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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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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揭密「哥德堡」號在廣州的貿易

  南腔北調

  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貿易船「哥德堡」號今年十月二日從瑞典哥德堡出發,前來中國,預計明年六月到達廣州,重溫三百年前的貿易盛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最近出版《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通過考證大量的歷史檔案,揭示了當年廣州貿易鮮為人知的許多歷史事實。

  瑞典東印度公司總共有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前來中國貿易。這次再造的「哥德堡」號的原船是其第十一次航行,於一七四五年回航後沉沒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敘述的是第一次航行,「瑞典的弗雷德裡希斯」(Fridericus Rex Sueciae)號,在雍正十年,也就是一七三二年,在廣州貿易的時候,發生的一系列故事。

  就是這條「瑞典的弗雷德裡希斯」號,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一七三五年和一七三八年)又兩度到廣州貿易。領隊的首席大班,還是《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蘇格蘭人柯林?坎貝爾。這兩次航行,坎貝爾都帶了一名助手,名叫查爾斯?愛爾溫(Charles Irvine),專門管理遠航貿易的財務。這位愛爾溫先生當然也是蘇格蘭人,跟著坎貝爾闖蕩天下。生性多疑的坎貝爾似乎對他十分信任。愛爾溫先生也盡心盡責,事無鉅細,都詳細記載,並且逐一歸檔藏好。到愛爾溫先生賺了一筆錢,退出東印度貿易之後,這些文件也隨著帶到了蘇格蘭,後來又在蘇格蘭移民潮中,隨之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詹姆士?福特?貝爾基金會圖書館中,赫然收藏了十四箱愛爾溫先生保存的一七三二至一七七四年的許多檔案,稱為「查爾斯?愛爾溫文檔」(Charles Irvine's Paper),全部和瑞典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有關。

  在這些檔案中,比較有趣的是愛爾溫先生當年親筆書寫的一份供應品價目表,大概是專門用來給首席大班坎貝爾參考的。價目表上列出的,均是廣州當時的買辦可以提供的供應品,以及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分別的價格。這裡所說的供應品,不是瑞典船購買的主要商品,而是用於船上百名左右船員的日常補給品,主要都是食物和日常用品,種類多達一百五十四種。

  卻說當年外洋大船到了廣州之後,經過虎門口,駛入古黃埔港停泊;船上一應船員,按例只能在船上停留,只有做生意的幾個大班可以坐舢板船到廣州城外西南角的貿易鎮上進行貿易。船上的供應品,概由一種專門的買辦提供。這種買辦,也屬於從事對外貿易的專門人員,雖然充當買辦不需要在官府申領執照,但是必須要由已經申領執照的通譯進行擔保,並由官府登記在案。除此之外,這些買辦還要專門孝敬海關監督衙門的書辦和衙役,才能順利地為外洋船提供服務。因此,一般的老百姓,是絕對不能涉足於這個專門行業的。

  既然是專門行業,想來這清單上所列的物品,價格要比通常市面上貴出許多,這也不在話下。但是最有趣的是,愛爾溫先生開具的價格清單上,居然有長條麵包,黃油和牛奶這些典型的西餐食品,可供外洋船購買。雍正十三年,每斤黃油的價格是二分四錢銀子,一條麵包是一點八錢銀子,每斤牛奶則是一點六錢銀子,到康熙三年,麵包價格漲到每條兩錢銀子,牛奶則是每斤一點八錢。

  從當時的物價上看,這麵包、黃油和牛奶等西洋食品,價格是很高的。當時一口上好的棺材,賣給洋人用於安葬死去的水手,也不過是二兩銀子。但是毫無疑問,鑒於當時廣州貿易非常興隆,廣州當地已經專門有人生產長條麵包、牛奶和黃油這些西洋食品,通過買辦賣給歐洲商人。

  從當時的貿易情況看,一年當中當有十七八條外洋貿易大船到港,每條船上的船員人數,當在一百至一百六七十人不等。比如「哥德堡」號上的船員是一百四十人左右。這就意味著大概有三四千歐洲人在廣州生活。外洋船在廣州停留的時間,平均也有六七個月之多,一般是陰曆五月到八月之間到港,到春節前回航,這段時間,偌多的外洋之人,半年當中消費的麵包、牛奶和黃油,當也不在少數。

  由此可見,早在三百年之前,廣州就已經生產麵包、黃油和牛奶這些典型的西洋食品,可供來廣州貿易的西洋船員食用。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廣州貿易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專業化程度高,分工十分細緻。   


瑞典船的故事

  桂民海

  十八世紀,中國廣州是國際貿易的中心,歐洲各國紛紛派遣外洋大船,前來廣州貿易。其中瑞典東印度公司共有一百三十二船次前來中國貿易,對瑞典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起到了巨大作用。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貿易船「哥德堡」號今年十月二日從瑞典哥德堡出發,前來中國,預計明年六月到達廣州,重溫三百年前的貿易盛況。相信「哥德堡」號到中國之後,在廣州上海停留開放期間,將掀起一個對外文化交流的熱潮。

  最近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條》,正是為「哥德堡」號在廣州貿易時的情景,作出了一個最好的歷史註腳。

  本書既是嚴格的信史,又是生動有趣的文學故事。書中的原始資料,均為第一手的的古瑞典文檔案和雍正朝宮中檔案,通過這兩部分檔案的互相參比和對照,全面地揭示了雍正十年瑞典東印度公司首次到廣州貿易時的歷史背景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

  故事說的是公元一七三二年,瑞典東印度公司第一條外洋大船到港,由廣州的重要洋貨行崇義行行商陳汀觀充當保商。到港不久,瑞典首席大班就受到粵海關監督,二品頂戴的滿洲大員祖秉圭接見;不料事隔幾天,這位廣州貿易的最高官員即因為貪墨而被明旨鎖拿。同時廣順行的陳壽觀和裕源行的張族觀兩名行商也被羈押審查;在廣州貿易的外洋大班,紛紛趁機向廣州總督衙門告狀,要求免除百分之十進口稅。一時之間,廣州城內外,風雲變幻。

  《雍正十年:那條》第一次向世人解開了廣州貿易之謎,以翔實充分的史料,首次提供了粵海關監督祖秉圭、以及陳壽觀、陳芳觀、張族觀、陳汀觀、黎開觀等一批重要行商的歷史事跡,在中外歷史記載中,尚屬首次。本書也以嚴格的治學態度,首次揭示了廣州貿易中重大的保商制度,船隻丈量儀式等規則的來龍去脈,澄清了史學界長期以來對廣東十三行的模糊認識。本書更以故事的形式,真實地再現了發生在雍正十年的洋人放槍驚秋闈事件,祖秉圭懲辦孚德行的行商陳芳觀,反被陳芳觀一狀告到北京,因貪墨被鎖拿事件,洋人三次告狀事件等等,使得這些歷史事件栩栩如生。

  雖然是嚴格的信史,但是由於資料充分,敘述輕鬆,筆法雅致出,因此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完全是一些引入入勝的故事。可從容讀之,毫無歷史著作的深澀呆滯之感。尤其是明年六月,當那條重新建造的瑞典船「哥德堡」號駛入珠江,並且在廣州上海停留開放半年供人參觀的時候,一系列的問號也隨之產生:這種載重近千噸,船員上百名的外洋大船,當年到了廣州,是怎樣和中國的官府打交道的,怎樣進行貿易,從誰手中購買貨物,洋人在廣州怎樣生活,待遇如何,等等。這些問題,歷史學家從未解答,也不是重新造船的瑞典人可以解答的。本書正是唯一可以提供這些歷史答案的有趣讀物。   


「歷史有什麼用?」

  ——讀過《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

  虞暉

  合上《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孩子的問題:

  在大學裡,我的專業就是歷史學,當時的我毫不猶疑地認為歷史學的唯一作用和任務就是尋求社會發展演變的規律。後來繼續上學又上班,改了其他專業方向,純粹的歷史便越來越成為工作間隙茶餘飯後的東西,但卻也是越來越離不開的東西。偶爾閒下來,我會想,歷史於現在的我,究竟有什麼用?

  再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那是法國年鑒派史學大師馬克‧布洛赫的兒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許的遲疑之後這麼回答,對於個人而言,「歷史有什麼用」永遠只是個假問題,因為歷史於個人應該完全是一種令人銷魂的愛好,是興趣聚集的源泉,與是否有用毫無關係。所以,布洛赫諄諄告誡: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或者說要察覺到,某些人一聽到歷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歷史訴諸於感情會有損於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曉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贊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卻是實實在在地驗證了歷史的這種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麼特殊的年份,現有的歷史文獻也沒對這一年投以特別的關注。但這一年又是中西曆史的一個微妙年份。雙方社會發展大體持平,相互貿易穩步發展,歐洲各國的外洋大船大量抵達廣州,尤其是,向來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瑞典也在這一年派了艘船來貿易。這艘船屬於瑞典東印度公司,後者是瑞典歷史上迄今為止贏利最好的公司,在其運營的75年間,近98%的亞洲航次是來中國貿易,對雙方尤其是瑞典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極大。但瑞典商船在廣州的貿易情況,雙方的歷史文獻並沒有專門的詳細的記載。阿海的目光投向此處,用這條瑞典船作主線,基本上再現了雍正十年廣州貿易的整體情況,同時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廣州的對外貿易盛況。

  阿海從中瑞兩方不同目的和主題的歷史記錄中尋找資料,從坎貝爾的《航海日記》,到郝玉麟的《廣東通志》,從歇爾博格的《瑞典東印度公司》,到許地山的《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細拼合,詳加考證,據實以錄。完善的研究讓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東西,「屬於嚴格的信史」。

  另一樣讓阿海自信的是他的敘述。阿海用專業歷史工作者的態度和方法來研究這段歷史,卻採用了故事的方式來表達它,歷史由此被置於充滿想像和個性的繽紛敘述之中。整本書被阿海安排在冷靜客觀偶爾帶些幽默嘲諷的第三者口吻之下,平實中時不時些微流露出屬於歷史學的狡黠。對於我這樣的,「讀書是為了自己高興,而不是為了向別人傳授知識,也不是為了糾正別人看法」(伍爾夫對「普通讀者」的定義)的讀者而言,這樣的書具有天然的親切感。

  阿海表述這段歷史的態度和方式讓我相信,歷史,對於阿海而言,首先是富有詩意的單純愛好,是個人感情和想像力的最初起飛點和泊錨處。而他所描繪的歷史,對於我這樣的「普通讀者」而言,則是培養個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體操,是表達個人愛好、體會一個深刻有力而美麗世界的源泉。

  順便說一句,那紙封面,我也喜歡。淡雅與渾厚,融合在大清的恢弘和北歐的質樸之中,正符合我欣賞那「令人銷魂的愛好」時的習慣。   


瑞典東印度公司和廣州的對外貿易

  ——《雍正十年——1732:那條瑞典船的故事》序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相對太平、富足的年頭。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間階段,皇帝勤政,滿朝文武官員也比較勤奮賣力,社會不斷進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當的成果。這一年,除了江蘇昆山一帶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風調雨順。秋天,廣東新寧縣甚至還出現了兩株一莖兩穗的稻穀,可謂吉瑞之兆。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鑄錢最多的一年,達九億多文。可見社會經濟之繁榮。

  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陳。美國獨立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就出生在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這也就是說,要再過四十二年,美國才正式獨立。相對於大清帝國的繁華盛世來說,歐洲各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近代科學的列車剛剛駛出歷史的站台。雖然物質繁榮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國,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發展,具有強勁的動力。

  大致說來,雍正十年正是中西曆史的一個微妙時刻。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雖然各有勝擅,總體衡量起來,正是兩相持平的時候。表面上,大清帝國在物質方面更加繁榮,但是故步自封,缺乏變革的力量。歐洲國家卻興起了近代科技的發展潮流,不斷推動社會變革。特別是近代科學的發展,直接促進了近代航海技術的進步。因此,歐洲國家就有可能派遣遠洋大船,前來中國進行貿易。

  社會發展兩相持平,互相又進行貿易,互通有無,自然是對雙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夠進一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上講,雍正十年又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年份,歐洲各國的外洋大船大量抵達廣州,進行規模巨大的國際貿易。一方面,雍正年間朝廷對廣州外洋貿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勵促進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廣州貿易,正是清初開海貿易以來,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來沒有和中國有過任何關係的瑞典,從這一年開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來貿易。

  從十七世紀末開始,到雍正十年,經過三十多年的具體實踐,廣州的國際貿易已趨成熟。到港的有英國、法國、荷蘭、奧地利和瑞典的東印度公司外洋大船,還有一些註冊在印度的歐洲貿易船,總數近二十艘之多,貿易規模達二百多萬兩白銀。雍正朝的大致歲入為四千萬兩,廣州的對外貿易,就相當於當時歲入的二十分之一強。由此可見,廣州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產紛紛湧入廣州,尤以江南的絲綢、福建的茶葉和江西景德鎮的瓷器最甚。

  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七三一年,也就是雍正九年。當時瑞典因為在歐洲的大戰中失敗,國民經濟基本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從事利潤巨大的東印度貿易,是迅速恢復經濟的一種手段。從一七三一年開始,瑞典東印度公司一共經營了七十五年,到一八零六年基本停止了業務,一八一三年正式關閉。在此期間,一共有一百三十五個航次前往亞洲,其中僅有三次前往印度,其餘的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均是前來中國貿易。從利潤率角度看,瑞典東印度公司是瑞典歷史上至今為止贏利最好的企業,從來沒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過由瑞典東印度公司創造的贏利記錄。

  瑞典距中國路途遙遠,文化差異較大,因此這樣的遠洋貿易是非常困難的。好在瑞典雖然戰敗,經濟崩潰,但是造船技術高超,又有遠洋航海的傳統技能,因此從客觀條件上,並不比英國、法國、荷蘭等國遜色;在此基礎上,瑞典東印度公司又招募了一些已經來過廣州的商人和船員,作為識途的老馬。若干年以後,領導船隊進行貿易的大班和航行的主要人員,都成了瑞典本國人。因此,瑞典東印度公司也算為瑞典培養了一批最早的遠東貿易人才。

  從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五年的十三年中,瑞典東印度公司共有九條洋船,計十七個船次,進行了十一次遠航,其中兩條船不幸沉沒。

  航次船名原文 啟航日期 回航日期

  1 瑞典的弗雷德裡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2-2-9 1733-8-27

  2 優利卡‧艾羅諾拉 Ulrika Eleonora 1733-3-9 1735-2-13

  3 瑞典的弗雷德裡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5-2-251736-7-31

  4 三王冠TreCronor 1736-3 1737-7-4

  5 斯維西亞Suecia1737-2-1 1738-8-28

  6 瑞典的弗雷德裡克Fredericus Rex Swecia 1737-12-11739-7-13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1738-1 1739-7-13

  7 斯維西亞Suecia1739-1 1740 沉沒

  哥德堡Gotheborg1739-1 1740-6-15

  8 拉達胡斯特Riddarhuset1740-3-221742-10-18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1740-4-5 1742-10-18

  瑞典的弗雷德裡克(印度)Fredericus Rex Swecia1740-4-5 1742-10-18

  9 哥德堡Gotheborg 1741-2-161742-7-28

  卡爾瑪Calmar 1741-3-141743-8-25

  10 瑞典女王 Drottningen af Sweden 1742-1-101744-7-25

  11 哥德堡Gotheborg1743-3-141745-9-12沉沒

  拉達胡斯特Riddarhuset 1743-4-221745-9-12

  瑞典東印度公司最富有戲劇色彩的一幕,是公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九月十二日, 「哥德堡」號遠洋船從廣州貿易歸來之後,在離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觸礁沉沒。當時,這是瑞典東印度公司最大的一艘遠洋大船,載重量為八百四十三噸。因為近在港口咫尺沉沒,因此沉沒的原因相當特殊,二百多年來各種猜測層出不窮,成為瑞典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瑞典東印度公司產生的高額利潤,對整個瑞典社會的影響也十分巨大。一是十七世紀正是瑞典社會工業化和產業化的階段,來自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相當一部分利潤,轉化成了工業化的資本,從歐洲大陸購買機器,在瑞典興辦工廠,因此瑞典東印度公司從一個側面促進了瑞典社會的近代化過程。二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業巨富,如薩爾格林、查爾摩斯等等。這些商業巨富為回報社會,設立了不少機構:如瑞典的薩爾格林醫院和查爾摩斯技術大學,都是在該時期由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股東捐贈設立的。三是瑞典東印度公司從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條規矩:所有貨物在哥德堡拍賣所得的千分之一,用於救濟窮人。比例雖低,但是基數龐大,因此也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

  在長達七十五年的貿易當中,雙方貿易總值達數千萬兩白銀,在極大程度上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和推動作用。相比之下,對瑞典的影響更大。因此,瑞典對此也非常重視,從海洋考古、歷史文獻、研究等方面,資料都相當完整。一九八六年,瑞典海洋考古專家又一次對「哥德堡」號沉船進行了打撈,並由此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哥德堡」III號的項目,完全以民間的力量,重建一條「哥德堡」號遠洋大船,前來中國,再現當年的中瑞貿易盛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這條新造的大木船已經揚帆起航,駛往中國。該船到訪中國的時候,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但是,瑞典方面的研究僅僅局限於瑞典文的資料和檔案,對於瑞典船在廣州的貿易情況,語焉不詳。而中國方面對於廣州對外貿易的情況,基本上沒有專門的文獻留存。中國的官員和文人向有輕視商貿的傳統,因此對於廣州的貿易盛況,從未加以記載和敘述。從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間,只有在引起了嚴重的中外交涉的情況下,才有一些奏報。除此之外,廣東的地方官員斷不肯向朝廷匯報廣州的夷務。

  最早引起嚴重中外糾紛的是發生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洪任輝案,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通曉漢語的官員洪任輝帶著船隊前往中國北方港口貿易,引起朝廷震動,遂強行規定外洋諸國此後只准在廣州一地貿易,不得再赴寧波等地。但是洪任輝案引起的只是清朝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開始,並不能反映早期廣州貿易的盛況。一七四四年,「哥德堡」號在廣州的貿易情況,瑞典檔案中也沒有詳細的記載。但是,一七三二年,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第一條貿易船到港的時候,領隊的首席大班柯林‧坎貝爾為了向瑞典公司的其他股東表面心跡,對其在廣州貿易的過程作了詳細的描述。同時,這一年中外檔案中恰好有粵海關監督祖秉圭貪墨案的記載,兩相對照起來,互為印證,好比是把一幅零碎的圖畫重新拼合起來,描繪出了雍正十年廣州對外貿易的生動畫面,這也正是本書的源起。

  這本《雍正十年——1732:那條瑞典船的故事》雖然是以故事的方式進行敘述,但是書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來自歷史檔案,屬於嚴格的信史。相關事跡,均根據中文檔案和瑞典文檔案進行對照,據實記錄;相關人物,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之外,都得以考證,查對出實際中文姓名和在廣州貿易時所用的對外字號。Mandarin Quiqua是個重要的行商,其真實姓名不能得以考證,甚為遺憾。

  《雍正十年——1732:那條瑞典船的故事》基本上再現了雍正十年廣州貿易的整體情況,其中有相關的廣州地方官員,粵海關監督,海關監督衙門的家人、書辦和胥役;有前來貿易的英、法、荷蘭、瑞典、奧地利等國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黃埔的外洋水手,也有專門和外商貿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為外洋船服務的通譯和買辦。圍繞著外洋船的貿易活動,這些人物之間交織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從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廣州發生的一系列故事:藍旗國外洋船首次到港,黃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槍作樂驚了秋闈;孚德行行商陳芳觀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告狀,和廣順行的陳壽觀勢不兩立,海關監督衙門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貨行;陳芳觀向總督衙門告狀,直達天聽,海關監督祖秉圭被革職查辦;外洋大班趁機告狀,藍旗國外洋船黯然離開廣州,無人送行,等等。

  雍正十年在廣州的貿易情況,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廣州的對外貿易盛況。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哥德堡」號乾隆九年在廣州貿易時的情景,也正可以通過本書得到比較準確的反映。值此「哥德堡」號再造號重新訪問中國之際,本書的出版正可以為這一文化盛事作出歷史學上的詮釋。   


藍旗國的外洋船

  虎門口的一陣槍聲,藍旗國的外洋船到港了

  雍正十年,西曆一七三二年,出夏入秋,一陣槍聲,突然在虎門口附近的珠江水面上響起。槍聲響了八下,又戛然而止。一艘停在虎門關前的外洋大船的甲板上站著八名高大魁梧、金髮碧眼的洋人軍官,手舉西洋火槍,依次朝天鳴放。另一側,一群綠營兵勇,簇擁著幾個胥役打扮的人物,剛剛上了這條外洋巨船。

  這是外洋船的慣例,鳴槍歡迎粵海關虎門口的官吏按例上船檢查。雍正年間,西洋大船前來廣州貿易者,每年有近二十條之多。外洋船到,先泊於澳門外的洋面上,派人前往澳門前山寨的海關關口投訊,並延請海關衙門的引水兩名,其中一名上船引航,另一名則駕快船,先行至虎門口稟報來船的情況。

  虎門地勢獨特,兩側山頭虎踞,彷彿是老虎的兩顆牙齒,攔住珠江水域。既為海防天險,朝廷向來駐有一協綠營水師,由一名協統,領左右各一營,兵勇數百,進行守衛;粵海關同時設虎門關口,外船到虎門,必拋錨等待,由虎門口的海關胥役,在綠營的

  護衛下,清點船上的人員刀劍槍炮,逐一登記造冊。檢查畢,大船過虎門,泊於十數里外的黃埔錨地。

  引水來報,這條船在前山寨投訊,自稱來自瑞典國,系首次來廣州;領船前來的洋人首席大班,叫做柯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卻在雍正四年來廣州做過貿易,所以也懂得前後規矩。果然,那艘自稱為瑞典國的外洋船離虎門關不遠,就拋錨等待檢查;海關胥役上船,又鳴槍八響歡迎;看上去,他們和英咭利國、法蘭西國、紅毛(荷蘭)國的其他西洋貿易船,沒有什麼區別。

  大船上的洋人,這時都上了甲板。這些洋人顯然是第一次來廣州,大都環顧四周,眼神中透著新鮮和詫異。那些洋人大多個子高大,頭髮金黃,臉膛兒很紅,似乎也有點靦腆。為首的大班坎貝爾,則粗壯胖大,說話和做手勢十分誇張。坎貝爾顯然對胥役的套路,十分熟悉,故在胥役們清點之前,就命人端來一個茶盤,茶盤裡面放有茶水,角上一塊紅布,包了幾塊銀洋。銀洋進了口袋,為首的胥役,用洋涇濱英語客氣地和坎貝爾寒暄起來,其他幾個胥役,就開始清點人員槍炮數量。瑞典船人數將近一百,火炮二十門,火槍也有不少支,清點造冊,也花了少半晌工夫。坎貝爾耐著性子,等到清點結束,又命人給胥役和兵勇,送上四瓶洋酒,算是感謝檢查順利結束。緊接著又是一陣槍聲,同樣是八響,歡送海關胥役和兵勇下船。官兵們帶走了引水,卻在船上留下了兩名胥役。

  【藍旗國外洋船遭遇颱風,並終於找到了澳門

  這條船懸掛藍底黃十字國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裡克」(Fridericus Rex Sueciae)。彼時來廣東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複異常,旗號也有七八國之多;當地人為了易於辨別,大都按照旗號之顏色和形狀,予以區別。比如奧地利,稱為雙鷹國,丹麥稱為黃旗國。瑞典國旗以大幅藍色為底,自雍正十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來貿易,當地人即稱之為「藍旗國」。

  這條藍旗國的外洋大船,是年陽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啟航,經過半年的航行,

  堪堪於八月底,到了南中國海澳門一帶的水域。從哥德堡到澳門附近,歷時半年,尚算順風順水,靠的是強勁的信風,這個季節,正好由西向東。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門西南幾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條正在航行中的中國帆船。外洋船上的大班、軍官和船員們,都十分興奮。好比是長途跋涉之人,在到達目的地之前,遇上了可以問路之人。

  首席大班坎貝爾命令升起英咭利國的米字旗。想來他是考慮到瑞典國的外洋船首次來中國,這藍底黃十字的國旗,對於中國的海員一定十分陌生,甚至會把他們嚇跑。而英國船來廣州貿易已歷四十多年,這幅米字旗已經為中國人所熟知。坎貝爾同時命令船上的第二大班布朗(Brown)先生,帶人坐舢板靠近這條中國帆船,前去瞭解澳門的方向和距離。

  布朗先生受雇瑞典東印度公司之前,曾在英咭利國的外洋船上當過大副,不僅到過廣州,

  甚至能講幾句中國話。他成功地和中國帆船上的中國人進行了交流,回來稟報坎貝爾說,澳門就在東北方向;而這條中國帆船,正好要駛向廣州,可以順便帶路。知道了方向,自然是一件喜事。於是這條外洋船就跟著中國帆船,不斷地向東北方向行駛,繞過了一個又一個無名的島嶼。

  大概跟著中國帆船,大海船的速度也快不起來,這段路程,竟足足走了三天。到九月一日晚上,坎貝爾和船長在甲板上,忽然看到西邊的夕陽異樣地火紅,夕陽旁邊,堆滿了五彩繽紛的雲彩。糟糕!富有航海經驗的船長一看之下,大驚失色。這正是東南亞海域颱風即將來臨的預兆。於是,船長立即命令卸下主桅桿,落下風帆,並且迅速尋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果然,從晚上十點鐘開始,猛烈的颱風就把這條外洋船捲入了滔滔的波浪之中。前面帶路的中國帆船早已失去了蹤影;四週一片漆黑,整個晚上,船員們都在船長的指揮下,不停地忙碌。如此猛烈的颱風中,船早已失去了控制,只能隨著波浪漂浮起伏;船員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盡量不讓大船離岸太近,否則的話,非常容易觸礁。

  充滿危險的夜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雖然風勢依然猛烈,但是至少容易看清楚陸地,這樣也比較容易使大船和礁石保持距離。一直到下午三四點鐘光景,風勢漸漸地弱了下來,但是這條外洋船已經完全迷失了方向。坎貝爾看到不遠的地方,有個天然的小港灣,於是下命令將船駛向這個港灣下錨。大船停下來以後,所有的人都筋疲力盡,倒頭便睡。

  第二天早上,坎貝爾派了一條舢板,送了幾名軍官上岸,前去尋找當地人,打聽這個地方的位置。上岸的軍官還真的找到了兩條中國的小漁船,就停在不遠處的岸邊。漁船上的幾個中國漁民,跟著軍官,到了這條外洋船上。坎貝爾等到過中國的人,搜腸刮肚,把所有知道的中國話都拿了出來,詢問澳門的方向和位置。不知道是沒有聽懂這些洋大人的蹩腳中文,還是故意不說,反正這幾個中國漁民,就是不告訴他們澳門的位置和方向。

  無奈之下,坎貝爾使出了最後的絕招,他拿出了珵光發亮的西班牙銀元。足足四十塊西班牙銀元放在前面,漁民們的眼光裡也放出了光芒,而且完全理解了洋人們的意思:把他們帶到澳門去。颱風過去以後,大海格外的蔚藍和寧靜。這條瑞典船在幾位漁民的指引下,不過用了半天工夫,就遠遠地望見了澳門的大炮台城堡。離城堡二十多公里,瑞典船拋錨;那幾個中國漁民,懷揣著許多西班牙銀洋,開心地離開了。   


外洋船大班雨夜坐舢板到黃埔

  瑞典船來廣州的前一年,雍正九年,廣東總督郝玉麟奏請在澳門前山寨設立縣丞衙門,「察理民夷,以專責成」。這等於把原來的香山縣,一分為二,單獨設立一個副縣級的衙門,管理澳門口岸左近的中外事務。前山寨原設有海關的澳門關口,兼有關防和海關的功能,因此由一名旗人任防禦總領,也駐有粵海關監督的兩名家人和若干海關胥役,專司外洋船事務。

  按照規矩,外洋船到廣州,先泊於澳門關外,報關投訊,並延請引水。於是坎貝爾派了船上的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門總口投訊。投訊大概是自報家門的一種形式,大致要說明這條船來自何處,船上的人員和槍炮等等情況。投訊以後,有引水一名,持紅牌一枚,隨同前來投訊的洋人,前往大船上領航;紅牌上便寫有這條船的情況,由引水在虎門口交驗。交驗之後,虎門關的胥役上船,繼續持紅牌,伴隨大船抵達黃埔。這大抵是粵海關為了對外洋船,自澳門經虎門,到達黃埔錨地這一路的控制辦法。

  船過虎門口,經過檢點人數、刀劍、槍炮和帶來的貨物,這條來自瑞典的遠洋大木船,終於駛入了珠江水域。同時,虎門口的海關,立即將檢查的情況,包括來船的國別、船員人數和刀劍槍炮情況,派遣胥役一名,騎快馬從陸路趕往廣州的海關監督衙門,通報情況。正因為如此,廣州和外洋船相關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經到達的洋人們,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條歐洲船到了。

  雍正年間,到廣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條之數。問題是每年的來船數量不盡相同。因為通訊不便,商人們通常會根據來船的數量,改變貨物的價格。這種價格的波動,甚至會有相當的幅度。因此許多外洋船一過虎門口,船上的大班們就會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廣。這樣可以和騎馬的胥役差不多同時到達廣州,在消息沒有傳播開來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簽下幾單大的合同。

  還在從澳門到虎門的這條路上,坎貝爾看到了一條停泊在洋面上的歐洲船。遠遠地看過去,旗幟很像是雙鷹國公司的船。雙鷹國公司,正式的名稱是奧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時的港口城市命名。當時奧斯坦德處於奧地利的統治之下。奧地利皇帝簽發給了這個奧斯坦德公司非洲和遠東的壟斷貿易特許狀,因此這個公司,懸掛的是奧地利的國旗,國旗上有兩隻鷹,故稱雙鷹國。

  坎貝爾知道,雙鷹國公司今年應該有兩條貿易船前來廣州。看來,這條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雙鷹國公司的兩條船之一。遠遠地避開了這條船的注意,坎貝爾決定盡快趕到廣州進行貿易,至少要趕在這條雙鷹國的大船之前,否則今年這麼多的歐洲船到廣州,肯定會造成廣州商人抬高貨物價格的格局。

  因此,坎貝爾決定不等大船在黃埔拋錨,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發,爭取以最快速度,趕往廣州。隨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還有一位從虎門上船的海關胥役。舢板在黃昏的時候離開大船,結果半個小時以後,天氣突然變得惡劣起來:風雨交加,還夾雜著閃電和雷鳴。海關胥役不會引水領航,也不甚熟悉這一帶的水路,結果這條可憐的舢板船在風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轉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們一片抱怨之聲,卻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點多鐘,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燈光。舢板上的眾人一陣興奮,以為到了黃埔,用力將舢板往燈光方向劃去。劃近一看,原來是一隻中國帆船。這時候,從虎門上船的這位海關胥役拚命示意,讓舢板上的人千萬不可發出聲響:這只中國帆船,八成是當地的海賊。坎貝爾等人也瞭解這裡確有海賊出沒,不禁噤若寒蟬,舢板船急忙改變方向,逃離這條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離了海賊的威脅,又找到了正確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黃埔,抬頭看到江中停泊了許多前來貿易的外洋船。近岸後,看到錨地的岸邊,有毛竹搭成的簡易倉庫:這是外洋船用來臨時存貨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個倉庫,屬於一條英國公司的叫做「林訥」(Linn)號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這條船上當過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過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裡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開始大聲叫門。守衛倉庫之人一聽,問來者是誰,坎貝爾不知是有意隱瞞,還是無意隨口回答說:我們是「弗雷德裡克國王」號的。這下可惹出了麻煩,守衛們高叫起來,準備馬上開槍了。因為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廣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裡克國王」號這樣的一條外洋船。

  布朗先生見到事態危急,連忙從舢板上,躍到了岸邊。這可是非常冒險的行動:因為稍有不慎,對方就會用手中的火槍說話。幸運的是,守衛倉庫的這幾個英國人很快認出了布朗先生。這下輪到他們吃驚萬分:這麼晚的時候,這些人居然膽大包天,劃著一條小舢板船,前來黃埔,路上還迷了方向,而且個個被淋成了落湯雞。

  在這個英國公司的倉庫裡待了一會,坎貝爾一行瞭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國船的情況,包括誰作為英國公司的大班前來貿易,這多少也算是有價值的經濟情報。但是另一個消息卻讓坎貝爾感到非常難過和不安:本季來廣州的四條英國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諾特(George Arbuthnott),向來是坎貝爾的老朋友,在離澳門不遠的地方,死在了「林訥」號船上。他的屍體,也在離澳門不遠的一個小島上被焚化了。這位阿布諾特,後面還要提到。

  聽了這樣的壞消息,自己又狼狽不堪,坎貝爾決定無論如何,也不想麻煩英國人,在英國船上過夜。於是坎貝爾一行起身告辭,離開了英國船的岸上倉庫。雨還在下著,到處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貝爾這些人終於找到了設在黃埔的海關衙門。衙門裡的值班胥役,對這些洋人落湯雞們,倒是十分熱情,給他們泡了熱茶,讓他們暖暖身子。當然,也許是和體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關衙門;也許是這裡的海關衙門的確沒有可以過夜的地方,最終還是幫他們另外找了一個地方過夜。

  這些洋人們被帶到一條停在江中的中國大帆船上,讓他們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個晚上。這條大船是做什麼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國人顯然是十分淳樸憨厚:雖然不能表達什麼,卻總是好奇地看著這些老外,似乎是從來沒有見過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一夜無話。第二天天一亮,坎貝爾他們對船上的中國人千恩萬謝,道別以後,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廣州進發了。   


藍旗國外洋船在黃埔下錨

  坎貝爾們走了以後,那條藍旗國的外洋大船,也姍姍地來到了黃埔。雍正年間的古黃埔港,位於現在廣州市海珠區黃埔村一帶,在珠江的南岸。那個地方,根據番禺的地方志——《番禺縣志》記載,明代的時候,便稱為黃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經稱為黃埔,不得而知;好在黃埔和黃圃發音相同,外國的貿易者,把這個重要的地方,或者稱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間,古黃埔港水域條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達十七英尺,超過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別適合於拋錨。如此良好的水域條件,離廣州城又有一段相當的安全距離,因此外洋船向來准許停泊於黃埔。粵海關衙門,也在黃埔建造了一個關口,專司徵稅。濕淋淋的藍旗國大班們,找到海關衙門,並且在那裡喝了熱茶,自然便是設在黃埔的海關關口,這也是粵海關監督衙門直屬的正稅口之一,稱為黃埔口。

  古代的黃埔港,周圍的風景很好,岸邊經常能望見金黃的稻田。往前不遠,古黃埔港有個游離於陸地的小島,因為形如琵琶,所以稱為琵琶島。琵琶島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稱為琶洲塔,據說是建於明朝萬曆年間。迷信的說法,琶洲塔一帶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鰲出沒,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稱金鰲塔,既鎮妖孽,也是為行船導航的明顯標誌。對於歐洲人來說,首次到中國,看見這樣的高塔,自然覺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歐洲人但凡記錄廣州風物,必定提到這座美麗的高塔。有繪畫才能的軍官水手,也必定將這座琶洲塔,描繪下來。風景雖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經有過明文規定,外洋船到黃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來黃埔這個地方,最早的時候,也是比較荒涼的。外洋船一來,海關衙門一造,漸漸地便有許多靠外洋船謀生的人,特別是買辦和通譯等人,遷住於此。荒涼的時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問題。但是一熱鬧起來,便有事情滋生出來,中外之大防,多少有點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諭命兩廣總督孔毓珣,調查耶穌會士在內地傳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國人和中國居民混雜的情況。孔毓珣徹查之下,發現洋人們在黃埔和當地民眾打成了一片,顯然是關係良好。為了讓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發佈命令,規定外洋船上的一應人等,在黃埔期間,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軍隊守衛於船邊,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發表後,奏折遞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點擔心起來了:如此一來,似乎對外洋來人,過於苛刻,毫無天朝大國的大度可言。何況皇帝本人,向來對洋人沒有任何敵意。孔毓珣這個馬屁,並沒有拍得龍心大悅。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寬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從雍正二年起,理論上講,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許下船的。

  第二年,這位總督大人再次給雍正皇帝寫了奏折,說明當年共有三條英國船、一條法國船和四條港腳船港腳船稱為Country Ships,雖然也是歐洲船,但是在印度註冊,不擁有歐洲船那樣的壟斷貿易特許狀,因此也沒有明顯的國別。到黃埔停泊;奏請派一支專門的軍隊,看守錨地,以嚴防普通的中國人上船。黃埔對於洋人的規矩,自此確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當然,從當時洋人的記錄來看,規矩是理論上的,具體操作,則要寬鬆得多。

  外洋大船在黃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拋錨。一條大船購買的貨物,至少有幾百噸之多,貨物如何入艙,對於當年這些靠風帆作為動力的木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為了行駛的穩便,必定要將重的貨物,比如生鋅和瓷器放置於底艙,而將輕的貨物,比如絲綢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買了什麼貨物便立即進艙,必須於岸邊建立一個倉庫,待貨物買得基本齊整,才能分門別類地入艙。

  這一情況,總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這一情況,卻給皇上寫奏折說,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許下船,多少有點欺君之罪。當然這種欺君,無非是讓皇上放心,並且開心。當官當到廣東總督這個份上,哄皇上開心,自然是拿手好戲。所以孔毓珣不管實際情況如何,給皇上寫報告,卻是寫得斬釘截鐵: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嚴防中國民眾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從實際情況看來,不讓洋人們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個倉庫,用於存放進艙之前的貨物。既然是倉庫,所以船上總是要派一些軍官或者水手,看守倉庫。生病之人,不適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許住到陸地上的這個倉庫裡來。

  有趣的是,也許正因為總督大人向皇上撒了個謊,所以使得這些岸上倉庫,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築。每年夏秋,外洋船來,便開始建造,至秋冬之際,外洋船滿載貨物歸國,又必須拆除。「1790年,英國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關監督申請建立永久性的岸上倉庫,結果海關監督衙門予以拒絕。」如此年復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樂乎。其實這種倉庫,因為存放的貨物很多,要求的面積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築,每個貿易季度出租給外洋船,自然要經濟得多。但是也許正是因為總督大人的小謊言,因此變成了一個必須瞞過皇上的遊戲。   


黃埔買辦幫外洋船建造了岸上倉庫

  藍旗國的外洋船在黃埔拋錨以後,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樣,第一要緊的事情,便是要找一個供應商,一是負責造這樣的一個倉庫,二是要採買大量的食品,既供應船上的船員,又要為返航作準備。這種供應商,也不是隨隨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當的:他們是一些特殊的商人,當地人稱之為買辦,洋人則一律稱為Comprador,這個詞彙在葡萄牙語或者西班牙語當中,就是採買的意思。當買辦,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檯面的事情,因此要當買辦,倒是不需要向海關監督衙門申請許可。但是想要當買辦,必須要有一個通譯,也就是領有海關監督衙門執照的專業翻譯,「具結」擔保。具結擔保的意思,就是讓一個已經在衙門登記在案的通譯,寫張願意為之擔保的保證書,這樣出了事情,一體承擔責任。

  找了願意具結擔保的通譯,到海關監督衙門的書辦那裡辦過擔保手續,買辦的業務才能開張。在黃埔的買辦,主要業務有兩種,一是幫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倉庫,二是給大船上的洋人,供應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離港之前,還得準備大量的返航食物。他們通常被稱為「黃埔買辦」。「黃埔買辦」和在廣州給夷館供應食物,並且負責把貨物從夷館駁運到黃埔的夷館買辦,是不同的。瑞典學者歇爾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確地把「黃埔買辦」和「夷館買辦」給區分開了。但是買辦真正要接到業務,卻多少要給衙門裡的老爺們一些好處,尤其是海關監督的家人、書辦和胥役;同時為了接到業務,也要和行商與通譯們打成一片。後者和洋人接觸最多,故此能夠給買辦介紹業務。手下則要有一幫人,通稱苦力(Coolies),能夠迅速地建造倉庫,並且幫助洋人把貨物進艙。

  為瑞典公司的這條外洋船充當買辦的,是坎貝爾到了廣州以後,通過廣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貝爾和他談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讓這位黃埔買辦,在瑞典船停泊的岸邊,先建造一座岸上倉庫。雙方談妥的價格是九十兩銀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攬子的工程。照坎貝爾的話說,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樣的一座岸上倉庫,要便宜得多。

  前來廣州貿易的洋人,通常把這種倉庫稱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廳」。岸上的大廳也好,倉庫也好,總之是個簡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長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寬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積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個倉庫,建造的材料,則全部是毛竹和草蓆。一般說來,這麼大的面積當中,也隔出兩個小的空間:一間用於守衛的住房,另一間,則是守衛隊長的辦公室兼臥室。

  想來如此簡易的大棚子,建造並不複雜,時間也不需要很長,何況外洋船急等著要用。那外洋船,萬里迢迢,從歐洲遠道而來,一路上也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險和風浪。到了目的地以後,自然要進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來貨、壓艙鐵、船帆,甚至槍炮,都要卸下來,放在這岸上倉庫裡。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員,這個時候也會讓他們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畢竟對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們隔離起來,免得傳染給其他的船員。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槍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許下船的事情一樣,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槍炮,也變成了一種哄皇上的遊戲。是年兩廣總督鄂彌達在奏折上稱,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後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帶入廣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過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剛繼位的乾隆皇帝問起這件事情來,說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槍炮卸下,這個辦法好,應該繼續實施下去。

  皇上一開始較真,當大官的只好實話實說。乾隆元年還在兩廣總督任上的鄂彌達,這時候想方設法要自圓其說,承認卸下大炮的事情從來沒有實施過。理由有兩點:一是彼時珠江水面頗多海賊,外洋船需要槍炮,以震懾海賊;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這第二點理由,多少又有點糊弄皇上。那個時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輕易卸下。

  這次藍旗國的外洋船,帶來的貨物,只是一些呢絨布,而且數量不大。這且不說,長時間的航行,船身多少有點損壞,船帆也需要修補。這些事情,都要在到黃埔以後,抓緊時間完成,因為購買的貨物,很快就會源源不斷地從廣州運到。黃埔村那個地方,曾經有專門幫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鋪和漆匠鋪。見《世界目光兩度駐停琶洲島》,刊於《羊城晚報》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時候是否已經有了這種服務,不得而知。想來早期的修船補帆的活,還是船上的瑞典海員自己幹的。   


洋人在黃埔的飲食和生活

  下船幹活和看守倉庫的船員,畢竟是少數;大量的船員,還是要生活在船上。雖然都是職業水手,長期待在船上,想來是一件很憋悶的事情,好在不許洋人下船的理論,主要用於糊弄皇上。當地的官府,對這一條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開眼閉。所以船員無聊的時候,大可以下船,在黃埔村一帶,四下溜躂。黃埔村也算個古老的村莊,早在元朝便有大戶人家遷徙而來;當地有胡馮梁羅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這種有趣的中國建築,想來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對於水手來說,最為美妙的事情,莫過於黃埔碼頭附近,有一個專門出售中國米酒的小店舖。歐洲人好酒,是不爭的事實,而對於瑞典水手來說,酒這種美妙的東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從瑞典帶來的酒,畢竟數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黃埔錨地,居然有一個賣酒的店舖,怎能不感到欣喜呢。於是乎,瑞典的船員和同在黃埔的荷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一樣,大買其酒。

  這家中國小店舖賣的酒,洋人一律稱之為Samsue。這種中國酒,多半是一種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較烈,因為這些洋人喝了之後,變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還不算,喝醉以後,還不分日夜,放槍取樂。兩廣總督鄂彌達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槍,深為擾民。如此一來,這雍正十年的黃埔古村,又熱鬧,又有點烏煙瘴氣。這年年底的時候,新任的海關監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黃埔開設賣酒的店舖。此乃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藍旗國的船員,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黃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種相當寬鬆的環境。可以下船溜躂,可以買酒喝,可以吵架,還可以放槍取樂。黃埔口海關的官員,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遺餘力地撈好處之外,對這些洋人,並不十分管束。甚至對於瑞典公司的大班們,淋成落湯雞的模樣,深夜找上門來,也予以熱情接待和幫助。話反過來,要管束這些在黃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們的大班出面;而這些外洋船的大班們,正忙著在廣州做生意,購買貨物,未必有精力來管束這些桀驁不馴的水手。

  黃埔買辦,多少有點像現在的建築包工頭: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攬一應事務。岸上倉庫建造以後,或者在建造的過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給外洋船提供食品。長途航行之後,船員們自然渴望吃到新鮮的蔬菜和魚肉:不吃新鮮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這種觀點,在雍正十年的時候,瑞典人已經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後,黃埔買辦就會向外洋船提供各種食物,形形色色,種類繁多。

  從當時的購物清單上看,黃埔買辦可以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貨物,非常豐富,多達一百五十多種,當然是食品為主,主要是雞鴨牛羊豬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國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的詹姆士‧貝爾基金會圖書館找到的檔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間的一份價格單,顯示黃埔買辦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貨物,多達154種。 詹姆士‧貝爾基金會圖書館,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爾斯‧愛爾溫檔案,除了通常有的雞鴨牛羊豬肉,還有野雞、鵝、鴿子、鵪鶉和兔肉,甚至是燕窩。海鮮有各種魚蝦、螃蟹和鰻魚;蔬菜水果的種類也很多,黃瓜、胡蘿蔔、白菜,菠蘿、香蕉、西瓜,應有盡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員,比當代的瑞典人,吃的東西還要豐富。

  有趣的是,這份清單上居然列著一些傳統的西洋食品,牛奶、黃油和長麵包。莫非雍正年間,黃埔村一帶,已經由買辦組織生產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見,廣州貿易的繁榮,也帶動了其他的許多產業。更有趣的是,黃埔村除了酒鋪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節,還有大量的攤販,不僅出售各種蔬菜瓜果,還提供剃頭縫衣等服務。小販們甚至能夠操夷語,和洋人們大做生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巡撫楊永斌的奏折稱:「洋船進口俱在黃埔灣泊其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語者於洋船灣泊所處搭蓋篷寮貨賣蔬菜、剃頭。」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除了食品之外,也供應一些燈油、蠟燭、木炭和劈柴,用於船上的日常生活。供應的貨色雖然琳琅滿目,足以滿足需要,但是價格卻要比普通的市場價高出很多。黃埔的買辦,顯然是既要有實力,又要有點本事,能夠組織到牛奶黃油這樣的食品。更重要的還要有關係:一旦當上了買辦,這生意就有些半壟斷的性質,半壟斷當中,利潤固然可觀,但是利潤的相當一部分,還是要孝敬官府,上下打點。

  公元一七三二年九月八日,雍正十年初秋季節,這樣的一條來自瑞典的外洋船,停泊在了黃埔錨地。這也是這個國家壟斷遠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首次來廣州進行貿易。雖然在靠近廣州的時候,遇到了颱風,也曾經迷失了方向,但是最終還是在中國官民的幫助之下,順利地停泊在了黃埔。對於瑞典東印度公司共計一百三十二次的遠東貿易航行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開頭。

  一切看上去都按照這裡的規矩,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藍旗國來船的情況,官方已經報知了在廣州的海關總督衙門。船到黃埔,兩岸風光秀麗。該建造的岸上倉庫,也順利建造起來。黃埔買辦能夠提供的食品,不僅能夠補充一路航行已經吃空的貨艙,而且十分豐富。黃埔的氣氛也基本上寬鬆隨意,船員們能夠下船溜躂,購買蔬菜瓜果,剃頭縫衣,還可以買到美妙的中國米酒。酒喝得半醉,可以吵架,也可以放槍取樂。

  和正常情況相比,這條瑞典公司的外洋船,到廣州的時間,稍微晚了一些。因此,首席大班柯林‧坎貝爾未等大船到達黃埔,就匆忙帶了幾個大班和軍官,還有那個自虎門上船的中國海關胥役,劃著舢板船,夤夜趕往廣州,希望能夠用盡量好的價格,簽下購貨合同。而在廣州,雍正十年的歲月,正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我們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廣州城外的貿易鎮

  藍旗國大班到達廣州城外的外洋貿易鎮

  卻說那晚,藍旗國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貝爾,帶領數個大班和軍官,還有一位中國海關的胥役,夤夜從虎門附近趕往廣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黃埔關的海關人員幫助之下,在停在黃埔的一條中國船上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過天晴,他們告別了中國船上好心的船民,繼續劃著舢板船,向廣州進發。

  從古黃埔錨地到廣州,路途不遠,大概是十幾里的水路。舢板船畢竟行駛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終於到了廣州城外的水面上。廣州貿易向來的規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數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廣州;而且明確不得帶火槍進廣州。不過實際操作當中,在黃埔的大船上的船員,基本上都可以到廣州來開開眼界,因為外洋船在廣州建立夷館之後,通常借口守衛夷館,讓船員輪流到夷館來住上一些天,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儘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內,洋人的活動,基本上都局限在廣州城外。古代廣州城的西門外,向來是外商聚集之處。關於廣州城西門外的歷代對外貿易情況,研究很多,雍正年間的珠江岸線,應該比現在的岸線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貿區域舊址,應該在現在的文化公園一帶。大致說來,雍正十年的時候,這個地區是以一條和珠江平行的大街為中心,兩邊都是商行和店舖,實力雄厚的洋貨行,通常建在靠水一邊。這樣的洋貨行規模很大,靠街這邊,有大門和鋪面,鋪面用於收購貨物;行內靠江邊,則建有小碼頭,或者稱為駁口,專門用平底船,將貨物駁到黃埔。船到廣州,要先經過一個海關的關口,才能進入這個區域。這個關口,是粵海關的總關,稱為總巡口。

  總巡口就在海關監督衙門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這樣從各個洋貨行運出的貨物,必定經過總巡口,便於稽查。但是珠江水系複雜,為了防止從其他水道走私貨物,在建有洋貨行的江岸西邊,同樣設立了一個海關的檢查口,名稱非常形象和直接,稱為行後口。

  這也就是說,在廣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區域,前後各有一個海關關口把守,中間沿著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貨行和店舖組成的區域。這片區域,外國人通常稱為鎮子,Town,而把廣州城,稱為城,City,兩者之間,區別十分清楚。但是中文當中,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廣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貨行的,也有指區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暫且把這個地方稱為貿易鎮吧。外洋船到廣州,帶船前來貿易的領導人,也就是通常稱為大班的,得以進入廣州,在這個鎮上開展業務。大班到鎮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貨行作保人,才能開展貿易,這是雍正十年,廣州對外貿易的規矩。所以坎貝爾等一眾大班,未到鎮上之前,就開了一個內部會議,討論由哪個洋貨行作保人的問題。瑞典大班們提出討論的行商,根據坎貝爾的說法,一共是三家。當然這三家,都是大班們熟悉的洋貨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議應該找陳壽觀的廣順行,因為廣順行眼下是實力最雄厚,規模最大的洋貨行。坎貝爾對陳壽觀倒也沒有惡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一下子來了四條大船,英國這樣的大公司,肯定會找財大氣粗的廣順行作保。這樣一來,陳壽觀忙著為英國公司的這四條船服務,豈非容易忽視瑞典公司這樣的小買賣?因此,坎貝爾明確地否決了莫福德的提議。

  上回坎貝爾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廣州的時候,得以熟悉的洋貨行,一共兩家,一家是陳汀觀的崇義行,另一家是張族觀的裕源行。坎貝爾自認是張族觀的老朋友,對張族觀的印象很好,認為他是所有行商裡面,屬於比較誠信的。尤其讓坎貝爾感到得意的是,那條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並且在颱風到來之前為他們帶過路的中國帆船,先行回到廣州。他們也不知是用什麼方法,告訴了張族觀,有這樣那樣的一個大班,帶船而來。張族觀聞訊,竟派人前去澳門等候。坎貝爾記錄中說,在澳門上岸投訊的大副,沒有暴露身份,所以沒有相認。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坎貝爾這話,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較明確的問題是,這個張族觀固然是個好人,而且對首席大班坎貝爾先生相當熱情,但是張族觀的洋貨行,一是規模不大,二是不靠江邊。洋貨行不靠江邊,等於沒有路通往黃埔。因為所有的貨物,在鎮上購買以後,都要通過平底船駁運到黃埔錨地,這樣一來,豈非大費周折?所以張族觀這個選擇,也被否決。

  雍正四年,坎貝爾和他的兄弟在一條港腳船上當大班,當時就以陳汀觀的崇義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義行中。坎貝爾知道,崇義行規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裡有十分便利的駁口。何況坎貝爾覺得陳汀觀這個人,為人沉穩,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都能為歐洲人做好服務。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坎貝爾和其他大班們一起,輕車熟路地劃著舢板,過總巡口,到了陳汀觀的崇義行。   


洋貨行行商為外洋船作保的規矩

  早上從黃埔出發,中午時分到了陳汀觀的崇義行。十幾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時間,也許過海關總巡口的時候,查驗身份等事情,多少有點耽擱。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為首的首席大班坎貝爾又是老熟人,行商陳汀觀自然是熱情歡迎。廣州城外的貿易鎮上,洋貨

  行之間,向來競爭激烈,藍旗國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門來,對於崇義行的老闆陳汀觀來說,幾乎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須找一家洋貨行作保,這是鐵打的規矩。因為沒有作保的保商,在廣州的對外貿易史上,保商這個概念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外洋船到,洋貨行的行商進行擔保,是為保商;另一種是要充任洋貨行的行商,必須有其他的行商擔保,也稱為保商。兩者名稱一致,意義卻完全不同,應該予以區分。海關監督衙門就不予丈量船隻,這樣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開展貿易。到雍正十年,這規矩已經有了五六年的歷史。從廣州貿易的總體情況看,官府向來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門辦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後,申請丈量船隻,徵收關稅這類事情,都要找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貿業務,而且身家殷實,出了事情受罰得起,自然非洋貨行的行商莫屬。

  雍正十年,給外洋船充當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為當時有資格充當保商的,過數家實力雄厚的洋貨行而已,並非所有的洋貨行都可以充當保商。二是當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說來,外洋船選定保商之後,必定要在該家洋貨行內,租用夷館。雖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記在案的洋貨行購買貨物,但是既然請了保商,甚至住在這家洋貨行內,近水樓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當保商的這家洋貨行多買些貨物。

  話反過來,官府既然不願洋人直接和衙門打交道,所以設了這保商的規矩:外洋船在廣州,和官府之間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辦。顯然,外洋船的大班們也是不願得罪保商的。比如繳納貨稅,到衙門領取各種放關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辦;保商要制約外洋船,應該是相當容易。也許正因為保商容易制約外洋船,所以官府對洋人的管理,也一體交給保商辦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問。

  雍正十年的時候,這一制度對洋貨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後,隨著官府對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強,外洋船到廣州以後,找一家保商就顯得十分困難。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兩條外洋船,「卡爾王子」號和「弗裡德利希‧阿道爾夫」號到港,當時就難以找到保商,陳壽觀的廣順行等,拒絕充任保商。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後來勉強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計還得倒貼銀洋。歇爾博格認為,瑞典公司為此向保商支付工資。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雍正十年,廣州外的貿易鎮上,正在經歷一場風暴。風暴是風暴,生意還是要做下去,所以陳汀觀還是欣然充當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陳汀觀也寄希望於這家新來的歐洲公司,年年來華,歲歲在廣州做生意,這樣能夠長久地和這家公司建立生意關係,自然是財源興隆,綿延流長了。   


洋貨行裡的夷館,外洋船的貿易辦事處

  崇義行的行商陳汀觀,熱情地接待了來自藍旗國的外洋船大班,並且答應成為該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討論充當保商之後,馬上需要著手的兩件大事。

  這兩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關監督衙門申明已經充任保商。這是外洋船的大班們,到了廣州城外這個鎮上,可以開始貿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設立夷館。

  設立夷館,就是要把這些外洋船大班們安頓下來。所謂夷館,洋人向來稱為Factory。Factory當然不是現代英語當中「工廠」的意思。從英語Factory的古老意義上理解,Factory等於是Factor的行館意思;而這個Factor,則是代理人或者代辦的意思,所以這樣理解起來,夷館就等於現在的外商辦事處。

  雍正年間的外商辦事處,自然和當代的辦事處不同。這個辦事處,需要安頓大班們的住宿和生活,需要辦公,也需要倉儲;因為洋行的大班們收了貨物,先要有個地方放起來,然後再用平底船駁運到黃埔的岸上倉庫。除了功能以外,還有兩個因素,決定這種夷館的形式:一是貨物貴重,必須便於看守;二是清朝的對外政策很明確,所謂中外之大防,不能讓洋人和中國人混雜,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這些因素加起來,就決定了這一時期,夷館的形式,屬於洋貨行裡面的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既是洋貨行的一個部分,又相對獨立,便於守衛和同普通的中國人隔離。雍正十年,這種夷館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選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裡租賃一個夷館。這樣,保商和夷館,合二而為一。這也就是為什麼,瑞典大班們在選擇保商的時候,要事先考慮到,這個行商的洋貨行裡,是否有靠江的駁口。因為有駁口的話,再將貨物運送到黃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義行的陳汀觀,從規模和實力上看,僅次於廣順行的陳壽觀,所以崇義行的規模也堪稱龐大。行裡專門建有不止一棟專門的建築,出租給外洋船的大班們。雍正十年,陳汀觀不光給瑞典公司當保商,也給荷蘭公司做保商。想來荷蘭公司也在崇義行內,租了一棟專門的建築,當作他們的夷館,或者說辦事處。

  中國人把外洋船的廣州辦事處,稱為夷館,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館雖然是中國人造的,擁有者也是中國的洋貨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觀和格局與普通的中國建築區別明顯。想來這是那些熟稔外貿業務的行商們,針對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據自己的理解,特意為洋人造的。既然是專門為洋人造的,風格又有點特別,所以稱之為夷館,也算妥帖。

  當時的中國建築,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來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館,一律都是兩層樓。夷館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兩層樓。大概是因為這類夷館,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牆用的是青磚和龍骨磚,樓板用的是木頭,屋頂上的瓦片,則和西班牙建築的西洋瓦片相彷彿。潘‧烏斯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學家林奈的學生,1750年至1752年作為隨船牧師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卡爾王子」號船,遠航廣州。烏斯貝克提到,建築用的磚頭,裡面有木棍做的芯,這比較符合中國南方的那種空心龍骨磚的形狀。更加明顯的特徵是,這種夷館,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個大陽台;陽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這看上去,既像中國的水榭,卻又是露天的,想來是比較特別的一種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藍旗國的洋人描述的夷館,規模已經相當齊整。顯然,夷館是個獨立的院子,進門有照壁,可以擋住外面的視線;大門一側,建有一個門房,門房門口,掛著竹編的燈籠。夷館裡面,是兩棟平行的兩層樓建築,兩層樓中間,用長條形的石板鋪出一個庭院;庭院的石板上還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過排水孔排出到陰溝,再直接排往珠江。這樣的圖景描繪出來,洋貨行的辦事處,還是相當不錯的。雍正十年,坎貝爾等人租用的夷館,是否已經達到了這個規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記中說,這些夷館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樣的。想來當年廣州城外,專門有一家建築行,為洋貨行建造這

  樣的標準夷館。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館,基本格局和形狀,應該和十多年以後的這種夷館一樣。

  從功能上講,夷館主要用於生活、辦公和倉儲。所以夷館的兩層樓,特別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樓下的空間,主要是用作倉庫,但是在樓梯口,都設有廚房。樓上則是大班們辦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館一旦租下,從名義上講,就不再稱為洋貨行的夷館了,而是稱為某國的夷館,比如法蘭西夷館、紅毛國夷館和藍旗國夷館,等等。這和當代辦事處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設立夷館和夷館買辦

  造幾座功能齊全,甚至堪稱漂亮的夷館,在雍正十年前後的廣州,既是洋貨行招攬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們的生意經:夷館功能齊全,出入方便,收貨和發貨快捷,甚至有個伸出江面的大陽台,然會吸引外商前來租用;租用和擔保一體,這家外國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這家保商手中,這也是洋貨行的外商互相競爭的一種手段。

  從夷館本身來講,出租給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樁生意經。夷館造起來的時候,雖然耗資不菲,要花好幾千兩紋銀,但是出租給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後,這等夷館一個貿易季節的租金,以面積、條件等不同,當在五百兩至一千兩紋銀之間。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爾王子」號船先到廣州,花了八百兩銀子租了廣順行的一座夷館;幾天之後,第二條船「弗雷德裡克‧阿道爾夫」號又到了廣州。大班們決定兩條船共用一個夷館,於是搬到了屬於廣順行的另一個夷館,規模更大一些,租金是九百兩銀子。

  再說坎貝爾等人在行商陳汀觀的崇義行租用了一個夷館以後,立即著手進行安頓。安頓夷館,靠的也是買辦。這種買辦,稱為夷館買辦,和前者提到的黃埔買辦,頗有不同。那外洋船,萬里迢迢而來,在海上航行時間,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應人等,包括廚師和服務生。但是在廣州的夷館,卻只有若干大班和守衛倉庫的軍官水手,所以夷館買辦,不僅要為夷館提供食品雜貨,而且要派人照顧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起居和飲食。

  如此一來,在這個鎮上的夷館買辦,就不像黃埔買辦那樣是個建築包工頭,倒很像一個外商企業服務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務人員,一旦和大班們談妥服務條款,一起進駐夷館。進駐的人員中,有門房、廚師和傭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務人員,常駐在夷館裡進行服務。將近一百年之後,亨特在他的書中提到,官府於1824年發佈命令限制這樣的服務人員人數,規定每個夷館不能超過八個。但是彼時的夷館,已經和洋貨行分離開來,成了獨立的單位。等到洋人大班開始貿易,再派來一批苦力,幫助裝箱和搬運貨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們向行商租用的夷館,裡面是空蕩蕩的,所以定下一個夷館買辦以後,立即需要讓他提供夷館內的各種物事。夷館買辦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傢俱,卻也包括很多雜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廚房用具。有些東西非常瑣碎,甚至包括木製的鍋蓋、風箱、將軍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間,等級也十分森嚴:給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計是十分豪華的,精工細作,所以要紋銀二兩,和一口棺材的價格相同;而給看守倉庫的水手睡的,卻是只值零點零八兩紋銀的竹床。兩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講些派頭,尤其是辦事處。雖然辦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時間,也要佈置得相當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樓的辦公空間中,通常會佈置一個漂亮的客廳,也兼作飯廳;除了傢俱以外,也掛上裝飾畫,擺上鮮花。這樣一來,夷館就有了對外的公共空間,可以接待客人,進行交際,更重要的是談生意和簽合同。

  想來當時的夷館買辦,辦事效率相當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們,九月八日中午到達陳汀觀的崇義行,晚飯以後,就在夷館裡面接待了客人。來訪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們;除了英國人以外,法國人,荷蘭人,還有港腳船上的大班們,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館。瑞典公司雖然是一個新公司,卻有點像新酒瓶子裝陳酒,領頭的大班當中,很多來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貝爾,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陳酒,他們自然和其他國家東印度公司的陳酒之間,互相熟悉。

  十八世紀初,充當歐洲各國外洋船和港腳船的大班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些人多半有點冒險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時身強力壯,抗得住長期遠航生活的風浪和艱險。除此之外,這些人還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夠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國人和印度人,大談生意,並且取得豐厚的利潤。在廣州城外的貿易鎮上,一個公司的大班到達以後,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種慣例:一方面,他們多少有點惺惺相惜,互相之間,表示一下親熱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生意上的考慮,探聽消息。

  外貿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貝爾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帶著其他的幾位大班,又回訪了各國公司的外洋船,在廣州城外的貿易鎮上的夷館。回訪的時候,坎貝爾帶著相當明確的目的,要探聽今年廣州貿易的價格情況。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的信息,因為歐洲船的大班們,雖然大家都成了身在萬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質上還是貿易競爭的對手和敵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藍旗國大班覲見粵海關監督祖秉圭

  正如坎貝爾所說,崇義行的行商陳汀觀,辦事十分穩妥,有效。也許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達廣州的當頭,也許是第二天,陳汀觀就到海關監督衙門進行了申報,說明已經充任了藍旗國外洋船的保商。陳汀觀是雍正十年廣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門的關係,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點,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達廣州的第三天,就帶著這些洋人,前去覲見海關監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貝爾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帶著其他的大班和軍官,前往海關監督衙門,按例覲見大清雍正朝欽命粵海關關部正堂,兼監察御使,二品大員祖秉圭。海關監督衙門,也在廣州城外的這個小鎮上,位於總巡口的後面,在洋貨行所在大街東邊。所以坎貝爾們在陳汀觀帶領下,很快到達了海關監督衙門。

  說坎貝爾去覲見海關監督大人,十分精神和興奮,是因為他這次到廣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來廣州的時候,雖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資格覲見海關監督,也難說得很。但是坎貝爾現在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雖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經驗,好比是識途的老馬,卻是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時候,還通過公司的另外股東,從瑞典國王那裡,討得了一紙「瑞典國王特命前往中華帝國全權大使」的封詔。坎貝爾是個商人,眼下既然有了這麼好聽的官方頭銜,自然是覺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點拿雞毛當令箭,要展示一下這特命全權大使的派頭。

  到了衙門,二堂上覲見海關監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氣,讓他們坐下,並奉茶招待。坐下以後,坎貝爾就滔滔不地說了起來,說是他們來自很遠很遠的國家,受瑞典國王派遣,前來和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因此希望海關監督閣下給予一切必要的幫助和保護,這樣瑞典國王陛下就會每年派遣大船,前來廣州貿易,云云。

  下面這段文字,標誌著中國和瑞典兩個國家,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接觸。「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陳汀觀同我們一起去拜見海部,向他致意。我們通過翻譯(又稱通譯 Linguist)告訴海部說,我們受瑞典國王之命,遠道而來,旨在同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和進行貿易;我們因而希望他能夠給予我們一切必要的保護和幫助,以使瑞典國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夠不斷

  地進行貿易,每年都派船隻到這個國家來。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們,讓我們坐在椅子上,請我們喝茶。他告訴我們,他對我們的到來感到非常高興,並且保證我們將享有所有的保護和一切歐洲人在此的所有權益; 他也祝願我們貿易成功和財源不斷。他還送了我們一些絲綢作為禮物,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舉止; 而顯然,對其他的歐洲和港腳公司的大班們,他也有如此的禮待。我們稱謝後就告退了。」坎貝爾的這番話,自然是向翻譯說的。

  當年這翻譯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貝爾先生的話,源源本本地翻譯給祖秉圭聽,很難判斷,想來大意還是明確的。問題是祖秉圭一是對瑞典,或者說藍旗國,幾乎毫無所知。按照粵海關的規矩,對和外國建立邦交關係,向來也沒有興趣;二是坎貝爾覲見祖秉圭的時候,正好趕上這位海關監督大人心情最為不好的時候。廣東總督和巡撫聯名參奏他貪墨海關稅銀,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狀。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節,下文自當細述。

  祖秉圭雖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還是很有風度。按照坎貝爾的說法,他對藍旗國外洋船的到來,表示高興和歡迎;承諾藍旗國的外洋船,也將一體享受其他國家貿易者在這裡的所有權益。最後,他祝願藍旗國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財源滾滾。又送了這些洋人大班們幾塊絲綢,作為禮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場老手,當海關監督也有數年,所以雖然不見得熟稔外交事務,卻也說得十分得體。其對洋人大班所說,基本是一些套話,放在每個國家的外洋船大班頭上,都毫無破綻。祖秉圭同時對坎貝爾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關係,以及他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的頭銜,顧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詞,也算避開了這,一政策性的話題。想來這次接見,歷時很短,屬於禮節性的接待,海關監督大人,總共也沒有說上幾句話。否則依照坎貝爾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記中,大大地寫上一筆。

  接見雖然簡短,而且是禮節性的,這次接見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坎貝爾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的頭銜貨真價實,祖秉圭則是大清國負責外洋貿易的最高官員。所以儘管坎貝爾是曾經到過廣州的陳年老酒,儘管他是一個剛剛加入瑞典國籍不久的前蘇格蘭人,這次會面,還是意味著中國和瑞典兩個遙隔萬里的國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觸。雍正十年西洋歷九月十日這一天,也就翻開了中瑞關係史的第一頁。   


黃埔的丈量船隻儀式

  祖秉圭擔任海關監督時的粵海關衙門,顯得效率相對很高。就在坎貝爾等覲見海關監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藍旗國外洋船的保商陳汀觀就通知這些大班們,海關監督大人當天將派人前去丈量船隻。於是,坎貝爾一眾,大清早就急急趕往黃埔,藍旗國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關監督衙門官員的到來。崇義行行商陳汀觀和他們同船前往。

  卻說丈量船隻,在廣州的外貿活動中,是一個相當隆重的儀式。這個儀式,既體現了大清王朝對外洋來船的理論和政策,又是粵海關徵收來船固定稅的一種方法。廣州一地,向來是中國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廣州的對外貿易,多少帶有一點中華屬國前來天朝進貢的色彩。所以這個丈量船隻的儀式,十分誇張和形式化:既像征著泱泱中華大國,懷柔夷人,澤被四海,又標誌著外洋船到廣州以後,正式開始貿易的起點。

  外洋船到黃埔拋錨之後,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進行這種丈量船隻的儀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卡爾王子」號,從黃埔下碇,到丈量船隻,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爾」號則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來廣州,「瑞典的弗雷德裡克」號九月八日在黃埔下碇,十一日就舉行丈量船隻的儀式,自然是祖秉圭領導下的海關監督衙門,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誇張的儀式,通常是海關監督大人親自參加。早在西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國的「麥卡費爾德」(Macclefield)號船和法蘭西國的「阿拉巴」(Arab)號。船到港的時候,海關監督大人索爾弼,親自跑到澳門,前去主持丈量儀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標擔任海關監督期間,他一年當中到黃埔主持丈量船隻儀式,多達六次。這些都說明,通常情況下,海關監督大人都要親自出席丈量儀式。

  前面說過,雍正十年是個多事之秋。尤其對海關監督祖秉圭來說,因和洋貨行中的一個行商陳芳觀不合,鬧出許多事端來,眼下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雖高,自己還是沒有親自來主持這丈量船隻的儀式,而是派了一個家人,代表他來參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將近中午時分,祖秉圭的家人帶著書辦和胥役,到了黃埔,並且登上了停泊在江邊的「瑞典的弗雷德裡克」號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貴族,早年就官居廣西巡撫,所以府中自然有許多家人。所謂家人,大都是滿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們在內是奴才,在外則是威風凜凜的大管家,經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權力。主人官當大了,也會提拔這種奴才,出去當官。有清一代,許多官至一品、位尊權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將軍年羹堯,便是一例。粵海關向來和內務府關係密切,所以海關監督,基本上都是滿洲貴族,海關監督的家人統攬關務,代替主人行使職權,也算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連前來貿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個葡萄牙語的單詞Pay de Casas, 來稱呼海關監督的家人。坎貝爾還特意作了解釋:「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認識,應是一種管家,或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軍官頭目。」這種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這一節,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關監督專用的關部官船,前來黃埔。這種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勢的一條船,雖然不大,但是通體漆成紅色,上有船樓,充分體現了官家的威風和派頭。因為是正規而誇張的儀式,所以這條海關監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時候,從船上轟然響起了一陣炮聲。通常是八響,或者是十六響。

  外洋船相應的保商、通譯和買辦,必定提早來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當,海關監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開始上船。上船以後,逕直坐在這把象徵權力和威嚴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後,這丈量船隻的儀式,算是開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會在通譯的幫助下,對船進行測量。這種方法,說來也算簡單,無非是量出大船的長度和寬度。長度是前桅到後桅之間的距離;寬度是中桅,或者說主桅桿所在的位置,量出船體的整個寬度。兩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個數值;然後根據這個數值,來確定這條船,應該屬於幾等船,以此徵收外洋船的固定稅。這種固定稅,粵海關稱為「船鈔」。粵海關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從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數值單位的稅率各不相同。前後桅之間長度乘船寬除十,得出的數值,超過154。當屬於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該交的固定稅,不超過紋銀八百八十兩。丈量以後,海關監督衙門的書辦登記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負責外洋船繳納這筆「船鈔」之稅。

  船不大,過程也簡單,這丈量船隻儀式的第一個項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時間。丈量完畢,海關監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開始向外洋船的大班們贈送禮物。禮物通常是兩頭牛,幾甕酒,有時還有幾束花。牛和酒,從來是中國人用來犒賞軍隊的必備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國來朝貢的人,也用這犒勞軍隊的「牛酒」,進行招待。這裡用牛酒招待遠客,完全是一種慰勞的意義。清朝開海貿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隻儀式的同時,也沿用了「饗以牛酒」的傳統習俗。但是明朝的時候,招待外國貢使,非常實在,每人每天供應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這種「饗以牛酒」,卻完全是象徵性的了。

  「饗以牛酒」,從名義上講,是海關監督代表皇上,「御賜」給外夷的禮物。正是因為這是「御賜」之物,所以要把這丈量船隻的儀式,搞得花團錦簇,隆重熱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攬,你外邦小國到我天朝上國來朝貢,哪怕只是用朝貢的名義,來做生意,大賺其錢,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東西也全部給你準備好。可謂天朝之關懷,無微不至。

  雍正十年,雖然也用皇上的名義,給洋人送牛酒,但是兩頭牛,幾瓶酒,不夠大船上百十號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禮只是一個象徵意義。操辦牛酒的,卻是給外洋船提供食品供應的買辦,八成是黃埔買辦。黃埔買辦事先操辦這些牛酒、鮮花,可能還有甜餅,等海關監督和衙門一干人等到來,讓他們以皇上的名義,送給外洋船上的洋人。這些費用,應該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後到官府報銷的意思。

  但是中間過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經常要佔這些買辦的便宜,甚至完全把這筆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蘭西國外洋船的大班向兩廣總督李侍堯告狀,說是自從李永標在乾隆十六年當上海關監督以後,他的家人和書辦,從來也沒有給操辦牛酒的買辦或者通譯報銷過這筆牛酒的費用。因為買辦不敢得罪家人和書辦,所以只好抬高供應品的價格,再從洋人身上撈回來。雍正十年,家人和書辦的貪墨情況也比較嚴重,但是至少這項費用,還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這象徵性的「牛酒」,價值不過是三四十兩紋銀,卻給外洋船的大班們下了一個套子。按前明貢市之例,粵海關初建之時,這丈量船隻的第三項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贈禮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總督奏報皇上,從外洋船收到的禮物為:一箱洋酒,一箱煙草,還有一些藥,大概是金雞納霜之類。所以清朝前期,這種互送禮物,基本是對等的關係,價值對等;同時也是因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禮物,也是快馬直接送往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紀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廣州的外洋船大增;海關監督大人,他的家人、書辦、胥役等等,開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槓。任何一樁事情,沒有紅包,根本辦不成。大概是洋竹槓敲起來的時候比較爽,所以越敲越起勁,到後來,幾乎是敲得一塌糊塗。收取賄賂,成了明文。洋人畢竟是遠道而來,對於官府之水的深淺,絲毫不知根底,同樣受害的行商、通譯和買辦,卻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雍正四年,廣東巡撫兼署粵海關監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員楊文乾,乾脆把各種名義的紅包,統一歸並成一項固定稅,名曰「規禮」,計紋銀一千九百五十兩,一律上繳粵海關。這件事情,引起軒然大波,對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響,這裡暫且按下不表。但是自雍正四年以來,因為有了「規禮」這個名堂,所以丈量船隻儀式上,這第三項活動,也就不再成為規矩。願意送禮更好,不願送禮也悉聽尊便。反正送了禮,也是要給皇上送去的,不能進自己的腰包。

  三項活動變成了兩項,這丈量船隻的儀式,時間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曆九月十一日,海關監督的家人和書辦、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藍旗國的外洋船後,又到另一條外洋船上,再去舉行一次這樣的儀式。下船的時候,藍旗國的船上,又是炮聲隆隆,歡送這些衙門的大老爺們下船。奇怪的是,這些人聽到炮聲以後,又返回到船上,對藍旗國的洋人說,他們不喜歡放炮,希望他們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隻儀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懷遠柔夷」,本來是越熱鬧越好的事情,向來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貝爾等人一個馬屁拍到了馬腳上,肯定覺得有點匪夷所思。他們當然不能理解,此時的粵海關,正經歷著一場腥風血雨的大風暴。海關監督大人不能參加儀式,包括命運和主人息息相關的家人不喜歡放炮,都和這場風暴有關。

  對於藍旗國的洋人來說,包括另一條舉行丈量儀式的外洋船,或許是紅毛國,或許是港腳船,丈量儀式的結束,意味著可以正式開始貿易了。這一點,意義匪淺,畢竟洋人們到廣州是來做生意的,而不是來朝貢或者考察異域風情的。藍旗國的外洋船首次來廣州,幾天之內,就做好建岸上倉庫,找保商,設夷館,丈量船隻儀式這些重大的準備工作,不能不說是非常快捷和順利。從前後到港的外洋船看,這樣的速度,幾乎是奇跡。

  這種快速高效的結果,一方面是由於祖秉圭領導下的粵海關對夷務十分熟稔,衙門的辦事作風,也算不錯。祖秉圭當海關監督已有數年,想來經驗也有不少。雖然他大大地貪污了海關的稅銀,但是領導才能,估計還是有的;另一方面,藍旗國也算是找對了人,因為這個保商陳汀觀,的確是十分幹練。這樣,在丈量完船隻以後,坎貝爾等人立即和陳汀觀一起回到廣州,開始貿易了。   


茶葉 瓷器 絲綢

  洋人大班們在貿易鎮上,擺足了大人的派頭

  藍旗國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經甚晚,而雙鷹國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們的大班趕到廣州城外的貿易鎮,已是雍正十年的陽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蘭西、英咭利國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廣州相比,要差了二三個月之多。到了這個時候,洋貨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會再有外洋船到了,因為信風季節已過。

  九月份,正是貿易鎮上最熱鬧的季節。外洋船俱各來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經租下了夷館,開始貿易。外洋大班一進貨,就會從船上調來十數名軍官和水手,看守夷館的倉庫。因此貿易鎮上,金髮碧眼的洋人著實不少:來港貿易的,有英咭利國、法蘭西國、紅毛國、藍旗國、雙鷹國和幾條港腳船,總數有十七八條外洋船之多;以國別建夷館,每個夷館的洋人連大班加上軍官水手,當在近二十人左右,這樣加起來,整個貿易鎮上,來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數。

  雍正十年,洋人在貿易鎮上,相當自由。大班們出入可以坐轎子,派頭倒有點像中國的官老爺。學術界向來認為洋人不許在廣州坐轎,而雍正十年的情況,完全不同。坎貝爾記載:「這樣,我們的轎子等在門口,我和其他的大班們一起去見海部。」官府雖然把洋人稱為「夷」,比如「遠夷」、「夷館」等,這裡的「夷」字,倒也沒有歧視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見官居二品的海關監督關部正堂兼監察御使,坐著轎子去不說,按例賜座奉茶。這在官場上,基本上是品級相當的官員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覲見結束,關部衙門鳴鑼相送。這種排場,可謂禮遇有加。

  洋人住在廣州城外,一應事務,均由大班們自決,官府基本不加干預。只要不進城,既可以到處閒逛,也允許登高望遠,抒發情懷。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進城也不算一件難事,辦法有兩種,一種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關監督衙門申請一個批文,寫明幾個洋人要進城;二是廣州城內有人發出邀請信,即可獲得批准,進廣州城內訪客,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國簽證,通常分成旅遊簽證和訪友簽證兩種。

  外洋船的夷館,在洋貨行裡面,卻又有朝街的獨立門戶。貿易鎮上的管理,想來也是很規範的,因為晚上閉門和早上開門都有一定的時辰;藍旗國的大班規定,從船上調派軍官和水手十二名,前來守衛夷館,定期輪換。這樣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領略廣州的風情。如此一來,這夷館也儼然很有規模:大門口有洋人把守,裡面有夷館買辦派來的廚子、傭人甚至轎夫,大班們出入期間,自然也很有威勢,這在普通的中國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謂大人的派頭。

  既然是大人的派頭,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國的大人們,對於平頭百姓,引車賣漿之徒,多少要擺點臭架子,甚至公開欺負。比如藍旗國外洋船回程的時候,得知領航的引水,同時也給法蘭西國的外洋船領航,結果把這可憐的引水給關在藍旗國的夷館裡好多天,免得他給法蘭西國的外洋船先一步領航,走在藍旗國外洋船的前面。這當然是毫無道理的事情,因為粵海關治下的引水不止一個人,這就好比要救一個死囚犯的命,卻去把相關的劊子手給關了起來,多少有點好笑。

  這無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給關了起來,雖然沒有受到虐待,吃喝供應一應俱有,卻想破腦袋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等到藍旗國的外洋船一切準備妥當,讓他領航出關的時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氣吞聲,自認了倒霉。否則和洋人大班這種大人級的人物爭執起來,未必有什麼好處。弄得不好,還要到衙門裡吃一頓竹筍燒肉:衙門裡的老爺動不動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間,二是和行商之間,互相來往,當面客氣得很,背後做些小動作。粵海關的官員、關部正堂、家人和書辦,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來往:一是官體,二是名聲。但是和外洋貿易無關的官員和士紳,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來我往,十分熱絡的。雍正十年,坎貝爾至少有兩位這樣的朋友,一位是鹽運使手下的鹽場主,另一位居然是總督衙門的把總。前者八成算是士紳,後者卻是現役軍官。

  這位鹽場主是個住在廣州城裡的富翁。鹽是國家專賣品,鹽運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這個鹽場主的地位當然也不低。坎貝爾等人和他熟悉以後,也走動得熱絡,先是這位鹽場主寫邀請信出來,請藍旗國的四位大班一起進城吃飯,飯桌上遇到了一位總督衙門的把總,坎貝爾等人又邀請他們第二天到藍旗國的夷館吃飯,結果鹽場主沒有來,把總卻如約而至。

  鹽場主不說,總督衙門的把總是現役軍官,能夠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來往密切,可見雍正十年,貿易環境非常寬鬆,並沒有把這中外之大防,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國官紳以己度人,對於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禮遇。這和日後乾隆朝晚期,處處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謂有天壤之別。   


洋人大班要買茶葉、絲綢和瓷器

  人際環境寬鬆,十分有利於貿易活動。所以船隻丈量儀式結束,坎貝爾等大班立即從黃埔回到廣州城外,在貿易鎮上開始做生意。洋人大班的下一步,就是要購買足夠的中國貨物,裝滿這條大船。購貨的原則,一是要根據帶來的資金,二是按照船艙的載重和容積,按最佳比例購入在歐洲暢銷的中國貨。

  中國貨當中,最重要的乃是茶葉、瓷器和絲綢。這三宗物品,永遠是廣州貿易的主角。除此之外,用於壓艙的生鋅,數量也不在少數。餘下的是胡椒、籐條、黃姜和中國土布。胡椒是傳統的東方香料,前一百年就由西班牙人進口到歐洲。當時的歐洲,十分崇尚中國的藝術,所以外洋船通常也進口大量的籐條。籐條份量很輕,價錢也便宜。乾隆九年藍旗國的外洋船,在廣州買了三千七百四十八斤籐條,只花了一百零九兩許銀子。

  籐條進口以後,一般用以做籐椅、籐籃、煙斗和紳士的枴杖。但是用來做婦女束腰和撐裙的骨子,既輕彈性又好,據說是十分時髦的事情。黃姜也算是一種香料,和姜一樣,屬於根莖狀的植物。乾隆九年同一條外洋船「哥德堡」號進口了十一點四噸黃姜。天長日久,現在也查不出當時進口以後,用在什麼地方。很有可能是用於釀酒的輔料。

  但是這些貨品,都可以暫時放一放,最要緊的,還是茶葉、瓷器和絲綢這三樣東西。所以坎貝爾等人先四處詢價,伺機而動。九月十四日,坎貝爾正要帶著其他大班出門,前去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廣順行看貨詢價,一個胖乎乎的行商前來藍旗國夷館,登門拜訪。來客正是遠來行的老闆,胖子陳遠來。

  雍正四年,坎貝爾在廣州的時候,還沒有聽說過這個陳遠來,但是坎貝爾唯一信任的副手,第二大班布朗,卻在以前來廣州的時候,認識這個胖子行商。雍正十年,遠來行是個小行,自己並沒有多少貨色可以提供,但是胖子陳遠來和廣順行的行商陳壽觀關係很好,遠來行多少有點像廣順行的附庸。陳遠來此次來拜訪,也是來邀請藍旗國的大班,前去廣順行看貨。他說廣順行的茶葉,價格向來是最便宜的。

  坎貝爾和陳壽觀也不熟悉,現在有胖子陳遠來穿針引線,自然是從善如流。到了廣順行,見到了陳壽觀,坎貝爾自然鼓動如簧之舌,使出了談判殺價的老一套。無非是先用吹牛之法,再繼之以拚命貶低貨物成色。坎貝爾並不知道,陳壽觀眼下正處於危難的時候,風聲很緊,日子過得心驚肉跳。所以陳壽觀出的價錢的確很低,武夷茶十三兩一擔,綠茶十兩一擔。即使如此,坎貝爾還是扭頭就走,連說太貴。

  坎貝爾這樣做,多少還是做個姿態而已。他回到夷館,再三打聽其他洋貨行的價格,得知武夷茶還沒有低於十四兩一擔的價格,左思右想,還是覺得廣順行的價格最好。大概做生意的人,從來不考慮面子的,所以坎貝爾立即又帶著全體大班,再次來到廣順行,談來談去,價錢是不能再低了,但是還是佔了陳壽觀的一點便宜,讓廣順行承擔包裝木箱的費用。這樣,藍旗國的外洋船在到港不到一星期的時間裡,簽下了第一單茶葉合同。第二天,坎貝爾等人又和胖子陳遠來簽訂了一單工夫茶的合同。想來這種工夫茶質量不錯,所以市面上的價格通常要高於二十二兩一擔,而陳遠來賣給瑞典公司的,只算十八兩一擔,而且服務質量很好:一擔茶葉當中稍微有點發霉,馬上予以更換。所以坎貝爾對他讚不絕口,認為這個胖子行商,

  是所有行商當中最誠實的一個。   


貨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衝突

  生意做起來了。坎貝爾的策略,一是到處跟洋貨行的行商吹牛,說今年我們第一次來,不過是為了打探市場,看哪個行商的服務最好,最是價廉物美,回頭要派真正的大船來貿易。這是老套的吹牛法,反正藍旗國的外洋船的確是第一次來,這牛吹的還是滴水不漏;二是東買一單貨,西買一單貨,不在一棵樹上吊死。後者當然是一種好辦法,所謂貨比三家是也。

  比來比去,比到了資元行的黎開觀那裡。坎貝爾大概是單獨行動,自己先去資元行詢價。黎開觀的資元行,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行,康熙年間就在外洋船的大班們當中很有名氣。

  坎貝爾應該在雍正四年就認識黎開觀,當年肯定也隨著其他大班,到過資元行。這樣,坎貝爾熟門熟路來拜訪黎開觀,禮節上是一件很過得去的事情。黎開觀對坎貝爾很客氣,遞茶送水,一陣寒暄。接著,黎開觀帶坎貝爾來到一間內室,關上門窗,這樣房間裡面就顯得十分幽暗。這是做給坎貝爾看的噱頭,意思是沒有任何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這個時候,坎貝爾大概明白,接下去要談些什麼了,但是他佯裝不懂,只是問黎開觀今年茶葉的價格。黎開觀說,他這裡武夷茶賣十六兩一擔,綠茶十三兩一擔。坎貝爾聞聽價格如此之高,就又拿出他的那一套話來,什麼初次來到,只是試探市場云云。黎開觀沉吟了一會,問坎貝爾說,那麼藍旗國的外洋船這次要購買的茶葉總數是多少?坎貝爾道,這要看價格和茶葉的質量。

  看上去雙方都比較老奸巨猾。第二回合,黎開觀開始單刀直入了。他對坎貝爾說,如果藍旗國外洋船的所有茶葉都向資元行購買,那麼價格不需要出得比其他國家的外洋船高,他就給坎貝爾個人,一個「非常漂亮的面子」。這話其實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生意上的個人回扣,三百年以前的生意,也概莫能外。

  但是坎貝爾開始做作起來了。第三回合,坎貝爾把自己打扮成大義凜然的樣子,嚴厲駁斥了黎開觀的做法。坎貝爾說,「我看著他的奸詐,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大聲地對他說」,倘若把坎貝爾看得和其他歐洲的大班一樣貪圖私利,恐怕是弄錯了;坎貝爾先生一點也不奢望,個人要得到什麼「漂亮的面子」,云云。

  坎貝爾這樣說著,還直盯著黎開觀的眼睛,使得後者啞口無言。這是坎貝爾的一貫做派:這位蘇格蘭貴族後裔,最是愛好表揚自己,批評別人。所以他說的這個故事,多半也加了一點醬油和味精,好把他自己的形象烘托得非常高大。當然這種形象,是給瑞典公司的其他股東看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坎貝爾提到的這個小插曲,自然也不是什麼特別有趣的事情,但凡有生意的地方,這種吃回扣的辦法,總也是有的。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葉貨源充足

  和茶葉一起,瓷器和絲綢的合同,也要陸續簽訂了。茶葉雖然是最大宗的貨物,固然需要抓緊時間購買,但是瓷器份量重,適宜於放在底艙,所以要盡早購進,這樣進艙的時候就會十分順暢。瓷器當中,最受歡迎的,當是既漂亮又素潔的青花瓷。但是藍旗國的外洋船到得比較晚一些,據聞英國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大班們已經買走了最好的青花瓷。即使如此,生意還是要做下去的。

  坎貝爾不喜歡黎開觀,同樣也不喜歡如升行的大官Quiqua。他送給大官Quiqua的名頭,乃是「流氓」和「撒謊的無賴」。如升行也算是大行,雍正四年就是六家「行頭」之一,實力不可低估。但是討厭歸討厭,生意還是生意,這一貿易季節中,如升行的瓷器最多,所以也只好去如升行買瓷器。

  坎貝爾最討厭的敵人之一,是藍旗國外洋船的第三大班莫福德,他是如升行老闆的朋友,私交很好,這已經足夠讓坎貝爾也跟著討厭大官Quiqua的了。在他眼中,莫福德和大官Quiqua在一起,好像是兩個人事先串通好了一樣,一舉一動都十分可疑。所以儘管第三大班莫福德和第四大班約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談好,每套瓷器的價格是十二兩銀子,坎貝爾卻堅持不肯按這個價格簽訂合同,場面十分尷尬。

  最後如升行讓步,以每套十兩的價格簽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間是否有私下交易,實在難說得很,反正坎貝爾對誰都十分懷疑,但是大班之間內部的矛盾,卻對生意多有負面影響。那藍旗國,雖然不乏能征慣戰的將士,卻沒有熟悉遠洋貿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廣州貿易,派出的四個大班,全部是前外國公司的大班。卻不料原來在港腳船上服務的坎貝爾和原來在雙鷹國外洋船上服務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貝爾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親如兄弟,莫福德勢單力薄,自然要和雙鷹國的大班們親近些。坎貝爾就十分懷疑,莫福德是否把雙鷹國的利益,置於藍旗國的利益之上,當然也不放心後者和行商之間談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機中飽私囊。這樣的矛盾,在如升行簽訂瓷器合同的時候,就進一步激化。

  此後,坎貝爾等一眾大班在陳汀觀的崇義行購買瓷器,也是為了給這家充當保商的洋貨行多做一點業務。這也是廣州城外貿易鎮上的規矩:給外洋船當保商,除了出租夷館之外,並無其他好處;倒是在官府那裡多了不少麻煩。行商所圖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這本來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價格稍微高點,也算是給保商陳汀觀一個面子。

  但是坎貝爾在如升行大大地駁了莫福德的面子,後者也不免耿耿於懷。如此一來,當藍旗國四位大班在崇義行準備簽訂瓷器合同的時候,莫福德便以牙還牙,百般挑剔崇義行的瓷器價格,足足達幾個小時之久。這樣令坎貝爾固然十分尷尬,連陳汀觀這樣沉穩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陳汀觀想來不知道大班們在如升行裡的過節,覺得莫福德這樣做,不是在談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們到了陳汀觀那裡,看中了幾箱瓷器。但是卻用了幾個小時也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因為莫福德先生的爭議和對價錢的斤斤計較,簡而言之是什麼東西都太貴,我覺得這是他同其他行商貿易時決不會產生的一種爭議。這件事情持續時間之長,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恥。這純屬無理取鬧,因為陳汀觀的價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樣合理。這種態度也激怒了陳汀觀,他說我們不是去買貨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說完就走開了。我深感他說的話很有道理,只得告訴大班們要麼買貨要麼走人,沒必要白白浪費時間。」見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頁。這也為日後崇義行和藍旗國的外洋船關係徹底破裂,埋下了伏筆。此乃後話。

  再說絲綢,絲綢是廣州貿易中,唯一不是現貨供應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們要先在相關的洋貨行看樣訂貨,按照所需的花樣和數量,簽下合同,並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簽完合同以後,再去絲綢行訂購,大概需要二三個月的時間,才能編織完成。絲綢價值高,份量輕,固然不需要考慮艙位的問題,但是沒有及時簽訂合同,等其他的貨物備齊,絲綢還不能交貨,就會耽誤回程的船期。

  大概廣州的各洋貨行中,經營的貨物也各有所長:比如陳壽觀的廣順行,茶葉的數量很大,價格也低;而黎開觀的資元行,卻以經營優質絲綢著稱。所以黎開觀雖然也是坎貝爾眼中眾多的「流氓」之一,坎貝爾還是前去資元行投石問路。結果一問之下,非常失望。黎開觀的絲綢報價價格高不說,還明言不能保證在一百一十天內交貨。這本來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謂言明在先,坎貝爾卻認為別人的絲綢,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內交貨,懷疑黎開觀這樣說,多少是在報復。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貝爾卻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這且不說,但是絲綢生意還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藍旗國的外洋船和胖子陳遠來的遠來行簽訂了一單絲綢合同。這單合同不大,但是陳遠來出的價錢,卻非常實在,這著實讓坎貝爾十分開心。因為這不僅意味著這單合同會很賺錢,而是坎貝爾此後和行商們砍價的時候,有了一個證據確鑿、如假包換的先例:某某某,給我的絲綢價格多少銀子。這是用來壓價的一個好辦法。當然行商們會馬上戳穿坎貝爾的話:這肯定又是那個死胖子陳遠來。   


黃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槍作樂

  藍旗國的外洋船,雖然也有點顛三倒四的小問題,總的說來,在九月底之前,生意還可謂進展順利。陳遠來的遠來行,貨優價低,但是規模比較小,所能供應的貨物不多;陳壽觀的廣順行茶葉很多,價格也算不錯,所以茶葉的購買也不成問題。瓷器主要靠如升行,絲綢除了遠來行以外,也在張族觀的裕源行訂了不少,想來也不至於影響回航的船期。

  除了絲綢之外,茶葉和瓷器簽好購買合同後,陸續驗貨裝箱,送到夷館的倉庫之中。倉庫中一進貨物,夷館買辦就開始用他的平底船,陸續從行裡的駁口運出,再進入黃埔的岸上倉庫。黃埔的岸上倉庫雖然簡陋,但是面積甚大,一般是先把貨物存起來,等到生鋅裝滿壓載艙,大船足夠穩定以後,才開始將瓷器裝入底艙。

  在貿易鎮上的夷館買辦,手下一般都有數條平底船,專門用來在廣州和黃埔之間駁運。貨物駁運是一個方面,前後關口都要查貨驗關,所以夷館買辦也算是專業人士,既負責短途運輸,也熟悉驗關程序,甚至還要提防海賊的襲擊。雍正十年,廣州貿易規模巨大,進出口貿易總額,當在二百萬兩紋銀以上,所以行業分工也甚為細緻,夷館買辦,就是其中的一個特殊行業。

  卻說大班們正在廣州城外的貿易鎮,將生意談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黃埔的大多數洋人卻十分憋悶:十七八條洋船,洋人有好幾千,大都卻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動。黃埔村小得很,雖然新奇,轉來轉去也就不過如此而已。因此,這些軍官和水手唯一的快樂源泉,就是黃埔村那家賣中國酒的小酒鋪了。想來這家小酒鋪,必定是大發橫財。

  嗜酒如命,本來就是水手的特徵,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後,未必就不再憋悶。中國官府因為當時珠江水域海賊猖獗,所以也沒有收走船上的火槍,於是這些水手就放槍取樂,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黃埔地處偏僻,也就罷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試的秋闈,也不知道為什麼,省城的闈場,正好選在黃埔附近的江邊。那些老少秀才們,進了考場之後,耳邊只聽得從江中傳來陣陣槍聲,無論如何也寫不出錦繡文章了。

  情況反饋到海關監督衙門,海關監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槍。別國的外洋船倒還好,大班的管束還起點作用,唯獨紅毛國的洋人,大班們正在爭權奪利,不亦樂乎,所以紅毛國的軍官水手,任憑為他們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繼續不停地放槍,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鬧無比。勸告而無效,主持鄉試的考官就一狀告到了總督衙門。

  兩廣總督鄂彌達本來已經具名嚴參海關監督祖秉圭貪墨海關稅銀,只是朝廷還沒有反應。這件事情一出,對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參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關總督衙門,斥責其對外夷教化不力,則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沒有面子,一口惡氣,自然出在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譯身上:陳汀觀被叫到衙門,罵得狗血淋頭,但是這位行商向來和祖秉圭關係不錯,所以也不好太過於為難他。

  罵完陳汀觀之後,海關監督大人下令所有給紅毛國夷館服務的中國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團團圍住紅毛國夷館,不讓任何中國人靠近;接著,又將紅毛國外洋船的通譯,捉到黃埔錨地,枷號示眾。可憐的通譯估計還被打了一頓屁股,無比淒慘地被鎖在紅毛國洋人看得見的地方,以此告誡這些「遠夷」。這樣的做法,多少有點滑稽。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槍驚秋闈事件。

  雍正十年,與其說中國官府怕洋人,毋寧說是外洋遠夷怕中國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們就很怕什麼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國的皇帝,不許他們再到廣州來貿易。從洋人大班的記載中看,當時督撫和海關監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頗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關監督的這些年,對遠夷洋人禮遇有加,也算是禮貌得體。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關監督衙門,就是不肯直接和遠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問題的關鍵。任何事情,都要通過行商和通譯轉達,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煩,而是唯行商和通譯是問:抓來打屁股,或者殺雞儆猴。這樣一來,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譯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來越放肆,好像中國官府只會懲治中國人,而不會直接抓住他們打屁股。有清一代,這種規矩,日後遺患無窮,給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煩惱。這是後話,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

  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崇義行的陳汀觀卻弄得十分懊惱。無端惹了這種麻煩,可見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關監督大人還算給他面子,沒有把他也同通譯一樣,給抓起來枷號示眾,算是保住了臉面,可見和海關監督大人的交情,還是十分重要。藍旗國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廣州城內外,已經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氣氛日益緊張,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陳汀觀唯一希望的是,這藍旗國的外洋船,能夠平安無事,多多在崇義行購買茶葉、瓷器和絲綢罷了。   


海部大人

  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和海關監督衙門

  大清粵海關監督關部衙門,在廣州城外貿易鎮的東邊,和鎮中間的大街連在一起。衙門前面有個廣場,廣場上一桿「粵海關監督關部祖」的大旗獵獵招展。廣場前面是憑珠江而踞的總巡口,稽查往來船隻。清初開關貿易之前,海關監督衙門原是廣東省的糧道衙門,本身規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開始修繕擴充,最後改成了粵海關監督衙門。

  康熙朝為了平定台灣,一是禁海,二是遷海,將廣東福建沿海居民,遷離海邊。沿海居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灣,疆域統一,沿海的民生已經十分艱難。康熙皇帝為了恢復民生計,下旨開海貿易。地方大員有反對意見,也受到康熙皇帝嚴詞訓斥。康熙二十四年,我們的故事發生之前四十六年,設立了粵海關。

  上文說到,粵海關初設之時,外洋船前來廣州貿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後才漸次增多。外洋船大量來港,已經是雍正年間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關監督大人,更換頻繁,大多數是八旗的滿洲戰將,絲毫不懂夷務,所以海關監督任上,幾乎都沒有建樹。具體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書辦。

  雍正二年,廣東巡撫年希堯兼海關監督一職。年希堯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堯。但是年希堯的官聲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幹。海關事務,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們,無不知道海關監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書辦胥役,一應官府之人,竟將這外洋貿易,當作了大飽私囊之天賜良機,敲詐勒索的本事,可謂機智奇巧,層出不窮。

  海關監督大人不謀其政,推動外洋船貿易的動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紅包。任何事情,只要紅包一到,就順風順水;紅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辦不成。雍正元年,海關監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過行商陳壽觀,用一個七百二十五兩銀子的紅包,打通關節,向兩廣總督上書,走了一個大大的後門。紅包之威力,不言而喻。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況。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鏡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楊文乾升為廣東巡撫,兼署粵海關監督。楊文乾是重臣楊宗仁之子,向來有能幹的名聲;本人既當過一省的按察使,又當過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錢糧,和前任的那些滿洲將軍比,自然作風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楊文乾在任上三載多時間,也是第一任居官超過一年以上的海關監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這個「撫院海部」的名頭,在外洋大班當中,十分響亮。

  雍正年間,廣州貿易的通用語言,乃是一種特殊的英語,即最早的所謂洋涇濱英語。這種英語,雖然詞彙還是以英語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語的詞彙,卻以廣東話作為語法基礎。奇妙的是,廣東話的語法和英語的語法並無很大差別,所以這種英語也大為流行,行商、通譯、買辦,也有個別衙門裡的胥役,都用洋涇濱英語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涇濱英語,乃是因為語法簡單,詞彙量少,簡單而通用。比如海關監督衙門發的部票,無論是引水持的紅票,允許卸貨的貨票,還是最後放關的部票,一律稱為Chop。對於洋人來說,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許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稱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進行催促的意思。以訛傳訛,筷子也變成了Chopsticks,在英語中使用至今。這是題外之話。

  再說海關監督。「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的全名經過簡化,到了洋涇濱英語那裡,就變成了Hoppo,中文再翻譯回來,勉強是「海部」這兩個字。研究廣東十三行歷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誤導,把Hoppo說成是「河伯」,甚謬矣。這個名詞一發明,在洋涇濱英語裡面,使用的範圍和頻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關監督大人,也指海關監督衙門,甚至一切和海關有關的人和物,都稱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關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關衙門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貨行的字號和行商名字一樣,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煩記的,海關監督,一律都稱海部;萬一要加以區別,就加上個前綴,基本上和稱呼行商的辦法是一樣的。楊文乾的稱呼,就是「撫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實兼署粵海關監督的巡撫甚多,只是楊文乾獨得了此名,可見他對廣州的外洋貿易,影響巨大。   


撫院海部楊文乾的改革,「規禮」和「繳送」

  上文說過,楊文乾是個大大的能員,頗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從洋貨行當中選出六家,任為行頭,專責為外洋船擔保。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洋貨行的行商要為外洋船承擔責任,既要擔保行為準則,又要擔保外洋船按例納稅。衙門的責任減輕不少,行商們分成了兩等。這項改革,尚算溫和,得罪的人並不多。行商們甚至大有實惠。

  據說任命為「行頭」的行商當中,可以從海關監督衙門借官銀一萬兩,用作資本,在外洋船未到黃埔之前,從內地採購大量的茶葉瓷器。這樣一來,行商的資本和實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夠的貨物可以購買,對於促進廣州的外洋貿易,自然是功勞不小。但是楊文乾把官銀借給行商經營,實屬膽大無比,此後對他的諸多攻訐,也有許多由此而起。

  楊文乾的第二項改革,乃是把各種名目繁多的紅包,統一歸並成一項「規禮」,合銀一千九百五十兩,統一上繳海關監督衙門。上繳海關之後,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兩許作為關稅收入,五百十六兩許分派給守關的綠營軍隊,一百二十五兩許轉給糧道衙門,餘下的作為通譯的報酬和其他費用;粵海關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裡卻一錢銀子也不見了。

  本來,沿前朝之例,丈量船隻儀式結束之後,中外雙方互送禮物,基本原則是價值對等。但是關務管理鬆弛,天長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詐勒索變成了規矩:好比引水的紅包多少,查驗槍炮的紅包多少,准許卸貨的紅包多少,花樣繁多,統統落入私人口袋。想來那些把守關口的綠營官兵和相關的糧道、鹽運使、布政使衙門,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楊文乾任之前,皆大歡喜。

  雍正四年,楊文乾這一改革,可以說是把廣州城翻了個天。把這許多官吏的私人好處統統奪走,而且嚴令此後不許敲詐勒索,引發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誇張地說,官吏們彼時殺了楊文乾的心都有。官場上下,登時串通一氣,設法要把楊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廣東按察使官達首當其衝,上疏參奏楊文乾營私舞弊,貪墨稅銀。《文獻叢編》,廣東按察使官達疏。其他的官吏,也紛紛上疏參他。這是官面上的一個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點也不領楊文乾的這個情。敲詐勒索變成了統一的「規例」,臨到辦事情的時候,該要被勒索的還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難,沒有紅包這樣美妙的東西去潤滑一下,何以解決?所以楊文乾這樣一來,等於憑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兩的費用,而且是上交衙門,一點人情也買不到。這還不算是最大的問題,最刻薄的,是這位撫院海部,居然規定將所有的番銀加一徵收。

  康熙四十七年,粵海關出台新的政策,對外洋船帶來的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稅。洋人大班們雖然非常不滿,但是也無可奈何,何況帶來的貨物畢竟是在少數。一個主權國家的海關,對進口貨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進口附加稅,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楊文乾的第三項改革的內容,卻是把這項附加稅增加到百分之十,並且適用於外洋船帶來的所有銀元。這就是著名的所謂將「番銀加一徵收」案。

  附加稅從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帶來的銀元加一徵收。前文說過,一條像藍旗國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帶來的銀元之數,就合紋銀八萬兩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帶的銀元要合到十四五萬兩。平均說來,每條外洋船帶來用於購買貨物的銀元當在十一二萬兩左右。這樣一筆巨大的數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響十分巨大。

  番銀加一徵收,名曰「繳送」,對洋人大班來說,實在是官府對外洋船的巧取豪奪,忍無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們也和廣州的上下官吏一樣,對楊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開始,洋人抵制這個「加一徵收」稅的行動就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凡是能夠告狀伸冤的機會,從不放過。雍正四年開始,在企圖扳倒楊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們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對楊文乾切齒痛恨,洋貨行的行商們夾在中間,日子也並不好過。本來和外洋船之貿易,用紅包進行潤滑,效果很好。雖然粵海關稅銀收入很少,但是貿易上卻有行雲流水之感,十分順暢,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並不過於關心外洋船貿易事務。家人敲詐勒索來的銀子,興許也少不得先給海部大人奉上,這海部大人也樂得在一年的任期當中,眼開眼閉,順便撈上一票。偏偏這個對皇上忠心不二的楊文乾,弄出了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兩相怨氣沖天,中間沒有任何潤滑劑的作用,摩擦起來,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為收繳這新設之稅銀,責任就落在行商的頭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繳納,行商就要給拉到衙門吃苦頭,輕則痛罵,重則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於六家「行頭」之外的其他洋貨行,痛恨楊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於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數行商們,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對楊文乾的改革。   


楊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卻暴病身亡

  廣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楊文乾,

  卻說雍正四年始,廣州城內外,一片要扳倒楊文乾的呼聲。如此到第二年,楊文乾就有點頂不住了。年初的時候,楊文乾找了一個借口,上疏向皇上請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當然是個借口,因為其父楊宗仁在楊文乾當上廣東巡撫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諭楊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傳七十九‧楊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舉。事隔將近兩年之後,卻乞假葬父,當是吃不消這官民上下的切齒痛恨,暫避鋒芒。

  楊文乾雖然暫時避開了是非之地,但是廣州官民要扳倒楊文乾的決心並沒有動搖:楊文乾請假期間,廣州的眾人羅織好楊文乾的罪名,居然說動了福建巡撫常賚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參了他一本。奏折上說,楊文乾設了六家專門的洋貨行為「行頭」,私下得銀二十餘萬;貪污粵海關羨餘銀五萬餘兩;放縱綢緞出洋,得銀萬餘;番銀加一徵收,得銀四萬餘兩;選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讓「行頭」代賣,又得銀二萬餘兩,等等。說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讓雍正皇帝重視起來。

  這一本,參得的確厲害:貪墨的總數加起來,達三十多萬兩銀子,超過粵海關當時一年的關稅收入數倍之多。如果所參屬實,楊文乾的腦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對楊文乾十分信任,收到這樣的奏折,一不派欽差調查落實,二不下旨查辦,居然只是上諭把楊文乾臭罵了一頓,「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這樣處理這麼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點不倫不類。可見雍正皇帝對廣州的情況,十分瞭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卻讓忠心不二的楊文乾來擔這麼一個惡名。把楊文乾臭罵一頓,也是安慰一下廣州城的官民而已,該收的規禮和繳送,一文不少,還是照收不誤。終雍正一朝,對外洋船帶來的番銀加一徵收,都沒有廢止,卻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罷收。可見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關係,也有可能是君臣聯手,演出的一場雙簧戲。

  卻說皇上把楊文乾罵了一頓以後,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當欽差大臣,查辦倉庫虧空之事。參奏楊文乾的福建巡撫常賚,調任廣東巡撫,去接手廣州城內外的這個燙手山芋。楊文乾對於查辦倉庫虧空之類的事情,想來是拿手好戲,未幾就有了結果。皇上又把楊文乾大大地表揚了一番,說他是「秉公無瞻顧」云云。前後對照起來,這等於是把上回罵他的時候,丟的面子給找回來了。

  皇上和楊文乾演雙簧,或者是對他特別信任,讓廣州城內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楊文乾和其他官員的關係,已經惡劣到了極點。前任廣東總督孔毓珣,後任兩廣總督阿克敦,都和楊文乾格格不入,雙方遞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訐。廣州城裡凡是有資格給皇上寫奏折的,都將參奏楊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兩年之後,餘波未盡。

  雍正六年,楊文乾應召到北京,據說是向皇上和滿朝文武解釋他在廣州的政策。為了有效地為自己辯護,楊文乾帶了六家「行頭」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過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來楊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絕,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說得滴水不漏,何況帶來了有力的人證。這樣一來,皇上自然是龍心大悅也。

  皇上的龍心大悅,很是表現在實處:上諭常賚仍回福建當他的福建巡撫,重新讓楊文乾回廣州當巡撫兼粵海關監督。這下可是給足了楊文乾的面子。楊文乾凱旋而歸,更加是腰板挺拔,無所不管:他一邊鞏固他的改革成果,一邊繼續和同僚爭鬥不休。同年,楊文乾參奏兩廣總督阿克敦勒索暹羅商船規禮,廣東布政使官達縱幕客納賄等等,結果這兩個人到反而被他扳倒。兩個人都丟了官不說,雍正皇帝還指示前廣東總督孔毓珣,會同楊文乾進行徹底調查。

  然而,孔毓珣還沒有到廣州,楊文乾卻突然暴病身亡,死在了任上,也算是為大清王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隔三百年,到底是怎麼死的,也不得其詳,想來也不至於是被海關的胥役毒殺的。這且不說,皇上失去了一位能員幹將,多少也有點悲切之情,上諭賜祭葬,也就是皇上派官員前來致祭,讀一篇翰林院學士做的嗚呼哀哉,伏維尚饗的文章,表示哀悼。有清一代,這也算是當官的死後殊榮之一。   


祖秉圭出任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兼監察御使

  巡撫出身的,有專折密奏之權

  楊文乾的事跡,本來是雍正三年至六年的事情,但是講到雍正十年的故事,卻一定要交代楊文乾的事跡。楊文乾的三項改革,對雍正十年的故事影響甚大不說,他在廣州鬧得翻天,一省甚至數省官員對他怒不可遏,加上他帶著行商到北京解釋前因後果,使得皇上和朝中的大臣們對廣州的外洋貿易,益發地重視起來。楊文乾的暴病身亡,卻引出了一個人物,乃是雍正十年這個故事中的主角,繼楊文乾之後任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的祖秉圭。

  祖秉圭出身是漢軍鑲黃旗的包衣奴才。雍正初年,算是滿洲青年當中,相當有培養前途的下一代才俊。雍正皇帝大概是非常喜歡青年祖秉圭的,兩年之內,就把他從一個小小的七品知縣,遷道台,一直提拔到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連升四級,可謂神速。祖秉圭上折謝恩,雍正皇帝在他的奏本上批了許多誠懇殷切的話,完全把他當作自己的子弟,加意培養。在祖秉圭的謝恩奏折後面,雍正批道:「受破格知遇之恩,當思出色之報,天經地義。 君臣之分且莫論,即常人受惠負恩尤招惡報,何況國恩乎?今已用你按察司員,竭力勉為之。少有悖恩放縱,禍不旋踵。」又借年羹堯的例子,戒之曰:「年羹堯、傅鼐朕尚執法不惜,何況爾等乎?勉之!慎之!真誠做好官之外,余無良法。」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皇帝御批真跡》,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想來彼時年羹堯案新出不久,雍正皇帝很希望培養一些自己的心腹愛臣,祖秉圭當是上好人選。

  祖秉圭的官運實在亨通,按察使沒當多久,又遷布政使,當上了從二品的大員;雍正五年十月,任貴州巡撫,同年十二月改任廣西巡撫,終於成了權重位高,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圖非常明顯,祖秉圭從知縣當到巡撫,只有三四年的時間,如此陞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點吃不透聖上的意思,多少有點驕傲起來了。從十月到十二月,貴州巡撫只當了兩個月,就出了紕漏:當時貴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會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貴州巡撫不久,急忙調了會打仗的張廣泗任貴州巡撫,由貴州提督、名將楊天縱提兵平叛。張廣泗還沒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場閱兵,放出話來,說要盡剿諸苗。苗民一聽官軍要盡剿,紛紛殊死抵抗。

  朝廷對於苗民的政策,向來是撫剿並用,連哄帶騙,只求苗民不造反,就萬事大吉。祖秉圭剛剛當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風。但是他幾年之前還是一個七品芝麻官,重大國策,想來是不懂的。他這一抖威風,在熟知苗務的將軍楊天縱眼裡,純屬是「不諳事機」,或者說是添亂,苗民殊死抵抗,就要發大兵征剿,興師動眾,朝廷不知要花費多少銀子。

  楊天縱忙於兵務,和張廣泗一起終於平定了苗疆。這時候,祖秉圭在廣西巡撫任上已經一年有餘。但是苗疆平定,楊天縱卻翻起了老賬,把祖秉圭如何不懂苗務,如何在教場閱兵的時候胡說八道,如何成為這次不得不對苗民興兵的罪魁禍首,著實參了一本。楊天縱是康熙朝就征戰沙場的老將軍,又剛剛平定了苗疆,立下新功,皇上對他所奏的事情,無論如何也要給點面子。所以好言安慰楊天縱,說祖秉圭果然不能勝任其職,已經下旨罷退。

  祖秉圭的廣西巡撫當得正起勁,不料在貴州的兩個月時間,居然惹下了禍根,旨意一到,無端就丟了廣西巡撫的官,只好回北京閒居,悶悶不樂。但是話反過來,雍正皇帝對這件事情,也沒有責怪祖秉圭,罷他的官,倒有八成是為了安慰勞苦功高的老將軍楊天縱,所以用了不痛不癢的「罷退」二字。楊天縱當時已經十分蒼老,至雍正九年退休,第二年就亡故了。此乃旁枝側節,表過不提。

  卻說雍正七年,祖秉圭丟了前程無量的巡撫一職,在京閒居。皇上對他固然沒有惡感,他也少不了動用上三旗宗親當中的三大爺四大媽,走動人情,盼望再次起復,重新當官做老爺。事也湊巧,這年廣東巡撫兼粵海關監督楊文乾暴病身亡,這麼好的一個位置出了缺,對於本身就是巡撫出身的祖秉圭,自然是十分眼熱,上下打點的情形,估計也是有的。

  上文說到,雍正皇帝通過楊文乾的官聲和事跡,引起了對廣州城內外的外洋船貿易的相當重視。眼下楊文乾亡故,所以要揀派一個心腹之人,前去管理這等同外洋遠夷貿易的事務。這祖秉圭年紀尚輕,罷退之後,閒居在京,想來這番挫折,對他也有所教訓;再者祖秉圭行軍打仗自然不行,平定苗疆的事情出過洋相,但是他卻一路當過知縣、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撫,處理內政,應該還是有一套的。

  這是面上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粵海關監督一職,向來名義上是戶部的屬員,其實卻是內務府所派。內務府的事情,等於是皇上的家裡事情,上三旗滿族宗親當中,未必有比祖秉圭更合適的人可以充任。雍正皇帝大概是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起用祖秉圭,任為粵海關監督關部正堂,但是不兼巡撫,品級和巡撫相同,也是正二品,領監察御使銜,有密折上奏之權。

  雍正七年起,粵海關監督不再由廣東巡撫兼任,單獨設立,自祖秉圭始。雍正八年,另外派了原貴州布政使鄂彌達任廣東巡撫,但是祖秉圭雖然只有粵海關監督一個實職,地位卻和廣州的督撫並無高下之分。雖然不稱封疆大吏,但是官品和巡撫一樣,又可以將密折裝在專用小盒子裡直接上達天聽,實在是一個可以和督撫分庭抗禮的官職。

  祖秉圭雖然沒有再次當上巡撫,但是皇上以自家人相待,又允以密折奏事之權,等於算是皇上的心之一,品級地位和巡撫一致;而粵海關又是一個和內務府緊密相關的機構,外洋船來往貿易,銀錢多多,必定是個大大的肥缺。想來啟程之前,皇上又秘密地有所囑咐。如此這般安排停當,祖秉圭肯定是興奮喜悅,帶著不少家人隨從,拍馬前來廣州上任。   


祖秉圭的當官經:大量貢品、禮物送往北京

  雍正七年八月,祖秉圭到任,正式署理大清粵海關監督衙門。卻說楊文乾之改革,雖然勇猛精進,把外洋大班激得暴跳如雷,但是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外洋船來往廣州貿易,利潤豐厚,通常要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歐洲的有錢人,正對中華藝術和器物,趨之若騖,所以儘管加收「規禮」和「繳送」,外洋船到港的數量,卻有增無減。

  祖秉圭靠皇上大力提拔當上了大官,到底有多少管理水平,也難說得很;但是初來乍到的時候,夷務是肯定不懂的。不懂夷務,一點也不意味著當不了專管夷務的大官,這是官場的規矩。好在唯一懂夷務的能員楊文乾已經一命嗚呼,祖秉圭也大可以照虎畫貓,將手腳施展開來。當官的訣竅,還在下面不造反作亂,上面能夠糊弄過皇上,便是上上大吉。

  祖秉圭其時,也算趕上了一個好時候:一是外洋船到港甚多,貿易繁榮,出入銀錢很多;二是楊文乾將該立的規矩都立了,該得罪的人也全部得罪完了。祖秉圭照虎畫貓的時候,只要不出新招,就不會得罪於人。和楊文乾相比,祖秉圭秉性絕對不是那種狷介之人,甚至可以算是相當圓滑。無端得罪人的事情,他是不幹的。

  這當中,糊弄住皇上,是第一等的大事情。所以祖秉圭到任不久,就用心搜羅奇珍異寶,能工巧匠,源源不斷地送往內務府。雍正七年,祖秉圭到任後的第一年,就選送了牙雕匠陳祖章進內務府造辦處供職,後者在雍正乾隆年間,成了著名的宮廷藝術家。祖秉圭的進貢之物,有稽可查者,有雍正九年四月,給皇上送去玻璃圍屏二架,計二十四扇。皇上想來很是喜歡,特意下旨,交內務府總管海望收藏。

  祖秉圭充當海關監督的這幾年,給內務府送的西洋奇珍當不在少數。內務府的規矩,像祖秉圭這樣的外放大員,一年當中當送四節:春節、冰敬、中秋和聖誕。所謂聖誕,當是皇上的生日,而不是西洋的聖誕節。祖秉圭既然是自己人,這一節自然要格外重視。祖秉圭的差使,以肥著稱,西洋玩意,比如鐘錶、大塊玻璃、呢絨布、短銃火槍、鼻煙和鼻煙壺,更是多多益善。祖秉圭也頗有機巧之心,盡選當時最時髦的擺設,就是用西洋玻璃繪畫,配上廣東木匠精工細作的圍屏之類,中西合璧之作,使得王公貴族也趨之若騖。

  雍正年間,宮中已經開始安裝大塊平板玻璃作為時髦,這些平板玻璃,大概就是祖秉圭年代陸續進宮的。比如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宮中「大玻璃片一塊,長五尺、寬三尺四寸,隨白羊絨套木板箱」。這等大塊玻璃,萬里迢迢來自歐洲,再由陸路小心運到京城,倒也實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見到祖秉圭懂得孝敬,龍心不禁大悅,這也不在話下。

  哄好了皇上,這官就能做得四平八穩。有史以來,粵海關監督的官,從來也沒有像祖秉圭這麼長的任期,想來皇上是給哄得極好的。雍正十年如果不出那場變故,祖秉圭的官恐怕還能繼續當下去,何況從官聲上講,祖秉圭也不算差。自祖秉圭署理粵海關以來,關稅銀的收入穩步增長,雍正七年,是二十二萬餘兩,八年升至二十八萬餘兩,雍正九年,更是破天荒地達到了三十七萬多兩,見梁廷楠《粵海關志》前引書。具體數據為:1729年(雍正七年),222 116855兩,1730年(雍正八年),280 903734兩,1731年(雍正九年),374 453233兩,雍正十年無數據。這和雍正初年,粵海關的關稅銀收入僅有幾萬兩的情形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粵海關關稅銀收入大增,其實是楊文乾打下的基礎。可惜楊文乾拼著惡名播下種子,卻由祖秉圭來收割莊稼。祖秉圭於關務上面,卻是典型的照虎畫貓,照的是楊文乾這頭老虎,畫出來的貓,倒也像模像樣。楊文乾任用六家「行頭」,乃是將官府的責任,推到洋貨行頭上,這樣的好辦法,祖秉圭自然是照做不誤。他也任用了五家規模較大的洋貨行,作為外洋船到港以後的保商,只是改了一個名稱,稱為總商,聽上去更加文雅好聽些。

  名稱好聽,實質還是一樣:行商們一要負責洋人的行為,二須承擔外洋船繳納關銀的事項,三要幫助海關監督大人順利完成一年四節的貢禮,四是大人辛辛苦苦來廣州當海關監督,俸祿又不十分高,多少也要讓大人的私人錢包有點面子。這是行商的責任,而那些總商則是首當其衝,責無旁貸。   


洋人在廣州貿易環境寬鬆自由

  祖秉圭對洋人大班謙和禮貌;

  祖秉圭為人大概是謙和的,特別是和性格狷介、愛鑽牛角尖的楊文乾比較起來,可謂天壤之別。作為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國政府最高官員,性格沉穩謙和,倒是非常妥帖的一樁事情。雍正十年,藍旗國外洋船的大班們受到他的接見,事後說起來,對祖秉圭的印象很好,說他是既文明,又客氣。這樣的評語,對於清初的滿洲大員來說,也算是十分難得。

  為人謙和是一方面,處事並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面。康熙朝對外洋遠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滿洲大員當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漢族同僚的頑固之人,也不在少數。對於洋人,特別是外洋遠夷,或視為洪水猛獸,或自視天皇貴胄,不屑與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制,把所謂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貞操還要嚴重,種種迷信和無知,殊為可笑。與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當落拓,從不拘謹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撫院海部」楊文乾交惡,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採取綏靖安撫的政策:該交的船鈔、規禮和繳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面,一是辦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滿意,二是對洋人限制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貨行簽約購貨,廣州城外貿易鎮和黃埔錨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動;洋人在中國店舖買酒,放槍作樂,爬上高塔鳥瞰廣州城,不是特殊情況,都由得他們。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點,乃是祖秉圭在禮節上,充分尊重這些貿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對領導整個貿易的大班們,以「紳士」相待。這裡所謂的紳士,也就是中國概念中的大人。貴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國的老百姓一見面就要跪下磕頭,但是祖秉圭卻十分尊重這些洋人大班:接見的時候,設座奉茶,並送一點象徵性的小禮物。洋人大班們自然感覺很好,對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詞。

  尊重和客氣,甚至小恩小惠,當然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對於洋人大班們關於「規禮」和「繳送」的抱怨,從來是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覺得撫院海部規定的「規禮」和「繳送」,是讓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們的冤情的,所以他們也千方百計要在大人面前喊冤。祖秉圭到任,這種冤枉也不知聽到了多少,但是這位海部大人一律裝得聽不見。

  洋人大班並不知道,加征「規禮」和「繳送」,本來就是雍正皇帝和楊文乾之間有默契的事情,因此,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絕無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裝聾作啞,當然是上上之策,不會再進一步得罪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貿易能順利進行下去,粵海關稅銀不斷增加,奇珍異寶源源送進宮裡去。這是他當官的唯一關注。

  祖秉圭雖然落拓,對洋人遠夷的態度也堪稱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脫不出中華上國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間,廣州對外貿易規模已經十分巨大,每年貿易總量超過數百萬兩白銀;海關監督大人受命於皇上,是和外洋遠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員,何況對前來廣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來有一個十足的好機會,瞭解世界,和其他國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對歐洲國家,這是第一個知彼知己的機會。

  廣州城的大小官員,很多是兩榜進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場出身,查無憑據。但是畢竟和老一輩的滿洲貴胄一刀一槍博得的功名不同,應該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員也好,就是對外洋國家的國情不感興趣。那些行商們,雖然能操熟練的洋涇濱英語,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謂之好奇,肯定瞭解了一肚皮歐洲國家的情形,可惜他們一不是知識分子,二沒有功名地位,皇上那裡,沒有任何話語權。

  這是非常脫節的一種情形:一方面對外貿易進行得熱火朝天,過程繁複之極,中外之間溝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上至朝廷,下到海關監督和地方官員,對外洋諸國絲毫不感興趣,因此對於歐洲的國情,基本上是無知無識。對外洋來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區別外,向來視為一體;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是紅毛遠夷,不予細加區別。

  再者,朝廷從來也沒有把其他國家,置於和中國對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這勞什子的丈量儀式,好像都還是來朝貢一樣;瑞典國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見貨真價實的「瑞典國王特命全權大使」,根本也是裝聾作啞,顧左右而言他,好生讓這滿心要和中華帝國建立友好外交關係的國家失望。

  雍正乾隆年間,廣州民間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來十分密切的,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證據。洋貨行的行商對瑞典的認識應該已經比較清楚,簽訂合同的時候,明白地寫作「(口)瑞國」。乾隆四年,坎貝爾幫廣順行的陳壽觀把一些絲綢帶到歐洲賣掉,再幫他買好呢絨布帶回來,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GUB,SOKA,H22︰3C,第55頁。可見雙方互相信任,關係親密;坎貝爾回去之後,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給陳壽觀帶禮物,包括幾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煙。美國詹姆士‧貝爾基金會圖書館,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爾斯‧愛爾溫檔案,1740年2月10日,編號1740~31a。

  民間交流這麼多,但是官方對瑞典的情況,可謂一無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發生將近一百年之後,中文典籍當中,才第一次出現關於瑞典的簡單介紹。雙目失明的通譯謝清高,在朋友的幫助下寫了一本《海錄》,裡面有關於瑞典的語焉不詳的幾段話,這本書寫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沒有這番心思,而對歐洲各國比如瑞典已經有了相當瞭解的行商們,也沒有能夠留下片言隻語,否則,我們今天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語焉不詳」和「無從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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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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