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三聯生活週刊》十年

TXT 全文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場神經病(圖)(1)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於上海。從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讀生涯。上學的同時,曾在金店、糧店習藝。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採訪系肄業後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對員,秘書,編輯,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後退居二線,1996年1月退休。    

  現在出版界盛說"品牌"。我輩有時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維護"品牌"的從業者行列。其實,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的出版學徒,長期以來,何嘗有過"品牌"觀念。我們只知道聽上面的話,不出上面不中意的書刊。你去自創一個什麼東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豈不是自找麻煩,自討沒趣?    

  這種觀念,我一直維持到20世紀末。上世紀80年代起編《讀書》雜誌,"品牌"說似乎稍稍有點露頭。但愚魯如我,直到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光景,才開始想到:在那個叫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該自己設計一點該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虛度六十又一,已經不主持三聯書店的工作了。這時覺得自己不妨"羅曼蒂克"一些,又仗著新領導的縱容,於是斗膽寫了一個意見,報送各方。意見第一段謂: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場神經病(2)

  "中國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務、中華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說。三聯書店更是以刊物起家,無論本店圖書出版之盛衰,幾大刊物(尤其《生活》雜誌)總是由店內主要負責人親自主辦和竭力維持,使之成為本店的一種"門面"和聯繫讀者之手段。本店之三個名稱("生活"、"讀書"、"新知")即為三種雜誌之名稱,是為明證。據說,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後的出版總署署長,三聯書店創辦人之一)始終認為出版社應以辦刊物為重點,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實現為憾。一九七九年籌備恢復"三聯"建制之際,先以恢復《讀書》入手,迄今十三年,看來也是成功的。因是,無論從傳統經驗,還是從當前實踐看,出版社辦雜誌都是必要的(有些國外經驗也許更可說明此點)。"    

  寫這段話,是讀了不少文件特別是店史以後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於是突然頭腦更加發熱,居然提出立即要辦十個刊物。當時設計的十種是:    

  (1)《時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新現象展開多角度、多側面、多學科的報導和分析,側重點放在促進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長之基點上。這實際上是《生活》雜誌的現代版。如果主管機關允許重用《生活》刊名,則更佳。(2)《開放經濟》(旬刊)--對外報導中國經濟之發展,對內指導中國讀者如何從事經濟活動,即使人們懂得經濟事務之重要以及操作、運行之道,又要防止人們成為單純的"經濟動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閱讀的大眾性刊物,繼承《生活》雜誌的優秀傳統,用親切的語言以通信形式為群眾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種種疑難。(4)《讀書快訊》(半月刊)--《讀書》雜誌之通俗版,著重在培養讀者對書刊的愛好和興趣。(5)《譯文》(月刊)--適應開放改革之需要,譯述國外政經學術文化之重要文章,讓中國讀者瞭解域外最新信息。(6)《東方雜誌》(月刊)--如"商務"暫不擬舉辦,擬由本店接手,敦請陳原先生主編。如商務不擬讓出此刊,則易名為《新知》雜誌,性質仍為綜合性的高級學術文化刊物。如果陳原先生俯允,還以他主編為好,因他原是"新知書店"舊人,有此因緣,較能貫徹"三聯"傳統。(7)《藝術家》(月刊)--介紹和鑒賞中國文物及藝術精品,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國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9)藝術攝影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以上九種,加上三聯書店原有的《讀書》,合共十種。擬在2-3年內次第實現。"    

  這種設計,說實話,即使實現,也只是我的"遺囑"。在我本人說,自己"下崗"在即,自然是一個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這個設想,托人情,走門路,處處請托關說。結果不少人看了覺得是匪夷所思,簡直是神經病。幾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從神經病稍稍回到現實,把計劃改為出版三種刊物:《現代生活》(月刊)、《經濟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週刊)。於是上報。又經周折,最後落實為一種,即《三聯生活週刊》。在我作為高級秘書捉刀寫成的申報辦《三聯生活週刊》的"辦刊理由"是:"本刊為鄒韜奮同志創辦的聲名卓著的《生活》雜誌之現代版,以此向海內外表明:《生活》雜誌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光明正大,有道有理。這個計劃總算批准。於是,到1995年1月,《三聯生活週刊》出刊了。    

  要說明的是,三聯書店早有恢復《生活》雜誌的意願。1980年至1981年,即已開過一些座談會,還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試刊。    

  90年代末,在自己臨近全面退休之前,大發了一場神經病。湊著好時光,因著三聯書店新領導的敢於承擔風險,總算因而讓我們有了一個好雜誌,讓三聯書店由此可以對外宣稱:"《生活》雜誌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話翻譯成時髦的語言,無非是說:我們維護住了一塊歷史品牌。    

  現在,談"品牌"不再是發神經病了,也許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經病。時至今日,我經常想起管理學大師杜魯克的主張:不去算舊賬,趕緊往前看,去創造更多的機會。按時今的說法,就是創造更多的品牌。    

  這個期望落在時下在三聯書店秉政的諸君子身上,特別是《三聯生活週刊》身上了。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時代大刊(圖)(1)

  董秀玉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對;197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任編輯;1978年下半年參與《讀書》籌備,1979年任《讀書》編輯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3年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聯生活週刊》的創刊號上,我寫過一則"編者手記":    

  "在韜奮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的大日子裡推出的這本《三聯生活週刊》,是創刊,也是復刊。    

  "六十八年前韜奮先生創辦並主持的《生活》週刊,與生活歷史共鳴,積極反映了時代潮流和社會變遷,竭誠服務於千萬讀者,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復刊。堅持這個方向,是我們的宗旨。    

  "今天,我們正處於世紀之交的大時代中,這是我們的幸運。如何從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這個時代,反映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新課題,提供人們嶄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資訊,當是我們最需努力的關鍵。韜奮同志從來主張,特殊時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糧食。這就需要創新,要前進。《三聯生活週刊》的創刊,就是我們的再出發。    

  "在這歷史的承傳和時代的創新面前,我們惶惶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希望作為一個共同的事業,一起來辦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這基本反映了我們的辦刊思想,是當時窮得叮叮噹噹、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壯志。    

  當時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賬無餘款。但我們分析市場,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週刊形態已是發展的必需,而當時除了《瞭望》,並無其他現代性很強的文化性新聞性週刊;分析我們自已,我們有最佳的品牌優勢,有老同志的支持,有當時社委會的一致意見,更有學術文化界朋友們的實際支援,在資金方面也有爭取外援的可能;再則,從三聯的發展戰略說,這也是衝破三聯困境的關鍵一大步。我們只能,也必須義無反顧地衝上去。    

  決心好下,但執行過程之艱難曲折卻難以想像。創刊、堅守和正式轉為週刊是三個關鍵時期。    

  創刊階段,在錢鋼帶領下大腕雲集,創意無窮。從1993年3月批准刊號,錢鋼進入,到1994年3月遷入淨土胡同前,在當時三聯窩居的大磨坊樓上的平台房裡,日夜燈火通明、熱火朝天。制訂規劃、招聘記者、職業培訓、"空轉"試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憶的日子。    

  雖然這以後由於資金中斷等種種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這一年的工作明確了辦刊思想、搭好了架構、鍛煉了隊伍、熟悉了出刊的各個環節,不少欄目不但十年來仍在沿用,連外刊都在借鑒。尤其在媒體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從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這是一個情況多變的守護期。這期間試過幾位主編,換過兩茬投資者。真正做了實際工作的是楊浪。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不講代價地接下了重任,編了一期試刊、五期正式出版的週刊,最後亦終因資金問題而休刊。    

  三聯書店的文化精神從來是開放的、包容的,也堅持用人必須不疑,刊物必須是主編負責制。在方針確定以後,總編只管提供平台,解決困難,協調關係和終審稿件。主編應該有最大的自主空間。也因此,我們才有這樣的幸運,能聚集那麼多的師友、同志來和我們一起創編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個大錯:從一開始就主觀地想請兩個主編合作,一個新聞專長,為主編;一個文化專長,為副主編。結果組合了幾次都完全失敗,也傷害了個別主編,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內疚。    

  分出經營的這一塊,與社會資金合作。生活週刊應該是做得相當早的。當時一方面自己沒錢,同時也想嘗試用廣告來養刊物。我在香港時就調查了很多刊物,都是這種模式,我以為這是值得嘗試、對週刊一定會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廣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內容。編一本三聯自己的週刊,是我的基本點,這一點,絲毫也不可動搖。    

  經營模式的改變,資金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功能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變化,在原則的基礎上我們為自己爭得了一點自由,這對週刊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當然,投資方的情況也很不一樣。第一任投資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顆粒無收,我覺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資方撤走則是因觀念不合,在內容上我們不肯讓其干預。第三任則是他們本身的資金出了問題。而每一次的問題又都牽涉到編輯隊伍的穩定,因此這條路真是走得十分艱難。楊浪走後幾個月,一次在機場遇見,他過來招呼,說:"前幾天我媽還在問:你們老董還在堅持著哪?!"我們大笑。    

  可是過後想想,心裡也有點不好受。為辦這個週刊,我們頭上頂著雷子,因為社會資本參與經營的政策還不清晰;資本未有回報,心裡也覺歉然;平台不夠穩定,更有負主編和年輕的編輯記者;在社裡,由於週刊是體制外的經營方式,工資待遇等與社內不同,也必須向員工解釋、做好工作;對社委會,為了不混淆兩種體制的經濟關係,也為了節省每一分錢花在週刊建設上,不但我自己,而且連社裡,都不許花週刊的一分錢。所以當時就有人問我:既然各方面都沒好處,你還幹什麼?我苦笑,可是心裡總存著期許:或許再咬咬牙,過了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還做著印鈔機的夢,我告訴他們:"是的,好的週刊就應當是印鈔機。"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時代大刊(2)

  三聯品牌對一些有著文化情結的投資方還是有影響力的。第四任投資方在1995年8月後開始進入。為此,我十分緊張,再三再四地講困難、講問題、講風險,當然也講我們的原則。希望他們能想清楚再進入,決心進入就需相對穩定。週刊再也不能折騰了。    

  作為第三任事實上的主編(真正編了雜誌的),朱偉受命於危難之中。朱偉的進入,使週刊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時期。這個階段,朱偉、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沒。    

  朱偉面對的狀況十分複雜,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礎,又有這兩年多風風雨雨造成的諸多問題和媒體的種種猜疑。這比接手一個新雜誌要困難得多。但朱偉做到了,不但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將刊物持續出版,而且在幾個重要關頭,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都能將刊物按時出版,並獲得很大的好評,1999年即開始贏利。尤其在將雙週刊轉為週刊的過程中,竟也是從容過渡,第一年幾乎就能打平,其編刊創意與經營方面的學習能力俱佳,實在是十分難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經濟主筆,早就是"中青報"《經濟藍訊》的大牌記者和主編,寫的企業報道紮實、深入,經濟分析中肯、透徹,又極有故事。是中國企業經濟報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筆。在朱偉重組隊伍的過程中,我瞭解朱偉最為陌生的是經濟這一塊,我們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來。雖然當時他還有更好的去處,雖然留下來前途難測,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協助朱偉把刊物搞起來,不講價錢也不提條件,十分仗義。《三聯生活週刊》前幾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經濟的,方向明對《三聯生活週刊》的成功發展起了絕對重要的作用。    

  為了確保週刊的運作和發展,當時社委會也下了大決心,派潘振平去擔任週刊副總編,專門負責週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聯最優秀的編審,又是個包容性很強、很大氣的人,觀察處理問題思路清晰,能把握關鍵。對當時重建中的週刊的方向把握、選題創意、關係協調和經營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調的,他從不訴苦告狀上交矛盾,他是週刊的凝聚力的保證。    

  最後的關鍵是2001年週刊的轉型。雙週刊轉週刊絕對不僅僅是時間的壓縮,它是一個新刊。從資金投入到定位到運作等等都會有相當大的變化。從主觀上講,最好再推後一兩年轉,會較為穩當;但從市場看,必須馬上轉,否則就要失去先機。可是投資方首先反對,由於資金困難,決定不投資做週刊。其次,內部反對聲也不低,因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經贏利,轉週刊後又要虧上兩年。好心人還提醒我:"你馬上要退休,轉週刊的話賬面上又是虧損,不好看。"這確是事實,但為了週刊的長遠利益,真是顧不得了。遂決定引進第五任投資方的資金轉週刊,做最後一搏。這一搏與前不同,心裡已開始有底,廣告在不斷增長,廣告商對週刊已頗有信心。    

  由於前任投資方的合約還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進入,一千多萬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轉型週刊,同時也準備償還前任投資方的投資款(我心裡一直惦著我們困難時他們給予的幫助,現在他們有難,我們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這一部分,但後因對方索價過高,難以同意,演成官司。在這裡不贅)。準備等合約期滿,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實際上朱偉把轉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虧損,而轉成週刊後的廣告量卻大增。我退休前雖然週刊賬面上還有少許虧損,實際手上三年的廣告合約已達數千萬元。為了週刊的長遠發展,下決心2001年轉週刊的這一搏是絕對值得、絕對應該的。    

  現在三聯雜誌(尤其週刊)的利潤已經大大超過圖書,但我們的工作實際上才開始了一小步。我們期刊群的計劃尚未完成,週刊作為一個時代大刊還有相當的差距,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週刊的十年,我們歷經了眾所周知的艱難曲折,沒有對文化的堅守和執著,沒有對事業的理想和熱情,沒有全體同事的團結和努力,沒有朋友們的愛護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會有今天的《三聯生活週刊》。我們真應該向每一位支持過、幫助過我們的朋友、同事和讀者們衷心地說一聲"謝謝",衷心感謝為週刊做出貢獻的每一位。    

  週刊的十年,又將是我們發展中的一個新起點。從現在開始,十年的成績和優勢已成過去,我們必須看到自己的問題和差距,明確今後的目標和策略,向著新的未來,向著更高的理想,為了辦出一個真正的時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願!


第一部分:PART 1錢鋼:德國記憶(圖)(1)

  錢鋼 現為上海大學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1979年起開始職業新聞工作,曾任《解放軍報》記者部負責人,參與創辦《中國減災報》(任執行編委)、《三聯生活週刊》(任執行主編)。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欄目總策劃(1996~1998),《南方週末》報常務副主編(1998~2001)。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與胡勁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寧成春和我作為"三聯"的考察者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在德國生活了近一個月。這是我操作新聞週刊的"蒙學課"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羅斯危機    

  有兩名警察在莫斯科街頭被殺。    

  我在剛剛入住的賓館看電視,時差的原因,過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經是10月3日了,是個星期六。俄羅斯發生了總統與議長的激烈爭議,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頭的騷亂。我看見了莫斯科電視台前聚集著對峙雙方的支持者,大規模衝突一觸即發。佈置三聯書店的展台回來,晚上21︰52,我看到了開槍。    

  10月4日晨,我邊看電視邊記日記:    

  現在是巴黎時間5︰50,莫斯科時間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進城,卡車,燃燒的黑煙。坦克已經佈置在白宮前,有零星槍聲。一個足球場。7︰52,路邊停滿卡車,有麵包車開過。樓房沐浴著金色的霞光。坦克撞開了足球場邊的鐵網。    

  當天晚上,我從電視裡看見俄白宮大火。副總統魯茨科伊、議長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車。電視鏡頭重放坦克炮擊白宮。據稱白宮內死500人。美國總統克林頓表示支持葉利欽渡過危機。    

  10月7日,我在書展買到剛剛出版的德國週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為《葉利欽的苦勝》,報導了前一天方結束的莫斯科危機,封面圖片是憤怒揮拳的葉利欽和炮火硝煙裡的俄羅斯國旗。報道中最新的內容(文字、圖片)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們的《三聯生活週刊》。那時我們常常問,如果週四某地發生特大爆炸,我們週六上攤的刊物可能把這一新聞做封面嗎?那時封面做圖很難很慢,雜誌印出後還要留足"焗"干的時間。捧著《明星》,我歎服那種做新聞的狀態。    

  無意中進了貝塔斯曼    

  我們去漢堡訪問《明星》週刊。《明星》當年曾因刊登了偽造的《希特勒日記》而對全世界現醜。不過在1993年的德國,它仍然是和《明鏡》齊名的新聞週刊。    

  《明星》的辦公地點,在一幢艦船式的建築物內。我們和總編輯交談,觀看組版編輯的工作,參觀資料庫,還在職員餐廳美美享用了一頓午餐。    

  他們的圖片庫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既有滿架的圖片,分類細緻;更有電腦管理的圖片檔案。而後者在當時還是很時髦的。他們輕易地調出"北京"、"鄧小平"等分類的攝影作品,不時把我的念頭拉回到我夢寐以求的"生活週刊資料室"。    

  我們被領到放置歷史資料的屋子,那裡有創刊之初的老雜誌。《明星》的總編輯告訴我們,"二戰"後,漢堡由英軍佔領。1948年,英軍佔領軍司令發佈一個通告,稱誰願意創辦一份鼓吹民主的雜誌,他就會批准出版。結果有一個年輕人說,我願意。那人於是當了《明星》的總編輯,一口氣干了40年,在我們去德國的不久前才退休。    

  從一個深深的大抽屜裡,現任總編輯抽出《明星》創刊號。非常的薄,紙張很黃(不知當年就這麼黃還是變了色),沒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他又抽出幾期,說那時的雜誌上有許多黃色的內容,隨著讀者日眾,嚴肅的內容也漸次增多。    

  1993年的《明星》週刊,已經是一份有200多頁的大刊物。無數期刊物的封面,被製作成小圖,密密麻麻地佈滿總編輯辦公桌背後的大牆,真是壯觀。老總編輯已經退隱鄉間,在那裡,他辦了一個小博物館。    

  《明星》的圖片非常棒。我們在德國的日子裡,他們有一期刊物的封面故事是關於中國的--《一個孩子變成了神》。封面金碧輝煌,是孩子的頭像。說的是一個8歲的小活佛(即17世噶瑪巴)的故事。他們使用了大量圖片,據說曾派出一支攝影隊在西藏採訪拍攝多日。記得有一張照片,是小活佛在玩遙控汽車。    

  在《明星》雜誌同一座樓裡,我們還看見另外一份圖片精美的雜誌《GEO》,即德國《國家地理雜誌》。我們背著一堆精美的雜誌和其他資料回到北京,仔細"判讀",才發現了那個了不得的名字:貝塔斯曼。原來那座艦船式建築,竟是貝塔斯曼的漢堡總部,那裡有許多雜誌,有出版社,還有電視台。出訪前的案頭做得還是不夠,我們一心想著週刊週刊週刊,無意中進了一趟傳媒帝國。


第一部分:PART 1錢鋼:德國記憶(2)

  龍應台和《三聯生活週刊》    

  龍應台是沈公和董秀玉的朋友。行前董秀玉對我們說,在德國有什麼困難,就去找龍應台。她會幫你們。    

  第一次見龍,是在書展展廳。她匆匆來去,我和她甚至都來不及互相介紹。說來丟人,我們要她幫的忙,是訂回程機票。所以我們後來又坐"S"列車(輕軌)去她住的遠郊小鎮"空堡"取票付賬,我們好像拿出了500馬克的大鈔,讓用慣信用卡的龍十分好奇。而我則對她的好奇感到好奇。潘、寧先期離開德國後,我再去"空堡",想和龍應台談談週刊。    

  "空堡"是"二戰"後盟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美麗幽靜。我下了列車,剛出小站,一輛紅色轎車便無聲地"滑行"到身邊。"安安,叫叔叔",龍的台灣國語,"叔叔"發第三聲。    

  這是個下午。據說和每一個下午差不多,龍應台要接送大兒子先去踢球,再去看電影;要從幼稚園接出小兒子,再陪他到圖書館借書。然後是給孩子們做晚飯,不是兩個,是四個,鄰居家兩個要例行加入。龍一直忙到晚上9點,開始命令三個孩子就寢(鄰家女孩也喜歡住這裡,帶了牙刷和睡衣來)。每一天,當小傢伙們很快發出鼾聲後,龍開始她的徹夜寫作。    

  這晚,她和我談週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發旁,斟上兩杯葡萄酒,開講。我請她從雜誌的編輯部人員名單講起,給我講解欄目設置,講解各類報道的比重,講解定價,講解夾在雜誌中的廣告,當然我最關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評。    

  記得當時,我對封面故事安排在雜誌的哪個位置極感興趣。我當時已經明白,國外的雜誌都不會把封面故事放在最前,但什麼是它的最佳位置?是不是要處在一個黃金分割線的部位(即刊物的約前1/3處)?在這道大菜的前面,應該放什麼樣的內容?開胃酒?    

  龍應台詳盡地解釋一切。我看見許多封面在揭露黑幕,也有的封面故事是編輯部"製造"的,如由《明星》編輯部發起全球性的對阿富汗難民的援助,事情做得很大,當然也成了雜誌賣點。    

  我們談到凌晨。早上,幾乎沒睡多久的龍應台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上學,而後要趕往慕尼黑開會(半天的火車車程)。於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車上繼續討論週刊。從"空堡"到法蘭克福,從法蘭克福到斯圖加特。她還向我介紹了《明鏡》和《焦點》。後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創刊不久的週刊,很注重科學題材,設計也很新穎。我在斯圖加特和龍道別。一是不得不下車(次日要飛回國),二是我想看一看斯圖加特,兩個月前,王軍霞剛在這裡拿了萬米世界冠軍,我們剛剛以此為題材,在香港做過一個模擬的《三聯生活週刊》封面(許多年後,在《三聯生活週刊》總編輯辦公桌背後的牆上如果要佈滿雜誌封面小圖,這應當是最早的一幅)。    

  那一天很冷。我獨自徘徊在斯圖加特街頭,咀嚼著數日來的見聞,懷著憧憬,躍躍欲試。


第一部分:PART 1陳西林:我的三聯生活(圖)(1)

  陳西林 來《三聯生活週刊》前任《中華工商時報》總編輯助理,《週末版》主任。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時擔任藝術總監。現任香港《紅色資本家》總編輯。    

  我的三聯生活一    

  在《三聯生活週刊》,我最早接觸的"三聯人"應該是董秀玉了,儘管她當時是三聯書店總經理,但對我來說,她更像一個大姐姐。董秀玉總是在鼓勵我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以至後來我開辦"漫畫公司"後,她仍舊在幫助我,她幫助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畫書籍,儘管與她想像相去甚遠,但她還是出版了。    

  為了改變我的漫畫風格,董秀玉曾帶我去見王蒙,那天下午在王蒙家中小院裡,兩位長者幫我分析了各種風格的可能性,後來董秀玉讓王蒙在他全集中選一本適合作漫畫腳本的文集,讓我帶走,但我最終任流而去,以致現在沒有多大長進,回想起來多少有點愧對大姐。    

  我當時在《中華工商時報》,報紙編輯相對圖書編輯應該算是粗人了,這讓我很難體會董秀玉對《三聯生活週刊》那種細膩的感情。我當時被委派的工作是《三聯生活週刊》藝術總監,現在想一想,我根本無法勝任這個位子。    

  但董秀玉卻始終認為我能做好。我們交流時,最讓我驚訝的是她言辭中的多重含義,比如當她在審定我的一個設計時,看後會笑著對我說"有機會,我會安排你到德國書展去看一看的。"    

  我瞬間明白了她話中的另外含義--首先她告訴我這個設計不行;其二她告訴我需要把眼界再放開些;其三她在說你能做得更好。我是一個不喜歡衝突性交流的人,那樣只能搞壞心情。我喜歡和董秀玉這種暗示性交流,它讓相處變得平滑圓潤,多少有些禪味。    

  董秀玉是一個苦行的旅人,可以說《三聯生活週刊》早年創刊所有的苦都讓她一個人吃遍了--上司的看法,下屬的抱怨,同事的爭吵,朋友的反目,還有投資人的堅持、合作者的離去。但她在這種情境下描述起《三聯生活週刊》時依舊幾如夢幻。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們在聊《三聯生活週刊》形式定位,她說著說著突然找不出詞兒了,對著窗外枝枝蔓蔓看了半天然後笑起來,鏡片後的眼睛長久地在笑--片刻,我似乎感覺到了她想像中的《三聯生活週刊》,但遺憾的是我沒能幫她完成設計。    

  我的三聯生活二    

  我加盟《三聯生活週刊》時是"錢鋼時代"。    

  我對錢鋼有種輩差的困惑,我們同住一個大院,他和我父親是同事,都在解放軍報社工作。記得有一年錢鋼去上海出差,我父親托付他去看我妹妹陳燕妮,燕妮那時正在上海讀大學。不久,燕妮從上海打回電話說,見到錢鋼啦,一起在錦江飯店吃的飯。父親說,什麼錢鋼錢鋼的,為什麼不叫錢叔叔!燕妮說,他太年輕了,我叫不出口。父親罵了起來,沒大沒小,再年輕你也得叫叔叔!燕妮在電話那頭被罵哭了,我在隔壁房間竊笑。    

  這回輪到我了。說實在的,我一直沒能找到對錢鋼合適的稱謂,於是除了偶爾隨大家叫兩聲"錢鋼"外,更多時候都是在用"你好""來啦"等語言作為起始句,好在錢鋼對此並不在意。我和錢鋼的合作早於《三聯生活週刊》,是在他走馬《地震報》時,那時他手筆很大地將《地震報》改成《減災報》,我加盟了他的改版陣容,錢鋼給了我很大的空間。    

  在《三聯生活週刊》幾乎不用磨合,我便適應他的工作方法--全景式操作。    

  《三聯生活週刊》第一批編輯是我們一起挑選的,門外候著等待面試的應聘人,錢鋼一個個叫著名字,每過一個人,錢鋼都會同大家交換意見。看著一張張毫無世故充滿理想的臉,我想,我們當時更多的是憑直覺的好感。然而看到這些當年的新人今天很多人都成了新聞業界的腕級人物時,多少有些欣慰。    

  錢鋼辦刊有一種軍隊作風,因為當時正在等待資金到位。於是錢鋼開始了他對編輯的培訓計劃,雖不出刊,但一切程序都按週刊出版運轉,什麼時間編前會,什麼時間採訪,什麼時間交稿,什麼時間結稿,一切按部就班。楊迎明戲稱這是"水軍旱地操練"。我覺得這更像是"新兵連生活",錢鋼試圖按自己的理想打造一支"錢家軍"。    

  錢鋼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你很難想像這個皮膚白皙舉止規矩的書生竟有著如此大的熱情和能量,這不僅因為他寫過一本轟動一時的《唐山大地震》,也不僅因為他年紀輕輕就成為軍隊師級幹部,而是他個人有一種特別的感染力,離近了就會被吸附。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先行的老師與愉快的合作者。    

  錢鋼的眼神有些哀怨,笑起來略帶害羞,但他的視線永遠瞄向的是硬朗朗問題。    

  我的三聯生活三    

  陶泰忠是和錢鋼結伴而來的,此前他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當時是《三聯生活週刊》行政總管,他有張含蓄的笑臉,看不出是大高興還是小高興,但這張臉你一看便有一種安全感。    

  "水軍旱地操練"期間,錢鋼要求《三聯生活週刊》封面設計要加入"操練",陶泰忠踱步到我跟前,小聲問需要什麼?我說,噴筆。多少錢?四千多!不一會兒我就拿到了支票。    

  當天晚上《三聯生活週刊》封面設計開工了,不料噴筆的馬達聲惹惱了我太太,太太屬於那種天下都是親人惟獨老公例外的女人,連我咳嗽一聲她都怕驚擾了鄰居,寧可用手把我活活捂死在床上。社會學家說這種女人的概率是二十五億分之一,我中了頭彩。


第一部分:PART 1陳西林:我的三聯生活(2)

  後經協商,為了防止馬達過響,必須用棉被包裹,為了減少馬達與地面的共震,必須有人抱著。因為我要設計,這些事全由太太承擔,那一夜我工作了七個小時,也見到了世界上最難看的睡覺的樣子,有人居然能抱著一台隆隆作響的馬達站著睡著了。    

  封面設計稿出來了,第二天的編前會如同聯歡會,眾人品頭論足。很多人都自稱是藝術鑒賞家,但從來就不給個明確指示:"再雅點就好了","再市場點就好了"--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我做了近三十個方案,以至每次編前會後看看封面方案成了習慣。    

  直到有一天,當我看到身邊抱馬達的那個人面色青灰,幾如清東陵吞金灌銀的宮女一般時,才想起應該學會愛惜"私有財產"。好在是"水軍旱地操練",誰也沒計較。    

  陶泰忠可能因好久沒看到新封面了,總覺缺點什麼,有一天他又踱到我跟前問,還需要點什麼?我當即一身冷汗。    

  現在噴筆還在我家,我想這是《三聯生活週刊》的公產,找機會還得給抱回去。    

  我的三聯生活四    

  "錢鋼時代"有一種非常的歡樂,當時媒體各路名角的登場讓這個舞台變得華麗無比。    

  胡舒立永遠處於極地狀態,和她工作一天所聆聽的"教誨"要超過一個兒童十年的教育期,在她面前我慶幸自己天生口吃,聽就是了。她的觀點和語言犀利得足以斷頭,她永遠要重新詮釋這個世界。她的幾本新著都是我給做的封面,設計前她要求我必須先閱讀書稿校樣,所以對她的"教誨"我總比別人早半月,差一點成了她的"入室弟子"。後來聽說她被一家外刊評為"亞洲最狠毒的女人"時,萬分驚訝,不是為胡舒立而是為編輯的好眼力。然而,另一個胡舒立卻是很少有人見到,一件順心的事或者一碗好吃的面都能讓她的笑容裡充滿了童趣。    

  楊浪極具親和力,同時唱得一口好歌,每每卡拉OK我總喜歡尾隨其後,在他的專業級歌聲下哼哼唧唧一陣,然後共同迎接雷雨般的掌聲。天長日久楊浪看出了我這種狐假虎威的樂趣,只要他上台准要招呼上我,有人說我在台上比楊浪投入多得多,以至後來竟讓我有了錯覺,一次獨自衝上台去,開口剛兩句就被滿場唏噓哄了下來,讓我鬱悶的是這首歌我和楊浪合作過幾百遍,每次都是在鮮花和掌聲中幾回返場,從此金盆洗手,不再實施進軍歌壇的計劃了。    

  畢熙東是一位體育評論家,八十年代他在《中國青年報》為我開闢的漫畫專欄,連推帶搡改變了我的一生,後來我們又一起參與《三聯生活週刊》的籌備。一次編前會後,他送給我一條小黑狗,從此我便有了繁重的家務事,我經常牽著這隻小串秧在街頭寒風中瑟瑟,我給小狗取名叫"查理",因為小狗東家說它的出身是英國貴族。後來沒想到"查理"竟成了我和王朔《狗眼看世界》書中的主角。說來也奇怪,畢熙東幾個漫不經心的動作,竟都成了我人生的歷史拐彎處。    

  楊迎明是個有才氣的寫家,每天都會在編前會上抖出各種包袱,雞零狗碎的事一過他的嘴,立馬變成亦哭亦笑的黑色幽默。他說話前先憨憨一笑,然後一臉誠懇地將天下大事弄成一地雞毛。後來,當我聽說他曾在大庭廣眾下把一個不大正經的領導大迴環似地摔了個360度大背胯之後,再仔細端詳了一下他憨厚的眉眼,果真有股剛烈的豪氣。    

  我的三聯生活五    

  最終我還是被世俗大潮給卷跑了。    

  我的離職的談話是在錢鋼家進行的,事先我找了一千條理由,錢鋼一直靜靜地在聽,其實他早已明白。現在重看一遍回放,發現我的離去極不合時宜,當時《三聯生活週刊》的矛盾已顯現,錢鋼處於矛盾中心,他需要有人幫助,他需要有人幫助固守核心地帶,有時多一滴潤滑劑你便可以滾動起一個世界。    

  後來矛盾激化了,錢鋼終於沒能等來《三聯生活週刊》的正式出版。    

  我最後一次見到錢鋼是在華僑大廈一次派對上,派對內容忘記了,只記得唐師曾在我身邊說了很多軍事話題。那時錢鋼已不再是《三聯生活週刊》主編了,只是聽說他要去南方工作,派對中他對我隻字不提《三聯生活週刊》。派對結束後,我和錢鋼一起下樓,屋外有點細雨,快分手時我說,《三聯生活週刊》正式出版了。他說:"是嗎?"邊說邊四處張望。當我還要說話時,他便大聲地向我告別,然後朝車站走去。    

  其實我想告訴他的並不是這個,這僅僅是我"輩差困惑"的起始句。    

  望著他遠去的身影,我有些後悔。    

  後來發現應該極其後悔,那次告別後我們再也沒見面,想一想也有十年了。    

  人生下來就是花眼,許多的事情離近了往往看不清。


第二部分:PART 2楊迎明 劉曉春:那些人那些事(圖)(1)

  楊迎明 1993~1994年參與《三聯生活週刊》的創辦,任兼職主筆,此前在《中國體育畫報》任主編,後來擔任《中國體育報》副總編、《中國足球報》總編。    

  劉曉春 1993年參與《三聯生活週刊》的創辦,任資料編輯,此前曾在《博覽群書》做編輯,現在《北京青年報》副刊任編輯。    

  1992年11月,錢鋼打電話來,問我對新聞週刊是否感興趣。電話很短,差不多在最後他才告訴我是《三聯生活週刊》。    

  錢鋼對我"驗明正身"(現在叫"面試")是在我北郊的家裡。這種"家訪"很能說明錢鋼作為一個作家的精細和一個職業新聞人的密緻。他要聽我說什麼,也要看我的生活,看我的情趣--看我是不是一個識字的人。    

  錢鋼永遠看著你的眼睛說話,挺直著上身,話語急促,段落極清晰,這和他曾是一個軍人有關。他應該是一個一線集團軍的政委,讓發起梯次衝鋒的士兵們赴湯蹈火--錢鋼的意志總讓我感歎。而意志在時下更多的時候、更多的地方是一柄雙刃劍。    

  記起來的,和錢鋼談到了美國《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不同的關注角度和"敘述"方式,順便談到了一些技術性問題,例如紙張、版式。這時我才知道,《三聯生活週刊》的美術及版式總監是陳西林。我早就應該想到有楊浪的地方一定會有陳西林出沒;有陳西林的地方,楊浪早晚會水落石出。    

  1993年《三聯生活週刊》的集結是在北京永定門外沙子口的一個麵包房附近。沿著一條破舊的沙石路,從一個簡易房外類似消防梯的鐵梯上到二樓,見到了太多的業內同行!雖然事先知道,但坐在一起時仍不免驚歎:楊浪、陳西林、胡舒立、畢熙東、季元宏、陳小波、何志雲、葉研、程赤兵、聞丹青……錢鋼、陶泰忠,然後是董秀玉,這座大廟的住持。滿眼都是高僧,最不濟也是文武和尚。我這樣的沙彌真不知道也想不出,這是要辦一本週刊還是要打造一件"殺人放火"的武器。用得了這麼多強悍的人物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一回事,是一件有待爭取的理想中的事;"全北京媒體精銳者聯合起來"是另一回事,是一件無須爭取、無須競爭的很現實的事。現在想起來都後怕。它很可能成為一種動物,而且是一個新物種--或者是它把誰咬死,或者是它把自己咬死。    

  春末的時候,週刊招聘記者,記得是老陶、錢鋼主持面試,陳西林、楊浪參加。西林的原則很強硬:男的要周正,女的更要周正。這和他的唯美有關。但西林也有走眼的時候:畢熙東後來送給他一條狗,據稱是英國約克名犬。此狗最初長得貴族似的,半歲以後毛色漸雜,飲食起居行徑向土狗靠攏,最不能容忍的是頭皮毛髮左右偏分,類似抗戰時期的小漢奸。後來西林在北京四中對面一個小樓裡整出了一本講述狗的世界觀和狗對未來事物發生、發展的判斷的成人漫畫集,可能和這條叫"約克"的說不清來歷的狗有關。    

  有關西林的故事極多,比如他演《沙家濱》中的刁小三,由於結巴,把"我還搶人呢!"念成"我還……還……,搶……搶……"被定性為"破壞樣板戲"。可單獨成書。    

  新記者到位後是培訓。我被要求給他們講了一兩堂課,講的是什麼實在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最後蛻化為聊天、侃山、調侃。帶頭鬧事的是苗煒、石正茂,黃集偉是敲邊鼓的,我記得在講到採訪時,我說"不用記錄,你忘掉的總是不重要的"。這是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教程中的一句話,好像被很多人記住了。除此之外我沒有給他們更多的東西,我希望的狀態就是開心,無論是在一本刊物的編輯部,還是在平時的生活中。    

  後來,苗煒踏進了足球評論的泥淖之中。但他是清醒的,也是開心的;黃集偉告訴別人怎樣讀書並自己寫書,一如他與生俱來的別樣視角,極力使自己和讀者開心。與石正茂在央視見過一面,仍是一副天下無賊夜不閉戶的大快樂面孔,很令人難忘的一個女孩。她最終嫁給了賀延光,應了"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的先人教誨。賀延光永遠是正氣凜然的一條漢子。何笑聰、劉君梅、劉曉玲、欽崢……多年不見,可好?可開心?可記得11年前在新華社附近一家飯館請大家吃酸菜魚?最後喝暈了三個、喝哭了兩個?    

  《三聯生活週刊》開始運轉,進入新車磨合。我的本性開始暴露,大尾巴狼是裝不下去了。我極力煽動辦"百姓經濟"(或者叫身邊經濟)版塊,沒有得逞。後又推出"百姓廣場"欄目,這實際上是一種非主流玩法。我列出了幾條,其中有:    

  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特裡普為出書所用,需中國50年代末"除四害、講衛生"宣傳畫;"文革"期間印發的"八個樣板戲"招貼畫;60年代中國城鎮居民的"點心票"、"瓜子花生票"以及中國老鼠夾子照片一幀。    

  二、有出讓1932年北平民眾印刷所出版《京民起居圖》者與九江陳魯先生聯繫。另,索求北方居民晨漱用"舌刮"一副。    

  三、如有出讓50~60年代產"小蜜蜂"、"春耕"、"大刀"、"拖拉機"、"宮女"和上海產綠"牡丹"藍"牡丹"香煙盒,幸甚。保定劉鑫。    

  四、有1968、1969年城鎮印發"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獎狀者,願以全套《百科全書》交換。深圳畢達燁。


第二部分:PART 2楊迎明 劉曉春:那些人那些事(2)

  五、家藏民國初年江南羊皮箱,有"陳老大祖制"烙印,轉讓。浙江楊豹仁。    

  你不能想像2004年的《三聯生活週刊》能刊登這路東西,我愛逛舊貨市場的毛病被帶到週刊來,這絕對是個錯誤。要麼新聞,要麼深度新聞,實在沒有,就分析新聞。總之,一本堂堂正正的綜合新聞週刊不能淪落到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去。    

  但楊浪對此大加讚賞。後來他對這個業餘項目也樂此不疲,曾經在甘肅莫高窟遺址抱回來一捆柴禾並著文敘述之曰:"唐柴"。果真是唐代的柴禾,那他是公然招供順走國家地上文物。唐朝距今多少年了?中間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日子裡一捆拿來就可以煮飯暖身的柴禾焉能留待你楊浪順手牽羊?後來楊浪愈發膽大,居然收到了東海某海域軍艦航道及潛艇水下通行區域圖例。在他香山居所的閣樓上,全是大比例的軍用地圖以及羅盤、比例尺等軍用品,還有一架軍用望遠鏡。只是從這個閣樓探望香山密林草叢之中掩映的,沒什麼軍事,只有民事。    

  楊浪尚武,一顆軍人的心時不時地激盪跳躍。    

  季元宏是《三聯生活週刊》的國際問題主筆。他的洞悉力在他洞悉之後表現出的平靜和無所謂面前倒顯得次要了。如果有一天早上他啃著麵包喝著礦泉水,然後漫不經心地告訴你:"今天凌晨6點半……,你吃早飯了嗎?……打起來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我靠!"你一點兒也不要認為他是在說謊。我倆之間有一句見面肯定要說的話:"打是打不過了!"他在《三聯生活週刊》期間結婚,娶的是一位武警的特警軍官,專管強行登機擊斃劫機者解救人質。高大的季元宏從此打消了在家一夫當關的念頭。    

  胡舒立在經濟上的洞悉力在她洞悉之後表現出的虐殺性和誅九族的斬草除根面前倒顯得次要了。她銳利得像一把曼徹斯特切醃肉的刀子,每當刀子被拿起,你都會看到刀子上還有前一回她切下去時那個倒霉鬼留下的遺跡。她總是"道破"或"撕破"社會經濟問題的一層層窗戶紙,但在我看來,她其實更願意一腳乾脆連窗戶都踹開,整出個透亮或叫大白於天下。胡舒立曾是一個軍醫,可能是外科的。她愛爭論並長於引發爭論,她是一個話語霸權者。    

  《三聯生活週刊》有三項基本原則:一是不要與陳西林討論版面問題,他能把你繞進去,最後你持他的觀點與他爭論;二是不要與胡舒立討論經濟問題,她能把你搞得頭大,最後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觀點是什麼了;三是不要和李伯飛討論任何問題,他能和你上下五千年的旁徵博引,最後你都不知道你們最初爭論的是什麼問題。比如討論城市的公交系統,一個小時後,你們會為明式傢俱腿兒的樣式差點打起來。    

  到《三聯生活週刊》後認識了陶泰忠。他最初使我想到了30年前當兵時的教導員,標準的軍人做派。但是他卻是我見到過的最好的鑒定者(對文字,對文學,對新聞)。他準確,準確到銳利,邊緣部分切割得極乾淨利落。他指出問題時總是商量的口氣。但你能知道,這是要害。他並不指望你一時半時能領悟並有所改變。他後來不再說什麼了。他是當時《三聯生活週刊》的大內總管。他手下似乎只有一兵,阿芳。有一期封面上用了阿芳手的特寫,手放在了幾疊人民幣上。是一個封面故事,好像是講中國百姓的存款問題。素手無暇,極東方。好像是葉研說的:"這手應該上保險。"    

  再有就是何志雲兄了。到三聯後我們在一起喝酒。從永定門喝到淨土胡同居委會辦的小飯鋪,後又擴展到鼓樓周邊地區。參加喝酒的有一彪人馬,其中也有聞丹青。一次喝酒,喝出了聞丹青、楊浪曾經是一個幼兒園的園友,誰跟誰又是一個學校的小學不同級校友。後來就喝亂了,酒隊擴大,不能喝的也跟來,記得女士中有石正茂、劉君梅。飯桌是最老少咸宜的地方。志雲請我們去他家,三里屯中青的宿舍,他做得一手的好菜,首推干燒魚。他家養了一匹貓,這貓能獨自跳到抽水馬桶上親自方便,讓人歎為觀止。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在志雲處,魚與老貓可兼得並交相輝映。    

  當時《三聯生活週刊》的圖片負責人是陳小波。她曾經是山西的自行車運動員,敏感且敏銳。她在"三聯"時寫過一篇文章,對人過中年的男人們提出了寬厚仁慈的忠告,筆法像卡布其諾上面那層奶沫,無比細膩豐盈。你含在嘴裡,它無聲融化。它在咖啡的苦味上面卻也不甜,分寸拿捏得極適度。陳小波時有傷感,這是她在人性捕捉後的一種無奈。這從她在新華社及至"三聯"編發的圖片中可以領悟到。一次從宣武門路過,那天可能風大、寒冷,我豎著衣服領子走,她看到了,沒有打招呼,只是在年末的一張賀卡上寫了幾句話給我,她願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一路平安。這讓我感動。    

  今年9月中旬我出差回來,夫人告訴我說,"三聯"的人打電話邀請我們寫一寫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時的事情。其實她也在週刊做過,負責資料部門的建立和建設,她就是劉曉春。    

  《三聯生活週刊》正式出刊到現在十年了,好像相關的人們認為這十年中的"佳話"之一是我在"三聯"認識了劉曉春同志並霸佔為妻,這是"誤傳誤導"。劉曉春在光明日報《博覽群書》雜誌時我就認識(黃集偉在該刊的第一篇書評就是她編發的),她到《三聯生活週刊》是馬智介紹的,馬智是她大學同學,又是錢鋼做《減災報·藍色週末》時的編輯。這是一個圈子,很小,但又很寬泛。


第二部分:PART 2楊迎明 劉曉春:那些人那些事(3)

  這麼說好像有極大的避實就虛、顧左右而言他的嫌疑,直說吧,雖然相識有日,但我們是在一次酗酒後相知的,大約喝了16瓶啤酒,想說的話和說出來的話是兩碼事;想走的道兒和實際走的道兒是倆地方。酒逢知己了!傳說中的女酒仙就在眼前!這其實很不嚴肅(但願她不要刪掉此段),因為她現在幾乎不喝酒了。最初的時候她說是"仰視"我,現在她倒是沒說"俯視"這個詞,她換了兩個字:"民工"!    

  但有一點,我與三聯的種種關係是依靠她維繫的:三聯的書、三聯的雜誌以及三聯的新人老人,不斷地接觸。說到書,在《三聯生活週刊》時,有一個關於禮儀的選題,讓我寫一篇卷首語(我不知道是誰在陷害我),寫過後,大家認為非但不禮儀,簡直是反禮儀。於是董秀玉給了我一本三聯出的《西方禮儀史》,是一個很老的版本,讓我參考。我一個連領帶都不會系的人看這種書無異於讓一條土狗對著一盆青菜沙拉。這本書至今還在我處。    

  後來涉及的《三聯生活週刊》的兩次事情都有劉曉春,一次是1995年她搞了一個整版關於《三聯生活週刊》的專題,逼我寫一篇東西(不能算文章),於是我又一次被迫裝成大尾巴狼,把東西弄得很深沉、很哲理、很反思。    

  《三聯生活週刊》不是黃埔軍校,但據說陸續有260多人先後進出,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如果你知道"三聯"的淵源、品位和她不可更改、更替的主旨,你就可以想見這260人是何等人物,抱著何等信念意志進入"三聯",於是從"三聯"出來的人成了何等人物是不奇怪的。    

  我祝願《三聯生活週刊》,不僅僅為了我曾在這本刊物呆過。


第二部分:PART 2楊浪:\"生活\" 漫憶(圖)(1)

  楊浪 現任中國證券研究設計中心媒體管理部副總經理,財訊傳媒集團副總裁。1980年到《中國青年報》,任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1993年任《三聯生活週刊》執行副主編,1994年任《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1999年任《財經時報》總編輯。2002年任現職。新聞從業期間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新聞獎特等獎、一等獎等多項。    

  對我來講,這一切是從錢鋼那個興沖沖的電話開始的。    

  那時候錢鋼還住在《解放軍報》那個不大居室,我在那裡第一次興致勃勃地聽著《三聯生活週刊》準備復刊的這個重要消息。那個時候,我們對於"市場化"的感覺還很朦朧,但"投資"、"新聞週刊"、"三聯書店"、"市場化"這些字眼真的是讓我們很沸騰了一下。大約是1993年初,故事的開始估計這部書裡會有人說到。到我這裡已經是實際地開始準備干了。    

  豪華陣容    

  "一筆錢,一幫人,一個思路"--那時候我和陳西林等幾個人已經到處幫人家策劃報紙,經常說的就是這句話。這會兒,"錢"和"思路"都有著落了,要聚的就是這幫人。好在當時還沒有如今這麼多的媒體機會,而且三聯的這面旗幟真的是有號召力,沒幾天的功夫,一個初步的陣容就聚起來了:    

  錢剛,原《解放軍報》採訪部主任,著名記者、作家,擬任主編。陶泰忠,原《解放軍文藝》編輯部主任,名編輯,擬任"社長"。何志雲,時任《光明日報》文藝部主任,文藝評論家,擬任文藝部主筆。賀延光,時任《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擬任攝影部主筆。畢熙東,時任《中國青年報》體育部主任,擬任體育部主筆。楊迎明,時任《中國體育》畫報主編,著名體育評論員,擬任體育評論主筆。胡舒立,時任《中華工商時報》國際部主任,擬任國際部主筆。王安,時任《中國青年報》經濟專刊主編,擬任經濟部主筆。郭家寬,時任《中國青年報》記者部主任,擬任採訪部主筆。曉蓉,時任《文藝報》編輯,擬任文藝部編輯。聞丹青,時任《大眾攝影》編輯部主任,擬任攝影部主筆。陳小波,時任新華社攝影部編輯,擬任攝影部編輯。陳西林,時任《中華工商時報》總編室主任,擬任美術總監……我,則是擬議中的總編室主筆。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個豪華陣容。儘管此後風雲聚散,但是曾經在三聯相聚的這段時間,對大家此後在媒體事業中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印記。一個,"高手"之間的相互學習感染;一個,對市場和市場規則的初步接觸;當然,更有意義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於在中國辦一份大型綜合性週刊的嘗試,對於這批人此後的媒體事業都是意義重大的。    

  必須提到的是"三聯"籌備後第一批記者的進入。經過認真的準備,特殊的招聘,很快有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成為"三聯"的第一批記者。苗煒、欽錚如今已經是週刊編輯部裡的骨幹;黃集偉、王鋒、劉君梅、石正茂、劉小玲、何笑聰等等一批人也在今天幹得頗有成績。儘管那時創辦《三聯生活週刊》歷經坎坷,但是它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是大家終生受益的。    

  在永定門外的大磨坊麵粉廠(三聯書店居然在這樣的地方租房子,今天想起來是個挺滑稽的事情)進行招聘考試。考題主要是錢剛設計的,除了一般考題還有實踐性的。比如考題裡把"考官"何志雲、陳西林、畢熙東等表達為"文學評論家,喜歡吸煙喝茶,離異者","漫畫家、養寵物者、結巴","足球評論家、喜愛戲劇"這類抽像的符號,要求記者根據這些信息自由選擇採訪對象,實時採訪後寫人物素描。當時苗煒採訪陳西林,當場就寫出一篇很不錯的稿子,搞得考官們很驚艷。圍繞生活主題進行人才的考評選拔,在今天看來應該是一套很有針對性而且是成功的方法。    

  第一次大規模的模擬實戰是1993年9月的申奧失利。當晚,記者全伙出動在京城各地採訪,我和錢剛、楊迎明、老畢等人在北海旁邊老畢的家裡坐鎮指揮。大家一邊聯繫著各處記者,一邊觀看直播判斷成敗。老畢還做了一鍋熱騰騰的疙瘩湯準備慰勞記者。直至投票揭曉,眾人木然。楊迎明甩下一句重重的話(此處不便披露),轉入失利後題目的組織。因有"討論本"第一期封面劉占坤的那張照片。


第二部分:PART 2楊浪:\"生活\" 漫憶(2)

  歷經坎坷    

  眾所周知,"三聯"初期的創辦是歷經坎坷的。經過了幾家公司的三任經營合作,幾起幾落。這中間的甘苦應該是老董、老潘以及介入了初期工作的人最能體會的。作為創辦初期經過了這三任投資的見證者,有一個邏輯使我在此後謹記:媒體的發展必然循著市場化發展的途徑;市場化的發展首先要解決上游投資的問題;商業投資有著一整套市場化的方式、目標和邏輯;產品生產和市場化經營是媒體產業中相互作用並且決定生死的基本矛盾。在這中間,主要領導者的決心、韌性和領導藝術是最重要的。也因為如此,看到《三聯生活週刊》今日的成功,我對老董、老潘乃至朱偉有著由衷的欽敬。    

  今天想起來,創辦一本雜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經過了三任投資的續絕,近百人的進出,後來又遇上個"廣告違規事件"導致工作停頓。儘管歷經坎坷,但是在坎坷中我們畢竟學會了不少東西。說些印象深的--最早和於品海先生接觸中談起市場化發行體制的建立,關於在目標城市中劃區建立發行網絡,通過發行網絡實現物流營銷的概念。關於媒體投資與資本市場的關係,通過媒體投資,在資本市場上形成概念並進行融資的概念。和劉香成先生接觸中,關於中國媒體市場潛力巨大的判斷,關於同一品牌下,建立有差別系列產品的設想。包括初期的樣刊討論中,三聯書店呂祥博士關於利用外刊,創辦"要刊速覽"欄目,以及綜合性週刊要有國際性視野的意見。初期在設計風格中寧成春先生、海洋先生以及廣州的設計公司對期刊形式構成的許多精彩意見和實踐。還有朱學勤先生留下的對週刊形態和學術尊崇的思路。    

  到1994年8月,我再受老董之托準備週刊的創刊,上述想法已經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這一任編輯部裡,楊新連、方向明、程赤兵、唐元弘、黃艾禾、袁東平、季思九、印小韻、陳練一等朋友們也為這本刊物的創辦做出認真努力。更重要的是,在這批人後來的媒體實踐中,《三聯生活週刊》辦刊初期所經歷的坎坷,也自然成為重要的經歷和財富。    

  儘管週刊出刊經歷了坎坷,但是在籌備初期進行了大量認真討論、準備的工作,特別是按本周出刊作為目標進行實時模擬,各部門做選題安排和採訪寫作計劃。這種做法被楊迎明形象地稱作"旱地划船",並在此基礎上各方出過幾個"討論本"。在這些討論本中,到《鼠藥無毒》一本,實際上週刊的面目已經比較清晰了。    

  到我接手時,在出了一個"試刊號"後就直接出了。當時,很多條件都不具備:設計要到廣州做,發行網絡也沒有建立好,內部人員也在邊做邊集合,但我們都認為拖下去就是死,只有抓緊創刊。當時我在"創刊號思路"中說:"我們顯然不是從零開始。一年反反覆覆上上下下曾經使我們激動使我們失落但誰都不能否認我們畢竟有了一些必要的經驗,起碼有了經歷。我們的思路得以拓開,我們的業務開始熟練,我們的目標逐步明確--無論如何,在經歷坎坷後我們仍在一起,而且我們仍是團結的。"    

  繼續期待    

  今天的《三聯生活週刊》已經是一本十分成功的主流期刊。作為曾經為它的成功做出努力的媒體中人,我們還將滿懷期望地繼續關注它,關注它在下一個十年中的發展。    

  我想,我對它的期待會集中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期待它在日益激烈的媒體市場競爭環境中,品牌的進一步提升,市場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經營業績的進一步增長。應該說,在今天的媒體特別是週刊市場中,《三聯生活週刊》有它的優勢,尤其是它一以貫之的人文文化品質。然而它的品牌影響力畢竟還是"中國的",而且主要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在一批新興的期刊尤其是週刊正在開始發力的時候,《三聯生活週刊》如何發揮優勢,在日趨激烈的商業環境中繼續持守一種人文關懷和文化建設的旗幟,繼續領市場之先,領思想之先,這是我們會持續關注的。    

  媒體發展的基本路徑是發行--廣告--品牌,三聯已經在這個路徑上取得了初步成功。然而當品牌營銷成為競爭的核心時,媒體體量的擴張,既有品牌的延伸,資本紐帶的形成,國際路徑的打通,就會成為成功品牌高速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剛剛從Life的伏而又起中看到了又一個案例。我們當然有理由期待在下一個十年結束的時候,看到《三聯生活週刊》已經成為一個中國期刊的世界性品牌。    

  一個成功的媒體背後,一定有一個成功的團隊。對人的命運的關注背後,關鍵是有一批關注他的人。成功媒體的影響力除了媒體內容本身,還有從事媒體的一批人,正是這些人,把一種生機勃勃的思想方法、價值系統和操作路徑蔓延擴大。半個世紀前的韜奮先生和半個世紀以來的三聯書店正是這樣影響我們的。於是我們會期待在未來的三聯書店乃至《三聯生活週刊》培育和產生出新時代的學者、作家、編輯家、出版家。與我現今操作的非常"物質化的媒體"相較,我更深深地在這裡期待著三聯。只有在文化領域裡是承認大師的,而大師們的影響力是超越時代的。1993年春,以錢剛先生為主導的籌備班子擬定了《三聯生活週刊》的第一份"編刊總思路"。節錄如下:    

  刊物性質:一份具有新聞性、文化性和綜合服務性的大眾生活刊物。    

  辦刊宗旨: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改革開放服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為人民服務。在走向21世紀的重要歷史時期,《三聯生活週刊》將與生活同步,敏感地記錄中國人民生活的變化蹤跡,並對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精神品味做出不懈努力。《三聯生活週刊》將繼承三聯書店的光榮傳統,弘揚韜奮精神,成為一本"人們身邊的的雜誌"和"一個親切朋友",它將幫助人民對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務"更容易做出決定"。    

  "三界共生"是《三聯生活週刊》的獨創性之一。基於三聯書店的傳統優勢,"生活"將匯聚新聞界、學術界、文學界三方面人才。其辦刊過程,將是融合"三界"優長,改變學科思維習性,推動人才相互砥礪、相互激發,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過程。新聞界的人才將進入三聯書店的文化氛圍,拓寬知識面,獲得深入觀察生活現象的新的視角;學術界的人才將走出書齋,與生活接榫,為大眾運思;文學界的人才將改變獨自勞作的固有節奏,置身一個與生活同步的文化團隊,以更加快捷貼近的方式,表達對人的關注。"三界共生"將打破雅俗界限,使《三聯生活週刊》成為深入淺出的大眾傳媒,成為擁有廣大讀者的精緻極品。


第二部分:PART 2苗煒:心中有我,眼底無他(圖)

  苗 煒 1992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進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1993年被招聘進《三聯生活週刊》,現為執行主編。    

  我1992年大學畢業,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黨委宣傳部,編一份校園報紙。工作真的很無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個小時,當時還沒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窯到二外好像叫"建國路",312路公共汽車能把人擠成肉餅,小公共在學校門口招攬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裡想:我怎麼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時候以背英語單詞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腦子累了就走出辦公室,發現樓道裡站著一漂亮姑娘,她是學校廣播站的,我把她邀請到辦公室裡聊天,問她:"你們前幾天播了個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誰?"她說,那是個台灣歌星,叫孟庭葦。廣播站這姑娘後來轉錄了一盤磁帶給我,裡面有"冬季到台北來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學校門口的公共汽車站又碰到廣播站姑娘,她告訴我,她要畢業分回到廈門了,我告訴她,我要到三聯書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青年報》是份很好看的報紙,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聯書店《生活週刊》的招聘信息,就報名參加了考試,考試分三場,第一場是面試,第二場是英語翻譯,給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新聞週刊》上的報道,一篇是《時代》的報道,讓你任選一篇翻譯成中文,前者稍長,後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語單詞派上了用場,我立刻看出來,前者的生詞很少,而且是社會新聞,後者的生詞較多,而且是經濟新聞,我選了前面那個來翻譯。並且在那個時刻就確立了我未來的新聞觀念:社會新聞通俗好懂,經濟新聞莫名其妙。    

  說實話我那時候對新聞之類的東西毫無概念,更不認識生活週刊那些大腕都是誰。第三輪考試是採訪,秘書阿芳給我個名單,上面是一些大腕兒的名字,後面注著他們的身份,虛虛實實,讓我隨便挑一個採訪,告訴我:採訪完了寫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個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養寵物的"。上樓到了一間大辦公室,一幫前輩坐在裡頭,採訪就當著這些人開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鐘,然後報告說:"我採訪完了"。錢鋼問我:"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說:"阿芳告訴我寫幾百字就夠,那還記什麼呀。"    

  錢鋼老師的質問讓我頗為忐忑,但還是只寫了600字就交差。後來我知道,我採訪的那胖子叫陳西林,是《中華工商時報》週末版的編輯,他那報紙上有一個欄目叫"五味人生",專門發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開始給他們寫稿子。    

  剛進"三聯",我對錢鋼、楊浪、賀延光這些大記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訴我,畢熙東會擔任生活週刊的體育部主任,我才明白這幫人的份量。我當時全中國就知道一個記者的名字,那就是老畢,我看他的足球評論。進入"三聯"之後,我的理想就是跟著老畢做體育新聞,能免費看足球,能在報紙上發議論。如果能在《足球》報"京華新村"上每週寫上800字的評論,那我這輩子的理想就算實現了。    

  1994年世界盃,《中國足球報》創刊,老畢把我介紹到那裡幫忙,每天看完球寫300字的短評;1995年的某一天,老畢要我開始給"京華新村"寫稿子,他帶我去見《足球》報老闆嚴俊君,在足協附近的一個賓館,房間裡很凌亂,老嚴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著字帖上的一幅字問我:"你看這幾字寫的怎麼樣?"那八個字是"心中有我,眼底無他",我說:好。老嚴說:"寫字要做到這樣,寫文章也要這樣--心中有我,眼底無他。"    

  從1994年,到1996年週刊正常按照半個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間兩年的時間,這本命運多舛的雜誌大多處在和投資方分分合合的狀態中。黃集偉曾經寫了個小說,幻想2008年的週刊是什麼樣子,結尾處是主編一聲號令要大家開選題會。我當時建議他這樣修改--改成創刊倒計時會議。我們那時候老說要創刊了,要倒計時了,我琢磨著到了2008年,這本雜誌也未必能創刊。    

  雖然雜誌不能盡快面市,不過工資倒照發,而且居然加薪50%,從400塊到600塊。有些同事紛紛離去,我則想,到哪裡找這樣好的工作:不用幹活還發錢,偶爾來上班就討論雜誌如何定位這樣虛頭八腦的問題。從家到淨土胡同,騎自行車15分鐘就夠,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學時寫的一個小說在一本文學雜誌上發表,給我寄來300塊錢的稿費,那小說1.5萬字,我給其他報紙寫文章,稿費從千字20塊到100塊不等,足球報顯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塊,這筆賬一算就明白,我寧願天天在家寫一篇球評,也不會去寫小說了。1995年足球聯賽火爆,北京有兩家小報都以足球為頭版,我在這家小報寫完了,再給另一家小報寫。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陽光中醒來,盤算如何打發無所事事的時光,每天1000字的寫作習慣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有個美國人說過,體育記者是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謀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樣的體育專欄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賽,採訪體育明星,會晤體育圈內各色人物,但不用寫報道,拿的年薪卻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聯生活週刊》終於走上正軌。朱偉接手之後,我依舊是寫體育,他編的第一期稿子,體育大概佔了10頁,寫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雜誌就有"生活圓桌"這樣一個欄目,當時請一幫著名作家給寫,後來覺得那樣的文章沒意思,朱偉原來是搞文學的,他說文學承載的信息量太小。我給"圓桌"寫的第一篇稿子是"悶死在網球場上",他看了以後說:不要那個結尾,寫文章不要歸納總結。這句話實在讓我如釋重負,茅塞頓開。再後來我接著擔負圓桌的編輯工作,我看到了許多好文章,記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與事,總是會有一個人寫出很好玩的東西,然後連著寫了一段時間,然後慢慢枯竭,不寫了。


第二部分:PART 2黃集偉:生活瑣記(圖)(1)

  黃集偉 加入《三聯生活週刊》前曾任中學教員和媒體編輯,1993年進入《三聯生活週刊》,1995離開後任職媒體及出版社編輯。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    

  那天中午,在永定門三聯生活週刊二樓大教室裡吃盒飯的記者們有點激動:有排骨。    

  (說是"大教室",其實只是一間南北有窗、蓋在一樓平頂上的簡易房,其中擺放十來把折疊椅外,充當會議桌的,是張四五成新的乒乓球案子。《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培訓以及後來的數十次"空轉演習"均發生在這裡。培訓期間,當時京城不少媒體大腕都曾在這裡講課--講課教師中,甚至包括"禮儀教師"、"國標舞教師"。讓記者學習"國標"的想法和做法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過於奢侈。而真正受益的,是當時所有的記者。"國標"的訓練從"站姿"開始,受訓記者被要求靠牆站立,挺胸收腹……及格者寥寥。)後來證明,那天盒飯中的"排骨"純屬"疑似"--記者在盒飯中吃到的,是腔骨,而且以骨為主,寡油少肉。記者苗煒用一次性筷子中的一根兒試圖從狹小的腔管中剔出點兒如封面故事"導語"般有"內容"的乾貨,未遂。苗煒感歎說:"今天的排骨裡怎麼儘是隱士啊?"    

  當時,離苗煒最近,坐著記者武榮和王鋒。王鋒也沒吃到肉。他拍著自己的臉說:"還是我臉上肉多!看吧,明天盒飯裡,肯定是今天剔下去的肉!"    

  王鋒說完,武榮搭上話茬兒:"那我明天死活得來!"王鋒問她為什麼?武容說:"今天啃骨頭我都來了,明天吃肉我能不來嗎?"    

  三位的閒聊被聽見,在場其他記者哄堂大笑……而這種"哄堂大笑"在"大教室"的早上很難聽見。    

  1993年12月4日(星期六)    

  1993年尚未實行"雙休日",每週上班6天,休息1天。這天一大早,記者黎爭的臉色就不大好看。    

  眾人問其故,黎爭說,全是因為大早上一個奇夢所擾--黎爭夢見自己接電話,和他通話的,是那種嘰裡咕嚕非常好聽的英語,女聲。正聽在興頭上,電話聽筒裡忽然傳出一個沉穩嚴肅的男聲:喂,黎爭嗎?今天上午選題可以完成嗎?    

  (選題作為一個概念,對當時大多數記者來說都很陌生。《三聯生活週刊》首批招聘的十多位記者中有學化學的、情報的、中文的、戲劇文學的,基本沒學新聞的。這使得頭回聽說"選題"概念的記者們感覺自己就像廚子:要麼不會備料,無菜可做;要麼拿個雞毛當令箭,揀到籃裡就是菜……事實上,首批記者接受培訓時所獲取的豐富營養真正發揮作用,是在他們離開《三聯生活週刊》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此感染了一種可稱之為"選題強迫症"的職業病:每有新聞事件發生,哪怕他們其時效力的媒體根本無法報道該事件,可在他們的"想像"中,還是可以瞬間勾畫出"線索"、"質疑角度"、"線人布控"、"採訪路徑乃至導語首句用"疑問"還是"判斷"之類的"操作方案"……此職業病亦稱"創意消化不良",無藥可醫。)    

  無須解釋,所有在場記者都能猜出,黎爭夢裡的那個"男聲"為當時週刊的執行主編無疑。黎爭之夢當場即被眾記者指責為"誇張"。其時,首批記者進入《三聯生活週刊》已有半年時間,出身為北大化學系的黎爭當記者的感覺已越來越好。    

  1993年12月27日(星期一)    

  因為接近年末,這個"星期一"的氣氛很"過年"。就是這一天,《三聯生活週刊》組建記者部以來,全體記者首次集體聯歡,歡慶新年。下午,在新華社總部地下卡拉OK廳,週刊記者與週刊主筆首次不討論選題、不研究"前脖子"、"後脖子"乃至"封面故事",而是放聲歌唱。    

  事前記者們曾有小小"陰謀"--歌詞大意是,要在聯歡會上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槍斃選題眼都不眨的主筆之流,但統統未遂。    

  在聯歡會上,主筆、主編們歌聲洪亮、曲風多變、舞姿優雅而外,還死死把著麥克風不撒手,轟都轟不下去。    

  (如果真實再現聯歡會上下無窮細節,用今天的話說,那會非常八卦。還是不寫吧。但其實,在當時的《三聯生活週刊》,"聯歡會"也是一種另類的培訓--它是一個難得機會--讓記者們從另一面瞭解他們的領導。在此前的正式培訓期,主筆著裝細節、談吐風範之類,就一直是年輕女記者們最愛議論的話題--她們的"選題焦慮"較之男記者要輕微得多。在"發現"某主筆穿"花花公子"之類的"八卦"中,主筆們的"神性"被一一降解……情有可原的是,當時週刊所有主筆均為兼職,新記者與之近距離接觸的時間非常少。)    

  離開新華社,記者一行餘興未盡,便跟隨願意請客的4位主筆移師崇文門某餐館。與"第一場"西餐+歌會模式不同,晚間的第二場"續宴"以酒為主,連菜都沒怎麼吃。酒過三巡,記者何笑聰忽然哭了起來,記者苗煒忽然大聲唱歌,記者華莉忽然不斷地大笑,記者劉君梅則忽然巧舌如簧妙語連珠。還有人發現,記者劉曉玲不知是沒來,還是喝高了悄然離席?……無論如何,這些"表現"在選題會議上看不見。那是《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的第一次集體聚會,喝得開心外,也是記者們為數不多的一次與主筆面對面:不談選題,談別的。    

 


第二部分:PART 2黃集偉:生活瑣記(2)

  1994年8月2日(星期二)    

  此時,距離所謂首期三聯記者"黃埔"已相隔一年有餘。記者們享受盒飯的地點已遷移到了鼓樓附近的淨土胡同,也是二樓。因為週刊尚未創刊,已開始有記者調離。當時《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已是有新有老--老記們的心情複雜混亂,但一到吃飯,依舊談笑風生。    

  ("討論本"不說,《三聯生活週刊》的空轉試刊即有十多本之多。考慮到新聞時效,很多討論本、空轉本所完成的新聞專題被依次轉移到相關媒體發表,當時吞吐週刊稿件最多的是"中青"和"工商",且大多"頗受歡迎"。而更受歡迎的,是依次調離的記者。被培訓了不說,很多調離者等於直接"回到"領導手下,只是不做週刊而已。留下來一直沒走的記者儘管在言談話語中多有抱怨、陰陽怪氣,可內心深處依舊對《三聯生活週刊》存有脆弱的夢想。不過,脆弱的夢想其實更像夢想,而不像別的。)    

  那天中午的盒飯午餐裡葷素齊備。聽見記者王鋒說自己沒吃菜,白口吃下三盒米飯,記者石正茂大為驚訝--"天啊!你都快'打鳴兒'了吧?"    

  記者苗煒順著石正茂的思路忽然問:"你們說,什麼是'機米'?雞吃的米就是'機米'?"    

  而記者欽崢完全不顧當時的語境,全力展示他剛花300多塊錢買來的風衣,米色。在場的眾女記者一直罵他冤大頭--"他媽的,那個賣風衣的小姐拿色相勾引我,否則,我怎麼會買?"欽崢為自己打圓場。    

  記者王鋒忽然說:"'週刊'絕對是一塊兒肥肉,怎麼就沒人來吃呢?""廢話!你往那塊兒肥肉上吐了口唾沫,誰還敢吃啊!"苗煒顯然話裡有話。沒人知道他什麼意思。    

  1994年8月7日(星期日)    

  集合的時間約在9︰00,可一大早,《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就提前到了……整整齊齊。那天,是編輯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集體外出郊遊,目的地是密雲的雲湖度假村。    

  郊遊用車一大一小共兩輛。執行主編與當時的領導們乘坐的是那輛紅色切諾基,記者一行乘坐的是一輛租來的依維柯。上車後,記者石正茂第一個跳到司機旁邊座位坐下,跟在她後面的單座依次是記者王燁,記者何笑聰,單排最後的座位上坐著記者王鋒。    

  雙排座兒上成雙成對兒,依次是記者徐巍和李翠萍,記者欽崢和黎爭,記者童銘和苗煒,記者洪凌和張曉莉,記者劉曉玲和劉君梅。    

  與事先想像會有"歡聲笑語"相反,在前往雲湖度假村的途中氣氛沉悶。沒人大聲喧嘩,沒人領導話語權。整個路途中司機反覆播放的磁帶是當年非常流行的那盤《校園民謠》。    

  當磁帶放送到"同桌的你"時,大家的情緒開始有些微變化--最開始的丟轉兒算"大循環":每當"同桌"播放完畢,不播下一首,繼續"同"一次"桌";可接下來的丟轉兒則聚焦歌中最傷感的一句--這樣一來,"誰看了我給你寫的信,把它扔在風裡"一句開始無限循環起來,忽就製造出一種鋪天蓋地、無緣無故的傷感。    

  (當時週刊記者們的情緒其實無從復原與形容。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年後,有人在《切·米沃什詩選》中讀到那首名為《這個世界》的詩時,馬上想到的,竟是多年前自己在生活週刊當記者時的複雜感受:見識、能力被豐富,可同時,夢想也被劃出一道口子。米沃什在詩中寫道:"看起來完全是一場誤會/只是一次認真對待的試運行/河流將返回到源頭/風將停息在旋轉的地方"……不同的是,對一些離開生活週刊的記者而言,有些夢想已永遠再無"返回"的機緣。)    

  晚上9點半左右,出遊記者和當時的領導層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在一間KTV包房裡聚首聯歡。因為時逢週末,雲湖度假村人滿為患。只能容納10個人左右的KTV包房裝進20多人,非常擠。    

  當晚聯歡會主持人由記者石正茂自告奮勇擔當。記者們都知道石正茂口才好,但那天晚上,她的表現證明,她的口才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她會在每個人唱歌前做扼要推介,還會在一曲歌畢即興點評--誠懇與玩笑並存,阿諛與針砭齊飛……非常好。    

  到了晚上11點左右,歌會宣佈結束。在晚餐上沒喝夠酒的記者開始要散啤,就花生米。其時已有記者興沖沖跑去游泳,所以喝散啤喝醉的人不多。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苗煒。與崇文門一醉比,苗煒這次似乎真喝高了。他不再說漢語,而是強迫所有在場記者露天集中,他自己則站到一個台階上,用英語大聲背誦《王子復仇記》中的那段著名台詞……酒精有時也能使人忘記母語?    

  1994年11月3日(星期四)    

  又快到週末了。因《三聯生活週刊》依舊磨合、談判、換帥、尋求新投資,記者上班開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一三五或二四六都有人來,也都有人不來。    

  於是,在淨土胡同小樓2樓,記者全體聚齊的情形日漸其少。而這一天,湊巧人到得齊:記者中,劉曉玲來了,徐巍來了,王鋒來了,洪凌來了,欽崢來了,苗煒來了,連很少露臉兒的美編季思九也一大早就到了編輯部……清冷的2樓一下熱鬧起來。    

  ("何日創刊"是當時記者們見面必說的"焦點"。"也許快了"--當時很多記者常用如此猜測"相互勉勵"。無論誰,離開《三聯生活週刊》後就找不到工組的擔心幾乎沒有,但"工作"和"夢想",畢竟還不完全等同。)


第二部分:PART 2黃集偉:生活瑣記(3)

  1994年秋冬之交最時髦的流行歌曲是蘇芮的《牽手》。中午吃飯時,欽崢利用職務之便,把錄音機開得山響,顛三倒四翻來覆去牽手、牽手。不知那位記者現場泛酸,即興編撰對子。上聯:記者不知亡刊恨;下聯:樓上樓下唱牽手……意外獲得滿堂彩。    

  當天,還有記者忙著向苗煒請教如何閱讀"金庸"--就在不久前,不少記者剛剛以"員工價"購得三聯版《金庸作品集》。記者苗煒是金迷。最後,有人把苗煒開列的"金庸作品閱讀順序"抄寫下來並複印多份。    

  依照那份"指南",閱讀金庸作品次序被規定為3組--第1組:《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雪山飛狐》和《鴛鴦刀》;第2組:《射鵰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第3組:《碧血劍》、《鹿鼎記》……除此之外,《連城訣》、《俠客行》和《笑傲江湖》需單篇閱讀。    

  1994年12月9日(星期五)    

  那天天氣有點糟糕。粗粗算來,首批記者進入《三聯生活週刊》已有一年零七個月。當天,老記者見面的寒暄很應景--不迭地抱怨天氣太冷。天氣預報說,第二天將有"雨雪"光顧北京。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遣散記者已是大勢所迫。幾乎所有人對那一天的到來都茫然無措。大家心裡有沮喪、惱火與不甘。鮮為人知的是,在最空虛的那幾個月,百無聊賴無從知曉大局繁多謎題的記者曾瞞著各位領導,利用"複印"技術,私下編輯、粘貼過一個"記者版"的《三聯生活週刊》。那個先將文字分欄打印、再用糨子粘貼而成、與手抄本黃色小說相差無幾的"記者版"的封面故事由記者石正茂主筆,內容為"朝核危機"。封面上,"週刊"口號用6黑小字刊寫:"生活,就是生機勃勃地活著!"……如你所知,這一切於大局無助,也終於幼稚可笑。彼時彼刻,關於夢想,環繞記者們的只有虛空。那時的他們,完全不懂夢想可以實現,但很難實現,而彼時彼刻他們又全無若干年後陳弈迅在《十年》中所謂"牽牽手就像旅遊"般的瀟灑……有點兒軸。)    

  當天最費猜想的,是二樓會議室白黑板上的一行字:"挽留是最美麗的拒絕,拒絕是最完美的挽留"……大夥兒無心猜測那是誰的即興塗鴉,而是反覆琢磨那話裡話外的意思。


第三部分:PART 3王鋒: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圖)(1)

  王鋒 1993年~1998年任《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編輯。2000~2001年在中國先生網任總編,2002~2003年在新華在線新華傳媒工場任總編,2004進入時尚集團任《時尚健康》主編。    

  從武昌開來的246次特快早上5點停靠北京站,天還沒亮,冷颼颼的。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8歲那年9月的一個下午,我在出站口一塊廣告牌下站了10分鐘,看看這個我從小就一直在聽說的城市,然後轉身回到站裡,換乘另一趟車去了長春。    

  這次不是換乘,北京是我的目的地。時間是1993年4月26日凌晨。    

  下了火車,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前往應聘的單位早9點才上班。我想到了天安門,全國人民都知道那個廣場。    

  廣場離火車站不遠。20分鐘後我就站在廣場巨大的方磚上。天還是黑。剛下過雨,地有些濕。空闊的馬路上有幾個人在晨練。天安門被墨色的天幕勾勒出一個輪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門,心裡有些興奮,還有些緊張。背著個大包,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從敵後投奔陝北延安的進步青年。10多年過去,現在已經不能理解當時那份激動。但回過頭看,那個興奮、好奇,還有點緊張的早晨,確實是我整個人生一個重要轉變的開始。    

  面試    

  手裡攥著從《中國青年報》上剪下來的招聘廣告,橫豎穿過好幾個胡同,9點半到了永定門外三元街17號,三聯書店新址。籌備中的《三聯生活週刊》就在這幢名為紅磨房的白色小樓三層。    

  負責接待的阿芳小姐漂亮幹練,問過我的情況,誇張地說了句:"你怎麼就從武漢跑來了?"那意思是我應該先把相關材料寄過來,經過他們選擇後再通知面試。也不等我回答,就把我塞進一間小房,等候面談。同一間屋子裡,等候提審的還有六七個人。    

  約莫半個小時後,我被叫進另一間屋。中間一張桌子,兩側端坐著《生活週刊》第一任主編錢鋼和社長陶泰忠。我先簡單介紹了自己,後又很矯情地談到對三聯的熱愛,和來北京工作的決心。主編錢鋼一直嚴肅,一開口卻用很詩化的語言向我介紹了《三聯生活週刊》的意義,精神理念,和基本籌備情況。同時我感覺到,另一側的人也在嚴肅地觀察。10分鐘後,陶社長以沉著的口吻告訴我:"以我們對你的初步瞭解,你還是挺適合這個工作的。"我趕忙堅定地點點頭:"我也這麼認為。"    

  初步面談後,我拿到一份採訪單。裡面提供了6種採訪對像:徵婚男人;離婚男人;一個對煙酒茶有研究的文化老人;一個家裡餵養著若干只小貓的寵物愛好者;一個年近40,為妻子進京奔波了8年的丈夫;還有一個我忘了。    

  我選擇了那個寵物愛好者。半小時後列出採訪提綱。然後被引進一間很大的會議室。進會議室那一刻我愣住了:一張巨大的橢圓型會議桌周邊坐滿了10多個人。原以為真有一個寵物愛好者接受我採訪,後來才知道那6種人只是考題,其身份分別由在座的10多個編輯擔當。    

  接受我採訪的是一個微胖有點像寵物的中年人。聊了些什麼都忘了,一定跟貓有關。後來才知道,那天在座的都是北京新聞界非常活躍很有影響力的人物,楊浪,賀延光,畢熙東,胡舒立,王安,楊迎明,何志雲,他們都參加了生活週刊的籌建。我採訪的寵物愛好者就是當時的《中國工商時報》的週末版主編陳西林。    

  那次面試印象非常深,這種方式我之前和之後再也沒見過。限定20分鐘的採訪時間裡,一個人接受你的採訪,所有人都在一旁觀察。採訪結束後,是5分鐘的即興問答。那些在一旁靜默多時的傢伙你一言我一語,扔過幾個問題,讓你應接不暇。更有錢鋼在我前後左右踱步,冷不丁回過頭來,以軍人的氣度劈頭一問,你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弄得人防不勝防。    

  採訪感覺很糟糕,從會議室出來灰頭土臉。接下來我們按要求在兩個小時完成採訪稿。    

  關在一間屋子裡寫稿的還有幾個。阿芳不時進來為我們添茶倒水。採訪不理想,心氣也就減了一半。兩個小時後寫完稿,自己都看不下去。最後跟阿芳閒聊,談及這次面試的缺憾和擔憂。我讓她去問問,能否早點給個信兒,我晚上就要回武漢了,省得老掛念。    

  阿芳是個好人,出去一趟,旋即返回,拍拍我肩:"我問了,你行!"人一輩子,在關鍵時刻突如其來的好消息並不多,這是我記憶中為數不多的其中一個。至今都還記得阿芳說這話時那口底氣紮實味道濃郁的京腔。阿芳說,其實行不行,你們從會議室出來就有結果了。這幫編輯主要考察的是你給他們的整體感覺,不是很看重專業經驗和文字。幾年後一次跟楊浪閒聊,說到那次面試,楊浪告訴我:"那天一看到你背著個大書包,風塵僕僕邁著大步從外面走進會議室,我就覺得這小子不錯。"楊浪還說,當時他們招人有一個近乎偏執的標準,就是凡大學新聞系學生一般不予考慮。他們覺得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上手快,但成長慢,別的專業學生正好相反。所以在最初確定的15個記者中,只有汪文一個是人大新聞系畢業的。汪文後來去了《中國青年報》,實踐證明她是一個上手快成長也快品學兼優的好同學。    

  回到那天下午。提前得到好消息,告別阿芳,從三聯的小白樓裡出來,心裡一下亮堂了好多。不再是上午走近它時的不安和惶恐,步子和心情一樣輕盈。在三聯到17路汽車站不過200米的距離裡,我迅速培養起對這個陌生城市的感情,以至覺得我是它,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了。


第三部分:PART 3王鋒: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2)

  密謀    

  兩個月後,我又來到北京。這次已經成為《三聯生活週刊》的聘用記者。    

  和現在很多機構招人用人方式不一樣,當時生活週刊記者要提前兩個月到崗參加培訓。內容包括請京城名記名編來雜誌社舉辦專題講座;所有記者早上8點到單位集體收聽《美國之音》的新聞節目訓練聽力口語;甚至請來解放軍藝術學校的專業老師給記者訓練形體、禮儀,怎麼走路,怎麼交談,怎麼接電話……外面都稱我們是三聯的黃埔一期。從三聯的管理者到編輯到記者之間,都憋著一股勁,認為自己手上即將誕生一本能參與國際新聞競爭,彪炳中國新聞歷史的新聞週刊。苗煒在當時的一篇作業裡說,他每天騎著自行車,從城北的和平裡穿過幾十個街區到城南永定門外,好像是為策劃一個驚世密謀,心裡充滿了快感。    

  我們的密謀從7月26日開始。    

  第一天的主謀是三聯老闆董秀玉。她講課的題目是:《三聯書店·三聯人·三聯情結》。這題目就已經極大滿足了我們的虛榮心。董總心目中的雜誌"要有鮮明的三聯風格","永遠追求卓越和層出不窮的創意"。50多歲的人了,言辭中居然出現"世紀之交,該有多少值得激動和歡暢的事情啊"這樣的句子,真是讓人激動和歡暢。    

  隨後是錢鋼和陶泰忠講話。他們一個沉著一個激昂,一個務實一個就虛,共同的特性是思路清晰,節奏抑揚。充斥在他們講話中的那些"世紀意識","大系統觀","商業文明"都讓我這個剛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耳目一新,醍醐灌頂。"我們粉碎自己來到生活,再相互粉碎鑄成新我。"這哪裡是講課,分明是蠱惑,閃爍在這些40歲中年人思想中的理想主義光芒讓我這個20多歲的年輕人顯得老態龍鍾。那天的日記裡我寫道:今天才明白了什麼叫生活,那就是"生機勃勃地活著"。    

  那段時間剛到北京,我住在西南六里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獨享一套三居室。每天7點不到起床,坐16路50分鐘到前門,再轉17路30分鐘到永定門。白天上課,晚上回家還要寫作業,挺累。但覺著自己每天在學習,在吸納,在進步,"生機勃勃地活著",很有勁兒。按理說,20多歲已經不年輕,不應該活在格言裡了,可當時想著那些語錄,想著那些鏗鏘的語調就振奮,這種青春期的勵志教育對我來得晚了些。    

  我們26日開始的培訓以每天兩位編輯授課的方式進行。記得楊浪有一堂課,比他的新聞作品和版面更精彩。他把自己從事新聞事業13年分為藍色時期(1981~1985):理想、敬業,責任感;紅色時期(1986~1989):成熟,卓有成效的組織,是自己的顛峰;第三是迷亂時期(1989年以後);《中國青年報》是我一直閱讀的報紙,楊浪的回憶猶如星星點燈,串起了我對那幾年中國新聞發展足跡的印象,也加深了對新聞本身的理解。楊浪有閱歷有責任感,心懷天下激情澎湃,是一個非常典型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聞戰士。他說自己是一個殘存的理想主義者。對這樣的人我總是滿懷敬慕和嚮往。楊浪談到他對我們在座每一位的關注,談到一個好編輯應該充分瞭解所帶每一位記者的知識結構,思想品德,審美趣味和可能適合的領域,我感到一種被尊重的溫暖。當他飽含深情地望著我們說,"我對在座各位投以非常強烈的情感"時,我內心真是被深深打動了。    

  編輯們是老師也是朋友,講新聞更講人生。我們那個年齡,對各種教學深惡痛絕。可幾天的培訓讓我們覺得受益非淺。印象很深的還有錢鋼,那張臉把天真的孩子氣和成年人深重的責任感調和在一起,好有魅力。何況他口才那麼好,我們還在一個迷信話語的年齡。當時我們記者每天要寫一篇作業,隨筆,論說,小說,詩歌不計。一段時間後錢鋼就會對作業進行點評。記得有一次點評會,"我們從承受能力強的黃集偉開始",錢鋼開講了:    

  "黃集偉是一個性能很好的發電機。可他的危險也就在這裡。他在歧路上仍能把車開得飛快。"    

  "劉君梅是一個提著籃子上集市的婦人,魚蝦肉蛋枯枝敗葉全往籃子裡裝。"    

  "王鋒太冷了。沒有火花,沒有激情。不是冷靜,是冷漠。"    

  "首先定題。以題帶動全文感覺。"    

  "不要重辭令文采,這樣會使真誠受到懷疑。"    

  "有面的時候花功夫找點,有點的時候花功夫找面。"    

  "冷峻理性,坦白率直,找到乾淨了斷的週刊文體。我們不玩春秋筆法。"    

  錢鋼洋洋灑灑地講了4個小時,眉飛色舞,妙語連珠,嘴到意到,鞭辟入裡,我們記者都覺得他真是高人。    

  8月16日,第一期培訓快結束的時候,錢鋼發言,對《三聯生活週刊》做出完整闡釋。    

  他的講話從"GOSS"開始。這4個字母分別代表Goal,Obscale,Solution,Start:目標,障礙,解決方法,開始。"多麼具有目標價值和現實美感的4個步驟啊。它是《生活》的,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依舊是詩般的語言開場。    

  隨後錢鋼分析了那兩年報刊發展狀況,剖析週末版的繁華和短命,論及了週刊出籠的背景和前途。並提出一些辦刊的具體構思,如"三界共生,系統運作。"所謂三界,就是依靠新聞界,學術界和出版界,系統運作,共同打造一本品質優秀的新聞週刊。


第三部分:PART 3王鋒: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3)

  錢鋼的闡釋顯露深切的歷史感,一如他的寫作,這也是他認識世界解釋生活的方式。他深情款款地同我們一起回溯上上個世紀末的最後10年:從紫禁城的第一盞電燈到北洋水師的培訓,從甲午海戰到公車上書,為我們勾勒出一幅世界在騷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世紀末畫卷。"一百年後的今天,世界將更加波詭雲譎。人們將靜候更加波瀾壯闊天翻地覆的變化。"錢鋼最後竟然用1991,2002這兩個對稱年的玄學思想來解釋和預測我們的曠世幸會:"對稱年,非凡的美妙!"我至今都很記得錢鋼興奮堅定的神態和手勢。    

  開練    

  課堂培訓進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們就開始實戰練習。第一次大規模的採訪是9月23日,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那個晚上。我被派到亞運村國際會議中心,那是北京申奧國內的主會場。前兩個月看雅典奧運會還在感慨,想當年,2000年奧運會還在8年之後的遙望中,轉眼間2004年的奧運會都過去了,回望10年也是恍然一夢。    

  那次採訪的封面專題《北京不拭淚》刊登在《生活週刊》第一期試刊號上。隨後的一次評刊會也許值得一提。    

  評刊由錢鋼主持。發言從記者開始。記者中居然是苗煒轟了頭炮。也知道這北京少爺平日的蔫兒悶裡包藏著尖損和刻薄,但他那天抱著一壺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態還是讓我驚訝:"整個兒一個偽善!虛妄的責任感!"接下來逐頁批駁,毫不留情,就像當初編輯們批評我們的作業。    

  陳虹更是從雜誌定位、主旨等根本問題上提出質疑,被錢鋼認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爭從寫法上給予否定,批評刊物文字充滿矯情造作的貴族氣。那年7月才從北大化學系畢業的黎爭3個月裡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業裡說,希望自己是雙草鞋,去感受底層泥土的粗礪。    

  石正茂則大呼:"這刊出得可真是時候啊,讓我們從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評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對期待已久的試刊記者們無不表現出自己的失望。因為年輕,容易被調動也容易被打擊。下午是編輯評刊。觀點跟上午差不多,但編輯們表述得很冷靜周全,也就沒什麼火力了。    

  試刊前後那一個多月,對這本叫《生活》雜誌的認識一直伴隨著我們對生活本身的認識,點燃於盛夏的那團虛火基本上熄滅了。生活和《生活週刊》的狀態開始從空中回落到一個不那麼理想但更真實的高度。那幾年,整個中國社會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們難過地發現,《生活週刊》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被期待被需要。有記者套用一段經典:生活就這樣結束/生活就這樣結束/沒有砰然巨響/只是一聲唏噓……    

  《生活週刊》給我在北京的生活確定了一個不錯的起點,儘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遺憾和蹉跎。對《生活週刊》我依舊充滿熱愛,對它的未來我還是懷有熱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繼續亢奮在虛妄的想像中了。試刊之後,按要求我們每人寫了一份總結。總結裡我寫道:"……儘管遇到諸多不測,儘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難潛伏在將來,但我還是不可救藥地相信明天的《生活週刊》會是最好的。只是那個目標比我們想像的要遠,那段路比我們預計的更難。"    

  1995年,朱偉之後,歷經磨難的《生活週刊》終於正常出刊。    

  1999年,我離開《生活週刊》。隨後幾年跟《生活》時有接觸,總在關注它的每一步變化和成長。不管走到哪裡,人們總會用《生活》的概念觀察和評判我們。《生活週刊》像胎記一樣,成為我們身體的一個印記。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飛機上讀到朱偉為《樂》雜誌寫的一篇有關大提琴家卡薩爾斯的樂評。他用濾去了水分的鋸木來表達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說那是豐富的祈禱,是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像石磚一樣被堆砌,進而成為一種建築。我好生感慨。一是為卡氏的琴聲,二是為我認識的這個人和這些事。想到《生活週刊》這本雜誌10年裡經受的艱難和壓力,一定也是"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吧。


第三部分:PART 3朱偉:淨土胡同15號與1995年的復刊(圖)(1)

  朱偉 1952年出生於上海,16歲赴黑龍江建設兵團上山下鄉,在那裡開始小說寫作。1978~1983年在《中國青年》雜誌當記者、文藝部編輯;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學》小說編輯室編輯、編輯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為《讀書》雜誌撰寫《最新小說一瞥》專欄,主編《東方紀事》雜誌;1993年到三聯書店創辦《愛樂》雜誌,並編著大型工具書《音樂聖經》;1995年9月接任《三聯生活週刊》主編。    

  我經常想,《三聯生活週刊》之所以會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為它誕生在淨土胡同。從大約是1993年錢鋼與陶泰忠看中這個地方,到2000年《三聯生活週刊》搬出這個地方,這裡留下了太多的歡樂,當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錢鋼他們當年是不是因為"淨土"這兩個字,才選中這個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羨慕這個地方:在鬧市之中,不需走多遠,竟會有這麼靜的一方淨土!    

  這裡原來是北京淨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號原來是北京最時髦的雪花電冰箱廠的廠房。我記得錢鋼剛把破敗的廠房裝修成編輯部時邀我參觀的場景,在胡同裡,無論從哪一個口進去,都要走很長很長的路。錢鋼與陶泰忠,一個是原來《解放軍報》的記者部副主任,我們一起合作編輯過《東方紀事》;一個是原來《解放軍文藝》的編輯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學》時的競爭對手。兩人可謂珠聯璧合,在當時真是年輕而被理想主義所籠罩。他們營造的15號,白牆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個一種靜謐的氣息。記得我當時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樓設計的攝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還有二樓已經準備就緒的會議室。    

  遺憾的是,錢鋼後來沒能在他自己精心設計的編輯部裡呆多久就離開了。    

  我第二次走進15號,是參加還在籌備中的《三聯生活週刊》一次文化研討會。那時朱學勤剛剛接過錢鋼的理想,他的辦公室裡雲集了一幫學者,我記得清楚的有劉東、鄧正來和雷頤;而他的辦公室對面,楊浪的屋子裡則是另一幫人,大家也都是興奮而躁動,屋子裡同樣瀰漫著煙霧。錢鋼、朱學勤與楊浪當時對《生活》未來憧憬的那種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記憶裡,我由此一直覺得,淨土胡同正是有了他們那樣的奠基,"生活"後來才能得以存活。到我這裡,只不過是在一定積累之後的水到渠成罷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楊浪,準確地說先任執行主編。等我真正走進15號院內這所三層小白樓時,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個主筆與苗煒、王鋒、劉君梅、張曉莉四位記者加上欽崢管電腦與資訊。我上任的第一天向這六位做就職演說,一個個都是黯然或者不以為然。我講完了,他們說,這樣的就職演說我們聽得多了。    

  我9月上任後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復刊。當時請來幫助策劃的有汪暉、李陀、黃平和黃速建(時任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聘閆琦(當時任編輯部主任)、何紹偉(當時管社會報道,後來很快去了《東方時空》)、興安(當時是《北京文學》副主編,業餘幫我約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薦,從《中國日報》過來應聘)、劉懷昭(由《北京青年報》黃利推薦,負責國際)、舒可文(原來是我在《人民文學》工作時的小說作者,負責文化)。一個主筆(實際的副主編)、四個記者、六個編輯,這個結構可謂畸形。    

  現在回想,1995年我們籌備復刊的三個重大決策,一是確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為1994年底楊浪開始起步時先採用的是月刊,月刊節奏太慢,很難體現新聞價值。二是當時確定了要做新聞的文化評述,在新聞與文化中架一座橋樑,利用三聯的文化資源,也有利於三聯文化普及。三是在銅板紙、膠版紙與輕塗紙中堅決選擇了輕塗紙。楊浪創刊時使用的是銅板紙,我總覺得作為週刊用紙太硬,也不親切。試刊時用過膠版紙,又覺得太顯文化感覺圖片效果不好,也不利於將來廣告發展。使用輕塗紙可以與國外的新聞週刊接軌,也可以像報紙一樣直接上輪轉印刷。但當時國內沒有印刷廠使用,也沒有這種紙,我們是頭一家。記得決定使用這種紙後,我找到當時做外貿進口生意的鄰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紙是由她聯繫從香港進口,運到天津海岸後再拉到北京。    

  復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執筆的鄧斌集資案。記得當時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別翔實的材料,但最後稿子寫成,中紀委方面說不能發,臨時只能改用與沈太福對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捨棄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週刊重新起步時起到了頂樑柱的作用,連續幾年的封面重大選題常常都由他拼出來。常常是他寫完了,我覺得還不行,他就重寫一遍,從無怨言。我覺得在週刊我就是一個過於苛刻的編輯,大家只不過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來。    

  這一期的社會報道頭條是約當時《工人日報》記者高曉巖寫的北京地鐵超負荷現狀,提出地鐵安全問題。經濟頭條是閆琦約一個叫王艷的女孩寫的《"327"與管金生的悲劇》。專題是何紹偉組織的《好萊塢給我們帶來什麼》的討論。苗煒在這一期中寫了4頁的《辛普森的三個角色》,顯示出他的才華。劉懷昭做了兩個話題,一篇談美國的炸彈殺手抗拒工業文明,一篇談現代人離不開撲洛載克(抗抑鬱藥)。我覺得是她開創了週刊批評國際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對時尚的質疑帶進週刊,這一期她介紹凱文·克萊恩探討感官刺激的廣告,探討的是色情與廣告商業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週刊一復刊,王小波就來幫我捧場,他給生活週刊的第一篇文章叫《個人尊嚴》。復刊第一期的最後一個欄目是《大家談》,除王小波此文,蘇童幫我寫了一篇《購物批評》。


第三部分:PART 3朱偉:淨土胡同15號與1995年的復刊(2)

  這個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設計是我拉了《收穫》編輯部原來我的好友谷白來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紙一頁頁地畫版樣,封底他選了四張照片作為刊物內容宣傳,宣傳詞分別是:"十部大片的衝擊波遠沒有過去,好萊塢還能給我們帶來什麼?""一個5歲女孩怎樣與動物成為朋友,你尊重動物,動物也會尊重你。""因為人和狗之間缺乏友愛與理解,中國的狗才會經常咬人?"後期的製版,包括版心、行距,最後的調整都是潘振平先生自己出馬,他是三聯書店分管週刊的副總,他的工作應該是確定選題、把握方向、審稿與代表三聯書店對週刊日常管理,但最後實際由他成了忙裡忙外的總監製。    

  整個復刊是手忙腳亂的過程,樓上樓下燈火通明。閆琦是最後盯屏的,我們要求每篇文章不甩尾巴,多出來的字她就一定一行行一個個字地摳,認真到所有後期排版人員全都叫苦不迭。    

  我從1995年9月開始,就天天進出淨土胡同,從此,我也就把淨土胡同15號當成了自己的家,在那間小辦公室裡我呆了四年半。我喜歡胡同裡冬天的感覺,走在胡同裡,抬頭看那些掉光了葉子,伸向天空的樹枝,我總感覺露著它們的質,顯得特別豐富,比長滿了綠葉要有味道得多。颳風的日子,能進屋的都進屋了,小平房煙囪裡冒著溫馨的煤煙,晚上加班後走在胡同裡,有一種特別的靜。我至今依戀那個小辦公室,累了時候站在窗邊,眼前是一片錯雜的屋脊。下完雪,那些屋脊上都覆著雪,讓陽光一照漂亮極了。後來我們搬到安貞大廈,又搬回三聯書店,就再找不到那種感覺。我由此始終珍藏著編輯部一些同人在淨土二樓會議室後門防火梯上的那張合影--這張照片是年輕的生活週刊的一個剪影。


第三部分:PART 3閆琦:就像一個嫁不出去的姑娘(圖)(1)

  閆琦 原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1995年8月任《三聯生活週刊》編輯部主任,1998年4月離開後任《Newton-科學世界》執行主編,2002年11月返回生活週刊,任戰略發展部主任。    

  1995年8月初的一天,我穿過雍和宮、國子監一直向西,來到了淨土胡同,看到這名字,心裡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寧靜。    

  《三聯生活週刊》坐落在一家倒閉工廠的廠房裡。上得二樓,打聽朱偉,等待接見。一個戴眼鏡清瘦幹練的人走了出來,互做介紹後,朱偉就直奔主題談起了編輯部主任的工作,好像我這是第一天上班,而不是來面見。談話間,副總編潘振平過來了,他為我倒了杯茶,沒聊幾句,就說一起去吃頓飯吧,我想這意味著我被他們接受了。    

  做好大姐    

  來到鼓樓著名的馬凱餐廳,席間我才對編輯部的情況有了更多瞭解,朱偉剛來接任主編,我是他第一個找來的人,朋友推薦我給他當編輯部主任。此前,我沒有做過編輯部主任,甚至沒有編輯部工作經驗,怎樣擔當好這個職責,我沒底。潘振平非常和藹,說話聲音很輕很柔和,像個兄長,頗給人好感。事實證明他日後成了同事們釋放壓力和傾訴困惑的一個出口,儘管他從來都是只給一個耐心傾聽的姿態,少有表態,他說他必須維護主編的權威。那天潘振平對我說,如果大家都把你當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偉雄心勃勃,是個透著精明的人,他追求簡單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資歷,看中人的實際能力,正是這樣,我僥倖進了生活週刊。    

  說實話,開始時我對"三聯"並沒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個自己願意呆的環境。來週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兩年總經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於三個考慮,一是想找一個說話自由、個人意志不被強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終應付不來的人際關係,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張我大學時代的照片貼在網上,招來大家的議論,大致都認為那種精神氣質和純粹在今天已經十分稀缺。也許是他們年輕,其實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純粹的人也是少數,因為那樣的人很難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忍受為了幾元錢的一級工資調整也勾心鬥角,更不能忍受說假話比真話還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當時的生活週刊真像一方淨土,使我的心靈得以小憩,擺脫了想擺脫的東西,我很滿足。當然,我也時刻記著自己的責任,努力去"做好大姐"。過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關照,但在同事中我總遭遇人際障礙,因為我太過愛憎分明,說話也太直截了當。如何"做好大姐",讓我想了足有半個月。一開始,我還是脫離不開管人的思路,但後來,我真慶幸是這個可愛的集體讓我自然發生了轉變,我努力去瞭解夥伴們的價值觀,熟悉他們的做事方式,最終我覺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對於一個人人都講底線的集體,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選擇,於是我把自己的責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務"上。而在這樣的氛圍裡,首先獲得滋養的是我自己。    

  別樣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週刊的記者通常有兩大頭疼事,一是報選題,二是改稿。舒可文在週刊裡年紀最大,以前還是朱偉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對選題會嚴重過敏。他的先生趙汀陽說,舒可文一到週日就緊張,趕緊看電視,看報紙,聽小道消息,覺也睡不塌實,一切都為了週一的選題會,生怕朱偉給臉看。選題會上最勇敢的是苗煒,十次裡有八次沒選題,但也是臉漲得通紅,我想他是不習慣說話,下去了也就有了。朱偉可能瞭解這一點,總是對他網開一面,很少訓斥。    

  記得第一次選題會要我先發言,因為是我負責搜集資訊。我不知道該如何報選題,拿著目錄念,朱偉陰著臉叫停,捎帶訓斥了幾句,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下去後,我暗自努力,終於兩周後獲得表揚,說我進步很快,我有了一點信心。    

  1995年底做年終專題,我領命做聯合國,第一次作為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琮,我發現自己很是興奮,文章也很輕鬆地完成了。此時我才發現原來自己也還有一點文字能力,以前我以為自己只會寫報告。接著雜誌開始按雙周運作,我負責編輯資訊欄目《生活掃瞄》、《數據庫》,編寫輕鬆有趣的《街談巷議》,還有時事類的《人物》。雖然這些欄目後來都被調整掉了,但通過它們,我對自己的筆增加了信心。記得畢淑敏來電話跟我聊《街談巷議》,她的喜愛也給我帶來不小的鼓勵。    

  我大學的專業是情報收集和處理,媒體離不開資訊,一進門就被派了這活。那時網絡沒有普及,信息獲得主要靠報紙,我每天要看幾十種報紙做信息摘要。還好,欽崢也是學信息管理的,就抓他一起來幹。我們給信息確定幾個主題詞便於檢索,欽崢自己改造一個軟件,使其具有檢索功能,在僅有的兩台386一體機上,秘書高媛每天做著輸入和檢索的工作,直到1998年我們從新華社購買了報刊文章檢索系統。其實,那時我們的效率很差,與其說對記者們能有多大幫助,不如說對我和欽崢有幫助,對我而言,終於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個檢索系統,這是大學時代就嚮往的美國模式啊,雖然這只是一個超簡單系統;我想對於欽崢好處就更大了,這個按記者招聘進來的小伙子卻不善言談,楚頭記者工作,也許是從改造軟件開始,他以正當的理由一頭扎進了電腦和網絡世界裡,至今都在那裡溜躂著,這工作只用大腦不用說話,很適合他。


第三部分:PART 3閆琦:就像一個嫁不出去的姑娘(2)

  記得剛進週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楊浪時期的週刊,全彩印刷,定價10元,還有許多留白處。我正兒八經地建議說,咱們能不能少印點彩頁,把價錢降下來,我想這老土的看法差點沒讓他們笑出聲吧,這些記者都是在我之前進入"三聯",早就完成了現代期刊樣式的啟蒙教育。可恰恰是我這老土,卻被派上了一項重要工作--讓我負責雜誌操作的後半部分,也就是帶著攝影記者、圖片編輯、美術編輯共同完成從配圖到出片、打樣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偉和老潘的膽量,他們竟不怕我給搞砸了。我很感謝這個工作使我熟悉了雜誌製作的全過程。    

  圖片是一個大問題,為此我絞盡腦汁。那時還沒有今天這樣發達的網絡圖片庫,雖然已經有了美聯社、路透社等駐華機構,但還不能直接向中國媒體供圖。當時我們主要依賴新華社攝影部的幫助,但由於風格和題材的限制,他們的圖片能用的不多,也由於當時傳輸手段落後,駐外記者發來的新聞圖片既少又晚,還多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幾天。因此,說來不好意思,那時我還動用了一些外國雜誌的圖片,主要是時事圖片,因為沒有渠道可以購買。在十年前,要做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全彩雜誌,也只能做一點出格的事了。我還聯繫了北京不少攝影師,通過他們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攝影師,但用得不夠理想,再說一本雜誌總是充滿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過濃厚了。    

  想當年,週刊經費再緊張,也沒有砍下外文刊物,這就是三聯。每當雜誌到手,總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說明夾上即時貼,以備後用。朱偉發稿後,我就根據記憶尋找合適的配圖,當然還要去約一些圖片,這樣費時費力的工作一直干了兩年多,經常半夜收工,騎著自行車跑10公里路回家,於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經歷。    

  版式的認識也是在生活週刊啟蒙的,原本是應該由美術編輯干,但那時我們配合得不夠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裡就睡不著覺,他是慢性子,上班總來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習慣。我經常不管不顧地自己開練,最後讓他檢查調整。說起來這過程竟也讓我對版式有了感覺,以至後來我再去做《Newton-科學世界》時,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圖片和版式,我已經不是外行了,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時的版式還真是幼稚。    

  性情各異,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關係也很養人、很舒服的感覺是在生活週刊的頭幾年。週刊像一個大家庭,我的抽屜裡放著各種食物,誰想吃就自己動手,拿完了我再買,別人抽屜裡的東西也一樣。有同事開玩笑,說我像一隻老母雞,後面總跟著一群小雞在找食。    

  那個時期的生活週刊只有十幾個人,大家性情各異,卻相處甚好。王鋒、苗煒是倆帥哥,只是風格有南北之分,王鋒很會與人相處,覺得他更小資一些,而苗煒則是北京大老爺們一個。王鋒總是穿戴得很上心,關注時尚,很早就登上美國大兵靴,他粗的時候什麼都丟,可他的情感又很細膩,文章既有男性的寬厚又不失柔美的東西。他在美國時,總是用漂亮的信紙寫來漂亮的句子,並且不會忘了裝在一個漂亮的信封裡--整個過程都在追求美感。他還經常想些點子娛樂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條Made in China的青蛇,幾乎讓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還以為發生了什麼慘案。    

  苗煒是腦子比嘴轉得快的那類人,很多時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他的精彩更多地體現在"圓桌"裡。至少那時他的生活方式一點也不小資,雖然他關心好玩的東西,有新潮的觀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難對他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他一直都喜歡餃子、麵條、雞脖子之類。除了寫字不懶,苗煒其他方面基本都懶。他家離單位很近,是騎車的最佳距離,可他懶,收入不高時就常打車(這是他惟一的小資生活)。現在他還是懶,但比起從前還是進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爾夫桿,開著車去了法國,品過法國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還是喜歡餃子、麵條、雞脖子。苗煒的觀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錯,內心裡是一個快樂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寵物醫院,僅僅是讓他幫忙打聽做貓絕育如何掛號,我就被他寫進了"圓桌",當然是一個不講貓道的壞典型。    

  生活週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鋒、苗煒還有胡泳更是突出,他們不只關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來一直在研究國外做雜誌的經驗。王鋒曾去美國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樣本,寫了不少筆記;苗煒幾乎一本雜誌在手,總是不放過認真研讀的機會;胡泳在海外留學也做了不少研究。在週刊,經常會聽到"我們可以設這樣一個欄目"的建議。    

  有一個人不能忘記,他就是永遠一身黑衣一臉鬍子的副主編方向明。可以說,生活週刊早期一些做宏大敘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楊浪時代留下的新聞記者,生活週刊早期的記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對他文章的路數有時不太認同,他一個高大的漢子,脾氣卻出奇的好,任你說什麼意見,他總是很平靜,他解釋得很少,只是埋頭寫字,熬得很辛苦。現在看來,正是他當時的努力,才使生活週刊在半月刊階段能夠擁有一些深度新聞報道的東西。


第三部分:PART 3閆琦:就像一個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個自由主義女性,性格有些不羈,來生活週刊前是一個受學生歡迎的大學教師,其精神氣質和書房修煉使她成為一個極有個性的文化主筆。說來好笑,她對生活有著獨特的熱愛,其精彩表達感染或者說"欺騙"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隨其後,生下自己的寶寶。總聽到有人要找她算賬:為什麼把那麼艱辛的育兒生活說得那麼美妙?可在她看來,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劉懷昭是一個觀念西化的回國留學生,當時受歡迎的編譯文章許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長運用資訊,善於找到獨特的角度,重新解讀新聞事件,提出新的觀念。她一時沉靜,一時又鬧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針織衣,即刻就要我扒下來給她,這份親暱讓我很感享受。    

  劉君梅是生活週刊最勤快的記者,家住北京西郊瀘定橋以遠,上班的路上塵土飛揚,那上班是真正的"進城"。環境這樣差,可她心態一向積極。我最佩服她永遠以修飾得無可挑剔的模樣,走進辦公室,進出各種採訪場所。她外號貓妹,充滿愛心,家裡始終有幾隻小貓追隨其後。我的環保意識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選題計劃和閒聊啟蒙的。    

  張曉莉是生活週刊最聽話的女孩,規定9點上班,她准到,坐在那裡讀讀英語也好,雖然別人都沒那麼守規矩,但她心裡從來沒有不平衡。她認真採訪寫稿,怯生生地望著主編,極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麼。現在她也成了一家大報的首席記者,文字也越來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他興趣多變,也使他在多個領域中遊走自如,思維總有出人意料之處。關於他的戀愛故事你可以聽到不下10個本子,哪個是真哪個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談論時他的那份疑似真實的失落讓你感動,他是一個想過出花樣生活的人。其實他很重感情,曾經為了寫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寫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為字數所限,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剛寫了幾個人就不得不收筆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動地寫了他們--鄒劍宇、王星、高昱、王琿、李夢蘇、劉天時、卞智洪、皮昊、鄒俊武、商圓還有技術編輯程昆,可愛的行政秘書高媛都是這個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歸    

  1998年4月,在為生活週刊工作了近三年後,我離開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沒有養育後代,人生不為自己,只想讓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帶著他們每年出遊一次,希望年底時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於週刊經費嚴重緊張,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欄目調整,我的收入將剩下原有的一半,儘管我還擔負雜誌後半部分的製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沒有人承擔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好選擇離開。    

  新單位正在籌備引進一本優秀的科學讀物,後來我做了這本《Newton-科學世界》的執行主編。直到這時,我才發現生活週刊難以割捨。我剛到新單位時,曾經有同事反感我,因為我言必稱"生活週刊",據說,做試刊版式那天,我說了不下十次"生活週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個性創意的同事是該煩我。由於運作不順,我們那裡也會危機頻發,一旦遇到困難,我總是先向朱偉和老潘求助,一會兒來掃瞄一些圖片,一會兒請教一點問題,他們也總是樂於助我。    

  2002年秋冬時節,由於種種原因我離開《Newton-科學世界》,像回娘家一樣回到生活週刊。此時生活週刊兵強馬壯,安貞大廈的辦公環境優雅,倒真像小資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參加選題會,看著滿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心裡真是喜歡,我自己也幸得美麗可愛的助手回曉君,我切實感到生活週刊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期。過去生活週刊一個月出兩期雜誌的經費只有8萬元,要支付稿費、工資等管理成本,基本沒有採訪經費,偶然的外出採訪大都是受人之邀。現在不同了,一個月的成本就要百萬元,記者已經跨出國門採訪,新聞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週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雖然也難免再遭遇坎坷,但這飛躍還將繼續著。    

  我祝福生活週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轉行第二春(圖)(1)

  舒可文 1995年進入《三聯生活週刊》,任文化編輯。時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哲學教師,副教授。現為《三聯生活週刊》副主編。    

  1994年有一個非常熱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給我剛出生不久的小閨女洗好幾次澡,那時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閒著沒事的時候,不緊不慢地寫了本跟藝術有關的小冊子,主要是因為本來沒什麼別的事,有人願意出版它,正好給家裡添點進項,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聞。    

  奇聞之一就來自呂祥,他一直是我們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來聊天,那個夏天他時不時地說到三聯書店籌辦生活週刊的事情,我一耳朵進,一耳朵出,全然與我無關。後來天氣漸漸涼下來,這個話題的熱度也降了下來,我記得似乎是因為投資之類的事情。到了轉過年1995年,天氣又熱起來的時候,朱偉打來電話,問我在幹什麼。我在家當全職家庭婦女已經幹了一年多了,新學期開始後就得回學校接著教書去。他說,那多沒勁,還不如到《三聯生活週刊》來。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學校開學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週刊上班的。    

  最初的幾次選題會上,我聽著一群小姑娘、小小子興致極高地匯報著他們四處搜集來的信息,有好萊塢某明星的什麼事,有某公司的什麼事,我如同墜入五里霧中: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明明是別人的事,卻如數家珍,一本正經地把它們拉到和自己這麼近的距離,顯得非常不靠譜,總之,"別人的愛情總是那麼美麗"--這是生活週刊某一期的封面題目。接著,朱偉就要問:"角度?"這又讓我納了半天悶兒:有啥說啥,有根有據,還不行?不行,因為題目多數來自道聽途說,大家都在說的事,你有什麼理由再說它?全憑你從中發現了什麼"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說的理由。"角度",在生活週刊的頭幾年是個最讓大家費心的詞,後來改成了比較平易的"你怎麼做"。    

  雖然來之前朱偉問過我,看不看一些時髦的書,我說看,來了之後我立刻感覺到他問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來以為不就找題目嗎?不就寫字嗎?後來發覺這完全是一份新活計,根本不是我習慣的那種題目和那樣的文字,好在這時候生活週刊還沒有進入真正的運行,我還有時間把舊習慣調整到另一種狀態。    

  很快,1996年一開始,生活週刊就進入了雙周的運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樣,揪著這輛快車,買了不少我原來根本不看的書,壯著膽子寫著那些自個還沒想清楚的事,感覺是中年轉行第二春。    

  生活週刊有一個宗旨,就是要反映時代進程。一個時代當然是由各行各業的人構成,我一開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對於我來說首要的事情就是放棄原來習慣了的注意點,不能從書本上尋找說話的題目,必須在正在發生的事情裡找到可說的題目,哪怕是過了沒多久的事,在朱偉那兒也被叫做"醃兔子"。    

  城市文化中,藝術被拉入我們的選題有點偶然。雖然藝術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們有時候是批判者,有時候是時尚製造者,有時候是一種價值的製造者,有時候是一種價值的消解者。但那時候,中國當代藝術剛從非常邊緣的狀態漸漸進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賺錢有各種各樣的花招一樣,藝術家也有各種花招製造不同的趣味,他們的著數屬於藝術,反映的卻是這個時代、特定文化的氣質。以前在寫美學題目的時候,也要拿藝術家來分析,但那只是從作品或文字記載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據都是過去時態的。而這種進行時態的藝術現象充滿了魅力,大有可解釋的空間,可我完全不會採訪。    

  這時候,我的朋友邱志傑和王銘銘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最開始的採訪是拿邱志傑練手,對邱志傑的採訪讓我第一次拿藝術的現在進行時態做文章,這顯然符合生活週刊對新鮮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只把採訪歸置在一個"角度"下,基本原樣地寫下來,因為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銘銘幫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給了我們家很多人類學的書,而且不論多麼細枝末節的問題,他都有問必答,有時候他也講一些他在做人類學田野調查時候的趣聞,我從中獲益不少。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把藝術家當成一個族群看待,他說當然。此後我試著這麼做,即使是做藝術評論,也完全改為對作品閱讀、對創作者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閱讀,然後才有閱讀者的敘事。    

  藝術活動在那時候的媒體上基本還是一種時尚題目,或文化新聞事件,我寫的這些東西是一種很混雜的雜燴,不一定符合傳媒慣例,但朱偉還是都把它放在了"藝術"這個專欄裡,並一直讓它持續著。很快,生活週刊成了反映藝術動態的一個公共平台,也讓我給自己定的題目有了長期做下去的機會。北京被"非典"圍困的時候,人民大學出版社約我把這些東西整理成《相信藝術還是相信藝術家》出版,算是我對這個欄目的一個交代。    

  2001年生活週刊變成了真正的週刊,那時候中國房地產已經成了城市中最活躍的產業,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開始成為50年來普通中國人第一項大的不動產。改為週刊後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變中國》。這本來是藝術批評家黃專策劃的一個展覽的題目,黃專、上河美術館的陳家剛,拉上我,討論了好長時間,越討論規模越大,後來又加入了潘石屹、張欣。我已經開始查找幾十年來和住房有關的政府文件、媒體報道,甚至小說裡寫到的居住狀態,最終因為展覽線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沒有做成展覽,卻成了我們雜誌現成的題目。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轉行第二春(2)

  "城市化進程",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一個到處見到的字眼,城市也進入了生活週刊的選題會,高昱最先在生活週刊開始以城市為題目做文章,他是一個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小伙,他從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生存歷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個城市在快速變化中的種種狀況,這在編輯部裡也成一時佳話。上海蘇州河改造的時候,因為牽涉到很多藝術家工作室的搬遷,朱偉就讓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給了我一些人的電話,說他們都是研究上海歷史的人,也許能給我一些幫助。這個題目給了我一個真正做採訪調查的機會,雖然在家裡也做了一些功課,但是沿著蘇州河從東到西走下來,幾乎所有的東西和採訪到的所有人說的事,都是絕對具體,絕對鮮活的,把所有這些東西放在蘇州河的歷史和今天稍做對比,就發現,城市是一個太有意思的東西了,尤其是在它處於巨變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斷都會在複雜的具體問題中變得可笑,比如對舊建築的拆與保護這種最簡單的爭論,在種種的合理慾望中糾纏在一起,真不是誰高尚誰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採訪讓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調查和書房做功課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後來,生活週刊又陸續以這種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話題,有順理成章的,也有敗筆。其實順著這些題目做下去,每一個都是很大的誘惑,剛覺得有意思就不能接著做了,因為,週末就得發稿。這種節奏雖然我已經適應,但是至今仍覺不爽。    

  回頭這麼一看,快10年的光景過去了,不僅我習慣了的方法論被改造了,世界觀也被改造了,從原教旨主義變成了現實主義。這不僅得益於採訪,也還因為我整天就和一幫比我小十幾二十歲的人混在一起,轉行的同時,也被他們調整著與時代進程的焦距。胡泳給我們帶進了互聯網文化,那時候他翻譯的《數字化生存》在全中國掀起了這個話題熱,完全是由於對他這個人的熟悉,我才會認真對待這種文化,不然我會把互聯網僅僅看成是一種工具。吳曉東在做《地產十年》的準備時,我仔細聽看他做的準備,要採訪的人和事,對比我在做《居住改變中國》時所關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樣,雖然一個是說地產一個是說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關的東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沒注意到的。小於、鍾和晏愛跟我聊天說電影,即使是在我看過的電影裡,她們看到的東西總是和我不一樣,她們看到的東西比我看到的更貼近電影本身。在安貞大廈時有那麼一段時間,文化部被安排在躍層上的一個過道廳裡,落地玻璃前陽光鋪滿整個房間,這裡曾是編輯部最招人的地方。我們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討論選題也是這麼坐著,因為我們四個人只有兩台電腦,誰都不好意思獨佔一台。隔壁的老潘經常到我們這兒待一會兒,其他部門的吳曉東、高昱、李三、蔡偉等等,都常到我們這兒喝茶,聊天,屬於悶騷型的苗煒、王星也不時到我們這兒站一會兒,偶爾點評一句,總在邏輯之外。後來王小峰又帶進了流行音樂,都是我這個年齡不會主動去聽的。就這樣,耳聞目染由不得地被他們改造了世界觀。    

  當然還有一個大的背景,生活週刊的10年是非常順時應勢的10年,它的成型過程正好是在中國進入開放社會的過程中,所有中國人都經歷著新時代的整理。生活週刊草創時期,這種類型的刊物在中國是第一家,誰都不熟悉這個刊物該是什麼樣的,做這麼一個事本身就等於是把自己定位在一個主動調整姿態的位置。可能大家對雜誌的理解不一定一樣,對所謂時代進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樣,各自整理的結果也不一定一樣,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這種自我整理。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聯人死是三聯鬼(圖)(1)

  巫昂 祖籍福建,先後畢業於復旦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為文學碩士。2000~2003年在《三聯生活週刊》社會部任記者,現為自由作家。    

  一    

  2000年6月10日到2003年9月10日,我的生活跟這本雜誌聯繫在一起。    

  此為我之幸。大概多少年後,也可以說是這本雜誌之幸吧,居然養活過我這麼個人。    

  我的記性本來是很差勁的,居然還記住了這兩個日期,簡直是奇跡。    

  2000年6月10日,我從望京倒了幾趟車,去安定門內大街尋一個叫淨土胡同的地方,走了死久,到了一棟小樓裡邊,在二樓走廊深處,隱藏著主編朱偉,他負責面試我。    

  借用新聞報道的敘述模式:這個嘴巴略微有些歪的、肩膀略微有些斜的、戴眼鏡的、小個子的、文化氣息濃厚的上海男人,坐在一堆古典音樂CD裡,好像他辦的是個音樂雜誌,他的辦公桌上養了一小盆不用土的觀賞植物,我在此後三四年間,數次想掐死那叢植物,以示自己的憤怒抑或知遇之恩,未遂。    

  "你沒有新聞從業經驗。"他拿著我的簡歷,從眼鏡片後邊觀察了下我,我心虛了起來。    

  …………    

  "噢,你的碩士論文寫的是什麼?"他。    

  "小說家路翎。"我。    

  "你喜歡這個作家嘛?"他。    

  "不喜歡。"我。    

  "那為什麼寫他?"他。    

  "因為還沒什麼人寫他,我可以胡說八道。"我。    

  然後我就被錄取了。那時候,正好"三聯"在醞釀從半月刊變成週刊,由一個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轉型向一個大眾化的有硬新聞的週刊,所以需要許多能跑新聞的記者,尤其是時政社會口的。我本來呢,是很想幹文化的,但文化並不缺人,只好臨時去弄社會,結果,就沒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會部一口氣培訓了12個新人,半年之後,真正留下來的似乎只剩下了我,這並不是在強調說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個非體制內的新聞系統就是這樣,大家都在不遺餘力地尋找一個合適自己的地方,為此東挪挪西挪挪,我的優點是不懂得該行業規則,不知道挪了以後能去哪裡。但多數去"三聯"的人,有如下準備:理想主義,覺得這是個挺不錯的雜誌,進不了這地兒還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護記符",想混一陣子到別地兒當主編,不想到別地兒當主編但最終還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個缺點,對自己呆過的地方向來並不待見,雖然裡邊混雜了一段類似於婚姻的複雜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傳授經驗,開始的時候,要把自己當孫子看,像張愛玲說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塵埃裡頭,吃灰。    

  二    

  培訓的內容,主要是請資格老的記者來跟我們新人談話,實際上,最後只有高昱、鄒劍宇跟吳曉東跟我們正經講了,他們三個,在當時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齡適中言談飛揚,雖然膚色深淺略有不同。我分給了高昱那房"管幫帶",他每兩周"幸"我一次,稿子傳過去,過一兩個小時,那邊就打過來一個急切的、痛心疾首的電話:"巫昂啊,你,你這樣寫不行,你知道嗎?"    

  然後噠噠噠說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該怎麼怎麼寫。這邊廂,我聽得心如刀絞,悲觀絕望。    

  "這樣吧,時間也太緊了,我還要出差,我幫你改了,下不為例下不為例,啊?"高善人最後扔下一句諸如此類的話,突然掛斷了電話。高善人眼下在《商務週刊》當主編,不久前接受了一個外國記者的採訪,採訪稿是英文的,我沒耐心看,但大抵說他是個"左派"代表,"左派"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敘事嗎?是他的寬邊眼鏡和一小時兩三百字的寫字速度嗎?    

  後來培訓不了了之,"三聯"的各種政策一向具有鮮明的不持續性,大家都習慣了,所以,每當快發錢的時候,上邊便開始修改發錢的法律條文,但你不要著急,過不了幾個月,這個條文就會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間,起碼還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輪班接聽讀者熱線(實際上一天也沒幾個讀者打過來熱線,他們寧可給《京華時報》打),打卡坐班制,新聞突擊攻堅小組,主筆輪流當主編,記者輪流當主筆,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採訪山西一個被誤會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女人,這個新聞有一個怪拗口的名字:國內首例艾滋病初篩結果洩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個從浙江遠道到山西忻州那樣一個很小很封閉的小城鎮去做生意的,她去當地醫院做腰椎尖盤突出的手術,被做了下HIV檢測,結果居然是陽性,但這是初篩實驗,照理應當到省一級的指定實驗室去做確診實驗才能算數,但是,如我們所知,在一個小地方發現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哪怕並不是確診的,那都是很轟動的新聞,這個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從醫院流傳到社會上,一路影響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為當地名人,上街買把瓜子,小販都不敢接她的錢,我採訪的時候,她為類似的遭遇哭了幾次。    

  回北京後,我寫出來初稿,自己覺得採訪紮實各方都有說法,看起來四角俱全挺那個的,但沒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說,任何文章,"三聯"當時的習慣是要提煉出來一個主題的,文章的結構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講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讓幾個矛盾方在那裡衝突衝突;第三部分,就得昇華了,昇華的手段實際上很有限,多數人想到的就是找些專家來胡扯,這個專家說兩句那個從另一個角度再說兩句,所以每個記者實際上都有自己的御用專家,萬金油也似,但當時我還沒有,只好求助於高昱。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聯人死是三聯鬼(2)

  當時昇華出來一個很牛的主題,叫做: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的交鋒。我記得好像就是這個報道,導致我轉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貴人。他也是我在"三聯"期間非常佩服的一個人,愛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貫的平民主義立場,而有時候,主編會把這種立場說成是農民思想,高昱有若幹著名報道,早期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四    

  "三聯"的G點,一是討論權力與權利問題;二是追究一個人的經歷,和他成為新聞人物之間的古怪關係,三是新聞事件中的知識分子立場,四是對所謂的新興中產階級一廂情願式的討好跟迷戀。最後這點,也是時代風尚使然。好些新媒體講自己的辦刊所針對的讀者群體,往往說是白領和中產階級,為了這個東西,發了瘋地討論來討論去,跟SM差不多。    

  權力問題實在複雜,世無英雄,遂使權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個新聞事件中各色複雜關係的結果,往往為了偷懶,落到權力這疊干稻草上。權力,成為萬金油,某樣方法論某種思維方式,也系一個人見人愛百發百中的詞兒。在我親歷的2000年前後,半月刊轉成週刊的初期,"三聯"熱衷的是知識分子化的權力問題,大約是2000年,討論警察權、大熊貓的特權、一個班級的權力體系……    

  後來,大概就是李鴻谷做社會部主筆以後,社會新聞跟封面故事趨向於硬朗,跟時效性強,本來泛文化的辦刊方向走向了硬新聞,我們這個部門的記者,為了新聞的硬,開始奔走於各種事發現場,但去的時候往往也還是並非第一時間,"三聯"的強項是做後點報道,因為先發制人自然是趕不過日報跟各色網站的,惟有在後邊跟著,拿只冷眼看這看那,最後總結出來一個很"三聯"的立場跟觀念來。    

  個人體驗上講,做硬新聞需要一個人具備對新聞無條件的熱情,甚至於善於遺忘類似事件。但作為一個喜歡發明創造的人,我是無法忍受重複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還熱衷於第一輪硬新聞,比如自然災害、案子、腐敗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開始為新發作的空難和投毒案怎麼做出新鮮感費腦子;到了第三年,許多類型的報道,都開始無法刺激我的神經,而新鮮的形態,在很短的時間內,也無法一一建立。    

  但是當時,我做得還是很有些樂趣的。這些亂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後來總結出來的,一切過去的,都容易變得不怎麼美好。在災難現場,接觸死難者家屬,去跟當地政府部門糾纏跟鬥智鬥勇,想盡一切辦法,找到關鍵採訪對象,說服他們接受採訪,這些都能夠調動出一個人的潛在能量,我才發現自己身上,有極端冷靜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從不在工作場合,因為某個悲慘的場景動容。也絕不為了顯示敬業熬夜工作,這可能是我這麼多年,對寫東西能夠保持體力與精力的一個要點,晚上一定是娛樂時間,假如朱偉深夜來電話,我就會裝成點燈織布的騙子應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於造成作息上的惡性循環,最後把自己弄成一個疲乏萬狀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蘭克苗煒(苗煒的ID--編者注)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你這個人怎麼能分裂得這麼好,一邊寫小說,一邊當記者?"    

  我私下裡覺得自己很傻,在很多問題上,一個具體而卑賤的人愛怎麼分裂怎麼分裂,對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當個記者,特別是社會新聞的記者,整天哀傷哪憤怒哪著急上火哪,還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說真理,記者嘛,永遠生是事實的人,死是事實的鬼,但是多數情況下,大家都在欺騙你,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是真的,所以臨到頭了,只好繞來繞去,寫出一篇安全係數較高還能交差的囉唆報道。    

  我的記者生涯,因為一場官司的開庭,到達了轉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個環節出問題了,從以前連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變成了一個堅強而僵硬的新聞戰士。一個人做點啥總要有那麼點目的的,那麼除了謀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聯"這本雜誌的小溫床上,長出那麼點經驗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當個職業作家,也一直勸周圍的朋友參與火熱的社會生活,但我現在發現他們過得都比我好,整日裡飯局來酒吧去,週日傍晚還包了車去郊縣party。    

  當記者跟當文藝工作者畢竟是兩回事,一個作家可以是封閉矯情虛無的,一個記者卻注定要犧牲自己那點審美趣味,變得功利無恥冷得有點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幫了我的忙的某採訪對像保持終生的聯繫,但是下禮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騷擾他們。    

  我看到美國老牌記者麥克唐納在70歲時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許這個案子中還有一個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個偵探,獨自調查到了一個陳年舊案的元兇,一個律師因為有外遇,精心謀殺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麼大年紀了還在當一線記者,要在我們這裡,准當主編享受特殊津貼了)。讀這種報道,其實跟讀小說也差不多,他在那裡不溫不火津津有味地講一個關於殘酷人性的絕妙例子,我們在這裡享受破案過程帶來的閱讀樂趣,如果有什麼新聞能跟像世上碩果僅存的幾部小說那樣永垂不朽,這樣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歲而且繼續當個記者,誰願意聽一個中國老大媽講述她拼著老命顫顫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國,很少見到白髮蒼蒼的記者,中國的記者到了40歲上還不能當上主編,那就是很沒面子的事,因為記者在很多人看來,與JI類似,都是青春飯。大家覺得,假如到了中老年,還去參加新聞發佈會,還去跟那些人套瓷還去挖空心思採訪別人,而最終還要寫稿子,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標誌。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聯人死是三聯鬼(3)

  六    

  我為什麼離開"三聯",這個事情說起來頗有些複雜,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漸漸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寫作的力量拉扯著我,到了我當記者的第四個年頭,逐漸成為一個很干擾我的事。主編朱偉經常在談話中,用海明威的例子來教育我,讓我跟這個時代保持密切關係,並成為一個兼具記者與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並非美國。並不是報報名就可以去報道美伊戰爭,也並不能在雜誌文章中展示我腦子裡那些近乎反人類的、瘋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斂自己,盡量做到克己為人,為了大局,和一種跟我並不合適的知識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機,就是眾所周知的"三聯事變",還改革了稿費制度,猛地說要裁掉一半稿費,居然工資變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標準,某日早起,心血來潮,我便發了一個很簡單的辭職電子郵件,把自己給自由掉了。    

  "三聯"不是一個媒體集團,像南方報業或者時尚集團那樣,一個記者在業務能力上上升了以後,他想當官了,可以去孵化一個新的子媒體,不想當官了,也許可以做裡邊的自由人,因為媒體集團裡頭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並不至於招致別人的反感。但三聯不同,它的小作坊氣味與缺乏人才上升空間的客觀條件,一直都阻礙著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記者,所以,社會上流動著一大批從"三聯"這個鳥巢飛出來的孤魂野鬼,他們身上有類似的氣質: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較熱愛精細生活、在關注新聞的同時對文化有研究、懷疑主義、自由主義、自嘲反諷、在有些事情上有點兒怯懦。    

  說的並不是我。我這種東西,另當別論。一個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檯面的。    

  但最最起碼,對我而言,假如並不倡導自由也不張揚個性,不與某些東西保持距離,不知覺或者有意識地去跟風,去做清客和代言人,這個雜誌將毫無魅力可言。


第四部分:PART 4陸新之:我在生活週刊的日子(圖)(1)

  陸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聯生活週刊》,任主筆,2001年12月離職。此前在深圳任職某日報的財經版負責人,之後歷任《中國證券期貨》月刊主筆、《經濟觀察報》財經主筆、駐華南首席記者。現為上海東方早報《全球財經觀察》首席觀察員,編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樣煉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樣練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誤打誤撞加盟《三聯生活週刊》。當年10月份,我正式認識了網上交流已久的"三聯"舊人鄒劍宇,剛剛結婚的他住在安定門內的菊兒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資的住處。我那時候正好閒居北京等候出國,常常去他家攪擾。其間他和訪客常常說起《三聯生活週刊》正準備正式改為週刊,版面選題如何如何。我聽了技癢,於是也忍不住插進去臧否褒貶一番,結果鄒覺得我有時說的還是有幾分道理,說經濟那邊還需要人,你反正有時間,不如一起來搞。我想想也對,於是便跟著鄒劍宇,走進那條長得看不到終點的淨土胡同,然後看到了剛剛裝修未久的小樓。    

  記得去之前,還專門問過鄒劍宇:"'三聯'也是一個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麼程序?我要做什麼準備嗎?"    

  答曰:沒有什麼特別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適就留下了。    

  我心想,這樣也乾脆,不合適也就馬上知道了。    

  到了那棟小樓所在的院子,還沒有進入大院,旁邊有個店面,鄒劍宇指著說,這就是我們的飯堂了,還有大師傅專門做飯的。我心想,這個地方,倒是很有人文關懷阿。    

  上了二樓,看到新裝修後的辦公室搞成了格子間,有點寫字樓的感覺。再上三樓,轉到一間小屋子,裡面一個平頭的北京小伙子,鄒劍宇介紹說這就是苗煒,主編助理。我脫口而出,我知道啊,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煒那時候正在電腦上下圍棋,見我停了下來,沒什麼表情地攀談了幾句,說歡迎我來入伙。當時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後來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這麼一個喜怒臉上看不出來的人。    

  於是就像打網絡遊戲一樣,鄒劍宇把我引薦給苗煒,苗煒又把我帶到下面去見主編朱偉。這又是一個我在上世紀90年代看《人民文學》就聽說過的大腕啊。朱偉在辦公室非常嚴肅,匆匆跟我談了兩句,就揚聲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說吧。我想,爽快!    

  於是出來外面的大辦公室,找了一個格子坐下,寫什麼呢?苗煒和鄒劍宇商量了一陣,說剛好不是出來一個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據這個寫一個吧。我想了想,說這麼短時間,好像不方便採訪,寫個評論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覺得合適的路子寫吧。    

  我看看表,大約也十點多了,說好吧,我就吃飯前交稿吧。於是在電腦上辟里啪啦地寫將起來,大約半個小時,搞了1000多字,跟苗煒說完了。苗有點吃驚,說打印出來拿給主編看吧,你就先回去。鄒劍宇也說,我得忙著寫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顧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陽光明媚,這一條骯髒的胡同也分外安靜,感覺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個朋友的公司閒聊,接到鄒劍宇打來的電話,說稿件主編挺滿意,而且瞭解你的財經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來上班吧。我說我可是什麼證書都沒有帶來啊,要什麼手續嗎?鄒劍宇說,你就趕緊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個大早趕去,結果被拉到朱偉的辦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間,擠進來了9個人,那就是朱偉、方向明、苗煒、舒可文、李鴻谷、鄒劍宇、高昱、吳曉東和我。第一次參加編委會很新鮮,大家談的選題構思都很獨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樣,我看到大家慷慨陳詞,也給感染了,神神道道跟著擺活。    

  例如把編前會的時間提前,用週刊的節奏來處理選題和稿件,尤其是經濟部門訓練新人培養記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來的,似乎也有點效果。    

  於是,在那一個號稱是北京歷來最多雪的冬天,我開始了在"三聯"火紅的媒體生涯。    

  大干    

  入伙雜誌之後,除了工作,偶爾也有娛樂。其中主流的集體娛樂只有兩種,其一就是互相聯網打星際,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時候雜誌由雙週刊改為週刊,而人手只是加了兩名主筆數名見習記者,而且那時候市場上也沒有一本成功的綜合週刊,因此真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內部氣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實到版面的時候,很多東西就很不一樣了。真正是應了那一句笑話:"有困難要上,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好在大家的鬥志都很高昂,64頁的全彩色雜誌,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時間,留給記者的採訪寫稿時間,不過四天。這本雜誌又堅持記者親自採訪寫作,很少外稿,結果每期差不多40頁,5萬多字,就是靠10個左右的記者撐著。那時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號稱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轉年3月,一場連著一場,大家就常常在冬夜裡寫稿到整個城市都安靜下來,雜誌社之中單身漢很多,加上美術和製作人員,於是幾乎每天晚上的編輯部都有七八個人在。然後總有一個人提前嚷嚷起來,不寫不寫先歇歇,於是大家紛紛響應,一起開打星際。大多數時候是我們聯合著一起對戰電腦,主要是大家都覺得幹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毆的話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時候實在心情好也會相互交鋒。記得在那個冬夜裡面,先後和我們對戰的有專欄作者、漫畫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閒著沒事路過的出租車司機。所以,即使星際爭霸怎麼激烈,怎麼刺激神經,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都是難得的放鬆了。


第四部分:PART 4陸新之:我在生活週刊的日子(2)

  原來,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遊戲,很可能就是讓人去辦一本有理想的週刊。    

  所以,那時候打完遊戲和做完一期雜誌之後,和兩三個疲憊的同事,踩著骯髒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無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雞胗,偶爾加上兩隻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樂趣。一口氣吃完了這些物事,不過十多二十元結賬,然後大家懶洋洋地出門,往往已經是兩三點辰光,吸一口涼氣,踏著掩蓋了垃圾的大雪,隱約覺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著一種別樣的魅力。    

  2001年時,生活週刊裡面的人大都極有個性,主編就不消說了,連很多新來的年輕人,幹起活談起內容來都特有主見,雜誌裡面一派幹勁。    

  記憶之中,招來的兩位女翻譯,一位姓紀,一位姓甄。本來只是希望他們做好編譯就是了,但是沒有想到,她們雖然不是記者出身,但是卻很警醒,拿到外電資料,還能配合著做採訪,搞出來的報道還很有"三聯"風格。還有一位經濟部我們招來的年輕女子張姑娘,那時候她才剛畢業,有幹勁但是確實不懂寫稿,更加不懂寫"三聯"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們覺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聯"的遊戲規則,如果一個記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著除了底薪之外沒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張姑娘韌性十足,即使經常和我們的意見不一樣,但是總能隔三岔五寫出一些有特色的報道,硬是堅持下來了。給任何人機會,這樣也是"三聯"的好處。到我離開時,她已經是蠻成熟的財經記者了。這兩年也在一線財經媒體歷煉,現在已經是一家雜誌的副主編了,也是佳話。    

  編輯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煒。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爺們,很少見他生氣,臉上也沒什麼表情,但是總能夠突如其來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點怕他,不是怕他罵,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題目做得水了,在編輯會上,他常常會很不屑地對太多的題目一揚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話來,"這事情沒啥意思,你丫咋這麼多話。別做好了。"    

  苗煒的文筆有口皆碑,腦子也活。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翻著《時代》週刊琢磨雜誌應該怎麼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寫關於國際化科技化以及人文類的東西,換了很多筆名,不過總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顯著機靈的字裡行間,很有點渴望國際大同大家發財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裡面。我後來常開玩笑,說他的《生活圓桌》類文章是"心靈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樣,苗煒平時很少說笑話,但是喜歡聽笑話,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來形容我們幾個主筆的尷尬年紀和心情,他每回聽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搖大擺地踱回他自己的小辦公室去打遊戲了。    

  自稱布丁以及使用無數武俠小說人物名字的苗煒,這個和《三聯生活週刊》血肉相連已經七八年的後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編,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沒辦法》的黃皮書,不過十幾萬字。    

  想來也有點讓人感慨,這麼幾年積累下來的《生活圓桌》隨筆,也就是這麼薄薄的一冊,和街上老是認識不過來的N個青年小說家一篇篇的大部頭沒法比。不過,布丁的這些透著機靈和犬儒色彩的東西,可是某一批年近30在北京讀大學的女生成長過程中的貼心小棉襖和生理星巴克,裡面充滿了某一類人的情感代碼和心靈暗號,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圓桌》文體的時候,臉上那種滿足的神情怎麼看都有點像雪夜閉門讀禁書的味道。    

  2002年,婚後的苗煒買了房子,裝修了好幾個月,又買了車,讓老婆開著接送上下班。小日子過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圓桌》上就少了他的東西,不知道有沒有人為此而感到遺憾,或者說竊喜?    

  因緣    

  2001年的頭兩個月還比較順利,大家慢慢適應了週刊的節奏,廣告也慢慢好了起來,大家春節之後剛剛歇口氣,又有新的變故,就是要搬出淨土胡同原來的辦公室。    

  因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經基本做好的雜誌,還留在原來的機器裡面,因為一時間沒有找到機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術編輯鄒俊武和商園家裡面完成的。當時大家苦中作樂,說有點搞《挺進報》的味道。    

  記得當時搬家時候比較亂,氣氛也比較緊張,但是生活週刊的員工們都很負責,大家自發地想方設法把最有價值的資料轉移出去了。然後在新找到的安貞大廈27樓辦公室,很快進入角色,採訪的繼續採訪,製作的繼續製作,財務也有條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運作,這是很不容易的。    

  那時候在生活週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團隊作戰,永遠不是孤單上路。具體來說,就是和你有關的上下游各個環節的同事,總能夠多做一點,很少有互相推諉的時候。記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剛出來,標題上多打了一個字,結果一晚上,幾乎路過會議室所有看到這個錯誤的人,包括實習記者,都主動聯繫責任編輯,想錯都沒那麼容易!那時候很多年輕記者做一個選題有什麼問題,心裡面也不會很慌,因為他知道總能在編輯部裡面找到人求助。當然,這種感覺也是放大了的。實際上沒有哪個媒體的成員那麼厲害,但是,那種相互之間的信任是非常難得的。


第四部分:PART 4陸新之:我在生活週刊的日子(3)

  這幾年我在各個城市跑來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體有關,因此,很多"三聯"現在和過去的同事,也總會聯繫。最多的是李偉,他是很年輕很能跑的,所以總有做選題的時候互相找的時候。現在他也成了主編,很動力澎湃。還有MSN上長期見得到的尚進,他堪稱媒體圈裡的"百曉生"。誰誰誰收了多少紅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這些消息他那邊總能夠第一批知道,而且細節生動,非常過癮。他說,寫北京媒體史作者非他莫屬。    

  離開《三聯生活週刊》之後,我和黃河在深圳有一段時間還是同事,經常一起開會討論選題,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過癮。不過他生就閒適的性格,不太願意回到鐵馬金戈的一線媒體生涯,現在成家之後,每個月寫一兩篇宏大敘事的長文,間或寫寫讀書文章,真個是樂在其中。而大約一年見上那麼一兩次的時候,總是難免講起彼此的"三聯"歲月,分外唏噓。    

  我加入媒體行業已經11年,但是真正覺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麼做選題寫報道,還是來了"三聯"之後。這也是我這幾年來,談起媒體運作經營的時候,有意無意總要援引"三聯"的經驗和例子的原因。那幾個月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參與其中,能夠和一群優秀的媒體人合作或者交鋒,因此也有幸能夠琢磨出一些門道。人的一生很多東西真是有際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週刊,我可能就已經讀了MBA,然後做企業。又或者做了其他什麼五迷三道的職業。說不定已經發跡了,也說不定混得很不怎麼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會像現在一樣專注在財經新聞領域,也不可能寫出兩三本這樣的書。說白了,直到今天,聽到別人談起《三聯生活週刊》的時候,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多關注一些。因為我實在覺得和這個刊物有一種莫名無形但又衝不淡的聯繫。我相信這一種感覺會在未來維繫很久。


第四部分:PART 4於彥琳:「三聯」與區區的故事(圖)(1)

  於彥琳 筆名小於。2000年畢業於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獲碩士學位。1999年進入《三聯生活週刊》文化部實習,畢業後成為正式記者。現在供職於《中國電影報》。    

  開始    

  我到《三聯生活週刊》的時候是光頭的。    

  2000年夏天,我還在中國電影資料館讀書,"研三"的生活非常鬆散輕閒,就給一些媒體寫稿子。我的朋友,現在《虹》雜誌主編朱芸當時還在《世界都市》當編輯,她說我可以去那裡找個小工作幹幹,我去《虹》與人力部人見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見朱芸的校友,當時"三聯"的記者王琿。王琿與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見了這麼一回,把我引進了《三聯生活週刊》。    

  那個時候寫電影的卞智洪剛剛離開週刊,好像去了TOM,王琿知道我是學電影的後,就問我願意不願意去《三聯生活週刊》。在這之前我根本沒有聽說過這份雜誌,我惟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不是可以隨便上網,王琿說可以,每個人都有電腦。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琿說兩三千。這些錢,對我一個學生來說真不少了。我就答應了。    

  現在四年過去,我也不在《三聯生活週刊》了。回頭想想,能進生活週刊真是覺得不可思議的機緣,如果我去了別的媒體,如果王琿沒有一回頭看見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沒有跟她回辦公室,現在我在哪裡只有天才知道。    

  幾天之後,我就光著頭去了週刊編輯部。淨土胡同真的很難找,我在鼓樓一帶轉悠了至少一個小時才摸到週刊。我摸索著上了二樓,舒可文老師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聯生活週刊》拿到的最大的"紅包"。我不知道她怎麼看待我:一個老結不了婚的貧嘴?    

  但當時舒可文見到我的時候一點都不吃驚,彷彿女的光頭很正常。她穿著黑色長裙,點了支煙,我們倆人坐在老式破舊沙發上。她簡單問了我是學啥的,問我知道週刊風格嗎?我老老實實說:"不知道。"她就彎腰不知道從哪裡掏出來幾份雜誌,讓我回家看看,瞭解瞭解。舒可文說我可以先寫兩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師和我,我們倆的記憶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師看到這裡請不要與我爭論,探討即可。    

  那時候"三聯"的辦公室,跟《編輯部的故事》裡差不多,灰撲撲的很舊。我非常懷念會議室那個怎麼也擦不乾淨的大圓桌子。中午大門外頭週刊食堂打了飯,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會議室,邊吃邊討論,說什麼的都有。後來週刊搬回三聯書店,大家也在會議室集體吃盒飯,但會議室的桌子上少了什麼。少的是當年在淨土胡同時開會的氣氛。    

  做經濟報道的謝衡說她剛來時,被週刊開會的氣氛震住了。她每次說這個,我就跟她說原來在淨土胡同開會的情景。任何一個記者提出選題,幾乎都會引起全部成員的討論,討論得非常詳細,每個發話的人都能從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議,並補充部分材料。那段時間我受益非淺。    

  這會兒寫回憶文章的時候,我忽然有點懷疑,我是不是過度美化了自己的記憶,當年真得就那麼好嗎?也許當時所有的人,包括週刊都在急劇的成長期,自然有那樣一股氣勢。這麼多年我經常想起那時,真有可能被這種氣質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記憶。無論如何那時候真好,上班的時候穿過胡同,到單位,看見同事都非常高興。作為新來的人,對其他記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視之。所以我覺得當時辦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們越有意思。我記得酈毅,她平時悶不出聲,偶而說話卻常常語出驚人。有時開會,她手機響,居然是警報一樣的聲音。    

  交稿    

  2002年,我換了一個手機,可以自己錄鈴聲。我錄的鈴聲是"該交稿子了!該--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開會時打我手機,好讓所有同事聽聽這"駭人的呼聲"。    

  主編朱偉說這話的時候,聽起來跟緊箍咒似的,讓人頭疼。每個記者聽了都心驚肉跳。所以新鮮了兩天之後,他們呼籲我把手機鈴聲趕緊換了。    

  在"三聯",寫稿子是最大的事情,無論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時候必須把稿子交出來。儘管大部分稿子都寫得非常難,但看合刊的時候還是嚇了一跳:這麼幾年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了。還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經寫過。    

  我寫的第一篇稿子,是關於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說北京新出了這麼一個地方,讓我去採訪設計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婦。我跟他們約了,他們派了司機到國貿接上我,去了他們在通縣的家。    

  林天苗他們家非常漂亮,但院子裡蚊子多了一些。初次採訪,我還是免不了緊張,問的問題也丟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這句話其實是兩個問題啊?你想我先回答哪個?"    

  回宿舍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給舒可文看。過了一會兒,朱偉讓我去他辦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認為,這是我在週刊聽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導。從此我知道有文必錄和單純描述性的文章不是週刊要的,如果一個事情成了事件,背後定然有別的東西,把這個東西寫出來才是重要的。在此後四年裡,我不論寫什麼文章,總會記起這個。    

  四年裡,我的進步非常緩慢,至今我還不是很能把握要寫的一些東西。但在週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隱約看到彷彿有些東西在那裡,等著我把它寫出來,不然面前的東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於彥琳:「三聯」與區區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應該是2000年我回洛陽採訪聖誕節那場大火。我是洛陽人,但接近災難真相仍然非常困難,家屬幾乎不願意再回憶過去的事情。我通過父母的關係找到一位倖存者,談到那天晚上的經歷,她還是忍不住顫抖。參與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脫,才終於接受了很短的一次採訪。更多的時候,我知道採訪對象就在門裡,但我只能在門外轉來轉去,無法得到他們許可,帶我去的人跟我說:"家人可難過了,都不好意思說這事。"    

  冬天我很絕望坐在自己家,想著難道這關過不了了。後來我很沮喪地跟朋友說:"你看看我,都內分泌失調了。"老實說,我無數次面臨交稿時,都有失調的感覺。    

  跟我一起去洛陽的,是當時主筆高昱,我寫大火,他寫洛陽這座工業城市的失落。鬼都不會相信,高昱比我還小兩歲。他比我老練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後,我把近萬字的稿子寫了三遍,最後一遍是主編把我關進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擾寫出來的。雜誌出來後,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滿意。這次事情讓我面對社會部記者自覺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還是集中注意力寫電影好了。    

  這原來也是個故事    

  三聯鄉週刊村是個移民村,人口變動不居,變動的兩個原則是適者生存與意興闌珊。由於各種原因,週刊村從淨土胡同,搬到安貞大廈,最後落在鄉政府邊上。    

  週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產組:李鴻谷,社會組的人慣稱李大人,領導成員最多的社會生產小組;國際組,退伍軍人蔡偉二進週刊後領導了這個讓週刊村放眼世界的戰鬥集體;其他還有經濟組什麼的。不過這個已經是過去的結構了,現在為了促進生產發展,一切都在調整。    

  有一陣週刊村要實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組的小於連眉毛都不動--那個時候該組兩位主筆,只有她一位屬下每日放羊,如果開除了她,只剩下領導了,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可能。一旦下屬過少,那麼一定是領導更需要下屬,而不是反過來。    

  兩位領導風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過像稍息"的王小峰,還有週刊幾大"定海神針"、被昔日經濟組組長高昱概括為"抽煙、說髒話、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師。    

  在小於來之前,還有鍾和晏,被傳她幾乎不吃飯,大家這麼說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孫燕姿;第二,她反對單位聚餐,認為不如組織大家去看展覽。很快週刊數一數二的美女邢慧敏也來了。    

  幾個性格各異的人,組成了一個絕對稱不上色彩繽紛的生產小組,因為大家都愛穿黑色。即使小於後來移民到其他鄉放羊去了,也時常會想起來這個集體,太有趣了--四位婦女,和一位"婦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產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對每日放羊產生了疲勞,來來回回就剩下兩位領導和小於。饒是如此,幾位牧民婦女經常見面交流放羊心得,談來談去還是週刊--只要有一個人還沒有移民,情況將永遠如此。    

  後來經常一臉無辜的孟靜來了,她擅長放一種叫做"電視劇"的羊,一時頗得村長青睞。老師說讓孟靜單單放羊太浪費了,她幾乎是八卦寫得最好的人之一。    

  後來輪到小於移民了。她去香港,沒及時去給羊打草,村長生氣了,呵斥了幾句。小於也生氣了,跟幾個同事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    

  之後就是別人的回憶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圖)(1)

  李菁 2001年5月進入《三聯生活週刊》,任社會部記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編輯,2000年10月,在《中國青年報》報業發展中心任記者、編輯。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家名頭算響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養尊處優的生活過得越久,心裡越沒來由地空虛。奉獻了五年的青春之後,毅然決定投入"圍城"外火熱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個酷愛讀書的文化人,每週到三聯書店掃書。因他的發現,辦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聯生活週刊》。那時工作清閒,每期都看得極為細緻,連那兩頁的美國圖書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編輯部後來有過一次是否繼續保留這個欄目的爭論,我斗膽支持了一下,但也沒挽回它的命運)。2001年4月在網上偶然看到生活週刊招聘社會部記者時,我心裡怦然一動。    

  也許是看走了眼    

  見面那天李鴻谷大人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已想不起來,只記得在他那一句緊似一句的追問之下,我內心一腔悲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衝動,覺得從上學那天起,就沒被如此刁難過,暗下決心與"三聯"就此了斷。但李大人好像渾然不知我對他的咬牙切齒,沒過幾天,打來電話問我何時再來,我支吾半天,終是不好意思凜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給了自己一個台階,誰知就這樣稀里糊塗地呆了下來。    

  我至今仍對見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於懷,以至現在每有機會我還跳出來控訴他。李大人像個無辜的孩子一樣喃喃自語:"我真的有問題嗎?"偶爾也會不無委屈地解釋,是想借此知道每位應聘者"認知的邊界"。後來經常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三聯"信徒,懷著無限嚮往走進辦公室,跟李大人談話過後人仰馬翻、痛不欲生的場景,難免心生同情。雖然經李大人確認,我是目前在職的社會部記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進來的,但我始終認為那是他一時昏頭看走眼的結果。    

  與社會部眾多"好孩子"出身的記者相比,李大人是個後進青年變先進的典型。我常開玩笑說李大人之所以對新人百般刁難,很可能是自己做學生時是常被好學生告狀的壞孩子,雖然後來一不小心變成好人,但看到"好學生",潛意識仍有挑戰和征服的慾望。    

  與李鴻谷相處久了,發現他其實算是寬厚的人。社會部的頭頭,有時是個兩邊受氣的角色,一面要率領麾下寡男眾女(目前社會部只剩下朱文軼一男丁)承擔"硬新聞"的那一部分,在"國泰民安"的時候也要搜腸刮肚地找到足夠"硬"的東西;另一方面,還要兼任"指導員"一職,應對我們週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動,承擔我們不敢對主編發洩而轉嫁到他身上的怨氣。每個新來的記者起初莫不是對李大人唯唯諾諾,不敢造次,時間一長便知他當初的"刺"原來只在業務層面生長。平素在辦公室裡,我們經常當眾編排他的笑話,李大人也不急,說多了,他頂多無奈狀地長歎一聲:"你們這幫壞人啊!"不過偶爾,他還是有幾分懷戀地講自己當年當古惑仔、一腳(還是一拳,記不清了)擊落對方兩顆門牙的輝煌,每聽到此,我總倒抽一口涼氣,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沒幾天,便又蠢蠢欲動。    

  行萬里路識萬般人    

  我到"三聯"正經做過的第一個稿件是關於"大舜號"海難的審判。之前對發生在家鄉的那場海難印象深刻,於是主動提出做這個報道。後來家人幫助找到一遇難者家屬,我暗自慶幸運氣好,在電話裡一口氣和他談了三個小時,聽筒從左耳換到右耳,再從右耳換到左耳,聽他講他的哥哥在"大舜號"沉沒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話、冷靜交待自己的後事、托他照料年邁雙親的細節,以及他們對海難營救及處理方式的不滿。他講得悲切,我記得詳盡,直到兩耳和太陽穴都神經性地疼痛起來,才掛下電話長舒一口氣。我強按心頭的喜悅向李大人做了匯報,想就此動手開寫。不料李大人面無表情:"很好,不過一個不夠,繼續找,至少要採訪8個家屬!"    

  我一聽就懵了。採訪一個尚且不易,還要再找7個!茫茫人海哪裡去找?心裡千萬個不滿,但初來乍到,也不好發作。只得硬著頭皮拿著電話本把大連的同學、朋友悉數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們又在周圍發動了"地毯式搜索",勉強搞到7個人的電話號碼,其中兩位倖存者又冷冷地拒絕了採訪要求,待輾轉聯繫上這5位家屬、採訪完他們後,我覺得快要虛脫了。    

  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這樣的日子。為了一個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幾人、甚至幾十人。名單列了長長一串,一個一個地騷擾,真有寧可錯殺千萬,也決不漏掉一個的感覺。那段時間心理壓力極大,連晚上做夢都在打電話找人。醒來暗想,這樣的日子可不能久過。但我後來意識到,這種採訪方式幾乎成了每個社會部記者的入門訓練。扛過這一道關口之後,面對一個新的選題時,就可以有效率而準確地切入,不再會有茫然無措之感。    

  到"三聯"後聽說社會部記者要經常出差,我心裡一陣暗喜。小時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歡的一句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後來又加上一句"識萬般人"。那時整天幻想著像三毛一樣,背起行囊四處周遊。長大之後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借出差之機實現我"行萬里路"的心願,是我那時一個小私心雜念。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潰"也就是來"三聯"半年後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節之前,我被打發到四川寫一樁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飛機離開北京,很大程度意味著"只可成功不許失敗"。後來我不止一次被問到"萬一"採訪不到怎麼辦,我不知該如何解釋我們的壓力正在於如何絞盡腦汁不讓這"萬一"發生。    

  南方冬天的陰冷潮濕讓我這個北方人極不適應,我一邊咒罵著小城賓館沒有暖氣的房間,一邊滿臉堆笑地與推說"敏感"絕不應承採訪的警方軟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還在掩飾自己的心煩意亂,照例做淑女狀和刑警大隊長周旋。這邊,李鴻谷的電話已催過來,告訴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須週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邊陰暗又煙霧繚繞的網吧裡,在又髒又粘的鍵盤上惡狠狠地敲出幾個字:"警告信"。將"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則我要起義了!"發給李鴻谷後,再衝出去,繼續與警方糾纏。也許是我眼神裡的絕望還是誓不罷休的糾纏精神打動了他們,最後一天晚上,終於有人坐在我的對面,踏踏實實地跟我講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飛機。到達時,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輛富康在機場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錯,一頭撞向路邊護欄,萬幸的是,雖然車頭撞得稀爛,我和司機除了嚇得說不出話來,都沒受什麼傷。後來回想起車撞向護欄的那一瞬間,我竟不無惡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編大人第一個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幾頁稿子。    

  連夜趕到辦公室,沒想到辦公室比平時還熱鬧,採訪偷渡事件的雷靜也剛從福建回來,都準備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靜少言寡語,安靜得像個女孩,但那一晚,他顯得焦躁不安,不時站在窗前,一邊看遠方的天空一點點變白、三環路上的車由少增多,一邊喃喃自語:"不想活了!這樣的日子沒法過!"雷靜被逼要跳樓的段子也由此誕生。回武漢過了春節,任李鴻谷怎麼勸說,雷靜還是毅然拋下了我們,不肯再回京。    

  那時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後哀歎:"沒材料啊!"經常覺得自己已經黔驢技窮搞到這點材料卻被他輕薄,頓時萬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拚命。但時間長了,也能慢慢體會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會部的稿件上,主編大人也堅定地支持"李鴻谷路線",我後來經常能發現這樣的改動:"×××感到很欣慰。"被主編改成:"×××(跟記者)說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聯"幾年,收穫之一是培養了很多"線人"。但有時很內疚地發現自己很功利,經常一忙,便無暇與朋友聯絡寒暄;但如若採訪需要,即便十年沒聯絡,最終也能將人家挖出來。直到後來我經常騷擾的幾個線人,一接電話便一把將假笑撕下:"又什麼事,說吧!"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電話一通便直奔主題。    

  我曾跟李大人說,我們的工作就像特工,經常被"空投"到一個與自己無任何關聯的地點,短短幾天之內完成任務。李大人冷冷打擊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過後來真的有機會採訪一個身份類似"特工"的人,短短幾天"交手",他半開玩笑地慨歎:"你們完全可以做我這一行了!"    

  初到"三聯",時常覺得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頂多三年!我暗自給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過這個"大限"半年了,無數次想過放棄,但最終又留了下來一一或許就是那種永遠無法預料明天會出現在哪一個地方、和什麼樣的事件發生關聯、與什麼樣的人打交道的感覺讓我留下來的吧,這種奇妙的感覺的確令我迷戀!    

  忐忑著跨出國門    

  2002年4月,"國航"釜山發生空難。週二上班,李鴻谷或是苗煒試探著說了一句,"韓國那麼近,我們可以去一趟啊!"然後目光在社會部裡巡視一番,落到了惟一有護照、游過新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試一試,行的話,咱們就去一趟!"    

  我開始狂打電話。查號台查出使館電話,撥過去永遠是語音報讀"簽證須知",好不容易有人接聽,卻說這類事情不知該找誰。又打了N個電話後,終於誤打誤撞地找到一個簽證官。當天簡短的英文面談之後,他讓我第二天再帶齊所有證件等簽證。    

  簽證搞定,興奮不過幾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諸多細節:到那裡住在哪裡?上哪兒找翻譯?……實際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從使館裡拿到簽證,我只有半天的時間便要啟程。絲毫找不出頭緒,只能拿著電話本一個一個打電話試運氣,但是輾轉找到的留學生都在漢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繼續尋找一一我戲稱這樣的舉動為"撒下漫天大網",不知哪條線上會有魚上鉤。    

  二三個小時後,有好消息傳來,終讓我心情稍些放鬆。姐姐幫我聯繫到釜山一家商社的會長柳富烈,只是在來中國談生意時由我姐姐為他做過英文翻譯,由此"不幸"而無端地要為一個他從不知道的中國雜誌服務。據說姐姐剛剛聯繫到柳會長時他還莫名其妙:"中國記者到釜山採訪,找我幹嗎?"後來才明白這算是私人之請。    

  週四一早,當我坐上了去韓國的飛機時,心裡滿是對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懼,外帶不知如何完成任務的壓力。"三聯"的一貫作風是:任務派下來,到時只等著收活,該花的錢花到,至於怎麼申請簽證、到那邊吃住行的問題怎麼解決、如何展開採訪,則一概不管。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3)

  因為承擔著"三聯"第一次自己出錢派記者出國採訪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兩個晚上我住在MOTEL(汽車旅店)裡,並非有多高尚,思想動機只是怕花錢太多,萬一任務完成不好,反倒給自己增加心理負擔。MOTEL其實也是情人旅館,燈光昏暗,門口散了一地搔首弄姿的色情廣告,各路神色曖昧的人進進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將自己緊緊鎖在房間裡,捏著鼻子躺在艷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會長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請進了四星級賓館(連續三天,柳會長的司機開著豪華車拉上會說韓語的中國員工,和我一起奔波於出事現場、各家醫院、政府,提起他們,我永遠感激不盡)。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醫院尋找倖存者,接待處的護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閱住院名單,說醫院裡有兩個中國人並告訴了房間號。我興奮地推門而入,兩個中國倖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勞務輸出韓國做船員,都是朝鮮族。瘦的姓吳,見到有中國人來意外之餘由衷地興奮,不待我細問就迫不及待地傾訴他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就趕上的遭遇;對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樸,也許是勞務輸出之前對"外事紀律"之類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著我,盤問我為何不同大使館的人一起來。我覺他事多,便不與糾纏,專心詢問吳某那一瞬間的諸多細節。吳某談興正濃,對床的樸某突然吐出一長串朝鮮話,我雖聽不懂,但大致猜出對方的意思一一不讓吳跟我講。很樸實的吳遲疑了一下,又陷於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就趕上的災難的回憶中。    

  此舉沒奏效,樸某掏出手機,撥了一串號碼後毫不避諱地大聲說:"喂,是大使館嗎?我們這兒來了一個女的,自稱是記者……"我一邊在採訪,那只耳朵卻在捕捉他越來越低沉的聲音,心裡越來越惱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會說的!"樸的聲音突然又提高,然後鄭重其事地掛下電話。    

  "國航"的第一次空難發生在韓國,使事件陡增許多複雜,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韓方抓住中國機長不放,中方則認為釜山機場控制塔台存在失誤。雙方各執一詞,當時的確十分敏感。但是,一個普通的倖存者會知道事故原因嗎?即便他能對我說上什麼,我還未必引用,我也要對我寫上的話負責呢!樸某大約把我當成女特務了,我惱火的同時也在心裡無奈發笑。    

  雖然覺得被人這樣當面"檢舉"很傷自尊,但我還是盡力不受他干擾,專心於對吳的採訪。但那邊突然又猛喝一聲:"喂,你的證件呢?!你有證件嗎?!"那一瞬間,我覺得一股熱血湧上腦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過頭對他:"你有什麼資格看我的證件?!我跟你說話了嗎?我根本沒有採訪你,你也沒有資格看我的證件!"    

  我後來想,這個小"刁難"若在平時,我也不會在意,但在那種情境下,從決定派我去韓國的那一刻就積蓄的壓力一下子到達頂點,肆意釋放出來。雖然我知道樸某看到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難的概率還小,但我還是想借此機會向他道聲歉吧!    

  憑心而論,這次採訪完成得並不好。畢竟經驗不足,到達現場沒有針對性地四處出擊,很多信息和國內已有的報道相重疊,很多有價值的細節又被忽略掉。回來後,李大人毫不客氣地說我採訪不夠細緻,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對他漫不經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飛機似乎就能聞到海水的鹹味。李大人說我採訪中沒有好好地利用"嗅覺",經他提醒後,我才回憶起現場的那股消毒水和許多物體燒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麼刺鼻。    

  我後來將社會部劃分為兩個階級: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李大人是腦體皆可,我們則清一色的是體力勞動者,當然我們的豬寶寶後來也曾一度由體力勞動者晉陞,專攻國家政策,從諸多小事探出背後的宏大意義,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體力勞動者"而演化為"民工",而社會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殺人放火,風吹草動,拿包就走。出差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氣的遭遇添油加醋地傳播一下,洩了私憤後第二天"又是一個好漢"。    

  生命是一場經歷    

  我們可親可敬的莊山大哥離開之後,一次社會部聚會上,李鴻谷痛心疾首地說對不起屢被打發到礦難或洪災現場的莊山,兩個大男人都有點喝高了,有點淚眼婆娑的意思。我們幾個陰陽怪氣地嘲笑他們,但心裡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採訪時,經常要費力地解釋"三聯"--一二三的"三",聯合的"聯";對方經常一臉困惑地問:"'生活'週刊?那寫我們這些事幹什麼?"或者乾脆還以鄙夷的目光。後來看到有人批評"三聯"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喪,覺得做社會部記者實在是出力不討好。從不敢說社會部的記者做得多好,但"敬業"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經常用"偉大的媒體"或"偉大的記者"之類的說辭,讓我拋掉招之即來的猶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採訪"神舟五號"。和一湧而上的諸多"中"字頭"大媒體"相比,"三聯"顯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幾次都被拒絕,編輯部這邊選題已定,沒有退路。被逼無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暫時安排到一個辦公室等人,一下子在辦公桌玻璃板下發現了關鍵人物的聯繫方式,心頭一陣狂喜。趁人家回來之前,趕緊掏出紙筆一個一個抄下來,情景活像當年電影裡的女特務或女地下黨。這一招果然奏效,當你直接把電話打到對方家裡時,他們的戒心就小了許多,由此才算打來一個突破口。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4)

  記得拖著一身"鬥智鬥勇"後的疲憊從航天城出來,遠遠看見龐大的CCTV的電視轉播車,悻悻地想:"人家這才叫記錄歷史呢!"垂頭喪氣地回來,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論,但李大人用他無庸置疑的口氣告訴我,我採訪到的那些諸如楊利偉戴尿不濕升空、早起來三兄弟喝紅酒的細節,其實有著同樣的份量。對此,我一直將信將疑。或許要等到20週年的回憶錄裡再做評斷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偉、典型的北京大爺苗煒,再加上中國的"肚臍眼"武漢來的李鴻谷,成了"三聯"的三個支點,精明粗疏,細緻散淡,軟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們喜歡從事件中看出宏大以顯示其對時代的把握和參透;而我,猶自喜歡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覺得悲天憫人才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經常想,自己是個生性懶散的人,如果不是這份工作,我這輩子都不會寫這麼多字。之所以做了記者,一是我對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興趣;二是喜歡和別人分享我的感覺。少年或學生時代,唐德剛、陳香梅、王贛駿或者何振梁,這些名字與我而言曾是另一個世界,但後來終有一天他們都成了我的採訪對像時,我由衷地感覺到那種叫做"奇妙"的快樂。"國航"空難、巴厘島爆炸、神舟五號升空、巴基斯坦人質事件--這些於我,成了刻錄我生命寬度和厚度的標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場經歷,擴大足下的界限,與擴大腦中的疆域一樣,都是一種快樂。"三聯"的三年,賜予我領略別樣風景的獨特機會。對此,飽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卻永遠心存感激。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圖)(1)

《十年》講述《三聯生活週刊》十年歷程    

  近日,《三聯生活週刊》迎來了它的「十週年生日」,一本名為《十年》的書由10年來幾代三聯人講述「編輯部的故事」,解密三聯生活成為時代風向標的深層原因。如著名作家周國平給予此書的評語所言:「《三聯生活週刊》是新時期第一本由文化機構創辦的新聞雜誌,其顯著特色是文化性與新聞性並重,力求使新聞具有歷史的品格,又使文化具有當下的活力。這種追求本身體現了對生活的一種理解,在此意義上,它無愧是老三聯《生活》雜誌的現代版。如果說它已是中國期刊舞台上的一部名劇,本書展示的則是後台的情景。歷屆編導、演員在這裡七嘴八舌,各有各的興奮點,共同的是都相當動情。我覺得這正是此書好看的地方,多樣的視角合成了一個真實的編輯部故事。」    

  以下為《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    

  《三聯生活週刊》十年新書發佈會    

  時間:2005年4月6日下午    

  地點:三聯書店三樓「版協」會議室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三聯生活週刊的閆琦。今天這個活動像是一個家庭聚會,我們請了一些媒體的朋友參加我們這個聚會。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在座的領導和嘉賓。(介紹略)    

  朱偉:閆琦是第三代的編輯部主任,他給今天的會定義為家庭聚會,我覺得定義很好。因為三聯生活週刊十週年,其實嚴格說,如果我們以楊浪創辦生活週刊第一期來記的話,1995年1月14號,如果說1995年1月14號創刊第一期是楊浪主編,現在我們超過十多年。如果再往前推,我習慣於把三聯生活週刊分期,陳鋼先生是第一期,當然在陳鋼先生之前還有1992年的,陳鋼先生正式做的時候,三聯生活週刊的新聞出版署批准刊號是1993年3月18號,這樣算已經是12年了,如果算上1992年開始策劃的,要達到13年。實際上如果用陳鋼時期作為第一代,那就是12年的歷史。陳鋼先生這本刊號是1993年12月2號,應該說三聯生活週刊的歷史,我們統計了一下,據不完全統計,在三聯生活週刊從陳鋼時期一直到現在大概有220多人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過。本來我們想在三聯生活週刊十週年的時候做一個紀念活動,請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過的同志,但是後來因為我有一個觀點,三聯生活週刊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所以我們沒有做紀念活動,就做了一本書《三聯生活週刊十年》。今天應該是我們一個家庭聚會,或者是一個交流會,請來一些記者,這些記者都不是外人,都是長期支持《三聯生活週刊》的讀者。    

  我習慣於分三期,第一期如果說是陳鋼先生主編的部分,第二期是屬於楊浪先生負責的這部分,楊浪先生正式出版了第一期到第四期,我接手是從第五期開始到現在為止,今天我們新出的雜誌是第331期。如果說三聯生活週刊能夠有今天,形成了一個品牌,也在業內有比較好的影響,它的經濟效益還算好,還是因為我們200多位同仁花了這麼多的心血,12年的時間,對三聯生活週刊是一個長時間的奠基。現在三聯生活週刊最新一代的記者,有的記者今年剛剛到三聯生活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形成了一個光榮的傳統,這個傳統最早是從陳鋼先生、楊浪先生建立起來的。今天這個會主要是一個家庭聚會。下面我們先請三聯書店現任的負責人張偉民先生介紹一下三聯生活週刊的情況。    

  張偉民:我首先代表三聯書店社委會感謝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過的同志們為創辦這本雜誌所做出的貢獻,同時也感謝媒體的朋友多年來對三聯生活週刊的關心、幫助和支持。    

  讓我談三聯生活週刊的創辦沒有多少資格,因為我來三聯生活週刊比較短,加入三聯生活週刊18個年頭。但是我有一個感覺,三聯生活週刊坎坷走過了10年,這10年可以說非常艱辛,同時也充滿喜悅和收穫。現在三聯生活週刊可以說是中國期刊界最具品牌影響力的期刊之一,經濟效益也非常好,據統計是全國期刊廣告收入20強中的第17位。更重要的,從三聯生活週刊一批一批的培育和走出了許多人才,這些人現在在媒體的各個方面都可以說是骨幹和領軍人物。三聯生活週刊能有今天這樣的成績,我想可以有多方面的總結和概括,但是我看了這本書,我覺得董總的一句話很全面,「沒有對文化的堅守和執著,沒有對事業的理想和熱情,沒有全體同事的團結和努力,沒有朋友們的愛護和支持是不會有今天的週刊」,我覺得這段話概括得非常好。同時我在這裡也做一個必要的補充,我還要補充的提到,在生活週刊創辦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幾位人物,一位是楊浪先生,當年三聯生活週刊領導讓他創辦這本雜誌和他不謀而合,第二位是三聯書店原領導沈常吾先生,他提出要辦十個刊物,但是最後生活週刊是第一個辦成了,他覺得意義重大,等於向外面昭示,三聯生活週刊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第三位就是董總,由於她的堅韌、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由她開創的以商業投資和合作辦刊的方式做雜誌的模式,使得三聯生活週刊走到今天,再一位就是潘總,潘總是重要的協調人,協調三聯書店、協調投資者,潘總對三聯生活週刊的貢獻滲透在十年的歷史中。最後就是朱偉,他是中國最好的期刊主編之一。三聯生活週刊終於走向藝高業精的境界,正在進行著中國期刊業出色的演練,這個評價非常高,這跟朱偉的勤奮工作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感謝所有的同志,曾經為三聯生活週刊努力工作的同志。    

  三聯生活週刊已經邁入第二個十年,現在期刊界的競爭十分激烈,第二個十年如何走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我們全體同仁應該齊心協力,使三聯生活週刊第二個十年能夠走得更好。這本書我翻看了一下,很受啟發,有些三聯的創辦人,比如楊浪先生的文章總結了很重要的經驗,特別是媒體如何遵循市場化發展的途徑,產品生產和市場化經營,他認為是媒體產業相互作用並起決定作用的一個基本矛盾,他還期望三聯生活週刊在進一步提升品牌、擴大市場影響力、提高經營業績方面有更好的收穫,他還希望三聯生活週刊能成為中國期刊的世界性雜誌。我想這些期望也好,建議也好,對三聯生活週刊都非常重要,我們希望今天這個座談會大家能夠繼續緬懷過去創業的歷史,也能展望未來。像沈先生說到的,「展望未來,創造更多的機會,創造更好的平台,使我們三聯生活週刊第二個春天能夠走得更好」。    

  謝謝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圖)(2)

  朱偉:三聯生活週刊從三聯書店剛開始,1993年開始計劃做三聯生活週刊,一直到真正解決虧損問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漫長過程中,如果說沒有當初社領導的堅持,尤其是董秀玉先生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不能堅持下去的話,大概不會有三聯生活週刊的今天。所以我想從籌備到創辦三聯生活週刊來講,這個孩子是我們董總一手養起來的,所以他最有發言權。    

  董秀玉:如果說我們能堅持,這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是當時社委會一起的決定,這麼多人,我們三聯黃埔一批又一批同事的努力,到今天為止也是這樣。今天來之前,我在三聯書店的總編那裡聊天,他告訴我說,他上班一個多禮拜,看了三聯的帳,情況很好,比他想像好得多。我說為什麼?他說三聯是一個週刊,去年雖然讀書的人那麼少,但是週刊彌補了所有的虧損,這太重要了。我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週刊的會,要謝謝大家,謝謝大家為三聯書店做出這麼大的貢獻,對大家當面表示感謝。    

  我的文章名字叫做「期望時代大刊」,我們當初的目標還要遠大,就是要做成這個時代的大刊,當然有很多困難,大家都很努力,我們昨天又撤了一個刊,我知道很難。只要我們堅持,世界在進步,中國也在進步,我們一定能夠做好。希望大家再加一把勁。    

  謝謝大家!    

  潘振平:第一,週刊的情況,現在從經營上來講,前年開始擺脫了原來的虧損局面。因為這個刊物剛開始出的時候是月刊,後來到95年年底出版的時候是半月刊,一直到2001年才開始正式每週一本,開始出週刊。到現在為止,我們這本刊物開始走向正常運轉的道路,後期還會有發展。    

  第一,從我個人在週刊這麼多年,週刊最大的財富就是一支隊伍,200多人,不斷出去,不斷進入,這支隊伍在週刊創造了這樣一個業績,這是週刊十年來發展最大的一個收穫。這些人在三聯書店、在出版界這樣一個大舞台上進行創造活動,能夠給我們的受眾提供一些比較獨特的報道、評論內容,這是一個最大的收穫。    

  第三,我們今天主要談《十年》這本書。從週刊全面的歷史來看,在書裡還缺了一塊,就是這十多年來和我們有過各種各樣合作關係的人。本來我們也想把這個內容放進去,但是現在因為種種原因,這一塊現在記錄進去還不太成熟,包括我們現在還要官司,直到現在還有官司在身。總的來說,週刊投入和產出現在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應該把編輯部以外、編刊以外的雜誌經營活動,包括那些合作關係,應該進行一些梳理,可能大家會對週刊的成長歷史有更全面的瞭解。前天晚上陳鋼打電話來,他說現在考慮週刊是不是作為一個媒體成長的案例,我說現在還看不出來。我想參與週刊成長的各種各樣的人,我們也應該對他們有一個介紹,凡是在週刊工作過的人都要介紹,對週刊進行過支持的,不管現在他們和週刊的關係是什麼樣的狀態,他們也應該是週刊成長史上不應該被忘記的人。    

  最後,謝謝大家今天能夠出席這個會。謝謝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圖)(3)

楊浪主辦《三聯生活週刊》創刊號圖片    

  朱偉:我介紹一下「十年」這本書的編輯過程。    

  我們最早想十週年的時候把三聯生活週刊所有工作過的同志召集回來,做一個紀念活動。三聯生活週刊到現在為止預期的目標,雖然說外界說我們已經變成一個大刊,但是從我們自己的理解來講,我們覺得三聯生活週刊目前離大刊還有相當的距離。從經營的情況來看,我們在目前各個刊物的比較下,三聯生活週刊從去年的經營情況來看,編輯部大概50個人左右,創造純利潤600萬左右,人均利潤值還是比較高的,但是跟董總期望的,比如說三聯生活週刊要做成廣告收入一個億的目標,現在應該說還有一定的距離。後來我們覺得還是低調一點,在十週年的時候請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過的同志回憶一下三聯生活週刊的成長。    

  應該說三聯生活週刊的成長和各位同事付出的辛勞、酸甜苦辣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想請大家寫一點關於三聯生活週刊的記憶,集合起來可能就是三聯生活週刊的歷史。後來我跟潘總交流,他說這不是三聯生活週刊的正史,是三聯生活週刊的野史。三聯生活週刊的12年,從無到有,經過了那麼多的坎坷,董總的文章中談到「我們感謝所有為三聯生活週刊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作用的同志」,包括許多跟我們有過經營合作關係的公司,包括我們現在一直在擔任三聯生活週刊代理的天依發廣告公司,三聯生活週刊的廣告是他們的主營業務。這本書在編輯的過程中,其實主要的編輯是閆琦,我們約到的稿子比現在要豐富得多,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做了一些篩選。    

  三聯生活週刊目前的情況。三聯生活週刊從第一代陳鋼真正啟動運作,到現在為止12年。這個過程中,這本書中有一個大事記,把基本的脈絡整理出來了。陳鋼先生曾經出過五本徵求意見稿,這是中國期刊歷史上沒有過的。當時董總非常有魄力的,整個編輯部空轉運行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現在回過頭看當年三聯生活週刊陳鋼時期的運行,包括對記者的培訓,對整個期刊的成長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現在這一代的記者,各自都在各個媒體重要的崗位上,他們現在的基礎訓練基本上都是陳鋼先生領導的。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講,我接手三聯生活週刊的時候,苗煒他們說陳鋼對於整個記者的訓練,三聯生活週刊的傳統是陳鋼奠基的。真正面市是楊浪先生開始,真正從新聞和文化的結合是楊浪先生做嘗試,具體地做了四本雜誌。生活週刊前期的奠基,為什麼有媒體說三聯生活週刊在發展中比較有骨氣的一本雜誌?我想跟前期的準備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的雜誌編輯已經沒有這樣的機遇,沒有這樣的領導有魄力,使得一本雜誌前期還沒有真正面市的時候就有那麼長的時間做準備工作,在充分準備以後,先培養人,先做結構上的準備,我覺得這是三聯生活週刊成長的一個特別好的基礎。像蓋樓一樣,如果沒有地基,不可能有今天,這是三聯生活週刊的籌備階段。    

  三聯生活週刊今天取得這樣經營上的業績,我們從人均利潤上,每一個人的人均利潤超過十萬,純利潤。這樣的基礎跟當初三聯書店的領導確定的三聯生活週刊的經營模式有很大的關係。從期刊經營上來講,三聯生活週刊的經營比較早的走市場化的道路,包括我們,如果說前期的磕磕碰碰比較多的是在跟我們投資和經營合作方之間的關係磨合,我覺得這也是三聯生活週刊成功的一個很值得總結的經驗。我們的結構相對來說是比較前衛的,或者說是跟市場結合得比較緊的結果。三聯生活週刊在我上任,我是1995年9月份正式當三聯生活週刊的執行總編,到現在為止,我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到現在十年不到,雖然說現在生活週刊漸漸長大了,但是如果說沒有前面那麼長時間的奠基,後面這個樓是蓋不起來的。所以今天借這個機會,我代表著我們這一代三聯生活週刊所有的同仁,對我們的前輩們為三聯生活週刊的前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因為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會有今天。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從1995年開始出版,1996年開始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版,2002年開始以週刊的形式出版。我們從半月刊轉週刊的時候,當時也是我們董總一個非常堅決的決策,其實我們在1999年下半年的時候,關於是不是從半月刊轉為週刊經過過激烈的討論,當時的條件是不成熟的,無論是在資金方面,還是在整個編輯部的準備方面,但是董總說現在週刊如果再不做就完了,一定要抓住時機上。我們後來頂住了一切壓力,當時發行和廣告全部都不支持,我們在2001年,三聯生活週刊有一個大的前進,變成了週刊。我們幸運的是,變成週刊以後,2001年當年,我們的廣告和發行都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實際上三聯生活週刊走出困境是從2001年開始,真正變成週刊開始。但是變成週刊以後投入很大,變成週刊以後一年投入1000多萬,當初所有的廣告其實不能支撐三聯生活週刊的發展。2001年的廣告,天依發公司給我們提供的廣告是700萬到800萬,但是我們開始起步以後,到2003年,天依發公司給我們提供的廣告一下躍升為1800萬,2003年三聯生活週刊從經濟上徹底走出困境,到今年為止,在全國的週刊中,全國現在大概有很多家週刊,從經濟實力來講,三聯生活週刊是最具經濟實力的,從我們目前瞭解的情況。    

  三聯生活週刊從今年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台階,我們從今年開始增加了印張,使它變成最厚的作品,現在是120頁篇幅,我們希望不斷地增加篇幅,使得它能夠變成一本真正綜合性的權威的週刊。董總給我們定的目標,基礎目標,一個億的廣告,我們距離這個目標比較遙遠,但是我們週刊的同仁們還是有信心,希望在不遠的將來達到我們週刊的創始人、策劃者給我們提出的基礎目標。    

  下面我們請週刊的老同志代表楊浪發言。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圖)(4)

朱偉主辦《三聯生活週刊》圖片  楊浪:在過去這十來年,我對三聯生活週刊是密切關注的。我們算長輩、前輩。經過十年,從93年開始已經12年了,歷史的實踐證明這是很有意義的,老總最初發起這個事情很有意義,當時不像現在期刊業市場這麼好。剛才朱偉說的這些數據對我是有益的。    

  董秀玉:99年就開始盈利。    

  楊浪:其實三聯本身是一個傳奇,有一年北青報還登了一個刊,北青報找我採訪。方向明的一篇東西裡也說到三聯。為什麼歷史這個東西那麼多人要殫精竭慮,還是說不盡?其實歷史背後還有很多的歷史,這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其實三聯生活週刊的初期經過非常複雜、非常微妙的許多事件,才有今天,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雜誌、一個出版物之所以有生命力的內在原因。我懷著一種好奇的心情看誰會寫那段事兒?後來發現沒有。三聯生活週刊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東西,正因為發生很多這樣那樣的事情,它有它頑強的生命力。    

  三聯生活週刊,經營的套路是現代做雜誌、做期刊最終決定成敗的核心和關鍵所在。我期待著三聯成為一個中國期刊的世界品牌,我認為三聯生活週刊絕對具有成為中國期刊的世界品牌的可能性。從韜奮先生做這本雜誌,實際上是世界性的如今有影響力的品牌,三聯生活週刊是從韜奮先生開始傳承的。三聯生活週刊是在93年、94年的時候,是中國期刊界最早的用現代期刊的理念引進商業資本的,試圖用市場化的方式進行商業運作。93年,我們談了很多經營方面的問題,我覺得非常驚訝,居然有這麼多的問題。現在有許多在市場上覆蓋很不錯的,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但是三聯是最早的,三聯最早進入市場,並且歷經坎坷。如果說老總很頑強,我絕對是有見解的。三聯生活週刊成為中國期刊的世界品牌,其實它是有優秀的期刊運作的基礎。一個好的媒體的標誌就是一個好的內容、一個好的市場覆蓋,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人才,要有好的團隊。當時我跟陳鋼一塊兒做,包括在座的苗煒、王鋒,在當時如何使一批年輕人用現代、專業的方式進入這個崗位,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十多年來,回過頭,我覺得三聯生活週刊能這麼好,原因在於基因,根上有一個東西。但是我更想說的是這麼好的一個東西一定有望成為中國期刊的世界品牌。當然我們在面對未來的期刊市場競爭當中,包括我們現在所在的機構,一定會試圖以某種方式進行與國際品牌嫁接合作,其實我們知道最好的是自由品牌。三聯生活週刊這麼好的東西,但是在財經方面還是有一些書生氣,再過十幾年、二十幾年,沒準我們會看到一個三聯的紀錄片。    

  朱偉:最重要的基因是三聯生活週刊從最早的版本開始做起,可能是董總說的「理想主義之路」,如果說沒有理想主義,大概也不會有三聯生活週刊紀錄片。    

  楊迎明:「十年」這本書只談風月,不談其它別的,我就按照這個寫。我到三聯書店主要是楊浪介紹我來的,楊浪和希林之所以推薦我到三聯,主要是救助,我這個人離文化越來越遠,希望我能夠進入文化圈子。在三聯一年的過程中,雖然本性時時暴露,但是多多少少沾到一點文化的東西。從三聯書店出來以後,辦了一個《放眼看世界》,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三聯生活週刊最初的時候,董總的意思是打造「一條中國新聞週刊的航空母艦」,不用發動進攻,只要使用一些炮艇,被它的浪就給沖掉了,我覺得最早的意思是這個意思,因此他才能夠集結北京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媒體、出版、新聞等所謂的大腕,是準備打一種綜合性集團大兵團作戰。三聯生活週刊最開始的東西並不是應運而生,中國的形勢發展到那一步需要出這麼一本東西,而是想打破一層天窗。因此當陳鋼到我家裡談辦三聯生活週刊,我第一種感覺是復辟,現在感覺並不是復辟,而是中國走到現在這一步應該有這麼一本東西,這本東西是非常主觀的。    

  三聯生活週刊一直是比較低調的,我希望三聯生活週刊是一種更高的姿態。因為現在三聯生活週刊不能用格調和品味,而是要做更深的東西,做宗旨性的東西,或者說是三聯傳統的東西,一種不可更替、不可更改的東西,這種東西是獨一無二的東西。我希望三聯生活週刊確實能夠做到大刊,而且它具備競爭力。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圖)(5)

  黃集偉:去年閆琦約我寫這本書的稿子的時候,我覺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聯生活週刊的事兒回顧了一下。為了寫這個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記翻出來,發現這裡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兒,我又挑了七篇日記,稍微刪了刪,改了改。現任主編朱偉非常感謝前面的主編和記者。作為我,我倒是感謝後來的主編、後來的記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我的個人履歷表填這一條肯定是無效信息,很多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過的人也更感謝後來的記者、編輯,尤其是主編。    

  「十年」這本書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覺這本書裡的觀點都比較有意思。我談談印象比較深的。很多人為這本書寫稿會有顧慮,有些話可以說,有些話不說,在這本書裡朱先生寫得最直率。朱偉先生這一篇最有歷史感,記錄了三聯生活週刊第五期整個出版過程。再就是王鋒,王鋒這一篇充滿激情。苗煒把他到三聯生活週刊工作後的一次暗戀聯繫在一起,非常有意思。這本書已經在書店賣,周圍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對很多剛剛走出學校、想要到媒體工作的人有一些參考意義。作為一份職業,尤其當這個職業跟自己的夢想有關的時候,我想會有很多的啟發。    

  王鋒:我十年前怕講話,現在還是怕講話。我感覺很焦灼,十年前我剛剛20幾歲,楊浪他們40幾歲,我特別希望成為他們。十年後,又看到新一撥的編輯,我又很渴望成為他們這樣的人,總是不安定。這本書中說十年前的記者怎麼樣怎麼樣,我覺得不對,不管是知識儲備、學識修養,現在這一代遠遠在我們之上。    

  朱偉:我這兒有一張珍貴的照片,三聯生活週刊當初在胡同的一張合影,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那時候剛辦沒有幾年。剛才王鋒已經說到懷舊的層面,回過頭看三聯生活週刊,雖然說很辛苦,但是應該說還是歡樂的時候多。下面請胡泳發言,他最早從《中國日報》到三聯生活週刊。    

  胡泳:這本書我拿到以後仔細看了,因為是一些個人的經歷,我覺得很親切。而且這本書有一個很大的好處,生活週刊十年了,十年太長,中間的波折非常多,以至於沒有人能夠從前到後把事情說清。這本書把三聯生活週刊的前前後後記錄得比較全,這是最大的好處。與此同時,我個人覺得這本書還不夠過癮,當時編輯說不要宏大敘事,或者是個性化的寫作,這樣會使這本書出現斷面的東西。因此對於一些有意思的東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東西,比如董總、方向明、楊浪的事情,比如社會資本當初怎麼運營,中間我們曾經長久的在新聞報道和文化領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關鍵的東西,這本書沒有反映。如果作為案例研究的話,這本書的史料性是有問題的。由於有斷面,造成這本書還有一個問題,我個人覺得它的女性氣質過強,這本書的廣告語是「一本雜誌和他所倡導的生活」,這是朱偉的一大貢獻,但是造成了這本書在性別上有點問題。    

  編者不想宏大敘事,但是我個人覺得十年總歸是要總結一點東西。我個人簡單的感覺,生活週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幫人的成功,最大的特點還是它是說了一個事,有事才能成功,這個事可能要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況看。生活週刊的成功在於它完成了一個從文化的年代到媒體年代的轉型,其實最典型的體現就是朱偉,因為他本身是寫小說、編小說,然後在80年代後期他寫了「小說一撇」,小說在80年代是一個話題。苗煒寫北京反思,當中有一句話「70年代的時候小說已經淪陷,媒體傳媒會有視覺的影響,造成小說的淪陷」,文學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偉這個人造成三聯生活週刊大的轉型。原來我們在一個胡同,這個胡同給我們很多人回憶,他比喻成胎記,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聯走進禁錮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錮很難,是一種脫胎換骨,是一種很大的成功,當然也在於董總的堅守。    

  我覺得再有十年,也許比前面十年還難,因為再上一個台階,這個台階上起來會更難,因為你遇到的東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樣。十年前,生活週刊的起步遇到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電視,電視在93年以東方時空為代表,很厲害,另外一個是全國性的報紙,比如南方週末,但是再過十年,生活週刊面對的問題必須要有國際的考量,要有資本、品牌的考量。同時遇到一個新媒介的挑戰,就是網絡,可能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當初三聯的領導層有一個遠見,他們倡導做雜誌,雜誌的利潤現在超過了三聯書的利潤,證明了領導的遠見。我想再下面十年,我們的領導有沒有未雨綢繆的新的遠見,能夠造成下一個新的增長點。    

  最後,走出禁錮以後遇到的是兩個P,一個P是宣傳,一個P是利潤,宣傳和利潤的問題是現在中國所有媒體都遇到的一個嚴峻的矛盾。朱偉剛才說很多編輯要撤稿,這造成現在媒體在夾縫中生存,一個要說得好,同時還要會說,這就造成了現在媒體的怪招很多,這可能是生活週刊今後面對的更大的問題。


第五部分:《十年》新書發佈會實錄《三聯生活週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6)

  朱偉:三聯生活週刊在變週刊之前文化性比較強,三聯生活週刊的新聞性跟兩個人的努力分不開,一個是高昱,另外一個是李鴻谷。高昱在李鴻谷之前為三聯生活週刊在半月刊時期的新聞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高昱:我是三聯培養的,胡游他們都是原來自己形成一個比較系統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體系,我是畢業之後直接分到三聯生活週刊工作,所以說對於三聯的變化,或者說從人文拓展,這方面接觸比較多一些。    

  三聯的過去多麼艱苦,我寫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筆經濟帳。以前三聯的艱苦和現在三聯的成功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對比,實際這也為後來三聯生活週刊的組織帶來一個比較大的壓力,比我們當年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地現摸索要更難一些。雙重空間化,面對商業和政治雙重的壓力,對於中國的傳媒來說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中國的傳媒,像三聯生活週刊這樣一個具有品牌榜樣地位的刊物怎麼樣生存?以什麼樣的面貌繼續發展壯大?這可能是我們在座其它媒體都在不斷學習、觀察、探索的。    

  現在的三聯有非常大的壓力,之前我們最早一批創辦三聯的給現在三聯的壓力,另外一個是社會形態給三聯的壓力。現在我們雖然不在三聯生活週刊,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三聯能夠給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給所有其它媒體做出一個榜樣。三聯書店主要在於對知識和思想的傳承,最根本的是一種責任感,作為一種社會風氣,三聯生活週刊怎麼樣實施?怎麼樣看待社會現實,以及從社會現實中尋找一些具有趨勢性、時代性的方向?這個工作早期我們做得比較多,因為一開始是比較文化性的,從走出禁錮之後,大家更多的是怎麼樣承載商業成功?一本雜誌要辦成功,吸引更多的讀者,產生更大的市場效益,只有這樣才能影響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為一個離開三聯生活週刊的人,還是希望十年之後能夠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給整個傳媒界提供的榜樣作用,就是在獲得商業成功的同時要告訴大家向整個社會提供更多知識的傳承和價值觀的影響。三聯生活週刊現在的讀者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群落,但是現在雜誌甚至包括傳媒價值觀的分化比較激烈,當然本身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都比較厲害,生活週刊代表著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這可能跟我們當年強調中立性或者是孤島已經發生一些變化,報紙可以強調中立,雜誌很難說是中立,更多應該代表價值觀的取向。三聯生活週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又分哪些種?怎麼樣從一個具有知識分子傳承的本質上尋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價值觀傳遞方法?我覺得這可能是現在當前比較重要的需要討論的。中產階級很多時候比較容易陷入個人主義,這可能是小資產階級本身的一個弱點。三聯生活週刊不僅僅應該代表一部分人的觀點,更多的應該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開闊一些。當然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比如雙重空間和的問題,但是不應該害怕這些問題。像當年我們從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國大概是什麼形態一樣,是不是應該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開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開放性的實驗、嘗試?現在三聯生活週刊本身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認可度,我們的文章,科技類的文章、社會類的文章、文化類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響,應該跟社會主要的問題、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剛才講世界品牌的問題,我們應該往什麼方向走?我自己有一個想法,雖然我們現在條件比較困難,或者說我們現在還會有很多敏感問題,但是一些大的題材、一些大的問題我們還是要關注,千萬不要把雜誌做得輕、薄,做得輕飄飄。作為一個大刊的基本價值非常重要。當時我們採訪李錚的問題給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聞出版署來調查我們,我就問這個事跟誰採訪的,事實對不對?採訪的對象對,事實對,別怕,我頂著。作為一個世界品牌,作為一個大刊,有一定的價值觀,有社會的正義,這方面我們的東西不能丟掉,我們不能變得輕飄飄,當然現在不是這樣。剛才大家說的我很有體會,當然我們領導要擔一點責任,有些東西實在不能發我們也不能頂著幹。但是好多東西,包括改革開放,包括生物週刊,其實就是頂著走過來的,如果當時不頂著風險,我們就沒有今天。當時我們一分錢都沒有,我從香港回來的時候根本沒錢,我們怎麼做一個週刊?當時這種經營方式本身就頂著雷子,那時候天天挨批評,也不理他,反正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們沒有一分錢進腰包,大家做一個正義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頂一下。當然朱偉會很難,但是我覺得像李錚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該頂的也就頂過去了。如果一個大刊沒有這種大的新聞,沒有這種大的事情,我們會很難。我這個人是不大守規矩,大原則的東西我也知道,實在不讓做我也不做。但是記者的視點應該很清楚,我們關注什麼問題應該很清楚。甚至這些東西雖然不能做,我們檔案還要留下來,我們做過這些東西,這不會讓記者從一些重大問題上走到一些細小問題,迎合一些中產階級的小趣味,不能這麼走。    

  朱偉:李錚那一期,我們董總作為社領導幫我們頂住很大的壓力。李錚之後我們做過一次河北貪官網,上面也關注,我記得當時專門打一個電話,叫我們到河北去,我們和潘總、李鴻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週刊歷史上確實充滿了磕磕碰碰,我們會盡力做,只能這樣說。生活週刊做到今天,無論是我們的前輩,還是我們這一代,一直沒有忘記自己應該做的和自己的使命。這個雜誌做的過程就是這樣磕磕碰碰過來的,今後還是要這樣做下去。

<<《三聯生活週刊》十年>>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