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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師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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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弟子著書為師辯護:《吾師余秋雨》 作者:哈馬忻都
   十幾年來,亦師亦友的關係讓馬小娟比一般的讀者離余秋雨更近,期間關於余的熱點也從未停歇,出於一種對老師的理解,也是對讀者知情權的尊重,使她有了寫作的衝動。「我覺得很多關於余秋雨的文字,無論維護還是詆毀,都沒說到點上,而且其中還夾著男人間的勾心鬥角。余先生說過,針對自己的激烈言論其實也是對突破原有格局的『新興文化生態』的反彈,這種文化生態,在他擔任上戲院長時就已經醞釀建立,作為學生,這本書完全都是我多年來對余先生自然的認識和感悟。」  
  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
  剛剛分手告別完,一起出電梯的男人馬上湊過來,問:剛才那位先生是不是姓余? 
  我說是。 
  余秋雨? 
  是。 
  他現出一臉的表情,重新往早已關閉的電梯那兒看。我偷笑。我想這會成為他今天的一件大事,他會對周圍的人說,他今天看見了余秋雨。 
  許多人通過文字認識余秋雨,也有人通過電視、報紙這樣的媒體記住余秋雨的相貌。還是距離,讓他們對日常的余秋雨懷有各種各樣的想像、猜測。 
  我的表弟問我:余秋雨是你導師?人家可是文化大家!——言下之意,你是誰? 
  中學時代就瘋讀余秋雨散文的小齊,幾次迴避和我一道去見余秋雨,他說你的導師名氣太大,我更喜歡和他在文字中交流。 
  單位的同事笑我:看看你老師什麼樣兒?你什麼樣兒?人家早把你這個學生的名字都忘了吧? 
  朋友的女兒,脆生生的小中學生,擠在排隊等候簽名的人堆裡,大喊:余先生,您認識馬小娟嗎?余老師說:認識啊,我們是很好的朋友。那女兒就足足地幸福和自豪了許多天。 
  有人想不通,說你怎麼就撞上余秋雨做你導師?你運氣夠好的。 
  這種時候,我只笑笑。多數時候我喜歡別人以為我狗屁。沒有關係的。 
  一個是如雷貫耳的文化名人,一個是風一樣飄過成不了型兒的遊逛女,所謂名師出高徒,在我這兒沒有應驗。 
  許多自信,卻恰好來自余秋雨老師。我一直喜歡聽他誇我的那些話。 
  我的朋友少之又少,讀他書的人何止成千上萬。在心裡,我是學生,他是老師,我們又是很好的朋友,互相關注,私下也互相吹捧,談不上學術體繫上的所謂師徒傳承,只是氣場相投,總有話題可聊。在離開上海戲劇學院的的十幾年裡,我們通信,通電話。我們見面,喝酒,飲茶,聊天。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活躍於不一樣的領域,我們總能興致勃勃,談論一切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人。 
  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說法,就像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行動。我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那裡學到主要的。 
  我喜歡對他說:「我們是一夥的。」 
  十幾年裡,我們一邊成為互為欣賞的朋友,一邊成為世俗眼裡毫不相干的兩類人。他以他的思索和才華,感覺與寫作,越來越被無數的人記住和接納,他成為無數人眼裡的大家。 
  他的名氣大得令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 
  有一天我讀米歇爾·芒索的《閨中女友》,她數叨她與杜拉斯之間的友情: 
  「這種奇怪的地形絕妙地象徵著我們在這友誼中的地位。她無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歡仰視她,她也喜歡我仰視她。我並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傷害。」 
  「在大約三十多年裡,瑪格麗特不斷使我眼花繚亂。」 
  「她教我主要的東西,她只教我觀察。」 
  「在鼓足勇氣敘述這個故事之前,我好像數數有多少暗礁似的,重讀了她所有的書。接著,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真誠的力量。」 
  我就想,這是一種徹底和真誠的認同了,芒索定是從她們的友誼中獲得過太多,太滿,她也定是從杜拉斯那裡學到了許多許多,所以才從不躲閃她與杜拉斯曾有過的深厚友誼,更不在乎別人是否以為她是靠了杜拉斯才成為作家的。 
  有時我會問自己,為什麼我通常選擇迴避自己與余老師的師生關係?因為他名氣太大,而我微不足道?因為我不喜歡別人否定我一直以來存在的狀態與生活的方式?可是難道我真這麼在乎外人的評判嗎? 
  通常我的內心是驕傲的,從不需要社會的認同與許可。不反社會,卻堅持遠離;習慣獨來獨往,總是自由的。 
  但是一個靠寫字行文為生的人,不是要靠作品來證明自己嗎? 
  很早的時候余秋雨就對我們幾個研究生說:你們已經研究生二年級,要寫文章,要有創造意識,要把自己的信息量發射出去,要讓人看得見你! 
  但是我們懶得很,我們全都淹沒在他的身後。 
  那時的上海,是這樣一座城市,總是從從容容、不事張揚,從來不刻意提倡什麼,也不會有石破天驚的口號當街喧嘩。一切舊有的、新來的,彷彿都是天經地義、生來就有,不必大驚小怪,也勿需任何詮釋和過渡,自自然然地,就成為城市生活的本來。 
  一場高水準的歐洲樂團的交響樂演出,無聲無息地,就會招來劇場外眾多等票的市民。一次難得的芭蕾舞演出,無需任何宣傳與炒作,不知從哪裡就冒出來滿滿噹噹的觀眾。他們平平靜靜地來了,又平平靜靜地走了,彷彿這本來就該是屬於他們的傳統生活,或者生活習慣。印象中上海就是這樣一座不會驚慌的城市,除了崇洋,中國任何其它地方其他人都驚擾不到她。她像一位見多了男人的大美人兒,冷傲、淡漠得不動聲色,以至看不到激情、慾望,惟有安之若素的泰然,和「本來如此」的平靜。她的由來已久的城市生活傳統,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基本的現代公共生活的細節與要領,讓這個國家任何其它地區的富裕或是喧囂都顯出一股暴發或無知的浮躁。上海的大氣氛是迷人的,極度生活化,每一個最初進入她的青年人,總是無端地就把自己放低,不知不覺屈服於她的國際化準則之下,心甘情願接受她的熏染,迎合她的標準,慢慢地整個人就發生了改變。所謂潤物細無聲。   
  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2)   
  就像一扇轉動的玻璃門,進去時你還是個傻里傻氣、「鄉氣(相對於『洋氣』,上海人用得同樣多的另一個詞)十足」的「外地人」,出來時,你好似換了個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燈下的哨兵》裡的黑大兵,無論如何都不肯再穿腳上的那雙補丁襪子。倒不是什麼忘本變修,而是終於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襪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攪動那把小勺兒,脖子上掛了金鏈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開始學習現代公共生活裡最基本的條條框框。 
  許多的改變終生受益,瑣碎、不值一提,但卻必不可少,大上海讓你在這裡得到一張從容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門票,你漸漸掌握了人類生活中逐漸形成和必須要服從的約定俗成,不至於被逐出某一條底線。這些,會構成你日後周轉於社會與人群中獲取自信與成功的必要基石。 
  但是這個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穩、太驕傲,以至讓人疏於作更大的改變與創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經領略過那些被擯棄的,如果從未曾領略,從未曾到達,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無知。 
  大上海真是一個大染缸,她讓我們只來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領。她把文明的瑣屑一點一點灌輸給我們,消解了我們身上另一股衝動與掙脫的原始本能。這個陰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還真有點以柔克剛的軟功夫,把我們改造得舉止得體,榮辱不驚。我們浸潤在這樣的城市氣氛裡,失去了一部分血氣。我們的思想也開始像身體外觀一樣,被束約在一架文明人得體的華車上,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戰車。 
  無論如何,對於缺少強有力的行動能力的人們,上海只能是一個階段,一個過渡,不可長久地沉溺。她太過「大氣」,「高高在上」,讓我們忘了還有進取、創造一說。 
  只有那個坐在對面的我們的導師余秋雨,他的語氣和態勢,並不像一個一般的上海人。他總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詞和句子煽動我們,好像要用它們作鞭子抽趕我們快點上路,快點撒開蹄子跑起來。 
  現在想,離開我們,他會在書房裡再把那樣的話對自己說上好幾遍。那時他已無意一生湮埋在書齋中,他在戲劇專業裡已獨領風騷,功成名就,但它們不足以展現和承當他所有的才華與思考,他正在尋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猶豫和不太確定的選擇,坦誠地傳輸給他的研究生們。 
  他從不贊成我們「僅僅是謙恭地吸納、勤快地抄錄、廣泛地翻閱」,在他眼裡,那「並不是一種值得讚許的學習態勢」。他總在鼓動我們去「創造」—— 
  「離開了創造,就不存在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研究。」 
  「在文化活動日益豐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寫幾篇論文,甚至出幾本專著,都遠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亦即我們生命的意義,在於向社會提供確實屬於自身創造的財富。」 
  「我們的智力水平和知識貯備,不是自炫的裝飾,而只是投入創造的資本。」 
  「一個大學本科的畢業生考上了研究生,不應僅僅看成是一種學習過程的順向延續,而應該準備經歷一個心態上的重大轉移。社會既然已經鄭重地賦予你以文化創造者的使命,那麼,不要膽怯,不要畏難,趕快把自己創造成一個創造者。」 
  「當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創造,你會感到,人類的活力、文化的光華,正在向你匯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獲得了高揚。」 
  那些充滿激情、飽含一種迫不及待的行動態勢的話語,曾經是那三年裡他不斷地、反覆地向我們渲染和灌輸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國的起始。 
  我們曾經經由他的身旁。我們被導引,並得到暗示。但毫無知覺。 
  十幾年之後,他遠遠地扔下了我們,走得越來越遠,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總說他不帶我們玩兒了。 
  年少時,看多了毫無才氣卻削尖了腦袋要出人頭地的人,那樣的委瑣和輕卑。 
  從來就不屑與那樣的人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無為而為的姿態。有一天卻突然發現,沒有以數量堆積的「東西」擺在那兒,有才與無才,其實不過換個說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沒能把自己的信息量發送到哪兒去。縱有萬丈創造的豪情,終是流於雞零狗碎,與一名文化創造者相去甚遠。 
  總是從別人的驚訝裡,讀出疑問,有時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個好的學生,不是他們認為的余秋雨的學生的樣子。 
  於是傲慢佔據我,我會在陌生人面前假裝不認識余秋雨,和余秋雨沒有任何聯繫。 
  芒索的真誠與坦蕩,開始讓我羞愧。我也開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誠的力量和勇氣。 
  做余秋雨的學生是我的幸運,十幾年來成為可以談話和關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驕傲,別的那些真的那麼重要嗎? 
  我知道有無數的年輕人喜歡他,追崇他。 
  我還知道一些人不喜歡他,誤解他。 
  更知道少數人在嫉恨他,中傷他。 
  十幾年裡,我們一直在交流,除了讀他的文章,我更直接從他那裡學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讀者離他更近,這是真實的存在。迴避不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3)   
  一切仰慕和誤讀,都讓我有描述一個更真實的余秋雨的衝動和決心。 
  有一天,我說,我在外面讀到和聽到一些有關你的文字,我覺得他們並不瞭解你,不熟悉你,無論維護還是不贊同,都沒說到點上,還有好些男人間的勾心鬥角,討厭死了。我來寫一本書好不好,寫我眼裡的余秋雨,一個《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個日常生活裡的余秋雨。 
  人們需要和願意看到一個真實的余秋雨,年輕的讀者將會從我們師生的往來與友誼當中,感受到一個可親的率直的余秋雨。 
  結果幾年都過去了,我的書還沒有寫出來。 
  我總在說我還沒有準備好。 
  其實寫的衝動一直都在。就像所有關於他的熱點,從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會跑出來。感覺無時不在。甚至不需要準備。 
  但有件事情一直沒法跟自己講清楚。 
  書寫一位影響過自己成長走向的名流,會不會有譁眾取寵、媚俗討巧之嫌?我討厭這樣。我不想我們之間的關係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純淨的投影。 
  直到重讀米歇爾·芒索的《閨中女友》。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為余秋雨的學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虧那次失意。人在窮途末路之時就想要遠走他鄉,17年前我決定離開南京大學的教職崗位時,像不少人那樣,選擇了報考研究生。這是一條輕鬆得多的捷徑:不需要走關係,不需要辦調動,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參加考試。 
  我站在南大圖書館書架前,不停地自問:我考什麼?我考什麼呢? 
  這有點可笑。讀了四年大學中文,一直沒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麼。這在治學嚴謹的南大,是不可原諒的。個別老師和同學認定我有點才華,但沒有人認為我是個好學生。畢業時我被模模糊糊分來分去,最後定在寫作教研室,給學生講寫作課,可我卻躲在心裡反抗:寫作是教出來的嗎!我大概也不是個好教師。 
  那是選擇的開始,太過學究和專一的研究領域,會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絕。一輩子躲在書房裡專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沒在別人的生命與世界裡,定會叫我了無生趣。我開始往四處發信,騷擾我的一些同學,以及同學的同學。我一個勁地打聽:你們那兒有沒有那種泛學科的、不那麼確定研究方向的「專業」?也許正好有那麼一位老先生,一時「想不開」,願意招三兩個我這樣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來了!那是一封來自上海戲劇學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並且一下就從來信裡感受到,這個余教授可能還挺欣賞我的。 
  1986年上海戲劇學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別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為主的導師組聯合招收「戲劇學」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藝術、戲劇美學,導師組裡還包括戲曲學教授、歐美戲劇研究教授、中國現當代戲劇研究教授、戲劇表演學教授、舞台美術學教授,他們都是上海戲劇學院教學、研究領域獨當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聯合招生,本意也正在於不急著框死學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養幾位全方位的戲劇通才。 
  這樣的方式,光是聽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學時我是中文系戲劇社的骨幹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鳳說「已經四個月」時,會笑得蹲在地上起不來),系裡的所有戲劇課程我都選修過,曾歷任各戲劇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學生涯惟一的「官銜」。喜歡倒是真喜歡戲劇,但要把這樣的愛好縮小至某一段戲劇史或某一位劇作家的定向研究,從來沒主動想過。上海戲劇學院的意思,既能滿足我對戲劇的熱愛,又不至於一頭扎進某一隻牛角尖一輩子出不來,我喜歡。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訴我,這是余秋雨的思路,這在上戲是第一次,在全國也是首創。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隨著「獨特、開放、寬容、自由」這些我愛用的詞進入印象當中的。當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彷彿與自己矇矓中想要的方式暗合,這個名字頭一次出現就讓我有了親切和認同感。 
  直到那時,我才開始讀余秋雨的學術專著《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藝術創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進去,簡直相見恨晚。 
  對於一個不習慣在一個封閉體系裡看字讀書的年輕人,余秋雨學術專著裡那種大開的、放射狀的思路提供與線索展示,讓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彷彿跟著他在跑步,拐過一道彎,眼前豁然會出現數道門,每道門裡的情形,又都是我急於要獲知的。我一邊跟著跑,一邊會湧出許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澱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這陣風的掠過,飛揚升騰。那些書,應該是我那時為止讀到的最過癮的學術著作,是我四年拉拉雜雜東翻西看大學學習的最終總結與昇華。很難描述那種感覺,總是驚喜,甚至有些揚眉吐氣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嚴謹和素有傳統的,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展了幾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時候覺得自己融不太進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優秀的學生。總是不太高興上系裡安排的課程,只熱衷於四處聽講座,南大校園裡的聽不夠,還跑去南師、南藝聽,一些講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開,新奇與新鮮的風迎面而來,讓我莫名興奮,還無比充實。當時讀余秋雨的書,就彷彿聽一個接一個的講座,不再被日間的課程打斷,很過癮,並且心裡慢慢地還會升騰起隱隱的牛氣,覺得自己四年大學學習也似乎並不那麼一無所獲,至少讓自己具備了領略新思維、新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領略過程當中為約捍吹奈薇瓤燉幀M茄踔鰨也喚雋□粵擻勒壬攀降乃嘉苟臉雋寺礡大氣的文筆,對成為余秋雨的學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許多年後,有記者問余秋雨,為什麼要拒絕國內許多出版社關於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學術論著、大量單篇論文的建議。 
  余秋雨回答說:對這些學術著作,我還是「敝帚自珍」。在文革災難年月,我們這一代人目睹我國文化教育領域一片荒涼,便把思想解放運動、自我學習運動結合起來,開始了新時期各個領域思維文本的重建。在幾乎沒有現代資料的情況下,我們是在極「左」思潮的圍窺中邊自己翻譯資料,邊自己寫作這些書的。我的那幾本,雖然因單位所在,冠名「戲劇」,其實論述的都是我們失落多年的整體現代文明。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當時我只是為了從正面來論述尼采和叔本華,不知和責任編輯承擔了多大的風險。但是那個年月又充滿了一種群體興奮,我們知道每一位沒見過面的戰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機會就會用棍子和帽子來阻嚇我們的人物的名字;更讓人激動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們那些備受質疑的著作快速獲得肯定並一一填補了教材的空缺。例如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不僅當時獲獎,而且在作為教材使用十年後又獲得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每次獲獎都會收到全國各地學術界同道的大量賀信,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勝利。因此,現在看這些舊著,仍能回想起那風起雲湧的不平歲月,只不過我在同一學術輩份中最為年輕,當年的戰友們有的辭世有的老邁有的遠行,留下我深感寂寞。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2)   
  他還說,我怕喜歡我散文的廣大讀者產生迷惑,也去購買這些學術著作。如果這樣,對他們是不公平的。有些出版社可能正有這個意圖,我不能摻和進去。學術著作再好,也不適合一般閱讀,更何況我這些年系統考察了人類幾大發明,對於學術著作中的不少論述已經積累了大量補充和修改的材料。 
  那是當然的。成千上萬的讀者是從讀余秋雨的散文開始認識余秋雨的,而我這個糊裡糊 
  塗的學生,早在他們十幾年前,就已經被學術著作裡的余秋雨吸引。從最初的研讀余秋雨學術專著,到後來一直讀他的散文,我應該是自始至終的鐵桿讀者。 
  20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21世紀,學界與社會的各種思潮變化太大,就是余秋雨也在不斷地更新著自己。有時,身邊的熟人,朋友,還會在我面前糾纏他昔日的作品或觀念。作為學生,同時又是一位親近的讀者,我最能感受到的,總是每一個「現階段」的余秋雨。 
  我說我喜歡你的《千年一歎》,我更喜歡你的《行者無疆》,它們總是越來越鬆弛、自然,越來越開闊和超越本土,今天我為是《文化苦旅》更好還是《行者無疆》更好,跟人理論了半天。 
  他說是嗎,你喜歡《行者無疆》,太好了,我太高興了。 
  他對自己的創作有他清醒的看法,我們能夠客觀地總結它們。讓我高興的是,我們很多時候會是一致的。我們平等地談論他每一階段的創作,我喜歡毫不顧忌,想到什麼說什麼。 
  因為相對年輕,對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無動於衷,感情甚微,多些時候還抱有惡感,所以在余老師面前喜歡說些年少輕狂的話,包括對他早先作品裡那些太過投入的中式文人情懷。他從未不悅,有時還特別地歡喜特別地開懷。這是我一貫喜歡在他面前說實話的前提。 
  有作家朋友在我面前談論余老師的散文,他們有自己的看法,我表現平和,並不強求,總說這很自然,大家都是寫字的,各有各的路數,也各有自己的讀者,一切順其自然才好。我說我只知道余秋雨從不指責別人的寫作,我做他學生時他都反對我們寫「商榷」文章。 
  其實也是,說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嗎?我說我一聽「商榷」這個詞,就聞見一股酸臭、迂腐味兒。它總像是掛了一張和和氣氣的臉,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項禮數不厭其煩,骨子裡卻摽足了勁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狹隘。上大學時我的一位「才子」同學在《讀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幾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萬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經據典,目的只在與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刪得只剩了二百來字,放在一個什麼「求疵」欄目裡,弄得我每次見他都問「最近又寫了什麼求屁文章?」 
  我說余秋雨這人挺大氣寬容的,包容性很強,挺現代的,不過你們都有點老土,有點小農民。 
  對個別零碎而尖刻的談論,余秋雨的反應克制,冷靜,話說得在我看來很高貴,極有水準,並且我認為有廣泛意義。 
  他說:「一個作家在批評別的作家的時候一定要自我約束,因為作為作家的你,必然是個性化的,排他的,不與別人混同的,避免與別人共用一個藝術尺度的,不會借用別人眼光也不會在乎別人眼光的。這種特點使你與別的作家各自獨立,你偶爾有可能談談一、二個與你生命結構有粘連的別的作家,如果隨意地把某種跨結構的閱讀陌生感發表於報刊,結果只能給自己過不去。」 
  後來《行者無疆》出了珍藏版,精美別緻,裡面還有一張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師手書的杜甫詩句:「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足見其取向。 
  余老師送我一本簽過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們和《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霜冷長河》等書放在一起,自以為比別人更深諳這些書中的歷程和歲月。 
  十幾年裡,不管老師,還是學生,其實都在找尋和確立自己。頑固不化和拒絕時代,是可恥的。而輕易否定和丟棄過往,不僅不科學,而且不真誠。 
  私下,總是無比慶幸在那樣一個關鍵時刻讀到了余秋雨,領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來的三年,十幾年,我會是一個幸運的學生,親近的追隨者。 
  以後,也一直會是努力的模仿者。   
  十五年前,書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車穿越華山路。 
  梧桐樹葉,衡山賓館,甚至丁香花園,但就是沒能晃見上海戲劇學院那塊招牌。 
  因為多出來一條高架橋,我把上戲徹底給丟了,連帶那家溢香的法式麵包房。 
  余秋雨說,馬小娟你應該回上海看看,上海的變化很大。 
  可我總是途經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現在,也情願坐在浦東巨高的國茂大廈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發呆,隔著條黃浦江,遠看上海。懶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華也是繁華,感受得到,但不必親臨。我喜歡這樣子。 
  旁邊有個攝制組在工作,應該是在介紹新浦東。攝像和主持人在忙,鏡頭頻頻掃向林立高樓,那是新浦東的天際線。其餘人則和我一樣,在露天平台消受。我聽說,這座中國最高、世界第三的國茂大廈在峻工後,決定請一對上海夫婦在總統套房「首住」。請哪一對呢?太老的不足以體現這座建築的現代感,太年輕的又怕承擔不了它的重量,選來選去,選了余秋雨夫婦。上海,是他們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見到余老師,我說我喜歡國茂大廈的現代感,電梯像飛一樣,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靜靜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霧裡看花。 
  我還說,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買一套房子。 
  上海的氣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裡,總是欣賞卻下不了決心去親近,迷戀她的文明與國際化,但對自己成為一個上海人毫無信心。 
  上海總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著傘,赤裸雙腳,糊里糊塗走進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門。 
  「這是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請您當我的答辯老師。謝謝。」 
  那應該都是精選出來的對中國當代戲劇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學者、藝術家,他們多數住在三兩層的舊式小洋樓裡,樓梯逼仄昏暗。厚實陳舊的木地板橫在眼前,陌生中帶些淡漠。我懵懵懂懂來,懵懵懂懂地離開。 
  那一天好像一下遊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後的道別,我出現在上海的一個個公共汽車站,在人群中擠上擠下,走進那些不動聲色的小洋樓裡,一家一家發放我的畢業論文。最後,連雨都下累了,我挾著我的傘,轉車搭乘去西郊龍華的公交車。 
  記憶中那個地方很遠,汽車到達終點後,我茫然四顧,不知從何下手。 
  今天為幫助自己再想起龍華那個地方,再想起上戲教師宿舍那個小院兒,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師寫的那篇《家住龍華》。 
  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過,發現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樣,除了感動,又多出幾份清醒、旁觀的審視。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覺到自己那時不自覺流露出來的一種懷疑和動搖? 
  那是一篇與死亡有關的隨筆。不知是因為家住龍華才引出死亡的話題,還是因為連著參加了幾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遺體告別儀式,余秋雨這篇病中的小文顯出少有的傷感、遲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學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時,也返觀了自己生命的形式與可能有的結局。 
  「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濕。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裡的種種輓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裡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輓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著一個怪異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後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 
  恕我年輕放肆,今天,在悲憐與痛楚的後面,我卻讀出了余秋雨的矛盾與放棄。矛盾不是對某個具體的人人品、學識的懷疑,放棄也不是對他們個體生命、事業的否定,這矛盾與放棄,應該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處對生命形式的追問,源自對中國傳統文人生命結構的動搖。他在這篇小文的後面追加了一筆,說它在《小說界》發表後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響,還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徵文中獲得首獎。他說這大概是由於評委都是文人,對他筆底流露的某種苦澀也有一點切身感受的緣故。我卻依然願意沿著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來許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於這種群體的困境中,以為人生終於有了一個歸附,自己總算成為了某一類人。這種對苦澀的所謂「感受」中,根本沒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這個群體由來已久的自得與自賞,而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敗,反成了社會對他們的虧欠。很少有人能從自己的角度來反省這樣的人生境遇。人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或勇氣,最終找到一個出口突破出來,成為獨立的個體。 
  告別儀式上的余秋雨,有點像一位正在觀看布萊希特戲劇的觀眾,他的身份與情感,把他拉向那個特定的哭泣的場景中;他的自覺與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終沒能一頭紮下去,沒得連根頭髮也望不見。 
  他還在岸上,看到別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傷感,遲疑。   
  十五年前,書房中的余秋雨(2)   
  我知道他可能不接受我這樣直接,但是旁觀者清,如果不這樣,不會有未來的余秋雨的。 
  余秋雨的靈性與聰穎,還有潛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強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條不同的路,注定他會成為《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中的余秋雨,《千年一歎》《行者無疆》裡的余秋雨。 
  龍華的日子,更像是余秋雨未來「出走」的熱身階段,住的時間雖不長,卻是前一種狀態的了結處,未來全新生存狀態的起始點。 
  幾年後從龍華這裡離開的余秋雨,走出書齋,也走出上海,走向海外,紅遍全國。 
  那時上戲的教師宿舍剛搬到龍華,我們聽了都覺得那地方緊挨火葬廠,又遠又淒涼,多不吉利。當然那些將要喬遷去那裡的老師們,自己就更有說法了。「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余秋雨把說這話的老師稱作「最達觀的」。還有一位想像力更是了得,居然安慰大家:「它不至於只會就地取材。」余秋雨說自己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鬆地說它幾十年」。 
  我聽見的是系裡的老師議論後來各家的裝修如何如何,某位老師家有點古板老式,某位老師家又過於簡陋土氣,說余秋雨嘛畢竟年輕現代,收入也比別人的多一些,所以家裡裝修得「老洋氣咯」。歷來在上海人的標準裡,「洋氣」一詞就是最高級最好的了。 
  這之前我沒去過余老師的舊家,不知是個什麼情形,只記得同是我們導師的葉長海老師,一家四口就住在我們的宿舍樓裡,才一間宿舍。後來葉長海老師也是那次搬去龍華的。那時還沒有買房一說,在上海,有一套寬敞的屬於自己的房子就很不容易了,喬遷之喜多少也減弱了些對地理環境的聯想。 
  那時的龍華還很混亂,沒怎麼規劃,我在公共汽車總站發了會兒懵,這一天裡到處問路都不耐煩了,於是認準一條道就開始往前走。 
  終於走到上戲教師宿舍小院兒裡,門房的老頭聽說我要找余秋雨,很熱情,一邊熱心給我指路,一邊還叨念:「你要找余秋雨?我曉得咯,余秋雨啊,找余秋雨的人老多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余秋雨的名氣雖遠不如現在,但在上海的文化界和各大學院校,卻是響噹噹的。那時大家思想都很活躍,上海的不少大學都請過余秋雨去講課。記得當時我的一位正在上海師大進修、與余秋雨同齡的女朋友,因為聽過他的幾次課,每次說起余秋雨,都是一臉的敬佩,對我成為余秋雨的學生更是羨慕得不得了。也可想而知,那時找到他家裡研討學識、請教問題的人一定也少不了。 
  我站在他家門口,敲門。沒一會兒,余老師睡眼矇矓來開門。一看是我,又回去穿好衣服,這才把我直接引進書房。 
  我在外面轉悠一天,盡跟些陌生人打交道,這時見到余老師,好像投奔延安的小青年,坐下來就開始說話。他坐在書桌前,面向我。外面的小雨又稀稀拉拉飄起來,屋裡有些模糊,像在晚上。 
  印象中我從進門到離開,都沒來得及離開那把椅子。我完全忘了欣賞他的新家,只記住一屋子的書。 
  很多年以後我去他和馬蘭在深圳的家,進門看見他家的純木地板和我家的一模一樣,樂得大喊大叫。那次我沒忘了從容地把他家參觀一遍,客廳裡有一隻我家也有的大大的籐編簍子,裡面堆些報刊雜物。飯廳牆上掛著一套少見的木頭餐具,拙拙,笨笨的。書房裡也有台電腦,卻不常用。 
  是我喜歡的那種家:不必太過豪華,擺設一定要大方空靈,還要有幾樣家什是有來歷的,不那麼昂貴但是主人心愛的。 
  他說這麼遠的地方,要轉好幾趟車,問我怎麼找到他新家的。 
  龍華我那是第一次去,我說我糊里糊塗轉了幾圈,最後認準一條路往前走,莫名其妙就到了上戲教師宿舍。我說也許是直覺。 
  他馬上高興起來,大談起直覺,一些與直覺有關的記憶。說得津津有味的,弄得我都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在外面已經糊里糊塗轉了半天,最終也還是糊里糊塗站在了他家門口。第二次再來,還會找不到。 
  他卻還在談直覺。他喜歡這樣,對直覺、感應,甚至巧合這些奇妙的體驗從不排斥,總是滿懷驚喜,這讓他一直年輕、感性。身為教授、學者,又滿懷藝術家的性情與天真。 
  正是我喜歡的。   
  一個大光頭上打著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1)   
  我知道有人不喜歡他這樣。有回在校園裡遇見另一位老教授,他就向我批評起余秋雨,責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章裡給一位年輕的、現時段的劇作者的作品給予了過高的評價。 
  「這樣很不慎重,余秋雨不能隨便給這樣的一個作品下定論,他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教授,是名人,他的話是會有後果的,他怎麼能這麼隨便!」 
  我朝那位教授傻笑,我其實還是蠻尊敬他的,只是想問題和說話的方式差距太大,只好以傻笑為武器,免作停留。 
  其實最欣賞的就是余秋雨的親和、率性,幹嘛要假裝一副教授、名人的樣子,滿臉慎重?太奇怪了。 
  其實上戲的老師與別的正統院校的老師相比,就已經夠親切可愛的了,他們可以和學生稱兄道弟,有的講課時也會跳到講台或窗台上去,若再加上思想與觀念真正現代化,上戲的俊男美女及我這樣的次次美女們,沒有不歡迎、不服氣的。 
  他上課沒有那麼多的講義,檯子上只放著個筆記本,似乎也很少打開。坐在一張椅子裡,也沒有水杯什麼的,不緊不慢地、語調平緩地聊著。 
  中途休息,男生總是把他圍住,探討。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探討什麼,我幾乎沒有與他探討過學術問題。我喜歡安靜地聽,被他的方式、說法觸動,安靜地在心裡想,思考。他的話,只是轉動和打開的鑰匙。他們談得似乎挺投入。男人們喜歡討論問題,爭論問題,男生都惟恐自己看上去像沒思想,沒腦子,他們更喜歡在他面前不住地表達和表現。女生們喜歡用自己的感知去接近他的體系。 
  他授課的時候,經常會有「全方位」「立體」「宏大」「放射狀」「裹挾」「噴發」這樣一些充滿力度和動作感的詞彙,在課堂的環境裡,成為推動我思維全面打開的夯號,讓我的腦子海闊天空、無所不為。回到宿舍,我們又更願把這些詞彙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閨房言談,經常把它們用得妙趣橫生。比起男生,我們女生活學活用,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部隊」。 
  那時除了聽課,在上戲的小院兒見到余老師,他都是隨意地穿條牛仔褲,手裡拿著飯盆,走在學生堆裡,去食堂打飯。 
  哪個系的學生都愛與他拉上話,攀上點關係,也包括畢業後在外面搞電視時真的假的都打上「藝術顧問余秋雨」。 
  上戲的學生在外頭搞電視劇,應該是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那時經常看到和聽到一部什麼什麼電視是余秋雨做的藝術顧問,一個什麼什麼電視演員的寫真集是余秋雨寫的序,有次問起他,他哈哈笑,言語中從未流露過追究,只告訴我這樣的事太多了,肯定比你聽說的、知道的多。有次還開心地說起有人告訴他,他的名字正好打在屏幕的一個大光頭上,很好玩的。 
  那出電視我還真看到過,導演正是上戲的,我還認識。 
  你想想,一個大光頭上打著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別人告訴我的時候,我自己都笑了。他說。 
  是的,那都是自己的學生,除了打著幌子想多爭取點觀眾,提高一下收視率,他們沒有惡意。他知道他們至少還在老老實實做著一件具體的事情,還沒有淪為那種無聊又無行的中式文人或掮客。 
  我還聽說一位分至北京的表演系女生,找到余老師在北京的駐地,大談她要在北京開家妓院做媽咪的雄心壯志。可惜跟我說這事兒的人沒有打聽到余秋雨的反應,我也只是想,虧了他能有耐心聽如此生猛的女學生神侃。也難怪,凡是上戲畢業的,都愛說自己是余秋雨的學生。學生太多,他又總是一視同仁,也難免會有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時候。 
  我那時和現在差不多懵懂,凡事不打聽,對別人背後的那些事情沒有太多興趣,即便是對自己尊敬或者關注的人,也只是聽憑自然去感覺去瞭解,想不起來要去打問點什麼。很多事情都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才聽說。這樣的脾氣往好裡說,是好相處,不多事兒;往壞裡說,是生性漠然,待人缺乏熱情。 
  對於我們天天掛在嘴邊上的「秋雨兄」,我也一樣以自己一貫的「處世」態度對待,從不主動去打聽他的生活和家庭。但有些傳說或是細節,一旦聽到又有了感覺,會很難忘記。 
  畢業後有同學跟我說,在上戲讀書時,有一年春節餘老師獨自一人在滬過年,冷冷清清。按照慣例,大年初一一定會有拜年的學生不斷上門來,但那次他怕他們問及當時的師母,他不想他們察覺到他那時家庭生活中的孤寂與真實,竟悄然出走,躲到沒人知道的鄉下去「避年」。 
  聽過就沒忘了。 
  甚至在很多年後我自己也遭遇過這樣的「年」:突然之間人為製造出來的過年氣氛,會把你的孤獨放大到一個極限,那種寂寥,還稍帶點強撐著的面子,脆弱得不能被外人稍稍碰及。甚至都不敢接電話,任何一聲問候都會讓我全線崩潰,嚎啕大哭。 
  這樣的經歷,過後總讓人愈發地堅強、強大。也讓我懂得,再堅強、再熱鬧的生命,都有它軟弱、清冷的時刻。這樣,便什麼也不用太在意,什麼也都會過去,在自己一切順暢如魚得水之時,不至於面對別人的失落、低沉而得意忘形;在自己倒霉潦倒之時,也不至於在別人的得意、輝煌面前自慚形穢,大家只是剛好所處的時段不一樣罷了,沒關係的。   
  一個大光頭上打著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2)   
  這樣一來,往好裡說,有點像某些古人那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壞裡說呢,也就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 
  後來也是在北京,從上戲來北京的表演系同學告訴我,余秋雨老師快要結婚了。我懵懵懂懂問,結婚呀,跟誰結婚呀。那時才知道,原來是和馬蘭結婚。 
  剛開始還有點怕給余老師家打電話,害怕馬蘭接電話,主要是不知道怎麼稱呼。後來聽余老師一口一個馬蘭,也就在電話裡放開了直呼馬蘭了。 
  後來也是在學生和老師成為真正的好朋友後,才有可能談及各自的家庭與愛情生活,他也像我們所有熱愛生活珍惜生命的飲食男女一樣,不思悔改,注定要在兩性關係裡沉浮起落,有苦悶,也有欣喜。只是偶爾談起過去,我會用我的方式笑他,我說哎呀你以前怎麼那麼土啊。他說是土,以前的人都那麼土的啊。 
  這個時候又會讓我想起剛到北京時給他寫信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說的他羨慕我們的年輕。心想謝天謝地幸好自己不是他那一代人,要不現在一覺醒了多替自己難過和可惜。 
  現在聊天,談起各自的情感生活,他會說,兩人之間年齡的差異有時反倒會給雙方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我總是同意得小頭亂點,愉快極了。即使是在這件事上,我這個徒弟也是步其後塵,無意中又成了他的模仿者。 
  第一次看到我的筆名「哈馬忻都」,他奇怪我幹嘛叫這麼個名字。我嘻嘻笑,不好意思原原本本告訴他。那時正是「黃愛東西」這樣的名字盛行,又聽說一些所謂時髦的上海人廣東人,也興把孩子的名字湊成四個字。那時我要用自己的這個筆名發表小說,雜誌的總編就明顯表示反感,說不行,人家還以為我們開始發外國人的小說呢。我心裡叫苦,都是湊巧,自己和流行、趕時髦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但依了自己的性子,一下子又不想特意去解釋什麼,說明什麼。管它呢。 
  好多年後,我在余秋雨的《千年一歎》裡讀出他對伊朗的歷史和自然還挺有感覺,對波斯人在古代中國的「工作與生活」還津津樂道的,便一下子就又愉快起來,躲在寫給他的信裡開玩笑,問他是不是覺得我身上也有那麼一點點「異族」痕跡。我說我的祖先就來自波斯,娶了一位蒙古女子,我從老家家譜上揀來這第一個名字「哈馬忻都」,覺得好玩,就做了筆名。但事實上我對這四個字的真實意義一直糊里糊塗,不知所以然,別人問起,也總有點不太好意思。有一陣子我一遇到蒙元那段歷史,就想考古,想弄清楚自己家族的來龍去脈。 
  就這麼一說,沒想到他不僅挺當回事,還特別有興趣,在電話裡興高采烈,還帶著些許的天真與衝動,起勁地鼓動我,要我一定要寫篇文章,寫自己對那個揀來他名字的祖先的想像、猜測。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做過些什麼?相隔900年,沒有他的任何信息留下來,只是揀了他的一個名字,還有血脈裡不知道還有沒有的一點點血。他一再說你要寫,那一定很有意思,你一定要寫一寫。 
  他的語氣和熱情,恨不得我放下電話就應該在電腦上狂敲起來才對。 
  我沒好意思說這篇文章我都想了好幾年了,但總想考古又考不到,十幾年前老家出土一塊這位「哈馬忻都」老先生的墓碑,說俺家的先人來自波斯,因為護國有功被元世祖賜了一位蒙古夫人,後來又做了元代的丞相。丞相和蒙古女雜交生的孩子裡就有被老家奉為忻都公的始祖。那一陣興奮得我和我弟四處考古,最後也不知我弟從哪兒考出的,說這位「哈馬忻都」老先生根本就是位奸臣,是作為對他的懲處才留守在江南不得返朝的。老家家人聽得跳腳,說不是奸臣,是弄臣啊。我呢,從一些元史資料上還真把這父子倆對上號,他們的來處與去向也都和老家墓碑說法相近,但因為一直沒有機會和時間去啃那一大摞巨厚無比的新舊《元史》,所以總覺得不是一手資料,說起來也都是野史,不好亂寫,亂寫就好像要攀附什麼似的。搞來搞去文章才一直沒寫出來。 
  不過這位「哈馬忻都」老祖先也夠風光的,不僅我把他大名揀來做了筆名,時不時地在當代社會裡閃回那麼一下子,而且我老弟也對他念念不忘不肯放過,在日本生了個女兒,也取名叫「哈馬忻都」,搞得我們家儘是女哈馬忻都。 
  沒想到這件事讓余老師的興致這麼高,我當然樂得哈哈的。最高興他對這篇要寫的文章思路與我大相逕庭,他根本不提什麼考古的事,只一味要我放開了想像去與那位900年前的老祖先會合。 
  為此他啟發我,問我記得某某某嗎(一位上海戲劇學院的同學,抱歉我這會兒又忘了他名字了),我說我不認識他。他馬上告訴我那位校友現在的服裝生意做得很好,是上戲學生裡生意做得最好的。不過他要跟我說的不是這位校友的生意,而是這位校友寫過的一出非常好玩的戲:有一天他的劇中主人公突然想搞清楚自己的祖母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於是他到他祖母生活過的村子裡去住,去打聽,最後的結果是他發現村裡所有老頭都可能是他的爺爺! 
  我聽得哈哈大笑,前仰後合。 
  他還在電話那邊鼓動我,你一定要寫,一定會很好玩的。 
  我說好好,我一定寫,一定不考古,一定放開了寫。   
  一個大光頭上打著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3)   
  在這件事上,他表現得比我要可愛和有趣,要更多感性。我十幾年都沒寫成的文章,他一聽到就表示出極大興趣,就有了一連串的想法和說法。其實這一次,我還真有點鑽進「家史」裡跳不太出來,還有點想要追根溯源的意思。說穿了吧,還太投入,太理性。而他不,他一聽我說,馬上就有了另一篇文章的感覺,馬上就把一個他眼裡的馬小娟,和900年前的一位老祖父速遞到同一個空間,想像的翅膀也就愉快地撲楞開了。 
  他就是這樣的,對他學生的任何一點想法、創意,從來都是津津樂道,褒庇有加。我曾幾次從別人那裡聽到過他對我寫作能力的肯定,而我甚至想不起來自己在上戲時有過什麼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在他眼裡,學生只有有創造力與沒創造力之分,他不會拿幼稚、不成熟這樣的概念去衡量、看待他們。 
  我熟悉的一位表演系男孩,寫電影劇本,也寫小說,挺有才華長得也不差的一個人,就是不肯好好練功,劈大腿拿大頂什麼的,最後畢業時形體課沒過關。走投無路之下,他就咬著牙去找余秋雨。 
  學生們總是這樣熟悉了他的取捨,希望以自己獨特的才智贏得他的幫助,得到他的賞識。 
  我寫的一個小說,最後男主人公消失了,我一時不知把他安排上哪兒去。那時正好在看余秋雨的《行者無疆》,一著急,就想到要把他發配到鳳凰台的「歐洲之旅」去當攝像,讓他跟著余秋雨去歐洲。女主人公是在書店看到余秋雨《行者無疆》最後一頁的名單時,才無意中得知男主角的下落的。我還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余秋雨安排進我虛構的一個場景當中,讓女主角哭哭啼啼,非讓余秋雨轉告她對男主角的思念不可。書中的「余秋雨先生」還一口承諾下次再遇見男主角,一定替她轉告。搞得一位自己都出版過好幾部長篇小說的女同胞,明知這不可能的,還是忍不住特意去找來余秋雨的《行者無疆》,傻乎乎去翻那最後的名單,想真的找到我的男主角的名字。這事把我得意得哈哈大笑,我說我得去找他要提成,我給他書做廣告了。 
  我這應該是把虛構的人物放入真實的事件,又把真實的人物放到虛構的場景中,自己還挺得意,有點好萊塢《大玩家》的意思。可我老爸看過後立馬把我喝斥了一通,認為我如此隨意,如此不「嚴肅」,余秋雨本人看到肯定會不高興的。我老爸勒令我必須把書名和人名虛幻掉,說這樣讀者也許會聯想到余秋雨,但你決不能用余秋雨的名字。我說那多不好玩啊,再說他才不會生氣,他不會那樣的,他要那樣他就不是余秋雨了。 
  後來把小說給余老師看了,還一個勁追著他問,看完沒有,看到最後有沒有狂笑。 
  他在電話裡愉快地告訴我,他把我這個「得意」的學生介紹給鳳凰台的台長王紀言聽,就跟他講了我小說裡的那個結尾,結果王紀言聽得直說這可是後現代啊。 
  這就是余秋雨,和學生之間總是愉快的,好玩的,從不把自己凌駕於他們之上。 
  後來也經常在余秋雨的文章中看到他提起自己的學生,甚至與鳳凰衛視走到歐洲時,也有從前的學生聞訊後老遠地趕來。那都是他在上戲做老師與院長時的收穫。 
  和別的高等院校相比,上戲簡直是袖珍型的,一幢教學樓,兩座宿舍,幾百名學生,每天在個小院兒裡抬頭不見低頭見,過得就像一大家人。在前有南京大學那樣的正統高等院校的學習生活,後來又經歷十幾年的社會生活之後,再來回憶上戲,上戲學生和老師那種集體性的天真可愛,真實單純,一下就又湧到眼前,整個人也會隨即愉快和輕鬆下來。 
  那時上戲女生的漂亮在靜安寺一帶是出了名的,圍牆之外,真是不知有多少雙艷羨的眼睛。很清楚地記得,在校園裡從沒打過招呼的校友,出了校門,遇上有女生被人欺負,男生一定會衝上去把人揍個屁滾尿流。「我們的女孩也敢碰?揍你!」上戲男生的愛打架也是出了名的,偏偏上海人多數都不經打,據說還有連人帶椅子一塊兒被上戲男生給扔到大街上去的。時間長了,「小癟三」們反倒對上戲的學生生出幾分敬畏,對那些清純美麗的上戲女生,也只有可望不可及的份兒了。 
  在那個小院兒裡,一個人的事往往會成為全校的事。比如某個漂亮得人見人愛的女生和老外談戀愛了,談了半天發現老外只是個騙子,不僅窮而且不想娶我們。於是全校的男生都火了,「揍他!」可憐的老外就被揍個半死。又比如終於有人被某個劇組的副導演選中去拍電影,消息一經核實,大家就在校園裡不停地高喊他(她)的名字,彷彿新皇登基。戲文系的學生雖不會有這樣輝煌的時刻,但也自有樂趣,比如某位石姓同學不幸比同班同學年長三兩歲,大家就都叫他石爸爸,時間一長,老師也跟著叫石爸爸。課堂上,老師就那麼指著石姓同學:「你,石爸爸,你來回答這個問題!」 
  對於沉浸於書本與所謂學問中的人們,上戲校園中感性、放達、天真的氛圍,剛好沖淡他們身上的迂腐、單調與沉重。我相信在上戲經歷了求學與育人歲月的余秋雨,所以至今還保有一顆年輕、強健的心,上戲學生那些從裡到外的燦爛朝氣與蓬勃生命力,是他的營養之一。他總是能夠從年輕人那裡獲得活力與認同。   
  那幾年他的內心也正處在選擇當中(1)   
  回頭再看那年夏天,看見自己坐在那兒,面向余老師,背靠一整面倚牆而立的書架,手上傻乎乎捏著個他家冰箱裡取出的冰激淋,滿臉迷惑。 
  三年研究生生活結束在即,又一次選擇,我還是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想去哪座城市,想幹什麼。天生不是一塊咬定青山的料,因為沒有愛情,我找不到東西來束縛住自己固定下來,我又開始想換一個城市去一個新地方。還好這回沒有想到要考個博士生什麼的。 
  我在學校發的職業選擇意向欄裡填了「清潔工」,被研究生教務處處長臭罵了一通。我說我不是開玩笑的,我說的是真的,清潔工天沒亮出來勞動,那時整座城市都是他的,他自由自在地掃著大街。等到城市醒來,大多數人疲於奔命完全被城市淹沒時,他卻在蒙頭大睡。「老愜意老瀟灑咯,」我說。 
  我這時老老實實對余老師說我真的想成為一名體力勞動者。看的書太多,腦子裡面太活躍,有時候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什麼都能染指一下研究一下,有時候又很害怕自己進入固定的生存模式,覺得研究別人毫無意義浪費生命,關鍵是我得不到太多的樂趣。我還是不知自己想要「搞」什麼。我好像被困住了,也許體力勞動可以解放我的腦子。 
  畢業在即,必得選擇。我思想動亂,躍躍欲試,又不知朝何處用力。我在余老師面前毫不掩飾,滔滔不絕自說自話。 
  許多年以後我知道他習慣夜裡寫作白天睡覺,每次打電話找他,我會老老實實在中午12點以後。 
  那次也許他剛工作了一整夜,也許剛剛才離開書房躺下,總之我這個不速之客攪了他的好夢。他坐在書桌前微笑著,指我手裡:你先把冰激淋吃完,都化了。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嘴一直忙於出聲兒,沒顧得上吃。因為從他那裡感覺到,他不僅不反感我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法,他還很願意接住我的話往下說。 
  那是我三年裡惟一一次如此坦誠向他表露自己的困境,他聽得非常認真,耐心,他還有那麼點拿我不知道怎麼辦的樣子,沉吟著,說你的問題不是非要從事某種體力勞動才能解決,應該還有別的方式存在。 
  很久以後我從余老師的文章中讀出,那時書齋中的余秋雨,可能也正面臨與學生類似的問題與困惑。 
  「我記得,那是一個春節的晚上,我在安徽一山頭獨自趕路,四周靜悄悄,很恐怖。我邊走邊想,這次考察所看到的東西,老百姓平常看的戲,我這個戲劇教授,事前竟一點都不知道。」 
  那是2001年餘秋雨結束「千禧之旅」時說的話。 
  「我相信,閉門研究文學和戲曲的方法,可能是錯誤的。」 
  後來在《行者無疆》自序中,余老師又提到那一次的經歷:「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銜恥出行。是從事社會義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麼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現在知道,那幾年他的內心也正處在選擇當中。不同的是,他依然懷有使命感,堅守在學者、文化人、藝術家的位子上,思考著如何從象牙塔中出走,叛逃,用自己的方式,完整和高揚自身生命的意義。那時他人還在那條軌道上,但離心力正悄然發生著作用。 
  而我,年少輕狂,無知無畏,決定扔掉一切書本輕裝上陣。那天我賣掉了負笈求學以來所有的書籍、資料積累,甚至都沒有耐心去找一家回收舊書籍的書店,我把它們連同一雙綠色的長統膠鞋一起賣給了上戲邊上的廢品收購鋪,其中包括一本上大學時父親送的《康熙字典》,以及一本厚厚的聽余老師課時記的筆記。就這麼狠心和決斷。我把賣廢品得來的錢全部買了冰激淋,惡狠狠吃到要吐。 
  我對余老師說我要從事一項不過腦子的工作,要和一個做生意的人結婚,要去北京。 
  那時我完全像一個問題青年,如今被稱之為「憤青」的那種,吃完了余老師給的兩個大大的冰激淋,還是一臉恍惚。 
  那時劉索拉在藝術院校很有市場,宿舍裡的人看過我寫的那些發不出去的小說,就有人說我是劉索拉第二,我也每天會來上幾句「LET IT BE」。倒是最後坐在余老師的書房裡,我「LET IT BE」不起來了。我毫不掩飾,也再無意假裝瀟灑。在他面前,迷亂,鬱悶,不知所向,都可以老實、真誠地表白出來。 
  我完全是個不爭氣的學生,晃蕩了一年又一年,一直都像人們常數叨的那樣「高不成低不就」。我坐在那裡,毫無建樹,肯定不是他最初所希望的,不知他是否懊悔過收我這麼個學生。 
  我真替你著急。他說。 
  我感受到他話的誠意,他希望他的學生至少應該是快樂的。我還感受到更大的寬宏,他只說替我著急,並無意校正或否定我什麼,他好像比我自己還瞭解我,好像知道我不會永遠如此,知道我有一天會醒過來。我需要的只是時間。 
  他是對的,很多年以後我會擺脫現狀,成熟起來。不過那時,我一味地沉淪,無力自拔。   
  那幾年他的內心也正處在選擇當中(2)   
  那彷彿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時髦病,一種氛圍。一些過於精神的東西壓得我喘不過氣來,讓我無法面對和適應現實社會。年輕的我一邊陶醉在自己的時髦裡,一邊又急於讓自己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開始全新的生活。相對於那個拉著自己的小辮兒要上天的人,我正吊住自己的雙腳一個勁兒地要落地。 
  我的傾吐,沒有被打斷,也沒有被責怪。他是何等聰穎的人,自始至終,洞穿一切。傾 
  聽,理解,並包容。他的話和表情,很多年的時間裡都讓我得到鼓勵,讓我更加地不被約束,讓我一邊無限自我膨脹著,一邊又暗地悄然返歸。 
  很奇怪,不知是我這個學生畢竟還存了些慧根,還是他那後來被許多人驚奇的預感能力在起作用,他對我這個學生一貫的縱容與理解,不僅沒有讓我一路下滑一跌到底,反倒一直是一種暗中的強有力的鼓勵,一直讓我自信無比,一直讓我感到有能力證明自己,至少是向他證明我真不是個糟糕的、不值一提的學生。 
  我喜歡說自己從不在乎別人怎樣看我,心中自有紅太陽,別人說什麼我都無所謂。我自己知道我是誰。而事實上,很多自信來自於肯定,來自於你喜歡、在乎的人對你的肯定,完全脫離社會並不可能。在我身邊,父母、兄弟、數量少得可憐的朋友、偶爾倒霉地愛上我的男人,他們的言行總是對我充滿了肯定,充滿了寬容,是我能夠燦爛得起來的動力。 
  我一直非常在乎余秋雨老師對我的肯定,因為他是我尊敬和認同的老師、朋友。另外我不能欺騙自己,也因為他是一位名人。我不明白自己,余秋雨越是有名,暗地裡,我對來自於他的肯定就越是在乎和得到鼓舞,而他又總是那樣慷慨和寬厚。這是不是表明我還是有虛榮心的呢? 
  有時我注意到,他甚至總是那樣慷慨和寬厚地對待每一個他身邊的朋友,他會認準對方的一個狀態,完全從積極的意義上及時地給予讚賞和稱頌。不知有多少人從作為老師、作為朋友、作為名人的余秋雨這裡,得到過信心與支持。 
  這一點總讓我佩服不已。我自己對朋友的肯定或讚賞方式,不過就是有興趣肯跟他在一起呆著,混著,從來就不懂得、也不善於開口去表達,去給予。就像被周圍人誇得合不攏嘴的一位女友說的,我們這都十好幾年了,我畫的畫兒寫的詩,從沒聽你誇過。我說人家都誇你,我幹嘛還誇你,你應該感覺得到嘛。 
  我現在也總愛要求喜歡我的人誇我,使勁誇。 
  我這篇東西寫得好嗎——快誇我。 
  做了一盤菜,好吃嗎——快誇我。 
  打掃房間了,多賢惠——快誇我。 
  甚至要求女兒——媽媽漂亮嗎,媽媽年輕嗎,快誇誇媽媽。 
  我就是喜歡別人誇我。對那些貶我的人,我會想反正我和你也沒有關係,你愛貶不貶,你說我是狗屎我也不管。小時候總被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聽到表揚還假裝不太高興,現在沒人管得著了,現在一有人誇就眉開眼笑的,管他真的假的,高興就好。 
  不知道余老師誇我,是不是也只是為讓我高興。管它呢,反正我從他的誇獎裡得到過無比的信心,至少它的結果是令人振奮和愉快的。 
  真希望有一天沉澱下來的自己,也能和余老師一樣地平和,善意,也會恰到好處地表示自己的欣賞與讚美,讓身邊的家人、朋友,也從我這裡得到信心與動力。 
  曾經從一位在西方和美國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人那裡得知: 
  「西方的文化是善於表揚、獎勵的文化,是一種善於把感情外現的文化。只要你做出一點成就,你馬上會得到社會的認可、鼓勵,哪怕你的成績很小,這種熱情的認可足以構成一種良性的刺激,使你保持良好的創造激情,轉為一種良性的循環。」 
  我就喜歡這樣的方式。 
  甚至想對所有的人說,一定要及時地、大力地讚美你欣賞和喜歡的人,你的父母,好友,愛的人,他們從你這裡得到的,一定比你想像的多得多。   
  他對愛情,是積極的悲觀主義(1)   
  那天的交談,我羨慕完體力勞動者,又開始羨慕表演系的學生,我說他們活得那麼單純、簡單,總是熱情和富有激情的,我想像他們那樣。我想一覺醒來自己完全變了個人,我還想談完一次戀愛馬上歡天喜地接著談下一次,我討厭自己總是再也愛不起來。我傻乎乎地問他,難道一個人可以每次都真心實意愛一個人? 
  剛剛才談過一次倒霉的戀愛的我,像枝殘花敗柳,低迷消沉,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去愛什 
  麼人了,愛真的給掏空了。 
  可以的,馬小娟。 
  他說他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每次愛上的女人都認為是最完美的,每次都會全身心地投入。他說起那時他的朋友、電影《小街》的導演楊延晉的幾次戀情,講得非常細,好玩得很。主要是當事人每次都那麼全情投入,不厭其煩,不思悔改,更不覺得會有結束的那一天。他把他的朋友描述得既癡情又多變,對每一個都寶貝得不得了,都愛到了家,要命的是又都不能持久。 
  我心中暗笑,愛情只發生在男女主角心中的,在別人的眼裡,那是另一回事。我剛好是楊延晉的老鄉,據說我老爸在文革還做過他老爸的保皇黨,但我爸對楊家的兒子卻印象極壞。初到上海時,老爸就一本正經警告我,說上海有一個人叫楊延晉,你不要靠近他,他是個什麼什麼。哈! 
  現在聽余老師這樣愉快和善意地描述他的戀情,完全是另一番風景,就覺得男人也和女人一樣,愛得不行時就需要向身邊好友傾吐,也需要理解與分享,幸運的是這個楊延晉拉了余秋雨這麼個聰穎善意的好友來傾聽,他的一次次的戀愛才會按照他本來的樣子呈現,才不至於像老家街上傳揚得那麼嚇人。 
  幾年後當我聽說,這位當年的楊導又愛上了台灣女作家玄小佛,並且這次還真結成正果,而他們的證婚人,正是男主角最好和最尊重的老友余秋雨,我一下就笑了。從上次余老師對我說到這位老兄的戀情到這次跨海婚姻,其間不知又有幾分幾合,也不知這次余老師又會如何來描述他朋友的浪漫與多情。 
  就那樣,他給我講熟悉的朋友、學生們的戀愛故事,沒有絲毫的貶毀,無論結局如何,他不捨得否認愛情作為人類情感本身的美好,他熱烈地相信每一個現階段愛情的真誠。 
  他說,每一個男女都處在自轉之中,當一個男人最散發魅力的一面轉向了一位女人,而這女人最美好的一面也剛好朝向了這男人,那麼愛情就擋也擋不住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自轉的方向和速度,相對於那個有可能出現或已經錯過的異性,總要有偏差,所以老有人找不到自己的愛情。遺憾的是,即使相愛之中的男女,也並不停止自轉,終有一天,遺憾的那面會轉過來的,雙方要看到對方的另一些方面,愛情並非經久不變。更加遺憾的是,你渾然不覺自己的反面正轉向對方,而對方的不知哪一面又成為了別人眼裡的光芒,正在那兒魅力四射著。所以有人愛得落寞,不明白愛為何稍縱即逝,不知道對方只不過自轉的速度稍快了一點,而自己的那面可能也正轉向另一個對方—— 
  愛,已潛伏在某處,只等你轉過身去。 
  我被他如此形象的比喻說得笑起來,高興起來,我情願這又是一個鼓勵,就像很多年以後我又一次變得獨自一人,在深圳街頭的電話亭向他告別,他在電話那頭一再地叮囑我,小娟你一定要有男朋友,一定要去愛,好不好。 
  是啊,一個沒有愛的女人,像個什麼樣子! 
  那天一定是我說話的狀態讓他起了疑惑,他突然有些不解,關心地問我到底結婚沒有。 
  我開始裝傻。我把自己和別人都弄得莫名其妙。三年裡我總是隔不久就從上戲的院子裡消失掉,十幾二十天才晃蕩回來,儼然探親返校。應該是有個男人或男生什麼的才說得通。我還真打了個結婚申請交到系裡,但只是扔在那裡,再沒去管下文。 
  我那時對愛情、對男女關係悲觀絕望得不得了,根本不相信。雖然他的「自轉說」多少讓我開心了一點,但我仍像枝殘花敗柳,毫無朝氣對他說,也許婚姻並不需要愛情。 
  他認真起來,堅持說沒有愛情的婚姻肯定是不道德的,恩格斯說的這句話永遠正確。他說或許人類最終會取消婚姻制度,為保衛真正的愛情。根據「自轉原理」,人們不可能永遠結了離,離了結,這太麻煩了,那麼愛情就是兩人在一起的惟一評判,惟一理由了。 
  我也再次高興起來,手舞足蹈,我說我們說的是一回事,你指的是將來,我說的是現實,既然現實裡並沒有消滅婚姻制度,那麼肯定絕大多數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我們一起都笑了起來。我想我們都看到了那個不言而喻的事實。 
  我認為他對愛情,是積極的悲觀主義。 
  我們開始聊另外一些好玩的人和事。 
  不再上學讀書了,真好,可以想聊什麼就聊什麼,完全不在乎是否浪費時間,是否偏離了主題。他那時還生活在大上海的文化與藝術圈兒裡,還沒有真正背離那些籠罩其上的地方氛圍,他愉快地絮叨他的一些朋友的趣事,聽得出他對他們的友情,他饒有興趣地談論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他還說起他以往的學生們,他對他們的來處、去向記得清清楚楚,記住的都是他們帶給他的愉快。   
  他對愛情,是積極的悲觀主義(2)   
  要離開了,那竟然是我第一次和余老師閒聊天,我放得很鬆,無話不談。 
  我知道,龍華那天的長談,帶給我們雙方更進一步的感覺,是離開上戲後維繫師生交往的紐帶。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個城市(1)   
  從未像看上海那樣,漫不經心和優雅地遠看我居住了十幾年的北京。 
  這座城市彷彿一個巨大的漩渦,無數青年自各地而來,然後一轉眼,就被吸了進去,捲了進去。多數無聲無息,無影無蹤。這座巨大的城,還在不斷地往外擴張,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等到退出城來,早遠得再難看清。有一回聽說,毛澤東進北平前第一次看北平就在香山上,那裡可以看到北京全景。我和別人半玩笑半認真爬去看過,天氣不佳 
  ,霧塵滿天,連頤和園都沒怎麼看清。 
  離開上海時余老師問我為什麼要去北京呢?我傻乎乎地回答「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裡,要幹什麼,所以選擇北京。在心裡,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北京,天性散漫,總是在一個地方呆不長,只覺得北京嘛,位置最高,若再呆不住了,往哪兒去都是往下哧溜,省事。 
  我們談起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是他心目中舊時文人學者的家園。很多大學在北京,很多大學者在北京,那時的教授、學者完全不必為生計勞神奔波,大學裡的薪水足夠租得起一座四合院兒,養活妻兒之外,還好雇一名老媽子,包一輛黃包車。自北大、清華講完課回家,就在火爐邊看書、著書,而首都遠在南京,這裡的天空相對寧靜、高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北京,身份還有些模糊,政治味道很濃,觀念也相當陳舊,生活條件相對南方,更是艱苦、滯後,我的一些同學視進京擇業定居為畏途。 
  這之前我去廣州的廣東省藝術研究所找過工作,可能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和小說,更大的可能還是因為我是余秋雨的研究生,廣東方面挺當回事地接待了我,所長副所長還有戲劇、舞蹈、音樂、美術好幾個研究室的負責人都聚集到一間屋裡,一個個地與我來探討藝術,彷彿又一次的畢業答辯。 
  後來他們真的來函歡迎我去工作,我又猶猶豫豫對余老師說:「那兒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對做生意又沒有興趣。」 
  余老師認為選擇廣州可能更好一些,它畢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前沿地帶,是中國目前最有活力和希望的一片區域。 
  他的話我並沒有認真聽進去,我以為他只是理論上那麼認為罷了。 
  幾年後他自己也去了深圳居住。他的話其實並不停留於理論的,那時他已開始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實踐他的想法,甚至預感——有人就稱此為「文化預感能力」。 
  後來上戲的學生當中,無論戲文系、導演系,還是舞美系、表演系,都有一批不錯的學生也都去了深圳,或者搞文化,或者經商,都做得有聲有色。我知道他們都會以余秋雨的學生、朋友自居,他們常常見面,互通信息,還像在上戲的小院兒裡那樣。 
  離開北京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去了深圳「錦繡中華」的劉半仙,印象中他總在參與策劃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國外的弄到國內來,就是把國內的介紹到國外去,我們在北京見面時,他說的那些事情裡有兩件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說到一位他認識的女校友在深圳活得那麼死氣沉沉,他怎麼想辦法幫助她她都不開化,完全地自我封閉,滴水不進,難以融入深圳的活力中去。他說的時候那麼著急,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表情,我記得很清楚。還有一件事,他說起一位女演員穿著一套「難看得不可理喻」的裙子參加金雞獎還是百花獎頒獎典禮,他當時的語氣和表情是嫌棄中又夾帶些氣惱甚至羞憤,好像她是他家的什麼人,他對她這樣在外頭丟人現眼是要負責任的。他隨即對我說,他就要去做一個純粹的商人了,要真正地富有起來後,再回過頭來搞藝術,搞文化,要讓藝術處於一種文化的氛圍當中,這樣至少讓我們看上去會體面一些,不至於和國際脫軌得太遠。他的話和行動讓我覺得他是那種我沒法與其相比的人——有想法,更重要的還有積極的行動。 
  看到女演員穿難看得不可理喻的衣服上台領獎,我可能會在私下裡用極鄙夷的口氣嘲笑她們,看不起她們。記得有一次在雜誌上看到一大幫的女演員裡,只有闖蕩過好萊塢的陳沖穿著晚禮服出席典禮,結果在一大堆胳膊、大腿捂得嚴嚴實實的女人堆裡,她反倒顯得好像是穿錯了衣服一樣。後來果然再看到她出席類似場合,裝著上就開始往回收,開始向大陸女演員品位那個級別上靠。也許這正好說明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得好聽點是還沒有形成電影的文化傳統,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所謂電影的盛典之說了。像戛納電影節、奧斯卡頒獎典禮、新片首映之類,所有出席現場的演員,無論男女都得在穿什麼的問題上煞費苦心,稍不留神,就要鑄成大錯,就連一些著名演員也都曾有過因穿衣不當被媒體攻擊得幾年緩不過勁來的時候,那無疑就像被人當眾扒光了衣服一樣丟人。相比之下我們的演藝人員的確要瀟灑許多,套用王朔的話,「我是流氓(無產者)我怕誰」。 
  劉半仙的可愛之處在於當時還挺有一種想要建設點什麼的責任感與犧牲精神。那時離開北京的文化藝術圈,就是掙脫一種封閉、死舊的文化生態。我還記得劉半仙要去深圳卻弄不到邊防證跑來問我有沒有辦法時的情景。 
  深圳的上戲校友裡還有一個女孩叢容,是我畢業前夕在我的劇作指導老師陳加林先生家認識的。之前陳加林也是她的劇作指導老師,她的畢業論文就是創作一個話劇劇本。她總在提出自己的劇作構思,一出關於愛情的戲,根椐她對愛的理解與體驗。陳先生又總在否定她的構思,當然是根據他的社會生活經驗和戲劇創作經驗。她總要去他家,他們總要討論她的作業。她腦子很靈,有一天突然想到,這樣的情景本身就是她要創作的戲:愛的一次次被否定,被扼殺,所有的清純,所有的不合規矩,所有的不切實際,不再發生了。最終,女孩兒的「愛情」生活終於被理順,終於得到了承認,而其實早已不再是那個最初的「愛」,本真的「愛」。她的劇名就叫《愛的構想》,結構完全是開放式的,在上海人藝劇場演得很好。全校的學生都統一去看了,大家議論說這個戲的編劇是我們上戲出來的。很佩服的樣子。她後來分到上海人藝工作。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個城市(2)   
  在陳加林老師家,我們一邊喝著紅酒一邊談些話題,兩個女孩都有些相見恨晚的意思。出了陳先生家,她一定要我去她的人藝宿舍。我們躲在她的小屋裡嘰嘰喳喳聊了一夜,隔壁總有人在敲牆壁抗議,但我們依然不肯停下來,一直在說。都是些女孩們最隱秘的記憶與體驗。她的天真和率直,讓我一想到這丫頭寫的話劇曾轟動過上海灘,忍不住就要驚訝幾分。 
  後來這個叫叢容的女孩兒在深圳搞過一部電影,應該說那部電影在國內也小有影響,再 
  後來她成了深圳文化部門的小官員,我從北京這邊的報紙上看到對她的一次採訪,雖然想像不出她如今身為官員的嚴肅與成熟,但聽到她說,不管搞創作還是做官,她的心態都沒有改變,一直都是在從事一項文化事業,在為建設和營造深圳的文化氛圍做著事情。我就覺得她可能還是和以前那個與自己一起談心、一起逛街淘衣服的叢容一樣,是可愛和自然的。 
  那也正是余秋雨一直在倡導的我們應該有的文化生態。他並不喜歡把自己和學生都限定在一種生活模式裡,他嘴裡和眼裡的所謂「事業」總是一個更大的概念,往往是一項工程,這個工程是不斷變化和豐富著的。 
  許多上戲學生在這點上深受他影響,從思維到行動,都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余秋雨和上戲眾多校友本身的加入深圳,已經為新型的深圳文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色彩和活力。 
  一個城市,哪怕就是一個社區,文化人士的加入會為這一地區增色許多,無形中它的重量和價值也就會提升了。一些共同的志向與觀念,有時候還會像星星點火一般,不知不覺就形成氣候帶動全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我認識的兩個廣播學院的朋友突然就去了香港,後來才知道他們的一個院長去組建鳳凰衛視,「一根線上連著一串蚱螞」,帶走了一批廣院畢業的學生,一幫人把鳳凰衛視經營得有聲有色,感覺上既不同於香港的電視文化,更不同於大陸的那些個電視編排,說它打擦邊球也好,說它獨闢蹊徑也好,那都是因為大家有著相同或相類似的電視消費理念,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讓那隻鳳凰飛得那麼高,讓他們的鳳凰產業有了那麼驕人的成績。 
  我知道深圳人曾把「深港接軌」當作深圳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想要形成所謂「內地——深港——國際」這樣的開放格局。 
  而余秋雨,好像一下就站到了深圳這個最有希望成為中國文化橋頭堡的陣地跟前。後來也是在深圳,他更加遠離了內地的「文人」群體,更多和更加頻繁地接觸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界,他很快以自身的國學底子與現代理念征服了海外。 
  在深圳,他不僅走出書齋而且徹底拋棄內地「文人」圈,更獨立地邁向完全的現代化、國際化。後來,他還曾就深圳文化發展的前景有過一篇文章,引得少數的人議論紛紛,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這邊聽到的那些中式文人的不滿。他提出的「中國文化的橋頭堡」、「深圳學派」等概念,被看作是一時性起,是不謹慎。 
  我自己想,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等量級別下的對話,其中必有誤讀或者誤聽。人們以為的「文化」,和他心目中的「文化」應該不是一件事。人們大概以為守著幾座皇帝老兒家呆過的古城、擁有眾多歷代官方史料記載,就有了「文化」。 
  而他喜歡對我說,你一定要強調「人的文化生態」,要強調人對自己生態的自我選擇,這才是文化。 
  他是主動的,一如他一向的風格,而他們是被動的,將要淹沒的。 
  聽他說話和表述,常有這樣的感覺,在別人還停滯於表面,被現實中不斷繽紛而落的現象罩牢、糊住時,他的話語總像是對著鏡頭過來的一隻大手,越伸越長,穿過眾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個實質的核。讓你的心、眼跟著也要一亮。 
  他說經濟的發展與流通,將使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人來人往的流通碼頭,而現代文化非常關鍵的就是它的流通。如果沒有流通,沒有相互溝連的大網絡,文化就會處於一種粘滯狀態,僵死狀態。文化的高深失去現代價值,也就沒法煥發出來了。 
  「只有借助現代流通,文化才會成為現代產品」。他看到這些,並且會積極動作起來,以自身的行動去完成和證實,這令他總是超然於外,總要先行一步,也讓他時不時地會引得一些人不滿意。 
  我一直驚訝,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氣質,讓他會有許多與眾不同的彷彿突然而至的念頭,然後他會把這念頭拉入自己的語言構架裡頭,讓它穩穩地落在一個強有力的、厚實的、極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總是驚訝這個過程的轉換,突變,它們是怎麼樣實現的呢?一個人怎麼可以從那樣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達那樣的理性、深思熟慮?這應該是他自身最突出的個人魅力,是他總能征服談話對像、征服讀者的力量所在。這讓他總是大氣和寬廣,會讓我對他產生盲目的迷信,覺得他會在任何領域任何年代裡獨闢蹊徑,成為強者。 
  過去做他研究生時,熏染得多,我幾乎也快要有點這樣的意思了,但後來離開了學術的氛圍,完全放棄,就把自己放任為洪水氾濫凡事不過腦子的糊塗女人。 
  因為胸中有那樣超前的想法和認識,余老師對我畢業後選擇北京有些不以為然。他說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應該去廣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個城市(3)   
  我自己卻是一派懵懂。我總是對週遭大事、形勢變化不聞不問,一派漠然,更不要說會有什麼理性的見解與預知。對自己的未來哪怕是家居生活,也從來沒有計劃,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來也是想在南方開始一種更有活力、更加寬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廣州,在從廣東省藝術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學家途中,公共汽車上身邊擁擠著的男人的長相,突然令我對未 
  來的廣東生活心生畏懼。他們長得實在太難看了(請所有廣東俊男別太生氣),怎麼好去親近。 
  一個這樣直接的理由,讓我還沒離開廣州就起了不去那兒工作的念頭。我只有自嘲,稱自己好色,怕在廣東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畢竟「藏龍臥虎」。 
  對廣東和深圳的更進一步感覺,要等到十幾年以後的世紀末。因為深圳市委宣傳部要與國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電視片《中國博物館》,我這個總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師喝酒,在推杯換盞間「偷取」他腦子裡的博物館概念。片子在北京運作,但過關得在深圳官方。片子的進展,讓我對開放的深圳現代文化、文化人頗有好感;而北京這裡的種種波折,所謂文化積累的無限沉重,與現代文化發展趨向的格格不入,也讓我對余秋雨的生存狀態有了最直接的體會和感悟。關於要寫一本余秋雨的書的念頭,也是在那個時候跳出來的—— 
  我讓自己別太急,還有的是篇幅慢慢道來。 
  十幾年後,我和余秋雨老師在北京常見面,更多的時候他來去匆匆。 
  那天我們在方莊喝茶。本來說好我去賓館找他,他說他要介紹一位女編輯和我認識,因為他曾向她談起過我,引得那位女編輯起了興趣,想要看看這位讓余先生津津樂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約好大家一起吃中飯,我興致勃勃剛在余老師下榻的賓館坐定,女編輯打來電話說她的領導大人也一起來了,正在大廳。我馬上起身告辭,對余老師說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飯,尤其是當官的。他還是笑,放我一馬。我們一起進電梯,我跟他說一出電梯我們就假裝不認識。在賓館門口等出租時,眼睜睜看著余老師被一幫人「劫持而去」。 
  晚上他無意去三里屯喝酒,說去那裡的熟人太多了。也許怕再次冷落我?我只好讓余老師自己打車來方莊的茶館喝茶。我們總算又能一對一地聊天了。 
  我突然說每次見你你都是一個人。在北京,我幾次去找你,梅地亞,保利,中旅,你都是獨來獨往,然後——絕塵而去——對,就是這個詞,絕塵而去,彷彿大俠一樣——之後報紙上才有新聞報道,說你又在北京幹了件什麼,彷彿你正在這件事情當中,但我知道這事已結束,你已經在做另一件事了。 
  他自己也笑:總是這樣,有人就說我永遠在人們的射程之外,這有點好玩吧。 
  我看得出,他對自己的狀態滿意和自得,這是他理想中的狀態。 
  我有時會主動提起媒體對他的褒貶,他已談笑風生。既然已成公眾人物,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惡意栽陷,評說也就任由他人了。他依舊地我行我素,獨往獨來。 
  那次見面,他說第二天一大早在現代文學館還有一場演講,我問他哪裡組織的,都是些什麼人去聽。他隨意地說,誰都可以去聽,什麼樣的人都有。 
  這就是他的狀態,人在江湖,他卻有本事不讓自己身不由己。無幫無派,卻總是攪動一泓漩渦,自己又總在這漩渦之外。 
  就像北京總是一個平台,他喜歡在這裡展示他自己,卻從不讓自己深陷其中。 
  一次次地進出北京,讓自己的書一本本從北京這裡問世,撒向全國。 
  他的形象一次次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讓全中國的觀眾都記住了他。 
  他的影響和名氣太大,許多找他的人卻遍尋不著,不知他究竟身居何方。 
  偶爾也會有電話打到我這裡,又有人要找他參加某個活動,我總說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余先生他人現在在哪裡。我這個鐵桿學生,竟然也學會應對這樣的事情。 
  北京是什麼?北京是他需要時才出現和存在的一座城市而已。他完全可以選擇它的好處,迴避它的種種不足。他和馬蘭把家分別安在幾座城市裡,從不把自己固定在任何一處。這是他以自身實力最終為自己和家人選擇的生活狀態。 
  我眼裡的強者就應該是這樣的。 
  他的寫作與生活狀態,讓我羨慕不已,也讓我生活其中的北京變得愈加模糊。     
  吾師余秋雨(中)   
  第一次見面,他穿著條牛仔褲(1)   
  想好了是要按時間順序慢慢道來,可感覺總是不聽話,紛紛湧來,還有記憶。它們像跑道上的運動員,爭著往一條道上擠,讓我如此著急,總定不下順序。 
  那次我怎麼說來著? 
  我說現代作品應該同時描述一切,表達全部,我說我現在不喜歡文字表達了,它們總要 
  一個字接一個字地鋪擺開來,思想和情緒是單向流過來的,對於運載一次飽含生命原動力的最真實與最真誠的表述,它們太慢太朝著一個方向了。一段文字記錄下來,過程中已遺漏掉那些跑得最快最迅猛的。堵截到的,只是來得及捕捉住的。 
  我說我現在喜歡戲劇的表達,現代戲劇可以用整座舞台、整個劇場來表現,語言、肢體、燈光、音響,甚至多時空,所有手段可以同時表現情緒和感覺,最大程度立體化和多向性。我說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表述指向,在同一個瞬間裡潑灑出去,傳遞出去,我可以一下子裹挾住觀眾,擊中觀眾。這個過程一定既痛快有力,又美妙通暢。而文字相對戲劇,簡直就是力不從心,強拉硬拽—— 
  那是在研究生面試時,第一次見到余秋雨說的話。 
  所以記得這麼清楚,因為相對於後來自己對戲劇的放棄與撒手,這些大話更像一次騙子行騙時的天花亂墜。而余老師,因為最能感知這些話語,成為被騙最深的—— 
  不要著急,慢慢來。這是一隻鍵盤,這是一個一個的字的排列。沒有舞台了。讓自己一個字一個字敲過來,不要性急。 
  有人說你是余秋雨的學生,你每次見他都應該帶上筆,最好帶個小小的錄音機,把他的話全錄下來,整理出來就是一本書。 
  我哈哈笑,饒了我吧,那我們還說不說人話。 
  真的,那樣的事我不需要做,我只需去感覺。所有的話語只要我感覺到了的,即使不原話照錄,它的本質也會深植在我腦中,好像是我自己的了。 
  人們愛說些「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話,我卻總是不愛記東西。只喜歡那些感覺到了的。喜歡把書本上有感覺的東西變通為自己的,也喜歡把余老師的話變通為自己的。 
  聽說我要寫關於他的書,即使是余秋雨,也開始擔心我對資料的佔有。他不喜歡我用媒體上的那些東西。他說你不要急,我們還有好多事要做,我怕你寫不長。 
  我說我才不搞那些理性的把你作品分析來分析去的東西,我只寫我感覺到的,我看到的。 
  畢業離開上戲後,我們一直在通信、打電話,再一次的見面要等到深圳。 
  那次在深圳喝酒,他突然覺得好笑,說第一次聽到馬小娟的名字,竟然是在上戲的澡堂裡。 
  我們於是都想起上戲的澡堂。那年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端著個臉盆,裡面儘是些肥皂蜂花洗頭水什麼的,手裡還拎著裝換洗衣服的塑料袋,一路喊著「打油(洗浴)了打油(洗浴)了」,一路在澡堂看門人嚴厲的目光注視中分頭進入男女浴室。洗完澡回來的路上,會有男生故意問女生:「澡堂裡人多嗎?不多?不多那我也去。」 
  他說起他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寫澡堂的。他說多數小男孩的成熟可能就在進入澡堂的一剎那,滿目都是赤條條的男人,一定會被嚇壞,也一定一下就明白了什麼是男人。他還說起好多年前上戲的老教授在澡堂被工宣隊罰站,光著身低著頭一站就是幾小時,平日的學生們就在眼皮下來來往往。那樣的情形那樣的方式,真是太有戲劇性太有舞台感。 
  他的回憶讓我想起大學一年級時在南大女澡堂洗澡,看到我們的哲學老師(我們管她叫馬列主義老太太,她總愛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是螺旋式發展的」)的裸體,幾個女生回到宿舍就笑翻了天,總沒法把一個赤裸裸的身體與一堂嚴肅的死板板的哲學課聯繫起來。以後上哲學課,上頭一本正經剛開講,底下就趴在桌上一大片。現在的大學生恐怕都沒有我們那樣的幸運和愉快,可以看得到老師們的裸體。 
  滬寧一帶的男澡堂我一直沒有機會進去參觀過,據說是所有人泡在一個大池子裡,各搓各的泥,搓得滿池湯色,搓完後起來舀一瓢冷水,淋一下就算完事——聽著有點嚇人。我認識的一個北方男生抗拒了四年,結果就是躲在宿舍樓裡洗了四個冬天的冷水浴。上海有一家澡堂,門口赫然寫著「大觀院浴池」,每次路過看見那幾個字,想到男澡堂裡那嚇人的情形,都要笑。 
  共同的回憶一下把我們帶回到上戲時代。 
  在熱汽蒸騰、人影綽綽的澡堂裡,戲曲研究生司群華追著余秋雨,要說說他的一位大學女同學。余老師說那是他第一次聽到馬小娟的名字,在男澡堂裡。 
  我笑起來,想起那年自己寫信到處找導師的事情,我那時也算是「身心困頓」期,寫給司群華的信洋洋灑灑幾大頁,許多的思考、想法,還有情緒化,都在紙上,他說害得他上課、看書時滿腦子裡都是馬小娟信上的那些話在嗡嗡亂飛,莫名興奮。他一定也帶著那樣的情緒向余老師推薦我,所以才讓余老師有那麼深的第一次印象。 
  很久以後在上海的一次大型活動中,司群華看見嘉賓余秋雨,有點不太敢上前去握手,他怕余秋雨「貴人多健忘」,不認得他這個十幾年前的上戲學生了。可是余老師握著他手,開心地說我怎麼會不記得司群華,是司群華第一次對我提到馬小娟的。   
  第一次見面,他穿著條牛仔褲(2)   
  真該隆重地感謝司群華一下。 
  第一次見到余秋雨的面,在1986年春天,從南京到上海參加研究生面試。 
  之前的筆試在頭一年冬季完成,那些試題涉獵西方、中國藝術史上的所有領域與方面,還有中外文學生活的各個層面。並不生僻,卻又讓我感到不同一般。我知道這樣的考試,不 
  是任何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可以招架得住的,也不是任何單一藝術院校的學生能夠對付得了的。那些問答題,讓我筆底的文字滔滔不絕鋪天蓋地。問題果然來得和他的學術方式一樣,鋪開著一條寬敞的大道,讓我可以在上面伸展雙臂奔跑、歡跳。那是一年的跟跑之後,第一次在書面上向他作出回應,我幾次向考場老師要求加紙。筆完全停不住。 
  後來知道,這次研究生考試的範圍與方式,對上海戲劇學院的應屆考生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所有優秀的應屆考生,都在競爭中被淘汰掉。最終接到通知前來面試的考生,大多是接受過中國一流的綜合性大學教育的考生,他們不僅具備很強的文藝理論素質,同時又都是大學各類藝術活動與實踐中的中堅力量。我還聽說,一位滿腹經綸卻沒有接到面試通知的書獃(袋)子考生憤憤不平,把余秋雨的招生取向大大抨擊了一番。我在心裡說,倒霉的傢伙,你連自己要報考的教授的學術立場都沒摸著,還考什麼考。 
  那是在江南的雨季裡,司群華介紹我住在導演系一個南京女孩兒的床鋪上。那個小女孩熱情漂亮,落落大方,把我關照得很好,我倒像個小妹了。我完全蜷縮在自己的內心裡,木木地任由別人來安排、照應。陌生的環境,沒能從失敗中緩過來的情緒,加上一會兒一飄的雨絲,這些都讓我心神不定,恍恍惚惚,大多時間忘了圍牆外邊就是熱鬧的大上海。 
  我糊里糊塗跟在司群華後頭去上戲食堂吃飯,路上遇見未來的師妹們,她們早和在上戲讀書的老鄉嘻嘻哈哈打成一團,司群華告訴我她們也是來面試的,她們平時就常來上戲玩、看戲,和學院的老師學生已經很熟了,應該是上戲的准研究生了。我的心境更加一落千丈,倒不是非要考上個研究生,而是不想再回南京,不想再回南大。因為堅持要報考研究生,做事又總不留後路,系裡、教研室裡的關係都被我給搞僵了。南京成了我的傷心之地,失了愛,又失了長輩一樣「管教」我的中文系的「同事」們的關心,好似一條喪家之犬,整個人是渾渾噩噩的。 
  上海的雨霧,失了浪漫與迷離,全是看不見的秤砣,拉著我往下沉。 
  上戲陌生的小院兒,說不上喜歡,也說不上討厭,現在是我惟一的選擇,避難所。我沒地方可去了。 
  現在看那時的自己,像在看別人,22歲,一個形單影隻、消沉恍惚的小女人,被深深地陷在裡頭,不知道自己正處在每一個成熟女人都得經歷的過程中。 
  我就那麼等在紅樓那間教室的外面,被叫到名字的考生進去了。等他出來,我們馬上圍上去,拉住他問:「怎麼樣,怎麼樣?」大家都很緊張。出來的人裡,有的說「沒事兒,挺好的」,有人說「你要當心,他們問的問題很不好回答」,也還有的出來時還是一副懵懂樣兒。 
  我走了進去,先嚇了一跳,沒想到裡面有那麼些教授先生,坐了一堆。正前方獨獨放把椅子,給我的。簡直就是末日審判。我往那一坐,完全不知道誰是誰,不知道哪位是神交已久的余秋雨教授。 
  現在想我那個時候的樣子一定夠傻的,我從素有「大蘿蔔」之稱的南京來,又土又木,灰頭土臉;又剛剛失戀,還沒有新的男朋友,意志消沉,毫無光采。完全像只南京人嘴裡的「呆頭鵝」。我傻楞楞地坐在那兒,手腳僵硬,當初面對試題時的那般飛揚、張顯,消失殆盡。我看著自己的希望正在溜走。 
  直到一個聲音響起,我意識到這竟是一個對自己很熟悉的人。 
  我記得他問我還會不會接著寫小說,小說和戲劇有什麼不同嗎,又問我以後想不想試著寫戲。他還問我對「黑色幽默」怎麼看——前一天來參加面試的考生剛看過那出著名的話劇《屠夫》,我在當場完成的觀後記裡大談「黑色幽默」——這樣的問話,我的那根喜歡思辯和橫向比較的神經,一下就被激活過來。我暫時忘了自己的傻樣兒和處境,朝另一條路上去。我奇怪自己緊張到極點時會突然思路流暢,彷彿擁堵的洪水終於沖擠出了一道決口,奔騰而下。我腦子裡亮堂開來,一下又找回了冬天考場上的感覺。 
  同時我也知道,就是他了,這就是余秋雨了。 
  他比我想像的要稍稍年輕些,文氣些。戴副眼鏡,說話聲調平緩,不急不慢的。這種平靜和緩,與他文章裡的氣勢、走向,不太一樣。好比我,隨著思維的向前進,聲音總會越來越尖,速度會越來越快(用余老師的話是小娟的音頻很高),不太控制得住。而他卻始終是從容的,鎮定的。他的話天生就只讓別人激動,自己卻不動聲色。 
  最讓我覺得親切的,竟然是因為他當時穿著條牛仔褲,這至少在當時的南大是不可思議的——我的一位同窗就曾發誓,他找女朋友決不要穿牛仔褲的——所以我立刻覺得余秋雨這個人一定是非常隨意和好相處的。 
  整個的面試過程中,好像只有他在不斷地向我提問題。   
  第一次見面,他穿著條牛仔褲(3)   
  司群華告訴過我,他會喜歡我這樣對戲劇、美術、音樂各藝術門類都感興趣和有所涉獵的學生。他果真問我平時愛不愛聽音樂,聽什麼樣的音樂。我老老實實回答說,上學時最愛聽羅大佑他們的校園歌曲,現在工作了,開始迷上交響樂,最愛聽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每天都要聽。 
  這是真的,倒霉的我一邊要準備考試,一邊要和內心的軟弱與猶豫作鬥爭,那種年齡總 
  以為自己遇到了一輩子都不會再有的痛苦,這時只有貝多芬的《英雄》和《命運》裡那些雄洪浩大的旋律與氣勢,才能把我從水底打撈上來,拎將起來。難過得不行的時候,我會把那台雙卡錄音機放到最大音量,然後蜷縮在宿舍的一角,閉上眼睛,把自己扔進聾子貝多芬的波瀾壯闊中。那聾子在喃喃自語,在咆哮,我就跟著在他旋律的浪尖上漂流,翻捲,跟著他向上衝,向上衝,無限地擴張膨脹,直到全身心注滿動力與力量,以為無所不能,心志再不被困擾。 
  完全是靈光閃現,我跟第一次見面的余秋雨大談《英雄》和《命運》帶給自己心靈的洗滌,我說每次聽過貝多芬之後,全身心都像是歷經一場大雨的沖蕩,所有的軟弱、消沉洗劫一空,這時會神志清寧,心緒通暢。他果真聽得高興,完全不知面前坐著的「小騙子」哪裡有多高的音樂鑒賞力,不過是把貝多芬當作了鬱悶時的救命稻草,一味掙脫痛苦必須依賴的毒品。 
  他的身體略略前傾,眼鏡片兒在光線裡停留著,很認真地聽我表述。我接受到他的友好、親切與鼓勵。當我談到自己對文化與藝術的某種感覺時,他會誠懇地問我:「為什麼現在會有這樣的感覺呢?」他不像是在考問我,更像是在與我交談。我漸漸開始活躍開來。 
  我真把他當久違的交流對象,對他說流行音樂帶來的愉悅是表面的,已經沒法進入到自己的內心了,現在精神上更能與古典音樂相通和共鳴,聽起來也再不像音樂鑒賞課上老師引導的那樣,這段是快樂的,這段是憂鬱的,這段又開始緊張了,而是一種情緒的自然帶入,慢慢地就化入進去,融為一體。而事實上,我那時脆弱得聽不得流行歌曲裡的詞兒,一聽就傷感,就想要往下沉。貝多芬也好,古曲音樂也好,都是我的強心針或者迷幻劑。坐在那些教授們面前,與其說在談自己對音樂對藝術的感受,不如說是在變相傾遣當時的鬱悶、不順。但因為發自內心最真切的感受,又一直處在一種鼓勵的氣氛裡,臨時一發揮自我感覺還挺好的。 
  總之戀愛的失敗,以及和大學時的老師後來又都成為同事的人們之間同樣失敗的人際關係,這些挫敗感,可能讓我顯得沉靜、成熟,看上去更像個有點思想的人。而余先生友好、對路子的提問,讓我的身心放得很開,思路和語言的表達也越來越鬆弛。雖然做了一年的大學教師,但因為是留校,一直都沒能擺脫做學生的感覺,那時關於我所謂事業的未來、甚至戀愛、每天該幹什麼看什麼樣的書,哪個關心我的同事都可以教導幾句,我又不會裝假,最後弄得大家都對我很失望。我相信誰都有過走投無路的時刻,有時候,哪怕是一個再任性、再自以為是的人,在困頓、處處受挫的情況下,能得到別人的一點點支持和鼓勵,都會溫暖、感動得不行。複試中的交談,余秋雨和上戲教授們的親切、隨意,讓我的情感一下就投靠向他們,走出紅樓的時候,連周圍的陌生感都消減了不少。這樣的交流,余秋雨他們似乎並不在考核我有多廣泛的知識面,而更像是在試探我的感性與直覺。 
  我的感性與直覺,已經有一年多時間被壓制得不能動彈,應該說是上戲的氛圍喚醒了它們,那是一種群體性的瀰漫在整個上戲天空中的氣息,學生們感知的毛孔與觸覺張開著,年輕的生命在自然和自由中開放。所有老師的手裡都像握著根無形的鞭子,不是把學生往圈裡趕,而是一個勁地朝外面轟:去,去,去脫掉你的拘謹與膽怯,去張開你全部的感覺,到藝術的殿堂裡去呼吸,去飛舞!那是我這個一直處於嚴正肅穆的大學教育中的人一下就能接受到的不一樣,帶給我一陣陣的驚喜。即使不被錄取,我已從余先生他們友好欣賞的目光裡獲得了足夠的自信。 
  無論如何那都是一次轉機。 
  後來我從消息靈通的師妹那裡聽說我的面試分蠻高,但是筆試分裡仍有分數比我高的人沒有被錄取。她們說完全是余秋雨堅持要錄取我的。在她們眼裡,我完全就是余秋雨的「嫡系」了。 
  我一直都沒有想過要搞清楚這件事,尤其是問問余老師是不是真有這麼回事。在我這裡,分數本來就不是最重要的,並且分數還偏偏一直是我的一個「死穴」——上南京大學時我的總分就比不過班裡其他同學,以後我也就乾脆厚著臉皮對別人說,我混進了大學,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為心裡有那麼一個「結」的客觀存在,依了我的個性,竟然又對別的導師橫生出幾分疏遠與陌生,總覺得在他們面前有些氣短。而對余秋雨,除了覺得大家對路子,還平添了所謂「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進了上戲,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學術界、文化界早已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長十幾歲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學外語系進修,待我考入上戲,她又剛好在上海師大中文系進修。她的進修班同學年紀都與她相仿,他們是大學裡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他們都讀過余秋雨的文章,聽過余秋雨的講學。他使他們自覺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對他的學術成就充滿敬畏,對他活躍開闊的思維滿懷欽佩。同為教師,他們對他講台上的風度更是念念不忘。他們的集體表情,讓我對那個時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詞,有了最直接的認知。而我這個余秋雨的學生,一進入他們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歡迎,成為他們當中的寵兒。他們喜歡唱前蘇聯歌曲,他們喜歡帶我玩,他們喜歡和我討論外國文學話題。我還那樣,總不愛用教材上的那些語言,我用自己的話表述對西方文學的熱情和理解。他們都比我大十幾歲、二十幾歲,但他們喜歡我的話,他們看重我的思考。   
  第一次見面,他穿著條牛仔褲(4)   
  我想這多半都因為我是余秋雨的學生。   
  被稱作「秋雨兄」的導師(1)   
  上戲的學習和生活改變我許多。 
  一開始我們都被要求「打開」,導師們愛取笑我們這些來自正統大學的弟子們的內向、羞澀。就像現在電視裡的現場「秀」,我們被要求大聲作自我介紹,不要常規的簡歷背誦,要搞點個人魅力展示什麼的,害得我們每一個都漲紅了臉。 
  我還記得一位媽媽級的學友最勇敢,站起來就表決心,要如何珍惜這三年的學習時間,又說要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當時的系主任陳多先生聽得哈哈大笑,說你千萬不要當海綿,光把知識都吸進去了不往外吐有什麼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漲爆了。別的導師們也都跟著發出會心和善意的笑聲,原來他們全都受不了我們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師徒見面,導師們就顯示出一種集體性的不循常規的狀態,嚇得我們再不敢老生常談,卻又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表現自我的方式。這情景反倒比考試還難了。 
  類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學生那裡,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張嘴就來。那時凡是來上戲找我的同學或朋友,事後總要念叨一下他們所受到的「驚嚇」與「摧殘」:有時剛進了校門,身後就傳來親熱甜膩的聲音問「你來了?」正在懵懂中猶豫著如何回答好,另一個方向卻又響起一聲斷喝「滾!給我滾出去!」嚇得魂飛魄散之際,卻發現人家出聲兒的人壓根就沒拿正眼看你,人家揚著脖子從你身邊擦肩而過,嘴裡還在那「你來了」「滾出去」。原來這一切根本與你無關,人家正背台詞呢。有人嘴上不服,說我,「你這兒差不多就是瘋人院啊!」我說我喜歡他們這樣,在南大壓抑慣了,這樣挺好。 
  那時全學院只有一個傳呼電話,看門的師傅是蘇北人,誰有電話,他就在樓下大叫誰的名字。比如他喊「薩日娜」,舌頭轉不過來,就成了「殺人啦」,他一喊,樓上樓下的學生就都跟著喊「殺人啦」。殺聲一片。弄得周圍居民跟著亂緊張。 
  雖然我們還沒有表演系那樣的勇氣,可以在上戲的院子裡一邊走道,一邊旁若無人無比投入地念台詞什麼的,但在宿舍裡,我們早瘋成一團。 
  我們開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導師,還給他們每一位起外號。個子小小的可愛的陳多老師,我們背地裡叫他多多。研究中國早期戲劇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羅男老師,我乾脆給他取名熊老師——有一回夏嵐衝進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開打,原來她迎面碰上這位丁老師,時空沒能及時切換過來,一聲畢恭畢敬的「熊老師」,把丁羅男喊得一頭霧水。至於余秋雨老師,我們親熱地喚他「秋雨兄」。又因為我和余老師最對路,他有時還被稱作「你的秋雨兄」。 
  這樣的事在上戲的男、女生宿舍裡大概上演過一輪又一輪,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點學生對教師們的親疏與取捨。有一回一個進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們因「分贓不均」,還為這樣的事吵將起來,結果鬧得「閨房密語」「寢室臥談」統統都給抖落了出來,弄得那些被暗地裡「瓜分來瓜分去」的老師們全都哭笑不得。 
  年齡相當,人又隨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爭搶」的重點。後來大家把這事當笑話講,余秋雨自己也搖頭,覺得整樁事件秘密部分還挺可愛挺好玩的,不過後來演到公開部分,就太認真太不好玩了。看來他還是喜歡被女弟子們「認領」「支派」,喜歡這種遊戲般方式下的明朗、認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頭巷尾的飛短流長,他可不欣賞。 
  後來台灣美女肖薔說她在敦煌拍戲太苦,只有讀余秋雨才得以熬過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灣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傳來,他開心地在電話裡和我談論這些事,問我聽說沒有。我說聽說了,報紙上登得到處都是。他呵呵笑:這真是太開心太高興了。 
  有次我當著他的面一激動,差點也沒把我們宿舍的「黑名單」交代出來——當然為了師妹們的面子,還是「理智」戰勝「衝動」,「打死也不說」,免得把一段愉快、調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沒趣了。 
  那時的余秋雨竟然從沒來過我們這幾個女弟子的寢室,好像也從不主動找我們。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爭搶」事件給嚇怕了。對待這些感性十足的「戲劇女人」,也許躲得遠一點為妙。 
  研究生宿舍夜間沒有熄燈一說,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飯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幹活。有時門外會響起敲門聲,我們要麼不予理睬照睡不誤,要麼被敲煩了,便齊齊地大吼一聲「誰!」門外立馬靜如死水。但願這樣的情形之下,不會有那個「秋雨兄」。 
  倒是經常在課間、在校園碰上後打聲招呼,卻又能感覺到他對這幾個女弟子的近況瞭如指掌。像誰總愛跟誰一起玩一道逛街,誰又在跟什麼人談戀愛了,誰又不見了蹤影,他總是有數的。 
  那時上戲後面的華山路幽幽靜靜,不寬的小馬路上,完全被高高厚厚的梧桐樹葉遮掩住,臨街少有店面,一些花園洋房藏在圍牆後面,不露聲色。只有一路公共汽車來往,到了華山路,上下乘客都要減少。我們沒事就在路上閒逛,到前面的小麵包房去買法式麵包吃。還有靠近衡山賓館的一家外貿店,差不多快成上戲男女學生服裝專供處了,凡是有新到外貿服裝的日子,就會有上戲學生在校院裡傳播消息,愛買衣服的人就一哄而上。   
  被稱作「秋雨兄」的導師(2)   
  還有淮海路、華亭路,都是愛去的地方。 
  經常逛得精疲力盡回來,走在華山路上,吊而郎當的樣子,碰到秋雨兄,便會做賊心虛起來,乾笑一聲,逃進校門。倒是秋雨兄,總是老熟人一樣,問聲:「咦,又是你們兩個人啊?」或者說:「穿得這麼漂亮,去哪裡玩了?」 
  其實我們都清楚,以他的風格,他不可能會批評指責我們逛大街消耗所謂大好時光,只要帶著腦袋帶著眼睛,上哪兒去碰上點事都不會是白碰上的,都會是有收穫的。只是我們自己,因毫無建樹,總有些不那麼理直氣壯。 
  在上海跟著師妹們,我學會了逛街。上戲離淮海路和華亭路很近,出了後門悠悠地穿過那些兩旁儘是小洋房的窄馬路,就到了華亭路上的服裝攤。在華亭路上我們學會了跟賣衣服的上海人討價還價,我總是看中一件衣服,便躲在師妹的身後,讓她們用純正的上海話殺價,好像鄰里拉家常。 
  上海的小青年從來不會捨得和女孩子翻臉,價殺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挑明了說:「阿拉曉得咯,儂是上戲的學生,儂上戲學生在阿拉咯買衣服咯許多咯,阿拉勿會多要儂錢咯!真咯!」 
  到華亭路買衣服的除了一幫一幫的上戲學生,還有不遠處音樂學院的學生,還有不少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老外。本來上海人穿衣服就有點講究,到華亭路上去買衣服的,一般更不會有穿得太傻的,光是買衣服的人自己各自的衣著,就已經在相互影響著。那裡也是大多數上戲學生彌補和完善服裝審美感覺的現實課堂。 
  學校就那麼小,誰今天穿了件特別點兒的衣服,都會遭到所有人的激賞。有一回在華亭路買到一雙很特別的小涼鞋,平底,就那麼幾根小帶子,簡單大方,露出十隻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小腳丫。走到宿舍門口,立刻被坐在門口閒聊天的男生盯牢。雙腳都走出那束聚光燈,又聽身後一聲由衷的讚歎:「好一雙香港腳啊!」 
  我們還喜歡結伴去逛城隍廟,吃上海小吃,每一次都撐得發誓下次一定少吃幾樣。我這個人不認路,經常糊里糊塗和師妹們在大上海的許多角落裡亂竄。印象當中,正是從上海開始,我愛上了在大街小巷裡遊蕩,在處處都是市井之聲的人群裡轉悠。 
  說實話,那都是平時導師們縱恿的結果。 
  導師們總是鼓勵我們走出校門,不要我們成天圈在宿舍裡,生怕書本與學問會磨鈍我們對生活、對生命的觸覺,會磨滅我們對週遭事物的熱情和感覺。他們總是說一定要轉變過來,你們現在是在藝術院校,是在讀藝術,再不要做書獃子、老夫子了。 
  陽光明媚的日子裡,表演系的男生女生會坐在院子裡曬太陽,擺著架勢,順帶也展示一下他們的美貌與青春。而這時,無論碰上余秋雨或是別的導師,都會體恤地勸我們:多好的太陽,出去走走吧,別悶在屋子裡,去把大上海好好地看個夠,去城隍廟逛逛,去外灘走走。 
  即便是穿了件漂亮的衣裳,也一樣會得到導師們美學上的肯定和誇獎,那種時候真的是很愉快的。 
  被我們稱作秋雨兄的余老師,整個人和學院的氣氛也很融洽,身上沒有學問做大了的沉重,總是穿條牛仔褲,隨隨便便地走在學院的小花徑上,一路招呼過來。 
  2002年初,余秋雨剛結束「千禧之旅」回到國內,有記者傻乎乎問他:「有好幾個女主持與你們同行,你太太會不會反對?」我偷著笑。他們真是對余秋雨不夠瞭解,你想在上戲當老師,在上海在全國做戲劇搞講學,他身邊什麼時候少得了女性,少得了美女,居然問了這樣幼稚的問題,拿去問那些書齋裡的老學究,可能比較會讓他們有反應。 
  學院裡的漂亮女孩多多的,他對誰都親和、友善,一點不死板,但總是在一個度上,不會有親暱、慫恿之態,這一點搞得倒有點太像「靈魂工程師」。即便如此,學院裡的眾女生也愛拿他隨意的一句話一次舉止太當真。記得一位本科小女生,大概是她媽媽與余秋雨認識,托余秋雨給她女兒捎過東西,這就已經招得班裡的小女生們嫉妒了,偏偏這個不諳「世事」的女孩兒,還對人說她媽媽跟余老師說她是上戲校園裡最有味道的女孩,結果這個倒霉的小女生一下成了全班女生的死敵,從臉蛋到身材被大家批判得一無是處。本科女生們在澡堂裡哇啦啦跟我說這事時,我聽得好玩死了。心想「秋雨兄」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就把一個小女孩給「害慘」了。 
  或許是在美女堆裡呆得太長,各種各樣的美人見得太多,他對女性,反倒是怎麼看也總能看出點對方的「美」來。這也有點「大師級」的味道。好比我,看俊男就是俊男,看醜男,肯定也只看得到他的醜。但他不,他總是能看到她們獨特的那一面,會說那個女孩子是漂亮的可愛的,再不濟也是蠻有意思的。就像他也愛對人說馬小娟是個「美女」一樣,人家一看,哎呀也不過如此嘛。 
  那次和他一起坐車,派來開車接他的是位女性,我這個笨學生身為「中間人」,都沒搞清楚她是什麼科長處長或是專職司機,更不知如何向余老師介紹她,就乾脆「裝死」,什麼也不說,只當她這個人不存在,反正一會兒就到目的地了。倒是余老師,怕她被「冷落」,又怕她太拘束,主動和她搭起話來。肯定不會問你愛人幹什麼的這種土人才問的話,他誇她開車很瀟灑,說女人開起車來,比男人還要瀟灑。我發現那個沉默的女人,一下就被誇得愉快了起來。再看她開車的架勢,的確也透著些許的果敢利落。   
  被稱作「秋雨兄」的導師(3)   
  他對女性,有一種非常寬厚的欣賞,不知用「慈悲」是不是準確,大概也就是這麼個意思。反正在他那裡,沒有一無是處的女人,他懂得欣賞不同的女性身上不同的層面、不同的風采,並且有本事選擇最合適對方的詞彙表達他的欣賞,聽起來自然、貼切,又叫人開心。 
  看看他《千年一歎》《行者無疆》裡的女主持、女夥伴,在他筆下個個都是美美的,自信十足的,真個是各有各的神采。 
  由他編劇的黃梅戲《鞦韆架》在北京演出,剛散場回家,他和馬蘭在電話裡問我怎麼樣,我也不知自己怎麼搞的,想都沒想,就說我覺得它有點女性主義啊。 
  余老師一下就愣了,沒接上話來,或許一下也不知我這是從何說起。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可能是因為他為妻子馬蘭量身定做,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在裡面;也可能是因為有一個「女扮男裝」的貫穿線在裡頭,我一邊看就一邊意識到了台上那種女性與女性之間的親密與互助(決不是紅娘幫襯著崔鶯鶯搞張生的那種營生,那種需要借助別人來安排的偷情,晦暗又曖昧,毫無浪漫可言,卻經常在戲曲舞台上被渲染得一波三折,簡直受不了),我能感覺到他對古代生活中女性可能擁有的另一種生存方式的美好設想或者願望,他完全從女性的這邊出發,從女性的理由,去發展戲劇情節。而男性在整齣戲裡,是在女性的後面的,是需要女性去成全、去救助的。它會讓我突然意識到,在古代生活裡,眾多靈氣十足的女性,她們是被集體地、無聲地埋進了一個看不見的大坑裡頭,叫得出名的也就是李清照外加幾位名妓。也包括現在,我經常會在一個虛張聲勢、自以為是的男人身後,驚訝地發現一位清秀聰穎、泰然安適的女子,她可能不是什麼處長局長CEO,也從不寫東西發洩自我扮美女作家,但你會對她一見如故親親切切,並且知道,她內在的光芒早已覆蓋了她前面的這軀酒囊飯袋。這些是我看別的戲曲時從來沒有感覺到的。 
  現在我想,這會不會也是他對待女性一貫的寬厚、體恤態度的不自覺流露?它也許不是《鞦韆架》想要傳達的本意,但一下被我說出來,真有點不著邊際。 
  在上戲,男弟子喜歡傳揚余秋雨最近又露了點什麼新說法,女弟子更愛議論他最近又做了點什麼事情,很在意的樣子。 
  有次在校園相遇,余老師突然問我,馬小娟,你爸爸是馬正太呀?他的樣子還帶點小小的驚訝,好像對我又有了什麼新發現一樣。就像現在有人問我你是余秋雨的學生呀? 
  我心裡一下就樂了,沒想到他問我這話,心裡猛得意,嘴上反應卻慢,不知怎麼回答,便朝著他傻樂。 
  我的老爸在我們那個省裡算是文化名人了,搞得我上小學、上中學那會兒經常招來老師和同學的羨慕與好奇,心裡沒少虛榮過,尤其是男生們投過來的目光,受用得很。不過一上大學出了本省,我就把這事兒忘得光光的。大學裡也沒人知道我的這點「光榮史」,那些搞當代文學研究的教授們,目光都盯著「巴、老、曹」,再不濟也是趙樹理,像我老爸這樣的自然進不了他們的視野。沒想到跑到上戲,還是余秋雨主動提起我老爸,那麼直接,還那麼愉快,搞得我好不得意,重溫了好幾天早年的虛榮。 
  當時體操運動員童非的姐姐也在上戲進修,他們的媽媽潘鳳霞是著名的贛劇表演藝術家,和我老爸是熟人。童姐姐聽余秋雨這麼一說,也把我和我老爸對上了號,免不了一頓吹乎,搞得一位爭強好勝的小師妹好一會兒緩不過勁兒來,嘀咕說搞半天你們都是名人之後,連秋雨兄都知道啊。 
  搞得大家都想在「秋雨兄」心裡多加點份量似的。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1)   
  「如果問我,我們學院的研究生群在業務素質上還應該增添一些什麼,我的回答是:首先還應該大幅度地增添創造意識。」 
  「離開了創造,就不存在一種真正的研究。」 
  「秋雨兄」總是那樣穩穩地坐在講台上,慢慢地和我們聊。 
  我毫無坐相,身體趴在課桌上,一臉平靜。 
  滿腦子的喧嘩是無聲的。 
  我總在逃學,東遊西逛,難得坐下來安靜地聽課。 
  她們也給我取外號,叫我「馬小痞」,弄得我畢業後給她們每一個寫信,最後落款總是一個大大的「P」。 
  那時學校認識我的女生都知道我的外號,有回樓下舞美系的小不點兒順著窗戶往上喊我,喊得急了就聽不見中間那個「小」字了,再喊得急了,就讓人聽成另外兩個字,終於惹得樓下表演系小樓裡一位女教師大罵:「這是誰呀?這麼不要臉!」我們半天才想明白怎麼個「不要臉」了,一下就笑翻了天。大家反覆地念那三個字,越念還真越像那兩個字。從此沒人敢大叫我的外號,免得再挨罵,再「不要臉」。 
  我那時很牛的一點,是在南京大學工作過兩年,每個月都比別人多領到「好多」錢,讓師妹們眼紅得不得了。我不僅可以多買書,還可以多買零嘴,在華亭路上的小攤上多買幾件小布衣,高興得很。那時宿舍裡的人愛跟著我把人民幣叫得咬牙切齒的。那完全是假裝瀟灑來著。太不把錢當回事,是因為那時太沒錢花了。 
  這時沒有任何人禁錮我的思想與行為,我感到自己比在南大時更加有力和強大。我是說那種思考問題時的力量和強勢,它們會朝著一個方向擴張和奔走。思考的成果,總帶來莫大的欣喜和膨脹。 
  但不知為什麼,我的手並不勤,我沒有再現這些成果的衝動。 
  我愛說要有台那樣的機器多好,它可以根據你腦子裡的電波什麼的,記錄和翻譯你的思想。 
  我沒有聽從余老師的話,沒有多寫文章,也沒有給自己制定一個完整的創造計劃。整個的人是靜態的,沒有人看得見腦子裡那些奔流不息的火花。 
  更多的時候我喜歡胡說八道,不愛正兒八經討論學術。 
  那是一些幸運與幸福的時光。上戲的紅樓裡,永遠總是飄揚著琴聲和歌聲,還有表演系的台詞聲。隔壁幾步遠的教室,也許舞美系的學生正在靜靜地描摹著人體模特。好像只有我們的腦子才在思考,才在運行之中。完全是一幅動靜相輔、形態各異的長卷。 
  過去在南大時,教學樓裡總是安靜的,晚上總像是透明的燈城,遠看過去是空的,鴉雀無聲。裡面卻容納了上萬名埋頭苦讀的學子。在南大讀了四年大學我從沒上過晚自習,主要是上晚自習的人太多根本佔不到位子,很多人都是下午就去占座位,搞得很累。我不喜歡。 
  上戲的紅樓晚上看書的人很少,差不多是空蕩蕩的,我已習慣在一片「戲劇的氛圍」裡晚自習。看書累了,踱出教室,沒準哪個班裡就在排練小品,又吼又叫的。站在門口看看,歇歇眼睛,放鬆一下心情,很好。天性散漫的我很喜歡紅樓的氣氛,喜歡晚上在紅樓專用的教室裡看書,喜歡和隔壁本科班的小女生聊天。 
  十幾年後我在北京讀余秋雨的《長者》一文,裡面寫到他十六歲時報考上戲、在上戲讀書時的情景,還有他班裡的那些同學,感覺裡就又出現了上戲小院兒特別是紅樓裡飄然的氣息。他說他高考那年首先想到的是決不能報考名牌大學的中文系,我看得會心一笑。他說自己同時考取了一所軍事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結果是上戲搶先一步拿走了檔案。他自己跑到上海市招生委員會,想要回檔案去讀軍事學院。委員會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力先生,他耐心聽完余秋雨的申訴,用一種宣判式的語調對他說:「我們國家打仗的時間太長,軍事人員過剩而藝術人員缺乏,你應該讀藝術。」於是他和眾多優秀的、無意於名牌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成了上戲的同班同學。可惜他們那個時候的課程太差,談不上什麼藝術。 
  「專業課叫『劇本分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後是中國的《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驚異的是所謂分析只講解思想內容,猛一聽全部都是政治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認為上海戲劇學院以一種『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於是整天憂鬱。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幹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個學習的機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範的,一抄之下便大驚失色,對學習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打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 
  學院似乎沒給他留下多少求學的美好記憶,他們那一批學生很快去了農村勞動。我猜他的理論基礎和藝術感覺,更多地來自未來歲月裡的自學與參悟。和他那時的學習條件比起來,我們這些後來者真說得上是幸福了。 
  校園裡的實驗劇場,那時是上海最好的藝術劇院,隔三差五就有外面的人想看都看不到的演出,印象中好像那個時候所有來上海交流的外國文藝團體的演出都在這裡進行。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2)   
  來看演出的儘是留在上海的老一輩藝術家,還有新近冒出的新銳藝術人才。像白楊、秦怡、張瑞芳幾個,就像隔壁鄰居一樣,有好的演出就來了,惹得上戲的學生們在劇場裡總要引頸眺望。那種日子,總是上海文藝界的名流紛紛出動的時候,演出前的幾十分鐘裡,隔不了幾分鐘就會有一點小小的騷動,一定又是一名大家都熟悉的名士進場來了。劇場裡高朋滿座,我們這些小字輩也深陷其中,有點耳濡目染的意思。現代戲劇的概念裡,演出應該是由演員和觀眾共同來完成的,我們總是與上海最好的觀眾在一起,劇場裡暗中湧動的審美熱情 
  ,也帶動我們作出相應的反應。每一場觀摩,都成為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藝術活動。 
  當然受益更多的還是來自觀摩內容本身,雖然許多的演出走馬燈一樣,一場接一場,有時看得今天忘了昨天看的了,但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卻早在發生著,還有的會潛伏在我們的身體裡,突然有一天就爆發出來。 
  上戲的課都安排在九點以後,完全不像別的學校那樣冬天恨不能天沒亮就進了教室。即使這樣,多數時候紅樓裡的學生還都在盼著第一堂課下了後去買兩個包子來果腹。每天食堂都會準備熱騰騰的包子,等著這些飢腸轆轆的懶學生。大家一路啃著包子一路回紅樓接著上第二堂課,嘻嘻哈哈。表演系的對我們一般都是「敬而遠之」,因為我們正在聽余秋雨的課,在他們眼裡就高深得不得了了,好像我們吃包子也要吃出思想來。 
  我們的教室是敞開的,誰都來去自由,卻少有別的系的學生來聽講求學的,倒是聽說有我們的男研究生假裝走錯教室,就為看一眼人家脫光了衣服的模特兒。 
  偶爾會有陪研究生男朋友來聽課的真假美女,但聽著聽著就沒了人影,不知是聽不太懂,還是對教室裡的「氛圍」感到了壓力,反正是沒有能堅持得下來的。有幾次我瞥見過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聽余秋雨課時的表情,就那麼一直朝著他的方向伸長著脖子,臉上一直在開放著愉快的、一成不變的笑容,弄得我反倒聽不好課,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樣時間長了虛脫過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講不好課。好在「秋雨兄」也是見過世面的,又何況在上戲的院子裡好歹也「混」了幾十年,什麼樣的美女什麼樣的表情沒見過,自然是「處變不驚」,該怎麼上課還怎麼上課。 
  在我這裡,「秋雨兄」的授課,有些像針灸,話語一下一下的,刺激過來,令大腦中的眾多神經啟動開來,思緒飛揚。那些日子,一旦陷於內心的思考當中,那些話語竟然都是以余秋雨的聲音出現在腦子裡的,它們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余秋雨的聲音的。聽課時的專注與癡迷,幾近中毒了。 
  我現在很想念那一大本被我絕情賣掉的課堂筆記本,我想重溫他究竟講了什麼,想看看自己記錄下來的那些話。我更想把它們展示在這兒,讓更多的人讀到它,領略它。可惜已不可能了。我對自己惱火,那些賣掉的書可以高價買回來,那些智慧的火花,再難收集。 
  我曾愉快地讀過汪曾祺的《蒲橋集》,裡面有一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寫他聽沈從文課的事情。他說自己從不記筆記,所以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他幾乎全忘了!他說他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上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後來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他說如果他把沈從文講課時的精闢見解記下來,也可以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的書。「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老頭說自己。我有時也愛玩鬧著設想,如果那本聽余老師課的筆記沒被我當廢品賣掉,如今一整理,是不是也可以出一本《余秋雨論藝術》?真是可惜! 
  我只有極力去回想。 
  太奇怪我一點想不起他課上講的內容。他從不強調他的重點,也不帶任何的手勢,總是平靜地表述著,好像拉家常一樣。 
  記住的只有聽他講話時帶給的感覺,腦子裡一亮一亮的,總有驚喜。我估計我記在本子上的東西,余老師自己也都不記得了,很多是他游離出去的那些例子,他對藝術作品中情節和人物的感覺與感悟。我喜歡聽他那些最直接的審美體驗,總是與眾不同。他的藝術感覺和悟性,好得讓我這個學生只來得及追隨。記錄下來,完全因為情不自禁。好些作品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記住的只有當時腦子裡那麼一激靈的感覺。 
  那是聽他課時最大的收穫。和看他書時又不太一樣,看書是被他開闊的思路席捲,聽課時我思路卻總是懶散的,有一搭沒一搭,本子上也不記什麼一二三,只是跟著他一路東看看西瞧瞧,到了緊要點張大了眼停下來時,一定是他講述那些觸動他感覺的作品的時候。他的聲調還是那樣不緊不慢的,眼鏡片還是那樣平靜地停在光線裡,但他的那些純屬個人的審美體驗當中,有一種好得令我驚異的第一感覺。就在他平靜地敘述著自己的感覺時,不知不覺當中他會把這感覺提升至又一個讓我更加驚異的理性概括。他總是能迅速把自己由一個充滿靈性的觀眾突然就變身為一名智慧的藝術評論家。我在下面聽著,惟有驚訝和佩服。因為他從不提高自己的嗓門,或者多加一個激動的手勢,聽的人只能在不知不覺中被他的話牽引,等到了柳暗花明處,大驚失色,不知自己是如何從「山窮水盡疑無路」中出來的。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3)   
  難過的是我現在一個也想不起來。 
  他教我獨特的看問題的角度。 
  他教我不一樣的表達自己感受與觀點的語言。 
  他什麼也沒有教我。我卻總以為自己受他影響太深。 
  有一天又是逃學半個多月返校。有一陣子沒有聽到余老師的課,就問宿舍的師妹,最近「秋雨兄」又有什麼精彩言論我沒有聽到的,要求她們說來共享一下。 
  剛剛滿腔熱情給我介紹了一個男朋友的師妹對我有氣,說有啊,最近「秋雨兄」專門就你的問題發表講話,要求大家學會拒絕,學會說「不」。「躲是沒有用的!並且是不負責任的!」她說。我當然不會信她的鬼話,但也基本知道她話裡的意思。我要求她展開些,不要對「秋雨兄」的語錄斷章取義。 
  她告訴我,「秋雨兄」在談到人性的弱點時,舉了一個例子,關於拒絕和及時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說人有時會迫於一時的情面或其它各種理由,答應、承諾某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願做的事情,接下來,就有得他自己痛苦的,他會陷入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耐煩與後果裡,最終往往不僅自己的生活被攪亂,而且還四處不討好。要避免這樣的境地,惟一的辦法,就是學會拒絕,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猶豫地大聲地說出那個「不」字。像我們這些研究生,正處在創造力的最佳時機,精力和時間都是金貴的,一定要把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瑣碎過濾掉,把那些不必要的、尤其是自己根本不願參與的事情擋在外邊。也許第一次第二次很難,但堅持下來,其實非常容易。慢慢地,別人也就適應你的這種作風了。 
  我說好了,「秋雨兄」要是早點說這話,我就不會犯錯誤,也不會害你生這麼大的氣。師妹依然不解氣,拿話刺激我,說那位我不給他面子的博士後氣得點煙的手都在發抖,現在已經準備回老家現找一個准老婆,半年後結完婚就帶去英國。我大喊怎麼改英國了,不是說去美國嗎?早說呀!我一頭扎進被子裡,作撕心裂肺狀:哎呀呀我好悔啊,我要出國,我要去英國,我做夢都想做英國老婆!師妹跳過來踢我:馬小痞,你不要再裝死了! 
  可不是,因為一時的軟弱,可憐的我已經嚇得在校外躲了半個多月,又漏聽了多少「秋雨兄」的精彩言論。他會把很小的事、很簡單的道理說得通透見底,不留餘地,讓你沒有理由去猶豫,沒有理由不採用強有力的行動去實施你的決定。 
  余秋雨舉的這個人性的弱點的例子,可能每天都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就經常陷入其中。我相信也同樣會經常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定是教訓太多,才會跟自己的學生鄭重其事舉一反三。最要命的,這種事更多會發生在「善良」的人身上,所以這裡頭還有一個跟自己作鬥爭、戰勝自己的隱性過程,不是每次都能順利闖關。 
  那樣的時候,總是為自己苦惱、煩躁。不過經他那樣挑明白,你會覺得真的,這有什麼難的。一些很簡單的事,總是被我們自己羞答答越搞越複雜,後患無窮。 
  再有類似的事發生,我總想起他說的,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猶豫地大聲地說出那個字——不!有時忘了,或是環境與情面佔了上風,讓自己陷入那幾乎是沒完沒了總也結束不了的麻煩裡時,就會在心裡對自己喊:結束,結束,現在還來得及,只要說出那個字。 
  他的話很多時候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這讓我省去很多麻煩,丟掉許多包袱,過得更純粹和簡單。 
  他還說要讓別人適應你。這話經常被我拿來做自己行為的支持、支撐點。 
  這也讓我經常看上去有點牛,雖然這種「牛」也經常要帶來些另外的結果,但你不把這結果當結果,也就無所謂什麼結果了。 
  在他給我們推薦的書裡,有一本房龍的《寬容》。 
  所以記得這樣清楚,因為我當時不懂他為何要推薦這樣的一本書。肯定不是因為書名,也不僅僅是因為文筆。可我這個學生從頭到尾翻了一遍《寬容》,只彷彿又上了一次速成的人類思想發展簡史,除了覺得它文筆活躍,並沒有看出別的什麼名堂來。以我那時的年輕氣盛與褊狹,我對書中通篇瀰漫著的「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並沒有真切、到位的感覺。它其實根本不是一本通俗說法上的歷史書,房龍的興趣並「不在研究史前歷史」,而余老師叫我們看的本意,也不會是要我們再速成一次「人類思想發展史」。 
  十幾年後,我看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喜歡得不得了,到處向人推薦,最後發展到強迫周圍的人看。我說那些搞中國歷史的人全都一頭鑽進故紙堆,沒得連根頭髮都找不見,我還從沒見過有人這樣談論中國歷史的,我太喜歡了!求求你看看這本書,你不可能不喜歡的。以後,見一本黃仁宇的書,會撲過去瘋讀一本。購齊讀完了大陸版的所有黃仁宇著作,包括他去世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算是個「黃迷」了。起先甚至不知道黃老已是九十多歲的老者,一度起了要去美國做「黃大哥」學生的念頭。最大的收穫,是讓在許多時候對「中國歷史」總扭頭而去的我,重新對中國歷史有了巨大的興趣。我一下從歷史當中跳了出來,看見了歷史裡那麼多鮮活鮮活的生命體。我開始學著黃仁宇的方式,看中國歷史,談論中國歷史。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4)   
  現在想,黃仁宇的方式,與房龍是一致的。我後來又翻出房龍的《與世界偉人談心》(書名起得不太到位)再讀,他們無一不是以二十世紀人本主義的態度,去體貼和談論歷史中的人。重要的其實不是文筆,而是角度,是敘事的方式和態度。同樣的一次歷史之中的事件,如何來表述它,這是主要的,是你自己的,就像余秋雨後來的散文。 
  一直記得余老師要我們好好讀《寬容》,也一直記得自己這惟一的一次沒有與他到達一 
  致。讀研究生,其實更多的時候導師也只是指一下路,要靠自己去悟的。導師不會像中學、大學裡的老師,會逐篇逐句講解點什麼。因為平時對余老師的話最有感覺,那些能夠接受和共鳴的,早已變通和擴張為自己的,就連那些暫時沒能跟得上的步子,也一直會留一個清晰的影子在記憶的底版上,隨時等待沖洗擴印。很多東西,即使當時沒有意識到、感悟到,但他說話時的口氣和背景,還有自己的感覺,總會保留在那裡,某一天時機一成熟,結果就會自己成像並顯現。 
  沒想到他一再提到的要讀《寬容》、而自己又不能領悟其中意義這件事,成為了一個結,要等到研究生畢業十幾年後才解開。這一解開,又不知是因為積壓的歲月太長,還是房龍親辟的這條學術之路風景實在太怡人,我竟發現,其實長久以來自己喜歡和有感覺的人與書,有許多早就在這條線上了。是再一次的暗合。 
  總說自己與余老師之間,並沒有學術體繫上的傳承,但是很多時候,我感覺得到師徒間的一拍即合,或者表述上的默契。就像他十幾年前就看重房龍,我十幾年後喜歡黃仁宇,他們在學術上都是違背傳統的史學研究方式的,他們都喜歡以現代人的目光去打量那些死去和消亡的人與事,找一個角度,覓一處入點,用自己的語言去表述。他們總是盡量地客觀和公正,不輕意作出評判。這一切剛好用「寬容」來定義,再貼切不過了。 
  而這正是余秋雨一貫堅持的。 
  那時我卻年輕得不能領悟這許多。 
  我只抓得住那些我感覺到的,那些我的內在也存在著的。因為它們早已潛伏在那裡,余老師的點撥,只是激活和驚醒它們,使它們得到了擴張、膨脹。 
  我看不見那些我沒有的,感覺不到那些我暫時沒感覺的。 
  那時全身心彷彿都浸淫在尼采、薩特的哲學氣質裡,特別能接受和感應到余老師話語及文章當中那些強有力的思辯與句式,它們總是充滿著一種居高臨下、勢如破竹的力量,會迅速地激盪你,裹挾你。有時我甚至搞不清他後來在《千年一歎》《行者無疆》裡展示出來的舒展、平緩,是早先被我忽略掉的,沒能及時感覺到的,還是他自己也歷經時間的沉澱確立下來的另一番從容不迫。 
  文如其人,余老師的形象,其實一直和《千年一歎》《行者無疆》裡的余秋雨更加吻合。 
  沒有課的日子,也能看見他拿個飯盆,穿著牛仔褲,去學院的食堂打飯吃。上戲食堂的餐桌和小圓凳是連體的,好像遊樂場裡小朋友的旋轉馬車,每張圓凳上都騎著個大孩子,兩條腿舒舒服服擱在前面的支條上,圍著大大的餐桌,乖乖地進食。余老師騎在這樣的高圓凳上吃飯,身邊的有利地形,總被那些表演系、導演系的學生搶去。也難怪,他們聽他的課少,邊吃飯邊討教,甚至只是以和他一起說說話為榮,這些都是再愉快不過了。 
  吃飯時遇上,余老師總說馬小娟,你又消失有一段日子了,你總像是個游離分子。 
  印象中,這竟是上戲時代他對我說得最多的話。「馬小娟,你是個游離分子」,他的語氣和表情,我總看作是理解和容忍。我那時意識不到任何的遺憾。總覺得余秋雨是能夠體察一切的,是寬泛的,他不會在乎和反感我的自由散漫的。 
  總是那樣任性。剛聽完一堂課,就膽敢上去跟余老師請假,做出可憐的樣子說,余老師我有個約會,馬上就要去,晚了就來不及了。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慍怒,只是理解地說,你去吧,沒關係的。我馬上一臉笑容,跑出教室去。 
  更多的時候,人在校外,終日遊蕩,連假也請不了,乾脆無故缺席。 
  再次見面,他待我依舊地平和、寬厚,只說,馬小娟你是個游離分子。 
  那時更多的還只是課上的學術交流,我沒有勇氣向他坦露我身心迷離的另一面。上戲的校院裡處處是青春,是愛情,是熱烈,而我不知怎麼搞的,總也愛不起來。沒有愛情,沒有男朋友,我呆不住,總想逃開。我像個可憐蟲。余老師的課,總是對我有無限的吸引力,還有上戲實驗劇場裡常有的藝術活動,會讓我充實好幾天。但更多的時候我不高興。不高興就要想法讓自己高興,就要出去遊蕩。 
  他從沒有批評過我,說得最重的也就是個「游離分子」。偏偏年少張狂的我,還覺得這是某種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他有過一次不悅,非常明顯,叫我感覺到了,印象也就一直存在。 
  在上戲戲文系的小洋樓裡,余老師招集我們全體研究生談話,是一次非常嚴肅的談話,關於我們兩年來的學習總結、個人發展。我坐在那兒,忘了正被自己一時的什麼念頭激動著,手舞足蹈,哇啦啦大放厥詞,完全沒有在意余老師的開場白。我的聲音遠遠地蓋過了他,卻渾然不覺。場子裡突然寂靜下來,我才意識到余老師正停在那兒,等我把話說完。他的樣子,我看出了不高興。我對自己懊惱透了,情緒一下就塌了下來。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5)   
  就在那次,他又提到了要我們有「創造意識」,他迫切地希望我們行動起來,不能真的總是像塊海綿那樣在吸水,只進不出,到了該噴放出來的時候了。他要我們動起來,要寫,要把信息量發送出去,要讓上海的文化界全國的文化界看得見我們的存在。他甚至說他可以去給我們推薦我們的學術成果,幫我們找學術刊物發表我們的論文。不管寫了什麼,都可以給他。 
  他的表情很殷切,有些嚴重。我因為剛剛犯了一個自己也不能原諒的錯誤,情緒低落,就覺得他的每一句話都是衝著自己來的,都是對自己的不滿意。兩年了,我除了在《上海戲劇》上發過兩篇短短的小文章,什麼也沒寫。可是研究生面試時,我在他面前曾那樣地雄心滿懷,信誓旦旦,一副將要在戲劇領域大幹一番的架勢。我簡直就像是個騙子,混入了上戲,還騙取了他的信任。 
  身心的迷亂還有性格中一些不穩定的成份,令我總坐不下來整理自己的心得。 
  兩年的學習把我引領進一個開闊的戲劇天地,我已經能夠站在高處,好好地、從容地打量這座由無數戲劇家和藝人為我們搭建的巨大的戲劇舞台了。我尤其熱愛莎士比亞,迷戀現代歐美戲劇。但又沒有定性好好地攻克一下外語。英語在我的感覺裡,只是一個個似是而非的單詞,讀起原文來自己倒也挺興奮,還挺通暢,但是自己知道大多時候是在望「字」生義。幾個模稜兩可的單詞會讓我的思路莫名飛躥十萬八千里,其實可能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估計讀詩歌比較合適。空間大不是。記得有回看到有人寫文章,說看過台灣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原來和大陸版的很不一樣,他認為大陸版的差不多快成翻譯者自己的創作了。我一下就樂了,難怪我們看它看得那麼起勁,敢情它太合我們的「味口」了,要是哪天自己想不開也來翻譯點什麼,估計也要遭人揭發。 
  有次余老師說到「文革」時別人造反干革命,他卻氣定神閒在一旁讀英文版的馬恩著作。他不知我聽得心裡有多慚愧,那時他才二十歲,那麼早熟和沉穩,我猜自己在那樣的大動亂背景下,至少也要昏天黑地談個戀愛什麼的,哪裡能有他那份從容和冷峻。有些東西真的是使勁學也學不來的。余秋雨之成為余秋雨,有他自己骨子裡的東西。 
  我看不起別人只在翻譯過來的基礎上搞研究,以為那不過自欺欺人,但自己的外語水平又不足以去獲得一手的材料。所謂「眼高手低」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我只好「委屈」地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中國戲劇這一幕,收穫的卻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結果。而以我當時的學術能力,我還只能停留在懷疑和否定階段,我還沒有能力去建設些什麼,構築些什麼。依照中國傳統的學術手段,個人的研究總是要依附於具體的劇作家和作品的。而我,目光無法在已有的任何一個結果上停留。 
  轉了一個圈,我又轉回到原來那個地方。 
  有一次余老師對我說,他認識的一位研究柔石散文的年輕人,自己寫的散文不知要比柔石的好多少,卻很少去寫,只在那裡一心一意、心甘情願地研究柔石的散文! 
  畢業許多年之後,我也終於敢對余老師說出這樣的話:我研究了三年戲劇,最大的收穫是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現代戲劇! 
  余老師哈哈大笑。這時他也早已超越了戲劇本身,進入了另一番的天高地闊當中。   
  成功到來之前的許多環節   
  以後太多的人聽說我是學戲劇的後,大驚小怪地看我。我也學會了自嘲。我乾笑著說,不好意思,我和戲劇「邂逅」了三年。 
  終於還是沒有走上做學問的路,三年研究生生活也沒能幫助自己沉浸下來。我那時還在斷斷續續地寫著小說,記得一位和我年齡相仿的《上海文學》的小編輯看過我的小說,喜滋滋拿去奉給主編,卻被主編輕慢、教訓了一通。他只好安慰我,說他將來混到了主編的位子 
  ,一定發我的小說。我像許多現在20幾歲又有點想法的年輕人,每天都在認真地問自己:我是做學問呢,還是寫小說?結果就是我既沒做成學問,也沒寫好小說。 
  我有時覺得自己這一點和余秋雨老師倒有點相像,既有理性,也不乏感性,不同的是他學問做得好,散文寫得又獨領風騷。應該說他把自己開發得很好。 
  人們總是更容易看到對方的成功,很少貼近地去想成功背後的眾多努力。我就知道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大多都是才華橫溢的,但他們也和我一樣,基本上都還停在「憤青」階段,沉不太下來以自身的才能去創造些什麼,去獲取社會的認可,這使他們產生了另一種不理智的心態:在他們眼裡,凡是社會認可和接受的,就是媚俗和不光彩的,凡是日子比自己過得好的,就是不正當的。就像他們有的說到我的老師時,總是要冒出幾句「憤青」式的話語,有時會連帶著把我也攻擊一番。我站在他們中間,對誰都客觀、體恤。 
  有時會想,像我這樣「無法無天」「目中無人」,如果不是因為余秋雨是我的導師,如果不是因為他又正好是我喜歡和欣賞的人,我會這樣把心態放得平平的來閱讀他、追隨他、進入他的世界嗎? 
  真把自己問得嚇了一跳。 
  在我結交的朋友中,大多不乏才氣,也大多埋沒於俗間,與社會格格不入。當然這種格格不入,有的屬自我放逐,有的則純屬無可奈何。他們可以無保留地推崇某一位遠在天邊的西方作家、藝術家,無論死去的還是活著的,但無論如何,對自己周邊冒將出來的新銳人物,是不會輕易服氣和認同的,除非是自己的狐朋狗友。這裡頭有驕傲、嫉妒、不平、不屑等等複雜情緒在作怪,讓我們自願放棄了與同時代另一些同樣有才華的人群的溝通。 
  記得早年有一回我和女友去文化宮書市淘書,要淘的當然都是外國文學類,那時是很不屑光顧中國文學的。走過一家書攤,看見那裡貼著張海報,是一位永遠在寫知青小說的作家在那裡簽名售書。我們都從沒耐心讀完過他的任何一部小說,卻對他照搬生活毫無想像力的所謂寫實深懷惡感與不屑,我們就決定損他一把。瞅了個沒人的空檔,我和女友肩並肩朝他走過去,滿臉文學女青年表情。就在那人想當然要接受我們的崇敬時,我們小臉一變,扭頭就走,給他個不尷不尬自討沒趣。跑出了老遠,我們還蹲在地上笑得起不來。 
  這就是我年輕時幹的眾多好事之一。 
  現在想那當然是很傷人很不人道的,其實我從來也沒有心平氣和讀過那人的作品,就因為大多數人喜歡他的東西,就讓我反感他,不稀罕他。 
  其實還是余秋雨說得好,作為各自獨立的作家,最好不要隨意把自己的藝術尺度用在別人身上。 
  有一回,我對他說,我的朋友某某(也是一位大名人)不知從哪兒聽說了別人對你的議論,對你很有看法呢。他無奈地望著我笑,不知說什麼好。 
  我說我告訴我那位朋友,名人都是要被人議論的,中國人愛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何況人家傳你的那些「壞事」根本就是無中生有莫名其妙。在認識你老兄之前,我也聽到過不少對你的議論,如果我不是後來有幸認識你瞭解你,成為朋友,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個樣子。現在怎麼樣,現在我到處跟人說你老兄其實是個非常好非常體貼細緻的男人,尤其對老婆好。我成了你的業餘宣傳員了。所以什麼事最好是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為,才好相信。就像別人議論余秋雨,許多是以訛傳訛,挺不負責任的。有一次我看到記者採訪陳道明的報道,他就說自己一直在抵制「聽說」這兩個字,先是根除自己嘴裡的「聽說」,然後是拒絕聽別人嘴裡的「聽說」。我覺得他挺智慧挺有腦子,我們都要跟他學。 
  余秋雨聽著我的話,一直在說「謝謝謝謝」,我感覺得到他的真切。 
  冷靜下來想,其實我們這些相對年輕的人,在觀念與心態上,很多時候比年紀大些的余秋雨,反倒要老舊、遲緩得多。他有時像是一面鏡子,我看到他現在呈現出來的狀態,會驀然聯想起這狀態到達之前的許多環節,看到他一次次強有力的行動,更會照見自己死氣沉沉和怨天憂人的樣子。廣告裡說「腦白金年輕態」,「年輕態」三個字送給余秋雨很合適。 
  21世紀了,年齡在一天天增加,我想大多數人到死也找不到自己那個位子的。眼看「憤青」成了「憤中」,再一不留神,就該到「憤老」的歲數了。一些笨人和蠢人,每天在那裡可憐巴巴或憤世嫉俗,那是他活該,誰叫他無能又缺才。而另一些懶人,完全可以讓自己活得更愉快和富裕。 
  此話算是共勉。   
  我猜他喜歡奇異、縹緲甚至幻象的體驗與刺激(1)   
  「我反正不以嚴謹的歷史科學為專業,向來對一切以實物證據為惟一依憑的主張不以為然,反而懷疑某種傳說和感悟中或許存在著比實物證據更大的真實。傳說有不真實的外貌,但既然能與不同時空間無數傳說者的感悟對應起來,也就有了某種深層真實;實物證據有真實的外貌,但世界萬事衍化為各種實物形態的過程實在隱伏著大量的隨機和錯位。」 
  我一直喜歡聽他說這樣的話。 
  也喜歡他在閱讀和詮釋作品時的再創造,那裡頭總會有他自己的體驗與想像。 
  忘了說到什麼,他給我們講發生在寧波天一閣范家的一件事情,一直都讓我沒能忘記。他說到清朝時一位寧波姑娘,因為太想登上天一閣藏書樓讀書,便主動要求嫁到范家,誰知她做了范家媳婦才知道,在范家的規矩裡,女人是不能進天一閣的。結果她到死也沒看上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 
  他講的這個故事讓我一直都記得,放不下。他總是會把這些本身就充滿感覺的事件和人物講給我們聽,留下大大的空間讓我們自己去填充。 
  十幾年後,製作過電視劇《讓愛作主》《浮華背後》的電視製片人、演員江珊的父親江懷延江爸爸說到他喜歡的余秋雨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天一閣》,裡面講到一位姑娘,為了看書嫁到范家。江爸爸說他一直放不下這個故事,希望我什麼時候寫一個東西可以拍成電視劇,既有很好的故事,又能傳達些中國文化的特質,了卻他的一樁心願。我沒想到江爸爸也和我一樣,對這個故事記得這樣清楚,還如此在意。 
  關於天一閣范家藏書的故事與細節太多太多,但很少有人會注意到范家家族裡存在過的這樣一位女性的身世,或者傳說。余秋雨一旦接觸到,立刻就有了感覺,就緊抓不放,無以釋懷。「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憂鬱的目光」。他一再地在課上、文中提到這個「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皆因他這位人文學者身上還深藏著感性的、審美的、想像的藝術家情懷。他在《風雨天一閣》裡說,「我幾乎覺得這裡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裡,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他總是對這樣一些能夠反映出人的真實生存狀態的事件有興趣,總是喜歡念叨這樣的事情,不管是真實發生過的,還是藝術作品中勾勒的,既滿足自己,也啟發別人。 
  我看出他也和我一樣,喜歡奇異、縹緲甚至幻象的體驗與刺激,因為那當中,也一樣會有某種真實的東西潛伏。 
  我喜歡念叨那些經歷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瞬間,一些解釋不清又終生難忘的轉折,有時沒選擇好聽眾、場合與時間,會招來恥笑,但講給他聽,他都聽得津津有味,更多的時候他要添油加醋推波助瀾。 
  你看他自己寫天一閣,說自己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自己身為寧波人,它在寧波城,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後來總算得到機會,去的前一天卻遇上颱風和暴雨,第二天穿著借來的半統雨鞋進到天一閣的院子裡,積水太深,才下腳,鞋裡就進了水,便乾脆脫掉鞋子,挽著褲管趟水進去。在別人眼裡,這樣的過程,只是巧合,但他不肯放過,一下就讓自己有了另外的聯想:「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後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我來讀這段話,寧願把它當作他天性中偏好有趣、魅惑體驗的不自覺流露,雖然他把它拿來作了文章的一個巧妙過渡,上升得有點太過理性,但我還是更喜歡這個過渡之前的他,充滿了天真與驚訝,和平時聊天時的他更接近。 
  《霜冷長河》一書的自序,整篇都在抒發他心中的大河情結。本來書還沒出來時,一本打著他名字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不過印得再漂亮,缺了他這篇自序便少了不知多少份量。他說要以霜冷長河的圖景為背景,來談談人生。似乎很嚴峻、理智、沉重。但是聽他娓娓道來大河在他生命中的糾葛,又埋滿了神秘、奇異的因緣。 
  起先說:「幾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裡去玩,見到一位異人。他見到我,雙目炯炯地逼視良久,便說:『這位先生,你從小是不是產生過一種遙遠的記憶,在一條長長的大河邊,坐了很多年,在你邊上,還坐著一個人,相差大概只有十幾步之遙?那人就是我。』」很好玩。 
  又說他果真從小就心中翻滾著一條從未見過的大河,「銀亮亮,白茫茫,並不洶湧,也並不熱鬧,而且不止一條。這些河在哪裡?為什麼會如此神秘又如此長久地籠罩著我?」 
  後來到了黑龍江,「如此抽像的黑龍江,反倒特別接近我心中的河。難道,上輩子,我曾坐著狗拉雪橇駛行在冰封的黑龍江上?也許我在半道上凍僵了?劉邦厚先生說,凍僵的人臉上的表情是歡笑的,這又有點像了,要不然怎麼總有不少人奇怪我,永遠歡笑得不合時宜,連企圖前來搶救我的人都嚇了一跳?」「那麼,我上一輩子為什麼會來到黑龍江?父輩們是戍邊還是流放?江邊是否還有家族遺留?」   
  我猜他喜歡奇異、縹緲甚至幻象的體驗與刺激(2)   
  最後轉回來他寫道:「說到這裡我後悔了,不該那麼輕慢地對待北京的那位異人。他說我上輩子在河邊坐了很多年,這是多好的機語,我怎能搖頭?十步之外還有人坐著,陪伴著我,是不是他,不要緊,重要的是長河在流,我坐著。」 
  不管那霜冷長河有多重要的意義,我喜歡聽他絮叨這種類似心靈「秘境」的感知之旅,並且由衷地相信他。 
  那次已從上戲畢業分配到北京青藝的「劉半仙」回校,可能住在我們樓下的三層男生宿舍,不知為什麼,我們女生嗡嗡地都跑下去找他,乖乖坐在他面前,讓他算命。這個劉半仙算命是面相與手相加心理三結合,能算過去,也能測未來。聽說相當準。也不知為何他算命的名氣那麼響。 
  這之前我也是根本不認識劉半仙,因為平時對那些「作神弄鬼」的事有興致,覺得好玩,也就跟著來了。雖然第一次見劉半仙,結果還是被他「算出」了過去,搞得我有點不太好意思。記得劉半仙試探我,說在沙漠裡走,水壺一滴水都沒了,你是背著水壺接著走,還是把水壺扔了。我想也沒想,說扔掉。他說也許後面還有轉機呢。我說它本來就是用來裝水的,水都沒有還指望它什麼。劉半仙一臉壞笑,說你這傢伙好狠心。 
  我更加急著要他「算」未來。現在都忘了我的未來是什麼樣兒,只隱隱記得好是好,但每件都得是自己去努力才得得到,總之不會有天上掉餡餅的事落到我頭上。現在再想,可不是,一些事自己不去努力,還真不會有送上門來的,比如總想哪天能走在街上被人揀了去做老婆,那人還有點錢能養著我,讓我免受上班之勞役,但他又不干涉我的大腦,能讓我一輩子過「無法無天」「想入非非」的日子,有那麼一點點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意思。可就俺這條件和脾氣,天底下哪會有愛俺愛成那樣的。真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人家說,這個劉半仙挺神的,還給余秋雨算命呢,算得也挺準的。原來如「比」!這就像現在的拿名人做廣告,余秋雨一下也成了劉半仙的招牌,搞得那天我們幾個傻乎乎的女研究生圍住劉半仙,問東問西探討了半天,愉快得不得了。 
  後來劉半仙算命的名氣越來越大,據說還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馬蘭玩得挺好,兩家住得很近。 
  據說在上戲讀書時,劉半仙給余秋雨算命,還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來著,聽起來級別顯然比我們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與女人算命,關心的著重點好像也不一樣,女人愛算所謂愛情,男人則偏重所謂事業。在上戲,連那些關於余秋雨未來的種種前景都給傳來傳去,總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飛黃騰達讓全國人民景仰愛戴的。那時劉半仙把余秋雨的事業算得那樣了不得,彷彿唾手可得,余秋雨也並不排斥,由他去說。這種事情信則靈不信則無,應該也算是一種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環。 
  兩年前的暑天,我背個大包遊蕩至江南六鎮,幾乎每到一個古鎮,都與鳳凰衛視《尋找失落的家園》攝制組相遇。那幾天他們的一位副台長、著名的航拍專家趙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難,搞得我一見他們就想到有一個活生生的人從飛機上掉下來,心生悲憐。攝制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閒的傢伙,大概看到我的行頭裝束不同別人,每次都要纏著打聽我是不是在搞社會調查。最後互遞名片之際,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張口便問他,你們去周莊沒找劉半仙嗎。這個叫阿誠的人大吃一驚,說你怎麼知道我認識劉半仙。 
  我一笑,我們的校友劉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時間後,現在自己在江蘇昆山搞文化公司,但聽說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麼一詐,就詐著了。 
  這個認識劉半仙的阿誠很喜歡聊天,對什麼事都興致勃勃的樣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鎮周莊時,一個叫阿誠的人在我邊上打手機,剛好是給馬蘭的,好像在說你們去參加趙群力追悼會的事情。余老師聽了,馬上高興起來,說阿誠啊,阿誠這個人很好玩的,他到處開茶館,都是特別好的茶館,然後總是約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請朋友去喝茶怎麼掙得到錢。可他不管,還要貸款接著開茶館,開得到處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開的茶館喝茶。 
  我眼前馬上出現古鎮上阿誠四處找人閒聊天的樣子,想起他說鳳凰衛視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錢,不為別的,就想跟著出來到處逛逛。聽起來彷彿一個活得隨心又單純的人。心想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經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飲茶,一個圈套一個圈,真的就像余老師說的,他自己倒喜歡和文化圈之外的人交朋友。這倒有點像他的文章,越來越向外打開,越來越脫離他早先的業務領域、居住區域,是他的一個取向。   
  從「上海人」到「新新人類」(1)   
  1988年我們研究生二年級時,余秋雨寫了散文《上海人》。 
  有一天走在路上,師妹幸災樂禍跟我說,秋雨兄寫了篇關於上海人的文章,你應該看看。 
  我問她他怎麼寫上海人的。 
  她說反正跟你平常的說法不一樣,比如他把上海人的自私、冷漠說成是獨立與自由,是寬容的另一種表現;上海人的精明、小器是因為他們智商太高,沒處展現才轉而在一些小事情上斤斤計較,算進算出;就連上海人的排外,也是他們「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迷戀」;還有他們的崇洋媚外、不擇手段要出國,是因為他們具有國際視野,具有國際性的文化追求。「還有好多,總之,你眼裡的上海人的惡習到他那兒,都成優點、長處了,把上海人美化得不要太好哦。反正你自己去找了來看好了。」 
  我穿行在街上的上海人叢裡,思路一邊隨著師妹的話迅速展開,一些火花一閃一閃飛過去,我說哎,這倒挺新鮮的,蠻有意思啊。 
  師妹不信,說也就是秋雨兄這麼說你才這樣,要換了別人你不要罵大街哦。 
  我說你胡說,我幹什麼要罵大街,再說我也沒有說同意秋雨兄的觀點,我是說他看問題的角度、提法蠻有意思的,至少在這之前沒有人像他這樣談論過上海人。挺好。同一件事情看你選個什麼樣的角度看過去嘛,反正若要我來寫一篇上海人,我是寫不出他這樣的新意來。 
  我接受的還是他想問題、表達問題的方法。 
  那時師妹們都把純正的上海話當作第二外語來學,一來上海同學就要大練口語。我在南京呆了六年,從來沒有刻意學過南京話,但南京話也說得還可以,我經常跑到大街上和南京人民說南京話,很愉快地打成一片。但師妹們嘲笑我:「這裡是上海,你要搞搞清楚,上海人門檻老精咯,你敢上街說不地道的上海話,不要被人罵作『江北人』。」我一聽大家這麼當回事,乾脆連聽上海話都沒了耐心。 
  在上海呆三年,一秒鐘都不曾閃念過要留在上海。其實說心裡話,我真是喜歡上海這個城市,但跟上海人一點處不來,總覺得自己在上海交不到朋友。你想想,一個人在一個城市沒有一兩個朋友,沒有人和你一道胡說八道或者胡作非為,那還有什麼意思。 
  師妹愛上海愛到愛屋及烏,脫胎換骨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不似「江北人」的上海人。在她們眼裡,像余秋雨、謝晉這樣的都還算不上真正的上海人,得三代以上生活在上海才算得上,據說在她們的同學裡,有有幸嫁到這樣人家的,當然也就頓時成了真正的上海人。 
  很多時候聽到愛上海的同學議論這些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總是知難而退,並且慢慢地就生出些反感。搞來搞去上海人就成了我心目中天底下最俗氣的人。比如那時表演系一個叫蓋莉莉的女孩兒和一位上海男生談戀愛,她去買飯菜票,排在我前面,剛一轉身,賣飯菜票的一邊給我數錢一邊議論她的戀情,最後還要很不屑地來上句「外地人啊!」好像就為這個,她便配不上那位上海男生了。 
  不過那時候,我也沒有把余秋雨往上海人堆裡放,聽口音肯定是江、浙、滬一帶的人,我也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師太」「師爺」們就住在上海。畢業後在深圳見面,他說冬天上海冷,經常要接父母到深圳來住一些日子,我才知道余老師的父母也是上海人。不過照師妹們的算法,至少也得是「秋雨兄」的祖父母輩就在上海過日子,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上海人。真是搞得不要太複雜哦。 
  但他那樣談論上海人,我以為當時他對上海的感情太深,親人和大多數朋友熟人都在那個城市,下筆肯定不一樣。而我對上海人的感情有一點複雜,小時候全家下放的村子裡,就有幾個上海知青,他們好像總在偷老表的雞吃,卻不知怎麼和我老爸玩得很好,也常帶我和弟弟玩,我是很喜歡他們的。後來上中學,班裡又有父母在三線廠工作的上海同學,他們一般是很傲的,只與我這樣學習好的同學來往,我有幸去過上海同學的家裡,還跟著去過他們父母在山裡的工廠。我特別害怕又特別佩服的數學老師一家,也是從上海下放來的。還有我的愛臭美的母親總愛托回家探親的上海人帶些衣服、圍巾什麼的,那是足以叫小鎮上的人們羨慕得要死的奢侈品了。總之小的時候上海人是可親的,上海也曾是我嚮往的一座大城市。偏偏長大後真到了上海,卻無端對上海人生出不少的反感。也許對上海人瞭解還太少。 
  一位在《解放日報》工作的博士畢業生曾跟我說過他對上海人看法的改變。他是一位上海人嘴裡真正的江北人,初留在上海工作時,不知對上海人有多厭惡,後來出去採訪,尤其是接觸到最底層的住在亭子間的上海人之後,他說他徹底改變了對上海人的看法。過去在他心裡以為上海人是欺負和看不起他這樣的外地人、江北人的,現在他開始以一種差不多是悲憐的胸懷去理解和諒解他身邊的上海人,因為許多的上海人生活狀態其實還非常地差,差得連他這個來自農村的孩子都要驚異。他們幾輩子生活在上海,為這個城市的繁榮做出過貢獻,但最終他們還是被擠在這座城市的最角落裡,幾代同堂寄生在一間小小的亭子間裡。正因為這樣,他差不多認為他們是有理由痛恨和羞辱我們這些外來者的,因為是我們侵佔了他們原本就小的地盤,也掠奪了他們幾代人奮鬥的成果,等等。   
  從「上海人」到「新新人類」(2)   
  他說他從此可以懷著平和的心態去接觸上海人,一旦深入,上海人的可愛與質樸的一面,便也處處可見了。 
  我沒有過他那樣的體驗,那時只是想,余秋雨和我這樣的外來者不一樣的,他還沒有跳出來,不像我這樣的「外地人」,和上海人有很大的距離,可以冷冷地看他們。 
  但我還是喜歡他那樣看問題,他總是能夠看到問題的反面。他的世界觀總是積極、向上的。 
  我不喜歡上海人,卻可以喜歡余秋雨的《上海人》。 
  就像十幾年以後我看到他一篇寫新新人類的小文章,喜歡得不得了,比《上海人》還喜歡。因為這次不會再像上次那樣,抱著對談論的群體對像本來就有的推斥或偏見去讀他的這篇東西。這讓我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他思考問題的方式和出發點。他還是那樣,從非常積極甚至讚賞的角度,去看待新新人類們的特點,把他們品行中一些不被大多數人認同的方面,賦予現代的、甚至未來的人格意義,並上升為文化的一種類型,一下就把這樣一群被人議論來議論去的、彷彿散兵游勇般的人流,整合成一支像模像樣的、理直氣壯的隊伍。我一邊看得津津津有味,一邊發出會心的一笑二笑三笑四笑。我彷彿看到一大堆的小新新人類中間,夾雜著一位「老」新新人類,正雙手抱臂一臉無辜地看著我們這邊兒,好像在說:我就這樣,怎麼著! 
  他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是站在他們的裡面說話的,而不是那樣袖手旁觀地立在外圍無關痛癢地點評兩下子。 
  這時我又想起了他的《上海人》,才意識到,沒有完全跳出來的人其實是我這個不喜歡上海人的讀者。你看我對新新人類不討厭吧,讀起他的議論他們的話來,就高興得很。 
  我那時不喜歡上海人到了連所謂的「海派風格」也要攻擊一下子的程度。我的一位酷愛上海的師妹去了一趟中央戲劇學院,回來問我對中戲的學生有什麼印象,我說挺好挺大氣的,並且看上去都挺有才華的。可是師妹說,他們太土,長得不如我們上戲表演系的漂亮,穿得也不如我們表演系的洋氣。我一聽就要抬槓,我說你以為你這是在給我們上戲臉上貼金,你簡直太不給我們上戲面子了,人家那才叫藝術家,叫個性。我就喜歡那樣隨意自然的,我們上戲的人是漂亮,可漂亮就是一切了?他們在上海呆長了,穿衣服都有那麼點上海式的精緻,愛在細節上下功夫,整體上缺少那麼點兒「桀驁不馴」的藝術家氣質。結果自然是在一片「打倒馬小痞」的聲討中,被宿舍眾女將批了個狗血噴頭。最後還搬出「秋雨兄」的「人格外化論」來鎮壓我。我說這根本就是兩回事,他說的是總原則,我這已經細化到風格這一步了。最後說不過她們便做出劉胡蘭的姿勢,高呼「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那時我們經常在宿舍搞辯論會,那種胡攪蠻纏東一鎯頭西一棒,再夾帶點人身攻擊什麼的,比現在電視上的「請問甲方辯友」「請問乙方辯友」精彩有趣多了。 
  十幾年後再回到上海,上海的感覺更加大氣和國際化。我坐在出租車裡飛馳在高架橋上,也再一次脫離開現實中的上海人,只來得及迷惑在這座城市的氣氛裡。 
  還有一絲悔意一閃而過。突然會想,做一個上海人難道真的那麼容易失去自己的本真?如今國與國的差距都在縮小,何況城市之間人的氣質作派。 
  坐海底隧道去浦東。去「新天地」。去新建的上海博物館。進入透明的上海大劇院。在路邊小店喝咖啡。隨處吃西餐。小資也好,崇洋也罷,就是喜歡。有文化,也有享受,兩樣都進行得優雅、得體。不像北京,一切都愣頭愣腦,乍乍乎乎,包括長安街上那些不可思議的戴著帽子的建築。 
  對上海的感情,更加地複雜起來。 
  坐在浦東的半空中,底下遊人如織。這裡既沒有商場,也沒有山水風景,甚至見不到那些工作在高樓大廈裡的人,人們看的是什麼呢,那樣一撥一撥地不間息?原來都是來看高樓的。所有的人從仿舊的電車上下來後,就開始仰著頭一座一座地望過去。 
  忘了問問余老師和馬蘭,那次被人請去在浦東的半空中住上一個星期是什麼滋味。只記得他開玩笑說那一周太舒適了,有吃有住,什麼也不用操心。可是我聽人家說,夜晚在江這邊工作的人們下班後就都要往江那邊去,有坐地鐵的,有坐輪渡的,所有人散盡後,這裡會是一座空城。我想像夜靜無聲,自己留守在空無一人的浦東樓群裡的情形,不禁毛骨聳然。好萊塢特技片裡的情形出現,我怕這些林子一樣的巨樓裡會冒出許多非人類的生物,會把我劫到一個見不到人類的奇怪空間去。 
  我開始編一個中國版的《最後一班地鐵》或《最後一班輪渡》。一對戀人(余秋雨和馬蘭?)沒能趕上夜晚最後一班地鐵或輪渡,他們不得不在萬人空「樓」的浦東度過一夜。夜幕降臨,那些白天隱藏起來的生物一個個出來了,光是它們的影子就得有半座樓那麼高。這對戀人在這些巨影的包圍中慌不擇路,小得像大拇指那樣隨時就要被吞沒。而江的對岸,剛好燈火通明,城市夜生活進入高潮。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 
  不見了上海人的浦東,又森嚴、清冷得嚇人了。 
  有沒有一種辦法,既享受上海這座城市的氛圍、風情,又不為它瑣屑的人情世故消耗你的熱情與信念?   
  從「上海人」到「新新人類」(3)   
  就又想到了余秋雨。一年裡他總有些日子停留在這個城市,居住在城市的上空,寫作,父母家人,朋友,學生,他把什麼都佔了。 
  總是這樣,他在前面,就像一個榜樣,一面鏡子。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1)   
  聽余秋雨講課和說話,最喜歡的還是他從不忽略當代,他喜歡關注當代。 
  直到現在,也經常在他的文章裡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作品,正好就是我剛看或正在看的,心裡馬上多出幾份認同。按說像他這麼一位當代名人,多少會有點裝飾掩映自我,但他不,他不迴避自己也愛看電視,也看流行的暢銷書,也知道影視明星,也議論許多男人女人愛議論的話題。他甚至也愛用三毛的歌詞,那盤由齊豫演唱三毛作詞的磁帶 
  ,是上戲時代被我來來回回聽得要變調的。 
  那時,老師和學生,也總是看一樣的戲,一樣的電影,參與一樣的藝術活動。剛剛才看過的作品,馬上就會在他的課堂上得到交流,他總是很快地把自己的思考過程和結果傳輸給我們,又總有全新的發現和詮釋,讓我總能從中學習到思考問題和表達觀點的方式。這是至關重要的。 
  在學術和思考中,他的姿態是平易、平和的,但經由他那裡出來的又都是不同尋常、不同凡響的。我從未見他反對過任何人的觀點,也從未見他重複過任何人,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驕傲。是我喜歡和欣賞的。 
  那時,我們全院師生每週要去南京路某條小巷的電影資料館看兩部電影,許多國外的優秀影片在那個時候得以見識到,真是一段好時光。就像我現在每週四要穿越大半個北京城,從方莊趕去小西天的電影資料館看電影,彷彿期待了一個星期的一場盛宴,心甘情願被電影的夢境所迷惑。這也算是那時養下的毛病。 
  當時我們的票都是從系裡發下來的,老師和學生一人一張,誰的也少不了。每至那一天下午,全校師生傾巢而出,於是從上戲到靜安寺去的那一條馬路上,就會稀稀拉拉走過一撥一撥俊男美女,大搖大擺的,自我感覺全都好得不得了,引得周圍人群一陣眼亮。 
  像我這樣的次美女,一般都喜歡抄近道,穿過一個又一個的石庫門,去坐公共汽車。 
  靜安寺的一帶有許多的石庫門老房子。 
  在學院不遠處還有一家老虎灶,每次學校鍋爐出問題,我們就拎著水壺去老虎灶打水,五分錢一壺。還有那條街上臨街人家開的小店,不知賺去我們多少零嘴錢。 
  那時我也搞不懂自己穿過的那些老房子就叫石庫門,以為就是上海人嘴裡的弄堂。 
  石庫門裡一條條的小短街總是乾淨的,每家的窗口都伸出長長的橫跨小街上空的曬衣桿,天晴的日子總是晾滿了衣服,有人把它們稱作萬國旗。人家的門都小小窄窄,邊上晾著刷得一絲味兒都沒有的馬桶。一些老年人坐在自家門口,看著我們過去,有時會聽到「小姑娘哪呢」的議論聲,好像是在肯定和誇獎我們的穿著與相貌,他們並不反對我們這樣的小姑娘從自家門口走過。 
  再去上海都找不太到石庫門老房子,拆得已經差不多。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樣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庫門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樣圖紙、磚塊號碼重砌,既保住了石庫門特色,又不影響裡面的人享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 
  那就是現在上海人又引以為傲的新去處——新天地。 
  後來我去上海拍旅遊片,還一臉嚴肅到即將拆除的石庫門老房子裡打探老上海的歷史,順帶也反應一下民聲。 
  多數上海人住石庫門住出了感情。 
  一個十幾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與一個變化中的上海,開始同時出現在我這個上海的過客的感覺當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說說靜安寺,畢竟那是最靠近上戲的一處老地方。靜安寺的中心在我記憶中呈現出一個很開闊的十字路口,鮮有外地遊人在這一帶轉悠,我還記得遠遠地與迎面走過來的余秋雨或別的老師們互相招呼時的情形。還有別人指著一座看起來不太起眼的舊式建築告訴我,這就是上海灘有名的百樂門。我會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綽綽的夜上海風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還有三四十年代趙丹白楊他們的電影畫面。 
  那時我們老是在這一帶出沒,晚上肚子餓了會走過來,坐在油燈下吃鴨血粉絲。白天的街面上時不時飄起一陣臭豆腐的味兒,還有糖炒栗子的甜膩。 
  在靜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優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眾得讓我們眼饞。一陣互相鼓勵後,馬上追上去,問人家這衣服是在哪買的。上海女人就那麼淡淡看我們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國帶回來咯」。 
  經常走過一段黃色、肅穆的圍牆,幽幽靜靜,知道裡面就是靜安寺。卻從來沒有進去過。可能因為心理上的距離,那時只覺得它離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處。再去上海,出租車開到靜安寺,街中心出現一片黃色,十分突兀。司機說那就是靜安寺。我差不多要懷疑自己記錯了地方。 
  每週不少的觀摩,也從靜安寺出發。往往在那個特定的午後,一輛公交車上拉了一半的上戲學生。表演系的總不安分,亮著上海人怎麼也崩不出來的標準普通話,自我感覺總那麼好得一塌糊塗。印象中上海人對操標準普通話和長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氣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時一些追趕時髦的上海市民到時也定會擁擠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門口,等著購買高價票。我猜想他們或許把觀摩外國電影,也當作學習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徑了。這是上海人積極向上、務實的表現。北京人不會這樣,北京人會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樣子,是另一種氛圍。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2)   
  我們也經常把多出來的票出高價賣給上海人,掙點零花錢。記得有次在校園裡,余老師追著我問馬小娟你還有沒有多餘的票子,系裡以為我今天不來了,不知道把我的票發給誰了。我遺憾地告訴他,我手上也沒有富裕票。看他著急和遺憾的樣子,我也不能說我不看了讓給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麼人拿去賣高價了,害他今天老遠地從龍華趕來,卻有可能要掃興而返了,心裡免不了好笑。 
  那些電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蘇聯的眾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澤明的電影,西班牙電影。每次,余老師的課上都會有反應,不僅僅是藝術方面的討論,他還會滲透進自己的生命體驗,他的話總似一陣風吹過,一下就把濃霧吹散,讓周圍光亮、清晰起來。那時大腦和心境都年輕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塊大大厚厚的海綿,能把週遭的一切吸納進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領略的藝術風景打動得屏息靜聲。但自己知道,有些時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總結,去彈跳。余老師的話,像星星點燈。還記得他說《秋天的馬拉松》,說《兩個人的車站》,說《卡門》時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樣的好片子之後,再次在課堂上見到他時,他要拿出來說叨幾句的記憶。通常是因為那些剛剛才看過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從純粹的書本與教室中引開,被他帶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許多說法,讓我學習到看與想的方式與方法。 
  相信這不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感覺,這是他作為一名優秀教師的追求、對自己的起碼要求。許多次聽到校園內外聽過他講課的人說,聽他的講座,總是茅塞頓開、一派原來如「比」的開闊。 
  他曾經也被請去我老家的那個省裡講學,回來後他寫了《青雲譜隨想》。 我家院兒裡一位老畫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在上戲舞美系讀書,平時總愛戲稱與我是校友,那次聽了余秋雨的講學,暑假趁我回家,還專門跑到我家由衷地對我說,余秋雨那個傢伙是個大才子,聽他講課就是一種享受,你作他學生,真不得了。他這完全已經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感覺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講學的具體內容,就知道憑他的學識與修養,他能把任何一個嚴肅、艱澀的話題,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他要征服我家院兒裡這些大大小小的藝術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與魅力所在。他則把這作為檢驗一個文藝理論的布道者自我藝術感受、藝術修養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學裡不少教師都是所謂滿腹經綸,也有各種新潮概念統統爛熟於心的,但多是從理論到理論,鮮有自己的藝術與生命體驗消溶其中。沒有活生生的範例來盤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們大都也只能在大學的課堂裡折磨那些青年學生,很少有能夠走得出去、走向更廣大的文化與文學群體的。在他們那裡,看書就是鑽研理論看大部頭書,而之外的一切都是無聊時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會觸及內心的。就像一扇大門,主人走出了房間,身後光噹一聲,立刻物我兩個世界,井水不犯河水。也算是本事了。 
  曾經有一位我的戲劇老師,在課堂上講《原野》,分析那村姑金子的種種行徑,全是反封建、追求自我解放一類說法,當然還有《雷雨》裡的那些男男女女,更是這樣那樣一套套的。可是走在校園裡,她跟我念叨她的兒子:「考不起大學,躲在家裡不務正業寫什麼小說,盡寫些談情說愛不三不四的事情,還藏著掖著以為我不知道。」我當時真不敢相信,一個人的業務怎麼可以和她的現實生活離得這麼遠?難道課堂上那些話,全都是不過腦子不入心的嗎? 
  「這種脫離審美經驗而條條分析的理論,常常會把學生們折磨得非常可憐,漸漸地變成了貧於審美的理論奴隸。」 
  就是這樣的。大學裡我的許多搞文藝理論的同學從來就不屑看作品,論文裡拿來作例子的,全是別的書上用來用去的,是經典例子了。而我這種到處亂看作品的,總被歸入為將來要搞創作的那一堆。 
  我相信對當代藝術和文學的關照,是余秋雨的思維總有新的血液流淌的重要原因。這也讓他從不滿足於停留一處,也讓他總能一下就把聽他課的人引入雲開日出見青天的境地。 
  他跟我說過廣東作家張欣有過一篇寫他的文章,是寫他寫得最好的。後來我看到過一篇張欣寫他的文章,看著看著我就忍不住要笑,因為這個可憐的張欣一邊寫她聽余秋雨講課時的感覺,一邊想起她在北京大學作家班讀西方文藝理論課時的情形,她說她「幾乎沒聽懂過一堂課」。真是笑死我了。 
  我完全明白她的遭遇,那些以理論再去解釋理論的、來回來去說的車□轆話,最後能把你轉到徹底暈菜。尤其對張欣這樣一位專事寫作、偏重感性的女作家,你沒有足夠豐富的、開闊的閱讀面,沒有自己對作品、對生命的真切體驗去盤活那一大團的嚴肅無比的理論條條,注定是很難打動她,帶動她的。 
  相比之下,我這個本可以踏踏實實聽余老師三年講授的弟子卻常常逃課,不知珍惜,倒有點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時我的一位女友曾愛上她的一位同行。那位同行是搞俄國文學研究的,發表過幾篇論文,她說他把自己搞得很苦,夫妻分居兩地,妻子獨自帶著孩子,一心一意讓他在大學裡搞學問。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3)   
  我聽了馬上嗤之以鼻,因為我想起了那位老兄的窮酸樣兒,想到他坐定在自己的那口井裡,學術的視野中除了托爾斯泰就是普希金,真正是「兩耳不聞窗外事」。我說這種男人有什麼可愛的,他搞外國文學,他知道馬爾克斯嗎,他讀過博爾赫斯嗎,就算他搞俄國文學吧,他連稍後一點的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都不讀,他搞什麼搞!他老婆也是活該,真要是揀到一位才子也罷,偏是這麼一位。你愛他什麼呢,指望從他那裡得到什麼呢,精神上他請你吃溲菜,物質上他讓你吃鹽菜,無非就是他現在老婆的下場。 
  倒霉的女友被我說得灰頭土臉,直罵我小小年紀如此世俗、刻薄。 
  我說我肯定這樣做學問的人不會有什麼大發展,看看我們秋雨兄,學著點! 
  女友更加沮喪,說,不是誰都有餘秋雨那樣的靈氣的。 
  有時會想,這難道很難嗎?一個人做所謂的學問,怎麼可以投入成那樣,一整個腦瓜裡有九成以上的空間被作品目錄、作品章節、時代背景、作家生平佔滿,而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著或者一死掉就客觀存在的呀,並且絕大多數都是經年不變的,惟一可能變化的,是有人終其一生考證到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或者那位作家暗戀的不是他表妹,而是大他三天零四個小時的表姐! 
  我知道以我現在的歲數,不應該還這樣刻薄去描述一些人的「生態」,所謂人各有志,你管人家,人家樂意。但是作為「靈魂工程師」的師長,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對青年學生是不公平的。不知道別人怎麼想,至少在我的求學生涯中,講台上一些老師總是對著幾年甚至十年都不變的講義照本宣科的「治學」態度,完全敗壞了我對「學問」的興趣,讓我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把「學問」和那樣的形象連在一起,真個是嚇著我了,也真個是毀了我的胃口。你為什麼不能有更好點兒的方式、方法呈現給我,讓我也有好那麼一點點的開頭,讓我現在還能感激你一下?那是多麼的不應該啊。所以也總想要攻擊一下。 
  也總想要背著余秋雨老師,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和感激。真的,人在年輕的時候,骨子裡的東西是本能地呈現出來的,如果不幸遇到一位方式、方法上相反的師長,很可能這個人整個的生命力都要給打擊得塌掉了。而我實在是太幸運,不僅感覺到自己想要什麼,而且還真把這樣一位對路子的導師給找著了。餘下的事,就是如何學著他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自己修正和擴張好。這種肯定的前提下的成長走勢,讓人高揚欲飛,無比自信和不被壓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上海戲劇學院,各種藝術活動還是不少的,導師們精心為我們規定和爭取所有的項目,合力要把我們拉出書齋,推向當前。 
  沒有逃學的日子趕上並且印象深刻的有—— 
  觀看了莎士比亞戲劇節上所有的演出,剛好多數的演出都安排在上戲實驗劇場。那些日子幾乎每晚都有演出,許多早就熟讀過的莎翁劇本中的人物和聲音,一下鮮活在了舞台上。每天都是一次期盼。記得一位導演系的女孩對我說,真好,學校就像在過節。 
  就是那樣的感覺,有好戲看的日子像在過節。那樣的氛圍令我無比懷念上戲。 
  那段日子又翻出余秋雨要求我們必讀的《莎士比亞戲劇評論彙編》,再讀,再次加入進自己的審美經驗,收穫巨大。對於西方人怎樣評論一齣戲劇,尤其怎樣用一雙後來人的眼睛,去研究幾百年前的莎翁劇作,真是讓我折服之餘又有了嫉妒,覺得人家搞莎翁研究都搞成這樣,中國人還搞什麼搞。 
  那樣的文藝評論才真正是我喜歡的,像100年前的英國學者昆西的那篇《的敲門聲》,麥克白與麥克白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裡殺人奪權後,城堡裡突然響起清脆的敲門聲。這敲門聲,把麥克白兩口子嚇得驚恐萬狀,也把歷來觀看此劇的觀眾搞得心驚肉跳。為什麼?這事兒讓昆西想了好多年,最終找到了原因:清晨敲門,是正常生活的象徵,它足以反襯出黑夜中魔性和獸性的可怖,它又宣佈著一種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於重建,而正是這種反差讓人由衷震撼。 
  還有許多,幾乎每一篇都有讓我要跳將起來的「新」發現,記得那是惟一一次我作摘錄最多的讀書經歷,總是撞到那些放不下的說法與結論,恨不能整段、整篇文章都摘抄下來。那麼多好文章歸放在一起讓我來自學,也是有一次就已經很幸福了。 
  後來還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裡,也讀到他議論「麥克白的敲門聲」的文字,那是相同的閱讀經驗了。 
  可惜那兩大本給過我那麼多快感與幸福的書,也在畢業離開上海時被我當廢品賣掉了,再找不回來了。想想都要跺腳; 
  我們看了那一時期上海人藝的所有話劇演出,而他們又總是演外國優秀劇目,大開了眼界。那時奚美娟、焦晃、野芒這些人在上海的話劇舞台上個個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現在大多數人要從電視劇上才能領教到他們的演技。 
  最記得看上海人藝演出的張曉風的詩劇《自烹》《桃花源記》,驚歎陌生的台灣還有那麼一位「腕挾風雷,出古入今」的「大」女人。害得我好幾年裡一直在托人從台灣捎點張曉風的劇本回來,心裡也曾起過「宏願」:要寫就寫張曉風這樣的話劇。還因為這個張曉風,我還想著研究研究台灣那邊的戲劇的,可惜那時就連上海戲劇學院這樣的戲劇高等學府,也鮮有這方面的資料。後來一直也沒能得到張曉風的劇作選本,倒是直到九十年代,在書店看到一本作家社出的《曉風吹起》,是她的散文隨筆選本,巴巴地買了來,想找點蛛絲馬跡。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4)   
  很多人都以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麼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氣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閱讀經驗裡,劇作家張曉風和電影劇作家李碧華,就是挺大氣的兩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華,她的電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別姬》《誘僧》《青蛇》,與張曉風的劇作一樣,都是大氣而極有現代意識,我一直都在留意。她們都是非常有力地闖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絕對不會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們最擅長把現代觀念深埋進作品的大結構中、人物關係的編排上,是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從容,真正是「出古入今」,並且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反倒是觀眾這邊,愛看故事的盡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愛琢磨點事兒的,立刻兩眼亮亮,如醍醐灌頂。完全可以兩不耽誤。 
  相對於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歡這種自自然然、融會貫通的創作姿態。我一直都想把她們作為自己創作的追求目標;魏明倫的《潘金蓮》,也是在學院實驗劇場看的,他對潘金蓮的重新定位,在當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軒然大波。後來知道余秋雨老師還專門有言行援助過他。不過對於年輕的、不諳世事的我,並沒有意識到箇中的種種背景與艱難有多麼了不得,只是覺得:呀,這個人想到了這一點,他還寫出來一齣戲,他很聰明,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國戲劇藝術交流,是澳大利亞藝術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記得他們處理巧巧桑殺子的情景,他們讓巧巧桑一邊歌唱著抒發情緒,一邊把一隻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頭,且唱且揪,直至整個木偶解除。那樣的感覺,不是讓你流串眼淚什麼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難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壞了,在當時中國戲劇形式花樣百出的招數里,我還沒有見識過如此具有表現力的——後者總是形式大於內容,兩張皮扯來扯去的,總也合不到一塊兒去,把自己和觀眾弄得累死了;從沒間斷過看學院表演系學生排演的各種大戲小戲,總是吃過晚飯,趿著雙拖鞋,就晃悠進紅樓或是實驗劇場,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幫傢伙入戲入得怎麼樣。印象中上戲倒是很少排中國戲,大多是外國優秀劇目,總能讓學生把才華與天賦發揮到淋漓盡致。現在看尤勇在電視裡演的那些粗漢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薩日娜和潘軍,好像天生為舞台而生,可惜他們畢業後渺無音訊。薩日娜倒是演過一個種樹的電視劇,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這樣,也再沒見過她有更多表現自己的機會。潘軍演的一個電視,更是把他當小孩了。後來活躍點的郭東臨,留下的印象只是我們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陳紅被認作是小林青霞,剛剛學會在電話裡跟導演討價還價;馬曉晴見人就問是不是最近感覺她瘦了點兒。 
  甚至有表演系進修生聽說我在大學裡演過話劇,要約我一道排戲,急得我亂擺手,我說我普通話都說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話劇差不多。 
  有一段時間在心裡其實很羨慕表演系的學生,至少還有那麼多的世界一流劇作可以讓他們去投入地體驗一番。看他們在舞台上的狀態,如癡如醉,好讓我艷羨,還有嫉妒。我以為他們完全可以在演戲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洩得一乾二淨,把自己調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後才醒悟得到,他們也會有他們的迷惘和失落吧,離開了學校這塊純淨的藝術土壤,發配前往各處的話劇團、文研所,不要說沒有好戲可演,就是連排一齣戲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樣的日子裡,想起上戲的舞台和老師們的庇護,肯定要掉眼淚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寫劇本的表演系學生,有點白俄血統,長得不中不洋,用那時的話說叫「奶油小生」。我們在一起時他總要大罵外面的導演,因為他們只給那些長相粗糙的同窗演戲出鏡的機會,他說有些長得粗的人其實心細如針,性格也極柔弱,內在根本就沒什麼狗屁硬漢氣質,可人家天生就長那麼張臉,就老能有戲演。現在也是拉開了距離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髦,甚至流行的臉蛋,我們的身邊其實到處都潛伏著一些優秀的人才,不要因為未被他的時代認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嘩一時的人與事,也不必盲從和迷信。風雲際會,一切都只是瞬時的不期而遇;還有就是三毛從台灣來了,住在張樂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園裡問我,三毛來了,你不去張樂平家看看她嗎。我說我幹嘛要去看她。我那時心裡還是蠻喜歡她的,在南大讀書時,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個什麼怪物時,我是第一個在南大書架上發現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處跟人說三毛和她的荷西。但這次她跑來一口一個要認張樂平作爸爸什麼的,被媒體弄得一驚一乍,我就不喜歡了,覺得這不是我喜歡的那個三毛。兩年後她自殺了,我又後悔那次沒去看她。一個那麼熱鬧的人突然就去自殺,肯定不是我以為的那麼簡單。誰知道呢。女人本來是很容易成為朋友的;那年張藝謀攜剛完成的《紅高粱》去西柏林參賽,途經上海,特意在上戲實驗劇場首映。那時全國人民都還不知張藝謀何許人也。我們因為看過他的《一個和八個》,知道他特牛。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電影裡還有我們上戲的一個學生,他混在一堆抬轎的漢子中出現,劇場裡立刻就鼓掌歡呼起來,還有人狂吹口哨,為上戲加油。 
  《紅高粱》放完,大家瘋得巴掌都拍疼了。張藝謀披件軍大衣,站在台上粗聲粗氣說:我們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著嗓子跟他學:「很糙。」散場後交流,會議室的窗台上都塞滿了人,張藝謀一下就成了上戲學生眼裡的大師,校園裡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膽地往前 
  走」「上下通氣不用愁」; 
  還有有一陣不知怎麼回事,學校劇場裡每晚都在演各種戲曲折子戲,我吃過晚飯就會晃到劇場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觸動了我,有時汩汩地從心尖上滑過去,有時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來,好舒服。我差一點就掉了進去。但是戲曲的內容我不喜歡,滿處都是糟粕。到後來我不允許自己再去聽戲,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時對戲曲有點又愛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時刻撒腿後撤的。戲曲對於我,就只是適合遠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會介紹他的學生跟劇組。我們有一位學友就在余老師的推薦下進了《紅樓夢》劇組,但是那個時候大家都還年輕氣盛,又缺少應對方方面面的經驗,沒多久就又見那位學友打道回府轉來。沒有多問,只是聽人說和劇組的人處不來,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實余秋雨是很希望我們多出去參與藝術實踐,積累閱讀與觀摩之外的藝術經驗的,但是大家還是沒能迅速適應,一方面畢竟還是學生,不可能採取那樣強有力的行動去影響一個劇組接受你的見解與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藝術實踐的積累,缺少把觀念或者思考轉化為戲劇結構的能力。像我們畢業後,余老師與安徽黃梅劇院合作完成的黃梅戲《紅樓夢》,他是以藝術顧問的身份參與進去的,整個的劇作與演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的「紅樓情結」與戲劇追求,那是一種很投入的、像孕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那樣的創造與實踐,是我們這幫學生要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爭取得到的機會。 
  對我們那位學友的行為,他也並沒有任何責怪或是不悅,熟知一切的他,當然也猜得到自己學生在外面會碰到些什麼樣的情形,回來就回來了吧,沒關係的。下次誰還想去,他還一樣介紹去。他只是鼓勵、支持大家向外打開,並不過多干涉細節與結果; 
  二年級的暑假,余秋雨老師安排我們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聖。那年夏天我們隨尾而去,他請好的專家和權威人士在等著給我們介紹敦煌的歷史與藝術成就。藉著導師的庇蔭,我們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畫的全部,講解員一邊打開幾扇難得打開的洞門,一邊強調「這是專家才看得到的,普通遊人想都別想」。那時最讓我想不通的是,外國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遊人的還少,是最低級別。 
  從莫高窟出來,我們在沙漠裡瘋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餓得不行,放風的放風,盯梢的盯梢,潛入駐地食堂偷了幾個大饅頭分吃。第二天聽專家介紹時我又困又累,一直都在打瞌睡,完全不知所云。我猜別的學友們比我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這幫徒弟,也不知是不是給余秋雨丟臉來著。 
  我只是被鳴沙山綿延的沙漠蠱惑住,時空錯亂。後來跟余老師說起在沙漠裡的恍惚與迷失,他喜歡得不得了。但是對敦煌藝術的感覺和與余老師的對話,卻還是要等到十幾年以後才會到來。 
  而余秋雨老師,敦煌之行後,寫了著名的《道士塔》《莫高窟》。 
  現在想想,三年裡上戲的環境和導師們的護衛,曾有那麼多的藝術活動與實踐機會,為我們打開著一扇大門,我也只是站在門口,讓風吹拂了一下我的臉,揚起了幾根劉海,卻沒有抬起腿來跨進去。只是止於大門之前。 
  再給我一次機會呢? 
  有人說怎麼樣經歷都是一種經歷。我也安慰自己,怎麼樣做學生都是余秋雨的學生,我從他那裡學到了主要的,別的都不重要。   
  寫作讓他有了非常嚴肅的責任感(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余秋雨的形象開始更多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他。有知道我們師生關係的,總忘不了說一聲,那天在電視裡見到你的老師了。 
  開始的時候,我很不高興。當時我正在閉門看書和寫作,大多時候坐在地毯上面發呆,完全把自己封閉了起來。我一廂情願以為自己被人養了起來,可以逃班,可以不怕扣工錢,不必穿最好的不必吃最好的,只要有書讀有字寫就好。余老師在電話裡問你怎麼總不在家, 
  你在幹什麼。我告訴他我一直都在家,只是不想接電話,不想單位找到我。他會關心地問我你很忙嗎。我嘻嘻哈哈說根本不忙,我正在發呆呢。他便在電話裡笑起來,哦,馬小娟正在發呆啊。 
  我總把這當作再一次的理解和容忍。 
  你的小說我都看了,他說,總是讓人興奮,寫得很不老實,還有點黃,但是很明朗,很乾淨,不過它們總像是一幅幅很好的油畫,卻沒有上框子。他說。 
  我馬上嘻嘻笑。我把一大堆發不出去的小說寄給他,大言不慚在信裡告訴他,沒人肯發表這些小說,給他看也根本不是想要他幹什麼的,就是想讓他看,看看我寫的小說。 
  他說我的小說沒上框兒,我竟越發地高興,因為我房間的地上剛好就隨意立著幾幅朋友畫的油畫,又剛好是沒上框兒的。我就喜歡這感覺。我受不了給它們套上框框再裝模作樣高掛在牆上。 
  我才不需要上什麼框兒,小說發不發表的無所謂,反正我寫了,發洩了高興了就行了。發表不了不就是少兩個稿費嘛,我有工資我又不缺錢花。 
  那時年輕就那麼牛,總是不聽任何建議,不作絲毫改進。許多時光在牛氣哄哄中度過。 
  這時剛好又看見余老師在電視裡,再也不穿牛仔褲了。我對自己說,我不喜歡他穿西服。我只記得他穿牛仔褲時的樣子,有一點點胖,但是很自然很親切。 
  以後見到余老師,他說很多人反感我上電視,太好玩了。他說電視是我的專業,我為什麼要迴避電視?還有一些自己稱很少看電視的教授,也說總在電視裡看見我。他好笑地說,他們都不看電視怎麼還能在電視裡看見我?那看來他們也還是不能完全拒絕電視的了。 
  我陪著他笑,因為這次是我從中牽線,讓我的熟人把他請去上電視的。我已經能夠輕鬆地告訴他,出來的效果哪些話說得好玩,哪些地方處理得不夠好玩。我已經接受了他上電視的事情,並且我自己也已搞上了電視,偶爾做做電視節目的策劃兼撰稿,有了多重身份的生存方式。 
  詩人鄒靜之因為寫了一系列收視率極高的乾隆戲,不被他的一些朋友理解,他自己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說,很多事情根本說不清。 
  可能和別的人反感余秋雨出鏡不一樣吧,我曾經不喜歡他上電視是因為我是他的學生,長期以來習慣了與他在學術的氛圍裡交流,習慣了聽他那些溶入了思索和生命體驗的見解,而在電視上,面對的是普通的觀眾,肯定會有措詞、分寸上的低就,這就讓我很不高興。 
  這之前我陶醉在自己的清高裡,不屑於與普通人交流,整個人是青澀的。我每天埋頭幹工作,彷彿一名熟練工人,只在腦子裡對自己說話,只盼著幹完活兒立即飛回到自己的小屋裡,接著發呆,自以為什麼小隱隱於林、中隱隱於市,我還大隱隱於「朝」了呢。 
  我挺生氣余秋雨幹嘛要把自己拋向大眾,他們懂什麼呀。覺得真正的天才和思想者,就應該永遠孤獨和傲慢。 
  連余老師都不知道,有一段時間我在感情上有些疏遠他,我有點生氣。我不能容忍我的導師一下成了許多人的導師。 
  多麼狹隘和幼稚。 
  以後的理解與釋然,要來自自身的成熟,年齡與閱歷的增量。還有返觀余老師一向對我的放任和寬容,我學會了平和地去看待和理解周圍的許多人與事。 
  總是聽到他話裡流露出來的對他的讀者的感激,那樣真誠,自然,從來都不矯情。 
  讀者喜歡他的文章,他不僅高興,而且覺得榮幸,總忘不了及時表達他的謝意。見面的時候我會說起認識的誰誰誰是他的崇拜者,誰誰誰案子破得很棒同時也很愛讀他的書,他總是會一連說上好幾聲「謝謝,謝謝」,還說下次有機會要一起來喝茶聊天。他喜歡和他的讀者交朋友。 
  許多人給他寫信,許多人支持他,他們對他的愛戴與信任,有時會讓他感到自己的事情已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和他的讀者相關聯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沉默,反會變成一種對他的讀者的不負責任,一種欺騙。有一陣有人到處編造他三十年前的歷史,他問我,馬小娟,你說我要不要跟他們打官司。我還是那麼不屑,說,打官司那是看得起對方,沉默應該是最大的蔑視。他說好,那我就不理他們了。可謠言仍在流傳,以至於他的許多讀者也開始將信將疑,他們給他寫信,說即使那些事情是真的,他們也一樣地喜歡他,熱愛他的書。他苦笑說,你看這些讀者真的是太可愛,太友好了,他們因為喜歡我的文章,竟然都情願原諒我根本沒做過的事情! 
  從他身上我感受到寫作並非私人的事情,一個書寫者擁有讀者是幸福的,不孤立的。作者與讀者相互間的交流與信任,是一條真實的紐帶,不僅令人愉快充實,而且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責任感。   
  寫作讓他有了非常嚴肅的責任感(2)   
  因為有這樣的情感交流,我相信他在鏡頭前的發言就是真誠和平實的,不會空洞蒼白,不會「目中無人」。因為他是在真實地與他的數萬讀者交流,他從書裡出來,現在是在電視上,和他們談話。他和他們已經很熟悉了,都老朋友了,就好像面對面在聊天,所以他在鏡頭前總是那樣自然和親切,從容與平等。「我的讀者」,他總是帶著溫情和友好,這樣稱呼那些人群中的無數支持者。他非常珍惜他們,他們給他的任何一點熱情和支持,都讓他開心,叫他津津樂道和難以放下。 
  「我在你們北京打的,被司機認出來了,堅決不收我的錢,真是很開心的。」 
  「我在機場書店,人家向我推銷要不要買這本,這是余秋雨的新書。我說我就是余秋雨!那個情形真是很好玩很開心的。」 
  「我的讀者有好幾十萬,我每天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有的讀者什麼事情都願意跟我說。」 
  「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 
  「感受可以嚥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他的讀者遍及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他也樂意與各種各樣的人們交朋友,他談論他們,稱頌他們,從他們那裡看到存在的真實與意義。 
  我去賓館找他,北京那天的天氣突然像發神經一樣,才四月就熱得毛衣都多餘,我一手抓著脖子上的高領毛衣,想要讓自己涼快一點,一邊去敲余老師的門。他打開門,問我外面是不是很熱,正猶豫著不知穿什麼衣服好。我笑說真不得了,我打電話進來,接線員非問我找誰,我說要找余先生還不行,還要說找余秋雨,才給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們一起去機場,我堅持要送他。他推著帶輪子有彈桿的那種旅行包,一臉輕鬆省力的樣子,說他經常這樣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興地告訴我,他的一位台灣朋友來北京辦報紙,他在台灣的媒體幹得很有業績,但他突然跑到北京來,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競爭,辦一份領軍京城報業的新報紙。這位朋友現在正處在新報的策劃當中,一開始就準備請一幫有實力和業績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會看這份報紙了。我聽他的語氣,他對這位勇於向自我挑戰的朋友很是激賞。每次說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幹一件什麼事情時,他都是這樣誠心誠意地傳達著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對他說起自己又在做什麼電視選題時一樣,他從未有過潑冷水的時候。 
  他愛對我說,從大大小小的老闆到白領,到農貿市場裡賣菜的小商小販,他們是現在中國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為他們都是在用自己的勞動,在從事著一件非常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工作,他們不內耗生事,不因無聊惡意傷人,因此他們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對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偏偏還打著所謂文化之類幌子的人與事,極為厭惡。 
  越來越發現,他有意要進入一種現在「中國式文化團體」的自我放逐狀態中。離開了團體,背棄了圈子,他離他的讀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馬蘭手機要找余老師,馬蘭說自己正在外地,在車上,叮囑我下午以後再給余老師打電話。我老實等到下午撥通余老師。當時過幾天就是春節了,余老師告訴我馬蘭跑到河南的一個什麼地方演出去了。他說告訴你都不相信,那邊根本不認識的人打電話過來,說我們這裡很窮,也沒有演出費給你們,可是我們的工人就是想聽聽馬蘭唱歌,想看看馬蘭。結果搞得馬蘭反倒不好意思推辭,顛顛地跑去了河南,剛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聽心裡就好笑,他們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電話的河南人也夠實在,幾句大實話感動了馬蘭,也感動了余秋雨,對於需要幫助的人群,他們總是親切隨意的。     
  吾師余秋雨(下)   
  一個不是我們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總是聽他說起在各地發生的與文化、藝術圈之外的人們之間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發自內心的。 
  人們讀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讀他的《千年一歎》《行者無疆》,人們也讀他的《霜冷長河》。許多人為他筆端下對文化與文明的追溯、探尋與叩問傾倒,我還聽說許多大學生把他的《霜冷長河》當作闡釋人生話題的樣本在閱讀。 
  人們容易忽略他作為一個社會的人的日常情狀。 
  因為離得近,我能夠從《霜冷長河》裡讀出現實生活中喜怒哀樂著的余秋雨,那些情緒和心得,不必再貼附於遙遠的時空當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裡外出遇到的熱心朋友和讀者,就知道這些對他的珍貴和重要。 
  讀《霜冷長河》的時候,正好是余秋雨編劇、馬蘭主演的黃梅戲《鞦韆架》在長安劇院演出的那幾天。 
  那天一場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長安街,灰濛濛的北京城終於通透、明快許多,整個傍晚都像是延時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從出租車裡爬出來,街面上乾淨、敞亮。走進花店,我愉快地告訴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給我的老師,很重要的。 
  我帶了幾位熟人去看戲,最後還「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獻給了馬蘭。回到家里餘老師和馬蘭給我打電話,馬蘭在電話裡直笑我。 
  人家獻花都是從舞台側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觀眾看得見,演員也看得見。我不管,我鑽到後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馬蘭唱完最後一句從台下的掌聲中直起腰抬起頭來,我一腳就衝到台上,直不嚨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嚇了一大跳。馬蘭說我都奇怪你是怎麼到台上來的。 
  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長這麼大,還是頭一回幹這樣的事,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表達對他們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這個余秋雨也是倒霉,怎麼會有你這麼個二百五學生。 
  余老師說這有什麼,像姜豐她們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給馬蘭獻花的。 
  我看的已經是最後一場。捧著那束雨後的鮮花衝進劇院前廳時,余老師早被一大堆人圍在中間,有觀眾,也有記者,他們的聲音都很小,有點交頭接耳的意思,這讓整個演出大廳既有交流溝通的空氣流動,又不至於太喧鬧乃至嘈雜。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瞇瞇站在旁邊,輪不到我插上話,我耐心地等著。不過鏡頭掃過來,我成了余老師身後一處很不錯的背景。 
  我還看到許多花籃,都是他們倆各界的朋友們送的,預祝和祝賀演出的成功。我還看到了我熟悉和認識的一些人送的花籃,心裡很感動。 
  那些天京城裡關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許多人還記得前些年他和馬蘭作為主創人員參加的《紅樓夢》在北京演出時的盛況。 
  這天北青報上登了一整版對余秋雨和馬蘭的專訪,我看了,記得裡面有一段話,說《鞦韆架》裡那位冒名頂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裡的鞦韆上蕩來蕩去,圍牆外面是紛繁的世界,還有每年趕考路過的考生。女孩的鞦韆有時會蕩得高出圍牆,蕩過了男女界線,蕩過了功名得失。心裡很喜歡。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達方式,一個很形象的載體鞦韆架,加上一個很直接的動作蕩鞦韆,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們轉換為理性與人文化的話題,賦予它更加深刻的內涵。我喜歡這種形式即是內容的藝術作品。 
  我在電話裡對他說,我還自己去買過票,結果好幾天的都賣完了,差點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長安劇場落成後,我只去看過一場姜文演的話劇。在上戲時看慣了不要錢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錢買票看戲有點太像觀眾,找不到當年那種觀摩切磋的感覺。那次也算是給姜文面子,約女友一道來看戲,一人掏票錢,另一人掏飯錢,把一個戲劇之夜過得高高興興。這次更因為是余老師和馬蘭的緣故,又如法炮製,約來一位女友,說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錢,可到售票處一看,說是幾天的票全賣光了。只在大廳裡看到幾張馬蘭的大幅劇照。既然是乘興而來,就不能掃興而歸了,我們乾脆一頭扎進劇場西餐廳,大吃一通,不僅把該掏的飯錢吃了,還貼上了買票的錢。 
  余秋雨說朋友太多,他的,馬蘭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們要票,結果好多票都讓他們自己給拿去送人了。 
  原來這樣。我心想,這樣怎麼掙得到錢呀。我聽說這是他們自己出資排的戲,本來還想來做點貢獻的,結果倒又白蹭了幾張票。 
  他說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長河》,我說我已經買了一本,正讀著。他又開始在電話裡說「謝謝」,問你讀到哪了。我拿起隨手俯臥在地毯上的《霜冷長河》,告訴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現在閉上眼睛隨便地一想,其實在這本書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對友情、對友誼的感悟與表述。那些感悟與表述,不僅體現在其中專門的一個章節裡,更是貫穿在整本書裡,也即是貫穿在他日常的現實生活裡。你看他筆下的師長、同學、上海人、遠方的船長、近處的學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攤前的一次對話,都無不籠罩在友愛與溫善的氣息裡。更何況那些專門來議論友情的話語,失望與寂寞,都顯出他對於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一個不是我們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2)   
  他從沒跟我談起過,但我隱約感到他曾被友情傷害過。 
  也許文人多相輕,也許還有更複雜或無聊的因素交雜其中,當十幾年後再與他交談時,我發現個別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來了。想到在上海最後一次和他談天,他曾那樣由衷地向我講述他那些朋友們的逸事,真替他傷感。 
  這是一個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現在也常聽他說到某位熟悉的人時總愛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關鍵時候他又總是那樣苛求和認真。聽他說曾給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寫過絕交信,因為那人嚴重傷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開向老人致歉,否則就從此斷交。 
  我想起《世說新語》裡說的管寧、華歆二人曾同席讀書,門口有香車華蓋經過,管寧照舊讀書,華歆卻忍不住跑出去看熱鬧。管寧一生氣,割席分坐,不再認華歆為自己的朋友。後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為朋友絕交。以現代的眼光看,那位華歆實在是有點迂得可愛。在我眼裡,余秋雨那樣鄭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書信的方式來表示他的絕交意願,也頗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實決絕。 
  記得有次我跟他告狀說有人違背我的意願出書,我被一些瑣屑伎倆氣得雞飛狗跳的,又沒有「對敵經驗」去應對人家,只會一個勁叫這書別出了。但最後書還是出來了,我一見就一把把它掃落在地上。當時他笑我,說第一個舉止是對的,是馬小娟的風格,掃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動作太大。我說我氣壞了,關鍵是自己還說不清道不白,悶氣得很。 
  其實他說我時很客觀,但輪到自己也一樣會有說一不二、決不退讓的時候。 
  我感覺這些年他不僅決意要走出書齋,他也同樣不讓自己苟同文壇濁事,決意要衝出那一道相互欣賞的關係網、小圈子。 
  而一旦出來,便看得更明瞭。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嘮叨,說余秋雨在一篇文章裡提到他與一位什麼官方人士間的交往。彷彿這樣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來,說你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寫自己與官員的來往,他還寫了那麼多與勞動人民間的交往,你怎麼就看不見呢,你自己心態不對頭吧。 
  都是讀者,都有交流,管他當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夠認可你,就都是你的榮耀,你的擁躉,你應該心懷感激好好地待他們,還分什麼階層、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裡的新房子正在裝修,好多瑣碎的事,要跟人家討價還價,還要監工,我好煩。昨天那位外地工頭還被北京人打了,他們求我去派出所報案,找公安,我答應他們給派出所打個電話,但又覺得莫名其妙,不想跟這些事情挨邊。 
  他從車的前座回轉身來看我,說你真的煩嗎,不應該煩的。你一開始就抱定自己要裝修,他們是來給你裝修的,一下就把雙方的關係明確得不得了。那麼他們當然也就把自己當作是給你裝修的,那麼所有該來的事也就都來了。應該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處理這種主雇關係。至於工頭被打的事,不是打電話,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們的民警接觸起來,這才是你的風格,並且這樣近距離的接觸,一定會很有趣很好玩的,你還會和他們交上朋友。 
  別人的話我聽不進去,但他的話我馬上聽進去了,覺得他說得很對,我在處理這些很實際的問題時總是不那麼得心應手,被動得很,可能真是想問題的方法不對。結果真去了派出所,不僅幫助工頭解除了後顧之憂,懲罰了無理欺負他的北京人,還和父母一起,請裝修隊所有的人在飯館吃了一頓飯。花的錢並不多,但來自江蘇南通的工頭和工人一直在說,我們在北京十幾年,這還是第一次有東家請我們吃飯。他們的表情,反讓我不好意思。那時候雙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間的真情流露,感覺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給別人帶來了愉快,也讓自己情緒好極了,不好嗎? 
  他很善於與各界各種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結,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這一點。我太頑固不願改變自己,家人喝斥過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師來做榜樣,相信會過渡得好一點容易一點。我甚至說服自己,他是內向型的A型血,他都能憑著自己的熱情和善意與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關係,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應該做得更好的,我不應該太「各色」了。比如我四處閒逛到南方的小縣城玩,公安局長聽說了要請我去吃飯,我說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來玩兒的,我幹嘛要吃你的飯呀。我推三阻四最後乾脆躲在賓館裡裝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飯,弄得公安局長大為不滿,認為我架子太大,說「上次來了一位處長,探親的,吃住都沒花自己的錢,臨走還帶了土特產,多隨和多平易近人。真沒見過她這樣的,不就是個小記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時會點撥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開心的,你不要老想著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跟他們來往,不要老想著他們是警察就怎麼樣了,就像平常那樣,用你自己習慣和喜歡的方式去來往,要讓別人來適應你,而不是你去適應別人,這樣你就會感到愉快。跟警察說話,跟警察頭說話,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進行的,我跟你們的賈春旺一起吃飯,我對他說,你們警察就是保護我們這些旅行者的。   
  一個不是我們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3)   
  有時他會天真地說你什麼時候一定要穿警服來跟我合張影,就放在我們的書上,一定很高興的,你看余秋雨還有個當警察的學生。 
  大多時候我覺得他是對的,但有時也會在心裡覺得他在這些事上還是有點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體制」之外,現在又是如雷貫耳的名流,出來和人打交道,無論誰當然都是要附和他,遷就他的,他處處感到的都是開心,已經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 
  己」「強顏歡笑」的境地了。很多時候我是發自內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們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內心世界,但很傷心,每次一進入,他們立刻會把我推給局長政委們,然後我就被架空了,四處吃飯聽報告然後手裡不知什麼時候就塞了一大疊工作總結。心裡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對你熱情周到,無非想請你多宣傳宣傳工作的成績。只是普通警察好像無權接近我,會觸犯什麼紀律原則似的。這樣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對記者生涯的嚮往是有天壤之別的。每次懷著一顆真誠的心想去接觸真實,霧障重重。屢試屢敗,真的有些傷心。 
  在「體制」內混了十幾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發本分地定位在「體力勞動者」的角色上,時間長了趕都趕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別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間發生「體力」之外的來往。他的話,並非所有的時候都適合我。 
  但依然喜歡聽他那些我這個學生聽著都帶點天真的話,喜歡聽他那些想當然的處理「現實」問題的方式。那何嘗不是我曾希望過的美好純粹的人際關係。 
  一張臉越來越不惑了,該成熟和圓潤起來了。近處有這樣一位充滿熱情和善意的榜樣,或許稍作努力,「現實」真的會來適應我們。 
  在《行者無疆》的後記裡,余秋雨曾專門花費一頁的篇幅,記下與他一起考察歐洲的「夥伴們的名單」,還說,這件事在《千年一歎》時忘了,有點遺憾。他做的這件事,一直讓我感動,難忘。我知道那些「夥伴們」中,多數是些非常年輕的男女,他與他們一路走下來,有了生死與共的友誼和感情,所以要專門用一樣形式來表達出來。這不僅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而且流露出他這個人對友情的珍愛。 
  還有人寫他到廣西講學,回去後寫的信裡,還沒忘記向一位廣西期間為他開車的司機師傅問好。我相信是這樣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這是余秋雨為人的風格。 
  另一些時候,他對一些無行文人的言行,卻是絕不苟同。這是原則。 
  很多時候,我開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從沒說過你應該這樣你不應該那樣,但我喜歡學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開的結,會想:余秋雨會怎麼做呢? 
  我甚至也開始懂得對讀我書、喜歡我文章的人說一聲「謝謝」。 
  他就像是面鏡子,一個榜樣。 
  可我還愛跟他說,我可不崇拜你,我們只是一夥的。   
  遭遇「余秋雨現象」(1)   
  那次爭論發生在異國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說起了余秋雨,無限地迷戀他的《文化苦旅》,然後痛心他現在「變了」。對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我只是笑笑,說余先生能「流行」,這是他的能力,不是誰都能流行得起來的。要把握住一個時代大多數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於流行文化的層面上發言,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做得到的。「老」先生不服,說他這是在作秀。我說 
  作秀又怎麼樣呢,這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只要你還在行動之中,只要你總能不同凡響,作秀不作秀的,不過換個說法罷了。 
  桌上的另一位女青年不幹了,和「老」先生鏘鏘起來:這怎麼是作秀呢,難道這麼多人都喜歡讀他的書,也是他在作秀嗎? 
  飯後我們一行在海邊漫步。燈火通明的海灘娛樂城,海報上說裡面有海上木偶演出,我特想去看看,可惜事先沒有安排,臨時也沒人響應。當然不可能讓所有人在門口等我,只有繼續在海邊走。我又糾纏那位年輕的翻譯,莫名其妙問人家知道他們國家的陳英雄嗎,他拍的片子很有味道,有一種超越現實的美,讓這個國家充滿了熱帶雨林的奇麗、迷幻,我看了他不少的片子,他家的老房子也很不錯。年輕的異國翻譯並不見激動,只淡淡說不知誰是陳英雄,也沒看過那樣的電影。我想起來他說的每次從邊境處倒些中國片子回來賣,很掙錢。心裡也覺自己悶得好笑,人家不過迫於生計才在這黑咕嚨冬伸手不見五指的灣裡陪你們走走,誰願附和你說那些個不著邊際的鳥事。便想,對了,這還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誰都犯不著勉強誰。 
  回到賓館,一同吃飯的女青年還在生我氣:你還是余秋雨的學生,你怎麼能允許別人這麼說你的老師!她說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聽不得別人說他一個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對於一個總能提供給自己精神食糧的寫作者,怎麼能容忍別人對他的誤解和歪曲呢。我還很感激她這樣率直地堅決地維護余秋雨老師,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會是如此真切和樸實。只是她不知道,因為離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識到,這樣的爭論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就能結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它們關乎到中國文人固有的觀念與生存模式。因為余秋雨完全從傳統中國文人的生存模式裡掙脫了出來,肯定了他,許多人一輩子堅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義。那是很惱火的事。我願意相信許多年後,不會再有人對余秋雨這樣的文人大加討伐,因為那時的許多文人也都會如他一樣,拋棄書齋中的自閉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積累去創建屬於自己的文化生態,成為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強者。 
  還是在《行者無疆》的自序裡,余秋雨有這麼一段話,讓同樣也經歷過類似思考的我,特別地有感觸,現在抄錄在這裡,可以讓喜歡和歡迎他的讀者感受到他的決心和勇氣: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做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裡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緻,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裡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裡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立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裡『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只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再要抄錄一段他說金庸的話,也許更能讓喜歡他的讀者意識到,余秋雨並不是完全孤單和獨行在路上的。在大陸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現代文人找到和構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態: 
  「像金庸先生這樣的人,學問很好,又搞文化企業,同時有空又寫一點流行小說,而且小說,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說提高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我相信,這是一種非常值得讚歎的結構。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我不是僅僅對他武俠小說評價高,也不是對他寫的社論評價高,或者是對他辦文化企業評價高,而是將這些方面綜合一起的狀態評價高。我認為,這是20世紀華文文化圈內的一個奇跡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時又能在社會上取得巨大的反響,為社會大眾所關注。我想這樣的人物,在21世紀肯定會多出一點。」 
  「另外,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兒的一些文化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在我看來,就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現代都市中的文化強者。」 
  人們總愛把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稱作轉型社會,在這樣的轉型期,傳統的慣性狀態、優勢和新型社會的秩序、規則,總在互相打架,糾纏不清,相信大家在變化和轉變中都或多或少要經歷些痛苦,有人轉得順當些,有人會轉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敗告終,這與個人能力和適應力相關。好比所謂的知識分子,是堅守在一個專業領域裡,還是做一個社會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裡嘰嘰咕咕問過自己無數遍,但卻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把那些嘰咕轉變為現實。這沒辦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惱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沒有用,並且已經沒有時間了。要麼變,要麼不變,都是自己的選擇。   
  遭遇「余秋雨現象」(2)   
  在我看來,一個正常的社會裡,專業人才與社會公共人才兩個端點都需要有人在那,並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過現在比較混亂,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過寒酸、不要讓家人也跟著委屈就好。記得十幾年前,教授們曾悲歎自己的收入還不如校門口賣茶葉蛋的老太太,現在沒有人再拿自己和賣茶葉蛋的比了,現在人的要求和慾望更高更大,喜歡拿自己和明星比。其實有心氣兒這樣比來比去的,還不如自己乾脆就做一把明星,讓自己高興一下子。不過話也說回來,能力呢?不是誰都有能力成為明星的。 
  我的眼裡,余秋雨就轉型得很成功,他同時佔有了「專業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兩個端點,這是我非常嚮往的生存狀態,也是個人的文化狀態。 
  相信很多年之後,謝天謝地狗屁轉型終於結束,所謂塵埃落定大家各得歸宿時,再來看今天,許多人會看得到自己當年的褊狹與可笑。 
  突然想起,其實從「文革」結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個不穩定的、變化著的社會,已經有過好幾回轉型了,遺憾的是有人第一個型就沒能轉過來,比如還是在搞整人的把戲——現在誰還玩這個! 
  十幾年前在上海,就聽到過有關余秋雨的「傳奇」,說「文革」結束後,他正好得了肝炎,返鄉養病,修養生息,當別人還在「文革」的是是非非中纏來糾去你死我活時,他已經神不知鬼不覺進入了另一番天地—— 
  「我同鄉的老師盛鍾鍵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裡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極其簡陋的小食堂裡。那裡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託管理著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裡去了。那兒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誌,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正經讀書累了,就去興致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誌。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麼優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幾乎記不得年月了。」 
  「後來知道,這些年月,中國政治領域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而我則好像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冰凍封存了。」 
  後來他一下子拿出了幾部大部頭學術專著,一下就比別人多跑出去幾大圈。 
  現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轉型,並且從某種程度來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艱難、更痛苦的轉型。那時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國家的未來,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運! 
  我曾經跟余老師談到過我父親,一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成長起來的文藝工作者,當我還在我媽肚子裡的時候,他寫的舞台劇就被拍成了電影,一生創作了數十台所謂優秀劇目,他寫的戲,直到現在還有人會唱,讓我這個女兒也不知跟著風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對自己的過去只有兩個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給他出集子,他說他寫的東西一個也沒有保留,全部毀掉了,他已經為自己作了總結,不需要再出什麼集子來總結了。 
  余老師聽了,對我老爸大加讚賞,說中國像你父親這樣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這樣一個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來也沒能成功地轉型得過來,即便他早在理論上、思想上認清了「文革」時期所謂創作的實質,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壯年時期的所有作品毀於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別的同輩們的「垂死」掙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創造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已經被埋葬在了那樣一段莫名其妙的、誰也擺脫不了的歷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時代人還在不甘地堅持「創作」,屁股後面拖著一根別人都看得見只有他自己看不見的「尾巴」,一根總也脫不了舊時代印記的「尾巴」。 
  我總愛對人說,還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寫東西了,不在外面丟人現眼了。我老爸現在除了給兒子寫信,已不再拿筆。我老爸總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從第一部開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幫他打發餘下的時光。 
  余老師說你父親很了不起,如果中國更多些你父親這樣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這樣的父親如果不是養育了我們這幾個兒女,不也是徹徹底底的失敗嗎?這樣的事兒你跟誰說去? 
  余秋雨也跟我說他的父親,已經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文革」時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裡得了肝炎和糖尿病。這是兩種相互牴觸的病,一個是要吃、要營養的病,一個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這兩種完全相反的病並存於一個身體裡,他父親被折磨得很苦。現在好了,醫院和藥成了他父親的精神寄托,就像一個餓慣了的人,見吃的就要吃,他說他父親餓怕了,病怕了,以至於養成了「醫院依賴症」,八十多歲的人把醫院當作了他的第二個家,每天有事沒事要到醫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麼,有病沒病都要求吃點藥,沒有藥在手邊上就沒有安全感……   
  遭遇「余秋雨現象」(3)   
  我們都嘻嘻哈哈談論這些事,當好玩,一個既成事實罷了。但冷靜下來想,真的是很氣憤的事情,我們自己的親人本來是可以有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生的。 
  還說轉型,要在一種多少年下來的定勢中突然扭轉,必須得具有實施強有力行動的能力。而那個早年被我們幾個研究生稱作「秋雨兄」的人,已經成功地轉型了兩次,並且兩次都是先於群體,先於大勢,無怪乎他是我們眼裡的強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寫作,成為「旁觀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紀末。一位深圳宣傳部的官員,夾著一份厚厚的策劃書到了北京。 
  在中國一千八百多個博物館中,100個最具魅力的博物館被選中,100集大型文化專題片《中國博物館》將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國家文物局聯合攝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紀末「總結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野心,開始一步一步地付諸行動了。 
  接頭地點安排在三聯書店二樓咖啡廳。深圳官員打開策劃書,很現代很精緻的內頁裡,圖文並茂,鋪陳的是各種文化人遞交上來的關於片子的總體構想,一頁頁翻過去——我們偉大,我們輝煌,我們歷史悠久,我們將在21世紀邁向人類新紀元…… 
  對,這些都沒錯,也都是事實,問題是這樣的話我們什麼時候都能說,並且我們也不知已經說過多少遍,而現在是20世紀最後的時刻了,給了我們這麼一個千載也難逢的發言機會,我們能不能有點全新的視角,有點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員指著策劃書,說,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這話就夠了。我也就乾脆把他的東西往邊上一推,省得裝模作樣琢磨那些大同小異的句子。我說我們來給你一個全新的方案。 
  攝制組總是這樣,一個龐雜的群體,總是處在不停的溝通,爭吵,再溝通當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風格,向來不喜歡與人爭論。本來嘛,大家都是成熟的個體,有自己的思維體系,誰會為誰的觀念或者想法放棄自己的呢?很多時候身為總撰稿之一的我很沉悶,說不出話來。有那麼一兩次我還彆扭得躲在背地裡雙眼潮濕。那些請來的歷史學家、文物學家、博物館專家,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了許多基本知識、歷史背景和史料出處,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並且在資歷和年齡上,都有著絕對的優勢,我非常尊重他們,但多些時候我並不懂得如何去與他們溝通和相處,我頑固地堅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語言來表述那些歷史,我想他們可能也不怎麼喜歡我。 
  我那時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師,完全像個寵壞的學生,沒有人來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裡便老大的不樂意,鬱悶得很,情急之下就會得對著深圳官員喊,余秋雨肯定喜歡我們這樣說。 
  不久我們就飛去了深圳,在飛機上遇到「延機賠款」事件,樂滋滋撿了1000多塊錢,落地時已是夜裡11點多鐘。一頭扎進離余秋雨家最近的賓館,我笑稱自己這是來「偷」思想來的。我給他打電話,說誤機了才到。他二話沒有,告訴我他一直在等我們,他馬上就到賓館來。 
  見到余老師,我煞有介事交給他一個藝術顧問大紅聘書,他接過去就開始笑。我們還給他捎去兩紙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樂了,說馬蘭不在家,我一個人哪裡吃得了,這可是「顧問桃」呀。 
  這是上戲畢業後第一次見余老師,師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說你還那麼漂亮,我說你還那麼年輕。我們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規矩,以為電梯工早該下班了,該不會讓他爬樓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邊笑我,說他居住的樓裡電梯24小時開放,沒有電梯工,說這樣很好,像上海那樣多可怕,進進出出都有一個電梯工守著,看著。有的還把電梯當家了,小空間裡應有盡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開門,看見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樣,我忘乎所以驚訝起來。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現在是凌晨了。 
  我發現他家收拾得非常乾淨,並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樣子。電視機邊上的相框框裡,是一張馬蘭的照片。我那時還沒見過生活中真實的馬蘭,湊過去看。余老師自己笑自己,說屋子是在我們到之前特意打掃乾淨好迎接我們的。 
  看得出,他對自己的這個家很喜歡,帶我到各個房間裡轉一圈,一邊把幾處家什的來歷、佈置說給我聽。我在他書房裡探頭探腦。他書桌上還擺著電腦。他說是新的,他正在學著打字。我嚇他,說很難的,不過有人說連馬小娟都能學會五筆,應該不會難到哪裡去。 
  最後站在他家的大陽台上。外面依舊一片燈火。我也早已分不清東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著底下,耐心告訴我我是從哪個方向、如何從機場到達他家的,又指著最亮的地方說,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樓下。 
  寒暄一番,余老師提出要去樓下喝酒。這才是最高興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開始指著周圍數叨小區的規劃建設,哪兒要修什麼了,哪兒又要蓋什麼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話充滿了期待。這本來就是一個叫我好生羨慕的居家好地段,樹啊草啊坡啊海啊,該有的都有了,而人則毫不擁堵剛剛正好,又聽他如此熱烈地談論它的未來,真覺得他現在真是蠻熱愛生活也蠻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風好像更多了些人間煙火,把他吹熏得越發生動、市井和可愛起來。心想,一個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學習與積累後,抽身而退,給他一種更安寧、舒適的歸息之所,才是發揮他潛能與創造力、最終成為大家的最理想生態。 
  那時我正熱衷於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裡看歐洲莊園片,羨慕妒忌加難過,恨不得自己也能過過那樣遠離塵囂的簡單專注生活。曾經煽動過父親重回老家鄉下做「地主」,蓋一棟大屋,給我留一間書房兼閨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澆了盆冷水,罵我天真不切實際。其實自己也知道曾經有過的大環境已不存在,一棟大屋反會變成一家人的累贅。現在看我的老師生活的小區,大環境安全、便利,小環境又安寧、閒適,真的好生羨慕。心裡想,社會的新秩序正在建立當中,只願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錯過了好時光。   
  在深圳思考和寫作,成為「旁觀者」(2)   
  這時他又像個遠遠的目標立在我的視界內,這樣現實和具體。算一算,自己已經昏睡了十幾年了。 
  我們四個人喝了不少紅酒,余老師才發覺小娟的酒量可以,越發高興,不停地乾杯。太久沒見面,我東拉西扯,盡說些和要拍的片子無關的閒話,都夜裡兩三點鐘了,也無意扯到正事兒上來,急得同行的人亂給我遞眼色。 
  最後我有些不情願,說余老師,製片人跟我們搞深圳速度,時間算得特別死,我們明天就要飛去西安看兵馬俑。嘿嘿,這個兵馬俑不好搞,劇組專家們的意思,總希望我們突出秦始皇大一統大帝國的偉大,可我們還是想找個什麼新的契入點,換個視角進入。嘿嘿,我們想從你這兒掏點東西。 
  他問我以前去看過兵馬俑嗎。我說去過呀,上學時我們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說哦,那個時候你可能還看不到,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廳後面那些未經剝離的、完全「原始」的兵馬俑。兵馬俑博物館的人了不起,他們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廳的後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沒有修復的殘俑,這和前面那些我們看慣了的手腳齊全的兵馬俑,感覺完全不同。它們殘缺不全、倒臥在地,完全和身邊的黃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經分不清哪是黃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龍應台去看,她趴在那裡都不捨得離開了,她說她恨不能死在那裡。你們好好看看,相信會有感覺的。 
  我聽得眼睛一下就賊亮亮起來,又像回到了當年的課堂上,他的幾句話就能把我的思路放開。總是這樣,他會給你一個全新的、不一樣的思路,他很少重複那些已有的現成的成果,總是帶給你驚喜。雖然我一時還不能確定從他的話裡真正捕捉住那個本質,但我再清楚不過,他的思路,正是在啟發我這個學生去看歷史的「第一現場」,去體悟歷史細節的精微,去親近和體貼那些歷史當中消失久遠的生命個體。這又一次與我矇矓中堅守的想法相暗合,讓喝了點小酒的我,愈發興奮。 
  真想馬上就跳到兵馬俑坑前,看看那些殘破的兵馬俑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覺。 
  喝完酒,余老師要去結賬,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著急,就喊,這是吃的公款啊,劇組的錢,不是我的。余老師笑,說馬小娟來了,我一定是要請的。我只好說,那我下次在北京請你喝酒。他越發高興,說好呀 ,喝酒總是很高興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過了,酒店裡還是吃客一片,人聲沸沸。還有幾個小時又要分手,爬上飛往西安的航班。我們談興未了,都有些遺憾。賬都結完了,我們還坐在那說話。余老師喝了不少紅酒,臉有點紅,他說和朋友來喝酒特別高興特別輕鬆,一個人出來吃飯、喝酒不好,總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裡好笑,這也算是名人的煩惱吧?要是有人認出余秋雨「孤單單」在飯館裡埋頭喝酒、吃飯,總歸是會有點什麼說法的。 
  臨上飛機前再次在電話裡向余老師告別,他反覆地在電話裡說,小娟,你不要停下來,一定要去戀愛,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著答應他,我一定會的。 
  見面時間那麼短,卻還是免不了跟他說點自己的現狀。他一點不驚訝,說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變化了,在上封信裡他就感覺到了。我不信,說我好像在信上沒說什麼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會是今天這樣子的。他只是笑。也許是我那些肆無忌憚的情緒化的句子,讓他的預感再一次應驗。他並不問我個中細節和具體,好像我做什麼都應該是有理由的,是對的。這樣的相處讓我感覺非常舒服,自然,並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貫的寬容與理解。 
  這麼長時間沒有見面,說起話來卻好像昨天還在一塊兒聊過天,真好。 
  有時會被人追著要我聯繫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著急就直不嚨冬對對方說,我和余老師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是這樣的,其實真正碰到一起坐下來聊天,一年也難得有兩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躍在自己的領域自己的城市,但心裡總是不會淡忘了對方,說的話做的事總是有「一夥兒的」感覺。 
  有次一位製片人哭著喊著要找余秋雨,一天幾個電話都快要把我逼瘋了。可我根本不願再去打攪余老師。情面與耐心到了快撐不住時,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師的電話,簡直就像是「送上門」來了。我一聽他聲音就哇哇亂喊,一個勁在電話裡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麼會這麼巧。」他聽清原委,自己也笑,說他其實沒什麼事,只是很久沒聯繫,新年要來了,跟幾個朋友打個電話問候一聲。 
  這些年,因為找余秋雨,還鬧過不少笑話。有一回我還挺當回事地問他,找他的人那麼多,總不會每一件都像我認定的那樣是「不好的事」「麻煩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給他回絕掉了,總不好,是不是該讓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輕描淡寫一笑,一點不覺得有那麼嚴重。他有自己的原則,好與不好,只是要不違背自己做人做事的準則,不與一些無聊的群體與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獨行,不願有事沒事在文壇上成群結隊地晃悠。事實上,在那種匯聚了各種文人墨客的聚會與活動中,不可能會有餘秋雨的身影,他寧願去為一所希望小學題字、講課,也不讓自己陷入危險而無為的扎堆文人當中,他說過那是他花了許多年的時間極力要擺脫的,不可能再回頭。   
  在深圳思考和寫作,成為「旁觀者」(3)   
  過去我對他頻頻出現在「普通人」視線中的行為不太理解,交談過幾次後我體悟到他是對的,並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則也是一致的。是因為他的行動和寫作背離了通常的那個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獨立出來,才被許多的「普通人」看得見。我現在反倒尤其敬佩他這一點。 
  他和我一樣,也不用手機的。找他實在急了,就把電話打到馬蘭的手機上。 
  不知道馬蘭是比我小一點還是大一點,感覺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電話,我每次都很不夠意思,總是直奔主題,開口就說馬蘭嗎我是馬小娟我想找余老師。都不知道問聲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電話都很關心,說馬小娟啊好久沒有你消息,最近好嗎,在幹什麼。很周到,熱情。放下電話我會罵自己,怎麼能這樣,找余老師是真的,但這樣直接太不夠意思也不禮貌,總要過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馬蘭怎麼想我。下次一定表現好一點。但下次再通電話,又是老樣子,剛想要「欲蓋彌彰」繞一下,就要磕巴。馬蘭總是善解人意,會主動問我找余老師吧。我立刻鬆口氣,說是。 
  最早還是余老師告訴我馬蘭的手機號的。 
  第一次打馬蘭手機在他們的《鞦韆架》來北京演出時,那天我在電話裡跟余老師要戲票,他讓我確定最後要幾張,在五點前給馬蘭手機回電話。結果我糾了一幫余秋雨和馬蘭的崇拜者,最後卻怎麼也聯繫不上他們了。打馬蘭手機,總打到一個陌生男人那裡,第一次聽說要找馬蘭,那邊還挺興奮:「馬蘭?唱黃梅戲的那個馬蘭嗎?」第二次打過去,那邊還在笑,說真遺憾你又打錯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邊開始顯出不耐煩。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齒一下一下按那幾個數字,還是那個男人的聲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氣。怎麼搞的,這明明是余老師親口告訴我的號,怎麼能有錯。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錯肯定出在我這裡。我領著一幫人在街上像沒頭的蒼蠅一陣亂轉,最後才想起來直接衝到長安劇場。終於一進了前廳,就看到被人群包圍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騰這才宣告結束。余老師告訴我票都替我留著呢。 
  演出結束後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馬蘭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麼搞的這個馬小娟,說好要回電話的,連點兒音訊都沒了。最後沒辦法,只好估摸著留了幾張票。更可氣的,原來一向沒什麼數字概念的我,把馬蘭手機號裡的「6」和「9」給記反了。 
  有時會突然接到余老師從深圳打來的電話,於是想,哦,他現在在深圳。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環境,開闊的草地,一些熱帶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許有一天他又會在北京為自己購置一個寫作的空間,他說過那必須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邊看邊寫(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電視台為國際大專辯論賽的總結作點評,被到處找他的香港鳳凰衛視發現了下落,台長王紀言直接找到他,請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賓。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後四個月裡,余秋雨與鳳凰衛視「千禧之旅」越野車隊跋涉四萬公里,一路對中東到南亞十幾個國家的歷史與文明進行了考察。許多人通過鳳凰衛視見到他們的風采,更多的人後來讀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筆記《千年一歎》。他自己說,那部筆記「也是一種有關寫作態度的邊緣試驗。沒有資料可供查證,沒有時間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經傳遞出去 
  發表,比較徹底地阻斷了『做學問』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圖」。他還說「時間越長,越慶幸自己的選擇。支持我選擇的,是廣大沉默的讀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氣爽」。 
  那時,我正在《中國博物館》劇組裡上下折騰,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編導、各路專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個令我厭煩得要吐的詞)。 
  一方面,我們的總體構想和先期出來的幾集創作細綱,那麼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讓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輕和擁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懷疑,消解,爭吵,一直不斷,歷史觀、藝術觀的不一致險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糾纏於考證的細枝末節;一方是堅守在二十世紀最後時段、非要用自己的聲音來表述歷史的發言。一方是骸骨的陳列,史料言之鑿鑿;一方是貼近了打量,從不肯妄下結論。結果就是無休無止地開會。 
  當我一聽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語言表示了對他的最高讚賞和歡呼。我說他媽的,我敢肯定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文人敢走這一趟,離開了書齋,離開了史料,離開了已有的實證,只帶著一雙自己的眼睛,一張自己的嘴巴,很多人會根本放不出一個屁來。 
  這是真的,我對幾個月後「千禧之旅」歸來的余秋雨說,哎呀我現在太能理解為什麼有人那麼不喜歡你了,因為你把整個的書齋都給顛覆了,把中國文人習慣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給顛覆了。我現在太能真切體會那種惱火和自衛了。 
  我說我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勢——行走當中》。 
  那時余秋雨在亞洲腹地走,我在中國的版圖裡面走。總是背著一隻行囊,走在城市和鄉間的那些路途中。後來的統計說,100個博物館的攝制,意味著我們完成了行程37萬多公里的外景拍攝,2060分鐘的電視長度。空間與時間,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個博物館,作為總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個。 
  最好玩的是,許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師余秋雨走過的地方,是他對那裡的人文、歷史留下過感悟與思考的地方。而我這個學生,簡直就是在循著他的足跡一個地方一個地方追隨而來。 
  更好玩的,許多被他文章寫到過的地方,當地都會把他文章裡的話當作重要資料、語錄,大大地向外來者介紹和宣傳自己,充滿了驕傲和自豪。這總讓我感動和動情,我們見慣了各類官員在中國大地留下的深深淺淺的題字與行跡,那是常常要被當地拿來作為自炫的資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書齋獨自遊歷於中國大地的學者、文人,以他獨樹一幟的散文贏得了如此推崇,讓任何一個進入過他視野的地區對他感念不盡,也讓我這個學生忍不住要發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博物館的資料彙編裡,余秋雨的《一個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當地政協主席書寫的前言裡說,「感謝秋雨先生和我們的廣大作者,以其優美深邃而又精湛堅實的文筆,打開了一條連接昨天的時空隧道,將已逝去的歲月風雲豁然展示在讀者的面前」; 
  在平遙,當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當作再生父母,博物館裡處處抄錄著余秋雨《抱愧山西》裡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歎》裡說的,「當地的各種人士,從官員到一般市民,見面總感謝我的那篇文章對晉中旅遊事業的推動」,他更真誠地說,「其實真正要道聲感謝的是我,感謝這塊土地為我提供了考察的機會、寫作的契機」; 
  到麗江,麗江納西東巴文化博物館館長說,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隱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峽》; 
  去湘贛,有《洞庭一角》《廬山》《青雲譜隨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髮蘇州》《江南小鎮》《風雨天一閣》《夜航船》《吳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鄉浙江,去余姚,那裡有南宋官窯博物館,有天一閣藏書樓,有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給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顧不得邊上人怪異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館,找不到感覺,偏偏又有一篇洋洋灑灑的《筆墨祭》可以拿來讀; 
  甚至去香港澳門,寫台灣那集,搞到的資料也還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於我這個學生走到任何一處地方,都會發出一陣驕傲,既驕傲自己的老師來過,也驕傲自己的終於到達。那些散落在中國大地上的眾多充滿人文特質的點點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跡一處一處地訪問過來,而他的思考與寫作,又像是一條串連珍珠的長線,把它們一個一個地穿在了一起。我認為這是一項了不起的事業,是他用個人的行動、個人的才情,在獨自整理、整合著這個民族的文化走向與希望所在。   
  1999年,邊看邊寫(2)   
  所有那些已經出版了的為無數的人閱讀著的書籍、語言,還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與線索,它們在未來的時段可能會被醞釀得愈發醇厚、愈發馥郁,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獨自擁有的,是一筆屬於他自己的研究與創作財富。 
  我好生羨慕,還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謙虛地在《千年一歎》中表示:「像平遙這樣一直公開向我表示感謝,而其實應該反過來接受我感謝的地方還有很多,這一路上就遇到好幾個。車隊的夥伴們對於我與那麼多遙遠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深感奇怪。我說,很多年了,我先把腳步,再把思考,最後把生命都融入了這些地方,由此你們也會明白,當初我告別了什麼,逃離了什麼。我可能不會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離地,再去聽那些煩雜的聲音,是不可能的了。」 
  這些事讓我很感動,一個文人、學者,寫文章寫到這種程度,只能說明他所關注和領悟到的,也是現實生活中大眾所關心的文化盲點與空缺,他的出走與遠離,也不僅僅是一個形式,一個轉過身去的動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與大地、與民眾發生親密接觸的實踐。民眾與人群對他的歡迎,就已經是對他的最大肯定,別的那些「文人」間的爭吵,在這些面前也就顯得沒有什麼意義了。 
  偶爾在外地賓館的鳳凰衛視中見到余秋雨他們的行蹤,正是在異地奔波了一天坐下來整理心得的時候,聽一聽余老師對異域文明的發現與感受,是交流,也是啟發。 
  那些圖像,那些話語,一晃而過,斷斷續續。 
  他在後來的《千年一歎》裡說自己,「對這樣的寫作方式珍惜起來,願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態和粗糙狀態,只等春節那天車隊進北京後就把這包書稿交給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這種做法有點像現代的行為藝術,一切只在行為過程中完成,不再在行為之外進行塗飾;也有點像中國書法,大筆一揮總有諸多遺憾,卻不宜在收筆之後東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漬都留著,圖個真切。」   
  女弟子偷練「余氏功夫」(1)   
  那段時間,從行動的方式,到對歷史對人文的思考與情緒投入,真是一次徹頭徹尾的追隨和摹仿。 
  過去聽他課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導遊,我這個學生是在他的引領下,看盡了一路的好風光的。那樣的過程,還來不及有自己的發現,就早被他話語與文章的氣勢裹挾而去,更多的還只是停留在傾聽與閱讀的快感層面上。 
  這次太不一樣,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對那些歷史的場景,進入歷史的現場,自己去體悟那些曾經活過的人、發生的事。總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強健和放鬆的肢體,舉著一隻思緒亂飛的腦瓜子,在大地上狂奔。總是這樣,剛剛還沒在都市的人群中,剛剛還在為買到一件漂亮衣服興奮,剛剛還在博物館黑乎乎的大廳裡湊近了辨認那些文物,轉眼就行進在山高水遠的鄉路上,混跡於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當地人中。我賊頭賊腦四下打探,我蹲在牆根兒下,甜膩膩地叫著大爺大媽,纏住人家打探他們祖輩的來處與去向,有時還被領去他們的家裡,看他們今天的生活與習俗,老實不客氣地吃他們那些土土的菜餚和點心。總是堅持稱自己為「闖入者」「外來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闖入者」和「外來者」。 
  也是在那樣的情狀之下,我對余秋雨式的寫作姿態也突然有了很強烈的認同。 
  以前對他散文的喜歡和維護,主要還是在對他才華和情感上的趨同,而真正對於他創作《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衝動和堅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談和文字裡去瞭解,去體會,其實並不能完全達到感同身受。總是隔著一層。只有當我自己也放膽在中國大地上獨自遊歷了一圈之後,自己也有了寫作和發言的衝動、激情時,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結果。 
  一個稍稍有點悟性有點感覺的人,一個對人類的過去與未來稍稍有點好奇有點想法的人,讓他突然穿越幾千年的時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樓空的歷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腦瓜子裡不活動活動情緒上不激動激動,那真是不可救藥了。 
  還是抄錄一段余秋雨的話,最能表現我後來也有的那種感覺: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裡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復、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佇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沌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就有了寫文章的衝動。」 
  那是當然的,就像我,常常會被自己滿腦子裡的滔滔話語漲得想要發狂,整個人都會被它們催得彈跳得起來,飛起來。 
  於是也慶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們堅持要讓撰稿每一個博物館、每一處歷史遺跡都要走到的決心,也多虧了深圳方面有那麼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麼強的經濟實力,捨得拿出錢來讓攝制組兩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個外景地考察。 
  記得剛聽到余秋雨他們去中東和南亞走「千禧之旅」消息時,除了激賞,還挺嫉妒的。這之前我曾在三聯生活週刊的書訊上得知一位西方記者從歐洲出發,沿中世紀十字軍東征路線,一路前往中東,沿途記錄下那裡的戰火與人民的生活現狀,出了厚厚的一本書。她也把自己這次行動當作二十世紀末的一次行為。當時我還對劇組的人說起過,覺得那個西方記者選擇的路線和區域很有歷史感,相隔1000年,時間和空間的兩頭恰恰又都是戰火,兩頭又都是宗教。什麼也不用說,光是客觀記錄,就足以讓世人震驚和警覺了。當時說要是我們也有能力搞這麼一次遠行,光是這麼個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沒想到很快就傳來余老師他們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還有點小小的失落。可見在中國,很多創意不是沒有人想到,而是沒人有魄力和實力去實施。 
  不過話也說回來,像深圳這樣一個遠離內地的經濟特區,能想到以拍攝中國100個最具魅力的博物館的形式,送別二十世紀,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手筆。 
  也真慶幸自己糊里糊塗就參與了這麼一次跨世紀的行動,並且愣頭愣腦地堅守住了自己一貫喜歡的方式。這樣一來,簡直就像在同一時間裡,幾乎和余秋雨老師在做著同樣性質的事情。 
  不知以後還會不會有這樣的好事撞上門來。 
  記得余老師在他的幾部書裡都提到過在外面遊歷時,肢體與精神上的歷險。現在想,連這一點都是極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後想起來很好玩當然也有點後怕的事情,每一次都會成為記憶中有趣甚至神奇的體驗。同樣在國內遊歷,他說「一次為了趕早班渡船在山間迷了路,我順著幾聲蒼老的咳嗽聲,找到了一間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點;又有一次夜間迷路見對面來人,心中疑懼故意哼曲壯膽,對面來人也同樣哼曲,等擦肩而過後才彼此放心,回頭一笑」。這都是讓一些具有相同經歷的人會心一笑的趣事。   
  女弟子偷練「余氏功夫」(2)   
  有一次我在新疆,鑽進一輛長途汽車,要去木壘哈薩克自治縣看絲綢之路遺跡,在十個多小時的長途奔襲裡,包括司機在內的所有當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最後下車,可愛的哈薩克司機實在忍不住,問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說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賭贏了,能掙一塊錢。我好不得意,因為有句話說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讚歎四川人頑強的生命力的。看樣子,我跑得也夠遠的了。 
  也許更年輕些,也許性格使然,那兩年裡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膽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設法與所有組織脫離聯繫。我又不愛用手機,經常讓北京的「指揮中心」擔心把我這個總撰稿給走丟了。我想余老師可能完全想不出我這個學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樣子。本來去每處都會有國家文物局開具的要求當地接待的介紹信,但我自己平時在政府機構呆膩了,好不容易有次機會,哪裡還會老老實實地跑到外地還有人「全陪」著!我喜歡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樣,背著我的大背包,把該看的看了,該聽的聽了,該吃的吃了,然後站在博物館的大門前長舒一口氣,這才從容不迫走進館長辦公室,掏出那紙「尚方寶劍」放在桌上,就幾天來自己對當地歷史、人文的所有考察與想法,作一個總結性的對話。 
  那些自由自在的遊走。 
  又想起余秋雨說的一個人在外面吃飯太醒目。還是想樂。名人嘛。而我這樣的,就不必在乎這些,我常學著王朔的話說:我是流氓我怕誰。 
  他在《文化苦旅》裡說,他是靠去各地講課來完成遊歷的,還暗笑自己將成為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我也老實承認,我是靠做這個博物館的片子完成在中國版圖內的東遊西逛,完成我的「中國之旅」的。 
  以前剛到北京工作時,也曾一廂情願以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機會遍游中國,後來發現這個方法對我並不可行,其間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當然問題可能還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適應周圍又沒那麼大的能耐讓周圍來習慣自己。好在最終還是借助於別人的財力完成了最初的行遊,對這片土地有了一個完整的初步「體」驗。接下來的,應該就是再次、再再次的進入。雖然許多地方不會再像第一次到達時那樣興奮、驚訝,感觸和發現也不會那樣一個接著一個,但多少也能體味到余秋雨說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進去過的地方,是留下過你的氣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許多高興和不高興的時候,你突然想起它們,荒野上的某座棄廟,路邊的一個憨笑,髒得蒼蠅滿天飛的一頓美味,會覺得,你的世界還有另一處存在,你和它們有某種聯繫。在遠處有另一個你。那是很叫人充實和愉快的。 
  後來我跟人吹牛,說我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們的片子請的余秋雨作藝術顧問,他總謙遜地表示他沒做什麼具體的事情。他不知道,沒有他在前面開闢的那條風光獨特的大道,沒有我這個學生一心一意地追隨,這個片子至少不會是後來的樣子,它只能是一頭扎進我們的黑乎乎的博物館裡,對著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論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現在想,遠離了北京,遠離了嫌我有「反骨」的專家,遠離了所有的爭吵,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時光,那些不斷穿梭於史料——博物館——人群當中的驚喜與發現,還有把老少皇帝、歷史名流一把從歷史裡揪出,像談論張家哥哥李家嫂嫂一樣,數叨他們一生中哪些事好玩哪些事不好玩的情狀,真是太愉快太過癮了。 
  這次的學習,還像是上研究生那會兒一樣,照搬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的是,那會兒更多的是在課堂上與余秋雨相遇,這會兒是在遙遠處時空長廊中的大大小小驛站上與「余氏功夫」相遇。就像一位仙蹤難覓的大俠,他總是留下些招數、密訣在某個停留處,而我隨後而至,領得幾句精華,便獨個在山林空地間舒筋展骨、上下飛躍起來。一番參悟與比劃之後,收掌定勢,彷彿已自成一派。 
  我總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有時會連他原來的句子都不捨得丟掉,急了就乾脆照抄在解說詞裡。 
  我從不擔心他會有什麼說法,我大言不慚表示,學生抄老師的嘛,應該的。 
  也不是沒有分歧。 
  十幾年前,我們一群研究生曾在他的安排下去過敦煌,那是我今生頭一回見到沙漠,真的像三毛歌裡唱的,「一匹黃沙萬丈的布」。一頭撲進去,瘋玩了一天一夜,感知裡已裝不太進第二眼才看到的莫高窟壁畫。 
  這次再去,把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還有《沙原隱泉》,一讀再讀,自以為是有備而來的。可是立在莫高窟前,揚起頭一看到窟頂上那些十幾年前並不存在的防沙罩、防風網,還有眾多測試風向、風速監測儀器上旋轉著的鍍繚詼劣嗲鎘晡惱率被釔鵠吹母芯跤肭樾鰨幌戮捅覽A耍□裊恕 
  總是這樣,對黃沙的感覺,總是會先於那些深藏於洞內的壁畫來到跟前,突現出來。 
  我怔在那裡,那是怎樣的一個情形!一整面的山牆,窟門前有濾沙網,窟頂上有防沙網,防沙網的後面再攔起一道防風障!所有的測算——風向風速、沙丘活動規律、窟內溫度與濕度——都精確無誤,所有的試驗都只為抵擋那無聲無息流瀉下來的黃沙。   
  女弟子偷練「余氏功夫」(3)   
  博物館的資料說,每天靜靜地從平緩的窟頂瀉下的流沙,一年就需要人工清沙大約2000立方米,相當於600輛卡車的載重量。 
  它們只是些沙呀! 
  這真有點螳螂擋車的情狀。 
  而這眾多的伸開雙臂想要擋住流沙的螳螂裡,又有那麼多的美國螳螂、日本螳螂、西歐螳螂,甚至有一個美國的蓋蒂研究室,就專門來與中國人合作防沙、擋沙。這是那位最初開鑿莫高窟的樂和尚沒想到的,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想也不敢想的。 
  世界都走到這一步了,敦煌完全是全世界的了。 
  那些感覺沒了,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和十幾年前的余秋雨老師有了分歧。 
  余老師在《道士塔》裡寫:「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比我恨得還狠。他們不願意抒發感情,只是鐵板著臉,一鑽幾十年,研究敦煌文獻。文獻的膠卷可以從外國買來,越是屈辱越是加緊鑽研。」 
  可我卻非常反動地想,沒有王道士賣出那一卷卷的經文,沒有斯坦因的貪婪,它們很可能毀得連影兒都沒了,你連膠卷都買不到! 
  我一直在那集片子裡跟編導強調,一定要採用歷次由中國敦煌吐魯蕃學會組織的國際學術會議音像資料,注意會議上不同國籍、不同相貌、操不同語言的人們,我想讓它們不斷地出現,穿插在對敦煌歷史的述說過程中,讓過去和現在平行出現。我不想在片子裡一心一意追究敦煌的「被盜史」,我只想在還原莫高窟壁畫歷史本來的同時,也客觀地展示一下敦煌現在所具有的世界性,它應該是人類的、世界的共同文化遺產。 
  事實上,對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吸引了眾多文物保護專家來到中國,用人類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來保護這起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我甚至不惜它搞得不好會像科教片,也一定要在畫面裡強調這一點。 
  這一集的爭吵更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僅要面對本來就存在的分歧,我還第一次要脫離余秋雨的「文本」。   
  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1)   
  2000年,結束「千禧之旅」的余秋雨,被《中國博物館》攝制組請來北京,參加片子的宣傳活動。余老師看過其中的幾集,把我們大誇了一通,肯定的依然是我們看歷史的方式與姿態。據說他還在記者見面會上說,在這個片子的主創人員裡有一個他的學生,這是他的驕傲。事後我聽了,膨脹得不得了。 
  那時我已瘋狂地轉入另一個攝制組,到處跟人說要拍專給白領看的旅遊片。當時我正在 
  上海的世茂大樓頂上假裝小資喝著咖啡,在夜上海的酒吧裡嗅著張愛玲留下的氣息。深圳官員在電話裡大罵我不夠意思,關鍵時刻找不著人影。我關心的卻是余秋雨什麼時候離開北京,我必須趕回去和他見一面。深圳一別,他去了「千禧之旅」,那裡一直是戰事不止;我也遊蕩了大半個中國,穿越了幾千年的時光,我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跟他交流,也更想聽到他在更遠處、更陌生地帶的經歷和收穫。 
  晚上回到北京,家裡人說余秋雨老師打電話找你,你快回電話。我給余老師打電話,房裡又總沒人。等到他打過來,第一句就說,馬小娟,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一見面,他還是老樣子,那麼艱難險阻地走了一圈回來,看不出一點疲憊。他挺挺身體,得意地問我,怎麼樣,你看我是不是瘦了點。我說真的,真是瘦了。我又說,我怎麼每次見你都是老樣子,不會像有些人,好久不見猛一碰頭,馬上會有「老了」的感覺,你好像一直都是那個樣子。他聽得高興,說我心態好呀,心態好就能保持年輕。 
  他跟我說起他昨天參加的一次朋友聚會,是由一位一同走過「千禧之旅」的記者和她的新婚丈夫發起的。他說不得了,我們喝了好多好多的酒,喝到大半夜,真是太開心了。 
  難怪電話打不通,原來他被別人拉去喝酒了。他津津有味跟我講起那一對新婚夫妻的浪漫故事。他說那位和他一同走「千禧之旅」的女記者,每天都要往自己的報紙發回報道,她現在的丈夫那時也只是個每天讀她文章的讀者,並不認識她,開始也不知道她是個女的,後來知道她是個女的,就開始一邊讚賞一邊擔心,到處跟人說這個女孩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女記者回到北京後,有次他們在一個地方偶然認識,他才把文章中天天見面的女記者和面前的女孩對上號。故事再發展,自然是被征服的男讀者最終又征服了我們的女記者。 
  他完全像講故事一樣講著那對年輕人的奇遇,滿懷熱情,每一個轉折、每一處細節都讓他講得喜氣洋洋。他說那位女記者一定要他見見她的丈夫,一定要一起喝酒。我知道她也一定想讓余秋雨老師見證一下她的浪漫和幸福。 
  看得出,一夜過去,余秋雨還在為他的「千禧之旅」夥伴高興。 
  這一次遊歷歸來的余秋雨,精神狀態特別的好,簡直可以用「亢奮」這個詞了。他一直在說著他們一路的趣事。我無意間提到的任何一個話題,都能引得他思路大開,滔滔不絕。我們談呀談呀,把酒喝完,移師樓下的茶樓,又談呀談呀。不停地續水,不停地起身小解。 
  現在想,他那時剛結束一段遠行,身體和精神的高度緊張與興奮剛剛解除;他又剛收穫一本厚厚的旅行筆記,這本凝聚他一路的考察與多年思索的大書正處在一系列的暗中運作當中,即將投放市場,和他的讀者見面,他整個的人處在鬆弛、輕快與有所預料的期待當中。那是一個享受輕快、享受收穫的愉快時段,是一個類似假期一樣的悠閒時刻。 
  我們在保利,照例是一邊喝酒一邊聊天。飯前他問我吃西餐還是中餐,我想他剛從國外回來,西餐吃得夠多了,就要求吃上海菜。他說他不清楚我們這邊喝什麼牌子的紅酒,我說剛好我點上海菜也不靈光,於是我們分工由他點菜我來叫酒。 
  有那麼一兩下我會在心裡暗笑,我們師徒在吃菜的問題上好像不如說話那麼更像「一夥兒」的,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吃得還是挺精細講究,一邊吃菜,一邊點評。我意識到在北京要他吃本邦菜,他肯定挺失望的。他說等有機會,他要做地地道道的上海菜請我吃。 
  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對每道菜來龍去脈瞭如指掌,色、香、味自有標準。他儒雅安靜,即使是多喝了兩口,也只是臉紅一紅,說話還那樣平緩清晰,不失風度。 
  記得有一次看到他在文章裡說,一些鄉野村舍中的飲食,說起來會非常誘人,但真要吃起來,卻難以下嚥。我當時看了哈哈大笑,設想有機會能請他一同走到村子裡去,讓他看我坐在蒼蠅滿天飛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塞那些想起來就要流口水的鄉野菜。他會不會對我這個沒出息的學生搖頭? 
  我早把自己放任為吃貨,土人,一進到窮鄉僻壤,就開始惦記著要吃一頓人家「家裡的菜」。吃得高興,免不了還手舞足蹈到處給鄉下孩子塞城裡帶來的小玩意,扮扮「狼外婆」。曾經想過凡吃一道土菜,都記上菜譜,要吃遍鄉野土菜,出一本牛哄哄的土菜大全。可惜吃是吃了不少,菜譜卻一次也沒顧上記。有道新疆大盤雞,最適合一幫人胡撮時下啤酒,在遼闊的新疆大地停下車一屁股坐進路邊小店,大盤雞的那個誘人,讓我回到北京還千里迢迢托人抄來菜譜,躲在廚房操練手藝,在朋友面前炫耀。 
  每回和余老師喝酒吃飯,都在城市裡,從未有過在路上的感覺,不知道脫離了這樣雅致的用餐環境,他會是個什麼樣子。他在《千年一歎》裡偶爾談到過他們的用餐,似乎都沒留下過美食的記憶,他說到過有一種什麼大黑蘿蔔,難吃得不得了,吃得好像很受罪。   
  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2)   
  我們吃一盤炸小蝦,他告訴我這不對的,挑的蝦就不對,要比這個小,他說他做的這道菜比這個好吃多了,等什麼時候到上海,他去市場買了他要的那種小蝦來做給我嘗嘗。 
  我問他你和馬蘭誰做飯啊。他馬上說有空就我做呀,我做的菜味道不錯的。我馬上羨慕起馬蘭來,吃別人做的菜,尤其是男人做的菜,是最愉快的事了。不知當初馬蘭與余老師結為秦晉之好,除了折服於他的才華與風度,是不是也被他親手烹飪的好吃和愉快的美食所俘 
  虜? 
  他說有機會要做上海菜請我,一定是對自己的做菜手藝頗為自信才這樣說。我想我是打死也不敢在他面前露一回我的「廚藝」的。 
  我還發現,一趟「千禧之旅」走下來,余秋雨的酒量也見漲,比過去更能喝了。我們喝紅酒,不急不慢,我總想著給他加酒,他說你要多喝。我說沒事,你也挺能喝的。他一直說「千禧之旅」的夥伴們太能喝酒了,酒量大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回他們全醉了,只有他還稍微清醒一點點。看來近朱者赤,他們把他們的余老師也連帶得快成酒仙了。 
  後來常與余老師一道喝酒的劉半仙告訴我,余老師現在愛喝洋酒,喝洋酒更厲害。 
  大概也是「千禧之旅」「歐洲之旅」一路喝下來的收穫。 
  遊歷歸來的余秋雨,真的是越來越灑脫,看問題也越來越開闊。他本來就有一個大開著的思維定勢,這一趟集中的時間與空間裡的行走,是真正的厚積薄發了。 
  他主動跟我說起在埃及的一處古文明遺跡邊上,那裡的人還專門給某位西方考古學家樹立起雕像,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做敦煌那一集片子時與他文章裡情感的不相溶,沒想到這次一見面,我們不約而同地就又想到了一處,真叫人愉快。雖然我們也不至於會無動於衷到要去立什麼雕像,但至少我感覺得到,他的表達已平和了許多。他跳得更出來了,他在更加自覺地把中國放到世界這樣一個大的範圍裡去看待、去思考。因此他也更年輕,更活躍了。 
  我一直都很在意他散文當中的「中國情結」,有時會想,一個把自己最初的文化基座定在歐洲,又受亞理斯多德、黑格爾、狄德羅、薩特這些思想大師影響極深的人,對中華文明的情感竟會這樣深重,有時深重得都妨礙了他思想的放達,干擾了他散文中現代意識的流程。有時甚至一廂情願地替他惋惜。 
  以後,我總是一個勁地向他表示,「我喜歡你的《千禧之旅》,我喜歡你的《行者無疆》」。至少不下三次,我與人爭辯他的散文創作歷史。余秋雨的散文讀者群,是一個非常廣泛、非常複雜的群體,有中國傳統文化情結濃重、帶些文人氣質的「老式」讀者,也有極為活躍的、現代意識很強的「新型」讀者,他們都喜愛余秋雨的散文,但偏好各有不同。我是他的一個親近的、細心的讀者,我注意到,在行行重行行的遊歷中,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自己,他後來的散文一直在充實和補充過去的篇什,他的觀念與風格都並非一成不變。 
  用他自己的話說:「與筆端相比,我更看重腳步;與文章相比,我更關注生命;與精細相比,我更傾情糙糲。荒原上的歎息總是糙糲的,如果要把它們調理成書齋裡的柔聲細氣或沙龍裡的尖聲尖氣,我如何對得起自己多年前就開始的辭職遠行?」 
  我總在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 
  他問我,聽說你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卻沒有發出去,裡面有很多對博物館這個片子的想法,現在攝制組想要你寄出,要我來寫個回信,在報紙上宣傳一下。 
  我笑起來:哎呀我都忘了具體都寫了些什麼,發洩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潑婦罵街,誰敢登呀。 
  事情都過去了,那是在劇組裡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與方法完全不同,無處發洩時,很自然地就想到要與余秋雨來交流交流,向他傾訴傾訴。我是不願回頭去想已經過去了的事情的,但當時的鬱悶和苦惱卻是很真實的。一邊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表達和敘述的機會,一邊又覺得永遠甚至每時每刻在與一些完全處於不同語言體系中的人們爭吵,消耗,無異於浪費自己的生命。那時對中國歷史,對中國文人的生存模式,對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對「余秋雨現象」的意義,有許多的想法、火花。終於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兩個多小時裡,腦子裡那些四處亂飛的句子,被我不顧一切地鋪堆在十幾頁紙上。完全地情緒化。就像一名半瘋的潑婦,盤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來。 
  我說我還是實寄給你吧,不過發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們師徒之間的「黑話」了。我說我在信裡除了罵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發出來要給人罵死的。 
  他聽得一直在笑,一再說一定要實寄一定要實寄。 
  送走余老師後,我果真把那封長信從抽屜裡拿出來,寄去了深圳。那封信雖然不好給別人看見,但我還是希望讓余老師看看,讓他知道我的許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無論我用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句子去表達去敘述,他都會喜歡聽我那些話。 
  幾天後他立刻回了電話,我聽出來他讀了我的信非常高興,也非常興奮。這時我已經看過了剛剛出現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歎》,我也把自己寫的幾篇遊歷散文塞在那封信裡一起寄給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經歷。兩個都是剛結束了遊歷歸來的人,雖然起點和終點都不一樣,但遊歷之後的充實、喜悅,卻是一致的共同的。   
  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3)   
  我知道,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後的「歐洲之旅」,對他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這是他早就期待著的,這也讓他一次性地佔有了一名現代學者、文人所應有的制高點。 
  又一年後,歐洲歸來。再見余秋雨,他精神飽滿,談笑風生。我感覺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餘。 
  他還有點小小的遺憾,他說自己長胖了點,都有肚子了。 
  我請他給我們的一本書做主編,出版社不放心我與余老師的關係,也為慎重起見,非要我「逼」他親手寫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編的字據。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對出版社的不滿,他倒也沒說什麼,一字一字照我說的寫。我隨手把他的「字據」放在賓館的椅子上——後來它們乾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渾然不覺。 
  我說我喜歡《行者無疆》裡那張舉著酒杯的照片,還有那張哥倫布塔柱照片後附帶的文字:「正是這個月夜,我乘電梯升至他的腳下。」他愉快地接過我的話:「還有接受美女的訪談。」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掛了一串木頭項璉,他注意到,指著它評點:這串項璉,你看上去像個妖怪,從一個很遠很奇怪的山洞裡出來的妖怪。 
  我們一起去吃飯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領外套。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時愛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見面或接受採訪,他會選擇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來越在意自己的儀表了,這也是文明的體現吧。 
  喝酒喝得高興,我把來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鑽進出租車裡,開出去一段路,發現「逼」他寫的字據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衝進賓館,衝到樓上,沒找到他。再衝下來,在大廳裡瘋轉一圈,一邊罵自己:怎麼搞的怎麼搞的!見到余老師怎麼說,難道再要他寫一個? 
  終於在大廳的小書店裡看到余老師的背影,正立在那裡巡視書架上一排排的書,看上去非常認真和仔細,外人根本看不出這位讀者先生剛剛還喝過不少的酒。我猶豫一下,無可奈何叫一聲余老師,我好像把你的「手諭」給丟在你房間裡了。 
  是嗎?那我們上去拿。他離開書架領我上電梯。 
  他的「手諭」最後被我從椅子底下找出來,我嬉皮笑臉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覺得我這個學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沒有啊,他說,誰都有這樣的時候,沒關係的。 
  我嘻嘻笑,心裡好溫暖,不是誰都肯原諒這樣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師的表演,他要到劇場門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誤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後混在一幫看演出的官員中自己進了劇場。結果大師誤以為我當晚沒去看他的演出,在電話裡馬上對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氣提供了眾多演出過程中的細節,他才相信我確實是看過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讓人難忘,也更讓我記得不要再犯這樣的錯。 
  我聽他說話,他果真已經站在另一處山頭,他涉獵的範疇已超出文學與藝術,就像他自己說的,他現在反倒喜歡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發現他現在更像個少年人一樣,喜歡瞭解和觸碰他從前不曾接觸的事物和領域。我必須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現在思考問題的那種開闊,已經不再是單一領域裡的那種活躍,而是跨區域、跨領域的寬帶作業。有時我又像在上戲讀書時那樣,要暫時丟下些不能回應的問題,跟著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後,在自己也像他那樣把大半個世界跑了個遍,才有足夠的發言權,也許要到那時,我在一些問題上才有能力來與他對話。 
  他總是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 
  他總是能夠抓住最好的機會,讓自己縱身一跳,煥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從最初的走出書房遊歷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對完整、連續的南亞與歐洲之行,他已走得很遠跑得很遠了。 
  他早就看到了遊歷對一名學者的成就。 
  「饒先生(饒宗頤)年紀大了,他的國學水平非常高,長時間集中來研究經典;但同時他又非常瞭解世界各國的文明史。他不像我們內地學者由於種種限制,沒有條件到海外作長時間的考察,他卻行。就在我們內地知識分子受磨難的時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對很多世界文明勝地作了長時間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這樣,他就成了一個非常有優勢的學者,既有國際思維又有深厚國學修養的大學者。這種學者在大陸很難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寫《寬容》的房龍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蘭鹿特丹,1903年赴美國,在康奈爾大學完成本科課程。1911年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回到美國,在美國幾所大學任過教,之後又充當記者、編輯,甚至播音員,並同時遊歷過世界許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黃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開大學讀書,學的是電機工程,做過報社編輯,讀過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作為軍人被派去過印度、緬甸、日本、美國。最後他成為一名美國學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平均分成中國和美國兩部分,我在中國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後五年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則呆在印度、緬甸、日本及英國。」他說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訓練來自中國,但我對歷史的瞭解,是住在美國數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就不會有今天這番認識。如果我只在這個國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會有相同的瞭解。」   
  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4)   
  更不要去說那位愛爾蘭人喬伊斯了,他離開家鄉都柏林時只有二十二歲,三十歲以後再沒回過故土,一直都處於流亡、離鄉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雖然寫的只是一天裡的事,但他在結構上又要與荷馬史詩《奧德賽》並駕齊驅,就讓我有一種強烈的遊歷的感覺。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說: 
  「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歲,卻冒險般地遊歷了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與剛滿八歲的小兒子合著的,父子倆以北冰洋的企鵝為話題,癡癡地編著一個又一個不著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疊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是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了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十五年後,在經過了本土、亞洲、歐洲遊歷後,他說: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里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裡,既疑惑又信賴地面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蒙昧和野蠻裹卷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就這樣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從其它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它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只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為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親情(1)   
  結束「博物館」一片,我參與策劃和拍攝一個旅遊節目,還號稱是專為白領做的一檔節目,搞得我明明一個工薪階層卻到處找白領的感覺。我又想著見面時從余秋雨那裡「偷」點有關現代旅遊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們想到了一處,堅決反對那種舉著旗子被導遊領著四處疲於奔命的旅行。他說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羨慕,希望自己有時間也和馬蘭甚至兩人的父母一道,能經常性地 
  到選定的某個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閒自在。但是這樣的事不太好辦到,因為父母輩根本不習慣,在他們看來,參與如此「奢侈」的事情簡直就是受罪,精神折磨。我說對呀,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根本沒辦法,出門不要說坐飛機了,給買張軟臥,還一個勁說我浪費。完全沒法帶他們一塊兒玩的。 
  說到父母,我們都笑起來,無可奈何。他們過了大半輩子的苦日子,節儉都成條件反射了,現在一下要強迫他們花錢享受,真個是對他們搞精神折磨。 
  我剛從上海扮小資回來,跟他講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館,每一處都瀰漫著一股濃濃的懷舊氛圍,是那種奢靡、繁華、略帶些頹迷的氣味,洇洇的。難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這樣子的? 
  他搖頭,告訴我不對的,這樣的懷舊是虛假的、做作的、想像出來的,你想想上海的歷史,二十年代蔣介石搞大屠殺,殺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進中國,東北被佔,南京大屠殺,上海淪陷,那都是一場災難連著一場災難。那才是真實的上海。沒有多少人真正享受過上海所謂窮奢極欲的生活,多數人只是隔著圍牆,順著裡面飄出的歌聲,去想像著別人家的生活場景,這種想像完全是對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種彌補,一種精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誇大了,被夢化了。現在所謂的懷舊,就是懷的這種想像出來的舊,是不真實的。 
  2001年春天,余秋雨回到故鄉浙江余姚上林湖畔,為他的家族重修祖墳。這裡埋葬著他的祖父和其它親人,他最愛的老祖母還有他的年輕的叔叔的骨灰。 
  這是一個生命力很強並且有著長壽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與毛澤東同齡,在後者去世後她又活了十幾年時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與堅毅的個性,也早讓他有了「鐵漢子」的美譽。這個家族像許多江南水鄉人家一樣,柔和而堅韌,不動聲色當中蘊含著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過。去的時候司機帶我們走近道,繞山而行。不動聲色的江南深處,讓我老想起這裡面冒出來的那些家學深厚的文化智者,河邊小巷間潛隱著的安適獨立的書齋。感覺裡總有些離那樣年代愈來愈遠的失落,又忍不住要憂傷那麼一下。心想現在是個人都要往外走,往外發展,家鄉與出處都被丟棄在身後,而擁雜、逼仄的城市裡又怎能出得來那樣大氣、從容的靈魂?不知要等多久,這些消沉、冷清的村鎮才能再次迎來回歸的遊子,重現曾有過的那些風景。耕讀之家也好,修身養性也罷,這樣幽深恬靜的遠處,正是那些如今正疲於都市人海傾軋的靈魂需要的歸息之所。 
  出來時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異、驚訝:彷彿永無盡頭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這裡大約四萬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經出土過一層又一層古人的遺物,最遠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時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欄式的木屋,同樣遠離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 
  小車進入一座小鎮,一條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磚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來,路邊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闖進了一處遠方的生活場景當中。果然聽得司機說這就是余姚小城。 
  在電視裡見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鄉下母親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說自己就是個鄉土作家,因為總是離不開土地,總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遠,最後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懷抱中。 
  他「喜歡那些把自己的生命與大地緊緊夯在一起」的人,「他們把叩問大地的秘密與叩問生命的秘密當作一件事,又那麼安靜。是他們,組成了中國文學的深層圖譜」。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節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陳忠實還有一位拍老家爹媽的攝影家三人剪輯在一起,談對土地對家鄉的感情。余老師在電話裡告訴我,為了這個片子,中央電視台請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陳忠實與那位攝影家倒確實是憨土憨土的寫實主義者,幾近原生態。把余秋雨也歸入這樣的行列當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覺得挺新鮮。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談到他的祖母,一個不識字甚至沒有自己名字的婦女,卻給了他一個叫得響的名字。總有人以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詩意,會不會是他後來取的筆名。他總是驕傲地告訴別人,不是筆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為他取的。出生的時候外面正下著秋雨,祖母隨口就給他叫了個小名。以後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長孫,受到寵愛,也肩負重任。他的祖母總是最關心他,他又總是最想滿足祖母的所有心願。 
  最讓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難,僅剩的兩個兒子,一個被造反派關進監牢,一個因熱愛名著《紅樓夢》含冤自盡。不識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接受這樣的命運安排和打擊。   
  旅行,家人,親情(2)   
  有一次他對我說過,永遠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結束後得知自己的小兒子「平反」時的樣子,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手捧小兒子單位送來的平反證書,眼睛裡的神色就像終於又捧回了自己丟失多年的一件珍寶,有了少女般的那種嬌羞和委屈。他對我說,當時他簡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個神態歷歷在目。 
  他說他寫過一個短短的自傳,裡面有一段專門寫到他的祖母,他要找來給我看。後來他 
  真的複印一份《隱秘的河灣》給我,沒有一點煽情或是呻吟,我讀得淚流滿面。 
  他還說他們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關係。他的感情世界極為細膩。那時家裡總在出事,每次他從上戲回家走近家門時,一看到門前有人,心馬上亂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裡又出了什麼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畢業,就要出海捕魚貼補家用,每次離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總會怯怯地先來問他「爸爸是不是死了」。當時他們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親關在上海的牢裡,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塊錢活命,大概潛意識裡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親,所以家裡一有點「風吹草動」,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會有大難臨頭「爸爸已經死了」的恐懼。 
  我們一起聊天時,說到家人,爸爸媽媽弟弟,他總是愉快、毫無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過那樣的艱難與絕望年月,是會懂得彼此永遠珍惜的。 
  他說過如果寫小說,他要再寫他家鄉的河灣,他生命中的那些親人。 
  「孩子一離開你的身體,就已經是你的異化。」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一廂情願的,當有一天她長大離開,你會像失戀一樣痛苦。」 
  「那是母親在斷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斷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覺得你的孩子將來要怎麼樣。你說要給她一個寬鬆環境讓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經一面喝著酒,後邊就跟個扛橛頭的,準備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過你知道他兒子嗎,一輩子一滴酒都沒沾過呀。」 
  「小孩子要順其自然,她不可能成為任何你想要的樣子。否則你一定有痛苦。」 
  在對待血緣親情上,他的言談有時卻流露出幾份決絕與棄捨。他熱愛和關心他的親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來有更簡單化的社會關係。那樣牽腸掛肚的血親之愛,他並不熱衷。他對已有的親情飲之如甘,盡職盡責,說起來也是親情濃濃,但我們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對孩子對下一代的愛。 
  他曾告訴過我對文化遺產的感覺:那是祖先留下來的,好與不好,都是留給我們的,今天它都是客觀存在的。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可以去創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覺得,這話用在親情關係上也很適合。爸爸媽媽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緣關係裡早就存在的,要與不要都隨不得我們,在中國這樣以人倫關係為基礎的社會裡,它還是檢驗我們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標準之一。但是我們在未來的社會裡,建構一個怎樣的親情關係,卻完全在自己的掌控當中。 
  以我自身的經驗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對於已有的親情、塵緣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歲,一家人苦苦掙扎,受盡磨難。 他說「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飢餓。」「極度飢餓的親人們是不願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對一點食物你推我讓無法下口,我盡量躲在學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責無旁貸也好,十九歲的他想要把全家八口人的生計扛在肩上。那時最大的災難就是生計。大學生們要到農村去勞動鍛煉,別人都想法躲避,他卻因為可以掙到點工錢接濟家裡,恨不能立刻下到鄉下投入勞動。 
  我在想,只有那樣曾經對家人親情過於投入與付出的人,曾經對家庭當中每一位親人的生死「耿耿於懷」的人,才「物極必反」,才渴望給自己的未來設置一個簡單、輕鬆的塵世紐帶吧。 
  在血親關係裡,愛到深處不是孤獨,是擔驚受怕,是寧願從未有過。 
  余老師的《隱秘的河灣》全文曾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連載,大陸還極少見到,我因為喜歡,尤其對那些他與他的家族成員間的那種親情與苦難中相互支撐的文字,很難忘,所以忍不住要在這裡大段大段地摘抄,與堅持讀到這裡的讀者共同來感受一番余秋雨的內心一隅: 
  我的祖母姓毛。叫什麼名字,我們都不知道。戶口簿上的名字,是登記戶口的工作人員隨手寫上去的,這是祖母給他們的權利。她當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嫁給我祖父之後就成了「余毛氏」,名字成了最神秘的隱私,我甚至懷疑連大大咧咧的祖父也不知道。每天傍晚,我與弟弟替祖母捶背,又一次做著重複的猜名遊戲。讓祖母自己說出名字是不可能了,我們就大聲報著本地婦女的各個常用名,再看祖母的表情,希望哪一次她失聲答應,或眼睛發亮。但是,數不清報了多少名字,我想一定已經報到過了,她卻毫無表情,也不阻止我們天天做這樣的遊戲。於是,我們的童年,就是在捶拍一位長輩的背脊,呼喊一個個中國女性的名字中度過的。捶拍,如同叩問,叩問著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居然一直沒有獲得響應。 
  但是,不知名的祖母卻給了我一個名字。她並不識字,只知秋天下雨的日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就隨口一叫。她說,等雨停了,請廟裡的和尚取一個正式的名字,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和尚為我取的名字叫「長庚」,祖母覺得村裡已有兩個同名,還是暫時叫她取的小名吧,結果一叫叫到現在,留住了那天的濕潤。浙東農村當年的婆媳關係非常特殊,祖母的這個隨意決定使我的躺在床上的母親很高興,立即寫信告訴在上海工作的父親。母親的文化程度不低,卻還沒有在余家取得發言權。   
  旅行,家人,親情(3)   
  祖母曾經為余家生下了十個兒女,真是對得起「余毛氏」這個稱呼了。我是她的大孫子,在我出生前,祖母的十個兒女已病死七個。我出生後一年,父親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兩個最小的兒子:我的父親,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長大的,一解放便與很多熱血青年一樣自願報名到安徽參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與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後來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沒有結婚,因此經常來上海看望祖母。為了我的讀書,當時我家已經全部搬到上海。 
  祖母與毛澤東同齡。在他們七十三歲的高齡上,毛澤東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親被造反派關押,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們也解釋不清,她只得每晚要媽媽攙扶著,到一個會場的門邊偷看批鬥會,試圖弄懂。一天終於看到,有人按著父親的頭說他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孝子賢孫」,祖母能聽懂「孝子」一詞,氣得渾身發抖,要上台去聲辯,父親是她的孝子,不是別人的,被我媽媽拉住了。回來的路上她還不斷嘀咕:「我只剩下了兩個兒子……" 
  真正的災難是生計。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親一人的薪水過活,他被關押後造反派發給的生活費是人民幣二十六元。為什麼是二十六元,至今沒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沒有另一個數字被我那樣小心翼翼地捧持過。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為全家的大兒子,每個月都要無數遍地擺弄這道無法做完的數學題。這時我所在的學院也被造反派掌權了,老是批判我們這批抵制過他們的所謂「保守派」,而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飢餓。後來幸虧初中剛畢業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紀出海捕魚,全家才勉強活了下來。祖母要我寫信給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訴他上海全家實情,讓他快快來接濟。那天她向我佈置完任務,又轉身面對毛澤東的畫像說了幾句話,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齡的份上,幫幫余家。這種走到絕路上的輕聲祈求,在我們老家叫「讖喚」。 
  極度飢餓的親人們是不願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對一點食物你推我讓無法下口,我盡量躲在學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進家門就見到祖母堵在門口,急急地說:「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媽媽已經把骨灰捧回來了。」說完,她居然牽動嘴角想笑一下,然後兩眼直直地看著我。 
  五雷轟頂般的消息。白髮凌亂的她,在這個星期裡已經親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兒子的骨灰捧回來了!她一輩子不會說謊,牽動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動作證明胃病之類是假話。她沒有眼淚,眼光很定,又很虛。 
  過後媽媽給我說了實話。只因當時一切自殺都算是「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連累全家,只能胡編,也不讓我們去。我問媽媽,叔叔為何自殺,媽媽說,他以前經常為周圍的年輕人講解《紅樓夢》,文革一來就算「放毒」,爭辯幾句成了不知懺悔,押在垃圾車上遊街。叔叔哪裡受得了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鬍鬚的刀片割脈,搶救過兩次,直到第三次終於完成了他的抗議,單位才來通知。 
  什麼時候我會專門寫寫我的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玉樹臨風般的溫雅書生,我從少年時代起全部課外書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讓我知道魯迅是誰的人,居然為了一部《紅樓夢》,三次割脈。如此寧靜的剛烈,使我立即領悟了文化與生命的關係。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從安徽抱回來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後肅立半晌,用眼淚向大地發誓。 
  二十五年以後,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製作黃梅戲《紅樓夢》,全劇最後一場寶玉出走前哭靈,妻子在演唱我寫的那些唱詞時,膝蓋跪得鮮血淋漓,還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腫了,她心裡想的是:剛烈的長輩,您聽到了嗎? 
  當時,我最擔憂的是祖母。她自稱只剩下最後兩個兒子現在卻一個自殺、一個被關。我覺得應該讓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間她初嫁到余家時便入住的老屋,也許只有那個出發的碼頭,才能聽懂她的歎息。家鄉已經沒有人照顧這位古稀老人,這在亂世不算什麼,最現實的問題是我無力籌措讓她回鄉的路費。因此,聽說我們這些大學生要一輩子到農村勞動,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試圖用一個孫子的體力為祖母掙一點路費,就當我背她回家了。一九六八年冬天終於到了一個軍墾農場,我的勞動勁頭把很多同學嚇了一跳,月終獲得四十三元酬勞,立即郵寄三十五元給家裡,祖母就回鄉了。 
  我們那個農場勞動的艱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個年輕人因實在熬不過而自殺,但我不會自殺,因為背後還有一個飢餓的家。林彪事件後鄧小平主權,各個學校復課,我回到上海編過一陣教材,後來聽到有批鄧的風聲,造反勢力重新抬頭,我也就稱病回鄉,隱居在一座山上,沒有回到祖母身邊,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顧。直到「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後再把祖母接了出來。 
  那年月,大家都輕鬆了,但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被否定,出現了一種現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社會心理失序。災難走了,似乎又沒走;春風來了,似乎並不暖。這便是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稱作「兩個凡是」的時期,長達兩年之久。   
  旅行,家人,親情(4)   
  先是聽到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老師謝志和先生從監獄釋放出來了,我立即到他家裡去看望,回到學院後有一個老幹部問我:「他吸取教訓了沒有?」 
  「你說的是什麼教訓?」我問。 
  「反對毛主席啊!」這位老幹部說。 
  這下我又想起來了,謝志和老師當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議論,每天早晨列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是唯心主義。為此他入獄多年,老幹部還不原諒他。這位老幹部並不是極左派,文革中也受盡磨難,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線還是反不反對毛主席。至於謝老師怎麼反,他沒有記住,也覺得沒必要記。他們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體案情,而是立場、感情。 
  接著,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災難的解除,沒有使他有更多的快樂。很多朋友來訪,他都很冷淡。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余,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當時驚訝的是,這樣來解釋的人實在太多。 
  只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於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劉少奇、鄧小平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對於這麼一個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著。我終於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最早高聲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輕造反派,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內說幾句平靜的公道話並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討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父親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裡只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裡居然湧動著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我一見這個眼光便滿臉淚水,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著,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著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我知道,對於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但卻想以此向眼前這位親手送走九個兒女的真正強硬的女性,作一種保證。我估計此刻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生了病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有一股狠勁。」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鄉,與爺爺和其他親人葬在一起。去年春天,我又把他們的墳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鄉的青山間我想,直到現在才知道,長輩的亡故不僅僅使我們一次次傷心,而且還會使我們的一段段生命歸於混沌。沒有問明白的秘密再也問不到了,連自己的各種行為因果,也失去了參證。原以為周圍擁擠過無數雙可以參證的眼睛,到後來才知道,最後一雙往往只屬於某個長輩,而且已經閉上。 
  其實又豈止是參證,長輩的眼睛也是我們人生險徑上的最後可以依賴的燈。沒有這些燈,當初的路就很難走下去:現在熄滅了,連當初的路和當初的我們,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問。因此,長輩的亡故,是我們生命的局部沉淪。 
  我祖母和叔叔的墳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難的見證,祖母因長壽,還成了歷史轉折的蒼老刻紋。由此聯想到,那個驚心動魄、血淚縱橫的歷史階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間的萬千土堆,不再作聲。世間文字,究竟是記錄了還是掩蓋了那種曾經刻骨銘心,現在卻已遠去的聲音? 
  說到那場劫難,那麼,我所說的長輩,已遠不止是親人。無論在劫難中還是在轉折中,我們都曾遇到過一些非親非故的長者的目光,溫暖、慈愛、公正,有時也許受人挑唆,怒目失當,但一旦細睹,卻會頃刻柔軟,回歸人性。正是這種長者的目光,在劫難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難後分辨著混雜的是非,使時時可能失序的一切變得有序,使處處可能張揚的邪惡受到節制。 
  這樣的目光自然也會讓人有些害怕,使他們難於長時間地胡亂整人。因此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幾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歷史見證人逐一亡故,然後,在失去見證人的天地間遞補為「見證人」。擺脫了多年來別人的警惕逼視,他們深感痛快,重新開始點燃早已熄滅的老火。我曾看到一個躲閃了幾十年而終於當上了「見證人」的老兄先在報刊上誣陷我,然後又在報刊上教訓我:記住,今後要說明歷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後。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後,全成了他們的天下,連歷史也要聽命於他們的獰笑。   
  旅行,家人,親情(5)   
  逝去的老人確實已經不能為歷史作證了,但也絕不會為這些人作證。我相信世間萬物都有靈性,真言謊話各有報應。我相信九天之上會有很多長輩的眼睛,大地之間也有很多能夠用最樸實的直覺分辨真偽的心靈。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識字的祖母,會不會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稱讚過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詩意的車部長和馮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剛烈的余志士先生,會不會 
  在青山間與當年的打手們狹路相逢?也許,正是當初強迫叔叔「懺悔」而逼他自殺的打手們幾十年後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會誘騙一二個無知的小嘍囉出來喝令叔叔「懺悔」?叔叔當然不去理會,卻會憂鬱地轉過身來,看看塵世間是不是也有這種跨代的孽債。 
  我彷彿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於是告訴他:「安息吧,叔叔,這塵世間真是好多了,你看他們老老少少折騰了我這麼久,我還能悠然走筆、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會稱讚我的強硬,這次我可要謙虛了,說:真正該稱讚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他還是積極的悲觀主義(1)   
  他總是不放棄他的使命感、責任感。走得再遠,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沒有變,他要把中華文明作為自己思考與研究的依附點的信念沒有變。他似乎對這樣一段文明的延脈、這樣一個民族的未來,更加充滿了肯定和希望。 
  「千禧之旅」歸來他說:「離別之後讀懂了它——這句話中包含著沉重的檢討。我們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卻又一直埋怨它、輕視它、責斥它。它花了幾千年的目光腳力走出了一 
  條路,我們常常嘲笑它為何不走另外一條。它好不容易在滄海橫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業、一份名譽、一份尊嚴,我們常常輕率地說保住這些幹什麼。我們嬌寵張狂,一會兒嫌它皺紋太多,一會兒嫌它臉色不好,這次離開它遠遠近近看了一圈,終於吃驚,終於慚愧,終於懊惱。」 
  歐洲之行歸來,他說:「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歷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復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復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蒙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憧憧黑影。」 
  這樣的話語,至少在我這個暫時還沒有能力對幾大文明進行實際的考察與比較、還沒有發言權的人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堅決和勇敢的事情。 
  這是他的世界觀使然吧。總是這樣,勇敢地面對和接受現實,從不輕言放棄與絕望。他還是積極的悲觀主義,在承認現實的前提下,選擇那條積極的路線。就像他看待愛情一樣。 
  曾經有一次,一個很常見的中國現實話題的議論,讓我忽生憤懣與決絕,我甚至認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變現狀,只有依靠外力。當然國家主權不能丟,但管理層要全部由有過來經驗的外方控制,所有規範、準則要對中國人強制執行,要從零開始,強制大家改變骨子裡的劣根性。否則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時光被荒廢掉了。現在總說要「接軌」,哪那麼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搖頭說不對的,我走了這麼多國家,「殖民地」的結局就是什麼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絕望地說,我不是光指責別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醜陋的中國人。就像我走在澳門、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處何方,哇啦啦一嘴說不完的話,看見馬路上沒車就想要過去,倒是周圍本地人的安靜、乖乖立在紅燈下等待的樣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麼的醜陋,那個時候也一下就把我和當地人劃分了開來。 
  他越發地好笑,說這說明你還算是有點慧根的。 
  我又開始攻擊街上的建築、城市規劃,連帶每年一次的春節晚會,絕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覺得浪費那麼些錢,做點什麼不好。好像常去國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時也會很同意我,但沒我這麼偏激,他對這個國家的文化與傳統,聽上去比相對年輕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春節晚會,我一聽說有人想請他做顧問,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趕走,找一些海外歸來的藝術家,一些有現代意識的實力派,從燈光、造型、服裝,到演出內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體能現在中國人的藝術水準的。他聽得更好笑,說你對晚會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會,辦了十幾年,它已經是一個傳統,一樣習俗了,你不能要求把傳統和習俗都徹底推翻。它現在就像是年夜飯裡的一道必上的菜,談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擺在那裡,圖個熱鬧。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錢啊。我說。 
  我們談到現在的白領,他對他們倒是充滿了信心,認為他們現在能夠在日常中領略最現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觸到最現代的領域與人才,將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社會的行為、風尚。 
  我卻依然悲觀,一是他們人數太少,二是我擔心他們一走出寫字樓匯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許多本性就會被迫呈現。像我這樣一個自以為蠻有點自律意識、經常和周圍格格不入的人,還時不時地會沒於大環境中渾然不覺,更何況那些必須要在現實中求生存並養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說到一些生活在國外的中國文人,他們其實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舒適和舒心。脫離了一個文化的母體,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個國際大獎,也無法徹底改變生活的境遇和精神的境遇。他說他在境外遇見一位作家,大家都以為他該春風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開心,一提起祖國大陸眼睛就要紅,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願意瞭解一下中國國內現狀的人,對現在國內發生的變化尤其是經濟生活裡的變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經很老了,還生活在自己臆造出來的假相裡,是很悲哀的。 
  我說這些事我也聽到過一些,我很替他們傷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編輯,手裡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說稿,就是寫他們在海外的生活境況,其中也寫到他們婚姻的失敗,寫到那位作家與別人國家的主流社會完全不相融的事實,還有他們的孩子在西方社會裡的迷失。她講給我聽,我聽得都有些難過,老么喀嚓眼的,還要搞那樣的自我改造與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團糟啊。我曾鼓動女友乾脆把書做成紀實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經創作過的幾部小說名,做成中國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態史、精神遊歷什麼的,保管暢銷。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職業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傷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所以還願意把書做成一般的小說,情願它淹沒在嘈雜的書市裡無人問津。   
  他還是積極的悲觀主義(2)   
  我說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說後面的文化背景。 
  不過我一狠心又會想,一些人留在這裡,到頭也可能就墮落成無所事事靠國家養著的無聊文人,裝模做樣的,還動輒內耗生事,還不如把他扔到國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還在走著「千禧之旅」時,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風,當時我和「博物館」劇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亞那邊打電話,表示我們的聲援,只是無法聯絡他才作罷。那時也不知馬蘭電話,後來從《千年一歎》裡看到,鳳凰台安排馬蘭中途前往南亞與余老師相聚,分手時馬蘭哭得很厲害,我想她的眼淚裡肯定有獨守在國內目睹丈夫被流言飛語圍攻的委屈和疼心。 
  幾個月後余秋雨隨車隊剛進入國內,馬上有記者各種各樣的追問包圍住他。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對它們的出現又似乎全部知道。它們讓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來了。」他說。 
  多麼難過和失望的感覺。 
  但他還不輕言對整體的絕望,依然興致勃勃地念叨:「它們的出現不會改變我考察的結論,也不會影響我要向海內外同胞報告對中華文明重新認識的好心情。」 
  我看他在2002年期間的一些「就名譽權官司答記者問」,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為「此心落寞」,讓我又替他有些難過。他終於也要打官司了,讓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說的他有多麼羨慕我這樣的年輕人,他說我們的將來是一片明亮與希望。有時我會覺得他說的希望並非晚生了十幾年的希望,但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來,哀歎他生不逢時,哀歎他曾經生活過的時代,哀歎他有過的那些同時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犧牲掉了,卻因缺乏應有的自省與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無意地眷戀著舊有的時代習氣。 
  我們在一起時幾乎很少談論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通過閱讀知道他的經歷,他說過,「謊言總是只敢在背後煽動不知情的人,我的讀者並不知情,我自己也沒有向他們澄清過什麼,他們居然還是信任我,可見文學的力量在於構建一種表層文字背後的生命互信」。我也是他們當中一人。 
  我這個對所謂「政治」厭惡得要吐的人,現在看到一個自以為和自己「一夥兒」的人被迫陷在過去的「政治」裡爭辯和重拾舊憶,不覺間就會替他難過和氣憤起來。 
  小的時候,所有餘秋雨的父親和余秋雨本人有過的遭遇,都是我老爸經歷過的。我那時很小,雖然到現在也不清楚老爸究竟有過什麼樣的心路歷程,但那些年從柔弱的母親身上傳導過來的驚懼,是無邊無際的,經常像大浪一樣翻撲過來。那些眼淚,那些哭泣,那些黑漆漆的雨夜從母親顫慄的電筒光圈裡看到的大紅叉子,還有那個熟悉的名字,一個孩子心裡的天隨時都會塌下來。我不好意思對余老師說,我後來看他的《隱秘的河灣》,看到他全家人那時的無助,那種無以為繼,總是要哭,流很多的眼淚。搞不清是為他和他的親人,還是為我自己的老爸老媽,為自己。說起來我其實什麼也沒經歷過,但那種陰暗潮濕,那種躥行在街上的特殊氛圍,那種沒完沒了的隨時都會襲來的顫慄,現在叫我想一下都噁心。 
  現在我的老師在他的一次次答記者問裡回憶和細述他二十幾年前的遭遇,一次次回到那樣的背景當中,我真替他難過。 
  那時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談論他打官司的事。他卻安慰我,你不要以為我就什麼事也不幹了,一頭紮在官司裡,每時每刻都在那裡憤怒,在那裡鬱結難平。不是的。我還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該高興還在高興,該寫作還在寫作,該講學還在講學,打官司這件事不會影響我的生活。 
  他總是這樣,任何時候都興致勃勃,泰然自若。那次談話,第二天也確實有一場大型的演講在現代文學館等著他。他並沒有打斷自己的日程安排。他還津津有味跟我講他昨晚看的鳳凰衛視中文台的一檔節目。 
  我被他的輕鬆所感染,也回復原狀,我說我看了你的答記者問,裡面有一段話特別好玩,記者問你被告說他只是在做學術研究,把你當作研究對象,你怎麼看。你說照他的說法,殺人犯還可以聲稱在做什麼來著,還有製毒犯還可以聲稱在做什麼來著,哎呀我都說不出那些詞,很專業,特別形象,一針見血。他自己也笑起來,接住我的話:「照他的說法,殺人犯還可以聲稱自己在做『心臟穿刺』的學術研究,製毒犯還可以聲稱自己在做『興奮劑配置』的學術研究呢。」 
  「遭圍攻的幾年來,我一直想尋找一個論辯對手,只須一個,卻很困難。首先是語言風格的等級,我從小對這一點十分執著,近乎癡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無法與一個滿嘴髒話或滿口臭味的人講話。因此前些年當有人把一篇篇與我無關的文章算在我頭上時,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語言等級,心想:『我的筆下何曾流得出這種等級的詞語!』我覺得『詞語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讓我心痛,因為這是我的業務行當。那麼,現在要在圍攻者中找一個論辯對手,語言等級也成了一個入門標準。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但再讀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後來,我乾脆放棄尋找論辯對手的企圖,心想,為了不發一言,連讀者也對他們的誹謗迷惑起來,這多不好!那麼,不妨降格以求,找一個稍懂點法律的對手在法庭上論辯幾句也好,不管他屬於什麼語言等級。」   
  他還是積極的悲觀主義(3)   
  「我太失望了。我怎麼就找不到一個稍稍像樣一點的論辯對像和訴訟對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圍著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煩,轉身剛擺出一個出拳的架勢,誰知那個嗓門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個根本無法藏身的簾子後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長歎一聲,當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無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嚴肅、很煩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這樣的話語就覺得好玩,就想笑,那 
  種笑著笑著慢慢就難過、絕望起來的過程,簡直被他掌控得如絲如扣。這還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場官司,也難棄他自身的天賦與才氣。 
  所以用「此心落寞」來做這樣一次訪談的標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不知為什麼,我有時會突然感到他像塞萬提斯筆下的紳士「騎士」堂吉訶德。我知道我這樣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總那樣興沖沖的、總不輕言絕望與放棄的姿勢,尤其是總忍不住要流露他對本土的歷史與人文的好感、信念,卻又總是被一些象徵這個國家文化事業的人們的攻擊最多,受傷害最深,有時真沒法不讓我這樣想。 
  他自己,則更願被當作「鐵漢子」,對香港報刊稱他為「鐵漢子」「心裡有點暗喜」,因為「他們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剛毅」。 
  當然,我心裡也還是很明白,他的「中華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與取向,是他理性與感性結合的結果,他所以成為有無數擁躉的作家、學者,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遊記作者,也是因為他緊緊地把自己依附於中華文明這條血脈之上的結果。 
  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這個舊家寫這本書的尾聲時,全北京人在大戰「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飯,媽媽說你的導師打電話來,叫你這段時間小心些,不要再到處亂跑,要注意身體。 
  再打電話,他並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電話,他說這段時間好清靜,再沒有接不完的電話,應答不完的邀請,他也在寫東西,寫他父親,許多不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說他又在「挑燈夜戰」。 
  非典讓我們一下子多出來許多的時間,有人讀書有人寫作。他問我在幹嘛,我不好意思地說自己也正在寫作。他鼓勵我,好,瘟疫正是產生名著的時候,還記得《十日談》嗎,正是一幫人為逃避瘟疫躲在花園裡編的一百個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記得他說過要寫他的家鄉寫他的親人們,他已經開始了。他也許又要給他的讀者帶來新的驚喜。   
  與「××」共舞(1)   
  夏天,「非典」結束,一切又都恢復了以往,外面又鬧哄哄地開始有各種活動,市場也好像又搞得熱熱鬧鬧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滿噹噹的。總想到「傾巢出動」這個詞。 
  先是有人跑來告訴我,說有人說你老師余秋雨在深圳有別墅啊,是別人送的。我說胡說,我去過他深圳的家,我還不知道。後來又聽到一些關於這件事情打官司的細節,尤其聽到一審判決在查明余老師並沒有收取別墅的情況下,依舊判的余老師輸,原因據說一是「商業 
  社會收取別墅是正常的,無所謂」,二是「這樣的造謠並沒有影響余秋雨,他的書照樣賣得很好」。 
  這是余老師第一次「打輸」官司,雖然還只是一審,但我還是有些替他著急。這個官司是在北京打的,我弄不明白人們是怎麼想的,也許商業社會收取別墅確實是正常的,但卻不能忽略人家是不是真的收取了別墅這一事實啊!還有第二種說法,認為造謠並沒有影響余秋雨的生活——如果在這裡換一個比喻也許就一清二楚了,這就好比說有人偷了李嘉誠的錢,卻聲稱並沒有因此而影響李的生活,就不算偷了,就偷得有理了!這肯定是不通的。 
  我給余老師打電話,說我才知道別墅官司的事,是朋友看到報道告訴我的,怎麼,你沒有生氣吧。余老師當然說我沒有生氣,我不生氣,我正在準備上訴。 
  我從電話裡感受到,他還是那樣地達觀,信心百倍。又要打官司,我在心裡想,但願真的像他上次說的那樣,這些事情並不會影響他的寫作和生活,他不會讓自己成天陷於其中的。 
  上班的時候,又有人把一張報紙遞到我眼前,讓我看。我望了一眼,一整版,上面有一張人臉,一些文字,是說有人挑了一百多處余秋雨文章中的「錯誤」,並為此寫了一本長達二十幾萬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我把報紙推向一邊,很淡地說我對這個不感興趣的。 
  因為自己一向就對那種吹毛求「屁」的東西提不起興致,更對別人打著余秋雨的名字搞炒作有反感,所以拒看了那篇報道,對邊上的人提到的那本相關的書,更表示要拒看。在我的眼裡,這都是些與自己的觀念、方式相去甚遠的「土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完全只是聽憑自己的第一反應,淡然處之。 
  後來才知道,事情並非我以為的那麼簡單和單純。我低估了大陸多數媒體所謂「顛覆名人」的心理與能量,也忽略了受眾對余秋雨這麼一位名人、大家的濃烈興趣。更沒想到這件事情的覆蓋面會有那麼廣。 
  我從一位長期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高濱先生的《為上海感到難過》一文中,瞭解到當時的情況: 
  「前些天回上海探親,親眼目睹了這種機制性弊病的實際運作方式。當時,上海的兩家報紙正在大規模地『開涮』余秋雨先生,也就是被《中關村》雜誌評為上海目前有全國影響的僅有的幾個文化人中的第一人。『開涮』的方式非常『上海化』,有精巧設計有新聞效應,有經濟效益。 
  「先是《咬文嚼字》雜誌的編輯金文明先生宣佈不滿意余秋雨先生發表的反盜版宣言,更不滿意余秋雨先生的秘書拒收《咬文嚼字》的贈送,便在上海報紙上發表《我為什麼咬余秋雨》的整版談話,說是找出了余秋雨先生書籍中的一百多處的所謂『文史差錯』,並且宣佈已經為此出了一本書,書名叫做《石破天驚逗秋雨》。 
  「初一看這是一個『學術爭議』,其實不然。如果是『學術爭議』,為什麼大規模地交給市民報紙,就像文革中的廣場大批判操作?如果是『文史差錯』,哪怕是真有,又哪裡談得上全社會的『石破天驚』?毫無疑問這是要利用上海小市民的圍觀起哄心理,用一種消解有資格的評判機制的手法,製造一個低劣的『文化新聞』。他們預計到余秋雨先生必然會本著『對產品質量負責』的態度對讀者有一個聲明性解釋,這又被快速組接成了『兩人爭論』。爭論需要有『調解人』,上海報紙推出來的恰恰是《咬文嚼字》的主編郝銘鑒先生,他的『調解』面帶笑容,稱兄道弟,但用詞用語又遠比金文明厲害。當主要當事人冒充了調解人和審判者,只能是這個結果。他『調解』一完,有關報紙可能收到太多讀者的反映,立即停止討論,於是,上海的結論就做在《咬文嚼字》的那個主編身上了。這整個過程,明顯有一種故意炒作的『私設公堂』性質。 
  「余秋雨先生作為名揚全球華文文化界的作家學者,突然『後院失火』,當然成為一條重大新聞。據我所知,全國絕大多媒體都報道了,全球絕大多數華文媒體也都報道了,但採用的都是上海報刊的結論。由於如此大規模的操作,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驚逗秋雨》的書因余秋雨的名字而十分暢銷,登上了《亞洲週刊》排行榜,金文明先生頃刻之間成了富翁。這個結果也是純『上海化』的。」 
  原來如「比」!這讓我這個早對上海人就有成見的人更加地不屑。這位高濱先生作為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身懷雙重身份,是上海人的「他者」,也是上海人「自己」,他把上海人看得很清楚,他的文章裡更多對自家人所做「不上路」事情的難過,是在為上海這個城市難過和痛心。 
  其實在上海的文化界,理解和認同余秋雨的人還是大有人在。不久前就看到上海復旦大學周洪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文化人的人文素養——由余秋雨的苦惱想到的》,覺得他文中的許多說法,建立在對余秋雨散文有全面研究與把持的基礎之上,最要緊他同樣清醒地意識到這次炒作事件所帶出的學術上的根本性分歧,也正好是我自己過去和現在所領悟和傾向的。他說:   
  與「××」共舞(2)   
  「長期來下苦功作為專題專門搜集、研究余秋雨差錯的批評者,這次『憤慨之極』是因為余秋雨的一段話觸發的。余說:『我認為,年輕人熱愛文史知識不錯,但是大量非專業的年輕人沒有必要過度沉溺在浩如煙海又真偽難辨的古代文史細節間。因為這樣做既是個人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依我看,這節話不但沒有錯,而且正說明了余秋雨高於一般文化人的地方,不停留於就事論事,還發展到個人治學道路、特別是中國文化歷史與全局上,視野廣多了,抓住了主要的傾向性問題。」 
  周洪林作為一名大學教授,也由此想到了我國現時的中學語文教學狀態,清醒地指出其弊端:「長期來我國的語文教學,從總體上、主要傾向問題看,在於過多地鑽牛角尖、死摳死記硬背冷僻詞語掌故,弄得支離破碎,學生不堪重負、興味索然;而對於貼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範文閱讀欣賞中思想、情操、意境的感悟、揣摩、影響反而沒有突出,實際上這是最重要的。把生動活潑的範文,異化為枯燥乏味的煩瑣考證,是語文教學中的左道旁門!我所接觸的大中學生,他們之所以喜歡余秋雨的散文,主要在其大氣、大開大合、思路開闊,想像力豐富,又通俗易懂、不難讀,更無陳詞濫調繁瑣說教,這是與青少年生氣勃勃的特徵是相一致的,真正少年老成、之乎者也,也喜歡咬文嚼字的畢竟是極少數。」 
  我感到周洪林先生作為一名居住上海的學者、研究者,在方式方法上是認同和支持余秋雨老師的。他認為「觀念的轉變才是根本的轉變,觀念、整體感、大思路、方向,對所有局部、細節有指導意義」,而文學散文「有別於專門的讀史札記,更不同於歷史考證專門在小學、掌故、史實等出處、索隱、註疏上下功夫,無證不信、孤證不立、無一字無來歷,彼此在興趣、方法論、價值觀念等一系列問題上是有不同的,存在基本區別的」。 
  對於遠在北京的我看來,這整樁事情的運作,最後又一次回到了觀念的根本分歧、方法的根本分歧上來。就像周洪林先生說的,「如因批評者長期來細節考證搞多了,總體思想反而被忽視,見小不見大,確實不理解的,那我們應予原諒,不知者不為過嘛!但無論如何,不能明明是自己不理解,卻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以兩個『不幸』作為余『拒諫』的最重要依據而『憤慨之極』,那就沒有道理了!而正是由於這種對明明正確的觀點,視為『拒諫』、因此『憤慨之極』、興師問罪,使批評的出發點與歸宿發生了根本動搖,掩蓋了爭議的根本思想分歧!」 
  這實在是很絕望、痛心的事情。 
  早些時候聽金克林說他們大可堂文化公司要出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線裝書,他還答應送我一本。後來知道,這件事情的背後還發生過一次「電話事件」。那時,《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在大陸和台灣同時出版,並在香港連載,大陸多數媒體自然也爭相報道,成為一個重大文化新聞。不過此事並沒有影響大可堂文化公司與上海辭書出版社合作製作《文化苦旅》線裝書的計劃,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指責無損於余秋雨著作的文化高度和美學高度。 
  好玩的倒是,大可堂公司的老總這時突然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自稱《石破天驚逗秋雨》的作者,他強硬地要求大可堂立即停止發行余秋雨的書籍,還說「我們已經組織大批人員,專門批判余秋雨的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歎》《行者無疆》等」。 
  我聽到這個故事,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真不敢相信在現在國家這樣的氛圍裡,還有人土到用這樣的態度和口氣來行事。這讓我這樣一個悲觀消積分子更加地絕望,也更加地替余老師難過。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我們邊上一些組成我們生存環境的人,他們的觀念和作派與我們如此地大相逕庭,風馬牛不相及。用我自己的話說是「土到了家了」。我們完全處在不同的思維與行動體系裡,我們也本來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平行發展的,但最終不僅遭遇對方挑釁,而且為了保衛自己有可能還要被迫進入對方的價值體系當中,這是萬分痛苦的事情。最難過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必得在這樣的環境裡共存,想躲也躲不掉,想甩都甩不脫。 
  我猜想余老師一定很苦惱,那些對他做下這樣事情的人們並非都是些陌生人,他們過去都曾在上海的文化大圈子裡出入,即使不是熟人也可以是熟人的熟人,有什麼樣的「學術問題」不可以交流呢。不是另有原因,完全不需要這樣弄得滿城風雲的。又想起幾年前要余秋雨「懺悔」文革歷史問題的事,也鬧得沸沸揚揚,逼得余老師打起了官司,最終由被告向余老師當庭道歉了結。那次是想要推毀一個人的人格,而余老師不得不花費幾年的時間來清洗一群人對他的潑污;這次,卻又想要摧毀他的文化尊嚴,我想不出余老師該怎麼辦才好。如果保持沉默,在中國現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不自救,必然就要失去自己的文化尊嚴;如果站出來接招「自救」,必然又要進入對方的價值體系,連整個的自己都失去了。 
  突然聯想到自己很多年前和人吵架的事情,就有點這樣的意思。也算是一個不太愉快的記憶。 
  那是一位大我十幾歲的女性,有老公有孩子,我那時還沒從失戀中緩過勁來,連個男朋友都沒有,她卻不知為什麼十二分地看我不順眼,總是我說一句什麼她就要接住下一句,好要重重地抨擊我。   
  與「××」共舞(3)   
  我天性淡漠很少接她的招,依舊和周圍別的女孩兒們打鬧成一團。但住在同一間集體宿舍,有一天還是針尖對麥芒地接上了話茬。當時正是晚上,大家洗漱完畢都上床了,怎麼就鏘鏘了起來。她的話令我很氣,但串起她那些話的主線或者現在說的「理念」,依舊那樣地與我所堅守的東西相去甚遠,又一下消解掉我與她吵架的激情。她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發表了幾篇小說嗎,狗屁。我毫無激情,只跟著她的話說,是啊我有什麼了不起呢,不就是發表了幾篇小說嗎,狗屁。她又說別以為自己有多大的才,有才的人多著呢。我還是懶散 
  散地說,就是啊別以為自己有多大的才,有才的人多著呢。 
  總是她說什麼我跟說什麼,慢慢地她就在蚊帳裡氣成一團,一本書在床上亂拍。我還是不急不惱,把她的話照單全收後再還給她。最後她聲音都氣啞了狂叫一聲:我看你早就不是Virgin了! 
  這話,說一個女孩不是處女,在八十年代那是很厲害的。以她的觀念和境界,以為這下總算戳到我痛處,足以擊垮我。我的反應大概要麼眼淚橫飛,要麼撲上前去與她扭打成一團,惟此才能一示「清白」。當時我聽得自己心裡呻吟了一聲,倒不是被她的「揭露」擊中,而是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與這樣一個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的人住同一集體宿舍,還朝夕相處!我在心底裡對她的方式感到蔑視,說自己是處女和說自己不是處女,那都已經進入了她的價值體系。 
  我反倒輕鬆下來,我用討論學術問題的口氣問她:二十四歲還是處女,你說說這是我的恥辱呢還是我的驕傲。我們好壞也同學一場,你又是過來人,女兒都那麼大了,我要討教你,你剛才是真的在罵我還是誇我? 
  她手裡的書在床上又是一陣亂拍,那動作和聲音甚至讓我想到了辛棄疾的把「欄杆拍遍」。 
  第二天小師妹們對我說,昨晚一開始差點被你們兩個老的嚇死了,生怕你們撕破了臉面扭打成一團,讓我們不知勸誰才好,不過後來聽著聽著越聽越高興,就像聽相聲,都不願你們停下來。她們說馬小痞真有你的,還挺會吵架的,把誰的肺都氣炸了。我說我還會吵架?我吵了嗎?語言體系不一樣,吵不起來呀。 
  她們不知道私下裡我還是很憋氣,肺也差不多快炸了。可是我如果真與她對罵兼對打,我也就成她那樣的人了。那是連我自己也看不上的。 
  8月份在北京見到余老師和馬蘭時,這件事情還籠罩著他們。那天我剛好去採訪公安英烈子女夏令營營員,平生頭一回穿著警服,筆挺挺坐在港澳中心的瑞士酒店大堂裡,很不自然。我說我來不及換衣服了,不過這樣也是想讓你們驚訝一下。余老師和馬蘭果然很驚奇,沒想到馬小娟變成了這個樣子。我拿出採訪用的相機,說我們乾脆來照相吧。於是馬蘭幫我和余老師合影,余老師又幫我和馬蘭合影。他們說我們是和警察一起照相啊。 
  很久以前余老師說過要和穿警服的我照張相,我一直當是件幾乎不太可能實現的事,因為我從來就沒穿過警服。沒想到這次頭一回穿上了警服,因為好玩,還頭一回想起要和余老師、馬蘭在一塊兒照張相。 
  那些日子他們在北京的東區挑房子,想在北京安個家。我剛說出我知道的一處東區樓盤,馬蘭馬上說下午就去看。雖然這之前我早和余老師討論過他們在北京買房子的事情,但這樣的情形下,看到他們興致勃勃、有所期待的樣子,不由得就想到「逃離」這個詞。心裡又有些難過。 
  余老師說他們剛從海拉爾回來,連那麼遠的讀者都看到了那些報道。他問我看到沒有。我說知道這件事,但不看。他苦笑起來,說不是誰都不看,看的人太多,這些報道已經發得全國都是,像你這樣拒看的人很少。我走到哪裡都有人問起。 
  我不知怎麼回答他才好。這是輿論的悲劇。現在媒體要說一個人好,大家會覺得沒多大意思,媒體也會覺得沒什麼可炒作的。可要說壞,那可就太好了,太有炒頭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全體一哄而上。所謂文化的管理者們對這樣的事情卻完全聽之任之,不知如何來引導,更不知如何來保護那些捲入其中的文人們。要等到事情真的鬧大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才可能會有政要人物出來說一聲「別鬧了」。這時倒真的不鬧不炒作了,結果卻在不該了結的時候戛然而止,一切就都停留在原先的說法上,讀者也以為那便是最後的結論。叫人哭笑不得。 
  熟悉上海的高濱在文章裡也說,「這使我想起幾年前要余秋雨先生『懺悔』文革歷史問題的事件,事情雖然由余傑打頭炮,但真正造成巨大傷害的是上海《文學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被海內外多數報紙報道。與這次一樣,那篇文章發表後,一切討論也都突然停止,那篇文章也就成了上海的結論。」 
  這怎麼搞。 
  這種情況下,我總在替自己的老師難過和絕望。不知怎麼地想到了年前香港的劉嘉玲「裸照事件」,那時從香港、台灣等地的報紙雜誌上看到香港一大批的演員自發站出來抗議的大幅照片,看到他們一個個的表情和裝束,心裡真的很感動。覺得他們身為影視演員(按他們的說法叫藝員),平時各演各的戲各掙各的錢,也可以說是處在相互的競爭當中,但當遇到自己同類身處外界不懷好意的陷害與欺侮時,決沒有那種在一旁看笑話的事出現,而是像現在這樣集體肅穆出陣,站立在劉嘉玲的身後。   
  與「××」共舞(4)   
  這是對劉嘉玲的聲援,也是對自己作為演員的身份的捍衛。讓我感動,並且對這些平時不以為意的香港明星們起了敬意。 
  還想起一件類似的事情。背景也是在香港。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也是一位社會問題專家,他開的專欄據說讀者很多,他所表述的社會理論和經濟理論既有優美的文字,又有很活潑的思想,在香港自然有很大的影響。有人就在媒體上提出疑問:張五常先生寫了 
  那麼多的書,會不會影響他在大學的教學質量?結果是張五常先生所在的大學出面與媒體打官司,索賠了一百多萬。 
  在國外,在香港、台灣,個人名譽是值錢的,誹謗、造謠會讓自己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的法律制度建設當然還需要有一個不短的過程,但至少我們自己要有法律意識才好,尤其對斷文識字的人。現在連村裡人都知道,在自家屋門口罵大街,還有可能招來鄉親們要求精神賠償的官司,知道要就事說事,管住自己嘴巴。 
  有時會暗吃一驚,莫非社會與大眾真的已失掉最基本的判斷力與良知,成了別人喂什麼吃什麼的混沌小兒。 
  後來從一些出版社編輯甚至與余秋雨有點關係的熟人那裡得知,這一事件中,其實有許多的讀者都站在余秋雨一邊,一直就在抗議和反對對余秋雨的圍攻,他們也曾寫了大量的維護和保護余秋雨的文章。不幸的是,沒人願意刊登他們的文章。也許他們的聲音不適合媒體炒作的需要,不足以滿足大家圍觀和看熱鬧的心理?許多人投書無門,只好把自己的文章投到出版社、投到余秋雨書的編輯,甚至寄到那些可能有途徑與余秋雨聯繫上的人那裡!而這些地方、這些人,又都不具備發表他們文章的可能。 
  一位重慶的退休教師馬孟鈺先生,就寫了一篇《七十歲的憤慨》,說自己「發現余秋雨先生又遭新一輪的攻擊,很感傷心;等讀完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驚逗秋雨》,我和我的老伴、兒子都一起憤慨了。我們無法袖手旁觀,就在三十六度的高溫下,拼著我這條老命,揮就此文」。我想這是一位仗義執言、古道熱腸的老者,看到自己喜歡的余秋雨先生的遭遇,便一分鐘也坐不住了。 
  他說:「對於金文明這樣的人肆意糟踐余秋雨、剝奪余秋雨,我們不應該不聞不問,或站在一旁看熱鬧。古往今來,有幾個人能像余秋雨那樣,放棄官職,冒險深入不毛之地進行考察,堅持以歷史情懷播撒文明的種子?又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能夠長久不懈地提供驚動四海的思想和筆墨,引起海內外千百萬讀者共鳴? 
  「我相信,不管金文明等人多麼囂張,廣大『秋雨迷』也不可能轉化為『咬嚼迷』。我們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理他們,保持沉默,繼續趕路,但要做到這樣,我們大家不能沉默。正直的中國文人,應該用良知築成圍牆,保護奇花佳木,抵禦那些連骨髓都想咬的牙齒來咬噬文化創造者。」 
  老先生的一番話與舉動讓我想法多多,他只是個退休教師、普通讀者,在看熱鬧的人堆裡他能夠站出來,支持余秋雨不要理會別人,而要繼續走自己的路。更可貴他還想到「我們大家」卻「不能沉默」,他用他蒼老卻有力的聲音呼籲:正直的文人要以良知保護真正的文化創造者。這說明老先生自己就是一個有良知、有責任感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和他一起來保護余秋雨。 
  這些可敬的老人,他們自己曾在過去的歲月裡親歷親睹過那些動輒揭人「靈魂」致人於死地的噩夢年代,在今天這樣的新時代裡猛不丁又聽到那似曾相識的聲音,他們真正地「不寒而慄」了。他們決不容許別人對他們喜歡、珍愛的余秋雨再行「正常文學批評之外」的亂棍攻擊。 
  「中文在線」網站更出於對簽約作家和簽約作品的保護責任,在幾個月裡邀請多方文史專家,對金文明一書進行認真的判讀,作出四項綜合意見,在自己的網站上及時與讀者進行了溝通。 
  這份「中文在線」的聲明指出,「金文明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指責,基本上都是極瑣碎的細節,歷來更是眾說紛紜。對於這些細節的不同闡述,如果一概武斷地判定為『錯誤』,不是正當的學術態度」;認為「即使有些文史細節確有探討的價值,也不應該把事情立即交付給對這些問題不具備評判能力的大眾媒體。」「這種『廣場大批判』式的炒作,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學術規則」。 
  出於保護廣大消費者權益的責任,聲明指出:由於這種大規模炒作,《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未售先熱,發行量巨大,登上香港《亞洲週刊》暢銷排行榜,金文明和出版社都在頃刻之間獲得了巨大經濟效益。這顯然利用了「凡是余秋雨先生的讀者都會買這本書」的市場心理判斷。但是廣大讀者買到的這本書,與他們被媒體炒作誤導的預期心理完全不符,因為如果真要指出「一百多個差錯」,幾頁紙已經足夠,而金文明硬是撐足了厚厚的二十二萬字,主要內容是一大堆到處摘抄、東拉西扯的枯燥文字。這對廣大讀者的消費權益,構成了明顯的侵害。 
  在這裡,無論是退休老教師的文章,還是「中文在線」的聲明,都涉及到了一個如何更有效地保護文化創造者和消費者的問題。我們正處在文化機制市場化運作的初始階段,許多問題到來前與出現後,國家相應部門就應該制定出跟得上市場發展需要的相關法律,保護文化建設,為我們自己和下一代創造一個安全和安心的文化創造與消費環境。有了一個好的環境,創造者與消費者的心情都是好的,都不必像現在這樣,不上路子的事情一經發生,大家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你說我我說你上,眾說紛紜的,說得清說不清,都平添了陣陣噁心與不悅。   
  與「××」共舞(5)   
  文化環境的種種欠缺,已導致許多優秀人才出走,導致優秀文化的創造力大量流失,這是國家、民族以及城市和地區的損失。 
  我不知道余老師和馬蘭那麼熱衷地在北京選擇一所居處,是不是也有對於上海文化環境的失望。希望首善北京,可以有一個博大的胸懷、寬鬆的環境,提供他們一個身心愉快的創造空間。 
  21世紀的北京,畢竟與十幾年前的八十年代不一樣了,許多優秀人才已開始選擇北京作為事業的發展基地,留住他們,也就留住了這座城市大量古遺跡之外更加鮮活的文化成份與份量,留住了城市文化建設與國家文化建設的巨大創造力。 
  作為北京人,我想要熱烈歡迎余秋雨老師和馬蘭作我們當中的一分子,並祝他們在我們的身邊生活好、事業好、心情更好。 
  2003年11月28日 
  於方莊舊家     
  余秋雨文   
  有人敲門(1)   
  一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渾身疲憊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管它什麼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著腳踏車馱來的。他掌握著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爸爸那麼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裡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麼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寧波老太。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才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設想中的勾引蘇北老漢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面。 
  我開門,寧波老太塞過來兩張字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面都寫著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系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麼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著打電話的。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掛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制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地一聲關上,於是前面剛才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面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裡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二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儺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產生學術羞恥感。由於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陞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系統內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麼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刪除了。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別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麼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態的演劇方式儺戲、儺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著呢?儺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麼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麼什麼嗎,居然年輕得那麼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儺,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台」,相當於平常所說的宵夜。但與宵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腰台」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面具,吃將起來。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台」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台。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面具追隨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內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才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麼,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隨時自衛。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才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並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面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面能夠勉強「危坐」。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著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我覺得,除了儺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那徹夜的儺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麼離書齋著述那麼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的短缺,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永遠地旁徵博引、精微推斷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裡,那麼,又該將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於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有人敲門(2)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像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沉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於想像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麼想著,心裡產生了一種喜悅。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三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儺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怎麼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系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板起臉來對我們說: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合,不管他問什麼,我們都要答應。儘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只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面有幾條拉丁文註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隨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滸》。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系領導匯報。」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著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適合再開「拉丁文註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於氣喘吁吁地推開了系辦公室的門。沒什麼人,只有一位姓欒的女秘書在。 
  小欒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什麼時候?」我問。 
  「立即。」小欒說。 
  「與誰一起去?系裡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系裡只有你去。」她說。 
  「那麼其它系裡還去誰?去哪裡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只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四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欒告訴我的房間號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局局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這間房子裡有一張塑料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局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著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隨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眾徵求意見,只是沒想到這次是局長親自徵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合不要信口開河地傷著了誰,而且我也確實不太瞭解情況,便說,自己一向忙於教育和學術,連繫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蘇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方千局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眾也這麼坦率,我有點驚訝。為了回報他的信任,我也就說了一條意見:「上級向高校指派領導,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在蘇坤院長和何添發書記之間,還派來過一位書記,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會議上居然與我爭論,硬說現在是十九世紀,理由是現在叫一九××年……」 
  方千局長笑了,說:「這樣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文化部決定先在你們學院做試點,在全體教師、幹部、職員中做民意測驗,看大家最滿意什麼樣的人做領導。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已經悄悄地測驗了三次。」 
  我暗自一驚,心想這期間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儺戲,一次也沒有趕上。 
  五 
  「三次民意測驗,名單完全一致,我們心裡也就有了底。」方千局長說到這裡,伸手捋了捋頭。他在說話過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隨意的手部動作,像是為了讓血脈暢通。好多長者都有這個特點。 
  捋完頭,他向我一笑,說:「有個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誰嗎?」 
  「誰?」我饒有興趣。 
  「你。」他用手指輕輕地點了點我。 
  我一楞,很想辨別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並不認識他,沒有開玩笑的基礎,而且談話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開玩笑的氣氛。 
  於是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起來:「這不能算數。我名列第一,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沒有做過官。只要做過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識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有人敲門(3)   
  方千局長站起身來,提起熱水瓶給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卻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給我說了一段話:「文化部領導和上海市委考慮到你的年齡優勢和學術成就,本來就對你有興趣。曾經對你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一切滿意,早已作出過決定。沒想到你的群眾基礎也那麼好,因此,你要準備擔任行政領導職務。」 
  我想,前一陣道聽途說,系裡缺一位年輕一點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師朝我使眼色,還附 
  在耳邊輕聲說:「我提了你。」難道,這位老教師的提議成真? 
  我決定推托,卻始終沒有弄明白一個根本權限:選一個系的副主任,哪裡需要出動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局局長本人? 
  方千局長終於站立著說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現在我正式轉達北京和上海兩方面領導的共同意見,決定請你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六 
  離開音樂學院招待所的時候已經下起濛濛細雨,但我沒有去乘公共汽車,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細雨中走著。在猝不及防的驚訝中,方千局長後來說的話在我聽來似雲煙縹緲。他彷彿說,沒有行政經驗不要緊,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長作為過渡。又說,做了院長,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務分配給各個副院長…… 
  方千局長在我失神之時還說了一段企圖吸引我的話,我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他說:「院長不忙,那是一種學術榮譽的象徵,只與國外同等級的專家交往。院長一具體,就不是好院長了……」 
  為什麼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幾乎所有做過當家官員的人都明白:我們國家太大,機構繁複,一所高等院校有無數個「上級」,每個「上級」只要有緊急事務,都會下令由院長親自負責,不得由副院長代替。這種緊急事務,當然不是學術。結果,凡是防火、防盜、計劃生育、傳染病、校區建築安全、學生間的毆鬥行兇、食堂的伙食質量……全要一一過問,一件也不能丟開。當然有副院長,但他們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辦。 
  到那時,還找方千局長論理嗎?這位忠厚長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沒有這種預感。雖然沒有預感,我也沒有答應方千局長。 
  他對我的拒絕有點驚訝,讓我回家好好考慮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濛濛細雨的淮海路上已決定再度拒絕。 
  但是,第二天方千局長已經回了北京,委託與我繼續談話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衛生辦公室的領導,現在具體來管理我們學院。 
  胡志宏先生可能參與了對我履歷的審查,對我的過去很瞭解,因此動員我的話語也更知心,比方千局長更能打動我。雖然一錘一錘地打動了我,卻還無法讓我答應。 
  都說是這個學院重要,由國家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共管,但我可以想像,共管的結果一定是誰也不會真心管,兩方面客氣地推來推去,其實是由院長獨立當家,這副擔子實在太重。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說:「你不為蒼天為黎民。」 
  這話就很能打動我。他知道我歷來不在乎官場倫理,卻會重視民意測驗加給我的責任。 
  為了避一避他的錘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當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時,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志宏先生又一錘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這種犧牲自己的豪氣。這種豪氣正可用來抹去一切艱辛,讓你不好意思再說一個苦字。 
  但是,我還是搖頭。 
  七 
  學院裡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選中,也知道我的拒絕。大家都等待著,很有耐心。 
  據說現在很多單位選拔官員的時候,剛有選拔意圖,那個被選拔對象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大量的檢舉信、揭發信都會以匿名、具名、聯名的方式紛紛投寄到選拔機關。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真是太純淨了。我拒絕了整整四個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換名單的四個月的空間,居然沒有出現一個否定意見,也沒有出現一個替代名字。 
  當胡志宏先生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環視窗外的校園,有點感動。 
  最終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張廷順老師。記憶中,在我十六歲進這個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務處長。文革結束後的「兩個凡是」時期,我受到幾個沒有改變文革立場的人的審查,張廷順老師負責學院清查工作,曾與他們遭遇,張老師厲聲質問他們:「小余是我們學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我可以擔保,請問,你們是誰?文革時期你們在哪裡?為什麼要查這麼好的人?我們學院誰委託你們查了?」那幾個人被這個山東大漢問得怏怏而回。張老師質問那些人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一些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卻一直沒有遇到張老師。據說他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養病。這麼多年過去,那天正是我拒絕出任院長四個月後,在學院的大草坪邊遇到了他。 
  他拉著我走到一棵樹下,說:「我找了你好些天了。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有安定過。你們也可憐,沒上過什麼正經課,全靠自學。我這個老教務處長,於心有愧!」 
  這麼一個悲情的開頭,使我只想找話安慰他。但他沒等我開口,又說下去了:「幾十年折騰的結果,使整個學院幫派林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取得一致意見,每次開會都吵得臉紅脖子粗。現在,終於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選擇了你。你再拒絕,就不好了。」   
  有人敲門(4)   
  「只要你答應做院長,」張廷順老師說:「我還可以再一次出馬,擔任教務處長,補一補幾十年的遺憾。當然這要你們考察審定。」 
  「張老師,別這麼說,別這麼說……」除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學惠小硯從外地回上海,見我正在為如何有效地拒絕任命而苦惱,便爽利地 
  說:「想不做官還不容易?我到學院裡去說服老師,別把一個做學問的書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見面,她卻對我說:「做吧。」 
  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在學院裡遇到一群女老師,都這樣回答她的勸說:「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放心。」 
  惠小硯說:「這年月,一個人讓那麼多人放心不容易。」 
  八 
  我終於告訴胡志宏先生:「讓我做半個月的調查研究,再決定。」 
  胡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鏡片後面閃出愉快的眼神,說:「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幾個大書店,找到教育學的專櫃,把有關中外辦學經驗和辦學規範的書籍,全都買來。這時我才發現,這方面的書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於文革後一切重起爐灶,全是新書。從外國名校的運行規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文件,到這些年國內高校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的調查彙編,十分齊全。我認真地讀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這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種高層邏輯展開在我眼前。在這種閱讀中,多年來的學術思維幫了我的大忙,我已習慣於在一片紛雜的實際疑問中尋找邏輯支點。只要找到了邏輯支點,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在國內高校中,我覺得,華中理工學院的教育改革經驗比較切中要害。 
  然後,我就開始找學院裡的各色人等談話,從老教師到中青年教師,從系主任到總務處職員,盡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群落。每次談話我都勸阻他們發牢騷,也婉拒他們對我個人的鼓勵,而只是排列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這些問題的主次緩急,然後再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方法越具體越好。 
  半個月的感覺一言難盡。如果打一個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縮在一條大船的某間艙房裡用功,雖然也能感覺到船在晃動,卻不知道所處的位置,行駛的方向,海域的風浪,天象的變化。現在,我登上了船頂瞭望台,看清了這一切,又問明了航海規則,突然覺得不應該再一言不發地躲縮回自己的艙房裡去了。 
  後來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調查研究,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麼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個月前的眼神了,說:「好吧,開一個全校大會,我作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題目叫《我們別無選擇》。那口氣,那聲調,很像是從船頂瞭望台上發出的。報告那天,據說連全院所有的清潔工人、汽車司機也都自發地擠到禮堂裡來聽了。 
  這個報告,立即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負責人、現在的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評價。他在同濟大學專門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對這個報告作了詳細的介紹。 
  那麼,我,也就站在駕駛艙裡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隻,也都在傾聽我們這艘船發出的信號。 
  九 
  當然還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艙房」收拾一下。 
  這一收拾,又依依不捨了。 
  我對何添發、胡志宏這兩位同事說,先得給我一點時間,把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寫完。這篇論文,就是我考察儺文化的總結:《論中國現存原始演劇形態的美學特徵》。它的中文本,發表在北京的《戲曲研究》學刊上,它的英文本,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亞洲戲劇》學刊上,題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國同行都讀過。 
  寫這篇論文的感覺,與我以往寫那麼多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筆下的主要素材,不是來自別的書本,而是來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這就成了我向國際學術界所作的一個發現性報告。我知道在現代學術等級上,這種報告的地位最高。 
  這篇論文向我開啟了一個現代學術等級,但我卻要離開。我在高高的書架前不斷抬頭仰望,心想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購而來的書,以及由這些書組成的那種氛圍,那種氣場,那種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將棄我遠去。表面上,它們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們也就形同虛設。 
  從今以後,我只能在辦公桌前、會議室裡、演講台上,偶爾想起,想起這破了圍的氛圍,漏了氣的氣場。半夜回來,照樣居息,卻不敢再抬頭仰望。 
  這等於一個領主拔離他的營寨,一位酋長告別他的邦國,頻頻回首,莖斷根連,夕陽故國,傷感無限。 
  既然代價如此之大,那麼,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裡才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鐘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鐘,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鐘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高高翹起,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麼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浪費,浪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有人敲門(5)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交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接生命的舵,交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十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 
  人際關係。 
  乍一看,入口點不應該放在這裡,而應該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進、精簡機構、提高待遇等項目上。但我敢於擔保,不簡化人際關係,這一切都做不好,全會變成一片吵鬧。公開的吵,暗地的鬧,直到最後只得反覆謀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圖一一消耗。 
  這是中國的國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誰也改變不了。即便是最沒有人際關係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動手也會被人際關係的網絡纏住。什麼課程的優劣,立即變成了誰的課程的去留。業務水平的考核,也會變成誰整誰的問題。可以設想,這一切會引出多少私下聚會、暗中串通、公開頂撞、以牙還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這個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沒的泥潭。 
  我發現,在高等學校這樣的機構裡,一般的人際關係雖然複雜卻不至於頻頻左右全局,如果頻頻左右了,一定是領導者本身把它強化的結果。 
  很多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權威,會若明若暗地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單位人際關係惡化的重要起點,因為這種培植的舉動人人可以看到,而親信之所以成為親信一定時時有所動作,處處有所炫示。親信一旦產生,又會漸漸擴大為圈子,圈內圈外會有磨擦,不同的親信間也會爭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還想利用磨擦和爭寵來辦事,那麼整個單位已經不可收拾。 
  上海戲劇學院的人際關係也堪稱複雜,但是文革災難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簡化了。現在災難剛過,大家同仇敵愾,共同語言還沒有消散,正是繼續簡化人際關係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機一旦錯過,再也追不回來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們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異的行為規則。 
  例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宣佈,我們上任後,願意聽取一切意見建議,院長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但是,如果有誰到院長辦公室裡來說某某教師的不是,我們會立即起身,請他離開。 
  我說,學校裡如果真有歹徒惡行,可以報告保衛部門和檢察部門,如果事情還達不到向他們報告的程度,那麼更沒有理由向院級領導報告。 
  我說,以前在評定專業職稱過程中,總有不少教師向學院領導報告自己的業務成績,指責同一個教研室的其他教師的業務水平。今後,只要還有教師向我作這種報告,我在職稱評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報告了,他的單獨報告製造了一種不公平;他對其他教師的業務指責,更是一種缺席審判,這是第二層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種信息引導,這是對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這三層不公平,我惟一的辦法是對他進行否決。 
  我說,我要用實際行動讓全院上下放心:院長辦公室裡的全部談話,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安全的。 
  這種公開宣佈,效果很好。在我任職幾年間,沒有一個人在我面前說過另一個人的壞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誰是我的親信。 
  有時,人們出於以往的語言習慣,說著說著就牽涉到別人的長短,或開始對我有所奉承,我會微笑著伸手阻止,立即轉移話題。幾次一來,大家開始習慣我,習慣於在一切領域對事不對人。 
  對此我有點矯枉過正。其實我心底也有對人際關係的好惡評價,有時還很強烈,但我明白,這一切都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走向。行政行為越乾淨,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國家政治大局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已經停止,但對於每個基層單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普遍性、延綿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於惡化了的人際關係。因此,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結束一段歷史,截斷一種災難。再過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們在回憶我任職期間的成敗得失時都會肯定這一點:那幾年雖然還有諸般不是,卻因為幾乎沒有人際爭鬥而輕鬆愉快。 
  十一 
  這是一幢三層小洋樓,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的住宅。院長辦公室在二樓,一個小套間。 
  打臘地板、鋼窗、壁爐,小套間裡有兩個衛生間,純粹的歐洲氣派。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坐在這裡的是老院長熊佛西先生。那時上海早已受極左思潮統治,熊佛西院長沒什麼權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著窗下的這個小院子。小院子裡有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草坪,有的同學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聽到頭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同學,請不要破壞綠化!」 
  後來,他覺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乾脆就在這條小路上來回散步,做一個「護草使者」。我們碰到他,叫一聲「院長好」,他會慈祥地詢問:「哪一個系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過了五分鐘,我們拿了一本書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聲,他又慈祥地詢問:「哪一個系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麼名字?幾歲了?」有時為了一件什麼事來回穿行幾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詢問,不知內心是否怪異:同名同姓的學生怎麼那麼多!   
  有人敲門(6)   
  聽老師們說,學院從橫濱橋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市政府原本劃出的地很大,把現在的華東醫院、華山醫院門診部、上海賓館、靜安賓館、希爾頓飯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裡邊了。熊佛西院長背著手走了一圈說:「這麼大,誰掃地?」 
  這麼昂貴的黃金地段被老院長放棄了,一直讓後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領會這位前輩書生的觀念:辦學校,一要種草,二要掃地。這個觀念十分環保,十分節儉,因此也十分 
  現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會兒,便轉身坐在辦公桌前,打量起這間屋子。剛才進來時我沒有把門關死,留了一條縫,這也是因為想起了熊佛西院長的一件往事。 
  當時熊院長坐在這裡,服務員老杜每次都不敲門,一擰把手就進來了。熊院長對此頗為惱火,一次次告誡,但老杜實在想不出敲門的理由。他覺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匯報工作,只是來送開水、擦桌子的,當然是越輕越好,敲門幹什麼?因此到時候還是下不了手,只是把動作放得更輕,試圖在熊院長毫不覺察的時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這種踮腳屏息的狀態更把熊院長嚇得魂飛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門外,敲三下門,聽到屋裡說「進來」,再推門。但是,可憐的老杜試了幾次老是覺得不是味道,總是期待著熊院長不在屋裡的僥倖。可惜,熊院長每次都在,最後只得讓老杜離開院長辦公室,到理髮室去了。老杜很快學會了理發手藝,直到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去理髮,他還在一次次感歎:「熊院長真是奇怪,他在屋子裡又不做壞事,老要我敲門幹什麼呢?」 
  後來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的是蘇坤院長,一位河南來的革命軍人,在軍隊裡領導過一個劇團。他與熊院長就完全是兩路人。他也有一個服務員,是他在軍隊裡的馬伕,姓張,跟他一起進了上海。聽老師們告訴我,當時英武魁偉的蘇坤院長在禮堂裡向全院教師做報告,氣氛莊嚴,北方口音在上海人聽來是一種天然的領導者語言,大家都恭敬地做著筆記。突然,禮堂後面響起三聲敲搪瓷碗的聲音,緊接著傳來一個沙啞的河南口音:「團長,別說了,吃飯了!」 
  全體教師愕然,蘇坤院長則一笑,停止報告。 
  老張覺得團長還是他的團長,便樂呵呵地跨著牽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蘇坤院長出於好奇,用過辦公室裡的這個壁爐。麻煩的是找不到柴禾來燒,伙房裡也沒有,那裡用煤,因此還是要請老張去拾撿枯枝。當壁爐終於點燃起來的時候,蘇坤院長通知其他幹部一起來取暖,北方來的幹部們早就受不了沒有取暖設備的上海寒冬。據說那次坐在壁爐前的幹部們坐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鞋子、襪子向著火焰烤,因為最冷是腳。人多勢眾,那味兒,使蘇坤院長不敢再試第二次。 
  蘇坤院長爽朗可愛,一直保持著河南人的習慣,平生飲食至愛,是油條和豆漿。他認為,真正的理想國,應由這兩樣東西組成,當然也可以再加一點其它東西。就在我擔任行政工作前幾年,他還在做院長,親自寫了一首校歌,讓全體同學學會,準備在院慶大會上全場齊唱。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同學們的頑皮勁頭勃發,不知事先有誰組織過,那天全場唱出來的,居然齊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對此,蘇坤院長一點也沒有生氣。 
  「浦江之濱,有一座藝術殿堂……」過了很久,校園裡還有學生邊走邊用河南方言哼唱著。 
  想到這裡我笑了出來,沒想到門外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報告!」 
  我一時沒回過神來,想不到這聲音與這屋子的關係,與我的關係,只當是門外有表演系學生在練台詞。 
  「報告!」又是一聲,更加響亮。我突然想起當年熊院長要老杜敲門的事,覺得這聲音似乎與我有關。 
  「進來!」我說。 
  進來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見就站起身來,卻不知叫他什麼合適。 
  他姓吳,在我考進這所學院的第一天,就見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讀的那個系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軍人,是我們這些學生平日能見到的最高領導。文革中當然被作為「走資派」而打倒,但始終沒有成為焦點,文革結束後那麼多年,一直沒有見著。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剛剛考上大學的那個時候。但是他,居然用軍人的姿式向我「報告」! 
  「院長,」他說:「我向你檢討!」 
  「吳老師」,我終於憋出這個稱呼來了,儘管他從來沒有做過老師。他早已離休,我上任時翻看各級幹部名冊都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師比較合適。「請坐,慢慢講。」我說。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離退休幹部們不放過他,要求學院給予公開處分。他來找我,一是檢討,二是表示願意接受處分,三是希望這個處分不要張榜公佈。 
  「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我問。 
  原來,一位老戰友病逝,他趕回家鄉去送葬,回來時另一位老戰友出點子,說自己的兒子是火車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後面的角落裡回上海,不用買車票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卻想不到,到了上海,沒有車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車站當作逃票者扣押,後來只得由學院派人領回。領回後,老幹部們一片嘩然,認為他丟了老一代革命軍人的臉,不僅要處分,而且要開批判會。   
  有人敲門(7)   
  「其實這事用不著找你院長本人,我……」他顯然已經被一批與他同資歷的老幹部搞得很緊張。 
  「吳老師,你應該找我。我保證,你不會為這事受任何處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無法向他說明理由,便把驚訝不已的他送出了門。 
  理由很簡單,這是貧困造成的,與品質無關。 
  革命軍人進駐上海後,雖然做了幹部,有很大一部分還過著相當艱苦的日子。照理,他們的薪水在當時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滿,又要撫養一個不小的家庭,情況就很嚴峻,這位吳先生就屬於這種情況。我還記得做學生時有一年春節給各位師長拜年,其他老師家都會端出一點糖果,而他家端出來的卻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見家境拮据。 
  他用幾十年前做軍人時的一聲「報告」,不經意地提醒我,他一直處於軍人般的清寒之中。這樣的事情本來我只需同情,不必負責,但他向我「報告」了,因此又不經意地提醒我,從此,這個院落裡的很多喜怒哀樂,都與我有關。 
  人際關係, 並不是我想簡化就能完全簡化。你看這位吳先生,差一點就要接受處分和批判了,而且,說起來,處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來消除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這個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鬥爭和批判。 
  十二 
  吳先生走後,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著這個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長多麼想讓這裡變得蔥蘢整潔、文明雅致,但結果呢,多少呼嘯、狂喊在這裡發出,多少冤案、慘禍在這裡產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淚斑斑的歲月中去了,當時,這間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後來,是所謂「革委會」和工宣隊的辦公室。 
  現在總算安靜了。 
  能一直安靜下去嗎? 
  能出現熊佛西院長理想中的世界嗎,連進門都要輕輕敲三下? 
  正這麼想呢,「篤、篤、篤」三下,真有人敲門了。 
  已經受過「報告」的驚嚇,這下我從容了,鬆鬆地叫一聲:「進來!」 
  我扭頭一看還是站了起來,進來的是導演系的薛沐老師。 
  薛沐老師與我私交很好。在那麼多老師中,熟悉學院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節、重要人物,卻又能不摻雜自己感情作出冷靜評價的人並不多。導演系卻有兩位,一位是胡導老師,一位是薛沐老師。胡導老師我接觸較少,但我每次發言和報告時只要看到他在場,總會特別注意他的表情,因為他歷來最為客觀、公正。薛沐老師曾多次與我相伴到外地講學,客舍空閒,時時長敘,無話不談,便成密友,儘管在年齡上他是我的長輩。 
  他受過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期,學院內一位清室弟子疑點甚多,被人揭發,蒙冤入獄,他受不住逼供,胡亂交代說,曾與薛沐老師和陳古愚老師一起圖謀成立一個地下組織迎接國民黨回來。幸好這份交代破綻太多,沒法定案,但薛沐老師已成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發,就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當然不必細述。歷盡如此災難他還能保持冷靜,真是難得。 
  「頭開得非常好。」這是薛沐老師對我上任的稱讚。「我看出來了,你在轉換一個根本性的思維。過去歷屆的領導想的是,重新評判歷史,你想的是,徹底了斷歷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說,「但是,有了他們的評判,我才能了斷。不了斷,老評判,沒完沒了,只能延續災難。只有了斷,才是對過去的最大評判。」 
  「是啊,解放初期鬥爭最賣力的人,反右鬥爭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黨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對造反的,很快被批判為反對革命路線;支持造反的,工宣隊一來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鬧來鬧去,活像一個輪盤轉,全都成了犧牲品。只有一幫特殊人物一直活躍,那就是永遠在揭發,永遠在批判的人。你把輪盤轉停住了,他們就沒有空間了。」 
  薛沐老師這番話,又一次表現出了他出眾的冷靜和睿智。 
  「薛沐老師,你講得很好,但我主張的了斷爭鬥,並不是我的發明。你沒聽說鄧小平一再強調『不爭論』的原則嗎?這就從根本上阻斷了那幫以爭論為業,以批判為生的人的很多門路。我們也要阻斷。」我說。 
  這時,薛沐老師伸出一個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說:「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動要求在全院大會上發個言。這個發言的題目是《我們過節了,我們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聲援,連忙說:「太好了,謝謝!謝謝!」 
  十三 
  薛沐老師的發言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的掌聲。他那次關於「輪盤轉」和「特殊人物」的談話,一直印在我的心裡。 
  我希望那個「輪盤轉」真正停住,停在我們這代人手上。 
  現在真的停了嗎? 
  我想到了一個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們在處理文革時期犯錯誤人員的時候,有沒有延續以往的錯誤? 
  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是,我們每次在糾正前一次錯誤的時候,總是把糾正過程中發生的不公平不當一回事。因為前一次錯誤還歷歷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蓋了新的不公平。其實,「輪盤轉」就是這樣轉動下去的,那批永恆的「特殊人物」也就是這樣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發空間和批判空間的。   
  有人敲門(8)   
  我們學院所有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沒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現在我看著窗外的校園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畢業生,能不能依然把這個院子當作他們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樣給他們足夠的溫暖和關愛?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至少有一個參考坐標。那些被錯劃為右派的教師平反後,並沒有懲罰那些當初批鬥他們的教師,彼此之間雖有芥蒂卻並無對峙。但是,這個參考坐標似乎不適用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不公平。 
  今天,我做了院長,在這間屋子裡辦公,但我知道,一個人在文革中如果參加過造反隊,做過一些過分的事,說過一些過火的話,現在連做一個副科長都不可能,儘管事情已經整整過去二十年。這種事情,只要有一份檢舉信,便立即奏效,連已經通過的任命也要否定。在鬥爭慾望、防範意識、忌妒心理都超濃度積聚的土地上,這樣的檢舉處處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夾雜著大量的揣測、想像、誇張、推理、誣陷、誹謗。 
  可慶幸的是,我的同事們對此有一些基本共識。善良的何添發書記在文革中也和我們一起與造反派抗爭,不久前有人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一看,是當年學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兩個昔日對手,今日四目相對。侯先生問:「像我這樣的人,如果想申請一份畢業證書,也能申請到嗎?現在找工作需要。」 
  何添發書記一笑,說:「為什麼要申請?我替你留著呢,只是找不到你。」說著,轉身就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了侯先生的畢業證書,用雙手鄭重遞給他,並與他握手。侯先生不斷感謝。 
  我知道這事後當面讚揚何添發書記:「你把造反派司令的畢業證書放在手邊,時時準備補給,這事很有象徵意義。這是一段歷史的『畢業』,而我們是頒發者。」 
  一次我去廣西講學,報告結束前有一個中年男子站起來提出幾個水平很高的學術問題,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訴我,他是該省頂級的美術設計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只是一直有人揭發他做過造反派頭頭,因此無法提級、重用。 
  我問了這個設計師的名字,一聽大吃一驚,原來是他,我居然沒有認出來。當夜,我就找了該省文化廳的周廳長說了一番話。我說:「他做過造反派常委,我當時屬於他們批判的對象,無緣相識,但今天卻要以學院院長的身份鄭重證明,他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而且早早地貼出聲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歲比我大,已經是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了,懲罰了那麼多年,夠可以了。別再聽那些沒心腸的揭發者。」周廳長不大瞭解這個人的情況,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後來這位設計師到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點名要我剪綵,我二話不說,立即前往。 
  同樣,我向山西電視台陸嘉生台長為一位從我們學院畢業但我卻不認識的優秀編劇開脫,認為他雖然如揭發者所言,曾在造反派報紙上寫過幾篇應時小文章,但他那時的左傾觀點絕對不會超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因此,他毫無責任。更何況,他後來的全部劇作都充滿了人性的光澤。我們難道要用他早年的幾聲追隨,來抹殺他成熟後的幾十萬言作品? 
  由於有人揭發我們的一位畢業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時參與批鬥過老師,他現在在報社的工作都產生了問題。我們學院無權證明每一個學生在初中時的行為,而且這位學生也沒有向我們求助,但我聽說後立即以院長的名義給他們的社長丁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算下來,他上初中時還只有十三歲。如果一場民族大災難要一個兒童來分擔,而且分擔幾十年,那就證明,災難還在延續。」據說,丁社長在編委會的全體會議上朗讀了我的這封信,結果皆大歡喜。 
  一位中學英語老師汪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報考了我們學院的研究生,正準備錄取,就有揭發信說他有政治問題。我當時已經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親自趕到楊浦區那所中學調查,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說他是因為「收聽敵台」被劃為「現行反革命」的。其實,那只是他為了鍛煉英語聽力而聽英美電台廣播。這個結論終於推翻後,那所中學裡又有人揭發,這位老師在文革初期也參與過批判會。對於這種永無盡頭的揭發我很憤怒,再一次趕到那所中學質問:即便是他參加了那次批判會吧,兩小時,但怎麼不想一想,你們在「收聽敵台」的事情上鬥爭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現在這位汪先生早已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資深教授。他執意要走,因為他對揭發、批判還是有一種後怕,又有一種預感。他走前我還想去勸阻,他說:「很難說不會有政治大潮,因此還是會有很多人濺濕了腳,又總會有一批打手出現,把濺濕了腳的人一個個拉出來,讓他們脫了濕鞋子掛在脖子上示眾。沒有人敢說,責任不在濕腳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說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師說的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特殊人物」,他們是災難的擴大者,既在災難中趁火打劫,又災難過後到處扒挖。他們讓人聯想到月黑風高之夜的盜墓賊,盜掘著一座座歷史的墳墓,使我們的土地到處坑坑窪窪,一片狼藉,臭氣瀰漫。 
  家鄉吳石嶺上盜墓賊的行為,我從小就知道。   
  有人敲門(9)   
  十四 
  說到這裡我又不能不感謝改革開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清楚,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壓在無數人頭上有三座大山,一為「階級成分」,二為「社會關係」,三為「歷史問題」。只要是城鎮居民,很少有人與這三座大山完全無關。直接間接,有形無形,遠近牽連,曲折盤繞,總有陰影籠罩。這就為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 
  留出了遼闊的鑽營場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厲風行地轟毀了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真正解除了積壓幾十年的負擔和恐懼,能夠輕鬆地做人了。據正式公佈的統計,其中計有幹部三百多萬、右派五十多萬、地主富農四百多萬、資本家七十多萬,如果把他們的親族和社會關係算在一起,牽涉到全中國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沒有這一系列重大行為,後來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是無法想像的。 
  很多人一時簡直難於相信,從此再也不要為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父曾經在鄉下買進過十畝地而一年年檢討自己與生俱來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立場了,再也不要為妯娌的表兄抗戰以後到底是去了台灣還是去了緬甸而一天天擔驚受怕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年輕時曾向一家由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者主編的雜誌投過稿而一再懺悔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在中蘇關係友好時參加過某個俄文翻譯組而是否有了「蘇修間諜」的嫌疑不斷憂慮了……這種「再也不要」的舒暢,無以言表。 
  我說轟毀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階級成分」、「社會關係」這兩座大山的全部,以及「歷史問題」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確實不多了,其中大半屬於文革的「歷史問題」。因此,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幾乎已經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最多,再在文革的「歷史問題」上咬嚼幾口,已經了不得了。 
  無論如何,這是當代中國在社會精神層面和人權保障層面上的一大進步。 
  那麼,我可以立下一個誓言了:只要還是由我在掌管這個院子,我將決不允許政治陷害,決不允許人身攻擊,決不允許謠言惑眾,決不允許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與同事們一起,保障這個小院落裡的人能夠輕鬆、安全、有尊嚴地活著。 
  我又站起身來,走到窗邊。 
  下雨了。霏霏細雨中的校園十分安靜。偶爾有幾個人在熊佛西院長守護過的小道上走過,也不打傘,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辦公室更加安靜,已經好幾天沒有人來敲門了。   
  我能聽到(1)   
  一 
  一天,一家報紙的記者打來電話,說在前一天上海的分區文藝匯演中,我們學院的一些學生對不滿意的節目喝倒彩,破壞了劇場氣氛。報紙準備就這件事評述當代青年社會公德的淪喪,希望我也以院長的身份嚴辭批評幾句,使學院不至於太被動。 
  我問:「對於滿意的節目,我們學生叫好了嗎?」 
  記者說:「叫了。喝倒彩和叫好,都很大聲。」 
  我說:「那麼請你報道,我院長和學生完全站在一邊。劇場不是辦公場所,不是居民社區,本來就應該接受公眾的強烈反饋。莎士比亞怎麼出來的?就是由倫敦環球劇場的觀眾一年年歡呼出來的。整部世界戲劇史,都是由觀眾的叫喊聲篩選出來的。連戲劇學院的學生到了劇場也變得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還辦什麼戲劇學院!等著吧,過些天稍稍空閒一點,我會親自帶著學生到劇場去活躍活躍……」 
  記者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終於輕聲說:「說得好,真沒想到!」 
  那篇評述當代青年社會公德淪喪的文章,終於沒有發表。過了不久,一件真正的大事發生了。我接到報告,舞台美術系的一批學生到浙江一座小島上去寫生,與當地居民打群架,打不過,受了傷,已被羈押。當地有關部門要學院派人領回這些學生,並承諾對他們嚴加處分。 
  「當地有關部門的意思,拿著處分決定去,他們才放人。」學生處的負責人沮喪地說:「打架是互相的,我們也不能處分得太重……」 
  「不,這裡有鬼。」我說:「小島上,打群架?當地人多還是我們學生人多?我敢肯定是我們學生受欺侮了。立即向上海公安和浙江公安報案。根本不考慮處分,對於學生,我們的第一職責是保護!」 
  果然,是我們的學生受了欺侮,儘管欺侮他們的人群與當地政府有密切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學院如果聽命於當地政府,那學生們就真的是求告無門了。因此我和同事們決定,以最親切的慰問儀式,到碼頭上迎回學生。那些纏滿繃帶拄著枴杖的學生本來是準備接受處分的,看到這番情景,熱淚盈眶。 
  從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學院的幾個領導人只要出現在學生聚集的場合,總會聽到一片歡呼聲。 
  這些事情,都牽涉到一系列觀念的轉變。我們自己的青春,已經在一系列陳腐的觀念下犧牲殆盡,因此,當我們稍稍擁有一點權力的時候,最知道要為觀念的轉變作出示範。時不我待,若不採取響亮的行動,一切都會來不及。 
  二 
  記得在我擔任院長之前,社會上還曾掀起一個左傾的小運動,一些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專家又在報刊上點名批判一個個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與此相呼應,不知哪個部門又嚴厲地管束起年輕一代的服裝、髮式來,例如規定男學生不准留鬍子,女學生不准留長髮,說鬍子和長髮都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的學校還請來了理髮師,要強行剃剪。但是文革畢竟已經結束,大家不願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學在南京任教,居然領著一些不願剃鬍子的男學生舉著鬍子茂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在校內遊行,以示抗議,上級倒也是無可奈何。 
  上海的話題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麼多官員和文人堅信學生穿牛仔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事件,強烈呼籲予以嚴禁。翻開報紙,一篇又一篇雜文、小品文、隨感錄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牛仔服,那種冷嘲熱諷實在歎為觀止。有的說美國牛仔有大量犯罪記錄,搶掠淫蕩近似日本侵略軍;有的說牛仔服直接標誌著「跨掉的一代」,中國青年穿上了,證明杜勒斯「和平演變」陰謀正在實現;有的雜文家更是異想天開,說過去美國人把中國勞工說成是「豬仔」,現在又讓中國青年當「牛仔」,今後一定還會有「羊仔」、「驢仔」和「狼仔」;有的雜文家則獨闢蹊徑,說美國人自稱「約翰牛」,把中國青年當牛仔其實是想「討便宜」,用一堆勞動布換取了長輩的身份;也有雜文家比較抒情,提出了一個自以為很巧妙的口號:「喇叭褲吹不響中國人民新長征的進軍號角……」 
  就從這時候起,我對中國當代自稱繼承了「魯迅遺風」的很多雜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維。他們中不少人,其實還是過去的大批判專家,只不過在腔調和形態上作了一點裝扮罷了。 
  這些大批判專家的共同結論是要大家堅決捍衛中華民族的服裝傳統,但他們又明確反對舞劇《絲路花雨》所傳達的唐代服飾的「妖冶」,因此只捍衛「中山裝」。他們所說的「中山裝」又不是孫中山穿的有很多紐扣的那一種,其實在我看來還是在捍衛「文革衣冠」。 
  這種大批判發展到後來連西裝也否定了,認為中國人流行西裝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為什麼不能讓歐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裝?」這是他們最得意的愛國主義語言。 
  幸好後來從可敬可愛的胡耀邦先生開始,多數中央領導人出場也穿了西裝,那些大批判專家才一時語塞。但是,中央領導人沒有穿牛仔服,大批判專家們依然對牛仔服惡語滔滔。我當時還不大瞭解牛仔服,但太瞭解大批判專家的慣常做法,又堅信時代已經變了,便到靜安寺的一家百貨公司買了一套穿上,再動員學院內幾個年輕一點的教授一齊穿上牛仔褲在校園裡大搖大擺,人稱「牛仔教授」。當時教授人數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專家也奈何不得。   
  我能聽到(2)   
  這樣的事,等到我擔任院長,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點權,就用不著採取抗議形態,只須在行政行為中表明取捨愛憎就行。 
  例如有一次在院長辦公會議上,一個幹部說到舞台美術系某青年女教師行為不端,居然在學生宿舍裡與男友擁抱接吻,被一個學生在鑰匙孔裡看到,這就為學生做了反面示範,應該批評。 
  我對大學裡某些幹部喜歡查緝年輕人戀愛的嗜好最為反感,認為這種中世紀修道院式的變態窺視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園裡正常的青春氣韻,因此除非不讓我聽到,只要聽到,我總會抓住不放,予以呵斥。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與往常一樣問明了真相,然後在辦公會議上說了一段話,這段話後來在校園裡引起很大的反響。 
  我說:「女教師談戀愛,天經地義。我作為院長無法分配給她一間單獨的宿舍,恥辱在我,而不在她。對於那個在鑰匙孔裡偷看人家的擁抱接吻並來匯報的學生,應該給予口頭警告處分,責令今後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嚴加懲罰。哪個教師或幹部如果唆使學生去偷窺別人隱秘,也將受到處分。請把我的這段話,傳達到全院所有的中層幹部。」 
  三 
  這一系列做法終於被一些學生誤解了,他們以為我總會偏袒他們的一切調皮搗蛋行為,於是,活躍了的校園漸生邪惡,而且傳染速度很快。 
  這便是我一直擔心著的一個悖論。 
  「又打群架了!」學生處負責人向我報告。這個「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島。 
  這次的事情發生在女生宿舍。一間宿舍裡住了六個表演系的北方女學生,五個已經有了男友,談笑不離戀情,一個沒有,無法參與談笑,卻與帶班老師有過幾次長談。五個女生懷疑她去「告密」,聯想到我反對學生窺探他人隱私向老師報告的往事,以為可以不必麻煩院長,應該由她們來懲罰,便把拳頭伸向了那位無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變成了一場顯示拳腳功夫的比賽,結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華東醫院,醫生一看那纍纍傷痕便驚叫起來。 
  我一聽就憤怒極了。毫無理由地五個打一個,而且出手如此凶狠!當事情越出了人道的邊界,我怎能寬容? 
  更何況,她們才入學不久,而我們學院根據藝術專業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屬試讀。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內心的決斷,不斷求我網開一面,只作違犯紀律處理,「記大過」、「留校察看」都可以,卻不要…… 
  我知道他們的意思,只要不開除,怎麼都行。理由是,他們都還年輕,不要影響她們一生。 
  我搖頭。從事藝術的人竟泯滅天良,恣意傷害,這個風氣不予阻止,整個學院在人文層面上將不可收拾。我們走過無力抵抗傷害的漫長歲月,現在要以行動證明,這個歲月已經結束。 
  我與學院的其他領導人反覆商量,一致同意:五個打人女生全部開除。考慮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響她們一生」的請求,我們又規定,開除的處分不記入檔案。 
  開除這五個女生之後,我專向全校學生作了一次報告,主要不是說學校紀律,而是論述藝術和人道主義的關係。 
  在這之後,我還簽署開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學生食堂用餐,無意中看到一個無法容忍的場面:一個男學生與食堂賣飯的一位年長女工發生了爭執,這個學生竟然把一碗滿滿的稀飯,蓋倒在女工頭上! 
  幾天後,我在大會上向這位男生講述開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長輩;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學生,她沒有文化——憑著這三點,你還這樣做,非開除不可。」 
  在一次次處分學生的過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惱。我們過去多麼希望年輕的生命能夠排除一切高壓強力,勃發出燦爛的生命光輝和藝術光輝啊,但當我們千辛萬苦地做到了這一點,竟發現勃發出來的有一半是邪惡。在校內我暫時有權整治,在校外呢?邪惡既然已形成了一種勃發的勢頭,靠我們的處分能夠阻遏得了嗎?如果這些新起的邪惡與社會上殘留的歷史邪惡合流交匯,將會出現什麼情景?如果這些邪惡不以拳頭或稀飯的形態表現出來,又將會形成什麼局面? 
  四 
  更苦惱的事情是,我們的處分那麼正義,卻也保留著一些疑問。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在北京一個傑出人士雲集的場所喝酒,一位可愛的女士恭敬地稱我院長,並把她的丈夫介紹給我。暢談中,他們思路清晰、體察世情,讓我精神陡振,便問那位女士是哪一屆從我們學校畢業的,她說:「院長,我就是被您開除的五個女生中的一個。」 
  一次去海口,朋友到機場來接,順便說起還有我的一位學生也想來,但走到半道就換車回去了,似乎對我有一點尷尬心理。我細細追問,終於明白,他就是被我開除的那個男生,現在是一家公司的本份職員。 
  我在交談中問過他們對當年開除的看法,他們都說,那個處分沒有錯。 
  當然,沒有錯。 
  但是,就在與他們「重逢」的前後,我還遇到了當時學院裡的幾個優秀學生,與他們一對比,心情就複雜了。 
  例如,那個依然英俊的學生我給他頒過獎,畢業後多年不見,卻在飛機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沒說幾句話就已經告訴我,他在省文化廳負責創作。問他參與了哪些創作,他報了八、九個劇名。   
  我能聽到(3)   
  我問:「這樣的戲,聽起來都比較左傾保守,能做好嗎?」 
  他說:「幾乎所有的大獎都得了。全省的,全國的。」 
  我問:「有觀眾嗎?」 
  他說:「也有一些。以送票為主。」 
  我問:「有自己來買票的觀眾嗎?」 
  他說:「這很少。」 
  我問:「多少?」 
  他遲疑了一下,說:「每場十五、六個吧。」 
  我問:「每個戲演幾場?」 
  他說:「兩三場吧。」 
  我問:「每個戲該有多少投資?」 
  他說:「幾十萬。最花錢的是那麼多人要浩浩蕩蕩進北京,去演一場,這要另行撥款。」 
  我問:「為什麼非去不可?」 
  他說:「為了評獎啊。我們不去,就要把那麼多評委一個個請來,一個個伺候,更花錢。」 
  我問:「這麼多的錢從哪裡來?」 
  他說:「政府的文化經費,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業贊助。」 
  我問:「這樣的事,你為什麼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著我說:「老師,這沒法阻止。得獎是部長、廳長他們的政績啊,每個省都是這樣。」 
  我看了他一會兒,心想這也是他的「政績」。在文化經費缺乏,戲劇瀕於消亡的情況下,他們卻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聯手抽取巨款,去騙取「政績」,這與巨貪劇盜何異?他剛才分明還說,這次他是去承接一個「藝術節」的幾個演出項目,款項巨大……這便是我的優秀學生。這樣的學生還有多少?他說了,每個省都是這樣。 
  正因為是優秀學生,畢業分配之後立即獲得重用,管轄著一個地區的創作;正因為是優秀學生,熟悉專業話語,給一大堆文化欺騙行為以專業支持…… 
  我們當初開除的,是另外一些學生。 
  那天在飛機上與那個學生談完話,我產生了一種幻滅感。其實我對近年來各省的文化行為已有強烈的負面感知,卻一直不敢承認,有我的很多學生混跡其間。現在,在一萬公尺的高空,終於把真相揭開。 
  仍然是一個包含著巨大自嘲的悖論。 
  五 
  更大的悖論發生在教學中。 
  在當時,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面臨的各種兩難境地,是現在的大學校長們無法想像的。 
  首先是必須把所有的高校教師從長久的災難和屈辱中解救出來,提高他們的地位,恢復他們的尊嚴;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告訴他們,由於幾十年的耽誤,他們絕大多數未曾建立起正常的專業知識結構,又不知道當代國際學術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師的標準。 
  我知道,這種「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點殘忍,卻是歷史轉折處兩種需要的必然碰撞,無可避免。我幾乎不敢正視很多老師的眼神,其中包括許多我自己的老師。 
  於是,上午,我在全校大會上明確宣佈,學校的主角是教師,而不是幹部,更不是工人,強令今後學院的上下班校車內,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須為教師讓座,特別是為中、老年教師讓座;下午,我卻以同樣嚴厲的口氣在教師大會上宣佈,全校在業務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師,超過五分之四。 
  我說這些重話的時候,眼睛先看禮堂遠處的牆壁,然後虛虛地掃一眼全場,便把目光掃到講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實沒有講稿,但我要假裝有一份講稿存在。我的口氣很權威,但心裡還是很脆弱,怕在會場裡看到什麼。 
  其實,五分之四這個比例是經過嚴密調查計算出來的,但總有不少教師、幹部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在報紙上看到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先生說,連堂堂的中國科學院內,合格的研究人員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實了。 
  在報上看到這樣的報道時,我就強烈地感到,世上最驚人的是真實,最感人的是說出真實。中國已經有人敢於這樣說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麼,我又何必躲避老師們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師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不合格的教師更不可能全部請出去。因此,當時惟一的辦法是讓全院所有的課程全都經受檢驗,讓教師們知道自己所開設課程的差距,然後重新學習,重新開課。 
  誰來檢驗呢?我覺得首先是學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學術課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強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兩年地忍受貧乏與無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學領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觀念和課程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於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決定學習國外,由以前永遠處於被考試地位的學生,為每門課程打分。 
  但是我當然知道,課程光讓學生來檢驗是遠遠不夠的。在改革的聲勢已經形成之後,我又快速地組建了一個「老教授聽課組」,聘請那些剛剛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來聽課,也給予打分。被聘老教授白髮蒼蒼夾著打分圖冊列隊進入教室最後一排坐定的情景,成了一種威嚴的儀仗,對講台上的教師和講台下的學生都形成壓力。我想,這種壓力可以與學生評課的壓力構成制衡。 
  其實,「老教授聽課組」的設置,更出於我的一種心理機謀,當時不能公開,現在說出來也不大好聽。簡單說來,這是一種「利用」。我現在必須交代了,以求老師們原諒。   
  我能聽到(4)   
  我當時就明白,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可能聽遍全院的課程,哪怕是重點課程;我更明白,這些老教師大多專業偏窄、知識陳舊,很難成為其他老師開設課程的裁判者。但是,我看上了他們在「教學倫理」上的輩份。當我們的教學改革措施快速推出,廣大教師已經從吃驚、緊張發展到抱怨,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漸漸接近極限,一旦有人帶頭反抗,教學改革很可能崩盤。在這種情況下,讓學院裡輩份最高的老教師們夾著打分圖冊在校園裡轉悠,客觀上成了我們的一支派遣隊,穩住了學院的輿論。 
  我相信他們能發揮這種功能,因為教改的本質是向昨天挑戰,而這些老教師卻比其他教師更有資格代表昨天,甚至前天。如果其他教師為了捍衛昨天而反抗,這些老教師就會站在他們的背後輕易地讓他們繳械。這個設計有點「陰險」。 
  那麼這些老教師願意充當這樣的角色嗎?當然願意。對於一個退休群體來說,最看重的已不是觀念,而是自己是不是被尊重,特別是被現任領導的尊重。他們把參加「老教授聽課組」當作一件大事,更何況,我們還向他們支付不低的「聽課津貼」。 
  這件事當然不可能長期延續,因為老教師和新課程之間的隔閡只會越來越嚴重。我所需要的就是這一階段,只要讓全院渡過教學改革的首度心理危機,以後就不可能再有崩盤的危險。 
  因此,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階段性利用。同時利用了聽課和被聽課兩方面教師的心理,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抱歉。我知道在行政工作中為了某種目標不能不使用計謀,只要這種目標正當就成;我覺得抱歉的是,居然一直沒有向兩方面的教師說明我的真正意圖。尤其是對那些白髮蒼蒼的老教師,只讓他們一天天在校園裡走著,還讓他們以為受到了特殊的尊重。 
  那麼,諸位老師,請接受我十七年以後的道歉。 
  學生打分和老教授聽課這兩種力量制衡了八個月之後,真正的權威登場了,那就是學院教務處制訂的「全院各專業應設課程總目」。一共九頁,印了很多,廣為散發。 
  所謂「應設課程」,是我會同各系主任和專業骨幹經過反覆研究精選出來的帶有理想性、引導性的課程結構,研究時參照了國外和台灣地區同類院校的課程設置。這些課程,學院能夠勉強開出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課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標出學分。重要的學分高,不太重要的學分低。這就是學院對於學生自由選課作出的指導,使他們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個高等教育機構保持了應有的專業高度。有些課程艱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學生怯於選擇,那麼就用很高的學分來吸引。 
  這麼一來,不久前還在為獲得選擇自由而歡呼雀躍的學生們開始皺眉,他們終於發現自由的選擇其實也就是艱難的選擇。艱難什麼?艱難於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規則,艱難於他們對自由中的自我和規則中的自我,都不認識。 
  現在說這一些,也許很多學生和教師都會訕笑我對於學分制常識的嚕嗦表述,他們真是讓我羨慕。須知在當年,我們的試點在人文學科的教學領域似乎還是全國領先,因此風險重重。大多數教師不可能喜歡這一套,大多數學生也都從開始的喜歡轉向放棄喜歡,上級領導機構對這樣的問題不會具體表態,一切都靠我們這些人擔待著。我當時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難萬難,也不能走回頭路了。 
  我在大小會議上不斷向教師們論述,我們所採取的這些措施,看似針對他們,其實是針對著幾百年來中國文化的低效化迷誤,以及幾十年來中國高教的傳染性衰變。如果不痛切阻斷,我們將會長時間陷於黑洞之中。 
  六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些悖論和艱難,否定自己長達六年的任職。 
  我從來沒有後悔,把兩千多個大好時日投擲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之外。 
  也許學院終究無法擺脫循環往復的悲劇宿命,而我,卻成了另一個人。 
  在擔任院長之前,我的經歷已經堪稱豐富,但還未曾有過一段完整的時間,幾乎不考慮自己的事情,而是承擔起一個龐大群體的全部凶吉禍福。不是像在農場時那樣僅僅帶著一隊人勞動,而是在冰河初裂、處處拮据的困境裡,實實在在把一個重要文化院落的大小事務都管起來了,把那麼多教師、幹部、職工和他們家屬的名譽、工作和收入都管起來了,把那麼多學生的培養、教育和前程都管起來了,這對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而言,實在是一種難言的體驗。 
  那時我已搬到位於龍華的教師宿舍居住。分配時大家都不要二樓的房,說是全樓的衛生管道都在二樓轉彎,經常堵塞氾濫。我想,有問題總要解決,我是學院領導,最叫得動總務部門的修理工,應該由我要下大家都不要的那一套。沒想到問題的嚴重性遠遠超過我的預計,在我任職的六年間,每星期至少有兩次衛生管道的堵塞氾濫,不知修理過多少回都毫無辦法。這種情景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但龍華宿舍的老住戶們一定都還記得。 
  為什麼就修不好了呢?真是奇怪。 
  我想過很多土辦法,例如一次次地用各種沙袋堵馬桶,但一遇氾濫次次失敗。那時我會敲幾家的門,請他們一起來搬運我底層書架的書,免使它們被淹。我也想過能不能底層書架乾脆不放書,就像把洪澇地區的居民永久搬遷?但我的書實在太多,清理不出其它地方安頓,而且我那時已經忙得完全沒有時間清理,只能在水漫金山時突擊搶救,搶救這些被主人冷落已久的可憐書本。   
  我能聽到(5)   
  七 
  家裡已經裝了電話,時時鈴聲不斷,全是公事。 
  這天傍晚剛進門,就接到靜安區區長韓士章的電話,與我商討我們學院南京西路宿舍動遷的問題。韓區長也剛由醫生從政不久,腦子夠用,我們兩人都怕被對方看成是書獃子,互 
  相開出的條件越來越苛刻,一個電話打下來十分勞累。 
  與韓區長通話中我發現,有幾個具體的技術數據必須問學院的房產科長。房產科長家當時還沒有裝電話,就在對面另一幢樓的六樓,我得立即親自上門去問,以便應付明天上午的正式談判。一層層爬樓要經過很多人家門口,過去我在樓道間習慣於低頭快步,現在不行了,成了院長見人都要打個招呼,還要停下來說一會兒話,說話的口氣又不能是敷衍。那年月,一句敷衍就會讓敏感而又老實的教師難過很久。 
  見了房產科長,我問完要問的事情,他又告訴我明天法院開庭,有關我們學院與外單位的兩起房產糾紛,一起是被告,一起是原告,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法院門口的開庭佈告上我的名字已經出現了兩次。我匆匆問了案情,又問了所請律師的名字,希望爭取勝訴。 
  說完回家,在門口就聽到電話鈴聲。趕緊開門,一聽是市政府辦公廳打來的,要求立即趕到康平路開會,朱鎔基市長要找幾位高校校長談話。司機在隔壁一幢樓的底樓,我去敲門,然後發動汽車。朱市長今天主要瞭解大學生的伙食管理問題,談完,又留下我詢問上海戲劇學院有沒有可能搬遷到浦東,因為浦東開發中還缺少一個響亮的文化項目。我說我們學院還受到北京國家文化部的管轄,估計他們不會同意。後來朱市長每次開會發現我不在,總會自己解釋一句:「哦,他是直屬北京的。」 
  從康平路回來,九點半。我正在翻閱學院內幾家校辦工廠的經營報表,電話又響了,拿起來一聽,聲音很輕,是我樓上的一位教師到四樓一個企業家家裡借電話打來的,他說:「院長,你說話輕一點,現在你的門口有三個女學生睡在地上,準備睡通宵,讓你明天早上開門一見受感動。」 
  「她們有什麼事要讓我感動?」我問。 
  「我已經問過了。她們中的一個,就是去年被你開除的,今年想重新報考,表演系不接受,只好直接找院長了。其他兩個,是陪她來的。我勸她們回去,勸不走。」那位教師說。 
  我一聽就笑了,心想這真是喜歡採取極端行動的一代。打人極端,現在用這種方式來懺悔,來表達對專業的虔誠,仍是極端。我準備立即開門勸她們回去,有事到辦公室再談,但人家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我總得表示一個傾向性的意見啊。 
  一想意見,我的思緒就更加明確了。任何處分都有時限,去年我們規定開除的決定不進檔案,就是要免除一種沒有時限的懲罰。表演系的領導去年不同意開除,今年又不同意復招,都是沿襲了以往的思路,我們應該把這種思路扭轉過來。 
  想清楚了,正準備開門找她們談談,不好,馬桶又氾濫了,而且勢頭很大。我連忙開門,拉起那三個睡在門口的學生,請她們幫我搶險,再去呼喚精熟此道的兩位鄰居。三個學生一見險情身手矯健,一邊通堵,一邊舀水,一邊搬書,鬧騰了一個小時左右,大致解決了問題。我對她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並告訴她們,重新報考的問題我明天就會與表演系和教務處一起研究。 
  她們高興地離開之後,我又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是一位老教師。他說,他家窗口的晾衣架已經鬆動,通知過總務處來修理卻一直沒來,「我人輕言微,只能麻煩你院長親自給他們打個招呼。颱風季節即將來臨,晾衣架一旦脫落砸在人家頭上可不是鬧著玩的,人命關天,人命關天啊!」他用誠懇的語調說得非常宏觀。 
  「是的,人命關天。我明天一定告訴總務處。」我說著把他送走。 
  八 
  這時,已是半夜十一時。我想明天上午事情一大堆,該睡了,但居然,又聽到了輕輕的敲門聲。 
  這次是一位年長的幹部,我剛開門他就迅速把身子閃了進來,而且回身把門關緊了,這使我覺得非常怪異。他抱歉地說:「這麼晚了,真不該打擾,但我看到你窗子還亮著燈,剛才又送走一個人,所以就來抽你一點空。因為事情緊急,事情實在有點緊急。」 
  說了半天才明白,原來他家住在底樓,有一個小院,隔壁住了學院後勤部門的一個工人,也有個小院。這幾天,那個工人天天晚上在院子裡挖洞,一直挖到深更半夜,現在還在挖,影響他睡眠。這道理很明白,但這樣的事情顯然不必直接來找院長;他感到緊迫的是,那家挖洞幹什麼?「日本人並沒有進村,肯定不是為了打地道戰。我在報紙上讀到過一個案件的報道,一個罪犯用挖地道的方式搶了銀行和金庫,因此我們也必須提高警惕。」 
  大家在鬥爭的年月生活久了,總能在別人身上發現大量疑點。前兩天一位女士向我報案,說她去華東醫院看病時看到她以前的一個對頭與醫生神秘地點了點頭,這個醫生開的藥她吃了以後發覺渾身不舒服,因此她懷疑有詐,要求驗方。醫院以為她投訴的理由不充分,沒接受,她要求學院出面與醫院聯繫。怎麼辦呢?只能聯繫,驗方,當然無毒。   
  我能聽到(6)   
  今天的事,照理確實應該交付保衛科處理,但我憑直覺和好奇親自敲開了挖洞人家的門,渾身汗水泥巴的工人見院長半夜來到他們家吃驚不小,立即推斷是自己的施工聲騷擾了四鄰,連聲檢討。 
  我到他院子裡看了看,問:「有自來水,為什麼還要挖井?」 
  工人憨厚地笑了,說:「我是在自製空調。用井下的涼氣,家裡氣溫能降下八度,省錢,又環保。」 
  他結結巴巴地給我講這種自製空調的技術原理,但顯然不會表達,很難聽得明白。有一點倒是明白的:這是一位愛動腦筋的工人。我關照他夜間不要影響別人,然後與他握手告別,回家。 
  可以聽到哪家老式掛鐘的敲打聲,十二點。 
  我回到自家門口深深吐了口氣,摸鑰匙開門。一摸,糟了,剛才那位幹部神秘地多踅進踅出,使我沒把鑰匙帶出來! 
  惟一的辦法,是從前面攀上二樓的陽台,砸碎一塊靠近門把手的窗,把陽台門打開。我下樓繞到前面細細查看了一番,發覺可以先爬上一個腳踏車的車棚頂,再跨上樓下宋光祖先生的院牆,最後翻上我家陽台。憑我的身手,做這一切並不難,但我又擔心爬到一半驚擾了誰,然後在陣陣喝問聲中被抓下來。披衣而起的鄰居們發現是我一定會萬分詫異,我在尷尬的姿態下所做出的尷尬解釋必然讓他們更加尷尬。 
  如果不是這樣,我悄沒聲兒地完成了全部過程,沒有被任何人發覺,那我又會覺得有點恐怖,因為這證明我日常的居住安全毫無保證。稍稍身手矯健一點的人都能快速地登堂入室,這倒是怎麼回事? 
  想來想去,為了避免嚇著了別人或嚇著了自己,必須找一個人來「見證」這個爬牆行動。最合適的人選是住在前一棟樓裡的院長辦公室主任葛朗。深夜敲門雖不妥當,但畢竟是院長叫院長辦公室主任「辦公」,勉強還能屬於「本職工作」範圍。 
  睡眼惺忪的葛朗一見是我立即清醒,我把他拉到爬牆現場讓他做個見證。葛朗堅決阻止我爬,說如果真要爬那一定是他的事。我說,他身體比我更胖、更高、更重,爬起來一定沒我輕捷。他說,身為院長辦公室主任竟然眼看著院長親自去爬牆,一定是最嚴重的失職,天理不容。說著他已經爬了起來。 
  可憐這位戴眼睛的哲學教師在半夜時分貓著腰做起了近似竊賊的動作,我看他終於爬上了我家的陽台,又在陽台一角找了一塊磚,悶聲一砸,窗破了,倒也沒有鬧出太刺耳的響聲。他從破洞裡伸進手去,扭開門把,進去,把正門打開。我已快步奔到正門口,對他深表感謝。他搓了搓手,撣了撣衣,說明天會派人把窗玻璃配上,就走了。 
  我關上門,本想洗洗就睡,卻坐在房間中央發起呆來。 
  九 
  這房子,是家,只有我一個人,我卻當了一個很大的家。在這最小的家和最大的家之間,我似乎遺忘了另一個家,爸爸、媽媽的家。 
  剛才在盤算要不要爬牆的時候,我倒是想過另一個方案,不爬了,回到爸爸、媽媽家去,那是我遇到麻煩時躲身的最後港灣。但是,這個想法立即就否定了。從龍華回海防路,沒有直達的公共汽車,可以坐104路,到新閘路下車後再步行三站地。104路倒是通宵有車,但午夜過後要隔很長時間才能開出一輛,我如果等到,搭上,到新閘路再步行,趕到爸爸、媽媽家大概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爸爸、媽媽家裡沒有空餘的床位,我這樣一去一定會把兩位老人家騷擾得不知所措、手忙腳亂。 
  我爸爸當了十年「打倒對像」,人家還以為是一個什麼級別的官員,其實最多也只是科級罷了,比我現在取得的級別低得太多。但是這次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個原來在他心目中簡直是山高水遠的「領導幹部」職位落到他兒子身上之後,還需要他花費多大的精力。 
  首先是分到龍華的住房後需要最簡單的裝修,例如需要在毛坯牆上糊一層紙,需要在水泥地上塗一層漆。當時整個上海還找不到裝修公司,一切必須自己動手。糊牆和漆地的事,由我、爸爸和小弟弟完成。當時,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他用廢報紙做成尖帽戴在頭頂站上凳子去糊牆的一剎那,不知是不是想到了二十年前同樣戴著尖尖的紙帽站在凳子上挨斗的情景? 
  裝修完了是搬家。我書多,請幾個朋友一起捆紮了幾天,又向學校借了一輛大卡車,來回搬運。爸爸和幾個弟弟全在車上,這邊傳上去,那邊傳下來。爸爸仔細,不時點數查看,以防遺漏。當最後一車書運走後,萬航渡路140弄5號的舊屋裡只剩下我一個人在收拾廚具。看到幾個碗沾滿灰塵,想拿到自來水龍頭那裡洗一洗,誰知剛才搬書搬得太乏力了,一個碗沒抓住撞碎在自來水龍頭上,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開一道又深又長的口子,血流如注,整個水池頃刻一片紅色。 
  我立即抓過一條毛巾,用左手摀住傷口,去找醫院。最近的醫院是華山醫院,但沒有公共汽車能夠抵達,而當時的上海很難叫到出租汽車,惟一的辦法是自己走去。應該奔跑,但我這個人受父母影響,從小怕驚擾別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點的步伐捂著手行走。到靜安寺附近遇見我們學院吳瑾瑜先生的夫人,吳夫人見我這個樣子關切地問我怎麼回事,我只輕描淡寫地說割傷了手,去醫院包紮,她問要不要陪我去,我說不必,她關照我幾句與我告別,但低頭看見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轉身跟了上來。吳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烏魯木齊路口遇到了學院醫務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離開。卜羊根把我直送到醫院急診室,不停地懇求醫生:「我們這位老師是寫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能聽到(7)   
  我知道事情還遠沒有到這個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嚇壞了。結果,右手掌縫了八針,留下了終身性的傷疤。縫完針的一段時間,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媽媽家,由兩位老人家照顧我。 
  爸爸、媽媽從這件事,警覺到我在日常家務上的狼狽,過幾天總要來我的宿舍,替我買米買菜。我們宿舍雖叫龍華宿舍,離龍華小鎮還有不短的距離,因此爸爸、媽媽扛著買來的 
  東西要走好一會兒。媽媽總是考慮到爸爸有糖尿病,讓他提較輕的菜藍,而她自己在肩上馱著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媽媽下廚,等我回家。 
  十 
  那個年代,中國大陸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現了某種改善的信號。 
  當時還無法設想,一個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我們總以為,只有集體改變了,個人才能改變。 
  為了提高全院教師的待遇,讓他們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安心工作,我們把不少精力花費在「校辦工廠」上。 
  校辦工廠,這是政府鑒於教育經費奇缺而倡導的一個補救措施,倡導的方式是免稅。可惜當時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師不知道「免稅」這個概念意味著什麼,心底裡還瞧不起任何經濟行為,只是一味等待著北京撥款。 
  我和我的同事們倒是聽懂了,我們雖然不會辦廠,但是相信這種「免稅」的政策能吸引不少會辦廠的合作者。我自從上任以後就發現,國家撥給我們的辦學經費只能勉強發放教師和職工的薪金,其他什麼事也幹不了,這怎麼能夠有效地推進我們的改革計劃呢?因此必須在「校辦工廠」上下點功夫。 
  我們學院的「校辦工廠」最多時發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試管廠。原來全國各中學的化學課都需要有實驗試管,每個學校需要量很小,品種卻很多,沒有一家玻璃廠願意承接這樣麻煩的小活兒。然而,如果把全國各中學的需要集中起來,再把各種試管進行分類歸並,找相應的玻璃廠,廠方就非常樂於接受了,它們本來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訂貨。因此,我們學院的玻璃試管廠其實是一個中介公司,在當時,實在是一種迫切需要。 
  我完全沒有從商經驗,但對於事情有一種最質樸的邏輯判斷,知道哪一種行為來自社會的真實需求,哪一種行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勵「校辦工廠」,除了試圖補充教育經費外,還想借此分流教師隊伍,讓一些不適合講課和研究的教師去工廠。但是一系列事實證明,不合格的教師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廠,一切大事還得由我們自己來作判斷。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須由副院長榮廣潤、孫福良和院長辦公室主任葛朗過問。人世間的大判斷,不分行業。 
  九家校辦工廠的經濟效益,除了學院留存外,主要以「獎金」的名義發給全體教師作為津貼。我們學院經濟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師每月的津貼是上海同類高校的兩倍,是北京同類高校的四倍。這種經濟優勢,使得所有的教師都不願離開,這就成了我們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礎。否則,人心渙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動權都不在領導者手裡,哪裡還談得上改革? 
  十一 
  我們學院終於成了全國高教系統中人均收入增長最高的學校。 
  接下來,我們開始著力打造校園環境。 
  這對教師而言,是對他們過於侷促的私人住所的變相衍伸;對學生而言,是對他們領受藝術氣質的環境營造;對我而言,則是對自己美學課程中關於各種審美因素互動理論的具體實踐。 
  在我們上任之時,校園的環境實在有點可怕。 
  校園本來不大,好心的各屆前任領導企圖把學院建成一個「萬事不求人」的完備小王國,各個部門趁機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結果整個空間很快就被臨時搭建的房舍撐足了,一片擁塞,滿目無序。 
  最為壯觀的是各色各樣的倉庫:這兒是課桌椅倉庫,那兒是金屬倉庫,轉彎是玻璃倉庫,背後是磚瓦倉庫,正在修理的是電器倉庫,剛在建造的是工具倉庫,而且每個倉庫都在擴充,例如課桌椅倉庫分成了新庫和舊庫兩座,新庫儲藏沒用過的課桌椅,舊庫儲藏有待修理的殘損課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邊還有不少工作人員來求情,希望自己的倉庫擴充人員編制和資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別的倉庫。這種景象,讓我想到現代物理學中「熵」的概念。滿足一切無序要求的必然結果是製造更大的無序,直至漲死、亂死、纏死。 
  看上去最混亂的問題,其實最容易用乾脆的方法解決。我在察看過全部倉庫後找來總務處長談了一次,便與兩位副院長商議後作出決定:立即拆除在校園內搭建的八大倉庫和它們所屬的十幾個小倉庫,一個不留。 
  我在院長辦公會議上說:「離學院後門幾百米處就有金屬商店、玻璃商店和電器商店,我們隨時可以去購買,為什麼要自立倉庫?新的課桌椅,立即換到課堂裡去,壞的課桌椅能修則修,不能修的立即當作廢舊木料處理掉,藏在那裡幹什麼?」 
  我還規定,八個大倉庫和十幾個小倉庫拆除後,全部人員回到總務處競爭上崗,倉庫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壇。我說:「我們的舞台美術設計師能把十七世紀的英國園林、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莊園打扮得美不勝收,為什麼不能把我們自己的教學環境打理得更美一點呢?」   
  我能聽到(8)   
  那天,校園裡充滿了轟隆轟隆的龐大建築物的拆卸聲,拆卸現場塵浪滾滾,蓋臉嗆鼻,但師生們並不躲避,只用手指遮著鼻孔聲聲歡呼。 
  一個月後,草坪、樹叢、花圃出現了。 
  三個月後,雕塑、石徑、庭廊出現了。 
  半年之後,我敢於請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吳靜吉先生、王潤華先生遠渡重洋來玩玩了。 
  十二 
  到這時,上至國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學院內的各部門,都一致認為我具有「極強的行政領導能力」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行政能力,主要來自於「直接法」,即認清目標後立即抵達,一步到位,不為任何理由轉彎抹角,或拖延廝磨。 
  這種方法最能袒露行為的目的和本質,難以被無聊程序和複雜關係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讓自己的內心被大家所透視。我認為,官員的親民舉動,有多種表現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個行為被民眾的直接理解、透徹感受。一個單位的凝聚力,也由此產生。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堅持每次院長辦公會議都定時、公開,阻止任何人在會上長時間爭執,大家主要是聽我和副院長佈置任務,然後是各系各處匯報完成任務的情況,解釋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決定下一次完成的時間。決不允許出現各部門爭經費、爭名額的情景。 
  總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行政方式比較「霸道」,但因處處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種巨大的成功氣氛中,人人精神煥發。即便是我對他們說了幾句重話,他們也會像前線領命的將士,決不頂嘴,堅決執行,轉身之時毫無慍怏之色。 
  本來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急不可待的起點性問題,不存在太多討論的餘地。試想,如果我為了博取「民主」的美譽在要不要拆倉庫的問題上把八大倉庫和下屬十幾個倉庫的管理人員全都找來開會討論,結果將會如何?我想所有的倉庫大約到今天還巍然屹立,一個也拆不了。 
  我對這樣的問題只作一種選擇:一言既下,梁坍柱傾,灰飛煙滅。 
  十三 
  這種選擇,也與爸爸有關。 
  爸爸一生謹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誰提出批評,明知不對,也不予辯正,只謙虛接受。結果怎麼樣呢?那樣的批評者越寵越嬌,變本加厲,直到災難一來,把你徹底打倒。 
  當謙虛和寬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們也就成了鼓勵誣陷和傷害的「惡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現在連爸爸也早已明白,在遠不健全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模式中,那些永遠滔滔不絕又不斷變更立場的激昂言辭,永遠也不能當真,不管它們是不是打出了旗幟、戴上了袖章,或佔據了傳媒、裝潢成了學問。如果有誰把它們當成了一回事,結果只能是一地雞毛,無處下腳。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眾間的閒言碎語,雖然沒有那麼討厭,卻也不能多聽。社會封閉已久,缺少思維資源,一切都積習難改、坐井觀天,能產生多少有價值的意見?最現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經歷:文革十年,「群眾專政」,那麼低層的單位,那麼熟悉的人群,卻從來沒聽到一個人提出,應該釋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還多聽作甚? 
  爸爸的這個人生教訓,換來了我的乾脆利落、心無旁騖,因此也換來了上海戲劇學院的精彩歲月。 
  十四 
  這次又受到表揚了。國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長對我說,我們學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屬高校中已遙遙領先,希望我能總結「治校經驗」,以便推廣。 
  我說:「我的經驗很難推廣,因為容易產生誤讀。」 
  副部長說:「不至於吧?說說看!」 
  「我的經驗是:苦難產生蔑視,蔑視產生強硬,強硬產生高效,高效產生輕鬆。」 
  副部長聽了這四個句子果然開始沉吟,終於說:「別的都好,就是『蔑視』有點不妥吧?」 
  我說:「這恰恰是關鍵所在。我們的歷史教訓,在於寵壞了本該蔑視的一切。」 
  我所要蔑視的,並不是上海戲劇學院裡哪幾個具體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體單位的一種全社會的構成。一種悠久的歷史沉澱,一種頑固的思維慣性,因此我所說的四個句子,也是一種泛化了的歷史哲理。 
  後來我在美國一位傳媒巨匠的書中讀到一句話,不禁啞然失笑,覺得遇到了異邦知音。那句話是:「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時代。」 
  不放在眼裡,就是蔑視。 
  想來想去,除了蔑視,我們別無選擇。 
  美國傳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沒有蔑視,就沒有偉大。 
  文革十年的教訓也很明白:當我們停止蔑視,那麼,世上正常的一切都會被蔑視,包括偉大在內。 
  記得戲劇文學系的徐聞鶯老師聽了我的這類表述後曾為我擔心,說:「如果形勢有變,當社會上那些被你蔑視的一切聯合起來對付你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我回答說:「那我仍然將用蔑視,來證明他們即便聯合起來也真該被蔑視。」 
  「如果他們採取了更惡劣的手段呢?」她問。 
  我說:「那就讓他們知道,中國還剩下一些男子漢。」 
  其實在那個時候,事情還沒有這麼悲壯。恰恰相反,似乎到處都是勝利的信號。一個院長的驕傲和蔑視直接影響了整個校園的集體人格。大家都不難回憶起,那個時候上海戲劇學院的上上下下是多麼驕傲啊,即便不能說沒有蚊叮鼠咬,但它們哪裡敢發出一點咬嚼之聲?   
  我能聽到(9)   
  有時我想,如果時間倒轉,把現在報刊間那些蠅營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個年代,不必說別的地方,只說在我們小小的校園裡,換來的也只能是一陣哄笑:哈——哈——! 
  那真是偉大的年月,高貴的蔑視。 
  一位英國學人說:「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偉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後,偉大的特徵是傲 
  而不高。」(蘭多:《想像的對話》) 
  我們不是高大的偉人,但我們有資格驕傲。歷史留給我們的權利並不太多,但災難畢竟教會了我們嘲笑。 
  我的散佈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如果你們讀到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幾聲昔日校園裡的那種笑聲。那是我播種的,我能聽到。 
  後記     
  其他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東藝術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無意中從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戲劇學院導演專業招收幹部專修班的消息,希望進一步深造的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趕赴上海參加考試。然而到上海後,卻得到消息說導演專業要在次年的春節後才能開學,比一般正常的開學時間整整晚一個學期,更糟糕的是,我還聽說導演班要優先錄取來自劇團的考生,而當時我的工作單位是文化館,自然不是這個班的最佳人選。儘管此消息未經官方證實,但這仍然讓我備感沮喪!然而就在此時,無意中我又聽說上戲還招收一個叫做戲劇理論的專業,連忙找 
  來招生簡章一看,果然有。於是便想如果關於導演專修班的消息屬實,我不妨報考這個專業試試。儘管此前我幾乎沒讀過多少戲劇理論方面的專業書籍。 
  臨陣磨槍,我順手找了一本《戲劇理論史稿》的書來看,一下就被這本書吸引了。這雖然是一本裝幀並不精美的理論著作,但在書中徜徉,卻讓人既能領略散文的優美,又能體味相當的理論厚度。在此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論書籍。於是,連忙翻回首頁一看,一下便記住了那個當時還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與此同時,我又得知理論班的帶班老師,就是這位余老師。於是,衝著這本書,衝著這個名字,衝著這位從未謀過面的教書先生,我幾乎沒做多少考慮,馬上決定改考戲劇理論專業。 
  經過一番近乎於玩命似的複習和考試,這年八月,我以專業第十三名的成績被上海戲劇學院戲劇理論專業錄取,成為余秋雨先生的學生。 
  然而就在我懷著莫大的喜悅踏進上戲這個全國戲劇學子傾慕的藝術殿堂後僅僅3天,命運就跟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在學校對新生身體複查中,我被發現「轉氨□」偏高,按上海甲肝流行不久後的小心推測,「轉胺□」如果繼續升高下去,將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絕對沒肝病,「轉胺□」偏高可能與來學院之前,自己做導演拍攝了一部電視劇、過於疲憊有關。可是無論我怎樣申辯,我還是被做事認真的院醫務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離了。那段時間,我被關在一個單獨的小房子裡,不能去上課,不能和任何人來往,去餐廳吃飯要坐營養專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遠遠躲著你,沒有人跟你說話,沒人與你交往。有的同學進你的房子,還要用衛生紙墊著門把手開門……那真是一段噩夢般的日子,現在想來,心頭仍然止不住陣陣打顫。其實對於肝炎,我並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確定肝炎後的結果——退回原籍。我16歲下鄉,18歲進廠,19歲參軍,後來復員時因為喜歡文學並小有成果被分配到縣文化館。而為了求學深造,我撇下妻兒,賣了家裡最值錢的電視機,來到從未到過的大上海,而此時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將用什麼樣的理由,告知對我一腔熱望的江東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時刻擔心被學校勒令退學。吃不好,睡不著,沒過幾天,人就突然蒼老了許多。 
  好不容易撐下一個學期,回到家中,人已脫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說什麼也不讓我再回上海。但我哪裡肯輕易放棄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幾經努力,我最終還是說服家人,在學校開學半個月後坐上了回滬的火車。 
  我不知道就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差點影響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來按學院規定,學生返校時間超過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學。而當系裡的有關領導找到我的帶班老師余秋雨商量讓我退學的事時,余先生對領導說,王超以他二十六七歲的年齡,考上大學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沒有極為充分的理由,決不會無故不歸,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堅持下,學校做出了讓步。 
  這件事我原來並不知曉,是我們班的班長在一次與我的談心中無意透露的。我不知該怎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只記得在聽完班長的述說之後,我未經思考一口氣跑到系辦公室,找到余老師,為了他的這種寬宏,為了他對學生、對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對他說一大堆感激的話,但不知為什麼,真面對余老師時,我卻什麼也沒說出來,只是對老師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著臉跑了出來。我不是個愛哭的人,我當過兵,知道什麼叫堅強,但那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放聲痛哭了一場。 
  我至今深信,這件事對我一生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餘先生對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眾議,我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學業,而且恐怕還會喪失掉對未來的信心、對事業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許是因為長期處於被隔離、處於另類的狀態,再加上我經受了過多的冷漠和歧視,我曾一度懷疑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情、友愛存在,但經過這件事,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和感知。 
  不久,曾經讓我吃盡苦頭的肝病嫌疑被排除。這本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由於長期處於一種焦慮、恐懼、緊張的狀態中,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幾乎讓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書看不下去,提筆寫東西根本就不知從哪兒寫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補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黃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腦子裡一天到晚一片迷離、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讓我苦不堪言。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聽完了我坦誠的訴說之後,他對我說:「我能理解你。」又說:「王超,你記住:沒有一個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沒有一個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後,我反覆玩味這兩句話,尤其第二句,每當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就反覆去想這句話,令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種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會逐漸趨向寧靜。慢慢的,折磨我多時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單位的通知,讓我回去辦一個「第三梯隊」的手續,說經過局領導研究,決定發展我成為文化局的第三梯隊,也就是說,如果順利的話,等我畢業之後,我可以回到原單位去做副局長。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當時,由於前段時間生病,我已經耽誤了許多課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個月時間,而且聽領導的意思極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會讓我再回來上學了。面對著學業和仕途的選擇,我猶豫了,於是我帶著猶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沒有跟我繞彎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 
  你不適合做領導,領導當然也是一門藝術,但和你所喜歡、所追求的藝術可能不是一回事兒。依我對你的瞭解,還是從事專業的好。」聽了余先生的話,我毫不猶豫地給文化局領導寫了一封信,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應該說,這可能是我有生以來最正確、最重要的一次選擇。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我現在不是什麼成功的藝術家,但以我的脾氣,我的性格,如果讓我做領導,極有可能不是害了別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話,無疑為我以後對藝術的追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那時候,學業上的落後曾使我對自己產生過懷疑,覺得自己不是搞藝術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錯的成績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臨離校前,我去見余先生。本來我是準備向先生道謝的,但面對先生,我醞釀已久的一肚子話竟一句也沒有說出來。臨走,先生給我題了這樣一段贈言:只有不停地創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無限的可能和無限的前程! 
  懷惴著先生的這些話和幹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我回到了原單位。但我很快發現,這座因襲了太多傳統的古老縣城和我這個在上海灘熏陶了兩年的學子竟是那樣格格不入,我像個異類被排擠、打壓,甚至有人將我對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對藝術的一些解釋看成了精神方面的問題……在極度的苦悶中,我只好再次求教於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懷疑自己,你的進步是肯定的!」「立足於縣城並不意味著眼於縣城,你應該去尋找更大的生存空間,也就是將自己的視野向縣城以外延伸和擴展。」 
  1989年,機會來了,山東藝術學院決定借用我去當編劇教師。但由於體制的關係,由於身份的關係,藝術學院的領導明確地告訴我,借用只是借用,調入幾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到藝術學院教書,但是我可能永遠沒法真正走入藝術學院。這種事情現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但在當時,有慣了一個固定單位的我,一下子要淪為另外一個單位的打工仔,沒有固定的身份,沒有未來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文化館這個尚算自由的工作,畢竟風險巨大。所以,進還是退,去還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無奈,又一次提筆給先生寫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訴我:你毫無疑問地應該去,並說你現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獲得人生的大自由,就應該到更大的空間裡去!並且先生在那個時候就預言,身份的問題,體制的問題,可能在未來將不再會成為人生的羈絆。 
  聽了先生的話,1989年11月,我捲起行李走進了山東藝術學院,走上了編劇專業的講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後是住倉庫和五個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這裡找到了更為廣闊、更加適合我的發展空間,我用先生的教學態度對待教學,用先生對待學生的態度對待學生,我堅信,只要像先生對他的學生那樣,有著深刻的理解,有著真摯的關注,就不會有愧於老師這個稱呼。 
  如今我在山東藝術學院的編劇專業裡,也算是個資深的教師了,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學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過的路,我不能不感謝我的老師余秋雨。是他使我從一個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寬宏大度,他過人的思想,淵博的學識,都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經變成了我必須堅守的人生態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沒有餘秋雨,起碼我還會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彎路,起碼我現在還沒有資格站在講台上,對我的學生們去談經說道,去講述藝術的真諦。所以,不管現在有多少人對我的先生評頭論足,說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覆嘟噥一句話:「先別急著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邊去認認真真地做兩年學生,你甚至連傍著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會改掉!」   
  跟老師聊天(畢大松)   
  離開學校後,估計我與秋雨老師的交往與其他同學相比應該算是頻密的。在武漢前往黃岡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維多麗亞港駛向長洲島的小輪上,在深圳簽名售書的儀式上,在很多場合,我們都有過無拘無束的交談。這種談話散淡平實,輕鬆舒暢,老師不顯威嚴,學生不覺緊張,令人如沐春風,心曠神怡。話題雖然天上人間,但聊得最多的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學們的情狀。 
  每次一見面,開場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瞭解到的有關同學的近況,每當這時候,余老師總是顯得很興奮,而且提示道:「你先說,你先說。」聽我講時,他頭稍右偏,面帶微笑,身略前傾,全神貫注。聽到曲折處也不插話,臉上顯出既好奇、意外,又瞭然於胸的神情。輪到他講,則不疾不徐,娓娓道來,講事跡是畫龍,評得失是點睛,寥寥幾句勾勒,某同學在我心目中已經淡漠的印象馬上在眼前鮮活起來。講到高興處,學生大笑,老師小笑,滿桌人為之動容,連莊重矜持的馬蘭老師也不禁莞爾。馬老師也能點出許多學生的名字並經常問及,我想是受余老師的影響吧。 
  跟老師聊天過程中可感受到他對學生真誠的關愛。談及某學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師總是給予熱情肯定,而對學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總有一份長者般的牽掛。畢業十幾年後,我們班同學中真正從事戲劇或其它藝術的已屈指可數,當年在廣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們聊起他時,雖然愛用「眉頭緊鎖、憂國憂民」來調侃他對戲劇的熱愛和執著,但對他編導的許多好戲,余老師還是讚賞有加的。興致所至,立馬撥通電話天南海北一番,但在電話裡卻一字不提藝術。現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劇院的藝術總監了,仍能從余老師的言談中體味他到對這位堅守陣地的「孤獨牧羊人」的愛惜。談及湖南一位劉姓學生因病英年早逝時,老師表現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動;有位學生因個性問題與單位領導關係不妥,老師要求我們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協調,後來知道他自己也親自出面做了許多工作。 
  跟老師聊天就像回到學校的教室。老師走的地方多,經的事多,見的人多,看的書多,每次聚會他都會撿重要、經典的部分講述和點評,有些東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讓我們這些終日蠅營狗苟的人求知慾大增。記得一次老師講了個笑話:說是大躍進時期,全國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趕美」,有人問郭沫若有什麼目標,郭老猶豫再三說:「十五年爭取趕上陳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對陳寅恪的興趣,滿世界去找他的書和有關他的介紹,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學生時代那份求知上進的感覺。平時在社會上在單位裡扮老練,裝持重,自己也覺得累,但到老師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問一些幼稚的問題,頑皮賣乖都沒什麼心理負擔。 
  有段時候聊得較多的是盜版。其實,老師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傷害比他在文章中寫到的要嚴重得多。盜版集團越來越規模化、現代化,他們有許多線人,盯住你的一舉一動。騷擾電話可打到家裡、酒店裡,有強逼也有利誘,一句很不經意的話就可能為他們帶來牟取暴利的機會。老師總說那些人印書就像印錢。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書店看到大約有七種「余選」,連忙打電話向老師咨詢,結果被告之有三種是盜版。在反盜版問題上,老師一反平時寬容隨和的風格,態度非常強硬,在多篇文章中義正詞嚴地予以反擊。當然我還記得他說過一句話:與盜版集團既要鬥勇,更要鬥智。 
  跟老師聊天是學習,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總是期待和珍惜這種機會。   
  中國知識界的方向(厲震林)   
  轉型這個概念,是目前中國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個詞彙,但是,它的意義,主要是指政治和經濟領域。其實,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余秋雨老師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方向。 
  余秋雨老師也曾經徹夜於青燈黃卷下,著書立說,按照傳統文人生活形態,在書齋中安 
  身立命,成就輝煌巨著,但是,終於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師感覺如此繼續做下去,可能會產生知識的失效,產生一種重複怪圈,必須走出書齋,到文化和歷史的第一現場,親自觸摸知識生命的原生態,尋找學術靈感,然後回到書齋,重新著書立說。 
  這走出的一步,對余秋雨老師是一小步,但對中國知識界,卻是一大步。 
  因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直較為缺少田野調查精神,在書齋裡,在前人的材料中,東抄西抄,剪剪貼貼,做些所謂「學術」。自然,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難度很大,很容易失卻鮮活的學術原創力量,而成為「掉書袋」學問。 
  余秋雨老師的走出,並不是否定這種書齋學問,但是,中國這樣的學問家太多了,需要出現像余秋雨老師一般的學者,到原始的知識現場,給中國文化研究注入一種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師出走得早了一點,許多人便不習慣,原有學術生態受到衝擊,於是議論紛紛,但是,並不奇怪。 
  正是因為接觸了知識現場,余秋雨老師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實氣息,形成文字以後,便與大眾對原創的知識渴望產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師的文章,成為社會文化「聖經」。余秋雨老師又將自己的考察思想廣為傳播,讓文化走向大眾,走向應該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終是為大眾服務的。 
  沙龍式的學者,又不習慣,於是,同樣議論紛紛,但是,同樣並不奇怪。 
  余秋雨老師的一步,對於中國知識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將會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1)   
  一 
  余秋雨先生與湖南有緣。這種緣分首先體現在他對這方山水的喜愛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師來長沙招生,在考場上我們相識。自此之後,我記得他來過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來,約有十餘次。每次講學、授課之餘,他親歷三湘四水,前後到 
  過長沙、岳陽、韶山、張家界、郴州等地。據我所知,除了他的故鄉和長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來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對湘地山水風情、文化蘊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於心的情結,於是便有了兩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寫洞庭湖,寫岳陽樓,寫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遊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於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後者寫長沙的岳麓書院,那是先生心中的聖殿,他曾多次拜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過,聆聽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從「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謁岳麓書院寫起,牽出了他對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化的綿綿思緒和深層思考,歷史與現實交融,古人與今人對話,景物與情感相撞,從延綿千年的庭院,讀出了中國文化的人格和靈魂。 
  這兩篇文章的確是兩篇散文佳作,對讀者的影響頗深,對這幾處文物和景觀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陽文化界的朋友告訴我,不少來岳陽的旅遊者和考察者,都會提到《洞庭一角》。筆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參觀岳麓書院,雖然他們的職務和職業不同,卻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隨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美國,洛杉磯湖南同鄉會邀請我們出席新年聯歡會。會上,我唱了一曲家鄉的花鼓調《劉海砍樵》,遠在異鄉的家鄉人得知我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便圍過來打聽余秋雨老師的情況,幾位教授和畫廊老闆,還與我談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說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別之時,含淚相約,來年同游岳麓書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為學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過程中發現,他對湖南的人文傳統和文化名人相當敬仰。他在講學和文章中對湖湘文化深懷敬意,對屈原、朱熹、張軾、王陽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國藩、郭嵩燾、楊昌濟、齊白石、田漢、歐陽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遺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寫文章,他教我不要脫離湖南的文化傳統;思考問題,他要求我必須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礎。前不久,因創作一位湘籍藝術名家電視連續劇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誡我,要寫出湖湘文化的影響,從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積極意義。其實,無論是從余老師的散文所體現的文化精神,還是在眾多文化活動中顯現的人生態度,都可以覺出作為湖湘文化重要內容的「經世致用」和「憂患意識」對他的重大影響。 
  余秋雨先生不僅喜愛湖南的山水和人文傳統,還對湘菜情有獨鍾。每次來湖南,他都要與學生們聚會,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為江浙人,他不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們領他去吃湘春樓的名菜--水煮活魚,坐了半個小時的車,來到長沙郊區株易路口,走進簡陋的小店,品嚐一大臉盆魚,吃得讚不絕口。也許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癮,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經常點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歡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請我吃飯,宴設假日大酒店,點的是滿滿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幾位學生一起去看先生,他與夫人馬蘭商議,還是在一家湘菜館請我們吃飯。我們來到華僑城邊上的一家飯館,先生說這裡的湘菜最正宗,進去之後,飯店的老闆和服務員與他們夫婦很熟悉,「余老師、馬老師」叫個不停,很是親熱。點菜時,根本不用菜譜,他如數家珍地點了一大桌,還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今日不巧,店裡沒有新鮮魚頭,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醬辣椒蒸魚頭了。 
  余秋雨老師在《千年庭院》的結尾處寫道,「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後,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係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這篇文章我讀過許多遍,每每讀到這段話,都不禁淚水朦朧,發熱的眼眶裡浮現出一些難忘的人和事。 
  余老師的湖南學生很多。湖南進過上海戲劇學院的有幾百人,現場聽過他講課的有幾千人,電視上看過他講學的有幾十萬人,讀過他的書的人則是數不勝數。據我所知,不管是哪種情況下相識,他都會很珍惜緣分,不管他教過你多長時間,或者根本不曾謀面,只是通過屏幕和書本相識,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會拒絕,並且盡力相幫。見不著面時,一封信寫過去,不日便會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機會在一起,不管講學、應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問題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層工作的學生因病去世後,其女想報考父親的母校,余老師知道後,雖然他當時極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計幫忙聯繫,而且一直牽掛在心,來岳麓書院講學時,還在問詢這事,並看望了學生的遺孀和女兒。這次余老師到郴州講學路過長沙,聚會時看到一位學生氣色不佳,離開湖南時一再叮囑我,要與這位學生聊聊,並托我轉告,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勇敢面對,積極生活。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2)   
  湖南號稱「戲劇大省」和「電視大省」,湧現過不少優秀的戲劇劇目、電視劇和著名的戲劇藝術家、電視藝術家。其中不少藝術家聽過余老師的課,不少劇目和節目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余先生的影響。前不久,我與余老師談到一部有爭議的電視劇,這部電視劇的主創人員也曾聽過余先生的課,余老師托我轉告,面對批評不要緊張,要有自信,這部片子總會有人寫的,如果需要,他願意給這部片子題寫片名。 
  學生需要,余老師會毫不猶豫給予援手;先生有事,他則不願學生為他擔心。當他遇到不公正的輿論環境時,學生們也曾寫信、打電話、甚至拍電報,安慰、聲援老師,並要求寫稿子參與討論。而余老師則以樂觀的情緒、健康的心態回應大家,認為這是文化轉型時期的正常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要大家安心做自己的事,不要介入無意義的紛爭。這次在湘南大學講學,一位學生提了一個很不禮貌的問題,余老師十分寬容大度,一再要求學校領導不要難為這個學生。 
  二 
  余秋雨老師與湖南結緣,應始於岳麓書院。但令人們始料末及的是,也是因為這座名聞天下的岳麓書院,使浩蕩湘水掀起了澎湃的「余」波。 
  據說,清代有一位湖南名士到江浙一帶講學,當地的學子不買他的賬,處處與他為難。他作了一幅對聯,硬是把那些人震住了。聯曰--吾道南來,原系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筆者把這幅充滿湘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對聯中的一句稍加改動,自然有些玩笑意味,但如果以湘水代湖南,以波瀾寓影響,余秋雨先生在岳麓書院的演講,確實曾經令湖南的文藝界、知識界風生水起、波濤起伏。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七月流火的長沙悶熱異常。火熱的電視屏幕上頻頻出現余秋雨老師的頭像和岳麓書院的背景,煽情的文化廣告一再強調--「千年學府,世紀之交,學術盛會,麓山論道--余秋雨設壇岳麓書院」。不少媒體採用多種方式,預告余秋雨要來講學的消息,也發表了一些人對這次活動的擔心和質疑。 
  面對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我心中既興奮又忐忑。興奮的是又能見到先生聽他演講,這是難得的啟迪和享受;忐忑的是如此情勢,恐怕會起一場風波。大約是七月八日,新聞界一位朋友給我打來電話,說余老師已經到了長沙。我問住在哪裡?他說不能告訴我,但離我的住處不遠。我覺得奇怪,先生來湖南,一般都會提前告訴我,行程緊急也會到了以後馬上給我電話。有一次他來長沙給全國獲獎的電視編導講課,就是到了以後馬上給我電話,我問他在哪?他說就在我樓上,我以為他開玩笑,上去一看,果然在那裡。這次他來長沙,一點信息都沒有,使人將信將疑。 
  我到附近幾家賓館查詢沒有結果,最後來到九所賓館。擔心總台保密,便直接上樓問服務員。服務員看我不像壞人,便問是不是馬蘭的先生,我連忙說是,她告訴我先生在二零五房。敲開房門,先生驚喜地起身迎接。他說正在找我,怎麼這麼快就來了。我將尋找經過簡述一遍,便向先生講述了心中的忐忑,還向先生提出電視廣告中說的「論道、設壇」不妥,影響形象。先生聽了以後,馬上給電視台的人打電話,要求修改,但對方答覆已經這樣了,不好再改。 
  余先生告訴我,這次來長沙,是為了找個清靜地方改劇本,中央電視台請他把黃梅戲《鞦韆架》改成電影劇本,要盡快交稿,他看了看地圖,考慮到自己是湘財證券的文化顧問,便決定來湖南,既然來了,邀請參加一些文化活動也是自然之事。 
  聊了一會,我說想請先生吃飯,他卻說他要請長沙的學生吃飯。因時間已是中午十二點,我連忙約來幾位校友,與先生共進午餐。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應該是岳麓書院--這所千年學府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在這座千年庭院裡,將第一次出現四百位聽眾現場聽講提問,整個過程由電視台現場直播,互聯網站實況傳送的空前盛況。 
  這次活動的門票十分緊張,很多朋友找我討票,我上竄下跳也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我本人也是多次找電視台的朋友,最後在台領導那裡才謀得一張。 
  那天下午,天一直下著雨,給悶熱的長沙帶來了些許涼意。 
  演講定在下午四點三十分開始,我三點鐘趕到岳麓書院,只見門外圍著幾百名沒有入場券的學生和文化界人士,其中還有我的一些朋友,他們有的還是從幾百里以外專門趕來聽課的。進門之後,場內已擠滿了聽眾,大家撐著雨傘,穿著雨衣,在雨中靜靜地等待著秋雨老師的出現。 
  下午四點三十分,演講開始了。余秋雨先生被雨中的聽眾感動了,他走上台來便說:「我沒有料到今天的場面會如此奇特又如此感人,下雨,大家穿著雨衣,帶著傘,在這個千年學府裡邊聚會。」他稱自己這次在岳麓書院的講學,不是什麼「設壇論道」,而是「朝拜千年庭院」,是「眾學子朝拜」,自己則不過是這次朝拜的「主持者」。 
  此次演講的題目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人》,主題是講中華文化的傳承問題。余先生認為,直到二十世紀末,中華文化還沒有以一種完整的群體人格形象屹立於當今之世。如何把文化的高貴傳承下去,他覺得可以在以往的中華文化傳承中搭建的經典學理、世俗民藝、信息傳媒三座橋樑之外,再搭建一座能夠強有力地體現民族靈魂、揭示中國人的藝術神韻的、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藝術創造之橋。這座橋的搭建,他寄希望於二十一世紀,因此「我們要做的是積極準備,大力歡呼並期望建設者」。他強調要有良好的心態,要用智慧的靈眼去觀照未來時空。他預言,中國文化在2020年左右可以打破目前這種局面,在大範圍內出現復興。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3)   
  余教授的報告進行了一個小時,之後又與聽眾及網絡觀眾進行了現場交流。面對各種提問,余先生侃侃而談,他的機智、幽默,不時引起在場觀眾陣陣熱烈的掌聲。 
  作為現場聽眾之一,我穿著雨衣聽完了先生的演講。大雨透過雨衣打濕了我的衣衫,雨水不時將我的眼鏡弄得十分模糊,這一切都沒有影響我全神貫注聽講。我看到,大雨把一些人逼到旁邊的走廊裡,演講持續到下午六點三十分,天都要黑了,仍然沒有人提前退場。這 
  場演講通過湖南經濟電視台和經視網站現場直播,使觀眾大幅度增加,現場問答中,便有網絡觀眾的提問;聽講過程中,我也接到了遠方朋友打來的電話,他正在看電視直播,說是看見我在幸福地淋雨。 
  演講會之後,余老師還應邀到湘財證券作了一場文化講座,很快便離開了長沙。送先生到機場的路上,先生應允了我想把先生在長沙的兩個演講再加上《千年庭院》的文章和有關照片出一本書的設想,不料還沒來得及準備,湖南文化界已鬧得沸沸揚揚。 
  湖南不愧是一個傳媒大省,各類報刊和電視都很發達,製造新聞和搶眼球的本事不同凡響。對余秋雨老師在岳麓書院的演講本來就是眾說紛紜,加上媒體的釜底「加」薪、火上澆油,以巨大的版面和寶貴的時段,組織各類人士大加評說,一時間弄得褒貶毀譽,波瀾四起。事後,我問那些當時對此事十分起勁的新聞界人士因由何在,他們笑著說,不為什麼,只有這樣搞,才會有人看。 
  「余秋雨岳麓書院講學事件」所激起的「湘水餘波」,是非功過最終要讓歷史來評說。不過,也不知為什麼,自此以後陸續來在這裡演講的杜維明、餘光中、黃永玉等人卻都平安無事、波瀾不驚了。前不久,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去岳麓書院參觀,發現這座飽經滄桑的千年學府似乎年輕了許多,院子裡參觀的人很多,櫃子裡擺著不少新出的研究這所庭院和湖湘文化的書。看到這一切,我與友人談到四年前那場故事,似乎少了許多沉重,多了一些輕鬆。 
  三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的岳麓書院講學之後,余秋雨先生整整四年沒來湖南。其間不少活動邀他,一些媒體甚至播出了他即將蒞湘的消息,結果都末能成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郴州某文化單位的負責人來到我的辦公室,帶來了余秋雨先生近期來湘的消息。這信息既令我興奮又令我生疑,我馬上撥通了余夫人的電話。從馬蘭那裡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我們驚喜不己,馬上又與余先生的特別助理金克林先生聯繫,著手安排余先生來湘的行程。 
  九月十二日,金克林先生和吳克瓊小姐來到長沙。十三日晚,余秋雨先生從杭州飛抵長沙。 
  為了讓先生休息得好一點,我們封鎖了一切消息。第二天中午,幾位學生與余先生在「一路吉祥」酒店小聚之後,驅車直奔湖南的南大門郴州市。 
  車上,我們聊起了先生此行的緣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余老師應湖南省文化廳之邀,給一批戲劇創作骨幹講課。聽了課,學生們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其中一位來自郴州的學生更是相見恨晚,因與先生不太熟,便托人請先生去郴州小憩,沒想到先生竟然答應了,後因先生行程變化,終於沒能去成。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這位學生的心願始終不改,輾轉得到先生的電話號碼之後,給先生寄去一本自己寫的介紹郴州的小書的同時,又向先生發出了誠摯的邀請。也許是學生的誠心,也許是山水的吸引,也許是人生的緣分,一年到頭忙得腳不著地的先生答應了學生的邀請,騰出寶貴的時間來赴這個晚了二十年的約會。 
  來到郴州,正趕上市裡的生態旅遊節,熱情的市委、市政府領導,使我們想讓先生休息幾天的計劃落了空。余老師真是好說話,對別人的要求有求必應,也不怕急壞了我們這些怕他累著的學生們。不管我們怎麼擋駕,怎麼眨眼睛打手勢 ,他依然微笑著點頭答應那些似乎沒完沒了的要求。事後問他為什麼這樣,他依然微笑著說,答應一件事比拒絕一件事容易,拒絕要找許多理由,挺麻煩。我們抬出馬蘭師母來威脅他,不料先生依然微笑著說,你師母比老師更好說話。 
  我們事先商量好的計劃全部打亂了,先生成了生態旅遊節最重要的嘉賓,幾乎跑遍了郴州的旅遊景點,參加了旅遊節的主要活動,我們這些學生累得衣衫濕透粗氣直喘,他依然微笑著嘲笑我們沒用,比不上老師。在郴州幾天,先生的行程排得滿滿的,白天要講學、參觀、應酬,晚上要看演出,接待來訪,每天很晚才能休息,離開郴州市的前一個晚上,第二天他要演講,他也是兩點多才送走來訪者,還題了二十幾幅字,直到清晨才小憩片刻。 
  余秋雨先生在郴州的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上午。 
  九月十六日下午,余秋雨老師應邀到湘南學院講學。作為蒞臨湘南學院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余教授對學院的校風、學風建設提出了極富人文精神的建議。他說,湘南學院作為最年輕的大學應克服負面的影響,在傳承校風的基礎上,打造一種更輕鬆更富有創新精神的新學風。湘南學院的第一代大學生肩負著開創校風並使之成為經典的重任。他強調,善良、歡樂、健康是當代大學生的學風之本、人格之源。演講結束之後,余老師還生動、幽默、得體地回答了學生們的提問。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4)   
  十六日晚,綿綿秋雨使郴州的空氣清新土地滋潤,夜色美麗無比。余秋雨教授在蘇仙嶺下的牧藝茶館與郴州市委和省市文化單位的負責人聚首,一邊品茶,一邊討論文化問題。就著清雅的茶香,余先生讚揚郴州的生態資源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具有開發現代旅遊的基礎。得感謝有眼光的領導和純樸的老百姓,比較完美地保存了一塊風水寶地,沒有成為「富裕但是不美麗的地方」。 
  在座的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在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上頗有造詣,余秋雨先生認為從政的人應該做一些歷史進程的記錄,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做一些寶貴的細節記錄。沒有內容、沒有細節的散文是貧弱的,沒有生命力的。文章應該在大範圍內思考,不能夠成天吟風弄月,那樣顯得比較膚淺。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時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們的策論中包含著許多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社會的思考,他們的散文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社會主流。目前正處於一個文化轉型期,文化界應該主動思考社會需要,並按社會的需要來記錄和反映社會。 
  十七日上午是余秋雨先生此次郴州之行的重頭戲。 
  上午9點,余秋雨老師在郴州市人民會堂作了題為《現代旅遊文化》的演講。演講廓清了人們習慣上對文化和旅遊的誤會。 
  余老師認為,人們習慣上對文化的誤會主要有三種:一是文化的書面化誤會。文化不僅是書面化的東西,書本上留下的文化規則是轉型前的,如果用它來指導今天正在發生的轉型和轉型後的文化是不適宜的。因此應該有許多文化人從事社會考察,創造新的文化,這種考察可以是旅行,也可以是從事社會事務,也包括從政等。現在處於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文化人應該面對現實發生的一切。社會轉型之後,文化轉型還沒有跟上。年輕的文化人應該認真面對這個問題。二是文化的古典化誤會。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唐宋以來最好的,人們安居樂業,集中精力搞建設,環境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不能停留在緬懷中尋找現代文化的依據。三是文化的地域性誤會。經常有人說「我們這裡多麼好」,充滿了地域性的自豪。但從文化上看,這是一種誤區。郴州就沒有過分強調文化的地域化,昆劇不是湖南的地方劇種,居然在這裡得到了異地保存,形成了湘昆。郴州提出要成為「粵港澳後花園」的概念,也是一個衝破地域性封閉的口號。應該衝破地域限制來看文化,旅遊文化應的是讓地方封閉性全部解除的文化,現代旅遊就是讓大家隨腳踏入。 
  人們習慣上對旅遊的誤會也有三種:一是長期以來認為旅遊是小事,是娛樂休閒,不重要。二是長期將旅遊當成學習活動,哪裡有古跡或者民族英雄就往哪裡跑,把古跡作賣點,甚至偽造古跡,偽造傳說和神話,把旅客當作學者。三是參觀式旅遊多,居住式旅遊少。光是參觀,沒有多少消費,郴州的生態旅遊資源豐富,發展居住式旅遊的可能性很大。 
  秋雨老師認為我國旅遊與國際旅遊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沒有開發家庭旅遊,二是居住條件有差距,三是基礎設施建設還要加強。 
  最後他強調,要想綜合提高旅遊的品位,必須努力做好減法,不做加法。文明帶來的智力過剩、開發過度,是文明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二十一世紀文明的概念含義需要重新改寫,過去的文明指的是人類擺脫自然的程度,現在的文明應該是指人類回歸自然的程度,要恢復自然本身的尊嚴,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是二十一世紀文明比較的一個重要坐標。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到什麼程度,這也就是現代旅遊文化的重要要求。旅遊在這個意義上沉澱著我們的文化理想,它是重新樹立人和自然關係的一個哲學命題。旅遊可以使山水更美麗,使人類的心胸更開闊,使各民族之間有更多的理解。旅遊是一個能夠把二十一世紀自然和人的關係的理想推向更高境界的一個樞紐。 
  演講結束後,余秋雨老師還回答了聽眾的提問。在台側,我們不斷地給余老師遞條子、打手勢,要他盡快結束,因為他昨晚幾乎沒睡,剛剛講了三個小時,接下來還要坐七、八個小時的汽車。不料他視而不見,依然微笑著面對聽眾。好不容易結束了,又被幾百位聽眾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幸虧有所準備,十名警察護住他,我也逼著他盡快離開,可先生說,他們買了我的書,我應該給他們簽字。 
  接下來的情景可想而知,簽了不知多少。看看情況不對,我也狠下心,不怕先生怪罪,硬是與警察一起把余老師拉出了人群,塞進早已準備好的轎車,命令司機馬上開車。 
  黑色的帕薩特絕塵而去,我追著車子緊跑幾步,還想多與先生說句話,還想再多看先生一眼。我看到路邊有許多人在向先生揮手致意,他們肯定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但他們一定是在談論著這位他們熟悉、他們喜愛的文化學者。 
  滿目是青翠欲滴的青山綠水,耳邊依然迴響著先生的聲音。余秋雨先生的湖南緣,這般綿長,這般溫馨,這般博大,這般尋常,這般充滿綠色的希望。   
  靜水流深(陳岳)(1)   
  ——秋雨先生郴州講學側記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我有幸多次親聆秋雨先生教誨,親睹青年秋雨的風流才俊。 
  二十餘年後,我在電話中懇切邀請余先生百忙之中撥冗光顧我居住的城市——湖南省郴州市時,余先生稍稍沉吟後欣然應允。 
  二○○三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余先生蒞臨郴州市,參觀考察旅遊景點,出席郴州市生態旅遊節開幕式並發表長篇演講。 
  三天裡,陪侍余先生,耳濡目染,感悟良多,記如後。 
  一 
  倘以領薪水為標誌,余先生當屬職業教育者;以對學生的理解與愛護而言,余先生更是護犢情深的師長。 
  余先生言談時或涉及學生們,印象最深的,當屬三位。 
  甲學生在某報做編輯,余先生述其作品、工作績效,讚賞之情溢於言表,言辭、氣色多為欣喜,小有得意。我在旁聆聽先生侃侃而談之時,視其神采飛揚、興高采烈之狀,不期而然想起小學班主任家訪與家長談到「該生有進步」時的種種神態與情狀,內心頓生莫名感動——自是一份十分值得珍視的感動。 
  乙學生在「做大事」,動輒籌款幾百千把萬,且呼風喚雨,頤指氣使,風頭十足。余先生說:跟他講,悠著點,把人得罪光了,怎麼做事?再說,這麼多錢,一個人支配,沒個有效監督,出了事怎麼辦?一個人,做不成大事沒關係,這世界上能成大事的,本就不多嘛,完全用不著悲觀失望。重要的是把應做的事、能做的事、手頭的事做好,這才是最正經的事。擔心之態期望之情盡在閒談漫語之中。 
  講到學生丙,余先生言辭幽默,讓人忍俊不禁。說此生英語不靈光,也就會個渥克、拜拜三五句吧。該生心雄志大,決意出洋淘金,去到某個英語國家還只一個來月即給國內朋友發回伊邁爾,稱:局面已打開,××已搞定。娘娘啊,要曉得××可不是指一鎮一城甚或一國啊,那可是五大洲之一洲啊!余先生寬容地笑笑:沒有這人不敢講的話!嗯,「好吹牛」也算他一種可被接受的行為方式吧,但得有原則:起於玩笑,止於害人。不害人,不傷人,七個三八個四的圖個嘴巴痛快,你不隨他玩去。 
  視學生為己出,系喜憂於弟子,先生風範,窺斑見豹。 
  二 
  「步步高」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一度成為中央電視台收視率極高的節目。喜歡看這檔節目中的相當大一部分人是衝著「素質評論」這個環節才乖乖地癡對著電視機的。人們爭看「素質評委」余秋雨和他的搭檔的迷人風采,兩位先生釋疑縱橫捭闔,解惑旁徵博引,措辭珠圓玉潤,已然成為一道風景,使人流連忘返。我聽見的幾乎眾口一詞:二位先生學問都大,余先生尤甚。 
  萬人爭睹,評說紛紜。一位朋友,在一家企業做董事長,談起這個話題,發表了一番見解:與余先生搭檔的另一位老師善解人意,溫文爾雅。余先生則略顯峻厲,個別演員甚至讓他嗆得有些下不來台。我自然不同意這種說法,於是擺開架勢準備與他爭辯。董事長真「懂事」,聳聳肩,擺擺手,以退為進:你小子雞血抹在頸根上冒充剁腦鬼,說他是你的老師,為老師你還不爭個牙齒出血啊!不跟你爭!言畢,揚長而去。對手無端隱遁,爭無回應,辯亦空言,好不氣人! 
  余先生離郴後,一日與董事長在酒宴上不期而遇。這小子硬是調換座位挨到我身邊坐下:來來,講點余教授郴州之行的幕後故事。 
  幾杯老酒下肚,言語逐漸鏗鏘:只跟你講十五號一天的事,直讓你把那些峻厲啦好嗆人啦之類的胡思亂想,統統扔到爪哇國去! 
  董事長眨巴眼:願聞其詳。 
  十五號,余先生按計劃要參觀四個景點。四個景點分屬三個縣,步行的路程至少超過十公里,且多為山路險徑,棄車登山,離舟攀崖,不是個輕鬆營生。 
  到甲縣,有專人陪,游甲縣的景點,游完了送到乙縣邊界,乙縣已派員迎候。乙縣景點游完了,送到丙縣地界……早八點到晚八點,除掉中、晚餐時間,九個鐘頭,余先生均在雨中此地奔彼地,登攀復攀登。余先生一路興致蠻高,談笑風生,且說啥聽啥,指哪去哪,亂指就亂去。照相?好好。雙人照、三人照、群體照、團體照、擺姿勢照、配背景照……大凡想得出的主意皆由先生一一笑納。同行中有人戲稱:各縣陪員跑接力賽,余先生跑馬拉松。 
  晚八點二十分,當二號車、三號車抵達酒店時,兩車下來的人皆愕然相對:余先生乘坐的走在頭前的一號車沒有回酒店!趕快電話聯繫,一號車傳來話說:余先生已奔向另一景區…… 
  晚十一點半鐘,余先生回到酒店。 
  我說:余老師累了吧,其實這最後一個景區,可去可不去的。 
  余先生笑笑:聽得出來,邀我去的地方早已做好了接待準備。我堅辭不去,讓人家掃興,不開心,不好。再說,要花心思想一番講一番這樣那樣不去的理由,忒麻煩,還不如跟著去一趟省事。 
  聽了「幕後故事」,董事長很「懂事」地點點頭:我明白了,余先生的性情其實非常平和。我又恰恰忘記了他的教師職業特徵——他不會簡單地給學生判個對錯完事,還得不厭其煩地告訴他錯在哪裡?為什麼錯?表述方法上適度給點刺激,讓你記住了記牢了,以後啊,在這個問題上一輩子都能自己做老師了。前幾天看見一個詞:靜水流深,一下子沒琢磨透,從余教授這裡好像悟出點意思了。   
  靜水流深(陳岳)(2)   
  我聞言大喜,趕緊把自己酒杯加滿用它與董事長的小半杯酒乾杯。董事長拿過酒瓶,大聲地:為余先生,豈能只飲半杯?來,都滿上。乾杯! 
  三 
  最後一批來訪者離開余先生的住處已過凌晨一點鐘。我們三個學生幫著余先生送走了最 
  後一位客人。 
  沒經商議,也未經交流,我們三人異口同聲地說:余先生您早點休息。我們都知道,明天,噢,不不,今天上午八點半鐘,余先生要面對700餘位聽眾作長篇演講! 
  余先生笑了,指了指裡間的一張大書案:你們看,那一大摞紙,都是索字的,今晚都得寫完。休息嘛,看情況喏,爭取吧。 
  書案上,厚厚的很大張的一摞宣紙,摞著景仰,摞著企盼,靜靜地守望著。 
  ……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余先生打開住房的大門,精神抖擻地站在迎候他的眾人的面前。 
  余先生招手讓我到他的身邊,對我說:你熟悉情況,把題寫的字幅分門別類,找到索字的人通知他們來拿。我匆匆清點了一下,二十三幅,內中有兩幅是索字者自己寫了紙條指明要寫哪些字,其餘二十一幅,或聯句,或詩文,如給下榻的酒店寫的「山水驛站」、給藏石館寫的「天地的秘語,山川的眼神」……都是先生臨時擬定的。索字的人中,有司機、警察、普通工作人員、記者、領導……都是余先生的書迷。 
  在去早餐廳的電梯裡,我問余先生:您今早幾點睡的覺? 
  余先生扶了扶眼鏡,輕聲地:四點五十寫完字,洗澡,五點十分上床的吧。噢,一上床我就睡著了,很快的。 
  電梯絲絲絲的滑行聲在我的耳朵裡陡然變成了震耳轟鳴,我懵了!還有一上午的演講啊! 
  八點半到十一點五十分,余先生在郴州市人民會堂面對七百餘名聽眾講述《現代旅遊文化》,一氣呵成,精彩紛呈。台下細心的聽眾發現,余先生眼前無一頁參照的紙片,從始至終沒喝過一口水,只是滔滔不絕地講,講! 
  十一點五十五分,我和我的兒子陪伴余先生返回深圳。下午一點過五分,在京珠高速公路坪石路段的泊車港灣裡,就著礦泉水,余先生吃了幾塊蔥油餅墊饑。帕薩特繼續風馳電掣。余先生一路談笑,全無倦意。下午六點抵達深圳,馬蘭老師驅車來迎。 
  在歡樂谷的一間湘菜館裡,我把余先生一天的行止情況報告馬蘭老師,私心以為會收取些許驚愕的表情,但沒有。馬蘭老師笑笑,一副見多不怪的神情:他就這樣,別人要求他的,他從不會說NO,一路YES到底。再有,他是誰?他是累不死的余秋雨嘛!哈哈哈…… 
  善良、平和、堅忍……先生的心志在決無刻意的行動中自然地展露,強健的體魄為這種心志的展現構築了堅實的平台。「余先生身體真好!」陪侍了先生三天的學生們由衷地表示了敬服之情。余先生朗聲而答:遺傳遺傳,我媽媽八十多歲了,登樓上山,如履平地,身體很好哩! 
  我把余先生送到了他的寓所,我在他的家裡只呆了短短幾分鐘。其實,我很想細看一下他寬大的書房,再站在他家的三個「觀景台」(三處陽台)看遠處的新界、蛇口,看近處世界之窗、深南大道、濱海大道……但我和兒子很堅決地告辭了——從昨天到今天,余先生才只睡了兩個小時啊!余先生和馬蘭老師送我們到電梯口,我向他們深深地鞠躬…… 
  我瞭解許多人對余先生的敬仰之情,但我明白我仍無資格代表他們講些什麼,我只能代表那些和我認真討論、交換過看法的朋友們和我的家人,並借用余先生喜用的一個詞說一句:余先生郴州之行,太棒了!   
  尋找傳說與現實中的場景(劉勝佳)(1)   
  大學時代,非常迷戀易卜生的詩劇《培爾·金特》和艾略特的長詩《荒原》。轉眼間二十多年過去了,經歷了人生的多次角色轉換,但在心中,我一會兒是培爾·金特,一會兒又是那個尋找聖盃的少年。 
  城市使我寂寞。 
  我常常選擇遠行,無數次出發,又無數次歸來。 
  我無意模仿我師余秋雨,有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的,是流淌在血液裡的,這只有同道人理解。人生活在時間裡,歷史也是由時間形成,因此任何事物的意義又都離不開時間,對於一個人來說,他有種種經驗,但在當時都無法完全理解,只是以後才能認識到意義,這就是過去的時間,現在的時間,將來的時間的複雜關係。過去(現在、將來)的時間,時間中發生的一切,怎樣才能拯救呢? 
  無數次行旅中,有一次經歷讓我刻骨銘心。這就是雲南迪慶藏區著名的燈會。藏歷正月十五日的夜晚,覆蓋白雪的群峰在星光照耀下,現出夢幻般波動的幽藍。忽地,在冷寂的藍色中浮現點點嫩黃,這黃燈漸漸幻為五彩花燈,在冰雪的映照下燦然連成線、連成片,靜穆而燦爛,輝映出一個超凡的境界。在朦朧的月色雪影裡,燈會上人們燃燈朝拜,梵音在寂靜的山谷迴盪,空遠寂寥,送入蒼冥。《華嚴經》裡描寫的華藏世界海,正是通過無邊無際的燈海與明月之境的輝映,使人進入一個參悟大化、梵我同一、超越時空和凡塵物我的淨界。這是一種如禪的詩境: 
  「一個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個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哪個在前,哪個在後?」(《古尊宿語錄》卷四) 
  「沒有驚怖,沒有顛倒 
  一番花謝又是一番花開 
  想六十年後你自孤峰頂上坐起 
  看峰之下,之上之前之左右 
  簇擁著一片燈海——每盞燈裡有你」 
  (周夢蝶詩) 
  這燈海,或許正是佛性遍在的象徵,佛國淨土的意象。此次的遊歷歸來,我似乎給余秋雨先生寫過一信,談及我當時的感悟。那時,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正熱遍華人文化圈,也陪伴我度過無數孤旅長夜。 
  我與余先生的師生之緣始於八十年代初,他以自己廣博的學識、高超的語言天才和豐沛的才情,使不僅僅是戲劇學院的莘莘學子們為之傾倒,也引領著我們快樂地閱讀和獲得知識的快樂。 
  在我成長過程中,有許多的師長影響著我,但我心中以為對我影響最大者有兩位,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馬昌儀先生,一位是余秋雨先生。馬先生是我大學畢業考神話學研究生時的指導老師,由於在校時讀書頗雜,對我們民族文化的口頭形態——神話、傳說、歌謠,民族文化的行為形態——巫術、祭典、儀式,等等,尤為感興趣,所以一門心思想考神話學研究生。馬先生是位善良的長者,她無私地引導著我探究數千年文化潛伏在我們集體意識中的文化震撼,神秘的朦朧涵蓋在時間與空間之上,模糊了地域與歷史、傳統與現代、視像與幻像、生命與心靈、人與自然的界限,暗示著一種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永恆。 
  對我的人生態度、文化態度和價值取向,影響最深者當屬余秋雨先生了,無論是在上海、北京,還是後來的深圳。這不僅僅因為我是他的學生,也不僅僅是他文章的閱讀者,大多源自於感知和想像。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想像一種語言也就是想像另一種生活。」在雪域高原,在茶馬古道,在麗江大研古鎮,在「斜暉脈脈水悠悠」的徽州古村落,在「三生花草夢蘇州」的江南小鎮,或是在山崖,在廟宇,在山風呼嘯山丫,在煙火燻黑的祖屋,在古蔓荒籐遮蓋的巖畫前,甚至在異域的「加州旅店」,這種想像和感知是揮之不去的,是溫暖的,是刻骨銘心的,如冬天雪夜裡溫熱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見的知己。 
  在這種想像與感知中,我尤為激賞的是余先生關於「學者要有民間情懷,文化要有民間情懷」的呼籲。這是一個紛雜多元的社會,「走出書齋,去實際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時間文明」。這是文化轉型期的現代學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熟讀余先生文章的人,都會感知到一種跨越歷史與現實的人文精神和濃濃的家園意識,同時也會感知到余先生對構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對當下經濟發展的關注。余先生從中華文明出發,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歐洲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整體性影響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裡,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實踐者和文化的體驗者。 
  美術評論家王廣義曾提出「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熱情』這觀點主要是希望理論界盡量避免對一幅作品過度放大它的意義。我現在覺得這個觀點在當時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樣無休止地放大,對人文熱情的過度投入,可能使畫家遠離生活。」現在,有人甚至將學者分為專業學者與媒體學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書齋、專心研究學問的學院派,後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學問外,還頻繁在公共領域,就國計民生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兩者之間要人為地二元對立。人的學養不同,研究的領域不同,治學方法和人生態度也就不盡相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言必稱韋伯」時,人們津津樂道地「以學術為業」與「為藝術而藝術」,是韋伯對韋伯偶像崇拜者帶來的誤區,這樣的命題可以成為一種分析角度,但命題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遠的不說,我們的先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較之不是有更為高昂的學者主體性嗎?   
  尋找傳說與現實中的場景(劉勝佳)(2)   
  有些人將余秋雨先生,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先生稱之為「媒體學者」,將陳逸飛先生稱之為「媒體藝術家」,甚至直稱其為「文化商人」。我個人認為在當下中國語境下,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偽問題。余先生長期與媒體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說,顧曉鳴先生被IBM邀請作為品牌的代言人,廣告的主題是「世界最具創新思維者的選擇」。有人質疑顧曉鳴作為文化人,不應該湊熱鬧搞什麼廣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識分子的本職是什麼。多年前,在江南水鄉小鎮,我跟陳逸飛先生有些交流,他認為自己是個視覺藝術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為專職的油畫大師。顧曉鳴先生面對質疑時有過這樣的回答:「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和價值觀以及人生的態度和策略,無論窮富尊卑,每個人都是上蒼精心創造的偉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一點,我深以為然。 
  「著書皆為稻粱謀」,這是中國古人說的,時尚把小便壺弄成藝術品,那麼多的「藝術家」和「學者」和「教科書」都對之吹捧有加,引為經典,再端什麼「者」和什麼「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為酸臭了嗎?很難想像,在當今時代,學者可以自鳴清高,面對社會責任和經濟發展可以作壁上觀。實際上離開學者的經濟是不存在的,黃仁宇對明代簿記和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問題的研究都已成為常識。所以,學者的神化、泛化,或者過分與媒體的對立,都大沒必要,學者也要在變化了的世界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創造。不這樣做,何處安身立命?學者也是人,你以為人是什麼?首先是一個吃喝拉撒睡會死的動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麗心靈》的作者西爾維婭·娜薩,當世美國正統歷史學家第一人布爾斯廷,就寫有重要當代傳媒批評著作《假事件》,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一直在做「媒體學者」。我不知道與媒體絕緣的學者是什麼樣的?也許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話裡。 
  過去,有權就可以大干快上,干驚天動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圍湖造田」;現在權力加上錢,如果還出洋「考察」過幾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壯舉,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廟的彎扭古樹,像法國一樣把樹修整齊,種上開闊的帶有幾何圖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筆直的大台階,更有異想天開的,給滇池邊睡美人山「隆胸」,過度的歐陸風情的房產開發和造鎮計劃,若干年後中華大地上都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歐美小鎮……所以,在旅遊經濟發展可能過快,頭腦可能過熱,權力和金錢可能控制性過強的情況下,必須有相應的制約機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胸襟和氣度。其中,知識或理智的制約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顧曉鳴、陳逸飛這樣的學者和藝術家不能沉默,還需要有更多有社會良知的學者的聲音。 
  作家阿城在雲南曾感慨道:「現代文明常常會使我們養成一種傲慢,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過來,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產力方式有一種媚,我覺得都不足取,都難免會盲目。」我深以為然。 
  在秘境雲南的茶馬古道,每次踏著嵌著二寸許深的馬蹄印的石板上,都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都能體驗到中國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種攝人心魄的內核:它自古至今延綿不絕的血脈文化,它包孕了那麼多的民族群體文化,它產生了那麼多的「個體」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國需要書齋裡的學者,更需要大批走出書齋的文化實踐者。我們日益變化的世界,太需要「學者的民間情懷」和「文化的民間情懷」。為了心靈不再乾涸,為了美景不再破壞,為了家園不再是荒原,為了城市不再寂寞,為了文明得以延續,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絡繹不絕……   
  遭遇疑問之後(劉遠)(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學生的人經常會饒有興致地問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覆後,都會招來幾道疑惑的目光。在許多讀者眼裡,《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學識才能,他的榮譽名聲,甚至他坐過的院長寶座,都是由此而來。也自然,一個人如果不是因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為了什麼呢? 
  一個半生不熟的朋友一天委婉地對我說,余老師不去正兒八經地當他的作家,繼續他的文化苦旅,怎麼老是跑到影視戲劇圈裡去摻和?我一時愣了,不知該如何解釋,就好像不知該如何解釋人為什麼非要用兩隻腳走路而不是像其它動物那樣四肢著地。 
  偶爾,也有明顯不懷好意的提問,這些提問五花八門,但概括起來無非是些世俗的眼紅和底氣不足的貶抑,要不就是重新翻出一些陳年舊事來攪攪渾水。 
  現在,更多的人又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余秋雨不去著書立說,只看到他在電視裡當嘉賓作演講? 
  類似的疑問遭遇得多了以後,不由引發出一些感慨來。 
  照我的理解,作為一本散文集的《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文化苦旅》寫作問世之初,甚至是可有可無的一個部分。但偏偏是這可有可無的一部分,給當時的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後果之一是,余秋雨作為一個散文作家被讀者所普遍接受,而本來的學者身份在作家光環的照耀下被掩蓋屏蔽。大眾已經習慣於知名作家做不了學問,知名的學者幹不來作家的現狀,也就很難習慣一名學者竟然可以寫出暢銷書的事實。因為看了《文化苦旅》去當他的學生,這確實是個能被普遍認可的理由,甚至也是一個能博得喜歡《文化苦旅》讀者讚賞的理由。這要比說看了《戲劇理論史稿》,看了《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看了《戲劇審美心理學》,看了《藝術創造工程》等等,才去念他的研究生,更能滿足大多數人的構想和猜測,因而也更為道德。每每看到別人疑惑的目光,我都要後悔好一陣,覺得不該為了細節的真實執意去掃別人的興,但我也立即會替自己的悔意找一個解脫的理由:寫出幾本戲劇論著遠要比寫一本《文化苦旅》艱難得多,作為他的戲劇理論研究生,我有義務盡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嘗試著恢復余秋雨被作家光環屏蔽了的學者身份。 
  確實,誰都沒想到,當時已是頗有建樹的青年學者和戲劇理論家的余秋雨,會去寫一本《文化苦旅》的散文集,沒想到學者的余秋雨會由此讓位給作家余秋雨,更沒想到《文化苦旅》這樣一本業餘作者的散文集,會在文學界引發如此翻天覆地的震動,並產生那樣持久廣泛的影響力。 
  直到過去了許多年,人們回想起《文化苦旅》的暢銷和知名,才發現這本日後轟動一時的散文集,在事先幾乎看不出一點兒走紅的徵兆,與隨之而來的其它幾本散文集問世時的風光相比,甚至顯得有些寒酸。出版之初,既沒有眾星捧月般的鼓吹,也沒有職業書媒們的介紹,更沒有誰去恭維幾句慣常一本新書降生時必然恭維的「突破了」、「填補了」和「開創了」。直到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大面積的閱讀和談論《文化苦旅》的風氣,這才驚動了正統的文學界。那種繞過名宿前輩保送就直接面向讀者的「不軌」舉止,可能就已經埋伏下總有一天會遭到一些自認頗有文化地位的人們詰難和攻訐的隱患。 
  余秋雨當年在寫作《文化苦旅》時,戲劇圈的朋友熟人並不看好,覺得放著堂堂正正的戲劇理論教授不做,去玩什麼文化散文。現在,好多看到余秋雨不時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高談闊論的人,又覺得一個作家上電視去作演講當嘉賓,和一批電視人混在一起,未免掉價。事情經常是這樣,一個人一旦被大眾認知為什麼角色,就形成一種慣性,以後即使是再合理的轉變都會受到排斥。張藝謀當年在從攝影師到導演的角色轉換中,不知遭到了多少白眼和譏諷,但現在誰要說張藝謀不是大導演,當年那些翻白眼的一定會率先漲紅了臉去找人拚命。相信幾年以後,又會有一大批人尾隨余秋雨在電視上拋頭露面,擔當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像當年《文化苦旅》之後冒出大批學者型的文化散文情形一樣。有時想來,國人對電視的諸多偏見實在有趣,一方面每天晚上都沉溺在電視裡,看得如癡如醉,而另一方面又對電視的品位嗤之以鼻,滿臉的不屑。希望電視上點兒文化檔次,增加點兒學術含量,但真的名家在裡面露臉,又說模仿明星作秀。事實上不管人們鍾愛還是厭惡,電視已經是現代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日益顯示出其不容忽視的社會推動力,其文化作用有時已經遠遠超過傳統的書本。我想,余秋雨選擇通過電視媒體傳播和實踐他的文化主張,其中也包含夥矯嫻乃伎肌 
  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劇變,但中國的文化觀念仍然沉溺在門第、行當、出身、來路、等級、地位這一系列的舊框子裡。因為余秋雨演講時板凳擺放的方位「犯了禁忌」,有人相顧失色大呼這還了得,我們看了報道,真不知自己是活在二十幾世紀,還是十幾世紀。「批余」運動帶出了積年的文化沉渣,沉渣顯示出文化界陰暗的一面:幹事的不多,扯淡的不少;動手經營的不多,磨牙挑刺的不少;創新思想的不多,鑽營關係的不少;繼承好傳統的不多,販賣假古董的不少;講真話的不多,吃白飯的不少。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真要幹出點兒什麼有益文化建設的事,不光要付出心血,還要防範有人在各種體面幌子下一腳踢翻你的心血。說來實在不易。   
  遭遇疑問之後(劉遠)(2)   
  余秋雨是一位文化建設者,他的治學和創作之路至今仍然啟發著眾多的後來者去進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創新,不管余秋雨的文化行為如何地不合傳統規矩,但他以自己的實踐走出的一條現代文化學者的新路,對文化人如何走向現代化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想,這也是余秋雨的意義所在吧。   
  秋雨老師,您好嗎?(雷兵)(1)   
  秋雨老師,您好嗎? 
  我1990年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已經很少有時間與您聯繫了,特別是最近這些年,幾乎失去了聯繫。不知現在您好嗎? 
  雖然很少時間與您聯繫,但我經常思念老師。有時我也想打個電話什麼的,但又怕浪費 
  您的時間,耽擱您的工作,除了每年寫張賀年卡,略表問候以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方式來表示我對您的師生之情。我只有在遠方默默地祝福您,祝您身體健康,祝您一切順利,祝您一切皆好! 
  雖然沒有什麼聯繫,但是您有新書出版,我會立刻去購買。閱讀您的書,似乎我又回到了學校,又在與您交談。一旦媒體上有您的信息,我會十分地關注。只要發現攻擊您的文章(不是學術討論,也不是善意的批評),我就會氣不打一處來。這不是意氣用事。比如有些人對您參加中央電視台等媒體的活動也說三道四,我覺得就太過分了。我讀藝校時的一位老師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也是一位作家。她特意給我打電話,要我轉告您,她和她的朋友們都喜歡您的作品,您每部作品出版,她都會去購買。還說,希望能得到您的簽名,希望在媒體上看到您。我在想,宣傳文化有什麼錯?這些人有什麼權利指責您?我認為這既是對您的權利的干涉,也是對主辦活動單位權利的干涉,更是對喜愛您的讀者和觀眾的不尊重。面對這種無聊的現象,凡是對是非具有判斷能力的人都不會無動於衷吧!我不明白,這些人自己為什麼不好好做學問,反而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攻擊別人呢?後來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攻擊名人是使自己成名的捷徑,哪怕一個幾十年學術上毫無建樹的人,哪怕一個連學術門都沒有入的人,也會因為寫了一篇所謂的「批評」名人的文章,立刻名聲大噪。不管這種名聲的內涵是什麼,總有那樣一些人,要為這種「名聲」而努力奮鬥R蛭庵腫齜□摹昂麼Α筆竅遠准摹J紫齲還韉拿艘話閌遣換岱椿韉摹H綣椿鰨髡叩拿透罅耍緣娜嘶崴擔耗憧矗液兔寺壅劍遼僖燦屑阜直臼擄桑」還髡呷綣環椿鰨髡呔突嵫笱□靡猓砸暈恰E緣娜嘶崴擔耗憧矗歡ㄋ檔糜械覽恚槐還髡呶裁床環椿髂兀慷雜謖庵窒窒螅頌酒慊鼓芩凳裁茨兀 
  畢業這麼多年了,和您相識相處時的一些情景,還經常在我腦海裡閃現。 
  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春風給中國文化界帶來了勃勃生機,各地文化部門紛紛舉辦各種文化講座,掀起了一股學習的熱潮,人們渴望知識,追求知識,恨不得將在「文革」中損失的時間,在一夜之間奪回來。這時候,四川省、成都市文化界也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一天,聽說上海戲劇學院來了一位老師,講戲劇理論。說實話,雖然當時我在市文化局工作,但由於大學時期學習的是音樂,所以對戲劇瞭解不多,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似乎更喜歡聽一些古典文學方面的講座,所以對這次講座沒有抱太大的興趣。但正因為在文化局工作,出於工作的關係,領導讓我們年輕人有時間都去聽聽課,學習學習。聽講座的時候,才發現老師很年輕,大概三十多歲(在這以前開講座的老師一般都有五、六十歲,講古典文學的年紀更大一些)。但是這位年輕的老師,課卻上得這樣地有趣。我原以為戲劇理論深奧枯燥,比較難懂。卻不知戲劇理論課,可以講得如此生動有趣,如此魅力無窮。整個下午,我覺得就像在一個美麗的藝術宮殿裡自由地遨遊,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秋雨老師的講座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那天,聽課的人特別的多,連教室過道也坐滿了人,教室外面還站了許多人。儘管人很多,但是課堂秩序特別地好,完全沒有以往文藝界開會時的那種嘈雜。這次講座受到了空前的歡迎,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幾乎一夜之間,成都市戲劇界都知道了余秋雨這個名字。從那次以後,余秋雨這個名字便印在了我的腦子裡。余秋雨這個名字也在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文藝界開始傳開,越傳越響。以後,秋雨老師您到成都來講學,聽眾的層面也逐漸擴大。從文藝界擴大到一般的學生和市民,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從那時起,我開始對戲劇有了全新的認識,有了極大的興趣,進而產生了報考戲劇理論研究生的想法。 
  1987年9月,我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戲劇歷史及理論專業研究生,成為了秋雨老師的學生。 
  回想起來,這段學生生活,真是使我獲益匪淺。在讀研期間,我記得余老師從不上小課,每次上課,總是在學院的小劇場上大課。您上課的消息總是不脛而走。聽課的,除了戲文系的學生,還有表演系、導演系、舞美系等系的學生,上海市文藝界許多人也丟下手上的工作從很遠的地方趕來旁聽。您每次上課,小劇場裡都座無虛席,就像是文藝界的一次聚會。最讓我驚訝的是,您上課從不帶講稿,可是課卻總是講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您的課總是新鮮獨特,信息量總是那樣大。聽您的課就是一種藝術享受,就是一種理論上的昇華,讓人感到充實和愜意。 
  記得一次到您的宿舍請教問題,見到您的書房裡,四壁皆是書。您自豪地告訴我,書架是您自己設計的。為了節約空間,您把書架設計得很高,從地上一直頂到屋頂。您的書門類十分齊全,從社科大的分類來看,就有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經濟、法律等等。讓我十分驚訝的是,這裡有很多的新書,這些新書都是本專業最前沿課題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這些書似乎您都讀過。我不明白的是,您哪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從多如牛毛的新書中淘出您需要的書來,還要一一閱讀。因為我到書店淘書,常常是一天、兩天無功而返。即使淘到需要的書,買回來也常常是無暇顧及,束之高閣,只有到了寫東西需要時,才找出來閱讀。從您的宿舍出來,我終於知道了您講課成功的秘密,您平時知識的積累就像是一桶水,講課時只是從桶裡舀出一小瓢,所以您講課是如此瀟灑,如此生動,在旁人見到的這種表面輕鬆的後面,其實蘊涵著您許多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秋雨老師,您好嗎?(雷兵)(2)   
  記得我剛到學院時,很多研究生都希望您能給我們開一個在校學習時的閱讀書目。您應我們的要求,也開了這樣一個戲劇理論的書目。但是您一再強調,不要拘泥於這個書目,要盡量擴大自己的閱讀面。除了學習戲劇理論外,更要注意多讀劇本,在閱讀的過程中去領悟理論家總結出來的理論。特別要重視自己的第一感受,相信自己的審美能力。您還說,讀研究生期間,首先應該將自己以前學習積累的知識進行一次認真的梳理,就如一間房子裡,滿地都是書,你要把它一本一本撿起來,分門別類地放到書架上。這樣你就會清楚地知道自己 
  擁有什麼,還缺些什麼。這種學習方法,使我在以後的學習中確實獲益匪淺。 
  記得我做畢業論文時,選擇了幾個題目,請教您哪一個題目更合適時,您說,首先,研究生的論文應該是選擇本專業的前沿課題,而不是僅僅著眼於自己所熟悉的領域;第二,理論要回答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迴避;第三,對戲劇改革以及出現的變化,一定要抱一種支持的態度,哪怕現在這種改革還不成熟,理論思考還不成熟,特別不能從維持舊的理論體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在做論文時,您不僅從觀念上,從理論上,而且還從寫作技巧上,從語感上,甚至具體的遣詞造句上都給了我許多切實的指導。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您給我改的一句話。在論文的一處,我的表述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您說這不是寫學術論文的語言,像是工作報告,像是社論。從這以後,我特別注意自己表述的角度和用詞的貼切。 
  記得研究生畢業時,得知我將到黨委宣傳部門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您特意囑咐我,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部門,是一個對當地文化事業發展有很大影響的部門。在那裡工作,一定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要尊重作者的勞動,特別注意不要將自己的喜好作為判斷作品好壞的標準,不要輕易地「槍斃」一個作品。這些對我以後的工作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回想讀研究生的日子,我真的感到非常幸運,十分愉悅。在這裡,我要再一次地說,謝謝您,秋雨老師!再一次說,謝謝您,我永遠尊敬的老師! 
  敬禮! 
  您的學生:雷兵 
  2003年12月3日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1)   
  一、 復旦園遇秋雨師 
  余秋雨先生執教二十多年,足跡遍天下,講壇也設到了海內外。聽過他授課、講座的人不計其數,就廣義而言,他的學生可以數十萬計,在當代學人中只怕無人能出其右,堪稱桃李滿天下。 
  不過,就學院派對師生關係的嚴格定義而言,經余秋雨先生一手帶出的本科生大約也就數百人,而經他親手調教出的研究生、博士生就更少了,至今不過十餘人。三生有幸,我不僅成為這十幾個門生中的一員,還因緣際會,竟做了他的第一屆研究生。 
  其實,在進秋雨師門下之前,我就已經當了他半年學生了。1986年上半年,也是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本科生的最後半年,我所在的8211班開了一門選修課——戲劇美學,任課老師是來自上海戲劇學院的余秋雨先生。說來慚愧,當時我除了看過話劇《人生》、《天才與瘋子》,讀過莎士比亞、曹禺、郭沫若的幾個劇本外,對戲劇完全是個門外漢,甚至連秋雨先生的大名也沒聽說過。我對戲劇並無興趣,而吸引我的選修課又很多,我本來不打算選修戲劇美學的。同寢室的翟寶海同學讀過余先生的書,對秋雨師的生花妙筆讚不絕口,極力慫恿我去聽他的課。我將信將疑走進教室,吃了一驚,這是間能容百人的大教室,黑壓壓幾乎坐滿了人,我的同班同學有八十多人,幾乎「傾班而出」都選了戲劇美學這門課,破了我們班選修課的記錄。 
  秋雨師上的第一課就把我給震住了。上課鈴響,只見一位個頭不高、天庭飽滿、腰板筆直的年輕教師健步登上講壇(後來我知道這一年秋雨師剛好四十歲),他兩手空空,未帶片紙,只帶著一臉親切而又自信的微笑。復旦四年,我還第一次見到不帶講義就來上課的老師。秋雨師授課口若懸河,神采飛揚,即使你對戲劇一竅不通,也能聽得津津有味,一堂課下來,便徹底把我和我的同學們給征服了。復旦名師雲集,我聽過幾十位老師授課,印象深刻的有章培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夏仲翼先生的外國文學史,班主任陳思和老師的現當代文學,他們的課有種高堂講章的學院派凝重森嚴之感,更多的是給我們以知識的啟蒙和理性的思考。秋雨師講課與他們風格截然不同,他嗓音醇厚渾潤,語氣抑揚頓挫,時而娓娓道來,時而滔滔不絕,以感性的語言化解理論的枯澀,以栩栩如生的描述凸現戲劇大師的風采。他授課看似天馬行空,洋洋灑灑,其實骨子裡有極嚴謹的邏輯脈絡,藝術的感性與學問的理性水乳交融。聽他的課如沐春風,如觀盛景,是一種陶醉和享受。我在復旦也聽過近百名海內外名家如李澤厚先生等人的講座,不說學問,單以口才而論,秋雨師實為第一人。 
  當年我求學的復旦大學,瀰漫著濃烈的大復旦主義。「北有北大,南有復旦」,「復旦大學」的校徽映襯著每個學子驕傲的臉龐。時常有滬上高校學生來復旦玩,佩帶著自己學校的校徽,但很快便承受不了大復旦的傲氣,偷偷摘掉了胸前的校徽。給我們班上課的老師全是復旦的,秋雨先生是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為我們講課的外校老師,不能不說是個異數。而當時秋雨先生還只是一位講師,與復旦相比,上海戲劇學院更是一個「彈丸之校」。復旦能請秋雨師來授課,惟一的解釋就是慧眼識珠,折服於他的實力。好幾年後,秋雨師又到復旦開過一、二次講座,這時候的他早已名滿天下,復旦無人不識君了,遠非當年他給我們開課時,走在復旦校園裡,識者寥寥的情景了。 
  聽著秋雨師的戲劇美學課,我時常感歎,沒能早兩年領略到他的講課風采,沒能早兩年知曉還有這麼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這時候的秋雨師根本不知道坐在下面聽課的有我這麼一個學生,而我更是沒有想到,不久的將來我竟會和他發生如此密切的關係。 
  二、 忝為余門弟子 
  復旦是個學風自由的校園,給每個學子以極大的選擇空間。在復旦四年,我的求學興趣也一直在變。當時中文系古典文學是顯學,我一進校也認為研究古典才是真正的做學問,於是苦讀《文選》、唐詩宋詞和唐宋八大家,將來準備考古典文學研究生。讀了兩年發現自己竟讀成了書獃子,一想到將來要和古典打一輩子交道,不禁毛骨悚然,於是開始轉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學最時髦,我在最後一學年心血來潮猛啃美學,在同學的一片懷疑目光中考了蔣孔陽先生的西方美學研究生,據說初試成績進入前三名,蔣先生也有意召至門下。 
  這時一個偶然原因又破了我的美學夢。我平生寫的第一個電影劇本在幾位好友中傳閱,頗受好評,連陳思和老師也予以鼓勵,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搞創作的衝動,美學研究生複試也不去考了,打算畢業分配去北京的某個報社或雜誌社從事文學創作。然而到了五月份,教育部下達畢業分配名額,我的家鄉安徽省淮北煤炭學院來復旦中文系要一個畢業生,去它們那兒教授大學語文。那時候的大學畢業分配由國家統一安排,個人根本沒有選擇權。我那一屆復旦中文系只有兩名安徽籍學生,我的老鄉郜元寶已經考上了文學理論研究生,這個苦差便非我莫屬了。我一下子懵了,頓感前途一片黑暗。惶惶不可終日了半個月,突然漫天陰霾中撒下一絲陽光,一份上海戲劇學院研究生複試通知書飛到了我的手上。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2)   
  1986年,上海戲劇學院以陳恭敏院長掛帥,集合了戲劇文學系最精華的老師:陳多、余秋雨、葉長海、丁羅男、汪義群,組成強大的導師組,向全社會招收十名戲劇學研究生,是上戲戲文系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生招生。結果沒有招滿,上戲向滬上各高校進行調劑,讓一些落選而又成績比較好的外校文科考生來上戲複試,於是,我也陰差陽錯被選上了。直覺告訴我,這是我逃避可怕的畢業分配的最後一次機會,無論如何也得抓住。離複試只有兩個星期,我雖聽了秋雨師三個月的戲劇美學課,但我明白我連浩瀚的戲劇海洋的一點皮毛 
  也沒摸到,如何去應試?一向羞澀的我也壯起膽子,趁課間休息時間向秋雨師自報家門,算是與秋雨師平生第一次認識。我向他求教如何複試?秋雨師爽快地回答:這次上戲招戲劇學研究生,強調考生的文史哲綜合知識積累,以求戲劇和大文化的雜交,對你們這些綜合類大學的考生不苛求戲劇的基本知識。他還鼓勵我:你的同學夏嵐這次考我們的研究生,考分最高。上戲對復旦學生的素質是很欣賞的。 
  我從校圖書館借來秋雨師的大著《戲劇理論史稿》、《中國戲劇文化史述》和《戲劇審美心理學》,囫圇吞棗、沒日沒夜地苦讀了十來天,然後橫穿上海市,來到小巧玲瓏的上戲校園,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先筆試,後口試,筆試主要是看完迪倫馬特的名劇《物理學家》演出錄相後寫一篇劇評,自我感覺寫得還可以。口試時我是第四個進考場的,一間不大的教室,六、七位老師在條桌後威嚴地坐了一排,我孤零零一人坐在他們面前的一張椅子上,頗有受審訊之感。我第一次領教這種場面,不免有些緊張。坐在中間的秋雨師和藹地笑了:這兒這麼多人,你大概就認識我一個吧?我一下子坦然了許多,調動起我的全部所學所得,回答諸位老師的各種考問。在我的記憶中,除了秋雨師,每位老師都向我發問過。秋雨師沒有提問,一直微笑著看我,從他臉上我能看到一種鼓勵和隱隱的欣賞。我前面的考生口試沒有超過一刻鐘的,而我足足被口試了半個多小時。如釋重負地走出考場後,我感覺到我有戲了。我平生第一次走進一個小飯館,叫了兩個菜和一瓶冰啤酒,美美地犒勞了自己一頓。 
  一個星期後,秋雨師高興地告訴我:複試成績出來了,你的筆試和口試成績都是第一名。不到半個月,我便接到了上戲的錄取通知書。我的人生命運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轉機,而我得隴望蜀,盤算著既然進了上戲,那就一定要跟一位名導師,而這位導師非秋雨師莫屬。 
  上戲戲文系86屆研究生招生和教學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實驗:研究生進校時先不分導師,第一年由導師組集體授課,第二年由學生報名、老師篩選,經過雙向選擇後,再確定由每位導師各帶一、二名研究生。這樣一來,無形之中在導師之間和學生之間製造了一種競爭的氛圍,弄不好會產生矛盾的。但好在導師組的各位導師都是謙謙君子,彼此之間絕無爭奪學生之舉,他們把這一屆的研究生都當作了自己心愛的學生,無論誰好,都為之高興,無論誰差,都為之惋惜。而我們這一屆共十個同學,儘管來自天南海北,彼此之間年齡、愛好也相差很大,但都情同手足,一起上課,一起放學,一起遊玩,就像一個和諧的大家庭,絕無明爭暗鬥之事發生。 
  一年後選導師,大家根據各自的求學方向、對各位導師的瞭解和對自身實力的判斷,似乎也都達成了默契,導師組六位導師,每人都有一、二名學生報名,沒有出現兩個以上學生爭報一位導師的現象,也就避免了落選的尷尬。陳恭敏院長希望我能讀他的研究生,還表示他以前帶的研究生都出了國,我跟他自然是有出國機會。儘管我對陳院長十分敬重,但因為當初一進上戲就抱定了要跟秋雨師的念頭,所以我還是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分導師時,報秋雨師名下的就兩人:曹路生和我。水到渠成地我倆也就成了秋雨師的研究生,而且竟做了他在研究生上的開山弟子。曹路生年長我一輪,自然成了我的大師兄。他本來就是上戲的老師,與秋雨先生是亦師亦友的關係,是我平生所見第一忠厚好人。後來曹師兄去了紐約大學,師從戲劇大家謝克納教授攻讀戲劇人類學博士,現在又衣錦還鄉,繼續執教於母校。 
  我是個虔誠信命之人。沒有報考上戲,竟然進了上戲;對戲劇本來不感興趣、一竅不通,到最後竟然讀了戲劇學研究生;對秋雨先生本來是可望不可及,到最後竟然走到了他的身邊。對這一切奇遇,我只能理解為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至今我還深深感謝命運的垂顧,讓我忝為秋雨師門下弟子! 
  三、 我親眼目睹秋雨師的崛起 
  說來也許沒人相信,1986年餘秋雨先生帶研究生時,他其實還是一名講師。但這時他又早已經有三部戲劇理論著作和大量文章問世,在戲劇界元老眼裡,他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後起之秀,而在大量戲劇實踐家心目中,他已是中國頭號戲劇理論家和批評家,在上海戲劇學院,他更是所有學生最崇拜的老師。論實力他早就應該是教授了,起碼也該是個副教授吧?為什麼竟然還是講師?我沒好意思問秋雨師這個問題。後來我揣度,以秋雨師的自負和成就,他大概不屑於循規蹈矩,走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這條所有高校老師所必走的老路吧?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3)   
  1987年2月7日,我應復旦同學王滿國之邀,在他編輯的《寧波日報》上寫了篇千字文,標題是「大家風範——記甬籍戲劇理論家余秋雨」,這篇文章我至今還沒給秋雨師看過。下面摘引兩段: 
  「在建立中國戲劇整體理論的宏願驅動下,余秋雨在戲劇美學領域裡辛勤耕耘,初步構成了由三大系統組成的戲劇美學框架:從戲劇本質論研究戲劇美的本質特徵;從觀眾心理學 
  研究戲劇美的具體實現;從戲劇社會學研究戲劇美的社會歷史命運。史論結合,中外貫通,輔之以兼容並蓄的大家風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強烈的現代意識和敏銳的藝術感覺,使得他的理論豐潤博厚,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有現實的新鮮度。」 
  在文章的最後我寫道: 
  「不必諱言,文藝理論界素以俯視的目光掃射著戲劇理論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卻使這種俯視的目光漸趨平視。有時,一個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門學科提高一個品位的!」 
  我沒有查過,不知這篇不成熟的小文是不是對秋雨師最早的評價? 
  天道酬勤,該來的終於來了。1987年,秋雨師當選為「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中青年專家」,並由講師一舉直升教授,成為當時中國戲劇界最年輕的教授。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一鳴驚人,這便是秋雨師的風格。也是在這一年,秋雨師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藝術創造工程》,在書尾他注了一筆:完成於1986年,時四十初度。就這淡淡的一筆,卻讓我看出了他一絲躊躇滿志的心緒。 
  在我看來,秋雨師從事戲劇學著述,出道不過五、六年,卻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登上了這一領域在當時中國的頂峰。許多皓首窮經一輩子的白髮戲劇學者,影響卻遠不及這位後起之秀。對於戲劇,該寫的他都寫了,該說的他都說了,環顧芸芸戲劇學術界,已無人可以在同一層次上與其對話交鋒,他大概有了一種寂寞高手的蕭瑟之感。然而他的學術生涯才起步不久,他的歲數還那麼年輕,他雄厚的文化積累和豐沛的生命力需要有新的渠道得以發洩,新的領域得以證明。當時我就感到戲劇的天地對秋雨師來說顯得太小了!果然,秋雨師一轉眼就衝出戲劇界,大步踏進更廣闊的藝術理論領域,揮就一部《藝術創造工程》。作為理論著作,這部書的文字之美為我所僅見,也許只有蔣和森先生論《紅樓夢》一書在文采上勉強可與之一比。看了《藝術創造工程》,你也許就不會驚訝幾年後秋雨師能瀟瀟灑灑地寫出那麼多美麗的散文了。據我所知,這部書在藝術實踐界的反響要遠大於學術界,不止一位作家對我說過這本書寫得太漂亮了!我一直奇怪,這部深得藝術三昧的書為何至今沒有再版? 
  大概是在1990年,我聽說秋雨師正在從事《中國藝術史》這一浩大工程,這更印證了我原來的判斷,秋雨師將從此揮別戲劇界,馳騁於新的天地了。但我做夢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年,秋雨師不動聲色地在《收穫》上推出了《文化苦旅》專欄連載,我剛看了一、二篇,就像在復旦第一次聽秋雨師講課,一下子被震住了,而且是更深的震撼。以我在他身邊三年,我竟覺得秋雨師一下子陌生了,成了一個全新的人,直令我感到深不可測。 
  從《文化苦旅》開始,秋雨師從圈內走到圈外,從國內走到國外,在萬眾矚目中走出了一位文化大家。至今我在書店裡還經常看到,擺著秋雨師著作的專櫃前人頭攢動,不停地有人問營業員哪兒可以買到余秋雨的散文。因為秋雨師的出現,一向徘徊在文學邊緣的當代散文迅速成了文學顯貴。有時候,一位天才的橫空出世,真的能大大提升一門文藝種類的品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就散文的讀者人數論,無人能望秋雨師項背。套用一句「哪兒有華人的地方,哪兒就有金庸的小說」,我要說:「哪兒有華人的地方,哪兒就有餘秋雨的散文」。 
  四、來龍與去脈 
  我是個唯天才論者。我想到了今天,沒有人敢懷疑秋雨師是一位天才了。而天才往往是不可言說的,要破解天才的成功奧秘,就像解釋上帝造物一樣,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秋雨師一個不成材的弟子,要對恩師的成功秘密說三道四,恐怕也是貽笑大方。 
  不能不感謝造物主對秋雨師的鍾愛,他在少年時代的超常天賦就展露無遺。他中學時上語文課,學的課文竟然是自己的作文。考大學時聽說上戲最難考,要百里挑一,好勝心促使他躍躍一試,竟輕而易舉就進了上戲校門。在班上他年齡最小,卻公認才華最出眾,深得老師喜愛。九十年代中我曾聽到一個傳言:一位相學大師為秋雨師看相,預言他年過五十後有精神失常的危險,因為他太聰明了,智力太超常了。這個傳言我沒有向秋雨師求證過,在這兒姑妄聽之,姑妄寫之。可以說,與生俱來的天才稟賦是秋雨師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沒有天才,一個人再努力,到頂了也就是一個專家,永遠不可能成為大家和大師,這是我堅信不疑的定數! 
  秋雨師是戲劇界的一個異數。中國幾所戲劇高校裡從事戲劇教學的老師,基本上都安於戲劇本行,最多也就涉獵兄弟藝術門類如電影和美術,他們往往是一輩子就一個專業。像秋雨師這樣天馬行空,縱橫馳騁於這麼多學科門類、這麼廣文化領域,集理論家與實踐家於一身的,獨此一家;即使在當代高校文科裡的教授學者,也很難找到第二人;涉獵如此廣泛而成就又如此輝煌,更是絕無僅有。我時常驚訝,區區上戲,卻孕育了這麼一位吞吐天地般的人物!我估計還在學子時代,秋雨師的興趣就遠遠超越了戲劇,在求知慾最旺盛的年齡,就已經打下了雄厚的文史哲綜合基礎。功夫在詩外,這樣當他從事戲劇研究時,就不是簡單地就戲劇論戲劇,而是調動哲學、美學、文藝理論、古典文學、歷史學等綜合學科積累,牛刀宰小雞,戲劇難題自然迎刃而解,學術成果自然後來居上。而當他後來轉型從事大文化散文創作時,因為有這麼廣博的文化積澱,他輕而易舉地便進入了游刃有餘的自由創造天地。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4)   
  秋雨師也是幸運的。像他這一輩五十多歲的學人,在文革十年最應該年輕有為的時候,基本上都遭遇了漫長的知識斷檔和巨大的文化斷層,文革後再重操舊業往往是從頭學起。秋雨師卻以奇特的人生軌跡逃過了這一同代人的宿命。文革前期他奉命加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寫魯迅傳自然要研究魯迅,而批判魯迅的對立面胡適、梁實秋、周作人、林雨堂等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也得熟悉所批判對象,得大量研究他們的著述。於是秋雨師陰差陽錯地讀了大量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最傑出的一批文人學者的等身著作,日積月累,「批判者 
  」反而不可避免地被批判對像潛移默化了。在那個荒誕而飢渴的年代裡,二十多歲的秋雨師不知不覺地被這些現代大師暗暗滋養著、同化著,醞釀了他充沛的元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這些現代大師被解禁重新成為時髦熱點,許多人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如饑似渴讀他們的書,秋雨師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對他們瞭如指掌,爛熟於心了,他一出筆,便隱隱可見這些大師早年落在他身上的烙印。故而在我看來,秋雨師這段被某些人不斷詬病、不停曲解的短暫歷史,對他而言未嘗不是因禍得福。文革後期,秋雨師看破紅塵,退而獨善其身,躲進中國古典文化天地裡,飽覽經書典籍,叩問前賢聖哲,不經意間又打下了扎檔墓住S辛蘇饈甑男櫱叮鎘曄σ懷鏨階勻徊煌蠶歟嬉餳甘直閽對凍攪送恕0聳甏磯嘍涼鎘曄χ韉娜耍家暈髡咂鷴朧歉鑫濉□甑難擼奔獎救耍瘓錚喊。餉茨暱幔浚 
  跟秋雨師求學的三年,我發現他是位與時俱進、對國內最新學術思潮特別敏感又特別關注的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先生無疑是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軍人物,秋雨師一直對他相當關注,後來還和他成為了朋友。秋雨師看人的目光是極準的,我個人感覺,李澤厚先生不但在當時啟蒙和影響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認為還沒有一位當代中國學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上總體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師囑咐我:有本書你一定要讀讀,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我剛好在這之前拜讀過,我暗暗驚訝秋雨師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發現了這麼一部極有份量的著作。秋雨師對《拯救與逍遙》大加讚賞,還饒有興味地跟我講了一段劉小楓以基督教的寬恕精神對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還發現了一個秘密,秋雨師恐怕是大陸學人中最早一批關注港台和海外華人學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陸中斷了幾十年的胡適、林語堂一脈傳統,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發揚光大,秋雨師有早年對這一脈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覺得他的天性更與這一脈心心相印,他骨子裡是位自由主義者),對海外華人學者自然有惺惺相惜的親切感。在八十年代,海外華人學者的著作無疑大大開闊了秋雨師的眼界,使他思考問題的基點一下子就超越了國內學者拘泥於本土的種種意識形態局限,有了一種全球感和全人類的視野。秋雨師後來在海外獲得了那麼多的讀者和知音,不是偶然的。 
  秋雨師雖然沒留過洋,卻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獨有心得。這首先得益於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萬言的《戲劇理論史稿》。西方的戲劇傳統源遠流長,大家輩出,許多戲劇家諸如莎士比亞、雨果更是跨時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師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也都對戲劇多有論述。要梳理一部戲劇理論發展史,勢必要對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個全面的瞭解,因此秋雨師埋首寫作《戲劇理論史稿》的數年,實際上是研究、參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師、思想巨人的一次長途跋涉和朝聖,書寫完了,他對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後,秋雨師遍游世界,指點諸國,隨手寫下的《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在我看來,他對西方文化和世界歷史的多年感悟與心得,最多在書中才寫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還深不可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甚囂塵上,秋雨師卻沒有隨波逐流。他也許本能地意識到,身為中國學人,無論你對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是熱愛還是憎恨,你都必須去瞭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於它去與世界對話。這是中國學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說是宿命,因為世界學術界不需要僅僅是販賣西方文化的二道販子,因為在中國要想成為一位文化大師,高者是學貫中西,低者也起碼是國學大師。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墊底,任何人都難以修成正果。秋雨師在他這一輩學人和文人中,中國傳統文化根底之深當屬罕見。僅以他的書法論,就越來越見晉唐風骨。在他瀟灑飄逸的現代名士外表下,內裡卻暗伏著魏晉風度和唐宋風韻。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一脈,正在秋雨師身上延續,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 
  秋雨師最令我敬佩的,還是他超一流的藝術感覺。除了天賦異秉,應該說母校上戲濃厚的藝術氛圍,培養了他敏銳的藝術感覺,而長期與第一線的藝術實踐密切接觸與參與,更是錘煉出他高超的藝術判斷力。理論家和批評家要讓實踐家折服是極困難的,而秋雨師的理論和批評卻為一大批一流的藝術實踐家引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師跟我說他要給一批朋友還債,於是相繼給徐曉鍾、林兆華、黃佐臨、胡偉民、魏明倫等一流戲劇家寫了一批專論,每人一、二萬字,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戲劇批評文章。魏明倫得到一篇《魏明倫的意義》,如獲至寶,從此成為秋雨師的至交。像謝晉、白先勇、餘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師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師應該出一本藝術評論集,讓更多的人領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評風采。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5)   
  當代中國學人中,在學術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創性上超過秋雨師的不乏人在,但在對藝術本體的感悟、對眾多文藝門類的鑒賞和判斷上、在審美感知力和美學品位上,能與秋雨師超凡藝術感覺比肩的,我尚未見到。我甚至認為,藝術感覺正是秋雨師的看家法寶,它使他的學問擺脫了枯澀乏味,具有了一種藝術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悅;它使他的文字表現力在現代漢語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獨成一家「秋雨體」,其他人想學也無從學起。天才與藝術感覺珠聯璧合,讓秋雨師笑傲天下。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繪錦繡文章,秋雨師瀟灑地做到了。 
  五、愧對師門 
  能進秋雨師這樣一代名師的門下,對任何一個學子都是莫大的幸運。我的許多復旦同學見我做了秋雨師的弟子,也都羨慕不已。當年我進上戲時才22歲,先前在復旦苦讀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點底子。進上戲不久,葉長海先生就幫我推薦發表了一篇近兩萬字的學術論文,可謂年少氣盛。導師組不少老師都覺得我底子不錯,是可造之材。秋雨師能將我納入門下,顯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說有秋雨師這樣的高人指點,只要我潛心向學,刻苦研讀,是會學有所成,有所作為的。然而當年的我年輕無知,胸無大志,又生性懶惰,意志薄弱,沒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機遇不珍惜,以至於研究生三年渾渾噩噩,浪費光陰,揮霍青春,荒廢學業,一無所成,徹底辜負了導師的期待與栽培。至今想來,我猶痛悔不已。 
  秋雨師帶研究生是極其寬容的,他對你是充分信任,任憑你依興趣去學,然而我卻辜負了他的信任。我毫無自我約束力,一派自我放縱,從復旦時的書獃子轉而對學術書有了厭倦與牴觸。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俠小說和閒書,到研究生的最後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電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導師說我的碩士畢業論文想做電影理論。秋雨師略一沉思,瀟灑地一揮手:沒問題。我的大戲劇學也包含了電影!現在想來,不知當時在秋雨師的瀟灑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絲苦笑,因為他很清楚,他這個弟子就是做戲劇論文也做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汪義群先生講西方戲劇史,留學英倫的他用標準的牛津英語為我們授課,我卻如聽天書。秋雨師叫我帶個錄音機到課堂上,錄下汪先生的課,帶回去反覆聽。秋雨師難得一臉嚴肅地叮囑我:你英語一定要過關,將來你總是要去國外學習的。然而我卻把秋雨師的諄諄教誨當成了耳旁風。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寢室裡下棋賭酒,誰輸了就喝一杯劣質白干。幾杯下來,我酩酊大醉,竟大發酒瘋,抄起把破掃帚滿樓亂竄,大喊大叫(樓上就住著女生),轟動了全校。我在全校大會上被點名批評,吃了個記過處分。我知道闖了禍,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龍華的秋雨師家裡,秋雨師卻輕描淡寫付之一笑,覺得我這不算什麼事,還說將來找個機會到檔案裡把我的處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師當上副院長後,還真的讓人翻出我的檔案,很奇怪,檔案裡竟然沒有我的處分。原來處分必須要系主任簽字才能入檔,而我的系主任陳多老先生卻拒不簽字,叫我寫了篇檢討敷衍校方,幫我逃過一劫。 
  我們這一屆十個研究生彼此年齡相差很大,年長的都在刻苦攻讀,年輕的幾個男生大多晃晃悠悠,無所事事。後來我聽說有老師評價我們幾個年輕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覺得老師還客氣了,我其實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戲雄心勃勃打造的這一屆研究生,整體上遠沒有達到校方原來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敗類! 
  我的畢業分配把秋雨師累得不輕。這一年的畢業生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生,像是帶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會的普遍拒斥。我一門心思想留在上海,而當時的上海一個外地人想擠進來真比登天還難。沒辦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師這棵大樹上,而秋雨師也義不容辭地為我的工作張羅起來。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給上海電視劇製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寫了封信,把我推薦出去,還幽默地跟我說: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總會照顧本家的。我拿著秋雨師的推薦信興沖沖地奔到上海電視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卻婉言將我這個小輩拒之門外了。秋雨師安慰我:沒關係,我們再找。熱情的秋雨師把他能動用的關係都動用起來了,為了他這個不成器的學生,向他在滬上文藝界的朋友求援。可因為種種緣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遲遲沒有進展。後來秋雨師去新加坡講學數月,我像個孤兒似的翹首以盼導師早日歸滬。這時候已經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屆的外地同學除了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來,怏怏回了家鄉。校方看在秋雨師的面子上,沒有趕我走,還讓我賴在上戲校園裡。 
  1990年初,我的復旦同學張記爭把我引薦給上海電影資料館的柴原老師,資料館有意接納我,但必須要過時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吳貽弓導演這一關。我請秋雨師出馬找吳先生說說情,秋雨師說:沒問題,但我沒他的電話。我急忙把吳先生家裡的電話奉上。不懂事的我啊,應該明白其實這時候的秋雨師和吳貽弓先生並不太熟,我實在不該讓導師去做勉為其難的事。秋雨師卻一點也不勉強,當晚就給吳先生打了電話,請他出來吃飯。吳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飯就免了吧。只要資料館要你的學生,我這兒沒問題。就這樣,秋雨師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6)   
  在秋雨師帶過的幾屆研究生中,可以說我的畢業分配是最讓他費神的了。而我當時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師把我的找工作也當成了他的一塊心病。秋雨師曾感慨地對我說:繼高啊,就是我的家裡人,我也沒這樣幫忙過呀! 
  我在上海電影資料館混了幾年,憑興致所至雜七雜八的事幹了不少,卻毫無成就感。有時候在社會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紹我: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總能引來幾道愛屋及烏的 
  目光,而我卻有無地自容之感。都說名師出高徒,可我實在是不配稱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實在是有辱師門。 
  過了30歲,我才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覺得再朝秦暮楚、渾渾噩噩下去,這輩子就算徹底毀了,而且也實在對不住所出師門。於是我決心專攻一門,從1995年開始正兒八經寫起影視劇本來,又在1997年進了上海電影製片廠,算是捧起了電影這一沒落貴族的飯碗。這幾年影視劇倒是寫了幾個,能勉強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擇》和《走出凱旋門》,混了個金雞獎和華表獎最佳編劇,算是在圈子裡初步立住了腳。但我明白,我永遠也成不了秋雨師的高徒,今後的歲月裡我只能盡量努力,不至於再給師門抹黑。 
  願普天下的余門弟子奮發有為光大師門,願尊師余秋雨先生早日成為一代宗師!   
  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戲劇學院《藝術概論》課的課堂上認識余秋雨的。 
  那時,他才三十多歲,是戲劇文學系的講師。他的第—部書稿還在埋頭寫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們「編劇進修班」的個別同學甚至不去聽他的課,覺得寫劇本實在用不著「藝術概論」的指導。後來,聽說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教師確實講得精彩,才將信將疑地踏進他的課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戲劇理論史稿》。 
  在這部長達666頁的書中,余秋雨從戲劇藝術在古希臘誕生寫起,隨著戲劇實踐和理論發展的歷史長河,一代—代,一國一國,歷數了人類戲劇發展的過程,各個國家的名劇和戲劇實踐家、理論家們的代表性作品和觀點,成為我國第一部最系統、最完整的戲劇理論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這部書著眼中國戲劇,從戲劇的因子寫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國戲劇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梳理了一遍。這部書受到了許多外國學者的重視,被認為是研究中國戲劇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戲劇審美心理學》。這是他把美學和心理學引入戲劇理論領域的嘗試,為我國的戲劇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為許多戲劇界人士的案頭必讀書。 
  次年,他的《藝術創造工程》一書又在上海問世,許多青年學子爭相購閱。他們從這本書中明曉了藝術創造的奧秘和原理,獲得了根本性的開悟和啟蒙。 
  四年出了四本書,且都是資料詳實、立論嚴謹的高層次理論著作,所涉及的均為我國文藝界的重大理論課題,獲得了從一般讀者到權威專家的一致好評。更難得的是這四年中他沒有耽誤過學院裡的一節課和一次會。其間,他還親自主持了一個進修班的教學,擔任著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同時在復旦大學兼著課。在如此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寫出了這樣四本有份量的好書,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樓的一位老師對他的學生說:「你們只看到了余秋雨寫出的書,我卻能看見余秋雨窗前的那盞燈每天都是全樓熄滅得最晚的。」對此,余老師曾經玩笑似的對我說,有好幾次他一早趕到學院去上課,家裡都隨時準備著接他在課堂上暈過去的電話,因為他又寫了一個通宵,一點覺也沒撈著睡。「可是我一次也沒暈過去,老是讓家裡失望。」聽著這不無幽默的話,我差一點沒掉下淚來。 
  有這樣四本書,他便成了當然的、名副其實的戲劇理論家、文藝理論家。學院破格把他從講師提拔為正教授,破格給他晉陞了兩級工資,國務院文化部授予他「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又破格提拔他擔任了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時年他才四十二歲,是我國最年輕的大學院長。 
  正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謂「功成名就」了。 
  1992年,聽說他有《文化苦旅》一書出版,我非常高興,在上海戲劇學院的「佛西書屋」一下子買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個小餐館給他打了個電話,他接到電話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去看你。」我說:「我住的小旅館太亂,還是我去看你。」他卻一再堅持:「沒關係,我住的地方離你那太遠,還是我去看你吧!」最後,我們商定在戲劇學院見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風瑟瑟。晚上八時許,余老師匆匆趕來。 
  「對不起,路上堵車,遲到了一會兒。」這使我記起他偶爾因路上堵車而上課遲到時,總是很誠懇地向同學們道歉:「對不起,我遲到了。」 
  我問他:「是叫你余老師呢,還是稱你余院長?」 
  他笑道:「叫什麼都行,咱們現在是朋友。至於院長,我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點詫異。 
  「好不容易才退下來。我現在是個自由人了!」他顯得好輕鬆,好愉快。「要不是拖了兩年,前年我就退下來了。」 
  時年,余秋雨四十六歲,是中國最早退下來的大學院長。 
  正在他被選為「模範院長」的時候,正當別人眼中的他「仕途輝煌、前程似錦」的時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沒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學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一種襟懷,一種氣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書齋,踏遍青山,探詢民族文化底蘊的結晶,他又創造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筆記》、《中國藝術史》便將和讀者見面。我問他:「你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你還要寫些什麼呢?」他輕鬆自若地告訴我:「我還要不斷地開拓新的創作領域!」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著去上海參加「首屆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機會,給他打了一個「中文傳呼」,約他在戲劇學院見面。 
  這一次他沒有遲到。我門在一個寬敞的會議室裡坐下來,很快便商定了「到濟南去一趟」的計劃。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師飛抵濟南,下榻在南郊賓館。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國儒教的「至聖先師」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願。第三天,他領略了五嶽之尊的風光和歷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遺跡;第四天又趕到蒲松齡的故居。返回濟南後,我們五位「上戲學友」陪他走進了泉城幽靜的「五龍潭公園」。   
  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們在一個小亭子裡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要上幾杯清茶,買了兩包瓜子,開始了輕鬆愉快的談話。 
  用學友黃玉春的話說:「聽余老師講話絕對是一種藝術享受。」此言並不誇張。在我看來,余老師的口才絲毫不遜色於他的文筆,聽他談話與讀他的文章一樣,是一種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號上午,余秋雨先生應邀來到山東藝術學院。偌大的禮堂座無虛席,許多沒有座位的同學只好擠站在牆邊。余老師講了三個小時,禮堂裡秩序井然,鴉雀無聲,站了三個小時的同學竟然一點也沒有感覺到累。最後,全場聽眾以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對他的講課做出最生動的評價與回報。一位老院長說:「這是我們建院以來最精彩的一個講座。」 
  在上海戲劇學院,每當聽他的課時,有些生病請假的學生都會不約而同地放棄休息,帶病來上課。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紀律的學生,在他的課堂上也會被他的講課吸引住,變成認真聽課的好學生。 
  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聽過余秋雨講課的,無論是否同意他的學術觀點,都總是會被他的演講所吸引,所折服。 
  聽余秋雨談話的最突出的感覺是輕鬆愉快,滋潤清醒。他的情緒和風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習習秋雨從高天之上瀟瀟地灑落,不溫不燥,不冷不火,不強加於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邏輯分析配合著準確生動的例證,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撫琴,於從容瀟灑之中蘊含著厚實深邃的功底,形成—個強有力的磁場,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認為,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講話要比用筆寫作多得多.因此,必須有意識地鍛煉「發言」的生動、敏捷、準確、深邃。因為,對於一個文化人來說,信口開河或拙於表達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師的最大優點在於:他不是一個埋頭書齋,為了出書而寫作的學者,他投身於現實生活的激流,站在現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先鋒式、前衛式的學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經常和青年學生在學生食堂邊聊邊吃;經常到學生宿舍聊天;經常參加學生們自發舉辦的文藝活動。許多年輕人很快就會驚異地發現:這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竟然比我們還天真活潑,還思想解放,還敢於創新,還現代! 
  現代,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對過去的時代的否定,是對新的未來時代的創建。對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進行解釋:沒有否定就沒有進步。不是因為哪一個季節錯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節的到來必須以舊的季節的逝去為前提,在藝術上尤其是如此。用什麼來否定過去呢?用新的季節!新的創建!「創建藝術,創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創建,才能通達人生的壯麗。」——他在我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了他的這句箴言。 
  余秋雨對現代文明的呼喚和推動,贏得了無數青年的擁戴,他們從《文化苦旅》中獲得了愛國主義的啟悟,從《文化的碎片》中意識到用文明戰勝愚昧和野蠻的歷史責任,鼓動起了奔向未來的風帆,振奮起了創建新的藝術和人生,創建新的社會和時代的青春活力。 
  對此,也曾有人指責和嘲笑余秋雨的「激進」,作為他的學生,我曾擔心學者氣十足的余先生會因此走向安穩、和諧、寂靜甚至圓滑。也許有人會譏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謊說我未曾有過這種擔心。 
  事實否定了我的這種擔心,在新舊文化的衝突中,他沒有退縮也不會退縮。他時刻在關注著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在進行著有關文化建沒、人格鍛鑄、民族精神的昇華、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學藝術的發展等重大社會課題的思索.並以極大的熱忱去參與在他看來是具有創建價值的社會活動。他已經把傳播現代文明、創建現代文化、塑造現代人格的重責壓在肩頭,壓在心上,馬不停蹄地走著他的「文化苦旅」,走著民族和人類的文化苦旅,這也許就是他的宿命。 
  對於種種嘲諷和指責,先生的態度是:對某個具體人本身,他將盡量地寬容,但對於愚昧、野蠻等惡劣醜陋的人格和行為,當然不能妥協。記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評論一部電影時講:「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對於那些生活在舊軌道上的人來說都是不可尋訪的。」 
  豈是「不可尋訪」。而且也是不可調和的。融合和衝突永遠地相互伴隨著,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輝光不會黯淡,通向未來的道路不會阻斷。「文化苦旅」的路途儘管崎嶇艱難,但它卻通往壯麗和輝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時,定會從心頭湧出幾分甜美之樂、豪壯之喜吧! 
  我想,中國有餘秋雨這樣具有文化良知和淵博學識的大學者在,嚮往和走向現代文明的人們當不會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雲遊了。 
  我們歡迎你再到濟南來!   
  十二年後見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長沙街頭邊走邊構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機響。接著學恭在手機裡對我說:「你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到九所,一棟二○五號。」我問:「什麼急事……是不是余老師來了?」「你來了就知道了。」我一時興奮,結果被「的士」拉到蓉園。下車便見張傑,他說:「搞錯了,不是這兒是九所。」我們兩人又趕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見鐵森和學恭坐在那兒,待人一貫誠懇謙和的秋雨老師立地走上來,握住了我們兩人的手。 
  那天見先生,大家有一個共同感覺:平時的鏡頭有點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師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幾乎沒有區別,只是臉上略略胖了點兒。 
  先生萬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長沙來寫《鞦韆架》的電影劇本,行蹤被敬業勤事的「經台」同志發覺後,於是他又為岳麓書院的講學而匆匆準備。所以我珍惜每次見先生的機會,他隨便談吐的一些話語我都細心地記著。 
  他談《還珠格格》。他說,這個戲是以一種平常人的凡俗親情對皇宮中的嚴峻冷酷所作的一種化解。他談最近拍的《海瑞》。他說,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為什麼要這樣為人處事,他的真正動機是什麼人們並不知道,這部電視劇將海瑞行事的真正動機和原因挖掘出來、所以使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老題材呈現出—片新鮮光彩。他說《雍正王朝》展現了一種政治邏輯。他說他準備對湘西的土匪史進行研究,從而來寫一寫草莽文化。他說他過幾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樂園》的作者渡邊淳一進行對話。他說巴金的代表作應是《寒夜》。他說一個藝術品特別是一個戲,一定要好看,千萬不要故作哲理狀。他說湖南的花鼓戲也可以更上—層樓,關鍵是要從文化角度來進行新審視新研究,才能想出來新辦法。他說湘財證券是一個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層次企業…… 
  先生這次來湘,還有件事值得在這裡敘述一下。先生有個學生叫劉林武,畢業後在安化文化館當館長。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兒劉暢高中畢業了非常想考上海戲劇學院。有天我對劉暢的媽媽說,這件事你可給余老師寫個信去問問。她說,余老師是大名人大忙人,他會回信嗎?我說試試看吧。於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覺忐忑時,余老師回信了。信中說,你在艱難環境中把小孩培養成熱愛藝術的高中生,辛苦了。歡迎你的孩子來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因為秋雨老師要急著出國,便把具體事宜托給了上戲的葛朗副院長。劉暢便參加了考前培訓班和專業考試,最後因專業少五分而沒能進得上戲門。這件事我深有感慨:秋雨老師是個關心他人的善良人;同時,他又是個堅持辦學原則的嚴師。最後、劉暢考上了北京服裝學院,我曾叫她向余老師寫個信去告知喜訊的。 
  那天余秋雨在岳麓書院講學,劉暢打電話給我說一定要來見見余老師。但那天門票十分緊張。我說你先來吧!最後多虧中南工大陳赫教授幫忙搞到了—張票,劉暢進去了。講演完後,大學生們狂熱地擁上去要找余秋雨簽字。十幾個警察手挽手簇擁著余秋雨向外撤。我們怎麼也擠不進去,我急得高喊一聲:「余老師,有件重要事要告訴你!」余先生站住,問:「什麼事?」我說:「劉林武的孩子來了!」「在哪裡?」我連忙扯著劉暢擠了進去。劉暢便把她媽媽寫的一封信交給了余老師。余老師說:「向你媽媽問好!」人愈擠愈多,警察趕快簇擁著他走了。 
  因為是學恭交代過大家,先生太忙,千萬不要主動去打擾先生。但第二天張傑打電話給我:「余老師要你帶著劉暢去見他。」我說:「她已回益陽了啊!」於是我打電話尋找,結果說劉暢可能還在長沙同學家中。這到哪兒去找呢?真是可惜了一個好機會啊!第三天,我終於把劉暢找到了,我立即打了手機。響起余老師的聲音。余老師說:「明天下午,一點,你帶劉暢來送我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一點,神農酒店。 
  我用相機拍下了劉暢和余老師的合影。 
  接著我也和先生合了一個影……   
  後記   
  2003年初,我開始寫作這本書。 
  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早在1999年就有了。 
  那時余秋雨老師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攝制組出發去了南亞和西亞,我正在國內參與製作一百集電視片《中國博物館》(又名《藏著的中國》),擔任總撰稿。在這部繁重 
  的電視大片創作過程中,我遇到了許多難題,包括歷史觀、方法論、藝術觀等等一系列的衝突與溝通。與此同時,我幾乎走遍中國大地,探訪了許許多多文明古跡。 
  像以往一樣,每當我滿心收穫時,第一個就會想到給余秋雨老師寫信,把自己最新、最真實的感受與他交流。正是這樣的交流當中,我對余老師今天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生存狀態」,有了更貼近、更自覺的感悟,也產生了要寫一本關於余秋雨老師的書的想法。 
  余秋雨先生已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一方面,影響深入全國各地各階層,享譽全球華語文化界;另一方面,引起少數文化人的激烈反彈。余老師說過這種反彈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針對一種勇敢突破原有格局、重新面對大地民眾、親自歷險世界荒原的新興文化生態。這種文化生態,在他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時已經開始醞釀建立,作為學生,我想到我們是最有發言權的,至少我們認識余老師。 
  書的寫作過程很順利,完全都是自己十幾年來對余秋雨先生最真實、最自然的認識和感悟,只是越接近完成,心裡越不踏實,怕自己能力有限,讓「吾師余秋雨」這個概念還不夠完整、全面。最後,我決定大膽向部分與余秋雨老師交往密切的校友和同學徵稿,讓我們共同來書寫我們的老師余秋雨。於是,就又有了書的這後半部分。 
  感謝同學們,他們給了我熱情的鼓勵和幫助。 
  感謝父母在我最忙碌的日子裡給予的關愛和支持。 
  哈馬忻都 2003年歲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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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師余秋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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