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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總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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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年屈辱史:香港二十八總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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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十八總督 第一部分

  序言(1)

  1997年7月1日,我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即將湔雪。香港就要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也就因為這樣,香港的歷史成了眾多人十分關心,希望有所瞭解的題目。
  香港自被英國殖民主義者強奪的那天起,其統治者就是港英當局,最高權力代表就是總督。總督稟承英國皇室、英國統治階級意旨,忠實於英國政府的政策,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其最高使命是為英國政府攫取最大的財富。同時,也把香港變為繼續侵略中國的前沿基地。總督的地位在當地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在本國、在西方是口不離民主的頭面人物,在香港、在東方則是侵略成性的老牌帝國主義的象徵。他們用殘酷手段、嚴刑峻法壓制中國人民,不許反抗,或者根據形勢變化採用懷柔政策來保持住殖民統治秩序;他們同時也採取發展經濟的政策方針,興建一些基礎設施,為香港繁榮創造條件。香港發展成為今天這樣規模、地位的國際自由港,不是憑他們的主觀願望所能實現的;從香港往英國輸送出滾滾財源,使英國統治階級如願以償,是和他們的活動分不開的。作為個人,他們多半很渺小,作為總督和政客,即作為統治階級掌握權力的代表,他們顯然又不應當受到忽視。
  關於香港歷史的書傳,可謂汗牛充棟。張連興同志的《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和視點,來闡述百年來香港的歷史,迄今尚屬僅見。
  英國佔領香港150年中,共派出總督28位。他們在任的時間長短不一,周圍環境不同,有重在保護既得利益的,有積極進攻,向中國侵略擴張的。他們的個人經歷有異,又更有作為殖民統治的共性。《香港二十八總督》書中,對那些總督的生平,按照他們的在任順序,把不同時間裡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政制、生活、律例、風土人情,以至歷史掌故綜合敘述在一起,橫擺著看是一系列人物傳,豎起來看,是一部香港通俗史,別具一格。
  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實行的。香港回歸後將實行一國兩制。兩制,一制是香港地區的資本主義,一制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從淪為英國殖民統治到今日回歸祖國的150年間中國真正的桑滄巨變。清政府為什麼被迫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就是因為封建統治階級腐朽,國勢衰弱,失去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力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對於收復香港問題不但沒有提出,而且一開始就宣佈承認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各項條約。為什麼?國家衰微,沒有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只提出收回九龍租借地,不敢涉及香港島,但那也無人置理。為什麼?中國四分五裂,更加衰弱了。
  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全民奮起抗戰,贏得世界刮目相看。其間,蔣介石也有心乘機收復香港,並一度表示,如果英國不答應歸還香港,國民政府就不同它簽訂修改廢除治外法權等條約。尤其是1945年日本投降,身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完全有權派兵赴港接受日本的投降,但終於眼看著英國軍隊遠涉重洋,來港受降,蔣介石也不敢抗爭。收回香港,到底落了空。為什麼?依然是中國沒有力量。英國看準了,蔣介石掌握的軍隊不少,但反共心切。他不但不會用武力來收復香港,相反,他還必須靠外國的支持,在國內發動反對人民的戰爭,來保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抗日戰爭中,蔣政權下的中國,所謂「四強之一」,徒然虛語耳。新中國代替舊中國,故國新生,大踏步走上復興的道路。香港得以收回,就是由於今天中國是在復興的道路上行進。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本來只是中國人的事情,或者再加上英國的關心。如今是世界上廣泛注目,儼然是一件世界性大事。絕大多數人熱烈讚揚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少數人心裡不痛快,耿耿於懷,但也說不出口。這決非偶然,因為它是由當今中國歷史走向起作用的。人們所以要瞭解歷史,是可以從它的演變中得出相應的認識。香港回歸可以從各方面去認識,但是歸根到底,我以為不外乎幾個大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上述一些事實,與《香港二十八總督》內容有關。寫在這裡,或者有可供讀者研究參考的地方。
  劉大年1997年3月31日

  第一任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

  璞鼎查(1789~1856),亦稱砵甸查、砵甸乍、波廷傑。英國人。年輕時隨海軍至印度,參加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戰爭中晉陞為海軍少將,並被封為男爵。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職,1844年5月離職,任期一年。是二十八任總督中任期最短的總督。
  璞鼎查港督任期雖短,但在港時間並不短,參與香港事務不少。他1841年即到香港,與香港的關係非同一般。率英軍北上,與中國人打了一場「鴉片戰爭」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為港督後,同時兼任駐華全權代表及商務總監等職務。從他開始,香港成了公開的英商鴉片貿易場所及鴉片的貯藏、轉運的主要中轉站。璞鼎查離港以後,曾先後任英國在好望角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總督。1856年死於馬耳他。
  璞鼎查是英國侵佔香港後的第一任港督,人稱「開埠港督」。按照《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規定,港督是英國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港英政府的首長。擁有指導香港政務的最高權力,並且是行政局、立法局的當然主席,兼任駐港英國三軍總司令,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須服從的權威,但是,港督必須完全聽命於英國女王和英國政府外交與聯邦事務大臣,對香港的管治必須符合英國的利益。
  強佔香港島
  中國人對義律很熟悉,對璞鼎查比較陌生。因為人們熟悉鴉片戰爭,敬仰林則徐。義律多次破壞中國的禁煙運動,以至挑起鴉片戰爭。其實,璞鼎查與義律一樣,在鴉片戰爭中扮演了一樣的角色,是他們兩人一前一後帶領英國軍隊完成了鴉片戰爭,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犯。
  第一任璞鼎查璞鼎查是接任義律而來香港的。1836年12月,英國政府任命查理?義律為駐華商務總監督,辦理及維護英國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貿易。1839年1月3日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查禁鴉片。義律聞訊後通知英國商船開往香港,策劃反抗禁煙。7月7日,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維喜,中國要求英方交出兇手,義律拒絕。並且阻止英商具結,反抗禁煙。林則徐於是下令驅逐廣州和澳門的英商,斷絕對英商的食物供應。9月,義律帶領英國兵船「倭勒基」號和「多尋資」號襲擊外九龍炮台,被中國守衛官兵擊退。
  1840年4月,英國政府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隨後英國女王命令義律率領英軍1.5萬人向中國進發。6月英國兵船抵達珠江口,封鎖廣州海面,挑起了鴉片戰爭。義律繞過林則徐在廣東的嚴密防守,率軍北上,7月5日攻佔定海;8月9日,英艦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償還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將林則徐和兩廣總督鄧廷楨革職,由直隸總督琦善接任兩廣總督,指令琦善拒絕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琦善抵達廣州與英方交涉,拒絕割讓香港島,只討論賠償煙價。1841年1月6日,義律發出最後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時回復。7日,義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軍佔領虎門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中國水師在提督關天培率領下,奮勇抵抗,英軍遭到沉重打擊。
  琦善復照英方,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他可奏請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給予一所寄寓。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香港和九龍尖沙咀。琦善答應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待英方選定後,再上奏皇帝。1月20日,義律突然單方面宣佈,已經與琦善達成「協定」,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國。1月26日,英軍強佔了香港島。1月27日~28日,義律為了迫使琦善承認其侵佔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穿鼻草約」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1月30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清廷,謊稱義律已與琦善商定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4月1日,英軍在香港島張貼告示:「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王之子民」。義律硬把琦善在英軍炮口逼迫下,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後,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說成已「有文在案」。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道光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2月1日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率軍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隨後道光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其中一道御旨稱「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奕山的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進攻廣州,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義律逼迫奕山訂立「廣州和約」,在一星期內交付600萬元賠款,並把清軍撤出了廣州城。
  璞鼎查率軍北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
  就是在這關鍵時節,璞鼎查取代了義律,作為英國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
  璞鼎查是一個職業軍人,當時正在印度服役。剛剛在侵略阿富汗的戰爭中大顯身手,被晉陞為海軍少將,正躊躇滿志。外交大臣巴麥尊認為,征服過阿富汗的璞鼎查,就是再度征服中國的最佳人選。於是1841年6月5日,巴麥尊給璞鼎查一道訓令,提出「要據有香港島,該島對岸及島上停泊所構成威脅的防禦工事、火炮及駐軍,應銷毀或撤退」。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兩天,即率領軍艦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國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廈門,10月,又進犯定海、寧波。在寧波搶走銀元、絲綢、糧食無數,勒索軍費120萬塊銀元,擄走大批婦女。璞鼎查繼續率軍騷擾杭州、奉化、慈溪,佔據乍浦,燒殺劫掠,無惡不做。
  璞鼎查指揮軍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間,由莊士頓以副商務監督身份代璞鼎查執行職權。當時英國只留有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道光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空虛,便告誡奕山「設法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領教英軍實力。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儘管道光一再諭令收復香港,但是廣東方面依舊隱忍苟安,不圖攻剿。英軍攻陷定海、寧波等地後,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
  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開始親自處理香港政務。
  1842年6月,在璞鼎查的要求下,英國政府又從印度調來援軍,擴大對中國的武裝侵略,繼續憑借武力進犯長江口,攻陷上海、鎮江。在上海6天,勒索贖城費50萬銀元。英軍並在上海四郊搶劫。8月10日,英軍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關。英軍到南京後又向兩江總督牛鑒索取贖城費300萬銀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為欽差大臣趕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這是中國人民難以忘卻的日子,這一天,中國近代歷史寫下了奇恥大辱的一頁,也撳下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專橫殘暴的印記。這天,耆英、伊裡布、牛鑒代表清政府與璞鼎查在英船「康華立司」號談判。璞鼎查開列出嚴苛的議和條款,並聲明必須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條件,否則,繼續刀兵相見。腐敗的清廷,無能的耆英,在璞鼎查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條約》上簽字。
  談判桌上
  雙方坐下來正式談判是8月14日。地點選在離英艦停泊處不遠的靜海寺。是由英國人指定的,英國人嫌天熱,軍艦上坐著說話不舒服,於是上岸到靜海寺。
  關於這場談判先後過程,麥天樞、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一書有生動的描述:
  這天,頭戴紅纓斗笠的衛兵守在寺院門口。中方出場的是江蘇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黃恩彤、四等侍衛鹹齡;英方代表為秘書官麻恭、翻譯官馬禮遜。
  雙方握手相見後,在一張八仙方桌旁的四張太師椅上相對坐下來,除了隨後簡單對英方提出的草約作了一點探詢性的討論外,這次鄭重其事的會談主要解決了一件事:出示並確認雙方的「全權證書」。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個人的委任狀,以證明他是被委任來代替璞鼎查進行正式交涉的。然後,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國國王頒發璞鼎查的全權委任狀,將它攤在方桌上,由翻譯羅伯聃用漢語向中國代表宣讀,並指給對方辨認和理解英國女王的簽字和印璽。
  輪到展示中方全權證書的時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瑣一些了:香案擺了出來,香煙燃了起來,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場的隨從們全部撲地九叩首之後,一位隨從官員才取出一個黃綢裹著的小箱子,雙眼注視著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黃恩彤跟前來。
  黃恩彤打開箱子,再打開裡面的一個黃盒子,道光皇帝頒發耆英、伊裡布、牛鑒的全權證書出現了。馬禮遜上前認真地看了一番,回頭用英語對他的同胞說:「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會談,結束了。
  隨後雙方代表的接觸,主要由英國人準備條約文件,清廷一位欽差則忙於對和談十分缺乏實質內容的應酬。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訪璞鼎查。英軍旗艦「康華立司」號上,一片「節日景象」:士兵們全都更換了嶄新制服;衛隊手執新式來復槍,成雙行相對列於甲板的通道上;軍樂大作,三聲禮炮響過,英國全權大使璞鼎查、海軍總司令巴加、陸軍總司令郭富,由馬禮遜介紹,迎接來訪的中國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國欽差讓到軍艦中廳的一張大沙發上,請他們品嚐一杯「櫻桃白蘭地」,然後帶他們在艦上參觀。耆英對英艦上的很多東西發生興趣,但為了尊嚴、禮貌,並不詢問。伊裡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內心的痛苦。牛鑒除了每次飲完白蘭地酒表示滿意外,並無任何表情。
  參觀之後,三欽差即離去了,連條約的事情提都沒有提,事先有所準備的英國人歎曰:這似乎只是一次會見的典禮,而不是會談。
  在臨走的時候,英國人提出由他們的醫生為身體不適的伊裡布診看,伊先是拒絕了,但隨後見耆英問英人有無治牛皮癬的藥並拿了藥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診治和「洋藥」,幾天後他覺得很見效,又托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聲禮炮響過,四十多隻小船滿載英國人登岸,中國官員率領20只轎子和成群的轎夫迎接璞鼎查、巴加、郭富等進入靜海寺。
  這次會見,除了大吃大喝外,還額外地辦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間提及揚州贖城費,璞鼎查答應將這50萬元在第一批賠款中扣除。
  8月26日,英方要求進行第三次聚會。地點在南京城內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國衛兵入城恐發生居民反抗推辭,璞鼎查稱只帶隨從數人而「不攜一兵,以示無猜」,耆英便答應下來。
  璞鼎查等在四營中國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和衛隊護衛下迎進江上考棚,大部分時間依然在酒席上度過。
  應該說,在各類交往會見中,中國人也為條約內容進行過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條約要求,伊裡布還矜持了一下子:割地賠款,開口岸,這純粹單方面的賺頭太大了,「惟商欠可談,余皆難准」。牛鑒認為「戰費一層,名目不佳,當先駁去」。耆英則把握不準皇上的意思,三個人左右權衡不得主意。
  但是,當英國人又威脅開打南京時,三大欽差立即具文連夜送往英艦,答應依英國人的條件為基礎正式開談。
  中方代表們還在這樣一些事情上枉費腦筋:日後正式簽約,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璽,而用欽差的「關防」,相持數日,最終還是由道光本人解決了。他倒不覺得允許用玉璽太丟面子,反而對此解釋說:過去頒各貢國御書就是用「寶」的,這次再用也無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會福州改為泉州,英國人堅持不允。道光對這點小要求也便作罷了。能不能條約簽字後就將英軍從長江、上海、吳淞、舟山、鎮海、廈門鼓浪嶼全數撤走,經多番討價還價,商定簽約後長江艦隊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嶼要等到條約內容落實,賠款如期付清後才能退還。
  清政府以保面子為先,爭銀子爭地為次。璞鼎查當然高興,最終幾乎全部如英國人的開價收盤。
  按約8月27日雙方會見,但是,時間已過,中方三欽差在靜海寺相候多時,結果向稱「守信」的英國人沒有來。派人去問,說他們要進一步研究和審查條約文本,抽不出時間來,約定兩天後會晤。
  8月29日。關於結束歷時三年整的鴉片戰爭的最後的儀式,在英軍裝有174門大炮的旗艦「康華立司」號上進行。
  儀式進行的席位,設在軍艦頗為寬大的中艙,正中一張圓桌,由璞鼎查、耆英、伊裡布、牛鑒四人依次圍坐,兩旁的長凳上坐著級別較高的英國海陸軍官,長凳後面,排列著裝束整齊,將軍帽捧在左手的英軍侍衛。
  被攤放到圓桌上的條約文本,一共有4份,每份都分別以中英兩國文字繕寫並精細地裝訂成冊,英國人還仔細地將裝訂紙頁的絲帶的兩頭都粘在紙上,並加封火漆,據說是為了防止中國全權代表不敢將全文送呈皇帝,而將其中的某頁取掉。
  璞鼎查作了個禮貌又果斷的手勢,江蘇布政使黃恩彤從隨身攜帶的一個黃綢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筆、墨盒、關防,由耆英、伊裡布分別代表中國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並加蓋印章。
  璞鼎查簽字結束,艙裡艙外的歡呼聲此起彼伏,整個英國艦隊都在高懸的英國國旗下,呼喊他們的「女王萬歲」。在這震耳欲聾的聲浪中,璞鼎查邀請已經做完了英國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國客人到前艙喝酒。或者是為了安慰一下他們恭順又滿臉暮色的客人,海軍總司令巴加,舉杯提議「為中國皇帝陛下的健康而乾杯」。
  一個當時在場的英國軍官觸景生情,寫道:「中國皇帝的高於一切的統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為中國帶來的,哪裡只是一個中國皇帝的不幸!
  《南京條約》是英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條約的內容包括割讓香港,勒索巨款,其中賠償鴉片費600萬元,商款3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共計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英國可派駐領事,協定關稅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南京條約》使中國蒙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中國人民一直反對這個可恥的不平等條約,並一直為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義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務,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領土、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野心。這就是英王為什麼選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
  台灣軍民奮勇抗英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領英國艦隊北上進犯福建、浙江時,擔心台灣軍民從後面對英軍夾擊,便分出一部分艦隻騷擾台灣,主動牽制。9月30日,英軍運輸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炮轟二沙灣炮台。清守軍開炮還擊,英艦桅桿中彈,狼狽敗逃,在慌亂中觸礁。侵略軍紛紛落水,有的鳧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竄,被守軍當場擊斃30多人,俘獲133人,繳獲大炮十餘門,大小炮彈數十顆。清廷聞報大喜,下旨嘉獎守軍將領達洪阿、姚瑩頂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員一律賞賜。10月19日,一艘英艦駛到基隆港外,先掛紅旗,繼掛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贖回被俘英國官兵,基隆守軍置之不理。27日,英艦闖入港內,大炮齊發,轟壞炮台石堡和營房數處,台灣守軍開炮還擊,打死侵略軍兩名,英艦狼狽逃竄。戰後清皇室賞給達洪阿騎都尉世職,賞給姚瑩都尉世職。
  1842年3月5日,英艦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窺探,清守軍嚴行戒備,不出海作戰。11日,英國二桅船「安因」號被我漁輪誘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伏兵趁勢發炮攻擊,打死侵略軍數十名,俘虜五十餘名,繳獲大炮十餘門,鳥槍五桿,腰刀十把。這些武器都是英軍在進犯浙江鎮海等地時搶去的。戰後,清皇室贊稱其「大揚國威」,特旨賞封達洪阿太子太保銜,姚瑩三品頂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賞。
  經過三戰皆受重創之後,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內武力征服台灣守軍已屬不可能,便不敢再輕犯台灣。於是,英軍便勾結一些沿海盜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義、打鼓、郎嶠等地海面繼續進行窺探騷擾,以配合英軍對我國大陸沿海的軍事行動。
  兩次大捷俘獲英軍二百多名,經過兵備道姚瑩審問取供後,奏請清廷發落。朝廷立即批復:「據奏稱,該逆等罪大惡極,若解省訊辦,洋面恐有疏虞,仍請在台正法,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清皇在另一諭旨中又說:「取供之後,除夷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130餘名,均著即正法,以抒積念,而快人心。」當時閩浙總督怡良擔心這樣處置,會引起英國報復,要求姚瑩將這些英俘解省。姚瑩斷然拒絕說:「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是明示之弱也。」「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思彼報復之念,何以鼓勵士氣乎!」姚瑩按皇上御旨,將139名英軍戰俘一律處死,只留顛林等英軍九名頭目和黃舟等漢奸兩名暫行禁錮。璞鼎查聞訊,再三提出抗議。
  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在英國侵略軍連續攻陷了廈門、定海、寧波、上海、鎮江,進逼南京後,清政府被迫求和,簽訂了《南京條約》。這個不平等條約第八條規定,釋放英軍俘虜。英方派船長聶夫前去台灣安平索要俘虜,他得知大多數俘虜都已經處決,便向姚瑩提出質問。姚瑩理直氣壯答覆:「你們英國侵犯我國,雙方正在交戰,那有不殺俘虜之理?你們侵擾江浙沿岸,殺傷我官員,貽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灣軍民人人憤恨,5日才把俘虜正法,但仍留下頭目9人,已屬格外開恩。」姚瑩義正辭嚴,聶夫無言可答。
  璞鼎查奸詐多計,針對清廷的昏庸,藉機反誣抗英台灣愛國將士,硬說侵略中國領土的英軍是避風進港的外國難民,被姚瑩等殺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當局提出抗議,一面發表聲明,以停止換約,重新開戰威脅清廷。當時主持和議的兩江總督耆英,閩浙總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請朝廷將姚瑩、達洪阿解京訊辦。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認為斷斷不可,即使實有其事,亦當另作處置。璞鼎查進一步大造聲勢威逼,揚言要立即駕大輪船親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團,急忙派怡良前往台灣查辦。耆英也乘機再奏,指稱姚瑩貪賞冒功,殺害了「遭風難夷」,皇帝在內外壓力下,下旨追問姚瑩等愛國將領「欺君冒功之罪」。1843年2月,怡良到台灣傳旨。台灣人民對清政府官員甘心媚外,懲辦抗英愛國有功將領的賣國行為十分憤慨,紛紛到怡良行營申訴抗辯,群眾情緒激昂,幾乎引起民變。怡良見局面不好收拾,只得草草結案。姚瑩、達洪阿受到革職逮問處分,所有給予基隆、大安兩役有功人員的獎賞一律收回。
  耆英在這一事件中,與璞鼎查配合得異常默契。
  利用投降派耆英
  耆英是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的欽差大臣,事後,他在短短兩年之間,又曾兩度到達香港,自然也和這個不平等條約有關。耆英兩次到香港,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1843年的一次,是為璞鼎查所迫;1845年的一次,則是由於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的壓力。
  1842年《南京條約》訂立後。璞鼎查回到香港,才吃驚地意識到,這份由他們草擬而認真推敲簽定的條約,「實際上只是個草約而不是條約」,許許多多屬於他們的東西,還需要具體落實。比如,條約裡籠統地提到貿易貨物關稅,應有「定安則例」,而這個則例,總不能由中國人說了算;條約規定開放五口,貿易通商無礙,可是英商去了,總得有個落腳之處,還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等等。於是他催促盡快締結更細的條約,以便付諸實施。
  清政府派伊裡布來廣東與璞鼎查解決善後問題,耆英此時任兩江總督。伊裡布與耆英,同是《南京條約》議約時的中方代表,道光皇帝派他來解決善後問題,是合情合理的。不料璞鼎查卻堅持要清政府派耆英為代表,拒絕接待伊裡布。
  道光皇帝對璞鼎查這種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很不滿意,堅持派伊裡布到廣東與璞鼎查辦理善後各事,但又怕得罪英國,於是派耆英向璞鼎查解釋,璞鼎查根本不聽。伊裡布受命於1843年1月10日到達廣州,約會璞鼎查。直拖至1月20日,璞鼎查答應與他在黃埔河面一艘英國炮艦上會面。但是,伊裡布受到無理怠慢和苛求。
  璞鼎查當即提出台灣事件問題,脅迫清廷按他的旨意進行處理。當伊裡布提出商談輸稅章程問題時,璞鼎查拒不和伊裡布商談,只留下馬禮遜、羅伯蚺候議。伊裡布也只好委派黃恩彤、鹹齡與其談判。談判中英方提出,英人要在「香港通市」,如此則「一切稽查偷漏、輸納稅銀,不是諸費更張。」談判難以進行下去。
  伊裡布是奉命南下議訂善後章程,由於璞鼎查拖延刁難,遲遲未能達成協議,無法向皇帝交待,因此憂憤成疾,最後病死於廣州。
  伊裡布死後,璞鼎查本以為道光皇帝一定派耆英前來,不料道光皇帝仍然要留耆英在江浙,另派他人接任。璞鼎查見接任的不是耆英,異常不滿,揚言要北上與耆英談判一切。道光皇帝見他硬要耆英出來,只好讓步,派耆英到廣東。
  為什麼璞鼎查非要耆英來處理《南京條約》善後事宜,據史料記載,耆英一貫對英使低聲下氣,不敢有所違拗。
  對於這樣一個奴性十足的人,璞鼎查自然認為他是議約的最佳人選。
  耆英於1843年4月16日自江寧出發,6月4日抵達廣州。耆英抵廣州時,曾有奏章向道光皇帝奏報,再三提到「粵中士民,志存報復」,告廣東人民的御狀,說他們是「不安定因素」。同時,也可看出當時廣州人民的抗英之志不曾稍減。
  當時先由黃恩彤、鹹齡與英方馬禮遜作初步談判,馬禮遜住在十三行裡,與黃恩彤、鹹齡起草章程,然後各自向上司請示。這次討論的是換約問題,即將《南京條約》正式換文。其次是關稅問題。英國在中國購買的商品以茶葉為最大宗,而運到中國的則是棉花與鴉片。
  經過18天的反覆討論,終於達成協議。但是,璞鼎查不肯到廣州辦理正式簽字手續,卻要耆英去香港辦理,於是就有了耆英的香港之行。
  耆英在香港住了4日,住的地方,耆英奏稱是「夷樓」,自然是英國人的樓房了。至於究竟是何處,目前無法考證,因為當時即使是璞鼎查也沒有正式的官邸,總督府是後期才建成的。
  耆英的第二份奏報中有兩句話:「但當計我之利害,不必問彼之是非。」這就是當時耆英與英國人交涉時所持的宗旨。他所說的「不必問彼之是非」,就是不管對方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所謂「當計我之利害」,也等於說只考慮「是否能夠接受」罷了。
  其實,璞鼎查硬要耆英來香港,一是便於控制談判局勢;二是藉機犒賞簽約有功的耆英。據英國人的記載,耆英這次到香港,曾縱情飲樂,並且趁興唱了一曲滿洲小調。璞鼎查還和耆英交換了全家像片,以作紀念。耆英還主動提出收養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耆英給道光皇帝的奏文中說,璞鼎查懇求他帶回圖像,「以表其神形已追隨左右。」
  慷國家之慨,花民眾之錢,討好「夷人」,得一己之利,歷代貪官無不如此。不知私底下璞鼎查是否有紅包相送?奏折當中,大概難以查到。不然,為什麼只有像片的記載。
  1843年7月22日,耆英與璞鼎查在香港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規定開放中國五口通商,即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及廣州。至此,英商人在華擁有的領事裁決權,單方面的最惠國待遇、軍艦常駐通商口岸、在口岸租地建房等各項特權都一一被璞鼎查具體化了。對於耆英,璞鼎查可謂「知人善任」。
  殖民統治的開始
  璞鼎查抵港以後,在加緊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和掠奪的同時,積極推行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把香港的殖民統治機構逐步建立健全起來。他把港島劃分為海域區、城市區、郊外區,並興建監獄、政府辦公大樓等項設施。據英方資料記載,港英當局首先進行了人口調查,當時島上居民5650人,其中村民、漁民共為2500人,市場附近的居民為200人,水上居民為2000人,來自九龍的勞工為300人。
  1843年1月4日,港英當局宣佈設立香港法庭,法庭的前身是前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在廣州設立的英國駐華司法院,由商務總監督任法官,委派12名在廣州的英國僑民為陪審員,所有英國人之間的訴訟及華人與英僑之間的糾紛,都由這個司法院審理,清政府官員不能過問。英國佔領香港後,駐華司法院遷到香港,改組成香港法庭。璞鼎查任裁判官,以英國軍法審理案件,有權審訊在香港或中國大陸或在中國沿海100哩以內海域犯法的英國人。
  《南京條約》在香港換文以後,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即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總督。宣佈「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受倫敦英國政府殖民地部管轄。璞鼎查同時組成行政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後來改稱行政局和立法局,兩個委員會各3名議員,全是在香港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守議員,協助他處理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事務。隨後,制定殖民地法律,使香港法律獨立化。
  6月27日,璞鼎查又宣佈在香港成立治安委員會,協助他維持社會治安。這項制度實際上是照搬英格蘭的原有制度。由香港總督選定當地有地位和聲望的名流,共同維持社會秩序。治安委員後來在香港被譯成「太平紳士」。所謂「太平」,只不過是英國人的「太平」,中國居民並不太平。
  第一批被委任為「太平紳士」的有副商務總監莊士頓,裁判司威廉?堅,助理地方法官禧利,大商人渣甸、馬地臣、史徒華等43人。璞鼎查賦予「太平紳士」很大的權力。依照維護治安條例,他們有權制止所謂群眾集會謀亂,喝令散去,否則下令拘捕;制止隨便入居民屋內搜捕擾亂治安行為;簽發搜查票等;依照軍火條例,「太平紳士」可簽發搜查票搜查軍火;依照賭博條例,可簽發拘票搜捕賭徒等等。「太平紳士」有官守和非官守兩種。非官守的「太平紳士」要經過審核,港英政府認為是忠於大英帝國的臣民才能充任。所以,第一批「太平紳士」中不可能有中國人。
  雖然在義律佔領香港時發出的佈告中,已經宣佈廢除各種拷刑,但是為了維護殖民統治制度,港英政府並未實行。從璞鼎查開始,一直到第七任總督堅尼地,實際上仍然對妨礙英國殖民統治制度者公開實施各種拷刑。那時在香港島上環後邊,德輔道盡頭有一片空地,稱為「大笪地」,也有人稱為「十王殿」,原因在於這裡是香港政府對犯人公開執行籐笞的地方。鞭子是用煤油浸過的麻繩編扎而成,稱為「九尾貓」。以後又改用籐條。犯人受刑時脫光衣服,背上被抽打得皮開肉綻,十分殘忍。璞鼎查還採用「以華制華」方針,在華人中選出保甲長,實行內地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華人協助他維持治安。
  香港既建立了行政、司法機構,又有了英國的軍隊和警察,還有武裝商人加入的治安委員會,加上保甲制度,並實行半軍事統治的宵禁等一整套殖民統治制度,這就從政治、法律、軍事上,保證了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地位。
  以璞鼎查為首的港英政府,還嚴格劃分華洋界線,歧視華人,使香港的很多華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摧殘。歧視和壓迫華人最為透骨的一項政策,是限制華人的行動自由。璞鼎查於1842年10月4日頒布的宵禁令,就是專門限制和歧視華人的。禁令嚴格規定,華人晚上11時以後不得夜行。違者准警察即行拘捕,解案究治。
  同時,因為這時香港島對面九龍尖沙咀尚屬清朝管轄,平時船舶往來自由,於是又規定自夜晚9時至翌日晨6時之間,任何船隻不許在香港海面航行或駛近香港。香港每天要鳴炮二次報時,一次為早上6時,一次為夜晚9時,於是規定9時鳴炮以後,6時炮未響之前,不許港內船隻移動。
  1843年4月26日,位於港島灣仔春園街的港督府遭洗劫。5月1日,璞鼎查政府借口「治安不靖」,更進一步規定,華人入夜後,至晚上十時前一段時間,如果必須外出,每人須要帶油燈或燈籠一個,以資識別;晚上超過十時,華人一律不准夜行。以鳴炮為號,指示宵禁的開始和結束時間。1844年又公佈《維護公安條例》,規定中國居民晚上入夜後,要在自己門前懸掛一盞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燈籠,以便警察執行巡邏任務。中國人在晚間規定時間出門,還要有一張通行證,11時以後停止交流,違者要遭到逮捕法辦。
  璞鼎查1841年8月11日到港,1844年5月離職,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具體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侵吞的願望以及英國在中國的各項特權。
  行伍出身行政無能
  港英政府一成立,璞鼎查便開始有計劃地修築道路,首先在太平山腳下,分東西兩路開築皇后大道,開山修道清出的泥土石塊投入附近海邊,經過平整,又成為「新填土地」。
  早在1841年6月7日,義律為推動香港貿易的發展,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允許商船自由進出香港。6月14日,又將維多利亞灣割出40幅地段,公開拍賣。每幅底價很便宜,只要10英鎊,最高價每幅投到165英鎊,共售出23幅,全部面積9英畝,投得的英商中,有渣打洋行、顛地洋行、林賽洋行和瑞拿洋行等。按規定投得者只有租用權,並非擁有土地,每年仍需向港英政府繳交地租。港英政府每年可從投地中收地租3032英鎊。
  由於璞鼎查行伍出身,只會專制統治,不懂行政管理。對於如何改善香港生活條件、環境衛生條件等,拿不出任何辦法,因此不少英國人不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就連英軍士兵死亡、逃跑的也日漸增多。據記載「1843年5月至11月之間,瘟疫盛行,駐防英軍1526人,染疫身死者達24%,其他外國人約四百人,死亡者占10%。」「駐港海陸軍士兵,私逃軍役,迭有所見。」來經營的商人也逐漸望而卻步。這一時期,香港附近海面上的海盜也很猖獗,所以很多人對香港的前途喪失信心,香港的英商紛紛向倫敦告狀,指責總督璞鼎查治港無方。有人甚至乾脆就主張放棄香港、經營舟山。他們認為,香港不適合歐洲人士居留,並以當地駐防第98團英軍在21個月內,有257人死亡,炮隊135人中,前後兩年死亡51人為例,指出香港不能成為商業城市。
  直至1845年,對香港的悲觀情緒依然籠罩著香港的英國商人和倫敦上層。該年香港31家英商聯合上書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萊,痛陳開放五口通商後造成香港貿易的衰落。另有英商上書中說,「香港已無商可營,島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員駐節之地,並收容一批身無長物的貧民而已。」就連港府財政司羅拔?馬田,也對香港大潑冷水,他說,香港是一個「貧瘠、不衛生、毫無價值的小島。」「我曾設法尋找其價值所在,但香港其實一無是處。」
  這時的香港,被很多英國人視為畏途,一些英國人聽說要派到香港去,無不搖頭。出現了「香港,你讓我去送死」的流行歌曲,反映了當時英國人對香港的消極看法,也表現了璞鼎查政治、經濟方面的無能。

  第二任 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

  1844年5月7日,戴維斯抵港,5月8日就職第二任香港總督,並兼任英國駐華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
  戴維斯(1795~1890),又稱德俾士等。英國人。他是一位中國通,18歲就到了廣州,在東印度公司任職。1816年作為英國使團隨員到過北京。1833年英國成立駐華商務監督署,被任命為商務監督。他對中國文化很有研究。戴維斯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時。晚年,他隱居布裡斯特爾,潛心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1876年獲英國牛津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890年去世,終年95歲,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一生著作不少,有《中國詩歌論》、《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中國見聞錄》、《交戰時期及媾和以來的中國》等。
  戴維斯雖是中國通,人稱精曉漢學的港督。但在任職期間因為登記戶口證,徵收地稅、專利稅、財產稅等繁瑣政令,被後來新聞媒體冠以歷史上最不受香港居民歡迎的總督之名。當然,這只是一種形容,戴維斯的後任也不見得就受到歡迎。
  璞鼎查留給後任者的是一個亂攤子。戴維斯接任時,香港堪稱是問題成堆,法制鬆弛,秩序混亂,管理不善。然而,最為棘手的問題還是財政狀況。戴維斯離開倫敦赴任時,英國政府曾告訴他,為了維持這塊新的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要花去大量的金錢;雖然香港一下子難以在財政方面做到自給自足,還必須由英國政府撥出資金,去維持香港駐軍的費用,但香港公務員的薪金、各項公共建築及其他方面的開支,則要由香港自身來承擔。英國的殖民地大臣也告訴他,璞鼎查未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倫敦方面對此是很不滿意的。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轍,而要想辦法解決好香港的財政問題。
  第二任戴維斯鴉片專賣開拓財源
  香港財政收入,最初以拍賣土地為主要來源,數量有限,入不敷出。據統計,1844年~1854年間,香港政府累計支出512804英鎊,年平均46618英鎊,而收入年平均23539英鎊,支出大於收入近一倍。如何增加財政收入,以減輕英國的沉重負擔,並逐步做到自給有餘,是港英當局在很長時期內面臨的重大課題。
  義律在港時公示,香港為自由港。鴉片是香港早期轉口貨物的最大宗,從不課稅。島上消費所需煙土,視同一般貨物,最初任由商販經營,不受限制;港英當局照例向鋪戶收取規銀,但為數甚少。
  1844年2月,英國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維斯提議,課徵榷稅,增加港府收入,鴉片零售業首當其衝。同年6月,戴維斯函告斯坦利,擬向當地鴉片商販發售牌照,或實行包稅制,招華人承攬,使他充當港府「無可匹敵的最佳稅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條例,決定向鴉片商販開徵牌照稅。法例規定,在香港水陸各處,「只准整箱販賣煙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鴉片,牌照由總督核發;申請人一經批准並繳費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權;無照經營者處以500元以下罰款。12月,輔政司發佈通告,進一步規定,鴉片零售業務,可由一人承攬,願者應向輔政司署報價,包稅權「以出最高價者得」。香港境內整箱以下鴉片零售業務,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當局又制定《零星包賣鴉片細則》,對開燈煙館設置地點、營業時間與交易方式等作了詳細規定,於是煙館也被置於法律保護之下。
  1845年3月,英國人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根據上述法規,以每月710元的高價,向港英政府承攬了在港零售鴉片一年的特許權,香港其他鴉片商販均需向他們購買營業許可證,方可開舖售煙。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成了香港最早的鴉片包稅人。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要保障其經營特權,維護其壟斷地位,必須有足夠的人力和必要的手段,來防止或阻止其他鴉片商號的侵越行為。他們感到力不從心,於當年6月合同屆滿前主動放棄包稅權。與此同時,戴維斯發覺上述法例中關於零售鴉片「以供消費」的規定,文字含混,無照煙販常詭稱其鴉片「用於出口,非供本埠消費」,繼續經營零售業務,從而損及鴉片包商的壟斷地位,影響包稅制度,減損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於同年7月制定當年第5號法例,除正式規定以拍賣或招標方式出售包稅權外,刪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費」字樣,以保障包商利益,保護稅源。8月,買辦馮亞蒂?盧亞貴以每月1710元、為期一年的高價奪標。總計實行包稅制的頭兩年,港英當局假手鴉片包商輕而易舉地為香港歲入新增六千五百餘英鎊,約占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鴉片包稅收入已成為僅次於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項。
  戴維斯滿意地向英倫政府報告:鴉片包稅是香港「歲入的最豐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維斯,認為鴉片作為「消費品」,是「最合適的」收稅項目,他對香港實行的包稅制度表示首肯。這表明英國新政府在鴉片問題上將承襲上屆政府的政策。然而,實行包稅制後,香港鴉片總歸承包者「一家發賣,煙價索勒高昂」。三昌、麗源等10家商館聯名於1847年1月稟報香港當局,要求「撤散煙土公司」,由眾商各自「領牌販賣煙土煙膏」。英國大鴉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說,實行稅制後,香港鴉片零售價高於鄰近地區,一些中國煙販改由他處進貨,香港銷售量急劇下降,他們不得不為存放船上的鴉片支付水上保險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儲存費。另一方面,鴉片包商為維護特權,以查禁私煮私售鴉片為名,僱用偵探和武裝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擾了當地貿易,使正處於不景氣狀態的香港經濟蒙上了更大的陰影。英國政府和洋商為此深感不安。戴維斯的鴉片包稅政策一時成為輿論界眾矢之的。1847年3月,英國議會成立對華商務關係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後,認為只有最大限度地進行自由貿易,才能使香港繁榮,實行包稅制是「不明智之舉」。有鑒於此,戴維斯接受總巡理府希利爾的建議,於1847年7月決定,將現行壟斷經營制改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類:零售整箱以下煙土者,月納規費30元;煮賣鴉片煙膏者月納20元;開設吸煙館者月納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發售,數量不限,有效期均為一年。
  無稅港裡鬧苛捐
  香港一開埠,就宣佈是無稅港口,但實際上香港內部稅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種名目增加稅收。1844年7月,戴維斯上任不到兩個月,港英當局就陸續公佈了《土地登記條例》、《公眾沽飲肆及售酒領照營業條例》以及《售鹽鴉片當押業拍賣商業牌照稅條例》,徵收土地稅、牌照稅,等等。
  8月,港府在沒有徵詢任何方面意見的情況下,立法局通過一個人口登記法例,規定全島居民,不論華人、洋人,貧窮富貴,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總登記官辦理姓名、地址、職業登記一次,領取登記證。洋人一律收費每人5元,華人每人1元。法例公佈後,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強烈反對。華人反對自然無足輕重,洋人反對,要麻煩得多。葉靈鳳先生有篇文章詳細介紹了這一事件的情況。
  對於這樣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難想像的。他們認為,他們的自尊心、民族的榮譽,以及個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躪,情形的惡劣比在廣州時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開了一個居民大會討論此事。與會人士一致認為,這條納稅登記的法令,不僅對英國人苛酷無情,而且不符合英國立法傳統。全體英籍居民一致反對,並且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了一份意見書呈遞戴維斯。
  事有湊巧,就在英國人呈送抗議文件這一天,港府憲報登出該法令的中文譯文,把人頭稅每年一次錯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澆油,使已經沸騰的民憤更加劇烈。當時的《中國之友》評論說:「中國人向來逆來順受,慣於忍受任何敲搾。可是這次由於譯文的錯誤,使他們誤認為每月要將辛苦的收入繳納一半給政府,實在無法忍受,自然不免想起還是回國內的好。」
  10月30日,香港的中國商人和工役全體罷市。商店都關了門,客運和貨物的船隻都停止開行,僕役和阿媽也罷了工,以致一切生意都停頓了。中國商人表示,如果政府11月1日實行徵收人頭稅,他們便全體離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堅持執行,他們決意遷回澳門去住。
  戴維斯在各方面壓力下,被迫做出讓步。11月13日,立法局通過了人口登記修正案。首先,人口登記免除一切費用;其次,規定凡是公務人員、軍人、專業人士、商人、店員、廠主、房東,或每年收入達500元以上的人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一律豁免登記。只有那些貧苦大眾,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須辦理人口登記手續。修正案例於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顯然,法例維護了英國人和富人的利益,廣大的貧苦中國居民仍然受到損害。
  1846年,港英政府又發表佈告,佈告規定了通用貨幣及其相互比值。(一)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及其破碎銀屑,中國通用銅錢,均為法定通用貨幣;(二)所有上述貨幣不論價值低昂,或屬於任何種類,或是否完整,或已打印,如各有同等質量,即具同等通用之效能;(三)規定每銀圓等於2盧比又1/4;(四)規定每銀圓等於銅錢1200枚,每半圓等於600枚;每盧比等於銅錢533枚,每半盧比等於266枚,每1/4盧比等於133枚;(五)其他貨幣未列入上項規定之內者,均不能作為在本港合法通用貨幣;(六)第四款規定之銅錢,得向商務總監公署或香港庫務司署領換,惟不得逾50元。凡屬英國通用貨幣,不論紙幣或硬幣,一律為本港合法通用貨幣。
  這些規定,充分保障了英國政府和英國商人的利益,而對中國人設置了種種限制。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戴維斯又發佈《徵收警捐條例》、《煙販牌照條例》等多種條例,廣開稅源,以各項稅收增加財源。到1846年,香港政府每年稅收達到27046英鎊。
  戴維斯的稅收舉措,目的本來是搜刮中國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但也損害了部分英國人的利益,所以首先遭到英國商人的反對。登記法例風波平息不久,11月20日,戴維斯又在立法局會議上通過了另一個法令,規定香港殖民者可以無須經過立法局的通過,隨時下令宣佈戒嚴。連英國人也不懂得戴維斯為何要如此緊張,因為當時香港實在沒有這樣採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果然,後來倫敦對於這條法令予以否決,於是這位中國通總督又在中外居民面前出了一次洋相。
  1847年1月,港英當局再公佈《市場販物牌照條例》。5月4日,渣甸洋行首腦馬地臣向英國下院呼籲,要求英倫督促戴維斯改變政策,減收地租,只徵收維持警察部隊的費用為限,其餘費用均應由英國政府負擔。英國政府自然不會答應,反而逐漸增加對香港的索求。
  到戴維斯離任的1847年,港府各種稅收已達31078英鎊,折合港元372936元。
  開徵妓捐
  香港的妓女從開埠初期就存在。在香港開闢為商埠以前,澳門是中外貿易的一個中心,到澳門的中外商人在那裡可以尋歡作樂。英國強佔香港島,將其闢為商埠以後,澳門許多妓女紛紛來到香港。
  1845年初,香港英國當局接到舉報,警察有收受賄賂、包庇娼妓的行為。經過調查證明,事實確鑿,但為了港府的顏面,調查報告結論卻說,屬於「娼家情願繳納,而非出於勒索行為」,因而對警察不加追究。後來當局意識到這是一條財路,於是決定由警察公開徵收妓捐,而名義又說,所收捐稅款項,用來開辦花柳病院。
  根據1845年6月性病醫院的報告,全港有妓院31家,每家月捐5元,有妓女一百多人,每人月捐一元半。當時一元錢相當頂用,可買幾十斤白米。每年妓捐收入數目很大。當時香港社會人士對此表示不滿,認為這項稅收沒有得到英國法律許可,不是正式稅收;此外,每月妓捐用作病院開支的僅屬少數,大部分支出用途不明。雖然興辦了花柳病院,但只辦了兩年,就因經費不足而停辦了。根據香港社會人士的意見,1847年,英國議會曾派人到香港就此事進行調查。不久,英國政府通知香港總督戴維斯,由他下令取消徵收妓捐。
  雖然按照命令妓捐停止徵收,但戴維斯當政期間不僅妓院未被取締,而且越辦越多。這畢竟是英國人斂財的一種門路。
  後來,駐港英國海軍司令詹士史德陵發現,英國軍人和海員患花柳病的人數與日俱增,於是向香港政府建議頒布條例,控制性病流行。戴維斯採納了這個建議,港府於1857年11月24日公佈了《檢驗花柳傳染病條例》。1864年1月19日,港府建立西營盤海員宿舍,專門收容患性病的海員。儘管採取了上述措施,性病流行的狀況還是沒有明顯變化。1867年7月23日,英國殖民部諭令香港政府重訂《取締花柳傳染病條例》,規定實行妓女登記、檢查身體等事宜。隨後,香港立法局又決定向妓院和妓女徵收營業牌照稅。從此,賣淫行為在香港進一步公開化、合法化。當時負責發放營業牌照的是總登記官兼撫華道高和爾,他曾借發放牌照之機,大飽私囊,廣置房產。
  自從有了妓女憑牌照營業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與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們經常被迫驗身,因為妓院老闆怕她們染上性病,降低了身價,影響妓院搾取錢財。當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細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細寨分散於荷裡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闊少才有資格光顧的場所。因為到那裡尋歡作樂必須飲宴,一擲數百金,排場很大。大寨的妓女分為三種:1.琵琶仔。這是十四五歲的雛妓,通常是貧苦人家的少女。鴇母把她們當作待價而沽的搖錢樹。2.半掩門,又稱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過客人以後,看上去還是少女,其實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們是鴇母的高價搖錢樹,不公開接客,所以叫半掩門。3.老舉。廣州話稱妓女叫老舉,「舉」是妓的轉意,她們是公開接客的正牌妓女。至於細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間收費2元,夜間收費4元,所以細寨又叫「二四寨」。
  私娼是無力交納營業牌照稅的妓女,她們的處境比公娼更悲慘。她們的活動地點多在橫街窄巷的住宅樓宇裡,旅館客棧中,甚至在海旁小艇上,每次出賣肉體的代價不過是幾毫錢。她們往往與正當居民雜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鬧不止,攪得四鄰不安。
  正式建立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雖然在1844年3月4日開始審訊第一宗刑事案件,但嚴格來說,實際上還不能算是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因為被告沒有律師替他辯護;高等法院的條例也還未齊全,只是憑著陪審員的直覺去判斷被告是否有罪。因此,一些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認為高等法院雖由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創立,但正式成立高等法院,應在第二位港督戴維斯任期內。
  戴維斯於1844年5月7日乘英艦「批夫」號抵港時,和他同來的有3位官員,一位是新任輔政司布魯士,一位是正按察司曉吾,還有一位就是高等法院登記官羅拔奇。
  戴維斯抵達香港後,即著手改革香港法制。他首先把裁判司威廉?堅的職權局限於違反警律和簡易民事範圍,削除了他以前在司法裁判方面的權力。
  大約一個月後,戴維斯委任正按察司曉吾為立法委員,由他著手研究草擬高等法院條例。這時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條文的人才很少,曉吾缺乏助手,工作進度頗為緩慢。到了該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來港,並被委任為行政司委員。在史德陵協助下,高等法院條例終於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佈。這時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設在中環威靈頓街前近德忌笠街與石板街之間。它在1844年10月1日開幕,舉行了非常隆重的開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國人均穿禮服參加,總登記官羅拔奇致了開幕詞。
  原定在開幕這天要開審一件刑事案,但因當時香港還沒有律師執業,按察司曉吾認為,這樣的審訊,對於被告不公平,便把這件刑事案押後審訊。
  高等法院成立後,按察司曉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確立香港的律師制度,先批准律師執業。依照英國制度,律師有律師與狀師之分,狀師也被稱為大律師,這種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1915年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執業的第一位律師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則為大律師。
  有了律師之後,高等法院於10月2日,正式開庭審案。
  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審訊的案件,是誘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對華人夫婦,住在港海的貨船上,常登岸購物,因此和兩個少女認識。一日,這兩個少女被該夫婦誘到船上,綁於船艙內運到廣州,以每人90元的價錢賣給廣州的娼寮。兩少女設法通知在廣州的親戚,親戚花錢把她們贖回。
  被拐賣的兩少女返回香港後,偕同父母去報案,警方拘捕了那對夫婦。
  高等法院開庭審訊時,那對被告夫婦仍然沒有大律師替他們辯護,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陳述被拐誘和運往廣州販賣的經過,陪審團一致認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婦各判入獄18個月。當時香港還沒有正式監獄,便只好將罪犯解往上環差館裡警署內的拘留所去監禁。
  依照英國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時期,卻不是用來監禁罪犯的。
  當時的香港警署設於上環荷裡活道,所以,那裡還有一條橫街做差館裡。威廉?堅就管轄這間警署,他不但指揮警察,還任裁判司,又兼任監獄官的職務。
  那時候,上環差館裡的警署,和中國清朝的縣衙門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點,又是裁判司開庭審案的地方,警署的後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當時的監獄。
  這種情形和英國體制大不相同。英國的縣長只負責行政,法院只負責審案,都不負責管理監獄,管理監獄另有監獄官。
  港府覺得威廉?堅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監獄官,一來警署的拘留所作為罪犯的監獄,顯然不是英國的制度;二來上環差館裡的警署,也是極簡陋的建築物,香港的罪案隨著人口增多而激增,監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夠用了。因此,港府便著手物色地點,建築一間真正的監獄。
  香港第一座監獄叫做維多利亞監獄,設在中環奧卑利街的一處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據舟山?舉棋不定
  鴉片戰爭時,英國軍隊侵佔了舟山和鼓浪嶼,依照《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後,英軍應撤出舟山和廈門。但英軍遲遲不肯撤退,因為英國要把舟山和鼓浪嶼當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國將賠款全部付清之後,才肯交還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賠款的時候,英軍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嶼,而將駐鼓浪嶼的英軍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維斯竟說這是「實為和好起見,並無別情」。實際並非如此,當時香港的生活環境還相當惡劣,英國人不能適應,逃兵很多。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張放棄香港而佔領舟山,而鼓浪嶼只是個無實際作用的小島,在舉棋不定之際,先撤出鼓浪嶼,做出歸還鼓浪嶼的姿態,實為加強舟山兵力,為以後的抉擇做準備。
  耆英當時也對英國人提前撤出鼓浪嶼有所疑慮,他向道光皇帝奏稱:「本年五月間,德酋(指戴維斯)初來廣東,即有俟十二月銀項交足,鼓浪嶼先行退還之議。奴才以夷情叵測,今無故將鼓浪嶼先還,焉知不為異日緩交舟山地步?」足見當時中國朝野對於英國人的這一行動,已有所警惕。
  中方將賠償鴉片戰爭的賠款已完全交清後,英軍卻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這樣一來,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維斯交涉。戴維斯推搪了幾次,最後不得不照會耆英,叫他到香港討論。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維斯的照會,內稱英國不交舟山,是怕法國侵佔,並邀請耆英去香港商談。耆英信以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報。其實,戴維斯遲遲不撤退駐舟山英軍,是英方尚未最終決定長期佔據舟山還是香港。
  耆英於1845年11月20日,二次來到香港,與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撫不久的黃恩彤,還有趙長齡、潘仕成等。他們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離港返廣州。
  後來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舟山而集中經營香港,因為舟山方面的英國軍官亦有報告書向倫敦呈送,說舟山的地理環境遠不如傳說中那樣理想。英軍駐守舟山4年,曾在當地廣招人馬以鞏固其統治,但並沒有什麼進展。資料記載稱,他們雖飭令紳士充當董事,「安良緝匪,並逐日交給字條,令其捐銀建設書院、育嬰院、養濟院、孤老院、埋葬屍棺,延請男女塾師,教訓學生,並捐銀給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與定海居民為仇」,人民反抗情緒不減,英國統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後由英倫敲定,棄舟山,占香港。戴維斯要耆英到香港來見他,首先要談的是撤出後如何保障舟山地方與英國有關係的人員的安全,其次才是談交還舟山的細節問題。
  耆英到港後,向道光皇帝奏報在香港的談判情形。奏稱:「德酋於次日率領夷目多人來見,執禮甚恭。臣告以本年應交洋銀尾數業已備齊,可定期來取,舟山亦應如期交還,以符成約。該酋復稱銀兩應俟屆期再行請領,舟山必定如約交還。惟英兵在舟山數年,該處人民多與往來,交還之後,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該處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約內已經載明,凡系中國人與英人往來者,概准免罪,豈有舟山退還之後將該處人民苛待之理?當為出示曉諭,俾共釋然無疑,可以無庸過慮。」
  「該酋復稱:還交舟山,最有關係,應派大官前往接收,方為妥協。臣思該夷佔據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撫綏安緝,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須熟悉夷情之員,前往妥為辦理。查現任江蘇常鎮道鹹齡,前隨奴才辦理夷務,素為該夷所信服,當向該夷告知,擬派鹹齡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該夷酋復稱鹹齡既系熟人,又系道員,實屬妥當,極為欣喜。」
  英國每從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對曾經為他們的侵略出過力的當地人給予安排,這既對得起奴才,又能長期保持英國在當地的利益,英國雖然只經營舟山幾年,還是為其奴才爭取權益。另一方面,來時威風,走時也要神氣,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榮撤退」。
  耆英奏報又稱:「該酋復稱:舟山一島,應請大皇帝明降諭旨,英國歸還之後,斷不給別國駐守。因詢其何以慮及於此?該酋惟稱:奉朱批以安本國人心等語。當諭以舟山本系中國土地,既經收回,斷無給與他國之理,豈得以憑空懸擬,率登奏牘?況地歸中國,應由中國主持,又豈外國所宜干預?若代為陳奏,必奉大皇帝嚴飭,並恐他國聞知,轉生猜疑,尤為未便。復經趙長齡、潘仕成等再三曉諭,該酋始領悟,不復堅求。……」
  「臣恪遵歷奉諭旨,堅守條約,如約者即為應允,違約者概行駁斥。該酋均一一聽受,並無異言,隨備夷筵,恭敬款待。又據該國水陸兵頭等更番邀請,臣亦置酒相答。連日酬酢,該夷等均極歡洽。臣與委員等隨時宣佈皇仁,用言開導,諭以中國既與該國和好,斷無暗相圖謀之意。嗣後惟宜恪遵條約,安分貿易,諸事無庸疑慮。該酋等頗知感激,均於席間舉觴舞蹈,恭祝萬壽,情形似尚真誠。」
  耆英奏章,每次都寫得天衣無縫,但每次英方都得寸進尺,從無滿足的時候。而耆英則沾沾自喜,覺得取得了大勝利。
  出兵廣州城
  當時耆英以為到香港與戴維斯談妥交還舟山問題,便萬事大吉,不料耆英和戴維斯剛剛共同「舉觴舞蹈,恭祝萬壽」數日,又有新的變故。耆英回到廣州以後,戴維斯突然又提出廣州入城問題。原來廣州人民一直堅決拒絕英國人進城。耆英非常焦急,1845年12月20日,他向道光皇帝奏稱:
  「今年夏間,該酋(戴維斯)復有進城之議,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慮其屆交舟山之際,或生枝節。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與之面議。該酋於交還舟山一款,堅稱如約,毫無遲疑,至進城一節,則更端以請,並不牽及舟山一字。今接據來文,乃竟牽合為一,藉以挾制,於屢次成約,均佯為聾聵,概置不理,實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竊思該夷駐兵舟山,所費不貲,寧波雖已通市,貿易甚屬稀少,似無久行佔據,徒滋糜費之理。惟現既借端要挾,求進粵東省城,若不允所謂,恐未必即肯退還;而粵省民情浮動,若不俟眾議允洽,驟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籌思,與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議,權利害之輕重,審時勢之緩急,舟山固應如期收復,而民情未協,亦未便操之過蹙。似不如稍寬時日,相機辦理……」
  耆英知道無法壓制廣州百姓堅決拒絕英國人入城的行動,只好向戴維斯說了個大謊,許諾3年之後,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開。最後,戴維斯與耆英在虎門簽了交還舟山協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員到香港,與戴維斯約定交還舟山的一切細節事宜,然後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維斯自知耆英推諉之詞含義,又知廣州百姓的抗英志氣,一時沒有辦法,只能俟機行事。10個月後,1847年4月3日,戴維斯看準了時機,借口6名英國人於3月間在佛山被群眾驅趕一事,突然派遣軍艦侵入廣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許英國人進入廣州及租借廣州河南地方等7項要求。兩廣總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進入廣州城一項,擔心人民反對,推遲兩年後再實行。5月15日到17日,戴維斯派人在廣州河南洲頭咀丈量土地,插旗標界。17日,廣州群眾數千人在雙洲書院集會,抗議英國的侵略行為。20日,河南48鄉的群眾三千多人聚集在英國商館前示威,隨後,廣州市民10萬人示威聲援。戴維斯迫於形勢,只好暫停在廣州建立租界。
  1849年,3年之期已到。這時,中英雙方在廣州、香港的主要官員,都已經換人。耆英調回北京,徐廣縉接任兩廣總督。戴維斯1848年離職,般含繼任港督。般含到任後首要的任務是突破英人進入廣州城這一關。1849年2月,般含率領軍艦三艘,在虎門外要求廣東當局履行前約。兩廣總督徐廣縉起初還想拖延推搪,而般含逼之甚急,難於應付,但他又害怕民眾,心裡十分矛盾,據記載,他和葉名琛商量,認為「無拂百姓以順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堅且眾,夷一動則民頃刻生變,勢難終日,官府無立身之地。惟有拒諸城外,縱有他故,亦官與城為終始。」「今我兩人和衷一致,順民心以行之,復何疑之有?」於是,徐廣縉拒絕了般鹹的要求。英國軍艦直入省河,要和徐廣縉在廣州衙署會談。徐廣縉答應在英艦上與般含會談。般含施加各種恐嚇,說如果不准進城,就要「北上詢問」,而且封鎖運河,截斷江南對北京的糧食供應。徐廣縉只好上奏道光皇帝。道光答覆含糊其辭,說「只得暫入,不得滯住」。徐廣縉知道,如果暫入,就不可能再叫英國人離開。廣州老百姓知道後,群情激憤,珠江兩岸聚集了十萬多群眾,怒吼震天,反對英國人進城。廣州的情況傳到香港,香港的民眾也準備起來反抗。般含看到中國民眾的憤怒情緒,不敢前進,只好乖乖退回香港。
  草菅人命
  戴維斯繼承其前任璞鼎查的衣缽,繼續歧視和虐待香港中國居民。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頒發港口管理章程十六條,其中第十五條規定:每晚9時以後,非有特別護照,不准行船;船上有外國人者,不在此限。第十六條規定:違反章程者,港務司有權給予25元以下的罰金或一個月以下的監禁。顯然,香港當局的這些規定是專門對付華人的。
  香港當局歧視和壓迫中國居民的另一項內容是濫施笞刑。動不動就對華人實行公開鞭笞刑罰。據記載,1846年2月25日,一天內竟有54人被執行笞刑,刑後並被剪去辮子以示懲罰。除公開執行笞刑外,還有「遊街」、「立木籠」、「戴枷」等侮辱人格的刑罰。港府濫施殘酷刑罰的情形,諾頓?凱希所著《香港法院法律史》一書中有所記載。書中說,當時「肉刑施行頻繁」、「笞籐使用範圍之廣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經常「為了細微的過失,中國人就被判決公開執行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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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居民的虐待,諾頓?凱希所著《香港法院史》的記載摘錄如下:「1845年3月間,令人憎厭的公開鞭笞示眾行為差不多成為城中每天必有的事。有一次,下午日落之前一小時左右,在皇后道上,有一個可憐的傢伙被縛在一間公共建築物的門柱上,這人被剝去衣服,背上被籐條抽得傷痕縱橫。這裡並無人認為這事不雅觀或有礙觀瞻之意,但是裁判官的這麼濫用鞭笞卻是值得反對的。警察法庭的記錄,你如加以調查,將發現若以人口為比例,香港將是全世界施行鞭笞最多的地方。」
  1846年10月27日,英國商人鄧肯報案說,家中遺失了200元錢,懷疑是家中廚師偷款逃往澳門,要求警方到海上截攔船隻搜查。於是警方會同鄧肯及其若干友人在海上截查船隻。在西環海面見到一艘中國帆船便喝令停船,帆船不聽,繼續加速行駛,警方從後面追趕。中國船上的人慌了起來,紛紛棄船跳海。經過檢查,船上並沒有被懷疑偷錢的廚師,但是警方卻在船上查獲一些武器,便認定這些中國人都是「歹徒」,將他們拘捕控告。後來泅水上岸的船員向警方證明他們是一艘合法的商船,除船員外都是正當乘客,船上的武器是防海盜自衛用的。至於為何聽到喝令不停船,船員稱,船上人員當時聽到後面有船追趕,誤認為是海盜船,所以不得不棄船逃命。經清點船上人數,已經有5人失蹤。
  後來在海上撈獲了4具屍體,經船上人員辨認,證明都是這艘帆船上的乘客。當時的驗屍官是麥克斯威尼,因為文件上說船上疑已溺死五人,雖然事實上僅撈獲4具屍體,驗屍官卻想當然的填寫已有5具屍體被驗明是溺死的。明明只有屍體4具,卻簽發了5具屍體的證明,另一名乘客是死是活,便置之不管。對此,居民十分不滿,法官、律師也群起指責,當局只好把麥克斯威尼撤職了事。
  港府的「醫官剖驗屍體」、「死因法庭研究」,以及驗屍官的報告,往往是港英當局用來掩飾自己殺人罪行的一種手法。香港有名的黃祥水事件,就是一例。小商販黃祥水被官差踢傷,脾部腫脹而死,結果經過所謂醫官的屍體剖驗,以及死因法庭研究,死因竟確定為「脾部腫脹」,死於疾病。黃祥水明明是被官差踢傷而死,驗屍官卻倒因為果,不說他被人踢死,卻說他死於脾部腫脹。脾部因何而腫脹致死,無人過問。類似草菅人命的案例時常出現。
  包庇第一個有案可查的貪官
  香港歷史上第一個有案可查的貪官就出在戴維斯時期。戴維斯政府對這個貪官進行了百般袒護。香港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初期政府高級官員全都是由英國人擔任,政治制度又不民主,沒有人能夠對他們進行及時和有效的監督,因此,貪贓枉法行為相當盛行。
  香港島上有一條很長的街道——堅道,就是用這個貪官威廉?堅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堅在璞鼎查時期就已經在港府任職,是英國人統治香港初期的首席裁判司,屬於港府高官。他利用一個名叫盧亞景的中國人當走卒,向商人和「海盜」索取賄賂。盧亞景自恃有首席裁判司撐腰,橫行霸道,趾高氣揚,因此得罪了一些英國商人。英國商人便向法院控告了威廉?堅及其走卒。
  據香港法院的檔案記載,在1847年6月間,盧亞景的上司威廉?堅被另一個英國人控告,說他用人不當,利用他手下的這個盧亞景,向市場上的中國商人和其他租戶索賄收規,同時更有「縱盜」和「誣良為盜」之嫌。當局接受了這個控告,下令組織調查委員會,對威廉?堅被控的犯罪事實進行了調查。自然,主要的證人是盧亞景。不料,這一切全是裝模作樣的,在正式開庭調查之際,盧亞景突然「失蹤」了,據說是已回內地。主要證人既然失蹤,調查工作也就無法進行,只好宣佈威廉?堅被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威廉?堅的罪名既然不能成立,控告威廉?堅的那個英國人當然有「誣告」嫌疑了。於是威廉?堅就反過來告他一狀,使這個英國人既罰款又坐牢。此案既了,盧亞景忽然又出現在香港。
  就這樣,威廉?堅的貪污瀆職行為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後來他反而得到陞遷。在1858年11月和1859年5月,先後兩次被委任為代理總督,代理行使香港總督的權力。
  戴維斯時期,繼威廉?堅之後的另一個大貪官是前邊提到的高和爾。高和爾是威廉?堅的好友。高和爾本來在廣州和新加坡經商,1840年英國遠征艦隊從新加坡北上進攻舟山群島,威廉?堅和高和爾兩人同船,來到中國,從此成為好友。1843年,由於威廉?堅的推薦,高和爾開始在香港政府任職,成為港府裁判司的翻譯,而當時的裁判司就是威廉?堅。他於1846年再升任副警司,1856年又被任命為總註冊官和撫華道。高和爾索取賄賂的手段與威廉?堅如出一轍。牽涉高和爾貪污受賄的重要案件還有杜亞寶案件和黃墨洲案件。
  1847年4月,商船「加路連號」及「柯美加號」駛經尖帽灣時,遭海盜搶劫,船員全部遇害。高和爾逮捕了三名嫌疑犯,但定罪的證據不足。這時警署破獲另一起行劫案,高和爾便授意行劫案犯杜亞寶出庭作證,指控前案三人是他參與尖帽灣海盜案的同黨。審判官認為證詞疑點很多,但陪審員認定三被告海盜殺人罪成立。杜亞寶因此事立功獲得釋放。之後,高和爾便利用他充當破獲海盜的眼線人,進行敲搾勒索,受賄收規。捕獲海盜後,僅以杜亞寶的隻言片語為證,即可定人罪名。「他說是,雖良善難冀超生;他說非,則真盜也可倖免。」1847年10月,杜亞寶向船民沈亞熙勒索80元,沈傾箱倒篋如數給他。事後,沈亞熙向高和爾密告此事,高和爾置之不理。第二年1月,杜亞寶又向沈亞熙勒索100元,並聲稱這是轉給高和爾的。沈亞熙實在無力拿出這筆在當時說來數額很大的款子,杜便誣陷他為尖帽灣海盜,將其逮捕。直到杜亞寶索賄罪行敗露,被判處3年徒刑的沈亞熙才獲得釋放。而杜亞寶的後台高和爾卻照常高官穩做,繼續貪贓枉法。
  跑馬地與快活谷
  戴維斯任內修建了跑馬地,為香港以後的賽馬、騎馬活動打下了基礎。
  在英國推行殖民主義擴張的全盛時期,英國式的賽馬在世界許多地區流行。香港的賽馬就是英國人首先倡導的。《南京條約》簽訂不久,香港舉行過賽馬。根據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記事冊所載,1842年和1843年,香港舉行過兩次賽馬。當時香港還沒有馬場,比賽是借用澳門的馬場舉行的。最初的賽馬完全是一種體育活動,有跳欄和其它馬術比賽,而且一年只舉行一次,因此叫做「週年大賽」。
  在早年的香港,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香港政府要員及大商人經常以馬代步,每人往往不只有一、兩匹馬。因此,考察香港早年的賽馬記錄,冠軍馬多半屬於知名人士。例如,香港第三任總督般含的一匹名叫「誘惑」的馬,從1850年起,得過多次冠軍。1853年,大鴉片商顛地的一匹名叫「金手指」的馬,也奪得多次錦標。怡和洋行大老闆羅拔?渣甸的一匹名叫「錫克」的馬,從1852年至1856年,連續五年贏得「婦女銀袋」獎。有這些達官富商參與,馬賽自然興旺。由於賽馬逐漸成為經常性的活動,於是,成立了賽馬會。
  香港的跑馬場是1844年開始修建的,1848年投入使用,地點選在香港島的黃泥湧。這一帶叫黃泥湧峽,一股山溪從山上挾同黃泥沿峽谷滾滾而來,進入海面,這山溪就叫黃泥湧。溪畔有個黃泥湧村,村民在峽谷種稻田、蔬菜,養豬和家禽,利用黃泥湧的水來灌溉,利用山上的石頭砌牆蓋屋。英國人佔據香港後,見這一帶風景秀麗,就在黃泥湧峽山上,開闢英國人的住宅區,建起洋樓。可是,英國人住進後,多數得瘧疾等病,死亡不少。港府認為,這是因為黃泥湧谷的水田滋生蚊蟲,傳播疾病,就硬把村民的稻田草園填掉,強迫村民遷徙。到戴維斯時代,就把填平的谷地辟成為跑馬場。
  跑馬地的英文名字就是HaPPy 6allEy,意思是快活谷,與倫敦附近一所墳場的名字相同,含有「極樂世界」的意思。1842年至1843年間,許多駐港英軍和商人患瘧疾而死,死後就葬在黃泥湧的山邊,可能因此稱做「快活谷」。現在馬場對面仍然是墳場。
  據巴圖所著《別了,港督》一書記載,戴維斯是為了迎合英國商人,修建了賽馬場,並且每個週末都舉行賽馬活動。戴維斯的這一做法,顯然是討好英國商人的舉動。因為這是英國商人們十分喜愛的一項娛樂活動。但他卻沒有想到,就是在賽馬場上,英國商人們大大地出了他一次丑。在1845年的一個週末,戴維斯為了籠絡英國商人,表示自己將親臨賽馬場,為比賽的優勝者頒獎。他滿以為此舉必然反響強烈,但結果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當戴維斯興沖沖地到達賽馬場時,迎接他的即是一個十分冷清的場面。原來那些商人得知此次賽馬是由戴維斯前來頒獎時,竟採取了聯合抵制行動,不讓一匹賽馬參加這次比賽,使戴維斯感到十分難堪。
  1890年,賽馬開始有投注,正式變成賭博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馬場修建了觀眾台,跑道增設排水設備,跑道周圈內鋪植了草皮,還可做為高爾夫球場。賽馬會開始廣泛吸收會員,富有的華人也可以成為會員或馬主。
  當年,英國《泰晤士報》特派駐華通訊員庫克,曾經記述香港賽馬的盛況:「如果要看良好的舊花樣的賽馬,其中沒有橫衝直撞、勒馬牽韁,而且每一匹馬都是為著競賽取勝而出馬的,恐怕只有到香港來才可以看得到了。」「當我們第一次看見快活谷裡的賽馬場,幾乎忍不住地嚷著,這是整個世界上景色最豐富多彩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馬廄、草坪和一切設備,加上那難以忘懷的午餐和香檳,所有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快活谷和維多利亞城之間相距一英里半的馬路上,在賽馬日那天,擠滿了車輛、騎士和行人。」熱鬧的情景於此可見一斑。
  引咎辭職
  戴維斯任期內最大的風波,是他同大法官曉吾的衝突。他利用總督的特權停止大法官行使職權,以致大法官返英向女王控訴,結果戴維斯因此而引咎辭職。
  大法官約翰?曉吾,1844年5月與戴維斯一同自孟買乘船到港履職。香港政府按察司,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他是第一任大法官。
  在這之前,香港只有警察法庭,裁判司稟承總督的意旨行事。當時的裁判司是威廉?堅,他幾乎是總督的行政左右手,不像是一個獨立的司法官。曉吾抵港後,高等法院成立,他的地位與總督分庭抗禮。裁判司是大法官的屬下。而戴維斯仍然習慣於直接指揮裁判司,威廉?堅也一直以總督的屬下自居。曉吾認為這是越權,侵犯了司法獨立精神,所以從一開始就與總督在職權上發生磨擦,雙方因為案件發生矛盾的事件接連不斷。香港英籍人士習慣於英國的法治制度,因此都站在大法官一邊。
  1846年底,兩艘中國船在港內相撞,理虧的一艘畏罪逃去,另一艘從後追趕,鳴槍警告。水警船以為發生海盜劫案,便向在逃的一艘開炮轟擊致沉,溺死5人,生捉13人。裁判司不分情由將13人當作海盜,各打一頓籐條,然後押解給九龍的中國官廳完事。可是驗屍官研究5個溺死人,證實他們確是良民,被笞籐後遞解到內地的13個人更是無辜的良民。於是,高等法院依據驗屍官的結論,指責警察方面犯了誤判錯誤,同時發現裁判司法庭判案的律條,竟是在1845年早已明令廢止了的。香港英籍居民聞訊大嘩,他們早已不滿意裁判司貪贓枉法的行為,現在更諷刺地勸威廉?堅應該再去學習幾年法規再來任職。
  1847年8月16日,戴維斯與大法官曉吾發生口角,因為一起案子,戴維斯表示,他有權決定海事法庭的開庭日期,大法官則不予承認。大法官堅持他應該被稱為「法官閣下」,而戴維斯則拒絕承認這個尊稱。戴維斯威嚇曉吾說,要對大法官提出停職的處分。
  其實,一系列案件衝突發生之後,戴維斯已經寫信給英國首相帕瑪斯頓,暗中彈劾大法官有嗜飲的習慣,時常酗酒鬧事。這封信本來是密呈的,帕瑪斯頓卻將戴維斯的私信當做官式報告,交給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要求嚴格查處。格雷隨即通知戴維斯,表示對他關於曉吾的酗酒報告將予以正式徹查。戴維斯本是想暗中中傷曉吾的,現在卻弄假成真,要公開調查。於是他趕緊回復殖民地部,向格雷表示這事不必深究,因為「自從曉吾夫人離港返英以後,大法官的情狀已經改善了,因此不必再繼續追究。」可是格雷堅持表示,大法官的清白聲譽是不能遭受玷污而不予查究的。關於這事的處理辦法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戴維斯向曉吾道歉,另一條是他舉出證據證明並非誣告。戴維斯選擇了後一條路。
  根據英國殖民大臣的命令,港府行政局審查大法官會議成立,總督自任主席,同時又是原告,成員還有英軍駐港陸軍司令德忌笠,輔政司莊士頓,裁判司威廉?堅等人,同時他們又是原告證人、陪審員。這樣的會議對曉吾當然不利。
  1847年11月22日,大法官曉吾接到通知,命他出席會議,答辯總督對他的彈劾。戴維斯彈劾的罪名有三項:一、1845年冬,曉吾曾經在海軍少將柯訖郎在軍艦「亞金科特」號上舉行的餐會中飲醉了酒;二、1846年7月,在陸軍司令德忌笠少將家中飲醉了酒;三、經常嗜酒醉酒。
  11月25日至27日,審判會進行,在會議上,最先被查問的是第一項罪名。總督所邀請的證人多數是當時在場參加宴會的海陸軍官員,被盤詰的結果,正好與戴維斯的彈劾相反。一位軍官承認先後曾與大法官共席18次之多,而每次都沒有醉酒,神智清楚,禮貌非常周到。其他證人也都證明大法官在「亞金科特」號宴會上實在沒有醉酒。只有總督的左右手威廉?堅證明曉吾在軍艦上曾經飲醉了酒。戴維斯所彈劾的第二條罪狀,被主要當事人否定。參加這次會議的德忌笠因為總督將大法官在他家中的私人宴會也列入彈劾內容之一,非常不滿,憤慨指責總督侵犯了他的私生活界限,違反了社交禮貌。同時參加這天宴會的賓客作證,曉吾並無醉酒之事。唯有威廉?堅證明曉吾是飲醉了酒,許多當晚在場的軍官反駁了威廉?堅的說法。第三項罪狀亦被許多證人否定,證人中包括軍官、大商行負責人、律師、醫生,以及常到法庭採訪的記者。他們都證明曉吾在法庭上態度鎮靜,有耐性,細心靜聽中國證人瑣碎的敘述,對於法律判斷的運用非常正確。絲毫沒有醉酒人那種神經錯亂的表現。
  在這種形勢之下,一般人認為,戴維斯雖然極想利用自己的權力停止大法官的職務,但他也許顧慮這樣做影響太大,不敢貿然行事。因為他要負全部責任。出人意料的是,戴維斯竟不顧一切相反的證據,利用行政會議主席的資格,宣佈曉吾被彈劾的罪名成立,將其職務暫時停止,留待呈報倫敦後再作最後決定。他所根據的理由是,所彈劾第一項罪名成立。
  戴維斯對大法官的假公濟私的報復行為,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強烈反感。大法官被停職的當天,香港的英國居民全體出動到曉吾住宅,放下各人的名片,表示慰問,並有三百餘人發出慰問簽名宣言,香港高等法院的全體特別陪審員、大律師,分別於12月2日和聖誕節聯名寫信給曉吾,向他慰問並致敬意。
  曉吾被停職後,於1847年12月30日乘鐵行公司的「北京」號輪船離港回倫敦,聽候英倫的最後決定。在他登輪時,香港的外籍商民都到碼頭送行,並且大放鞭炮。
  戴維斯因大法官之事鬧得滿城風雨,不得民心,面子失盡,挽回面子的唯一辦法,只有向倫敦提出辭職,總比萬一被撤職好得多。戴維斯在香港的任期本來還有兩年才滿任。但是,因為不得人心,不得不提早自動辭職,而倫敦方面也毫不挽留的予以批准了。
  曉吾離港後返英,因交通不便,路程需要2個月,幾乎到倫敦剛一登岸,殖民大臣即宣佈恢復他的香港大法官職務。1848年6月16日,曉吾又抵港任職。而總督戴維斯,於1848年3月30日卸任離港,港府百官送行,軍隊派出儀仗隊。據早期港報記載,官員們歡呼送行的口號,聲音非常不起勁,看熱鬧的居民群眾更是一點表示也沒有。就這樣戴維斯離開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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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任 般含SaMuEl GEorgE BonHaM(1)

  般含(1803~1863),又譯作濮亨、文鹹、般鹹、文翰。英國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總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維斯成為香港第三任總督。般含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1837年起歷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威爾斯王子島總督。就個人經歷來說,他是第一個到香港來的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國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經驗,在香港貫徹英國的政策。
  般含上任時,適值港府財政入不敷出,為了節省開支,支撐局面,他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決定放棄一切公共建築計劃,一些戴維斯時期已經動工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被立即停止,甚至連他自己的薪金也暫緩支取。由於他採取的嚴厲措施的實施,港英政府的財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開支為62658英鎊,到1853年減至36418英鎊,削減了幾乎一半。
  在任期間,為了取得香港英商對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國政府建議:任命兩名本地居民參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國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設非官守議員,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設非官守議員。他力圖改善城市衛生狀況,實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發展計劃,規定屋宇以磚石和石塊興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橫行,規劃空間做為街道。1854年4月離任回國。後被封為男爵。1863年去世。
  從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經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寶靈離職,前後共15年。這期間,由於鴉片戰爭,清政府更加腐敗,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殘酷壓搾人民,社會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組織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廣西桂平舉行起義,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國都,先後發展到18個省,震驚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勢力攻破南京,堅持鬥爭達14年之久。面對這場中國內戰,三任港督和他們的祖家,頗費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軟硬兼施會見洪秀全
  戴維斯任內,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國反清運動初期,天地會正在廣東一帶活動。由於清政府的鎮壓,許多天地會成員在廣東站不住腳,暫時逃到香港避難。當時,內地和香港之間居民可以自由往來,這些人對腐敗的清政府不滿,聚眾造反,當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後,又不曾觸犯當時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沒有理由把他們當罪犯看待。但是,戴維斯卻與兩廣總督耆英相互勾結,共同對付天地會成員。1845年特別頒布了一道法令,規定香港警察有權逮捕自中國內地逃到香港的中國天地會及其他秘密結社分子,加以監禁,期滿之後在他們臉上蓋一個相當於中國罪犯充軍時臉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後送到中國境內,交給清朝官府。
  這樣做,犯人即使不死於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臉上的恥辱痕跡也終身除不掉,比對待一個殺人犯還要殘酷。後來,這一法例送到倫敦請求批准時,被加以修改,規定在脅下烙印,不許烙在臉上。
  般含接任後,太平天國運動已到興盛時期。般含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不像戴維斯那樣簡單化,而是觀其發展,擇機而動。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後,很快從華南席捲大半個中國。華南一帶的許多有錢人家,為了避難,帶著家產連同家屬跑到香港。後來清朝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一批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的勞動人民,也跑到香港。這樣,不僅給香港帶來大量資金,也帶來大批勞動力,對於香港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發展,1848年香港人口總數只有23988人,其中中國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總人口達到55715人,其中中國居民占54072人。6年間華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1853年港島華人居住戶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戶僅有491家,只及華人住戶的1/5。
  1853年3月太平軍攻下南京。面對太平軍的強大攻勢,清政府企圖借助洋人的軍事力量消滅太平軍,所以,曾求助於英、美等國。這時,英、美、法各國都已經在上海強佔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勢力範圍。而太平軍和清政府的鬥爭,誰勝誰敗,當時還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國主義均宣佈「中立」。香港總督般含從英國的利益出發,對太平軍自然也採取了「中立」的方針。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吳健章,聲明「除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外」,對於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借租船隻供清軍使用,攻擊太平軍。另一方面,為了探明虛實,1853年4月27日,般含親赴南京,求見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並解釋說,英國船艦給清軍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隻出賣,法律無以禁止」,與英國政府毫不相干。般含還要求太平天國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權益,把《南京條約》的中文抄本交給太平天國,要求洪秀全承認英國的侵略既得利益,並聲稱如果拒絕接受他們已有的在華特權,英國便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軍。
  般含的所謂「中立」,完全是為了保持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想籠絡利用太平軍,希望洪秀全承認並繼續執行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洪秀全只表示允許英國可在太平天國境內經營商業,自由出入。但是,對般含的恫嚇威脅,絲毫不怕,除否定《南京條約》外,還警告英方不要幫助清政府,「即令助之,亦是無用的」。
  般含沒有受到洪秀全的禮遇,很不高興。他感覺,太平天國是一個比一向所想像的還要可怕的團體。般含之所以不高興,真正的關鍵,在於太平天國在主張國際地位平等,國際貿易自由的同時,嚴禁鴉片輸入,不承認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其次,太平天國表示將來自辦新式交通和新式工業。這將使中國脫離封建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外國侵略者知道中國只有停留在落後狀態才對它們有利,對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必須摧毀,這是它們反對太平天國的另一個原因。它們暫時宣佈「中立」,一方面是對發展中的天國革命有所顧忌,另一方面是清政府還不是那麼俯首帖耳,需要太平軍對它更大的衝擊,造成更大的壓力。般含要等待時機,以聯手對付太平天國,換取清廷讓出更多的利益。
  般含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對太平天國並未立即改變「中立」態度,他宣稱,英國如未受到直接的攻擊,決不干涉任何一交戰團體。
  與此同時,針對內地太平天國成員紛紛到香港活動的情況,1854年,港英政府制定公佈了《遞解出境條例》,規定凡捕獲不法分子,如果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時,則將之遞解出境。根據此項條例,港府勒令與太平軍有聯繫的幫會首腦盧東九等人的大小船隻一律駛離香港。12月21日,港英當局逮捕一百餘名太平軍、天地會人員,遞解出境。1855年1月,寶靈帶同海軍司令史德林率領兵船5艘,借口保護廣州英國僑民,開到廣州白鵝潭,鎮壓包圍廣州的太平軍和天地會義軍。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英、法、美、俄侵略者都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太平軍奪取上海、西攻武昌時,均受到外國侵略者的干涉。1862年太平軍在上海和寧波與英、法、美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下,蘇州、杭州先後失守。1864年7月南京被攻陷。
  圍剿「海盜」張保仔
  香港早期,海盜猖獗。般含任內,正值「海盜」張保仔橫行。張保仔本是廣東新會江門漁民的兒子,15歲隨父親出海捕魚,被海盜鄭一擄走,開始了海盜生涯。因為年紀較輕,被人稱為張保仔。後來,鄭一在海上遇到颶風,翻船落水而死。海盜們擁戴鄭一的妻子石氏為首領,人們稱石氏為鄭一嫂。鄭一嫂與張保仔有曖昧關係,她便把部下完全交由張保仔率領。張保仔勢力最盛時,有部眾四萬餘人,戰船六百餘艘。海上過往商船經過他控制的地區,必須交納「行水」,即保護費。拒絕交納者很難倖免被劫被殺。張保仔出身貧苦,比較注意愛護一般老百姓。他們向鄉民購買糧食、物品時,往往加倍給錢,並嚴禁部下在駐紮地區掠奪百姓。
  當年香港的海盜以旗色互相區別。紅旗的是張保仔,黑旗的是郭婆帶、藍旗的是烏石二。三股著名海盜聯合起來,協力抵抗清軍水師。清水師提督孫全謀、總兵林發等屢次被他們擊敗。軍事進剿沒有成效,清朝地方官員轉而採用招安政策,進行分化瓦解。郭婆帶首先接受招安。郭投降以後,張保仔在軍事上受到的壓力增大。般含乘機派兵配合清軍水師圍剿,在激烈的交戰中,張保仔身亡。
  在香港島有許多與張保仔有關的遺跡和傳說。據許地山先生考察,今天的西營盤便是當年張保仔營寨的舊名。在港島半山,即歌賦山山腰有張保仔舊時據守海島的塹壕遺跡,原來是用青磚和蠻石鑲砌而成的。相傳今日荷裡活道的文武廟也是張保仔修建的。
  據記載,與張保仔同時期,在香港及其鄰近地區出沒的海盜,著名的還有徐亞保、十五仔等。徐亞保擁有部眾近二千人,戰船23艘,大炮18門。十五仔擁有部眾三千餘人,戰船64艘,火炮千餘門。
  當時不僅有中國海盜,還有一些外國洋海盜。例如,英國人芬頓駕駛懸掛英國國旗的桅船一艘,以護航保鏢為名,從事海盜活動。1851年6月,他率領海盜船隻,在海上殺害前往盤查的葡萄牙軍官兩名。同年12月,他搶劫中國人船隻,反被中國船把他的桅船擊沉,將他生擒,押到香港。因為是英國人,般含當局設法予以包庇。第二年1月5日,特別刑庭開庭審理。與芬頓同夥的3名中國海盜,被控殺害葡萄牙軍官,犯海盜殺人罪,被判處死刑。而芬頓本人卻被宣告無罪。澳門葡萄牙當局對此表示不滿,帶目擊者來香港確認芬頓為兇手無疑。香港英國當局無奈,才將芬頓判處3年有期徒刑。
  對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海海盜再起的問題,美國人馬士進行過研究分析。他認為,中國沿海海盜猖獗「或許是由於政府在對付沿海英國敵人上所表現的無能以及水師沙船的全軍覆沒所促成的;它也許是被1839年以後鴉片走私的不法行動所鼓勵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海上和各海口人民不滿和遍地發生的造反運動的一種明顯的表示。從東京邊界到揚子江口乃至山東沿岸的海上佈滿著海盜的船隻,這些船都已經在中國當局在對英作戰時期所發給的許可證下獲得了充分的武裝配備。」
  馬士這段話反映出鴉片戰爭後,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的複雜情況。根據當時的史料考察,有的海盜只知道殺人越貨,甚至參與鴉片走私。他們的行為影響了正常的海上貿易,的確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是,在外國資本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嚴峻局勢下,也有一部分富於正義感和愛國精神的「海盜」,把鬥爭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一支民間力量。應該說,徐亞保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外國侵略中國,掠奪百姓,政府腐敗無能,懼怕洋人,又不許百姓抵抗,怎麼辦,出路只有一條,鋌而走險,在海域周旋。
  懸賞緝拿徐亞保
  有資料記載,徐亞保對英國人販賣鴉片深惡痛絕,他攻擊的對象多半是鴉片煙船。他與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偵察英船的航期、航線等情況,得到情報後,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動的十五仔。由於配合默契,每次行動方式又多變幻,他們經常得手,使英國鴉片煙船和巡邏的英國兵艦吃盡苦頭。
  1849年2月25日發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亞保見義勇為的性格特點與反抗外來壓迫的民族精神。當時有兩名駐港英軍軍官,一個叫科斯達,是皇家工程營上尉;一個叫戴亞,是錫蘭來福槍聯隊中尉。那天傍晚,他們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黃麻角村挨家逐戶尋釁鬧事。走到村裡最末一戶人家,看見一個年輕媳婦正在煮飯。科斯達把她抱住,動手動腳。媳婦的公公婆婆聽到驚叫聲,從裡屋出來阻止。兩個英國軍官竟揮動皮鞭抽打他們,兩位老人跑到門口高呼「救命」。鄰居們聞聲趕來救助,英國軍官繼續揮鞭打人,幾個村民被打得頭破血流。這時徐亞保的船隻正好停泊在赤柱,聽說紅毛鬼在村裡調戲婦女,行兇打人,他馬上率領幾個夥伴,手執長矛趕來,想把英國軍官趕走。不料他們賴著不走,還搶走徐亞保夥伴手中的一枝長矛,當場折斷,徐亞保怒不可遏。兩個英國軍官見勢不妙,想奪門逃走,但是為時已晚。徐亞保用長矛將他們戳倒,然後叫夥伴們抬起屍首,走到赤柱山頭的峭壁上,拋入海中。
  這天夜晚,軍營裡發覺科斯達與戴亞兩人沒有回營,便一面派人四出尋找,一面向上級報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兩名軍官失蹤的報告後,立即大舉出動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帶調查兩人的行蹤,錫蘭來福槍聯隊也派出100名武裝兵士分隊向全島搜索,同時,英艦「憤怒」號也駛到赤柱灣內去巡邏。當他們搜索到黃麻角村時,兵士發覺全村居民逃避一空,這表示兩個軍官一定遭遇了意外。27日晚上,科斯達的屍首在海上被人發現,但是戴亞的屍首則沒有下落,並且以後始終不曾尋到。
  警方抓走6個赤柱的村民,但他們一致否認與這事有關係。6個人都被送到維多利亞監獄。這時,那個被英國軍官打傷的老人向軍營自首,他說他「並未做過任何錯事,因此不想躲避」,只是把事情的經過說清楚。於是這個老人也被扣留。
  由這6名村民的供述,法院的偵查庭漸漸明瞭了這個殺人案的真相。港府一面將這些嫌疑犯開釋,一面下令通緝徐亞保和他手下的人。起先懸賞捉拿那些參加殺英國軍官的人,凡能捉獲一名者,賞花紅100金鎊;後來又增加賞格,凡能捉獲徐亞保本人者賞五百鎊,捉獲其他榜上有名的兇犯,每名賞100大洋。
  3月1日,駐港英軍為科斯達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總督般含和海陸軍長官都親臨致祭。這件血案立時就成了當時香港街談巷議的中心話題。尤其是被懸賞500鎊通緝的徐亞保,更成了大家關注的中心。
  兩名軍官被殺,引起了倫敦的注意。當時海盜猖獗,不僅危害香港的商業和航運,而且更因為海盜的內幕組織複雜,軍火諜報及盜伙來源,都牽涉香港在內。所以英國下決心加以肅清。
  正當英國準備出兵圍剿徐亞保時。6月間,十五仔的一些部下在海南島附近掠奪一艘屬於英國人的帆船,並殺死船上人員,這更加激怒了英國人。英國海軍艦隊對徐亞保等發起攻擊,這行動一直繼續了整個夏天。在9月至10月初,「哥侖科」號的艦長約翰?海,在兩次交戰中擊毀了徐亞保的艦隊。
  據記載:「第一次在大沙尾附近,第二次在大鵬灣內。他獲得鐵行輪船公司的汽船『廣東』號,以及海軍『弗雷』號、『海斯丁』號的協助,摧毀了23艘盜船,平均載重五百噸,繳獲的火炮12門至18門,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兩處小船塢,以及相當數量的航海用具。在駕駛這些船隻的1800名海盜中,400名被殺,其餘都四散逃亡。大鵬灣的海盜炮火在45分鐘之內就被消滅無聲,英國人僅有一名輕傷。」
  在圍攻徐亞保等的作戰中,清朝水師派出8艘戰船,夥同英國艦隊作戰。在10月18日,中英聯合海軍一共擊毀十五仔艦隻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敗後,眼看自己舊式的海盜艦隊實力根本無法和新式的英國海軍炮火對抗,知道自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便率眾向兩廣總督投誠受撫,以便保存殘餘實力。
  徐亞保在與英國海軍和清軍水師海戰中失利後,第二年他重整軍旅,準備東山再起。因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撫,徐亞保也顯勢單力薄。一次他途經馬士灣時,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認出徐亞保,便把他交給途中遇到的英國商船「富力康」號,押解到香港領賞。1851年2月16日抵達香港以後,徐亞保自認殺人不諱。3月10日,般含政府組織特別刑庭審理徐亞保殺兩英軍及海盜案。被告方面的辯詞以被捕地點為中國領域,提出司法管轄權問題。港英當局自覺英軍軍官行兇在前,徐亞保殺人在後,如果重判徐亞保,恐引起更大民憤。結果由陪審團裁定,僅成立誤殺罪,當由正按察司判處無期遣戍之刑。至於海盜罪則未提起公訴。香港政府準備將徐亞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亞保自縊身亡。
  慷慨拍賣土地
  英國侵佔香港之後,在香港的初期財政開支,建築費用,完全從鴉片戰爭中中國方面的賠款總數中抽撥,這筆賠款中的抽撥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任內已經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擔任港督時,已經無多少款項可用,而香港政府的開支及公共建設費用頗為龐大,初期的商業發展又很有限,抽稅不多。般含若要應付政府費用,繼續維持龐大的開支,必須別開財路,於是他想到了賣地。
  出賣土地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筆地價收入,這是非經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買去,必定會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後,港府就有了地稅、物業稅和差餉這些經常性的收入了。中國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錢,其中大多數是中國商人的錢,港府不費力氣,便可無本萬利,何樂而不為。
  港英政府拍賣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這年6月7日,由義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賣,拍賣地點在澳門。因為當時各國洋行,大多數都在澳門,那時候的香港,還只是個未經開發的漁村。英國人要把香港開闢成商埠,便須借助各國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賣土地在澳門舉行。
  這次拍賣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買家是渣甸洋行。根據當時的記錄,這次共拍賣一百個地段,其中最高價的是第1號地段,佔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鎊投得;地塊最大的是第11號地段,佔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鎊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時,對拍賣土地也很感興趣,但他發現許多外國商人,對於政府拍賣的公地不感興趣,而寧願向當地華人購買土地建屋。
  港府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外國商人對港府拍賣土地不感興趣的原因,是政府沒有確定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於是,璞鼎查成立了一個土地委員會,除了積極清理外國商人向華人購入的土地,著令登記及補地價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佈,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規定為75年。
  第一次拍賣的英商投得者,還有不少向華人賤價買了土地的外國商人,都覺得產業權只有75年,時間還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繼任者戴維斯要求延長管業年期,戴維斯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準了出賣土地這條財路。英商抓住時機,又把延長土地使用權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當時般含正在同中國兩廣總督徐廣縉談判,要求允許英商進入廣州進行貿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應了外商關於所買土地權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對般含期望值並不高,以為般含把土地管業年期延長數十年就不錯了,卻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將土地管業權改為999年,比原來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這樣做,是他找到了一個現成的先例可作為法律根據。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同是英國的佔領地。當時的新加坡總督為了鼓勵當地華人購買土地,便以999年期來吸引當地華人的興趣。因為中國人習慣買地之後世代相傳,新加坡的漫長的土地管業權,獲得英國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傚法新加坡,提出報告。但是,般含這項措施,卻被倫敦方面擱置起來,遲遲不予批准。英國政府認為,香港情況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發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卻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邊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業權年期太長,將來香港便沒有新的土地可供發展。
  般含不以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國政府力爭。他表示,香港若求長遠發展,必須吸引中國方面的商家前來購地興建屋宇,發展工商企業,如果年期太短,華商不感興趣,香港也就發展不起來了。
  香港政府這個策略果然很有效,由於999年管業權,幾乎就是永久業權。上海、廣州和內地的有錢商人,都爭著到香港購置物業,準備傳子傳孫。在般含港督任內,中上環一帶很快便樓宇如林了。
  英國政府看到般含的辦法確實能夠做出成績來,終於批准了他的請求,香港土地管業期延長為999年。這一新規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憲報刊登之外,還在通衢大道遍貼廣告,讓香港的市民家喻戶曉。
  般含除了以出賣土地增加收入之外,還用巧妙的手法去應付英商的減稅要求。其中一種方法,便是豁免了拍賣稅,但要求拍賣行領取牌照。
  拍賣方式是從歐洲傳入香港的,所以經營拍賣行的全是英商。當時港府對於拍賣物品要抽取2.5%稅款,稱為拍賣稅。拍賣行商人對港府這一規定非常不滿,於是聯合起來,要求般含減免拍賣稅,但是港府當時急需財源,般含開始時沒有答應。有些拍賣行主持人和英國政府方面關係密切,通過關係網,利用權勢對般含施加壓力。般含終於豁免了拍賣稅,但他另出新招,要拍賣行領牌照,牌照費數目並不比拍賣稅少,港府變相的又增加了一筆收入。
  聖約翰大教堂
  教堂,是傳統殖民地的三大重要象徵之一,香港也不例外。1847年3月11日,香港聖約翰大教堂在港島中區花園道與炮台裡夾角處舉行奠基禮,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築費用共計8736英鎊。禮拜堂內設有640個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舉行了首次禮拜儀式,成為般含時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國聖約翰大教堂皇家頒特許狀,特許設立維多利亞主教職位及港澳主教管區。1850年3月,喬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國「聖公會」會督。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軍佔領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開始傳入香港,1841年,羅馬教廷在香港設立監牧區。在聖約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堂,於1843年在威靈頓街與璞鼎查街之間的一處山坡上建成,因奉無原罪聖母為聖堂主保,而得名,也稱香港天主教總堂。因為教徒眾多,地方擁擠,1888年,在堅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總堂,堂長272英尺,內部最寬部分為132英尺,高為70英尺。還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鐘樓,在主教堂內的正壁上瓷石龕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區主保無原罪聖母像。
  香港是一個宗教開放的城市,在英國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經濟上都給予宗教組織以保障和優待。在港府重大活動的正式禮儀上,香港基督教聖公會會督、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議員之前,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軍司令之後。在港府的非官守議員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共約占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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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攻打香港,聖約翰大教堂受到破壞。戰爭結束後,進行修復擴建,對主建築內部加以修飾,重新配置,在周圍添建新建築。主建築呈十字形,坐西向東,含鐘樓、西門、十字形耳堂、聖壇和祭壇、講道壇、主教座以及3個祈禱堂。
  般含街和吉士笠街
  香港的街道,以前許多是以港督或輔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戰爭後,除了一條夏愨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築物來命名了。
  香港半山區有一條通往西營盤的路,叫做般含道,後來改稱般鹹道。這條道是港府用來紀念般含的。上環有條文鹹街,也是用來紀念般含的。當時,港府的中文師爺替般含港督改了個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後期的港督,也有個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衛奕信和彭定康一樣。中國翰字本來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時候,那些中文師爺不知怎麼搞的,竟然把個翰字弄成了鹹字,不倫不類。
  上環本來沒有文鹹街,因為這條街的所在地原是海邊沙灘。由於賣地可以替港府帶來大筆收入,般含便在上環一帶,一邊開山一邊填海,開闢出一大片土地來賣給建造商。文鹹街、永樂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來的。這幾條路較為狹窄,所以不稱為道,而稱為街。
  後來,香港逐漸成為一個良好的轉口港,歐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運來香港,再轉運到中國內地,中國的土特產和原料,也一樣先運到香港,再轉運到遠洋輪船上運到外國去。即使是中國本身的貨物,由北方運到南方,或者由南方運到北方,因為海運費用比陸路運輸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會碰壞。所以都先運到香港來,然後再轉運到南方與北方。這些專門溝通中國南北貨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稱為「南北行」。由於文鹹街接近海邊碼頭,易於照顧船運業務,所以許多南北行都開設在文鹹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還是用輔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緣由都是因為他們為英國侵略中國立過功,為英國統治香港賣過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與威靈頓街之間,有一條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現這種情況。
  吉士笠當年只不過是一位與現在民政司同等級的「撫華道」官員,在港府中,官職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條街命名來紀念他,一定有特別的原因,或者說,對英國有特別的功勞。
  吉士笠的中文譯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據史料記載,在英國人眼裡,在那些專以鴉片和武力侵入中國市場的外商眼裡,吉士笠是個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職,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鴉片戰爭時期,吉士笠擔任英軍翻譯,也是義律的謀士。他看到英軍在珠江口面對林則徐和關天培的軍隊,連吃敗仗,便建議英軍避重就輕,改道北上,進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軍所乘,終於簽下割讓香港及賠償大量軍費的和約。對英軍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轉折。
  吉士笠是德國人,本來是個傳教士,他和英國人馬禮遜由歐洲來到澳門,任職於東印度公司。
  來澳門之前,吉士笠和馬禮遜曾在馬六甲學習過中國語言和文字,是當時能讀中文書籍和能寫中文的少數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馬禮遜合寫了3本中文書,在澳門印刷。書名是《日課初學》、《張遠西友相論》、《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第一本是傳教的宣傳品,第二本是宣揚和西方人交友的好處,勸華人不可歧視西方人。最後一本是宣傳當時的英國國力如何強大,英國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國人有仇必報,中國人不可與英國人為敵,要彼此通商搞好貿易關係。
  清廷對於吉士笠這3本書頗為重視,曾下令署理閩浙總督魏元良查明這三本書的內容。
  吉士笠寫好這3本書之後,1832年1月奉東印度公司老闆之命,隨以胡夏米為船長的「羅爾亞美士德」號輪船到中國北方來。他的身份是船長中文秘書,任務有三條,一是把中國沿海水域島嶼形勢測量繪圖;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試探是否可以直接和當地商人進行貿易;三是把他的三本書沿途散發給中國人。
  「羅爾亞美士德」號從澳門出發,沿途經廈門、福州、寧波等地,一路測量各個港口的水位,繪畫地圖。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說漢語,他除了沿途派發自己的3本書之外,還到處以重金收買情報,並和中國的貪官污吏打交道。
  到達福州時,吉士笠通過中間人向福建巡撫魏元良行賄,暗地裡在福州做了一萬餘元的生意。在舟山、寧波,也以同樣的手法,收買當地官員,做了許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卻遇到了兩個大剋星: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關天培。
  林則徐剛好調任江蘇省巡撫,而關天培是蘇松總兵。林則徐下令給管轄上海的蘇松太道吳其泰,叫他切不可與外國人來往。關天培調動水師,嚴密監視「羅爾亞美士德」號的動靜。隨後,關天培下令蘇松太道吳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駛離上海。吉士笠是個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時日,找尋起死回生的機會。於是,他寫了一封呈文給吳其泰。呈文佯說「羅爾亞美士德」號因在海上遇風損毀,必須稍為停留,加以修理。吳其泰把呈文退還,在呈文上批了幾行字,限令「羅爾亞美士德」號立即離去。
  這時候,胡夏米船長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員測量上海港口的工作還需幾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進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會功虧一簣,便請吉士笠設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幾天。
  吳其泰所批的那幾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長稱為夷人,這是當時官場對外國人的統稱。吉士笠便抓著這一點大做文章,認為這是侮辱,要求吳其泰把這種稱呼改正過來。
  由於吉士笠熟識當時中國官場的陋習,公文往來十分緩慢,往往要花好幾天時間。有了這幾天時間,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測量和繪圖的工作完成了。
  吳其泰果然中計。他絞盡腦汁,引經據典的寫了回復公文,說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稱,並無侮辱外國人的涵義。吉士笠又寫信辯駁,公文來來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從容的時間完成繪製上海沿岸地圖的工作了。「羅爾亞美士德」號被驅逐出上海水域之後,繼續北上,沿途照舊測量水位和繪畫地圖,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這艘貨輪所經過的地方,其中舟山和鎮江,是後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海軍交戰的地方。至於其他地方如福州、上海等地,也就是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戰敗後提出和議,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可見吉士笠這次沿中國海北行,完全是為英軍以後的侵略戰爭做了準備工作。
  清廷在鴉片戰爭大敗後,與英方簽訂《南京條約》,吉士笠也曾參加,擔任英方翻譯。到了英國正式統治香港,論功行賞,也因為他懂得寫中文和說漢語,便委任他為華民政務司。
  他離任後,港府為讚揚他的「功勳」,用他名字命名一條小街道來紀念他。但港府的華文師爺,卻把他的名字譯成吉士笠。
  有論者說,吉士笠對於當時的大英帝國,確實很有功勞,但對被侵略的中國,吉士笠實在是罪大惡極。香港許多街道的名字,有久遠的歷史背景,飽含著中國人民的血淚。
  不久,紀念吉士笠的那條街,卻成為外國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納垢,聲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氣了。附近居民也不把這條街叫做「吉士笠街」,卻把它叫做「紅毛嬌街」。「紅毛」是對英國人的俗稱,妓女稱為「阿嬌」,「紅毛嬌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幾乎每個外來水手和外商,都來這裡胡作非為。只可惜吉士笠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紀念自己的那條街是那樣的烏煙瘴氣,真會活活被氣死。

  第四任 寶靈JoHn Bowring(1)

  寶靈(1792~1872),也作寶寧、寶陵、鮑林等。自取中文名字包令。英國人。早年追隨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為他主編《威斯敏斯特評論》。曾兩度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多次被英國政府派赴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國考查,調查商業情況。先後任比利時、埃及、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商務使節。1849年任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主張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修約」,擴大英國在華利益,答應英國人進入廣州城。1854年4月13日接任香港第四任總督,接任時65歲,是香港歷任總督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在任期間,中國太平軍攻打廣州,寶靈配合清政府鎮壓;英法聯合侵略中國,寶靈是主要策劃人之一。寶靈曾到世界各地旅遊,能講多種外國方言,他會講中國廣州話。1849年任英國駐廣州領事時,當時港督般含因休假返英,寶靈從廣州來到香港,代理商務監督,主理港事。任職期間,寶靈曾倡議立法局的華人和歐洲人,有均等投票權。下令改善衛生和居住環境,興建兵頭花園,制訂華人教育方針和在沿海區興建道路、碼頭及貨倉計劃。1859年9月離任,任期5年又5個月。曾受封爵士。1872年去世。出版有《寶寧爵士自傳體回憶錄》。
  只有名譽職位
  第三任總督般含上任時,香港經濟處於困難落後時期,港府財政拮据,般含主動決定暫緩支取自己的薪俸,縮減一切財政開支。到了第四任總督寶靈,英國政府乾脆因財政問題而不敢正式任命他為總督。當寶靈被提名接替般含時,英國殖民地部通知他,由於庫房空虛,不足以維持設立總督的職位,所以只任命他為商務監督,授權可以統治香港。這與前期香港總督兼任三軍總司令、商務總監、駐華公使等數職相比,差別顯然甚大。殖民地部規定,他可以用總督的頭銜,不過,這是名譽上的職位,因此,寶靈的薪金比正式總督每年少2000英鎊,正式港督當時年薪6000英鎊,他只能支取4000英鎊。
  第四任寶靈1855年2月,寶靈與副總督威廉?堅發生職權之爭。爭執的原因在於誰當立法局的主席。按照英國皇家「訓令」,港督是行政局、立法局的當然主席,而寶靈沒有被正式任命為總督,只任命為商務監督。威廉?堅是港府的「三朝元老」,不把寶靈放在眼裡,況且又有空子可鑽,就與寶靈爭做兩局主席的職務。
  事情鬧到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部不得不承認,發生這種事件是一個行政上的錯誤。於是,正式任命寶靈為全權的香港總督,但年薪仍然不變,照常支取商務監督的薪金,而不是正式港督的薪金。威廉?堅沒有得到倫敦的支持,於是提出辭呈,寶靈予以批准,宣佈撤銷威廉?堅副總督的職位。
  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國逼迫清政府訂立《南京條約》,取得了割地、賠款和一系列特權,但英國侵略者的貪慾並未完全得到滿足。1856年10月8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在港督寶靈支持下,乘太平天國革命動搖了清政府統治的時機,借口「亞羅」號事件擴大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5年,港英政府頒布第四號法例《船舶註冊條例》,條例第六項規定:「本殖民地的中國居民,可申請並取得殖民地船隻執照。只要作為船隻所有者,而申請人或人們,是本殖民地皇家土地的註冊租戶,並有兩個租戶的保證人,而彼等在本殖民地擁有2000元財產者,經審核屬實,即可領取合法船舶執照。」
  「亞羅」號貨船,根據上述條例,於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註冊。執照有效期為一年。船東是一位洋行中國買辦方亞明。他僱用英國人譚馬士?肯尼迪為船長,其餘水手都是中國人。「亞羅」號貨船經常航行於香港、澳門、廣州及汕頭海域。名為貨船,實際上與海盜相互勾結,專門干接贓銷贓的勾當。
  1856年10月8日,「亞羅」號貨船停泊在廣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碼頭。有人舉報「亞羅」號是賊船。中國廣州水師千總梁國定率領官兵40餘人登船搜捕,從船上14名中國水手中認出12個是海盜,予以逮捕。當時船長肯尼迪正在岸上,看見捕人情景,便向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報告,要求干預。
  中國官方在中國領海,中國人的船上,捕捉中國犯人,本是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干,但巴夏禮卻向中國官員提出抗議,無禮干涉。他說:「亞羅」號曾在香港領過登記證,是英國船,應受英國保護。事實上,登記證已於9月27日過期作廢。巴夏禮硬說中國官員在英國船上捉人,是對英國的侮辱。巴夏禮還無中生有地說,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被中國士兵撕毀,要求廣州當局送回被捕者,並向英國賠禮道歉。寶靈完全支持巴夏禮,態度十分蠻橫無理。本來懦弱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已經逆來順受,在寶靈的壓力下,於10月22日將被捕人犯全部送往英國領事館。但寶靈、巴夏禮並不罷休,蓄意將事態擴大,拒不接受人犯,終於釀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22日,寶靈命海軍司令西摩率領英國船隊向廣州進發,23日抵達珠江口,24日炮轟廣州城,廣州軍民奮起抵抗。這場戰爭便由此爆發。由於當時英軍在華力量有限,英軍攻入廣州不久,又退居虎門等待援軍。
  寶靈向英國政府請求派兵援助,並建議與法國等聯合行動。英國政府採納了寶靈的建議,1857年7月,任命額爾金為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海陸軍來華作戰。同時還向法、俄、美三國政府發出照會,提議聯合出兵進攻中國。
  法國早在「亞羅」號事件之前,就製造了一個所謂「馬神甫事件」,進行尋釁,英國的照會,完全符合法國的意願。
  1853年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潛入廣西西林縣活動,作惡多端。1856年2月,西林縣知縣張鳴鳳逮捕馬賴等26人,並依法判處馬賴死刑。馬賴受懲本是罪有應得。法國政府卻以此為借口,聲稱要「為保衛聖教而戰」。接到英國照會後,法國政府隨即任命葛羅為全權專使率軍來華,協同英軍作戰。
  1857年12月,額爾金率領的英軍和葛羅率領的法軍在香港集結,待機行事。這時,俄、美兩國派出的專使也趕到香港,同英、法專使共同謀劃進攻中國的具體事宜。12月29日,英法聯軍在只有部分清軍自動零星抵抗的情形下,一舉佔領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俯首就擒,巡撫柏貴、廣州將領穆克德訥等投敵。由巴夏禮牽頭,英國將軍斯托賓齊,法國軍官馬殿那參加,成立三人委員會,操縱柏貴、穆克德訥繼續任職,成立了所謂政府。從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受外人控制的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
  柏貴等受到嚴密監視,行動完全失去自由,未經三人委員會同意,不得發佈任何命令。廣州從此被英法軍事佔領了3年之久。
  聯軍既占廣州,英、法、俄、美四國公使便向清政府提出修訂通商條約。1858年4月,四國公使到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談判。英、法兩國故意挑剔,談判破裂。5月20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清政府慌了手腳,忙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議和。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在天津分別於6月26日、27日同英、法、俄、美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1859年6月,英法公使以換約為名,率領軍艦到大沽口外,蠻橫拒絕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陸的路線,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6月25日,英、法聯軍突然向大沽炮台進攻,遭到中國守軍的英勇抵抗,激戰一晝夜,侵略軍被打死打傷近500人,軍艦被擊沉多艘,英國艦隊司令何伯也身負重傷。英、法聯軍逃往上海。
  1860年2月,英、法兩國再度從國內分別派出18000人和7000人加強侵華力量。3月,陸續到達香港的英軍萬餘人強行在九龍尖沙咀登陸,實行武裝佔領。同月21日,巴夏禮誘迫兩廣總督勞崇光簽署《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強租九龍,年租銀500兩。4月,英法聯軍侵佔舟山。5月,侵佔大連灣、煙台。6月初,封鎖渤海灣。8月,攻陷塘沽、大沽、天津。9月21日,進逼北京。9月22日,咸豐皇帝倉惶逃往熱河,命其六弟恭親王奕留守北京,負責議和。10月初,英、法聯軍在沙俄提供的北京平面圖和軍事情報的有利條件下,攻進安定門,佔領北京城,火燒圓明園。10月下旬,奕代表清政府分別與英、法交換了《天津條約》換文。並新訂了《北京條約》。這樣,中國除允許外國公使駐京、准許內地自由傳教和增辟牛莊、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天津為通商口岸外,還改訂了關稅,並割讓九龍給英國,賠償英、法軍費白銀各800萬兩。
  毒麵包事件震驚中外
  發生在寶靈任內的毒麵包案,是香港歷史上著名的事件,連總督夫人也在中毒者之列。
  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0月英軍艦炮轟廣州,熱愛祖國的香港居民異常憤怒,認為英國人完全是找借口製造事端。「亞羅號」雖是在香港註冊的船隻,但船主方亞明是中國人,捉的又是中國水手,不應借端開戰,轟我省城,殺我同胞,因此紛紛離港返回內地,以抵制香港寶靈當局。同時,香港知識階層在街頭貼出告示,號召香港同胞離港,不運糧食蔬菜供應香港,制裁英軍和港英當局。
  當時香港很快掀起了維護主權的風潮。香港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極為恐慌,立即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應急措施。多數人主張用高壓手段對付香港的中國人。但總督寶靈則認為,這樣做反而更激起民憤,同時,他知道西摩的英國艦隊,在廣州並未打勝仗,英軍正遭到頑強的抵抗。前方不利,後方需要安定。於是寶靈採取了爭取香港的華商,爭取一些游離分子的政策,特地用中文出版一本《丙辰粵軍公牘要略》的小冊子,廣為派發。該小冊子,把戰爭責任完全推到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頭上,勸華人不要離開香港,繼續安分維持業務。
  當時香港已有很多華人離港,其中與清朝官吏有關係的商人,也都結束在港業務回鄉。香港市面經常貼有告示,警告那些仍然出售糧食給英國人的中國商人,如果執迷不悟,仍不悔改,便將他們內地的祖屋燒燬,捉拿他們的親人。港英政府也採取相應措施,對那些肯冒險留港為英國人服務的中國人加以保護。
  當時有一個名叫張亞霖的商人,開了一間「裕盛辦館」,平時專辦洋船糧食。在大多數商人為抵制英國對中國的侵略而歇業的時候,他卻趁機大做生意,發國難財。不但販運糧食入港,連全港英國人的伙食,他也全部包辦下來,生意自然興隆。
  張亞霖曾被當時香港愛國同胞警告多次,他在廣州的一間店舖已被燒燬,但他仍然堅持供應香港英國人糧食。
  1857年1月15日早上,「裕盛辦館」的麵包上市,將供應四百多戶英國人的麵包送到各個訂戶家中。英國人用過早餐之後,全部中了毒。香港歷史上有名的毒麵包案就此發生。
  港督寶靈全家也中毒。他立即派員到張亞霖辦館檢查,經過取樣化驗,發現裕盛辦館當天送出的麵包裡含有強濃度的砒霜,每4磅麵包內約含有0.92%克的砒素。因為搶救及時,並無一人死亡。
  案件發生後,香港警方立即抓人封鋪,把製造麵包的工人全部拘捕。張亞霖當天早上,即和家人一起乘早船去了澳門。
  當時港督寶靈的太太因中毒陷於昏迷狀態。他推斷,這是張亞霖受了內地愛國人士的威迫才下此毒手,於是派戰船到澳門把張亞霖乘坐的港澳渡船「皇后號」追回來,拘捕了張亞霖。據記載,張亞霖並非舉家逃走,他是送父親及妻子兒女去澳門。在船上,他的父親、妻子、兒女都吃了自帶的麵包,也嘔吐不止。他發現麵包有問題,心想一定是反英分子設法在麵粉裡放了毒,因此,他要求「皇后」號的船主,立即駛回香港。
  由於張亞霖的父親和妻子兒女都吃了毒麵包,證明他並不是有意下毒。15名麵包工人,其中8人被控故意放毒。但張亞霖陳述說,他們都是好夥計,不可能下毒。張亞霖因為要包辦英國人的伙食,已被中國政府通緝,8個夥計也是不能回內地的人。對於這一類效忠英國的人,如果判以罪刑,在當時的環境下,對香港英國當局是十分不利的,因為和中國的戰爭仍在進行中,所以,寶靈處理此案比較慎重。
  為審理這一案件,港府組織了特別法庭,由總督寶靈授權警察總監和輔政司組成。負責為張亞霖辯護的律師必烈嗜士,從法理上盡力替張亞霖辯護,而檢察官為了緩和中毒英國人的憤怒情緒,只好說,毒案已經是事實,有關人等就是兇手,本著寧枉毋縱的宗旨,應判他們有罪。
  審訊一連進行了3天,但因證據不足,陪審員終於以5︰1的多數票,宣佈下毒的罪名不能成立。最後,港府為了保護奴才,宣判張亞霖等人無罪釋放。但是,中毒的英國人非常不滿,罵陪審員是糊塗蟲,並且聲稱張亞霖一夥放出後,要用私刑將他們一律處死。寶靈為了緩和中毒英國人的情緒,一方面又命特別法庭將張亞霖等一夥收押監護,一面趕緊將毒麵包案件發生詳情,以及經過審理得不出證據的經過,向倫敦報告,請求處理辦法。直至5月8日,英國殖民地部才對毒麵包案作了批復,指出既然初審找不到主謀下毒及如何下毒的證據,可不必再審;應將全部有關人員驅逐出境。於是,港督寶靈簽發了對8人遞解出境令。張亞霖自由離境,他當時是被清政府通緝的人,如果遞解回原籍,等於判他死刑,所以讓他自由離境。張亞霖乘船去了越南。而必烈嗜士於稍後升了官,被任命為輔政司。
  據資料記載,這次中毒事件中,雖然當時並無一人死亡,但是許多人的健康受到了損害,精神上受到了驚嚇。總督寶靈的夫人,在港治療一段後,送回英國調養,健康從此未能恢復,顯然是中毒促使她提前進了墳墓。
  英倫藉機生事
  毒麵包案究竟是有人下毒還是意外事故,一直是一樁懸案。據說,在此案發生之前,曾有一艘輪船運來一批麵粉和一批砒石,兩種貨物都堆放在同一貨艙裡。當時貨輪設備簡陋,海上航行時間又長,遇到幾次大風浪,船艙漏水,砒石受潮後滲入到麵粉內。這批麵粉運到香港後,全由裕盛辦館收買下來。毒麵包就是用這批有毒的麵粉製作的。若此事屬實,就是一樁意外事故了。
  香港的英國人對這起案件,有一種出於民族主義的成見,認為這一定是兩廣總督葉名琛買通殺手干的,若不是直接買通了張亞霖,就是買通了店中的夥計,甚或派出其他人員到店中下毒。因此,他們一方面指責寶靈處理案子不當,放走了犯人,一方面猛烈攻擊葉名琛,指責他是毒案的幕後主謀,要求進兵廣州,實行報復。
  英國倫敦,在案件真相沒有調查清楚的情況下,英國報紙大造輿論,煽動英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首相巴麥尊在議會上發表了激烈的專篇演講,攻擊中國人有意「毒殺可敬的英國商人」。英國政府的用心是想借此進一步煽起英國人民對中國人的仇恨,為擴大對華侵略戰爭製造輿論。其實,即使確定是中國人放了毒,也是由英國的侵略行徑引起的,當時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開始,廣東和香港人民對英國侵略者仇恨萬分的時候。難道只許你侵佔我領土,掠奪我財物,殺害我同胞,就不許我反抗復仇。
  英國人大造輿論,的確起了作用,各國公使就毒麵包一案向中國提出「抗議」。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回答這一無理「抗議」時說:「事情發生於香港,我不可能去查明真相。想來由於英人對華人施加過無數罪行,附近各地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洩私恨。」
  這一案件,曾引起恩格斯的關注,他在《波斯與中國》一文中,對毒麵包案等事件加以評論,表現出對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的深切同情。他寫道:「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國人的反對一切外國人的普遍起義,並使這一起義帶有滅絕戰的性質。」「我們不要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去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
  第一座監獄建成
  1857年,香港建成第一座監獄,稱為維多利亞監獄,這也是寶靈在任時的一項重要工程。這座監獄建在中環奧卑利街兩邊,四邊都築起高高的石牆,中間是街道,兩邊是監獄,港府任命一個名叫英格利的人擔任首任監獄官。
  監獄建成以後,凡由法庭判了罪的犯人,都押解到這裡服刑。至於待審的疑犯,則拘留在警署的拘留所內,這就將裁判司兼任監獄官和執法官的情況改變了。
  這座新監獄建成後不到5年,便人滿為患。而且,差館裡的警署,也無法容納日益擴大的警察隊伍。
  因此,有關當局便在維多利亞監獄旁邊的山坡上開闢地盤,建造一座大型而多樣化的建築物。這座建築物,就是後來位於荷裡活道,俗稱「大館」的中央警署。
  建築物前面是警察總部,後面是拘留所,東面是裁判司署。由於維多利亞監獄緊貼在中央警署的西面,以後有人以為維多利亞監獄是中央警署的一部分。其實,維多利亞監獄早就有了,而中央警署是後來才建築的。不過,為了方便來往起見,中央警署、裁判司署和維多利亞監獄,相互之間都有路相通。
  維多利亞監獄初建時,因為分為兩個監獄,中間便有一條通路。後來為了疏導從半山堅道到荷裡活道的交通,這條道路便開闊了讓廣大市民使用。
  這條不很長的街道,最初沒有名稱,由於街道兩邊都是監獄,於是英國人戲稱它為奧卑利,因為倫敦那邊有一座古老的監獄,叫做奧卑利監獄,建造於18世紀,是很出名的地方,甚至成為重要的旅遊點。後來因為叫慣了,在維多利亞監獄中間的那條道路,也叫做奧卑利街,一直沿用下來。
  說到監獄,自然牽涉到對犯人的各種刑罰,其中極刑一類,又與總督拉扯在一起。香港法院對於死刑犯人的執行,一直採用絞刑。並且與笞籐一樣,公開執行,任人觀看。宣佈死刑時,大法官對死囚宣告:「余今宣佈汝之罪名為死刑,將以繩環汝之首,直至氣絕。……隨後總督將決定汝之葬地……」總督管理也真周到!
  在總督給選擇葬身之地前,死囚還有一段艱難的歷程。執行絞刑時,因為當時技術落後,絞架失靈的事常有發生,寶靈時期就有兩次。據資料記載,1854年6月27日,一名死囚被吊起後,綁著的雙手忽然鬆開,他竟用一隻手挽著頭上的繩索,深深地換了兩口氣。這樣吊了5分鐘之後,他的褲子忽然要脫落下來,他竟又趕快用一隻手去拉住自己的褲子。這個犯人足足吊了20分鐘才絕氣。另一次是1856年5月19日,被執行死刑的是一名叫沙瑪郎的馬來人,被控在一艘停泊於汕頭的船上謀殺一名女子。行刑地點在裁判司附近空地上。絞繩套在沙瑪郎脖頸之後,腳下的木板怎麼也抽不去,行刑的警察反覆敲擊,仍然無效。結果只得把犯人押回監牢,將絞架修好之後再度執行。因為是公開執行,這類意外的事故就顯得特別殘酷,不僅受刑者死得不痛快,活受折磨。有些神經脆弱的觀刑者,也常被這種刺激場面嚇得暈過去。
  因為裁判司署接近市中心,當年的堅道又是一條幽靜的馬路,許多外國太太每天帶著孩子在這裡散步,一抬頭便望見矗立著的絞刑架,不免令人毛骨悚然。因此,外國居民對公開行刑常有非議,認為行刑地點應當改在監獄內部。但是寶靈一直堅持不改,直到1879年第八任總督軒尼詩任內,才改在維多利亞監獄內的空場上執行。
  袒護貪官壓制安士迪
  戴維斯一章曾提到的貪官高和爾,貪贓枉法行為絲毫沒有收斂,而寶靈在位期間,不但不予追究,反而設法袒護。
  有個叫黃墨洲的人,原來是清政府派往香港的偵探,與香港官員過從甚密,暗中又與海盜來往,天地會勢力強盛時,他又幫助天地會在香港招募士兵,是一個背景複雜的投機人物。1857年7月,香港政府得到密報,說黃墨洲店中窩藏贓物,便派大隊警察前往搜查。結果,在黃墨洲店內起獲大批從某貨船劫來的食糖,還搜出一些簿冊文據。署理輔政司布烈治派警察司梅查爾和監獄司英吉利審查此案,結果發現黃墨洲簿冊裡有與高和爾往來的錢款數目,高和爾與黃經營的非法業務有關,他們還按中國習慣結為異族拜把兄弟。
  布烈治是高和爾的好友,派大員進行審查,本來是查黃墨洲的,不料結果適得其反,查出了自己朋友的問題。於是布烈治指責梅查爾、英吉利二人蓄意誣陷,排擠上官,妄圖取而代之。布烈治將有關簿冊盡行焚燬,洗脫了高和爾的貪污罪行,只把黃墨洲判刑了事。
  1858年初,仍有人舉報高和爾貪贓枉法行為。香港律政司(總檢查官)安士迪重新辦理高和爾一案,彈劾高和爾十九條罪狀:(一)玷辱官紳。(二)自營娼業。(三)包庇盜匪。(四)以妓作婦。(五)包辦妓院及娼妓牌照。(六)私通盜黨。(七)聽信讒言。(八)假借權威。(九)為匪作保。(十)蒙蔽上司。(十一)合夥分贓。(十二)容庇犯婦。(十三)勒釋海盜。(十四)廣置私產。(十五)私營丑業。(十六)縱容戚屬。(十七)收取昂租。(十八)秘密社黨。(十九)公行賄賂。
  安士迪對高和爾的彈劾,總督寶靈數月置之不理。安士迪憤然上報英國政府。寶靈見事情鬧大,只得下令組織五人審查委員會受理此事。在審查委員會質詢時,布烈治攻擊律政司安士迪製造讒言,安士迪則將對方黑幕一一揭露。雙方爭吵不休。寶靈組織的審查委員會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在審查報告中斷定,所列十九條罪狀,其中八條為捕風捉影之說,七條僅有嫌疑,無確切證據,其餘四條事實俱在。但審查委員會認為高和爾的犯法行為,出於一時過失,若給予革職處分,則處罰失當。
  香港總督寶靈對審查結果十分滿意,聲稱這一裁決澄清了高和爾的問題,是對安士迪製造流言蜚語的譴責。總督控制下的行政局還通過決議,指責安士迪多次在正式場合因謾罵引起爭吵,聲言他的意見經常判斷失誤,狂妄偏激。
  安士迪沒有屈從於寶靈的壓力,繼續指控高和爾,要求進行公正的審判。寶靈主意堅持不變。1859年1月,安士迪被迫離職返回英國。但香港反對高和爾的輿論並未平息。後來,英國政府指令新任總督羅便臣繼續審查高和爾的問題。高和爾見勢不妙,拒絕傳喚答詢,辭去職務,逃之夭夭。1861年9月,行政局公佈審查結果,指出高和爾與黃墨洲交結,證據確鑿,玷辱官聲,應依法給予革職處分。但此時高和爾早已離職,香港政府只是說說了事,並未給他任何處分。
  市民告總督
  早年在香港辦報不受什麼限制,辦報人不是傳教士,就是英商或與英商關係密切的人。例如怡和洋行的大股東馬地臣是《香港記錄報》的股東。《孖剌報》的主筆孖剌是商人出身,曾在廣州的英國商行工作,後來又經營過米業和運送華工。當時的英文報紙多半是英商的喉舌。香港政府本來特別注意照顧英商的利益,但英商還是常常與香港政府發生意見衝突。當時香港和英國傳遞消息靠船隻,港府和倫敦互通信息,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英商和香港政府之間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時解決,他們便通過報紙抨擊香港政府,發洩不滿情緒。他們的出發點往往是個人得失,但是他們對早期香港政府某些官員劣跡的揭露卻往往是真實的。
  1850年,德倫收購了《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德倫是鴉片戰爭以前就到廣東經商的,英國佔領香港後他即到港府田土廳任職,後來調任登記官署。1847年,他指責當時已任職輔政司的威廉?堅有受賄嫌疑,在高等法院敗訴,遭受撤職處分。從此與港府官員不和。
  德倫購買《中國之友》正是想利用輿論作為報復的工具,對港府官員進行揭露和報復。
  1857年,毒麵包案件發生時,德倫也是受害的英國人,他不甘精神和醫藥費用的損失,向張亞霖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償。6月開庭審理,審問結果,德倫勝訴。法官判給賠償費1010元。但張亞霖財產在封,只能等結案後再支付。不料,7月張亞霖釋放逃往越南,德倫的賠償費落了空。於是,和所有受害人一起遷怒於張亞霖的律師必烈嗜士,說他自己的律師費到手,就故意安排張亞霖秘密離港。由於毒麵包案要求賠償未得到滿足,德倫對香港政府積怨很深。所以,他在報紙上對徇私舞弊的政府官員發動了猛烈的抨擊。
  1857年8月,德倫在自己的報紙《中國之友》上發表文章大罵必烈嗜士,指責他只顧自己發財,不管別人死活。必烈嗜士向法庭提出控告,指稱德倫犯誹謗罪。但香港其他英國人也指責必烈嗜士,說他已經是港府署理輔政司,卻為一個要毒殺全體英國人的中國嫌疑犯擔任辯護,而且收受金錢,有虧職守。1858年7月23日,因黃墨洲勾結海盜一案,德倫撰文抨擊調查委員會,並揭露代理輔政司布烈治和總登記官高和爾勾結舞弊、包庇犯人。對於德倫的揭露,寶靈政府十分惱火,便以「誹謗政府罪」起訴德倫。幸虧有已經離職的原律政司安士迪代他辯護,法庭才以「證據不實」撤銷控案。
  1859年8月24日,《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轉載了安士迪在英國的一篇演說詞。在演說中,安士迪揭露了當時香港政治腐敗、官吏貪污的現象。對署理總督威廉?堅抨擊尤其厲害,具體揭露威廉?堅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的情形。見報第二天,港府即對《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提出起訴。因為當時香港正流傳港府官員有貪污受賄的事件發生,德倫報紙的指責,立即引起寶靈的注意,馬上指定專人組成調查委員會。威廉?堅請了兩位律師,其中一位勃力基斯是威廉?堅的好友,並且以前也曾受過德倫的指責。經過3天審理,最後法院審斷德倫罪名成立,指稱他詆毀官吏,屢犯妨礙他人名譽罪,應予重罰,遂判處徒刑12個月,罰款50英鎊。
  德倫入獄後,被囚在維多利亞監獄一間普通小牢房裡,4個罪犯同居一室,獄吏對他十分嚴厲,每天12個小時禁止活動。香港本來有些人同情他,聽到獄中情況,更覺得是威廉?堅手下的人故意折磨他。於是發起簽名上書寶靈,請求改善德倫在獄中的條件,減輕刑期。寶靈表示,無權處理減刑的要求。其實,總督集行政、司法、立法權於一身,權力很大,不單有對犯人減刑的權力,連死刑犯人都有權赦免。當然,對於暴露港府醜聞的德倫,寶靈不會給他減刑。為了應付英國一些居民的呈文,只答應派人到獄中調查德倫所受待遇情況。調查結果認為,德倫在獄中的條件無須改善。直到這個案件傳到倫敦,成為下議院指責的對象時,德倫刑期才獲得減半。
  《孖剌報》主筆孖剌也多次在報紙上揭露香港政府某些官員的劣跡。他們對總登記官高和爾的揭露,比德倫還要激烈。他還抨擊當任總督寶靈濫用職權,給怡和洋行特殊便利,使其壟斷市場,獲得販運鴉片的巨額利潤,而寶靈的兒子正是怡和洋行股東。報紙捅到了總督的痛處。於是寶靈提起反訴,結果孖剌以「誹謗總督和侮慢政府罪」,被判徒刑6個月和罰款100英鎊。
  當時,新聞界對寶靈非議頗多,甚至有的西方記者指控他濫用職權,雖然都和德倫、孖剌一樣敗訴,但是,他們的行動使寶靈成為歷任港督中第一個被指控總督,開創了香港市民指控總督的先河。
  華人商店罷市
  寶靈上任的第3年,1856年11月21日,香港中國人開設的商店,為了反對港英當局頒布的欺負中國居民的不合理條例,一起閉門停業。這是香港最早的一次大罷市。
  該年,港英當局公佈了《購買地產條例》、《徵收費用及訟費條例》,設法增加財政收入。接著又公佈了《華人屋宇及妨害公安條例》,不顧華人的生活習慣,違背了華人的利益,香港中國居民一致表示反對。儘管華人一再表示自己的意見,港英當局絲毫不予理采。引起華人集體罷市。由於這一次的罷市,市面貿易立時停頓,秩序大亂。當時港英警察力量還比較單薄,只有歐籍警官33人,華人老更39人,主要的力量是靠「大頭綠衣」(即印度差),有166人。全部合起來也不過238人。華人罷市,港府要出動警察鎮壓,但是警察力量捉襟見肘,還要同時維持出巡和站崗,已經無法兼顧,惟有出動英軍。威廉?堅召集當時駐防香港的英軍第59團,進入市區,分別駐紮在最繁華的歌賦街和上環,實行武裝鎮壓。還頒布特別法令,徵調了四十幾個外國商人為「特務警察」,來幫助維持市面秩序。
  英國佔領香港,開埠之初,曾明文規定,尊重中國人的生活風俗習慣,一切按照「大清律例」,現在竟突然毀諾,對於華人居屋的門窗間隔也一律要按照外國規定辦理,違反了中國人自己的傳統生活習慣,因此華人居民表示非常不滿,屢次要求改善或是暫緩執行這種苛刻條例,官方卻執意嚴厲執行,凡不遵守者一律拘捕,並且加重罰款,逼得香港的中國人忍無可忍。因此當時香港華人團體就在11月20日下午召集全港華人大會,議決要求當局暫緩執行或者放寬處罰。第二天實行罷市,逼迫港府答應這一要求,於是在英帝侵入香港十餘年之後,就發生了這次華人商店全體大罷市的風波。
  當時總督寶靈不在香港,護督就是威廉?堅。他大為慌張,連忙出示「安民告示」,又接納了全體華人居民所提出的改善管理七項意見,這才結束了開埠第一次罷市風波。
  總督吃悶棍
  1855年1月10日,港府正式公佈西環至銅鑼灣填海計劃,聲明港督寶靈有權處理一切,凡有損失的業權所有人士,可用延長租地權來抵償他們的損失。
  當年大部分中國籍業權人,都有意接受這項辦法。但是外國籍業權人反對港府這一決定,認為港督所提出的計劃,損害海上業權人的利益。這個反對意見,由寶順洋行東主鄧脫提出,獲得立法局一些非官守議員的支持,並報送倫敦殖民地部。
  寶靈總督認為,海旁業權所有人,擅自填海獲得土地298685英尺,比較原來向政府租賃的土地面積大出一倍。他們私自填海所得土地,應該屬於政府物業,政府有權將這些土地重新估價開投。
  1857年,倫敦殖民地部批復,對於鄧脫向該部所提出的抗議不予接納,指令寶靈說,如果有經費的話,可由政府推行填海計劃。
  中國籍的海旁業權所有人,答允繳納佔用海堤的租金,迫使大部分外籍商人也作同樣答允。這樣一來,沿海堤岸的業權重歸港府所有。只有畢打碼頭與練兵場之間的一小部分地方的原有業權人英商寶順洋行和林德賽公司繼續反對。
  根據英國殖民地部的批復,港府首期填海築堤工程費用14000英鎊,寶靈總督動用兩萬鎊公款,並且於1858年12月23日在立法局提出一個預算案,第一次宣讀時,只有鄧脫議員投反對票,提案終於首讀通過。
  由於寶靈離港,前往菲律賓公幹,填海築堤預算案二讀會,推延到1859年2月4日才舉行。事前,港督和官守議員認為二讀通過該預算案不成問題,但到表決時,這個填海築堤預算案,竟以3票對6票而被否決。官方議員中只有3人投贊成票,輔政司和按察司投了反對票,寶靈萬萬沒有想到,臨到任期屆滿,卻吃了狠狠的一悶棍,而且這一棍來自他的左右臂部門,因此,極為憤怒。
  愛女長留香港為尼
  歷任港督中,一般離職後,眷屬都隨之返回英國,家人留在香港的,並不多見。寶靈的女兒愛米萊卻久居香港不走,並且削髮為尼。
  寶靈任職期間,香港的外國大商行,主要業務仍是鴉片。其中有一個鴉片商人英利斯,他的太太出身低微,以致受到其他鴉片商夫人的歧視,一切社交活動都不願邀請她參加。英利斯太太的一些往事,成為當年香港上流社會中「耳語」話題。英利斯太太因受到不平等待遇,心理不平衡。後來她靈機一動,輾轉托人關照,終於巴結上了寶靈總督的愛女愛米萊。
  寶靈總督女兒愛米萊與英利斯太太一見如故,兩人來往逐漸密切,成為閨中好友。
  愛米萊經常邀請英利斯太太到督轅來喝下午茶;愛米萊有時還乘坐八人抬的皇冠徵號總督座轎,前往英利斯家中,與英利斯太太喝茶談天,這成為當時上流社會太太圈裡的大新聞。上流社會的太太們咬牙切齒,妒忌英利斯太太,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變了對待英利斯太太的態度,因為寶靈總督愛女愛米萊與她關係如此親密,巴結還唯恐不能,就更是得罪不起了。
  1859年,寶靈總督任滿,離港返回英國時,愛米萊卻不願跟隨父親返英,一方面她喜歡上了香港,另一方面有好友英利斯太太在香港為伴。
  後來,寶靈?愛米萊終於到香港一個意大利教派的尼庵去修行。最後在香港病逝。這是香港開埠之後的港督罕有家事。

  第五任 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

  羅便臣1859年9月至1865年3月在港任總督,任期6年,是第五任港督。
  1859年9月9日,羅便臣接替寶靈遺缺,上任時35歲。
  羅便臣(1824~1897),也作羅士敏。愛爾蘭人,軍人出身,曾任西印度殖民地總督。後又供職於英屬殖民地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地。被封為爵士。1897年去世。
  羅便臣在任期間,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火燒了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園林圓明園,又憑著《北京條約》,割去九龍半島。
  任內要事
  羅便臣在任期間,做了幾件前任沒有做過的事,被史家們稱為香港的「首次」。
  一,1860年香港郵政局脫離英國郵政局獨立。1862年12月8日,郵務司密轍爾正式發行香港郵票。是香港郵政局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全套7枚,以維多利亞女王像為圖案。後來發展為:2分、8分、12分、18分、24分、48分等16種。香港郵政局的獨立,為以後香港郵政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876年,香港郵局加入萬國郵政協會。
  二,1862年起,港英當局開始實行官學生制度。就是從英國考選官學生來港,接受3年中國語文訓練,然後分派各部門做翻譯及其他重要公職。第一批官學生有甸尼、史笏夫和湯隆荃3人,於1862年9月抵港。從羅便臣之後,香港開埠初期以軍人、冒險家和水手出任港英政府政務官的辦法,逐漸變成歷史陳跡。
  第五任羅便臣三,修水塘供應自來水到市區。羅便臣上任不久,就遇上一次乾旱,遂計劃自薄扶林水塘引水。該工程1863年竣工,是香港歷史上修建的第一個水塘。從此,香港才有自來水供應。
  四是,改革香港幣制,1862年7月1日起,改用銀元為記帳單位,放棄英鎊單位。向倫敦訂鑄香港銀元,作為香港通用貨幣,並鑄造銅元作為輔幣,開辦銀行,組織成立香港商會。
  割占南九龍
  九龍半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40年春,林則徐曾經在一份奏折中指出,「尖沙咀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即山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深廣。英夷船隻,久欲依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為患匪輕。」林則徐針對英軍挑釁的情況,奏請朝廷在九龍半島的尖沙咀與官湧各修炮台一座。炮台修成以後,被分別命名為「懲膺」與「臨沖」。林則徐為這兩座炮台購置了56門大炮,並派兵八百餘名駐守炮台附近山梁。
  尖沙咀在香港島對岸,水深港寬,可泊輪船,地勢平展,宜於居住。英國人早就看上了這塊地方。義律曾一度要求清政府割讓。1841年7月9日的澳門新聞報紙說:關於城市建設,香港對面的九龍,條件比香港島更為優越。義律被召回國後,大鴉片販子馬地臣擔心,英國政府聽信一些人關於香港不適宜歐洲人居住的言論,放棄香港島而要求舟山、廈門等地,他要倫敦的查頓運用他的影響,說服政府,保留香港島。他說,好些人願要九龍,但我們應該兩者都要。1848年,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馬糜各厘主張佔領南九龍半島,說它在季風季節裡是安全的避風港,如被別國佔領,將會構成對香港島的威脅。
  1860年3月初,英國派克靈頓率海陸軍萬餘人來華作戰。這批英軍陸續到達香港島,找不到營地住宿,3月18日,在羅便臣和克靈頓策劃下,英軍四十四團就在尖沙咀登陸。羅便臣興奮地說,佔據了尖沙咀,就為最終割占南九龍鋪平了道路。
  巴夏禮向香港總督羅便臣提出,要求廣東當局租借尖沙咀的一片土地,作為來華英軍的駐地。羅便臣於是命令巴夏禮、克靈頓趕往廣州,同勞崇光交涉。巴夏禮於3月20日起草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經克靈頓同意,交給勞崇光。巴夏禮等人的借口是九龍半島壞人出沒,秩序混亂,英國利益受到損害。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用武力驅逐壞人,在那裡駐守一支得力部隊;二是廣東地方當局劃出一條界線,線南的地方像香港島一樣,割讓給英國。巴夏禮還說,如果地方官員未請准以前,不便割讓土地,可採用租借辦法,將這塊地方移交給英國。他還說這個辦法雖不完善,但在永久解決以前,它是控制或者驅逐歹徒的有效措施,希望勞崇光接受這個移交辦法。巴夏禮是英法聯軍管廣州的三人委員會的頭頭,廣東清朝官吏實際上是為他們維持秩序的工具。勞崇光屈服於巴夏禮的淫威,第二天雙方簽字,並立即互換文件。按照巴夏禮提出的方案,在九龍半島上劃出一條界線,自九龍炮台以南附近地方的一點起,包括石匠島在內,線南的地方租給了英國,完全滿足了羅便臣的要求。巴夏禮迅速辦完租借手續,得意忘形地說,解決了九龍問題,毫不懷疑,這個半島將來一定會完全割讓給英國。原先,羅便臣對租借的辦法還表示猶豫,原因是英國頒給他的特許狀,沒有規定香港可以租借土地。這時寫信給巴夏禮表示感謝,說他「對九龍成功地作出十分圓滿的安排,除了沒有割讓,我們現在處於能夠做到的最好的地步。當我向紐卡斯爾公爵(當時英國殖民大臣)呈送正式公文時,我不會忘記指出這件事我們有賴於你進行交涉時的機智和技能。」
  英國政府一直蓄意侵佔南九龍,對於租借不會滿足。1860年4月,英國侵華全權代表、曾強訂《天津條約》的額爾金再度來中國前,外交大臣羅素給他一個訓令說:「殖民大臣表示了這種意見,在對中國的任何新條約中,應該努力作出割讓九龍半島的規定。根據他的請求,茲特訓令閣下:任何將出現有利於獲得這個割讓的機會,都不要讓他錯過。」
  額爾金擔心英國割佔領土,會引出法國的慾望,威脅英國的在華利益,因為法國曾經提出過類似的要求,因此有些顧慮。羅素於是授權額爾金相機行事。他說:「女王陛下政府樂於獲得九龍半島,但什麼是最好的辦法,必須由你考慮。」由於當時通訊不便,關於巴夏禮租借南九龍的報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倫敦。英國政府接到報告後,於7月初,密令額爾金割佔九龍。密令說:「巴夏禮已經獲得九龍半島的永租權,考慮全部情況以後,認為有必要獲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還說,這次取得的面積不大,法國不會傚尤。
  額爾金根據這項訓令,在焚劫圓明園後,強訂《北京條約》,除勒索巨款,增設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龍半島的條款。清政府被迫於1860年10月24日在這個條約上簽字。條約第六條規定:「前據本年2月28日(陽曆為3月20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為廢紙……」這一條款既定,南九龍半島便由租借變為割讓,英國正式佔領了半島上界限街以南的中國領土。
  得到九龍半島南端以後,駐港英國人內部發生矛盾。軍方堅決主張把這個地區作為單純的軍事基地,交他們管理。民事部門卻要把它作為香港的外圍,撥給民用,雙方爭執不休。直到1864年羅便臣政府擅自擴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決定把這塊新擴占的土地撥給陸軍,原來的地區給香港當局和海軍,但必要時陸軍仍可使用。這樣才平息了內部的爭吵,深水這個地方就被英國偷偷地佔據了。
  1861年,英國殖民者強迫四名清朝官員前往九龍舉行所謂「授土儀式」。儀式在1月19日舉行。巴夏禮將一袋盛有九龍泥土的紙袋遞給清朝官員,讓清朝官員再將這袋泥土授給香港總督羅便臣。這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都會感到痛心的情景。
  加速港口基礎建設
  《北京條約》簽訂之後,南九龍被英國佔領,地域開闊了。英國達到了軍事和外交目的,也為英商進一步擴展對華貿易和英國在香港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條件。從南九龍到香港島之間,約17平方哩的廣闊水域,實際上全部屬於英國所佔有。他們定名叫「維多利亞港」。香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港闊水深,波恬濤靜,終年不凍,吃水12米的遠洋巨輪可以自由進出;可以同時停泊一百多艘巨輪。香港的人口,由於南九龍被佔領,也從1860年的94971人,增加到1861年的119321人,增加了24350人,即增加25%以上。這些條件對於香港的發展,特別是轉口貿易港的形成,關係十分重大。從此以後,隨著香港基礎建設的逐步完善,以航運貿易為中心的香港經濟,更加具備了發展的條件,香港開始了經濟初步發展的時期。
  1860年,英資省港澳輪船公司成立,資本港幣75萬元。其時,正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政府執行戰時法令,統制各航業。因為該公司受香港政府支持特許經營,所以,趁機壟斷航務,進一步發展了香港、廣州、澳門之間的運輸。
  港英政府推進海上運輸貿易發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和健全港口的設施和管理。1861年,羅便臣委派海軍上尉亨利?喬治?湯式為香港港務處長兼海事裁判官、火藥庫監督及海關長官。湯式上任後,提出「港口與海岸法案」,進一步對帆船和港口船隻施行管制,維持了港口的正常秩序。1862年,為使眾多的船隻在氣候驟變時,有一個安全去處,興建了銅鑼灣的避風港。為以後香港航運貿易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羅便臣時期,輪船修造業開始建立和發展,這標誌著香港海上交通運輸和貿易進入了發展階段。早在1843年,由英國人約翰?林蒙在香港島東角附近開設船排,製造了一艘載重僅80噸的小船。1857年,又在石排灣海岸買地11.5英畝,開設造船廠,以後又在造船廠內興建一個「賀普船塢」。1863年7月,幾個船商聯合組織的「香港黃埔船塢公司」成立,1865年收購了「賀普船塢」,成為較具規模的船塢公司。
  碼頭與貨倉的建設和發展,也是海上貿易運輸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英國佔領香港初期,有些大商人建築了倉庫自用,隨著經濟活動的頻繁,貨物進出口增多,小商行也需要有貨倉,他們無力自建倉庫,於是就出現了專供租賃的公倉。
  港口的基本設施,修造船塢和碼頭倉庫等基礎建設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香港航運事業得以加快發展。1863年1月,法國郵船公司也加入了香港歐洲的定期航運。從此,英國和法國的輪船在香港展開了競爭。英國人的「太平洋郵船公司」和「海洋輪船公司」等也為香港與各地航運線增加了航班。
  1861年5月29日,香港商會成立,當時全部成員是西洋商人,所以叫西商會。它雖然是民間工商社團,但當初對港英政府影響很大。它的宗旨是促進香港貿易和工業的發展,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見,並在必要時向港府反映;接受港府就影響香港工業、貿易及經濟發展等問題的咨詢等,所以實際上統制香港的商務,並且它還直接影響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對中國的政策,1886年,張之洞代表清政府要求在香港設領事,遭到該會反對而被擱置。從1884年起,香港便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每屆立法局成員中都要有一名該會會員。該會主席一直由英國人出任。從經濟角度說,對於促進香港工商業及外貿業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隨著各項基礎建設的發展,香港進出口貿易額大幅度增加。但是,英國對鴉片戰爭的勝利,也就是對中國輸入鴉片的勝利。當時,香港的貿易仍以鴉片為大宗,對中國人民的毒害更為深重。據統計,1864年,香港進口的貨品種類中,鴉片2000萬兩,棉織品700萬兩,毛織品500萬兩,五金200萬兩。而進口的這些鴉片主要是銷往中國內地和亞洲部分地區。而香港出口的貨物品種,只有絲1200萬兩,茶葉2900萬兩,棉花600萬兩。由統計可見鴉片貿易數額之巨大,香港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還是靠大量販賣鴉片。英國在香港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以犧牲中國的整個利益為代價的。
  增加稅收
  優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為遠東商業中心。英國佔領香港後,在香港設關收稅,凡來往船隻經過香港,都要抽稅,我國華南經濟大受影響。香港內部,苛稅雜捐層出不窮,稅收逐年增加。戴維斯任職時,1846年稅收是27046英鎊,到了羅便臣當政時的1864年,稅收達到132884英鎊。
  香港華商對於當時的稅收制度,深感不滿,認為這是「無貨不捐」,難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雖然在港置有產業,也寧願做出犧牲,奔回內地,所以香港商業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財政收支由平衡而達到有錢可賺。這一年的資產總值比債務超出四千三百英鎊,收入的來源全靠增加稅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稅、土地稅、差響(警捐)等。當時,因為商業發達,地價上漲,買賣地皮的人大發其財,所以土地稅也大幅度增加。英國政府除了在侵略過程中獲取的實際利益外,已經開始從香港經濟的發展獲取大量英鎊收入。
  1865年,歐洲的經濟危機影響到香港市場,商業蕭條,稅收減少,於是港英政府通過了「印花稅案」。商人雖然竭力反對,但當局仍強制執行。
  占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這一時期一方面由於加強了自身的團結和鬥爭,另一方面銳意經營,發展和壯大華人經濟,因而逐步爭得了部分的權利,使華人在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羅便臣政府實行「牌照法」,規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須領取牌照,繳交牌照費。這項收費引起商人的反對。首先起來反對的是典當行業實行罷市,結果,香港政府只得減低牌照費。接著,全港轎夫和水上船戶也反對牌照費和登記,舉行罷工,堅持了3個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條例才復業。1862年,香港碼頭搬運工人,反對當局強迫登記,又舉行罷工。這些商人、轎夫、水上船戶、碼頭工人,除少數外商,幾乎全部都是華人,他們在鬥爭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覺悟,加強了自身的團結,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華人的團結和力量,不僅由於人數眾多,而且還由於華人經濟力量的不斷增強,華商資本在香港已經逐步成為對香港具有相當影響的力量。早在第四任總督寶靈時期,他估計年繳地租十英鎊以上有143人,華人占42人。從他按經濟地位估計的人數看,有一定經濟力量的華人已佔了相當的數量。
  中文官學生計劃實施
  英國要統治香港,中文翻譯人才缺乏,一直困繞著前幾任總督。當時最大的難題,是在香港政府服務的或是在港經商的中國人,英語程度很差,除了簡單的日常對話外,根本沒有其他方面的英語訓練。而在港的英國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爾因為通曉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譯、警察副總監、政府總登記官兼華民司,兼政府總通譯官。後來與海盜勾結,貪污受賄,被革除職務。但是,因為缺翻譯,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請回來,官復原職。可見翻譯人才的奇缺。諾頓?凱希曾記載1849年在香港執業律師派克關於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譯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沒有人通譯,因為中國人找不到通譯,無法審理他們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當然有通譯官高和爾,但他同時又是副警察總監,因此,他對於被告時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證人。他這兩重任務是根本衝突的。」
  為了解決中文翻譯問題,香港政府曾上書倫敦殖民部,請求在皇家學院增聘中文教授,規定凡是願意到遠東來服務的官學生,如果選修中文,一經考試及格,就從優錄用。當時還有人提議,香港的官立學校,應該設立中國通譯訓練班,藉以造就中文翻譯專門人才。
  1861年3月23日,羅便臣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他擬就的準備呈請倫敦批准的一套培養翻譯專門人材的計劃。他闡述了香港自開埠以來,因為缺乏中文翻譯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歷來各界人士為改善缺乏翻譯人材狀況而提出的各種建議都毫無結果的情形。羅便臣說:「在目前,沒有適合的通譯可用,也沒有現成的方法可造就供應這樣的人材。過去曾經鼓勵服務政府的文員去學習中國文,但是結果發現,而且事實確是如此,經過自上午10時伏案工作至下午4時之後,實沒有多餘或足夠的精力去研究艱難的中國語文,而中國語文不易學習又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本席的計劃是,選派的官學生必須年齡在20歲以下,並且應該從各書院去選取,不必僅限於英皇書院一校,如目前選就領事人材所施行者。並且應該給予一百鎊做治裝費與路費,抵達中國之後更應每年津貼200鎊,並且供給宿舍,給他們請好教師。然後經過3年學習,考試錄用,每年薪俸400鎊,不供宿食;隔兩年之後,薪俸可以增至500鎊,並應推薦至一般文員機關中去優先錄用。每隔半年再考核一次,以看是否有進步。若是品行不佳,或是學習不用功,則實行遣送回國,並且追回過去支付的津貼費用。關於這一點,選取的官學生離英來港時,一定先要覓取保人擔保,必要時要償付因此而耗費的一切費用。」
  羅便臣反覆強調實行官學生計劃的迫切性。他表示,沒有適當的精通中國語文的通譯,實在無法處理這個擁有12萬中國居民的政府行政。他還說了一個有趣的,但又說明翻譯重要的故事。
  港督的朋友、學者理雅各,他的女兒被人偷去一塊表,後來竊賊被捉住,唯一的證人是一個當時正在屋外工作的小工。在法庭上,證人說,當時他正在「牆頭上灑灰水」,看到小偷把表偷走。但是,控方的翻譯卻把證人的證詞翻譯為,竊賊行竊時,這位證人正在「牆頭上睡覺」。法庭為之大嘩,一個人正在睡覺,怎麼能做證看見別人偷東西,並且牆頭上也無法睡覺啊!幸虧理雅各博士精通中文,當時馬上糾正翻譯的錯誤,才使案件得到恰當的處理。
  立法局會議通過了羅便臣的官學生計劃,並得到倫敦的國務部批准。1861年10月12日港府憲報上公佈了這個計劃。1862年4月間,第一批官學生選出,9月由英國抵達香港,開始中國語文的專門學習。
  港元開始使用
  港元在香港正式使用,開始於第五任總督羅便臣。英國佔領香港初期,幣制種類繁多。首任總督璞鼎查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於1842年3月29日及4月27日,公佈以英國金銀貨幣、中國白銀銅錢、西班牙及墨西哥銀元等,作為香港暫行通用貨幣。1844年底,英國政府為了使香港幣制與英國幣制相應,實現殖民地貨幣制度標準化,宣佈英鎊為香港的法定貨幣。但是,香港居民已經習慣使用銀元和銅錢,一時改變很困難。1845年5月1日,根據香港第二任總督戴維斯的命令,輔政司布魯士發表佈告,修正了以前的通用貨幣制度。佈告規定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銀元、印度盧比及其破碎銀屑、中國通用銅錢(制錢)等為香港法定通用貨幣。佈告特別指出凡屬英國通用貨幣,不論紙幣或硬幣,一律為香港合法通用貨幣。然而,由於鑄造及運輸等方面的困難,當時香港市面上英鎊的流通量極少。實際上流通的貨幣單位,仍然以銀元為主,1元以紋銀7錢2分為計算單位。這事實上是在沿用當時中國的幣制。
  香港初期幣制主要是採用銀本位,政府的財政開支卻以金本位(英鎊)為記帳單位。從1841年到1861年21年的時間,香港官方的一切收支預算,全部以英鎊為計算單位。實際生活中收支多以各種銀幣為單位。這在計算上引起許多混亂和麻煩。
  羅便臣認為,金本位不適合香港的環境。於是依照他的命令,1862年宣佈取消英鎊法定貨幣規定,改以銀元為計算單位,並公佈銀本位制的法令。財政司在預算、決算時,都以港元作為計算單位。盈餘部分則運回英國購買英鎊作為儲備。這是在官方文件中出現港元名稱的開始。
  既然羅便臣訓令財政司在財政方面以港元為計算單位,便應該有香港自己的流通貨幣。所以他在英國國內鑄造了3種香港的硬幣:一仙的銅幣,一毫的銀幣,千分之一元的銅錢。這3種硬幣中,首先運到香港流通的是「香港一仙」的銅幣。這枚銅幣,正面為維多利亞女王側面頭像;背面用中英兩種文字寫著「香港一仙」的字樣,並標明了鑄造年代是1863年。
  總督調解俱樂部糾紛
  英國統治前期,香港居民生活在十分混亂的社會之中,港英的軍隊之間,軍警之間,政府商人之間是非矛盾不斷,衝突隨時發生,居民沒有一個安定的空間。
  香港有一間被人稱為「新公司」的俱樂部,是英國人組織的。它不僅不接納中國人為會員,就是英國人自己,在申請加入時,也往往被否決。羅便臣任職期間,俱樂部有不少是非矛盾。
  據香港當時的外文報紙記載:俱樂部會章規定,英國海陸軍人可以入會。但是,1859年到1860年間,這家俱樂部的會員發現,每逢有英國軍人申請入會時,在執行委員審查會議投票表決時,總是被否決。有人開始打聽內幕,可是這家俱樂部高層人員一律守口如瓶,不肯透漏消息。
  俱樂部本來有一項傳統規定,凡是正式會員,在會所內飲酒用餐,照例總是簽字記帳的。這時忽然宣佈一項新規定:凡是海軍籍的會員,在會所內飲酒進餐,一律要付現款,不得記賬。有一家報紙透漏了這事的起因,是由於海軍人員往來調動不定,一些會員離港時往往不付清賬款就走人,使俱樂部蒙受了不少損失,因此取消了海軍會員記賬的權利。這家報紙還透露,近年該會責難軍人會員,也是為了這個緣故。
  駐紮香港的英國海陸軍人對俱樂部的新規定大為憤慨,首先付諸行動的是海軍。海軍軍官全副武裝,由長官率領,列隊到俱樂部質問,要求宣佈欠款潛逃的海軍會員是誰。俱樂部不肯示弱,說他們有權保守自己的秘密,拒絕宣佈。海軍表示,如果說出海軍欠款人的姓名和欠款數目,他們願意照付,可是俱樂部仍然拒絕公佈。海軍軍官當場宣佈全體退出該俱樂部。接著,陸軍也來支持海軍,要俱樂部答應海軍的要求。俱樂部仍予拒絕,於是陸軍會員也宣佈全體退會。
  這場風波,一直鬧到1860年的聖誕節,總督羅便臣才不得不出面調解,要求大家看在「神」的份上,在「平安夜」握手和解,事態才暫時平息。
  早年香港的海陸軍人,還常常為了嫖妓同警察發生糾紛。警察想撈娼妓油水,到了晚上就在妓館附近出現,嫖妓軍人覺得警察礙手礙腳,於是海陸軍人就聯手對付警察,自己派兵放哨,不許警察進入妓館附近地帶。為了吃喝嫖賭,英國海陸軍人和警察,不僅鬧得一塌糊塗,而且無法無天,驚擾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擺花街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閣麟街一帶,都是妓館、酒吧、鹹水妹集中營業地點。一到傍晚5時,他們就華燈高掛,開門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軍和陸軍互相劃定勢力範圍,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卻趁機索賄,到處出現。先是三角衝突,接著是海陸軍聯手來對付警察。港英當局為了應付海陸軍人與警察的衝突,不得不出動由外國商人志願組織的專隊來巡邏。
  自來水首次供香港
  香港供應自來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歷史,功勞應歸於第五任總督羅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豐富,從開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應,完全依賴天然的山水和井水。當時香港仔有瀑布灣,山頂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環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夠供應市民及港口發展用水。
  羅便臣到任後,發現香港用水方式還很落後,居民仍然飲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質不純,容易引起各種疾病。他認為,建築水塘,貯存天然水,經過加工過濾,供應居民,是件刻不容緩的事。便決定效仿英國,供應市民自來水。於是,1859年港府出榜懸賞1000金鎊,徵求興建水塘及自來水設施方案。結果,由英國軍隊工程兵羅寧應榜入選。他建議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個水塘,安裝引水道,把水輸往半山區般鹹道的蓄水池,再分別供應各區。羅寧的計劃得到羅便臣的採納,並立即著手興建。經過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為薄扶林水塘,這是香港第一個人工水塘,從此香港就有了自來水供應。供水設備是只在街上安裝水龍頭,香港稱為「水喉」,用戶需到街上取水。當時規定,每戶每人每日供應6加侖水,不收水費,因為修建水塘時,全港居民都負擔過工程費。凡超過6加侖的用戶,另收水費,水費不單收,附加在差餉內,差餉2%是水費,最後轉交水務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儲水量為200萬加侖。後來連續擴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儲水量增加到6600萬加侖。1895年水塘儲水量增至7040萬加侖。
  19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還比較少,供水的問題尚未顯現出來,隨著人口增加和工商業的發展,供水問題日漸突顯出來,成為以後歷任港督的疑難問題。
  填海造地起風波
  1860年,羅便臣繼任港督後,對於寶靈任職時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繼續不輟。羅便臣解決了港府同岸邊業主的爭執,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大部分工程於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過程中,工程時斷時續,影響了質量,同時,包工方面也偷工減料,做了手腳,堤壩工程剛剛完成,就開始出現崩塌、斷裂等情況,急需修補。
  趁堤壩修補之機,羅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計劃。他提出中區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築,將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獲得更多的土地。1864年8月15日,港府測量官向海岸沿線工商業主公佈新的改堤擴建計劃。該官員宣稱,由於堤岸建造質量差,存在隱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機會,擴大填海區域。填海後所獲得的土地,可以免費給業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業主需要負擔這次填海及築路費用,作為交換條件。
  但是,對於羅便臣的建堤填海計劃,沿海岸的有關業主不肯接受。該年9月13日,中區海旁的業主舉行會議討論羅便臣計劃,一致反對海旁堤岸改建,並且聯名呈文給輔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實施工程計劃。因為是總督所定,輔政司不接受業主意見,宣佈堅持在中區再填海築堤的計劃不變。雙方各不相讓。對於港府同業主之間的這次爭論,羅便臣出於無奈,只好採取了冷處理的方法,將填海修堤的計劃暫時擱置起來,留給後任解決。
  1867年,香港遭遇一場大風暴,中區海旁堤岸被毀,接替羅便臣擔任港督的麥當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碼頭的新計劃,並且委派克托工程師主持施工。麥當奴同他的前任寶靈、羅便臣一樣,重建海旁堤岸的計劃遭到業主們的抵制。港府派員同業主會商重建中區堤岸計劃,意見相差仍然甚遠,陷入僵局。麥當奴沒有學習羅便臣,把計劃擱置起來,而是極力爭取。他與律政司研究後決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業主,控告他們不履行土地租賃法例,不負責修理其管轄的堤岸。1868年2月7日特別法庭開審,法官聆訊雙方陳詞後,竟然站在業主一邊,宣判被告無罪。使總督麥當奴陷於尷尬境地。
  聚財斂寶話匯豐
  在第五任港督羅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麥當奴交接時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銀行組成開業了,時人誰也不會料到,它竟在隨後的一百多年間,發展成為國際性大銀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財政決策和管理,這就是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1864年成立,1865年開業發行鈔票,註冊時資產只不過1500萬港元。創始人是蘇達蘭氏。他聯合英商財團怡和與德、美及波斯國家商人,共同投資組成。第一任總理是法國人,董事局成員包括有德國商人代表。後來,其他國家的商團相繼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國人。1886年德輔時期,匯豐第一座銀行大廈落成,後來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銀行區德輔道落成新的銀行大廈。是第二座匯豐大廈,面積56000平方尺,共14層,高247.5尺,整座建築物的重量約7萬噸,是當時遠東最巍峨的建築。它的保險庫全由鋼筋水泥建成,電力控制啟動鋼鐵柵門。據說,即使運用火攻或其他機械暴力,也不能損毀一絲一毫。庫內保險箱7221個,為全港銀行之冠。新大廈開幕典禮,由代理總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長的一串鞭炮。
  這時的匯豐銀行,資產已經聚斂到五千餘萬元。股本分為港幣股和英鎊股,港幣股每股為125元,英鎊股每股12.5鎊,與港幣股相當。
  匯豐從一成立就聚財有道,除了自身的經營策略外,還有英國皇家給予的特許狀和有關法例賦予的特權,享有其它銀行所不可能得到的優惠和方便。就20世紀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幣來說,每10張中就有8張是匯豐發行的。
  據陳謙先生在《香港舊事見聞錄》中所載,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紙幣的發行權,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權三家銀行發行,英資上海匯豐銀行數量最多,其次是英資渣打銀行,再次是有利銀行。它們發行的紙幣面額,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後來匯豐發行1000元大額。香港的紙幣,不只在香港地區,中國華南地區也相當流行。港幣的不穩定,給中國居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而銀行家和港英當局卻從中獲得巨額利潤。
  發行紙幣,須要先備有足夠的金銀實物,或者外匯作為保證,才能使紙幣價值穩定。在香港作為發行紙幣的貯備金額,與發行紙幣的數額相差很遠。使紙幣價值相當不穩定。一旦遇到戰爭,或者英鎊貶值,美元升值,都影響到港幣本身的價值。使持有港幣的百姓受到無形的損失,甚而導致銀行擠兌,銀號倒閉,商場不景氣,形成災難,而損失最大的當然是為數最多的一般中國居民。
  據陳勳所著《香港雜記》記載,從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間,香港三大銀行簽發的通用銀數字,就知道英國人獲利多少。1888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34984元,實際存倉現銀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73332元,實際倉存現銀2775833元;1891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50122元,存倉現銀實際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鑄出通用硬銀幣、銅幣尚有7216125元。發行幣和作為保證的庫存兩相對比,從1887年至1891年合計簽發港幣額共為28970786元,存倉現銀為13001999元,實際存倉現銀還不到簽發通用銀幣額的45%。
  由陳先生這一詳細對比,不難令人想到,英資銀行、香港政府、英國政府,從香港和中國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錢財。英國政府高層人士卻曾手拍胸脯、毫不臉紅的聲言,英國沒有從香港拿走一個仙。按照陳先生的計算方法,一百多年來,僅發行鈔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國高官無言以對。
  匯豐銀行,除了享有簽發港幣發行的特權以控制金融市場外,大量貸款給腐敗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額利息。據有關人士統計,清政府大額向英國和匯豐銀行貸款計有:1865年清廷同治時期,向英國借款143萬英鎊,分2年6次償還,在香港交付,這是中國向外國借款的開始。1867年又向英國借款120萬英鎊,以海關稅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之後,急需經濟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匯豐銀行借貸白銀5萬兩,以溫州、上海、廣東、漢口的關稅與稅票做為擔保;慈禧太后為修建頤和園,1879年再向匯豐銀行借款1615萬兩,還是以海關關稅和稅票為擔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國庫虧空,再向匯豐銀行借債1000萬兩,按照匯豐行規,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後10年還本。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損失慘重,再向匯豐銀行舉債300萬鎊,仍以海關關稅和票據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後15年還本。以上只是幾宗數額巨大的借貸,清政府仰賴匯豐銀行的貸款,藉以彌補財政的浩大赤字,更是習以為常的事。財政上的依賴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經濟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協。
  以上兩筆帳,雖然屬於不同的斂財方式,但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匯豐同清政府的依賴關係,匯豐和香港,匯豐與中國的關係。
  據鄭固固教授《花甲銅獅說匯豐》的文章所載,匯豐銀行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已有大約11730億港元的資產,成為香港首選存款銀行和主要的按揭銀行,在全港設有225間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權的恆生銀行的135家分行,總數則達360間之多。
  當然,匯豐銀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經營策略,它一設立便是幾國參與的具有跨國銀行的性質,同時經營宗旨明確。楊思賢先生所著《香港滄桑》一書記載過這樣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匯豐大廈落成典禮上,匯豐司理祁禮賓演說時,引述了兩個小故事:
  他說,有一位朋友問道,「這麼一座雄偉的建築,會使膽小的人躊躇不前,不敢進去作小的交易。」他聽了,只是笑笑。
  他又說,有一位少年遇見自己的「大班」,說:「我不敢將小量的餘錢放到匯豐,怕它拒絕接受辦理。」
  禮賓的「大班」這樣回答那個少年:「親愛的朋友,敝行絕無太小或太大的東西。」
  他說引用的兩個小故事,主要反映了匯豐主理人的宗旨是:來者不拒,一概歡迎。
  這次盛典觀禮台上來賓的安排,更具匯豐的經營手法,受邀來賓中,上海人3名,廣州人3名,香港人2名。這既體現了代表的廣泛性,又顯示了地區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營業不能不一直處於興旺蓬勃狀態。據統計,1937年的純利已達一千五百四十三萬餘元,1938年達到一千五百二十九萬餘元,1939年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萬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萬元。
  按照香港經濟的發展,廣東社科院教授劉澤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歷史,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841年英國侵佔香港起至1860年,為轉口港始創時期。這20年左右的時間內,香港經歷了前面敘述的璞鼎查、戴維斯、般含、寶靈、羅便臣五任總督。開埠之初,香港只是一個荒野漁村,1841年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貿易港,當然,貿易的主要貨物是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報》一篇文章按照各總督的是非功過,把這一時期歸結為「帝國主義時期」。大概是指這5位總督,包括英國倫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佔中國領土上。下一章開始,我們將記述從1866年第六任麥當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寶雲止的四位總督,其間共19年的時間,被稱為「華人抬頭時期」。雖然英國人依然百般歧視、壓制香港的中國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國商人經營有術,事業發展迅速,到1880年,華人經濟已成為港島舉足輕重的力量。當時,在每季度繳納地稅1000元以上的18家企業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資企業,其餘17家全是華商企業。

  第六任 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

  1866年3月11日,麥當奴接任香港第六任總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職六年。
  麥當奴(1814~1881),愛爾蘭人。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後進入殖民地部。歷任英國殖民地贊比亞、西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新斯夏州等地總督,有殖民統治的行政和管理經驗。1872年任滿回國,被封爵士。1881年去世。
  麥當奴任職期間,最為史家常常書寫的是大開賭禁一事,是有名的縱賭總督。他接受立法局議員域陶「寓禁於征」的意見,實行由政府統制非法賭博,以擴充稅餉來源。於是西營盤、荷裡活、大道中、灣仔等處賭館林立。
  在對華人方面,他撥款十餘萬元,支持建立了東華醫院,算為華人作出的一項建樹。
  1867年,港英政府公佈《帆船登記與管理條例》,規定未經許可,船隻不能隨便進港或離港,禁止中國船隻攜帶武器。為貫徹執行這一法例,增強了水警的人員和裝備。
  麥當奴時期,港英政府正式開徵印花稅。早在1865年,羅便臣當局即提出印花稅案,但稅案公佈後,受到商界反對,就是立法局的議員也有人不支持,可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港英政府堅持大力推動,終於實施。1868年印花稅收入達101100元,佔全部稅收的10%。
  麥當奴任期內,電訊開始在港使用,首先是在警局之間的聯繫,到1870年,香港與上海之間鋪設了電纜,有了電報業務聯繫。
  就職典禮的插曲
  在港府官場史上,有許多有趣逸聞。麥當奴和他的後任堅尼地,一上任便鬧出趣聞,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
  總督受英倫女王之命抵港就職,要舉行宣誓手續。
  宣誓儀式由大法官主持,在督轅舉行。程序是大法官將預先寫好的誓辭授予新任總督,總督把手放在《聖經》上,朗誦誓辭,然後再吻一下《聖經》,儀式就算結束。在英國人看來,宣誓儀式是向女王表示效忠,十分莊嚴,來不得半點馬虎,可是,麥當奴的宣誓偏偏出了差錯。
  第六任麥當奴1866年3月11日麥當奴到港,定於次日中午宣誓就職。事有不巧,最高法院大法官亞當斯恰好離港休假,大法官一職臨時由巴爾代理。第二天,預先頒布的宣誓時間已到,文武百官雲集督轅觀禮,各方人士應到的盡到,惟獨不見監誓的代理大法官巴爾露面。左等右等,仍不見巴爾出現,侍從四出尋找,也找不到蹤影。麥當奴等得不耐煩,便決定不再等候。在無法官監誓的情況下,麥當奴自行宣讀完誓文即離去。等到代理大法官巴爾匆匆趕到,督轅的新總督宣誓就職典禮早已曲終人散了。巴爾對此甚感不妥,非常內疚。
  但他並未接受教訓。後來給總督又惹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煩。直到麥當奴離任前夕,還不讓督爺清靜。1872年有一樁案子。當時大法官史美請假返國,法官職務仍由巴爾署理。3月20日的刑庭審理案子過程中,巴爾法官認為一位名叫大衛?華爾希的陪審員,在聽案時毫不留意,有藐視法庭之嫌,當庭判處罰款50元。巴爾表示,他對於華爾希不用神聽審的傾向,已暗中留意甚久。到了27日,由於華爾希申辯他其時有病,於是巴爾便豁免了他的罰款,不過聲明他豁免的動機並非認為處罰得不適當,他自信自己處分適當並且有權令他繳付罰款。
  華爾希不服氣,第二天在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對巴爾法官的行為嘲笑了一番。這封信發表後當然引起廣泛的注意,於是華爾希本人和《每日快報》的發行人貝耳,立時就收到了法院的傳票,命他們兩人於4月3日出庭答辯,是否承認藐視法庭罪。
  4月3日,華爾希和貝耳兩人遵命出庭,主審的當然是巴爾本人。他敘述了案情後,便宣判兩人的藐視法庭罪成立。華爾希身為陪審員,聽審不專注,被豁免罰款後,還要公開發表書信嘲弄法官,可謂罪加一等,因此判處14日監禁,不許以款作抵。至於貝耳,因是初犯,給他3天的寬限,撤銷那封信並公開道歉。後來貝耳在限期內寫信向巴爾道歉,並在報上公開聲明撤銷那封信。華爾希坐了3天監以後,寫信向總督申訴。總督麥當奴看到申訴很不高興,說這事按照手續,應該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給巴爾踢了回去。於是華爾希的律師在4月6日便向巴爾請求寬恕,說華爾希業已坐監3天,可算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懲誡。於是巴爾下令將華爾希帶堂,先命令他撤銷呈遞給總督麥當奴的呈文,然後再教訓他一頓,這才寬免了華爾希的刑期。
  助餉開賭
  早在麥當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頒布禁賭條例,規定凡聚眾賭博,罰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賭博可破門入屋。但是,禁賭條例頒布以後,賭博不但沒有禁絕,反而使賭館增加,賭風更盛。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怪現象呢?據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這個條例對於經營賭博及參加賭博者,均給予罰款,所以,當時的香港政府並非真心禁絕賭風,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徵收罰款,增加庫房收入。賭博的越多,罰款越多,庫房越豐厚,何樂而不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賭博中權力很大,不少人藉機貪污受賄,賭館主人也樂於向警方行賄,雙方達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歷任港督當政,警察收受賭館賄賂的案件屢屢發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內,一名華籍職員與一名雜役發生口角,那名職員知道對方平時收受賭賄,一氣之下便向警察司告發。香港政府委派總登記官高和爾查辦。結果,一名賭館老闆被捕,承認曾經賄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雜役共四人。查核賭館收支賬目,發現確有支出賄款的證據,只是沒有列出受賄人姓名。其實,高和爾就是受賄人之一。結果,處罰一名雜役完事,其它受賄人員,也就不了了之。
  麥當奴就職後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會上,議員域陶就制止賭博一事提出:目前賭館林立,警方雖然不斷拘控賭館主人及賭博者,但賭風始終不能稍息,顯然是「條例」效力發生問題。立法局當然主席麥當奴在討論中則認為,暫時沒有重訂禁賭條例的必要。問題不在條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辦理不善。並且中國人樂於賭博,主管人員又貪污,法律很難有效地進行制裁。接著,域陶又提出建議說,不如寓禁於征,准許繳納稅餉,領取牌照開賭,用來應付目前的困難局面。麥當奴認為,香港的警力不足,同時警員的待遇不好,易於貪污受賄。於是,便以此為「理由」,接受了域陶的建議。
  按照域陶的解釋,「寓禁於征」的辦法,是以「公賭」來抵制「私賭」,允許賭商交納牌照費,交費即可以領牌正式開設賭館。麥當奴口稱,準備用這一筆賭館牌照費的收入來提高警方人員的待遇和擴充警力,並從而撲滅私賭。於是港府特別起草了一項法令,稱為《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當年6月17日,立法局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該條例第十八條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賭博盛行,現行的禁賭條例,未能收到肅清之效。為了取締和逐步禁絕賭博,特授權總督隨時制立規則厲行禁絕,或採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務期達到肅清賭博的目的。
  這個條例很高明,名為「厲行禁絕」,實為縱容放任。這樣既可哄騙了香港民眾,也讓英倫找不出毛病。
  這個條例聲稱,授權總督採取有效辦法「限制及管理」賭博。而麥當奴的「有效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採納域陶的建議,使賭博合法化。麥當奴授權警察司發放賭館牌照,由警察司及總註冊官招商承投賭餉,結果有12家賭館投得。這些賭館分佈在西營盤、上環、中環、灣仔等處,每家賭館每年繳納賭餉一萬元。該年7月1日,賭館公開營業那天,像其他商店開張一樣,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各賭館門口都垂著藍布門簾,門外有夥計招徠賭客,高喊:「想發財的到裡面來。」營業時間由上午六時開始,一直到更深人靜。前往賭博的起初只是中國居民,後來外國人和駐港英軍也相繼前往,一時間門庭若市,烏煙瘴氣。
  香港社會人士,特別是教會人士,對麥當奴放任賭博公開化、合法化的政策極為不滿。7月24日,牧師查爾士?華爾以及包括伍廷芳在內的社會知名人士聯名上書香港總督,對《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中關於賭博的規定提出批評。他們在信中說:從條例的名稱看,人人以為這是維持社會秩序和風化的善政,不料適得其反,成為獎勵賭博、妨害社會秩序及風化的工具。這項措施決不是英國法律能夠容許的。其目的並不是禁賭,而是以公開方式鼓勵賭博,另有所圖。中英兩國法律都認為賭博是不合法的,應當受到懲罰。
  7月29日,麥當奴寫信答覆社會知名人士,信中說,「政府公開賭博是最有效的管制賭博方法,同時也可以防止不法警察勒收賄款,而且又能為政府增加收入,用作建設香港,為什麼不可以公開賭博呢?」他在立法局一次會議上宣稱,這次招商承餉的目標,除統制賭博及取締警察索賄外,政府方面在1868年度還可增加稅收12萬元。
  這最後一句話,道出了實行賭博合法化的真正動機。
  賭博條例實施後,對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影響很大。一些到香港購買洋貨的內地商人,在賭館內將貨款輸光;有些運土產到香港的商人,原來可以辦運洋貨返回內地,也將售貨款輸得精光,有的空手還鄉,有的則淪為盜賊,擾亂社會治安。1868年5月,香港西商會上書香港政府,指出自公開賭博以來,商務大受影響。要求立即下令禁止。
  香港政府實行賭博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制止私賭。但是,實行的結果,開設私賭館的人,因為得到有勢力者的包庇,不見絕跡,承餉的賭館典質賊贓與其他違法行為也不斷發生。1870年內,按察司史美爾曾受理這類案件多起。他曾當庭發表意見,反對賭博合法化的條例。他指出,自開禁以來,地方上刑事案件及犯罪人數都有增加。
  在英國國內也有人反對香港賭博弛禁。1867年12月3日,英國上議院開會時,一位議員指責香港政府的這項政策違反文明法律,遺害地方。北擎鹹公爵在答辯時說,這項政策是英國的羞恥。1869年7月12日,英國下議院開會時,議員西克氏也對香港賭博弛禁提出質問。
  英國政府對香港政府賭博弛禁一事,採取了縱容的態度,只是表示今後該地賭餉不得併入正當稅收項下,由香港政府另行保管、另行支配即可。
  由於英國政府的縱容,香港總督麥當奴更有恃無恐,於1871年1月12日再次公開招商承餉,地點在香港政務署。結果,何亞錫用顯南行的名義,以每月15800元的最高價投得。當年賭稅合計189600元,比前一年多三萬餘元。正當香港政府為賭稅增加而洋洋自得之際,當年2月,全港市民發起了請願行動,所有商號都在請願書上簽了字,上書英國政府,要求禁賭。同年5月,西商會也上書英國殖民部,歷數賭博破壞社會秩序,坑害百姓,影響商務的事實。這兩份請願書都被麥當奴扣壓,沒有送到倫敦。麥當奴還利用休假的機會,跑回英國四出遊說,希望維持弛禁的現狀。但是,香港各界反對賭博弛禁的強大輿論是不可能長期封鎖的。在輿論的壓力下,英國政府對此不得不引起重視。1871年12月,英國政府指示麥當奴禁止賭風。
  失去英國政府的支持,麥當奴只好推翻自己親手制定的賭博合法化政策。為了避免出現尷尬局面,他將禁賭的事交給輔政司柯士甸辦理。柯士甸首先宣佈,從1872年1月20日起,《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作廢。為了總督的面子,1月30日,他又出示佈告,解釋禁賭的原因說:「查本港地方前經政府核准承商領牌開設賭館,其目的為防止警察索賄及制裁盜匪免使滋蔓。四年以來卓有成效。外商僕役盜竊僱主財物之事,漸見減少,私賭亦久經絕跡。近來地方治安、社會秩序均大有進展。故由本月24日起,所有開賭牌照一律宣告取銷。嗣後本港、九龍及所屬鄉村地方一切大小賭博,悉行嚴密查禁。督憲現正籌商善法,務將所有賭博鏟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
  輔政司完全把事實顛倒過來。既然賭博弛禁「著有成效」、「地方治安、社會秩序均大有進展」,又為什麼拋棄這種行之有效的辦法而「另籌商善法」呢?
  「另籌商善法」只是托辭,直到1872年4月,新任總督堅尼地在就職演說中還宣稱,英廷及殖民大臣命令他就職後,要把整頓警察制度和禁絕賭博作為兩項主要任務。堅尼地在任期內,對於禁賭是盡了努力的,在1876年還修訂了1844年的禁止賭博條例。他表面上是取得了成績,但實際上並未達到禁絕賭博的目的,賭館又以「俱樂部」等形式出現了,比原來的賭館更為高級。
  「豬仔」貿易興盛
  早期香港轉口貿易中,一筆較大的生意是「豬仔貿易」。所謂「豬仔貿易」就是苦力貿易,把中國內地的勞動力,經過香港,販運到外國去做苦工。到了麥當奴時期,達到了頂點。
  掠奪販賣華工出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就通過其駐廣州商館的買辦,多次從黃埔、澳門、金星門等地拐販華工出國,賣給國外莊園主、商人,強迫他們終身從事奴隸勞動。鴉片戰爭後,英、法、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方殖民者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誘拐、綁架華工出國的罪惡活動更加猖獗。1849年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1851年澳大利亞也發現金礦,香港成為招募華工的中心。投機商人勾結「豬仔頭」,潛伏內地,誘騙貧苦農民,離開家園,被當做豬仔一般運往舊金山或澳大利亞,進行奴隸式的勞動,香港佔地利之便,成為中間轉運站。1852年經香港販運到國外的華工達兩萬人。1857年2月,港府公佈施行《販運工人出洋牌照條例》,實行公開經營。1860年,中英、中法簽訂了《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不得禁阻華工出境,使販賣華工的行為貿易合法化。港英政府從中獲取大筆不義之財。
  1868年7月28日,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為出使各國大臣的名義,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在華盛頓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條約共八款。規定:兩國人民往來居住,聽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來遊學並在指定地點設立學校;兩國僑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這個條約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實際是適應美國掠賣華工,加強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簽訂的,當時美國開金礦形成熱潮,正需要苦力。
  由於以上兩個條約的規定,香港更成了與廈門、澳門同樣臭名昭著的苦力貿易據點。香港的苦力貿易在形式上與其他地方略有區別,屬於「賒單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墊付船費,華工出國後以工資抵還所謂船費和利息。在還清債務前,華工必須聽從債權人的控制與驅使。這種拐騙,當時還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僅英國的不法商人直接參與苦力貿易,而且各國從事苦力販賣活動的船隻也有不少到香港補給食物、淡水與燃料,並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裝載苦力的統艙等。
  早期從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國的舊金山和澳大利亞的新金山墨爾本為主。據統計,1845年至1874年間經香港被販賣到國外的「賒單苦力」多達266326人。其中1861年至1872年間到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即有134693人。參加運載苦力的有分屬於英、美、德、法、荷蘭、意大利、智利、丹麥等國籍的船隻426船次,其中屬於英國籍的有179船次,占總船次的42%。整個19世紀下半期,被掠販出國的苦力約有205萬人。苦力貿易為英、美等國的不法商人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同時,也給英、美運去了大批廉價的勞動力,繁榮了輸入國的經濟。對於香港早期的製造、修船、航運以及轉口貿易等行業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為英國政府及英屬各殖民政府及商人帶來了財源。直至20世紀初年,香港仍有販賣華工出洋的事件發生。1906年,香港尚有廣祥合、合興棧、源發棧、鴻發棧等新舊豬仔館21家。野蠻的苦力貿易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譴責,也激起了被掠賣華工的激烈反抗。
  《環球時報》溫憲教授的《南非華工創業史》一文曾描述經香港販運到南非的華工情況:在南非德蘭士瓦掌權的英國殖民當局1904年制定的一項勞工進口法令規定:進口華工沒有挑選工作的權利;華人不得離開金礦從事經商等其他職業;華工只能住在指定地點,未經允許不得擅離;華工經允許離開駐地最多不超過48小時;華工必須時刻攜帶身份證;華工不得租用或擁有任何不動產;拒絕工作、逃離或從事經商者將被視為觸犯刑法而被罰款、監禁或被遣返。為了監督進口華工事項,德蘭士瓦當局專門成立了外籍勞工部。
  1904年5月13日,清政府與英國當局簽署了中英勞工協定。1904年5月25日,第一批計1055名華人勞工乘船離開香港前往南非。直到1907年初,共計63695名華工來到南非。華工先被送入一個集中營式的「中國大院」,再從那裡被送上火車,到達金礦所在地。
  為了最大限度節省開銷,一些金礦為華工特製了一種水泥大通鋪,一個房間內分上下兩層、共容納40名華工。每個舖位61厘米寬、2.1米長,上下兩層間距91厘米,各舖位間有一水泥隔板。睡覺時,華工們只能縮身爬進這種水泥格子中去。
  五十多家僱傭了華工的南非金礦公司毫無例外地將華工派到條件最為惡劣的井下工作,並且手工作業。1904年至1910年,計有3192名華人在各種事故、疾病中死亡,即約每20名華工中便有一人喪生。華人與資方間的衝突時有發生。1905年,每個黑人礦工的平均月工資為51先令,而華人只有37先令。在井下工作的華人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礦主規定每個華人每天必須用手工掘一個36英吋深的洞,如達不到規定的數量,他將得不到任何工資。由於無法與華工語言交流,礦上工頭便普遍使用皮鞭作為對華工的指揮工具。
  從第一批華工來到南非的1904年至1910年,南非金礦的利潤從一千二百多萬英鎊增至三千多萬英鎊。華工到來前的1903年,南非只有56座金礦開工,1908年增加至74座。
  創辦東華醫院
  東華醫院的創辦,與廣福義祠有關。該祠坐落在香港島太平山街,建於1851年。起初只有幾間小屋,用來供奉中國先輩居民信奉的神主。這裡的祀例與中國內地鄉間不同,不以姓氏鄉邑為限,以示普及。義祠落成後,常有流離失所的窮人借此為棲身場所,還有一些無親無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這裡等死,因此,環境污穢不堪。根據這種情況,1869年4月底,麥當奴以義祠管理不善,影響觀瞻為由,下令拆除。如果這道命令實施,流落街頭的貧病居民就失去了暫時棲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國居民曾提出建議,要求香港政府設置棲留所醫院,收容貧病無家可歸的中國居民。麥當奴以已有官方醫院為理由,拒絕採納這項建議。實際上,當時雖有官方醫院,居民前往就醫者極少。據港英當局1869年6月的一份報告統計,一年之內,香港居民入官辦醫院留醫者,外國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國人,僅有223人。趁麥當奴取消義祠的機會,中國商人梁鶴巢、陳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醫院一事。他們認為:中國人不願進官方醫院,是信仰中醫的原故。因此,必須創辦一所華人醫院,純用中醫中藥診治病人。他們的建議得到中國居民的熱情支持,很短時間內就自行籌得捐款三萬多元。面對這種情況,麥當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撥款11.5萬元予以資助。醫院定名為東華醫院。1870年4月9日動土興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啟用,地址選在上環普仁街。
  經過各方面人士努力爭取,原有義祠也沒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復舊觀。
  中國著名學者王韜應梁鶴巢的請求,撰寫《創建東華醫院序》。序文說:「太平山側,固有所謂廣福慈航者,為寄停棺槥,垂死病人遷處之所。特當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諭撤除。梁君鶴巢、陳君瑞南請於當事。因其舊址擴而新之,暫為施醫治病之地。於時捐資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經費無所出,事可暫而不可常,因群請於前任憲麥公,麥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務,敢不為諸君成斯盛舉。賜地給幣,獎勵甚至,前後撥公項至十餘萬。一時草偃風行,傾囊解橐者,無不輸將恐後,歲捐之數,亦盈八千有奇。於是醫院大功告成!可垂之於不朽。謂非南州諸君子盛德事哉!」
  據白帆先生有文載:1870年4月9日,東華醫院舉行奠基禮,由麥當奴總督主持。港府資助建院費11.5萬元,是4年賭餉的1/4。1872年2月14日,東華醫院建築落成,也由總督麥當奴主禮。
  為什麼取名東華醫院,可能是取廣東華人醫院之意。王韜的序文裡,沒有明確提到上述說法,只是增添了一種新的解釋。他寫道:「醫院落成,賜名東華,其命意固有顯然可見者。況以東也者,生氣之所發;華也者,萬物極之盛。然則宣佈陽和陰行,滋長群生,有不鹹被其休者乎。」
  醫院正門有石刻「東華醫院」四個大字,筆力遒勁,重若崩雲。這是創院時由名士陳璞手書。潤筆費200兩,由梁鶴巢解私囊相贈。陳璞接受潤筆費後,轉贈醫院作為建築費用。
  東華醫院委員會(1900年)
  東華醫院建立以後,1911年在九龍建成廣華醫院,1929年在港島東區掃桿埔建成東華東院。1931年三所醫院統一管理,合成東華三院。東華三院的重要業務是贈醫送藥。早期主要是利用中醫藥為貧苦病人免費治療。
  說到東華醫院,不應漏掉在東華醫院的歷史上一件鮮為人知而又很有意義的事情。此事發生在1949年初,東華醫院院長譚嘉士曾將人民解放軍一批傷病員接到東華醫院治療。事實收在《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一文中。該文寫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為迅速解放廣州,速行軍途經寶安,有傷病員士兵二十多人,行動困難,遂退入香港境內沙頭角,電話向東華的譚院長求助,譚即應允並派醫護人員攜藥物醫具,親乘大卡車往沙頭角,將傷員全部運回東華治療,醫藥伙食全部免費。時過兩周,傷病員還未完全康復,而他們從報紙得知廣州解放的消息,歸隊心切,遂向譚院長請求:迅即用車送他們回廣州。譚答允他們之後,回到醫務室,對醫療助手梁某說,要司機明早把大、小汽車加足油,但不要說出去向。梁某聽後僅問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級打個招呼?』譚笑答:『東華醫院是我華人籌款建立的,今對華人傷員,既接之來,也該送之歸,這是義不容辭的。如要先報後辦,則緩不濟急矣!』梁某聽後,大讚院長有魄力,敢負責。
  「翌晨,譚乘小車作前導,傷員坐大車隨後,向羅湖方向進發。經過新界各個關卡,稍作停頓,譚院長與印度的、山東的 、廣東的差人,用廣州話談了簡短的對話,繼續前進。一直進到香港與廣州邊界處,兩車戛然而止。譚院長下車與全副武裝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語詳談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認可。譚院長才叫大家下車,並說:『事情已經交涉妥當,可以慢步過境,返祖國了!』於是戰士們紛紛下車,整隊舉手,表示謝意,並齊聲說:『多謝譚院長醫好我們,祝願譚院長健康長壽,健康長壽!再見,再見!』譚院長與之一一握手送行。戰士們進入國界時,猶頻頻回顧揚手致謝。筆者認為譚院長名為嘉士,其所想所為誠不愧為名副其實的嘉士也。」這是東華醫院歷史上的光輝一頁。
  短命的造幣廠
  還在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時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過了第二號條例,建議創辦香港造幣廠。建廠籌備工作歷時2年,廠址選在港島東區的銅鑼灣。因廠址設在海邊,僅填海工程一項就耗資9000英鎊。此外,廠區建築費花了二萬五千餘元,食水供應花了3500元。開辦費共達40萬元。廠裡的機器設備固然要向英國訂購,就連廠裡的職員也要由英國國內聘請,並用英鎊支付薪金,因而廠子的常年經費支付達七八萬元。
  1866年麥當奴接任後,造幣廠建成。5月7日,麥當奴主持「香港鑄錢局」開幕禮。開張以前,輔政司馬撒爾曾出示佈告說:(一)香港造幣廠定5月7日上午11時開幕。(二)免費代鑄英國通用銀元,以一個月為限。如有舊銀元、銀錠、銀條、銀屑,均可收受代鑄新幣。(三)如屬銀元,須先熔成條錠者,則徵收費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來代鑄之舊銀元,其銀質比英國通用銀元為低者,則徵收費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餘之雜金屬退還原主。(五)代鑄量額不得少過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費代鑄新幣,將熔鑄品自行送至東區銅鑼灣香港造幣廠,經晤廠長乾打氏先行接洽。
  這張佈告表明,開設造幣廠的目的仍在於努力統一香港的貨幣。同時還可以看出,當時香港政府很難控制港元的發行,因為人人都可以拿熔鑄品去造幣廠要求代鑄新幣。但是,佈告中「英國通用銀元」,實際上只是香港通用銀元。在英國,香港銀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須兌換為先令或鎊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銀元問世是1866年6月。這批銀元分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幾種類型。香港壹元的銀幣,正面為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背面的設計古香古色,正中為一個中國古壽字,壽字上下左右各有豬鼻雲圖案,圖案內外分別用中英兩種文字寫著:「香港壹圓」。
  香港造幣廠存在的時間很短暫。它於1866年5月開張,1868年6月即宣告停辦,總計鑄造銀幣2108054元。造幣廠關閉後,廠房售給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後來改建為糖廠。造幣機器出售給日本人,得款6萬元(一說12.5萬元),買進時花費40萬元。造幣廠舊址後來是銅鑼灣加寧街的一家川菜館。這家菜館的牆壁上仍鑲嵌著「香港鑄錢局」紀念匾。至於造幣廠倒閉的原因,一說是因為「耗費繁重,收入不敷,以至虧折過巨」;一說主要是因為「發行銀元的主權必須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讓市民交銀鑄造銀幣。」在制幣廠關閉之後,香港的銀幣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國訂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幣廠鑄造。港元既成法定貨幣,但並沒有制定法例。
  當年中國內地使用白銀,不如港元易於計算。於是,香港通用銀元流入內地的數量很大。墨西哥銀元幾乎成為華北匯兌的主幣,而香港銀元則操縱華南匯兌的實權。銀元流入內地後,很多還被割為碎塊流通。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雖然鑄造了很多銀元,仍然不夠使用。於是,香港英國當局批准匯豐銀行於1872年首次發行1元紙幣。
  香港大會堂落成
  香港的大會堂,是有名的建築。現在的大會堂是1962年啟用的。麥當奴時期的大會堂舊址,在今日匯豐銀行大廈與中國銀行大廈之間的一處地方。
  大會堂落成開幕,是麥當奴任內的盛事。當年適值愛丁堡公爵亞爾菲臘王子到香港訪問,所以大會堂的開幕典禮由亞爾菲臘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場面十分壯觀。
  早在1861年,港督羅便臣時,便有人提出興建一座鐘樓、一座大會堂、一座水手館的建議。
  按照原定計劃,鐘樓高達80尺,頂端設置時鐘和火警鐘,前面還要興建一座噴水池。至於大會堂,計劃裡面要有戲院與集會廳。經過長時間的公開討論,並且委派委員會進行初步籌備,1862年10月公佈了方案,預算約需三萬四千元。
  最後決議,大會堂內,包括一座戲院,一間圖書館,以及一個集會廳。這個計劃為港府接納,並且免費撥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佈。
  1864年5月19日,各界熱心人士捐款和開辦音樂會籌款,所得款有2萬元,但要8萬元才夠應用,所以決定發行股份,每份100元。羅伯?渣甸慷慨認購了5萬元股份,餘下的3萬元股份則供大眾認購。
  因為捐款數量不多,大鐘樓縮小規模。噴水池由鄧脫捐款興建,但改建在大會堂外面,位於大道中。
  總督過問的趣案
  麥當奴任內發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師被法官指為蓄意藐視法庭案,因而被罰款200大洋,並且被停止職務。被判罰的律師不服,上書總督訴冤,並向倫敦呼籲。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為一兩句話的見解不同,大法官史美與大律師波拿發生衝突,史美認為波拿藐視法庭,史美要他當庭認錯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對於法庭毫無不敬之處,拒絕認錯。
  發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為了一家洋行與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審訊時,被告律師說有一重要證人,是在原告處打工的中國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證供,問波拿是否能夠將這證人喚來。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個中國人來,像隨手拿出一張紙來那樣」。
  史美聽了波拿的話,質問波拿是否不願意拿出這個證人。波拿表示,他有權選擇為原告作證的證人,他不需要別人替他選擇,並表示如果被告律師認為那個中國人對於被告有利,他盡可向庭上請求傳那人出庭作證。史美說並無人想替他選擇證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權說話。波拿說:「那麼,我們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職權吧。」聽了這話,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會,史美又走上法庭,詢問波拿是否準備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經做過什麼該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這樣指責之前,應該先確定其人是否確有侮辱法庭之意。」
  聽了波拿的話,史美更動氣,他以興奮的口氣問道:「你不是對我說過一個中國人並非一張紙嗎」,這不過是藐視法庭的一部分,還有其他許多。
  波拿再三請求法官說明究竟為了些什麼該道歉,可是法官拒絕解釋。決定在20日專門審問這件藐視法庭案。原來那件糖商訟案,卻被放到一邊。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從無意藐視法庭,既然法官拒絕解釋,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經在場的人認為他應該道歉,他決定遵命道歉,這幾句話更使史美生氣,他不聽波拿的任何解釋,宣佈下月2日宣判這件藐視法庭案。
  7月2日,史美開庭宣佈,波拿共有六項藐視法庭的罪名,決定判罰200元,並且停止執行職務14日。史美當庭宣佈他的判決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項藐視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項最有趣,指責波拿表示對於法庭的尊敬時,他的表情強調「法庭」一詞,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葉靈鳳先生曾轉述過諾頓?凱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記載的一段法庭對話:
  法官中止宣讀判決書,向波拿問道:
  「波拿先生,你為何不停的注視著我?」
  「法官閣下,這是表示驚異的注視。」波拿回答。
  又有一次,波拿伸手整理自己背上的衣扣,史美又中止宣讀,向波拿說:「等你扣好衣紐之後,我再繼續讀下去。」
  波拿說:「法官閣下,我是發覺我背上的衣紐鬆了。若不及時扣好,恐怕又多一項藐視法庭的罪名。」
  法官說:「我將靜候你扣好了再說。你這樣做得很好。」
  對於大法官的判決,波拿當然不服氣,於是便在被判罰的第二天寫了一封信交輔政司轉給麥當奴總督,敘述這件事發生的經過,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處分。他說他以曾任皇家代表律師的身份,竟在公開法庭上連一個普通罪犯都應該有的最低答辯和請求解釋的權利也被剝奪,實在聞所未聞。他指出法官執行職務不公正,並且行為專橫,有虧職守,要求總督對這事有所表示。
  輔政司奉麥當奴之命回信給波拿,表示波拿既然對大法官提出這樣嚴重的彈劾,總督已無權處置這事。惟一正當辦法,是由波拿自己上書給倫敦樞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訴。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轉呈。
  史美大法官對於波拿所作的藐視法庭的判斷以及所給予的處分,當時不僅官方認為處置不當,一般商民也為波拿抱不平。市民為了向法官表示抗議,發起募捐,代替波拿繳付200元的罰款。
  波拿遵照總督的指示,上書維多利亞女王申訴。倫敦樞密院1868年6月15日組織裁判委員會審議此事。審議結果,樞密院認為「藐視法庭」是一個嚴重的罪名,非獲得確切的證據,並給對方以解說和答辯的機會後,不能輕率的下判斷。根據史美法官對波拿所宣讀的判決書中列舉的6項理由,沒有一項在法律上能構成藐視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應該撤銷,並且退還罰款。
  樞密院將這意見呈准女皇后,隨即正式行文麥當奴,通知他審議的結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輔政司的公文,告訴他罪名已被取消,並吩咐他向庫務司領回那200元罰款。波拿將罰款退回給原來的捐款民眾。

  第七任 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總督堅尼地抵港接替麥當奴,至1877年3月離任,任期五年。堅尼地與前任麥當奴既是同鄉又是校友,並有大致相同的經歷,但性格卻大不相同。他沉穩而寡言。
  堅尼地(1810~1883),愛爾蘭人,長期在英國軍隊服役,後來轉為行政官員,再到英國殖民地部工作。堅尼地曾經兩度出任英屬贊比亞總督。還在加拿大和非洲擔任過行政工作。出任香港總督時已經62歲。
  堅尼地有殖民地統治的經驗,任職期間長於安撫,對華人紳商十分尊重,善於聯絡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員都要學習中文,設立了考試委員會,定期考核各級官員的中文程度。
  堅尼地任職期間,香港商業不斷發展,商業區逐漸由東向西推進,出現了所謂堅尼地城。城區位於現在的西環。當時頗具自己特色,歷經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區基本相同。
  堅尼地抵港就任時,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是由巴爾代理。和對待前任總督麥當奴一樣,巴爾也給下船伊始的堅尼地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堅尼地就任,照例要舉行莊嚴的宣誓典禮。宣誓就職這天,堅尼地朗誦代理大法官巴爾授給他的誓辭,以表達對維多利亞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肅穆靜聽,當這位督爺讀到誓辭中的「效忠於李菲亞公主的後人」一句時,覺得這誓辭似乎有點與慣用的說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來詢問,這誓辭是否有錯誤。這一問話,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爾也默然不吭聲,在場司儀回答說,這是代理大法官所擬定的。意思是說不會有錯。堅尼地聽後接著念下去,讀完後,向《聖經》親吻,完成了宣誓就職手續。
  第七任堅尼地在莊嚴的宣誓過程中,突然中斷朗讀,向周圍的人詢問誓辭的字句是否有錯誤,這實在是無前例的罕見失儀。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後,總督忽然召開立法局會議,堅尼地當場向全體議員宣佈,現已證實前次宣讀的誓辭的確是錯了,要求採取一種臨時立法手續,以便他重新宣誓。於是,總督依據巴爾重新擬定的誓辭再讀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續。
  麥當奴宣誓時,巴爾誤時遲到,責任可說完全由他負。堅尼地宣誓失儀事件,責任就不能完全由巴爾一人負責了。總督對莊嚴的誓辭,為什麼就不預先閱讀一遍?巴爾因為經常失職,給兩位督爺帶來麻煩,結果連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職了事。
  衝破海關封鎖
  堅尼地考察發現,香港的經濟之所以不景氣,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對香港的所謂「封鎖」。這不僅在客觀上打擊了香港政府縱容的走私貿易,而且也對香港的商業和轉口貿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對於清政府的「封鎖」,堅尼地的前任麥當奴曾經耗費了很大的精力,他曾多次與清政府進行交涉,但始終沒有具體結果。
  麥當奴時期,1867年,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清政府與港英當局為稽查稅務的問題發生爭執。事件起因是,香港逐漸成為中國沿岸的商業轉運中心,外籍商船川流不息地來往於中國各條約開放口岸和香港之間,居住香港的華人所擁有的船隻也和外籍商船一樣,可以自由活動不受限制,很多商人利用這種機會,運載鴉片和泰國、越南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走私偷稅進入中國內地,極大地損害了清政府的財政收益。早在1685年,清政府在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設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事務。香港和鄰近地區海關稅務,均屬粵海關管轄。針對1867年出現的走私情況,廣東海關規定,由香港駛出的中國帆船,凡是駛往非通商口岸的,一律先要完稅。
  1867年11月,清政府採取強硬措施,嚴查過往船隻。有一艘運鴉片的船隻被中國廣東海關在香港口外截留檢查,扣留船隻和貨物。港督麥當奴聞知此事,立即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英國政府也表示強烈反對。結果,腐敗的清政府只得發還貨物和船隻。
  幾個月後,清政府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艦拖著一列海關躉船檢查站,停泊在香港外海,在香港西面出口的急水門,東面出口的東龍洲,設立了稅關,由炮艇日夜不停的巡查,凡是由香港駛出的中國帆船,都要截留檢查,凡是載有運往非通商口岸貨物的,一律按規定完稅。
  清政府這一舉動當然使香港的航運業受到影響。對此,麥當奴一再向清廷提出抗議。可是由於當時從香港向內地各處的貨物走私非常猖獗,影響了中國海關的稅收,而封鎖香港港口的計劃,又是在其它國家的支持之下執行的,因此清政府腰桿也硬起來,對麥當奴的抗議,一直不予理睬。當時,香港洋商把清政府這項行動稱為「封鎖香港」。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歐亞交通較前暢通,從英國來的船隻約兩個月可抵香港。該年,香港港內的外國船隻平均每天達107艘。在香港的外國人數激增,已達七八千人。香港商業日趨繁榮,走私漏稅也更加頻繁。1871年,廣東海關在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及長洲等四處開設常關廠,開徵稅厘,緝捕走私。
  堅尼地看清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總結了前任的經驗教訓,決心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
  他知道,清政府的做法並不違反國際準則,如果像以前一樣動用武力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更何況此時的英國政府也並不願意為了香港的地方利益而對中國大動武力。
  因此,他一方面繼續與清政府保持接觸,表示願意用談判的方式解決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密切關注國際及大陸出現的有利於自己的形勢,等待時機,觀風而動。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出現了一樁事件使他找到殖民者的感覺。中國琉球島的漁民在遭遇到颱風後,被迫在台灣登陸,上岸後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造成了人員傷亡。這本來是中國的內部事宜,但日本政府卻以琉球船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交涉,在遭到斥責後惱羞成怒,於1874年悍然派兵進攻台灣。
  1870年畢打街
  這一突發事件頓時使得清政府手忙腳亂,無暇他顧。
  堅尼地知道,此時清政府迫切需要列強出面為之斡旋,尤其是在遠東有著雄厚實力的英國。
  事情剛剛出現,他就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作出讓步,提出迅速解除對香港的「封鎖」。清政府沒有對他的要求立即作出答覆。1873年12月15日,一些商人詭稱中國海關在香港附近「干涉帆船貿易」。堅尼地立即委任香港商會主席、港務處處長和總登記官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這一「事件」。次年4月28日,他授意的調查報告出籠,認為中國海關的確有嚴重的「干涉行為」。隨後,他就強烈要求清政府立即撤走停泊在香港周圍海上的中國海關檢查站。
  有求於英國政府出面調節中日糾紛的清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不得不鬆動以前的立場,同意與港英政府就此事進行談判。
  經過長期的談判,1874年9月,清政府終於答應了堅尼地的要求,解除了長達7年的「封鎖」。
  整頓社會治安
  堅尼地是前任總督麥當奴的同鄉,師出同門的校友。他們都曾在英國的海外殖民地長期工作,而且曾在同一個地方先後擔任過同一職務。麥當奴在先,堅尼地在後。是否有麥當奴的舉薦,不得而知。
  堅尼地沉默寡言,不善與人溝通。但他善於思考,很快瞭解了香港面臨的主要問題。他決心從最重要的事情做起,首先治理香港的警務。他看到隨著香港的開埠,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入這裡,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魚目混雜,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香港的社會治安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偷盜搶掠甚囂塵上,各種犯罪活動開始形成規模,犯罪分子開始形成集團,黑社會開始形成,對香港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而香港的警力非常有限,警員素質極差,而且警察活動得不到香港廣大居民的配合。
  堅尼地首先整頓現有的警察隊伍,增加警察薪金,解決警員工作和生活的困難。這一作法得到了包括港英政府高級官員在內的大多數人員的支持,他們普遍認為此舉早就應該實行。
  堅尼地擴充警員隊伍,大膽起用華人擔任香港警察,解決香港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但是,他起用華人擔任警察的辦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對最為強烈的是警方和軍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國警務官員明確表示,他不同意擴大華人警察隊。他認為,華人幹不好警察,駐港英軍司令也公開表示:華人加入警察隊起不到作用,他主張到西印度群島招募警察。
  在他們看來,香港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內地來的華人的問題,如果讓華人充當警察,勢必會造成警匪相互勾結的局面,那樣會更加難以收拾。
  經過考察,堅尼地認為,在香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如果離開廣大華人的參與和配合,什麼事情都將寸步難行。他力排眾議,堅持實施這一政策。
  同時,堅尼地還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佈的《遞解出境條例》:凡被捕獲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長者,港英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時,將其遞解出境。這一辦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對,英國政府也認為這一辦法過於簡單,容易引起不良的社會後果,使英國政府承擔過多的壓力。但堅尼地再一次堅持並推行了自己的主張。
  經過努力,堅尼地逐漸樹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安撫華人社會
  中國人佔了香港居民的絕大多數,他們是建設和發展香港的主體力量。香港要辦好任何事情,沒有中國居民的支持和參與,是不行的。老於殖民統治事故的堅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職期間,善於安撫華人社會,在歷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許多慶典活動,堅尼地都邀請華人商紳出席,各種社交活動,他也不忘邀請華人上層參加,他試圖通過增強接觸,拉近歐洲人同中國人的距離。在英國人方面,他做出決定,要求督府官員熟悉中國情況,瞭解華人社會。
  香港剛開埠的時候,英國人把全島劃分成不同區域,使不同種族的人分別聚居,這既加大了相互之間的隔閡,又在不同的區域內出現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島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區域是歐洲人居住區,東西兩端屬華人生活區,跑馬地一帶是華人洋人的上流社會郊遊打獵賽馬的去處。駐港英國陸軍和海軍佔據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當時,香港除了是一個商埠外,更是一個大軍營,中國居民同軍營尤其隔絕。
  開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設非常簡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當時不過是瀕海的一條小徑,崎嶇不平,道路兩旁的房屋大多是暫時性的,一間間毫無秩序的錯雜在一起,擁擠、骯髒、混亂。社會治安惡劣,海盜橫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颱風為患,每次都死人無數,冬天又有火災為禍,常是屋毀人亡。每當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結幫,酗酒街頭,招搖鬧事,商船又多拐騙人口,包煙聚賭,走私猖獗。
  對歐洲人來說,維多利亞城貧瘠、偏遠、落後,缺乏誘惑力和歷史感。當時香港不像印度那樣能吸引英國貴族,也不似上海那樣充滿冒險的機會。它只是侵略者掠奪和侵略中國及亞洲的一塊踏腳石,不是個人的享樂地。所以,當年來港的歐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創造力的無能之輩,或端莊、保守的中產階級。跑馬地、總督府及香港會所,是他們僅有的社交場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當時來港的華人,大部分是熱衷於功名,不是崇洋的買辦,就是守舊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東南亞的華僑。他們有一定的資本,又有經營技術,會精打細算,對僱員的盤剝也十分刻薄。這些人逐漸發展成大業主,到了19世紀60年代,由於經濟衰退,他們收購了許多倒閉的洋商攤棧,其財富及勢力逐步擴大,到堅尼地當政的70年代,華商漸漸凌駕於洋商之上。東華醫院的興辦和保良局的設立等,就顯示出華人對社會公益事業的作用,堅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於港英政府歷年的民族歧視政策,華人和洋商社會,幾乎劃清了楚河漢界。英國人除了希望擁有維多利亞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願意留意香港本土的發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設、商業貿易、航運安全和歐洲人生活圈子裡的事件上,根本沒有香港整體社會福利這個概念。
  對一般的下層華人來說,當時的工業基本上等於無,甚至手工業也少得可憐。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華人,多以搬運為業。來自不同地方的工人,為了找生活,經常發生糾紛,香港政府和警方,對這些社區所發生的爭執毆鬥,一般不管不問。就是說,在第七任總督之前,英國人很少干涉華人社會的生活方式。
  從堅尼地開始,港英政府裡的一些人士意識到華人的力量及社會問題,企圖改變華洋隔絕的狀況,到了他的下任軒尼詩時期,在立法局議員中便出現了第一個中國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說,由堅尼地統治時期開始,「一個由華洋資產階級和殖民官僚所組成的統治階層開始形成。」此論不無道理。
  密擬攫取新界計劃
  堅尼地在任期間,港英已有擴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島嶼的打算,只是時機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註冊的漁船,到南丫島去捕魚。當時香港英國當局的管轄範圍,只限於香港本島,以及對岸九龍半島尖端和昂船洲。至於南丫島和大嶼山一帶,仍在中國的管轄之內,並沒割讓。依據清政府沿海水師防護章程,出海捕魚的漁船,一定要領有廣東水巡的船照,否則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盜論處。因此,香港的漁船到南丫島捕魚,被中國水師截攔,查閱船照。這艘香港漁船拿不出在廣東水巡註冊的船照,所以水師指稱他們越界捕魚,要求他們補領船照,否則就要沒收漁船。漁民不服,發生衝突,中國水師開槍打傷3個漁民,漁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員會議上,非官守議員羅威特就3名漁民被打傷一事提出質疑。羅威特質問,南丫島和大嶼山一帶水域,是否歸香港管轄,對於上述所發生的事件,是否已經採取預防措施。
  當時港府輔政司答覆說,關於漁民捕魚受傷一事,已經受到總督堅尼地的指示,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南丫島和大嶼山不在港府管轄範圍以內,所以無從向對方交涉。
  自從1841年侵佔了香港島之後,英國就對對岸的九龍及周圍島嶼蒙生了野心。1874年間,港英雖然先後兩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內的九龍半島一大片土地,但是,對於海中四周的島嶼和九龍群山背後的土地,仍存覬覦之念。恰巧這時發生香港註冊漁船到南丫島捕魚,被清水師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嶼都在香港範圍以外,禁止香港漁船捕魚的事件,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從這時起,駐港的英國海陸軍人,就提出了他們所謂防衛香港的計劃,交於總督,宣稱香港島孤懸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衛,就有擴大佔領四周各島嶼的必要。他們草擬了一個所謂為了防衛上的需要,應該怎樣展拓香港界址的具體計劃。這個秘密計劃的具體內容,就是後來成為事實的所謂「展拓香港界址」條款的最初底稿。
  囚船大難和長命街
  1874年9月,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颱風暴雨襲擊了港島,沿海岸一帶數以百計的房屋瞬即被摧毀,多艘船隻沉沒,遇難者五千餘人,而死得最慘的是水上監獄船裡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風暴,被稱為香港歷史上的「甲戌風災」,因為當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年,農曆8月13日。大風暴正面襲擊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島附近的監獄船,船頭和船尾的錨鏈被狂風折斷,船隨即被風吹翻沉沒,船上六百多人無一倖免,包括監獄船上的管理人員。
  這次災難發生在堅尼地時期,但禍根應當追溯到第五任總督羅便臣。1862年,港督羅便臣批准在昂船洲興建隔離監獄,但興建監獄需要時間,為了避免維多利亞監獄的囚犯越獄,在新監獄建成之前,先特別將一艘貨船改裝為水上監獄,收容所謂重刑的囚徒。當時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轉移到水上監獄,後來增加到600名。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監獄完工啟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監獄移送到昂船洲監獄。
  昂船洲監獄可容納1000囚犯,由於原來的維多利亞監獄一直暴滿,所以,雖然昂船洲監獄建成啟用,但昂船洲水上監獄一直沒有取消,維多利亞監獄裡的一批重刑犯,陸續轉押到船上。大風暴發生時正值船上囚犯住滿,所以釀成大禍。而被囚禁在原奧卑利街維多利亞監獄裡的囚犯,幸運地避過了這場颱風浩劫,平安無事。事後,這些囚徒們既感到幸運又覺得後怕,每每由監獄裡遙望奧卑利街時,就覺得這條街道是長命的街道,以後囚犯和探監的家屬都稱這條街為「長命街」。
  1874年「甲戌風暴」吹毀水上監獄船造成慘劇以後,港英當局準備擴建維多利亞監獄,這項工程牽涉地面較大,需要把整條奧卑利街劃入監獄範圍之內,對該處交通影響極大,因為由此到中央市場只有這一條直路通達,一旦奧卑利街封閉,堅道一帶居民的通路便被阻隔。所以,監獄擴建計劃遂告擱置。


  香港二十八總督 第二部分

  第八任 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1)

  軒尼詩(1843~1890),也稱軒尼斯。1877年4月22日就任第八任香港總督。任期至1882年3月。軒尼詩是愛爾蘭人,出身職業行政官員,長期在英國殖民地部任職。到港前曾任婆羅洲等英國屬地的總督。
  香港輿論界認為,比起以往七任總督,軒尼詩是「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任總督。在任期間,他努力使中國人能享受到和歐洲居民同樣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既廢除了殘酷的笞刑,又成立了保良局。也因此而不受香港的歐美人士所歡迎。
  軒尼詩在任5年,其間曾經長期請病假離港,據稱是因為受在港英國和歐洲商人的排斥,所採取的逃避方式。
  軒尼詩任滿離港後,赴毛里求斯任總督。香港軒尼詩道即以其名字命名。下任總督到港前由輔政司馬殊署理總督。1890年去世。
  1879年11月18日,立法局會議通過了財政司提出的八十三萬餘元政費預算案。同時決定徵收娼妓營業牌照稅,准許娼妓正式納稅領取牌照營業。
  1880年5月,保良局成立,這是港督軒尼詩在華人的要求下倡議設置的。
  1881年4月,香港島首次裝設電話。1886年,香港電話公司成立,初為英倫電話公司設立的分支機構,開業不久,改組擴大為香港電話公司,怡和洋行是最大的股東。
  1881年,港英當局公佈華人歸化法案。從此,華人可以申請加入英國國籍。
  1881年開始,港英當局舉辦人口普查。從此以後,每十年做一次。1881年普查結果,全港人口十六萬四百多人。男性十一萬五千多人,女性四萬五千多人。全港華人超過15萬,外籍人近1萬。
  第八任軒尼詩堅尼地時期計劃的重建堤壩,在軒尼詩任內終於動工,軒尼詩還計劃另建一所中央學校和醫院,以代替1874年被颱風摧毀的洛克醫院。軒尼詩任內還敷設了總長三百多英里的自來水管道,市民用水更加方便。
  器重華人伍廷芳
  軒尼詩在任期間,為史家樂道的是起用伍廷芳為立法局議員。因為這是標誌華人在港地位改善的一件史實。歷來為歐洲人壟斷的立法局,1880年1月,第一次有了華人議員。第一位出任華人議員的就是伍廷芳。
  伍廷芳是廣東新會縣人,父親伍榮彰在南洋經商。1842年7月30日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3年後隨父歸國,居住在廣州芳村。13歲時進入香港聖保羅畫院學習,1861年畢業後,曾任香港高等審判廳翻譯。1874年自費赴倫敦林肯法律學院學習,3年期滿取得了大律師資格,不久回香港擔任律師。
  軒尼詩信奉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同時也看到了香港中國居民在香港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因而對華人的處境感到同情。他曾經表示,要使中國居民與歐籍居民地位相同,擁有同樣的自由,並有權參與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軒尼詩的主張觸犯了香港英商的利益。1878年10月7日,英商賴星等數十人集會,決議上書英國殖民地部,要求撤銷軒尼詩港督職務。
  1877年5月,從英國林肯法律學院畢業的伍廷芳回到香港,被批准成為在香港執業的大律師,也是第一個在香港的華人大律師。伍廷芳和東華醫院總理梁鶴巢號召在港華人支持軒尼詩,他們在大會堂舉行會議,反對「外籍人士之攻擊港督」。開會時,颱風訊號黑球已經高懸在船政廳旗桿上,但中國居民仍然踴躍赴會,不多時會議廳就座無虛席。這實際上是香港中國居民反對種族歧視的一次集會示威活動。
  軒尼詩對伍廷芳非常器重。1878年七八月間,伍廷芳被委派為考試錄用公務員的三名主考官之一。當年12月又被委任為太平紳士,成為香港第一個華人太平紳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因事返回英國,軒尼詩準備讓伍廷芳代理這一職務。消息傳出後輿論嘩然,廣大中國居民為之振奮,而充滿殖民主義偏見的香港英國官員和商人大為不滿。他們認為,港督偏愛華人。他們說,如果華人可以代理律政司,將來按察司缺出,也可以由華人代理了。於是,他們醞釀寫信向英國政府告狀。軒尼詩只好撤回原議。
  1880年立法局議員吉布請假返回英國養病。軒尼詩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讓伍廷芳暫行佔據立法局的這一席位。當他就此事寫信給英國國務大臣時,引用香港華人領袖一份呈文的內容說,香港華人在人數上以 10︰1 的比例超過了外國人,應該允許華人參與管理公共事務。軒尼詩還建議改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夠比較長期地擔任立法局議員。英國國務大臣不同意軒尼詩的觀點,但是同意由伍廷芳暫時擔任立法局議員,直到吉布返回香港為止,或者以三年為期。
  當時在英國殖民地部有這樣一個看法:由於香港總督需要經常與立法局舉行秘密磋商,內容會涉及英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英中關係變得緊張的時候,在立法局存在一名華人議員是很麻煩的事情。
  1880年1月19日,香港政府公告宣佈,伍廷芳暫行代理吉布的立法局議員一職。伍廷芳由此成為香港第一個華人立法局議員。雖然立法局只是個咨詢機構,華人議員只有伍廷芳一人,而且屬於暫行代理的性質,但立法局中畢竟是有了華人的代表。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華人在香港力量的增長。香港華人領袖人物對此感到歡欣鼓舞,他們特意趕到總督府,向軒尼詩表示祝賀。後來由於吉布不再返回香港,伍廷芳被任命擔任立法局議員3年。
  1880年5月,巡理府的白吉能返回英國度假四個月,軒尼詩任命伍廷芳代理他的職務,這使伍廷芳成為香港華人中第一個在香港政府中代理高級行政職務的人。此事在英國下院引起了爭議。有人提出:為什麼伍廷芳既擔任有報酬的官職,又擔任非官守議員。要求香港政府給予解釋。1881年1月,香港政府組織考試局,對中央書院的教師進行考核,軒尼詩不顧各方面的壓力,提議增補了伍廷芳、王韜(華人學者)為考試官。
  伍廷芳不負軒尼詩的信任,1881年6月13日,立法局開會時,伍廷芳提出創建車路計劃,經過多次討論,《車路則例》於1882年2月獲得通過,為香港開闢電車線路制定了法規。這是伍廷芳對香港交通事業的貢獻。
  儘管軒尼詩十分器重伍廷芳,但充滿殖民主義偏見的其他英國人時常向他找麻煩。再加上立法局議員權力有限,並且只有一名華人,勢單力薄。伍廷芳很難在香港發揮他的才智。這時中國內地正處於洋務運動時期,正在興辦一些近代企業,非常歡迎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回國任職,伍廷芳在接到李鴻章請他回國的邀請時,雖然他在立法局的任期還未滿,但他毅然離開香港,返回祖國內地。1882年入李鴻章幕府,多次參與清政府的外交活動,歷任駐美國、秘魯、墨西哥、古巴等國公使。
  辛亥革命以後,伍廷芳站到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在孫中山遭受封建軍閥排擠的艱難歲月,他仍然追隨孫中山為「樹立真正之共和」而奮鬥。
  廢除公開笞刑
  香港開埠之後,一直對犯人實行笞刑,直到軒尼詩上任,才正式提出廢除公開笞刑。
  笞刑,俗稱打籐。西洋的笞籐相當於中國從前的笞刑。不過中國是將犯人撳在地上打屁股,西洋則是把犯人捆在木樁上,用皮鞭或籐條抽打赤裸的脊背。這本來是歐洲封建階級對待奴隸的一種私刑,後來隨著殖民地的開發,遂成為對付殖民地人民的一種普遍刑罰。19世紀初,英國人把這種刑罰用來對付印度殖民地人民。1841年英國侵佔香港,鞭笞很快就被英國人從印度轉到這裡對付中國人。
  葉靈鳳先生的《香港笞刑史話》曾介紹過香港監獄的鞭笞及中國犯人受鞭笞的情形。1841年至1843年間,璞鼎查時期,「向中國人所施用的刑罰是鞭笞、苦工和監禁。全部,或者近於全部都要鞭笞,鞭笞的數目從20下至100下不等。笞100下的很少,大都是40下或50下,後一數目是最普通者。這是公開當眾施行的。罪犯背上掛著一塊牌,寫著中國文字,從監獄領至上環街市的刑場,在那裡執行法律所判處的刑罰,然後再送回監獄。」
  當時,香港對於笞刑用得很濫,每週四都有一次,而且每次不只一人。居民偶犯一點小錯,如不繳罰款,偷一盞燈,都會受到笞刑,而且數十上百下。1845年間,英國下院曾有人對香港笞刑提出質疑,因此,香港有一時期曾停用笞刑,不久,倫敦又批准恢復使用,但情形有所改善。1847年戴維斯政府制定的《新警察法例》規定,笞籐不得超過60下。
  在港府內部,對於笞刑,司法界與行政當局曾屢次發生爭執。這些爭執的起因一半是因為人事問題,一半是因為英國本國人士和在港的英國人對笞籐的施用表示不滿,不滿的原因有三條,一是施用太濫,對於輕微的小罪,動輒鞭笞數十下;二是太殘酷,受刑人大都內傷很重,有的甚至暈倒或死去;三是這刑法的對象僅以中國人為限,顯然不公正。
  笞刑之殘酷,在香港有各種傳說,因為是公開執行,居民可隨意觀看,傳說大多是親眼目睹。據傳,執行的刑吏頭戴紅帽,手持徑寸粗細的麻纜,浸透煤油。犯人袒背受刑,雖精壯之夫,忍受三笞即會暈厥於地。所謂麻纜,即西方所用九尾鞭,用九條皮帶或九根麻繩束在一起做成鞭子,上面更有許多節,一鞭下去會有九條傷痕。據法庭記錄,1865年8月23日,有14人在水上警察署前公開受笞,圍觀的中外居民很多,沒有醫官在場,結果有二人被笞暈過去。1866年10月11日,一犯人被判受笞三次,執行第三次後,送入醫院,因受傷過重,不治而死。
  1865年6月,麥當奴一上任,立法局通過了當年第十二項防暴安全法例,規定凡用暴力侵犯他人者,除一般判刑外,更可判處公開笞籐若干。這法例的用意,本是用來嚴厲對付當時香港盛行的挾私報復以及用凶器劫奪他人財物的罪犯的。實際上變成了專門對付中國犯人,據說中國歹徒不怕死,最怕肉體上的痛苦。但條文上卻不便規定僅適用於香港的中國籍罪犯。於是自這條法例通過後,1866年2月,一向僅施用在香港中國罪犯身上的公開笞籐,忽然被法官運用到兩個英國犯人身上。一個名叫奧斯丁?米費爾,是商船水手,被控用刀戳傷同伴,判處兩年苦工監禁外,再公開笞籐兩次,每次25下。另一罪犯是約翰?湯普遜,被控犯使用麻醉劑偷竊之罪,判處監禁3年,外加公開笞籐3次,每次50下。
  法官使用新頒法例將外國人也判處公開笞籐,在香港實在是破天荒的創舉。當時旅港的外國人認為,將一個外國人在香港中國人眼前當眾鞭打,實在太丟全體外國人的面子,因此聯名上書總督麥當奴,請求對於湯普遜被判處要公開笞籐三次的判決予以修正。總督到底修正沒有,法律史家諾頓?凱希還費心查找資料,沒有查到任何記載。
  1877年,軒尼詩一到任,便著手改革香港對華人的施政方針,尤其注意監獄設備和對中國犯人的待遇。於是久已成為爭論中心的公開笞籐,便成為他努力改革的第一個目標。葉靈鳳先生分析認為,軒尼詩總督是愛爾蘭人,愛爾蘭人正是世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之一。據後人研究,當時軒尼詩總督特別同情香港中國人的遭遇,正是他的經歷和秉性使然。
  軒尼詩4月22日到任。6月7日有一個被判處監禁3年再笞籐3次的罪犯,這天要公開執行第一次笞刑。軒尼詩向法庭要求暫緩執行,他表示,關於香港施行笞籐的整個問題,他不久將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討論,所以凡笞籐罪犯都暫緩執行。
  不久,立法局舉行會議,軒尼詩對於香港是否應該公開施行笞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他就任香港總督之前,曾歷任英帝國海外殖民地多處的總督。他在巴哈瑪及拉布安總督任期內,曾完全廢除了這兩個地方的笞刑。但那裡並沒有因此而社會治安惡化。他希望香港在他的治理下也能實現這一點。
  在這次立法局會議席上,軒尼詩將他委託香港醫官亞里士對於應否施用笞籐所作的報告書,作為參考文件,交給出席的立法局委員參閱。
  可惜的是,亞里士醫生報告書的結論,並未如軒尼詩所期望的那樣,贊同香港應該廢除笞籐。正好相反,亞里士認為,笞籐在香港有遏止犯罪的作用。不過過去的刑法太重,不適宜於中國人的體格,最好能依據印度的成例加以改革,那就更加適合於香港了。
  立法局會議上,議員們同意了亞里士將刑具改輕一點的建議,但不同意廢除苔籐。因為軒尼詩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笞籐雖然未能完全廢除,但立時就有了改革:
  一、刑具方面,開始廢除「九尾鞭」,改用籐鞭,後來又因為籐鞭給予犯人背部的創傷過重,又恢復使用「九尾鞭」,但將鞭尾上的結廢除不用;二、不再公開笞籐,笞刑僅在監獄內執行,這一點最初曾遭到警方和法院的反對,認為失去了笞籐向大眾的警戒作用,但軒尼詩堅決主張如此。三、根據總督的指示,笞籐時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時並將犯人的頸部和大腿予以遮護。
  設立保良局
  1878年底,經軒尼詩同意,香港設立保良局,單從字面上理解,保良局似乎是一個治安機關,用以保護安分守己的良民。其實,保良局是香港的一個慈善機關,它保護的主要是被逼為娼的良家婦女。
  保良局的建立與香港開埠初期的娼妓制度有關,當時,香港還是娼妓合法的時代,政府准許登記的妓女在指定地區公開營業,這就造成娼妓業的興盛,市面既有領牌納捐的「公妓」,也有暗中接客的「私娼」。為了擴大妓女的來源,經營妓院的龜公鴇母勾結不法之徒,到內地或日本誘逼拐賣良家婦女到香港,強迫當妓女。
  1872年9月24日,香港中國紳商多人聯名要求香港總督堅尼地禁止迫良為娼。香港政府因此於1873年5月8日,頒布《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買良為娼條例》,違例者除判處監禁之外,還要受笞刑。條例頒布後,仍未能有效地制止迫良為娼的現象。與龜公鴇母勾結的歹徒,大都是黑社會人馬,普通市民固然不敢招惹他們,而被拐賣的婦女多來自窮鄉僻壤,更不知向哪裡投訴,加上貪污盛行,執法的公差往往與拐匪狼狽為奸。有時,一些拐賣案雖被揭發,但官府只將拐匪處罰,對被拐的婦孺置之不理,任他們流落街頭,淪為乞丐。
  根據這種情況,當時的華籍紳商名流便於1878年發起組織以「保赤安良」為宗旨的「保良會」,一方面幫助緝拿拐匪,另一方面,負責保護與收容被拐帶流落的婦女幼童。廣東東莞籍的香港商人盧賡揚等4人,1878年11月8日聯名上書總督軒尼詩,揭露拐匪罪行。據《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記載,騙匪「誘良家婦女到港,初詭騙為傭,繼則逼勒為妓,或轉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則賣作螟蛉,童女則鬻作娼婢。」因為東莞縣拐案特多,在港華商願集眾捐資,遍懸賞格,購線緝拿。當年年底,由東華醫院紳商協助籌組了保良局。保良局一方面開始「保赤安良」的工作,一方面等候香港政府批准註冊。
  1879年5月,獲香港政府批准註冊,成為合法團體,名為「香港保良公局」,同時,港府命令署巡理府法蘭西士草擬了保良局章程。章程第三條中規定:「此公局之設,特為保早期保良局總理
  護婦女及幼童起見。一、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為娼婢,或販賣出洋,公局必須設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婦孺,系要待官訊斷,方能發落。如未送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撫養。四、若被拐之人無家可歸,公局須要代擇配偶,或設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無家可歸之婦女幼童,得以駐止安身,所捐款項,專為籌此事件而用。」
  從1878年保良局建立,到1891年的13年中,經保良局救助,脫離拐匪魔掌的婦孺有數千人之多。
  自保良局成立後,由會董梁安、曹而亭、許蔚臣和華籍議員伍廷芳等聯名,請求軒尼詩撥出上環大笪地一幅地段,興建華商會所和保良會會館。
  軒尼詩總督對這項申請,初時表現得頗為熱心,除允撥地之外,更表示將奏請英國政府,撥款四萬港元,資助興建會館費用,但終迫於種種壓力,後來竟全無下文。不久,幸而得到當年東華醫院的董事協助,借出了普仁街「平安」、「福壽」兩幢樓作辦公地點,讓尋獲的婦孺暫時有棲身之所。
  到了1891年,當時保良局首席總理與東華醫院的董事們,向政府申請,將東華三院管轄之廣福義祠在普仁街的地段,轉作保良局之興建局址。
  當時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很快便批准此項申請,政府又撥出2萬元,加上羅便臣私人捐出3萬元,共獲得5萬元的建築經費,解決了局址和興建經費問題。
  早期保良局由於負有協助緝拿拐匪的特殊任務,所以該局的總理擁有相當的權力。他們可以憑借掛在襟前顯示身份的具名銀牌,遣使街上任何警察,拘捕嫌疑拐匪。
  保良局總理還有另外一項特別任務,就是審訊被拐騙而救回的婦孺,這種審訊工作多在晚上舉行。在拐帶盛行時期,每星期要開堂二至三個晚上。
  審訊的過程是,先由華民署屬下之警察將案中婦孺帶到局內的大堂齊集,然後由值班的總理開堂逐個問訊。
  審訊的內容包括被拐婦孺的身世、籍貫、家庭背景、被拐原因及經歷等。審明情況之後,如屬有家可歸的婦女,便呈交華民司批准遣回原籍與家人團聚;孤苦伶仃,無家可歸的孤兒寡婦,則撥入局內收容。
  局內收養的婦孺,成年之後,便由保良局代為擇配嫁人,使其獲得良好歸宿。
  據記載,昔日保良局嫁女是一大盛事,有意男士先向局方登記,由局方安排日期相見,如雙方都認為合適,男方自覓殷實擔保人報知局方,經保良局再三調查領娶人的職業、人格及擔保人的資格,認為誠實可靠者,則通知領娶人及擔保人到局,由飭差帶赴華民政務司署求恩准領娶。
  領娶人還須自備花轎、妝奩及三書六禮,親往保良局迎娶,由該局主席親自主持婚禮。
  迎娶之日,新娘照習慣分派「利是」予局中姊妹,每封「利是」只限一仙;為新娘梳髻者,「利是」規定二毫;服務女工,「利是」亦不超過兩毫為限,局方人員則分文不取。如此廉政清明,不知記載是否完全確鑿。但不管怎樣,成立保良局,是為窮苦華人辦了一件好事。
  由轎子到纜車
  修建上山纜車道,是軒尼詩當政時期的另一項建樹。
  19世紀,香港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古老的轎子、馬、馬車和獨輪手推車。英國人佔領香港初期,港島的馬路極少,多是窄街陡巷。當時外國人住在環境幽美的山頂區,華人富商多住在半山區,出入十分不方便。於是有人從廣州運來一批轎子(俗稱山兜),成為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時的轎子除了官員乘坐的綠呢大轎和迎親用的花轎,還有營業轎和長班轎兩種。營業轎設備簡陋,只有兩名轎夫,平時擺在街頭巷尾或山腳下,等候雇客乘用。長班轎是有錢人家的專用轎,轎身裝飾華麗,一般配有四名身強力壯、嗓音宏亮的轎夫,轎夫身著號衣,胸背兩面都標有轎主的姓氏。出門時前呼後擁,神氣十足。
  在地勢平坦的地方,除了轎子作交通工具外,還有獨輪手推車,從新界的大埔、沙田等地到九龍,主要靠這兩種運輸工具。
  為了解決山上有錢人家上下山困難,港府醞釀修建纜車道。直到1882年,香港政府稱,有私人機構要求承辦修建纜車道,就頒布了修建纜車道與電車道的有關條例。條例的基本要點,大致包括設計的體制、牽引的動力與行駛的路線等項。對於纜車行駛路線條例規定得具體而確切。纜車道全程共分六段:
  第一段從第471號地段大佐治街起,經軒尼詩道(海旁東)、灣仔道、大道東、止於灣仔街市。
  第二段跟第一段銜接,經大道東、大道中與大道西,止於第219號地段。
  第三段跟第二段銜接,經大道西,止於第187號地段水兵俱樂部。
  第四段、第五段跟第一段銜接,從第471號地段大佐治街起,至筲箕灣第7號地段止。
  第六段起於陸軍兵房所在之西南花園道,向南直上堅尼地道、梅道、寶雲道與白蘭特順道,止於域多利山峽以北。
  第一段至第五段,為後來電車的行駛線,第六段為纜車的行駛線。為了急於解決山頂英國人的上下山問題,決定首先開闢第六條線路。
  在香港政府頒布有關條例後,批准由畢其利贊臣、大衛沙宣、雲仙史蔑與嘉活曉士4家私人公司聯合組成「香港山頂纜車公司」,1885年開始修建纜車鐵軌,同時參考了舊金山、蒙特利爾和聖保羅等地的纜車設計。
  由花園道的起點站到達山上終點,全長1305零五英尺,鋪平斜坡路面,敷設枕木鐵軌。開展這類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輕而易舉的。當時,以蒸汽機為動力牽引上下兩部纜車。一部在山頂,一部在山腳,用兩條五千英尺的鋼索既繫住兩部纜車,又分別卷在山上站與山腳站的鼓形齒輪上,另外還安裝活動齒輪調節鋼索的伸縮。
  當蒸汽機發動後,便由齒輪帶著鋼索滑動,兩部纜車相向行駛,山上的纜車向下滑行,山下的纜車往上拉起。在司機座裡,裝有指示針,指明兩車行駛時的相對距離與位置。當兩車行駛到中途時,設有雙軌的岔道將二者左右分開。互相避過之後,又行駛在單軌上。在當時,技術已算相當先進。
  這條山頂纜車線,經過3年的修建,於1888年5月30日竣工通車,時間跨越兩任總督,起於第八任軒尼詩,成於第九任寶雲。纜車穿過叢林,爬越山坳,把乘客一直送到海拔397米的港島最高峰太平山上。
  從山腳乘纜車到達山頂,約十幾分鐘就夠了。上山的坡度,一般是四十五度左右,最陡的地方為八十度。車廂分兩個等級收費,高價部分不招待衣履不整的華人,是為了不讓傭仔和僱主平起平坐,有損僱主的「高貴」身份。
  當時纜車的修建,既不是把人們送上山去度假,住在酒店或別墅裡鬆鬆筋骨,也不是讓遊客上山飽覽四周的風光,而完全是為了山上的英國人。因為英國人高踞其上,下山上山不堪其苦。山頂所住的英國人,不過二三十戶,華人只有紳商何東一人,准在那裡建築別墅。這個禁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不再實施。
  正因為乘客稀少,山頂纜車初期的營業狀態不佳,也就影響了計劃中前五條電車路線的設計、建造與使用計劃。遲至1902年,香港政府才批准私人機構承辦全港的電車事業。所以,電車比纜車晚了17年之久。
  如今到已經高度現代化了的香港觀光遊覽,仍可以坐上百多年前修建的纜車,攀上太平山頂,飽覽「東方之珠」的美麗景色。
  首次裝設電話
  1873年~1876年,英國人貝爾利用電流傳送聲音的原理,進行實驗,發明製造了電話。1881年,英國東方電話電力公司在倫敦成立,立即開發利用這一科學發明。翌年,該公司申請在香港營業,香港東方電話電力公司在雪廠街二號正式成立。於是,香港在遠東地區首先使用上了電話。
  安裝電話之前,港府各機關之間,洋行商賈交往,全依靠電報。在香港雪廠街旁邊的一座小山上,住滿港府機關,1874年起,港府軍政部門,已經開始使用電報機聯絡。山上建有電報機房,滿山樹立電線桿,分別通向東西區,供港府與赤柱、西環、上環及東區的軍營與機關聯絡。
  19世紀70年代,上海商業比香港更繁榮,許多香港商人紛紛到上海投資開設銀行,香港和上海的通訊聯繫亟需開通,1871年,大東電報局開始鋪設海底電纜,從香港拖到上海。與此同時,香港開始有股票買賣,股票的買方同賣方需要股票經紀人溝通,洋行與洋行,洋行與經紀人的聯絡,都急需電話安裝。
  據陳謙先生記載,香港東方電話電力公司營業部由英國人擔任總經理,並聘有中國人買辦,其下有僱員,專管營業方面的一切事務。工程部由英國人擔任總工程師,負責工程設備方面的工作。廣東省三水縣人梁生,20世紀初年曾在公司主管線路工作。他對電話線路設施認真鑽研,頗有技術,熟悉線路情況,手下帶有學徒。線路出現故障,他能迅速排除,使通話保持暢通,傳聲清晰。為香港早期的電話事業付出了不少心血。
  初期電話用戶只有十幾家,主要是洋行和股票大經紀商,服務範圍僅限於中區。富商保羅?遮打是第一個安裝電話的人,隨後還有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怡和洋行與著名的保險公司。
  初期的電話是接線電話,全名叫「德律風」,由英文直譯過來的。用戶拿起電話,需先把電話機旁的搖手搖動,機房的話務員聽到鈴聲,就向用戶詢問要接通的電話號碼,然後才接過去讓用戶講話。雖然電話簡陋,但收費卻很昂貴,每年電話費需要100元,而當時一般人的月薪只有3元,華人商店僱用信差月薪只有2元,全年才24元。所以,一般商店和普通人家是沒有能力使用電話的。
  當時,接線員是電話公司裡很重要的人員,條件規定較嚴格。公司規定接線員只用西洋人的未婚婦女,並且要有香港英文女書院第四班以上的文化程度,校長還要出具證明品學兼優,才能入選。如果是中國女子想當接線員,必須由庇理羅士女書院特別推薦才行。香港政府為了保守秘密,政府機構間的線路不使用東方公司的接線員,自己另外建造機房,自配接線員。
  香港初期的電話業務發展緩慢,到1890年,安裝電話的華人用戶才開始出現,當時的總用戶也只發展到65家,雖然如此,東方公司仍舊繼續架設電線,發展業務。

  第九任 寶雲 GEorgE FErguson BowEn(

  寶雲1883年3月30日至1885年12月任第九任香港總督,任期2年又8個月。有史書把寶雲的任期算至1887年,也是有理由的,因為按英國皇室規定每屆總督任期5年,寶雲1883年3月上任,應到1888年任滿。但是,寶雲以身體欠佳為由,於1885年申請提前退休。當時英國政府沒有找到合適人選,便指定由輔政司威廉?馬殊署理總督。在第八任總督軒尼詩離任時,寶雲到任之前,馬殊曾經代理過一年總督,所以馬殊曾先後兩度代理香港總督。第十任總督到任後,馬殊才調離香港。
  寶雲(1821~1899),又譯作鮑恩、包文。愛爾蘭人。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先做教育工作,曾任過大學校長。後來到英國殖民地部任職,曾任澳大利亞、新西蘭、毛里求斯等地總督。出任香港總督時已經61歲。曾受封爵士。1899年去世。著作有《三十年的殖民統治》。後來的寶雲道、寶雲徑即以寶雲爵士的名字命名。
  任內建樹
  寶雲很看重香港的地位,「東方直布羅陀」的稱號,就是他在任時起的。他認為,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商埠,在大英帝國裡地位僅次於倫敦,就像當時西班牙的直布羅陀一樣舉足輕重,應當很好地經營。所以,他雖然任期較短,但對香港頗有建樹。他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熱心發展教育事業,開辦了皇仁書院及政府書院。成功地推行了大潭供水計劃。新醫院、新避風塘、天文台、電話公司,都是在寶雲的倡導下發展的。
  第九任寶雲在寶雲的積極推動下,香港歷史上第二個人工水塘開始動工修建。這是一個著名的水利工程。位於港島東南部的大潭灣以北。由大潭、大潭小塘、大潭中塘和大潭篤四個水塘組成,總容量為916.7萬立方米。其中大潭水塘第一期工程於1877年完成,初時儲水量為141萬立方米。第二期工程在港府努力下,於1889年完成,儲水量增至172萬立方米。大潭小塘、中塘和大潭篤水塘分別於1904年、1907年和1918年先後建成,其儲水量分別為10.2萬、89萬和645.5萬立方米。這座水塘的建成,對緩解香港的供水困難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港是自然災害頻繁地區,颶風經常襲港。每次颱風經過,大雨傾盆,山泥傾洩,船隻沉沒,房屋倒塌,人財物損失慘重。每逢大旱,數月無雨,居民數天供一次飲水。氣象天文設施的興建對香港極為重要。寶雲任內,1883年,香港首座觀象台建成,矗立在尖沙咀艾爾尊小山丘上。它佔地276平方米,建有拱窗長廊,具有濃重的殖民地色彩。這座古建築已長命100多歲,它居高臨下,上觀風雲變換,下觀維港蒼桑,香港百年歷史盡收眼底。既為香港提供了天上信息,又是歷史之見證。1983年,在它的百歲誕辰之際,被港府列為法定的古跡。
  寶雲在任期間,於1883年4月4日向英國殖民地部建議擴大立法局,增加議員人數。他提出,官守議員由5人增加到7人,非官守議員由四人增加到5人,非官守議員有權對政府提出的法案進行辯論。5名非官守議員由香港商會和太平紳士各推舉出一席,華人社會要保有一席,任期為6年。英國殖民地部基本上批准了寶雲的這項建議。1884年2月28日,新組成的立法局舉行了第一次會議。
  5名非官守議員中,端納洋行總經理芬理斯?頓裡和怡和洋行總經理佛蘭西斯?約翰遜是原有的非官守議員;其餘的是匯豐銀行總經理、香港商會代表湯姆斯?傑克遜;沙遜洋行總經理、太平紳士代表腓列特?沙遜;黃勝,由港督寶雲委任接替伍廷芳,是華人代表。1884年4月,立法局增設法律、工務兩個委員會,加上原有的財政委員會,立法局共有3個委員會。華人代表黃勝出任法律委員會委員,是5個成員之一。
  中法戰爭中的憲兵角色
  寶雲任內,適逢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寶雲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
  19世紀70年代初,法國探明紅河上游可能通航到中國雲南境內,便加緊對越南北部的侵略。1882年春,法軍攻佔河內。1883年7月進攻順化,強逼越南簽訂《順化條約》,攫取了對越南的「保護權」。11月,法軍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挑起中法戰爭。清軍接連失利。1884年2月法軍完全控制了紅河三角洲地帶。李鴻章力主妥協,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同意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助長了法國侵略的野心。5月,法軍進攻中國駐諒山的軍隊,並向中國海面調集軍隊,擴大戰爭。6月,法國艦隊進攻台灣基隆,被擊退。同月,事先駛進福州馬尾港的法軍艦隊突然襲擊中國兵船,擊沉多艘,清政府被迫對法宣戰。8月,法軍再攻台灣,遭清軍和當地人民的痛擊,慘敗於淡水。1885年初,法軍進犯廣西邊界,清軍在鎮南關大敗法軍,法統帥尼格裡受重傷。劉永福的黑旗軍也在臨洮大敗法軍。
  對於這場戰爭,英國政府持中間立場,但是,寶雲政府揚言英法締結盟約,容許法國的艦隊在香港作一切戰時物資的補給。在港英商明目張膽地與法國艦隊交易,為法國軍隊補給煤炭,支援糧食,從中謀利。
  香港愛國同胞對法國的侵略和港府支持法軍的行為極度不滿,9月,香港碼頭工人、駁艇工人、運輸工人集體採取行動,拒絕為法國輪船工作。法國商人向香港法院控告,結果竟有14名卸貨工人被法庭判處罰款,更引起華人的公憤。10月,工人罷工,港英政府出動軍隊警察鎮壓,一些參與反英法活動的華人被捕監禁。與此同時,寶雲主持立法局會議通過了《維持治安法例》,規定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人,未經判罪,亦可拘禁及驅逐出境。又規定華人未得總登記官的批准,不得發表文告,嚴禁華人私藏或攜帶軍火。
  陳謙所著《香港舊事見聞錄》一書曾記載香港工人反對港英當局支持法國軍隊的鬥爭情況。英商發了戰爭財,洋行開慶功宴會。煤炭運輸工人對此怒不可遏。他們認為,中國軍隊正在越南抗擊法國侵略者,打得法軍落花流水,而英國商人以煤炭物資接濟法軍,打亂了劉永福的作戰計劃,使中國軍隊受到挫折。英商還開慶功會,怎能容忍。於是,煤炭裝運工人成群結隊,直闖宴會酒樓,攪亂了英商的慶功宴會。警察署接報立即派出大批警察,揮動警棍,手持槍械,鎮壓工人。工人毫不示弱,據理力爭,使警察和洋行無計可施。之後,工人乘夜班船回到廣州,使洋行供應補給法軍的煤炭運輸,陷於停頓。
  英國政府借口中法戰爭香港防衛會受影響,要求港英當局每年在負擔2萬英鎊駐港英軍費的基礎上,增加5.6萬鎊,加強防衛力量。寶雲主持立法局會議,於1884年12月如數通過。次年,英政府又要求再增加5.4萬鎊,寶雲唯命是從,如數照給。於是香港每年負擔英軍駐港費用13萬鎊之巨。
  工務局建築材料遠來英國
  寶雲新成立的工務委員會,也稱工務局,由英國工科大學畢業的專家充當工務司。會址設在花園道。在工務司之下,有建築工程師、高級文員、事務文員及工人等。在香港地區,凡市政建設的工程,如修道路、砌堤防、造衙署、建營房、築炮台、建學校,造橋樑、修渠道、蓋街市等等,一切都歸工務司規劃,至於民房、商行、戲院等等,也要先將圖紙呈報工務局,得到批准,才能興建。工務局備有貨倉,專貯政府工程需用的建築材料及工具,由專人負責保管。
  香港政府歷來是每一項建築工程,無論大小,都先繪就圖紙,規定用料,估計施工日期,訂出工程價格,編列表冊,由工務局公開招商投承,以價低者承建。但為慎重起見,在投票時,商人須先繳一定數量的押票銀存於庫房,然後投得者方為有效。落選之票將原押票銀髮還。商人投得工程後,簽定合同,一切遵守規劃,不得偷工減料,拖延工期,更改圖紙,倘有不符,即須重行拆卸改建。因此投承政府工程的建築商,非資本雄厚,信用度高而又熟識業務者,不敢輕易向工務局投承。
  香港建築物樣式並不一致。富豪住宅多建於半山區和太平山頂上,有的採取英國建築形式,有的採取意大利樣式,或採取其他各國樣式。至於平民房屋,則多是舊式二三層樓房,地方狹窄,租值昂貴,且無浴室、廁所等設備。
  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工業迅速發展,急需海外市場,推銷產品,掠奪原料,這是英國發動對華戰爭的重要原因。所以,佔據香港之後,當然要控制香港市場。在建築材料方面,英國政府為了維護英國商人的利益,規定港府一切建築物所用器材,如鐵釘、鐵絲、鐵門、鐵板等等,都要用英國工廠的出品;木地板或圓柱則要由緬甸或印度英商處輸入,其餘如衛生設備、水管、玻璃、油漆等,都必須用英國貨。因此運輸路程遙遠,工料昂貴,採購不易。至於屋前的石柱石基等則就地取材,開採石礦,由工人加工而成。其餘磚、瓦、灰、泥等才向中國內地採購。到20世紀初期,新式建築開始採用三合混凝土和鋼筋建築,所用水泥,也規定要用英國貨。民房建築一切用料,若非英國產品,必須由工務局派人鑒定,才能使用。
  建築工程在完工時,還須經過工務局覆核,認為工程完善,符合標準,才發給新屋居住證明,否則處罰。
  華商傅翼鵬承建大潭水塘工程,當時訂約以3年不傾塌為原則,香港經常有颱風襲擊,如遇颱風,堤壩坍塌,必須重建,風險很大。傅氏投承完工後,香港竟三年未遇颱風,石壩鞏固,無需再建,因而致富。
  成立賽馬會
  1884年,香港賽馬會正式成立,專職負責賽事、日常營運和投注管理。
  香港早年參加賽馬活動的多半是英國軍人,他們的調動比較頻繁。愛好賽馬的外國人還有洋行老闆或高級職員,他們的工作也時有調動。所以,香港早年的賽馬委員會是一年組織一次。後來,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華經濟擴張的發展,香港成為重要的轉口港。到寶雲時期,經港府批准,外國商人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馬會——香港賽馬會。這個賽馬會成為香港政府要員與各洋行大商人的交易場所,對香港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響。
  香港賽馬會在其成立以後的四十餘年內,種族歧視的觀念一直很深,即使是中國人中的上層人士,也只能作為賽馬會的來賓,而不能作為會員。這種做法傷害了香港中國商人的民族感情。於是,在港的中國人便在1920年組織了一個華人賽馬會,在粉嶺設馬場跑馬。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賽馬會才在1927年象徵性地吸收兩名中國人作為會員。這兩名華人會員叫何甘棠和容顯龍,是當時香港著名的買辦。在吸收華人會員的同時,還准許中國籍騎師參加比賽。這樣,華人賽馬會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粉嶺的馬場便移交香港賽馬會管理。
  隨著香港賽馬活動的開展,馬場上逐漸出現賭馬的現象。初期的賭馬只是為了娛樂開心,算不得真正的賭博。主要內容是馬主與馬主之間,騎師與騎師之間,或兩個觀眾之間,各選一匹馬作為打賭的對象,賭注不過是一瓶香檳或一頓晚餐。完全是民間的一種娛樂活動。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
  由於賽馬和賭馬與香港民生關係密切,所以,馬場上慣用的術語,逐漸流行到社會裡來,成為民間俗語。
  1927年跑馬場看台這些俗語不但成為香港人日常說話的詞彙,也傳播到廣東、福建沿海一帶,甚至連東南亞和台灣等地的華人社會,也都在交談中使用這些生動形象的俗語。
  由馬場術語演變成一般人談話俗語的例子很多,例如「搏到盡」,本來是形容馬匹參賽時出盡全力,爭取較佳的成績。在香港社會中,這句話最流行,因為香港人士做起事情來十分努力,香港經濟有今天的輝煌成就,也就是每一個香港人「搏到盡」的成績,香港人也以「搏到盡」的精神聞名於全世界。再如常說的「爆棚」——以前香港馬場是用竹木建造,所以稱為棚。「爆棚」就是整個馬棚都擠滿了馬迷的意思。如今戲院滿座、巴士擠滿旅客都稱為「爆棚」。「搶閘」——每場賽事開始之前,參賽的馬匹都由馬伕拖入閘門內,等到閘門打開,馬匹便衝出來。「搶閘」的意思,就是閘門剛打開,尚未准跑,馬匹便搶先衝出,這當然在比賽中佔了便宜。這句術語流行出來,凡是搶先去做的事,都稱為「搶閘」。例如,月餅店在距離中秋節還有好大一段日子,便已推出月餅在市面上售賣,他們這種做法,就被稱為是「搶閘」。「爆冷」——本來是形容冷馬跑出。但在不正常情況下產生的結果,一向都稱為「爆冷」,和所謂「熱門倒灶」是相類似的意思。
  1960年,該馬會獲准英皇御准銜頭。跑馬本來就是殖民地特徵之一,加上「御准」二字,就更增強了殖民色彩。到90年代初,馬會已有全職人員四千多人,一萬多兼職員工,成為一個龐大的機構。設有董事局,下設有分委員會,分別負責賽事、發牌、投注、財政及一般事務、會員事務、捐款等各方面的管理、監察和發展決策。馬會的總投注額的10.7%作為博彩稅繳交給港府,7.4%作為馬會佣金,餘下約81.8%派給投注中獎者,所取得的淨額盈餘大多用作慈善服務。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間,馬會贊助給教育、衛生、文化、藝術、康樂、科技、福利等公益事業的撥款已達27億元。
  潔淨局洗太平地
  港府的衛生局,成立於寶雲年代,當時不稱衛生局而稱潔淨局。
  香港開埠之後,由一個只有幾千人的漁村,迅速變成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城市,許多環境衛生設施都追趕不上人口膨脹的需要,尤其是環境的污染最厲害,以致居民患病的情況十分嚴重。陳勳所著《香港雜記》中記載,在香港開埠後的數十年中,痢疾、熱病等傳染病流傳很厲害。那時駐港英軍士兵生病的特別多,甚至整營英軍都是病人。
  1881年,英國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派遣皇家工程師柴維克到港,對香港的公共衛生情況做全面考察。1882年發表了《柴維克衛生調查報告書》,認為以上情況是由於香港水土惡劣,環境極度不清潔,衛生設施差,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所造成。根據報告書,港府採取了一些改善公共環境衛生的措施。
  1883年3月,港督寶雲到任後,第一件事便是通過立法局提出一項衛生修正法例,決定成立潔淨局,負責全港衛生事務,改變城市環境狀況。
  新成立的潔淨局組織龐大,人員眾多,經費支出僅次於警署,所管轄的工作也很多。當時,潔淨局除了管理街道市場、屠場之外,打掃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殯殮埋葬、處理糞便、熏洗房屋、滅鼠除蟲等事務,也全都列入潔淨局的工作範圍。
  當時,潔淨局的組織已相當嚴密,局內有十餘人任議員,指導工作。日常事務,設有英人總辦處理,下邊還有幫辦、華人翻譯以及清潔工人。對工作人員要求也有具體規定。華人翻譯必須具有英文書院第四班以上程度,並且必須全面瞭解香港衛生條例,經過考試合格才能錄用。清潔工人必須經過政府醫院體檢,身體健壯,無犯罪記錄,無不良嗜好,年輕力大,才能錄用。
  有了潔淨局之後,便規定港九所有華人屋宇,每年分區分段清洗兩次,這種清洗方式當時叫做「洗太平地」。到了規定洗太平地的那天,潔淨局人員將洗地用的竹掃把,通渠用的鐵鉤,放水的帆布水管,裝水用的大鐵桶,全都放在街道上,任由街坊居民取用,群策群力去清潔環境。
  大水桶裝滿水之後,加入消毒藥水,居民可將床板傢俱放進大鐵桶內浸洗,以清除蟑螂和臭蟲。
  忙了一天之後,由潔淨幫辦檢查,若不滿意,又再清洗一次。
  1885年,港府根據人口迅速增加的趨勢,頒布了限制居民樓每層樓居住的人數的條例。條例按房間體積大小,規定每500立方尺限住一人,將全樓准住的人數寫在牆壁顯眼的地方。潔淨局的幫辦經常夜間巡查。如果居住人數超過限額,即被處罰。在香港西營盤附近的平民樓房,體積不大,每層常住二三十人。若按條例規定,人數顯然超過,所以,許多居民戶一到夜晚便往親友家暫住,天明再回家,以免被查受罰。後來,港府認識到該條例有礙於香港的發展,便取消了這一條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還有洗太平地的說法,隨著社會的發展,衛生設施的健全,洗太平地早就不存在了,香港年輕一代甚至已經不知道洗太平地的掌故,只有老年人在圍城打麻將輸光時偶然還露出洗太平地的說笑。
  署理港督馬殊與金馬倫
  寶雲因身體健康關係提前退休,1885年12月中旬離港,英倫決定由輔政司威廉?馬殊署理總督。
  1886年3月,兩廣總督張之洞上書催辦在香港設駐領事館。清政府與英國政府交涉,香港西商會不希望清政府在港設領事館,馬殊接受西商會建議,呈報倫敦,對清政府的要求不予置理。
  清政府與港英政府之間,因為海關關稅一直發生矛盾。1885年,中英簽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同意鴉片輸入中國,每箱徵收稅厘110兩。1886年,在中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從中調停下,中英簽訂《香港鴉片貿易協定》,規定鴉片運入香港或從香港轉運其他地區,必須獲得香港港務處的允許;香港方面同意協助中國海關稅收,並管理往返香港與中國沿海的帆船。中國方面則撤去1871年在香港海外的巡船,即原設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長洲四處常關關廠,由香港九龍關接管。次年,九龍關正式建立,總關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6-18號銀行大廈二樓。摩根為首任稅務司。九龍關的設立,擴大了香港海關的勢力,加劇了西方列強對清政府的控制,當然,也增加了清政府的財政收入。
  威廉?馬殊做了一年半代總督後,也調離香港,政務交由駐港英軍司令金馬倫少將負責。
  1887年9月,署理港督金馬倫主持立法局會議,通過了《1887年公共衛生條例》,取消了成立健康局的建議,增加衛生委員會人數,委派土地總測量官、警察司、總登記官、殖民地醫官等為官守委員。原來衛生委員會有4名非官守委員,這次增加到6名,而且規定其中2名必須是華人。這是中、西人士共同參與市政事務的開始。

  第十任 德輔GEorgE WilliaM DEs VoEu

  1887年10月6日至1891年5月,德輔任第十任香港總督。
  德輔(1834~1909),英國巴登市人,出身名門。1853年進牛津大學,中途輟學,到加拿大經營農場,後進多倫多大學,完成學業得學士學位,並取得律師資格,做了一段律師後,轉入政界。1863年被派往英屬殖民地圭亞那任治安法官和商務總監。1869年赴聖盧西亞任職;1878年任斐濟總督,兼任西太平洋地區最高行政長官。1886年任澳大利亞總督。封爵士。1909年去世。
  從德輔到第十六任港督史塔士,經歷了七任總督。由德輔1887年抵港,到史塔士1925年10月離職,共約40年,其間天災人禍接連不斷,既有瘟疫蔓延,又有大火、暴風、狂雨襲擊,更有港英當局對香港人民的殘酷鎮壓,百姓塗炭,民生倒懸。香港人士稱之為長久的「黑暗時期」。黑暗給居民帶來痛苦,也促使其覺醒、團結、鬥爭,又加上內地辛亥革命正在發生,香港湧現出一批接受先進思想的進步人才,促成了海員、省港罷工的興起和成功。德輔正是「黑暗時期」內第一個就任港督。他本人又有濃厚的種族歧視觀念,是一個種族歧視主義者。在任期間,銀價暴跌,港元貶值,經濟陷入困境。英國政府強令香港政府「繳納皇家經費」,由每年2萬英鎊增加到9萬英鎊。德輔為應付龐大「貢費」,擬定開闢香港土地資源計劃。
  從正直青年到殖民統治者
  據巴圖所著香港紀實叢書記載,德輔任圭亞那治安法官和商務監督時,年齡還不滿30週歲,血氣方剛,躊躇滿志,是一個有理想的正直青年。
  第十任德輔當時圭亞那有很多甘蔗種植園,勞工大多數來自中國和印度,其中很多人是被殖民者和人販子騙來的。在這裡,他們受到了非人待遇,失去了人身自由。
  受過現代自由主義教育的德輔,對廣大勞工的處境比較同情。他嚴厲指責這種不「人道」的剝削,明確支持勞工們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
  當地富商和莊園主並沒有將這個年輕總管放在眼裡,他們直接上書英國政府,狀告這位行政官的「行為不端」,要求必須撤換掉他。德輔所講的圭亞那情況在英國朝野引起了激烈爭論,不少人支持德輔。然而英國政府聽信富商和莊園主的誣告,撤換了德輔。改派到聖盧西亞任職。
  德輔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到聖盧西亞上任後仍念念不忘圭亞那之敗,他給英國外交大臣寫了一封信,希望英國政府能夠主持公道,重新調查圭亞那勞工狀況。
  英國政府迫於各方的壓力,不得不派代表團前往圭亞那進行調查,德輔也是代表團成員。但在調查團出發前,反對德輔做法的人早已通過其他人將此消息提前通知了當地的商人和園主,使他們及早做好準備。結果,當代表團到達圭亞那時,商人和莊園主所組織的人都指責德輔言過其實,過分挑剔。搞得德輔一個人孤掌難鳴,有口難言,在調查團面前很是難堪。最後只好承認自己「報告寫得太倉促」,「記憶不清」。
  通過「圭亞那糾紛」,德輔開始明白了自己的頂頭上司希望自己在英屬殖民地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自己在殖民地中要依靠誰、不能反對和得罪誰。
  1887年10月6日,德輔帶著英國王室的重托,帶著清洗圭亞那恥辱的決心,來到了香港。
  填海擴土
  港英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靠賣地皮得來,而彈丸之地的香港,土地從哪裡來,只有填海,所以填海造地是每任港督工作的重要內容。
  1874年9月22日,香港遭遇歷史上最凶暴的大風襲擊,中區海旁堤岸全部被摧毀了。
  當時的總督堅尼地於1875年5月任命一個委員會,設計海旁堤岸的全部改建計劃,並包括填海拓地工程在內。
  根據該委員會的調查及估算:如果以中區美利碼頭為中心,東至銅鑼灣,西至煤氣公司,將沿海堤岸翻修,並填海擴展海旁地面,需要動用21.2萬元。由於費用太大,所以在堅尼地任期內,海旁堤岸重建與再填海計劃被擱置起來,只將損毀厲害的部分堤岸作了修補。
  1877年,堅尼地去任,軒尼詩接任總督,修補海旁堤岸工程仍繼續進行,1880年全部修補工程結束,總共花費24.4萬元。當時一些外商建議將海岸擴展出20尺,但港府認為這項建議將會阻礙修理堤岸工程,未予接納。
  真正大規模的填海工程,是德輔在任時期。英國政府逐年增加對香港的攤派,德輔只好鼓勵填海造地,增加收入。德輔採用了香港英國富商保羅遮打爵士所提出的填海計劃,主要目的是解決逐漸嚴重的房屋緊張問題。這項計劃的內容除了包括填海築路以外,還建議將海軍船塢、陸軍軍營及政府若干建築物由港島中心遷移,騰出地方供作商業經營及市民居住使用,由此解決房屋短缺的困難。
  1890年開工時,正逢英國王子干諾公爵夫婦出訪路過香港,德輔請干諾公爵行填海工程奠基禮。工程完成後得到新填土地59英畝,新的海邊大道便命名為干諾道,干諾道後面的一條電車路就以當時港督德輔的名字命名,另一段馬路就以遮打命名,以示紀念。
  在推動填海工程的同時,1889年,立法局公佈《收回土地法案》。決定強迫收購部分人口密集擁擠的地方,狹窄的小街巷擴展為大道;法案還規定不合衛生條件的樓宇重新改建,建築物後面必須保留一定的空間,以利於通風。為了彌補物主面積的損失,樓宇可增高3層。
  本年起,港府允許洋商開始向地產投資。一批英國商人集資5000萬元,組成香港地產投資及代理公司,這是香港房地產業興起的基礎,後來該公司改名為香港置地公司。
  公務員侵吞公款案
  1890年,颶風為災,香港發生歷史上最嚴重的暴風雨,大雨由5月19日一連下了十天十夜,降水38英吋,海岸水深達45尺,山泥傾瀉,山體滑坡,災害深重。
  天災不斷,人禍迭出,百姓塗炭。但是,港英官員不顧百姓死活,照常貪贓枉法。
  1893年,香港發現一起震驚港島和英倫的公務員侵吞公款案。港府庫房首席書記亞爾費斯,利用職務之便,私吞政府公款63000元,相當於現在的數百萬元。雖然事情暴發在第十一任羅便臣任期內,但其作案時間,均在德輔任內,顯示其任內行政管理之混亂。
  1893年1月28日,港府核數師查核政府庫房的賬目,發現庫存和簿據的記載有短絀情形,顯然有人瀆職作弊,但一時尚不能確定何人作案。1月31日,庫房首席書記亞爾費斯突然失蹤,立即證實嫌疑犯就是他。經詳細查核,發現從1888年至1892年,亞爾費斯經手的公款被盜63000。許多舊賬據,已被案犯銷毀。政府立即下令通緝亞爾費斯。2月24日深夜,在九龍一座空屋裡抓到案犯。
  4月18日,亞爾費斯在高等法院刑庭受審,被控罪名共達19款,其中包括侵吞公款,偽造政府稅餉收據,偷盜並毀滅皇家簿據等。亞爾費斯對於政府所控告的19條罪狀,當堂承認了12條。因此,被告的辯護律師向法庭表示,既然被告對於所控19條罪名業已承認了12條,他的罪名已定,為節省時間,對於其餘7條罪名似已毋庸深究,因此請求法庭輕判。大法官即席宣判,判了亞爾費斯6年苦工監禁。
  法官的判詞中有這樣一段話:你要知道,你的罪行正是那一連串的帶給這殖民地以恥辱的罪行之一。自從我對於與你所犯的罪行相類似的一宗案子判刑以來,已經三年於茲了——那就是對於郵政局首席書記巴拉達斯的控案。顯然的,對於他所判的刑罰,並未能警惕你,使你束手不去動用公款。
  法官還向亞爾費斯表示,他被判的六年苦工監,不過僅是對於第19條被控罪名而言,其餘第一、二、三、四、十一等項,每一項都可判罰5年苦監,第十五、第十六兩項,每項又可以判處三年監禁,因此,一共只判六年監禁,是很寬大的處罰。
  亞爾費斯的案子雖然終結,但是,此案屬高級公務人員盜用公款,案情重大,很丟港英當局的面子。因此,總督羅便臣下令組織委員會調查這件罪案發生的經過,並追究間接和直接應當負責的其他官員。經過調查核實,4月26日寫好報告書,寄呈倫敦的國務大臣。同年7月26日港府收到來自倫敦的復示,表示對於總督的報告已加審核,認為香港若干對於庫務稅收有關的官員應各負相當責任,其中責任最大的為亞爾費斯的直屬上司,即當任政府庫務司密歇爾?英厘斯。因此,英厘斯受到嚴重的譴責,指稱他有虧職守,辜負重托,除罰俸1000元之外,並調職至他處,以示警誡。
  但是,英厘斯在中國居民中有好的人緣,香港中國居民對於庫務司受到亞爾費斯案件牽連表示同情,發起了慰問他的行動,並聯名上書倫敦國務大臣,請求批准,免於將英厘斯調往異地,大家還捐款替英厘斯代交罰金。
  1894年1月5日,倫敦轉來對中國居民請求的批示,國務大臣對於庫務司英厘斯在香港能獲得很好的人望,甚表快慰。至於調職處分,決定暫於延緩執行。1895年,英厘斯請假回英國,後來就在英國北部一個監獄裡任職,沒有再回香港。
  大法官給亞爾費斯的判詞中提到的郵政局案件,發生於1890年3月22日,也是德輔任內。香港郵政局匯兌部主任巴拉達斯未向郵政司請假而悄然失蹤。按照公務員條例,他應按曠職除名。4月12日憲報發佈公告,宣佈自3月22日起,郵政局匯兌部主任一職空缺。同時對他私自離職原因進行調查。經過查證,發現巴拉達斯有盜用公款嫌疑。後來調查證明,該人由香港經澳門、廈門私赴馬尼拉。香港政府即行文至菲律賓的西班牙政府,請求代為追緝。5月17日馬尼拉通知港府,案犯已落網。6月底即將巴拉達斯引渡到香港。經查案犯從1888年2月至1889年期間,共盜公款50681元。但是,1890年7月25日開庭審訊時,只指控四項共盜竊公款4577元。巴拉達斯只承認其中一項共1737元。審判時,法官向被告訓誨,說是根據他的第四項罪名判罪,所侵吞的公款雖僅千餘元,但他身為公務員,受國家重托,竟監守自盜,且蓄意潛逃,所以罪不可恕,判處2年苦工是輕的。至於五萬餘元案的其他責任者和款項去向,就再沒追究。
  1890年前後,香港侵吞公款瀆職之風甚盛,一連發現多起。其作案時間,幾起大案均在德輔時期,在羅便臣時期東窗事發。香港自開埠到這時,對於公職人員的貪污受賄,賭博盜竊,私設娼館,與海盜勾結走私等行為,一直沒有採取強硬措施予以嚴處,有時甚至袒護,既便偵訊開審,量刑也相當輕微。
  陪審員制度
  1887年,德輔當政伊始,港府重新修訂頒布了陪審員法例。法院審案子,罪犯罪名是否成立,由陪審員集體決定。這樣重大的責任,香港居民幾乎都可以參與擔當。修訂後的陪審員法例規定,凡在高等法院進行審判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以及鑒定有關白癡、瘋狂及神經不健全等案件,都要選用陪審員7人,這是普通陪審員。對於若干案件,大法官更有權召集特別陪審員陪審。普通陪審員是義務陪審,特別陪審員卻有報酬,民事案件出庭陪審一次可得津貼10元,如果是刑事案件,即使特別陪審員,也是白盡義務。
  陪審員實際是陪人打官司,是很苦的差事。法例規定,在法官沒有下令解散陪審團以前,陪審員除了個人的需要(指大小便)以外,不能隨便走動半步,趕上吃飯時間,吃東西要自己掏腰包。如果法官不將他們解散,便要一直在指定地方守候,甚至在法院過夜。法院指定一位專門監視陪審員的人。這人要宣誓,不准任何外人同陪審員說話或接近。所以,作陪審員與被軟禁的待遇差不多。
  當陪審員是香港居民的義務,凡是年齡在60歲以下,21歲以上,身體、精神正常而又懂英語者,都有當陪審員的義務。有資格而逃避不報者,要罰款500元。每年2月初,高等法院將本年居民的申報匯總,張榜公佈,凡適合陪審員資格居民的姓名、住址都在榜上,一連張貼半月,做到家喻戶曉。公佈期間,居民如果認為自己不合格而榜上有名,可以申明理由請求豁免。對榜上的其他不合格者,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異議。最後,這張名單要送總督親自過目,由總督最後圈定。核准的名單,要在兩種中文報紙、兩種英文報紙上登出,通告居民注意這項義務。通告刊出後一個月內,漏報的可以補報,逾期不報的合格者,要受到處罰。法例規定,有十種人可以豁免當陪審員的義務。一、政府官員;二、報館的編輯與職員;三、外國政府駐港機構官員而非營業者;四、現任大律師與書記;五、註冊醫生;六、在職化學師與配藥師;七、正式教會的傳教士;八、本港中文學校以外,任何學校的教員與香港大學之教授、講師及其他職員;九、軍人包括海陸義勇軍人;十、船主與本港領航員。
  這種規定的目的,是這些人容易與訴訟案件產生牽連,應加以迴避。
  因為陪審員對於被告是否有罪,甚至於犯人的生死,有決定之權,責任重大,所以,陪審員在出庭前,要鄭重宣誓公正無私。
  法例規定,民事案件,陪審員7名,如果一個案件有4名陪審員意見一致,即可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刑事案件,至少有5名陪審員意見一致,才能判決。被判死刑的罪犯,則必須由全體陪審員一致通過,才能判定罪名成立。在審訊進行時,如果7名陪審員中缺席一至兩名,審訊可照常進行,仍按多數少數決定罪名。刑事案件,陪審員缺席人數不能超過二人,重刑案件缺額不能超過一人。
  關於陪審員法例的制定,並非由德輔開始。1864年就已經制定過陪審員法例,並一直延用。1868年,兩名案犯李阿泰和鄺阿發被控謀殺傷害罪。該案2月27日審訊,至下午7時許,大法官宣佈因為當晚本案審訊不能完結,延期次日續審,將全體陪審員予以監視扣留,送到歐洲大酒店過夜。當時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大法官即拿出1864年的法例11號第二十二項、第二十三項作依據,執行他的決定。德輔時期對一些規定加以修改,例如,原法例規定必須有3名陪審員意見一致方能對有期徒刑判決,對於死刑的判決,必須七名陪審員的意見完全一致方能判決,後面一條則改為,有一名陪審員缺席,案子可照常審理並作出判決。
  有功於市民的「港燈」
  德輔時期,開始供應居民用電。
  1889年1月24日,香港電力公司成立。當時不叫電力公司,因為設立之初,只是供應作燈光照明用電,所以叫電燈公司,簡稱「港燈」。公司廠房選建在灣仔永豐街附近的山邊處,廠房簡陋,從海外買進兩部25千瓦的蒸汽發電機,1890年12月1日開始供電。早期的電燈用戶寥寥無幾,電力公司提供家庭照明用電不過600戶,街燈75盞,以及專供山頂區用水的電動抽水機的用電。總發電量只有50千瓦,不過是現在一家小商店的用電量而已。但那時已經足夠整個香港島使用了,根本沒有鬧停電的現象。
  根據陳謙先生回憶,20世紀初,港英人士誇口說,香港電燈明,電話靈,自來水清,為香港維多利亞城3大優點。其實,不過草創而已,比當時的上海差距甚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機器殘舊,負荷力弱,經常發生故障,每星期總要停電3次,所以,許多安裝了電燈的公共場所還必須備有煤汽燈。
  因為公司由英國人經營管理,安裝電燈電器的用戶,所用電線、燈泡、燈口、燈掣及其他各種零件,都必須採用英國製造的產品。港府電燈管理部門還規定,每隔一定時期公司要派人上門檢查電線,若發現有漏電或電壓不足,即限定時間修理或更換零件,否則拉閘停電。公司口稱這是為了大眾的安全,實際上是維護英國廠家的利益,幫助推銷產品。所以,每檢查一次電線,用戶都要花費一次修理費和安裝費。有關管理部門、公司和檢查工人,互相串通,從中舞弊。大概這就是「電老虎」的雛形。
  後來,香港人口逐漸增加,工商業迅速發展,只有50千瓦發電量的電燈公司,已經無法應付實際的需要,於是開始在北角地區另建較大的發電廠。1919年北角發電廠落成供電。1925年以後,商業進一步發展,九龍地區開始繁榮,電力用量增加,香港電燈公司的電力難以供應。港府會議通過,准許華人組織九龍地區的電力公司。以九龍中華汽車公司的顏成坤為首,招股集資組建了電力公司。向英國購買機器,鋪設電線,發電供給九龍地區及新界地方,規模較大,聘請英國人為總工程師,僱用中國工人,收費與香港電燈公司一樣,用戶只設電表核計用電。1969年規模較大的香港仔發電廠建成,電力供應更加充裕。到70年代末,所發電量可供香港每人每年3000度,而實際用電量每人每年不到1000度,所以曾經在歷史上對香港做出貢獻的電燈公司,已經退役改做銷售家庭電器了。
  政府山和總督府
  1890年是維多利亞女王金禧紀念和香港開埠50週年大慶,德輔決定隆重慶賀,為此,從1890年2月開始,德輔對上亞厘畢道的總督府進行擴建。共撥款4萬元,主要工程是修建寬40英尺、長60英尺、高26英尺的宴會廳。新建部分與原建築大小相當,由一道有蓋的樓梯相連接。當面積達2400平方米的豪華宴會廳建成後,他的夫人出面在此廳舉行了盛大舞會,宴請香港名流,紀念開埠50週年,其熱鬧氣氛達到他任內的最高潮。
  早年香港有座「政府山」。在中環皇后道中與花園道轉角地方,是一塊空場,俗稱為瑪利練兵場。由練兵場直上,就是「政府山」。當時總督府、港督行政機關、郵政局等,都設在「政府山」上。香港大學以及英國聖公會香港維多利亞主教管區大教堂聖約翰大教堂也在這裡,可說是香港早年的政教中心。「政府山」即太平山的半山區,背山面海,環境優美,是上層人士的主要的高尚住宅區。
  瑪利練兵場西側山腳,面對皇后大道匯豐銀行後門。一座紅磚建築物,昔年也曾是香港總督府所在地,那是港督辦公的最早地方。
  上亞厘畢道總督府未落成前,香港總督的辦公地方一遷再遷,有時設在今日中環的動植物公園上面,有時設在今日灣仔的春園街,有時甚至臨時租賃民房。回顧總督府的歷史,概況如下。
  1841年8月,璞鼎查帶兵北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莊士頓以副商務監督身份代璞鼎查執行職權時,辦公廳就設在上述中環的紅磚大建築物中,這座建築物是哈特公司所有。它佔地1280平方米,當時稱為「莊士頓大宅」。直到1844年7月,港督辦公地方仍設在這座紅磚的大樓中。成為當時香港最高行政中心。這座紅色建築物,內裡間隔以19世紀傳統建築為主,空間寬敞,陽台開放式設計,顯得清幽典雅。1915年法國傳道士以38萬港元買下,改名「傳道會大樓」,用以傳道。1989年,港英政府已將這座建築列為古跡,後改為港府新聞處使用。
  1930年的港督府
  1845年,總督辦公地點,設在「兵頭花園」一座小建築物內,當年璞鼎查總督、戴維斯總督都在這裡辦公。因為英佔之初,港督兼英國駐港三軍總司令,所以香港人昔日對港督俗稱為兵頭,也是「兵頭花園」名稱的來由,即現在的香港動植物公園。
  1847年至1848年,總督租賃官邸的租金為625鎊。堅道一座大建築物,那時是香港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的私邸,當時港督沒有官邸,所以不得不租用民房。戴維斯港督的堅道官邸,也曾是大法官威廉?堅的官邸。
  1851年,新的港督府在港島中區半山上的上亞厘畢道正式開始動工。
  1855年,新的港督府工程完成,耗資7萬港元。港府第四任總督寶靈成為首任住客。此後,經過多次裝修、擴建、改造。
  1890年德輔開始擴建,1891年完工。
  1908年,第十四任總督盧押,對港督府進行內部裝修,在天花板安裝了豪華的電風扇。
  1929年,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再度擴建宴會廳,使兩大部分混成一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總督府建築已經陳舊,擬就拆除改建的計劃,但1941年12月25日,第二十一任港督楊慕琦向侵華日軍投降。日軍入占港督府並進行大規模重建、擴建工程;1944年重建、擴建完工。為迎合日本口味,原建築物大部分拆毀,只保留地下室及地基。
  日本投降後,1947年,第二十三任港督葛量洪大肆裝修港督府,包括安裝空調、天花板,新壁爐及房間裝修等。
  1964年,第二十四任港督戴麟趾上任後,將主要房間改建成「阿當學派」風格,並在天花板及牆壁鋪上華麗浮雕。
  1979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大規模重建港督府,包括屋頂、宴會廳及私人秘書辦公室,並首次在宴會廳安裝空調。
  以後十多年間,港督府沒有多大變化,直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才又再次對港督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裝修。
  據香港報紙介紹,港督府自1968年開始,每年都在杜鵑花盛開的季節向社會開放10天。讓市民入內賞花。當然,除了賞花之外,更要看看港督府的建築。然而遊人今天能看到的港督府,無論從外形到內裡,都與昔日的風格面目全非了,特別是彭定康1992年到任後大規模翻新的港督府為甚。
  彭定康將這次裝修的主題訂為「東西薈萃」,用的全是香港本土的設計師、工程師及藝術家。主要負責人為何弢。何弢的設計沒有更改港督府的原狀和特色,依然具備其濃厚的殖民地特色,只是在所謂「東西薈萃」的主題之下,在殖民地色彩強烈的建築物中,擺放了多種不同風格的東方傢俱、盆景、雕塑擺設。如雄雞圖案的仿古陶制花盆、置於大堂的明朝風格木椅、十二生肖雕塑作品及引人注目的放在大堂中心的4張以紫荊花為圖案的地氈。
  現在的港督府內部設施裝潢到底如何,據香港報紙儒生先生的文章介紹,一些進入過港府的人的印象如下:
  香港立法局議員李啟明,進過港督府數次,他的觀感為:「雖然不覺得其十分富麗堂皇,但總覺得其十分高大寬敞,予人一種清新明朗之感。」
  立法局議員陳榮燦,頭一次入港督府,他的感覺是:「港督府的設計非同凡響,比靚酒店更清雅。港督府的會客廳雖然建於地下一層,但絕對沒有入地庫的感覺;最令人難忘的是會議大廳,可容納200多人,呈半月形的設計獨特。」
  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台長劉家馨,從第二十七任港督衛奕信時代開始進入港督府做訪問或參加宴會,他的感慨與以上兩名議員大相逕庭:「入港督府最大的感覺就是其富有殖民地色彩。其中為港督專用的一樓洗手間,簡直就像一個會客室,予人一推門就似入錯地方之感,過分奢侈了。」
  港督府作為香港歷史的見證,它可讓更多的人們認識殖民主義而永記歷史的恥辱。
  儒生先生還介紹說,若問這座已有140年歷史的古建築於今價值幾何,據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表示,暫時還未能公佈港督府被列入古跡範圍的面積,但初步估計,以中區房產每平方米6萬港元算,市值肯定超出100億港元,比香港古物古跡委員會1996年所公佈的「銅鑼灣天後廟」等十大古建築的價值總和還高。至於歷史價值,更是無可估量。
  德輔57歲的時候,對於繁重的香港事務,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在其任內後期出現的海盜問題及財政收入銳減問題,又使他一籌莫展。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萌生退意。
  1891年初,他寫信給英國殖民地部,請求允許他提前退休,1891年5月,在得到英國方面的肯定答覆後,他經過香港機場的紅地毯,踏上了歸國的路程。此後,他再也沒有擔任公職,而是在英格蘭的平靜生活中,總結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
  1909年12月5日,德輔在倫敦去世,享年75歲。

  第十一任 威廉 羅便臣WilliaM RoBins

  與第五任港督同姓的威廉?羅便臣,1891年12月10日至1898年2月任香港第十一任總督。
  羅便臣(1836~1912),英國人。早年供職於英國殖民地部。先後在該部的不同部門擔任要職,但從來沒有機會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厭煩,死板繁瑣的行政程序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當殖民部通知他任職香港總督時,他激動得不知所措。他已經55歲了,這無疑是最後的機會了。
  任內多大事
  威廉?羅便臣任內,香港多災多難,發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無數,屍骸遍地。1893年1月,氣溫猛降到冰點以下,創開埠之後最冷的紀錄;經濟嚴重困難,庫房短絀,靠向外借貸維持財政開支。
  1892年7月23日,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屆結業典禮。孫中山獲醫學、產科、衛生與公共健康學三科第一名。羅便臣出席典禮,並向成績優異者頒獎。雅麗氏紀念醫院是何啟為紀念亡妻、英國皇族貴胄雅麗氏?韋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會醫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稱香港居民的英國人上書英國當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組立法局。要求書中稱: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議員應自由選舉產生;二、非官守議員應比官守議員席位多;三、非官守議員在會議上應有言論及表決的絕對自由;四、立法局有權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經費;五、立法局有權管理地方一切事務;六、凡關於英國與香港的問題,立法局有權儘先參與討論,然後執行。8月23日,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復稱,香港不能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位,因為華人佔多數,在目前情況下,應維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羅便臣1895年7月,英國政府指令羅便臣,香港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7.5%作為駐港英軍費用。渣打銀行總經理湯姆斯?韋赫特領導在港洋商反對英國政府這一決定,但無法改變倫敦當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羅便臣決定,行政局新設兩名非官守議員,委派怡和洋行總經理艾溫和大地產商遮打出任。這是香港行政局設非官守議員的開始。
  1896年,英國皇家海軍決定將皇后道以北海岸劃作海軍區,建立香港第一個旱塢。於是,香港中區和灣仔被分隔開,這既妨礙了填海工程計劃,又把海岸沿線的交通阻隔,歷時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過決議,廢除1843年即開始實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結束了中國居民五十多年夜間行動不自由的苦難歷史。
  1898年2月,羅便臣離任。他是第一個離職後沒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築物的總督。據說其原因是避免與同姓的第五任總督相混淆。
  驅逐孫中山
  孫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動是從香港開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學的課程,1886年夏,孫中山考進了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學醫。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律師兼醫生何啟開設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感覺南華醫學堂教學質量不高,同時,在廣州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決定轉到香港西醫書院學習。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不僅認真學習專業課程,而且廣泛地研讀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物理學、曲學等等,獲得了廣博的知識。
  孫中山在香港期間,對於政治問題十分關心,常常對人抒發他的愛國情懷,闡述他的新政治抱負和見解。他利用節假日和週末,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等地,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國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國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1892年,孫中山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取得了醫科碩士學位。
  1892年秋,孫中山應澳門鏡湖醫院邀請,到該院擔任西醫師。後來他在澳門大街仁慈堂附近開設一間中醫藥局,單獨行醫。不久又改赴廣州行醫,開設東西藥局,雖是行醫,其實是借行醫為掩護,結識一批愛國青年,研究救國之道。1894年,孫中山赴美國檀香山,組成了中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聯絡鄭士良、陳少白等進步人士,為推翻清朝政府做準備工作。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組建了興中會總部機關。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開名義做掩護。香港的興中會領導成員多次開會,討論和制定起義的具體計劃和起義的政策。8月27日,港英當局下令封閉了乾亨行。孫中山決定於當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利用舊歷重陽節,許多群眾回省探視的機會,炸毀兩廣總督府,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由於內部步調不一,謀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覺,從香港秘密運送機械往廣州時,被海關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與港府交涉,要求羅便臣制止孫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動。香港當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將興中會的活動情況,隨時向兩廣總督通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調動軍隊加強廣州防禦,封閉革命機關,逮捕起義人員。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乘船「離開廣州」,經澳門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羅便臣根據清政府的要求,發出驅逐孫中山出境令,宣佈五年內禁止孫中山等進入香港,理由是總督及港府認為,「孫逸仙會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與良好秩序」。孫中山只好離開香港轉赴日本。行前,他寫信給羅便臣的副手香港輔政司駱克,詢問是否因為他「試圖從韃虜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難同胞」,才將他驅逐。如果如此,他將訴諸英國公眾和整個文明世界。因為他已經請教過倫敦許多英國朋友,英國朋友認為,香港當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國的法律和慣例。」
  1897年10月4日,駱克回信給孫中山答覆說:「茲奉命函復先生,本政府不願允許任何人在英屬香港地方,組織策動機關以為反叛或謀危害於素具友誼之鄰國,茲因先生行事誠如來書所云,『弔民伐罪,為解除國人備受韃虜專制暴虐之羈絆』。凡若所焉,有礙鄰國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許,如先生突然而來,足履斯土則必遵照1896年所頒放逐先生出境命令辦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從此以後,孫中山雖然為組織革命起義多次經過香港,但一直沒有上岸,只在船上與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佈置任務以後,就離開香港。
  當時,香港報紙曾發表評論,批評羅便臣的錯誤政策。英國國內也有人對孫中山表示同情。議員達維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張伯倫提出質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國政府曾否請求香港總督將孫逸仙驅逐出境?若有此事,在採取行動之前,是否呈報過殖民地部?如果這位中國的改革家在英屬領土未曾觸犯英國的法律,能否撤回該驅逐令?」
  張伯倫的答覆是:此事依據之理由在於當地總督與 認為該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與良好秩序。中國政府未曾請求進行驅逐。該人捲入陰謀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已無疑義。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並無理由加以干預。
  羅便臣對孫中山的排斥態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難洞察的,也是羅便臣不能啟齒的,那就是英國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為誘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談判中讓步的一個籌碼。
  強租新界展拓界址
  強佔新界地區,英國侵略者已經醞釀很久。
  早在第五任總督羅便臣時期,1863年香港英國官員就提議,在扼守海港東部入口的鯉魚門設立炮台。戰爭大臣認為,佔據新界、九龍,對鞏固軍事立足點很有價值。
  1884年,第九任總督喬治?寶雲時期,駐港英軍少將薩特金提出,英國戰爭部應當攫取整個九龍半島,擴展到北面山嶺和一些海島,但是,寶雲拒絕了薩特金的這一計劃。1886年薩特金的繼任人甘馬倫上將舊事重提,又被英國防務委員會否決。倫敦負責殖民地防衛事務的機構認為,在英國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擊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國領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擔心中國對香港的安全構成威脅。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輔報告稱,有情報說,中國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視香港島。英國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議駐華公使向中國總理衙門詢問此事,並向中國表示,英國政府反對任何它認為是不友好的行動。英國駐華公使約翰?澳爾沙姆從北京回電,否定了上述情報,說中國並非修築要塞。那項工程是九廣鐵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強九龍站的守衛對香港並無不妥。
  真正積極推動和實踐了對中國香港周圍地區進一步擴大侵佔的是威廉?羅便臣。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清軍大敗,結果,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開始了瓜分中國的爭鬥。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羅便臣很快做出反應,提出「拓地」要求。他認為,中國皇室和政府已經腐敗,各國爭先恐後向中國撲來,劃分勢力範圍,這種形勢對英國擴大佔領中國領土是大好時機。羅便臣宣稱:「我不得不鄭重指出,調整和擴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東方直布羅陀』香港,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麼安全。」
  1894年,羅便臣向英國殖民地大臣發出了拓土的信件,信中說:「雖然難以置信,但我請閣下注意下列事實:加普礁和橫瀾及其上面的兩個有價值的燈塔屬於中國。港口的東、西進口鯉魚門海峽和青洲水道屬於中國。鯉魚門要塞是中國領土。海港北岸方圓二英里之外屬於中國。九龍城屬於中國。距離維多利亞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鯉魚門水域屬於中國。
  「中國本身,或是同中國或英國開戰的另一個國家可能登陸珠江北岸或鯉魚門海峽外的大鵬灣,南下九龍半島,這不僅對我守軍不利,而且很容易從中國領土炮轟維多利亞港,截斷糧食供應。
  「竊以為,香港邊界應該推至大鵬灣,從那裡伸延到後海灣,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樣,以東北面鯉魚門海峽伸展到九龍背後的山頂,包括珠江口汲水門在內,以確保女皇這塊有價值的領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橫瀾、大嶼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內的海島均應割讓給英國。否則,一旦爆發戰爭,本殖民地將難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適當時候介入中日戰爭,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議受到仔細考慮。這算不上大計,但在中國從失敗中恢復過來之前,應當施加壓力。」
  羅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說服倫敦,在信中還附上駐軍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備忘錄,備忘錄強調中國軍隊控制港口對香港英國統治的不利因素。
  幾天後,羅便臣急不可待地又發出第二封信件,更詳細闡述了擴大侵佔中國領土的理由:
  「如果說割取對岸大陸的一角並完全控制鄰近水域,對本殖民地安全和應付歐洲敵人是非常必要的話,更不用說對付中國了。
  「中國的國力現正處於最低點,但考慮到日本的進步,50年之後,也許20年,中國可能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開發他的自然資源。到那時候,如果香港邊界仍像現在一樣,中國的艦隊停泊在九龍灣,周圍的山頂和島嶼為中國所有,我們往哪裡躲。靠人家發慈悲?……
  「目前的大好時機一縱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國的屈辱有多深,中華帝國資源豐富,潛力巨大,她不會長期安於現狀。日本對華戰爭將激發起全面起義,20年後的中國再不是吳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時不與我。」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把羅便臣的信函翻出來,擺在同胞們的面前,重溫一次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夢囈,對於年輕一代,對於健忘的人們,對於那些持有外國侵略有利於中國發展的觀點的人來說,恐怕都是必要的。
  羅便臣真不愧為老牌帝國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國終有一天要站起來,成為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但是,儘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場還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國虛弱,還沒有強大起來之前搶擄中國領土。
  清政府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二個月,1895年5月,英國軍事聯合委員會乘機發表《關於殖民地香港邊界問題的報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國有關當局的贊同。1897年底,英國通過廣州領事提出租借戰略要地,以保衛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國借口廣州灣租給法國,威脅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衛香港安全。英國駐中國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正式提出,英國香港當局不滿足現在的界線,希望拓展土地,從此展開了一場拓展土地的談判。所謂談判,實際上還是先把土地非法佔領,爾後再用堅船利炮威逼,強迫簽訂條約,加以確定。清政府既然已經同意德國、俄國、法國等租借中國的土地,怎麼敢於反對英國政府租借中國的土地呢?但是,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賣土地的情況下,還提出幾條可憐的要求:一、保留九龍城仍歸中國管轄,清政府文武官員仍照常行使職能;二、為防止香港鴉片走私,要求香港當局協助中國海關緝私收稅;三、保留靠近九龍城的大鵬灣碼頭一處,准中國官員使用;四、在大鵬灣、深圳灣內中國的軍艦和商船,無論戰時和平時,都可以自由行駛和停泊,等等。英國有關當局,為了急於簽訂擴展土地條約,對清政府的四條要求滿口答應。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由李鴻章、許應騤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北京簽訂,7月1日起實行。專條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來,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應催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劃定,以99年為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建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此約應於畫押後,自中國5月13日即西曆7月1號開辦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總面積達975.1平方公里,占新安縣全縣面積2/3的中國土地,就這樣被英國強行租去了。租期99年。這塊土地被港英當局稱之為「新界」。
  歷史性大鼠疫
  羅便臣統治時期,香港發生了一場歷史性大災難——鼠疫。這場鼠疫,延續十年之久。在1894年,幾天裡就死掉近六千人。僅僅是6月7日一天內,中環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個地區,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傳染上這種不治之症。立刻鬧得人心惶惶。
  對於這場鼠疫,當時港府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唯一的防預措施是把病人隔離,並禁止港人離港,防止把疫症傳往別處。死於疫症的遺屍都集中起來,先在石灰水裡浸泡,然後埋葬。死者住過的房屋也要徹底薰煙消毒,這麼一來,就更鬧得人心惶惶。儘管港府禁止離港,二十多萬居民中,在短時間內,仍有八萬多人倉惶離開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蕭條慘淡。
  這種死亡率高而又傳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無徵兆的被傳染上,染上後一兩天由腋下、胯間的淋巴腺起核,隨後發熱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後渾身發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當時病因不明、無法可治的情況下,為了控制疫情發展,港府收購了中環重病區九如坊、善慶裡、芽菜巷、美輪裡等處居民房屋,拆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於港人大量離港,往來船隻較多,這次鼠疫還傳播到內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後傳播到內地的廣州、昆明。國外傳播更遠達印度的孟買與俄國的北海。僅是廣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萬人,印度人死於鼠疫者更無法估計。
  對於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醫療界曾研究對策,羅便臣提議准許華人患疫者在家裡治療,這既尊重了華人的習慣,又便於港府掌握患病人數,但是一些議員和政府醫官表示反對,主張必須把患者統一送往醫院治療。1901年5月31日,香港潔淨局舉行會議,決定在九龍開設辦事處,專門負責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時在香港灣仔、魚湧與筲箕灣鼠疫最盛的地區,派出一艘小輪船牽引兩隻木船,一隻載運鼠疫患者,一隻載運鼠疫死者,送往堅尼地城醫院。可是,上述強制性措施卻遭到市民反對。許多市民看到患病親人被強按進轎子裡抬走,死者被拉去拋進石灰水裡,覺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願在家自行醫治,不願被送往醫院治療。患疫病死者遺屬,也不肯把屍體移到醫院裡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這樣,鼠疫更加迅速蔓延,連續幾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陣,不久便殃及商業中樞與洋人聚集的維多利亞城。因此,潔淨局執行薰洗屋宇的任務,十分嚴格。規定從文鹹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堅道為上界,威靈頓街為下界,由東華醫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戶噴灑藥水與粉劑,進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國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婦女更認為過於受騷擾。當時,數百名婦女派出二十餘個代表,到華民政務司前,高聲宣讀洋洋數百言的陳述書,以示反對。
  後來,有位名叫偉佗實陶的日本醫生,在堅尼地城醫院的惡劣環境中,研究發現鼠疫是老鼠所帶的一種病菌傳染的。於是,羅便臣採取了兩項緊急措施:
  一是獎勵捕鼠,凡捕鼠一隻者,獎賞港幣2分,後來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風一時頗盛,大街小巷、明溝暗渠,隨處可見捕鼠的動人景象。二是從外國引進疫苗,給所有市民注射預防,成效很顯著。為患10年的鼠疫,終於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過後太平山區進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國醫官對東華醫院用中醫治療鼠疫表示懷疑,要求改用西醫辦法。總督威廉?羅便臣命令駱克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後,該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指出:該院採用華人方法治療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應繼續採用。否則,既然有公立醫院,又何須再設東華醫院。該院之設,有鼓勵華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華人貧病無告而死於家中,東華醫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醫院所難以承擔的。調查委員會還對東華醫院診治病人的數量做了統計,從1891年至1895年,東華醫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醫者達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醫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門診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門診者272287人次。所有這些病人都是免費治療。至於自費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僅106名,女性病人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約24萬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內,東華醫院中醫門診量平均每年達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見東華醫院當時在鼠疫醫療服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華會館成立
  1896年1月17日,中華會館正式成立。這標誌著到了十九世紀末,香港華商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已經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英國佔領香港以後不久,香港中國工商界人士即開始組織過同鄉會、同業公所一類的華人社團組織,但比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規模較大的華人同業組織。但仍然屬於單一性質的行會組織,缺乏在華商中有統一的號召力。到19世紀80年代之後,華資勢力逐漸崛起,香港華人的團結意識與政治影響日趨增強。1880年開始,伍廷芳進入港府立法局,隨後,1884年有黃勝,1890年有何啟先後進入立法局。1887年,四萬華人就公共衛生行政中的樓房管理和面積問題,聯名上書請願,成為華人民眾在19世紀末參與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華人影響力擴大,成立統一的華商組織已成形勢發展的需要。香港當時商界知名人士寶隆金山莊的古輝山、聚昌號疋頭綢緞莊的黃堯卿、中華銀號的馮華川等數十人,看準了時機,發起組織了「中華會館」,館址設在半山區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時,清政府派駐九龍城內的九龍協副將陳昆山應邀出席並主持開幕式。
  會館由香港華資公司、居住香港的華商及專業人士組成,宗旨是「聯鄉誼而通商情」,團結在港華人,促進香港經貿發展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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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華商馮華川、陳賡虞、何澤銘等人提議,將「華商會館」改名為「香港華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遷至中環德輔道20-32號。1913年又改名為「香港華商總會」;1952年再易名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越來越多,到1993年,會員總數達六千多個,其中個人會員2200個,商會會員三千六百多個,團體會員89個,成員包含的行業越來越廣泛,對香港經濟的發展,貢獻越來越顯著,特別是在促進與中國內地的貿易發展方面,成績尤為突出。
  宋王台與明珠暗投
  第十一任總督羅便臣和第十二任總督卜力交接之際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趙由福建泉州逃亡廣東潮州,再經惠州和虎門,於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廣州灣外的大嶼山島,途中身亡。文天祥立衛王趙昺為帝,由張世傑與陸秀夫護駕,乘船從大嶼山島轉移到新會的崖山。在後有追兵,前無進路的情況下,趙昺投海身亡。在顛沛流離的途中,趙氏兄弟曾輾轉避匿於九龍,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妝石三遺跡,供後人追思瞻仰。
  相傳趙是被元兵追到九龍馬頭湧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萬分時刻,丘上的大石頭突然崩裂,出現洞穴,趙是及隨從得以喘息躲避,逃過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頭護駕有功,被後人稱為「宋王台」。
  馬頭湧的這座小丘,方圓不過300英尺,高140英尺,東北跟九龍灣相接,南面與馬頭角為鄰,西面為譚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華人議員,根據市民的意願,向當局提出把宋王台作為古跡加以修建保護的建議。他表達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應予保護;二、九龍開闢後,保存這一地方為居民遊覽之地,實屬有益。
  港府通過了這一提議,並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豎立碑誌,碑誌用中英兩種文字書寫,志文曰:「此地禁止採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樣。
  與修宋王台有關,還有一段歷史傳說:工程進行之際,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別的工匠都散工之後,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發現一個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進手去探尋,覺得裡面有股暖氣,經過挖掘,發現一聚寶盒。這聚寶盒古樸精巧,表面雕有龍紋鳳爪。工匠打開盒子一看,裡邊有七件古物:一、古龍宋瓶一隻。其色澤純白如玉,外縛墨龍一條;二、巫山古硯一台。硯體玉質青翠,繪有瑰麗圖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細,有奇異香氣;四、長方形玉石一塊,光彩奪目;五、男女二人擁抱像一座,呈朱紅色;六、龍紐印一付,長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龍,印底有細明體字;七、五龍環一隻,環身五龍昂首,作朝立狀,龍爪畢現。連同寶盒共算作8件歷史文物。
  這聚寶盒及內藏之諸寶顯然屬宋代宮廷之物,是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文物和歷史見證。但是,發掘出來之後,連同寶盒及7件珍品,最後都轉手落到洋行外國人手裡。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歸何處了。
  日本軍國主義1941年12月侵佔香港後,擴建啟德機場,藉機把宋王台夷為平地,那塊象徵性的石頭也作了遷移。其實,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並沒有影響到機場的擴建,日軍強行剷除,無非是妄圖消弭中國百姓的民族觀念而已。

  第十二任 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

  1898年11月25日,卜力接任第十二任港督,至1903年11月12日,任期5年。
  卜力(1840~1918),出生於愛爾蘭利默裡克縣一個警官家庭裡。19歲即進愛爾蘭警察機構工作,一幹就是17年。1876年開始轉做地方行政官。1884年赴巴哈馬任總督,1887年調加拿大紐芬蘭任總督,被封爵士。1889年改任牙買加總督,任期兩次延長,近10年。1898年出任香港總督。1903年11月,任滿離港,赴錫蘭(今斯里蘭卡)任總督,直至1907年。1918年去世。
  卜力離任後,新督來港前,由輔政司梅含理任署理港督。
  1898年6月,英國加強在中國南部的侵略,取得新界租借權99年,侵佔中國領土面積增加了376平方英里,將英國管轄的香港地區擴大了10倍。佔去耕地4.5萬英畝,人口10萬。1898年,是香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卜力上任後,即奉命接收新界,但受到當地中國居民的堅決反抗,英軍只有強佔,遂釀成「錦田喋血」事件。
  卜力任期內,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香港成為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總後勤站。
  1900年,颶風襲擊香港,英艦「山托派」沉沒,另有10艘輪船、貨艇110艘沉沒,數百人喪生。1901年,香港發生第一次大水荒,持續到第二年水荒威脅仍未解除。
  血洗錦田吉慶圍
  1898年6月「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後,港英政府並沒有立即接管,主要是他們對新界的情況不很熟悉,而且當地人民理所當然地不能接受。港英當局需要時間準備。他們用重金賄賂新安縣知縣盧煥,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新界的資料;英倫方面,也提供各項文件,並通知英國駐廣州領事予以配合。直到「專條」簽署半年之後,英國殖民地部才電令卜力接管新界。1899年1月,香港英國當局開始組織準備「接管」新界。
  第十二任卜力英國外交部於1898年12月擬定,於1899年2月正式接管新界。殖民地部擔心到時未能制訂好各項政策,命令卜力同竇納樂保持聯繫,必要時可推遲幾個星期。港督關心土地投資商知道推延時,再次抬高公用土地的地價,所以希望盡快接收。3月卜力向英政府匯報了港人的不同反應。他說:「主流是友好的,但是,後海灣那邊的民眾名聲不好,在升旗時有必要使用適當武力。」他判斷錯了,他低估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情緒。不平等條約,是腐敗無能的清廷簽訂的,老百姓從來不接受。英國殖民主義者要實踐條約,還得用武器同群眾打交道。
  卜力報告中所說的,「後海灣那邊的民眾」,指的就是錦田。錦田,是個美麗的地方。鄧氏家族從宋代起即在這裡披荊斬棘,從事耕種。原名「岑田」村,取山下田地之義。經過百姓辛勤耕作,樹木茂盛,田園綠翠,阡陌縱橫,婉如錦繡一片,遂改名「錦田」。村分南北兩圍,吉慶、泰康屬於南圍。圍者,高大圍牆也,外有溝壑,防盜之用。圍牆出入口,設有大鐵門,設計堅固美觀,亦為防盜所用。世代在此安居樂業的鄉民,眼看自己的家園要被英國侵佔,情緒激憤,準備誓死抵抗。
  港英當局的第一項部署是,1899年3月24日,港府警察司梅含理在大埔選定了一處地方修建警署。梅含理回港報告,得到總督卜力的支持。4月7日,港英政府發出通令,定於17日下午1時,在大埔舉行接受儀式。梅含理帶領警察再赴大埔檢查警署修建情況,村民向梅含理表示反對修建警署。村民說,警署建於該處有礙風水,要求遷移。梅含理不予理睬,民眾非常氣憤,群起圍攻梅含理。港督卜力聞訊立即派兵200多名趕去鎮壓,村民團結奮戰,使警署修建工程無法進行。4月15日,卜力再派警察25人和香港防衛軍一連增援,抵達大埔時,臨時警署已被村民毀掉,梅含理則被圍在一個土坡上。16日,卜力派駐港英艦「名譽」號載運一批正規軍駛往大埔東南的吐露港,發炮轟擊,掩護步兵登陸,為梅含理解了圍,中國居民死傷無數。英軍佔領大埔附近的山頭後,駐港英軍司令加和輔政司駱克即進入大埔,舉行升旗儀式,鳴放禮炮,宣讀條約和行政局命令:從1899年4月16日下午2時50分起,新界的中國居民要服從英國管轄。這比預定日期提前了一天,由此,英軍逐步向西推進,沿途不斷遭到抵抗。4月18日,新界人民二千五百多人在上湧和英軍激戰,挫敗英軍。
  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吉慶圍。鄉民以鋤鍬等為武器,憑借鐵圍濠河,奮力抵抗。英軍以大炮轟擊吉慶圍的大鐵門,企圖摧毀整個城池,結果,大鐵門被炸塌,攻入圍內,鄉民死傷無數。英軍才算佔領了吉慶圍。英軍進入後拘捕了抵抗的許多鄉民,並且當即拆卸下吉慶圍的連環大鐵門,當作戰利品運回倫敦。5月14日,英政府下令佔領九龍城寨和深圳。16日下午,深圳全鎮已落入英軍手中,英軍佈告稱:深圳已屬英國領土,受英國法律統治,兩廣總督已不再管轄此地。5月26日,港督卜力還想攻佔新安縣城,因為兵力不足,才未行動。11月13日,英軍奉令撤離深圳,回到「專條」規定的界限一邊。
  不守信諾
  1898年清政府同港英簽訂所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在地圖上並不曾有明確規定具體界線,在北界只是劃了一條直線,聲明「待日後雙方派員勘定」。
  這一條界限,港英從一開始,就有意「混帳」。
  雙方的正式「勘界」,是在1899年的3月間開始進行的。雙方派員實地勘定界限,沿界各要點都豎立木樁,並簽署了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另一附件。
  合同所載經過勘定的界線,主要是新界的北界,即今日經大鵬灣至後海灣,包括深圳河和沙頭角、文錦渡、羅湖等地的一條水陸界線。至於東西南三面,東面止於東經一百十四度三十分的水域,西面止於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水域,南面則限於北緯二十二度九分以北,由於大嶼山西端的一角已突出於東經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之外,因此在專條上特別附加一句說明「包括大嶼山在內」。
  兩廣總督譚鍾麟派出的補用道王存善與港英輔政司駱克勘定租借地的具體界線,豎立木樁且簽署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載明界線的劃分之後,關於租金問題,駱克隻字不提。港英方面在拓界談判時曾表示:「可待爾後商議」。據此,劃界完畢,中國代表王存善提出,「新界的租金多少?」英方代表駱克答稱:「我不知道,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德國政府償付租金?俄國政府的旅順呢?」租金一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1900年李鴻章在香港
  當年港英和清政府雙方勘定界線時,對於水面的界線,由於港英曲解「潮漲能到處」一句,雙方解釋不同,又發生爭執。1901年,英國駐廣州領事,曾根據港英政府的意見,照會當時兩廣總督陶模。原照會稱:
  「關於新租界水面英國之權可至何處一事,現准香港總督來文內開,本港政府並不以為英權可至流入海灣之河港與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灣水盡見岸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之處。至於流入各海灣及流入租界深圳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願於各該河港口,由此岸水盡見岸之處,至對岸水盡見岸之處,劃一界線為英權所至之止境等因。本總領事查香港總督文內,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語,自是指租界內之深圳河至陸界相接之處為止,相應照會貴部堂查照,量貴部堂亦以為妥協也。」
  兩廣總督陶模,收到駐廣州英國總領事轉來卜力有關北界水域界限的補充說明後,將此事報告清政府管理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陶模的這道咨文,對於勘界經過,及「潮漲能到處」所引起的爭執,有所說明,並對英領事的照會表示了若干異議。
  陶模給總理衙門的咨文說:
  「案照英國展拓香港界地,前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間,承准貴衙門將租章地圖咨送到粵,經前部堂譚派廣東補用道王存善,會同香港輔政司駱檄會議勘定在案。惟水界未經詳晰聲明,英員屢謂潮漲能到之處,皆應歸英管轄。以致內港地方,亦時見英差足跡,業經閣爵李前部堂及本部堂照會辯論。前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廣州口岸英國總領事官照稱,……查新租界水面,英國所租者,繫馬士深圳兩灣及深圳河,其與各該海灣及深圳河毗連之內港,自仍歸中國管轄。
  「香港總督謂英權不能主流入海灣之河港與流入租界內深圳河之河港,尚屬公允。惟謂各海灣潮漲能到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漲能到之處,全為英權所可至,語頗寬泛,易滋誤會。嗣後新租界各海灣與華岸毗連者,應以沿灣水盡見岸之處為界。其劃歸租界內之深圳河,則仍照王道所訂合約,以北岸為界。所有與馬士深圳兩灣及租界內之深圳河毗連各河港,俱以口門左右兩岸相對直線為界。以此詳細聲明,則彼此官差人等,自可瞭然,亦免將來別生枝節……」
  封塵百年,鮮為人知的史料,今日抄來,擺在我們面前,中英兩國勘探界線的情景,英國侵略者的貪婪、狡詐、強暴嘴臉,清廷官員的懦弱無能,活靈活現,是一幅生動的歷史教材。有史家論及這段歷史時說:當初在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總理衙門曾有一條奏折,對於被迫租了地方給人,卻仍保留九龍城內的「治權」,頗沾沾自喜。在奏折上有句云:「臣等以展租界址與另占口岸不同,允儀暫租專條,尚可操縱自我,仍留九龍城及原舊碼頭,以便文武官員駐紮,兵商有船往來停泊,及他日自造鐵路根據。」還說英人表示訂立這專條之後,就可以幫助清政府提高通商口岸的稅收,頗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感。當時群臣昏庸誤國,實在可歎。
  港英政府在九龍城問題上也玩弄條文上的文字遊戲,製造糾紛,侵犯中國權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九龍城仍由清政府保留治權的詞句之後,緊接跟了一句「惟不得與香港的防備有所妨礙」。卜力聲稱,香港界址所以要「展拓」,並不是有什麼「土地」野心,只是為了香港防衛上的需要。至於專條中「惟不得與香港的防備有所妨礙」,沒有具體的規定。專條訂簽不久,港英借口九龍城的清朝官民,燃放爆竹迎神,驚嚇了城外的「英兵」,說這是與香港的防備有妨礙的行動。於是,用武力強行把當時駐紮在九龍城內的清朝官員押解出境。專條本來是寫得明明白白的事,這完全是狡猾的殖民主義者故意在條文上玩弄外交辭令,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地盤,至此,九龍城被港英佔據,取消了清政府的治權。但是,卜力不說強佔,自1899年之後,對外均說九龍城內的清朝官員「棄守」,使九龍城陷於無政府狀態,所以他不得不接管。
  剝奪新界鄉民權益
  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英政府同意「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港督卜力在初進新界伊始,為了減少進駐阻力,也以文告形式向鄉民保證:「你們的商業和地產利益,必獲得保障」。這些文字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墨跡未乾,在英國接受新界之後,港府即於1900年7月公佈《田土法庭條例》,規定在1898年6月9日條約所訂的租約期內,新界的一切土地均屬於政府產業,凡於憲報公佈所定日期後佔有這些土地的居民,便是霸佔政府公地,除非其所有之土地經由政府發出官批,或由田土法庭核發其它契據。
  同年11月又公佈實施香港法例第一二四章收回官地條例,「不承認土地潛在利益」,即使在收贖土地之前,地價已增漲數倍,收地的「贖金」也不超過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還要遞減。完全違背了「從公給價」的條款。
  1902年,卜力又制訂新界管業則例,則例載明:「凡公路、電喉……及關於上述各項公用事業必需之地方,均聽候英國政府使用」,「政府隨時有收贖必用地方之權」。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孫兒,90多年以來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說,港府的「一紙規例,民產價值盡失,尤其官定賤價,否定民產的潛在利益,簡直是立法強搶。」
  對於港英政府出而反爾,自食其言,侵犯新界鄉民權益的行為,新界人民非常憤慨,反抗行動不斷發生。為了加強對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發表公告,有關治理新界的內容如下:「關於治匪工作,現經調遣陸軍分駐一帶要衝,並充實警隊守護力,軍警通力合作,聯隊出任逡巡,並在大埔墟設總警署,敷設電話,與香港九龍各警署聯絡……關於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劃分八區四十七分區,鄉村耆老,德望所歸,則委為各區長老,而負約束子弟之責,遇有糾紛事件則予審判之權,同時由輔政司駱克統制監督。」
  藉機索取賠償
  1899年5月26日,英軍攻佔深圳之後,即停止繼續北進,放棄了原來計劃的進攻新安縣城的目標。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繼續進犯必須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進一步侵佔中國領土,會給人以英國參與瓜分中國的印象,俄國駐華公使可能乘機攻擊英國政府。三是害怕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在攻佔深圳之前,卜力於4月28日曾寫道:
  從深圳河到東江一帶是中國最動亂的地方,它是「三合會」總部所在地,是盜賊之鄉。統治這樣一個地區需要加派軍隊,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費。我以為,現在以河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來說,也沒有必要再拓展。
  面對中國居民的反抗,卜力進退維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觀點,他認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個河谷和北面山區都保得住,那麼撤出深圳便屬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實力有限,中國群眾的反抗行動給他增加許多麻煩。於是,他放棄了繼續北進,暫時守住深圳,觀察利害。
  倫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劃定的界線是新界的邊界。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糾纏下去。
  這時卜力考慮的是何時撤出深圳英軍才能從中國方面奪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國佔領深圳軍隊的撤退快慢,要取決於賠償談判的進展。佔了你的地,要還給你,你得賠償我侵佔時的軍事費用。這就是英國人從鴉片戰爭開始以來,一貫的邏輯。卜力要價高,談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國政府交還深圳給中國的通知,這時,卜力還沒有撈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說,廣州的動盪會影響撤軍。他在向英國殖民地部的報告中說,香港殖民政府對交還深圳很不滿意。深圳河谷一帶的親英人士也不滿意,「對英軍友善的村莊」擔心英軍撤走後遭到報復。
  但是,顧慮到日俄可能開戰的形勢,英軍需要集結於香港,長期呆在深圳會士氣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雙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遷往深圳的三個海關關卡無法搬遷,對港方海關不便,對走私有利。這時卜力處於矛盾狀態,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著,既不進,也不退。
  在港英國人對於把深圳交還給中國確實議論紛紛。一些英國人仍企圖在深圳建立什麼「合法政權」,有些人說,蓋斯科恩少將的告示已宣佈推翻了深圳中國政權,為什麼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國人用譏諷的口氣說,「番鬼佬同中國人一樣,都是要錢,為9.3萬元就把深圳賣掉了,他們幹得好呀!」卜力作最後掙扎,他建議由當地土鄉紳、長老在英軍監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國政府考慮到形勢的複雜,決定交還深圳,但是,英國殖民地部與卜力觀點一致,拖延撤軍,向中國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達了立即撤出深圳駐軍的命令。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軍營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國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問題的談判時說,這件事是「英中外交關係的一個奇妙插曲」。
  作為退出深圳的代價,英國殖民部建議索取10萬元賠款,包括7000元利潤,沙士伯裡要15萬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棄賠款。英國殖民地部對此無興趣,改為要求西江向外商開放。
  英國放棄了深圳,香港英國政府卻從別的地方撈到補償。不費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內的中國財產,包括幾個中國海關關口,橫欄燈塔,九龍城寨軍政設施等。本來竇納樂曾向中方保證作價償還這筆財產,中國海關估價為2.2萬元,實際上香港政府預算中並沒有這筆開銷,根本就沒準備償還。
  接收中國財產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來的主意,一些建築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機關。即將離任的九龍海關關長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絕,只給他一紙收據。開始倫敦政府贊成付款,在中國賠款中扣除。10月底,英國政府鑒於接收威海衛中國財產時就沒有償付,決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對無償佔有,要卜力對建築物估價。沙士伯裡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國索償,又當另行考慮。英倫各部門意見不一,拖到次年3月,當時的廣東總督李鴻章要求對接管前的軍事設施估價償還,或者允許中國拆毀建築物,運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補償,於是,藉機聲稱「鑒於女皇陛下政府花費在對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開銷超過所述建築物的價值,茲建議以此等建築物之價值抵償,不必償還,亦不許中國政府拆除運走。」就這樣,又是不了了之。
  港督話神州
  卜力,曾先後擔任五個地區,20餘年殖民統治的總督。作為總督,他必須代表英國殖民統治的利益,執行英國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紹的所作所為。但是,作為一個人,又是十分複雜的,多變性的。從卜力的《港督話神州》,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話神州》一書,把近代中國及其文化介紹給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譯者余靜嫻對卜力和該書作了如下介紹:
  布萊克(即卜力)於1898至1903年間,受英國政府委派,出任駐香港總督。期間正值西方列強窺伺中國,清王朝日益腐敗,社會動盪,民不聊生。此時,他走訪了中國大陸許多地區,尤其對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國南方諸省進行了比較周密的考察,並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如實地記錄在書中。他以一個西方人特有的獵奇眼光及注重事實的思維定式,對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結構、社會治理、農業勞動、民族宗教、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對抽吸鴉片、賭博、乞丐幫會等奇聞軼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員,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進行了極其細膩的描述,使讀者彷彿親歷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作者用樸實流暢的語言娓娓道來,勾勒出一幅幅生動的中國社會生活圖景,在中國歷史畫卷的長廊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片斷,不僅使讀者增長見識、瞭解近代中國社會,而且又使人得到歷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懷著對中西方文化巨大差異的濃厚興趣,像愛探尋的頑童一般,把敏銳的目光投向下層社會的每個角落,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發、街頭早餐、婚俗、山上挑擔腳夫、風水迷信、賽龍舟、行業公會慶典遊行等,使本書猶如一面鏡子,向讀者展示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又如書中兩處記載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規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農壇舉行紀念春天開始的祭祀儀式的細節。這種源遠流長的皇帝親自開犁的禮儀,顯示了對當時中國9/10人口所從事的農業的重視。
  譯者曾費盡周折,才找到該遺址以考證典禮細節,因眾多的北京人對先農壇和該祭祀儀式渾然不知。感慨之餘,深感布萊克對此描述的史料價值。
  西方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經發生過巨大的變化。一般說來,17、18世紀以前,他們多以好奇和讚美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在他們的筆下,中國似乎是處於哲人治理下的「模範社會」,因此他們對中國倍加頌揚。然而,到了18世紀後期、尤其進入19世紀,隨著中國國力下降,西方殖民主義者加緊對中國的殖民擴張,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大多為其殖民政策服務,並採取了歧視和貶損的態度。然而布萊克基於自身的體驗,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事實上,中國的地大物博震撼了來自英倫三島的作者,他以濃重的筆墨描繪出中國壯觀的山川、富饒的江南平原和瑰麗的香港夜景。他以讚揚的口吻描述了中國人刻苦耐勞的美德:「有一項競爭中國永遠不會參與,那就是比誰更懈怠和懶惰。中國的每一位國民都在竭盡全力工作,這個國家保存了完好和強大的實力。」正因如此,才有對土地與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較高文明形式的農業、養殖業以及精湛的手工藝。誠然,對於在清朝專制統治和西方列強威逼下苦難深重的廣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國立場上,處處捍衛其利益,但作為人,他還是發出了同情的哀歎,揭示了內陸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強盜搶劫,1903年的廣西大饑荒,中國官員的昏庸,刑法的嚴酷,以及廣大婦女身受封建壓迫,纏足,淪為小妾、婢女的悲慘境遇。
  布萊克在書中提到,在古希臘人曾開採過的礦上,現代人移去堆積了數百年的礦渣石頭,結果,下面的土壤中長出了植物,開出了成串的奇異小黃花。這些種子已被石頭壓了數百年。作者由此生發開去說,「古老中國的胸懷中也潛藏著進步的種子,這些種子長期受到傳統觀念的重壓,不能萌芽。」「而摧殘進步之花的兩座大山是無知和偏見。」他認為,要提取傳統觀念中的養分,不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昇華,「才能使真實、純潔、幸福之花開遍整個大地」。他承認,西方人對於中國只有一孔之見:「普通的歐洲人一提到中國,頭腦中就會浮現出一個未開化、不誠實、充滿爾虞我詐、有過多原罪的國家。」但他經過數年的研究,形成了難能可貴的獨到見解,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相信「中國的甦醒意味著她將要進入世界市場去爭取她應得的全部份額」。他預言,「中國憑借其強大的商貿實力和巨大的生產力,一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會擴展到遙遠的國際市場。」「除了最強的競爭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會感到膽怯。」試想一下,這是在百年前對封建落後的中國何等的預言!
  最後,他以誠懇的語言、真摯的希望為全書作結:「(中國)即將到來的教育體制改革會使人們從對競爭回憶的羈絆中解脫出來,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國一定會隨之成為世界事務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當那個時代來臨時,讓我們期望:中國和大英帝國之間的關係將是相互信任和良好願望的產物。」
  為鴉片貿易辯護
  卜力生活在19世紀「歐洲中心論」甚囂塵上的文化氛圍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對中國國情瞭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書中論述的某些觀點並不是我們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關鴉片貿易的論述,基本上是與事實相悖的。
  卜力在「話神州」中說,我在瀏覽1906年揚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貿易贏利報告時發現,該年揚子江沿岸港口鴉片進口量達到62161擔,而鴉片出口量卻達到643377擔……雖然要系統地調查中國各地區鴉片消費的實際狀況以及鴉片對中國民眾的道德墮落和身體衰退所產生的影響,還極其困難,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經展開了這樣的調查,並取得了可靠的數據。一些有才幹的人,根據已經掌握的中國鴉片消費量進行了計算,結果表明,禁煙狂熱分子關於適量抽吸鴉片也會造成毀滅性效果的說法,是不嚴謹的,而且也並非來自於周密的調查。自從接到本國政府的命令,我親自對在香港的中國人進行了觀察。香港實際上是個中國城市,在那裡,每個男子只要有購買力,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劑量的鴉片。我本人觀察所獲得的感受,與上述那些經過徹底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相符的。中國廣大民眾十分貧窮,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辛勤勞動,才能養活自己和家人。幹完一天的活以後,苦力中極少數沉溺於鴉片的人就會跑到鴉片館去,在那裡買了一丁點兒的鴉片,坐到一條長板凳或躺在一張睡榻上,就抽起來。有時一個人抽,有時與朋友一起抽。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躺在一盞小油燈的兩旁,一邊聊天,一邊樂滋滋地抽著。「既然人們知道了港口城鎮苦力的勞動令人精疲力竭這一事實,人們就會明白,過量抽吸鴉片顯然會使人淪為抽鴉片成癮的游手好閒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屬實情,因為地球上再沒有其他城鎮的百姓會比中國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幹了。
  最近,由總督委任某調查委員會。調查了包括各個社會階層在內的75位證人,其中21位由主張禁止鴉片的社會團體提名。調查提交了一份由342個段落組成的報告,我從中選摘了下列段落:
  我們堅信,沾染抽鴉片陋習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中間普遍表現出了基於人類本性的、具有某種嗜好的傾向。
  缺乏家庭的溫暖舒適,繁重艱苦的體力勞動,與家庭斷絕了聯繫,以及就馬來亞勞動階層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於健康的消遣活動,這一切都使勞動階層易於沾染某種形式的放縱行為。這種形式既有鎮靜作用,又使人在經常的實踐中必然處於放鬆狀態,因而對中國人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從調查過程中得知,在經營中國人壽險方面有相當經驗的人壽保險公司,樂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狀況下,為每天抽116格令煙土的中國人保一等人壽險。116格令可絕不是個小劑量,我們得知,保險公司敢於承擔這項風險是不無道理的。由此看來,按照那些極為恰當的理由來判斷,抽鴉片的習慣對於人的一生所產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沒有任何影響。況且,也沒有什麼證據擺在面前,能使我們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觀點。
  我們認為,所獲的證據傾向於證實我們已經形成的觀點,這也是我們調研的結果:抽鴉片引起禍害的說法,通常被誇大了。在求證過程中我們瞭解到,甚至連醫務工作者也難以檢查出一個正在適量抽吸鴉片的人。而有節制地抽吸鴉片者,也不大會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關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這些慈善家往往過分地渲染了這些不良事例,並且往往從對這些特定事例的觀察中,作出概括與判斷。毫無疑問,這種傾向是個重大因素,致使人們把實際上並沒有如此廣泛蔓延的禍害,歸咎於抽吸鴉片。
  把人的意識產生麻痺的狀態硬說成是抽吸鴉片的結果,「這種斷言我們認為尚無根據。不少抽吸相當劑量鴉片的人事業有成;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抽吸鴉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擔任負有重大責任的職位。」
  調查報告針對抽吸鴉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須不斷增加鴉片用量的說法,作了如下的評論:
  我們已經從許多具體事例中獲得了證據。這些證據表明,人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沒有增加抽鴉片的劑量;而且,假如上述觀點(指吸鴉片者必須不斷提高劑量)能夠合乎情理地適用於當地那些沉溺於鴉片的人,那麼,當地早就應該普遍地出現觸目驚心的赤貧現象,然而,這種赤貧現象在當地顯然並不存在。
  調查報告做了以下評論:
  我們認為也許可以做這樣的假定:由於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種植罌粟的手段,因此,一個國家禁止種植,會導致其他國家擴大罌粟的種植面積。
  中國清朝政府已經頒布了大量的法規條例,並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種植罌粟和禁吸鴉片;但是中國人有一種習性,把與習俗相牴觸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種虛偽的強烈願望。倘若這道命令奏效,便會引起一場變革,這種變革要比滿族征服者自從命令執行剃髮留辮子以來的任何變革都更為徹底。
  余靜嫻作為卜力著作的翻譯者對上述一段話作了如下評價:
  從上述說明中可見,布萊克在書中單列1906年揚子江沿岸港口鴉片的進出口量,極易使人產生錯覺。書中弱化鴉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為英國進行鴉片貿易和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行徑進行辯護和開脫。
  留下許多紀念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1899年香港發生鼠疫期間,卜力總督大力推廣滅鼠運動。有一件被引為笑談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勞交換一隻老鼠,結果一年內港府共購得四萬三千餘隻老鼠。但後來卻發現,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並非香港本地老鼠。儘管如此,港府為杜絕瘟疫的蔓延,還下令收購併拆毀已經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災區——太平街一帶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尋找患者送往醫院(船)治療,並採用石灰集體掩埋的方式加速對屍體的處理。經過努力,至1904年才逐漸開始控制鼠疫。後來,在這片災區的遺址上建起一座公園,取名卜公花園,園外豎起一塊中、英文的紀念牌匾,紀志其事。後來卜公花園裡綠樹成蔭,有珍貴的百年細葉榕樹等,這兒不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處,而且具有文化、歷史的重要紀念價值。
  另一個以卜力名字命名、聞名的公眾場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碼頭,建於1901年,位於中環畢打街海岸,與天星碼頭為鄰。卜公碼頭用瓦片為頂,設計呈一字形,入口處有個宏偉的卜力爵士塑像。當時,卜公碼頭是英國派出的總督赴港履新的碼頭,故亦稱皇家碼頭。
  作為倫敦皇家植物學會名譽會員,卜力總督對植物深感興趣,對香港植物園的發展甚為關心。1800年前後,來自巴黎的傳道會神父,在香港首次發現了一種植物,開著異乎尋常嬌艷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樹枝,用插扦法把它種在薄扶林道一帶的修道院。這種樹後來又被移植到植物園,然後在香港廣泛種植。植物學家經研究發現,它的葉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結子,屬羊蹄甲屬紫荊新品種,為香港獨有。卜力爵士稱之為洋紫荊。港人以此為榮,於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來命名艷麗的洋紫荊花,以表彰他對植物園的支持。1965年,洋紫荊花被選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洋紫荊花被用作特區區徽,出現在香港特區的旗幟和硬幣上。如今,滿山遍野的紫色嬌艷花朵,綻放在整個冬季。

  第十三任 彌敦MattHEw NatHan(1)

  1904年7月29日至1907年4月,彌敦為香港第十三任總督。
  彌敦(1862~1939),也譯作南森、內森。英國人,其父是工業家。他軍人出身,早年任英國陸軍軍事工程師,接任港督時42歲。他任職短暫,不到3年,又不是首任港督,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一書卻把他稱為香港「開埠英雄」,稱他任職時期為「彌敦之治」。書中說,嚴格來說,第十三任港督彌敦,是歷任港督中最有遠見和對香港工商業發展頗有貢獻的一任。
  彌敦離任後赴南非納塔爾任總督。曾封爵士。1939年去世,終年77歲。彌敦終身未婚。
  彌敦之治
  為什麼人們稱彌敦時期為「彌敦之治」,主要是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業績。在20世紀剛剛開始,香港當時最大的工業,也只有造船業,擁有幾個略具規模的船塢,如隔海相對的太古和黃埔兩個船塢。彌敦任內重視城市發展,在他主持下,港英政府制定了一個較完善的中區重建計劃,以及廣九鐵路的興建和彌敦道的築成,使沿路地區的市場日漸繁榮起來。此前的九龍,以油麻地最為熱鬧,工匠和小商人多聚居這裡,其餘地區,除大角咀建有船塢外,多為零散農村。九龍主幹道彌敦道的開闢,帶來了一個新的九龍市中心——旺角。
  旺角又稱芒角、望角。19世紀前期是一些小的村落,村民以種菜栽花、養豬喂雞鴨等為業。經過彌敦時期的建設,成為九龍有名的華人商業區。街道雖狹窄,但很整齊,商舖密集,以零售業為主,逐漸銀行業、保險業、房地產、股票業也十分蓬勃。消費娛樂業也很發達,酒樓、戲院等也相繼興建。
  第十三任彌敦在彌敦對九龍新界發展的構思中,認為新界工業的發展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彌敦的估計,為以後的事實所證明。
  彌敦鼓勵發展工業和工業教育,創辦香港第一個工程技術訓練學校,這間學校後來發展成為香港工學院,再往後與西醫書院合併,增設文學院,組成了香港大學。
  在1904年,港島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的電車線,全線通車,它對香港交通帶來革命性的轉變,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彌敦在任內,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水坑口區的娼寮遷往石塘咀營業,從此開始,石塘咀發展成為聞名中外的香港「紅燈區」,周圍的酒店、飯店、商業都開始發展,至1935年港府決定全面禁娼時,這一地區才開始衰落。
  由於經濟情況逐漸好轉,商業穩定上升,1905年,港英政府稅收首次達到1000萬元的紀錄,到1907年彌敦離港,全港人口突破了40萬大關,其中華人達到三十九萬五千多人。
  一個被認為有作為的總督,為什麼任期不滿就被調任呢?1993年倫敦出版的韋爾什所著《香港歷史》一書中,有過這樣一段敘述,可供參考:1905年香港中華總商會計劃召開大會,以響應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貨運動,抗議美國迫害華工;彌敦立即下令禁止,並將一家登載反美漫畫的報紙主編驅逐出境。殖民地大臣阿爾弗雷德?利特爾頓鑒於上年英國政府因同意向南非輸入契約華工,曾遭到國內輿論猛烈抨擊,造成軒然大波,因此他擔心彌敦此舉可能再次帶來麻煩。於是,1907年4月,彌敦被調到南非納塔爾工作,並減少了薪俸。
  修建廣九鐵路
  香港不過彈丸之地,而英國政府向香港的攤派逐年增加,港府本身的開支也越來越大,如果不尋求出路,發展香港經濟,港英政府的前景將很艱難。要想發展,任何時候都必須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彌敦上任不久,就認識到溝通與內地聯繫的重要性。於是,著手廣九鐵路興建的籌劃工作,1906年工程便全面展開。
  早在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取得教訓,決定大力發展經濟以富國裕民。要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解決交通閉塞和能源不足的問題,為此決定修建鐵路和開發礦產資源。修鐵路動輒幾百萬、幾千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八千萬兩,因此,利用外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修鐵路主要靠借外債。1898年,清政府設立第一個主管鐵路礦山的機構「路礦總公司」,其章程中寫進了修鐵路借外債,中外合辦礦務的內容,成為清政府的重大經濟決策。
  1899年3月,中英劃定新租借地界址後不到十天,英國即提出一份《九廣鐵路合同》草稿,與清政府協商。《合同》把廣九鐵路分為二段,香港內一段歸港英當局修建,中國內地一段由清政府修建。《合同》草稿規定:清政府向英方借款150萬英鎊,以鐵路作抵押。合同還規定鐵路的內地一段,要重金聘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理人員來修建,建造鐵路的全部材料也要以高價購買英國的。借款以九折交付,即清政府借100英鎊,實際得到90英鎊。年息5厘,每年分兩次付息,期限50年,鐵路未建成前,利息照付,並且可由所借款項中支付利息。按照這個合同,實際上整個鐵路的修建完全控制在英國人手中。因為條件如此苛刻,遭到中國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協商停頓下來。
  廣州部分商人與澳門葡萄牙商人協商,準備修建廣澳鐵路以取代廣九鐵路。1904年11月,中葡雙方簽訂了《廣澳鐵路合同》。
  彌敦一到任,就看準了廣九鐵路項目。他認識到,這是英國政府一直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一旦與清政府達成築路協議,英國公司將因此得到很多中標機會,清政府將不得不優先向英國要求附有政治條件的貸款,英國的勢力範圍也將在中國內地得到有效的延伸。為此,彌敦決意要把修路工程協議從葡萄牙人手裡奪回來。於是,他通過倫敦照會中國政府:
  「香港政府希望就廣九鐵路的一些具體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出於合作的誠意,我們也準備作出必要的讓步,希望中國政府能夠理解我們的良好動機。」
  於是,英國在談判上作了一些讓步,借款改為94折交付,即中國借英國100英鎊,實收94英鎊,期限改為30年,12年半之後開始還本。其餘年息5厘,借款150萬英鎊,以鐵路作抵押,仍然不變。當時,怡和洋行與匯豐銀行兩家英資洋行聯合組成「中英公司」,取得了廣九鐵路的建築權。
  廣九鐵路的最初藍圖,是由駐港英軍陸軍總司令克勒克擬定的。彌敦到任後,因為他是工程師出身,熟悉工程,對以前的築路方案作了審核修正。制訂出新的方案。原來的廣九鐵路要經過惠州,新方案是過羅湖到深圳,經石龍而達廣州,避免了工程上的浪費,縮短了行車時間。鐵路全線總長181公里,其中香港區內幹線長34公里,由九龍尖沙咀車站至深圳羅湖站。稱為廣九鐵路英段。廣東區內幹線長147公里,由羅湖至廣州火車站。
  據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專欄裡記述,彌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廣九鐵路內地段工程開工,分三段進行,第一段由廣州大沙頭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橫瀝;第三段由橫瀝到深圳。中國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祐擔任顧問,英國人出任總工程師。鐵路全線共有大拱橋七座,分別為仙村橋、石廈橋、石灘橋、北江橋、間水橋、石龍東橋和東莞橋。
  由於從尖沙咀到羅湖橋畔的一段九龍鐵路,由英國人興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歸各辦」的規定,這段九龍鐵路,就是廣九鐵路香港段了。
  興建香港段鐵路的資金,採用發行公債方式籌集。1906年7月26日開始建造,最大工程是開鑿兩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獅子山隧道全長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軌。
  1910年,廣九鐵路將要完成時,英國方面提出通車辦法,按照滬寧鐵路的辦法,提出三點無理要求:1由英方執掌全路行車權力;2英人擔任車務總監;3英國公司議定各班火車票價。
  為了與英方解決通車問題,清政府設立全國鐵路總局,梁士貽出任總局長。關於廣九鐵路通車談判,遂由梁士貽擔任。由於英方所提要求過於苛刻,談判歷時一年才告完成。清廷郵傳部派詹天祐、黃仲良接任粵漢公司。並將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接軌地段交由粵漢公司建築,並且規定非至黃埔車站建成,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不得接軌通車。
  1911年8月14日,廣九鐵路全線正式通車,中英官員步行至羅湖,主持接軌典禮。10月,又開通廣九直通車,由九龍車站和廣州車站開出,沿途不上下旅客,分別直達廣州和九龍總站。
  關於借錢修路開礦政策,一開始清廷內部就有分歧,反對者認為,「借外款則事權全落外人之手」,「華人永無可辦之日矣」,是出賣中國主權;而不少有識之士則認為,借債發展工業是中國工業化起步之時的必要之舉,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得已的辦法。後來,粵漢鐵路廢約運動興起後,社會心理開始排斥外國資本,便引起了「收歸利權」運動。但經過自辦鐵路的實踐,重新認識到借用外資不可避免,關鍵在於與外國簽訂借款合同之際,如何避免主權的損失。
  孫中山先生曾經對此做過分析,他說,「從前借債築路,或以鹽務抵押,或以釐金抵押,或以關稅抵押,或以所修之鐵道抵押,故路雖築成,而利權已入他人之手。從前一般人民多反對借債修路之事,探其實際,非真反對借債修路,系反對條件不善,喪失國權也。」他又提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並非外資即不可借」。他把引進外資興築鐵路,作為他整個經濟政策的核心,打算在10年之內,大借外債,建成10萬公里鐵路。
  繼續歧視華人
  彌敦上任後,繼續以前港督的做法,依然歧視香港中國居民。
  在香港的一部分外籍人士,由於殖民統治制度形成的民族偏見,歷來歧視華人。港英當局訂有許多限制和歧視華人的條例和制度。對於這些民族歧視,華人強烈不滿,並且一直堅持反抗。雖然經過華人的團結與鬥爭,爭得了一些基本的權利,但是這種殖民統治形成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停止。英國人所辦學校,向來不准中國兒童入學。也不准許英國兒童與中國兒童接觸。1902年,華商何東捐巨款在九龍尖沙咀建造一所小學,聲明該小學不分種族和信仰招收學生,然而建成後香港當局卻強迫該所學校讓出,作為英國兒童的專用學校,而由港府另外劃出油麻地一塊地方,建立一座華人學校。
  彌敦時期的1904年,港島人口達到361206人,其中華人佔了342306人,比1901年增加6萬人。港島華人居住區也迅速發展擴大,逐步滲入歐洲人住宅區,而歐洲人則逐步從半山區退居山頂區。立法局為了限制華人向山頂區發展,借口公共衛生問題,特別通過山頂區保留條例,將山頂區劃為清一色歐洲人住宅區,不許華人往上發展。九龍半島原是華人活動基地,特別是西岸油麻地、何文田和大角咀,東岸的紅磡和大口環,成為華人社會中心。1906年,彌敦當局為了限制華人在九龍尖沙咀之間的發展,以防止瘧疾流行為名,將尖沙咀至九龍城之間約兩萬英畝的地區,劃為歐洲人住宅區,限制中國居民進入該地區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強烈的颱風襲擊香港,半小時內死傷達兩萬多人。廣東沿海也慘遭破壞。清政府撥出白銀10萬兩救濟廣東和香港受災同胞,兩廣總督岑春□將這筆救災款分出3萬兩給港英政府用於救濟香港災民,可是,港英當局收到3萬兩白銀後,不用於救濟當前的災民,而將它做為救濟基金,留作以後緊急救濟之用。
  開始限制中文報紙
  清朝末年,中國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各種政治派別鬥爭激烈,許多在國內報刊上不能發表的言論,都可以在香港報紙上刊登,然後再輸入內地,內地讀者也可以讀到。所以,不少愛國志士在港澳創辦報刊,宣傳革命,於是香港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派報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報刊活動的重要基地,成為進步報刊同形形色色敵對政治勢力報刊進行鬥爭的戰場。彌敦任職後期,1907年,港英當局頒布法例,正式開始對中文報紙的內容加以限制。從此以後,號稱「自由港」的香港,所謂新聞自由,已經有了嚴格的條件。
  為了宣傳革命道理,喚起民眾的覺醒,1900年,孫中山先生指派陳少白和王質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賃士丹利街27號,創辦出版了《中國日報》。陳少白任總編輯,楊少歐為總編輯助理。《中國日報》介紹歐美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學說,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統治,在廣州受到普遍歡迎。同時,這個報館也成為革命黨人聚集、傳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鍾紫主編的《香港報業春秋》一書認為,香港報紙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國日報》開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紀堂、謝瓚泰等在廣州起義的計劃失敗以後,廣州《嶺海報》發表文章攻擊全國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動。《中國日報》針鋒相對,嚴辭駁斥《嶺海報》的文章,雙方筆戰一個多月。後來,香港保皇黨報紙《商報》鼓吹「保皇扶清主義」,《中國日報》又與《商報》展開論戰。在彌敦時期,《中國日報》為中國打開民主之窗,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石,喚起國人的覺醒,起了神聖的喉舌作用。
  1906年,廣東總督岑春□謀劃將粵漢鐵路收回官辦,民營股東黎國廉等表示反對,岑春□下令予以逮捕,同時明令廣東與港澳的華人報紙不准刊登有關的敵對言論。《中國日報》率先發表文章,抨擊岑春□的卑劣行徑與高壓手段,其他港澳中文報紙及廣東報紙也同聲斥責廣東總督的可恥行為。岑春□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也為了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報紙輸入大陸內地。港英政府積極合作。
  《中國日報》曾經代銷《民報》的特刊——《天討》。《天討》曾刊登一幅漫畫,畫圖中出現清朝皇帝的頭像。香港當局認為這幅漫畫損害跟「友邦」的關係,針對《中國日報》和其他中文報刊的反清宣傳,港英政府在1907年頒布了第15號法令。法令稱「凡在本港發刊的報紙、書籍、文字、圖畫,流入中國內地能令全國人心作亂者,本港政府為邦交起見,得而取締之,罰款不過五百元,監禁不過兩年,或罰款與監禁並施。」這就是香港當局管制中文報紙言論自由的開始。
  但是,香港當局的限制措施,卻促成了中文報界的聯合,組成了「香港報界公會」,主持人為郭亦通。報界公會認為,要節省人力、物力與財力,在某些統一的資料搜集上,可由公會組織力量負責,於是各報所刊登的市場商品價格與各個服務公司的輪船航線與船期等資料,均由公會整理發送。這個「香港報界公會」後來改為「香港報界公社」,從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造就「石塘艷名」
  彌敦接任不久,中環發生水坑口火燒妓寨事件。彌敦決定,趁此機會把妓寨遷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華。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澗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坑口本在馬路一側,水不深,坑周邊多山石縫隙,是龍蝦聚集的好地方。
  約在1821年,原住九龍九華徑的幾戶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龍蝦魚蟹,後來乾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腳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簡陋的居所,定居下來,亦農亦漁。他們在大坑口淺海豎起竹柵,竹柵的疏密僅容小魚小蝦出入。在竹柵的不同方位,開闢幾個柵門。漲潮的時候,龍蝦隨著潮水,從柵門闖進大坑口一帶,潮水不再高漲的時候,居民把各個柵門統統關閉起來。等到退潮,水位回復原位,居民便紛紛下海捕撈柵內龍蝦。捕撈獲得豐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暢。因為他們在泥水中捕撈,全身是濁水污泥,個個都變成泥人,於是彼此呼喚著:「到大坑口去沖涼嘍!」這種捕撈豐收的生動景象,實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為泥沙所沉積,數十年後,「坑口」愈來愈小,遂將「大」字省去,只稱「水坑口」而已。時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傳下來。「水坑口」之成為「街」,是自1904年以後,陸續填海的結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崗岩遍佈的石山。花崗岩,廣東老百姓稱作「麻石」,堅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築材料。廣東的惠州客家人,多為石匠,以鑿石為業。他們聽說香港石塘咀的花崗岩,質地純正,卻無人採用,於是成群結伙,來到石塘咀,先從海濱一帶開始鑿石,漸漸擴展到高山頂上,後來花崗岩鑿空的地帶低窪,形成了大池塘,而從內向外望去,近海處狹而長,酷似鳥咀。所以人們把這一帶稱做石塘咀。
  1772年,廣東長樂石匠朱居元,在這裡建立起第一個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紀初,港島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後,該地區仍然比較荒涼。彌敦想借大火之機,利用妓院搬遷促成石塘咀的繁榮,便下令將水坑口的妓院遷往石塘咀。隨著妓院而來的酒樓、菜館、煙館、客棧等行業也遷移和興建起來。從1910年開始,石塘咀成為聞名的妓院區,號稱「塘西風月」。
  楊思賢所著《香港滄桑》一書曾有一段描寫石塘咀當年的情景:
  當殘陽西沉、皎月東昇的時候,香港之夜的面紗也層層揭開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鄰這兩個地區,不少富商巨賈,佩上貴重珍寶,坐上汽車,風馳電掣地行駛在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氣派不凡的華廈門口。他們從侍役開啟的車門裡,大步跨出,進入擺開筵席的廳堂,盡情地享用佳餚瓊漿。然後,在爵士音樂的聒噪聲中,一對對、一雙雙,翩躚起舞。在浪漫的情調裡,獲得刺激,進行著狂欲的交流。舞孃們以自己色相的代價,取得了金錢和虛榮的補償。
  在騎樓下,在黑暗角落,三三兩兩的、面塗粉黛的陰影在徘徊。她們賣弄風騷,招搖惑眾,頻向路人暗送秋波,極盡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們跟「客人」進行了一樁又一樁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揮霍的代價。她們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為繁盛時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間放射的霓虹燈光,五彩繽紛,附近海上的小船,燈火閃耀,猶似天上的星宿,燦爛奪目,確是一幅人間的絢麗畫圖。然而,它的光芒終究掩飾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齷齪。
  彌敦預想中的繁華,在石塘咀實現了。當然,這是一種畸形的繁華。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絕娼妓,影響了餐飲等行業的生意。據馬沅新編《香港法例彙編》第一卷記載,石塘咀的六大酒樓於1934年4月18日聯名向香港總督貝璐請願,要求「給予一線生機」。他們在請願書中寫道:「竊敝同業等在遠年操業,多叢聚於上環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該地繁榮過剩,其時西環石塘咀尚在僻隅,為因地制宜起見,乃有明令飭上環水坑口所有娼寮剋日西遷之舉,而酒樓生活,本與相依,故亦隨娼寮同時播越。從此篳路藍縷,樂業安居,其間經歷三十年,逐漸繁榮。彼向日常人所不輕履之地,其時已冠蓋來往,轂擊肩摩;昔日蕪穢不堪之屋宇棧倉,其時已美輪美奐,陸續建築崇樓傑閣。即跨越水坑一段闊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擴而大之,瞻視一新,殊為埠上生色不少。」「綜核石塘咀全盛時代,有大小酒樓十八家,約僱用職工一千有餘。娼寮以字號計,大小有五十餘家,約容妓女二千餘人。……其時住捨充滿,居民住戶從無空歇。」請願書的上述內容反映出當時酒樓、妓院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反映出彌敦時期石塘咀妓院區畸形繁榮的情景。
  富園林氣息的彌敦道
  彌敦離任後,香港政府以彌敦名字命名了一條街道,位居九龍。據香港《新報》集言堂的專欄「里巷風情」的文章介紹,彌敦道是九龍早期開闢的主要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軍工兵修築了這條路,是九龍半島最早築成的大道。1904年,彌敦將這條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寬闊筆直的林蔭大道。
  當年的彌敦道,路面寬闊,「路的兩旁老榕樹枝葉如傘,顯出一派優雅的園林氣息,兩旁的樓宇又騎樓寬闊,大都十多二十間同一式樣建築,更有氣派及高貴的格局。」「一條兩旁全是商家樓宇的大道而有這種令人閒憩的設計,在過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龍,除彌敦道外,似乎沒有第二條同樣令人喜愛的馬路。」當然,星移斗轉,經歷了九十餘年的變遷,樓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蔭大道。今日今時的彌敦道,再也沒有往日的一派清靜,大榕樹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已無蹤無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車水馬龍,摩肩接踵。不過,在九龍公園旁還可以看到當年種植的幾株百年老樹。
  1900年彌敦道當年彌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歷史及特點。油麻地一段的彌敦道,當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橋。江湖雜技藝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場,或者表演雜耍,或者耍猴戲,或耍槍弄刀賣武藝。雜技中的一絕是所謂「賣人頭」。「江湖上的雜技幫,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牆圍成表演場所,一人守住入口處招攬觀眾入內觀看『賣人頭』。每位觀眾收一個仙。所謂『賣人頭』是一張四方桌上,擺了一個人頭,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顯然不是裡面有人了。這人頭會唱歌、抽煙、眨眼。」雜技之外,還有唱南音的。傍晚時分,藝人彈起箏唱木魚書,附近居民傍晚沒事,圍在藝場周圍,聽南音背解紅羅,客途愁恨。聽眾全是女人。另外還有講章回小說的講古佬,圍著講古佬的聽眾全是油麻地街市、店舖的夥計,車仔館的「駱駝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後來,社會發展,便有了戲院,最早的有廣智戲院、普慶戲院,遲些時候便有大華戲院、平安戲院。這些戲院,設備比較簡陋。
  至於旺角,是當時九龍有名的華人商業區,商舖密集於狹窄的道路兩旁,十分繁華。

  第十四任 盧押FrEdEricK Lugard(1)

  1907年7月28日,盧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總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屆滿。
  盧押(1858~1945),也譯作盧嘉、魯吉等。英國人,生於印度。畢業於英國皇家軍事學院。曾經在印度、阿富汗、非洲等英國殖民地服役,因在侵略殖民戰爭中有功獲封爵士。來香港前,任北尼日利亞專員兼駐軍司令。1902年,盧押與倫敦《泰晤士報》經理人員弗洛拉?蕭結婚。由於妻子很不適應非洲的氣候條件,盧押提出調換新職。正置彌敦離任,英國殖民地部接受了盧押的請求,派他赴香港履職。離港後,赴尼日利亞任高級專員。1945年去世。著作有《我們的東非帝國》、《英屬熱帶非洲的雙重委任統治》。
  盧押時期正是中國民族運動高漲時期,香港受孫中山革命活動影響,民眾思想也十分活躍。
  盧押任內有幾件大事,一是中英經過多次協商,終於達成協議,英國減少在港經營鴉片貿易;二是內地辛亥革命爆發;三是香港大學成立。1907年12月,盧押提出創辦香港大學,這是他的前任們從來沒做過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發生首次排日運動。日本輪船「二辰丸」運載軍火到廣州,被廣州當局查獲拘留。日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廣州當局鳴炮道歉,廣州市民對此極為憤慨。香港報紙報道了有關消息,於是香港中國居民掀起抵制日貨運動,並搗毀售賣日貨的商店。
  1909年,港督盧押向英政府建議:交還威海衛給中國,而以永遠割讓新界為交換條件。英國殖民地部同意在適當時候認真考慮。可以看出,新界租期問題,在早期就是港英當局的一塊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經清廷慶親王奕劻、廖壽恆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簽訂「威海衛租借專條」租借給英國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簽訂「收回威海衛協定」後收回。
  1910年,九龍水塘建成,儲水量3.5億加侖。其後,增修副塘,儲水量1.85億加侖。
  盧押任職期間,全港人口增至50萬人。
  第十四任盧押縱煙禁煙之爭
  英國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聽命,簽訂了《南京條約》,取得香港的管轄權,便將香港視為基地,更加肆無忌憚地向中國輸入鴉片,而香港當局也以香港與九龍的華人吸食鴉片為依托,把鴉片經營作為主要的稅收來源。1890年港府僅在港九地區收得鴉片牌照銀47.76萬元,而該年港府總稅銀為199萬多元,鴉片稅收佔到1/4。其後港府設立專賣局,港九地區領牌照開設煙館三十餘家,零售鴉片處不計其數,政府派有專職人員負責零售鴉片處的事宜。至於俱樂部、酒樓、妓院、銀行、米行、保險公司、南北行中,都設有鴉片煙床。至於轉移至內地的,就更不用敘述了。
  到了盧押時期,英國人自己關於禁煙產生了一場爭論。英國倫敦的禁煙總工會委員希利慈,是一個正直的英國人,他曾對鴉片在中國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調查,並於1908年在英國議院與下議院提出陳述。他說:我在遠東,曾晤見各領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謂鴉片流毒中國極慘,倘英國不禁止運煙入中國,則英國之罪將歷萬古而不磨,結果只有印度人獨收其利,則中國人獨受其害而已。我誠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經香港時曾晤見一著名之英商,與之討論禁煙問題,彼之持論謂,不應將中國人娛情逸樂之事禁絕之。我乃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煙癮,你之子若孫亦復如是,你亦願為是娛樂否?他答云:如此又當別論。在己受害以為不可,在人受害則又以為可,存心如是,豈得謂平?我深知煙毒之害,不只可以傷身,並且可以亡國,殊不解在遠東的英人尚謂無害於中國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論,不必問中國之禁與不禁,我英國亦應先行禁絕。
  雖然英國倫敦禁煙總會委員希利慈在陳述中強調了如不禁煙,便「不只可以喪身,並且可以亡國」的核心問題,同時尖銳指出「英國之罪將歷萬古而不磨」,表現了他對中國人民由鴉片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情。可是,當任總督卜力竟突出了兩點不可禁煙的理由:一為如若禁煙,鴉片公司每年將損失「40萬元」的利潤;一為如若禁煙,政府當局將失去主要的稅收。而准許並慫恿鴉片商的公開經營,港府將獲得巨額利益。
  主張禁煙的主流派,出發點是人道主義,堅持不禁煙的反對派,動機卻是「稅餉」與「財力」。這樣鮮明的對照,禁煙的主張理應得到熱烈的擁護,不禁煙的意見應當遭受激烈的抨擊。可是,連聲名顯赫的太平紳士如何啟、馮華川與劉鑄伯等華人,都加入到英國人不禁煙的行列裡,更何況英國人呢!
  巴圖所著《別了,港督》一書有如下記載,就是否禁煙一事,《南華早報》曾列出八個問題,徵求香港市民的意見,請看華人馮華川、劉鑄伯是如何回答報紙問卷的。
  (一)禁煙有益於港人之品行否?(馮:是。劉:是。)(二)禁後能防止港人之吸食否?(馮:否。劉:日後可望減少。)(三)承辦煙餉者應否彌補其損失?(馮:不答。劉:是。)(四)對於香港財政有傷害否?(馮:是。劉:是。)(五)如以上各問題均是,應以何法彌補餉源?(馮:應徵煙土等餉彌補。劉:減軍餉及加稅。)(六)港中商務有變遷否?(馮:否。劉:否。)(七)中國政府禁煙,人信之否?(馮:是。劉:中央政府而論,乃出自熱心。)(八)別有意見發表否?(馮:封閉煙館有益。劉:如禁煙後,每年少收稅餉,又須彌補煙商之損失,其數非少。若果加稅以補之,則目下加稅,必非眾人所願。)在禁不禁煙的關鍵問題上,兩位名流或者完全站到了英國反禁煙派一邊,或者態度曖昧不清,模稜兩可。
  由於英商的一致極力反對禁煙,華人太平紳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務局於1908年5月16日舉行會議,決議反對禁煙。香港總督盧押將下述內容轉達英國政府:香港公眾意見,不贊成立即禁絕,以貶損香港之權利,但若果假以時日,逐漸推行,則為眾人所讚許也。
  這個決議在5月29日的定例局會議上,獲得議員士刁活的狂熱支持,華人太平紳士何啟也立即附和。
  但是,與此同時,英國下院通過決議,要求盧押採取步驟,迅速廢除香港等地實行的鴉片煙館持照營業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盧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煙膏的國家出口煙膏,並將年煮煙的限額由1200箱降至900箱。
  香港大學籌辦一波三折1907年7月28日,盧押到任。12月,到聖士提反中學主持頒獎禮,他致詞時說: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大城市,但尚欠缺一間大學,實屬美中不足。希望熱心教育的人士,致力創辦一間大學,為社會培育人才,建設香港。他認為,香港已經具備了建大學的條件。
  據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介紹,英國佔領香港以後,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活動中心,限於商業交易,對於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不關心,所以有人稱港英政府是「商業政府」。香港最早的一間英文書院是1843年從馬六甲遷過來的,這所英華書院,由英國教會人士主辦。同年,另一所教會學校聖保羅書院在港島中環開辦。香港真正有一所官辦學院是1889年創立的中央書院,後來改名為皇仁書院。香港還有一所學校是中國人於1843年辦的九龍義學。到了1866年,全港只有16所學校,學生人數1870人,而且全是英文學校。後來,陸續又興辦了一些中小學校。1891年,華商劉伯鑄覺得華人佔絕大多數的香港,只有英文學校而沒有中文學校,「實屬不當」。便發起開設中文學校——育才書社。以教中文為主,英文其次。1906年,在彌敦任總督時曾舉辦過一所工程技術人員訓練班,翌年改為香港工學院。
  盧押上任前的十年,即從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教育處於衰退和停頓狀態,學校不但沒增加,反而減少了。1896年全港也只有學校120間,學生7301人。到1906年,學校只剩下85間,在這種情況下,盧押提出創辦大學,是難能可貴的。
  盧押創辦香港大學的建議,英商麼地首先表示支持,願捐助15萬元作為建設大學經費,另捐3萬元作為大學基金。這是第一位響應盧押創辦大學的英國商人。
  盧押估計,創建一間大學需要一百萬元作為基金,另外還要建築、設備費用,政府只可撥給土地,款項無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盧押邀請全港富商開會。即席組成一個籌款委員會,研究建校的全部計劃及開支。會上,選出籌備委員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勳爵擔任,委員計有:律師兼醫生何啟(華人),總醫官愛建臣,工務司翟鹹,狀師普樂,皇仁中學監督胡禮,醫生譚臣,西方商人端納和保利氏。
  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經過半年的工作,於9月25日完成一份與盧押觀點相反的報告書,呈給盧押審閱。報告書說,全體委員認為,建立香港大學的條件尚不成熟,因為要建一所綜合大學經費龐大,無法籌集。
  根據該報告書所提出的經費預算,即使香港大學只設醫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萬英鎊才能維持,購置校內用具也需要1萬英鎊,而建築費用尚未計算在內。
  在大學興建計劃告吹之際,何啟提議,香港大學如果設有中文科目,海外華僑及國內紳商和香港華人都會全力支持,經費是不必憂慮的。
  根據何啟的意見,盧押提出,將華人西醫學堂與工業學校合併起來,就可成立一間大學。因為華人西醫學堂和工業學校都有正常經費,開支問題便可解決。麼地氏捐出18萬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興建校舍。以後慢慢再增設其他學科,一間具有規模的大學就可以逐漸成形了。
  盧押命籌備委員會催收捐款,準備先建小規模的校舍。但是,原來答應捐款的英商麼地氏稱,籌委會曾經宣佈,籌款達到11萬英鎊時,才可收集捐款。現在所籌得的捐款,距離11萬英鎊尚遠,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盧押本來打算收到麼地氏的捐款後,先興建兩座普通校舍,大學就可以開課,既然麼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麼,建校的款項只有重新籌措了。
  盧押邀請中西商界人士參加募款委員會,發動華人捐款開辦香港大學。答應文科、理科、醫科和工科全設。參加募款委員會的華人,計有何啟、劉鑄伯、吳履卿和鄭卓楷等。吳履卿和鄭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醫學堂的慈善家,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學開辦。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項近128萬元。各地華僑聽說香港大學設有中文科,可供華僑子弟入學就讀,紛紛寄款捐助,對於香港大學的興建立了大功。
  麼地原以為自己捐出的18萬元是最大的一筆捐款,後來他獲知捐款最多的卻是兩廣總督張人駿的20萬元。麼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萬元,保持捐款首席。
  團體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萬英鎊。所有捐款都於1909年12月13日繳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學在港島般含道校址舉行建校奠基禮,由盧押親自主持,並自任校長。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學正式成立。最初開辦醫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個學院。當時工學院學生有31人,醫學院學生21人,文學院學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學生。
  香港大學興建時,各方面捐款源源而來,截至開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萬元。
  香港大學創立初期,以英國曼徹斯特、列茲、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學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規定設置管理部門,有校董職員會成員41人,評議會成員17人,校務委員會成員則有副校長、助理副校長、教授、全職講師及教育司。英語為教學語言。
  當時攻讀的中國學生每年交學費43元,遠較去英國攻讀的二百英鎊學費便宜。
  為了紀念盧押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作出的貢獻,香港建成一條環繞太平山的道路,命名為盧押道。該道環山向西的一面,全屬峭壁,只好建立一條棧道,成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橋霧鎖」。香港大學教學樓「盧嘉樓」、宿舍中的「盧嘉捨」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華人給經濟帶來生機
  盧押任內,香港經濟比較活躍,華人企業迅速發展。華人企業在港主要是經營商業貿易和發展工業。香港的織染業一直為華人所壟斷,直到現在,華資在這個行業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興國織襪廠在港創辦。1911年紹興織造廠創立。1914年又有大興織造廠創建。在食品飲料方面,1906年設立的安樂汽水廠。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廠。這些中國人經營的工廠企業,規模雖然不大,資金也不是太多,但對於活躍香港市場,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時期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很多,但是,盧押的前幾任通過戰爭,強逼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新界劃入香港,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稱,是指英國人新租借的領土,包括大嶼山等二百多個島嶼,面積約975.1平方公里,農田約四萬五千畝,占新安縣全縣面積2/3,與南九龍連成一片,甚為可觀。這片寬廣的土地,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充分的人力資源。新界原為農業區,這就有了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總督彌敦認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業地帶。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鄭重告訴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將繫於新界工業的發展。彌敦確實很有遠見,經過八十年的發展,新界已經出現了很多新的衛星城鎮,香港不少工廠設在新界。
  這一時期經濟的發展,還由於中國內地一批資金、勞動力的流入。這時,中國內地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展。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爆發,在全國範圍內衝擊著各個角落和各個領域,不久,廣東陷入軍閥混戰與割據的混亂局面,一批前清遺老,攜帶家產和親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於尋找一個安定的經營環境,攜資帶員流入香港,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了資金和技術力量。這一時期還有一批從北美、澳洲、南洋一帶歸國的華僑,在香港停留定居。他們帶來了資金、設備和管理經驗,也為香港經濟的繁榮發展增加了動力。
  一場種族歧視的辯論
  盧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報紙上,圍繞種族歧視的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當時有兩個美國人寫信給英文報紙《南華早報》。信件的大意說,香港政府治理地方辦法不恰當,公共場所充滿不潔淨的華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應當在電車及公園等公共場所,另設西方人座位,以分別中西界限,並可避免與不潔華人接近。《南華早報》發表了這封惡意的信函。
  本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香港,種族歧視已經十分嚴重,香港的中國人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後,全港中國人為之嘩然,認為這是鼓吹種族歧視的謬論。一位名叫李惠霖的華商致函《南華早報》,痛斥美國人的荒謬言論。他的信函說:「貴報十九、二十兩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論荒謬已極,不得不辭而辟之。近日有一種外國人,初到中國未久,即忘其本來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當其未離祖國前,家中一切雜務,如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為賤役而不肯為。來到中國後,不及數月,則氣象頓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貴報之美人殆其類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國毫無所益。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請問此二君,假如盡屏華人於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彼若憎惡華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圖他處以避之。本港建設進款多征之於華人。此二君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直無異將華人自行出資購來的權益而剝奪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為此謬言也。再者,前者譭謗華人者,華人雖鄙之而緘默不言。近日中國民智日開,有毀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發表以後,有一個署名蘇格蘭人的,寫信在該報詭辯說:「閱李惠霖復函,語近閃爍。查自開闢香港以來,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國人而言,非指個人而言。吾請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詞。英國商人開闢香港之功何等偉大,英國海陸軍對於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輸納之賦稅,香港防備之費多半賴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然而非此之戰,香港何得為英屬乎?因鴉片與中國決戰之事,以為可恥者,只英國國內一部分之人而已。」
  蘇格蘭人的信件發表以後,李惠霖很快復函駁斥,信函說:「蘇格蘭人之信,殊欠情理。蓋吾人各有意見,各可抒發自己意見。不能強人意見如是,他人未必如是,況亦與現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問題相離太遠。蘇格蘭人之意見雖如此,我華人之意見,未必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華人之功若何,此可聽之,吾人應置不理。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
  李惠霖信件中所闡述的觀點,反映了占香港絕大多數中國居民反對種族歧視、維護民族尊嚴的心聲。明確「太平紳士」職責
  有人稱,「太平紳士」是英國侵佔香港後出現的土特產。該名詞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譯而來,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員的意思。1843年,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香港總督璞鼎查組織了治安委員會,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員。當時翻譯把治安委員譯為「太平紳士」,這種譯法就一直沿用了下來。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爐峰。一百多年前,「海盜」張保仔帶領人馬住在山上,在山下設立東西營盤,利用山峰作瞭望台,海上有商船經過時,就扯起旗號通知山下營寨,出動船隻去截攔,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爐峰叫做扯旗山。英國人佔領香港後,仍然利用山峰作為扯旗指示船隻進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繼續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稱扯旗山為「太平山」,大概翻譯受山名影響,把治安委員譯做太平紳士。一百多年來,香港從未有過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個祈望。
  早年的太平紳士,是由港府英國官員兼任,稱為官守太平紳士;由英國商人擔任的太平紳士,稱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非官守太平紳士中不少竟是武裝走私的鴉片商。開埠之初太平紳士的職責,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國其他地方的英國僑民。那時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在香港及內地,中國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活動不斷發生。太平紳士的職責實際上是協助英軍及警察維持殖民統治秩序,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
  早年的太平紳士對香港政治有一定影響。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就是由太平紳士提名推薦的。到19世紀下半葉,太平紳士除了維持殖民統治秩序,還參與許多行政事務。
  第九任港督寶雲於1886年頒布的《維持治安條例》中,賦予太平紳士極大的權力。條例宣稱在發生擾亂治安的事件時,太平紳士有權命令在場及當地其他人協助維持秩序或拘捕擾亂者。拒絕協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審判處分,課五十元以下罰金或三個月以內監禁,而且,無論有無搜查證,太平紳士都有權自由進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盧押在任期間,1908年2月發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購買日本軍械,用日本輪船「二辰丸」運抵澳門海面,被清軍艦隻緝獲。日本人對清軍扣船事件提出抗議,兩廣總督張人駿懼怕日本人,竟賠償其所謂損失,並鳴炮謝罪。上海兩廣同鄉會、政聞社等團體致電廣東表示反對,並發起抵制日貨運動。香港同胞積極響應,組織了「振興國貨會」,大力抵制日貨。凡出售日貨的商人都受到了群眾制裁。出售日貨的商店,櫥窗被石塊擊毀,囤集的日貨被搜出焚燒,有的店主與店員甚至受到割耳懲治。愛國同胞還組織了「敢死會」等組織。西環海旁有兩座貨倉,存放著大量日貨。「敢死會」將貨倉包圍,準備衝到裡面將貨倉搗毀。正在這時港府竟派出大隊警察趕到現場鎮壓群眾,開槍打傷數人。香港總督盧押甚至調動陸軍進入市區協助警察鎮壓愛國民眾。但是,愛國同胞群情激憤,「敢死會」依然四出活動。日本領事不斷找港英當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鎮壓。根據日本人的無理要求,總督盧押依照1886年《維持治安條例》的有關規定,進一步明確太平紳士的職責,頒布了以下限制中國人抵制日貨行動的規定:
  (一)凡本港太平紳士見有擾亂之事出現,可飭令附近之人協同平亂,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無故而不允助力者,監禁三月。
  (二)太平紳士見有聚眾擾亂之事須先曉以禁例,著其即行解散,不聽則拘之於禁,監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軍械刀劍等類均不准攜帶收藏,倘有違犯者,監禁六月。
  (四)滋擾治安攜藏軍械之人除處以別種刑罰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紳士可以自己或飭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並搜查軍械。
  (六)倘有聯同罷市或禁嚇鋪戶貿易阻礙搬運貨物,或阻人購買貨物,則拘控罰銀五十元,或監禁三月,或監禁罰款兼行。
  (七)倘緝捕查出犯例擾亂治安之人,報由督憲會同議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將其遞解出境。
  根據這些規定,太平紳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敵對面去了。後來,在香港大罷工期間,太平紳士曾再次站在廣大中國愛國居民的對立面,承擔過檢查郵電、報紙新聞等事務。不過到了後來,由於警力增強,「太平紳士」這個稱號與「太平」(維持治安)二字已經沒有什麼聯繫,僅僅是港英當局賜予的一種榮譽頭銜罷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響
  經過孫中山多次武裝起義和思想醞釀準備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先後宣佈獨立。清政府迅速解體。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在香港華人中也引起強烈反響,多數香港華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據當時香港《德臣西報》的消息,每100個香港華人中,有99個對革命運動表示同情,「75%是狂熱的、不顧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廣東宣佈共和獨立,香港許多知名人士參加了廣東軍政府的領導工作。新政府剛剛成立,面臨財政困難,香港華商踴躍捐款支持。廣東政府財政司長李煜堂到港籌借資金,很快籌借資金近百萬元。
  11月12日,香港華人關閉店舖停業舉行慶祝活動,據報載,這次慶祝活動,光燃放鞭炮即花費10萬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發展而激起的狂熱情緒,可以想見。
  對於辛亥革命運動的發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對香港廣大民眾對革命運動的同情和支持,總督盧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讓步,表示理解民眾的情緒,又對革命形勢的發展極度恐懼,因此,採取種種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國內地革命運動的發展危及到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
  港督盧押對辛亥革命及香港華人的表現所持的態度,余繩武、劉蜀永先生主編的《20世紀的香港》一書有如下記述:
  11月6日,香港華人為武昌起義成功舉行慶祝活動時,盧押即派出一支特別的警察巡邏隊在各個街道巡視,防止騷亂。他本人整個晚上守候在電話機旁,與警察保持聯繫。盧押準備,一旦發生騷亂,立即派巡邏隊前去制止。
  當盧押獲悉香港華人準備舉行活動慶祝廣東宣告共和時,於11月11日將立法局的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請到督憲府詢問。韋玉解釋說:在香港,人們的感情很容易傾向共和派一邊,不可能制止舉行活動,而且這種活動僅限於燃放鞭炮兩小時和關閉店舖。盧押當即表示反對舉行任何活動。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認共和國,其地位尚不穩定。同時,猜想北京易幟而自發舉行活動是可以原諒的,當局可以視而不見,但對違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視而不見。經過何啟和韋玉反覆解釋,港督最終決定,命令華民政務司就慶祝活動一事發佈通知,允許11月12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燃放鞭炮,以慶祝廣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對香港華人與廣東軍政府的緊密聯繫充滿猜忌和不滿。獲悉香港華人組織一個旨在恢復貿易的委員會的消息後,港督盧押藉機於11月19日召集香港華人領袖在督憲府開會,表明港府對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種種問題之態度。
  盧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數負責和處於領導地位的華人同情革命運動,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如果他們認為這場運動有利於他們的國家和種族,他們同情它是正確的。盧押表示,他並不敵視這場運動,但是在這個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態度不容易忽視。華人領袖應事前將他們擬採取的行動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盧押說,他聽說過去數天成立了兩個與廣東事務有關的委員會,由於其目標為重建貿易聯繫和結束過去數周災難性的蕭條,他完全支持這些組織。但盧押又說,它們關心的是純粹的中國政治事務,目的是促進革命,它們不應該在香港落戶。這種委員會的會議應該在廣州舉行,打算出席這些委員會的中國臣民應該在那裡去做。
  盧押還說,一個英國殖民地應該與英國政府保持一致。只要與英國訂有條約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權力,而一個未被承認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會使英國政府處於困難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們公開支持革命黨是真的,不僅北京現存的政府會抱怨,日本、德國等列強也會有理由抱怨,而且強烈要求將此事作為在目前的衝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會偏袒清帝國政府而反對新黨。
  盧押強調說,他說的這些適用於以任何方式與香港政府有聯繫的任何華人,特別是立法局的華人議員。
  盧押還強調,不應該允許放置標語,也不應該允許廣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來,或公開認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擬經香港回國,要求英國政府撤消對他的驅逐令。盧押在與何啟等華人領袖會晤中談到此事時說,我剛剛收到朱爾典爵士的電報說,孫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陸的命令。我不反對這樣做,但條件是,他不在這裡定居,亦不在這裡進行革命宣傳,因為他可以在廣州做這些事情。


  香港二十八總督 第三部分

  第十五任 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總督。任職後期,患心臟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溫哥華休養,不料病情惡化,1919年1月27日電請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輔政司史雲署理總督。
  梅含理(1860~1922),也譯作梅軒利。愛爾蘭人。1922年去世。著有《廣州方言入門》、《在香港乘快艇遊覽》等。
  在港38個春秋
  梅含理大學畢業後考入英國殖民地部。1881年做為官學生受招募來香港,在港擔任過政府中各種職務。1891年任當時署理總督柏立基的私人秘書時,與柏立基的女兒夏蓮娜結識,以後結婚。曾任水師提督參議、庫政司、副華民政務司。1893年~1902年任香港警察司。港英政府接收新界時,他一手創辦新界警察隊,即後來的鄉村巡邏隊,俗稱「穿山甲」。1902年出任香港輔政司,署理總督。1911年封爵士,由港派往斐濟群島任總督。次年,再從斐濟調回香港任總督。
  當梅含理抵港就職時,由卜公碼頭上岸,和夫人夏蓮娜坐上兩頂轎子,去大會堂舉行就職典禮,途中突然遭人開槍狙擊,但未受傷。雖然有驚無險,但是本來嚴肅而興奮的就職宣誓儀式,卻在驚魂未定中進行。所以,香港人稱他為「運氣不濟的港督」。
  這件刺殺總督案,雖然沒有偵破,但可以分析得知,襲擊梅含理的理由很多。他是1899年錦田血案的重要製造者之一,新界人民有理由懲罰他。他多年署理警察局,不論是無辜的受害者,還是黑社會人物,也都不會忘記報復他。
  第十五任梅含理1913年7月,梅含理將總登記官改名為華民政務司。華民政務司身兼行政局、立法局、潔淨局(市政局的前身)的當然官守議員,主管華人的慈善、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工作,包括同鄉會、宗親會、工會等社團的活動,以及生死統計,婚姻註冊,報刊登記均屬它管轄範圍。1969年2月,華民政務司改稱民政司。
  1914年8月,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英籍警官要回國服役,警務人員立即短缺,因此,港英當局決定設立警察學校,校舍就是作為敵產而被沒收的德國會所。從梅含理以後,香港警員都是警察學校畢業的學員。
  1914年起,港英當局加強島上的道路建設,從中環穿過島的另一面直達深水灣的道路於1915年完成;從中環到淺水灣於1917年完成;往赤柱和大潭的道路均於1918年完成。
  1915年起,一些總行設在中國和新加坡的華商銀行(1915年),鹽業銀行(1918年),中國銀行(1919年),新加坡華僑銀行(1923年),廣東省銀行(1929年)等,先後在香港設立分行,開展業務。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洲貨物往返運輸中斷,一些小型工業廠家開始在香港設立,產品是毛巾、內衣褲、餅乾、香煙、搪瓷用具、手電筒等輕工業之類。
  1915年,惠州督辦洪兆麟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起義反對袁世凱。起義失敗,洪兆麟受傷後逃到香港,經過調治身體復原,正準備赴日本去見孫中山先生,港英梅含理當局突然將洪兆麟拘捕。廣東都督龍濟光照會港英政府,指證洪兆麟為殺人犯,要求引渡回廣州。洪兆麟請律師辯護。香港法院竟站在袁世凱方面,宣判洪兆麟「罪名成立」。不久袁世凱稱帝失敗,龍濟光也隨之失勢,12月24日,洪兆麟才獲得釋放。
  1916年3月26日,尖沙咀火車站大鐘樓正式啟用,成為此後半個世紀裡香港城市的象徵。
  同年,英國政府以參加歐戰為理由,要求港英政府廣開稅源,支持英國的戰費開支。港府稅源委員會提出,仿照錫蘭的辦法徵收利得稅和薪俸稅,所得稅款全部交付英國。這一建議遭到全港人士一致反對,聯合起來同港英當局力爭,理由是香港人沒有支持英國政府對外作戰的義務。梅含理當局無奈,只好改變辦法,在香港發行「戰爭公債」,籌款支持英國政府打仗。
  梅含理21歲到香港,59歲離開香港,62歲去世,一個英國人先後在香港38年,這是很少見的。他幾乎一生都交給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事業。
  破獲警署包庇私賭大賄賂案
  1898年,梅含理任港府警察總監,破獲了一起警署自身包庇私賭的受賄大案。成為香港歷史上的著名案件。
  當年,梅含理突然接到一個名叫鄭安的密報,稱岑某聚眾私賭,受警署保護。接報後,梅含理立即調集一批警長,親自率隊,馳往鄭安所報上環華里東街去搜查,果然破獲了岑某的私賭總機構。在總機關內的復壁夾牆裡搜出了支付賭款的總賬簿。賬簿上清楚地記載著岑某行賄的詳細情況,某人在某處任職,職務是什麼,每月派送賄款多少等。受賄的人除了警署官員以外,還有港府其他各機關,自最上層的人物以至信差侍役都有份。從岑某特設的倉庫裡搜出了大批珠寶首飾等等,這些都是賭徒在各賭館拿來變賣或是賭輸了當作抵押品的。其中不少是已經報案的贓物。
  本來,岑某操縱私賭營業,在各方包庇下,消息十分靈通,耳目眾多,若是在平時,即使總監親自來搜查,也會有人送來消息的,因為自有高層受賄人物秘密通知。可是,這次倫敦在舉行大型慶典,和岑某有關的幾個高層人物都奉派回英國參加紀念典禮去了,沒有人能及時來通報,這才陰差陽錯被梅含理破獲。
  經過審查,岑某經營操縱私賭已有多年,1897年是最盛時期,受警方包庇的私賭館,集中在上環華里東街、西街、長興街、四方街一帶。賭館派出招徠生意的「帶街」,每日黃昏之後,就分佈在大馬口、水坑口、大笪地、荷裡活道、文武廟等處,拉攏途人去賭博,將他們領到設有賭館的街口,另有專人領他們到街內開設賭館的攤館去賭博。因為有官方保護,當時這種賭館對於來賭的賭客,還許諾一種保障,凡是在賭館界內遭警方搜查或是遭劫丟失財物的,事後館方一律負責賠償。可見,他們所恃勢力之大。
  這起大案破獲後,因為牽連太廣,影響了港府的名譽,官方竭力隱蔽真相,化大為小,淡化處理。但是,終究賬簿記載有據,相關人物,卻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掩蓋的。結果,警方為這一宗受賄案革退14名英籍幫辦,38名印籍警察,七十多名華警和翻譯人員。總登記官署方面因此而被革職的有首席文案奧斯孟,以及書記、翻譯、侍役等二十多人。清潔局、滅火局、裁判署等部門也革退了不少人。
  因為此案潛在勢力很大,那個告密的線人鄭安,兩個月之後,遭人殺害,棄屍河中。
  馬棚大火和警匪槍戰
  梅含理任內,禍不單行。1918年,香港發生兩起驚動世人的事件,一時成為香港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也是梅含理任內最頭疼的兩大事件。僅從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版面安排,就可看出事件帶來的震撼。
  《南華早報》封面版向來刊登廣告,任何重大新聞均刊登在內頁,即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消息,也是放在內頁刊發。而1918年初香港發生的這兩起社會新聞,使頭版廣告不得不讓位。而且報社記者全力以赴,兩宗新聞均發表在頭版顯著位置,報紙發行量急增,一時洛陽紙貴。
  兩宗社會新聞之一是,2月26日發生的快活谷馬場大火,遇難者達六百多人,傷者數以千計,是香港歷年最重大的災難性新聞之一。《南華早報》記者深入現場採訪,附以圖片,比港島所有中文報紙處理得都突出。
  社會新聞之二是,1月22日發生的灣仔機利臣街警匪遭遇戰,多人死亡。
  據當年大火的消息記載,那時馬場的看台簡陋,觀眾席全是竹料木板、葵葉等臨時搭成的多層簡易看台,沿黃泥湧道搭架,直到高爾夫球會附近。2月26日是週年賽馬的第二1918年馬會大賽日火災導致六百多人喪生
  天,農曆春節剛過,市民還沉浸在新年的濃重氣氛裡,大批市民湧入馬場看熱鬧,甚或賭博發新年財。下午2時半,賽事到第5場時,看台突然倒塌起火燃燒,馬迷奪路逃生,秩序大亂。靠近高爾夫球會的看台首先倒塌,看台大火迅速蔓延,此時風大物燥,救火設施不足,一發不可收拾,人群擁擠,互相踐踏,現場遺留屍體六百多具,傷者數千人。死者之中不少是顯赫世家子弟,當時欣賞賽馬是高級娛樂,平民百姓難有機會入場。
  調查起火原因,證明是馬場內的看台倒塌,引著台下熟食攤販的爐火造成。場內看台下面有不少賣熟食的攤檔,現燒現賣,乾燥竹木材料落下,打翻爐火,燃著竹棚,慌亂之中,撲救不及,釀成這起慘禍。因為該年是戊午年,所以又稱「戊午慘案」。事後有關方面將遇難者遺骸合葬於咖啡園墳墓。
  《南華早報》評論這次大火災認為,比開埠以來任何一次災難都嚴重。火災之後,該報繼續報道遇難者的身世及善後事宜,封面版仍然大部分版面刊發追蹤新聞,保留一部分刊登廣告,報紙暢銷持續多時。
  至於1918年1月22日的機利臣街警匪遭遇戰,是香港歷史上有名的警匪大槍戰。當然,在20世紀後半期的香港看來已經很平常,但是,當年香港人口少,明火打劫案件不多,匪徒敢於持槍向警方挑戰者更少。1月22日這次遭遇戰,雙方相持達18小時之久,匪徒3人死亡,3人逃去;警方4名幫辦、警察死亡,5名受傷,損失慘重。
  事件發生之前,警方追緝一批盜槍匪徒。22日,幫辦和警官帶領一批華籍探員到機利臣街4號及6號調查,該處房屋前面是店舖門面,後邊是居室,裡面住了好幾伙人,剛好盜槍案犯是其中一夥,私藏多種槍械。幫辦和警官進去檢查時,匪徒首先開槍射殺兩人。灣仔差館接報,立即派出大批警員趕到增援,遭遇戰中又有兩名警員喪生。中央警署得報,即派總監麥賽率隊增援,佈置包圍圈,嚴密封鎖機利臣街六號房屋。裡面既有警員又有居民百姓,一時不好下手。消息很快傳遍全港,趕來看熱鬧的居民人山人海。政府許多高級官員趕到現場指揮。到下午1時,警察司出身的總督梅含理與駐港英軍羅拔遜少校及陸軍一些軍官到現場視察指揮。
  雙方進行多次喊話,最後制服看守6號樓門的一名匪徒,警方才衝進屋內,發現稽查蘇利雲中彈5發身亡,警官可力身中4槍而死。結束戰鬥時已是次日凌晨四時。
  「五四」運動中的香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參戰國的勝方之一,對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代表團在和會上提出了廢除勢力範圍,歸還租界、歸還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條》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強控制的巴黎和會拒絕討論中國的提案,並且通過了一個損害中國權益的方案:日本將獲有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侵佔我國山東的各種特權的無理決定,這就是偉大的「五四」運動。運動很快擴大到全國各地,成為規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香港同胞也紛紛行動起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激情。對於中國人民的這場愛國運動,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當了劊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香港的勢力得以擴充。當時,英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爭霸歐洲,在遠東地區力量空虛。為了在遠東與德國相抗衡,英國政府策劃借助日本的力量牽制德國。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國駐日本大使格林會見日本外務相加籐高明時提出,當大戰波及遠東,香港受到德軍襲擊時,英國希望日本能給予援助。8月7日,英國政府又正式照會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艦隊在中國海攻擊德國艦隊。英國企圖依賴日本的力量,維護其在遠東的殖民利益。
  英國的要求,正中日本軍國主義下懷。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忙於戰事之機,擴充在中國南部的勢力。短時間之內日本在香港的僑民人數即遠遠超過了歐美各國。在香港島皇后大道一帶,日本人競相開設商店,經營古玩字畫、書籍文具、瓷器漆器、藥品雜貨,以及理發、照相等行業。因為日僑人數眾多,他們還在香港開設了主要是為日本人服務的馬島醫院和日本小學。在軍事上,日本軍艦經常到中國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島附近。
  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大戰期間,英國就對日本有過承諾,支持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大戰結束,英國非常感激日本「在戰爭中的貢獻」,所以,在巴黎和會上英國極力支持日本。
  根據英國政府的親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對中國居民採取高壓政策,嚴訂警律,凡集會遊行都要經過華民政務司及警察司許可才能舉行,否則便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驅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對日本人則採取保護措施。「五四」運動爆發後,港英當局更是竭盡全力鎮壓中國居民的愛國行動,保護日本在香港的勢力。
  對於梅含理的媚日行為,香港居民非常氣憤。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顧港府的規定條例,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十分活躍。各私立中文學校的教師在講台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啟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有些學校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為作文命題,引導學生參與愛國行動。許多學生把家裡的日貨清理出來,集中到荷裡活道中環警署附近當眾焚燬,表示對港府鎮壓政策的蔑視。私立陶英學校的學生,手持「愛國傘」(內地生產的紙傘),上街遊行,高呼「提倡國貨」的口號。皇仁書院、聖士提反、英華、聖保羅等著名學校的學生也都分別舉行集會,並決定成立「學生聯合會」,草擬章程,準備聯合行動。
  面對香港知識界高漲的愛國熱情,梅含理極度不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防止事態擴大。港府首先命令全體警察一律取消休假,處於警備狀態,同時,加派武裝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門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崗巡邏,對日本僑民嚴加保護,保證日本人的物品和飲水供應。梅含理還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辦法,徵集後備警察,配足槍支彈藥,日夜在街道巡邏,隨時準備鎮壓香港人民的愛國行動。
  對於港英當局的鎮壓,香港各階層民眾非常氣憤,紛紛行動起來加以抵制。居住在灣仔的市民擁至日本商店門前示威,投擲石塊,搗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的口號。家庭婦女拒絕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華商總會集會,議決提倡國貨。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貨公司,宣佈以後多採辦國產絲綢、蘇杭雜貨,歡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一時間陰丹士林及愛國布等國貨十分暢銷。
  對於香港民眾的愛國運動,日本政府十分恐懼,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在鯉魚門外,炮口直對香港,以示威脅恫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還發出照會,要求港英政府取締有反日言論的報刊書籍。港英當局與日本緊密勾結,共同對付香港愛國同胞。港府華民政務司通知《循環日報》、《華字日報》等中文報紙,「不准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不准提帝國主義等詞語」;香港教育司指令漢文視學官檢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學校,如有採用上海會文堂出版的《初等論說文范》作為課本的,立即禁止。因為該書有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內容。警察司還派出警探到書市搜查,看有無《初等論說文范》積存,如有發現,立即沒收。
  儘管如此,經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會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部分愛國學生節衣縮食,解囊捐款,在西營盤及荷裡活道租賃地方,設立「策群夜義學」,親自擔任教員,免費供應書籍紙筆,教育貧苦兒童。各行各業的進步工人逐漸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青年學生拋棄舊禮教,提倡科學,提倡男女平等,社會風氣大大改觀。
  劉郎中巧對撫華道
  在港府官員中,設有華民政務司,專門管理中國居民的一切事宜。最初稱為撫華道,後來改稱華民政務司。司署首長由英國人擔任。首任撫華道是英籍德國人吉士笠。署內的職員被稱為「師爺」,「師爺」負責署內的文書,文書多用中文。居民有事上書政務司,須用「稟帖」,居民的稟帖或與政務司對話,抬頭稱「大人」。這一連串的名詞,都是中國傳統的詞彙,大概是英國人用以籠絡華人的手段,抑或師爺們的杜撰。
  華民政務司的日常事務很繁雜,港島與九龍之間,港島與澳門之間往返船隻的牌照,碼頭工人、街頭轎夫、車伕、攤販的牌照,全由華民政務司簽發。更夫巡邏街道,大小廟宇的承投,妓院旅館、慈善團體等都由政務司管理。在發放牌照、承辦投標等事務中,司署上下,明裡暗裡,收銀應當頗豐。
  華民政務司除繁瑣的日常事務外,還有更重要的政務,例如,審查中國人的公開函件,檢查各單位的升旗降旗,等等。陳謙先生在《香港舊事見聞錄》中,曾經記述過一個撫華道刁難華人文字罕見的故事,很能說明華民政務司的功能。這個故事,發生在梅含理總督上任初期的撫華道諾克身上。
  香港神廟的一切事務,例如神廟的歷次出會、舞龍、舞獅、點睛開光等活動,多在荷裡活道的文武廟或銅鑼灣的天後廟舉辦。對於這些活動,華民政務司每每不惜紆尊降貴,親往主持。1912年,上環荷裡活道文武廟舉辦關帝爺誕辰慶典,在文武廟關帝誕勸捐小引裡,用了「華夷雜處」一句話。華民政務司看罷,對「夷」字大為不滿,認為是貶低英國人,有排外含義,執意追究。這篇小引出自誰手,並沒有署名。華民政務司不問情由,就把在水坑口開業的中醫劉香石傳訊。當時劉香石正在醫館為人治病,差役突然到來,並且大聲說:「你是劉香石嗎?華民大人叫你到署談話。」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傳呼,劉香石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便向差役問清原因。差役陰陽怪氣說道:「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大人傳訊就是要問你自己,不關我事。」劉香石看到差役的惡劣嘴臉,便熱情招待茶水錢,並且陪笑臉請教,差役才告訴他,是因為文武廟建醮勸捐小引的一句話。在場的同仁都站在劉香石一邊,支持他去和華民司爭理。
  劉香石讀過四書五經,通曉「夷」字的含義,如何與華民政務司對答,他成竹在胸,十分鎮定。按照指定的時間,他穿著白布長衫,手持象牙柄雕羽扇,鼻架金絲眼鏡,腳穿厚底氈鞋,大搖大擺走進華民政務司署。
  華民政務司諾克一見劉香石即大聲斥責道:「你身為文武廟值理,為什麼勸捐小引內用『華夷雜處』一句。夷是『番鬼』,簡直是侮辱大英帝國。你在香港行醫,受了英國的好處,居然用此惡毒的詞句,煽動群眾,究竟是何居心?有無受別人指使?」
  華民政務司氣勢洶洶。劉香石卻手搖羽扇,慢條斯理地說:「這小引是我自己執筆,並非受任何人指使。我是中國人,讀過《孟子》。《孟子?離婁》篇內曾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章書的『夷』字,明明說舜為東方的聖人,文王為西方的聖人。夷字是代表地方性的,不一定是指大人所說的『番鬼』啊!孟子既以『夷』字說舜與文王,所以我用『夷』字代表各國人,絕對是有所根據,不是存心惡毒。你大可翻開《孟子》看看。」
  諾克聽了,明知是劉香石強辯,也無法加以反駁,更不能治罪,只好改變口氣,心平氣和地說:「劉先生真是博學,能引用古書來說明夷的含義。」同仁們都為劉香石駁倒華民政務司而高興。

  第十六任 史塔士REginald Edward Stu

  1919年9月23日,史塔士就任香港第十六任總督。至1925年10月。延期一年。
  史塔士(1876~1947),又譯司徒拔。英國人,畢業於牛津大學。曾任錫蘭輔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經驗。
  1919年9月任香港總督後,1920年,史塔士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香港的經濟資源,研究香港經濟及商業國際化問題,並制訂工廠法及有關法例。同年邀請社會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組教育委員會,制訂香港教育政策。創立英文書院,以加強港島英文中等教育。又開拓港島東區及北角海濱的大片土地,興建筲箕灣至石澳、黃泥湧峽至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等公路;開設九龍巴士公司和中華巴士公司。1925年10月離港,赴牙買加任總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內,工人運動不斷,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使香港海陸交通陷於癱瘓。英國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調回倫敦,名為商討局勢,結果一去不復返。
  兩次歷史性大罷工均發生在史塔士任內,但責任並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間,通貨膨脹嚴重,米價上漲,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勞資雙方矛盾尖銳,勞資糾紛蓄勢待發。但是,史塔士對工人運動採取了敵對的態度,沒有處理恰當,連倫敦也不滿意。
  從史塔士開始,港督譯名逐漸中式化,如郝德傑、羅富國、楊慕琦、戴麟趾、麥理浩等。
  百年罕見的糧荒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趕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糧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糧食來源,當時主要是東南亞各國,如越南、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地。香港經營糧食的商行,擁有龐大的資金,與產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聯繫,每年收穫季節,就地收購,運返香港,資本雄厚的米行,在當地開設碾米廠,就地加工,運回香港存入倉庫,然後再批發給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糧食是零售商的轉手貨。米價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縱,香港政府不予過問。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後,人口已達五十餘萬,對於糧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糧食問題日漸突顯出來。
  1918年亞洲南部地區大雨成災,稻穀普遍歉收,而1919年該地區又遭受嚴重旱災,稻穀雜糧的收穫僅得二成。由於連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東南亞各國所產糧食僅夠當地居民食用,無有多餘出口,香港的糧食來源發生問題。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海上運輸船隻受到戰爭破壞,處於修理和補充的階段。香港與外地的海上運輸很緊張。輪船公司也乘機提高米糧運輸的運費,更增加了香港進口糧食的困難。當時經營糧食的大商行倉庫空虛,糧源又斷絕,毫無辦法。港府當局對此置若罔聞,使局面越來越嚴重,市面米價一日數漲,原來每百斤6元,後來升至60元,幾天之間便上漲10倍。
  當時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無有積蓄,掙一天的錢,買一天的糧食,而零售米商又從中作梗,只賣給大戶,不賣給購米數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經常買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糧店門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體諒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礙交通,擾亂治安為名,揮動警棍強行驅趕群眾。群眾忍無可忍,時常同警察發生格鬥,出現流血事件。據陳謙先生回憶,初時只在維多利亞城的環頭環尾一帶小米店發生警民糾紛,後來愈演愈烈,中環荷裡活道的振隆米店,文鹹街的恆裕泰米店等繁華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現毆鬥現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當局看到局勢不可收拾,迫不得已,僱用太古洋行的輪船到中國上海、蕪湖一帶買米。糧食運到香港,港府出面定價,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緩解,風潮暫告結束。
  同孫中山的衝突
  1920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重建護法軍政府,展開更大規模的護法鬥爭。對於孫中山的軍政府,英國政府採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認這一與北京對抗的地方政權,也不捲入該地方的紛爭。但是港英政府卻採取了與倫敦不同的態度,對孫中山極為仇視,總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殺孫中山。香港當局之所以對孫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視,余繩武、劉蜀永先生所主編的《20世紀的香港》曾作過具體深入的分析:
  香港與廣東有著特殊的地緣與人緣關係,因此,廣東在港英當局發展對華貿易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輸往華南各地的貨物絕大部分須經廣東分發,另一方面,華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產品也要經廣東轉運香港出口。港英當局為此控制了廣東的水陸交通、鐵路和能源等主要經濟命脈。可以說,香港作為遠東轉口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除其自身的條件外,廣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對於廣東政局的變化格外關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導者孫中山先生抵粵,是對在粵擁有巨大權益的港英當局的威脅,當然也就不為他們所容。
  第一個衝突首先圍繞著廣州政府收回海關所欠關余而展開。為解決財政上的緊張狀態,1920年年底廣州軍政府照會北京公使團,要其飭令代管關余的銀行委員會將廣東地方應得的13.7%的關余立予攤分。遭到了公使團的拒絕。1921年1月,軍政府毅然宣佈,將從2月1日起收回護法省區各海關的管轄權。對於軍政府這一舉動,香港當局擔心會直接影響粵港間的貿易,搶先採取了行動。在軍政府宣佈將接管海關後不久,港英當局即派遣兩艘軍艦駛往廣州,在粵海關示威恫嚇。英國外交部也要求香港對廣州實施經濟封鎖。但英國殖民地部對此則持謹慎態度,提出應首先聽取香港總督的意見。
  史塔士與香港總商會的代表磋商後,向殖民地部建議,封鎖廣州,列強應聯合採取行動,若香港單獨採取行動,勢將危害香港的利益,而其他列強定將從中獲利。
  孫中山鑒於列強態度強硬和廣東政局的動盪,認為採取行動為時尚早,宣佈暫緩接收海關。
  廣州護法軍政府與港英政府的第二次衝突是圍繞著廢除「卡賽爾煤礦合同」一事進行的。
  所謂「卡賽爾煤礦合同」,是港英為掠奪廣東礦藏與桂系軍閥簽訂的合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解決燃料的缺乏問題,英國打算在廣東開發能源。經港英政府安排,英華工程師協會派人對廣東省進行了地質勘探,香港英資企業匯豐、怡和、太古等大公司均參與了開發計劃的制定。經史塔士推薦,英國政府最後選定了由退伍少校卡賽爾提出的計劃。1920年4月,卡賽爾公司與桂系軍閥莫榮新草簽了合股開採煤礦的合同。依照所簽合同,英方有權開發廣東的煤礦及控制全省的水陸交通,修建連接廣九和粵漢線的鐵路。
  孫中山和護法軍政府趕走桂系後,宣佈該項掠奪廣東礦產資源並享有多種特權的合同為非法,不予承認。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彌遜和港督史塔士親自出馬,妄圖使廣州政府改變立場,奪回英國即將到手的利益。
  傑彌遜多次致函廣州政府,聲稱他要保護英國公民的「權利」,要求廣州政府承認卡賽爾合同。卡賽爾公司同時表示願意修改合同,減少英方所獲利益。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明確指出,卡賽爾合同對廣州政府來說是一紙空文,無任何效力。廣州政府的總體思想是礦山國有,外國資本如欲開發,必須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則。談判不成,史塔士專程來到北京,以幫助北京政府「困迫新政府」、「售賣和運送軍械予廣西陸榮廷」為交換條件,要求北京政府承認和履行卡賽爾合同。孫中山廢止合同的決心毫不動搖,他對許多英國人說,「請他們到別的地方發財去,廣東的礦山,是留了給廣東人的。」
  面對孫中山的強硬態度,史塔士採取了從內部分化廣州政府的措施。廣州軍政府重建後不久,英國政府便察覺到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存在的矛盾。對於孫、陳不睦,英國外交部堅持其不捲入中國地方紛爭的政策,而香港當局則加以利用,從中挑撥分化。
  在史塔士的授意下,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港商劉鑄伯提出了一項援助陳炯明的計劃,在香港和廣州兩地為陳炯明募集資金,從財政上支持陳炯明,要求陳炯明向北京政府妥協,與孫中山斷絕一切聯繫。1921年3月26日劉鑄伯專程前往廣州,與陳炯明舉行了會談。
  史塔士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說,他特別希望殖民地部同意這項計劃,因為這將會給香港帶來無窮的好處。殖民地部拒絕了史塔士的建議,指出:「香港捲入廣東政府內部事務是極其不明智的舉動。」因為英國內部的分歧以及陳炯明回絕,這一從內部分化瓦解廣州政府的計劃才告夭亡。
  1921年春天,孫中山建立正式政府。4月7日,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中山正式宣誓就職。
  5月4日,港府華民政務司派人貼出告示稱,接總督口諭,禁止香港華人集會慶祝廣州新政府成立;5月6日華民政務司再次告示稱,接總督令,禁止為廣州政府在港籌募款項。
  5月13日,廣州政府照會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彌遜,抗議港府頒發告示,禁止香港人民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和為廣州政府募捐。照會指出,港府這一舉動非常不合時宜,它不僅污辱詆毀了孫中山大總統和廣州政府,而且為外交史上所罕見。照會要求香港總督對此做出解釋。
  5月23日,史塔士對廣州政府的抗議作了答覆。他推說,告示發佈時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經過他的批准,他對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語言深表歉意。同時又稱,他所反對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措詞,對告示所表達的宗旨完全贊同。港府只承認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許在港為敵對一方總統的就職舉辦慶祝活動和為其籌募資金。
  5月24日,伍朝樞致函傑彌遜,對史塔士的說辭進行了駁斥。伍朝樞指出,香港當局干涉香港居民舉行慶祝活動和對本政府給予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其行為明顯超越了英國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線,屬公開的敵對行為。香港居民中99%為華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均強烈支持本政府,香港高級官員對本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敵對言行,都將使香港居民感到憤慨。香港政府應徹底取消和廢棄所發告示,從而使粵港之間恢復友好關係。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彌遜認為,香港政府的舉動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敵視國民黨的一些中國人都對廣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明智之舉是取消所發告示。香港各英文報紙對港府的做法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史塔士害怕事態惡化到影響商務關係,尤其是引起外交部的責問,不得不有所收斂。不久,香港政府將告示收回。
  「沙田慘案」的製造者
  史塔士到任的第二年,1920年,香港當局通過了一項新的社團法案,放鬆了對社會團體登記的限制。香港的工人運動,又恢復了公開活動。這一年4月,爆發了抗議生活費用上漲、要求增加工資的大規模罷工鬥爭。罷工的主要力量是5000名香港機器工人。他們要求資方加薪40%,反對外國資本家借口經濟衰退辭退工人,有26家不同企業的九千工人參加了罷工。由於罷工工人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決,許多工人紛紛離開香港返回內地。在廣州他們得到廣州機器工人的歡迎和支持。經過反覆協商,4月19日,港英當局最後終於答應了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資32%。隨後幾個月內,新的工會大量湧現,小規模的罷工連續不斷,以致醞釀成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各國商船的客運和貨運量迅速增加,輪船公司經營狀況改善,獲利不少,於是連續給船員加薪,但外國資方只給外國船員加薪,華人船員做同樣的工種,甚至比外籍船員工作量大,工資卻比外籍船員少很多,有些輪船上的雜役甚至不給工資,他們的收入就只靠乘客的小費。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狀況,香港華籍船員一直心懷怨憤。
  香港中華海員聯合工會首先發難,致函英國的太古、渣甸兩洋行,日本的郵船公司、大阪商船株式會社,以及美、荷等國的輪船公司,要求從1922年1月起,華籍船員月薪增加30%,並限期資方答覆。
  接到海員聯合工會的函件後,各輪船公司立即開會研究對策。據古魯先生的專欄文章記載,會上有人說,我們僱用華籍海員,是讓他們有飯吃,而且他們的情況已比國內的中國人好得多,而他們還不滿足,簡直是無理取鬧。對於海員工會的信函,可以不理。如果工人有什麼行動,就解雇他們,讓他們嘗受一下失業的機會,別再身在福中不知福。
  大多數與會公司代表都附和這種論調,結果,海員工會的函件便被丟在一旁,不予理睬。規定期限已到,各輪船公司都沒有回復,海員工會知道,要求已被拒絕。於是,1922年1月12日發動了全港海員大罷工。最初參加罷工的有1500人,但所有香港開往內地輪船的海員和抵港的英、日、荷、法、美等國輪船的華工,均採取一致行動。一周之內,參加罷工的工人急劇增加,達到6500人,香港沿海各條航線幾乎全部停頓。罷工工人從13日起分批返回廣州,到1月19日,返穗的海員達五千人之多。廣州各工人團體熱情接待香港罷工工人,在廣東省總工會倡議下,全省27萬工人,每人捐贈一天的工資,供罷工海員的日常生活費用。
  史塔士不顧海員的要求,完全站在外國輪船公司一邊,立即宣佈戒嚴令。命令規定:嚴禁集會演說;不得聯群結隊或手執旗幟、標語、傳單到處遊行;警察出巡,如有被認為可疑的人,任由搜遍全身,不准抗拒,倘有違抗即行拘捕、開槍,格殺勿論;攜帶包裹物件出街,警察有權檢查。
  2月1日,史塔士當局又下令封閉海員工會,並將工會招牌拆去,但罷工工人毫不畏懼,仍然堅持罷工。為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的正義行動,2月7日,香港海陸理貨員工會、同德勞動總工會、集賢工會和煤炭苦力等也參加罷工行動。
  為了阻止工人返回內地,史塔士召集定例局議員會議,通過決議,「一切離香港的人員,只能攜帶港幣5元,超額者沒收。」香港當局還以禁止米煤出口中國內地相威脅,企圖借此阻止罷工工人返回內地。
  2月13日,民國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以香港當局因海員罷工,竟然禁止米、煤出口,特致函向英國駐粵領事提出抗議。
  由於各行業工人罷工,使香港機關、商行、銀行、餐館、學校等陷於癱瘓狀態,商場冷落,市場蕭條,糧、油、柴、肉、魚、蔬果供應緊張。這種形勢,不僅對香港當局,而且對英國本土也產生了不利影響。英國政府電令香港總督,迅速解決香港海員罷工問題。
  3月1日,香港已有十多萬人實行總罷工。3月4日,又有一批工人徒步返回廣州,行經九龍沙田時,遭到香港英國軍警開槍射擊,死6人,傷數百人,造成「沙田慘案」,激起罷工工人更大的憤慨,紛紛表示繼續堅持罷工,決不被槍聲所嚇退。當時廣東省長陳炯明,英國駐粵領事和廣東省總商會聯合出面調停,和勞資雙方協商。3月8日,港英當局接受了海員工會提出的條件:由港督簽署新命令,取消封閉海員工會,並派專員前往工會道歉,將被拆去的工會招牌送返;在罷工期間,警署以嫌疑罪拘捕扣留的工人,一律釋放;撫恤「沙田慘案」的死難者及受傷者,遭難死亡者每名撫恤金一次性港幣500元,受傷者酌量補償醫療費;增加海員工資,按月薪計算,增幅為15%-30%;在罷工期間,工人的工資一律照發,不得扣除。
  香港海員工人堅持罷工鬥爭56天,終於取得了完全勝利。香港工人歡欣鼓舞,全市燃放炮竹通宵達旦,以示慶祝勝利。同一天,廣州各工人團體10萬人,在廣州東較場歡送香港罷工海員返回香港,會後有30萬人參加示威遊行。
  自由港變成死港
  外國洋行無視中國籍海員的權益,史塔士不人道的處理方法,使海員罷工延續近2個月。罷工期間,香港與外地的水路交通陷於癱瘓狀態,懸掛英、日、法、荷、美等國國旗的輪船,停泊在港口無法動彈的達百多艘,海面也被堵塞。平日交通熙往攘來的自由貿易港,變成一個毫無生機的死港。
  海員工會發動罷工之初,各國輪船公司主事人都不以為意,認為華籍海員不返回工作崗位,便沒有工資,挨不了幾天,就會自動回來。後來罷工態勢逐步擴大,各公司雖然口頭上答應給華籍海員加薪,卻沒有實際行動,要海員先復工後再進行談判。罷工持續了十幾天後,留守在輪船上的外籍船長、高級職員和外籍海員,因為沒有小艇替他們運送糧食蔬菜和淡水,也無法再堅持下去。美國駐香港領事臨時調動停泊在港海的淺水艦,前往廣州採購糧食、蔬菜、肉食,準備運回來供應各國輪船。結果,廣州港口碼頭工人支持香港海員罷工,不肯替美國軍艦運送貨物,美艦空手而回。
  史塔士的臨時戒嚴法,禁止集會,實行宵禁,不但沒有嚇住工人,反而使事態發展更為嚴重,市面更加冷落。到了這個時候,各輪船公司的東主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各國船東開始集會商討,派代表前往廣州,進行談判。以妥協結束了這場爭持。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但是,史塔士還沒有明白,也不會明白,香港這塊地方,離開了勤勞的中國居民,不要說發展,就連正常的生活都無法維持。
  民田建屋補價政策失民心
  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新界人民,始終不與港英當局合作。史塔士任職期間,港府與新界民眾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的對抗狀態。
  1923年,史塔士公佈了一項土地政策,這項新界土地新政策規定,新界鄉村的土地,分為屋地和農地,在農地上,鄉民不得建屋,如果蓋房造屋,土地要補價上繳,房屋要交稅。這無異是限制新界鄉民增建新屋,顯然損害了新界人民的權益,所以鄉民群起反對。
  新界鄉民的村落是他們的祖先整片地開闢的,房屋是一間一間地建築的,其中有些破舊或倒塌,有些還只是一個地基,港英剛一佔領新界,訂立官契時,港府偽裝體恤民情,進行安撫,動員村民把倒塌房屋和破舊房屋以及地基登記為農地,說是可以少收些土地糧銀,那時農地也准建屋,村民聽了官府的話。然而後來港府又是出爾反爾,一律不准在農地建屋。一紙令下,村民這類屋地也算作農地,不准建屋。對於村內的街道,港府則強行宣佈為「官地」,限制村民使用,但對於這些街道,港府從來沒有維修過。
  6月,荃灣鄉紳楊國瑞,上水鄉紳李仲莊,元朗鄉紳鄧煒堂,集會商議對策,認為港府的規定違背傳統,應該起來反對。新界士紳會商後,推舉粉嶺彭樂三等6人為代表,與香港政府展開交涉。他們先見華民政務司夏理法,再見立法局議員周壽臣等,陳述鄉民的意見。並呈文新界田土官和港督史塔士,要求「收回成命,以定人心」。但均無結果。於是,各鄉人民紛紛舉行聯鄉會議,議定上稟港府表示不服。
  1924年8月24日,新界各區士紳102人,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商討反對民田建屋補價條例,決定由各區推舉代表,成立「九龍租界維護民產委員會」,籌劃與港英政府交涉。11月,委員會經過討論發覺「須向衙門註冊方好辦事」,但用「維護民產委員會」名義去註冊,一定不會被批准,不如以委員會為主體,另用「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名義,訂立妥善章程,請律師代為註冊。結果,新界人民為維護本身權益而成立了「農工商業研究總會」,這就是新界鄉議局的前身。
  總會成立之後,向港府進一步陳述鄉民的意見,要求撤銷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條例。但是,史塔士堅持不改變他制訂的新界土地政策,新界群眾繼續進行鬥爭。
  港英政府掠奪新界,侵犯鄉民權益的問題歷任總督都沒能解決。雖然個別總督採取了暫時的緩和矛盾的措施,但根本政策沒有改變。直到1960年柏立基當政時,尚有損害新界鄉民利益的政策發佈。該年7月1日,新界民政署公佈了新界土地使用辦法,對於農地轉為屋地,收價補價,官地拍賣和地租、鄉村樓宇建築、城市發展計劃藍圖等方面,都有限制,對新界人民極為不利。新界鄉議局議員一致通過決議表示反對,並成立了「反對土地政策小組委員會」,集中鄉民意見,於次年2月7日呈交民政署。3月24日,又推出15名代表會見民政署長,反映居民意見,均無結果。9月,各鄉事委員會正副主席聯席會議決定,每年10月12日定為新界「反對土地政策日」,每年這天中午,全新界27個鄉事委員會同時召開村民大會,發表反對現行新界土地政策的意見。
  送回連環鐵門
  1899年卜力血洗錦田吉慶圍,搶走吉慶圍的連環大鐵門一對,作為戰利品運回英國。大鐵門便成為錦田人民抗英愛國傳統的象徵和驕傲。
  吉慶圍的居民失去了這一對祖傳的鐵門後,一直耿耿於懷,屢次向港英統治者索要原物,始終不得答覆。1924年,吉慶圍居民又向港英當局舊事重提,要求送回當年被劫走的鐵門。這時的總督是史塔士,他靈機一動,認為有機可乘。吉慶圍的鄉人堅持要索回這一對鐵門,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緩和新界鄉民對他的憎恨。他暗中向倫敦請示之後,一面調查鐵門的下落,一面又讓錦田幾個鄧姓「鄉紳」正式出面遞了一個「呈文」,要求「發還」這一對鐵門。
  這對鐵門是由一個愛爾蘭的軍官為邀功作為戰利品運到倫敦的,後來又運到愛爾蘭。經過一番查尋,終於在愛爾蘭鄉下尋獲,1925年運回香港。
  英國人愛倫?索爾倍克對此事有所記載,其中不乏歪曲之處:
  「錦田是新界最古的鄉村,建立於一千多年以前。直到現在為止,他們的許多小屋都用堅固的高牆圍繞保護著,居民僅憑了兩道小門和外界溝通。許多年以來,這鐵門成了興趣的中心。
  「在1899年4月,這地段由清政府租借給英國,用來擴張他們的香港九龍殖民地。當英國人進到這地帶時,他們遭遇到當地居民的武力抵抗。當軍隊包圍錦田這古老的村莊時,他們發現這用高牆圍繞著的部分,鐵門已經關閉起來,實行阻擋他們。當他們攻入這村莊以後,便將這兩扇美麗的鐵門拿走,作為一種懲誡。
  「新界恢復和平已經25年,錦田的居民已經變成馴良效忠的市民,著名的鄧族的現存領袖隨時都準備協助官吏執行有時很複雜的職務。於是在1924年,由錦田的鄉長們遞了一個呈文給香港總督,請求發還他們的鐵門,作為獎勵承認他們這種可資榜樣的行為的表示。英國政府立刻就以最誠懇的態度來進行這件事。不過,有一點小困難發生了:這鐵門早已不知去向。當時的總督已經去世,而這殖民地的早期前輩們也差不多都死了。
  「廣泛的搜尋鐵門的工作開始了,其經過記述在一大堆文件中,讀起來幾乎像一部偵探小說。終於,這一對鐵門在愛爾蘭發現了,是由當年的一個香港官員搬回去的。
  「結果,它們被運回香港,在1925年5月26日的下午4點半鐘,這一對錦田的古鐵門,由香港總督莊嚴的又交回給歡樂感激的鄧族人士。」
  這位英國人士的記述,有幾點事實沒敢迴避,一是英國擴張「香港九龍殖民地」;二是在佔領過程中「遭遇到當地居民的武力抵抗」;三是港英官員為了「懲誡」,將「鐵門拿走」,歷史的真實和侵略的本質,和吉慶圍的大鐵門一樣堅硬,誰也摧毀不了。至於新界居民「已經變成馴良效忠的市民」和「因送回鐵門而歡樂感激」,就屬記述者的一廂情願。新界鄉民反對港府的土地政策不是正置史塔士於難堪境地嗎?
  即將離任的總督史塔士主持了這項「珠還」典禮,並立了一塊碑石來紀念此事。碑文的措辭是煞費苦心的,將當年吉慶圍鄉人勇抗英軍侵略的愛國行為,作了歪曲,而對港英終於發還鐵門,說成是一種「深仁大德」。碑記全文是:
  「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間,由江西宦游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圍、泰康圍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之意,實欲鞏固茲圍,以防禦萑苻耳。
  「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租與大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頒布,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閘以避之,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閘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故將鐵門繳去。
  「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政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固治安,所有費用,由港府支給,又蒙史督憲(即史塔士)親臨敝村行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為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矣。特銘之於碑,以志不忘云爾。
  大英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五月廿號
  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歲閏四月初五吉日立」
  碑文對於鄉民抗拒英軍的行動,表達得十分婉轉,既推究於清朝政府租借新界,「未將明令頒布」,又指稱鄉民「受人煽惑」,同時又對英軍炮轟吉慶圍說成「疑有莠民藏匿其間」。既然開圍之後事實證明「皆良民婦女」,為什麼又「將鐵門繳去」。
  不管怎樣,這對鐵門確實是新界近百年來歷史的見證,也是鄧氏家族樹立於南邦的「鎖鑰」,因而成了錦田的聞名古物,受到遠近遊客的觀瞻。
  省港大罷工
  1925年5月,上海英租界軍警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具有愛國光榮傳統的香港工人,為聲援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抗議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於6月19日開始舉行罷工。最先起來罷工的是輪船、電車、印刷等行業工人,其它行業工人也爭相響應參加了罷工。半個月內,參加罷工的人數近二十萬人。全港工團委員會對香港當局提出了罷工條件和要求,支持上海工商學界聯合提出的要求條件。香港工人提出的六項要求包括:
  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權;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應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務要立時取消對華人之驅逐出境條例、笞刑、私刑之法律及行為;華工占香港人口之4/5以上,香港定例局應准華工有選舉代表參與之權,其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人數為比例;應制定勞動法,規定8小時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資,廢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勞動保險之強制施行等;政府公佈7月1日之新屋租例,應立時取消,並從7月1日起減租二成五;華人應有居住自由之權,扯旗山頂應准華人居住,以消滅民族不平等之污點。
  從上述這些條件和要求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罷工鬥爭,已經遠遠超出了工人階級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代表了香港所有華人的一致要求,因而它已經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經濟鬥爭,而是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平等、自由,反對侵略、壓迫的政治鬥爭。香港工人的民族覺悟達到相當的高度。
  史塔士對於罷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慮,宣佈緊急戒嚴,調集英軍進入市區。港英軍人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對於華籍警員,全部繳械,不得配槍,害怕他們支持工人造反。同時,禁止糧食對內地出口,封鎖廣東革命政府等辦法對付罷工工人。
  史塔士召開港府官員緊急會議,借口「廣東省內的『赤化』分子煽動誘惑香港的市民打倒帝國主義,危害治安」,通過非常時期的緊急法令,規定凡由中國各地寄給香港的一切信件,一律檢查,倘若檢查中發現信內有宣傳「赤化」或打倒帝國主義的內容,由警察將收信人拘捕扣押審訊,追查與發信人的關係。郵政總監還借口華人郵差罷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
  力不足,凡檢查過的內地信件,暫時不予發送。
  6月19日,史塔士命令查封了刊登「五卅慘案」消息和罷工聲明的《中國新聞報》,逮捕了報館工作人員。隨後又逮捕罷工工人。
  港英當局的這些行動,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華商。工人罷工、商店關門,工人、職員紛紛離開香港返回廣州。皇仁書院的學生五百多人也在6月21日罷課返回廣州。全國總工會和廣東革命政府熱情接待返回廣州的香港工人,妥善安排罷工工人的生活。6月21日,廣州沙面工人也同時罷工。6月23日,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工人、廣州郊區農民、黃埔軍校學生和各界群眾十萬人舉行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會後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當遊行隊伍途經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沙面的英、法軍隊突然向示威遊行群眾開槍射擊,有52人死亡,一百七十多人重傷,輕傷者無數,造成「沙基慘案」。
  「沙基慘案」的發生,更加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慨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罷工進一步擴大。香港罷工工人很快擴展到25萬人,原先抱觀望態度的一些行業,如電報局職工、洋務工友、渡海小輪員工等,也紛紛罷工。6月27日,酒樓、茶室、理發、機器工人罷工。28日,太古洋行華員、清潔工也罷工,有13萬人陸續返回廣州。省港罷工工人為統一領導,堅持罷工鬥爭,各派出代表組成13人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推舉蘇兆征為委員長,李森為幹事局長,鄧中夏、廖仲愷等為顧問。罷工委員會屬下,設立財政委員會、保管拍賣處、會審處、工人醫院、宣傳學校。在幹事局下還設有文書部、招待部、庶務部、宣傳部、交際部、交通部、遊藝部等,具體處理罷工鬥爭中的日常事務。罷工工人並組織有二千多人參加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廣東革命政府宣佈對香港實行嚴密封鎖。糾察隊駐防各海口封鎖香港,抵制英貨,嚴格緝拿帝國主義走狗奸細,嚴禁走私物資出港,使香港交通運輸陷於中斷,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公用事業癱瘓,肉食蔬菜等供應短缺,街道糞便垃圾等堆積如山,臭氣熏天,社會秩序陷入混亂。香港一時成為「死港」和「臭港」。
  7月5日,銀行出現擠提。港英當局規定:每日每人限提100元;並禁止攜帶金銀超過5元價值者出境。7月中旬以後,駐港英軍不得不負擔起很多工作,諸如:渡海小輪和電車的駕駛,糞便的清理、街道的打掃等等。7月27日,港英當局召開所謂公民大會,以大會名義致電英倫,要求出兵廣州。英政府未作回答。8月15日,港英當局召開第二次公民大會,再次請求出兵,電報呈送給英皇和首相,力陳進攻廣州才是解救香港的最佳辦法。
  英殖民地部回電稱:「香港困苦,倫敦至深系念,惟綜觀全局,現時無法出兵。」當時,英國本土正鬧著大罷工,英政府自顧不暇。看來殖民主義者可恃者維有武力;但事實又證明,武力也未能解決一切問題。史塔士無奈,於9月28日派出華商8人赴廣州試行談判,由於他們不是官方代表,所以沒有什麼結果。10月,港督史塔士被調回倫敦,一去不復返。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華商為代表赴廣州談判。這次談的較深,雖然無具體成果,但為以後會談奠下基礎。
  省港大罷工的成功,對於港英當局是一場沉重的打擊。香港已經完全失去了轉口港的意義,其嚴重後果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剝削中國人造成的,港英當局應負完全責任。香港整個社會活動的癱瘓,迫使港英當局屢次派人要求談判,結束罷工。因為省港罷工而延期一年的史塔士,被弄得狼狽不堪,英廷只好換馬。
  張月愛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對這一時期香港的歷史做過深刻的描述: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新的一代華人,已經大異於他們的長輩,西化、理想主義、接受較多的教育,能操英語和更具野心,他們開始爭取與英國人同等的地位,一群新的華人優異分子開始出現,孫中山正是他們的代表。香港大學的成立,提供華商世家子弟接受西方教育的機會,使他們有機會打進一向拒絕華人參與的歐人的上流社會統治階層,但種族間的樊籬仍無法打破,英人仍壟斷了整個最頂統治階層。而1925年的大罷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在以前,香港只不過是一個避亂、牟利、無根和烏合的社會,1925年是香港歷史上的另一個分水嶺,香港社會已經開始產生出自己的認同,一個有機、多元化而以香港為中心的社群——華人社會已經出現。
  逼舊電話公司就範
  到1911年,香港電話用戶還是只有二百多家。香港政府機關仍然不使用東方電話電力公司的電話設備,自設電話機樓,自備專線以防止東方的接線員掌握港府的機密。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動電話面世。香港政府要求東方電話電力公司改用自動電話裝置,如果該公司接受政府建議,改用新設備,政府機關就採用東方公司的自動電話,公司可以增加用戶,擴大經營範圍。東方公司考慮到,電話用戶只有200家,即使增加政府機關用戶,公司收入仍很有限,而把「駁線」式電話改成自動電話,東方電話電力公司需要動用數百萬港元來購置新設備,經過反覆權衡,弊大於利,沒有接納港府建議,仍維持使用「駁線」式電話。對於東方公司的不聽話行動,史塔士心存不滿。他認為,香港電話聯繫落後,不能吸引外商和外來的投資人士,有礙於經濟的發展。於是,港府著手籌劃新的策略,物色新的電話業投資者,以取代東方公司。
  1923年,香港一些商人得悉港府不滿意東方公司的服務,便積極籌劃組織新的電話公司。經過市場調查,新的投資人計算後認為,如果新公司重新興建機樓與海底電纜,投資很大,如果把舊公司的設備購買過來,不但節省財力物力,而且縮短改造時間。他們與東方公司協商,但是,東方公司不肯將原有設備賣給新公司,他們自有打算。他們分析認為,新公司若要重新建機樓、鋪海底電纜,成本驚人,而且需要時間。這樣一來,舊公司就有機會繼續經營下去。因此,繼續堅持不同當局合作。而港府已經把東方公司當作香港通訊發展的障礙,繼續採取措施對其施加壓力。
  1924年,港府在立法局首讀的「電話則例」中提出,強行終止舊公司的服務,把電話服務專利權給予新的香港電話公司。
  在這種情勢下,為香港電話業務奮鬥了42年的東方電話電力公司,如果不把全部設備賣給新公司,便都會成為廢物。東方公司權衡得失後,決定將所有設備賣給新公司,於是新的電話公司在史塔士的支持下於1925年7月正式成立。
  香港電話公司獲得專利權後,馬上向英國訂購新設備,以滿足港府對電話服務的要求。但是,訂購了新的電話設備,並不是馬上就可以從英國運來,而需要幾年的時間,所以,從1925年至1929年間,新電話公司仍然使用舊式的接線電話。香港電話公司在等待自動電話設備的時候,在港九地區開始鋪設埋在地底下的電話線,並且把服務範圍延長到跑馬地、筲箕灣、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直到1930年,新的自動接線設備才由英國運到香港,香港電話公司裝上新機後,香港的電話才進入自動電話時代。
  在新舊電話電力公司的更替中,港府扮演了積極干預的角色。

  第十七任 金文泰CEcil ClEMEnti(1)new

  1925年10月,史塔士被倫敦調回,11月1日金文泰抵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1930年2月任滿離港,共5年。
  金文泰(1875~1947),也譯作克萊門蒂。英國人。畢業於牛津大學。1899年被招募為官學生來港,在廣州學習粵語和中國書法2年。曾在新界土地測量處工作,1907年任香港助理輔政司,1909年代表港英政府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禁煙會議。次年任梅含理的私人秘書。1913年任圭亞那輔政司,1922年轉任錫蘭輔政司。
  金文泰在港任職期間,禁止僱用童工,保護兒童會成立。九龍半島酒店開業。修建啟德機場。香港廣播電台啟播。
  1927年2月18日,魯迅應邀由穗至港,在青年會禮堂以「無聲之中國」為題發表演說。次日,續講「老調子已經唱完」,反對尊孔復古,由許廣平粵語傳譯。
  1930年金文泰離港後,赴新加坡任總督兼馬來亞高級行政專員。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譯著有《嶺南情歌》、《英屬圭亞那的華人》等。
  香港有的報刊認為,從金文泰以後的3位港督當政時期,是香港生息休養的時期,他們都為香港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收復和反收復的較量
  1921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對戰後遠東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進行再分割,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會議期間,中國代表顧維鈞提出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顧維鈞在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由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壓力和列強之間的相互矛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使列強不得不有所退讓。法國聲稱同意撤出廣州灣;英國後來聲稱在集體交還租借地時會放棄威海衛;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還膠州灣。但是,英國代表、樞密院大臣貝爾福在會上力圖避開新界的問題。他說,新界應該繼續由香港管理,「因為沒有它,香港就完全無法防守。」
  第十七任金文泰在12月7日的第13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反駁了貝爾福的言論。中國代表指出,保留新界並不是保衛香港的唯一解決辦法。由於英國得到其他帝國主義強國的支持,中英雙方僅就新界問題進行過一次小小的交鋒,就不了了之。
  到了金文泰任總督期間,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更加高漲。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不平等條約問題。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在這以後的幾年內,中國國內的反帝愛國浪潮不斷高漲。1927年1月,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湖北的工人、學生和其他愛國群眾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面對這些疾風暴雨般的反帝愛國運動,英國當局坐立不安。香港總督金文泰竭力鼓吹合併新界,長久佔據。1926年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於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於是,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時候,金文泰被授權發表了這樣的聲明:「當內戰的戰火不幸在中國燃燒之際,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護香港及其大陸部分,他們絕對不會交出香港,不會以任何方式在英國統治的大陸的任何部分放棄或削弱其權利或權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們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罷工談判態度多變
  金文泰上任伊始,1925年11月12日,他以兼校長的身份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他表示,廣州和香港,向來就親睦如一家人,這一次工潮,雙方都受到損失,深願廣州當局向香港伸出友誼之手。我們願意立即牢牢把握住。
  史塔士給金文泰留下的是一座「死港」。金文泰就任港督後,首先要處理的是前任留給他的大罷工和新界兩個問題。他親赴大埔作新界鄉紳的工作,通過他們勸說村民把蔬菜、雞鴨等副食品運送港島,解決因罷工而產生的市民生活供應困難。為了爭取新界人士,金文泰宣佈撤銷史塔士頒布的新界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提議將「新界農工商研究總會」改名為新界鄉議局,並認可鄉議局是港英政府在新界施行新政策的一個咨詢機構。
  在解決罷工的問題上,金文泰前後態度變化很大,開始他汲取了史塔士的教訓,上任伊始,便一改以往港英政府敵對與強硬的態度。他向英國政府提出,由香港政府直接出面與廣州方面交涉聯絡。他主動多次表示願意和廣州政府通過談判來解決罷工。
  廣州方面也採取了積極態度,準備與港英當局派出的代表進行談判。
  1925年12月15日,金文泰提出廣州方面委派重要職員來港,交換意見。廣州政府派財政部長宋子文赴港,與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員舉行了會談。會談中,宋子文提出,罷工欲求解決,港英政府必須在經濟上滿足兩個先決條件:即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與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港英政府則聲言,重新安置罷工工人已不可能,因為罷工工人先前的工作早已被人代替。宋子文表示,可以用賠償的方式予以解決。關於賠償問題,金文泰指出,港府認為這種賠償要求無異於敲詐。但是,由於對港封鎖曠日持久,香港的多數華商及一些英商寧願償付這筆費用,也不願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而港府對於這類舉動不好加以阻攔。因此,賠償問題雙方還可以進一步商談。
  雙方在廣州又舉行了多次會談。港方表示,應將罷工工人所提政治、經濟條件分開談判。關於經濟條件,港方可與罷工工人磋商。關於政治條件,港府願以廣州政府為談判對手。廣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當局原則上能同意經濟條件,政治條件可另尋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後,金文泰改變了主意,認為這樣的解決方式對香港將會產生不利影響。立即宣佈,港府不能參加此類解決方式的談判,但不妨礙華商自己籌集資金來解決罷工問題。
  港英當局如此缺乏誠意,就注定了談判已無法進行下去。12月30日,香港華商代表抵穗商談經濟賠償條件問題,廣州方面拒絕與之談判。
  金文泰對談判的失敗並不遺憾。他本人一直懷疑,向廣州支付這筆勒索款是否能確保香港的永久安寧。1926年1月4日,金文泰召開行政局會議決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廣州現政府被中國某一敵對將領所推翻。」
  金文泰從最初主動提出願意通過談判解決罷工,到後來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覺察到了廣州政府即將發生變化,國民黨右派勢力逐步擴張。
  1月13日,港督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員會議,進行了專門研究,與會者一致認為,廣州的右翼人士即將得勢。廣州政府不久即將分裂,罷工委員會就要被解散,對香港的封鎖也將隨之結束。
  1月25日,港英當局悍然對外宣佈,中止有關解決罷工的談判。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派兵包圍了罷工委員會,對省港大罷工造成了極為不利影響。倫敦和金文泰的預料被證實了。港英政府對通過談判解決罷工表現得更無興趣。
  1926年6月5日,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致函香港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現已準備與香港政府磋商罷工事件,並準備委派全權代表3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負有同等權責之代表3人,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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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總督(全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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