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領袖香港(選載)

TXT 全文
  從精英感悟歷史與未來:領袖香港(選載)
  作者:李大宏


  序言

  序言:輝映香江的星光

  不少內地人士將香港形容為一本非常深奧的書,不易讀懂讀通。這話不無道理。不過,如果多瞭解一些香港成功人士的故事,倒不失為進入香港這本深奧之書的一條可行途徑。回望來港工作十多年的經歷,結交香港各界的朋友,可以說是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許多成功人士的創業歷程,不僅是我腦海中不斷累積的生動難忘的記憶,更是我瞭解並加深認識香港的一把鑰匙。
  翻開《領袖香港》這本書,16位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差不多都是熟人,其中多位還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他們每一位都有一個香港的故事。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無疑是他們的傑出代表。他出生於尋常百姓家,由一個平凡的學生、為生活而奔波的推銷員,一次一次奮鬥,一步一步攀登,終於達致香港特區最高領導人的巔峰。這一成功的經歷,實際上折射出了香港由一個寂寂無聞的小漁村,演變成舉世知名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這裡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多少老一代的香港人,身無分文,白手起家,發揮聰明才智,歷盡千辛萬苦,創造了今天的輝煌業績,構成了香港最迷人、最容易引人激動的歷史畫卷。從這裡,我們既可以看見香港精英人士的成就之「果」,又能夠感受到他們達致成功的途徑之「因」。
  香港一直是一個華人社會,雖然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但作為主流的,始終是華夏文化。正像香港的繁榮離不開國家的發展一樣,香港精神,也是源於中華文化傳統的母體,是中華文化精神寶庫中的璀璨明珠,其一脈相承的,何嘗不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一類的古訓。
  昨天的奮鬥,是今天的歷史。香港的歷史中,融入了代代傳承的勵治精神,這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繼往開來的精神財富。今天的香港,面臨著經濟轉型和重新創業的嚴峻挑戰,許多人並沒有感到氣餒和失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期待並相信,香港的年輕一代會繼承和發揚香港精神,再次演繹「一國兩制」下香港新的成功故事,鑄造更大的輝煌!
  我和本書作者李大宏十幾年前就熟悉,他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勤奮踏實的。他到港工作的兩年多時間裡,深入到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采寫了大量有價值、有影響的報道。書中他與16位香港政商界名人的對話以及他對這些人物的刻畫,反映了他對香港社會獨到的觀察、深入的思考和紮實的積累。看到年輕一輩新聞工作者的成長和進步,作為一個已奮鬥四十個年頭的傳媒人,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是為序。
  張國良
  2005年8月於香港

  目錄(1)

  曾蔭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01訪:用心務實為香港傳:任重道遠曾蔭權曾蔭權以游泳渡海的技巧,說明達到目標須順應潮流,不可急功近利。他說,有經驗的選手從尖沙咀游到中環,不會只看著中環為終點,而是視乎水流,向灣仔或西環方向進發,「如果不順著水流方向前進,最終可能會被衝到不知什麼地方,不能抵達終點……」
  唐英年——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 02訪:理財要「以民為本」傳:腳踏實地唐英年唐英年在香港經歷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後,接替梁錦松成為特區政府第三任財政司司長。臨危受命,他以「腳踏實地」四個字表達自己的信念。他經歷了香港經濟從低谷到復甦的全過程,香港人的臉上也掛上了「唐司長式」的笑容。
  李國章——香港特區教育統籌局局長 03訪:求學不是求分數傳:真情坦誠李國章貴為香港教育行政主管的李國章坦言:最怕老師罰。因為當年他在課堂上總忍不住與同學交談,結果經常挨罰,有時候甚至被輪流罰。「當年覺得讀書很辛苦很枯燥,還要默書考試,覺得人生無樂趣……」
  何志平——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04訪:為政不在多言傳:無怨無悔何志平何志平從步入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辦公室那天起,已預計到未來的日子將波瀾起伏,絕不可能再有自己過去在眼科醫生診所那樣的平靜舒適。他強調自己的職責是「為小市民解決小問題」。
  馬時亨——香港特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05訪: 把握內地機遇 香港更上層樓傳: 逆境自強馬時亨馬時亨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不到一個月,就碰上了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成為首位問責制下在鏡頭前「鞠躬謝罪」的局長,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數第一,創下特區政府官員支持度的最低記錄。「出師不利」,使他更加勤勉努力,如今他已成為民望最高的問責高官之一,金融界對他多有褒揚。
  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06訪: 時間能證明一切傳: 孝子慈父梁振英梁振英34歲當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42歲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45歲就當上了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
  面對外界持續不斷的關於他將成為未來特首的傳言和猜測,他以孫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強調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當好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
  陳智思——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07訪: 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傳: 剛柔兼具陳智思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最年輕的行政會議成員,這就是陳智思。
  董建華辭去行政長官後,陳智思在報章和其通訊刊物中撰文讚揚他對基層的關懷,對社會福利的承擔,表達對董建華的感念。陳智思因此被媒體稱為政壇「稀有動物」。
  王 鳴——香港特區青年協會總幹事 08訪: 沒有愛便沒有教育傳: 青年義工王 鳴王 鳴以飛機航行為例說明謙卑的重要性:「飛機要向上飛並不難,但要平安著陸卻不是一件易事。在社會上做事,總要不停地向上爬,但如果身在高處而沒有謙卑的心,便很容易小看他人,拒絕別人的意見,那一定很危險。懂得降落,才是一個傑出領袖應有的功夫。」
  馮國經——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主席 09訪: 全球化競爭是供應鏈的比拚傳: 雄才大略馮國經馮國經一點沒有哈佛教授和跨國企業老闆的架子。他親自閱讀客戶的傳真,與客戶在日常營運中保持密切的私人聯繫。他喜歡和人直接交談,不喜歡e-mail。他認為,人與人的溝通很重要,「我最討厭有人坐在隔壁房間,竟然發e-mail,不走過去當面談。」
  黃英豪——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會長 10訪: 用行動實現目標傳: 眼向前看黃英豪「獲獎當然開心,但要盡快忘記,因這只是對過去的一個認可,並不等於將來。我們應向前看,不能常常緬懷過去。」這是黃英豪當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時,對本書作者講的一句話。
  「向前看」,是黃英豪面對榮譽的態度,是他對待人和事的基本準則。
  許智明——香港國際投資總商會會長 11訪: 動力來自夢想傳: 心繫貧弱許智明許智明將實現自我的人生分為「事業」和「心業」兩大層次,認為「心業」有成才是無愧於社會,無愧於人民的人。
  他先後捐資4億港元支助國際社會發展和內地扶貧事業。他的義舉,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國家的高度讚揚和肯定。
  蔣麗莉——香港總商會常務副主席 12訪: 香港的今天是「拼」出來的傳: 柔美剛強蔣麗莉「2002年我的基金初創時,很多人都笑我,說我年紀輕輕就搞一個基金,把自己的財富全捐進去。我對他們說,如果不在年輕的時候創立這個基金,我的奮鬥心也許很快會懶掉的。賺錢不容易,但要花得有意義,這比賺錢更困難。」
  林天福——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 13訪: 做一個好的香港「推銷員」傳:「三心二意」林天福林天福接任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時,曾經創下了兩項記錄:他是貿發局歷來最年輕的總裁,只有45歲;他是第一個由貿發局內部晉陞的總裁。
  在他看來,貿發局向外推廣的產品就是「香港」,而作為一個推銷員對自己推廣的產品一定要充滿熱誠。
  葉劍波——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14訪: 所有成功都無巧可取傳: 海域胸懷葉劍波當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將社會責任變成一種習慣時,這個人便有了份量。葉劍波就是這樣的人。
  在香港,除了每年例行公佈他兩家上市公司的業績外,葉劍波的名字大多時候是與他支持或發起的社會活動一起出現的。
  曾智雄——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15訪: 做工作是一種培訓傳: 智慧勇敢曾智雄香港年輕人最大的希望是賺到錢、開靚車、享受生活,當然包括自己在內。最初完全沒有想到會參與社會工作,但隨著自己的成長和對內地認識的加深,深感祖國的強大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於是希望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幫助年輕人認識祖國,擴闊視野。曾智雄如是說。
  李君豪——香港證券商協會副主席 15訪: 做人是否成功到最後一天才知道傳: 奮鬥人生李君豪李君豪多年來參與發展香港金融服務業,除了被推選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外,並獲委任為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委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學術評審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證券商協會副主席等,深得業內人士的認同和讚揚。


  領袖香港 第一部分

  曾蔭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1)

  曾蔭權以游泳渡海的技巧,說明達到目標須順應潮流,不可急功近利。他說,有經驗的選手從尖沙咀游到中環,不會只看著中環為終點,而是視乎水流,向灣仔或西環方向進發,「如果不順著水流方向前進,最終可能會被衝到不知什麼地方,不能抵達終點……」
  專訪:用心務實為香港
  您獲得中央政府的任命之時,最想說的話是什麼?
  首先要感謝各位選委和香港市民的信任,感謝中央政府的支持!我深知責任重大,在本屆餘下的二年任期裡,我會做好行政長官的工作,不會辜負中央政府的重托。
  能夠當選行政長官,我感到自豪。我來自香港一個尋常百姓家,與香港大多數的子弟一樣,我曾經是香港一個平凡的學生、為生活而奔波的推銷員,後來又成為市民的公僕。如果不是香港回歸祖國,實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鞭策和信任,我不可能在特區擔當核心的職位。
  命運對我十分眷顧,我由推銷行當轉職到政府,由推銷藥品到弘揚一套管治理念,其中我與大多數香港人的成長經過一樣,遇到過挫折,遭受過嘲諷和懷疑,但我堅持我的良知和原則,經歷了40年來香港的風雨。
  40年前,香港由漁村逐步演變為商港,當年我不過是一個孤單的推銷員,但今天我有機會在另一個層面服務香港市民,我深信我以後不會再孤單,因為我是香港人的子弟,因為我服務的祖國,今天擁有強盛的實力和信守契約的誠意。我相信國家將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我也希望香港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貢獻中華民族的一份才智和心力。
  這是您第一次參加選舉,是您畢生最重大的決定,也是您個人事業上的另一個轉折點。您可否談談此次參選的感受?
  三個星期緊密的競選過程,是我一生前所未有的經歷,我感受殊深。在競選過程中,除了選委們對我真摯的支持外,我在各地區與街坊父老懇切交談,切身體會到選舉牽動的期盼和市民的鼓勵。選舉過後,我還在思索多次親身接觸市民的經歷,從中總結經驗與教訓。
  我面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質詢,回答每一句話,都戰戰兢兢,皆因片言隻語,都會化成選舉承諾,必須在未來兩年落實。
  我到社區和市民實地接觸,又是另一番感受。二十多年前,我曾當過沙田政務專員,體驗地區工作。記得當年我在沙田發起過龍舟競渡的地區節日活動,今年,在我的人生面臨轉變的時候,又正值端午佳節。我看見香港這艘龍舟,一直力爭上游,有時是潛龍待發,有時是飛龍在天,我有幸一直是龍舟上的無數健兒之一,並且期待與香港市民一起繼續努力。
  以前我以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身份到社區接觸社會不同人士。抱著「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心情,走入社區。老百姓熱情地跑出來和我握手,主動和我談話,一聲「我支持你」,對我實是溫情點滴,盡在心頭。走在社區,彷彿回到家中,回到風雨同舟的舊時歲月。
  我深知當行政長官的前路艱難,如果沒有香港各階層市民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我將會一無所有; 如果沒有市民來提點,我將會迷失方向。
  我記得在淘大花園訪問時,有個十多歲的年輕人跟我打招呼,想跑過來和我握手,但我身旁的攝影師舉機拍照時,她就害羞地跑開了。後來這個年輕人寫信給我,說她其實很支持我,抱怨自己膽怯,還說希望日後再有機會見到我。
  就在和她的瞬間接觸中,我深覺人間有情,我深信在廣大市民的支持下,我不會孤獨。我和這個年輕人萍水相逢,我相信她不單是支持我個人,而是支持特區政府,支持我們的公務員,支持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一個美好的明天。
  您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哪些新的發現?
  在短暫的社區訪問中,我發覺不同行業的香港市民,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努力拚搏,對生活並不抱怨,對前景滿懷樂觀。我訪問社福機構時,發覺很多人受助後,自己也變成義工,回過頭幫助其他不幸的或需幫助的人。香港人永不言敗,香港人在漫長的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提攜,正好反映我們拚搏而且互助的香港精神。
  在競選的時候,我也有幸和各個行業的代表見面,走訪了不少在前線默默耕耘的工作者,他們都是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社會中堅分子,向我傾訴他們面對的局限與困難,令我決心支持他們在各行各業的努力。
  我和各階層的市民接觸,他們都傳出一種聲音,希望政府用心聆聽,瞭解訴求,果敢行動,保護市民普遍信守的價值,協助他們處理日常生活的難題。我和各階層的市民接觸,他們都投射出一種香港人的形象——務實、理性、富同情心。
  對我來說,他們是「美麗的香港人」,並不要求政府解決所有問題,只要求政府創造環境,協助他們解決難題。這種「美麗的香港人」精神,值得發揚。
  學而後知不足。我和各界市民接觸越多,越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己的不足。我靜心省思,獲益良多,更覺特區政府的責任重大,一定要締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讓市民安居樂業。
  我十分感謝在今次選舉能得到絕大多數選委的支持,得到大多數市民的認同,但我深明自己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今後我會用謙卑的心,以實際的行動,去鞏固既有的支持,去爭取凝聚不同看法的市民,去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您怎樣實現「強政勵治,締造和諧,福為民開」的承諾?
  要搞好香港,不能單靠政府,也不能不靠政府,一定要由特區政府帶頭做好。過去有不少批評,說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對此,我在競選中承諾,一定會建構一個強有力、高效率的政府。
  我將推動特區政府決策明快、強力穩健的管治風格。
  我將推動特區政府務實施政。
  我將率領特區政府高效執行決策。
  我將推動特區政府惟才是用。
  我深信這個強有力的新政府,沒有私心,只有一個信念:「強政勵治」,為市民的利益施政。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也必須是一個謙遜的政府,要聽取市民意見,「締造和諧」,不可以自以為是,盲目施為。
  我們需要有良好的領導,看到市民的訴求,為市民謀安居樂業的福祉,時刻不忘香港只有一個「福為民開」的目標,分秒把社會彥達精英之士的勉勵和創見,記掛心頭。
  我們需要建立強健的行政機制,全面地、系統地、有效地吸納民意,讓市民能更多參與決策過程,剔除不受市民歡迎的政策建議,加插市民關心的議題。
  我們需要有監察機制,制衡政府。
  在發展經濟,推動經濟轉型方面,有何具體措施?
  發展經濟是市民的根本訴求,也是我施政的首要任務。
  只有依靠經濟持續發展,才能處理一切其他社會民生問題,不能依賴政府直接出資,去解決所有失業和貧窮問題,政府資助的金錢源於稅收,如果經濟跟不上,政府收入不增加,就只能透過不斷徵稅來補貼支出,結果只是惡性循環。所以政府要全力發展經濟,才是改善市民生活根本之道,才是處理一切其他問題的根本前提。
  香港是個獨特的城市,她足以與紐約、倫敦相媲美。在全世界24小時「財經時間」中,三個不同時區分別就是紐約、倫敦和香港。而香港區別於紐約、倫敦的一大優勢是,香港周邊環境經濟差別很大,特別是有蓬勃發展的中國內地,這令香港有更大的潛力服務周邊。由於亞洲金融風暴以及非典等導致的經濟逆境,使市民產生怨氣,信心減弱。但是,香港的優勢還在,有成熟的經濟體系,健全的法制,更有香港人的拚搏精神。我要做的就是,恢復民眾信心,發揮香港的經濟優勢。
  香港經濟要持續增長,關鍵是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旅遊、物流、信息等中心地位,強化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國際資本要進入中國,我們要成為最佳橋樑,中國企業要衝出國際,我們要成為最佳跳板。
  我們要堅持「大市場,小政府」的基本綱領,實行「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方針,保持一個廉潔的政府,維持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堅持低稅制度,讓世界各地的投資者都喜歡在香港投資。
  我們要發展本地的自由市場,政府不但要盡量避免干預市場運作,還要為靈活回應市場動向,為自由市場創造條件,我們要審視每個行業反競爭的行為,採取措施確保自由市場有效運作。
  我們要增強作為國家與國際經濟體系的橋樑,提供優質、高增值、富創意的服務和產業,並以此為主要經濟發展策略。
  我們要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大力吸引外來投資,大力吸引內地和外地公司來港發展。
  我們要穩定本地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讓世界各地和本地投資者,放心地把資金投放在香港。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上述幾點,香港就有一個發展經濟的良好基礎,至於具體政策,主要還是在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方面,多下工夫。
  我們要抓緊內地,特別是泛珠三角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機遇,加強和內地各省市的經濟合作。
  我們將繼續推動大型跨境建設,爭取港珠澳大橋早日動工。今後香港的交通運輸建設,都會從整個地區的角度籌劃安排,切實紓緩過境運輸的瓶頸,推動物流業的發展。我們會把和廣東省基建協調發展的模式,推廣至與泛珠三角區的合作。
  我們要進一步利用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CEPA)的優勢,積極落實,並擴大「個人游」。 要配合內地金融體系的開放步伐,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業務。
  我們要鼓勵香港的公司、專業服務行業和市民到內地發展,同時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精英,來港發展。
  總括一句,我們要善用背靠祖國的優勢,全面發展經濟。
  要創造和諧及包容的社會,政府必須兼顧中下層的利益。請問怎樣令中下階層不覺得被忽視?
  每個社會都有窮人,但窮人不應該永遠是窮人。香港要兼顧社會不同利益,營造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穩步發展經濟,給更多人創造向上的機會。雖然不是每人都能致富,但每人都應有機會致富。
  我必須是代表弱勢社群的強者。我必須為沉默的大多數大膽疾呼。我將努力為社會帶來和諧。
  在黑暗中,與其許諾給予所有陽光,遠不如只承諾一支蠟燭而送上兩支。同時我們必須將希望賦予下一代,使他們相信,只要我們一齊努力,香港必有最美好的明天。
  大約20年前,我的兒子年紀還很小,我偶爾和他一起看電視,當時有一個兒童節目叫「我都做得到」,讓小朋友實現自己的志願,親身試一試自己想做的工作,節目主題曲有一句,「原來只要努力做,我都做得到」。這不正是我們引以為傲的香港精神嗎?
  怎樣排除紛爭,凝聚共識,構建起基本法所規定的、名副其實的行政主導體制?
  行政主導的核心力量是公務員團隊,這個專業、非政治化的班子,在我們的政制中扮演關鍵角色,要保持他們的士氣,讓他們繼續在體制內發揮穩定作用。
  特區政府還應逐步開放,讓有志從政的外界人士,加入政府,實踐理想,同時讓有志從政的公務員,可以脫離公僕行列,投身政治。這樣可以把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工作分離,讓無意從政的公務員,毋須負責政治工作,更好地扮演政治中立的公僕角色。
  特區政府實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新事物。任何一個新的制度執行時都會有磨合期,特別當原有制度已有一個長期的傳統,磨合期會相當痛苦。我組成新政府後,希望經過幾個月工作初見成績之時,主要官員和公務員的合作加強後,日後的工作會更順暢。我將以我做公務員的經驗,在雙方找到中間點,我相信我會做得到。
  在您的心目中,最理想的行政長官應是什麼樣的呢?
  香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行政長官,我自己只是比較幸運而已。要做行政長官,最重要是勤干,有責任感,本身要有素質,要有誠懇、忠誠的態度,品格要好。我相信香港很多青年人都有此品質。
  而要成為一個好的行政長官,最重要的是心地要好,要有敏銳的耳朵聽取市民訴求,還要有決心做事,並有魄力堅持做該做的事。一個最理想的行政長官應該具備的經歷是: 首先是一個在商界或者政府有六七年歷練的大學畢業生,有熱誠加入政府工作,幾年後競選立法會議員,再做局長、司長,一級級晉陞,最後再做行政長官。
  我深知行政長官一職責任重大,出任此職的人,務必是一個高標準的愛國者,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我們國家正處於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又面對反分裂、促統一的重大歷史任務,對行政長官的要求更高。
  您在行政長官的任上,如何繼續加強特區與中央的關係,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及交流?
  我必須鄭重指出,香港無論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推動經濟轉型發展建設和諧穩定社會,以及逐步發展民主政制,都離不開各方面的互相尊重和信任,當中最關鍵的是中央和香港要有高度的互信。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正是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最大保證。
  感情上,我們和祖國血脈相連,我們會因為國家成功送人上太空而興奮莫名,會因為國家隊在奧運奪取金牌而歡呼雀躍。經濟上,我們和祖國唇齒相依,我們會因為與內地經濟融合而受惠,我們會因為國家經濟快速增長而獲益。香港和國家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
  我將促進市民對國家和香港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促進市民對國家現狀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加強市民對《基本法》的瞭解,增進港人和內地同胞的交流和感情。
  香港背靠內地和面向世界,應該並行不悖,香港既要接通內地,也要走向世界。香港要貢獻國家,也要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維持本身制度的特色,既深化和內地的融合,也強化和國際的聯繫,幫助外國企業到內地投資,同時為內地企業提供具有國際水平的服務,協助他們走向世界。
  2005年6月24日上午9時整,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61歲的香港特區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面向鮮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監誓下,舉起右手,用帶著香港口音的普通話莊嚴宣誓:
  本人曾蔭權,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宣誓儀式結束後,溫家寶總理隨即會見了曾蔭權,他在開場白的最後說: 「我想借用《論語》中的一句話,作為對曾先生的勉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見曾蔭權時,語重心長地說:「我送你一句話,希望你不負眾望,恪盡職守,奮發進取,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做出新貢獻。」
  時隔4天,6月28日下午,曾蔭權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接受本書作者專訪時,回想國家主席和總理各在一個多小時裡的會見,仍然心潮澎湃。他說:「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他表示,「在未來兩年任期裡,有些計劃要在其間開始,但還不能完成; 有些已經開始,我們繼續; 有些則要營造一個開始的勢頭。」
  高度支持下自動當選
  2005年3月12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因健康原因向中央請求辭去行政長官職務並獲得批准。按照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有關法律規定,香港特區須在當年7月10日前選舉新的行政長官。
  5月25日,香港特區立法會三讀通過《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規定7月10日舉行行政長官補選。曾蔭權當天宣佈參加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補選,並依法向國務院請辭政務司司長職務,即時開始休假,把署理行政長官的擔子轉交給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以便為參選做準備。他在當晚向新聞界發表聲明強調,他無所畏懼,也沒有私心,為市民服務不會計較個人得失。令他參選的惟一動力,是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香港的成功出一份力。他希望市民能以作為國家及香港的一分子而自豪。
  在董建華宣佈辭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2個半月後,6月2日,國務院根據基本法有關規定,批准曾蔭權為參選特區行政長官辭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曾蔭權隨即宣佈: 他參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工程正式啟動。
  從6月3日至6月16日行政長官補選接受候選人提名期間,曾蔭權出席公開論壇,接受市民現場質詢,親自到訪香港18個區,分別和市民直接對話,做出莊重承諾,舉行造勢大會,力爭「一票都不能少」。他表示,我面對的不僅是800人選委會,而是700萬香港市民的期望。我要讓市民清楚知道,我如何去做,為什麼去做,為什麼能做得到。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以及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等各界人士組成。按照規定,獲提名的人士必須取得至少100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最終,3名參選人中,只有曾蔭權一人成為有效提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得到674位選委的提名支持,自動當選為行政長官人選。根據2005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的解釋,他的任期是第二屆行政長官餘下的任期,到2007年6月30日為止。
  成功經歷折射香港精神
  曾蔭權的人生經歷,折射出香港由一個寂寂無聞的小漁村,演變成舉世知名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他的經歷所體現的,是一種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
  曾蔭權生於1944年10月,祖籍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九江鎮回龍新基村。作為一個警察的長子,他難以忘懷沒褲子穿、一家8口住在警察宿舍的童年。雖然生活十分窮困,卻苦中有樂:「我們有一個時間,那是50年代,住很小很小的房間,但一家人在一起,沒有感覺缺乏什麼東西。」曾蔭權回憶說,鄰舍生活,其樂融融,兄妹結伴「打球、捉迷藏、踩單車」,就這樣度過了快樂的童年。父親曾雲信奉「棍棒出孝子」,身為長子的曾蔭權經常挨打,但這無損他對父親的敬愛。他曾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自幼被嚴父管教:買了隔夜的麵包要打,買了發餿的豆腐也要打,可能因此養成了處事謹慎、堅毅刻苦的性格。
  長兄如父,能夠統領四個弟弟一個妹妹,與特區首長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不謀而合。曾蔭權為此笑言:「有勢力、有權力,但也有責任。我們家不富裕,我和大弟沒有機會讀大學,賺錢供老三、老四他們讀大學,但我並不覺得我和老二少了什麼,香港給了我們機會,在努力下,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個香港夢,不是我個人的,而是香港每個市民都有的。」
  由於幼年的經歷,曾蔭權一向相信努力會有回報。中四那年,由於中文不合格,被從B班降到D班,他視之為「奇恥大辱」,於是奮發圖強,於中五時再升回A班。1964年,20歲的曾蔭權預科畢業被香港大學建築系錄取,但他本人的興趣在機電工程,加上自己是家中長子,需要先工作掙錢幫父親供養弟弟妹妹。他開始走向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現時以生產「偉哥」聞名的輝瑞製藥當推銷員。回憶這段經歷,曾蔭權說,樂於求學和時刻反省是為人處世的重要原則,學習別人的長處,可以彌補個人的短處。「當年做推銷員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吃的白眼、碰的釘子不少,但練就了我今天的耐心及與人溝通的技巧,還有每天都做自我反省的習慣。」
  1967年1月,曾蔭權考入港英政府工作。儘管沒有大學文憑,但他卻靠勤奮刻苦在公務員隊伍中得以快速提升。兩年後他升任二級行政官,4年後成功轉職政務官。1981年,港英政府送他到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行政碩士學位,他以9A的出色成績畢業,成為港英政府內首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高官。對此,他謙虛地表示:「我珍惜每個機會,對每一門課程我都全力以赴,我很喜歡學習,但有這樣好的成績,我也很意外。」當年身在美國,曾蔭權幾度午夜夢迴,只想吃一碗香港的雲吞麵:「那年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鄉病很重,我想念的不止是一碗雲吞麵。我的老家是香港,國家是中國,我知道,我一定要回來的。」
  學成歸來,他很快成為當時布政司霍德的主要助手。1985年香港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進入過渡期,曾蔭權協助霍德處理有關香港前途的問題,初露頭角,並贏得「難題殺手」的美譽。之後他在港英政府長期負責財經事務,1993年5月任庫務司,兩年後成為港英政府首位華人財政司。香港回歸後,他在特區政府繼續執掌財政大權,2001年2月被國務院任命為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政務司司長。2002年,他因「多年來竭誠服務香港,成績超卓」,榮獲特區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曾蔭權最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歸之初面對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力主特區政府入市狙擊「大鱷」。當時有人批評此舉違反香港市場經濟一貫的做法,為日後開了一個「壞先例」。不過事後的大量事實證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經濟將會被進一步拖垮。那陣子曾蔭權辦公桌上放著一個武士殺死類似鱷魚的動物的雕像,他直稱這鱷魚就是「索羅斯」。他在事後承認,為應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他曾在夜半時分兩度落淚,「哭了兩次,兩個晚上。」既是為香港憂心,也因入市決定事關緊要,不能錯,「做錯了,受苦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儲蓄不是我自己的錢,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結果,用得不對那該怎麼辦?」言及於此,他彷彿仍心有餘悸:「對付炒家是應該的,但對我自己的經濟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對的,我支持自由經濟,但當時市場已經完全被破壞了,我們不能不做事。」一經決定,便要勇往直前,「決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當時外國人欺負我們,但我們經濟基礎很好,沒有貸款,有充裕的儲備……」1998年9月底,曾蔭權前往歐洲和美國訪問,利用出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週年會議的機會,詳細解釋了香港特區政府入市干預的原因。他以紮實的金融功底和經濟學素養所做出的闡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在曾蔭權的辦公桌面上有兩件特別的物件:一張餐單及一本書的封面。曾蔭權說,1996年,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東京一個宴會上,特別為他在餐單背後寫了「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江澤民」11個字,這張餐單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著,鑲起來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的發行本,當時有個資深的作者寫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個封面我也鑲起來放在面前。對我來說,這兩件事從不同的角度,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啟發。」
  恩愛鮑笑薇
  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女人的支持。曾蔭權的經歷典型地印證了這句名言。當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勵,曾蔭權才加入政府工作,開啟了從政之門。
  「孤單的推銷員」是曾蔭權參選行政長官時對當年境況的自我比喻。幾十年後他對這段經歷仍然記憶猶新:「剛畢業找工作不容易,從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銷員。我挺喜歡做推銷員的,那間公司很好,對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說我成日東奔西跑,又要抽煙。我跟著人學抽煙,嗆得要死。她、我阿媽、我姑媽,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果不入政府,我想都結不了婚。」
  在太太曾鮑笑薇看來,「推銷員這份工作不適合他的性格,當推銷員必須面面俱『圓』,但他為人卻比較耿直。」她笑言,自己當年鼓勵曾蔭權打政府工,還因為打政府工穩定。而曾家一直都是公僕,公公曾雲是警察,弟弟曾蔭培也是警察。所以她在談戀愛期間,就鼓勵曾蔭權投考政府的行政主任(EO)。雖然第一次名落孫山,但在太太鼓勵下,曾蔭權終於1967年考到行政主任。二人婚後,她鼓勵曾再考更有前途的政務主任(AO),結果於1970年考上了,從而打開了邁向特首之路的大門。
  曾鮑笑薇形容,曾蔭權性格踏實,做政府工作比較適合。但政府工作忙碌,回到家難免會心事重重,全靠太太體諒。「原因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有壓力,又不想在家說,因為我清楚,一件事就是說出來,太太也幫不了忙。那是辦公室的事,有時複雜的背景、很多資料要解釋給她聽,又沒有這樣的需要,而且多數是機密的資料,我又不能說; 有時候是解決不到的,解決不到的事,不如放在心裡。」曾蔭權這樣解釋。
  曾鮑笑薇也從不過問丈夫的公務,即使像曾蔭權在金融風暴中入市狙擊「大鱷」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她事前也是一無所知。「(1998年)那個夏天,我和他(曾蔭權)到九寨溝。當時他已經不斷打電話回港。當我和他隨後到伊斯坦布爾時,我只覺得他一直在準備一些緊要的事,行程走到一半,他忽然說有些重要事趕回香港,只剩我一個人留在伊斯坦布爾,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回港後,我才知道他已經做了入市的決定了。」
  由基層公務員到首位華人財政司司長,再接掌政務司司長,現在再成為行政長官,曾太說,曾蔭權善於以平常心看待陞遷,「陞遷像是一種榮耀,事實上卻是一種責任,一個承諾,每一次陞遷對他都是一種新挑戰。雖然開心,但也擔心: 能否勝任做到最好,要不要再接受挑戰呢?每一次我和他都有些掙扎。」
  香港有人形容特首辦主任為「大內總管」,不過,這稱呼似乎送給特區「第一夫人」曾鮑笑薇才更加當之無愧。因為曾太不單是將曾蔭權推上特首寶座的背後助力,更將全部家務理得頭頭是道,是令曾蔭權無後顧之憂的幕後功臣。
  曾太回憶說,曾蔭權初入政府時,「經常帶公務回家,一看他一臉嚴肅,是他要靜、要思考、要做事的時候,我便讓他靜靜做事,除非他肚餓啦,我才出場打點吃的」。要好好照顧丈夫的腦子,還要好好照顧丈夫的肚子。曾太「十多歲時連煲水也不會」,剛結婚的時候「對烹調毫無頭緒」,婚後便努力向婆婆學習料理家務,買菜煮飯。「他(曾蔭權)喜歡吃清淡的東西,我便學著做。」曾太透露自己如今最拿手是蒸魚和煲湯,而這些都是丈夫最喜愛的。曾蔭權當上政府高官後,有很多政府官員、外國使節、議員到官邸做客。「我每天要決定菜單,記住每位客人喜歡吃什麼,不喜歡吃什麼。菜式要盡量多變。」
  雖說如今身份已然不同,但曾鮑笑薇仍然希望當一個家庭主婦,一切從簡。每天,她第一件要做的工作,便是與廚師商討當日的菜餚,若有朋友前來探訪,她還要安排宴會的座位。曾太爆了一個小秘密,原來在朋友到來探訪時,曾蔭權不太喜歡坐在家裡的長桌上吃飯,然而若有十七八人,長桌就是惟一的選擇了。
  除了打點家內的細節,曾太喜歡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購買合心意的海鮮。她每星期會來這裡一次,雖早已是這裡的「熟客」,但她一般不會只光顧一個魚檔,「哪個合心意,就在哪裡買」。魚販稱讚這位新的特首夫人全無架子,「好似平常人一樣」。由於魚市場內十分濕滑,有時曾太會穿上水鞋。對此她並不介意:「這個是香港特色,只要買到靚海鮮,就無所謂。」因為一直喜歡過低調的生活,假若在街上沒有人認出她是特首夫人,她反而覺得是好事。
  平時在家,曾太還要為丈夫打理至愛的錦鯉:」每條錦鯉都有名,最肥的那條叫『楊貴妃』,有好多斑點的叫『櫻花』。」另外,她還要照顧丈夫的「煲呔」:「他有幾百條煲呔,我會將不同顏色、款式分開,以配合不同場合。有時我會建議他如何襯衣服。」而閒時,曾太還會剪下關於曾蔭權的報道。她能講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是曾蔭權的普通話老師。
  曾蔭權這次參選期間,曾太有更多機會與丈夫出席公共場合,她也很喜歡這樣的安排:「同他一齊出席活動,可以多點時間在一起,這樣的機會好難得,我好想大家總在一起。」當丈夫遇到示威者不友善的對待時,曾太卻不覺得十分特別。她認為:「有不同意見很平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對於傳媒批評她的衣著外形,曾太並不在乎,她更笑指傳媒至今對她「仍很仁慈」。
  已隨書法家戚谷華學習書法10多年的曾太,認為自己借此培養剛柔並重的性格,但她卻不喜歡為人題字,因為「這是一種壓力,不會得到樂趣,況且自己還未達到那個層次」。和曾蔭權結婚後,曾太一度在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學法文,「現在還可以說幾句」。曾蔭權在美國哈佛大學修讀期間,曾太也帶著兒子去。不過,她並非整天關在家裡,而是趁時間在哈佛讀有關室內設計及公關的校外課程。曾太還酷愛音樂,多次舉辦慈善鋼琴演奏會; 1995年曾蔭權升任財政司後,她擔任香港女童軍總會副會長至今。
  在外人眼中,曾蔭權夫婦非常恩愛,兩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一起到教堂祈禱,經常一同散步談天,每逢假日,夫婦倆常牽手到灣仔街市買菜,去餐館就餐。但很少知道他們「青梅竹馬」的故事。
  曾太的父親是澳門3大餅家之一「元記餅家」的老闆鮑元羲,與曾家屬遠房親戚,也是世交。曾蔭權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與太太初識時的情景。「我13歲時,我爸爸第一次准我跟我舅父去澳門,我媽媽在澳門住了很多年,有個表親在那裡,我的表舅父家有個表姊妹是太太的同學,就認識了她。她那時是個很特別的女孩,第一次見她來的時候,她是梳很短頭髮的,因為她成日游水。另外呢,蹦蹦跳跳的,有點假小子的感覺,對我來說是很特別,很新鮮的感覺,對我吸引力很大,所以一見面就中意她了。」曾蔭權毫不掩飾對曾太的「一見鍾情」。
  「他到澳門探舅父,一班男孩踩單車,好開心,後來兩家人經常見面,我和他時常通信,這些信我現在還保留著。」曾鮑笑薇也對自己的初戀記憶猶新。外表賢淑的曾太,當年在澳門讀書時,喜歡打籃球、跳高和跳遠,在疲累時,大家便坐到大菠蘿樹下,有時還會一起吃樹上掉下來的大菠蘿。
  曾鮑笑薇記得曾蔭權送她的第一份禮物,是一個珍珠鏈墜,「雖然很便宜,但我很感動,一直保留到現在。」不過,她最愛的是一隻鑲鑽的勞力士手錶:「我和他在數年前曾到澳洲公幹,當時他晚我一天回港。他一回港,便送我這隻手表,原來他是待我回港後特地去買的禮物。」
  鼓勵每個家庭最好生三個小孩的曾蔭權,只有兩個兒子。他曾自爆當初夫妻二人曾為「生不出孩子」而感沮喪,甚至萌生領養小孩的念頭。「1969年結婚,結婚之後就想二人世界,不想生小孩,差不多三十歲了,準備生小孩,又生不到,什麼辦法都想盡了。有一段時間我們真的挺沮喪,生不到小孩,怎麼辦?想不如我們去收養一個吧,誰知道沒多久太太就有了身孕。」2004年8月,曾蔭權夫婦帶著已成年的兒子專赴山東省嘉祥縣,冒著大雨到曾廟和曾林祭祀先祖曾子。
  曾蔭權雖然貴為香港的首長,但在家中,事無大小,卻是太太做主。「比如她去買菜,我幫她拎著個袋,她逛商店我也跟著逛一陣,不過我沒什麼耐性,她很多時都怕跟我一起去。因為我要買什麼,見一樣我買了就走,她看完一次去第二間又看一次,回頭再看一次,再往返一次都不買,第二天再回去買,這樣真的很麻煩。」他自言,根本不想管家務事,「否則,用我的思維,兩人就有可能鬧彆扭。因為我自己用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我終於是贏的,家裡我說了算!」曾太笑著說。換言之,家庭的管治權在曾太?曾蔭權回應:「起碼家裡的錢、什麼事都是太太管,不關我事,也不需要管,她管得很好,以前未結婚時我財政困難,結婚後沒有財政困難,所以她管得挺好!」他還透露一個秘密:「我的銀行戶口是聯名的,我太太的銀行戶口我沒有名的。」
  曾蔭權承認,自己的性格剛烈,發脾氣的時候,多數要太太遷就,「這方面很多謝太太,她做得最棒,每次我發脾氣,她總是先不出聲,等我一靜下來,再同我理論。」
  總結二人的相處之道,曾太一語道破:「(發脾氣)是人性的一面,是一個人的真,喜怒哀樂是日日都發生,不可以要一個人全日都和善的,你要接受這件事。」在曾鮑笑薇眼中,「他(曾蔭權)對我十分重要,我的一生一世,都是因為這個好的決定,就是有我好好的丈夫。他很踏實,有上進心,好關心我和我家人,是可以托付終身的男人……他表面嚴肅剛烈,內心很浪漫、善良、有激情。大概是因為他很早便承擔家庭責任,而且父親管教很嚴,所以把兩兄弟訓練得很有紀律,克制內斂。」 她這裡說的曾蔭權的弟弟,指的是曾任香港特區警務處處長的曾蔭培。
  曾鮑笑薇如今每個月都會回澳門探望99歲的母親。對於已過世的父親,她至今仍舊很崇拜:「他人緣很好,是一個很成功的人,與世無爭,好善心,個個當他是好朋友,我也要向他學習。」雖然已貴為香港特區「第一夫人」,但在家人心目中,曾太卻仍是一個需要照顧的「BB」:「家人都當我是小朋友,要我保重,早點睡覺。「媽媽也不知道特首夫人是什麼,我只告訴她,(曾蔭權)又升了一級。」
  道是無情卻有情在香港政界,曾蔭權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有人形容他「語不驚人誓不休」。在一個公開場合,他憶起1998年擊退國際炒家的往事,竟脫口而出,說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一旦脫鉤,「猶如失了處女之身,一次貶值後,以後就什麼都可以做」,令聽者大吃一驚。但在過去幾年面對外界關於競選行政長官的各種猜測和傳言,曾蔭權的嘴巴卻一直很嚴。
  曾蔭權十分重視自己的形象,2001年香港一家週刊訪問他的一名前任廚師,內容提及曾的私生活。曾蔭權認為該文章內容完全失實,就自付律師費用,向該刊發出律師信,指出有關報道涉及誹謗成分,最後以該週刊被迫刊登整版道歉啟事而告終,創下了香港首位高官就誹謗向傳媒採取法律行動的記錄。
  曾蔭權的「煲呔」情結多年來成了他的性格標誌,但許多人並不知道,快人快語的急性子是他打「煲呔」的主因之一。他指著自己的「煲呔」哈哈笑著對本書作者說:「打領結效率最高,領帶很漂亮但很長,越貴的領帶弄髒的機會越高。而且我生得個子小,較矮,打領帶,一邊要比另一邊長,每天那樣比對,花很多時間,蝴蝶結沒有這個問題。」
  他坦率地總結自己的優缺點,尤其對自己的「壞脾氣」直認不諱:「認識我的人,都說我有30多年的行政經驗,相信我做事有承擔,尊重香港人的能力和理想。當然我的脾氣是比較大的,現在收斂了一些,因為吃了些苦頭。」他笑說,同事與朋友都知道他是對事不對人,若真的怪錯了別人,也一定會道歉:「他們對我很好,也很理解我!特別是太太很包容我,但過後,哈哈……她會提醒我!」曾與他開過閉門會議的立法會議員透露,曾蔭權為人執著,發火時拍過桌子,不過怒氣過後就會握手言和。
  曾蔭權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曾太回憶說:「我們的長子13歲時,送他到英國約克郡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學校讀書。孩子一直表現得很堅強,但在我們將他交給監護人,說再見那一刻,他忍不住哭,我和先生也流眼淚,二人開車回倫敦,幾小時路程,輪流開車輪流哭。」
  曾蔭權是傳媒的「寵兒」,連帶家人也逃不過被追訪的命運。談及這一問題,他說:「這對他們(兒子)不公道的,不關他們的事,也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習慣。比如小兒子,他畢業那年是全球經濟低迷,找工作不是很容易,但他很走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在英國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國找了一份工作。香港的工作薪水是最高的,也是他最有興趣的,對他來說也很方便,可以在家住,但因為他怕人家說工作一定是爸爸裙帶關係找的,最後只好決定在美國做事。我們的兒子是有無形的額外負擔,因為爸爸是新聞人物。」
  ……
  獨特的「曾蔭權風格」在他上任行政長官伊始便可見一斑——第一個工作日: 上午召開行政會議,中午會見傳媒,下午探望遭受暴雨侵襲的地區; 第二個工作日下午,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促進行政與立法的首次溝通……
  對於自己的兩年工作效績,曾蔭權充滿期待,也十分具體: 香港現在的失業率是5.7%,雖與高峰期的8%相比明顯下降,」但我還希望可以繼續下降」。
  「我期待和所有香港人一道分享『香港之夢』!」曾蔭權堅定地說。
  曾蔭權簡歷個人背景:1944年生於香港;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家庭狀況:妻子曾鮑笑薇,育有兩子曾膺殊榮:2002年獲香港特區大紫荊勳章,1997年獲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任職履歷:1965-1967年,西藥推銷員1967年加入政府任二級行政主任;1971年考獲政務主任1974-1995年,任職財務科、銓敘科、沙田政務專員、副貿易署長、副常務司、行政署長、庫務司1995年任首位華人財政司2001年接替陳方安生出任政務司長; 2002年任新問責制下的政務司司長2005年3月12日,擔任署理行政長官2005年6月16日,當選行政長官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正式任命曾蔭權為行政長官,即日就職

  唐英年: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1)

  唐英年在香港經歷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後,接替梁錦松成為特區政府第三任財政司司長。臨危受命,他以「腳踏實地」四個字表達自己的信念。他經歷了香港經濟從低谷到復甦的全過程,香港人的臉上也掛上了「唐司長式」的笑容。
  專訪:理財要「以民為本」
  兩年多來,您在這個位置上經歷了香港經濟從低谷到復甦的全過程。有人說您是福將,您怎樣看待這個說法?
  我2003年8月接任財政司長的時候,心情是戰戰兢兢的。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清楚地知道香港經濟當時正處在最困難的時期之一,除了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又加上非典疫情打擊,真是雪上加霜。許多市民心情是很沉重的,對整體經濟環境的失望,對政府的怨氣,都是非常之大的。
  過去兩年多來經濟明顯復甦,主要得益於中央政府和全國13億同胞的關心和支持,同時還有香港人逆境自強的努力。中央政府不斷地鼓勵我們,當中籤署和實施「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內地居民來港「個人游」,以及簡化內地企業來港經營的程序、批准香港銀行開辦人民幣個人業務等,都對香港經濟從低谷中迅速復甦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從鞏固復甦成果和著眼經濟的長遠發展來看,特區政府是否應著力推動經濟盡快實現轉型?
  我們本著兩句話,一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另一句話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
  「背靠內地,面向世界」,是我們獨特的優勢。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我們既有「一國」的優勢,也有「兩制」的優勢。我們維持一個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以及貨幣自由兌換、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體系,政府廉潔、高效,稅制簡單而且稅率較低。香港背靠內地龐大的市場,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給香港各行各業帶來無限商機。環顧全球,只有香港具有以上這些優勢。香港將充分發揮這些優勢,建設一個提供優質服務的國際都會,為內地、亞洲以至全球提供服務。
  「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就是我們以市場經濟為主體,政府積極促進主要經濟支柱的發展和壯大,致力為經濟持續發展創造最有利的條件。一是金融服務。配合國家快速發展的需要,香港在金融服務方面是可以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的。香港資本市場在過去10年為內地企業融資1100多億美元,內地超過40%的境外直接投資來自香港,香港在為內地服務的同時也鞏固了自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5年前根本不敢想像香港能超過東京和倫敦,但香港已在2004年成為全球第三大融資中心。今後我們將進一步開放市場,不斷改善金融體制,保持在金融創新和監管方面的領先水平,並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吸引更多資金轉移到香港管理和投資。二是旅遊。在發展旅遊業方面,我們有兩點想法。首先,發展旅遊可以帶動運輸、零售、餐飲和酒店等行業,創造很多就業機會,為那些不能適應經濟轉型要求的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其次,希望內地同胞多到香港來。他們第一次來,就像小平同志說的那樣,是在結束了150多年的英國統治之後,來到香港這塊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以後再來,我希望他們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氛圍,這是一個充滿活力、多姿多彩的社會,可以吃全球各地的美食,看很多很前衛的文化項目,還可以買世界名牌。所以,我們這幾年投放了大量資金於許多旅遊基建項目,如迪斯尼主題公園、大嶼山纜車、濕地公園等,希望能吸引內地和全球各地的遊客。
  能否介紹一下您的理財哲學?
  在多種不同的需求方面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的確有很大的難度。我們堅持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以民為本」,把錢花在那些對香港長遠發展和市民福祉這兩方面都能取得實際效果的項目上。
  在我所做的兩個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我都確保在教育方面的投資不斷增加。因為我們的競爭不光是在香港700萬人口的範圍內,更重要的是要面對包括內地13億同胞在內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的競爭。所以,一定要不斷提升我們的教育水準,提高香港人口的素質。到2004-2005財政年度的年底,我們的專業教育可以達到65%,超過特區政府此前定出的60%的目標。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政府總體開支增長34%,而教育投資增長54%,足見我們對教育的重視。另一重要方面,是社會福利的開支,香港有一部分人如孤寡老人、殘疾和智障人士、失業人士和單親家庭等,政府有責任扶他們一把,讓他們的生活有著落。我們還有46%的勞動力,是在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他們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挑戰,我們一方面要照顧他們,一方面要培訓他們。在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福利開支(不包括社會保障計劃)的增長幅度達82%,是特區政府總體開支增長的兩倍還多。
  加稅、節流、減薪、削減綜援等,都是不討好的事情。當您受到責罵和攻擊的時候,有沒有灰心或想到過退卻?
  我想全世界做財政部長的人都可能是政府裡最不受歡迎的一個。因為錢是永遠不夠用的,就算經濟增長很理想,各方的需求也是水漲船高的,分的時候還是不夠的,何況香港經濟幾年來一直十分嚴峻,怎麼達到財政平衡的目標,需要大家共同一致的努力。所以,我上任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把這個故事開誠佈公地講給大家聽,讓大家知道財政狀況是怎麼樣的,我問大家,要不要做到收支平衡?主流意見都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目標去消滅財政赤字。從「以民為本」的原則出發,我定了一個比較溫和的方案,就是2008-2009財政年度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您對2008-2009年度消滅財赤的信心何在?
  定這個目標的時候,考慮到幾個因素。第一,要定一個目標,讓整個社會都朝這個目標努力;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點,是市民能承受得了,方案太激進了群眾承受不了,就不是「以民為本」了,就算實現了,對市民的影響也太大;第三,必須以經濟發展作為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途徑,這樣,才可能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下實現收支平衡,市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點。
  要實現上述目標,社會一定要穩定、和諧,必須要有這個大的前提條件。經過過去幾年的風風雨雨,群眾對吵吵鬧鬧的事已經很厭倦了,希望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去搞經濟。有中央政府和內地的支持,還要有港人自己去抓住機遇,兩方面結合起來,香港經濟才會逐步好起來。
  您關於2005-200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被認為是受歡迎的預算案,但也有人批評忽視了中產人士的稅負。您接受這一批評嗎?
  全世界每一個人大概都有這樣一個心理,口袋裡留多一點錢總是開心一些。但我覺得,目前經濟剛開始復甦,情況還不太穩定,所以我不打算在這個財政年度減稅,再看一年,如果經濟持續復甦,下個財政年度減稅的空間就比較大了。這個思路也得到了大多數市民的認同。
  香港經濟最好的時候,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多,現在與您剛出任財政司長時的百分之八點多相比下降很多,處在40多月以來的最低位,而總就業人數則達到歷史最高位。您如何看待可見將來的就業形勢?
  我常常用2003年8月接任財政司長後就業數字的變化來評估經濟的情況。從那個時候到2005年5月,總的就業人數增加了16萬人,但總的失業的人數卻沒有下降那麼多,原有30.9萬人,現在還有20.5萬人失業,只下降了10.4萬人。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隨著經濟好轉,有更多的人進入了勞動市場,勞動力不斷增長,2003年8月總的勞動力是350.7萬,但到2005年5月增加到356.3萬人,總的勞動力增加了5.6萬多人。
  2005年下半年就業情況將會有改善的空間。因為有很多旅遊項目如迪斯尼主題公園等可以投入使用,全香港新增加了一萬多間酒店客房,加上其他相關服務如餐飲、零售等,就業的機會將會隨之增加。在2008年之前,還將有一大批新酒店陸續興建,在建造過程中和落成啟用後,可以吸納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就業。
  在經濟全球化和香港經濟轉型的形勢下,失業問題有結構性的成因,人力資源出現嚴重錯配的現象。所以,未來的挑戰仍然相當艱巨。有關評估顯示,到2007年,香港需要的高學歷人才估計將短缺10萬人以上,而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勞動力則多出23萬人。前瞻就業市場的變化,我們要通過各種培訓和提升途徑,並改善經濟,鼓勵投資,盡可能提高就業率。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將怎樣協助內地企業打入國際市場?
  香港已經成為內地企業首要的國際融資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的市值已佔香港股票市場總市值的三成。過去10年最大型的上市集資,如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和中國人壽保險等,均是來自內地的企業。除了籌集資金,內地企業也可以通過在香港上市,提升企業管理水平。
  內地企業在香港融資的渠道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市場,還有貸款、債券、創業基金等。其中債券市場是一個有效的融資渠道。香港債市已經逐漸成為區內流通量最高的市場之一。香港以往發行公營機構債券的經驗證明,香港具有必要的專業能力和基礎設施推行大型債券發行。
  有人擔心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和國家首選的資產管理中心,會成為一些人「洗黑錢」的地方。這個擔心有道理嗎?
  香港打擊「洗黑錢」的力度和成效在全球都是有名的,是認真、有力的。我們不斷加強和改善銀行的監管,資金在流通的過程中,始終處在銀行的嚴格監管之中;打擊「洗黑錢」要有一個網絡,全球化地聯手,而我們和世界各地許多機構保持著密切的合作,不斷交換資訊。所以,當立法會上有一位議員提出這個問題時,我馬上以事實予以強烈的反駁,這個說法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您對推動CEPA和「9+2」非常積極。但聽到香港有人講,特區政府在協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CEPA和「9+2」的機遇方面,角色過於被動,令商界只能自己「摸著石頭過河」。您怎麼看?
  特區政府的投資推廣署、駐京和駐粵的辦事處等機構和貿發局等,不斷地在做促進工作,但單靠這些部門、機構的能力終究有限,而且我們國家很大,情況千差萬別,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今後還要不遺餘力去做。政府和民間的團體特別是工商界團體目標是一致的,今後應攜手開拓。
  您曾經提出,香港與內地合作應由「原設備製造」走向「原設計製造」和「原品牌製造」,如何推動這一理念有效實行?
  根據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以勞動密集模式生產的產品發展到某個階段後,便不能繼續單靠價錢便宜與新崛起的對手競爭,而是必須走向資本密集,提高生產力和產品附加值,建立新優勢,開拓新市場。在兩地仍然擁有各自優勢的今天,我認為雙方優勢互補仍然是最佳出路,問題是我們要更清楚認識、更全面發揮彼此的優勢,在設計和品牌方面取得「1+1>2」的效果。
  在特區政府官員中,您給公眾的印象都是笑口常開。這是您的個性作風,還是您親民的需要?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我的生性一向是樂觀的,就算有時碰到挫折和困難,我都是從積極、正面的角度去看。但同時我也要審慎,在期望好的結果時還要有危機意識。
  您出身世家,家族有龐大的企業。您是如何瞭解基層市民的生活和感受的?又是如何領導扶貧委員會工作的?
  我來自企業界,是從企業最基層一步一步做起來的。1991年進入立法局後,我有很多基層和工會的朋友,我常常和他們交換意見,瞭解各階層的問題。我也有很多機會在不同地方走動,通過不同的方式瞭解民情民意。我不敢說我對各階層的問題很瞭解,但我認為最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認識。
  作為扶貧委員會主席,我深知社會的期望。基層人士的生活面對不少困難,希望能有所改善。雖然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內地不是同一層次,但在一個國際大都會裡卻顯得特別突出,貧富之間的差距顯得很懸殊。扶貧委員會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面對,首先是致力促進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其次是通過教育和培訓,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提升自己,擺脫貧困。同時,在公共房屋、醫療、教育和福利等方面投放資源,編織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給有困難的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們通過地區的人士瞭解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決。作為扶貧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選了三個地區,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也是貧困人口最集中的三個地方,希望通過地區人士和政府、商界攜手合作,逐步消除貧困問題。我們還設立了2億元的攜手扶弱資金,用來推動政府、商界和社會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扶助弱勢社群。
  2003年8月,唐英年在香港經歷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後,接替梁錦松成為特區政府第三任財政司司長。臨危受命,他以「腳踏實地」四個字表達自己的決心和打算。
  2004年1月,唐英年宣讀就職後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在這份引人注目的預算案中,他引述市民的意見,強調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他批評過去5年,以本地生產總值平均物價指數計算的累計通縮達到20%,但政府經營開支卻增加了2%;他提出要消滅財政赤字,政府必須「先節流,後開源」。這種「以民為本」的理財哲學,讓人們具體感受到了他「腳踏實地」的為人和作風。
  唐英年是企業家出身,當過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在他看來,政府的賬目猶如一個超級企業的賬目,除了控制內部成本效益和經營開支,最主要的還在於增加收入,而財政收入離不開整體社會的經濟增長。財政司長的最大職能,就是促進市場發展,活躍投資氣氛,提供一個有利於營商的有鼓勵政策的營商環境。為此,他提出給創意工業提供稅務優惠,並開徵與環保工業有關的稅收以利推動汽車輪胎的循環再用。這種以稅務優惠推動特定工業發展的措施,在香港有史以來是第一次。
  唐英年目光敏銳地看到CEPA帶給香港的巨大商機,並且認為要把機遇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利益,政府就要給予香港商人和專業人士良好的「裝備」。第一,讓企業招聘到各種人才。第二,提倡人流、物流、資金流雙向流動。香港要大力發展物流業,在大嶼山興建物流園,發揮供應鏈的優勢。第三,他希望發揮香港金融服務的優勢,成為內地企業集資的中心,成為債券中心、資產管理中心。要形成這些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內地,吸引更多內地企業和遊客到香港,充分利用CEPA的機遇推動服務業和高增值產業轉型。第四,把政府的資產盤活,為更大的基建項目籌措滾動資金,把橋樑、隧道、機場和鐵路等資產債券化。
  兩年多來,唐英年在財政司長這個位置上,經歷了香港經濟從低谷到復甦的全過程。他把經濟復甦的原因,歸結為中央和內地同胞的關心和支持,以及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他就任以來,每推出一項舉措,事先都要廣泛徵求各界別、各階層人士的意見,事後通過電台和政府網頁向市民解釋;他還首創了一個預算案網頁,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訴求或意見。可說是恪盡職守,做足了「功課」。
  唐英年平穩、務實的作風,深受父親唐翔千的影響。唐翔千一次對媒體透露:「我對英年說,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腳踏實地,付出一分勞累,得回一分甘榮,沒有取巧的。現在他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還要參加各種活動和應酬。」原來唐英年「腳踏實地」的座右銘是源自於父親的。
  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業家、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上個世紀70年代,他打破美國棉花壟斷的局面,成為第一個大膽使用國產棉花的香港廠商並獲得成功;1979年,他在新疆投資創辦天山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建起當地第一家合資企業;兩年後,又在上海投資建成第一家合資企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之一。
  如今已經83歲高齡的唐翔千仍然是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是香港賽馬會會員,但他養的馬奪冠時卻沒空去拉馬頭;他是香港高爾夫球會員,但入會50年,每月按時交會費,卻從未去打過球。「人家告訴我,黃山和泰山如何宏偉、桂林如何美麗,我一次都沒去過。」他這樣教導員工做生意的訣竅:「如果哪家公司的總經理11點鐘才上班,還帶著小秘書回來,這樣的公司,千萬別跟他做生意。」在他看來,只管享受,這公司遲早垮台。
  唐翔千沒空遊山玩水,但每年總要回到江蘇省無錫市嚴家橋鎮祭祖,這種家鄉情懷對唐英年有著很深的影響。唐英年雖然出生在香港,但履歷表上的籍貫從來都寫著「江蘇無錫」。他堅持唐家對家鄉的約定:「凡嚴家橋鎮的公益事業,無論大小,唐姓負責一半。」多年來扶助家鄉的教育、老人和殘疾人福利事業,從不間斷,如今成為家鄉人的美談。2004年9月,唐英年出席江蘇太湖博覽會之餘,還順道回到故鄉探親。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愛國家,只有這樣才能把自己的一份感情完全與國家的興衰聯繫在一起。
  唐英年小時候的家教很嚴。唐翔千絕跡馬場,很大程度是為了給唐英年立好榜樣。「英年11歲那年,一天我從馬場回家,一進家門,英年就迎上來說,『爹爹,今天你養的馬跑不出,是因為馬姿不好。』接著他說出了一大串道理,讓我聽呆了。他為什麼這樣熟悉?我一下子警覺了。原來我去馬場看,他伏著電視機旁看。從此我再不去看跑馬了。」曾經當過教師的唐媽媽回憶說,唐英年兄妹四人讀書的年代,「都自動自覺溫習功課,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而放在桌上的大戒尺「也只是做樣,未用過」。如今的唐家四兄妹都分別學有所成。
  唐英年十多歲就留學美國,從小就培養起很強的獨立性,也很有主見。1975年獲得密西根大學文學士學位後,他返回香港幫助父親打理家族紡織生意,從最基層做起,一步一步管理企業。加入政府前,他是半島針織和美維科技集團主席。作為一個企業家,他是成功的。他在1989年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1993年獲世界經濟論壇選為「明日全球領袖」。在1995至2001年間出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並曾任香港總商會理事會委員及香港賽馬會董事。他在2000年獲頒香港特區金紫荊勳章。
  1997年起唐英年擔任行政會議成員。他還曾參與多個政府委員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城市規劃委員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及電子和紡織服務業推廣策略小組。2002年7月,唐英年獲委任為香港特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負責處理與信息科技、電訊、廣播、電影服務、創新及科技、對外貿易關係、工商業支持、保護知識產權及促進外來投資等有關的政策事宜。
  與唐英年有過接觸的人,都稱讚他「脾氣好,沒架子,非常親切,容易相處」。他出任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主席時,經常致電工會負責人,向他們瞭解實況,「完全沒官僚作風」。他還會主動與其他人打招呼,並習慣「只喚名字不喚姓」。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總笑容滿面,透出儒雅、平和之氣。
  唐英年與太太郭妤淺青梅竹馬,感情甚篤。有人曾問她是否支持丈夫做「財爺」,她義無反顧地回答:「他做什麼我都支持。」身兼多職的唐英年,經常被工作佔據私人生活空間,但忙碌工作並未阻礙其享受家庭樂。他非常疼愛孩子,對太太也呵護備至,不單常為四名寶貝子女推掉應酬,每逢週末還會盡量抽空與家人相聚,做「24孝」老爸陪子女逛街玩樂。
  唐英年最為人熟悉的是其對紅酒的著迷。據說他每年都親自飛到歐洲四處搜羅紅酒,還持有私人貿易酒牌,可直接從法國進口紅酒。他每年買入當年新造的葡萄酒,每次買夠一年的份量,存放海外,等夠日子可飲用時再運回香港。他現在飲用的都是二三十年前買的。他在香港住宅的地庫建有恆溫酒窖,並把資料輸入電腦研究分析,在英國也有相同的設備。香港媒體報道說,他僅在外國的藏酒就數以萬支計,市值在100萬港元以上。唐英年是個「美食家」,但他講究之餘並不挑吃。唐氏伉儷也非常好客,經常設宴款待友人,有時還在席間送出紅酒,與客人分享飲紅酒的情趣。
  香港的酒稅按出廠價徵稅,分烈酒(100%)、葡萄酒(80%)和淡酒(40%)三類,餐飲界、酒商最近幾年一直希望政府取消紅酒稅,使香港發展成為酒類飲品的展銷和批發中心。但直到2005年唐英年宣讀他上任後的第二份預算案時,仍然決定不做任何調整。唐英年曾對媒體坦言:「紅酒稅是我上任後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我一半酒已經課了稅在香港,另一半在英國。如果我減紅酒稅,有人就會講我想低稅入口紅酒;如果我加稅,有人會講我想藏酒升值。無論怎樣做都會被人批評,所以這是一個包袱。」
  唐英年幾年來也是公認的特首人選「黑馬」之一,他曾對做此猜測的人笑稱「我養的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對媒體表示,一個行政長官要具備五個基本條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當然是對香港要有承擔與抱負;第三要得到多數人的認同;第四,是要有辦事的能力;最後一點,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所以作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當媒體指出「這五個條件您都具備」時,唐英年馬上一本正經地說:「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達到標準的!」
  唐英年簡歷個人背景:1952年生於香港;1975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文學士家庭狀況:妻子郭妤淺,育有一子三女曾膺殊榮:1989年獲「香港青年工業家獎」,1993年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明日全球領袖」,2000年獲香港特區金紫荊勳章任職履歷:1976年加入父親創辦的半島針織,加入政府前是半島針織和美維科技集團主席1991年起曾任立法局(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香港總商會理事會委員、香港賽馬會董事2003年8月,出任財政司司長,後兼任經濟及就業委員會主席、扶貧委員會主席


  領袖香港 第二部分

  李國章:香港特區教育統籌局局長(1)

  貴為香港教育行政主管的李國章坦言:最怕老師罰。因為當年他在課堂上總忍不住與同學交談,結果經常挨罰,有時候甚至被輪流罰。「當年覺得讀書很辛苦很枯燥,還要默書考試,覺得人生無樂趣……」
  專訪:求學不是求分數
  您上行後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您為什麼要做這些在許多人看來既困難又有風險的事情?
  教育關乎一個社會的未來。港英統治時期一直把教育看得很重,樣樣都控制得很緊,但是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卻不再重視教育了,只關心政治。香港教育因此在20年多年裡沒有任何變動,與時代嚴重脫節。我當教育統籌局長後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高中會考有2萬多學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第二年這樣的情況有1.6萬人。連續兩年共有3.6萬中學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對我們的社會意味著什麼?如果我們再不改革,香港的未來將不可想像。
  我們的下一代如何認識國家,怎樣具有國際眼光,以及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對於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這些方面責無旁貸。
  在這一系列改革中,哪一項承擔的壓力最大?有沒有失敗的心理準備?
  哪一項都有壓力。由於20多年裡都沒有任何變動,所以一旦改起來難度自然很大。我的出發點就是為我們的未來和後代著想,如果對學生好我就做,反之我就不做。
  我沒有想過失敗。因為我不能失敗,只能成功。
  改革推動至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香港人很聰明,一旦看到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學生好時,他們就會認同。比如「三三四」,也就是把現行的「3+2+2+3」即七年中學課程、三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制,改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這件事講了20年都沒有人做,現在都覺得是一件好事。首批高中生將於2012年升讀大學四年制的學士學位課程。換言之,目前就讀小學5年級的學生,將是新學制下首批修讀高中課程的學生。
  現在還談不上滿足感,因為所有的改革都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看到成績,不過我有信心——不只是說我對自己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對香港有信心,對我們的下一代有信心。
  您曾經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如今卻由於出任政府官員而捨棄了專業,不覺得可惜嗎?
  我很懷念我的病人,這是我最大的遺憾。但與以前相同的是,都是在為人服務,只是服務的對象不同而已。
  您在立法會上直指「民主派壓制民主」、「為反對而反對,為破壞而破壞」,給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為何不怕「引火燒身」?
  因為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支持我,他們為終於看到有人敢於站出來講出他們心裡想講的話而高興。他們看到了有的議員是從自私的角度來反對的。許多民意調查都顯示,市民對一些議員的做法是很反感的。政府有人能站出來講真話,對市民大眾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您推動「求學不是求分數」、「專題研習,啟發思維」、「給我空間,發揮潛能」等教學新文化的動因是什麼?成效如何?
  我們東方人很注重教育,但傳統的方法是死記硬背,很乏味,很難讓學生有興趣;而西方教育下的孩子不需要做什麼功課,學得很輕鬆愉快。其實這二者都不全面,應該結合起來。特別是在現今資訊爆炸時代,學校課程並不可能將所有知識包含在內。所以,我們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改變我們傳統的教育文化,讓我們的孩子具有自學的能力和真正「樂於學習」的心態,不以上學為苦,不以讀書為憂,多一點空間創新,多一點時間實現自己的想法。
  當然,不是聽任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適應學生不同能力、興趣和需要,我們開設應用學習科目,如職業導向課程,為那些對學科缺乏興趣的學生找「出路」,讓他們重拾學習興趣並為將來就業做好準備。
  根據我們最近調查所得,有七成小學生說,比以前更喜歡上學了,也學得更輕鬆愉快;很多教師表示,在課堂上與學生的交流多了;還有更多家長表示參與了學校事務。這些都顯示改革的成效。
  母語教學受到歡迎也受到非議,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非議的?
  我瞭解有關的意見。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政府是幫助所有的孩子,而不是只面對少數人。有的人認為英語教學很重要,也有人認為普通話教學很重要。在我們看來,普通話和英語同等重要,推動「兩文三語」(即中文和英文,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是我們的方向。你是英文中學,普通話一定要教得最好;你是中文中學,英語一定要教得最好。最關鍵的是我們的老師要跟上,當務之急是提升他們的水平。
  您說過,「必須瞭解國情,才會對祖國產生感情」。教統局在推動愛國教育方面有何具體、有效的措施?
  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願意做中國人。但只有瞭解國情,才會從心裡對國家產生感情,而不是口頭上講愛國。由於100多年的殖民教育,香港不少人對國家缺乏認識。20多年來,我們國家發展很快,在國際上的份量越來越重,但對此真正瞭解的人還不是很多。有調查顯示,至今還有六七成的香港人從沒有到過內地,來來去去的都是那三成人。如果對自己的國家沒有認識,他們怎麼會發自內心熱愛自己的國家呢?
  為提升香港學生的國民意識和增加對國家的認識,我們在2004年9月全港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內,加設了「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的內容;所有初中學生都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的必修和選修部分,加入了國民教育的內容。教育統籌局每年投放300萬於「認識中國文化活動資助計劃」,協助學校推行相關活動。我們每年暑假還組織學生到中國人民大學參加國情教育課程研習班,讓他們實地認識國家,親身接觸祖國。我們有一批中學已經同北京、上海的學校結為姊妹學校,兩地的孩子每年有兩周時間「同住同食同上課」,通過直接的交流增加瞭解。很多去過內地的孩子回來都說,他們的看法改變了。當有人說這是「洗腦」時,我們的同學聽了很反感。他們說,說這種話的人看低了我們。我們還經常邀請內地的專家、老師到香港來上課,讓更多的孩子受益。未來三年我們將安排9個交流團,到北京進行國情教育學習課程,學員回港後在校內推動國情教育。
  您如何看待兩地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前景?香港對此有什麼具體的推動措施?
  近年來,許多內地學子十分願意到香港高校求學,越來越多的香港學生也十分希望到內地院校就讀。但是,此前內地對香港大學生學歷沒有明確的認可規定,香港學術評審局也從未就各內地高等院校所頒授的學歷是否等同本地的有關學歷做全面評估,也沒有認可內地高校學歷的相關規定。兩地學歷「門檻」的取消,使兩地學生今後不用再擔心畢業證書的「信用度」。
  這份文件明確,由認可的內地高校頒發的學士學位獲得者,可以申請到香港高校攻讀研究生學位和進行職業學習;內地碩士學位獲得者可以申請攻讀香港高校的博士學位。同樣,由認可的香港高校頒發的學士學位獲得者,可以申請到內地高校攻讀碩士學位;香港碩士學位獲得者可以申請攻讀內地高校的博士學位。內地與香港的高等學校在課程學分認可領域開展合作也在協議中得到了鼓勵和支持,這將有力推動內地高等學校與香港地區高校利用各自優勢,培養符合兩地需求的人才。
  未來「三三四」學制實行後,我們的學生將有更多機會到內地實習;我們鼓勵香港的大學招收國內的學生,現在的招生比例已經提高到10%,這個比例今後還有望逐步增加。將來條件許可,香港的中小學也可以招收內地學生。
  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制推出後,有關管治團隊合作和問責官員與公務員合作的負面說法一直不斷。您對此有何看法?
  我與公務員的合作非常之好。首先,我尊重他們,因為他們很專業;其次,他們知道我是有能力的,也很尊重我。雙方互相尊重,我們共事不是問題。
  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制是一個新政制,有的人一開始不大習慣。英國人管治時,說什麼香港只管做就是了,公務員不用自己做決定;現在不同了,港人治港,我們隨時要對香港的內部事務做出決定,管治班子要適應這種變化。
  您十分注重通過媒體和各種場合做公關工作,與公眾和家長互動,這對您推動教育改革有怎樣的作用?
  我堅信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推動過程又是很艱巨而複雜的,一定要花時間來解釋政策的好處,同時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有很多時候市民反對不是因為他們想反對,而是因為他們不太瞭解,當他們覺得你聽到了他們的意見,就算最後沒有得到採納,他們心裡也會覺得很舒服。在教育的問題上,每一個家長都是專家,每一個市民都是專家,他們有權利發表意見,所以一定要多一些溝通。
  幽默、生動,加上恰當的事例,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您為何能在應對攻擊和解釋政策時做到這一點?
  你罵一個人,如果他對你笑,還講笑話,你恐怕就很難繼續罵下去了。所以,面對攻擊,我常常採取幽默的辦法來對付。李柱銘議員前不久對我說,天主教香港教區的主教陳日君對你有很多批評,你應該向他讓步了。不然的話,你將來死了他不給你上天堂。我就對他說,我不介意下地獄,因為我可以在地獄跟他們相見。
  您如何看待年輕時的個人經歷對您人生的影響?您如何評價如今香港的年輕一代?
  我初到英國唸書時,全校就我一個中國人。那時候英國人覺得自己了不起,中國是落後的,他們看不起我們,我深受種族歧視。但我堅信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我們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憑著聰明苦幹,總有一天我們中國一定會強大起來,不能讓人把我們看作「東亞病夫」。
  香港的年輕一代是很能幹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眼中只看到香港,更要看到背後有我們日益強大的國家。我們是中國人,無論做什麼都要想到國家。我希望香港的學生將來能為國家做出貢獻,這是很重要的。同時,還要看到與國際社會的聯繫,視野一定要開闊。年輕時候要有理想,不要做權力和名利的奴隸。
  您曾講過,新的特首如不重視教育,您就不會在政府繼續工作下去。能否就此談談您對新特首的希望?
  董先生在任時,非常關心教育,即使在政府財政面對嚴峻挑戰之下,仍堅持以投資教育為首要任務,看作是對整個社會的長遠投資。曾蔭權先生告訴我,他將會和董先生一樣重視教育。他重視教育,就是重視香港的未來,重視我們國家的長遠發展。所以,我很高興跟他工作。
  您每次與學生交流時都很真誠,與小朋友遊戲時也很投入,您怎樣能做到這一點?
  很多人說我就是一個大的小朋友。我很多時候都很天真,樣樣事情都向好的方面去想。小朋友個個都很天真,跟他們一起是很開心的事,自己也變得快樂年輕起來。
  您是在怎樣情況下促成《董浩雲日記》在中文大學出版的?
  我做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時候,董建華先生的妹妹金董建平跟我說,他爸爸董浩雲先生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她希望把這些日記出版出來。我很敬重董浩雲先生,他是一個民族實業家,一手提升了香港航運業的水平,對國家有貢獻。所以,他記下的日記、思想是有價值的,能夠有機會出版讓公眾看到,是一件好事,我就在2000年引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2003年5月10日,是香港非典疫情肆虐差不多兩個月的日子。這一天,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給多日來本書作者極度壓抑的心以幾分慰藉。那是香港特區政府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的發言。從那天起,筆者就開始對這位經常借助媒體和市民溝通的局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及登門拜訪的強烈願望。
  這篇《香港家書》是一封寫給他患病中的夫人的信。信中寫道:
  近日的報章和電台節目有不少針對我的批評,讓你覺得很不好受,令我萬分過意不去。
  其實,與你做夫妻差不多30年,你豈會不知我的脾性?無論做什麼事情,只要是盡了一己之力,無愧於心,我總是笑罵由人的。如今給人罵的是我,感到難受的卻是你,對你真是不公平。
  在這次因非典型性肺炎而引起的停課或復課的爭論上,我確實有從多個角度去考慮問題,盡量將心比心,令各方面的憂慮減到最低。
  比如說,如果時光倒流,我們自己的孩子在香港念中學小學,我們會放心讓他們上學嗎?怎樣才會令我們放心呢?我們會期望學校做些什麼?我們自己又準備做些什麼?又會要求孩子們做些什麼呢?我會先從為人父母的角度出發,設身處地考慮家長的擔憂和訴求。
  ……
  這一個多月來,我與我的同事是如何憂心忡忡,無論做了多少準備工夫,都擔心會掛萬漏一!因為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不做好本分,隨時都可能出亂子。我們口中常說「一個也不能少」,就是這個意思。可幸的是,直到今日為止,我們看到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顯示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凝聚力。市民雖然身處極大的困厄,仍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深以身為香港人而自豪。你隨我返港定居已有20年了,可有哪一次事件,較今次更能讓你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素質?
  ……
  你可記得曾有朋友向我們慨歎,香港的下一代,是過分受保護和溺愛的一代?他們從小到大,事事靠父母長輩的照顧和安排,長大之後,遇到變故,就往往會怨天尤人,不會反求諸己。當時我們都認為:永遠活在保護傘下的孩子,長大後就會喪失了抗逆和應變的能力;永遠不承擔責任的孩子,長大後就不會有責任感和公民意識。
  這次的世紀疫症,也許正是香港年輕一代轉向成熟和負責的關鍵。在病毒肆虐之下,就連年紀幼小的學生,都意識到自己有獨特的抗炎任務和崗位;年紀稍長的,更開始明白小我的每一個行為,都可能影響大我,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向大我負責的開始,也是貢獻社會的開始。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襲,經濟活動的大幅萎縮,加上病毒的長期威脅,都會加深年輕一代的憂患意識,磨煉他們對抗逆境的能力。社會上各個階層的抗炎表現,更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專業的精神,什麼是無私的奉獻,什麼是知識的力量,什麼是公民的責任。如果這場疫症有助扭轉某些少年自我中心和缺乏承擔的心態,令他們開始懂得要多為他人設想,凡事從自己做起,那就真的是「禍兮福所倚」了。
  ……
  時隔10天,2003年5月21日,本書作者又看到一個為殉職學生忍不住灑下男兒淚的李國章。那天,在為救治非典病人不幸殉職的「香港之女」謝婉雯的葬禮上,作為謝婉雯的恩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李國章專程前往弔唁。他抵達現場即在留言簿上以英文寫下對學生懷念的字句,中文大意是:「親愛的婉雯同學:你的奉獻、專業精神和對病人的愛護,我深感驕傲。對於你的犧牲,我悲痛不已。我將永遠懷念你!」然後默哀一分鐘,繼而在遺照前三鞠躬。李國章最初時仍能平靜地回應記者,說印象中謝婉雯是一名很乖的學生,但很快就悲從中來,情緒更開始激動,其間不斷流淚,令眼鏡也變得白濛濛。他嗚咽著說:「我心情有點矛盾,一方面為教到這麼好的學生感到好驕傲,但又好心痛,失去一位英勇的醫護人員,好可惜(已泣不成聲)!Sorry,我無什麼講啦!」
  在後來採訪李國章局長的過程中,本書作者又聽到許多有關他的故事。
  李國章在出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前,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生,並曾在香港中大醫學院執教10多年,在國際肝癌治療領域首創了「李氏療法」。據他的一個學生回憶說,年輕時代大部分時間在西方社會生活的李校長,對中國國粹「麻將」不大瞭解。他在中大醫學院工作時,為了與同事搞好關係,週末時曾和同事「打麻將」。李國章當了中大校長後,雖然日理萬機,仍然安排時間回醫學院教書。由於聽校長教書的名額只有30個,但每次希望聽課的學生很多,所以每組學生只可輪流派一人上課。曾聽過李國章授課的學生說:「李校長是一個甚具吸引力的老師,上課好似講單口相聲。」
  當了教統局局長的李國章經常到學校與學生真情對話。一次,10多名來自小三至小六的學生向他請教怎樣才算成功時,他以一個故事回應:「五個指頭有一天吵架,爭著說自己最有用。拇指說人們說好時都舉起它,食指說人們最常用到它,中指則說自己最長,無名指說人人結婚時都把戒指套在它上面,尾指說人人禱告拜神時自己最接近神。這故事告訴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只要善加發揮就能成功。」還有學生問他第一份工作做什麼,他告訴他們,自己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在劍橋大學讀醫時在工地當散工。當時他是學校划艇隊隊員,教練要他增加體能訓練,於是他就選擇去工地抬磚,練體力的同時還可以賺外快,一舉兩得。當有學生問他小時候怕什麼時,他說最怕老師罰。因為他在課堂上總忍不住與同學交談,結果經常挨老師罰,有時候甚至被老師輪流罰。「當年覺得讀書很辛苦很枯燥,還要默書考試,覺得人生無樂趣……」
  李國章當年留學英國還是「李同學」時,曾經遇到一位對他影響至深的好老師:「我以前很頑皮,差不多給每個老師都起了外號,現在只記得他們的外號而忘了他們的姓名了。不過,有一位老師對我影響很深。這位老師天生有個遺傳病,到了中年就失去聽覺。他考進了醫科,但知道自己中年以後就不能行醫,就轉去讀化學,取得了博士學位。而他始終喜歡醫學,就轉讀病理學,那就不用給人看病,不怕受聽覺影響和病人的溝通。當時學生們都不知道這位老師的這個情況,只知道他書教得好,是個有名的教授。他又很幽默,他聽覺雖不好,但又不是完全失聰,總之他不想聽的,他就聽不到;他想聽的,他就當你說了。醫科畢業那一年,可以去倫敦接受臨床訓練,但我又想留下來做博士研究生,跑去告訴這位老師說我想留下來,但他卻不停地說:『我很高興聽到你去倫敦,去倫敦好得很!』說來說去他都說我去倫敦好,我賭氣說我一定要留下來做研究生,他才告訴我,他是因為聽覺不好所以才做不了醫生,否則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做眼下這份工作。那樣高高在上的一位教授,也坦白說自己當時做的其實不是他最想做的工作,他想做的卻因為條件所限而做不到。這真是很感動我的一件事。」
  2004年3月19日台灣陳水扁「槍擊」醜聞剛事過幾天,正好李國章有機會和媒體相聚,大家就向他請教對於陳水扁的受傷照片怎麼看?李國章十分風趣地說:「作為一個外科醫生,很多情況我覺得驚訝。一般來說,如果腹部有半寸深長達4寸的傷口,一定流很多血,若傷了大血管,血流得更多,流血15分鐘,嚴重失血會使人昏厥。陳水扁有醫生在場,不立即採取急救措施止血,不上擔架,不坐輪椅,是醫學常識以外的事。」他說,以陳水扁在台灣的身份,若遇行刺,一定有安全機制,到了醫院一定採取最高級、最緊急的搶救措施,騰出最好的手術室,使用防止任何感染的安全措施,調派最好的醫生。但令人奇怪的是,照片所見,兩個醫生很隨便地只戴上膠手套為陳水扁縫合傷口,沒有戴口罩,沒有戴頭套,沒有穿手術袍,沒有進入無菌手術室,也沒有手術燈,陳水扁還穿著外套。如此搶救一個「總統」,實在太兒戲。他回憶在美國行醫的時候,多次為受槍傷者做手術,「槍彈進口的地方傷口很細小,但出來的地方傷口很大,流血很多。而且人中彈之後,因為子彈的衝力很猛,整個人如受到轟擊一樣倒下,根本不可能如陳水扁那樣中槍很久才發覺。如果槍械有來福線,子彈還會旋轉,撕出一道不規則的傷口,不會像刀切一樣整齊。何以陳水扁挨子彈可以像利刃剖肚,卻打不穿薄薄的外衣?」 李國章當年在美國曾遇到一個在幾年之中連續三次被手槍擊傷的江湖人物,經搶救之後,翌日到醫院巡視時與他聊天,問他:「你中三次槍,可說是經驗豐富,可否告訴我,中槍一剎那,感覺是怎樣的?有沒有想過反擊?」這個江湖人物說,你不要相信電影的情節,中槍的時候,會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週身癱軟,根本來不及反應。這人接著還幽默地問李國章:「你有沒有要報仇的對象,多謝你救了我,我幫你搞定。」李國章忙說:「我的朋友個個都是好人,千萬不要幫忙。」
  話題轉到「台獨」問題,李國章認為文化的紐帶很重要。兩岸個個都是中國人,我們有同樣的遺傳特徵,我們是一樣的。現代台灣青年對中華文化缺乏歸屬感,他們對大陸的認識存在片面性。所以,一定要重視加強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學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就與內地大學有交流。那時候港英政府對中文大學的做法不太滿意,說我們不應該與內地有交流。但我們的名字就是中文大學,不可以不與內地接觸。我們沒有聽政府的話,所以當時香港殖民政府對我們就不太好了。但我們覺得我們是對的,所以我們堅持做。到八十年代內地開放的時候,我們在內地已經有很多朋友了。最近二十年我們有更多交流,如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大學等十所大學組成了「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與香港的其他學校不同,在我們中文大學裡講普通話不是一個問題。香港回歸前,學校裡教中文時要用英語,例如唐詩、宋詞、元曲等等都是用英文來教的。香港中文大學1963年建校時,校長李卓敏提出來,雖然現在由英國統治,但是我們還要延續中華文化,要讓中文在教育中合法化,當時這件事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他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位擔任本地大學校長的華人學者,一個傑出的教育家,他為了倡導與中華民族根根相連,把大學的名字也定為中文大學。
  李國章和立法會議員、香港東亞銀行主席、曾蔭權選舉辦公室主任李國寶是親兄弟,而特區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則是他們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門三傑,橫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領域。他的父親李福樹先後出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議員;叔父李福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華人法官,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是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三個參選人之一;堂妹為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李誌喜。難怪許多人認為他在香港的背景雄厚。據香港特區政府15名問責官員2005年7月的利益申報資料,李國章以擁有80多項物業第四次蟬聯「樓王」。
  李國章的夫人戴安娜(Diana)是英國人,夫婦兩人十分恩愛。李國章曾自爆「永遠都是帶著三分饑工作」。原因是夫人為了他的健康,不讓他吃得太飽,每天給他預備的「愛心健康飯盒」只有生菜、牛油果、幾隻蝦或帶子,連麵包也沒有。難怪李國章常笑說希望有人請他吃頓飽飯。
  李國章簡歷個人背景:1946年生於香港;196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醫科家庭狀況:妻子戴安娜(Diana,英國人),育有兩子任職履歷: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創系主任及講座教授1987-2002年歷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外科學系講座教授先後服務於醫院管理局、香港醫務委員會、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及基督教聯合醫院醫務協會董事會等;曾任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及科技委員會委員、香港科技園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有限公司董事、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副會長2002年8月,出任教育統籌局局長

  何志平: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1)

  何志平從步入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辦公室那天起,已預計到未來的日子將波瀾起伏,絕不可能再有自己過去在眼科醫生診所那樣的平靜舒適。他強調自己的職責是「為小市民解決小問題」。
  專訪:為政不在多言
  在2003年初我訪問您時,您就提出促進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觀點,您如何評價兩年多來這方面的進展?
  那時候,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問題,還只是香港一部分人的想法,社會上既沒有深入的討論和比較一致的認識,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聲音支持這件事。當時,香港還處於非典肆虐的時候。非典之後,隨著簽署CEPA和開放「個人游」,不但為香港帶來了經濟復甦的推動力,也帶來了文化的交流。以前香港人同內地的接觸,僅限於一些個人到內地旅遊、辦事,但現在香港各階層、各行業的市民,都有機會直接接觸來自內地不同地方和民族的同胞,是全面性的接觸和瞭解,全方位的融合,從中瞭解到我們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很強的包容性。更重要的是,這種緊密的關係和直接的接觸,受到廣大民意的支持,也促進特區政府對兩地融合的重視,積極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兩地的融合,最終是文化的融合。這需要一段時間和過程,通過廣泛接觸,增加瞭解,進而互相尊重,最後才能逐步融合。只有達到全方位的融合,香港才算實現了真正的回歸。
  您怎樣看待香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比較獨特的文化?
  要恰當理解香港文化,需要一個時代脈絡,一個地域脈絡。時代脈絡就是中國近代史,地域脈絡就是中國的嶺南地區。香港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奇跡,因為香港在主觀和客觀的機遇下,有幸可以分期分段地累積現代化經驗,成為第一個實現整體現代化的中國地方。
  觀察香港文化,起碼要有150年的歷史視野。這150年,是以大約50年的時間跨度,將香港的現代文化發展史,分成三部分。第一個50年是1900年到1950年。那段時期香港與內地文化相連,香港市民與廣東一帶的居民可以自由來往,香港發揮向內地引進現代化制度與文化思潮的角色。第二個50年(大約50年),是1950年到1997年,因為羅湖設立了關卡,香港與內地隔斷,獨自展開現代化過程,加上隨著1970至1980年代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香港原有的中國文化傳統逐漸退減。到了內地開放改革的80年代開始,香港才重新恢復對內地現代化的影響。第三個50年,是1997年之後「一國兩制」的50年,是香港與現代化之中的中國內地的融合期,是帶第一個50年的故國感情與第二個50年的現代化成就,作新時期的文化回歸。這第三個50年期,香港是扶搖直上,還是急轉直下,就在我們的當下。
  由於這第三個50年的香港社會文化的獨特性,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人的國民意識,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成為社會關注的課題。民政事務局2005年中完成的全港性公民教育意見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具有相當高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國家自豪感;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也具有頗高的世界公民意識,很支持一些國際社會上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如人權、平等機會、民主等)。這充分反映香港市民的國民意識,是建基於香港作為多元、自由和開放社會的基本價值。普遍來說,香港市民的愛國精神是傾向自由和理性的。這獨特的社會文化,可以說是香港重要的文化資產。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命運,在於我們如何珍惜和發揚這獨特的文化資產,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
  您如何看待青年一代在促進兩地融合中的角色和作用?
  香港今後與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可謂息息相關,連成一體。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如何看待自己,才能在香港與中國現代融合變化的過程中,發揮推動甚至帶領的作用呢?
  在這方面,我認為有三個重點。
  其一,年輕人要認識歷史,正視歷史,承傳文化,繼往開來。現代化的香港背後,是150年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在早期的典型殖民主義統治下,中國人抬不了頭;但經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社會制度逐步完善,香港人的自我身份得以提升,造就了現代香港人感到自豪的核心價值體系。香港新一代的青年,應該尊重這個獨有的香港歷史,繼承已有的文明制度與價值體系,並以廣闊和深遠的世界視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們的文化價值體系。與此同時,我們要努力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瞭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並與內地其他區域尤其是珠三角的人民交流和聯繫,以尋找中國傳統文化的動力根源,也為香港的多元文化找到自身的定位。這樣,新一代的年輕人方能參與推動香港的社會發展,以至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現代化。
  其二,年輕人須認清個人在社會和國家擔當的角色,從而將個人的發展與社會與國家的整體發展結合起來。換句話說,每個年輕人,都應走出裝備自己為改善個人生活或滿足個人願望的框架,重新著眼如何成為獨立自主、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勇於為社會承擔、為國家貢獻的年輕人。這並不是因為內地商機無限這個實際因素,而是只有這樣,年輕人在個人的學業、事業方面所做的努力,才具有更深層的社會價值和意義;也只有這樣,才能令中國以至全球的經濟、文化及社會制度可以持續性地發展。
  其三,年輕人須培養多元包容的胸懷,多與不同背景人士交流,以促進共融的社會。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城市、有文化內涵的國家,應當可以容納不同的思想、意見和批評,從多元化中取得創新與凝練。
  在現今個人主義高漲的新一代文化中,如何促進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從而擴闊視野、提升對社會的承擔感,是香港特區政府整體青年發展策略的重點目標。因此,政府和所有關注青年發展的團體,不斷開拓青年參與社會的渠道和空間,目的是讓年輕人透過參與青年團體和社區組織的活動或社會服務,與不同背景、不同才能、不同識見的人士相處和合作,接觸社會上的不同社群,尤其弱勢社群,從而親身感受社會上的各種情況,激發熱誠、啟發思考。
  您如何看待香港與內地文化產業合作的前景?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區和獨立關稅區,加上自由的市場政策、獨立的司法制度、自由流動的信息網絡、國際化的生活方式以及豐富的海外市場開拓經驗,一定可以在內地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而內地各地擁有不同的優勢,包括豐富的文化資源、巨大的市場空間、豐富的人才儲備以及雄厚的文化產業基礎,也是發展文化產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們兩地互相合作、結構互補,一定可以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拓展新的領域,增添新的內容。
  在全球化形勢下,中華文化必須尋找新的擴展方式。文化產業是一條流動而開放的產業鏈條,可以將各地的文化創意、生產要素和銷售市場連接起來。中華文化區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包容性強,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文化色彩。我期望我們中國人可以利用創意產業的金色鏈條,將整個國家各方面的優勢都結合起來,再將中國與周邊的區域市場結合起來,進而與世界連接,發展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也讓世界分享到中國的先進文化,從而增進區域和平,確保中國的長遠利益。
  您曾經講「一國兩制」是香港進步的最大動力,但這個動力仍未開發出來。如何理解?
  中國是個大國,在開放政策方面必須要考慮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因此開放需要有秩序地逐漸進行,例如貨幣改革和金融市場開放,必須審慎而行。香港則歷來是自由社會,而且是城市經濟,沒有太大顧慮,可以全方位對外交流。然而,香港缺乏經濟腹地,而且對外談判等國際角力,則需要國家在背後支持。
  香港回歸後,正好解決了國家和香港以上兩方面的問題。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和威力。目前只是在金融合作等方面較能展示,其他方面仍有潛力,需要時間來摸索工作的模式。
  《心繫家國》播出之初聽到一些反對聲音,經過幾個月後市民似乎接受了,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香港回歸後,各界相當關注如何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問題。為此,公民教育委員會聯同青年事務委員會於2004年中成立了「國民教育專責小組」,目的是制訂在學校以外推廣國民教育的策略及計劃。專責小組於2004年國慶節開始推出「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每天在各大中文電視台的主要新聞前播放一次。這是香港首次貫以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宣傳短片。
  短片的主題,即「心繫家國」,旨在表達國民關心家庭和國家這份自然的情懷,我們希望藉著短片提高市民的國民意識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短片推出初期,我們收到不少市民的意見,當中包括讚賞及批評的意見,其中較多人提出的意見是在短片中加上國歌的歌詞。因應市民的訴求,國民教育專責小組於2004年底為短片配上了國歌歌詞,讓公眾更熟悉國歌的內容。
  為進一步提高市民對國歌的認識,國民教育專責小組於2005年5月底開始加強改進「心繫家國」短片的內容,由嘉賓講解有關國歌的歷史、制定的時代背景及歌詞的精神等資料。
  「心繫家國」短片自推出至今已有大半年,我們收到的公眾意見數目逐漸減少,顯示市民逐漸理解播放短片的目的,也普遍接受我們因應市民的意見對短片做出的改動。我很高興現時我們收到的意見,較多是有關對國歌歌詞及背景的查詢,可見短片引發了市民進一步瞭解國歌的興趣。我們現正製作新一輯貫以國歌的電視宣傳短片, 短片將以《祖國近貌》為題,預計於2005年下半年推出。
  這個過程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即如果你堅信一件事情是對的,是應該做的,你就要堅持到底,不怕批評。只要本著愛國之心和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一定可以逐步得到認同。
  您說過您是民政事務局局長,也是香港的文化局長。在文化政策方面,您的夫人對您有過怎樣的影響?
  我們在家裡不談政策方面的事,我不把公事帶到家裡去。但我的工作受到她默默的支持。由於夫人以前工作的關係,我同電影界很多導演、製片、演員以及其他方面的文藝家很熟悉,使我有機會深入瞭解文化事業,以及他們的需要和想法。
  作為香港主管文化的機構,民政事務局在振興香港電影業方面有何舉措?
  香港曾有「東方好萊塢」之稱,港產片曾是香港欣欣向榮的標誌,也是香港文化的最佳展示平台。發揮和利用這一優勢,可望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我們希望透過CEPA,為香港電影業打開國內(尤其是珠三角)的市場。
  通過康文署電影資料館舉辦的各項活動,提高市民對電影欣賞的興趣,並突顯電影作為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每年撥款超過100萬港元,資助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香港國際電影節在添馬艦舉行的戶外播影活動,其中包括一晚播映港產電影,向市民推介本地的優秀電影作品。
  康文署轄下的電影節目辦事處,為推廣香港的電影和錄像文化,常年舉辦和贊助約900場電影和錄像節目、工作坊及研討會等,並通過舉辦各種專題電影節目及相關活動,例如「世界電影經典回顧」、「兒童電影閤家歡」、「微波國際媒體藝術節」等,以推動本地電影及媒體藝術的發展。
  我們還積極尋求與各領事館、文化機構及電影組織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電影節目,以提供公眾欣賞多元電影文化的機會,並促進文化交流。2005年的節目包括「中國電影展」、「德國電影精選」、「南非電影節」和「法國電影節」等。
  通過香港演藝學院的電影課程,為電影界提供技術人才。舉辦「第三屆大中華地區大學生影視獎」及青少年講座等推廣活動,提高香港作為亞洲影視娛樂中心的地位。
  香港藝術發展局屢獲民政事務局轄下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撥款進行獨立電影拍攝計劃,鼓勵創意,發掘並培育有潛質的本地電影製作人,提高電影工業的藝術素質。
  您經常以孔孟老莊的思想,闡釋您對社會問題的見解和政府的政策,顯示出寬闊的胸襟視野和學問修養。這種功力是怎樣培養出來的?
  我早年在私塾讀書,接觸中國經典文化,而且香港舊時的基本教育,也沿用往日的文選,因此只要用心,都能有一定的國學知識。平日我也注重閱讀經典,也喜歡和學者、文化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交流知識。
  中國自從周朝以來就是文明大國,很多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古人也曾面對,也有概括性的論述。現代的中國人必須繼承這些知識,面向現代社會才有根底,也才有自己的民族視野。
  香港成功爭得協辦奧運馬術比賽,是特區政府和有關方面努力的結果。您說協辦馬術比賽「有危也有機」,為什麼?
  能夠有一個奧運項目在香港舉行,就算不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至少也可說是百年難得一遇,至少在我有生以來,是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協辦一個奧運項目,也是將奧運精神、體育精神帶來香港,我希望能做到全城沸騰、全城投入這個項目,凝聚社會的力量,也可向國際社會顯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氣魄,以及我們做主人翁的好客活力。這個對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很有幫助。當然,國家能夠舉辦2008年奧運,我們能夠分享其中的光榮,這種參與感和投入感更是不用說的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可藉著舉辦馬術比賽的項目,將體育政策的發展提升至另一台階,使香港市民都關注香港體育發展,關心我們的運動員,使我們這些站在運動員一邊負責體育政策的官員能大聲點講話,爭取資源,為體育發展謀求更長遠、更有力的推動,為精英運動員和普及化的運動項目,能大聲講話。這個對體育發展來說是莫大的裨益。
  現在距離我們舉辦賽事還有三年光景。在這三年內,我們會盡量推動、推廣及宣傳馬術。由於現時馬術在香港仍然是一個小眾活動,所以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也希望香港馬術聯會能夠把握今次機會,將馬術這個項目推廣給香港市民認識。我知道亞太區、澳大利亞,甚至日本及馬來西亞均對馬術非常有研究,市民對這方面也很熱心,所以我們有很大發展空間。這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
  民政事務局的工作涉及面廣且不容易顯出政績,您可否講講上任三年多來的感受?
  《論語·學而》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開首就是這三句話,都是講做人如何達到心境愉快的。首兩句意思都知道,第三句是別人不瞭解自己,也不惱怒,不也就是一個有德的君子嗎?作為政府官員,有時候要做一些艱難的工作,能夠與民眾或者傳媒溝通,得到宣傳當然好,但在香港目前的氛圍裡,往往不能盡如人意。不被別人所瞭解,或被人誤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對待,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為本。
  《論語·裡仁》還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意思是不怕沒有職位,怕的是自己沒有能夠任職的才能;不怕人家不瞭解自己,問題是要使自己有可以為別人知道的才能本領。
  政績,不是我一人的功勞,是整個特區政府的同事和相關民間團體的合力。做必要的政治宣傳,不是要為自己爭取政績,而是要肯定整個團隊的努力,提升士氣,令施政暢順。
  「為政不在多言」,政績不政績,宣揚不宣揚,要看政策的本身需不需要民眾理解、或者諒解,需不需要支持。個人榮譽是其次,重要的是基於工作性質的考慮。我是抱著這個務實態度的,心安理得。
  您捨棄自己的專業和優厚的收入來為政府服務,每天還要處理複雜的人事關係,甚至還要面對責難和攻擊。您有沒有後悔過自己的選擇?
  絕對沒有後悔!我反而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為更廣大的人民服務。我曾經希望做個好醫生,對人民有一定的貢獻,但後來我感到靠自己的一雙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個病人,因此我就決定在醫學院教書。我回到香港後就加入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成為該院第一任眼科教授,希望把我的技術和經驗傳給更多的人。如果培養出10個學生,每個人每天能為20個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為200個病人服務,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但後來我瞭解到,這個過程還是太漫長了,我就思考如何盡快地把我的知識讓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徑就是參與政策的制訂。這就是我為什麼加入政府的動因。
  加入政府以來,有過挫折感的時候。做醫生畢竟你是專業人士,病人都是聽你說的;作為政府官員,最好是多聽多做少講。同事們給了我很多意見,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許多。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辦公室。從這天起,他已預計到未來的日子將是波瀾起伏,絕不可能再有自己過去在眼科醫生診所那樣的平靜舒適。他強調自己的職責是「為小市民解決小問題」,將「盡心盡力,無怨無悔」。
  何志平棄醫從政前,1988年就成為全港首位眼科全職教授,曾任香港眼科醫學會會長,擁有英美等國的專業資格,並就「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著書立說,是國際公認的眼科權威。他曾為鄧小平診治過眼病,1989年還親自操刀為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摘除白內障。
  在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前,他擔任的公職不僅限於醫療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委員,臨時市政局議員,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還曾服務於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等機構,是2001年董建華競選連任助選班子的成員。1993年至今,他連續三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何志平上任後的政績,僅從立法會的記錄中就可見一斑。《香港康體發展局(廢除)條例》、《2001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村代表選舉條例》、《種族歧視條例》以及《賭波(球)規範化條例》等,這些爭議多年、分歧頗大的法例,均在何志平與同事們的努力下,贏得議員和社會的支持。
  何志平笑稱他所承擔的工作就是深入地區基層,舉凡文化、藝術、康樂體育、基礎設施、博彩、人權、綠化工程,等等,都是在地區層面落實、推行,旨在提升市民生活的質量。百溪成河,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之功,卻對香港社會的穩定和諧大有裨益。
  賭波(球)規範化是何志平一上任就接到的燙手山芋,社會上反對、支持的聲音各有理據,難分高下。他深知一些團體最擔心病態賭徒和賭波(球)規範化後可能引起的青少年賭博問題,就頻頻現身各大團體,與教育界、宗教界、區議會和社會福利界深入討論,並向市民清楚解釋政府政策的立場和方向。為體察社會福利界的憂慮,他還在深夜造訪戒賭中心,瞭解病態賭徒的情況,為日後設立專門為之支援服務的「平和基金」打下基礎。
  村代表選舉改革阻力重重,對何志平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他走訪各區居民,進行解釋遊說。他說,「民政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就要與人多接觸,建立更多更廣的社會網絡,與居民建立夥伴關係。」雖幾經波折,《村代表選舉條例》最終順利通過,正是何志平與同事們做足工夫的結果。
  地區工作具體煩瑣,市民的需要也很細微。何志平不厭其煩,微中入手,為市民做了一件件實事。振興粵劇、籌辦2009東亞運動會、成功爭取協辦北京奧運馬術比賽、解散康體發展局成立體育事務委員會、保護文物古跡、恢復搶包山民俗活動和國際龍舟賽等,看起來雖多少有些龐雜,卻無一不是市民關心的話題。
  何志平是特區政府中最早力主推動與內地融合的主要官員之一。他上任以來,不僅與泛珠三角地區簽訂了一系列文化體育合作協議,而且與國家體育總局就體育合作達成協議,還與內地許多省市建立了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關係。
  中學時代一起就讀香港男拔萃書院的同學說,何志平是個奇才,他是讀完音樂再讀醫的,居然成了眼科權威。何志平學生時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時奪得電台舉辦的音樂節獎學金,1968年赴美國進修音樂,其後改念化學、物理,最後在田納西州溫德寶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完成後,他在美國當了一段眼科醫生,之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當教授,1994年起私人執業。據他當年的助手說,他把音樂融入醫療,「同病人做手術時一定會播古典音樂給病人聽」。
  而音樂還使他體悟到如何從政:「初期接觸時可能感到辛苦、氣餒或艱難,但只要堅持下去,就會有不同的體會。」在九龍油麻地板房裡長大的何志平,12歲那年在學校第一次觀看管絃樂表演,就愛上了小提琴。但由於家景不寬裕,當他提出想學小提琴時,遭到了媽媽的反對。後來,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媽媽終於答應他借學校的琴來練習。當時的何志平個子小,手也小,拉弓時很吃力。幾經辛苦,才找來一把相當於成人用琴四分之三大小的小提琴來練習;等到長大後改拉成人小提琴,又要重新調整所有的姿勢。「為了克服這些困難,當時確實吃了不少苦頭。」
  棄醫從政,何志平失去的不僅是豐厚的收入,還要承受從專業權威到每天面對責難甚至人身攻擊的落差。但對他來說,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冷落了家中至愛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親節前夕,他在題為《寄女兒》一文中寫道:
  我並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父親。最失敗的就是沒有很多時間陪伴我5歲的女兒。有時候半夜回家,帶著內疚靜靜地倚在床邊,看熟睡的女兒,是那麼美麗,一日的疲累減去大半,更會決定明天一定要抽時間陪她玩,但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承諾。
  ……
  因為公務繁忙,很多時候都覺得對不起她們。但太太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要向她說一聲多謝。可能只有零碎的時間在一起,所以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聚時間,彼此的感情都顯得特別濃烈。每天最快樂的時間,就是早上上班之前與太太和女兒圍在一起的時光,在完全屬於我們的私人空間裡談談情,說說笑。
  多年前,何志平與前妻生下一子一女時,正專心為事業衝刺。「當時還年輕,以為還有很多日子,對與子女的相處沒有現在這樣珍惜,心思也沒有花那麼多。」1997年他與影星胡慧中結婚並生下愛女後,一家三口非常恩愛。筆者2003年初第一次採訪他時,他特意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拿出和太太及女兒的影集給筆者欣賞,還一邊不停地介紹拍攝的時間和地點。如今,有心多些時間陪伴妻女,卻由於公務繁忙成了奢望!「現在要為整個香港服務,加上民政範疇很廣闊,特別是週末社會活動特別多,差不多一星期要做足七天。」話語中帶著莫大的遺憾和歉疚。
  2005年7月,在香港一份時常對政府官員很不客氣的報紙上,一天竟破天荒登出了一篇讚揚何志平的署名文章,基本上如實反映了他的情況和特點。茲摘錄如下:
  我對何志平的直覺感受,是善良有誠意的人,我覺得一個新時代的中國高官,最主要的是具有品格和文化內涵,而不是像西方政界那種無人格又滿口正義的政客。何志平起碼在先決條件上,似是具備這些特質。過去我只和他下屬高官交往過,發覺均能開明而聽民意,對海外關係也做得不錯。
  最近因一個巧合,卻有機會認識這位香港高層人士。……他的太太胡慧中走過來介紹我們認識,就是如此會面了。
  與何太胡慧中已有多年未見面,從前在藝人之家認識,她曾和我討論《左傳》與四書,使人驚訝這位藝人的才學知識與眾不同。後來一別多年,知她嫁了何醫生,如今再見面,風采依然,而其先生亦非等閒之輩。與何志平談,發覺沒有官僚味,似乎甚有真誠而不具心機,像朋友多過高官。
  在特區政府高官中,何志平也是一位敢於公開表明自己政治觀點的人。2005年母親節,他在香港媒體上有感而發撰文說: 「親恩如大地,寬厚慈祥,不論你如何作為,大地都支持你,包容你,不計較你坐在肩上,踏在身上。一家如是,一國又何嘗不是如此?祖國在香港回歸後,何嘗與香港計較過?香港的吵鬧喧嘩,只要是兒女發出的聲音,我想國家都不會覺得難聽,都會包容,畢竟是剛回家的孩子,歡喜還來不及哩。孩子病了,或者生活有了困難,國家馬上出手援助,救子女於水火脫離災難……」
  在香港多元化的環境裡,為官不易。對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認識:「不被別人所瞭解,或被人誤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對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為本。」
  何志平簡歷個人背景:1950年生於香港;赴美留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家庭狀況:妻子為息影女星胡慧中,育有一女任職履歷:1984年,回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1988年任眼外科教授,其後歷任國內多所著名大學眼科醫院教授曾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委員、藝術發展局主席、管絃樂團監察委員會委員;曾服務於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及臨時市政局等機構2002年7月,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馬時亨:香港特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1)

  馬時亨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不到一個月,就碰上了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成為首位問責制下在鏡頭前「鞠躬謝罪」的局長,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數第一,創下特區政府官員支持度的最低記錄。「出師不利」,使他更加勤勉努力,如今他已成為民望最高的問責高官之一,金融界對他多有褒揚。
  香港更上層樓
  您在2002年7月上任之初,提出致力推動香港債市發展的目標,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債券市場是一個有效的融資管道,國際上其他的金融中心如紐約、東京和倫敦等都有蓬勃的債券市場。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可以加大一點力度。亞洲的公司,包括香港公司,過去習慣於向銀行借貸,很少通過債券市場取得長期的資金,所以在亞洲金融風暴受到的衝擊很大。香港在發展債券市場方面擁有很多基本優勢,也有充足的流動資金支持債券市場的發展。債券市場發展起來了,香港的公司就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去籌措長期的資金,對他們的穩定發展有好處。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令香港有需要發展債券市場。現時的人口多屬二戰以後出生的,總體比較年輕,因此過去幾十年裡普遍對投資股票興趣較大。但隨著人口慢慢老化,就需要選擇一個長期、穩定的投資機會。像我一樣,20多歲的時候,喜歡買股票,到了40歲以後,因為要安排家庭的各種需要,不可以冒太多風險,就側重選擇債券了。發展債市可以給投資者多一個選擇。
  從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角度看,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發展債券市場,可以為亞洲特別是內地企業提供融資的平台,並有利於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您推動發展債券市場的成效如何?
  特區政府過去兩年透過提供金融基礎設施、簡化發行程序、提供稅務優惠、鼓勵公營機構發債等,為債券市場營造了有利環境。一些過去從未發過債的機構和企業,紛紛開始發債;銀行看見有商機,也加大力度向公司推廣;另一方面,投資大眾對債券的認識亦加深了不少。特區政府2004年發行的「五隧一橋」證券化債券和200億元政府債券的零售部分,受到老百姓熱烈歡迎,認購超額多倍。
  「五隧一橋」債券和200億元政府債券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反映了國際市場對香港未來的信心,也顯示香港已具備必要的專業技能和基礎設施,成為亞洲的發債中心。我非常高興見到內地企業踴躍到香港發債。到2005年7月,已有超過20家內地企業在香港發債並將債券掛牌上市,籌集約560億港元的資金。更令我們鼓舞的是,當中300多億是在最近一年多集資的,為市場發展增添了動力。
  您怎樣看待香港資產管理業在內地的商機?
  香港資產管理業在內地的商機龐大。內地近年來儲蓄率高,有相當龐大的資金可引向海外投資。我們也見到內地開始採取措施,逐步容許內地資金,包括保險公司和社保基金到境外投資。可以預計,越來越多的內地資金將會轉移到海外投資以分散風險和爭取更好的回報。
  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務在亞洲區內名列前茅。2004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達3600多億元。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潛力很大。我們將把握內地的機遇,配合國家的政策,互惠互利,達至雙贏。
  香港在爭取成為國際和國家首要的資產管理及金融服務中心方面,具備哪些條件和優勢?
  香港金融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擁有多方面的優勢。
  在制度方面,香港多年獲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沒有外匯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外幣自由兌換。此外,香港的金融體系靈活穩健,市場在有效和具透明度的監管下自由運作,監管制度達國際水平。
  在人才方面,香港擁有國際級的金融專才,包括銀行家、會計師、律師、基金經理、分析員等,他們具備相關的專業資格、國際視野和豐富的經驗。相比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務從業人士,香港的專才過去多年服務內地,與內地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更容易掌握服務內地企業的學問。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匯聚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機構。以銀行為例,香港是全球第十四大、亞洲第三大的銀行中心,全球最大的100家銀行中有70家都在香港有辦事處。我們的股票市場以市值計算,全球排名第九,在亞洲是第二。在2004年,以集資額計算,香港的股票市場更超越倫敦,位列全球第四,全年集資超過360億美元。在保險業方面,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保險中心之一,到2005年3月底,香港共有180家保險公司,當中87家是來自海外的。
  香港的金融市場還成功吸引大量海外投資者和資金。在2003年到2005年7月,海外投資者占香港股票市場總交投量35%~4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業的資產總值中,來自外地投資者的資金占63%。這充分反映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認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資金支持金融市場的發展。
  為了更好地服務內地,我們將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精益求精,以鞏固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融資和投資平台的地位。
  內地企業利用香港股票市場融資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場屬於國際級,發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場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經超過7萬億港元,是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5倍多。這個比例高於英國的1.3倍、美國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場近年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內地發行人。自1993年首家內地企業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以來,內地企業已在香港集資超過9000億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內地企業超過300家,佔在港上市公司總數的28%(在香港總共有1100餘家上市公司);總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場總值約三成;2005年首六個月的成交額占香港交易所總成交額的四成。內地企業的參與,深化和擴大了我們的股票市場:香港的股票市場以往一直倚重地產類股份,內地企業的參與使我們上市公司的類別多元化,有能源、電訊和工業等。在此,我特別感謝國家及各省市對香港金融市場的支持,讓不少內地企業利用我們的股票市場集資。
  事實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場,香港股市對內地企業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資大眾對內地企業的認識較海外投資者為多,興趣也較濃。因此,內地企業在港上市的流通量,遠比其他國際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中,只有少數同時在其他海外市場掛牌,而這些企業的股份交易,多達七成是在香港進行的。
  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籌集資金以促進企業業務發展外,更可向國際投資者作「質量保證」,顯示他們已達到國際金融中心的上市標準。更重要的是,企業可透過市場力量,更有效地推動企業化改革和完善企業管治,為企業打好基礎,走進國際市場。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內地企業利用香港股票市場集資,將企業做強做大。
  香港在證券市場方面的經驗,對內地來說有哪些借鑒意義?
  投資者的信心,是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條件。記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時,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億元,與現時每日成交超過200億元比較,當時的市場可以說是處於谷底。曾有記者問我,香港是否應學習有些國外市場的做法,將公司上市的門檻降低一些,讓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場。我明確地告訴他。香港必須保持市場的高素質,而降低上市的門檻,對長遠只有負面影響。香港採納的信條,是政府、法定規管機構、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執法機關共同攜手努力,建立公眾對市場的信心。
  除了國際水平的規管外,香港也可與內地企業分享企業管治方面的經驗,一起進步。
  馬時亨也是從社會底層打拼出來的。
  馬時亨幼年時代,家境與當時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很窮」。一家6口蝸居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板間房裡,與好多戶鄰居共享一個廚房和浴室。「當時大家都有君子協定,誰家幾點用廚房、幾點用廁所,都要預先約定。最難以忍受的,是住戶將盛糞便的馬桶放在廚房裡,但當時許多香港人都是這樣生活的。」
  由於居住環境很差,「連看書的地方都沒有,要上床鑽進被窩裡看書,考試要去圖書館溫習功課。」和那個年代的許多學生一樣,馬時亨曾經沉迷金庸的武俠小說,「可惜生活迫人,看課外書的時間並不多」。為了補貼家計,他很小年紀就在香港文華酒店一間鞋鋪當雜工,月薪180元,負責每天將客人訂做的尺碼、式樣送到工廠,再將做好的鞋送回鋪面。當時還沒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碼頭過海,有時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熱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裡泡過似的。
  讀中學時,馬時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學費,一度幾乎無法繼續學業。「我惟有硬著頭皮向校務主任求情,最後學校破例容許延遲交學費。」這件事在馬時亨心裡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時隔30多年,回憶起來還如同發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學讀書時,雖然有政府貸款,但日子一樣難過,馬時亨平時只能在學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當自己考了好成績時,才到大學附近的「莎厘娜餐廳」掏四元吃一餐當作慶祝。為籌得學費,他替人補習和代課,最「高峰」時竟有兩份補習、兩份教書。「當年還沒有地鐵,我在油麻地授課後,搭船過海,再轉巴士去太古城補習,很浪費時間。如此條件下怎能安心讀書?我能以榮譽學士學位畢業,很幸運。」1973年,馬時亨從港大文學院畢業後,很快在一家美資銀行找到一份見習生工作,月薪1600元,當時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掙來的工錢大部分用來養家,其餘的用來償還學費貸款。因為時時擔心失去這份工作,所以他特別賣力,屢獲上司的讚揚,在事業上也開始步步高陞。
  談起這段難忘的人生經歷,馬時亨感慨萬端:「現時不少香港人叫窮,那個年代的港人更窮。而他們不但挺過來了,而且還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香港各行業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這正好說明了香港是一個充滿機會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總認為,因為當年香港經濟起飛,很多港人才得以脫貧。但馬時亨卻從不同角度看:「香港經濟能夠起飛,是港人前仆後繼地拚搏來的。港人只有保持這種逆境自強的精神,並在教育方面做好準備,才會有發展和成功的機會。」
  憑著這種人生經歷和體驗,馬時亨無論在商界還是在政壇,也無論遇到怎樣的挫折和壓力,都堅信「不經歷風雨,就不會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壇的經歷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關於細價股的一份公眾咨詢文件公佈後,二三線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損失慘重,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當時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還不到一個月的馬時亨根本不知情,但因為是政府主管官員,一時成為各方批評的主要目標。最後,他不僅成為首位問責制下在鏡頭前「鞠躬謝罪」的局長,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數第一,並創下特區政府官員支持度的最低記錄。
  雖然「出師不利」,但靠著勤勉努力和顯著政績,加上其後香港經濟逐步回升,如今馬時亨的民望已顯著上升,金融界對他也多有讚揚。憶述這段「官場辛酸」,他豁達地說:「我永遠是個survivor(生存者),過去曾遇到過無數逆境,我都是從逆境中找出路。事情發生後,我不會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無辜,相反,我會想辦法繼續盡力服務市民,讓時間去證明我真的可以奉獻給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馬時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組(現名香港建設)董事時,就已是年薪超過千萬的「打工皇帝」,並在英國和加拿大等地擁有物業。2001年轉任電訊盈科集團財務總裁時,獲李澤鍇主席贈送的電盈股票當時市值就達2300萬港元。只是出於「一種無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棄了高薪厚祿,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談及商場和官場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較從商難。「在商界工作,面對的只是股東和上司,只要做好業績便可以;但做官面對的卻是全港六百多萬市民,時刻要處身市民的角度看問題,有時就算做對了,也可能會挨罵。但服務社會就要有挨罵的準備,只要對市民大眾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無前去做,並盡力做到最好。」
  雖然表現得笑罵由人,但從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變為經常被責罵的政府官員,馬時亨承認「有好大壓力」。酷愛打高爾夫球的他,便借此減壓。「我40歲開始打高爾夫球,從此就愛上了這項運動。因為高球場有山有水,又不用講公事,感覺非常的好。」高爾夫球不但令他減壓,也讓他領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擊球不是斗高斗遠,而是要講策略,否則你要經常在水中找球。即使開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滿、鬆懈,否則最終會被對手追過;相反,即使開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著不認輸的心態,堅持到底,很大機會反敗為勝,就算跌入叢林的球也能救出來。」
  談到為官之道,馬時亨認為,重要的是要有一顆真心、具誠信、謙卑、智慧、寬恕、堅持和慎言。為官不應有個人偏見,要真心為人民服務;不應自以為高人一等,自詡為王;不僅要寬恕攻擊自己的人,還要寬容持不同意見的人,和自己所不喜歡的人——即使自己是真理在手,絕對正確;而慎言並不是要謹小慎微,有話不說,藏在心裡,而是在面對攻擊和批評時心平氣和,不說「過頭話」。
  在特區政府高官裡,馬時亨人緣好是出了名的。他2002年7月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來,在加強同各方溝通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證券業界和監管機構之間的矛盾比以前大為減少,他還十分注重和傳媒的關係,連續兩年自掏腰包舉行「烤羊大會」,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旗下的高級官員與傳媒見面與溝通。他的辦公室裡,除了夫人和女兒的一幅幅照片引人注目外,還醒目地擺放著參加部門內部活動時同事贈送他的紀念品:一件是下屬創作的花鳥畫,一件是用彩紙精心折疊的孔雀。他這個外來的問責局長與公務員同事的融洽關係由此可見一斑,也足見他對這份情意的珍重。
  對於有人說他「圓滑」,他這樣回應:「我的成長經歷,令我自小就要學習如何生存,對任何人都抱以謙卑之心,在任何時候都待人以誠,為人著想。我做人的哲學如此,絕對不是刻意的。」
  在馬時亨看來,投身政府令他損失最大的,不是豐厚的收入,也不是每天要面對攻擊和責罵,而是「不能去台灣」。而令他戀戀不捨的,不是台灣的風景,也不是台灣的食物,而是台灣的一個親人——他的舅舅。「(著名藝人)曾志偉的爸爸是我舅舅,志偉是我表弟。我們家境不好,多虧舅舅幫我們,病了都是他給錢看醫生。所以,我們家人一直很感激他,與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後來去了台灣,我沒有加入政府之前,經常去看望他。自從加入政府後,就不能去了。」
  馬時亨1979年與大學同學王培琪在加拿大結婚,20多年來夫妻非常恩愛。太太是多年的基督教徒,馬時亨則於2003年受洗。馬時亨夫婦有一對非常引以為傲的女兒。小女兒是英國會考十A狀元。2005年她前赴北京參加一個交換生計劃,立志要學好普通話。大女兒在英、美兩地完成學業後,在港大攻讀教育學博士。問及他有何「秘方」,能夠教出這樣兩個出色的女兒?他輕鬆地說,其實他一直沒有給她們壓力,最重要的是灌輸他們正確的思想、價值觀。鼓勵她們,總好過敦促她們,也不會將他們與別人比較。言談中,他也透出當中玄機,就是太太對女兒的培育。「這全是太太的功勞。學校的功勞也很大。」
  馬時亨讀過不少名人傳記。「我是讀歷史出身的,讀傳記可重溫歷史,溫故而知新;也學習偉人們的處世素質。」這些偉人,有公司總裁、外國領導人,如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等,也包括中國領導人。「我讀了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胡錦濤等領導人的治國心得。他們的高瞻遠矚、胸襟廣闊,令我衷心敬佩。」
  認識馬時亨的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他記憶力過人,很多與他只有一面之緣的人,下次見面他都能說出那人姓啥名誰。他當年在商界的朋友則稱他為「超級太傅」,讚揚他知識「十分廣博」。
  談及成功之道,他認為一個人要成功,必須具備「3A」:Aptitude(熱忱)、Ambition(抱負)和Attitude(態度),其中態度最重要。人生好多事情,都是不如意、不理想的,最緊要的是時刻保持積極態度。
  馬時亨簡歷個人背景:1952年出生於香港;1973年獲香港大學文學士,主修經濟及歷史家庭狀況:與妻子育有兩女任職履歷:先後任職於摩根大通私人銀行、美國大通銀行、熊谷組(香港)及加拿大多美年證券,並曾在紐約、多倫多及倫敦工作近十年曾任香港聯合交易所理事、香港證監會收購及合併委員會成員、港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委員、地產代理監管局委員,電訊盈科財務總裁、執行董事兼執行委員會成員2002年7月,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領袖香港 第三部分

  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1)

  梁振英34歲當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42歲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45歲就當上了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
  面對外界持續不斷的關於他將成為未來特首的傳言和猜測,他以孫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強調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當好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
  專訪:時間能證明一切
  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中,您是惟一的連做兩屆的成員。在過去8年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過去8年最大的感受,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實。這話如今聽起來似乎是句套話,但這個過程確實給人以很多啟發。
  回想1997年前許多港人對回歸的疑慮甚至恐懼,比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大多了。雖然那時候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明確了一系列保障,但香港人還是不放心。1988年做基本法咨詢的時候,我當秘書長,到各區聽大家的意見。在九龍公共屋村,有人向我提出:「梁生,不用多講,你只回答我一個問題,1997年7月1日到樓下買早餐,用什麼錢?」一些老人家對我說:「年輕人,你沒見過,每次政權的轉移,不管是1949年後的中國內地,還是日本統治香港之後,都要換鈔票的。港幣如何流通?」我說,原有的銀行可以繼續發鈔,他們問:「原有的銀行就是匯豐和渣打是不是?」我回答:「當然是了。」他們說 :「匯豐已經把註冊地從香港遷到倫敦了。渣打是英國註冊的銀行,是誰去發鈔?」我說,「中國銀行不是也可以發嗎?」很多人就說,「要是中國銀行發鈔的話,只能以一個打了折的價值在市面上流通。」當時一位西方著名的經濟學者,在從廣州到香港的列車上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不敢說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有兩種制度,但我可以肯定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貨幣,1997年後港幣不可能與人民幣並存。而且由於港幣流通量比較小,必然會被人民幣取代。」這種預測當時對香港人衝擊很大。不僅如此,香港的專業人士還憂慮是否能夠維持原有的一套專業制度,內地的工程師、醫生等會不會大批來香港執業,影響他們的飯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學念法律,出來後是不是能當律師?香港是不是還沿用普通法?等等。都是關乎在一個國家裡,另一種制度能否保持下去,以及與資本主義有關的生活方式能否保持不變的根本問題。
  回歸8年來,香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衝擊,如亞洲金融風暴,以及非典疫情帶來的後遺症等,我們開行政會議做有關應對決定時,感到難度都很大,但無論如何都比不上回歸過程中經歷的困難大。當年大批的人不惜變賣家當移民到國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頭,說明當時想像的困難肯定比我們今天遇到的困難大得多。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懷疑護照、鈔票和學歷是否被認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紛紛回來了。如今經濟復甦和轉型的問題、失業的問題等,也都是可以解決的。社會事物往往如此,在問題出現的時候不一定會有解決辦法,但只要持之以恆去做,就一定能夠解決。
  您如何自我評價過去8年中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表現?
  作為一個服務社會的人,評價一是應該由別人做,二是應該在將來做。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我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在基本法中有一個特定的角色,我本人和其他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都是本著從香港全社會和我們國家最大的利益出發,著眼點是整體的而不是個別人的。在此前提下,盡最大能力提供最好的意見給行政長官。
  社會上的利益關係是多元化的,所以經常有一個如何平衡的問題。香港有一個說法,某一個決定如果能得到社會上一半人的支持,就已經很好了。
  您為CEPA的誕生奔走多年,該協議簽署以來您又多方大力推動。在實施一年之後,您毫不客氣地批評「香港政府的推動力遠遠不足」,內地省市部門「仍保持保護主義」。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在殖民統治期間,香港是英國專業服務的主要市場,英國人關心的只是怎樣多向香港出口專業服務。那時英國當權者從來沒有想過協助本港專業服務出口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希望兩地政府官員打破舊思維,在推動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方面,「膽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況,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奧運投標,別國的專業團體代表,是由大使館商務參贊帶著去拜訪內地有關單位的,以顯示政府對專業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區政府只會做一般的事,不會帶業界人士一起出訪,他們好像很忌諱這樣做。在外國也經常看到,如果美國總統知道中國要購買波音飛機,他便會和有關公司高層一起推動,絲毫沒有忌諱。即使是發電廠、農產品,只要有需要,他們都會幫忙推銷。但特區政府沒有這個傳統和文化,至今也沒有這個能力,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進的地方。處理得好,對香港經濟轉型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香港還沒有發展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只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貨櫃港而已,因為與航運有關的服務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倫敦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航運中心,可是沒有碼頭。碼頭業與航運業是兩碼事,碼頭業主要是搬運,而航運業是提供服務,是不同層次的,產值也不一樣。倫敦做什麼呢?做所有與航運有關的服務,從船舶的買賣、租賃、融資、保險、中介及其相關的法律服務等。所有這些,香港也都很有條件做。香港教育水平較高,有很好的專業人才和制度,有基礎發展與航運有關的專業服務,包括法律服務等,但遺憾的是到今天還沒有做起來。香港土地少,價格高,長遠來說怎樣與鹽田、蛇口港競爭?今天尚有的競爭優勢,主要是由於內地對我們的優惠政策,包括我們的司機能夠開著香港的貨車到內地,但內地司機不能開著車到香港提貨。所以,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朝專業服務提升。我們搞工業,一百萬的訂單,七八十萬要從外面進口原材料或零配件,我們能賺到的不過20萬;而出口100萬的專業服務,紙張、計算機等耗材加起來只幾萬,90多萬都進了香港人的口袋。
  CEPA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但並不一定水到渠成。CEPA是在兩個不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獨立關稅區之間實行的,兩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別,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現時內地不少專業事務所與政府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地政府仍有一種保護思維。比如要求香港估價師須在內地註冊後,具一定經驗才可開設估價師事務所。但香港估價師在未註冊前,根本不能在內地獨自執業,也就無法積累經驗,這豈非令他們完全沒有機會在內地開設事務所?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特區政府出面協調才能解決。
  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專業人士應該搭建起一個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專業人才及其服務引進到中國內地,而不只是推銷自己的服務。您怎樣看待這個意見?
  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並不是局限於為香港業界提供發展空間,而應站在國家的角度,建立一支以中國人為主的專業服務隊伍。內地服務業比製造業、商業、金融業等開放的時間晚,其所面臨的競爭並非來自香港,而是國際市場。
  為什麼您說內地和香港的合作,是內地市場開放後應對外國競爭的最有效的辦法,也是組建中國人自己的金融和專業力量的惟一辦法?
  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內地的一些產業和企業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內地金融業是開放得最遲的行業之一,而外國的金融企業往往是全球效率最高、管理最好、競爭力最強的企業。金融市場的功能,類似人的心臟,是把社會的余資,輸送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部位,一如心臟把養料和氧氣輸送至人體各部。動物的心臟都在體內最受保護的位置,而且最不能承受外來體。
  外國的金融市場,都是在本國的金融業有了主導性的競爭力之後才開放的,美、日的金融業都是以本國的金融機構為主。內地金融業開放後,是否仍以本身的金融機構為主?如果不是,總體競爭力會是怎樣的局面?這是第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次是專業服務。我所說的專業服務,是在香港和國際上習慣指的法律、會計、工程和金融等行業,在香港共有十幾個,有專業資格的達5萬多人。
  內地的專業人才,還沒有形成具有規模的團隊,以法律界為例,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僅有幾百人,而且有此規模的也只有幾家。反觀英國,規模較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僅在倫敦一地就有1000多名律師,全球分所30多家,律師超過3000人。在這樣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內地市場開放之後,很容易在短時間內被外國人所壟斷。
  我曾應邀到東北農業大省進行交流,省長的一番話發人深省:「國家加入WTO了,我們出口糧食,但美國人經常指責我們違反WTO,於是我們需要聘請一些懂得WTO規條的律師來處理。但是,在本地懂英文的律師就不多,懂WTO規條的更是絕無僅有。這令我們十分擔憂,難道我們和美國發生貿易糾紛時,要到美國聘請美國律師來幫我們打官司嗎?」
  當今世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僅是綜合國力的較量,而是在爭取制定國際競爭規則的較量,專業力量就是制定國際競爭規則的力量。例如在國際評級方面,香港一直是俯仰由人,任何其他國家的評級機構,可以今天說一套話,三個月後又是截然不同的說法。今後評估中國的企業競爭力,必須有專業服務和金融兩個關鍵組成部分;評估整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也必須有這兩個部分。
  面對挑戰,惟一的出路就是內地與香港專業人士攜手,建立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專業團隊,利用香港專業人士百多年來在市場化、社會化的環境下提供專業服務的經驗,結合內地的專業技術,才有可能與外國的龐大事務所競爭。否則,我相信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在未來的五年十年間,整個內地的專業服務市場會被外國人全部壟斷,到時香港專業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您曾以水庫落差比喻深圳和香港兩地人流、物流扭曲的現象,您可否具體談談您的見解?
  我覺得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加以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往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學校以及研究機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都不多。這也是為什麼我把港深和珠三角地區的衛星圖掛在辦公室裡的原因。
  深圳今天人口1000萬,香港將近700萬,距離只有一個小時車程,世界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兩個這樣規模的城市距離這麼近。歐洲、美加邊境上也有一些臨近的城市,但規模都很小,同時工資、物價、房價等水平差距這麼大的更是沒有。這好比兩個大水庫,中間有一條壩,但兩水庫的水位落差大,香港由於交通需要在壩上開了一個又一個洞。單這個問題就值得研究。
  其次,由於我們生產、生活所需,兩地之間的往返不管是手續上,還是基本建設和交通運輸上,必然會越來越方便。西部通道2006年通車,九廣鐵路落馬洲支線到深圳皇崗兩年內要通車,這將對兩地的經濟、社會、民生帶來什麼影響?是好還是壞,對不同階層和界別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更需要研究。從制訂政策的角度看,我們可以通過對發展過程中兩地互動關係的深入瞭解,以及比較長遠的部署,使兩地共同發展的勢頭更好。就像一艘巨大的油輪,它的動力很大,掌舵的人怎樣稍微擺一下,調正航向,是很重要的。
  由於邊界管理政策的關係,兩地人員、貨物流通的自由度是單向的,因此出現扭曲現象。每天有大量香港居民從深圳幾個口岸過關進入內地,香港貨車也川流不息駛進深圳;而深圳市民則需要辦通行證才能過關,廣東貨車仍不能進入香港。
  您怎麼看待在人數、人才或技能等方面,香港人才結構與社會急速發展出現錯配的現狀?對輸入內地專才有怎樣的建議?
  從主觀方面說,香港人的適應能力非常強。上個世紀90年代,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離開工廠轉到服務業,一些人轉業後工資低了,有些工廠的熟練工人原來每月工資過萬,但到酒店打掃房間只有8000或7000塊。這個轉型在社會上默默地進行,沒有引起社會問題。香港有這樣的文化和傳統,不管我們將來需要經歷多少次轉業,這都是我們很大的本錢。
  香港土地少,各方面的成本高,因此,不管做哪個行業,我們都必須向上爬升,側重於那些高產值、佔地面積小、成本小而且不能是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必須朝知識型社會的方向發展。在這方面特區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再培訓和職業教育等,我個人是很有信心的。
  同時也要看到,香港是一個有150多年歷史的移民城市,香港人有今日今時的地位,與源源不斷的外來人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假若以「保障本地勞工就業機會」為由,將外地人拒諸門外,不但貽笑國際,更是香港本身的損失。輸入內地專才是適當做法,香港應發佈清楚的信息,讓內地人知道香港有哪些職位給他們申請,另外還要簡化入境手續,以吸引內地人才。
  您在推動國民教育和把基本法納入學校課程方面,對新任行政長官有怎樣的期待?
  在美國,十四五歲學生的教科書中,已經有《美國良好公民》、《什麼是外國人》等書目;反觀香港,很少聽到提及「國家利益」這個名詞。如何增強國家觀念?主觀上應認識中國的歷史,瞭解其發展過程;客觀上隨著國家的日益強大,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將油然而生。
  我贊成將基本法納入中學課程。在宣傳基本法方面,特區政府在電台擁有的時間不多,學校教基本法的時間很短,教材、師資也不足夠,與英、美學生學習憲法相比有差距,這些都要加把勁。
  您在1997年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時就是熱門人選,當時您表示「第N屆都不會選」。現在您的態度有無變化?
  1997年的時候,我確實沒有選特首的想法,現在也沒有。目前最重要的,是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會議成員的工作。
  講到「窮人孩子早當家」,香港許多人都以您作為範例。可否介紹一下您的成功之道?
  我不能算成功,不過是由於公務的原因,拋頭露臉多了,所以大家說起來都知道我。其實,我走過的路,跟我許許多多同學或同齡人一樣。香港許多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白手起家的。念中學的時候,班上40多個同學,很多人都是走路回家吃中午飯,連自行車都沒有,兩毛錢的巴士都坐不起,5分鐘10分鐘把午飯解決了,就趕緊往回走,夏天一個來回都是大汗淋漓的,大家都一樣。
  正好我們出來工作時,碰上香港經濟起飛階段,經濟發展比較快,在我們上面有很多空間,就硬著頭皮上去幹。所以,年輕時候就有機會坐在比較高的位置上,一幹就干到今天。
  說到成功之道,我有兩個體會。一是每過一天,就要把當天的事情做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二是人生猶如站在一面鏡子面前,你做什麼就會在鏡子裡看到什麼。香港這個地方機會是平等的,每一份投入都會有比較公平的回報。
  在特區行政長官人選中,梁振英的呼聲一直是很高的。但在記者的追問中,他卻回應了一句:「第N屆都不會選。」如此斬釘截鐵,讓人印象深刻。
  梁振英年紀輕輕就在政治上嶄露頭角:34歲當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42歲就是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45歲就當上了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面對多年來外界持續不斷的關於他將成為未來特首的傳言和猜測,他以孫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強調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
  1993年,他創立測量師行,如今在香港、內地和台灣設有10多個辦事處,是中國內地首家獨資境外房地產服務公司。他擔任主席的戴德梁行是三家在亞歐各佔鰲頭的公司的強力組合,為客戶提供獲得全球公認的高質素房地產咨詢服務。他個人事業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過人的眼光。「因為當時工作的公司,一個英國股東對香港回歸不看好,人在香港但是心不在香港,心都回到英國了。而且英國是一個很驕傲的民族,歷史上英國的殖民地很多,他們放棄殖民地的時候,不回國的例子很少,對我們這些沒有移民的人提供了一些發展的機會。」據2005年7月最新申報資料顯示,在特區行政會議7名非官守成員中,梁振英榮膺「地王」。他目前擁有5項物業,並擔任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27個需要申報利益的團體成員。
  他還是香港專業聯盟主席,代表全香港10個專業團體5萬多專業人才。為發揮香港作為中國內地之外最大專業力量集結地的優勢,梁振英過去幾年不斷組團北上,與內地對口單位互相交流,成功推動兩地有關專業的資格互認、內地開放市場與香港專業人士聯營等。
  講到「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香港許多人都以梁振英為範例。和曾蔭權的出身很相似,梁振英的父親也是警察,當年靠300元月薪負擔一家人生活,日子過得十分清苦。梁振英3歲就到一個教會辦的學校上學。「個個同學年紀都大過我,大哥哥、大姐姐,六七歲都有。父母不管教學是否正規,總之有人能幫助看著孩子就好。我每天背著個綠色帆布書包,裡面裝個麵包,書包上掛著個紅色的膠茶杯,在教會學校捏奶粉衝著喝,吃麵包,那就是一頓午餐了。」直到讀中學時,他還因為吃不起學校飯堂,午飯不得不回家吃;為了節省坐巴士的兩毛錢車費,來回步行一個多小時。
  五六歲時,梁振英來到孫中山曾就讀的西醫學院舊址荷裡活道警察子弟學校讀書。後來曾任香港特區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的呂孝端,在那裡教過梁振英。呂孝端回憶說:「當時的荷裡活警察子弟學校,上午是中學,下午是小學,有時我放學後,會為請假的小學老師代課,於是我就有機會教過當年只八九歲的梁振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梁振英那時候已經表現得鶴立雞群。「有一次我向他們講一個關於岳飛打金人的故事,之後問同學誰能夠站起來再講一遍,梁振英就主動舉手,聰明而有技巧地重新演繹了一遍,又能好清楚地向同學提問,反映出他當時已很有領導才能。而他和他姐姐、妹妹,也就讀同一學校,成績一樣好,對師長又有禮貌。」因為一家三個學生均學業出眾,呂孝端還親作家訪。「當時和另一位老師去探梁振英的父親,梁父這位忠厚長者,特以名貴的碧螺春茶葉來招待我們。梁振英說話清楚謹慎的風格,就最像他爸爸。後來梁振英成名後,在一些公眾場合碰見他,大家都會閒聊幾句,他還以『呂生』來稱呼我。」
  梁振英的童年時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俠小說應運而生的時候,而他卻一本都沒有看過。「父母管教嚴厲,認為武俠小說屬於『閒書』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費時間。」梁振英的課餘時間都花在了閱讀上。他形容自己小時候像個「小老頭」,喜歡學大人讀報。「父母很大年紀才生我。出生時,父親44歲,母親40歲了。我記得,3歲的時候父親抱我在懷裡,教我讀用一元錢買回來的《工商日報》副刊。讀完後,我就拿到報攤去補5毛錢換兒童報紙,看報上的漫畫。」
  父母不准看武俠小說,中國四大名著倒看了三本,除了《紅樓夢》。「我嫌它太女性化,太枯澀了。」等到去英國上大學,梁振英反而將《紅樓夢》帶上路,陪伴他度過那段寂寞的留學生涯。隨身帶去的,還有一本《山東民間傳奇》。「我父母都是山東人,他們在家裡總說山東話。我們聽得懂話中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樣寫出來。看了《山東民間傳奇》以後,才恍然大悟。我每星期都寫信給姐姐,告訴她我的『新發現』,分享喜悅。」比如,「劉姥姥帶外甥進大觀園」,其實她帶的是外孫,因為山東話裡「外甥」指的是外孫。根據山東習俗,不論輩分,在外面生的全是外甥。
  梁振英學成後,放棄英國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書太多了,受到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覺得父母年老了,應該多陪伴他們。」
  重視中文,卻不能輕視英文。梁振英在與青年學生的交流中多次強調,香港人必須在全球一體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國際視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獵的書籍種類更多,接觸新鮮事物更直接,視野和選擇更廣闊。」
  因為業務的需要,梁振英經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發現「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同時也越來越大」:「現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設計和計算,是由內地的建築師負責,再用傳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醫生,通過互聯網為美國的病人在夜間作初步斷症,可見世界越來越小。同樣,9·11事件發生後,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時飛行距離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進步,交通方便,令我們可買到來自非洲的觀賞鳥,吃到來自印度的螺頭,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大。在世界變大和變小的同時,國家之間的相互影響,出現了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局面。」
  是什麼促成全球化和一體化?梁振英笑言,這與客運、物流和通訊的發達有關:「1974年我去倫敦讀書時,飛機不能穿越中國和俄羅斯,還要避開越戰,所以要停泰國、印度和中東,才到達倫敦,單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週打一次電話給還在英國唸書的女友,3分鐘要100元,等於我一天的工資。今日,不少人到國外工作或進修,一年回來好幾次,天天在公司打長途電話,開視像會議,所費也不多。客運和通訊的發展,加速了全球化的發展。」
  全球化帶來了什麼?梁振英說,「在互聯網和通訊發展的影響下,促成人類對共同語言的需求更大,英語變得更為重要。我們以為通過互聯網和參考書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實我們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優勢,就是中西文化兼備。要將這種優勢發揮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會、典禮等應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說他「比較高傲」。他對此的解釋是,「家中有三個孩子,責任比較重。盡量在晚上陪他們做功課、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沒有早餐會,又在香港的話,我就開車送他們去上學。中國有句話『忠孝兩難全』,我覺得親情還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國留學時的同學,他們是在校友的活動中認識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優秀的律師,有了第三個孩子的時候,不當律師了。「由於結婚後忙自己的事業,我們比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個孩子,過兩年有了老二,再過兩年有了老三。當爸爸的要盡責任,所以很少到外面應酬。」
  話雖如此,也有例外的時候。有一次香港山東商會晚宴的當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與太太提早慶生日,足見他對鄉情的重視。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鄉情」,說小時候就跟隨父親參加冀魯旅港同鄉會活動,當時家鄉土特產山楂、紅棗、海參、海蟄等,只有在同鄉會中才能買得到。父母戰前從山東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認識後結婚,他們總覺得自己的家在山東,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時候常聽父親說「回家」,但由於過去半個世紀裡的各種變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過家鄉。他希望自己將來能帶著太太和子女回家鄉走一走。仔細觀察和感受梁振英的為人處事,他確有「山東人的淳樸、直率和豪爽」。
  熱愛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裡帶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聖誕節,他們一家卻體驗了一次劫後餘生的經歷。南亞發生海嘯時,他和太太帶著三個孩子在馬爾代夫度假,他們身處的小島經受四五次海嘯的衝擊,如果規模再大一點,整個島就會被淹沒。當時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危,但島上的對外通訊完全隔絕,電話無法打出,小島外發生什麼事,他完全不知。其後他知道震中在東南亞,曾一度擔心香港會受波及。幾日幾夜,整個島上沒電沒水,500多名來自不同國度的遊客,同命相憐,彼此關懷、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類的渺小。」而在海嘯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潛時已看到「異象」——珊瑚死亡。劫後餘生,梁振英覺得與家人的關係更加親密:「對子女,這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讓他們明白在災難中要顧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認是一流的,而他和筆者的談話,始終是以快速流暢、邏輯嚴謹的普通話進行的。問及他普通話何以講得如此之好,他說從沒有跟老師學過,從1978年開始與內地的來往中,一點一點學會的。
  訪問稿整理出來後,考慮到涉及許多數字和專業問題,筆者就用電郵發給梁振英審核。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他的秘書就通過傳真把他親筆修改過的稿件退還給我,不僅修正了若幹事實,連不合適的標點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簡歷個人背景:1954年生於香港;1974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學院建築測量系,1977年獲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測量及物業管理學學士學位家庭狀況:與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榮:1999年獲香港特區金紫荊勳章任職履歷: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行政會議召集人,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及長遠房屋策略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香港專業聯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陳智思: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1)

  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最年輕的行政會議成員,這就是陳智思。
  董建華辭去行政長官後,陳智思在報章和其通訊刊物中撰文讚揚他對基層的關懷,對社會福利的承擔,表達對董建華的感念。陳智思因此被媒體稱為政壇「稀有動物」。
  專訪: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從1998年33歲時當選為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之後連任三屆,2004年10月又成為最年輕的行政會議成員,在香港可說是絕無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路是人走出來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機會,放眼世界,終身學習,不要只顧眼前利益。
  我15歲離開香港到美國求學,畢業後在當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職保險公司的投資部。1998年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保險界有一個席位。這是保險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機關有席位,當然要有人參選。一開始報名參選的幾個人是來自外國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覺得我們怎麼可以沒有人參選?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闆年紀都較大,於是就有人找到我,結果順利當選。當初根本沒想過連任三屆,那時我不要說對政治,即使對保險業也完全沒有認識。我所有的選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險的。正因為此,我惟有經常走訪業界,虛心向前輩請教,邊學邊做,可以說天天都學新事物,才能適應自己的角色。
  我當社會服務聯會主席其實也很偶然。2002年當時的立法會議員李家祥先生當了四年主席後要退下來,希望找一個合適的人選來接替他,據說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當時立法會裡的「早餐派」,他要我出來幫幫他。我說,我對社會服務不瞭解。他說,沒有關係,一個月開一次會,一年開12次會,很簡單的。我就答應了。當上主席後才知道其實根本沒那麼簡單,不是一個月開一次會,差不多每週都要參加兩三次有關社會福利的會議或活動。所以,我現在常常對李家祥開玩笑說他騙了我。不過如果當初不加入社服聯會,後來也就不可能進入行政會議。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個機會。
  我讀大學時主修美術,與商界風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進入立法會,當年學的專業一樣有發揮的機會。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會的標誌,就是眾議員推舉我負責處理的。因為議員中只有我比較懂得美術。
  您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強政府、商界和社會福利界的溝通與瞭解。您如何認識這種溝通與瞭解?
  我是保險業的代表,同時我家族的背景是銀行業,從政府制訂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見很重要;我雖然不是社會服務界的,但我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主席,代表為香港提供超過9成社會服務的300多間非政府機構;在立法會我所屬的「泛聯盟」,即5個獨立身份的議員,來自不同的專業界別和功能組別,在2004年9月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中,我們握有非常關鍵的5票。董建華先生選我進入行政會議,我想主要是基於我的代表性,不僅可以帶入一些不同行業的聲音和意見,而且能夠爭取立法會「泛聯盟」對政府政策的支持。
  從您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以來,您對自己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是否滿意?
  我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以來,香港發生了許多不同的事,從董建華先生退下來到曾蔭權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長官,等等。因此,我在參與行政會議日常事務的同時,還要面對許多不曾預料的事。可以說,整個過程充滿挑戰。
  您很支持曾蔭權參選行政長官,認為他是行政長官的「最適合人選」; 您也在報章上發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華。可否講講您對他們的認識?
  董先生是一個非常好的好人,我從來對他都是充滿敬意。他對每一件事,都是從國家和香港的大局出發。香港有的批評對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時代不鼓勵香港人參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賺錢,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內,絕大部分港人對政治可以說既不懂又無興趣。董先生敢於出來做行政長官,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我們看來,他已經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當然還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風暴、非典中受影響的人,把所有怨氣都撒到董先生身上,這很不公平。我們都承認,他不是個政治家,不善於表現自己。許多人並不知道董先生在爭取中央和內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為搞好兩地關係、向中央反映香港情況,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過傳媒或其他渠道講出來。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幾年來推行許多新政策和改革,它們都不是一時三刻見效,通常要經過若干年後才能看到好處。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還要講求包裝。
  曾蔭權先生在政府服務30多年,熟悉整個公務員系統的運作,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管理能力。特別是他懂得如何與傳媒和市民溝通,這是作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個本領。如果要建立一個平穩的管治班子,他毫無疑問是最適當的人選。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經歷、特長等完全不同,但他未來所面對的問題同董先生是一樣的,可能由於手法、策略和技巧問題,他會在政策的解釋和推廣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難、壓力和挑戰是不會少的。無論如何,我都會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這些困難和挑戰。
  您當過三屆立法會議員,如今又兼任行政會議成員,能否結合您的實際觀察和感受,講講您對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體建議?
  這些問題短期內很難解決。我們現在行政會議的構成與港英時代差不多是一樣的,只是增加了幾位司局長,但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完全不同。港英時代的立法局不是選的,是委任的,行政會議所做的決定,立法局一定會同意的;而現在的立法會是選出來的,他們要根據選票的需要來決定他們的表決意向。不單是那些永遠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即使那些和政府關係親近的政黨,他們為了自己那部分選民的利益,在事關經濟和民生等議題上,也不一定事事支持政府。比如禁煙的法例可能影響到餐飲業的生意,自由黨的選民有不少在餐飲業,他們就會有保留;為防治禽流感要殺掉一些雞,就影響到漁農界的利益,民建聯也有可能有保留。
  現在醞釀政策時,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往往只能在較後階段才能參與制訂工作,因此發揮的空間不大。希望在新的行政長官任內,可以改善決策部門和行政會議以及行政和立法的關係。現在政府起草的法案,主動權在政府,行政會議在後期才參與討論,到立法會要修改時或有爭議,因此很多時候在立法會表決時票都很緊張,我所屬的「泛聯盟」的5票成為左右結果的關鍵票。曾蔭權先生希望友好的政黨可以始終支持他,可是並不容易,這也因不同的法案而異。為了通過一項政策,把許多工夫花在拉票上,即使通過也是微弱多數,政府顯得很弱勢。所以,我希望政府決定的政策在提交立法會之前各政黨就能參與,以保證在行政會議和立法會裡有足夠的支持。但這樣做的結果,政黨政治有可能太過發展,容易損害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因此,未來這仍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您曾經講過,一次遊行中,看到自己的照片上被打了個大叉,心裡很難受,由此想到「考慮公眾整體利益時,永遠有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受影響」。以您多年從政的經驗,參與決策時如何憑良心和以公眾利益為前提?
  制訂各項政策、法令,如同為素未謀面的人量身裁衣,對大眾的影響隱形而又可能很具體,會給一些人的一生及其家庭帶來很大影響,同時又可能幫助到很多人。制訂任何一項政策,首先要從整體利益來考慮,我們當然要把80%以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以前我可能因此不太考慮20%人的要求,現在我會在考慮整體利益時,盡可能想辦法把這部分人的損失減到最小。比如,在禽流感爆發時,政府一般會關掉所有賣雞的場所,香港差不多有8000名經營者會因此受到損失。儘管他們與全港700萬人相比是少數,但也應該盡量把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庭因此所受的影響減到最小。
  諸如此類,我們討論政策和立法時,常常要面對不同利益的人,在大眾和小眾的利益間周旋。小眾或許與整體利益對著幹,但這又是否可以完全不理會他們,不從他們的角度考慮?無論何時,言行決定前,盡量避免輕率。
  以您的出身和經歷,您怎麼瞭解中下層人的生活和感受,從而把他們的意見帶到決策層次?
  老實說,以前我的確沒有太多機會跟我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溝通、瞭解,雖然我家裡有工人,公司有僱員,但作為對社會的瞭解,這是遠遠不夠的。比如以前常聽一些人說社會福利開支是「養懶人」,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我曾問過十個朋友,幾乎十個都說不清楚社會福利開支是給誰用的。我當了社會服務聯會主席後,先後同聯會300多間機構中的200多間有了接觸,有機會親身去瞭解不同的社會問題,才知道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中,59%是獨居老人,只有20%是失業人士。
  香港弱勢社群的問題,如獨居老人問題、新來港移民問題、貧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就業問題等,以前我只是聽來的,或是從報紙報道中看到的。參與社服工作後,有幾次我在凌晨2點鐘左右走訪一些仍然在街頭流浪的青少年,看到一些孩子由於父母每天都在外邊做工,他們缺少照顧,很小就輟學在家,沒有工作,沒有生活目標,有的甚至和黑社會組織混在一起。香港一些人常常批評政府放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錢太多,他們不知道,社工要花很多時間,五年甚至十年,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思想狀態和謀生能力,完全從做生意的角度來看其中的成本、效率是不行的。我現在是「雙面身份」,一方面,我身在商界要追求商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對社會服務就不能功利化。有一次在跟一班智障青年見面之前,我擔心應該如何跟他們溝通,他們會不會向我提出什麼要求,是不是需要金錢的資助?在兩個多小時的交談之後,他們給我的只有一個明確而簡單的信息:希望社會多瞭解他們,希望有更多人願意聽他們的心裡話。實際上,真誠的溝通就是回饋社會的最好行動。
  以往許多年裡,服務界和商界之間的鴻溝很深,服務界認為一些商家「為富不仁」,而商家則認為解決社會問題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甚至認為社會福利開支是「養懶人」。我以自己的「雙面身份」,正好可以在趨於兩極化的基層和商界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讓商界看見有需要幫助的大多數人,同時令社會基層看見有承擔的商家。為此,2002年我們創辦了「商界展關懷」活動,鼓勵商界與社會服務界攜手關懷弱勢社群。這是香港首個以推動商界與社會服務界建立互惠和緊密夥伴合作關係的項目,得到了本地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積極回應,從開始時200多家商界的公司參加,到2005年5月已經增加到700多家。企業在參與過程中與社工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比如天水圍的新移民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社工與商界合作教他們學習理發、烹飪等技能,無形中擴展了新移民的社交圈子,商界也在盡一個企業公民責任的同時,獲得了建立緊密勞資關係、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場競爭力等益處。起初政府對搭起這座橋樑並不看好,但現在也積極資助支持。
  在事關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上,您怎樣看待香港商界的意見?
  現在所謂的商界意見,主要以財團聲音為主,甚至是以地產商的聲音為主,並不能代表所有商界的聲音。商界其實不單只有大財團,反而不少商家的利益,未必和大財團一致,例如他們不願看到大財團壟斷。商界其實和中產比較接近,主要希望在稅務負擔上,不要承擔不合比例的重擔。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對社會保障的日益重視,您如何看待保險業在未來香港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
  現在港人對市民社會保障方面的意識愈來愈重,而人口老化的問題,也令市民更重視自己的退休安排。預計在20年後,香港老年人口將占社會人口的20%以上,所以保險業未來在香港將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您擔任45家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和1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由於您有利益關係的公司比較廣泛,因此有人認為您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很難迴避所有利益衝突。您對此有何看法?
  我其實只擔任5家外面上市公司的董事,其餘的大部分公司都是我集團的子公司。我擔任公職後,申報了所有的公司名稱。實際上,除去我的子公司,我真正任職的公司並沒有那麼多,而且我的子公司有的只有名稱而並沒有實際的業務。
  按照規定,行政會議討論的議題如與我的利益有關,就必須迴避。我在行政會議上至今只碰到一次需要迴避的問題,那是在討論有關香港和泰國貿易問題時,由於我是港泰商會主席,我就迴避了。僅此一例。假如我是做地產的,可能經常會有這樣的麻煩。香港最敏感的問題往往跟地產有關。我是做保險的,但談到保險的問題一般不會跟我自己的公司有關係,所以我很坦蕩地面對這個問題。
  您的座右銘是「珍惜眼前一切,不要令自己後悔」。這是否是您人生經歷的總結?
  回想18歲那年我不幸患上了血管收縮症,醫生替我做過多次搭橋手術,過程很痛苦。現在我身上仍有5條貫穿腦部和腎臟的假血管,每天還要吃很多藥。患病初期,我一度曾自暴自棄過。親戚、朋友的關心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壓力,總覺得那些叫你別多想、接受現實的話是騙人的。但日子久了,我問自己:自己的狀況是否如想像中那麼差呢?其實比自己病情嚴重、年紀比我小的病人有的是。我相信人生中總有些事情在等著自己。經過三四次手術後,我更加珍惜生命。為了保持身體健康,我現在不但滴酒不沾、不吃煎炸食物,而且堅持每天抽兩個小時做運動。從好的角度來看,這個病讓我變得更加成熟,如果沒有這個病我未必能做到立法會議員。
  我不是一個顧家的人,正因為這樣,我更加感覺自己做得不夠。以前什麼都想去做,什麼都想去嘗試,如今我覺得下一個機會應該給家庭。世上許多事情,這次沒有了,還有下一次,但家庭,錯失了機會就沒有了。我不想將來日日後悔。在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之初,我針對媒體有關下屆特首人選的猜測時曾表示:4年之後我將不做下屆特首、不做立法會議員,讓其他有興趣的人參與。我有兩個兒子,一個5歲,一個兩歲多。未來的三四年正是他們成長的重要時期,需要花更多時間,我在專心完成這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後,想與太太共同承擔教育他們的責任。當然,如果社會有需要,我仍然樂意擔任一些公職,為市民服務。
  您出任立法會、行政會議、金融保險和社會福利等多項公職,以致在香港有「公職王」之稱。您是怎樣支配自己的時間的?又是如何適應不同領域的工作的?
  其實我已盡量在減少公職的數目,但不少公職都是相關的,我只好盡力而為。最初當然要花時間學習和適應這些工作,我還聘請助理幫我分擔一部分工作。但最困難的工作不在公司和立法會裡,而在我自己的家裡。作為父親和丈夫,我就不好假手於人,一定要親力親為。
  您曾經批評香港傳媒很多報道「扭曲了原本故事」,呼籲市民「要以批判性對待新聞報道」,為什麼?
  我差不多每天堅持閱讀全港的十幾份報章,但又不盡信報章的報道。我們享有新聞自由,這是我們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新聞報道並不百分百準確。傳媒希望得到銷量和吸引聽眾,他們為追求趣味和賣點扭曲原本故事,對於事物的本來面目反而不注重。有一次,我就一個問題發表意見,同一句話在4份報紙上卻有不同的演繹。因此,我們只有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新聞報道,才可以瞭解不同媒體的立場,以免被誤導。
  曾經在死亡邊緣徘徊的陳智思,雖懂得生命可貴、享受人間喜樂,卻不得不經常接近「天堂」。2005年5月,當香港一家媒體請他向讀者推薦一本書時,平日很少讀小說的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被譽為「公職王」的陳智思,多年來雖與書本咫尺相對,但高高堆起的文件卻總讓他與它們無法接近。而這本美國作家的小說竟有這份魔力,單憑它的名字就能讓陳智思毫不猶豫地細讀,相信也是這本百萬暢銷書的普遍趣味所在。而陳智思更有一番個人的體會: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經歷,一些感受,與這本書聯繫上了。
  書一開頭,就倒數主人公、遊樂場維修員艾迪在生命的最後一小時,為救一個小女孩而喪命。悠悠八十載,他找不到生存價值,直至上了天堂,先後遇到五位與他或擦身而過或親密非常的人,他們告訴他如何各自與他的生命交錯,他才漸覺不再孤獨,放下怨恨冷漠,拾起愛和生命的意義。
  艾迪來自低下層家庭,沒有機會離開小鎮外闖,戰爭又為他帶來一條瘸腿;而陳智思乃泰國盤谷銀行創辦者的孫子,到美國留學,後來接掌父親經營的保險業務,如今成為香港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相比起來,艾迪得到的很少,陳智思被給予的很多。但是,兩人曾經有著相同點——艾迪對生命的抱怨與失落,就是18歲進入手術室前的陳智思;他們都站在死亡的鏡子面前,找到了生存的自己。
  陳智思在精力最充沛的年華,患上血管收縮症,先後3次接受「搭橋」手術,換了五條人造的腦部和腎臟的血管。「等待、埋怨、期望,不同階段,我統統試過。」「手術前的深夜,才後悔沒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時間……」陳智思如今投身社會事務、熱衷體育運動,在外人眼中他總是那樣精力充沛、日理萬機,還不時在報章和電視上發表高見,其實十多年來他的煩惱未休——2003年,醫生又發現他通往腎臟的血管再次出現收縮的情況,需要做手術,每半年還要例行做身體檢查。
  書中,艾迪上了天堂才頓悟一切。陳智思在多次手術,也即在死亡邊緣來來回回間認識到,每個人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未必是自己喜愛的,甚至無感覺。但就如該書主人公經歷過戰爭、傷殘等過程,被迫做自己不願意做的工作一樣,直到他到了天堂,才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竟然幫助過很多人。
  陳智思的家族事業是由爺爺陳弼臣在泰國白手創業,憑著不眠不休的拼勁,從一個普通職員成為亞洲當時最大銀行泰國盤谷銀行的創辦人。上個世紀60年代,陳家代理德國寶馬轎車,還是香港最大的米商。父親陳有慶是亞洲金融集團董事長,曾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在陳智思眼中,爸爸很開明,從來不會以「指指點點」的方式教導他如何處事。「不論讀書選校、選科,以至找太太,我都可以完全自決。」雖然如此,他還是深感來自家族的無形壓力。「因為家族從事的是金融行業,誠信要長時間建立,而一個小錯就可能使誠信盡毀。」他說,雖然有錢是一個很好的成功指標,但最重要的還是別人怎麼看你,是否尊重你。
  回想當年在泰國出席爺爺的葬禮,那個場面令人感動。當時成千上萬的市民在街頭排隊,為的是進入殯儀館鞠躬行禮。要陳智思二選一,在爺爺與爸爸中選出一位對他影響最深的,實在有點難。儘管與爺爺相處的日子不多,但對他來說,爺爺、爸爸對他影響之深,並非他們在商業和財富上的成就,而是他們得到社會廣泛認同和尊重給他帶來的啟示。「爺爺在商界的地位不用多說,只有小學學歷卻能創辦出曾經是全亞洲規模最大的銀行,一定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父親則是好好先生,永無仇人。」他從爺爺、爸爸身上學會了處事之道。「人為什麼活著?是為了得到一時的利益、好處,還是要得到大眾的認可?」在他看來,「口碑和受人尊敬比財富更重要。」
  正因為如此,陳智思或許在其他事情上不大計較,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卻是態度鮮明和決絕的。當香港一些政治勢力鼓動掀起用「公投」決定2007、20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否全面「普選」時,他旗幟鮮明地表示,這是一種不可為而妄想為之的做法,不但對香港百弊而乏一利,而且有違法律依據。在董建華辭去行政長官後,陳智思在報章和其通訊刊物中撰文讚揚他對基層的關懷,對社會福利的承擔,表示身為社聯主席非常感念董建華。對此,就連一向攻擊董建華的媒體都感慨:「現在大家不『踩』董建華兩腳已算很好,陳智思還肯為他花費筆墨,真是政壇『稀有動物』。」
  在父母眼中,陳智思是一個孝子。一次電台請陳智思父子做節目,結束時主持人請陳智思點一首歌送給父親,他以一首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逗得老爸笑逐顏開。每年母親節,他都要和哥哥「做東」,全家人一起,請媽媽吃飯。
  在妻子和兩名幼子眼中,他又是一個可親的丈夫和爸爸。他坦言,太太對他的支持很大。「每當面對市民的批評和不滿時,都會想起太太」。無論在工作和家庭中,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有時候未必可以跟其他人交流。但身為虔誠教徒的太太,則每每祈求神給予他一些能力和幫助,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他得意地爆出一個秘密,他的兩個「心肝寶貝」都喜歡畫畫給他,反而不給媽媽,「可能這是他們較少見到我的緣故」。而開始懂事的大兒子一句「為什麼成日在上班」,更讓他下定決心,完成四年立法會議員任期後將不再參選,做個「二十四孝爸爸」。
  陳智思簡歷個人背景:1965年生於香港;1988年畢業於美國加州Pomona學院,主修美術家庭狀況:妻子楊碧玲,育有兩子任職履歷:1988年,加入證券商第一波士頓東亞組1989年,回港加入家族私人資產管理公司,任總裁1990年起加入亞洲金融集團,後歷任亞洲金融集團常務董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總裁、亞洲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董事、泰國盤谷銀行香港分行顧問1998年,當選為立法會保險界功能組別議員,2000年再次當選,2004年第三次當選2004年10月,出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領袖香港(選載)>>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