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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命》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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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中國文壇第一案:《西部生命》說法  作者:劉元舉 中國文聯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給青海石油局--黨委劉書記的一封信(1)   
  尊敬的書記: 
  早就應該給您寫這封信了。也許是由於現代通訊工具的便利,我們隨時通電話的結果竟淡化了寫信的慾望,但是,我還是感覺似乎有好多話沒有在電話裡表達清楚。那天放下電話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您是理解我的:一個把寫作看得很重的人,一個把西部把柴達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關於張建偉抄襲剽竊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於此吧!我堅信上級有關部門對於張建偉抄襲這件事肯定不會支持的,正像您不會支持一樣。這是他本人品性與職業道德的問題。 
  但是,因為此事的曝光,上級有關部門擔心會不會對於全國塑造的柴 
  達木典型人物——秦文貴帶來不利的影響,這倒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事實上,當《蟬蛻的翅膀》一書出版後,這種影響就已經不可避免了。何況此書還榮獲了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正如張建偉自己得意揚揚所云:用了10天時間寫成了這部17萬字的報告文學。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這種速度能寫好作品?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怎麼可能寫好這部書?又怎麼可能寫好秦文貴呢?張建偉從創作態度到對西部柴達木的態度,我以為都是浮躁浮淺的,時間再緊,任務再重,他也不該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貴的精神應該歌頌,應該大力倡導,別說他在柴達木那麼艱苦的環境裡做出了那麼多成績,就是一個人什麼都不做在那裡呆上十幾年,那也是相當不易的。 
  您出於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貫作風,敏感於此類事情的負面效應,您生怕給秦文貴和柴達木帶來不應有的損傷,您為此希望我別這麼較真。您的這份忠良之心我不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闡明的是這裡邊有兩個是非問題。 
  其一,我對柴達木、對秦文貴的認知您是知道我對柴達木的感情的。正是這份與我靈魂相廝相守的情感,觸動了因病臥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飽蘸深情為《西部生命》一書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對柴達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誠回報。 
  我們常說,真情能感動天地。 
  迄今為止,我已經三進柴達木了。每一次到那裡受到的歡迎都是熱烈的,受到的感動和感染也都是強烈的。我與柴達木的感情在不斷升溫,與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們第一次相見的場面恍若昨天。當時,我從盆地回到敦煌時,您問我有什麼感受,於是我就講了那個奇特的野鴨的故事,就是後來寫成的散文《一種生命現象的詮釋》。記得我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說:「這只野鴨居然不怕車,它不怕中國車,它也不怕日本車!」 
  您的笑聲與在場的那些柴達木朋友們的笑聲都是對我的創作靈感的激發,我在《西部生命》中寫到的那篇《一種生命現象的詮釋》就寫到了您和當時的場景。因為我被這只神奇的柴達木的野鴨感動得夠嗆,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飛到哪裡,哪裡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燦爛,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隨著它的翅膀扇動弧度竟有了生動地起伏。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飛向渺遠……」 
  可是,張建偉卻將這最令我們難忘的情節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貴身上,而且將野鴨的翅膀變成了井架的「鋼鐵的翅膀」,而且將劉元舉久久注視換成了秦文貴的注視。這樣寫,肯定要損傷筆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見的大風暴中闖入其中,令宋小平驚歎不已的。 
  於是,我才有了刻骨銘心的對於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張某人弄到了他的筆下,一變而成了秦文貴的發現和認知。您說這有多麼荒唐!寬容點說,這是不負責任,要是尖刻點說呢?對於西部那片土地,僅憑一種浮光掠影的採訪,是不可能深入進去的,不將自己的心靈和血肉真正貼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寫不好那裡的人物的。 
  而張建偉作為那麼資深的有成就的名記者,他不會不知道這一切。而他過於耍小聰明了,他的小聰明驗證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將使他不僅沒有貼近柴達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靈,相反,他傷害了那裡,褻瀆了那裡。令人痛心!我為指派他前往的上級部門領導感到遺憾,也為柴達木那片給我激情和靈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遺憾!當然也為您感到遺憾。 
  因為,我知道您對於前往柴達木寫東西的朋友們有著怎樣的盛情。 
  柴達木給予我的東西很多,西部給予我的東西很多。不是幾句話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點不用說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對於西部的真情。 
  這不僅洋溢在199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瀰散於由時事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別是那篇《守望柴達木》一文,道出了我對於柴達木整個精神的認知。我以30年的寫作經歷為證,如果沒有真情,是絕對寫不好報告文學的,更寫不好英雄傑出人物。這是緣於您對我的理解。真情對於一位寫作者的重要性似乎無需贅言。我在電視上聽到了秦文貴的事跡,令我幾乎落淚,這是因為講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帶著一腔情感來講秦文貴,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萬字的長篇傳記《蟬蛻的翅膀》卻完全沒有達到這種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沒有動真情,他對於柴達木那片土地沒有動真情,對於秦文貴這種英雄人物也沒有動真情。所以,他沒有寫好那片土地,也沒有寫好那裡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認為他辜負了上級領導的信任,辜負了柴達木那片土地,辜負了他筆下的人物秦文貴,也辜負了他作為一個國家級大報記者的位置。   
  給青海石油局--黨委劉書記的一封信(2)   
  其二,張建偉與秦文貴不能合為一談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張建偉與他筆下的人物秦文貴都不能混為一談。 
  秦文貴的思想作風是紮實的,秦文貴是苦幹出來的,他不是那種沽名釣譽之輩。相形之下,作為名記者張建偉呢? 
  不是我過於較真,這裡邊有個是非問題。 
  《蟬蛻的翅膀》一書在客觀上就有著諸多遺憾,造成了不應有的影響。如果說是張建偉個人的輕浮導致了這部書的浮躁,那麼,他完全應該向他筆下的人物好好地道歉!他應該嚴肅對待這件事情,應該認真從中汲取教訓,本照我黨實事求是的一貫原則,以其誠實的態度盡其所能地挽回損失和影響才對,去重新老老實實地把沒寫好的人物寫好才對,而不是採取迴避態度。 
  我想,如果張建偉將《蟬蛻的翅膀》一書中,不是秦文貴感受到的東西,而是劉元舉感悟到的那些詩意語言和思想哲理剔除掉,把那60餘處的抄襲剽竊的地方都換掉,還秦文貴以質樸、真誠的本色,那麼,我想您與柴達木那片土地,還有秦文貴本人,還有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也都會以為這是一種有益的補救,也會因此感到欣慰的。最好的消除影響的方法,就是讓抄襲者接受教訓,改正錯誤。相反,如果以為張建偉寫的是秦文貴,抄襲也是為了秦文貴,為了「保護」秦文貴而去考慮影響什麼的話,這可不是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樣,不僅不能服眾懷,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只能欲蓋彌彰。 
  我相信秦文貴,他能夠經受柴達木那麼惡劣的自然環境考驗,他有那麼可貴的意志品格,他肯定有勇氣面對寫作者抄襲這個現實;我敬佩秦文貴,我敬佩他身上體現的那種柴達木精神。我相信他還不知道張建偉抄襲剽竊這一真實情況,如果他知道了,他將會為此感到難過和遺憾。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視這件事情,無論對於秦文貴本人也好,對於柴達木也好,對於新聞界文學界也好,都是有益處的。 
  最後,請代我真誠地問候秦文貴,尤其在春節即將來臨之際。 
  劉元舉 
  2001年1月18日於瀋陽   
  打官司的滋味兒(1)   
  現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 
  窗外,一直在下雨。這雨是從昨天午後開始下的,一直下到現在,還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滄桑女人的淚,雖然沒有一點張揚和渲染,卻因有足夠的鋪墊而到處浸透著濃郁的淒涼。對天氣的敏感時常會影響到我的寫作心態,儘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卻始終無法做到。就是說,我要在這樣陰鬱的天氣裡陳述我的打官司經歷,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覺壓抑之外,還會滋生出某種不祥之感。當然這是冥冥之中的東西了。 
  1 宣判的時間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宣判那天,就趕上了這麼一個陰雨天。而且那場雨比這場雨更大更猛。那天是9月17日。算是秋日北京的頭一場雨吧。本來法院那邊通知是9月16日下午1︰30分宣判。 
  他們已經正式通知了我,可沒過兩個小時,突然又通知我時間改變了,改在第二天——大雨滂沱的9月17日上午9時。要是不改呢?顯然就不會趕上大雨了,這種改變雖然是人為的,但我卻總覺得命運之中有種冥冥的東西在捉弄著我,讓我無可奈何。 
  法院通知我大凡都是由書記員打來電話。無論我在哪裡,她都能打到我的手機上。我接到開庭的通知就是這樣,接到宣判的通知也是這樣的。從開庭到宣判,又是一個多月過去了。許多關心我的朋友紛紛來電詢問我的判決結果。他們替我擔心。因為這場官司背景極其複雜,複雜到我至今也有許多地方說不清或無法說清。但是,最終還是要判決的。 
  等待開庭的日子與等待宣判的日子一樣漫長,確實如同煎熬。好像拖得時日越長,就越是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如臨深淵之感。不敢有多少期望。即使你覺得有強大法律可依靠,即使你感覺正義在手,但你也不敢有多少期許。我有好幾次拿起電話,要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劉法官打個電話問問,但是,我每次都遲疑著,擱下了電話。我在想,怎麼會這麼久呢?我在想,會不會又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這期間,我多次經歷過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它們讓我沒有準備,讓打官司毫無經驗的我常常不知所措。 
  應該從9月12日說起。那天,我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廳撥通了電話。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們的聲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個是法官的聲音哪個是書記員的聲音。她們都是女士,聲音都挺悅耳。我說出法官姓名,對方說她休假了。我忙問休多長時間。答曰:下週一上班。下週一就是15日。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著法院剛上班時,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廳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劉法官,她的聲音一如既往地溫存和善。我與她通過無數電話了,對於她的聲音應該是極其熟悉的,但不知為什麼,我仍然會把她們辦公室裡其他女士接電話的聲音誤以為她的聲音。我問她什麼時候能夠宣判。她說,就這幾天吧。 
  我當時心裡有種莫名的緊張。想問個水落石出,卻又因心裡沒底,生怕問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結果,所以,我顯得吞吞吐吐。 
  我試圖探出點消息,哪怕鳳毛麟角。但是,她是個職業素質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態度給你希望給你安慰,但說出的話,卻讓你無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結果。我也不便於直截了當 
  地問,我只是試探性地說,不會有什麼太離譜的判決嗎?她就笑了。然後,她說,她們廳裡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讚歎我的文筆非常之好。聽她這麼說,我很高興。靜等著她的下文。而她卻不再往下說了。多一句話她都不說。我揣摸著她說的這個事兒,與判決結果的關係。還是不夠明晰,索性直接發問了。我說宣判結果能讓我滿意嗎?她說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放下電話不長時間,我從外面轉回屋,無意間發現手機顯示出有個未接電話。號碼是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我趕忙用座機打通,正巧是劉法官接的。她告訴我明天下午1︰30分公開宣判,讓我屆時到庭接判決書。 
  明天下午1︰30分,就是16日下午1︰30分。16日,帶6這個數字,對於我的感覺,歷來是吉祥的。因此,我心裡感覺到了敞亮。當即給我的家人撥通了電話。她們為我擔著心,尤其是妻子,她因為我的官司,壓力很大,神經敏感至極。她在電話裡雖然語氣比較平淡,但我卻感覺到了她是努力在控制著自己。她說你感覺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我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吧。她停頓了一會兒才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當時,我的心情非常複雜。直到現在我也理不出那時候的心緒。我只知道我很焦躁,書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飯後,我沒有休息,躺下也睡不著的。我就到樓下打乒乓球。我企圖以劇烈的運動方式來改變心態。 
  我的手機擱在宿舍裡,等我一身汗水回來,一眼發現手機的來電顯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電話,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來。肯定又有什麼變化了。而此時我知道,任何變數對於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時間變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問法官這是為什麼呀? 
  女法官的聲音還是那麼不溫不火,她說她們廳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麼偏偏是去天津?天津這個地方此時對於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歷時兩年零九個月的官司中,被告與我打管轄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轄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鄉,被告在那裡一定有許多深不可測的關係。我們常說的打官司就是打關係嘛!   
  打官司的滋味兒(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覺到了。她輕鬆一笑說,其實,就是去那裡玩幾天,週五回來。但是,週五能不能宣判,還得回來再說。 
  我硬著頭皮問:不是沒有什麼節外生枝的事情嗎?她說,沒有。 
  我突然又問了句不該問的話:「該不會是張建偉給聯繫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說你想到哪兒去了。我們去天津其實就是去輕鬆地玩幾天。 
  我問了一個多麼愚蠢的問題呀!但我仍然心裡邊犯嘀咕,於是我又問:宣判結果不會因這次改變時間而有什麼變化吧?她說:不會的。 
  我覺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驀地,心裡邊就沉了,悶了。 
  15日下午,天氣開始陰了,悶了。這種越來越濃的沉悶顯然預示著要下雨了,而且憋悶得時間越長越意味著將會有場大雨降臨。 
  到了下午4點多鐘,外面的天氣陰得更厲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點準時宣判。我說,你們不是要去天津嗎?怎麼……法院說,我們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還有半天時間,所以,還是決定上午宣判。 
  僅一天當中,就以三個電話,連續跳躍性地變了三次。這怎麼能夠讓我平靜呢?這個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翻來覆去,想了許多。兩年零九個月了,其中發生的那些應該或不應該的事情都在折磨著我。我突然有種深刻的無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鬱。出了魯院的大門口,那條窄街上本來就不清潔,此時泥水雨水混濁不堪,肆意橫流,令你無處下腳。想打的士,卻沒有一輛的士能夠停下來。所有從你面前駛過的車都會粗暴地濺起一片渾黃的水花朝你飛過來,你只有躲閃,再躲閃。 
  足足有半個小時,沒有打上車。雨好像比我還焦躁不堪,散彈般斜掃著人群,使得城市節奏變得一片倉促混亂。窄街上總有車輛往來,卻就是不肯停下來。眼瞅著要誤時間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這條窄街,走到朝陽路寬闊的大道上去打車。 
  如果出門就能趕巧打上車,還多少能夠使我得到些許寬慰。但是,越是不順利,就越使我神經兮兮地意識到判決結果可能於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出租車在風雨中駛到方莊時,那條更寬闊的大馬路卻突然塞車了。出租車司機說這條路從未塞過車! 
  當時,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9點15分了。9點開始宣判,已經過了一刻鐘,這心裡邊急的呀。還好,往遠處探望時,風雨飄搖中,已經隱現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那迷濛的樓房頂部了,上邊高懸的國徽也一同模糊著視線。我推開車門,闖進了風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覺都不夠好。到了法院門廳登記處時,那位守門人居然不知道我的這樁官司在哪個廳宣判。我說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說不知道宣判這一說。後來,我又說出了書記員的名字,這人才若有所思地說: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筆一揮,開了一紙通行證。 
  天氣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築物有著高高的台階,台階是灰色的。鋪滿雨水後,灰得更沉了。正門緊閉,得從側門繞行。側門的台階上的雨水放縱地流淌,將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陰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著這樣的濕滑台階,走進了樓內的大廳。 
  大廳空蕩,看不到一個人。在一個圓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後,我上到二樓,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開始,就注定了這場官司的艱難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評為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一等獎,我趕到北京領獎。頒獎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來了好多名作家和相關領導。在宣佈獲獎名單時,我聽到了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名字,也聽到了張建偉的名字。張建偉的獲獎作品是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我與賈平凹和張建偉等人排成一隊,前往主席台領獎。 
  那時候,我就聽柴達木的朋友們說過張建偉,說他寫了一本秦文貴的書,書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東西。我當時也就一聽而過,並沒重視。因為我並沒有看到他的書,因而也並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書中的內容。但是,在我們排作一隊依次前往主席台時,我敏感起來。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張建偉其人,也未曾讀過他的任何文字。只是聽說有這麼一個名人,很活躍的。我們有十多人排隊上台領獎,恍惚中,我聽到身邊觀眾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於是我的目光尋找到了他。他一邊熱情回應著觀眾席上喊他的人,一邊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邊,與我相隔四個人。 
  看上去,他個子不高,穿著一件棕色皮夾克,敞開著懷,神氣活現。我想,他在聽到宣讀領獎名單時,不會聽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話,我肯定會四下裡瞅瞅,辨識一下哪一位是劉元舉,至少認識一下也沒有壞處吧? 
  我當時以為他可能會在領獎之後,找到我談一談的。而且我真心實意地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可能會磨不開情面日後與他對簿公堂的。文人都愛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個我們共同的朋友出面說說,我想,也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太書生氣了。 
  當我領完獎之後,再去尋找那個棕色皮夾克身影時,就怎麼也找不到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3)   
  當晚,在我們的住地石油賓館的餐廳舉行了宴會,非常熱鬧,席間有精彩演出,還有新疆的歌舞團表演的舞蹈,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許多領獎和不領獎的朋友,我試圖在人群中尋覓張建偉,但是,沒有找到。許多人多年不見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為我的書寫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來了,他對我的獲獎表示了由衷的祝賀,這令我非常感動。當然,我這部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尋常的關心,他讓我每寫一篇,就寄過去給他看看。當時,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還猶豫著是否會影響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寫出一篇給他寄去後,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寫得很激動,他說是我的文章讓他興奮不已的。他對於文章的構思角度都給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夠在1995年的下半年幾乎一氣呵成寫出這個西部系列,與他的這種頻繁來信鼓勵是分不開的。 
  回到瀋陽後,我也並沒有馬上尋找張建偉的那部《蟬蛻的翅膀》。因為當時忙於一些瑣事,就漸漸將這件事擱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書出版在我們的城市引起很大反響,可能我就不會與這場官司有緣了。 
  我的那部書叫《爸爸的心就這麼高》,副標題是「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這部傳記文學在瀋陽最有影響的東宇書店搞了個發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匯報》駐瀋陽記者站的曲頡先生被我的書的書名吸引住了,因為他當時也在寫一本培養兒子的書,題為《父親的心》(此書已由遼寧出版社出版)。他是個喜歡書並喜歡買書的人。他與我認識較早,卻好多年疏於聯繫了。因為書而勾起了回憶,因此,他就有了讀我的書的興趣,就有了更多的興趣。 
  於是,某一天,他給我打來了電話,告訴了一個讓我不能不重視的消息,那就是他發現有一本書嚴重抄襲剽竊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頡之前,有關朋友告訴我這件事時,只是說張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內容之類,「用了」或「使用了」,卻從未有人使用「嚴重抄襲剽竊」這類字眼兒。於是,我立馬給柴達木的劉書記打電話,讓他用特快專遞給我郵本《蟬蛻的翅膀》。書記是我的朋友,也是張的朋友。 
  他是個多年做黨的政治工作的幹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緣。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藹可親。在此之前,他對我說過張建偉到柴達木寫了一本秦文貴的書《蟬蛻的翅膀》。他說張建偉知道我。他還說張建偉寫書時用了我書中的一些文字。書記並沒有說張建偉囑咐他一定要與我打招呼,徵詢我的同意之類的話。 
  從劉書記那裡我得知秦文貴是全國樹立的英雄模範人物,是「五四獎章」的獲得者,是得到過江澤民總書記接見過的人物。後來,他們組織了講師團,書記也參加了講師團,到北京人民大會堂講演。那天,中央電視台直播,我收看了他們講師團的演講。我看到了周書記,還有秦文貴,卻沒有看到劉書記出鏡。秦文貴的妻子講得非常感人,她講了一個令人刻骨不忘的細節:她給秦文貴洗頭,可怎麼也洗不乾淨。她反覆用洗髮劑揉搓出沫兒,卻還是洗不乾淨。後來,她仔細一看,原來丈夫的頭髮白了一層。丈夫才30幾歲呀,頭髮就這麼突然地沒有任何準備地白了一層。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個直播的夜晚過後,第二天就是美國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這件事引起的巨大波濤,相對遮擋了國人對於秦文貴講師團的關注。但是,秦文貴作為一個青年科學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仍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我在柴達木時,沒有接觸過秦文貴,但是,我仍然為柴達木出現了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深深欣慰著。 
  我不知道張建偉是如何書寫這樣一位傑出人物的,更不知道他在這樣一部書中如何用了我的文字。究竟是抄襲是剽竊還是引用?我只有親眼一見了。曲頡是律師出身的記者,我相信他的話不會隨意說的。但是,作為張建偉這樣的名記者難道會犯這樣常識性的錯誤?! 
  我仍然無法想像。 
  那幾天我非常著急看到這本《蟬蛻的翅膀》。書記確實用了特快專遞,他給我寄了兩本。我幾乎用了整整一個夜晚,將這部書讀完了。我邊看邊驚訝不已。因為我從這些採訪式的新聞文字中,不用費多少勁兒,就能夠發現屬於我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與他的文字是完全兩種味道的,就像從血管裡流出來的是血,與從水管裡流出來的是水一樣,一清二楚。可以說,我的那些文字,是血,是我的心血。因為這些文字中,浸透了我的思考,我的發現,也是我的獨特的語言表述方式。所以,我幾乎不用對照我的那部《西部生命》,就差不多可以斷定出他這部書中哪一段是抄襲了我的作品。 
  令我驚訝的是,他在全書中,竟然會有60處抄襲我的文字。所謂60處,就是有60個《西部生命》中的段落或局部,分散著揉合在他的書中。最長的段落達到近千字,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最短的段落只是一句話。書中只有一段是引用的,打了引號,提到了劉元舉的名字,還有幾段雖然打了引號,但並未註明是劉元舉的文字,而只是說一位作家。看到最後,是他標明他為寫此書所引用的「文獻資料」。上面提到了我《西部生命》一書中的幾篇文章,並標明頁碼。但是,我按著他所標明的頁碼查找時,卻並不是像他標得這樣準確,相反,他標得不是那麼回事兒。這使我意識到,作者是有意這麼標的。這是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吧?他不會不知道將別人的創作原句子拿過來,播撒在自己的書中,變作自己的東西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為吧?他肯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就不會進行這種所謂「標明」了。再看全書,文字確實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將採訪記錄直接搬上去了。但,我非常佩服他的精明和才氣,他竟然能夠將血與水完全不同的文字「恰到好處」地組合在一起,令一般人無法分辨。這是高手呀,絕對的高手。   
  打官司的滋味兒(4)   
  張在他的後記中,充滿得意地說這17萬字他只用了10天時間就寫出來了。而且,其間還寫了幾篇長通訊。在後記的文字中,我還看到了他所感謝的中央某部委的有關人士。並且,我知道了他這是組織上派去寫柴達木,寫秦文貴的,應該說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任務。 
  有這樣的背景,一個記者還是個名記者,那該有怎樣的華貴身份與優越感呀!這使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件抄襲侵權事件的背景,並且深深感覺到我要追究起來會有怎樣的麻煩和艱難! 
  但是,越是這樣,我認為這種事情就越不應該放過。因為抄襲得太過分了,而且,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他從未找過我,連賠個禮,道個歉都沒有過,這不是仗勢欺人嗎?抄襲明明是可恥的,他卻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居然與我一同在人民大會堂領獎。這真是個精彩的玩笑! 
  他抄襲的這60處文字,我數了數,足有5千字。這與他全書17萬字相比,似乎占的比例不算太大,但是,這60處文字全是精華呀!與他全書文字相比,就好像他找到了60處味精,巧妙點綴在沒有什麼味道的菜餚裡。更讓我震驚的是,文章中竟然將我對於柴達木那片土地的帶有小資情調的獨特感傷,被他寫成了模範人物秦文貴的感傷。我的一些感慨和思想,也被寫成是秦文貴的了。怪不得曲頡先生寫了一篇非常尖銳的文章《大記者、名作家抄襲剽竊造假》。曲頡認為張將我的感受寫成了秦文貴的,這顯然是對英雄人物的造假,是對英雄人物的傷害。(詳見曲頡的文章) 
  第二天,我與曲頡通了電話。我說真的讓我驚訝!我真沒想到張建偉居然會如此抄襲,更沒想到抄襲得這麼明目張膽。因為,文壇上抄襲事件以前也發生過,比如有位著名作家就因為這種抄襲被媒體披露後,影響特別壞,本來他的小說寫得非常有才華,比如《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卻因這種不道德的行為而將自己搞得聲名狼藉。後來,他又抄襲了一次,這一次是抄襲山東一位作家。我們習慣於將這種抄襲行為說成是「文盜」。 
  曲頡是酷愛文學的人,他對於有名氣的人也是倍加敬重。但是,張建偉的抄襲,等於褻瀆了他,所以,他顯得特別激動特別不能容忍。因此,他決定要寫一篇文章,揭露這件事。 
  他認為這是非常有新聞熱點與轟動效應的,他要向全國的重要報刊披露。 
  文章是夠尖銳的了,他發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週末》、《新民晚報》、《今晚報》等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並且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 
  從他將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開始等著回音,我也與他一樣等待著媒體的反應。但是,曲頡沒有等來任何回音,我倒是等來了幾個電話。在曲頡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達木書記的電話。他說張建偉給他打電話了,聽說我要追究這件事情。他說張建偉讓他給我說說情,別讓我追究這件事。我對書記說,他這是抄襲呀。抄襲是違法的呀!書記說,張建偉到柴達木來,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來專門寫秦文貴的。是為宣傳我們柴達木宣傳秦文貴來的,再說,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們兩個鬧起來。書記苦口婆心勸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勸我不要追究了。我問書記他張建偉是什麼意思? 
  他怎麼看待自己這個抄襲行為?書記的話裡話外,並沒有說張建偉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賠禮道歉的意思。我對書記說,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讓張建偉抄襲了嗎?你肯定不會讓他去抄襲我的書的!他的行為構成了侵權。我國已經加入了世貿,我們對於知識產權的問題應該重視起來。如果他張建偉能夠認識到錯誤,想找我賠禮道歉,我隨時會歡迎的。 
  這以後,不斷又有電話打來,有文學界的人士也有新聞界的人士,這些人既與張建偉認識,也與我認識。他們打這些電話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種委託,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舉動。 
  我覺得這是個是非問題,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並不想與張建偉過不去,我可以給他充分的時間去權衡,從他的書出版到我們同台領獎,到我確鑿認定了他抄襲的行為,甚至到了曲頡的文章郵寄出去,已經一年多了。這麼長時間他如果有一點懺悔意識,他是有足夠機會誠懇地坐下來,當面賠個不是,不就了結了?甚至他可以找我們共同的熟人或朋友進行磋商來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在書記的電話之後,我還抱著等他張建偉給我打個電話的準備。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終不明白,賠個不是,承認錯誤對他就這樣難? 
  3「叩問媒體:你的良知在哪裡?」 
  曲頡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頡與相關媒體聯繫了,對方認為不好發。北京的報紙不好發,外地的報紙也不好發,就連網絡也認為不好發。網絡上有規定,一般不能發原稿,他們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報紙上發了之後,才能夠給予轉載。可是,哪一家報紙能夠率先刊發呢?我感覺有一層很厚的冰層,在捂著蓋著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設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縫隙的,我苦於連縫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謝北京一家不大的網站——益博華圖書網。這家網站有位年輕記者,他充滿正義感地在北京各大媒體間奔波,他呼籲披露這個令人震驚的抄襲事件:   
  打官司的滋味兒(5)   
  而首發曲頡文章的益博華圖書網內容負責人侯小強,通過電話、傳真、伊妹兒多種方式向媒體報料,希望媒體採訪報道,卻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記者》一文中這樣描述記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稱的媒體的記者懶洋洋地說:「為什麼讓我們去?你自己不可以來嗎?」另一家媒體的主編大人跟著是一氣炮轟:「你有證據嗎?有審判結果了嗎?你學沒學過新聞?」而一家非常有影響力的媒體的記者剛接通電話就說:「我們現在事情太多了,沒有時間來處理,你先發一個傳真吧,如果有價值我們再聯繫。」總算有一家報紙的總編感興趣,可當聽說作假者是張建偉時態度立刻來了個大轉彎:「張建偉是我的朋友,恐怕這件事情難辦……」——電話遭遇記者之外,數十家媒體沒有一家對傳真和伊妹兒作出反應,甚至連一個答覆也沒有。 
  這是千龍網的阿良先生在2001年1月9日千龍視野刊發的文章《張建偉褻瀆柴達木 劉元舉讓他吃官司》中的一段文字,阿良在這篇文章中,幾乎吶喊著發出這樣的詰問:「叩問媒體:你的良知在哪裡?」 
  當厚厚冰層壓得我一籌莫展時,有天晚上,我的手機突然響起來。來電顯示是北京的區號,但號碼卻是陌生的。我不禁在心下裡合計:這是誰呢? 
  當時,千龍網叫千龍新聞網,可我對於這家北京市官方搞的網站聞所未聞。電話是阿良打來的,他說他正在路上,問我的座機電話,並說半小時後,打到我的座機上。 
  於是,半小時後,阿良通過電話首次採訪了我。這便是千龍網上第一次將這件事情披露出來,題為《中國第一記者涉嫌剽竊——記者品行及作品真實性遭遇質疑》。時間為(20010104 01︰56︰18)。阿良認為:「這有可能成為新世紀第一件剽竊案。」 
  可以說阿良的文章有石破天驚的效果。文章刊出之後,我注意到網友們的反響極其強烈,儘管用詞有的激烈;有的欠妥,但真實地反映了人們對這起事件的態度,現選幾條實錄如下:網友 洱海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22︰42聽到這個消息,我不驚訝!張建偉是在我上大學時就已知道的人物,當時他曾被老師作為知名記者來講課,但大邱莊的報道足可以見其為人如何了,有才未必有德。現在的新聞記者又有幾人深夜捫心自問呢? 
  網友 老塗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21︰38 
  1聽說,張建偉採訪都不記筆記,隨手劃拉幾個自己認為重要的數據就行了。 
  2張落到這一步,我為一向喜歡的編輯李大同感到難受——好人哪,說了張那麼多好話……(以下的話太難聽,故刪去) 
  網友 有一個很久都想問的疑問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21︰28 
  為什麼北京的媒體都不報「二張」事件?難道就僅僅因為他們背後是新華社和《中國青年報》?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才是中國新聞界的悲哀!! 
  網友 爆震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19︰47 
  我就是記者,我不同意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罵記者,任何行業都有敗類。 
  當然,我對張建偉這樣的敗類除了憤恨,更多的是鄙視。 
  網友 反盜版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18︰27 
  我與張共事多年,張是一個功利心極強的人。 
  這樣的人是新聞界的恥辱,《中國青年報》和有關部門必須作出明確回答。 
  網友 QWE 發表時間 2001年1月4日9︰54 
  張建偉本來就是靠和圈內人相互吹捧成名的。如此大段落大段落的抄襲,說明 
  張根本沒有能力和資格獲得那麼高的獎項。 
  從這些文字中,不難看出他們當中有記者,也有張建偉身邊的熟人。但記 
  者與記者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張建偉看到這些網友的文字會作何反應。 
  第二天,我接到了書記的電話。他說張建偉又給他打電話了。從書記的口氣,我感覺到了張建偉已經看到了網上的文章了。他可能也知道紙是包不住火的,而且已經開始燃燒起來了。問題是,他所採取的態度。他怕火燒起來,他想撲滅火,但是,怎麼撲?他採取的方式令我無法接受,甚至越來越令我不能容忍!許多朋友事後都替他惋惜,說他應該主動找我賠禮道歉。而且,說這些話的朋友都深知我的為人,他們知道我是個經不住別人兩句好話的人,何況,都是吃寫作這碗飯的。其實,當初我們一同登台領獎時,我就在期待著張建偉能夠回過頭來,能夠走到我的身邊,跟我說道說道。假如他當時能夠有點真誠的話,我肯定不會再追究這起抄襲事件了。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厚道的人也不可能不給人家以承認錯誤的機會。事實上,後來即便走上了法庭,我也三番五次地給予了張建偉這樣的機會。 
  書記當時是用一種惋惜的口氣說:呀,網上像著了火一樣,張建偉不希望這樣。我說我也不希望這樣,但是,我得知道他想怎麼辦。書記說,他想要你的電話,我可以告訴他嗎? 
  我說當然可以。書記又息事寧人地勸了一番,當然,他也認為我的想法有道理。因為畢竟張建偉對於他的錯誤沒有承認,也沒有說要找我和解。 
  書記將我的電話給了張建偉。我想,可能他會給我打電話的。如果他打來了,那就好說了。這之後,我接過幾個電話,有北京方面打來的,是我的熟人,也是張建偉的熟人。我感覺這樣的電話意義更多的是在試探我,或者說,對方很想知道下一步我會採取什麼措施。我等待著張建偉的電話,我也希望他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錯誤。用書記的話,你們兩個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們兩人成為仇敵。我贊同書記的說法,也並不希望與張建偉為敵,我願意給他機會,我始終在等待,我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6)   
  既然已經在網上把冰層燒開了個窟窿,那就應該將所有的冰層烤化燃沸。我以為媒體會因此而形成一股熱潮,會喚起人們對於這起抄襲侵權事件的關注,從而給張建偉形成更大的壓力,使他受到教育,承認錯誤,挽回影響。 
  但是,我還是想得太簡單了。我對將要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估計太不足了! 
  阿良的文章似乎僅限於網絡,還沒有在平面媒體構成多少衝擊。除了被《羊城晚報》等極少數的媒體轉載之外,更多的還是沉默與木然。 
  為了讓北京的主流媒體瞭解這起侵權事件,也是為了維護我的著作權益,我到北京搞了一個新聞發佈會。我要向與會的有關記者公佈,我要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如果說我當初只是想通過媒體將侵權者不那麼光彩的行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話,那麼,這段時間媒體的沉默終於讓我懂得了一個道理,要是不訴諸法律,你就永遠討不回公道。而訴諸法律,也只能是在極其無奈的情況下。因為報紙有規定:如果沒有法律依據,他們就不能刊發此類文章,就是說,只有法院受理了這個侵權官司,報紙才肯披露。 
  於是,我請了律師,並且與我的律師趙星奇一道在北京一個叫做五福的飯店裡搞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場的十幾位記者大都來自北京的媒體方面。也有我們當地來的記者,她是《遼寧法制報》主編專門派來的。 
  《遼寧法制報》是第一家刊出張建偉《蟬蛻的翅膀》抄襲《西部生命》這一消息的,是記者王海宏寫的,她先寫了一條短消息,到北京參加了新聞發佈會之後,又寫了大半版做以翔實報道。家鄉的報紙關鍵時刻給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動。 
  所謂發佈會,也無非是將十幾個記者召集來,說明一下情況,沒有任何紅包之類的酬謝。到會的記者弄清了事實真相後,他們感覺很驚訝,因為抄襲者確實是有影響的名人,而這樣有名的人物還抄襲,確實不可思議。他們當場問了我一些相關的問題,然後,其中有的記者給張建偉打電話,想在電話中採訪他。但是,他們說,張建偉說他現在不說話。 
  現在不說話是什麼意思呢?顯然不是不說,而是沒有到說的時候。那麼,什麼時候才是他該說話的時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買報紙。我們當時住在西單附近的京海賓館。走了幾個報攤,只有《北京晨報》一家刊登出來署名為張瑞玲的記者寫的消息,題為《劉元舉告〈蟬蛻的翅膀〉抄襲》。其他報紙都沒有刊登出來。到了中午時,有的記者打來電話,言稱文章寫好了,發不出去,而發不出去的原因是報社領導接到了上邊的一個電話通知,明確指示不允許刊發劉元舉告張建偉抄襲這個事件相關的所有文字。上邊一個電話,還沒有留姓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扼殺了正義的聲音?!這種管理方式在我聽起來真新鮮。我幾乎以為這是說話者的杜撰。但,據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某報社主任說,他們主編給他們報社中層幹部開會時也傳達了上邊的這個電話通知。這位主任問:是什麼人打來的?為什麼只是一個不留名的電話而不是文件?主編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內容地一笑。 
  同樣的消息,我分別從不同的報社聽到了。據說這種打電話通知的方式,是一種很嚴肅的管理方式。那麼,上邊究竟什麼人在打這樣的電話?為什麼這樣具有神威?為什麼還帶有一種神秘色彩?究竟是張建偉的神通還是支持他的複雜背景? 
  看來,我所面對的將是一個相當不簡單的事情了。至於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我心中沒有數。 
  4 走向遙遠而神聖的法庭 
  或許因為這種封殺,反倒激起了我的維護權益的勇氣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經加入了世貿的中國,會有人真的能夠公開支持一個抄襲剽竊他人作品的行為?即使真的支持,那麼也不可能瞞天過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過法律弄個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煩的事情,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應該走這條路的。許多打過官司的人都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餘悸橫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裡去說理呢?你想說的話可人家一個電話通知,就讓你無法說出來。讓你只能憋著忍著,好像你沒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單位中國××報社的地址海運倉,其所轄地是在北京市東城區,因而我們就到了東城區人民法院起訴。在昨晚的發佈會上,我們也向記者們披露要到東城區人民法院遞訴狀。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報報道的,也是我們要去東城區人民法院。 
  我們上午九時許,打車到了東城區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條小巷內,巷口處有標示。這種灰色調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進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簷掛著一長溜冰溜子。曲頡是個攝影愛好者,他在這個巷子的冰溜子下邊給我拍了一張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確,說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樂觀呀! 
  法院門口還積著似化非化的殘雪,斑駁著。這裡聚集了一些人,從裝束上看,都是來自鄉下的。我們進到走廊裡找到有關人員要遞訴訟狀時,人家告訴我們所有侵權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7)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哪裡呢?對方說在東鐵匠營。 
  儘管到北京來過無數趟了,但是對於東鐵匠營卻不熟,而且是頭一回聽說這個名字。我們攔住一輛的士,朝東鐵匠營駛去。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夠遠的了。出租司機把路跑錯了,繞遠了,這就更讓我感覺法院的路途遙遠,而我當時沒有想到這或許就是某種暗示吧,法院沒有那麼容易就走得進去的,你就等著繞圈子吧! 
  那時候,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從這一天遞上訴訟狀後,會繞那麼大的彎子,會等到漫長的兩年零九個月才有了一審判決。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一條雜亂的街上,法院主樓在一個院子裡,我們進不去。我們只能在沿街處的一個簡易的屋子裡遞訴訟狀。這個屋子門窗罩著一層鐵絲網,我與趙星奇律師朝裡面走去時,拍下了一張照片。看上去,滿窗罩著的鐵絲網似乎就是在等待著我們入網。 
  屋裡有一堆人在排隊等著遞交訴訟狀。有律師在身邊,我覺得輕鬆多了。再麻煩的手續,也不用我操心了。訴訟狀一共準備了六份。負責接訴訟狀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過我們遞上去的訴訟狀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來,我們東城區人民法院的字樣並沒有更改。於是,我們只能找地方重新打印了。 
  法院面臨的這條街土裡土氣,有點像鄉鎮街道。臨街開了許多店舖,也有複印社和打字社。我們選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陰暗,桌子也挺破舊,電腦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這裡接活的人卻對於訴訟狀的格式等有關問題十分熟悉。看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誰知道有多少人到他們這間小屋子裡來打印這種訴訟狀。 
  訴訟狀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裝訂好時,天已經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門已經關了,我們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時再遞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師有些擔心。他的擔心直接影響到我。如果不受理怎麼辦呢?我的律師那天上午動作顯得非常幹練,無論是去重新修改打印上訴狀,還是去附近那個銀行交訴訟費,他都是大步流星搶在前邊走。彷彿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發生什麼失誤而導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請律師時,曾有人給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應該請北京當地的律師。 
  請北京當地律師對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還是請了我們當地的律師——遼寧銘星律師事務所的主任趙星奇先生。趙星奇是我們遼寧省著名律師,是人格與水平均令人稱道的國家一級律師。他打過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員鞏漢林的官司。以前我曾與他接觸過,他沉穩老練的風格贏得許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種能夠讓人放心並且能夠給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圍有好多飯店,但從外裝修上看,這些飯店還是屬於平民飯店。由此不難看出,到這裡打官司的人更多的還是平頭百姓! 
  這裡飯店衛生條件很差,本來就沒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麵條。 
  飯吃得簡單草率,時光就感覺過得格外緩慢。法院中午休息,一點半才能上班。這段午休時間按理說並不長,但我卻覺得太長了。我們是打算當天趕回瀋陽的。如果趕不回去的話,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費。為了省錢就得當晚往回趕。但是,下午能不能順利立上案,這個誰心裡也沒底兒。 
  誰知道又會冒出怎樣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關閉的門總算開啟了,我們遞上了訴訟狀。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們的狀子拿到裡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過了一會兒,她回來了,好像又讓我們填了什麼表格,瞅著她來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懸著,萬一她不受理呢?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邊有人干預,就像干預新聞媒體不許發此類文章一樣。謝天謝地,總算受理了案子。當我們走出這個莊嚴而簡易的建築空間時,我們總算鬆了口氣: 
  畢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內心傷害和精神損失 
  我是乘坐當晚10點鐘的53次特快返回瀋陽的。這趟列車是瀋陽人最喜歡乘坐的,上車後往臥 
  鋪一倒,第二天睜開眼就進了瀋陽站了,什麼事情也不耽誤,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點左右,列車就到了瀋陽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輛的士往家趕。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緊時間。可是,我還沒到家門口時,我的手機卻響了。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電話竟會是我們單位的黨組書記打來的。 
  我們雜誌社是不坐班的,每週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時間說是8小時,其實,也都非常松的,早一點晚一點也沒有人嚴格盯管,所以,我們一般都是9點以後才能到班上。黨組書記知道我們今天坐班的,一般情況下,他有事找我,也是會在我到了單位以後,他怎麼這麼早就打電話給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與我去北京的事兒有關。這是我瞬間的擔心,卻不曾想真的讓我感覺對了。 
  書記是個厚道人,通常情況下,他從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氣跟你說話,顯得親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電話時,卻沒有感覺到親切和輕鬆。因為他沒有多少寒暄,上來就問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8)   
  其實,我去北京沒有跟他請假。作為一個單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級領導請假這是起碼的原則,這個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請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說出來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說去北京,勢必領導會問我去北京做什麼。我不肯如實說的話,勢必就得說謊,但是我又是個不愛說謊的人,何況是堂堂正正地維護自己權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開始就弄得滿城風雨。 
  書記並沒有批評我去北京沒有跟他請假,而是直接就問我是不是去北京開了新聞發佈會。這一下子把我問愣了。他怎麼會這樣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陰影剎那間掠過頭腦。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氣顯得嚴肅了。他說宣傳部一位領導給他打來電話了,是希望他跟我談談。 
  我說等我去單位再談吧。因為我現在剛下火車,還沒到家呢!他說好吧。 
  組織上如此迅速作出反應,這是我始料不及的。談什麼已經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了。 
  問題是我該怎麼辦。 
  上午到班上後,正趕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時,都是印刷廠的人到我們編輯部來恭候。 
  我是主編,當然要嚴格把好下版這一關的。我在辦公室裡給書記打了個電話,說明下版情況,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談。這樣,書記找我的談話就到了午後。 
  我們雜誌社在五樓,作協領導在八樓。下午,我將這一期稿子最後定校完畢,簽上「同意付印」和我的名字,這一期稿件就算完活了。 
  中午我是從來不休息的。案頭堆積如山的稿件信件,每天都得清理半天,弄得很是心煩。想靜下心來合計一下下午與書記的談話,卻怎麼也難以入靜。這時候,電話響了。很多找我的人都知道中午我肯定在辦公室,所以,中午的時間差不多都讓電話佔滿了。沒想到接了一個更讓我煩惱的電話,是烏魯木齊中級法院打來的,他們說王洛賓的兒子起訴了我們,問我們接沒接到法院開庭的傳票。 
  這是又一起因文字引發的官司。我們刊物發了一篇陝西作協副主席曉雷先生寫王洛賓的報告文學,這篇報告文學首次向讀者披露了王洛賓的新故事。正是這個新故事,引起了王洛賓兒子的反感,不僅將作者,也將我們《鴨綠江》雜誌和《作家文摘》報告上法庭。這是節外生枝的事情,但是也頗費精力和時間,我不得不去了一趟烏魯木齊出庭,這是後話,但也差不多是那個時間段發生的事情,我說這些話,是要說明那一年,簡直成了我的官司年。 
  還是回來說黨組書記找我的談話吧。 
  書記在他的辦公室裡等我。我們平時在一起可以談笑風生,可這會兒,我們彼此都顯得過於正式了。而越是熟人在一起正襟對坐,那屋子裡的空氣便會顯得壓抑,彼此雙方都會感到尷尬的。 
  自然是他先開口。他說,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打來電話,專為我的事兒。副部長說,他是接到中央某部那邊的電話的。中心意思,是希望他能夠做做我的工作,別再追究張建偉抄襲之事。別太計較,也別使用法律,都是同行嘛,他那邊確實是錯了,但是,希望我要冷處理這件事,也別向新聞媒體披露,別召開新聞發佈會等等。 
  書記說話和風細雨,在明確的指令性談話中,他沒有使用「不許」或「不准」這樣強硬的字眼兒,只用了「別」這樣的單字。但是,「別」與「不許」有質的區別嗎?我知道這種話的真實份量。一時間,我緘默了。 
  「他還說了些什麼?」我不能讓沉默時間過長,否則,彼此坐在一起會更清楚地意識到尷尬。書記說,大概就是這些吧。我又追問,是什麼人給副部長打來的電話,書記說他也不清楚,反正是上邊有人吧。 
  我問:上邊打電話的人是代表個人,還是代表組織?書記回答:當然是代表組織了;我又問他,你這是代表個人還是代表組織找我談話?他也立刻回答當然是代表組織了。 
  於是,我就訴說了在北京有人給各大報社打電話通知不許記者刊發涉及到張建偉侵權的消息和文章。我說得有些激憤,書記只是默默在聽,也不表示什麼。後來,我說:副部長的電話指示已經晚了,因為我的發佈會已經在北京開過了,我剛從北京回來;我也訴諸法律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的。至於說,這個官司怎麼打,現在已經不取決於我了,只能看法律了。 
  書記想了想說,那我就如實匯報吧,反正你已經訴諸法律了。說完,他又說了一些希望我安心工作,抓好刊物之類的話。 
  我起身要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突然問他:假如有人採訪你,問你如何看待這起抄襲行為的話,你會怎麼說? 
  他馬上說,我不表態,別找我。 
  我說那不行呀。你是領導,你還是名作家呢,你對於這種侵權行為總不能沒有個是非觀念吧?何況,你總得有個起碼的看法吧? 
  我這樣一激,他才說,我對抄襲一向是鄙視的。 
  書記是我們公認的好人,但是,他對於這種事情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他並沒有旗幟鮮明地支持我。自己的部下,自己協會的作家遭到侵權,作為一級組織來說,應該採取的態度在我的感覺中,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的吧。相比之下,作為侵權的另一方,卻有著強大的「組織」在庇護他。即使是他所供職的報社,也有人在支持著他。有據可查的是,在開庭之前,他們報社有位副主編兼副社長帶著兩個人為了替他取證,不遠萬里奔波,去柴達木去四川,找到柴達木的當時的有關領導,希望人家出證,以減輕侵權者的責任。這位副主編可真夠盡職盡責的了,他作為證人在法庭上出面時,竭力為張建偉開脫責任,那份熱情可真夠可以的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9)   
  我不知道如果《中國××報》的廣大有新聞良知的人們,知道了這位領導的袒護做法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反應,我更不知道上邊我曾引用的那些網友們知道了這種情況會寫出什麼樣辛辣的諷刺話語。但是,我所知道的是,這種袒護的危害有多麼嚴重。 
  畢竟我們已經加入了世貿,我們已經三令五申強調了維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意義,如此一個大報「領導」,如此一個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名記者,寫的又是一部有著重大影響的英模的書,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難道就可以用行政手段干預得以解決?!而這種行政手段與我們飛速發展與世界接軌的國度,有著怎樣的不諧調?何況這樣做,對於侵權者不是更加助長了其錯誤嗎?好像他侵權侵得有根據,侵得合情合理,侵得有情可原,侵得很有仗勢! 
  令我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在接連發生著。這種袒護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停止。我不理解,為什麼在法院一審開庭時,國內許多報紙給予報道,而北京的媒體只有一家晨報給予了關注,但消息發出來之後,《中國××報》居然有人打電話表示了對這家刊發消息的報紙的不滿,還說 
  什麼都是新聞媒體的,不該這樣云云;而另一家北京百姓喜歡的晚報,記者已經寫好了文章卻發不出來。直到一審有了判決之後,這家深受北京老百姓喜歡的報紙仍然發不出來消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記者說,領導不同意發。理由嘛,自然大家都是媒體,就應該互相關照。 
  這種「官官相護」「報報相庇」的做法,與我們的時代是多麼地格格不入。有著這種意識的人,怎麼能夠面對真實?怎麼能夠體現你的新聞道德和職業素養?換句話說,還怎麼能夠讓平民百姓相信你?! 
  怪不得張建偉如此牛氣,請看他在答辯狀中是多麼地理直氣壯吧: 
  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是我接受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以下簡稱團中央)等單位的委派,為宣傳秦文貴的先進事跡而創作的,是職務行為,應由團中央承擔責任。……而且為了尊重劉元舉的著作權,我曾向青海油田的負責人提出請他和劉元舉打招呼,青海油田的負責人也確實和劉元舉打過招呼了,劉元舉是知道此事的,故我不構成侵犯劉元舉的著作權,請求法院駁回劉元舉的訴訟請求。 
  油田的負責人確實與我「打招呼」了,但是,那是在什麼時候?是在他的《蟬蛻的翅膀》一書已經發行了多日之後,而不是在他寫作的時候,這是既成侵權事實之後的「打招呼」,何況作為油田負責人怎能有權利許可我的著作權讓你使用(我在這裡先不用抄襲一詞)?何況,人家什麼時候同意你抄襲?同意你侵權了?你這不是強加於人嗎?你這種做法很不道德。因為你是知道抄襲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你卻將這種不軌行為導致的責任一開始就別有用心地推給了人家。僅從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你有多麼地不厚道!由此不難看出,你一開始的侵權就是在清醒中完成的,你是採取了嫁禍於人的方式。這就更不善良了。 
  你一口一個團中央,還稱職務行為,這是不是有點仗勢欺人了?團中央派你去寫英模,那是對你的信任,你應該通過這次寫作來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才對,可你卻明知抄襲是違法的,卻採取狡猾的「掩耳盜鈴」策略為自己的不光彩行為遮掩著。你可真是聰明至極呀!但是,團中央什麼時候讓你抄襲讓你侵權了呢?! 
  好在蒼天有眼,法律自有公道的定論,一審判決的判決書給予張建偉有力的駁斥:張建偉提出其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是接受團中央等單位委派,該書的一切法律責任應由委派單位承擔的主張,缺乏事實法律依據,團中央等單位雖委派張建偉採訪並撰寫秦文貴的先進事跡,但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曾指示張建偉使用劉元舉的作品,也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對該書承擔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權利,故對張建偉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一審判決是我的文章開篇寫到的那場風雨中,我趕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第十法庭時,聽到的當廳宣判。我沒有通知任何記者任何親友,對方顯然也不希望更多人去旁聽,所謂公開宣判因為時間的一再改變,想通知到更多人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們原告與被告雙方,分兩側就坐的位置,也不過是我與對方的律師而已。法庭顯得過於冷清。 
  應該出席宣判的合議庭,也沒有如數到庭,所以,儘管法官身著莊嚴神聖的黑紅相間的服飾,卻也並沒有用慣常的法庭語氣對判決書進行全文宣讀,而只是揀重點地方予以說明式的宣讀。就是說,整個法庭宣讀判決的氛圍遠不是我想像的那麼莊嚴神聖。因而,明明是我勝訴了,我卻沒有獲勝後的興奮。 
  我在法庭上有張照片掛在了千龍網上。照片下邊標明:打了兩年零九個月的官司,劉元舉終於贏來了勝利。 
  可是,照片上的我是什麼表情呢?肯定不是勝利後應該有的表情。我從網上看我自己,我發覺那完全不像我了。我顯得如此憔悴,臉色發灰,頭髮被雨水澆得濕跡未乾,我即使是按拍攝者的吩咐,手中舉著勝訴的判決書,我也仍然滿面惆悵。拍攝者讓我笑笑,我卻笑不出來。 
  你不妨想想,兩年零九個月的折騰,我哪還笑得起來呀!不僅使我身心疲憊,使我深深厭倦了許多東西,當然包括對於官場的厭倦。有誰知道,我這期間內心受到的傷害,精神受到的損失!有的朋友曾問過我,辭去主編兼社長的位置是否與打這場官司有直接關係?我說不能說一點關係沒有,但也不是什麼直接關係。我不愛干了,當然就不幹了嘛!   
  打官司的滋味兒(10)   
  但是,我在主編位置上,因為起訴張建偉而帶來的行政方面的壓力,對於我的未來所謂仕途究竟有著怎樣的影響天知道! 
  我們書記總願說一句口頭禪,「用笨理合計如何如何」,這件事用笨理合計,人家是代表組織找你談話,你卻不識抬舉,人家心裡會舒服嗎?我說的還不是指我們黨組書記找我的那次談話,而是沒過幾天,副部長到了我們作協,專門找我來了。 
  他說快過年了,來給作家們提前拜拜年。他態度確實很溫和,還遞給我一枝中華煙。我平時並不喜歡抽煙,但遇事時卻極想抽的。我接過了煙,也接受了讓領導給我點燃,這份待遇是有份量的呀!我心裡並不糊塗。但是,我心裡作好了充分準備,不管他怎麼說,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則!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的話。他重提我們黨組書記找我談的那個話題,他好像有意將這個話題說得輕鬆一些,但越是這樣,我的心裡卻越是緊張。畢竟人家是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人家是代表省裡來找我談這個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於我,而不是命令於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麼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氣,這反倒更讓我難為情了。他說的意思與我們黨組書記的話是一樣的,就是勸我高姿態,別太計較。他並不問我被抄襲的具體經過,我甚至懷疑他連張建偉抄襲了我的哪一本書可能都不夠清楚。他也不過問我近期的創作情況和我們的刊物情況。我們的經費緊張,連稿費都付不出了,而宣傳部有筆經費,是可以給我們刊物補貼的,因為我們的刊物是直接歸宣傳部管的。我們刊物是黨的喉舌,我們也曾打過報告申請這筆經費能不能給我們撥點兒。但是,我們仍然拮据著。我已經飽嘗了一個純文學刊物的主編的全部艱辛與窘迫。這時我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說,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傾吐,卻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虧得還能抽煙。一枝煙要不了多大一會兒就抽完了。按滅煙蒂,總得開口呀。我居然問了一句挺生硬的話:張建偉是什麼態度?他認錯沒? 
  副部長說他這樣做肯定是錯了的,上邊也沒說他對,只是我們需要來點兒高姿態。我問副部長究竟是上邊哪個人打來的電話,他說是宣傳局的某位大員。其實,我是不應該這樣問領導的,但是,我一向是個喜歡刨根問底兒的人,何況這個事情始終讓我耿耿於懷。因為這個打到我們省委宣傳部來的電話,與那個打到各報社不讓發文章的電話,都讓我刻骨銘心! 
  但是,副部長給足了我面子,他沒有打官腔。但我事後一想,我問得有多麼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長,對於這種直截了當的發問,肯定也會心存不悅的,至少說明了一個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個領導不喜歡乖點兒的下級呢?這樣一來,你還想往上陞遷嗎?你給人家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 
  副部長說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著我,等著我的表態。可我覺得我像一個被人家欺負得無處躲藏的孩子,面對應該給自己撐腰的家長,卻無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強與我的自尊使我無法討取也不想討取任何人的欣賞。我的答覆顯然是生硬的。 
  我說,如果說到高姿態,那麼只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當面向我認錯,否則,一切都談不上的。 
  副部長的微笑在他噴吐出的煙霧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辭。事後,也不能不有些後悔,人家副部長畢竟是乘興而來,快過年了呀,讓人家不愉快這多不應該! 
  三天後,省委書記召開了全省文學藝術界專家迎春節茶話會,我有幸出席。 
  會上,我見到平時不易見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當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兒,他們不同程度地詢問著,關心著。令我特別感動的是省委副秘書長東曉先生,他態度特別明確,他說,不能讓他!他抄襲了我們作品他還有理了?!雖然短短幾句話,但這是我所聽到的來自省裡領導方面最溫暖的話,我當時鼻子一酸,就說不出話了。 
  一個人在受到委屈時,在感到深深無助時,這樣的一句話,真是勝過千金呀!那些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們在記述自己苦難經歷時,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話而終生感動的情景是一點不為過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動物。人太需要支持和關心了! 
  茶話會由宣傳部部長主持,而後是省委書記講話。那一天的情況我記在日記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話會之後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臘月二十九這天下午,我正在電腦前寫作,接到了黨組書記的電話。他說,宣傳部的部長委託他打電話給我。宣傳部長跟我並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會知道我的名字。部長的意思很明確,是讓我放棄這場官司,還說要安定團結云云。我的官司與安定團結掛上鉤了,多受抬舉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對書記發火了:這叫什麼邏輯?這叫什麼事兒?安定團結?這與安定團結有什麼關係?這不純粹是——我想說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話,但我還是羞於吐出口,不說這種粗話,我就想罵人,可畢竟人家是領導呀,我一時找不到更趕勁兒的話,只能氣得直喘氣。 
  終於,我堅定地說:這個官司我打到底了!別說宣傳部長,就是省委書記或者再高出幾級的領導打電話勸我也多餘了!我是不會放棄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11)   
  當我將電話「啪」地一聲掛上時,我的腦子嗡嗡作響,耳邊似有一群蒼蠅在亂飛。 
  我的心緒糟糕透頂,這種情緒一直影響了我的過年心情。 
  2001年的春節,我是在相當焦慮與煩躁中度過的。大年初一,我就與妻子吵架了。在這樣的日子裡吵架,是我們結婚二十年都不曾有過的。 
  生氣呀,真生氣,生真氣!我生氣為什麼他們按官階遞增著一個個找我,讓我放棄維護正義的權益?他們怎麼就這樣無視知識產權?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我一個區區主編、作家,置於龐大的官場不過一介書生,我只不過維護了我自己應該維護的權益罷了。我維護得多麼脆弱多麼無助,我這種微不足道的維權,居然影響了「安定團結」,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這件事情的背後。或許我們的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並非是他們自己的本意,他們也是受人之托。而這種始終抓住,始終希望通過行政手段來做我工作的人,怎麼不會想想劉元舉是個作家,他不是個想往上爬的人,他不會因為行政干預而放棄原則放棄尊嚴!他是個有思想有見地的人,他是個有著堅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這個打電話的人是誰,或許我會義正詞嚴地告訴他我的想法,我可能會與他進行一場關於知識產權、關於是與非的激烈辯論。我還想問問他,張建偉為什麼不認錯?他不認錯你為什麼偏偏想讓我退出讓我放棄讓我吃啞巴虧?你這樣豈不是害了他嗎?我還要問問他:世上有這個道理嗎?你的東西被人家偷了,你還得高姿態,你還不能追究偷你東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於安定團結!抄襲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盜嗎?其性質與小偷何異? 
  妻子一向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她身體不好,神經脆弱,經不起一點壓力。尤其她總是替我擔驚受怕。這種擔驚受怕始於我第一次去闖蕩黃河源時。 
  那一年是1988年。那時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時期,工作生活多方壓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運之神變著法兒作弄我。我們結婚就沒有房子住,住在辦公室裡,頗有點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給了房子,卻是在邊遠的新樂小區而且是一樓,廂房。那個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條走廊曲裡拐彎,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裡寫作。屋子裡采光不好,白天也得開燈。這種極度狹窄的空間帶來了我內心與日俱增的壓抑與憋悶。終於我決定走出去透透氣兒了。 
  我去往黃河源時,沒有告訴妻子。她只以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組稿。 
  確實我頭一站去了西安,住了兩天,從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寧的列車。詩人曉雷當時還在《延河》編輯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車上,而且他給我聯繫了西寧的著名詩人白漁先生。我在西寧見到了白漁,他十分豪爽,與我一見如故,請我到他家吃飯並給我朗讀他的黃河源抒情詩。他聽說我要一個人去黃河源,眉頭鎖緊了。他說這個季節不好,要去應該在夏季,夏季黃河源頭才充滿詩情畫意。他說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說蒼蠅也可愛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樣傳授花粉。他說夏天的黃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卻獨獨不贊同我在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黃河源。 
  他見我執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攔。《青海湖》雜誌社的同仁們也曾勸阻我,他們聽說我從未去過高原,便給我講了好多高原上應該注意的事項。他們特別強調了高原反應。他們確實想得很細,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裡邊是白色的長毛,如果翻過來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隻立起的綿羊了。虧了這件皮毛大衣,什麼時候想起來,我都對《青海湖》的編輯同仁們感恩不忘。 
  他們給我送行,我覺得他們的表情過於嚴肅,而這種嚴肅多少有些悲壯的意味,這使我對於自己獨闖黃河源本來就沒底的心裡邊,更加顯得沒有著落了。但是,我仍然為自己平生決定的一次冒險而滋生著莫名的亢奮。 
  要去往黃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車。因大雪封山,從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寧汽車站買到了雪化後的第一輛公共汽車的票。買到這趟車票的人中,還有冬天時,從玉樹那邊過來的人,因大雪封路,他們到了這邊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開化後,路通車了,他們才能重新回歸家園。 
  頭一輛車是在早晨迎著陽光離開西寧的。我的心情也隨著陽光一起明亮開來。我的裝束可能與車上的人不一樣,而且差異特別懸殊,所以,我上車以後,就不斷地有人朝我投來好奇的問詢目光。有的乾脆直接問我去往哪裡?去做什麼? 
  這輛車從西寧始發,終點站到玉樹。我要去的是瑪多縣。黃河源是在瑪多縣境,我是從一位參加黃河漂流的人那裡得知的。我對於瑪多也好玉樹也罷,是同樣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車是朝前方開的,至於什麼時候能夠開到,開到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將會遇到什麼,會不會有危險,會有怎樣的危險我是一無所知。 
  出了西寧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視野中是看不出來有多麼高的,能看出來的只是那山體一律的光禿,偶爾有棵樹,醜陋地吊在那裡,與奇形怪狀的山石相襯,根本談不上詩畫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來的,而是車輪自然碾壓出來似的。那麼寬闊的草場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壓,在草原中間壓出來了筆直的轍線,一直通向遠方。遠方蒸騰著溫潤的氣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兒(12)   
  草原的草經過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黃了。還有一些未融化盡的積雪,折射著陽光的斑駁。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們這第一輛公共汽車喚醒了,其歡迎我們的熱烈情緒,不難從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陽光越來越熱烈,枯草也越來越光芒閃爍,還有黑色的犛牛朝我們觀望,犛牛毛編織的黑色帳篷冒出的縷縷炊煙,都讓我倍覺親切。 
  傍晚時分,汽車停靠在河卡,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兵站。簡易土房子圍成一個四合院,外牆粉刷著白灰。房子裡瞅哪兒都是灰濛濛的一團,窗戶透風,一鋪土炕,炕邊有一個火爐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糞。這是我頭一次看到了牛糞的作用。後來,在孤身去往黃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帳篷裡看到藏民用干牛糞當做抹布擦拭飯碗,然後給我倒上奶茶時,我對於干牛糞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 
  在河卡的那個傍晚發生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當時,我一個人踱出了兵站院子,來到了更為廣闊的街上。街上其實很少有人,我看著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陽,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場。所謂牧場周圍沒有高大而嚴實的圍欄,隨時都有缺口。而這種缺口處是導致我進入險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著高遠的天際,頭一次在這麼平闊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擔心馬路上的車輛,那份感覺真是爽極了。我悠然自得地行進著,不知不覺間,走進了牧場深處,定睛一看,我的前邊突然躥騰起四股狼煙,四條壯碩的狼徑直朝我撲來了。我驚恐萬分地回顧一眼,身前身後全不見人,眼見那四股煙塵迫在眼前時,我根本無處躲藏,只能硬著頭皮等待危險。 
  我把四隻藏獒當做狼了,事實上藏獒比狼可怕,它們猛如雄獅,發鬃被風吹拂掀動著,使腦袋看上去顯得很大很凶。當時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幾乎是在一股旋風猛烈刮來的同時,四個凶神從不同方位同時朝我撲過來,遮天蔽日,它們的戰術非常明確,是要霸佔領空權,希望將我撲倒,然後再作處理。當它們大氣磅礡地撲向我時,我半蹲著左扭右晃,一一躲閃著。我的肩頭感覺到了藏獒的巨爪,耳邊被它的腦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懼的風聲淹沒。當我絕望中忘記了呼喊時,我的身後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個藏族女孩子,她的聲音驚人地響亮,可能傳出去很遠很遠。隨著她的驚叫,我聽到了遠處有一個男人的權威聲音響了起來,隨後,這幾條藏獒不再朝我猛撲了。在我幾乎癱倒著無法邁步時,一個身著藏袍的男人遠遠過來了。他衝我一笑,黑炭般的臉上跳蕩著一排雪白的光亮閃閃的牙齒。 
  我的肩頭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麼被扯開了個大口子。 
  藏獒的兇猛令我驚魂甫定。我把它們當成荒原狼了。後來的日子裡,當我一個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時,我才真正比較出來狗與狼的差別。我在《西部生命》一書中,翔實記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現在想想,還恍然如夢。 
  那次真是一次如夢的遠行。危險不僅僅來自猛獸,還來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應,來自天氣的瞬息萬變,來自我體內的多種不適應。終於我渾身癱軟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帳篷裡,而後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車回到了瑪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瑪多的一個招待所裡我昏睡了兩天半,發著燒說著囈語,如果再發燒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來了。 
  我在那種孤獨無助的情況下,不止一次地思考過死亡。我就像一個人在滔滔浪湧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盡時,你不能指望任何人來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著漂著來逐漸恢復體力恢復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別人是不行的。 
  事實上,我在孤身闖入黃河源時,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無助感。 
  我回味這些危險經歷,是要說明當時妻子一點都不知道。後來,她從我的文章裡邊看到了,才開始了真正的後怕。這種後怕使她越來越敏感。比如我在柴達木時,她必須讓我每天給她一個電話,報告我的行程,否則她就睡不著覺。而我在遭遇到那場大風沙時,三天沒給她電話,她就疑神疑鬼了。 
  還有,我去歐洲那次。行前,我還在寫《西部生命》這部書。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搶在去西歐之前將我在柴達木的感受寫出來的。最後一篇散文是《憂鬱的敦煌》。這篇文章我寫得很有宿命色彩,不僅沿途的石頭是黑色的,連莫高窟裡邊的武則天的畫像也變成了黑色的,歲月是以黑色的形態在向我講述著生命的悲情,當然還有我對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盡頭的感慨,抒發了一個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識。 
  當我寫完這最後一篇文章,並打印出來時,已是翌日清晨了。當天我就乘車去北京,然後由北京飛赴布魯塞爾。由於我只是沉浸在頭一次出國遠行的亢奮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憂鬱的敦煌》,她在我走後讀完了這篇一萬多字的文章,她的擔心一下子達到了極致。她開始恐慌地注意電視新聞,擔心是否有飛機墜毀。當我到達巴黎,在街頭的電話廳裡給她報了個平安消息後,她哭了,而後又笑了,她說她一整夜聽到的都是飛機墜毀的聲音。 
  應該說,她是個非常愛操心的人,她是個弱者,身體心理都很脆弱,我應該更多地照顧她。但是,我一旦遠行,就顧不上她了,而她為我的擔心焦慮卻會永遠伴著我的匆促步履。   
  打官司的滋味兒(13)   
  當一些記者因為張建偉輕鬆地在十天時間裡完成17萬字的《蟬蛻的翅膀》,並且與我一同獲獎時,他們都在問我,為了寫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樣的辛苦怎樣的代價時,我都要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有些所謂艱苦是可以說出來的,而有一些是說不出來的。說不出來的,就沉澱下去了,而且永遠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內心的疾患。 
  或許經歷過多次的孤身遠行,比如後來又兩番去了柴達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對於整個西部的輪廓感受得以完成後,我覺得,基本上能夠從容應付我所遇到的許多困境。從而,我一次次獲取了創作的靈感和激情。我已經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為我不會在乎任何挫折與磨難了。 
  如果說遠行使我置身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能夠磨練我的意志與信心的話,那麼在打這場官司中我所處於的無助狀態,則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傷害。搞得我相當一段時間心緒很煩。 
  時常會發些無名火,這些無名火對周圍對家庭無疑都像病菌一樣,會傳染會傷害別人,或許基於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棄了我為之敬業了23年的編輯業務,辭去了主編兼社長的職務,我選擇做一個自由的專業作家。 
  我這樣抉擇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想還回自己一份清靜的心態。但是,即使我這樣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擺脫內心的煩躁,因為我可以擺脫主編社長工作,卻無法擺脫官司的馬拉松式的糾纏。即使是一審開庭了,判決下來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沒完,你就得一步步耐著性子去走完這個程序。 
  這是一個越來越無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會感覺你想尋找的正義,你想維護的東西,卻在這個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這是後話。 
  上邊我說到的是領導希望我高姿態,作出讓步,朋友們的勸告也對我影響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節後,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給我打來了電話。他中心跟我談了兩個字「分寸」。他認為媒體已經報了,許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溫度達到80度了,但還有20度,如果這20度太費力氣,便得算算小賬是否合適。他認為既然部長們都出面調停,如果我這邊再一味堅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確實比我有經驗得多,他認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預法律的。他認為打了官司滿城風雨,最後要是打不勝,或不歡而散倒不如見好就收,識時務者為俊傑嘛!他還說,人們同情弱者的。 
  我聽他話裡話外的意思,感覺他好像是受了誰的委託,當說客似的。他說完問我對他的這番話作何感想?我說,我現在恐怕欲罷而不能了。 
  這個電話使我內心長久地無法平靜。我很尊敬這位老作家,他確實是替我著想的,他的這番話說得很有份量,也很有道理,不能不打動我影響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苟同他的這種道理。怎麼能說成是80度溫度呢?哪來的這麼高溫?再一個,他說人們同情弱者,誰是弱者呀?好像我要是堅持維護自己的權益的話,他張建偉就成了弱者?!天下有這樣的弱者嗎?他可以依仗著如此大的「後台」給我施壓,他可以封殺新聞輿論,讓我的聲音變得如此微弱,他怎麼居然還能與弱者為伍?而我只不過是在使用一個作家僅有的一點權利維護自己罷了,卻並不能夠得到應有的聲援與支持。由此看來,我的上訴之路肯定充滿凶險,恐怕是難以走得通了。 
  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話古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如何識時務呢? 
  我家的電話那時候響得很是頻繁,所有電話幾乎都是關乎到這場官司的,一位同鄉好友在青年團部門工作,他對我說得更為直接:你算了吧,你還想跟張建偉打官司?你根本不可能贏的,你趁早拉倒吧,你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背景嗎?我說,他有多大的背景也不能侵權吧?我的同鄉好友輕蔑地笑了,他說你真是個書獃子呀!你一點都不明智。 
  這時候,外地的報紙有幾家登出了我起訴的消息,而我們當地的主要報紙只有《瀋陽晚報》以《我省作家劉元舉狀告北京記者》為題登出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中,自始至終沒有敢點張建偉的名字。還有另外一家報紙說,張建偉到瀋陽講過課,他們不敢登這樣的文章。 
  一個當地的有影響的作家,居然得不到新聞輿論的起碼支持,何況這不是支持我個人的事情,這說明媒體對於知識產權的意識有多麼淡漠。 
  那家晚報刊出了我進京告狀的文章並配發了照片,在我們當地倒是產生了一些影響。那天我去市場買菜,有位賣土豆的小販兩眼不去瞅秤而是定定地看我,半天,他說你是不是到北京告狀的作家呀?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打官司告狀不容易呀,得費多少錢呀!說著,他居然以憐憫的口氣不收我的土豆錢了。我怎麼給他錢,他也不要,那種大度使我哭笑不得。當時旁邊的小販也圍過來,弄得我挺難堪的。這以後我一到這個菜市場買菜就會有人對我指指點點,還有的時常會追問我官司打得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後來,我拒絕去市場了。普通人的同情方式與官員的工作方法同樣令我極不舒服,同樣苦惱著我。 
  我家附近還有個複印社,我時常去那裡複印稿子。他們也從報紙上看到了我的打官司消息,每當我去複印時,他們也都格外關心地問長問短。問得你很是心煩。那段時間,我最怕別人問我打官司的事情。   
  打官司的滋味兒(14)   
  北京有一家報紙曾刊出我的一張照片,讓我啼笑皆非的是,在照片旁邊寫了這樣一排字:一直默默寫作的劉元舉會因這一告而揚名嗎?這句話的新聞導向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即使沒有這樣的導向,我的周圍也不乏其人將我的上訴說成是炒作。甚至有人以開玩笑的口氣當面就說你炒作得不錯云云,好像我佔了什麼大便宜似的。 
  網上的網友也有這樣的議論:劉元舉,人家張建偉抄襲你是瞧得起你!你別不知好賴! 
  你還得便宜賣乖呀!天下文章不就是一大抄嘛!你劉元舉就敢保說你沒有抄過別人的? 
  一些人就是這樣認識問題的。但總得有個是非吧。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是非,那這個人就會行同行屍走肉,而一個民族沒有了是非評判標準,那麼這個民族也就是最沒有希望的民族,或者說是最墮落的民族。 
  各種看法紛至沓來,由不得你分辯。 
  更多人持這樣的觀點:劉元舉你好好寫你的東西多好,打什麼官司?多費精力呀! 
  好像我沒事找事似的,好像我不安分寫東西卻熱衷於這種「炒作」。 
  這期間,我妻子也從班上帶回來一些話,往有利的方面說,是希望我別因打這種官司而耽誤寫作,往不好的方面合計,便是人家言外之意是你丈夫何必沒事找事呀! 
  我成什麼人了呢? 
  上邊行政干預,周圍輿論壓力,裡外被動。我如同置放在輿論的火爐上被烘烤著不得安寧。 
  6 我只有再一次踏上漫漫告狀路 
  我這裡有一份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書,時間是2001年3月9日。裁定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本院在審理原告劉元舉訴被告張建偉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中,張建偉在答辯期間對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被告住所地在天津市河西區,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請求將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劉元舉答辯稱,張建偉的住所地雖然不在北京市,但被控侵權作品《蟬蛻的翅膀》一書完成於北京市,對此張建偉在該書的後記中有「1999年4月30日子夜於北京西壩河」的記述;並且該書是由地址在北京市東城區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該書還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舉行了首髮式,現在北京市場上仍有銷售該書。以上情況有1999年6月3日購買的《蟬蛻的翅膀》一書及銷售發票為證,這些證據充分說明北京是張建偉侵權行為的實施地及侵權結果發生地。因此,請求本院依據我國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駁回張建偉的管轄異議申請。 
  本院經審查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8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權行為地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雖然本案被告張建偉的住所地在天津市河西區,但根據劉元舉提交的證據,可以認定被控侵權作品《蟬蛻的翅膀》的發表、複製及發行行為均是在北京市實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也是被控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故劉元舉選擇為張建偉出版發行《蟬蛻的翅膀》一書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所在地法院,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並無不當。因此,本院對本案依法有管轄權,張建偉所提管轄異議的理由不成立。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8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被告張建偉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從時間上可以看出,張建偉對於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是在求助於行政干預不靈的時候,立馬又拋出的一個殺手鑭。許多打官司的人,都曾在管轄地上做文章。在什麼地方打官司其結果是不一樣的。張建偉為何要到天津去呢?顯然到天津打官司對他是極為有力的。 
  但是,他仍然遭到了法院的駁回。這使我對法律充滿信心。 
  駁回的時間是2001年3月9日。我之所以強調這個時間,是因為在這段期間,緊鑼密鼓地發生著一系列令我應接不暇的事情,從而也說明了對方在馬不停蹄地活動著。 
  進入4月份,春天就要來了。我想,快要開庭了,我作好了去北京開庭的準備。因為法律有規定,自起訴之日算起,半年內必須開庭的。我的律師也在加緊做好開庭的準備。 
  然而,沒過幾天,我卻接到了張建偉律師陸智敏的一封信,言及要與我和解,徵詢我的意見。和解,這也是我所期望的,於是,我與律師商量一下,由他按著信上留的電話,雙方通過電話,商定和解的有關事宜。 
  雙方律師商定的結果是他們到瀋陽來,起初時間定在四月下旬,可沒過幾天,又推至「五一」了,對方說因為忙,只能在「五一」放假的時候。於是,「五一」期間我取消了回家探視父母的安排,一心等著他們的到來。我想,我要以禮相待,要體現一種風度。我甚至連見面的一些細節都琢磨好了,諸如讓不讓記者到場等問題,還有可能出現賠償額度的問題,我想,還是盡量做些讓步吧,因為畢竟都是吃寫作這碗飯的,也都不容易。   
  打官司的滋味兒(15)   
  然而,「五一」節到了,對方音信杳無,我問律師,律師說還要問我呢。看來,事情有變。 
  但是,即便是這樣,我們也沒有往壞地方想。哪知「五一」節過後不久,我的律師趙星奇突然接到了遼寧法院的電話,讓我們去取一份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裁定。趙星奇取回來之後,告訴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中級法院的裁定,支持了張建偉關於管轄地的異議,拿到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 
  我當即放下手頭的工作,立即趕到了銘星律師事務所。趙星奇將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遞給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審判長的名字:程永順。時間是2001年5月14日。這張裁定書也不過那麼幾行字,但是我卻看得極慢: 
  「本院經審查認為:方便當事人訴訟,方便人民法院審理……」這就是「兩方便」,然後就作出了這樣荒謬的「方便」裁定:「本案移送張建偉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我無法理解:「這叫什麼『方便』?這明明是在刁難我們嘛!豈有此理!」 
  我的律師沉默不語。我問他下一步該怎麼辦,他說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 
  從張建偉上訴管轄地的時間來看,他應該是在讓律師給我寫信,提出要來瀋陽和解的同時,就開始上訴打管轄權了,他這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呀!由此看來,他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要和解,他們只不過是試探著我的虛實而已。我們有種被耍弄了的感覺,心裡感到很是窩囊。 
  這期間,還有一件更讓我生氣的事情。我從一位朋友那裡得知這個裁定下達之後,張建偉好不得意地告訴人家,知道了嗎?官司拿到天津打了!這一回看劉元舉還有什麼張逞。 
  我怎麼也想像不到他竟會是這種小人得志的樣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現在一片渺茫了。趙星奇說,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他慎重地強調了一個法律詞彙:「申訴,」而不是上訴。申訴與上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轄地這類問題的申訴意味著一種無望。因為,在他的律師生涯中,凡是這種因管轄地而申訴的能夠得到如期結果的,簡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線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棄。到了這個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無助感,是體現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還是坐的夜車,是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這天。我不是有意選擇這樣一個日子,只是因為這個日子休息,有幾天假。我不能因為打官司而影響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車匡匡當當,怎麼也睡不著。下車後,沒有胃口吃早飯,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麼地方不清楚,只能乘上出租車,被送到了那裡。樓很威嚴,高懸的國徽更加威嚴。大門口有站崗的,挺得筆直。只能見到小車進進出出,卻看不到一個上訪上訴的人。周圍環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潔。最高人民法院門口不見人,這好像有點不對勁兒,是不是找錯了地方?一打聽,果然申訴不在這裡。在西直門。 
  出租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門的哪個位置,所以,車到了西直門不時停下來打聽。人家說,在西直門的老汽車站。在我的感覺,是從整齊乾淨的北京城出來了,來到了一個非常雜亂破敗的地方。路也越來越窄,窄到了一條被自由市場占道,出租車幾乎開不動了的地方。司機只好又下來問路,最後回到車上無奈地告訴我們,不遠了,讓我們下車自己找吧。 
  是曲頡陪同我來的。我們下車後,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條更加髒亂的街巷。在一處破敗的眼瞅要拆除的磚房角上,看到了一個藍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兒,上邊是白色的大字,標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的字樣,下邊一排小字「由此往東60米」。牌子下邊是一堆垃圾。垃圾對著一個空洞的門,沒有門扇,一側的磚齜牙咧嘴,使周圍本已凌亂的環境顯得更加不可收拾。莊嚴神聖的牌子與破亂骯髒的垃圾形成滑稽對比。 
  曲頡是個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後,等我走到這裡時,他恰到好處地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 
  現在,我重新鋪展開這些兩年前的照片,一張張真切地記錄了我的表情,也記錄了我當時的滿面愁容。看到這些照片,我的心裡就憋得慌。這是個什麼地方呀! 
  不知是些什麼身份的人在這裡聚成堆,也不知道這些人有著多麼深的委屈與不幸。肯定都是些社會最底層的人,像模像樣的人到了這裡,肯定有種傷自尊感。豈止是傷自尊呀,到了這裡感受到的滋味兒是難以言表的。大熱的天兒,在這裡站沒個站的地方,坐更是不可能的了。到處都是垃圾,到處都是難聞的氣味兒,不大的院落,被全國各地來的人擠滿了。他們在這種環境中體現的人的生命的韌性令人驚歎不已,他們有的八年堅持申訴,有的在這裡席地而住,把潮濕的地面都能睡干;有的弄一塊破塑料布遮擋著,就成了一個長久居住的屋子。這種創造力可以說驚世駭俗。有一間可能是過去的賣票廳,滿地汪著一腳深的水,水泛著難聞的氣味兒,屋子裡擺著那種長條椅子,每個椅子上邊都躺著人。滿屋的氣味難聞極了,可這些倒在長椅子上的人照樣睡得一動不動。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地方,這不是貧民窟,這也不是收容所,這應該是個說理的相當神聖莊嚴的地方,然而,這裡如何莊嚴得起來呢?   
  打官司的滋味兒(16)   
  申訴的人,得先到這裡來領取表格,專門有窗口,有文字標示,發表,或交表,發表交表都得排隊。中午工作人員休息,窗口沒有一個人,等到人家上班了,呼啦一傢伙就圍上來一堆人,排著隊挨向窗口。 
  我領取了一張表,在上邊的空格處填寫完後,又排隊交到了窗口。交完後怎麼辦呢?就得去盯著牆上一個電子屏幕。那上邊按著各個省份閃現出前來申訴者的名字。 
  屏幕上閃現的是紅字,那字特別刺眼還不容易看清楚。為什麼不是白色的字或黑色的字呢?我的腿和腰早已站得酸痛無比,渾身像散了架一樣,但是,我仍然留神著那個紅字閃爍的屏幕。我的眼睛已經昏花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出現我的名字。我向工作人員打聽,對方說你等著吧。 
  到了這裡,你不等也得等,可在這裡等的滋味兒比什麼都難熬。但是,我們不是總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嗎?你看看這裡的人等了多少年了呀!他們居然還不煩,還能堅持等下去。這裡充滿令你同情憐憫的人,有一個不大點的小姑娘,被她母親拎著,破舊的襯衫遮不住圓滾滾的肚子。渾身髒兮兮的令人作嘔,但更令人作嘔的是她竟然遭到了她的生身父親強暴。她的母親到這裡就是要申訴這樣觸目驚心的罪惡。據她母親說當地法院判得不公平。 
  到這裡聽聽,無奇不有,即使最具想像力的作家恐怕也不會虛構出這麼多離奇古怪的人間罪惡與人間冤情。誰知道真假?!誰又能有耐心傾聽他們的訴說? 
  我在這裡足足等了多半天,可我像在地獄中經歷了一回。終於,我看到了閃爍得並不很清楚筆畫虛連著的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居然出現在北京的申訴者行列,這是因為我是在北京法院受理的案子。 
  我被一位工作人員引領著,敲開了一扇緊閉的門。凡是被叫到名字的人,都是進到這個門裡。這裡邊有好多屋子,一條簡易的走廊,像那種公社招待所,兩側是房間,門很窄,每一個門進去都是一個庭,諸如民事一庭、二庭、三庭、五庭之類排列,我可能是被送到了民事三庭。記得接待我的是一位50來歲的男子,他問了我一些與案子相關的問題,然後,讓我去複印了一份什麼材料,好像花了五塊錢,然後,我將按要求填好的表格交給他之後,他說讓我回去等著吧。 
  我問他需要等多長時間能夠給答覆,他說兩個月吧。 
  從那個屋子裡出來,我總算透了口氣。我一擺手,讓曲頡趕緊離開這裡。我是一分鐘也不想再呆在這裡了,而且,我一輩子都不希望再接近這個地方。但是,我不能走快,滿院子的人像瓶最高人民法院前斑駁的通知塞,塞得滿噹噹的,你想挪動都困難。你一定會碰到別人,而且你得側著身子,一點點往外挪。擠出了這個院子,我已是一身大汗。 
  出了大門口,是一條窄道,窄道兩邊有搭著塑料布安營紮寨的人群。他們瞅著我,我卻再也不願去瞅他們。 
  這條路太窄太長,我加快腳步,恨不能一步就從這裡走到大街上。 
  其實,我就是走到了大街上,身後那個環境和我浸入其間的感受也無法從我的內心驅逐出去了。 
  7 開庭前後 
  從7月2日遞上申訴狀,一切就又歸於平靜了。這期間誰向我打聽官司的進展情況,我都只能苦苦一笑:就那麼回事了。儘管我努力使自己忘記西直門的那種處境,但是,不定什麼時候我的眼前還會閃現那不堪入目的場景。我在等待著兩個月後的答覆。 
  兩個月很快過去了,但是我沒有得到任何答覆。我問我的律師,他也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他讓我打電話問問,我想了想,還是沒有打這個電話。他還讓我出差到北京時,去那裡問問,可是,我即使出差去北京,我也不會去那裡問了,因為我再也不想將腳步邁向那種地方。去過一次就永遠不希望再去了。每每一想到那裡那麼多一年到頭狼狽不堪堅守著上訴的人們,我就有種窒息感。 
  五個月過去了,已經到了年底。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我跟律師都感覺希望渺茫,看來,只能等著去天津打官司了。 
  2002年開始了,我換上新的台歷時,翻看著一頁頁日期,自起訴之日算起,一整年過去了,而管轄地就這麼糾纏著,仍然打得沒有任何頭緒。記得眼見到春節了,突然有一天,我的律師給我打電話,說是最高法院的裁定下來了,讓我馬上去他的律師事務所。我的心一陣狂跳,甚至連問都沒敢問結果,就打車過去了。 
  也是一張紙,紙張的大小與北京高法支持張建偉管轄地的那張裁定書外表上似乎沒有多大區別,然而,卻是多麼具有天壤之別的一紙之文呀!我只掃了一眼,心就狂跳不已。 
  這是2001年12月30日的裁定書,我們接到時已經是第二年的一月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幾個大字非常顯赫,然後是「(2001)民三鑒字第17號」以下才是正文:「本院經審查認為原審裁定試用法律確有錯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二款第179條、第一款第(三)項、第183條、第184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責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 
  二、再審期間,終止原裁定的執行。   
  打官司的滋味兒(17)   
  落款是一個鮮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圓形圖章,還有副院長曹建明的名字。 
  盼了近半年的時間,總算沒有白盼。可我仍然心有餘悸地問:重新審理是什麼時間?趙星奇說馬上就得重新審理。 
  2002年3月15日,北京市高級法院民事裁定書(2002)高民再終字第125號下達了。 
  這份裁定書不是寄過來的,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直接給我打來電話,讓我去取。我恨不得馬上去北京取回來,但是,一方面我要陪妻子去醫院看病,難以脫身,再則也是考慮能省一點路費就省一點,所以,我希望在北京找一個朋友代我取回來。張代恩說,如果找朋友取,得有我的委託書才行,還得有我的身份證複印件。正巧這時我的一位親戚去南京辦事路過北京,我就托他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取這個裁定書。我將身份證複印件和委託書一併交給他。 
  我的親戚是位七十高齡的老人,他非常關心我的官司,他聽到這麼好的裁定下來了讓他去取,他顯得非常高興。他乘坐當晚瀋陽去北京的特快去往北京。他說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取裁定書,然後,他用特快專遞給我郵回來。 
  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剛到醫院,我的手機就響了,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他們問我委託的人什麼時候能到。我說七點多鐘火車進站,到賓館去先住下,然後就能去你們法院,大約得九點半到十點鐘吧。過了不到半小時,他們又來電話催問怎麼還沒到?我說快了,可能馬上就能到。當時我看表差一刻鐘就到十點了。對方問我有沒有手機可以聯繫?我說,那是位老人,他沒有手機,我說我也聯繫不上,不過,這是位辦事非常妥靠的老人,肯定不會有任何差錯的。過了一會兒,他們又打來電話,還是說人沒到。我當時十分焦急,但也很為他們如此負責任而感動著。 
  又過了大約15分鐘,我把電話打過去時,對方說人已經到了,我這才放下心來。 
  妻子當時作了化驗,血色素低到8克,而紅色素還有其他十幾項指標都是低的,那張化驗單右側標的箭頭全是朝下,大夫看後,馬上讓她住院治療。如果從我的黃河源之行算起,1988年以來,她幾乎每年住一次院,這是她第十次住院了。我接電話時,背著她,一些不好的消息我盡量迴避她,可她一定要打聽,我只好如實稟告。她自責地說,都怪她身體不好,要不,你自己前去取就保靠多了,何必還讓人家法院一次次打電話。 
  三天後,我接到了特快專遞。北京市最高法院的裁定書,一張薄紙,與上一封同樣的紙張,但這是一份糾錯的裁定書,上邊是這樣說的: 
  根據法律規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有管轄權,原二審裁定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實用「兩便原則」確定管轄不當,屬適用法律有誤,本院予以糾正。裁定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號民事裁定,即駁回被告張建偉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這一次審判長是傅國忠。 
  多虧了申訴,多虧了最高人民法院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責令。終於,我爭回了一口氣。 
  希望,重又朝我招手了。我的律師也非常高興,他說他當了這麼多年律師,還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他說申訴幾乎是不可能得到滿意答覆的,這簡直是罕見的。我感謝我的律師趙星奇,因為他的申訴狀寫得簡潔而雄辯,我更慶幸我遇到了堅持正義的副院長曹建明先生!我真的希望能當面感謝他。但是,我無法感謝,只能在心裡默默為他祝福,祝他春節愉快,也祝他一生平安。 
  我的親戚到了南京後,給我打電話,他說這回可好了,快開庭了吧?我說是的,我當時感覺不日內就會開庭的。 
  平靜了這麼長一段時間的官司,重又有了動靜。我所說的動靜是來自我所起訴的那一方。 
  有關人士又給我來電話了,有人提出你們兩人還是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解決為好,別成仇敵呀!我說,我一直在等著他來和解的,我從來也沒有不同意和解過! 
  癤子也好,膿瘡也罷,要想治好,總得把裡邊的膿鼓出來才能好。這有個火候問題,火候不到,說什麼都沒用的。而這時候,我以為火候已經到了!我相信很快就會開庭的。拖了一年多,也該到開庭的時候了。 
  幾乎所有知情人都認為開庭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我想像的那麼簡單。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那麼認真負責,一再催我取回裁定書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卻從此以後無聲無息,像沒事了一樣。怎麼回事呢?平靜得又讓我心裡邊發毛,這是不正常的平靜嘛!難道,又要有什麼節外生枝的事情了? 
  這期間,我和我的律師曾多次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撥過電話,但都沒有打通。從起訴之後,有一年多沒有與劉法官聯繫了,也不知道這回案子是不是還歸她審理。我翻找出電話本,可是怎麼打也不通。一連打了幾次都說是個空號。費了幾天的周折,我終於弄明白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經搬家了,他們由東鐵匠營搬到了方莊那兒。 
  我總算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新的電話,找到了當初的審判長劉法官。她的態度還是那麼溫和,我說,這麼長時間了,你們怎麼還不開庭審理呀?她說,案卷還在天津那邊,沒有拿回來。   
  打官司的滋味兒(18)   
  我說,怎麼?還沒拿回來?這要不是她親口說的,我真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我問她怎麼這麼長時間卷宗沒拿回來呢?她笑了笑說,我們催一下,爭取盡快拿回來吧。顯然她是在安慰我。我說,你們應該積極一些呀!這個案子管轄地又打回來了,不正說明你們是正確的嗎?當初移到天津,你們等於有了一個錯案率吧?現在糾正回來了嘛!劉法官歎息著說,那錯案率已經報完了,現在糾正也不能抹去那個錯案了。我聽不明白法院居然還會這麼對待錯案率。反正,不管怎麼說,事實將證明你是對的。我對法官如是說。她說,你再耐心等等吧,我們會盡快索回捲宗的。 
  2002年的我,幾乎是在不可理喻中度過的。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既然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麼認真地糾正了誤判,那麼急切那麼認真地希望我取回裁定書,怎麼會又這麼不溫不火了呢?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是二中院一方還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方?還是天津中級法院有意拖著不還卷宗?這三方面的事情我是說不清的,但是,誰又怎麼可能說得清當今法律的奧義呢?這時候想起一句話:打官司嘛,當然還是打關係了。 
  靜下來的時候,總不免要去回味一下這個官司的前前後後經歷。越合計越覺得自始至終就曾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左右著進程似的,就像一個轉盤一直在滯緩地轉動著,任何一個外力都會使它加快轉也都可以使它停下來不轉。但是,外力是一種什麼樣的外力?這隻手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也懶得打電話了。但是,事情懸而未決畢竟是如鯁在喉。我的律師讓我再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打電話催問,他說你要是不打電話,別人是不會替你著急的。我只好再打,但是劉法官不在,打了幾次,她都沒在。 
  到了9月,中國作家與中國建築家在杭州召開了第二屆「建築與文學」的學術研討會。 
  頭一屆是1993年在江西南昌召開的,就是在那次會上,我認識了清華大學的著名學者、《世界建築》雜誌的主編曾昭奮先生。後來,我時常會在《讀書》雜誌上看到他寫的文章,那些文章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建築界人士做事情很是精細,那次會議,留下了一部紀念冊。所有與會者都有照片,也都有自己對於「建築與文學」這個話題的見解。從1993年到2002年,九年間,我們這些關心建築的作家和關心文學的建築家們再度相逢杭州時,又出了第二部紀念冊。正是在這部紀念冊上,我讀到了曾昭奮先生的文字。他寫得非常自然親切,突然,我的眼前一跳,被一排文字電擊般灼痛了目光: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中國第一記者×××抄襲了作家劉元舉的文章,其實,這位記者也抄襲了我寫梁思成的文章。 
  需要說明的是,在我打官司這段時間,有好幾位文學界朋友給我提供了張建偉涉嫌抄襲別人文章的信息,但是,像曾先生這樣清清楚楚寫在紙面上,並且他還說他因精力有限,不想為此而打官司了,但是,卻可以隨時隨地給有關方面提供證據。曾先生是受人尊重的學者,他所說的被張建偉抄襲的文章是發表在《讀書》上的文章,這就更讓我驚歎不已!因為《讀書》雜誌發行十多萬冊,而且在文化人圈子裡有著重要影響的雜誌呀!看的人一定很多,這樣的雜誌上發的文章,他張建偉也敢抄襲?! 
  曾昭奮先生為此專門撰寫了一篇揭露張建偉抄襲的文章,題目是:《小文一篇,也遭剽竊》。全文如下: 
  小文《第十二座雕像》在《讀書》1995年第9期上被排在首篇刊出,這一期《讀書》的港台繁體字本也以《第十二座雕像》作封面標題。張承志先生在《天涯》和香港《二十一世紀》上的文章中對這篇小文予以肯定:「讀《第十二座雕像》後,覺得真應該印發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冊,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牆公園的設想圖,貼在北京的每一個建築工地,每一個公共場所門口。」及後,祝勇主編的《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和葛兆光主編的《走近清華》都把小文采納了。 
  1999年初,深圳的賀承軍博士打電話給我,說《第十二座雕像》被選為1988年全國散文排行榜17篇之一,但作者是別人,不是我。他讓我查查最近的《文藝報》。真是事有湊巧,正好《文藝報》的一位編輯、記者到我家採訪,通過她我迅速地看到了1999年1月5日的《文藝報》,從《文藝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排行榜」上那篇《第十二座雕像》的作者是鄧琮琮和張建偉,並從《文藝報》編輯部得知這篇文章的作者王劍冰先生是鄭州《散文選刊》的主編。不久,又在圖書館找到《當代散文精品1998》,上面有鄧、張的一篇《第十二座雕像》,它還有一個副標題「梁思成與北京城」。但王劍冰的文章提到《第十二座雕像》時,沒有說這個副標題。文章中說,這次「排行榜」是由《散文選刊》邀請40餘位作家、評論家和編輯家組成推選委員會「推選」的。 
  我托北京和鄭州的幾個「編輯家」朋友替我進一步瞭解有關情況。風聲既出,估計鄧、張兩位作者會從北京或鄭州的朋友中得知我在追問《第十二座雕像》的事,遂於1999年4月7日《中華讀書報》上推出《雕像》全文,但以《梁思成和北京城》為題。這真是欲蓋彌彰。直到2002年讀丁言昭女士的《驕傲的女神林徽茵》一書,從它的注文中,才知道鄧、張的文章原載於1997年7月14日之《文匯報》。(香港的?上海的?)原來,鄧、張的文章發於1997年而被「推選」進1998年的排行榜了。   
  打官司的滋味兒(19)   
  將小文與鄧、張的文章共讀,後者除了增加一段關於一位女建築師的事跡外,從內容到文字多是對小文的抄襲和剽竊。 
  小文:整個兒的一座兩座古城,在即將落下炸彈之前可望得到保護;一個偉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之時可獲得關懷……在和平時期裡徹底地消失。 
  鄧、張文:它在即將落下炸彈之前得到了保護,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時得到了關懷,但卻要在和平時期裡徹底消失。 
  小文中的「炸彈」是在讀到梁先生保護了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時說的,而當年人民解放軍若以武力解放北平,則只用炮彈而不可能用炸彈的。可見在抄襲剽竊過程中,總會露馬腳的。還有: 
  小文:急速前進的歷史和城市首腦的匆忙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熱情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回到系裡,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鄧、張文:急速前進的歷史和匆忙的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回到清華園,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內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又如,鄧、張的文章對一些事實的引用,或是對《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於只靠對小文的抄襲剽竊,不是自己實際下的功夫,也出現了不少漏洞和錯訛。 
  1993年5月,在第一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南昌),認識了作家劉元舉先生,2002年1月9日《中華讀書報》:「有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范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蟬蛻的翅膀》被劉元舉指責抄襲了他的《西部生命》。劉元舉已於2001年1月9日將張建偉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杭州),又見到劉元舉先生,他說官司還未打完。我把上述有關《雕像》的情況跟他說了。 
  筆者是建築界中人。在這次研討會上,我說,現在的文學界和建築界,抄襲剽竊已成司空見慣。文學家、作家剽竊別人的文章,建築師剽竊(美其名曰「模仿」)別人的設計,這種行徑,在解放前或解放後頭十多年中,是極少聽說的。現在都習以為常了。作家或建築師,不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勞作和創造性發揮,而是剽竊別人的作品,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腐敗。這是社會腐敗的一種反映。腐敗至此,想通過法律手段來加以制止和治療,是不可能的。為此而打官司,只能揭露或懲罰個別人的個別行為,對治療、克服社會性腐敗,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築界,更腐敗的行為,已成公開秘密。建築師在設計中缺少創造性,作家在寫書時沒有自己的靈感,多些模仿、抄襲,也只是區區賺了些設計費、稿費,比起建築工程或整個社會中的回扣、行賄之類,真是小巫見大巫。為了自己的設計和文字被抄襲、剽竊而去打官司,勞神又費時,而且往往得不償失。在建築界,還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抄襲剽竊別人的設計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這篇文章談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讀者們只要讀到這裡,不會沒有感慨的。曾昭奮先生是位資深學者,他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令我感動。當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襲剽竊的文學界學術界的腐敗者們慚愧不安。 
  就在那次會結束後,我與幾位作家被衢州市請去採風。記得那是到達後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電話,她說她們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聯繫了,會很快要來卷宗,重新立案,讓我不要著急。並說兩周內將給我一個確定的答覆。 
  我問她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卷宗這麼長時間不拿回來,她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定的管轄地裁定書,沒有及時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所以,就懸置起來了。 
  她只輕輕的這麼一句話,說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說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麼急著催我取回裁定書,他們怎麼會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呢?他們工作的銜接上難道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這怎麼可能呢?想來想去,我覺得我當時還是應該親自去北京取回裁定書,而且,應該馬上就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並詢問他們什麼時候索回天津的卷宗什麼時候重新立案,什麼時候開庭,總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著,你自己盯不緊你能怨著別人嗎?你以為你是法院呀?你以為法院會像你一樣對你的案子那麼上心呀?何況這期間還不定節外生出什麼枝來呢! 
  不管怎麼說,不就是再等兩周嗎?我都等了快有兩年了,兩周又算什麼? 
  兩周是很容易過去。但一直沒有消息。又過了兩周,還是沒有。法院怎麼這樣說話不算數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時,我問什麼時候能夠給我信兒,人家告訴我兩個月。結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兒,好在是等來了有利的消息,而這回已經等兩個兩周了,卻還是不見音信。趙星奇催我再給法官打電話。我只好再打。   
  打官司的滋味兒(20)   
  法官的情緒顯然不高,她說,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氣兒了,說是很快拿回來卷宗,但是,沒有拿回來,我們也無法立案呀。我說,你不是說兩周就能拿回來嗎?她無奈地說,可是沒有拿回來呀,我們也不好辦。我說,那你們應該催一催呀!她說,那我們就再催一催。 
  又過了好幾周,趙星奇又讓我再打電話催問。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問。 
  但我還是給法官撥通了電話。對方顯得非常無奈。我追問究竟是什麼原因時,她有點欲言又止,她說,有些話,我也不好跟你說。我說,你們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嗎?她說,我們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們都是平級法院,關於管轄地的事兒特別敏感,我們要是直接跟人家要,這樣犯忌諱,好像我們特別爭著要似的。話裡話外,透出了她們許多難言之隱,許多無奈。 
  我明白了,那只看不見的手,似乎又在操盤了。我說,那你說怎麼辦?就這樣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呀?她說,你還得找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我撥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可是,沒有人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確實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對方的語氣一點不像劉法官那麼溫柔。這不僅僅因為接電話的人是男士。我聽說主任叫徐陽,於是,就找他,對方說不在。我只好說找傅國忠。他以一種警惕的口氣問我有什麼事兒?我說您貴姓?他說你有什麼事兒你就說吧。對方不願告訴我他的姓氏。我打過幾次電話,都是無法問出對方的姓氏。對方連姓氏都不肯告訴我,這使我真覺得心裡不溫暖。我說官司的事兒。我問他什麼時候能夠從天津中院那兒要回捲宗。他說你就等等吧。我說等到什麼時候,他不耐煩地說,到時候就會通知你了。然後,掛電話的聲音也讓你感覺有些無情。 
  這期間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並找到了審判長。我自報了家門後,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們為什麼遲遲不肯將卷宗從天津中院要回來?拖了這麼長時間,是否有點兒不正常呀?我的語氣是不帶一點謙卑色彩的,甚至帶著刺兒,也帶著我這麼多天的鬱悶。顯然惹得對方很不高興的。他馬上反唇相譏:判到天津時,七個多月沒開庭,你怎麼不認為不正常呢? 
  一句話說得我無言以對。倒也是,假如天津那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來之前就已經開庭了的話,那麼,豈不就是另一番風景了?! 
  我勸自己,聽天由命吧! 
  轉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時,我接到了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通知,要到北京來學習了。 
  我打算這一回到北京後,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找他們當面問問。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讓我立刻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到北京去。於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撥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徐陽。也沒有找到傅國忠。我又問他,你貴姓,他仍然不肯告訴:你有什麼事兒你就說吧。他的口氣很不耐煩。我說,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們能夠盡快給我個答覆,否則,我將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這件事為什麼這麼拖個沒完沒了。我這是先給你們通報一下,別怪我到時候做出來與你們不利的事情。我越說越理直氣壯,似乎帶有威逼成分。 
  對方的口氣顯然軟下來了,他說會盡快給我回話。 
  果然我的這種理直氣壯口氣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點打的電話,不過半小時吧,我就接到他們的回復。電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張代恩打來的。他口氣是謙和的,頭一次令我感覺舒服。他說他們爭取盡快跟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語氣有些委婉地說,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他指完成任務可能是指他們糾正了管轄的錯誤裁定。不過,他又說他們有責任再幫著問問,催催,從中協調一下。他好像在幫我的忙,而不是他們應盡的法律義務似的。話裡話外,拖了這麼久,他們不將裁定書給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也不催促返還卷宗倒沒有任何過失,而現在這時候肯於幫我忙,我還得感謝他們似的。他可真會說話呀!我心裡並不痛快,但是,畢竟他說話口氣很是客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末了,只能說,那我等著你們的准信兒。 
  3月4日,張代恩又打來電話。他問我,這期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是否找過我?我說從沒找過!他說,他們正在與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讓我再等些時間。他問我,什麼時候到北京來? 
  他好像特別關心我去北京的時間。我說,我隨時可能過去,最遲,也不會超過月底的!我的律師說,這回你的電話肯定奏效了。他們特別在意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正在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你這時去,他們怕你上告。這就是天時,這就是中國特色。聰明的打官司人,是應該善於抓住這種機遇的。 
  果然,我的律師的話應驗了,沒幾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給我打來電話,她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我們覺得不能再拖了。她還跟我說了開庭的時間定為5月13號。到時,她說會給開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報到的。我在北京期間,去中院取回開庭通知,也給他們送去了有關證據材料。當時,已經是進入了非典時期,北京街頭杳無一人。我戴著兩個口罩,捂得嚴嚴實實。出租車上的廣播格外令人恐慌:說是二小時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醫院,男的多大的年紀,女的有什麼特徵,哪位司機拉到這兩位乘客請馬上到什麼地方去云云。我當時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出租車司機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說的就是我乘坐的這輛車,那麼這個車內就會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21)   
  到了方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收發室裡的人極少,偶爾見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處還有機場安檢的措施,看上去,沒有一絲溫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這麼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時期,非典時期是不應該出門的,而我又不得已冒著被傳染非典的危險而為之,越想越沮喪。 
  法官這時從裡面出來會見我。她戴著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她還戴著手套,她在接過我的證據材料時,白手套顯得格外明亮,像蒙著一層霜。我這是頭一次見到與我通過無數次電話的女法官,我無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非典,開庭的時間順延了。具體時間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瀋陽。從北京回去的人被視作洪水猛獸,我被軟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電話通知我開庭時間確定在7月24日13時30分。 
  這時候,我似乎已經麻木了。到了開庭時,我沒有出席,我的律師全權代理。張建偉也沒有出庭。開庭前,法官給我打電話,說對方要求庭外調解,問我是否同意,我說同意。 
  我的律師到了北京後,對方也提出要調解,我的律師也說同意。但是,一談到調解條件,他們連最起碼的侵權都不承認,調解只能流產。 
  開庭之後,一些記者給我打電話要採訪我,我已經心灰意冷,我一概讓他們找我的律師。 
  大概是開庭後第三天吧,審判長劉法官打來電話,她說,張建偉的律師還是希望庭外調解。 
  我說,他們不是不同意調解嗎?審判長說,他們一出庭態度就變了。他們還是希望讓我跟你商量一下,他們說你的律師態度太強硬了,希望跟你說說。 
  我說,你看呢?法官說,這個權利在於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覺得他們翻來覆去想調解,真正到了調解時,他們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義盡吧。 
  我說,你覺得能調解嗎?法官也想了想說,要不這樣,你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也算仁至義盡?我說,那好吧。 
  過了幾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是陌生的: 
  「你是劉元舉嗎?」我說是的。 
  「我是張建偉。」 
  我說什麼?對方重複一句:「我是張建偉呀!」 
  我說別扯了,你別冒充張建偉了。 
  對方笑了:「我真的是張建偉。我在青島拍電視,給你打電話。」 
  我說,我還以為哪個哥們兒冒充你打電話尋開心呢! 
  這樣一來,我們的談話顯得非常輕鬆隨意。 
  他說,開庭時他沒出席,我說我也沒出席,他說他知道。他在電話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問我近期是不是在瀋陽,我說可能出去三兩天吧,基本上都在瀋陽。他說等雙方律師研究定個準確時間吧,我說可以。 
  這是張建偉頭一回給我打電話,我不應該懷疑他的動機。即使懷疑,我也不應該拒絕。 
  過了兩天,他的律師打來電話,與我的律師商量和解的事兒。地點嘛,自然定在瀋陽。商量的時間是本周內。當時是週一。本周內,就應該週五以前吧。我們等著他們的到來。我想,這一回,他們可能沒啥僥倖心理了,所以才想著和解吧? 
  但是,到了週五這天,他的律師才來電話,他說,下周吧。這週二、三兩天,張建偉忙不開,有事兒,週四、五,是他這邊有事兒忙不開,就只有下周了。趙星奇說,下周也應該有個準確時間吧?不能拖得太長了。對方說,那就週二吧,我給你打電話。他問我的律師:你們能不能說說有點什麼想法呀?趙星奇說,我們有什麼想法?我們沒有什麼。得聽聽你們的想法呀!對方顯然在試探,然後就定了,下週二電話再聯繫。 
  到了下週二時,對方律師沒有如期來電話,我的律師只好給他打電話。他首先問我的律師,有沒有什麼條件,最好先說說,否則,老遠的去一趟瀋陽也怪費事的。我的律師說,那得你們提出條件。對方想了想說,張建偉使用了劉元舉的著作沒有經過劉元舉,這顯然是不對的,張建偉要向劉元舉道歉,但是,劉元舉給媒體說了那麼多傷害張建偉名譽的話,是不是也得給張建偉道個歉呢?! 
  我的律師一聽,這哪是話呀!就這個態度還有什麼可和解的呢?你抄襲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實說了,難道還得給你道歉?豈不是強盜邏輯?!就像你偷了人家東西,人家告訴別人說你偷了,而你卻因為將你偷東西的事實披露出去,也構成了道歉的理由?!虧他能說得出口,這叫什麼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門永遠關閉了! 
  我的律師認為這純粹是強詞奪理。看來,他們又一次耍弄了我們。於是,我們只能給法官又打去電話,如此這般陳述一氣,於是,只有等著法院的判決了。我真不明白,張建偉既然沒有任何誠意,他還要求什麼和解?這可能嗎?!事到如今,他還不知道面對自己的錯誤?他是抱有什麼樣的幻想呢?他到底怎麼回事? 
  在雙方交換的證據當中,我終於讀到了張建偉親筆寫的《采寫〈蟬蛻的翅膀〉一書前後》的文章。這篇作為證據交給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狀,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這種侵權經過的認知。   
  打官司的滋味兒(22)   
  「《西部生命》一書作者劉元舉訴訟我在《蟬蛻的翅膀——秦文貴的故事》一書中侵犯其著作權一案,至今已經兩年半了。 
  「此前,許多媒體和網站發表了許多未經核實的、對我進行不負責任的誹謗性文字,使我的名譽遭到了損害。 
  「媒體和網站記者多次提出對我進行採訪,但我始終遵守中宣部和團中央對我的要求——不准在媒體露面,以免損害《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傳主人物、當代青年的榜樣秦文貴的典型形象——為了顧全大局,我始終對這些誹謗未置一詞。 
  「因為我始終相信相關負責人曾經對我的允諾:要相信組織…… 
  「現在,此案即將開庭。我發現,我曾經得到的允諾純屬子虛烏有。在我採寫《蟬蛻的翅膀》一書時的某些相關負責人,不僅不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而且連對此案涉及的相關情節進行實事求是的說明這樣一點義務也不願承擔,這讓我感到驚訝。 
  「需要說明的是,我至今不願在媒體炒作此事。但是,儘管我個人名譽在某些組織和責任人看來算不了什麼,我卻應該對始終關心我的朋友們和讀者們有所交代。我不該一聲不吭了。」 
  張建偉這番話可謂是發自內心的話,夠真誠了。由此,道出了他對於組織由依賴感激到充滿沮喪抱怨甚至憤憤不平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正是我的所有曲折與想不明白的那些個事情的緣由。我真感謝他如今如實道來和盤托出。他以為他始終在恪守著組織原則,他以為他的侵權行為可以由組織出面,而一切責任由組織承擔。這連最簡單的定理都忤逆了,難道組織上讓你抄襲別人的著作了嗎? 
  「媒體和網站記者多次提出對我進行採訪,但我始終遵守中宣部和團中央對我的要求——不准在媒體露面,以免損害《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傳主人物、當代青年的榜樣秦文貴的典型形象——為了顧全大局……」你既然是怕損害秦文貴典型形象,那你怎麼可以把劉元舉純文人的帶有個人情緒的感受性語言,當做了秦文貴的感受呢?你這樣做,豈不首先就損失了秦文貴的形象了嗎?你這是造假呀!莫非你這樣一個名記者連這個假的感受都不明白?退一萬步說,假如真有個別領導讓你這麼抄襲,你寫了這麼多年的東西,你也應該知道抄襲是不道德的吧?你還說「顧全大局」,你怎麼到了要開庭時,就將有關領導拋了出來而不再顧全大局了呢? 
  你還說「我曾經得到的允諾純屬子虛烏有」,你得到什麼許諾?你正因為這種所謂的允諾你才有恃無恐,拒不認錯吧?! 
  「共青團中央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張建偉在文章最後一部分的小標題,他在這部分裡寫道: 
  「儘管我個人名譽在某些組織和責任人看來算不了什麼,我卻應該對始終關心我的朋友們和讀者們有所交代。我不該一聲不吭了。」 
  你「個人名譽」與「某些組織和責任人」是什麼關係?這個關係如何擺放?如果你真有組織觀念,那麼你也不該到了這個時候去怨懟組織吧? 
  再看他的結尾處(原文照錄): 
  「訴訟發生後,我立即向共青團中央宣傳部負責同志作了匯報。我希望團中央有關同志能向媒體說明:兩年多來,我像個理屈詞窮的被告而一言不發,正是因為遵照了這位負責同志向我數次傳達的中宣部和團中央的指示:不許我直接面對媒體發言,而由組織出面解決此事。「但從訴訟到今天,兩年半過去了,我只看到由於我的一言不發,我的名譽不斷地遭到損害,未見所謂組織解決此事的任何希望。「我還能這樣希望嗎? 
  「我不知道。」 
  (全文到此完,有他的簽名還有他的手印。) 
  我不想再對他的宣洩式證據進行任何分析了,我想,任何明眼人都會看出來他這樣說話對他不會有利的,自己的過錯該由組織承擔嗎? 
  他張建偉簡直是被寵壞了!我替他惋惜呀。 
  最起碼我覺得不能這樣做人,我為他悲哀。 
  在我冒雨趕到第十審判庭時,由劉法官當庭宣判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號判決書。基本內容網絡與一些媒體已有披露,在此,不再贅述,但我覺得判決書上這段話非常有力: 
  張建偉提出其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是接受團中央等單位的委派,該書的一切法律責任應由委派單位承擔的主張,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團中央等單位雖委派張建偉採訪並撰寫秦文貴的先進事跡,但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曾指示張建偉使用劉元舉的作品,也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對該書承擔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權利,故對張建偉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的語言是多麼嚴謹!多麼明澈!我看著這樣擲地有聲的判決,從心裡往外吐出了一口悶氣。喔,兩年零九個月呀! 
  許多朋友們看到千龍網上我的當庭照片,說我很疲憊很憔悴的樣子,他們問我為什麼不高興一點呢? 
  是啊,我為什麼臉上看不出一丁點兒的贏了官司的喜色呢?我端詳著自己的樣子,我也發覺了我一幅憂心忡忡的樣子。官司打完了,你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 
  這只是一審判決呀。還有15天,被告具有上訴權的。果然,「十·一」過後,張建偉向法院提出了上訴。   
  打官司的滋味兒(23)   
  上一次為了管轄地之爭,他就是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遭到駁回後,他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得以支持,那麼,他這次又在一審失敗後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麼,他還想期冀著他會再一次得到支持嗎? 
  他的文章最後一句話是這樣感喟的:「我還能這樣希望嗎?我不知道。」 
  他這是指對組織而言的,那麼他對於法律呢?他還會抱有希望的僥倖嗎? 
  我覺得,他這樣一丁點兒都不認識自己的侵權行為,一點不從自身找原因,這不僅會使他失去更多的讀者和支持者,而且他會由此失去得更多更多。他走得太遠了。 
  此時,北京已經進入了深秋季節,我從窗外望出去,滿目一片成熟的陽光。 
  我從雨天開始起筆,收筆時,已是滿天陽光。這是個好兆頭。 
  為了給《西部生命》討個說法,為了柴達木的那片土地那些人,我會堅持走下去。我依然相信法律的公正。 
  8 象牙塔裡的腐敗 
  在我說完這個打官司的經過時,我覺得還有一層更為深刻的東西沒有揭示,我還不曾從 
  理論上予以闡釋,因此,我在下面要引用一篇千龍網上的文章,以饗讀者:題目為《象牙塔 
  裡腐敗叢生》。全文如下: 
  千龍新聞網 小玫 小寒 2003-03-16 
  越來越多的人們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在知識界蔓延的腐敗,成為了近年「兩會」關注的一大焦點。中國反腐的矛頭,正在從政治和經濟領域,轉向以「人類靈魂工程師」自詡的中國知識精英的身上。象牙塔裡腐敗叢生。 
  從北大教授剽竊,到中科院行賄醜聞;從文憑上的權錢交易,到學術成果的偽造…… 
  這些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還鮮有所聞的「陰暗現象」,到了90年代以後卻不可抑止地氾濫開來。 
  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中國第一家學術批評網站的創辦人——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楊玉聖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有的大學甚至被稱為「抄襲大本營」「複印大本營」,有國人抄國人的,也有國人抄「洋人」的;有學生抄老師的,還有老師抄學生的,有人曾根據已公開的材料整理出一個「黑名單」,整個中國的名牌大學幾乎都在這個名單之列。 
  顯然,在一批政壇高官和經濟界蛀蟲紛紛落馬之後,人們正把反腐的注意力轉移到一個新的階層上來:中國的知識精英。而這個階層,很久以來,一直自稱是中國腐敗的最大受害者;以其氣節,一直自詡為中國腐敗的最大抨擊者。 
  對於「士風」的喪失,一些人歸因於中國最大的一次社會轉型衝擊,它使得千百年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誠信,一夜間成為了過時的詞彙。全國政協委員於小文說:「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道德意識受衝擊,出現了信仰危機、信仰無序的道德滑坡。」 
  知識精英的腐敗正可怕地預示著新的領域的腐敗。中國如果鐵心要把反腐向高層次推進,就必須十分警惕這種象牙塔裡的腐敗,這種一眼看上去「無權無勢無錢的腐敗」。最危險的腐敗。 
  知識精英的腐敗之所以可怕,首先在於它如今已是如此的氾濫,更在於我們不會忘記已故的民俗學泰斗鍾敬文先生留下的這樣一句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知書達禮,廉潔自律,士風浩蕩,千百年來便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準寫照。他們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權貴低頭。在這個幾千年前就講究「仁、義、禮、智、信」的國度,知識分子一直是整個民族行為規範的表率,他們的知識掌握、文化涵養、教育水平處在中國各階層中的最高水平。 
  顯然,如今的學術腐敗,正在向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傳統價值提出最嚴峻的一次挑戰。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學術界是一塊淨土,一座像牙塔,是中國人最後的道德底線,但是,它如今卻遭到侵蝕,不能不讓人心顫。 
  與政治和經濟精英不同,知識分子往往被視為「手中無權,身上無錢」。人們說,抄一本書,能掙多少錢?相較於有的人一揮霍一貪污便是上億元,這又算什麼?但是,不要忘記,知識精英掌握著一項最重要的權力——傳播人類文明的火種。可以想像,這副身軀一旦百孔千瘡起來,那才是從根子上爛掉了,一個民族將沒有復興的希望了。 
  在一個文化教育還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裡,知識精英起著為人師表、率先垂范的作用,是億萬人民的楷模。在中國近代史上,他們的身體力行,深刻地影響著大眾。中國的革命,都是由知識分子帶領著而發起的,銀行家和廠長們永遠不能完成這樣的使命。 
  如今,知識精英正在向這個社會的各個領域發起衝擊,登堂入室,甚至入主政壇。但他們的高學歷或許並不與道德修養成正比。因此,他們一旦腐敗起來,這恐怕是中國最危險的腐敗了。 
  9 官司還沒有結束 
  我已經很疲倦了,或者更準確說已經厭倦了這種沒完沒了的官司。本以為有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這個案子應該完結了,但是,張建偉又於9月30日,向北京中院提交了上訴狀。他上訴的請求居然是兩條: 
  1依法撤銷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號民事判決;   
  打官司的滋味兒(24)   
  2判令被上訴人承擔上訴費用。 
  他上訴的理由是他的抄襲剽竊「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並未構成侵權」,還說符合「著作權法」,真不知他的這個著作權法是哪兒的權,哪兒的法。或許,他獨具慧眼而我們卻是孤陋寡聞? 
  我曾設想,如果是我的話,我絕不會再去遞交上訴狀,這樣的侵權事實,總應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認識,對當事者有所歉意…… 
  可是,他不是我。他確實不是我。前邊我多次曾設想到我自己,將心比心,但是,我一次次都沒有比對,他的心確實不是我的心,不能夠將心比心的! 
  那麼,就只有讓法律來說話吧! 
  確實,著作權的維護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路還很長,但我會堅持下去,為了我,也為了更多人的權益的保障。 
  2003年10月27日草於北京魯迅文學院     
  第二部分   
  評說《西部生命》(1)   
  1 劉元舉和他的《西部生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張恩和 
  初識劉元舉,見他那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孔,一雙大而清秀的眼睛,便想起太史公對留侯張良的評語:「狀貌如婦人好女。」當得知他老家是遼東半島的大連,是地道的東北漢子,又想起一句話是「北人南相」。我不懂面相,也不相信看面相,但從他的臉上我看得出他的才氣;特別是細看他眼神中時而流露出的幾分憂鬱,就知道他是個很有思想的人。雖然我們之間年齡有差距,但在一起十分投緣。我特別喜歡他幽默有趣的話語,聊起天來海闊天空,真讓我感到開心。這大概就是所謂「緣分」。我總想,這個劉元舉,其清秀的外貌和內在的氣質,一定是充分吸取了他的家鄉大連美麗山海的靈秀,否則怎麼會出落得這樣讓人喜歡呢? 
  不過一開始我們也並非對什麼問題都看法一致。那一次是在關於散文創作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提出並鼓吹「神性散文」,憑他的口才和激情,說得在座的許多人頻頻點頭。但我卻有些不以為然。那時候全國正興起「散文熱」,不但散文創作「空前繁榮」,一些搞理論批評的人也紛紛提出各種各樣的見解,給散文加上這樣那樣的名目,如什麼「大散文」「小散文」,還有什麼「社會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學者散文」等等。劉元舉又提出什麼「神性散文」(相對於「人性散文」而言),真有點讓我「眼暈」。我這人對什麼事都喜歡大而化之,對散文的認識也簡單化地認為:散文可以寫不同題材內容,可以由不同的人寫,有不同的寫法,但散文就是散文,寫得好就是好散文,寫得不好就是差散文,不必用「女人」「學者」「文化」這類的旗號招搖?儘管提出這樣那樣的散文都可以說出一番理由,提出一定根據,但創作者情況很不相同,內容題材也方方面面太多,真要細分起來,實在不勝其煩。記得我在討論會上就說(倒不是針對劉元舉提出「神性散文」),如果按這樣分法,從當時已經有些官員、名人寫作散文的情況來看,豈不是還可以提出「官員散文」「名人散文」? 
  後來我讀了劉元舉寫西部生態西部生活的散文集《西部生命》,看法(對他提出的「神性散文」)即有了一些變化。 
  我先是一下就被他這些寫西部生活和他自己生命體驗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聽說有人讀了他這些作品後驚呼「散文居然還有這樣寫的!」我在讀了這些作品後,也從內心歎服這個劉元舉怎麼竟寫出了這樣好的散文!至今為止,還沒有一本別的散文集能讓我一口氣讀下來,讀完它。劉元舉這本散文集《西部生命》則是我一口氣讀下來並且是一篇沒落地讀完了的。在讀劉元舉這些作品之前,我也讀過一些別人寫西部生活的作品,其中許多也寫得不錯,寫出了西部生活的面貌和特點,但都沒有劉元舉的這部作品這樣吸引我,都沒有他寫得這樣大氣磅礡,激情洋溢,讀過之後讓人感到心氣高揚,迴腸蕩氣。的確,劉元舉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感受,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進去,使讀者不能不和他一道去感受西部、體驗西部,和他一起激盪、奔放、呼喊!和當前一些寫風花雪月身邊瑣事的散文以及一些賣弄玄虛故作深沉的散文相比,劉元舉的散文率真樸實,粗礪豪放,完全是另一種色彩,另一種風格。之所以能夠如此,我想,除了他真正深入到了西部,熟悉了那裡的生活,更因為他有才氣,有思想,真正是用生命去擁抱生活,擁抱創作,就像有人所說,他真的是用生命去進行創作。 
  我想舉兩段文字來說明。其中一段是寫沙漠裡缺水,人和駱駝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又是超越死亡,人和畜(駱駝)都表現出可謂「神性」的「情」和「性」。那是: 
  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一道沙跡。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就在這時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連接點的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它沒有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聲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西部生命》)這裡且不說這段文字敘述怎樣形象生動,語言怎樣精練,描繪怎樣有聲有色,鏡頭運用、心理刻畫交叉搭配又是怎樣有層次,我覺得更主要的是這段文字飽含著作者的血淚感情,他的心和駝工的心以至和那匹將死的充滿靈性駱駝的心連了起來,絕妙地寫出了一種生靈的精神。讀這段文字時,平時已不易激動的我也不禁湧出了熱淚。 
  還有一段文字是關於西部荒漠的抒情和議論,那是: 
  真正的大英雄應該也只能出現在這種全是陽光全是坦蕩的戈壁荒原、大漠中…… 
  要過癮就得到這地方來,寬寬堂堂,明明亮亮,沒有人看你沒有人干擾你,你愛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愛脫光了身子就脫光身子,作為男人在這裡光著身子,肯定會增加陽剛之氣。要是陽痿,到了這裡接受戈壁陽光,肯定比男性病診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牆旮旯曬太陽的老人,那些塌著腰在辦公室裡整天捧著個茶銹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職人員,還有那些在春天裡得了流感到醫院大走廊裡掛滴流的人,都到這條灌滿陽光的大走廊裡來吧,接受陽光浴,會益於身心健康的。(《河西大走廊》)這段文字沒有很多特別之處,但它表現了作者很不一般的見解和思想,表現了他對當前社會上許多問題許多現象的看法,一句話,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觀美學觀,是一種人格和境界的表現。這裡,我覺得還應該再加上幾句話,即:「那些整天只知道追名逐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人,那些整天為了老婆兒女柴米油鹽在三畝自留地上打轉轉的人,來到這充滿陽光的戈壁荒原,境界會立即提升,靈魂會得到淨化,將能夠把一切塵俗拋開,成其為真正的人。」這也許多餘,因為作者雖然只寫了人的肉體,肯定也隱含了精神。加上這幾句話顯得太直白,但我想思想的力度是否能更大些呢?   
  評說《西部生命》(2)   
  我讀劉元舉的《西部生命》,是融進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也調動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體驗的。我也去過西部,對那裡的生態環境、人文狀況有些膚淺的瞭解。我當然不像劉元舉那樣隻身獨闖深入到過艱苦的柴達木,荒涼的黃河源,但我也走過從柳園到敦煌的路,見過遠遠望去就讓人害怕的火焰山,到過被遺忘在大漠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我記得在從柳園開出的破舊的汽車裡,透過暮色一眼望去只是無數灰黑色的石塊和無邊的沙原;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死寂和荒漠。我忘不了在高昌故城落日的餘暉中,聽嗚嗚的風聲穿過壁立的斷牆殘垣,彷彿是無數先民的鬼魂在對我訴說,說不出的落漠、惆悵、驚悚便一齊向我襲來。這時,我真突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覺。還有,我看過西藏的天葬(我沒有到過西藏,看的是記錄西藏天葬全過程的片子),當看到虔誠的天葬師莊嚴認真地將死者的肉體割碎給守候在四周的鷲鷹啄食,直到連一點殘渣都不剩下,然後看這些餵飽了的鷲鷹高興地撲稜著翅膀飛向天空,這時我似乎體認到「天人合一」「人神一體」是什麼意思。在這些超越時空、超越生死、超越人和其他動物的界限的體認中,是否就有點劉元舉所謂的「神性」呢?可惜我不像劉元舉感受得那麼細,那麼深,大概也就是「悟性」不夠,所以寫不出劉元舉那樣的散文,但我自認為對劉元舉的散文能夠讀懂,能有些理解。 
  有了這樣的理解,再返回頭看劉元舉關於「神性散文」的說法,就覺得那不是沒有一點道理(至於理論上是否必要這樣提,則是另一問題)。劉元舉說:「神性散文受兩方面的制約,一方面它只能來自神秘的地域,另一方面得有一個敏感而悲憫的心靈。就是說,你得把自己放在一個奇崛的環境中,去進行獨特的體驗。你得不斷接受新奇的刺激,剔除你固有的世俗的陋識,你會感覺到你和你腳下的土地一起升高到海拔數千米的高度,你會覺得你眼前的任何生命都燦爛,你絕不會像平時你在城市中那樣見什麼都不以為然。」他又說:「神性是不可多得的,」神性和神秘不同,「神秘是一種純客觀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則含有著人的意識的參入。」情況真如他所說,在他的作品裡,無論是烈日烘烤下的大漠,乾涸的河床,龜裂的土地,斑禿狀的駱駝刺,以及隨處可見的斷垣殘壁,還是寂寞的柴達木,孤獨的黃河源,憂鬱的敦煌,淒涼的冷湖墓地……展現在讀者眼前的,除了那實實在在的帶有幾分神秘的西部地域環境,其中所有記敘不也反覆展示了作者的人文思考、憂患意識,這不也就是作者所謂「悲憫的心靈」嗎? 
  不過,我覺得僅僅用「神性散文」來理解、解釋劉元舉這些寫西部生活的散文似乎還不夠充分。這些作品所表現出和傳達出的思想,顯然比「神性」要多得多。其中最突出的我以為就是充滿在這些作品中的「生命意識」和「人文精神」。《西部生命》寫了很多死亡、荒涼、寂寞、憂鬱……這些都給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是通讀全書,我們看到作者不是為寫這些而這些,他更多地是寫了人(石油工人)對西部的開發和建設,寫了那些創造奇跡的「漂黃」勇士;寫他們是怎樣在難以想像的艱苦條件下「獻了青春獻終生」,寫他們是怎樣為挑戰自然英勇犧牲。他是要在死亡的沙海中發掘通常在舒適的環境中沒有的生命的意義,尋找在城市生活中缺乏的精神的價值。應該說,這才是《西部生命》的基調和主旋律。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   
  1 大記者、名作家張建偉抄襲剽竊造假 
  曲 頡 
  大記者、名作家(范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中國青年報》的編委張建偉用10天時間寫出的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以下簡稱《翅膀》),是一部專寫當代青年先進模範人物的傑出代表、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級工程師秦文貴的書。此書在當代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可以當做教材,然而,不幸的是我卻從中發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 
  在看到《翅膀》之前,我讀過《西部生命》(以下簡稱《生命》)。這部書是東北作家劉元舉用生命寫就的散文集。這是一部當代作家描寫西部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不認識張建偉、也不認識秦文貴,可我認識劉元舉。 
  我讀《翅膀》,我感到秦文貴的那種——激情的詩化的近乎偏執的西部情思與作家劉元舉十分相似;我讀《翅膀》,我感到張建偉的那種——豪放的激越的質感的意象化的文筆與作家劉元舉頗為相近。難道天下真有這種驚人的相近相似?我將《翅膀》與《生命》進行反覆比較,從中發現了驚人的問題——抄襲!剽竊!造假! 
  劉元舉在1996年出版的(春風文藝出版社)、用7年時間創作的《生命》第48頁寫道:「黃沙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 
  第46頁:「西部的沙子細小,綿軟,有著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處流淌,那上邊的紋路也像水的波紋。捧在手裡會從指縫間滲漏。沙子還可以當水用。當年,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銼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 
  但是,沙子畢竟不是水。 
  「沙子還可以當被蓋,用以遮擋風寒。50年代有一位地質工作者在柴達木搞追層測量,迷失方向,與接應的人失去聯繫。白天沙漠滾燙,蒸烤得光著脊樑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個荒漠在發抖。他要不是鑽進沙子裡邊過夜恐怕就得凍壞。但是,沙子畢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還有一種醫療作用。在西部有好幾處沙療療養院。利用曝熱的沙子治療風濕、關節炎、胃病以及許多老年性疾病。許多患者到這裡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沒治好的。沒治好的意識到,沙子畢竟不能取代醫療器械。」 
  張建偉在1999年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用10天時間製作的《翅膀》的第14頁寫道:「秦文貴發現,就這麼一卷,黃沙便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久久地飄揚著,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 
  第15頁:「秦文貴彎下腰,捧起一把黃沙……現在他想起來了,是的,他們講過:咱們這花土溝的黃沙與內地不同,它們細小,綿軟,有著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處流淌,而且,那沙丘的紋路兒也像水的波紋。你捧在手裡它們會從你的指縫間滲漏。 
  「沙子像水。這比喻秦文貴還是第一次聽說。可能這裡太缺水了,所以人們便夢想沙子就是水。 
  「不!講話的人說,這裡的沙子真的可以當水用哩。當年——50年代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銼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 
  「沙子還可以當被蓋,用以遮擋風寒。50年代有一位地質工作者在柴達木搞追層測量,迷失方向,與接應的人失去聯繫。白天沙漠滾燙,蒸烤得脊樑還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個荒漠都在發抖。他要不是鑽進沙子裡邊過夜恐怕就得凍壞。 
  「沙子還有一種醫療作用。50年代,人們就利用曝熱的沙子治療風濕、關節炎、胃病以及許多老年性疾病。許多患者到這裡治好了病。」 
  劉元舉在《生命》52頁寫道:「它的形象是一種風的外化,它的紋路(『路』應為『絡』)兒從來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屬於水的,離開水,就屬於風了。」53頁:「這麼偉岸的沙山全都是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 
  沙子的屬性原本就是鬆散的,是沒有凝聚力的,因而我們常說一盤散沙。 
  在我生活的東北,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所有的沙子都是鬆散的。因為鬆散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而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張建偉在《翅膀》16頁寫道:「這沙丘的形象正是一種風的外化,它的紋路(「路」應為「絡」)兒從來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有水的地方,它屬於水,而在沒有水的地方,它屬於風。」 16頁:「秦文貴極目遠望,偉岸的沙山在很遠的地方矗立著。想到它們全都是由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饒他是一個學過石油勘探的大學畢業生,也感到不可思議。沙子的屬性原本是鬆散的,它們沒有凝聚力——一盤散沙嘛!因為鬆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沙子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沙子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在大戈壁的瀚海中,秦文貴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2)   
  劉元舉在《生命》29頁寫道:「柴達木的駱駝是柴達木人最親切的伴侶。它們一隊隊行進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駝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動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隊員們靠它們馱水馱糧,如果不是它們的奉獻,將會有多少人在進入這片荒蕪的盆地時無法生還。人們稱它們是沙漠之舟。它們比人類有著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麼一隻駱駝因為飢渴一下倒在了滾燙的沙漠中。駝工拚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來了。駝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隊長請求給它一點水喝。可是,僅有兩桶水,那是全隊人好幾天的水量,每個人嘴上都乾裂得淌血卻沒有一個人捨得去喝桶裡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資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駱駝,不是人,所以,它沒有權利喝。駝工再哀求也沒有用。當那位駝工含著熱淚與癱倒的伴侶進行生死告別時,那頭巨大的駱駝本已無法抬起的頭上揚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來,枯澀的兩眼閃著沙漠般的迷惘。年輕的駝工突然動了感情,長跪不起。他與這匹駱駝已經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跡。 
  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就在這時,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連接點的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它沒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那頭駱駝被掩埋了。這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駱駝,人們總說那是一頭通人性的駱駝。」 
  張建偉在《翅膀》116頁寫道:「駱駝是與勘探隊員們相依為命的夥伴。 
  它們一隊隊行進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駝峰排列在漠海中,就像海洋裡在驚濤中起伏的航船。勘探隊員們靠它們馱水馱糧,如果不是它們的奉獻,將會有多少人在進入這片荒蕪的盆地時無法生還。駱駝被稱為沙漠之舟。 
  它們比人類有著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麼一頭駱駝因為飢渴倒在沙漠中。駝工拚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來了。駝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隊長請求給它點水喝。可是,僅有兩桶水,那是全隊人好幾天的水量,每個人嘴上都乾裂得淌血卻沒有一個捨得去喝桶裡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資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駱駝,不是人,所以,它沒有權利喝。 
  駝工再哀求也沒有用。當那位駝工含著熱淚與癱倒的伴侶進行生死告別時,那頭巨大的駱駝本已無法抬起的頭上揚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來,枯澀的兩眼閃著沙漠般的迷惘。年輕的駝工突然動了感情,長跪不起。他與這匹駱駝已經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跡。就在這時,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連接點的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它沒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那頭駱駝被掩埋了。 
  「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駱駝,人們總說那是一頭通人性的駱駝。 
  「這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 
  劉元舉在《生命》第27頁寫道:「那一次孤行,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我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 
  張建偉在《翅膀》第127頁寫道:「秦文貴慶幸自己在出國前有過這樣一次墓地祭奠。它給了他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他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 
  如此,等等多達近60處! 
  這是一件令人簡直不能容忍的事情。 
  如果是一個小學生,為了交作業,抄了一位他所敬愛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個缺錢花的人,為了騙點稿費去抄襲;如果是一個文學小青年,急於出名,去剽竊;這些也都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但是,像張建偉這樣的大記者、名作家在用報告文學這樣的形式去書寫新時代青年的傑出代表人物秦文貴時,也用了這樣的方式方法,令人驚詫! 
  按理說,這類事情是不應該發生在像張建偉、秦文貴這樣的人物身上的。 
  也許是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號召廣大青年開展像秦文貴同志學習的活動太神聖了,張建偉急於交出一張合格的答卷,「用10天左右的採訪,10天左右的寫作,去寫這本書,連同三篇長通訊,」他「顯得過於倉促」 
  了(10天時間寫出一部17萬字的書,平均一天寫17萬字,即便全抄那也是打字高手);也許是「更由於」中宣部宣教局的某處長、團中央的某部長的「不斷鼓勵」,「逐漸增強著」他「寫好本書的信心」;也許是由於青海石油管理局為他們「組織了一個陣容強大的宣傳資料組和採訪陪同組」,「給了他最大的鼓勵和支持」;也許是「秦文貴不厭其煩地回答著我提出的一個個瑣碎的問題,並同我一起對某一個偶爾冒出的想法,進行『思想撞擊』。否則,這本書不可能出現比新聞報道豐富得多的細節,和比新聞報道充實得多的理性」(引號內的文字為張建偉的《翅膀》後記所述);也許是劉元舉的《西部生命》的影響太廣泛了,太深入人心了。但是,《翅膀》毫無疑問地抄襲了、剽竊了、造假了。我被弄糊塗了——是秦文貴糊弄了張建偉呢?還是張建偉捉弄了秦文貴?還是劉元舉的「神性散文」太有影響力和感召力了?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3)   
  新時代的典型人物應該是真實可信的,而報告文學的寫作也應該是真實可信的。而像張建偉這樣鼎鼎大名的記者作家去寫秦文貴這樣的典型人物,更應該真實可信才對。我想他不會不知道吧?而《翅膀》卻恰恰相反。 
  張建偉聲名顯赫,可惜我沒拜讀過他的更多作品。僅憑這一個《翅膀》便覺得他極其聰明。也許因此而反被聰明誤了。 
  他把劉元舉的《生命》使用得恰到好處。全方位地抄——抄他的哲思;抄他的具象化的描寫;抄他的細節;抄他的故事情節;抄他的極具特色的西部感悟,並且堂而皇之地把劉元舉的獨特的近乎偏執的文人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貴身上。可謂抄得好,把最精華的部分抽出來兌上水;抄得好,連錯別字都抄上了;抄得好,抄得嚴絲合縫水光溜滑。 
  張建偉對自己的這些做法顯然留了後手。他遮遮掩掩,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方式,不但把在10天之內生產的這本書的「功績」分配給了張三李四,還對「引用」「參考」別人的「文獻」作了聲明。聲明偷了別人東西的小偷,難道就不算賊了嗎?張建偉在《翅膀》後記中說:「一切宣傳都會成為過去。留下的只是實實在在的環境中生活著的實實在在的人。」一切宣傳真的都會成為過去嗎?後一句話倒沒錯,留下了張建偉、秦文貴這樣的實實在在的人,還有實實在在的《翅膀》的著作權、版權,還有實實在在的獲獎證書,還有實實在在的稿費。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兩部作品居然同時獲得中華鐵人文學獎,同時在人民大會堂接受頒獎。抄襲剽竊的作品居然與原作同時獲獎,7年的心血與10天的炮製達到同樣的榮譽,這簡直是笑話!這有多麼不公平!我真不知道張建偉捧著獲獎證書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我更不知道秦文貴對此作何感慨。秦文貴是柴達木的英雄,他亦是我心中崇敬的人物。在那麼艱苦的地方做出了那麼感人的事跡,真的令我敬佩。我是多麼不希望他也被捲入這場並不光彩的抄襲剽竊事件當中啊!然而,我從張建偉的後記上不能不對秦文貴提出疑問,並為之深表遺憾。 
  西部要開發,不但要有經濟還要有精神。還要有真實的生命。《翅膀》畢竟不是《生命》,《翅膀》是浮躁;《翅膀》是造假;浮躁就是腐化,造假就是腐敗。我為張建偉這種身份的人物居然作出了如此卑劣的行為而深惡痛絕。至少他辜負或輕慢了團中央領導對他的信任,他褻瀆了在全國範圍內對秦文貴開展的廣泛的宣傳活動,他也同時褻瀆了柴達木那片神聖的土地。還怎麼讓人相信一個記者、大記者、名作家?還怎麼讓人相信英雄模範人物?還怎麼讓人相信范長江新聞獎和魯迅文學獎? 
  看來是要打官司了。 
  2 中國第一記者涉嫌剽竊 
  記者品行及作品真實性遭遇質疑 
  阿 良 
  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最後幾天,本網發表了《〈一隻繡花鞋〉引發世紀末文壇最大涉嫌剽竊案》及多篇後續報道,披露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新華社高級記者張寶瑞編著的《一隻繡花鞋》剽竊自重慶市外貿局原局長、小說和電影劇本作家況浩文的《一雙繡花鞋》。 
  新世紀伊始,《鴨綠江》雜誌主編、著名作家劉元舉先生致函本網,揭露《中國青年報》的編委張建偉的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以下簡稱《翅膀》)嚴重抄襲他本人《西部生命》(以下簡稱《生命》)一書。這又有可能成為新世紀第一件剽竊案。 
  張寶瑞打死不認賬,甚至有同汪國真撕破臉皮的意思,但證據確鑿,況老先生要討個公道,記者要還「繡花鞋」以清白。一波尚未平息,張建偉又被人揪了出來。張建偉何許人也?《中國青年報》的編委、范長江新聞獎和首屆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名氣及才氣超出張寶瑞甚遠。 
  一末一始,兩件涉嫌剽竊案的始作俑者——兩位名聲甚響、資格甚老、招牌甚大的記者,一頭扎進了「漩渦」——不但自己的德行遭到抨擊,還株連了兩個群體——新聞記者和他們筆下的人物。 
  《翅膀》與《生命》幾乎完全雷同達60餘處在1999年10月,《翅膀》和《生命》同時獲得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張建偉和劉元舉同時登上人民大會堂領獎台之前,劉元舉就聽說張建偉的《翅膀》揉雜了很多屬於《生命》的文字,出於對一個知名記者的信任,劉元舉並沒在意。 
  一年之後,一個小插曲又翻開了陳年老賬:香港《文匯報》駐瀋陽記者站記者曲頡,非常喜歡劉元舉的作品,認為劉的作品有生命質量、有真情實感,他把《生命》讀了一遍又一遍,熟得不能再熟。巧的是,他也看到了張建偉的《翅膀》,為《翅膀》與《生命》如此的相似感到震驚。曲頡的提醒喚起了劉元舉的記憶,2000年11月底,柴達木的朋友寄來的一本《翅膀》,讓劉元舉受到更大的傷害…… 
  張建偉作為《中國青年報》的編委,被賀雄飛稱為「中國第一記者」,而且還是范長江新聞獎和首屆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是小輩記者崇拜的偶像。記者在接到劉元舉的舉報時,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事關重大,出於對張建偉負責的態度,記者於1月3日跑了多家書店,買著了張建偉的《翅膀》,並通過朋友找到了劉元舉的《生命》。在劉元舉提供的證據的基礎上,進行了核實。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4)   
  核實的結果只能用觸目驚心來表示。在《翅膀》一書中,不僅幾乎完全與《生命》雷同的地方有60多處,而且《生命》中大量有價值的精華文字被掰成碎片,點綴《翅膀》。現將幾乎完全雷同的部分試舉幾例: 
  1雷同的詩意感受 
  《翅膀》7頁:「他的心情黯淡了。他從接待站的窗戶望出去,發現這個叫柳園的地方既沒有花園,也沒有柳樹。遠遠的,開闊無邊的戈壁灘上,只有一簇簇低矮得好像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得以舒展的植物,像一攤攤的牛糞。」 
  《生命》126頁:「沉澱著太多的憂鬱的地層越是開闊就越是黯淡,越讓人緘默。那種叫做植物的東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們好像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得以舒展。在過路人的眼裡,它們就像一攤攤牛糞。」 
  2雷同的特殊闡釋 
  《翅膀》13頁:「因為這是柴達木最苦的地方。它位於柴達木的最西端,緊挨著新疆。從地圖上看,再往西走出一步就是樓蘭古城。地圖上把這個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給這裡取名為花土溝,顧名思義:這裡的泥巖地貌呈花紋狀的溝溝岔岔,有一片沙山就有一片花紋溝,到處都是沙山就到處都是花紋溝。」 
  《生命》62頁:「柴達木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溝。花土溝在柴達木的最西端。它緊挨著新疆,從地圖上看,再往西邁出一步就是米蘭古城,就是樓蘭古城。地圖上把這個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給這裡取名為花土溝。顧名思義,這裡的泥巖地貌呈花紋狀的溝溝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紋溝,到處是土山就到處都是花紋溝。」 
  3雷同的具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景物描寫 
  《翅膀》14頁:「秦文貴發現,就這麼一卷,黃沙便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久久地飄揚著,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一派無限愛戀的樣子。」 
  《生命》48頁:「黃沙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 
  它們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完全是一種自己的方式。」 
  4雷同的哲思 
  《翅膀》16頁:「秦文貴極目遠望,偉岸的沙山在很遠的地方矗立著。想到它們全都是由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饒他是一個學過石油勘探的大學畢業生,也感到不可思議。沙子的屬性原本是鬆散的,它們沒有凝聚力——一盤散沙嘛!因為鬆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沙子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沙子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 
  《生命》53頁:「這麼偉岸的沙山全都是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沙子的屬性原本就是鬆散的,是沒有凝聚力的,因而我們常說一盤散沙。在我生活的東北,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所有的沙子都是鬆散的。因為鬆散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而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此外,還有多處的細節描寫雷同,還有大段的故事和人物敘述雷同…… 
  「激情的詩化的近乎偏執的西部情思與作家劉元舉何其相似;豪放的激越的質感的意象化的文筆與作家劉元舉又是多麼等同。難道天下真有這種驚人的相近相似?」專門寫出長達5000多字的文章《大記者、名作家張建偉抄襲剽竊造假》的曲頡說:「我願意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但是理性告訴我不是。」原作者辛勤耕耘 剽竊者巧取豪奪1980年12月,劉元舉被破格調到遼寧作協,來到陌生城市有諸多的不適應,特別是結婚後,工作、生活、家庭的壓力幾乎將他壓垮。「那時候就感覺活膩了,寫的東西自己都看不上,痛苦到了極至。」 
  劉元舉開始思考人為什麼活著,也開始為自己尋找新的活法。1988年3月,當他作出出走的決定時,妻子抱病,孩子3歲。從黃河源頭到洛陽,一個多月時間裡,遇見了狼,得了重感冒,被四條藏獒撕破了肩頭,在壺口瀑布差點翻車,被人當成逃犯和盲流……1995年3月,第一次走柴達木,也是一個月,同樣的孤獨,同樣的危險,同樣的痛苦。到1996年 
  1月成書,劉元舉在黃河沿途、在柴達木、在自己的靈魂深處跋涉了7年,用心血將對黃河對西部的特殊感情和哲理思考凝聚成文字、昇華為篇章,自己也實現了大跨度的人生感悟。而張建偉僅僅只用了短短的10天,竟然將劉元舉對西部的特殊感覺移植到了他筆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貴的身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9年10月,二者因為這兩部書同時獲得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並在人民大會堂領獎。 
  「我用了整整7年,才成就一本12萬字的《生命》,而張建偉僅僅用了10天就完成了17萬字的《翅膀》,而且在此期間還采寫了適用於《中國青年報》的三篇長篇通訊。平均一天完成17500以上的文字,他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劉元舉無不譏諷無不悲憤地說,「這個巧取豪奪的強盜,將《生命》中最有價值的精華掰成碎片,點綴在《翅膀》裡,把我在黃河在柴達木的哲理和思想發現,通過秦文貴之口據為己有。還因此和我站在同一領獎台上,這真是學術界的恥辱。」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5)   
  而《一雙繡花鞋》的作者況浩文,「文革」開始,就因為這本書變成了「反革命」,被停職檢查,下放工廠監督勞動。1969年重慶市級機關進行「清隊」,他又主要因為《一雙繡花鞋》這個作品而被「專政」、關進「牛棚」。以後,長期沒有正式工作,遭受歧視與凌辱。張寶瑞卻憑著《一隻繡花鞋》,在世紀末成為紅得發紫的人物,被譽為「文革」時期手抄本文學代表作家之一。況浩文氣憤地說:「我被關進牛棚裡時,為什麼沒有人說這是他的作品?」 
  質疑:不僅是對記者個人的素質及品行 
  張寶瑞涉嫌剽竊的報道發表後,一位名叫於劍的網友說,年齡在40歲以上的人,對《一雙繡花鞋》可說是再熟悉不過了。如今鑽出個張寶瑞,在公然抄襲《一雙繡花鞋》的基礎上,胡編亂造一通,利用「模糊技術」將「繡花鞋」弄掉一隻,騙取版稅。這種素質低下,道德敗壞的人,實在不配做一個新聞工作者。 
  還有網友替張寶瑞寫出了悔過書:「在久未『抄』書的情況下,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手癢癢了,就把我從小聽到大的故事,給默寫下來了。至於汪國真寫的序,是我最大的敗筆!還有那個書商,用白花花的銀子來勾引我!」——幽默的「悔過書」直接影射到新聞記者的品 
  行。 
  「張建偉先生是一位記者,一位關注現實、關注人生、反思歷史的記者。作為一個記者,真實是他應具有的職業素養、職業道德和學術品格。」首發曲頡文章的益博華圖書網內容負責人侯小強說,「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這部描寫英雄人物的洋洋灑灑的抒情文字,竟然是斷章取義地摘錄別人的情懷、思考、感悟。難道張建偉先生對他所崇敬的英雄人物的感受就是別人對西部的感受嗎?我們有理由懷疑張建偉先生在寫作這部書的時候並沒有真實地記錄。」 
  曲頡甚至懷疑張建偉與秦文貴對話的真實性。那麼,接下來的一個很尷尬而又很實際的問題是,如果張建偉的文章被確認為抄襲、剽竊,他筆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貴還會是真實的、鮮活的嗎?「秦文貴既不是星星,也不是太陽,他只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幹事業的人,一個善良的人。」張建偉在《翅膀》的封底說,可是,有誰還會相信一個品行不端的記者的話呢?一個記者因為自己的一次出軌毀了一個英雄,可悲可歎。由此及彼,張建偉其他作品的真實性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人物的真實性也毫無疑問要遭到質疑,這種打擊更是致命的。 
  「張建偉把一個藝術家和詩人對生活的感受,轉嫁給英雄人物,將樸實的秦文貴寫得如此矯情,這個做法是愚蠢和荒謬的。」業內一著名評論家表示了自己的擔心,「個人的人品怎樣,還是次要的,剽竊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浮躁、不負責任、不誠實與不厚道,因為此人所處的地位,將使公眾對整個中國新聞界產生不信任感,其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張寶瑞似乎也應該承擔一點責任。 
  3 張建偉褻瀆柴達木 劉元舉讓他吃官司 
  阿 良 
  本網獨家披露了《中國青年報》編委、范長江新聞獎及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張建偉的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涉嫌剽竊著名作家劉元舉的《西部生命》,在社會上特別是文化圈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月7日,《鴨綠江》雜誌主編、著名作家劉元舉從瀋陽趕赴北京,8日晚在一家條件簡陋的招待所舉行記者見面會,公佈了張建偉《蟬蛻的翅膀》與《西部生命》的60處幾乎完全雷同的對比材料,明確表示,將起訴張建偉。千龍新聞網、《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中華讀書報》、《大連日報》等十數家媒體的記者參加了這次見面會。 
  劉元舉的律師——遼寧省律師協會理事、法學協會理事、遼寧銘星律師事務所主任、一級律師趙星奇表示,他將於9日上午向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遞交訴狀,請求法院判決被告停止侵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律師通過充分論證認為,劉元舉完全可以勝訴。 
  較真的曲頡:在知識經濟時代,這是不能容忍的有14年新聞從業經歷的曲頡,是這起剽竊事件的第一披露者,也是促使劉元舉下定決心狀告張建偉的人。 
  「隻身孤膽走黃河源,血淚凝結的《黃河悲歌》,讓我認識了劉元舉。他的作品充滿了生命的激情,這些是我看重劉元舉的人和作品的根本原因。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有收集,並且花了很多工夫和時間去閱讀它去感受它。」2000年4月到北京出差,曲頡購買了張建偉 
  的《蟬蛻的翅膀》,可是相隔了7個月,才因為一個特殊的原因正式打開了《蟬蛻的翅膀》:買很多書堆在一塊,找機會一本一本的啃,這是曲頡讀書的習慣。 
  2000年11月中旬,在瀋陽東宇書店買到了一本劉元舉的、正在宣傳的暢銷書《爸爸的心就這麼高》,勾起了曲頡對《西部生命》的懷念。此外的兩個原因是:曲頡花了一年時間才寫出一本6萬字的書,也同父親有關係,名字叫《父親的心》,即將在12月份出版;劉元舉一貫寫的是悲壯的書,這一次卻出了暢銷書,值得研究。 
  曲頡再讀了一遍《西部生命》,由此及彼,想到了另一部同西部有關的書——《蟬蛻的翅膀》。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6)   
  當曲頡打開《蟬蛻的翅膀》,瀏覽目錄就感覺似曾相識:第一章第3部分,標題是《讀懂了沙子就讀懂了人生》,劉元舉的《西部生命》裡有一篇散文《悟沙》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讀懂了沙子就讀懂了西部」;再往下,第二章第7部分,標題是《價值重估:3000元買10根火柴》,劉元舉的《西部生命》也有這個故事;第三章第4部分,標題是《駱駝的故事》,再熟悉不過——劉元舉的散文被遼寧電視台拍成電視散文,其中《駱駝的故事》非常感人。「我為此掉過眼淚。」曲頡毫不隱瞞自己的情感。 
  曲頡稱,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張建偉是在抄襲,只是這三部分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曲頡專門打開這三部分所在的頁碼,一下憤怒了:一模一樣,完全是抄。 
  「我不認識張建偉,也很少讀過他的作品。」曲頡說,「再看看序言,再看看後記,我就覺得這不是一個小記者的小作為了。我感到事態很嚴重。」 
  曲頡告訴了劉元舉,並問劉元舉打算怎麼辦。 
  「如果是別的書,我肯定告他。」劉元舉說,「但是《西部生命》不能這樣。張建偉寫的是秦文貴,秦文貴是柴達木的英雄。我不想傷害柴達木不想傷害那裡的人甚至那些已經逝去的生命。」 
  「如果是一個小學生,為了交作業,抄了一位他所敬愛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個缺錢花的人,為了騙點稿費去抄襲;如果是一個文學小青年,急於出名去剽竊——這些也都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曲頡提醒劉元舉,造假的壞影響會傷害人民乃至民族的感情,「像張建偉這樣的大記者、名作家在用報告文學這樣的形式,去書寫新時代青年的傑出代表人物,用假典型欺騙當代中國青年,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中國人太麻木,被人偷去2000塊錢,怎麼也不幹。如果偷了你的知識產權、精神財富,反而許多人無動於衷。」曲頡說,「你的東西被人偷了,你也知道小偷是誰,你不抓他就能證明你的高尚嗎?你是懦夫!」 
  「劉元舉是用生命在寫作,用鮮血和腦汁在寫作。我認為,血寫的比墨寫的更貴重。」在劉元舉表示要再想想的時候,較真、直率的曲頡決心披露事情真相。 
  他認為,那是他作為一個記者的權利和責任,不管劉元舉要怎麼做怎麼想。 
  曲頡的憤怒不無道理。《中國第一記者涉嫌剽竊 記者品行及作品真實性遭遇質疑》發表後,網友們也紛紛打來熱線電話或者在文章後面跟貼,表示自己對剽竊行為的憤怒和不齒。網友小記說:「我為有這樣的同行而感到恥辱。造假者、剽竊者該受到應有的懲罰! 他不是爬得很高嗎,現在就把他摔下來,砸得粉碎!」 
  善良的劉元舉:誰都不能褻瀆柴達木和那裡的英雄劉元舉以破萬卷書走萬里路的姿態,先後孤身闖蕩黃河源和柴達木,7年時間,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寫出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不但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度過了寫作的轉型期,而且同西部同柴達木結下深厚的感情。 
  「我所受的煎熬和痛苦,與那片熱土相比與那裡的人們相比,算得了什麼?」劉元舉閃著淚光對記者說,「你不知道,那裡的人們多麼熱愛作家,多麼崇拜英雄。張建偉怎麼能夠褻瀆它呢?」 
  劉元舉追根溯源,講起了他與柴達木的緣:走到柴達木的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聽到李季和李若冰的名字。這兩個著名作家就像是柴達木的兩尊神,讓劉元舉感受到作家、藝術家在那片土地上的地位。特別是李若冰的《柴達木手記》,劉元舉在上中學時就讀過而且在腦海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它有一種親近感、信任感。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巧合:李若冰作為隨軍記者在康世恩的帶領下於1954年開進柴達木,而劉元舉正好出生在1954年;40年後,40歲的劉元舉第一次走進了柴達木。柴達木的開發和劉元舉的年齡是相同的。或許正是這種巧合和默契,使劉元舉對這片土地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導致他對這片土地有一種獨特的發現:對生命的獨特詮釋和對生命的獨特歌唱。他創造了神性散文、發現了狼的美麗、駱駝的高貴和一隻野鴨子獨特的尋找愛情的方式……他對柴達木的墓地、那些死去的人都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在風沙中,他發現冷湖墓地紀念牌的基座被人拆了,非常痛心,寫文章,給領導打電話,紀念牌很快被修復。 
  記者在8日晚23︰50分採訪遠在柴達木油田的《中國石油畫報》美術編輯宋小平的時候,宋小平證實了劉元舉對柴達木的感情:當沙塵暴捲起的時候,很多人呆在家裡透過窗戶看風景,劉元舉卻拽著他一頭扎進茫茫戈壁…… 
  可以這麼說,劉元舉對柴達木所有的感情來自於他對柴達木的深刻理解和深刻體驗。所以他認識到了那裡的生命把那片土地托負起的高貴和神聖;所以他不允許別人褻瀆,以輕浮的態度來對待它。 
  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是一部專寫當代青年先進模範人物的傑出代表、五四獎章獲得者、青海油田高級工程師秦文貴的書。此書在當代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可以當做教材。但劉元舉看完之後,覺得張建偉沒有深入柴達木,沒有理解柴達木,對柴達木和它的英雄不負責任。他給記者舉了幾個例子: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7)   
  本來是一個40歲的作家孤身走西部而滋生的個人感傷——憂鬱的情思,居然被張建偉寫成了充滿理想、走向工作崗位的秦文貴的情調,而且語言全部來自劉元舉內心情感生發出來的慨歎。 
  60年代末,著名作家肖復興的弟弟肖復華,被《頭戴鋁盔走天涯》這支歌,確切地說是歌的第一句歌詞「頭戴鋁盔走天涯」,引用到柴達木的。張建偉原封不動地抄了這段話,只是把人物改成了秦文貴。可是,秦文貴是80年代大學畢業分配到柴達木的,不可能 
  與二十年前的肖復華的情感一致。 
  張建偉甚至把劉元舉描寫的一隻野鴨和它的翅膀活生生地改成了井架和鋼鐵翅膀…… 
  「嚴重失實,不負責任,是對柴達木和秦文貴的敷衍和褻瀆。」當劉元舉認真讀完這本書時,非常生氣,他認為這本書寫的非常粗糙,而且不能叫報告文學。 
  這時候,他才覺得應該披露事實,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感受到危害。 
  「這是浮躁現象的最典型的表現。」劉元舉說,「張建偉要認錯,要反思,走好以後的路,真誠面對讀者、面對筆下的人物、面對腳下的熱土。」 
  叩問媒體:你的良知在哪裡? 
  為了讓公眾知道事情真相,揪出剽竊者,為劉元舉討回公道,曲頡將洋洋灑灑5000餘字的《大記者、名作家張建偉抄襲剽竊造假》抄寫了20餘份,給全國各地的知名媒體,包括南方一家以敢於說真話著稱的報紙、西部一家很有影響的都市報。但是,他失望了。 
  「我的職業敏感告訴我,這應該是一個比較轟動的新聞。」7日晚,在京海飯店的一個簡陋的房間裡,曲頡無比傷感地說,「就它的典型意義來說,起碼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而首發曲頡文章的益博華圖書網內容負責人侯小強,通過電話、傳真、伊妹兒多種方式向媒體報料,希望媒體採訪報道,卻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記者》一文中這樣描述記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稱的媒體的記者懶洋洋地說:「為什麼讓我們去?你自己不可以來嗎?」另一家媒體的主編大人跟著是一氣炮轟:「你有證據嗎?有審判結果了嗎?你學沒學過新聞?」而一家非常有影響力的媒體的記者剛接通電話就說:「我們現在事情太多了,沒有時間來處理,你先發一個傳真吧,如果有價值我們再聯繫。」總算有一家報紙的總編感興趣,可當聽說作假者是張建偉時態度立刻來了個大轉彎:「張建偉是我的朋友,恐怕這件事情難辦……」——電話遭遇記者之外,數十家媒體沒有一家對傳真和伊妹兒作出反應,甚至連一個答覆也沒有。 
  「張寶瑞、張建偉兩個名記涉嫌剽竊,已經動搖了公眾對少數記者品行和作品真實性的信任,但是有些媒體在這個事件上表現出來的冷漠,更讓人覺得不可理解。」曲頡和侯小強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難道是因為張建偉頭上的耀眼的光環?因為他背後站著的是一個知名的媒體?因為同行犯忌?還是記者本身變得懶惰,缺乏職業素養?」 
  「在揭露社會上那些虛偽、醜惡現象的時候,我們的記者無所畏懼,當觸及到他們自身傷疤的時候,作為新聞工作者所應具有的那種良知,又到哪裡去了呢?」一位知名記者在評論這個事件時表示,「好在沉悶得不是太久,現在已經有很多媒體開始關注它了。」 
  4 劉元舉舉證 
  近60處抄襲對照: 
  1《蟬蛻的翅膀》(以下簡稱《翅膀》)第5頁: 
  你從蘭州出發,經過酒泉,越過金塔,穿行玉門,走走安西,隨後,敦煌到了!這是一條最佳的美不勝收的行走路線。要到敦煌,所有的文人墨客都會走行這條路線——在到達敦煌之前,他們就會寫出許多的詩篇。 
  《西部生命》(以下簡稱《生命》)第122、123頁: 
  「應該走那條千古之路——絲綢之路。那就是經由酒泉、金塔、玉門、安西,而後再進入敦煌。這是一條最佳的美不勝收的古絲綢之路的旅遊線路。無疑三毛是這麼走過來的,余秋雨想必也是這麼走過來的,只有我不是。這僅僅是一種選擇線路的差距嗎?」 
  2《翅膀》第6頁: 
  沒有一個大作家寫過哪怕一篇小文章,描述一下這個西部列車在甘肅境內的車站。它每天吞吐大量的遊人,因為在敦煌機場建成之前,要到敦煌,都要在這座小站停留一下。作家大都是走到哪兒寫到哪兒的。但對這個銜接偉大敦煌的小站,沒有一枝禿筆為它沾過一滴墨汁。他們匆匆忙忙地離開它,好像遲一步便走不脫似的。他們怕這個小站影響他們進入敦煌後的好心情。它的確太讓人失望了:建築極其平常,沒有地域特色,看不出什麼文化色彩,街道狹窄得不可思議,把腳尖豎起來也看不到敦煌。 
  《生命》第122頁、124頁: 
  「去敦煌必經一個小站——柳園。柳園可太小太簡陋了。敦煌機場剛剛建好,還在試航中。要到敦煌,只能經由這座小站。每年,大批大批遊人搖籃擠到這裡,把個小站都快擠破了。小站的建築極其平常,沒有任何地域特色……」 
  「說不清柳園這個地方建於何年何月,但柳園這裡是絕不會給人以想像力的。它的街衢狹窄得不可思議。兩側只能叫房子而不能叫建築。……放眼望出去,卻怎麼也看不到百里外的敦煌。」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8)   
  3《翅膀》第7頁: 
  慢慢地在他初出校門的敏感心靈中培育著憂鬱。 
  《生命》第126頁: 
  「從離開柳園的好壞一瞬間,我就開始理解敦煌了。因為我敏感的心靈漸漸注入了憂鬱。」 
  4《翅膀》第7頁: 
  他的心情黯淡了。他從接待站的窗戶望出去,發現這個叫柳園的地方既沒有花園,也沒有柳樹。遠遠的,開闊無邊的戈壁灘上,只有一簇簇低矮得好像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得以舒展的植物,像一攤攤的牛糞。 
  《生命》第126頁: 
  「沉澱著太多的憂鬱的地層越是開闊就越是黯淡,越讓人緘默。那種叫作植物的東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們好像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得以舒展。在過路人的眼裡,它們就像一攤攤牛糞。」 
  5《翅膀》第11頁: 
  這建在地下的地窩子沒有窗戶。不知是誰出了一個主意,把屋頂的房泥扒掉一塊,裝上玻璃,成為天窗,室內頓時有了亮光。 
  《生命》第66頁: 
  「年輕人結婚沒房子就找一處土台挖個地窖子,挖好了以後,才發現沒有光線太暗了。怎麼辦?在頂棚處挖了天窗,用一塊玻璃或一塊塑料一蓋,就可以采光了。」 
  6《翅膀》第12頁上數第4行: 
  天窗經常被埋住,和地面沒有什麼兩樣。起初,一旦發生這種腳踏天窗的事情,上面踩的人嚇一跳,下面住的人更是嚇一跳。但漸漸地,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都隨遇而安了。 
  但還是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有一回,一間地窩子裡面的女主人正在做飯,上面忽然轟隆隆地碾過一輛牛車。女主人以為地震了,卻突然聽到通地一聲——粗大的牛蹄子一傢伙就踩透了天窗。一片沙子落入了油鍋中爆跳起來,做飯的主婦嚇得一聲大叫,抬頭看時,透明的窟窿處高懸一隻牛蹄子! 
  《生命》第66頁上數第8行: 
  「最有意思的是颳大風時,天窗被埋住了,和地面沒有什麼兩樣,行走的人稍不注意就會一腳踩到天窗上。上面踩的人嚇了一跳,而下面住的人更是嚇了一跳。據說有時候正是裡面人做飯的時候,上面經過一輛牛車,粗大的牛蹄子一傢伙就踩透了天窗,一片沙子落入油鍋,做飯的主婦嚇得一聲大叫,抬頭看時,透明的窟窿處高懸一個牛蹄子……」 
  7《翅膀》第13頁: 
  因為這是柴達木最苦的地方。它位於柴達木的最西端,緊挨著新疆。從地圖上看,再往西走出一步就是樓蘭古城。地圖上把這個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給這裡取名為花土溝,顧名思義:這裡的泥巖地貌呈花紋狀的溝溝岔岔,有一片沙山就有一片花紋溝,到處都是沙山就到處都是花紋溝。 
  《生命》第62頁第2自然段: 
  「柴達木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溝。花土溝在柴達木的最西端。它緊挨著新疆,從地圖上看,再往西邁出一步就是米蘭古城,就是樓蘭古城。地圖上把這個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給這裡取名為花土溝。顧名思義,這裡的泥巖地貌呈花紋狀的溝溝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紋溝,到處是土山就到處都是花紋溝。」 
  8《翅膀》第14頁小標題: 
  讀懂了沙子就讀懂了人生《生命》第48頁第2自然段:「我堅信,讀懂了沙子就讀懂了西部,讀懂了柴達木。」 
  9《翅膀》第14頁: 
  秦文貴發現,就這麼一卷,黃沙便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久久地飄揚著,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一派無限愛戀的樣子。 
  《生命》第48頁: 
  「黃沙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完全是一種自己的方式。」 
  10《翅膀》第15頁: 
  咱們這花土溝的黃沙與內地不同,它們細小,綿軟,有著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處流淌。而且,那沙丘的紋路兒也像水的波紋,你捧在手裡,它們會從你的指縫間滲漏。 
  《生命》第46頁: 
  「西部的沙子細小,綿軟,有著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處流淌,那上邊的紋路兒也像水的波紋。捧在手裡會從指縫間滲漏。沙子還可以當水用。當年,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銼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但是,沙子畢竟不是水。」 
  11《翅膀》第15頁: 
  沙子像水。這比喻秦文貴還是第一次聽說。可能這裡太缺水了,所以人們便夢想沙子就是水。 
  不!講話的人說,這裡的沙子真的可以當水用哩。當年——50年代——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銼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 
  《生命》第46頁: 
  「沙子還可以當水用。當年,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銼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但是,沙子畢竟不是水。」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9)   
  12《翅膀》第15頁: 
  沙子還可以當被蓋,用以遮擋風寒。50年代有一位地質工作者在柴達木搞追層測量,迷失方向,與接應的人失去聯繫。白天沙漠滾燙,蒸烤得光著脊樑還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個荒漠都在發抖。他要不是鑽進沙子裡邊過夜恐怕就得凍壞。 
  《生命》第46頁: 
  「沙子還可以當被蓋,用以遮擋風寒。50年代有一位地質工作者在柴達木搞追層測量,迷失方向,與接應的人失去聯繫。白天沙漠滾燙,蒸烤得光著脊樑還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個荒漠都在發抖。他要不是鑽進沙子裡邊過夜恐怕就得凍壞。」 
  13《翅膀》第15頁: 
  沙子還有一種醫療作用。50年代,人們就利用曝熱的沙子治療風濕病、關節病、胃病以及許多老年性疾病。許多患者到這裡治好了病。 
  《生命》第46頁: 
  「沙子還有一種醫療作用。在西部有好幾處沙療療養院。利用曝熱的沙子治療風濕病、關節病、胃病以及許多老年性疾病。許多患者到這裡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沒治好的。沒治好的意識到,沙子畢竟不能取代醫療器械。」 
  14《翅膀》第16頁: 
  但黃沙確實成就了遼闊的戈壁灘。如果沒有黃沙,這裡將會是怎樣的死寂?對此,秦文貴倒是深信不疑。 
  《生命》第48頁: 
  「它們終於感動了遼闊的戈壁灘。如果沒有黃沙,這裡將會是怎樣的死寂?」 
  15《翅膀》第16頁第4自然段: 
  秦文貴忽然震驚了。他的大學本科專業是鑽井,他也懂得一點風化沙石的形成規律。但一旦見到,他還是大吃一驚。沒有水,這特異的花紋是風化出來的!這沙丘的形象正是一種風的外化,它的紋路(「路」應為「絡」)兒從來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有水的地方,它屬於水,而在沒有水的地方,它屬於風。 
  《生命》第52頁: 
  「其實,它們只不過是受風操縱,讓它們躺,它們就得倒,倒的姿勢都得由風來決定;叫它們起來,它們就不能趴著,沒有一點商量餘地;讓它們安靜它們才能安靜,讓它們瘋狂它們就得瘋狂。它們的喜怒哀樂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它們沒有自己的原則。 
  「它的形象是一種風的外化,它的紋路兒從來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屬於水的,離開水,就屬於風了。」 
  16《翅膀》第16頁: 
  秦文貴極目遠望,偉岸的沙山在很遠的地方矗立著。想到它們全都是由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饒他是一個學過石油勘探的大學畢業生,也感到不可思議。沙子的屬性原本是鬆散的,它們沒有凝聚力——一盤散沙嘛!因為鬆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沙子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沙子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 
  《生命》第53頁: 
  「這麼偉岸的沙山全都是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沙子的屬性原本就是鬆散的,是沒有凝聚力的,因而我們常說一盤散沙。在我生活的東北,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所有的沙子都是鬆散的。因為鬆散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而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17《翅膀》第16頁: 
  但是,在這裡,在大戈壁的瀚海中,秦文貴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生命》第53頁: 
  「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 
  18《翅膀》第17頁: 
  它們不僅縱橫捭闔,所向披靡,而且它們無可摧毀,堅忍不拔,以不可思議的群體意識,團結起來,鑄成了如此偉岸的沙山。 
  《生命》第47頁第6行:「它們就會縱橫捭闔,所向披靡。」《生命》第53頁第17行:「這種偉大魅力是來自一種群體意識。」 
  19《翅膀》第18頁: 
  但秦文貴發現,房間內的水泥地面已經成了小沙漠,踩在上面挺軟和。 
  《生命》第50頁第3自然段: 
  「回到住地,推開門,水泥地面已經成了沙漠,踩在上面挺軟和,還能留下挺深的腳印。」 
  20《翅膀》第23頁倒數第3行: 
  我不知道來這裡的人是不是會注意這個石油工人標誌的頭盔,我知道這個頭盔曾經成為一代人的圖騰,曾經激動了一個時代。 
  《生命》第34頁: 
  「我不知道來這裡的人是不是會注意這個石油工人標誌的頭盔,我知道這個頭盔曾經成為一代人的圖騰,曾經激動了一個時代。」 
  21《翅膀》第23頁倒數第2行: 
  秦文貴趕上了那個時代的末尾。他說他就是被那首《石油工人之歌》所吸引而到的柴達木。更準確地說是那句「頭戴鋁盔走天涯」。 
  《生命》第8行: 
  「肖復華來柴達木那年才16歲。他說他就是被那首《石油工人之歌》所吸引而到的柴達木。更準確地說是那句『頭戴鋁盔走天涯』。」 
  22《翅膀》第24頁: 
  真的,鑽井隊是什麼?它在大戈壁中意味著什麼?秦文貴注意到,它來到哪裡,哪裡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燦爛。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隨著它的鋼鐵的翅膀扇動,有了勃勃的生氣,整個戈壁似乎都在生動地起伏。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0)   
  《生命》第38頁:「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幾倍。離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兩片大羽翼緩慢而沉實地呼扇著,就那麼一呼扇,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開來。這又是一個奇跡。這麼點的小東西,怎麼就能夠帶動起一大片空間呢?我注意了它飛到哪裡,哪裡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燦爛,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隨著它的翅膀扇動的弧度竟有了生動的起伏。」 
  23《翅膀》第24頁:秦文貴一直呆呆地望著這番景象,連續好幾天。直到井架完全矗立起來,他仍然沉浸其中。他忽然感到:在他經歷過的生活中,再沒有比這一次經歷更加突如其來,而且是這樣經久不息。 
  《生命》第39頁:「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飛向渺遠。它飛過之後,就一點生動也沒有了。 
  但是,我仍然沉浸著。一隻小鳥帶給我的激動竟這般突如其來,竟是這樣經久不息。」 
  24《翅膀》第33頁:有個年輕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術員,父輩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達木。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場大風雪。這位年輕人乘坐的汽車在翻越當金山口時拋錨了。當金山口,那是去往柴達木的必經之地,只要一遇到風雪,那條公路就得被雪覆蓋,神仙也無法行走。 
  《生命》第94頁:「年輕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術員,父輩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達木。他說到他所經歷的艱苦的生活,就像講述別人的故事。「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場大風雪。他們的汽車在翻越當金山口時拋錨了。你知道當金山口是去往柴達木和格爾木的必經之地,只要一遇到風雪,那條公路就得被雪覆蓋,神仙也無法行駛。」 
  25《翅膀》第33頁第3自然段:汽車上還有另外十幾個人。太冷了,每個人都被這突然而至的大風雪凍得縮成一團。如果不找到營救的車,在這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凍死。在這種天氣誤車,常常一誤就得七八天。 
  《生命》第94頁倒數第3行:「技術員說他們車上有6個人,都被突然而至的大風雪凍得縮成一團。如果不找到營救的車,在這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凍死。因為這種天氣誤車,常常一誤就得七八天。」 
  26《翅膀》第33頁第4自然段:年輕人氣盛,他說他出去想想辦法。也許,他能找到一輛車,開過來,把大家搭救出去。他於是踏進了漫漫風雪中。 
  《生命》第95頁:「他當時年輕氣盛,自報奮勇去找車然後回來搭救車上的人。他就這樣踏進了漫漫風雪中。」 
  27《翅膀》第33頁第5自然段:他翻越了當金山口,發現那邊也誤了幾台車。有經驗的司機在這種天氣是絕對不會開車的。他說了許多好話,但沒人肯出車去搭救他們。此時此刻,人人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啊! 
  《生命》第95頁第3自然段:「他翻越了當金山口,發現那邊也誤了幾台車。有經驗的司機在這種天氣是絕對不會開車的。他說了多少好話也沒有人肯過來搭救他們。其實,這種時候人人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28《翅膀》第33頁倒數第1段:年輕人繼續在風雪中走。又走了好幾個小時,他忽然發現路旁有一間小房子。他知道那是道班的工人的住處。 
  《生命》第95頁第8行:「他在風雪中走了好幾個小時,總算走進了路旁的一間小房子。這裡是道班的工人的住處。」 
  29《翅膀》第34頁:一個道班常常只有一個人,長年累月在他那間狹窄的小屋子裡伴隨著孤獨打發著歲月。 
  《生命》第95頁第9行:「一個老頭長年累月在這間狹窄的小屋子裡伴隨孤獨打發歲月。」 
  30《翅膀》第34頁第3自然段:年輕人一踏進那間小屋就立刻驚呆了。這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擠滿了人,連個下腳的地方也沒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鍥子一樣釘進去,才把門關上。 
  《生命》第95頁第11行:「他一進這個小屋就立刻驚呆了:這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擠滿了人,連個下腳的地方也沒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鍥子一樣釘進去,才把門關上。」 
  31《翅膀》第35頁第4自然段:屋子裡生著爐子,溫暖極了。滿臉的雪水化了,流了下來。年輕人沒有擦,就那麼呆呆站著,心中惦記著依然的風雪中挨凍的同事們。 
  《生命》第95頁第4自然段:「屋子裡生著爐子,溫暖極了。滿臉的雪水化了,流淌下來。 
  他說他當時沒有擦,就那麼呆呆站著,心中惦記著依然在風雪中挨凍的同事們。」 
  32《翅膀》第35頁第5自然段:他又餓又累,好在兜裡帶著煙。當他掏出火柴點著煙時,他發現人們用那麼一種貪婪的眼光瞅他。 
  《生命》第95頁倒數第9行:「他說他沒有辦法。他只能就這麼站著過了一夜。滿屋子的人也都這麼站著過了一夜。又餓又累,好在兜裡帶著煙。當他掏出火柴點著煙時,他發現人們用那麼一種貪婪的眼光瞅他。」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1)   
  33《翅膀》第34頁第6自然段:一個最挨近年輕人的商人終於說話了。他跟年輕人商量,要出10塊錢購買年輕人手裡的這盒火柴。 
  《生命》第95頁倒數第6行:「有一個挨近他的人死死盯住他手裡的火柴盒跟他商量要出10塊錢買。」 
  34《翅膀》第34頁第7自然段:「10塊錢,賣不?」 
  年輕人說:「不,我不賣」商人於是說:「100塊錢。賣不?」 
  年輕人說「不,不賣!」 
  《生命》第95頁倒數第5行:「他不賣。那人說出100元。他還是不賣。」 
  35《翅膀》第34頁倒數第6行:商人急了,一把拉開了羊皮襖,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幣拍在年輕人手中。 
  《生命》第95頁倒數第3行:「那人急了,一傢伙拉開了羊皮襖,在那翻捲的羊毛叢中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幣拍在他的手中,就是要買他的火柴。」 
  36《翅膀》第34頁倒數第4行:商人說「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買你這盒火柴!」 
  年輕人開始數那些人民幣。100元,200元……整整3000元!他把這個數目報了出來,滿屋子的人一陣驚呼。 
  《生命》第95頁倒數第1行:「他說他數了那盒火柴,一共也不過10幾根,而這一沓子錢少說也有3000元。10根火柴值3000元?這傢伙瘋了?在場所有的人都為之震驚。」 
  37《翅膀》第34頁倒數第1行:但那商人笑了。他說錢算什麼——錢是王八蛋!我是買賣人,裝了一車的貨,想到這柴達木來發財。可他媽的這裡太冷了,車子熄了火,又恰好沒了火種——打火機在這個缺氧的地方竟然打不著火!可火柴又沒帶著。這都什麼年代了,誰還用那老古董!可沒有火柴,車子就發動不起來。只要有火柴,我把車發動著,立馬調回車頭,再也不幹了!這種罪,我受不起! 
  《生命》第96頁第4行:「那人是做買賣的,他的裝滿貨物的車因為天冷而滅火,只要有火柴,他就可以把車發動著,他要掉回車頭,再也不幹了。他說這種罪遭不起。」 
  38《翅膀》第35頁第7自然段:商人氣急敗壞了:「你說,你究竟要多少錢?」年輕人說:「多少錢我都不賣!」 
  《生命》第96頁第11行:「那人問他究竟多少錢能賣,他說多少錢也不能賣。」 
  39《翅膀》第35頁第9自然段:故事就這樣完了。真的,一包沙樣和一包火柴,該怎樣估定它們的價值呢? 
  《生命》第96頁第2自然段:「他講完這個故事,就睡著了……我想的都是有關金錢有關價值的東西。在特定的場合,就有著特定的價值觀的。」 
  40《翅膀》第36頁第3自然段:一位著名作家這樣描繪大戈壁:「放眼望去,無遮無掩,無羞無澀,光光亮亮,漾漾蕩蕩,那每一片地方都散發著陽光,好像陽光就是從那大面積的光禿地面生發出來,輝耀天際。再麻木的空間也不能不受到感動,再孤獨再沉鬱的心緒也不能不被這熱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開了一道縫,大戈壁的陽光洶湧而入。」 
  《生命》第16頁倒數第1自然段:「放眼望去,無遮無掩,無羞無澀,光光亮亮,漾漾蕩蕩,那每一片地方都散發陽光,好像陽光就是從那大面積的光禿地面生發出來,輝耀天際。再麻木的空間也不能不受到感動,再孤獨再沉鬱的心靈也不能不被這條熱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開了一道縫,大戈壁的陽光洶湧而入。」 
  41《翅膀》第36頁:為什麼會對荒涼的大戈壁作如是想呢?原來是——我渴望著回到古戰場,渴望著面前出現那山崩般激揚的馬隊,馬蹄下飛揚起遮天蔽日的黃塵,馬背上翻飛起寒光閃閃的大刀片,那裡邊肯定會有我,我會比別人更驍勇善戰。我會成為一條好漢而壯烈沙場。我也會吟出高適、岑參那樣的壯懷激烈的邊塞詩的。我會讓我的同事、當今少有的不俗的詩人柳雲捧讀我的邊塞詩而擊節!我想他會由此喚起大激情的。 
  《生命》第17頁:「我渴望著回到古戰場,渴望著面前出現那山崩般激揚的馬隊,馬蹄下飛揚起遮天蔽日的黃塵,馬背上翻飛起寒光閃閃的大刀片,那裡邊肯定會有我,我會比別人更驍勇善戰。我會成為一條好漢而壯烈沙場。我也會吟出高適、岑參那樣的壯懷激烈的邊塞詩的。我會讓我的同事、當今少有的不俗的詩人柳雲捧讀我的邊塞詩而擊節!我想他會由此喚起大激情的。」 
  42《翅膀》原來作家在大戈壁上得到的是詩情畫意,是古代人文精神的復歸:令我興奮的是我發覺我不僅是個詩人我還是個哲人。我在解釋為什麼古戰場都在荒漠大野,我認為這是一種紳士的行為,就像西方貴族間的決鬥。在明處,不在暗處;死要死個明白,活也要活個明明白白。我不喜歡游擊戰也不喜歡地道戰,我更不喜歡城市的巷戰,凡是電視上那些在廢墟中進行的一槍一躲的槍戰我都視作最沒有才華的導演的矯情,而且雷同得驚人。這種槍戰未免苟且,躲躲閃閃,靠一種僥倖,類似那種投機商的行為,就是勝了也算不了什麼英雄,更不會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應該也只能出現在這種全是陽光全是坦蕩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拚殺,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從馬背上摔下來,摔出個響動來,當然不摔下來更好。這才叫好男兒,這才叫戰了一回鬥,豪了一回情,過了一把癮。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2)   
  《生命》第18頁第2自然段:「令我興奮的是,我發覺我不僅是個詩人,我還是個哲人。我在解釋為什麼古戰場都在荒漠大野。我認為這是一種紳士的行為,就像西方貴族間的決鬥。在明處,不在暗處,死要死個明白,活也要活個明明白白。我不喜歡游擊戰也不喜歡地道戰,我更不喜歡城市的巷戰,凡是電視上那些在廢墟中進行的一槍一躲的槍戰,我都視作最沒有才華的導演的矯情,而且雷同得驚人。這種槍戰未免苟且,躲躲閃閃,靠一種僥倖,類似那種投機的行為,就是勝了也算不上什麼英雄,更不會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應該也只能出現在這種全是陽光全是坦蕩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拚殺,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地從馬上摔下來,摔出個響動來,當然不摔下來更好。這才叫好男兒,這才叫戰了一回鬥,豪了一回情,過了一把癮。」 
  43《翅膀》第38頁第6自然段:他說,他得出這個結論,整整用了一年的時間。 
  最初的時候,在這樣的荒漠中生活,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鬱的。孤身一人呆在這麼一個地方,心中確實有著一種無法排遣的憂愁。 
  《生命》第12頁第4自然段:「在我穿行於這條寬闊的戈壁大走廊時,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鬱的。孤身一人走這麼遠的路雖然不是第一次,卻仍然有著一種無法排遣的寂寞。」 
  44《翅膀》第43頁第2自然段:那位作家說得對——要過癮就得到這地方來,寬寬堂堂,明明亮亮,沒有人看你沒有人干擾你,你愛往山坡上躺就往那上邊躺,愛脫光了身子就脫光身子,作為男人在這裡光著身子肯定會增加陽剛之氣的。要是陽痿,到了這裡接受戈壁陽光,肯定比到男性病診所好。那些城市裡整天蹲牆旮旯曬太陽的老人;那些塌著腰在辦公室裡整天捧著個茶銹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職人員;還有那些在春天裡得了流感到醫院大走廊裡掛滴流的人,都到這條灌滿陽光的大走廊裡來吧,接受陽光浴,會益於身心健康的。我想,麥加聖地一定會充滿這種陽光的,接受陽光的洗禮吧,我的城市同胞! 
  《生命》第18頁第3自然段:「要過癮就得到這地方來,寬寬堂堂,明明亮亮,沒有人看你沒有人干擾你,你愛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愛脫光了身子就脫光身子,作為男人在這裡光著身子,肯定會增加陽剛之氣的。要是陽痿,到了這裡接受戈壁陽光,肯定比男性病診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牆旮旯曬太陽的老人,那些塌著腰在辦公室裡整天捧著個茶銹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職人員,還有那些在春天裡得了流感到醫院大走廊裡掛滴流的人,都到這條灌滿陽光的大走廊裡來吧,接受陽光浴,會益於身心健康的。我想,麥加聖地一定會充滿這種陽光的,接受陽光的洗禮吧,我的城市同胞!」 
  45《翅膀》第60頁第4自然段第2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那信仰在石油人的心中永遠排在首位。它可以撼動亙古不變的荒丘,它可以激活死寂的戈壁;它就是創業,它就是惟苦為榮,它就是奉獻。 
  《生命》第86頁第3行:「這裡的口號聲可以撼動亙古不變的荒丘,可以激活死寂的戈壁灘;何況你那點滴私念。只有創業,只有奉獻,只有以苦為榮。」 
  46《翅膀》第114頁第3自然段:公墓的長牆擋不住戈壁的風沙。 
  《生命》第58頁第3行:「墓區的圍牆再長,也顯得短了,擋不住多少風沙。」 
  47《翅膀》第114頁第4自然段第3行:每座小小的墳塋前都有一塊小墓碑,有木板的,有水泥的,石料的極少,《生命》第57頁倒數第4行:「大多數墓碑是木板的……還有的墓碑是水泥的。看上去不夠高大也不夠精緻。石料的極少,」48《翅膀》第114頁倒數第9行:埋葬英靈的墓區也仍是石油人的本色。 
  《生命》第58頁第2行:「整個墓區的風格都體現著石油人的本色。」 
  49《翅膀》第114頁第4自然段:他們死了,他們不會計較什麼啦。但他們就是活著也不會計較什麼。也許這正是活著的人們對他們的理解:沒有用燦爛的花圈去裝飾,也沒有用上好的墓碑來點綴,給他們一塊寬闊的地方,別擋住他們的視野,就是對他們的最大安慰。 
  《生命》第58頁第4行:「他們也不會計較的;他們生前就不會計較什麼,死後就更不會去計較什麼了。也許活著的人深深理解他們,沒有用燦爛的花圈去裝飾,也無需用上好的墓碑來點綴。給他們一塊寬闊的地方,別擋住他們的視野,就是對他們的最大安慰了。」 
  50《翅膀》第115頁第7行:但一旦實際感覺到那墳塋的數量,還是感到了一種鋪天蓋地的淒冷。這裡有許多不朽的靈魂;起碼可以在民族自強的史冊上震古爍今。 
  《生命》第30頁倒數第7行:「我看到了那麼一大片墳塋,我感到一種鋪天蓋地的淒冷。這裡有許多不朽的靈魂,起碼可以在民族自強的史冊上震古爍今。」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3)   
  51《翅膀》第116頁第4行:駱駝是與勘探隊員們相依為命的夥伴。 
  《生命》第29頁第7行:「柴達木的駱駝是柴達木人最親切的伴侶。」 
  52《翅膀》第116頁第4自然段:駱駝被稱為奉獻者。它們一隊隊行進在茫茫大漠中。 
  那一座座駝峰排列在漠海中,就像海洋裡在驚濤中起伏的航船。勘探隊員們靠它們馱水馱糧,如果不是它們的奉獻,將會有多少人在進入這片荒蕪的盆地時無法生還。 
  《生命》第29頁第2自然段:「它們一隊隊行進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駝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動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隊員們靠它們馱水馱糧,如果不是它們的奉獻,將會有多少人在進入這片荒蕪的盆地時無法生還。」 
  53《翅膀》第116頁第5自然段:駱駝被稱為沙漠之舟。它們比人類有著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麼一頭駱駝因為飢渴倒在沙漠中。駝工拚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來了。駝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隊長請求給它點水喝。可是,僅有兩桶水,那是全隊人好幾天的水量,每個人嘴上都乾裂得淌血卻沒有一個捨得去喝桶裡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資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駱駝,不是人,所以,它沒有權利喝。駝工再哀求也沒有用。當那位駝工含著熱淚與癱倒的伴侶進行生死告別時,那頭巨大的駱駝本已無法抬起的頭上揚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來,枯澀的兩眼閃著沙漠般的迷惘。年輕的駝工突然動了感情,長跪不起。他與這匹駱駝已經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 
  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跡。就在這時,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聯接點的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它沒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那頭駱駝被掩埋了。 
  《生命》第29頁第2自然段:「人們稱它們是沙漠之舟。它們比人類有著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麼一隻駱駝因為飢渴一下倒在了滾燙的沙漠中。駝工拚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來了。駝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隊長請求給它一點水喝。可是,僅有兩桶水,那是全隊人好幾天的水量,每個人嘴上都乾裂得淌血卻沒有一個捨得去喝桶裡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資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駱駝,不是人,所以,它沒有權利喝。駝工再哀求也沒有用。當那位駝工含著熱淚與癱倒的伴侶進行生死告別時,那頭巨大的駱駝本已無法抬起的頭上揚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來,枯澀的兩眼閃著沙漠般的迷惘。年輕的駝工突然動了感情,長跪不起。他與這匹駱駝已經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跡。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就在這時,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聯接點的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它沒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那頭駱駝被掩埋了。」 
  54《翅膀》第117頁第2自然段: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駱駝,人們總說那是一頭通人性的駱駝。 
  《生命》第30頁第11行:「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駱駝,人們總說那是一頭通人性的駱駝。」 
  55《翅膀》第117第3自然段:這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 
  《生命》第30頁:「這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56《翅膀》第119頁倒數第2行:一位作家說: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經40年了。先後上任的局長也不算少。但是,不會有別的局長比他的命運更慘烈。別的局長可以選擇提升,可以選擇調走,而他則選擇了自戕。那是一個是非顛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權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艱難困苦的折磨,卻獨獨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惡劣環境造就人的生命強度,但這種強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一根電線桿上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讓我震動的是他為什麼爬到電線桿上而且掛在頂端的部位。他為自己選擇了一個高度。大戈壁沒有比電線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覺得他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種高傲的選擇。 
  《生命》第31頁第2自然段:「青海石油局建立40年了。先後上任的局長也不算少。但是,不會有別的局長比他的命運更慘烈。別的局長可以選擇提升,可以選擇調走,而他則選擇了自戕。那是一個是非顛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權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艱難困苦的折磨,卻獨獨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惡劣環境造就人的生命強度,但這種強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電線桿上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讓我震動的是他為什麼爬到電線桿上而且掛在頂端的部位。他為自己選擇了一個高度。大戈壁沒有比電線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覺得他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種高傲的選擇。」   
  「合理引用」還是「抄襲、剽竊」(14)   
  57《翅膀》第127頁倒數第8行:在此後的日子裡,秦文貴慶幸自己在出國前有過這樣一次墓地祭奠。它給了他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他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 
  《生命》第27頁第2自然段:「那一次孤行,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我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 
  58《翅膀》第127頁倒數第3行:即使不能得到永恆的拯救,至少可以獲得暫時的解脫。 
  《生命》第27頁第10行:「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暫時的解脫。」 
  59《翅膀》第12頁第3自然段:人們後來把這故事講給秦文貴聽的時候,一派輕鬆的口氣,好像是個很好玩的笑話,但在秦文貴聽來卻無法輕鬆。 
  《生命》第66頁第2自然段:「給我講這種故事的人自然操著一種輕鬆的口氣,可是,在我聽來卻無法輕鬆。」     
  第三部分   
  《西部生命》說法(1)   
  1 是非曲直終辯明 
  遼寧銘星律師事務所一級律師 趙星奇 
  劉元舉訴張建偉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被新聞媒體稱之為「新千年中國文壇第一案」,這個案子雖然在2003年12月己經由北京市兩級人民法院的審理,終審判決,但執行的事情還沒有結束。現在己經是2004年的3月份了,靜下心來想想,這個官司一打就是三年,其中經歷的艱辛和曲折,這在我二十多年的律師生涯中也是罕見的。 
  遭侵權,被迫起訴2000年12月末的一天,原香港《文匯報》遼寧記者站記者曲頡給我打來一個電話,約定當天下午他與《鴨綠江》文學月刊社主編劉元舉到我的辦公室來商議一個重要的事情。劉元舉是我們東北這片黑土地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以前我們也曾相識,由於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並沒有過多的交往。但他的諸多作品我還是拜讀過,如《中國鋼琴夢》等等。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一個十分具有創作天賦和靈感且充滿創作激情的作家。他們的到來,才使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他們帶來了兩本書,一本是他的散文集《西部生命》,另一本是張建偉的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張建偉是《中國青年報》社的編委,也是范長江新聞獎和魯迅文學獎的雙獎獲得者。《蟬蛻的翅膀》一書是一部介紹當代青年先進模範人物中的傑出代表、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級工程師秦文貴事跡的書。劉元舉詳細地向我介紹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抄襲和剽竊了他的《西部生命》一書的事實,其剽竊內容多達60餘處。 
  隨後,劉元舉向我咨詢了關於張建偉的行為是否構成對他著作權的侵害等相關的法律問題。出於我多年的律師職業經驗和對雙方當事人負責任的態度,考慮到他們雙方都是名人,我提議,對於這個涉及民事糾紛的案件,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讓他們通過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因為訴訟要經過若干嚴格的法律程序,對當事人來說畢竟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也會給對方造成負面的社會影響和輿論影響,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還是不走上法庭為好。 
  劉元舉同意了我的建議,他也曾企盼張建偉能來主動的賠禮道歉,並了結此事。然而,後面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卻使得劉元舉不得不選擇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了。 
  既然事已至此,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然是律師的責任,我決定接受委託,擔任劉元舉訴張建偉侵害其著作權的訴訟代理人。我將涉及此案的材料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特別是用了幾天的時間仔細閱讀了《西部生命》和《蟬蛻的翅膀》這兩本書,並對劉元舉所列剽竊事實內容及歸類對照再一次作了認真的核對,對侵權的事實及內容有了準確的瞭解,為訴訟作好充分的準備。 
  在經過反覆認真的研究後,我為劉元舉起草了《起訴狀》,經劉元舉同意,提出了請求判令被告張建偉立即停止侵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支付侵權賠償金8萬元人民幣這三項訴訟請求。 
  2001年1月8日我來到了北京,劉元舉在此前已先期到北京,當晚我們召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到場的十幾位記者大都來自北京的媒體,也有我們當地的《遼寧法制報》的記者參加。 
  第二天上午,我同劉元舉一同來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當時我們所以選擇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是因為本案張建偉侵權行為的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的發生地均在北京。同時據我們瞭解,張建偉身為《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也長期居住在北京。又因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是北京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指定法院,所以本案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應歸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於是我們向法院遞交了對張建偉侵犯著作權的起訴狀,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也受理了此案,並向我們送達了《案件受理通知書》。 
  至此,長達三年的艱難的馬拉松式的訴訟也就開始了。 
  新聞發佈會後,《遼寧法制報》是第一家刊出張建偉《蟬蛻的翅膀》抄襲《西部生命》的消息的。而北京的報刊,只有《北京晨報》一家刊登出題為《劉元舉告〈蟬蛻的翅膀〉抄襲 》的消息,其他報紙都沒有刊登出來。後來有的記者給劉元舉打來電話,言稱文章寫好了,因為是報社領導接到了上邊的一個電話通知,明確指示不允許刊發劉元舉告張建偉抄襲這個案件的消息, 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某報社主任說,他們主編給他們報社中層幹部開會時傳達了上邊的這個電話通知。 
  劉元舉剛從北京回來後,就陸續被單位領導和上級領導找去談話,還經常接到電話,都是勸說他放棄這場官司,甚至還提到讓他考慮考慮安定團結,使他在思想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好在眾多的媒體特別是互聯網開始對本案給予了關注,許多網友在網上對本案發表評論,譴責張建偉的抄襲剽竊行為,支持劉元舉的維權行動。 
  管轄權,一波三折 
  法院立案後,一直沒有消息。 
  2001年2月5日,我來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閱卷,審判員向我送達了張建偉向法院提交的《移送管轄申請書》。張建偉提出:「貴院受理的劉元舉與我的著作權糾紛,由於劉元舉不知道我的戶口和住所都在天津,誤以為我在北京有住所,而實際上我在北京沒有住所。我的住所在天津……與我身份證上的地址完全一樣,請求貴院將本案移送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或……區法院進行審理。」同時,張建偉還附上了其本人的身份證和戶口薄複印件。從其提供的身份證和戶口薄複印件上看,張建偉的住所地確實在天津,但這對本案的管轄並沒有影響。為了搜集證據,為今後的訴訟作好準備,我又來到了北京西單圖書大廈,發現《蟬蛻的翅膀》一書仍在這裡銷售,於是我買了一本《蟬蛻的翅膀》並開據了發票。   
  《西部生命》說法(2)   
  回到瀋陽後,我把張建偉提出移送管轄申請的情況告知了劉元舉,劉元舉關切地問我,管轄地是否存在問題,我非常肯定地告訴他,本案應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是沒有問題的,但按照訴訟程序要求,我們需要對張建偉的《移送管轄申請書》做出答辯意見,以便人民法院在審理本案管轄權爭議時,能綜合考慮雙方的意見,以確定本案究竟由哪個法院管轄。 
  為了充分說明我們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建偉提起訴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說明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我們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供了五份相關的證據:證據1《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後記,記述《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寫作是「1999年4月30日子夜於北京西壩河」;證據2《蟬蛻的翅膀》一書的版權頁,記載《蟬蛻的翅膀》一書是由地址在北京市東城區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證據3.1999年6月3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的一篇消息,證明《蟬蛻的翅膀》一書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舉行了首髮式,張建偉在首髮式上簽名售書;證據4.1999年11月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獲獎名單,證明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和劉元舉的《西部生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被同台授獎;證據5. 2001年2月6日北京西單圖書大廈開據的《蟬蛻的翅膀》一書的購書發票,證明《蟬蛻的翅膀》一書仍在北京銷售。 
  在我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供的《關於對張建偉移送管轄申請書的答辯意見》中,我指出:張建偉要求移送管轄的申請沒有法律依據。劉元舉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建偉提起訴訟,並不是誤以為張建偉在北京有住所,不管張建偉在北京是否有住所,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都有管轄權。因為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關於「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和第三十五條關於「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原告可以向其中一個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規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關於「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的規定和我們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張建偉侵權行為的實施地和侵權行為的結果發生地均在北京,所以我提出,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張建偉關於移送管轄的申請。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對本案管轄權的審理,於2001年3月9日作出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初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認為:「雖然本案被告張建偉的住所地在天津,但根據劉元舉提交的證據,可以認定被控侵權作品《蟬蛻的翅膀》的發表、複製及發行行為均是在北京實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也是被控侵權行為的結果發生地。故劉元舉選擇為張建偉出版發行《蟬蛻的翅膀》一書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所在地法院,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並無不當。因此,本院對本案依法有管轄權,張建偉所提管轄權異議的理由不成立。」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裁定:「駁回被告張建偉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我們認為,這是一份嚴格依法辦案的公正裁定書。 
  可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書》送達後,張建偉對這份《民事裁定書》提出上訴。當然,上訴權是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因為我國審判制度是兩審終審制,當事人對一審判決、裁定不服都可以提出上訴,對此我們無可非議。然而,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卻讓我們無法理解和不能接受。 
  2001年3月16日張建偉在《上訴書》中提出:「原審法院以訴爭作品的出版發行單位中國青年出版社所在地為由認為其對本案有管轄權,上訴人認為不妥,作品的出版發行是出版單位負責,與上訴人無關,被上訴人沒有對訴爭作品的出版發行單位中國青年出版社提起訴訟,而是對上訴人本人提起訴訟,故以此認為其對本案有管轄權顯然不妥,懇請從原告就被告和便於當事人訴訟的民事訴訟原則出發將本案移送給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對於張建偉關於本案管轄權的上訴,我們做出了答辯。我在《答辯狀》中提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張建偉對管轄權的異議,是正確的,應予維持。張建偉的上訴請求沒有法律依據,應予駁回。並指出:本案不僅被控侵權作品的出版發行地在北京,而且該書完成於北京;在北京舉行首髮式;張建偉在北京簽名售書;該書在北京獲獎;該書現仍在北京銷售。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控侵權作品的發表、複製及發行行為均是在北京實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也是被控侵權行為的結果發生地是客觀的、正確的。我們在3月26日將《答辯狀》提交給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簡單的管轄權糾紛,至於張建偉提出的原告就被告和便於當事人訴訟的民事訴訟原則的問題,因為按照我國法律適用的有關規定,在法律條文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只能適用法律條文,而不能適用法律原則,所以這個問題對本案的管轄權根本不會有任何意義。   
  《西部生命》說法(3)   
  在等待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作出裁定期間,大約是在四月份的一天,劉元舉電話告訴我,張建偉的律師給他來了一封信,說要與他和解。劉元舉徵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可以進行和解,這也是最終了結此案的一條途徑。之後,我與張建偉的律師進行電話聯繫,定於4月下旬他同張建偉來瀋陽進行和解的商談。我又與劉元舉討論了和解方案,確定了和解的原則。張建偉的律師又來電話告訴我,由於他們工作忙,定於「五一」期間來,可從此便沒有音信了。 
  2001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作出了裁定,這也是本案的管轄權的終審裁定,但裁定的理由和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終撤銷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初字第29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看著這份裁定,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如此簡單的管轄權爭議糾紛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審判水平低到如此程度,還是另有原因,不可思議。 
  劉元舉問我,真的要到天津去打官司?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辦?是呀!該怎麼辦?是屈從於這份裁定,還是依法抗爭?我們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這是一份終審裁定,本案必須被移送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惟一的司法救助途徑就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就是人們常說的申訴。但申請再審是非常艱難的過程,對管轄權的再審申請,尤其是向最高人民法院對管轄權申請再審,在我的律師執業工作中還沒有過,能不能被受理都很難說,更不要說勝訴了。可面對這樣一份有法不依的裁定,我們也只能選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這一司法救助途徑惟一的路了。 
  於是我義無反顧地為劉元舉起草了《再審申請書》,請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高知終字第56號民事裁定書;維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2001年7月1日曲頡陪著劉元舉再一次到了北京,將《再審申請書》遞交給最高人民法院。在將近半年的時間裡,此案沒有一點消息,既沒有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的信息,也沒有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審理通知。正當我同劉元舉商量如何去追問此案時,在2002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送達的民事裁定書,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不僅受理了本案管轄權的再審申請,而且經過認真的審理,還支持了我們的再審請求,這也是我經歷的第一件管轄權再審勝訴的案例,而且是勝在最高人民法院。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愧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確實作到了嚴格依法辦案,使我們看到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必將在各級審判機關得到貫徹落實。曲頡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談到此事時,戲說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紅戳比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大了許多,有小碗口粗壯,鮮紅、鮮紅,煞是喜人。」對於管轄權的再審,我們企盼了半年,終於有了公正的裁決。 
  2002年3月1日,我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參加了對本案管轄權再審的詢問,並陳述了對本案管轄權的意見。3月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了(2002)高民再終字第125號民事裁定書,裁定認為:「法律將侵權行為地確定為案件管轄地,有利於查明侵權事實並及時處理該侵權行為。雖然張建偉的住所地在天津,但根據劉元舉提交的證據,可以認定被訴侵權作品《蟬蛻的翅膀》的發表、複製及發行行為均是在北京市實施的,北京市既是被訴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也是被訴侵權行為的結果發生地。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張建偉所提管轄異議的理由不成立。原二審裁定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適用『兩便原則』確定管轄不當,屬適用法律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並裁定:「一、撤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高知終字第56號民事裁定書;二、維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號民事裁定,即駁回被告張建偉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至此,本案管轄權之爭經過一年多的時間,終於畫上了句號,艱難的訴訟以我們的第一個回合的勝訴而告終。 
  論法理,勝訴京城 
  按照正常的程序,本案將很快進入實體審理,我也在加緊進行庭審前的準備。 
  可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卻遲遲接不到開庭通知。我同劉元舉都多次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原辦案人打電話,可電話就是不通,後來劉元舉瞭解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遷到了新址,他也找到了原辦案人,這個案件仍由她負責審理,但案卷還沒有轉回來,仍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只能耐心地等待。可這一等,就是一年多。期間我和劉元舉都多次打電話,辦案人也表示出很無奈,她也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聯繫過,但案卷始終沒有移交過來,沒有案卷就無法審理。看來只能讓劉元舉直接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交涉了,否則將是無限期的等待。 
  在劉元舉多次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交涉後,才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協調,於2003年3月將案卷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移交過來。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在2003年5月13日對本案開庭審理,並向劉元舉送達了開庭通知書。可由於「非典」的原因,開庭時間又推遲到了7月24日。   
  《西部生命》說法(4)   
  在接受本案訴訟代理委託後,我就對本案進行認真的研究,我發現本案有其特有的,不同於其他侵犯著作權案件的特點和有趣之處。所謂特點在於:其一、兩本書的文體不同。劉元舉的《西部生命》是散文,而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是報告文學,是兩個不同文體的作品。其二、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使用《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達60餘處,其中只有一處標注了是引用《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有5段文字計1000餘字雖然註明該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說」的,並改變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號,但卻沒有指明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名稱,其餘各處有4000餘字根本是沒有任何註釋的使用了與《西部生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其三、張建偉在《蟬蛻的翅膀》一書後的「引用參考文獻」中列舉了《西部生命》一書中的第3頁至第102頁共9篇散文,但他列舉的與他實際使用的還不盡一致。 
  其四、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在使用《西部生命》的內容上,包括了劉元舉對西部的極具特色的感悟、哲思、具象化描寫及通過採訪所寫的故事,還有多處把劉元舉對西部的獨特感受和思索移植到了《蟬蛻的翅膀》一書的主人公秦文貴身上。這些特點將直接影響到對本案是否構成侵權的判定。 
  所謂有趣之處在於:其一、《西部生命》和《蟬蛻的翅膀》曾在1999年11月同時獲得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張建偉和劉元舉同台受獎。其二、劉元舉的《西部生命》共118萬字,是他從1988年起曾兩次深入到我國西部地區體驗生活,並歷經七年的時間才創作出的散文集,於1996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而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共17萬字,是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團中央、中國青年報社等單位指派,赴柴達木油田對青年典型秦文貴事跡進行採訪所寫的,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發行,用他自己在該書的後記所載,《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完成是用「十天左右的採訪,十天左右的寫作,同時還和我的同事一起采寫了適用於《中國青年報》的三篇長通訊」。這些有趣之處給本案增添了不少色彩。 
  根據本案的特點,我認為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使用了劉元舉《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以下三個問題將成為本案爭議的焦點,1張建偉在《蟬蛻的翅膀》一書後的「引用參考文獻」中列舉了《西部生命》一書中的第3頁至第102頁共9篇散文,這是不是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還是構成對《西部生命》的剽竊?2張建偉《蟬蛻的翅膀》一書中有5段文字註明該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說」的,並改變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號,這是不是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還是構成對《西部生命》的侵權?3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是受團中央等部門指派創作的,其職務行為對本案侵權及承擔責任是否帶來影響? 
  7月24日下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庭,對本案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劉元舉和張建偉都沒有到庭,張建偉更換了律師,有四五家媒體的記者參加了旁聽。庭審前,張建偉的律師當庭向法庭提供了答辯狀及16份證據材料共54頁,厚厚的一個檔案袋。審判長向我解釋說,由於「非典」的原因,張建偉向法庭申請延期舉證,並得到批准,所以才當庭出示證據。審判長同時徵求我的意見,是否需要時間研究這些證據,如果需要可延期開庭。 
  我詳細翻看了這些證據,其內容基本都在預料之中,所以我沒有申請延期審理。 
  如我預料的那樣,張建偉在答辯狀中提出了如下答辯意見:1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是受團中央和報社委派完成政治任務,屬於職務行為。上級單位應當澄清事實,承擔相關責任。2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合理使用了劉元舉的《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並沒有侵犯其著作權。在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時,參考引用了劉元舉書中的部分內容,均在《蟬蛻的翅膀》一書後所附的「引用參考文獻」目錄中予以註明,談不上所謂抄襲剽竊。 
  3出於尊重劉元舉及其作品,在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過程中,已經通過組織向劉元舉通報過使用其作品的情況。4願意消除誤解,妥善處理雙方的糾紛。 
  在法庭審理中,雙方為了證明各自的主張,均向法庭出示了證據,並進行了質證。 
  張建偉的律師向法庭出示了三部分證據,共16份。第一部分,證明張建偉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是受團中央指派,為完成政治任務而履行的職務行為。第二部分,證明宣傳秦文貴是團中央、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1999年的重大政治任務。第三部分,證明張建偉使用劉元舉作品系合理引用,出示的證據有:《蟬蛻的翅膀》一書所附「引用參考文獻」複印件;張建偉所寫的采寫《蟬蛻的翅膀》一書前後;中國青年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周志春的證言;中共中央宣傳部秦文貴先進事跡宣傳方案;青海石油報社出具的刊載《蟬蛻的翅膀》後未向張建偉付過稿酬的證明。 
  對於張建偉的律師出具的上述證據,我提出了質證意見,我認為第一、二部分證據中除第8份證據與本案有關外,其餘證據對張建偉是否構成侵權均沒有直接關係,均不能證明張建偉不構成侵權。因為張建偉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即使是受團中央等組織指派而履行的職務行為,但這些證據並沒有證明團中央等組織曾指示張建偉在采寫秦文貴先進事跡時可使用劉元舉的作品,也沒有證明團中央等組織對《蟬蛻的翅膀》一書承擔了除署名之外的其他任何權利,如受獎勵、獲稿酬等,所以如果張建偉構成侵權,承擔責任的仍是張建偉,而不是團中央等組織。宣傳學習秦文貴的先進事跡是無可非議的政治活動,秦文貴扎根荒漠17年,為國家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確實是英雄,是模範,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都應該向秦文貴學習。但這與張建偉在采寫秦文貴事跡時侵犯他人著作權沒有任何關係,恰恰是張建偉把劉元舉對西部的獨特情感和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貴身上,這是在損傷英雄人物。不能因為秦文貴是英雄,張建偉采寫其先進事跡時,就可以侵犯劉元舉的著作權並可以不承擔責任。關於第8份證據,恰恰證明了《蟬蛻的翅膀》一書印數為2萬冊,銷售19076冊,而張建偉律師所說的銷售情況與該證據不符。對於第三部分證據,我提出異議,指出這些證據不能證明張建偉是在合理引用,並在法庭辯論階段作了詳細論述。   
  《西部生命》說法(5)   
  在法庭辯論中,我除反駁了張建偉提出的其作品屬職務創作,不應由其承擔責任的主張外,重點闡述了如下幾個問題: 
  一、原告劉元舉是《西部生命》一書的著作權人,對《西部生命》一書依法享有著作權,並受法律保護。 
  原告從1988年起曾兩次深入到我國西部地區體驗生活,並歷經了長達七年的時間,才創作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一書。原告為該書的寫作耗費了極大的艱辛和心血,在一次體驗生活中,原告曾被捲入到西部的大沙塵暴中,這次歷險使原告不僅對西部有了深刻的感悟,甚至對那裡的沙子都有刻骨銘心的感情,從而創作出了《悟沙》這篇散文。可以說,原告是用自己的心靈和血肉去真正貼近那片土地,是用自己的真情和血汗去謳歌那裡的人們。老作家李若冰先生曾帶病為該書作序,他在《嚮往西部》一文中,曾這樣寫到:「你字裡行間洋溢著激情,蘊涵著一種思考,一種智慧,一種精神,完全屬於你自己心靈的呼喚。無論是你在黃河源頭對生與死的感悟,還是在花土溝油田遭遇沙塵暴襲擊的狼狽;無論是對大自然變遷的追索,還是站在冷湖紀念碑前的憂傷;以及你對生活在荒漠中各種人物的動人素描,我都無不覺得你情感河流的波濤時而噴薄洶湧,時而平靜如水,時而碧波蕩漾,時而哀婉流瀉。 
  我相信,相信你對西部感情的投入,更相信你產生的那種感覺:『我太偏愛這片土地了!』」 
  可見,《西部生命》是原告用心血把對西部的特殊情感和哲思凝聚成文字、昇華成篇章,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所以,《西部生命》獲得了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第二屆東北文學獎等多項獎項。其中部分篇章被翻譯介紹到國外(法文版、英文版)。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二條第一款關於「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的規定,和第三條關於「本法所稱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一)文字作品……」的規定,及第九條關於「著作權人包括:(一)作者……」的規定,原告作為《西部生命》一書的作者,是《西部生命》一書的著作權人,對《西部生命》一書依法享有著作權,其著作權受法律保護。 
  二、被告張建偉的《蟬蛻的翅膀》一書剽竊了原告《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其行為構成了對原告著作權的侵害。 
  被告在《蟬蛻的翅膀》一書中,有60多處剽竊了原告《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動,一字不差的照搬,有的是個別文字略作改動,據為己有。被告還剽竊了《西部生命》一書的細節、具象化描寫、故事情節和極具特色的西部感悟,如《西部生命》27頁第二自然段:「那一次孤行,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我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而在《蟬蛻的翅膀》127頁:「在此後的日子裡,秦文貴慶幸自己在出國前有過這樣一次墓地祭奠。它給了他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 他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而且被告張建偉把原告獨特的藝術感受移植到了《蟬蛻的翅膀》一書的主人公身上。如《西部生命》第48頁寫到:「黃沙便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完全是一種自己的方式。」而在《蟬蛻的翅膀》第14頁中卻變成了:「秦文貴發現,就這麼一卷,黃沙便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久久地飄揚著,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一派無限愛戀的樣子。」凡此種種,在這裡也不一一列舉。原告劉元舉曾經這樣告訴我:被告「這是將《西部生命》中最有價值的精華掰成碎片,點綴在《蟬蛻的翅膀》裡,把我在黃河在柴達木的哲理和思想發現,通過《蟬蛻的翅膀》主人公之口據為己有。」 
  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關於:「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的規定,和第四十六條關於剽竊他人作品的是侵權行為的規定,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所謂剽竊,就是將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以或多或少改變形式或內容的方式,當做自己的作品發表。或將他人的作品改頭換面,刪節補充,竊其精華。剽竊行為不在於剽竊的部分是否可構成一個獨立的作品,而在於剽竊的部分是屬於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中的內容。我國《著作權法》所以將剽竊行為定為侵權行為,是因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作品的具體表達形式,這個具體的表達形式是作者依靠自己的智力活動創作出來的,而不是靠照抄、照搬他人作品的結果。剽竊他人作品,不僅侵害了原告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也欺騙了讀者,欺騙了公眾。剽竊他人的智力創作成果,並將它據為己有,與將他人的有形財產據為己有,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兩者均為不勞而獲,因而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本案原告曾兩次去西部荒漠,並歷經七年時間用他的真情和血汗創作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一書,而被告僅用10天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一書,其中把《西部生命》一書中最有價值的精華據為己有。特別是報告文學,這種文體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實,不能虛構。而《蟬蛻的翅膀》一書卻把原告對西部獨特的藝術感受,移植到了他的主人公身上。這是典型的剽竊行為,同樣也是一種造假行為。   
  《西部生命》說法(6)   
  至於被告提出在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過程中,己經通過組織向劉元舉通報過使用其作品情況的主張,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實。而事實上,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向劉元舉通報過張建偉要使用《西部生命》。劉元舉從未同意,也未通過他人表示同意張建偉使用《西部生命》一書。 
  三、雖然被告張建偉在《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引用參考文獻中,列舉了《西部生命》,但這不屬於法律規定的合理使用著作權,不能掩蓋其剽竊行為。 
  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的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其中列舉了十二種情況。而被告的行為與這十二種情況都不相符,因而不屬於合理使用。他既不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也不是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因為被告的《蟬蛻的翅膀》一書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真實,不能虛構。被告寫的是秦文貴的事跡,秦文貴對西部當然有他獨特的情感和感受,而被告在用報告文學寫秦文貴時,卻把原告對西部的情感和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貴身上。作者寫文章是一個創作過程,創作,需要時間和獨立的構思,並運用技巧和方法通過文字來反映自己的特點和個性。雖然有時也難免引用他人文章,特別是為了說明問題,論證觀點時往往要引經據典,但絕不像被告這樣,把《西部生命》散文集作者的獨特感受中最精華的部分照搬到自己的報告文學中去,這不是為了說明某個問題,不是合理使用,而是典型的剽竊。 
  雖然被告在《蟬蛻的翅膀》一書的引用參考文獻中,列舉了《西部生命》一書,但這種列舉並不能使讀者區別出哪些內容是劉元舉《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而非被告的創作,仍會使讀者誤認為都是被告的創作。被告的這種列舉實際上是在掩人耳目,這對被告構成剽竊,沒有任何影響,難道聲明偷竊了別人東西的人,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嗎?如果照此邏輯,只要把別人的作品列在參考文獻中,就可以任意照搬別人的作品,哪個情節精彩,就用哪個情節,哪個片段對自己有用,就用哪個片段,那豈不真成了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嗎?還何談文學創作和著作權保護?真正的合理引用,不僅要註明所引文字的具體出處,還應把所引用的文字加上標注作為區別,而且還必須是為了說明某一問題或為了介紹、評價某一作品而適當引用。 
  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在引用參考文獻中,對《西部生命》的列舉與他實際剽竊的地方也不盡一致。如他列舉了《西部生命》第3至9頁「從渤海到瀚海」,可他並沒有引用其中的文字,他有幾處剽竊了《西部生命》122頁之後的「憂鬱的敦煌」的文字,卻在參考文獻中沒有列舉。這也足以證明他是在用參考文獻來掩蓋其剽竊的真相。同時,他把《西部生命》從第3頁至第102頁都作為參考文獻,實際上是把《西部生命》任意剪裁,為我所用。被告在引用《西部生命》內容時,只有一處註明是劉元舉的,其餘都沒有註明,其給讀者的印象只能是除了註明的之外,都不是劉元舉《西部生命》的內容。所以,被告雖然在參考文獻中列舉了《西部生命》,但其仍不屬於法律規定的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權,而完全符合剽竊的構成要件,所以被告的行為是對原告著作權的侵害。 
  被告在《蟬蛻的翅膀》一書中引用《西部生命》一書的部分內容時,雖然有5段文字計1000餘字註明該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說」的,並改變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號,但卻沒有指明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名稱,這種引用方式,仍然不能讓讀者瞭解所引用內容的出處和作者的身份。這仍然是一種侵權行為。 
  四、被告張建偉應依法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 承擔停止侵害、 
  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五)剽竊他人作品的 ……」本案被告剽竊了原 
  告《西部生命》一書的內容達60餘處,依法應承擔上述民事責任。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包括權利人或者委託代理人對侵權行為進行調查、取證的合理費用。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和具體案情,可以將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律師費用計算在賠償範圍內。」根據這一規定,原告在請求被告支付侵權賠償金額中包括為此訴訟所支付的差旅費、律師費的請求是合理合法的,應當予以支持。 
  在開庭之後,張建偉通過審判員向劉元舉再一次表示了願意對本案進行和解,劉元舉考慮再三,表示了同意。張建偉第一次親自給劉元舉打了電話,他們約定由雙方的律師具體協商。在經過幾次通話後,還是沒有談到實質問題,最後我給對方律師打電話,尋問其究竟是什麼意見,對方終於提出:張建偉使用了劉元舉的著作沒有經過劉元舉,這顯然是不對的,張建偉要向劉元舉道歉,但是,劉元舉給媒體說了那麼多傷害張建偉名譽的話,是不是也得給張建偉道個歉呢?我聽了之後,感覺到對方根本沒有和解的誠意,但我還是把對方的意見轉告給劉元舉,劉元舉當然不能接受。我們把這一情況向審判員作了通報,我們只能等待法院的判決。   
  《西部生命》說法(7)   
  200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宣判,劉元舉正好在北京學習,他親自去法院接受了宣判並領取了判決書。 
  判決書在本院查明的事實部分中載明:「經本院對此,《蟬蛻的翅膀》一書多處使用了與《西部生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共計4000餘字。內容包括劉元舉通過採訪獲知的故事、劉元舉對中國西部景象的描繪、劉元舉對中國西部的獨特的感悟和思索,並且《蟬蛻的翅膀》一書有多處把劉元舉對中國西部的感受和思索移植到了其主人公秦文貴的身上。」「另外,《蟬蛻的翅膀》一書中還引用了《西部生命》中6段文字,共計1000餘字,沒有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稱。」 
  判決書在本院認為部分中指出:「原告劉元舉對自己創作的《西部生命》一書享有著作權,受法律保護。」「被告張建偉在其撰寫的《蟬蛻的翅膀》一書中未經劉元舉許可使用了與劉元舉創作的《西部生命》作品中內容相同或相似的文字,雖然張建偉在《蟬蛻的翅膀》書後所附『引用參考文獻』列出了劉元舉所著《西部生命》一書,但張建偉使用劉元舉作品的行為不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在書後附錄的參考文獻的書目也不能認定為著作署名,故張建偉的行為己構成侵犯劉元舉著作權的行為,依法應承擔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的法律責任。」「關於張建偉在《蟬蛻的翅膀》一書中引用劉元舉作品1000餘字一節,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雖然可以不經劉元舉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其未為劉元舉署名並未指明作品名稱的行為仍應認定構成侵犯劉元舉的著作權。」「張建偉提出其創作《蟬蛻的翅膀》一書是接受團中央等單位的委派,該書的一切法律責任應由委派單位承擔的主張,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團中央等單位雖委派張建偉採訪並撰寫秦文貴的先進事跡,但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曾指示張建偉使用劉元舉的作品,也沒有證據證明團中央等單位對該書承擔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權利,故對張建偉的主張本案不予支持。」 
  判決書最後判決:一、張建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二、張建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在《中國新聞出版報》上向劉元舉公開賠禮道歉(內容須經本院核准),愈期不執行,本院將在一家全國發行的報紙上,公佈本判決內容,費用由張建偉承擔;三、張建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劉元舉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3600元;四、張建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劉元舉賠償為本案訴訟合理支出的費用及律師費共計人民幣7981元。 
  對於這份判決,劉元舉基本上是接受的,因為儘管賠償經濟損失的數額偏低,可劉元舉當初打這場官司畢竟不是為了錢,而是要明辨是非。客觀的看,這份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總的說來是一份有相當水準的判決書。 
  經過了漫長的二年半時間,終於等來了這份判決。當劉元舉接到這份判決書後,並沒有表現出非常高興的樣子,因為時間己經把他拖得有點麻木,同時這還僅僅是一審判決,據以前的經驗,張建偉還是要上訴的,本案還沒有最後了結。 
  果然,張建偉在上訴期內提出了上訴。 
  我們仔細研究了張建偉的上訴狀,又認真討論了二審訴訟的策略,出於策略的考慮,我們決定劉元舉也提出上訴。張建偉的上訴理由是:1其沒有隱瞞《蟬蛻的翅膀》使用《西部生命》一書4000餘字的事實,己在書後的「引用參考文獻」中註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及所使用內容的篇章和頁碼,一審判決對此認定為抄襲剽竊是錯誤的;2所引用《西部生命》800餘字的內容,在《蟬蛻的翅膀》中改變了字型和字號,註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及所使用內容的篇章和頁碼,屬於合理使用,一審判決仍認定構成侵權沒有根據;3創作《蟬蛻的翅膀》是上級委派的政治任務,屬於職務創作,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應由委託創作方承擔。 
  我為劉元舉提出的上訴理由主要是:《蟬蛻的翅膀》一書出版發行2萬冊,在報紙上連載,還獲獎金5000元,一審判決張建偉賠償經濟損失的數額過低;劉元舉為本案訴訟支付的合理費用及律師費,一審判決僅支持了一部分不知根據何在。說實在的,本案現在己經終審判決,但至今我仍不清楚本案的經濟損失數額和律師費法院是如何計算出來的,這就是己經有人提出的法院判決內容應透明的問題。 
  2003年12月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張建偉聘請的二名律師到庭參加了訴訟。在庭審中,我對張建偉的上訴理由提出了充分的反駁意見,我強調指出:一審判決已定張建偉的行為已構成對劉元舉著作權的侵犯,並判決張建偉承擔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的法律責任是正確的,應依法予以維持。張建偉的上訴請求及理由沒有任何事實及法律依據,應依法予以駁回。我特別論述了:張建偉的行為不符合著作權法關於合理使用的規定,而是剽竊行為。剽竊與合理使用是有本質區別的,所謂剽竊,是未經他人許可,將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以或多或少、或原封不動或改變形式的方式,當做自己的作品發表,本質上是一種不勞而獲。而合理使用,是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在本案中,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如果符合這一規定,就是合理使用,否則就是剽竊。我還指出:張建偉提出的系職務創作,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應由委託創作方承擔的主張,不僅自相矛盾,而且沒有根據。既然沒有侵權不承擔責任,又何談由委託創作方承擔責任呢?按照張建偉的邏輯,就是他沒有侵權,也沒有責任。要有責任,也不是他的,而是委託創作方的,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   
  《西部生命》說法(8)   
  終審判決後,劉元舉與律師趙星奇在接受記者採訪 
  通過二審開庭,張建偉並沒有任何新的證據證明其不是剽竊而是合理使用他人作品,也沒有什麼新的觀點能支持其上訴主張。 
  2003年12月1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了二審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護原判。 
  三年的艱難訴訟,終於畫上了句號。 
  本案的訴訟結束了,但通過本案應該給人們留下許多的思考,特別是我國加入WTO組織以後,如何更好的保護知識產權,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2 淺議抄襲與剽竊 
  國家版權局版權司副司長 許 超 
  抄襲與剽竊在字典上是兩個詞,釋義略有不同,但是,字典的解釋不是法律術語。著作權法所稱抄襲、剽竊,是同一概念(為簡略起見,以下統稱抄襲)。2003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西部生命》訴《蟬蛻的翅膀》案作出一審和終審判決。案件涉及的正是抄襲問題。我讀了北京市兩級法院的判決後,感到深受啟發,學習到很多有益的知識,也聯想起一些有關的問題。於是,改變原來的就事論事寫評論的想法,試圖就抄襲類案件普遍存在的問題發表一點感想。有誤之處,歡迎各界批評指正。 
  一、著作權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 
  本案爭議的雖是抄襲,但是,要將問題說清楚,必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著作權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本案中,當事人對於「哲思」「細節」「具象化描寫」「故事情節」「感悟」「藝術感受」等的相同或者近似,當成是否構成抄襲的依據。愚以為,對於這些概念,須逐一區分,不可一概而論。 
  根據各國都承認的理論,著作權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發現、原理、方法、體系和過程,簡言之,著作權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確立這一基本原則,主要出於以下考慮:各國著作權法賦予作者的權利是一種專有權利,即一旦這項權利歸某個人所有,其他人如果要利用產生這項權利的作品,都必須經過著作權人的許可。如果著作權也保護思想,某種思想就會成為創造這種思想的人的專有財產,任何人都不能再隨便利用這種思想。這就會導致思想被某個人壟斷,思想的交流會受到阻礙。而思想不能壟斷,允許自由流動是各國的基本國策。著作權立法和其他知識產權立法也必須符合這條基本國策。立法的本意是促進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如果將思想視為某個人的私有財產,無疑會給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造成極大障礙。 
  具體到本案, 諸如「哲思」「細節」「具象化描寫」「故事情節」「感悟」「藝術感受」等,哪些屬於著作權保護的表達,哪些屬於著作權不保護的思想,則應具體研究,具體分析。從字面看,「細節」「具象化描寫」「故事情節」等,更接近「表達」的內涵,因此可簡單地劃入著作權保護的範疇。 
  至於「哲思」「感悟」「藝術感受」等,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一般而言,這些概念更接近著作權不保護的「思想」。但是,在未進行具體對比之前,不好就原被告之間的「哲思」「感悟」「藝術感受」等是否存在抄襲下結論。原則上講,如果被告利用了原告創造的思想,但是並未以原告的表達,而是以自己的表達再現該思想,則不屬於侵犯原告的著作權。但是,被告是以原告的表達再現其思想,則顯然是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 
  這裡要說明的另一個問題是,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抄襲和著作權法所界定的抄襲是不同的 
  概念。日常生活中,對於將他人思想竊為己有的行為也稱抄襲,例如,上段提到的未以他人的表達, 
  而是以自己的表達再現他人的思想,但是卻聲稱是自己創造的思想的行為,通常被稱為對他人思想的剽竊。嚴格地說,這是一種道德層面的譴責,而不屬於著作權法應調整的行為。這種現象正好解釋了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道德不同於法律。 
  二、抄襲和非法複製的區別抄襲,指將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竊為己有。 
  認定抄襲侵權與認定其他侵權行為一樣,需具備四個要件:第一,行為具有違法性;第二,有損害的客觀事實存在;第三,和損害事實有因果關係;第四,行為人有主觀過錯。由於抄襲物需發表才產生侵權後果,即有損害的客觀事實,所以通常在認定抄襲時都指經發表的抄襲物。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應是,抄襲指將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竊為己有發表。 
  從抄襲的形式看,有原封不動或者基本原封不動地複製他人作品的行為,也有經改頭換面後將他人受著作權保護的獨創成份竊為己有的行為,前者在著作權執法領域被稱為低級抄襲,後者被稱為高級抄襲。低級抄襲的認定比較容易。高級抄襲需經過認真辨別,甚至需經過專家鑒定後方能認定。在著作權執法方面常遇到的高級抄襲有:改變作品的類型將他人創作的作品當做自己獨立創作的作品,例如將小說改成電影;不改變作品的類型,但是利用作品中受著作權保護的成分並改變作品的具體表現形式,將他人創作的作品當做自己獨立創作的作品,例如利用他人創作的電視劇本原創的情節、內容,經過改頭換面後當做自己獨立創作的電視劇本。   
  《西部生命》說法(9)   
  對於人所共知的歷史素材、自然科學知識、地理知識等反映歷史事實或者客觀事實的素材的利用,對於人類社會的共同文化財富的利用,不屬於抄襲。如果某種思想的表現只有惟一或者有限的幾種形式,例如公式的表達,定義的表達,某個行業或者專業約定俗成的慣用形式,對於這些思想的表達出現相同、雷同或者近似,不能認為是抄襲,因為這類表達不存在發揮獨創性的空間,任何人在表現同一思想時都必須採用同樣的形式。 
  如上所述,著作權侵權同其他民事權利一樣,需具備四個要件,其中,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這一原則也同樣適用於對抄襲侵權的認定,而不論主觀上是否有將他人之作當做自己之作的故意。 
  對抄襲的認定,也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還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評、是否構成抄襲物的主要或者實質部分為轉移。凡構成上述要件的,均應認為屬於抄襲。 
  所謂非法複製,指除著作權法另有規定外,複製他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段。著作權法所說的複製,除了原樣複製外,還包括經過改頭換面的複製。 
  抄襲與非法複製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除了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還侵犯他人的著作人身權,特別是署名權;而後者主要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從拙文為抄襲所下的定義看,抄襲的要害是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即北京市高級法院對本案判決中所說的「抄襲的主要特徵在於將他人創作當做抄襲者自己創作,它的結果會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簡言之,凡客觀上起到「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作用的,就屬於抄襲,反之,就可能屬於非法複製侵權,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三、合理引用與抄襲和非法複製的關係 
  除了以上談到的抄襲和非法複製概念外,本案還談及著作權法允許的合理引用概念。關於「合理引用」,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首先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另外,修訂前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必須具備下列條件:(一)引用目的僅限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二)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三)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現在來看,上述規定仍不過時,是正確的。十餘年來,執法部門在界定某種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適當引用規定時,也是按照以上三點考慮的。 
  綜上,什麼情況下「引用」才算合理,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引用他人作品,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對此,著作權法規定,引用的目的僅在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也就是說,某些情況下,可能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引用目的,例如,編教科書時將他人的作品當做教科書的某篇章,不屬於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合理引用,而應屬於複製他人作品的行為。這種情況下,使用人雖然指明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但是,這種使用行為不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引用的目的,而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應當經作者的許可方可使用。如果未經作者許可就使用其作品,則屬於對作者著作財產權,主要是複製權的侵害。例如,本案係爭的第一部分的4000餘字,法院認為構成抄襲的理由是引用人採取的「參考文獻的方式不能將他人創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能將他人之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的方式,是否就不侵權?恐怕不能得出這種結論,因為在本案涉及的條件下,不存在合理引用的目的。 
  第二, 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規定這一要件的目的主要在於制止不正當地使用他人之作。 
  第三, 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這主要指第二十二條開頭講的「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點也是某些情況下區分引用和抄襲的界限。某些情況下,引用人引用他人的作品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 所引用部分也未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但是,未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致「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此時的行為顯然也是對被引用作品作者權利的侵害,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 讀者誤以為被引用部分是引用人之作,引用人不當地佔有他人著作,無論其主觀目的如何,客觀上起到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被引用作品作者對引文的作者身份地位受到動搖,其著作人身權,即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權受到侵害。 
  四、如何註明出處 
  綜上,可見註明出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正確地註明出處,即使引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最多只構成對複製權的侵害,也不至於被指責為抄襲。如何才算正確地註明出處,愚以為,不同的場合應適用不同的標準。   
  《西部生命》說法(10)   
  對於直接引文,除引文應加引號,使讀者從直觀上就明白此段文字不是引用人所作的外,還應在適當位置註明引自哪部作品,作者姓名,出版物的頁碼,出版單位,出版時間,以備讀者查閱。所謂適當位置,應以讀者能夠順利查找核對為準,倒不一定非位於引文同頁或者緊跟引文之後,或者位於文末不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一定的方式,說明引文非其所作,但是「所採用的方式難以讓讀者明瞭 
  所引用的內容的出處和作者的身份」(摘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判決),這種註明方式則是有欠缺的,雖然排除了引用人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之嫌,但是,卻違反了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即署名權的規定,因此,仍然侵犯了被引用人的合法權利。 
  對於間接引文,雖然不加引號,但是對註明出處的要求與上段相同。 
  引用人以自己的表達再現被引用作品的,例如簡述一個故事或者一篇文章的觀點,能夠註明發表引文的出版物頁碼當然最好,不能註明的,至少應註明被引用作品的名稱,作者姓名和出版物的出版時間及出版單位。 
  以上是對一般情況而言。對於名言,名句的引用,如果不註明出處也不致讀者誤解的,則不需要註明出處,例如引用一句著名的唐詩,或者一段膾炙人口的名人名句。 
  不需要註明出處的特殊情況還應包括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所說的「由於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無法指明」出處的情況。例如,廣播電視節目之間的短暫間隙播送的音樂,或者廣告中出現的文學藝術作品。從使用慣例來講,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提供註明出處的機會。但是,這不等於說,廣播他人的作品或者利用他人的作品製作廣告不需要經過著作權人許可。 
  總之,註明出處的原則是使讀者能夠明瞭被引用作品的作者身份,並具備查閱的可能。這是著作權保護的一般原則,凡能夠註明出處的,必須註明,只有在「由於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無法指明」 
  出處的特殊情況下,可以不註明出處,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致使讀者對所使用作品的作者身份產生誤解。 
  五、職務作品 
  關於職務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權的情況下,是由職務作者承擔責任,還是由作者的單位承擔責任的問題,拙文除完全同意北京市兩級法院的觀點外,還想從另外的角度談點看法。 
  第一,職務作品雖然是職務關係下的產物,但是不同於一般的職務關係下產生的產品。一般情況下,職務關係產生的產品的所有權屬於單位。其引起的責任也應由單位承擔。這是不言而喻的。職務作品則不同,雖產生於職務關係,但是,如果沒有約定,其著作權屬於作者個人,而不是單位(只有電影作品和主要是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並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軟件等職務作品除外)。此外,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著作權法都有一條基本原則: 如無反證,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為作者,即作品署名為個人的,著作權屬於個人;署名為單位的,著作權屬於單位。如果只強調個人署名,責任卻由單位承擔,是不符合權利義務對等原則的。著作權法的這些規定,一方面在於鼓勵作品的創作,另一方面在於文學藝術作品首先是作者的精神勞動產品,含有作者的人身權成分,不可簡單地套用一般物質產品的規則。這也是著作權法在權利種類、權利歸屬、權利交易等方面有較特殊規定的緣故。 
  第二,職務作者與單位之間的職務關係是種內部關係。這種關係是單位以外的人包括被侵害人不瞭解的。通常,讀者瞭解作品的作者身份只能從作品的署名推定。當發生侵權,特別是抄襲情況下,讀者誤以為侵權作品的署名人是真正的創作者;被侵權人只能通過署名追究侵權人的責任。上述「如無反證,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為作者」的原則說明,根據署名推定的作者,不僅享有確認作者身份的權利,也承擔侵犯他人權利的責任。如果以職務作者和單位之間的職務關係為由不承擔侵權責任,實際後果是侵權責任無人承擔。無論從法理,還是從實際出發,這都是站不住腳的。 
  關於職務作品侵權的歸責,不僅僅是抄襲案件遇到的,也是幾乎所有著作權侵權案件遇到的普遍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我國各界對著作權法律規定的瞭解普遍不夠深入,另一方面反映出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對人們思想的影響還相當頑固,發此議論是因為大多數人還不習慣去思維: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個人創作(像本案當事人創作的這類作品,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由單位名義發表的可能),即使是法人作品,也離不開活生生的人的智力創作,即使絕大部分作者是有工作單位的,也推翻不了這個事實。 
  3 三年前,三年間 
  傳媒人士 侯小強 
  幾個月前,元舉兄給我打電話,希望我能夠去法院旁聽庭審結果。我答應了。 
  但是後來終於還是沒有去,可能是這場官司拖的時間太長了(有三年之久),我已經懈怠或者疲憊;也可能是我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熱血沸騰,視正義為人生第一需求;或者僅僅是工作太忙,疲憊的要命。我只是記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時候可能正好是春夏之交,萬物正在欣欣向榮地成長。   
  《西部生命》說法(11)   
  後來,元舉兄給我打電話,說結果總算是出來了,他嬴了。他說我嬴了的時候,我好像沒有特別多的興奮,他好像也沒有,像是在等待一個早應該屬於他的東西。好像還有很久的沉默。三年了。從2000年初到現在,三年多的時間,可以給一個人埋藏下疲憊的種子,慢慢生根發芽;也可以讓脆弱的正義在風雨中磨礪,成長為偉岸的大樹。 
  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我在一場飄著大雪的黃昏後參加元舉兄的發佈會。我從西單圖書大廈的地鐵口出來,迎面而來的是讓人窒息的寒氣。我看到酒店門口, 
  元舉兄正站在那裡。他充滿了此役必勝的信心。隨他而來的《遼寧法制報》記者後來發了篇大幅報道,好像是叫「南下北京,一個人的戰爭」什麼的。悲壯而堅毅。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元舉兄。 
  這個時候,我正在一家網絡公司工作。每天主要任務是選擇圖書,然後寫書評。經常瀏覽各類文化新聞。在全國各地認識了不少文友。每天我都要打開信箱仔細尋找線索。不經意間,發現了律師曲頡寫給我的一封信。內容是《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張建偉在一本歌頌石油英雄秦文貴的圖書中大量抄襲了著名作家劉元舉《西部生命》的章節。更具有戲劇性的是兩人分別因為這兩本書獲得了「中華鐵人文學獎」。在這封信中,曲頡還附錄了兩本書的對比。那些出奇相似的文字明白無誤地讓我贊同曲頡的觀點。 
  雖然如此,我還是不太敢相信張建偉敢於公開抄襲另外一位大作家的文章。 
  出於謹慎,我給曲頡電話確認了一遍。電話裡那個東北人的熱情與義憤讓我不得不相信這個事實。張建偉的作品我曾經看過,我床頭就有一本,是歷史報告文學,屬於賀雄飛編輯出版的黑馬叢書。在這本書中,張建偉被譽為中國第一記者。這樣的人會抄襲別人的作品?或者說會如此公開而肆虐地肢解別人的作品?但事實是曲頡發來的傳真給了這個中國第一記者一個響亮的耳光。 
  我的本職工作是寫書評。生性似乎膽怯並懦弱。但是我對新聞天生敏感,對所謂正義充滿了敬意。那天晚上,我寫了關於此事的第一篇報道(因為當時沒有保存,所以已經遺失)。第二天,放下了手頭的工作,開始逐個給媒體打電話。 
  我想當時肯定我很冒昧。但是我什麼都不顧了。我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大記者會如此猖獗?當時我肯定有很多好奇心。 
  忘記了我到底打了多少個電話。到今天我還記得元旦的那天中午,我在寢室裡撥打一個傳呼,是北京某主流媒體的熱線,號稱是留言必復。但是我多次留言一直沒有回音。之後的日子裡,我聯繫了北京、南方的眾多媒體,幾乎聯繫了我認為有一定影響力的各種傳媒。結果幾乎都是讓人失望。有的報社聽說我報料,起初還很認真,後來聽說是《中國青年報》的高級記者,馬上就說這個事情不好辦,讓我等信;有的報社則憂心忡忡地向我索要證據,問我有證據嗎?沒有證據就別亂說,很危險。就算有了證據,也必須法院立案之後才能報道;還有的報社很警惕地問我是什麼人?非親非故,幹嘛如此熱心;有的報社則很明確地說如果是別人還很好辦,可是張建偉就不一樣了。一方面大家都是記者,都要出去混,記者圈子也有潛規則,另外一方面,張建偉是名記者,關係也不錯,不便報道。 
  我感覺到了絕望。好像熱血撲在雪上。但是,我將感謝兩家媒體,《北京晨報》和千龍新聞網,在我接觸的眾多媒體中,僅有他們勇敢地站了出來,讓整個真相暴露在陽光下面。尤其是千龍網記者部主任阿良,前後追蹤,撰寫了大量的報道,深入真相,讓人敬佩。 
  我一直奇怪為什麼我這麼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我一直沒有想明白。如果是今天,我還會這樣做嗎?為了一個陌生人,挑戰潛規則,得罪業內人物,我沒有答案。可能確實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讓我們奮鬥前行。「讓無力者有力量,讓悲觀者前行」。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出了《西部生命》。這一翻就是一個晚上。我大概能想到,處在人生絕望中的元舉兄身處在沙漠中,面對如血的蒼陽,凝滯的時間和地理,奔跑的黃羊或者衰老的狼時候升騰起的感受。這些感受感同身受。 
  有一些媒體總是不能忘記用惡意揣度元舉兄,說不過是要炒作云云。其實還是不理解他——一個用生命和鮮血去寫作靈魂的人。 
  這場官司幾經曲折,先是管轄地之爭,後來張建偉提出私了,再後有組織出面做工作,一直似乎不順利。三年間,反反覆覆。讓人沒有信心。不過正義畢竟還是在今年來了,儘管來得姍姍。 
  這三年間,有一些人的血性已經被埋沒了,有一些正義的邊界被打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力量,持續地鼓勵我們前行,讓我們知道,錯誤是要付出代價,正義終究要來。且讓我們為這種力量歡呼。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   
  1 從渤海到瀚海 
  ——柴達木系列 
  劉元舉 
  愛自己的家鄉似乎無需尋找什麼理由。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家鄉都那麼值得去愛。但是,我卻摯愛著我的家鄉——大連。城市的美麗自不必說,重要的是那片海域。走得地方越多,走出去越遠,就越會覺得家鄉的美妙。那搖籃般的大海,不僅搖晃著我童年的夢,也搖蕩著我的文學夢。 
  許多年了,儘管我的習性我的氣質我的口音都已變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仍然無法剪斷家鄉的臍帶。 
  我喜歡海,別人也喜歡海。所不同的是我喜歡得冒傻氣。我可以在白天游泳,也可以在深夜投入大海,在金石灘,在傅家莊,在星海公園我都有過夜晚下海的經歷。在白天與夜晚的比較中,我發現夜晚的海要遠比白天的海更自由更舒暢更能感受到一種自我的存在,也更能與大海進行交流。 
  說什麼都行,怎麼說都行。高興也行,發怒也行,橫著行,立著行,仰著臥著任你撲騰。不必擔心被別人碰著或碰著別人。沒有城市的噪音,沒有高大建築物的壓抑,也沒有孩子哭老婆叫的煩擾。你不必去看什麼人的眼色,你完全可以無所顧忌。人需要海,是因為海能給人一份寧靜,一份開闊,而白天的海是沒有這份恩賜的。人生活在城市,要活得好,就得有一 
  份抗干擾的能力。人的抗干擾能力到底有多大? 
  我的這種能力是脆弱的,所以我常常選擇一種逃避。我每一次到家鄉的海邊都可以說成是這樣一種逃避。然而,這一次,我的逃避不是到家鄉的海邊,我是到了一個更博大更遼遠的地處。那個地方叫柴達木。 
  我隻身去往柴達木是在陽春三月。從瀋陽到柴達木,迢迢萬里,在中國的版圖上,那只碩大的雞頭與雞尾之間跨越了好幾個省份。途經那麼多的城市,卻無一能與我們的大連相比。見到那麼多的河流,卻沒有見到海。 
  進入河西走廊,就進入了荒涼。荒涼得沒有一絲柔情,光禿得沒有半點掩飾。茫茫瀚海走上一天與走上十天都不會有多大變化。我一直分不清哪裡算柴達木的邊界,我只能從最荒涼的地段算起。 
  柴達木是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它的高傲和冷漠使你無法親近。泛著硭硝的荒漠,像月球的地貌,麻木得寸草不生;那泥巖構造的禿丘,從上到下密實地排列著痛苦的皺褶,不用細看,就會感到那一道道褶子像深深的淚槽,扭扭歪歪,憋憋屈屈。一排禿丘是這副模樣,再一排禿丘也還是這副模樣,柴達木到底有多少這樣的禿丘?這些苦難滄桑的面孔,都在 
  訴說著柴達木的苦難,不管有沒有人聽,也不管聽懂聽不懂,它們就這麼永永遠遠地說下去。在我之前,已有許多的文人墨客光顧過這裡。他們肯定和我一樣,不斷地撞見這些個苦難的面孔。愛看你得看,不愛看你也躲避不了。你就是躲了幾眼,不定什麼時候,它就又會冒了出來,淒淒哀哀地攔著你。你會仔細地看嗎?你會沉浸下來去傾聽去感悟嗎?你會去理解它們嗎?我們生靈之間的相互理解已屬不易,而我們對這些非生靈的理解其實更難。我不相信會有和我一樣的文人到了這裡來,會有心情理解這些荒丘。 
  我很早就讀過一位著名作家寫柴達木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滿感情,還都是些發自內心的感情。他年輕的時候來到這裡,寫柴達木;他中年的時候來到這裡,寫柴達木;他老年的時候來到這裡,還寫柴達木。他寫柴達木寫出癮了,就像當今作家寫性寫上癮了。他走遍了柴達木,寫遍了柴達木。他寫了柴達木的所有艱苦,寫了石油工人的所有艱辛,卻獨獨沒有寫這些亙古不變的苦難的面孔。我絲毫沒有理由挑剔我的前輩,我只是想說明我們的作家只是關注了柴達木人的疾苦而還沒有來得及關注柴達木本身的苦難。柴達木經受了我們不可思議的磨難。 
  絕不僅僅是這一副副面孔。風蝕殘丘——雅丹地貌更讓我理解了這片土地的苦難:那片零亂的無今無古的殘駭,像巨獸的肢體,像巨人的頭顱,還是像一艘艘破船或者遊艇?它們更像或大或小的墳塚。那上面隨處可見的沉積相,傷痕斑駁,使我恍若看到了兩億多年前的最後一片海水是怎樣因為祁連地槽和崑崙地槽的封閉,拖兒帶女無家可歸。它們憤怒著,掙扎著,企圖向北尋求一條生路,可是,強勁的印支運動瘋狂地驅使著巴顏喀拉山褶皺迅速隆起,隔斷了它們與遠洋惟一連接的溝槽,絕望中的任何掙扎都無濟於事,只有默默地接受著死亡的折磨。它們接受死亡的安靜是任何大兵團在覆沒時任何城市在淪陷時所不可能具備的。 
  無數鮮活的生命深深地沉入地下。在沉積厚度130米至406米的泥岩層中,這些生命有了新的價值。那就是石油資源。那就是冷湖、魚卡的存在理由。因為石油是生命的凝聚,得到它,也不能不以生命作為代價。公元1954年,中國的石油大軍開進了柴達木。從此,這裡有了生命,有了城市。 
  這裡的第一座城市是冷湖。冷湖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石油人已經從這裡移到了敦煌。人走樓空,風吹著斷壁真感到從裡往外的清冷。該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沒走的,過幾年到了退休的時候也得走。在柴達木見不到一位老年人,海拔3000米的冷湖不適於老年人生存。也有走不了的,他們就永永遠遠地留在了這裡。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   
  那一座座荒塚,和雅丹地貌的殘丘,和從敦煌出來途經的那一片漢墓群一樣,經受著同樣遼闊的孤寂,也經受著同樣無情的風沙剝蝕。所不同的是,還有些活著的人惦記著他們,懷念著他們。為了讓這些亡靈安靜一點,人們築了一堵牆。那堵牆很長很長,可是,仍然擋不住更長的風沙。偌大的墓地只有這一堵牆,敞開處是無邊的遼闊。 
  多少生命都能埋得下,埋多少生命都顯不出多來。這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大的墓地,可在這裡,它僅僅佔了小小的一角。 
  走在這片墓地中,我試圖數出這裡有多少座荒塚,可是,我無法數得清。我只能被那乾枯的花圈和簡陋的墓碑弄得難過無比。 
  這裡邊沒有一個是我的親人,也沒有一個我所認識的人,可是,這裡的人有著和我一樣的那股癡勁兒。他們在這片瀚海投入的浪漫或理想絕不會亞於我對家鄉的渤海灣。據說這裡邊沉睡著一位從未來過這裡的老地質專家,他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想來柴達木,均未能成行。 
  最後一次他下決心來的時候,被病魔擊倒。臨終遺囑將遺體埋在這裡。埋在這裡與埋在別的地方又有多少區別呢? 
  柴達木不會被感動的。經歷過巨大苦難的柴達木是不會被人類的壯舉所感動的。既不會接受偉大,也不會承認永恆。但是,他們埋在這裡能夠感動作家。不僅感動了我這個東北作家,也感動了那位一直在寫柴達木的西北作家。那位作家曾在幾年前折了一枝駱駝刺,顫顫地放在了老地質學家的墳頭,以寄托深深的哀思。我倒不想在這裡放上什麼,我覺得放上什麼都沒有用。我認為人搞的所有儀式都是愚蠢的,重要的是一種對於生命的悟性。 
  這種悟性是我在夜晚的渤海灣裡所不可能感受到的。渤海給予我的是輕鬆,是悠閒,瀚海給予我的是沉重,是壓抑。太多了輕鬆和悠閒就會沒有意思,而太多了沉重和壓抑就會短壽。 
  人不能總在一個地方呆著,就是再好的地方呆久了也會呆得萎縮。而且越好越舒服的地方就越容易使生命力萎縮。 
  生活在渤海邊的家鄉人並未因為大海的陶冶而獲得多少意志,他們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敏感,越來越脆弱了。他們的孩子長得都比父母高了,下海時挎著救生圈還得他們的父母牽著手。在這些城市人的影響下,我們的渤海已經肌肉萎縮。那排浪無論下多大的決心鼓多大的勇氣,也沒有辦法撞痛海岸,海岸早已成了一塊變了質的大海綿。 
  海岸麻木了,慵懶了,隨之我們的城市也慵懶起來。城市沒有激情。沒有激情的城市再好也沒意思。 
  渤海在退化,在失去激情。我不知道柴達木當年的那一片汪洋是不是因為失去了激情才遭到歐亞板塊與印支板塊的撞擊,才變成一片不毛之地。 
  不管它怎麼回事,我執拗地相信宇宙需要激情,要不,為什麼總有撞擊的星矢? 
  地球需要撞擊,要不怎麼會出現這片瀚海?城市需要撞擊,生命也需要撞擊,否則,時間長了就會遲頓,就會慵懶,就會失去創造的活力。 
  作家更需要撞擊,否則就不會有靈感。編輯也需要撞擊,否則就會漏掉好稿子。但願我的這篇散文能夠撞亂枯燥的稿件堆,早日在渤海到瀚海的空間傳播,我希望這兩個地方的朋友們從中獲取一點激情,哪怕是一點點…… 
  2 河西大走廊 
  ——西部系列 
  劉元舉 
  從蘭州去往敦煌要穿過河西走廊。還在小學讀書時,聽老師講過這條走廊,講過絲綢之路,講過敦煌、吐魯蕃、柴達木,還有陽關、玉門關、火焰山什麼的,那是一串迷人的故事鑲嵌著這條迷人的走廊,為我那貧瘠而單調的童年塗抹了許多燦爛。說不好是因為對老師的崇拜導致了對這條走廊的神往,還是出於對這條走廊的神往帶來了對老師的崇拜,反正那時候做夢都想去那裡走一走。 
  可惜,在我最神往的年齡不曾得到過。 
  現在,我得以穿行在這條河西大走廊,已經永遠失卻了三十年前的那一份童真的幻夢。 
  沒必要空歎歲月的流逝,所能感觸到的只是自己最想得到什麼的時候,偏偏就得不到,而在自己已經心灰意冷時,卻又不大費勁兒地來了機會。這種情況好 
  像一直伴隨著我,莫非這就是我的生存軌跡? 
  陽春三月,仍然無法看到春的氣息。因為沒有色彩的魅力,光禿的四野只有裸露的慷慨和毫不含蓄的坦蕩。左側是祁連山脈,右側是龍首山脈、合黎山脈,正是這兩條山脈的忠實夾護才有了這條河西走廊。在這片時空中感受不到歲月的變化,無論今人還是古人,也不管騎馬還是乘車,都不可能打破這裡固有的沉寂。 
  平地和土丘都是一種表情,遠處和近處也都是相同的神色。我注意觀察那些土丘,它們都不是孤獨存在,而是成組排列。談不上整齊,卻有種均衡安逸感。這使我想到,它們在接受陽光撫慰與遭受風雨侵襲的程度是相差無幾的,所以它們就沒有多少抱怨,沒有多少憋屈,不希望改變現狀,也沒有什麼嚮往與激情,就是再過億萬年,它們也會自我滿足的,儘管不那麼舒展倒也活得下去。它們這種表情使我讀懂了整個河西走廊——寬闊與坦蕩中,沒有一點自我的尋求與渴望。難道就不想有一片茂盛的森林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3)   
  ,一座巍峨的雪峰,一條清涼的大河? 
  到了不惑之年,按說對什麼都應司空見慣。可我偏偏還那麼愛挑剔。我歸昝於一種城市病。城市越大所能給予人的想像空間就越小,人的心胸也就越小。你覺得擁擠你覺得煩躁你覺得疲憊你覺得無可奈何。你只有喝酒只有唱歌只有尋歡作樂。你這麼做無非是為了某種發洩而已。 
  可是,那只不過是一時的宣洩,現代城市人還沒有恐怕永遠也不會有一個真正的解脫方式。這是城市的悲哀還是人的悲哀? 
  在我穿行於這條寬闊的戈壁大走廊時,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鬱的。孤身一人走這麼遠的路雖然不是第一次,卻仍然有著一種無法排遣的寂寞。行前,我一直在選擇或者說在尋找一個伴侶。曾經有好多朋友都說要到敦煌,有的甚至信誓旦旦,可是,真正能夠說走就走的人,又在哪裡?不是單位有事脫離不開,就是孩子病了,再不就是挑剔季節不好。有位朋友明明已經答應了,可是,到了動身時,卻又臨時改變了主意。推托的借口顯然是難為情的。我們平時總說活得太累,我們也總說喜歡遠遊,可我們更多人也就是這麼說一說而已。人們都說不喜歡城市,喜歡大自然。可我們真正能夠走出城市,又是多麼艱難!這也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人在城市中所受到的各種羈絆太多了。就算你走出了城市,那麼你的心也未必就能走得出來。也就是說,你很難擺脫那種城市狀態。 
  此時,我明明知道已經遠離了我的城市數千公里,再也不見了那些高大密集的建築群落,再也不用擔心那些亂躥的汽車和自行車了,可是,我仍然沒有從城市的狀態中走出來。因為我看了一下表,正是17點。我想到我的女兒已經放學了,她要去擠公共汽車,她總是丟三落四,她會不會又忘了帶月票?我們剛剛從郊區搬進城裡,她可以自己坐車上學了,我才得以解放,否則,我還不能說走就走。可是,她剛剛自己學著乘車,車上的人那麼多,萬一來個急剎車她能站穩嗎?她從一上學開始,就是我用自行車馱她上學。五冬六夏,沒有一天不是如此。特別讓我放心不下的是臨走那天晚上的天氣預報說有雨,而她要是忘了帶雨具的話,就會感冒的。她從小就特別好感冒,幾乎所有的流行性感冒她從未躲過。她體質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住房太差。她出生的那間房子本來不是住人的,那是一個俄國人的麵包作坊。房子的舉架夠高了,最難忘的是那條長長的走廊。十幾戶人家共用這條長走廊作為廚房,共同炒菜時,那種濃烈的油煙無處排放,我們把女兒關在裡屋也還是嗆壞了氣管。她愛感冒還不是因為油煙,而是因為缺鈣。房子是西廂,冬天一點陽光也見不到。那個長走廊白天就和夜晚一樣,黑咕隆咚,點燈也只能照出周圍有限的一團光亮,照不到的地方仍然一片漆黑。除非十幾戶人家同時開燈。那條長走廊還有老鼠,老鼠不怕人,走起路來邁方步,人走到它旁邊也不給人讓路,倒是人得給它讓路。有時候黑燈瞎火地邁進走廊,不小心就會踩到它,只有踩到它時它才很不滿意地躲一躲,倒是把你嚇了個夠嗆。女兒就在這個環境中到了9個月時還不能自己翻身。鈣片服量天天遞增,卻還是健康不起來。 
  好容易搬了新居,卻因為排號排在了最後,沒有選擇餘地,又住進廂房。 
  還是缺少陽光,她還是感冒不止。 
  新居的走廊也是頗值得回味的。沒有廳,一進門得拐3個彎才能進到廚房。走廊細如雞腸,兩個人不能同時過。幸虧妻子過瘦。我那時好歹有個寫作間,儘管它只有4平米。在那個寫作間一坐下,我就定定地瞅著曲裡拐彎的走廊,越瞅越憋屈,越瞅越來氣。 
  我對城市的走廊真正的反感是在醫院裡。醫院的走廊要比我家的走廊寬闊亮堂。但是,流行性感冒一來,前來打針的孩子擠不進病房就都湧到了走廊,走廊便成了病房。木板長凳子坐著一排掛滴流的孩子,來得早的給你個滴流瓶架,來的晚的沒有地方放架,滴流瓶就得由家長舉著。天氣悶熱,一個孩子旁邊立著一個家長,孩子煩躁大人更煩躁,加上有的孩子營養太好,血管過細,針頭進不去,孩子就哭,孩子一哭,家長就生氣了,加之護士缺乏經驗也缺乏耐心,你就瞧好吧。最折騰我的是有一次女兒的滴流沒打完,妻子又掛上了,我就得在走廊裡同時照顧兩個病號。那時候我覺得喘不上氣了。我沒有多餘的空間挪動腳步,想往牆上靠一靠,恰好在這時,我看到一位患者往牆上抹鼻涕。於是,牆上那些個黑道道在我看來都是鼻涕狀了,我以最大的克制力迫使自己沒有嘔吐出來。事後,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什麼時候想吐。 
  我在西行的列車上對女兒所以放心不下,主要是怕女兒感冒,怕女兒去醫院掛滴流。那個走廊太讓我想而卻步了。別說是病人,就是沒有病,進了那條走廊也得感染上病的。我那天離開走廊就差一點昏倒。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出走廊大門,迎面過來的那股風清爽甜蜜得把我渾身吹得成了一張透明的紙了。時過境遷,那種感覺我在城市裡再也找不到了。我試圖到湖邊,到公園,到小樹林,到花房,甚至我在假日專程去往海邊,我也仍然無法感受到那種風了。小時候我是在海邊長大的,我熟悉海邊的風,有那麼一股腥潮味兒,怎麼聞也聞不夠。可是,現在城市的海邊,風中已經沒有了那股好聞的腥潮味兒,不知為什麼我總是從海邊嗅出一股人體的汗氣味兒。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4)   
  城市的人太多了,再好的地方,人一多,就不那麼好了。人滿為患。我們的城市 
  有哪一座不是因為人員太多而破壞了城市原有的美麗呢? 
  有著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城,無論人文文化還是自然景觀無不令人神往,可是,真正到了那裡,你就會為城市裡的一條條發臭的河流而大敗胃口。 
  十里秦淮河當年是一派「槳聲燈影」,可是現在呢?那河水被陽光曬得直冒泡,每冒出一個水泡就躥出一股烏黑的淤泥,就是一股臭水味兒。距河數十米你都能聞到這股臭水味兒。可是,水再臭,臨河的大酒店也照樣生意興隆,夫子廟的人也照舊那麼多。就連九寨溝也不時可以看到塑料垃圾,如此下去,我們的風景區還能保持幾年? 
  越是美好的景致,就越怕污染,就越容易污染,可謂皎皎者易污。而河西走廊則不怕污染,也不可能污染。因為這裡沒有人。沒有人的河西走廊顯得格外豪放,格外大氣。 
  放眼望去,無遮無掩,無羞無澀,光光亮亮,漾漾蕩蕩,那每一片地方都散發著陽光,好像陽光就是從那大面積的光禿地面生發出來,輝耀天際。再麻木的空間也不能不受到感動,再孤獨再沉鬱的心靈也不能不被這熱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開了一道縫,大戈壁的陽光洶湧而入。那條白俄麵包作坊間壁出的黑暗長走廊燦亮了;那條細如雞腸的拐出三道彎的走廊打開了,一片通透的舒暢;那條擠滿患者的走廊呈扇形狀隨著戈壁陽光的鋪排而亮堂起來。這時候,我清晰地感覺到了,我內心那由城市擠壓的一個潮濕發霉的角落,衝著戈壁大走廊敞開來,在戈壁的陽光下曝曬。曬得我陣陣作痛也曬得我興奮無比。我渴望著回到古戰場,渴望著面前出現那山崩般激揚的馬隊,馬蹄下飛揚起遮天蔽日的黃塵,馬背上翻飛起寒光閃閃的大刀片,那裡邊肯定會有我,我會比別人更驍勇善戰。我會成為一條好漢而壯烈沙場。我也會吟出高適、岑參那樣的壯懷激烈的邊塞詩的。我會讓我的同事、當今少有的不俗的詩人柳雲捧讀我的邊塞詩而擊節!我想他會由此喚起大激情的,我固執地以為他沒有寫出驚天動地的好詩不是因為他缺才分,而是因為他憋在城市的籠子裡是憋不出大激情的。好多人都說寫詩只能寫到35歲,過了這個年齡就再也寫不出好詩了。可是,我怎麼覺得我是從40歲才喚起了詩才而且我說我會從40歲以後寫出好詩的。別人不信,可柳詩人信。 
  我在河西大走廊所喚起的這份激情使我更加確信了我的詩才。我那時候完全進入了詩人的天地。我可以縱橫捭闔,隨心所欲。令我興奮得是我發覺我不僅是個詩人,我還是個哲人。 
  我在解釋為什麼古戰場都在荒漠大野,我認為這是一種紳士的行為,就像西方貴族間的決鬥。在明處,不在暗處;死要死個明白,活也要活個明明白白。我不喜歡游擊戰也不喜歡地道戰,我更不喜歡城市的巷戰,凡是電視上那些在廢墟中進行的一槍一躲的槍戰我都視作最沒有才華的導演的矯情,而且雷同得驚人。這種槍戰未免苟且,躲躲閃閃,靠一種僥倖,類似那種投機的行為,就是勝了也算不了什麼英雄,更不會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應該也只能出現在這種全是陽光全是坦蕩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拚殺,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地從馬背上摔下來,摔出個響動來,當然不摔下來更好。這才叫好男兒,這才叫戰了一回鬥,豪了一回情,過了一把癮。 
  城裡的OK可嗓子吼,吼西北風,吼瀟灑,是吼不出來走一回的,電視上演《過把癮》也是過不成的,只不過是一種病中的呻吟,好多人還被它感動得夠嗆,可我看一眼就覺得假。離婚就離婚唄,還在那兒一勁折騰個啥子?角色有病,城市有病,還有什麼癮可過?要過癮就得到這地方來,寬寬堂堂,明明亮亮,沒有人看你沒有人干擾你,你愛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愛脫光了身子就脫光身子,作為男人在這裡光著身子,肯定會增加陽剛之氣的。要是陽痿,到了這裡接受戈壁陽光,肯定比到男性病診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牆旮旯曬陽陽的老人,那些塌著腰在辦公室裡整天捧著個茶銹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職人員,還有那些在春天裡得了流感到醫院大走廊裡掛滴流的人,都到這條灌滿陽光的大走廊裡來吧,接受陽光浴,會益於身心健康的。我想,麥加聖地一定會充滿這種陽光的,接受陽光的洗禮吧,我的城市同胞! 
  這條河西走廊太寬太長,我有多少感受也鋪不滿,我有多少激情也顯得貧弱。列車上的音樂也累了乏了。天色一點點暗下來了。前邊望不到城市,也望不到村莊,心,兀自沉了:若是把我一個人扔在這裡,可怎麼辦?往哪裡走?先前的所有浪漫所有詩情都隨著太陽的離去而化作了深深的擔憂。這裡沒有安全感沒有親切感,之所以不見人煙是因為這裡根本就不適於人們生存。這是一個沙化的世界,人類怎麼可以在沙化世界中生活呢?我不能不回到現實中來。 
  現實是嚴酷的,沙化正在氣勢洶洶地逼近我們的城市。它吞沒了古絲綢之路,吞沒了樓蘭古城,吞沒了我們的科學家彭加木,吞沒了一個個小小的現代村落。十年前還住人的地方,如今,只留下了半掩半埋的乾燥的土牆。屋有多高,沙就有多高,70年代沙化的速度是每年1000多公里,而80年代,沙化的速度幾乎翻了一倍。沙化的面積在我國的版圖上佔據的位置是百分之十五點幾,要是以如此速度增長,那麼,我們的城市還會存在多久?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5)   
  我們的人口在增多,我們的沙化面積在增多,我們的抱怨情緒也在增多,而我們的最可寶貴的水資源卻在與日益減少而且污染日趨嚴重。一路上,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家,沒有水的地方就沒有人煙。這條大走廊如此開闊如此坦蕩就是因為它太缺少水了。我不會再為這裡的開闊而激動了,也不會因此而抱怨我們的城市,我們的住宅。這條大走廊給了我大的激動,也給了我大的冷靜和大的思考。在此之前,這種情況我還從未有過。 
  我們的好去處越來越少了,珍惜吧——這就河西大走廊給我的啟迪。 
  不過,城市還是比戈壁好。讓我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城市。但是,我要選擇一個比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更好的城市。比如巴黎、維也納、威尼斯、巴塞羅那什麼的…… 
  大連和青島也還行。 
  3 西部生命 
  ——柴達木系列 
  劉元舉 
  稍有一點旅行常識的人都知道,3月,不是一個旅遊的季節。尤其是到西部。然而,我偏偏是在這樣的日子裡孤身前往柴達木。七年前,我有過一次孤身闖蕩黃河源的經歷。那一次,也是3月。 
  3月,是一個最真實的季節。蒼茫大漠在這個季節裡赤身裸體,無遮無掩,一副放浪睡態。風沙太容易動情,卻得不到回應;而煌煌大日的持久親吻,使得巨大的肌膚蕩出一片熱烈,令我激動不已。 
  好久不曾有過這般激情了。一個進入不惑之年的文人,激情正在不知不覺中化作矯情。這不是因為年齡,而是因為城市。城市的矯情必然要使生活在那裡的人失去原有的質樸。 
  可是,大西北不需要矯情,柴達木不需要矯情。一路上,幾番換車接觸了那麼多陌生的面孔,他們都是為了賺錢而走大西北的,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行為。無論南方人還是北方人,似乎一經踏上這片廣袤的大漠就變得豪爽健談起來。可我倒顯得有些不那麼合群。我說我不是來做買賣的。我強調我和買賣一點關係沒有。我說我就是要去柴達木看看,感受感受。聞者笑了:看光景也不是這個季節呀! 
  我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季節。人家以為我是扯謊。在他們那過於正常的思維中,我矯情得不可思議。然而,我真的是喜歡這個季節。我完全可以再等些日子,等到綠樹成陰鳥語花香時再到柴達木。可是,我沒有。因為我覺得那種時節不可能體現大西北的真正風格。 
  大漠在烈日的烘烤下和我一樣激動起來。這是一種博大的激動,漾漾蕩蕩,使得山梁、溝坎、土丘同時出現了一片舒暢的紋絡,渾然一體,橫無際涯。大戈壁大荒漠大西北就應該是這副樣子,不需要修飾,不需要裝潢,不需要賣弄風騷。綠色可以美化所有的山巒原野,卻獨獨美化不了戈壁灘。 
  所有的美化在這裡都未免顯得虛偽和矯情,因為它們沒有能力進行這種博大的覆蓋,充其量是幾個漂亮的紐扣而已。裸著身子要紐扣哪怕再漂亮的紐扣又有何用?不如乾乾脆脆來他個全裸,那有多麼痛快! 
  痛快的裸露便無法掩飾它的殘缺。大西北到處都是殘缺。乾涸的河床,龜裂的土地,斑禿狀的駱駝刺,還有隨處可見的殘垣斷壁。對於一個遊人來說,你可以不喜歡這種裸露的殘缺。你可以把它看得粗俗不堪。你甚至可以詛咒烈日下的座座殘丘像一萬個娼婦撅起的缺乏彈性的屁股什麼的,你可以任意馳騁醜陋的想像力,因為柴達木那片畸形的地貌會不斷地刺激著你。但是,我太偏愛這片土地了。 
  正是這種殘缺的地形地貌激活了我的才思。在我的眼裡,這一大片屁股狀的土丘神聖得好似萬千和尚那排列有序的高深莫測的頭顱。那皺褶般的沉積相全都是凝固的智慧。 
  柴達木是一個經受過巨大苦難的地方。那每一處的殘缺都在向我訴說著它遭受到的那一次次深重的摧殘——原始地塊的解體,元古代和古生代的南北邊緣裂谷,中新生代的斷陷、萎縮、扭曲,那種驚天動地的撕裂破碎,那種鬼神皆驚的翻騰沉降,使得一片美麗的汪洋大海,破敗成這片鹽澤漫布的醜陋荒漠。多少生命在這種巨變的災難中沉淪,被埋葬在2000多米深的泥岩層下。這兩億年前的災變使這片生機勃勃的土地從此進入了漫長的苦難期。 
  翻過當金山口,公路兩側越加荒涼。起初還能不時見到一簇簇駱駝刺、沙棘,它們儘管稀少,卻頑強地證明著自己的存在方式。即使再渺小,也是一種生命的現象。可是,僅僅一晃就什麼也看不到了。滿目皆是泛著硭硝的荒漠,鱗狀排列,平坦而破碎,蒼白乾燥得沒有一絲靈性,好像劃根火柴扔過去就可以點燃。 
  你覺得這就是在月球上或者到了火星上。 
  在沒有生命的地方行進,人的軀體內的水分迅速風乾。先是咽喉乾澀,吞嚥困難,接著,雙唇就裂開了道道口子,不時滲著血絲。得不斷地喝水,不斷地潤喉,潤唇。公路單調乏味,筆直得幾十公里不打彎兒。順著飄飄搖搖的柏油路望開去,就像一刀把個完整巨大的板塊切為兩片,烏黑的刀口無法癒合,板塊也就永遠無法合攏。 
  我不知道古往今來已經有多少人先後進入過柴達木。我也不甚清楚第一個闖進這片不毛之地的人究竟是誰。據說,早在一個世紀前,就有好幾位外國探險家走進了這片瀚海。有印度的探險家辛格,瑞典的斯文海定,匈牙利的斯俊儀。俄國的普列熱瓦爾斯基最具探險精神,他先後4次出入過柴達木。外國比我們中國擁有著更多的探險家。在廣袤的大西北,到處可見外國探險家的足跡。但是,這些人不過如過眼雲煙,他們很快就被瀚海淹沒。只有一個人與這片土地構成了永恆,這個人就是阿吉老人。阿吉祖籍烏茲別克斯坦。1874年他的父輩逃荒來到新疆。據載阿吉第一次進入柴達木盆地是在1914年。從此,他就與這片土地相依相偎,須臾不曾離開過。人們都說他是一張柴達木的活地圖。他為解放軍剿匪帶過路,也為尋找石油的勘探者帶過路。他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老人。他的故事或者說他的業跡在柴達木已經是有口皆碑。我感興趣的並不是他為我們作了多少了不起的貢獻,而是他這位漂泊者的後代在廣闊的不能再廣闊的中國西部有得是可去之處,何以偏偏選擇了最不宜生存的柴達木,並且永不還家?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6)   
  我捧著一張他的照片,長時間地端詳著。歲月使照片過於陳舊,過於平靜,騎在駱駝上的那個大鬍子老人也過於平靜。作為背景的泥巖山系也都過於平靜。在平靜中尋找答案太難了。我試圖使自己平靜下來,去接通阿吉老人的信息。可是,我無法進入那種境界。我只能按照我的思路剪裁他:他不喜歡熱鬧,不喜歡城市,他追尋蒼涼,撲向殘缺,就像我,在城市裡活得憋憋屈屈,卻在這裡豪情飛揚。可是,我只不過是個匆匆遊客,他卻在這裡終其一生。阿吉老人不同凡響,解釋他就像解釋喬達摩·悉達多何以出走一樣愚蠢。但是,我寧願相信阿吉老人不是佛,他是人。他是一個極富個性的老人。 
  我崇尚有個性的人。因為,我就是一個有個性的文人。我信奉沒有個性就沒有天才。可是,多一份個性,在現實生活中就得多一份的磨難。人生的苦楚常常就在於你沒有辦法保全屬於你自己的個性。你越是意識到你個性的重要你就越是為其不斷地失去而悲歎。個性的磨損就是心靈的磨損。許多年來,我是處在一種個性的自我掙扎中。為了保護那日益稀少的都快磨光了的個性,一步一步地延伸著心靈的苦難歷程。可是,我仍然為我個性太少而惶恐。正像我為自己寫不出奇詭的文章而惶恐。在走進柴達木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了我的個性竟依然那般強烈。這簡直叫我大喜過望。 
  由於我過於看重個性,我崇拜梵高,崇拜郎保洛。郎保洛和梵高不一樣,但他們都是極有個性的人,他們都有著巨大的孤獨意識。或許我也是始於孤獨感,在郎保洛葬身黃河的一週年之際,前往黃河源追溯他的漂流遺跡。 
  為了感受孤獨,感受生命。那一次沒有人陪同,我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原上一腳高一腳低一腳重一腳輕,搖搖擺擺,因高原的強烈反應,我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了平衡。我像個愚蠢的醉漢。那時的我自恃年輕氣盛,竟敢孤零零地在沒有人煙的高原上奔走。其實,我恐慌得不得了。幸虧我在夜幕降臨之前看到了一座黑犛牛毛編織的帳篷。那是一座會移動的帳篷,藏民們所有的帳篷都會移動。特別是在春天裡,他們放牧,會隨著陽光的變化而移位,以選取最溫暖的坡地紮寨。那座給了我生的希望的黑色帳篷,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勝過所有的大賓館,大酒店,大城市。 
  無論什麼時候在我眼前浮現,它都是被一片燦爛激動的祥光籠罩著,格外親熱,格外生動。 
  那一次孤行,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我儲蓄著,珍藏著,培植著,生怕流失得太快。畢竟7年了,忽然我覺得我生命的質量並沒有因之這種儲存而改變多少。當我為越來越多的俗塵籠罩而無法脫身之時,我又一次選擇了柴達木。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暫時的解脫。 
  此時此地,我望著車窗外那板結的鹽澤,沒有一絲情感色彩。不管我的心緒發生什麼變化它都無動於衷。它只有冷漠而沒有溫情,想到這裡尋找一點安慰一點寄托簡直幼稚得可笑。 
  我無法解釋阿吉老人的選擇。但是,我可以解釋千千萬萬的石油人。 
  他們是在一個火熱的年代裡進行了一次火熱的選擇。柴達木的真正主人,真正可歌可泣的人應該是他們。 
  四十年前,第一批勘探石油的隊伍就是從這裡開進了柴達木。那時候,沒有路。一天也走不出幾里。沒有水,全靠自己背。每個人身上所帶的那點水簡直無濟於事,在茫茫沙漠中被頭上的烈火炙烤,被腳下的沙子蒸燙,維持不了多久就幹得人渾身冒火星。那個時候過來的勘探隊員至今對水都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他們當中有多少人在陷入死亡的邊緣時靠喝自己的尿才僥倖活了下來。我結識了總地質師顧樹松。在見到他之前,我已經聽到了他的好多事。他有過3次陷入死亡的大沙漠中的經歷,3次都是靠喝自己的尿才得以生還。他不僅與險惡的自然壞境搏鬥,他還得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他被打成右派。他以右派的身份第一個翻越了英雄山。那座山幾乎不可能翻越,所以取名叫英雄山。翻上去的人無疑就是英雄了,而他上去了也不是英雄。他是冒著巨大的危險帶著幾個人硬是攀上去了,為了架設通訊線路。他說那時候他的命一點也不高貴,就是死了也不過是死個右派。 
  他是個相當樂觀豁達的人。在我接觸過的知識分子中還沒有一個像他這般經歷了那麼多的生死考驗,那麼多的折磨,居然還會這麼樂觀。他說到自己每一次的歷險就像在訴說別人的故事。他如今已經退居二線,下半年就要退下來了。老伴已經到了杭州養老基地等著他。可是,當他聽說最近要有一批人去西藏搞勘探,他就又像當年那樣吵著叫著要到西藏去。他對我說,好多年輕人不願去那裡,嫌海拔太高,我想,我一個老頭子了,給他們年輕人做個榜樣。他們還好意思說不去嗎? 
  這個62歲的上海人,矮敦敦的個子,渾身充滿過剩的精力,行動起來相當靈活機敏,年輕人一般。他居然提出和我掰手腕。當然,我沒有掰過他。我為此而震驚。我覺得生命對於他簡直就是個奇跡。從他的身上怎麼也無法找到3次經歷死亡的痕跡。更找不到苦難的影子。他能活下來是個奇跡,他活得這麼樂觀是個奇跡,他活得這麼健壯這麼年輕更是奇跡。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7)   
  我不能不為之感歎:神奇的柴達木,神奇的生命力。 
  我聽過許多關於駱駝的故事。柴達木的駱駝是柴達木人最親切的伴侶。 
  它們一隊隊行進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駝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動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隊員們靠它們馱水馱糧,如果不是它們的奉獻,將會有多少人在進入這片荒蕪的盆地時無法生還。人們稱它們是沙漠之舟。它們比人類有著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麼一隻駱駝因為飢渴一下倒在了滾燙的沙漠中。駝工拚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來了。駝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隊長請求給它一點水喝。可是,僅有兩桶水,那是全隊人好幾天的水量,每個人嘴上都乾裂得淌血卻沒有一個人捨得去喝桶裡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資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駱駝,不是人,所以,它沒有權利喝。駝工再哀求也沒有用。當那位駝工含著熱淚與癱倒的伴侶進行生死告別時,那頭巨大的駱駝本已無法抬起的頭上揚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來,枯澀的兩眼閃著沙漠般的迷惘。年輕的駝工突然動了感情,長跪不起。他與這匹駱駝已經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隊伍要走了,不能因為一匹駱駝而影響行程。於是,有人過來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跡。那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就在這時,突然緩緩地往起站了。它搖搖晃晃,渾身打顫,就像一座沒有聯接點散了架的木頭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來。所有的人一下子驚呆了,眼睜睜盯著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趕著隊伍。 
  它沒走出幾步,就像一座板房嘩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壓著的沙層浮泛起一串沙塵。駝工哭了,勘探隊的人也哭了,就連隊長也眼圈紅了。那頭駱駝被掩埋了。這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駱駝,人們總說那是一頭通人性的駱駝。我想,再過些年,柴達木一定會到處流傳關於駱駝的民間傳說。傳說中的駱駝一定像狐仙蛇仙那麼充滿靈性。 
  冷湖是石油人建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柴達木的第一座城市。這座城市現在已經沒有石油人了。他們一部分去了花土溝,更多的人在敦煌建立了七里鎮。冷湖有許多建築已經破敗,顯得清冷。當我走進冷湖的那一片墳場,我看到了那麼一大片墳瑩,我感到一種鋪天蓋地的淒冷。這裡有許多不朽的靈魂。起碼可以在民族自強的史冊上震古爍今。有著名的地質專家,有正當年華的石油工人,有第一批進柴達木的勘探隊開路隊長,還有他的妻子——柴達木的第一個女勘探隊員。無論生前他們有著怎樣的轟轟烈烈,死後,也都一樣躺在這裡和戈壁灘一同沉默。這是一座很大規模的墓地,我無法數清究竟有多少座。要是放在任何一個城市裡,恐怕都得分成幾個。 
  但是,這麼大的墓區與周圍那麼寬闊的空間相比,也僅僅佔了小小的一個角落。我在墓地中尋找著一個死去的人。其實,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方人氏,我只知道他曾經是青海石油局的局長。 
  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經40年了。先後上任的局長也不算少。但是,不會有別的局長比他的命運更慘烈。別的局長可以選擇提升,可以選擇調走,而他則選擇了自戕。那是一個是非顛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權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艱難困苦的折磨,卻獨獨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惡劣環境造就人的生命強度,但這種強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電線桿上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讓我震動的是他為什麼爬到電線桿上而且掛在頂端的部位。 
  他為自己選擇了一個高度。大戈壁沒有比電線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覺得他 
  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種高傲的選擇。 
  於是,電線桿在我的眼前總是迭印著一個十字架。局長那低垂的頭顱也總讓我想到耶穌。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但每一年的清明,局長的兒子都要千里迢迢趕來為父親掃墓。 
  就在我到了七里鎮那天,那兩個已近中年的兒子又來了。他們和我住在一個招待所,很遺憾我沒能與他們交談。我是很想與他們談一談的。我想聽聽他們對柴達木和對生命的理解。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於人來說只有一次,這誰都知道。生命的學問是一個最重要的學問,卻也是最易忽略的學問。人的生命放在這無邊無際的瀚海,實在渺小。再高大堅實的墳塚也經不住風沙的侵蝕。那一片片躺在西部古戰場的漢墓群如今也被流沙夷為平地。那些還沒有抹平的荒塚也不再像墳瑩了,倒是那一片片雅丹地貌的殘丘更像陵園。 
  我執著地在花土溝的油沙山下尋找阿吉老人。那片墓地比較散亂,有的已經遷走,坑的旁邊遺留下一頂石油工人的安全帽。這座海拔3000多米的墓場沒有什麼規劃,隨便埋。據說是因為生者在選擇風水。這麼大的地盤選擇餘地可太大了。那麼,阿吉老人選擇了什麼位置呢?到這裡來的人幾乎沒有不來看看阿吉老人的。有一位上海老教授,拖著一條傷腿在這麼散亂的墳地中尋找阿吉。他找不到,卻還要找。他走遍了所有的墳塚,終於來到了阿吉老人的面前。 
  其實,阿吉老人的墓就在墳地的邊緣,最挨近路的地方,也是出入最方便的地方。我一步步朝著那座紅磚砌成的弧形走去,那時候,四周靜極了,我把腳步收得輕一些,再輕一些……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8)   
  4 一種生命現象的詮釋 
  ——西部系列 
  劉元舉 
  通往柴達木的柏油路很是平坦,車子駛過,幾乎就沒有一點激動可言。 
  路旁沒有樹木,沒有植被,就連荒丘也遠得不著邊際。在這種地方開車是不需要技術的,完全可以閉著眼睛跑出去幾十公里都不會出事。就是跑到公路外邊也沒有關係,車子碰不著什麼,你就是想去碰撞也沒有辦法。 
  公路筆直得不會打彎。最長的直段有60公里。築路規定直段最長不得超過40公里。這是基於安全上的考慮。可是,這裡的60公里直段已經是人為地製造了彎度,要不,可以上百里路不拐彎。 
  沒有彎的公路單調乏味極了。到處都那麼空空蕩蕩,空空蕩蕩得沒有一處風景,也沒有什麼名勝。在這人跡罕至的地方見不到一個活物。柴達木譯成漢語的意思就是鹽澤。過分強烈的光照使這裡乾燥得一片龜裂。那所有的裂縫處都有鹽的痕跡。那痕跡在我看來就像是針腳不勻的粗糙的線段,無法將那一片片過密的補丁縫合,反倒使地面更加破碎,更加鬆散。最能體現柴達木風格的大概要算那片大面積的硭硝層,蒼涼清冷,透不出一絲生機。看一眼,就感到渴。其實,車子一駛進柴達木的地界,我就感到嘴唇發乾。在這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感到口乾,就說明了我對這裡不夠適應。好在出發時,我把杯子灌滿了水。 
  柴達木最缺的就是水。沒有水的地方就不會有生命。四十年前闖進柴達木搞勘探的勇士最能體驗到水的重要。水就是命。那些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的壯士,哪一個不是把咽喉部位抓得一片破爛?在這種乾旱地帶,最有耐旱力的要算駱駝,可勘探隊的駱駝也因為乾渴而躺倒了。當第一口油井噴出油,儲存到一個油池中時,從來見不到飛禽的石油工人竟意外地發現不知從哪兒飛來幾隻鳥,一頭就扎進了粘稠烏亮的油池子裡。它們連掙扎一下都沒有,就 
  凝固了。它們是把油池子當成了湖水。 
  與我同行的是青海石油局文聯的梁主席。他是1958年從河北鄉下來到柴達木的。他當過工人,當過記者。他經受過太多的艱苦。我發現他有一個本事就是不喝水也不吃水果。這使他的皮膚乾燥而枯黃。有人開玩笑說,梁主席有一張柴達木臉。我本想問問他何以戒水戒水果,但他不苟言笑,我不好這麼問。只能去揣測。他的本事無疑是柴達木這惡劣的環境造就出來的。但是,現在柴達木的環境好了,他就是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水果也算不上奢侈。 
  我們乘坐的是一台日本豐田越野車。以每小時120公里的速度飛馳。 
  進柴達木本來是一件艱苦的事情,但我連顛簸都感受不到就覺得過於順利了。而過於順利就過於平淡就沒有多大意思。如果不是突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麼我的柴達木之行就會大為遜色。 
  當時我已經感到很疲倦了,就將目光從側面的窗口收回,去瞅一瞅前邊。只一眼就發現正前方幾十米處,立著一根棍狀的東西。由於路面光潔明亮,連個疤痕都沒有,所以,突然有個東西就格外醒目。盯住瞅,怎麼會是一隻鳥呢?這隻鳥太奇怪了,它昂首挺立,將其頸項盡其所能地向上拔著,筆挺得像一根立棍。 
  它迎著我們的車而陡立,那說明它看到或者說知道我們的車近在咫尺,對它生命已然構成威脅。它不用動腦子僅憑條件反射,它也會躲閃汽車的。可是,眼睜睜看著我們的車朝它覆蓋過去,它竟然一動不動。很顯然,它沒有把我們的車放在眼裡。對一隻小鳥而言,汽車就如同一座大樓,鋪天蓋地壓將下來那就是一種滅頂之災。可是,它面對這巨大的威脅毫無反應。它是眼睜睜看到我們的車到了近前,依然紋絲不動。 
  這不禁使我大驚失色。只聽說過螳臂擋車,沒有聽說鳥臂擋車。也就那麼一眨眼的功夫,我們的車就從它上方覆壓過去。對於它來說一定是經歷了那麼一種天塌地陷的滋味。車體從它的頭上方飛過,車輪沒有軋著它。就算軋不著,那麼車子帶起的那股風也夠它嗆的。猛一回頭,看它,它還是陡立不動。那份孤傲使它顯得不可一世。這種專橫霸道簡直就是一種滑稽。 
  它顯然不怕車。它不怕中國車,居然也不怕日本車。這使我懷疑起它是否是只真鳥。我讓司機調回車頭去抓這隻鳥。等我們車又開到它的面前時它依然那麼紋絲不動,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我們推開車門跳下去剛要挨近它時,它才輕盈地一閃,而後一張翅膀飛起來。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幾倍。離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兩片大羽翼緩慢而沉實地呼扇著,就那麼一呼扇,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開來。 
  這又是一個奇跡。這麼點的小東西,怎麼就能夠帶動起一大片空間呢?我注意了它飛到哪裡,哪裡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燦爛,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隨著它的翅膀扇動的弧度竟有了生動的起伏。 
  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飛向渺遠。它飛過之後,就一點生動也沒有了。 
  但是,我仍然沉浸著。一隻小鳥帶給我的激動竟這般突如其來,竟是這樣經久不息。 
  梁主席並沒有像我這般驚奇,他說這是一隻野鴨。在柴達木地區有3種野鴨,一種是麻鴨,一種是板鴨,一種就是這種黃鴨。這是一隻極普通的黃鴨。梁主席對此不以為然。可是,我認為這是一隻神奇的野鴨。我為之震撼得是它這股不怕車的勁頭兒。我與梁主席探討,它為什麼要到公路中間來?為什麼它不怕被車軋死?梁主席說不清,別人也無法說清。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9)   
  當天傍晚到了花土溝。在花土溝呆了三天,去了北山,也去了油沙山,見到了井架,見到了采油機,也見到了煉油廠。這些東西使荒蕪的花土溝充滿了人情味道,構成了一處挺熱火的風景。梁主席希望我在這裡多呆幾天,再多看上幾眼,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為這裡到處都有他的足跡都有他的汗水,那土山上的每一道花紋狀的褶子在他眼裡都充滿著滄桑感。人的經歷不同,關注點和興奮點也自然不同。西部有太多的人文景觀,太多的名勝古跡,太多的興奮點。大批大批的中外遠遊客湧來,都是慕名而來。去莫高窟去鳴沙山去玉門去陽關去出天馬的屋窪池,每一個遊人到了這些名勝地都興奮得溢於言表。我不相信這些人就真的從裡往外這般興奮,就那麼有收穫。進柴達木之前我就去了這些地方。實在地說,我能夠來西部就是為了看看這些個震今爍古的名勝。要是沒有這些個名勝我是不會迢迢萬里風塵僕僕到這裡來的。但是,面對那一處處名勝,我就興奮不起來。比如遊人到了月牙泉幾乎沒有不留影的,我卻被那一圈鐵圍欄弄得一點也沒了情緒。想像中的月牙泉神秘得那是一隻神的眼睛。可是,那鐵圍欄與城市馬路上的圍欄一模一樣,就沒有什麼可拍照的了。再比如莫高窟。十幾年前就神往著,就準備了那麼多的激情,看了那麼多關於它的書和文章。 
  可是,到了那裡,只能看上3個洞穴。其它洞穴不開。據說,有的重要洞穴,看一眼就得花上120元錢。最貴的一個洞穴得400元。為了對得起這趟遠遊,我看了十幾個洞,在那一天的遊人當中,我可以算上看得最細最認真地了。我想努力地發現一點什麼,喚起一點什麼,更歷史一點更哲學一點,可是,我看了差不多一整天,也就是看一看罷了。我看到那個叫王圓祿的道士發現並打開的那一處震動世界的洞穴,我沒有像散文家余秋雨那麼激動。也沒有人家想得那麼多那麼深。我倒覺得讓外國學者拿走了那麼多寶貝也是對於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次弘揚。令我深思的倒是莫高窟的維修。那是日本和香港有錢人投資的。保護人類文化的精神可佳,但我總覺得那一個個鋁合金門太現代味了也太商品味了。它與莫高窟不那麼諧調。再說陽關。那條大漠中的廡廊太缺少文化氣息了,而一些題字的碑文也敗壞了我的胃口。何況,那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陽關舊址。 
  名勝不該摻進人為的矯飾,名勝也不需要現代人躁動情緒。名勝也不是現代人附庸風雅的場所。別人激動你不一定就得跟著激動,別人說好你也不一定就得說好。你要學會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名勝感受風景。否則,就不會有真正的收穫。 
  從柴達木回到敦煌,石油局的領導宴請我。席間,他問我此番之行對什麼感受最深,我說了那只野鴨。我是用文學語言渲染了那個場景,效果極好。聞者無不感到稀奇。我說,那只野鴨讓我看到了柴達木的魂靈,看到了柴達木的精神。我當時完全是按著我的邏輯詮釋這只野鴨的行為。我說它是一種對於生命的張揚和展示,它以渺小向廣闊展示,它要向比它更高級的人類展示它的存在價值。它以這種怪異方式完成了一次鴨類的最高境界。它不怕外國車,不躲外國車,那麼快的速度它不躲使它具備了崇高的美學意義。我說得黨委劉書記哈哈大笑。 
  事後,我覺得我對野鴨的那種詮釋過於矯情。而矯情似乎成了當代文人的通病。特別是當我讀了美國人尤金·伯恩斯寫得那本《野生動物的性生活》之後,我對這只野鴨的壯舉有了一種新的詮釋。這本書的作者花了30年的時間,研究了3000多個種類的野生動物的生態,而這本書在我國圖書館的特藏室裡也沉睡了30年。伯恩斯認為動物處在性興奮期時,其情緒上的巨大變化會突然出現。原已建立的習慣被打破了,性格變化了。最膽小最內向的野生動物也可能變成一隻危險的野獸。他舉例說,一隻處於性興奮期的公野牛竟然跟一架掃雪機在公路上爭搶路面;一隻最溫順的斑紋鼬性興奮時竟敢用鼻子去拱一隻巨大的灰熊。而一隻被性興奮驅使的雄獾竟敢面對一輛開來的汽車,結果迫使司機把車停下,退回去,繞開它。處在淫慾時的雄性野生哺乳動物,甚至會向人類的女性主動做出性交的表示,有的可以把女孩子追得無處躲藏。伯恩斯所舉得這些例子都是哺乳動物,野鴨不是哺乳動物,但它的壯舉顯然也是可以用性興奮來解釋的。尤其難忘的是它那盡量上拔的棍狀頸項,它是一種雄性的展示,雄性的張揚。 
  它那時一定為找不到一個異性而倍受折磨。如果我們車上有一個女性下車抓它,我想它是不會躲閃不會飛走的。 
  這一個例子可以使伯恩斯對哺乳動物領域性興奮的認識擴展到非哺乳動物中。 
  由這只野鴨的性宣言,使我對柴達木有著更深的認識。這個地方不僅缺水而且缺性。作為生命,水和性都很重要。少了哪一個都會痛苦不堪的。 
  鳥類在柴達木作出了性的犧牲,而人類在柴達木所作出的性的犧牲又有多麼巨大!石油人在這裡生活了40年啊!四十年前,來這裡的都是一些陽氣旺盛的年輕人,這些個小伙子也不過20郎當歲。我們的作家何曾真正關注過他們的生活! 
  青海有位青年作家在5年的時間一氣寫了5部長篇。5部長篇有著同一個母題,那就是荒原與性。他在一本叫作《天荒》的長篇中寫到了年輕的石油工人。他們爭搶著爬上數百米高的井架,為了爭看一眼遠處的女人,結果把井架壓倒了,幾個小伙子摔得粉身碎骨。還有個小伙子用彩色的石塊擺出一個女人的形體,進行一種自戕式發洩。小說畢竟是虛構的,不必考證真偽。而石油作家肖復華給我講的他的一位令他敬重的師傅因為性而殺人的故事,讓我怦然心動。那位師傅逃走後是他帶著人把師傅抓到的。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0)   
  那時候,他還過於年輕。肖復華是位有出息的石油作家。他寫了好多東西,多次獲獎。但是,他寫他那位師傅的小說最讓我震動。 
  我們的時代在走向真實,我們的作家也在走向真實。我們過去太熱烈於崇高與神聖了,我們寫文章使用這些字眼時,缺乏必要的嚴肅和嚴謹。 
  這不僅是一種從眾意識,也是一種媚俗。生命的方式不能托舉到一種虛妄的高度。那種高度代替不了本來的規律和屬性。但是,人類畢竟不能滿足於一種動物的真實。他們渴望著神聖,當他們感到自身神聖不起來時就將希望寄托到神的身上。神可以是泥胎也可以是油畫,但必須要做得精緻。 
  人去造神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對於自身的絕望。我也曾有過虛妄,虛妄得要上天;我也有過實在,實在得要入地。上天也好,入地也罷,都不是對於生命的一種真正感悟。 
  西部的歷史太長,西部的千佛洞太多,西部的生命被西部的歷史和西部的神ND538快淹沒了。我無疑去褒貶什麼,但是,那只野鴨構成了一幅柴達木的風景,什麼時候只要一提到柴達木,我的眼前就會生動地再現那只棍狀的頸項。像一個小小的「!」兀立荒原。 
  5 悟 沙 
  劉元舉 
  作為遠遊客,我充滿興致地行進在茫茫戈壁茫茫荒漠茫茫瀚海。我被滿目的新奇地貌刺激得無法安寧。我在感受億萬年前地殼運動的恢宏壯闊之勢:印支板塊與歐亞板塊的撞擊,震旦系和下古生界的沉積,喜馬拉雅和青藏高原的崛起,那種擠壓那種扭曲那種搏殺瘋狂得居然迫使巍峨的崑崙山移動了500公里,居然使得一片汪洋乾涸成一副無奈的愁容。憂愁的褶子越聚越多,已堆向天邊。西部的語言就是這些褶子,它寫滿苦難,寫滿滄桑,誰到這裡來也得陷落其中無法走出。我只能從這些褶子中去解讀戈壁,解讀荒漠,解讀柴達木。就在我讀出一片博大精深的苦難之時,我發現了另一種語言。那就是黃沙。 
  一、看沙是沙 
  西部缺水,西部不缺沙。在西部百里見不到水,一步就能見到沙。 
  西部的沙子細小,綿軟,有著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處流淌,那上邊的紋絡也像水的波紋。捧在手裡會從指縫間滲漏。沙子還可以當水用。當年,第一批進入柴達木腹地的勘探隊員為了節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墊,毛巾乾硬得像挫刀,經沙子一洗,一揉,就會柔軟似綿。但是,沙子畢竟不是水。 
  沙子還可以當被蓋,用以遮擋風寒。50年代有一位地質工作者在柴達木搞追層測量,迷失方向,與接應的人失去聯繫。白天沙漠滾燙,蒸烤得光著脊樑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個荒漠都在發抖。他要不是鑽進沙子裡邊過夜恐怕就得凍壞。但是,沙子畢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還有一種醫療作用。在西部有好幾處沙療療養院。利用曝熱的沙子治療風濕、關節、胃病以及許多老年性疾病。許多患者到這裡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沒治好的。沒治好的意識到,沙子畢竟不能取代醫療器械。 
  西部的荒漠太大,這給沙子提供了太多的表現機會。在別的地方沙子過於規矩成不了大氣候,那是由於它總是受到水的壓抑。而它們在西部一旦擺脫了水,它們就會縱橫捭闔,所向披靡。這是些浪子,隨意性極強,只要心情舒暢,它們就哪都想去哪都敢去。這是些狂躁的暴徒,破壞意識極強,動輒就對周圍發動進攻。數億年來,它們進行過億萬次的破壞性侵襲,把個嚴肅神聖、偉岸如鐵的泥巖山體,弄得傷痕纍纍一片殘缺。我們常常感歎於滴水穿崖的耐性,而流沙對於泥岩層對於整個大漠的削損不是更具耐性嗎? 
  黃沙在西部是一種豐富的語彙。它以不懈的努力去說服那些憂愁的褶子。它們打破了億萬年的寂寞,為大漠注入了生氣和活力。它們甚至改變了那些永遠痛苦的泥巖土丘,使其變了副模樣。我在通往柴達木途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路旁不斷有荒丘迎來。荒丘的顏色酷似虎皮,當地人稱虎皮巖。虎皮巖被黃沙半遮半掩,一個個虎腦袋從沙幔中拱出來。虎腦袋有大有小,排列整齊,有的腦門上還能看清王字紋。 
  奇妙極了。這一排虎腦袋過去後,又迎來一排虎爪。虎爪筋脈豐盈壯碩、骨胳堅實粗蠻,透出一種驕橫的動勢,把黃沙踢騰撕扯出網狀的窟窿。沒有黃沙就不會有這些個虎腦袋虎爪,就是有了也不會排列得這般栩栩如生。黃沙把單調的大戈壁搞得活泛開來。它們過分熱情地撲向過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去親吻就去擁抱,熱烈瘋狂,繾綣纏綿,完全是一種自己的方式。它們終於感動了荒丘感動了遼闊的戈壁灘。如果沒有黃沙,這裡將會是怎樣的死寂? 
  我堅信,讀懂了沙子就讀懂了西部,讀懂了柴達木。 
  二、看沙不是沙 
  我把黃沙視作西部的語言,我陶醉於我的發現,我把它渲染得絢麗多姿,魅力無邊。可是,柴達木人卻不以為然。他們並不喜歡黃沙,甚至對黃沙充滿敵視。即便搞藝術搞文學的人聽了我對黃沙的激賞也不敢苟同。我與一位搞攝影的年輕人同行,我們一路上談得很多。他帶了好幾台相機,100多個膠卷,一個專業味道極濃的皮箱,外加一個皮包。可謂全副武裝。他的這套器械在整個柴達木也是最精良的。他到花土溝是為了給中國石油雜誌提供攝影作品。他要住下來,照風景,也照人物。他在路上對所有的景色都不感興趣。他告訴我最美的是尕斯庫勒湖,是崑崙山的雪景。他說他到花土溝來過好幾次都是天公不作美,沒有拍成好作品。這一次,他說要托我的福。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1)   
  花土溝位於柴達木的最西部。一位石油作家把這裡稱為西部之西。這裡應該算作柴達木最荒涼之處,如今這裡成了柴達木最熱鬧的處所。這裡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有豐富的黃沙。 
  這裡的黃沙對我可真夠熱情了,熱情得使我無法忍受。 
  那是第二天的午飯後,我與年輕的攝影記者在房間裡聊天。我們決定下午就去尕斯庫勒湖拍照。他一邊聽我侃,一邊整理著相機。我先是覺得嗓子發癢,乾咳幾聲,愈發癢得厲害。我就以為是煙嗆的。我問他,哪兒來的煙這麼嗆人?他抬頭朝窗外一看,叫了聲「壞了」。 
  窗外,一片渾黃的濃煙成了彌天大霧,吞沒了所有的景物。電線桿子看不見了,樓群看不見了,彷彿世界一下子就到了末日。我撲到窗前,被這彌天大霧弄得十分新奇。大霧中偶爾閃出行人。行人全然沒了立體感,影影綽綽,薄如紙片。我這時候全然沒有意識到這是黃沙而不是大霧。黃沙怎麼可以像霧呢? 
  我感到屋子裡更嗆了,嗆得我不能張口,連喘息都困難。窗台上已經積了一層黃沙,桌面上,地面上也積了一層黃沙。所有的窗戶都是雙層,都關嚴實了,這黃沙怎麼會擠進來呢? 
  攝影記者無比沮喪地裝起相機,倒在床上蒙頭睡大覺了。這種天氣只能蒙頭大睡。可是,我怎麼也睡不著。沙子在屋子裡瀰漫飛揚,躲進被子裡上不來氣兒,露出腦袋更被黃沙嗆得窒息。路上所有的好心緒一下子就被破壞了,這才明白為什麼生活在這裡的人不喜歡黃沙。黃沙真不是個東西! 
  刮黃沙時,就沒有人上街了,也沒有人吃飯。沒有辦法做飯,也就沒有辦法吃。我們非常艱難地把車開到街上,竟然找不到一處可以吃飯的地方。在這樣的日子裡,你就是花多少錢也找不著個吃飯的地方,遇到這種天氣,你就會覺得腰包揣多少錢也沒有用。密封極嚴實的日本車裡邊也照樣鑽進了黃沙。這叫做無孔也入。 
  回到住地,推開門,水泥地面已經成了沙漠,踩在上面挺軟乎,還能留下挺深的腳印。 
  書也看不了,話也說不了,覺也睡不了,什麼也幹不了,這樣下去豈不把人活活折煞? 
  年輕記者躺在床上譏諷我:「作家先生,黃沙對你多熱情?我這是托你的福啊!」 
  整整一夜沒有入睡。真倒霉,那天晚上,表也停了。我不知道時間,怎麼也盼不到天亮,真是漫漫長夜! 
  世界被黃沙折騰得煩躁不安。躺不住,坐不了,心煩意亂,抓心撓肝。這是什麼鬼地方。 
  怪不得有位領導來到這裡說了一句石油工人愛聽的話:在這裡別說幹活為國家作貢獻,就是什麼不干在這裡呆上兩天也該表揚。我本來決定在花土溝呆上一周,可是,我呆不下去了,巴不得風沙馬上停下來,我立馬就離開。 
  我啼聽著窗外的呼號。什麼時候能停下來呢?據說春天這裡風沙一起,常常就要刮個痛快。一痛快就是三五天。最多一次刮了整整一周。這一周人們被困在床上吃不了,喝不了,帶著口罩還不行,還往呼吸道裡進沙子,就又在口罩上邊加上一條濕毛巾。沙子倒是擋住了,可那不得把人憋死? 
  柴達木的風沙太可怕了,我真擔心刮上一周。天亮了,風算是煞住了,可是天空依然不透明。那黃沙不肯從上面往下落。還是瞧不見崑崙山,還是望不到尕斯庫勒湖。攝影記者一籌莫展。「對不起,拜拜!」 
  我們上路了,他留下向我招手。我祝福他等來一個透亮的好天氣。其實,我也在默默地為我自己祝福。天氣一直不開晴,會不會在我們行至半路時再刮起大風沙?只要風沙一起我們的車就別想開了,走到哪兒都得停。司機告訴我,有一次行車途中趕上大風沙。停下來等了一天一夜,風沙消停後下車一看,傻眼了,車的側面大半個身子被削損得有皮沒有毛了。 
  那是一台新車啊!司機心痛地強調。 
  由讚美黃沙到厭惡黃沙;由害怕黃沙到逃避黃沙,這是一個我所親歷的情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環繞柴達木一圈。謝天謝地,風沙沒有力氣追逐我們的豐田越野車。不是它不想追而是它追不上。倒是我們的車輪把帶起的串串黃沙拋在身後。回望那一團團無可奈何的黃沙,我覺得我誇大了它的存在價值。我把它看得過於強大。其實,它們只不過是受風的操縱,讓它們躺,它們就得倒,倒的姿勢都得由風來決定;叫它們起來,它們就不能趴著,沒有一點商量餘地;讓它們安靜它們才能安靜,讓它們瘋狂它們就得瘋狂。它們的喜怒哀樂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它們沒有自己的原則。 
  它的形象是一種風的外化,它的紋絡從來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屬於水的,離開水,就屬於風了。 
  三、看沙還是沙 
  回到敦煌,住在石油局的招待所。沒有特點的建築,沒有特點的裝修,沒有特點的服務,算是隔絕了有特點的世界。招待所是在大道邊。大道上光光亮亮,沒有黃沙;招待所大院鋪著柏油,平平展展,也沒有黃沙;招待所從走廊到房間,鋪著地毯,更是不見黃沙。黃沙到了哪裡? 
  那是春日裡一個極好的日子,我在極好的陽光底下,仰望著感覺極好的鳴沙山。 
  我滿眼都是燦爛都是輝煌。從上到下輝煌,從左到右燦爛,輝煌和燦爛在這裡沒有什麼區別。沙山的斜坡很是舒緩,牛毛般光澤細軟,而線條清晰有如刀刃般的山脊無論直線還是弧度,都高貴得不可企及。居然有人踩在上面行進。人一到了那上邊就渺小如蟻。一個人是一隻螞蟻,一隊人就是一串螞蟻。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2)   
  一粒黃沙,被人看得渺小,那是天經地義,而人被沙山的山脊線顯得如此卑瑣渺小則令我無比新奇。我簡直無法相信,這麼偉岸的沙山全都是細如牛毛的黃沙堆成。沙子的屬性原本就是鬆散的,是沒有凝聚力的,比如我們常說的一盤散沙。在我生活的東北,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所有的沙子都是鬆散的。因為鬆散而任人宰割,因為鬆散而過於低賤,因為鬆散而形不成氣候,更形不成風景。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沙子卻具有著偉大的魅力。這種偉大魅力是來自一種群體意識。它足以震動天地萬物,更能夠震動人類。 
  然而,古往今來,多少名人志士光顧這裡,他們無不為鳴沙山的奇觀而震動。早在魏晉的《西河舊事》中就有記載:「沙州,天氣晴明,即有沙鳴,聞於城內。人游沙山,結侶少,或未游即生怖懼,莫敢前。」唐時的《元和郡縣志》中記載:「鳴沙山一名神山,在縣南七里,其山積沙為之,峰巒危峭,逾於石山,四周皆為沙壟,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鳴,隨足頹落,經宿吹風,輒復如舊。」五代的《敦煌錄》云:「鳴沙山去州十里。其山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處五百尺,悉純沙聚起。此山神異,峰如削成。」更神異得是沙山的鳴響:「盛夏自鳴」「聲震數十里」。鳴沙山過去叫沙角山、神沙山,後來改為鳴沙山。這說明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它的鳴響。它的鳴響已成為千古之謎。可是,至今,也沒有對它的鳴響作出統一的解釋。現代人用科學去探究,得出四種觀點:一為靜電發聲說。認為鳴沙山沙粒在人力和風力的作用下向下流瀉時,含有石英晶體的沙粒相互磨擦產生靜電,靜電放電即發出聲響。眾聲彙集而成大聲。二為摩擦發聲說。認為鳴沙山在天氣炎熱時,沙粒特別乾燥而且溫度很高,稍有磨擦,即可發出爆裂聲,眾聲集合便轟轟隆隆,震盪不已。三為共鳴放大說。認為鳴沙山群峰之間形成的豁谷是天然的共鳴箱,沙流下瀉時的發聲在共鳴箱中共鳴放大,以致於形成巨大的聲響。四為大環境回聲震盪說。此說認為鳴沙山周圍有一個「回聲震盪箱」。這個震盪箱包括山凹,建築物,以及附近的村莊和林帶。我對所有的這些個說道均不以為然。我覺得這些解釋對於鳴沙山毫無意義。 
  鳴沙山已經形成3000多年。3000多年中,它不停地鳴叫,對大自然鳴叫,對人類社會鳴叫。大自然聽不懂,人類社會也無法聽懂。數千年來,它就這麼鳴叫著。它的聲音越來越嘶啞越來越沉鬱,也越來越深刻。那是一種高亢的宣言也是一種悲憤的傾訴,很遺憾,古往今來,我們的大自然沒有聽懂。要是聽懂了,就不會有那麼多那麼深的斷裂,就不會有那麼散那麼孤寂的荒丘;可惜我們的民族也沒有聽懂。要是聽懂了,這裡就不會有過那麼多的戰亂,那麼多的荒塚,那麼多那麼多的傷口,在流血,一直流著…… 
  我固執地按著自己的邏輯解釋它這生生不息的鳴叫。也許這很牽強,但是,很有意義。 
  古往今來,那麼多的文人墨客傾聽過它的呼叫,而如此感悟者,非我莫屬。實為幸哉! 
  7 花 土 溝 
  ——柴達木系列 
  劉元舉 
  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柴達木是一個陌生而高遠的地處。3000公尺的海拔,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年蒸發量卻是2000~3000毫米,是全世界蒸發量最大的地區之一,而它的年日照時數最高可達3602小時,超過「日光城」拉薩和藏南的定日,居全國之首。加之每年春秋兩季那驚天動地的大風沙,使它的環境糟糕透頂。別說常年累月生活在這裡,工作在這裡,你就是到這裡呆上兩天,什麼不用干,也絕非是件容易的事。 
  茫崖就是花土溝柴達木 
  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溝。花土溝在柴達木的最西端。它緊挨著新疆,從地圖上看,再往西邁出一步就是米蘭古城,就是樓蘭古城。地圖上把這個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給這裡取名為花土溝。顧名思議,這裡的泥巖地貌呈花紋狀的溝溝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紋溝,到處都是土山就到處都是花紋溝。這裡是青海石油局的前線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市中心的位置。有樓房有院落。還有那種挺講究的月亮門。站在這兒就像站在我家的那一片居民小區。想像中的指揮部是些簡陋的小矮房子,沒有規整的院落,就是有牆也是那種歪歪扭扭的土坯牆。或許我來此之前,耳聞得艱苦太多,我把這裡想像得過於荒涼。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裡是一座城市。 
  這裡有像模像樣的街道,像模像樣的商店,像模像樣的招待所。就連街上走著的女孩子也穿得像模像樣。隨著步態而擺動的裙子和諧流暢,而那披肩秀髮更能體現城市的柔情。 
  這使我懷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到了花土溝。我感覺走在花土溝的街道上與走在瀋陽的街上沒有多大的不同。只不過人少了一點,車少了一點。再一點不同就是這裡時差與瀋陽晚3個小時左右。 
  在瀋陽這時候已經進入了夜晚,可這裡依然有著明晃晃的光照。 
  陪同我來的是青海石油局的文聯主席,還有一位新聞幹事。文聯主席是老同志,其實也不過50歲。但是,花土溝沒有老年人,50歲的人在這裡就是老大爺。新聞幹事是位30來歲的北京人。他的父母都是當年從部隊上下來到了柴達木的。那時候,他留在北京姥姥家。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3)   
  中學畢業他來了柴達木。幾年前,父母退休回到北京而把他扔在了柴達木。我說他是被父母拋棄了兩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北京,他想了想說,回去已經不適應了。 
  適應柴達木的人已無法適應城市。而作為一個從小生活在北京的年輕人,是怎樣適應了柴達木呢? 
  我們第一站到了電視台。花土溝的電視台較之城市的電視台多少有那麼點土氣。這是指那些土色的平房而言。但是,這裡工作的記者和編輯一點也不比我們城市的電視台工作者土氣。我們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婦女節,電視台裡找不到人,都到酒店去過婦女節了。我們藉著婦女的光也趕到了酒店。柴達木人沒有不能喝酒的,他們對人的全部熱情也表現在勸酒上。尤其他們聽說我是只東北虎,就更是頻頻舉杯。電視台總共有五個人。播音員一人,記者編輯二人,司機一人,台長一人。除了台長外,其餘人都是輪換著。短則半年,長則一年。 
  台長很熱情,看上去有40歲,其實,他才35歲。整個酒桌上除了文聯主席,還沒有一個人比我年齡大。席間,我問過台長想不想離開這裡。他很誠實地說當然想了,可是,他繼而又搖了搖頭。他妻子是稅務所的所長,工作幹得相當出色。台長說難就難在妻子的工作調動。他們的孩子已經上了三年級。談到孩子,話題就更顯得沉了。這個地方就是再像城市,教學質量也是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孩子的出路是讀書,在這裡,除了讀書還有什麼盼頭?他們對孩子考大學的願望肯定不比我們城裡的家長差。那天的酒喝得不好,一方面是我不會喝酒使台長他們喝不出情緒,二來,我們談到孩子,把話題弄得過於沉重了。這使我晚上失眠時,一合計起來就後悔不已。我從來不失眠可在這裡我卻天天失眠。失眠是一種不適應的反應。但更讓我不適應的是一場大風沙。這場大風沙把花土溝的真相暴露無遺。 
  風沙是從下午開始刮的。人躲在屋子裡也躲不過風沙。風沙無孔不入,再嚴實的窗戶也沒有用。你沒有辦法說話,一張嘴,就嗆得慌。沙子嗆嗓子的滋味勝過濃煙。從窗戶往外看,那一片遮天蔽日的渾黃就像經久不散的濃煙,濃得厚實濃得沒有縫。樓房被吞沒了,街道被吞沒了,茫崖鎮被吞沒得沒有了一點影兒。我想到郵局發信,郵局關門;我想去打長途電話,電話線被刮壞無法接通,我們想出去吃飯可沒有一處飯店開門沒有一戶人家生火。幸虧我們有車,在茫茫風沙中開亮車燈小心翼翼地行駛,那車速還沒有老牛車快。偶爾碰見一個行人,那行人明明距你很近很近,可渾黃得就像離你挺遙遠,沒有立體感,薄得就像一張紙的剪影,也沒有行走感,就像懸起來悠蕩。居然還有人騎自行車,人與車子都像印在紙上。令我最震驚的是大風沙刮過來一個小學生。看不出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也看不清他是否戴著紅領巾。 
  但是,我辨認出一個大書包墜住了這個單薄矮小的影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眼前浮現出我的女兒。她沒有一天上下學不是靠我們接送的。可是,這個孩子的家長呢?這麼大的風沙,難道家長就不擔心孩子? 
  我們開車去了電視台。找不見一個人。那幾個穿裙子披肩發的姑娘呢?我們又開車去了文聯主席的一位老朋友家,風沙中叫不開門。我們飢腸轆轆,卻找不到吃飯的去處。好不容易在油田招待所捧起了飯碗。可是,挺高檔的餐廳黃沙瀰漫,茶色玻璃製作的可以轉動的桌面全是厚厚的黃沙。剛擦去,就又落上一層。服務員是年輕的女子,她們的動作不再細膩,她們的膚色也不再像城市的女子。這座鋁合金裝修的高檔餐廳也清冷得沒有城市的情調。這時候我才實實在在地意識到我這是到了什麼地方。 
  采油班的女孩 
  這場大風沙還算客氣,只刮了一天一夜。當地人曾遇到過一場刮了7天7夜的大風沙。 
  7天7夜就得躺在床上挺屍,沒有辦法吃飯,連口水都喝不成。 
  第三天上午,風沙總算折騰夠了。可是,天邊依然渾濁。無法看到崑崙山,也無法看到尕斯庫勒湖。我在一篇文章中強烈感受到它們有多美。據說風沙過後,得好幾天天邊才能晴朗。 
  我們來到了花土溝的北山。這裡是采油基地。油管從花紋密佈的泥岩層面延伸出去,間或可以看到采油機緩慢而沉甸甸地朝這片荒丘磕著頭。這些荒涼的土山全都是一副麻木而蒼老的面孔,一點也不會為采油機的虔誠朝拜感動。在半山腰的一間不大的房間裡,我見到了一批采油女工。她們是采油二隊的采油二班。班長是個21歲的小伙子。他樸實而隨合,他領導的這個班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女孩子可以跟他隨便說笑,看上去一點也不怕他。我們問他有沒有對象,他說沒有。我們不相信,可他領導的這些女工們都證實他沒有。我問他為什麼不在這些女工中選一個,他說,她們全都有主了。我問這些女孩子對象是做什麼工作的,她們都說是油田的。再問,在油田做什麼工作,她們就說是工人唄!問她們是不是安心這裡工作,她們說不安心有什麼辦法?在這些女工中,我發現有一個最年輕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孩一直文文靜靜地坐在那兒聽我們說笑,她沒有插話,臉上掛著生動興奮的笑容。我與她攀談起來。 
  她只有20歲。20歲的她處對像有點太早。她說,她也不想這麼早就處對象,可是,她說他太好了,她本來不想和他處,只是因為他太好了而沒有辦法。這個女孩反覆說著這麼一句話:「他太好了。」究竟哪兒好,怎麼個好法她始終沒有說清楚。其實,這種好是說不清楚的,能夠說清楚的好就沒有什麼味道了。最讓我受感染的是她說他太好了的時候,充滿了動人的甜蜜。那種甜蜜是在城市女孩身上不可能發現的。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4)   
  女孩的愛情故事沒有文學作品中的浪漫,卻有著文學作品的甜蜜。她擁有著這份甜蜜就已經十分滿足了。她陶醉著這份甜蜜,深藏著這份甜蜜,她至今還對她的父母隱瞞著。她家住西寧市,中學畢業後沒有考取大學。她是從報紙上看到青海石油技校招生的消息,就報了名。她說技校設在敦煌,誘惑她的是敦煌,而不是石油技校。她報考時,她的父親出差了,她說她父親要是在家就不會同意她報考。在技校學了兩年就分到這裡。剛一到這裡,她感到孤單極了,天天想家天天偷著哭。她身體單薄,連一把大管鉗子都拿不動。她怕人家笑話她,就趁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憋足勁往起拿,可她還是拿不動。一把鉗子搬不動,這深深地打擊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她想離開這裡,可是,她沒有辦法離開。她無數次跑到郵局抓起電話,剛剛與父親接通,她就馬上撂下了。她想讓父親幫她從這裡調出去,可是,她無法開口。父親本來不同意她來這裡,她是自己選擇的苦果,她沒有勇氣對父親說出自己的反悔。何況她知道就是對父親說了,父親又有什麼辦法把她調走呢?在她情緒最低落的時候,遇到了他。 
  他本來是到她們女工宿舍找一位女工去舞廳跳舞的,那位女工沒在,他就邀請她去舞廳。她本來沒有心情去,又不好意思拒絕,就隨著他去了。她不會跳舞,緊張得很,她怕他笑話,就像她拿不動大鉗子怕遭到人家笑話一樣。可他一點也沒有笑話她,而是非常耐心地教她。 
  很快,她就學會了。那一個晚上,她覺得特別愉快。她到了柴達木還從未有過那麼愉快的時候。從那個夜晚之後,她覺得自己變了一個人。她每天都挺想他。他也是工人,每天上班也坐班車。他在花土溝北山的坡那邊,她在坡這邊,他們之間僅隔一座土丘。而他們每天上班都得乘班車從花土溝口進入,然後再上山。他對她說,他總能看到她坐的班車。他還說,一看到她坐的那一輛班車就像看到了她。他不會說書上邊寫的那些脈脈含情的話,他說的話平平常常。平平常常的幾句話就會叫她感動不已。於是,她無論上班還是下班只要一上班車總是往車窗外邊撒目,去尋找他坐的那一輛車。只要找到了,哪怕相距很遠她也會感到從裡往外地高興。她自己也感到驚訝,有一次她上班路上看到了他坐的車,而且就挨得挺近。一進入花土溝,那輛車就緊隨其後,這使她一整天都興奮不已。就在那一天,她竟然搬動了那一把大鉗子。工友們無不誇她,把她誇得那個高興呀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什麼時候感到甜蜜。他們常常在一起跳舞。她說他只和她一個人跳,她要是不來,他就在舞廳外邊站著等她。她有一次故意考驗他,躲在一個地方瞅他。他一枝接一枝地吸著香煙,別人請他進去,他不進。 
  她實在不忍心再這麼考驗下去,飛身朝他跑過去。他一點也沒有抱怨她。她說他真傻。 
  她說她自己也夠傻的了。她每天一上車就想選一個好位置。但每次也選不好。她要是坐在最後邊一排座位,他坐的車就會從她的前邊出現,而她要是選在最前邊的位置,那他的車就會在她的後邊攆上來。這樣以來,她就只能看到車而看不到他。而當她看到車時,多麼想看到他啊!有好多次,她就那麼目送著那輛班車消失在山那邊,直到車輪後邊帶起的煙塵都散盡了,她還朝那邊望。她這麼癡情地望著,就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來了。於是工友們就拿她開心。在這個單調的世界裡,有什麼內容能比這種青年男女的事更能增添生活的樂趣呢? 
  她講了很多感人的細節。但是,在我聽來最生動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有一次下班路上,她坐的車和他坐的車一前一後緊挨著從山坡上搖搖晃晃地駛下來。她一眼就看到了他。她非常難過,她不敢去看他。因為,她決定今天就告訴他,他們之間的關係結束了。其實,她應該在一周前就告訴他。她沒有勇氣。她躲著他,躲了整整一個星期。她那次回家告訴父母她處了對象,父親非常生氣。父親說她不能這麼早就處對象,一旦處上對象就再也離不開那裡了。 
  父親說他正在想辦法給她辦調動,父親說總會有希望的。父親還告訴她,實在沒有辦法調動,就在西寧給她找一個對象,結婚後就可以把她調回西寧。她開始不同意,可後來,架不住姐姐哥哥的勸說,她把眼睛都哭腫了,總算下了恆心。她回到花土溝就想把這個決定告訴他。可是,她當真要見到他時,她又沒有勇氣了。於是,她就只有躲著他。她越是躲著他,他就越是急不可耐在尋找她。這是週末了,她知道已經無法再躲了。她已經決定就在這天晚上告訴他。 
  他戴著那頂她送的紅顏色帽子。她所以送他一頂紅帽子就是為了坐車的時候能夠一眼就看到他。可是,現在,她躲著那頂紅帽子,就像躲著一團火。 
  他們分乘的兩輛車從來就沒有這麼近過,好像有根繩子把它們拴在一塊兒。她那天十分後悔坐在了前邊的座位,這使她無法躲開他。他就坐在前邊那輛車的後邊,他一眼就看到了她。 
  他一見到她就把帽子拿在手中衝她搖晃。她低下頭,再也沒有勇氣抬起來。她這時候只希望車開得快一點,可車不僅不快,反倒停下來了。她抬起頭朝外邊一看,漫天的大風沙把什麼都遮住了。前邊的他不見了,他乘坐的那輛車也不見了。天地一片混沌,什麼也沒有了。車上的人們在抱怨著這場大風沙。人們只能在這裡坐以待斃。什麼時候風沙停了,就什麼時候走。那場風沙刮了整整一夜。人們只能在車上過夜,沒有一個人離開。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5)   
  她知道他們的車相距很近,他當然也知道她離他多近,可是,他們彼此的心情又是多麼地不同。他巴不得撞開車門衝出去見她。他要問問她到底怎麼了,究竟為什麼一直躲著他。 
  可是,他沒有辦法。大風沙使近在咫尺的這對戀人無法溝通更無法交流。那一夜他們各自心事茫茫,都覺得十分難熬。她說就像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後來,等風沙一停,她說她就改變了主意。因為當他出現在她的面前時,她看到的是一張佈滿塵土的臉。那張臉是那樣讓她感動。她掏出手帕給他擦著臉上的灰土,剛一擦,她就控制不住了,撲到他滿是沙土的肩頭哭了…… 
  在花土溝,在油沙山,我見到好多年輕工人。他們大都沒有結婚。我與他們談起這個話題,他們都有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不論甜美還是酸楚,都不會改變他們的人生選擇。他們在這片海拔最高的石油作業區不僅接受著自然界的嚴酷考驗而且他們還在接受著愛情的考驗。我相信這些年輕人會經受住所有的考驗,當然,我也要送給他們一個最好的祝願。 
  說句心裡話 
  從柴達木回到敦煌,青海石油局的領導為我設宴。席間,他們問我此番進柴達木的最大感受是什麼?我不假思索地說,我只想早一點離開那裡。於是,席間就沉默了。挨我旁邊坐著的是位老地質師。他是上海人,是第一批進入柴達木的大學生。他3次險些在大沙漠中送命,是靠著喝自己的尿而活了下來。他還是在柴達木被打成右派的。他經歷了無以計數的苦難,可他如今依然保持著那麼好的性情。他已經退居二線了,他的老伴也已回到江南,並且一再催他回去好好享受晚年。可他捨不得離開柴達木。他將他主編的一本《柴達木盆地》的畫冊送給我,並且在扉頁處題詩一首。他是用倒字寫的。他寫倒字比寫正字更流暢。我搞不明白他為什麼用倒字,但我瞅著這一排排倒字感受著歲月,感受著時光,也在感受著他的年輕時代。 
  酒桌上最年輕的是青海石油局的第一把手。他是局長兼黨委書記。他還不到40歲。人很精幹,也很有魄力。他是半年前才從勝利油田調來。在他之前,這把交椅坐過的人都是極富資歷的。從未有過這麼年輕的。他的到來,為柴達木帶來了一片生機,一片活力。他思路開闊,沉穩且堅定。他知道他所面對的是一種怎樣的局面。在企業向市場的轉型期,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味道濃郁的大油田面臨的改革是極其艱難的。但是,油田人信任他,他自己也充滿自信。他說,他不喜歡悲劇。他提議每人唱一首歌。從老地質師開始。老地質師膛音很亮,唱得充滿深情。文聯主席也是把唱歌的好手,他的男高音有著遼闊的美感。最後輪到了這位年輕的局長。他說,他唱一首《說句心裡話》。 
  我曾經聽過這首歌,但不曾被打動過,但是,這一次,我被這位年輕局長的歌聲打動了,深深地打動了。不僅我被打動,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被感動了。於是,我們一起加入了這首歌。 
  唱了一遍又一遍。這歌聲飛出窗外,在遼闊的大戈壁之夜一定傳得很遠很遠。就是在那一刻,我決定為柴達木人寫篇文章,寫他們的事業,寫他們的貢獻,寫他們的青春。 
  9 沙 棘 
  劉元舉 
  我從柴達木出來時,身邊多了一樣東西——一根乳白色的枯枝。這是我從荒蕪的戈壁灘親手折下來的。至今也還記得,那一坨一坨的草棵子在光禿的壁上充滿誘惑地鋪排著,冷眼看去就像一片珊瑚叢。我挑選的這枝,造型講究,很像縮小的黃山松。枝枝蔓蔓,遒勁柔韌,很有風骨。我當時把它放在車上並沒有想過我一定要帶著它行程萬里。我只是覺得它挺好看的。 
  現在想來,我擎著它走街串巷的那副莊重姿態在當地人眼裡一定十分滑稽可笑。 
  戈壁灘上這種植物太多了,沒有人對它感興趣。就像東北田野中的蒿草,誰見了也不會把它採摘下來當成什麼好東西擎著。我在西部擎著這棵枝子,就像在東北的田野擎著一束蒿草。 
  我把它帶到石油賓館,小心翼翼立在桌面上。退後幾步端詳著,發覺它很像一件藝術品。 
  我當時還咬不准它到底叫什麼。有人告訴我它叫白刺,也有人說它是沙棘或駱駝刺什麼,因為沒有一個比較權威的人給予鑒定,所以,我一直也搞不准它究竟該叫什麼。後來我到西安見到作家李若冰,才認定了它叫沙棘。 
  我去拜見李若冰時,面前出現的這位老人遠不如我想像得那麼高大結實,也遠不如我想像得那麼熱情。他臉上掛著病容,眼睛也有些發銹。寒暄了一番,他仍然沒有喚起多少好情緒。我坐在那裡很是拘謹,他坐在那兒也不那麼自在,後來,我就想走了。我在起身時告訴他,我是從柴達木來的,如果不是柴達木,我就不會來看他。他一聽到柴達木這三個字,就像聽到多年未見的情人的名字,那雙發銹的眼睛突然接通了電源,一下子燦亮無比。那一瞬間,他的白髮,他的多皺的額頭,他的瘦削的身子都因此而顯得格外生動格外親切了。我們就談柴達木。柴達木可談的話題太多了。他說他當年從柴達木的尕斯庫勒湖帶回了一塊結晶鹽,一直珍藏到現在。我說我從那裡帶回一根樹枝,很好看,像一個盆景。他聽我說樹枝,善意地笑了,給我糾正不是樹枝,是白刺,學名叫沙棘。他說這種植物的生命力特別頑強,結出的果子可食,現在蘭州出產一種沙棘飲料就是用沙棘果子作為原料,這種飲料目前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大有取代果茶之勢。柴達木有他訴說不盡的話題。當天是說不完的。他起身送我時說第二天去看我。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6)   
  果然他第二天去了,可惜我們沒有再見面。回來以後,他給我來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信中說他整整等了我一個下午。他為此感到很遺憾。我完全理解這位老作家的一片深情。這一切都緣於柴達木。我深為失去一次深談的機會而感到歉疚。尤其是他還沒有看到我帶著的這根沙棘呢。我可以就這枝沙棘與他談一談路上的感受。 
  以下,我得用第二人稱寫了,因為我覺得李若冰就在我的面前聽我講述,而我就是講給他一個人聽。 
  你知道柴達木人喜歡作家。他們過去多麼歡迎你現在就多麼歡迎我。你覺得我們的見面很有意思,四十年前你去往柴達木,四十年後我又去了。40年正好是我的年齡。你說這很有緣分。作家在別的地方也許會受到冷落,可是在柴達木不會。柴達木有足夠的荒涼,也有足夠的熱情。我在這裡充分感受到了這一切並且得到了最難忘的友誼。這種友誼在我看來純樸得就像50年代你來的那個時候。沒有功利目的,沒有金錢味道。那麼多人來看望你,那麼多人請你吃飯勸你喝酒,你要走時他們前呼後擁地為你送行,一次次問你還什麼時候來。 
  這種熱熱鬧鬧的氛圍鋪滿了整個戈壁荒漠。在城市居住時間長了,不知不覺中習慣了那種人與人之間的淡漠,樓上樓下的碰面了也彼此不打聲招呼。鄰居住著10多年竟彼此不知道姓名。 
  而在柴達木卻完全不同。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熱情反倒使我有點不習慣,以至於我每每遇到這種熱情時竟變得那般木訥那般不會應酬。我不會喝酒,人家勸我,我怎麼辦?他們說我不真誠,他們把你抬出來與我比較,他們說你來的時候一點也不外道,大口大口地喝酒,喝得豪爽喝得夠意思。到了這種時候,我喝酒難受,不喝就更不好受了。 
  但是,這一切想來都是美好的,什麼時候回想起來就什麼時候湧起股暖流。我不知道當你離開柴達木時你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當送行的人離去,只把我一個人撇在了柳園小站時,你可以想出我跌入了一種怎樣的孤獨中。當時陪伴我的只有那枝沙棘。我把它放到了長長的木椅子上。長長的木椅子有好幾排,沒有幾個人坐,顯得空空落落。那枝沙棘是平躺著放在椅子上的,沒有人注意它。 
  那時候已經是夜晚9點多了。外面刮著風。不颳風這個小站就已經夠清冷了。 
  候車室內的燈光特別暗,看了一小會兒書,眼睛就酸澀得要命,只好出去走走。我出去走的時候我沒有隨手帶上沙棘,我當時不怕它丟失。其實,它也絕不會丟失。誰會對它感興趣? 
  除非我這種傻瓜。 
  柳園這個小站你一定十分熟悉。白天,這個小站還算熱鬧,賣東西的挺多,可到了晚上,所有店舖都打烊了。樓房並不多,也不夠高大,擋不住戈壁的風,就感到格外的淒涼,就只能回到候車室。我要去往吐魯番,最早一趟車也得23點30分。這就是說還得熬過兩個多小時。其實,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獨處打發光陰,只是光線太暗無法看書,這讓我苦不堪言。 
  當我回到剛才坐過的長椅子時,我發現有好幾個服務員圍著放在那裡的沙棘指指點點。 
  她們中居然沒有人認識它。這使我深感意外。她們問我拿這個幹什麼,有什麼用處。我有心逗逗她們,就讓她們猜猜看。她們一個個評頭品足。有的說這玩藝一點用也沒有,有的說不可能沒用,沒用哪能帶著呢?他們都按著各自的人生經驗去判斷去猜測。精明一點的人說我帶著這玩藝一定有藥用。這一說法得到了在場人的公認。但是,它能治什麼病呢? 
  我如實告訴她們,不是什麼藥用,我帶著它就是覺得挺好看的,帶回去擺放到客廳裡效果極佳,風格非常獨特。而且,這是從柴達木帶回來的,這本身就很有價值。我這麼說,她們難以相信,一個個用一種異樣的眼神瞅我。當她們聽說我要帶著它去新疆然後去西安去北京最後帶回瀋陽時,她們驚訝極了。當時,我很想給她們講講火柴的故事,我想告訴她們什麼叫有用什麼叫價值。 
  其實,我當時也沒有足夠的信心把它帶回瀋陽。我不知道那麼遙遠的路途會出現一些什麼意想不到的麻煩。能夠帶回去更好,帶不回去扔在半途也沒有什麼。因為我當時帶著它完全是憑著一種心情。 
  其實,我在戈壁灘把它折下來時也沒有什麼目的。車很方便,想什麼時候停一下就什麼時候停,車上也有位置放這枝沙棘。我把它帶回青海石油局的賓館時,我也沒有想到日後要帶上這個東西去走那麼漫長的路途。這在當時我是不敢想的。有那麼多的路程等著我,這期間得倒換多少次車?這麼大個玩藝又無法放進包裡,只能用手擎著。就是說,我得用一隻手專門擎著這個玩藝一直擎回瀋陽。迢迢萬里擎著一個樹枝?連我自己都覺得未免滑稽。 
  我把這枝沙棘擺放在賓館的桌子上,用一隻水杯盛點水,插上它,立著放,竟然有著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進到這個房間的人都為之吸引了。他們都對它發生了濃厚興趣。 
  同房間住著一位陌生的年輕人,沉默寡言,連句必要的客氣話也懶得跟我說。這使我感到很是彆扭。忽然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談到了這枝沙棘。他的表情很是生動,他說,他沒有想到這東西擺在房間裡會這麼漂亮。他說這個東西他看得太多都看膩味了,怎麼也沒想到會有裝飾價值。他還說他一定也要採一枝帶回去擺到他家的客廳裡。你知道,人與人之間沒有熟悉的時候,彼此放在一塊小小的空間裡都不得勁兒。要化陌生為熟悉其實既十分簡單又十分艱難。需要有個起因,而沙棘就是一個最好的起因,它是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橋樑。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7)   
  那天晚上,正是因為沙棘這個橋樑使我們談到了深夜,彼此就像一對老朋友傾訴衷腸。 
  年輕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術員,父輩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達木。他說到他所經歷的艱苦生活,就像講述別人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場大風雪。他們的汽車在翻越當金山口時拋錨了。你知道當金山口是去往柴達木和格爾木的必經之地,只要一遇到風雪,那條公路就得被雪覆蓋,神仙也無法行駛。技術員說他們車上有6個人,都被突然而至的大風雪凍得縮成一團。如果不找到營救的車,在這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凍死。因為這種天氣誤車,常常一誤就得七八天。 
  他當時年輕氣盛,自報奮勇去找車然後回來搭救車上的人。他就這樣踏進了漫漫風雪中。 
  他翻越了當金山口,發現那邊也誤了幾台車。有經驗的司機在這種天氣是絕對不會開車的。他說了多少好話也沒有人肯過來搭救他們。其實,這種時候人人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他在風雪中走了好幾個小時,總算走進了路旁的一間小房子。這裡是道班工人的住處,一個老頭長年累月在這間狹窄的小屋子裡伴隨孤獨打發歲月。他一進這個小屋就立刻驚呆了:這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擠滿了人,連個下腳的地方也沒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鍥子一樣釘進去,才把門關上。 
  屋子裡生著爐子,溫暖極了。滿臉的雪水化了,流了下來。他說他當時沒有擦,就那麼呆呆站著,心中惦記著依然在風雪中挨凍的同事們。他說他沒有辦法。他只能就這麼站著過了一夜。滿屋子的人也都這麼站著過了一夜。又餓又累,好在兜裡帶著煙。當他掏出火柴點著煙時,他發現人們用那麼一種貪婪的眼光瞅他。有一個挨近他的人死死盯住他手裡的火柴盒跟他商量要出10塊錢買。他不賣。那人說出100元。他還是不賣。那人急了,一傢伙拉開了羊皮襖,在那翻捲的羊毛叢中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幣拍在他的手中,就是要買他的火柴。他說他數了那盒火柴,一共也不過10幾根,而這一沓子錢少說也有3000元。10根火柴值3000元?這傢伙瘋了?在場所有的人都為之震驚。那人說你嫌我沒有錢,瞧不起我是不是?那人是做買賣的,他的裝滿貨物的車因為天冷而滅火,只要有火柴,他就可以把車發動著,他要調回車頭,再也不幹了。他說這種罪遭不起。可是,無論他怎麼說,無論他掏出多少錢來,他都不賣。他想得是他們的車誤在山那邊,等到雪停了,他還得用火柴點著柴禾把滅火的車發動著。他知道在這樣的天氣裡火柴的重要。那人問他究竟多少錢能賣,他說多少錢也不能賣。最後,他還是沒有賣。 
  他講完這個故事,就睡著了,可我好久沒了睡意。也許你聽到這種事情很多,已經不覺新鮮了,但是,對於我,卻是聞所未聞。我由此想了好多。我想得都是有關金錢有關價值的東西。在特定的場合,就有著特定的價值觀的。 
  也許正是這個故事,才堅定了我要帶上這枝沙棘的決心。我要把這枝沙棘帶回家,就擺放在我那裝修一新的客廳裡。我的裝修格調是白顏色的。配以這支白調子的沙棘肯定獨具特色。對了,我得告訴你,我有一個極愛挑剔的妻子。她在穿戴上在收拾房間上都追求一種與眾不同的格調。再好看的衣服,只要她在街上看見別人穿了她就堅決不再穿了。當我們的新居裝修好之後,她常常為了一個窗簾跑得筋斷骨折。問題是她總也選不到一個可心的,因而我家的臥室至今也沒有窗簾。她在房間的擺設上就更是窮毛病了,花瓶她總也選不中,她要求的風格是那種既有古文化又要有現代的洋味兒,好容易看中一個,價錢太貴她也不能買。 
  真是老天有眼,到底讓她買到了一個花瓶。隨之而來的又是新的麻煩,她買不到稱心如意的花。 
  她嫌市面上賣的花太俗。她要與眾不同,要「嘎」的。我本來是那種極不講究的人,慢慢地在妻子的影響下也學會了講究。我在決定帶上這枝沙棘上路時,不能不想到妻子的態度。 
  根據我對她的瞭解,我相信她會得到一種意外的驚喜。因為它符合她的標準:「嘎。」 
  如果僅僅是為了討好妻子,我是沒有那麼大的毅力一直把它帶回家的。我之所以能把它帶回家,主要是在途中,沙棘給我帶來了諸多好處。我還是從那個柳園等車的夜晚接著說吧。 
  圍觀這枝沙棘的人一點點多了起來。這時候,候車室裡出現了一種十分親切的氛圍,我自然成了中心。我的這一舉動在他們看來過於特殊,所以我輕而易舉就喚起人們的好奇,而我則在人們的這種好奇中獲得一種友誼。這無疑具有了公關意義。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事實上,當時柳園小站的服務員們幫了我的大忙。她們在列車進站時,將我介紹給列車長,並一再囑咐給我解決一張臥票。車上等臥票的人很多,在過道裡排了長長一個隊列,而列車長一眼就瞄住了我手中的沙棘,笑瞇瞇地讓我過去,問我這是什麼,拿著這個派什麼用場。我不敢瞎說一氣,就說回去做盆景。車長就笑著說我挺有藝術眼光的,就問我做什麼工作。車長管作家叫記者,他也就管我叫記者。看出來他很想跟我嘮,只是因為後邊等著補票的人太多了。他第一個給我辦理了臥鋪,而且居然還是下鋪。當時我一手擎著沙棘,一手攥著臥票,在非常擁擠的過道間側著身子通過。我得格外留心腳下,因為過道處都被躺著睡覺的人塞滿了,稍不留意,就會踩著人。跨過了這麼多不講究尊嚴的人,我的慶幸感越發濃了。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8)   
  當我終於找到屬於我的舖位,結結實實地一落座時,鬆軟的身子骨就像被一股突然湧來的暖流托浮起來了,在匡匡行進的列車聲中感受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愜意。於是,自然而然就要感謝柳園站上的服務員,就要往車窗外探頭,往已經晃過去的地方瞅。一片漆黑,沒有比這時候更黑了。在十分遙遠的地方,有那麼一星半點的亮處,我也弄不清了那是不是離去的柳園小站,應該是的,就是不是,我也會把它當做小站上的燈光,瞅一眼,就心裡發熱,就覺得窗外這空蕩蕩的大戈壁的夜晚充滿親切感。 
  心裡踏實了,反倒睡不著了。於是就總冒出這個念頭:要是我沒帶這枝沙棘呢? 
  我對沙棘有了感激之情,我知道該珍惜它。可是,行李架上,座席下邊都被包裹塞得滿滿登登,一點縫隙也沒有,我找不到地方擺放,就只有放到自己的身上,小心翼翼地庇護著,盡量別翻身,因為一翻身它就得滾落到地上,我怕弄壞了枝子。可是,總不翻身也不舒服呀! 
  從這時候起,我才開始感到帶著這麼一撲嚕東西怪麻煩的,而且,隨著行程的遙遠,隨著換車的頻繁,這種麻煩將會愈來愈大。 
  吐魯番是不通火車的,我從鄯善下車,然後乘汽車去往吐魯番。鄯善火車站的小麵包車都是私人開的,為了賺錢,不等到人滿他們就不開車。車小人多,不該坐的地方也都坐滿了人。我的沙棘肯定沒處放,就只有在手裡邊拿著。背包就沒處放,得自己抱著,加上這麼一個玩藝,可就受罪了。蓬勃的枝條動不動就會劃著我的臉,車體一晃,還會剮著別人。我不斷地提防著,別剮著人家,也別剮壞枝條,你想想這車坐得有多累。好在鄯善火車站到鄯善城裡不遠,可是,下了車再上車去往吐魯番照舊這般擁擠,沙棘還是沒有地方擺放。車上的人維族居多,他們不像柳園站的人那麼好奇,他們當中也沒有人問我這是什麼,我從一個個眼神中感受到的絕不是善意,好像是一種譏諷和藐視。售票員在我上車時還讓我把它扔掉。 
  我沒有扔,他說了一句什麼我沒有聽清,倒是車上人發出一種哄笑,笑得我頗為惱火。於是,我就開始動了把它扔掉的念頭。一路上,我始終沒有想過一定要把它帶回瀋陽。萬里迢迢,我沒有這個信心。再說,要是當真帶回來,別人也會由此笑我癡的。 
  有幾次,我差點將它丟下。在離開吐魯番時,我把它忘在了那家賓館。我都已經從六層樓上下來了。火州的天氣本來很熱,那一天一點風沒有,悶得要命。我想起沙棘扔在房間時,心裡就猶豫開了,上不上去取。褲子粘在腿上,往樓梯上邁步很不舒服。當時覺得就這麼扔有點可惜,都帶出來這麼遠了。後來,到了烏魯木齊住在一位朋友家中,朋友和他的妻子都十分喜歡這個沙棘,於是,我就說送給他們。可是,他們說你都帶這麼遠了,怪不容易的,還是帶回東北吧。臨行那天,還是忘在了朋友家。發現時,已經走出了一段路。我說算了,留個紀念吧。朋友說帶回去才是留作紀念。於是,他執意回去取回來了。沒想到帶上它又一次給我帶來了福音。 
  朋友為我預訂的車票由於晚了兩天,我沒能用上,就決定到車站買當天的票。在烏魯木齊車站的售票處我沒有能夠買到臥鋪,只買了一張硬座票。我們進到候車室等車的時候,朋友因為沒有買到臥票而心情沉鬱。他坐在那兒,一句話也不說,只顧擺弄著手中那枝沙棘。 
  旁邊有位中年男子發現我的朋友拿著這枝沙棘,就與他攀談起來。一嘮,兩人就熟了。那人說他手裡還能余出一張臥鋪票,因為一起走的人中有一個臨時有事沒有來。於是,不費吹灰之力我就得到了臥鋪票。朋友為此十分高興,他說他這一下子就放心了。我說該感謝一下人家,可朋友說,要感謝得感謝這個寶貝。 
  他管手中擎著的沙棘叫寶貝。 
  離開烏魯木齊,一連3天3夜的火車到了西安,離開西安又坐了10多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北京。在北京擁擠的地鐵上,我的肚子都快擠扁了,但我一直精心保護著手中的沙棘。儘管如此,沙棘仍然受到了擁擠。這種擁擠較之大戈壁的劇烈風沙對它的破壞更甚。好在它已經從風沙中練就出來,它的所有的枝蔓是不會輕易折斷的。任何花枝和樹枝也不會有它的這份抗性。 
  如今,它經過萬里旅途,已經安然立於我家那裝修一新的客廳裡。為我家客廳增添了許多光彩。妻子是用那個她喜歡的有文化味的花瓶插著它,花瓶裡邊還裝上了沙子,沙子用水浸著,這使它如今還沒有乾枯,一掐它的皮,還透出一種嫩黃。 
  妻子比我更喜歡它。在剛放上去的那些日子,妻子希望家裡來客人。只要一來客人,她就總願意讓人家注意放在一角的沙棘。絕大多數人不認識它,於是,妻子就給人家講關於它的來歷。 
  妻子在講它的故事時,總要講技術員給我講的火柴的故事。到了最後,妻子總是不會忘記貶我一番,諸如這個人多麼愚呀,那麼遠的路就那麼一手擎著……她還添油加醋,連說帶比劃,直逗得人家笑出聲來。而每每到了這種時候,我都會從心底生出一股愜意來。我覺得柴達木我還沒有白去,這根沙棘我也沒有白拿。它不僅給我的家庭帶來溫馨而且它成了我進入柴達木的永遠的最有價值的紀念。什麼時候我一瞥見它,我就會感受到風沙的剛烈,歲月的無情,戈壁的冷漠,生命的珍貴。於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就會從那細小的枝枝杈杈間一個個活現在我的面前……於是,我就有了靈感,就把它寫成這篇散文。需要強調的是,在我帶上沙棘風塵僕僕奔走時,我絕沒想到它會給我帶來那麼多的好處。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19)   
  10 憂鬱的敦煌 
  ——西部系列 
  劉元舉 
  寂寞的時候就會去思念敦煌,如同思念早逝的先人。其實,這是一種挺模糊的東西,甚至有點不著邊際。然而,卻是那麼實實在在。 
  走過的地方挺多,為之激動的景觀也不少,留下的不過是一疊疊彩照,抽屜塞滿了,沒個放處,就隨手亂扔了。扔來扔去,記憶裡邊的東西也差不多扔掉了。可是,敦煌是扔不掉的,它像塊憂鬱的雲靄,翳著我那記憶的曠野…… 
  走 近 敦 煌 
  原以為敦煌就是莫高窟,到處洞窟,到處壁畫,到處都有美麗的飛天,到處都飄拂著神秘的鬍鬚。隨便扯上一縷,就是學問。真正到了那裡才知道想像的東西與實際永遠有著無法彌合的距離。 
  去敦煌必經一個小站——柳園。柳園可太小太簡陋了。敦煌的機場剛剛建好,還在試航中。要到敦煌,只能經由這座小站。每年,大批大批的遊人擁擠到這裡,把個小站都快擠破了。小站的建築極其平常,沒有任何地域特色,放在哪裡都可以,卻惟獨放在這裡讓人失望。 
  因為它與這片古老的地域是那麼的不諧調。我不知道三毛來到這座小站時作何感想,大概她不會有多少好心緒吧?當然,她的不好的心緒也不能怪罪這個小站。搞文化散文的大家余秋雨到過敦煌,有《道士塔》為證,想必他也是經由這裡去往莫高窟的。他對於建築文化不能視而不見吧?但是,他的文章中從未談過這座小站。是他的文章被文化和歷史擠得太滿,沒有一行空隙能留給這個小站,還是他絲毫就沒有留意這個小站?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從這兒進入這片聖地。到了這個小站我才恍然意識到,走這個小站有多麼掃興。應該走那條千古之路——絲綢之路。那就是經游酒泉、金塔、玉門、安西,而後再 
  進入敦煌。這是一條最佳的美不勝收的古絲綢之路的旅遊線路。無疑三毛是這麼走來的,余秋雨想必也是這麼走來的,只有我不是。這僅僅是一種選擇線路的差距嗎? 
  選擇對於人生的重要不必說明。十七年前,我寫過一篇就叫這個名字的小說刊於《鴨綠江》的頭題,這便注定了我人生之路的定位。都說往事不堪回首,而文學之路留給我的更是不想回味的感傷。那本寫郁達夫的書題為《傷感的行旅》,我捧起過三次都沒有讀完。因為我不想在我的情感中注入更多的傷感色彩。 
  三毛的最後里程就是她走向敦煌。我從一篇記載她的敦煌之行的文章中看到了她進入敦煌的情緒是憂鬱的。她去撒哈拉大沙漠與去敦煌的感受肯定是有巨大的差異,前者雖然荒蕪卻能激發起人的一種生命的活力,而後者給予人的是生命極致的一種沉入吧?這不啻是時空差異,也有人為的成分。撒哈拉使她得到了何西,而敦煌不可能再給予她愛情。不要說這片土地上沒有她眼中的何西這樣優秀的男人,即使有,大概也無法撞入她的情感世界。因為她走進這片佛洞,就被那片濃郁的佛的氛圍沉沉籠罩,她無法解脫。她只能走進沉鬱走進無極。人們造佛是為了讓佛來解脫救渡自己,於是,佛在黑暗的洞中就給予了人的啟示。只有好悟性的人才會得到這種悟性,我以為三毛得到了。如果三毛不到敦煌來,她大概不會結束她的旅程,即使她想結束也不會那麼迅速。 
  其實,一個人要說清另一個的行為是不會那麼公允客觀的,多少不能不帶上個人的感情色彩。所以,我一向認為那些人物印象記傳記之類的東西不那麼可靠。只有人在結束自己生命之後才能寫好自己。當那些名人的靈魂在飄蕩中讀到那些記述他們的拙劣的文字時,不知道會發出怎樣的嘲笑。於是,我也不能不顧及到三毛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寫的這段文字會撇起她那刻薄的嘴角。 
  我是個喜歡奇思遐想的人,尤其在無事可幹的時候。我在柳園站下車時,就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態,所以就拚命去想三毛。可惜三毛只一小會就想完了。 
  我去往敦煌心切,巴不得一步就跨到敦煌,可是,因為正是中午,沒有去往敦煌的公共汽車。我只能在這個小站的周圍轉悠。因此,這個小站就使我耿耿於懷。 
  說不清柳園這個地方建於何年何月,但柳園這裡是絕不會給人以想像力的。它的街衢狹窄得不可思議。兩側只能叫房子而不能叫建築。我焦慮地折返在這短短的街巷裡,放眼望出去,卻怎麼也看不到百公里外的敦煌。在我此番的旅途中,我時常會在被空曠的大戈壁捉弄得沒有一丁點希望之時,卻又會突如其來地出現了人煙出現了城市。簡直就像魔幻。 
  敦煌,這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距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了。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二字時說:「敦,大也;煌,盛也。」見《漢書·地理志》注。 
  南朝劉昭引《耆舊記》說:「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虎,華戊所交,一都會也。」那個叫李ND964的人在公元400年前把西涼國立在這裡時,他是否會想到敦煌會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門深奧的學問——敦煌學呢? 
  去過敦煌,方知曉所謂敦煌學是一門由敦煌石窟藝術、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物、敦煌其它遺留文化和相關的史料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這門學科聽說外國人比我們中國人研究得好,因為好多好多珍貴的史料都流到海外了。還聽說我們的學者和專家要想找一份資料得到日本去找。還得交資料費,據說這種資料費相當貴。近年來聽說我們也有了敦煌學的專家,我們的專家水平比外國專家的水平高了。前幾年國際敦煌學的學術會議到我們中國來開了。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0)   
  也就是說敦煌學又回到了我們這片神聖的土地上來了。我不知該為此自豪呢還是該為此傷悲。 
  稍稍知道一點關於敦煌的事情,就不能不增加些傷感成分。敦煌的歷史太久遠,傷感的事情就自然挺多。那麼,是不是歷史久遠的地方,傷感的事情就一定多呢?敦煌學無疑是博大精深的,研究起來勢必窮其畢生精力。在我去往敦煌時,我僅僅略知一二。在我伏案寫下這篇文字時,我對於敦煌又能知道多少呢? 
  敦煌的名字就有多種解釋,怎麼解釋,我都覺得它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名字。就是這個好名字,歷史上也改來改去。北魏初太武帝平沮渠氏廢敦煌郡改置敦煌鎮; 
  孝昌中,改敦煌鎮為瓜州;北周時改敦煌為鳴沙縣;隋大業元年復置敦煌郡;唐貞觀七年,敦煌改稱沙州;宋朝時敦煌被西夏佔據,長達191年……改來改去,還得叫敦煌。敦煌這個名字經過這麼多朝代的風沙磨蝕,更加耐人回味了。我覺得在遼闊的西部城廓,有哪一座的名字可以和敦煌比美?有哪一座城池有著敦煌這般豐富的閱歷?我們可以說西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位長者、聖者,卻不能說它們都像敦煌這麼憂鬱這麼傷感。 
  從離開柳園的那一瞬間,我就開始理解敦煌了。因為我敏感的心靈漸漸注入了憂鬱。沿途全是光禿禿的戈壁。橫著瞅沒有變化,豎著瞅還是那幅樣子。沉澱著太多的憂鬱的地層越是開闊就越是黯淡,越讓人緘默。那種叫做植物的東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們好像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得以舒展。在過路人的眼裡,它們就像一攤攤牛糞。哪還有著植物的性格? 
  時而可以看到低矮的山丘,那是一種黑色的石質,堆積著與其體積不相稱的皺褶,像一個孩童的皮膚上纏裹擠壓著衰邁的紋絡。這種黑色的石丘讓我聯想到漢高祖的霸氣。《史記·封禪書》云:「漢王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對曰:『四帝……』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疇。」劉邦憑空硬加上一個「黑帝」,創造了一尊黑神。從此,漢文化中多了一個神。多了一個神是多了一份福呢還是多了一份累一份憂鬱? 
  黑色給我的感覺一向不好。因為它沒有親切感。而且,總給人一種壓抑感。我不知道中 
  國的民居中那黑色的瓦頂是不是與漢高祖的黑神有關,好在白牆黑瓦的屋舍看上去倒也和諧。在南方的民居建築中用黑色遠遠多於北方,我曾在蘇州的同裡小鎮看到了一堵黑色的大牆,牆體高約兩米,長約10多米,看上去極不舒服。這座江南小鎮有著相當講究的建築,那牌坊、那石橋,那極富變化的垛頭、牆門,還有那精巧別緻的飛罩、紗隔,以及造型美妙的單、重簷的屋頂,無不給我以藝術的享受。可是,偏偏有這麼一座黑色的高大的院牆不管不顧地橫陳在鎮子的中心街道上,讓你無法躲避。於是,就把許多好的東西破壞掉了。這堵黑牆我什麼時候回想起來就覺得好像在一座很精美的展館的陳列板上,張貼了一塊又長又大又堅固的黑膠布。從此,我到了任何一座城市,都禁不住要留心看看有無這種黑膠布。 
  縱觀敦煌城內的建築,沒有用黑色的。現在的敦煌市已經遠離了古城的味道。我本想在這裡多寫幾筆關於敦煌市內的建築,可是,我怎麼努力地去回味也想不起來這座現代的城市在規劃上或者在設計上有什麼特色。惟一留下印象的是飛天。敦煌城裡到處都是飛天,高的飛到屋簷,低的飛到垃圾箱上,值得玩味的是屋簷上的並不比垃圾箱上的精緻多少,高雅多少。飛天是敦煌城的符號,並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符號的。有符號的城市是幸運的,可是,符號用得太濫就失去了意義。街心小廣場處有一尊反彈琵琶的塑像倒是可以誇上一筆,可惜的是它與廣場周圍的環境不夠諧調。城市建築的風格重要的在於環境的諧調,尤其作為那麼輝煌的一座古城。然而,琵琶女的阿娜姿態與周圍粗糙的建築物沒有任何呼應,沒有一點共同的語言。古的語言沒有,現代的語言也沒有。這不僅使得琵琶女尷尬,也使得這座名城失去了動人的韻致。作為一個外地人,一個嚮往敦煌已久的外地人,曾把敦煌視作藝術的美的聖地,像巴黎之於法蘭西;像佛羅倫薩之於意大利;卻怎麼能想到會是這番模樣?我的心頭不能不罩上一層沉鬱。 
  其實,敦煌的建築不在敦煌市內,而是在莫高窟。這裡有著綿延千年的建築藝術。莫高窟的建築留下了寶貴的古代建築的實物資料。它們以其不同的特點體現著各個不同的時代。 
  「僧房式」洞窟建築,可以把我們帶到遙遠的北涼;「塔廟式」建築,能使我們窺視到北魏——稍微細心,就可以從中看到北魏建築風格受到中原的影響:254窟中的人字坡橫樑裝飾兩側竟然安裝了4只木質斗拱,據說這是我國保存的惟一的早期木質斗拱。 
  在196、427、431等洞窟的木構窟簷是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的建築物,它是除了佛光寺正殿外,國內現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實物。它的細節應用與斗拱的做法極其特殊,在國內古建築中實屬罕見。洞窟建築最宏大的部分是在唐朝。那是最顯赫的一處——96窟的北大像。歷經各代的修建,成為蔚為壯觀的九層樓,成為莫高窟的標誌性建築。莫高窟的建築是有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古代藝匠們把木構建築與石窟建築巧妙結合;在狹小的洞窟間建造大型殿堂、樓台亭閣;再加上婉延多姿九曲迴環的窟簷和通廊……這需要怎樣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啊!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1)   
  可是,這種建築越是精緻越是有價值就越使我感到困惑:為什麼一定要搞這種洞窟建築?我們有那麼博大的土地,那麼美好的河山,到處都是風景勝地,到處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搞建築,何必一定要到洞窟裡邊鼓搗呢?建築由洞穴走出來這是人類自身的一個超越,卻為什麼還要眷戀著洞窟?人是崇敬佛的,佛在人的心目中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應該把佛敬到高高的山上,敬到亮亮堂堂的地方才對,卻為什麼把它們弄到洞窟中?是出於一種狹隘卑瑣的心態,還是來自一種幽深莫測的悟性?敦煌是絲綢之路的樞紐位置,也是兵家必爭之地,至今在這裡還能撿到古戰場遺留下來的箭頭,這種箭頭已經裹上了一層厚厚的綠色銅銹。古代將士的墳塚比比皆是,古烽火台、古城的殘垣斷壁,無不瀰散著歷史的雲煙,訴說著永遠也無法說盡的創傷與哀怨。可是,為什麼這裡的佛會這麼多?為什麼佛教文化會如此發達? 
  帶著這種困惑,我翻開了「敦煌學」,我在紛紜複雜的敦煌歷史中試圖去尋求一條脈絡。 
  走 進 歷 史 
  追溯敦煌的歷史,無法繞開4000多年前的堯、舜、禹的部落。出於一種人類固有的佔有慾望,各個部族間常常大動干戈。有的部落強大了,有的部落就弱下去了。堯、舜、禹作為中原部落聯盟的最大首領,則經常對一些弱小部落發動征服性戰爭。戰爭中,被打敗的一方就要遭到流放。中國西部正是歷史上最合適的流放地。而敦煌的先民正是這種被流放的犯人。 
  《尚書》中記載的流共工於幽州,放ND83E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這裡邊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經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三苗部族。這個部族由於在和中原部落的戰爭中屢遭失敗,卻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後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這批犯人應該說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像,他們從富饒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遙遠荒涼的戈壁的情景:這個被流放的隊伍一定不會太整齊,一定不會有什麼準備去適應那粗歷的風沙。他們一進入河西走廊,就會時不時地被無盡的光禿與蒼茫搞得一片絕望。不能給他們近鏡頭,因為他們的面部皮膚已經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這大漠戈壁;他們的嘴角破裂開來,滲出的血水已經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紋路。衣服無疑是襤褸的,一串襤褸在風沙中飄搖出一個雜色的布帶,所以只能給他們這樣一個遠鏡頭,一個越來越細的雜色布帶,在悵惘的風沙中時斷時續,若隱若現…… 
  我坐在舒適的現代的火車臥鋪上穿行於這條大走廊時,我就不止一次地望著窗外荒涼的大野滋生過這樣一種念頭:如果是我一個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禿無盡的戈壁時,我會怎麼樣? 
  火車跑出去好幾個小時不見人煙,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會見到人煙,不會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裡?口渴了,到哪裡找水喝?餓了呢?遇到兇猛的野獸呢? 
  那種滋味兒,就是想一想都要傷身子骨的。 
  可是,他們來了。他們滿面憂鬱地來了。他們肯定不會抱著創造什麼文化的目的而來。 
  他們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原有的許多東西。他們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帶給他們的與生具來的毛病。他們變得寬容了,變得適應了。他們的後代已經遠離了他們的初衷,再難尋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戰國至秦時,月氏、塞種胡和烏孫等族也雲集此地。月氏不僅在敦煌,在整個西部疆域那時也是個強大的民族。三苗的後裔羌戌在這時被「併入月氏」。在以後的歲月裡,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斷地變化著,又有一批批漢人來到這裡。不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邊的將領及其家眷。也有因戰亂或其它原因來此避難的各層人,也有歷代王朝因為屯田墾荒等徙民實邊政策而來的一批批移民。總之,到這裡來的人幾乎沒有高高興興而來的,都是出於莫種無奈。因而,我執拗地把這裡的感覺用了兩個字:憂鬱。 
  西漢時的張騫出使西域是肩負著使命的。他兩番出使西域,歷盡千難萬險,九死一生。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兩次被匈奴擒獲。張騫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為了聯合大月氏共同抗擊匈奴。可是,他沒有完成任務。沒有完成任務的張騫回返的途中,該是一張多麼憂鬱的面孔啊! 
  張騫是幸運的,是令人羨慕的。他沒有完成任務居然還能青史留名。這得感謝漢武帝。 
  如果漢武帝不讓他去而讓別人出使西域,那麼流傳下來的將會是另一個名字。 
  但是,漢武帝不憂鬱。他在張騫出使西域的同時就對匈奴發動了3次大戰役。重創了匈奴,迫使「匈奴遠遁」。 
  漢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的漢政權在這裡共統敦煌、冥安、效谷、廣至、龍靳、淵泉這6個縣。到了西漢末年,這裡已經是一處有著11200戶、38335人的要郡了。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敦煌進入了最早的繁榮。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優越的,它是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圍繞它發生的故事自然不會太少。它會比別的地方有著更多的輝煌,也會比別的地方有著更多的創傷。政權的更替總是用流血的方式。從五涼、北朝時期的敦煌到隋唐時期的敦煌;從五代、宋、西夏、元、明時期的敦煌到清民國時期的敦煌;這裡發生的戰事是無法一一說清的。這種你爭我斗、廝廝殺殺對我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我所感興趣的是各個朝代是如何對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說,我想追尋的是一條敦煌文化史的脈絡。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2)   
  據史書記載,敦煌文化的興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涼時代,敦煌就成了一個人物薈萃、名家輩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間見於史傳的敦煌學者就不下於50餘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達10餘人。這裡邊有一個叫宋纖的人,他超凡脫俗,清心寡慾,不與世人交往,隻身隱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業弟子竟達3000餘人,為佛教文化作出了貢獻。 
  我很想找尋一下關於記載宋纖這個人的文字,可惜我沒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過怎樣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愛情,但是,我可以從史書上對他的極其簡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著一種憂鬱的性情。正是這種憂鬱使他隱居山林,圖個心緒寧靜。一個人只有進入了大的憂鬱境地才會獲取大的悟性,才會傑出。宋纖應該具務這種東西,所以我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文人。現在絕不會出這樣的文人了,因為不會再有人出山隱居了。 
  走進敦煌學不能不拜謁譯經大師竺法護(曇摩羅剎)。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經跟隨師傅雲遊過西域諸國,通曉天竺語又暢晉言,在敦煌、長安等地組織譯場,翻譯佛經,「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鹹來宗奉」,他的影響得到了人們的深深敬重,遂成為中國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譯經大師。這位大師的弟子竺法乘協助譯經,他虔誠地跟隨法護往來於長安敦煌間。後來,他在敦煌的影響竟超過了他的師傅。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他的功績:「西到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麼一些獻身的學者,才使得敦煌變得神聖起來。 
  在我尋找到這些幾乎被歷史雲煙遮沒了的敦煌學子和大師們同時,我對於中國歷史上的 
  幾代統治者有了一種新的認知。敦煌學能成為豐富的礦藏,離不開他們的扶植。 
  西涼主李ND964執政後思賢若渴,他曾經「采殊才於巖陸,拔翅彥於無際」,他還在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隋文帝楊堅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為國教。公元600年,文帝下詔:「佛法深妙,道教虛融,降大慈,濟度群品……故而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及偷盜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論。」由於文帝對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鐫龕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說隋文帝對佛的推崇,那麼進入唐代政權時,佛的地位更加顯赫。唐太宗時佛與道並舉,到了武後則天時,她專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幾處菩薩佛像據說就是塑的武則天。我在那個唐時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牆壁上畫著一幅立著的菩薩像。這是個女人,據說這就是武則天。唐代窟中的壁畫大多色彩鮮艷,可是,惟有這幅畫像是黑色的。在光線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著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種畏葸感。聯想到漢武帝樹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則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別的有佛的地方還看到過武則天的塑像,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那種半武則天半佛的像,這種像都是色彩鮮艷的,這種色彩本身就體現著唐代的繁榮。可是,為什麼這一處莫高窟中的畫像完全是一種黑色調子呢?這像一片巨個的黑影高掛在這個大洞的空間,千百年來,我可以感覺出它給人帶來的是怎樣的壓抑。 
  然而,武則天畢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許是由於她的影響,敦煌的佛寺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如:龍興寺、靈圖寺、開元寺、大雲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載入史冊。一時 
  間,唐代的莫高窟出現了這樣一番景象:「前有長河,波映重閣,」何其壯觀! 
  「安史之亂」以後,敦煌為吐番佔領。吐番政權始終不穩,無法贏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隸主貴族篤信佛教,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發展。他們大興佛寺,廣度僧尼,當時人口僅3萬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寺戶,從事手工業和畜牧業。在吐番統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一時期的莫高窟仍然開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數計,其開窟鐫龕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統治敦煌時,立國者元昊提出了「佛圖安疆」的主張;一生征戰的鐵木真具有著真正蒼狼的性情,但他卻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艱苦的征戰途中,他還讓道人講道。元朝政權對於敦煌佛教的主要貢獻還是到了八思巴於1246年起出任忽必烈國師,喇嘛教薩迦派十分得勢,與此相應,密宗盛行於敦煌,成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傳密宗的畫塑。元代在莫高窟開洞窟8個,重修前代洞窟19窟,共合27窟。到此為止,可以說歷代統治者都重視敦煌,都敬佛都為敦煌文化的發展作出過貢獻。他們似乎在比試著看誰建的窟多立的佛多。這是一種風雅呢,還是一種手段,抑或統治者的某種寄托?無論出自一種什麼動因,也無論多麼強大多麼不可一世的統治者,面對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將捉襟見肘。多幾個窟與少幾個窟,對於他們的盛衰無助;真虔誠與假虔誠,對於他們的生命無補。以佛安疆,只能是一個淺顯的神話。我很難分辨窟中的佛帶著哪個朝代的胎跡,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豐富多彩,高深莫測,但所有的表情均來自色彩與光線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給予佛的只能是一種沉鬱。時間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鬱。石窟的整個氛圍是沉鬱的佛焉能不沉鬱?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3)   
  人因為膚淺才會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見其人的膚淺。佛對於歷史對於政權究竟有多大影響?左右不了生殺亦制止不了戰爭,敦煌周圍有那麼多的古墓群,古幣般拋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卻視而不見。或許佛見了,也想了,只是淺陋的我等無法揣度。這些個古戰場的不幸者們生前是否去過莫高窟?是否祈求過佛的保佑?當一陣烈風帶著粗歷的沙礫吞沒這些古幣時,我聽到的是沙啞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個戈壁的顫慄。 
  而佛們,卻端坐入定。 
  古墓要遠比石窟多。 
  東方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從屬於政治權威,面對統治者的意志文化就像一個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漢武帝的樣子也可以是武則天的模特。喜歡了,就寵你,不喜歡了,就把你扔到一邊。 
  中國的古建築在這方面體現得尤為充分。那些豪華的皇宮隨著朝代的更替而不斷地焚燬,就像一件件隨脫隨換的龍袍。即便到了現代的城市建築也沒有完全擺脫這種文化的影響。所以,當代建築師們常常為某個城市的長官意志所困擾。在我接觸的那麼多建築師中,有好多跟我談過他們對於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無奈,有的就是出自他們之手,但是,一提起來,他們就感到苦不堪言。他們不能無視長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為有個懂建築的好長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這個城市的長官不甚明白建築。不怕這個城市沒有好的建築師,只怕沒有一個懂建築的好長官。就像一個單位的體育運動開展得好,因為有個愛好體育的領導;一個單位的文藝搞得好同樣是有個熱愛文藝的領導;否則,是不可能開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麼,敦煌的石窟建得好,無疑也是因為掌權者們的喜好。研究敦煌學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個統治者的個人性情和愛好,以及這種東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說,他們為什麼都願意營造敦煌的佛窟?為了疆域安定,為了統治順民,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們內在的心靈世界,他們的情感方式,包括他們的性格成因婚姻狀況等等,與莫高窟能沒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嗎?我曾試圖找找這方面的資料,可惜沒有找到。沒有找到就沒有充分理由對這個問題予以有說服力的闡述,好在我不是學子,我也無意去寫學術文章,我只是要寫篇散文,用以記述我的敦煌遊歷,以及我由此而生發的感慨。 
  根據我的感慨,我還要固執地說下去。面對敦煌面對莫高窟,人類不能不發現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統治者的感情脆弱,統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來自思慮太多憂患太多慾望太多,如此說來,三皇五帝們比常人面對死亡時的心境更加複雜更加可憐。在佛的面前,他們是孩子。他們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將至時,他們才會成為孩子。但是,他們無論多麼孩子,多麼可憐,也無法讓佛受到感染,相反,他們倒是極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憂鬱。 
  歷朝歷代,哪一個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憂鬱。即使不憂鬱的來到莫高窟也會被這種憂鬱的氛圍所籠罩。 
  莫高窟是憂鬱的,敦煌也是憂鬱的。憂鬱的東西不能不受到傷害。敦煌的衰落 
  始於明代以後。據載:嘉靖三年(1524年)閉嘉峪關,敦煌孤懸關外,莫高窟 
  「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敦煌一片蕭條。 
  到了清代,雖然敦煌一度得到復甦,但是,莫高窟卻寂寞了,字落碑殘,叢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間,陝西回民白彥虎圍攻敦煌,「遂將佛龕半付灰燼,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狀」。 
  往下該說到那個傻×道士了。其實,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經寫了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讀到這篇名為《道士塔》的散文時,我覺得這篇東西像小說。因為他筆下的這個叫王圓祿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祿!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了甘肅,做了道士。幾經周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最燦爛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裡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裡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裡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給王道士的筆墨太多,因為在整個敦煌學中,他顯得過於渺小了。余秋雨太抬舉他了。他是出於好心,眼見17窟的洞門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來工人幹活。那是光緒二十六年的6月25日,幹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運出去,往顯露出的牆壁上插煙管,插出一道裂縫,於是,沉睡900年的寶窟被打開了。這一打開,就使莫高窟名揚天下了,於是,民族的恥辱與民族的災難什麼的就紛至沓來。這一段歷史是從王道士這麼個小人物的手中開始改寫的,這倒使我感覺是一種歷史的誤會。關鍵是他承擔不起。要是換了別人去開啟那個藏經洞呢?面對那麼多的寶藏會怎麼辦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個民族或者說人類的寶藏我會怎麼辦呢?我會把它保存完好以至於送到今天的故宮博物館嗎?我沒有把握。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絕不會拱手將這些國寶送給外國人。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4)   
  王道士是個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為打開這個洞而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殘重的無法挽回的損失的話,我想,就是借給他一個膽子,他也不會去那麼做的。然而,畢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從此開始呻吟,開始流血,開始大傷元氣。 
  「1922年,白俄阿連闊夫殘部約500人,由新疆竄到敦煌駐紮在莫高窟,約八個月之久,對莫高窟的破壞極其慘重,他們將洞窟和寺院中的門窗、匾額劈碎當柴燒,在洞窟內支鍋做飯,大片壁畫被煙熏火燎無法辨認,把大批塑像斷手鑿目,甚至挖心搗腹,意在盜寶,斑斑罪痕,至今猶存。」 
  這是胡同慶與羅華慶合著的《敦煌學入門》一書中的記載。僅從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會出現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畫面: 
  一群藍眼睛白皮膚的高大的白俄大兵爭搶著跨過大泉河,直撲莫高窟。他們哇啦哇啦地叫著,笨拙地鑽進一個個石窟。他們的腰間都紮著寬寬的皮帶,軍裝的褶皺堆積著黃沙。黑色的高統大皮靴把鳴沙山上飄下來的細如水紋的沙層踏踩得一片稀爛,黃沙默默忍受著落降下來,遮住了500雙黑皮靴上那層狂傲的光澤。 
  石窟在山崖上參差排列著。一股股濃煙伴著黃昏憂鬱的山色,極不情願地帶著萬千愁緒從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緩緩湧出。 
  500個大兵湧進洞內,他們佔了多少個洞就使多少個洞內的佛和飛天還有壁畫上的人物蒙羞受辱。當這些個來自異邦的大兵們把洞窟中珍貴的門窗,以及那些尊貴的匾額劈碎當柴燒時,他們粗魯得像史前人。可是,他們是來自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們的國土上,他們走進這一個個洞窟中,他們也會這麼破壞嗎? 
  洞裡邊的大鍋很大,四周圍著一圈兒解衣敞懷的闖入者。火光從鍋底的縫隙處卷騰上來,閃閃灼灼地照著一張張怪異的面孔:捲曲的蓬亂的棕色頭髮,蓬亂的捲曲的棕色的絡腮鬍子,深陷的藍色的眼睛已經顯不出磁質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臉被火光弄得紅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紅的那半絕沒有一絲愧疚,黑的那半也絕沒有透出一點點的懺悔……他們都很年輕,年輕人不容易懺悔的。他們那八個月中一定很開心,住在洞裡邊開心,燒火開心,劈木頭更是開心,有什麼開心能比破壞一種東西更開心了呢?越是珍貴的東西,越是保護多年的東西破壞起來才開心才痛快。他們還往牆上寫字了。他們寫得一定是他們的名字。70多年後的我跨進一個修復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發現了一塊壁畫脫落的土牆上刻寫著一串俄文。字跡說不清是熟練還是潦草,我不懂俄語,認不出寫得是什麼,但是,憑感覺,憑一個過多地懂得中華民族災難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個人的名字。現在該怎樣看待這個名字呢?是一個罪惡的名字呢還是一個愚蠢的名字? 
  罪惡和愚蠢有時是不可分的。不光是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會忘記那一個個洋人考察隊是怎樣貪婪地紅著眼睛撞入這片聖地掠奇寶藏。 
  那個以最低廉的代價騙取敦煌藏經洞中兩大包手寫本的奧布印魯切夫;那個把自己裝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輕鬆地從傻×王道士手中買下神幡繪畫等藝術品5大箱子、經卷文書24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個學識淵博的漢學家在3個星期中將洞中所有文物通檢一遍,把最值錢的6600卷文書和美術品運到法國的法國佬伯希爾…… 
  必須要說到那個可惡的美國人華爾納了。他是這批掠奪者破壞者中最晚來到敦煌的。他為藏經洞而來,他對藏經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風塵僕僕地乘興而來,等待他的竟是一個空空的黑洞,在他看來,那個黑洞像一張大嘴在毫無節制在嘲笑他的姍姍來遲。他一定是憤怒了,一定是覺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麼會把莫高窟的皮給剝了呢?他是用那種特製的膠布在洞中的壁畫上挑選了最精美的圖案剝取下來,一塊塊地剝,粉白鮮艷的壁畫上就落下了一塊塊傷疤……他剝皮剝得很仔細也很坦然,沒有人來制止他,他用不著擔心。他可以隨便剝,任意揭……莫高窟能不為之痛苦嗎?敦煌能不為之憂傷嗎? 
  1995年3月11日,我第一次來到莫高窟。我在一處洞窟的壁畫上看到了華爾納剝去的那一塊塊皮。那本來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繪,可是,畫面被剝去了一塊,看上去要怎麼扎眼就怎麼扎眼。任何一個有神經的人有藝術感覺的人,都不能不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兒,我心甘情願地繼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著的這個地方,多少人站過,多少人受過折磨,一代一代輪著,輪到我這兒了。我痛苦的時間一定是比別人長了一些。陪同我來的年輕人催我。這位石油局的年輕人就是生長在敦煌這片土地上。來時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訴我,他們家距莫高窟只有三里路。他說他在小時候常常和小朋友們跑到莫高窟玩。那時候沒有人管理,沒有圍牆也沒有把門的,他說他們那時候隨便就可以撿到小佛,他說那時候小佛在洞外邊的護欄上擺得到處都是。他說那時候誰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麼重要,他們還可以隨便撒尿,隨便扔石頭。他說他來過無數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經熟視無睹了呢還是他從來就未熟悉過?他顯然沒有我這種痛惜。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5)   
  他或許不清楚這塊皮是被美國鬼子竊去的。他不會知道華爾納這個名字。他不知道過去。現在不知道過去的年輕人太多了。我們過去總說列寧的指示,說得是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什麼的,那時候說這句話時充滿崇高感,現在的年輕人哪還有說這種話的?其實,這句話還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翻譯的偏差,其實,忘記就忘記了,頂多說您記性不好,而硬把這種忘記說成是背叛,就未免有點過分了。 
  陪同我的年輕人不知道敦煌的歷史,但他知道敦煌的現在。他不熟悉華爾納卻熟知一個與華爾納有著同樣行為的中國年輕人。那是兩個20郎當歲的生在紅旗下的小伙子。他們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他們可以去學好多好多英雄,可這兩個小伙子偏偏去學了那個美國傢伙,也用了一種什麼膠把壁畫剝了一塊長方形的皮。剝痕留下了清晰的刀法,線條沒有華爾納的筆直,深淺輕重也不勻,從中可以看得出前者剝時心理不慌,後者則慌得不得了。 
  據說是發現了這一處壁畫少了塊新皮之後,敦煌政府視作大案要案,立即偵破。 
  在偵破的日子裡,莫高窟不對外開放。 
  那幾天,千里迢迢趕來看莫高窟的人該有多慘。我就聽到過一位朋友無比沮喪地說起過他有一年來到敦煌沒有看成莫高窟。 
  好在比較快就捉住了罪犯。關於這兩個小子的故事我沒有多大興趣。他們還沒有王道士那個福分。王道士可以隨便將藏經洞的國寶去換外國人的錢,可這兩個小子卻沒這個條件。他們大概是因為窮,就選擇了這麼一種弄錢的方式。這是一種愚蠢的選擇。這種愚蠢一定是因為他們知道了這個美國人華爾納。學外國的東西可真夠快的。這兩個小子知道這麼干是鋌而走險,他們也挺有經驗,把剝下來的畫皮埋在了大泉河邊的沙土裡邊,據說抓到他們後好不容易才找到贓物。 
  我沒有記住這兩個罪犯的名字,但我知道他們的師傅就是那個美國人華爾納。 
  徒弟被斃了,可是,師傅呢?他若長壽的話,他似乎還會活著。他一定是一身殊榮了。如果他出席國際敦煌學的會議,走到講壇上用一口流利的美國味英語宣讀他的論文時,台下坐著好多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這些研究者們都和我一樣愛國,那麼會對華爾納怎麼看呢?不管我們怎麼看,他在自己的國度裡會因當年在中國敦煌的行竊而獲得聲譽。他會由此而得以輝煌。因為他為那個文化土層很薄的國度帶去了文化。他掠走的那個原本放在328窟中的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薩塑像現在就藏在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館。那是一雙對稱的菩薩,剩下的這一個依然保留在328窟,形單影隻,煢煢孑立,在它的對面,失去的那個地方空著,空了那麼多年,也還能看出一點曾經擺放的痕跡來。 
  莫高窟最有故事的洞窟就是藏經洞。藏經洞的設計也頗有匠心。洞中套洞,可隱可現。 
  當我跺步於這個大洞時,遲鈍的我還不曾意識到這就是王道士揚名千古之處。等到我在這個大窟中看到了一側的那個小小的洞口時,我才覺出點蹊蹺。 
  那個小洞門很是平常,窄窄的,大洞口處透進來的光線把它照得愈發陳舊殘破。洞口的牆體處有著泥沙堆積的痕跡,那是一道永遠無法拽直的水紋狀斜線。我試圖往那裡邊瞅瞅,漆黑無比,什麼也看不見。不知有多深,更不知道這個黑洞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大窟窿,無法彌補,無法平撫。 
  就在我躊躇於洞口時,有3個年輕人尾隨一位女講解員把那個洞口團團圍住了。講解員操著一口流利的日語,這使我意識到她是在給日本人講解。這3個日本人看上去像學生,都戴著眼鏡,都顯得挺學問的。我沒有跟他們搭話,也就說不好他們來自日本的哪個城市。但是,他們有著日本人身上共同具有的那麼一種優越感。這種東西很讓我不舒服。我感到最不舒服的應該說還是那個講解員。她只顧給這3個日本年輕人講解,而且講得特別富於情感。十分耐心又十分生動。我不懂日語,聽不出她講得內容,但我可以感覺出她是在講解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話題。等到她講完了,要和那幾個日本人往外走時,我迎上去向他探問這個洞。她的表情一下子變得淡漠了,只是勉強地草草應付幾句,就把我扔在那裡。這時候我覺得洞中的光線更加陰暗。我的心情也越加沉鬱。 
  多災多難的敦煌喲,蒙受巨大恥辱的藏經洞啊!許多人都知道,許多文章都寫到。敦煌已如滄桑老人,經歷得太多,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我無法麻木。我在莫高窟的洞窟中走著,看著,想著,我看到那麼多牆壁上的畫都褪色了或者風化了水蝕了,還有被人為破壞了,我看著這些斑斑壁畫猶如端詳一張張老人的臉,那上邊佈滿了老年斑。這不僅使我敬重同時使我沉鬱。這時候,我對於敦煌壁畫有了新的認知——我不再希冀那些個完美的修復與補就措施,甚至我也不喜歡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那種壁畫。我覺得正是殘缺與斑駁讓我理解敦煌,理解歷史,理解生命,理解許多我不曾理解的東西。而那種未經損傷的波光瀲艷、色彩鮮艷的壁畫雖然好看,卻不會給我以滄桑和歲月,更不會給我以深刻的內涵。我只能與這些佈滿歲月淚痕、塗滿苦難、閱歷豐富的滄桑面孔一道,走向憂鬱……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6)   
  走 出 石 窟 
  莫高窟的數百個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條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時間,也僅看了十幾個。大部分洞窟都不開放,聽說有的比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個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識在那一排排緊鎖著的洞門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門是金錢味道比較足的顏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現代的裝飾材料——鋁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看上去不大得勁兒。據說,這都是日本人幫著搞的。一進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著一排櫥窗,裡邊有好幾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還從一些介紹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專家學者為了維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價。日本是個注重文化的民族,他們的「雜種」文化形態注定了他們對於文化的重視。他們能夠對敦煌如此看重,說明了敦煌的地位。他們拿出一點錢來用於對文化遺產的修復上他們覺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國,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度,我相信他們都會拿出錢來表示的。這是他們對於人類文化文明的一種姿態,這與國家與國家間的友好什麼的大概沒有多少關係。我們可以從中學習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顏得失去我們的人格。 
  當我走出洞窟,走過那個斗拱架構的雙簷式牌坊入口時,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個年輕的日本人。其實,我沒有必要再對他們感什麼興趣,他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什麼人物,他們普通的走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也會被中國的城市淹沒的。他們瘦小枯乾,沒有歐洲人的高大和氣質。可是,我還是一眼就瞄上了他們。他們仍在洞窟前走著,那個講解員也還是那麼熱心地與他們邊走邊談。他們在這裡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國的遊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對中國人不開放,但可以對他們開。因為他們有錢。有錢就可以多看,有錢就可以贏來中國講解員的好感,有錢就能帶來人的尊嚴與自信。 
  從外表看上去,日本人與中國人實在很難區別,無怪乎在國外好多中國人被當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觸的不是中國人被當成日本人這一現象,而是被當成之後,作為中國人的某種狀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學的上海朋友。她回來後最有感觸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頭她碰見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說那是她剛到日本去沒幾天,還沒有從思念家鄉思念親人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因此,她在日本街頭上碰見了家鄉熟人親熱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國話與對方打招乎。可是,她驚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認識她一樣,匆匆躲開她。她又喊了一聲那人的名字,那人回頭冷冷地用日語告訴她認錯人了,他是日本人。 
  這是在日本的國土上。在法國,在美國,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國人常常有被誤認做日本人的時候。每每到了這樣一種時候,被認錯的中國人有多少能夠為此感到不悅感到生氣感到羞辱,於是,馬上就去糾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認錯為中國人時,他們大概絕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沾沾自喜。 
  我很欽佩井上靖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國的大西北中國的歷史為題材寫出了一系列的長篇:《天平之甕》、《蒼狼》、《敦煌》、《楊貴妃》等。我記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甕》中寫到的一些細節:一批盛唐時代從東瀛漂過來的年輕的遣唐使,一到長安街頭,就立刻被長安的繁華所震懾。他們滿眼鋪金堆銀,滿眼的輝煌應接不暇,他們認為這不是到了人間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國裡。只有天國的城市才會如此繁華。可是,當他們分頭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間彼此談各自見聞與感受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有了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他們在街頭上看到的懶散的肥胖的閒極無聊的人太多,特別是那個叫普照的看到一個胖子半躺在街頭曬太陽,他覺得奢侈得不可思議,他認為這麼大一個國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這麼多閒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跡。另外幾位也說出了這種共同的感覺。因此,他們在唐國拚命工作,他們為了把中國的文化學到手,為了多得一點東西,他們作出了驚人的努力與犧牲。他們抄寫了大量的經卷,為了帶回他們的日本。他們全憑著一種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憑著他們那種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說,我們現在到日本去的留學生一到日本這個富庶的國土之後看到了什麼?看到的是繁華,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轉的節奏,嚴謹抖擻的精神頭兒。他們受到這種東西的感染,他們幹起活來比日本人還日本了。可惜的是,他們僅僅是為了往自己腰包裡邊劃拉點錢,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常常顧不了什麼尊嚴什麼人格了。他們與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國來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幹勁也不是吃苦耐勞的態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靈魂。他們自己賺了,可是,我們的民族卻賠了。這種賠又是怎麼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鑒真和尚。我始終以為他的東渡是我們民族的巨大損失,是日本人的最大獲益。我們損失的不是一個和尚大師,我們這麼豐富的國度這麼豐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鑒真有才學的大師不會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這期間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沒有走成。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7)   
  如果我們的當權者能夠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會走的。他要走,當時的官中員們不會不知道。但是,官員們認為走一個鑒真也少不了什麼。可是,我覺得上蒼有一種冥冥的東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風平浪靜時揚帆起程的,可是,為什麼突然起大風?為什麼他明明是駛往日本方向,卻歷盡艱難險阻,竟然停靠在瓊州海灣?朝廷不留大師可風留浪留,卻仍然留不住呀!鑒真大師年過花甲,雙目失明,卻還要一無反顧地東渡。 
  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中國人的舉止,這與傳統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逕庭。這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講到鑒真,總是頌揚他,都快把他說成是共產主義戰士了。我們說他說得太多,太多是因為把他當成了與日本人和好與日本處關係的媒介或紐帶了。可是,我們作為大師的後輩究竟能夠理解他多少? 
  我認為鑒真大師走得很殘酷。對他本人是殘酷的,對於我們的民族更是殘酷的。我說殘酷不啻是說他那慘烈悲壯的5番東渡過程,而是說他在這一過程中他的靈魂的變化。他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過程本身就是殘酷的。我說他的東渡對於民族的殘酷緣由,是因為我覺得他把我們民族的魂靈帶走了。如果從他個人的壯舉而言,我敬佩他;如果從我們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點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鑒真的家鄉揚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鑒真大師的紀念館大廳的正中。這個紀念館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築,設計者是我國建築界最有名望的前輩梁思成先生。後來,我見到了梁先生的學生——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徐教授。他也參入了那項工程的設計。我提到他一筆是要說他認為那個建築搞得並不好。 
  如果說那建築搞得不好,那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們國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築能夠特別讓人滿意呢?總有一種複製的感覺。而複製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鑒真和尚的塑像也是複製的,這是一位美院的學生去日本奈良複製的。據說他複製了兩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這裡。我看過鑒真和尚真的塑像,當然是從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聽說日本一年只有幾天是開放讓遊人觀瞻的,除了這幾天之外,就關閉了,關閉了就不再開了,要開得等到下一個年度那幾天。在不開這些日子裡,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據說我們國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裡都沒有看成。 
  我看鑒真塑像的複製品時,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的面頰上塌陷下去的眼窩,掛著斑駁的綠色的銅銹,更顯出歲月來了。這是雙無比智慧的眼睛,閉著,肯定比睜開深刻。塑像的人是按著鑒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滿神靈。就是看複製品也瀰散出了這麼一種神韻。我執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睜開的眼睛含有多少東西,我調動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從那上面看出一種愧疚,一種把民族的魂靈帶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佇立好久沒有發現。倒是有一種相當強烈的情緒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種憂鬱。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還能強烈地感受著那麼一種不可多見的憂鬱。那種憂鬱是能夠震撼心靈的。我不知道別人看這尊坐像時,是否看出了這種深深的憂鬱。 
  我之所以在這裡寫了這麼多鑒真,是因為我從走近敦煌時就萌動的那麼一種情緒需要找到一種溝通。我認為大的憂鬱才能出大的智慧。作為大慈大悲的佛門人,縱然有著千般情緒,也無法替代憂鬱。我在離開莫高窟時,我說不好是我用憂鬱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憂鬱,還是那崖壁上一個個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過來憂鬱的眼神,使我改變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時,我沒有走出憂鬱。我走出很遠了,我還在回頭望著那一片神秘而又神聖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實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樹梢處若隱若現。 
  再看對面的山,那是三危山,這座山也是聖山。相傳,公元366年時,有個叫做樂樽的和尚走到這裡時,突然看到三危山那邊有一片無比燦爛的光線射到了鳴沙山的崖壁上,那是一片佛光,有著萬千尊形態各異的佛在崖壁上映動。就是在那一瞬間,這位和尚有了開鑿石窟修建佛洞的念頭。於是,他就在這裡開鑿了第一眼佛窟…… 
  從那時到現在,也不過1000多年。1000多年發生過多少故事?樂樽在開鑿第一眼佛洞時,他會想到日後這裡會有這麼多佛這麼多壁畫這麼多藝術這麼偉大的創造嗎?他會想到這裡因此而遭受了多少災難嗎?他沒有把佛刻在崖壁上而是把佛安放在深深的洞窟中,大概是為了讓佛安安靜靜。可是,歷朝歷代,佛們安靜過嗎?他要是在天有靈,他會感到得意呢還是會沉入憂鬱呢? 
  寫到這裡我忽然察覺我的文章越寫越矯情起來,為什麼就一定要用憂鬱來硬套 
  敦煌呢? 
  敦煌有輝煌,有悲壯,有神聖也有過恥辱,可是,它有過憂鬱嗎? 
  那麼多人到過敦煌,那麼多人去寫敦煌,怎麼就沒有一個人認為它是憂鬱的? 
  我不能不開始懷疑起我的這種發現是否公允是否客觀。我試圖說服自己換一種感覺,可是,我不能夠。   
  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8)   
  我離開莫高窟時,我就被這種憂鬱的感覺纏裹得無法邁步了。宕泉河太弱了,很少的水在河心支離破碎地分佈著,看不出流動的感覺。瞅一眼東邊的三危山,卻看不出一丁佛光的靈度,倒是有一層蒼灰籠罩著那山,也籠罩著周圍空曠的大漠。這種色調在我看來都不是明快的,有點鈍,也有點澀,還有點濁…… 
  我固執地把這種色調視作憂鬱。   
  編 後 記   
  當聽說東北作家劉元舉就其《西部生命》一書被抄襲上訴的事兒,我不免懷疑他能否打贏這場官司。時值三年之後,這場官司竟然贏了,且不說,劉元舉獲得的經濟賠付多少,其結果仍出乎我的想像。並不是劉元舉不該贏官司,實際上,我深知抄襲案的界定極難,即使你有 
  百分百的把握,也還會有其他一些說不清的原由,誰能預料最後的結果? 
  本案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抄襲,由此案件引發的相關問題及案件本身均具探討價值,可以說,這是我策劃本書的原始動機。換言之,這一案例的判定,或許標誌著我國著作權保護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就抄襲來說,不僅普通百姓很難判斷,業內人士也未免都能界定。不是有網友稱:「抄你是抬舉你,看得起你」嗎?對這種觀點,我不能苟同,也不想過多的指責,畢竟我國實施著作權法的時間尚短,人們對於著作權法的理解和接受仍存在著很大不同。要改變人們固有的觀念,還有待於著作權法律法規的普及和進一步完善。我甚至還想:當初實施抄襲的人是否清楚抄襲和合理引用的區別呢?為此,我們把這個案例的過程和當事人的感受以及專家評述等如實地展現出來,我們希望通過本書以增進讀者對著作權法規的瞭解,加強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也希望通過本案揭示的問題引起業內人士對著作權案的關注和探討。 
  感謝國家版權局的許超副司長,在赴外談判期間仍騰出時間給予了支持,感謝新浪網副總編輯侯小強先生及千龍網記者部主任阿良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張恩和教授等各位作者的信任與支持。 
  正值本書出版之際,又獲悉我的另一作者莊羽訴當紅少年作家侵權案一審有了結果,判定對方剽竊成立……又一起侵權案的判定啊! 
  著作權維權道路儘管仍顯艱難而漫長,但值得欣慰的是自我國實施著作權法以來,人們的維權意識已經覺醒,著作權案的判定也越來越明朗起來。新世紀,中國法律的天空正在澄出一片蔚藍。 
  戴 東 
  200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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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命》說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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