於藥物。
  一個思慮不正的人,輕則身心不快,重則引起失眠,精神萎頓,血液凝滯,消化不良,甚且消極悲觀,至於自殺。它的害處,決不小於各種危險的病症,所以我們當正其思慮,凡屬不可能的事,皆當拋諸腦後,不去想它。遇有困難,亦匆過慮。《論語》上說:「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問之日:再思可矣。」這便是孔子勸季文子不要過慮,可見孔子也是講究心理衛生的。
  第九節調七情
  七情是喜、怒、哀、懼、愛、惡、欲,這七種感情,不可片面發展;如飲食一般,必須攝取各種養分,相互調和,然後可使心身強健,臻於康樂之境。
  歡喜對於身體本來有益,但要有節制,使其調和。人生下來對於七情,便有自然的調和,小孩最喜好笑,亦愛嚎哭,即是一例。情緒過於偏激,必引起反動。所以有些人對上司極端恭謹,對部下便十分傲慢。有些人在壯年傲視一切,到了晚年卻對一切都畢恭畢敬了。
  悲哀最易傷害身體,而人生世上必經疾病、死亡等多少不如意事,實無法免除悲哀。故於不得已時,只好拿命和數兩個字來自慰。命、數本無其事,不過像數學中的XY用來代表一種理想的安慰者罷了。當然這也是調節情緒之一法。
  發怒最難壓抑,從古以來,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憤事,而實際引起發怒的,往往是不值得發怒的事情。如一般人常對小孩及無知識的人發脾氣,不知用和緩方式加以教訓與開化,結果不但於人無益,於事無補,反而損害了自己的身體;這就是中醫所說的傷肝氣。試問,聰明的人哪裡會做這種笨事?
  怕的心理,人人不免。有些人怕得無可如何之時,便用些奇怪的方法來壯膽子:或者誦經唸咒,或則讀古來烈士仁人的作品,如文天祥的正氣歌之類。因心理作用,也往往能夠生效,減少了許多恐懼。在湖南、廣東一帶,過年過節放爆竹風氣甚盛,而小孩更喜歡放爆竹,從小就養成不怕的習慣。所以這幾省人,性情強悍,膽量也比較江、浙兩省要大些。
  愛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愛是偏愛;廣義的愛是泛愛,博愛,即愛天下眾生。親子之間,尤其是祖母對孫子多半溺愛、偏愛。世間不知多少父母,國姑息子女而貽害其終身。男女間戀愛,若過於偏急,一旦失戀,必引起病態,或竟造成自殺的慘劇。朋友間的友愛,也不宜於親摯。古語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相愛過度,一定難於持久,而至凶終隙末。古人對於夫妻之愛,以「相敬如賓」相勸勉,用敬來調劑愛情,也是使夫妻親愛能夠持久的方法。至於厭惡一件事物或一個人,似不必過甚,應相勸勉:既然厭惡,不妨把他疏隔。
  至於慾望,尤須節制。慾望過奢,不易滿足,必然感到消極,即算能夠滿足,也容易耗損精神,斷喪身體。
  總而言之,各種情緒,都不可失之過激,而應相互調和。若情緒失調,雖有益的舉動,也將發生不良的結果。例如:歡喜發笑,本來有益於健康,可是世上卻有不少因大笑而死的新聞c須知笑的作用在生理上是筋肉發散,而哭的作用則是收縮,收縮與發散宜得平衡,互相救弊補偏,而各不過度,身心方能免害。他如憤怒可以傷血,哀懼可以傷腦等,皆是顯見的事實。故調和七情,是衛生重要的原則之一。
  第十節節嗜欲
  人人皆有其嗜欲,若不加以節制,將成為敗壞身體的因素。節欲功夫的第一步,首要瞭解嗜欲無度的害處。古人說:「清心寡慾」;呂新吾說「人生娛樂亦不可少,惟勿流於蕩而已」;曾文正公說:「勿令嗜欲害吾身體」。大凡少年時候不節欲,年老時必吃苦反悔,或竟析其天年。
  一般最易犯的嗜好是煙酒。酗酒時神經興奮過度,狂呼亂叫,往往洩漏秘密,敗壞事機。民元前多少次的革命,都是因為有同志先一天喝酒醉了,把機密洩漏而失敗的,即為一例。我們再試調查,凡享年八九十歲之人,類皆不嗜酒者。中國發明釀酒,當早在數千年問,所以尚書,五子之歌,述禹戒便有「甘灑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的話。喝酒過量,可以引起胃病、中風(腦充血)及心臟病等等。煙也是刺激性極大的東西,雖然暫時可以提起精神,但這無異一種壓搾,把精神過度支付,必致早衰。我在江蘇省政府時,在會客室裡禁止吸煙,有許多來賓,竟因此而不能終席,這就是表示他們的身體,非依托紙煙不可了。還有一些文人,照例要一面吸煙,一面才能寫出好文章來,這也是一種最壞的習慣。此外,復有不少的人,因貪口福,或好講究服飾,而致傾家蕩產,或嗜賭博,消耗精神和金錢,養成貪污的劣性。這些惡習,若不徹底革除,代以高尚的娛樂,則個人、社會、民族、國家、勢必漸趨墮落,而無復興之望。古今大人物都無煙酒的嗜好,總理和總裁便是很好的例子。我們這些平常人,就容易犯,但是也要知過必改。記得我在15歲的時候,吸過三個月香煙,後來下了一個大決心,把剩下來的香煙,統統拋在廁所裡,看著蛆蟲把它蓋沒以後,每當要想吸煙時,就聯想到那些香煙上蠕動著的蛆蟲,以為天下最髒的東西莫過香煙,便再也不吸了。賭博,我在民間3年也犯過,後來一想,這是自私自利的因素,消耗精神,最不上算,有一天,下了決心就戒除了。一直到現在沒有犯過。所以我以為戒除嗜好不難,難在無決心,有了決心,就可以立刻發生效力。
  還有性慾是最普通、最重要的,這事許多人都諱而不談。其實成千累萬的青年男女,都因缺乏有關性的正當知識,不知節制,而自褻自戕,為害之烈,不可勝數!一般生物對於性慾,都有自然的節制;人類無此種節制,所以不能永年。人類十六七歲至二十幾歲,性慾衝動強烈,最難克制。許多聰明可愛的青年,多因手淫而傷身,或因不能自制而夭折。就整個社會看來,實是重大的損失。我曾經做過一篇文章,提出兩極二字來,我以為人的精力都是從兩極消耗,這兩極便是用腦和性慾。要是二者發洩過度,兩端已竭,中間便要空虛,而至衰病死亡。曾及正公說:「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這是說在身體極度疲勞的前後,決不可行房,應該節欲。又在女子生育前後,也不應行房,這和本身與產兒的健康皆有密切關係,不可疏忽。舊俗新嫁的女兒,到夏至必須回娘家歇夏,也是含有節欲的美意。存山子日:「余鄰人江姓,年半九十矣,康健猶勝壯年。問其養壽之法,無他奇秘,惟少壯時,六臘寒暑之月,獨宿靜養,是以至老不衰,且無疾病之苦也。」這也是一種節育辦法。又關於節制性慾,中國善書上有嚴密的規定,如說某月某日為某神的生日,若於該日行房,將遭天譴。又舊時歷本上,亦有節欲的規定。這是利用人民迷信心理,或者按照氣候變換適當的節制,以調劑他們的性行為,未始不是有益於衛生的。節欲的最好方法,是在白天作最適當的勞動,使晚上易於入睡。生活要有規律,並勿與猥褻的朋友或圖書接近。最忌的是逸,逸則淫。假使能節制嗜欲,精氣自然圓滿,抵抗能力增強,卻病延年將不期而致。
  上面所說的十項原則,是打破過去一般人只講生理衛生的慣例,而把生理衛生和心理衛生相提並論的一種嘗試。我所持的論據,都是本諸個人的經驗,內容自有待於修正與補充,不過在這裡要特別促使大家注意的,便是偉大的事業,決於卓絕的精神與健康的體格。要有足夠擔當大事業的精神與身體,便要在平時注意心理和生理的衛生。因此,我們對於這十項衛生原則,應該細心體察,切實履行,若能勇以赴之,恆以持之,我相信對於各人的健康,決不會毫無裨補的。衛生之道也就是人們爭取光明前途的幸福之門呢!
  第十一章 秘密接觸
  1.赴蘇半途而廢
  為了尋求國際援助,蔣介石派陳立夫去蘇聯與斯大林秘密談判,陳立夫坐船繞道柏林待命,兩個月後,又半途被蔣召回。不久「受命」與延安談判。從而拉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序幕。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正忙於「剿共」,電令東北的張學良不許抵抗。
  按照蔣介石的方針,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了幾次「文明抗議」,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也在國聯作了「控訴」,然而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良心發現」,反而加緊了侵略步伐。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
  2月5日,日軍佔領哈爾濱,至此,東三省全部淪陷於日寇手中。
  3月9日,日本人抬出溥儀作傀儡,成立偽滿洲國。
  1933年1月,日軍攻佔山海關,向關內進攻。
  2月,日軍進攻熱河省,3月4日,佔領省會承德。
  3月,日軍進攻長城各口。
  在日軍的步步進逼下,蔣介石卻步步妥協:
  1932年5月,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允許日軍駐留上海,而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圍駐守、設防。
  1933年5月,中日簽訂《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省,承認長城一線為偽滿洲國的國界。
  蔣介石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民族義憤,一部分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了強烈反響。
  1933年5月,馮玉祥聯合方振武、吉鴻昌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宣佈抗日。
  是年冬,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與紅軍簽訂協定,抗日反蔣。
  日本人虎視眈眈,國內民眾也思抗戰以雪國恥,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調整對內對外方針,開始對日整軍備戰。
  為了尋求國際援助,蔣介石找到了蘇聯。因為他清楚知道,在國際上,能與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以外,非蘇聯莫屬。況且蘇聯與中國相鄰,日本侵略中國,無疑會影響到蘇聯的安全,蘇聯不會坐視不管的。
  1934年底,蔣介石授命陳立夫主持同蘇聯駐華大使的外交談判。蔣介石之所以用陳立夫,除了陳立夫本是自己親信之外,陳立夫贊同在目前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調整中蘇兩國關係也是個重要原因。早在1932年之時,陳立夫就建議蔣介石恢復中蘇邦交,蘇聯人對陳立夫印象頗好。
  陳立夫接受使命後,暫時放開了自己所作組織部長的工作,而專心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
  這一談判,極為秘密,外界一直無人知曉其內容,直到1977年,陳立夫在與一位美國學者交談時,才含糊提到了一些當年談判的內容。
  在會談前,陳立夫分析認為:蘇聯之所以願意同中國談判,是因為它害怕中國與日本妥協,與日本攜手合作。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日軍就會通過內蒙古,直抵蘇聯邊境,威脅到蘇聯。而當時德國也已從西線窺測蘇聯,這樣蘇聯就會陷人顧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會議中,陳立夫即表示願意與蘇聯友好,也顯露出有恃無恐的態度。
  鮑格莫洛夫一方面擔心中國的妥協會導致日軍對蘇聯的進攻;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國力太弱,在日德聯合進攻蘇聯時,中國不能起什麼作用。因此在會談中,鮑格莫洛夫既表示願意中蘇友好,又表現出不太迫切,不太積極的態度。
  這樣,雙方各有算盤,互不信任。雖然雙方都願意中蘇友好,但會談卻沒有什麼積極成果。談判是停了又談,談了又停,秘密進行了半年多。
  這種馬拉松式的談判起初蔣介石還頗為支持。隨著日軍在華北活動越來越猖撅,蔣介石壓力越來越大。
  一夭,蔣介石把陳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裡,和陳商量談判事人陳立夫提出:「日人越來越囂張,我們應加快對蘇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爭取能在短時期內建立中蘇合作關係。這樣,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打出蘇聯這張牌來警告日本人」。
  蔣介石採納了陳立夫的建議,決定自己親自出面,打破僵局。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燈火通明,但卻靜得出奇。客廳裡只有蔣介石、陳立夫、鮑格莫洛夫等人在會談。
  在會談中,蔣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於雙方。中蘇應盡快改善關係,共同對日。為了打消鮑格莫洛夫的疑慮,蔣介石又保證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日本簽訂反蘇的軍事協定。
  蔣介石的態度感染了鮑格莫洛夫,鮑格莫洛夫也提出了一個積極建議:「南京國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級官員訪問莫斯科,直接與斯大林會談。」
  蔣介石接受了鮑的建議,並選中了陳立夫為出訪莫斯科的人選。
  12月24日夜,上海碼頭。熱鬧了一天的碼頭,此刻卻有些冷清了。
  陳立夫化名李融清,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名為「樸次丹號」的德國郵船,準備先到柏林,再由柏林轉赴莫斯科。與他隨行的有特工總部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張沖、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
  郵船離開碼頭後,很快便駛入了遼闊的大海,海上沒有什麼大風浪,郵船平靜地駛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船上其他的旅客都睡著了,而住在一等艙裡的陳立夫躺在床上,輾轉難眠。
  這一夜,他反覆思考了許多問題。他想,到莫斯科後,將與斯大林談判,聽說斯大林意志剛強、辦事獨斷專行,目己該怎樣與這樣的對手談判呢?如果談判成功,將會開創怎樣一個新局面呢?萬一失敗,後果又將會怎樣呢?他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想到這裡,陳立夫有些惶恐不安了。他再也躺不下去了,從床上爬起來後,走出了艙門,來到甲板上。
  此時天已經快亮了。一輪紅日正在水天交接的遠方跳動著,大海滿是金光。陳立夫倚著船舷,迎著拂面而來的海風,頓覺清新,剛才的惶恐不安也不見了。他想:事之至此,已不能顧慮過多,自己唯有努力向前。能否成功,那就聽天由命吧。想到這裡,陳立夫不覺脫口吟出了一句屈原的詩,「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經過幾十天的航行,船到了德國。陳立夫、張沖、程天放下船之後,即趕到了柏林。蔣介石從國內來電,指示陳立夫、張沖暫時停在柏林,等候命令。
  等待是難熬的,陳立夫、張沖在柏林,一等就是兩個多月。陳、張由於此行秘密,並不敢在柏林公開活動,只是利用一些有利時機,與德國朝野進行暗中接觸,從中摸取蘇聯對中國的態度。
  兩個多月之後,盼著盡快東行的陳立夫忽然接到蔣介石從國內來的急電,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蘇計劃,迅速返回,不得有誤。
  陳立夫一時摸不著頭腦,但蔣委員長的指示他是不敢違背。何況赴莫斯科談判是否成功尚是個未知數,取消此行對於他來說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電之後,隨即收拾行李,與張沖一起,打道回國了。
  等陳立夫回到國內,他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原來,當陳立夫離開南京去上海乘船時,日本方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為了阻止中蘇談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陳立夫去蘇俄」的空氣,挑動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和頑固分子來質問蔣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給蔣介石施加壓力,如果不取消這次談判,日本將採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術果然奏效。因為陳立夫赴莫斯科談判,從頭到尾都是蔣介石一人在幕後操縱,極為秘密,連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中的許多要人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國策,卻瞞著政府,當然就有許多人對蔣介石不滿了。而蔣介石此時對中蘇關係也做了錯誤分析,他認為:「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人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基於這種錯誤的認識,蔣介石認為直接與蘇聯進行高級會談的時機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時機密洩露,將使中國陷入難堪境地。因此,蔣介石一紙電令,召回了陳立夫。
  「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矛盾成了第一位的矛盾,掉轉槍口,一致對外成了有識之士的共識。蔣介石也不得不考慮聯合老對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問題了。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是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1934年的蔣介石做如是想。
  這年年底,陳果夫、陳立夫在受命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外交談判的同時,又接受蔣介石交給的另一項秘密任務,尋求與延安接觸的途徑,打通延安之路。只是後來因陳立夫有莫斯科之行,此事只能暫時作罷。
  1936年3月,陳立夫自柏林歸國,繼續參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在談判中,鮑氏提出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他說:
  「蘇聯政府特別注意蔣介石同中國紅軍的關係。他說,如果蔣介石的主要力量用於『剿共』,蔣介石的軍隊同紅軍間不實現統一戰線,那麼,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鮑氏的話,陳立夫立即轉告了蔣介石。蔣介石既然迫切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也就不得不考慮與共產黨搞統一戰線問題。
  1936年夏,在陳立夫的陪同下,蔣介石再次召見鮑氏。蔣介石向鮑表示,他正著手改善同中共的關係,準備同中共討論抗日問題。但他又強調,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
  蔣介石既然已經定下了調,陳立夫便開始替蔣介石說話。在與鮑氏的談判中,陳立夫多次向鮑要求希望蘇聯出面做中共的工作,勸說中共放棄武裝。他說:「如此蘇聯政府就可以表示對南京的真誠態度並贏得南京政府這個真誠的同盟者。」
  但當時的蘇聯政府出於種種考慮,並不想在中國的國共兩黨關係中充當調解人。鮑向陳立夫反覆申明:「蘇聯政府不介人國共兩黨關係的改善,因為蘇聯政府在此事上不起任何作用。蔣介石在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與中共談判」。
  這樣,蔣介石、陳立夫希望通過蘇聯來與中共接觸的途徑行不通了,只好另謀他途。
  2.受命與延安接觸
  陳立夫不愧為蔣介石的幹將,他很快為蔣介石找到了門路。
  陳立夫兵分兩路,同時著手與中共接觸。
  一路是在國外。1936年春,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首席武官鄧文儀,在蔣介石、陳立夫的指示下,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進行了接觸,雙方進行了多次的會談。會談約定,國共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漢年為聯繫人,與鄧文儀會見,並派潘回國,與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
  另一路則在國內,陳立夫把這任務交給了親信曾養甫。
  曾養市早年在上海曾協助陳果夫招兵買馬,後為陳果夫所推薦、提拔,頗得二陳信任。此時,曾養甫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鐵道部政務次長。
  曾養甫接受任務後,覺得很棘手。因為此事,蔣介石。陳立夫一再強調要秘密進行。如果為外人獲知,曾養甫的前途就很難說了。而且,當時國民黨仍指責共產黨「禍國殃民」,欲盡除之而後快,國統區的共產黨完全處於地下狀態,平時特務想抓到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都很困難,現在去哪兒找共產黨負責人呢?
  困難很大,但曾養甫最終還是想出了辦法。他想起了在他主持的浙贛鐵路理事會擔任秘書的湛小岑。湛當年曾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與周還有私人關係。曾認為湛小岑一定與周恩來還有聯繫,通過湛能找到共產黨。
  其實,湛小岑那時已經與共產黨、周恩來完全沒有聯繫了。但湛通過與中共北平市委有聯繫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和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取得了聯繫,這樣,經過許多曲折,陳立夫終於打通了與共產黨的關係。
  打通關係之後,雙方開始了談判,國民黨這一方仍由陳立夫主持,曾養甫、湛小岑具體負責。
  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陳立夫來到曾養甫家,並讓曾養市打電話找來湛小岑,準備給中共方面寫信,表明國民黨對國共雙方再次合作的態度及辦法。
  陳立夫坐在寬大的沙發上,片刻沉思之後,便一字一字口述起來。湛小岑則伏在書桌上,奮筆疾書,將陳立夫的口述筆錄下來,陳立夫提出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四項條件:
  1.K方(指國民黨)歡迎C方(指共產黨)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
  2.C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
  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從中央選擇;
  4.C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這4項條件由湛小岑抄寫多份,從幾個渠道傳到了共產黨人手中。
  隨後陳立夫又準備派曾養市到延安去,直接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還邀請周恩來或中共高層次代表赴南京商議具體問題。
  這樣,陳立夫從國內也打通了前往延安之路。
  1936年9月,中共方面指派潘漢年作為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趕赴上海。潘漢年此次赴滬,隨身攜帶了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信中寫道: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中共與南京聯絡的聯絡員)從金陵來,如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主持。呼高應遠,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今二、四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持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之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而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周恩來的來信,不計前謙,切盼國民黨領導人能激於民族大義,與共產黨攜手合作。並對二陳寄予了殷切希望。陳立夫看完信後,頗為感動,更加努力於兩黨的合作,再次邀請周恩來到廣州或香港會談,還希望陝北與武漢電台通過密碼直接聯繫。
  國共合作看來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了。然而好事多磨,不久蔣介石又改變了聯共的態度。
  本來蔣介石聯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因日寇進逼甚急,而英美對日妥協,蔣介石無奈只好聯蘇、聯共以抗擊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聯合起來,惜「抗日」之名,欲打倒蔣介石。蔣介石為應付反蔣派,也需和共產黨緩和一下。
  到了9月,國內外形勢卻發生了變化。英、美原以為日本佔領東北後,是作為進攻蘇聯的準備,故而對日妥協。不料日軍戰領東北後,不是北向蘇聯,而是南下華北,欲滅亡整個中國,這就大大損害了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華北的擴張。於是,英美對日態度比以前強硬起來,英國還答應貸巨款給國民黨。在英美的壓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斂了一些。另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聯合起來倒蔣的「兩廣事變」也平息了,李、白等通電表示服從「中央」。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認為紅軍三大主力部隊雖已會合於陝甘寧邊區,但人數已減少到3萬人,力量有限。而此時日人有所緩和,黨內已經「統一」,是集中國民黨力量,消滅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良機。於是蔣介石策劃集中兵力,圍攻陝甘寧邊區。
  既然如此,那麼國共談判在蔣介石看來純屬多此一舉。於是他命令二陳故意抬高談判條件或盡快結束這場談判。
  蔣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陳便積極替主子賣命了。
  11月10日,上海滄州飯店,陳立夫會見了中共代表潘漢年。
  會見時,氣氛很沉悶。陳立夫擺出一副陰冷的面孔,睥眇地看著中共方面的人員,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中共代表潘漢年雖然年僅30歲,但經驗卻十分豐富,他早年隻身闖入上海文壇,成為一名很有影響的「十字街頭」文學闖將。嗣後又投身革命,曾擔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他練就了一雙敏銳的眼睛。今天的這場會談一開始他就感覺到有些異常,他暗暗叮囑自己,今天的這場會談,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則,不能鬆懈,不能給陳立夫以可乘之機。
  會談開始了,潘漢年站了起來,以他那慣有的學者風度,有條有理地說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提出了許多合情合理的建議:
  ——雙方派全權代表談判,訂立抗日救國協定。
  ——雙方共同努力,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復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實現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國共兩黨派出同等數量的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的機關。
  ——國共雙方均保持其政治、組織上的獨立性。
  ——為實現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應採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驟,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劃定紅軍適宜的屯駐地區;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匡統一的軍事機關;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等等。
  陳立夫聚精會神地聽著潘漢年的發言。說老實話,陳立夫從內心裡佩服共產黨,認為這個草案確是無可挑剔的。但蔣介石在會談之前,就已經給他下了密令,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中共方面提出的這個草案。故而他在一面專心聽潘漢年的發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難中共,讓中共知難而退出談判。
  潘漢年的發言完畢之後,陳立夫接著發言,他故作坦誠的模樣,說道:
  「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人到5000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
  陳立夫的「真誠」並沒有蒙住潘漢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陳立夫的險惡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權與軍隊,那麼中共拿什麼與國民黨抗衡呢?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不就吃了沒掌握軍隊的虧嗎?陳立夫所提的條件決不能答應。
  陳立夫的話音剛落,潘漢年就站了起來,嚴正指出:
  「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你這些條件當是奉了蔣先生之命才擺出的,蔣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了,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
  潘漢年的話一下子揭穿了陳立夫的老底,陳十分尷尬,無言以對。沉默了十幾分鐘以後,陳立夫又厚著臉皮說:
  「你我均非軍事當局,無權決定軍事。能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周恩來面談。」
  潘漢年一口回絕了陳立夫的建議。他說:「在你們這種苛刻條件下,周恩來是不會出來和你談的。」
  「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暫時停戰的條件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潘漢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這樣,談判陷入了僵局。
  為了打破僵局,積極爭取蔣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讓步,指示潘漢年,「為一致抗日,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談原則協定」。
  「曾談原則』是原來陳立夫通過曾養甫向中共提出的談判條件:黨公開活動;政府繼續存在;參加國會;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但不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與領導。這也是當初蔣介石的意思。
  但蔣介石已忘了當初的諾言。此時,他正在洛陽指揮大軍圍攻紅軍,怎會坐下來與中共平等談判呢?他拒絕了中共的建議。
  11月16日,陳立夫再次邀請潘漢年赴南京會談。這次會談較之上海的會談,陳立夫更無誠意可言。
  會談一開始,陳立夫便告訴潘漢年說:
  「蔣先生以為上海談判我方所提各條件並無不妥,不能放棄。希望潘先生能將此意見迅速轉告延安。」
  頓了頓,陳立夫又故作理解狀,說道:
  「我知道這樣做實在有些委屈貴方了。但如果因此能達成協議,結成統一戰線,驅逐日寇,保我領土主權之完整,受點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儘管陳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漢年不為所動,潘漢年嚴肅地說道:
  「這不是什麼委屈不委屈的問題,為了團結蔣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讓步,以貴方提出的四個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而蔣先生卻拒絕了這樣的提議。試問究竟是我方不願受委屈呢,還是蔣先生沒誠意呢?」
  陳立夫見軟的不成,便來硬的,他威脅說:
  「目前日、德兩國已簽訂反共協定,並且正在拉蔣先生加人反蘇戰線,中蘇關係可能會惡化。如果此時延安方面仍不願受點委屈的話,到了那時,紅軍豈不更糟糕。」
  潘漢年聽完此話,覺得再也沒有可談的了,便站起身來,拱手向陳立夫告別:
  「蔣先生既然要加人反蘇戰線,就不會抗日。那我們今天的談判也不需要了。」
  陳立夫、潘漢年的會談再一次不歡而散。自此以後,陳立夫雖同中共方面仍有零散的接觸、交談。但由於蔣介石缺乏誠意而始終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
  通往延安之路似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3.「西安事變」中二陳站錯隊
  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陳果失、陳立夫積極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在蔣平安回到南京後,受到了蔣介石的指責,為此二陳十分恐慌,極力彌補過失。
  193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50大壽壽辰。由於這時蔣介石正積極充實軍備、修築國防工事,陳果夫想出了一個發動全國各界人士向蔣介石獻機祝壽的主意。他的這個建議是向何應欽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發動由各方面捐獻飛機,作為壽禮,可固國防」。何應欽表示贊成。這樣,一場獻機祝壽活動便在全國展開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壽典禮在明故宮飛機場舉行,同時,由各地方各團體舉行獻機典禮。國民黨中央大員,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學生等參加者很多,場面非常熱烈。在獻機當天,空軍還舉行了飛機表演。
  這次獻機活動,由於全國抗日氣氛高漲,民眾踴躍捐款,數量非常可觀。獻機祝壽當天,捐款購回飛機已命名者達50多架。全國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萬,未收到的有500多萬,總數1200多萬元。這次損款所購的飛機都購自美國,由於美國對日本在遠東咄咄逼人的氣勢表示恐懼,又同情中國抗日,所以在飛機價格和性能上都對中國照顧。
  空軍是兵員少,費用大的兵種。由於財政困難,中國空軍此時還在初創階段,力量單薄,距離可以和日本空軍抗衡的目標,遠遠不及。此次捐款購機,是在此以前中國空軍史無前例的一次大採購,對以後中國空軍的建設影響非常大。陳果夫任主席的江蘇省獻機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車由鎮江到句容,親自主持江蘇全省各力量獻機祝壽命名大典,民眾到者數千人,各界代表到會者也不少。江蘇所獻九架飛機來自:1黨政系統;2政治軍警系統;3小學生;4教職員與學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農民;9童子軍與自由職業者。
  此次獻機,在獻機祝壽活動發起時,明確表示是作抗日軍用。事實上既是公開的整頓軍備,又是調動全國民眾情緒的一種試驗,其國際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蔣介石此時已確認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因而加強軍備就是勢所必須;但是,祝壽活動是公開地加強軍備,此時由於中國準備未周,蔣介石還不願和日本人明確攤牌。最後蔣介石採取了「避壽」的辦法,既接受所捐飛機,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開對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壽典禮的前一個星期,蔣介石偕宋美齡飛往西安,在遊歷了華山之後,於10月29日,飛赴洛陽。蔣介石此次離開南京的原因,名義上是「避壽」,「聞京中將有盛大慶祝,乃決意離京。」實際上至少還有兩個目的,一是部署和協調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央軍的陝北「剿共」;二是檢查坐鎮洛陽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教育長祝紹周和中央軍軍長樊甫、劉屹等人負責的河南軍隊整理和沿黃河一線的國防工事修築情況。
  正當蔣介石坐鎮洛陽,部署北方軍事時,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前往洛陽見蔣介石,對蔣說西安形勢緊迫,或將生變,請蔣務必去西安一次。通過各種情報來源,蔣介石也知道情況緊迫,在這一天日記中,他寫道:「東北軍之兵心,為察綏戰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余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而挽危局,蓋余個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
  東北軍之所以軍心不穩,為上述所謂察綏戰事關係很大。1936年11月,傅作義率部在綏遠百靈廟擊敗德王、李守信部和漢奸王英的大漢義軍,取得了當時震驚中外的「百靈廟大捷」,對全國人心影響很大。擊敗德王、李守信、王英,在當時的影響上,類同於擊敗關東軍。而東北軍在北洋軍閥時期及以後,素稱能戰,1927年寧漢對峙期間,以東北軍獨力,對付馮玉祥的西北軍和閻錫山的晉軍兩部合力尚有餘,當時傅作義率部攻佔琢州後為張學良包圍,傅作義雖拚死力戰,但最後終因力盡接受改編。但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幾乎是每戰必敗,一丟東北三省,二丟熱河,1933年長城抗戰,西北軍宋哲元,中央軍楊傑、晉軍傅作義都有上佳表現,唯有東北軍何柱國,一戰便丟了九門口,致使東北軍大失臉面。以後蔣介石把東北軍只放在後方支援的位置,不再放在正面前線,蔣此舉對東北軍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東北軍離開華北之後,輾轉於湖北、陝西,因失去基地,經費缺乏,蔣介石減去該軍軍餉的五分之一,使該軍將士更有倍受歧視和顛沛流離之感。時時夢想打回東北,一雪屢敗之恥,二復經濟待遇。因此,當看到傅作義取得「百靈廟大捷」之後,東北軍對打回東北更加躍躍欲試。
  東北軍被蔣介石逼赴陝西「剿共」,實非東北軍所願,所以在作戰中,也難免打滑偷懶。正當蔣介石坐鎮洛陽督陣時,胡宗南率軍向陝北進攻,按計劃東北軍應協助作戰。但東北軍諸部或逡巡不前,或行動遲緩,最後形成了胡宗南孤軍深人的局面,1936年11月,山城堡一戰,胡部一旅被殲,一旅被擊潰。
  而在此時,東北軍從上到下都對共產黨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同情。對此在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第一次人陝,蔣即有察覺。在《西安半月記》中,蔣寫道:「中正於二次人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
  從當時的情況看,蔣之所以派東北軍去「剿共」,一是因為東北軍不願去貴州,另外還有個原因,就是蔣系中央軍請部正忙於整理,不願因向西北大規模派兵而致整理中斷。所以1936年12月4日,蔣決定親赴西安,安排「剿共」,並把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朱紹良、蔣方震、陳調元、邵元沖等人召到西安,召開「西北剿共」會議,將蔣鼎文為「剿共」司令,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調蔣鼎文、衛立煌、王均、樊甫、萬耀煌請部中央軍近30萬人,開往西北,準備如果東北軍和楊虎城部厭倦「剿共」,便將之調往福建、安徽,而將中央軍調至前線。
  這時正值1935年「一二·九」運動一週年前夕,因為蔣介石在西安,西安學生和群眾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也趁勢向蔣介石提出聯共抗日的建議,蔣稱張「年輕無知」,並聲稱,「你就拿槍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
  在南京,最先察覺西安發生問題的是陳果夫的老友曾養甫。因為他主管交通通訊,當西安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事變後,曾一度下令和外界斷絕一切通訊聯繫,曾養甫發現這一異常情況後,立即命令查找原因,12日下午5時,證明西安發生事變。陳果夫立即從曾養甫處得到了消息,但關於蔣的下落,曾未能查明。在曾養市查明西安事變之前,為查核有關西安方面的消息,陳果夫還找陳佈雷打聽情況,據陳佈雷日記記載「是日下午1時余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西安之消息,余怪問之,則謂西安至南京電報已不通矣。」
  有關蔣介石個人的消息,最早來源是軍方。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時,駐紮在豫西一帶樊甫部轉張學良西安去電,稱蔣在西安「失蹤」。下午6時左右,南京政府接到了張揚在西安發出的通電,通電除八大主張外,明告南京發動事變的目的是「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淨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這些消息在南京首先為何應欽得到。
  1936年12月12日下午5時,陳果夫在從曾養市外得到西安發生政變的確實消息後,立即又打電話向何應欽核實,何應欽回復說確有其事,但真相到底如何,還不清楚。陳果夫於是在和曾養甫商量後,召集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常委丁惟汾、戴季陶、於右任等人到他的寓所商量對策,這時西安方面的八大主張已傳到南京,大家略做商量之後,便一齊來到何應欽的住宅。
  等他們到何應欽住宅時,何宅已聚集很多人,馮玉祥也到了。在成立軍事委員時,蔣介石為委員長,以馮玉祥為副委員長作陪襯,這時馮玉祥在蔣被扣的情況下,想以副委員長代行委員長職權,但大家都不同意。查閱軍事委員會組織法,因無此項規定而作罷。最後,李烈鈞出面調和,決定將軍權付與軍政部長何應欽,由何統一指揮軍隊,負軍事全責。經過內部協調,決定於午夜一點在中央黨部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在緊急會議上,戴季陶態度最為堅定要求討伐張揚,孫科未說話,而馮玉祥語言含糊,會議開到凌晨3時,做出了決定:一、明令免除張學良、楊虎城所兼各職,通電全國,將張楊罪行公佈於眾;二、軍事委員會常委增加七人,包括何應欽、陳誠、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等;三、軍委會工作由副委員長馮玉祥與各執行委共同負責,軍隊指揮權歸何應欽。四、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長代理蔣介石之行政院長職。
  12月13日,陳果夫又與葉楚傖、陳佈雷和曾養甫等三人在葉楚傖家開會,討論對外宣傳口徑,最後決定:一、由全國各報,用同一口徑發表一聲討張楊宣言;二、由葉楚倫擬稿,電令各省市黨部指導民眾團體主張一致;三、由陳佈雷擬稿,由陳果夫用江蘇省主席名義,電各省主席一致主張,寄鎮江拍發;四、由何應欽領銜,以何和黃埔同學會名義電各省各軍,共同發佈宣言。這四條辦法實行後,遂告成了國民黨地區輿論上的一致。各地省主席相繼向陳果夫復電,表示自己的態度。據陳果夫自己說:「各省主席復電,大都很好,其中以龍雲有決斷,復電最快,以馬鴻逵來電最有情感。」陳果夫還給楊虎城去了一電,「反覆勸導,及曉以利害,楊亦有回電。」
  宋美齡在10月22日本和蔣介石一起飛西安,但返回洛陽後,因病前往上海治療。所以,12月4日蔣介石再去西安,宋美齡沒有同行。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宋美齡還在治療。她後來回憶說:「時適在滬寓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惡耗來余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宋美齡得此消息後,甚為恐慌。時西安有線、無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得正確消息。然瀾語浮言,已傳播於全球,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群眾求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各界報紙「竟根據之而作文字之標題矣。」宋美齡、孔祥熙偕蔣介石的顧問端納一起乘夜車返回南京,12月13日到達南京。
  宋美齡一到南京,立即獲得了南京政府有關應付政變措施的信息,她頗不以為然。她認為此次事變「決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以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因此她指責進攻西安和通電懲辦張揚的決議「太硬」。她認為「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委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因此,宋美齡聲稱她對南京方面已作出決議:「余個人實未敢苟同。」13日下午3時,南京再次開情況通報會,陳果夫會見了一些人,聽取各方意見,並與葉楚愴商定了宣傳口徑。因宋美齡、孔祥熙返回南京後,在如何處理事變問題上與何應欽發生激烈爭論。13日晚,陳果夫至孔祥熙寓與孔和宋美齡等人商量進攻與談和的利害問題。14日下午5時,陳果夫返回江蘇省政府所在地鎮江。當天,陳果夫「因離京距西安更遠,消息隔閡,京中各方面意見不一致,晚上窮思苦想,竟不能安眠。」第二天中午,與江蘇省黨部成員聚餐,因江蘇省黨部人有召開鎮江市民大會,聲討張楊計劃,陳果夫勸罷。他認為「鎮定後方,不能自造肇亂之因。集會結社足以肇亂,是以有式嚴令之頒布。凡處變時必須明順逆、正反與動亂之關係。」陳果夫又告訴他們:「事變突發時,應注意各方建議之抉擇,萬不可如急病時之亂投藥石也。」15日下午乘車返回南京。
  12月16日上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討伐張學良,命何應欽為討伐逆軍總司令,何立即就職,並舉行了白衣誓師儀式,把蔣已看作死人。在就職誓詞中,何發誓要「督率三軍,指日西上」。調動十幾個師開向西安,在華縣與楊虎城部發生戰鬥。同時,何應欽命令空軍轟炸西安,由於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的堅決反對,才改為轟炸西安近郊,以向張、楊示威。同一天,陳果夫以中央政治無人負責為由,與曾養甫商議,擬請正在上海的張靜江到南京主持。同時,修改了主張討伐的意見,「各方建議營救者,分別派出工作,或接受其意見」。但仍主張討伐是最有效的辦法。
  宋美齡反對何應欽討伐張、楊的理由,最得力為兩點:一、討伐必然導制內戰,即日本「正盼中國之內戰爆發,俾以借口大規模之侵略,完成其統制中國之迷夢,則此種現象之造成,自將引起彼方無限制之干涉」;二、討伐必然導致蔣介石被殺,而蔣的死活關係重大。「為中國計,此時萬不能無委員長以為領導;委員長生還之價值,實較其殉國尤為重大。」何應欽對宋美齡的主張並不尊重,他公然聲稱:「婦道人家在這種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但他也不敢承擔「引起日本侵略」和「蔣被殺」的罪名。恰在此時,日本的一則聲明在輿論上幫了宋美齡的忙。12月17日,日本外相聲明:「絕對不能與張學良妥協,否則,日本政府將不能坐視」,在要求南京進攻張、楊的同時,其答應日本將給予軍事援助,並授意內蒙偽軍李守信通電與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討伐張楊。日本此舉,無疑於昭告世人南京進攻西安對日本有利,這等於是證實宋美齡關於日本「正盼中國之內戰爆發,俾得以借口以大規模之侵略」的看法。而日本政府指使李守信通電支持南京討伐張楊,更使何應欽難堪,這簡直是把何應欽看作等同於李守信的漢奸。性急的日本外相本想趁機置蔣介石於死地,卻由於手法拙劣而起了正好相反的作用,這使宋美齡在和何應欽的爭論中逐漸取得了主動。她繼續採取措施,一方面竭力採取行動阻止討伐擴大化;另一方面給去西安調解的端納打電話,要他立即向蔣介石報告情況,下停戰命令。蔣介石於是下令停戰3天。但何應欽以該命令是蔣介石在被脅迫下作出的為由,拒絕執行。17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常會再次舉行,孔祥熙報告了蔣鼎文已被釋放一事和其它有關消息。張靜江由上海到達南京。陳果夫斷言,張學良發動政變不是共產黨主使,而是張學良已接受共產黨的思想。
  12月17日,蔣鼎文攜蔣介石親筆手令從西安到洛陽,18日抵南京,要求南京停止對西安的攻擊宣傳,命令停戰。蔣鼎文向南京政府報告了事變的全過程,並通告了邵元沖死難的消息。19日,蔣鼎文將從西安捎回的蔣介石日記一本交給陳果夫。陳果夫致電山西趙戴文,又請張靜江致電閻錫山,要求二人居中周旋,請張學良放蔣介石。20日,趙戴文復電陳果夫,說他已向張學良說項,但張回話含糊其詞,所以未奉閻錫山命親去西安。同一天,宋子文和端納直飛西安,會見蔣介石和周恩來。當天晚上,閻錫山致電南京,說張學良已縮小要求目標,不造內戰,但求抗日。同一天,和張學良關係密切、對張頗有影響力的杜重遠應陳果夫之召到南京,陳果夫問他對事變的看法,杜重遠說:「張意無非:1求出路;2好奇、立異、喜新;3衝動。所謂放人及抗日主張無非掩飾之辭。此事不可為,此人亦不足有為,已去電責之矣。」陳果夫認為杜重遠是人民陣線人物,所以向他介紹了蔣介石處理對日問題的想法:1如果打,就一定要打敗日本;2不能糊里糊塗葬送國家;3國策不能任意改變,比如對付日本,不先鞏固北平、天津,卻先去收復察哈爾、綏遠的失地,必然導致混亂。
  12月ZI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訴陳果夫說,張學良在找台階下台,要價已經報出來了,以後要看我們的還價了。由於宋子文可以和蔣介石直接談話,陳果夫大為不滿,他抱怨說:「留學生問題極為重要。凡變亂之起,常有不明國情而言之成理之新歸國留學生在內,故今後派遣留學生,不能不重訂辦法。」第二天,宋子文與宋美齡、蔣鼎文、戴笠三人飛往西安,具體和張學良談判放蔣事宜,23日談判成功,26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當宋子文、宋美齡在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等協商放蔣時,1936年12月23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再一次召開,決定以林森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補選居正為中央常務委員,並兼代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隨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以林森為主席。24日上午,蔣鼎文、戴笠返回洛陽的消息傳到南京,南京各大員認為解決西安事變已成功在望。25日下午,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回到洛陽,消息傳到南京以後,「一時全城歡欣若狂,爆竹聲深夜未止。人人歡躍,面有喜色」。26日中午12時,蔣介石在歡迎人群的歡呼聲中走下飛機,「腿兩部行動時,似不自如,幸精神尚健旺」。「明故宮機場人山人海,熱烈歡迎。下午5時委座召集訓話,敘事變經過,與本人態度始終表示不屈之精神,聽者無不感動,至於淚下。」有趣的是,當洛陽、南京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蔣介石安全歸來的同時,西安也舉行了盛大慶祝會。陳公博回憶說:「蔣先生離陝的那夜,說張楊服從蔣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樣的拍老百姓的門叫放鞭炮,說蔣先生服從張楊的主張了。」
  經過「西安事變」十幾天的折騰,陳果夫感慨頗多:一是他認為人民的覺悟已達到相當的程度,而各地軍政長官之覺悟程度相差甚遠;二是青年運動最難處理,有主張搞的,有主張禁止的;陳果夫自認為有計劃、有組織地搞青年運動,會有好處,但具體辦,怎樣適度,很難掌握;三是不要輕易負責任,在事變期間,有許多人對陳說:「你的責任重大」,「此事你要做點主」,「你要負起責任,然後才有辦法」之類的話。陳果夫認為,對說這些話的人要留心,因為亂子很多就是這些人引起來的。
  12月27日早9時,陳果夫乘車返鎮江,「到時鎮江民眾正從體育場出發,秩序井然,甚為欣慰。有許多小孩,聞委座出險,莫不發狂打跳,大人則跳躍一如兒童」。28日晚,陳回到南京。29日上午,南京召開會議,取消所有的討伐案和討伐會。蔣介石以西安事變雖為張學良所發動,但他本人為全國最高統帥,應負失察之責為由,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辭職。國民黨中常會立即通過一個挽留決議,並由國民黨全體中常委前往蔣的寓所,當面挽留。蔣介石堅決請求辭職,最後中常會准給蔣一個月的假,回老家休息。12月31日陳果夫也返回了江蘇省政府所在地鎮江。至此,驚動一時的西安事變結束。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陳果夫、陳立夫積極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救出蔣介石。在這一點上,二陳的態度與何應欽是一致的。
  然而,何應欽堅決主張討伐卻另有隱衷,他想趁機置蔣介石於死地,而以自己取代蔣介石的位置,何應欽在戴季陶、居正、吳稚暉、葉楚倫、陳果夫、陳立夫等人支持下,就任討逆軍總司令,部署對西安的討伐行動,並派出大批空軍轟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變竟和平解決了。在蔣介石接受了聯共抗日、釋放政治犯、擔保內戰不再發生等條件後,張、楊釋放了蔣介石。
  12月26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剛開始,蔣介石還表揚了二陳,認為他們在西安事變問題上的主張和態度是正確的。但不久,二陳就因在事變中支持何應欽而遭蔣介石的指責了。
  蔣介石、宋美齡、陳佈雷等以宋美齡的名義,合夥炮製了《西安事變回憶錄》,大大地諷刺了何應欽、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等武力討伐派。
  但二陳畢竟是蔣的親信,雖然在西安事變中站錯了隊,蔣介石還是讓他們為自己做事。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的談判仍由陳立夫主持。
  西安事變雖然迫使蔣介石停止了內戰,並坐下來與共產黨談判,但蔣介石卻不肯根本放棄中共必須解除武裝,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方針。陳立夫由於在西安事變中站錯了隊,挨了蔣介石的罵,這時就不得不更加跟緊蔣介石,以彌補西安事變中的錯誤了。
  1937年5月,國共雙方在南京談判。陳立夫即指示參加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沖、康澤:
  「第一,關於邊區轄境問題,委員長說過,多劃一兩縣,少劃一兩縣,沒有多大關係;第二,關於邊區隸屬問題,不給它隸屬於行政院,要它隸屬於陝西省政府,不然,他們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煩;第三,關於邊區主任的人選問題,要求他們在於右任、張繼、宋子文三人中擇一任命;第四,釋放政治犯問題,就是要他們開名單,等他們開來後,我們借口向全國調查,可以任意拖時間;第五,關於辦報問題,這不能准他們。
  陳立夫的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蔣介石限定的範圍。
  但抗戰全面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二陳都主張抗戰。為了抗戰,二陳都希望國共兩黨能盡快實現合作,以動員全國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戰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康澤、張沖在南京談判。談判期間,陳立夫雖沒有公開露面,但每一次談判前,陳立夫都要召見康澤、張沖兩人,指示意見;每一次談判後,也要康澤、張沖匯報情況。在陳立夫的指示下,康澤、張沖等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稿上簽了字,同意了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張。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也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這標誌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陳立夫主持的國共秘密談判終於有了一個好的結果。
  第十二章 重慶談判
  1.「執棒與執肉」的叫囂
  抗戰勝利,國民黨內有人提出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陳立夫聽後大發雷霆:「對黨內只有一手執《可蘭經》,一手執劍;對黨外只有一手執棒,一手執肉!」
  1945年8月10日下午6時許,山城重慶無線電波中傳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訊。中央社的牆上立即貼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口號。
  這彷彿是一枚精神原子彈在人群中爆炸,當天晚上,重慶便成了歡騰的海洋。
  重慶各報以「抗戰勝利和平再造,百萬市民熱烈狂歡」等大字標題,報道了重慶市10月夜歡呼勝利的場面。《國民公報》報道,「9時許,市區鞭炮大放,較之新年猶為熱烈,聲音喧動山城。」「大小市街,人行道兩側,市民排列,人如長蛇。」《新華日報》以「山城沉浸在狂歡之中」為題,描寫「千千萬萬市民湧向街頭,一片海濤似的歡呼,連珠炮似的鞭炮,狂熱的鼓掌聲,頓時掩蓋了整個山城。」
  與此同時,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也如同重慶,全都歡喜若狂。
  8月15日,蔣介石對全國軍民發表廣播演說,公佈日本政府已正式無條件投降,並宣佈即日起放假3天。
  對於抗日戰爭的勝利,二陳與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
  陳果夫已在病中,聽說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半,整天接待來訪客人並與之長談,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晝夜不眠。
  陳果夫善於用詩文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10月21日,是民國元老居正70大壽,他以晚輩身份贈祝壽詩一首:
  先知先覺居先生,
  仁愛心腸廣濟人。
  五十年來勤國事,
  而今司法更嚴明。
  在茲勝利雙慶月,
  舉杯宜稱萬眾心。
  國泰樂成人益壽,
  再加七十不為增。
  一天早晨,陳果夫早早起床,迎著寒風在院裡轉了幾圈,他染上肺病以後,一直習慣於早睡晚起,尤其早晨怕冷,稍有冷風侵人,便咳喘不止,今天他卻一點不覺得冷,也不咳嗽吐痰,只覺得精神煥發,心花怒放。他面朝太陽踢踢腿,擺擺臂,活動了一會,仍覺得餘興未減,轉身回屋,磨墨鋪紙,凝神思索,揮筆寫下幾副喜聯:
  勝利還鄉,勿忘八年苦戰;
  和平建國,正是千載良機。
  研究科學,必須趕上原子彈;
  從事建設,不可習染舊官風。
  這些喜聯,寄托了陳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國,開創新風,經濟上希望從事建設,在科學文化方面希望能趕上世界強國的迫切心情。
  陳立夫同樣沉浸在抗戰勝利的興奮之中,他找到陳果夫,兄弟二人共道欣喜之情,同時也對國家的未來展開宏圖構想。
  陳果夫有肺病,早已與酒絕緣,但為了表達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和陳立夫破例飲了幾杯,席間,兄弟倆談笑風生,各抒己見。
  陳果夫飲下一杯,直覺得全身像燃燒起來,臉也隨之變得通紅,他問陳立夫:「日本人投降了,你認為共產黨能不能成氣候?」
  陳立夫放下酒杯,冷笑一聲,不以為然地道:「我敢斷言,中國必將是國民黨一統天下,也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陳果夫乾咳兩聲,陳立夫忙遞上手帕,陳果夫擺擺手,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手帕,輕輕地擦擦嘴巴道:「共產黨雖不成氣候,但在抗戰中卻擴大了軍事力量,地盤也擴大了不少,這對我黨我軍可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啊。」
  陳立夫仍不以為然地道:「別忘了,日本人是向國民黨投降,而不是向共產黨投降。就目前的格局來說,論軍隊,論武器裝備,論地盤,共產黨恐怕是忘塵莫及吧?再說,我們還有美國人的支持……」
  陳果夫又乾咳幾聲,擺擺手,打斷了陳立夫的話:「可是,共產黨有民心。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紛紛要求結束專制統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承認多黨派的合法存在,這不能說與共產黨的宣傳沒有關係。」
  陳立夫站起來,在屋裡踱了幾步,突然轉過身來說:「必須維護國民黨的權威,絕對不允許兩黨並存!」他歎了一口氣,又踱了幾步,自言自語地道:「皮之不存,毛將存焉?」言外之意是,國民黨的合法地位取消了,CC還如何生存,沒有了CC,二陳的命運就發發可危了。
  陳果夫見陳立夫有些激動,便不作聲了,他又接二連三地咳嗽起來。
  這時,陳立夫想起了一件往事。
  還是在抗戰勝利前夕,陳立夫參加了一個國民茶話會,當時因勝利在望,茶話會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
  開始,陳立夫一言未發,悉習傾聽他人的意見。
  有人提出,抗戰勝利是由國共兩黨共同取得的,一旦成功之日,國共兩黨仍需繼續合作,以期和平建國。
  聽到這裡,陳立夫一下子站了起來,怒氣沖沖地指著那位不識時務的官員斥道:
  「對黨內只有一手執《可蘭經》,一手執劍,對黨外只有一手執棒,一手執肉。」
  那位官員被陳立夫的舉動嚇了一大跳,隨後又問:「此話怎講?」
  陳立夫哼了一聲,仍然氣沖斗牛地道:「現在的敵人就是共產黨。對共產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級黨員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麼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提國共合作,簡直是不識時務!」
  與會官員個個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作聲。
  陳立夫坐下了,稍緩和了一下口氣接著道:「我再重申一遍,從今以後,我絕不允許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國共合作。」
  茶話會不歡而散。
  這件事雖然已過去半年的時間了,但陳立夫一直耿耿於懷,現在想起來更是不寒而僳:沒想到在國民黨內部,仍然還有人主張國共合作!陳立夫認為,國共兩黨打了多年的仗,積怨甚深,對共產黨只有消滅,除此以外沒二話,但面對共產黨軍事實力的擴充,解放區的擴大,他也隱約有所擔心。
  陳立夫在政壇上可謂活躍分子,而陳果夫因為病魔纏身,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臥室中呻吟,整天掙扎在生與死之間,儘管這樣,他仍然沒有淡化對政治的熱情。
  一日,陳果夫、陳立夫邀請著名學者梁漱溟來家敘談。
  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對中西文化頗有造詣,二陳對他的學問功底也深為折服。
  一陣寒暄客套之後,陳果夫道:「梁先生,果夫若非身負黨國重責,真願隨先生於翰墨書香之中,以求人生之趣啊。」
  他長歎了一聲,挪挪身體,接著道:「先生之志,令我頓生羨慕之情,願先生切勿再從事軍事政治,多從事文化研究。」
  陳立夫也幫腔說:「中國文化淵遠流長,燦爛輝煌,大有其研究價值。」
  梁漱溟不明白二陳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他不好詢問,只是捋了捋鬍須笑了笑,坦蕩地說:「不管研究政治、軍事,還是研究文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國土再承受戰爭了,不管內戰還是外戰,最後遭殃的是人民,當然,戰爭也會造成一個國家文化的衰退。」
  陳果夫連忙隨聲附和:「梁先生言之有理。」
  陳立夫也道:「是的,是的。」
  梁漱溟接著說:「我一向不關心政治,朋友之間莫談國事。」
  陳果夫接過來說:「鑒於身體的原因,我對政治的興趣也淡化了,餘下時間,好好拜梁先生為師,爭取在文化研究和科學研究上有所建樹,可現在又覺得力不從心啊。」
  陳立夫說:「梁先生,作為一個知名學者,你認為抗戰勝利後,我們黨應該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梁漱溟捋了捋鬍須,呷了一口茶,半晌才說:「愚認為貴黨應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進行徹底的清理與整頓。你看,老夫說莫談政治卻又談起了政治。」
  陳果夫道:「梁先生頗有高見,我們願洗耳恭聽,俯首領教。」
  陳立夫道:「梁先生儘管講下去。」
  誰知,梁漱溟卻閉口不談了,二陳見話題到此結束,也不好再追問。聊了一會,梁漱溟便起身告辭。
  送走梁漱溟,陳果夫與陳立夫密談了一陣,他們從梁漱溟的言談中悟到了一些東西,兩人經過反覆研究,擬出了八條建議,決定面見蔣介石。
  蔣介石府邸。
  陳果夫、陳立夫魚貫進入,宋美齡笑臉相迎,互相問候。
  蔣介石從臥室走出來,主動和二陳打招呼,看得出,蔣介石今天情緒很好。
  陳果夫道:「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委座也一定喜不自禁吧?」
  蔣介石笑了笑:「那是,那是。將士的鮮血總算沒有白流,日本帝國主義蹂躪中國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啦。」
  陳立夫忙隨聲附和:「抗戰勝利,我黨我軍功不可沒,委座功不可沒。」
  蔣介石笑笑,沒說什麼,他對陳立夫的恭維已習以為常了。
  陳果失道:「我們兄弟二人今天來您府上。是想請教一下,抗戰勝利後,對我黨建設將有何新主張?」
  蔣介石笑笑,看了二陳一眼,然後對陳果夫道:「依你兄弟二人之見呢?」
  陳果夫忙不迭地說:「余認為,我黨應改弦更張,進行徹底的清理與整頓。」
  蔣介石聳了聳眉毛,陳果夫把話停住了。
  蔣介石又笑了一下:「接著說。」
  陳果夫接著道:「我有八條建議,供委座批評。一、官僚作風與軍閥作風不可再留;二、政治應有方法,使早澄清,人法治之軌;三、制度不立,無以為政;四、為求安定,有時反種將來不安之恨;五、性格不可讓人捉摸,知注重某點,而竊取其他之點;六、黨無基礎,共黨如來合作,則我危險;七、多聽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見;八、同志應培植,否則將來無可用之同志,呼應不靈,難應付意外事變。」
  蔣介石靜靜地聽著,沒有表態。
  陳立夫幫腔說:「國共兩黨,不共戴天,對於共產黨,只有消滅之。」
  蔣介石忽然站起來,向窗戶跟前走走。
  陳果夫與陳立夫面面相覷。
  蔣介石轉過身來道:「黨內確有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說實話,我也有不滿情緒,但你二位的批評是不是有些過重了?」
  陳果夫不語。
  陳立夫低下頭。
  蔣介石又笑了起來:「儘管言辭有過重之嫌,但這八條建議是以證明果夫、立夫的憂國憂民意識,聞過則喜嘛。清理與整頓,是必要的,但我自有主張就是了。」
  陳立夫接過來說:「對於國共兩黨的關係,委座認為該如何處理?」
  蔣介石的答覆卻完全出乎二陳的預料,「我決定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
  陳果夫、陳立夫驚訝不已。
  蔣介石笑著解釋道:「如果抗戰一結束,我就急忙與共產黨分手,那麼,國共兩黨分裂的責任不就加在我的頭上嘛,我為何要做這等傻事?」
  陳立夫道:「那也不能和共產黨平分秋色啊!」
  蔣介石在屋內踱了幾步,慢悠悠地道:「傻瓜才與他平分秋色呢。我們也要抓民心啊。抗戰八年,中國老百姓吃盡戰爭的苦頭,如今抗戰勝利,人心思定,在這種形勢下,我不能當中國的希特勒。」
  陳果夫道:「如果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不就等於與共產黨和平建國嘛?」
  蔣介石打斷陳果夫的話:「果夫尚不完全理解我之用意。這些年,延安對我來說一直是塊心病。剿共剿了十幾年,共匪反倒地盤更大,人馬更多了,所以,我這塊心病也就越來越重了。」
  陳立夫道:「那為什麼還要邀毛澤東來重慶呢?」
  蔣介石道:「我相信他不會來,如果他不來正合我意,說明他與我黨合作無誠意,我先禮後兵,日後刀槍相見,責任就不在我啦。」
  蔣介石道:「我也自有主張。」
  2.初晤毛澤東
  毛澤東在重慶談笑風生,陳立夫曾暗中指使特務尋機謀害毛澤東。陳立夫對陳果夫說:「面對毛澤東我有一種敬畏,這是在蔣先生面前從未產生過的感覺。」陳果夫說:「這正是我怕見毛澤東的原因。」
  1945年8月,蔣介石給延安的毛澤東發去了電報,邀請他來重慶,共商建國大事。
  與此同時,蔣介石把何應欽找來:「我問你一句話:《剿匪手本》你那裡還有嗎?」
  何應欽一怔道:「那是民國十六年間所印的,是嗎?」
  「正是正是。」蔣介石喜孜孜地吩咐道:「現在,我決定把《剿匪手本》重印;請你馬上命令各區立即印行,越快越好。」
  「是是。」何應欽吞吞吐吐一陣。我回去馬上就下令。」
  這時,陳果夫在一邊插話了:「委座,這個時候再印《剿匪手本》,會不會引起閒話?」
  「我已經想好了。」蔣介石起立道:「反正是那麼回事,今天印,明天印,民國十六年印,民國三十四年印,都是一樣,你們放心好了。」
  陳果夫說:「現在,我們只希望毛澤東不敢來,那就什麼都好辦了。」
  緊接著,蔣介石又連續給毛澤東去兩封電報,事不過三,如果延安方面再無反應,蔣介石就完全爭取主動了。
  誰知,8月2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表時局宣言,強烈地表示了挽救國內和平的迫切願望,另外又拍來電報,毛澤東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即飛重慶,與蔣介石共商建國大計。
  蔣介石聞訊,臉色灰白,坐在沙發上半晌不說話。
  蔣介石久久才問:「延安還說些什麼?」
  「報告先生,」陳佈雷說:「他們宣言說,抗戰勝利了,新的和平建設時期來了,我們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奮鬥。他們還提出了六條具體辦法。」
  「大使館也知道了?」蔣介石問陳佈雷。
  「是的,剛才大使館的秘書還來過電話,說赫爾利大使馬上就再來拜訪您。」
  這時,門衛喊:「赫爾利先生到!」
  蔣介石忙起身迎候。
  赫爾利一見面便說:「這是有點意外的,不過,這也在我們的意料之中,值不得沮喪。」
  蔣介石苦笑道:「是的,赫爾利大使恐怕要辛苦一趟了。」
  「這種旅行也在我們預計之內。」赫爾利道:「蔣將軍準備派誰跟我走一趟廣
  蔣介石略一考慮:「我派張治中陪你去。」
  「好的,好的。」赫爾利道:「張治中很精明,他就是也曾主張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的人吧廣
  「不,倒不是張治中。」蔣介石道:「而是吳鼎昌。」
  赫爾利道:「那我們明天就走。」
  蔣介石道:「好吧。」然後又自言自語地道:「我總覺得,毛澤東這個電報不一定靠得住,等你們到了那邊,三句話不投機,他便乘機下台,說不去了,不去了。」
  赫爾利皺眉道:「蔣將軍,在毛澤東的電報還沒收到的日子裡,我同你的估計一樣,認為他是不敢來的;但他的電報到這之後,我的看法便和你不同,我認為毛澤東是會來的。」他又勸蔣介石道:「不過,毛澤東來不來,對我們的做法不受影響。他不來,我們明令討伐;他來,我們利用談判拖延日子,揮兵北進,把他們包圍的包圍,消滅的消滅。到那時候,別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就是剩下共產黨人個個都是毛澤東,個個都是周恩來,也無法挽救,只有滅亡了。」
  蔣介石搔搔頭皮:「毛澤東來了,要同他談些什麼,我還真沒想好。」
  赫爾利道:「不管談什麼,既然毛澤東來了,蔣將軍千萬告誡你的部下,不得胡來,否則圖這一時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輿論嘩然,或者更使紅軍奮激,那我們就不合算了。」
  「你放心,赫爾利大使。」蔣介石道。
  當夜,蔣介石找來陳立夫、陳果夫密談了一陣。
  後來,戴笠人報,陳立夫、陳果夫退出。
  蔣介石對戴笠說:「毛澤東和周恩來或許來重慶,你們已經知道了,他們萬一到達重慶以後,對我們可是個大好機會。」
  戴笠精神大振:「是!」
  「不過我自己已答應赫爾利大使和魏德邁將軍,」蔣介石道,「決不讓毛澤東在重慶有什麼意外。」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赫爾利的陪同下乘專機抵達重慶。
  整個山城為之轟動,成千上萬的工人、市民和學生自動走上街頭,熱烈歡迎毛澤東等的到來。那天風和日麗,渴望團結、和平、民主的人們,像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彙集機場,民主人士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的行動是「彌天大勇」。重慶《大公報》發表評論說:「毛先生能夠惠然肯來,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機場上人山人海。「毛先生,歡迎您!毛先生,歡迎您!」的口號聲此起彼伏。
  部分文官武將主動迎上前去,毛澤東揮動帽子,緩緩舉步,慈祥地向歡迎的人群答禮,有些人被毛澤東的舉動感動得流淚。
  毛澤東在機場上發表談話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
  毛澤東頭戴一頂灰色的拿破侖帽,身穿一件寬大的藍灰布中山裝,腳上是一雙黑色牛皮鞋,身材魁偉,神采奕奕,他的簡短講話引起一陣暴雨般的掌聲。
  大約半小時以後,機場上的歡迎場面才結束,毛澤東等三人被送往曾家巖桂園休息。
  在這裡,毛澤東等人用過午餐,稍事停留以後,便驅車來到紅巖村13號,與在這裡等候多時的黨內同志見面。
  當晚,蔣介石在別墅——山洞林園為毛澤東接風洗塵。
  當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走下汽車時,蔣介石趕緊迎了上去。在此,國共兩黨的兩位最高領袖互相伸出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蔣介石很有風度地道:「潤芝,你好!屈指算來,我們已有十多年沒有見面了,上次我請你來,你沒有來,你派林彪來了。」
  毛澤東從容不迫地道:「我這不是來了嘛。」
  蔣介石雙手抱在一起:「來了就好,來了就好。」
  毛澤東謙遜地道:「我們久別重逢,實在令人高興。」
  蔣介石道:「歡迎潤芝到重慶來,希望你能多住些日子,我們很好地談一談。」
  毛澤東道:「感謝蔣先生的好意,還請蔣先生多多賜教。」
  兩人再一次握手,歷史留下了這一珍貴的鏡頭。
  客人們被引進客廳就座,應邀出席坐陪的,有國民黨政府大員張群、王世傑、邵力子、陳誠、張治中、吳國禎、周至柔等,還有赫爾利大使和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
  宴席間,氣氛非常熱烈,毛澤東與蔣介石相繼致詞,並幾次舉杯互祝健康。
  宴後,毛澤東等人即下榻於林國二號樓。他們在這裡住了兩個晚上,8月30日,才搬回紅巖村居住。
  對於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陳果夫、陳立夫是極力反對的。陳果夫重病在身,顯得力不從心,而陳立夫則三番五次找蔣介石,力陳自己的主張,仍一口不變地認為:對於共產黨,只有消滅,不存在和談。
  對於陳立夫的態度,蔣介石從內心贊同,但對他的露骨又極不欣賞。他不得不承認,二陳搞黨務是行家,但搞政治鬥爭就顯得缺乏頭腦,有時甚至表現得極為幼稚,缺乏策略,只知道一味地蠻幹。
  為了怕陳立夫的激進與蠻幹打亂了蔣介石的整體計劃,所以,他不讓陳立夫擔任國共兩黨談判的代表。
  蔣介石委派了王世傑、張群、邵子力、張治中等作為國民黨代表,與中共展開談判。
  對此,陳立夫耿耿於懷。
  9月1日,山城重慶剛下了一場雨,雨後的空氣顯得格外新鮮。這一天,中蘇文化協會舉行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雞尾酒會。
  主持人孫科、張治中、邵力子向國共兩黨負責人以及其他黨派負責人、文藝界人士、社會名流賢達發出了邀請。
  在被邀請的人員名單裡有陳立夫,但陳立夫並不知道酒會中也有中共方面的代表。
  晚7時,陳立夫衣冠楚楚、興致勃勃地來到中蘇友協大樓。
  一進門,陳立夫忽然感到氣氛有些不大對頭,大廳內,擠滿了各種服裝的客人。
  國民黨官員孫科、馮玉祥、張治中、邵力子、王世傑。陳誠、朱家驊、吳鐵城等人早已到達了會場。
  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羅申武官也到了。
  大家熱情握手,互相問候。
  另一邊,等候著的卻是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及社會知名人士,如沈鈞儒、左舜生、傅斯年、王崑崙、張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廬等。
  眾人有說有笑,卻並不人座,像是等待著什麼重要人物的到來。
  陳立夫感到納悶,他胡亂找了個位置坐下來,並不時地和熟人打招呼。
  忽然大廳裡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陳立夫猛地抬頭一看,只見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人春風滿面地出現在大廳門口。
  毛澤東神采奕奕、面目慈祥,他邁著巨人的步伐走進大廳,和大家—一握手。
  沒等陳立夫反應過來,毛澤東的一雙大手已經緊緊地握住了他。
  毛澤東微笑著說:「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你該是陳立夫先生吧,久仰久仰啊。」
  陳立夫顯得十分尷尬,他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不住地重複著:「歡迎……歡迎……」
  宴會開始了,在頻頻的祝酒中,才擺脫了陳立夫的尷尬。
  毛澤東、周恩來站起來,向大家祝酒,大家一飲而盡。
  毛澤東與周恩來舉著杯來到陳立夫面前,毛澤東說:「陳立夫先生,山城幸會,不勝榮幸之至啊,潤芝敬你一杯。」
  陳立夫沒想到毛澤東這麼快就來給他敬酒,他感到很被動,忙站起來,舉起杯語無倫次遭:「謝謝……歡迎……」
  毛澤東笑著說:「我先乾為敬。」說著,一飲而盡。
  陳立夫也痛痛快快地喝了下去。
  毛澤東、周恩來正要走,陳立夫卻拽住了他們,他親自給二位斟滿酒,自己也滿上,端起來說:「承蒙毛先生、周先生的真誠厚愛,立夫也敬你們一杯,祝您們健康幸福,諸事如意!」
  毛澤東說聲謝謝,又先干了。
  周恩來也笑笑,一飲而盡。
  陳立夫與二位相視一笑,把酒喝乾。
  這次與毛澤東、周恩來喝酒見面後,陳立夫心中掀起陣陣波瀾,毛澤東太了不起了。
  他當天就找陳果夫,把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對陳果夫講了:「我認為毛澤東無論相貌與氣質,乃至舉止言談,都非常讓人敬畏,這是我在委員長面前從來沒有產生過的感覺。」
  陳果夫沒見過毛澤東,他也有耳聞,聽了陳立夫的話,他乾咳了幾聲,道:「確實令我們不可等閒視之啊。」
  陳立夫接著說:「他那種隨和大度,侃侃而談,出口成章,還有他那濃厚的湖南腔,給人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還有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坦誠的態度,讓人有一種高山仰止之感。」
  陳果夫皺著眉頭說:「毛澤東能夠來重慶,對我黨就是一種不祥之兆,他有如此的膽魄與勇氣,實在出於我之意料。」
  陳立夫道:「看來毛澤東這班人,不是我們黨說的山溝溝裡的『共匪』,從來重慶以後,各界人士對他們的態度來看,共產黨收買人心的手段是比我們高明啊。」
  陳果夫點點頭。
  此後數日,陳立夫又參加了一系列與毛澤東禮節性的會見,感觸頗多。
  9月2日,蔣介石在官邸宴請毛澤東,陳立夫作陪。
  9月5日,晚上8時,中干校禮堂。
  蔣介石舉行茶話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其館員,並邀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作陪。
  陳立夫出席了這次茶話會。
  毛澤東仍然春風滿面,操著一口湖南腔,顯得很活躍,他說:「古人說的好,和為貴啊,國共兩黨也該是以和為主,和氣生財嘛。」
  蔣介石道:「潤芝言之有理,我請你來重慶,不就是為了和平建國嘛。」
  陳立夫聽不太懂毛澤東的湖南話,但對「和為貴」三個字,卻記得一清二楚。他內心有一種危機感,他知道,毛澤東打出「和為貴」的招牌,從輿論上已經在全國人民心中爭取了主動,佔據了位置。
  眼觀毛澤東的言談舉止,除讓陳立夫從內心感到一種震懾外,他還希望能想出一個辦法,說服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
  同時,陳立夫還在背地裡策劃了一些破壞和談的活動,他暗中指揮特務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況,只要有人與中共代表接觸,當時不便逮捕,也要進行登記。
  陳立夫還指使國民黨各報紙對和談進行少量報道,以降低中共的影響。他還派一個叫卜銳新的中統特務到《中央日報》任記者,專門刺探中共方面的情報,直接交陳訓愈或陶希聖,再由他們面呈陳立夫。
  陳立夫為破壞國共和談可謂費盡了心機,他利用控制輿論工具的權力,對和談的消息進行多方面的封鎖。
  3.不是冤家不聚頭
  陳立夫曾想說服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卻被毛澤東駁得無言以對。毛澤東拜訪陳果夫,陳果夫以病為由推辭。在反共問題上,二陳的口徑完全一致:對共產黨,只有消滅!」
  陳果夫、陳立夫積極反共,且為國民黨千方百計置共產黨於死地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一點,毛澤東心裡十分清楚,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拜訪陳立夫。
  毛澤東的訪陳計劃,令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們深為不解。
  毛澤東認為:「不錯,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了跟反共頭子蔣介石進行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成同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接觸。」
  周恩來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毛澤東坦然一笑:「不人虎穴,焉得虎子嘛,我毛澤東既然敢來重慶,就已經把個人生命置之度外了。再說,我相信他們也不敢把我怎麼樣,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周恩來、王若飛說不服毛澤東,只好執行這一計劃。
  9月7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前往陳公館,去拜訪陳立夫,不巧,陳立夫正好外出了。
  拜訪陳立夫未成,9月18日,毛澤東又去拜見陳果夫。
  此時,陳果夫正在病床上呻吟,聽到毛澤東來重慶的消息後,他就一直耿耿於懷,後來,聽陳立夫說看見毛澤東的感受,不知為什麼,他從心眼裡對毛澤東產生了一種敬畏心理。此時,毛澤東卻來拜訪,來得那樣突然,他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
  陳果夫有些不知所措,儘管他對毛澤東有一種莫名的敬畏,但他還是想見毛澤東一面的,但絕對不是現在。一來自己沒心理準備,說些什麼呢,如果說錯了,自己擔當不起責任;二來自己這副病態,恐遭共產黨人恥笑,想來想去,乾脆以體弱身衰為由,婉言謝絕了。
  又一次吃了閉門羹,毛澤東當然有些掃興。
  回到住所,毛澤東仍不甘心,他說:「劉備拜訪諸葛亮不是三顧茅廬嗎,我毛澤東莫非還不如劉玄德,去!」
  9月20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又一次光臨陳公館,拜訪陳立夫。
  陳立夫對毛澤東的再次拜訪已經有心理準備,後來又聽陳果夫說,毛澤東也曾去拜訪而被謝絕,他想,毛澤東一定還會來。
  陳立夫起身相迎,握住毛澤東的手熱情地說:「有勞毛先生大駕,有失遠迎,有失遠迎!」
  毛澤東風趣地道:「上次來訪未遇,很掃我興吶,怎麼?陳先生,你不介意潤芝的癡心不改吧?」
  陳立夫忙說:「哪裡哪裡,您是共產黨的領袖,能光臨寒舍,是立夫的造化。」
  一陣寒暄過後,毛澤東納人正題:「立夫先生,還記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潤芝終生難忘啊。」
  陳立夫一直找機會想說服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前幾次都是在公共場合會面,沒機會多談,況且也輪不到他,今天是在自己家裡,他終於找到機會了。
  陳立夫迫不及待地說:「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話想跟你說,我認為,中國人應信仰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目前,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馬列主義是外來的,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毛澤東一聽,笑了起來,說道:「陳先生,我正想就這個問題求教於你呢。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所以,我們才取得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勝利。而你們的三民主義呢,卻是反共、『剿』共、壓制工農,千方百計置共產黨於死地而後快,這難道是拯救中國嗎?」
  陳立夫聽了毛澤東的話,額上滲出冷汗,他沒想到毛澤東會這麼尖銳,忙說:「毛先生,言重了吧?」
  毛澤東立刻收住了笑容,臉色變得十分嚴肅,他有力地揮動著大手厲聲道:「陳先生,恐怕言不為重吧,十年內戰,你們對共產黨進行了五次『圍剿』,迫使紅軍北上長征。但是,你們不知想過沒有,為什麼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在抗日戰爭中,被你們『圍剿』剩下的紅軍,重整旗鼓,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成為對日作戰的勁旅……」
  陳立夫接過來說:「毛先生,抗日戰爭爆發,我們不還是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嘛?」
  毛澤東站了起來,表情更加嚴肅,義正辭嚴,凜然不可侵犯:「別忘了,是國民黨的積極『剿』共,才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險些招致亡國滅族之禍,難道這一教訓還不發人深省嗎?」
  陳立夫被毛澤東說得滿臉通紅,語無論次不知所措。
  毛澤東見陳立夫有些尷尬,便改變了語氣,詼諧地說:「陳先生,看來,你們的三民主義,還是不行啊。」
  此時,周恩來插話:「國民黨『圍剿』了我們十幾年,但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我黨還是以大局為重,不計前嫌,與國民黨實行了第二次合作。」
  陳立夫見說不過毛澤東、周恩來,便從另一個方面人手:「現在抗戰勝利了,你們應該放棄共產黨的武力政權。一國之中,怎能有多種政權存在?」
  毛澤東搖搖頭,反駁道:「怎麼,陳先生又逼我們上山打游擊,當山大王?過去我們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那叫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語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沒辦法,只好上山打游擊。」
  周恩來接過來說:「陳先生,上山打游擊可不是共產黨人的專利啊。現在抗戰勝利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國共兩黨應該再一次攜起手來,本著平等、和平、民主、團結的原則,共同建設國家,使民族興旺,人民富強,而不是誰迫使誰放下武力,俯首稱臣。」
  毛澤東又說:「還是那句老話,和為貴,和為安啊。」
  陳立夫從心裡認為毛澤東、周恩來說的都是事實,也頗有道理,他沒有更充分的理由來駁倒他們,儘管他長期在國民黨內部掌管黨務和宣傳工作。
  毛澤東說:「怎麼樣,陳先生,對我們的來意不會曲解吧?」
  陳立夫忙道:「哪裡哪裡。你們這次來重慶,是以證明共產黨主張和平建國的誠意,這正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啊。」
  手澤東道:「陳先生能認識到這一點就好,還希望你能為國共兩黨的會談多效力喲。」
  陳立夫也說:「那當然,那當然,我一定盡力。」
  毛澤東起身告辭。
  陳立夫恭敬相送。
  送走毛澤東等人,陳立夫陷入沉思之中,說實話,對於共產黨領袖的胸懷、度量、才華以及高風亮節,陳立夫深感佩服,這使他勸說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的想法逐漸淡化。相反,有些方面他幾乎被毛澤東、周恩來給說服了,所以,他顯得十分被動。在毛澤東來訪之前,他曾有了理論上的準備,並準備好好和毛澤東展開一場辯論,沒承想,自己的理論竟不堪一擊,甚至都沒來得及把自己的理論全盤托出,就被完全駁倒了。
  陳立夫想了一夜。
  陳立夫找到陳果夫,把同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陳果夫在病床上認真聽著,等陳立夫說完,他無可奈何地說:「這正是我怕見到毛澤東的一個主要原因。」
  陳立夫道:「我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有些主張,是頗有道理的,也是能夠贏得民心的。」
  陳果夫道:「這麼多年來,共產黨一直消滅不掉,恐怕這就是重要的原因。」
  陳立夫道:「不管共產黨如何贏得民心,也不管它怎麼正義,但國民黨是大黨,有槍,有政權,有錢,有地盤,有美國人的支持,這一點恐怕是共產黨所望塵莫及的。」
  陳果夫道:「你我都是從政的,搞黨務內行,但搞武裝鬥爭就是門外漢了。包括蔣介石在內,未必是毛澤東的對手,不然,剿了十幾年,共產黨還活得那麼自在。」
  陳立夫道:「那是日本人救了共產黨,不然,他跑到陝北又怎麼樣,只要在中國地盤上,早晚要剿死他。」
  陳果夫道:「共產黨槍少,人少,又偏於窮山溝一隅,雖然民心所向,又怎能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呢?」
  陳立夫道:「所以,我們不能改變立場,態度一定要強硬,絕對不能跟他們搞什麼和談,要和談怎麼會等到現在?」
  陳果夫道:「我們要提醒委座,對共產黨絕對不能手軟。」
  陳立夫道:「你聽委座的口氣,還是有和談的成分。」
  陳果夫打斷陳立夫的話:「這點你放心,論反共,委座比我們積極,他不會與共產黨平分秋色的。和談,只是一種形式而已,內戰還是要打。」
  陳立夫沉思了一下,說:「聽我們黨內有人說,與共產黨談判,我黨所提得條件有些苛刻,這樣會失去民心。這一點,你怎麼認為廣
  陳果夫道:「我認為這種擔心根本沒必要。」
  陳立夫道:「對!我們有多少人,共產黨有多少人?我們好寬的地盤,共產黨多少地盤?政治鬥爭靠實力,不要看共產黨吹得凶!」
  4.正義難敵
  政協會議上,蔣介石被迫實行「憲政」,陳立夫與周恩來等展開唇槍舌劍的辯論,企圖讓共產黨交出軍隊,交出地盤,結果卻讓周恩來說服了。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經過多天的談判,終於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承認民主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等。
  但是,國民黨卻頑固地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並妄圖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以至未能達成協議。
  10月11日,毛澤東返延安,周恩來則仍留在重慶。
  《雙十協定》簽定以後,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諾言,著手將長江以南——蘇南、皖南、浙東、浙西的新四軍撤往江北,再次用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明和平建國的誠意。
  可是,簽字的墨跡未乾,蔣介石就在10月13日向全國各戰區將領下達「剿匪」手令。
  面對內戰陰雲密佈的險惡形勢,中共代表為維護國內和平,於12月27日提出了關於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條建議,國民黨也提出三項辦法作為對中共提議的答覆。
  這時,美國政府採取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魯門批准赫爾利辭去駐華大使職務,並派陸軍上將馬歇爾為特使,來到中國,參加國共停戰談判。
  經過商議,1946年1月5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
  1月10日,又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所屬部隊發佈停戰令,並規定於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時停火。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
  早在會議開幕之前,蔣介石就為會議定了基調:
  「至於對共方針,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權,不如准其參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軍受編與恢復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決盡量容納之。」
  他準備在政協會議上,不惜一切手段,以達其目的。退一步講,即使會議不按他的意見去辦,共產黨拒不交出政權和軍隊,他認為也沒什麼了不起,國民黨大權在握,不會受共產黨的制約的。
  對於召開政協會議,陳果夫、陳立夫一直有牴觸情緒,甚至堅決反對。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別上了共產黨的當。
  陳果夫因為身體的原因,不能親自到蔣介石那裡,就寫了一封信,以表明自己的態度,信中道:
  「政治協商會議必無好結果,且無論如何,共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中國如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均未健全之際,頗有蹈覆轍之可能。請臨崖勒馬,另行途徑。並勸美國勿誤中國並以自誤為重。」
  陳果夫在病榻上,是經過深思熟慮,猶豫再三才寫的這封信,面對政協會議即將開幕,他憂心仲忡,坐臥不寧。
  蔣介石間完陳果夫的信,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無疑,陳果夫的話對他對黨而言,確是忠臣之言,然而,蔣介石明白「整天在病床上呻吟不止的陳果夫,又怎能瞭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參加會議的代表共38人,國民黨有8個名額,這8位成員是陳立夫、孫科、張群、吳鐵城、王世傑、陳佈雷、張厲生、邵力子。
  中共方面有7個名額,成員是: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禮堂舉行。
  由於停戰協定簽署的好消息已經傳開,參加會議的38名代表和列席會議的中外記者,個個喜形於色,興高采烈。
  會場的氣氛也顯得格外輕鬆而熱烈。
  蔣介石穿著整潔,最後一個走進會場。今天他是開幕式的主角。
  以往,凡是公開場合露面,蔣介石總是板著面孔,不苟言笑,以表示其威嚴。
  今天的蔣介石卻滿面春風,笑容可掬,顯示出少有的隨和與謙恭。
  蔣介石一到,會議主席便宜布開幕。
  例行的儀式完成以後,蔣介石便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開幕詞。
  蔣介石一講話,馬上又恢復了以往的威嚴,他以訓斥的口氣告誡與會代表:
  第一,要真誠坦白,樹立民主楷模;
  第二,要大公無私,顧會國家利益;
  第三,要高瞻遠矚,正視國家前途;
  蔣介石的下馬威,把與會人員給弄蒙了。
  蔣介石彷彿知道代表們要聽些什麼,只見他話鋒一轉,出人意料地道:「乘此機會,我要向各位宣佈政府決定實施的幾個重要事項。」
  代表們肅靜。
  蔣介石宣佈了四條:
  一、確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有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和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二、確保政黨之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並可在法律範圍內公開活動。
  三、實施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四、釋放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別予以釋放。
  蔣介石的話剛落,場內響起掌聲。
  不少代表為蔣介石的真誠所感動,認為這是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好兆頭。
  開幕式過後,政協會議便開始討論各項議案。
  列入會議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組,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大議案。
  五大議案一展開討論,立刻引起了激烈爭論,特別是國共兩黨的立場不同,分歧就更加明顯,尤其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各方代表爭論相當激烈。
  爭論的焦點,實際上仍是重慶談判時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即能不能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及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
  陳立夫躊躇滿志地參加了這次會議,上次遭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駁斥以後,他內心一直窩著火,今天,他要力陳自己的觀點,把面子挽回來,也給中共以有力的回擊。
  會議剛一組織發言,陳立夫首先站了起來,慷慨陳詞道:「我極力主張首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這本無可爭議。」
  陳立夫剛說完,還未落座,張群也跟著附和。
  周恩來站了起來,義正嚴詞地對陳立夫說:「現在的政府還是一黨專制的政府,把軍隊交給政府,實際是交給了國民黨,人民的軍隊就等於變成國民黨的軍隊。故此,中共方面堅持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
  周恩來的話,一些代表們表示贊同。
  陳立夫和張群面面相覷,無話可辯。
  通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達成了折衷的協議,確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以及以政治軍、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辦法。
  陳立夫要求中共將軍隊交給國民黨的企圖未能實現。
  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圍繞十年前國民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問題,一黨專政還是多黨專政問題,關於憲章問題等,會議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陳立夫剛才在軍隊問題上被周恩來等擊敗了,現在到了黨的問題,陳立夫感到優勢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顯得十分活躍。
  陳立夫說:「拿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如果多黨專政,勢必造成國家混亂,「政權無核心無權威性。」
  陳立夫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我認為,舊代表仍然有效,不應有爭議。」
  周恩來則針鋒相對:「陳先生,請不要言辭過激,舊代表是國民黨一黨創辦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選舉的,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陳立夫辯解道:「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見。其實,中國要進入民主,還要相當的時間,請各位代表要正確看待。」
  陳立夫剛說完,中共代表鄧穎超馬上站起來反駁:「中國民主化進程固然要一定時間,但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陳立夫絲毫不讓,繼續辯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視這個問題,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願意選,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這時,中共方面代表陸定一聽不下去了,也站起來反駁陳立夫:「陳先生認為,中國人民有不願意參加競選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實,但數量極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說,當時青年黨是放棄競選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說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裡,許多政黨都願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
  面對中共代表的夾擊,陳立夫無話可說了,他在等待著下一個問題的爭論。
  關於實施什麼政治制度問題,爭論仍然十分激烈。
  陳立夫又首先發言:「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仿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
  接著,陳立夫還對中共解放區實行三三制政權,提出指控:「眾所周知,相信國民黨代表在國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說的『三三制』還要少。」
  陸定一又站起來反駁陳立夫:「國民大會舊代表的名單已經發表,據說國民黨員佔半數,加上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合計起來,如說國民黨代表在國民大會中的數目比『三三制』下中共黨員在民意機關中所佔人數還少,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陳立夫還要說什麼,陸定一接著說下去:「我們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是使無數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國民黨學習這一制度,如能使工農知識分子有權,那就不勝感激,而事實確是大家的共見的。不是嗎,陳先生?」
  陳立夫被陸定一駁得無言以對,他不得不胡亂為自己辯護:「學習蘇聯,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嗎?」
  陸定一打斷陳立夫的話,繼續道:「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這是辦不通的,中國應實行多黨政治。」
  陸定一還回顧了過去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戰中,國民黨有其功績,但所能有其功績,乃因實行了兩黨或多黨合作,這一點,陳先生不能不承認吧?」
  陸定一的發言,得到了多數代表的贊同,陳立夫一時無言可辯,默不作聲。
  在中共和多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義分子的積極努力下,政協會議就大多數問題達成了協議。
  陳立夫有些悶悶不樂。
  1月31日,政協會議舉行閉幕式,蔣介石致閉幕詞:「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地堅決地遵守會議的一切決議,確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神,督促我們國家走上統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報答為革命抗戰犧牲的先烈,完成國父締造民國未完的事業。」
  政協會議在一片掌聲中落下帷幕。
  陳立夫把政協會議的有關情況向陳果夫作了匯報,病床上的陳果夫氣得發抖。
  的確,政協會議的結果,令二陳沮喪。
  尤其是陳立夫,開會前他曾躊躇滿志,自命不凡,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和國民黨的勢力,他根本沒把「民主協商」放在眼裡,更沒把共產黨放在眼裡,他自認為政協會議無非就是國民黨大會的另一種形式,沒想到共產黨的代表個個都那麼厲害,也沒想到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都站在共產黨一邊,提起來,心裡便覺得有些憋悶。
  陳果夫更是憂心忡仲,他撫今思昔,悵然長歎:「因黨的組織不加入,致受共黨甚至其他無人之黨之欺凌侮辱,實在無以對前輩,無以對死者。」
  這位國民黨的黨務專家似乎已經感到了國民黨內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始面對現實,但他又不明白國民黨究竟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更不知道該如何醫治這些問題。
  陳果夫希望蔣介石今後「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不宜專迫之以政,齊之以利也。」
  陳果夫的弦外之音是:光靠武力鎮壓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陳立夫卻與陳果夫的主張不同,也許他還年輕氣盛,他根本不承認國民黨自身的問題,他仍然認為,對於共產黨,只有動用武力消滅,他根本不把什麼民主放在眼裡。
  國民黨中央召開討論政協決議的會議,CC派干將谷正綱、張道藩等人大哭大鬧,給蔣介石發難。
  「國民黨完蛋了!」
  「國民黨什麼都沒有了。」
  「國民黨投降共產黨了!」
  「共產黨犯上作亂了!」
  「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太軟弱無能了。」
  「先總理創下的革命業績,就要毀於一旦了!」
  有人還指著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孫科破口大罵,罵他出賣了國民黨,投降了共產黨。
  陳立夫聽了大家的牢騷怨言,坐在一邊一言不發。
  面對這場鬧劇,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竟聽之任之,以往的威嚴,此時此刻,已蕩然無存。
  一直到谷正納等人發完牢騷,蔣介石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對決議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
  顯然,蔣介石也和谷正綱等CC派一樣,對政協決議十分不滿,但他又表示,現在對此事已經無能為力。
  5.圖窮匕見「CC」發難
  陳立夫對政協會議做出的決議極為不滿,他三番五次找蔣介石,聆聽他的指示。
  蔣介石經常半瞇著眼,似睡非睡。有一次,蔣介石命令陳立夫對政協決議「就其牽革之大端,妥籌補救」。
  經過一陣密謀,決心撕毀政協決議,以武力和恐怖對付共產黨。
  實際上,政協會議召開前後,CC特務就一直從事著破壞活動。
  在政協會議開會的第六天,也就是蔣介石在開幕詞中宣佈了人民四項自由的第六天,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第四次夜會在滄白紀念堂舉行,到會群眾1000多人。
  會議由協進會理事閻寶航主持,張東蘇、郭沫若兩先生講政協開會情形。
  在張、郭二人講話之前,就有特務出來搗亂打口哨,鼓倒掌,大喊大叫。
  聽眾紛紛要求把「耗子」趕出去。
  張東蘇先生說:「人民太苦了,抗戰勝利了,要這些軍隊幹什麼?我們要大裁兵,全國軍隊同時公開整編,以後軍隊要成為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
  這時,台上忽然跳出十幾個五大三粗的大漢,沖張東蘇吼道:「政府軍隊是國軍,不是黨軍!」
  還沒等張東蘇說話,又有十幾個特務站了起來,一齊起哄。
  張東蘇被激怒了,聲色俱厲地道:「是黨軍,是國民黨的黨軍!」
  群眾也跟著喊起來:「對,是國民黨的黨軍!」
  「軍隊是國民黨的皇家衛隊!」
  「是皇家狗!」
  「養這麼多軍隊,打日本的時候幹什麼去了?」
  在群情激怒之下,特務們不敢作聲了。
  接著,郭沫若講話,他的發言使大家哄笑了幾次。
  郭沫若說:「今天上午大會是討論軍事問題,想來會場定會是殺氣騰騰,可是,今天上午會場卻是一堂和氣。倒遠不像今晚滄白紀念堂這般殺氣騰騰的樣子。」
  郭沫若接著又述及民盟、青年黨及中共關於軍事問題的方案。當他說到「今後軍隊應為人民服務,不能像現在這樣魚肉鄉民」的時候,台下的特務們又公開搗亂了。
  郭沫若怒不可遏,痛斥特務們:「連政府都是協商,你們為啥要這樣!」
  但特務們不聽那一套,繼續哄哄亂叫,不讓郭沫若講下去。
  郭沫若哪裡知道,政府在政協會上協商,陳立夫早就派CC特務們開始了搗亂活動。
  會議終於開不下去了。
  協進會第五次大會於17日晚舉行。
  李德全主持會議,原國民黨代表邵力子、青年黨代表曾傳到會作報告,因當天政協散會較晚,曾只好委託李璜代講。
  李璜向大會報告了青年黨在政協會議上的提案內容,希望政協會議取得成功。
  特務們狂呼:
  「打倒異黨派!」
  「擁護國民黨!」
  「擁護蔣總裁!」
  報告人講完後,一人特務罵了一聲:「民主?民主你媽的x!」
  邵力子是在李璜講話之後到會的,當時會場秩序已經陷入混亂。
  大會主持人向邵力子匯報了特務公開搗亂的情況,邵當即宣佈休會。
  這次大會又不歡而散。
  18日晚,第六次民眾大會召開。
  大會由李公樸主持,請邵力子和中共代表王若飛作報告。
  邵力子在報告中說,請大家不要抹殺國民黨在推翻清王朝、進行北伐和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希望國事要在和諧中解決。
  中共代表王若飛指出:解決問題必須互相承認與互相尊重,有了這個條件,才能和諧地解決。
  王若飛在講話中還指出:蔣介石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實質,就是想一口吃掉八路軍、新四軍,消滅人民革命力量。
  王若飛的講話,引起一陣激烈的掌聲。
  這時,中統專員劉俊山等人卻突然敲起小鑼,拿起木棍、石塊向講台上投去。
  頓時,講台上亂作一團。
  特務們嗷嗷大叫,石頭像雨點一般向講台投去。
  王若飛怒不可遏:「你們太卑鄙了!」
  許多群眾立即奔上講台,在石子紛飛中,奮不顧身,把王若飛送上轎車,直送到滄白堂大門之外,讓汽車安全行駛。
  一個在會場發了言的青年,剛剛走出大門就被毆打,腹部受傷,一些群眾上去攙扶,也同樣遭到毆打。
  不少群眾頭部、腹部受傷,特務們哄鬧著揚長而去。
  第七次民眾大會於19日晚舉行,由章乃器任主席,請張群、吳鐵城和梁漱溟作報告。
  張、吳二人因故未到會。
  梁漱溟在會上報告了《整軍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張:軍隊不應該屬於私人,不屬於黨派,不屬於地方。
  這時,一些特務打手又開始甩石頭,放爆竹,致使一青年左眼受傷。
  l月27日,協進會舉行第八次會議,這次大會下午2時在滄白堂舉行,到會軍民約3000餘人。
  大會一開始,便有特務罵大街。
  郭沫若回答聽眾問題時,十幾個特務一起圍攻過來,破口大罵,不准他講下去。
  開完會,郭沫若走出大門,又遭到一群特務包圍辱罵。
  郭沫若不理他們,繼續往前走,特務們卻尾追不放。
  「滄白堂事件」完全是由CC派特務一手製造的,客觀地說,是由陳立夫具體策劃的。
  陳立夫製造這些事端的目的,在於破壞政協會議的召開,但是陰謀卻未得逞。
  陳立夫不甘心,又找陳果夫商量下一步的行動,經過密謀,二人制定了一個方案,在方案實施之前,他們一起去見蔣介石,爭取他的同意後再下手。
  陳果夫因為病情日益加重,很少再身體力行了,但見中共的影響因政協會議而日益擴大,他再也顧不上什麼「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了。
  陳果夫、陳立夫乘一輛小車急赴園林,向蔣介石報告。
  蔣介石自政協會議開以後,一直打不起精神來,他經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發呆。
  侍官傳二陳求見,蔣介石半瞇著眼睛半天才說:「讓他們進來吧。」
  陳果夫、陳立夫進屋後,先問候蔣介石,然後坐在沙發上。
  蔣介石看了他們一眼,欠欠屁股,算是打了招呼,然後又瞇上雙眼,似睡非睡。
  陳立夫說:「委座,我們又商量了一個計劃,想給你匯報一下。」
  陳果夫說:「政協會議召開以後,共產黨的影響在日益擴大,和平、團結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們不可等閒視之啊!」
  蔣介石像沒聽到二陳的話一樣,繼續半瞇著眼睛。
  陳果夫與陳立夫交換了一下眼神,二人跟蔣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蔣的脾氣秉性,但從來沒像今天這個樣子。
  陳立夫見蔣介石儘管半瞇著眼睛,但還是在聽著他們講話,便把和陳果夫一起擬定的方案向蔣介石匯報了一遍。
  蔣介石仍然一聲不吭。
  陳立夫急了,再次追問蔣介石方案是否可行。
  蔣介石半睜了一下眼睛,不閉上了,仍然沒吭一聲。
  陳立夫看看陳果夫,意思是:怎麼辦?
  陳果夫站起來說:「走!」
  陳果夫畢竟比陳立夫老練,也更熟悉蔣介石,他知道,蔣介石無言等於默許,再問下去也不會表態,若急了,還會發火。
  陳立夫親自出馬,召集國民黨重慶黨部委員方治、中統局副局長葉秀峰等人面授機宜。
  陳立夫向特務們正式發佈命令:要以「民眾對民眾」的辦法來破壞各界人士慶祝政協會議勝利結束的活動。
  方治、葉秀峰按照陳立夫的指令,經過一番密謀,做出四項決定:
  一、轉變會議內容,設法推出劉野樵為大會總主席,派擅長辯論的國民黨員參加演講。
  二、把握會場情緒,發動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及社會服務隊隊員共600人參加大會。
  三、請警察局派警察到場維持秩序,逮捕人犯。
  四、挑選幹練的人擔任大會司儀,控制擴音器,參加大會的黨、團、隊員應於10日上午8時到達會場,環立主席團前,保護主席團之安全。
  經過緊鑼密鼓的佈置,拼湊了9人的主席團。
  與此同時,恢復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報》作為進行破壞的宣傳工具。
  葉秀峰也調動大批中統特務,進行了嚴密佈置。
  總隊長龔景華、行動組長鄭蘊俠負責調配人員,檢驗武器,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
  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定於2月10日上午9時半在較場口廣場舉行。
  全市歡騰,人心振奮。
  遠至數百里以外的學生,許多住在鄉下的教授學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前一天就紛紛趕到城內。
  郭沫若偕夫人、保姆一家6人提前趕來參加。
  參加大會的團體,帶著各自的群眾隊伍,按時陸續進入會場,到會群眾有1萬多人。
  8點剛過,政協代表及籌備會選定的主席團尚未到達,而國民黨御用組織的「9人代表團」在800多名特務打手的簇擁下,提前進入會場。
  這800多名特務打手以20多人為一組,分30多個組,分佈在主席台上下四周。
  一個未經大會聘請的軍樂隊坐在主席台上。
  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等9人主席團」跑上主席台,氣勢洶洶地向籌備會工作人員索取「主席團」標誌。
  李公樸是籌備會推定的總指揮,當他走向主席台時,劉野樵劈頭問道:「誰是大會總主席?這總主席是誰選的?」
  李公樸被問愣了,他不知劉野樵的來歷,便說:「等主席團到齊後再共同商量吧。」
  這時,章乃器到達會場,劉野樵又與章糾纏。
  章乃器厲聲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是主席團的人嗎?」
  還沒等李公樸使任何眼色,馬上竄出來幾個特務,其中一個特務抓住章乃器的脖領,當胸就是一拳,還有一個特務大罵道:「老不死的,我讓你凶!」
  這時,台上台下的一些特務打手,趁機起哄:「開會!開會!」
  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龐儀山等趁勢霸佔了講台,並控制了擴音器。
  李公樸、施復亮與劉野樵磋商總主席的人選。
  章乃器提出籌備會提出的是李德全。
  劉野樵提出吳人初。
  吳人初則提出劉野樵。
  正在各執一詞,難以敲定之中,擴音器裡傳來周德侯的吼叫聲:「我們選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會代表劉野樵擔任總主席!」
  周德侯的聲音剛落,幾百名特務齊聲叫好,並熱烈鼓掌。
  周德侯便宣佈慶祝大會方程:
  一、開會。
  二、奏樂。
  三、學黨歌。
  四、讀總理遺言。
  五、請大會總主席劉野樵講話。
  特務們又一陣起哄,鼓掌。
  面對眼前的形勢,李公樸、馬寅初、章乃器、郭沫若義憤填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大聲齊呼:「請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同志講話!」
  李公樸剛走到台前,一群特務馬上包圍了他。
  李公樸厲聲問:「你們要幹什麼?」
  一個特務揮動拳頭咬著牙吼道:「你說幹什麼?揍你!」
  另一個特務也凶狠地說:「今天我們要給你們放放血!」
  幾個特務一擁而上,把李公樸連推帶打弄下台,一陣拳腳相加,大打出手。
  台上台下,秩序大亂。
  李公樸被扯著鬍鬚圍著會台轉,鬍子被扯掉許多,頭部被鐵尺打傷,頓時血流如注。
  特務們一邊打人一邊亂吼亂叫。
  「請勿打人!」郭沫若挺身而出,護住李公樸,並大聲喊道。
  這時,一個膀大腰圓的特務上來指著郭沫若的鼻子質問道:「你是誰廣
  「我是郭沫若,你們為什麼打人?」郭沫若大聲反問他。
  那特務伸出拳頭對準郭沫若的眼鏡狠狠地打了一拳:「打的就是你郭沫若!」
  郭沫若趔趄幾下,差點跌倒,他在地上亂摸眼鏡,幸由中國婦女聯誼會負責人朱寶粹撿起,並把他攙扶到一邊。
  馬寅初也屢遭拳腳,身上的馬褂被剝走,文稿也被搶走。
  施復亮被追打到會場附近的一家小雜貨店內,特務還不罷手。
  正在這時,市參議會長鬍子昂趕到,趁機用車把施復亮接走。
  打得正激烈,周恩來趕到會場,目睹被打的李公樸、章乃器、郭沫若等人,禁不住不勝悲痛,連聲痛斥:「這是什麼國家!這是什麼國家廣
  當群眾離開會場後,特務們仍在場上吵吵鬧鬧,冒充大會名義,通過了所謂「宣言」,大肆攻擊《政協決議》。
  特務們還把會場上的布標、旗幟、桌凳搶劫一空。
  陳立夫導演的這場鬧劇推向高潮,特務們洋洋得意,歡呼勝利。
  陳立夫並沒有就此罷休,2月22日,他所指揮的100多名CC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重慶《新華日報》社,歷時兩個多小時,將報社營業部四層樓各室逐一徹底搗毀,門窗桌椅,蕩然無存,杯碗爐灶,片物不留,書籍報紙,逐一撕毀,滿地狼藉,慘不忍睹。
  報社營業部主任楊黎原,圖書科主任徐君曼及職員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毆打,有的受輕傷,有的受重傷住院搶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鑒於蔣介石已決心發動內戰,聯合發起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由馬敘倫、胡厥文、鬍子嬰、雷潔瓊等為代表,於6月23日赴南京請願。
  然而,當他們到達南京下關火車站時,早已被陳立夫佈置好的中統特務們蜂湧而上,對代表們圍攻毆打。
  馬敘倫、雷潔瓊等多人受傷,陳立夫又釀成了「下關慘案」。
  中共代表團當夜得到消息後,即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查辦兇手,保障人權。
  京、滬各報刊也紛紛對這一消息進行了報道,全國輿論嘩然。
  蔣介石見事情鬧大了,對陳立夫大發雷霆。
  陳立夫效忠蔣介石才不遺餘力地製造這一系列事情,但事後卻遭到蔣介石一頓臭罵,心裡自然窩火,但事情畢竟鬧大了,影響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難言。
  蔣介石見陳立夫默不作聲,緩和了一下口氣說:「你處理好善後事宜吧。」
  陳立夫回來後,有氣沒處撒,他把葉秀峰找來,罵他不該輕易傷人,把事態擴大。
  葉秀峰委屈地說:「我是完全按你的旨意辦的呀。」
  陳立夫說:「你知道嗎,現在連我們黨內也有人對我們不滿。馬歇爾也罵我是『反動分子』,你搞得這是什麼?」
  葉秀峰仍不服氣:「本來不想把事情鬧這麼大,但到時候就不好收場了。總之,都是按你的旨意辦的。」
  陳立夫把手一揚:「我體得跟你爭!」
  葉秀峰看了一眼陳立夫,嚇得不敢再說什麼了。
  陳立夫覺得自己的態度也有些不對頭,忙說:「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沒什麼了不起。」停了一下,他又狠狠地說:「對付共產黨,我什麼都不怕!」
  6.「中央黨員通訊局」如法炮製
  人民一致呼籲國民黨取消特務政治。國際輿論上也給予壓力,而蔣介石又捨不得放棄「特務勢力。二陳出了個萬全之策:把中統局改為「中央黨員通訊局」,使中統局的原班人馬全部保存了下來。
  蔣介石雖然指示二陳破壞政協決議,迫害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但對他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曾經信誓旦旦許下的諾言,卻不敢公開耍賴。
  當時,蔣介石迫於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政協會議上許下了四項諾言,其中第一項就是取消特務政治,保證「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體罰人民。」政協會議後,隨著特務在各地的肆意橫行,更加激起人民的極度不滿,全國上下一致呼籲蔣介石要盡快實現他的諾言,特別是諾言的第一項,取消特務政治,還人民以民主自由。
  蔣介石不能放棄特務機構,更不能放棄二陳,因為這些年來,二陳和他的機構確實為蔣介石立下了汗馬功勞。
  隨著時局的發展,二陳反共反人民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陳立夫公開叫嚷:「國民黨不能允許共產黨並存!」
  蔣介石很為難。一方面是人民的呼聲,包括來自國際方面的壓力,要求取消特務政治,一方面是蔣介石本人,包括陳果夫、陳立夫,企圖保留特務勢力。
  蔣介石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
  1945年底,蔣介石曾下達手令,指定張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組成一個7人小組,由陳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對策,以決策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系統的去留。
  經過中統、軍統的頭面人物反覆密謀決定,將兩大特務機構改頭換面,完整地保存下來。
  軍統改為保密局,隸屬於國防部;中統則改為類似美國聯邦調查局那樣的機構,隸屬於司法部。
  這一方案出台後,蔣介石欣然表示同意。因為它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保存實力,實在是偷梁換柱的好辦法。
  蔣介石批准施行這一方案。
  在施行過程中,軍統方面比較順利,而中統方面卻費盡了周折。
  當時的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堅決反對中統隸屬司法部。
  陳果夫與陳立夫一時沒有辦法,想來想去,總得給中統一個落腳之地,後來,他們找到內政部長張厲生商量,張厲生原是二陳的部下,很痛快地同意中統局改為調查局,隸屬於內政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提案送到立法院以後,卻受到了許多立法委員的強烈反對,這個方案只好擱淺。
  陳果夫、陳立夫十分沮喪,沒想到中統局找個落腳的地方這麼難。大家平時在一起,見了面你好我好,表面上都不錯,但到了有求於別人的時候,就往後縮了,唉!
  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二陳又提出了第三種方案,將中統局仍舊放在黨務部門,改稱「中央黨員通訊局」。
  「中央黨員通迅局」表面任務只是負責國民黨中央和普通黨員間的聯繫。由於二陳在國民黨中央內部很有勢力,這個方案沒碰到什麼阻力,便得到通過。
  1947年秋,國民黨中央下令撤消中統局,同時成立「中央黨員通訊局」,直接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秘書處。
  此時,陳立夫已卸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擔任了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他便一心經營「中央黨員通訊局」。局本部的人事一切由陳立夫安排。
  陳立夫在安排中央黨員通訊局的人事時,完全以原中統的班子為基礎,只是略加調整。
  局長葉秀峰;副局長郭紫峻、季源博;主任秘書王述先;秘書萬大宏、潘澤筠;總務處處長韓克溫;特務處處長杜衡,副處長黃九成;研究處處長徐兆麟,副處長王惟理;常務處處長王秀春;特種經濟調查處處長鄭堯拌;登記處處長張國棟;交通處處長王勁;人事室主任劉光煜;會計室主任郭功豐;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訓練委員會主任蔣靜一;紀律審查委員會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馬紹伯;專員室人員無定額,由局長直接領導。
  在秘書處下設有三個室:機要室,主任原汾;譯電室,主任陳真;密電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陳文彬。
  原中統局所屬各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也相應改稱省黨員通訊室,其組織與人事均無變動。
  這樣,中統局表面上是取消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在二陳的精心安排下,以改頭換面的辦法完整無損地保留了下來。
  對於蔣介石和二陳來說,這個辦法當然是再好不過了,只是一個實際問題,卻難以解決,即經費開支問題。
  中統局改為中央黨員通訊局以後,龐大的經費仍由黨部開支,而當時國民黨內機構龐雜、組織臃腫,開支浩繁。
  蔣介石既要實行「憲政」,也得裝出一點樣子,即國民黨的經費不能從國庫開支得太多了,這樣一來,國民黨就等於養不起二陳的這一幫子特務了。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陳立夫經過考慮再三以後,想出了一個本著「溶黨於政」的精神,設立外延單位的辦法,即將中央黨員通訊局局本部無法容納的部門和特工人員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機關,以「集體轉業」辦法,在行政機關增設機構。
  由中統高級特務直接控制,中央黨員通訊局幕後指揮,成為黨員通訊局與行政部門「一子雙桃」的特殊機構。
  這種機構被稱為局本部的外延單位,當時主要有三個:
  (一)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第六、第七科。主計處本來是為CC所控制的部門,其主計長陳其采是陳立夫的叔父,統計局局長吳大鈞又是陳立夫的留美同學,CC派的骨幹,所以,陳立夫一提出在主計處增設單位的主張,馬上為陳其采所採納,呈大鈞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設,於是,在統計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設了第六、第七科,從兩科長到辦事員,均由陳立夫委派中統特務擔任。
  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長,張義城任第七科科長,另派原中。統局第三處處長王秀春任統計局幫辦,統帥新成立的兩個科。
  第六科公開業務為行政效率統計;第七科公開業務為施政成績統計。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製,增設相應的單位,以同樣的辦法安插特務。
  所有安插在主計部門的人員表面上做著行政統計的一般業務,實際上均從事「黨政情報」的特務工作。
  (二)內政部人口局第四處。
  當時CC骨幹張厲生任內政部長,陳立夫提出在內政部建立外延單位,即得到張的支持,於是,張厲生將該部新設立的人口局劃出第四處給陳立夫。
  陳立夫派原中統局秘書張國棟率30人前往任職,張國棟任人口局局幫辦兼第四處處長,下轄三個科,分別由周汝唐、李道生、劉國剛任科長,其公開業務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問題資料的搜集,秘密任務則是黨派人事登記,特別是對共產黨、民主黨派、進步人士進行檔案登記編卡,供蔣介石反共之用,這個處在各省市無下屬單位。
  (三)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
  1947年,國民黨公佈「行憲法規」後,選任了國民政府委員和五院院長,青年黨負責人李璜謀得了政務委員和經濟部長職位。
  陳立夫找到李磺,要求在經濟部設立外延單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結陳立夫,另一方面又不願CC派勢力滲透到經濟部,內心矛盾重重,開始不同意,經討價還價,達成協議,在經濟部增設一個特種經濟調查處。
  陳立夫派中統特務鄭堯拌為處長、趙毓麟為秘書,青年黨派姚仲良為副處長。該處下轄4科1室,其中3個科長由陳立夫安排。容納中統30人,另外1科1室人員由青年黨安排。
  該處公開的任務是調查非法經濟活動,取締黑市、走私和囤積居奇等。秘密任務則是收集中共情報,對解放區實行封鎖禁運,攔截運往解放區的物資。
  這個處在全國一些重要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如武漢、廣州、太原、開封、重慶等城市都設有辦事處、調查站,人員均由陳立夫由中統特務中派遣。
  這些外延單位形式上隸屬於行政部門,實際上直接由陳立夫領導,而且在中央黨員通訊局內部都有自己機構的名稱。
  主計處第六、第七科為「黨政調查處」;內政部人口局長四處為「人事登記處」;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在中央黨員通訊局的名稱完全相同。
  這些單位雖然有表面的行政業務,而主要卻是執行中央黨員通訊局的秘密任務,即在行政機關掩護下從事特務活動。
  就這樣,中統局的機構和人員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了,但特務們畢竟不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地進行破壞了。
  「黨通局」的活動主要是通過各級「特種會報」聯合執行,陳立夫本人更是居於幕後進行策劃。其具體措施是滲入、控制各級「會報」機構,提供情報,擬定對策,提供黑名單,參加聯合逮捕,或者在捕後移送「會報」處理執行。
  所謂「特種會報」是國民黨黨、政、軍三方面統一步調,聯合反共的一個組織、指揮和決策機構,它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原為「黨政軍聯席會報」,抗戰勝利後改為「黨政軍幹部聯席會報」。
  「特種會報」分甲乙丙三種,召集人和參加入各不相同,各級會報定期舉行或臨時召集會後的日常事務由「聯合秘書處」或秘書處理。
  「黨通局」的重大破壞活動都是通過「會報」組織來進行的。
  中統局名義上解散了,實際上從組織到人員不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沒有停止特務活動。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日趨惡劣,蔣介石為了作最後掙扎,下達了「戡亂動員令」。
  9月27日,蔣介石把陳立夫等人找來,召開秘密會議。
  蔣介石命令特務們在「戡亂動員令」下達後,要配合軍警憲對共產黨人、愛國民主人士進行鎮壓和迫害。
  陳立夫領旨回來以後,即通過「中央黨員通訊局」向全國的CC特務們下達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務要盡快行動,迅速將當地活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列入黑名單,與軍警憲聯合行動,將其逐一實行逮捕。
  CC特務們紛紛行動,採取各種辦法進行調查、偵探。登記,致使全國約有6萬人列入黑名單。
  僅10月份,在上海等8個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殺害。如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就於10月29日被殺害於獄中。
  因浙江大學是京杭地區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陳立夫對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電令CC派骨幹、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員羅霞天將浙大作為重點破壞目標。
  當時在浙江杭州的國民黨特務組織主要有兩個機構,一是浙江省調查統計室,由中統特務俞嘉庸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為站長。
  浙江大學是浙江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中心,於子三是一個重要人物,羅霞天認為把他幹掉,可以給共產黨以沉重的打擊。
  浙江省調查統計室,根據浙大的中統特務張耀華搜集的情報,並從郵電檢查中查獲的信件線索,偵悉於子三去蘇州參加一個重要會議,並決定於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個中統特務化裝成三輪車伕,守候在杭州車站等候於子三。
  10月25日那天,於子三和浙大的另一個同學,果然由蘇州返杭州。
  他們剛下火車,特務就把三輪車騎到他們面前。
  於子三和同學坐上三輪並一道到了同學汪羞家,參加汪的婚禮。
  當晚於子三留宿在同學陳建新、黃世民租住的杭州延齡路大同旅館內。
  俞嘉庸得到確切情報後,立即會同杭州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長任壽鋒,派了警員會同中統特務俞詢初等人前往大同旅館,以檢查旅館為名,於10月26日凌晨2時,把於子三等四人非法秘密逮捕,當天就把於子三等人轉移到杭州大方伯大方旅館,派特務看守,秘密監禁。
  於子三等人失蹤的消息傳出後,激起了浙大學生的憤怒。
  浙大學生自治會代表馬上和浙大當局聯繫,要求查明於子三等四人的下落,得到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支持。
  經學校當局派出代表與浙大學生自治會代表,到省政府向省主席沈鴻烈交涉。
  沈鴻烈避而不見,由省府秘書長雷潔章代為接見。
  浙大代表要求查明於子三等人的下落,雷潔章含糊其辭地答覆:等查明後再答覆。
  在浙大師生員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俞嘉庸不敢再把於子三等人秘密監禁,曾要求杭州市警察局長沈博,企圖把於子三轉移到市警察局看管。
  沈博也害怕輿論壓力,不敢答應。
  俞嘉府又與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密商,決定把於子三轉移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他三人轉移到浙江高等法院看守所。
  於子三等人轉移後,雷潔章才通知浙大學校當局。
  浙大學校獲悉於子三等四名學生被捕的消息後,異常憤怒,向沈鴻烈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釋放於子三等人,且帶了慰問品去看守所慰問於子三,並向新聞界發表抗議特務秘密逮捕學生的暴行。
  俞嘉庸對浙大當局和學生自治會的抗議,社會輿論的指責,既害怕又不理會,同時加緊了對於子三等四名學生的秘密審訊,特別是對於子三進行了威逼利誘和各種刑具,妄圖讓於子三透露中共的地下組織和全國學聯情況。
  於子三堅貞不屈,死也不說。
  俞嘉庸惱羞成怒,遂萌殺機。
  10月29日下午,俞嘉府把於子三秘密殺害於看守所,為欺騙社會輿論,捏造了於子三在獄中打碎破璃,用玻璃截斷喉部,畏罪自殺的謊言。
  浙大學生自治區,決定於1948年1月4日,為於子三烈士出殯安葬,並舉行遊行示威。
  國民黨浙江反動當局和中統特務組織,為了破壞這一行動,出動了大批武裝軍警,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重要街道架上機槍,安置了鐵絲網,從菜市場橋到慶春街、大學路,更是軍警林立,戒備森嚴。
  同時,俞嘉庸策動項逸民、陳夏中收買了大批流氓打手,夥同特務暴徒,手持棍棒鐵尺等凶器,站在街頭,氣勢洶洶,不可一勢。
  這批特務流氓暴徒,揮動棍棒鐵尺尖刀各種凶器,見學生就打。
  學生隊伍被打亂了,許多學生被打傷,這激起了學生們極大的憤怒,他們似怒潮般衝向行兇的流氓特務,與他們展開搏鬥,打散了特務。
  與此同時,浙大學生突破了特務的阻攔,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終於衝出了大門。
  但是,他們沿途又遭到國民黨軍警、馬隊、水龍頭的阻擋,不得已退回學校。
  這天的出殯遊行,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了。
  隨著於子三慘案事件的擴大,國民黨浙江反動當局宣佈在杭州市實行戒嚴。
  這些恐怖的特務活動,都是由陳立夫幕後指揮的,他表面上說中統特務組織已解散,中國不存在特務政治了,實際上,特務政治一直伴隨著蔣家王朝走向窮途末路。
  第十三章 競選風波
  1.無奈的副總統人選
  二陳秉承蔣介石之意極力支持孫科競選國民黨副總統,結果李宗仁卻比孫科多出143票當選,陳立夫感到意外,他沒承想反對自己的一些CC派們偷偷倒向李宗仁。
  1948年,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於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國民黨軍隊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重點防禦」,分別龜縮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五個戰線上一籌莫展。
  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陷入全面危機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穩定人心,蔣介石裝出要「行憲」的樣子,匆匆召開了所謂的「行憲國大」。
  1948年3月11日,國民政府總統、副總統競選事務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
  蔣介石對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的事,一直沒有表態,李以為蔣同意了,便於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對新聞記者發表了競選副總統的談話。
  3月16日,蔣介石召見孫科,孫即表示也要競選副總統。十分清楚,孫科背後有蔣介石撐腰。
  第一,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又是現任國民政府副主席,易於取得人民的支持;第二,人們已經知道,總統一職,非蔣介石莫屬,蔣與李宗仁都是軍人,當然孫科與蔣搭檔比較合適;第三,孫為粵人,廣東人當然支持他,李失粵援,自易失敗。
  李宗仁於3月22日由北平飛抵上海,發表競選言論,他反覆地陳述這樣的意見,如果當選副總統,當盡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實行民主政策。
  幾日後,李宗仁到了南京,當時國民黨人選副總統的,除了李宗仁、孫科外,還有於右任和程潛。
  蔣介石發現這種情況,特決定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應由國民黨中央提名,並指定陳立夫負責領導「國民大會」的黨團幹部會議,所有國民黨籍的國民代表都要受黨團幹部會議的約束,違反者矛以黨紀制裁。
  陳立夫忘不了23年前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的那次「冒險」的選舉。
  蔣介石為了確保實現「總統夢」,讓二陳操縱大會,當時,陳果夫正在莫干山養病,主要工作交給了陳立夫。
  陳立夫親自出馬,佈置各地黨部選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會代表,指示他們要「忠於領袖」。
  由於大會代表大多為二陳親信選派,因而在大會選舉時,陳立夫的選票竟比蔣介石還多出4票!
  陳立夫很不好意思,親自在黑版上擦去一個「正」字。這樣,陳的得票就比蔣介石少了1票。
  這件事後來讓蔣介石知道了,蔣介石差點沒把陳立夫給扣起來。
  直到現在每次想起這件事,陳立夫就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蔣介石是不允許任何人威脅他的最高威信的。
  某日,蔣介石在自己官邸召見李宗仁,對李說:「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均由中央提名。副總統候選人已內定孫哲生(即孫科),希望你能顧全大局,退出競選。」
  李宗仁理直氣壯地說:「半年以前,我已經向總裁請示,如果你不贊成,我當然唯命是聽,不料你一直沒什麼表示,所以我就積極準備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經欲罷不能了。」
  後來,李宗仁同於右任、程潛建立了一條有關競選副總統的聯合戰線,一致反對副總統候選人由黨內的決定。
  自抗戰勝利後,陳果夫、陳立夫的CC派聲勢越來越大,與蔣、宋、孔並駕齊驅,成為四大家族之一,形成了「蔣家天下陳家黨」局面。
  毫無疑問,以陳立夫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不遺餘力地支持孫科競選,因為這是蔣介石的旨意,在國民黨內,陳立夫只聽蔣介石的。
  然而,陳立夫怎麼也沒想到,李宗仁卻得到了復興社。三青團的支持。
  多年來,由於爭權奪利,CC派與三青團積怨甚深。三青團一些骨幹分子,如湯如炎、白瑜、周天賢、任國榮、郎維漢、劉先雲、鄭代恩、許伯超等,一致認為,如果孫科能勝利,蔣介石會更加信賴陳立夫,CC會更加得勢,於是,他們公開支持李宗仁。
  1948年4月4日,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禮堂。
  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在這裡舉行。
  會議議程是專門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問題。
  蔣介石主持會議。
  蔣介石在講話中說:「首屆總統應提出一位黨外人士擔任,特提出下列三項人員標準。一、在學術上有成就者;二、在國際上有聲譽者;三、曾對國家有貢獻者。
  蔣介石表示,他無意於競選總統,寧願當行政院長。
  蔣介石講完話,就離開了會場。
  會場上議論紛紛,人們認為蔣介石要推胡適來當總統,甚至有人說蔣已經派王世傑徵得胡適同意。
  休息後繼續開會,會議由孫科主持。
  黃埔系多數人主張蔣不當總統,讓他做有實權的行政院長。
  而陳立夫和戴季陶則主張仍應推蔣為總統候選人。
  張道藩說:「如果贊成總裁不當總統,請問有什麼辦法要國大代表另選他人?」
  經上下午兩次討論,結果仍一致推選蔣介石做總統候選人,由陳佈雷打電話告訴蔣介石。
  誰知,蔣介石仍不贊同,最後決定交中央常務委員會研究後再行決定。
  4月5日上午9時,中央常委員會在丁家橋中央黨部會議廳召開,研究蔣介石當不當總統候選人的問題。
  會上仍是兩種意見尖銳對立,久久不能做出決定。
  張群看到事不宜遲,站起來說:「並不是總裁不願意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個虛位元首,所以,他不願意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常委會能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規定在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
  常委會當即推定張群、陳立夫、陳佈雷等三人前去面見蔣介石,轉達常委會的意見,如蔣願任總統,當在憲法外另定條款,賦予他以必要的權力。
  4月5日下午4時,中央常委會繼續開會。
  張群首先發言:「我與立夫、佈雷已徵得總裁意見,在憲法外另定條文,如臨時條款之類使總統在特定時期得作緊急處置,在這個條件下,他願意做總統候選人。」
  常委會當即通過張群等所提意見。
  4月6日上午9時,國民黨臨全會繼續召開,由張群代表常委會作關於本屆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的研究報告,建議蔣介石為本屆總統候選人。
  全會當即作出決定:本屆總統候選人,仍擁護總裁競選,但黨不提名。本黨同志得依法聯署提名,只有下屆總統、副總統競選,由黨提名。
  在通過此項決議時,經張群說明,根據此一決議,總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聯署競選總統;李宗仁、孫科、程潛、於右任等四人都可以聯署競選副總統。
  蔣介石因為由黨內提名競選的主張被國民黨臨全大會取消,心裡很不高興,他在各種公共場合大罵不受黨內約束的人,矛頭直指李宗仁。
  4月19日,國民黨大會舉行第十三次大會,選舉總統,蔣介石以2430票當選。居正作為陪選人,也得到269票。廢票35張。有的在蔣的姓名上打X,更有寫「孫中山」的。
  4月23日,「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開始了。
  整個過程波濤洶湧,險象頻生。
  開票結果:
  李宗仁754票,孫科559票;程潛522票;於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
  由於無人得到超過代表總額一半的票數,依選舉法的規定,定於次日將前三名,即李宗仁、孫科、程潛,進行第二次選舉。
  23日下午,發生了一些意外的情況:一是龔德柏所辦的《救國日報》刊載了孫科和他的「小妾」藍妮的故事,廣東國大代表十分惱火,由國民政府參軍長薛岳率領前往,把這家報館給砸了。
  事後李宗仁囑程思遠拿四根金條給劉士毅轉龔德柏,以示關注之意。
  二是蔣介石召見賀衷寒、袁守謙,面囑他們立即為程借助選,並撥出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交他們支配。
  蔣介石很聰明,他見形勢的發展已不利於孫科競選,乾脆支持程潛,用程潛來擊敗李宗仁。
  而蔣介石這樣做,還有別人難以看出的用心,就是要程潛來分李宗仁的票,好讓孫科漁翁得利。
  4月24日,第二次投票產生結果。
  李宗仁1163票,孫科945票,程潛616票,名次仍然未變,依法必須進行第三次選舉。
  可是風暴突然起來了。
  24日下午,蔣介石召見賀衷寒、袁守謙。要他們把所有的程潛爭得的票全部給孫科。
  賀、袁大發牢騷,說蔣介石不把他們當人看。
  同時,蔣介石又示意程潛放棄競選,要程潛把選票全部給孫科。程潛嚴詞拒絕,當晚即發表聲明放棄競選。
  李宗仁與程潛在競選中原訂有「攻守同盟」的口頭協定,程潛放棄競選,李宗仁勢難單獨進行。
  24日晚,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黃紹宏、黃旭初、邱昌渭、程思遠等到大悲巷雍園一號白崇禧寓所舉行會談。
  最後,與會眾人一致認為放棄競選較為有利,遂於午夜後2時作出放棄競選的決定。
  李宗仁、程潛放棄競選的行動,激起了其支持者的群情激憤,紛紛罷選,25日,「國民大會」竟不能如期舉行。
  孫科處境尷尬,也被迫放棄競選。
  25日下午4時,蔣介石召開中央常委會,勸請李宗仁取消放棄競選。
  經白崇禧說和,李宗仁取消放棄競選。
  4月28日,「國民大會」召開,進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孫科得1040票,程潛得515票。
  最後一次投票,競選者只有李宗仁、孫科二人。
  4月29日上午9時,「國民大會」進行副總統第四次選舉。
  李宗仁得1438票。孫科得1295票。李以微弱的多數戰勝了孫科,當選為國民黨政府第一副總統。
  李宗仁之所以能夠當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對陳立夫及CC系的人倒向了李宗仁。
  2.幸得桂冠——是非聲中的陳副院長
  蔣介石鎮靜地說:「贊成陳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長的請站起來!」CC系的特務們都站了起來,只有湯如炎半坐半立,蔣介石問他:「你這個樣子,是贊成還是反對?」湯說:「我原是反對的,既然大家都贊成,我只好服從。」
  1948年5月8日,所謂「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首次在南京舉行會議。
  開會前,蔣介石在他的黃埔路官邸約集CC系、政學系。朱家驊系和黃埔系的國民黨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員的陳立夫。張道藩、谷正鼎、賴璉、吳鐵城、王啟江、劉健群、黃宇人、倪文亞、湯如炎、白瑜等舉行午餐會。
  蔣介石說:「今天召集大家一來是吃便飯。最近,大家都很忙,局勢又很緊,好久沒跟大家在一起吃飯了。二來就立法院院長和行政院院長問題徵求一下大家的意見。」
  蔣介石過去講話總是板著面孔,今天卻格外和氣,大家有些莫名其妙。
  席間,蔣介石說:「我提議張群、何應欽兩人中選擇一位擔任行憲後的首任行政院長,你們看怎麼樣?」
  蔣介石說完,看看周圍的人。呆了一會,一直沒人出聲。
  大家心裡都明白,蔣介石實際上是想在立法院選舉正副院長和對新任行政院長使用同意權時,都應受黨的約束,也就是唯蔣之命是聽,不能有所異議。
  過了一會,黃宇人起立發言:「蔣先生為何不提胡適?」
  蔣介石臉色一沉,非常不高興地說:「書生能成什麼氣候?」
  賴璉站起來說:「我贊成何應欽先生。」說完又看看大家,又補充一句:「我的意見僅代表我自己。」
  蔣介石卻說:「何應欽還要負責軍事,現在戰事要緊,軍事上離不開他。」
  陳立夫看出來了,他知道蔣介石極力讓張群當行政院長,就站起來說:「我贊成張群。」
  蔣介石得意地看了陳立夫一眼,示意他坐下。
  對陳立夫的提議,卻沒人表態。
  蔣介石等得不耐煩了,立即宣佈表決:「同意張群同志的請起立廣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來。
  之後,蔣介石說:「好,行政院長的人選全部通過。」
  在座的人都坐下了。
  大家接著勸酒、吃飯。
  蔣介石說:「下面開始討論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候選人。」
  在座的人誰也不說話,等待著蔣介石提名。
  蔣介石接著說:「我提議,由孫科、陳立夫為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候選人,請大家發表意見。」
  沉默。
  這時,黃宇人站起來發表意見:「孫科任立法院院長,本人表示贊同,但陳立夫任副院長恐有些不妥。」
  這時,湯如炎、朱家驊、王啟江等人站起來,表示反對陳立夫當立法院副院長。
  蔣介石默不作聲。
  陳立夫有些尷尬,他萬沒想到黃宇人等人竟當著面反對他當立法院副院長,他暗地裡咬牙,他心裡又有底,有蔣介石撐腰,不論什麼人反對,都是徒勞的。
  在這種態勢中,CC系的人當然挺身而出替陳立夫說話。
  首先站起來的是張道藩,他說:「我贊同立夫同志當選立法院副院長。立夫同志在我黨內德高望重,年富力強,工作經驗和政績都十分突出。我認為,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非立夫同志莫屬。」
  賴璉站起來責問黃宇人等人:「請問你們不贊成立夫同志當選立法院副院長的理由是什麼,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黃宇人說:「立法院的正副院長,應以平素在黨內少有恩怨的同志來擔任,才能協調各方面的立法委員,為民主憲政樹立良好的基礎,立夫同志顯然不宜擔負這一職務。」
  張道藩有些激動地說:「照你這麼說,立夫同志在黨內有不團結現象,與黨內同志有個人恩怨。現在是選舉,不是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賴璉也跟著說:「立夫同志為人怎樣,政績如何,我想,黨內同志自有公論,委座心裡更是明白。」說完,看了一眼蔣介石。
  黃宇人、湯如炎、朱家驊、王啟江等人又站起來向CC系反駁,雙方對峙,各執一辭,互不相讓,選舉爭論進入白熱化狀態。
  蔣介石見雙方爭執不下,喝了一聲:「大家不要吵了,現在宣佈表決!」
  大家都靜了下來,陳立夫像見了救星似地看著蔣介石,等待他的裁決。
  蔣介石吭了幾聲鼻子,鎮靜地說:「贊成陳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長的請站起來。」
  大家面面相覷。
  CC分子們齊唰唰地站了起來。
  黃埔系分子也相繼站了起來。
  黃宇人坐著不動。
  朱家驊磨蹭了一陣,見大家都站起來,自己也站了起來。
  王啟江猶豫著站了起來。
  只有湯如炎的姿式最有意思,半坐半立,說不清是什麼姿式。
  蔣介石過來問湯如炎:「你這個樣子,是贊成還是反對?」
  湯如炎說:「我原是反對的,既然大家都贊成,我只好服從。」
  有人想笑,但沒有出聲。
  蔣介石又對黃宇人說:「民主是應少數服從多數,你是否服從多數的決定?」
  黃宇人站起來說:「我不過是代表一票,起立與否無實際意義。」
  蔣介石聽了十分震怒:「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壓制民主,壓制群眾了嗎?」
  黃宇人嚇得不敢說話了。
  陳立夫站起來對蔣介石說:「委座息怒,委座息怒。」
  宋美齡一看勢頭不對,低聲對蔣介石說:「今天談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
  蔣介石宣佈散會,率先拂袖而去。
  幾日後,經過醞釀,黃埔系、三青團、朱家驊系、政學系以及其他無黨派的立法委員在新街口東南角一家銀行二樓上舉行午餐會,相約另舉傅斯年當立法院副院長,以與陳立夫相抗衡。
  在會上,政學系的文群發言,列舉反對陳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口徑一致,共同對付陳立夫。
  一些人認為立法院副院長不應由一個搞派系的人來擔任,會場情緒十分熱烈。
  自此以後,他們每隔一兩天就在原處舉行午餐,餐費由參加者分攤。如有不足,則由邱昌渭支付。
  有一次,邱昌渭帶的錢不夠,由他在賬單上簽字。
  第二天,邱昌渭派人到供應午餐的安樂餐廳清償欠款,並索回簽字的單據。
  餐館經理說:「欠帳登在簿上,但賬單找不到了。」
  過了一兩天,黃埔系的劉健群、黃宇人聽到與軍統有關係的立法委員會委員說,中統已向蔣介石報告,說這次反對陳立夫,支持傅斯年,完全是李宗仁一手策劃的,並附上邱昌渭簽字的那張單據為證。
  蔣介石信以為真,對李宗仁惡感更深了。
  1948年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選舉院長、副院長。
  孫科當選為立法院院長。
  陳立夫當選為立法院副院長。
  這次選舉,使反對陳立夫和CC系的人敗下陣來。陳立夫也出了一口氣。
  後來,有人說,陳立夫順利當選的原因,是傅斯年無意參加競選,這樣,支持傅的人就中途退出了,也有一部分人被陳立夫收買了。
  當了立法院副院長的陳立夫,很快對黨員通訊局的改組付諸行動。
  但對於中統局這班人馬,陳立夫是絕對不會放棄的。他仍然採取上次的辦法:換湯不換藥,將中統想辦法塞到行政部門去,以解決經費問題。
  陳立夫通過與中統骨幹幾次密商後,決定在內政部下設調查局,將中統組織全部塞進局內,而「中央黨員通訊局」的名稱仍然保留,只是成為一個單純的黨務機構,而中統全班人馬則從黨通局移到內調局。
  這一計劃提出後,即得到內政部長張厲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討論時,陳立夫吸取上次擱淺的教訓,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長的身份,動員了一些CC派及與CC派親近的立法委員們施加影響,才勉強通過。
  1949年5月,內政部調查局在廣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屬各級分支機構的官員,均由陳立夫一手安排。
  內政部調查局報編製設局長一人,陳立夫委派老牌中統特務季源溥擔任。副局長之職,陳立夫原準備讓黨通局副局長王保身擔任。但後來,張厲生下台,李漢魂當了內政部部長,他也想插一下手,便推薦桂系的張益民任副局長,陳立夫只得答應。
  張慶恩任第一處處長,朱凌雲任副處長,第二處處長徐政,副處長黃九成;第三處處長蘇恕誠,副處長袁更;第四處處長陳慶齋,副處長朱韻濤;人事室主任李裕德,會計室主任王大光。
  各省、市調查處處長一人,副處長一人,秘書一人,下設總務、業務、交通三科。
  局本部及各省市調查處的人事安排好後,他又增設貴陽、重慶、海口、華北、台灣五個辦事處。
  同時,由陳立夫本人按著局勢變化情況,隨帶一個袖珍班子,機動往返於各辦事處指揮全局。
  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過長江,南京宣佈解放,各路大軍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勝利大進軍。
  國民黨大小官員都打點行裝,紛紛準備飛台灣,跑香港,逃海外。
  因此,內調局成立後,所做的工作只有是收拾殘局了。
  陳立夫與季源溥反覆商量,其主要工作便是著眼於大陸解放後的潛伏和破壞活動。
  主要抓三件大事。
  一、派第一處副處長朱凌雲前往香港,籌辦一個潛伏特務訓練班,計劃以香港為華南據點,在解放後派遣特務潛人大陸,從事搜集情況和破壞活動。
  朱凌雲也是特工總部時期的老牌特務,曾在中統局本部黨派處工作,也擔任過中統緬甸情報區書記。抗戰勝利後,季源博任上海特派員,朱凌雲任秘書。
  大陸解放時,第四處處長兼貴陽辦事處主任陳慶齋從昆明逃往香港,曾在香港匯錢給重慶改造的內調局事務科科長王斌,希望王斌繼續從事特務活動。
  二、與第一處處長張慶恩在廣州秘密會商,派黃雨青前往華北某一秘密地點建立華北潛伏據點,然後就地派遣特務進行潛伏活動。
  三、把情報活動的重點從大陸轉移到大陸外圍的東南亞一帶地區,對大陸形成一個情報包圍圈。
  這一計劃呈報蔣介石,蔣介石看後甚為讚賞,特撥出10萬銀元作為經費,要他們盡快將情報據點建立起來。
  此時,人民解放軍以不可阻擋之勢,解放上海,橫掃江浙,進軍閩南,逼向廣州。國民黨政府只得又西遷重慶。
  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陳立夫的種種設想,有的成為泡影,有的剛剛籌辦,有的剛剛鋪開攤子,就被打亂了。
  第十四章 農行起家
  1.陳果夫說「我也曾在金融界」
  陳果夫榮任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孔祥熙對大家介紹說:「陳果夫先生是辦黨特有研究的人。」陳果夫當即頂了過去:「我曾經在金融界,不過落伍了約20年之久。」
  弄得孔樣熙很尷尬。
  國民黨四大家族,主要是從經濟勢力方面來衡量確定的,從這方面來說,蔣、宋、孔、陳這四家,陳的基礎是最薄弱的,也可以說是後起的。
  陳果夫、陳立夫早就想插手經濟,目的並不在於個人腰纏萬貫,而在於解決黨務活動經費不足問題。
  1932年,CC干將劉不同前往南京,向陳立夫索要活動經費,陳立夫頗為感慨地說:「臨時約法制定了,而憲法終將出世,政權方式是個多黨的,到那時黨費不能由國庫開支,不能列為國家預算,我們必須自想辦法。」
  陳立夫停了一下接著說:「黨員交納的黨費為數很少,且絕大多數不交。校長(蔣介石)原計劃採取黨內募捐方式籌集之,而且希望宋子文、孔祥熙二部長多出點,可是事實上,他們口諾而不行動,我們怎麼辦呢?只有自辦企業,大家都成了資本家,黨費還愁沒有辦法嗎?」
  陳果夫也有類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佈了憲法草案初稿後,二陳覺得此事迫在眉睫,所以操辦的更為積極。一方面操縱在國民黨中常會中設立了以孔祥熙為首的黨費基金籌募委員會;另一方面,鼓動CC人員向經濟領域滲透,自己創辦企業,做生意。
  在抗戰勝利前,除了陳果夫以江蘇省主席的身份操縱江蘇省農民銀行和全國農村合作社以外,二陳在經濟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二陳在經濟方面打不開局面,一方面蔣介石讓他們分管的是黨務,不是經濟,更重要的,經濟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二人對二陳堅決抵制,反對他們在經濟方面插手。
  「蔣家天下陳家黨」多少年來,二陳一直與「黨」打交道。
  陳果夫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要有強大的資金作後盾,這樣,金融事業的發展就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先導。
  陳果夫說:「金融制度為國家之心臟,心臟衰退,則身體難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國家基礎亦難以鞏固。」
  因此,無論個人的發財也好,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好,都與金融息息相關。
  陳果夫對金融很感興趣,總想以各種辦法擠進金融界。
  陳果夫在20年代曾在上海經營錢莊,開辦上海證券交易所,由於種種原因失敗了。但陳果夫仍想重溫當年的舊夢。
  陳果夫還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錢、人人發財說成是孫中山的思想。他曾說:「我記得總理在某年元旦,對同志與民眾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話:『恭喜發財』。為什麼總理也要說這一句話呢?因為總理平生總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夠發財。」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興衰》一書是這樣描述二陳是怎樣擠進金融界,躋身於四大家族之列的: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成為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並列的大銀行之一,統稱四行。
  農民銀行成立以後,因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首腦,不便直接管銀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長。可蔣介石又不願放手,於是又設了一個其他銀行絕無而農民銀行僅有的理事長,由蔣介石兼任,使蔣仍執掌核心權力。
  陳果夫此時在陪都重慶,眼睛就盯住了農民銀行,機會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攏。
  1940年5月,農民銀行改組擴充,體制變為董事長制及總理處制,經過陳果夫的一番活動,金融界的大門終於向他敞開了。
  按蔣介石的預先通知,陳果夫將出任農行常務董事。然而10月正式宣佈時,陳果夫的叔父陳其采為常務董事,陳果夫僅為董事。
  陳果夫感到吃驚。原來蔣介石不能讓他一下子權力太大,所以臨時才改變主意。但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因為他畢竟成了農行7個董事之一,臍身於農行的高層決策者行列,而常務董事陳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後慢慢推進,不想農行不是陳家的天下。
  在董事會舉行就職儀式那天,陳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參加了會議。
  在會上,春風得意的農行董事長孔祥熙有意給了他一點難堪。
  孔祥熙向大家介紹時說:「陳果夫先生是辦黨特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顯,一個國民黨的黨務專家卻來從事金融事業,豈不是笑話。」
  陳果夫也不客氣,當即把孔祥熙頂了回去!「我曾經在金融界,不過落伍了約20年之久。」弦外之音,別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後小心點。
  幾句話說得孔祥熙倒尷尬起來,只有嘿嘿乾笑幾聲,會場上的人也明白了陳果夫的來頭,心頭不禁都緊張起來。
  陳果夫果然不差,出任農行董事以後,便放下手頭其他工作,專心投入到農行工作中去。
  1940年左右,國統區經濟形勢急劇變化,物資匱乏,物價飛漲,財政有崩潰的可能。
  蔣介石為孔祥照管理經濟漸漸失望,而此時宋子文正在美國聯繫美元,分身無術,不能回國主管經濟,而在國民黨內部,即懂經濟,又忠誠蔣介石的人不多。蔣介石把目光投向陳果夫。
  1940年,蔣介石任命陳果夫擔任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辦事總處農業金融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又命陳果夫負責四聯總處農業金融設計委員會制訂擴大農業貸款,統一農貸的計劃。
  1942年,在陳果夫的建議下,蔣介石下達手令,規定從7月1日起:「中交兩行現有之農貸業務,應逐漸收縮,移交農民銀行及中央信託局,所有農貸業務,全部移交中國農民銀行接管,總計農民銀行接收,貸款本息共53萬元;農貸區域共299縣市;農貸機構112所;農貸人員共722人。
  這是陳果夫的一大勝利。
  自此,中國農民銀行在法律事實上已演成兼管長、中。短期農貸之惟一中央農業銀行。其業務以全國為範圍,以全國農民為對象,所負使命之重大,百倍於往昔也。
  當陳果夫的農民銀行有了一定實力後,便開始實施第二步計劃,即問鼎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的寶座,要登上這一寶座,就必須倒孔,將董事長孔祥熙趕下台。
  1945年,孔祥熙鯨吞美金公債的黑幕終於敗露,公眾輿論大嘩。
  陳果夫見時機到來,即借題大加發揮,風助火勢、大造輿論,欲將孔置於死地。但孔祥熙後面有蔣介石這棵大樹,他是不會倒的。最後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項和辭職了事。
  儘管CC繫在該案始發時煽風點火,但後來看到,政學系俞鴻鈞在此中獲利最大,當了財長兼銀行總裁,搞得不好,會將所有的肥缺都收到囊中,CC系只能成為水中撈月的猴子。
  於是,陳果夫開始改變策略,即由倒孔到反過來拉孔,到處為孔祥熙說好話、打圓場。
  孔祥熙見陳果夫一班人並未落井下石,倒對他感激涕零,決定將農民銀行讓給陳果夫。
  1945年9月11日,陳果夫在日記中寫道:「經國弟弟,謂奉委座令,徵求余意,能否擔任農民董事長,余允之。」
  按說徵詢任命一事,一個電話即可解決,蔣介石派蔣經國親自登門徵求意見,由此可見,蔣陳兩家的關係非同一般。
  2.力築陳氏「金融帝國」
  1945年11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0月,陳果夫又被任命為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董事長。
  11月1日,陳果夫宣佈就職,在就職儀式上,農行總經理李叔明向大家宣佈:「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故辭去董事長職務,以便休養……現在本行董事長一職,由黨國元老陳果夫先生繼任。」
  這時陳果夫好不得意,他夢寐以求的獨掌中國農民銀行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回味著李叔明的「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幾句話,看看出席會議的保養的極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紅樓夢》中「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陳果夫想道:「自己也會下台嗎?不會的!自己一定不會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穩董事長這把交椅。
  上任伊始,陳果夫開始著手完善農行各項制度。農行在孔祥熙任職內,任人唯親,公私不分,紀律鬆弛,現在由他執掌大印,就得有新的施政綱領。
  於是,陳果夫公佈了他親自斟酌制訂的《中國農民銀行經營方針》,該方針共18條,其中規定:
  中國農民銀行必須成為為中國農民謀福利之銀行,其業務方針,應以實現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為方針,投資方向,應著重農業機械化,乃農產品加工、運輸、」儲藏、保險等,注重於農業倉庫業務,由此擴展至各信託業務,以代替舊式之典當;並可施行實物放貸,在收復區域……本行應參加接收、經營,以便配合運用,應利用土地開發等方法……更可利用實物發行債券,以為周轉;中國農民銀行之分支行處,應普設於多數農民集中交易農產品之中心地點,務與合作金庫及合作社配合發展,以逐漸完成金融網;銀行職員……應人人明瞭三民主義等等。
  這個經營方針,是陳果夫歷年來參與國民黨各種事物的經驗總結,也是他對金融行業發展方向的設想。
  雖然陳果夫打著三民主義的招牌,把為農民謀福利擺在重要位置,但細察其內容,除了要設法採取各種形式積聚更大資本,以向各個方向發展外,看不出從哪方面能給農民帶來好處。
  為了表示他與前任的區別,陳果夫親自為農行題寫了「清慎勤敏」的行風,並解釋說:「一人不取謂之清,深籌遠慮謂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勤,注重時效謂之敏。」
  陳果夫十分清楚,中國農民銀行並不是單純的經濟組織,它當初成立,就是為了防共反共。
  陳果夫擔任董事長以後,蔣介石在給陳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強調農行的政治功能,要農民銀行以經濟力量配合鄉鎮保甲制度組訓農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共產黨。
  總之,要反共,就必須在經濟上支持地主,剝奪農民。
  陳果夫上任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就將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交給了他。
  1946年1月20日,陳果夫收到一個機密件,拆開一看,內容有一條,上寫道:
  陳董事長,李總經理,王監察:
  中國農民銀行應本該行既定方針,以發展農業經濟、辦理農民福利事業,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為唯一任務,同時並應研究如何利用地方農業金融機構及農村合作事業,以經濟力量配合鄉鎮保甲制度組訓農民之方法。希本此指示,所擬該行今後業務計劃呈核為要。
  中正
  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此時抗戰剛剛結束,國共兩黨高級會議確定了國內和平的基本方針。蔣介石一面與共產黨周旋,一面卻積極備戰。
  與軍事行動相呼應,地方鄉鎮保甲制度正在嚴厲推行。陳果夫自然知道農行的特殊地位,他為農行制訂出周詳的計劃,積極配合蔣介石的中心工作。
  農民銀行作為專門的農業銀行,中心任務應是農業貸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銀行業務,其中農業貸款是農民銀行的一大特權,這是二筆巨額財政專項撥款,一般分為普通貸款、特別貸款。
  普通貸款用於農業生產、加工、種子、運輸、副業等;特別貸款用於茶葉、蠶絲等,一般春荒時放出,秋收後收回。
  陳果夫為了牢牢掌握這筆款項,親自擬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優先貸款的原則,對農村的地主富豪、工商業者優先,對官僚資本企業優先,實際上大量資金均進入這些領域。
  對一般佃農,陳果夫也規定給予貸款,但佃農自己有1/3資金以上,方可貸款。
  當時農村的情況是:佃農生活極端困難,一無土地,二無生產資料,三無資金,只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過活,哪裡有1/3以上的資金呢?實際上農貸等於把他們排除在外。
  另外,按《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辦法》規定:發放農貸必須邀請當地民意機關及其有關團體與地方公正士紳協同辦理。
  這樣,農貸發放實際上掌握在地主豪紳手裡,他們怎麼把這些實惠讓給農民呢?
  當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鄉長、村長、地主豪紳在信用社向他們放款時,他們也填上農民的名字,而實際上他們自己將貸款扣押,到秋收後收款時,農民莫名其妙地要還款,扣掉的錢已經追不回來了,可是銀行的錢必須還,最後晦氣的當然還是農民。
  陳果夫標榜的這種為農民謀福利的農貸業務,實際上是坑害農民。就連當年國民黨金融管理局局長李立快也說:農民銀行所謂支援農業,實際上是支持了地主、豪紳、還鄉團。
  陳果夫所領導的中國農行,經他稍加改變,又成了農產品的最大承包商。
  農產品在國內是大有利可圖的商品,又是出口的重要物資,抓住了糧食等農產品,就抓住了中國最大的財富。
  陳果夫支持農行各分支機構,大量設置倉庫。但是,他又不願用現金去收購,而是按在江蘇設計並得到蔣介石贊同的方式,即用糧食庫券來收購老百姓的農產品,農民將用自己血汗收穫的糧食交到農行倉庫,得到的是以當時價格折合的農行自己印製的代價券糧食庫券。
  農民也可憑糧食庫券按市價到糧倉兌換糧食,這樣,農行一張廢紙,即囤積了大量的糧食。
  任憑這糧食庫券的一進一出,農行即收益不少,而當糧食價格暴漲時,或將這些糧食運出境外時,農行的收益則難以計量了。
  當時,解放戰爭正激烈進行,為了應付第三次國內戰爭,蔣介石需要大量軍糧,原由國民黨政府糧食部收購,但糧食又一是收不起來,二是大量貪污糧款,蔣介石便將收購軍糧的任務交給了陳果夫。
  僅1946年11月至1949年3月,農行就從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收購軍糧146萬市石,而1947年底到1948年初,農行在南北主要產糧區購進軍糧50萬石。
  對此,南京政府非常滿意。
  1949年1月4日,蔣介石發電給農行董事長陳果夫和總經理李叔明,嘉獎他們購辦軍糧,頗獲成效。
  陳果夫更是賣力,他曾設想將收購糧食完全納人農民銀行的業務範圍,後因全國解放,,這一設想成為泡影。
  對於農貸和糧食收購中的獲利,陳果夫並不滿足,他在主掌農行以後,其業務活動的重點轉向信託活動。
  以前,農民銀行靠濫發鈔票大肆賺錢,1942年,發行集中了,農民銀行被取消了作為「法幣」發行銀行的資格,靠發行鈔票賺錢的這塊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點轉向倒賣物資,轉向信託的商業機構。
  當時,因為通貨膨脹的原因,使產業利潤落後於銀行利潤,銀行利潤又落後於商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銀行把資金拋到商業活動中便可瞬息萬利。
  陳果夫正是看出了這一發財的契機。
  中國農民銀行信託總部設在上海,同時在南京、漢口。杭州、廣州、福建、重慶、汕頭、蚌埠、西安、南昌設有分部。
  農民銀行的純益大部分來自信託部,而農民銀行信託部的純益,主要來自中國農業供銷公司。
  農業供銷公司由農民銀行直接撥資建立,是農行投資的公司行號中投資最多的一個,公司高級職員均由農行派駐,以100億萬作為本金,該公司主要收購農產品,然後從中漁利。
  在農產品中,一為棉花,農行一面以低價格向棉農收買,另一方面又以商價賣給廠商,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而且當時政府規定,由政府撥些款收購國棉,並由中央銀行這一「發鈔供應所」無代價地供給,農民銀行轉手之間便可獲得大量利潤。
  由於政府的支持,陳果夫的投機生意做得又大又無風險可擔。
  1947年至1948年,農業供銷公司經營的棉花,因為隴海鐵路不通,陝西的棉花運不出,他們就利用飛機運到上海,取得巨額利潤。
  對於雜糧及其它經濟作物,陳果夫也十分重視,大搞賤買貴賣的投機活動。如
  1947年,他們在萬縣、常德購進500噸桐油,周轉期只3個月,按當時上海市價,除去損耗利息外,總共盈利25億元。
  同年,農行在漢口、蚌埠兩地收購蠶豆4000噸,大豆300噸,4個月的周轉期,盈利45個億。
  他們遠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購杉木、桐木及木板等,運到南京、上海銷售,本廉售昂,致獲暴利。
  除農業供銷公司外,陳果夫還指使農行獨資開設了中和鹽業公司。
  中和鹽業公司於1947年2月成立,其業務範圍為購運湯鹽和精鹽,行銷幾個省、市、地等單位,並在上海、天津。漢口、長沙、衡陽等地設立門市部,其獨佔勢力,遍及國統區各大、中、小城鎮。
  該公司資本額登記時為200萬元,1947年增為1個億,後又增到10個億,1947年決算利潤為33億萬,利潤為資本總額的3倍多。
  陳果夫主持的農民銀行為牟取暴利,不擇手段地進行投機活機,也曾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
  1945年,參政員黃宇人便提出了「查中國農民銀行運鹽、售油、囤糖違反法令,有營私舞弊嫌疑,擬清政府初查案。」並認為,「已觸犯刑章,應即移交法院辦理。」
  對於典當事業,陳果夫一直念念不忘。
  在江蘇執政期間,他對典當改革問題曾提出設想,可惜沒有時間去實踐。主掌農民銀行後,他既有錢,也有權來實施這一計劃了。
  1946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陳果夫向與會的同僚直率地說:「合作事業交給合作金融庫後,農行對農民做什麼工作呢?我想要做典當。」
  1947年3月14日,在陳果夫的支持下,農民銀行召開典當座談會。
  陳果夫說:「典當設立原為打擊高利貸之猖撅,以前經營典當者多為公正士紳,多認為是正當職業,我認為典當行業是高尚的,是為了救濟那些進當鋪的人開辦的,是一項慈善事。」參加會議的代表見陳果夫執意要搞典當了,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便大談典當為民解難的職能。
  在陳果夫的控制下,這次典當會議最後做出決議:農民銀行自行選擇示範典當,農業貸給項款,並派員督導。
  資金:公典基金應請地方政府籌4成,中央政府撥6成。私典營運資金:由中央、中農兩行洽談,於中、農行透支辦理。各地典當資金存農行。
  最後,中國農民銀行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舉辦典當。在農村,一般叫農民抵押貸款所,實際上是舊典當,典當100元要索取年利20至30元,甚至更高,實際盤剝程度甚於舊式典當,是一種更加殘酷的高利貸。
  陳果夫通過此舉,每年可以安穩地嫌取高額利潤。
  農民銀行手中有了糧食、棉花、茶葉等大量農產品,就可以操縱出口業務,換取大量外匯。以前,農行並未開辦外匯業務,當時僅有外匯而無負債。
  陳果夫執掌農民銀行後,由於實力增強並擁有大量出口農產品,農行被指定為經營外匯的銀行之一,於是農行更加肆無忌憚地出口大量農產品。
  1947年上半年,農行發放棉花貸款160億元,蠶絲貨款3460億元,煙葉貸款64億元,茶葉貸款160億元。
  這天文數字般的巨額,實際上在當時已不值幾何,任憑這張廢紙,全國很大一部分糧食、棉花、大豆、糧油、蠶絲、茶葉等,被農行搜羅起來,運送出境,換得大量外匯。
  除了抓出口換外匯外,陳果夫當然不會忘記進口物資。他很明白,宋子文、孔祥熙就是靠把持這些東西發財的。
  當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每年都要撥給中國一部分物資。按規定,這批物資應歸宋子文專管。陳果夫看出這裡的甜頭,決定設法力爭這筆物資的分配權。
  陳果夫抓住宋子文假公濟私這一把柄,把宋搞得狼狽不堪。他利用其在國民政府的職權,盡量給宋子文施加壓力。
  這樣,宋子文不得不讓出一部分「好處權」給農民銀行。
  1947年,聯合國救濟總署向中國提供一批化學肥料,這批化肥應該由農行負責發放。
  根據農民銀行宣佈的數字,化肥總數為88771噸,其中實物貸放51000噸,免費發放35000噸,其餘2771噸作為調劑之用,這一大筆物資,農行當然撈到不少好處。
  另外,陳果夫還控制著幾個私人的銀行錢莊,其中如中國通商銀行,是盛宣懷於1887年辦的中國第一家銀行。這個銀行在1933年由國民政府接辦,由杜月笙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不過實權人物是陳果夫的親信駱清華。1942年成立的中國工礦銀行,是由陳立夫任董事長的。
  上海的春茂錢莊,在1947年呂月12日董監會上,改由陳果夫的77歲的父親陳其業擔任董事長。另外,上海大中銀行、成大銀行也是由CC系的人把持著。
  從40年代初起,陳果夫經過一番苦心經營,終於在國家四行二局一庫中,獨佔一行一庫,分享一行二局(此時交通銀行正由趙棣華任總經理,中信局局長是陳的信徒)7分中佔有4分。僅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尚未鑽進去。
  這樣,一個新興的金融帝國儼然建立了,它雄視一切,力圖與孔、宋二大金融鉅子一比高低。
  對於陳氏家庭的迅速崛起,蔣介石喜憂摻半。
  一則為報陳其美當初的提攜之恩,他覺得應該讓陳家二虎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他擔心陳氏家族發展太快,其他派系會有怨言。
  蔣介石一直兼著中國農民銀行的理事長,這是在其他銀行都沒有的奇怪的職務。
  陳果夫對此耿耿於懷。
  一天,蔣介石與陳果夫、李叔明商談農行發展事宜時,就直截了當地說:「農民銀行的事,你陳果夫都可以管,但人事你不能管,農行的人事讓李叔明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