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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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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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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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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3月3日,瑪格麗特·杜拉斯與世長辭。4月份她就要滿82歲了。
  今天,1996年5月3日,那棵紫荊樹正在她屋前開花,淡紫色的花給她客廳的窗戶帶來濃蔭。我透過天竺葵的葉子,瞥見了那個像大廳一樣鋪著黑白方磚的小廚房。她把這永恆的天竺葵叫做「英國薄荷」。我聽她對我說,英國薄荷很少澆水也不會死。「枝條一插,它們就會不斷生長。你想要嗎?」她把英國薄荷栽在窗邊,當做薄薄的窗簾。但假如走近去,還是能看清房間裡的陳設。有個不新鮮的羊角麵包被遺忘在木桌上。
  此時,在諾弗勒城堡,一切都是淡紫色的:路邊的丁香、鳶尾,往上爬的紫籐,也許還有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在悲哀的色彩中開始,夜,半藍半紅,淡紫色的。
  我想用中間色來寫作,就像在兩種光線之間,在林下灌木叢中慢慢散步一樣。在清涼的陰影和慷慨的太陽之間。在她與我之間。友好得就像樹林組成的森林一樣,誰也離不開誰。
  在電話中,當我聽到她的噩耗,我立即就感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我曾在那個寧靜的村子裡尋找過她。我在那裡轉了無數次。因為她病得厲害,我已在那幾條荒涼的馬路上來來回回走了很長時間。一邊走一邊想馬上要失去她了。這一次,我感到很傷心,所以沒有走向池塘。她的死可以說大大緩和了爭執和暴力。沒有了瑪格麗特,村中可貴的寧靜變得既乏味又討厭。
  就像弗朗索瓦絲和伊蕾娜去世以後一樣,同是在這個村子裡,我曾想盡快賣掉自己的房子,也離開格雷裡埃爾醫生大街和古蒂埃爾大街。我想逃避回憶。後來,我又回來了,總是重新開始。我實在沒辦法,我又想起了過去,我不讓它退色,我留著它,守著它。這個守護女神的角色,怎麼會落在我這個剛剛流放回來,沒有根的諾曼底女人的身上呢?
  是祖先留下的在轟炸與暴行之後重建家園的習慣?是害怕大逃亡?要保住和捍衛自己的身份?這些也是寫作的理由。
  她老是說:「你我不能鬧翻,大家有一種地理上的需要。」這是她說話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鑽。不顧語法,用「大家」而不用「我們」。接下去,則創造一個十分個性化的抽像的詞,二者相混,讓人驚訝,使人發笑,似乎用詞不當似的。
  嬰兒餓了,哭著要奶瓶,她會這樣說:「這孩子,他就不知道等一等。」她突然把嬰兒當做了成年人,說他缺乏說話的技巧。大家都笑這個新生兒,但當人們明白了話中的意思,這孩子已永遠成了不知等待的人了。她的詞彙就像是一個個停靠站,穿插在談話當中。人們只要聽到她說話,就會笑個不停。她也敏銳得讓人吃驚,使人看見本來能獨自看見卻偏偏沒有看見的東西。有時,她表達一種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思想,我們由於懶惰或習慣思維不能達到那一步,而她卻自然而頑強地一下子就達到了這種深度。
  儘管有這種「地理上的需要」,我們還是鬧翻了,或者說她與我鬧翻了。那是在1984年,她獲龔古爾獎的那一年。
  由於瑪格麗特·杜拉斯充滿了我的生活,由於有關大作家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興趣,這個關於鬧翻的故事我覺得也和我們漫長的友誼一樣既複雜又富有文學性,我將試圖追溯舊磨坊的那條小路。那條位於半山腰的小路,她說是專門為我們兩家修建的。她家在平原上方的諾弗勒城堡村的高處,而我家卻在村的低處。
  諾弗勒城堡像地中海沿岸的村莊一樣,居高臨下,傲視一切,四周圍繞著伊夫林省唯一的岬角。1958年,瑪格麗特的《抵禦太平洋的堤壩》在美國拍成電影,她用版稅買了這屋子,這不僅僅是因為諾弗勒城堡有獨特之處,而且因為它有什麼東西吸引著瑪格麗特。
  這座可愛的屋子,是對被潮水毀了母親的補償。舊農莊一買下,立即就成了她心愛的地方。
  一種極為自信的本能引導瑪格麗特走向美麗與才能。諾弗勒很美,並神奇地保留了這種美,儘管菜園和果園已被難看的小屋所代替。它的廣場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屋,而不像別的許多村莊那樣,橫穿著一條嚇死人的高速公路。
  星期五是趕集的日子,人們還能聞到熱麵包和新鮮色拉的味道,教堂的時鐘從它奇怪的方形鐘樓裡一成不變地報著時,別的時候則保持沉默。
  在鼓足勇氣敘述這個故事之前,我好像想數數有多少塊暗礁似的,重讀了她所有的書。接著,我估計了一下自己真誠的力量。最後,我更確切地用計算器計算了從塞納河的米拉波橋到她家後面池塘的距離。不多不少,剛好三十五公里。
  然而,一離開高速公路,就像過去離開國道一樣,大家馬上就感到不習慣了,已經穿過一座毫無人煙的森林(她常常在名詞前面用「毫無」這個詞,以至於我也在此不由自主地跟著用了起來)。小路穿過森林,一直通往村邊,她寬敞的屋子就坐落在水塔、紀念碑和小學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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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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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職員的屋子很適合她。瑪格麗特像哨兵一樣,監視著孩子們和死者。她只看她想看的東西,但她是用望遠鏡看的,看得很久,很遠。
  晚上,她就以此作為話題:在學校門口分食一隻香蕉的兩個葡萄牙小孩,成了挨餓的第三世界的無產階級。幾年後,他們出現在一部童話、一部電影、一本書、一個劇本中,它們叫做《歐內斯托》、《孩子們》、《夏雨》……
  從她家開車到我家,必須越過學校,繞過廣場,盤旋而下。走路則可以走那條著名的舊磨坊小路。那樣的話,一直走,三分鐘就到了。
  她對我說:「你住在窟窿裡……」
  我笑了,因為她的屋子朝著高速公路,而從我的閣樓放眼望去,卻是一馬平川。真是奇怪。不過,這種奇怪的地形絕妙地象徵著我們在這友誼中的地位。她無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歡仰視她,她也喜歡我仰視她。我並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傷害。這種後退,總的來說,能使我避免打擊,使我喜歡看戲。在這種情況下,那是一出歌劇。很特別,驚人,美麗,光彩奪目。在大約三十多年裡,瑪格麗特不斷使我眼花繚亂。她教我主要的東西,她只教我如何觀察。
  她也教我浪費時間。「浪費掉的時間就是寫作的時間。」從小人們就教我這樣一個原則:游手好閒是有害的,不會出成果的。然而,我卻發現她獨自在房間裡,幾小時幾小時地坐在柳條椅上,讓黑夜來臨,或已在黑暗之中。她那種專心致志的樣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著她生活,我弄懂了什麼叫作家。她知道沒有什麼能使我如此感興趣。
  諾弗勒城堡根本就沒有城堡,只有一座水塔,最難看的地方剛好對著她家窗口。由於不能有任何不雅的東西破壞她在家中看到的田園景象,水塔被禁止使用,不存在了。甚至誰也不敢冒險就此跟她開個玩笑。然而,喝這麼多酒的人面對這麼多水……她喜歡喝酒,並因此感到驕傲。大家可以取笑這一點,但對水塔的任何暗示都不會得到饒恕。親近的朋友們都知道哪些話不該說,哪些事不該惹。我準備開玩笑,和她鬧著玩。就像輪盤賭一樣,要麼輸,要麼贏,絕不可能不輸不贏。有一天,我將自作聰明,並將受到懲罰。不過,不要著急,慢慢講吧。
  她經常驚叫:「你講得很好。」我知道她認為講述並不等於寫作。她在《物質生活》中明確指出:「寫作,不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同時講述一切。」很巧,我同時回想起瑪格麗特的一切。
  她那些枯萎的花束,她在田里拾到的麥穗,她各不相同的碗碟,她淺色的坐墊。慢慢地,我模仿她,我也把不新鮮的花留下來。在我們兩家之間,東西和習慣來回流通。她模仿我為我家閣樓設計的落地長窗,甚至讓她家閣樓改變了用途。我發現她的傢俱重新漆過了,沒有特點,歪歪斜斜,這在我當古董商的叔叔家裡或在我當公證人的公公的城堡裡是無法想像的。我是在公公的城堡裡結婚的。
  總之,在諾弗勒,就是在我家裡。我兼收並蓄。以後人們才能分辨出真偽。(她說:「寫作也一樣。你首先閱讀和模仿。然後,有一天,你丟開讀過的東西。最後,你自己寫作了。」)
  對我們倆來說,這些用我們的筆賺來的房子表明了一種獨立,一種勝利。我們帶來了我們精美的東西。
  她的閣樓適合午睡。她在長窗前放了一張床,在那裡欣賞她的公園。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園。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擴大或縮小一切,而那並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從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園呢?
  1964年,我買下房子後,曾做了些裝修。瑪格麗特不時來施工現場看。有一天,她由作家喬治·奧維爾的妻子索尼亞陪著。
  索尼亞是個英國人,所以在起居設備方面是個行家。她察看了這個未來的「家」,用她歡快的語氣做出了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判斷:「缺一個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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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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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每當我不得不到一樓去找二樓沒有的廁所時,瑪格麗特聽到「寶寶」這個詞所發出的笑聲和索尼亞說話的腔調仍在我耳邊迴響。
  還有一天,瑪格麗特勸我到泥水匠已用卡車運走的那堆瓦礫中翻一翻,去找一塊她已經注意到的木板。我去找那塊舊木板,建造房子的木匠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時間:「波托·弗朗索瓦,1882年12月」。
  波托,注定是木匠的名字,而弗朗索瓦,卻是我兒子的姓(而日期則與我孫子的生日相同,只是相差一百年)。我把那塊木板掛在牆上。瑪格麗特喜歡這些模糊的回憶和昔日生活的痕跡,但她寫作時不愛用過去時:「我喜歡真實:一過了現在,人們就看不到真實了。」
  我發現自己用現在時寫作,而過去時或未完成過去時更適合已經過去的那些時刻。我也許是隨她的愛好,或者,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她的選擇自然而然地與我的選擇相符。這來到我筆尖的現在時,那是顫抖的時態,使得她依然活著。她穿著小小的高幫皮鞋,笑著,身體結實。眼鏡大大的,雙手細細的。她的聲音,慢慢地輕下去,然後消失。
  我們也交換菜餚。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湯甜豬肉、白菜包肉換我的白奶油和高級調料。她教我怎樣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乾菜,紅腸,豬牛羊的頭、蹄和內臟。她根據自己的想像做菜,有創意,經濟實惠,十分靈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腳踏縫紉機做衣服一樣。她用在聖皮埃爾市場廉價買來的零頭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說,一個人如果有天賦做某事(比如說寫作……),就有天賦做任何事:音樂、果醬、湯。她指著維希產的配料對我說:「最後,你切碎細香蔥,放在那兒,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興。
  她會因為一口長柄平底鍋而發脾氣。那口鍋是她好不容易從一個超級市場買來的,她覺得現代到了極點。「你應該買,那是一口透明的長柄平底鍋。棒極了,可以看煮蘿蔔。」看煮蘿蔔有什麼意思?我的問題激怒了她。假如別人不能分享她的熱情,她就會生氣。她以這口平底鍋與她固有的悲觀作鬥爭,這種悲觀把她從一個她在那兒找不到什麼理由開心的世界拖向悲劇。而當她找出一個理由的時候,她又不想讓別人破壞掉。
  她會誇耀這口平底鍋誇上一個星期。同樣,她會餐餐吃同一個菜直到不想再吃為止。我也喜歡她的固執。她像一頭頑固的小驢,不到南牆不回頭,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別人口味如何。愛她的人遷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專橫讓人難以忍受,但人們並沒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兒子吼叫說她獨霸天下。烏塔成年後母子常在飯桌上就此吵架。這種可以說像是夫妻間的爭吵習慣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種消遣,對母親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烏塔曾叫道:「沒有卡洛斯·達萊西奧的音樂,《印度之歌》1將一無是處,完完全全一無是處。」對於這種犯上之罪,瑪格麗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可以對她如此傲慢無禮。
  我在飲食方面也有點蠻不講理:我吃得飛快,視三餐為苦差,我們兩人都很討人嫌。她貪吃,而我卻害怕沒有飢餓感。兩種女人:矮小健壯的黑髮女人和自願厭食的金髮女人。她的自信使她變得更為專橫,但同時也變得才華橫溢。我兒子咒罵我要輕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飯時,總帶些多出來的東西:牡蠣、蛋糕、好酒。她很興奮,永遠不會感到太多,她喜歡多多益善,因為她自己平時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邊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時候端飯碗一樣端著碟子,用左手舉起,送到嘴邊,像用筷子一樣用叉子。
  她到我家來吃飯時,卻兩手空空。她有一次這樣說:「我把我自己帶來了。」她臉皮厚得讓人吃驚。有人覺得她很可惡。但我邀請她與朋友們一道吃飯時,卻給他們送了一個大禮。幾年後,他們還記得起來:「你想起來了嗎?瑪格麗特在場……」「當我在您家遇到瑪格麗特時……」大家對她印象很深,並不是因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遠沒有這麼出名——而是因為那天晚上,她使得現場氣氛變得非常熱烈,讓人反對、大笑、思考。她不讓任何時刻虛度。人們說她吝嗇,其實她是以別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讓人閱讀。一個作家,假如人們首先感謝他把美好的閱讀時光獻給他們,他是可愛還是可惡,吝嗇還是慷慨又有什麼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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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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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儘管有時當眾作假,但他們對自己的價值知道得很清楚。瑪格麗特像她的書一樣,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獨特之處之一,就是說沒有說過的話。甚至加以誇張。為了更好地驚世駭俗,不惜獻出生命。
  她也給夜晚的聚會帶來歡樂,那種輕快是貶低她的人所想像不到的,因為他們不去看她荒誕滑稽、具有喜劇色彩的劇作《街心廣場》、《薩伽王國》、《是的,也許》、《河流與森林》等。
  她到處搜尋詞彙。在商人們家中或周圍的咖啡店裡。她與村裡的每一個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沒個完。她關心管工、不識字的通煙囪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記住他們的孩子的名字,還有他們說話的用詞。在諾弗勒,她被當成是一個善良的大媽。在「體育」咖啡館被當做常客。在報館裡,人們則覺得她有點怪,她晚上出去買東西,並抱怨店舖關了門。
  泥瓦匠問我:「瑪格麗特對我說,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更累。你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嗎?」
  她把所聽到的事情帶回來告訴朋友們,看看有什麼效果。她會不知疲倦地重複同一個笑話,並笑個不停:「我曾對女傭說:『我的兒子烏塔,他害我。』她問我:『他傷了您哪裡?』」她的笑聲傳播開去。這種回答,假如我還記得起來,我一定還會發笑。1982年之前,我幾乎沒有做任何記錄。那年夏天,她不僅是個朋友,而且是個老大姐,也是一個正被酒精殺害的作家。我擔心那是她最後的夏天,於是開始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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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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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時和諾弗勒還沒有關係,瑪格麗特完全住在時髦的聖日耳曼-德普雷區的聖伯努瓦大街。當時,這個區更多地與薩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經出版了不少小說,包括《抵禦太平洋的堤壩》,但在知識界還不出名,在伽利瑪出版社剛開始有影響。
  我呢,誰都不認識。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這時,羅貝爾·西比翁,一個有學問的年輕人,建議我到瑪戈家去吃飯。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筆》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過雷蒙·格諾1的讚揚。西比翁稱她為「瑪戈」或「拉瑪戈」,親熱,但帶有一點嘲諷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們:高、鮑斯特、阿斯特魯克、羅蘭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區的酒吧裡。他們像在部隊裡那樣,以姓相稱。高最討厭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才能被他們接受,因為西比翁強迫我上去。女人們稍後出現在酒吧或夜總會裡。沒有瑪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們談起她時,語言卻相當朦朧,有點像中學生。她使他們傻笑。當時,他們不敢嘲笑一個真正寫書並且有些經歷的女人。這可一點沒錯。
  我無知到極點,西比翁說他感到很驚訝。他開始成為我的皮格馬利翁1。他給我送「文化郵包」:麥爾維爾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這些都應該讀過,至少一遍。他明確地向我指出。我開始閱讀,不敢拖延,每個作家我至少讀他一本書。「啊不,不應該這樣讀……」西比翁沒有洩氣。他就像一個良師,教我這個什麼都不懂的學徒。他活潑有趣,拉我到聖伯努瓦大街去實習:「你將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許是米肖5、巴塔耶6、熱內7或梅洛8。你會感興趣的。」
  感興趣!我站在樓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虧西比翁所列舉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個都沒到,而那些在套間和前面兩個房間裡開玩笑的人又誰都沒有注意到我。他們尋歡作樂,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為震驚。我還以為會聽見一些政治性的討論和博學的交談,但人們所講的儘是一些我不明就裡的趣聞軼事,含沙射影,並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遊戲。我驚訝得竟忘了和他們一起大笑。
  誰參加了晚宴?也許有維托裡尼1、德桑蒂2、格諾、莫蘭3。也許還有他們的妻子,熱內特、多米尼克、讓妮娜、維奧萊特。馬斯科羅4無疑是和瑪格麗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連她都記不起來了。整個晚上她沉默寡言,無足輕重。這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確實如此。而在更年輕的時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她的《痛苦》5就是證明。當時,她已經與共產黨產生矛盾。
  關於當時的情景,我沒有留下任何確切的記憶,是由於漫不經心嗎?我魯莽地到處奔走,收集材料。《快報》開了個頭,我也跟著摻和。我只弄了點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隨後便被相繼而來的節日淹沒了。我不動腦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麼都不願失去。那個時期是如此麻木,還沒有從種族滅絕中恢復過來。
  第一次在瑪格麗特家裡吃飯的情景,我只記得起一句話,離開時,西比翁說:「喂,你很厭煩,沒有開口。」他應該知道我無話可說,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紹給我的那個人的俘虜。
  第二年,1956年,是布達佩斯,蘇聯坦克開進了匈牙利,酒吧裡說話的語音變了。街區裡為數眾多的共產主義者及其同路人在沒完沒了的爭論之後瓦解了。我們不再去聖伯努瓦大街。瑪格麗特已被開除出黨,她會取得很讓人丟臉的勝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們給她取了一個新的綽號,他們把她叫做彼特·勞爾,那是個一臉凶相的美國演員的名字。
  現在,由西比翁來給我上政治課,那也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個資產者。我把眼睛瞪得圓圓的:對我來說,「資產者」這個詞自1789年以後就不用了。他還教我另一個完全聞所未聞的詞:流氓無產者。他向我顯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儘管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我與《快報》的人在八個阿爾及利亞人被殺的夏羅納地鐵站前遊行過。我遠離瑪格麗特和簽署過「121」聲明的知識分子。
  後來,西比翁說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過了很久才重新見到瑪格麗特,並無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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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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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她來我家,看看我的小兒子弗朗索瓦是否能在彼特·布魯克根據她的小說《如歌的中板》拍攝的電影中扮演讓娜·莫羅的兒子。當時我住在奧德翁劇院附近。
  弗朗索瓦穿著睡衣,已經睡了。(這一幕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弗朗索瓦顯然太小,不知道瑪格麗特寫過《廣島之戀》的電影劇本和對話,但他聽到過類似這樣的對白:「你殺了我吧,求求你了。」電影放映後,這句對白便以嘲笑的口氣到處流傳。
  所以,當瑪格麗特笑著對我的孩子說:「你看起來像個日本小男孩」時,他淘氣地答道:「你在廣島什麼都沒看到。」瑪格麗特非常激動,當即就想錄用他。
  我擔心兒童演員表演拙劣,弗朗索瓦如今有點後悔沒有跟瑪格麗特開始他的電影生涯。最後,是我的兒媳娜塔莉於1972年在她的一部電影《娜塔莉·格朗熱》中與讓娜·莫羅一起演了戲。
  我們在池塘邊歡度美好的復活節假期。瑪格麗特指揮拍電影,彈鋼琴。讓娜給劇組開小灶,教娜塔莉唱雷茲瓦尼的歌曲。熱拉爾·德帕迪厄第一次走到攝影機前,瑪格麗特對他說:「要讓我害怕。」他演一個賣洗衣機的商人,看起來卻像個小偷。
  瑪格麗特主意很多,朋友不少。她充滿熱情,對朋友也很忠誠。但一旦她熱情消失,她就會中斷聯繫,退出(就像她自動退黨一樣?)。別的朋友取而代之。讓娜避開了。德爾菲娜·塞裡格出現,熱情重新恢復。瑪格麗特對友誼情有獨鍾。
  我們的友誼慢慢開始了。1962年,我們在雅典娜劇院相遇,她常去那裡參加亨利·詹姆斯《叢林猛獸》的排練,她為羅勒·貝隆和讓·勒弗萊改編了劇本(她後來又為德爾菲娜·塞裡格和薩米·弗萊重新改編)。排練完畢後,我們聚集在樓下的咖啡廳或劇院的休息室裡,那是我小時候的女友弗朗索瓦絲·斯比拉在伊韋特·艾蒂旺和弗羅倫斯·馬爾羅的幫助下開的。劇院的佈置非常女性化,但沒有使瑪格麗特的男友熱拉爾·雅洛感到拘謹,他的幽默甚至與這個婦女聚集的場所十分協調。
  瑪格麗特發現了諾弗勒的迷人之處,想讓我們大家都跟她一樣住在鄉下。當然,是跟她一樣住在諾弗勒。她說服了弗朗索瓦絲,後者第一個搬到古蒂埃爾大街,而且也讚揚起用新鮮雞蛋做的帶殼煮的溏心蛋的好處來。
  我想像得到雅洛會如何諷刺這些回歸鄉土的巴黎人和這種天真的愛情。微笑使瑪格麗特無法生氣,並頗有風度地削弱了她的權威。別人笑,她也笑,一種突然產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興。別人並不怎麼介意她強人所難的霸道,她覺得很寬慰。幸運的是,人們也看重她的寬宏大量,樂意與別人分享她控制他人的樂趣。她天真地以為,她是在讓別人從她無可辯駁的智慧中得到好處,其實,她在惹他們生氣。
  我之所以聽她說話,是因為她往往能指出新路。她誇誇其談的時候我也笑。(「有人說我誇誇其談,你覺得是這樣嗎?」)
  所以,我經不起諾弗勒的誘惑,在弗朗索瓦絲搬去兩年以後,也在古蒂埃爾大街買了一座房子。幾年後,瑪格麗特還提起「我們這些自由婦女在鄉下的夜晚聚會」。我對「自由」這個詞和她的記憶力感到吃驚。她很少忘事,因為她經常回憶。她翻來覆去地思考往事,然後把它們變成別的東西,而且往往顯得更有意義。我是個「自由婦女」嗎?也許會變成「自由婦女」,瑪格麗特預見到了。
  那種晚會次數應該不會很多。弗朗索瓦絲「在鄉下」感到不開心。帶殼煮的溏心蛋吃膩了。弗朗索瓦絲在哪兒都覺得不開心。瑪格麗特為她改編了一個美國劇本《阿拉巴馬的奇跡》,弗朗索瓦絲應該獲得了成功,但不相信自己的藝術才能,儘管她在國家人民劇院與熱拉爾·菲力普演《熙德》一炮打響。她對自己的藍眼睛和白皮膚沒有信心,不相信別人會真的愛她。她努力想讓自己相信是這樣,她竭盡全力了,或是弄虛作假。她因此而精疲力竭,弄壞了身體。她貧血,得了結核病。一月份的一個夜晚,她空等了一個星期天後,打開了煤氣閥。她坐在搖椅上,穿著晚禮服。面對爐灶,等待死亡來臨。早上,人們在玫瑰花瓣和孔雀羽毛當中發現了她。作為一名演員,她安放了最後一幕的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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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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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諾弗勒的第一次爆炸。我想逃走,把剛買的屋子賣掉。瑪格麗特勸我留下。我的朋友阿蘭·卡瓦利埃也這樣鼓勵我。他的太太伊萊娜·吐溫克,那也是個大美人,而且也將在諾弗勒結束她的一生——不過,一切都匯聚到一個故事當中,假如人們知道它的結局的話。而我也無法一下子講完一個如此零碎的漫長故事——伊萊娜幫助我回到了正在修屋頂的工地。房屋沒屋頂怎麼賣?屋子一封頂,阿蘭和伊萊娜就來了,與艾裡克和我睡在床墊上。我們四個人一起,戰勝了悲劇,生活重新開始了。每次悲劇之後甚至更為強大。但這一點,我當時並不知道。
  「自由婦女之間」的那些夜晚聚會,我一個也記不起來了。它們存在於別的地方,而不是瑪格麗特的想像之中。當時,她在弗朗索瓦絲自殺之前,寫了《勞爾·V·斯泰因的迷狂》。我只記得當瑪格麗特神魂顛倒地從猶太城精神病院回來時,我曾想念過弗朗索瓦絲。她在看望她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激情,與我有時被弗朗索瓦絲喚起的激情混雜在一起。瑪格麗特遇到了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輕女人,我覺得她的臉與弗朗索瓦絲長得一模一樣,瑪格麗特一反常態,只跟我談起過一回,朦朧中,她開始講述她的故事。不是故事的內容,而是它強大的力量。我回憶起她講起了那個年輕的瘋女人的時間和地點。在客廳深處,在沙發邊上,在夜幕降臨的時候。她談論著,顯示出一種非常人所能及的廣博知識。她說她本來可以在那間醫院裡住上幾個月的。她想返回猶太城,重新見到那個顯然很普通的女人。但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我記不清了,我只留下感覺和印象。我想起她的後悔,她突然出現的笨拙和我的慌亂。我感覺到那場訪問的嚴重性,也許是它所包含的東西:一種認同,一種拯救。
  勞爾·V·斯泰因的誕生,部分歸因於猶太城的這場相遇。在眾多的採訪中,瑪格麗特通過筆頭和口頭解釋過。她本人也曾大加評論。她所說的重要的話,哪怕是即興說的話,都寫在作品中了,我在此就不必對一部本身很精彩的作品進行解釋了。我不如通過日常細節,揭示以作家面目出現的朋友,最近距離地展示這個生活已成為一部作品的女人。所以,猶太城回來後的情況,最好直說。瑪格麗特能夠迅速捕捉自己的思想,有時甚至像她在文中所用的形式一樣完美。我在她的小說和採訪中把那些已成語錄的句子讀了一遍又一遍,我聽見這些話就像從她嘴中脫口而出一樣:「你越是拒絕,越是反對,你生活得越有意義」,「作家令人難以忍受,他殺人,作惡」,「愛情,就是通姦和背叛」,「大家都想殺人,你不想?」「寫作是自殺,讓人膽戰心驚,但人們照寫不誤」,「如果你什麼都不懂,那就進入了知識的最深處」,等等。
  瑪格麗特常警告他人,卻不關心其結果如何。作為思想上的領路人——為什麼不能說「思想上的女領路人」呢?——她專橫而冒失,慫恿潛在的謀殺,搞亂價值觀,使當時尚為年輕、缺乏經驗的我大為震驚。那些話顯然使我深深難忘,它們和另一些話,我今天讀來覺得曾經聽到過,是她大聲說出來的。「消滅」、「死亡」、「摧毀」這些詞回到了她的文中和談話中:「人們可以消除不幸,消滅死亡。」她關於戰爭的言論會把我嚇跑,但我像她一樣,生來就是為了鬥爭的。我站在她的一邊。我覺得她是個上將,也是一個小女孩。跟我一樣,自由而狂熱,沒有地位,為生存而鬥爭。「一無所有,可以重新創造,但不再受社會的支配。」她所說的話是無可辯駁的——誰反對誰就將受到懷疑甚至被消滅,假如他一再重申的話——但她的激進並沒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沒有向她屈服,但我當然擁護她,尤其是在那幾年。
  我跟西比翁和讓娜·莫羅一樣,仍叫她瑪戈。我們長得很像,這使我非常激動,也便於我與她建立友誼。但瑪戈不喜歡與任何人相像。當我發現勞爾·V·斯泰因這奇怪的姓氏時,我滿心歡喜地告訴她,我祖母叫羅凡斯泰因。她沒有作聲。她對這種巧合不感興趣。更糟的是,她不願聽到,世界上任何名字都不應該與她創造的名字相近。我們以後再也沒有提到過我祖母的姓名。
  瑪格麗特的專橫、煽動性和激進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們卻很少瞭解她滑稽可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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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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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瑪格麗特在雷島我和艾裡克租的屋子裡過了幾天。她是16點13分到達拉羅歇爾車站的(很奇怪,這細節被記在筆記本上)。三十年了,我覺得如在夢中。三十年前,她還年輕。那時還是個年輕姑娘。我看見她穿著游泳衣。我看見她的身體,不胖不瘦,豐滿得恰到好處。艾裡克說她像一座塔納格拉小塑像1。傍晚,她拉著艾裡克的女兒們去沙灘,唱著革命進行曲:《國際歌》、《紅色戰旗》。金髮的小女孩們只會唱這一句:「人民,前進吧,冒著生命危險,紅旗將勝利。」當她們一邊唱,一邊踩著小自行車時,穿著海藍色衣服的遊客不懷好意地望著她們。她們想起了瑪格麗特給她們講的笑話:一個奧弗涅2人來到以色列,聽到一個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動,回答說:「Chalefemme」3;一個孩子向聖誕老人要一個丹碧絲衛生棉條,因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騎馬;非洲的一個新首領第一次坐飛機,空姐向他建議說:「來一杯威士忌,怎麼樣?」他答道:「請來一杯威士忌,夫人。」
  瑪格麗特講這些笑話時自己先笑。為什麼她總重複這類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她抽著高盧牌香煙,坐在內院的陰影中,做西比翁設置的填字遊戲。她有時大聲地下了一個定義,讓別人幫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頭數著字母,當格子填滿時,她高興地大叫:「啊!我勝利了!」
  她討厭夏天和炎熱的晚上,說那是「生活的幻覺」。她也不喜歡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開放和出現的東西。她是怎樣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樣,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氣的呢?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過。那個難以置信的時刻,在我們共同度過的歲月中絕無僅有。那時,她讓人忘了她是個作家。
  後來,直到她生命結束,我相信她都沒有再穿著游泳衣,赤腳到任何沙灘上去過。她再也不曾沒有痛苦,沒有衝突,輕輕鬆鬆地游泳。也許她從來就沒有這樣過?在塔吉尼亞,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後來,在特魯維爾1,她曾遠遠地遙望大海。
  在雷島,也許她終於讓自己休息了。一種呼吸。也許在一場讓人精疲力竭的暴風雨後她緩過氣來了?她剛剛完成了作品的文學大轉折。她創造了勞爾·V·斯泰因,這個無意識的女主人公被拉康2本人神聖化了。她寫了《副領事》,把它作為「從未有過的最富政治性的小說」送給了我。幾年後,她對我說《副領事》是她最好的書。我也這樣認為。
  創作加快時,氣氛就比較歡快。諾弗勒就有了節日。大家又喝又跳,甚至唱歌。星期六,朋友們從巴黎趕來。他們帶了酒來。有時,瑪格麗特做她的越南大色拉,「裡面用了二十三種料」。但有的時候,一無所有。她關上酒窖的門,腰裡拴著大鑰匙走來走去,就像個老管家似的。她抱怨道:「烏塔弄走了我的一切。」但烏塔哈哈大笑。他母親也會讓他發笑。他說沒有任何東西可拿,她撒謊說存了一些好酒,其實酒窖永遠是空的。
  他們就像兩個孩子,爭吵個沒完沒了。他們從中得到的樂趣與晚會的歡樂交融在一起。他們的「即興喜劇」定了基調。酒精火上澆油,兩人全都胡來了。他們大聲地要求對方懺悔或發誓,其實這誓言毫無內容。瑪格麗特從走廊的這頭叫走廊那頭的西比翁:
  「我認識你很久了,你對隆斯達爾說,我有對漂亮的乳房。」
  隆斯達爾圓睜著惺忪的雙眼。西比翁捧腹大笑:
  「當然,瑪格麗特。但我無緣近距離一睹為快。」
  「啊,是這樣,此話當真?」
  自那天晚上以後,瑪格麗特要我別再叫她瑪戈。她說這種暱稱一直使她不高興。
  「你為什麼不早點說?」
  「我不敢。」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聽見她如此溫和地說話。幾乎可以說是小心翼翼。她說她不敢做什麼事,這是唯一的一次(為什麼是那件事?)。後來,再也沒有人這樣暱稱她。
  假如她沒有情人,她就給自己創造另一種愛情。那就是電影。她跟著保爾·瑟邦初學導演。她拍了《音樂》,發現和攝制組一起工作挺有意思。她需要孤獨,也需要一些東西,集體生活。電影使她心醉神迷:在一個製作點什麼東西的小組當中,她既是孤獨的作者,又是工蜂。由於產生了這個一起工作讓人快樂的念頭,諾弗勒從此熱鬧起來了。她喜歡電影,喜歡保爾·瑟邦,喜歡成了拍電影的寶貝的朱麗·達桑。
  對所有的導演來說,都會有風光一時的寶貝,當然是那些女演員,但也不排除攝影師、記者和國外的女崇拜者。男人們也同樣,先是被捧上天,後來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儘管她曾稱讚過他們,但有一天,她又否定他們。保爾「退出」,朱麗「退出」,等等。
  能接近她的是那些與她保持距離的人。她說她不喜歡讓人著迷。說迷戀是一種吞食(「他們全都想把我吃掉」)。與此同時,她又讓他們著迷。她能克制住自己嗎?一個人假如他天生具有魅力,他能不讓自己吸引人嗎?要與瑪格麗特建立聯繫,讚美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她喜歡反叛而不喜歡溫順。假如她玩弄權力,那是想讓別人保持警惕。贊成還是反對,由別人決定。採取什麼態度也是別人的事。也許最好是消極抵抗。瑪格麗特總是求助於智慧。這就使得她的友誼很讓人快樂,儘管要冒殺頭的危險。
  我的朋友阿蘭·卡瓦利埃成了她的朋友,他剛搬來諾弗勒。他拍過《不屈者》和《洗劫》。在他的影響下,瑪格麗特相信電影是一門偉大的藝術。而且,這門藝術只有她染指才能變得偉大。阿蘭的嚴肅和苛求使她對這種幻覺更堅信不疑。她還拿不準她拍電影是為了充實自己還是因為拍電影跟開汽車一樣容易。相反,她讚揚電影,《廣島之戀》已使她成名。但她恨阿蘭·雷內,因為雷內1沒有請她再寫電影劇本,他希望與不同的作家合作。瑪格麗特指責他壞事做絕、言而無信、弄虛作假,她永遠也不會忘記。她罵人的時候要比讚揚人的時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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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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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們都喜歡電影。當我們回到諾弗勒,回到我們的廚房裡時,我們只談電影。阿蘭·卡瓦利埃想拍一部沒有劇本的電影。伊萊娜在尋找能證明她是喜劇演員的角色,因為製片人認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讓她在一些「無袖長衣片」2中擔任角色。她得去羅馬拍。艾裡克會製作一部阿蘭將為伊萊娜導演的影片。我們為自己的計劃感到高興。大家發脾氣、估價,開心地吃著豆油酸韭蔥,那是伊萊娜星期六晚上下的菜單。瑪格麗特喜歡艾裡克從巴黎帶來的肥鵝肝(很奇怪,吃的東西比談話的內容記得更清楚)。瑪格麗特對艾裡克很感興趣,因為他掌管著做生意的秘密資金。但所有來諾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瑪格麗特感興趣。假如她認同我的選擇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幾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大家將再去拍電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將重新創造世界。
  我們不在一起重新創造世界。瑪格麗特在「作家之家」寫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詳盡得像一部小說,使她大力宣揚的「大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砸鍋了。過河拆橋,這不是她的風格。就像十五年後,她獲得龔古爾獎榮譽時,與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決裂一樣。她為了自己的利益,毫無證據地指控一個名叫克裡斯蒂娜·魏爾曼的母親殺了自己的兒子。採取這種立場,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饒恕的,但她卻感到心安理得,她更習慣於充當巫婆這個角色。她不能忍受與別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們當中,她沒有這種危險。她的「政治性」文章敘述了知識分子們試圖進行集體思考時所出現的混亂,其中的詼諧多少有點故意。
  至於我,我在電視台當一個電影節目的製片,我遇到了工會的鬥爭,我覺得自己是個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寫散文一樣。我覺得行動委員會的策略比工會更明確,更不含糊。事實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們因不問政治而成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著長時間投機的話。
  短期內,「抵制」法國廣播電視局擺上了行動委員會的議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來時,我被電視台解雇了。我知道一個人假如出格,馬上就會被開除。殘酷的教訓。開除將起連鎖反應,使我狼狽不堪。
  瑪格麗特卻向我祝賀: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烏塔和他的夥伴們也不想工作,他們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們明白了什麼。瑪格麗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來越瘋狂:
  「年輕人應該拒絕工作。」
  她是在麵包店旁邊的馬路上說這句話的。我現在還記得起地點。這句話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說的其他許多話一樣:「但願世界走向滅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這種宣言使我隱約發現,瑪格麗特不再像我那樣「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種烏托邦使我覺得非常誘人。她對世界的預感令人震驚。在這個世界上,工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質疑。
  1969年,瑪格麗特走向了實用性。她寫了《摧毀吧,她說》,並尋找拍電影的資金和地點。我的朋友讓·萊爾在梅斯尼爾-奧普東的府邸很適合她。哪怕讓·萊爾是巴黎和荷蘭銀行的董事總經理,瑪格麗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嚴肅地斷言,在一個銀行家家裡拍《摧毀吧,她說》,等於宣佈革命開始。誰也沒有犯錯。幽默和革命不會並道而行。一位熱情而憂鬱的年輕女演員尼古拉·伊斯打著她的旗號。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輕佻的女演員亞歷山德拉·斯特瓦爾,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釣魚,她彎腰對著晶亮的河水,輕輕地說:「鱒魚,她說。」1
  當我把這句俏皮話告訴瑪格麗特的時候,她沒有笑。1968年夏天過去了,但還有一些玩笑不能開,那就是與她的作品有關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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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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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經常遇到艾裡克在諾弗勒上小學的女兒。自從她們的母親放棄撫養她們的時候起,她們就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瑪格麗特常問我:「她們的母親真的成為流浪者了?」「她們的母親真的拋棄了她的孩子們?」「完全拋棄?」「那女人,她有情人嗎?有沒有?」
  我總是這樣回答她:她們的母親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決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兒。瑪格麗特似乎心蕩神移,對這種可以說是令人痛心的情形大加讚賞,而我每次都覺得有必要這樣說清楚:「事實上,她們的母親不介入,對我來說更乾脆更容易,但小傢伙們遭受了一種如此徹底的喪母之苦,我無法減輕這種痛苦。」
  瑪格麗特點點頭。她思考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方式:縮脖子,把腦袋埋在肩膀中間。她沒有加以評論,好像想弄清一個秘密似的。
  後來,有一天晚上,當小女孩們與我們一道在廚房裡吃飯時,她對她們說:「你們知道,你們的母親很了不起。十分了不起。」
  小女孩們驚訝地盯著瑪格麗特。她的挑動第一次沒有引我發笑。難道她想破壞孩子們對我的信任,使我給她們的愛負債纍纍?破壞這種非正式的收養?如此忘恩負義?不,瑪格麗特不會有傷害孩子的想法的。
  小傢伙們沉默了,瑪格麗特故意讓這種沉默加重她的判決。大家越來越感到不安。
  「瑪格麗特的意思是你們的母親病了,假如她不能來看你們,那不是她的錯。不是因為她不要你們,相反,她是不想影響你們。她在治療,想在病好了以後再來找你們……」
  瑪格麗特聽我說話,感到很厭煩。當別人使她感到厭煩時,我很快就能感覺到。這一回,使她厭煩的是我。我覺得自己在她看來太乏味,過於。她說:
  「你們的母親是……」
  她還要用什麼讚美的、最高級的形容詞?在1970年,這不已經「到頂」了嗎?當時,我不明白瑪格麗特為什麼讚揚那個酗酒的母親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後來,我在她的文章中讀到了她從生活不踏實的女人所不可能有的那種母愛中隱約發現的東西,讀到了她所知道的那些內心空虛的女人的事情。那些女人懶洋洋地看著自己的孩子在沙灘上玩。傍晚,這些孩子對她們來說幾乎就成了路人。沙灘可以變成沙漠。有孩子而不能去愛,還不如沒有孩子。走到沙漠的盡頭,拋棄一切。直至酗酒、自殺和殺人。
  這幾個金髮小女孩的母親,就像她書中的那些不等待任何幸福的女人。她們不動,也不出門。她們個個眼睛明亮,做事魯莽,缺乏遠見,永遠是那麼幼稚,在自我遺忘中沉浮。
  金髮小女孩的母親將在極端的匱乏中,悲劇性地結束其短暫的一生。
  那幾個小女孩當時還不到十歲,她們現在還記得起瑪格麗特莊嚴的聲明,但她們對我覺得十分有害的那種「十分了不起」存有一種愉快的回憶:「沒有任何人對我們說我們的母親很了不起。我們那時想讚美她。她給我們開了綠燈。」總之,瑪格麗特那天給了她們好處。
  二十五年後,有個叫克裡斯蒂娜·魏爾曼的女人被懷疑淹死自己的兒子。瑪格麗特又以為在報紙的社會新聞欄裡發現了自己的一個主人公。她立即趕到現場,那是在流著沃羅涅河的東部山谷。她以自己的標準評判克裡斯蒂娜的殺生行為,除了自己令人難以置信的同情心外,沒有別的證據指控她有罪。假如克裡斯蒂娜毒死自己,假如她這樣自懲,比自我淹死更嚴厲,她將「很崇高,絕對崇高。」我理解是「十分了不起。」
  輿論不喜歡無所不能的作家,但它忘了作家不是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寫作的。
  瑪格麗特的聲音有時也在我耳邊迴響。1981年,人們請她選一部電影參加耶爾節。她選了我和昂熱·卡斯塔為電視台導演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她看過這個在阿拉斯附近的一個礦工住宅區拍攝的影片,其主題是規定好了的:「四代婦女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下。」她從來沒有跟我談過這事。
  當影片在耶爾節放映時,我發現她的選擇十分高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好像是直接從她的作品中走出來的一樣:阿麗西亞,儘管這是個姓,既不是曾祖母,也不是祖母和孫女。她是母親,是三十歲的女人,沉默寡言,讓人怦然心跳。她被自己的孩子們和鄰居的陳規陋習窒息了。電影的最後是阿麗西亞臉部的特寫鏡頭,她的眼皮垂在她晶亮的眼睛上,而她的孩子們則在北部的沙灘上玩著把她埋在沙中。
  我們之所以把他們帶到那裡,是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海。他們自己想出了這個遊戲。
  瑪格麗特不知道,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阿麗西亞曾試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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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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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看書。」
  這話使我大吃一驚。有時,我不明白她想說什麼。她以為我不讀書?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她看書。我們只能看見與自己一起生活的人看書。
  她說她是在晚上看書的。她常常聲稱自己不再看書。
  然而,有一年,她連續讀了海明威的七本書,並建議我也這樣做:「讀著玩,如果是不趕時間的話。」我勸她讀《無能者》1,這本書後來成了她的一本「永久讀物」。這個她脫口而出的詞使我大為震驚。她意識到了它的意義,並在晚上多次重複,然後又公開地到處說。她後來說:「我很喜歡普魯斯特,但我更喜歡米西爾。」米西爾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作家。他曾寫過一本名叫《未完成的更美》的書。瑪格麗特沒有公開使她心靈深處最不安的東西。她默默地留著它,用來寫作。後來,在讀《阿嘉塔》時,她對《無能者》的崇拜就明顯了。
  烏爾利希和阿嘉塔之間的愛,兄妹之間的愛,就是她對小保爾的愛,那是多少已經完成的亂倫,從《抵禦太平洋的堤壩》一直到《情人》,貫穿於她的作品。這是她永遠沒有真實說出來的事情。羞恥或想像,真相究竟如何?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只有作品是真實的。
  瑪格麗特聲稱,她不再讀「聖書」,不再去圖書館。奇怪得很,她在諾弗勒沒有書房,在特魯維爾和巴黎也沒有。「我過去有過,想起來令人難受。」她沒有解釋原因。她還說:「有了崇拜的地方,那就完了。我再也沒有書,沒有唱片,只有電視。我不喜歡錄音機。它會把事情都弄糟的。這是別人告訴我的。或者說不值得要。」
  「不值得」,她常用這個詞。言下之意是幾乎一切都使她感到痛苦。
  至於「聖書」,她還是留了幾本的:《聖經》,米什萊,夏多勃里昂,盧梭,帕斯卡爾、歐內斯特·勒南的《耶穌傳》、《克萊芙王妃》1、拉辛(《無與倫比》)、波德萊爾(《達到永恆》)。她從來沒有提到過莎士比亞,也沒有提到過荷馬。她愛說:「福樓拜是個大作家,但僅此而已。」她不喜歡福樓拜那種塗了又改、改了又塗,事倍功半的寫作方式。福樓拜重文體而輕靈感。她也覺得維吉亞·伍爾芙的作品過於做作。她向我推薦另外一些不那麼挑剔、不那麼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西格裡德·溫塞特的一部小說《克裡斯蒂娜·拉弗朗塔代》,那粗獷的愛情故事使她激動不已。
  她讓人給我複印了愛爾蘭年輕女作家夏洛特·溫伯斯特的一本已經絕版的小說。溫伯斯特曾在南部非洲生活,32歲死於結核病。《清白的儀式》是她唯一的小說。瑪格麗特喜歡一舉成名的作者。她給了我那包複印件。上面親筆寫著:「贈米榭勒,這是一本從洪水中搶救出來的書。瑪格麗特。」
  這禮物對我來說太珍貴了,我讓人用白皮把它裝訂起來,寬而不長。這本潔白的書是瑪格麗特送給我的唯一的東西。我問她要一頁手稿作為禮物,她拒絕了。為什麼?她認為售價很高嗎?她不想鼓勵別人成為偶像崇拜者?這兩種假設都使我不快。但她大病了一場之後,給了我一張她的照片,她用顫抖的手在上面用不夠準確的英語自欺欺人地寫道:「送給你——自很久以前以來——就像一生——不是嗎?愛。瑪格麗特。」
  照片上的她喝多了酒,和揚坐在一瓶紅酒前。寫在照片上的字體歪歪扭扭,讓我極為感動,正如她所說的:完完全全。
  她也給一個金髮女孩題過詞,那是美洲的一個大學生。題詞雖然被水弄濕了,但文字沒那麼混亂:「致娜塔麗,我的愛。諾弗勒,1978.1.29,早晨兩點半與朋友們在米榭勒家裡。時值冬天,但白天開始變得更長一些了,生活變得可以忍受一些了,想到你馬上就要回去。我很愛你。瑪格麗特。」
  酒後吐真情。一天晚上,她跟我道晚安時,緊緊地擁抱著我。「成為朋友不是挺好嗎?嗯?因為,可以這樣說,我們是朋友。」
  這些孩子氣的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當時,出門的時候,我覺得她就像一個小女孩,而我則像寄宿學校的大姐姐,保護著她。
  在數年當中,她在每一本書上都寫題詞,後來只在襯頁上寫「杜拉斯」,再後來什麼都不寫,光寄書來。我直到最後都收到她的書,甚至在我們互不理睬的時候也不例外。
  她建議我讀的書我都讀:維克多·謝閣蘭的《勒內·萊斯》;凡高寫給他的兄弟泰奧的信;《戈雅傳》,那是一個意大利女作家寫的,我忘了她的名字;索菲·托爾斯泰的日記;狄德羅給她女兒的信;一部甚至在書店裡都找不到影子的小說《露水統治者》。
  她讀得更多的是傳記、私人日記和書信集。「越是個人的東西越有普遍性。」她說她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東西。「一個人才能有所收穫。」
  我們曾同時閱讀卡特琳娜·曼斯菲爾德的日記。她說:「我跟她一樣,更喜歡與很不愛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歡與太愛我的人在一起。」
  我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了這個句子。這與人們對瑪格麗特的看法是如此大相逕庭。人們認為她極需別人的奉承。
  我也向她引用了卡特琳娜·曼斯菲爾德的幾個句子:「那麼,跟誰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呢?不跟任何人在一起。這永遠是同一回事。」
  瑪格麗特很少針鋒相對地反對。只見她首先縮起身子,就像縮小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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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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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曼斯菲爾德來說,憂鬱多於好奇。所有的女人都學會了重複。」
  還有一次,她很合作。談話中她會這樣,她知道如何保持這種合作,並再次加以利用。我為《電影手冊》特刊就《藍眼睛》採訪她,她搜腸刮肚,對我說:「所有的女人都學會了痛苦。」
  痛苦的重複還是重複的痛苦?我的生活越深入,她對我說的話便越得到證實。就像她說的另一句話似的,那是一個夏日,我在公園裡跟她談起我的孩子們:「毫無辦法,孩子們甚至能騙取舊日的秘密。」後來,她寫下了這句漂亮的格言:「家庭是難言之隱的守護者。」她說弗洛伊德闡明了性這個問題,讓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從此以後,小說就無法讀了。
  有一天,我們剛在一起看了一個關於弗朗西斯·蓬熱1的節目。她想得很深,對我說:「你知道,我就站在那邊。和他在一起,站在語言一邊。電影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誘惑。」
  她經常向我列舉她所喜歡的電影:《奧爾代特》、《獵人之夜》、《小偷和巴爾塔扎爾國王》。她說:「都是布萊松2的。」但她沒有全部看過。她習慣以點代面。事實上,她很少去電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後幾年,當她出現在電視中時,她才看一些電影。
  她公開對電影說一些報復性的語言。除了雅克·塔蒂和讓-呂克·戈達爾,她看不起所有活著的電影人。對她的同輩作家,她可一點也不寬容。「薩特,那不是一個作家。」「薩特過於聰明。」至於西蒙娜·德·波伏瓦,「太過分了,你知道,她曾問一個剛開始寫作的小伙子:『你有什麼要說的?』」她直截了當,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齒閃閃發亮:「寫作,與有話可說相反。如果知道的話,就沒有必要寫出來了。」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幾本書,她表示懷疑,大聲地說出了心裡話:「他在寫,是的,所以人們說他是個作家。以為是在寫作,這就夠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議我:「我希望你別相信評論家。只有出版商讀那些東西。」
  幾年後,她對揚說:「因為你是個作家,所以你不寫作。」對她來說,這是一種恭維(就揚來說,這也許是一種解脫)。
  我也有些朋友,他們不寫作,但他們是作家。他們明辨事非,有點羞怯。但他們的深刻、他們對詞彙的愛,他們總能準確地觸及事物焦點的目光激發起人們的靈感。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經意地漏出幾行字:比如說米歇爾·古爾諾。另一些滿足於他們摩尼教式的驕傲:要麼完美無瑕,要麼一無所有。他們貧瘠的精美好像與瑪格麗特多產的平淡剛好相反。她承認:「我有這種庸俗。」她以此創造了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要寫作就必須平庸。」注重實際,天真?「不應該提出結果這個問題。」
  她喜歡克制也喜歡放縱。儘管她個人生性放蕩,但她有此奇才。總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隱私。人們以為她暴露無遺,喜歡訓人,誇大,其實她只揭開冰山一角。
  她不讀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們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薦的。所以,她對羅貝爾·蘭阿爾的《工作台》大為惱火。我把羅貝爾請到諾弗勒。她又喜歡起他來。顯然,她想讓他知道這一點。在言談方面,她每天晚上都這樣說:「蘭阿爾讓人感到了工作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誰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報》寫了一篇文章。她想讓別人分享她喜愛的東西,這種強烈的願望使她遭到指責。她的寬宏大量變成子虛烏有。她的行為舉止只讓人感到她的權威。一種稱霸的慾望。
  她感到很為難。她在一個愛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動。她不遵從任何規矩,任何模式(「他們甚至試圖在『新小說』中跟蹤我,因為我老跟羅伯·格裡耶開玩笑。」)。她甚至對她選擇的一個出版商不忠。總是多變。
  她以孤獨作為自由的代價,並最終以此作為她那個王國的標誌。她獨往獨來。永遠獨往獨來。她只知道自己。為自己做決定,給自己頒獎章,所以,當大家都認為《工作台》是一部了不起的書時,她對此一言不發。蘭阿爾「退場」。她喜歡上了當時默默無聞的萊斯裡·卡普蘭的《過分——工廠》。她用完全一樣的話評價道:卡普蘭讓人感到了工作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誰也比不上他。
  瑪格麗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這一點。就像猶太教法典上的那個法官,赦免陪審團一致認為有罪的那個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當時《情人》出版,她的孤獨得到了補償,但她很快又開始寫不那麼清晰的東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說《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稱讚。《艾米麗·L》情況更糟,其實那是她最好的書之一。評論家們認為她寫得太多了,她在重複自己。在她這種年齡,取得了這樣的成功之後,應該擱筆了。這就像對她說她應該死了一樣。
  我把在一份雜誌上讀到的東西告訴她:96歲的薩默塞特·摩根1每天上午還在寫作。對瑪格麗特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她說:「這很正常,習慣一朝形成便不易改變。」
  我問她,為什麼我寫信寫文章不費吹灰之力,而要寫一部可用來出書的東西卻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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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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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一本書中,面面俱到,選擇十分重要。」
  她有時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寫發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別去威尼斯。」她在提出這種勸告時,總要加上自己的經驗:「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寫我的童年。對一個作家來說,那是與童年一刀兩斷的機會。」有時,她似乎又自相矛盾:「一個作家,決不會與童年一刀兩斷。他從中汲取一切。」
  她的建議,以「你」相稱,沒有通常的那些格言、警句:「當你開始寫作的時候,作品已經在那兒了。你得快,它很快就要消失。有時,手太慢,趕不上。」她也說,有時,她坐在桌前,幾小時毫無靈感。「那沒什麼,一個作家,甚至睡覺時也在工作。」
  我不覺得她在說教。她知道經驗是不能分享的,她還說,對作家來說,唯一的命令是沒有任何命令。然而,她有時還是會不經意地下命令:「一本書中總有一段是繞不過去的。必須允許犯錯誤。」她談論寫作,往往是突如其來,好像在琢磨一個剛剛產生的想法:「要寫作就必須很強大,比作品更強大。大家都怕。我可不怕。」但她說,寫作就是衝向死亡,呆在死亡之中:「你得與孤獨鬥爭。沒有孤獨就沒有作品。」她說在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有一種歷史悠久的敵意。
  她仔細地看著我:「你,你熱愛生活。」
  這是一種指責,還是一種恭維?是不令人愉快的證明?熱愛生活……她也如此,像大家一樣,因為她沒有自殺。但怎樣才能不自殺呢?寫作,寫作,偉大的作品。或者像我一樣,奔跑,奔跑,什麼都碰,沒別的需求,除了自我麻痺。
  她假裝羨慕我:「你有許多男人,偉大的生活。」我不明白她說的這個「偉大的生活」指的是什麼。也許與偉大的作品恰恰相反,奢華,成功,我從事記者這一職業所達到的、她矛盾地加以蔑視的東西。她對「偉大的生活」懷有一種單純而輕佻的城市少女所有的那種幻象。她愛接近它,然後加以拋棄。她在童年時代遠遠地瞥見了美好的殖民世界,她的兄弟被這個世界接受了,因為他玩網球。她總是用她童年的目光望著這個世界。她說:「你是個漂亮的女人,身材高大。我,我很矮小。這種困難影響了我一生。」她還說她很平凡:「在大街上,誰也不會回頭看我。」
  70年代,她還沒有消除這種遺憾,除了酒精,她用別的方式克服過這種秘密的羞澀嗎?
  她突然對我說:「你像伊麗莎白女王。」她也許想恭維我。有時,她覺得我更像蓬皮杜夫人(這兩個女人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嗎?)。我似乎對這種比較感到痛苦,但我習慣了:我在家裡常常被認為是個醜小鴨。我的鼻子、耳朵和下巴都必須動手術。人們說我像廚娘瑪約裡,那是個醜八怪。
  瑪格麗特很喜歡聽我的家史。我們一起去凡爾賽的特裡亞農宮。她喜歡看我小時候度假的地方。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假期裡,我孤獨地呆在像林肯一樣長著白花花的頰髯的猶太籍爺爺身邊。我爺爺生在紐約的一個德國人家裡,20歲時逃離了美國,因為他在曼哈頓一家餐館的門上看到這麼幾個字:「猶太人與狗不能進。」歐洲的猶太人開始在美國尋找庇護所時,他來到了歐洲。瑪格麗特很喜歡我爺爺。
  在特裡亞農,她每次都要讓我講我爺爺42歲時,如何一點法文不懂,住在宮殿裡,用電話與阿姆斯特丹和約翰內斯堡做生意。
  瑪格麗特喜歡聽我講述童年時代所住的宮殿。如同向別人描述貧困一樣,我跟她講述有關富裕的詞彙和情景:「宮廷侍從官」、「電梯」、喝茶時演奏音樂的「精彩」樂隊,用皮帶牽著狗的「輕佻的女人」,她們解開拴狗的繩子,讓我在公園裡遛狗。我對她說:「我小時候住的宮殿簡直不是人住的。」她贊同地說:「是的,窮人的生活更豐富多彩一些。」
  另外有一次,我得去居·德·特希爾德家,他住在多維爾附近。瑪格麗特一定要陪我去。我進去採訪時,她在旁邊的一家咖啡館裡等。當我從男爵家裡出來的時候,她不厭其煩地問我裡面的陳設、接待和點心。她提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問題:「裡面有僕人嗎?」「花瓶裡有什麼花?」「男爵他穿得怎麼樣?」
  問完之後,她下了這麼一個結論:「富人無非如此而已。富人家裡一切都很骯髒,窮人家裡卻相反。不,我討厭社會等級。」
  我們闖入羅特希爾德家裡之後,她在特魯維爾的餐館要了一些油炸鮐貝,並跟侍應和鄰居聊天。與卡特琳娜·曼斯菲爾德相反,她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她說:「作家們的生活十分貧困。準確地說,是那些真正寫作的作家。」她經常強調這種區別,但她承認自己沒有與外界隔絕,也不缺少對世界的瞭解。「我做不到無動於衷。這是介入社會政治所給我留下的影響。」
  有些晚上,她會把餐館變成政治集會的場所。她把一切都混雜在一起,甚至是買乾酪。「你必須去買些莫1乾酪。那裡只有莫乾酪。」瑪格麗特感到失望,痛苦,但並不憂鬱。她更多地與喬治·桑相像,富於行動,能夠一本接著一本寫書,不放棄對男人、植物、藝術、食物、遲歸的晚會的熱情,然而又抱怨說被這部吞食了她的作品吸引了:「我還沒有見過夏天。」但揚嘲笑她:「那咱們就走吧,你會看到一切。」
  真的,她甚至去看那些尤其是黑暗、骯髒的東西,看所有那些人們一般不願意看見的東西。她有時又無恥地說一些相反的語言:「要寫作就必須低賤」或「寫作就是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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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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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反對學習:「大學教員絕對當不了藝術家,也當不了作家。」同時,她又抬高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綜合工科學校畢業生的身價。她提到他們的頭銜,就像自豪地宣稱自己學過數學一樣。她認為學問不能代替知識,但她又打聽孩子們的入學情況,喜歡那些幹活的人:「我曾是個好學生,這當然要歸功於我那當小學教師的母親。」不過,她寫了艾爾內斯托的故事,那個孩子不願上學,因為在那兒學的是學不懂的東西。她說學校裡教的是條條框框,必須拒絕條條框框。她提醒道:「你的女兒們是第一流的,這顯而易見。」我不知道她是恭維還是表示遺憾。她說:「我過去很守規矩,總感到很滿足,不越雷池一步。」她發起火來:「我生來是要關閉那些學院的。」當她發覺自己太過分時,她又緩和下來:「我不在乎誇張,烏托邦中有些東西還是好的。」
  她堅持說:「現實主義毫無價值。你看,就像客觀的新聞報道。毫無意義。新聞報道應該有激情,不要管客觀事實。」
  她經常試圖讓我失去冷靜,但我覺得她說的總是既不錯也不矛盾。人可以強大而自殺,低賤而傲慢。人可以主觀地寫一篇文章,表現更多的真相而不是保持中立。她促使我思考。最好的道路由我獨自選擇。瑪格麗特讓她的交談者擔心起智慧來了。
  有一天,更為可怕,她不露聲色地把我逼到牆角:「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能忍受我。一個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個作家的。」
  我過了一會才明白和理解她話中的潛台詞。為什麼她要讓自己處於一個讓人不能忍受的境地呢?我最後終於明白了:假如她能忍受我,那是因為我不是一個作家。
  假如我像她一樣,認為寫作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不夠的話,這種打擊會是非常厲害的。我也是把槓桿放得很高。當我翻閱某些書的時候,我覺得寫還不如不寫。相反,我承認「偉大的作品」,她罕見而神奇的才能。我在二者之間頑強而大膽地前進。瑪格麗特詳細解釋道:「寫作,是致力於瞭解別人將要寫的東西,假如別人寫作的話。人們事後才知道這一點。事先知道那就太危險了。」
  也許我還沒有開始寫作?第一個字不是,最後一個字也不是?我繼續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寫。親愛的瑪格麗特,她不太相信這一點了。
  也許我得指責她的無情,認為她壞?但我覺得她特別真誠。而真誠永遠不會傷害我。也許我們是朋友,因為我們對真實的要求同樣狂熱,有時甚至傷人?因為我們都還有點孩子氣,就像青少年朋友一樣,互相發誓決不隱瞞。
  從真誠到無情,這一步跨得很快,但不怕傷人的人也有好的一面:當他說你好話的時候,你可以肯定這不是奉承。
  我把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給了瑪格麗特。她讀了以後很高興,感謝我說:「你,至少直覺是對的,你知道什麼叫文學。」接著,她又補充道:「文學,我不喜歡這個詞。這個詞無力。文學作品,那是什麼東西?」
  「哪個詞更好?」
  「啊,作品,是的,寫作就是這麼回事。」
  她經常坦白道:「寫作,我談得很多,但說到底,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有時記下這些短句:
  「假如書中沒有音樂,那就不叫書。」
  「當作家意味著自我毀滅。」
  「我發現書就是我。書中唯一的主題,就是寫作,而寫作就是我。」
  她有一天還給我一個建議:「小說的唯一問題,你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誰在說?』」
  我向她引用馬蒂斯1的這些句子。那是我剛從她的故鄉卡多-康布萊西的一個展覽會的牆上讀到的:
  「我急於工作,受到一種不知什麼東西,受到一種我今天發覺對我這樣一個正常男人的生命來說十分奇特的力量的驅使……
  「在旺斯小教堂的創作中我才醒悟過來,我明白了,我一輩子勤奮工作都是為了這個人類大家庭,必須通過我的中介作用,讓它得到一點新的美。
  「所以,我只是一個中介人。」
  她說:「對我來說,這也一樣。有時,我重讀自己的著作,會不禁落淚。我問自己這是怎麼回事,我是怎麼寫出來的。怎麼可能這麼美呢。」
  在這一點上,她也是真誠的,而且也確實很謙虛:「在一本書中,不僅要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懂得不要什麼都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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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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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培根1也這樣。他像馬蒂斯和我一樣,他不知道是誰在畫他的畫。」
  瑪格麗特剛遇到弗朗西斯·巴松,為《文學半月刊》採訪他。
  「培根和我談的是同一回事。畫家和作家能相通。他也是,剛好落在他頭上,就像一場事故。他也需要喝酒。他對我說,安格爾2作畫前會哭上幾個小時。尤其是畫肖像。我曾問他談論『作畫的幸福』是否跟談論『寫作的幸福』一樣蠢。他答道:『一樣蠢。』我們一起大笑。」
  我以後再也沒有聽到過她談論弗朗西斯·培根,甚至忘了她曾跟他有過一段友誼。瑪格麗特很少提及她所認識的藝術家或作家。她不炫耀與知識分子的任何非凡的友誼。她更樂意講述與某個對她來說不同尋常的人,或某個有錢人、有權人的交往:電影製片人,銀行家。當我問她過去與作家們有什麼聯繫時,她總是含糊其辭。當代文學界的人士似乎對她也不怎麼感興趣。除非當她想出一個好句子,想嘲笑他們。有時,我試圖喚起她的回憶:「喬治·巴塔耶1呢?」
  「對,那是個朋友。我不像他那樣喜歡薩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書。」
  「但巴塔耶的小說,讀來不能不發抖。」
  「啊,使你發抖了。《母親》也許……」
  她沒有再說下去。她喜歡談論普通人。對於思想家和作家,她常會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滿敵意。她不願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為什麼還要提別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遠在寫作使她家喻戶曉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術語來說,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對用「國際性」這個詞,認為太濫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們一起去羅馬。她被邀去梅迪希別墅。到了以後,她拒絕住在那裡:「一個用來創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讓人安排住在酒店裡。儘管如此,讓·萊馬裡,梅迪希別墅的經理還是與別墅的原經理、畫家巴爾蒂斯為她組織了一場晚宴。宴會期間,話題跳到了巴爾蒂斯厭惡的蓬皮杜中心上。對他來說,蓬皮杜中心是一種異端:藝術應該因個性而流行。讓它能被眾人接受,那是一種荒謬的墮落。蓬皮杜中心是個舊貨集市。
  對瑪格麗特來說,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們可以成群進去,就像進教堂一樣,裡面有給人以啟示的東西和三王來朝。總之,人民接受這種藝術。
  談話變成了爭吵。在場的老巴爾蒂斯年輕的日本太太、讓·萊馬裡、一個朋友、我的金髮小女孩卡羅利娜、瑪格麗特的兒子烏塔,大家都不說話,不敢介入。任何意見都會引起對方的攻擊。
  飯後,大家平靜下來,開始休息,但瑪格麗特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們就不禮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點精神失常的讓·萊馬裡和巴爾蒂斯夫婦。
  在大街上,瑪格麗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則巴爾蒂斯也要離開了。」
  「那又怎麼樣?」
  「明星總是第一個離開的。」
  那次羅馬之行,瑪格麗特風趣幽默。她盡情地傲對他人、嘲笑別人。但按照我們追溯的時間,還沒有輪到講述這趟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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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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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冬天的一個夜晚,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瑪格麗特。對她來說,那已經走得夠遠了。她很少離開聖伯努瓦大街。我差點認不出她來。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個小女孩,而更像一個女乞丐,像一個在城裡迷了路的鄉下女人。她疲憊不堪,挎著一個古怪的草編提包。我從來沒有見她提過什麼東西,哪怕是一隻手袋。她把草編提包拉開一點,讓我看見一團亂七八糟的紙張。也許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說:
  「裡面的東西,誰也不放在眼裡。」
  她用了粗俗的詞,而不是常用的詞彙。一切都使她厭煩,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說感到很厭煩。她想像不到人可以如此厭煩。她說得很小聲,幾乎聽不見,好像我們被特務盯梢似的。我尋思她是不是喝醉了,但她的滿臉愁容又表明並不是這樣。我覺得她無精打采。她說年輕人崇拜她,烏塔的夥伴們欣賞她最新的兩部小說:《阿巴恩沙巴納戴維》和《愛情》,說著,她的心安定了一些。評論界的沉默使她感到痛苦。這兩本相繼出版的書都沒有受到歡迎。甚至沒有《廣島之戀》出版後所受到的嘲笑和《勞爾·V·斯泰因的迷狂》出版後所受到的抨擊。她說她討厭孤獨,討厭與她的母雞一道生活,討厭諾弗勒。
  她的眼鏡反射著店舖的燈光。我不相信她哭了,要麼是寒冷凍傷了她的眼睛。我們不能耽擱。我沒想到建議她去咖啡館喝上一杯咖啡或摻熱糖水的烈酒。我也跟她一樣覺得不知所措。每當人們誇讚她有點過分或笑她笑得有點離譜時,我便想起那個草編提包、眼鏡上的反光和降臨在王子先生大街的夜幕。
  我想讓她振作起來,但那天晚上,我的哀傷更加重了她的哀傷。我們漂亮的朋友伊萊娜,阿蘭·卡瓦利埃的妻子剛剛在汽車中自殺。70年代開年不利,我們要「改變生活」的衝動艱難地冷了下來。
  我們一心要改變我們的生活。瑪格麗特不是一個甘心失敗的人。她在尋找新的鬥爭。女權主義者的鬥爭有段時間與她有關。在諾弗勒,在她家裡,人們只能見到那些奉承她的婦女。她頗有份量地對男人進行一些詛咒,聲稱聰明才智是女人所特有的:「在這一點上我為男人們感到遺憾。但女人更深刻,更活躍,更清新,只要她們不人云亦云。」她宣稱,每個男人身上都沉睡著一個傘兵。她回想起他們糾正她的語法錯誤時,要她幹得更多更好時對她的捉弄。(在《痛苦》中,她引用她兒子的父親迪奧尼斯·馬斯科羅的話說:「所有的蠢話、傻話,你都說了。」後來,在《諾曼底海濱的妓女》中,她又引用揚的話說:「你礙手礙腳。」)
  我對男人沒有個人的心理學理論。我更關心婦女所承受的社會壓力。我在巴黎郊區,在熱內維裡埃參加鬥爭,為墮胎爭取權利,但我不把男人當做敵人。
  瑪格麗特提醒我說:「他們奉承你,所以你覺得他們不傷人。」她經常問我是否產生了感情。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後,她又表示懷疑。我很少向她解釋。不是因為喜歡保密,而是我所經歷的浪漫史似乎達不到她想像的高度,講起來會很乏味、平淡。我覺得她可能會對別的婦女跟她講述的原始細節感興趣。我沒有告訴她我很痛苦,哪怕是我提及一段痛苦的感情,她也覺得我總是洋洋得意的(英國女王或蓬皮杜夫人!)。她總是這樣下結論:「你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她十分直接地問我對金髮小姑娘們的父親的感情,當時我與他一起生活。「你愛艾裡克嗎?」我向她描述了他使我產生的所有愛情和溫情,結果我看到她臉上露出了一種憐憫的表情,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厭惡。她歎道:「溫情,天哪!」她說,「溫柔」是她從來不用的一個詞。比「夢」字用得還少。「我不做夢,我思考。」她說愛情並不存在,只有熱情還值得。我笑著說:「總算還有值得的東西。」
  她沒有笑,我滿足於像溫情這樣平庸的感情,她對此感到由衷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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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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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艾裡克同居,過著平靜的日子。在這期間,瑪格麗特對我不怎麼感興趣。她討厭沒有墮落或狂亂的女人,痛恨我的一個長得特別漂亮、大家都喜歡的女朋友。當我問她反感的理由時,她回答得非常乾脆:「那是個狐狸精。」
  她見我目瞪口呆。對我那位因單純自然而迷人的女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不合適的詞了。她又補充了一句:「美,是不刻意尋求自己所沒有的東西。」
  「一點沒錯,」我說,「我的朋友正是如此。」
  「那她太隨便了。」瑪格麗特理虧了,最後說道。
  她很難忍受滿足現狀的人。對她來說,誘人的女子只有引起悲劇才顯得可愛。在重罪法庭,她們很討人喜歡。
  瑪格麗特不時地問我:「艾裡克能滿足你嗎?」她的目光緊盯著我。無法避開她。我對她說艾裡克是個靠得住的男人,他的愛鼓舞著我。她很快就改變了話題,但下次會重提此事,態度同樣粗魯:「艾裡克不騙你嗎?」她問得那麼嚴肅,我不禁笑起來:「你覺得他會騙我嗎?」「啊,不!」她氣惱地說。
  對瑪格麗特來說,想在愛情中休息是完全錯誤的,甚至是可憐的。然而,她對我又有些寬容。也許是因為她猜想我的生活不那麼平靜,也許是因為當她感到太孤獨的時候,我家中的熱鬧使她感到開心(「地理上的需要」)。也許是因為我一半是猶太人,所有與猶太人有關的、有點關係的、關係密切的東西都使她入迷。她常說,她寧願是猶太人。當我回答說:「我可不幹。」或「為什麼?想進集中營?想到基布茲1去生活?」或說其他笑話時,她感到很不高興。
  這時,她會嚴厲地打量著我,雖然坐著,卻也顯得很高。她說貝京2是個「聖人」,因為他握過納賽爾3的手。她說猶太國是個王國。有時,當她談起猶太人時,她會古怪地停下來:「瞧我瞎扯些什麼呀!」有時,她說些駭人聽聞的東西,但荒謬得使人總以為她是在講笑話。比如她說:「阿拉伯人很蠢。全世界的人都穿著西裝時,你會看見他們穿著襯衣而不脫裙子!」她不想像如果這樣概括猶太人的基本特點,可能也會使某些猶太人感到震驚。對於我,她說:「你有猶太人的性情和憂鬱。」她表現出一種寬厚。她說我們討厭同樣的東西。有一天,她在飯桌邊列了一張單子:偏見、制度的壓迫力,對大自然的破壞和對動物的殘殺,遺忘邊緣人(那時還沒說「被排除的人」)心滿意足。
  「破壞大自然,殘殺動物」,在這一點上,我讓步了。70年代,我對自然環境漠不關心。瑪格麗特感到很氣憤,描寫了一個悲慘可怕、將無法居住的世界。她觸及了神聖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這場災難,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預言被具體化了。
  我們在飯桌邊的那場談話,我已記不大清楚了。但我們談過好多次。有時,藉著酒勁,我們一個接著一個開玩笑。有天晚上,她講述了她與法國電力公司的爭吵。她學著約瑟芬·貝克爾「我有兩種愛」的曲調,唱道:「我有兩個電表。」飯後,大家一齊唱起抱怨法國電力公司的許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給了管理部門。
  在那些年頭,誰是「大家」?總是烏塔的同一些朋友,電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術員、女技術員以及他們的情人和孩子。毫無例外。毫無外交禮節。一點也不趕時髦。夏季的週日,我們到處走動,公園的長桌邊,可能有二十來個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斷輪換:在「人民戰線」見面後,又在36號的紀錄片電影院相遇。瑪格麗特端坐桌子一頭,這種「第一次有薪假期」的氣氛使她心花怒放。她坐下來時,短裙撩到大腿上,露出善於爬山的腿肚子。她微笑起來的時候很美,可以看見她漂亮的牙齒。她光彩照人,耀眼奪目。她很興奮,儘管她自己否認這一點。任何作家(也許除了喬治·桑,又是個女的)都沒有這種生命的威力和創造的力量。況且她還有重要的作品,又如此慷慨好客。
  男演員、女演員,在一個時期當中,參加聚餐的,總是同一些人。
  比爾·奧吉埃代替了德爾菲娜·塞裡格。比爾的丈夫巴爾貝·施羅德當廚師,他就像個首領。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魚。瑪格麗特叫道:「啊,這條白斑狗魚,我把它記下來。」我由此知道她記下一些參考數據和斷句。我也開始學她。
  也有些赴會者來一次或數次,然後就不再來了:一個德國女歌手,一個意大利女裁縫,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國的「博士論文準備者」,人們到布萊西爾火車站去找他們。他們一到,瑪格麗特就對他們進行測驗。
  「你覺得我家怎麼樣?」
  那些笨頭笨腦地回答說「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對那些找到一個不那麼平庸的詞來形容的人,她說:「還可以。」
  我記得有一次在花園裡吃飯時,她指責一個朋友陰險毒辣。我從來沒有參與公開指責人。由於她的指責包含部分事實,這位朋友的尷尬和我自己的尷尬使我終身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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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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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次在廚房裡與我們的哲學家朋友弗朗索瓦·勒尼奧一起吃飯。席間,她聲稱我們都是種族主義者,說必須承認這一點。她還舉例說,她就不願意懷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愛他。當她提了這樣讓人為難的大問題時,我們捫心自問。我願意成為一個黑人孩子的母親嗎?弗朗索瓦·勒尼奧拒絕做這樣的假設,太離譜了:應該完全否認自己身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拒不理解種族主義,哪怕是自欺欺人。瑪格麗特表示要講事實,固執己見。那天晚上,大家爭論得遲遲不休。
  為了真實,她會去殺人。「不該撒謊,所有的人都想殺人。我翻開報紙,我想殺人,我和納粹法西斯分子的區別,在於我知道我有這個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糾正自己。納粹的幼稚之處,在於他們相信自己有權殺人。」她還說:「寫作,也是對鮮肉、屠殺、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這麼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時候。我發覺她在克制自己,她緊緊地抓住桌邊。我後來只看到她坐在桌後,有時坐在扶手椅上,但從來沒有坐在長椅或沙發上。她幾乎從不站起,除非當她又唱又跳的時候。《藍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倫巴。我只有一張她站著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當中抓著揚的胳膊,本能地掩飾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沒擺脫這困境:我不以穿著引人注目,免得把別人的注意力引到一個太矮小的女人身上。」於是,她就進行補償,以別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聲調,頭上總留著波浪型頭髮。在女權運動期間,她大談特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級」:男人是過時的,因為他們蠱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為他們無法聽到自己的蠢話;男人是病態的,因為他們想贏得戰爭。她說,幾千年來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們有種能蔓延的直覺,有種神秘感,輪換感,感覺到時間飛逝:「無論是哪個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聲稱所有的戰鬥精神都減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東正教,甚至從來就不信。因為對她來說,女人就是母親:「不當母親會失去半個世界。」她說她從來不想當男人,只是希望別人不要強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卻在管家,我聽見她問:「今晚你做什麼吃?」我看見她削土豆皮,使用長柄平底鍋和漏勺。
  面對男人,她會變得更加模稜兩可:「由於聽說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變主張。他們不能糟糕到這種程度。」
  對於她的這種憤怒和妥協,我已記憶模糊,但我確切地記得,有一天晚上,她對我的或者是對她自己的那種溫柔的,對,溫柔的叮囑:「你知道,男人,應該非常地愛他們,非常非常地愛他們。否則,就不可能忍受他們。」
  一群群女人離開了諾弗勒。攝制組來了。瑪格麗特說她拍電影是為了找事幹,「為了打發冬天」。事實上,她在用攝影機尋找文學失落的東西。她在玩電影。因此,她是在進行改革。她有時不要演員(《在荒蕪的加爾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時甚至不要畫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鐘有三十分鐘銀幕是黑的)。有時她一邊念台詞,一邊讓雕像(《塞扎蕾》)、馬路(《否決之手》)或更糟:流動的水(《奧萊麗亞》)等畫面接連閃現。這時,她的聲音成了唯一可供閱讀的「電影」文字。幸虧,她的聲音就像一種咒語,有一種魅力。
  瑪格麗特不像帕尼奧爾、科克托他們,她不是一個拍電影的作家,而是一個把作品搬上銀幕的作家。她喜歡笑——而我則更喜歡寫作。她捧腹大笑或打趣,當她的語言和新穎的表達方式使自己吃驚時,她會露出一副十分調皮、可愛的樣子。在這一點上,我想,她把自己當成別人了:「你看,我可以什麼都不拍。拍詞彙。本身立不住的詞彙。是這樣……一些極度疲乏的東西。」
  她指出:「我無所適從,不合時宜。」而我呢,偏偏喜歡這種不合時宜,我毫無保留地愛她,因為她不合時宜。
  有時,她自我讚美:「我知道我的電影很重要,儘管它引起了一些感情上的反應。」有時,她又懺悔道:「我拍的每一部電影,我覺得都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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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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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貶低電影,甚至當著她的劇組的面。劇組成員們大為吃驚。她對他們說,文學、繪畫和音樂能改變人,電影可不行,絕沒有文字那麼大的力量:「因為文字包含了電影所包含的一切。一個字包含千幅畫畫。」對技師們來說,她是無視傳統的,但她把他們拖進了她的探索當中,向他們展示了什麼叫自由。她的總攝影師,布魯諾·紐頓說,她是登山組的帶頭人,她使他忘了受過五年的嚴格訓練。那天晚上,瑪格麗特在飯桌邊摟著他說:「你我交情不錯,不是嗎?」她顯然與所有的人,與多米尼克·熱納維埃夫都有感情。她很苛刻,但她信任和真心熱愛那些支持她、跟著她走的人。
  當諾弗勒熱熱鬧鬧、她在大拍電影的時候,我卻在外旅行。
  「你在國外找什麼?沒必要去莫桑比克,伊夫林省什麼都有,到處都是。」
  「伊夫林省還沒有婦女武裝鬥爭。說到底,還沒有。」
  「啊,你去那裡是因為你感到厭煩,就像我一樣,對電影厭煩了。」
  但她從電影的拍攝和製作中得到樂趣。她有一天竟對我說她拍了一部「完全是天才之作的電影」:「我這樣說使你感到震驚嗎?我是說真的。」或聲稱她有一種用電影「殺人的慾望」:「我改變一切:與金錢的關係,與觀眾的關係。觀眾懂不懂我才不管呢!」
  不管她說什麼,我都沒有生氣。只有一次,她說了一句既不很明瞭,也不很刺人的話,但我至今不忘,因為當時我驚跳起來。她當然是隨便說的,談起一件不知是什麼事情:「那些以空泛的材料為生的人與我沒有任何共同語言。」
  是她這種曲解人意的說法使我印象深刻,還是她對集體的全盤否定使我感到特別不快?這句話,我立即記了下來。不過,她後來公開說了,而且也發表了,但我沒有再感到尷尬。相反,我喜歡她的大膽。誰敢肯定自己的個人選擇而完全不考慮社會反應?誰敢自己一個人絕對冒險地生活?誰敢如此向孤獨挑戰?
  瑪格麗特常對我說,她不謙虛,因為謙虛是虛偽的,是軟弱和懶惰的借口。她強調說:「謙虛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她常對我說:「你太謙虛了。」這還是因為我不是作家嗎?
  在那幾年,我還不為此擔心。我拋棄了童年的野心。現在,我周遊世界,撫養孩子。艾裡克保護著我。
  後來,他不再保護我了。他遠遠地離開了我。他拋棄了我,就像當初拋棄金髮小女孩們的母親一樣。重複。重複的痛苦。他的女兒們再次被父親拋棄,由於一個淚流滿面的女人。繼我父親之後,又一個男人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年,1975年,瑪格麗特去戛納推介《印度之歌》。電影節的專欄作家們在嘲笑。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卷衣領的女星。有篇文章寫道,觀眾們把她當成引座員了。但瑪格麗特穿著她小小的短裙和折價買來的飾有金銀箔片的羊毛衫,在「閃光燈」中踏上了頒獎台。獲得了榮譽。歡呼喝彩。口哨。她最後總是強行讓別人接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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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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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永恆的。」
  瑪格麗特一語道破我的憂傷。這種概括使我徹夜難眠。艾裡克離開我的同時,睡意也離開了我。
  「他是永恆的。」
  瑪格麗特沒有給我以任何的安慰。她直奔神秘的中心。
  「我原以為他不會變心。可以與他一道生活下去。」
  她加劇了我的後悔,但她道出了事實:我也沒想到艾裡克,這個高大而爽直的威金人1,這塊北歐的石頭也會產生裂縫。他把他的女兒們交給了我,既無正式條約,也非愛情的允諾。她們預示著美好的未來。但永恆並不存在。瑪格麗特讓我獨處,面臨這不可否認的事實時大家都會如此。
  我為自己的盲目和我左傾的烏托邦付出了代價。報社的大門朝偏見太重的記者緊閉,對瑪格麗特來說,一個沒有激情的記者是個蹩腳的記者。但與我交情不錯的主任們卻向我解釋說:「不是你的才能成問題,也不是因為你寫的東西別人總能反駁。大家怕你在企業委員會裡惹麻煩。」但願他們知道他們是跟哪個沒有火柴的縱火狂打交道。我從救生所轉到了精神病院。當我出來時,瑪格麗特給了我一些珍貴的指點,我當時沒有理解,但直到今天,每當與朋友分手和人生出現突然轉折時,它仍在我耳邊迴響,我也把它轉告給我的朋友們。
  瑪格麗特首先驅趕自己出事的念頭。她不能忍受這一點。她讓自己變成魔術師。她不停留在事情的起源、原因和發展上,而是把它當成新事業的起點。
  「不消滅已經存在的東西,人們將一事無成。不摧毀就談不上任何建設。你在摧毀已經存在的東西中度日。所以,你是在自我模仿中度日。」
  對自我模仿的恐懼使我沒有厭惡自己,也沒有陷入被拋棄時容易產生的虛無當中。
  瑪格麗特還給她的聽眾比勇氣和自尊更珍貴的東西。當然,她以自己為榜樣:「我總是與自己作對,破壞自己創造的東西。你看我的書就知道了。」
  她五花八門的書還真是好榜樣。艾裡克的離開將促使我重新創造生活。但什麼時候?如何創造?
  「愚蠢的問題!你又不是先知先覺。慢慢來吧。什麼事都不干就什麼時間都不會失去。這太難了。」
  有時,我把正中她喜歡的故事和引言轉告給她,她聽了以後笑著說:「正是如此。」
  「詩人聖-保爾·魯睡覺時,在房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詩人在工作。」
  「是這樣。」
  但什麼都不干我會死的,我的重建工作需要四年。
  夏天,我和她一樣獨自住在諾弗勒,我們一道散步,她還是親自開那輛標緻203。哪裡風景美她往哪裡開,或者,給自己定一個模糊的目標:重見照在麥子上的一道光芒;尋找雄鹿出沒的森林;她向我指著拉戈昂-伊夫林省的大雪松說:「你不認識它,它應該有一千歲了。這是一棵千年古樹。」
  她很喜歡「千年」這個詞。她總是重複她喜歡的東西,好像是為了肯定她腦海中閃過的東西,核實其內容、響聲或暗示意義。
  「千年,你看歲月如梭,幾個世紀當中,一切都突然出現在雪松周圍。沒別的痕跡,除了這棵樹。沒有文字的時候,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這很可怕。」
  我們發現了我們童年時代都曾學過的詞:貝加爾湖,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詞音節互相碰撞,有些奇怪的地名,還有些織物的名稱:山東綢,柞絲綢。一天晚上,在朗布依埃森林,湖面泛著珠光。我對她說:「珠光,正是這詞。不過,寫出來就顯得乏味了,內涵缺少詩意,不能用。」
  「把『珠光』這個詞給我,我替你把它變得煥然一新。」
  我們也走進幾個村莊,因為我們很喜歡這些村名。
  「我們是不是回布瓦西-桑薩瓦爾?」她一聽這話就笑,每次都輕快地說:「我已經沒有了。」1她散步時不刻意做標記,但總能及時辨認出道路來。她數著停在龐恰特雷恩湖簡易食堂前的大貨車時,心裡並沒有什麼打算;當我們在諾弗勒老街的咖啡店裡坐下來時,她沒做任何記錄。但在《卡車》當中,她將坐在熱拉爾·德帕迪厄旁邊,而咖啡店老闆的名字阿里奧納,在《摧毀吧,她說》當中將成為伊麗莎白·阿里奧納,正如《河流與森林》中瑪格麗特-維克多爾·塞內夏爾是當地一位女園藝師的名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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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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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有意無意的借用無疑可以統計出許多。她像開發一塊沃土一樣開發諾弗勒和伊夫林省。一點都沒遺漏,就像她後來開發諾曼底一樣。那些肥沃多產的土地與亞洲被水淹沒的土地形成對比,瑪格麗特不斷地為母親復仇,每本書、每部電影都對著太平洋的水而來。她利用一切,利用幫助她的人,利用她與她的技師部隊所佔的屋子。他們在那裡拍電影。她迎風散步,突然,她看中了俯瞰山谷的小屋:「維拉·巴克斯泰將住在那裡,她的丈夫不在……」我不知道她腦海裡當時是不是已經有了維拉·巴克斯泰這個女人,是不是這座小屋剛給她靈感,使她產生了這個形象。但她需要這座小屋,正如她需要森林角落那個無人居住的高高的住所一樣,否則《黑夜號輪船》中的電鈴聲就無從響起。她引誘公證人、園藝師和房地產業主。她對他們說那些屋子不屬於任何人,全部是凶宅,只屬於時間。她總是用同樣語氣,同樣親密、同樣智慧地跟他們說話,這種智慧有時令人難以解釋。沒有人反對。不管跟她說話的人是聰明還是愚蠢,是富是窮,她都態度不變。別人對我說她太自以為了不起了,別人無法接近。我卻認為恰恰相反,她很尊重別人,所以同樣地對待他們,不高高在上,也不奴顏婢膝。公平對待他們。
  有人對我說:「你甘願讓自己受到一個具有喜劇性、對現實不滿的年輕女人的殘害。」但欠她人情的是我,我從她的詼諧和目光中得益良多。她的目光使伊夫林省變得跟人類靈魂一樣廣闊而神秘。就像「珠光」這個詞一樣,她可以讓諾弗勒變得煥然一新。
  她是驅趕陳詞濫調的高手,她使我換了一種方式看鄉村和花園裡的漂亮屋子:「大家不知道偏僻之處是多麼討厭。」
  她很敏銳,露出了微笑。她常常露出沒有上當受騙的人那種微笑。
  她的目光很專注。她真的不想入非非。我從未見過誰總是這麼清醒。她戴著沉重的黑眼鏡,一直專心致志,好像開標緻203的是隻貓頭鷹,或是一隻縮脖子的青蛙。我看見了她因喝酒過多而腫起來的甲狀腺,不禁感慨萬分。上次,當我拜訪帕特裡西亞·海爾史密斯時,我也有同感。那位英國女小說家縮在一座森林小屋的盡頭,一邊是威士忌酒瓶,另一邊是她養的蝸牛,著實讓我害怕了一番。我曾想:「難道,一個女人成了作家就是這種樣子嗎?啊,不!」任何一位男作家,哪怕是酗酒厲害的,最具有破壞性的,也不會如此孤獨。他會去酒吧,找妓女,發動戰爭。他的沙漠決不會如此寸草不生,如此神秘。我常常想擁抱瑪格麗特。她的皮膚發出嬰兒香皂般的味道。當我告訴她她的皮膚很光滑時,她的臉上放光了。我送她一個跟她的臉一樣光滑的小小的上等細麻布枕頭。她慢慢地打開盒子,就像在很少收到錢和禮物的人家常見的那樣。她折起包裝紙,把飾帶繞在手上,然後才揭開幾頁綢紙,拿出禮物。她把禮物久久地放在雙膝上,一言不發,後來,她笑了:
  「你覺得它對我睡覺有幫助嗎?」
  現在,她讓自己發胖了,就像一個再也沒有情人的女人一樣。我也沒有情人了,我對她說,任何男人我都不會再愛。這時,她的回答使我眼前豁然開朗。
  首先,她使我大吃一驚:「情人,微不足道。」但她又向我解釋道:「愛情是永存的,哪怕沒有情人。重要的是,要有對愛情的這種癖好。」她說的話後來形成了文字,但當時,她說得恰逢其時,那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受苦的女人的傾訴。
  我失去生活樂趣的時候她對我說的話,我現在無法一字不差地複述。瑪格麗特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在她寄給一個男人,一個可能是她的情人的信中,我讀到了以下這段話:
  我總想保留一個地方,讓我獨自呆在那兒,讓我可以在那裡愛。不知道愛什麼,既不知道愛誰,也不知道怎麼愛,愛多久,但要自己心中保留一個等待的地方,別人永遠都不會知道,等待愛,也許不知道愛誰,但等的是它,愛。我想對你說,你就是這種等待。
  這封信確有收信人,這一點,瑪格麗特沒有對我隱瞞。但在一定的範圍內,他又可能並不存在。
  她說:「我給你講述的,是一個永遠可能發生的愛情故事,儘管在那些遠離寫作的人看來是不可能的。」
  「可能」和「不可能」似乎是她的愛情修辭中最常用的兩個詞。
  她還寫信給這個不可能存在的情人:「我是個不忠誠的人。我對你產生的這種愛情,我知道它是虛幻的。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我愛的是你,其實我愛的僅僅是愛情。」
  一天晚上,在馬裡劇院看完演出後,她從口袋裡掏出這封信,在小劇院的舞台上當場遞給熱拉爾·德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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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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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辛劇本中那一大批缺乏熱情的人物,你看見他們正向你走來嗎?在哪兒?我說在我的房間裡,晚上,在閱讀的虛幻中,他們有節奏地穿越時間,突然從黑暗中走出來。」
  同樣,在小劇院裡,從黑暗中走出來的,也正是這樣一些人。我們有十來個人,幾乎可以說是偶然地聚集在那裡的。我想起來,詩人愛德蒙·雅貝斯無禮地出現了,瑪格麗特剛在大廳裡冷冷地跟他打了個招呼。她對人沒有好感時,往往就採用這種冷漠的方式。也許她當場拿出這封信是為了給他上一堂詩歌課?信尾,無窮無盡的休止符表達出一種強烈的感情。我知道我不會忘記那一刻。那是瑪格麗特的禮物之一。
  自從我不再「威風凜凜」——一個自在而具有魅力的女人——而成為一個被拋棄的情人之後,我們更經常地談論愛情。對瑪格麗特來說,無論如何,女人總是有點誘惑力的;不是安娜-瑪麗·斯特萊特就是女丐。
  她呢,毫無疑問,心不在焉,鬼魂附身,興高采烈,將是勞爾·V·斯泰因,或是《卡車》中的小婦人,失去了社會地位,精神失常,挎著一個空籃子,每天在路上攔車搭客。
  「是的,她很像我。我希望這樣。我願意像她那樣打發時間。」
  大家都笑了。那年,1977年,瑪格麗特在她諾弗勒的閣樓上拍《卡車》,挖空心思找相似之處:
  「我看她長得像我,看不出年紀。她跟汽車司機們講的話總是不一樣。她每天都在編造,可能還會寫作……她沒有國籍。她是瘋人國的,沒有理智。她一點也不辯解,只管往前走。就像我一樣。」
  像《卡車》中的小婦人一樣,瑪格麗特反對那些說世界空虛、沒有任何東西可看的人。
  「我不喜歡那些看破紅塵的人。你可以失望,但不能看破紅塵。」
  瑪格麗特像個治病的醫生。為了讓她高興,我加強了自己差不多已經消失的好奇心。我假裝看鄉村。也許是由於假裝,臉色好轉了。她已告訴我她本人戰勝了什麼:「我書中的人物比我的救星多。她們一般來說都很漂亮,並且具有一種我沒有的道德與行為上的自由。在許多年間我曾有過——但哪個女人不能這樣說?——完全受抑制。寫作是一種極小的拯救。」
  她問我:
  「你相信自己的勝利嗎?」
  「什麼是勝利?」
  「你肯定他曾全心全意地愛你嗎?」
  瑪格麗特故意讓別人面對自己的傲慢或軟弱。面對他們自身。不是為了傷害他們,而是因為她喜歡他們脆弱:「這是唯一真正生動的東西。」但又有誰不脆弱呢?在艾裡克出走之前,在我失業之前,我曾經很脆弱。在她看來,傷了腿,又受愛情之害,我會更聰明一點嗎?
  美,她所寫的關於愛情的作品的深度,在我心中引起極大的反響,然而,當我們討論起來時,我們毫無相似之處。我之所以沒有像她那樣進行反對,那是因為我對愛情一無所知。
  她說:「每當我產生慾望時,我就愛。」
  我退縮著,羞怯地說:「人們可以無愛而做愛。」
  一提出這個觀點,我就聲名狼藉了。她生起氣來。我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使她更全面地考慮起我們這個廉價出售肉體的平庸時代的道德習俗來。
  「慾望受蔑視,遭蹂躪。這就像對肉體犯下的一樁罪行。人們天天做愛,以解放肉體,但與此同時,也是在殘殺肉體。愛,那是一種激情,或者說它什麼都不是。」
  我逗她說:「那麼,每當你產生慾望時,也就是產生激情?而我,我的肉體已被摧殘。」
  我的觀點激怒了她。我們的談話常採用這些詞彙:個人,信任,總的來說,超越人的意志——「愛,就是這樣」,「寫作,就是這樣……」結束討論時她往往這樣說。
  此外,她還把愛情與寫作混為一談。「這二者永遠不會互相厭煩。它們各以對方為慾望的目標,那是因為要超越這個目標。」
  後來,她用文字闡述了這種比較:
  「快樂與慾望間的區別,和初學寫作與爐火純青間的區別相同。初學寫作時面面俱到,難以卒讀,沒法看,爐火純青時則文章準確而漂亮。野蠻與謀殺存在於慾望當中,快樂,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可以說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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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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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很快就把個人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但我感覺到她具有巫婆的知識,面對這種知識,我傾向於相信:
  「不可能獲得的愛情是唯一可以獲得的東西。」
  我還太年輕、太不幸或太愚蠢,無法一下子接受數年來我覺得如此讓人傷心的東西,但我把她當做一個良師,聽她說話。
  「假如人未曾被迫絕對服從肉體的慾望,也就是說假如人沒有經歷過激情,他在生活中將一事無成。」
  她又斷續告誡道:
  「假如你只願意同一個男人做愛,那是因為你不喜歡做愛。」
  見她有時舉棋不定,我感到十分快樂,於是,我辯解道:
  「假如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產生了愛情,她不會跟別的男人做愛。」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好像不高興了,讓我像蚯蚓一樣留在原地。我只需像蚯蚓一樣不溫不火來應對她。
  但認認真真地聽她說話時,她最初的思考也能引起我的思考。
  「夫妻間最真實的一點,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是最好的夫妻,也不可能促進愛情。在通姦中,女人從提心吊膽與偷偷摸摸中得到樂趣,而男人則從中發現了一個誘人的目標。」
  她弄亂了我業已形成的正統觀念,引起了我今天仍不敢承認的不安和邪惡。我為愛情辯護,不明白為什麼瑪格麗特不加區別地使用愛和激情這兩個詞。對她來說,這兩個詞的意思是一樣的。當她說「溫柔,我從不明白它能在愛情中佔有什麼位置」時,應該理解成:在激情中。
  我被艾裡克拋棄所產生的痛苦使我贏得了她的寬容,但既然愛情(激情?)不是造成我沒完沒了的壓抑的唯一原因,她就把我當成一個智力發育遲緩的女人。直到她的同情和愛情教育使我無法忍受時,我才告訴她我熱烈地愛上了一個男人。為了加重份量,我又解釋說:「那是個酗酒成癮的男人,完全無度。」
  我見她蜷縮著,驚訝地停下來,像以前一樣,露出頗感興趣的樣子。她站了起來,等我再跟她說些什麼。
  「那個男人身體強壯。」
  這時,我感到她對我重視起來。她強調說:
  「我從來無法想像這種缺乏智慧的性愛。」
  終於,她第一次向我投來一種默契的目光,她十分可愛,知道失業使我難以忍受,知道我數日來找不到工作。她建議我為某報採訪她。當時,1977年,人們不願擠來擠去記錄她說的話,但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機會。她又給我一份意想不到的精美禮物,也許某個婦女雜誌會用我的這份採訪。
  「你同意把稿子給另一份月刊嗎?在那份月刊上我們能佔更大的篇幅,比如說《瑪麗·克萊爾》。」
  她說她對婦女報刊沒有任何偏見,嚴肅認真地對婦女說的話越多,這個世界就會越因為婦女而進步。
  採訪是在諾弗勒她的家中進行的。我錄下瑪格麗特的話,錄了好幾個小時。她負責換磁帶。
  「應該全都留下來,哪怕是重複的話和沉默。還有『你』這個稱呼,因為我們以『你』相稱。」
  我知道她喜歡原始材料,就像在《話多的女人》中一樣,那是她和艾克薩維埃爾·戈蒂埃一起構思的一本書。但在報紙中,重複和沉默只能是讓讀者感到厭煩的累贅,比如說以「你」相稱,會妨礙讀者與提問題的人打成一片。「好,」她說,「照你的意思辦。」她沒有要求讀草稿和定稿。《瑪麗·克萊爾》的總編雅克·加萊遠非杜拉斯的崇拜者,他可以說對「這個誇張的女小說家」無動於衷。起初,他嘲諷他所讀到的東西:
  當人們聽到身體發出的聲音,聽見身體會怎樣撞擊或讓周圍的一切沉默,怎樣日夜過完整的生活,採取所有的行動,我將說那是慾望,說穿了那是身體上最專橫的東西。如果不瞭解這種形式的激情,對肉體的激情就一無所知。在激情當中,人會變得多細孔、開放、穿孔,再也聽不進別人講什麼。激情懸在世上,準備穿越甘願讓其穿越的人們。上帝的激情或人的激情,我不做任何分辨,從此,人們知道如何容忍被事物穿越的他人,容忍音樂、文字。總之,容忍一切。
  然而,這總編越讀嘲諷越少。他大聲地念出了某幾個段落:
  在現代青年中,最使我震驚的,是這種慾望沒有任何確切的形式。人們想做愛,但不想與「某人」做愛。只要這種慾望沒有被人感受過,人就仍在模子當中。一個愛情故事遠比上床45次重要……我甚至覺得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來說,虛無這個詞太美了。虛無被這麼多人,男人,女人,富人,窮人以同樣的方式體驗過。歐洲經歷著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煩惱……
  總編被折服了,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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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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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是為我們而寫的,一切盡在其中:愛情、性、家庭、孤獨。好,政治,寫作,可以砍掉,不,太精彩了。」
  他給這篇採訪多加了一頁,並以一個記者的精明,給文章取了題目:「一個愛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
  這個連蒙帶騙的題目並沒有使瑪格麗特感到尷尬。她開玩笑說:「取得好!」好像這句話不是她想出來似的。
  她第一次在採訪中提出「死亡疾病」。這種表達方式有天晚上在飯桌邊已讓我大為震驚。她是在提到斯大林主義時用這個詞。這回,她說:
  「有一種愛情病,它是一種絕症。有傷害、結核病、癌症,然後死亡,好像有一種絕症似的。大家都會得的。愛情是個例外。唯一的解脫辦法在於個人的層次。」
  她後來把「絕症」分發給同性戀者,然後,範圍更廣,分發給所有不能愛的人。
  我看她在讀我帶回來給她的那篇採訪。她為自己的回答驚叫:「沒錯!」「正是這樣!」那種小頑童式的清純毫無虛榮的成分或至少沒有一點自我陶醉。
  《瑪麗·克萊爾》的總編提出來要僱用我,她很高興,表現出同樣的熱情,而進入婦女報刊我還有點不滿呢!
  「接受吧,你將走出困境!」
  我在社會中找到了一個小小的位置,這要部分地歸功於瑪格麗特。這位置很小,但很重要。我又有了一份工資。我醒得沒那麼早了,四周的霧也沒那麼濃了。
  接下來,我得戰勝憂愁。它突如其來地滲入靈魂,擾人不安,無法控制。
  「你要做的一切就是習慣它,」瑪格麗特概括說,「人們以為憂愁只是某些人的天命,其實它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東西。自從我知道憂愁是司空見慣的東西後,我便不再怕它。」
  好像憂愁被理智控制住了,好像可以制止它掐脖子、肺和肚子,好像可以留住食物,讓它穿過身體,變成水,好像人可以指揮睡眠了。
  瑪格麗特的唯意志論有時與一種天真的否認相類似,她否認可能暴露她弱點的東西。
  她自豪地說,她從來沒有服用過安定藥和安眠藥。但在小酒杯裡流動的酒又是什麼?
  「我自從肝硬化後,便再也沒有喝酒。」
  「結果呢?」
  「我的身體並沒有恢復。」
  於是她不再充好漢,她承認說:
  「在孤獨的痛苦中,有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東西。我可以面對樹木,一動不動地坐上好幾個小時。但這不是要別人也這樣。我更喜歡周圍有東西陪伴著我。」
  在孤獨的痛苦中,甚至可以給母雞取名字。我還記得起有些母雞的名字,如拉莫尼婭、若斯亞娜、艾倫小姐,只有它們圍在她身邊,在客廳裡覓食。
  「你覺得我也應該在家裡養母雞嗎?」
  「你不是養母雞的料。」
  她那些不容置疑的謎一樣的話,我聽了總要發笑。要是她能知道我生來是幹什麼的那就好了。為了什麼都不幹?為了像她一樣遠離母雞的時代。她今天還談起此事,口氣有點生硬:
  「孤獨是個有吸引力的老東西,人們像拴恐怖一樣拴住它。不過,要是說有進步,那就是婦女們發現了孤獨。」
  進步,假如她們發現丈夫不再是保住名聲的必要條件,假如她們不再僅僅因為害怕孤獨而強迫自己忍受一個丈夫。但那是一種她們不喜歡的進步。
  「她們還不知道……」瑪格麗特模模糊糊地說。她喜歡扮演她那個預言者的角色,不強人所難,只為了讓人吃驚。她的省略號就像通靈者的預言一樣吸引著大家。
  也許有些必須知道而我同樣不知道的事情,但慢慢地,我覺得孤獨不那麼讓人難受了。我的被棄感也沒那麼強了,朋友也重新接近我。他們曾躲避我,因為我對他們過分需求使他們感到了壓力。難道,人們羞怯地在自身發現的這種新的力量,這種只有個人能夠達到的力量就是進步?
  人難道只能攀登個人的階梯?甚至連瑪格麗特也產生了這種政治醒悟?1977年,她在這個領域就像在別的領域一樣,是個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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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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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決不會與集體分離。有時,她說她所謂的「集體」就是上帝。
  「現在,我說的是上帝。情況已經變了。因為詞就是這個詞,很實用。這個詞可不是隨便創造出來的。之所以有這個詞,是因為有這個東西。有時,我對『上帝』這個詞還躲躲閃閃,但不管你說不說出來,這個詞都是存在的。」
  我們散步時,常常走到附近的墓地裡停下來。馬萊伊-勒吉庸就在諾弗勒邊上,晚上回家之前,我們就在那裡度過。瑪格麗特記得住那七個年輕的英國士兵的名字,他們被埋在這塊用圍牆與平原隔開的小小的方地裡。從墓地中只能看見天空和雲。沒有任何東西越過圍牆,沒有樹,沒有農莊的建築,也沒有屋頂,那地方虛幻得就像死亡一樣。瑪格麗特像背詩一樣,念著這七個自天而落的年輕人的名字:「肖、威廉、坎寧安、米勒、麥迪克、瓦德、史密斯。」我今天剛去那裡,把名字重讀了一遍。我們聽見汽車在遠處的高速公路上發出隆隆的聲音,但很模糊,像是海岸,死者家鄉洶湧的波浪。她說:
  「這些普通的名字,代表著整個英國。」
  她沒有與我談論死亡,我相信當時也沒有和別人談過。她沒有提起她的小哥哥,也沒有提起她的第一個孩子,這兩個人還沒有開始真正生活就死了。她現在還到處尋找他們。後來,在諾曼底,她又迷戀起別的英國墓地來。
  在散步途中,我們互相講述自己的噩夢和失眠。我夢見自己把頭交給了她,那已經變成了一個魚頭。她把它放在她的床頭櫃上。或者,我把頭給了她,但她寧願要錢。
  她笑道:
  「你的頭,你真不知道用來幹嗎!但你夢見的是我的母親。她寧願要錢,這一點毫無疑問。」
  由於瑪格麗特還不是太富,所以她並不知道她很吝嗇。後來知道了,但也沒有改變。她天生有節約的習慣。不管窮還是富,她的本性將佔上風。
  她跟我講述了她剛做的夢。她說:「為了讓你想得起來。」有時,她又這樣強調:「你將知道我曾跟你說過。」或者說:「這事,你不會忘記的。」當她給我幾枚英國薄荷的插條時,她明確地說,她想讓她曾喜歡過的東西持續下去:「這樣,就會到處都有了,哪怕在我死後。」
  於是,我記下了她的夢:她聽到有人在演奏,《伊甸影院》中的華爾茲。音樂來自樓梯後面的一個地方。她問:「是你嗎,卡洛斯?」(卡洛斯·達萊西奧是《印度之歌》的作曲)但她母親出現了,揚著死去的頭顱。她說:「可我覺得你已經死了。」她母親回答說:「不,我是假裝的,為了讓你能寫這一切。」
  我們站在那個七個英國飛行員的墳墓前。這七個小矮人緊緊地靠在一起,抵禦寒冷。
  她評述著她的夢。我問她:
  「這一切就是《印度之歌》嗎?」
  「不,是我為了產生愛慾而寫的一切。」
  「《印度之歌》讓我想起旅館的房間。」
  想起在旅館的房間裡產生的愛情。
  「是的,《印度之歌》激起人們的愛情,是嗎?」
  她哼著影片中的倫巴曲。我不敢問她,她死後想埋在諾弗勒的墓地還是這兒,馬萊伊-勒吉庸。不過,我覺得她最終應該在這裡,在這些小小的飛行員旁邊安息。在這兒,我們可能還會相遇,緊緊挨著。
  她的靈魂應該也在這個不大像是真的地方遊蕩。她既沒有提起上帝,也沒有提起她自己的死,但當一群接一群椋鳥飛過墳墓上空時,她突然說:
  「我不願意讓烏塔賣掉諾弗勒。」
  這時,她現實的一面讓我吃驚:
  「啊,這搞什麼名堂!」
  現在,是我讓她吃驚了。她笑了。她笑著重複道:
  「是啊,這搞什麼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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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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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7月31日,星期一,我開始拍《黑夜號輪船》。星期二晚上,我看了樣片。我在記事本上寫道:電影拍糟了。我對朋友們說:『完了,輪到我了。』」
  那年夏天,諾弗勒很熱。白天沒有風,讓人感到煩惱。瑪格麗特覺得丟人現眼了。我覺得她有點誇大,她到處在尋找安慰。人們安慰她。她的助手伯努瓦·雅戈建議她等到次日上午再決定電影是否停拍。
  不眠之夜,百葉窗開著,朝著鄉村。在思考的並不是瑪格麗特一個人。假如這部電影停拍了……不,瑪格麗特決不會放棄的。
  然而,那天晚上,她想:「電影,完蛋了。我要重新開始寫書,我要回到故鄉,重新開始那種已離開十年的讓人害怕的勞動。我贏得了這場失敗。快樂應該由此而來,由於贏了。我滿足於這場勝利,做到了拍電影這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沒有哪次成功能像這次失敗這樣讓我感到如此寬心。」
  不過,電影還是在拍,集體工作使她感到快樂。晚上,有盛宴。為了讓她高興,攝制組甚至星期天也呆在諾弗勒。我讓沒有床位的人住在我家裡。1978年的夏天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復活的夏天。四年來第一個夏天,我可以在呼吸、吃飯的同時,沒有煩悶、焦慮或期望死亡。這種我覺得仍很脆弱的安寧使我又對某些東西產生了渴望,這種渴望就是寫作。我對瑪格麗特說,有一本書可能要誕生了。
  「啊,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否則會落到土裡的。你應該把書加蓋放在鍋裡,讓它翻滾。那是你的書,你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看。最後,書自己會讓鍋蓋跳起來的。」
  瑪格麗特不習慣用做飯做比喻。她跟我說著,就像附近的廚娘。我笑了:
  「你給萊譜讓我寫?」
  她也笑了,接著又嚴肅起來。寫作就像愛情一樣,永無止境。她不可能不想辦法弄懂在寫作中發生的一切。
  「你知道,人只有在某種黑暗中才能寫作。這並不是因為你喜歡黑暗,而是因為你被黑暗包圍著。人們無法破壞它。人們可以談論一部正在製作的電影,卻不能談論寫作。就像愛情一樣,那是不能細說的。」
  瑪格麗特聽自己講話,就像要留住從思想深處冒出來的東西一樣。她聽自己說話,不單滿足,而且更好奇。流過她大腦的那些模糊而嘈雜的東西表達出來,總使她感到驚訝。
  她大膽地說:
  「毫無疑問,我是個聰明人。」
  在場者都不寒而慄。然而,有一天上午,她坐在公園的長凳上,又突然悲哀起來:
  「真可怕,我的思想永遠停不下來。有時,當我寫東西時,它又停了下來,但立即又動了起來,永遠不讓我安寧。我只有在寫作的時候才能停止思考。」
  她的坦言使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因為我跟她剛好相反,我只有拿起鋼筆時大腦才能開動。
  她和顏悅色地安慰我。
  「我一直認為,寫作就是工作,但要達到無為而治的狀態。就是說,要整天坐在桌邊,什麼事都不幹。現在,我已走出了耕作階段,完全擺脫了被迫的狀態。誰都對我說必須工作。」
  她也對我說:
  「工作起來你就會好得多。寫作,就是自殺,但不再是被死神所殺。」
  她當然沒有問我那本書的情況,但她提了一個讓我吃驚的問題,因為我才剛剛開頭。
  「你想出書名了嗎?」
  書名立即就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有了。也許就叫《大紀實》。」
  當時,我們坐在標緻203里,她朝我轉過身來,忘了打方向盤:
  「不錯,這很好。」
  她沒有再做任何解釋。她剛剛對我說,談論一本正在寫的書是不可能的:「書,就是夜晚。」我也覺得,談自己手稿的作者總有些虛榮、軟弱之嫌。不過,我想進一步跟她談談我的計劃。
  「那是關於我剛剛穿越的深淵的紀實,但我很害怕。怎樣講述這個我內心深處幾乎一無所知的歷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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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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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馬上打斷我說:
  「知道自己將要寫什麼的人是貧乏之人。」
  我也擔心自己太顧影自憐了。我所經歷的抑鬱在哪方面可能讓別人感興趣呢?
  於是,她向我重複了一些我已聽說過的話,那種方式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你越是特別,便越普通。」
  「越是戴高樂將軍1?」
  我們談論作品時,她從來不笑。這會兒,我成了寄宿學校裡大姐姐面前的小女孩了。
  「我也害怕變得厚顏無恥。你覺得別人會像我一樣如此坦白嗎?」
  「那是因為你別無選擇。要像這樣敘述自己的作品,那得瘋了才行。投入書中,然後賣書。比布洛涅森林2里一絲不掛的妓女還恬不知恥。寫作更厚顏無恥。別無選擇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這樣。」
  我向她引用了科克多1的話:「厚顏無恥是我們的英雄品質。」還有托馬斯·貝恩阿爾2的話:「只寫不知羞恥的人。」
  瑪格麗特更耽於聲色,更大膽。她突然驚跳起來,好像想超越所有已說過的話:
  「厚顏無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對她來說,愛與寫作同樣無遮無擋,同樣不為人知,「同樣藐視讓人失望的知識」。
  一天,她問我的金髮小女孩娜塔莉:
  「你也寫作嗎?」
  娜塔莉回答說,她寫日記。
  「對,對,你很正常。我尋思大家怎麼不寫東西。活著而不寫東西,這怎麼可能呢!在一個完結了的、可探測的世界上,人們不會寫作。我要說:寫作吧,就像我說的生活一樣。」
  1978年,瑪格麗特復甦了。作家的毛病結束了。在《黑夜號輪船》中,缺憾和慾望,她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主要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但電影拍的是這種挑戰:兩個打電話的人物之間的慾望。這種不合時宜的行為,對她來說是迫不得已的。純粹是寫作的結果。
  儘管如此,她仍在製作電影,攝制組在等待。結果無法預料:人們永遠也不知道。
  8月,放大假的氣氛越來越濃。電影使每個人都在鏡頭前短暫地佔有一刻,使他們煥發出精神活力。假如電影會砸鍋,誰也不會事先感到痛苦,這有力地證明拍電影沒寫作那麼悲觀。寫作是孤獨的,拍電影卻集中了一大幫人在身邊。那個夏天在《黑夜號輪船》周圍歡樂地度過。
  遠在粉紅色的節日之前,她就發明了這艘幽靈之船,它滿載著性的誘惑,在夜間航行。她說,她在《黑夜號輪船》中也創造了她的風格。從《黑夜號輪船》這個給人以啟示的片名中,她找到了雄辯而滑稽的敘述方式。
  瑪格麗特天生雄辯,話說得很漂亮,這毫無疑問,但她的服裝也很漂亮。我在照片上又看到了她的提花上衣,藍色的帆布短上衣。裙子、翻領和背心之間的顏色很講究,十分協調,或對比鮮明。亞麻布做的衣服是天藍色的。遠在我認識她之前,在她很年輕的時候,她的衣服就精心裁剪。她身體柔軟,裙子線條流暢,白色的衣領,紐扣精心選擇。當時,人們還以為有大裁縫替她打理呢!這不大可能。是否有很親密的朋友悄悄地把衣櫥裡無用的衣服給了她?
  我後悔沒有問她關於戰爭時期的看法。她很少提到戰爭。我本能地猜到她所保留的領地,尊重她的沉默。1940年,她26歲。她那時已如此精心地做裁縫了嗎?甚至在印度支那的時候,她就已經懂得什麼叫漂亮。有些女人天生就會打扮。她就是如此。
  她不逛商店,不翻雜誌,很留意烏塔的女友們及女助手、女記者和女演員們的穿戴。她向她們打聽:「這是羊毛做的嗎?這要多少錢?在哪裡買的?」她重複新款的衣服就像時裝專欄編輯一樣快,而如果是新款的,她又會說,「那是聖洛朗1式樣」,哪怕那並不是聖洛朗式樣的東西。沒有人反駁她。人們好心地安慰她。假如她喜歡聖洛朗,那再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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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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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喜歡一件衣服,她就會去試穿。有時,她想留為己有。她急切地想得到它,就像小孩想得到玻璃小號角一樣。人們抵擋不住她這種可驚可歎的愛好。來訪者離開諾弗勒時往往會留給她一條披肩、一條開司米圍巾或一件獵裝,甚至是男裝——因為她也喜歡男士服裝。我的巴西女友維奧萊塔,當然,她跟瑪格麗特一樣漂亮,離開時脫下了她那件形如毛毯、中間開有領口的南美牧人披風。瑪格麗特將永遠讚美維奧萊塔,而維奧萊塔將永遠為這件披風的歸宿而感到高興。這些東西既是掠奪品,也是禮物,只有把它們看成罪惡的人才會覺得恥辱。瑪格麗特不是諾弗勒的麥當娜嗎?有幾個節日之夜,酒灌得有點多了,幾個村婦在她的擁抱下哭泣,縮在她的懷裡。尤其是一個聖誕之夜,瑪格麗特坐在我閣樓的地板上,兩個女人可以說是坐在她的大腿上,哭得使她動彈不了。她最後哀求說:
  「替我把她們拉開吧。啊,把她們拉開吧。她們這種崇拜我可受夠了。」
  瑪格麗特認為自己長相普通。她這個幾乎對一切都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人,對自己卻犯了錯誤。她絕非普通。她很美,有時甚至很漂亮,像一道光,一段音樂。但當酒精充滿她的臉、她的身體時,她又變得很可怕,像癩蛤蟆一樣。她很迷人,或者說很有魅力。甚至當她麻木不仁時,她也有某種光彩,飄飄欲仙,一種轉瞬即逝的清新,非常感人,大家都不忍捨棄。
  她說自己普通,但她也說起普通的高貴之處。上了年紀的時候,她仍相信自己還能引起男人的慾望。也許不是由於她身體上的魅力,而是因為她是個著名作家。她認為唯一能和她平起平坐的是薩米埃爾·貝克特1。
  「你知道,我和貝克特可以一直吻到80歲。」
  這也許是真的。兩年後,即1980年,她66歲的時候,27歲的揚成了她的情人。
  她對我說:
  「很奇怪你會考慮年齡。我從來不想它。年齡不重要。」
  「你否認年齡。為什麼你的作品中沒有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也沒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除了那個讓人想起你母親的老婦?」
  她覺得我這個問題幾乎是對她的冒犯。
  「老婦?我對她不感興趣。」
  那時她還沒有寫《薩瓦納灣》,那本書中的瑪德萊娜·雷諾——總讓人想起她的母親——正處於「光彩照人的年齡」。1978年,瑪格麗特還年輕。
  在那些年裡,我只拍過一張她的照片。她很特別地站在格萊埃爾街她家的門前,身邊圍著我們的孩子們:烏塔、卡羅琳娜、弗朗索瓦及其女友瓦萊莉。她成了我的孩子們的母親。那是唯一的一張照片,是一張家庭照。
  當我們不再見面之後我才用我的尼康照相機。好極了。我的記憶將抓住這些瞬間,而且也許會感到滿足。就像只有貼在舊相本上的照片才能讓成年人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一樣。
  不依賴於照片,這種不得不被遺望的記憶變得清晰起來。我曾生活在瑪格麗特身邊,卻不曾以這種回憶為資本。現在,我喚起了這些回憶。它們顯得很混亂。它們亂糟糟、不規則、不完整地穿過黑夜,並且帶來黑影。
  「有一天,人們看見一朵花,一朵玫瑰花,然後把它忘了——它死了——人們後來又看見了它,認出了它,並且把它叫做『安娜-瑪麗·斯特萊特』:從發現玫瑰一直到這個名字……這過程就是寫作。」
  1978年對她和我來說,都是那麼不同尋常。在這一年裡,寫作使我們重新振作起來。
  瑪格麗特要拍幾個小小的短片,儘管她仍用《黑夜號輪船》中的一些邊角料,後來甚至拍《阿嘉塔》和《大西洋人》,但她對自己的電影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直率地說:
  「現在,我的電影就是我的書。」
  她甚至走得更遠。1981年,她在蒙特利爾發表了一些聲明,引起轟動。這些聲明後來被收到一本集子裡出版。她用一種貪婪的語氣推薦我閱讀:
  「你會看見,我去那裡並沒有無所作為。」
  事實上,我看見瑪格麗特在那裡十分粗蠻,那種自由也許是離開法國疆土所造成的。在加拿大,她擊倒了所有的提問者。而在電影中,她又是個女殺手。
  「寫作,就是與上帝打交道,會產生一種十分慌亂而又極讓人慌亂的預感,預感到上帝的存在。人們以為可以統治世界,能以自己的動力和自己的智慧轉動地球。這太讓人激動,太具有破壞性了,以後會受到極大的傷害。不要把這該死的電影與這樣的激情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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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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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我們晚上又外出了。我們到畢加爾俱樂部去聽安娜·布魯克納爾唱歌,帶著剛從美國回來的娜塔莉和一個新朋友,伊西。瑪格麗特開始很提防伊西,因為他是精神分析學家,但後來又接受了他,因為他是猶太人。伊馮娜·普蘭當唱完之後,布魯克納爾唱道:
  我不知道人們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人們在說什麼……
  在坐車回諾弗勒的路上,我們一起唱道:
  去拍電影吧,讓別人使你成名
  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這是禁止的……
  後來,瑪格麗特一人獨唱起來,就像瑪琳1一樣迷人,她不但聲音悅耳,而且融天真與世故、希望與憂鬱為一體。瑪格麗特唱著,顯得非常高興。她似乎很欣賞自己,我倒覺得她每時每刻都在表現自己。
  「我的生活與我寫的東西不一樣。我不知道誰在寫。我妒忌寫作的人,妒忌自己所寫的東西,但願我的生活能與此一樣。」
  那天晚上,她在路上回想起伊馮娜·普蘭當的副歌:
  我前往杜伊勒利宮
  走在一條鮮花盛開的路上……
  我母親也很像瑪琳,她曾唱道:「走在一條鮮花盛開的路上。」但她是用唱歌劇的嗓子唱的。
  伊夫林省的天空變得十分遼闊,世界輝煌燦爛。
  另一個晚上又和另一個朋友貝爾特朗一起唱歌。貝爾特朗在《世界報》負責文學評論。我們上了舊磨坊的小路,走進一個房間。瑪格麗特立即把它叫做她的音樂室,因為裡面有架鋼琴。貝爾特朗和她四隻手合彈起來。瑪格麗特唱著「藍色的月亮」、「邁阿密上空的月亮」或「暴風雨天氣」。貝爾特朗哼著給她伴唱。他們立即找到了樂感,爵士樂使他們心心相印。貝爾特朗表現得很可愛,瑪格麗特也顯得很可親,兩人都在設法吸引對方,誰都不是初出茅廬。我想像他們陶醉於他們的相遇及其相互的才能。但第二天,瑪格麗特就忘了音樂家,批評起評論家來。
  「他不愛我。他在理論上笨拙極了。他指責別人,給別人立法。我看他不太合時宜了。」
  像往常一樣,她又由個別到全部,從不幸的貝爾特朗說到所有的評論家。
  「他們說:『啊,如果她單純一點,人們會多麼喜歡她呀!』為了踏進文學的大門,女人必須變成男人,她們必須經歷這種滑稽的模仿。20年來,人們談論我的書就像是談論女人的書,直到有一天我拒絕回答當女人還是寫作這個問題。我引起了厭惡女人的情緒。我出名的原因讓人尷尬,不是因為我內在的魅力,而是因為我所做的事情。我死了以後會這樣的。」
  後來,由於全部批評不足以平息她復仇的憤怒,謾罵升級了,現在,目標對準了所有的男性。
  「男人理論化的閹割行為減少了文學素材。男人們並沒有真正的好奇心,他們有一種罪惡感。他們並不強大,卻很不安分。他們的軟弱之處在於他們從肉體之愛中體驗到的這種滿足。你發現了嗎?」
  她在文中常用「你發現了嗎?」這個句子。對她或對她的交談者來說,這是不是一種呼吸?
  「你發現了嗎,男人都很疲憊,有點病態,有點自殺傾向。未來是屬於女性的。我之所以說得這麼悲觀,是因為我很希望他們有兩類,但他們病了,由於這種病,產生了男性的這種特徵,等等。」
  她的這種憤怒往往突然消失,好像她擺脫了一種狂怒。
  「讓我想哭的,是我的粗暴。」
  這時,她甚至會改變語調,採取相反的方式繼續說下去。她覺得輕鬆了一些,笑自己剛才過於激動。
  「不過,我愛男人,我只愛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個男人。」
  她是否從我的微笑中發現了一絲嘲諷?
  「是的,真是這樣,我曾屬於許多男人。」
  這種光榮的稱號使她陷入了沉思。大家知道,她使得人們厭惡女人。她的貪婪,她的洞察力使男人們笑不出來。他們當中有一個,也許比其他人更軟弱,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禿頂閹割者」。她的脾氣就像有頭髮的閹割者,這使他困惑。瑪格麗特並不禿頂,而男女雙方都覺得自己被對方所閹割。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做性別規則。對方永遠是我們劇痛的替罪羊。
  在我患抑鬱症的那幾年裡,我常去拜訪生殖腺切除專家和精神分析學家。我請他們來到諾弗勒。他們與大部分男人相反,並不害怕瑪格麗特,甚至喜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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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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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像公開讚揚她的拉康大師一樣,非常欣賞她那種漫不經心的本領,我會寫到這種本領是與生俱來的,對失望、匱乏和遺忘無動於衷。她對他們的背景瞭如指掌,但對他們又很不客氣。她對他們說,她不相信精神分析。還有更惡毒的話:「上當受騙的是那些有強烈自戀傾向的人,他們無法擺脫那種顧影自憐的情緒。」她本人也嘗試過,很少。有幾次,僅僅是為了證明精神分析毫無用處,甚至會毒害作家生存的沃土。那些「精神分析學家」們尊重她,贊同她的觀點,她有「自己的作品」,她沒有處於要麼支持要麼反對精神分析的境地,她在「其中」。根據本體論的觀點,她是在其中。他們把她視為同道,儘管遭到了她的無情打擊。
  雖然她咒罵他們,他們仍然愛她,所以她最後也喜歡上了他們。晚上,她與他們一起在頂樓跳舞。在生活的漩渦中,和達尼埃爾、皮埃爾或讓-皮埃爾一起。她對他們說:「不明白是最大的智慧。」但她肯定了他們的智慧。
  「我沒興趣弄清我還不明白的東西。我努力抓住的,是黑暗本身。」
  但她顛倒了角色,聽起他們說話來。
  「神經器官裡發生了什麼,我是最後一個知道。」
  而他們所考慮的並不比她知道的多,甚至比她所知道的少。
  她和伊西說話,沒完沒了地討論人類靈魂的邪惡,討論法西斯主義和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李麗安娜·卡瓦尼的電影《黑夜看門人》引起了一連串問題。那個被流放的年輕的猶太女人,在集中營裡被剃光頭,與殺她的劊子手,一個黨衛軍睡覺。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她。
  每個星期六晚上,當我們一起吃晚飯時,她都重提《黑夜看門人》,直到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她在伊西身上找到了一隻「心理」耳朵,敏銳而耐心,怎麼也不會受冒犯。他隨她胡言亂語,極大地滿足她,讓她從這個故事中得到快樂。
  事實上,她開始發現她將要寫作的東西:《奧萊麗亞》,奧萊麗亞·斯坦納,墨爾本、溫哥華的猶太姑娘,猶太人聚居區的猶太姑娘,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的猶太姑娘,她將獻身於一個德國情人。
  直到她出版《痛苦》之後,我才在讀《泰爾,自衛隊員》時得知,戰爭結束時,她本人曾是抵抗運動的成員,在性方面受到了一個蓋世太保的誘惑。
  後來,在1983年,她說道:
  「集中營,法西斯,這種現象會有什麼結果?色情電影。所有的強姦都是法西斯分子干的。那種快樂是黨衛軍造成的。這與性愛中的忍受力相像。挨男人的打,好,早就這樣了,但挨黨衛軍、挨劊子手的打,那是一種額外的樂趣。這一點,人們永遠也無法避免。我覺得這種現象最終是很正常的,對法西斯主義來說,這是一種完美的結局,完全應該在什麼地方結束。在屍堆裡。他們將死於妓院或反常,性反常。也就是說疾病。我想這裡面有些東西是對的,就像是一種平衡。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瑪格麗特常常出現幻覺,常常糊塗,過去討論的東西可能又會重提。沒完沒了地談法西斯主義,性反常也同樣。總會有些東西讓人感到害怕的。如果說瑪格麗特什麼都不怕,那是因為她以痛苦為快樂。所以她讚美愛情,這可能會讓人深感痛苦。那是最折磨人的辦法。當她去找雅洛那個不忠誠的情人時,她說:
  「我上斷頭台了。」
  她愛他。她像一個神秘的女人,輕快地走在交叉路口。
  那年,奧萊麗亞的痛苦在特魯維爾等待著她。她離開諾弗勒的玫瑰,前往海邊的沙灘,前往無邊的大海。
  再見了,「精神分析學家們」,她把他們扔在身後,頭也不回,就像她向印度支那,向左派,向女權主義分子,向電影說再見一樣。這土地首先給人以希望,然後被水淹沒,被破壞。只有無法抓住的作品避開了她,因而也留在了她的身邊。
  在特魯維爾,她不喝酒,她孤獨地發起了挑戰。寫作這苦行當重新開始了。她說:
  「當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發現我已開始寫《奧萊麗亞》了。」
  她越來越經常地求助於上帝:「我信不過上帝,這是一個缺點;但我不信上帝,這是一種信仰。」她在她特魯維爾的陽台上尋找上帝,摸索於天地之間。她只看見勒阿弗爾的煙霧和在海邊做餡餅的孩子們。她從眼前這無邊無際的虛空中得到了作品的內容。她成了奧萊麗亞,年輕的猶太姑娘。她18歲,她在世界另一端的海邊城市寫信。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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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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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和永恆之間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男人的這種原始的、器官上的痛苦,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任何辦法設想他所處的這種永恆,人就不會被創造出來的。他是在不可思議、無法認識和難以理解的基礎上被創造出來的。無窮無盡,寫作,就是表達這一點,生活中的人。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嘗試。
  如果只有理智而沒有激情,瑪格麗特就不能活下去。她再也沒有情人了。她殺了安娜-瑪麗·斯特萊特。她再也不相信電影。
  比阿夫唱道:「沒有愛情,人將毫無價值。」1980年,瑪格麗特在特魯維爾毫無價值,假如她沒有透過《奧萊麗亞》,在奧萊麗亞身上認出了自己的影子。她既是那個年輕的姑娘,又是那個年輕姑娘的作者。一個對世界說話,另一個對一個男人,一個可能是情人的男人說話,而這兩人又混淆在一起。在她的作品中,總有這種悄悄的轉變和有時變向的彈跳。瑪格麗特讓我發現奧萊麗亞的收信者確有其人:
  「伯努瓦,我應該會愛他的。」
  她和他一起生活。「對遠離寫作的人似乎不可能存在的愛情,對寫作的人永遠是可能的。」她以奧萊麗亞為中間人給他寫信:「這個房間可能是我們相愛的地方,所以就是那個地方,我們相愛的地方。」或者說:「那是一種等待死亡而又不造成死亡的愛情。假如通過慾望體驗過死亡,這種愛情將永遠變得更為強烈。」
  這種不可能得到的愛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復了寫作的力量,從而也恢復了生活的力量。就像聖人是上帝的說情者一樣,愛情是寫作的說情者。
  瑪格麗特去世後,《電影手冊》曾問伯努瓦·雅戈,他們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性質。伯努瓦只簡單地答道:
  「她應該是愛我的。就像一個她應該有的情人。」
  我打電話給她,打到特魯維爾:
  「你好嗎?」
  「很煩。」
  「日子過得怎麼樣?」
  「一點意思都沒有,煩中度日。」
  「看書嗎?」
  「看《聖經》。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爾1的書,永遠不要丟了。」
  她談起猶太人,說他們的屍體無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漸消失。
  「死去的猶太人,到處都可以呼喚他們,找到他們,在河邊,路上,在首都。」
  她談起集中營,談到那些內地的大陸,夏天如蒸籠,冬天像冰窟。離大海非常遙遠。
  我覺得在特魯維爾,由於靠近水,她會感到很滿足。
  「你不寫作?」
  「寫,寫一點。很艱難。我們談點開心的事情吧,『開心』,雞姦者從我們這兒奪走了這個詞。他們奪走了一切。而那是個很好的詞彙:開心。是啊,多好的詞彙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筆記本中找到了那段電話通話的記錄。我之所以記下來,也許是因為瑪格麗特不在諾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魯維爾之前,我記下的東西恰恰相反:「我有時走得遠遠的,甚至在談話談得正歡的時候,我讓自己充耳不聞,好像是為了聽不到她所說的話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響。」
  某種抵抗,瑪格麗特感到很高興,但她提醒道:
  「你有時心不在焉,這不可思議。」
  然而,她讓一個瑞士記者來找我。這位記者在做一個關於她的廣播節目,他告訴我說:
  「是她建議我來問您的,她說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瑪格麗特並沒有說過廣播裡的那種話,但我在內心深處放心了。她說:
  「我喜歡那些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的人,而不喜歡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聲。為了聽到她的笑聲,我放了一段她與一個女大學生的談話錄音。那是她讓我錄的。她的笑聲在我工作的房間裡迴盪。多開心啊!我聽見她說: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跡,才算得上是真正開始寫作。從《如歌的中板》開始,我才有了寫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僅僅是關於我個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諸多重複:章節、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別的書中找到,好像那些東西不屬於任何人。這使我感到非常高興。《拉博爾男人》甚至曾是一個書名。」
  說到這兒,她笑起來,很脆,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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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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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談談這樣做的一個結果,最後的結果。好啦,書一寫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樣寫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寫成的,這也是寫作的一種定義吧。」
  那位女大學生問她寫不寫愛情小說。
  「巴爾扎克式的傳統小說,有些曲折的情節,啊,我才不寫呢!」
  這時,話語之間充滿了嘲笑。
  「整個十九世紀都由此組成。司湯達還神秘一點,我喜歡司湯達。我不喜歡巴爾扎克。」
  她笑了。在這場談話中她經常笑,我也常聽到她說這句短短的話:「你再給我一點酒。」
  「沒有愛情就沒有小說。在我的書中,愛情是突然出現的。但不是因為愛情才寫書,而是由於醜聞,在它的範圍之內,在這個像鼠疫,像火一樣非同尋常的社會當中。」
  她問那個女大學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愛情的人談論愛情。我沒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說。」
  笑聲變得更沉悶了。有那個女大學生的丈夫在場,她變得溫和了一點。那是個加拿大人。更好了,是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上的。她馬上就來了興致:「冷嗎?很多海難?族內通婚?」
  「你的國家,就像個傳奇故事。」
  瑪格麗特對遇到的人確實很感興趣。她問他們,不把他們當做自己的應聲蟲。她沒有名人的那種冷漠,儘管人們像採訪名人一樣來採訪她。
  「我從來不讓步,不過這怎麼說呢。我現在更少讓步(笑)。永遠必須碰運氣。什麼險都冒,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我喝了一點酒。」
  她的口氣一下子親密,一下子威嚴。笑聲當中,她拒絕向那個女大學生做基本的解釋:
  「愛情?你應該懂得,我之所以寫安娜-瑪麗·斯特萊特,是因為我愛她。但促使我動筆的,是寫作,是激情,是想意識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種激情;是寫作過程中發現的那種領域。我並不想簡單地寫每一個人。我喜歡我的鄰居,我想把她寫到小說裡。不,是因為能意識到這個鄰居對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別人的事情當中,假如我有本領,我知道這就是我的本領。我是在這裡,在諾弗勒城堡介入法國駐加爾各答大使館的。然後受到接待,聽到副領事的叫喊。這種自身向作品轉移的過程,就是寫作本身。這非常微妙。在我寫的東西裡面,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我從來不會弄錯,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沒有編造任何東西。我只編造了敘述的由頭。所以說,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個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勞爾·V·斯泰因。我認為勞爾·V·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編造這個人。那個女乞丐是真的,副領事是真的,安娜-瑪麗·斯特萊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爾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東西,是我。我與生俱來的問題,是弄清楚當我講話的時候是誰在說。如果說有編造,這就是編造。」
  那個女大學生驚呆了,又談起了語言學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稱的用法。
  瑪格麗特哈哈大笑:
  「這太複雜了!」
  她向我轉過身來。
  「磁帶錄到哪裡了?還剩多少?她是不是還有很多問題?你給我一點酒。」
  她對女大學生說:
  「這場談話,你可以把它叫做『誰在說?』」
  接著,她又對我說:
  「今晚,我們是不是做番茄醬?」
  這次談話是1982年7月24日錄下來的。
  就同一主題重複進行漫長的談話時,瑪格麗特往往會建議錄下來。
  「讓它失去這也太傻了。有時,我還是挺有才氣的。」
  她不時地對我說:
  「瞧,我跟你說這些是為了讓你不會忘記。」
  她給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乾,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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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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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瑪格麗特一臉嚴肅的樣子,不開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經戒酒了。戒酒使她對某些東西更加不能夠容忍。她第二次接受醫生們的建議,她被診斷得了肝硬化。但她討厭自己戒酒,就像討厭所有俯首帖耳的行為一樣。
  「你不要向這種庸俗的東西低頭。我不拒絕拍照,但我拒絕在電視這垃圾桶一樣的東西上露面。」
  瑪格麗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說,作家怎麼要親自去捍衛自己的作品?作家對此應感到恥辱。不過,應邀為我的新書《大紀實》參加這個文學節目,我還是挺高興的。她沒有跟我談我的書,或者說我不記得她跟我談過。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兒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見過布朗肖、貝克特、格拉克嗎?」
  「這種等級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幾?」
  「啊,對。」
  這個節目是為我的書促銷的,甚至這個再簡單不過的理由她也覺得不光彩。
  「讀者應該獨自尋找自己的閱讀之路。」
  「我叔叔會說同樣的話,但那是在另一個時代。」
  她不想再聽什麼,我幾乎帶著羞恥走向貝爾納·畢沃的鏡頭前。
  節目播出之後,她打電話給我:「還可以,你沒有失去尊嚴。」
  我期望有更詳細的評論,但她卻囉嗦起氣候和冬天的寒冷來。
  「樹變得光禿禿了:我喜歡這個一覽無餘的季節的透明。」
  一個透明的季節,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對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視。我只問她這一點: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歡她,因為這個一覽無餘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變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變得崇高一樣。從個別到一般,從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學。而且,我有機會參與了這些變化。
  她讓在水塘邊釣魚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願他已經淹死。她產生了淹死他的念頭。應該救他嗎?收留他?讓他灰心喪氣?那天結束的時候,她對這個被淹死的孩子已無可奈何:她去看這個孩子的屍體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樂地親自講述她是怎樣重新安排情節的。她不用「社會新聞」這個詞,這個詞與現實關係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寫作的事實,因為那些事實是不由周圍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或者是她覺得有神秘意義的事實。有時,她也製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場可怕的風暴。整個巴黎都像著火了一般。在我朝著內院的廚房的窗前,我看見百葉窗開了,出現一個女人,接著她又出現在另一個窗中。這種移動使我大為驚訝。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開了。聲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發、戰爭爆發的聲音。她抱著一個六個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緊,很用力。她笑著,跟他講述著風暴,孩子沒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個招呼。那個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撲在那個孩子身上。他曾試圖觸碰雨水,觸碰聲音。這情景持續了沒多久,但是異乎尋常。出什麼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覺到了。我對自己說:『她瘋了。』但她極為神奇。她對著暴風雨微笑,為的是讓那個孩子不感到害怕。聲音震耳欲聾,如千百輛坦克轟鳴。面對這巨大的聲響,面對閃電雷霆,孩子毫不畏懼。那是兩個月前的事了。現在,這已成了一場對話。它向我提了這麼多問題,我都想寫一個劇本:一個只有兩個人物的劇本。某人就此事詢問某人。」
  瑪格麗特第一次講述這場暴風雨時,那場景還只是一個小插曲。
  「我走得越遠便越接近真實。」
  她的幻覺讓我感到非常吃驚,因為它們沒有任何心理基礎,出發點也很模糊。窗前有個嬰兒,死了一隻蒼蠅,猛□原始的腳步在枯枝上迴響,她伸長耳朵,聽到低語聲和裂開的聲音。
  我告訴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樹會倒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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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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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笑著說:
  「啊,是的,我完全承認自己很悲觀。」
  她就這樣,突然從嚴肅變得荒誕。我喜歡她常常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喜歡她會突然心不在焉,喜歡她那種說來就來讓人難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歡西爾維亞·巴塔耶鋒利的短箭和她讓人困惑、讓人震驚和心跳的出爾反爾一樣。孤獨的女獵手協會,不偽裝,不安靜,幾乎沒有理智。
  我有時記下她說的話。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筆記本。
  瑪格麗特像往常一樣坐著,坐在中間朝花園的那個房間的大桌子邊上,顯得很小,剛好看得見她的頭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麼東西?」
  她說得很大聲,但又像是說給她自己聽的:
  「作家,就是殯儀員……總是記錄著死亡。」
  另一天,她歎息道:
  「我會毀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樣的呢?」
  「真的,我不喜歡這樣說話,我不知道怎麼說。」
  她又說:
  「你知道契訶夫是怎麼說的嗎?必須寫一些嚴肅而永恆的東西。只寫這些東西:嚴肅而永恆的。這不是挺可愛嗎?」
  或者,她想起在紐約喝過的一種橙汁:
  「那是全美國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習慣她那些我覺得很有趣的誇張用語和她的那些副詞:「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無可辯駁地」、「無可救藥地」、「嚴厲地」、「最終地」等,這些詞音節長,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種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從特魯維爾打電話來。那年夏天,她在那兒替《解放報》寫專欄文章。我覺得她激動而不安。波蘭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廠的罷工使她心裡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無法跟任何人談一談。你知道,有一萬七千人罷工,現在可能有三萬了。你有消息嗎?」
  我知道得一點也不比電話信息台的那個男職員多。瑪格麗特剛打電話問他波蘭航班的號碼。
  「那個職員不知道……」大家想分享這一快樂。人們再也感覺不到格但斯克的快樂了,因為這種快樂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離開大家。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是我。我無法像她一樣激動。
  「怎麼,你睡覺了?這是討厭的極權結束的開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馬歇1在莫斯科了。他們倆在那兒一起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式。所以說,他們完了。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去格但斯克嗎?」
  「沒有航班了。」
  我提出動身,這個建議使她感到很高興。她不再責備我,甚至還傾訴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獨來。
  「假如有種政治解決辦法,能緩和國際局勢,減輕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寫作。」
  她說,世界的政治形勢對她來說永遠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這種快樂,我今晚無法向任何人講述,我無法寫作。」
  電話談話持續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還怎麼能是左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錄了下來,說,科技進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縮。
  「我沒有背上極權思想的包袱。我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已經不夠了。」
  她寫道:「左傾,是一種關於失望的知識,是一種流放,是聽別人說話,是不承認任何首領,是認識不公正、拒絕和侮辱,是沒法不這樣做。」
  我就處於這種沒法不這樣做的境地當中。我們共同分享這種有時讓人後悔的偏執。
  瑪格麗特高興地原諒我們:
  「你知道,後悔屬於某一階級,別的階級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後悔。」
  她越來越經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傾比自稱有信仰的右傾更少失去上帝。」
  「那個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聖的善良。」瑪格麗特說。她剛遇到弗朗索瓦絲·多爾托。我想起了她對另一個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間談些什麼呢?多爾托說得比杜拉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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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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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魯維爾度過了夏天和秋天之後,瑪格麗特回到了巴黎。聖誕節前後,我們在諾弗勒見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見酒杯又出現在她的身邊。她伸出手所抓住的這個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鐲、戒指或連著厚皮表帶的手錶一樣,與她形影不離。我還看見一個新來的年輕人,起初我還以為是烏塔的夥伴。長久以來,烏塔眾多的朋友老在這狹長屋子的這頭或那頭出現。對我來說,這些小伙子長得都差不多。他們有時偷偷摸摸,有時亂跑亂闖,成了這對母子忠實的衛士。瑪格麗特稱他們為「烏塔幫」,但很親熱地接待他們。他們當中有傑洛姆、讓-馬克、讓-米歇爾、艾爾韋、阿萊克斯以及另外一些來來往往、在節日之夜出現的人。
  這個羞怯的年輕人戴著眼鏡,臉色有點蒼白,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但瑪格麗特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好像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這是揚。」
  我明白了,他不屬於烏塔幫。
  她在特魯維爾沒有跟我說過揚要來,甚至以前也沒有提到過這個給她寫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學生。我對那個八月底的夜晚尚一無所知,她把他請到她位於黑巖公寓的家中,要他帶酒來。極具誘惑力的來訪,極具誘惑力的酒。我對我將得知並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還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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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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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世界所有對瑪格麗特感興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這段愛情。最好的是通過她的作品,最差的通過熱衷於醜聞的傳媒。
  但願愛情就是醜聞,這不是讓瑪格麗特不高興。這甚至是她的「信條」。不過,但願年齡——這個年輕的男人和瑪格麗特幾乎相差40歲——是這個醜聞令人興奮的原因。那樣的話,他們雙方在現實與幻想中深深地體驗了15年的這段微妙而複雜的感情,就變得再平常不過了。
  也許我們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講述的只是一些無法講述的東西?我一看見瑪格麗特和揚在一起,就感到他們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揚正是瑪格麗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種人。在按響黑巖公寓的大門之前,他就已經是她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了。他是那種軟弱的男人,既無財,也無權。正因為他不可能成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為情人。兩個人大同小異:同樣缺乏生活能力,同樣清醒得讓人無法安慰,這使得他們兩人會一起大笑。
  他們經常笑。他們也爭吵。在前幾個月裡,揚沉默寡言,如饑似渴地接受瑪格麗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開的意見:「哎,揚,你總是一言不發!」或更嚴厲地在飯桌邊當面對他說:「揚,你什麼都不是。」
  揚毫無怨言地忍受瑪格麗特的任性和專橫,這本來會讓人感到憐憫或讓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謹慎,他在此事上的細心,使他歪打正著,更給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靜,不虛偽,不招搖。當瑪格麗特冷得發抖時,他便把披風披在她肩上;當晚會結束,她走路蹣跚不穩時,他便去扶她;當她彎不下腰的時候,他便替她繫鞋帶。他是個騎士,為人服務,卻不奴顏婢膝。他在她身邊所佔的位置,人們覺得由於種種深層的原因很適合於他。有時,讓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瑪格麗特。她會產生一種極為隱蔽的失望。
  瑪格麗特和我不公開各自的愛情秘密。正如揚出現在諾弗勒之前,她沒有告訴我任何關於他們相遇的故事一樣,我也沒有預先告訴她馬居斯走進了我的生活。
  這兩個男人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好像孤獨的限期到頭了,瑪格麗特沒有表現出任何吃驚的樣子。她總覺得例外是極正常的。
  馬居斯只受過一次批評:「法官,那又怎麼樣?我一個都不認識。」
  我也一個都不認識。
  我們四個人滿足於互相觀察。幾個月後,友誼加深了,我們一起去羅馬。我們帶著我們的孩子卡羅琳娜和烏塔。他們的調情使我們覺得很有趣。
  在羅馬,瑪格麗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歡迎,新聞記者們也對她大加讚揚。這種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勞。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個小時,我像她一樣失眠,很難跟著她在晚會上呆得那麼晚。我都站不穩了。確切地說,我每天數次直挺挺地躺在羅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榮譽,那是什麼鬼把戲啊!《廣島之戀》上映之後我就獲得了榮譽,請注意,這有時也挺管用。」
  法國大使館請她單獨去喝茶,她把我們全帶上了:「我喜歡帶誰就帶誰。」結果我們五六個人提著大小塑料袋到了法爾內斯宮,塑料袋裡裝滿了我們剛買的拖鞋。她高興壞了:「我們真像是鄉下人。」
  文化參贊來了,對她說大使夫人要接見她。她準備離開,因為等她的不是大使。參贊不得不找出一個重要的理由,說大使不在。於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卻很高傲,後面跟著那幫吵吵嚷嚷的人,來到法爾內斯宮的圓拱門下。
  吃點心沒有延續多久。她拒絕茶和橘子水。她對驚呆了的膳食總管說:「您不如來點紅酒。」談話很不熱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於卡拉瓦喬1,並像個守夜者一樣,一言不發地展示著柯勒喬2的畫。
  當我們出來時,瑪格麗特高興壞了:「啊,那杯紅酒,就是革命。你們見到大使夫人的腦袋了。你們見到她的毛衣了!對了,她把毛衣穿在衫衣裡面!不知道怎麼想的,就像一個穿不暖的窮人。」瑪格麗特不斷地嘲笑此事。那件毛衣成了一路上說不停的話題。瑪格麗特不放過任何東西,尤其是使她發笑的東西。
  在羅馬度過的那幾個夜晚,她也讓人擔驚受怕。她責問那些悲慘的女人,直接問她們的愛情狀況。那些晚上她一直坐著,崇拜者圍在她的扶手椅四周。瑪格麗特聽她們說話,首先使她們受寵若驚。她們討好地倒出了自己的苦水,然後在香檳酒中倒地、哭泣,其中一人早上還企圖自殺。可瑪格麗特對大使夫人的毛衣比對這起未遂的自殺要感興趣得多。
  瑪格麗特就像帕索裡尼1的《泰奧萊姆》中那個破壞天使一樣,離開了意大利首都,但她的最後一部實驗電影《羅馬對話》,儘管充滿咒語,但不拘言笑,甚至並無破壞性。她曾說,她再也沒興趣和力氣拍電影了。人們不再贊同她的電影,這她能忍受,但她決不能忍受別人對她的書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她不再理睬梅洛-龐蒂,因為他有一天對她說,他更喜歡她前期的作品。她認為,一個作家不能喜歡不喜歡他的書的人,因為作家在書中傾注了自己最真實的東西。
  瑪格麗特打電話來。她準備和密特朗乘「協和」飛機到(美國)約克郡慶祝拉法耶特2週年紀念:「我拒絕了所有的榮譽,但這次我接受了。隨後,我將去紐約與揚會面。在到蒙特利爾之前,愛上兩天。」
  像所有的人一樣,愛情給了她,並且再次給了她翅膀。
  突然到聖伯努瓦街去看她:瑪格麗特正在廚房裡縫衣服。天花板上吊著一個燈泡,一個陳舊的洗碗槽,沒有任何家庭小擺設。
  明天她準備和共和國總統一起出發。她給我看了她用機器縫製的背心,準備在美國總統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穿。她給我看了她的行李,每件衣服都被捲成一包,繫著飾帶:「在印度支那,人們就是這樣搞的,這很好,衣服不會皺。」我看見床上放著一個個整潔的小包,就像看見一個農婦在準備她的包裹。
  後來,當我聽她說起自己的本領時,我深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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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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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於她宣稱的這種本領,她自己也表示懷疑:「本領總是後天的。人們以為是天生的,但它往往來自別處。我不知道出了什麼奇跡,竟寫完了一本書。」
  我在一個本子上記著:「戲劇、舞台和電影使我缺乏激情。只有寫作能使我激動,寫書。」
  接著,好像她還需要證明似的:「我是個作家,這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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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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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則社會新聞成了我們一個多月來晚上聊天的話題。我們和揚和馬居斯只談論「斷水者」:一個市政職員在盛夏時節切斷了一個貧窮家庭的用水。父母親和兩個年幼的孩子以及他們的一隻狗便睡在高速列車的路軌上。鐵路穿過離他們的破屋不遠的一片荒地,把他們都壓死了。
  瑪格麗特不斷地想像科克蘭一家的死,想像他們的貧窮,他們的痛苦。她追根溯源,分析他們做了什麼決定:就在悲劇發生之前,母親去村中最近的咖啡店了。她向咖啡店老闆要了什麼?那個市政職員怎麼會蠢到這種程度,不知道三伏天斷了嬰兒的水,就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瑪格麗特尤其指責馬居斯說:「喂,你也會斷水嗎?因為你也是人們所說的公務員,為國家服務的。」
  她使他縮成一團。她有這種本領,知道怎樣以自己矮小的身軀,用一種莊嚴來控制比她高大的人。
  「國家,就是制止一切自由的表達,是永久的威脅。你為什麼要從事這種職業?」
  馬居斯對她解釋說,法官工會的成立在1968年使法律系年輕的大學生們有望得到更加民主的公正。許多打算當律師的大學生成了法官。
  每天晚上,我們都打算第二天去現場調查。喝了酒,我們有時發生爭吵。瑪格麗特一派,馬居斯另一派,揚和我是中間派。
  「我一旦反對斷水者,也就會反對你,因為你是個想讓別人付水費的秩序捍衛者。」
  「是的,但當你說必須制止年輕人傷害水塘中的青蛙時,你也完全剝奪了我選擇價值體系的可能性。社會越需要壓迫,我的自由便越少。當你要求制裁別人時,你便創造了斷水者。」
  「運用法律是絕對愚蠢的行為。」
  瑪格麗特沒有放棄她的立場。那是奠定她畢生倫理道德的基礎。
  「我母親害怕那些讓別人遵守法律的人。她覺得自己犯了錯。那是窮人無可救藥的精神狀況。啊,不,服從規章,讓我喘不過氣來。」
  「你希望在小學裡就教人不聽話嗎?」
  「不,那也將是一種規則。必須給人以獨自思考的機會。教得越多,人便越貧乏。傳媒說,科克蘭一家大腦遲鈍,但他們的遲鈍有聰明的地方;他們的舉動有極人道的一面。他們集體自殺,躲過了國家,躲過了正義。」
  「死亡不是一種解脫。誰也無法用死亡躲過正義。」
  「不,必須有死亡的才能。」
  瑪格麗特經常笑自己的極端。一晚上東拉西扯,但並不盡然,在她對非正義和愚蠢的強烈反對中,有一種完美的和諧。當她碰到難題時,她便轉移話題,從各個角度,甚至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對待它。
  「我很震驚,這個悲劇竟發生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國!」1
  她想說些什麼?沉默。人們感覺得到她在思考。
  「假如社會主義不能改變斷水者的意識形態,假如社會主義不能發揮積極性,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我看這個斷水者和蘇聯的斷水者沒有任何區別。」
  「這個斷水者的悲劇是政治干預的結果。」
  「但假如……」
  討論又開始了。人們精疲力竭地回去睡覺。睡得很不好。然後,有天晚上,這個話題讓人厭煩了。
  「哎,是不是錄了音?大家也許說了些重要的東西。把這些東西全漏了那可太蠢了。」
  瑪格麗特知道失去它們是必然的,但她與之鬥爭,並加以否認,作殊死的鬥爭,她做任何事情都這樣:錄音、拍電影、記錄、寫作、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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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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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臉色變青,手發抖,沒有揚扶著就走不了路。我知道這是她最後的夏天了。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離開諾弗勒。我不想失去任何和她在一起的時刻。我像她與失去作鬥爭一樣,與所有的失去作鬥爭。我知道她完了,她要消失了,但不知道是怎麼知道的。我希望自己弄錯了,在肯定的同時也覺得自己弄錯了。
  揚問我認不認識醫生。瑪格麗特不想看任何醫生,但她本人覺得非常糟,不想喝酒了。我叫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讓-達尼埃爾·萊奧爾,他立即來到諾弗勒,在「體育」咖啡館與揚談了好久。我們決定把他作為一位路過的醫生朋友介紹給瑪格麗特。讓-達尼埃爾的精明、幽默以及猶太人的特徵吸引了她。她本能地喜歡我的男性朋友甚於喜歡我的女性朋友,除非她認識她們,或制服了她們。她給男人們留下了一個空間、一個機會和觀察玩味的時間。她也在「體育」咖啡館裡與讓-達尼埃爾見了面,後來又在家裡見了他。她忘了他是個醫生,稱他為摩爾達維亞的猶太人,並跟他談起了以色列。
  讓-達尼埃爾沒有給她看病,也沒有給她開任何藥。他說她病得很重,但她得自己決定是否採取她不願意接受的解毒治療。他花了一個夏天勸她,結果只成了她的朋友而已。他不願意動粗,想等她自己同意接受治療。有時,她想死;有時她又打聽去哪家醫院。有時她喝得少了,擔心起自己的健康來,她希望身體好起來,她想一直活到《死亡的疾病》出版。她說假如她去醫院,她會死在那裡,她首先得完成她為瑪德萊娜·雷諾所寫的戲劇劇本《薩瓦納灣》。
  她白天打瞌睡。晚上喝一小杯酒才能睡得著。自從失眠後,她就天天晚上要喝酒。一小杯,但總是倒得滿滿的,總是放在手邊。人們不明白她怎麼能寫出東西來。
  最後的一個晚間聚會,大家一起唱起了《雅克兄弟》和《在我的金髮女郎身邊》。揚自己一個人跳舞,帶著隨身聽,耳朵裡插起耳塞。她說:「可憐的傢伙。他自從和我一起生活之後就沒有跳過舞。」她為他擔心起來:「他會跌倒的,他會暈倒的。」而搖搖晃晃的卻是她自己。她叫他:「我的寶貝,我的小姑娘。」她對烏塔生起氣來,因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你沒有政治頭腦。你人云亦云,不動腦筋。要精明一點。」她說,「我兒子沒有讀過我的任何書。這很好。」烏塔說:「你的書,可以不讀。」她笑了。她什麼都笑,笑臥鋪車廂裡的查票員火車過隧道時與空姐做愛,笑雞姦者為了更好地口交而拔掉六顆牙齒。
  她對揚說:「你很可愛。」然後又罵他,「你在讓我死。是你逼我自殺的。」
  由於我們不再勸她戒酒,甚至不限制她喝酒的量,有一天晚上,我帶去一箱「馬戈-城堡」1,她驚呆了,半是失望,半是高興。失望的是人們不再怕她喝酒了,高興的是自己又得到了自由。
  「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不要喝酒,而你不管。這挺好。」
  她說,她現在一聽音樂就哭。
  「你呢?你聽音樂嗎?我呀,現在也不聽了。」
  她向我打聽我是如何度過抑鬱期的。
  「你也是,一直哭?我愛揚,他也愛我。我為什麼要哭?」
  「你在電視裡看見了:人們運往孟加拉國的牛奶是變質的。運送這些變質牛奶的人,他們得了榮譽勳章。看電視時會從頭哭到尾。瞧,我跟你說著說著就哭了。」
  儘管如此,《薩瓦納灣》的手稿越來越厚。她的手抖得那麼厲害,她不得不讓揚寫下或用打字機打下她口述的東西——她沒有跟我談起過這個劇本。她決不談論她正在寫的東西——她只說這個劇本是為她的小比萊特(比爾·奧吉埃)和正處於「輝煌歲月」中的瑪德萊娜寫的。「輝煌歲月」,她重複道,但她是第一次這樣說,我被感動了。她也處於這種「輝煌」之中嗎?她猜到了我沒有說出來的問題。
  「作家是不受年齡限制的。」
  弗朗索瓦和瓦萊莉的孩子11月要出生了。我告訴瑪格麗特,如果是個女孩,他們想用她的名字。她很激動,作為回報,她建議我讀她的《薩瓦納灣》。當我在花園裡躺在鐵床的床墊上讀劇本時,她卻在為將出生的孩子寫詩。
  致年底將到來的小女孩
  你好,瑪格麗特·芒梭小姐。
  今天是7月17日,我想你還得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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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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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出生。
  你還在黑夜之中。
  對宇宙來說,你微不足道。
  我給你寫詩,是為了告訴你,為了讓某人說,為你而說,聽著:
  當你走進花園,你得當心一切,當心自己及花朵。
  好好看看雨和生命。
  看看暴風雨、寒冷、虛空、失去的貓、這朵花和你。
  寫完詩後,瑪格麗特感到非常不安。文如泉湧既使她高興,也使她為難。
  「現在拿這首詩怎麼辦?得等到孩子出生。」
  「弗朗索瓦和瓦萊莉讀到這首詩會非常感動的。」
  「是的,但它也讓人害怕,就像所有預言性的東西一樣。」
  她把詩夾在記事本中,要揚打一份給我。
  事情卻一點都沒有定下來。
  「看那雨、暴風、虛空、寒冷……」「千百輛坦克轟鳴」在雷霆,母親在窗前指著暴風雨給孩子看。這是在她的院子裡隱約可見的景象。今天,看見的是一首詩,在這首詩中,她本人成了窗前那位母親。
  輪到馬居斯讀《薩瓦納灣》的手稿了。我們是真心激動,瑪格麗特對此很高興。三天後,她說:「這三天我睡得好多了。」她沒做對照,把作品給了她的出版商。傑洛姆·蘭東對她說:「這是個偉大的杜拉斯。」第二天,她的臉消腫了,甚至她的身體好像也挺了起來。
  情況好轉沒有持續多久。她不想再見任何人。除了讓-達尼埃爾和烏塔的來訪,我們四人深閉在諾弗勒。她每天都穿著那幾件有污跡的衣服。她說她幾乎不洗澡。
  「不,別給我帶衣服來,我不會穿的。」
  「一條灰裙子,太淒慘了吧?」
  「不,決不會太灰的。」
  她笑了。
  「我們是流浪者。」
  我把她和揚叫做「塔朗迪埃夫婦1」。她又笑了。
  她的大腿腫得抬不起來了。她不再出門。她明明不想發火卻常常突然發火。不知道她為什麼會讚賞7月14日的遊行的。她誇獎軍隊很壯觀,排列整齊,甚至連法國也能展示出一支如此漂亮的部隊。我怕她癡呆,但她還有足夠的精力和幽默意外地來些變化。她指責我們是「小小的趕時髦者」,她覺得我們「沒用」,在電視機前不能把遊行看完。接著,她笑著說:
  「說實話,最好怎麼辦?」
  她說每天喝五升酒。她像往常一樣,老是誇張,但每天二到三升酒就足以摧毀任何一個人。她不扶著傢俱就走不了路了。她幾乎整天迷迷糊糊。讓-達尼埃爾認為,腦動脈硬化、肝裂、栓塞,種種威脅現在使治療迫在眉睫。他沒有對她隱瞞真相。她想立即進醫院,後來又不願意了。住院,她會死的。所以,在諾弗勒等死也一樣。但熟讀帕斯卡爾的她,最後還是把賭注押在了醫院裡。她讓人用出租車把她送進了醫院。
  兩個重要的句子也許可以概括她的一生:「人們根本不知道」和「這沒必要」。我們都在這兩個句子間來往。一般來說,「人們根本不知道」佔上風。
  5點鐘的時候,讓-達尼埃爾來到我家。他剛看見她和揚離開,醉醺醺的,在出租車裡哭哭啼啼。他幾次用冷水洗臉。他跟我一樣慌張。但醫生激動起來更讓人不安。我問他:
  「是不是檢查後發現已經太晚了?因為她立即就出院了。」
  「在這方面也是,太晚了。她就算不死也不能再喝了。」
  他跟我描述了她的水腫和肝損。他斷定,這場可怕的治療是唯一的希望。
  讓-達尼埃爾打電話來。瑪格麗特想出院。她借口說房間太貴,後來又同意抽血,她讓步了。讓-達尼埃爾明確指出:「立即解毒,完全解毒。別的什麼都不用考慮。安定藥將有助於她抗昏迷。」她的大腦和肝抗得住嗎?誰也無法知道。
  只要瑪格麗特沒有脫離危險期,我們就無法正常生活。卡羅琳娜帶我去博物館。她很了不起。她極端的性格與這緊張的情形很協調。
  瑪格麗特頂住了。她戰勝了關鍵的一周,她的器官頂住了。現在,她在醫療監視下睡覺。醒來的時候,她後悔喝酒,但我相信她不會再喝了。她撿回一條命。痛苦減輕了。她會創造些什麼?
  瑪格麗特一邊說胡話一邊昏睡。器官好像挺住了,但醫生發現她大腦已極為遲鈍,靠不住。大腦受損了?糟透了?我的生活隨治療而起伏,既擺脫不了,又無從談起。烏塔和揚都不很清楚她到底有多危險。為什麼我會這麼深地牽涉其中?也許是因為同住在諾弗勒,是鄰居。我跟醫生的交情。揚或讓-達尼埃爾每天晚上都打電話來報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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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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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聲稱有人想禁止她寫作,她說浴缸是具白色的小棺材,說自己得了腦癌。她相信自己住在蘇黎世附近的一家瑞士旅館裡,她說了一些像是出自她書中的句子。她看見了鳥,看見了藍色的奶牛。有時,她處於半清醒狀態,對揚說:「假如我今晚死去,別忘了我的戒指。」接著,她又陷入了譫妄狀態之中:「你們知道,在戰爭期間當一個小姑娘可不容易。」
  瑪格麗特摔倒在地,打碎了她從不離開的玉手鐲,這手鐲,她入院時人們甚至無法把它從她手上取下來。那是她15歲時她母親給她的,母親對她說,假如手鐲被打碎了,必須把它埋掉,否則戴它的人會死的。
  哭得淚流滿面的揚問我是否要把手鐲埋了。那天晚上,電視上在播《印度之歌》。人們在向她致意。瑪格麗特睡了,一無所知。
  瑪格麗特說:「我得擺脫這種昏睡狀態。」揚整天都在醫院裡,記下她說的胡話。她問:
  「你在幹什麼?」
  「我在寫你說的話。」
  「啊,對了,這可能很滑稽,俄羅斯的偉大傳統。」
  決定命運的日子。醫生們決定停止用藥。假如她擺脫了昏睡狀態,卻陷入震顫性譫妄,那就必須重新讓她喝酒,但這將意味著會因肝臟破裂而死亡。
  沒有得震顫性譫妄。檢查顯示,肝臟的惡化停止了。有希望了。瑪格麗特在醫院的走廊裡走動。她說,假如她要拍一艘郵輪,她就拍這條走廊。她還在說胡話。卻沒那麼嚴重了。
  揚打電話來:「我讓她跟你說話。」
  我很驚慌,跟一個從死神那兒回來的人能說些什麼?她的聲音非常緩慢:
  「我瘦了。」
  「聽說你的臉色很好。」
  「你會認不出我來的,我就像娜塔麗·薩洛特1。你知道,塔蒂2死了。你得找十二三個人來談他。開一個圓桌會議。我會寫一篇關於法國軍隊的好笑的文章。我會說:法國軍隊,是世界上最糟的軍隊;德國醫院,是世界上最糟的醫院。」
  她笑了,我說:
  「這是個好主張。」
  聽到她的聲音很高興,但欺騙她,又覺得很古怪。她的譫妄會達到什麼程度?她時而清醒時而糊塗。她說:「今晚,我遇到一件怪事:我知道再也見不到媽媽和哥哥了,你知道,就是小約瑟夫。所以,你看,我第一次明白了。」
  我想,她是明白了她不會再喝酒,死亡的色彩越來越濃。
  譫妄在繼續,間或出現一段清醒。我像揚一樣,開始記錄她說的話。不能不記了。說話滔滔不絕,不經大腦思考。這非常罕見。但這種情況能持續下去嗎?大家已經把她當成一個兒童跟她說話了。
  醫生建議她出院,但這句話沒說出來:她也許能擺脫譫妄狀態,但也可能深陷於瘋狂之中。
  瑪格麗特回家了。很高興看見她,精神很好,臉色也不再是鉛灰色的了。她問弗朗索瓦和瓦萊莉的孩子何時出生。她顯得特別活躍,專注,但到處都看見動物。她跟我描述了「怪獸」,小小的,像科西嘉人,長著豬皮,在織毛衣。她看見「怪獸」在床底下,但並不害怕。她也看見了SAC1的人和蓋世太保:「有幾個法西斯分子,他們拿了40萬美元。」她說讓-達尼埃爾想偷她的公寓。她還告訴我這個最壞的消息:「你知道,我看見揚瘋了。」
  我害怕了。
  第一次出去。我們繞著布洛涅森林中的湖水散步。天下雨了。她幾乎沒說一句話,縮起身子,一副害怕的樣子,就像一個小包裹。回來的時候,她說:「有一條赤道穿過法蘭西島。這場散步對我很有好處,儘管我沒有表現出來。」
  我們第一次去咖啡店。她說:「這是南斯拉夫的東部地區。」
  她看見魚在巴登2的水中游,看見了植物。她說:「它們來自巴登的舊貨市場。」她說她遇到一位婦女,很親切地請她喝一杯酒。她笑了:「假如知道這樣,我就不會接受這場治療了。無聊得真想上妓院去。」
  接著,她又講述了在一部電影裡看到的一個鏡頭:「分娩後,母親帶著孩子坐的士回家,她看著馬路。人們覺得她是在看另一個世界,那是她的孩子將要生活的世界。我無數次想寫一寫這方面的內容。」
  喝完咖啡,她顯得很高興。笑得很歡。看來情況好轉了。揚和我輕鬆了一些。
  她又想起了阿爾貢根酒店裝在玻璃器皿裡面的橙汁。
  「味道太好了。不知道怎樣才能保持這樣的幸福。」
  身體確實好轉了,她說話越來越像杜拉斯了。
  她坐在桌邊寫信。她說:「我不想為自己的智慧感到恥辱。你覺得我可以完全恢復嗎?」
  是的,現在,我相信。
  今天早上,出現奇跡了。她說:「我醒來時,很想好好生活。」我們一直散步到巴爾扎克故居。她談起勒南1在特萊吉埃爾的屋子,談起紀德2,談起揚在醫院裡給她念的《馬丁·伊登》3。她身體恢復了。她痊癒了。我幾乎可以肯定,她再也不會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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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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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記錄只是一些簡短的提示,沒有更長的敘述,但在那個焦慮不安的奇特時期,幾乎一步沒離開過醫院的揚也寫起東西來了。在瑪格麗特的祝福下,他在1983年出版了《瑪·杜》一書。講述那些日子裡的生活。
  揚的作品,帶有杜拉斯的風格——誇張與簡潔、淚水和沉默相混合,難以模仿——它以大量的細節,詳述了一種讓人心慌的親密。揚衝破了所有的習俗,像瑪格麗特一樣,什麼都敢說:他對她的愛,她在他面前的隨便。
  「我給你洗身體,洗頭髮。你讓我洗。你說:『好好替我搓背,自己永遠碰不到的那些地方。』『我用勺子把剩下的湯給你。』『我想睡在你身邊,那兒,聽你說話,聽誰也聽不到的東西,你說的這些話……你絕對是我最喜歡的人。』」
  他敢寫:「兩天兩夜來,你大小便失禁。你說:得買乾淨的床單。我洗了兩件長睡衣,晾在浴缸上方。人家給了你一件醫院裡穿的衫衣,那是一件背部開口的白色緊身衣。你說:『很漂亮,是上等棉制的。我們偷了它,送給你。』我們去浴室。你的大便很黑,你感到奇怪。你說:『我內出血了。誰也沒發現。』」
  揚記著,記著。這大量的細節有時挺可笑。大部分人不屑一顧,他們覺得太微不足道或太粗俗,不會寫出來。但它們卻成了文學中崇高的文字。
  我重讀了揚的書,發現了讓-達尼埃爾友好的警覺,發現了我們在她身邊與死亡鬥爭的友愛的痕跡以及我們在夜晚的談話。我打電話給瑪格麗特。我說:「一切都完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最後淚如雨下。瑪格麗特讓我哭著。她什麼都沒問,仍抓著電話聽筒。瑪格麗特的沉默中也有流淚的聲音。她說:「什麼都還沒有失去,我敢肯定可以渡過難關。」
  我說道:「什麼都不該出現,不許有任何痛苦。」
  瑪格麗特說:「對,什麼都不該出現。」在淚水中,我聽見她說:「有的人是不會死的,永遠不會死。」
  14年後,瑪格麗特去世了,但今天,作為證明,我同樣可以說:有的人是不會死的。她還活著,正忙碌於紙張與我之間。她狡黠地說,一本正經中甚至有點狡猾:「就是死了,我也還能寫作。」
  她的意思是說,一個作家,每當讀者在讀他的作品的時候,他其實就在寫作?或者是說,她將讓別人寫出受她啟發的作品?揚就是一個例子。肯定還有很多。
  揚記錄說,1982年10月21日,星期四,瑪格麗特被送到一家美國醫院。湊巧得很,我寫這個星期四的故事也是在10月21日。超現實主義很看重這種偶然性。14年前,秋葉還像今天這樣仍掛在樹上?那個星期四,在諾弗勒,樹葉五彩繽紛,從黃到紅,什麼顏色都有,還是已經落在了潮濕的地上?
  我還遇到一件巧事:人們剛指給我看我的新車的車牌號碼:796LVS75。這LVS立即跳入我的眼簾。勞爾·V·斯泰因的開頭字母。
  超現實主義者這樣自娛是有道理的:神秘之物是可能存在的。我將開著勞爾·V·斯泰因的汽車。
  1982年年底,瑪格麗特還在說胡話,不過,她的幻覺越來越少。她又開始寫幾行東西了,並當場就把她所寫的前幾行東西給我看,寫得很樸實。她從衫衣裡拿出一頁被塗抹過的手稿,說:「給,但願這能幫上你的忙。」這是一篇評論我的小說《匿名者》的短文。評論界對這部小說沒什麼反應。
  「別擔心。沉默,我也遇到過。」
  我結結巴巴地說:「你和我,這完全不一樣。」我激動得都忘了謝她了,但她從不講俗套。她認為我和一本婦女雜誌的合作越是出名,文學評論家們對我的書就會越是視而不見。
  「你只需把我的這頁文章給《解放報》。他們會用的,因為這是我寫的。朱利喜歡我。」
  這時,我感到瑪格麗特完全脫險了。我們決定在聖誕節慶祝她痊癒。
  安托萬的出世使她十分激動。她希望烏塔也有個孩子。她說:「否則,我就不是個正常的女人了。」
  甚至對她來說也這樣,一個正常的女人,應該是個母親或是有魅力的女人。
  一切都很好。小熱蘇順利誕生了。瑪格麗特恢復了活力。就此一次,聖誕節將真正成為一個節日,儘管大家都喝水。
  「子夜彌撒後,大家還是不要聚餐了!」她不好意思地說。
  沒有花環和蠟燭。我們簡簡單單地在諾弗勒吃飯,在餐廳而不是在廚房裡。連同讓-達尼埃爾和他的女友克裡斯蒂娜,我們這六個人都脫離了那場危險。就像我們在同一場水災中死裡逃生一樣,我們感到了一種解脫,它猶如幸福,但人們所等待的這種幸福時刻很快就使瑪格麗特感到厭煩了。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預料的,尤其是幸福。
  我們互相準備了禮物。大家都準備了。除了她,她像個習慣於別人進貢的王后一樣收了禮物。揚很尷尬,為她解釋道:「你們都瞭解她。」
  揚面對讓-達尼埃爾特別感到難為情。讓-達尼埃爾的忠誠和才能都是金錢所換不來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禮物,但也許他等待愛心的表示。
  瑪格麗特意識到了這種不適,她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變本加厲了。她發起攻擊來。首先攻擊我們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習俗,攻擊聖誕節這種「毫無想像力」的愚蠢的傳統,接著又攻擊起我的孫子的名字來:
  「安托萬,就像愛德華和查爾一樣,是在學校裡用的名字。男孩,應該叫讓(就像她兒子一樣),皮埃爾、保爾或羅貝爾。別叫安托萬。」
  我還記得她所列舉的名字,因為我經常想,為什麼她那樣排斥安托萬這個名字。我笑了,我發現皮埃爾、保爾和羅貝爾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個丈夫的名字。
  她和從襁褓裡抱出來的一個月大的嬰兒玩。她把嬰兒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後又把嬰兒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這麼玩,很溫情。這個輕鬆的時刻只持續到第一道菜上來。嬰兒被抱到另一個房間裡去了,瑪格麗特直衝讓-達尼埃爾說:
  「這是醫生給作家看病的一個機會。」
  我起初不明白她對他說的是什麼意思,但她馬上又明確地說:
  「你曾經有許多機會。跟我在一起,醫生們進步很快。」
  我們都愣了,啞口無言,讓-達尼埃爾呢,這個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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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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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聚會結束,她一直在談這個話題:醫生有沒有本領,就看他對疾病有多深的認識。她看不起醫生這個群體,但讓-達尼埃爾除外,因為他懂得從她的酗酒中增長知識。
  沒有一個人回答她。她高談闊論。每個人內心都感到哀傷。當她和揚離開時,她臨出門,邀請我們說:
  「明天五點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來,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讓-達尼埃爾最後說:
  「我們明天去。她之所以好鬥是因為戒酒。她痛苦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們,就像久別重逢一樣擁抱我們。她含情脈脈地看著我們。對她來說,這是個機會。她坐在她那張大桌子後面,穩穩地把前臂放在桌上,開始說話,給我們講起故事來。她講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記得她右邊的臉被燈光照得一片金黃,孩子般的手撫摸著扔在桌上的織物。她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沒有停下來過。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著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樣。
  她東拉西扯,說些離奇古怪的事情,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頑皮而迷人,對情人可能就這樣。她讓人忘了時間,忘了一切。那種「天方夜譚」,我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以後也沒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樣聽到過。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這種新生的舉止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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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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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剛剛開始,就需離開巴黎。遠離她。無論去哪,但走自己的路。當我覺得自己迷路時,我就變本加厲。走得遠遠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這回,我得找一個國家,經受我和她一起經受過的那種考驗。我曾在戰火中的莫桑比克做過一次艱難的旅行,自那以後,我便發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現在,我覺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動亂突然使我忘記了美國醫院。我在貝寧有個合作夥伴,她可以讓我住在她家裡。
  在非洲,冒險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間,鄰近的尼日利亞正在驅趕必須經過貝寧返回家園的多哥移民,可憐的難民們流離失所,一隊隊來到科托努和波多諾伏。我害怕強盜,怕他們的刀。再說,那些在電視裡差不多已屢見不鮮的畫面,誰見了不害怕?在那裡,我盡量不看塵士飛揚的路邊的屍體,但我看見男人們跳進水中,想抓住開動的船隻的纜繩,我看見他們淹死。我看著他們淹死。路上,沒餓死的人繼續擁向多哥,他們將爛死在露營地或衰竭而亡。他們在毒熱的太陽下發抖,就像今天在盧旺達和扎伊爾一樣。
  我沒法打開箱子。我顫慄,發抖。發燒。也許得了瘧疾?也許是非洲的苦難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後還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裡,躺在「我」的床上了。
  瑪格麗特對我的發燒很感興趣,她描述了瘧疾的症狀,她母親在印度支那發作過,但沒有阿米巴痢疾那麼嚴重。她極為溫柔,最後羞答答地說:「今年冬天,你五顏六色都見過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們怕失去她而有過的恐懼。她補充說:「這是那些東西的影響,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萬,他決定一切。」
  接著,她還是那麼激動:「我無法忍受你在那兒看到的東西。你給《解放報》寫文章了嗎?」
  我沒想到,沒想到給《解放報》寫文章,也沒想到給另外的報紙寫文章。她是天生的記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豎起耳朵。
  只有帶感情的新聞才是文學。我有時想,這樣有傾向性、敢譴責的新聞才是最好的新聞。至少,它又恢復了愚昧狀態,讓人懷疑起對事件的說法來。
  得了雙重肺炎,這將是我此後持久的肺部麻煩的根源。
  「像我一樣。」瑪格麗特相信自己有肺氣腫。作家窒息而死,這是很常見的事。
  此刻,她搶先了。醫生說她的肺氣腫是她自己臆想的——這個詞應該使她感到高興——但在她生命結束的時候,她的喉嚨被管子穿了一個洞,肺不借助供氧設備便無法呼吸。這時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預感,她的預言。
  當我身體轉好的時候,瑪格麗特建議我跟她一起去蓬皮杜中心看伊夫·克萊因的畫展。除了酒吧和劇院,我第一次和她出現在公共場合。大家認出了她,害羞地遞信給她。直到現在,我還只看到過演員口袋裡裝有這麼多信。每個作家都有他應有的讀者。她的讀者都是些脾氣好的人:「請您看看這張便條好嗎?」他們小心謹慎地走開,趨前:「我不想打擾您,但您寫的東西實在太美了。」有位女士也走近來:「您就是……」瑪格麗特正準備回答「是」時,這位女士又接著說:「安基昂夫人?」瑪格麗特笑了。人們儘管不認識她,也把她當做一個人物。
  走進頭一個廳,她就發現一位似乎深思熟慮的先生。她問他話,像在商店或咖啡店裡一樣跟他聊起來。這位先生剛好是克萊因昔日的摯友。「他臨死前的那天晚上,我整夜跟他在一起。」
  「他是自殺死的?」
  「不,心臟停搏。」
  瑪格麗特有點失望。她欣賞克萊因,因為他曾嘗試過虛空、虛無的東西,他的畫獨一無二。她說:「寫作,除了寫作之外,我哪天還需要做出解釋。」她停下來休息,「沒有比坐在博物館裡更好的了。」
  我常常想起這同樣的事情。短短的幾句話使友誼更鞏固。
  我們一直走到隔壁的展廳:喬治奧·德·契裡柯1。和克萊因相反,他的畫畫面很滿。作畫,幽默,活潑。在一幅極歡快的油畫前,瑪格麗特說:「我好像聽見有人在笑。」但看過兩個廳後,她指出:「現在,我看出怎麼回事了。克萊因也許更了不起。契裡科的東西,家裡都可以有,一點都不用擔心。這不礙事。」
  「不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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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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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礙事,深度無限,貝利尼呢2,太尖利了。」
  「就像巴赫一樣?」
  「沒錯,那天,我聽見一個樂隊指揮在說,有的樂曲,剛演奏幾個音符,人們就知道要去中心教堂了……中心教堂……我也聽見魯賓斯坦3在電視上說:『莫扎特,就像個亡靈,人們永遠也抓不到他。』音樂家們說了些……
  春天,馬居斯和我去特魯維爾看她。我們睡在她的一處房產裡:她在黑巖公寓外庭另一端一個方方正正的院子裡有個套間,我們就住在裡面的一個房間裡。瑪格麗特一賺了點錢,就喜歡買些小房間。她買下了這個像車庫一樣的沒有窗的房間,讓客人或烏塔的朋友住。她出自內心地向我們誇獎房間的安靜和舒適,就像她以為她的那套公寓面對大海,而事實上它大部分朝著大海對面的馬路,要在陽台一端探出身子,才能看到芒什海峽的一角。問題不大,她的目光可以從她家的陽台一直看到暹羅灣。
  我想勸她好好理財。也許把錢交給一個生意人或一個行家。不行,別人會偷了它。然而,靠這些房間和那點微薄的租金,她可以守住自己的財產。她以為如果自己不拿版稅,大部分都留給她的出版商們,她就可以不交稅了。甚至烏塔也贊同。母子倆都很節約。他們有著同樣的經濟觀,事實上,這是對財富的一種拒絕,可以說是對金錢的一種恐懼。
  烏塔和母親同時呆在特魯維爾的那個小套間裡,他打擾了她,卻辯解道:「是你擠在這兒。你走開就是了,因為你不洗澡。」瑪格麗特很高興烏塔頂撞她,並讓我們做證:「啊,烏塔真像我。我沒養好兒子,我太慣他了,我太怕失去他了。孩子們,但願你們知道大家是多麼希望你們幸福。好像這可能似的……從孩子出娘胎的那一刻起,母親就永遠有了孩子。從淺薄、世俗的角度來看,可以說生活就被搞糟了,但太好了……」
  她又說:「我從來不敢寫烏塔。那是我唯一忌諱的話題。」
  烏塔開心地笑了。他又去了巴黎。
  她把我們帶到她喜歡散步的地方,塞納河灣上方或勒阿弗爾邊的那些碼頭,凝視著躺在那裡的異國大樹,那些「森林的屍體」。
  「我是在那些森林中長大的。」
  我撫摸著它們。對砍伐它們的行徑義憤填膺。我的無動於衷使她非常生氣。
  我的童年是在巴黎度過的,假期是在酒店裡度過的,只有在博物館裡我才能長時間接近過大自然,在那裡,我叔叔讓我看印象派的畫。對我來說,鄉村就是網球場1里的莫羅-內塔龍2廳。我開始艱難地凝視諾弗勒果園裡的果樹。
  瑪格麗特不客氣地盯著我:「男人們摧毀了他們的星球,只有你視而不見。現在,百分之九十的人已被告知他們所遭受的危險。這就是進步!」
  我當時對自然環境的漠然,她覺得是一個嚴重的缺點(她說:智慧方面的一個不足之處)或者更糟:
  「你的冷酷就是這樣來的,你吃了樹!我曾有森林、雨水,我有我的出發點。我扎根在越南的土地上。」
  「你從來不想再去越南看看?」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它。」
  「你寫作時便回到了那裡。」
  「是這樣。除了童年時代,一無所有。我以後所經歷的一切毫無用處。司湯達說得對,童年,永無盡頭的童年。」
  我無根的童年她很感興趣。我們常去特裡亞農宮3。對她來說也是,那個建築給人以回憶。在兩邊都是玻璃的長長的通道裡,她又看見了郵輪上「頭等艙」客人散步的走廊。她說她喜歡特裡亞農宮的白色。
  「大理石的白,床單的白,漆畫的白。白色,是富人的顏色。」
  關於我爺爺的那些荒唐的故事,她百聽不厭。
  「跟揚講講戰爭爆發那天晚上的情形。」
  我爺爺當時好像大吵大鬧起來,因為在聖日耳曼濃湯裡沒有小塊麵包皮。對方辯解道:「可是,先生,這是戰爭期間。」他反駁說:「只要坦克沒有開進凡爾賽宮,就應該有小塊麵包皮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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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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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聽見她笑。每次都如此,同樣的笑。她喜歡重複的東西,這真令人難以置信。
  她說:「在生活中,人們說的都是一些重複的話。」
  「再講講那個記錄你吃飯表現的護士。」
  「我吃完『整條』沙丁魚,她給我打滿分。有一天,她只給我八十分,因為,她說,那條沙丁魚太小。」
  瑪格麗特笑道:「自由的童年,就是貧窮的童年。我曾生活在一個極窮的地方,那是我所去過的最快樂的地方。」
  揚的《瑪·杜》出書了。
  他那些那麼隱秘的記錄都印刷成書了,我想出版我前一年夏天記下的東西的念頭便更堅決了。我把另外一些段落加入其中,取了一個很簡單的書名《短元音》。我問瑪格麗特,想不想看看有關她的記錄。
  「不看,你不怕寫作,這很好。大家都怕寫作。」
  她的信任使她至高無上,壓倒了小小的懷疑和那些懷疑者。當時,我像我愛她那樣尊敬她。
  另一件事更使她驚訝。她調皮地問我:「在你的存書中,你將按哪個字母排列揚的書?」
  她的問題使我發笑,我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了:
  「這樣吧,按D……以後,當揚寫了第二本書時,就按A·安德烈亞1。」
  「我也是這樣想的。」
  她想到了一切。
  《瑪·杜》,這本宣告愛情、讓人驚異的書並沒有讓瑪格麗特放下心來,揚越來越沉默。她很憂傷。
  她感到煩惱。她用縫紉機做了兩件和服,一件給自己,一件給他,兩件一樣,都是用劣質□綸做的。
  「你看,我讓揚感到厭煩了。我這個人不停地說,思考,說,他感到厭煩了。但假如他沒有我,他又感到煩惱。」
  她又重新讀米什萊的《直至流淚》,以及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你看見她是怎樣追溯王妃的故事嗎?」
  那年夏天,我在重新讀卡夫卡的作品,她說:「卡夫卡,是的,很入時,但他頑固得不那麼可愛。」
  她給密特朗寫了一封信。她向我概述了信的內容:「打倒哀傷。讓金錢流通,因為它是動力。是的,當然,還有無產階級,但金錢也……」
  她那種因顛覆和破壞而產生的思想,使她自然而然地向眾人發起挑釁:
  「美國沒有知識分子。」
  「?!」
  「知識分子既不是專家,也不是政治家。而在美國,只有這兩類人。」
  不過,她也駁斥眾人的觀點,說:「我的想法在任何方面都不從眾,除了在社會不公正方面。」
  她對她邀請的一個朋友很惱火:「他很醜陋,煩死我了,到處跟著我。」
  她想再在《解放報》開專欄,但她說朱利在電話中再也不理她了。
  她睡得不好。很久以來,我們就在一起談論睡眠的神秘和反覆無常。但願能輕易入睡。頭腦因擔憂而沉重,因慾望而容易驚醒,這倒也罷了,但為什麼早上三、四、五點鐘突然醒來呢?那時,人們是多麼希望繼續睡覺啊!為什麼這匕首當胸刺來?是哪個敵人刺的?很久以來,我就想問問瑪格麗特和別的更難以入睡的藝術家。她拒絕回答。但有一天,她對我說:
  「你知道,我思考過失眠這個問題,現在,我相信有些發言權了。你可以錄下來。」
  「失眠損傷智慧……」
  對她的採訪促成了一本書,《失眠頌》。我要歸功於她。
  揚有時不辭而別。瑪格麗特克制住自己的憂慮。她什麼都誇大,但這無疑是最大的憂傷,她加以保密。她沒有抱怨。
  她記錄道:「我大聲地說著這一天,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你在酷熱中永遠地走了,是的,我相信這次是永遠走了。」
  從那天起,在兩年當中,揚應該是經常出走,又經常回來。有天晚上,他從特魯維爾打電話給我。他說,他去那裡是為了自殺。
  我在筆記本裡詳細地記述著那次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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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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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揚要活下去,勸了兩個小時。他說他幾乎沒有生命的衝動。瑪格麗特給了他,但她會全都收回去,他不能再忍受屈服於她的權力之下。他不能再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能自殺。因為這樣會使她傷心死的。他敢肯定嗎?她總是選擇自己,他回答說,頭腦非常清楚。她什麼都想要,或什麼都不要。半年來,他寧願什麼都不是。他整天在想一種自殺的方法。我勸他不要用羅伊尼奧爾1。我對他說我有一個最好的產品,希望他能通知我,假如他真決定自殺的話。」
  「談話越來越投機,他脫口而出:『瑪格麗特認為你並不是在寫作。』」
  「揚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失言,試圖彌補:『她說你有勇氣,你還是會成功的。你們倆都同樣苛求,同樣刻苦。你們總得做點事。你們有同樣的道德準則:做。』」
  「我開玩笑道:『鐵的道德準則。』」
  「我要他盡快回諾弗勒。」
  揚對我說的話並沒有使我受到傷害。我知道真相。「寫作」意味著全身心投入。「入行」,這是他關鍵的詞,儘管我遇到過別的許多危險,但我不冒這個險。我太喜歡活動和瞬間的滿足,太害怕寫作那死一般的靜止。我保護自己,不受這巨大危險的侵犯。新聞工作和孩子們成了我的保護牆。我分享我的生活。一半生活,一半當作家。
  一大早,我就打電話給瑪格麗特,通知她揚會來,她的不安只通過她的平靜表現出來。
  「他跟你說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有詳細說,但他會回來。」
  她沒有再問。她極謹慎,這使我心神不寧。我建議白天過去看她。
  「隨你的便。」
  我有點尷尬地登上了通往舊磨坊的小路。她一點沒有指責我,但我在她眼裡,是見證揚的無情的人,這點足以使她不高興。
  她坐在花園的一張長凳上。她說許多人喜歡整天坐在長凳上,但她不,和別人不一樣。她說揚和她應該自殺,還說她想像不出最強大的生命能一直持續到結束。揚會來的,但如果他繼續沉默的話,她會殺了他。
  「我一生中一直想殺人:這是最最持久的念頭。那些聲稱從來不想殺人的人是在撒謊。你呢?你曾經想殺人嗎?」
  「有的,有過一次,有個情人,我曾想用汽車壓死他。他及時躲在大門後面。但總的來說,我更願意自殺。」
  瑪格麗特終於笑了,醒過來了,好像從藏身之處出來了。我又跟她說了一些奇事,她很開心。我們輕輕地擁抱,我讓她坐在長凳上。
  「甚至在這個時候,你也寫作。」
  「作品穿過一切,哪怕門是關的。如果我不寫作,我會屠殺全世界的。」
  就像副領事在夏利馬爾的花園裡一樣,她那天上午會開槍殺人的。
  揚回來了,數日來默不作聲。沉默就像是武器。瑪格麗特叫道:「讓他滾吧!我寧可這樣。」她又衝動起來。她勸他離開。他不回答,不是破壞牆壁,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她對我說:「來吃飯吧。至少,你在場的時候,他會下來的。」可一入座,他就當著我的面表達了一個奇怪的願望。他對她說,他死了,再也沒有生命,他得走出這屋子,至少,每天兩小時。他說她阻止他跟他母親、妹妹、朋友和別的人說話,除了跟她。
  揚滔滔不絕,一口氣地說:
  「你只能接受你自己的意見。這樣亂反對,你並沒有理由,你否認這一點。這並不存在的。你想殺死我,是嗎?」
  瑪格麗特和我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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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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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已經無話可說,因為她總是對的。他想聽「自己」說的話,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說話。他想說話,不被別人打斷。他想別人把他說的話錄下來。這樣,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可以聽自己說話,聽那個叫揚·安德烈亞的人說話。他可能會認出那個人來。
  他這種深思熟慮的計劃透出一種瘋狂,而瑪格麗特對瘋狂總有一種親近感。她輕輕地對他說:
  「我看出來了,你想自己對自己進行心理分析。」
  揚甚至不再聽她說話,他繼續描述自己的計劃,最後用一句驚人的話作出了一個怪異的安排:每天兩小時他想去我家。
  瑪格麗特沉重地盯著我,好像懷疑我似的。
  揚一反往常的那種隨和,極威嚴地對我下達指示:
  「你只需打開錄音機,讓我瞎扯。」
  揚所想像出來的那種險惡情形造成了一種不安,我試圖加以消除。我借口說有一件急事,沒時間。
  揚並沒有因我的借口而動搖。
  「我們可以把談話壓縮到一個小時。」他說。
  瑪格麗特不同意:
  「揚,你知道得很清楚,她做不到。」
  「問題在於行還是不行。」
  揚的堅決與他往常的柔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幾乎讓人害怕。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
  揚顯然十分痛苦,這次發作無疑比以往更長久,更危險。瑪格麗特感到了壓力,我見她第一次謙和起來。她向我轉過身來:
  「你真的不能給他一小時?」
  瑪格麗特開了綠燈,揚喜形於色。愛情、感激或機靈,他叫起來。
  「無論如何,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只談論你!」
  「這一點,我堅信不疑。」
  恢復了自尊,瑪格麗特表面上平靜下來。但我要是她,揚的這種安排會使我感到厭惡的。我仍努力勸阻。
  「揚可以找一個更無偏見、更專業的人說話。」
  「不,」他說,「在這裡更方便。」
  他只要我和一架錄音機,聽他說話。
  「僅僅為了有人在場,促使我說話。」他說。
  「在巴黎,你會找到更合適的人。」
  但瑪格麗特也許不希望他去巴黎,她支持揚:
  「應該照他說的辦。你看,揚,我沒有礙手礙腳。」
  約會定在次日下午三時。揚非常準時,當諾弗勒的鍾敲響三點時,他出現了。我打開錄音機,一言不發。他開始講述:
  「我想談談她。與此同時,多麼駭人聽聞,多麼瘋狂,我不想知道如何接近她。如何接近這個人……」
  揚說著,說著。快四點時,他本能地看了一下表。當鍾敲響四點時,他一躍而起,像逃跑一樣:「明天見。」
  揚精疲力竭。幾天後,他認為講夠了,決定結束錄音。我把那些磁帶遞給他,但他拒絕了,他想讓我留著它們。
  「你想聽……」
  他不想聽。這會兒不想。
  在巴黎,他回去時,我又請他把錄音帶拿回去。他寄放在我家裡的東西使我很尷尬,就像人們不想知道的一個秘密。但揚裝聾作啞。我終於跟他約好在巴黎中央菜市場的一家咖啡店與他見面,把那包錄音帶交還給他。他沒來。我一直為他準備著那包東西。
  揚在錄音中經常重複,他所披露的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以至於我最後寫了一部故事。
  我把這部故事放在壁櫃裡,直到文中披露的東西都已多少被人知道的今天。但我希望揚微妙的感情仍留在其中。
  書戀
  他還是個大學生。那些套間一半是空的,裡面只有床墊和書。他在這裡那裡閒逛。他不看姑娘,卻在翻書。一天,他從書堆裡抽出一本,整夜讀它,而他旁邊的一個傢伙卻張著嘴睡得正香。誰也沒有跟他提起過這本書及其作者。他只從名字上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女的。上午,他外出了,來到最近的那家咖啡店,要康巴利苦開胃酒,就是小說中的人物所喝的那種。咖啡店老闆顯得很吃驚,說:「問我要那東西的人可不多。」大學生剛喝了一口就感到噁心。咖啡店老闆越來越驚奇,說:「很苦,不能喝,是治肝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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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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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來,這位大學生強迫自己喝康巴利苦開胃酒。一星期後,他習慣了那種酒苦澀的味道和紅紅的顏色,他喜歡用手心捏著那個深顏色的小酒杯。城裡的朋友們都笑他,或對他的秘密極感興趣。他弄到了那位作家當時已出版的所有的書。所有的書他都讀好幾遍。他被迷住了,竟不再讀別的作家的作品。他扔下了對哲學的研究,扔下了父母和過去的愛好,只看她寫的書。她所寫的一切全都說到了他的心坎裡,以至於閱讀已超出了理解的層面。他覺得自己被一種不再離開他的東西所俘虜、所吸引。有時,周圍的人談起這位作家,他不能容忍任何批評。當他捍衛她的作品時,他的臉紅了,就像他捍衛的是一個人似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捍衛一部作品還是捍衛一個女人。他對那個女人一無所知,但他一遍又一遍地讀她寫的書,直至滾瓜爛熟地記在心間。是的,是爛熟於心。他的內心被觸動了,像被一種愛情所觸動。他曾經愛文學,喜歡司湯達、普魯斯特。但此時,他覺得那個不認識他的作家只為他而寫。他必須把以前所讀的東西都倒出來,讓這個作家充實他,甚至給他注入生命的活力,因為在讀她的作品之前,他的閱歷是那麼膚淺。那些作品使他活躍起來,敢於反駁他人。他把他所能找到的這個作者的所有集子都買來了。他不希望遇到她,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那個作家就活在他身上,在他最寶貴、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在他的想像當中。他甚至沒想過要瞭解這位作家的生平,他沒興趣知道她是否有情人、有孩子,他滿腦子都是她曾經寫的和正在寫的東西。他讀她的作品時產生的感情,使他激動得讀不下去,他每次只能讀兩三頁,然後一邊默誦一邊在大街上躑躅。
  後來,在小城的大學裡,人們和這位作家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討論會上將放映這位作家拍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他已去巴黎看了十多遍。放映和討論會的消息使他十分驚慌,但那天他像個木頭人一樣,去了電影院,坐在第一排。電影放完後,人們提了一些問題。他不知道怎麼說,但勇敢地開口了。他沒有向作家提問題,而是跟她談起了兩個鏡頭,他認為自己抓住了這兩個鏡頭背後的含義。他強調這兩個鏡頭的相似之處,認為電影中同樣的探索手法可能會暴露同樣的失敗。她明白他對她的東西瞭如指掌,便對他說:「您說得對。」他本想給她獻花,但被夥伴們擋住了。那是單純而輕佻的城市少女干的,他們說。可他還是想這樣做,以表達感情。他認為像她那樣不落俗套的女人會接受的。他只知道從口袋裡掏出一本這位作家最不出名的書,走向前,當大廳走空的時候,他過去請她簽名。她簽了,沒有特別注意他。他問她是否可以通過她的出版商給她寫信。她答道:「不如寄到我家。」並把自己的地址給了他。他大為震驚。接著,她又建議周圍的人去喝啤酒。更確切地說,她是說:「我想喝杯啤酒。」大家都跟她去了。幾個夥伴,以及討論會的組織者。她獨自講著。他只記得她談起了這個省份和這個省對她的影響,然後又談起了她那個不願意學鋼琴的兒子。他只注意到她像唱歌一樣的聲音及其微笑。她笑容滿面,他都不敢相信。但他一心想著:是她。是她寫了所有那些作品。兩三年來我和她朝夕相處。他記住了一些細節:她的手鐲,她的戒指。接著,他又發現了她聲音和遣詞造句中的那種威嚴,發現她不說話時靜靜的,發現了她對聽眾的那股魅力。這種強大的力量使他神魂顛倒。電影結束後她做了自我介紹:「好了,我在這裡。我就是這麼稱呼自己的。我拍了這部電影,我沒有什麼可對你們說。我等待你們提問題。假如沒有問題,我就走。這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他記得這番開場白後是長時間的沉默,記得她回答第一個問題時幽默得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那種滑稽與她開始幾句話的嚴厲截然相反。她一開口,立即就把聽眾給迷住了。他也被深深地迷住了,他覺得被她發現了,被她認出來了,他可不是毫無目的地來的。在咖啡店,他一言不發。不是因為羞怯,而是別人礙手礙腳。他想單獨擁有她。
  後來,他給她寫了信。他常給她寫信,信極短。與其說是信還不如說是便條。他在信中提出見面。他寫道:他愛她,渴望見到她,但也許還是不見好,免得破壞什麼東西。在他看來,他笨透了。一年後,四月初的一天,或者是五月初的一天,她給他回了信。她在信中大致是這樣說的:「無法回答您的請求。得由您自己決定。我不想對您說您得來看我。」他得出結論,沒必要去看她,但又非常渴望去看她。同時,他又決定,遠離更適合他的這種愛。他給她寫信越來越密,幾乎每天都寫,並不等待回信。他往往只從她的書中抽出一句話寄給她。這一點,他做得可一點都不笨,儘管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重讀自己寫的東西,她不可能不激動。她從不回信。他不等待任何東西,他明白不可能有什麼回答。他只希望她拆開信封,讀一讀他簡短的愛的信息。多年來,許多年當中,大約有七年吧,他都在想像她在讀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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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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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感情,這位大學生是與一位和他同居的姑娘分享的。他們一道喝康巴利苦開胃酒,大聲地互相朗讀這位作家的書。他們只允許那些毫無保留地崇拜那位作家的人與他們為伍,如果那些人讀別的作家的作品,他們就跟人家急。那女孩甚至在這位作家的作品上非常權威,但對這位大學生來說,與這位姑娘的愛情已不可能持續下去。他想結束這段愛情,而與那位作家永遠地生活下去。通過作品,那位作家已永遠屬於他,他覺得自己可以征服她,要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他覺得自己是時間的主人,感到自己與現實分離甚至斷絕關係了,但這種狀況很適合他。那位姑娘已引不起他的任何肉慾。那位作家也同樣。他不希望那位姑娘與作家筆下的某位女主人公相像,千萬別像。任何對比都是不可思議的。他想保留自己的想像,不讓它受到現實的侵犯,讓它在封閉中變得更加堅固。在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觸動他心靈深處的,正是對時間與死亡的描述。作家談起生死戀,談起那種閃電般的愛情和現實生活中難以存在的愛情,它摧毀一切,不傷人、不置人於死地就無法存在。她談起了他心中最隱秘的東西:不殺人或讓人死亡就不可能愛。他默默地、長時間地盤桓在這位作家的作品中,琢磨括號中的提示,他覺得它們就像是葬禮中的儀式,這個女人在讚美愛情的重大失敗的同時,也使他擺脫和寬恕了他自己的失敗。他不再希望有任何結果。
  但三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美妙的信。只有一頁:「我想伴您左右……」他馬上就明白了他寄給她的無數信件起了作用(後來,這種想法得到了證實,因為他發現所有的信都集中存放在一個抽屜裡)。他想:我的什麼東西打動她了,我以為自己是在單相思,誰知她也同樣激動。沉默了七年後,這封信給他開闢了一塊天地。他因此而失眠,而瘋狂,他最後開始尋找她的電話號碼。
  幾年前,他得知了她的真名,他失望極了。當時,他可以幾小時幾小時地在紙上寫她的名字。他以為自己知道的關於她的一切,就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寫著的她的名字。現在,他發現這個名字是假的,這是個化名,寫小說用的筆名。對他來說,書與作者的署名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他無法接受除了書的作者以外還有別的人存在。他急於忘記這個真名,但沒有忘記,他輕易地在電話號碼本上找到了這個名字,儘管她聲稱這個名字只出現在內部電話號碼的紅頁上。他撥通了她的電話,只報了自己的名字。他聽到她說:「天哪……」然後又說:「啊,是您給我寫信。」接著,她開始說起來,說了很多。他記得電話裡的聲音很響,他記不清她說了什麼,只記得她長時間地抨擊新哲學,並突然爆發出一陣大笑。他似乎被這笑聲淹沒了。他對這笑聲讚歎不已。這麼多年來,他已忘了她還會笑。他突然想:她只有18歲。她說她要去某個城市,他們得見見面,讓他在那裡打電話給她。
  一個月後,這位大學生來到作家寫作的那個城市,壯著膽給她打了電話。這回,作家答道:「不,不,我在工作,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見面,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見您,我害羞。我怕見生人,這沒有必要……」大學生贊同地說:「事實上,也許真沒有必要,好,我在這兒……」這時,他聽見她歎了一口氣:「啊,您在那……好吧,兩小時後打電話給我。」大學生照辦了。這時,她終於說:「來吧,不過要帶瓶酒來。」一開門,她就柔情萬般地擁抱他,就像是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他沒想到她會這樣擁抱他。這麼自然。而且,他沒有想到現實生活中會發生這樣的事。他立即就被她的聲音給迷住了。他很難聽清她在說什麼,他看著她在動,在激動。他想,生活中的她和書中的她同樣富有才華。他們一起喝酒談書。大學生沒發覺夜幕降臨。他眼裡只有她,她使世間的萬物都不存在了。很晚了,晚上幾點了?他打聽哪家旅館可以住。她說現在是夏天,當地所有的旅館都滿了,他可以睡在她兒子的房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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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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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和以後的幾天,他們一同去散步。他們形影不離,她當著他的面工作。她顯得很多情。他想,他也許墜入情網了,但他對這種感情缺乏經驗。他從來沒有直接接近過任何女人,總需要一個迂迴的辦法、一個借口、一段虛構的故事來接近女人。而這個女人則以她的書為中介,已經接待了他。更妙的是,第二個星期,他覺得她給他指路了。那種含情脈脈的語氣與她對一個崇拜她的普通讀者說話的口氣完全不同。發現她因激動而顫抖,他自己也不覺顫抖起來。最具決定意義的是他已經知道他根本無法拒絕。每天晚上,他們各自回房間之前都接吻。大學生任她把自己帶到任何地方,他愛上了一部小說,他遇到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強迫他愛她,就像他愛她的作品一樣。完全愛她,他甚至都想不到還能在肉體上愛她。他無法逃避,她是他們之間將發生的一切的動因,無法阻擋。他害怕了,但他如此心慌意亂,竟不理會自己的恐懼。面對女人,他總會產生這種恐懼。他感到有東西襲擊他,他只能屈服。他將被人俘虜。這很可怕,但他從中感到一種快樂。就像夜間他想自殺一樣。他同樣也害怕得發抖,心想:這個女人就是我的死神,她力量強大,是她創造了一切,她無疑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他斷定她會嘲笑他所寫的東西,她首先是一個想讓別人吻的女人。他聽她講話,又驚又怕。怎麼可能有這樣野蠻的自由,他從來沒見過。這個身軀在請求,想享受,幾乎是在懇求:吻我吧。他被逼得更怕了。他從來無法使她滿意,從來無法滿足她的慾望。與此同時,她也把這種讓人瘋狂的自由傳遞給他,說:「不,您不是雞姦者,您是個七尺男兒。」她駭人聽聞地建議道:「好了,我在這,您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他什麼都不想,只想跟隨她。他本來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但現在她命令他當主人。她說著主人的話,命令他當她的主人。為了命令她,他得讓步、服從,這無法擔當的雙重角色使他不知所措。她替他作決定,她想扮演所有的角色,並讓他一同扮演。最後,她竟這樣對他說:「為了創造您,我要先毀掉您。」新生的誘惑使他被蒙住了雙眼。她一再說:「不,您是個七尺男兒。」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能夠成為七尺男兒。一個女人投進他的懷抱,他佔有了她,嘗到了能夠擁有她、能夠確實達到目的的快樂,那真是妙不可言。他問自己,以前是否曾做過愛,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個男人。以前,他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享受,不知道隨心所欲地擁有一個女人是什麼滋味。最終,他可以享受並且讓一個喜歡這種享受的女人也得到了享受。這個向他揭示了性愛的女人,這種使他陷入激情的瘋狂的愛,正是他過去所想像的飄渺的崇拜目標。這個女人破壞了所有的等級。大學生又害怕了。他不想放棄他在文學上所崇拜的對象。他想退卻,保持那個作家的形象,尤其不要步入現實。但作家把他帶進了她的想像當中。她永遠生活在小說中,她在生活中和在書中一樣騷動不安,充滿激情。他明白了她把自己當做是一部小說。他沒有把對她的愛帶入現實。他們的愛情不是真實的,它跟她所寫和正在寫的東西一樣強烈。這個女人絲毫沒有把她所生活和所想像的東西分開,她把大學生安排在這個無邊無際的透明的空間裡,而他在遇到她之前,已本能地在其中就位。他們一道與世界隔絕,直到冬天。大學生嘗到了幸福。她很快就要他用打字機打下她想寫的東西,她口述著。他能明白她作品中隱晦的東西。她徵求他的意見,他感到自己進入了她的頭腦,就像曾進入她的身體一樣。一具不老的身軀。他甚至沒有發現歲月在她臉上留下的破壞痕跡。他本人也沒有感到自己的年輕。從此,他像她一樣,生活在時間之外,生活在那部愛情小說之中,而他自己就是那種瘋狂的愛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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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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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事情會變得讓人不安,他發現自己幾乎就像不存在一樣。比如說,在飯店裡,她在菜單上選擇他應該吃的東西。還有,她給他穿衣,給他羊毛套衫、襯衣。她給他做了一件和服式的便服,顏色也是她定的。她讓他換香水。她不能容忍他在電話中跟他過去的朋友們說話。他必須全盤接受她的一切,她的飲食、散步、看人和赤身裸體的方式。她向他作出的就是這種駭人聽聞的建議。她完全獻出了自己,他得全部接受。他要麼接受一切,要麼一錢不值。他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她的作品一樣。有時,他進行反抗,試圖在日常生活中做些小小的抵制。不,不要這肉片,不,不要這件襯衣。但這正如她所說過的那樣:要或者不要。他唯一的自救顯得很無力。對於這種躲躲閃閃,一個女人會無能為力,但從女人的這種痛苦中,作家獲得了寫小說的新法。她沒有讓人控制。只要這個年輕男人沉默,她的作品就增強了力量。有時,他想拯救自己,但進行這種努力的念頭沒能維持多久。幾年後,他還想著這事,但方式同樣模糊。有一次,他跟一個朋友談起她,希望能靠自己的經歷生存一段時間,但他感到自己像犯了罪一般。他擔心背叛她。他從此相信,如果他跟別人說話,他就是犯了一個嚴重得像罪行一樣的錯誤。當他問到聽他說話的朋友幾點鐘時,鍾敲響了。剛好到了他答應回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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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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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過後,在圓點劇院空曠的大廳裡排練《薩瓦納灣》時,揚又顯得專心致志起來。當瑪格麗特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揚看見這作品在眼前變得漂亮起來時,他被吸引住了。他又成了守護天使,多多少少在黑暗中看守著她,使她重新活躍起來。
  她從卷領中伸出脖子,就像將軍從頸托中伸出腦袋一樣。她向瑪德萊娜·雷諾發出帶啟示性的命令,不耐煩地提出批評。瑪德萊娜都差點要瘋了。
  「台詞應該說出來,而不是演出來。動作不要給人以誇張的感覺,你明白嗎?」
  她開始炮轟瑪德萊娜:
  「演員在這兒是用來說話的,張開嘴,出場。把作品寫的話說出來。這就行了。」
  瑪德萊娜妝化得非常漂亮,聽著那威嚴的聲音,那聲音本身也有點躊躇,而動作機靈的比爾·奧吉埃爾則步步緊隨,唱出愛情顛簸不穩的回憶和「旅人幻想曲」,首演當晚,她們的二重唱讓觀眾落淚了。當幕落下來的時候,眼淚流了下來,當燈光重新亮起來時,眼淚仍看得清清楚楚。
  劇院裡群情激奮,這是任何別的戲劇的成功都不曾有過的。好像每位觀眾都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坐在諾弗勒的那個花園裡讀過劇本,知道台詞是從哪個該死的洞穴裡噴湧出來的;好像每位觀眾都穿過迷霧,聽到了這句話:「我沒有得病,我只是喝了酒。」好像全場觀眾都對她脆弱的倖存有預感。那天晚上,是舒伯特還是輝煌的歲月把劇院變成了教堂?人們在那裡慶祝重逢。這是一種復活?瑪格麗特和瑪德萊娜兩人都穿著黑衣,小小的,互相擁抱,彼此摟得緊緊的,好像是為了站得更穩似的。她們很高興還能讓對方發現些什麼。
  當瑪格麗特寫《薩瓦納灣》時,她曾說:「這是為瑪德萊娜寫的。」而我當時則想:「瑪德萊娜這麼老了,到時,她們倆當中的一個將不再存在。這個計劃將永遠實現不了。這是個必將失敗的計劃。」
  我不認為成功會無規律地必然出現在瑪格麗特的生活中,人們尊重她,正如人們討厭她一樣,有時,二者同時兼而有之。她歡迎讚揚,也歡迎批評,想悄悄地把它們做一對比。
  演出之後,一個對感情持有懷疑態度的朋友,一個愛嘲弄人的傢伙吹著口哨說:「舒伯特和歲月的災難,誰能不哭?」
  歲月的輝煌還是歲月的災難?我母親隱瞞自己的年齡,以至於不認童年的朋友,因為他們知道她的出生日期。我的朋友弗羅倫斯的母親克拉拉·馬爾羅曾是她的同學,但她對克拉拉說:「不,夫人,我不認識您,我從來沒在那所學校上過學。」她給街區警察局警員的孩子們當教母,以便警員們幫她在身份證上做假。她死的時候,唯一的遺囑就是請求我們不要公開她的年齡。以至於人們都以為她至少有一百歲。
  我曾覺得母親很可笑,虛偽、愚蠢、做作,但現在我也很不樂意說出自己的年齡。並非我隱瞞自己漫長的經歷或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有孫子,而是避免說出自己確切的歲數。數字對我來說就像一塊冰。
  1984年1月底,確切地說是1月23日(我在一本筆記本上讀到:《短元音》贈閱),我把我的書放在聖伯努瓦街瑪格麗特家的樓梯平台上。我不希望她當著我的面翻閱這本書,也不想在她閱讀之前談論此書。我等她給我打電話。我一點不怕。我相信自己差不多知道什麼東西會使她不快,相信自己沒有任何出格的地方,而在杜拉斯的領域中很少有什麼限制。瑪格麗特本人和揚都指出了自由之路。(「真實有一種虛假所沒有的魅力。」)況且,以第一人稱寫比人們所想像的要害羞得多,引人注目得多。讀者以為從中發現了隱私和秘密,但抄寫者小心地把自己的材料壓在上面。個人隱私的揭示在小說中往往要多得多。
  時間一天天過去,三天,四天,五天,沒有瑪格麗特的消息。我太天真了,曾因她的信任而高興。她只能譴責她自己沒有寫出來、沒有掌握和控制的東西。
  可是,不,第六天,或者說是第六天晚上,午夜時分,那是她鍾愛的時間,她打電話給我:
  「哎,這是你寫得最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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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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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快樂,發自內心的微笑:「我寫得最好的東西。」《大西洋人》放映後,我曾給她寫了一封長信,當時,她也是這麼說的。我是在共和國行動劇院看這部電影的。我們三四個人在大廳裡很快就成了朋友,差不多就像是同一派別的成員。我已注意並且記下了她對我的信的反應。
  「這麼說,每次我寫作都是我寫得最好的東西。我應該只寫作,不做別的!」
  她沒有回應我的玩笑話,而是嚴肅地補充道:
  「對,這樣很好。你獲得了自由,這是一部會流傳下去的作品。」
  這部作品會流傳下去的,我永遠記得這句話。瑪格麗特使我感到很高興,我不再聽其他話。很快,要走要跑的是我了。我又奔向一個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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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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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旅行回來時,打電話給孩子們。瓦萊莉對我說瑪格麗特曾打電話給她。
  「很奇怪,她想知道你的年齡。」
  「你告訴她了嗎?」
  「我又不知道。而且,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笑了,又逃脫了。而對年齡,總是這樣避而不談。
  回來後忙亂得很,又有許多文債要還,我遲遲才去打聽瑪格麗特的消息。
  她在電話裡的聲音冷冰冰的,好像回答一個討厭的陌生女人似的。我馬上驚慌起來。她是不是怪我沒有早點給她打電話?出什麼事了?
  她沒有回答。她的沉默也使我不安。通常,問個不停的是她。我又問了一遍:「出什麼事了?」
  她仍沒有回答。最後,她終於突然清楚地對我嚷道:
  「你太粗魯。」
  「啊?」
  輪到我啞口無言了。她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怎麼太粗魯了?
  「是你的書。」
  「你曾對我說那是我寫得最好的東西。」
  「可是,觀點是可以改變的。」
  假如她的聲音不是那麼嚴厲,我還會笑出來的。
  「兩個月前,你曾讚揚過我。」
  可她越來越嚴肅:
  「你很不慎重。」
  「啊?」
  「你說出了我的年齡。」
  她的責備使我放下心來。
  「可是,瑪格麗特,你的出生日期現在出現在法語書中,出現在所有的詞典中……」
  「這你用不著說。你應該把你的書給我看。」
  「你不是不想看嗎?」
  「你沒有建議我看。」
  她的惡意掩藏著一種強烈的不滿。她接著說:
  「你利用我賣你的書。」
  她把我牽扯進這褊狹的境地,聽見這回答我感到羞辱萬分。
  「我的書有二百多頁,可寫到你的只有二十來頁。」
  但她堅持說:
  「你寫了我的全名。而其他人物,你只寫姓名的開頭字母。」
  面對這種指責,還怎麼可能辯解?假如她認為我剝削了她,我就得被定罪。她像這樣懷疑過多少朋友,砍下過多少個人頭?她關於剝削的幻覺使她糟透了,對人很不公平,誰也沒法使她意識到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她母親就讓別人剝削過。
  我無法向她證明她弄錯了。我感到一陣厭倦:
  「你要我怎麼辦?要我鑽到地底下去嗎?」
  「噢,你不是那樣的人。」
  我明白她後悔我不是那樣的人,這種失望仍使我感到有趣。她總會說些使我發笑的話。我只能掛斷電話。4月11日,我在記事本上寫著:「瑪格麗特讓人束手無策的電話。」
  幾天來,我避得遠遠的,獨自在巴黎沒有太陽的街道上走著。這很奇怪,就像真的要死的那天死神卻不來臨一樣。眼下,臨床診斷的死亡猛擊著我們。呆會兒,消失的痛苦將十分強烈,突然來臨。只有在哀傷變得讓人能夠忍受的時候,人們才能確信死亡的來臨。那一天,也許就是真正死亡的日子。
  當瑪格麗特在美國醫院的時候,我已經歷過她的死亡所帶來的痛苦。今天,我埋葬了她。在最後一刻,她對我來說早已死亡。人也會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殺死。瑪格麗特剛剛殺死了我,但被殺死的我還能活著。我也殺死了一些人,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有天晚上,我在洗澡時,殺死了我的姑姑。昔日一些朋友背叛了我,但我卻給他們留下一個機會。也許我們還能重新見面。對瑪格麗特,一刀兩斷。她用槍口頂著射擊。不是在寫作的時候她決不回頭。
  我們不會再見面,這我立即就知道了,但在她身邊的這快樂的30年她無法從我這兒收回。我微笑著突然出現在大街上,出現在回憶當中。真的,我沒有太悲傷。她對我瞭如指掌,目睹我一生的沉浮,我知道我再也無力哭泣了。我竭盡所能,自我安慰,有時甚至找出一些卑劣的理由來。我擁有她昔日親密和喜歡的朋友。想到她剛在諾弗勒安頓下來時所進行的乒乓球賽我就樂。當時在場的有馬斯科羅、莫蘭和其他一些人,當一人輸球,其他人便大喊:「開除!」這詞是從共產黨那兒學來的,瑪格麗特也學會了。我慶幸自己「堅持」了這麼長的時間,我本來可以差不多一直「堅持」到最後的。
  今天,我也許要避免別的痛苦。我用不著重新親歷那極為不安的時刻。犬儒主義可以是用來抵擋的工具。我可以像她一樣,多愁善感,厚顏無恥。我不惜任何代價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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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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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數著她所剩下的時間,我覺得她已活不長了。我猜測她死了之後會怎麼樣。她會對我說:「只有失去的東西才能永恆。」這一點,在馬路上,按照自然法則,這公認的原則得到了證實。我越走越感到沒有失去她。她可能會消失,甚至死亡,但我永遠不會失去她。
  我在我的《短元音》中尋找我記不起來的關於她的年齡的話:
  她差不多已有七十歲,而揚還不到三十。
  她對我說:「奇怪,你這樣關心年齡。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年齡並不重要。」
  重讀著這些話,我明白了她的指責,儘管我並不同意她的觀點,對我來說,年齡非常重要,我甚至相信,假如不知道一個人是什麼時候出生的,你對他將毫不瞭解,或瞭解得毫無深度。
  關於年齡的意見分歧,我固執己見,這比單單點明她的年齡更糟。那些閒事閒話,那種平庸,我都沒漏掉。
  應該知道別人的年齡,但不要說出來。我本來應該當心的,因為我本人也討厭說出年齡。然而,我覺得她所謂的「不慎重」不過是一個借口,瑪格麗特由於別的原因而生氣。別的什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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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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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假期間的一天下午,揚走下舊磨坊的那條小路。像去年夏天一樣,但他不再消沉。相反,他顯得很興奮,非常樂觀。他勸我別介意瑪格麗特的指責。
  「你們的爭吵不會持續很久。無非就這麼回事,時間的……」
  他不知道說時間的什麼好。他知道瑪格麗特不會饒恕的。他煩躁地說:
  「事情會過去的。她會忘記的。」
  「不,揚,我知道她。她從不和解。」
  「這倒是真的,但她事後會後悔。」
  「事後,那就太遲了。」
  「讓她害怕的正是這點。她的冷酷讓她自己都感到吃驚。她說她忘了自己做了些什麼。她的行為讓她自己都感到害怕。她說自己瘋了。」
  像去年一樣,揚又開始跟我談起她,談起他和她,開始抱怨她、仰慕她。他像魔鬼纏身一樣,我聽著他說:
  「她比我更年輕。她猛衝猛殺,毫不在乎,毫無保留,而我卻非常怕冷。我既不知真相,也沒有拋錨。我無法再離開她。這就像一種毒品。很舒服。我過著隱居的生活,竟至於什麼都不讀,除非是她推薦的。我不再去看電影,因為有《印度之歌》。我沒有起訴她:她擔當著不出庭的角色。如果說我不讀書,什麼都不做,那是因為我覺得這樣挺好。只是,有時候,當精神過於緊張時,我想找人隨便聊一聊,換換語調。但願感情緩和下來。我需要退出,但她決不。我是她的主要目標,她所關心的唯一的目標。誰也沒有她這樣愛我。她沒有殺死我,因為她靠這股熱情寫作。我成了她寫小說的源泉。我,揚,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強大的威力使我存在。成為小說中的人物比單單活著、抽著煙要有趣得多。」
  揚的這番話,我是從筆記上摘下來的。他來訪之後我立即做了筆記,因為沒有一個男人如此誠實、如此清楚地跟我談過他的感情。我像瑪格麗特一樣,越來越惋惜講過的話煙消雲散,我甚至把我孫子的話也記了下來。
  那天,揚激動得忘了自己是來安慰我的,他自己也哭了。
  「年齡的差異之所以使我為難,只因為事實上她將比我先死。我無法想像她會死,我彷彿覺得已跟她生活了好幾個世紀。由於我無法想像末日,我和她一道以永恆的方式生活。我醒來的時候喜歡想她。她太可愛了,我只能產生擁抱她或殺死她的念頭。她呼喚這種暴力,逼我發火。她笑道:『是的,我是惡魔。』」
  揚笑了,笑得極不連貫。
  「神奇極了,她可以讓我說青橄欖是黑的。她是那麼肯定以至於我最後也做出了讓步:是的,橄欖是黑的。我進入她的想像之中,否則就跟她一刀兩斷。假如我說:橄欖是綠的。那就意味著分離,對她對我都是一種痛苦。」
  我讓揚安靜下來。他又輕輕地倒在花園裡,重奔最初的目標:安慰我。他告訴我瑪格麗特一遍又一遍地讀我的《短元音》,那分專注連他本人都感到吃驚:「她不離開你的書。」兩個星期當中,她總把它放在手邊。
  「你知道她為什麼改變主意嗎?」
  「她什麼都沒告訴我。你也許得等她打電話給你……」
  他沒有再說下去。他溜走了,正如他來的時候那樣,笑得很誇張。
  瑪格麗特去世幾天後,揚在接受《解放報》的一個記者採訪時,對自己的秘密生活沒有再保密。這種公開而迅速的懺悔使我大為震驚。第二天,我遇到了揚。
  「你認識那個記者嗎?」
   「不認識,一點不認識。他約我在路德西亞飯店見面。」
  「你為什麼去?」
  「出於好奇。他在電話裡給我的好感。」
  「他的文章不使你尷尬嗎?」
  「不,挺好,很真實,都是我對他說的。」
  揚可以說透明坦蕩,超脫於卑劣。他告訴那個記者說,他厭煩別人,沒有她,他會感到厭煩。
  瑪格麗特在去世之前對他說過:
  「你別的都不用做了,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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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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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7月份得知,瑪格麗特寫了一本新書。她沒有告訴我,這使我心裡感到很難受。我們鬧翻之後幾個月過去了,五個月,六個月。她寫得很快。比她任何別的書寫得都要快得多。這種快法,不是她的風格。除非那是一本薄薄的書,寥寥幾頁,就像《坐在走廊上的男人》一樣。人們向我保證說,恰恰相反,那是一部夠長的自傳體故事,大家對這本書反應相當不錯。甚至連一個不怎麼看重她作品的評論家,對這本新書也大為讚賞。「很精彩,」他說,「寫出了一個可以說是樸實無華的杜拉斯!」
  《情人》我是買的還是別人寄給我的?後來,直到她去世,她的書都是她寄給我的。但這本,我忘了。
  我開始閱讀。一開頭,她就坦白道:「我已經老了,一天……」她不承認年齡的重要性,從來沒有想到過年齡,不考慮年齡,卻為何要詳細記敘自己的衰老並把它公諸於世呢?是因為我本人給她的打擊殘酷得使她只能像往常一樣通過寫作來抵擋?第一段結尾寫她「如今飽經風霜」的臉。是不是在此之前,她一直掩藏著她的臉?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誇張、挖掘、展示。這張被破壞的臉,被又乾又深的皺紋所撕裂,這衰老的皮膚,都被她展現出來了。好啦,寫完這些,她可以寫別的東西了。她沒有耽誤。第三頁,她又成了十五歲半的少女:「那是在湄公河的輪渡上。」人們迅速跟她來到中國區,不再離開她。在書的結尾,人們又發現了她,神魂顛倒,驚愕不已。熱情,壓倒一切的慾望,傲慢,瑪格麗特的一切都在其中。「不會變的。」她說。
  如果她的印度支那三部曲更精細一點,更有創造性一點,我會更喜歡,但我高興地看到,她終於豁出去當一個容易閱讀的作家了。由於《情人》,公眾又將回到「堤壩」邊,遇到「勞爾」和「副領事」,一大批作品。
  《情人》的開頭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她的年齡突然出現,是不是看見它印在我的書中時她真的發現了?印在書上的字真有魔力。我想起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寫一個已正式離婚半年的男人,不願意想起他曾經拒絕的離婚。讀到那篇文章時,他明白自己離婚了。於是遷怒於我,好像我揭露了一個秘密似的。其實,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秘密,他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一件事。瑪格麗特可能也不想讓別人知道她的年齡。是的,我不夠敏感:我不相信她如此年輕。
  不過,我覺得那種斷交是一種不得體的懲罰。有天晚上,我在一個劇院裡碰到烏塔,他親切地跟我打招呼,走到我身邊,說:「我想謝謝你救了我母親。」烏塔誇張了,但謝謝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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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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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常外出旅行,所以,也是在我從國外回來的時候,一天上午,在盧瓦西機場,我驚愕地得知瑪格麗特當晚將成為貝爾納·畢沃《Apostrophes》節目中的客人。她曾猛烈抨擊那些為了銷售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賣身於電視台的作家,她曾不讓我上電視,現在的這種突然轉變,我猜不透原因。《情人》已賣了不知多少冊。但她對我說過:人可以改變主意。
  人們笑著轉告我,那天晚上,她這樣解釋自己上電視的原因:「我將破例與畢沃單獨在一起。那不是《Apostrophes》,而是關於我的一個節目。」她還說,她之所以接受,是因為她覺得貝爾納·畢沃給她的印象非常好。
  在演播台上,她跟在家裡一樣,坐在一張桌子的後面。她很快就讓電視觀眾感到困惑了。不僅因為她沉默。她敢沉默,什麼都敢。
  我覺得她沒像往常那麼無禮,儘管如此,她還是那麼失禮,她迷住了那些在小屏幕上發現她的人,迷住了第一次聽見她的聲音、她的笑聲的人。
  那個節目我沒有重新看過,但十二年後,我仍記得起來,我耳邊彷彿還聽見畢沃問她《情人》的寫作風格時,她回答說:「這是一部很流暢很流暢的作品。」
  這句話使我大吃一驚,她讀了我的《短元音》後對我說的正是這話。她還對畢沃說:「我長久以來尋找的流暢的風格,現在找到了。」她談起了風格,說風格比詞彙重要。
  畢沃注意到那是她的第一部自傳作品。我現在知道她是怎樣開始寫這本書的了。她讀了我寫的關於她和我生活的筆記。而且烏塔也曾要她「講述」那些記錄了她的一生的照片,他打算把它們收集在一本相冊中。
  由此可以想像她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世出名,這只需跨出小小的一步。瑪格麗特當時已發現自己已成為一個傳奇人物,決定不讓任何人「開發」她的傳奇經歷。她要自己寫。我覺得這理所當然。她開始寫道:「我已經老了,一天……」
  除了揚,誰也不能更近地觀察她,尤其是會寫作的人。我又想起了她的另一句話:「我不明白你怎麼能忍受我。一個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個作家的。」
  她暗示我我不是一個作家,因為我能忍受她,那麼,她今天是不是把我當成一個作家了?因為她再也忍受不了我。我只認為她剛剛發現我不太懂得如何對待她了。她不再給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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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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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她沉默了。我想念她。或者不如說我想念她的才能,她的意見,她可能會說的關於波斯尼亞或成年人對兒童性誘惑之類的駭人聽聞的話。可她並沒有主張,她只是幻覺。她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幻覺者。作為朋友,我還可能愛她,由於她是個幻覺者,她會明白這一點,她也會愛我。友情遠遠地持續著。那是始終不渝的。
  對我來說,瑪格麗特部分地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她從那個新國家裡給我送來榮耀的跡象:她的每本書都像一條私人信息,我能從中找到她。我無需接近她就能比她的大批新崇拜者更瞭解她。無論如何,她和我在這場風暴中分手了。
  在她最輝煌的時候我們突然鬧翻,我對此並不感到驚奇。這榮耀一出現我就消失了。不是我願意這樣,而是我幾乎在不知不覺中離開了。或者說她離開了我。當我的親朋好友成名成家時,我不會有意躲開他們——他們當中有不少才華卓著——但一種首先是表面上的決裂出現了,並在數年中蔓延開來。在我的目光中應該有一種不適當的嘲諷的意味。然而,我並不討厭榮譽。
  她對著所有的麥克風都講,對所有的攝像燈光都不避諱,我覺得她變俗了。但在這一點上我弄錯了,我不再進行必要的糾正,瑪格麗特仍然是最聰明的。
  她開始戴上一頂鴨舌帽,並摘下了眼鏡。她那幾年接受的採訪比她一生還多。檔案資料氾濫成災。最大的玩笑。上當受騙了,還是沒有?她欣賞報紙頭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貶義的批評。現在,年齡過時了,她達到了另一種美。高傲的孤獨她已經受夠。不管怎樣說,把自己當做名人總比在衰老中耗盡自己有趣些。
  當別人攻擊她時,我便保護她。在她做出過激的行為時,我幾乎總能發現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種真相。她沒有證據,沒有準則,但她有直覺。總有一天,我會把那些都講出來,這毫無疑問。她講不了自己的傳奇經歷,這不以她的意志為轉移。她死後將無能為力,這一點已經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麼控制什麼,這個專橫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風說我很壞。30年來第一次。「壞」,這是孩子用的詞,課堂裡面用的詞。世界上畢竟只有很少的壞人。人們有時也說她是壞人,我覺得這同樣也是不真實的。瑪格麗特不壞,她往水塘裡扔方磚,因為她不能忍受和諧。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給人以幸福的幻想。這個世界一下就被毀了。愛情和友誼也如此。她必須不時地讓別人知道這一點。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對我關閉大門。她甚至不把門開大一點讓我的孫子進去。我希望安托萬還能記得起來,他曾見過那個以詩祝賀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沒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給她打電話。我的大膽使她震驚,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還可以讓她發笑,但我沒有這樣做。遠離,我最後感到挺合適:一個單獨的地方,一個經過選擇的地方,一個我所習慣的觀察點。她是否關閉家門讓我寫作……她是否給我這些時間讓我思考,讓我慢慢地習慣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個關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礙了她,僅此而已,她沒有好好考慮。
  她很少盤算,以至於不能完全離開我。她希望我讀某某書,看某某演出,某某電影。於是,揚打電話給我:「你得去卡圖什裡劇院。以她的名義打電話給迪迪埃·伯薩斯。那是她喜歡的一個電影導演……」一天,揚高興地對我說:「對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飯。《情人》的製片克洛德·貝裡在一家大飯店給她開了個戶頭。她想在公爵廳請你吃飯。」
  不一會,揚又打電話來抱歉地說:「我不該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請。她改變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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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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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改變主意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她的出爾反爾,我只一笑置之。我發現,她做出的任何舉動都不能再動搖我的愛。瑪格麗特要麼熱情如火,要麼冷若冰霜。她不是一個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燈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風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燈塔可能要熄滅了。瑪格麗特又瀕於死亡,深度昏迷了幾個月。我在沒有她的鄉村,在我們曾一同走過的墓地來來回回地走著。有一天,她曾給我留下過類似遺囑的東西。她說,當一個作家死了的時候,只有肉體去了。因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書中慢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卻慢慢地繼續自己的哀傷。
  1989年,她打電話給我。我的兒媳瓦萊莉因車禍身亡。她問我關於孩子們的情況。我寥寥數語,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懷疑她是否真的悲傷。我本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盡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願在電話裡講了那麼長時間,我卻愛理不理。
  聽到她的聲音,我並沒有激動,只對她重新採取主動感到高興。我從心底裡感謝她在我們之間設了這段距離,它迫使我更加獨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戰爭痕跡和她度過童年的地方同樣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鄉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萊莉死後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邊的陽台上過了一夜,聽機帆船的隆隆聲,在輪船間捕捉渡船,它們像螞蟻一樣活躍。但根據《情人》拍攝同名電影的讓-雅克·阿諾德卻用深藍的色調來重新描繪「層層都有平台、四周圍著欄杆的大別墅」。深藍或鮮紅的屋子鑲嵌著馬賽克。人們在河上組織水上競賽,就像威尼斯的狂歡節一樣。確實有個副領事全副武裝,在崗亭裡朝遠處的女人們開槍,還有一些空曠的網球場,我樂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說裡的東西,瑪格麗特都認為是偷來的。
  我並沒有因為去了越南而對瑪格麗特有更多的瞭解。她寫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她的佚事。我不去聽別人對她的追憶,只希望自己的回憶能因年久而產生某種色澤,從此永不磨滅。
  我並不比她的讀者更清楚她寫的東西是完全真實、有點真實還是完全虛構。她本人知道嗎?當人們寫作的時候,人們最終會更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而不是自己所經歷的東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過覺嗎?又是和哪個呢?是誘惑人的無賴皮埃爾還是聽話挨打的保爾?她在醫院裡發譫妄時,曾打電話告訴我說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約瑟夫。」
  總之,「那是一段永遠不會結束、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愛情,它是不真實的、難以存在的、受人詛咒並肯定要遭到噩運。」
  我沒有問她。皮埃爾還是保爾?完全虛構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說的一切。沒關係。關於這種亂倫的愛,只有作品讓人相信。
  「所有寫出來的東西都是真實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的。」
  對於那個「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錢,是個中國人嗎?他回來看望過她嗎?或僅僅是有這麼個人而已?我對此一無所知。朋友間所說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並不存在。我寫的東西都合乎邏輯,但又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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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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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共同度過的那些年頭,瑪格麗特沒有明確向我講明任何事實。或者說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親隱居的村莊和她父親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辭。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問她。真假問題與傳記作者或參加文學考試的人有關,與從事精神活動和小說創作、生活在變幻不定的領域中的作家無關。她的前夫羅貝爾·昂泰爾姆寫過一本書,叫《人類》,講述自己被流放的經歷。她說:「他寫了一本書,寫他以為在德國經歷過的事。」這「以為經歷過的事」使擁護歷史真實的人大為驚訝,甚至使他們不滿,但對瑪格麗特來說,沒有作品與生活間的這種神秘就沒有作家。
  對她來說,完全真實的書,甚至是傳記故事,應該出自暗處,出自經過提煉的記憶。這種記憶不過是一團霧,一種關於有利於陰影和懷疑的記憶的記憶。人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還有太多的回憶,這我感覺到了。但在她沉默的當兒,我即席創作了,我甚至創作了一些瘋狂的故事:事實上,那個中國人是她母親的情人,而她,是這樁秘密結合所混血產下的女孩。她母親只是一個好鬥的妓女。當這個女人去世時,她身邊有600只小雞,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雞,還有羊。至少她是個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瑪格麗特是否從這場通姦中繼承了這張亞洲人的面孔,並且在她生命的最後日子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漢族女皇?但我很高興,很快樂,瑪格麗特的書也有此傾向:車站的那種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書中可以找到一切,純潔的和不純潔的,通俗和詭辯,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樣:掩蓋或提示空虛,兩樣都滔滔不絕。
  最後,她燒了整座林子。儘管喉嚨被刺穿了,她仍要讓別人聽見她的聲音。但在這一點上,我感到很傷心。我再也聽不出她的聲音,也認不出她。這個朋友消失了,榮耀從我這兒把她奪走了。我只記得起來我過去愛過她。她對某些人來說才是「明星」,她還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時候。現在,她打嗝了,人們跪著聽她說話。她用傷心的聲音給人以教誨,所有信徒都來者不拒。
  揚,非常忠於她的人,對我說:
  「你錯了,她看見自己離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這對她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諷人了。」
  「你不再瞭解她。」
  也許……我寧願認為她死了。我已常常將她埋葬。幾個月過去了。我已習慣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們可以永遠喜愛他的作品。1996年,伊麗莎白·德帕迪厄、奧羅爾·克萊芒和雅克·斯皮賽爾在蒙巴那斯劇院演出《河流與森林》和《薩伽王國》。2月份,為了慶祝我的生日,我為十位朋友定了十個座位。看完演出後,我們舉行了慶祝活動。揚也來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關於瑪格麗特的健康狀況,他顯得很謹慎。他不能忍受她越變越小。他說她有時和他在一起時他仍覺得她「跟以前一樣」,但她不想讓別人看見她這副模樣。他把聖伯努瓦大街的家門關得緊緊的。除了烏塔,對誰都不開。
  由於我們剛在劇院裡領略過她昔日的幽默,瑪格麗特又出現在慶祝活動當中,那天晚上,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並決定再次聚會。
  演出後的一個星期天,揚、伊麗莎白和奧羅爾來我家中吃飯。我們定了時間:3月3日。
  剛好在那個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結束後,演員們宣佈:瑪格麗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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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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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為她已經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現了另一種死。
  那天晚上,揚大部分時間都不在,但伊麗莎白和奧羅爾在。我們一起追憶她。當人們開始追憶已去世的人時,昔日就像憂傷一樣使人們心情沉重。我們也談起了昔日的她,但我們照樣笑。追憶瑪格麗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與這種滑稽結合起來,它曾像酒精一樣,幫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亞娜也加入到我們的行列之中。她曾演過蒙巴那斯劇院的那場戲,現在與布魯諾一道生活。布魯諾是個可愛的攝影師,瑪格麗特最初的那批電影就是他拍的。他忠於愛情,忠於友誼。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諾弗勒一樣。十二年的不快之後,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幾乎完全出於偶然。
  我們永遠分離了嗎?現在,也許是這樣。所以,為了不讓她失去,我要寫。至少,她在紙上不會死。正如她說過的那樣:「寫作永存。」
  我不打算參加她的葬禮。我在聖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裡給揚和烏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樓。
  瑪格麗特在世時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願。
  在馬萊伊-勒吉庸,我本來可以再見到她的。但不是在聖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裡,除了在已成廢墟的瑞米耶日,我從來沒見過瑪格麗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羅馬。
  安托萬舉行洗禮時,她說:「為什麼不?一種贖罪的儀式……」但為了上天堂……我猜揚願意上去看她。揚想像葬禮應該十分壯觀。棺材後面跟著一大群人。就像為維克多·雨果送葬一樣。
  烏塔羞答答地提出異議:「我母親不會喜歡這樣的。」但誰都知道我們的送終習俗。
  我的朋友維奧萊塔告訴我,在巴西東北部,所有接近過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須聚集在死者的墳墓邊上,以重新創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佔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須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們提前到達了。教堂裡已擠滿了人。我們準備從旁邊溜進去,但兩個我在陰暗中沒有認出來的年輕人過來找我:「你的座位已經預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屬在一起。」
  我的淚水突然湧了出來,終於,我被一個家庭接受了,而這是她的家庭。我認出了讓-馬克和讓娜,我從他們後面走向教堂的唱詩班,這一回,我的頭腦糊里糊塗的,好像這十二年並沒有過去。十二年前,我沒有哭。我年輕時就學會了對付憂傷,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這種讓眾人在此進行告別的儀式,把我帶到了幸福當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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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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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和烏塔走在棺材後面,兩個年輕人就像兩張小小的紙。一本書中的紙。她曾寫下這個可怕的句子:
  「由於各種原因,我的一生充滿了恥辱。」
  親愛的瑪格麗特,我也為她的痛苦而哀傷。我聽見她說:「痛苦就像是一種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愛情。」
  巨大的恥辱!誰能說出對自己如此無情的話來?也許只有另一個已故的朋友阿蘭·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幾乎沒有任何人參加。聖羅什教堂裡沒有部長,甚至沒有演員為偉大的阿蘭送行,只有劇場裡為《金首級》1發出的雷鳴般的掌聲。
  我不像有的人那樣酷愛葬禮,但我到了能將其作出比較的年齡。瑪格麗特的葬禮是最簡短、最混亂的。三月的陣雨傾盆而下,襲擊著泥濘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諾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躑躅。幾年來,我給她寄照片,告訴她房子該修了,屋頂塌了,樹葉該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葉窗和畫自行損壞。她命令烏塔什麼都別碰,於是烏塔任蜘蛛張網,鮮花枯萎。甚至連插座也不能換。瑪格麗特在陰間還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筆都會趕走此處的靈魂。
  今天,這座神奇的屋子已經不能用了。它勝似博物館,勝似作家的住所,瑪格麗特已把它變成了靜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們進入其中,將倒退無數個世紀,或者來到一個迷人、沒有參照物、像她一樣傳奇的世界。烏塔在裡面聽莫扎特的音樂時,又在其他東西之後加了一棵仙人掌。
  揚瀟灑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裡,但我相信他躲在別處。他在寫一本我希望見到的書,而不是絕望地以酒澆愁。
  當這個故事差不多結束時,我感到一陣悲傷。好像要跟瑪格麗特最終告別似的。於是,我在我們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擱了一會。由於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寫。我尋思怎麼會這樣,也許是她不願意我寫,但我像在《是的,也許》最後的對話中一樣回答自己:
  「為了以後的孩子們。」
  1996年於諾弗勒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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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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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飛往巴黎。這次赴法時間雖長,但主要與出版社談業務,不準備採訪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芒梭是一定要見的。
  之所以要見芒梭,不僅因為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書名需要咨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瞭解,更因為芒梭和杜拉斯親如姐妹數十年,可以說是最瞭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譯過杜拉斯的小說,寫過不少關於她、關於她的書、關於她的電影的文章,編過亨利·萊裡的《杜拉斯傳——羽毛之重》,手頭又剛好有一本在法國剛出幾天、鬧得沸沸揚揚、厚達600多頁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勞爾·阿德勒著)。凡此種種,都促使我去見芒梭。
  然而,陰差陽錯,一系列的不巧使我們在一個月後才好不容易聯繫上。那天一早,我還沒起床,她便打電話來,說:「終於找到您了。我下午兩點的飛機去美國,兩個月後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約會,晚上又要去德國,但還是抽中午的時間趕到她家。當時,她已收拾好行李,準備出發。
  芒梭並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樣,靠杜拉斯的蔭庇成為作家。她出身名門,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開始出版小說。她曾在電視台當記者,寫了大量的紀實作品,薩特還給她的書寫過序呢!她的文字相當洗煉、流暢,語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別容易動感情,這些在本書中都表現得很充分。我很納悶,這麼一位出色的作家,怎麼能忍受杜拉斯的反覆無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數十年,隨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樂,讓自己淹沒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環之中呢?芒梭回答說:「我脾氣好。」隨即又補充了一句:「她很孤獨。」的確,杜拉斯相當孤獨,儘管她周圍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內心永遠只對她自己開放,她的過去、她的愛情只屬於她自己。「我總想保留一個地方,讓我獨自呆在那兒,讓我可以在那裡愛。」她聲稱所有寫出來的東西都是真實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的。這種生活和創作的錯位,使人很難進入她的內心世界,很難真正瞭解她,即便是與她情同手足、幾乎朝夕相處的芒梭也不例外。芒梭說:「我並不比她的讀者更清楚她寫的東西是完全真實、有點真實還是完全虛構。在我們共同度過的那些年頭,瑪格麗特沒有明確向我講明任何事實。或者說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親隱居的村莊和她父親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辭。所以,為了保證書的真實性,我只寫我親眼見到、親身經歷的事,而不是根據材料或聽她自己說。」
  事實證明芒梭這樣做是對的,因為有的傳記儘管作者申明有關內容是杜拉斯親口對她說的,但仍被發現與事實不符,受到公眾的質疑,引起批評。杜拉斯是一個極為複雜和矛盾的作家,其感情之豐富之微妙,性格之怪異之敏感,往往讓人難以捉摸,難以適從。要真正瞭解她,最好與她保持適當的距離,理智地觀察她,客觀地分析她,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和聽信。芒梭說,《女友杜拉斯》不是評傳,也不是傳記,而是一部回憶錄。她在書中寫的都是瑣事,家庭瑣事、生活瑣事、感情瑣事。她力求還杜拉斯以普通人的面目。她不是把杜拉斯當做一個大作家來寫的,而是當做一個朋友,一個伴侶,一個姐妹。杜拉斯有她可愛的一面,也有她可憎、可恨、可笑甚至可氣的一面。她富有個性,才華出眾,也有不少毛病甚至惡習。「她是人,不是聖人。不是嗎?」芒梭問。正因為如此,所以她有七情六慾,有時要發點脾氣,有時要擺擺架子。她喜歡發號施令,指揮別人,控制別人,也需要得到別人的安慰、關懷和簇擁。她有時直率得讓人受不了,當面指責朋友陰險毒辣;有時又頑皮得像個孩子,帶著一群未被邀請的朋友,提著在大街上買的大包小包東西去見法國駐羅馬的大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說不會愛上黑人,不願意懷上黑人的孩子。她在夜晚的聚會上口無遮攔地大講笑話。她很吝嗇,也很節儉。到別人家裡吃飯從來不帶禮物,見別人帶禮物卻喜形於色。她買廉價的零頭布在廚房裡自己做衣服。
  同時,她也很專橫,很霸道,經常有意無意地傷害別人,拋棄朋友。她曾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也因手稿被退而可憐巴巴。當外界對她的作品保持沉默時,她那種哀傷、痛苦、沉淪和眼淚不能不使人對她深表同情。在書中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真實可信的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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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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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杜拉斯為什麼會跟與她朝夕相處的芒梭鬧翻。「鬧翻?」芒梭說:「我們並沒有鬧翻,而是她單方面疏遠我、提防我,最後不理睬我。」芒梭相信她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絕情地結束長達30年的友誼,是因為芒梭太瞭解她,太接近她了。當她意識到內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發現,她本能地做出自衛。她認為自己的秘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是自己寫作的寶藏,她不允許別人寫她的經歷,寫她的故事,否則就是「偷盜她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樣。而芒梭在這一點上犯了錯誤。但使芒梭感到百思不解的是,她所說的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啊!比如說年齡,這在任何文學詞典和教科書上都能找得到。芒梭說,其實她很注意維護杜拉斯的形象,決不會冒失地透露她的隱私,更不會拿她的隱私去為自己撈資本。杜拉斯晚年與揚的戀情,她是最直接的證人之一,但她一直緘口不談,直到揚自己寫了《瑪·杜》,披露了那些隱情之後,她才在這本書裡加以描述。
  任性而固執,這是許多名人的通病,而杜拉斯難相處又是出了名的。我對芒梭說:「您能伴她30多年,這太不容易了。」「是的,」芒梭說,「而且最終的結果是我沒有料到的。但我不怪她,也不恨她。相反,我覺得她很可愛。她活得很真實,敢愛敢恨。」我提起最近法國的報章雜誌對杜拉斯談得很多,有的說法聳人聽聞,讓人不敢相信。芒梭說:「杜拉斯永遠是個謎。是個謎就會引起各種各樣的猜測,其中不乏不負責任、不懷好意的誹謗、造謠和誣陷。」她走到傳真機旁,抓起一疊傳真件,說:「您看,每天都有認識不認識的人往我家裡發傳真,有說好的,也有說不好的,也有請我裁決的。我這裡都快成了論爭的中心了。」
  我告訴芒梭,中國讀者很熟悉也很喜歡杜拉斯的作品。她的《情人》在中國有十多個漢譯本。芒梭說,這不奇怪,她本來就是中國的「情人」。談起這個話題,又有說不完的話,可惜時間不允許了。我們相約下次一定再找時間好好談一談,談一談杜拉斯的「痛苦」,她的「愛情」,她的「情人」。
  胡小躍
  

<<女友杜拉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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