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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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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章 解密(1)

    獻給    
    馬弗·梅爾尚、華倫·厄爾·沃恩、格雷迪·約克    
    吉米·戴伊、格倫·弗雷澤、弗洛伊德·霍爾    
    迪克·沃爾霍夫、無名氏    
    這些小伙子們是想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故事——多年以來這個念頭一直在我腦海裡縈繞。    
    ——比爾·多蘭    
    一天,我收到一封艾裡斯·張(張純如)發來的電子郵件。她就是那本發人深省的暢銷書《南京暴行》的作者。在我的第一本書《我們父輩的旗幟》出版後,我們之間建立起了業務聯繫。艾裡斯在電子郵件裡建議我和愛荷華州一個叫比爾·多蘭的人聯繫一下。她說,比爾那裡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收到那封郵件的時間是在2001年的2月初。那時候,我每天都能聽到很多「有意思的」戰爭故事。我的第一本書《我們父輩的旗幟》剛剛出版不久——這本書主要講述的是二次大戰期間硫黃島上六名升旗手的故事,其中一名就是我的父親。    
    事實上,那段時間裡,幾乎每天都有人就我下一本書的主題向我提出建議。因此,當我在紐約撥通愛荷華州比爾的電話號碼時,心中充滿了好奇。    
    比爾很快將我們的話題引到了他廚房餐桌上那沓厚厚的文件上面。和他交談了近二十分鐘後,我意識到,我必須去親自見見這位比爾,我要直視著他的眼睛,聽他向我講述,此外我還要親眼看看那一大摞文件。於是我對他說,我決定搭第二天的首班飛機去他那裡。    
    「好的,沒問題。那我去機場接你。」電話那端傳來熱情的聲音。「你就住在我這兒好了,家裡只有我和斯特萊普兩個『人』。哦,斯特萊普是我的大狗。我這兒有三間臥室都空著,你隨便住哪一間都行。」    
    第二天,比爾開著他的卡車去得梅因機場接我。回去的路上,他向我炫耀起他的斯特萊普,說它是世界上最棒的獵犬。從他口中我還得知,他已經76歲了,曾經是位律師。退休後,他時常帶著斯特萊普去打獵釣魚。我們很快就到了他家。我倆坐在餐桌旁,一邊兒聊天,一邊兒吃著爆米花,喝著金湯力酒。餐桌上堆著那沓厚厚的文件。    
    那些文件是1946年在關島進行的一次戰爭犯罪秘密審判記錄的副本。55年前,比爾剛剛從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畢業,他奉命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那次審判。按照上面的指示,比爾去「法庭」報到。雖說被稱作法庭,其實就是一幢高大的匡西特式活動房屋(一種由預制件組成的可移動房屋)。在入口處,一位海軍陸戰隊衛兵仔細打量了一下剛剛21歲的比爾,然後在名單中找到了比爾的名字,接著把一張紙推到比爾面前。    
    「在這兒上簽個字。」衛兵例行公事般地說道。實際每個出席那次審訊的人都和比爾一樣,必須在一份文件上簽字。    
    比爾看到眼前的這份海軍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寫著各項規定和要求,用語正式、嚴肅。這一切讓年輕的比爾意識到,無論他在那幢悶熱的「法庭」內聽到什麼,都絕不可以對外洩漏一個字。    
    比爾在那份保密誓詞上簽了字,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審判結束時,他又在另一份副本上簽了一遍。在整個審判期間,比爾每天上下午都要重複同樣的事情——在保密誓詞上簽字。審判結束後,他回到了愛荷華州的家中。儘管他對此隻字不提,但卻無法忘掉所聽到的一切。    
    1997年的一天,比爾在報紙上看到一條短消息稱,自1946年起的大量政府機密文件已解密。「我一下子意識到,有關那次審判的記錄已經解密了,」比爾說道,「這樣一來,我覺得或許我現在可以為那些小伙子們做點什麼了。」    
    比爾在整個律師生涯中一直試圖搜尋相關的文件和記錄。他曾進行過一些調查,還花了11個月的時間進行過跟蹤調查。後來有一天,他收到一箱從華盛頓寄來的記錄副本。於是他對斯特萊普說他們那天不能出去打獵了。    
    這份審訊記錄副本中記述了二次大戰中八名美國飛行員在硫黃島附近水域身亡的事實。硫黃島以北不遠處坐落著父島,在對父島進行轟炸的戰鬥中,這八名飛行員在跳傘降落時被日本人開槍打死。美軍想要佔領硫黃島是因為那裡的簡易飛機跑道可供中轉降落起飛之用,而轟炸父島則是由於日軍在那裡設有通訊站,地位舉足輕重。架設在父島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短波—長波接收器以及發射機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軍隊與設在東京的皇軍總指揮部之間通訊聯繫的重要中樞。因此美軍決定必須摧毀那裡的無線電台,這一重任就托付給了那些飛行員小伙子們。    
    1994年父親去世後,我哥哥曾在他辦公室的壁櫥裡發現一摞文件,正是這些文件促使我開始著手探究父親的過去。現在,比爾的餐桌上的這堆東西就是我開始另一端旅程的第一步。    
    就在美軍飛行員在150英里以外的父島上被俘的當天,我父親和戰友們在硫黃島上升起了美國國旗。然而,儘管那張硫黃島上升旗的照片聞名於世,父島上那八位飛行員小伙子們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之所以鮮為人知的原因就在於:在近四五十年裡,他們死亡的事實一直被封為機密。美國政府認為實際情況實在令人驚恐不堪,因此連他們的家人也沒有告訴。幾十年過去了,這幾位飛行員的家人曾多次給華盛頓寫信,甚至還親赴華盛頓去探尋他們親人當年失蹤的真實情況。但那些用心良苦的官員們最終還是善意地編個故事把他們打發回去了。    
    「這些小伙子們是想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故事的,多年以來這個念頭一直在我腦海裡縈繞,」比爾說。    
    八位母親直到走進墳墓的那天也不知道她們失蹤的兒子的真實命運。我坐在比爾的餐桌旁突然意識到,我現在知道了那些母親們從未瞭解的事實。


第一部分第一章 解密(2)

    熟悉歷史的人可能知道,二次大戰當中日軍有2.2萬名士兵駐守在硫黃島上。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守衛父島的日軍人數竟達到2.5萬名。硫黃島上平坦的地形適合從海上進行攻擊,而父島上的地勢卻多山崎嶇。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後來對這兩個島上的防禦情況進行過勘察,他對我說,「如果說硫黃島上的防禦森嚴如地獄的話,那麼父島上的防禦簡直就是堅不可摧。」我們靠地面部隊和海軍陸戰隊就可以同硫黃島上的日軍抗衡,但若想拿下父島,就必須得靠我們的飛行員了。    
    美軍曾多次嘗試摧毀父島上的通訊站。第一次是在美軍進攻硫黃島的八個月前,也就是1944年6月,當時美國的航空母艦將父島整個包圍了起來。這些航空母艦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飛機場,飛機在跑道上滑行,一個個飛行員小伙子被送入了空中。他們的任務就是飛到父島的血盆大口中進行轟炸,密集的高射炮火就好像是父島鋒利的牙齒,小伙子們不得不時刻注意躲避呼嘯而來的炮彈,而他們的目的是向兩座山頂投放炸彈,摧毀那裡用鋼筋混凝土築就的通訊站。    
    第二次大戰中,美國是世界上首先進行大規模空戰的國家。年輕的飛行員小伙子們身穿短夾克,開飛機時翹著兩個拇指,那樣子充滿了陽剛之氣。他們酷極了,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就連傻子也看得出來這一點。他們以自己女朋友或偶像的名字給飛機命名,還在機身兩側畫上她們誘人的曲線和迷人的臉龐。可在機艙裡面,小伙子們就像個孤獨的騎士隻身奮戰。    
    1945年,飛行員們在北太平洋第一次執行了「非常任務。」他們登入錫制機艙,炸彈掛在腳下,從航空母艦的甲板上起飛後,衝進咆哮的狂風中。有時他們還從島上的機場起飛。飛行員們頭頂廣闊的藍天,身下是無盡的海水,飛往遠方。他們為了轟炸目標,衝入槍林彈雨,投下致命的炸彈。每次執行任務的時候,心都懸在嗓子眼兒,血管裡的血液也都跟著沸騰起來。儘管如此,任務結束後,他們還是要盡力駕駛著千瘡百孔的戰機飛回那塊巴掌大的甲板上,或是飛向遠離戰場的飛機場。    
    地面戰爭同刺激的空戰比起來就顯得平常了。而飛行員們就是空戰中的重要力量。1945年,北太平洋戰區進入了戰爭的最後階段,美軍決定火燒日本。這就需要在天空中部署上下兩層轟炸機——體形巨大的B—29載著準備燒燬城市的凝固汽油彈飛在較高一層,體形較小、飛行高度較低的艦載飛機主要負責為B—29護航。我父親在硫黃島上同父島上的飛行員執行的是同樣的任務:為B—29清除天空中的一切障礙。    
    日本軍方的專家後來承認,日本最終投降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因為受到了原子彈的轟炸,而主要是因為B—29投下的那些凝固汽油彈。當然,汽油彈燒死的日本平民人數比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中死亡人數總和還多。    
    1945年2月至3月的30天是戰爭史上最慘烈的一個月,整個二次大戰期間的傷亡人數在這段時間裡達到了最高點。父島上的大多數飛行員就是在這個月的惡戰中犧牲的。如果你看一下太平洋戰爭四年中傷亡人數圖表,就會發現那條曲線在硫黃島戰役及飛行員轟炸日本本土之後陡然上揚。但很少有人意識到,美國在那場戰爭中殺害的日本平民人數比消滅的日本士兵人數還要多。這時,戰爭已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日本在這段時間裡死傷無數,家人剛剛在城市的烈火中被燒死,年輕的神風敢死隊員就駕著飛機衝向美軍的艦隊與之同歸於盡。美國海軍陸戰隊也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最慘痛的戰役,雖然他們因為這個月的戰鬥而被賦予傳奇色彩和無數榮譽,但實際上他們所進行的卻是一段勇猛且殘酷的大屠殺。    
    美國的軍方顧問向來以邏輯思維縝密、講求戰略戰術著稱。他們在1945年2月前就已得出日本戰敗的結論。但是,日本帝國不願投降。美國人斷定,日本人在無望勝利的情況下可能會「陣腳大亂」。然而日本人打起仗來根本沒有邏輯可言。日本是一個島國,自古以來就生存在自己的道德世界裡,積澱出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日本人始終相信,「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一定能把在家門口兒撒野的外國人打跑。他們堅持戰鬥,因為他們相信他們不會失敗。    
    美國人將那些了不起的飛行員小伙子們視為英雄,日本人卻對那些在天空中為非作歹的傢伙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那些飛行員把凝固汽油彈投向住在木屋裡的無辜平民,這麼沒人性的東西同魔鬼沒什麼兩樣。    
    這是一部關於戰爭的故事,所以它也是一部關於死亡的故事。然而,它卻不是一個講述失敗的故事。我費盡周折找到那八位飛行員的兄弟姐妹、女朋友,以及那些曾和他們一起訓練、一起喝酒的軍中夥伴。他們的親人和朋友向我提供了他們的照片、信件、勳章。我還翻閱了他們的學校年鑒、軍中飛行日誌以及通訊錄。這一切就是為了弄清楚他們到底是誰,弄清楚他們在今天對於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把那6000頁審訊記錄讀了一遍又一遍,在美國和日本進行了上百次採訪。    
    這些飛行員的家人和朋友們只能告訴我這麼多信息。他們在家鄉的老友和親戚給我講述他們在少年時期的故事以及他們入伍時的情景。他們軍中的戰友回想起從訓練營直至他們犧牲前的經歷。可是,他們沒有一個親人或密友和他們一起在太平洋上打過仗,所以也就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這八個人在父島的下落。這一切就好像是一個漆黑的深淵,是一個難解的謎。    
    在日本,有些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們對此卻一直保持沉默。我見過一位日本老兵,他知道那些飛行員被俘虜的事實。他向我講述了日本人是怎麼對待他們、怎麼審訊他們的,他還告訴我那八個中有幾個人被俘後還在島上活了幾個星期。我還見過幾個曾經和他們開玩笑的日本老兵,還有的人當時就和他們住在同一間屋子裡。    
    我後來斗膽去了一趟父島。父島位於東京正南方的一列島嶼上,日本人把這些島嶼稱作小笠原群島。在以英語標注的地圖上,這列群島叫做「博寧」島。「博寧」這個名字是一位繪製地圖的法國人在製圖時把日語裡一個舊詞「慕寧(無人)」搞錯了,結果後來「博寧」這個名字就傳了下來。「慕寧」在日語裡的意思是「沒有人」。這些島嶼上沒有人居住。因此就取了名字叫「無人」。這樣一來,「博寧」被翻譯成英語後,大概意思就是「無人島。」    
    我在無人島上茂密的叢林中辟出道路,去尋找那些飛行員們生命中最後時光的影子。我和幾名日本老兵站在懸崖邊上,他們指給我看當年他們看到跳傘飛行員的方位。我走在那些飛行員們曾經走過的土地上。有幾位目擊者向我講述了很多當年的情況。還有一些人拒絕向我透露任何情況,而這本身也說明問題。    
    最後,我終於明白了發生在那八位飛行員身上的事實。他們分別是迪克、馬弗、格倫、格雷迪、吉米、弗洛伊德、華倫·厄爾,還有那位不知姓名的飛行員。我瞭解到了他們的命運是怎樣的。    
    為了弄清楚他們故事發生的原因,我就不得不開始另一段旅程。那是沿著時光隧道追溯歷史的過程,退回到149年前,回到另一個世紀。我們一起回去看看第一位美國軍人踏上無人島時的情景。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1)

    別人使用暴力時,我們也必須以暴治暴。    
    ——福澤諭吉,引自《日本:一部現代史》    
    美國最初只是由靠近東海岸的13塊殖民地組成,而到了19世紀,它的國土面積便不斷從東海岸擴張到了西海岸,形成了巨大的版圖。這是政府的種族清洗政策帶來的結果。美國的人類生物學家梅爾文·格爾莫後來評論道:「歐洲人來到這個新世界並非真的想和當地人交朋友,也不是因為這片土地上的動植物物種豐富,事實上,他們是用自己早已熟知的動植物來取代了這裡存在的一切。」    
    亞歷克斯·托克維爾是美國建國初期一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編年史作家,他說自己常聽到那些純粹的美國基督徒漫不經心地談論起對印第安人的滅絕:    
    這裡的世界屬於我們,他們接著說道,上帝拒絕賦予居住在這裡第一代人變文明的能力,他早已預先注定了他們不可避免的毀滅。這個大陸的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的豐富資源的人們。美國人對這個理由深感滿意,於是會去教堂聆聽牧師給他們吟誦福音書,向他們一遍遍重複著人類皆兄弟,一遍遍說著上帝造人時之所以把人類造成相同的模樣,就是想賦予他們一種使命,讓他們互相幫助。    
    歐洲白人基督徒都覺得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其餘的人」卻都是野蠻的。屠殺這些「其餘的人」並未使他們感到不安——畢竟,達爾文思想在19世紀才剛出現,那時候,人們認為自然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一書中預測:「在未來的某一時期,如果以世紀來衡量的話,就是在不遠的將來,文明的種族必將在全世界消滅或者取代野蠻的種族。」西奧多·羅斯福經常寫到西方的勝利,他說,「當然,我們整個國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擴張的歷史……野蠻人或者被打跑,或者被征服,隨之而來的便是和平。這一切靠的就是文明種族的強大力量,他們還沒有失去戰鬥的本能,他們通過擴張逐漸把和平帶到了由野蠻人統治的紅土地上。」    
    西奧多像他的許多同胞一樣認為美國最野蠻的行徑無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劇院,衛理公會教派的牧師向人們展示野蠻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鋒的戰利品,結果在觀眾中響起了狂熱的掌聲。這位牧師的名叫約翰·史文頓——人們稱他為傳教士約翰。他是騎兵隊的志願者。他在幾天前曾率領人馬攻打了科羅拉多州的沙溪,他們至少屠殺了150名印第安兒童、婦女和老人。當時,那裡的壯年男人都外出打獵去了。    
    引來觀眾雷鳴般掌聲的不只是傳教士約翰所講的那些「凱旋」故事,還有那些令人髮指的物證:觀眾們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陰莖時,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同時展出的還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縫著印第安婦女陰道的皮膚,看到這些,人群中又是一陣歡呼。    
    所有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認為美國人的所作所為無可厚非。從來沒有人指控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於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將傳教士約翰推舉為副行政司法長官,後來他便一直擔任著這個職位,直到48年後他71歲時在平靜的睡夢裡安詳地死去。    
    西奧多·羅斯福對這種殘酷暴行不僅放任自流,還認為這一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之一。有關沙溪大屠殺,他說:「儘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細節,……但就像邊疆荒漠裡的行動一樣,這次運動總體說來是正義和有益的。」    
    美軍以同樣的方式對差不多整個西部的印第安人進行了種族清洗,他們遵從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將他們殺死,目的是把紅色魔鬼從那片土地上徹底剷除。正如西奧多所說,「我並不認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個印第安人中有九個已經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個人到底是好是壞。」    
    對印第安人進行囚禁和滅殺為美國贏得了一部分國土。當時西部大部分地區仍由墨西哥人控制。來自俄亥俄州的參議員托馬斯·科溫把墨西哥人稱為「半野蠻、半文明的種族」。斯蒂芬·奧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較量過多年,他曾告誡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長了尾巴,那將是比猿猴還野蠻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奧多·帕克說:「墨西哥人是一個卑劣的民族,有著卑劣的起源、卑劣的歷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國不採取種族滅絕的政策,這個民族也會像印第安人一樣注定成為「在白種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國的擴張主義者感到他們正肩負著「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傳遍墨西哥大地。華爾特·惠特曼是美國最偉大的詩人,他曾說:「墨西哥這個國家低級無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縱。在那裡,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無力承擔把新大陸變成文明人的國度這一崇高使命。所以,還是讓我們擔負起這一使命,去完成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爾克總統醞釀了一場衝突,美國人稱其為「墨西哥戰爭」(後來又稱「美墨戰爭」)。墨西哥人稱其為「美國的侵略」。年輕的尤利西斯·格蘭特參加了這次戰鬥,他後來當上了元帥,再後來成為了美國總統。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被派到那裡去挑起一場戰爭。」那場戰爭是「強國對弱國發起的最不公正的戰爭」。墨西哥人對那場入侵沒有絲毫準備,經過了兩年的屠殺之後,墨西哥在《哥德盧佩伊達哥條約》中割讓了大片領土,包括加利福尼亞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內華達州、猶他州、科羅拉多州、懷俄明州,還有亞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國外交官即將簽署這一條約時,一個墨西哥人對美國的特派員尼古拉斯·特裡斯特說道:「對你們來說,這是一個驕傲的時刻;但我們的恥辱卻並不亞於你們的驕傲。」對此,特派員特裡斯特快速回應說:「我們是在創造和平,這是我們惟一的想法。」但他後來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如果當時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們會發現我作為一個美國人所感到的恥辱要比他們的恥辱強烈得多。但在那樣一個場合,我不便說這番話。那件事情讓每個有正義感的美國人都覺得恥辱,我也一樣。我心裡真的強烈地感到羞愧難當。」    
    擴張主義者將剛剛攬入囊中的西海岸邊的土地和港口視為新的起點,繼續向更遠的西方尋找新的機會。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對於那時的美國人來說,太平洋的重大意義首先在於它豐富的資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從地下開採出來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是鯨油潤滑了工業革命運轉的齒輪,照亮了美國的街道。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蘭人在海上遊蕩了數年。太平洋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裡面盛滿了滾熱的抹香鯨油」。當時在美國,捕鯨是個很重要的行業,同時也是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赫爾曼·梅爾維爾曾預計,到19世紀40年代,美國的捕鯨業將僱傭1.8萬人、700艘輪船,而每年利潤將達到700萬美元。    
    那些吃苦耐勞的水手和開拓者們多年來的努力推動了捕鯨業的發展,他們冒著生命和財產的危險,在沒有航標的蒼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們當中的一位開拓者叫納撒尼爾·薩瓦瑞,這位土生土長的馬薩諸塞人在1814年20歲時駛向了太平洋。他在夏威夷及周圍度過了10年(那時夏威夷稱為三明治島)。夏威夷是美國船員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這些船員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轉向日本附近鯨魚大量出沒的海域。    
    薩瓦瑞意識到他應該在更靠近日本的海域設置一個前哨,於是憑著美國人那股天賦使命的精神——他開始從夏威夷向西展望,為建立自己的鯨業公司尋找合適的港灣。那些在夏威夷停留的捕鯨人告訴他,日本附近有一個特別小的小島,島上無人居住,但有天然泉水。    
    於是納撒尼爾·薩瓦瑞在1830年5月他36歲時,同22個冒險者開始了長達3000英里的航程,他們從珍珠港向西行駛,前往美麗的父島尋找財富。    
    來自佐治亞州的議員托馬斯·金時任眾議院海軍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他於1848年舉行了數次聽證會,會上主要討論美國如何在太平洋上挖掘財富,拓展實力。政府已經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資助四條汽船航線。一條穿越太平洋的航線將給美國的商業帶來昌盛繁榮。儘管汽船航線能夠貫穿大西洋,但相比之下,太平洋要更寬更廣。    
    太平洋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觀。就算把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陸地都放到太平洋上,仍然還會剩下很大的地方,足以再放上一個非洲、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太平洋有大西洋的兩倍半那麼大,海面下潛藏的山脈讓喜馬拉雅山都自愧弗如。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2)

    在議員金的海軍事務委員會前,海軍部上尉、海洋研究者馬修·莫裡是最具說服力的論證人。他把一個巨大的地球儀放在那些議員面前,接著彎腰從他的小背包裡取出一條長長的白色細繩。他把細繩的一端按在舊金山那一點,然後將細繩拉過藍色的寬闊水域,把另一端按在夏威夷群島那點上。事實證明,人們已經有能力駕駛汽船到達夏威夷的火奴魯魯,那裡離舊金山的距離是2100英里。然而,如果再繼續航行,也就是從火奴魯魯到上海,那麼4700英里的距離卻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那時候,汽船上的發動機要燒掉大量的煤,遠距離的航行必然要攜帶大量的煤作燃料,這樣一來,船上就幾乎沒有空間安放其他貨物了。    
    當海軍上尉莫裡將地球儀上白色細線從夏威夷拉向上海時,所有議員的眼睛都注視著他的舉動。他們看到,在前往上海的旅途中,需要經過博寧島,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無人島。莫裡解釋道,如果能在那裡或父島上建一個儲煤庫,那麼把汽船開到上海就可能實現了。火奴魯魯與父島之間的距離是3200英里。汽船在父島加煤之後,就將很容易完成從父島至上海1500英里距離的航程了。    
    這一簡單演示的含義是令人驚愕的。莫裡上尉向議員們說道:一封信、一個人或者是一小把茶葉從紐約到上海要花上80天的時間,其間要經過大西洋,繞過開普敦,行駛2萬英里。如果能充分利用父島的戰略位置,美國就能把航程縮短2/3。「我們有能力建立和控制到達中國的最快的交通航線」。莫裡向這一屋子靜悄悄的人們解釋說,「美國通過建立這樣一條航線,就能打破英國在太平洋上的壟斷地位,使太平洋航線處於美國的掌控之下。」上尉的建議就是要美國對太平洋進行商業統治,這一點議員們非常清楚。    
    然而,該計劃還有一個謎團尚未解開——無人島離日本非常近,如果美國在離日本如此近的父島上建一儲煤站,日本會如何反應?日本是否把無人島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    
    沒有人知道。    
    日本是一本從未被揭開的書。西方對日本的無知不是西方人的錯,而是日本定下的國策。二百多年以來,日本的門戶關得緊緊的。根據國家法律,日本人不許離開日本,外人也不許進入。如果有誰向外國人講述這片神的土地的信息,他將被處以死刑。在英語世界裡幾乎沒有一張地圖或一本書是描述這片封閉的土地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西方人對日本的確缺少瞭解,我們可以看到最令人感到震驚的一點是,事實上,日本並不是像新幾內亞一般的窮鄉僻壤,相反,這個國家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文明、城市化程度最高、組織最嚴密,文化最先進、最和平的國家。許多歷史學家都說,當時的日本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    
    據可靠記載,日本的帝國統治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公元604年,日本的先驅們完成了日本憲法的起草,公元1000年前後,紫式部女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小說——《源氏物語》。    
    根據日本的「聖經」——《古事記》所載,創造日本的是一名叫天照的太陽女神,她通過後裔神武使這片土地住滿了人。神武是日本人的第一位現世皇帝,他屬於大和(山人)部落。神武作為皇帝的使命是HakkoIchiu,意思是「將世界的八個角落籠罩在同一屋簷下」。對日本人來說,所謂「世界」就是指他們的島嶼,將島上的人們統一為一個帝國便是神武的大和民族後裔們的使命。    
    基督教徒皆為凡人,生有罪孽,信仰上帝才令他們獲救。但是日本人的血脈裡流淌的卻是神的血液。他們和天神血脈相連。美國人可能把自己的家園描述成「有上帝保佑的土地」,但日本人就生活在「神的土地」上。    
    為了肯定自己對神的這種信仰,日本人只需每天早上睜開眼睛——看著天照女神將太陽從太平洋的島嶼上升起,把第一縷光輝灑向日本,然後再照到世界其他地方。日本把光明帶給了世界。〔日本自己的名字—Nippon(日本)也表達了這個概念,(日)ni的意思是「太陽」,(本)pon的意思是「起源」。因此名字的含義就是「太陽升起的土地」。〕    
    日本就這樣孤立在海面上,沒有外來民族或宗教來挑戰他們的信仰,於是一代代日本人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國家是神的選擇,神的寵兒。然而,眾神卻無法保證日本國內的和平,內戰肆虐了數個世紀之久。天皇躲在皇宮裡深居簡出,軟弱無能,而整個國家由一幫軍事獨裁者掌權。最終在1600年,勇士德川家康將敵人一舉消滅,顯赫一時,進而鞏固了其對日本的統治。    
    德川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他的夢想就是給日本帶來永久的和平,確保德川幕府的長久統治。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德川竭盡所能去重建日本,重塑日本民族的特徵。    
    首先,德川讓天皇宣佈他是最高統治者。對於普通日本人來說,天皇從不露面,他身處古代首都京都當著他的皇帝,但卻並沒有真正的實權來統治國家。實際上,他只不過是當時軍事獨裁者的囚犯而已。德川讓人們相信了帝王統治的神話,同時也以此讓世人相信他作為統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德川的頭銜——將軍(shogun)——的意思就是「驅逐野蠻人的大元帥」。當時的野蠻人指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徒。    
    在日語中,用來表示外國人的單詞是gaizin(外人)。前綴gai意思是「外來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國人都是gaizin(外來的人)。但這個詞還有隱含的意思,gaizin(外來的人)不僅指那些人是從日本以外的地方來的,而且還意味著他們根本不屬於人類的範疇——不是半人類,而是非人類。德川時期,一艘外國人的船停在了日本海岸上,有一段未署名的記載中就體現了當時日本人對外國人的認識:    
    在這艘船上出現了一個不可名狀的生物,它在外形上像是人,但看上去更像是長鼻子的妖怪。通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這個傢伙叫「教士」。他的鼻子的長度首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就像一個海螺殼吸附在臉上。他的腦袋非常小;大手大腳,爪子長長;他的牙齒比馬的牙齒還要長。人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他說話的聲音像是貓頭鷹。人們都跑出來看他,每條路上都擠滿了人。    
    葡萄牙傳教士1543年首次在日本登陸時,他們發現日本人天生好奇,熱情好客,並且舉止文雅。日本人對這些傳教士的到來表示歡迎,而且也允許他們改變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傳教士聖弗朗西斯·澤維爾說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不再談論那些日本人,每次說到他們都讓我禁不住想笑。」到了德川升級做將軍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士已經在日本擁有30萬信徒。但是德川注意到,這種來自西方國家的野蠻的宗教有很大不同。    
    神道教(1945年前為日本國教)是日本當地的萬物有靈論宗教,佛教是由印度經中國傳來的宗教,這兩種宗教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一個人可以這一分鐘在神道教殿前鞠躬,下一分鐘再去背誦佛經,毫不衝突。但是基督傳教士則必須對宗教做出惟一選擇。基督教排斥其他的信仰。於是,德川很快對這種宗教產生了懷疑,這種宗教的第一戒律就是要求對一個嫉妒的、非日本神表現出忠誠。    
    德川也聽說過一些故事,講的是一些國家在允許傳教士進入之後是怎樣被征服的。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當那些野蠻人企圖征服一個國家時,他們首先和那個國家通商,找到該國的弱點。一旦有機會,他們就開始通過傳教來捕獲人心。一旦人們的忠誠被轉移,就可以任意擺佈這些信徒,而且這種對宗教的信仰根本無法使其中止。」    
    德川深信,如果他的人民忠誠於外來的神,那他就不能建立穩固的和平統治。1614年,德川命令境內所有的傳教士停止活動。他給日本基督徒的選擇是:要麼將十字架踩碎,放棄外來的宗教;要麼是把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沒過多久,西方國家和基督教之間被畫上了等號,任何對外接觸都被看做是對日本的威脅。十字架被視為邪惡的象徵,耶穌被視為「日本的魔鬼」。他取消了日本所有的對外貿易,只允許和荷蘭人做生意。其原因是荷蘭商人同意遠離日本民眾,把貿易活動限制在長崎灣一個非常小的監獄般的人工島上。日本每年只允許一艘荷蘭商船進入日本,並且要求荷蘭商人們定期用腳踐踏十字架。    
    外國人離開後,日本在意識形態上又成為一個封閉的島國。德川制定出一項輝煌的計劃,要把永久的和平帶到這片神的土地上。他重新規範了日本的社會秩序,宣佈設立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武士階級處於最上層。德川確定他的公僕都是高尚誠實的武士將領。他們無私的領導贏得了人民的忠心。日本社會開始崇尚武士道精神,這一精神的顯著之處在於對居統治地位的武士階級要絕對服從。天將降罪於那些不立即服從命令的凡夫俗子。德川的律條很明確:「如果普通人對武士階級有失禮行為,將被就地斬首。」    
    德川幕府重新規範日本社會的遠見卓識帶來了「德川盛世」——在德川家族統治的250多年間,日本沒有爆發任何戰爭。兩個半世紀當中,日本沒有建立陸軍和海軍,因為對於日本來說擁有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力量是不必要的。德川的統治體系確保了在日本國內外不會發生衝突。這是一段非凡的和平時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動盪不安,像日本這樣的安定和平對他們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日本今天許多聞名於世的傳統藝術就是在「德川盛世」時期興起的。然而,日本人為了這前所未有的穩定卻放棄了所有的個人自由。有成千上萬條規則規定了對個人禮節的要求。「法律規定了從農奴到天皇每個人應穿的服裝,其中對服裝的大小,款式和顏色以及針腳的顏色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日本人可以在市場上買什麼,可以建什麼樣的房子,見到誰必須鞠躬,小孩子們可以玩什麼樣的娃娃,可以到哪裡旅行——法律對日本人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細節都一一作出規定。」    
    日本成為了世界上法制最嚴格的社會。生活對於日本人來說不是獨立的行動,也不是標新立異,每個人都應正確認識自己在社會中的「合適位置」。日本人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日本比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講究得體的行為舉止。這樣一來,即使眾多的人口住在一個擁擠的小島上,也並沒有衝突發生,可這也導致日本成為一個依賴已知規則和上級命令的民族。    
    在1850年,日本有3100萬人口,而美國當時的人口只有2300萬。那個時候並沒有人意識到東京(那時稱江戶)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東京的人口超過了100萬。同一時期,華盛頓特區的人口只有3.5萬,那裡的街道上隨處可見到處亂跑的雞和豬。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有將近7%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而歐洲卻只有2%的人口在城市生活。從各項指標來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世界最高,交通系統遍佈全國,擁有國家市場體系,「許多莊嚴宏偉的城堡,其中有不少在規模上都超過了歐洲中世紀所建的最大城堡」,「那些城堡矗立在鄉間,成為權利的象徵」。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3)

    1851年6月,美國第十三任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美國海軍軍官會晤,探討在太平洋擴張的問題。在那之前,米勒德·菲爾莫爾總統就瞭解到海軍上尉莫裡所說的海上路線問題。那條舊金山—火奴魯魯—無人島—上海的路線可以帶給美國很多好處,但是菲爾莫爾對此卻有他在政治方面的擔憂,因為美國當時正在集中解決歐洲帝國的事務。此外,美國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人們對太平洋貿易的優越性還不是很熱心。    
    然而,那些雄心勃勃的海軍官員們給菲爾莫爾總統找到了一個政治上的掩護,這樣一來就有理由建立那條途經日本的汽船航線了。那是一份官方報告,這份報告足以讓那些喋喋不休的閒聊之輩也感到義憤填膺。它為行政部門提供了把軍事力量直接擴張到無人島和日本的借口。報告的題目是《日本帝國相關文獻》,詳細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樣以「殘忍野蠻的方式」對待美國那些船隻失事的捕鯨人的。一名海軍上校向總統菲爾莫爾打保票,說道,「這件事一定會激起美國人的憤慨。」他對菲爾莫爾說,「我們是從有利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在日本附近建立燃料庫,為我們的汽船提供煤的補給,而且我們還有很充足的理由同日本幹上一仗。」    
    有很充足的理由幹上一仗。國會對莫裡建議的反應比較緩慢,但是,當總統發佈了《日本帝國相關文獻》報告後,國會也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呼籲對此事進行一次調查。事實上,日本對那些捕鯨人實行的是保護性監禁,他們被釋放時並沒受到傷害,可一些事實卻惹惱了文明的美國參議員。    
    報告中寫道,日本軍官對被監禁的捕鯨人說耶穌是「日本的魔鬼」。更有甚者,當一名捕鯨人向獄卒要一本基督聖經時,獄卒竟然生氣地說:「你在日本不要談論《聖經》,那不是本好書。」讓參議員們怒不可遏的是,用來監禁捕鯨人的「監獄」竟然是原來的一間教堂,日本人強迫那些美國人雙腳踩在一個黃銅十字架上。    
    日本人不僅貶低基督上帝,還宣稱他們自己的神優越。一名美國囚犯對他所受的虐待提出抱怨,並威脅說美國海軍將會回來懲罰日本。聽到這些,日本人大笑起來,說道,如果美國的輪船來了,神風「會在眾神的幫助下把他們吹走」。    
    kamikaze意思是「神(Kami)風」(kaze)。日本人認為自己的領土是神聖不可征服的,而這一信念的核心就來自kamikaze/神風。神風就是保護日本的力量。1274年和1281年元朝皇帝兩次派蒙古軍穿越日本海對日本進行進攻。蒙古人的力量非常強大,日本人也擔心自己會被征服。可那兩次攻擊都被神風擊退了。所謂神風事實上就是颱風,它吹沉了蒙古的船隻,把15萬入侵者統統拋入海底。這神奇的風出現在一個恰到好處的時刻,看上去簡直就像是有神相助。於是這使日本人深信他們的國家得到神的庇佑,不會受到外國攻擊。    
    在國會就捕鯨人受虐待一事舉行了令人義憤填膺的聽證會後,菲爾莫爾命令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派遣一隊戰艦去完成一項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任務,總統命令他們把文明帶到日本。海軍准將馬太·佩裡被任命為艦隊司令,他是一名卓越的美國海軍軍官,個頭高大,引人注目。嘴角堅毅,頭髮濃密,儘管已是59歲的年紀,頭上竟連一絲灰髮也沒有。佩裡同意將這次出行的目的說成是因為日本虐待了美國捕鯨人,因為「這次遠行的真正目的是不應該被公之於眾的」。可當佩裡一到了海上,他就「不再受華盛頓的限制,不受周圍有關建立航線爭議的影響了」。因此,他可以明確地陳述他的目標了:表面看起來,為捕鯨人尋求避難的港灣像是這次遠行日本的原因,可事實上,與美國的全球對手英格蘭進行抗爭,以及為太平洋汽船航線建立安全的港灣才是其真正目的。佩裡通過大不列顛通往東方的航線徑直駛向了父島。    
    1853年6月15日,「薩克哈那」號輪船拖著縱帆船「薩拉托加」號到達了父島。58歲的納撒尼爾·薩瓦裡看到這一景象時頓時驚呆了。23年前從珍珠港始航的那一夥人當中有39個人留在了父島上,父島上的生活對薩瓦裡和那些殖民主義者來說是平靜的。他們在島上建起了茅草村舍,將木頭挖空做成獨木舟;他們種植莊稼,修補漁網,捕魚捉龜。島上的氣候一年到頭都比較穩定——一直都是陽光明媚的天氣,只是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天氣稍微有點炎熱和潮濕。對島上的人來說,大的事件也就是捕鯨船的到來,那些捕鯨者要他們為其供應淡水、新鮮的海龜和魚、蔬菜水果、酒,偶爾的,還要求島上的婦女為其提供性服務。    
    佩裡看到過美麗的小毛伊島,它是太平洋中一小塊碧玉。對父島,他這樣描述道:「高大,雄渾,多岩石,……很明顯是火山構造。島上鬱鬱蔥蔥,長滿了熱帶植被,到處是珊瑚礁。」父島只有紐約中央公園的兩倍大,島上有「兩座山峰……其中一座海拔1000英尺,另一座海拔1100英尺……一進入海港,它們就清晰的映入眼簾。」    
    1853年6月16日,佩裡和一隊海員上了島。當時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對父島行使管轄權,因此,佩裡聲稱他要統治這個島嶼。他將納撒尼爾·薩瓦裡任命為美國海軍的代理,並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由薩瓦裡擔任總管。薩瓦裡對此感到非常高興。佩裡選定這個島——也就是後來飛行員們犧牲的地方——為美國擴張海上勢力的前哨。他代表美國用50美元、4頭牛、5只上海綿羊及4只山羊從薩瓦裡那裡購買了50英畝土地。這一歷史性的交易後來被引以為豪地記載在紐約的《先驅論壇報》裡,這是「美國在太平洋上購買的第一片土地」。    
    海軍准將在那裡呆了3天後開始深信,現在美國在北太平洋已經有了堅固的根據地,於是,佩裡同他的新代理人薩瓦裡告別,繼續向日本大陸駛去。    
    兩星期後,即1853年7月8日,星期五,四艘美國海軍戰艦裝載著文明和61架設計先進的加農炮駛入了東京灣。戰艦的桅桿上飄揚著美國的國旗,旗幟的藍色背景上綴有31顆星。    
    就算是火星人乘著裝載γ射線機槍的宇宙飛船著陸,也不會引起如此的喧囂和騷動。    
    海灣裡的漁民是最先目睹這艘冒著黑煙的巨大怪物的人。這條吐著黑煙的巨龍突然出現在這些甚至還不知道蒸汽發動機為何物的漁民面前!驚慌迅速傳遍了整片大地。腿快的報信者開始發出警報說,「魔鬼們的黑船」已經降臨在神的土地上,與此同時,人們敲響了寺廟裡的大鐘。    
    這一消息被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傳著傳著就走了樣。很快就聽到有人說,有「10萬白臉的魔鬼」即將蹂躪這個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外國的大炮面前毫無防禦能力。人們驚惶失措,許多家庭攜妻帶子,背著值錢的東西逃離家園。日本那些專門給報紙畫插圖的畫家,為了畫出這些奇怪的輪船和外國人的樣子,紛紛出海。讀者們把那些特別的版本挑選出來,上面還附有「長著長毛的野蠻人」的圖片和他們輪船大炮的圖片。從來沒有打過仗的武士們現在也開始拭去長矛上的銹,隨時準備投入戰爭。熙熙攘攘的人們把神殿和寺廟擠得水洩不通,他們祈求神靈來解救他們。人們戰戰兢兢地懇求諸神再一次用神風把外國鬼子吹走。    
    在隨後幾天所上演的戲劇裡,海軍准將佩裡的表演極具專業水準。他就像一個東方的皇帝獨自神秘地呆在船艙裡,拒絕向日本的談判者顯露他的威嚴和高貴。他斷然拒絕了讓他撤退或者退到長崎的所有懇求。    
    佩裡的輪船離首都東京只有30英里,德川幕府的將軍為此感到進退維谷。日本政府在長崎私下裡和野蠻人進行的談判只是件小事,只有少數的官員知道,可現在舉國上下都知道了這件事。海軍准將佩裡所率領的艦隊和強大的加農炮要比日本所擁有的全部火力還要威力強大。幕府將軍無法將這些外國佬趕出日本,可如果他們漠視佩裡的要求,那麼他們的首都會不會遭到炮轟?在這些輪船的身後是否還有火力更強的輪船接踵而來?日本人民會不會迅速聯手進行反抗?這樣一來,德川家康的後代德川義直就將配不上「驅逐野蠻人的大元帥」的稱號。    
    最後日本官方同意了佩裡的要求,允許他上岸轉交菲爾莫爾總統的信。    
    1853年7月14日星期四,全副武裝的240名美國人,當中包括100名海軍,100名水手及40名樂手——穿著藍白相間的海軍制服鬥志昂揚地分乘15艘汽艇上了岸。富蘭克林·布坎南司令是頭批上岸的第一人,這使得他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軍人。圓滑世故的海軍准將佩裡認為雄偉華麗的場面可能會打動招待他們的主人,因此他精心策劃了宏偉壯觀的場面。當樂隊熱情演奏軍樂時,腰板直直的海軍站成一隊醒目的儀仗隊。乾淨瀟灑的水手在後面輕快地列隊前行。佩裡登陸時,輪船上的加農炮隆隆作響,樂隊奏起了擴張主義者最喜歡的那首「嗨!哥倫比亞」。兩名高大瀟灑的黑人海軍走在佩裡兩側,這又引起了轟動——因為日本人根本不知道還有黑人的存在。成千上萬平民伸長了脖子,就為了看看這些外國佬。    
    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次旅程把時間帶回了過去。日本的武士把頭髮梳向腦後盤成頂髻,穿著絲綢衣服和木屐,兩把晃來晃去的劍表明他們的武士身份。成千上萬披盔帶甲的攜有長弓長矛的士兵和弓箭手站立兩旁。這是歷史上最不尋常的一次相遇。彼此都認為對方是野蠻人,這是兩種高度文明的文化第一次相遇。    
    海軍准將佩裡和他的隨從人員漫步走到專門為這種場合所建的一個宏偉的接待廳裡。全副武裝的武士蜷縮在雙層地板的下層以防備這些野蠻人突然動亂或使用暴力,佩裡對此一無所知。佩裡是日本兩個半世紀以來所接待的第一位大使。日本人從來不在對為交往上冒險碰運氣。    
    在盛大的儀式上,海軍上尉交給天皇一個精製的金盒子,裡面盛放著總統菲爾莫爾給幕府將軍的信。收到信後,日本人就希望這幫惱人的外國佬趕快離開日本,於是交給佩裡一紙書面答覆。當翻譯將答覆的最後一句——「你的信已收到,現在你可以走了」——說給佩裡聽時,佩裡吃驚得打了個趔趄。    
    海軍准將佩裡認為最後這句粗魯無禮的話無疑是扇了美國外交一記耳光,而美國剛剛在離東京南部的600英里的地方佔領了一處基地。後來,海軍准將不但沒有下令將輪船駛去,反而命令繼續向內陸行進,駛向東京灣,前往首都。大概佩裡心想當日本看到四艘美國戰艦在測量他們水道的深度,調查他們海岸的防禦,也許就「會影響政府的決定,促使其對總統的信重新考慮,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    
    一艘日本汽艇很快衝向了冒著黑煙的美國軍艦。幕府將軍的一個代表衝著布坎南司令瘋狂地叫喊,讓那些黑色輪船立刻返回。這位日本官員喊道:「這不符合日本法律。」司令從巨輪的甲板上俯視著汽艇上那名緊張的日本官員,感到有點迷惑。很明顯,日本在外交事務上沒有受過特別的訓練,而在外交關係中決定對錯的就是實力。    
    布坎南司令也對那位官員喊道:「無論我們走到哪裡,美國的海軍總是按照美國的法律行動。」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4)

    第二天,海軍准將佩裡確實駛離了日本水域,並承諾第二年再來聽天皇的回音。佩裡這次歷史性的訪問對日本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那之後的近20年中,日本人進行了無數次激烈的辯論,爭論的內容就是如何找到對付那些可怕的野蠻人的最好方式,以及如何找到保衛這片神的土地的最佳途徑。    
    但是,美國國內正在醞釀一場內戰,因而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建立航線以及在北太平洋攫取領土的興趣。甚至連納撒尼爾·薩瓦裡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兼併無人島的書面請求也無人理睬。    
    佩裡那次訪問日本的八年半後,日本派遣了一艘戰艦去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1862年1月17日,納撒尼爾·薩瓦裡看到一艘滿載著加農炮,懸掛著太陽旗的戰艦錨定在父島,薩瓦裡頓時大吃一驚。日本的外交官划船上島,聲稱無人島的所有領土都屬於日本。薩瓦裡竭盡全力想說明日本在這個小島上沒有任何權力。但是,看到海港裡全副武裝的戰艦,薩瓦裡意識到,日本人擁有力量,因此他們就擁有權力。    
    無人島是日本在海外征服的第一塊土地。現在對於日本來說,孤立和和平都已成為過去的歷史了。    
    日本從這個教訓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日本通過佩裡這件事,感受到了來自外面世界的軍事威脅。從日本海放眼望去,有許多要擔心憂慮的地方,這一點非常明顯。一度驕傲自大的中國現在已經四分五裂,西方的商人用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他們強賣鴉片給中國人,把中國人的血都給吸乾了。再往南看,荷蘭已經征服了印度尼西亞;法國統治著越南、老撾和柬埔寨;貪得無厭的大不列顛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和印度佔有大面積的殖民地。往北看,劫掠成性的俄國一路征服過來。往太平洋那邊望去,奴隸在煥發著生機的美國的土地上流淌著汗水,正消化著入侵墨西哥所劫掠來的贓物,而且還在繼續著對當地印第安人罪惡的種族清洗運動。1884年11月15日,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奧托·俾斯麥在柏林召開了盛大的國際會議,準備瓜分信仰異教的非洲。日本政府很自然地感到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社會所有部門都必須首先服從這個目標。在日本看來,那些擁有強大軍事力量大國都有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那便是他們都信教。他們都信仰一個神,這種信仰把他們緊緊團結起來,這令他們相信對無信仰者的劫掠名正言順。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一個神,因此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神來信仰。    
    幕府將軍統治結束時,日本武士填補了這個空位,他們廢除了舊的制度,把天皇置於日本國民生活的最中心。他們很快就讓京都的皇帝告別了默默無聞的生活,把他接往原來幕府時代將軍所住的東京宮殿裡。天皇有了個新名字,叫「明治」,意思是「英明的統治」。這樣一來,一個革新之後的君主體系就相當於西方的基督教了。明治儘管沒有多大實權,但在精神上他是國家團結的象徵。真正統治國家的是他身後的武士,而天皇只不過是個傀儡。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身著西式軍裝出現在日本政府的官員面前。那些官員們也是個個身穿西式軍裝,就連身旁那些宮女們也穿著西式服裝。那一天,明治天皇宣佈了一部西式憲法。但事實上,這部憲法也只是有個西式的名字而已。    
    在西方,憲法是「由人民制定,為人民服務」的,它規定出公民的權利並限制政府的權力。可明治憲法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自上而下的法規。它是「天皇的禮物」,「天皇把它賜予這個國家」。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帝國的首領」,是「所有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是「所有主權的管理者」。明治天皇是法律的源泉,他凌駕於憲法之上。他可以發佈條例來取代法律,他可以任命和罷免政府裡的任何官員,甚至連帝國議會(日本的國會)的成員也不例外。這部憲法的目的不是限制天皇的權力,而是確保他擁有高於政府的無限權力。日本人都不能被稱為是國家的公民,正確的說法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皇帝的「Shinmin/臣民」(Shinmin的意思是「忠順地服從命令的人」),因此,日本也就不需要像《人權法案》這樣的法規。實際上,日本設立這部憲法的目的不是滿足人民的內在需要,而只是做秀給外國人看的,它想讓外國人看到,日本是一個講求法制的文明國家。與其說這部憲法的出現是因國內實際需要,還不如說是為了回應外來勢力的干預。    
    為了確保武士階級的至高地位,憲法規定天皇和軍方可直接接觸。陸軍和海軍將領可繞過行政部門直接向天皇報告,實際上這也就意味著,軍隊是日本的第二個政府。由於軍方可以同天皇直接聯繫,這就為軍人罩上了一個神秘光環,彷彿他們的使命就是效忠於神。    
    當時,廣大非洲和亞洲地區都已處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也決意要和帝國主義競爭,跨越日本海去剝削他軟弱的鄰國。    
    那時的中國就像是一盤散沙,無可救藥,面對歐美列強無計可施。正如我上學時的老師約翰·多沃教授所說的那樣,「中國就像個西瓜,歐美列強爭搶著瓜分它」。當時的朝鮮也非常落後,未能像日本一樣沿著西方的道路迅速文明起來。「我們不能等到鄰國文明起來之後再團結一致去建立一個強大的亞洲,」福澤諭吉寫道,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他還認為,「我們必須打破眼前這種格局,我們應該在前進的道路上加入西方文明國家的隊伍。我們不能給朝鮮和中國任何特殊的對待,而應像西方國家對待我們那樣來對付朝鮮和中國。」當時的日本流行一首童謠,唱的是:    
    世上有部萬國公法    
    一點也不假。    
    可關鍵時刻一來    
    還是大魚吃小魚。    
    日本人在仔細研究了西方的發展道路之後發現,那些成功的國家往往是那些富國。顯然,他們的財富是通過征服非基督教國家積累起來的。他們奴役那些國家的人民,挪用那裡的資源,這樣才一步步走向了富強。    
    中國是朝鮮的傳統宗主國,一直試圖阻礙日本侵犯朝鮮半島。於是,篤信天賦使命的日本便把矛頭指向了中國。按照武士傳統的行為方式,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大舉侵犯。直到1894年8月1日,日本才把該事件公之於眾。日本媒體像西方國家那樣把這場衝突稱做是「在一個努力發展文明的國家和一企圖阻礙文明進步的國家之間」進行的「一場宗教大戰」。報紙對戰爭的進程做了系列連載,每一期都被搶購一空。木版畫家把日本軍人描繪成各種英雄的姿態,畫中的日本人同低劣的中國人英勇作戰,可長著八字鬍的樣子看上去竟然有點像西方人。    
    在此之前,幾乎沒人相信日本這個小小的島國竟能戰勝中國這個亞洲巨人,但是,日本勝利了,它的勝利震驚了全世界。在1895年4月17日簽署的《馬關條約》中,中國在小日本面前承認戰敗,並把台灣、澎湖列島、南滿洲具有戰略意義的遼東半島割讓給了日本。中國還付給日本大量的賠款,且承認朝鮮的完全獨立。此外,中國還賦予日本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外交和商業特權,當然這些特權無一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    
    對於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這次出人意料地戰勝中國雪洗了「黑船」給日本帶來的恥辱,也同時證明了日本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非但沒有譴責日本對中國的進攻,還對日本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西方的課程大加讚賞。正如一名驕傲的日本作家所寫,西方人現在應該意識到,「文明不再只是由白人壟斷」,日本也具有「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此時,日本舉國上下洋溢著愛國主義的自豪和驕傲。日本也因此成為帝國主義文明俱樂部中惟一一個長著黃皮膚的國家。    
    而這一點對於西方人來說正是問題所在。帝國主義俱樂部是白人的天下。現在,日本打破了那裡的自然秩序。在日本勝利後不到一個月內,東京就出乎意料地從俄國那裡收到一條電報,內容是:俄國「建議」日本放棄在中國內地所掠得的領土,並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俄國還進一步陳述說,德國和法國也贊同「這一友好建議」。    
    日本對此簡直無法相信。他們認為自己在這場帝國主義遊戲當中的表現是光明正大的——日本和一個不文明的國家進行了戰爭,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的優越性,進而得到了應得的特權。因此,東京向英國和美國發出呼籲。英美兩國顯然看得出俄國此次要求的不公正性,但英美和他們的西方夥伴還是站在了一條戰線上——他們告訴日本不要搗亂。    
    這就好比是日本在世界盃足球比賽中獲勝,卻又因為一位對他們皮膚有偏見的裁判而被別人把獎盃搶走一樣。日本對俄國此舉——暗箭傷人的做法感到異常悲痛,並把它看作是「遼東的恥辱」。俄國就這樣玩世不恭地把遼東半島攬入了自己的囊中,而西方列強中沒有一個對此表示譴責,此時,日本的恥辱變成了憤怒。    
    驕傲的日本人因此更加努力,要把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加文明和富強。日本加大了稅收力度,用以建設更加強大的軍隊。為了贏得世界的尊敬,日本把下一個目標定為去攻打一個西方國家。這個位於太陽升起的地方的古老國度耐心等待著時機。它會一直等到下個世紀再炫耀他的力量。而這力量在那個充滿罪惡血腥的早晨驚駭了沉睡在海港裡的「某個國家」的海軍。


第一部分第三章 精神之戰(1)

    真正的戰鬥力是武器與戰鬥精神的乘積,如果二者中有一個因子無限大,那麼這支軍隊最終就會勝利。    
    ——《朝日新聞》,引自《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    
    那個冬日的清晨,毫無防備的海軍和軍艦正沉睡在太平洋的港灣裡。而在世界的另一邊,昏昏欲睡的海軍總司令和日本外交官一直在進行著談判。可就在這時,日本沒有預先發出任何警告就發動了那場聲名狼藉的突然襲擊。致命的魚雷和炮彈像是突然從天而降,瞬間在海港炸開了。霎時間火光沖天,軍艦紛紛被炸沉,一片風捲殘雲般的景象。水手們被拋入了海中,在燃燒著熊熊烈火的海面上驚聲尖叫,掙扎著逃命。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對這次偷襲大加讚賞,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日本的勝利感到無比高興。」    
    可如果這些遭到突襲的海軍戰士是美國人,那麼西奧多的感覺一定就會截然不同了。上面講述的是1904年2月8日,俄國海軍在旅順港遭到日本的突然襲擊。    
    就在50年前,日本還是一個明顯的沒有多少資源的小島國,那裡的工業尚未被開發,整個國家還處於封閉狀態。美國海軍准將佩裡還曾親自前往那裡,希望通過談判促使日本對外開放貿易。可眼下日本這個小島國卻向一個西方軍事強國發動了一場「高科技的」戰爭。在日俄戰爭爆發前,世界上從沒有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衝突。這場戰爭中大規模的陸戰以及成百上千支軍隊的單打獨鬥讓葛底斯堡之役也相形見絀。    
    俄國憑借其豐富的軍事資源,顯然應該是戰爭雙方中較強的一方。可俄國只有通過鐵路或是繞道非洲的好望角才能將陸軍和海軍力量運到地球這一端的戰場上。這頭大熊從來沒遇到過如此頑固的對手。日本人發瘋似的戰鬥著,為了奪取一座小山頭或一座碉堡,就算犧牲成百上千的人也在所不惜。    
    1905年5月27日爆發的對馬海峽海戰把戰爭推到了空前的高潮。那場戰役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上衝突。就在50年前,日本人對佩裡率領的美國士兵身上的紐扣還感到羨慕不已。可現在,日本的高科技戰艦就出現在海上,用他們自己製造的炮彈把敵人炸得驚惶失措。    
    小日本在對馬海峽海戰中戰勝了俄國人,這一消息震驚了全世界,就連許多日本人也備感驚奇。這就好像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孬種打勝了筋強骨壯的重量級拳擊冠軍。然而,正當那些洋洋得意的臣民歡慶這似乎不大可能的勝利時,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思考起事情不盡如人意的一面。日本在戰爭中能贏得這場戰役,但卻不能最終打贏這場戰爭。俄國有用之不盡的資源,可以為他們的軍隊提供源源不斷的補給。可戰爭已經使日本傾其所有。到1905年春天為止,日本已有10萬士兵在戰爭中傷亡。日本的軍隊受到了重挫,供應不足,士兵傷亡嚴重,且無法像俄國那樣迅速地補充兵員。這樣的日本是不能給俄國造成決定性的致命一擊的。    
    可日本的統治者卻都是謹慎精明的玩兒牌高手,他們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鳴金收兵。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好朋友,1905年8月23日在簽訂《樸茨茅斯條約》時他請羅斯福為日本去進行斡旋。根據條約,俄國向日本割讓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遼東半島、旅順港和庫頁島南部的部分地區。    
    隨著《樸茨茅斯條約》的簽訂,神的國度在世界地圖上正式成為了一個文明的國家。日本僅僅用了兩代人的時間便從一個可憐的哀求者變成了一個勝利者。一夜之間,全國各地豎起了無數紀念碑來顯示國民心中無限的自豪感。戰爭中的老兵被授予民族英雄的殊榮。日本成為了打敗西方白人基督教國家的惟一的非白人、非基督教國家。    
    西奧多·羅斯福對此羨慕極了。同年2月~3月兩個月的時間裡,在中國東北的奉天城(瀋陽的舊稱)日俄打響了近代戰爭史上最大的一場戰役,其間,日本殲滅了9.7萬俄國人。在對馬海峽海戰中,日本也只是犧牲了600名水兵,而俄國卻損失了6000人。有關對馬海峽戰役,羅斯福寫道,「無論是特拉法爾加角海戰,還是西班牙艦隊被擊潰,它們都沒有對馬海峽之役那樣痛快、徹底。」他認為日本是「整個東方偉大文明的力量」。他相信「每個有野心的民族都同其他民族打過仗,而日本就在這樣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羅斯福還寫道:「從前,我支持日本,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支持日本。」    
    在西奧多看來,日本這個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能力來實施自治」,現在,它已經可以承擔起一個文明民族的責任,那就是去統治他的鄰國。總統對他的日本朋友說,他希望日本把自己定位在偉大國家之列,「加勒比海周圍的局勢與美國利益息息相關,而對日本來說,其重要利益則與黃海周圍密不可分」。    
    西奧多在一次白宮會議上對日本外交官末松說道,「正如古巴和美國的關係一樣」,日本應該在朝鮮佔有一席之地。兩個月後在日本,西奧多同另外兩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時重申「日本應該將朝鮮完全納入勢力範圍」。在羅斯福看來,朝鮮太弱小,日本完全可以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對朝鮮進行「弱肉強食」。1905年1月,西奧多告訴他的國務卿,允許日本吞掉其弱小的鄰國。而此時的朝鮮皇帝也已察覺到風雨欲來的危險,於是請求美國給與保護。豈知羅斯福非但不幫忙,反而命令美國駐漢城公使館全體人員撤退,為他的日本朋友鋪平道路。隨後的幾天之內,其他西方列強也紛紛命其駐朝大使撤退出境。一位美國外交官描述當時那些大使紛紛撤退時的樣子:「就像沉船上驚慌逃竄的耗子一樣」。緊接著,日本的軍隊迅速廢黜了朝鮮皇帝,把朝鮮接管過來。不久後,成千上萬的朝鮮民族主義者死在了絞刑架上。    
    日本對自己的好運驚歎不已——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他打敗了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國家,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中真正的一員,這回又有了可以奴役的國家。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在國民心目中抹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這使他們相信,日俄戰爭就是他們歷史上的轉折點。    
    許多傑出的企業家把苦心經營的生意留給了無能的兒子,兒子經營乏術,很快就敗光了家業。與此相似的是,明治天皇的後繼者並不像他那樣有才能。他的兒子嘉仁(大正天皇)身體虛弱,精神錯亂,在皇位上蹉跎了20年,直到裕仁天皇20歲時開始攝政才結束統治。(嘉仁於1926年駕崩,裕仁24歲登基。)這20年中,日本沒有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君主治理這個國家。而明治時期的憲法從精神上把天皇和軍人聯繫在一起,使其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這就導致了一些軍國主義者充分利用憲法的這個缺陷控制了政府和君主體系。    
    20世紀早期是日本的第一代軍事統治者向第二代過渡時期。第二代領導者在統治模式、戰略戰術方面有自己的想法。這些新的領導者不像原來的武士階級,他們是在日俄戰爭的前線戰鬥過的普通士兵。這些頭腦簡單的軍人不是戰略家,他們只看重舊式的戰術,在他們同中俄進行的前現代戰爭中,這些戰術曾給他們帶來了榮耀。他們很快就忘記了日本實際上並沒有能力徹底打敗俄國,可他們也並不看重前輩及時邀請羅斯福斡旋的戰略智慧。    
    這些新的軍事領導者相信,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是使其有膽量挑戰俄國這個軍事強國的首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和民族精神幫助日本贏取了戰爭的勝利。他們深信,就像幾個世紀前的神風一樣,大和魂是保護日本的新的秘密武器。這種精神成為那些沾沾自喜的「精神勇士」的頌歌,他們認為自己這種性格就深深烙印在日本的偉大歷史當中。這種思想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於,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所面對的是殘暴但卻非軍事化的敵人。肉搏戰在那場戰鬥中非常重要。但是戰爭的形式卻發生著變化。當其他國家正用機械來積極武裝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並為未來的科技戰爭做好準備時,這幫日本人還依舊沉浸在他們的大和精神裡。他們相信自己憑著大和精神永遠都能獲勝。    
    軍人們還制定了這樣一項法律——要求首相內閣裡的海軍和陸軍官員為現役軍官。首相不能獨立任命退休軍官,只能從受軍方控制的人中選出其內閣成員。一旦軍方與首相或其政策意見相左,他們就將直接彈劾首相,並且拒絕再推薦新首相,這樣一來,首相內閣也就瓦解了。本來就已凌駕於文官政府之上的軍國主義者用這種方式又鞏固了對政府部門的控制。而且由於大正天皇在智力上有缺陷,日本軍隊還可以有機會塑造大正的兒子。


第一部分第三章 精神之戰(2)

    裕仁天皇出生時正值日本對軍國主義開始癡迷的前期。他出生僅七天後就被從父母身邊帶走,送到一位年老退休的海軍上將家裡。這位未來的小天皇將在那裡長大,聆聽老將軍為他講述正確的軍事價值觀。日俄戰爭是裕仁童年時代具有代表意義的事件。自從他很小的時候,就看見威嚴的祖父穿著軍事制服,悠然自得地享受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裕仁身邊的人全都是軍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給他造成的一種氛圍,讓他相信軍事力量是維持日本在世界上領先地位的關鍵。正如汽車大王福特那些在底特律長大的子孫們一樣,他們深知自己的未來必定和汽車有關——裕仁也相信,在日本不斷繁榮壯大的進程當中,軍事力量必將起到特殊的作用。    
    按照傳統,日本的天皇應在京都那種奢華的宮廷環境中成長,與世隔絕,不掌握真正的權力。他在皇宮裡整日學習古漢語和日文,吟詩作賦,遠離政治和軍中事務。然而,裕仁受到的教育卻大為不同。他的一切教育都已經被嚴格地軍事化了,並且只局限在軍事領域。這並非出於裕仁自己的選擇,而是明治天皇在法令中做出這樣的規定,必須執行。儘管明治本人沒受過軍事教育,但是《明治皇室規章》第17條規定:所有皇族成員必須接受軍事教育。裕仁7歲時開始上學,學校校長是由明治親自任命的——一名日俄戰爭中英勇的陸軍將軍。年輕的天皇在11歲時分別被帝國陸軍和帝國海軍任命為陸軍少尉和海軍少尉。    
    同年,裕仁和另外五個孩子升入了中學,那五個孩子是由學校的校長——一位前海軍大佐挑選出來的。這位未來的天皇走入教室時,其餘的學生站在桌旁向他鞠躬。學習過程中,那些文科課程只是簡單帶過,重點都放在了軍事課程上。他的老師中有一位陸軍元帥,兩位海軍少將,四名現役中將,他們的這些軍銜都得益於在日俄戰爭中所立下的功勳。十幾歲的裕仁身材瘦小,學習認真。他每天的功課包括「繪圖練習,軍事史,軍事領導原則,戰術……戰略和國際象棋」。課外活動包括「由軍官輔導的騎馬訓練和軍事操練」。正午的時候,年輕的太子接受同學們鞠躬後,由一位侍從武官陪同單獨進餐。此外,「軍隊在太子居住的區域內挖了一條戰壕,以便裕仁練習操縱機關鎗」。晚上,軍事家庭教師「和他一起玩戰略遊戲」。    
    即使是在夏天,裕仁也得不到片刻解脫。他在陸軍海軍學院以及總參謀部巡視,視察全國各地陸軍軍營和海軍基地的軍事演練。身邊那些年老的軍人經常激勵他行動起來要有軍人風度。裕仁的生活與老百姓完全隔絕了。直到17歲,他才讀到了第一份報紙。    
    「裕仁所受的這些教育就是讓他相信,整部日本現代史就是圍繞他的祖父及其身邊的英明助手們展開的。」可是,有一些問題從來沒有被問到過。比如——向一個強國提出挑戰是否明智?如果俄國和日本在戰場上交鋒之前不需要繞那麼遠的路,就不會在戰鬥中累得筋疲力盡的話,那樣的話,整個戰爭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如果俄國雖然受到一點挫敗卻堅決不同意談判的話,又會產生何種消極的後果?如此等等。但與此相反的是,裕仁的老師教給他的全都是軍校裡教給軍人的那些東西,比如:大和民族精神的絕對重要性,在犧牲總體戰略代價的基礎上採用的那些具體戰術,等等。這位未來的天皇的老師告訴他,要想贏得戰爭靠的是「決定性的戰役」,就像在對馬海峽戰役那種。日本的軍事教師完全忘記了一戰中的教訓,他們對裕仁說,大炮、油船和飛機同手持刺刀、衝鋒陷陣的英勇步兵相比較,前者處於被操縱的地位。這位未來日本軍隊的總指揮學到了——「決定戰場上的勝負的不是火力的大小,而是那些勇於肉搏的戰將的多寡」。    
    在日本,學習這種軍事課程的並不只有裕仁一個人。幾十年以來,軍方就提倡在公共學校裡要進行「體育和軍事訓練」,大力提倡「軍事精神教育」,就像明治的《帝國教育敕令》中所說的那樣,建立這種教育體系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優秀、忠誠的臣民,隨時願意英勇地為國捐軀」。一系列微型軍營在這種教育命令的指引下很快就建立起來了,為軍隊輸送後備力量。1923年發生的大地震夷平了東京和橫濱。政府由於需要資金重建家園,就暫時削減了軍隊人事的開支。在一個國家軍隊人事方案裡,軍方堅持在所有的學校建立軍事訓練體系,讓成千上萬的現役軍官到學校裡去,認真教授「正確的思維」。「課程的每一方面都充滿對天皇的膜拜和對軍國主義的推崇」。一年級的學生打開日語讀本時發現,「在書的扉頁上畫著三個玩具士兵的圖畫,下面的文字寫道:『前進!前進!士兵向前進!』」    
    正如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所說:    
    在每一門課裡都要強調戰爭和軍國主義。在倫理課上,老師要求討論「皇帝宣戰詔書的含義以及皇帝戰爭詔書的含義」;評價「英勇的日本人民及軍人所取得的戰果」以及學習「日本在戰爭期間對青少年的期望和服兵役的義務」。學生們在日語課上學習「與戰爭有關的天皇詔書、有關戰爭的文章」,學生們「還時常收到來自前線士兵的信,收到後還要給士兵們寫回信」。老師向學生們展示由政府提供的戰爭圖片,並以此發起討論。數學課上學生們要學習「與戰事有關的計算」。自然課上所學內容就是「有關探照燈的基本信息、無線通訊、地雷和魚雷、潛艇、軍事飛船、炸藥、信鴿、加農炮、迫擊炮、機關鎗,以及軍中衛生設施」。體育課上進行「個性養成訓練和戰爭遊戲」。音樂課上學唱戰爭歌曲。    
    梅本佳奈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這個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回憶道:「我們把天皇看作是神,因此無論天皇說什麼,我們都要服從;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這樣的思想,那時我還真的相信天皇就是神。我時刻都準備著以任何方式為天皇效忠。」    
    學生們在未來應如何為天皇效忠——滿腦子軍國主義思想的老師們對學生說得非常明確。在山鳥地區的一所學校裡,有個小學生在解剖青蛙時嚇得哇哇大哭起來。結果被老師在頭上重重地打了兩下,老師對他喊道:「不過是只青蛙,你哭什麼?等你長大後,還要殺死100個,200個中國佬呢。」    
    很多學生的青春歲月都是在海軍新兵訓練營裡度過的。佐籐靜波回憶道:「當你被叫到老師辦公室時,首先要在門口這樣報告,『六年級三班學生佐籐靜波有事要見山田老師,可以進來嗎?』等聽到老師說『進來!』我們才能進去,這就像在軍隊一樣。如果我們在去學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見老師,就要立正站好並且行禮。」由於那些擁護日本軍國思想的年輕士兵在軍營里長時間地忍受粗暴的體罰,因此,他們把自己受到的殘酷對待轉還給了學校。佐籐回憶說:「如果你想把臉躲開,他們就會說你反抗老師,這樣一來,你就得多挨兩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預料的那樣僅挨一耳光。這時候,你只能忍著,咬著牙忍著。」    
    日本軍隊現在已經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眾,他們開始敲響戰鼓。「八紱一宇」的口號很快就成為日本超越海岸繼續擴張的目標。橫濱一家報紙的社論聲稱:「今天的日本確實不應再局限在它的小圈子裡。它既不應滿足於現在在亞洲所處的地位,也不應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上,在現今這個時代,日本正肩負著全球使命。它已經成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指揮著一切。它正與時代一同前進,最終將統治整個世界。」    
    一位日本陸軍元帥寫道:「一棵大樹必須有根才能長高長壯,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顛有這樣的根。它的勢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通過這些國家增強了國力、財富和權力。美國也有這樣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遼闊肥沃的土地裡滋養著。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亞洲大陸,從而擺脫『罐裝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則日本終將枯萎死亡。」    
    服兵役的義務首先落在那些最貧窮的農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長子、資本家、官僚以及知識分子等則可以暫緩服役。軍官們把這些徵召入伍者稱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這個價錢是寄一張明信片的價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第一部分第三章 精神之戰(3)

    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訓練營,就像是來到了蘇聯設立的可怕殘酷的古拉格集中營。日本的軍隊並不奉行惟才是舉的制度,事實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隸制,明顯的分為上下兩個階級。上面一層是軍官,他們要求士兵對待他們要像對待有特權的帝國官員一樣。「總的說來,軍官階層有著類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權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徵入伍的士兵則處在金字塔的最底層,悲慘至極,他們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軍營的軍官們標榜自己說,他們富有日本傳統的偉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這些軍人並不是武士。他們只是一個「僅強調軍事課程」的培訓體系的產品,結果這種狹隘的培訓思路教導出來這幫思維僵化、缺乏經驗的官方兵團。他們認為,過去武士的「紗罩」只會腐蝕日本引以為豪的武士道傳統。    
    武士的價值觀是人類最崇高的觀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與其榮譽相配,那就意味著給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帶來了恥辱,這時,他便會以自殺的方式來補償他的過失。人們所知的那種儀式性的自殺方式就是切腹自殺。嚴格按照這種規則處世的武士被視為是在戰鬥中可信、無私和無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佔日本眾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殺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戰略家和戰術家。他們為勝利而戰,保護自己的生命,也保護同胞的生命。武士沒有戰爭就是死亡這種戰略上的概念。大規模自殺從來就不是武士道精神體現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會同意美國陸軍將軍喬治·巴頓的觀點——「我們贏得戰爭靠的不是自己的士兵為國犧牲,要想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應該讓對方的混蛋們為他們的國家犧牲」。    
    日本軍方努力想把整個國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這卻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們還開始鼓吹一種對死膜拜的卑劣教義。這一歪曲之後的版本不再體現武士們崇高人格的榮譽標準,而是將其崇高含義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鮮血淋漓的五腑六髒。    
    1912年頒布的《日本陸軍法規》是第一份系統陳述軍方戰略的文獻。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對於戰略知之甚少且漠不關心的事實,而同時,他們卻將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揚。「這份文件裡到處充斥著這樣一些詞語,例如『攻擊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熱愛祖國』,『絕對忠誠』,以及『為國家獻出自己的生命,絕對服從命令』。」    
    勇士們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就會喪失戰鬥力,因此軍方就盡可能地將「死亡的可能性」從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沒有價值)的士兵頭腦裡除去,進而把這一弱點變成一種力量。軍方把一種對死崇拜的邪教灌輸到士兵們的思想中,以確保他們能為天皇而犧牲。軍方認為隨時為死亡做好準備的士兵就會超越恐懼。那種為天皇而死的願望,甚至可以說是渴望,會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這種力量會擊垮所有的敵人。他們經常告訴那些新徵入伍的士兵,個人的生命與在戰場上為天皇犧牲、為國家捐軀相比實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許多日本軍人都投降成了戰俘,後來他們回到日本時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明治天皇,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統治者又頒布了新的法令:日本軍人絕對不允許撤退、投降或者成為戰俘。1908年的《軍隊刑事法規》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如果哪位將領在自己的部隊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時就投降,或者是把戰略要地讓給敵人,那麼該司令將被處以死刑。」在《野戰勤務規範》裡還有一條規定這樣寫道:「決不能被敵人活捉俘虜。」軍方為了讓士兵和軍官們把這一點弄得清楚明白,給他們講了一個非常能說明問題的故事:笠智少校在失去知覺時被中國人俘虜了,但當他獲釋後便自殺了。評論說,「這一行為充分體現了帝國軍人的光榮精神。」    
    同陸軍相比,日本的海軍要少些殘酷,因為他們不太需要同敵人進行近距離的廝殺,但是他們也崇尚死亡。日本海軍軍歌「日本海大海戰」中那段令人悲痛的歌詞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穿越大海,無數屍體漂流在水上,    
    穿越高山,無數屍體堆積在草上。    
    我們要死在君主的身旁,    
    永遠都不回頭望。    
    日軍所重視的大和精神的第二部分是殘酷。戰爭是冷酷無情的,它使得從事戰爭的人都成為殺手。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帝國那樣,在他們的部隊裡系統地持續地灌輸那種仇恨的思想。「殘酷和殘忍在日本軍隊裡司空見慣,絕無例外。日本陸軍是現代社會裡最後一支原始軍隊」。新徵入伍的士兵進入了一個充滿暴力的魔窟,他們每天都遭到拳打腳踢,被扇耳光,被痛打。伊籐還記得他第一堂游泳課:「他們在我身上綁上一條繩子,把我從一艘船上扔進河裡,後來我因為灌了太多水失去了知覺,於是,他們就把我拖上來。可當我一喘過氣來,就又被重新扔回到水裡,最後我的制服都結冰了。」    
    所有軍人都被他們的長官體罰虐待過。但是只有日本帝國軍隊積極提倡對士兵定期進行嚴厲的體罰。高橋渡邊回憶道:「40多年來,我的耳鳴讓我遭了許多罪。這還是我新徵入伍時被老兵痛打後落下的病。那時候,新兵總是無緣無故就遭到痛打,這已經成了軍隊裡的規矩。軍人都非常無知,都失去了人性。他們甚至認為毒打是教育的一種方式。」    
    堂本回憶道:「在體罰之前他們總說要教給我們軍人的精神,接著命令我們站成一排,立正站好,咬緊牙關,然後就開始用拳頭揍我們。這還算是好過的時候。有時候他們還用刺刀上的皮革帶子抽打我們,或者用那種在室內穿的皮鞋揍我們,我們咬著牙忍耐到一定程度,油光光的汗珠子就從額頭上冒出。我有好幾次幾乎疼得暈了過去。」    
    新兵真嗣堂本的父母把兒子送到了仁慈的皇軍那裡。他回憶道:「他們用竹竿敲我的頭,用皮拖鞋打我的臉。這種毒打把我的臉都打變了形。我當時非常想知道如果父母看到我的那副樣子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NB23F本杉木是一個種水稻的窮苦農民的兒子,他記得他的長官每天晚上都打他,說:「每晚睡覺之前,我都至少要被痛打一次。他們的手要是打累了,就開始用鞋子打,那種鞋的鞋底都有釘子,於是他們就用堅硬的釘子鞋打你的臉,直到把你的臉打腫才肯罷手。」    
    大和民族精神的最後一個要素是要對上司絕對地、毫不含糊地、從不遲疑地盲目服從。在明治的《士兵和水手的帝國令》中,第一篇文章就寫明:士兵和水手的「基本義務」就是「忠誠」。但是日本士兵不像別國軍隊那樣只需遵守權威的命令。因為日本軍官與天皇有直接聯繫,因此他們的命令就象徵著神聖的權威。他們教導新兵,要「把來自上級的命令看做是直接來自天皇的命令」。這就是說,所有命令均「真實可靠,不會有錯,士兵對命令的服從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日本士兵的頭腦裡,根本就沒有「合法」和「不合法」這兩種概念。    
    NB23F本杉木回憶說:「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們,向我們灌輸說天皇是一位活著的神。在那些日子裡,我對此深信不疑。每天早上我們面向東方天皇的方向站成一排行禮。我們發誓竭盡全力為天皇效忠。這樣的儀式每天清早都要進行一次。我們對那些軍官也得絕對服從,因為他們是天皇選出的驕子。」堂本說:「我們把高級軍官也當作是神,所以每天訓練結束時,士兵們都努力爭取為長官解開綁腿的機會。甚至在洗澡的時候,也有人爭著搶著給軍官們拿肥皂,為他們搓背。」    
    「沒有人敢反抗,」NB23F本杉木說,「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反抗。軍官打人打累了,就讓那些年輕的士兵面對面站20分鐘,然後再繼續互摑耳光。這可真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因為你並不想把自己的戰友摑得太狠。可是,如果你下手稍輕,那些軍官就會責備你不夠嚴肅認真。那麼接下來的懲罰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堂本回憶道:「某些形式的懲罰侮辱了我們最起碼的人格,軍銜高的士兵在一邊兒觀看,咧嘴大笑。他們還說我們應該把這種懲罰看做是一種恩德,這就更使得他們的暴行名正言順。我們時常無緣無故地遭到殘酷的體罰,這種訓練方式不僅破壞了我們的思維能力,也把我們轉變成為『靠條件反射盲目執行命令』的士兵。」


第二部分第四章 第三維(1)

    日本在發動襲擊之前從不宣戰。    
    —比利·米切爾,1932,引自《米切爾:空中力量的先驅》    
    在飛機剛剛誕生的那段時間裡,幾乎沒有人預料到它會在未來的戰爭中發揮怎樣的作用。畢竟早期的模型看上去只是一部弱不禁風的機器,用幾根晾衣繩把帆布和木頭綁到一起,開動時發動機轟轟作響。「飛機在第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仍是由脆弱的木頭和易撕裂的帆布製造而成(製作飛機的巨匠——波音公司起初是由一間木材公司起家的)。飛行員和乘客都須佩戴風鏡和皮製頭盔,他們繫著安全帶,坐在敞開的機艙裡。當時飛機的引擎功率和剪草機的功率不相上下。機身上的調節裝置簡易又初級:穩定器、操縱桿、方向舵、節流閥、點火控制桿,等等。你只要坐進去把它飛起來就行了。」那些擁有無數戰艦的海軍上將和那些操控無數加農炮的將軍根本看不出這些會飛的破機器上到底有什麼可取之處。    
    然而,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人預見到了飛機的未來。比利·米切爾英俊瀟灑,能言善道。他的父親是密爾沃基一位富有的參議員。米切爾在一戰中任職上校,負責指揮美國空軍。米切爾在法國親眼目睹了戰場上地獄般的僵局——不計其數的軍隊陷入泥潭,無法前進,士兵們在淤泥中奮力廝殺。他是第一位在戰爭中飛行在敵人上空的美國人,他和他的戰友——法國人、英國人一起為軍方提供了戰場後方的情報,並率領部隊對敵人進行了致命的打擊。比利打響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之戰——二次大戰爆發以前,根本沒有任何戰爭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比利發現,他的飛機可以飛越敵人的封鎖線,直接搗入其「要害部位」,也就是那些生產現代戰爭所需的槍支彈藥的工業基地。他的飛機可以實施「戰略性轟炸」——瞄準敵人的生產基地,切斷他們繼續作戰的能力——也就是說,前線這個概念已經被淡化了,地圖上標出的戰壕也只不過是整個大戰場的一小部分。飛機的存在就將戰場延伸到了平民區、延伸到了工廠基地,這一想法不僅帶有很強的攻擊性,而且對於許多人來說也是不道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勇士在前線殊死搏鬥,他們並不去殺害那些留在家裡的母親。然而,比利的觀點則是:一旦敵人的工業能力被大大削弱,敵人就不再可能繼續戰鬥。比利相信,飛機能夠縮短戰爭進程,並且使戰爭的殘酷性減小,因而更富有人性。不錯,轟炸工廠車間、鐵路、通訊網絡是會增加平民的傷亡率,但是米切爾卻是這樣論證的,他說:沒頭沒腦的陣地戰中會有數以百萬計士兵喪生,而與此相比,空戰實際上是能夠挽救更多的生命的。空戰絕不是一個權宜之計。在那個時代,年輕的水手們正在安納波利斯學習吸收戰艦主義的要義,學員們在西點軍校裡學習如何騎馬衝鋒陷陣,但比利卻始終堅信,空中威力將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方式。一向習慣用兩維——陸上和海上思考戰爭問題的軍人們,現在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第三維」——空中。    
    大多數人都認為比利的觀點未免有些牽強附會。那個時候,連駕駛過小汽車的人都不算多,就更談不上有誰開過飛機了。飛機以極易破碎而聞名——如果在飛行中碰到一條電線都有可能造成機毀人亡;在地面上,一根火柴或是拿著斧子的小孩都可以把整架飛機銷毀。20世紀的早期,戰爭對於那些陸軍將軍和海軍上將來說,就是工業革命所生產的大量鋼鐵,只有那些「筋骨強壯」的真傢伙才能主宰戰爭的勝負。至於那些能扇動兩下翅膀的由帆布和木頭造成的玩意兒,如果有誰說這種東西能威脅到一個國家的安全,那麼這個觀點荒唐得就好像說麻雀也能夠威脅到一座城堡的安危一樣。現實中的人們只相信戰艦和大炮。    
    但是比利對此比誰都更清楚更明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回到美國,以空前熱情到處宣揚他的先見之明——飛機將在未來戰事中占主導地位。當時,米切爾是一位軍功顯赫的將軍,胸前掛滿了金光閃閃的勳章。他預見了未來的情況,並認為當前的每個人都應轉變他們的戰略思想。比利想讓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說得空中戰鬥將會成為真理。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沒有五角大樓,也沒有國防部長。美國當時的防禦沒有統一的指揮,只有一名陸軍部長和一名海軍部長。這樣的安排足以反映出當時對戰事的兩維思考模式。這兩維就是指陸地和海上,沒有重疊,互不干涉。於是,比利想徹底改革美國的國防體系。他在演講中說,美國首先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空軍部,這個空軍部應該和陸軍部、海軍部平起平坐。而且這三個部門都應受到國防部的統一指揮。    
    從歷史角度來看比利的這一建議不僅具有說服力,而且也正預見了事態發展的必然趨勢。可在比利所處的那個時代,他的想法無疑被視為是歪理邪說。他認為,「正如今天的我們在陸地和海上作戰一樣,明天,我們將書寫空中之役。」但是人們認為比利像所有的預言者一樣對現狀構成了威脅,同時也威脅到了某些集團的切實利益。    
    畢竟,人們當時的頭腦裡只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指由海軍戰艦才能確保一個國家的國防安全。戰艦是經幾百年的戰爭演變而來的產物,這個漂流在海上的龐然大物從工業革命中汲取了足夠力量。美國軍械庫中最昂貴的武器就得數那些先進的戰艦了,政府無論從財政、生產,還是政治上都對建造戰艦投入了巨額資金,這才確保了其在戰爭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然而,那個能言善辯、勇敢樂觀的比利對所有人講道,飛機的出現將會使那些戰艦變成一堆沒用的廢鋼鐵。他說,國家用來製造一艘戰艦的成本可以買到好多架飛機,而這些飛機就能把那些靠近美國海岸的愚蠢艦隊炸沉。如果美國掌握了制空權,那麼,世界上將沒有哪個國家還能夠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比利的觀點的對傳統主義者來說是歪門邪說,這一點在情理之中。米切爾憑借他說服別人的本事使得自己的追隨者數量不斷增加。可他同時也是美國軍隊裡的軍官,也要服從紀律。他的上司命令他要偃旗息鼓,但比利對此根本不予理會。他不但沒有就此罷休,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熱情和精力去宣傳他對未來戰爭的預測。他把自己的預見講給美國人聽,因為就像他經常說的那樣:「只有通過公眾的壓力或是戰爭中的災難才能迫使軍隊對其體制做出調整。」後來,他還說服了海軍公開驗證他的這一想法。    
    美國在一次大戰中俘獲了一艘巨大的德國戰艦——「東弗裡斯蘭」號,那些守舊的海軍上將當時認為,這艘戰艦就像是直布羅陀海峽的岩石那麼難打。它在一次大戰時的日德蘭半島戰役中撞上了水雷,儘管損壞非常嚴重,但後來還是安全靠港了。正如一位軍官在《華盛頓之星》上所說的那樣:「那真是一艘絕妙的戰艦,結實的外表看起來就好像永遠不會沉沒。它有四層外殼的保護足以使它免受魚雷、水雷以及其他炮彈的傷害。它的船身上還有許多隔斷將其分成許多密閉水艙,這樣一來,就算在戰爭中被炸出幾個窟窿,它也依然能夠堅持到完成任務。」    
    1921年7月21日,這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大西洋的一艘觀察船上等著觀看將要上演的一齣好戲。他們當中包括約300名顯要人物,其中有「內閣官員、參議員及眾議員,外國的陸軍武官、航空和海軍專家,還有50多名新聞工作者」。他們都等著見證米切爾那套愚蠢的「第三維」理論的失敗,並且對於米切爾的失敗深信不疑。前海軍部部長喬·丹尼爾公開聲明:要是比利真的能從空中把船炸沉,那麼他本人願意成為他的轟炸目標,他可以光著腦袋站在任何一艘船上等著比利來轟炸。就在那次轟炸演習前夕,《紐約時報》報道說:「海軍軍官們都固執地認為,那些飛行員永遠都無法將『東弗裡斯蘭』號炸沉,」後來,一位在演習現場的海軍軍官說道:「米切爾受到了海軍部長和其他海軍軍官的奚落和取笑。」    
    當觀察船準備就緒,比利便命令一隊老式轟炸機同他一起從海岸起飛,當時,每架飛機上都裝載了不到兩千磅的炸藥。米切爾駕駛著飛機悠閒地開往目標,他並不需要把速度加到極限,只是以每小時98英里的速度飛行著。為了充分展示空軍的力量,比利命令他的飛行員不要直接對戰艦實行正面轟炸,而要把炸彈投向那艘巨大戰艦的兩側,最好離船身還有那麼一點距離的地方。這樣一來,就能創造出一個「水鎯頭」來把這艘「永遠不會沉沒的戰艦」擊垮。中午12時40分整,也就是試驗開始後的20分鐘,「東弗裡斯蘭」號便從水面上消失了。一位目擊者後來寫道:「開始時還在昂首觀看的海軍軍官們頓時都低下了頭,看著那艘巨大無比的戰艦轉眼間被炸得支離破碎,他們的眼睛都快瞪出來了……面對這番景象,那些在海軍中征戰多年的軍官們都禁不住哭出聲來,還有很多其他人也拿著手絹掩面而泣。」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比利在大西洋上所取得的那次成功使他成了民族英雄,這次證明空中力量重要性的演示很快成了眾多報紙的頭版頭條。《紐約時報》報道說,「如果我們失去了制空權,那麼海上的艦隊將不再有什麼安全可言。如今,只掌握制海權還不夠,有效地控制空中力量非常必要。觀看這次轟炸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僅憑少量的攻擊武器就能夠對海上霸主產生如此之大的殺傷力,這一點真是不可思議。顯然,在所有目睹那次演習的人們看來,米切爾和他的飛行員們創造了歷史。」    
    「東弗裡斯蘭」號被擊沉後的第八天,比利在紐約、費城、巴爾的摩開始了新一輪的宣傳,他用諷刺性的語言進一步闡述了空軍應有的支配地位。報紙上的頭條新聞以顯著的黑體字告訴讀者,美國目前的陸軍和海軍根本無法防禦前來攻擊的空軍。比利為了把問題講得更為清楚透徹,他讓幾名飛行員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上空盤旋了幾周,以進一步顯示空中的實力。這樣一來,海軍在國家防禦體系中的地位已經退居到第二的位置了。


第二部分第四章 第三維(2)

    「東弗裡斯蘭」號被炸沉的兩周後,來自愛達荷州的參議員威廉·波拉哈站出來說話了。他認為「弗吉尼亞海灣的試驗」證明了美國如果「有足夠的飛機和潛艇的保護就會非常安全,不會受到攻擊」。他還對美國「花了2.4億美元建造6艘大型戰艦的決策提出了質疑」。來自猶他州的參議員威廉·金宣佈了「那次演習證明了戰艦的脆弱性」,他還提交了一項法案,要求把提議建造三艘巡洋艦——薩拉托加號、列剋星敦號和星群號的資金改為建造航空母艦。裁軍在那個時代的呼聲很高,但有許多頗有見地的觀察者已經得出結論:在比利的空軍上投入一些美元並不失為一個謹慎的好主意。    
    海軍學院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軍艦合同現在已是危如累卵。學院被逼得走投無路,只能開始進行反擊。陸軍和海軍的高層領導以一次大戰時偉大的民族英雄約翰·珀欣將軍的名義提交了一篇報告,報告在結論中說道「戰艦仍然是美國艦隊的核心,它還是國家海防的堅固堡壘。」對此,米切爾也冒失地寫了一份報告來回應。他在報告中說,如果他能動員到所有的飛機,那麼它們就能把整個大西洋艦隊消滅,令其片甲不留。儘管當時的公眾和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事實上他的地位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動搖了。    
    比利在1923年10月11日那天結婚了,他的上司借此機會用輪船把他送到夏威夷、菲律賓、中國、印度和日本度「蜜月」,他們希望比利對空中威力的狂熱在此期間能夠降降溫。可當比利幾個月回來之後,他甚至開始花更大的力氣來呼籲建設空軍力量,同時還呼籲對三軍力量進行統一指揮。他對國會說道:「我在夏威夷的時候看到陸軍和海軍的聯繫並不多,指揮陸軍的將軍和指揮海軍的將軍從來沒有一起去參加過正式的社交集會。這種情況我從來沒有見過。」夏威夷的指揮防禦如此分散,事實上就相當於根本沒有防禦。他警告說,夏威夷很有可能受到日本空襲的威脅,「我們必須謹慎小心,絕不能低估日本空軍的力量。」米切爾還說:「日本人可以飛行,而且也將準備大規模建立空軍,他們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強空軍力量的國家。」他告訴國會,「如果美國明天就陷入了戰爭中,那麼我認為,我們至少要花上兩年時間才能趕上日本的空中實力。」    
    比利·米切爾看得非常清楚,為了爭奪在亞洲的統治,同日本展開一場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他警告說:「敵人將會對夏威夷和菲律賓進行空襲。日本採取這些行動的目的就是想為自己開闢通往亞洲南部的通道。從目前情況看來,日本極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初步勝利。」但是,美國發展空軍力量的計劃總是引不起陸軍和海軍的絲毫興趣,結果導致發展的計劃一度擱淺。有人就此詢問米切爾的看法。他回答說:「這就是保守主義……你看,我們早就擁有陸軍和海軍,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可它們重視的只是先例。然而,這種方式在空軍制度中根本行不通,因為我們空軍要學會前瞻。」    
    比利的這番陳述觸怒了陸軍部。報紙的頭條新聞非常顯眼,題目是「反對者可能封殺米切爾將軍」。隨即,一名國會議員對這種決意壓制米切爾的做法表示譴責。他說,「米切爾是美國惟一一位在世界大戰中飛行過的將軍,他是世界航空領域一位傑出的人才,他不應遭受侮辱、降職和紀律的懲罰。」    
    此時,國內民眾對米切爾的支持不斷增加。陸軍部長約翰·威克斯為了壓制民眾們對「米切爾主義」的廣泛支持,特地安排了一次公共試驗,他想通過實驗證明依靠大炮和防空武器就可以保護這個國家不受空襲的侵害。他之所以這樣做得原因是,一直以來比利都在嘲笑防空武器的功效。他說,用機槍朝飛機射擊的困難絲毫不亞於「用橡膠軟管裡的水打落飛舞的蝴蝶」。    
    陸軍、海軍、國會議員、媒體及觀察者再一次聚集在那裡觀看試驗。    
    在米切爾將軍的指揮下,三架飛機以較快的速度飛行在固定的高度。每架飛機身後都牽引著一個長為10英尺,直徑為4英尺的靶子套。與此同時,在地上有數架機關鎗朝它們射擊,但是這些機關鎗一次又一次地錯過目標,很難打中……在這次試驗中,機槍手共朝空中目標射擊39次,結果沒有一次打中目標。後來,兩架飛機把飛行高度降到了1000英尺以內,再由地上的機槍朝它們開火。這幾架飛機飛了一圈又一圈,最後檢查那兩個靶子套時發現,一個靶子套完好無損,另一個靶子套上僅有一個彈孔。那些軍火專家們本來設想的是那兩個靶子套早就應該被打成碎片了。    
    第二天,《紐約時報》在頭條位置登出了「飛機在空中輕鬆抵擋威克斯的機槍」,這篇文章還寫道,「這次行動本想證明防空火力足以擊退敵人的戰機,可結果卻證明——事實恰好相反。」《布魯克林之鷹》在一篇題為「失敗了的證明」的文章中寫道:「一切都像米切爾將軍當初所預言的那樣,一切都與威克斯部長試圖證明的相反。這個國家不需要任何來自軍事學院的報告,因為他們的報告還把那些碉堡和防空大炮當作是海防的『骨幹』。」    
    然而,陸軍部不僅沒有面對現實,反而降了米切爾的職,把他流放到了得克薩斯州。就像威爾·羅傑斯所說的,米切爾現在的崗位就像是「一個蚊子的崗位」。軍方希望他能辭職,但是比利聲明說,「我現在還沒有開始戰鬥呢。」他說,他將把那些官僚們「從他們的轉椅上掀翻下來」。他還發表了一些煽風點火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既然飛機能夠炸毀戰艦,為什麼還要制定那些戰艦協定?」他還進一步苦心研究了和日本發生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並且聲稱美國在海平面上是贏不了太平洋戰爭的,要想獲取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要靠天上的飛機和水下的潛艇。


第二部分第四章 第三維(3)

    後來軍方一系列拙劣的安排使米切爾手下幾位飛行員犧牲了,對此比利發表了聲明,對軍方進行指控:    
    陸軍和海軍部對國防管理無方,玩忽職守,他們的這種態度不僅充滿罪惡,甚至可以說是叛國。正是他們的無能直接造成了這些事故的發生。    
    所有的飛行政策、方案和制度都由那些對飛行一竅兒不通的陸軍和海軍軍官制定。以至於那些飛行員的生命成為他們手上的玩物。    
    美國偉大的國會是為陸軍部和空軍部制定法律,規定他們該如何使用海陸空力量的,但是這兩個部門對待國會的態度就好像是,國會是專門為他們的利益而創建的。……由陸軍部和海軍部派往國會的官員和代表所傳達的航空信息總是不完全,有時甚至誤導或是傳達完全錯誤的信息。產生這些完全錯誤信息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們在傳達信息時故意傳達有誤,二則是因為他們對所說的問題一無所知。這樣愚昧無知的人是不應被允許在立法機構前陳詞的。    
    有些空軍軍官也遭到了詐騙和恫嚇,在多數情況下總是有人別有用心地讓這些空軍軍官不敢講出實情。這些軍官心裡非常清楚,如果他們講出了實情,那麼他們未來的事業就會被剝奪,他們還會被流放到最偏遠的地方,永遠再沒法兒講出實話,而且,他們將再也沒有機會獲得提升了。因此,他們只有聽從那些對飛行一竅不通的官僚們大放厥詞。這就導致了他們要麼歪曲事實,要麼對國會和人民公開撒謊。    
    米切爾這番猛烈的攻擊讓華盛頓驚訝不已;在美國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位軍官把上級批評到這種程度。米切爾後來對《克利夫蘭》報社說:「我認為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實講述出來。儘管這可能意味著我將受到軍紀懲辦或者被送上軍事法庭。所有這些我都非常清楚。實際上,在我發表聲明進行指控之前,我已經讓我的軍隊辯護律師把我寫的東西看過一遍,他說我肯定會因此受審訊的。」    
    比利說對了。總統卡爾文·柯立芝親自主持了對米切爾的軍事審判,他在審判中說道,「比利·米切爾身為軍人,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企圖通過公眾輿論的壓力逼迫政府採取行動,這種舉動萬分危險,尚無先例。」比利駁斥說,該控告避開了國家應採取措施加強空軍力量這一主要問題,「我對那些官僚的指控真實與否不應成為本次軍事訴訟的重點。我之所以受審的惟一原因就是因為——我有膽量向保守主義者提醒世界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我想提醒他們,在現代戰爭中又有了一支嶄新的空中力量,可這在美國的國防管理中卻被忽視了。」    
    對比利的審判可忙壞了當時的媒體。那次審判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軍事審判。一批批的證人不斷站出來支持比利的觀點,但是卻起不到任何作用——比利受到審訊的原因是因為他向總統及其軍方朋友發出了挑戰。後來,柯立芝為了平息公眾的情緒發佈了由藍絲帶委員會撰寫的一篇報告。之所以選中這個委員會是因為他支持海軍成立戰艦學校。報告中為海陸軍塗脂抹粉,得出的結論是海軍戰艦在國防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報告還說,「如果不發展空軍力量,『就會對美國造成直接危險』的預測是沒有理由的。」「雖然下一場戰爭可能從空中開始,但是從概率的角度來看,它也將像上一場戰爭一樣在泥潭裡結束」。要想結束同那些充滿鬥志的敵人之間的戰爭,僅靠突然襲擊敵人重要的神經中樞,比如生產基地、軍械庫、發電廠和鐵路中心是無法奏效的。上次戰爭帶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人類不能製造出比自身精神還強大的機器。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米切爾被判為反抗罪,具體判決如下:「取消軍銜,撤銷職務,沒收五年薪水和津貼。」然而即使是在這次軍事審訊之後,比利也沒有放棄戰鬥。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演講者,他在卡耐基音樂堂講,在全國各地講。他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雜誌和報紙上,他警告國人說美國並沒有為戰爭做好準備。他還說日本有計劃「奪取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和菲律賓」。比利在1926年4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發的15年前就預測出日本會在太平洋發起戰爭——「日本會在外交談判仍在進行時暗地裡派遣兩艘巨大隱蔽的航空母艦靠近美國的海岸,它會出其不意地對美國發動空襲」。比利憑借其對歷史敏銳的洞察力警告美國提防日軍的偷襲,1932年他說道:「日本在發動襲擊之前從不宣戰。」    
    數年後在太平洋上空擊退日軍的飛行員們肯定會想到——如果當初對預言家的警告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麼美國就能避免那個發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舉世震驚的事件。那些編纂《美國1946戰略轟炸縱覽》的軍事專家對比利的觀點表示贊同。他們在「後見之明」一章中寫道:    
    美國低估了空中力量在太平洋戰爭中起到的決定性的作用,分配給空軍的物資只是陸軍和海軍的一小部分,但這些物資是遠遠不夠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們的缺陷尤其表現在以地面為基地的戰鬥和航空母艦上。如果說日本僅是知道美國擁有飛機還不足以徹底說服他們放棄襲擊美國的企圖的話,那麼當他們知道美國在各處的機場上還停著一千架飛機時,就會大大妨礙日本進攻的意圖。    
    美軍駐在珍珠港的部隊戰艦破舊,指揮分散,空軍力量薄弱,這些都將日軍的目光引向了那裡,他們製造了比利預言中的那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震撼」。後來《華盛頓郵報》的雷蒙德·卡拉玻總結了珍珠港事件總統調查團發表的材料:「陸軍以為海軍在巡邏,海軍以為陸軍在偵查。誰都懶得去管對方的活動——或許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交流……海軍和陸軍之間毫無協調可言,彼此都不清楚對方在做什麼——或者像在珍珠港事件中,他們也不知道對方沒有在做什麼。在新式戰爭中起最重要作用的空軍被陸軍和海軍看成了可有可無的附屬品。」    
    比利在臨終那天還預言說:「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是日本,我們設計飛機時,應該有針對地考慮到對日本的攻擊,」「歷史注定,我們的下一場戰爭將是為了爭奪太平洋而戰。日本無論何時看到有靠近自己的軍事力量,而且如果恰好這支力量是衰弱的,那麼他們只要有一點利益可圖就會發起攻擊。日本將會把我們視為那支衰弱的軍事力量。原因在於:美國資源豐富,人民生活安逸,但國防政策卻存在錯誤,因此我們就像一隻巨大的水母那樣,脆弱得不堪一擊。」    
    20世紀30年代,國會提出了幾項議案,為比利平反昭雪。然而,1936年1月28日,海軍事務委員會通過投票反對比利官復原職,而且對他的軍事裁決也依然成立。後來比利住進了紐約的博士醫院,就再也沒有活著出來。1936年2月19日,這位飛行員預言家與世長辭,享年57歲,死時身無分文。他對他的空軍戰友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是被政治和官僚主義釘在十字架上而死的,美國人民終將為此感到遺憾。」


第二部分第五章 擄掠中國(1)

    日本正在擴張,試想有哪個正在擴張中的國家沒拿它的鄰國開過刀?問問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在多年以前是怎樣殘忍地折磨他們的。    
    ——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引自《東條與戰爭的到來》    
    1933年,日本有一部由一位將軍主演的電影風靡一時。這名將軍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說,滿篇充斥著「大和民族精神」和「天賦日本使命」的字眼。屏幕上是一幅地圖,上面畫著日本和滿洲,邊上還有幾個大字在閃爍,寫著「世界新秩序」。屏幕四周的版圖上是中國、西伯利亞、印度和南太平洋。這時耳邊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喊聲:「太平洋的明天還會像今天一樣風平浪靜嗎?日本的神聖使命就是在東方建立和平……總會有那麼一天,我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來敬仰我們的民族。」    
    日本軍方不停地向公眾滲透這樣一個消息,那就是日本正在被外國佬所包圍,而那些外國佬隨時都可能對日本發動襲擊。在中國,小日本同西方列強比起來是那麼相形見絀,無數的演講、文章和電影都對此進行了描述。他們還說,美國的飛機正盤旋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威克島、關島(西太平洋)和菲律賓群島的上空;大不列顛控制了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整個印度大陸;法國和德國在南邊虎視眈眈,氣焰囂張的俄國在北邊咄咄逼人。軍隊於是發佈了一條信息,要求每一位神的子女都要擔負起肩頭的責任,奮起反抗,在沒有被外國佬徹底包圍以前,將他們徹底粉碎。「日本的神聖使命在向我們召喚:捍衛帝國之路,建立亞洲天堂!」    
    當然,日本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一位軍事作家在文章中寫道:「眾所周知,日本的人口過剩問題一年比一年嚴峻,我們該把這數百萬人安置到哪裡呢?」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知道事實上是日本軍隊挑釁了中國。當時,日本的軍方控制了媒體,不斷鼓吹「日本是在完成大陸擴張的歷史使命,日本是在確保東亞的和平,日本要把六億亞洲人民從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中解脫出來。」    
    無知加傲慢是日本軍方官員的共同特點。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打響後,杉山元將軍向天皇保證說他的軍隊將「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我們將派遣大規模的軍事力量一舉將他們消滅,迅速了結戰事。」還有一位將軍也吹噓道:「中國受到打擊後可能會掙扎兩下,可這並不會阻礙日本軍隊前進的步伐。三四個師加上幾艘小炮艇就足以對付那幫中國土匪。」    
    可現實並非如此。杉山元將軍所說的那場「三個月」的戰爭持續了八年。那時的中國已經不再是19世紀那個卑躬屈膝的國家了。1911年,孫中山——現代中國的喬治·華盛頓——推翻了腐敗的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去世後,他的一名將軍——無情的蔣介石控制了政權,打敗了各地軍閥,在南京統治著部分中國領土。蔣介石擁有大量軍隊,與日本侵略者作戰的時候,他還擁有英美給予的財政和技術方面的支持。英美兩國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們也不想失去其在中國的貿易權。    
    除了蔣介石,日本在中國還面臨著另一位強大的對手,他就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游擊隊領袖毛澤東,他當時也控制了部分中國,擁有大量的部隊,並受到農民的支持。    
    日軍在同蔣介石的部隊交火時,面對的還是那種傳統的穿著制服的士兵,進行的也是以傳統方式進行的軍事行動。可是,那些日本的戰略家們對於毛澤東的那種聰明的游擊戰術卻怎樣也欣賞不起來。日本人奉行的是殘酷無情的屠殺政策,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可當毛澤東和農民打交道時,卻是彬彬有禮,堅持「紀律」:    
    一切行動聽指揮;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一切繳獲要歸公;    
    上門板;    
    捆禾草;    
    買賣公平;    
    借東西要還;    
    損壞東西要賠;    
    不調戲婦女;    
    不虐待俘虜。    
    日軍不久就被那種「不正規的」的游擊戰術折騰得筋疲力竭。一名士兵後來回憶說:「我們對平民進行大規模屠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有些中國人同我們合作,他們讓我們躲在他們的房子裡,向我們提供情報。但我們還是把他們也看做敵人。打仗的時候,村民們都躲了起來,我們把他們屋子裡剩下的有用的東西全都拿走,冬天的時候,就把那些東西當柴火燒掉。如果我們發現附近有人走動就會立刻把他們抓來殺掉。他們可能是間諜!瞧,這就是戰爭。」    
    那些不宣而戰的國家聲稱「戰爭的法律和慣例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也不會去遵守」。日本就從來沒有對中國宣戰。相反,他們把這場戰爭稱為「事件」。中國軍隊裡的士兵不是「士兵」,而是「土匪」。在這場打「土匪」的「事件」中,日本僅對戰爭管理中的一點表示認可,那就是被俘的中國士兵應被視為戰俘。1933年,日本的一本陸軍步兵教材中這樣教導學員——「如果你把抓到的戰俘殺了,絕不會有什麼後果」。在1937年的一項指令中,日本陸軍副司令聲明:「我們為了在當前形式下同中國展開全面的戰鬥,將認為那些有關陸戰法律和慣例的協定,以及那些有關交戰狀態的法律法規的協定對日本統統不適用,日本對其也不予遵守。」這條指令中同時還要求「在中國的日本軍官應立即停止使用『戰俘』這個詞」。正如普利策獎得主——歷史學家赫伯·米勒所說,裕仁天皇本人就非常「支持對中國不宣而戰的政策,他在對待中國戰俘這個問題上從他個人角度贊同日本擺脫國際法束縛的決定。」這樣一來,那些在戰爭中被抓獲的中國士兵便「以同樣的理由被剝奪了戰俘的資格,他們中有許多被集體屠殺、還有許多人受盡了折磨,或是被發派到了日本的勞動集中營。


第二部分第五章 擄掠中國(2)

    年輕的昭三富永來到中國時還是一名年輕的陸軍中尉,剛到中國就被介紹給他手下的20名士兵。然而,他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驚呆了。    
    富永是個文雅好學的年輕人。他畢業於著名的東京帝國大學——這所大學在日本就相當於一所融哈佛大學與牛津大學為一體的學校。富永的父母為他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他原本只想找個安穩妥當的文職工作,可後來被徵召入伍了,不久後,就以陸軍中尉的身份來到中國打仗。那時候他剛剛走出軍校,還從未見過真正的戰爭。至今他還依然記得幾十年前那驚人的一幕。    
    富永回憶道:「我永遠也忘不了看到他們時的情景,我看到了我那個排的士兵,頓時嚇得目瞪口呆——他們的眼神充滿了邪惡。那些眼睛和普通人的眼睛完全不同,你從他們眼中看不到七情六慾,卻只能看到虎豹般的兇惡。那些士兵投入戰爭已經很長時間,可我卻完全沒有經歷過那種戰爭場面。這叫我怎麼能夠給他們下達命令呢,叫我怎麼能夠正視他們的臉呢?當時,我的信心全沒了。那群士兵中有新兵,也有入伍兩三年的『老』兵。他們在前線打仗的時間越久,眼神就顯得越發邪惡。」    
    接下來的五天裡,富永和另外21名新到的軍官在戰場上巡視,他們仔細察看那裡的「地形特徵,努力想把書本上的地理知識應用到真實戰鬥中」。然而在後面的日子裡,他們該從真正的戰爭中學習一點戰鬥精神了,他們應該從戰爭中領略日軍的戰鬥風格。    
    對於日本士兵來說,他們殺敵的時候好像根本不是在殺人,這樣一來,他們的屠殺就顯得更加容易了。他們所得到的指示告訴他們,不要把敵人看做是人類,全當是在和「魔鬼」打仗。這些話可不是隨口說出的,而的確是軍官們下達的命令,他們的命令也就是天皇的命令。富永回憶說:    
    在訓練結束的前一天,田中少尉把我們帶到一處關押中心。他指著屋裡的人(全是中國人)對我們說道,「這是東西可以用來試驗你們的勇氣。」那些中國人看上去是多麼憔悴多麼消瘦啊!這讓我們驚訝不已。田中接著說,「我們已經有幾天沒有給他們餵食了,這是在為明天的計劃做好準備。」我們去參加一次考核,看看是否有資格當排長。田中說,如果我們連個人頭也砍不下來,就沒有資格做排長。    
    最後那天,我們被帶到了考核場地。那裡蹲著24個戰俘,他們的手被綁在身後,眼睛也被蒙上了。那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坑——十米長,兩米寬,三米多深。團長、營長和連長們都已經在指定位置上就座。田中少尉向團長鞠了一躬,報告道,「現在馬上開始。」他命令一名勤務兵把一名戰俘拖到坑的邊緣;那名戰俘還企圖抵抗,結果被狠狠地踢了幾腳。勤務兵最終還是把他拖到了大坑的邊上,逼他跪下。這時,田中轉向我們,逐個掃視我們的臉。「你們要像我這樣把他的頭砍掉。」說完,他抽出軍刀,用長柄勺從桶裡舀出一些水來倒在了刀刃上,然後「嗖」地一聲舉起軍刀,掄出一道長長的弧線。接著,田中站到了戰俘身後,兩腿分開,稍稍讓自己穩定一下,隨著「嗷」的一聲大叫,那名戰俘的頭飛到了一米以外的地上。鮮血像噴泉一樣噴射出來,濺到坑裡。    
    那個場面著實令人毛骨悚然,我當時幾乎無法呼吸了。我們每個人都直挺挺的站在那裡。田中少尉對我右邊的軍官說:「你是下一個」。我被排在了第四個。後來輪到我時,我腦海裡惟一的念頭就是「不能做不體面的事情!」我可不想丟人現眼。於是,我向團長鞠了一躬後向前邁去。我本以為自己會害怕,結果卻與我預料的正相反,我的腳站得穩穩的。一個瘦骨嶙峋的戰俘跪在坑的邊緣,蒙著眼睛。我把軍刀從鞘中抽出,那把軍刀是我姐夫送給我的禮物,接著,我就像少尉所演示的那樣,把劍弄濕,站到戰俘身後。那戰俘一動不動,一直低著頭。或許,他已經知道自己的下場了。我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心想著我不能失敗。我深呼了一口氣,恢復了鎮靜,這時,我把軍刀舉過了肩膀,狠狠劈了下去。那個戰俘的頭顱被我砍飛了,身體倒了下去,一瞬間,鮮血噴了出來。空氣裡充滿了血腥的味道。我隨後把刀刃上的血洗掉,再用紙擦乾。可這鮮血已經凝固在上面,一點兒也不容易擦掉。    
    從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的身體裡發生了一些變化。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只是覺得自己好像從肝膽之中獲得了力量。在那之前,我每天晚上點名的時候,手下士兵那鋒利的眼神都會讓我感到不寒而慄。可當我那天晚上再點名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麼感覺了。我甚至再也看不到他們眼神中的那種邪惡。我感到我很鄙視他們。後來,當國防婦女協會在滿洲國歡迎我們的時候,他們對我說,像我手下那幫士兵們的那種邪惡眼神他們從未看到過。可那時的我甚至已經根本注意不到了。    
    不久後,富永中尉就開始向那些新兵灌輸大和民族精神。他們軍官身上佩戴著軍刀,那些普通士兵用的是刺刀。他們以此來證明自己足以擔負起在中國的「神聖使命」。    
    富永說:「在訓練的最後一個階段,我們命令他們用刺刀去刺活人。在我做連長時,這通常是訓練的最後一項。我們以此來檢驗軍官們的膽量。那些戰俘被綁在柱子上,蒙著眼睛。士兵們高喊著『衝啊!』朝前跑去,刺向目標。有些人會在半路停下來,我們就走過去踢他們幾腳,讓他們重來。他們經過這種訓練後再去幹別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了。」    
    多年以後,原川奈仍然記得拿中國活生生的戰俘試驗他的勇氣的情形,他說:「那些戰俘被蒙上眼睛,捆在了柱子上。他們的衣服上滿是污垢,在靠近心臟的地方有紅粉筆畫好的一個圈。刺刀訓練開始的時候,教官就對我們喊道:『準備好了嗎?畫紅圈的地方是心臟,你們不可以刺那個地方。懂了嗎?』我原來想,教官之所以在那個區域畫上紅圈為的是讓這些新兵更容易刺到心臟。然而,我理解錯了。原來,他們畫圈的目的是想讓那些戰俘盡可能不那麼快死去,盡可能延長折磨他們的時間。」    
    富永後來得出結論說:「我們就通過這些改變了他們原本的樣子。原來那些孝順的兒子、慈祥的父親,敬愛的長兄從家鄉被帶到前線,他們在戰場上殘殺敵人,都變成了殺人的魔鬼。的確,三個月的時間裡,每個人都變成了魔鬼。也只有當人性被完全抑制之後,士兵們才能夠不顧一切、英勇作戰。我們對此深信不疑。這就是我們訓練士兵中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的帝國軍隊。」    
    部隊行軍要有軍糧。軍事專家們意識到,軍糧的供應是戰爭中的根本部分。軍隊應該確保在戰爭期間有足夠的軍糧儲備,還要具備一定的軍糧轉移能力,而這就需要巨大的軍糧儲備。日軍本來想在「三個月內結束戰爭」,因此便沒有費力運送軍糧。他們解決軍糧供應問題的辦法就是靠「當地供應」,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委婉的說法。    
    新聞記者赤阪一郎回憶起那些令人作嘔的軍官時說道,「他們自己其實根本不上前線,」「他們在東京時成天坐在那裡研究戰略,看上去好像很嚴肅的樣子,事實上就是在紙上談兵」,一郎又說道:「他們把成千上萬的士兵派到中國,卻不給他們提供軍糧。他們命令士兵們『使用當地的供應』。可那些生長在那裡的當地人自己都填不飽肚皮,現在又來了成千上萬名日本士兵,把他們所有東西都掠走了。」    
    NB23F本杉木回憶說:「食物由當地供應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需要什麼就可以拿什麼,一切都隨我們的便。我們每掃蕩一座村莊時,首先尋找的就是食物。」    
    士兵東史郎說:「我們去尋找食物的時候,常會發現還有婦女躲藏在那裡,於是心想,『啊,看起來味道不錯。』隨後就把她們強姦了。士兵們強姦婦女過後,就會把她們殺掉。那些在夜幕降臨時還沒有逃走的村民也會遭到殺害——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是怕那些人把日軍夜宿的地方透露給敵人。」富永回憶說:「我們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殺人、強姦、放火——這些都是在戰爭中不可避免的,說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日軍經過這種灌輸教導之後,就會認為這一切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共有10萬人犧牲在戰場上,日本在對美國和中國的戰爭中死亡的軍人和平民總數為250萬。然而,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中國在那場可怕的戰爭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據估計,大約有3000萬中國人在戰爭中喪生。有人在戰鬥中犧牲,在游擊戰中犧牲;敵人為了他們的食物將他們殺害,嫌他們礙事就把他們打死,或者僅僅是由於一些無聊的日本士兵想尋找點樂趣,日軍的娛樂項目中有一項就是強姦中國婦女,有很多婦女因此而死。日本人把人浸到汽油裡,然後劃上一根火柴將其活活燒死;他們逼迫兒子去強姦自己的母親;他們還把炸藥棒放到女人的陰道裡將其引爆;甚至還硬生生地把胎兒從懷孕母親的子宮裡剖出來;砍頭對他們來說更是家常便飯。    
    許多年之後NB23F本杉木向我講述道:「有一次我們進了一個村子,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大約有十四五歲的樣子。可當我向她走近的時候,她爸爸出現了。我當時很想強姦那個女孩,但心想,如果她爸爸看到我強姦他的女兒可能會不高興,於是我朝他開了一槍,把他打死了。接著那個女孩就開始哭,嚇得直哆嗦,她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先是強姦了她,然後把她殺了。我只捅了一刀,她就倒在地上死了。」    
    我問年邁的NB23F本杉木,你當時強姦那個女孩的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他回答道:「那時候我還年輕,覺得這麼做也沒什麼錯。作為一名士兵,我感到滿足。」我問他是否還記得當時那個女孩臉上的表情。他說:「我那時候根本沒有看她,一完事就把她殺了。就這樣。」「你當時有沒有感到內疚?」「一點兒也沒有。」    
    倪南柯向我講述了一件尤其可怕的事情。他那時候只有十歲大,住在中國的倪雍村裡。那天白天,日本鬼子將他們的村莊洗劫一空。到了晚上,他和媽媽膽戰心驚地躲在家裡一動也不敢動。他們聽到一個小男孩兒的哭聲,那個叫李太東的男孩聲嘶力竭地叫了半個小時後就再也沒了動靜。他們在聽到哭聲的同時,還聽到日本兵的牧羊犬也在狂吠不已。就在男孩兒的哭聲消失了之後,那些狼狗又接著叫了30多分鐘。第二天,南柯和他的媽媽擔驚受怕地跑出去看發生了什麼事,結果看到了一幅令人嘔吐的可怕景象:地上散著幾條被狗咬爛的肉。很顯然在前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李太東的衣服剝光後,把他的肉一條條刮了下來餵了狗。


第二部分第五章 擄掠中國(3)

    陸軍士兵京子號木後來說,他們當時經常把「中國魔鬼」當成試驗品來幫助他們做測試。他說:「有一次,我們為了檢驗手榴彈爆炸時的威力,就派幾名官兵到附近去捉一個中國人來。我們把手榴彈的導火線拉開後就猛插到那個中國人的肚子上,結果就在他翻滾掙扎時,手榴彈掉到地上,立即爆炸——整個過程只有七秒鐘。地上只剩下了那個中國人的軀幹,他的頭和四肢都被炸掉了。    
    勝新玉回憶說:「我那陣子一個人就砍掉了40多個人頭,現在我已經記不清當時的具體情形了。聽起來這40顆人頭好像很多,可事實上,如果兩個多星期過去了,而我還沒有砍掉一個人頭,那我就會感到不對勁。我需要靠殺人來補充活力。於是,我就會去俘虜營裡揪出個人來,我通常都是選那種看上去活不長的人出來。我通常是在河邊、營房、或是路邊殺人。我命令那個人自己挖個坑,然後一刀把他砍死,埋進去。」    
    當時,日本的媒體講述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比賽——中尉「M」和中尉「N」兩人較量,看誰先砍掉100顆人頭。1937年11月30日,《東京日日新聞》頭條新聞中特別報道說:    
    比賽誰先砍掉100顆人頭!    
    兩名中尉已經砍掉80顆    
    12月6日的報紙中又在特別報道中寫道:    
    砍頭比賽的最新戰況:89—78    
    這真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兩位中尉多麼英勇!    
    最後,在12月13日的特別報道中:    
    兩中尉均超過原定目標,    
    M—106,N—105    
    雙方決定延長比賽    
    日本士兵把中國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然而他們心裡也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軍官也把他們的生命看得分文不值。戰場上,常有人提醒那些士兵們,他們只是不值錢的「臣民」而已。原田中村在回憶起當時的行軍時不禁打起了寒顫,當時,他們拖著重機槍橫穿中國,他說:「如果我們稍有鬆懈馬虎,魔鬼一般的軍官就會打我們耳光,大聲責罵說,『我用一張紅卡就能代替你們這些應徵入伍的人,可我卻無法立即取代一挺輕型機槍,因為它可是件值錢的武器。』」    
    從一個國家在傷員醫療中採用的資源上就能衡量出該國家對戰場上士兵的態度。對任何軍隊來說,撤離傷病員都是一個負擔。但日本軍隊把這個問題簡化了。富永說:「我們只撤離那些還能走路的人,並且這種撤離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進行的。至於剩下的那些傷員,因為我們無法將其撤離,就只好讓他們自殺去了。」    
    然而,日本軍方對士兵強姦中國女性一事卻表示了一定的關切。他們關切的當然不是中國女性的苦難,只是因為他們擔心強姦可能導致疾病在軍隊裡傳播。一份軍隊醫學報告警告說:「平均說來,一名患了性病的士兵要在醫院裡住86天;而這會大大削弱軍隊的戰鬥力。」後來,為了控制性病的發病率,限制疾病的傳播,軍方成立了一個有組織的體制。他們將自己暴行下的犧牲品委婉地稱為「慰安婦」。他們將「慰安婦」「徵募」到軍隊裡的「休息站」。那些「休息站」由衛生官員監管,這樣一來,士兵們就能以一種比較安全的方式發洩他們的「自然慾望」了。    
    然而,這種「徵募」「慰安婦」的舉動就意味著去綁架朝鮮和中國的女性。12~15歲的處女因為很少患病,成為最受青睞的目標。日軍從街上、操場上把這些女孩拽走,用火車、卡車或輪船運到軍中的「休息站」,女孩們在那裡被強逼為士兵們提供性服務。這些新來的小女孩完全不知道等待她們的是什麼。她們被領到一間屋子裡,一個個士兵將他們輪流強姦,那些沒有輪到的女孩嚇得縮在一邊,驚聲尖叫。通常都是由軍銜高的軍官先來強姦,等軍官們都滿意了之後,那些筋疲力盡的女孩們就又被關到「休息站」裡。    
    無論軍隊駐紮在哪裡,士兵們總要靠強姦性奴隸來發洩自己的獸慾。軍方估計「每70萬日本士兵就需要2萬名『慰安婦』,或者說,一個女孩要為35名士兵提供服務」。「每個女孩每天要為40至70名士兵提供『服務』。每個『慰安婦』每月有一天假,醫生在這一天為她們檢查身體,看她們是否患病」。軍方文獻中把高中年齡的女孩稱為「軍需品」。大約有20萬年輕少女被拖到這個噩夢般的古拉格集中營,而她們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倖存下來。    
    軍方要求士兵使用避孕套,以防止感染性病。一年之內,日本軍方「共向海外駐軍派發了3210萬枚避孕套。」弗蘭克·吉布尼是一名美國情報官員,他後來對日本戰俘進行過調查,他回憶起當時找到了一包日本軍方發給士兵的避孕套。吉布尼回憶說:「每個避孕套的外包裝上都畫著一個佩戴刺刀的日本兵,下面只寫著一個字:衝!」    
    在「擄掠中國」那幾年間,只要人類能想像得出的骯髒行為,日本士兵在中國都做出來了。    
    許多年之後,NB23F本杉木告訴我:    
    我們的食物吃完了。只剩下一些發蔫發芽的土豆。於是,我們只好把鞋子泡到水裡,吃鞋上的皮革。我們能找到水,但是食物稀缺。    
    我們來到一個空蕩蕩的小村莊,村民們由於害怕都逃走了。那裡只留下了一個婦女。她會說日語。她告訴我說,父母讓她逃跑,但是她覺得「日本人沒有那麼壞」,所以就留了下來。    
    當時那裡是敵人的地盤,而且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去「休息站」了,所以當我看見那名婦女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強姦她,我毫不猶豫。    
    她奮力抵抗,但她的抵抗絲毫沒有影響到我。我根本就不理她,也不正視她的臉。我先強姦了她,然後把她殺了。    
    我是把她捅死的。你在電視上經常能看到人死的時候會有許多鮮血流出來,其實那不是真實的。我用刀砍死過人,身上根本濺不上什麼血,真實的情景並不像你在電影裡看到的那樣。電影裡總是看得到鮮血飛濺,可如果你只是朝脖子砍去,是並不會流太多血的。我不知道我到底殺死了多少人,但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電影中的那種情景。我捅死那個女人的時候,她也沒有流太多血,只是心臟那裡流出了一點點兒。    
    我殺死她後很想把她吃掉。因為我想犒勞一下手下的士兵。    
    結果,一切進展得非常的順利,我並沒費太大的力氣就成了。我用的是一把鋒利的中國廚刀,整個過程只花了10分鐘的時間。我沒有把骨頭一起切下來,而只是把肉剔了下來——主要的是大腿,臀部和肩膀。當我把她的肉切下來時,她也沒有流太多的血。    
    我把那些肉帶回去,讓手下的一名士兵去做熟。如果你把她的肉切成的一片一片的話,別人就認不出那是一堆什麼肉。所以,那名士兵也沒有問我那些肉從哪裡來。我只是告訴大家我們得到了一次額外肉類供應。    
    那天我們吃的是烤肉,我們吃的都是那個女人身上的肉。每名士兵都分到了幾片兒。我的連隊中共有60個人,他們吃肉的時候都非常高興。他們說,這肉的味道非常不錯。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圍圈(1)

    坦率地講,我們當時的想法是,美國這個奸商在一場沒有利益的戰爭中是不會堅持太久的。    
    ——陸軍大佐安籐NFDC7仁,引自《太平洋地獄》    
    1937年9月21日,星期二,日本飛機轟炸了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在接下來的幾天內,《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反映了西方國家的驚駭:    
    美國嚴厲照會日本    
    「反對」空襲南京    
    襲擊非法    
    20座中國城市被炸    
    2000人喪生    
    平民成了犧牲品    
    英國對空襲表示「驚愕」    
    討論聯合抵制    
    倫敦對此表示反對    
    特使敘述屠殺平民    
    當時,還有很多文章譴責日本發起的「恐怖死亡之戰」。英國官方「請日本注意以下事實:任何一個國家在法律和道義上都沒有權力對人口密集的城市進行空襲,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對平民和對軍人的戰爭得不到區分。」美國國務院就此向日本遞交一份強硬的外交照會聲稱,「本政府認為,對住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區進行轟炸是不正當的行為,這違背了法律原則和人類尊嚴。」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用嚴厲的措辭譴責了這次轟炸,他說:「日本在戰爭中對沒有防禦的地區進行殘酷的轟炸,這種作戰形式造成了廣大平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的傷亡,美國公眾把這種做法看做是野蠻的行為。這些行為違反了人類行為標準的最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正是現代文明的最根本組成部分。」    
    羅斯福總統對此也表示震驚,他說,「每一個文明的人」都應對此感到驚恐和震撼,「過去的幾年中,有一場戰爭在地球上的幾個區域肆虐,導致成千上萬毫無防禦能力的平民和兒童喪失生命。現在,這場戰爭的發起者又慘無人道地對絲毫沒有防禦能力的人口集中區進行了空襲,這令每一個文明的人感到噁心,人類的良知受到深深的震撼。」    
    參議員們在一場每個人都要發言的辯論會上將日本的所作所為說成是「對人類的犯罪」,他們認為日本所使用的方法「殘酷得就像是一個原始野蠻的國家對一個毫無惡意的國家大發淫威」。國會不久後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這次「對平民慘無人性的轟炸」。    
    國際聯盟代表對日本進行了譴責。國際聯盟在一項決議中聲明,「日本對中國毫無防備的城市發動空襲,轟炸造成無辜平民,包括眾多婦女和兒童的喪生,國際聯盟對此深表痛心,日本沒有任何借口為此行為開罪,因為該行為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和憤慨,全世界對這些行為表示強烈譴責。」    
    可日本對此做出的反應就是繼續轟炸中國。是啊,日本為什麼要停下來呢?《紐約時報》在同一期上就西方的策略闡發了討論,同時指出,東京目前所面臨的只是全世界的譴責而並非真正的制裁。《紐約時報》認為:「就算日本繼續對這些抗議不予理睬,美國也未必就此採取措施。至於英國,它除了在道義上發表抗議,基本上不可能做出更大的舉動了。它目前主要把眼光放在歐洲,英國的政府和人民都不希望捲入到遠東戰事中來。」從現實情況判斷,各國至少不會馬上對日本的暴行予以干涉。那段時間碰巧趕上美國軍方在紐約舉行年會,報紙上頭版頭條的題目是「軍方領導制定綱領,讓國家遠離戰爭」。《紐約時報》報道:「紐約全市昨日放假一天,全體市民目睹了美國軍隊遊行的盛況,同時美國老兵專家顧問團在一個遠離遊行現場的賓館聚集,他們將通過分組討論制定一個使美國遠離戰爭的方案,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捍衛他們在20年前奮力拯救的美國民主。」在此之前的4月,德國飛機轟炸了格爾尼卡巴斯克鎮,並用機槍朝那些正前往市場的平民掃射,這一舉動震驚了全世界,也為這座小鎮賦予了歷史意義,後來畢加索在他的作品中使這次屠殺成為了「永垂不朽」的畫卷,但是當時沒有一個列強過問此事。實際上就在同一個月,美國全國100萬大學生走出了校園,進行第四次年度「和平示威」,他們將牛津大學的反戰口號改編成了美國版本,高聲疾呼:「美國政府若發動戰爭,我就拒絕支持美國政府。」    
    日本認為美國並不需要投身戰爭——美國通過無數次的屠殺,已經攫取了資源豐富的遼闊疆域。現在高傲的大和勇士正在為他們的小小島國賺取額外的土地和資源,他們痛恨西方國家對他們指手畫腳。日本感到自己就像一個晚到餐桌旁的小男孩,一旁的父母已經塞飽了肚子,卻告訴小男孩不要吃得太多。時任國際聯盟日本代表的松岡洋右承認,日本是讓中國「極度的苦惱」。「試想有哪個正在擴張中的國家沒拿它的鄰國開過刀?問問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在多年以前是怎樣殘忍地折磨他們的。」    
    被激怒了的日本將軍抱怨說:「日本只是想擺脫他們那種『罐裝植物』的生存方式,美國的人口總數是日本的兩倍半,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31人,可日本的卻是每平方英里居住400人。眼下,美國為了更為充分地實現自己野心勃勃的計劃,正企圖殘忍地切斷日本的根。美國、英國以及其他的列強曾擁有無數次擴張自己重要利益的機會,可當日本現在以同樣的方式覬覦鄰國的土地時,那些列強卻在喊,『賊!』這究竟是為什麼?」    
    對日本來說,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偽善程度真是驚人。正如美國對荒蕪的西部進行開發一樣,日本也正在開拓它的西部:它正對一個野蠻的民族發起聖戰,想給那裡帶去文明的曙光。實際上,就在美國批評日本時,他自己卻在驕傲自豪地紀念那些屠殺西部民族的英雄們。美國在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上,雕刻出宏偉的紀念碑,讚頌基督精神的傳揚,這就好像是在譏笑那些被打敗的土著人。那座雕像就是拉什莫爾山上的那座巨大雕像,它的存在象徵了白種人的優越,可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拉什莫爾山就坐落在神聖的布萊克山脈,那是他們心中的聖地。美國人在那座雕像底座的青銅板上把拉什莫爾山稱做是「講道台」,並聲稱先驅們代表了「文明在這個大陸上傳播的新時代」。印第安人那片神聖的土地被稱做是「空曠的荒野」,這一切就好像是在白人到來之前,那裡根本就沒有出現過人類一樣。那塊銅板上還寫道,「美國獲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是通過簽訂條約,富有進取和冒險精神的美國人在這片土地上傳播著文明和基督教」,這樣一來,美國就將無數次屠殺印第安人、巧取豪奪他們土地的這段歷史洗刷乾淨了。    
    這是一個令人驚愕的騙局。1868年,美國政府曾判定布萊克山周圍的地區沒有多少價值,因此就決定讓印第安人在這個地方和平永久地居住下去。政府在1868年協定中莊嚴承諾:「任何白人或任何人在沒有印第安人的許可的情況下都不允許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也不允許佔領這片土地的任何一部分。」但此後的四年間,尋找黃金的白人礦工們就違反了這個協定。美國政府這時不但不強制執行這個協定,反而派軍隊到布萊克山周圍地區偵察了一番。戰爭部部長發出警告說,美國政府這樣做就相當於一次武裝入侵:「有報道講述,該地區蘊藏著豐富的貴重金屬,這使白人礦工受到了強烈的誘惑,如果政府不採取些措施讓這些礦工擁有這片土地的一部分,他們就會給政府帶來麻煩。」不久後,原已得到美國政府「永久」割讓的布萊克山脈的印第安人變成了對美國政府「充滿敵意的印第安人」,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遷往美國政府劃給他們的預留地居住。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圍圈(2)

    1876年,美國政府通知軍方控制了布萊克山脈,並且把那裡所有的印第安人當作戰俘對待。印第安人難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問道,為什麼?我們簽訂的協定不算數了嗎?美國政府回答,協定已經無效了,原因是印第安人向美國發起了戰爭。這對印第安人來說可是個新聞,蘇克斯酋長斯波特德·泰爾就此指控美國政府表裡不一、言而無信,「這場戰爭不是從我們的土地上發起的。事實上,這場戰爭是偉大上帝的兒孫們強加到我們頭上的。他們來到這裡,沒花一分錢就把我們的土地搶走,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做了許多邪惡的事情……,這場戰爭是由於搶掠——偷竊我們的土地引起的。」    
    西奧多·羅斯福對這種說法並不贊同,他說:「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征服以及白人在印第安人土地上進行定居,這對各種族的偉大繁榮和文明人類的康樂安寧是必要的。這種征服通常是由有能力的民族來承擔的。這個強大的民族還帶著一絲原始的野心,它發現眼前這個弱小的異類種族擁有著它垂涎已久的珍品,而且,這個異族根本無力保衛這些珍品。」    
    拉什莫爾山雕像上的四位總統都支持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清洗政策。喬治·華盛頓稱印第安人為「狼」,托馬斯·傑斐遜設計了把印第安人趕到落基山脈地區的方案,亞伯拉罕·林肯就曾在伊利諾斯州拿起武器對付印第安人,西奧多·羅斯福為這次劫掠進行最強有力的辯護。說起來,就連拉什莫爾山的這個名字也是對這座聖山的一種冒犯——當年的查裡斯·拉什莫爾是紐約的一名律師,他為了攫取開礦權,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這座神聖的山上。    
    日本人深知,美國的土地浸透了印第安人的鮮血,美國人曾對那些印第安人施盡了虐待——逼迫、毒打、強姦、屠殺……印第安人的鬼魂經常在這個大陸上出沒。實際上,歐洲移民已經將美洲土著人的大陸清理得很徹底,原有的文明都消失殆盡,沒有什麼文明可以傳播了。於是,美國的擴張主義者便把眼光瞟向了美國以西的遼闊區域——太平洋。正如西奧多·羅斯福的政治顧問——紐約州參議員奧維爾·普萊特所說的那樣,「就像我們曾經向遼闊的西部展望一樣,我們的孩子必須把眼光投向太平洋。」    
    西奧多·羅斯福在威廉·麥金萊政府中任副總統,後來自己也擔任了總統。這期間,他嘗到了把基督文明帶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第一個主要的殖民地——菲律賓的好滋味。他說:「那些瞭解實際情況的見證人都認為菲律賓人在當時是不能自治的。」他認為,「把菲律賓留給他們自己的部落來治理」是不可思議的。菲律賓的自由戰鬥者在他看來就好像是「與中國人結合產生的混血兒」,給他們自治權「就好像把自治權交給阿巴契人(北美土著)預留地的酋長一樣」。    
    基督教的文人雅士認為,通過剝奪菲律賓人的自由來幫助他們似乎並無不妥之處。《文學文摘》對192名基督教出版物的編輯進行了民意調查,發現只有三名編輯贊成菲律賓自治。《傳教紀錄》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曾意識到耶穌是帝國主義者中最帝國主義的權威?」    
    NB23F本杉木在軍隊中被教導說中國人是野獸。在那之前的30年前,那些同印第安人打過仗的美國老兵乘船駛向了菲律賓。一名美國官員說:「我們所受的教育讓我們認為菲律賓人就是野獸,他們同印第安人一樣原始、未被開化。」堪薩斯州的參議員約瑟夫·伯頓通過引據早期殘殺印第安人的先例為屠殺菲律賓人辯護,他認為屠殺菲律賓人「完全符合文明戰爭的規則」,然而並沒有人對此做出什麼反應。    
    菲律賓戰爭從1899年2月4日開始,1902年6月4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宣佈菲律賓人已「被平息」,戰爭中有25萬菲律賓人喪生。這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殺戮。美國在參加二戰的56個月裡在各地戰場上的死亡人數大約為40萬,希特勒和東條英機使用他們所有機械化的武器每月大約殺死了7000人——這同當年那些美國派往菲律賓的「文明使者」所殺的人數相比不相上下。    
    菲律賓人為反抗原來的西班牙統治者發動了起義,同敵人進行遊擊戰,並受到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起初,西班牙對起義者殘酷鎮壓,這也是美國當時把西班牙踢出去的「正當」理由。現在美國取代了菲律賓原來的壓迫者,採用的手段也極其相似——折磨、集中營、大規模殺戮沒有武裝的戰俘和無助的平民——但是有一點是不同的,那就是美國的殘酷無情同西班牙比起來,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被美國士兵殺死的大多數菲律賓人是平民。一份企圖為美軍開脫罪行的軍方公告所找的理由就是「戰爭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造成一些無辜平民的傷亡」。既然絕大多數土著人都是奸詐的,那就不可能把「有奸詐本性的人同那些不幸受到牽連的人以及那些受到客觀影響的人一一區別開來」。    
    美國的一位陸軍上尉寫道:「我們曾路過一個異常美麗的小城鎮,那裡的人們都渴望和平,對美國人也非常友好,我們走在路上時,當地人站在路邊,摘下帽子,手觸著前額,向我們問候『早上好』。」後來,那些品德高尚的美國士兵就開始殺戮當地的居民,洗劫這個城鎮。    
    第三炮兵部隊的安東尼·邁迦寫道,「我們轟炸了一個叫馬拉邦市的地方,然後我們殺死了遇到的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兒童全都被我們殺死了。」另一名士兵描述了殺害無辜平民的樂趣:「用槍射擊的『遊戲』很刺激,就像打野兔一樣。這樣的屠殺你可能從來沒有見過。我們向他們衝去,然後就像殺野兔似的把他們幹掉,我們殺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大家都瘋了。」    
    美國將軍命令道:「我不要戰俘,我要你們把他們殺死,燒死。你們殺得越多,燒得越乾淨,我就越高興。」一位軍官向他詢問「我們在殺人的時候是否要考慮他們的年齡」,這位將軍的書面答覆是「只要是10歲以上的人」都可以殺。    
    理查德·奧布賴恩下士在給家裡的信中提到了「殺人野獸」這個詞。陸軍上尉佛瑞德·麥克唐納就是他信中所說的那個殺人野獸。他曾洗劫了一個村莊。奧布賴恩在信中寫道,「由於麥克唐納下達了『不要戰俘』的命令,於是他的連隊就朝那些揮舞著白旗的無辜平民掃射,只有一位美麗的混血兒母親活了下來,被留給麥克唐納和其他幾個軍官輪姦,然後普通的士兵也強姦了她,在她身上發洩了他們的獸慾。」    
    在美國本土的人也知道菲律賓發生的事情。二等兵約瑟夫·史來頓在給他家人的信中記述了被他們的連隊困在河流中的一群無助的「敵人」。「無數的菲律賓人屍體堆成了山。從那一刻起,我們開始加快了屠殺的節奏,享受殺人的樂趣。」西部的幾個士兵告訴他們的父親,「在水裡殺黑人」比「上山打火雞還有趣」。來自紐約金斯敦的一名士兵給他的父母寫的信中說起了悌坦尼城鎮上對1000名無辜平民的集體屠殺,這封信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傳開了,「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副硬心腸,當我看到自己的槍口對準了那些黑鬼時,每按動一次扳機,我都感到無上的光榮。我告訴那些好打聽事的朋友,我現在正為我所深愛的『星條旗』(美國國旗)和我深愛的美利堅合眾國奉獻我的一切。」那封寫著美國士兵「每天焚燒那些拿著白旗的菲律賓人」的信後來出現在美國的報紙上。軍官「命令士兵不要留下戰俘」。美國士兵對這條殺死戰俘命令執行得一絲不苟,毫不猶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來的「土」兵,說他們「竟然抓獲了50名活戰俘,大概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滅掉戰俘。」    
    殺掉菲律賓戰俘是美國的政策。如果美國士兵被菲律賓人「殺死」,那麼司令就會「通過抽籤選出一名戰俘——這名戰俘最好是從美國士兵被殺的那個村子選出——然後,司令會下令把那個戰俘的頭砍去」。軍官給士兵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陸軍上校芬斯頓不但命令他的團將戰俘殺掉,他還向記者吹噓,他本人還殺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傾向的平民。有人還對埃德溫·格倫少校進行了指控,說他讓47名戰俘跪下「懺悔他們的罪行」,然後命人用刺刀刺死他們,或者用亂棍將他們打死,埃德溫對此供認不諱。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圍圈(3)

    對於那些沒有被殺死的菲律賓戰俘來說,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過教育的格羅夫·弗林特中尉後來在參議院的座談小組裡回憶起了對菲律賓軍人和平民的折磨——他們將他們分成兩組,一組30人,一組40人。他還描述了美國軍隊折磨人時所用的「水療法」:    
    一個菲律賓人被扔在地上,讓他仰面躺著。然後,三四個士兵或坐或站地壓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著,把來復槍或卡賓槍的槍筒……戳進他的嘴巴,這樣一來,這個人的下巴就會被戳得朝了後。如果可能的話,還會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圓木頭或一塊石頭,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參議員朱利葉斯·凱撒·伯柔插問道:「你說他的嘴巴被撐開了,那是什麼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槍筒塞進去使勁兒戳。有些年齡大的人經這麼一折騰,我是說,如果我們的動作稍微粗暴一點兒的話,那麼那些老頭兒的牙齒就會一顆也不剩。這樣的話,我們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後用一個水罐往他的臉上倒水,倒到喉嚨和鼻子裡,直到這個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過去,如果他暈過去了,我們就把他推到一邊兒去,等他慢慢甦醒過來……嗯,我想一般來說,我們對待那些菲律賓人時都是有點粗暴的——我們把那個人踢到一旁,結果被灌進去的水就會被擠出來了。毫無疑問,這種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覺就像是一個溺在水裡的人,卻怎麼也溺不死。」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為他的軍隊在菲律賓的殘暴罪行開脫,為那些「英勇無畏的美國士兵」歡呼,那些士兵「為了讓文明戰勝野蠻和愚昧而戰鬥」。對於羅斯福來說,在菲律賓屠殺成千上萬的平民和沒有防禦能力的戰俘象徵著「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戰爭」。    
    日本軍國主義者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日本的行為同那些基督教徒們原來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可現在那些基督教徒們為什麼那麼偽善呢?這裡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種族歧視。這些年來,美國國會時常表示,將對黃種日本人實行歧視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樸茨茅斯條約》簽署一年後,舊金山學校的董事會就命令所有日本學生去中國城的東方學校就讀。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認為「美國的歧視政策給他們帶來了恥辱,對此絕對不能等閒視之」。後來,國會又以絕大多數贊成票通過了一項移民法案,決定不再給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簽發籤證。    
    國際聯盟也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視為一個「反日本的基督國家聯盟」。日本在一次大戰中和同盟國站在一條戰線上,作為惟一的非西方大國,他坐在了巴黎和會戰爭賠款的圓桌旁,而且還得到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作為回報。然而,日本卻擔心「西方國家可能利用國際聯盟,讓白色人種的優勢永遠維持下去」。近衛文NFDF8寫道:「從經濟角度來說,國際聯盟可能會讓強大的國家支配弱小的國家,後來居上的國家永遠都要對那些先行一步的國家俯首稱臣。」    
    實際上國際聯盟曾通過一項決議,聲稱讓所有國家擁有自決權,並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可狡猾的美國加入了一個條款,將自己巧妙地排除在這項決議之外。自由這個概念聽起來好聽,但在現實世界中,美國更喜歡門羅主義,也就是說,美洲的事務要由美國人來管理。因此,這就導致了日本這個亞洲惟一的文明國家無法擁有在亞洲稱霸的權力。    
    日本認為外國佬對日本這個國家是有歧視的,因此要求在國際聯盟的盟約內加上種族平等的條款。「這項建議更像是一份措辭溫和謙卑的宣言,它要求國際聯盟的成員國不應從種族和民族角度相互歧視。各國對居住在本國土地上的外來公民應盡可能給予平等的權利。」但是,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對這項條款表示贊成。    
    壓垮駱駝的往往是最後一根稻草——讓日本忍無可忍的時刻在1931年來臨了。西方各國決定對日本「侵略」中國事件展開調查,可對他們自己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卻隻字不提。曾在美國俄勒岡州大學學習過的松岡洋右代表挺身為日本辯護,發表了一通傳統的、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的演說:「中國缺少一個合法政府來維持其法律和社會秩序;中國軟弱而且落後,國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由於互相殘殺的戰爭、暴政、匪徒、饑荒和洪水失去了生命。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國    
    家,一直、並且永遠是遠東地區和平、秩序和進步的中流砥柱。日本在一個混亂得無可救藥的地區使滿洲國變得和平而又繁榮。」但是,他的這番演說被那些西方國家當作了耳旁風。這些國際聯盟的成員國都說自己在「幫助」殖民地的人民擺脫困境,因此最後的結果是——全體一致投票反對日本,只有日本為自己投了贊成的一票。之後,松岡洋右和日本代表團永遠地離開了國際聯盟。    
    那些基督教帝國主義國家自己遠涉重洋來到亞洲興風作浪,卻厚著臉皮告訴日本不要捲入到鄰國的事務中去。美國靠刺刀奪取了菲律賓和夏威夷,此外還不斷地入侵加勒比海地區、中美和南美地區。如果美國對自由的嚮往是真誠的,那它就應該放棄自己所佔領的殖民地。日本知道自己購買印度尼西亞石油的錢直接進了荷蘭人的腰包,而購買越南橡膠的錢又付到了法國的財庫中。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老撾人最後只落得了被繩子勒死的結局。非洲人受到歐洲殘酷無情的剝削。那些基督國家要求殖民地獨立的口號跑到哪裡去了?    
    在1939年7月,美國宣佈終止與日本已簽訂了27年的商業協定。是日本所痛恨的敵人蔣介石說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並以此強迫日本同中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根據一次民意調查,75%的美國大眾贊同」這次反日行動。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蘭。一個月之後,即1939年10月,羅斯福命令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大部分戰艦駛入珍珠港。這在日本看來是一個咄咄逼人的危險舉動——因為在太平洋沿岸,只有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殖民地,除此之外便沒有哪個自由的國家需要保護了。    
    1940年6月,德國橫掃了法國。日本逼迫新一屆法國政府切斷通過其印度支那殖民地流入中國的供應。並且說服被圍攻的英國(英國也別無選擇)停止通過緬甸對中國的供應。此時,美國已停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潤滑油和廢鐵。    
    在日本看來,這一切都令人感到懷疑。美國正在幫助中國,在亞洲的這些白色殖民力量足以讓日本的軍隊陷入泥潭,而美國佬同時還在斷斷續續地重整軍備和進行談判。現在看來,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想利用經濟制裁掐死日本。東京的媒體用「ABCD包圍圈」這個詞來表現當時的狀況。這個詞語當中的ABCD所指的分別是「美國人(American)、英國人(British)、中國人(Chinese),以及荷蘭人(Dutch)」,正是這幫烏合之眾想聯手掐斷日本的生命線。    
    此時,日本和意大利、德國都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尋求朋友,他們按照《同盟條約》結成了聯盟。就算美國不願意看到這一點,這三個國家還是有著共同的堅持——日本首相近衛文NFDF8說道:「如果美國不理解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的立場,把我們三國的協議看成是針對美國的挑釁行動,並對我們始終採取敵對態度的話,那麼我們三國將對其實行堅決打擊。」    
    那一個月的晚些時候,數年以來一直不斷「對日本進行『良好行為準則』教導」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向日本大使提出了一系列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要求。「這就是著名的科德爾·赫爾四原則——包括尊重別國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各國平等的商業機會,若非通過和平方式不改變現狀。」    
    日本當時一定在想,難道這位科德爾·赫爾國務卿是名喜劇演員嗎?他說的這些是不是在講笑話?西方軍國主義者所征服的國家橫跨亞非兩大洲,現在這位國務卿希望日本以另一種方式參加遊戲。    
    事實上這一切並不是玩笑。緊接著羅斯福就投下了更大的賭注。他大膽地顯示出美國的力量以及美英荷三國的團結。他組織美國海軍軍官「公開參與4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五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高級軍官會談」。美國總統還給裕仁天皇發了一封電報,電文中寫道,日本軍隊在印度支那製造的那場「嚴重且影響深遠的緊急事件」正威脅著菲律賓群島、東印度群島、馬來亞、泰國的安全,也威脅到了日本與美國的和平關係。羅斯福建議日本「驅散」亞洲上空的「烏雲」,可日本只看到了西方飄過的烏雲。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圍圈(4)

    日本於1940年7月佔領了法屬印度支那,並企圖進一步包圍中國,切斷他的生命線,盡快結束戰爭。「日本不顧美國的再三警告還是出動軍隊佔領了印度支那,那時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打破中國僵局的惟一出路就是冒險進行一場世界大戰。」    
    同年8月,美國的反應就是向菲律賓派遣大批軍用飛機——多達400餘架,在德國和日本威脅陰影的籠罩下富蘭克林·羅斯福不斷地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建造飛機和戰艦。羅斯福總統還把駐在馬尼拉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提升為遠東地區的總司令。    
    此後不久,富蘭克林·羅斯福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財產,停止了與日本的一切貿易關係,切斷了流入日本的石油供給。其他殖民主義者——英國和荷蘭也跟著打出了同樣的牌。當時日本的石油儲備只能持續20個月。一旦沒有了石油資源,日本就會癱瘓,就會像擱淺了的鯨魚一樣無助。    
    日本企圖同美國進行談判。如果美國能中止對中國的幫助,恢復日本的石油輸入,日本就會將整個亞洲帶入天皇統治下的聖明安寧之中。這樣一來,所有的一切都好解決。    
    美國對此的答覆就是:你們撤出中國,我們就賣你石油。    
    撤出中國!讓羅斯福撤出加利福尼亞,把加州還給墨西哥怎麼樣?或者讓法國給阿爾及利亞獨立的自由如何?再或者,讓丘吉爾去聽聽甘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聲?羅斯福在早些時候就「已經預料到,如果日本政府的言行舉止仍然達不到文明的20世紀人類標準的話,美國就會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同日本發展關係」。文明?就在數月之前,法國剛剛把湄公河三角洲地帶的小村莊夷為平地,還逮捕了8000人,其中有很多年老的婦女和幼小的兒童,法國人用繩子把那些被逮捕的村民拴在一起,用駁船把他們運走。一路上,那些可憐的村民頂著火熱的太陽,在船上忍受數天的煎熬——這就是羅斯福先生所指的文明行為嗎?在美國境內,到處都能看到「只限白人」的牌子,黑人被打死後,屍體就掛在樹上左右搖擺;所謂的印第安人預留地塵土飛揚、破敗不堪,美國把那些被征服的人都趕到了那裡。美國國會還通過了14條具有歧視性的移民政策法規,以使中國人無法進入美國境內——然而,此時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卻在教導日本如何「公平」的對待中國人。文明?還有什麼文明可言嗎?    
    裕仁天皇想借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倣傚他的爺爺,他想像明治天皇那樣獲取一次巨大的軍事勝利。可當他問起日本戰勝的幾率時,沒有人敢向明治天皇的這位40歲的孫子承諾日本能夠戰勝強大的美國。天皇的勇士們只是挺了挺胸脯,對他說,日本現在必須趁熱打鐵。    
    在1941年9月5日帝國會議上,天皇作為戰爭的總司令和他的陸軍和海軍首領——杉山元將軍和長野大將——就戰爭的關鍵問題進行了商討。裕仁向他們詢問「一切都解決掉」要花多長時間。杉山元將軍回答說,「在南部的行動大概要花三個月。天皇立即打斷了他,他突然想起杉山元在1937年當陸軍大臣時曾經說過,中國事件在三個月內就能結束,那已經是四年之前的事了,可現在戰爭仍在繼續。」    
    將軍解釋說,中國地域遼闊,可太平洋是由島嶼構成,因此,兩件事有所不同。裕仁天皇仍然懷疑地問道:「如果你說中國遼闊的話,那你怎麼不把太平洋描述成是更廣闊的區域呢?你怎麼能確定這次戰爭會在三個月內結束呢?」    
    若是在其他的高層軍事會上,上面那番問話足以讓將軍掉腦袋了。可是杉山元腦袋還好好地長在脖子上,他也還是繼續做著天皇的軍事顧問,「大概是因為將某人就地斬首還是比較可怕的一件事。」    
    11月上旬,裕仁天皇審閱了攻擊珍珠港的計劃,還聽取了軍官們為他描繪太平洋戰爭的恢宏戰略。這位從小就接受戰爭教育的天皇在此時本可以發現,事實上,軍方的戰略缺乏連貫性,並沒有規劃得很完善。軍方首先向他講述的是「第一階段的進攻」——對珍珠港進行毀滅性的一擊,然後入侵馬來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之後並沒有任何後續計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個「假設」——那就是在發動了攻擊之後,日本會對敵人的反應進行英勇的還擊。沒有人提到這次戰爭會造成多大的損失,也沒有數字能表明日本支持此次戰爭的財政能力,沒有人計算所需軍備物資的數量和所需投入兵力的多少。日本將採取何種具體手段打敗美國這樣的工業巨獸?美國每年產出的鋼鐵的總量是日本的12倍,造出的輪船數量是日本的5倍,汽車是日本的105倍,每年發電量是日本的5倍半。    
    然而,這些對那幫無畏的軍人來說都是無謂的小事。美國雖然擁有物質力量,但卻缺乏最重要的戰鬥精神。大和民族精神是打破ABCD包圍圈的秘密武器。日本的領導人認為美國的文化是弱不禁風的,美國人通常都比較自私,他們不會支持這場在遙遠地方進行的持久戰。後來,日本著名的戰略家、陸軍大佐安籐說道:「坦率地講,我們當時的想法是,美國這個奸商在一場沒有利益的戰爭中不會堅持太久的,但我們卻能堅持到底。」    
    ***    
    1941年11月,美國的海軍情報機構首次探測到了一組模糊的信號,信號表明日本將要進行攻擊。信號是由約瑟夫·羅謝夫特探測到的。他是海軍戰鬥情報部的主管。當時,他正抽著煙斗,穿著拖鞋和紅夾克呆在珍珠港一間沒有窗戶的地下室裡。那組信號是從父島上的無線電站發射出來的。海軍准將佩裡第一次看到父島時見到了島上有兩座山峰。現在日本帝國海軍就在山上建起了堅固的無線電裝置。    
    11月8日,羅謝夫特把那些收集來的零零碎碎的信息編寫成一份《通訊情報總結》發給了華盛頓。來自父島的情報表明日本將要發動一次「兩面夾擊」的進攻,一面從日本向東,另一面向南。    
    1941年11月27日,美國的海軍行動總指揮給美國在太平洋的各處軍港發了一封緊急電報,電文如下:    
    該快件應被視為戰爭警告    
    同日本就穩定太平洋地區局勢的談判已經終止    
    日本會在未來幾天內發動進攻    
    美國人將永遠「銘記珍珠港事件」。然而,日本對夏威夷的進攻只是個小插曲,他真正目的是想削弱美國阻止日本進攻「南部」的能力。偷襲珍珠港之前1個小時20分時,山下奉文將軍率領2萬官兵在馬來西亞的東海岸登陸,這象徵著太平洋戰爭的炮火開始燃起。英國在那裡有一支8.8萬人的軍隊,按理說日本根本不是英國的對手。但英國士兵由於沒有大和精神,很快就在生龍活虎般的神之驕子前投降了。    
    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宣佈戰爭時說,這場衝突的起因是因為「美國和英國支持並鼓勵中國破壞東亞和平,這體現了他們統治東方的無窮野心」。東條說,「天皇的殷切希望就是維持和平」,但是那些外國佬竟然「一點兒和解的意思也沒有」,因此,「我們的帝國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和自我防禦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訴諸武力,通過戰爭肅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大和精神將會打敗美國「商人」。    
    當日本領導者們把美國人比做「商人」時,他們腦子裡所想的其實是那位有德國血統的特殊人物。可是,東條和日本天皇打錯了算盤——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生活雖然受盡了折磨,但是他卻是位意志堅強的總統。他領導他的人民走過了大蕭條時期最黑暗的歲月,臉上始終帶著微笑,心靈始終放射出自信的光芒。他無所畏懼——甚至對自己也毫不畏懼。    
    在日本襲擊美國之後,羅斯福總統開始認真思考美國該如何做出最有力的反擊。他對每個軍事顧問的計劃進行了評估,但這些顧問們並不像他那樣富有想像力。他想出了一個其他軍人都不會想到的主意,因為人們總是認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羅斯福第一次將那個想法告訴給他的軍事顧問時,他們都不禁目瞪口呆。然而,正是因為這樣,那些日本專家才會認為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所以當美國軍隊最終把總統的這一想法變成現實時,日本驚愕不已,被打得措手不及了。    
    這個想法中的主人公就是飛行員。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飛行員(1)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只是十幾歲或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對整個世界完全無知。我們熱愛祖國,決心要為珍珠港事件報仇雪恨。全國的48個州已經團結起來。美國要想打敗日本就需要一大批飛行員。而我們,就是這樣的飛行員……    
    ——飛行員盧·格萊伯,引自喬治·布什《二戰歲月》    
    珍珠港事件爆發的那天,喬治·H.W.布什正在校園裡走著。當時,他是馬薩諸塞州安多弗菲利普斯專科學校的一名學生。他17歲半,任畢業班的班長,在學校裡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同時,他還擔任校棒球隊和足球隊的隊長、籃球隊經理、學生自治會財務主管、男學生宿舍代理舍監,很多委員會、社團和球隊裡也都有他的身影。    
    布什家境富有,家庭的社會關係優越。美國任何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辦得到的事情喬治都能辦到。他的父親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全美最大的私有銀行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的合夥人。當時年輕的布什已經被耶魯大學錄取了。他是即將登基的英國女王(即伊麗莎白女王二世,於1952年登基)的遠房親戚。極負盛名的「沃克杯」國際高爾夫球賽就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這樣的家庭背景足可以為喬治掃清前進道路中的一切障礙——即將成為耶魯學生的喬治前途無量。    
    布什正在校園裡走著,突然聽到有人大喊: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這真是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喬治當下決定放棄眼前的一切去當兵。後來他承認,「我當時還不完全清楚世界局勢是怎樣的」,但他清楚地記得「我和所有美國人有著同樣的反應,認為我們最好對此做點什麼」。    
    布什回憶道:「在我到底為哪個部門效力的問題上,我一點兒也沒猶豫,立即決定加入海軍航空部隊。」    
    在相隔數千英里以外的密蘇里州的錫代利亞,另一個未來的飛行員弗洛伊德·尤因·霍爾過著與喬治·布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為了參軍打仗,特地走到郵局去報名。那時弗洛伊德21歲,很瘦,棕色頭髮,棕色眼睛。他1939年5月18日畢業於錫代利亞的史密斯—科頓高中。他的父親是一名焊工,在擁有7000名職工的錫代利亞最大的密蘇里太平洋鐵路調車場工作。弗洛伊德畢業後接了父親的班也在那裡幹活。錫代利亞以鐵路聞名:密蘇    
    裡—堪薩斯—得克薩斯鐵路局以及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局的維修車間就設在那裡。錫代利亞的地理位置大約位於密蘇里州的中心,有2萬人口,那裡有一個溜冰場,一個彈子房,一個保齡球場,還有幾間酒吧。弗洛伊德的哥哥詹姆斯·霍爾說,錫代利亞一年只有兩個季節——「我們只有冬天和夏天,冬天很冷,夏天很熱」。    
    維維安·道爾頓·朗記憶中的弗洛伊德「是個好孩子,乾淨整潔,身心健康」。弗洛伊德從小就住在維維安家的對面,常和她一起玩皮納克爾紙牌遊戲。朗回憶說,「錫代利亞是個富有人情味、美妙的地方,非常適合居住。即使你晚上在街上走也很安全。但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個時候,鄰居們經常互相串門兒,坐在門廊上一起聊天兒。」    
    弗洛伊德和許多大蕭條時期出生的美國孩子們一樣吃苦耐勞。他弟弟說:「弗洛伊德從來不做遊戲,因為他沒時間。」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塔利斯—霍爾乳品店的麥芽車間配蘇打水。這個乳品店在錫代利亞那個小地方特別受歡迎。詹姆斯說:「在炎熱的夏日裡,人們都喜歡去那兒,你會看到大夥兒都在那兒舔著圓筒冰淇淋。」弗洛伊德的朋友埃爾伍德·麥克基尼回憶道,「每次店老闆一走,弗洛伊德都會讓我敞開肚皮地吃各種各樣的冰淇淋,他可真是個好人。」    
    弗洛伊德工作很賣力,因此掙了點錢,於是他就會給身邊的人一點零花錢。他的妹妹瑪吉·霍爾回憶說,「我曾經為了五分錢給他擦過鞋。我把那些鞋擦得發亮。擦得特賣力氣。我那個時候覺得自己很有錢。」    
    一天,弗洛伊德的父親因為他花錢的事情大發脾氣。弗洛伊德和他的鐵哥們兒霍華德·赫林用各自攢下的積蓄合夥買了一輛二手的福特ModelT敞篷車。但父親覺得他們花的錢太多了。他發怒並不是因為他的兒子,而是因為賣車的那個人。詹姆斯·霍爾記得當時「父親去了賣車的那個人那兒,把他痛罵了一頓,說他要價太高。他覺得是他們賣車的把價錢抬高的。那輛車竟花了我們35美元」。    
    弗洛伊德非常喜歡那輛車,冬天的時候,他常常把冰冷的座位上的雪掃掉,然後開著車去上學。那個時候還沒有人意識到,這年輕的、瘋狂喜歡汽車的弗洛伊德·霍爾不久後就會為美國做出貢獻。美國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一場高度機械化的戰爭,而這場機械化戰爭的關鍵便是飛機,因為飛機是所有機械中最精密的機器。「當時西方各國已處在內燃機大行其道的年代,這一點對於盟軍的空軍而言是無可比擬的優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用飛機結構複雜、價格昂貴、作用至關重要。那個時候需要大量會修修補補的人來擔當這些軍用飛機的飛行員、機務人員以及維修工人。像弗洛伊德這樣成天擺弄35元買來的小汽車的年輕人,還有那些在自家農場上修理拖拉機的農村孩子們都會在戰爭中幫助美國贏得空戰。相比之下,日本的機械化程度就遠遠比不上美國。在日本,研究機械的年輕人要少得多。「1939年3月23日,零式戰鬥機在首飛之前被拆卸後裝上牛車,經過一路顛簸運到了本州各地的大型海軍航空基地。這可真是個不好的兆頭。」    
    弗洛伊德的朋友威拉德·丘寧後來回憶道,「我們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第二天就去報名參軍了,在一個星期後的12月16日被召集。我們一起登上了去聖路易斯的火車。在那兒有不同部門的徵兵人員,而我們全都站在了海軍報名的隊伍中。」弗洛伊德的弟弟說,「父母對此也沒什麼好說的,弗洛伊德已經21歲了,是個成年人了。」在填寫「參軍理由」一欄時,弗洛伊德寫道:「為國效力。」    
    在聖路易斯,海軍的主考官們注意到弗洛伊德·霍爾身高至少五英尺七英吋,體重128磅。這個來自密蘇里的年輕人,現在正和成千上萬的美國男孩兒們一起準備出發去打仗了。    
    20世紀40年代初期,男孩子們是如此的渴望飛行,這一點不足為奇。1944年和1945年兩年時間裡,有許許多多的飛行員們從北太平洋的航空母艦上起飛投入戰鬥,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出生在20年代早期,生長於飛機發展的黃金時代。在那個年代,最初的「馬力」繼續轉變成各種各樣的機械裝置,對於年輕的美國男孩子們來講,一提到飛機和飛行員,他們便會感到無比興奮。他們成天翻看雜誌上那些有關一次大戰飛行員的戰爭故事,比如《紅爵士》和《埃迪·瑞肯貝克》都是當時很流行的故事。人們就「英勇無畏」這種精神展開了一項科學研究,其成果之一便是《精神之解析》,這本書在20年代的時候就做出預測:「未來富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若想在戰爭中贏得榮譽,就會選擇去當飛行員。」    
    在美國最有名的一個人,也有人說是20世紀最著名的一個人物,是一位叫做查爾斯·林德伯格的飛行員。在大學裡他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可在他第一次駕駛飛機之後,他的命運便從此改變了。後來他回憶說,他覺得自己在飛行時已經完全忘記了過去,他所感受到的「只是眼前這個奇異的、永恆的空間,這裡充滿了美輪美奐的景致,也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危險」。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飛行員(2)

    飛行成了他眼中的新鮮事物,想起來就像西部拓荒一樣刺激。儘管他只有8小時的飛行經驗,而且壓根兒就沒有單獨駕駛過飛機,但他根本沒用出示飛行執照就買到了他的第一架飛機。林德伯格解釋道,「他們並沒有要求看我的執照,因為1923年那時候不是非得有執照才能開飛機的。」    
    後來林德伯格成了一名飛行特技表演者。他去了許多城市辦展覽、做飛行表演。他和同伴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為了吸引觀眾首先進行一場挑戰極限的飛行表演,在離開的時候還會再表演一次,這樣一來,那些觀眾們就會覺得他們的錢花得很值」。林德伯格是用生命在冒險,他說,「我注定最後是因飛機失事而死的,但如果還能讓我在死之前飛上十年的話,我就覺得我這輩子過得值了。」    
    1927年5月20日,長島羅斯福機場,林德伯格與他的「聖路易斯精神號」飛機準備開始橫跨大西洋的單人飛行。他隨身只準備了5個三明治。《航空文摘》的主編問他這些三明治是否夠吃?他答道:「如果我到了巴黎,我就不用再吃三明治了,如果我到不了巴黎,我也吃不成三明治了。」他媽媽對報界說:「明天是星期六,是個假日,對於我來說,明天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也許是最傷心的一天。」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進入了夢鄉,查爾斯·林德伯格獨自一人飛翔在大西洋的上空,「沒有一個現代人像林德伯格那樣戰勝了如此極端的挑戰,就連哥倫布獨自航行的時候都不能與此相比,這是對勇氣和能力的考驗。」    
    33個半小時後,林德伯格駕駛的飛機盤旋在巴黎郊外一個飛機場的上空。令他感到吃驚的是,他發現有15萬人在那裡等著他。《紐約時報》用大號標題刊登著「林德伯格做到了」,他這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整整佔去了這份報紙的5個版面。柯立芝總統派遣一艘海軍運輸船將林德伯格和他的飛機運回美國。當這位新誕生的世界名人在曼哈頓一號碼頭靠岸時,早已有30萬人在那裡等候著他。這一天被定為「林德伯格日」,紐約市所有的政府機構、學校和金融交易所在這一天都放了假。全市的人們都上街熱烈慶祝,有300萬人參加了慶祝遊行。有關他勝利歸來的報道佔據了第二天《紐約時報》的16個版面。    
    林德伯格的自傳因此大賣特賣,極為轟動。他的故事被編入了教科書,學校裡的孩子們都寫作文來稱讚「幸運林德」的英勇事跡。當他在全國巡迴的時候,大約有相當於全國    
    人口1/4的觀眾,也就是說有3000萬人目睹了他的風采。1927年年末,一本叫做《時代》的新雜誌試圖通過發行一版「年度人物」來擴大銷量,而獲得年度人物這份殊榮的就是查爾斯·林德伯格。    
    「林德伯格飛越大洋的時候我7歲,」來自紐約布朗克斯的飛行員艾德·保曼回憶道,「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只『孤鷹』。在那個時候我就意識到,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沒人能做到。」    
    出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的布魯斯·海斯早在二次大戰之前很久就醞釀著想要飛行的衝動。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喜歡從報紙上剪下飛機的圖片。他說他至今還保留著那本貼著圖片的剪報簿。「載著林德伯格的運輸船在紐約碼頭靠岸的那年,我5歲。他的飛機也在那艘船上。從那時起,我開始迷戀上了飛行。」    
    還有一些人遠在其他城市,他們也熱愛飛行。來自西弗吉尼亞州金伍德的年輕人查理·布朗只是在報紙和電影上見過飛機,但是這就足夠說服他在1942年8月去報名參加海軍的飛行項目。    
    有些職業在人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人們稱之為「酷」,而飛行員就是當時最酷的職業。後來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阿奇·克拉普告訴我,「我在邁阿密長大,我女朋友的父親是東方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他是街坊鄰居心目中的英雄。」    
    全國的男孩子們都喜歡做飛機模型,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飛上藍天。「我就是那些喜歡做飛行模型的孩子們中的一個,」艾德·保曼對我說。「為了加入美國少年飛行者協會,我還曾寄出過10美分的會員費。那是一個飛機模型製作愛好者的組織,我現在還保存著會員證。」    
    來自澤西城的飛行員喬治·海爾斯伯格回憶說,「那時候我和哥哥自己做模型飛機,然後以每架10美分的價錢出售。我們看了好多書來研究飛機。我認識的飛機比那些經過訓練的水手還多。我們非常喜歡飛機。」    
    這本書裡每章的第一頁上都有一幅漂亮的飛機素描,它們均出自格雷迪·約克之手。他住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市戴奧街1058號,那裡是他長大的地方。誰也記不得格雷迪最初是怎樣開始對飛機感興趣的了,他到底有多大的興趣也沒人記得。但他於1943年2月6日報名參了軍。在「休閒活動」一欄中他只填寫了一項:「按比例製作飛機模型。」    
    格雷迪·約克的個頭兒看上去根本不像個能打勝仗的兵。報名參軍的時候,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吋,體重只有106磅。然而,像格雷迪這些小塊兒頭士兵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卻第一次真正被授予了勝利的榮譽。空中作戰要求機槍手和無線電技師能夠蜷縮在駕駛員身後那狹窄封閉的空間裡,而格雷迪正好適合這樣的工作。    
    他的妹妹珀爾·約克·迪芬德弗告訴我說,「他是個好看的小伙子。他總是穿著時髦的衣服。他有一些和認識他的金髮碧眼的姑娘們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格雷迪年輕、有魅力、光潔的橄欖色皮膚、黑色的卷髮,帥氣而純真的臉龐洋溢著熱情的微笑。或許是他瘦弱的樣子吸引了那些女孩。他的表妹貝蒂·赫克爾貝裡直率地說道,「我曾經深深迷戀過他。我非常崇拜格雷迪。」妹妹珀爾說,甚至連家裡的貓「都喜歡他,他走到哪兒,貓就跟到哪兒」。    
    格雷迪和珀爾的父親是個木匠,他們的家裡很窮。童年時全部的娛樂就來自吊在後院大樹上的一隻輪胎。有時候爸爸會拉回家一貨車鋸屑讓孩子們跳進去玩。「我們那時候天天吃豆子和意大利麵條,」珀爾回憶說,「好久好久才能吃上一頓牛排。至於糖果更是吃不著。我第一次吃泡泡糖的時候都7歲了。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吃泡泡糖。」    
    處於格雷迪這種境遇下的小孩子會夢想著有一天能高飛——或許這並不十分令人驚奇。    
    ***    
    美國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老歌,歌名為《牧場是我家》,當中有句歌詞描繪了一個純樸的美國小鎮,就是這個鎮上走出了許許多多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男孩子。    
    沒有遮天蔽日雲,    
    只有激勵人心話。    
    格倫·弗雷澤的家就在牧場上。他在堪薩斯州的阿索爾長大,那裡離這首歌的詞作者布魯斯特·希格利居住的小屋僅有6英里遠。這首歌後來成了堪薩斯州的州歌。格倫紅色頭髮、臉上有雀斑、個性純樸率真,如果不是因為他那時候覺得得去幫助他的國家,他也許一輩子都會呆在堪薩斯家鄉的農場上了。他報名參軍那年只有17歲半,在「參軍理由」一欄中,他只寫了一個詞——「戰爭」。    
    格倫長大的那座土裡土氣的小鎮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紀的小鎮,那裡幾乎看不到20世紀的影子。收音機是鄉下惟一普及的家用電器。大多數家庭那時還沒有電話和自來水。「當時在這兒修築鐵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爾,所以這裡就叫做阿索爾了。」格倫的表哥尤金·弗雷澤告訴我說,「這裡人口最多的時候有400人。鐵路修完之後,人口數就降到了200。」    
    「格倫的祖父過去是個拓荒者。」尤金說,「他有個大農場,他和格倫的父親就在那個農場上幹活。格倫住在離那個農場不遠的鄉下。」尤金還記得那時和格倫一起在祖父的農場上收割小麥和黑麥。「我們自己帶著午飯去幹活兒,每天拿25美分的工錢。對於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而言,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在阿索爾的生活是寧靜的。「我們把好多硬幣放在鐵軌上,等火車開過的時候,硬幣就被壓扁了,」尤金回憶道,「我們還盤算著通過從沙子中提煉鑽石來發財。想想那個時候,不管什麼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值錢的,連沙子也不例外。當時的1美分能買到滿滿一大捧的軟糖呢。」    
    如果不是因為戰爭,格倫大概就得以在家鄉的農場上幸福地生活一輩子了——至少是在堪薩斯市生活一輩子,因為在他上高中的時候,父母搬到了那裡。他最喜歡上的課是鈑金工課。在報名參軍的表格上,他在業餘愛好一欄填的是「打獵和釣魚」。上高中時,他在一個修建活動房屋的建築工程隊幹活,如果不是爆發了珍珠港事件,他大概就會一直做這份兒工作了。    
    高中畢業1個月後,格倫去參加海軍體檢。在那兒,醫生們認定這個身高5英尺1英吋、體重110磅的小伙子具備為山姆大叔飛行的身體素質。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飛行員(3)

    當喬治·布什告訴父親想要去當海軍航空兵並且要推遲上耶魯大學的計劃的時候,普雷斯科特是很支持的,可他也有些猶豫。那個時候,全國的父母親都被兩種思緒困擾著——一方面,強烈的愛國熱情敦促著他們把孩子送去當兵,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清楚地知道這些孩子們都還只是孩子啊。    
    陸軍部長亨利·斯蒂姆森應邀參加喬治·布什就讀的高中畢業典禮,並在學位授予儀式上講話。喬治回憶道:「斯蒂姆森部長告訴我們,這場戰爭將持續很長時間,他還說儘管美國需要很多軍人投入戰鬥,但若想為國效力,我們還是應該在參軍之前多受點教育。典禮過後,在禮堂外擁擠的走廊裡,父親就我未來的計劃問了最後一個問題。爸爸相貌威嚴,6英尺4英吋高,深眼窩,藍灰色的眼睛,嗓音洪亮。」    
    「他說,『喬治,部長說的這些話讓你改變主意了嗎?』」    
    「我答道:『不,爸爸,我打算去參軍。』」    
    他的父親點了點頭,然後握住了他的手。    
    多年以後我問起前總統布什當時為什麼沒有聽取斯蒂姆森部長的建議,他回答說:「部長講那番話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我當時就是想去飛行,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當個飛行員。」    
    喬治在18歲生日那天報名參軍了,那一天是1942年的6月12日。「我那時候還是個孩子,當時有點害怕,還有點緊張。」他回憶道。後來他接到了命令,讓他2個月後去北卡羅來納州報到接受訓練。普雷斯科特·布什去紐約的中央火車站送別兒子。布什總統後來告訴我,「我爸爸可能想讓我呆在家裡。我覺得我是火車上最年輕的一個。」喬治的爸爸從來都沒有企圖勸阻自己的兒子。然而當他們在站台上道別的時候,他父親的內心感受便表露無遺了。喬治記起,「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爸爸哭。」    
    和喬治不同的是,有些孩子沒有父親,沒有誰可以就參軍這件事給他們什麼建議。來自堪薩斯州克萊森特的迪克·沃爾霍夫1942年7月報名參軍的時候只有17歲。迪克的父親在他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幾乎想不起父親的樣子。父親去世那天是1932年7月26日,那一天恰好是迪克8歲的生日。    
    迪克的母親勞拉為了撫養三個孩子每週工作6天。迪克是其中年齡最小的,勞倫斯比他大1歲,露西爾是大姐。丈夫死後,勞拉·沃爾霍夫開始學習美容,後來開了一間小美容院。家裡人就住在美容院的樓上。    
    簡·拉西特住在沃爾霍夫一家居住的那條小巷的對面,她記憶中的克萊森特是「一個有3000人的小鎮,那裡的人常常去教堂做禮拜。鎮上有兩家電影院(雷克斯電影院和明星電影院),還有方格圍裙餐廳裡那一方巴掌大小的舞池,在那裡我們可以隨著當時流行的音樂跳上幾步」。    
    她還回憶說,「迪克很害羞,他不大跳舞。」    
    魁梧又帥氣的迪克擅長三項體育運動——橄欖球、籃球和田徑賽,他是克萊森特老虎隊的選手。在學校年鑒中他照片下面的說明文字寫道,「人人認識他,人人喜歡他。」他還有一份課餘兼差,是在加油站給輪胎打氣。但對他來說,最主要的還是照看家裡的一切。    
    「迪克是個顧家的孩子,」他的姨媽魯阿·斯特雷特對我說,「他非常愛他的母親、哥哥和姐姐。他媽媽常常驕傲地跟我說:『迪克今天幫我打掃房子了。他把所有該洗的衣服都洗了。』」    
    精力充沛的迪克把自己賺到的一點點錢拿回家裡貼補家用。「他由母親帶大,他媽媽為了撫養幾個孩子必須努力工作,」迪克的朋友約翰·安德森告訴我,「他家的收入不多。」    
    迪克的哥哥勞倫斯回憶說:「媽媽每週工作6天給別人弄頭髮。姐姐高中畢業後,家裡就剩下我們兄弟倆,後來我學會了怎麼做罐頭四季豆。」    
    迪克成長的那片寬廣的平原籠罩在廣袤的蒼穹下。很多人看著腳下,尋找方向,但也有人仰望藍天,憧憬未來。在高中讀畢業班的時候,迪克告訴媽媽他想加入海軍去開飛機。勞拉·沃爾霍夫私下裡和姐姐說,為迪克在參軍的文件上簽字的時候她簡直快瘋了。很多年後魯阿·斯特雷特告訴我,「沒有丈夫在身邊,勞拉做起決定來要難得多。」「她必須自己拿主意,很多次她對我說:『迪克還這麼年輕,我可真不想讓他走。可是,當飛行員是他的夢想。但他實在太年輕了。』這樣的話我聽她說了不知多少回。」    
    當然,那些17歲的男孩子們並不覺得他們自己「太年輕」了,他們覺得自己的年齡足以讓他們做任何事情,就連打仗也不例外。那個歲數的男生信念堅定,不可動搖,他們隨時準備好迎接任何挑戰。迪克身強力壯,身高6英尺,體重169磅。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向母親請求,說他已經為飛行做好了準備。魯阿姨媽回憶說:「他那個時候心裡想的就只有飛行,他真的太想去了。」    
    勞拉·沃爾霍夫最後也軟下心腸,在獨立日那一周的週末為迪克在文件上簽了字,同意他報名加入美國海軍。1942年7月6日星期一,一大清早兒,迪克便把那份同意書拿到了徵兵辦公室。勞拉給魯阿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最後的決定。勞拉那個時候40多歲了,已經失去了丈夫。而那時候的戰爭形勢並不樂觀。勞拉很現實,她清楚地知道迪克想要做的這件事充滿了危險。    
    然而,迪克的腦海裡卻從沒想到過危險這個詞。在他看來,戰爭是一次光榮的冒險。魯阿姨媽回憶起當勞拉同意兒子去當兵時,年輕的迪克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悅:「勞拉說她剛在文件上簽了字,迪克就抱住了她,微笑著說:『媽媽,您讓今天成了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    
    就像全美國的男孩子們各不相同一樣,他們報名去當飛行員的理由也五花八門兒。有些人夢想著成為飛行員中的精英。19歲的卡爾頓·施密特來自紐約州的科孚,他回想起當時參軍的動機時說:「我決定加入海軍是因為他們的標準和要求比陸軍要高,也就是說加入海軍難度更大,所以我覺得那樣的話,我就會和一幫優秀的人在一起。」    
    「我認為海軍航空部隊是最難考上的,」馬薩諸塞州的菲利普·貝京回憶說,「如果我考不上海軍,下一步我就會考慮加入陸軍航空部隊。」    
    飛行員比爾·康奈爾說:「我為那些在西雅圖崛起的海軍而著迷,30年代時,西雅圖主辦了海軍的艦隊周,太平洋艦隊就停泊在普吉特灣。我們小孩子登上了汽艇去參觀那些大船。我1942年6月高中畢業時,看到有一期《飛行》雜誌報道了有關海軍航空部隊的新聞。那上面還有一幅停泊在彭沙科拉城的水上飛機的照片。我當時就覺得這真是太酷了!」    
    還有的人沒有經過太多考慮就報名當飛行員了。耶西·諾爾說,「我是12月11日報名參軍的,在那之前我甚至連飛機都沒坐過,但在當時看起來,要想去打仗,當個飛行員倒是不錯的主意。」    
    德溫·羅伯遜向我講述他報名的經歷時說:「我那天喝醉了。」他當時和弟弟剛在華盛頓州斯波坎的大學酒吧裡喝了酒,「我們路過了一張巨幅海報,上面寫著『來當海軍飛行員吧!』我弟弟就對我說,『這不是在說你嗎?你可以當個軍官的。這可比當個步兵強多了。』我說:『可我連飛機都沒坐過呢!』『我們去和徵兵的人說說吧,』他說道。」    
    利蘭·霍爾德倫也是喝過酒之後才下定決心的。「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正在那兒喝啤酒,說起了剛剛看到的那則徵兵啟示,我們倆都覺得應該去當飛行員。海軍徵兵辦公室就在街對面,而陸軍徵兵辦公室卻遠在三個街區以外。所以我們就去海軍那裡報了名,然後又回去接著喝酒了。」    
    來自堪薩斯州夏努特的查克·加爾佈雷斯回憶說,「我祖父母有一座農場,那裡有個東西叫耙地機,就是一種用木頭做的農具,12英尺到15英尺寬。使用的時候用馬拉著,耙子末端的尖頭就會把乾草撮走。我幹活兒時就坐在上面看著前面那些馬的屁股。有時頭頂會有架飛機飛過。我當時想,他們飛行員的工作條件比我好多了,掙的錢也比我多。我在工程學校讀二年級的時候,曾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看到過一整版的廣告,上面說,『你也能掙出一對金翅膀。』就是那則廣告讓我有了當飛行員的想法。」    
    還有一些人最初只是報名做水手,但後來經過訓練就成了坐在飛機駕駛員身後的機組成員。來自馬薩諸塞州布拉克頓的羅伯特·阿克布洛姆對我說:「我自願加入海軍。這是戰爭。我對自己說,『你必須去。』這樣我就有了自己的選擇。船在公海上航行,我就站在船頭,這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兒。」    
    有的人報名當飛行員是為了避免在地面上打仗。「我考慮再三,覺得最好還是在他們要我去當兵之前就去報名。」來自舊金山的阿爾·林斯特龍回憶說,「於是我就報名加入海軍接受飛行訓練。我可不想去當步兵。」    
    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A.M.史密斯在海軍陸戰隊的後備軍官訓練隊服役。他回憶道:「一年夏天,我正在部隊接受訓練,有架戰鬥機和我們進行模擬炮轟演習。我目睹了演習的全過程,心想,那些飛行員的工作比我在地面上的活兒要好,於是我就報名去當飛行員了。」    
    家住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雅各布·科恩15歲的時候就嚮往著去當飛行員了。「我當時在芝加哥同業商會的大樓裡,用潛望鏡看著一架架飛機在密歇根湖那些老式的航空母艦上降落。我看到這一場景時就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了。」    
    堪薩斯城的艾德·拉弗蒂記得1942年他17歲,「我覺得海軍飛行員就飛在上帝的身邊。」於是他就報名加入海軍了。    
    作為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的年輕人,迪克·沃爾霍夫和格雷迪·約克心裡想的是,「當了兵就意味著天天都能吃到像樣兒的東西,有人給發衣服穿,口袋裡還能有點兒零花錢,這樣一來就能多攢下點錢。」來自密蘇里州希金斯維爾的哈羅德·韋格納就是聽到朋友和他說了當兵的種種好處之後報名去當飛行員的。「我有個朋友對我說,『我們去參加海軍吧,去當飛行員,一個月能掙兩百塊錢呢!』這可是個不小的數目。我心裡就想,這兩百塊錢我賺定了。」    
    其他人則把報名參軍當作掌握自己命運的一次機遇。來自洛杉磯的馬弗·梅爾尚從職業高中畢業兩個月後就去報名參軍了,他當兵的理由是「學會一門技能」。馬弗曾是一名童子軍,課餘時間他在罐頭廠幹過絞肉的活兒,還在停車場看過車。後來,派克遊樂中心開發了一個常年的室外狂歡節目,經常沿著馬弗家門外的那條街道一路走來。不久以後,這個生長在大城市裡貪玩的男孩兒就有無數的東西可玩了。    
    「房東的兒子保羅真是個瘋狂的傢伙,」馬弗的朋友迪克·特裡和我說,「他對馬弗可能有不好的影響。我聽說他們還吸過大麻,不過這一點兒我不確定。但我知道是保羅帶馬弗走上那條道的。」    
    馬弗的哥哥霍伊特對此十分擔憂。馬弗被警察抓成了家常便飯——他的駕駛執照被吊扣了兩次,每次30天。霍伊特1940年9月就報名加入了陸軍——這之後很久美國才真正被籠罩在戰爭的陰雲下。他在軍隊裡已經學會怎麼遵守軍紀,他覺得弟弟當兵之後也能受到正當管教。    
    霍伊特的女兒蘇珊·梅爾尚對我說:「有關馬弗叔叔加入海軍的事兒還有個故事呢。」他的另一個女兒卡羅爾補充道,「對啊,奶奶對我說,是爸爸說服馬弗叔叔去當兵的。」    
    馬弗後來接受了哥哥的建議,於1943年7月28日報名參軍了。他當時5英尺9英吋高,重129磅,藍眼睛,戴副眼鏡。是海軍帶領馬弗走上了正路,對此霍伊特感到很驕傲。但他卻未曾想到弟弟將有可能不會活著回來了。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飛行員(4)

    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開飛機還是有一定危險的。飛機引擎有可能突然起火,或者在半空中就停止運轉,而且導航技術也非常的初級。因此,對於那些富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來說,能在距地面數千英尺的高空為國效力就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來自得克薩斯州奇爾德雷斯的華倫·厄爾·沃恩就是那種隨時都願意嘗試新鮮事物的人。    
    他高中時最好的朋友哈羅德·沃特斯說:「華倫·厄爾是個不要命的傢伙。他喜歡生活在邊緣的那種刺激。我想他應該會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他生活的方式就應該是那樣的。」    
    我和他表姐埃塞琳·古德納聊天的時候得知,叫他名字的時候不能只叫華倫。我問她,「那你們是怎麼叫他的?」她答道:「華倫·厄爾,你得放在一塊說。」    
    30年代的奇爾德雷斯是得克薩斯州西部一座滿是塵土的小鎮。鎮上到處是農民拉滿小麥和棉花的騾車。華倫·厄爾的表哥拉爾夫·賽茲說:「那個時候我們很窮,離家1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們都沒去過。」    
    在華倫·厄爾還是個嬰兒的時候,父親就離開了他媽媽埃維。是埃維獨自把華倫·厄爾養大的。母親為他指明了生命的方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傳給了他,並教他如何明辨是非。在埃維和她惟一的兒子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的另一個親戚比利·溫德爾對我說:「埃維很崇拜自己的兒子,而他也非常尊重母親。」    
    華倫·厄爾的長相特別吸引人,橄欖色的皮膚,黑頭髮,高顴骨。他的表姐馬德琳·賴利解釋說他有切羅基族印第安人的血統。賴利說:「這裡面有個故事,早在19世紀初的幾年裡,幾個白人移民揀到了一個切羅基族的孤兒,把他從一個嬰兒撫養成人。後來這個孤兒就和我們家族的人結婚了。華倫·厄爾的外祖父看上去像個印第安人,可在他的十個孩子當中,只有埃維繼承了切羅基族人的特徵,深色皮膚,高顴骨,而且他還把這些都遺傳給了兒子。」拉爾夫·賽茲記得他的表弟「非常高,皮膚很黑,很帥」。    
    女孩子們當然也注意到了他的外表。「他高中畢業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處男了。」他的好友哈羅德·沃特斯幾十年後回憶起來,「那時候不少女生都瘋狂地喜歡他。想找個地方幹那種事不成問題。我們把車開到城外1英里的地方,每伙人之間都相距1英里的距離。我們就在車裡做。當然我們會用避孕套。如果你讓哪個女孩兒懷孕了,你就得娶她。這種事兒可沒有什麼如果、而且、可是什麼的。」    
    我對哈羅德·沃特斯說:「真沒想到那個年代的高中生在性方面就已經如此的開放了。」他略微想了一下接著說,「噢,我們那會兒就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開放。只不過我們當時不像現在的人談論這麼多罷了。」    
    哈羅德對華倫·厄爾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愛玩又膽大的個性。「我們開車去鄉下的一個鹽洞。誰也不知道那個洞到底有多深。那兒很冷。大夥兒都不願意進去。我想那裡面可能會有搞同性戀的人,我要是進去了準會被揍的。可華倫·厄爾就愣是跳進洞了。」    
    「後來在回家的路上,」哈羅德繼續說道,「華倫·厄爾開著車同一輛灰狗巴士公司的公交車較上了勁兒。他差點兒就刮上了那輛車,我坐在車裡,魂兒都快被他嚇出來了。他就是總喜歡找刺激。這就是他的個性,這就是他的活法兒。」    
    「華倫·厄爾對人非常友善,性格外向。」他還補充道,「他積極面對生活中的一切。他就是那種誰都願意在他身邊呆著的人。有他在,什麼都有可能。」    
    華倫·厄爾開的玩笑都是一些小孩子們的把戲,他從不傷害任何人。他會說服哈羅德和他一起排演學校的戲劇,然後讓大夥兒不用花10美分買門票,完全免費觀看。一次,他還發現了在籃球比賽時賣爆米花的那台爆米花機的存放地點。哈羅德·沃特斯回憶起來:「華倫·厄爾說,『我去把那扇門改裝一下,讓它鎖不上,這樣一來我們就有爆米花吃了。』我們後來真的這麼幹了幾次。每次都塞了一肚子的爆米花,然後再裝上一大堆留著路上吃。」    
    哈羅德和華倫·厄爾是特別要好的鐵哥們兒。他們倆幾乎形影不離,但就是因為這個,哈羅德有一次受到了批評。「一天,校長麥克盧爾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說,『你準備受罰吧。』『為什麼?』我問。『今天華倫·厄爾在學校通往籃球場的過道上抽煙被我抓到了,我覺得你當時也一定在他附近什麼地方躲著呢,』麥克盧爾先生說。但我那時候真的沒有和他在一起啊,可是別人都認為如果他在什麼地方出現,我就也一定在什麼地方。這事兒把華倫·厄爾逗壞了。」    
    華倫·厄爾在製冰廠和雜貨店打工賺些零花錢。他在家是個孝順的兒子,很聽媽媽的話,還時常幫忙做些家務。可她媽媽不在家的時候,他就變得和其他男孩子一樣調皮。「有一次埃維坐火車去艾馬瑞裡奧醫生那裡看病。」哈羅德對我說,「埃維在櫥櫃裡常放些葡萄酒,是醫生建議她每天都喝點葡萄酒的。可我們那天把那些酒都快喝光了,於是華倫·厄爾就用食用色素兌水再添到酒瓶裡,以免他媽媽發現。」    
    還有許多事情埃維壓根兒就不知道。哈羅德·沃特斯又對我說:「他媽媽離開家的時候就會把車鎖在車庫裡。可是華倫·厄爾私下裡自己去配了車和車庫的鑰匙,而埃維對此一無所知。每次他都會把車上的里程表卸下來,然後我們就開著他媽媽的車到處去追女孩子。等我們把車開回去時,他就會往車上撒些灰塵,這樣一來,這部車看上去就像沒人動過一樣。要知道,在奇爾德雷斯,灰塵可多的是。」    
    華倫·厄爾那時候最喜歡的一個女孩是漂亮的喬·伊夫林·米基。喬·伊夫林的妹妹傑麗還記得高中時,帥氣的華倫·厄爾時常用車去接姐姐外出約會。「他們的關係一直很好,」傑麗·米基說道,「後來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了。」    
    然而,他們結婚的事要等到華倫·厄爾的事業穩定了再說。1941年高中畢業後,他進入了西南得克薩斯州立大學讀書,課餘時間他還在美國海軍設在科珀斯克裡斯蒂城的飛機場幫忙維修飛機零件。可是隨著戰爭的不斷升級,華倫·厄爾開始覺得該是自己報名加入美國海軍當一名飛行員的時候了。或許他那時候的想法與來自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的韋斯利·托德一樣:「在當時,能當一名海軍飛行員聽起來是件特別難的事。我一直想當個了不起的人,於是就去報名了。」華倫·厄爾是在1943年9月1日報名的,19天之後就是他21歲的生日。    
    「他去服役了,我們都很傷心。」比利·溫德爾說,「但他不想讓我們總是那麼難過。因此常常會給我們講個笑話什麼的逗我們笑。」    
    馬德琳·賴利回憶說,「我記憶中最後一次見到的華倫是個結實的小伙子,他穿著那套海軍制服非常帥,臉上洋溢著興奮,鬥志昂揚地準備接受眼前充滿危險的使命。我們全家都為他感到驕傲。」當她和我說起這些的時候,她的聲音哽咽了。過了一小會兒,她又深情地說,「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華倫·厄爾·沃恩是我見過的最英俊的小伙子。」    
    戰爭結束後,許多日本人都說他們被打敗了是因為美國在物質上佔有優勢。沒錯,同日本相比,美國能投入到戰爭中的材料真的是充裕得多。可是,另一個事實就是,美國之所以能打敗日本也是因為她擁有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小伙子們,比如弗洛伊德、迪克、華倫·厄爾等等。他們懂機械,會擺弄機器,他們胸懷為祖國打贏這場戰爭的決心。這些打了勝仗的小伙子們雖然下巴上還沒長出幾根鬍子,但心裡卻有著美國人無比堅強的意志。    
    


第三部分第七章 飛行員(5)

    華倫·厄爾報名參軍的同一年,另一個英俊但卻更年輕的美國小伙子也開始渴望飛行了。來自新澤西州蒙伊弗裡姆的吉米·戴伊甚至在連高中都沒讀完的時候,就想成為班上第一個當上飛行員的人。「吉米可是個愛冒險的主兒,」他的好友戴夫·克肖許多年後向我解釋道,「他會到處跑著告訴所有人,他就要成為做某事的第一人了。有時候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吹牛。可他總是會堅持到底。最後他會回來告訴你他真的做到了。」    
    吉米·戴伊高中時的相片看上去就像是電影演員詹姆斯·迪安微笑著的樣子——滿臉的天真無邪,光滑的金髮向後整齊地梳著,輕輕地咧著嘴笑。「吉米很會穿衣服,」他的同桌卡斯·該隱回憶說,「他穿的衣服都不錯,而且搭配得也很好看。說實話,我那時候還真的特別迷戀吉米呢。」    
    蒙伊弗裡姆是一個有1500人的小鎮,離卡姆登很近,離費城也只有7英里遠。戴夫·克肖記得蒙伊弗裡姆是「一個鄉下小鎮,有幾條土鋪的街道。外界的一切都與這裡無關。我們這裡從來沒有什麼熱鬧的節日,鎮上甚至連個酒會都沒辦過」。    
    戴夫講道:「冬天的時候,每當看到有汽車陷在房前的泥裡,我們這幫男孩子就會端著煤灰衝出去。我們把煤灰倒在輪胎下面,這樣一來我們推車的時候輪胎就不會打滑。我們飛快衝向陷住的車,是因為一旦我們能把車推出來,就能拿到點兒小費。」    
    「那時候,」他解釋道,「我們週日上午去主日學校,下午和晚上去教堂。星期天是做禮拜的日子,要按上帝的旨意做事。我們從來沒喝過酒,也不能玩紙牌、看電影,女孩子們不能化妝,也沒有賣淫的。大人們教我們明辨善惡;我們唱《古老的十字架》這樣的讚美歌。如果說大人們有什麼擔心的話,那麼《國家地理》雜誌在他們心目中就算得上是對我們最壞的影響了。」    
    蒙伊弗裡姆雖然很小,但對於一個樂於冒險且處處想出人頭地的鄉村男孩兒來講,的確有很多的機會。戴夫告訴我,「鎮子外面有一條小河,你必須先走過一片林子才能到那兒,要想開車則根本過不去,那個地方真的好像與世隔絕一樣。那條小河裡流的是另一個鎮子排出的污水。水面上漂著綠色的泡沫,河邊豎著塊牌子,上面寫著『河水已污染,請勿在此游泳,以免感染傷寒症』。可我們才不理會那牌子呢。但那河水真的很髒,大約5英尺深。聖枝主日(復活節前的星期日)那天我們去了那兒。河水冰冷,水面下可能還有危險的垃圾碎片漂浮著。吉米問我們大家誰敢跳下去。接著他就第一個跳了下去。他就是喜歡冒險,你要是想找個人去嘗試什麼新鮮事物的話,去找吉米準沒錯兒。」    
    還有一次,在一條很深的溝上面架著一塊很窄的建築用木板,吉米打賭他能第一個騎自行車從上面通過。「結果他人仰車翻了,」戴夫說,「而且是頭先著地。我們把他從溝裡拉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摔得迷迷糊糊的,連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吉米和他的一幫朋友心血來潮,心想如果能偷偷闖進一家搬家存儲公司的辦公室,那一定會是件很刺激的事。「我們並不想偷東西或是搞破壞,我們就是想感受一下身處那種我們本不該在的地方時的膽戰心驚的感覺。」戴夫說,「我們在辦公室裡呆了10分鐘就出來了,與其說是怕警察還不如說是怕被我們的父母發現。我還記得是誰第一個從窗戶爬進屋子的——當然是吉米。」    
    在吉米就讀高中的1943年年鑒中,他的同班同學們是這樣稱他的,「班中情聖……看上去,他喜歡追到了女孩就甩掉。」然而埃塞爾·瓊斯和吉米約會過,她記憶中的吉米其實是個溫順的男孩,並不像年鑒中說的那樣。「我們甚至從未接吻過,」她說道。伯妮斯·莫西尼回憶說,吉米那個時候總是「坐在我家門廊上琢磨著那些他想要約會的女生。我記得他愛上了一個啦啦隊隊長,可那姑娘對他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吉米不僅是個乖兒子,還是個好哥哥。羅尼·戴伊比哥哥吉米小6歲。他回憶說:「媽媽總是對哥哥說,『你不用走到哪兒就把你弟弟帶到哪兒,他還是個小孩子呢。』可吉米卻不介意,他和他的朋友們常帶著我去看高中的橄欖球比賽。」    
    羅尼回憶起「吉米頭腦裡總是有個小算盤。他會在雜貨店裡以10美分3塊的價錢買一些糖塊,然後再以每塊5分錢的價格賣給鄰居家的小孩。他每天要去送報紙,在電影院裡領座,然後還利用上課前的時間為郵局去送電報。他所有的零花錢都是自己賺的。他精力非常充沛。爸爸媽媽都為他感到由衷的驕傲」。    
    羅尼對我講道,有一次吉米拿到了訂閱雜誌的訂單,因此贏得一張陸軍對海軍的橄欖球比賽門票。可吉米卻並沒有安心地坐在那裡觀看比賽。「他一到球場就開始賣電視報。」羅尼說,「結果一場球下來,他帶回家的是賣報賺的錢和腦海中射門時的幾個瞬間。」    
    因為吉米的這種精神可嘉,蒙伊弗裡姆商會為他頒發了一個獎項,證書上寫道:「鑒於該學生優異的學習成績及其突出的人格和品質,該獎項授予畢業班中在『職業準備賽』上成績最佳的學生。」    
    年鑒上寫著,「吉米是商會獎項的獲獎者,是班中情聖,曾擔任校報《鸚鵡》的撰稿人,還出演了學校的戲劇《你不能把它帶走》,他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參戰情結。在第56頁上是家長教師協會寫給畢業生的《祝賀1943級畢業生》。」賀詞的第二段這樣寫著:「在國家最需要你的時候,你該為國效力,並以此來回報祖國所給予你的一切,這是你無上的榮耀。有朝一日你會自豪地對全世界宣告:當我的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我曾挺身而出保衛了她!」    
    吉米非常想當班上第一個說出那些話的人。況且他又是那樣的嚮往在藍天上飛翔。很顯然,有了飛機是可以打贏這場戰爭的:就連吉米的那本年鑒的封皮上都醒目地畫著一個代表勝利的大「V」字,背景是一團團洶湧翻滾的雲朵,一架飛機翱翔其間,身後劃出長長的一道線。    
    「他太渴望飛行了,」戴夫·克肖說,「在木製品車間裡,我們為軍隊的識別課製作各種黑色的木頭飛機模型。」吉米每天都在那裡削制模型,然後給模型上色。這讓他有了想當飛行員的念頭。他最終說服了父母同意他去當兵。可不同以往的是,吉米在學校裡並沒有透露這件事。」    
    「上課的時候老師點名,可點到吉米的時候沒人答應,」克肖回憶道,「吉米就這麼消失了。」    
    詹姆斯·戴伊,也就是吉米,於1943年2月17日在費城報名參了軍,那時候他只有17歲,身高5英尺6英吋,體重120磅。就在兩年後的同一天,這一幕又將重新上演。    
    吉米就那麼消失了。    
    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個錯誤。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多數美國人還是不願意國家在軍事預算上投入過多,也不願意美國再次被捲入海外戰場上的戰爭。美國是個完全孤立的國家。整個30年代中,美國國會曾分五次頒布一系列正式的中立法來使國家遠離戰爭。    
    當阿道夫·希特勒聽到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的時候,他興高采烈地拍掌歡呼起來,宣稱說,「現在看來,這場戰爭我們是贏定了。我們的盟國日本在過去的3000年中從未被擊敗過。」    
    德國和日本憑借其強大的地面部隊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但希特勒和裕仁天皇都沒有聽取過美國人的意見。到底該有一支怎樣強大的軍隊?到底能指揮得了多少人?——在這些問題上,前海軍部副部長富蘭克林·羅斯福有自己獨特的想法。    
    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告訴他,美國只有擁有龐大的地面部隊才足以應付日德帶來的威脅。但羅斯福並沒有聽取他們的建議去招募數以千萬的美國人打一場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德國人並不會像一次大戰那樣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大規模地殘殺美國兵。儘管經利·米切    
    爾已經去世了,但他的話還牢牢印在羅斯福的腦海裡。現在,日本和德國是在為昨天投資,而羅斯福則是在為明天投資。他讓那些軍事專家們的夢想破滅了,他並沒有建立一支由3500萬人組成的軍隊,而是把這一數字縮小到不及原來的一半。他還縮減了原計劃撥給陸軍和海軍的預算,然後把這部分錢投入到了建設空軍上去。    
    當這個戰爭總司令要求每個月要造出4000架飛機時,他的顧問們都在想,應該是一年內才能造出4000架吧。畢竟這之前的兩年中,美國一共才造出800架飛機。但羅斯福很快糾正了他們。羅斯福對戰爭的設想將靠那些飛行員小伙子們去實現了。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務(1)

    如果現在你們當中有誰不想去的話,只管告訴我好了。因為你們能活著回來的可能性很小。    
    ——吉米·杜立特爾,引自《洛杉磯時報》    
    1941年12月21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剛剛爆發兩周後,羅斯福總統將他的軍事智囊團請入了設在白宮二樓的私人書房。羅斯福的「三大將」分別是不苟言笑的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和藹可親的陸軍航空司令亨利·阿諾德以及專橫跋扈的海軍總司令歐內斯特·金將軍。這三位掌管陸海空三軍的將軍隨時準備著派遣軍隊和調撥軍事裝備。他們成天研究地圖,統計數字。當時,美國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六位,位於葡萄牙、瑞典、瑞士、羅馬尼亞之後,對於美國而言到處都存在著挑戰。    
    然而,羅斯福對這些具體的事情絲毫不感興趣。他用心去感受美國的脈搏,經過把脈,他明白了這個國家此時最最需要的是鼓舞士兵們的士氣。背靠著從威克島到菲律賓的保護屏障,珍珠港卻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了偷襲。美國在一天之內受到了如此令人沮喪的打擊,這樣的事情決不允許再次發生。    
    羅斯福請求他的顧問們想辦法將敵人「從珍珠港趕出去」,並且要派美國的飛行員去轟炸日本。馬歇爾、金和阿諾德認為總統的這種想法不可行,根本不予考慮。他們知道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美國同日本一樣,軍械庫裡有兩種基本型號的飛機:陸基飛機和艦載飛機。艦載飛機體積相對較小重量較輕,因此可以在較短的航空母艦跑道上起飛和降落。它們的大小正適合做戰鬥機和轟炸機,但就載彈量來說,艦載飛機就比不上它的老兄陸基飛機了。陸基飛機更大更重,也能飛得更遠,它需要更長的飛機跑道才能起飛。但如果一架重型地面轟炸機想在航空母艦上降落的話,就可能會將航母上的木質甲板擊穿。    
    艦載飛機的航程遠遠小於陸基飛機。日本空軍在襲擊珍珠港後馬上得以抽身且基本上毫髮無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事件發生的太突然。而日本人現在的警惕性很高,一旦美國的航空母艦接近日本島的話就會被探測到,進而必將遭到攻擊。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美國的陸基飛機可以從蘇聯遠東地區飛往日本。可是約瑟夫·斯大林正為了本國的生死存亡在歐洲戰場上打得不可開交,他表示蘇聯在對日戰爭中將保持中立,拒絕了盟友美國的飛機從蘇聯境內起飛的要求。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地區已經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然而,羅斯福卻仍然堅持要轟炸日本。為了鼓舞民心,他要讓全國人民看到這一記漂亮的本壘打。他知道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曾在宣戰書中大肆宣揚,「勝利的關鍵在於必勝的信念」。而美國人在受到了戰爭的衝擊後,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念來打一針強心劑。    
    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羅斯福只要一見到他的軍事智囊團就勸說他們接受他的想法,他認為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只有轟炸東京才能雪恥。可是,這個想法怎樣才能得以實現呢?沒人知道。    
    後來有一天在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海軍基地,金將軍的一個助手在一艘航空母艦的甲板上檢查已經油漆好的飛機跑道。海軍飛行員們用這個跑道練習運輸機的起降。就在這時,一隊「米切爾」(即B-25「米切爾」雙引擎陸基轟炸機,以比利·米切爾將軍的名字命名)從頭頂飛過,這位海軍軍官注意到了這些飛機疾飛而過時投射在甲板上的影子。他突然意識到:一旦遠程陸基轟炸機能夠從航母上起飛又會怎樣呢?無論美國還是日本的軍事專家都只是簡單地認為這不可能,因為「米切爾」飛機長50英尺,翼展達到67英尺,重14噸,若想從航母上起飛未免有些太大了。可是,如果真的能夠起飛的話,那麼設想中的遠程攻擊便可以通過航母運載陸基轟炸機實現,從而把日本人打個落花流水。    
    如此複雜而又危險的任務需要有這樣一個人來指揮這場戰鬥——他應該是戰鬥中的將領,是個會鼓舞人心的總指揮;他應該是一個講求方法的思想家,能夠預測並解決細小的問題;他應該有講求科學的頭腦,能夠想出與眾不同的思路;他還應該有堅強的個性,能夠從昏庸官僚們的層層阻礙中闖出一條路來。而符合這些標準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飛行員中的巴比·魯斯(著名棒球運動員)永不屈服的吉米·杜立特爾。    
    吉米·杜立特爾那年45歲。這個美國卓越的飛行員與人類飛行的歷史差不多同齡。他「幾乎贏得了當時所設的各種飛行獎項」。吉米是個無畏的勇士,他的飛行特技表演深受人們的喜愛。20年以來,有關他的消息總是出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他精湛的空中特技表演征服了全世界的觀眾。吉米不斷地創造和刷新各項比賽的世界紀錄。他是第一個在24小時內完成美國東西海岸間飛行的人,此後,又是他第一個將這一時間縮短到不到12小時。喜歡體育的孩子們心目中有他們自己的英雄,比如拳擊手吉恩·騰尼(詹姆斯·約瑟夫)和傑克·戴姆普西,以及棒球運動員泰·科布(泰盧斯·雷蒙德)。同樣的,孩子們也因吉米的英雄事跡而把他奉為心中的偶像。    
    吉米個子不高,肌肉發達,結實得活像個消防栓,下巴中間有條凹陷,臉上時常洋溢著自信的微笑。他的鼻樑有一點彎曲,那是他年輕時衝擊拳擊比賽冠軍時受傷留下的紀念。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4英吋,體重也從未超出145磅,但當他飛上雲端時卻是一個巨人,成了天空之王。有一次,吉米在阿根廷進行飛行表演並應邀去參加一個聚會。多喝了點龍舌蘭酒之後,他就開始在陽台上表演倒立,結果陽台塌了,吉米的雙踝也受了傷。可是他第二天還要飛行。儘管醫生強烈反對,吉米還是不顧疼痛,把打著石膏的雙腳用繃帶綁在了飛機的方向舵上。「雖然打著石膏,但在開飛機的過程中,他的雙腳還是要做很多工作,有好幾次吉米都疼得差點兒昏了過去。」然而,吉米看到的卻是光明的一面——因為雙腳都被綁在了方向舵上,所以就算飛機墜毀的話他也逃不出去,這樣一來,他就不用再背著那沉甸甸的降落傘包了。    
    吉米過去曾是一名軍用飛機和商用飛機的試飛員,主要負責幫助航空工程師們測試一架飛機在解體之前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載荷。後來,航空工程師們開始借助風洞來完成這一測試。吉米意識到他那時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和飛機置於一種接近毀壞的極限狀態。他的飛機墜毀了許多次,當中有三次他靠降落傘保住了性命。冒著生命危險去做的工作並不全都是輝煌的業績。吉米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航空科學博士,他還曾參與精煉高能汽油的開發。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飛機都以這種汽油為燃料。    
    吉米剛被吸納入羅斯福總統的秘密計劃,一組在俄勒岡州訓練的陸軍飛行員就得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自願參與一項「歷時數月的、在美國境外執行的危險任務」。所有參加訓練的140名士兵全部報了名。    
    1942年2月,這些飛行員被運往佛羅里達州的埃格林空軍基地進行訓練,直到那時,他們還不知道最終要接受的任務到底是什麼。他們訓練的內容就是以最小的空速在極短的跑道上起飛,而這與他們先前的飛行方式截然不同。之前的訓練都是在長長的跑道上進行,並且在起飛之前都達到了較高的速度。而突然之間要在把一架帶著彈艙的重型轟炸機從地面上「拖起」對他們來講是很彆扭的,因此這也是一項異常艱苦的訓練。「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每次都把引擎開到最大馬力,」副駕駛員傑克·西門斯說道,「以每小時65英里的速度飛行500英尺後起飛。我們必須開足馬力才能把飛機拉起來。」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務(2)

    1942年3月3日,飛行員們奉命集合與總指揮見面。在那之前,他們甚至連指揮官的名字都不知道,至於他的身份更是高級機密。大會議室裡人聲嘈雜,小伙子們像往常一樣閒聊著。這時門突然開了,那個了不起的小個子英雄走了進來。屋子裡立刻變得鴉雀無聲。「我叫杜立特爾,」他宣佈。所有人當然都知道杜立特爾是誰。對於會議室裡的那些小伙子們來說,杜立特爾的到來就好像是著名歌星弗蘭克·西納特拉來到一支大學裡的樂隊中間和他們一起排練,並要他們給他伴奏一樣。    
    「我們要干的一定是件大事,」25歲的領航員邁克·麥克盧爾對身邊站著的人小聲說。「當然了,他可是個傳奇人物,」投彈手赫布·馬西亞回憶道。「即使在那時,我仍堅定地認為他就是美國最偉大的飛行員。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連他都來著手這件事情的話,那這個任務一定非常重要。」戴維·瓊斯回憶說,「連兩分鐘都沒用上,你就已經完全被他的魔力征服了。那時候他要我們去幹什麼都不在話下。」    
    接下來的45天當中,吉米幾次提醒他的小伙子們說,這項至關重要的任務將會是危險的:「如果有誰想退出的話可以退出。不會追究任何原因。」然而,沒有一個人接受他善意的提議。    
    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出海可是件大事。但當杜立特爾的飛行員和水手們作為特遣部隊乘坐「大黃蜂」號航母從金門大橋下駛向東京時,他們還只是知道自己將前往「美國以外的」某個地方。這艘軍艦安全地駛入了太平洋,這時船上的喇叭響了起來:「本支特遣部隊的攻擊目標是東京。我們將要去轟炸日本,我們將盡可能地接近敵人。這次讓日本人也嘗嘗我們的厲害,為珍珠港事件報仇。」    
    歡呼聲頓時響成一片。「他們在大喇叭裡發出了通知,我們聽到這一消息就好像你在看一場橄欖球比賽時,有個人在最後一秒鐘攻入了一個球。」鮑勃·布爾茹瓦記起當時的情景。「人們都像瘋了一樣。我和大家一樣高興得不得了。終於有人要為珍珠港事件報仇了。」邁克·麥克盧爾說。「我看到那些水手們就像小孩子一樣,興奮得跳來蹦去。」    
    那次任務的關鍵在於一種新想法的產生:將航空母艦和「米切爾」結合起來投入作戰。日本當時認為自己不會受到空中威脅,因為美國陸軍的陸基飛機無法從夏威夷或是中途島起飛到達日本。而且,如果美國海軍愚蠢到把航空母艦開到日本的有效攻擊射程以內的話,美國的軍事力量就會遭受嚴重損失。日本人怎麼也沒想到重型地面轟炸機還能從航母的甲板上起飛——當時,就連「大黃蜂」號航母上的人們對此也持懷疑態度。    
    其實,作戰計劃很簡單。將「大黃蜂」號航母開到距日本400至500英里處,16架「米切爾」將在下午起飛。轟炸機在日落時分向日本的幾座城市投下炸彈,這時,「大黃蜂」號航母要迅速駛回珍珠港。轟炸完畢,所有飛機將飛往中國(那些轟炸機太重,無法在「大黃蜂」號航母上降落),歸航無線電信標將會把這些飛機安全地引向中國衢州的機場,那裡不受日本人的控制。    
    之前,吉米和他的士兵們還在想日本有關神風的傳說到底是真還是假的,而此時,「大黃蜂」號航母就即將創造歷史了。當時,烏雲籠罩著「大黃蜂」號航母,強勁的疾風吹向軍艦。甲板上的水手為了避免被狂風和海浪捲入海中不得不趴在甲板上。    
    1942年4月18日清晨,出現異常情況。美國人不知道日本人已經在離本土海岸650英里處部署了一支由50艘裝有無線電的漁船組成的船隊。這些漁船構成了日本的預警監視網絡。兩艘日本船發現了美國艦隊,並通過無線電向東京發出了警報。    
    儘管這些漁船上載滿了平民及兒童,美軍還是奉命將它們擊沉。    
    「日本人知道我們在這兒了。」「大黃蜂」號航母的艦長向吉米匯報。到了開戰的時候了。    
    立即起飛。比規定的起飛時間提前了8小時,離預計的起飛地點也還差200英里,一項危險任務轉眼間就變成了一項自殺性任務了。吉米和他的小伙子們一旦遭到敵軍戰鬥機的猛烈反擊,便極有可能再也回不來了,這樣的結果可能性非常大。就算他們挺過了日本的防空炮火,備用燃料也不足以讓他們堅持開到情況同樣危急的中國機場。當羅斯·格雷寧意識到這一點時,「一個寒戰立刻竄上了我的脊背……我覺得當時那些開往日本的飛行員當中,沒人相信自己還能安全地飛回來。」「杜立特爾把我們全都叫到了甲板上,」塞斯·塞斯勒回憶說,「他對我們說:『如果現在你們當中有誰不想去的話,只管告訴我好了。因為你們能活著回來的可能性很小。』可所有人眼都沒眨一下。」    
    「我在最初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就想到了活著的希望不大,」赫布·馬西亞說,「首先我覺得,如果日本已經預見我們將會去襲擊的話,如果他們已經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的話,如果我們在中午時分就去轟炸的話,那麼就會有許多敵軍戰鬥機和我們展開戰鬥。其次,就算我們完成了轟炸任務並且也成功逃脫了,但剩下的燃料也就僅夠我們開到中國海的中點,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將飛機迫降在日本控制的地區。因此我覺得惟一的可能性就是我們最終成為戰俘。」    
    除了距離因素以外,還有天氣因素。「『大黃蜂』號的導航室裡傳來了日本和中國的最新天氣情況信息,當中的壞消息就更多了:美軍在開往本州的一路上都將迎著風速為每小時24海里的逆風飛行。」從他們起飛到抵達中國的整個過程中,都將是頂風飛行。    
    「現在請注意!現在請注意!」高音喇叭大聲喊道,「各位飛行員,請各就各位。」    
    所有飛行員聽到通知後立即衝過搖擺濕滑的甲板,在各自的飛機上準備就緒。「大黃蜂」號航母被30英尺高的巨浪拍打著,船身也跟著左右搖擺起來。強風令人們很難在甲板上站立。狂風撕碎浪尖,捲著海水拍向軍艦,船員們身上全都濕透了,顫抖著。    
    「當時的溫度只有……零攝氏度啊!」鮑勃·布爾茹瓦回憶道,「你見到過30英尺高的海浪嗎?我從來沒見過。要知道從水面到船的最高處才只有70英尺。船頭上下晃動時就會掀起大量的海水,然後全都灑在了甲板上。我一生中從沒遇到比那更糟的天氣了。大雨!哦,那大雨!我在這兒,就在路易斯安那,經歷過幾次颶風。但這兒的颶風和那天的狂風比起來簡直是小兒科。」    
    然而,當時的困難並非全都來自暴雨、狂風和30英尺高的巨浪。飛行員們被迫在巨浪落下的時候從甲板上加速起飛。「大黃蜂」號航母在海上顛來晃去的,就像個浮標。「起飛的竅門就是要找準起飛的時間,這樣的話,那些『米切爾』就能在滑行到甲板盡頭的時候恰好趕上船身向上翹。在船頭浸入水中的時候,飛行員們就能得到起飛信號。緊接著,他們在甲板上加速,在眼看著就要一頭栽進狂嘯的海浪中時飛離艦體。」    
    正當吉米準備起飛的時候,約翰·福特捕捉到了那一時刻的畫面。他曾因《四輪馬車》和《憤怒的葡萄》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這個自信的德國人回到白宮後計劃通過這次拍到的寶貴片段再度贏得電影觀眾的喜愛。    
    「我知道那時有上百雙眼睛注視著我。」吉米回憶道,「尤其是我身後那些馬上要起飛的B—25飛機上的飛行員們。如果我沒有成功起飛的話,那麼我想很多人就會覺得他們也做不到了。」    
    水手阿爾文·克南當時懷疑:「這些重2000磅的載著彈艙的重型飛機真的能飛到日本,然後再接著在中國最近的安全著陸點降落嗎?再說這飛行之前,這些按照長距離起飛設計的重型飛機真的能在這麼短的甲板上成功起飛嗎?水手們就像股票經紀人一樣,幹什麼事兒都喜歡打賭,於是大夥兒很快地就開始下注了,押『能』和『不能』的人都很多:他們到底能行還是不能行呢?……我也下了10美元的注,押他們中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成功起飛。」    
    吉米·杜立特爾後來被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授予了榮譽勳章,還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至今為止的每一位美國總統,包括1989年上台的布什總統,都曾給予吉米·杜立特爾國家所能授予的所有榮譽,其中包括總統自由勳章。從紐約到阿拉斯加的著名大學都授予了他榮譽學位,還有九個國家授予他以最高榮譽。但在當時,吉米只是一個孤獨的飛行員,一個接受了非常任務的飛行員。    
    吉米那架飛機的引擎在起飛前就開始轟轟作響了,「就像馬戲團裡的大象對身上的鐵鏈不滿時發出的咆哮聲一樣」。信號員看著船身傾斜的角度,大喊一聲「出發!」這個空中之王就衝向了天空。「一名海軍飛行員開始大喊:『他不會成功的!他成功不了!』」但吉米的領航員漢克·波特後來回想起:「我們當時特別有信心,因為我們有空軍最出色的飛行員和我們一起飛行。」    
    「只見他就像一隻雄鷹,」飛行員泰德·勞森說。甲板上的小伙子們看到了美國的一流飛行員在有限的距離內成功起飛了。正如《洛杉磯時報》後來在頭版頭條位置宣佈的那樣,「杜立特爾做到了」。    
    「全體護航飛行員們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大聲地歡呼著,狂喜著,船員們甚至能透過螺旋槳的轟鳴聲聽到他們的叫聲。」然而,哈利·約翰遜當時卻有著不同的感受:「我懷疑是不是有人能活著回來。我總覺得他們這一去就再也回不來了,可我連個再見都沒和他們說,只是在他們每個人起飛的時候豎起大拇指,這讓我難過極了。」    
    吉米在船尾上空盤旋了幾圈之後就飛越了甲板上空,下面的船員們向空中揮著拳頭,扯破喉嚨地歡呼著。下一站,東京。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務(3)

    在吉米的帶領下,其他飛行員小伙子們經過一番努力也成功地把其餘的15架「米切爾」飛機開上了天。他們成功地搞定了危險性極高的起飛環節,當他們注意到惱人的逆風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憤怒的海面上飛行了幾個小時了。他們頂著依然強勁的狂風飛行,而狂風也在機身兩側不停地向他們挑釁。逆風減慢了他們的飛行速度,消耗了他們的燃料,也打亂了他們跟著領隊飛機的飛行計劃。    
    正如事先所擔心的那樣,飛機上的油量表證實了他們的確是在執行一項自殺性任務。「我們起飛的時候(距日本)還有600多英里,所以很顯然,這點油根本就不夠,」飛行員戴維·瓊斯說,「我們當時只能面對現實——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料支撐到中國了。自己切合實際的想一想就會發現這就是當時的情況,但你還是會盡你最大努力投入戰鬥。殘酷的現實並沒有讓你太放在心上。對我來說,這只不過是那次飛行與我在戰爭中其他上千次飛行的區別所在而已。我們在起飛的時候就知道燃油是不夠的。」    
    逆風飛行就意味著我們的飛行員隨時有可能墜入冰冷的海水之中。但美國小伙子們這種冒著生命危險捍衛祖國的決心卻是裕仁天皇不願見到的。他們並不是膽小的懦夫,並沒有因為戰爭躲在家裡,他們的「戰鬥精神」一點也不比日本人少。但他們不說「戰鬥精神」這個詞,飛行員小伙子們稱之為「勇氣」。    
    當吉米在日本北部低空飛行時,正在那裡野炊的人們還朝他揮手和微笑,當地人還以為自己看到的是日本部隊在演習。吉米的飛機掠過了樹梢房頂,開往東京。早些時候,在「大黃蜂」號航母上,有個飛行員問吉米萬一遇到麻煩該怎麼辦。「我們起飛之後,每個飛行員就該負責自己飛機的一切行動,」吉米回答。「為了他的飛機和機組成員,他要為自己作出的決定負責。如果你們失散了,那麼你們每個人就要決定自己將要做的事情。就我個人而言,我十分清楚自己該做什麼。」    
    房間裡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杜立特爾沒有再說下去,於是另一個飛行員又問:「先生,您會做什麼呢?」    
    「我不想當戰俘,」他答道。「如果我的飛機狀況已經不允許我繼續飛行或逃脫,我就會先讓機組成員跳傘逃生,然後接著開飛機找一個地方砸下去,也就是說,如果我認為在那裡墜毀就能給敵人造成最大限度損失的話,我就會熄滅發動機,和我的飛機一起砸下去。我45歲了,也差不多活夠了。但你們當中的大多數還都只有二十幾歲,如果我像你們一樣年輕的話,不知道還會不會做出同樣的決定。總之,該怎麼做你們自己決定。」    
    日本人並沒有為眼前的事實感到恐慌。「看上去像真的一樣,是不是?」一個正在東京火車站站台上等人的商人在看到一架「米切爾」飛機掠過樹梢時對身邊的一位乘客說。「就像一架闖過日本空軍防禦的外國飛機。我猜啊,咱們日本的軍隊是想讓老百姓相信他們是完全準備好了的。」    
    中午12點30分,吉米在東京上空1200英尺的高度飛行,然後連續投下了四枚燃燒彈。接著,正如他後來寫到的,「我再次把飛行高度降到了房頂那麼高,從城市西郊掠過,飛進了低垂的煙霧中,然後將機頭轉向南,朝著海的方向。」片刻,他就鑽入了敵人高射炮炮火的一團團黑煙中。    
    「敵人的炮彈離咱們還有一英里遠吶,保羅,」吉米對他的機槍手保羅·倫納德說道。其實這顆炮彈離飛機已經很近了,機身險些被掀了過去。「上校,」倫納德說,「那可不是一英里。」    
    「我們最盼望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英國駐東京的武官富蘭克·莫伊西說。「我看到西南方的山後突然冒出一團黑煙。我就跑出大樓爬上了屋頂;那景色美極了。就在東京的重工業區上空,翻滾著湧起六股濃濃的黑煙。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煙霧隨風不斷擴散的時候,一架巨大的雙引擎轟炸機突然呼嘯著從半英里外飛過。」一位在英國使館工作的日本婦女對莫伊西抱怨道:「你們這樣轟炸我們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們的房子都是用木頭造的,可你們的卻都是石頭造的。」    
    吉米手下的小伙子們轟炸了東京及橫濱一帶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幾座像川崎這樣的工業區。日本人並沒有把城市的市中心單獨規劃出來,所以一些軍工廠就建在緊挨著居民區的地方。平民的傷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四年前,日本轟炸了中國平民,美國總統、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會、媒體,以及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那種轟炸平民的行為是「野蠻的」。但現在人們的觀點改變了。    
    吉田勝造聽到了飛機低空飛行而過的轟鳴聲,抬起頭正好看到了一枚燃燒彈投向了岡崎醫院。「整幢大樓頓時冒起了火焰和濃煙。很快就從附近趕來了很多志願者們。吉田和他們一起幫助護理員轉移傷員,大家都被美國這突如其來的野蠻行徑驚呆了。」    
    早稻田中學的佐佐木菊次郎當時正和好朋友們在操場上玩,結果落下的燃燒彈燒死了他的一個夥伴。    
    天空中的火焰像雨水一樣灑向大地,地上的人們奔跑著四處逃命。他們的臉上寫滿了震驚和恐懼。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爾空襲都是偷襲行動,但日本人在偷襲珍珠港時將目標瞄向了軍事設施。而此時,美國士兵不斷投下炸彈,並向醫院的病人、孩子、婦女、農民和漁民低空掃射。「當時有條打魚的小船在離岸5英里處,於是我用30毫米口徑的機關鎗射向了他們的頭,」機槍手比爾·伯奇說。「曳光彈使我的瞄準非常精確,我從甲板一端掃到了另一端。」    
    機槍手傑克·德沙澤爾對我們坦白地說道,起初他根本不願意去傷害平民,但後來發現這道脆弱的道德底線在激烈的戰爭中很輕易地就被攻破了。「一次,我在報紙上看到這麼一件事,說一名德國飛行員朝法國人開火,」他回憶道,「我當時覺得這麼做真是太卑鄙了。於是下定決心,即使上了『大黃蜂』號後我也決不朝平民開槍。但後來他們向我們開了火,我就改變了主意。」    
    飛行員們在轟炸任務完成後便迅速飛離日本,他們拚命飛向中國,準備在那裡著陸,但逆風就好像是死對頭一樣讓他們不得不放慢飛行速度。這是意料之中的:來自美國方面的消息早就警告過吉米,每年的那個季節中國海上的風向都將是由西吹向東。吉米的領航員對他說,「燃料耗盡時,我們距中國沿岸還將有135英里,」杜立特爾後來回憶起。「我們開始為墜機做準備。我看到水中興奮的鯊魚,心想著要是掉在它們中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兒。」    
    可是到了後來,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各路神仙改變了主意,開始站到美國這一邊了。誰也沒想到,把這80名美國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風竟變成了順風,這下子可有救了。就連一向倔強的吉米都記得當時風向神奇般地突然轉變了:「幸運的是,上帝是與我們同在的。吹了一路的逆風變成了風速為每小時25英里的順風,這讓我們打消了墜機的念頭。」    
    後來,吉米和他的小伙子們意識到,原來從一開始執行任務神靈們就一直在庇護著他們。暴風雨雖然狂躁地拍打著「大黃蜂」號航母,但卻也為它罩上了一層濃厚的雲霧,結果日本的偵察機就沒有發現這艘軍艦。烏雲和狂風就像一道善意的屏障,一路上保護著黃蜂號。事實上,颶風已經吹散了執行任務的16架「米切爾」飛機,致使他們不得不分別飛至日本不同地點,但這卻不經意間成了一項完美的「戰略」——有效地防止了防空炮手們的集中反擊,因為那些炮手無法預料下一架飛機究竟會從哪個方向飛來。看上去,守護日本的神靈們不願意再保護那些違反武士道精神的「勇士們」了。    
    當然飛行員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只是飛入了黑暗和大雨中。「我們試圖通過4495千赫同衢州機場方面取得聯繫,」吉米回憶道。「但沒有回應。這就是說我們安全到達中國機場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沒有歸航無線電信號的導引,手裡所掌握的地圖又不十分精確,吉米只能繼續飛行,直到油箱沒油,然後從飛機上跳了出去。吉米和他的機組成員從8000英尺的高空跳向了黑色海水中的敵軍控制區,跳下去的時候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等待著雙腳砰然落地。「我們根本看不見下面的情況,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著落地,」吉米說。「我在空中飄落的時候所擔心的就是我的腳踝,1926年,我的雙踝在南美洲骨折過。為了避免雙腳突然著地受傷,我把膝蓋彎曲起來以減少衝力。」    
    可是,好像老天和他開了個玩笑。也許是天上的比利·米切爾決定給即將跳下的夥伴們打個鋪墊——吉米·杜立特爾輕輕的跌落在了一堆屎上,確切地說,是人的糞便。1942年4月18日晚9點30分,在經過了13個小時的空中飛行之後,這位美國飛行英雄發現自己陷在了一堆屎中。    
    這次杜立特爾空襲正如珍珠港偷襲事件一樣,對太平洋戰爭的全面展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所受的實際損失如下:    
    50人喪生;252人受傷;90幢建築物受損或倒塌,其中包括日本柴油機製造公司、日本鋼鐵公司第一鋼鐵廠、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變電所、國家纖維服裝公司、橫濱製造公司倉庫、名古屋飛機製造廠、1座軍工廠、1所海軍實驗室、1個機場、1個臨時軍火供應站、9幢電力大樓、6只大油罐、1家服裝廠、1間食品儲藏倉庫、1家煤氣公司、2家其他公司、名古屋第二臨時軍用醫院、6所小學和初中。    
    杜立特爾手下所有的飛行員都成功的逃離了日本的領空。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務(4)

    儘管日本可以輕易地修復那些被損毀的工廠和建築物,但那次空襲給日本人心靈上造成的打擊卻是難以平復的。一位東京市民寫道:「東京和另外幾座城市遭到了轟炸,這使日本人民對戰爭的態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情況不同了,炸彈已經炸到家門口了。戰場上的戰爭或是國內的戰爭看上去已經沒有太大差別了。」還有一位經歷了轟炸的人是這樣說的:「我們日本人過去總是強調精神力量的重要性,總以為我們日本永遠不會遭到襲擊。在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老師就教我們去相信天皇和他的顧問所說的一切。當官方對民眾正式宣佈我國正遭受襲擊時,就連那些最堅定的信仰者也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擊。最後我們開始意識到,過去我們一直堅信不疑的其實都不是真的——政府告訴我們說日本的國防是堅不可摧的,但他們是在說謊。於是我們就開始懷疑到底日本是不是真的所向無敵。」    
    日本人那種一相情願的想法確實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但「因為這次漂亮的對日轟炸,美國人在經過了五個月的痛苦回味後,士氣卻空前高漲起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人的初次襲擊已經為珍珠港事件報了仇。而且這個襲擊計劃還要繼續下去」。4月21日,羅斯福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記者們圍在他的辦公桌前,羅斯福向他們確認了源於日本媒體的有關那次空襲的報道。但當被問到那些「米切爾」飛機是從哪裡起飛時,他咧嘴笑了,然後對媒體宣佈說,美國飛機是從「我們設在香格里拉的新的空軍基地」起飛去打日本人的?——詹姆斯·希爾頓在小說《消失的地平線》裡曾虛構出喜馬拉雅山脈中一處名叫香格里拉的聖地,而羅斯福總統在回答問題時巧妙的引用了這個地名。    
    他的這個回答讓美國人開心地笑了,但卻把日本人搞糊塗了。「有關香格里拉的這番話無疑給全國人民增強了信心。這說明美國是有能力還擊的。東條英機首相曾吹牛說『日本在2600年的輝煌歷史中,從來沒有在戰爭中被打敗過』,可如今這個牛皮被扯破了。」    
    美國人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飛行員們對日本平民進行了轟炸。他們用機槍掃射學校裡無辜的孩子,向手無寸鐵的農夫和漁民開火,向醫院投下炸彈——沒有一家美國媒體對這些進行報道。    
    一天,在羅斯福總統即將召開新聞發佈會的時候,日本裕仁天皇給他在中國的部隊下達了一條命令,要求他們「摧毀美國軍隊設在那裡的空軍基地,因為美軍可以從那些基地起飛進而襲擊日本。在未來的一個月時間裡繼續控制佔領區,徹底摧毀所有飛機場、軍事設施,以及交通要道……日本在華遠征軍總司令要盡快開始執行這一命令」。    
    日本天皇的勇士們完全遵從了天皇的命令。為了報仇,53個營的超過10萬名日本士兵一路行駛了200英里到達華東,將方圓兩萬平方英里內的中國人全都殺光了,日本人還放火燒了他們的村莊。這些日本兵大肆姦淫掠奪。他們砍掉了無數人頭,砍得胳膊發軟發酸,直至再也砍不動為止。可怕的三個月當中,日本人用機槍掃射中國人,強姦婦女,然後把她們叉起來活活燒死,還將小孩子們扔到井裡淹死。房屋、廟宇和店舖統統被燒成了灰燼。    
    當杜立特爾和他的機組成員乘著降落傘降落在中國的華東地區時,許多中國平民和游擊隊員還給他們食物吃,給他們提供住的地方。飛行員們為了表達謝意,就把身上的一些小玩意兒送給他們的新朋友。後來,一個比利時傳教士回憶說:「那些美國飛行員為了表達對中國人民友好熱情的感激之情,就送給他們一些小禮物,比如降落傘、手套、五分和一角的硬幣什麼的,但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幾個星期後,這些東西竟成為洩露他們曾經在那裡呆過的強有力的證據,結果使那些中國朋友受盡折磨,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兵發現了一個曾經幫助過美國軍醫的農民,「士兵們用毯子把他裹上,浸在煤油裡,然後強迫他妻子把他點著。」一個中國人對《紐約時報》的記者這樣說道:「有些村民僥倖從村子裡逃出來了,他們給我們講了好多這樣的故事,日本人真的太殘忍,太野蠻了。你都想像不到他們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就差一件事兒他們沒幹過——那就是吃人。除了吃人,剩下的隨便你想,你能想到的缺德事兒那些日本鬼子全都幹過。」    
    蔣介石後來給羅斯福發了封電報,電文中寫到日本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美國飛行員在日本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轟炸了東京,之後便逃往中國沿海地區著陸,於是日本軍隊開始對這些地區進行大掃蕩,殺光了那裡所有的人——我再重複一遍——這些日本人殺光了這些地區的男女老少。」蔣介石並沒有誇大事實。一位美國將軍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那次報復之戰:「25萬中國士兵和平民在3個月的戰爭中失去了他們的生命。」    
    3個月內就有25萬人喪生,法國在為期6年的二次大戰中死亡10.8萬人,比利時10.1萬人,荷蘭24.2萬人。而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的那次復仇行動竟殺死了那麼多中國人,死亡人數比後來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中喪生的人數之和還要多。    
    但戰爭並沒有就此結束。杜立特爾空襲令日本大為惱火,於是他們展開了生物戰。日軍於1935年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那是一個隱蔽的生物研究中心,在那裡,日本醫生在中國老百姓身上做試驗。「日本人在那裡從事細菌戰的試驗與研究。他們把中國人抓來,像對待小白鼠那樣給他們注射病毒,令他們感染上鼠疫、肺炎、流行性出血熱、傷寒、梅毒等疾病。」松本廣史還記得當時日本人是如何往中國囚犯身上注射病毒的,然後又是如何把他們的身體當作細菌培養器的。「五六個月後,」松本回憶說:「這些人的身體裡就會培育出我們想要的細菌,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取他們的血了。取血的方式就是在他們的腹股溝處切開一條口子。那些被試驗者直至最後一滴血滴盡的時候仍然還活著:身邊的士兵或是軍中臨時工作人員就會站到他們胸口上向下壓他們的肋骨,或是使勁兒在上面跳躍。這樣重複幾次之後,肋骨大概就會碎了。我能聽見那些骨頭斷掉的聲音。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將最後一滴血取盡。我說的這些都是真事兒。」    
    日本人為了發洩心頭的怒火,開始在華東地區噴灑霍亂、傷寒和鼠疫病毒,這使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受害者的總數至今仍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人們可以從一幕驚人的場景中得到一個總體概念。「據報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襲擊中的最後關頭,由於風向的改變,導致1700名日本士兵喪生,10萬多人受傷。」    
    受害者並不僅是中國人。杜立特爾手下也有八名飛行員在中國境內被日本軍隊抓獲了。他們分別是迪安·霍爾馬克、比爾·法羅、哈羅德·斯帕茨、蔡斯·尼爾遜、喬治·巴爾、鮑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澤爾以及鮑勃·米德爾。他們也許是最先知道敵人是怎麼看待這些美國飛行員的人。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務(5)

    「根據《日內瓦公約》,我只能告訴你我的名字、軍銜和編號,」蔡斯·尼爾遜對審問他的日本軍官說道。審訊員的答覆是:「《日內瓦公約》是什麼?我們是在打仗,你不知道麼?我們的規矩都是自己定的。」緊接著,審訊員用手指戳著蔡斯的鼻子說道:「我再告訴你點兒別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殺了,而別人永遠都不會知道這是誰幹的。」    
    作為47個簽字國之一,日本於1929年7月27日在日內瓦簽署了《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但由於國內的強烈反對,日本從未正式認可這項公約。公約要求無生存希望的士兵釋放投降者。要記下投降者的姓名,並通知其家人他們依然活著且活得很好。然而,這樣的規定無疑與殘暴的日本軍人的所作所為恰好相反。投降者們並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輕的日本士兵必須戰鬥到死。「如果他受了傷不能動或是失去知覺被抓成為戰俘,回到日本後他將永遠也抬不起頭來。他和他的家人將為此蒙羞一輩子。」歷史學家火田幾彥總結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們認為一旦自己的軍隊被俘虜,他們就會失去所有人權。而且他們也以同樣的態度理解抓獲的戰俘。」    
    裕仁天皇明確表態:日本不會遵守國際協定。這與過去的戰爭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明治天皇曾經宣佈:「我們命令士兵竭盡一切所能,保證不違反國際法。」後來在對俄宣戰時,明治天皇依舊強調了這一點。那時候,被俘軍官們受到了很好的對待。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戰爭中,79367名俄國士兵被俘虜。他們被關押在日本境內的29個戰俘營中,並得到了很好的對待。金澤戰俘營中的俄國軍官甚至還被帶到小酒館裡去看娛樂表演。後來頒布的《海牙公約》規定,戰俘應該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國軍中服役的同等軍銜的士兵同樣的薪水。日俄戰爭中,俄國戰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兩倍。戰爭結束後,所有的戰俘都被送回了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對德國的宣戰書中宣稱:「我們仍舊要求我們的軍官和士兵各自竭盡一切所能,在國際法的框架內實現本國作戰目標。」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後,皇軍就不再理睬那些國際公約了。裕仁天皇在對美宣戰書中聲明:「全國人民有著共同的願望,為了使日本在實現戰爭目標的過程中免遭損失,我們將動員一切力量。」人們故意忽略了遵守國際法的宗旨。日本戰俘新聞局的第一任主管說:「在對俄戰爭中我們對俄國戰俘給予優待,那是為了讓世人承認日本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但我們現在不再採取這種做法了。」    
    日本士兵認為被俘後應該自殺而不應投降,當了戰俘就意味著失去尊嚴。畢竟,投降之後雖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嚴便不復存在了。被俘虜的美國兵們要求通過國際紅十字會通知他們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對此非常詫異。他們納悶,這些卑劣的美國人怎麼會厚著臉皮舉起雙手投降,並且投降了要讓他們的父母也為他們感到羞愧。    
    來自俄克拉何馬州德林克曼的格倫·貝裡26歲那一年經歷了極端殘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許多年後,貝裡對我說:「日本兵告訴我們,他們寧願自殺也不會投降。所以他們覺得我們就是一幫廢物。」    
    另一個巴丹倖存者萊斯特·坦尼給我講述了一個「廢物」的故事:    
    我們行進到一個地方的時候,押隊日軍命令我們要將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進,以追上前面的戰俘隊伍。當我們經過一隊日本士兵時,押隊的士兵命令我們停下。就在我們察看那隊士兵在哪裡時,看到了一個美國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軍官面前。那個軍官從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揮著刀在空中劃了一道長長的弧線,嘴裡大喊一聲「萬歲」,便砍了下去。只聽見一聲悶響,那個美國兵的頭被砍了下來。然後,那名日本軍官一腳將美國兵的屍體踢開,所有的日本兵一起狂笑後走開了。    
    日本兵虐待並殘殺了許多盟國的戰俘,可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他們一旦落到對方的手裡,他們認為自己也會得到同樣的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名日本兵投降,小清史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菲律賓被美國軍隊包圍了,逃脫無望。在戰俘營裡,美國人給他吃罐頭食品。他吃完之後,一名美國士兵手拿一把鐵鏟走了過來。小記清史說:    
    他讓我在地上挖個坑。我當時就嚇傻了。日本兵抓到敵人後總是叫他們挖坑,接著讓這些人跪下,把他們腦袋砍下來。我絕望地看了看四周是否有逃跑的出路,但看到的只有冰冷的鐵牆,於是我只好聽天由命了。我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開始挖坑。當時我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覺得地上的土就像石頭那麼硬。我挖的坑非常淺,心想,這個坑可裝不下我啊。但後來,那名士兵把鐵鏟從我手中搶了過去,然後只是把我吃完的那只空罐頭盒扔了進去,並命令我把其他人吃完的罐頭盒也撿到一起埋起來。我想我當時的樣子一定是嚇壞了,於是他又補充了一句說,這麼做是為了講衛生。    
    在那些抓獲美國兵的日本人眼裡,杜立特爾空襲中被俘的蔡斯·尼爾遜和他的戰友們已經失去了一切尊嚴。當蔡斯他們不再張口交待問題時,一場磨難便開始了。    
    尼爾森回憶道:「他們先在我的指縫中放上鉛筆,使勁兒捏住我的手,然後把鉛筆拔上插下,把我的手指都弄破了。」一個衛兵使盡全力握住美國兵的雙手,另一個就反覆拽那些鉛筆,結果手指被磨得骨頭都露了出來。    
    尼爾遜後來被反銬住雙手吊在牆上。秘密警察宇野信太郎回憶起當時折磨中國戰俘的一種方法:「最痛苦的折磨就是用一根繩子把他們的雙手綁在背後,然後用同一根繩子把他們吊在牆上。這樣一來,他們的所有重量都落在了肩膀上。這麼做比砍頭和扼喉還要管用。如果你用這個辦法,90%的戰俘都會開口說話。」尼爾遜被吊在牆上的時候,感到渾身疼痛難忍,幾分鐘後就疼昏了過去。但他和他的夥伴們仍然什麼也不說。    
    可宇野並沒有就此罷休。「那個衛兵拿來一根直徑有3英吋粗的竹竿,」尼爾遜接著回憶道:「他把那根竹竿放在我膝蓋後面。所以我就不得不蹲在地上,那姿勢就像是在下跪。一個士兵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個把腳踩在我的大腿上,然後跳上跳下,我的膝蓋疼極了……我覺得我的關節都快散架了,但5分鐘後我的膝蓋就麻木了,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當然,在西奧多·羅斯福對菲律賓發動大規模行動時,美國士兵也有折磨人的辦法。「當時他們給我『水療』,」尼爾遜回憶道,「我伸展著四肢平躺在地上,四名衛兵分別抓著我的胳膊和腿。我的臉上被裹了一條毛巾,然後那些人開始往毛巾上倒水。他們不停地往上面倒水,直到我幾乎因窒息而失去知覺,然後他們就停下來,等我又喘過氣來,就再接著往毛巾上倒水。我當時覺得自己就像是溺水了,在生與死之間喘息。」    
    東京廣播電台在節目裡奚落那些美國人,嘲笑他們竟然敢派飛行員到日本的地盤:「美國和日本可以一起玩這場轟炸遊戲。你知道,你們炸我們,我們也可以炸你們。這些都算是戰爭的一部分……而且美國人你們不要忘了,你們派來的每個飛行員手裡都握著通往地獄的特別通行證呢。放心好了,這絕對是張單程票。」    
    現在日本和美國扯平了。兩國分別在對方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行了突然空襲。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爾空襲為整個太平洋戰爭奠定了基調,也決定了戰爭的方式。現在雙方都將對方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只想拿著單程車票去決一死戰了。」


第三部分第九章 空中威力(1)

    日本人完全沒有意識到空中力量的增強會給戰爭帶來怎樣的戰略性革命。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報告》,1946    
    在杜立特爾空襲之後的新聞發佈會上,羅斯福那番說到「香格里拉」的講話的確精彩,美國人民聽了都由衷地笑了。與此同時,美國的軍隊也做好了一切準備迎接日本的反擊。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時任太平洋及遠東地區陸軍的副總司令,他向情報機關詢問對戰事的看法。他們對他說,日本人這次丟盡了臉,所以一定會進行強有力的報復。艾克得到了警告,「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洛杉磯、聖地亞哥都會相繼成為下一個珍珠港。「加利福尼亞州的廣播電台被要求停止工作,以防發出的電波被敵軍轟炸機當成目標,舊金山的所有大橋也被封閉了。美國軍方推測,日本將會很快派飛機過來灑下有毒物質,於是運了60萬防毒面具給西部防禦司令部。    
    杜立特爾空襲也使日本重新調整了其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策略。    
    日本幕府時代的將軍們奉行「尊王攘夷」的傳統,因此皇軍一直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最好地保護天皇。可眼下,美國人的飛機竟在皇宮上空盤旋,這讓他們感到無比憤怒和恥辱。為了爭回這口氣,他們將會拼盡全力,採用新的戰術來扭轉整個戰爭的局勢。    
    就在美國轟炸東京的同時,日本陸軍和海軍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辯論,他們為究竟該怎樣乘勝追擊爭論得不可開交。陸軍想要進一步鞏固在地面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海軍在珍珠港偷襲之後卻想盡快結束戰鬥,一勞永逸地將美國太平洋艦隊消滅乾淨。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一直主張在中途島打一場「決定性的戰爭」。中途島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領土,是一個環狀珊瑚島,位於瓦胡島正西方1100英里處。他打算像當年在對馬島打敗俄國人那樣,在中途島把美國人也打得落花流水。山本認為,吉米的飛機只能用航空母艦運載到中途島附近才能起飛。如果佔領了中途島,就可以防止美國對東京的空襲了。    
    從政治上講,日本一旦控制了中途島就可以進一步進攻夏威夷,從而給美國造成威脅。這就為與美國進一步討價還價增加了籌碼。從軍事上講,對中途島的襲擊能將美國海軍捲入一場必輸無疑的戰爭,畢竟同日本強大的海上力量相比,美國的海軍還不夠強大。    
    為了避免再次遭到美國的轟炸,山本的戰略被採納了。日本將佔領中途島,把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徹底消滅。在此之前,山本設想中的勝利之夢是那樣的遙不可及,現在看來,只要再打上一仗就能實現了。    
    5月27日那天,正好是對馬海戰勝利37週年紀念日。山本派出的近200艘軍艦在壯觀的歡送儀式後出發了。日本人的作戰計劃儘管隱蔽,但還是有些蛛絲馬跡被約瑟夫·羅切福特發現了。這個愛叼煙斗的傢伙仍在擔任戰爭情報部的總管。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他還穿著便服和拖鞋。日本海軍的電碼非常複雜,在截獲的電碼中,羅切福特和手下的人只能讀懂其中的15%。儘管如此,有這15%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在杜立特爾空襲之後,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特別高:「AF」。多少個失眠的夜裡,羅切福特反覆猜想,這個「AF」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或者是個什麼地方呢?    
    羅切福特的直覺一向很準。他猜「AF」就是中途島,在5月的早些時候,他就做好了鋪墊。他在中途島電台設有一小隊衛兵,那時候他們的淡水快用盡了。兩天後,羅切福特偵察到了日軍一條電碼說「AF」的淡水用完了。瞧,果然猜中了!他得出結論:中途島將會成為日本海軍下一個攻擊目標。實際證明,羅切福特的這一發現是太平洋戰爭中情報部門所取得的最有效的一次成功。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軍的艦載飛機與一隊低空飛行的美國飛機發生了激戰。日本飛機未曾想到,美軍還有另一隊高空飛行的俯衝轟炸機跟在後面。日本的零式戰鬥機飛得很低,幾乎和航母甲板同樣高度,他們擊退了第一波美軍飛機,而這樣恰好為高飛在上的第二波美軍飛機清空了戰場。這一次,上帝又站在了美國一邊。    
    「我一路衝下去的時候,沒有一槍一炮對準我,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來了。」飛行員迪克·貝斯特回憶道。「我把飛機拉高,看到我們打出了第一炮……只見粗粗的一股濃煙從整艘軍艦上冒出,至少有200英尺那麼高……甲板下的情況一定糟透了……一艘航母就這樣毀掉了。即使是現在我還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當天的那一幕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5分鐘後,3艘日本航空母艦都遭受到了美軍俯衝轟炸機的致命打擊;第二天美軍又擊沉了第四艘日本航母。6個月前美國在珍珠港遭到了偷襲,這次在中途島美軍飛行員共擊沉了日本6艘航空母艦中的4艘。    
    山本的美夢破滅了,日本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失敗了。在中途島大戰之前,日本擁有6艘大型航空母艦,而美國只有3艘。可在這次戰鬥中,日本失去了4艘航母,6艘其他軍艦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300多架飛機連同機上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一起被美軍擊落——日本的海上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美國的空軍力量在5分鐘內就扭轉了太平洋戰爭的局勢。正如歷史學家戴維·肯尼迪所說,「中途島海戰之後的兩年內,日本的造船廠加班加點工作,想再造出6艘航空母艦。但與此同時,美國卻增加了17艘,此外還有10艘中型航母,以及86艘護航航空母艦。這些數字頻繁出現在各種戰爭資料中,也注定了日本在戰爭中的下場。經過了長時間的艱苦戰鬥之後,這一點最終得以證明。」    
    然而,美國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在中途島戰役中,日本水手從水中撈起了三名美國飛行員,並殘忍地殺害了他們。其中兩名被綁上鐵鏈扔進了海裡,另外一名則被日本兵用斧頭活活砍死。    
    ***    
    1942年8月28日,在杜立特爾空襲中被俘虜的八名美軍飛行員被帶上了法庭,因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審判」。「他們用日語宣佈了我們受到的判決,」鮑勃·海特說。「我們並不知道那最終判決究竟是什麼。翻譯說,『他們不讓我告訴你們。』剛說完,我們就被帶走了。」    
    10月14日,來自得克薩斯州羅伯特李的28歲的迪安·霍爾馬克、來自南卡羅來那州達林頓的23歲的比爾·法羅,以及來自堪薩斯州勒伯的21歲的哈羅德·斯帕茨被告知,他們在戰爭中犯下了罪行,第二天就要對他們執行死刑。當時,這幾個小伙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們並不知道,日本已經於1942年8月13日通過了敵軍飛行員處理法案。這項有追溯力的法律規定,那些向非軍事目標轟炸或射擊的美軍都要被處以死刑。所有八位飛行員都被判為死刑,但鑒於天皇的「仁慈之心」,另五位飛行員得以減刑,被判為終身監禁。」然而那5名免於一死的飛行員並得不到「戰俘」那樣的對待,他們被定為戰爭罪犯。一條軍規聲明,「對戰犯的處置辦法將不會依照普通戰俘的標準,即使有交換戰俘的規定,這些戰犯也不能被遣返回美國軍隊。」這些已經成為日軍的官方政策了,所以這些飛行員必須得死。    
    日軍的獄卒給迪安、比爾和哈羅德準備了筆和紙,讓他們最後給家裡寫封信。    
    迪安當時虛弱的已經站不起來了,他給在達拉斯的媽媽寫道:「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們只是告訴我,說我很有可能被處死。我怎麼也不相信……我是個戰俘,原以為我會一直被這樣照顧著直到戰爭結束……日本人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還試著與他們合作,因為我知道在這場戰爭中我的角色已經扮演完了。」    
    比爾給他在達林頓寡居的媽媽這樣寫道:「別為這事兒感到憂傷。您要記得,上帝會讓一切好起來的,我們會在他那裡再次見面的。」在另一封寫給未婚妻的信中,他寫道:「對我而言,你就是我的惟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比爾感謝她「讓我這一輩子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好姑娘」。他還補充道:「請常給我媽媽寫寫信,安慰安慰她,因為她一定很需要你——她覺得你是個好姑娘。」    
    哈羅德給他鰥居爸爸寫的是:「如果說我長大後這些年裡得到了什麼的話,我願意把它們都送給您,還有,爸爸,我想讓您知道我很愛您,願上帝保佑您。您要記得我是個戰士,是為祖國戰鬥而死的。」    
    戰爭結束後,人們在日本的軍事文件裡找到了這幾封信。事實上,監獄的辦公人員根本就沒有寄出這些信。    
    1942年10月15日的早上,三名被宣判有罪的飛行員小伙子被銬住雙手運往了上海第一公墓。前一天晚上,木匠們已經釘好了三個木頭十字架,而眼下已經把它們插在了剛剛割下的草堆上,相互間距20英尺。    
    監獄長立田走近他們三個。「我對他們說,耶穌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你們也將要死在十字架上,當你們被處決的時候,也就是你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上帝會賦予你們榮譽。我還讓他們三個禱告,於是他們在胸前畫了個十字就開始禱告。我說,『你們馬上就要被綁在十字架上了,綁好之後,人的信仰和十字架就連為一體了。所以,請相信上帝。』聽到這些他們笑了,說他們很清楚這些。我接下來又問他們還有沒有什麼話要說,他們說沒什麼要說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全部對話。」    
    比爾、迪安和哈羅德被帶向了十字架,然後背靠著十字架跪下了。衛兵們為他們取掉了手銬,並把他們的手腕綁在了橫木上。他們的臉上被蒙上了白布。衛兵們還用黑筆在白布上畫上一個「叉」以標明前額的中心位置。    
    射擊班站在20英尺開外,邊上的神道教祭壇裡燃著熏香。「各就各位!」指揮官喊道,「開槍!」    
    三聲槍響後,三位飛行員小伙子的頭猛地往後一撞。鮮血立刻噴了出來,瞬間將蒙在臉上的白布染紅了。    
    四天後,日本用英語廣播道:「那些美國飛行員殘暴無情,喪心病狂……他們向我們的非軍事設施投下燃燒彈和炸彈,毀了我們的醫院、學校和百姓的房屋。他們甚至在俯衝的飛機上用機槍掃射我們的學生。他們被抓獲以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並依照軍事法受到了嚴厲的懲罰。」這則報道中說出了三位飛行員的姓名,但並沒有提到他們受到的刑罰方式。    
    太平洋戰爭進行到那個階段,日本早期的優勢大部分保留了下來。1941年末,日本軍隊已經奪取了太平洋上最西的美軍基地威克島。美國1942年2月在馬紹爾群島和吉爾伯特群島發動的反擊削弱了山本的作戰力量。美國的飛行員為了拿下新幾內亞群島的臘包爾同日軍打了幾場硬仗,日本當時正在把臘包爾改建成他們最大的空軍和海軍基地,但美國並沒有成功。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戰役中(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航母對航母的戰役),日本有兩艘航母遭到了嚴重破壞,但他們還是經受住了打擊,且巧妙地戰勝了盟國的軍隊。


第三部分第九章 空中威力(2)

    美國國內有越來越多的海軍飛行員接受訓練,準備投入到廣闊太平洋上的戰爭中去。這些飛行員將要在那裡參加戰鬥。沒錯,他們是士兵,但他們卻並非由於身上發達的肌肉受到重視,而是因為他們有聰明的頭腦。一大批戰士們所受訓練的內容不僅是怎麼提高飛行技巧,還要學習相關的知識。這些小伙子們要學會導航、航位推測法、地圖分析以及處理各種細小的機械難題。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海軍迅速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網絡,這個網絡由訓練場和徵用的大學校園組成。訓練設施被發送到全國各地。飛機場本身並不佔太大的地方,飛行員們的居住區面積同陸軍和海軍的相比也是差不多大小,但在練習空降的時候,飛行員們就需要寬廣空曠的空地來進行訓練。    
    那些即將投入空戰的戰士們需要數平方英里的得克薩斯天空充當他們的訓練場;那些俯衝轟炸機在佈滿岩石的加州山脈上空呼嘯飛過,尋找空曠山谷中已畫好記號的訓練靶子,然後朝靶心投下炸彈;魚雷轟炸機飛翔在墨西哥灣藍綠色的水面上,練習如何打中那些訓練用的救生筏,或用機槍射中拖在訓練機身後的靶子套。所有這些飛機裡面,機槍手都是膝蓋貼著臉頰蜷在炮塔裡隨著飛機一起旋轉,而炮塔下面的無線電技師則在那裡發送摩爾斯電碼。    
    飛行員當時的地位很高,受到很多女孩子的愛慕。但每個硬幣都有另一面。很多時候,飛行員是個很殘酷很危險的職業。比如你的一個朋友在墜機事故中被燒死了,當你看到馬鈴薯田里那堆冒著黑煙的燒焦了的屍體時,自然感到悲痛欲絕。當你親眼看到夥伴們在一次夜間飛行中從地平線上消失而俯衝到海裡的時候,心裡難免痛苦萬分。即使是在地面上,當你看到昔日好友不小心被身後高速旋轉著的螺旋槳削掉了胳膊時,也是非常非常難過的。平時,飛行員們之間很少談論這些事情,但其實他們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些小伙子們知道,當他們能對別人造成致命打擊的時候,他們的職業對自己來說也是致命的。    
    在1942年11月21日那個極冷的冬日早晨,18歲的航空軍校學員喬治·布什第一次獨自駕駛著一架訓練機從明尼蘇達州的一個機場上起飛了。「沒當過飛行員的人是無法體會到第一次獨自飛行時的喜悅之情的。」布什後來解釋說:「我們單獨飛行過的人都覺得飛上天時自己有10英尺那麼高,非常了不起。」    
    布什當時駕駛的是一架斯特爾曼N2S飛機,這是一種開艙式復翼飛機,又稱「黃色警告」。阿奇·克拉普回憶說,它之所以被叫做黃色警告是因為「我們那些新飛行員是很危險的,其他人最好當心點。因此這種訓練機被塗成了明亮的黃色」。很多斯特爾曼N2S飛機在訓練時都墜毀了,有時候學員們把它戲稱為「洗衣機」,因為很多訓練者在駕駛失敗後都被「洗掉」了,也就是被淘汰了。但是這種飛機很結實也比較安全,所以被選作訓練機,儘管它的座艙不是封閉的,在明尼蘇達的冬天裡飛行常常會感到異常寒冷,但這一切對布什來說卻算不上什麼。他非常喜歡駕著飛機在冷風中呼嘯而過的感覺,這讓他想起小時候在緬因州的時光,就像坐在一條小船上。那時候他還是個小孩子,戰爭對他來說還只是歷史書中出現的字眼。    
    「第一次獨自飛行對你而言,就好像爸爸第一次對你說你可以開著家裡的車出去一樣,」來自西雅圖的比爾·康奈爾告訴我。經過幾周空中和地面訓練之後,你就可以獨自駕駛飛機飛行了。你所操作的每一步都是第一次。耶西·諾爾在前往太平洋參戰之前是個教練員。「我把他們帶上飛機後,就開始『手把手』地教他們,」他說。「訓練機上有兩套操作裝置,一套給飛行員學員用,一套給教練用。學員把手放在操縱桿上,腳踩在踏板上。在我起飛和著陸的時候,他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怎麼操縱飛機的。輪到他的時候,他便通過模仿我的動作『完成操作』。當然,我的手和腳是決不會離開控制裝置的,這樣的話才能確保他的每一項操作是正確且安全的。」    
    布什後來回憶起學習飛行時的經歷,「我在踏上飛機的那一刻並沒有太清晰的想法,但我就是想當一名飛行員。我在地面上已經學習了很多知識,通過了導航測試,瞭解到引擎工作的原理。然後就上飛機了,身邊還有教練指導。他告訴我該做什麼。用多大的勁兒去踩腳踏板,往這邊轉。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操縱飛機。剩下的就是個功夫活兒了。漸漸地,就會感覺到高度的存在,就會知道什麼是安全的,什麼是不安全的——當然還要學會怎麼使飛機停下來,等等。我非常喜歡這些。飛行時的感覺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感覺都無法比擬的。」    
    「當你的教練對你的表現表示滿意,確保你已經不會出事兒的時候,就會允許你自己開了。」阿奇·克拉普說道。「這回輪到你自己了。你的教練會教給你點新東西,然後他就站在地面上看你飛行。慢速旋轉、翻觔斗、怎樣在快速旋轉後穩定下來,等等。你得讓你的飛機聽話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每個飛行員單獨飛行過之後,經驗就是他最好的老師了。」海軍飛行教練羅伯特·班塔解釋道。「經驗成就飛行員。最好的飛行員經驗也最豐富。我們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在空中練習。」    
    「就像開汽車一樣,」利蘭·霍爾德倫說。「不同的是你要在三維空間裡運動,而不是在二維的空間裡。開車時你只能向左或是向右。但開飛機時你還可以飛上或飛下。」但對有些人來說,即使是這樣的比較也沒有感受過。來自密歇根郊區的約翰·勒伯夫回憶道:「我學開飛機之前根本沒開過汽車。事實上,我是在有了400小時的飛行記錄之後才開始學開車的。」    
    相對而言,空戰還是比較新型的戰鬥方式。與其說它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門藝術,但那些飛行員小伙子們卻學到了一系列的進攻性和防禦性動作。其中有些看起來很簡單比如翻個觔斗,或是做個橫滾——這些都是特技飛行中才有的旋轉,可以用來嚇唬那些缺乏信心的敵方飛行員。但其他動作就要複雜得多了。急躍升就是在飛機上升過程將飛行方向調轉180度,如果轉不好的話,就會導致機毀人亡。伊麥曼翻轉就是將半個觔斗和半圈旋轉結合起來,這樣既能使飛行員的飛行高度上升,又能將方向調轉為朝向敵人的方向。但如果這個動作做得不到家的話,飛機就會失速,發動機的動力一旦停止,就會為敵軍的機槍掃射提供絕好的機會。飛行員們學會了如何選用最佳動作來對付敵軍的各式飛機。打個比方,日本的零式戰鬥機易於操作,機動性強,至少在戰爭初期時比盟軍的飛機飛得高。在飛行速度不超過每小時250英里的情況下,它的快速移動、轉彎和旋轉動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並帶有很強的威脅性。但美國的飛行員小伙子們漸漸發現,這種零式戰鬥機的機翼儘管很輕,但其形狀只適合升高,並不適合做俯衝的動作。當速度超過每小時300英里的時候,日本飛行員就難以駕馭他們的飛機了。只要美軍能使空戰時的飛機保持較高的高度(這樣就能找到俯衝攻擊的機會,而高度較低的話,就會促使他們採取爬高策略)和較快的飛行速度,就能夠佔據明顯的優勢。零式戰鬥機還設計出一種急轉動作,但向左迅速旋轉時的速度比向右旋轉時的速度要快。飛行員們注意到了這些攻擊中的方式,並充分利用敵人的那些弱點。隨著戰鬥的進行,他們最終可以消滅掉那些經驗不夠豐富的和飛行技巧不高的敵軍飛行員。    
    海軍飛行員每按照訓練大綱完成一項,訓練人員就會對他們進行測試和評估,以確定他們學到了「真東西」。如果他們有哪一項操作完成得不好就會被淘汰。「很多人不具備飛行員應有的身體協調能力。」喬治·布什的教練泰克斯·埃利森對我說,「我們會仔細觀察每一個人,然後把那些不適合開飛機的人淘汰出去。」    
    這些初學飛行的飛行員必須得懂力學和物理學。「你得明白機翼和螺旋槳的工作原理。」飛行員查理·布朗對我解釋道,「機翼的下端是平的,而上端則是呈弧面的。飛機飛行時,機翼上端與空氣接觸面積較大,因此產生了向上的浮力,使飛機能夠在空中飛行。螺旋槳的槳葉是呈角度安裝的,這樣當它旋轉時可以捲入空氣,產生推動飛機的動力。所以,靠機翼的形狀升起飛機,靠螺旋槳的旋轉推動飛機。」對飛行員來說,有些知識是必須掌握的,因為這些知識與他們的生命安全密切相關:如果速度不夠,飛機就升不起來,但如果在不合適的角度速度過快又會導致災難性的事故。    
    查理·布朗回憶道,最難掌握的飛行技巧就是著陸。「當你飛到終點時,你開始減小發動機馬力以減慢飛行速度。這樣一來,空氣給你的向上的力就會減小,你就可以慢慢降落了。每架飛機都有相應的失速速度。你在著陸時的速度要比失速速度快一點點。就在你快接觸到跑道時,把操縱桿向後一拉,飛機的機頭就會翹起來,這樣飛機就會慢慢停下來,著陸也就成功了。」    
    每個飛行員都要學會如何著陸,而海軍飛行員的著陸方式是最危險的。對他們而言,航空母艦就是一條又窄又短的跑道,待飛機升空後它就航行到其他地方了,有的時候在起飛時,甲板還會以5英尺至16英尺的幅度上下顛簸或左右搖晃。降落到甲板上也是一樁難事。軍艦甲板上扯著很多鋼索。飛機在甲板上降落時必須放下尾鉤來掛住這些攔機索,這樣就會阻止飛機繼續向前滑行。正如查理·布朗描述的那樣,「當你緊急降落在甲板上時特別希望能鉤住一條繩子。」哈羅德·韋格納對我說:「有人用儀器給現在的飛行員作過測量,發現他們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時的心跳速度比在作戰時還要快。」    
    「你是怎樣在航母上降落的呢?」我問喬治·布什。他狡黠地笑了一下對我說,「非常小心……」成功降落的關鍵就在於飛行員對降落信號員的完全信任。降落信號員通常是一名經驗老道的飛行員,他用手中的板子給即將降落的飛行員打信號。這些用來打信號的板子就像個半截的網球拍,表面綴滿了彩色的布條。有了這些布條,信號員在揮動信號板時就不用擔心甲板上刮起強風導致飛行員看不清信號了。「你完全依賴信號員的指示,」喬治·布什說。「你飛得太高了,你的速度太慢了,這些他都會打出信號告訴你。當他打出『降落信號』時你才可以降落。你把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他手裡。」查理·布朗解釋道:「降落信號員會打出『降落信號』或是『重新降落』的信號。看到降落信號你就可以降落了,但看到重新降落的信號時,你就要開足馬力再盤旋上幾圈後才能再次嘗試降落。一旦他給出了降落信號,你就不可以再繼續飛了,否則就要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第三部分第九章 空中威力(3)

    戰鬥機飛行員洛厄爾·伯納德給我講述了夜間在航母上的降落情景。「在白天降落已經夠我們受了,」洛厄爾說,「但在沒有任何燈光的漆黑夜裡練習著陸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經歷。」哈羅德·韋格納記起了一次極其恐怖的夜間降落:「那天晚上沒有星星,我看不見海平面,沒有燈光,根本看不見海水。我們獨自駕駛飛機飛行。有兩架飛機都開進了海裡。當我從飛機上下來的時候,渾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真是太恐怖了,渾身都是冷汗。」    
    飛行員在空中戰鬥中的地位就相當於棒球比賽中的四分位,但一支球隊裡還需要有其他隊員。比如那些經過特別訓練的無線電技師、雷達員、地面機械師、機槍手、投彈手等。只有這些人齊心協力共同戰鬥才能使一架飛機成為名副其實的戰鬥機器。    
    戰艦飛行員主要有兩種。阿奇·克拉普告訴我:「你必須想好自己究竟是當個戰鬥機飛行員還是當個轟炸機飛行員。」戰鬥機輕盈速度快;轟炸機個頭大,允許較大的載荷量。但這兩種艦載機都比陸基飛機要小。    
    比如戰鬥機飛行員華倫·厄爾·沃恩駕駛的就是一種單座快速飛機,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擊落敵軍的戰鬥機。在參加太平洋戰爭的前幾個月裡,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莫哈韋空軍基地接受了海軍飛行員老兵們的嚴格訓練。    
    華倫·厄爾開的是沃特F4U—1A,這種飛機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叫「海盜」。該機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時超過400英里)且極易操控,「海盜」飛機的大小剛剛好(長超過33英尺,翼展41英尺),並且很結實。機上可裝載6挺50毫米口徑機槍,飛機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這種比日本飛機更適合空戰。(從繳獲的日本飛機來看,我們發現日本人通常不會給飛機加上裝甲,為的是使它們保持較輕的重量,從而在較慢速度下易於駕駛,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機毀人亡了。)    
    飛行員小伙子們在徹底掌握了「海盜」飛機帶有一定危險性的旋轉特性之後,就開始愛上它了。「開著它比在水上划船還要順手,」阿奇·克拉普記得當時開著「海盜」時的感覺。「就像在開汽車。」而開轟炸機則不同,這種飛機不是為小個子飛行員設計的。阿奇·克拉普回憶說,「它就是為那些身高6英尺4英吋的試飛員們設計的,所以它上面很寬敞。要是小個子飛行員的話,還得在上面加個墊子。」飛行員們坐在樹脂玻璃罩子裡,身後是裝甲機槍炮塔。飛行員要不斷查看三個後視鏡,還要時時注意機艙外的情況。「海盜」飛機的機頭特別長,這就令飛行員很難看到下面的情況,尤其是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時,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阿奇·克拉普解釋道,「如果想降落在甲板上,你只能看到兩邊的情況,所以你必須邊飛邊轉彎才能看見信號員的指示。」儘管這種降落讓人害怕,但日本飛行員更害怕的是見到一組「海盜」飛機朝他們呼嘯而來。後來日本人給這種飛機取了個綽號叫「狂嘯死神」,因為它俯衝時的聲音和它攻擊時的聲音都讓人毛骨悚然。    
    「我們在莫哈韋訓練了4個月,」韋斯利·托德回憶道。他那時候和華倫·厄爾·沃恩在一起開飛機。「那時候我們都覺得已經訓練得夠多了,可以出海去打仗了。我們非常渴望去作戰,也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    
    「我們練習了很多空中戰術,」阿奇·克拉普說。「轟炸,然後急速上升,一直在重複練習。我們被稱作戰鬥機飛行員,但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叫我們戰鬥轟炸機飛行員。我們從機翼發射空對地導彈,還練習轟炸。」下滑轟炸正如這個詞聽起來的感覺一樣——我們並不是俯衝向轟炸目標,飛機在目標上空滑翔,為的是朝它開火。    
    「在實際操縱時,」阿奇回憶道,「我們都穿上了抗壓飛行服。」駕駛「海盜」飛機的飛行員們都要穿一種貼身的褲子,這種褲子在骨盆的位置和褲管裡裝有氣囊。克拉普解釋說,那些氣囊會將身體下部的血液截住,以防止血液集中在上半身,這樣你就不會覺得頭暈了。這種飛行服裡面裝有彈簧,並隨著重力的改變隨時調節。重力越大,氣囊中的空氣就會將身體壓得越緊。」    
    在戰爭時期的加利福尼亞,像華倫·厄爾這樣的英俊小伙子在一天的工作之後,到了晚上就能和很多漂亮姑娘一起玩。「單身漢們那時候常開舞會,」阿奇回憶道。「我們就是保護她們的騎士。我們去酒吧通常不用自己花一分錢,因為有人為我們買單,這是很平常的事。」華倫·厄爾和他的好朋友們獲得外出特許後就去好萊塢逛。這些年輕帥氣的海軍軍官們醒目的制服上釘著金色的機翼,吸引了當地不少金髮女郎和深色皮膚女孩的注意。「漂亮女孩兒信手拈來,」飛行員約翰·麥克馬納斯很多年後回憶道。「比爾·林奇在找女孩子這方面最在行。他從不去酒吧,但常去參加教友團聚會。他在那兒見到的漂亮女孩兒比我們在酒吧見到的多多了。」    
    華倫·厄爾有幾個週末都在加州的大熊湖和幾個漂亮女孩兒在一起。在我採訪韋斯利·托德時,他還記得當時在湖邊小屋旁的一幕。「從好萊塢來的女孩們去那兒見我們,她們從工作中偷跑了出來,那可算得上是集體行動了。」    
    我對托德說:「華倫·厄爾就在那兒找了個女朋友?」他笑著回答道:「是呀,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找了個女朋友。」    
    回到莫哈韋後的一天,華倫·厄爾自命不凡地決定模仿一個飛行員老兵的特技動作。通常來講,停在停機坪上的飛機在下次起飛前的狀況都是不錯的。但華倫·厄爾看過一個老兵為了顯示自己的技巧在飛機剛一升空時就縮回了輪子,於是他也決定試一試。    
    阿奇·克拉普向我解釋道:「他如果也那麼做的話就太蠢了,在實際操作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有個詞兒叫『地面效應』。飛機離開地面時受到向上的力在比升高幾英尺後要大。所以你必須有足夠的速度才能使飛機升高一點,但當中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比如氣流、大氣壓等,這些都會導致你再次落向地面。」    
    那為什麼華倫·厄爾還要去嘗試這麼一個不可能的動作呢?「一個戰鬥機飛行員總是得有那麼一股瘋勁兒的,」阿奇答道,「他覺得那麼做很酷。」    
    「華倫·厄爾到底還是去試了,」約翰·麥克馬納斯回憶道,「然後他的螺旋槳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後,華倫·厄爾的服役記錄上就多了一條記錄,說他弄折了螺旋槳,燒著了一架飛機,他從大火中逃了出來:「手和脖子處分屬一級、二級燒傷,臉上皮膚燒傷。燒傷原因:在一次正式飛行中發生事故。」這個得克薩斯的切羅基族小伙子在接下來的三天裡,只好呆在醫務室裡治療自己的燒傷。「他本來皮膚就黑,這一下他的臉更黑了,看上去更像個印第安人了。」韋斯利·托德回憶道。    
    約翰·麥克馬納斯在回憶起這一段往事時忍不住笑出聲來:「華倫·厄爾用他那特有的懶洋洋的腔調對指揮官說,『我當時也沒辦法。』」


第三部分第九章 空中威力(4)

    絕大多數海軍艦載飛機都是轟炸機,上面載著飛行員和其他機組成員。這就需要他們採用一種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戰鬥機飛行員們通常都非常爭強好勝,」飛行員阿爾·林斯特龍對我說。「轟炸機的粗暴行為就少一點,因為他們的機艙後部還有機組成員。」有兩種轟炸機,俯衝轟炸機上有一名飛行員和一名機組人員,而魚雷轟炸機上除一名飛行員外還配有兩名機組人員。    
    「俯衝轟炸機上帶著炸彈,」林斯特龍解釋說。「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開始俯衝著準備朝轟炸目標投下一枚炸彈。你一路沿60度角俯衝下來,在大約3000英尺的高度時投下炸彈,然後馬上離開。你也可以俯衝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準。」    
    「你一旦決定了往下衝,」他繼續說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會準確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開始下降的時候,在你和目標之間就會有一條直線。最後他們緊緊地瞄住你。」    
    魚雷轟炸機是用於在海面低空飛行並朝敵人軍艦發射魚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軍艦大部分都毀掉了。所以那些魚雷轟炸機就只好用來充當俯衝轟炸機。    
    迪克·沃爾霍夫是SB2C俯衝轟炸機上的一名機槍手。SB2C通常被人們稱作「俯衝者」。    
    機上有兩個駕駛員座艙,一個坐飛行員,一個坐機槍手。「俯衝者」飛機的翼展達50英尺,但它的機翼在船上運輸的途中是可以折疊起來的。飛行員們在戰鬥中靠機翼上的兩門加農炮開火,機槍手迪克掌管兩挺30毫米口徑的機關鎗以保衛飛機免受攻擊。與其他飛機不同的是,俯衝轟炸機需要機槍手拉開樹脂座艙罩來進行射擊。他只有護目鏡和皮頭盔來保護他不被炸傷。迪克相信自己的運氣:「就算被炸死也是別人的事兒,輪不到我。」    
    正如比利·米切爾預言的那樣,太平洋戰爭就是一場空中戰爭。日本為了支持在中國的百萬陸軍作戰,為了造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艦隊投入了很多錢。但是羅斯福總統卻相信空軍最終會對戰爭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日本人在臘包爾島和特魯克群島上建立了堅不可摧的堡壘,他們認為這樣就保證了南太平洋的安全,但美國卻很快地一步步走向了勝利。有了航空母艦,海軍借助空中力量來奪取更多的島嶼。飛行員們可以在飛往東京途中利用那些島嶼臨時著陸,並為攻擊其他島嶼做準備。事實上,美國和日本在瓜達爾卡納爾島上展開的第一場大規模陸戰的焦點就在於誰能最終佔領那裡具有戰略意義的機場。珊瑚海戰役以及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殘酷戰鬥的關鍵都是爭奪莫爾茲比港的機場,因為那裡是通往澳大利亞的門戶。從布干維爾島到沖繩島,從日本控制下奪取的那些島嶼本來是日本的機場,後來都成了美國飛行員起飛的地方。艦隊還佔領了馬裡亞納群島作為轟炸日本的美國陸軍航空隊B—29式轟炸機的基地。美國艦隊為了給馬裡亞納群島基地的飛行員們掃清障礙還將進一步征服硫黃島。    
    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始於1942年8月,歷時6個月之久。美軍飛行員共擊落日本飛機892架,擊斃或俘虜飛行員1882人。空中威力對於地面戰爭而言也是極為重要的。我在寫這本書時收到了一位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老兵寫給我的電子郵件,他在信中寫道:「海軍陸戰隊的隊員們被海軍扔在了瓜達爾卡納爾島,不再提供任何補給。但他們還是繼續戰鬥了幾個月。他們是怎麼獲勝的呢?答案就是他們的補給從天而降。」他說的沒錯。在日本控制了整個海面的時候,只有靠飛機才能夠給困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官兵們送去補給。威廉姆·哈爾西不單是一名將軍,他首先更是一名海軍,他宣稱:「如果沒有SCAT(南太平洋戰爭空中運輸司令部,一支由曾在海軍陸戰隊預備隊服過役的前航空公司飛行員組成的空中補給小分隊)的援助,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這麼多重大的勝利。」海軍授予SCAT「空中貨車」的稱號。食物、醫療用品以及軍火彈藥都被送入了瓜達爾卡納爾島,而那些受傷的傷員卻被運走了。那個時候拉瓜迪亞和芝加哥的機場每天才飛100個航班,可SCAT每天卻要飛72架次。「僅僅6個月的時間裡,SCAT就運送了43626495磅的物品以及235596人次的人員,共執行了34834次飛行任務。」舉個典型的例子,飛行員斯基普·金博爾「在猛烈的炮轟中下了飛機」。「他和機組成員在跑道邊上的一條溝壑裡看到了機場另一端展開的白刃戰。當美軍佔據上風時,金博爾將傷員抬上飛機起飛了。」    
    幾十年前,像美國本土一樣在太平洋上建立一個補給網絡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太平洋上連城市都沒幾個,更別說港口了。飛行員們來到那裡後改變了這個規則。但是日本人還是照著原來的劇本在表演。當他們將四周有海水防禦的島嶼視為堅不可摧的堡壘時,美國的士兵卻把這些島嶼當作他們新的出發點。廣袤的海洋在過去只能減慢部隊的航行速度,借助飛機提供補給更是想都不敢想。日本人奉天皇的旨意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很多分散的要塞。但美國人卻將這些點連接了起來,使本來已經非常可怕的戰爭變得血腥味兒更濃了。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黃禍,白禍(1)

    我們一邊牢記那些日本人的罪行,一邊試圖掩蓋自己的殘暴。當我們想到這些暴行就是對日本人的報復時,就原諒了自己的罪過。我們聲稱為文明而戰,但我看到的戰爭場景越多,就越不相信我們有如此聲明的權利。事實上,我並不確定我們在這方面比日本人高尚多少。    
    ——查爾斯·林德伯格,《查爾斯·H.林德伯格戰時日記》    
    美國直到1943年4月才得知那三名參加杜立特爾空襲的美國飛行員被處死的事情,那已經是事情發生的一年以後了。羅斯福得知此事後「異常震驚」,並發佈一則美國國務院警告,聲稱那些「日本政府的軍官」將會因此受到懲罰,因為他們「不文明的野蠻行徑」及「殘酷罪行」違反了舉世公認的戰爭慣例。    
    1943年4月21日,羅斯福在廣播中宣佈:「我是懷著無比震驚的心情宣佈如下消息的。我相信全世界文明人類聽聞此事時都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我要宣佈的是日本政府已經殘    
    忍地殺害了我國在戰爭中被俘虜的幾名士兵。」    
    兩天後,《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有關日本人的野蠻行為的報道,題目是:    
    日本在戰爭史上史無前例的野蠻行徑:東京公然違抗《日內瓦公約》    
    這篇文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羅斯福斷言日本的「野蠻」行徑「將使美國人民以更加堅定的決心去打倒無恥的日本軍國主義」。阿諾德將軍發了一封電報給全體飛行員,電文中說道,「殘酷的軍閥」踐踏做人的尊嚴,必須「將他們徹底消滅」。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宣佈美國將不與一個殺害戰俘的國家進行任何談判。美國當前只接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紐約時報》聯繫到了蔡斯·尼爾遜的母親,她說:「我總是在想,也許這僅僅是個宣傳而已。而且我也希望並祈禱這就只是宣傳手段罷了。我從沒見過哪個聲稱自己是人類的人還會做出這麼殘忍和野蠻的事兒來。」另一位飛行員的母親,來自俄亥俄州萊克伍德的約翰·米德爾太太說道:「那些日本人真是太殘忍,太沒人性了。他們怎麼可以對我們的小伙子們做出這麼卑鄙瘋狂的事兒來。」    
    但是,日本醫院裡的那些病人和兒童也被美國士兵炸死了。對於他們的母親來說,美國士兵也是殘忍無情的。    
    殺人並不是件既自然又容易的事。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去殺人。滅絕人性的過程只有在眾多士兵殘殺其他人的時候才會體現出來。    
    美國人和日本人在身體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從文化角度來講,這兩個國家更是好像來自不同的星球。美國是一個新生的國家,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成長在北美洲廣袤的大地上,就好像一個小男孩在長大的過程中總會穿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而日本卻是一個又小又古老的國家,以她固有的形式存在著,那裡有一位被奉為神明一樣的天皇,還保留著半封建的社會結構。    
    有一些差異更加瑣碎。比如說,這兩個國家甚至在年份的確定上都不一致。美國人認為日本轟炸珍珠港是在1941年。可日本人卻把那一年稱為昭和十六年。「昭和」指的是裕仁天皇,珍珠港事件是在他統治時期的第十六年爆發的。(即使在今天,日本報紙頭版上的日期也是以當前皇帝的年號表示的。)同樣的,兩國書寫人名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美國的約翰·史密斯在日本就會被寫成史密斯·約翰。    
    還有其他方面的差異。例如在與人打招呼的時候,美國人總會與對方有眼神交流,並且握手;而日本人則不會看著對方,而是鞠躬。美國人吃飯的時候坐在椅子上,用的餐具是金屬製的;而日本人卻是坐在地板上吃飯,用的是木質的筷子。在美國吃飯時,湯總是第一道端上來;可在日本,湯總是最後上。西方人吃麵食時總會澆上醬汁,可在日本吃麵食卻是蘸著調味料吃。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美國人數數兒的時候先是將手握拳,然後邊數邊依次伸出手指頭:「一、二、三」。但日本人在數數的時候卻習慣先伸出五根手指,然後邊數邊將手指收回掌心「一、二、三」。美國人在浴缸裡洗澡。日本人卻覺得泡在漂浮著從身上洗下的髒東西的水裡非常噁心。日本人在浴盆外搓澡,把身體搓乾淨後才會進入浴盆。美國人看書的時候會從書的「前面」開始,每頁上的文字都是從左向右讀,翻頁時是從右向左翻。可在日本,人們讀書是從書的「後面」開始看,讀每頁的文字時是垂直地從上往下讀,而翻頁則是從左往右翻。如此等等。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國內還沒有什麼美國人。而在美國,除了加州有那麼幾個日本人小團體之外,也幾乎沒有日本人。因此,這兩個國家對對方的瞭解僅是停留在一些諷刺漫畫上的描述,而並非瞭解彼此真正的面貌。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國人都是血管裡流著綠色血液還長著綠尾巴的魔鬼。而美國人則認為日本人都戴著厚厚的眼鏡,而且還長著獠牙。在他們真正見到對方之前,已經從文化的層面上開始厭惡並排斥對方了。    
    厄尼·派爾是一位最受歡迎的二戰記者。每星期他的專欄都被刊登在世界各地700多家報紙上。派爾戰地記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歐洲戰場度過的,但後來在1944年,他轉到了太平洋戰區繼續他的工作。他在文章中以這樣的方式把日本敵人介紹給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在歐洲的時候我也見過日本人,當時雖然覺得他們既討厭又恐怖,但依然還把他們當作人來看待。可當我來到這裡時,我很快發現這些日本人簡直就不是人,他們就像蟑螂和老鼠般惹人討厭。」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戰犯時對讀者說:「他們在那兒摔跤,大笑,說起話來和正常人一樣。但我還是覺得噁心——看了他們的樣子後,我就特別想去洗腦。」    
    日野蘆平就是日本的厄尼·派爾。他認為美國人來自「那個自負的國家,他們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還曾試圖非法侵略我們日本」。他這樣描述巴丹半島的美國戰俘:「我覺得我看到的就像是從一個國家下水道裡流出的污水。這個國家出身下流,它的國民已經不配被稱作為人了。日本兵看起來帥極了,我為自己是個日本人感到無比驕傲。」    
    日本人認為他們的人種「純正」,沒有外來移民的攪和,不像美國人的種族那麼繁雜,他們為自己的血統深感自豪。就連教室裡的宣傳畫上都在鼓動學生們去「殺死美國狗雜種」。一本很受歡迎的日本雜誌上這樣說道:「他們的呼吸和身體上都散發出畜生的味道……美國佬的野心是想征服全世界。」這些「野蠻的、粗俗的美國人就像是披著人皮的魔鬼」。    
    「我們不知道美國到底是怎麼來的。美國人到底是什麼種族的。他們算是什麼東西,」    
    木山輝山說道。他後來成了一名神道教祭司。「我們只是知道『這幫混蛋』的另一種說法——美英魔鬼。我們把他們看作是低等動物。這些詞語在日本廣為流傳。」    
    「當你看到剛剛降落的敵人時,你就要把自己想成是一個復仇者,最後終於有機會與殺父仇人面對面的決鬥了,」陸軍大佐NFDF9政信這樣寫道。他曾策劃了日本軍隊入侵馬來半島的行動。「眼前的這個人如果死了,你長久以來積聚的憤怒才能得以平息,你心頭沉重的包袱才能卸去。可如果你沒能把他殺死,那麼在你的餘生,你的心靈將永遠得不到平靜與安寧。」    
    「那個時候的人,只要有人誇獎自己比別人強就很容易高興起來。」熊井回憶說,1941年他17歲。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黃禍,白禍(2)

    戰爭領袖在開戰前總要鼓動民眾。希特勒通過宣揚人種優越來煽動德國人。在日本,激勵民眾的方式是向他們宣稱,日本的開國祖先在預言中曾說過日本將會成為一個神聖的國度,成為世界的皇冠,永遠有至高無上的皇帝統治這個民族。日本人認為自己在種族上具有優越性,所以他們可以參與到天皇神聖的使命當中去。只要有人誇獎德國人和日本人的這種優越性,他們就會很高興,但這卻使他們失去了公正的判斷力。以至於他們認為侵略別的國家、消滅別的人種是正當的。    
    海軍准將佩裡對日本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們是未經開化的異族。同樣的,大多數沒見過日本人的美國人也知道自己該怎麼想像那些日本人。「1942年夏,在紐約為期一天的勝利遊行中,最受歡迎的一輛花車上的標語是『東京:我們來了』,車上畫著幾顆炮彈落在一堆瘋狂亂竄的老鼠上。」在1943年好萊塢拍攝的電影《瓜達爾卡納爾島》中,有個天真的小孩問一位上年紀的陸戰隊隊員,殺日本人時什麼感覺?那位老兵答道:「他們不是人。」各種宣傳都在強調這種感受。正如一位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老兵所寫:「日本人真是一幫出色的敵人。他們身上有太多太多的東西讓我們美國士兵去恨了。從外形上看,他們身材矮小,膚色奇怪,而且可以說是,樣子讓人討厭……美國兵並不覺得是在殺人——他們是在消滅骯髒的動物。」作家斯塔茲·特克爾當時把日本人的樣子描繪成「低等動物,長相特別,眼睛歪斜」。他們的文化來源單一,這樣就導致他們具有無法形容的且千篇一律的性格,就像一窩螞蟻一樣。特克爾還記得在卡通片裡,「德國人,尤其是希特勒的樣子常常遭到嘲笑,還有墨索里尼那突出的大下巴,可要換到描繪那個日本人的樣子時,就找不到什麼突出的特徵了……你知道:他咧著嘴笑,眼睛有點斜,還帶著副眼鏡,這就是日本佬的樣子。」一部在塔拉瓦島拍攝的描寫海軍陸戰隊的電影把日本兵的樣子描寫成「活的、不停亂叫的老鼠」。日本人在刊物上、演講中,以及卡通片裡的形象總是一成不變地被刻畫成動物,還有許多流行歌曲,比如《我們就要去打該死的小日本》等都強化了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卑劣形象。    
    日本人被看成是可鄙的異類。因此當富蘭克林·羅斯福1942年下令將那些日裔美國人拘留起來時,大多數美國人都為之拍手叫好。國會聽證會要求負責拘捕的將軍證明該行動是正當的。當這位將軍給出下面的回答時,全國人民都明白了他的理由:「印度裔美國人和德裔美國人都是可以信賴的,但『小日本兒就是小日本兒』,不管他是不是美國公民,他終究是個日本人。」一年後,國會議員又問這位將軍為什麼那些守法的日裔美國人現在又被釋放時,他答道:「小日本兒也就是小日本兒……我們不用擔心他們,總有那麼一天我們會讓他們從這片土地上消失的。」    
    日本士兵一直希望珍珠港襲擊能摧毀美國佬的信心。可事實恰恰相反:珍珠港事件點燃了全體美國人心中的怒火,平日裡任憑政府怎麼鼓動民眾也不會激起這種憤怒。美國人恨不得把日本這個民族給徹底消滅掉。商店櫥窗裡的標語上寫道:「狩獵小日本的季節到了。」(最近,我在家鄉威斯康星州安蒂哥的圖書館裡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大事記,我從裡面找到了一個「狩獵日本人執照」。)海軍上將哈爾西將軍發誓說,戰爭結束時,將只有在地獄裡才有人說日語。將軍有句口號就是「殺死小日本,殺死小日本,殺死更多的小日本」。    
    若是說起去殺掉別的國家的人,美國士兵幾乎沒什麼興趣,可一說起去殺日本人,他們就立刻情緒高漲起來。有人在一個美國陸軍步兵團裡做了一項調查。當士兵們「被問到『你想殺死一名德國士兵嗎』時,只有7%的人從一堆可能的回答中選擇了『我很願意』一項。當問題中出現了『日本』這一字眼時,選擇十分想去殺死日本士兵的百分比竟一下子升高到44%」。    
    海軍陸戰隊的喬治·佩蒂奧當時參與了對貝裡琉島的第一輪襲擊,他回憶起當時高音喇叭裡廣播的指示:「我們登上坦克登陸艦時,上校下了一道命令,讓我們不要留下戰俘。」美國兵們並非效忠於神明一樣的天皇,他們也不一定非要聽從所有命令。他們是民主國家的公民。他們深知在現實中非法的命令也是存在的。但儘管這樣,還是沒有人反對這個要求殺掉日本戰俘的命令。    
    在貝裡琉島,海軍陸戰隊隊員尤金·斯萊奇正把刺刀從一個已經被刺死的日本兵身上拿開,這時候,他發現附近還站著另一位陸戰隊隊員。    
    他和我們並不是一個分隊的,但當時他碰巧經過,想和我一起瓜分戰利品。他走近我,拖走了身旁的那具「屍體」。可那個日本人還沒死。他後背受了很重的傷,胳膊動不了;否則別人拿他身上東西的時候他一定會拼盡力氣反抗的。    
    日本人嘴裡的金牙閃閃發亮,於是那個美國兵開始打這些金牙的主意。他把卡巴軍刀對準了一顆牙的根部,然後用手掌拍了一下握柄。因為那個日本人的腳來回亂踢,翻來覆去地掙扎著,刀尖擦過了他的牙齒,深深的刺進了他的嘴裡。那個美國兵罵了他幾句然後猛地劃開了他的臉頰,一直割到了耳朵下面。他接著把腳踩在那個可憐的日本兵的下巴上,嘗試著再次弄掉那些金牙。這時日本兵的嘴裡湧出了好多血,喉嚨裡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並且掙扎的更猛烈了。我朝那個陸戰隊隊員大喊:「你殺了他吧,別再折磨他了。」可他完全不理會我的話。這時另一個陸戰隊隊員跑了過來,朝著那個日本兵的腦袋開了一槍,結束了他的痛苦。那個殘忍的傢伙嘴裡不滿的嘟囔了幾句,然後繼續在那個日本兵身上搜來搜去,把那些能拿走的東西全都拿走了。    
    戰爭期間,有一期《生活》雜誌上登出了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一個漂亮的金髮姑娘正坐在桌旁寫信,面前擺著一摞信紙。她把鋼筆放在唇邊,注視著桌上的一件裝飾品,好像受到了鼓舞。那件裝飾品其實是一個日本人的頭骨。照片邊上的文字說明這樣寫道:「亞利桑那的一位姑娘正給她在海軍服役的男友寫信,感謝他送給她的那個日本人頭骨。」戰爭進行到後來,羅斯福總統說他曾拒絕接受一把用日本人骨頭做的開信刀。如果那些頭骨和骨頭是德國人或意大利人的,那麼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熱衷於用骨頭做出各種裝飾品了。    
    士兵丹尼斯·華納還記得當時站在一群雙手上舉的日本戰俘旁邊的情景。一個將軍下命令把這些毫無防備的戰俘全部槍斃。「可是長官,他們都受傷了,而且他們也想投降,」一名上校表示反對。「請按我說的去做,上校。」那個將軍說道。「我們不需要戰俘。把他們全部槍斃。」    
    陸軍士兵尼爾遜·皮裡記得在新幾內亞,「那些日本士兵有的正準備投降,有的已經投降了,可是他們還是遭到了槍斃或是棒打。我們都親眼目睹他們受到了怎樣殘暴野蠻的虐待。真的,他們真的受到了非常殘酷的虐待。」    
    美國人還朝空中那些乘降落傘逃生的飛行員開槍。「日本飛機遭創後,很少有飛行員會跳傘逃生,」一位年輕的水手在1943年末的日記中寫道。「可是,有的水手和海軍陸戰隊隊員用20毫米口徑機槍朝那些跳傘的飛行員射擊,所以當他們落到水面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達德利·沃克·莫頓中校畢業於海軍軍官學校。他是「堅頭鰹」號潛艇的指揮官,1943年1月,這艘潛艇擊沉了一艘從新幾內亞出發的日本運輸船。浮出水面後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在甲板上向水中無助的倖存者開槍。一個多小時後,他們就殺害了上百個,也許是上千個無法保護自己的日本人。「堅頭鰹」號潛艇上的一個軍官想起當時的場面,說起了這位指揮官「對敵人的無比憎恨」。許多美國人對這種冷血的殘殺行為很排斥,但莫頓指揮官的上司們非但不譴責這種行為,更為此授予他一枚海軍十字勳章。麥克阿瑟將軍還授予他一枚卓越十字勳章。美國海軍甚至還以他的名字為一艘軍艦命名。    
    1943年3月4日,在為期三天的俾斯麥海戰役結束後,盟軍的飛行員用機槍將救生艇上的日本兵全都擊斃了。一位美軍少校在報告中寫道,「雖然這麼做很不負責任,很多小伙子也很討厭這麼做。但這就是你們要學的東西。敵人來這兒就是為了消滅你們,你們的任務也就是要去消滅敵人。戰爭中是沒有公平可言的。」有些人可能認為遵守《日內瓦公約》的美國人會把那些航拍的電影膠片藏起來,因為在那些鏡頭中美國士兵正在用機槍掃射救生艇上恐慌的日本小伙子。但是美國人並沒有這麼做。相反,他們還在美國的電影院裡自豪地放映這些片斷。文明的美國觀眾一邊大嚼手中的爆米花,一邊為這種戰爭罪行鼓掌歡呼。當銀幕上出現日本人被炸得血肉橫飛的鏡頭時,評論員用誇張的語調說道:    
    ……到了最精彩的部分了……我們的小伙子們將會讓小日本兒好好地吃頓槍子兒,那些軍艦和汽艇上擠滿了想要逃命的日本兵……今天的場面可夠東條受的,好樣的……早就該這麼收拾這幫小日本兒了。看,他們來了!那些開槍的美國小伙子真會擺弄他們的寶貝。嘿!讓他們嘗嘗挨打的滋味!對,就這麼打,再給他們一槍!再來!……那艘護航船上載著幾千名日本兵……海面上的汽艇和救生艇上還有好多小日本呢。看,那有條小船!就是屏幕中間的那個小白點……哎呀,沒打中!畢竟想打中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瞄準!瞧,又有一群小日本去見他們的祖先了。表演結束了,小伙子們。    
    當美國戰俘被殺害的時候,人們說那是「謀殺,是對《日內瓦公約》的公然蔑視」。可是當美國人殺害別人時,「卻聲稱自己是遵守公約內容的。」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黃禍,白禍(3)

    在阿留申群島為爭奪阿圖島而展開的戰役進一步表明了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巨大分歧。1943年5月,開戰兩周後,日本軍隊只剩下了800人。這時他們手中剩下的軍火不多了,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展開任何軍事行動。這種情況下,如果換成別的國家的軍隊也許就會投降了。1943年5月29日夜裡,這些日本兵接到命令開始進行攻擊。最後,只有不到30個人活了下來。    
    對於美國人來講,發生在阿圖島的這一幕是無法理解的。《時代》雜誌的戰地記者羅伯特·謝羅德寫道:「日本人對天皇的狂熱衷心簡直超乎人們的想像。這幕慘劇在西方人的心中是難以理解的。這些人……因為肩頭的職責寧可戰死也決不投降,最後被打得粉身碎骨……這些既普通又缺乏理智的日本人真是太愚蠢了。或許他們也是有人性的。但在阿圖島上的行為卻無法說明這一點。」    
    他們打輸了那場戰役,那些日本小伙子們做出了不必要的犧牲。可在日本,那些缺乏同情心的皇軍將領卻並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就是日本軍隊通過不投降向世人展示了大和民族的精神。他們認為日本兵在阿圖島的表現是英勇的,而且也反映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就像古時候的神風海戰,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也能使美國佬感到恐懼。東京的那些紙上談兵的將軍們甚至還發明了一種委婉的說法來美化這些敗仗。不用為輸掉戰役或士兵被殺而擔心。反倒應該為此感到驕傲,因為它表明了「戈尤庫塞」的含義。    
    在日語中,「戈尤庫塞」這個詞是由兩個字組成的。一個字的意思是「玉」,另一個字是「粉碎」的意思。這個含義來自於一則中國古代故事,講的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寧可毀掉自己最珍貴的財產也不願向自己的原則妥協。所以現在看來,那些死去的日本小伙子們就是令人尊敬的「碎玉」,而天皇的士兵們也把那些敗仗當成一種道德上的勝利。    
    畢竟隨著歲月的推移,那些死去的士兵終會成為受人尊重的軍中之神。只要人們記得他們是為效忠天皇而死的就夠了,難道還有什麼其他更好的方式嗎?    
    有太多太多的日本小伙子被迫成為「戈尤庫塞」了,因為東京的那些將軍們無法制定出一種切實的戰略。相反,他們只是不管怎樣都要把這些「碎玉」撒落到太平洋的各個地方。他們不去支持那些打仗的士兵,戰敗了也不讓他們撤退。舉個例子,日本派出超過15萬名士兵前往新幾內亞,但當他們意識到無法繼續支持那裡的軍隊時,就把那些官兵們擱在那裡不管不問了。小川昌次中士的部隊在新幾內亞島登陸時有7000人。「但只有67人活了下來,」他回憶說。他和很多士兵「就像一支由泥娃娃組成的軍隊,」絕望地遊走在新幾內亞島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因為「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屍體就堆在地上鋪成了路。」在路邊,有個秘密警察問小川,你的好朋友呢?他回答說,他被落在後面了。「那你們為什麼不殺掉他呢?」這位秘密警察要求道。「如果你們一直等那些落伍的人,就將永遠走不出這些大山。你們可以殺掉他們。死那麼一兩個人沒什麼的。」    
    小川保是南太平洋戰區的實習醫生。他後來把自己描述成「年輕、頭腦簡單。我真的認為我的工作就像一名日本士兵一樣——是天皇陛下的孩子。」可是他很快就知道天皇並不憐憫那些受傷的士兵。正如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家永左武寫的:「傷員對於軍事行動來說就是累贅,常常是因為救他們而導致更多傷亡或是戰鬥力驟然下降。越來越多的人承認,戰場上的道德就是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於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傷員們就被迫自殺或是被擊斃。久經沙場的老兵們曾經說過,『在戰場上,無情有時是種美德。』」    
    大多數軍隊裡的軍醫都是挽救別人生命的。但是在「碎玉」們的軍隊當中,他們的職責卻是結束別人的生命。就像小川保回憶的那樣:    
    我成了一個殺人犯。我殺了那些不反抗,也不能反抗的人。我殺了那些找藥吃的人,我殺了那些我本該幫助的戰友。但這一切都好像是天經地義的,那些該死的軍官們決不自己去做這些事情。他們把這種事都留給護理員去做。我們常常是從連長那裡接到命令,用椰子樹葉子把那些屍體蓋上,然後就把他們放在那兒。    
    我自己常想:我真的應該被判死刑。我殺的人可不是一個兩個。只有戰爭允許這麼做——我必須一直忍受著這種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思想裡的鬥爭也將一直持續到那一刻。我還活著。但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哭泣。這真是太讓人感到慚愧了。我深知眼淚並不能洗脫我的罪孽。    
    一名被俘獲的日本軍官發現美軍軍醫竟試圖在那些已經腐爛的屍體中尋找日軍傷員。美國人給這些人提供食物和醫療,可這些人已經受了重傷,根本無法再投入戰鬥了。這一點讓這位日本軍官吃驚不已。「你們會怎樣對待這些人?」一位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問他。他的回答是:「我們會給每個人發一枚手榴彈。」「而且如果他們不用這顆手榴彈把自己炸死的話,我們就切斷他們的頸靜脈。」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軍隊的死亡人數中只有1/3的人是死在盟軍的子彈下的。導致大部分日軍傷亡的主要原因在於:皇軍沒有制定出合適的戰略和計劃。事實上,當美國士兵停了一站又一站,最終趕到東京去轟炸的時候,他們只是避開了那些被遺棄的可憐的日本軍隊。他們被扔在那裡,自生自滅。「在賈盧伊特、米利、沃傑和瑙魯島,日本人曾試圖通過種植莊稼和捕魚生存下來。但有超過1/3的人死於疾病和飢餓。在沃爾維,一支7000多人的隊伍在戰爭結束時只剩下不到2000人。馬努斯島是個被人遺忘的小島,那裡曾被用來當作訓練場。日本軍隊的新兵被送往那裡接受強化訓練,他們就住在島的中部和東部。」    
    日本人願意為天皇效忠而死的狂熱心態也令美國人深感震驚。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海軍陸戰隊的亞歷山大·范德格裡夫特中校寫道:「我從來沒有聽過,也沒有讀到過這種打仗的方式。這些人拒絕投降。受傷的傷員只能等著有人走上前去檢查他們是不是還活著……如果還活著,就發給他們一枚手榴彈讓他們把自己和身邊的戰友炸成碎片。」    
    新幾內亞島的沿海地區都是臭氣熏天的沼澤地,一隊泡在水裡的日本士兵在惡劣的條件下戰鬥著。他們知道自己被困在了那裡,終將必死無疑。當盟軍的炮火不斷炸死身邊的戰友時,空氣中瀰漫著絕望的氣息。他們甚至無法將自己的屍體埋在那片沼澤地裡。身旁很快地就堆起了被水泡得發脹的屍體。赤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那些屍體,直到他們變腐爛,被燒焦。那些死人的嘴裡和鼻孔裡不斷地爬出無數條蛆蟲。「我們在想,」一位盟軍的戰地記者說道,「那些活著的日本人到底是怎麼忍受的。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因為身邊屍體發出的惡臭,都帶上了防毒面具。」    
    這些天皇的士兵很快就贏得了許許多多「戈尤庫塞」式的「勝利」,但這些勝利在美國人眼裡看來都是日軍的失敗。在阿圖島,2350名日軍官兵戰鬥到了最後時刻,結果只有29人成了戰俘,其他的人都死了,死亡率高達98.8%。1943年11月在塔拉瓦島,2571名帝國海軍中有99.7%的人堅決不投降,最終死在了美國海軍的槍口下,而活下來淪為戰俘的只有8名。在塔拉瓦島附近的馬金島,300多名日本兵在一場戰役之後只有1名活了下來。「1944年2月在馬紹爾群島的羅伊那幕爾,日軍有3472人喪生,只有51名淪為戰俘,死亡率高達98.5%。日本駐守在誇賈林環礁的部隊有4938人喪生,只有79人淪為戰俘,死亡率同樣高達98.4%。」    
    美國在馬金島和塔拉瓦島大獲全勝為進一步向太平洋中心深入鋪平了道路。按照常理來講,如果軍人具備理智的頭腦,日本這個時候就應該想辦法著手談判了。可是皇軍的首領東條卻在1943年12月27日告知國會:「真正的戰爭現在開始了。」    
    然而,即使是東條英機也並不清楚當時的情況到底糟糕到什麼程度。日本軍隊內部用詞隱諱、靠精神力量來鼓舞士氣。顯然,這些都導致了信息交流極不順暢。日本海軍「並沒有就中途島戰役的失利會對未來戰爭造成多大的影響進行必要的分析」,也沒有將海軍的潰敗告訴陸軍。只有裕仁天皇一個人得到了通知,而他也沒有把事實告訴任何人。因此,就連日本首相也並不瞭解中途島發生的災難。當杉谷將軍告訴裕仁天皇南太平洋的情況非常危險時,這個年輕的一國之君竟被氣哭了:「難道我們就不能也去攻打美國嗎?你們到底打算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也好好地打上一仗?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去打上一場關鍵的戰役?」日本的公眾們當然也不清楚日本士兵在戰爭中到底有多少人做出了無謂的犧牲。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黃禍,白禍(4)

    塞班島是一個距離東京1500英里的小島。一次大戰結束後德國把這個被譽為「皇冠上的寶石」的島嶼割讓給了日本。日本政府一直有步驟地開發著塞班島,戰後,島上的居民人口總數曾一度達到了2.9萬人。東條把它稱作「太平洋堡壘」。在美國人看來,塞班島和馬裡亞納群島的其他島嶼對於即將轟炸日本的B—29轟炸機來說,都可以當作基地。    
    皇軍從沒想到戰爭竟然會打到了自家門前,因此只派有一小支部隊駐守在塞班島。直到1944年2月才派遣援兵增援那裡。當時那裡共有大約4萬海軍和陸軍官兵保衛這個島,還有大約2萬名日本平民居住在島上。但是,塞班島的保衛者們在強大的美國軍隊前來襲擊的時候,根本沒有半點還手的餘地。這一點,身在東京的皇軍將領們很清楚。他們意識到島上的日本官兵和平民都已身陷絕境,於是軍隊的首領決定——島上所有的日本人,不論是士兵還是平民百姓,都必須死。在1944年6月24日的《皇軍總部陸軍機密戰爭日誌》中有如下記載:「塞班島上的防禦部隊應該拿出玉碎的精神。眼下想要扭轉戰局是不太可能了,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敵人因為想到『一億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感到震懾而放棄繼續作戰的念頭。」    
    「一億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指的就是全體日本人都會寧願為了保衛祖國而死,即使成為碎玉也在所不辭。所以現在日本軍方正在極力宣傳並非只有士兵才能為國捐軀。為了那個不可能實現的夢,他們已經準備好犧牲每一個日本人的生命來換取勝利。    
    返回塞班島後,日本的指揮官們——南雲忠一中將(他曾帶頭執行了珍珠港偷襲任務)、奇籐昌次將軍,以及井桁啟司將軍於1944年7月5日開了一次碰頭會,一起就東京下達的「玉碎」命令商量作戰方案。東京命令所有軍隊竭盡全力進行最後一輪攻擊,然後三名指揮官全部自殺。究竟他們三個人的自殺能對戰爭起到多大作用,後來並沒有做出解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戰爭之前是不會殺死自己的。大概他們相信自己死後的靈魂能夠保護他們丟下的日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吧。井桁將軍最後在無線電中發出的消息聽起來還有一定的邏輯性:「沒有制空權就不可能打贏戰爭。我非常希望(你們)多造出一些飛機。」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美國海軍陸戰隊粉碎了日本人在塞班島上的反抗。    
    在美國官兵第一次登陸的三星期後,剩下的3000名日本人發動了最後的「高呼著萬歲的衝鋒」。《紐約時報》的記者在文章中描述道,那些抱著必死的信念不斷衝上來的日本士兵,「就像橄欖球比賽結束後湧入球場的人群。有的人只是拿著一根一端綁著刺刀頭的竹竿,還有的人手裡沒有任何武器,但是他們都高喊著「萬歲」和「七生報國」。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激動地說,「這些日本人一個勁兒地往前衝,沒有一個人停下來。你剛剛開槍打死了一個,就又有五個人衝了上來。」    
    美國士兵們已經習慣日本人這種自殺式的衝鋒了,可當他們在島的北部看到那一番景象時,就連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兵們也驚呆了。塞班島上的老百姓們聽說這些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人都是野蠻的鬼子,姦淫擄掠,無惡不作,還會以殘忍的方式將他們殺害(比如用坦克把他們壓成肉餅)。與其死得這麼不體面,還不如光榮地為國捐軀。在馬皮角,有一處風景絕美的懸崖,崖高200英尺,下面就是突出的珊瑚礁和拍打著海岸的巨浪。那些日本百姓寧願從這裡跳入大海也不願投降。母親把嬰兒拋下懸崖後自己也跳崖自殺。美國士兵們看到這一幕時都驚呆了。    
    還有些平民投降了,於是美國士兵把他們帶到擴音器前,讓他們向懸崖上的那些人呼籲:「投降吧!不要跳呀。我們有東西吃,有水喝,我們是安全的。你們不會受到傷害的。投降吧!」    
    可是懸崖上還是不斷有人跳下去。    
    幾星期後,記者羅伯特·謝羅德描述了這樣一幕場景。《時代》週刊的主編對該篇文章的評論說:「這些可怕的行為對於西方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但最終美國獲得了勝利。」羅伯特的這篇文章成為二戰期間讀者最多的文章之一,題目是「敵人的本質」。「在戰爭收尾階段,一支海軍陸戰隊的分遣支隊在水陸牽引車上看到了岸邊珊瑚礁上有7個日本人,於是向他們開進,並準備將他們抓獲。就在水陸牽引車接近那幾個日本人時,7人當中有6個跪在了珊瑚礁上。站著的那個人顯然是位軍官,只見他拔出一把軍刀,朝那6個人的脖子一一砍去。美國士兵還沒靠到跟前,就已經有4顆頭顱被砍下,滾入了海中。接下來,那位軍官手握軍刀朝水陸牽引車衝了過來。最後,他和剩下的兩名日本兵都被開槍打死了。」    
    日本兵的這種自殺性行為現在聽起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當美國讀者看到戰爭中死了那麼多日本百姓時都受到了震動。謝羅德回憶起當時在馬皮角看到了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接著講述了下面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除非你親眼看到,不然你絕不會相信,」他說道。「昨天和前天,上百名日本平民——男女老少——就站在這裡的懸崖上。像往常一樣,他們從這兒跳了下去,或者一點點爬下峭壁走入海中自殺。我看見一位父親把他的三個孩子從懸崖上扔了下去,然後他自己也縱身一跳。懸崖下的那些珊瑚礁上全都是自殺者的屍體。    
    他停了停,右手指著說:「瞧,那兒又有一個要自殺的人。」懸崖下面,一個年輕的日本男孩兒正在岩石中間不停地走來走去,看樣子他還不到15歲。他前後擺了擺胳膊,就像準備跳水似的;接著坐在岩石邊上,讓海水撫過腳面。最後他慢慢地把自己浸入了水中。    
    「看,他在那兒。」那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大叫道。    
    一個巨大的海浪把那個男孩衝向了岸邊,他被捲出了水面。起初,他臉朝下浮在水面上,一動也不動,後來,很顯然是在最後一刻他絕望的求生本能被喚起了,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拍打雙臂,撥動著海水。但那時候已經太晚了。眨眼間,一切都結束了:他那條及膝黑色褲子的臀部充滿了空氣,在水面上漂浮了十分鐘。後來,不見了。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黃禍,白禍(5)

    謝羅德走到懸崖邊,看到海面上漂著7具屍體。「這還不算什麼,」那位美國兵說道。「懸崖西側往下1英里的地方,你能看到上百具屍體呢。」後來,謝羅德和一位掃雷艇的軍官一起去檢查了一下,那個軍官說道:「那下面的海裡到處漂著屍體,我們想不看都不行。」他描述說,男人、女人、還有孩子——全家人一起跳進了翻滾著巨浪的海水中。父親們切開孩子們的喉嚨,然後把屍體扔下懸崖。三位婦女在跳崖之前還一絲不苟地梳好頭髮,整理好衣服。有一家人洗了澡,換上鮮艷的衣服,然後拉響了綁在腰間的手榴彈,結果內臟都被炸了出來。一位婦女在生產時將自己溺死了;屍體浮在海面上,腹中的胎兒只出來了一半,另一半就卡在了那具已經沒有生命的屍體裡。還有一家人——父親、母親、還有三個孩子,他們走到懸崖邊上的時候猶豫了。謝羅德注意到一名日本狙擊手「從後面開槍打死了那名父親,屍體掉入海中。接著又開第二槍打死了那名母親。他應該把那些孩子也打死的,但這時另一位日本母親跑了過來,把孩子們抱出了狙擊手的射程之外」。一名日本兵寧願去死也不願意這樣丟臉,連幾個孩子也打不死。「於是,那個狙擊手不顧一切地從隱蔽的洞穴中走了出來,結果立刻被美國兵打了個千瘡百孔,倒下去了。」    
    「所有這些自我毀滅意味著什麼呢?」謝羅德問道。他給出的答案不禁讓所有美國人感到後背發涼:「塞班島是我們第一次攻入的駐有一定數量平民的日本領土。那些日本人的自殺是否意味著他們背後的整個日本民族都會選擇死亡而並非投降呢?」    
    塞班島的失守對於日本來說,並不只是一系列敗仗中普普通通的一次。日軍曾對國內人民說,塞班島是日本防禦的「內圈」,是保障日本國土安全的堅不可摧的前哨。如今,日本的安全屏障僅在三周內就被摧毀。美國的B—29轟炸機很快就會攻打到日本的陸地地區。東條的政府後來得知了這一消息。    
    7月18日,日軍總指揮部發表一項聲明,承認日本軍隊曾於7月7日發動了最後一次攻擊,後來又派遣部隊增援並繼續戰鬥到7月16日,直到最後所有士兵「英勇犧牲」。第二段說到了塞班島上居民的死亡:「整個戰鬥過程中,塞班島上的日本居民一直都與軍方合作,而且那些能夠打仗的人們都勇敢地加入到戰爭中來,最終和我們的官兵們一同戰死。」    
    第二天,報紙頭版頭條講述了整個事件,題目是:    
    塞班島所有官兵壯烈犧牲,留下的日本平民也英勇就義    
    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德國人、英國人、蘇聯人,或是美國人身上,比如他們的母親們把懷中的孩子扔下了懸崖,那都會令本國人民震驚不已。希特勒的核心集團內部就曾有人出於類似的原因試圖暗殺他。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竟將謝羅德登在《時代》週刊上的文章驕傲地翻譯並刊登了出來,只是把題目換成了更加好聽的「寧死不屈」。《朝日新聞》報紙上用大號加粗字體把這篇文章登在頭版頭條:    
    塞班島同胞的最後輝煌時刻    
    婦女們也在日不落旗前英勇犧牲    
    愛國精神令世界為之動容    
    標題下就是謝羅德的那篇文章,末尾處還附了評論寫道:「據報道,島上的那些婦女和兒童寧可選擇自殺也不願被美國鬼子活捉,不願被他們羞辱。整個世界都為日本人民這種戰鬥精神和愛國熱情感到震驚。」第二天,8月20日,《每日新聞》上寫到日本婦女    
    換上了她們最漂亮的衣服,朝著日本皇宮的方向祈禱,    
    最後在美國鬼子前英勇自殺,    
    在國家的危難關頭和那些勇敢的男人們一起為國捐軀    
    日本人在「翻譯」謝羅德的文章時省略了日本士兵「槍殺」平民的情節,也沒有提到很多塞班島上的平民最後投降的事實。    
    然而,並非所有日本人都相信皇軍的宣傳。清澤清志是一名外交政策專家,也是一名戰爭評論員。他在自己的秘密日記中寫道,馬皮角平民的死是「封建主義」的體現,是受到了古代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在這樣一個飛機當道的年代,日本人竟然還在崇尚剖腹自盡的精神!然而,無論是清澤清志還是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都不敢公開譴責政府。如果他們這麼做的話,無疑是自討苦吃,惹來殺身之禍。    
    對於美國人來說,在馬皮角戰役中是看不出一個普通日本老百姓和一名日本士兵之間的區別的。他們都是從一開始就無畏地投入戰爭直至最後。兩年前的中途島戰役中,日本的海軍和空軍實力受到了極大程度上的削弱。但眼下,就算是日本已經明顯處在了挨打的狀態,美國仍有必要同日本人在他們地盤上進行戰鬥。馬歇爾將軍在7月14日的會議中解釋道:「通過最近在太平洋上的行動結果來看,美軍的指揮官們應該清楚地看到,我們為了盡快結束同日本人的戰爭,有必要侵入日本的工業心臟痛快地打上一仗。」    
    ***    
    塞班島戰役失利後,日本人在整個戰爭中就已經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如果這時候皇軍的指揮官們注意到這種不好的兆頭的話,那麼後來在戰爭中死去的那些日本人的性命就可以挽回了。可是他們已使自己的國家陷入了一場災難。現在美國人已經踏上了日本的國土,美國海軍可以通過海上封鎖來切斷日本的一切來源和出路,B—29轟炸機可以把他們的城市炸成廢墟。戰爭中共有50萬日本平民和超過200萬士兵喪生,其中幾乎有一半是在過去的一年中喪生的。裕仁天皇和他的顧問們知道希特勒的德國也正在做最後的垂死掙扎,美國很快就會把歐洲戰場上的大批軍隊調往太平洋戰區。但是年輕的天皇儘管清楚地知道「美國鬼子」現在就在自家門前肆虐,他還是夢想著祖父當年的那種輝煌能夠再度出現。6月17日,他警告海軍總司令島田中將:「起來應對挑戰;竭盡全力;像當年日本海海戰(日俄戰爭中)那樣贏得輝煌的勝利。」    
    能夠結束戰爭的主導權現在掌握在日本人手裡。但只要敵人不投降,美國就要一直戰鬥下去。事實上在太平洋戰區的美國軍隊當時秉持的信念就是「1948年再回金門橋」,也就是說,他們都做好了繼續惡戰四年的準備。怎樣打敗一個不承認失敗也不願承認失敗的敵人呢?    
    海軍上校賈斯蒂斯·錢伯斯目睹了日本人在馬皮角的自殺情景。他的建議是:「若想贏得戰爭並從戰爭中恢復過來,就要盡可能地多殺敵人。給敵人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失,戰爭就會結束了。」    
    美國就是這樣打日本的。戰爭最後真的結束了。最重要的是,損失確實慘重。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1)

    在人類戰爭中,從來沒有過這麼少的人對這麼多的人作出過如此大的貢獻。    
    ——溫斯頓·丘吉爾,1940年8月20日,提及參加不列顛戰役的飛行員    
    珍珠港事件兩年半之後的1944年6月6日,盟軍開始諾曼底登陸,在此之前,美軍並沒有在歐洲戰場投入太多兵力。美國海軍陸戰隊直到1945年2月1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三年後,才踏上日本國土,在硫黃島登陸。但就在珍珠港事件幾個月後,杜立特爾空襲震驚了整個日本。1942年8月17日,飛行員保羅·蒂貝茨帶領了一支由12架轟炸機組成的小分隊從英國南部的基地出發,飛越英吉利海峽,炸毀了法國魯昂的一處鐵路調車場。保羅就是後來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那名飛行員。吉米·杜立特爾和保羅·蒂貝茨引入了一種新的作戰模式,這種模式美國可以從1942年一直用到下個世紀。整整兩年時間裡,美國和英國不斷派出他們的飛行員去炸毀、燒盡希特勒發動戰爭的能力。就在這些飛行員們幾乎控制了空中主動權的時候,美國的地面部隊也加入到了歐洲大陸的戰鬥中去。那兩年裡,阿道夫·希特勒,這個曾經醉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種地面和海上戰爭模式的人,已經發現他強大的陸軍在美國和英國的軍隊面前不那麼好用了,新的戰爭已經把他拋在了一邊。相反,就像一群蜜蜂的來襲破壞了一頓野餐,希特勒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對付那些讓他心煩的飛行員們。    
    在太平洋上,羅斯福採納了比利·米切爾的作戰計劃,而且這一計劃產生了顯著的效果。通過強大的情報機構的支持以及所佔領的機場,美國炸沉了許多艘日本的大型軍艦,其中包括戰列艦、航空母艦、載滿官兵的運兵船,以及裝滿大米的補給船。在珊瑚海、中途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打仗的飛行員小伙子們完全阻擋了日本的攻擊,擋住了日本對美國的戰略進攻,打得日本只能還手招架,無法再主動進攻。因為掌握了制空權,美國的艦載飛機逐漸撕破了日本的空中防護傘。    
    數十萬人的日本地面部隊現在被困在遙遠的太平洋小島上。日軍在空中佔不到任何主動權,因此就無法給那些小島上的部隊運送補給,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彈盡糧絕。很多士兵只能忍饑挨餓,還有的人僅靠煮草根和樹葉來充飢,有的人甚至連人都吃,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生存。    
    日本地面部隊的官兵們對美國飛行員的憎恨日夜滋長著。他們把槍擦得雪亮,裝滿子彈,腳上的靴子和身上的紐扣閃閃發亮,可他們卻只能朝著空中的美國飛行員憤怒地揮拳頭,任憑美國兵用炸彈轟炸他們,用機槍掃射他們。    
    「我們一定要抓住他們!他們一定要為此付出代價!」日本老兵野木春滿回憶起當時的復仇心態。野木那時被困在菲律賓群島的一個島上。「那些美國飛機每天都在天上飛,為所欲為。我們所有的計劃都被打亂了,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非常憤怒,同時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竭。當你失去了自身的戰鬥力而只能任人宰割的時候,你就會變得一心只想復仇。」    
    1944年,當野木最後終於有機會面對三名被俘的美國士兵時,他心裡很清楚自己該怎麼辦。    
    「他們的臉都嚇白了,」野木記起面前那三名美國飛行員。「你們已經被判處死刑了,」野木告訴他們。這三名飛行員就象徵著美國對待戰爭的理性方法和講求技術的作戰方式,他們所代表的美軍也表明了講求聖戰是無效的。野木說,「他們的存在就不可否認的證明了日本的軍事力量正在瓦解。」    
    野木當時想,「日本的惟一下場」就是「全軍覆沒或者大獲全勝。如果我們繼續這樣敗下去的話,我們就再也不可能活著回家了。我會對戰爭的失敗負責嗎?不可能了。我們都會死的。如果我們打贏了,那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因為這都是上面的命令」。    
    「我手裡握著軍刀,讓他們跪下去。」野木回憶道。    
    一顆、兩顆、三顆。三顆飛行員的頭顱滾到了濺滿鮮血的草地上。    
    隨著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步步接近他們的帝國,日本人對美國飛行員的憎恨也與日俱增。塞班島戰役失利後,美軍下一個著眼點就是硫黃島,它位於無人島附近。這些島嶼都是日本的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地。1944年,從中國調回的日本精銳部隊佔領了硫黃島和父島,於是日本便從無人島納入7000名平民為日本國民,讓他們居住在所佔領的兩個島嶼上。天皇親自任命栗林忠道將軍去駐守硫黃島以保衛那裡至關重要的飛機場。栗林忠道將軍出生於一個顯赫的武士家庭,他的祖輩世代為天皇效力。    
    父島的價值就在於,它是東京在太平洋戰場上發出和收到信息的一個通訊中轉站。美國海軍在有預謀地進攻貝裡琉島之前,想要搗毀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無線電台。那些電台過去經常截獲美國軍方的無線電情報,並就美國的作戰計劃向東京和太平洋上日軍佔領的島嶼發出警報。父島的地位舉足輕重,東京防空兵的浦崎良回憶起,「日軍的防空炮手是裕仁天皇從赤阪皇宮中派來」保護這些無線電台的。那些多山的島嶼的面積也就長5英里寬3英里那麼大,相當於兩個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小。那些小山上的厚厚的混凝土掩體裡藏匿著很多門加農炮和防空高射炮,那些熟練的高射炮炮手的任務就是把入侵父島領空的美國飛行員給打下來。    
    立花榮夫將軍是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兵,曾參與侵略中國的罪惡戰爭。這一次他被選中負責父島的防禦工作。立花塊頭很大,冷酷無情。白天,官兵們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喜歡在戰爭中實行在中國時的那種焦土政策;他奉行「殺光、搶光、燒光」三光政策。在他眼中,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混蛋,如果哪個飛行員落到了他手中,他就會像在中國對待戰俘那樣對待他們。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2)

    弗洛伊德·霍爾報名加入海軍正規軍後就進入了新兵訓練營。上船後他成為食堂的一名廚師,但弗洛伊德是有野心的。和他在一起的飛行員比爾·黑茲爾赫斯特回憶起,「弗洛伊德一直就嚮往著成為一名海軍飛行員。他認真學習,然後參加了一項測試,後來就被錄取參加培訓計劃了。弗洛伊德表現得棒極了,比一般人都要出色。他很聰明,和一般人不一樣,總是渴望做得更好。可以看得出來,當他成為一名飛行員之後,他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為此感到很驕傲。」    
    弗洛伊德和其他飛行員一樣,在多處訓練營接受過訓練,例如得克薩斯州的科珀斯克裡斯蒂灣、佛羅里達州的勞德代爾堡和彭薩克拉、伊利諾伊州的格倫維尤,以及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亞哥。1944年春,弗洛伊德和機槍手格倫·弗雷澤以及無線電技師馬弗·梅爾尚一起練習飛行轟炸。他們中隊駐紮在俄勒岡州的阿斯托裡亞。之所以把阿斯托裡亞選作訓練營所在地並不是因為那裡的天氣有多好。有個飛行員回憶說,「我們在那兒的時候,海岸附近上空總是低低籠罩著一層潮濕的烏雲,這種烏雲越積越厚。正是由於這種天氣,我們很快就能在飛行中熟練地使用儀器進行導航。」    
    弗洛伊德那時駕駛的是一架TBM「復仇者」,那是一種「魚雷轟炸機。」但後來在太平洋參戰的時候,他的飛機並不用發射魚雷了。因為這種飛機的任務是靠低空飛行發射魚雷來炸毀日本軍艦的,後來絕大多數被改裝成了下滑轟炸機。    
    「復仇者」轟炸機,長40英尺,翼展54英尺,體積大、重量沉(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中數它最重),這也就是說,這種飛機可以在空中飛行得很穩——舉個例子來說,它比迪克·沃爾霍夫駕駛的那種「俯衝者」還要穩。它最遠可飛行1000英里,視需要可飛行至3萬英尺的高空。這種飛機坐起來也相對較為舒服,「TBM的座椅很寬敞,」耶西·諾爾回憶道,「我們的座椅上還有扶手;繫上安全帶之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幾個小時。」但它飛行時的噪音的確很大,飛行員們通過戴上飛行帽裡的泡沫耳罩來隔絕噪音。    
    下滑轟炸機通常每四架一組組成一支「飛行分隊」,其中每兩架組成一個「飛行小隊」。同敵機交戰時或者開始轟炸飛行時,這四架飛機就會變成兩支小隊,但通常來講,飛行員們就算隊形散開後,也還是會結伴作戰。這一點與日本飛行員截然不同,他們在戰鬥中各打各的,相互間很少合作,也不運用什麼團隊作戰戰略,且隨著戰爭的推進每況愈下。    
    下滑轟炸就像俯衝轟炸一樣,是門藝術。它需要飛行員以接近完美的角度來俯衝。如果俯衝時的角度太大,那麼飛機就有可能翻過去;如果滑翔的角度不合適的話,就會錯過轟炸目標。在向上拉升飛機的時候,飛行員必須十分小心,不能驚慌,一旦把操縱桿往後拉得太用力就會導致飛機失速。    
    「復仇者」這種飛機一旦操控得不當便是一樣自毀性很強的武器,因此對飛行員的訓練就顯得至關重要。    
    「魚雷轟炸機不能像俯衝轟炸機那樣以一個很大的角度進行俯衝,」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解釋道,「這就是下滑轟炸。我們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高度時開始圍繞轟炸目標盤旋,減少馬力以使飛機下降,滑翔至距地面200英尺時,瞄準目標,扔下炸彈,然後立刻離開。」喬治·布什、弗洛伊德·霍爾與其他魚雷轟炸機的飛行員花了大部分的時間練習下滑轟炸飛行。「我們轟炸俄勒岡州那些無人居住的沙嘴地區,」黑茲爾赫斯特對我說。「我們飛行時,教練的飛機就在我們上空盤旋,觀察我們的飛行,並給我們的轟炸打分。」    
    這種強化訓練也促成了飛行員小伙子們之間深厚的情誼。    
    「弗洛伊德真是個不錯的傢伙,」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說。「他特別幽默,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在一個中隊裡,總有那麼幾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喬·懷特、弗洛伊德·霍爾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們是形影不離的好夥伴。」    
    海軍進駐阿斯托裡亞之前,那裡曾是個小漁村。「平日裡的晚上,弗洛伊德、喬和我經常去一間叫『阿馬圖宮』的夜總會玩,」比爾回憶道。「那當然不是一座宮殿,但我們一起在那兒打撲克,喝啤酒,追姑娘。」    
    比爾說道:「他是個帥氣的小伙子,淺棕色的頭髮,皮膚白皙……弗洛伊德是個討女人喜歡的傢伙。」從弗洛伊德·霍爾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比爾的評價是正確的。和他們在一起的飛行員利蘭·霍爾德倫附和比爾的說法,「姑娘們都很喜歡弗洛伊德。他總是能約到女孩子。」同在阿斯托裡亞那個窮鄉僻壤接受訓練相比,弗洛伊德更喜歡和女孩子們泡在一起。週末放假的時候,弗洛伊德、喬和比爾就會抓起幾個避孕套,攔一輛順風車去兩個小時車程以外的波特蘭。他們在波特蘭的旅店開上三個房間就去找姑娘了。他們三個穿著軍官制服,身材又棒,樣子很吸引人。「像我們這樣的在波特蘭可不多見,」比爾說。「在那兒,人們很少見得到海軍軍官,常有女孩子們主動來找我們。」    
    六個多月的時間裡,弗洛伊德這個來自密蘇里小鎮的小伙子在俄勒岡玩得不亦樂乎。「我記得弗洛伊德當時經常和不同的女孩子在一起,」比爾說,「那段日子真的很快樂。我們在波特蘭度過了很多瘋狂的週末。」因為總有許多女孩子圍著英俊的弗洛伊德轉,他慢慢地也變得挑剔起來。「他後來只和金髮碧眼的姑娘出去約會,」比爾回憶道。「而對於弗洛伊德來說,那樣的姑娘也多的是。」    
    儘管週末的時候他們玩得很瘋,但早上飛行時,弗洛伊德總是準時出現在機場。格倫·弗雷澤和馬弗·梅爾尚準備起飛時會和弗洛伊德打招呼。格倫與馬弗在個性上完全不同,但在工作中卻是親密無間的好搭檔。    
    格倫是個機槍手,坐在「復仇者」上部的炮塔裡。這個從堪薩斯農場裡走出的男孩很結實,話不多。「格倫是個性格溫和的人,」同在一起訓練的查爾斯·查德韋爾說道。「他是個紅頭髮的安靜男孩,總是盡心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降落傘裝配工邁克·戴克60年後這樣描述當年的格倫。    
    機槍手格倫和無線電技師馬弗分在一組,馬弗在飛機裡坐在格倫的下方。馬弗長著深色頭髮,性格外向,是個來自洛杉磯的時髦小伙子,他就喜歡引起別人的關注。「讓我來說,」他的好朋友羅伯特·馬丁回憶起當時他們走進一家商店準備侃價時他這樣說道。「馬弗那時候挺前衛的,」邁克·戴克回憶說:「他常把頭髮挑染成不同的顏色,我們叫他『好萊塢』,因為他總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戴克繼續說道:「他們兩個人真是沒有半點相同的地方,格倫·弗雷澤非常保守,而馬弗·梅爾尚卻非常開放。但他們相處得很好,合作也很愉快。」    
    無線電技師吉米·戴伊和機槍手格雷迪·約克也是一對搭檔,他們的飛機是一架由鮑勃·金少尉駕駛的「復仇者」號。拉爾夫·森奇沃爾特當時和他們在一起訓練。「吉米和格雷迪截然不同,」拉爾夫回憶說,「格雷迪非常安靜;不善交際。他從不說別人壞話。」可來自東海岸的吉米卻完全不同,他說話很快,「吉米非常喜歡與人交往,」拉爾夫說。「他一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了。」    
    格倫、格雷迪、馬弗和吉米都是同一批報名參加海軍的,他們一起在馬里蘭州、佛羅里達州、愛達荷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新兵訓練營裡接受正規訓練。最開始階段的訓練內容和水手們的訓練基本相同。「海軍新兵訓練營的生活很艱苦,」機槍手萊爾·康斯托克回憶說。「我整整12個星期沒有離開過基地;我甚至有10個星期連身份證也沒有。我們就是不停地訓練和學習:練習打結,學習與船相關的知識,並瞭解海軍的紀律與做事方式。」    
    美國海軍的紀律很嚴明,但並沒有日本軍隊裡的那種暴力摧殘。「在那麼大的噪聲中超負荷工作對於我們來說就算是一種折磨了。」文斯·卡納扎回憶說。    
    在新兵訓練營,「上面講到,我們是擁有責任和權利的,」文斯解釋道。「我們知道身為一名海軍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知道如果違反了軍紀該受到何種懲罰。但是作為個人,我們也擁有相應的權利。我們被清楚地告知,如果沒有受到合適的對待,就有權請求保護。」美日兩國的訓練體系中另一點顯著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對待領導者的態度。「我們曾經上過一節課,課堂上老師假設了一種情形,」文斯說。「我們從中學習如何與那些你認為做事有問題的人打交道,還學習了怎樣有效地處理問題。」而日本軍隊培養出來的士兵只是出於敬畏和受到威懾一味地服從上面的命令和指示。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一旦日軍部隊的指揮官被殺了,手下的士兵就會亂作一團,而美國的小伙子們就算是沒有人指揮也能按部就班地繼續作戰。    
    海軍為了選拔尖子,讓炮兵連對新兵進行考核。「在被選中當飛行員的人當中,大多數人的分數都名列前茅,」文斯回憶道。戰爭結束60年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羅迪·道爾還清楚地記得那場考核有多難。羅迪是一名正規軍水手,但他當時卻想當一名機槍手。「我一直堅持自學機槍手的書,」他說。「我甚至現在都還能感覺到那本書就在我的口袋裡。」最後,考試的那天到了。「他們在天上開了一槍然後就問,『說,你看到了什麼?』事實上,那是一發從飛機的防彈板後射出的子彈,防彈板就是用來防止子彈打到螺旋槳的東西。結果沒有一個人通過那次考試,於是大家又回去接著努力學習。」    
    「所有的測試結束後,我的成績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納扎說。「他們說我終於可以如願以償了。我那時候年輕氣盛,看過一些電影之後就想去為祖國報仇。我當時就想當一名空中機槍手。」文斯、羅迪,還有其他機槍手們個子都不算高,坐在魚雷轟炸機狹小的炮塔裡剛剛好。「炮塔就是一個直徑30英吋的球形艙,形狀就像個網球似的,」羅迪說。「炮塔外有一個樹脂玻璃罩,機槍就是從那裡伸出的。炮塔內的座椅很小,你的後背必須緊貼在牆上。你的一隻手放在能夠扭轉塔樓射擊方向的操縱桿上,另一隻手就放在機槍的扳機上。」正如機槍手羅伯特·奧弗鮑解釋的那樣,「整個炮塔都可以旋轉,它是在一個圓形軌道上旋轉的。有的時候你的膝蓋就墊在下巴下面,但整個身體卻是頭朝下的,這時候炮塔就是以一個球形旋轉的。」    
    飛行員往前看的時候,機槍手就面向後面,因此就成了飛行員的「後視鏡」。機槍手L.E.布林森說道,「機槍手只能看到我們都去過哪裡,但卻看不到我們要去哪裡。」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3)

    一年半多的時間裡,機槍手格倫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訓練。新兵訓練營的訓練結束後,他們又被送往航空軍械學校,在那裡他們學習的節奏快、強度大。「我們每星期都要新學一門課,」萊爾·康斯托克回憶道。「第一周我們與各種工具打交道,扳手、螺絲刀啊什麼的。後來我們開始接觸小型槍,然後就是機關鎗了。我們必須得知道槍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稱,並且要當場將它們拆卸下來。教官把我們眼睛蒙上,然後要求我們在一分鐘內把一桿機槍拆卸後再組裝起來。」    
    羅迪記起,「我們天天和那些槍打交道,直到最後對它們的一切瞭如指掌——在我們眼中,那些槍和牙刷沒什麼兩樣了。」    
    從軍械學校畢業後,格雷迪和格倫繼續去射擊學校學習。格雷迪去了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格倫去了俄克拉何馬州的普賽爾。「在那裡,我們開始打雙向飛碟,」萊爾·康斯托克說,「我們就在地面上的炮塔裡練習,學習怎麼開槍,怎麼瞄準,怎麼提高精確度。」    
    格倫和格雷迪的下一站是佛羅里達州的勞德代爾堡,因為「飛機就在那兒」。康斯托克說道,「他們駕駛一架後面拖著靶子套的飛機,」他解釋道。「每個機槍手都要把自己的彈藥蘸上不同顏色的顏料,這便於我們查看是誰射中了靶子套。如果打出的200發子彈裡能有10發打中,那你就已經非常非常幸運了。由於運動和速度的原因,你只有三秒鐘的時間瞄準靶子套然後立即射擊。」    
    若想在以每小時200英里的速度飛行的飛機上射中目標,就需要大量的練習。羅迪·道爾在報名當機槍手之前曾經是地面射擊場的教練,因此他可以省去在射擊學校學習的這一步驟。然而,他在去飛行中隊報到之前從未在飛機上開過槍。「我對上校說,我需要經過訓練才能上飛機,可他卻說:『你就上去吧,扣動扳機,朝目標開火,』」羅迪說道,「於是我就上了飛機,結果卻打中了我自己那架飛機的機尾。於是我們不得不緊急降落,當時旁邊還有救護車等在那裡準備救護。真是太可怕了。」    
    「上校走上前來對我笑著說:『你幹得沒錯;你提醒了我,是我的錯。』」    
    「一位軍官竟能在一個新兵面前承認錯誤,那感覺真不錯。」羅迪說道。    
    這些機槍手們訓練的內容就是要把日本飛機從天上打下去,他們雖然都很年輕,但卻像大人一樣做著了不起的事情。格雷迪·約克和格倫·弗雷澤那時候只有18歲。和他們一起的機槍手喬·波恩回憶道,「格雷迪看上去就像個16歲的小男孩。」當時,同樣年輕的不只是格雷迪和格倫兩個。肯·梅雷迪思告訴我,「那時候我們都還只是孩子。」    
    格雷迪白天擺弄機槍,到了休息的時候就一個人呆著。他喜歡寫信和畫飛機。「格雷迪很少和我們一起玩,」肯·梅雷迪思回憶道,「他是個自制力很強的人,而且很聰明。」文斯·卡納扎記得「格雷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從不說髒話。『蠢東西』就算是我聽他說過的最難聽的詞兒了」。拉爾夫·森奇沃爾特回憶道,「格雷迪不說髒話,而且他也不喜歡別人說髒話。我們常常因為這個開他的玩笑,但我們也非常尊重他。」    
    從格雷迪寫給家裡的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個很脆弱、很溫順的男孩兒。他因自己能為國效力而感到驕傲,但同時,他也非常想家。在新兵訓練營的時候,他有一封給媽媽的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媽媽,啊,我真的很孤獨。我離開家已經這麼久了。」那個時候,格雷迪離開媽媽剛好60天。    
    格雷迪不喜歡和男孩們一起喝酒,但他對女孩子還是很留意的。我在他的信件中發現了吉恩·夏普和魯思·帕特森兩位姑娘寫給他的求愛信。在格雷迪的小黑本子中,我只找到了一個男生和三個親戚的名字,其他的24個都是女孩名字。    
    在一封寫於1943年11月25日的信中,格雷迪對媽媽講到他在交戰中開飛機將會是件危險的事情。「最近我們這裡發生了好多驚險的事兒,」他寫道,「有天早上,一個男孩被螺旋槳絞死了。同一天晚上又有兩架飛機撞到了一起,死了不止兩個人。第二天又有一名飛行員的飛機在沼澤地裡墜毀了,當時他就在我右側飛行,我認識他。我想他們這些人之所以死去了,大概是因為上帝要他們離去的時間到了吧。」    
    但格雷迪仍堅信他的上帝會保護他。1943年11月29日,他在給媽媽的信中寫道:「前幾天夜裡,有幾個男孩想讓我和他們一起去酒吧。他們說,你媽媽不在這兒,你就和我們一起去吧。然而,我對自己說,如果你是基督徒,那麼不論何時何地你都是一個基督徒。聽起來很好玩——他們覺得只要您看不到,我就可以和他們去玩了。不過,我知道有比和他們一起玩更好的事情。」在12月28日的信裡,他寫道:「平安夜那天,所有的男孩,或者說大多數的男孩們都出去玩了,他們後來都喝醉了。我想他們也許認為應該那樣慶祝上帝的生日吧。我那架飛機上的無線電技師整晚都泡在一個廉價小酒館裡,可第二天一早又和我們一起去飛行。」    
    格雷迪信中提到的那個無線電技師大概就是像吉米·戴伊那種不好管教的人,或者與喜歡在街上閒逛的馬弗·梅爾尚一個樣。整晚狂歡作樂,緊接著再飛行一整天——這種事情對他們兩人來說並不算什麼。「復仇者」上的無線電技師在機槍手下方的一個狹小空間裡工作。他的工作空間比機槍手的炮塔只略微大一點點。「位於炮塔下面的無線電技師的小隔間非常小,但並不像炮塔那麼狹促,」拉爾夫·森奇沃爾特回憶道,「當炸彈艙的艙門從下面打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切。」    
    無線電技師有一架30毫米口徑的機槍,他們可以從飛機的後面向外開火,所以他們也要接受射擊訓練。但毫無疑問,他們訓練的重點是使他們成為無線電方面的專家。「首先我們必須要學各種密碼,」來自亞特蘭大的無線電技師比爾·史密斯對我說,「B就是『嗒嘀嘀嘀』,C就是『嗒嘀嗒嘀』,諸如此類。我敢打賭你肯定不知道當火車經過交叉道口的時候竟是發著摩爾斯電碼的。它們發出的是字母Q,它可能想說,瞧,女王(Queen)來了,或者是火車來了。瞧,女王來了,嗒嗒嘀嗒。」    
    「我們學習如何使用接收器、導航設備、旗語和信標,」比爾繼續說道。「訓練中還有一項新的內容,叫做雷達和多普勒效應,我們學習如何通過發送和接收脈衝信號來使其發揮作用。」    
    「我們在無線電學校學習了22個星期,」來自什裡夫波特的無線電技師喬·哈得遜說道,「我們真的花了好一陣子才學會那些密碼。」    
    學習本身是艱苦又嚴肅的,但那些男孩子愛玩的天性卻並未改變。「回想起當年,」文斯·卡納扎說,「我們太年輕了,全都是些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吉米總是從我背後突然跳出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們倆經常像西奧多熊似的抱在一起摔跤。我們都是年輕人,常常用一種好玩兒的方式來挑戰對方的力氣。」    
    隨著一系列訓練的陸續進行,這些年輕的小伙子們逐漸意識到——他們很快就要出發去打仗了。對他們而言,離開家已經讓他們很難過了,可現在他們還將要離開自己的祖國,這一點讓他們憂鬱起來。想家的感覺隨著1944年秋天的來臨而加深了。    
    華倫·厄爾·沃恩一生中最愛的人便是他的媽媽。於是上船出發前,他讓媽媽最後來莫哈韋看他一次。「對於他媽媽來講,一路從得克薩斯趕到加州的莫哈韋可不是件輕鬆的事兒,」阿奇·克拉普告訴我。「即將奔赴戰場的官兵們都已經上了火車準備出發。而他媽媽從雙車道的公路上一路開車趕來一定也很勞累。」    
    「華倫·厄爾就要去打仗了,他媽媽埃維為此感到非常驕傲,」華倫·厄爾的表姐馬德琳·賴利說,「我記得她對我們說,當她看到兒子飛行的時候特別激動。她說:『他竟然可以一個人搞定那麼大的傢伙。』」    
    格雷迪·約克最後離開傑克遜維爾的家時,決定把時間和金錢都花在一個漂亮的姑娘身上。「格雷迪非要帶我去美容院,」他的妹妹珀爾·迪芬德弗回憶道。他很少對妹妹這麼好,這讓珀爾很吃驚。「他帶我去的是城市美容院,我把頭髮燙了,燙成當時流行的那種髮型。她們把我的頭髮纏在很多根一端接著電線的長棍上,然後通上電就開始燙頭髮。那天花了挺長的時間,不過格雷迪一直在那兒等著我。我當時覺得,他是不會離開我的。」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4)

    幾乎與此同時,遠在美國東海岸的吉米·戴伊正和他的父母討論著自己的願望,他想在新澤西的蒙伊弗裡姆度過離家前的最後一晚。在吉米前一次離開家的時候,朋友萊斯把他介紹給了拉拉隊隊長格洛裡亞·尼爾茲。格洛裡亞比吉米小1歲。他們倆初次見面就擦出了火花兒,兩個十幾歲的年輕人開始了他們甜蜜的初戀。58年後,格洛裡亞·尼爾茲給我講述了他們之間年輕的愛情:    
    我和吉米認識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卻深深的迷戀著他,他是我童年時代的心上人。    
    我見到他的時候,呼吸都快停止了。我就像急著找到空氣似的注視著他。我們之間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牽引著彼此。那時候我很天真,他也一樣。我當時17歲。吉米穿著制服,就要去保衛祖國了。他真是太棒了。他的個性和迷人的藍眼睛都讓我深深著迷。對於我來說,這簡直太浪漫了。    
    我們很快開始了熱戀。我覺得他就是我的惟一,他也覺得我就是他的全部。我們的關係雖然短暫,但感情卻很深。我們相愛了。    
    我還記得我的一個女朋友看到我們在一起之後說,「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我已經完全沉浸在對他的愛中了。    
    吉米在家的最後那一晚,他媽媽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能夠去他家裡,因為吉米就要走了。我家那時候沒有電話,所以她把電話打到了我家鄰居那裡。當時我父母從未允許我和一個男生約會超過三次,但意外的是,那一次他們竟然同意我去吉米家了。    
    吉米的爸爸開車來接我。我進門的時候,吉米接過了我的外套,然後放在了床上。接著他親吻了我。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時的情景。他是我第一個戀人。    
    我們和他父母坐在客廳裡。他們坐在椅子上,我和吉米坐在沙發上。有一陣子,他把頭枕在我的大腿上。我很害羞,但我沒有拒絕。他閉上了眼睛,我能感覺到我去他家令他感到很高興。他真可愛,我撫摸著他的卷髮。    
    他的父母一直看著我們。如今,快人快語的吉米長大了,就要為保衛祖國去戰鬥去獻身了。但在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約會時,他還太年輕,不能單獨和一個女孩兒在一起。    
    這時,在美國的另一端,弗洛伊德·霍爾和他中隊裡的好朋友就要完成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訓練了,他們由那裡被送往了阿斯托裡亞,一起在波特蘭度過了那麼多「瘋狂的夜晚」,這三個火槍手——弗洛伊德、喬·懷特以及比爾·黑茲爾赫斯特已經難捨難分了。可在他們就要登船出發的6周前,喬和比爾發現在晚上再也見不到弗洛伊德的影子了。弗洛伊德跑到哪兒去了?喬和比爾也不清楚。    
    「一天下午,我們正在飛機場聊天,」比爾回憶說,「『你這傢伙跑哪兒去了?』我們問弗洛伊德。」    
    「他告訴我們他現在和一個女孩子住在一起,」比爾繼續說道,「我記得他還跟我們說他要給她去買什麼吃的,還說那姑娘都給他做了什麼好吃的。弗洛伊德一向如此,總是能讓人吃驚不已。喬和我驚呆了。他竟然喜歡上了家居生活!他可真是變了。我們不明白他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轉變。」    
    「弗洛伊德,你這該死的傢伙,你一個星期找上10個姑娘也不費勁兒,怎麼就緊盯住一個不放了?」喬問道。    
    「我們一直拿這事兒和他開玩笑,結果把他惹火了,」比爾說道,「最後,弗洛伊德轉過身來對喬和我說,『我想我不可能活著回來了,我想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而且我現在就要這麼做。』」    
    「喬和我從來就沒想過我們將有可能回不來了,所以當我們聽弗洛伊德這麼說時都笑話他。他雖然是笑著說這番話的,但他卻是認真的。『你在說什麼呀?』我們問他。他解釋說,他現在和這個女孩在一起,是想要好好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感覺,因為這將是他最後的機會了。」    
    很多年後,我問黑茲爾赫斯特是否知道究竟是什麼讓弗洛伊德的內心突然間發生了變化。他答道:「我也不知道,當時有個叫比爾·科爾伯特的資深飛行員在一次夜間飛行演習時墜入沙頓海失蹤了。我就記得弗洛伊德知道這事兒之後一直重複說著,『我要抓住每一個讓自己快樂的機會,因為我覺得我回不來了。』」    
    1944年秋天來臨之前,喬治·布什駕駛著「復仇者」從「聖傑辛托」號飛向了太平洋。迪克·沃爾霍夫在俯衝轟炸機裡擔任機槍手,從「約克鎮」號航母上出發了。1944年9月,華倫·厄爾·沃恩在「提康德羅加」號航母上接受進一步訓練,駕駛一架「海盜」號飛行在夏威夷的上空。在「本寧頓」號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從東海岸穿過巴拿馬運河前往珍珠港。弗洛伊德·霍爾、格倫·弗雷澤和馬弗·梅爾尚乘「倫道夫」號從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出發。    
    美國現在掌握了制空權,因此能夠明目張膽地開著這些龐然大物前往太平洋戰場。飛行員們在船上玩撲克,吃牛排,看電影。這些都表明了美國在太平洋上強大的作戰實力。日本的艦隊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支離破碎,美國軍艦上的水手和飛行員們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相反,日本失去了制空能力,因此連自家門口的安全也難以保證。由於塞班島戰役的失利,要想在戰爭中佔取主動已是不可能的了。1944年夏天以前,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就已經得出結論,儘管他們無法直接贏得戰爭,但他們可以強迫美國通過談判同日本講和。他們的理由是,美國公眾不能忍受這樣一場長期戰爭,況且死亡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因此,他們決心打一場消耗戰:繼續戰鬥下去,讓美國慢慢消耗,爭取給美國造成最大損失。這一戰術使日本軍隊的兩大優勢得以發揮——他們挖掩體的能力,以及他們承受極為猛烈的海面和空中轟炸的能力。    
    皇軍總指揮部簽署了一項命令,號召通過利用「夫卡庫陣地」打一場「持久戰」,「夫卡庫陣地」就是指蜂窩結構的地下防禦陣地。日本士兵現在不用抱著必死的決心再去高喊著萬歲衝鋒陷陣了,他們現在接受的命令是要求他們靠地道和地下洞穴的掩護來作戰。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5)

    1944年7月,日軍派遣了一支護航艦隊前往無人島。巖竹伸明就是艦隊中的一員,他的背景和其他人不同,去打仗也是不得已。巖竹先生的父母是日本移民,他出生在夏威夷的毛伊島,是個日裔美國人。1940年,他的父親在一次捕魚事故中去世了,他媽媽無力再負擔他的學業,於是他在廣島的親戚們把他接回了日本,答應幫助他完成學業。1941年6月他從毛伊島高中畢業後,就啟航回日本了。    
    「夏威夷的美國海關官員對我說,『不要去日本,日本和美國要打仗了,』」巖竹先生回憶道。「我對他解釋說,我必須走,因為我父親去世了。他很理解我的處境,但我看到眼淚在他的眼眶打轉。」    
    巖竹還在明治大學讀書時就應召入伍了。「最初的訓練非常艱苦,」他回憶說,「老兵們手癢了就會隨時揍你一頓。每天晚上都有檢查。如果他們發現你的鞋子上有一點灰土就會痛扁你一頓。拳頭重重地打在你臉上,能把你打趴在地上。有的時候還會被打得鼻血直流。長官們常說,『你們要學會大和民族的精神,這樣你們才能成為一名好士兵。』」    
    巖竹伸明登上日章丸號前往無人島。那些島嶼的戰略地位就相當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附近的島嶼,是進入大陸的墊腳石。如果日本連這些島嶼都守不住的話,那麼再說什麼攻入太平洋就只能成為空談。一路上,巖竹他們的護航艦隊為了躲開潛艇的襲擊呈「之」字航行。一天夜裡,巖竹先生聽到了爆炸的聲音,美國潛艇在日本海岸附近實施了攻擊。第二天早上,他發現艦隊中最大的那艘軍艦不見了。隔天夜裡,另一艘也被擊沉了。「我們的軍艦明明在剛離開大陸時就都被潛艇擊沉了,可軍方最高指揮官還在欺騙日本民眾,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巖竹先生說道。    
    接下來就輪到巖竹所在的那艘軍艦了。「一枚魚雷擊中了我們的船,」他回憶說。「船上的人都陷入了恐慌。我趕快跳了起來,這樣的話我就不會被壓在下面。我看到我們的船裂成兩半,很多士兵和船一起沉入了水中。」    
    一艘小貨船救起了倖存下來的人,船上載滿了士兵。小伙子們身上都裹著厚厚的一層鹽,個個體力不支,船上找不到任何遮陰的地方,夏天的太陽無情地炙烤著他們,而且一滴水也沒有。「有個傢伙竟然把自己的尿都喝了,」巖竹先生回憶道,「還有一個人說他喝了海水,結果比不喝還糟。」    
    第二天有人大叫,「魚雷!」船上的人都看到了魚雷身後拖著的白色尾跡,但船長將船突然轉向,避開了它。「我永遠都記得當我們看到那顆魚雷時的尖叫聲,」巖竹先生說,「那是人們面對死亡時發出的哀號。」    
    一場暴雨緩解了士兵們的乾渴。他們全都張著嘴躺在甲板上。在父島登陸時,巖竹接到的任務是和一夥人去挖地道和洞穴。他們被告知,美國人最後一定會打到這裡來的,巖竹現在必須靠手中的鐵錘和鑿子來挽救日本。    
    隨著美國強大的航空母艦航行得離家越來越遠,飛行員小伙子們漸漸意識到,戰爭就快來了。起初對戰爭中可能出現的危險所做的那些假設和想像,現在就要變成真正的現實了。雖然日本人不太可能主動發起進攻,但他們那種「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的驚人決心卻表明,他們還是一個致命的敵人,飛行員們非常清楚這一點。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說,「上頭告訴我們,如果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了,他們就會為了得到情報使勁兒折磨我們。」    
    正當吉米·戴伊乘著「本寧頓」號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時,他一貫的樂觀精神突然不見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爾同樣的結論:他回不去了。為了緩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給他「親愛的老爸老媽」寫了封信,信中說他們是他的好爸爸、好媽媽。    
    您和爸爸從來都不阻攔我做任何事。你們讓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還有什麼是我想要卻沒有得到的。    
    我的家不僅僅是個家,我的好朋友們都知道我家又乾淨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帶回家裡,而且他們一定能受到你們的歡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時,我們在家裡還可以玩得很高興,不像別的同學在家裡時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樣處處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運,因為我有這麼幸福的一個家。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我有多愛這個家。    
    吉米還提到了格洛裡亞·尼爾茲,就是坐在沙發上溫柔地摟著他的頭的「那個女孩」。他在信中說,是「命運將我們分離」。他從來沒有明說,也沒有明確地寫過「我將不會回來了」,但在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我知道如果你們聽到這個消息會特別難過,」他對父母說道。他說,他們應該知道這一點,報名參軍是他自己的決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並不害怕去打仗,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還會在一起的,」吉米繼續寫道,他還告訴父母要堅強:「上帝與你們同在,他會保護你們的。你們要振作起來。我記得無論發生了什麼糟糕的事情,你們總會說,『我們一定會有解決的辦法的』,結果就真的解決了,所以我這次也一樣。」最後一段他寫道:「就寫到這兒吧,再見了。上帝會保佑你們,讓你們活下去的,有一天我們會重新在一起的。」    
    對於一個要去打仗的年輕人來說,想到自己一定會死的還真不多見。當時流傳著一個小故事,說三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在戰前接受任務時,長官對他們說,「你們三個當中有兩個不能活著回來了。」這時,他們三個當中的每個人都看著另兩個人,心裡想著,「那兩個倒霉的傢伙。」    
    在我寫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曾採訪了數百名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老兵。我從來沒聽到過他們當中有人說,「我想我要在戰鬥中犧牲了。」而且我也從來沒聽過哪個活下來的人說起「他告訴我他可能回不來了」。調查中,我發現只有四個人說過他們再也回不來的話,他們是硫黃島的升旗手邁克·斯特蘭克和哈倫·布洛克以及飛行員弗洛伊德·霍爾和吉米·戴伊。他們都曾對身邊的人說過,「結局一定就是這樣的。」他們四個說過自己會死,結果他們四個都說對了。    
    吉米從來沒有對格洛裡亞·尼爾茲說過他的這種想法,於是她繼續定期給他寫信,每晚枕著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著海軍制服拍的一張特寫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著迷人的藍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國人的相貌。格洛裡亞把這張照片放在了相框裡。聖誕節的時候,她給吉米寄去了一條白色的圍巾。「那條圍巾很漂亮,我正好能買得起,」她說。「這是我送給他的禮物,我覺得他圍上那條圍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約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給家裡寫信。吉米知道信件檢查員能看到他信裡的內容,所以不敢寫太多,但他卻一遍又一遍地寫到他有多麼想家,那是些看了讓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覺得你們一定沒有我這麼孤獨」。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實物飛機的樣子畫了三架飛機,他問媽媽,「您覺得我會成為一個畫家嗎?如果我這兒有顏料和畫筆的話,我就會給您畫張好看的圖畫。」    
    當艦隊離戰爭越來越近的時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靜地坐在那裡畫畫,畫那些天空中呼嘯飛過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但他的畫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這些外表光鮮的飛機,事實上卻是帶來死亡和毀滅的機器,它們歸根結底是戰爭的工具。這些飛機對日本人來說則意味著他們在面對美國強大的空中力量時顯得越來越無能為力。    
    就在格雷迪畫畫兒和想媽媽時,日本的一部新聞短片把無人島描述成了「適合屠殺美國鬼子的地方」。還有一本雜誌上宣稱,如果越來越多的美國鬼子「被送進地獄,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變得越清淨」。    
    格雷迪·約克有一次遇到了一個敵人,敵人把他當成了一個野蠻的鬼子。但這個19歲的小伙子從來沒有在信中說過他當時有多害怕,他只在最後一封信的最後的一句話寫道:「為我祈禱吧!」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航母戰爭(1)

    你的頭腦告訴你不要上那架飛機,因為你將會死得很難看。但我們的頭腦也告訴我們必須要為祖國做點事情。    
    ——羅迪·道爾    
    載著飛行員們去打仗的航空母艦就像一座座漂浮著的美國小城。船上的小伙子們有地方看醫生,也有地方剪頭髮。每天早餐喝咖啡的時候還可以看看船上當天的報紙。他們可以在圖書館裡找到自己想看的書,也能在綜合商店裡買到想要的東西。水手們的日常工作很有規律,做禮拜、吃漢堡、玩籃球、洗熱水澡,還能看電影。他們睡在乾淨的床鋪上,穿著定期清洗的制服。    
    呆在船上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一點兒也看不出他們是處在戰爭中。太平洋戰爭的戰場是歷史上最大的戰場,航母艦隊浩浩蕩蕩地航行在一眼望不到邊的大海上。由於距離遙遠,路上航行就要花掉很多時間。美國的士兵們從西海岸的海港出發,航程相當於從紐約到洛杉磯再折返那麼遠的一段距離,最後到達太平洋戰場。    
    當厄尼·派爾看到在西太平洋島嶼上的戰鬥機被帶回到珍珠港時驚訝不已,「這就像花兩個星期把一架灘頭陣地戰鬥機從意大利的安尼奧一路開回堪薩斯城一樣。」    
    航行距離遠是航母戰爭不同尋常的特徵之一。歐洲戰場的戰鬥中也有飛機參與作戰。但那種戰爭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無非就是那種摸爬滾打,冷酷無情又不可開交的戰爭。但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是這樣的一場戰爭:飛行員們在鋪著檯布的餐桌上就餐後,馬上起飛投入戰鬥,而飛機則有可能會被突然擊落。飛機在這場戰爭中給數百萬人帶去了苦難,而飛行員們卻幾乎連敵人的模樣也沒見過。    
    飛行員是航母上最重要的乘客。他們可以使艦隊富有攻擊力,也能保護艦隊的安全。過去那種大型艦船之間互相開火短兵相接的戰鬥方式已經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飛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經過遠距離飛行後抵達戰場投入戰鬥。而這些容易受到空中打擊的艦船可以靠船上的飛機來保護自身的安全。    
    「我們在船上時沒有什麼事情可幹,」無線電技師喬治·弗萊施納說道。「除了在飛行中我們有事可做,其他時間就是閒著了。我們會在指定的某一天飛行三至四個小時;可我們並不是每天都有飛行任務的。我們真的感覺不到自己就是船上的一分子,反倒覺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件附屬品。」    
    由於飛行員在戰鬥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此他們在船上的住宿條件也最舒服。「和在陸地上比起來,我更願意呆在船上。」飛行員沃爾特·斯通佈雷克說道。「在航母上,你住在裝有空調的營房裡,條件又好。房間雖小,但卻整潔有序。你還有一張書桌。而且吃得特別好。有人每兩天為你洗一次衣服。你還可以剪頭髮。我在島上的朋友們住的是帳篷,在泥裡排著隊用鐵盤子吃飯。我在船上過的可真是一流的日子。桌上鋪著亞麻檯布,吃飯時使用的是精美的餐具,簡直就像是在五星級酒店裡。還有一點就是,船上的一切都特別乾淨。每架飛機都特別乾淨,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機會被弄髒。」    
    機槍手和無線電技師都是士兵,他們和飛行員們住的地方是分開的。「我們把軍官們的營房稱作『上帝的國度』。」喬治·弗萊施納回憶道。海軍中,士兵和軍官是被嚴格劃分開來的。他們之間不可能有過多的交往,在船上,他們各過各的生活。「就連我們上船的時候,走的都是不同的踏板——士兵和軍官們各走各的。但是我們之間沒有敵對——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的。」    
    在航母上有一個地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他們都可以去「準備室」呆著。「準備室就像我們這些離家在外的人的又一個家。那兒既是辦公室,又是教室,還可以是電影院,或者是客廳。牆上有公告牌、圖表、地圖、海報,還有簡報指南。」準備室相當於一個「控制中心」,所有人都在那裡接受任務,進行戰後匯報,有的時候還可以閒呆在那裡。「我們在那兒看書、玩鬧、打牌、玩多米諾骨牌、下跳棋、熨衣服、休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文斯·卡納扎說道。「準備室每天都24小時開放,」弗萊施納補充道。「軍官們坐在前面,我們坐在後面。我們不和他們打交道,甚至不和他們一起玩牌。」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解釋說,「儘管我們和那些士兵們共用一個準備室,但等級制度還是很明顯的。我們是軍官,他們是飛行員。」    
    「準備室裡非常舒服,」文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把安樂椅,就像你們現在用的那種一樣,就是不像現在這麼軟。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個小小的存物櫃,休息室後面還有更衣室,我們的飛行服、降落傘背帶、手槍、小刀都鎖在那兒的櫃子裡。」飛行員們都知道這些櫃子對他們來講是多麼重要。「我們在準備室裡就是不停地講話,我們整天坐在那兒就是不停地聊天兒。有時候我常常在想,我們那個時候都聊些什麼啊?」羅迪·道爾回憶道。    
    「準備室外面是一間小廚房,」無線電技師拉爾夫·森奇沃爾特說,「我們隨時都有東西吃。那些沒去飛行的人總會為那些外出飛行的夥伴們準備一些吃的東西。那兒有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我們常吃的一種快餐就是把罐裝鹹牛肉和醃菜攪和在一起,然後夾到肉糜糕裡,放在盤子上就著三明治或者餅乾一起吃。」    
    但這些只是我們在準備室裡吃到的東西。士兵們的一日三餐通常是在食堂裡吃的。「我們吃脫水雞蛋拌番茄醬,」文斯回憶說,「我們常吃斯帕姆午餐肉,加上菠蘿、番茄和捲心菜;吃煮牛肉、牛肉乾,新鮮土豆泥或者脫水土豆泥,罐裝蔬菜,還有一種用牛肉餅和臘腸做的肉末。」    
    喬治·弗萊施納說道:「我記得特別清楚的就是,我們吃不到任何紅顏色的果醬,只有橘子醬。我總是在想,是不是哪個橘子醬生產商賄賂好了船上的什麼人,他把我們的果醬都給壟斷了。」    
    「我們在受到襲擊時,」文斯說道,「他們就會把食堂關閉,理由是保衛食堂。他們會把水壺、藍色瓷咖啡壺,還有兩加侖的豌豆湯或蔬菜湯放好。那些咖啡壺被懸繫在一根繩索上,這樣船體搖晃的時候,那些壺也跟著一起晃。」    
    「我們一旦遭到襲擊就會立刻衝到飛行甲板上去,」文斯繼續說道。「每次都有人不斷地告訴我們『把甲板讓出來!』於是我們跳到甲板上一陣手忙腳亂之後,還要再回到上面。這樣一來,飛行甲板上就總有上百號人在那兒。而平時,我們本不該出現在那裡的。但要我們不在甲板上待著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給那些機槍手們加油,每當他們打下一架飛機,我們就會高聲歡呼。我們是普普通通的美國孩子——喜歡橄欖球、棒球,也喜歡這種刺激的遊戲。」    
    出去打仗之前,飛行員和空勤人員們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空中戰鬥情報員身上。「這些情報員會告訴你要做什麼樣的工作,」羅迪·道爾說。「情報員是個聰明的傢伙,他會告訴你目標是什麼,在哪裡,怎麼找到目標,目標建築是用來做什麼的,如果襲擊沒有成功會發生什麼狀況,如果不得不跳傘的話該怎麼做。」    
    「當有哪一組人完成一次襲擊回來的時候,」拉爾夫·森奇沃爾特說道,「他們就會給剩下的人講述他們的經歷,每個人都聽得非常認真,這些人對你的所見所聞特別感興趣。畢竟,他們緊接著也要去飛行了。」在返回的飛行員當中有個規矩,拉爾夫回憶說:「每次我們襲擊回來後馬上就去醫務室,然後我們會喝上一小杯兩盎司的威士忌讓自己神經平靜下來。」每次平安歸來時,感覺心都快跳出來了。    
    航母上的飛行甲板是個異常危險的地方:上面旋轉的螺旋槳隨時都有可能削下你的胳膊,揮發性的燃油隨時都可能被點燃,炸彈也隨時都可能爆炸。在甲板上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像跳芭蕾舞一樣精心設計好每一個動作。「我一生中見過的最有團隊精神的行動就是在航母上面。」飛行員波特·戈爾登說道,「在航母上,我們工作日程的緊張程度比在地面上要高四到五倍。每個人都必須嚴格按照日程安排行事,這種緊張的神經要貫穿一天24小時。」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錯誤都會引來災難:一個螺栓鬆了就會造成飛機在起飛時操作失靈,然後爆炸成一個火球;飛行員在降落時提前幾英尺著陸都會造成飛機撞到航母而墜入海底;飛機在槍林彈雨中降落也是極其危險的。災難出現的可能性隨時都存在,這就需要飛行員靠迅速的反應來避免事故的發生。機組成員斯帕奇·弗雷澤爾記得當時親眼看到一架魚雷轟炸機著陸時,炸彈艙中一枚點燃的炸彈掉在了甲板上。那一幕可怕極了,斯帕奇立刻就嚇呆了。這時,一個叫巴格萊昂納的甲板水手「就像棒球比賽中二壘手那樣向前滑去,肚子著地,趴在那裡。他從皮帶上拿下扳手直接把彈體上的導火索鉗滅了——整個過程他就一直趴在那裡沒站起來,隨後他把炸彈抱起來向身後扔去。炸彈先是砸在了飛行甲板上,然後彈到了水中——『砰』的一聲,爆炸了。整個過程在不到10秒鐘內就完成了。」斯帕奇說,「如果當時沒有他,我現在就不能在這兒給你講這些了。」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航母戰爭(2)

    事實上,頭腦稍一疏忽都會造成嚴重損失。1945年3月,一名飛行員從「倫道夫」號航母上起飛,但是很快就報告說出現了緊急狀況,原因是油壓在逐漸下降。他得到指示讓他在「約克鎮」號航母上降落,那裡已經準備好接收飛機降落。這位飛行員升空後已經架好了機槍,還額外準備了一箱機油,也就是飛機機身下面攜帶的那種可丟棄的「副油箱。」但是由於當時他太緊張,竟然忘了把機槍關掉,也忘了在降落之前把副油箱丟棄。    
    著陸成功了,但當他的飛機尾鉤掛住攔機索時,飛機雖然停下來了,可副油箱卻掉了出來,一直向前滑去。裝滿了航空燃油的油箱滑過了旋轉著的螺旋槳,燃油馬上就被引燃了,甲板上頓時火光沖天。於是水手們快速跑上前去控制火勢,但卻遭到了飛機上機槍的襲擊。「那個飛行員在降落時本能地向後拉了駕駛桿,結果導致機槍的扳機也被扣動了。機槍不停的朝甲板和船上的建築發射出大量的50毫米口徑子彈。」後來,被嚴重燒傷的飛行員和七名中彈的水手被火速送往醫務室。    
    喬治·布什記得當時看到一名飛行員掉下的一條腿在甲板上滑,到了他面前停住。那架魚雷轟炸機的尾鉤沒能鉤住攔機索,所以飛機撞到了一個金屬防護欄上。那條腿就「顫抖著從他的身上掉了下來。那個可憐的傢伙只剩下了一條腿。我們這些站在那兒的年輕人都嚇壞了,這時候,那個大個子的飛行員『走』了出來,對船員們大喊道,『好啦,快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收拾一下,』然後所有人一下子就又都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一切就是這樣進行的。阿奇·克拉普給我講述了他看到一位好朋友死去時的情景:「有個傢伙燃料用完了,結果就在船邊上掉進了海中,」他說道。「他還試著打開座艙罩,結果沒打開。我們當時認識他有一年時間了,可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淹死了。」    
    當然,離開航母后更加危險。    
    「有一次,我們幾艘航母上的200架飛機都在空中飛行,但當時的能見度為零,」機槍手羅伯特·阿克布洛姆回憶道。「你當時根本看不見自己的手,而且你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撞到什麼。天哪,好多飛機撞到了一起,死了好多人。真讓人感到後怕——你連自己的手都看不到,那可真是一次危險的飛行。」    
    導航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那時的飛行員沒有像現在那麼多的通訊工具和導航設備。在蒼茫的太平洋上飛行確實是件有挑戰性的事情。很多飛行員起飛後就再也沒回來,有的人是因為迷路了,有的是燃料用盡了,還有人被高射炮打中後墜毀了。很多倖存者們心中都有許多令人痛心的經歷。    
    1945年2月17日那天,飛行員喬治·梅納德的飛機受到了日本防空火力的猛烈襲擊,他知道自己無法返回航空母艦了。飛機上的無線電不能用,但同他一起飛行的另一架飛機上的駕駛員用手勢告訴他,如果他現在跳傘的話,下面的美國驅逐艦會接住他。    
    然而當梅納德打開座艙罩時,那罩子一下子飛到了空中,連在上面的繩索從他胸前拉過,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座椅上。現在梅納德只能用膝蓋控制著他那架不停旋轉的飛機,心裡想著到底怎樣才能活著出去。他試著拿出小刀,然後開始割身上的繩索。「先是割斷了一股,」梅納德回憶道,「然後又割斷了一股,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最後,整根繩索都被割斷了。這個過程花了五分鐘時間,但當時竟覺得有一輩子那麼長。」    
    他最終跳傘逃出來了,但他身上的救生背心在空中就意外地開始充氣了。這使他無法把手指頭放在胸前的皮帶上解開降落傘的背帶了。當他掉到水面上時,風把它的降落傘吹開了。他發現自己就像一枚導彈似的掠過海面,腦袋在海浪中穿行。「我想,好吧,如果我把自己的呼吸節奏調節成和海浪的拍打節奏相同的話,也許就能堅持得久一點,這樣就能等到驅逐艦把我救起,」他回憶道,「我盡可能那麼去做,但後來,我的呼吸沒辦法跟得上海浪的節奏了,我所記得的最後一個情景就是,我抬頭看著四五英尺之上的水面,想要呼吸。於是我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就像一個變阻器瞬間熄滅了所有的燈,我一下子浮出了水面。」    
    後來「陶西格」號上的船員鉤住了他的降落傘,把他拽上了船,但從醫學角度來講,梅納德在上船之前就已經死了。他的臉和指尖都呈紫色,呼吸也已停止。但經過人工呼吸後,他竟奇跡般地有了反應,終於活了下來。他準備有一天能再度飛向藍天。    
    1945年4月8日,「倫道夫」號航母上的飛行員傑伊·芬利在沖繩島附近的水域被擊中了,他在一陣眩暈中跳傘了。當他恢復知覺時,發現自己正在水下15英尺的地方。「我很高興我是頭朝上腳朝下的,因為如果反過來的話,我就會一直掉到水底了。」芬利掙扎著給他的救生筏充了氣,然後就蜷縮在上面,浸著五英吋深的冰冷海水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睜開眼睛,掀開身上的雨布。我向海平面直接望去,看到的全是水。我又往高處看了看,依然全都是水。接著我又往更高的地方望去,結果看到了更多的水。多可怕啊!我隨著波浪起起伏伏,可我竟然一點也沒感覺到。」    
    芬利在他的救生筏上整整呆了五天,海浪顛得他左右搖晃,冰冷的海水都濺到了身上。他五次被拋入了海中。「在這五天裡,一直在下雨,天氣很冷,沒有陽光。」最後是一架飛機上的機組成員注意到了他放在筏子上的反光鏡,然後把他帶回了船上。經過了120個小時極度寒冷的折磨,他一直在生死邊緣徘徊,這時有人問他是不是還想繼續飛行。    
    飛行員傑伊·芬利毫不猶豫地答道:「當然,為什麼不呢?」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航母戰爭(3)

    有一次飛行員霍華德·森奇對我說:「我認為很多英雄的產生就在於他們必須從困境中走出來。」海軍陸戰隊飛行員菲爾·馮維爾在一次襲擊後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    
    菲爾在太平洋上空9000英尺的高度上恢復了知覺,而此時,他的飛機正頭朝下地往下墜落——噩夢開始了。「我總認為我是不會被輕易打中的,倒霉事兒不會出現在我身上。」他對我說,「後來,一眨眼的功夫,一顆炮彈擊中了我的飛機。」它把菲爾右腿的膝蓋骨打飛了,一塊彈片嵌入了他右側的太陽穴。    
    「我覺得有一大塊金屬從我的頭上伸了出來,」菲爾對我說。「血流了滿臉,我頭疼得都快炸開了,腿也疼得厲害,到處都是血。我的那架飛機上有個大洞,但我當時腦袋裡想的只有一樣東西,『鯊魚』!真正讓我害怕的就是怕被鯊魚吃掉了。」    
    菲爾拼盡一切力量想讓飛機繼續飛下去,於是他把機上的炸彈全都投了下去,以減輕機身的重量。「我的右腳泡在了一大攤血中,」他回憶道,「我會因為失血過多而休克的。於是我從連褲飛行服上解下皮帶捆在了大腿上,它可以起到止血帶的作用。我把皮帶的一端叼在嘴裡,把小刀別在皮帶上來將其固定。這一切都是邊開飛機邊進行的。」    
    「我向軍艦發出求救信號,」菲爾說。「他們讓我『水上迫降』。可我一想到鯊魚就害怕,於是我說『反對』!」    
    最後油量表顯示燃油已經耗盡了,他試圖把飛機從水面上再度拉起。「因為有海浪的緣故,水面上有陣陣微風吹過,」他解釋道,「有這微風就足夠了。」他好不容易把飛機對付開到「本寧頓」號艦尾的時候,引擎也正好徹底熄火了。(「他們說我如果提前6英尺熄火的話就會掉到海裡了」),飛機腹部觸地降落後,他立刻失去了知覺。    
    看上去,能讓飛行員堅持飛行下去的並不僅僅是嚴酷的飛行條件和怕被鯊魚吃掉的擔心,許多飛行員們還很怕被擊中後落入敵人手中。    
    「我們的教官曾經說過,要同他們一直戰鬥下去,直到他們殺掉你,」飛行員雅各布·科恩回憶道。「如果你被他們抓住了,那你的下場將會慘不忍睹。」    
    「要知道,當你向他們開槍的時候,他們是非常憤怒的,」霍華德·森奇說道。「我們就想,如果我們被俘虜的話就一定會被槍斃,我們覺得活著的可能性不大。」    
    「我還記得當時我留了一發三八式步槍的子彈給自己,心想,一旦被日本人抓住了我就自殺,」機槍手鮑勃·斯塔斯達克說道。飛行員韋斯利·托德補充說,「我們常拿這事兒開玩笑。我們捏著嗓子笑著說起被抓到後會是什麼情景,說不定他們會把你的頭給砍下來。」    
    有一次我問俯衝轟炸機飛行員阿爾佛雷德·史密斯:「你們經歷過生死關頭的考驗嗎?」他答道:「孩子,你每天飛行時都能聽到死神的召喚。」    
    「在空中的4個小時就相當於在地面工作8個小時,」喬治·海爾斯伯格說。「你只有一次機會;不能犯任何錯誤。我剛去的時候體重155磅,後來只剩下125磅,壓力太大了。」    
    「最可怕的東西就是高射炮,」機槍手威廉·雷克說道。「當他們用高射炮向我們開火的時候,身邊到處都是炸開的炮彈,這時候你真是覺得可怕極了。我們看到一架架飛機就在身邊爆炸。那真是太可怕了。你會有一點兒發抖。當你從飛機裡爬出來的時候,雙腿都是軟的。」    
    有些飛行員對我說,因為他們年輕,他們從來都沒害怕過。「我從來都沒害怕過,」喬·波恩說,「我從未想過自己會遇到什麼倒霉事兒。在你年輕的時候,所有事情都是一場冒險。」    
    「那事兒真夠刺激的,」拉爾夫·森奇沃爾特補充道,「但是當你年輕的時候,你什麼都不怕。就算是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活著回來,你也相信自己一定沒事。就算是看到高射炮的炮火再猛烈——在你18歲的時候,你也不會感到害怕,你只會覺得興奮。」    
    然而,也許當時感受不到的恐懼會在後來的夢境中出現。「過了一陣子你才會慢慢地感到後怕,」海軍陸戰隊飛行員大衛·安德烈說道,「在激烈的戰鬥中,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從睡夢中驚醒,渾身都是冷汗。」機槍手威廉·黑爾說道,「直到你回來之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恐懼。那天晚上你就會渾身發抖,怎麼也睡不好。你可能壓根兒就睡不著,或者是睡一會兒就醒了。你會不停地想著白天的經歷,而且知道自己第二天還要再去經歷一遍。但這些你從不會對別人說,可你知道別人也是這麼想的。」    
    喬治·弗萊施納回憶道:「我們的飛行指揮官在準備室裡對我們說,『有誰不怕這次飛行?請舉手。』結果沒有人舉手。他接著說『好。要是有人舉手的話,我倒是覺得這個人瘋了。」    
    但是,不管心裡多害怕,不管工作多危險,不管有多少夥伴犧牲了,這些小伙子們還是繼續飛行著。儘管如果他們說出那個詞,心裡就會好受一點兒,他們還是沒有提起那個字眼。1945年的時候,羅迪·道爾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後來他告訴我飛行員們是怎麼擺脫恐懼的:    
    有一次我的飛機被擊中了,我想這下死定了。我們受過的訓練可以讓我在18秒以內戴上降落傘,然後從炮塔中跳出去。於是我就抓住了我的降落傘,但所有動作都是在強大的離心力作用下進行的。    
    但我們並沒有墜毀,最後又開回到了船上。我試著開口說話,可什麼也說不出來。因為剛才的恐怖經歷使我當時不會說話了。情報員說,「別擔心,去醫務室喝上半品脫白蘭地,你就會好起來的。」他說得對,我恢復過來了。    
    我們當中每個人都說過「我不想再飛了」的話,沒有人逼著我們上那些飛機。我曾經在幾千英尺的高空從窗戶往外看,我看到敵人的一顆炮彈直接朝著我的飛機就飛過來了,就像一個飛碟那麼大。這一顆炮彈就足以送我們見上帝了。    
    每個人都很害怕。我們都知道這是個冒險的差事。我們的那種恐懼不像是小孩子怕黑的那種恐懼。我們害怕的是,一旦墜毀了都沒人能找到我們,那就意味著你將再也見不到你的父母,再也見不到你想娶的姑娘,那可真讓人害怕啊。    
    你的理智告訴你不要上那架飛機,因為你將會死得很難看。但我們的理智也告訴我們必須要為祖國做點事情。    
    我們如果在恐懼面前屈服的話,就不可能贏得那場戰爭。沒有其他的解決方式,我們的國家要靠我們去保衛,我們也準備好為祖國獻出生命。那是我們要做的工作,而我們做到了。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航母戰爭(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除了潛水艇上的工作,最冒險的就要數從航母上起飛去打仗了。死亡隨時都有可能出現,而對於飛行員們來說,死亡更是惟一的威脅。在陸地上作戰的陸戰隊隊員們可以親眼看到自己的夥伴被敵人砍死,但對於飛行員們來講,死亡就意味著又多了一個空位——準備室裡又有一張椅子空了。「他們不會回來了,」威廉·雷克說,「僅此而已。」    
    而且,戰爭時期根本沒時間去悲傷。在航空母艦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們必須忘記死亡,或者至少暫時把死亡拋到腦後。「我們身邊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對它,」飛行員德懷特·梅奧說道,「有的人就那麼死去了,可他曾經就像你的兄弟一樣,」阿奇·克拉普說,「但是你不能仔細去想這事兒,緊接著你就會接到下一次任務,而你知道這一次也許就該輪到你自己。」    
    「我們知道他們死了,」肯·梅雷迪思說起夥伴們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們又出去飛行了。那麼昨天就成為了歷史。你從來沒有仔細想過該如何度過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繼續飛下去,並希望自己會活過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務之後,」文斯·卡納扎說道,「你就會感到自己要沒命了,只是不知道具體在什麼時候而已。但這對你來說已不是什麼大事兒了,你並不會為此感到擔心。」海軍陸戰隊飛行員約翰·勒伯夫給我講述了一個在準備室裡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飛行員的人壽保險金相關的。「儘管這個笑話聽起來有點讓人害怕,」勒伯夫說,「可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他們不激動嗎?    
    他們不高興嗎?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小伙子們對待死亡給他們的威脅就像開玩笑似的,但對待如何殺死敵人的問題卻非常認真。「因為他們對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們十分憎恨他們,」飛行員傑克·科恩說道,「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報復他們。」「我們覺得日本人很恐怖,」喬治·布什說,「我們都知道巴丹島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們覺得他們對美國人做了這麼可怕的事情,我們也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究竟誰對誰錯並不是問題。」    
    這種對敵人強烈的憎恨經常會讓一些飛行員在戰鬥中做出超常的舉動。「我們朝著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掃射,」機槍手喬·波恩回憶說,「他們是敵人,我一點也不同情他們,對他們就該如此。」    
    「日本飛行員跳傘之後,我們的飛行員就會以向他們開槍為樂,」利蘭·霍爾德倫說。沃爾特·斯通佈雷克補充道,「我們不能饒恕他們。如果我們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墜下的話,就會朝乘著降落傘的飛行員開槍。如果我們不這麼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會回來打我們。這就是戰爭。」    
    然而,這當中還存在一個距離的問題。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軍心理專家,他為上百名太平洋戰爭中的飛行員進行過心理評估。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們很少由於個人的報復心理表現出對敵人的憎恨。戰爭事實上是一場機械技術和各種戰術的較量。我想如果戰爭結束的話,會有人走上前去和他們的敵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飛行員們會這麼做的。」大衛·德烈對我說:「空中戰爭完全不同於人與人之間的戰爭。我們看不到敵人,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輕,是不是有兒女,你頭腦裡不會想到任何與人性有關的東西。」    
    這種距離的存在使二次大戰的形式更為現代化,並且還為以後的戰爭確定了新的特徵。「空中戰鬥的妙處就在於它不是面對面的戰爭,」斯通佈雷克解釋道,「它是機器與機器作戰。你能看到工廠、軍艦,你知道下面的人們將會被炸死,但這完全不是個人之間的戰爭,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爾·林斯特龍解釋說,「我從沒見到過敵人的真面目。因為大家都是在飛機上。」    
    「上司讓我們攻打的目標在哪兒,我們的敵人就在哪兒,」喬治·海爾斯伯格補充道。「敵人可以是德國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並不恨日本人,但是對日本人也沒有同情心。」「你從來都看不到他們是不是死了,」波恩說,「你的時速是每小時130英里,同時你還在瘋狂地射擊。這是復仇的表現。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兒。」    
    對於很多飛行員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術活——起飛、導航、按計劃投彈、回到航母上降落。這一切就像是一隻上了發條的鐘錶,他們按步驟完成每一項任務,知道自己飛回去之後,準備室裡就會有撲克遊戲等著他們。雖然他們從來不談論這些,然而當那個記載著再也回不來的好友名單越來越長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想,會擔心自己到底什麼時候也有那麼一天。約翰·勒伯夫對我說,「我們試著在外人面前表現得很堅強,我們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現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調中,卻唱出了很多殘酷的事實。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戰艦的準備室裡廣為傳唱:    
    他愛他的飛機    
    他也愛飛行。    
    他從沒想過    
    有一天他也會不行。    
    不要悲傷    
    也不要憂鬱。    
    也許明天    
    你也會離去。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無人島(1)

    這是我的職責,我必須這麼做。    
    ——喬治·布什    
    美國的飛行員小伙子從戰爭早期的挫敗中恢復過來了,最後把日本從天上打了下來。1941年的時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戰鬥機人人都會不寒而慄,但沒過多久,每當日本飛行員的視野中出現美國飛行員的時候,他們也會發抖。美國的飛行員從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同時也把自己的飛行水平提高到了極致。美國的飛機和飛行員們一起成長,不斷改良。現在的「地獄貓」、P—38「閃電」和「海盜」已經把日本的空中力量遠遠地甩在身後。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國空軍已經不堪一擊了,那些日本飛機對於美國飛行員來說簡直不值得一提。    
    隨著美國在空中逐步掌握了太平洋地區的制空權,戰場也發生了轉移。比利·米切爾當年的預言現在不言自明:誰控制了空中,誰就能控制戰爭的結果。    
    切斯特·尼米茲上將的戰略是要直奔日本本土,而且越直接越好。    
    馬裡亞納從關島、提尼安島和塞班島北部一路蜿蜒到東京灣。沿著這條海溝的島嶼,也就是那些淹沒在水中的山脈的最高點,將鋪就美軍前往東京的道路。    
    由於這條航線接近日本,美日雙方都知道對無人島的爭奪將是至關重要的。與瓜達爾卡納爾島、塔拉瓦島和塞班島不同的是,無人島的各個島嶼都是日本的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沒有任何國家曾在日本的神聖領土上踏上過勝利的足跡,因此美國人一旦登上無人島也就意味著對日本的入侵。那麼戰鬥就會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國人的來復槍和日本人的軍刀即將在無人島上短兵相接的時候,飛行員小伙子已經把戰爭帶到了那裡。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黃島和無人島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壓抑,也非常危險。在硫黃島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著洞穴和地道。每天他們在悶熱潮濕的地下洞穴裡揮灑著汗水。從塞班島起飛的艦載飛機和B-24經常突然出現在該島的上空,這讓他們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發著硫磺氣味的硫黃島上沒有淡水,他們的指揮官為了給2.2萬名官兵樹立榜樣,每天只用一茶杯水來洗臉刷牙。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父島上的水源相對充足,是個繁茂的熱帶天堂。但在那裡的2.5萬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禿了那裡的山,他們砍伐樹木建造掩體,找遍了島上所有能吃的東西。    
    父島除了是一個通訊樞紐之外,還是前往硫黃島運送補給的中轉站。貨船和運輸船從日本航行600英里到達父島,船隻在那裡的天然良港將裝載的貨物卸下,然後轉移到小船上,再由這些小船將補給運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黃島。硫黃島沒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灘上或是在近海處等著那些船隻到海上卸載貨物。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飛機和潛艇切斷了這條從日本經父島往硫黃島運送補給的航線。日本的潛艇只是偶爾才能碰巧過關,但它們卻運載不了太多的貨物。    
    不久以後,無人島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們突然覺得自己被遺棄在那些荒涼的島上。儘管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為天皇獻身,但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們也希望自己能夠活過這場戰爭,能回去再次感受媽媽的擁抱,能再度把心愛的女人抱在懷裡。但這些小伙子們看到了成群的美國飛機在頭頂飛行,海面上的本國軍艦數目越來越少。他們意識到東京的那些皇軍將領已經決定讓他們為國捐軀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遲早有一天會成為自己的墳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爾霍夫的媽媽勞拉在美國準備慶祝祖國的169歲生日,她負責在她妹妹魯阿位於堪薩斯州伊達納的農場裡搞一次獨立日野餐。    
    農場的廚房裡擠滿了家裡的親戚,他們忙碌著,說笑著。「勞拉在家裡年齡最長,」魯阿·斯特雷特對我說,「所以由她來作大廚,每個人都聽從她的安排去準備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農場上種的,油炸小雞也是自家養的。「我把小雞的頭放在砧板上,」魯阿說,「然後拿一把短柄小斧頭一下子將它砍下。在那個年月,你必須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現在不能去殺雞了。」    
    喝的飲料是檸檬汁,用鮮檸檬搾汁,然後往裡面加點蔗糖,當時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寶貴。「我們在家裡不喝啤酒,」魯阿回憶道,「我們沒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雞的香味一定會讓勞拉想起她的兒子。迪克在過去的兩年中請了幾次假回克萊森特。在他最初寫給媽媽的那些信中,他請求媽媽「別再在信中和我說什麼炸雞的事兒了,因為最近的三個星期我沒吃過一頓好飯菜,我們成天吃豆子。我們在這兒不用看日曆就能知道哪天是週六,因為每個週六早上我們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時候,勞拉都會給他做好多炸雞讓他吃個夠,至於豆子就不讓他吃了。    
    迪克還有一個簡單的願望。他在信中寫道,「我回家的時候,一定要躺在軟乎乎的床上睡個夠。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覺,好多人睡覺的時候都從吊床上摔下來過,身上都摔出血了。那床有四英尺高,而地面又特別硬。」    
    這個7月4日對於勞拉而言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她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長大,而如今這兩個兒子都在為國作戰。她可以很驕傲地炫耀這兩個孩子:一個是在太平洋打仗的迪克,一個是在非洲當兵的大兒子勞倫斯。勞拉十分牽掛她的兩個孩子,但她還是處處往好的地方想,並且讓自己忙碌起來。她還是每週在美容室裡工作六天,自從丈夫死後,她就是靠這份工作養家NFDA7口的。而像今天這麼大型的家庭聚會當然也會讓她分散一些精力。勞拉不得不抓上一個人來幫她扭動木質冷凍機上的搖柄來把甜奶油和糖加到自製的冰淇淋中去。那些冰是從一個鄰居那兒買來的,鄰居冬天的時候從河裡切下了那塊冰,並用稻草包把它裹起來存放在附近的地窖裡。在炎熱的七月,搖冷凍機可不是個容易差事,這對小孩子們來講太辛苦了,所以勞拉只好派一個沒事兒做的大人來幹這活兒。    
    下午的時候,全家人就圍坐在後院的餐桌前或是有陰涼的門廊上聊天,太陽下山後就到了放焰火的時間。最開始是給小孩子們放那種閃著火花的煙火棍兒,然後就是給十幾歲的孩子們放爆竹,接著就到了每個美國家庭在獨立日這一天的慶祝高潮——那就是開始燃放只有大人們才能放得了的禮花。    
    「大家都非常喜歡那些煙花,」魯阿姨媽說,「他們在空中綻放,上百萬顆火花點燃了夜空,閃閃發亮。」    
    就在同一天,迪克正在「約克鎮」號上,這艘航空母艦1944年6月30日從埃尼威托克島出發向北航行。7月3日,美軍駕駛著戰鬥機對硫黃島發動了襲擊,但是日本飛機升空攔截了他們。軍艦的行動報告中寫道混戰的結果是,12架日本飛機被擊落,而美軍的飛行員阿瑟·沃德再也沒有回來。    
    第二天一大清早,也就是7月4日,又一輪軍事行動開始了。「約克鎮」號當時距父島66英里,天空正下著陣雨,只要風向合適飛機就馬上出發。迪克所在的那架」俯衝者」是由歐文·欣茨駕駛的,迪克坐在他身後的機槍手位置上,凌晨五點,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段時間,他們起飛了。在前往襲擊的路上,迪克在五點五十四分看到了日出。    
    迪克和他的戰友們在1.1萬英尺的高空繞著父島的港口盤旋,尋找著將要轟炸的軍艦和船塢。六點四十分,他們開始俯衝。按計劃,他們要在1.1萬英尺的高度急衝向下,在2000英尺的高度投放炸彈,然後在1000英尺的高度調轉機頭逃離——這是一次典型的俯衝轟炸。不幸的是,這個計劃對於島上的敵軍來說也非常地合適。父島港口的外形就像一隻「賓治酒杯」,四面被多石的小山環繞,只在西面有一個可以逃離的小豁口。要想在這個地方進行俯衝轟炸極其危險。飛機俯衝到山頂以下的海拔時,高射炮炮彈將不僅僅是從下面發射出來,而是將從四面八方射來。當飛機逃離後開往西面時,日軍的炮火就會從上面的山洞打下來。    
    一架接一架的轟炸機俯衝下去,日本的高射炮朝他們瘋狂地開火。華倫·萊特的飛機被打中起火了。只見一支降落傘打開了——不知那個人是華倫還是他機上的機槍手佛瑞德·普賴爾。跳傘的人降落在港口,結果墜入了水中。緊接著,又有一架飛機起火了。飛行員傑克·德賴斯代爾和機槍手布魯斯·道爾頓也失蹤了。    
    接下來,輪到了迪克。    
    就在勞拉·沃爾霍夫凝望著堪薩斯的夜空時,她的臉龐被紅色、白色、藍色的焰火照亮了。她並不知道,就在同一天,她的兒子卻在空中看著下面綻開的焰火。他看到的彩色焰火是從地上向他發射的炮彈爆炸時的火光。其中一顆炮彈找到了目標,狠狠地擊中了迪克的飛機,飛行員歐文·欣茨當場死亡。    
    飛機也即刻炸得粉碎。    
    這時,迪克發現自己已從支離破碎的「俯衝者」中逃了出來,正在自由下落,他用力拽開了降落傘。剛才擊中飛機的炮彈有一塊彈片崩到了迪克的右腿上,血流不止,疼痛難忍。迪克後來降落到了無人島上。    
    他落地的地方是港口,落在那裡就意味著他根本無法脫身。就在他向岸邊游去的時候,三名日本士兵向他亮出了刺刀。看來迪克這次是在劫難逃了,這個克萊森特老虎隊的優秀運動員拔出了隨身攜帶的救生刀向前揮去。結果敵人的刺刀一下子扎進了迪克的肩膀,結束了這場對峙。他是日本人那天抓獲的第一個美國飛行員。    
    迪克的飛行生涯結束了。就在兩年前的同一天,他的媽媽在他的入伍志願書上簽了字,使那一年的7月4日成為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無人島(2)

    迪克被帶走之後,又一群飛機突然出現在無人島的上空。來自西雅圖的飛行員比爾·康奈爾當時報名參軍的理由是他覺得飛行是一件很「酷」的事兒。現在他正坐在一架雙座俯衝轟炸機的儀表盤前,後面坐著機槍手本·沃爾夫。天還沒亮的時候比爾和本就從「大黃蜂」號航母上起飛了,現在七點鐘剛過,他們已經飛行在父島的港口上空了。「我們能看到兩艘貨船正開進港口,」比爾回憶道,「那就是我們準備襲擊的目標。」    
    就在他開始俯衝的時候,一顆炮彈在他飛機附近炸開了,比爾被這一下震得昏了過去。「我恢復知覺以後,」他說,「開始試著重新操縱飛機。我往後拉操縱桿,但是根本沒反應。機尾被炸掉了,右翼也不在了。我就像一片樹葉兒從天上落下,飛機前後翻轉左右搖晃,就像一片葉子。」    
    比爾把飛機上的炸彈都扔了下去,然後對後座的本·沃爾夫大喊,「跳下去!快跳下去!」比爾無法轉過頭去看他的機槍手是否還活著,他甚至不知道本是不是還在飛機上。直到今天,比爾都不知道本的下落。    
    「我等了幾分鐘,是想讓本有一個合適的時機跳出去,」比爾回憶說。「然後,我也解開皮帶跳了下去。」    
    比爾·康奈爾從8000英尺的高空飄了下去,下面的日軍機槍手朝他瘋狂地射擊。「我看到子彈朝我飛過來,」他說道,「當時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天哪,今天可是7月4日啊。』」    
    比爾最終落到了港口,他卸掉了降落傘的背帶,開始給救生背心充氣。就在這時,他剛才本想炸毀的那艘軍艦從他身邊駛過。「他們把機槍對著我瞄準,但是並沒有開槍。」他說。    
    比爾在港口的水面上漂了大約45分鐘。沒有人願意出來把他打撈起來,直到後來轟炸襲擊結束後,才有一艘載有10名船員的小船把比爾從水裡撈了出去。    
    「他們把我拽上了船,」他說,「然後開始對我大喊大叫,還打我的頭。日本人不用拳頭,他們用手掌打我臉。」    
    後來,他們把比爾扔到了甲板上又摑又踢,但這是想嚇嚇他;如果他們想把他骨頭打斷的話,完全可以那麼做。「我當時很怕死,」比爾說,「我想我死定了。」    
    船員們把比爾虐待了10分鐘後,就用一根有一英吋那麼粗的繩子把他從肩膀到膝蓋綁了個結結實實。比爾說:「我當時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後他們把我這個木乃伊扔到了船頭,朝岸邊駛去。」    
    上岸之後,他們蒙上了比爾的眼睛,把他雙手反銬在背後。就在這時,天上又出現了數架飛機,空襲警報響了起來。比爾被扔進一輛摩托車的挎斗裡,然後那輛摩托車開進了防空洞。    
    空襲結束後,那些人把比爾·康奈爾帶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個地方,綁在了一棵樹上。「他們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說道,「把我雙手向後綁在了一棵樹上。接著他們使勁兒往外踢我的腿,這樣我的雙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離地面有幾英吋的高度,這個姿勢讓我渾身疼得厲害,我疼得眼淚都掉了出來。當時我覺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試著用腳跟兒撐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樹,可就是怎麼也動不了。那些衛兵看著我的狼狽相大笑起來。真是太疼了,簡直無法忍受。」    
    六個小時後,比爾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覺。島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空襲,炸彈就在比爾身旁炸開了,衛兵把他一個人留在那裡。    
    「一大塊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說道,「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突然有種奇怪的念頭,覺得我的雙腿可能不在了。我從蒙眼睛那塊布下面的縫隙看了看,發現我的腿還在!」    
    比爾很幸運,他沒有被炮彈炸到。那天僅從「約克鎮」號航空母艦上飛出的飛機便向父島投下了110噸的炸彈。    
    又過了約12個小時,衛兵們才把比爾從樹上放了下來。「當他們把我手上的繩子解開的時候,」比爾回憶道,「我的手指之間一點縫隙也沒有,因為它們都腫得擠在了一起。我的雙手看上去就像長在手臂一端的兩個大肉球。兩隻手都紫了,我當時就想這雙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兩天,我連胳膊都抬不起來。」    
    那天晚上,比爾又被雙手背後地綁到了另一棵樹上,但這一次綁得要鬆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當他被綁在那兒的時候,一個日本人走上前去,將一桿步槍對準了他的眉間。    
    「他的來意很清楚,」比爾回憶說,「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他的兒子,他想殺掉我來報仇。我想,『那就聽天由命吧!』結果衛兵們把那個人趕走了。」    
    最後,比爾被帶到了日軍指揮部,他在那裡度過了接下來的六天。他被綁在了指揮部外面的一棵樹上,每天都要被帶到指揮部裡面接受審訊。「他們問我各種問題,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個上將還多。」比爾說道,「他們問我,『這艘航空母艦上共有多少架飛機?』還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務是什麼?』」一旦比爾給出的答案不能讓審訊官滿意的話,衛兵們就會使勁兒扇他幾個耳光,力氣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綁在一塊兒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們並不想殺掉我,」比爾說,「但是那種經歷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爾每天的伙食就是一個飯團兒,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綁在樹上時,眼睛也總是被蒙住的。「我當時非常害怕,」他承認道,「我總覺得他們會處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媽們和叔叔們,我還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當時我的性命掌握在別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來,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比爾對我說道,「我仰起了頭,這樣的話,我就能從那塊布的下面看到點東西。結果看到了一個美國士兵穿著藍色的飛行服,眼睛被蒙著,雙手被銬著,日本人正帶他穿過庭院進到一座建築物裡。他的腿瘸了。」    
    那個美國兵就是迪克·沃爾霍夫。    
    比爾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裡的處境都很危險,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們兩個卻有很大的差別。比爾是名軍官,而迪克只是個士兵。「作為士兵,我們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槍斃,原因在於我們瞭解的情報不多,」機槍手威廉·黑爾說道,他回憶起他在軍艦上聽到的一則情報簡報。「日本人根據我們是不是士兵來進行判決。」    
    比爾·康奈爾被綁在指揮部外的樹上整整七天。後來他被捆著送上了一架破舊的水上飛機,運往硫黃島。他在停機坪上飛機下的陰涼處坐了五個小時後又被綁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著他被帶到了一架雙引擎轟炸機後面的座位上。比爾將要被送往東京附近的大船戰俘營接受進一步審訊。    
    在飛往日本的途中,比爾從蒙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個帆布包的邊上,」他說道,「而那個帆布包裡竟裝滿了棒球球棒!還有一副皮製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個球棒上。我們正在這裡打仗,可他們竟在那裡來回運送棒球裝備。」    
    戰爭結束後,比爾向有關戰爭罪審判部門提交了一份書面陳述,當中講述了他在父島受到的虐待。比爾從一封來自美國一位起訴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別幸運。「他們說我是最後一位活著從那個島上走出的美國人。」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無人島(3)

    硫黃島上的日本官兵們知道他們將會死在那裡,但至少有一點能讓他們感到些許安慰——他們崇拜那些把他們帶向死亡的人。栗林將軍是一個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栗林心裡清楚地知道這將會是他打的最後一仗。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別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對兒子寫道:「你父親的生命就像是風中之燭。」    
    但他並沒有絕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說法,他的表現會給家族帶來榮譽。於是他和他的士兵們一樣忍受著資源匱乏的煎熬,他和士兵們同甘共苦,還設計出一套保衛海島的作戰策略。    
    而父島上的士兵們則遠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他們的將領是那個滿嘴髒話的立花榮夫將軍。鐮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干了六個月,他回憶道:「他常常酗酒。我經常去給他拿清酒。他總是喝著喝著就睡著了。」所有人都特別怕立花,因為他的脾氣非常暴躁,心煩的時候還會隨便打人。如果說武士的道德體制是黑白顛倒的話,那麼他就是這一體制最真實的產物。在一支不講求人性的軍隊裡,這樣的惡棍才能爬到頂峰。鐮田最後說道,他「一直覺得立花將軍是從社會最底層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島遭到了又一次猛烈的轟炸,其間有一架B-24被擊落了。機上除了一名機組成員活著爬出來之外,其他人都在墜毀時的大火中喪生了。這次轟炸還造成了其他傷亡:立花將軍第307營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為此狂怒不止,他復仇的時刻到了。    
    這個氣急敗壞的將軍把迪克·沃爾霍夫和那個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機組成員綁在了指揮部門前的大樹上。    
    「這兩個混蛋殺害了我們的士兵,」立花對集合在那裡的官兵們大喊道。「為了警告其他人,給我狠狠地打他們,使勁兒踢他們,憎惡他們!」接著,他開始朝兩個無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邊打一邊大口喝著清酒,然後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極了,我在和敵人算賬!』」    
    立花當天下達了一道命令,決定第二天處死這兩名戰俘。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揮部食堂內對官兵們宣佈:「明天,兩名戰俘將被處決。所有沒有任務在身的人都必須去看處決美國兵。」    
    東木成二大佐說道:「將軍曾講過,他在中國東北當營長的時候,觀看處決戰俘有助於提高部隊的士氣。」    
    8月6日,迪克和那名B—24機組成員被扔上了一輛卡車,拉到了307營的射擊場裡。東木大佐是立花身邊的一位老副官,他命令伊籐菊次中佐監督處決的全過程,「按照決定,要用刺刀刺死這兩名戰俘。伊籐中佐,你來負責監督這次處決。」    
    後來,伊籐想到立花將軍是故意讓他來接手這個不討人喜歡的差事的。「我確實和將軍爭吵過,」伊籐說道,「將軍在那之後就真的不再和我講話了。」但是上面所有的命令都相當於天皇的命令,所以伊籐中佐只能想辦法,看自己該如何服從這個棘手的命令。    
    迪克和那個機組成員都被帶到射擊場裡,手被捆在了身後,日本人讓他們走上一個小山包。那時候大約是早上八點鐘:太陽升起來了,氣溫也要開始升高了。這兩個小伙子被告知他們將被處死,但在這之前,他們心裡也一定料到如此了。他們眼看著日本兵把樹樁釘到地裡。接著他們被綁到了樹樁上,眼睛也被蒙上了。    
    「那兩名戰俘被綁好之後,」崗本盛男回憶道,「伊籐中佐就下令為了向天皇表示敬意深鞠躬。」    
    「接下來由我來講話,」伊籐中佐後來接著說道,「『根據命令,我們現在將處死這兩名戰俘。』我接著走到戰俘面前,用鋼筆在他們心臟的位置畫了個圓圈。」日本兵在訓練中就是這樣被要求的:對執行死刑的人不能直接刺到心臟,否則死刑犯就會很快死去。重要的是要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上前刺上一刀,以體現出他們的大和精神。    
    伊籐中佐接著就下令開始用刺刀刺那兩名戰俘。「我讓膽小的人先刺其中的一名戰俘,」他說,於是選出二等兵松野先來。松野當時下不了手,伊籐中佐就朝他大喊道:「你還不刺,等什麼呢?」    
    他不再猶豫了。四個二等兵一圈刺下來,兩名飛行員的肺和胃全都被刺破了,他們的鼻孔和嘴裡不斷地冒出鮮血。他們的頭也垂到了胸前。更多的士兵走上前去,兩個人一組,把鋒利的刺刀扎進了美國兵的身體裡。    
    「那兩名飛行員一直在呻吟著,」一名叫志村的士兵回憶道。「他們沒有喊叫;他們只是在那裡低聲呻吟。」    
    「我們用刺刀刺完兩名戰俘之後,」岡本說,「伊籐中佐砍下了他們的頭。砍頭時他們還沒斷氣。」    
    伊籐後來說道,他是出於對迪克他們二人的尊敬才砍下了他們的頭。「依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當一個人被處死後,砍下他的頭是表達對他的敬意。儘管上面所下達的命令中並沒有讓我這麼做,我還是出於個人對他們的尊重把他們的頭砍下了。」伊籐試圖作解釋,在某個人剖腹自殺後就會進行砍頭儀式。一個武士為了捍衛自己的榮譽,會把自己的腸子取出,然後會由一名助手將他的頭砍下,以結束他的痛苦。這種砍頭是事先就安排好並經當事人同意後進行的。但是那兩個口鼻冒血的美國小伙子那一天卻沒有得到任何榮譽。伊籐中佐是一個典型的精神武士,他歪曲了武士道的本質,也正是他這樣的人把日本帶向了滅亡,玷污了日本的歷史。    
    迪克和那個B-24機組成員的屍體以及他們被砍下的頭顱被埋進了事先挖好的坑裡。迪克在八天以前剛剛度過了自己20歲生日。    
    8月16日,勞拉·沃爾霍夫接到了海軍發來的電報,通知她迪克的飛機於7月4日被擊落的事。電報寫道:迪克是「在執行任務時失蹤的」,勞拉在得出最後結論之前還要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說法。    
    大約一年半之後,海軍才得知迪克已經死去的確切消息。但勞拉對她的侄女勞拉·馬薩羅說,在那之前她就已經知道兒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迪克飛到了屋頂上,」他媽媽告訴馬薩羅,「那情景就像在做夢一樣,但那不是夢。我是清醒的,我看到了他,迪克揮動著美國國旗對我說,『再見了,媽媽。』」    
    隨著1944年炎熱夏季的來臨,立花將軍的脾氣越來越火暴了。日軍的作戰原則旨在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但在父島,根本沒有漂亮仗可打,也沒有慰安婦可供官兵們發洩。他在那裡只是等待著自己最後光榮赴死時刻的到來,他所能做的就是命令士兵們挖更多的洞穴。    
    來自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巖竹伸明當初在被逼迫的情況下入了伍。他和其他士兵們一起奉命在父島堅硬的岩石上日復一日的挖洞。巖竹先生後來向我講述了他們那時的勞動:    
    通常先是由工程師們用炸藥在入口處炸開一個坑。我們再用錘子和鑿子去挖洞。那裡的岩石非常堅硬,所以挖起洞來特別不容易。由於高強度的勞作和少得可憐的食物,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病了。    
    事實上,島上存著很多大米、脫水蔬菜、脫水豆腐和罐頭。但是父島的指揮官們還是削減了每個人的糧食配額。因為他們認為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而我們的島又是偏僻孤立的。    
    在挖洞的那些日子裡,我們每天分到的食物就是一小份大米稀粥。我們大家常常在一起談論從前吃過的好吃的東西。我甚至還夢到過在夏威夷時吃過的那些好東西,尤其是在野餐時吃的那種烤全豬。    
    我們在挖洞的時候,常常會遭到來自塞班島的艦載飛機和B—24的襲擊。有一次,我們正在洞外休息,突然聽到了飛機的動靜,大家於是都跑進洞裡躲避空襲。我是最後一個跑進去的。我剛一進洞,外面就響起了巨大的爆炸聲。當我跑出去再一看的時候,彈坑離我剛才所站的位置只有20英尺。一架B—24投下了一枚500磅炸彈。同伴們都對我說,「你真是太幸運了。」    
    我注意到,遭到轟炸和射擊時,最先跑到洞裡躲起來的都是那些已經結了婚的人。後來我明白了,他們還有妻兒等著他們回家呢。    
    巖竹和他的戰友們一周在洞裡干七天活兒,沒有週末休息。所以,1944年9月2日那個週六的黎明,就在無人島這個日本最先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巖竹起床後正準備投入又一天的艱苦勞作。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無人島(4)

    就在同一時刻,一艘名為「聖傑辛托」號的美國航空母艦已經到達了距巖竹的防空洞僅有50英里的地方。飛行員喬治·布什剛剛接受了那一天的襲擊任務,走出了準備室。他的好朋友特德·懷特看到他,問道,「喬治,你今天打算去炸什麼?」    
    「父島上的無線電電台,」布什答道。    
    兩個月前,喬治剛剛度過了自己20歲的生日,就在前一天,他還去父島進行了一次轟炸,但是給敵人造成的損失很小。他那一天得到的指示很簡單:「無線電電台就是你的首要目標。」    
    特德和喬治是在「聖傑辛托」號上認識的,但是他們父親之間的關係可不一般。特德的父親與喬治的父親是耶魯大學的同班同學。普雷斯科特和26歲的特德本人都畢業於耶魯,也就是喬治本打算去讀的那所大學。喬治和特德退伍後都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兩家人的關係也正如他們的友誼一樣更加親密。    
    那天,喬治本打算和他平日裡的搭檔——機關炮手利奧·納德奧和無線電技師約翰·德萊尼一起執行飛行任務,但是特德卻問到他是否可以代替利奧。特德是飛行中隊裡的軍械軍官,他想作為一名機槍手參加一次襲擊。    
    「我們今天晚些時候就要轉移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和你一起飛行了,」特德說道,「你看行不行?」    
    「這次去可能會非常危險。」布什警告說。    
    在那之前,布什已經領教過什麼是危險的任務了,他已經在太平洋上飛行了近五個月。他在關島、塞班島、威克島和馬庫斯島都曾飛進了敵人的高射炮火中。喬治經歷過軍艦被擊沉的場景,也經歷過那麼幾次生死攸關的時刻,其中包括一次恐怖的飛機墜海經歷。後來他共執行了58次襲擊任務,進行了126次航母甲板降落,飛行記錄1228小時。20歲的喬治當時是飛行中隊中最年輕的飛行員。和許多其他飛行員一樣,他也是一個小孩子在做大人做的事。    
    當然,這件大人做的事也是十分危險的。喬治第一次參加飛行戰鬥是5月23日在威克島上的襲擊,第一次飛行中,喬治就親眼目睹了身邊的飛行員轉眼間就消失的殘酷一幕。喬治那天起飛去執行轟炸威克島的任務,他的室友,飛行員吉姆·威克斯那天的任務是去進行反潛巡邏。吉姆和他的機組成員鮑勃·惠倫和查克·哈格德卻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在水中沒有發現遇難信號,也沒有找到飛機殘骸。「聖傑辛托」號上的飛行員小伙子們等待著,盼望著,結果卻只有心中苦悶的惆悵和空虛,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好夥伴將永遠離他們而去了。年輕的喬治在其他小伙子面前只是繃了繃上嘴唇,但當他回到和吉姆共住的房間時,一想到前一晚兩個人還睡在同一個房間裡,他狠狠地把自己摔向了床鋪,痛苦地蜷起身子,哭了。    
    喬治知道父島就是面前的一個危險挑戰——前一天的戰鬥中,他看到了朝自己呼嘯而來的炮彈,但特德·懷特卻堅持著要和他一起去。喬治於是說,只要飛行指揮官同意就行,他本人沒問題,結果特德如願以償了。特德將代替利奧·納德奧擔任那天飛行中的機槍手。    
    當天的早飯是蛋黃粉、培根肉、香腸、脫水炸土豆,還有吐司麵包。早上七點十五分,喬治駕駛著他的魚雷轟炸機從航母上起飛了,後座上載著特德·懷特和約翰·特萊尼。每個人都在飛行服外面套上了一件救生背心。那天喬治的飛機上裝載了四枚500磅炸彈。    
    早在他們開往父島的途中,敵人就已經監視到了他們的行蹤。裕仁天皇的防空炮手們在雷達屏幕上注視著喬治他們的一舉一動。    
    上午八點十五分,喬治和他的飛行中隊開始進行俯衝轟炸。他們很容易就找到了夜明山和朝日山的無線電電台。那兩座山峰從太平洋上拔地而起,都是1000英尺的高度,上面林立著用來充當日軍無線電廣播發射機和收信裝置的天線鐵塔,因此很好辨認。在那些無線電鐵塔的四周布設了多架高射炮和雷達裝置,現在它們已經向喬治和他的夥伴們瞄準了。    
    領航的那架飛機遭到炮擊後冒出一股黑煙,墜了下去,緊接著第二架也被擊落了。這兩架飛機一共投下八枚炸彈——兩噸炸藥——投到了無線電電台的鐵塔群中。可是眼下,日軍炮手的視野裡已經看到了美軍飛行員的隊列。下一個進行俯衝的就是喬治,他明白自己必須要衝進敵人密集的防空炮火當中去。    
    57年後,我問喬治·布什,向著那些想要把自己從天上打掉的高射炮炮手們直衝下去的感覺是什麼樣啊?    
    「你身邊到處是爆炸聲,」他說,「四周全是一股股的黑色濃煙,那場景可怕極了。你全身都繃緊了,但是你卻沒有辦法。你不能逃跑,所以你必須適應那種情況。你只能自己對自己說,『這是我的職責,我必須這麼做。』」    
    布什停了片刻,接著說道:「當然了,你還總是想著,就算是中彈也是別人的事兒。」    
    但是在9月2日那天,那個「別人」就是喬治·布什自己。當飛行到投放炸彈的高度時,一顆日本炮彈擊中了他的飛機。    
    「飛機劇烈的晃動了一下,被炸得翻了個兒,」他回憶道,「我們大概是以每小時190英里的速度下降。引擎開始冒煙;我看不清儀表盤。只見大火從機翼一直燒到了油箱。我想,『真是糟透了。』但我還在想到底該怎麼辦。我應該把那些炸彈都扔下去,然後調轉機頭離開那裡。」    
    一個20歲的小伙子甚至還不到投票和在酒吧喝酒的年齡,眼下卻要操縱一架不斷下降的燃燒著的飛機,而且飛機後面還坐著兩個好朋友。下一次爆炸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飛行指揮官堂·梅爾文當時正駕駛著一架魚雷轟炸機在附近盤旋,後來他說,「100英里以內都能看見喬治那架飛機冒出的黑煙。」    
    令人驚訝的是,喬治竟然堅持著按預先指示把炸彈都投向了目標。後來由於他的英勇表現還獲得了一枚優異飛行十字勳章。飛行指揮官寫道:「布什繼續俯衝下去,在無線電電台上空投下了炸彈,給敵人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他接著直轉向東,試圖逃離父島,他機上的引擎被黑煙和火焰籠罩著,一路上留下了黑色的軌跡,後來他的飛機就墜落了。」    
    一旦扔下了炸彈,就可以準備逃生了。「跳傘吧!跳傘吧!」喬治通過對講機告訴特德·懷特和約翰·德萊尼跳傘逃生。「接著,」他對我說,「我把飛機轉向右側,以避免滑流壓力吹向德萊尼身旁的艙門。」布什正坐在一個隨時都有可能爆炸的大火球上,但是他為了給夥伴們一個更大的求生機會還在想著怎麼去操縱這架飛機,儘管他明知道這麼做會降低他自己逃生的可能性。飛機右翼輕輕一斜,尾舵就轉向了左側,喬治讓飛機在空中斜著身子剎住了車,這樣就減低了艙門處的氣壓,給飛機上的夥伴們更大的逃生希望。然而,這麼做會耗盡寶貴的時間,推遲他自己跳離飛機的時機。    
    最後到了喬治自己救自己的時刻了。「我解開安全帶向下跳了出去,為了不撞到機尾上,我還把頭低了下去,」他對我說道,「可我拉那繩子的動作太快了,機尾還是撞到了我頭上。」    
    現在還能看見喬治一隻眼睛上的那道深深的疤痕,而當時他受的傷還不止這些。「然後降落傘鉤在了機尾上,拽掉了幾塊板子,」他說。「結果,我的降落速度比正常快了一些。」    
    「布什的飛機冒著煙,」無線電技師理查德·戈爾曼說道,「接著我就看到了一個降落傘打開了。」戈爾曼看到布什「落入了海中」,與此同時,他還看到了「一個巨大的火球」。——布什的轟炸機爆炸了。    
    就在喬治即將衝入水中的那一刻,他還記得要解開胸前的降落傘皮帶。他舉起雙手,降落傘就從他身上脫開了,吹向了父島。他用力向島的東北方向游了約四英里,游到了一隻由另一架飛機投下的黃色單人救生筏旁邊。他把它充好了氣,爬了上去。但他手邊沒有划槳,而風正把他吹向父島。    
    「我能看到那座島,」布什告訴我。「我開始用雙手划水,身體向筏子的前面傾斜,我使勁兒劃呀劃。一艘葡萄牙軍艦撞到了我的救生筏,我的胳膊受傷了。我喝了不少海水,開始嘔吐,頭上還在流血。我還在想著特德和約翰。我哭了。對於20歲的我而言,當時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我剛剛從一架燃燒著的飛機中逃了出來,可現在卻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得過去。」    
    喬治往海平面上放眼望去,想看看有沒有他的同伴,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後來有目擊者說,那天從飛機裡只跳出了兩個乘著降落傘的人。其中一個是喬治,但另一個是誰就不清楚了。特德·懷特和約翰·德萊尼當中一定有一個人喪生了。    
    喬治後面遇到的麻煩比他想像中的還要多。不光是水流將他推向父島,同時還有一些小船為了抓他從島上開了出來。    
    「我看到那些小船朝他的方向駛去,心想『哦,這下他完蛋了』,」機槍手查爾斯·拜納姆說道。這時又有兩架美國飛機俯衝了過來,朝著那些小船發射機關鎗。據後來的戰鬥報告記載:「『聖傑辛托』號軍械記錄表明,那天為了向那些可能會去抓布什的小船開火,機上機槍共發射子彈1460發。」    
    過了一會兒小船上的人開始撤退,但是救布什的那兩名駕駛飛機的戰友也只能幫忙幫到這裡了。他們的燃料就快用完,必須返回到航母上去。飛行指揮官向救援潛艇「長鬚鯨」號發送無線電報告,說明了喬治所在位置,而「長鬚鯨」號正在隨時待命準備執行這樣的緊急任務。    
    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喬治不停地劃著救生筏,盼望著有人來營救他,因此就更加用力的劃。「我看過那張有名的照片,上面是一位澳大利亞飛行員正被砍頭,」布什說道,「而且我也知道美國兵在巴丹島上受到了怎樣的摧殘,沒錯,那個時候我腦袋裡是想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當空襲部隊出現在上空的時候,巖竹伸明一直在附近的一個洞穴裡挖洞。「只聽見有人大喊,『飛機來啦!』」巖竹先生回憶說。他和其他人立刻開始下一步行動。士兵們跑到一處高崖上的有利位置看到了那艘潛艇,而這時布什還什麼都沒有看到。    
    一路上,喬治一邊劃著救生筏,一邊祈禱,3小時13分鐘後,他看到了100碼以外的水面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那個小黑點越來越大,」他回憶說。「我先是看到了潛望鏡,然後看到了指揮塔,接著就看到了潛艇的整個船體從水中浮現。」布什當時並不知道已經有人通報了他所在的位置。「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我自己出現了幻覺,」他說,「當我意識到那的確是一艘潛艇的時候便開始感到害怕,我怕它是日本人的。我心想,如果那真的是一艘美國潛艇的話,這事兒就太幸運,太難以置信了。」    
    潛艇上五名士兵拋給布什一根繩索,把這個全身濕透、精疲力盡的飛行員沿著船身拉了上去。喬治費了很大的勁兒才對他的救命恩人說出四個字:「上船真好。」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無人島(5)

    喬治在「長鬚鯨」號上度過了一個月,於是他就有很多時間思考和回味那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他總是在凌晨四點的時候站崗,而潛艇在那時候也通常是浮出水面的。後來他回憶起那些思索的片段:    
    我永遠都記得那片美麗的太平洋——我看到了飛魚,欣賞海上的美景,海浪捲上了船頭。當船行駛在大海中的時候四周非常黑,夜晚是如此的晴朗,星星特別明亮。那景象太美好了,讓人心曠神怡,那一時刻特別適合同上帝對話。    
    我有很多時間去思索,去挖掘自己的思想深處。我想要找到答案。曾經聽人講過有這樣一種人——如果你遇到了麻煩,覺得自己一定會死的時候,你就想在最後時刻在上帝面前承認所有的過錯,承認別人所有的好。    
    但事實情況剛好相反。我已經面對過死亡了,而上帝也饒恕了我。我深深地感激這一切,同時也有一絲迷惑。有時候人們在災難面前祈禱時會問,「為什麼會是我呢?」我也會問這樣的問題,只是問的方式恰好相反:「為什麼上帝偏偏饒恕了我呢?上帝留下了我的性命,是要我去做什麼呢?」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想清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家庭對我來說到底有多重要。我曾經和死亡近在咫尺,也有幸獲得了第二次生命,這讓我體會到了父母灌輸給我的那些價值觀和做人的道理是多麼的重要,當然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有多麼愛芭芭拉,我知道我一定會娶她。    
    人一上了年紀就會回想起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因為正是這些時期的經歷造就了今天的你,而那段時間也就是我們洞察自己,尋找人生路標的時刻。我覺得對我而言,在「長鬚鯨」號上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時期。    
    在我看來,我將注定活在這個世上,做出一番大事。    
    那些在太平洋上苦思冥想的夜晚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一天,我就1944年9月發生的那些悲慘事件採訪了前總統布什。採訪結束後,我關上電腦,開始同他閒聊。他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問我是否知道當時飛機上特德·懷特和約翰·德萊尼的消息。    
    聽到這樣一個問題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以為這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如果有什麼新消息的話,新聞界一定會在他四次競選副總統和總統時就深究出來了。但是當時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特德和約翰的下落,只知道他們都死了。    
    我告訴總統,對此我也不瞭解其他的信息。    
    「如果我當時多給他們點時間,他們就能逃出去了,這事一直令我苦惱不堪。」他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那一刻,我注視著他的眼睛,這個當今美國最有成就也是最成功的男人的眼睛。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曾經是一名運動員、戰鬥英雄、商人、國會議員、駐聯合國代表、駐華大使、中央情報局局長、副總統、總統,現任總統的父親。他從17歲起就一直深愛著一個女人,而如今他們已經結婚近六十年了。    
    但在喬治·布什的眼中,我也看到了一名戰爭倖存者的愧疚,儘管這聽起來有些不合邏輯,也沒有什麼根據,但我從其他老兵的眼中也看到了這種愧疚。我想到了我父親,他的好友拉爾夫在硫黃島上被敵人折磨致死,而他一直也沒能從那種失去戰友的痛苦中解脫出來。    
    「總統先生,我和大家都認為您已經盡力了,」我說道。「直到今天你還有這種內疚的感覺——這讓我覺得很難過。」    
    我們都沉默了幾秒鐘後,他好像是為了打破那種悲傷的氣氛,伸了伸雙腿站了起來,然後把椅子推到了牆邊,我走過去把電腦放了起來。    
    我看到他並沒有走回書桌前,而是站在辦公室那扇巨大的窗戶旁邊。他雙手插在口袋裡,把上衣弄得有點皺。得克薩斯的陽光映照在了他的臉上。    
    這個老飛行員凝視著天空說道:「我一直想念著那些夥伴們。」    
    1945年2月以前,美軍憑借其強大的空中戰鬥實力同日本開始了最後階段的較量。超過800艘美軍戰艦集中在塞班島準備攻入日本。很快又有8萬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前往進攻硫黃島,其中就包括我父親,海軍看護兵約翰·布拉德利。硫黃島將是美軍踏上的第一片日本國土。    
    正當美軍逐步大規模轉移到北太平洋戰區的時候,父島上的日本官兵為了躲避美軍飛機的轟炸,白天夜裡都要隨時往防空洞裡狂奔。佐佐木光吉中尉是父島上的駐軍外科醫生,後來他回憶起了1945年2月在孤島上的極端艱苦的條件。    
    那時候,每天白天有四五次空襲,夜裡還有兩三次。死亡的人數不斷增加。一天中有二三十人死於轟炸,還有很多人被困在防空洞裡。士兵們幾乎每晚都不能睡覺。    
    剩下的軍火只夠同入侵的美軍再打最後一仗,庫存的糧食還夠吃上幾個月。但手頭的醫藥儲備已所剩無幾了。    
    醫務室裡很多傷員的傷口上爬著蛆,外科手術也只能在到處是塵土的洞穴裡進行。    
    我們的供給運輸航線被掐斷了,我們不得不再等上幾個月才有可能收到補給。每天分給每個人熱量為1500卡路里的食物,儘管很少,但所有人都要為這點食物拚命幹活。    
    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疲憊讓我們失去了戰鬥的力量,手中的工作也無法進行下去。幹工作的勁頭越來越小。沒人再爭先恐後地去幹活,有一種趨勢就是,大家都不想再做任何事。進醫院的人越來越多,這表明他們都過度疲勞,而且神經緊張。我身邊有四五個人都瘋了,因為父島上的人在心理方面都已經不太正常了。    
    其中一個「不太正常」的人就是的場少佐,他是308營的指揮官。這個嗜酒如命的少佐曾在新加坡駐紮過,在那裡,日軍為了警告那些反抗的民眾把數千顆人頭掛在路邊的桿子上。「有人說他曾經參與了抓捕新加坡人,」中島大尉說。「他嘴邊常哼的一首歌兒就是歌唱勝利入侵新加坡的。他經常向人炫耀,說他把3000顆中國人的人頭掛在路邊示眾。」後來,他參加了侵略中國的暴行,他那時候不光強姦殘殺婦女,還砍犯人的頭。    
    對於的場這樣的軍官來說,他們眼中充滿神話色彩的英雄是NFDF9政信大佐。NFDF9政信曾策劃了入侵馬來半島的軍事行動,他的成功轟動一時,他也成了公認的「戰略之神」。下令大規模殘殺新加坡華人的就是NFDF9政信,下令把人頭掛在桿子上示眾的也是NFDF9政信。他還有一個引以為豪的成功秘訣,就是他常喝的那種「特別藥水」。這種藥水其實就是取自戰犯肝臟中的鮮血。    
    多年以後我踏上了父島,蹲坐在的場少佐曾經呆過的防空洞裡。這個洞穴約有20碼深,6英尺高,是在堅硬的火山石上鑿出來的。洞裡陰冷黑暗,但是往洞外望去,眼前卻是一派明信片上一樣的風景,明媚的陽光,白色的沙灘,美麗的藍色海洋。多少次的場少佐手握著清酒酒瓶坐在黑暗的洞中發脾氣,因為他為了躲避美軍飛機投下的炸彈無法走向海灘,只能呆在洞裡;多少次醉酒的時候,他曾幻想著發洩出積壓已久的憤怒。    
    1945年2月,美軍強大的空軍就要來了。栗林將軍對硫黃島上的士兵說道,「為英雄之戰祈禱吧!」    
    但是對於父島上酗酒的皇軍指揮官立花而言,「祈禱」和「英雄」兩個詞還不足以體現男子漢氣概。那個月,他把島上的指揮官都叫到了一起,為了動員大家投身最後的玉碎之死,他事先準備了一篇鼓吹大和精神的演說。    
    「立花將軍說,我們的各項補給越來越少,軍火也即將用完。」的場回憶道,「到了最後時刻,大家就算是拿著石頭也要和敵人鬥爭到底。他還說我們將不得不吃掉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們,敵軍鬼子的肉也應該吃掉。」    
    末吉實郎中尉也聽到了立花將軍的那番演說,其中特別提到了該如何處置被俘美軍:「立花將軍說,所有戰俘都將被處死,然後吃掉他們的肉。」    
    參加會議的一些軍官們當時認為,這只不過是將軍為了鼓舞士氣所採用的一種誇張手法罷了。但的場少佐此前確實有過類似的經歷,他相信將軍的話是說真的。正如的場後來承認的那樣,吃戰俘的肉「是我在中國養成的習慣。」


第五部分第十四章 決不投降(1)

    為了不辜負父老鄉親對你的期望,你必須努力再努力,始終提醒自己記得身上的榮譽。如果活著,決不能當戰俘讓世人恥笑;如果死了,不要因為做錯了事而在身後留下罵名。    
    ——《日本皇家陸軍野戰勤務法規》    
    在歐洲戰場的戰爭中,德國直到盟軍部隊攻入自己的心臟才肯投降,但日本卻是被美國飛行員們從空中打敗的。日本的全盤潰敗開始於1945年2月16日。    
    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早晨,美軍召集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也是最強有力的一支海軍攻擊部隊,此外還有超過1200架飛機參加戰鬥。那是自三年前吉米·杜立特爾襲擊東京後的第一次航母出擊。    
    這是一次非常危險的任務。三天前,「倫道夫」號上的空軍飛行總指揮把所有飛行員召集到一起開會,會上他宣佈:「夥計們,我們就要前往東京了。」聽到這個消息,所有人一度陷入了沉默。接著,人群中便爆發出歡呼聲和掌聲。可片刻之後,    
    一個飛行員對比爾·布魯斯說道:「天啊,我為什麼要鼓掌啊?」    
    那個冬日的天氣陰沉多雲,刮著大風,又冷又濕。像比爾·黑茲爾赫斯特和弗洛伊德·霍爾這樣的飛行員曾在俄勒岡州陰濕的天氣裡進行過飛行訓練,現在他們意識到,幸好當時在那麼惡劣的天氣下受過訓練,不然現在都沒法適應這麼糟的天氣。    
    負責空襲的飛機很早就起飛了,一架接一架地升空,精確無誤。機槍手羅伯特·阿克布洛姆那天沒有飛行任務,但是他卻一直關注著夥伴們戰鬥的進展。「我們的軍艦向日本無線電台發出警告,」羅伯特說道,「第一波襲擊將在早上六點鐘轟炸東京。六點整的時候,廣播停止了。我們歡呼了起來。」    
    飛行員們飛得很低,都處在高射炮的射程以內,他們馬上開始了轟炸。「查理·克羅姆林回來的時候,機身上至少有200個洞,」戰鬥機飛行員阿爾佛雷德·博爾達克回憶道。「他的一個油箱上就有54個洞。」    
    那一天,有那麼多的飛機都飛到東京上空進行戰鬥,於是出現了殊死搏鬥的場面。戰鬥機飛行員M.W.史密斯在100英尺的高度朝一輛火車掃射。「在我剛好飛過那輛火車的時候,我身後的那個傢伙就架起了機槍開始狂射,」史密斯回憶說,「他甚至把自己飛機的機翼都打出了三個拳頭那麼大的洞。」    
    日本人很震驚,也完全沒有準備。結果,那些艦載飛機在工廠、船塢、補給倉庫以及鐵路調車場上空進行了一通狂轟濫炸。但是轟炸日本本土仍然是一件充滿危險的事。「我們當時很害怕,」黑茲爾赫斯特說,「轟炸日本真的有點讓人害怕,因為那裡沒有開放的海域可以跳機逃離。你只能在陸地上迫降,那就意味著你有可能被俘虜。」    
    當查理·布朗的雙座SB2C「俯衝者」在東京附近被擊落之後,他被抓住了。「我們當時正在轟炸一家工廠,」他後來告訴我。「我被擊中了,引擎熄火了。我看到了一個湖,於是進行水上降落。就在飛機下沉的時候,我的同伴J.D.理查德已經上了救生筏了。」這時,一個農民劃著一艘小船過來了。他們上了他的船,到了岸上之後,又有一個農民用棍子打查理的頭。「如果他們想打死我的話,」查理說,「那我真的會被打死的。」一群日本士兵拿著一根粗繩子走到他們跟前。「噢,天啊!」理查德心想:「這簡直是在上刑!」但是那些士兵只是把他們兩個綁在了一起,然後拉著他們走上了一條公路。期間,他們偶爾停下來,讓那些日本婦女用木屐打這兩個美國飛行員。    
    「如果當時的情形反過來的話,我想美國人也會同樣賣力地打日本人,」很多年後查理笑著說道。「附近地區老百姓的情緒都很高漲;當人們受到轟炸的時候就會變得憤怒不安。」    
    最後這一行人來到了一個火車站。日本兵把查理帶到了外面,讓他跪在土地上,身體向前傾。「我看過那張澳大利亞飛行員被砍頭的照片,」查理說道。「有個人猛推了我一下,所以我的頭就快碰到地面了。接著,我聽到了一聲刺耳的命令。我想,他們可能要砍我的頭了。」    
    但是查理·布朗活了下來,看到了第二天的太陽。    
    由於2月17日東京附近的天氣狀況惡化了,航母艦隊便掉頭向南,準備轟炸硫黃島。然後他們在第二天前往父島進行轟炸。2月18日,那是一個寒冷的星期日早晨,五位飛行員醒來後,準備去執行他們第一項戰鬥任務。此前的一個月,他們一直都在海上航行,因此有足夠的時間去想像這第一次戰鬥的滋味將會怎樣。現在,他們就要知道了。    
    在「倫道夫」號航母上,飛行員弗洛伊德·霍爾和他的機槍手格倫·弗雷澤以及無線電技師馬弗·梅爾尚即將執行飛行任務了。在附近的「本寧頓」號航母上,無線電技師吉米·戴伊和機槍手格雷迪·約克也為他們的飛行做好了準備。吉米、格倫、馬弗和格雷迪當時都只有19歲,弗洛伊德同他們相比就算是一個「老傢伙了」,因為他已經24歲了。    
    這些小伙子們在接受任務時,弄清楚了父島上要轟炸的目標以及機場和無線電電台所在的位置。「父島是個不好搞定的地方,」飛行員菲爾·佩拉伯說道,「他們那兒有出色的炮手,當你轟炸父島的時候,就身處於一個環繞著的山谷之中。」    
    飛行員利蘭·霍爾德倫和佛瑞德·勞弗因那天要與弗洛伊德一起執行飛行任務。「弗洛伊德、佛瑞德和我組成了一支由三架飛機組成的飛行小隊,」利蘭幾十年後對我說,「這次襲擊父島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戰鬥。我們還缺乏經驗。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當時有多麼緊張不安。」    
    1945年2月18日的早晨,冬日的太陽直到七點十二分才升起。「倫道夫」號航母上的飛機十點五十四分開始起飛了。載著弗洛伊德、格倫和馬弗的那架飛機被編在最後一組,至中午後才起飛,他們飛入了下著雨的陰暗天空中。    
    在「本寧頓」號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正坐在準備室裡接受任務,飛行員們要去轟炸的目標都是相同的。吉米和格雷迪與飛行員鮑勃·金乘同一架飛機。拉爾夫·森奇沃爾特回憶說,「我們那天的任務,就是去轟炸父島上的小機場。他們說我們將不會受到太多反擊。」    
    太平洋上的2月18日就是美國的2月17日,那一天正好是吉米參軍兩週年的日子。文斯·卡納扎回憶道:「在那之前天氣一直很寒冷,我有一件海軍發的黑色套頭毛衣,吉米問我是不是可以借他穿一下。我拿給他的時候對他說,『如果我這件毛衣回不到我手上的話,你就笨透了。』」就在他們走出房門的時候,吉米做了一件令拉爾夫至今難忘的事。「吉米在門邊停了下來,」拉爾夫說,「然後轉過身,笑著把他的皮夾扔給了身後的人。扔皮夾的時候他大聲說道:『萬一我沒回來的話,麻煩你把這個交給我爸媽。』」    
    雖然我們經常開玩笑,但卻從來沒有這麼直接地談論過死亡。    
    拉爾夫記得:「當吉米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立刻有種奇怪的感覺。因為我們從來沒說過『回不來』這碼事兒。」    
    兩天前轟炸東京的行動確實很危險,因此大家都覺得轟炸父島的任務可能相對容易一些,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任務」。這就是為什麼讓那麼多沒經驗的飛行員,比如鮑勃·金、吉米、格雷迪他們去飛行的原因。但是吉米的第六感一定已經預感到即將降臨的危險。無線電技師肯·梅雷迪思看出格雷迪好像也有顧慮。    
    肯回憶道:「格雷迪和我在甲板上握手的時候,我真的好害怕啊。格雷迪說話的時候總是帶著笑容,但那時候他卻沒有笑。所以我覺得格雷迪可能有了某種不祥的預感。儘管我當時很年輕,但我還是感覺到了。」    
    吉米把皮夾交給了其他人,但是那天他也戴上了一樣幸運寶貝。他的女朋友格洛裡亞·尼爾茲後來對我說:「吉米在最後一封給我的信中寫道,『我現在要帶著你送我的白圍巾出發了。』」    
    就這樣,三個美國小伙子,駕駛員金、無線電技師吉米和機槍手格雷迪,駕著他們的「復仇者」起飛了。三個人當中有兩個人預感到他們的這次飛行將會遇到特別的危險。雖然金也是第一次接受戰鬥飛行任務,但卻並沒有表現出不安和恐懼。所以,他們當中只有一個人回來了。    
    佈置任務的那個人說錯了,那天他們受到的防空反擊非常猛烈。


第五部分第十四章 決不投降(2)

    「高射炮的炮火異常猛烈,而且也非常精確,」機槍手威廉·黑爾說,「空氣中到處瀰漫著黑煙,我們被炮彈震得左右搖晃。我面朝著機尾,手裡把著兩挺機槍,尋找著射擊目標,我真希望能盡快從那兒出去。」    
    飛行員丹·塞繆爾回憶道:「當時島上的天空非常陰暗,在雲層當中有個空隙。很多飛機就是從這個空隙裡鑽出開始俯衝,於是日軍炮手就將密集的炮火集中瞄準在那裡。」    
    艦載飛機的飛行員們開始逐個下滑轟炸。飛行員利蘭·霍爾德倫,佛瑞德·勞弗因和弗洛伊德·霍爾在空中盤旋著,等待他們進行轟炸的時刻來臨。    
    「最危險的時候就是當你的飛機降低速度,停在一個地方的時候,」羅伯特·阿克布洛姆說。「一旦你開始俯衝了,你就能感到速度的存在,這時候你的緊張感就消除了。」    
    「在其他人開始俯衝之前,我們必須一直保持盤旋的狀態,」利蘭·霍爾德倫說。「盤旋的時候,你找到合適的一點之後就開始俯衝。如果你俯衝的角度與目標之間相對垂直的話,你的速度就會很快。但我們這架飛機盤旋時把圈拉得很大,所以俯衝時與地面間的角度並不是很垂直,這樣一來,我們的速度就沒有前面那架那麼快。」    
    利蘭載著佛瑞德·勞弗因和弗洛伊德開進了槍林彈雨中。戰鬥機飛行員阿爾佛雷德·博爾達克說道,「高射炮朝我們射來的時候,你能看到眼前是一個個小紅點。當這些小紅點越來越近的時候,就變成了棒球球棒頭部直徑那麼大。而當時,你的眼前有上百個這樣的紅點。」    
    上百個紅點中有兩個擊中了它們的目標:佛瑞德和弗洛伊德的飛機中彈了。勞弗因的「復仇者」起火了,他和無線電技師卡羅爾·霍爾,機槍手喬·諾特裡再也沒能走出那架飛機。    
    弗洛伊德的飛機沒有起火,但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所以他只能進行水上迫降。利蘭在完成俯衝任務之後立刻飛走了,因為弗洛伊德的飛機是小隊中的最後一架,所以沒人看到他和他的機組成員在水上降落時的情景。後來海軍在給他們父母的信中的說法是,他們在降落後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弗洛伊德、馬弗和格倫當時卻安全地跳離了飛機,並將他們的救生背心充氣。他們又濕又冷又害怕,但並沒有死。他們落在水中的位置位於父島和兄島中間,兄島是一處無人居住的荒島,因為實在太小了,所以當時連名字也沒有。由於某種原因,格倫同另外兩個人失散了,他向兄島游去,而弗洛伊德和馬弗則游向了父島。    
    弗洛伊德和馬弗現在的位置與六個月前喬治·布什掉入水中的地方差不多,但當時布什的位置距離海岸要更遠一些。當初,巖竹伸明站在懸崖上看到了布什被潛艇援救的情景,現在,士兵們還是站在那些懸崖上看到了水中的弗洛伊德和馬弗。漁民福井和一級准尉征矢佐武郎奉命將這兩個美國人帶上島來。他們乘著小船划了大約100碼,在冰冷的海水中找到了弗洛伊德和馬弗,「他們幾乎不能動了……就快沉入水中,」福井後來回憶道。「他們嘴唇都紫了,看上去非常冷。」    
    上岸之後,日本人允許他們在火邊取暖。弗洛伊德穿著連褲飛行服,馬弗下面穿著白色羊毛內衣長褲。征矢准尉讓福井給308營的指揮部打電話。電話線那端的軍官下令把這兩個飛行員帶到308營,抓到他們的人在那裡可以獲得獎賞。    
    在308營的營部裡,士兵們搜這兩個小伙子的身,拿走了弗洛伊德身上的手槍和馬弗的救生小刀。然後把這兩樣戰利品都交給了的場少佐。    
    但很快的,島上的人們就不得不再次躲藏起來,一批又一批的美軍飛行員們飛來了。弗洛伊德和馬弗被捆著帶進了防空洞裡。    
    的場少佐撤回到他自己的洞裡,落下的炸彈在灑滿陽光的室外炸開了,的場開始擺弄弗洛伊德的手槍和馬弗的小刀。黑暗中,這位少校撫摸著那把手槍,一邊喝酒,一邊思索著。    
    成群的艦載飛機的襲擊讓這個小島在那一天慌亂不堪。    
    「2月18日的轟炸是我所經歷過的最猛烈的一次轟炸,」高射炮炮手宇崎說道。「那一天約有1000架飛機參與了轟炸。身為一名高射炮炮手,我們幾乎一直堅守在戰鬥崗位上,就連晚上也不例外。我們都非常疲憊。回到營房後只要一有機會就抓緊時間睡覺,但我們睡也睡不踏實。」    
    這些炮手們雖然疲憊不堪,但卻非常敬業。「我們經常就在炮台邊就餐,」末吉實郎中尉說道。同美國的飛行員相比,這些天皇的炮手們連停下來吃口飯的時間都沒有。「他們發射的炮彈太多了,你甚至可以在發射到空中的炮彈上行走,」羅伯特·阿克布洛姆說道。拉爾夫·森奇沃爾特補充道:「好像島上的每一棵樹都在朝我們開炮。」    
    然而,還是有越來越多的飛行員飛到島的上空。飛行員耶西·諾爾跟在鮑勃·科斯比的飛機後面,他的左邊就是鮑勃·金的飛機「復仇者」,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就在金的飛機上。耶西後來向我講述了發生的事情:    
    我們飛到了約9000英尺的高空開始準備俯衝。我緊跟在科斯比的飛機後面。突然,高射炮打掉了科斯比那架飛機的右翼。他的飛機便開始順時針打轉,一邊打轉一邊向右側墜落。    
    科斯比的飛機翻著觔斗,落向了一邊。後來狠狠地撞在了金的飛機上。科斯比的左翼撞到了金的飛機的炮塔和垂直安定面之間的位置。與此同時,科斯比的螺旋槳又刮在了金的左翼上,四片槳葉被打得稀巴爛。    
    金的飛機於是也開始打轉。金當時想他們一定要墜毀了,於是告訴他的機組成員們跳傘逃生。吉米和格雷迪就跳了出去。我飛機上的夥伴們大喊道,「瞧,兩個降落傘。」    
    金接著解開了安全帶也準備跳傘,但讓他感到驚訝的是,他的飛機又正過來了。他「把住了」,也就是說他控制住了打轉的飛機,又把它正過來了。於是金繼續飛行。    
    就在格雷迪和吉米跳傘的時候,科斯比的「復仇者」開始轉得越來越快了。科斯比、機槍手盧·格裡克和無線電技師吉爾·雷諾再也沒有回來。耶西設想他們的最後幾分鐘大概是這樣的:    
    科斯比的飛機在9000到10000英尺的高空就開始打轉,不停地打轉。假設他們那個時候還活著的話,就算他們都是壯漢,巨大的離心力也會把他們緊緊地釘在機艙壁上動彈不得。    
    如果他們那時候還是清醒的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且會想盡一切辦法逃出來。他們一定試著解開安全帶,也試著把艙門撞開,但是他們根本無法離開座椅。    
    當一架裝載著1.7萬磅炸藥的飛機打轉的時候就會產生極大的離心力。就好像遊樂園裡飛碟一樣不停地旋轉,把你後背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它們是同樣的原理。當科斯比他們下落的時候就是被這種力固定在了座位上,逃不出來。最後,他們栽入了海中,就這樣。


第五部分第十四章 決不投降(3)

    吉米和格雷迪從空中飄落的一路上,身邊的爆炸聲此起彼伏。「他們的降落傘被包圍在高射炮的炮彈中間,」喬·波恩回憶說,「我覺得他們可能已經被打中了,已經死了。」但是,這兩個小伙子竟奇跡般地安全降落在了離海岸不遠的地方。    
    「我們飛了下去,準備給他們丟下一個救生筏,」拉爾夫·森奇沃爾特說道,「但後來我們沒扔,因為我們看到吉米和格雷迪當時正在及膝深的海水中朝岸邊走去。我們想,他們一定會被俘虜了,然後他們就安全了——至少我們是那麼希望的。」    
    現在父島上的日本人手中已經抓獲了四名美國飛行員——弗洛伊德·霍爾、馬弗·梅爾尚、吉米·戴伊,以及格雷迪·約克。格倫·弗雷澤此時正在海峽另一端,躲在無人居住的兄島上的灌木叢裡。    
    那一天剩下的時間裡,弗洛伊德和馬弗都被關在308營的指揮部裡。吉米和格雷迪是被275營抓獲的,被帶往立花將軍的司令部。    
    有個大尉記得,立花將軍當時鼓勵士兵們去揍這兩名19歲的美國小伙子。後來他還警告說,如果有人想保護這兩個美國人而把他們帶到防空洞裡,或是以任何方式表現出對他們的憐憫,那麼他對此將決不饒恕。    
    第二天是2月19日,星期一,吉米和格雷迪被帶到了堀江義孝少佐的指揮部。這位少佐會講一點英語,於是開始審問他們兩個。格倫這時依然藏在兄島上的灌木叢中。他一定在寒冷的冬夜裡凍得瑟瑟發抖。他的軍用水壺裡還有滿滿的一壺水,身上卻沒有任何食物,但他心裡還有一點點兒希望。    
    19日清早,弗洛伊德和馬弗被帶往308營的場少佐的指揮部,途中經過末吉實郎中尉所在的團。末吉和308營都有權處理這兩名戰犯,因此他們晚些時候將會討論分別由誰來處決這兩個美國兵。    
    弗洛伊德和馬弗被綁在了一起,他們在警衛隊隊部外呆了三個半小時,從早上六點半到上午十點。在那裡,每個想從他們身上體現民族氣概的日軍士兵對這兩個毫無防禦能力的男孩都惡狠狠地拳打腳踢。    
    末吉中尉很欣賞這兩位小伙子承受痛苦折磨的耐力。他把手下的士兵們召集到這兩名戰犯面前。「我給他們每人喝了一口我酒壺裡的威士忌,還給了他們每人一支煙抽,」末吉說道,「然後,我轉向身後人群中的士兵們,對他們說,『這兩名飛行員是在為他們的祖國而工作,他們很勇敢,我希望你們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榜樣。』」    
    但是尊重並不意味著仁慈。前一天,美國的炮彈炸死了末吉手下的士兵,他要為他們報仇。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末吉對的場說到了島上的傷亡狀況,少佐發誓一定要嚴懲美國人。「末吉中尉想要處死一名飛行員,因為他想讓手下的士兵們體會到擊中美國飛機和飛行員的榮譽感,並希望以此喚起士兵們的戰鬥精神,鼓舞他們的士氣,」的場回憶說道。    
    弗洛伊德和馬弗被扔上了一輛卡車,然後被帶往立花的指揮部,這樣一來,也能讓將軍在他們身上出出氣。但就在將軍準備折磨他們倆兒時,空襲警報響起來了,立花不得不逃回他的防空洞。有個士兵費力地跑到弗洛伊德和馬弗跟前,解開他們身上的繩子,並把他們帶到了一處掩體內。立花將軍看到之後大吼道,「你瘋了嗎?他們的死活不關我們的事兒。」    
    那天晚些時候,弗洛伊德和馬弗被轉移到了堀江義孝少佐的指揮部接受審訊,在那裡,他們兩個遇到了吉米和格雷迪。弗洛伊德和馬弗是從「倫道夫」號航母起飛的,而吉米和格雷迪則來自「本寧頓」號航母。這是他們四人第一次見面,可這第一次見面看到的卻是手腳被綁著的彼此,而且還時刻受到衛兵們的監視。他們是日本人手中的四個美國鬼子,是四個大難臨頭的美軍飛行員。    
    就在吉米和格雷迪從飛機上跳傘出去之後,駕駛員鮑勃·金在飛行中隊其他飛機的掩護下,以1000英尺的飛行高度飛回了航母。當大家看到他那架幾乎沒有左翼的飛機時,無不感到驚訝萬分。而令人驚訝的地方還不止如此。這架飛機的尾部已經被科斯比的機頭撞彎了。「就像一張紙牌從中間被折彎了一樣,」耶西後來說道,「機尾從中間彎曲,並且耷拉下來。」    
    「我們告訴他,他的起落裝置已經失靈了,讓他不要冒險了,」耶西說。「我們還告訴他必須在水上降落。」於是,金的飛機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衝擊下彎曲了。    
    「我扔給金一個救生筏,」羅伯特·阿克布洛姆說道。「我拿著救生筏打開艙門,向駕駛員喊道:『接著!』」    
    金在落入水面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震盪,結果回來後的那晚只能在醫務室裡度過,但他活了下來,而且不僅活了下來,他第二天就又開始飛行了。但是這個年輕的飛行員就好像換了一個人。    
    「金是我這一生中見到的最傷心的人,」拉爾夫·森奇沃爾特告訴我,「他失去了兩位戰友,自己卻活了下來。他沒有說太多。我覺得他從沒有真正地從那次飛行的陰影當中走出來,他受到的震動太大了。我們知道他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因此誰也沒有指責他半句,他能活著回來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已經解開了安全帶,』」耶西·諾爾回憶道。「大家都做過同樣的事情。金給了吉米和格雷迪一個機會逃生。他望向機艙外去尋找夥伴們的影子。他在飛機調整過來之前也正想跳傘。飛機正過來的時候他非常吃驚。他當時都已經解開了安全帶,準備往外跳了。」    
    回到「倫道夫」號航母上之後,戰鬥中倖存下來的飛行員們開始悼念他們失去的三位戰友。    
    「每當有人犧牲時,」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說道,「他們就是犧牲了。大家對此沒有懷疑,沒有議論,甚至也沒有過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沒能回來讓我感到難過極了,真的難過極了。」    
    「那些飛機和飛機上的人就那樣消失了,」飛行指揮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後對我說,「我們沒有為他們舉行葬禮,你能為他們做的事並不多。當你無法找到他們的遺體時,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們生前的物品包裹起來,然後寄給他們的家人。」    
    與格倫和馬弗一起參軍的朋友們把他們倆的物品裝進了箱子,貼上標籤後寄給了他們的家人。比爾·黑茲爾赫斯特和喬·懷特當年與弗洛伊德一起度過了那麼多「瘋狂的週末」,現在他們兩個被指派為弗洛伊德整理遺物。    
    「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上午來整理弗洛伊德的東西,收拾東西的時候我們小心翼翼的,」比爾對我說道。「我們把每件東西都整齊地包起來。但把他在夜總會裡和女孩子們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為我們覺得把這些照片寄給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後來收到了裝著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張日期標為1945年3月7日的便箋,上面詳細列述了他們兒子的遺物:幾枚襯衫袖扣,一部柯達相機,一支自動鉛筆,海軍飛行員證書,若干張相片,一個針線包,一個魚竿上的繞線輪,一個皮夾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鬚刀,一個修面刷,還有一雙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預感到他一定會在戰鬥中丟掉性命,於是我問比爾·黑茲爾赫斯特,他和喬·懷特後來是否談到過這件事,因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候曾與他們說起過他的想法,那時候他已經不再和夥伴們一起出去玩了,而是決定和一個女人住在一起。    
    「後來我們經常談起這件事,」比爾說,「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們因為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夥伴都感到很難過,但我們只是彼此安慰著說,『像弗洛伊德這麼好的一個人就這麼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寧頓」號航母上,飛行員們也為失去了戰友而難過。    
    「匯報中說他們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說道。「我們回到了準備室。那些傢伙們已經不在那兒了,又有幾張椅子空了——它們的主人再也回不來了。我向情報員講述了我在空戰中所看到的情景。隨著匯報的深入,大家的腦海裡浮現出了一幅畫面,我們一下子意識到格雷迪和吉米將永遠回不來了。」    
    「那些飛機沒有飛回來,」無線電技師鮑勃·馬丁說道,「但你卻無能為力。事情就是這樣的,誰都有可能碰到這樣的事。我們心裡都明白,自己也會有那麼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約克的遺物。「我沒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樣東西,」他的夥伴這樣說道。格雷迪說過最髒的粗話也不過就是「蠢東西」,像他這樣的乖孩子是沒有什麼東西不能讓他的媽媽看到的。


第五部分第十四章 決不投降(4)

    硫黃島的長度只有五英里。在島的南端是折缽山,那是一座約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華盛頓紀念碑一樣的高度,那的確是座「山」而不是「峰」。    
    當你一個人站在折缽山上注視著下面那片海灘時,就會驚訝地發現1945年發生的一切慘景彷彿就在眼前。當美國士兵們登上那片海灘的時候,堅守在折缽山中的日本人不僅能夠看到他們,甚至還能清楚地看到他們手臂上的徽章。那些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就好像是射擊場裡的鴨子,走入了敵人們已經事先演練過好幾個月的陣地,等待著被射殺。    
    我父親所在的E連踏上硫黃島的沙灘時,距離折缽山只有五六百碼的距離。身為海軍醫務人員的父親所乘坐的是二次大戰期間最好的兩棲攻擊戰艦。但是,這些堅強又勇猛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們在經過了四天的殊死搏鬥後,才向島上挺進了100碼。從海灘到山邊這段路途的岩石上塗滿了美國人的鮮血。    
    無論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也要拿下這個島的原因就在於,硫黃島對於飛行員們來講至關重要。    
    太平洋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最大的戰場。有時候,就算是一小塊沙灘,或是像硫黃島這樣佈滿堅硬岩石的小島也能對美國制定戰略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馬裡亞納群島——關島、提尼安島和塞班島都在戰爭中為B—29提供了臨時機場,以使這些飛機最終能飛向日本。    
    B—29是美國空中艦隊中的遠程飛機。有99英尺長,裡面能舒舒服服地坐上10個人。這種機型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當它從馬裡亞納群島飛往日本的過程中必須要經過硫黃島。若想通過最直接的路線到達日本,硫黃島是必經之路。它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馬裡亞納群島和日本之間的中點,而島上還有兩處飛機跑道和一個雷達站。一旦B—29靠近硫黃島,雷達站就會提前兩個小時向日本本土發出警報。此外還存在著其他風險。儘管美軍飛行員們已經在太平洋戰場上佔據了優勢,但身形巨大的B—29在前往北方日本本土轟炸的途中卻很容易成為硫黃島上小而靈活的戰鬥機的攻擊目標。而且,在日本上空經歷了高射炮的襲擊和空中混戰之後,這些身受創傷的B—29還要在返回途中再次與硫黃島上的戰鬥機交火。很多飛行員和機組成員就是在這樣的戰鬥中葬身大海的。柯蒂斯·勒梅將軍是第20航空隊的指揮官,他曾發出警告說他的飛行員們再也不能承受這種損失了。硫黃島已經對飛行員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影響了美軍對日本本土的攻擊,因此必須把它拿下。    
    首長們把征服硫黃島的任務派給了美國成立最早的戰鬥部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太平洋戰場上有很多陸軍士兵,但只有海軍陸戰隊的隊員們能夠拿下硫黃島這樣的要塞。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斯蒂芬·安布羅斯所寫,「海軍陸戰隊隊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出色的戰士。」約有七萬名陸戰隊員為了進攻硫黃島接受了為期近一年的訓練。(夏威夷有一處同硫黃島的火山地形極為相似的「大島」,我父親的連隊曾在那裡練兵。他們甚至在那裡找到了一座與折缽山「極為相似的」小山,並練習攀登那座多石的小山。)    
    在2月19日入侵之前,美軍飛行員們對硫黃島進行了整整72天的轟炸。戰爭結束後,海軍的分析專家們宣佈說,這個小島是太平洋戰爭中惟一一處受到最猛烈轟炸的地點。美軍共出動了2700架次飛機,投下了5800噸(1140萬磅)炸彈。據美軍航空拍攝的照片顯示,硫黃島上每平方英里的面積上就有5000個彈坑。尼米茲上將認為美軍投下的炸彈「足以把島上的一切炸成粉末了」。當時,一支由880艘軍艦組成的龐大艦隊排著近70英里長的隊列開向了硫黃島。那些軍艦上載著11萬名官兵,最後將硫黃島包圍了。    
    登上硫黃島的進攻部隊由7萬人組成,每個人身後都有1322磅的糧食補給作為後盾,這也顯示出了美軍當時強大的財力和實力。這支艦隊所載的食物足夠一座像亞特蘭大那麼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吃上一個月。但不要忘了,他們可是海軍陸戰隊的官兵,所以他們還帶上了一億支香煙。    
    所有的這些就是為了拿下廣闊的太平洋中那麼一座堆滿火山灰的小島。如果你開車行駛在公路上,五英里的路程只需要開上五分鐘。然而美軍士兵們為了征服這五英里的距離卻付出了36天的艱辛努力。你在諾曼底的海灘上開個茶話會的話,戰爭要等到24小時之後才會真正打響。可在僅有兩英里長的海灘的硫黃島上,戰爭卻要緊湊的多。美軍的小伙子們戰死在海邊幾星期都沒有人管。    
    硫黃島的恐怖之處在於——戰爭的另一方並不是為了勝利而戰。日本人戰前就知道他們一定會輸掉這場戰爭,他們不是為了生存而戰。栗林將軍制定了一套規則,稱之為「聖戰誓言」,並命令將其張貼在每一處掩體、洞穴和防空洞中。他寫的不是「為了勝利殺死10個美國人」或是「殺死10個美國人,我們就有一線生機」。他寫的是「在你死之前殺死10個美國人」。    
    在硫黃島上打仗就好像你夜裡回家時在車庫裡遇到了一個襲擊者。這個襲擊者就算你用刀捅他,他也不會停手;如果你朝他開槍,他還是會一直往前走;如果你把他的右手砍下,他還會用左手卡住你的喉嚨——你可以朝他亂砍,但他還是會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惡狠狠地爬向你。金井啟是美軍在硫黃島上抓到的一個戰俘,被抓獲時已經失去了知覺。他對我說,在學校的時候老師教給他作戰時的原則就是:「就算是胳膊和腿都沒有了,還剩下一張嘴,還可以朝敵人吐唾沫。」    
    那些日本人都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他們為了給敵人造成最大限度上的傷亡自己跑到地下,成為了「洞穴裡的神風敢死隊」。他們在五英里長的島上挖了16英里長的地道。這些地道的牆上都塗著清漆,裡面寬敞的足以讓部隊直立跑過,還裝了電燈用來照明。日本的工程師們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多層軍事之城。栗林將軍的辦公地點設在地下75英尺處。島上的醫院建在地下46英尺處,醫院的床鋪是從牆上鑿出來的。整個折缽山都被挖空了,建成了一座共有七層的地下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他們用混凝土加固牆壁,再在表面塗上灰泥,那裡有排水系統,通風管,有電、水、蒸汽。日本士兵所持的槍支有你能想像得到的各種尺寸,適合在房間和地道裡使用。


第五部分第十四章 決不投降(5)

    在海軍陸戰隊隊員2月23日登上折缽山之前,海軍和陸戰隊的艦載飛機先將山上的岩石燒軟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他們一直往島上投凝固汽油彈,」海軍陸戰隊隊員堂·豪厄爾多年以後告訴我。「折缽山從上到下變成了一堵燃燒著的火牆。」    
    凝固汽油彈是由哈佛大學的校長詹姆斯·科南特發明的,他是一位科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杜邦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從事科學研究。他們發現將環烷酸、棕櫚酸同汽油混合在一起,就能產生一種類似凡士林狀的、黃色的、有粘性的糊狀物,這種糊狀物會粘到物體上慢慢燃燒起來。這是一種理想的燃燒彈。這種凝成膠狀的汽油能夠粘到任何物體表面——房頂、牆壁、人,而且一旦燃燒便無法被熄滅。它不溶於水。如果你手背上不慎落上一小滴,那你只能等著它自己燒完。如果你想用力將火拍滅,結果將導致手指連同整個手都被燒焦。    
    「飛行員們圍著山頂往下投凝固汽油彈,」豪厄爾說道,「那些汽油彈沿著山坡一路燒下去。整座山都會燃燒起來。在我們爬上山以前,飛機把整座山都給燒焦了。我們當時就想,山上的人是怎麼忍受這一切的啊!」    
    堂·豪厄爾就在我爸爸前面往山上爬,一路上不斷朝山洞裡查看。他看到有些日本人還有呼吸,但他們那時已經動不了了。他說:「他們看上去嚇壞了,一個個兒呆坐在那裡,全都像喝醉酒了似的,他們的眼睛睜著,但卻好像睡著的樣子,看到我們的時候甚至都沒有去拿身邊的來復槍。他們身穿著整齊的軍裝,但是都躺在地上,就像昏過去了一樣。」    
    後來,新聞界的報道以及約翰·韋恩在電影《硫黃島浴血戰》裡的英雄形象都歪曲了真正的史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沒有一個日本人向第一批登上折缽山的40名美國士兵開槍,也沒有一個日本人手拿軍刀向陸戰隊隊員砍去,日本人連一枚手榴彈也沒有扔出。    
    羅伯特·利德說道:「我們很緊張,心裡想著敵人可能會突然跳出來,或者我們當中也許會有人踩到地雷。但是,當時一切安靜極了。沒有一聲槍響。我們只用了40分鐘就登上了山頂。」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為什麼折缽山上頑強的日本兵們在最後關頭沒有一個人衝出來。沒有一名日本兵活著從山洞裡走出來為我們講述這個故事。(「因為你沒有給他們一點機會,」豪厄爾對我說。「你只是開槍把他們打死,或者往山洞裡扔一枚手榴彈。」)但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飛行員們投下的雨點一般的汽油彈燃燒後,將山中的氧氣都吸走了,導致了山洞裡的日本兵窒息而死,或者說,他們至少是陷入了堂·豪厄爾所描述的那種昏迷狀態。    
    有一張照片上反映的是硫黃島上升起美國國旗的情景,這張照片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贏得了永久的地位,而且也成為攝影史上被重洗次數最多的惟一一張照片。但是直到現在也幾乎沒人知道,就在印第安小伙子艾拉·海斯在硫黃島參與升旗的同一時刻,另一位印第安海軍陸戰隊隊員正在150英里以外忍受著痛苦。    
    就在那個星期的早些時候,海軍陸戰隊華倫·厄爾·沃恩上尉已經在一艘載滿替補飛行員的驅逐艦上等待任務了。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所在的航空母艦「本寧頓」號上已有多位飛行員犧牲了,為了填補那些留下的空位需要補進更多的飛行員。於是,華倫·厄爾被送到了「本寧頓」號上。2月20日、21日、22日,他在航母上空進行了飛行巡邏。2月23日對父島的轟炸是他第一次參加飛行戰鬥。    
    阿奇·克拉普那天在華倫·厄爾身後的那架飛機裡。他對我說,「我們那天要去轟炸的目標非常危險,高射炮炮火十分密集。華倫·厄爾的飛機中彈了,他的機翼被打斷了。當我飛到轟炸目標上空的時候,我看見他正乘著降落傘往下落,他掉入水中之後開始向岸邊游去。」    
    在飛機中彈之後,華倫·厄爾的表現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是很正常的舉動。他從那架「海盜」號中跳傘出來,脫開降落傘後,為了避免呆在北太平洋寒冷的水中因體溫過低而死,他開始向岸邊游去。那些要抓他的人看到他正一步步游向他們的手心。接著,華倫·厄爾作了一件很不體面的事——為了活命,他投降了。    
    而那些抓住華倫·厄爾的人也並不是偽君子。因為他是個美國人,他們認為不應該將他處死。他們不會先殺掉一名戰俘,然後再在敵人面前請求饒命。他們相信受人尊重的武士永遠不會成為戰俘。    
    而此時的硫黃島上,那些日軍官兵們正用自己的生命證明著這種榮譽的法則。    
    就在硫黃島上升起了第一面美國國旗之後,堂·豪厄爾走進了折缽山中檢查日本人的洞穴。後來鑒於其在戰爭中的英勇事跡,他被授予了海軍十字勳章。他向我講述了檢查山洞時的情景:    
    我們手拿著來復槍靜靜地偵查著。突然,一個日本人出現在山洞口。他手裡有一支來復槍,但是他並沒有把槍對準我們。他只是端著那桿槍,根本也沒打算朝我們開槍。他像個瘋子一樣開始大聲尖叫。他一定知道如果他那麼叫的話,我們就會朝他開槍。如果他手裡沒有拿著武器,雙手舉過頭頂,靜靜地從洞裡走出,我們就會把他抓為戰俘。可是,我們最後開槍打死了他。    
    又有人陸續出來。他們每次只出來一個人,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經過任何組織。我們沒有遭遇任何有組織的反抗。他們手裡拿著來復槍或者是軍刀,就像瘋了一樣到處亂跑。他們是在宣佈自身的存在。他們知道,這就是他們的結局,該是他們死去的時候了。他們希望在為國捐軀後,前往他們靈魂的狩獵場。    
    當時的情景就是這樣,沒人能夠真正理解他們。    
    再回到父島上看看那裡的情況,沒有人明白華倫·厄爾為什麼那麼想活下去。一個士兵的天職就是為祖國而死,決不投降。日本人知道,戰爭,就是有關勝利和死亡。    
    不久之後,這個無人島上的切羅基族人就從中得到了教訓。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1)

    如果有人膽敢違抗命令,即使他有存在的價值,也不要呆在父島上。我的原則就是誰不聽從命令,我就處決誰。    
    ——吉井大尉,關島戰犯審判,1946年    
    1945年2月23日,美聯社攝影記者喬·羅森塔爾按下快門拍下了六名美國士兵高舉星條旗的照片,也就在這一被定格為永恆的時刻,華倫·厄爾·沃恩乘著降落傘降落到了蘇裡巴奇山北面150英里處的水域。第307營隊的石渡士兵給了他一根繩子,把他從懸崖旁拉出了水面。上岸後,士兵們給他遞了支煙,並讓他在火堆旁暖暖身子。    
    父島上到目前為止關押著華倫·厄爾·沃恩、弗洛伊德·霍爾、吉米·戴伊、馬弗·梅爾尚和格雷迪·約克幾名飛行員,而格倫·弗雷澤則仍藏在兄島上,至此時尚沒有被發現。    
    押送華倫·厄爾到立花將軍指揮部的士兵說他身高7英尺,面貌英俊,古銅色的皮膚,留著長長的棕色的頭髮。另一位士兵則這樣描繪他:作為一位美國人,他的膚色有些黝黑,但相貌看起來很嚴肅,身材魁梧。    
    當華倫·厄爾被押抵司令部的時候,將軍早已決定好了這些戰俘的命運。在堀江少佐的指揮部裡,弗洛伊德·霍爾、吉米·戴伊、格雷迪·約克已經被審訊了五天,現在他們的處境即將發生變化。    
    的場少佐回憶道:「將軍有令,堀江少佐審訊戰俘一完畢,就馬上把他們處決。首先處決吉米、格雷迪和馬弗這三名士兵。」    
    吉米和格雷迪兩人被送到立花將軍的司令部,那裡的人將他們倆和華倫·厄爾三人捆綁在樹上,一綁就是三天,而馬弗被送到了的場少佐所指揮的第308陸軍營的營部。堀江少佐承認說:「在第308陸軍營和立花將軍的司令部裡,人們的心裡都充滿了太多的仇恨。」    
    的場少佐曾答應過寺元純一中尉要處死一名戰俘,現在的場要履行諾言了。2月18日猛烈的轟炸過後,僅穿著一件白色長罩衫的馬弗,被從的場的營部裡帶到了寺元純一中尉那裡,到達之後便被綁在了一棵樹上等待著被處決。    
    2月23日也就是進攻硫黃島的第五天。當時美國並無意攻佔父島,而只是打算拿下無線電台切斷日本的海運線而已。可是日本人對此一無所知,他們以為該島位於美軍進攻日本的必經之路上,便想當然的認為美軍遲早要進攻該島。內田有紀中尉說:「我們當時以為美軍下一個要拿掉的就是我們。」因此,島上的美軍便猶如被囚困在監獄裡的犯人,一邊聽著隔壁的戰友飽受折磨時的慘叫,一邊等待著自己悲慘命運的到來。一位名叫萬丹的中尉後來這樣描述士兵們當時的情緒:    
    士兵們異常絕望,大多數人以為硫黃島失守之後,敵軍便會來到父島。    
    當時空襲十分頻繁,2月份尤為猛烈。白天的時候,他們用火箭彈轟炸,並派飛機進行低空掃射,哪個地方也別想逃過。在夜間他們扔定時炸彈,白天則派飛機來進行低空轟炸,我們再小心也無濟於事。晚上防空警報響起的時候,我們又不得不躲在防空洞裡,所以一天大約只能睡上兩個小時。    
    至於日常供給,日本部隊的補給線已被切斷。所有部隊的供給大為減少,因此有時不得不吃一些可食用的草啦,蝸牛等等來充飢。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士兵們的神經都有些崩潰了。    
    寺元純一中尉召集了士兵把馬弗圍了起來,遞給他一杯威士忌酒和一支煙,然後轉向集結的士兵說:「我們要和前來空襲的飛機做鬥爭,還要不斷地加固陣地,整天沒命地幹,已經筋疲力盡了,俘虜也已筋疲力盡了。戰爭對雙方來說都非常的殘酷。我們在島上戰鬥得非常勇敢,他也經歷了槍林彈雨,可以說是九死一生,雖說是我們的敵人,但也十分勇敢。被捕以來,就從沒掉過一滴眼淚。」    
    儘管是在中尉的要求下才處決那名俘虜的,但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並沒有在公開場合處決,而是秘密處決了他。中尉僅是命令野村少尉一人去把俘虜解決掉。當時他認為在島上的墓地處決戰俘最好不過了,因此便在下午晚些時候集結了一小群人。    
    「上面有命令說讓他們去『做點事情』,」一個名叫巖川的士兵後來這樣說,「因此我便拿了鐵鍬去了墓地,然後有人告訴我說讓我挖個土坑。」    
    儘管沒有記錄證明是否有人告訴過馬弗即將到來的命運,但他當時一定意識到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他雙手被捆到了一起,沿著小路走著,押送他的那群士兵每人手裡拿著鐵鍬。萊梅中尉身子的一側斜挎著一把日本軍刀。    
    馬弗向墓地走去的時候,他的機關炮手格倫·弗雷澤拿著一包餅乾被押到了的場少佐指揮的第308營部。    
    格倫那天一早便醒了,他已在這個狹小的荒無人煙的島上呆了五天了。他帶著自己的餐具,還有剩下的一點水。由於他在2月18日早餐後就再也沒有進過食物,因此決定不能再這樣繼續藏下去了。    
    格倫正常時的體重為110磅,可是由於沒吃沒喝,這個19歲的大小伙子當時一定沒有100磅重。他當時在父島和兄島之間的海域裡看到了福井和山田兩位漁民,而正是福井和另外的幾個人把格倫的那兩位兄弟給拉上了岸。    
    早晨,美國飛機出現在上空時,這兩位漁民駕船到了兄島的附近,然後躲到了岩石堆裡。空襲結束時,他們再次駕船離開了那裡,就在那時他聽到海灘上有人在呼叫。    
    他們倆聽到喊叫後轉過頭來,便看到格倫高舉著雙手從樹叢後走了出來。格倫當時用手指了指嘴,他們便知道他是說自己餓了。    
    「我當時喊道,『過來』,」福井回憶說,「他從橋墩的方向朝我們走來,我們想他不會對我們開火,就向他那邊劃過去,然後山田把那位飛行員接到了船上。看到他那麼瘦小,我感到驚訝不已,那麼瘦小,山田根本沒費什麼勁就把他弄到了船上。」    
    格倫穿著一件有毛領的棕紅色夾克,粗布制服,下面則穿者一條藍色的褲子和一雙棕色的鞋子。他手上戴著銀戒指,腰帶上掛著把救生刀,並帶著些餐具。山田還說格倫有著一頭「火紅色」的頭髮。    
    格倫在船上時打手勢想要吃東西。兩位漁民沒有什麼東西給他吃,就給了他條生魷魚,可是格倫並沒有接受。靠岸後兩位漁民把他帶到他們的魚棚裡,給了他許多餅乾和水。為了感謝福井在他飢餓時給他吃了那麼多餅乾,格倫摘下戒指送給了他。福井回憶當時的場景時候說:「他當時眼中噙著淚水,感激的不得了。」    
    「我把餅乾一拿給他,他便狼吞虎嚥地吃下去,轉眼間就吃光了。他在那裡一直不停地吃。」    
    不久之後來了命令,要求把格倫帶到第308營的營部,後來就來了輛卡車把他給帶了過去。    
    一西嘉木是第308營的長官。當時格倫虛弱不堪,因此根本就沒再麻煩把他給綁起來,而是把他扔在警衛室的一塊墊子上。    
    那天的場少佐正在指揮部裡給指揮官們開會。會上軍官酒鬼們大吃大喝,而當時他們的士兵可吃的東西很少,卻不得不干開鑿洞穴的苦活。    
    的場少佐和其他狂歡的軍官大吃大喝了三個小時後,在下午4點鐘,有人前來告訴他們外面有一名美國戰俘。這名戰俘本應該被馬上送到立花將軍的指揮部的,但那樣的話便攪了整個宴會,因此的場少佐下令將格倫押在他那裡等到第二天再說。    
    當時和的場少佐一起喝著日本清酒的軍官中有一位名叫中島的大尉,他是一位臭名昭著、十分殘酷的酒鬼。人所共知,他總愛拿著一根棍子暴打他手下的士兵。這一「武器」是用樹幹做的,大約有3英尺長,1英尺寬,很多士兵都已領教過他的厲害。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2)

    下午時光漸漸流逝,中島大尉喝得酩酊大醉,就連的場少佐都開始訓他說他喝的太多。這時中島從桌邊站了起來,抓起棍子,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宴席,此時大約是下午6點鐘。    
    田中一崎大尉當時正在不遠處的一個房間裡審訊格倫,這時中島來到了那裡。    
    「他喝得醉醺醺的,」戰地醫務急救員森江博(當時大約有10名士兵在場,他是其中的一位)回憶說,「他喝多的時候,簡直就像個瘋子,沒人能夠阻止他。因此他向我們走過來時,我們向後退了退。」    
    中島大尉發瘋似的質問格倫,可是這個可憐的孩子又怎麼能夠聽得懂呢,他當時一定驚恐不已,甚至有些迷糊。他瘦弱不堪,好多天都沒有吃飯了,今天剛剛吃了頭一頓飯,而此前杉土大尉曾好多次把他打倒在地。    
    「我當時也打了他好幾拳,」中島後來坦言道,「就是想知道在硫黃島附近到底還有多少架飛機,墜毀的有多少,被擊落的有多少。」而喝得醉醺醺的中島大尉,不用翻譯,卻指望格倫能用手勢回答他的問題。    
    醉醺醺的大尉高聲吼著,不停地質問著格倫,而19歲的格倫則迷迷糊糊,因此而沒有及時地回答問題時,大尉便拿起棍子向格倫打過去。「中島大尉那時便開始用棍子來揍戰俘,」森江博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中島大尉打格倫第一棍的時候,他坐在一張椅子上,而一頓惡打過後他渾身是血,之後,便身子向後一仰躺在了地上。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頭骨上的時候,他痛苦地呻吟著。在打了10棍之後,格倫的頭部和臉部早已鮮血淋淋,而中島都累得氣喘吁吁了。    
    後來,中島大尉向的場少佐匯報說他把戰俘給打死了。「當時少佐對我說,我打死了飛行員,按道理應該斃了我,」中島大尉說。但是少佐說此番話的目的並不是說他關心那位飛行員的死活。「少佐說應該斃了我,是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從飛行員的口中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我便把他給打死了,而並不是因為飛行員的死。」    
    後來,一夥士兵在附近挖了一個土坑,把格倫那鮮血淋淋而瘦弱的屍體放進去埋葬了,隨葬的還有他的餐具。埋葬格倫的地方沒有任何標誌,也沒人在任何一份報告中記下他的名字。每當提起他的時候,人們都以「戰俘」或「飛行員」來代指。    
    「我當時並不知道那位戰俘的名字,」中島大尉後來承認道,「在當時,問他的名字簡直都有些多餘。我打死了那名飛行員,卻不知道打死的是誰。」    
    傍晚時分,也就是格倫剛剛被殺害之際,話務員馬弗·梅爾尚也被帶到了自己最終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邊的一座小山上。萊梅中尉和馬弗兩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著鐵鍬的士兵則列隊向墳墓的方向前行。幾分鐘過後,萊梅中尉帶著馬弗來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後,我沿著那條小道前行到墓地時,感到那裡死一般的靜寂,當初大樹巨大的樹冠一定使得傍晚時分更加的昏暗。沿著小山向上不用爬幾步,便能看到一塊塊的墓碑。這裡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國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馬弗在當時一定意識到了那是一片墓地,況且那裡還有一孔剛剛挖好的墓穴。    
    在這孔新的墓穴旁邊,萊梅中尉遞給了馬弗一支煙。面對此情此景,馬弗並沒有慌亂,而是靜靜地抽著煙。    
    後來有人把話務員馬弗·梅爾尚的雙眼蒙了起來,把他帶到墓穴邊,讓他跪在那裡。    
    當時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啊。飛行員查理·布朗駕駛的飛機於2月26日在東京上空被擊落後,他以為自己要被砍腦袋了。當時有人把他的雙眼給蒙了起來,讓他跪在那裡,伸出脖子。「我當時想,死就死吧,」查理說,「想到腦袋將要被砍掉時,我既不害怕,也不驚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鎮定,也許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衝到我腦袋裡的那種情形。我的生命沒有在我面前驚恐的搖擺不定,我很平靜。現在想來,我當時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樣死去的。」    
    讀了捨溫·努蘭的專著《我們是如何死去的》,我們便可以得知,查理當時的鎮定是有醫學根據的。努蘭寫道,當遇到恐怖情景的時候,人體內便釋放出一種自我生成的一種叫做內啡□的麻醉性物質。「內啡□的生成是哺乳類動物和其他一些動物保護自身免受情感和身體侵害的一種方式,它是一種天生的生理機制,可能出現在史前階段的野蠻時期,因為那時威脅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發生。」在分析一個女孩被謀殺的案例時,努蘭博士如是寫道:「我深信這是自然發生作用的結果,這樣的情況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劑量,讓即將死去的孩子保持鎮定。」    
    穿著長罩衫的馬弗跪在剛剛挖出的泥土上面。    
    「萊梅中尉把刀舉了起來瞄準了兩下,」一位名叫石壓的士兵說,「接著他讓我們向後退一退,說別讓血濺在身上。」    
    「中尉對著戰俘的脖子比劃了兩三次,」巖川回憶時說,「我們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願看當時的場景,所以我們向後退了好幾米。」    
    刀落了下來,從馬弗的脖子上滑落過去。「當刀砍到脖子上的時候,」巖川說,「他只是輕輕地呻吟了一下,並沒有大喊大叫。」    
    砍了這一刀後,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馬弗便向前一個跟頭栽在了墓穴中。萊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屍體埋起來。巖川看到馬弗的屍體躺在墓穴裡的時候,他又突然意識到萊梅還有一件事情沒做。    
    「腦袋還沒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說,「幾乎就砍掉了,但脖頸處還有一塊皮連著。」如果當時馬弗死去的屍體被直立起來的話,那他的腦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懸在脖頸上。    
    夕陽落到地平線以下的時候,穿著長罩衫的洛杉磯人馬弗·梅爾尚早已被埋掉了。馬弗在這個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個月零2天,參軍也快有兩年了,當初參軍還是聽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說是參軍能讓生命更加精彩。    
    ***    
    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場少佐來到了立花將軍的司令部見將軍。當時少校和將軍都已意識到硫黃島附近的戰鬥是多麼的殘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滅掉的。父島的士兵任務繁重,疲憊不堪,補給也非常的有限,並且還擔心馬上就要遭受轟炸。但在午後他們度過了最愉快的時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們當時一定喝醉了,但無法知道他們醉到什麼程度。「的場少佐告訴我他們兩人一連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後來告訴我。    
    「在將軍的司令部裡,」的場少佐後來回憶說,「我們喝著清酒,喝著喝著話題就轉到了駐新幾內亞島的日軍上了。後來我和將軍還談到那裡的軍隊因補給嚴重短缺,而最終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況。」    
    這兩位精神勇士談論的話題,就是對醉醺醺的他們來說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卻非常的刺激。東京的精神勇士向新幾內亞島派遣了15萬大軍,他們原本沒有計劃好這次行動,而且對那裡可怕的熱帶環境知之甚少。他們極不負責任,沒有給大軍提供充分的補給,而是命令他們以當地的給養為生。可是在新幾內亞島上連當地的土著居民都過著非常艱難的生活,那裡的土地絕沒有中國肥沃。海上運輸線被切斷時,日本的將軍們就乾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於不顧,讓他們自生自滅。    
    對於駐在新幾內亞島上的幾乎所有士兵來說,這無異於判處了死刑。他們沒有食物可吃,便開始吃自己兄弟的屍體。少佐和將軍兩人邊喝著清酒,邊談論著那裡的情況,臉上卻意外地顯露出非常羨慕的神情。    
    下午過半的時候,第307陸軍營的長官加籐大佐給立花將軍的司令部打電話邀請將軍和的場少佐兩人到他的指揮部去參加一個酒會。    
    「我們是步行去的加籐大佐部隊的營房,」的場說,「可我們到達時,卻發現那裡的酒和下酒菜根本就不夠。」福田大尉回憶說:「我們當時就只有兩瓶清酒,的場少佐開始吆喝著要酒。」    
    人人都知道哪裡有大量的清酒——立花的指揮部,福田給那裡打了個電話讓多送些酒過來。    
    當時桌子上擺著個日式肉片火鍋。要做肉片火鍋,應先把一個盛滿湯水的沉重的平底鍋加熱,然後往鍋裡加入一些魚、肉、蔬菜、麵條,還有其他的一些東西,然後放在一起煮。    
    立花將軍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後,便咕噥著說肉根本就不夠大家吃的。    
    「的場少佐氣的不得了,」福田說,「他之所以生氣,是因為第307陸軍營飯桌上的菜裡肉不太多。」    
    見此情景,第307陸軍營的人嚇壞了,然後尋思著如何確保大家有足夠的肉吃,以免挨一頓暴打,可就在這時,喝了不少酒一連數小時轉來轉去的立花將軍卻突發奇想。「將軍問了我處決戰俘的情況,並說多搞些肉。」的場說。立花對那裡的人說:「一個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須有足夠的膽量。」當將軍談到吃人肉的時候,他用的詞是「膽量」,可具體指的是肝臟,籠統說來是指人體內的各內臟器官,這個詞還有精神或思想的力量的意思。在日語中這個詞是『kimogaookii』,表面意思是某人的膽子很大,但實際意思是說某人很勇敢或某人膽量很大。因此,當立花將軍說要吃馬弗肝的時候,表面上雖說的是一種器官,但其中的內涵絕不是表面上的那些東西。    
    的場少佐在下午四點半左右給第308陸軍營的營部打了個電話。「從電話上來聽,的場少佐喝醉了。」當時接電話的嘉木大尉說。的場少佐命令嘉木大尉把馬弗的肝臟割下來。    
    「我告訴少佐說馬弗的屍體早被埋了,因此試圖勸說他放棄從屍體上割肉的想法,」嘉木大尉說,「我力勸少佐不要從屍體上割肉,但他命令我告訴醫務官把屍體挖出來,然後把肉割下來送到他那裡去。」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3)

    是命令就要服從。嘉木大尉只得命令營部裡的外科醫生寺木去幹這件齷齪的事情。當時值班的戰地醫務急救員森江博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這樣說:    
    外科醫生寺木來到傷兵區,和他一起前來的還有另外兩名士兵,他讓我準備好一些醫用工具,但並沒有告訴我要去幹什麼事情。我以為是別人打電話來說,發生了突然事故,便準備了一個急救箱。寺木對我說:「跟我來。」    
    當我們到達墓地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有人告訴醫生哪個是馬弗的墳墓,然後醫生就讓那兩名士兵開始挖掘。    
    醫生告訴我說這是的場少佐的命令,少佐命令我們分解屍體,取出馬弗的肝臟。由於我當時知道飛行員是昨天被幹掉的,屍體早就腐爛掉了,所以我不願意幹,但醫生說這是命令。    
    那兩名士兵將屍體挖了出來,當時屍體上仍穿著長袍子。人是被斬首的,儘管腦袋和脖頸還有一點點的皮膚連著,但脖頸處已經被砍開了十分之七。    
    屍體被挖出以後,寺木醫生便從我手中接過一把解剖刀,並告訴我說要馬上解剖屍體。    
    寺木隨後命令我把馬弗的一條腿砍掉。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這是的場少佐的命令。」在日本軍隊內部有個慣常的做法,那就是當全屍得不到很好的安葬時,便常常將其中的一隻手或一隻腳砍下來,給以很好的安葬。因此我當時以為這次也一樣,就開始砍他的一隻腳。    
    這時寺木又對我說:「不應從腳跟處砍,而應該把他的整條大腿給砍下來。」聽後我便問:「為什麼要這樣?」他接著回答說:「這是命令,沒什麼好問的。」    
    我接著又問道:「我真要把他的整條大腿都砍掉,包括裡面的骨頭?」寺木回答說:「不必了,只需要把腿上的肉切下來就行。」    
    寺木把馬弗的胸腔打開,把肝臟從裡面給割了出來。我則從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塊肉,那塊肉有四英吋寬,一英尺長,大約有六磅重。    
    寺木用白玻璃紙把肝臟和那塊肉包裹了起來。    
    從傷病員區來這裡的時候,我隨身帶了紗布繃帶和藥用棉花。我把紗布放在腿部的傷口處,便開始給它包紮。我取出針和線,然後問醫生要不要把屍體的開口處給縫起來,醫生告訴我說天色已晚,他是不會幹那事的。說完話後,醫生轉向士兵,告訴他們把屍體埋起來。    
    肝臟和那塊肉被割下來大約20分鐘後,杉木中士來到了這裡,並從寺木醫生那裡把那一包東西取走。    
    後來杉木中士把這包肉送到了第307陸軍營的營部。人們把馬弗的肝臟和大腿肉切了切,放到了肉片火鍋的旁邊,好待會兒煮了吃。    
    「的場少佐和立花將軍要吃那些肉,我便給他們送了上去,」福田說,「少將說:『要想成為一名強悍的士兵,就要吃這種肉。』」    
    將軍一邊命令其他人吃,一邊說這也是表現一個人「最基本」的勇氣的時刻。少將說:「人肝是一種良藥。」可是整頓飯並不是他說的這個樣子。「將軍和少佐基本上把他們那份吃完的時候,防空警報就響了起來。」嘉木後來回憶道。    
    那時立花將軍都喝的暈頭轉向了,嘉木迅速地把他轉移到附近的一個防空洞裡。「的場少佐沒有和將軍一起躲到防空洞裡面,他說什麼子彈的,炸彈的,根本傷不著他一根汗毛。」嘉木說。    
    「空襲過後,立花由於先前喝的太多,所以動彈不了。」嘉木回憶時說。當時,這只「食人獸」不停打著呼嚕,有人把他拖到了一輛轎車裡,送回了司令部,在司令部裡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酒。的場少佐則躺在指揮部的地上睡到了第二天才醒。福田大尉說他睡得太死,甚至都不知道給自己蓋條毯子。    
    第二天早晨,的場少佐命令別人把吃剩下的那塊肉送到將軍的司令部裡。後來,少將說他根本沒記得自己曾下過這樣一道命令,但他也承認說很有可能是下了道那樣的命令,因為第二天他一早又開始喝酒了,可能是他醉的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吃馬弗·梅爾尚的肉在他們看來根本不叫什麼犯罪。精神勇士吃人肉宴是合法的。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保存了這樣的一份秘密命令的原件,這份和吃人肉相關的命令是澳大利亞軍隊在新幾內亞島上找到的。澳大利亞檔案保管員把它命名為「第80.107號文件」,發佈這份命令的是菊太郎少將,當時他是第四十一集團軍的總司令。命令的原件上面標有「絕密」的字樣,發佈的時間是1944年11月18日。命令是下發給「各位指揮官」的。菊太郎少將解釋說他發佈此條命令的原因是「最近在各支隊管轄範圍內各種犯罪時有發生,比如謀殺、搶劫和食人肉等。」在後面,他進一步提出解決謀殺和搶劫等問題的辦法,也就是懲罰措施。最後他提到時常發生的吃人肉的問題,並寫道「明知人肉(不包括敵人的)而食之者將被處死,因為沒有比那更糟糕的犯罪了。敵人的肉除外」。    
    這份文件多少讓人感到些奇怪,倒不是僅僅因為它能證明食人肉現象的存在,更是由於竟然有人就這個問題寫了這樣一份文件。就我所知,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軍隊裡,絕對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只有日本軍隊裡才有。    
    2002年8月,我採訪了一位名叫比爾·赫基斯的澳大利亞人,採訪時他已80歲,說話溫和,當時他是澳大利亞駐新幾內亞島的一名下士。在訓練時,他和列兵約翰·布裡斯建立起了友誼。比爾告訴我說約翰當時是一位來自鄉村的快樂男孩,而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睡在一個帳篷裡面,他們倆那時都22歲,經常訴說彼此家鄉的事。    
    1943年年初,比爾曾和約翰在新幾內亞島上並肩戰鬥過,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區之一。比爾當時率領著40人偵察隊前去參加戰鬥,在行軍途中遭到了日本人的伏擊,那裡的灌木叢非常茂密,所以很適合隱蔽打伏擊。有六名隊員在伏擊中犧牲,其中有約翰·布裡斯,他們就這樣在比爾的身旁倒下了。比爾當時並沒有被打中,但他不得不撤退,顧不上管約翰的屍體。    
    第二天,增援部隊到達。第三天的時候,澳大利亞軍隊開始了反攻。如今茂密的灌木叢有利於澳大利亞軍隊作戰,他們可以隱蔽在灌木叢中給日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遭到突然襲擊之後,日軍開始逃竄,慌忙之中來不及帶走裝備和供給。    
    兩天後,比爾惴惴不安地來到了弟兄們剛剛犧牲的地方。他來到布裡斯下士倒下的地方,發現他的屍體仍在那裡——可是當時他的屍體已經成什麼樣子了!    
    「他身上的軍服已被扯掉,胳膊和腿上的肉也被割了下來,」比爾說,「他們把他的肉給切了下來。」    
    比爾又向前走了走,發現日本人的飯缸裡有些肉比較可疑,一位澳大利亞醫生經過確認後說那是人肉。    
    此時此刻,比爾的心中既感到震驚,又慶幸自己當時沒有被打死。「我們當時真的有些受不了,」他說,「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當時根本就沒有別的人來安慰我們。」後來,澳大利亞軍隊情報處責令比爾不要把當時的情況公佈出來,並令他寫下保證書,保證今後25年內不會提起此事。比爾告訴我說他離開新幾內亞島後,當時的場景就一直縈繞著腦海。而他的一些朋友在看到當時場景時,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以後就從來沒有好過。他告訴我說他的那些朋友們在看到列兵布裡斯屍體上的肉被切下來後剩下的骷髏時「大腦受到了創傷」。我問比爾,敵人為什麼要吃人肉?他回答說不知道,但說聽人說吃人肉會讓人增長一些勇氣,並讓他們感覺到比敵人優越。    
    現年80歲的比爾·赫基斯如今仍然時常做噩夢,他的腦海裡也常常出現約翰·布裡斯被曝屍荒野的場景。比爾說:「事情都過去60年了,可當我腦中浮現出當時的情景時,總感到恍如昨日。」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4)

    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有關二次大戰的檔案中,有很多記錄著日本士兵食人的場景。比如,在一個檔案中記載了這樣的情況:在派往新幾內亞島的157646名日本軍人當中只有10072名活了下來。在和盟軍的戰鬥中犧牲的是少數,絕大多數死於疾病和飢餓。當時青砥將軍一定知道他們的士兵所遭受的疾苦,他寫道:「新幾內亞島上的食人事件時有發生」。日軍當時面臨著飢餓,無東西可吃,因此能找到什麼就吃什麼了。很多時候,他們所能找到的只有自己弟兄的屍體。    
    時任日本駐南太平洋海軍警察部隊長官的野木,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一位陸軍中尉給他講述的這樣一個故事:    
    在島上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因此我們決定抓鬮兒,輸了的人將被殺死,再被吃掉。於是輸了的人開始逃跑,我們便開槍打死他,然後把他吃掉。你也許會以為我們當中有很多人會強暴當地的婦女,但我們並不認為她們是發洩性慾的對象,而是把她們作為飢餓後吃掉的對象。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性慾可言,況且強暴婦女會消耗我們太多的體力,因此我們從不幹那事兒。我們天天夢想著能得到食物。我有一次在深山裡遇到了一些士兵,他們拿著切掉的人胳膊和人腿。當時我們並不怕游擊隊,反而卻怕我們自己的士兵。當時那裡就是這樣一種可怕的景象。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這些日本天皇的軍隊還是希望能吃到一些非日本士兵的人肉。在新幾內亞島上,日本軍人稱聯軍士兵為「白豬」,而稱當地人為「黑豬」。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很多檔案都記錄了日軍在戰場上把戰死的美國士兵搬走的情況。歷史學家田中有紀如是寫道:很明顯,當時日本士兵是從激戰區把戰死的美軍士兵收集起來,再把他們搬到所駐紮的營地那裡煮熟,然後吃掉,而在同時有另一些士兵阻擊聯軍,防止他們把戰死的士兵搬走。這表明這些吃人的情況不是一個個孤立或單一的情況,而是一個系統過程的一部分。    
    1943年4月23日,陸軍中士E.迪克斯和駐守在新幾內亞島的第136營的克利奈·蘭姆發現了他們那名失蹤已四天的軍士的殘骸。這兩位美國士兵如實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那名軍士大腿上的肉以及兩條小腿都被砍掉了,最下面的肋骨處的肉和皮膚已被割掉,胸腔也被打開。由於面部仍然完整,所以還可以辨認身份。同時他們在附近的一處日軍掩體裡發現了一個燉鍋,看到裡面大小有點像那名士兵心臟和肝臟的東西。    
    在1945年5月20日,澳大利亞的一名陸軍准尉C.雨果寫了一份宣誓書,其中記載了他在新幾內亞島發現了他的一位弟兄的屍體時的情景:    
    (a)身上的衣服已被剝光。    
    (b)兩臂已經被從肩處砍掉。    
    (c)胸腔已被打開,裡面的心臟、肝臟以及其他的一些內臟已被取出。    
    (d)身上的所有肌肉都已經被切掉,所有的骨頭露了出來。    
    (e)雙臂、心臟、肝臟以及其他的內臟都已經找不到了。    
    (f)屍體上惟一沒有被動過的地方只有頭和腳。    
    (g)離屍體四五碼處有一個日本飯缸,裡面盛的似乎是人肉。    
    飢餓難耐的日本戰鬥部隊把戰鬥作為一種尋找食物的方式,而非戰鬥部隊則只能靠其他一些方式。日本軍官派遣了一支工程兵隊深入到現在被稱為印度尼西亞的內陸地區,在那裡他們把印度—巴基斯坦籍的戰俘當作奴隸工來使用,那些戰俘是新加坡失陷時被俘虜的英聯邦的軍隊。他們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當時就已清楚地意識到因有病而無法幹活的戰俘不是被槍決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藥而死,死後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時,盟軍已經慢慢地逼近了,日軍的補給線在這時已被切斷,他們開始吃活著的健康的俘虜。阿里後來給澳大利亞的檢察官講述了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那些選出來的人被帶到一個茅屋裡,在那裡他們還未死去的時候,人們就從他們身上割肉,然後把他們拋到土溝裡,讓他們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時候,他們不斷地發出慘叫,被扔到溝裡去時也不斷地發出慘叫。可是當這些不幸的人們慢慢死去的時候,哀叫聲便漸漸地消逝了。他們不讓我們走近那些溝,由於屍體沒人掩埋,所以屍體發臭後的氣味十分難聞。    
    這些日本劊子手們之所以不直接殺死戰俘,是由於在熱帶地區沒有冷凍措施,人肉會很快的腐爛掉。鑒於此,日軍便先從戰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夠一頓飯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殺死他們,然後便把他們直接扔到溝裡。在溝裡,他們還可以再活一兩天,由於還活著,這便保證了其內部器官保持新鮮,以便後來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臉龐、腳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繼割下來,然後被吃掉,而剩下的軀體仍殘存在那裡。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們的部隊拋在了荒島上,而不顧他們的死活,這無異於犯下了彌天大罪。在島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飢餓難耐而變得極其野蠻。而像立花將軍和的場少佐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們處於困境時所面臨的恐怖場景,而是一邊喝著酒,一邊講那些恐怖的故事來取樂,喝著喝著,在夜深的時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從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話務員吉米·戴伊、機槍手格雷迪·約克,以及飛行員華倫·厄爾一直被捆綁在立花將軍指揮部對面的樹上。    
    儘管的場少佐凶殘野蠻,但沒有任何材料記載過他打過這幾個戰俘。在2月23日時,格倫和馬弗被綁在了他的指揮部外,但在宴會中間,少佐並沒有離開過宴會去看這兩位戰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將軍那裡喝酒,還是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證明他踢打過吉米、格雷迪和華倫·厄爾。    
    的確,除了中島大尉在喝醉時把格倫打死之外,那裡的部隊還沒有表現出對戰俘的刻骨的仇恨。島上的數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槍,他們任何一人都可以打傷或幹掉一名美國戰俘,而這些飛行員既沒有被槍斃,也沒有被殺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腳踢。對於日本天皇的部隊來說,這種情況真有些反常。    
    日本士兵飽受勞累和營養不良的折磨,對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許只是勉強地執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數士兵都忘記了戰俘的存在。可這三名戰俘被捆在樹上的三天裡,一定是遭到了日軍的暴打。也許士兵們不願意這樣做,但他們總要在自己的長官面前表現出一些凶殘。這三名戰俘被捆綁在指揮部的前面,作為立花將軍可以炫耀的戰利品,將軍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現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來。    
    然而,暗地裡有一名日軍士兵對這三位戰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幫幫這些被捆綁在那裡的美軍戰俘,但是又不敢違抗將軍嚴禁給戰俘東西吃的命令。後來,他找到了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給戰俘東西吃,又不違背將軍的命令。「我送給他們吃的糕點不是軍事供應的食品,而是我用自己的錢買的,因此我想這樣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小管說。    
    到2月26日(星期一)這天,立花將軍已經明顯對那三位既髒又傷痕纍纍的飛行員不耐煩了。他決定把華倫·厄爾送到堀江少佐(少佐手裡面還有弗洛伊德·霍爾)那裡,由少佐盤問他。第275陸軍營和第307陸軍營將分別處死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約克兩名戰俘,加籐大佐所指揮的第307營將先行處決格雷迪。「我當時聽將軍說他之所以把一名飛行員送到加籐大佐那裡,是因為加籐大佐所指揮的部隊傷亡比較慘重。」福田大尉說。    
    「我們帶走了那三名戰俘當中最瘦小的一個。」當時服役於第307營的正雄岸本下士說。他們選擇了高5英尺4英吋的格雷迪·約克。他加上身上所帶的一些軍事裝備的重量才106磅,所以他當時的體重應該沒有100磅。    
    「我們選擇了其中的一名戰俘,然後把他帶回了營部。」一位名叫山豐的下士回憶道,他從不知道那位戰俘的名字叫格雷迪。「那名飛行員的頭髮是黑色的,大約有1.7米高,穿著一件皮毛邊的夾克。我們把他綁在了營部門前的電話線桿子上,並輪流看守他,一直看到下午。」    
    在營部裡面,加籐大佐正思考著由誰來處決格雷迪。他先讓書記員找出同伴被美國炸彈炸死的士兵的名單,然後從中選出五個人,由岸本大尉率領。大尉接到命令說要用削尖了的竹子和刺刀來殺死格雷迪。    
    當格雷迪被帶走,而華倫·厄爾也被帶去盤問之後,立花將軍司令部外就只剩下吉米一人了。最後,立花將軍把吉米交給第275陸軍營來處決,幾天前,正是這支部隊在沙灘上捕捉到吉米和格雷迪。    
    「用削尖了的竹子把他幹掉。」小管大尉記得將軍當時命令他時是這樣說的。隨後,他便打電話把將軍的意圖通知到了第275陸軍營,第275陸軍營便派了些士兵開車到了立花將軍的司令部,把吉米帶走,而此時,另外一些士兵正在給吉米挖墓穴,並在墓穴附近的一棵樹上釘上了一個木製的橫桿。吉米將會被捆在橫桿上,然後會被日軍用削尖了的竹子刺死。    
    但是在275陸軍營還沒有來到時,便有另外一幫人來要帶走吉米。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5)

    「無線電台派來了一輛車,」小管回憶說,「從車上下來一名水手,說是來帶走一名飛行員的,並告訴我說無線電台長官吉井大尉和立花將軍之間有這樣一個約定。隨後,我來到將軍的房間,說無線電台派來了一輛車,說是要帶走一名飛行員。聽了我的匯報,將軍說:『好吧。』吉米就這樣被帶走了。」吉井大尉和立花將軍之間的約定是這樣的:幾天前,大尉吉井曾向將軍要一名戰俘,以便幫助他的無線電台監聽美國的軍事情報。如今將軍把吉米給了他們,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諾。話務員戴伊則暫時倖免於難。    
    當時在307陸軍營的營部,山下大尉已下了處決格雷迪·約克的命令。「大約是在下午兩點,大尉來到我們那裡,命令我們跟他一起去,因為當時馬上就要處決格雷迪了。」嚴嘉說。    
    那天的早些時候,格雷迪就被帶走了,這是他和吉米兩人被捕之後第一次被分開。格雷迪被帶走之前一定注意到了士兵們在走到他身邊時都議論紛紛。如今,當山下大尉來到後,格雷迪便聽到了山下狂叫著在那裡下命令,隨後便有大約十名手持竹矛和錚亮的刺刀的士兵上前把他給圍了起來。    
    然後格雷迪在那些士兵的押送下來到了行將被處決的地方。在這裡,迪克·沃爾夫和B—24機組人員被刺死並被砍了腦袋。押送他的士兵當中有一位名叫岸本的下士。早些時候,是他把格雷迪從立花將軍的司令部帶走,然後就一直看守在他的身邊,到現在為止已有四個多小時了。作為一名美國人,格雷迪個頭有些矮小,但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則是中等個頭。並且,格雷迪像日本人那樣皮膚黝黑,頭髮也是黑色的,所以他並不像岸本所想像中的「美國白鬼」那樣的白。    
    「那位戰俘個頭矮小,頭髮的顏色和我們的也沒有什麼差別,」基西後來說,「他的相貌非常像我的一個朋友的弟弟,因此我很同情他。我遠遠地跟在他的身後,一邊卻心想逃離那個地方。」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你違抗。那些日本士兵當中也許會有人對這樣的事情厭惡不已,當然也許會有人感到很有意思。但無論他們是怎麼想的,都沒有什麼區別。    
    一群人到達了處決戰俘的地方。當時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點半,星期一。    
    「我們馬上著手準備處決戰俘,」山豐說,「我們把他的外套和襯衫給扯了下來,然後把他綁到了電線桿子上,並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個坑。」    
    格雷迪·約克,猶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藝術家,從未詛咒過別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卻親眼看著那群士兵在那裡給他挖墓穴,他還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著身子,背靠著粗糙的竹竿子。在當時,他的個頭很矮,肯定看起來沒有自己的實際年齡19歲零6個月那樣的高,那麼年輕。在當時,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顆心臟跳動的很劇烈,但他並沒有掙扎。最後,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給蒙了起來。    
    兩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軀體。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兩人先用竹矛刺了進去。    
    「山下大尉向我們喊道『快點來,刺死他』,」大下說,「他就這樣一遍遍地喊著。他也對管沼下士喊道,下士聽後便刺了進去,最後上尉又轉過身來,對我喊起來。」    
    「很樂意效勞」,岸本後來說,「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飛行員刺了過去,並記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說『刺他的心臟』。」    
    就這樣,年輕的士兵用竹矛表現了自己足夠的膽量,他們刺完後,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士兵便又上前來用刺刀刺。大益說:「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們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輪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將軍和的場少佐當時一定以為用這種方式來處決戰俘,會使士兵們增加一些士氣,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還產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話,他們一定會非常失望的。    
    岸本後來承認道:「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殺人的場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懼。」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殺吉米,但他在刺完後便迅速逃離了那個地方。「刺完後,我便來到了山下,站在了離那裡有8碼遠的地方。」大下說。當談到山下大尉後來向加籐大佐匯報說已經執行完殺戮任務時,大下又補充說:「我再也不願意去執行那樣的命令了。」    
    「我們用了兩三分鐘便把戰俘處決了,」山豐說。同時岸本補充說:「戰俘死時,臉仍然仰著,而身子卻半蹲著。」    
    「那位戰俘自始至終都沒有喊叫,甚至都沒有呻吟,」原子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說,「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掉一滴眼淚,所以他給我的感覺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戰俘刺死後,我們便把他的屍體埋到了事先為他挖的墓穴裡,」谷啟最後說,「我們給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務完成後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後,住在傑克斯維爾的他的父母親收到了美國海軍的一封電報,電報上說他在飛機被擊落後失蹤。收到電報的時候,格雷迪的姊妹貝蒂·哈克貝裡當時也在場。「電報送來的時候,只有父親在家,」她說,「當時母親並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親便給教堂的迪威特·莫勒裡牧師打電話,牧師告訴他說她正在為兒子祈禱。」    
    格雷迪的母親正在兒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裡為兒子祈禱。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島上還有三名飛行員沒有被殺。弗洛伊德·霍爾當時正押在堀江少佐那裡,而話務員吉米·戴伊則正坐在一輛小車裡,車正沿著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頂進發。    
    當時日本海軍夜明山無線電台有兩大任務:一是負責東京和太平洋地區日本駐軍之間的軍事情報的聯絡;二是竊聽美國的軍事情報。當時由於日本的無線電設備較差,所以在東京根本無法做這兩件事情。而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島嶼上建立一個無線電聯絡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時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夠幫助他們破譯截獲的美國情報密碼。    
    吉井大尉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在父島上,海軍和陸軍兩個軍種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們之間很少有什麼交往。可在海軍當中吉井大尉卻和陸軍有些聯繫,因為他在陸軍部隊中有個朋友,雖然他的那個朋友是個聲名狼藉的人。    
    「的場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駐紮在夜明山上的海軍軍士說。這位陸軍少佐和海軍大尉之間之所以建立了友誼,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倆都熱衷於在兩軍之間搞些活動:他們都喜歡喝酒,也非常喜歡在陸軍指揮部和夜明山上舉行宴會等。事實上,他們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們常人當人看待,」一位曾經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說,「他在幹一件事情時,從不考慮其他的事情,也從不考慮別人的感受。他簡直就是個暴徒,是個暴君。」    
    少佐和大尉兩人在一起喝酒時,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殺戰俘並吃人肝的提議。「當時大尉和其他的一些軍官在飯廳裡吃飯時,我聽到他們談及吃人肉的事情,還聽到他們說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藥。」大尉的勤務員後來這樣說。    
    吉米被帶到吉井大尉的辦公室,辦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頂無線電台附近。吉井大尉只會說日語,因此需要無線電台的海軍軍士玉村做翻譯,他是當時無線電台會說英語的幾名士兵之一。    
    玉村於20年前出生在美國的舊金山,其父親於1906年便離開了日本,後來在格蘭德街經營一家小商店,並且還是當地商人聯合會的主席。造價3500萬美元的金門橋在1937年5月建成通車時,玉村就步行走過了那座橋,但他那年年齡還小,並且後來在美國呆的時間也並不長。    
    「玉村,你要是在美國讀完大學的話,你身上美國化的東西就太多了。」他記得父親當時這樣對他說。後來母親把他帶回故鄉大阪,在那裡他念完了書,然後便思考一輩子該幹什麼事情。玉村還對我說:「當海軍似乎要比當陸軍安全得多。」    
    後來,他在海軍的一所通信學校裡做文職人員。當要被派往海外時,他說自己想繼續做文職人員。「玉村,你難道不知道我們能活著回來的幾率有多麼低嗎?」他記得有一位老兵曾這樣對他說,「『你不會再活著回來的,所以你應該做名海軍軍士,這樣也好為你母親賺些養老金。』所以我後來就做了名海軍軍士。」    
    玉村於1944年3月抵達了父島,到那時他已經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無線電台服役了11個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軍,」玉村說,「我歸他領導,但我當時年紀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兒子了。他也把我當兒子看,而我也把他當成父親一樣的人物。」    
    由海軍軍士玉村給做翻譯,吉井就得以盤問吉米了。「我們得知他來自美國駐附近地區的特遣部隊,」玉村說,「吉米告訴我說他來自「本寧頓」號航空母艦,並說了他們離開珍珠港以及後來離開利西環礁島的日期,最後告訴了我們他的名字和職位:吉米·戴爾,航空兵三等話務員。    
    玉村記得吉米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他個頭兒很高,膚色白皙,頭髮黃黃的,上衣穿著一件皮夾克,褲子是深藍色的,腳上穿著一雙膠鞋,還帶著一條絲製的白圍巾。    
    吉井大尉讓玉村把戰俘帶到無線電台聽截獲的美國情報。「聽完後,向我們匯報你聽到了些什麼情況。」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當時不可能從中聽出什麼東西。他雖天性愉悅,卻已很長時間沒有高興過了。吉米當時19歲,遠離了家園,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當時緊張的不得了,」玉村說,「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讓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後大家便聊了起來。」    
    吉米談到了他的家鄉新澤西,還談到了海軍軍營的生活,後來還給我看了看他的雙手,說由於長時間地被捆綁在立花指揮部外而受了傷。他還說他非常擔心機關炮手格雷迪。他們倆在關係稍熟之後,吉米便把絲製的圍巾拿了出來,告訴玉村說圍巾對他來說意義非凡。「這條圍巾是我女朋友送給我的。」玉村記得吉米當時對他說了這番話。    
    「當時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數都是和工作不相關的事情,」玉村說,「當時他很疲憊,我認為在那種情況下讓他進行工作有點不太合情理,所以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的開始工作過。」    
    可是別的士兵卻把這一切看在了眼裡。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6)

    吉井大尉在盤問時注意到吉米有些緊張,因此便感覺到他也不可能幫上什麼忙。    
    內田有紀中尉看到有位美國戰俘和海軍軍士玉村坐在無線電台處,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見外國人。「他非常的年輕,並且瘦骨嶙峋,」內田有紀回憶道,「他有些耷拉著腦袋,看上去無精打采的樣子,很不高興,腿還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為他感到難過。他不是讓人產生仇恨的那種人。」    
    當然玉村並沒有向吉井大尉匯報吉米在那兩天裡根本就沒有認真幹過什麼事情,可是在那裡工作的還有另外20多個人,所以他的情況還是很快就傳了出去。「我聽說他當時在那裡根本就不好好地竊聽和翻譯情報。」海軍軍士晟平說。    
    吉米在那裡的情況傳開之後,吉井大尉當初的第一印象就更加得到了確認,隨後便做出了決定。「吉井大尉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去,」玉村說,「然後告訴我說:『美軍將於明天或幾天後登陸。你,我們當中的每一位,都要做好犧牲的準備。今天下午4點鐘,我們將處死戰俘。』」    
    「吉井大尉為什麼要處死吉米呢?」事情過去數年後我這樣問玉村。他對我說了如下的話:    
    對大尉來說,處死戰俘是他提高士氣的一種努力,他得讓每一位士兵都做好犧牲的準備。我們馬上就要死了,這是我們當時共有的情緒。我們知道美軍很快就要來解決我們,我們已沒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們既然馬上就要一起犧牲,應該讓戰俘先走一步。「我們已經沒有救了。」人人都這樣想。這是一種群體性的歇斯底里,是戰時特有的歇斯底里。不親身經歷當時的場景,便很難理解我們當時的那種精神狀態。就是一隻走投無路的老鼠也會有不同尋常的反應,更何況美軍即將到來,而我們的末期也將要到了,你還能期望我們怎麼對待一名戰俘呢?    
    玉村在吉井大尉面前竭力掩飾吉米沒有幫他們幹什麼事情的情況,還對大尉說他總有一天會幫上大忙的。「我告訴大尉說吉米做了些事情,給他留條活路吧,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玉村後來說,「大尉當時還當著另外幾位軍官的面對我說:『你想救他的命,是不是?你可要知道那沒有什麼好處。』就這話,我還聽他又重複說了好多次。」    
    「我們倆就坐在無線電台聊了一上午,」玉村說,「聊的過程中,戴伊時常提起他那架飛機上的機關炮手,他總是很為他擔心。」    
    吉米和玉村坐在無線電室裡聊天的時候,吉井就在飯廳裡向其他人宣佈了行動的計劃。松谷了玄中尉後來回憶說:「早飯過後,大尉便對我們說:『今天下午四點鐘,我們將處決戰俘。這次將由年輕軍官來處決,目的是讓你們增加一些膽量。內田有紀和松谷了玄你們來處決。』」說完後,他又轉向隊裡的佐木醫生命令道:「由你來把他的肝給挖掉。」    
    聽了大尉的話,松谷了玄中尉和佐木醫生有些目瞪口呆。    
    「我當時就沒有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麼突然,所以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松谷了玄說,「我當時就問大尉:『戰俘是由陸軍來處置的,海軍也可以處置戰俘嗎?』聽後,大尉並沒有回答我的話,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當我接到命令的時候,我想怎麼要發生這麼一件可怕的事情呀。」內田有紀後來對我說,他當時只有22歲。「我說這有些讓我為難,但大尉對我說:『這是命令,你只有服從的份兒。』由於當時我面前還有很多軍官,所以我就沒有再和他爭執下去,那樣的話吉井會覺得太丟臉了。」佐木醫生聽後震驚得不得了,不知說什麼好,只吞吞吐吐地說了聲「是」,便離開了那個房間。    
    早飯後,那三位接到大尉命令將前去處死吉米的軍官都去過大尉的辦公室,和他理論。吉井大尉當時下命令讓年輕的軍官來處死吉米時,他用了「年輕卻很不安分」這個詞來形容他們。松谷了玄和內田有紀中尉在過去和大尉都有過過節。大尉是一位職業軍人,而他們倆都是學生出身,佐木醫生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三個都記得大尉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那就是「從學校來的人都有些民主傾向,而我將用嚴格的訓練來把它消除掉」。大尉從來都沒有信任過他們,並且還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要是讓我不高興的話,你們應該知道將會有什麼下場』,說這話的時候根本就毫不掩飾。松谷了玄中尉並沒有受過情報方面的充分的培訓,所以有一次他在破解情報時出了差錯,大尉因此非常認真地說他是觸犯了紀律。「你以為命令是什麼呀?」大尉對松谷了玄吼道,「到目前為止,你已經違抗過好多次命令了,每次我都提醒你,但從今以後,如果你再膽敢違抗命令,我就不會再原諒你了。只要你違抗命令,我就會懲處你,我們這支海軍部隊裡就是如此。」    
    「懲處措施就是在海軍部隊的佈告欄裡通報,」松谷了玄回憶說,「在部隊裡,受到懲處是件最不光彩的事情。由於我以前受到過通報,所以每當有提拔機會的時候,也就沒有我的份兒了。」    
    儘管過去有過被處分的背景,松谷了玄中尉還是來到大尉的辦公室裡和他爭論這件事情。「把戰俘借過來,是為了監控情報的,有什麼理由要處死他?」中尉說,「可是大尉聽了我的話後,對我說道:『你有質問我的份兒嗎?你只有聽我的份兒。』」    
    松谷了玄回憶說:「我當時說:『我反正不想殺人,如果你打算處死他,那就找別人好了。』可是大尉聽後說:『你殺也得殺,不殺也得殺,沒的選擇。你應該很清楚違背命令的後果。我想你很清楚。』」    
    和松谷了玄一樣,內田有紀中尉也不是非常野蠻的那一種人,但恰恰就是這一點吉井大尉挑了他,還因為他是所有士兵當中個子最矮小的一個。內田有紀個頭矮小,性情溫和,讓他去砍別人的頭,那怎麼可能呢。他來自一個叫做甲府的鄉村小鎮,當他在小鎮上讀中學的時候,他就瞭解小鎮的一個陸軍駐地的日常生活情況。「我當時親眼目睹過陸軍士兵受到殘酷懲罰的情景,」多年後內田有紀這樣對我說,「從那時起,我就不喜歡陸軍,在我看來,他們的處境簡直還不如主人家裡的家僕。他們之間相互勾心鬥角,並試圖借此減輕上級對他們的控制和約束。在陸軍那裡,上級經常暴打下級,他們都非常殘酷。」由於知道陸軍部隊裡竟然是這樣的情況,他在學校讀了兩年半而不得不輟學,參軍時他選擇了當海軍,在海軍部隊裡他是一位技術類軍官。在父島上,他的任務是維護雷達系統讓它正常的運轉。吉井大尉竟然找了這樣一位溫順、安靜的機械師去幹那樣一件可怕的事情。    
    「當從長官那裡接到命令時,就好比從天皇那裡領到了聖旨,」內田有紀說,「從我當海軍的第一天起,就有人不斷地告誡我說作為下級,一定不要質問上級長官的命令。」    
    可是要去幹那樣的一件事,內田有紀中尉還是感到很為難。    
    「我是一名軍官,所以佩帶了刀,」內田有紀對我說,「但我從來都沒有用過那把刀,更沒有用它殺過人。我當時很想逃避,但在島上,我們根本就無處可逃。」    
    「我年紀又輕,」他補充說,「而吉井大尉的年齡要比我大一些。他雙眼敏銳並且還有些可怖,而他身上還帶著一種殺氣,所以我很怕他。」    
    可他竟敢置「天皇的聖旨」於不顧,也不管別人從小就教導他的不要挑戰權威的習慣,把吉井大尉人所共知的威脅(「我的原則是誰不執行命令,我就幹掉誰」)拋於腦後,還是鼓起勇氣,來到大尉的辦公室。    
    「我告訴大尉說我不想砍戰俘的頭,」內田有紀回憶道,「大尉聽後說:『你要是敢違抗命令,你可知道那將是什麼下場。』」    
    「在那個時候,我要是違抗命令的話,就將會落到被處決,至少是終身監禁的下場。因此我雖不情願幹那件事情,但還是服從了命令。」內田有紀說。    
    「今天下午四點,將在燃料庫前執行處決,」吉井大尉用嚴厲的口吻對值班軍士說,「到時你也到那裡。」    
    佐木醫生本已受命把吉米的肝給割下來,可是他後來對大尉說:「要我做那樣的事情,我做不到。」大尉聽後氣的臉色發青,並對他怒吼道:「你說什麼?你敢違抗我的命令?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都這麼沒有膽量呢。」    
    佐木醫生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領命,然後就默默地離開了。    
    「我當時除了執行命令,根本就沒有什麼別的選擇,」玉村後來對我說,「那時候在日本沒有違抗命令這回事,整個社會的風氣都是如此,所以我們根本就不可能違背社會的潮流。整個軍隊和社會都不能容忍違抗命令這回事,違抗命令完全是個人行為,誰違抗了命令,誰就要為此而付出代價,有時甚至會因此而丟了性命。」    
    玉村在無線電台裡和吉米聊了整整一個上午,一直聊到吃午飯的時間。下午兩點的時候,吉井大尉的警衛員來到那裡,告訴玉村說大尉想要吉米的皮夾克和白圍巾。玉村讓吉米把衣服和圍巾交上來,他順從的交了上來,但這一事情一定讓他驚訝不已。那時正值2月,夜晚還非常寒冷,每個人都有夾克穿,而如今吉米卻沒有了。而且女友格蕾麗婭送給他的那條白色的絲製圍巾——他的最後一件能把他和家人聯繫起來的東西也不再屬於他了。    
    東西拿走之後,這兩位年輕人繼續聊天,一直聊到下午四點鐘,這時大尉的警衛員又來到了那裡。到了該出發的時間了。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7)

    這時玉村盯著吉米·戴伊深藍色的眼睛看了看。其實他們倆分別出生在美國的東西海岸,年齡相差沒有幾個月。面對此情此景,玉村當時想對吉米說些什麼呢?「我告訴他說大尉只是要讓你在他的人面前走一走而已,走完後就放你回來。」數年後,玉村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當時只是告訴他將到士兵們面前走一走而已,可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最好當時沒有這樣告訴他。」    
    吉米和玉村從無線電台出發,走了大約50碼,就來到集結了一群人馬的地方,他們站在一個剛剛挖好的土坑旁邊。吉井大尉和另兩位下士穿著軍服,刀鞘裡都佩帶著劍,十分顯眼。玉村讓吉米坐在土坑邊,雙腿懸在空中,然後有人給他蒙上眼睛。那時他雖看不到了,但一定能感覺到此後發生的事情。    
    「我讓他坐在那裡別動,告訴他說長官要詢問他問題,」玉村說,「聽了我的話後,他什麼也沒說,看得出來他很緊張。」    
    後來,吉井大尉對隊列的人群喊道:「給我看仔細點,他今天是什麼下場,你們明天就可能是什麼下場。」    
    「日本有句古話是這個意思,但這是它的另一種說法,」玉村說,「要是有人遇到了不幸時,就用這句話。意思大體上是說別人今天遇到什麼事情,也許你明天就會碰到。    
    玉村還對我說:「當吉井大尉對他說:『給我看仔細點兒』,周圍的氣氛也隨著他的話開始變的凝重起來。我們感到他的話份量很重,感到他說的就是事實:畢竟美國海軍已經把整座島給包圍了起來。我們當時真的以為我們活不過第二天了。」    
    「上!」吉井大尉說,「給我砍。」    
    聽到大尉的命令後,內田有紀中尉很順從地走上前來,他這樣描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向大尉行了個軍禮,然後說:『到。』我走到了戰俘的後面,向他也行了個軍禮,隨後便向他砍了過去。」    
    「內田有紀中尉舉刀砍向那位美國戰俘的時候,他舉刀的手嚇得瑟瑟發抖,」海軍軍士呂田阪本說道,「人人都知道內田有紀中尉不是幹那號事兒的人。」    
    「第一刀砍下時,脖頸處被砍進去有一英吋左右,」一位名叫呂田阪本的海軍軍士後來說,「那位飛行員的腦袋向前傾了傾,但是整個身子並沒有倒下。」    
    被砍了這一刀後,吉米當時很可能已經失去了知覺。砍下去一英吋深一定砍斷了他的脊柱。當時在場的人說看到他脖頸處被砍的地方,鮮血噴湧而出。「內田有紀砍得雖不深,但已足以砍斷戴伊的脊椎骨。」玉村說。    
    恐怖的場景並沒有帶來吉井大尉所希望看到的日本大和民族精神。內田有紀後來說:「我砍完第一刀,便跑回了人群中。」海軍軍士呂田阪本證實當時的場景時說:「砍第一刀的時候,大多數人都轉過了身去,而此時飛行員吉米卻在那裡不斷地呻吟。」海軍軍士史還一楠則說:「看完砍了第一刀後,我便逃開了。」    
    「隨後馬上應該是松谷了玄中尉上去砍的,可是他卻被先前的場景嚇呆了。」玉村說。    
    「看著內田有紀中尉砍下去的時候,我有些瑟瑟發抖,」松谷了玄供認道,「我以為那位戰俘早就死了,可是大尉對我說:『下一個,松谷了玄中尉上。』我也先是向大尉行了個軍禮,然後兩三步就走到了戰俘身邊。這時大尉走上前來對我說:『第一次砍人的時候,不要用太大的力氣,否則的話將有可能會傷到自己,一定不要用太大的力氣。」    
    「第二刀砍下去,他脖子斷了一半,因為當時他的脖子都向前傾了下去。」庫瑞說。    
    「砍了第二刀後,戴伊的身子便掉進了土坑內,」玉村說,「由於他當時是坐在土坑的沿上的,因此便一個跟頭栽了下去。」    
    「第二刀後,其他人,還有我都四散逃開了。」海軍軍士德洛斯回憶說。    
    可在那位飛行員被殺死時,並沒有任何人歡呼,「有的只有沉默。」玉村說。    
    飛行員被殺死後,吉井大尉向佐木醫生揮了揮手,醫生便走上前來。    
    「他解剖開那名戰俘的胸腔,把他的肝臟割下來。然後有人把吉米的肝臟用盒子盛起來,送到了船上的廚房。」庫瑞說。    
    「割肝臟的時候,大約有六七個人圍觀,吉井大尉也在其中,」玉村說,「我當時也在場,但我不願意觀看解剖屍體的場景。我知道吉米的肝臟被送到了無線電台的指揮部裡。    
    「把肝臟割下來之後,」玉村繼續說,「醫生抬起頭,我想他當時是看了看當天的執勤長官,他站在離現場很遠的一個地方,然後向他問道:『我認為這就夠了,我不想再割什麼東西了,可以了嗎?』執勤長官回答說:『可以了,不用再割了。』」    
    「取出肝臟後,」佐木說,「我把傷口給縫了起來,然後又用剩下的線把脖頸處的刀口縫合起來,最後又把他身上的血清洗了一下。這些完成之後,我又把他的雙手放到了一起,然後向他行了個軍禮。行軍禮時,有人在那裡笑我,但對我來說,我還是感覺屍體也應得到起碼的尊重。」    
    最後,吉米被埋在了他躺的那個土坑裡。    
    玉村告訴我說:「他們當時在長官正式宣佈解散之前就各自走開了。那天天氣非常晴朗。」    
    22歲的軍士玉村步行從現場回到了無線電台。    
    「事後,我感到有些困惑、傷心,當然還有些害怕,」玉村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時說,「我以前從未親眼目睹殺人的場景。取別人的性命並不是件很輕鬆的事情。發生這種事情,每個人又都知曉,所以在以後的日子裡就沒有人再提起過它。」可殺人的情景在那三位「劊子手」的心目中根本不可能留下美好的東西。    
    「我不願再回憶起那件事,」內田有紀說,「我也再沒有和松谷了玄說起過。我們幹那事的時候並不是心甘情願,松谷了玄也是如此。他早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性情敏感。」    
    吉井下令砍了戰俘的頭,借此證明自己像的場少佐一樣英勇,現在他又繼續證明自己可以像的場少佐一樣有膽量吃人。    
    「一名水手把報紙包的東西送來的時候,當時天已經黑了。」吉井大尉的勤務員鈴木後來說,「水手告訴我說是大尉讓送過來的,並讓我保管好。隨後我就把它放到了廚房裡。傍晚的時候,大尉又讓我把東西送過去,他當時這樣對我說:『把你保管的那塊肉給我送過來。』」    
    鈴木為大尉打開了那個包。「裡面的那塊肉顏色非常的黑,」鈴木說,「我雖不知道肝臟應是什麼樣子,但那實在不能說是塊肝臟。」    
    鈴木走開後,吉井大尉一個人呆在辦公室裡,還有那包肉。而在當時,隔壁的軍官食堂裡正在舉行清酒宴會。    
    「軍官們舉行個宴會,這我可以理解,」玉村說,「當時我不在場,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肝臟的一塊被做成菜,此後又被送到了軍官們的飯桌上。當時吉井大尉強迫他們吃「肉」,軍官們根本無法拒絕。」    
    「我聽說是大尉本人把肝臟送到了軍官的飯桌上,」海軍軍士呂田阪本說,「但當他把肝臟拿到桌子旁,然後命令軍官們吃掉的時候,大多數軍官都離開了大尉坐的那張桌子。    
    (事情過後的第二天便有傳言傳遍了夜明山,在那座島上至今還有這樣一個傳言,說吉米的屍體也被劈開了,被士兵們煮湯喝了。除了這個流傳的比較廣的傳言之外,我已不需要再補充什麼了。很明顯,他的肝臟是被挖了出來,這讓很多士兵很誇張的以為他的整個身子都被劈開了。)    
    「食人獸」吉井大尉把剩下的那塊肝臟放回了自己的房間。「每當有軍官到他房間的時候,他總讓別人吃一塊。人人吃的時候都是膽戰心驚,卻又不敢不吃。」    
    此後,玉村也讀到過戰鬥部隊吃敵人肝臟的描寫。「日本人沒有這個傳統,」他解釋說,「中國人以為吃敵人的肝臟能使他們增加力量。吉井大尉有些老古董,可能也這樣以為。理所當然,吃敵人的肝臟能夠引起敵意和仇恨,而他們也許認為吞掉敵人的肝臟是消滅敵人的一種方式吧。」    
    「吉井大尉給了我一小塊吉米·戴爾的肝臟,」玉村說,「拿到後,我不知道如何處置它,我感到那是人體的一部分,我不應該簡簡單單地把它扔掉,我把它用針穿了起來,然後懸掛起來。可是它最終發了霉,我又不得不把它扔掉。    
    吉米犧牲一周後,他的父母才於1945年5月7日收到海軍總部發來的電報,電報開頭是這麼寫的:海軍總部沉痛地通知你們……    
    可電報也只不過是說他們的兒子「在行動中失蹤」而已,並且吉米的長官在給他的父母的一封信中曾寫到「你們的兒子已乘降落傘安全著陸」。    
    就這樣吉米·戴伊的家人都懷著希望。戰爭結束後,他們期望著吉米能突然從一個戰俘營裡出現。吉米的朋友和家人都滿懷希望,並為他祈禱了一年,希望他還活著。他們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    
    但格蕾麗婭·尼爾德當時和別人的看法不一樣。    
    「當時我的房間裡擺放著吉米的一張鑲在鏡框裡的大照片,長10英吋,寬8英吋,」事情過去數十年後她這樣對我說,「照片是他穿著海軍軍服時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開心。每天晚上,我都親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鏡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驚醒後發現了跌碎的鏡框,害怕極了。當時我突然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1)

    請盡力去領悟這一點吧。聽起來讓人難以忍受,但還要聽下去。戰爭無道德可言。你殘害兒童,殺戮婦女,致老人於死地。他們本不是你攻擊的目標,但是你對他們卻不加區別,一概殺害。這就是戰爭中發生的事情。    
    ——保羅·蒂貝茨,摘自《責任:父親,兒子和戰勝者》    
    自從馬弗·梅爾尚、格雷迪·約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帶走後,弗洛伊德·霍爾獨自呆在堀江少佐的總部裡。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處死的那天,也是華倫從的場總部被轉到堀江少佐總部的時候,他才擺脫孤獨感,兩位飛行員初次在那裡相見。    
    堀江少佐是個書生氣十足的矮個子,他在中國服役時一條腿受了傷,所以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這位舉止頗有文官特點的情報人員對立花和的場頗有微詞,不像他們兩人那樣虐待戰俘。他駐東京海軍總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艦隊已經完蛋了,堀江意識到日本戰敗已經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時間早晚而已。由此他認為虐待戰俘是沒有道理的,如果美國贏得這場戰爭,這樣做甚至很危險。他告訴立花和的場兩位將軍,他反對殺害美軍飛行員。兩位將軍對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報行動,他的角色只是配角,並沒有實權。他無法決策,但是飛行員弗洛伊德和華倫·厄爾如果由他關押就絕對安全。    
    他們在堀江的關照下幾乎不受什麼約束。弗洛伊德和華倫·厄爾可以自由活動,他們不但吃得好,還沒挨過打,如果他們哪個想反抗或逃跑,那後果就不同了。但他們老老實實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被困在島上,沒有逃跑的希望。    
    幾次審訊之後,從這兩個飛行員身上已經沒有什麼情報可以挖掘了。華倫對堀江說他來自利西環礁,他「轉移到離硫黃島南部100英里的驅逐艦上」,這是他『首次實地飛行』,但這一切都毫無價值。弗洛伊德和華倫·厄爾在飛行數小時前才聽上級簡要佈置任務,他們並不知道有關長期戰略的部署情況。    
    堀江只會說一些簡單的英語,他想提高英語水平,就請弗洛伊德和華倫給他上英語課。    
    「這場戰爭很快就要結束,」兩個小伙子對少佐說。堀江少佐將會需要一些實用的生存技巧,學一些在美國晚上出門的技巧也是時候了。    
    「他們教我怎麼進夜總會,點酒水,結賬,等等。」堀江後來寫道。有一次上課時,華倫甚至拉著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時怎麼摟抱情人。    
    就這樣平靜地度過了兩天,弗洛伊德和華倫相互為伴,感到很安全,也許他們能活下來。    
    然而吉井大尉出現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斬首後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將軍他需要另一名戰俘。小管大尉記得吉井曾告訴立花,「戰俘沒有幫助我們攔截無線電信號,因此我讓兩個最年輕的軍官殺了他。」    
     「是那樣嗎?」將軍說,「那只不過是兩人之間的普通談話。」小管後來回憶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護著兩個美國人,他問上司能否讓其中一個來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點頭同意了。吉井把華倫·厄爾帶到夜明山上的無線電通訊站那裡。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來的戰俘,「我不喜歡幹那種事情,」玉村回憶說,「因為我知道他對吉米都幹了什麼。」玉村是這個戰俘的新保護人,華倫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間,這個電台用布簾遮擋著,「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歡其他任何人來到他的房間,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段很美好的時光」。    
    華倫和玉村在會客室裡工作,「我那時不算太忙,」玉村回憶當時情景,「我們聊了很多,我們收聽短波,吉井告訴我要從他那裡獲取盡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電台來,督促玉村匯報戰犯提供的情報。華倫告訴玉村,他來自「本寧頓」號航母,駕駛「一架單座的戰鬥機。」他老家在得克薩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統。他們一起截獲附近航母的無線電波,華倫給玉村匯報每天所得到的情報。    
    吉井讀了玉村的報告並不滿意。    
    他說:「我知道華倫所掌握的信息遠遠不止於你向我所匯報的那些。」玉村回憶說,「吉井說如果一名大尉沒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訴華倫,吉井想要得到更有價值的情報。玉村記得那一刻「華倫說他還有更多情報沒有告訴我,我可以殺了他,但我不會從他身上得到什麼情報了」。顯然,在這場為保護這個美國人的鬥爭中,玉村想盡了一切辦法。幾個日本海軍官員甚至不等吉井來管,就過問起戰俘的事來,「幾個日本海軍軍官喝醉了,」玉村說,「他們想來揍這個飛行員,在門外命令我把他交出來。我說:『不行,先生們。』他們說:『我們是軍官,我們命令你。』其中一個還說:『你敢違抗命令,我把你的腦袋砍下來,』他拔出劍來。海軍軍士加賀站起來說,『混蛋玩意兒,滾開,別管戰俘的事。』」    
    醉醺醺的軍官們後來跑到吉井那兒告狀,抱怨玉村頑固,「於是我被召到大尉辦公室。」玉村說,「他說戰俘還是由我看護,我做得對。」    
    華倫在無線電監控器前度日時,經常發現有一位靦腆的年輕人坐在他旁邊,這個人和他一樣也是新到無線電通訊站的。他出生於夏威夷,說英語,和華倫一樣非常想呆在父島上。他是二等兵,叫巖竹。    
    巖竹曾在醫院患腹瀉,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佈:「美軍已登陸硫黃島。情況緊急,所有能行動的士兵需馬上回歸原編單位。」他回去「敲石塊,揮鐵錘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帶到戰地指揮部,告訴大佐,「這兒有個講英語的小伙子。」司令對大佐說:「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訊連,你的工作很有價值,必須馬上開展。」    
    巖竹就在吉米死後不久到了電台,他被介紹給華倫,但顯得格外謹慎。    
    「一開始我沒跟他多說話,」巖竹說,「上邊告訴我們要小心。」但不久兩個美國出生的小伙子,剛20出頭,就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告訴他我是夏威夷人,」巖竹說,「他說他是得克薩斯人,他是一個很友善的年輕人。我們在一起聊了很多。儘管他是戰俘,他卻常常給我們講笑話。」幾十年後,巖竹還能記起華倫的幽默來。    
    一個粗俗農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請,去她家做客,她請他坐在沙發上,開始演奏鋼琴。她家的狗費多爬在沙發底下。    
    小伙子肚子脹氣。他想,如果他將屁悄悄地放進沙發裡,沒有人會聽到。    
    姑娘停下來,叫了愛犬一聲:「費多。」    
    然後又開始演奏了起來,笑容回到了她的臉上。    
    小伙子以為姑娘被他糊弄過去,又悄悄地來了一回。    
    「費多!」姑娘叫道,就又彈了起來。    
    又是一聲響屁,以為就此結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來:「費多!趕快走開,省得他又衝你來」。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2)

    華倫沒帶手銬,沒被捆綁,與電台的人打成一片。華倫和巖竹在靠著牆的一排無線電設備旁收聽信號。海員住的上下鋪靠著對面的牆,外面是一間做廚房用的簡易小房、一間浴室和一個散兵坑做廁所,附近山裡還有一個大防空洞,美國飛機經過時就躲進洞裡。包括華倫在內,所有人幹活、吃飯、睡覺都擠在電台的那個大房間裡。    
    「我們監控時,有一盒硬硬的餅乾,」巖竹說,「餓了的時候分著吃,因為不時要遭到轟炸,我們沒法種植任何東西。我們吃的東西主要是罐頭、魚、牛肉、豆子、米飯之類,我們也用一些曬乾的東西用來做飯,比如乾菜、干豆子、干豆腐。」    
    這一切對華倫肯定就像夢一樣。在距東京600英里的小島的夜明山頂上,他四周是敵人,他一定覺得他離家鄉得克薩斯太遙遠了。他頭上帶著耳機,聽美國家鄉的消息,幾個月以來他從來沒有如此的關注來自家鄉的消息。他腳打著拍子,唱著安德魯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別把我圍住》,聽著「希望鮑勃」的笑話,也密切關注倫敦廣播電台沃爾特·克龍卡特播放的關於歐洲戰事的新聞。    
    「我們收聽戰艦之間的無線電聯絡,」巖竹回憶說,「我們聽海軍上將哈利講他炮轟日本的故事,我們聽東京玫瑰電台播放的美妙音樂和美國之音新聞。」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聽一個喜劇時放聲大笑,「吉井讓我翻譯出來,」玉村說,「喜劇翻譯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記得有一次收聽平·克勞斯貝的節目,」巖竹告訴我,「弗蘭克·西納特拉和平的兩孩子在做節目,這兩個孩子對西納特拉說他們不喜歡西納特拉,因為『父親說你拿走了我們的麵包和黃油』。」    
    華倫收聽了許多信息,但卻不願講出實質性的情報。巖竹和玉村掩護他。「我常對吉井說,華倫工作很努力,因為不願他被處死,」玉村說。    
    但是每個帶耳機的人都能聽到有關附近硫黃島上的屠殺報道。日軍情報明確顯示美軍正在殲滅日軍,美軍方面的消息談到截獲的土地和日本人的傷亡,美軍向硫黃島的進攻意味著華倫和俘虜他們的人的死期就要到來了。    
    「我們聽到來自硫黃島許多令人瘋狂的情報,」巖竹說,「有一次我聽到輪船上的叫喊聲,『緊急情況,我們已被神風隊擊中!情況緊急!』我們還常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像是一種電碼,但不是用英語發出的,直到戰後我才知道這是用納瓦霍人的代碼發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著夜明山頂電台遭受的空襲。「到處是彈坑,」巖竹對我說,「伴隨著轟炸有一種無望的感覺。我們隨時準備著跑出去找庇護所。」    
    有一次,一枚炸彈就在電台的窗外爆炸,「我們去摸了一下閻王鼻子,」巖竹說,「華倫跑出去揮著拳頭朝美機叫罵,你們這些婊子養的。」    
    華倫留給他的俘獲者的印象是滿臉勇氣。    
    「我從未聽他說過對自己的安危擔心,但他卻常牽掛他的夥伴(弗洛伊德·霍爾)。」巖竹說,「他會問:『真想知道他情況怎麼樣了?』」    
    巖竹又說:「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談到他女友的時候。他說『等完成這次任務,我就和她結婚。』只是在那時,他才流露出焦慮不安的樣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巖竹告訴我,「一天晚上我們摸黑進浴室,我近視,摔到一個深六英尺的彈坑裡,華倫把我拽了出來,不停地問:『你沒事吧?受傷了嗎?』他就像是營救他的親密朋友一樣,對我這個夥伴表現出真誠的關心,後來我們用熱水浸泡到脖子,『感覺好極了,』華倫說。」    
    一天晚上,三個神風隊飛行員登上山頂,正好碰見這個海軍飛行員,他們聽說華倫駕駛過一架「海盜號」飛機。    
    「我當翻譯,」巖竹回憶說,「神風隊隊員問,『如果我擊中你的機尾,你怎麼辦?』華倫站起來,他的身材比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劃著如何將飛機翻滾著離開他們的飛機,他很急切地傳授他的飛行技巧,他們談話就像是飛行員同行而不像敵人,看得出來他們很尊敬華倫。」    
    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捕的美國戰俘飛行員中,華倫和弗洛伊德·霍爾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們那些被關押在日本的弟兄們,境況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爾·康奈爾這位「最後一個活著離開父島的人」和查理·布朗這位在2月16日空襲東京時被擊落的飛行員,關押在橫濱外的大船戰俘營裡,大船關押了大約80名戰俘,這是一個不甚牢固的三層木製結構樓房,每個單間是八英尺長、六英尺寬的小牢房。    
    「我們關在牢裡時,只能坐在地上,」比爾說,「我們鋪蓋卷裡的那幾條棉毯子破爛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個冬天我們都在挨凍。」    
    每天早晨所有戰俘必須由衛兵領著做健身運動,他們首先面向日本皇宮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沒有和別人一起鞠躬,」查理回憶說,「這時身後有人對我說,『傻瓜,邊鞠躬邊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戰俘也個個邊鞠躬邊啐唾沫。衛兵沒有看見,因為他們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對待所有關押的戰俘,但飛行員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戰俘飛行員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給普通戰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來就極度匱乏,」查理說,「戰俘給得少,我們更少」。在大船最初幾天,查理喝到一碗帶一條大青蟲子的湯,他氣得把湯潑到走廊裡,「結果兩個美國兵為了搶那條蟲子撞了個正著,」查理告訴我,「他們待在那兒的時間比我長。那是我扔掉的最後一條蟲子。」    
    「我們每天都聊吃的,」康奈爾回憶說,「當你每時每刻都覺得飢餓難忍時,就得靠聊吃的來打發時間。」    
    比爾和查理描繪他們在大船的飯食「幾乎全是熱水」,還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黃瓜、土豆、魚眼、大麥。「有一回,我弄到一個雞翅,」查理回憶說,「我慢慢地嚼了好幾天,這是惟一還能嚼一下的東西,我盼望著能夠增加點體力的食物。我體重減少了43磅,出來時只有97磅。」    
    飛行員們在那六個月裡從沒機會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審訊中,飛行員還經常挨揍。    
    「他們還讓我們評出哪個是好警官哪個是壞警官,」比爾告訴我,「如果我們說衛兵是壞傢伙,審訊員是好人,審訊員會給我們一支香煙。如果我們不給他一個答案,衛兵就打得我們死去活來,」查理回憶說,「審訊緊張恐怖,我聽說戰爭初期更糟糕。他們都很清楚,他們就要輸掉這場戰爭了。也許這就是現在為什麼審訊不像當初那樣殘暴的原因了,但也夠狠的啦。」    
    審訊者們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有些人還在美國留學工作過。飛行員奧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戰俘集中營體重由160磅減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讓他說出以一所名牌大學命名的美軍航空母艦的名稱。審訊員提示他這所大學在新澤西。「我仍然記不得那名字,」奧斯卡·朗說,「審訊員極為惱怒,問我是否知道美國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頓的大學,然後他同我吹噓他就是那兒畢業的。」    
    「並非所有衛兵都那麼糟糕,」比爾·康奈爾告訴我,「我敢說大約60%的人不得不那麼做,但並不高興那樣做,剩下的40%則以盡可能折磨我們為樂趣,他們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齡在16至18歲。別看他們年齡小,但都很殘忍。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使我們感到痛苦與恐懼,他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用刺刀刺我們,雖不會致命,但也難以忍受。」    
    有一次,一個日本兵看到了比爾的姓名、編號以及進入大船戰俘營的日期,比爾後來回憶起那次懲罰,「這名士兵讓我分開腿站在那兒,接連五次把我打翻在地,然後卻說『對不起』,又給我一支香煙。」    
    戰俘「犯了規定」便記錄在案,隨後就進行每週一次的特別懲罰。查理告訴我:「他們命令我們舉手靠著欄杆,用比壘球棒長的東西打我們的屁股和後腿。打到第三下,肌肉都擰成疙瘩,出現痙攣,打完後我們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續數小時才消失。」    
    艦載飛機轟炸的地方離大船戰俘集中營如此的近,以至於查理都「能聞到火藥燃燒的味道」,戰俘和士兵知道美軍逼近他們了,但這只能使飛行員的狀況更危險。    
    比爾回憶說:「日本兵不停地說,如果他們打了敗仗,我們這些戰犯也要被砍頭,我們相信他們能做得出來。」「我想活不成了,」查理告訴我,「我想隨著美軍進攻,他們會處死我。」    
    折磨比爾和查理的大船衛兵也許認為他們自己相對仁慈。他們認為如果是美軍俘虜了他們,對他們也不會好到哪裡去。「美軍對我們的待遇我很震驚,」原田中島是被美軍在硫黃島上俘獲的戰俘,他對我說:「美軍對我們的待遇令我大為震驚,他們對我們很人道,日美之間的差別如此巨大。」另外一個硫黃島上的戰俘名字叫小澤正治,對我說他原以為如果他向美軍投降,他會被砍頭的。不但沒有砍頭,美軍還給他治傷,給他喝可樂。「我們完全是軍國主義教育,」小澤正治說,「我們都要求為天皇效忠,我們本來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腳底的小蟲子。我們以為美國人也會像我們的軍隊那樣像蟲子樣對待我們,但美軍救了我的命。」    
    當華倫在「無人島」收聽廣播度日時,弗洛伊德·霍爾在堀江少佐的辦公室教堀江英語。很快日本兵稱弗洛伊德是「堀江的寵物」。堀江問吉井,華倫什麼時候會回到他那兒,「再過幾天,」吉井大尉總是這樣承諾。    
    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繼續騷擾父島上的日軍,駐紮在馬裡亞納群島上的大型飛機亦開始出現,「那B—29型飛機就要轟炸我們了,就要扔炸彈了,」巖竹說,「但是他們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們打招呼。B—29轟炸機,你永遠忘不了,它們簡直是龐然大物。」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3)

    3月9日晚,飛行員弗洛伊德和華倫聽到天空上方的黑暗中有一不尋常的聲音,幾小時內330架B—29型飛機列隊在父島上空向北低飛。平常這些飛機並不多,但它們集中飛行的呼嘯聲響徹夜空。    
    「轟炸機飛越上空要炸日本時,」佐木醫生說,「我們這些父島上的日兵想到我們的兄弟姐妹母親所要面臨的危險,彷彿我們即將為他們的死亡送行。」玉村告訴我「我們真想發電信給東京,告訴他們B-29正在飛往日本的途中,我們知道這些B-29要幹什麼了。」    
    但實際沒人知道。也沒有人料到在3月9日夜和10日早晨要發生什麼事情。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戮就要發生。飛機,幾十年前只不過是一捆易碎的木頭片兒,軍事專家認為它不會在戰爭中起什麼作用,現在它即將被證明是戰爭中最具有殺傷力的武器。    
    1937年日軍轟炸了中國許多大城市「毫無防禦能力的婦孺百姓」。富蘭克林·羅斯福稱這是「暴行」,「令每一位文明的人感到厭惡」。1939年德國轟炸華沙震驚世界。1940年魯夫特瓦夫轟炸鹿特丹、倫敦、考文垂等城市,羅斯福「再次請戰爭各方不要轟炸無辜百姓,」又自豪地回顧說,「美國一貫率先垂范,敦促制止這些非人道的行為。」英國外交部譴責了「德國在其他國家的非人道行徑」,並宣佈「英國政府明確表示不管德國的政策如何,英國的政策是不去轟炸非軍事目標」。    
    然而英美進入空戰後,他們對屠殺德國和日本的平民就不再有顧慮了。    
    1940年7月8日,丘吉爾首相寫道:「我通盤考慮如何才能贏得這場戰爭,我想只有惟一一條保險的路,全面徹底毀滅的路,那就是堅決用大規模重型轟炸機轟炸納粹本土。」但是飛機卻不可能每小時飛行數百英里去瞄準像工廠或彈藥庫那樣小的目標。「1941年8月份的一份冷酷的報告記載,五枚炸彈中只有一枚落在既定目標五英里範圍內。」因此,如果皇家空軍不能轟炸他們想要轟炸的目標,他們就會轟炸他們能轟炸的地方。    
    一種模糊的委婉措辭把文明的英國空襲屠殺和野蠻的德日行動區別開來。他們告訴民眾英國飛機嚴格區分「軍事目標」,平民死亡是由於「誤差」。丘吉爾談到「摧毀房屋」,不分青紅皂白地轟炸平民區稱為「區域轟炸」。一個美國空軍指揮官說:「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在考慮區域轟炸,但是這讓我們這些講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感到厭惡。」而美國空軍也要求「高空精確轟炸」。美國人聲稱,新的高科技瞄準器——諾登轟炸瞄準器,能夠「精確鎖定目標」,可從五英里的高空一溜煙投下炸彈。據稱,這種科技奇跡能夠使高空轟炸更有效更人道。城市的轟炸會很精確,目標僅是具有經濟意義的場地,比如飛機製造工廠和煉油廠。但是這種諾登轟炸瞄準器是在晴朗乾燥的美國西南地區進行的實驗,那裡能見度高。在大霧瀰漫陰雨連綿的德國,其轟炸條件截然不同。    
    即使轟炸沒有擊中目標,美軍也繼續向美國人吹噓著他們高空精確轟炸的神話。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柯南寫道:「這種神話包含了道德尊嚴、歷史樂觀主義、技術領先,這三點正是美國人的顯著性格」。    
    但是在前線的美軍飛行員知道真實情況。「別以為你的工作多麼崇高偉大,」一位美軍官員向轟炸機飛行員說,「你做的是骯髒的事情,你可能也會面對著屠殺嬰兒這樣的現實。」    
    轟炸機飛行員夫蘭克·克拉克是一個威斯康星工廠工人的兒子,他的任務著實讓他煩惱,「我不願意做,我也從未對別人提及,」戰後他這樣坦白說,「我們轟炸的工業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區,就像我們中許多人所住的城市一樣,戰爭對我來說只是長著一張人的面孔……」    
    美英炸彈最終炸死了65萬德國平民。(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戰爭死亡總數約為40萬)其中的20%即13萬人是兒童,還有80萬平民傷殘。他們的家園被燒得一乾二淨,數以百萬計的人倉皇逃命。這些驚人數字是由許多飛行員的生命換來的。美國在歐洲戰區失去18369架飛機,死亡79265人。英國有8萬飛行員陣亡,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二次大戰中傷亡7.5萬人。    
    早期德國對英倫的空襲令丘吉爾感到「噁心」,但比起他現在下令進行的野蠻轟炸就是小巫見大巫了。1943年7月漢堡的大火中,皇家空軍一次炸死的德國人比英國在整個二次大戰死的人還多,至少有4.5萬婦女、兒童、老人(年輕人正在服役)在大火中喪生。漢堡被炸毀一半,40萬人無家可歸。731皇家空軍轟炸機在漢堡投下了大量4磅重的燃燒彈引著屋頂,30磅重的高爆彈穿透房屋,摧毀道路,截斷消防人員。迅速蔓延的火球產生一種天象——風暴性的大火把氧氣吸到了它的中心地帶,「像一隻大的風箱,產生一陣陣強大的氣流,刮著屍體、樹木和建築物的殘體在攝氏800度的熱空氣中飛行。」一位倖存者說風就像「魔鬼的笑聲」。    
    發出淒慘叫聲的「火人」在街上奔跑,「幼小的孩子粘在人行道上像燒烤的鱔魚」,一些人跑進地下室或防空洞,但「火焰吸走了這些地方的所有氧氣,居民感到窒息,肉體被燒烤著。如果火焰穿透倒塌的牆燃燒進來,他們就會化成「厚厚的、油油的黑塊兒」。或者留下一片德國人所稱的燃燒汽油彈人體凝縮塊兒。    
    指揮「丘吉爾轟炸行動」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後來寫道:    
    告訴我哪次戰爭是道德的?用刺刀捅進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嗎?他們會說戰略的轟炸會涉及無辜的平民,平民總會捲入到大戰之中。    
    以前的戰爭是以包圍主要城市終結的,包圍城市的思想是什麼?切斷供需,使城市裡的人挨餓,直到他們吃完最後一條狗、一隻貓、一隻臭水溝裡的老鼠,再餓死,同時包圍的軍隊會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彈盡可能扔進去,不管落在哪裡,促使人們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爾在內的一些美國人反對美軍不加區別地轟炸德國平民。一位空軍上將寫道,「我們決不允許戰爭史將我們宣判為戰略上轟炸過平民百姓。這樣的行為絕對會使德國相信,我們就是他們所說的野蠻人。因為那會相當明顯地向他們表明,這是針對平民的一場大規模空襲,正像事實所表明的那樣。」另一位上將則抗議「屠嬰計劃」。    
    但羅斯福對陸軍部長斯蒂姆森說應該教訓教訓敵人。他寫到,「最重要的是讓每個德國人都知道德國是一個戰敗國……,他們已失敗了,不論對集體還是對個人,這種事實必須讓他們有切膚之痛,讓他們不敢再輕舉妄動。」    
    美聯社的一篇文章繞過審查,向國內透露「盟軍空軍將領早已下決心採取對德國人口稠密區進行有意識的恐怖性轟炸,加速希特勒的覆滅。」這一舉動令空軍將領緊張了好一陣子。一位空軍人士曾提醒人們注意「全國上下對空軍所具有的嚴肅認真性考慮所產生的後果,因為我們一直宣揚只精確轟炸軍事和工業目標」。但羅斯福對這種「野蠻」之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相反他在這些大屠殺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東西。「這是一種美國人在對日戰爭中可能成就的戰果的精彩預演。」正像一位曾經獲獎的歷史學家理查得·富蘭克林所寫的那樣:「在轟炸歐洲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將所有的道德障礙踏在腳下為使用大規模的空中轟炸掃清道路,即使摧毀目標已包括了大規模無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國轟炸機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萬人。2月14日,在德萊斯登英美又燒死了4萬人。科特·馮尼格特在他的小說《第五號屠場》中記錄了這個時刻:「德萊斯登現在像月球,除了礦石,一無所有。燙人的石頭周圍佈滿了屍體。」馮尼格特描寫「一根根木頭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轟炸中喪生的人。    
    今天有後見之明的人們談到1945年3月時,會說那時已「接近戰爭尾聲」,德國馬上就要戰敗。但太平洋戰場上卻不一樣。傷亡增加,戰鬥更激烈。厄尼·派爾說道:「太平洋戰爭漸入白熱化,一天更比一天慘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勢就越困難,對我來說如煉獄般的日子還要再過上幾年。」厄尼沒說是幾個月而是說幾年。    
    比利·米切爾早在20年前就告訴美國怎樣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處是『紙張木頭和其他易燃燒的建築物』,這是我們見到的最容易攻擊的大片目標。投射燃燒彈將把整個城市化為灰燼。」1940年初,美國空軍將領克萊爾·陳納德寫信給亨利·阿諾德將軍,「500架美軍飛機在本州和九州蔥鬱的竹林中投擲燃燒彈,可燒燬日本帝國工業的心臟。」亨利回信說:「美國只關心準確命中軍事目標,使用汽油燃燒彈轟炸城市和我國打擊軍事目標的政策宗旨相違背。」    
    但總司令感覺不同。「雖然阿諾德和飛行員們反對這種建議,羅斯福卻對這個建議感到高興,命令最高內閣官員在這個項目上下點功夫」。這個計劃不久就流產了,因為陸軍部長斯蒂姆森「從道德上反對空襲城市和平民。」而喬治·馬歇爾將軍更集中於希特勒對美國兵構成的威脅。但是隨著和日本的戰事越來越近,馬歇爾1941年11月15日邀請華盛頓七名新聞記者舉行秘密發佈會。在這秘密的場合,馬歇爾對這些影響民眾觀念的記者說如果和日本開戰的話,美國會毫不留情地打擊他。美國將「派飛機焚燒日本城市,也會毫不猶豫地轟炸平民——將一切燒個淨光」。    
    由於珍珠港事件,美國不能近距離地去轟炸日本島國的飛機場,因此直到1943年轟炸日本城市的第一個詳細計劃才制定出來。該計劃表明「數量小到10噸的M—69凝固汽油彈都有可能把日本任何一個城市的大片城區摧毀殆盡」。現在日本已經變成魔鬼一樣的國家,很少有美國人在意那些轟炸是否野蠻了。但是美國空軍十分關心自己的形象,1943年的一份關於轟炸日本的備忘錄中含有這樣耐人尋味的句子:「人們期待選中的理想轟炸區域應該包括合法的軍事目標或者是離軍事目標最近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小國,領土相當於加利福尼亞,大部分是山區,無「內地」可言。大城市集中在沿海。「製造業的75%集中在六個大城市裡,這是非常罕見的。」「一條連接日本工業中心的線形成S狀,上端是新湟,其彎曲部分環抱著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下端穿過廣島—吳和八幡,這些城市間相隔都不超過150英里。德國只有12%的工人住在15個大城市裡,而34%的日本工人都擠在六個大城市。德國只有6%的工人住在柏林,而日本卻有14%的工人住在東京,漢堡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著6000人,而大阪每平方英里土地上卻居住著4.5萬人,東京的雷門工人區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著13萬多人。    
    1944年2月,羅斯福收到空襲日本的戰略計劃,到1945年1月,提到「日本城市易受大火的破壞」的轟炸研究,都開始堅持這樣的意見即城市「最終會成為重要有效的轟炸目標」。因為工業聚集在城市,特別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區。「許多家庭就像個車間,為附近的工廠生產組裝零件。每個工廠就如同根系成網狀的一棵大樹,延伸到周圍生活區,既吸納工人又搜集零件。」    
    埃爾默·戴維斯是戰時情報辦公室負責人,1945年2月,他告訴參謀部美國民眾的看法,「關於轟炸日本,民眾似乎沒有從人道主義的觀點提出強烈反對,但有些人對持續轟炸柏林持反對態度。」辛迪加軍事分析家埃略特稱,「堅決摧毀日本工業,不要給它的工廠留一塊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電動機、蒸汽機或柴油機,看不到化工廠,連一本講這些東西怎麼生產的書也毀掉。」1945年羅斯福的兒子和顧問艾略特·羅斯福稱「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B—29轟炸機使此變為可能。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4)

    二次大戰中,羅斯福對轟炸機投入巨額費用,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在戰爭中使用的最昂貴的武器:原子彈花了20億美元,但很多華盛頓人士指出B—29轟炸機是美國「30億美元的豪賭」。    
    空中堡壘「B—29」並不是一夜之間就冒出來的技術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諾德就認為需要生產一種長距離飛行的大型轟炸機保衛美國免遭納粹的威脅。在珍珠港事件之後,亨利匆匆趕製B—29。他要求改進飛機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況下需要幾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幾個月之內完成。然而製造出來的飛機被機械問題所困擾。發動機過熱導致起火,頗負盛名的試飛員在試飛中機毀人亡。    
    沒有人願意駕駛B—29轟炸機,這一點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請求杜立特爾·吉米派最好的飛行員保羅·蒂貝茨駕駛。他曾首次駕駛美國戰略轟炸機轟炸德國。他雖然剛29歲,但飛行技術嫻熟,而且安靜、沉穩,是一個善於鼓舞士氣的領導者,蒂貝茨迅速實現這項計劃,被稱為「B—29先生」。    
    B—29轟炸機與其他飛機的區別就像步槍之於彈弓。在飛機發展史上,它的機體最大、最長、最寬、最重、最快,飛行距離最長,四個螺旋槳每個長16英尺。能攜帶10噸炸彈,同時還能每小時飛357英里。能為11位機組人員提供像客廳一樣舒適的環境,它能在空中連續飛行16小時。其他機型在3萬英尺高空時溫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氣罩,但這種「空中的卡迪拉克」備有機組人員密封箱,飛行員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裡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會變成二次大戰時殺傷力最強的武器。一位飛行員說:「舒適的氣氛,整齊的鉚釘,強有力的發動機,新型的轟炸瞄準器,這一切都讓我們喜歡。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飛機。」    
    1944年6月15日,從中國起飛的B—29轟炸機執行對日本的第一次轟炸,目標為九州的鋼鐵廠。60架飛機在3萬英尺高空鎖定目標,卻只有一枚炸彈擊中鋼廠,有7架轟炸機未歸。這些在白天高空執行的轟炸任務並不奏效,大部分炸彈掉進了稻田,而不是鋼鐵熔爐上,而且還損失了過多的飛機。    
    為解決問題並證明B—29轟炸機有打勝仗的能力,亨利·阿諾德把他的愛將從歐洲調出來。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將軍,只有38歲,是空軍最年輕的將領。他很勇敢,曾在歐洲多次執行危險的轟炸任務。他身材高大健壯,話語輕柔,幾英尺外很難聽到他的聲音。圓圓的臉龐永遠凝結著愁容,這是輕微的貝爾式面癱症造成的。他因沉穩和鎮靜自若的風格而聞名。他的一位下屬說「他好像沒有太拚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人都善於思考」。而另一位下屬則這樣說:    
    在他為某事做出決定之前,他會傾聽別人的意見,而自己一言不發。一旦決心一定,他會長久的仔細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簡短的語言宣佈他的決定。他認為人們講話一兩句就夠了。或許正是因為他的語句簡捷,才使他周圍聚了許多人。他有一種方法,讓人聽起來,像是考慮過所有的選擇,然後才選擇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簡意賅,說話簡潔,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雖然他的決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確的。    
    由喬治·巴頓將軍、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組成的領導班子完全集中在一個目標:只許勝,不許敗。他命令他的下屬:「如果一個飛行員能鎖定一個目標,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廢。」正像有位飛行員對他的評價那樣,「我們就是要擊中目標。飛行員和機組人員似乎都無足輕重了。」柯蒂斯名聲在外,他是一名嚴厲的將領,為取得結果,隨時準備犧牲。一位飛行員說過,「勒梅將軍接管空軍後,他要將我們全部送死。」    
    柯蒂斯後來回憶起他下達的命令:「你們要駕駛著B—29轟炸機往前衝,擊中目標;如果沒有擊中,你們就要被解雇。」他寫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壓力,「因為全美國就像一群狼一樣吼著要轟炸日本。」    
    攻陷塞班島後,柯蒂斯將B—29轟炸機群移師馬裡亞納群島。現在飛行員們離日本帝國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堅持空軍行動原則——高空精確轟炸。但是當他的飛行員盤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時,飛機被一陣陣從來沒有人遭遇過的神秘風暴所襲擊,好像眾神發威,保護這個「日出之國」。這種不知名的妖風後來被命名為氣流風,這種平流層疾風呼嘯著從西伯利亞襲來,穿過日本海時,風速250英里/小時。如果B—29轟炸機與風向垂直飛行,飛機會向兩邊「滑動」,如果逆風而飛,飛機就成了不會移動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擊中;如果順風而飛,速度會達到450英里/小時,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無法使用諾頓瞄準器瞄準。這種疾風還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標之間形成一層層糟糕的氣流。有一次111架飛機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彈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諾德把這種每架價值60萬美元的B—29轟炸機看成是結束戰爭的銀色魔彈。如果柯蒂斯無法從國家的巨額投資中取得什麼戰果,那麼戰略轟炸方案將被徹底摒棄,海軍也許會統帥B—29,比爾·米切爾想建立獨立空軍的夢想將化成泡影。「我們必須行動」,柯蒂斯說,「我必須盡快行動。」    
    柯蒂斯仔細審查了過去美國空軍作戰原則——日間高空精確轟炸,他決定將其徹底推翻。他要晚上採取行動。他要低空飛行,在疾風下面穿行。在夜幕中無法精確鎖定目標,只好不加區別地狂轟濫炸。    
    「向低處飛」讀者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轟炸機的飛行員聽起來則像自殺。高空飛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擊中。飛行員在3萬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視地面,看清高射炮陣地向他們射擊的情景。現在他們必須要直接進入黑色炮火圈內,就像讓散兵坑的士兵突然離開保護掩體,朝著子彈飛來的方向猛衝。    
    但是柯蒂斯覺得他找到了日本防禦的漏洞。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大膽的猜想。他認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沒有足夠的防空火力。他要讓他的飛機穿越這個空隙。但他的高射炮專家告訴他,如果這樣做,他會失去70%的B—29轟炸機。但是他的直覺卻告訴他結果不會像高射炮專家所說的那樣,他希望使日軍防空炮火感到驚訝而迷惑不解,然後在黑夜中倉促作出調整,他也考慮到日本戰鬥機不會在夜晚同美機對抗。在另一次大膽的舉動中,他決定把B—29轟炸機上所有的機槍和彈藥都卸下,使每架飛機多帶2700磅凝固汽油彈。    
    為檢驗他的理論,柯蒂斯選擇最大的目標東京,並且沒有通知上司。他寫道:    
    我要干,但我不會對阿諾德將軍提前報告的。為什麼?因為他現在一心只想從B—29轟炸機獲取戰果,如果我提出這項計劃,他又預先認可,那麼他就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如果我不告訴他,計劃徹底失敗,勞而無功,他就會將我免職。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機會從B—29轟炸機獲取戰果。該計劃很全面,很實用,我就這樣辦,一個字都不透露給阿諾德將軍。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飛行員闡述了任務。首先是目標、路線和海陸營救安排。然後,他手夾香煙,穩穩地踩著大地,面向飛行員們宣佈:「我把你們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帶槍、炮和彈藥。」    
    飛行員們驚呆了,這是一個瘋人向他們宣判死刑。「一股冰冷的恐懼感直逼飛行員的心頭,許多人直言在不到1萬英尺的高度空襲那座城市,他們不期待著安全返回。」    
    「我們都覺得勒梅下這樣的命令簡直是瘋了,」飛行員菲斯克·漢利說,「這樣低的高度,只有4000英尺~6000英尺,日本人會輕而易舉用他們的高射炮把我們打下來。」    
    「我們想,他是瘋了。」紐厄爾·費爾斯回憶說,「我們無法理解這個人。我們不得不卸下彈藥……簡直不可想像。」鮑勃·羅登豪斯認為,柯蒂斯已經喪失理智。「這會將飛機置身於炮火之中,飛機的設計不適合這樣。我們不懂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羅伊·科林伍德說。「我們嚇壞了。」喬·塔克相信他是剛剛聽到了死刑的宣判。「我們想,天哪,殘酷之極——他的膽量,我們的鮮血。」    
    但柯蒂斯認準了這可怕的做法是贏得戰爭所必須的。「不管你多麼小心,你們要炸死許多平民,」他告訴飛行隊,「成千上萬的平民,但是如果你們不能摧毀日本工業,我們就要進攻日本了。想想如果進攻,多少美國人要喪命?有人說會達到100萬。我們在和日本作戰,我們受到日本的攻擊。你們想殺掉日本人,還是讓日本人殺死我們美國人?」關於屠殺平民的軍事行動所牽扯道德上的問題,柯蒂斯只是說,「每個當兵的都會想到他的行為是否道義的問題,但任何戰爭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讓這些問題困擾你,就不是好士兵。」    
    1945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五點三十五分,B—29轟炸機降落在關島的臨時機場,40分鐘後降落在離東京更近的塞班島和天寧島。飛行員從關島起飛時心情沉重,許多人都相信他們在飛向死亡。留在關島的約翰·傑寧斯想,他再也見不到他的夥伴了。「我們都到停機坪向朋友告別,」他回憶說,「因為無人能在這樣的高度飛行而活著回來。」    
    334架B—29晚上八點十五分升空了,他們排了400英里的長隊,並肩飛行,呼嘯著掠過硫黃島和父島的上空。他們在空中操縱著價值兩億美元的硬傢伙。那時1700美元的年薪足以養活四口之家,一個哈佛大學生的學費是1000美元,紐約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費也只要三美元。    
    為檢測汽油彈對工業國日本的潛在殺傷力,軍隊在猶他州鹽湖城西南80英里處達格威實驗場建立了一個「小東京。」曾在日本工作過的木匠和建築設計人員用真正的日本木頭修了24個日式房間,日式地板——榻榻米很難弄到,但夏威夷能找到一些,便從那裡運來。在屋中擺上真實的傢俱,為模仿真實的生活,在衣櫃裡掛滿了衣服。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5)

    1943年整個夏季,空軍向「小東京」扔下不同類型的汽油彈。獲勝者是M69凝固汽油彈。它看上去不像炸彈,是一截直徑3英吋、長20英吋的管子,外形不是圓的,而是六邊形。管中填滿了裝在乾酪包布袋裡的凝固汽油,整個炸彈重為6.5磅。這種管狀炸彈從飛機上投放下來,飄到地面,炸彈上繫了一條三英尺長的飄帶,飄帶可以減緩炸彈的降落速度,防止它落得太快直接進入建築物和地下室。    
    當M69擊中地面時,5秒鐘之內毫無動靜,像一隻靜止不動的管子,接著就是一聲巨響,將乾酪包布袋射出。如無阻力,它會向四周飄100碼的距離,如果包布袋撞擊到物體,其拋射力會將布袋衝破,燃燒的黏性物質會爆裂成幾千塊小的塊狀物,向四面八方飛濺50英尺。    
    其他燃燒物雖然燃燒強烈,卻只在一處地方燃燒,一枚舊式的燃燒彈或許能衝破房頂,點燃地板,但只是局部著火,你可以撲滅它,而M69不只點燃一處地方,能形成燎原大火,燃燒不止。    
    暢銷雜誌《柯裡爾》在一篇頗為風趣的文章中高度評價M69凝固汽油彈的完美。文章的題目是「東京名片」,文章還配有一張猶他州荒涼的鹽鹼地上「小東京」彩色的圖片。文章說M69第一次是用民房做的實驗,「已經在摧毀民房相對簡單的功能中稍試成功,現在還必須證實炸彈對工業建築的威力同等巨大,否則部隊不會使用它。在用汽油彈進行轟炸時,房屋肯定會燃燒,但它的根本目標是敵人的工廠。」如果工業建築是摧毀的主要目標,那麼精心建造的民房為什麼最初會成為實驗品,文章對此並沒有提出疑問。    
    幾十年來,日本政府十分明白他們城市獨特的致命弱點是經不起燃燒彈的襲擊,但是如果那些精神武士向百姓承認這種致命的弱點,他們的特權就會受到質疑。所以在塞班島陷落後,那些精神武士們選擇「只重視生產而放棄對平民的保護。」    
    結果整個東京只有18個水泥防空洞。600萬居民的大城市只有容納5000人的空間。只有8000名消防人員,東京居民採用的正常的防衛方式除了房屋就是這些小小的防空洞了。橋本良子是一個24歲的年輕母親,她同父母姐妹住在一起,因為環繞他們家的地下水位很高,所以防空洞建在地面之上。「我真很懷疑,那個防空洞是否真的能保護我們」,幾十年後她對我講。    
    每10~20個家庭結成一個居民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組成一個防空網。橋本良子說:「軍人給我們上課,他們扔一個能冒煙的假炸彈,我們往上潑水,我們進行水桶滅火演習。我們學會了怎樣護理傷員,怎樣把他們抬到擔架上。」    
    東京人用濕抹布、沙袋和水桶把自己武裝了起來,以對付334架造價60萬美元的轟炸機扔下數百萬磅的致命汽油彈。    
    橋本良子記得,3月9日這一天颳風,天氣很冷。北風以每小時50英里的速度刮著,兇猛似春季颱風。正當B—29空中堡壘朝日本帝國飛去的時候,無線電操作者調到東京玫瑰電台。飛行員聽到「煙霧迷進了你的眼」這首歌曲時,都相互交換著眼神。接近午夜,一位帝國總司令部發言人在電台上提醒東京居民,第二天,也就是3月10日,要舉行建軍節的慶祝活動。在東京市中心將舉行遊行。他鼓動聽眾提起精神,最後他說,「黎明前最黑暗。」    
    幾分鐘後探路轟炸機到達東京,在500英尺上空呼嘯盤旋,扔下了汽油彈後,整座城市被勾畫出一個燃燒的X型圖案。    
    他們挑選最有經驗的飛行員充當先遣隊員,提前45分鐘出發,然後轟炸機組的成員才出發。在談到探路者時,飛行員查列·菲立普斯說道:「他們在地面上畫了一個燃燒著的X型,將其分割為四部分,我們到達之後,便在指定的一部分中投下炸彈。」    
    此後轟炸機3架一組到達,對準起火點X型轟炸,B—29轟炸機有一種定時裝置,叫做定時曝光控制器。每隔50英尺便投下500磅燃燒彈,這樣每架飛機的載彈量可以覆蓋350英尺寬,2000英尺長的地帶。」    
    334架飛機扔了8519枚炸彈,每枚500磅重。這些炸彈在東京上空2000英尺處爆炸後,釋放出49.6萬枚裝有凝固汽油的6.2磅重的管狀燃燒彈。這些管子帶著小小的降落傘,慢慢的向下飄落。    
    在關島,柯蒂斯·勒梅正坐在指揮室裡抽著雪茄。    
    他對助手說:「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會出現許多問題,我睡不著。通常我睡眠很好,可今天晚上不行。」    
    接著,關於轟炸的消息傳來了:「清晰地命中主要目標,看到大片的火海。高射炮火力不強,沒有飛機攔截。」直到第二天晚上偵察飛機攜帶照片返回,柯蒂斯才知道詳情。他看著照片咕噥著,像是從嘴角擠出來的聲音,「看上去不錯。」然後,動了動雪茄煙,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7歲的竹市美代子聽到防空警報就跳進了家用防空洞。「我看見美國飛機就像下雨一樣投擲燃燒彈,天空像禮花形成的尼亞加拉瀑布。」她說,「在防空洞裡還有人說『真好看!』」遠處,耶穌·索非婭大學的山上,古斯塔夫·比特神父在想那些燃燒彈帶著降落傘下落的情景,就像「銀色的幕布,從天而降。……就像在德國聖誕樹上懸掛的銀箔……那些銀色的飄帶一觸及地面,紅色的火焰瞬間燃起」。丹麥的外交官拉斯·蒂裡茲後來說道,燃燒彈「不是直接落下來的,而是慢慢飄下來的,像銀色水流的瀑布。一枚炸彈就能炸毀大片區域。炸到哪兒哪兒就寸草不留。」    
    千百處大火燃燒起來,「風就像火上面的蓋子,將熱浪壓低,迫使烈火向四處蔓延。而不是向上噴發。遍地是濃煙和火星,白熱化的陣風順著狹窄的小巷,呼嘯著吹來。」一團團的烈火瞬間融會成火的旋風,像龍的火舌四處翻騰。30分鐘內消防隊全垮了,「在一個消防站,只剩下燒焦的屍體和一輛被火燒焦的消防車。」一名消防隊員回憶道:「我們進入爆炸區域時,到處燈光閃爍,像白晝一般明亮。」    
    柯蒂斯的預感是正確的。    
    「原來日本早就配置了大量的防空炮火,但是射程只有5500英尺,」飛行員傑寧斯說,「他們還有許多防空設施,其射程可達1萬英尺~2萬英尺,甚至2萬英尺~3萬英尺之間,但他們根本沒有建造射程在5500英尺~1萬英尺之間的防空設施。誰會發瘋在那種高度飛行呢?」    
    空襲開始時,橋本良子正熟睡著,身邊還有一歲的兒子、三個妹妹和父母,她丈夫去值班了。她聽到空襲警報,立刻抱著孩子跑進自家的防空洞,父母親和三個妹妹,一個19歲,一個17歲,另外一個14歲,也跟了進去。    
    她父親立刻感到此次空襲與以往東京所經歷的小的空襲相比決然不同。「待在這兒很危險,我們快跑!」他對妻子和女兒們喊道。    
    「我把孩子拴在背上,蓋了一件孕婦服。」橋本良子告訴我,「拿著尿布、牛奶,以及重要的家庭證件。」她還沒明白,這是一個逃命要緊的夜晚。    
    全家躲在高架鐵路下面避難,但幾秒鐘後,她父親叫道,「快跑!」    
    「我朝西看,那裡紅彤彤的一片,就像日落,」橋本良子說,「我看見許多火柱拔地而起。許多架B—29轟炸機在扔炸彈,飛機飛得很低。我想會不會擊中電線桿,飛機個頭那麼大,機肚都被火光映紅了。」    
    「幾天前B—29轟炸機在天空中拖著一條尾巴像小不點。」她告訴我,「可是那天晚上它們那麼大,那麼多的汽油彈投向地面,燃燒彈聽起來像火車呼嘯而過,城市黑夜如同白晝。」    
    「火隨風四處蔓延,」她說,「是一場夾著火焰的風暴朝我們襲來。」    
    19歲的妹妹惠子決定在鐵路下面守護家裡的財產。    
    六個家庭成員全從奔騰的烈火中逃了出來。橋本良子背著她的小男孩兒,她的家人「全都奔跑著逃離大火,穿過濃煙,有些地方煙濃得看不到10英尺之外的東西。他們邊跑邊呼哧呼哧喘著粗氣」。她覺著她應該拉著妹妹悅子的手,但17歲的妹妹雙手緊抱一罐大米,以解家庭燃眉之急。她跌倒在後面。在人群的推擁中,橋本良子喊道:「小悅子,你沒事吧?」    
    「大姐,等等我!」悅子喊道。    
    「我們離得越來越遠,」橋本良子流著眼淚對我說,「我在人群中把她丟失了。我現在已經81歲了,但仍能聽見她的聲音,『大姐,等等我!』」    
    橋本良子一家七口現在只剩五口。良子背上的孩子不停地啼哭,風和熱浪使鐵皮房頂整個掀起,鐵皮像飛碟般從空中掠過。火花、燒焦的衣服從旁邊飛過。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 火戰(6)

    火炮手戴維·法古阿在火焰的上面飛行,他記得「執行任務時要飛行那麼低,火燃燒得又十分迅猛,一些物體燃燒的碎片常常飛到我們的炸彈艙裡——牆板的碎片、雜物、或其他燃燒過的物體的碎片」。巨大的熱浪將飛機衝擊到火焰之上5000英尺的高空。「湍流使飛機翻轉過來,機組人員身體全部倒過來,」飛行員哈里·喬治回憶說。「想像一下一張紙夾在一大堆樹葉中是什麼滋味,」「射擊手愛德·裡凱特森說。「現在想像一下整座城市。」「我的椅子用固定螺栓拴定在地板上,我被安全帶固定在椅子上,」無線電員喬治·格萊頓說,「當衝擊波襲來時,椅子從固定拴彈出。我被貼在天花板上,身上還拴了一把椅子。」    
    火的溫度很高,「在大火衝近之前,熱浪就已經把人擊倒或致死,而不是被大火燒死。」熱浪溫度高達華氏1800度。孩子在母親背上炸開。街上的汽車「燒焦後像一團捲曲的紙。」    
    石川記得他和40人一起被困在火中。「這一場烈火,簡直是火的地獄,我身旁一位年輕父親絲毫沒有察覺到背上孩子已經著火」,石川說。「外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們被火苗嗆死。」    
    火像波濤一樣在街道上翻滾。河道沸騰,人體燃成火柱,像一根根燃燒的火柴。人的腦殼在熱浪中爆炸,腦漿在裂開的腦殼中沸騰,閃著令人恐懼的螢光。逃難的人群用腳踩著那些從眼眶裡鼓出來的眼球。    
    美穗跑到一座廟宇中避難。她記得當時的情形,她看到廟裡有「許許多多保人平安的神靈的塑像,和廟外的塑像一樣,我突然意識到,那是些燒焦的人體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那裡」。    
    19歲的仁惠看到一個母親和孩子在跑。「突然火焰像伸出手一樣抓住他們,他們的身上著火了……衣服燒了,他們趔趔趄趄,然後跌倒在地。沒人停下來幫他們一下。」    
    笠多和兩個孩子衝進八信學校,該校因一個大游泳池而聞名。他爬上了屋頂,屋頂上的烈火也向他們襲來。學校教學樓裡面,成千人被烤死。「看上去,他們像模特,有的人的面孔呈粉紅色。」笠多一直記著游泳池裡的景象。「真是令人驚駭,我們估計有1000多人擠進游泳池。我們第一次來這裡時,水池子裡的水漫到池沿。這時裡面已經乾枯,只有大人和孩子們的屍體。」    
    橋本良子背著孩子和父母及最小的妹妹跑到河邊,他們在熱浪捲起的廣告牌和土塊之間躲來躲去,終於到了橋上。    
    「人們在橋上被活活燒死,」橋本良子說,「衣服會燃成烈火,大家都用腳滅火,我的頭髮也著了火,大家都在尖叫。」背上的小男孩趴在她背上像別人一樣大哭大叫。    
    「突然,我聽到他厲聲尖叫。」橋本良子告訴我,「我轉過身來看他,發現孩子嘴裡著了火,一團紅,我趕快用手將他嘴裡的火苗摳出。」    
    男嬰是全家的寶貝。橋本良子把他放在地上,用身體擋住他,她父母親上去護住她。他們自己用孕婦服蓋上,外套也著了火。「    
    「我們都會死在這兒。」橋本良子記得他父親這樣喊道。    
    「那時我真想自己快死了,」她告訴我,「那時想到自己要死真是難受。」    
    「橋本良子,趕快跳進河裡!」他媽媽尖叫,「跳,跳!」    
    「正是三月,河水很冷。」她回憶說,「我抱著孩子,不敢往河裡跳。但是,我不得不跳。」    
    橋上的鐵欄杆早已經拆掉,拿去煉鐵作了武器。欄杆換成了木頭的,也起了火。要跳進去,橋本良子就要先把腳伸到火裡,她猶豫不定。    
    「我母親把她的防火面罩拿下來套在我頭上。」她告訴我,「我們家四個女兒就生了這一個男孩。大家都很愛他。我們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大家的情緒很糟。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是我媽惟一的樂趣。我還記得她的頭髮被熱浪吹得豎了起來,附近的火光映紅了她的臉,我永遠忘不了她那張臉,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良子踏上燃燒的欄杆,抱著孩子跳進河裡。    
    「我從熱氣中又跳進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說,「孩子睜大著眼睛,水那麼涼,而水上面像火爐。你知道將東西放進火爐裡會立刻著火的,當時的情景就是那種樣子。」    
    「我用一隻胳膊划水,另一隻胳膊抱著孩子,一隻木筏漂了過來。我把孩子放在木筏一角,我還劃著水,反覆用水澆在他頭上。我把頭浸在水中,不停地又往孩子身上潑水。    
    「就在木筏右邊有一條小船,上面有兩個人,我朝他們叫:『請救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不要管我。』他們劃近木筏,拽上我的孩子,也讓我上了船,我們漂向下游。」    
    這兩人救了橋本良子和她的小男孩。她一夜時而醒來,時而昏迷過去,船載著燒焦的軀體緩緩前行。    
    「我整晚聽到哀號,」她告訴我,直到現在我仍然幻聽到他們的哀號,哀號呻吟像飢餓的蛤蟆。在我的後半生,我討厭聽到蛤蟆發出那樣的叫聲。」    
    康介是一個22歲的學生。他父親是當地空襲警報員,他堅守崗位,以身殉職。康介跑著,「我朝天上看,看到B—29轟炸機在盤旋,」他回憶說,「他們的飛機被火光映得都變成了紅色,那些飛行員看到下面像螞蟻一樣亂跑的人群,一定感到好玩。我幾乎都能看到美國飛行員大笑的面容。魔鬼,婊子養的,我痛不欲生。從那以後我開始從心底裡恨透了美國人。」    
    但是這些美國魔鬼飛行員在價值60萬美元的飛機裡並沒有發笑。實際上,他們沒有在想傷亡人數。    
    「我們沒考慮平民,」羅伊·科林伍德後來告訴我,「我們擔心我們能否駕駛B—29轟炸機趕3600英里的航程,那些飛機並沒有某些人想像的那麼可靠,我們還擔心日本人把我們擊落。」    
    「我們並沒有多想我們到底在幹著什麼,」艾德·裡查德森補充說,「我們要活下來,我們努力幹完我們的事情,然後回家。我們只是按上司的吩咐做,我們沒有什麼疑問。」    
    「我們沒想往人身上扔炸彈,」科林伍德這樣解釋,「可是當你在3平方英里的區域轟炸21個軍事目標時,你不可能既擊中目標又炸不死人。」    
    「在5000英尺高空上,你能聞到血肉燒焦的味道,」切斯特·馬歇爾回憶道,「一種香味。我問:『聞到的是什麼氣味?』有人回答:『是血肉燒焦的味道。』」飛行員哈里·喬治反駁道:「血肉是一種焦糊味,很難聞。」    
    「大概在地獄裡看到的情景也不過如此吧。」哈利回憶道,「我們心裡很難受,要贏得戰爭只能這樣,特別是全面贏得戰爭。」    
    3月10日凌晨兩點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號。飛行員在東京上空扔了2小時40分鐘的汽油彈,他們飛回大本營的這天晚上的大部分時間,熊熊烈火一直在燃燒著。鈕威爾·菲爾斯說:「我們能看到100英里外或更遠的地方,烈火在燃燒。」    
    黎明的時候,橋本良子勉強睜開佈滿灰塵的眼睛。    
    她說:「我朝天看,納悶那是否是月亮,可它是太陽,但看去就像模糊不清的月亮。彷彿世界的末日到了,太陽失去了光澤。」    
    營救他們的人把橋本良子和她的嬰兒送到醫療機構。她回憶說:「沿途,她看到屍體就像燒死的樹林,臉腫得大了一兩倍,還可以聞到肉的焦糊味。」    
    她和兩個姊妹倖存下來,父母親和一個妹妹燒死了,孩子也救過來了。    
    良子很幸運。但其他10萬人是不幸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殺戮日剛剛過去。這天死亡的人數超過了後來原子彈在長崎致死的人數。只有廣島的傷亡人數,比這一天略多一些。    
    倖存者像沉默的幽靈,穿過這荒涼的風景。許多人實際上都被燒烤了,他們的皮膚終生帶著黑瘢。在這依然還悶燒著的風景上,升起一縷縷的煙。韋斯回憶說:「看著腫脹、變形、炭化的屍體很像巨大的人參根,沒人能分辨出他們原來是男人還是女人。」    
    巖島在尋找他的妻子,他說:「由於油煙很重,很難睜開眼睛,我用拇指和食指強把它們撐開。」最後,他找到了三具燒焦的屍體,他相信那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他妻子成了炭化的屍體,兩個女兒也是。她們的衣服都燒沒了,但是他猜想是她們,因為在他妻子身旁,還有一具燒焦的小屍體。巖島說:我的妻子懷孕了,而且分娩期過了三四天,很可能就在她被燒死之前,生下了那個孩子。」    
    竹中美惠那時14歲,她一瘸一拐地穿過冒煙的廢墟。她回憶說:「我看到許多死屍。我必須用腳撥開他們才能走。我去了地鐵站,那裡的人衣服都燒光了,我看到一個人站著,就去向他問路。我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他死了,我嚇得尖叫起來。」    
    日本官方統計死亡人數花了25天。這是不準確的統計。在空襲前約有200萬人已撤離東京,因此官方沒有一個準確的基數進行統計。另外,空襲打亂了辦公系統。沒家的死人沒法向沒辦公室的死去的官員匯報。一個統計的方法就是把一個頭盔、五個紐扣或錢包的金屬架算作一個人。    
    最後,官方統計共有83793人死亡,400918人受傷。但這統計是根據能夠辨認出和數得著的屍體,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報告承認許多死人根本就沒有找到,沒有被算進去。柯蒂斯寫道:「後來9萬到10萬的死亡數字開始被人接受,但即使是這個巨大數字,有時還被認為估計過低。3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我們在東京燒死、煮死和烤死的人數比在廣島和長崎灰飛煙滅的人數加起來還要多。」不完全是這樣,但是他說得非常接近。那一個晚上,勒梅將軍用了喪失14架飛機的代價,燒光了東京16平方英里的地方。東京63%的商業區化為灰燼,喪失了18%的工業能力,25%的建築消失。100萬悲痛欲絕無家可歸的臣民下頓飯要以腐肉為食。    
    柯蒂斯制勝神風,把地獄帶入了這片太陽升起的土地。這場火戰才剛剛開了個頭。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1)

    如果我們準備在神風行動中犧牲兩千萬日本人,勝利就將屬於我們。    
    ——大西龍治郎海軍中將,摘於《太平洋地獄》    
    軍事專家提醒過柯蒂斯·勒梅將軍,空襲東京給美軍帶來的損失要比他直覺感到的嚴重得多。但是這些軍事專家們錯了。實際傷亡率不到5%,而不是預測的70%。而且低空飛行對B—29飛機引擎的要求比高空飛行要低得多,消耗汽油也少。柯蒂斯下了最大賭注,立刻命令開展更多的火戰,「我想在未來10天裡擊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業城市。」    
    在後方,亨利·阿諾德將軍住進了空軍醫院,他的心臟病已是第四次發作了,這是由於他擔心對空戰所下的「30億美元賭注」而引起的。美軍終於向東京投擲了凝固汽油彈,這讓他看到了曙光。在「致我親愛的柯蒂斯」這封信中,他寫道:「我高度讚揚你和你所指揮的軍隊的出色行動。我研究了對東京3月10日的襲擊,又得知到7月1日你將控制1000架B—29轟炸機,據此我得出一些結論,這些結論讓經驗豐富的轟炸專家也感到不同尋常。那就是如果需要的話,在有利條件下,你將能夠摧毀所有工業城市。」柯蒂斯在首輪轟炸中,用了334架B—29燒燬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心臟。阿諾德鼓勵他再點燃規模相當於第一次三倍大的火炬。    
    在美國國內,《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登著:「B—29在東京15平方英里的面積上燃起烈火」,「重創城市人口稠密區。」一天後《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又登出了同樣的信息:火焰炸彈焚燬了東京中心,」「城市沒有了心臟。」《紐約時報》使用了與東京相類似的曼哈頓地區來衡量破壞的程度。這篇文章提到了「凝固汽油彈」,一位隨軍記者說:「我不僅看到了東京在熊熊燃燒,還聞到了燃燒的氣味。」    
    華盛頓的飛行員們擔心,如果公眾知道了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平民身上傾注汽油,公眾就會控訴——而且有理由控訴。麥克阿瑟將軍的副官陸軍准將邦納·斐勒斯在一份保密的備忘錄中,這樣描繪這次對東京的空襲:「這是有史以來對平民最殘酷最野蠻的空襲之一。」華盛頓不但不下令停止襲擊,還向柯蒂斯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報界開始懷疑這種對平民和戰士不加區別的轟炸。但我們督促你繼續沿著你現在的戰線猛烈襲擊,這種破壞性襲擊對根除敵人國內的工業是完全必要的,這是一種戰略轟炸。」為了確保這些指揮們領悟到要旨,這份文件在結束的時候說:「提防說這是戰術轟炸的無論任何人。」    
    3月23日華盛頓舉行新聞發佈會。空軍發言人絕口不提對平民的血腥屠殺,一切都簡化為枯燥的成本效益分析統計數字:「120萬工人……無家可歸,至少損失10萬人工作月,36億平方英尺高度工業化土地化為灰燼。」問到使用凝固汽油彈的問題,他稱「這是破壞這些地區小工業的經濟途徑……讓他們停業清理。記者問到「從使用炸藥到使用燃燒彈轉變的原因」,發言人迴避了這個問題,聲稱現在的任務仍然是「削弱日本生產軍需品的能力」。    
    1937年日本首次轟炸中國城市時,《紐約時報》頭條新聞把200人的死亡稱作「對平民的屠殺」,在頭版中充滿了對「屠殺無辜平民」的震驚。現在媒體貫徹的是政府的政策路線。報紙稱「東京是一個首要的軍事目標,留在軍事目標區保護日本軍工企業的平民是自取滅亡,這一點是戰爭法則所承認的」。有些人為遭受凝固汽油彈轟炸的婦女和兒童感到難過,《紐約先驅論壇報》便通過刊登「凝固汽油彈只造成很少的生命傷亡,它只是把居民趕到鄉下,凝固汽油彈所破壞的只是敵人的工業能力」之類的句子來安慰這些感到難過的人們。    
    但東京廣播電台稱美國的新政策是「屠殺轟炸」,東京消防長官向天皇匯報「美國有能力把日本所有城市燒燬,他和他的部下在大火面前無能為力」。    
    當然,如果精神勇士是理智的,東京永遠也不會遭到空襲。1944年夏塞班島失陷以及美國對德國的轟炸足以讓日本明白美國也會毀滅日本的城市,但日本還是負隅頑抗。一位在東京工作的外交官後來寫道,「沒有一個日本人允許自己說出『日本敗了』的禁語。但是從他們沒精打采的臉上能看出這些潛藏的想法。」有這些潛藏想法的人包括天皇在內。在空襲結束八天之後,天皇穿上元帥服和軍靴去調查傷亡情況。裕仁默默地觀察到這片焦土之上密佈著燒死的臣民。視察完畢後他乘坐豪華轎車返回宮邸,車上的帝國國旗在風中「劈啪」作響,此後繼續開展他的聖戰。    
    距東京南600英里外的父島上監測無線電訊號的小伙子也許比裕仁天皇更早知道日本最後會失敗。巖竹說:「我們部隊的人問我戰事如何,我說日本在打敗仗,他們罵我是叛徒,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東京的空襲沒有立即改變華倫夢幻般的生活,他還是日軍的戰俘,然而他和日兵一起泡澡,一起聽平·克勞斯貝的爵士樂。華倫和巖竹在1945年3月14日同上夜班。「突然華倫站起來,摘掉耳機,告訴我們美國已經宣佈,在硫黃島上日本所有有組織的抵抗已經結束。他講這話時很平靜,但內心一定很激動。玉村和我們在一起,因此他立即向吉井大尉匯報。吉井立刻把消息層層上報到東京帝國總部。很可能天皇從硫黃島上飛行員所發的信息已經得知硫黃島失去了。」    
    日軍的無組織的抵抗還在繼續。兩天後,也就是3月16日,被團團圍住的大佐將軍從硫黃島發送無線電,「戰鬥已接近尾聲,敵人正在登陸,老天也在為我軍官兵的英勇頑強掉淚。」    
    17日,接替東條英機的首相小磯國昭在廣播裡稱「硫黃島的失陷是整個戰局中最為不幸的事件」。然而他很快補充了一句說,「這個民族將會戰鬥到最後一人,粉碎敵人的野心。」    
    吉井大尉已經聽膩了這些,並且他把他的感受告訴了在直一灣負責魚雷中隊的朋友倉崎大尉。    
    17日上午華倫和巖竹在班上小憩,他們在電台外倚著水泥牆曬太陽。一輛卡車向山上開來,車上有五名海軍。巖竹以前從未見過他們,但他們肯定是從魚雷中隊那裡過來的。    
    「華倫意識到是衝他來的,」巖竹說,「他站起來同我握手,他眼裡含著悲傷,他看我的方式和說話的方式都讓我覺得這是永別了。」    
    22歲的巖竹眼睜睜地看著他24歲的親密夥伴被帶走,他們上了車往山下開去。    
    華倫被帶到位於直一灣岸邊魚雷中隊的總部。下午3點由倉崎大尉帶隊,有約150人在彈坑附近集合。吉井大尉在一旁觀察。他們都是優秀的精神勇士,但現在都醉醺醺的。    
    倉崎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和華倫講了兩句,他告訴這名切羅基人(美洲土著人)他要被砍頭了,問他準備好迎接死亡沒有。華倫說:「是的。」「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沒有。」    
    倉崎做了一番演說,內容和他的朋友吉井大尉在殺害吉米·戴依時所說的那番話大致相同。大意是「我們現在要砍掉一個美軍飛行員的頭,也許有一天你也會面臨同樣的下場,所以你們要仔細看看並記住所有的細節」。    
    倉崎想找一個自願動手殺死華倫的人。    
    沒有人走向前。    
    一名在場的人日後說:「他點名要吉田少尉執行任務,但吉田拒絕執行。」在眾人面前大尉提醒吉田說這是命令。「大尉醉了,說他要親自動手,但他沒有動手,他挑出吉田,因為他是砍頭專家。」    
    華倫在彈坑邊上的蓆子上跪下,後來的一篇報道注意到,「在斬首之前,華倫堅持把他的領子舒展開以示反抗。」華倫的眼睛被蒙著。    
    猛然一揮,吉田少尉砍下華倫的頭,華倫向前傾倒在彈坑裡。    
    倉崎大尉喊過菜子醫生。一位在場的人說:「吉井大尉命令醫生把屍體肢解並切去肝臟。」    
    在夜明山上,巖竹並不知道他的朋友出了什麼事。一些路過電台的海軍不經意地說:「那個戰俘被砍頭了。」    
    「我覺得太殘忍了,他們怎能這樣做,我氣極了。我憎恨吉井,因為我聽說是他領著一幫人殺死華倫的。」巖竹說。    
    在震驚與悲痛中,巖竹覺得他應該做點事,做什麼呢?    
    巖竹說:「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麼來紀念華倫呢?」    
    他好像有了個想法,在父島上他不得不保密,但是他不會忘記。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2)

    弗洛伊德·霍爾是華倫在3月17日被害之後最後一個留在父島上的飛行員。他曾告訴他的親密夥伴比爾·訶廉斯特和瓊·懷特,他不能活著回來了,現在雖然身陷囹圄他還是希望自己能活著離開父島。    
    到此時,他在堀江少佐的總部裡呆了一個月了。在這裡他繼續著華倫·厄爾和他開始給堀江上的英語課。弗洛伊德教少佐英語,自己也學一些日語,這位溫和的情報官員同英勇的飛行員似乎是兩種人,但這種差異在他們互相學習中消失了。堀江後來回憶弗洛伊德時,寫道:「我經常和霍爾聊天吃飯。他很活潑、聰明,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快樂。」    
    「弗洛伊德出生在密蘇里州,」堀江又繼續寫道:    
    他仍舊單身。因為戰爭他把婚期一再推遲,他說只要一宣佈和平,他馬上回家同心上人結婚。如果我將來到美國他會領我到處走走。我也對他說,如果他到日本,我還活著,我會讓他睡在我家,也會帶他看看日本,那時空襲很多,我們不知道美軍何時會登陸硫黃島,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常常安慰我,他給我的安慰是別的東西不能取代的。    
    一名士兵回憶說:「弗洛伊德同堀江相處很好,並且對所有人都友善。他總是開玩笑,還說如果堀江去美國他一定讓他玩得痛痛快快。他也想訪問日本,每個人對他也很友好,他也學會了不少日語單詞。」    
    弗洛伊德生還的希望肯定與日俱增。他深受軍銜很高的堀江少佐喜愛,從來沒有被捆綁,享有充分的自由,參加宴會,和他的俘獲者同喝米酒。美軍轟炸機在頭頂上盤旋時,弗洛伊德和日本人一起跑進防空洞。弗洛伊德一直都很聰明,他從一名應徵入伍的普通士兵晉陞為一名軍官,從一名廚師到飛行員。現在還自學日語和日本的風俗習慣,他已經能用筷子,能和俘獲他的人開玩笑,也許他會有好運。    
    但堀江沒有實權。他只是情報人員,要服從精神勇士。弗洛伊德的死刑判決已經簽發了,只是堀江和弗洛伊德都還不知道。早在3月9日,大約是弗洛伊德被射下的第三周,的場少佐已經發佈了命令:    
    1.營隊裡的戰士想吃美國飛行員霍爾中尉的肉;    
    2.籐原中尉將負責分配他的肉;    
    3.軍校的醫療隊將參加行刑,負責肝臟摘除。    
    日期:1945年3月9日    
    時間:上午9點    
    地點:弦月山總部    
    營長:的場少佐    
    兩周後,3月23日,父島夜明山上的無線通訊站收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栗林將軍3月16日從硫黃島上發的信息被認為是最後一次從美國所征服的島上發出的。    
    玉村回憶說:「日本政府宣佈了硫黃島的陷落,我們認為硫黃島上的人都死了,但是後來我們收到一個信號,他們都有便攜的無線電設備,我們收到的信息是在北山崖上有30個倖存者。那天晚上,他們要進行一次決一雌雄的英勇衝鋒。」堀江記著這條消息的意思是說,「和父島上的朋友再見。」    
    這條消息顯然震撼了父島上的軍官,各個總部都加強了防禦,準備迎接美軍新一輪進攻。堀江被調到立花的總部做這位將軍的新參謀長。現在他不能保護美國朋友了。的場的命令將得到執行。    
    3月23日,星期五晚,堀江和弗洛伊德在少佐的住處共進最後的晚餐。堀江告訴弗洛伊德他將被「轉移」,但沒有告訴弗洛伊德他要被斬首行刑的事。弗洛伊德和少佐滿懷希望地談到了戰後的世界,到那時,他們作為朋友訪問彼此的國家。    
    第二天堀江少佐給308營的籐原大尉打電話,籐原大尉從的場那裡得到處決弗洛伊德的命令,堀江少佐要他來領弗洛伊德。    
    籐原說:「堀江告訴我不要用任何不人道的方式殺害霍爾,因為堀江很喜歡他。堀江知道他要被處死,但盡可能做得人道一點。」    
    弗洛伊德在308營的場少佐的警衛室裡睡了一宿。他的雙手被捆在身子的前面,但是沒有把他拴起來,能自由走動。他吃得很好,還有香煙抽。    
    他一定感到了不祥的兆頭,他沒有受虐待,但是他能感覺到捆在他手腕上粗糙的繩子。但他還沒有放棄希望,他還和海軍士兵開玩笑。後來一位目擊者說:「這名飛行員用磕磕巴巴的日語和周圍的人交談。」後來一位朝鮮勞工說:「我看見這名飛行員和周圍的海軍士兵開玩笑。這名飛行員在前一天晚上的時候有鬍子,但是夜裡他刮了。」弗洛伊德雙手被綁,關在警衛室裡,試著和所有人建立有人性的聯繫。或許……    
    的場少佐命令解剖馬弗的拉吉醫生去解剖弗洛伊德。拉吉告訴海軍醫務兵明天將有一個大演示。一名醫務兵回憶說:「那只是一條命令,即明天將有戰俘被斬首,斬首之後,要解剖屍體;為了學習人體,所有的醫務兵都要參加這次解剖。」    
    3月25日,星期天,的場少佐提起精神命令對弗洛伊德行刑,這都成例行公事了。    
    的場說:「硫黃島上所有的人都犧牲了,這個島上的人也不要指望能生還。因此所有被抓獲的飛行員都將被斬首,好讓你們瞭解一下情況。」    
    但是這英勇的少佐不願意自己幹這種髒活兒,他向安籐大尉說,「今天你砍掉這名飛行員的頭。」    
    安籐大尉回答:「這我不能幹。」的場聽後冷冷地瞪了他的手下幾眼,並且提醒他這是命令。的場走後,安籐命令士兵把弗洛伊德帶到附近的彈坑旁。    
    安籐意識到他不得不執行命令,但是的場並沒有告訴他要他親自動手。安籐來自於一個佛教家庭,信仰不殺生。他說:「殺一個無防禦能力的人不是真正的日本武士道。」按照父島上其他「精神武士」的傳統,大尉把這個球踢給了別人。他打量著附近的軍士天閣說:「上校命令我砍掉戰俘的頭,你來執行。」    
    天閣拒絕了。安籐告訴他「這是命令」。    
    一群人在警衛室裡圍著弗洛伊德亂轉。幫助拉吉醫生解剖馬弗的醫務兵臣野說:「所有的人都在談論著即將來臨的行刑。」    
    弗洛伊德不明白人們在談論他的行刑,他還保持著鎮靜,說笑著。    
    臣野說:「這名戰俘懂不少日語單詞。我們在他一邊瞎轉悠,並給他香煙。」    
    10分鐘後,來了一名警衛把他帶到彈坑邊,人群也跟了過去。    
    安籐大尉走出總部,正要跟著人群到刑場,卻發現指定的行刑人天閣不見了。    
    安籐說:「我去天閣的軍營裡找他,但沒有找到。於是我命令勤務兵去找他,並把他帶到現場。」    
    弗洛伊德和大約50名日軍士兵站在籐澤山的彈坑旁,離308營總部大約有300碼。    
    安籐走過來,告訴弗洛伊德他要被砍頭了,他給了弗洛伊德最後一支煙。弗洛伊德慢慢地吸著,沒說話,安籐又給他一杯威士忌,弗洛伊德也照喝了。    
    弗洛伊德被蒙上眼,他們讓弗洛伊德坐在彈坑邊,面朝西,背對皇宮方向。    
    這群人來到這裡已經有20分鐘了,但是這時指定的行刑者軍士天閣還沒有出現,現在安籐處境非常困難。可他還要繼續表演一番。    
    安籐說:「我朝周圍看了看,看見下士中村拿著刀,我走向中村,命令他『砍掉戰俘的頭』。」    
    現在下士中村將是拒絕執行砍掉美國魔鬼腦袋命令的第三個人。    
    中村回憶說:「當大尉安籐命令我去行刑時,我說我不想幹,你已經安排了一個人去幹。」    
    安籐大尉穿過公路同醫務官拉吉商量,大尉和醫生又走回到下士中村身旁。    
    中村回憶說:「醫生拉吉走上前說他解剖就要晚了,大尉也咕噥著說,這是『命令』。」    
    在這整段兒時間裡弗洛伊德靜靜地坐在彈坑旁,被蒙著眼睛。現在中村很不情願地抽出刀,用手絹擦了一下,從後面走到弗洛伊德跟前,瞄準了兩次,他慢慢地舉起刀砍了下去,然後走開了。    
    一名醫務兵說:「中村下士沒有完全砍下飛行員的頭來,他的刀只砍進了脖子的三分之二。」    
    二等兵伊首也回憶說:「一刀下去,立即血流如注。讓我感到噁心,因此我就離開了。」    
    莫裡軍士說:「中村下士砍掉飛行員的頭之後,屍體翻滾了。我只是那裡的目擊者。但是在行刑之前,安籐大尉告訴我要借一支步槍和一把刺刀,站在一邊。現在大尉告訴我用刺刀刺這死屍。我沒有拒絕,因為是在公眾和軍人面前。儘管我不願那樣幹,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干了。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讓我用刺刀刺一具死屍。」    
    1945年3月25日星期天上午11點,這個來自密蘇里州錫代利亞的男士,在珍珠港事件後應徵入伍的空軍飛行員,離別了他生活了24年零8個月的世界。    
    醫務官拉吉走上前對集合在一起的醫務兵說:「現在解剖屍體,全體醫務兵都要學習人體解剖。」一名士兵站在解剖區的周圍,阻止無干的旁觀者靠近。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3)

    後來一名醫務兵做了以下描述:    
    我看到帶血的屍體被仰面朝天放著,我聽到拉吉醫務官讓所有醫務兵靠近屍體,他就要動手了。我們總共有5名醫務兵。醫務兵臣野剝掉飛行員身上的衣服,袒露出胸和腹部。拉吉邊解剖邊講。    
    拉吉從飛行員的胸部到腹部切了一道口子,露出胸。我們觀察了大小腸的每一部分,醫生把刀切得更深一些,他拿出肺和心臟。叫所有人仔細觀察。他舉起胃讓人仔細看。一會兒他把肝取出來包在玻璃紙裡。    
    臣野說:「我跪在醫務官左邊,他在砍左腿,每當他砍到腱的地方,他就從我手裡拿出剪子去剪斷。他在切腿的時候,他告訴我拿好肉,別讓肉沾上土。我照辦了。」    
    臣野用玻璃紙包好弗洛伊德的肝和大腿肉(大約有8磅重)。一個士兵從臣野手裡拿去,送到的場那兒,其中一名醫務官在弗洛伊德口袋裡找到兩張照片。然後,他們向躺在彈坑底的弗洛伊德屍體上鏟土。    
    那天晚上,的場和其他官員把一盤美味帶到莫裡中將的總部。的場還吩咐人為宴會專門做弗洛伊德的肝。的場說:「用竹枝刺穿,配上醬油和蔬菜一起做。」    
    莫裡中將回憶說:「的場來到我的總部,喝得爛醉。這塊肉被切成很多小塊,並且用尖竹棒穿起來。」    
    軍官們一再說吃肝對胃有多好。這醉醺醺的少佐重複了好幾遍。的場回憶說:「莫裡中將提到在中日戰爭期間,人肝被日本軍隊當藥吃。其他人也贊同肝臟確實是治胃的好藥。」    
    父島上的日軍士兵都覺得他們最終會像被俘的美國飛行員們一樣躺在墳裡。他們錯了。父島沒有遭到進攻。戰火正在集中焚燒日本本土。    
    1945年夏天,空軍發佈了一份文件,上面列著被柯蒂斯·勒梅將軍燒焦的日本城市。這份文件詳細說明了每個城市的焚燒比例,並且把每個城市和美國大小相仿的城市做了比較。    
    這裡是一份抽樣:    
    川崎35%波特蘭    
    清水42%聖何塞    
    平塚46%巴特爾克裡克    
    豐橋67%塔爾薩    
    甲府78%南本德    
    日立72%小石城    
    東京40%紐約    
    橫濱57%克利夫蘭    
    千葉41%薩凡納    
    名古屋40%洛杉磯    
    岐阜69%得梅因    
    姬路49%皮奧裡亞    
    神戶55%巴爾的摩    
    大阪35%芝加哥    
    下關37%聖地亞哥    
    門司24%斯波坎    
    長岡55%麥迪遜    
    這些百分比不是指轟炸區或者損壞區,而是消失了的區域,燒光了的區域,化為灰燼的區域。這不是炮兵造成的損壞,一面牆倒塌,一家人擁擠到另一間屋子裡。這些百分比指的是荒蕪區——杳無人煙,一片廢墟。    
    這是空前的城市毀滅。1871年芝加哥大火燒了3平方英里。1906年舊金山地震毀了4平方英里。在空軍地圖上同芝加哥對應的大阪遭毀壞的程度是芝加哥和舊金山合起來的兩倍還多,燒燬面積達到16.4平方英里。    
    日本簡直被燒成了石器時代,成千上萬人住到山上或在鄉村遊蕩。一位日本作家寫道:「到處是沙漠一樣的空地,那裡曾經是繁忙的工人社區和許多小工廠,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只有成堆成堆的灰燼、鋼鐵殘片、磚頭、水泥石塊,扭曲了的鋼桁的支架,遍地是焚燬的水泥建築、機動車的殘餘骨架,包括發動機,點綴著這片風景。」    
    柯蒂斯的轟炸比在歐洲更有效,在德國的轟炸破壞了79平方英里的城市,柯蒂斯在日本破壞的面積是德國的兩倍:178平方英里。德國首都柏林毀壞10平方英里,東京(56.3平方英里)和大阪(16.4平方英里)的毀壞面積加起來幾乎等於德國所有城市加在一起的毀壞面積。    
    亨利·阿諾德對哈里·杜魯門說:「常規轟炸便可輕而易舉結束戰爭」。柯蒂斯告訴華盛頓說,「我們可以一直燒到和炸到他們投降為止。」柯蒂斯惟一的問題就是「到10月,就沒有城市可以焚燒了。」美國的凝固汽油彈使40萬日本人死於非命,50萬人受傷,250萬個家庭被毀,30%的城市居民——900萬人流離失所,他們空著肚子沉重地走在這片廢墟上,眼神很茫然。    
    飛行員完全控制了日本上空。柯蒂斯後來寫道:「到那時在日本駕駛B—29執行作戰任務實際上比在美國駕駛B—29轟炸機進行訓練要安全得多。因為訓練中的傷亡率比戰鬥中的傷亡率還要高。在B—29轟炸機燒燬所有日本城市之後,如果日本還不願投降,我們還有別的進攻計劃。稻田將被灑上石油、落葉劑或生物制劑,這會讓糧食絕產。」    
    這的確是全面徹底的戰爭。其實早在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就糧食短缺了。現在「警察把在田地裡偷農作物的小偷劃分成幾類『蔬菜小偷』,並且把這種新的犯罪稱之為『毀壞田地罪'」。大部分居民都營養不良,「工人不得不在鄉村用實物來換點兒吃的,在大城市裡,曠工率上升到40%。」木村元一說:「食物配給非常嚴。我們沒有鹽或醬油,每人每天只有一丁點兒日本豆面醬。至於蔬菜,如果我們能吃到空地上的一點樹葉那就夠幸運的了。我餓得連爬樓梯都覺得是份兒繁重的勞動。有一天回家,我們發現儘管我們的門鎖得緊緊的,但還是有一個賊進來過。除了我們所剩無幾的大米和調味品被拿走外,其他什麼也沒有丟。我們面面相覷,驚訝不已,居然有比我們更糟糕的人。」    
    依然在東京享受美食的精神勇士發佈了一篇題為「特殊的飲食方式——靈活機動帶來無窮無盡的供應」的文章,以此表明對這些臣民的關心。著名日本史學家、普利策獎獲得者約翰·道爾這樣描述:    
    他們鼓勵天皇忠實的臣民在他們家庭食品庫中引進橡樹果、穀物的外殼和花生殼以及鋸末用來補充他們的澱粉供給。(鋸末可以用發酵劑分解變成粉末,以1︰4的比例和麵粉摻在一起,可以做餃子、鍋餅或者麵包。)至於礦物質,政府鼓勵人們食用舊茶葉、種子、花朵以及玫瑰葉來取代。蛋白質的缺乏可通過食用蠶繭、小蟲、蚱蜢、老鼠、田鼠、蝸牛、蛇或是食用由牛、馬、豬的干血做成的粉末。研究報道說,由於消毒很好,耗子肉味道像小鳥。但千萬不能吃骨頭,因為已經證明吃耗子骨頭會引起失重。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4)

    還有類似的文章,譬如「如何吃橡樹果」以及「如何捉蚱蜢。」人們把這樣的生活比喻成「洋蔥式的生存,很明顯,暗含的意思是人們為了換取大麥或土豆,不得不抽泣著捨棄他們珍貴的擁有,就像抽泣著剝去一層層的洋蔥一樣。」相撲摔跤員已經不再肥胖,動物園全空了,動物全都被吃光了。    
    現在勞動力虛弱,原材料缺乏,與襲擊珍珠港之前相比較,工業產值下降50%。統計數字表明日本已失敗了。但是「按照日本的軍事教義,物質不算什麼,精神是關鍵的,白人士兵也許塊頭是日本兵的兩倍大,但是那算不了什麼,因為他們的心胸非常狹隘」。精神勇士通過在一個東京公園裡展覽一架墜毀的B—29,緊挨著這個龐然大物的是日本小小的零式飛機,就是這架小小的零式飛機撞到B—29上使其墜落。這足以證明小可以勝大,精神才是關鍵的。    
    更進一步的例子就是他們把被折磨了67天的飛行員亨利·哈爾蘭用卡車搖搖晃晃地運到東京動物園,剝光他的衣服後把他拴在猴籠的鐵棒上,供那些營養不良且被燒傷的市民觀看,以此表明他們還能打勝仗。    
    亨利回憶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讓市民過來觀看,別怕B—29的人,看這位。我身上滿是臭蟲、虱子、跳蚤咬的傷口。我那時體重減了90磅。我站在那裡,挺直腰板,盡力表現得像一名空軍,一名有尊嚴的空軍。盡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尊嚴。」    
    法國駐日大使寫給巴黎的信中談到精神勇士的思維模式,他說:「不知他們是嚴肅還是全喝醉了,惟一確定的一點就是他們拒不承認戰敗的結局。民眾沒有明確的態度,他們對身體上遭受的痛苦逆來順受,精神上對領袖充滿信心。」    
    當德國於1945年5月投降時,東京大街小巷裡的居民對德國譏笑不已。一名外交官在評論中說:「東京報紙指責德國投降,譴責他們缺乏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一個人永遠不會死亡,永遠不會無條件投降。」    
    精神勇士準備「最後的決戰」。    
    這個戰鬥計劃稱作「決定性的行動」。帶著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日本所有的男女老少,手持竹矛,會把外國佬刺得落花流水。    
    6月8日,天皇批准了「今後戰鬥中要奉行的根本政策」。該政策宣佈「日本必須戰鬥到底,寧滅絕,毋投降」。精神勇士已經急切地準備好犧牲自己和所有日本人以實現他們的一場空夢。他們將在「內地」,而不是「在海上」,與美國佬決一死戰。日本將使用「絕對會勝利的武器」,「肉體粉碎」或者是「特殊攻擊」武器。神風隊的戰術就是用飛行員的生命「換取」一絲軍事之利。日本會成為一個大的硫黃島。軍方和天皇要搬到東京西北部的吉它山中的巨大的地洞裡,在那裡指揮作戰。每位公民都要貢獻力量,15歲~60歲的男子和17歲~40歲的女子都被組成「愛國戰鬥隊」。按照《決戰教育措施指導綱要》,學校課程全部停止,學生要打仗,校舍作為軍事基地。    
    據稱,「特殊攻擊」或者叫自殺策略,能夠拯救這個王國。「神風特攻隊」將把美國的軍艦趕走。強大的摩托艇——「海洋震撼者」用他們滿載炸藥的船頭,撞毀靠近日本海岸的大船。「旋轉天堂」是從潛水艇上發射後由人駕駛操控的魚雷,這種射擊根本就不給人生還的希望。「臥龍」隊隊員穿上潛水衣伏在海底,等待著戳航空母艦,等它一旦臨近,他們就用裝了炸藥的尖去戳毀航空母艦。小型雙翼飛機將去撞毀B—29。孩子們則被訓練背著爆炸物蹲在坦克必經之地,這稱之為「謝爾曼地毯」。同時731生化武器部隊研製的「夜之櫻花」細菌將由神風隊飛行員拋到加利福尼亞傳播疾病。滿載傳染瘟疫的跳蚤的飛機將從潛水艇上起飛,去傳染聖地亞哥。    
    這簡直是瘋狂,但是日本領導人只看到往坑裡跳的智慧。幣原喜重郎首相寫信給一位密友:「如果我們繼續英勇作戰,即使是有成千上萬的平民被殺害、被傷害或者是餓死,即使千百幢房屋毀壞了,我們也仍有可能創造有利日本的國際形勢。」不只是高級軍官準備把臣民往熱鍋裡扔,一位大阪部隊軍官也寫道:「由於全國糧食短缺和美國對日本本土的入侵迫在眉睫,有必要殺掉所有老弱病殘的日本人。我們決不能因為他們而讓日本毀滅。」    
    一切都那麼簡單。正如海軍中將大西龍治郎這位「特殊攻擊」思想的提倡者宣稱的,「如果我們準備在神風運動中犧牲2000萬人,勝利就是我們的。」但是2000萬人是保守估計。「在這自殺策略之後,還有300萬休整充分的軍隊和3200萬平民,受過使用最原始武器訓練的他們,準備在最後一戰中做出勇敢的抵抗。」這些人加起來「比美軍、英軍和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人加起來還要多」。但日本缺少布料來做統一的制服,因此戰士都將穿平民衣服,「他們故意消除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的區別,這樣逼迫美國把所有的人都當成戰鬥人員對待,如果美國不這樣做,他們就會招致自己的滅亡,這是滅絕的處方。」    
    數年之後,我就日本最終計劃詢問玉村。「日軍鼓勵相信神風,」玉村說。「神明會趕走進攻者。在日本沒有人反對軍方,也沒有抵抗運動。如果美國人進攻,日本人將戰鬥到最後一人。」    
    美國的全面進攻戰略稱為「倒台計劃」。第一步是「奧林匹克行動」,在1945年11月1日,76.7萬大軍在日本南部九州島上進行前線攻擊。在九州島行動的基礎上開展「寶冠行動」,於1946年3月1日進攻本州領土。    
    麥克阿瑟將軍告訴陸軍部長斯蒂姆森,入侵日本「將使美軍傷亡100萬。」陸軍部得出結論:「打敗日本會給日本造成500萬至1000萬的傷亡,美軍則會有170萬到400萬的人員傷亡,這其中要包括慘死的40萬至80萬人員。後來杜魯門總統說:「那時如果我們那時從陸地上入侵了日本,雙方會各損失士兵100萬,還有100萬士兵將落下終生殘疾。」但後來獲悉的絕密文件顯示日本防禦能力大大超過最初的估計,這意味著死亡人數將更多。    
    歷史上最大的浴血奮戰正在進行之中。美國海軍在緊接著硫黃島戰役之後的沖繩島戰役中的損失「超過了海軍在以前所有戰役中的損失的總和。」盟軍發起反攻,實現諾曼底登陸動用了17.5萬人的軍隊。而現在有700萬美軍駐在太平洋。盟軍計劃在馬來半島戰役中用20萬英軍花7個月的時間重新佔領新加坡,馬來半島的傷亡人數將輕而易舉的超過諾曼底的傷亡人數。美國戰時情報部讓舉國上下準備好接受「不可避免的重大損失。」    
    那時日本關押了35萬盟軍戰俘。日本的陸軍省次官下山發佈一道命令指示關押戰俘的軍官在美軍入侵時如何處理這些戰俘:    
    戰局嚴峻時,在決定如何最後處置戰俘之前,要把他們集中關押在某一地方,重兵看守。儘管基本原則是聽候上級安排,但是在特定情況可以單獨做出對戰俘的處理決定。要根據情況決定把他們集體還是單獨幹掉,根據情況決定採取大片炸死、毒死、溺死或斬首的方式。目的就是不允許一個人逃跑,把他們全殲滅,不留任何線索。    
    查理·布朗於2月16日被擊落,在大船戰俘營裡,日漸消瘦。布朗告訴我:「日本兵用竹筷敲我的腦袋時,慣常所說的話就是,『如果美軍進攻,你們全得死。』」飛行員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了,但是為了報復B—29在五六月份轟炸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外科室主任黑弗次郎教授捆綁了八個美軍飛行員,架到他的手術台上,沒有使用麻醉劑就解剖他們。    
    他切除一個飛行員的肺放入手術盤,人還活著,然後割開肺大動脈,看著飛行員的血汩汩地流淌致死。另一個被剖開胃,人還清醒著。教授又切斷他五條肋骨,切開他的一條動脈,觀察一下在他臨死之前他的心臟還能跳動多久。在一個飛行員的頭骨裡鑽了一個孔,然後插入一把小刀,在他大腦裡攪來攪去,想看看飛行員身體的哪一部分隨著他刀子的攪動而跳動。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5)

    1945年7月26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說:「我們將給日本一個結束戰爭的機會,日本要麼投降要麼面對徹底毀滅。」    
    8月1日,美國凝固汽油彈燒燬了八王子的80%,八王子是東京附近的主要鐵路終點站。同一天,與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面積相仿的長岡的65%被毀。B—29在本州西海岸城市富山投了1466噸凝固汽油彈,該城市的99.5%被毀。    
    8月2日,「B—29先生」保羅·貝蒂茨和他的轟炸戰友湯姆·費諾賓,走進柯蒂斯·勒梅在關島的辦公室。「這位含著大雪茄的將軍,幾乎是漫不經心地把他的來訪者領到地圖桌子跟前,展開地圖和所偵察到的照片。在瀰漫的雪茄煙霧裡,他緩緩地說:『保羅,首要的是廣島。』」    
    在廣島坐落著軍事指揮部,它也保衛著九州,阻止美國的登陸。4.3萬士兵混雜在28萬廣島市民裡,還有一些生產軍需品的設備和工廠。    
    8月4日,「72萬張傳單撒在廣島上,敦促所有人立即撤出,(就像《波茨坦宣言》中所發誓的那樣)此地將被摧毀。」傳單警告,「現在就撤!」一天後,西宮、佐賀、前橋和今治市(這些城市也在傳單的警告之列)燃起了烈火。    
    8月6日凌晨兩點四十五分,保羅·蒂貝茨從提尼安島駕駛B—29起飛,他用母親的名字給這架飛機起名為「埃諾拉·蓋伊」。凌晨五點五十五分,他在硫黃島上的蘇羅巴其山上空盤旋,等另外兩架飛機追上他。從他的駕駛員座艙裡向下看,他覺得登硫黃島一站的代價雖慘烈但也值得。「這個小島是我們執行任務從馬裡亞納起飛到東京中途的重要據點。如果沒有它,我們完成任務就有更大的困難了。」凌晨六點零七分,三架飛機在蘇羅巴其山上空會合朝日本飛去。    
    早上八點十五分十七秒,湯姆·費諾賓看到艾歐在他的諾登投彈瞄準器中喊,「扔炸彈!」    
    一磅多(0.85千克)的鈾從空中落下,在43秒內飛行了6英里。早上八點十六分,鈾彈在新良醫院的上空1900英尺的地方引爆,在離艾歐瞄準點的550英尺處。爆炸「大約在1/10秒內產生了刺眼的光芒」。    
    「Pika-don」,日本人叫它pika(閃光)-don(彈)——閃光彈。在閃光之後的30秒,爆炸式的狂風把玻璃吹到了6.6英里之外,8分鐘內,煙霧和瓦礫形成了一座大山,就像喜馬拉雅山一樣高大和雄渾,估計14萬人喪生。    
    對柯蒂斯和許多飛行員來說,原子彈並不像許多人所聲稱的那樣在殺傷力方面並沒有巨大突破。是普通大火殺傷了廣島的大部分居民,柯蒂斯在東京用凝固汽油彈殺傷了幾乎同樣數量的平民。根據《美軍戰略轟炸調查報告》,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的殺傷力相當於220架滿載凝固汽油彈B—29轟炸機的殺傷力。「由此可以說,在殺傷力方面,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與傳統的空襲相比,並沒有數量級的躍進。」    
    柯蒂斯並不認為這些行動跨越了道德界限,後來他曾經想知道人們是否認為「用原子彈殺人比用石頭把人的腦袋砸爛更邪惡和殘忍。我相信他們一定也認為機關鎗比弓箭要邪惡100倍。」    
    杜魯門總統說:「我們找到了炸彈,我們用了它,用它是為了減少美國年輕軍人的痛苦。」幾天後,在給美國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的信中他又解釋了這些行動的緣由。他告訴基督教的領袖們,「當你對付野獸時,你必須把它當作野獸來對待。」    
    多數人都認為在二次大戰中,原子彈殺傷的人比日軍的刀劍殺傷的人還要多。二次大戰中的老兵保羅·凡劭寫道:「人們對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感到如此震驚和遺憾,這與人們缺乏對太平洋戰爭的瞭解有很大關係。」    
    歷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是一名海軍老兵,他寫道:「你就想一下入侵日本本島可能喪生的人數——美國喪生的人數可能驚人,但是日本喪生的人數可能要比美國還多幾百萬甚至上億。」溫斯頓·丘吉爾告訴國會說想對日本領土進行入侵,而不使用原子彈的人他們自己本身「沒有意圖親臨日本前線」。    
    日本飛行員淵田梅津雄率領日軍偷襲了珍珠港。1959年,淵田梅津雄告訴保羅:「你幹得對,你知道日本人那時的態度嗎?他們簡直是著了魔……他們都願意為天皇死。如果需要,男女老少都會用木棒和石頭來抵抗,……如果入侵日本,你能想像得出會是一番怎樣的屠殺景像嗎?那真是糟糕可怕。這一點美國人民永遠都不能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樣深刻。」    
    但也許原子彈最大的救命功能是它縮短了勒梅將軍在美國投凝固汽油彈的時間。國務卿詹姆士·伯恩斯說:「如果我們繼續在日本的國土上投擲凝固汽油彈的話,死傷的人數要比投擲原子彈所造成的死傷的人數還要多。」3月,柯蒂斯在日本投下了1.38萬噸的凝固汽油彈。他計劃從9月開始在一月內投下11.5萬噸凝固汽油彈。    
    或許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最驚人之處是它沒能刺激精神勇士去拯救他的國民的生命。但是那時10萬死亡對他們算什麼?他們在新幾內亞島註銷了15萬日本士兵。他們仍然控制著中國沿海和滿洲國。新加坡也非常安全。在菲律賓有一點兒小麻煩,但是日軍還沒有向麥克阿瑟投降。這些冒名頂替的武士們仍然控制著數以千計的年輕性奴隸,她們這些十幾歲的女孩每天被強姦40至70次,精神勇士們準備犧牲2000萬平民。因此原子彈殺傷平民又怎麼樣?有什麼大不了?讓他們吃橡樹果吧!    
    軍方派了七人代表團去調查長島的損失。他們在原子彈廢墟上一著陸,一名軍官就立刻跑向他們的飛機。他的臉像戲劇裡的小丑——一半已經灼傷,冒出紅紅的疙瘩。沒有暴露到原子射線裡的另一半正常,他真是一個純正的精神勇士,他指著自己的臉歡呼道:「暴露的一切燒傷了,但是稍微有點覆蓋的地方就沒有被燒傷。因此不能說沒有反擊措施。」    
    柯蒂斯回憶說:「廣島並沒有立即使日軍繳械投降,我們仍然在扔凝固汽油彈。8月28日,我們的B—29飛往八幡,燒燬了八幡的21%,同一天,另外一些B—29去了福山,燒燬了該城的73.3%。即使我們於8月9日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他們也未出現喘息和崩潰的跡象。我們只得繼續飛行,執行轟炸任務。」    
    8月9日,在長崎的原子彈致死了7萬日本人。那一天,日本還有一些其他的壞消息。那天凌晨1點,大約100萬蘇聯紅軍攻入滿洲國。三個月前,約瑟夫·斯大林讓《蘇聯日本互不侵犯條約》失效時,就已經表明他有意和日本展開衝突。為了響應,精神勇士把許多的軍隊開到朝鮮邊界。生活在滿洲國數以百萬計的日本平民——天皇的「先頭部隊」——毫不知情地被他們的軍方遺棄了。由於蘇聯人的強姦和折磨,至少有18萬日本平民喪生。當地的滿洲國人也拿著乾草叉奮起反抗他們的日本主子。倉皇逃竄的日本母親被迫丟給了當地人成千上萬的兒童。蘇聯軍隊把70萬日軍戰俘運往古拉格集中營,許多人再也沒有回來。    
    在同一天,日本戰爭最高指揮委員會在東京開會。稍有理性的軍人都會承認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日本人民在忍饑受餓。柯蒂斯將軍在為日本古老的城市從地圖上消失而乾杯。「閃光彈」使鄰近的城市灰飛煙滅。成千上萬的日本平民在滿洲國的蠻荒之地掙扎著逃命。    
    但是日本陸軍部長督促他的同事要看光明的一面。沒有道理感到鬱悶。阿南將軍一一點數了日本剩餘的力量。他提醒內閣成員日本15~60歲的男人以及17~40歲的女人都在戰鬥之中。日本有3200萬勇士在訓練使用鋒利的竹槍。為什麼在真正戰鬥開始之前,就放棄呢?    
    梅津美治郎大將說:「憑著運氣,在侵略者還沒有登陸之前,我們就可以擊退他。」    
    運氣?美國用了價值30億美元的飛機,投下了價值20億美元的炸彈。運氣。    
    首相鈴木試圖把這明擺著的事實向戰爭內閣陳述清楚,他說:「我們不能無限期地把戰爭進行下去,我們沒有別的路可以選擇,只有接受《波茨坦宣言》。」    
    陸軍部長阿南的臉氣紅了,這位首相的大和民族精神哪裡去了?    
    阿南將軍咆哮道:「誰能百分百地確信失敗了?我們絕對不能吞下這個宣言。」    
    士兵島平觀察說:「我們戰鬥到最後,沒有人考慮日本失敗的可能性。我們就像軍士洋子和野田上尉一樣,——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從叢林裡出現,一個在關島,另一個在菲律賓。他們不能夠想像日本被打敗了。整個國家的感覺就是那樣。」    
    但是鈴木是正確的。結局來到了,甚至天皇也意識到了。    
    柯蒂斯寫道:「8月14日,我們去了熊本燒燬了那個城市的45%。在同一天我們去伊勢執行了最後一次飛行任務,在那裡我們燒燬了城市的17%。飛行員飛回到馬裡亞納群島,得知日本已投降了。」那天晚些時候喪失了人性的天皇,故弄玄虛,發表了一番欺人之談,在投降講話中他把自己描述成熱愛和平的人士,在努力幫助亞洲國家時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說:「侵犯別國主權和進行領土擴張遠遠不是我們的初衷。我們對英美宣戰是因為我們真誠渴望日本能夠自衛,東亞能夠穩定。」    
    裕仁天皇的「穩定」給3000萬中國人、400萬印尼人、180萬印度人、100萬越南人、250萬天皇臣民以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韓國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英國人、德國人、菲律賓人和馬來西亞人帶來了「永久的和平」。天皇從沒有說「投降」、「戰敗」、「道歉」、「對不起」等詞,他只是告訴他的臣民,他們要「忍不可忍之苦,受不可受之難」。飛行員查理·布朗還記得在大船戰俘營的最後一天。


第六部分第十七章 無法忍受的煎熬(6)

    我們從一個在8月7日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那裡聽到,美國在某個城市投下一枚炸彈將其炸平,我們還都以為他瘋了。    
    14日,日本警衛在軍部前排起隊,從他們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出戰爭結束了。    
    他們開始喝酒。其中一個喝醉了的士兵想自殺。他在台階上坐下,把刀刺入腹中。他們用急救車把他送到醫院。    
    那就是查理·布朗所能記著得一切。後來醫生告訴他由於缺乏維生素A,他對接下來的兩周沒有記憶。正像受傷的飛行員菲爾一直等到飛機在航空母艦上著陸後才昏迷不醒。查理的精神使他虛弱的身體還繼續運轉。後來他知道他們勝利後,他的系統就關閉進行休息了。    
    最後一個活著離開父島的飛行員比爾·康奈爾挖了些洞,來標誌日軍的投降日。現在他六英尺的骨架上,只剩100磅肉了。兩周後他給家裡發了電報說:「我很好,非常高興,要飛回家了。」他說:「那時我父母才知道我還活著。」    
    飛行員羅伯特·戈德沃斯回憶起剛剛被扶上美軍醫院船獲得自由的時刻。「我們像豬一樣生活了這麼長時間,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大批護士,穿著整潔的制服,乾乾淨淨,氣味芬芳。但是我最大的激動興奮莫過於幾個小時前我剛登上船的時候。我患了腳氣病,腳踝腫脹,阿米巴痢疾、腳氣、黃疸,渾身是毛病,體重僅有85磅。兩名士兵把我拉到甲板上,我對著戰俘營揮著拳頭喊:『王八蛋!我揍死你!』」    
    現在31617名美軍戰俘被釋。戰爭之後經過14年以後日本也釋放了所有中國戰俘,總共有56人。    
    喬治·布什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在弗吉尼亞海灘的空軍中隊進行訓練。    
    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喜訊。飛行員們跑到街上歡呼雀躍,任憑感情發洩。我們又可以過上正常生活了,屠殺停止了,這次戰鬥使我們14位戰友中有9人失蹤。    
    我記得我們大笑,喊叫。勝利的消息讓人難以置信。我們像孩子一樣,又喊又叫,又哭又鬧。我們是孩子——飽經戰爭苦,但仍然是孩子。    
    比利·米切爾引起了亨利·阿諾德的注意,亨利·阿諾德又引起了柯蒂斯·勒梅的注意。將軍們的決策是正確的,飛行員能贏得一場戰爭的勝利。沒用陸地進攻就打敗了日本。這是一個國家第一次被空軍打敗。海軍航空兵飛行員首先把敵人的天空給清空,然後陸軍航空兵燒掉了日本。    
    有荷蘭血統的馮·科克參加了「埃諾拉·蓋伊」號在廣島上的飛行任務,他告訴我:「原子彈沒有結束這場戰爭,它幫助天皇做了決定。」鈴木首相說,「在我看來,日本最終將不可避免的被空襲擊垮,因此僅在B—29的基礎上,我已確信日本應乞求和平了……僅就我自己個人來說,看到B—29的轟炸,我感到事業徹底無望了。」裕仁天皇寫道:「想到人民在空襲中無休止的死亡,我於是停止了戰爭。」日本首相近衛文NFDF8說:「從根本上說,是B—29讓我們決心議和的。」「戰後,民意調查人問平民為什麼他們開始懷疑日本打贏這場戰爭的能力。最多的一類(超過1/3)回答是『空襲』。」    
    《美軍戰略轟炸調查報告》得出結論:    
    即使沒有原子彈的襲擊,空軍優勢也能給日本施加足夠的壓力,逼他無條件投降,不用再發起陸上進攻,這一點似乎是非常明顯的。    
    根據對所有事實的詳細調查加上存活下來的日本領導人的陳述,本調查報告認為,即使沒有投擲原子彈,沒有俄國參戰,沒有已計劃或期待著的進攻,在1945年12月31日之前,甚至很可能1945年11月1日前,日本就會投降。    
    在火戰中被燒死的日本人遠遠多於原子彈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數。日本變成了一片廢墟,5個月的「汽油雨」燒燬了20%的房屋,1500萬人無家可歸,這著實令人震撼。    
    美國也為空襲日本行動付出了代價,在對日本本土的行動中,544架艦載飛機喪失,佔整個太平洋戰爭損失的19%。在所有行動中,414架B—29墜毀。B—29全體飛行員中,有2897名飛行員傷亡,其中2148人死亡。另外334名「空中堡壘」飛行員和機組人員被俘或被拘,其中262名被俘人員倖存。    
    1945年8月29日,星期三,海軍中尉約翰·布萊梅爾乘飛機從硫黃島上起飛,前往東京灣。約翰已經精疲力竭,那是他破記錄飛行的最後一站,該旅程長9500英里,花了他120個小時,跨越了12個時區。此次飛行始於安納波利斯,前一個星期四的8月23日。他的任務是把一隻木匣交給「密蘇里」號上的布爾·哈爾西司令。上司命令布萊梅爾寸步不離的守著木匣。他吃飯睡覺,不離箱子左右,甚至要方便時也帶著。    
    星期三布萊梅爾中尉完成了任務,把木匣交給了哈爾西司令。然後這個累壞的中尉足足睡了兩天。    
    木匣裡是一隻亞麻布袋,裡面仔仔細細的包著在海軍軍官學校展覽的有92年之久的美國國旗,綴有31顆星,這是當年海軍准將佩裡於1853年帶到日本海岸的。佩裡的來訪「把日本推上了和西方大國進行全球競爭並最終導致災難的歷史進程」。現在美國人又回到了同一個地點,又一次顯示比日本強大。    
    1945年9月2日,美國「密蘇里」號軍艦就停在當年海軍准將佩裡拋錨的東北部4.15英里的地方。當時沒有人提到那件事,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和海軍上將切斯特·尼米茲坐著首次把美國軍人送到日本領土的驅逐艦「布坎南」號駛進東京灣。    
    260艘「盟軍艦隊以同心圓的形式把「密蘇里」號環繞其中」。九人日本代表團從東京趕來橫濱,參加投降儀式。這九名代表所走的路程就是在海軍准將佩裡和幕府時代最後的將軍之間穿梭送信的特使所走的路程。現在他們經過的是一片燒焦的城市。    
    上午9點04分日本簽署了投降書。戰爭持續了1340天5小時44分。麥克阿瑟將軍代表聯合國簽署,尼米茲上將代表美國簽字。    
    在儀式臨近尾聲時,麥克阿瑟走到哈爾西上將面前,問:「比爾,那些飛機在哪裡?」哈爾西做了一個手勢,很快飛行員為投降書畫上了雷鳴般的驚歎號!在東京灣上面1500架艦載飛機和500架B—29轟炸機把東京灣的上空遮黑了。    
    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通過無線電向美國公眾現場轉播了他們的講話。就像他19世紀的同事一樣,在他的講話中,他不斷地提到「文明」和他們的上帝基督。杜魯門的講話充滿了宗教色彩。日本是「邪惡的力量」,給「文明造成了巨大威脅」。「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贏得了今天的勝利」,我們打敗了「決意破壞上帝文明的邪惡力量」。杜魯門在講話中各用了五次「上帝」和「文明」,其使用率和「美國」這個單詞一樣頻繁。    
    麥克阿瑟稱這次戰爭是「神聖的使命」,「仁慈」的上帝確保了「文明的存活」。「今天我們站在東京,緬懷我的同胞——海軍准將佩裡,92年前他來到這裡,想通過幫助日本擯棄孤立主義,和世界發展友誼、貿易和商業,從而給日本帶來文明和進步。但是,不幸的是,由此從西方學到的科學知識被鑄進了用於壓迫和奴役人類的武器之中。」    
    但是「密蘇里」號上的大部分人都體會到世俗的放鬆感覺。柯蒂斯·勒梅將軍寫道:「啊,一切都過去了,倒下的就倒下了,活著的繼續活著。就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或許我站到那裡,會感到很累。」    
    1945年10月4日,投降儀式後的一個月,一股颱風在太平洋中逐漸形成。這場風暴從馬裡亞納群島慢慢開始,柯蒂斯的B—29曾經在那裡起飛去攻擊日本。彷彿是憤怒的報復,颱風凝聚了強力,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襲去。海軍天氣預報員跟蹤觀察了颱風幾天,預計它會侵襲中國。但10月9日,風暴好像改變了主意,逕直捲向美軍的集合地沖繩。    
    下午兩點,風速達到每小時95英里,風暴把雨吹成「水平狀,雨中充滿了鹹味」。拋錨在沖繩的龐大的美國軍艦也被吹起來了,重重的錨拖在它們的底部。40英尺的水牆呼嘯而來,就像前進的火車頭。黑暗在正午降臨,「一切混亂得都不可分辨,拖著重重的錨的戰艦相互碰撞,或者……是消失在黑暗中。」    
    下午4點,風速達到了每小時115英里,猛烈的時候達到了每小時140英里。好像有意要造成最大限度的損失,風把擱淺在礁石上的戰艦掠走,又把它拖回來,「整個過程都拖著重重的錨」。岸上更是一片悲慘的景象。「20個小時的傾盆大雨浸透了所有東西,把道路變成了沼澤,幾乎淹沒了所有店舖,毀壞了絕大部分帳篷,岸上的一切都遭到了洪水的侵害。」匡西特活動房屋被整個捲起來,吹出幾百英尺遠,鍍鋅的鐵板被撕成碎片,牆板碎成條,曲形支撐物支離破碎。颶風破壞了沖繩80%的房屋。    
    風暴過去後,12艘軍艦沉入海底,222艘軍艦擱淺,133艘已損壞到無法補修的程度。後來聞名遐邇的美國海軍歷史學家塞繆爾·莫裡森得出結論:「這是美國海軍歷史上遭遇到的最兇猛最致命的風暴。」    
    公元1281年,神風吞沒了15萬膽敢入侵這片神的土地的蒙古人,神風沒有破壞一點兒日本大陸,好像只針對漂流在海上的侵略者。    
    1945年10月的颱風也是跳過了日本的主要島嶼。假如當初飛行員還未能讓日本屈膝投降,戰爭還像精神勇士所堅持的那樣繼續著,那麼那一天沖繩島外的颱風會把美國成千上萬的入侵艦隊和數以百萬計的軍人撕得粉碎,一卷而空。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1)

    如果我輸掉了這場戰爭,我將會被作為戰犯受到審判。    
    ——柯蒂斯·勒梅將軍,引自《黑太陽》    
    雜誌「氫彈的製造」一文    
    「華倫·厄爾被宣佈失蹤後,埃維精神崩潰了,」埃維的侄子比利·溫德爾告訴我,「華倫·厄爾是她惟一的兒子,她很愛他。」華倫·厄爾的表姐埃塞林·古德納說:「在得知他成為戰俘後,他母親喪失了神志。她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勇氣,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了。」    
    弗洛伊德·霍爾的妹妹瑪吉回想道:「當我們得知他失蹤的消息後,母親瘋了,她真的覺得心碎了。她痛哭不已,太令人難過了。每當她獨處的時候,就會想起這件事,眼淚也禁不住流出來。」    
    凱瑟琳·戴伊叫她的丈夫給海軍寫了好多的信,以期能夠得到更多關於吉米的消息。戴伊先生甚至寫信給了國會議員查爾斯·沃爾弗頓。對每一次詢問,海軍方面都客氣的回復,但答覆總是「沒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關於弗洛伊德的事,霍爾先生在給美國海軍的信中說道:「從3月7日起,我們就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我們孩子的消息,我們急切的想知道現在有沒有更多的信息。」回復總是:「沒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埃維給海軍陸戰隊寫了好多封信,希望她的執著能換取有關華倫·厄爾的消息。但每次的答覆總是:「很遺憾,我們沒有更多的消息。」    
    埃維竭力抓住每一絲希望。1945年11月,她繞過海軍陸戰隊,通過家鄉的報紙給財政部發了一張釋放了的美國戰俘的照片。她寫道:「四周用圈兒圈住的那個人很像我的兒子。因為我還沒聽到任何消息,所以如果你們有照片上這些人的名字,請告訴我,這或許會對我有所幫助。」信的結尾處寫道:「信封上有我的姓名和地址。」    
    財政部將她的信轉給了海軍陸戰隊,他們回復道,「很遺憾,但我必須通知您,我們沒有收到關於他(華倫·厄爾)的更多的消息。他將繼續被記錄為『在行動中失蹤'。」    
    一年多來,每一位母親都感受到了這一無所知的灰暗時光,她們的孩子「失蹤了」。當勞拉·沃爾霍夫收到迪克在行動中失蹤的電報後,她不屑地說:「這並不意味著他死了。」    
    但如果他沒有死,他又在哪兒呢?躺在救生筏上被太陽烤著,慢慢地等著餓死?或是受傷了,痛苦地喊著媽媽?孩子的杳無音信使得母親的心像橡皮筋一樣緊繃著。    
    兩個月來她一直在做噩夢,埃維在她寫給華倫·厄爾的一位戰友的信中說道:「華倫還活著,對此我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然而有時我也不是很樂觀。」    
    「太可怕了,因為她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是失蹤了,」華倫·厄爾的表妹瑪德林·賴利談到埃維時說道。「她經常哭。對於華倫·厄爾的處境沒有進一步的消息,這對埃維產生了極其深遠不利的影響。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了,她的生活沒有了歡樂、祥和。」    
    凱瑟琳·戴伊真的再也不能靜下來想吉米了。她聯繫了每一個認識吉米的人,叫他們來和她聊天。如果他們不來,她就去看他們。她和住在傑克遜維爾的格雷迪·約克一家人呆了一周。她和瑪麗·約克兩人一起痛哭,但卻沒有新的消息來一起分享。    
    凱瑟琳·戴伊和她的丈夫一起駕車去了弗吉尼亞的惠靈,去看望吉米在那裡的戰友拉爾夫·森格沃特。他們在拉爾夫父母的家裡逗留了四天。    
    「對孩子的焦慮使得母親戴伊變得心煩意亂,」拉爾夫對我講。「她說:『如果他死了,留下了屍首,我能夠接受。但現在連屍首都沒有,這使我難以接受。'我不能提供太多的幫助,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訴他們我曾看見吉米和格雷迪在沙灘上走。我經常看到她默默地流眼淚。」    
    戰後格倫·弗雷澤的戰友萊爾·科姆斯托克去看望了住在堪薩斯城的格倫的母親。他們在客廳坐著聊了會兒天。萊爾給弗雷澤夫人看了一把格倫當初留給他的刀,格倫曾告訴萊爾說:「如果我發生了什麼不幸,你就留著這把刀作為紀念。」萊爾把刀給了弗雷澤夫人,但夫人卻叫他收好那把刀。「我仍然留著,」萊爾告訴我。    
    弗雷澤夫人請萊爾和她一起上了樓,在一個屋子的牆上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圖。「我不知道父島在哪裡,」她對萊爾講。萊爾指給了她地圖上的一個小島,弗雷澤夫人看了一眼,突然驚歎道:「那麼遠啊!」她崩潰了,倒在萊爾的懷裡哭著。    
    1945年10月6日,那是一個星期六,根據海軍陸戰隊普雷斯利·M.裡克西上校的命令,美國海軍驅逐艦「特瑞波」號航母駛入了父島港。他的任務就是解除駐在父島的日本士兵的武裝並將他們遣送回本土。    
    堀江少佐和他的翻譯來到了艦上。在解決了一些細節問題後,普雷斯利·裡克西上校問堀江少佐:「你們在這些島上抓獲的那些美國飛行員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美國人沒有其飛行員在父島列島被俘的確切消息。正如裡克西上校後來所寫的:「美國海軍很有可能認為那些在空戰中失蹤的飛行員都落到了大海裡。」很顯然,裡克西上校是在引誘堀江少佐,看是否能通過他得到些消息。    
    令裡克西上校大為吃驚的是,堀江少佐立即做出了反應。    
    「是的,」堀江少佐說。「我們抓到了六個人,我想都是海軍,我們對他們很好。有兩個人被用潛艇送到了日本。剩下的四個很不幸,在你們為奪取硫黃島而針對這些島嶼進行的一次空襲中,被你們自己的炸彈炸死了。他們被一次直接的轟炸炸上了天,什麼都沒有留下。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我很愛他們,不希望他們受到任何傷害。屍體火化後我們將其埋葬了,這是日本的傳統。」    
    事後裡克西心裡想,「為什麼堀江承認那些飛行員被擊落並被抓獲?他肯定是懷疑我們比事實上知道的更多。從某方面來講他所說的並不真實,但我們仍然本著信任表示了同意。」    
    裡克西命令負責看管戰俘的日本軍官第二天在驅逐艦上露面。他得知那個軍官名叫的場。    
    在堀江少佐一行返回了父島後,「特瑞波」號航母驅逐艦上的會場翻譯卡德特·奧亞馬警告他說:「別太自信,說不定你並沒有騙過那些美國人。他們考慮問題非常周到,你會從他們那裡聽到更多的關於這件事的消息。」    
    「事情已經這樣了,」堀江少佐說道。「我們必須信守諾言,我相信我們事先編好的故事能騙過他們。他們不會找到任何證據,根據立花將軍的命令,骨頭和他們的隨身衣物都被扔到了大海裡。」    
    第二天,的場少佐和堀江少佐在「特瑞波」號航母驅逐艦上向裡克西上校匯報情況。據裡克西回憶,的場是一個一臉凶殘相,身形巨大的人。他有著公牛般粗壯的喉嚨、剪得極短的平頭。他站得筆直,鞠躬行禮時彎腰只有別人一半高,並且以傲慢的姿態將雙手交叉在胸前搭在桌子上。裡克西還注意到的場長著一雙他一生中所見到的最為冷酷無情的眼睛。    
    「少校,」裡克西上校開始說道,「為什麼你們不像在防空掩體裡保護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士兵那樣保護這些飛行員呢?」    
    「先生,我為我手下的疏忽感到遺憾,」的場少佐生硬地回答道。「我的副官收到嚴格的命令去合理地保護這些美國人。我想你們對我們的攻擊來得太快了,以至於我們的人幾乎沒有時間採取行動。」    
    「作為指揮官,你應當對他們(戰俘)的安全負責,」裡克西上校對的場少佐說。「你應當把他們安置在一個保護的非常好的掩體裡。你的失職違反了國際法的原則,我將追究你的個人責任,對此我們將作進一步的調查。明天請你列出事實上負責看管那些戰俘的人員名單。」    
    在翻譯這番話時,裡克西上校仔細地看著的場的反應。「火花快要從他的眼睛裡崩出來了,他使勁兒地擦著脖子。」    
    「這些美國人的骨灰像戰爭規則所規定的那樣得到安葬了嗎?」指揮官庫夏克上尉問堀江少佐。「你保證的場少佐像基督教通常所做的那樣在他們的墳墓上立了十字架了嗎?」    
    「是的,先生,」堀江回答道。「我們在他們的墳墓上放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並致以軍禮表示對他們的敬意。」    
    裡克西上校通知這兩位日本少校第二天他將上岸去看看那個墳墓並進行拍照。訊問結束後,他們被用小船送上了岸,這時的場少佐問堀江少佐怎樣才能建一個基督教的十字架。    
    第二天,裡克西上校被護送到了墓地,馬弗·梅爾尚就是在這兒被刺刀刺死的。裡克西回憶道:「就像所說的那樣,每件東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但很顯然十字架是用新木頭做的。怎麼也看不出在頭一天以前它已經暴露在大自然中了。」    
    出於懷疑,裡克西上校分別審問了的場所列出的四個人。「對於這幾位飛行員的不幸死亡,每一個被審訊的人都講了完全相同的故事,」裡克西寫道。「他們會告訴你,這件事發生在八個月以前,每一個機槍手記得都是一樣的地方,一樣的時間,甚至那天的幾時幾刻,美國飛機飛來的方向以及所扔下的炸彈的數量。然而當被問及飛行員們穿什麼樣的衣服時,他們都一言不發,不斷地搖著腦袋。這麼重要的事,他們的的場少佐居然忘記告訴他們怎麼說了!當再次登上木質登陸艇的時候,他們看起來很擔心。」    
    對美國軍隊來說,將日本士兵從父島遣返回日本本土並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大部分船隻被用來將其本國的士兵送回美國。裡克西上校的軍隊銷毀了部分日軍留在島上的武器,將其他的一些收集了起來。到1945年底,只遣返了3000名日本士兵(總共有2.5萬名)。裡克西仍對這些飛行員的遭遇心存疑慮,但他沒有線索。    
    後來到1945年12月,一艘日本海岸警衛隊的小艇來到了父島,運回了兩年前被從島上疏散的平民。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弗雷德·薩沃裡的人,他是這個島嶼的開拓者納薩尼爾·薩沃裡的曾孫。弗雷德告訴裡克西上校一個驚人的故事。    
    「先生,」弗雷德·薩沃裡開始說,「我在日本從那些打這兒遣送回的日本士兵嘴裡聽到一些傳聞,他們說他們的上司下令處決了這些美國飛行員。還有傳聞說的場少佐命令醫務官在一個飛行員被處決後取出他的肝臟,然後將其交給了少校的勤務兵。這個營中有人說的場和幾個軍官在第二天的日本米酒宴會上吃了那副肝臟。」    
    「我們驚得目瞪口呆,」裡克西回憶道。「當然我們想到了他們可能會被砍頭,但我們沒有想到他們竟遭同類相食。」    
    裡克西決定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他單獨約了堀江少佐,請他作為惟一的一個日本人參加了美國軍官的宴會,以表示特殊的關照。後來在1946年新年的那一天,在喝了幾杯波旁威士忌後,裡克西上校開始發問了。    
    「堀江少佐,」上校開始說,「作為一名軍人,我很欣賞你為你們的帝國、為你們的國家所做的一切。我把你當成我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幫助。你或許不知道,有關這個島上發生的事情我瞭解很多。我知道他們被處以死刑以及後來的一些其他事情,我還知道你並沒有參與其中,那些罪犯必須受到懲罰。我會保護你,因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沒做任何錯事。    
    在『特瑞波』號驅逐艦上你向我撒了謊,但我並不計較。你是在執行上司的命令,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以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友誼以及作為一名真正的、勇敢的軍人的榮譽,我請求你的幫助。」堀江少佐同意了。    
    當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員去逮捕的場少佐的時候,滿臉驚訝的他正坐在他的小木屋裡邊的椅子上聽著錄音機,穿著他最喜歡的粉紅色浴衣。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2)

    如果說這個世上有戰犯的話,那麼裕仁天皇肯定是其中之一。根據明治憲法,他享有「最高的指揮權」。他負責批准軍事行動、官員的陞遷以及預算。「日本所進行的大部分侵略都是在內閣之外的會議上策劃的,這些會議只有軍方及他們的最高指揮官參加。」NB23F本杉木也曾在中國絞死過農民,像他這樣的士兵,從小就受到灌輸,他們是在以天皇的名義行事並得到了天皇的許可。不經天皇知悉並得到天皇的同意,沒有哪位將軍會被提升,沒有船隻可以行動。    
    當前首相近衛文NFDF8宣佈裕仁是主要的戰爭犯時,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一些對天皇非常堅定忠誠的西方盟友,如前任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說道:「天皇不得不下台啦。」著名的東京帝國大學校長也說道:「從道義、倫理上說,天皇也該退位了。」即使是宮廷圈內的人也認為從某些方面來講天皇應當對戰爭承擔責任。8月29號,在「外來征服者」抵達日本的前兩天,天皇對他的一位顧問提到,將考慮把退位作為一種可能免除其忠誠的大臣、將軍們戰爭責任的一個辦法。天皇叫他的官員們為他詳細介紹了英國國王退位的實踐。當時的首相是天皇的叔叔東久邇親王,他私下裡見了他的侄子並建議他退位。天皇年輕的弟弟三笠宮,也要求天皇承擔戰敗的責任。    
    日本公眾也願意接受天皇退位。他們同意他投降的決定,也遵從天皇有關自己未來的一些打算。一個負責監視日本輿論的美國情報機構匯報說:「據得到的資料顯示,許多人已經覺得天皇退位與否已經和他們毫不相干了。人們更關心的是溫飽問題,而不是天皇的命運。」《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日本戰敗時的感受時,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只有4%的人「為天皇感到擔憂、恥辱或是難過」。在大阪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傾向於天皇馬上退位或是在適當的時候退位。上百萬人失去了生命,這就是帝國進行「聖戰」的結果。天皇的退位將會提高帝國內部的精神凝聚力。    
    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份在戰爭即將結束前進行的蓋樂普民意測驗表明,70%的美國人都傾向於處決或是嚴厲懲罰天皇。華盛頓命令麥克阿瑟將軍負責調查天皇在戰爭中的罪行,尤其是他批准襲擊珍珠港這件事。如果天皇有權通過發表演說來結束一場戰爭,他是不是也應該對戰爭的開始和進行負責呢?    
    不費吹灰之力,美國當局就能夠搜集到足夠的證據,用以證明「在戰爭的結束、開始以及每一階段,裕仁天皇在支持以其名義採取的各項行動中都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只需看一下東京街角兒的報攤兒就能做到這一切了。10月9日和27日,《朝日新聞》刊登的文章證實,天皇批准了開戰的決定,他對偷襲珍珠港的計劃也是知情的。    
    但是當美國那些負責起訴戰犯的檢察官們來到東京後,他們發現戰爭的指揮者說得幾乎完全相同。無論是日本的政客還是美國的將軍,他們的底線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裕仁天皇無罪。他反對戰爭,他一個人結束了這場衝突,他是英雄。    
    令人尷尬的局面出現了。麥克阿瑟在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說明了其中的緣由:    
    天皇被起訴將毫無疑問地會在日本民眾間引起巨大的震盪,我們不能對這種後果期望太高。他是使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的象徵。毀掉他,這個國家就會分裂……屆時極有可能需要上百萬的部隊在這裡無限期地駐紮下去。    
    巨大的動盪?日本的分裂?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僅認為帝國是他們2600年歷史的一小部分。當「佩裡的黑船」使德川政權暴露出其軟弱無能後,「日本人民就拋棄了他們的封建幕府……在經過了近八個世紀的輝煌後,日本人民就像扔舊衣服一樣將其拋棄了。」而裕仁天皇所表現的不僅僅是無能。他不僅被「外國人」擊敗,而且使外國的軍隊進入了其「聖地」。一個失敗者被人取代了,日本人民為什麼要分裂呢?日本戰敗了,並且被和平地解除了武裝。沒有暴力事件發生,沒有針對美國佔領者的恐怖襲擊。但麥克阿瑟其實早在日本投降前就很顯然已經屈從於有關帝國永恆的天花亂墜般的武士精神報道。早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麥克阿瑟將軍就同意了保全天皇的計劃,還找理由說「不像基督教信徒那樣,日本人沒有上帝以進行心靈上的溝通。」日本人民需要裕仁天皇作為一個如同基督一樣的人物,將天皇放在與其人民或是其他政府官員同一層次上的想法是一種褻瀆神靈的行為。將天皇作為戰犯進行審判將不僅是對神的褻瀆而且是對精神自由的否定。一些美國官員寫道:「對他們來說,絞死天皇就如同對我們來說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麥克阿瑟還認為:「並不能通過殺死天皇來消除這些人對天皇的崇拜……這就像除掉上帝,留下基督教一樣。」    
    邦納·費勒斯將軍是日本投降後最早抵達日本的美國人之一,當時他和麥克阿瑟乘坐的是同一架飛機。費勒斯將軍一到便立即展開了保護裕仁天皇的工作,以掩飾天皇在戰爭的進程中及結束時所扮演的角色。他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教戰爭嫌疑犯們如何作證。在同一位日本高級軍官的對話中,費勒斯指出俄國人想將裕仁天皇作為戰犯進行審判。費勒斯說,「如果日本方面能向我們證明天皇是完全沒有責任的,這將對應付目前這種形勢非常有利。我想即將進行的審判為這樣做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尤其是東條,在對他的審判中應盡量讓他承擔所有責任。換句話說,我想讓你們使東條這樣說:『在戰爭開始前的帝國會議上,我已經決定開戰,即使天皇閣下反對同美國進行戰爭。』」    
    麥克阿瑟將軍不僅沒有按照命令去調查天皇,反而禁止了這種調查。他向華盛頓保證:調查已經展開……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裕仁天皇在過去十年裡參與了政治決策。主控檢察官約瑟夫·基南告訴檢察官們不準備控訴天皇。任何同上頭有關的證據都會被查禁,如果有人不幫助進行掩飾,那麼他們將「無論如何馬上回家」。不僅沒有伸張正義,事實上檢察官們起到了充當天皇辯護團的作用。    
    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其他27位軍方及政府官員作為甲級戰犯受到了起訴,主要的指控就是他們參與密謀了侵略戰爭及違反國際法原則的戰爭。    
    在事件發生後通過並且改變了事件的法律後果的法律叫做「事後法」。美國憲法有兩條禁止「事後法」,但對「發動侵略戰爭」者進行指控卻是由二次大戰的勝利者發明的。美軍參謀長埃裡奧特·索普將軍是負責決定哪個戰犯受審的人之一,「我還是不相信那樣做是對的,」索普後來說。「我仍然認為那是一個『事後法』,他們在遊戲結束後制定了規則。」索普認為審判不是為了正義而是為了報復。「我們要以血還血,可上帝啊,我們已經做到了,」索普說道。威廉·沙斯將軍寫道:「過去我們在東京常說,美國可不要輸掉下一場戰爭,否則我們的將軍們將會在沒有任何申辯或是審訊機會的情況下在天一亮就被幹掉。」    
    檢察官基南提出了這樣的理由,那些愚鈍的受武士道精神影響的武士以及那些在事實上經歷了一場又一場事件的傢伙,才是從1928年到1945年超過14年間邪惡的真正的主謀者,他們向上司隱瞞了這件事。但真正在這14年間掌權的人的名字卻沒有被提及。這就如同說,T型汽車來自於工人們喝咖啡的間歇,而福特先生恰巧只是有一間大房子。    
    澳大利亞大法官威廉·韋伯後來批評道:「戰爭的首犯,儘管完全可以受到審判,但卻被給予了豁免權。」法國的亨利·伯納德法官也寫道:「日本這些戰犯中,有一個主犯逃過了所有的起訴,無論如何現在的這些被告只能被當作從犯。」日本前首相東條也非常高興,「天皇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從這一點來講,我也感到安慰了。」在甲級嫌疑犯們被宣判的那天,基南檢察官和裕仁天皇一起在皇宮裡共進了三個小時的午餐。    
    包括東條在內的七名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還有其他的六個死在了監獄裡,兩個因為精神失常被釋放。有13個人後來獲得了假釋,為了贖回對上百萬人犯下的罪行,他們中最多的在監外服刑八年。    
    在許多案件中,看起來犯的罪行越是嚴重這個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脫懲罰。中村正信上校被稱作「戰略之神」,曾策劃了日本的南侵計劃。他曾經將中國人的頭顱在新加坡展示並且鼓勵的場少佐吃敵人肝臟的習慣。他就是逃脫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情報機構負責人,查爾斯·威洛比將軍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村上校處死了本傑明·帕克上尉並且吃了他的肝臟。但考慮到戰後日本共產主義的擴張、中村反共的誠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劃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為了戰後日本的重要財富、一個值得保護的人物。中村不僅逃避了指控,而且後來還被選進了日本的國會眾議院。    
    或許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隊針對中國實施的生物和化學武器戰。麥克阿瑟將軍和其他的一些美國軍官知道731部隊在被俘的美軍戰俘身上也試驗了這些武器並且殺死了他們。但是當這些魔鬼般的醫生將基於他們可怕的實驗得到的有價值的信息提供給美方以作為換取他們獲得豁免的條件時,麥克阿瑟立即同意了這樁罪惡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級戰犯在靖國神社被秘密地奉為愛國「烈士」,以向戰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靈位中包括像東條英機、松井石根這樣的人,就是他們的軍隊犯下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並沒有承擔他們在二次大戰中的全部責任。通過讓主犯逃脫懲罰,通過事後法來扭曲法律,通過隱藏一些日本最駭人聽聞的罪行,盟軍主觀的主持了「正義」,從而使得任何企圖更正這個歷史責任的做法都顯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這些美軍勝利者的「細心照料和保護」,那麼是否普通的德國人民也要被期望著就他的罪行進行反省呢?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3)

    1946年,比爾·多蘭中尉在關島奉命監視對父島列島的戰犯進行審判,那時他剛從美國海軍學院畢業。這是在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的數以百計的審判之一。這種審判是在金屬製半圓拱形建築中,極度秘密地進行的。    
    「日軍戰犯坐在長桌邊上」,比爾回憶說。「在每一個囚犯後邊都站著一根強壯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每一個士兵都配有自選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動手槍、肩背手槍皮套、有珍珠狀把手的三八特製槍。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帶著一個大大的烏木製的棍棒,這種棍棒是一般警察攜帶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個士兵都處於「稍息」狀態,背對著人群,兩腿叉開站著。他們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們的背後。偶爾便攜式的發電機也會停止。如果停止的話,小屋的裡邊完全一片漆黑。出現這種情況時,士兵們會馬上把他們的左手從囚犯椅子的背後移到囚犯脖子的後邊,他們會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並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腦袋上。當燈重新打開時,我們可以短暫地看到這一幕。    
    14名日本軍官、士兵和醫生作為乙級戰犯由一個軍事委員會在關島審判。來自不同服役區的8名美國軍官作為法官,美國和日本的民間律師作為被告的辯護律師。乙級戰犯的罪名包括謀殺、虐待俘虜、沒有給予體面的葬禮和對控制下屬的不法行為的失職。海軍搜尋過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內瓦還沒有人想到如何為殘忍地吃敵人肉的罪行歸罪,因此以「沒有給予體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爾·多蘭做了一輩子的律師,許多年之後他告訴我:「我讀過無數的審判副本,所有對戰犯的審判都是這樣: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麼,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後法院來做出決定。這裡,所有的證詞都來自一方,所有的證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們自己承認吃了人。    
    在檢察官丹尼爾·弗林的開場陳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嘔,以至於很久以前人們就認為沒有必要直接地針對這些罪行進行立法。這些指控與曾在刑事法院中所聽到的最驚人的指控處於同一檔次。我們希望再也沒有這樣類似的案子出現了。公訴人弗雷德裡克·薩斯稱被告為「沒有人性的野蠻人……他們以最原始、最殘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們手無寸鐵的兄弟的軀體」。他認為硫黃島列島的士兵們是典型的惡魔邪惡勢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隊就像危險的疾病一樣纏繞著他們的國家,像致命的瘟疫,殘酷地在亞太地區擴散開來。    
    「但是美國人頭顱被砍下來、肝臟被挖出來的消息沒有被准許傳回美國,」比爾說。「海軍守衛告訴我,海軍不希望家裡的人們知道他們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訴人總共傳喚了43個證人:穿著卡其布短褲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證人。在法庭下,立花將軍稱堀江是「一條美國的走狗」。將軍對他講:「你不是日本人。」    
    「海軍將那些日本囚犯統統關在一個大的監禁區,」比爾說,「裡邊是軍營,圍欄由很粗的鐵絲網做成。一天晚上,的場在圍欄上撕開了一個洞,這個洞足夠他的頭鑽過去。看守們在第二天早上抓住了他。沒有哪個海軍守衛能夠撕開鐵絲網,即使是一小塊兒。    
    立花什麼都不承認。他說他對飛行員被殺一無所知,他也從來沒有吃過人肉。儘管最後的場全盤招供,但最初他企圖將責任都推給屬下。他放棄了人吃人是由於飢餓的說法。「我們營仍然有足夠的食物,」他說道。    
    「是的,我是吃了人,」的場少佐說道。「是戰爭使我變成了瘋子,這是我所能給出的吃人的惟一理由。」    
    下令將吉米·戴伊和華倫·厄爾·沃恩處死的吉井大尉拒絕回答問題。相反,他提交了一份陳述書,上面寫道:「戰勝國中沒有一名戰犯受到審判,審判戰犯是對那些戰敗國家情緒化的報復行為。」吉井告誡審訊者說:「在你們審視自己之前,請不要對別人進行審判。因此在你指控別人之前,請先指控你自己。」他引用了聖馬修書中的一段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審視別人,先要審視自己;你給別人所適用的標準,應首先適用在自己身上。為什麼老是看到別人身上的小毛病而不去考慮自己的不足呢?」    
    吉井拒絕提供證詞,除非作為基督教徒的審判委員會成員們能夠回答為什麼他被審判而盟軍的戰犯卻沒有受到審判。對戰俘的虐待就是極好的例證。毫無疑問日本犯了滔天罪行。日本監禁了132134名西方的戰俘,其中35756名在監禁期間死亡,死亡率高達27%。相反,在德國和意大利監禁的戰犯的死亡率只有4%。「另外,戰後從日本救出的倖存戰俘的死亡率也是較高的。」    
    東京戰犯審判中,有一個法官來自蘇聯。美國的盟友當時囚禁著在滿洲抓獲的近70萬名日本戰俘。隨著沉悶的東京審判的進行,在座的一名蘇聯法官對日軍戰俘進行著審判,他們的同胞卻在蘇聯的戰俘集中營中被害死。有超過6.2萬日本戰俘——幾乎是盟軍死亡人數的2倍——死在了古拉格(集中營)。    
    吉井大尉從來沒有向委員會發過言。    
    立花將軍、的場少佐和吉井大尉是命令處死飛行員的軍官,定他們有罪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由於執行命令而成了劊子手的低級士兵們認為,追究責任應當到軍官一層就停止,他們不應當受到追究。畢竟這些日本士兵不得不服從命令。但當得知為了審判的目的,他們將被置於他們從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個溯及既往的道德領域時,他們驚呆了。他們被告知在父島他們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個體。令他們吃驚的是,他們得知他們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上級的命令並不能作為開脫罪責的理由。    
    翻譯人員在將這些異國的概念轉達給這些「臣民」——乖乖地服從命令的人們——時肯定非常困難。權利?自由的意志?違抗命令的責任?究竟什麼才是非法的命令?不服從上級的命令就是非法的,這些士兵就是在這樣的道德領域內工作的。日本軍隊的支柱就是服從。這些士兵不是普通的公民;他們沒有權利,他們是裕仁天皇的子民。    
    士兵城戶松民是四個被命令將迪克·沃爾霍夫刺死的人之一。他的辯護律師提醒道:「城戶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他接到了命令並且服從了命令。可一年後他卻發現自己被指控違反了戰爭法和戰爭慣例……關於戰爭法和慣例城戶能知道什麼呢?他幾乎不能讀書、寫字——然而現在卻被推定為熟知國際法、正確的對待戰俘以及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東西。」    
    儘管做了這些答辯,控方仍認為日內瓦公約在父島上應當適用。裕仁天皇可以被保護,但不是這些人。    
    這樣,當面對相同的情況時,日本的這些被告們便被給予了同美國軍隊所不同的標準。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曾經發佈命令,如果被起訴的是美軍,其行為是根據上級的命令或政府的批准而進行的,則在定罪時可將這種因素考慮進去,因此美國軍人便可用上級的命令來進行辯護。但在關島審判中,控方宣佈日本士兵不能引用上述理由:「上級命令不能用來給所犯罪行做辯護,因為人類並沒有被強制服從一個不合法的命令。」    
    竹野中士是另外一位參與刺死迪克·沃爾霍夫的人。當得知因執行命令他將要承擔責任時,他感到非常震驚。「我難以理解父島列島上的上級軍官們是怎麼搞得,竟使我被控謀殺罪,因為是他們在叫我執行命令。」竹野證實說。「我們沒有殺害任何俘虜的意思……我只是在默默地執行命令,因為我知道這樣做是正確的。我完全相信我的上司,從來沒有就執行他們的命令猶豫過一刻。」    
    為了說明日本士兵的命運「比奴隸們好不了多少」,被告律師說:「將責任強加給那些行動受到上級限制的人身上的做法是一種反人類罪。讓那些根本不了解法的人去接受嚴厲的懲罰是極其殘忍的。」堀江少佐在他的證詞中也提到,「對於日本軍隊來說最根本的就是對任何命令的絕對服從——完全的的服從。」曾參與殺害格雷迪·約克的大尉山下正夫對委員會講:「我從小就被教導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很多情況下我並不想那樣做,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另一個曾參與殺害迪克·沃爾霍夫的士兵谷山講道:「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自由來判斷我們所接到的命令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們都是被剝奪了個人意志與自由的木偶。」中村下士曾經很不情願地砍下了弗洛伊德·霍爾的腦袋,他說道:「我是在前線接到命令,我很清楚拒絕執行命令就肯定意味著死亡。」中尉內田有紀曾經砍死吉米·戴伊,他提醒委員注意在日本軍隊中「不服從命令的罪行的嚴重性」。加籐大佐曾命令將格雷迪·約克處死,他承擔了所有的責任,並且還懇請委員會理解這些士兵們當時所處的這種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的處境,他說道:「請你們充分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出自他們本身的自由意願。」    
    一個來自墳墓的聲音支持了這種主張。小山橋雄畏罪自殺了,就是他砍掉了華倫·厄爾·霍恩的腦袋。他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我承認我那樣做是錯誤的,但我堅信作為一個軍人,我沒有錯。因對軍人來講,執行上級的命令是比死還重要的事情。」    
    辯護律師回憶起了處死美軍戰俘的那段日子。在那段時間裡,整天有美軍的空襲,還要時刻提防美軍的入侵,那時最需要的就是嚴格服從命令。一名被告說:「在戰爭中,命令比任何道德約束力都要重要。」一名被告方律師指出,在令人精疲力竭的、持續猛烈的戰爭壓力下,命令遠不是人們在和平時期在平靜的軍營裡所理解的那樣。他說,如果你認為日本士兵會拒絕執行這樣的命令,那你就完全忽略了他們當時的心態與性情。另外一位被告方律師給出了一個能讓美軍委員會理解的說法:「如果當日軍在父島幹那些事情的同時,一名美軍少校命令一名中尉帶領一個狙擊班來幹掉在父島的一名日本戰俘——那名中尉不會猶豫不決,也不會表現出比日本士兵更多的反對。」    
    1947年9月,五名日本武士——立花將軍、的場少佐,伊籐中佐、吉井大尉和中島大尉——被絞死了,葬在了關島一處沒做任何標記的墳墓。其他大部分被指控的日軍都被判入獄,在東京的巢鴨監獄度過了他們的鐵窗生涯。    
    日本和華盛頓的報紙對這些審判和處決情況進行了簡單的報道。新聞的描述充滿了感情色彩,很少涉及細節問題,《時代週刊》的大標題是「不可思議的罪行」,《紐約時報》將審判過程稱作「人吃人的審判」。對前首相東條英機以及其他甲級戰犯的審判佔了消息的主要內容,而關島審判則被放在了裡面的幾頁。而關於在父島列島犧牲的美軍飛行員的名字則根本就沒有被提及。    
    二次大戰後在亞洲共進行了近200起戰犯審判,審判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及轄區內進行,對最後的結果沒有確切的統計。但從最多能夠確定的數據來看,大約共有5700名日本人被控犯有戰爭罪。其中大約920人被處死,525人被判終生監禁,2944人被判有期徒刑,1018人被宣告無罪,還有279人根本就沒有受到審判,沒有美國人被審判。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4)

    天皇投降後,立花將軍命令將飛行員們的屍體挖出來火化並將他們的骨頭扔到大海裡。士兵們掘開墳墓,在屍體上澆了油然後就將他們燒了。據海軍陸戰隊的羅伯特·弗雷澤後來證實,美軍調查者沒有發現多少東西。在一個墳墓裡他們發現了一支自動鉛筆,上面寫著格倫·弗雷澤,一條繩子和三根骨頭。在附近的一個墓穴,他們找到了一堆被胡亂放在一起被燒過的骨頭。在大村墓地,美軍小分隊發現了一盒骨灰和一些燒焦了的骨頭。所有的這些可能就是曾在一起飛行的格倫·弗雷澤、馬弗·梅爾尚、弗洛伊德·霍爾留下的。    
    在夜明山電台附近吉米·戴伊的墳墓裡,調查人員發現了一些骨頭和數量相當可觀的棕色毛髮。    
    在迪克·沃爾霍夫和B-24轟炸機飛行員被殺害的地方附近,人們在一個墓穴裡發現了一根脊椎骨。1946年每一個被害者的家庭都被告知,他們孩子的「遺骸」被再次安葬在父島美軍的一個公墓裡面。飛行員弗洛伊德·霍爾、無線電接收員馬弗·梅爾尚以及機關炮手格倫·弗雷澤曾在一起飛行,一起出事並被埋葬在了一起。軍方告訴他們的家人「區分清每個人是不可能的」。    
    1947年美國政府把所有犧牲的美軍士兵的遺骸都從硫黃島移走了。1948年7月2日,那是個週五,弗洛伊德、馬弗和格倫被正式安葬在了新墨西哥州的聖菲國家公墓。在他們共同的墓碑上寫著:    
    弗洛伊德·尤因·霍爾    
    海軍少尉    
    小格倫·弗雷澤    
    AOM2C    
    馬弗·威廉·梅爾尚    
    ACM3C    
    美國海軍預備役    
    1946年2月19日    
    夏威夷最具吸引力的旅遊景點不是「亞利桑那」紀念館或火山,而是「拌汁酒缽(Punchbowl)」公墓,官方名字是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墓。朝公墓所在優美傾斜的彈坑看一眼,你就會明白它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綽號了。    
    有超過3.5萬名在戰爭中犧牲的美軍士兵被安葬在了這裡。這個美麗的墓地中心是一個吸引人的「榮譽館」,其間一個有著30只腳的哥倫比亞站在高處。美國的先驅者們當初就是以哥倫比亞的名義西進的。(哥倫比亞被美國電視節目「夏威夷5-0」用作片頭的蒙太奇。)    
    迪克·沃爾霍夫和華倫·厄爾·沃恩的家人被告知,他們孩子在父島的墓地被打開了,裡面沒有發現任何遺骸。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墓的「懷念館」——兩邊各有十塊花崗岩紀念碑直通哥倫比亞——是為了紀念那些失蹤的人,在它上面銘刻著:    
    在這些園地裡    
    記載著那些    
    將生命獻給他們的國家的人的名字,    
    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們在塵世的安息地。    
    鑿在懷念之庭上的28788個名字中有這樣的兩個:    
    華倫·厄爾·沃恩    
    美國海軍陸戰隊少尉得克薩斯州    
    沃爾霍夫·勞埃德    
    美國海軍後備隊無線電接收員堪薩斯州    
    吉米·戴伊總是想出人頭地,因此在硫黃島上犧牲的飛行員中,他是惟一一個被單獨安葬,似乎顯得很恰當。吉米的遺骸被葬在了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墓,茂盛的草叢中他的墓碑上寫著:    
    詹姆斯·韋斯利·戴伊Jr.    
    新澤西州    
    美國海軍ARM3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25年11月27日~1945年2月25日    
    人們也在其他的地方為兩名飛行員樹立了紀念碑。迪克·沃爾霍夫的名字被刻在了他家鄉堪薩斯州克萊森特的格林五德公墓的一塊碑石上。如今當學生們走進密蘇里州錫代利亞的史密斯·卡頓中學大廳時,他們會看到一幅由照片構成的拼貼畫,畫中在二次大戰中陣亡的60個人都來自這所小學校。照片中的一位帥小伙就是犧牲的飛行員弗洛伊德·霍爾,他喜歡金髮女郎,他知道此去不會復返。    
    有兩名飛行員沒有紀念碑。沒有人清楚同迪克·沃爾霍夫一起戰死的B-24戰機的飛行員的身份。當格雷迪·約克在父島的墓穴被打開時,裡面什麼也沒有,由於疏忽,格雷迪的名字一直沒有被寫入「懷念館」。這個虔誠的孩子本希望人們能為他祈禱,可現在人們卻沒有地方這樣做。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5)

    在收到最初的失蹤電報後一年內,郵遞員將這些飛行員留下的能作為紀念的東西帶來了,但沒有新的消息。飛行員們的戰友、教官以及指揮官們的一封封來信,記述了這些勇敢的孩子們當初可愛的一幕幕,但沒有給這些焦急的家人們真正的希望。每次當海軍方面有信寄來時,母親們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裡面都只是一些陳詞老調。每一位母親都要簽收一個盒子,裡面裝著他們的孩子在最後一次起飛前留在船上個人小櫥櫃裡面的東西。馬弗·梅爾尚留下來的東西包括《聖經》、飛行日誌、鑰匙環、筆刀、通訊錄、拖鞋、帶鞘的軍刀、運動褲和裝著身份證、照片及55.28美元的一個錢包。當迪克·沃爾霍夫的隨身物品被送來後,他的母親並沒有立即打開包裹。「我想等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再打開,」勞拉·沃爾霍夫對她的妹妹講。    
    1946年2月,也就是在他們的兒子死後一年,華倫·厄爾的家人收到的電報和信件中仍舊在重複著堀江少佐的謊言。埃維收到的電報稱華倫·厄爾已經:    
    死於1945年3月15日針對父島列島大村的一場空襲。他在海軍陸戰隊的檔案中被記錄為在行動中犧牲。關於對其遺骸的處理,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可查。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這些消息,有人則不信。在得知了華倫·厄爾犧牲的消息後不久,他上高中時的朋友哈羅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親。華倫是她惟一的孩子。「她一直使他的房間保持著他離開時的樣子,」沃特斯對我說。「她沒有動一件東西。埃維不接受華倫死亡的現實,她說她知道他會回來的。」    
    在密蘇里州錫代利亞的百老會長老制教堂,人們為弗洛伊德·霍爾舉行了紀念儀式。「我們將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鮮花一起放在了祭壇上,」他的妹妹瑪吉告訴我。「只看看照片,太讓人難受了。」迪克·沃爾霍夫的姑媽魯阿·斯特雷特說,「我們在教堂為迪克舉行了紀念儀式,但沒有遺體,這太令人難過了。」    
    「1946年6月,我在《生活》雜誌上讀到了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父島以及在那裡發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龍尼·戴伊告訴我。《生活》雜誌中的這篇文章提到立花將軍及的場少佐處死了「在父島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更可惡的是,他們竟被日軍吃掉了!」有證據表明這些飛行員曾被暴打、被刀刺傷,然後被砍頭,他們的屍體遭到肢解,他們的肝臟被用來做日式火鍋料理「壽司燒」,肉被切成一條一條的用來調湯。    
    「我的母親看了《生活》雜誌上的那篇文章後變得歇斯底里,」龍尼·戴伊說道。「她整年地哭,從未從這件事的陰影中擺脫,從未恢復到以前那樣,她的一生不得不在醫生的護理下度過。」因為文章並未提及任何美國人的名字,只是粗線條的對傳聞的細節進行了描述,因此使得親人們的心理始終處於一種極度痛苦的不確定狀態。戴伊先生後來寫信給海軍方面請他們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為他妻子已經為此精神失常。後來,吉米所在的海軍部隊記錄處說,「以後信的地址應寄給『地方退伍軍人服務辦公室』,由他們和戴伊先生親自聯繫,這樣母親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遭受失去兒子的痛苦了」。    
    最後,在飛行員犧牲一年半以後,他們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軍方面寄來的有關他們死亡的信件,當然信中的內容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們被擊落的過程,但很少有細節描述。例如說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無線電台幫助破解信息;迪克·沃爾霍夫在父島存活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馬弗·梅爾尚被火化並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來運到父島後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關於他們被砍頭以及屍體遭到的凌辱則隻字不提。    
    許多年以後,我得到了有關在父島犧牲的飛行員們的軍隊服役記錄。這些記錄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們透露。至於我得到消息的來源,我已經答應不公開了。他們的服役檔案清楚地表明誰曾遭到刺刀刺,誰被砍頭甚至被日軍吃掉。儘管母親們不顧一切地懇求,以期知曉他們的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有關細節從未向其家人們公開。    
    一些家庭將痛苦藏在心底,那種巨大的痛苦是無法言表的。「對弗洛伊德的回憶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後來告訴我。「那時沒有心理咨詢,我們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墳墓,關於這他們沒說太多。」    
    其他的家庭則選擇宣洩內心痛苦的方式。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沒有屍首,幾乎沒有消息也沒有任何專家咨詢,使得他們沒有發洩的途徑。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賴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來就酗酒,現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為倖存者,小霍伊特總是有一種特別的內疚感,當初就是他說服弟弟參軍的。一天晚上在喝過幾杯酒後,克拉賴娜的話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當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賴娜放棄了都市生活,他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的教堂峽谷,住在沙漠邊上的一個車庫裡。他們在電爐上做飯,睡簡易床,借酒消愁。一位親戚告訴我,「克拉賴娜有一次曾在沙漠裡遊蕩了幾周,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    
    像許多父親一樣,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內心深處,從不外露。1951年他死於心臟病,享年59歲。克拉賴娜於1955年去世,也是59歲。在她的死亡證明上,死因一欄為「肝硬化」。在病情時間狀況一欄只有一個詞:「好多年。」    
    小霍伊特後悔勸說弟弟參加海軍,他從未從這種內疚中擺脫出來。1958年他去世了,年僅38歲。他的死亡證明上寫著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並且還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將他的父母葬在了馬弗墓附近的聖菲國家公墓。為了表示他的內疚,他沒把自己和家人們葬在一起,而是選擇了加利福尼亞洲的英格爾伍德紀念公園。    
    許多年以後,我和小霍伊特的三個女兒進行了一番交談。現在她們都已經50多歲了,儘管她們對父親對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認識,但關於馬弗是怎麼死的,她們什麼都不知道。她們一直以為叔叔是死於飛機墜毀。    
    我告訴蘇珊·梅爾尚,她們的父親知道叔叔並非死於飛機墜毀,叔叔在落到父島列島的時候還活著,然後她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蘇珊說:「這就是為什麼小時候,總是看到父親一個人晚上坐在房間裡,在黑暗中吸煙、喝酒、抹眼淚。」    
    和其他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不一樣,約克一家並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議論起格雷迪。「母親總是哭,並且常常講他是一個多麼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爾·迪芬德弗告訴我。「我記得她說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與眾不同。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從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為國家作了貢獻。」    
    格雷迪的母親為失去的兒子開闢了一處聖所。就像珀爾後來對我說的,「母親把格雷迪的東西都放在了一個雪松木箱子裡,並把箱子放在了離她臥室較近的一個休息廳內。她在箱子上放了一塊圍巾,然後在上邊放了一本聖經。她總是跪下來,輕輕地翻著他的東西。好多次我看到她跪在那兒,讀著格雷迪當年寄回來的信和照片。」    
    勞拉·沃爾霍夫對迪克一直保持著清楚的記憶。「臨死的那一天,她還展示了兒子在部隊的照片,」魯阿·斯特雷特跟我講。「在她起居室裡的一張桌子上,有迪克一幅巨大的身著海軍制服的照片。」    
    華倫·厄爾的母親,埃維艱難地度完了她的餘生。在一封寫給華倫·厄爾的一位飛行員戰友的信中,她寫道:「我永遠不會從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復過來。」她竭力用宗教上的一些理念來安慰自己:「我過著清白的基督教徒生活,當我在這個邪惡世界上的工作完成後,我知道我會和我親愛的孩子相會,因為我確信他是個基督教徒。他已經回到了他永恆的歸宿,我必須努力這樣想:這只不過是短暫的分離,然後我就會再次見到他。」    
    但據她的侄子拉爾夫·塞茲對我講,「在華倫·厄爾死後,埃維就不再正常了。」埃塞賴恩·古德納說:「她性格變了,變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語,她還做過一段理療。」比利·溫德爾回憶說:「那麼多年中,埃維總是企圖自殺。她的第二個丈夫也和她離了婚。」拉爾夫·塞茲還說:「她的精神有些崩潰了。她一時心血來潮就嫁給了第三個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認識那傢伙,婚姻只持續了一個月。」後來的大部分時間埃維都是在小型醫院裡度過,並於1991年死在醫院,享年87歲。哥倫布·盧埃林是在她出殯時給她護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後幾年,哥倫布常去看望她。「她從未跟我提及過她的兒子被殺害的細節,」哥倫佈告訴我。但她說在兒子死後,她已經不在乎她是活著或是死了。在她臨死的那天,心情不錯,但事實上她已是肝腸寸斷。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6)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當池谷葉侶年輕的女兒跑過田野時,恰巧遇上一名美國飛行員的轟炸,被炸死了。「我女兒那時年僅16歲,」池谷說,「那是一個痛苦的結局。我從我的內心深處憎恨、厭惡那個敵人。我只想沿著那一擊的軌跡找到殺死我女兒的那名飛行員,把他幹掉。」    
    3月10日,當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離燃燒彈引起的大火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混亂中,她和父親兩人與母親分開了,當時母親的背上正背著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親回到了家,但家已變成了一堆灰燼。他們在那裡等著母親的歸來。過了一會兒,他們發現媽媽已經在那兒了;只是他們沒認出來。母親正坐在地上,蓋著一塊軍毯,衣服已經被燒成了炭,頭髮也被燒焦了。    
    和代問她的弟弟怎麼樣了,「旭子怎麼樣了?」    
    母親只是沉默。當她不語時和代仔細地看著母親。「我看到當時她背著旭子,」和代說。「在旭子的腿與母親的身體貼近的地方,有嚴重的燒傷。她的胳膊肘被燒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為了保護旭子造成的。她幾乎不能走路。」    
    在東京這次大火的襲擊中,和代的母親失去了她的兩個孩子——旭子和廣子。火焰把旭子從她的背上奪走了。    
    「我過去常常帶母親去他們的墳前祭祀,」和代說道。「她總是一邊向墳墓上潑水一邊說:『廣子,你一定很熱吧;旭子,你一定很熱吧。』」    
    人們總是傾向於將戰爭的另一方所表現出的殘暴看成是其內在的文化的一種表現,而往往將自己表現出的殘暴說成是正當的、被迫進行的反抗行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國人中,對日本人在二次大戰中的所作所為有一種隱約積聚的怨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感覺卻在那些沒有參加過二次大戰的年輕一代美國人中最強烈。根據我的經驗,在太平洋兩岸的退伍老兵已經和解。聽聽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的話我們就不難做出這種判斷。就像曾兩次駕飛機對廣島和長崎進行原子彈轟炸的雷·加拉格爾所說的,「當你沒有真正處於戰爭中時,你只能做出二流的猜測。你必須親身經歷那些年代,走過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權利的話,這個人一定是格倫·貝裡。他經歷了巴丹死亡之旅(許多戰俘頭被砍掉,屍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裝在兩艘該死的破船裡(被悶在華氏130度高溫的船艙裡,人們簡直全瘋了),在福岡戰俘集中營裡成為醫學試驗的對象(「那三個月裡我不記得任何事情」)。他告訴我,「那是一種思想灌輸,他們的士兵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代,沒有必要去尊重人類的生命,哪怕是他們自己的。」    
    「我已經原諒日本人了,我還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為他們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態度,這一點我已經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領導人的意志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輕時作為一個日本士兵曾給中國帶來過災難的人,NB23F本杉木同意格倫的觀點。現在中國人民歡迎他到中國去,因為他會如實地講述日本的過去。當我坐在NB23F本君郊區的家裡品著茶的時候,他告訴我:    
    是這種天皇體制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人們認為為天皇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士兵們隨時準備效忠天皇,為天皇貢獻一切。他們認為,在中國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其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源於這種天皇體制,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歸根結底應由天皇來承擔責任。我當然對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將我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公之於眾。我們必須將軍國主義思想從這個世上徹底根除。    
    飛行員奧斯卡·朗險些喪命於「大船」戰俘營。回來後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極度藐視日本人的這種行為。但是奧斯卡向她解釋說:「這些日本士兵只不過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沒什麼區別。我扔下的炸彈殺死了好多人,可這是我的工作,而他們所做的也正是他們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麗莎白·舒瓦是殘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戰後她認為那些對她施以酷刑的人不應被處決:「都是這罪惡的戰爭。如果不是戰爭,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樣。就像普通人一樣,他們有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和孩子,還有他們的工作。是戰爭使他們變得如此殘暴、毫無人性,因此我說我原諒他們。」    
    在進行調查、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讓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覺得我知道什麼是正義,但在我聽了日本人以及美國人所講述的故事後,我竟變得很茫然。    
    我認識當時的一些飛行員,就是他們扔的炸彈促成了這場可怕的戰爭的結束。我在東京和已經81歲高齡的橋本良子一起度過了一天,她曾經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個採訪過程我們將一盒紙巾來回的推來推去,講完後,我問她感覺美國人怎麼樣。    
    橋本良子說道:「一名軍隊教官告訴我,如果你只殺了一個人,那就是謀殺;可如果你殺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東京殺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國人在美國應被奉為英雄吧。但同時我們日本人也在中國殺人,那時日本把殺戮當作是一種巨大的成就來表揚。我們都做了壞事,戰爭就是這樣。」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過程中,我在橫濱和76歲的玉村文夫度過了一天。他是舊金山日本移民的後裔,就是他曾伴隨著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標有「扶輪國際」的飾針在他的大衣領口閃爍,「你知道,日本是二號扶輪社國家,」玉村自豪地說。    
    我們從上午一直談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點鐘才結束。長途的飛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憊,四點鐘我掛起了房間裡的窗簾以遮擋陽光,躺下來睡了一會兒。    
    一陣電話鈴聲吵醒了我,時鐘顯示我只睡了40分鐘。是玉村,他問我是否願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國海軍上士聊一聊。內田有紀曾在巢鴨戰俘監獄服過七年刑,因為他當初按吉井大尉的命令處死了吉米·戴伊。    
    「我回家後,剛才和內田有紀通了電話,」玉村君說。「我叫他和你談一談,他有些猶豫。內田有紀說:『不,我不想同任何人談關於那個時代的事,即使同我的孩子都沒談過。'」    
    玉村繼續說:「但我告訴他無論如何都要和你談一談。」    
    在我黑暗的旅館房間裡,我問玉村君:「內田有紀應當有將近80歲了,因此他的孩子們都在四五十歲左右,是吧?你為什麼認為他一定會同我談呢?你知道,他甚至同他的孩子們都沒談過這事。」    
    玉村君說道:「我告訴他你的父親曾在硫黃島服過役,你為人是很公正的。剛才我對他講:『不管有沒有你的參與,布拉德利都會寫這段故事的。內田有紀,現在正是你談自己看法的時候。'」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一輛火車。盯著窗外急速逝去的鄉村風景,我在想:同一個56年前殘忍地砍掉了吉米·戴伊的頭顱的人碰面會是什麼樣子呢?    
    內田有紀君為人態度溫和,略顯保守地穿著藍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打著紅色的領帶。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父親,以期使我認識到,那些並非出於自願而殺人的人內心非常痛苦。我不停地對他說:「你必須服從吉井的命令……你不覺得被判入獄七年太多了嗎?」不,他回答道,他認為對他的判決是公正的。日本戰敗了,他本以為會死掉。「美國人對我很好,」他明確地告訴我。    
    談話的最後我說道:「內田有紀君,當然,我想你肯定已經意識到我將會寫一些連你的孩子們還不知道的事實。」    
    「我打算在我死前告訴他們,」內田有紀說道,他的眼睛有些濕潤。「或許他們會從你那裡找到答案,請寫一本好書。」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戰爭的代價(7)

    從日本回來後,我給吉米當年的飛行員戰友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有關吉米遭遇的更多的事。喬·博恩曾看到吉米在父島跳傘逃生,他是個心直口快、坦率認真的人。一天當我正在同他談話的時候,他給我講述了太平洋兩岸的相互仇恨以及他是如何的轟炸那些無助的日本士兵以及平民。「事情就是這樣,」他給我解釋道。我在想,如果我告訴他我曾遇到了一個曾向他的朋友舉起屠刀的日本人,那他會做何反應。    
    我向他解釋內田有紀是如何在上級嚴格命令的脅迫下出於無奈執行了命令。內田是一個順從的雷達技術員,當那個醉酒的上司強迫他舉起他那從未使用過的軍刀時,他內心裡對美國人根本就沒有一絲仇恨。很多的日本少年都受到了這種「偽武士道」狂熱精神的殘害,內田有紀也是其中之一。那些酗酒吃人的軍官們胡亂調遣他們軍隊的行為並不是日本武士道傳統的一部分。    
    在我向博恩講述了有關吉米在彌留之際的遭遇後,電話的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That'sahellofathing,」他說道。    
    過了幾秒鐘我問道:「什麼是ahellofthing?」    
    「嗯……我覺得他們把吉米的頭砍掉是不對的,」他回答道。    
    現在該輪到我沉默了。我同意博恩的觀點,但就在幾天前在我聽內田有紀君講那段歷史的時候還掉了眼淚。我試探著說了一句:「是的,但或許你炸死的那些平民也是ahellofathing吧?」    
    接下來是更長的一段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說得太多了。    
    最後,博恩歎了口氣說道:「是的,我想這只是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    
    喬治·布什同以前的敵人實現了和解。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作為商人、駐聯合國大使,以及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代表,他同日本人進行了許多友好的交往。1989年,因為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布什總統經歷了嚴重的政治危機。1991年12月7日,在夏威夷珍珠港舉行的紀念儀式上,他站在美國和日本退伍老兵的面前宣佈:「說心裡話,我對以前的敵人不懷有任何怨恨。」    
    2002年,老飛行員博恩已經是78歲高齡了。對於過去經歷的那些戰火、爆炸、流血以及惡魔,他大多保持沉默。但在夢裡,他是否看到了一個小島,在那裡年輕無助的他擔心自己會死去呢?他失去的那兩位戰友怎樣了呢?我曾聽到他說:「我一直在想著他們。」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叫我把他帶回到過去那個時代,當他還只是個20歲的小伙子,作為一名飛行員處於極大困境中,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有多麼的想他們。    
    2002年6月17日,那是一個週二,我站在硫黃島的柏油碎石路面上,歡迎前總統布什的飛機到來。我向前總統問候道:「歡迎您到硫黃島來,總統先生。」    
    我們走在黑色的沙灘上,然後爬上了折缽山。「這就是美軍戰士們當年升旗的地方,」我說道。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另一位曾在這片聖地上走過的總統。    
    2002年6月18日,硫黃島的黎明時刻,我們醒了。太陽女神就是在這裡用她的第一縷陽光照耀了日本。她首先將溫暖帶給了硫黃島,然後又將光芒撒向無人居住的一個個小島直到日本大陸。只有在這時,這塊升起太陽的土地才將光芒撒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那個早上的遲些時候,日本飛行員們用直升機將我們帶到了父島。飛機著陸時,我努力地從興奮的人群中尋找我以前訪問中結識的一位朋友。我發現他還是那樣英俊、健康,皮膚被曬得黝黑,我向他招手,示意他到直升機降落的附近來。    
    他就是埃布爾·薩沃裡。納撒尼爾·薩沃裡,父島的開拓者,他曾在1853年迎接了佩裡准將。現在,149年過去了,納撒尼爾的玄孫又有幸這樣做了。埃布爾·薩沃裡微笑地說道:「歡迎您到父島來,總統先生。」    
    島上所有的人——總共兩千人——都出來歡迎布什總統。當人們微笑著和布什總統握手的時候,一個矮個子日本女人抱著他的腿尖叫著。    
    有兩位曾親身經歷過父島戰鬥的老兵和我們同行,他們是前美國海軍上尉比爾·康奈爾和前日本皇軍大兵巖竹伸明。    
    比爾·康奈爾是二次大戰時最後一個活著離開父島列島的美國人,他曾在一棵樹上被綁了七天,最後戰勝了那群惡魔們逃跑了。華倫·厄爾·沃恩的老朋友巖竹君和我帶著布什總統來到了一處懸崖邊,1944年9月2號就是在這兒,巖竹目睹了當時還是飛行員的布什總統駕機墜入太平洋的一幕。就在布什總統和巖竹瞇著眼睛朝大洋裡看的時候,巖竹君告訴總統:「你知道當你被潛艇救走後我身邊的那位日本士兵說了什麼嗎?他說:『美國人對他們的飛行員真好!'為一位飛行員派遣一艘潛艇,日本永遠不會那樣做。」    
    站在父島面對兄島的沙灘邊上,喬治·布什在海面上放了兩個花圈,以祭奠機關炮手特德·懷特和無線電接收員約翰·德萊尼,以此和太平洋為背景我「卡嚓」一聲為布什總統照了張相。    
    在佩裡准將曾提及的兩個山峰的頂部,總統發現飛行員們並沒有給日本人的無線電台造成多少損壞,那些有三隻腳厚的鋼筋混凝土築成的牆仍然矗立在那兒,頂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不過那是因為戰後裡克西上校叫士兵們炸的。    
    巖竹君帶著布什總統來到了夜明山無線電台的牆外,當年他就是在這裡送別了華倫·厄爾·沃恩。當巖竹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眼淚禁不住從我們的臉頰流了下來。然後我們來到了一塊兒被太陽照亮的沙灘,就是在這裡那位年僅24歲的德州人被砍下了頭顱。這兩位昔日的敵人——布什和巖竹——分別在華倫·厄爾·沃恩犧牲的地方放上了一枝花以示紀念。他們徘徊在附近私語了片刻,我知道布什總統對巖竹君懷有一種特殊的尊敬之情。    
    早些時候我曾向總統講過,巖竹君一生的經歷是如何地反映了美日兩國人民的關係在20世紀所經歷的曲折、轉機與矛盾。巖竹是一位美國日本移民後裔的兒子,在夏威夷小學學會了背誦《對美國忠誠誓言》。後來,他在東京讀大學的時候日本人把他招進了部隊,並給他灌輸了大和民族精神。接著他們遭到了美國潛艇發射的魚雷的攻擊,美軍飛行員們在他們的頭頂上進行狂轟濫炸。與其坐等即將到來的美軍「入侵者」的屠殺,他索性來幫助日本的情報部門,一邊兒坐在無線電操縱台邊工作,一邊兒和切諾基水兵開著玩笑。由於部隊經常搞人肉宴,他開始憎惡吉井大尉,因為就是他下令處死了華倫·厄爾。幾個月後,1945年8月6日,當時巖竹君正在夜明山山頂上帶著無線電接收器時,他驚訝地聽到一種名叫原子彈的爆炸裝置。他的大家族就住在廣島,後來得知他年輕的弟弟由於正處在爆炸點的附近被燒成氣體蒸發掉了。但他並沒有懷有任何怨恨,作為一名美國駐日大使館新聞處的僱員,長期以來他為促進美日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現在巖竹君已經退休了,住在東京一處舒適的住宅區內,他具有美日兩國雙重國籍。    
    站在華倫·厄爾遇害的地方,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動了,老飛行員和這位日本老兵站在了一起——而以前他們的神聖使命就是盡力幹掉對方,現在這兩個明智的人沉浸於相互理解的竊竊私語中。    
    那位有幸逃掉的飛行員後來成為了美國總統,而華倫·厄爾、迪克、馬弗、格倫、弗洛伊德、格雷迪、吉米、那位不知姓名的飛行員以及所有的那些失去生命的戰士們,如果他們還活著又會怎樣呢?諾貝爾獎、妻子的關愛或是女兒美好的回憶?那些被他們的上級濫用的、遺棄的上百萬失去生命的日方戰士,如果他們還活著又會怎樣呢?戰爭對於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來說是一場悲劇。    
    1945年3月父島,22歲的大兵巖竹君向自己保證,他將永遠把對他的朋友華倫·厄爾的尊敬留在記憶中。回到日本後,他遵守自己的諾言,取了一個名字,能夠每天提醒他「那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2001年,在我尋找在父島失蹤的飛行員的過程中,我把第一個電話打給了巖竹君。從最後一次和華倫握手算起,56年已經過去了,我對巖竹君的夢想很感興趣。我撥通了電話簿上他在東京的電話。    
    在大洋的彼岸——似乎是隨一股神韻而來——我聽到了他蒼老的聲音:    
    「你好,」他說,「我是華倫。」


第六部分致謝

    我總是對戰爭感興趣;我感興趣的不是偉大將軍運籌帷幄的戰略……而是實際的戰爭,實際的這種屠殺。在戰爭中一名士兵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在一種什麼樣感覺的影響下殺死另一名士兵;在奧斯特裡茨和波羅金諾,如何部署安排軍隊;這兩者相比較,我更感興趣的是前者。    
    ——列夫·托爾斯泰    
    艾裡斯·張(張純如)和比爾·多蘭鼓舞我去尋找對父島列島上飛行員的記憶。我感謝他們以及我在書中提到的所有人。馬克·布萊德利、克裡斯·坎農、伊莎貝爾·德蘇莎、希爾·古德·斯庇、瑪庫·含予、約翰·麥戈瑞、裡斯·納戈爾、米克·羅塞爾、芭芭拉·魯索,亞伯·薩瓦瑞、若其·薩阿瓦瑞、堂簡瀧澤、伊麗莎白·尤哈瑞格、理查德·惠勒以及濱野吉岡都給了我熱心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奧黛麗·曼琳一手從國家檔案館的資料中組織了數以萬頁審訊文獻;段維玲將這本書翻譯成漢語;世界知識出版社的編輯為此書在中國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此對他們的辛勞表示由衷的感謝。    
    非常幸運代表我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學代理機構——阿文·萊斯特,我能安然入睡,因為我有像馬克斯·艾斯庫韋克和羅伯特·哈勃鮑特一樣的專業人士做我的顧問。    
    偉大編輯的功績怎麼頌揚都不為過。吉爾夫·尚德勒在本書的醞釀期就關心它,自始至終吉爾夫對飛行員情感的投入都非常明顯。他特別注重質量,這種品質對創造出這本值得一讀的史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讀者不能識別出吉爾夫對這本書所做的許多重要貢獻,但是我能,而且我也永遠把這些貢獻銘記在心。    
    我在日本生活和工作過,和許多日本人有深厚的友情。書中我所寫的一切都絲毫不能減少我對日本和日本人民深深的敬意。    
    我對飛行員的敬仰是無限的。正像羅迪·道爾所告訴我的那樣,「如果我們讓恐懼控制了我們,我們就不會打贏那場戰爭,那裡,我們責無旁貸。我們的國家依靠我們,我們隨時準備好了為我們的國家犧牲。那裡有一項任務要完成,我們就去完成了。」    
    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認為,「對人類來說,自然的正常狀態不是和平而是戰爭。」我想,如果人們能夠經歷和瞭解彼此的文化,這種狀態就可以改變。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本書的收益將為美國學生提供獎學金,幫助他們前往日本和中國的高中和大學讀書。如果你對這項事業感興趣或者你知道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請訪問我的網站:    
    http://www.JamesBradley.com/scholarships.cfm.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有關1944年在雲南省進行的怒江戰役的書,這是中國軍隊進行的一場重要戰役,這場戰役將日本驅逐除出該地區,然後這支軍隊又修建了滇緬公路。我對騰沖戰役尤感興趣,因為美國的軍事顧問幫助中國打贏了這場戰役。如果中國的民間人士或者退伍軍人對這場戰役有記憶,並且願意和我分享這記憶,請與我取得聯繫,我的電子郵箱是:James@JamesBradley.com    
    詹姆斯·布拉德利    
    2004年5月11日    
    拉伊,紐約    
    


第六部分譯者後記

    翻譯家阿爾弗雷德(849-899)曾說過:「世上有一些書籍,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必讀的,我們應該翻譯這樣的書。」詹姆斯·布拉德利的《飛行員》就是這一類的書,因此我們就將它翻譯成了中文。《飛行員》一書揭示了許多人世間的根本問題:生與死,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強大與弱小,生存與毀滅。    
    翻譯這本書的一個原因就是它與中國密切相關。這本書講述了美國八名飛行員的故事,講述了飛行員的血肉被做成人肉宴的悲慘遭遇,講述了喬治·布什如何虎口脫險,死裡逃生,日後成為總統的故事。但是不止這些,它還記敘了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遭受強鄰入侵,敵人在中國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入木三分的講述了日本士兵為什麼殺死大批大批的中國人就像踩死螞蟻、打死蒼蠅那樣容易;什麼樣的力量以及什麼樣的思想驅使日本從閉關鎖國的狀態變成了向海外四處擴張侵略的帝國主義強國。    
    翻譯《飛行員》的另一原因就是令我們深思的日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日本的教育發人深省。當年,日本一名元帥曾著文寫道:「一棵樹必須有根,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顛有這樣的根:它的勢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這給了它力量,財富和權力。美國也有這樣的根—在自己遼闊的土地上以及在中美和南美洲肥沃的土地裡滋養著。除非允許日本把自己的根也延伸到亞洲大陸,從而擺脫『罐裝植物』式的存在方式,日本就會枯萎死亡。」日本是一個小小的島國,正是這個事實和他們的憂患意識,促使他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又正是這個事實和憂患意識促使它在二戰之後又一次從破壁殘垣中一躍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戰後,日本人堅持實事求是地教育兒童要有擾患意識。    
    我記得,我從小學時接受的教育就是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我仍然清楚地記著當時心裡那種自豪勁兒。那時我一直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力量比得上中國。等到我再長大一點,又聽說世界上還有比中國更強大的國家,我就充滿了疑惑,心頭有一種悵然若失的難言滋味。    
    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引起教育者的反思,尤其是啟蒙教育者的反思。    
    此外,《飛行員》也是一部非常寶貴的史書。它真實的再現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作者說因為這部書,他在美國受到了一些攻擊,因為此書也無情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但是帝國主義卻說那是文明,於是作者故意把第二章的章名——文明的英文拼錯。意在說明書中所說的文明其實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幌子。假造「文明」卻掩蓋不了孽債,更隱藏不了骯髒。    
    這是一部有關戰爭的書,但是它的真實目的卻是反對戰爭,渴望和平和努力促進和平的書。作者把這本書的收入用在他設立的和平基金會上,把美國的高中學生送到中國和日本讀書,促進相互瞭解。作者認為一個人很難和自己瞭解的人發生衝突。我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強大,強大才能給對手以威懾,使其不敢輕舉妄動。「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中國必須強大,強大的中國才能更好的維繫世界和平。該書的翻譯收入將捐獻給希望工程,讓仍然貧困的兒童也能受到教育,讓我們的祖國更加繁榮強盛。    
    本人才疏學淺,書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提出寶貴建議,以便再版時得以改進。    
    段維玲    
    2004年6月北京外交學院

<<飛行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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