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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叢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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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寒春苦夏的混飩之初
  這是一個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黨中央整風指示。就在文章墨跡未乾之時,毛澤東在 5月15日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8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 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文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至此,知識分 子的苦夏開始了。
  1957年的早春時節,知識分子還沉溺在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春浪之中,中國幾百 萬立志振興中華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於3月12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 講話,不是後來發表出來的修訂稿)欣喜若狂。事態的急轉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們蹣跚著 踏上條條風雪驛路,才開始琢磨出「陽謀」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義。
  大夢醒來遲。他們在改造生涯中泯沒著報效民族的才情,磨損著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 還要不斷地寫著喊著:「反擊右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我不該反黨,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誠。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當場就表示了抗議。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報》一個名叫徐鐘師的普通 編輯— 《走向混沌》三部曲理應從他落筆。
  當時,我雖然已經步入文壇,但行政關係還留在的《北京日報》。記得,批鬥徐鐘師的 大會召開時,正是「香山紅葉色更濃」的晚秋時節。我坐的地段,是右派專席。有漫畫家李 濱聲,畫家王復羊(原名王復祥)、駱拓,鄭嘉,小品文家楊凡,記者、編輯梁沙軍、李道 一、唐錫陽、張穆舒、張滬(我的妻子)、丁紫(徐鐘師妻子)、趙筠秋、辛大明……雖 然,此時我們已經是被當成老虎打過的死貓了,仍被會場的莊嚴氣氛所威懾。
  徐鐘師是年長我一輪的老編輯了,我和他在一個記者組裡共過事。他工作兢兢業業,平 日沉默寡言,是報社裡最不顯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來,被當作挖出來的右派分 子。
  他走進會場,頓時使我吃了一驚:昨天他低頭走路時,濃密的頭髮還披在額角;此時昂 首站在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的 鬍子。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脫去平日皺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這樣的大會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兒的藍布褲褂。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會場死寂了幾秒 鍾後,沸騰起來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沉默。
  「你是蔑視反右鬥爭!」
  還是沉默。
  「打垮徐鐘師的猖狂反動氣烙!」口號在會場轟鳴起來。
  一呼百應,連我們這群人中也發出討伐之聲。
  「先整他的態度!」
  「叫他低頭!」
  「這老右派是花崗岩腦袋!」
  我的心怦怦亂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蒼白如紙,嘴唇連連翕動。情緒沸騰 的會場,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焦急、尷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為徐的態度極端惡劣而使會議中途夭折。當憤怒的群眾舉著拳頭高呼「打倒」、 「嚴懲」之類的口號時,徐鐘師竟然連連拱手抱拳,微笑,向群眾致謝:「感謝各位關照! 感謝各位關照!」沒有幾天,徐鐘師被送勞動教養。案由麼,據說是同意大右派儲安平的 「黨天下」謬論,態度惡劣至極。
  其實,批鬥徐鐘師時,已至反右後期。但在當時,他是我們中間處理最重的一個。具有 象徵意義的是,報社剛剛落成不久的四樓禮堂,是以新聞工作者協會集會,聲討劉賓雁的右 派罪行— 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 為開端(當然他的死 還有其他原因);徐鐘師又以嘲弄反右會場,作為報社反右鬥爭的收場。
  1957年的初夏來得特別早,剛進6月,禮堂就已悶熱如蒸鍋。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父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 上不斷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裡迴盪之時,突然 坐在我前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胡同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會場亂了。樓下亂了。街上亂了。
  會議被這突然事件所驚呆。儘管掌握會場的主席,驚愕過後以精闢的語言指出這是反動 分子干擾對劉賓雁進行批判的醜惡表演,說了些「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之類鼓動戰鬥 情緒的話,但大會會場仍然被戚學毅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
  血  我探頭往下看時,看見了鮮紅的血。
  我頭腦裡總是盤旋著他邁上窗台,縱身跳向漠漠大氣的姿態。
  我垂下頭。我捂上臉。
  我不敢走出會場,也不能再探頭下望。但耳朵裡傾聽的不再是那些義憤的討伐之詞,而 在用全部神思傾聽樓下街道上的嘈雜聲音。
  我希望他還活著。我希望他僅僅跌斷了雙腿。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呼喊:「這個傢伙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問世後,戚學毅之侄曾從浙江寫信給我,對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舉表示敬意。同時,他言及其叔之死,不僅僅是「士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內涵, 是對五七年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抗議。)
  我是個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學創作上充滿自卑。文聯開會,多坐在角角上;單位組織去 香山旅遊,我永遠坐汽車的最後排。我覺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氣,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歡音樂,但不會跳舞。然而1957年的強颱風,硬是使我像樹葉跌進漩渦,並在 這個舞池中旋轉起來。
  維熙:   你何日歸京?   五十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記得,當北大荒的信使把這封信交到我手裡時,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墾荒隊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戀北國,尤其喜歡那冰鋪雪蓋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兩次奔赴銀裝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時,我的小兒子剛剛滿 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額頭,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到底是紹棠信中喜訊的「蠱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還是夢中小兒子的笑靨,勾起 了我的鄉思?至今已無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車輪聲中,我返回北京來了。離開荒地 時,木柈子和草辮子搭起的低矮房簷上,冰錐開始融化,但藍瓦瓦的晴空上,還看不見天鵝 和鴻雁北歸的影子。車老闆(我已回憶不起他的姓名)搖著大皮鞭子,一輛四掛套的馬車送 我到了邊陲小鎮鳳翔。
  歸來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廳聽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錄音講話,那是一篇充滿了 民主精神的講話(與後來收到「選集」中的講話文稿,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知識分子莫不 為之雀躍歡呼。回家後,我向妻子張滬(《北京日報》記者)轉達講話內容,她卻給我潑了 一瓢冷水:「你們搞文學的人最愛感情衝動。」
  「講話確實是劃時代的嘛!」我辯解著。
  「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她說。
  「當然。目的是向科學進軍,加速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你還是不要那麼狂熱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當這是她的判斷,因而並沒在意。但是,她又鄭重地提示我: 「這是我爸爸叫我轉告你的。」
  這對我說來深感突然。岳丈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白色恐怖中丟了黨的關係。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之一,為了振興幼兒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捨棄了有優厚待遇的工 作,主動去當了幼兒園的男「阿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創舉。30年代中國第一 次編輯《魯迅文集》時他任經理,他摯愛中華民族,並獻身於中華民族。30年代,藍衣社 的特務對他下達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聖地延安,重新入黨,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這 樣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難道對毛主席的講話持有異議?
  「爸爸經歷過1942年的整風。」她說。
  「1942年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麼關係?」
  「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她重複了剛才對我的告誡。
  我很惶惑。當時我是個心中無邪的純潔青年,像許多50年代的年輕人那樣,把毛澤東 當成偶像崇敬。新中國剛剛成立後不久的一個國慶節,我戴著校徽,和同學們一起,凌晨3 點就到指定地點——南長街集合,等待通過天安門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在那一瞬間到來的 時刻,我高呼著「萬歲」、「萬萬歲」,激動得淚水橫流,直到遊行隊伍已過了三座門(當 時尚未拆除),我還在深情地回首翹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張宗麟是一個十分有獨特見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張滬的結合上,他 就贏得了我的敬重。我是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卻是在1946年——16歲就參加了上 海地下黨的共產黨員。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媽媽在上海地下黨工作,她弟弟從上海被送往新 四軍,也參加了共產黨。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語。但是張宗麟積極支持了我和她的結合,這對但是的世俗觀念,是一束強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結婚儀式上,他說:「小從誠實內向,是事業型的青年;阿滬重理性 思維,獨立意識很濃重。希望你們結婚後互相幫助,有所作為。」老人通篇祝詞沒有套話, 沒有說教,這使我對老人更為敬重。這雲一位前輩長者,怎麼會對我提出這般的告誡呢?!
  一團難以解釋的疑雲,在我心中徘徊。
  紹棠來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聲。他說,年齡和勇氣成反比,宗麟同志由於年事已 高,或許是到了多慮的歲數。
  我說:「不會有什麼別的吧?」
  紹棠善飲,幾杯熱酒下肚之後,天之驕子的神態脫穎而出:「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 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儘管對這番話我感到吃驚,但我理解紹棠。他13歲開始發表作品,被譽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給我的書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十歲的神童, 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詡,還勉勵我為之奮進。他 說出這番話來,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邏輯的嗎?
  我很內愧,因為我沒有紹棠的銳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於我來說是「圖 騰」,我從沒有懷疑過它的科學性、正確性、綱領性。但是紹棠提出它是抗日戰爭時期指導 文藝創作的綱領性文件,現在是到了重新審視它,在「普及與提高」中,強調「提高」的時 候了。
  我很喜歡聽他的高談闊論,還欣賞他的博學,尤其喜歡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紙面的才氣 ——儘管我年長他三歲。記得後來在團中央禮堂批判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右派言行時, 天津代表張學新曾說:從維熙是劉紹棠的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不過,我對他想對《講話》鳴放一下的意念,並沒有表態。他激發我鳴放意向,倒是另 一課題。當時文壇正熱衷於討論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 個創作信條,我疑惑的支撐點是:本來我們就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用現實主義的 名稱就挺恰當,為什麼在「現實主義」前面還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帽子呢?這會使作品政 治大於形象,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總體外因。因而,當《北京文藝》的編輯來我家裡, 讓我對文藝問題鳴放時,我提筆寫了一篇十分膚淺的論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 疑》,以討論這個創作方法是否科學為軸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發表在該刊的4月號 上。
  是命運安排?還是天意的撮合?劉紹棠也在該刊4月號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 代的發展》,一個質疑,一個變相否定,真是珠聯壁合。白紙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摳不去的。其實,我寫這篇文章時既沒和紹棠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告訴過我。當時,正處在 鳴放期間,每天報紙上的鳴放新聞以及各種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間,惟一的一次電 話聯繫,是我受《北京日報》文藝組之托,約紹棠寫一篇鳴放的短文。因而,這兩篇文章刊 在同期,純屬一種巧合。直到反右的鑼鼓敲響之後,在《北京文藝》刊出的批判我倆文章的 編前話中,我才管窺到這是編者有意導演的戲劇。編前話大意如下:我們是有意讓這兩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讓毒草出土,才易於辨別,繼而鋤之云云。對於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並不十分介意;對於「引蛇出洞」的陰謀,我非常惱火。稿子是你們來人約的,原來是為了 張網捕雀。
  網。誰能想到誘捕金絲雀的網呢?即使是中國最最聰慧的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鳴放就 是捕雀的誘餌。費孝通、周谷城、儲安平……一批閱歷和年齡大我們幾輪的知識分子,都在 鳴放,我們這些吃新中國乳漿長成的「小蘿蔔頭」,能有什麼醒覺呢?記得,當時中宣部辦 公地點在沙灘紅樓(五四運動發源地),有一天周揚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開座 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王願堅、陸柱國、西虹、劉紹棠,鄧友梅、高延昌、趙堅、邵燕祥、李 希凡、藍翎等約二十位青年作家。議題很快轉到了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上。我這 個平時默默寡言並有著說話口訥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運動中那些先驅的亡靈在我身上注入 了熱情,還是會上的鳴放氣氛感染了我,我從後排的椅子上斗膽地站了起來,居然向周揚同 志提出了意見。我說:文學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作者當然有責任,而我們的指導理 論,似乎責任更大。周揚同志您一會兒倡導學英雄人物,一會兒又倡導寫矛盾衝突,就是沒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實問題。接著,我為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唱了讚歌。
  會場愕然。原因有二:一、會上有的作家意見儘管尖銳,但還沒有直呼周揚同志之名; 二、這些話如果出自於劉紹棠之口,也許沒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於我這個坐在後排椅子上 的從維熙之口,則使人感到驚奇。就連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剛才這段話,是我自己講的。我 沉默地擦著頭皮上的汗珠時,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藍翎,向我耳語說:「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貶?我臉紅心跳,甚至後悔剛才的莽撞之舉。
  我自視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樹,而我只不過是樹冠陰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發出了低吟,而且是語驚四鄰,這實在是個謎。我一無譁眾取寵之心,二無搖撼文 壇主帥之意,只是深感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聲悶炮。據心理學家們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數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來推 斷,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隨著這聲悶炮,我在創作上也尋覓著生機。1956年我 給《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學》)寫了一篇小說,題為《陽春三月》,被編輯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這篇創作,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其實,我這篇東西是從郊區一個農業 社因無限制地擴大公共積累,導致農民手中拮据,官僚主義萌生,農民被迫到區委鬧事的真 實材料寫成的。是我第一次掙脫了理論約束,進行的小說創作嘗試。也許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澱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藍天下已有沙塵,我把它寫進作品,目 的還是為了藍天碧透,並無順風扯沙之意。適逢《長春》(今天的《作家》)編輯部黃三川 同志來我家組稿,我便將稿交給他,將題目《陽春三月》改為《並不愉快的故事》,發表在 該刊1957年7月號的頭條位置上。
  此時,我已在為自己編織羅網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實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義的 目的,正是為了消滅這種惡跡。此時,大鳴大放的空氣正濃,許多知識分子以滿腔熱血,坦 誠地向黨迸諫。漫畫家李濱聲畫了一幅漫畫,題為《沒嘴的人》,他用怪誕的誇張手法,畫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幹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沒有嘴。很顯然,這是 對我們社會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銳的嘲諷;也可以解釋成某些官僚主義者最欣賞、最器 重這樣的幹部。另一位漫畫家廖冰兄,則發表了一篇詩配畫,對文藝創作中的指導理論提出 了異議。此畫,我已淡忘了,但畫家那道打油詩的片斷,我至今記憶猶新。詩曰:
  技巧必須如此,題材不可這般,最好人如機器,沒頭沒腦簡單……
  這些漫畫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本來,此時不僅是完善中國民主建設的大好時機, 也是中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起點。因為在1956、1957兩年中,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 年輕人》、宗噗的《紅豆》、耿龍祥的《明鏡台》……一批揭露時弊和純情的文學作品相繼 問世。假如我們能從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中,汲取一些有益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東西,1957 年後將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比翼騰飛的時刻。中國擺脫半封閉的貧窮落後的時刻表,將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來發動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只是一種手段,「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原來是 「大魚正在撞網,便於聚而殲之」。一個盛夏的夜晚,當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內容(北戴河會 議)告知我時,我簡直是瞠目結舌。
  「這可能嗎?我不相信?」
  「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
  「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號召鳴放?」
  「主席不是說『言者無罪』嗎?怎麼又成了撞網的大魚?」
  她沉默不語。她回答不出我的質詢。
  最後,她一邊奶著懷裡的孩子,一邊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說:「這些詞兒,可能是指那 些資產階級政客而言,不是指廣大知識分子鳴放說的。」
  記得那天夜裡小兒子還發了高燒。我和妻子身心疲憊地抱著他去醫院打針,歸來時已過 子夜。我失眠了——這是1957年第一個失眠的夜晚。天拂曉時,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夢 見了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的場景。不過,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鑽進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魚,不止一條,而是一群……早晨,我把夢境講給她聽,她說:「反正不是什麼好兆 頭。」
  不久,我這個夢境應驗了。《這是為什麼?》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 社論,見諸各個報刊。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黃鸝、百靈、杜鵑、翠鳥的啼春之聲頓時消 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個專用稱呼,進入了中國歷史。昨天的廣播員,還在盛讚鳴放 的鴛歌燕舞;今天,則轉口說它充滿毒汁,語調中流露出肅殺之氣。街道上一度播放著的印 度電影插曲《拉茲之歌》突然啞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從廣播中銷聲匿跡。仿 佛在這盛夏時節的短短幾天,歷史的火車頭來了個急轉彎,一下子從車廂裡甩下來幾十萬對 事業充滿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的號角吹響了,知識分子的劫難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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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報》首當其衝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畫家李濱聲、小品文家楊凡(即 劉波泳,他在鳴放期間發表了雜文《灶王爺的小本子》,曾納入《掃帚集》出版)。美術組 只有女畫家陳今言逃脫,其他幾個畫家:王復羊、駱拓、鄭熹、李濱聲皆戴上了右帽。農村 組裡記者丁紫、編輯徐鐘師和我全軍覆沒,一律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張滬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鳴放初期,她曾轉達過岳丈對我的 忠告,她一沒有寫小說,二沒有寫雜文,三沒有報道過「煽風點火」的文章,四沒有向黨提 出什麼尖銳的意見。但她也劃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裡,她對鳴放並不熱 心,她是跑高校的記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採訪各大院校,晚上歸家照顧沒滿週歲的兒 子。稍有閒暇,就打開那部被她翻爛了的《紅樓夢》。她酷愛《紅樓夢》,常常背誦幾句 「夢」中詩句,並向我講述這部書的深厚藝術功力——因為我在年輕時不喜歡讀這部書。
  也真是該著。那天,她去高校採訪歸來,穿過麻線胡同回報社時,一輛小臥車從她身旁 風馳而過,輪下揚起滾滾黃塵(當時北京的許多條胡同,還沒有鋪柏油),使得她無法逃避 黃塵洗面之災。回到報社文教組後,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舊詩,在小黑板上謅 下了這麼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
  這幾句歪詩,充其量不過是宣洩她對黃塵洗面的不滿,儘管其中摻雜了少許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對比,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含義在內。但是這幾句歪詩成了導火線,有人揭 發張滬在黨內曾提出過「五一節搞大規模的遊行實屬勞民傷財」之類的意見,這些意見和黨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牛唇不對馬嘴的荒誕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確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齡16歲時,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在國民黨瘋狂大逮捕、大屠殺時,她曾經 奉地下黨之命,參加學生「反繳費運動」,被國民黨抓獲後,國民黨特務看她個頭太小,實 在不像個共黨分子,便脆脆地賞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轟出特刑廳。地下黨為了保護她,把她 送往了蘇北解放區。這場災難使她很傷心,但她外表又極其冷靜,她照常挺胸走路,沒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負罪之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廁所,在馬桶上仍 然翻著《紅樓夢》,這一鏡頭被那位美術組裡惟一逃脫右派厄運的女畫家看在眼裡,在大樓 樓道裡畫了她一幅漫畫,把她畫成一隻長著長長尾巴的狼,說她是死不認罪的右派。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氣憤地對我說:「我接受說理批判,可不接受這樣的侮辱,我要叫她把這張 大字報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風浪面前更為膽怯,規勸她說:「吞下這口氣吧!這是政治運動!」
  「她為什麼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許是怕把她也劃進右派圈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這種心理狀態,和右派 一樣可憐!」
  「不是可憐,是可卑!」她高聲喊著。
  她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但在當時, 我還沒有被定成右派,權衡利弊關係,她還是吞下了這口氣。但她屢屢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過她的人,記上一輩子!
  我沒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裡,我只希望像一隻被人遺忘了的土撥鼠那 樣,在幽暗的洞穴裡躲過這場雷暴。但幻想終究取代不了現實,文藝界的泰斗們首先被報刊 點名了:艾青、丁玲、馮雪峰、鍾惦棐、江豐……接著,北國的神童作家劉紹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員方之、陸文夫、高曉聲等被點名示眾。雖然報紙上尚未直呼他們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無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稱呼。按照50年代的階級分析法,龐 雜紛亂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大營壘,「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聖的標誌,取締了 「同志」稱呼,當然就意味著是敵對分子了——對此,我感到不寒而慄。
  文壇皆知,我和劉紹棠是孫犁的得意門生,又是性格相異但親密無間的文友,真是在劫 難逃了。一天,領導報社反右鬥爭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總編輯周遊同志,約我去辦公室談 話。我以為給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冊的時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擊鼓,遲疑著不想去 推總編輯的房門。
  門開了。他嚴肅地坐在一張棕色的大寫字檯後面,面色冷峻地對我說:「你最近怎麼 樣?」
  這句話問得很籠統,但我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便回答說:「我正在考慮自己發表過 的東西,是不是有……」
  「應該這麼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臉上並無讚許的表情,「盡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還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盤算起來。周遊原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打得一手好橋 牌。他很愛才,我被從郊區青龍橋小學調到報社,據說就是因為他讀了我發表在《文藝周 刊》上的一篇小說,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關卡,讓我來當編輯、記者的。1956年我寫長篇 小說《南河春曉》時,是他批准的創作假;該年年底,我請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為我開的綠燈。當我請求當專業作家的報告遞到他案頭上時,他找我談話說:「你年紀 太輕,經受的鍛煉還太少;專業創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關係還留在報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個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記者。既是報社寵兒,又是同輩人妒嫉 的對象。我很敬重這位前輩,常常越級找他去聊天,那時他談笑風生,完全是一個寬厚長 者。但此時他坐在寫字檯後面,卻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檢查自己的文藝思想。」我說。
  「對。完全對!」他再次表示讚許,但依然蹙鎖雙眉。
  「還有事嗎?周遊同志!」
  「現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覺得上絞刑架的時刻到了,我等待命運的宣判。
  「你暫時離開報社,到京郊農村參加『社教工作』去吧!馬上就走!」
  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時反右鬥爭已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個單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遊居然叫我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屬非常之舉。回到家 來,我向妻子詳述談話內容,她說:「這是有意保護你過關!」
  「出於愛才?」
  「可能吧!你是他調來的。」她分析著,「再說,咱們這個四口之家,已經有我這個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們或許不忍心再給你戴上這頂鐵帽子!」
  「阿彌陀怫——」我暗自慶幸我身後有個保護神。
  「但也未必能保護得了你。」她說,「他只是『五人領導小組』中的五分之一,其餘那 五分之四,還是個問號呢!」
  不管怎麼說,我在困境中看見了一線生機。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車去 東郊高碑店鄉「社教工作組」報到。我被分配和東城區婦聯一個同志到農業社所屬的各個生 產隊去調查。我拚命地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積極表現,還不如說是以繁忙的工作壓抑內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緒更為準確。我最怕黑夜的寂靜,躺在床上總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連水塘裡的 陣陣蛙鳴,都能使我聯想起批鬥右派時的激昂口號聲。還好,睡在同一頂屋簷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夢,並沒發現我這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 聯同志,對我白天連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裡幹什麼去了?」她單純、開朗、活潑,對於我這個瀕於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無所知,「你聽早晨的新聞廣播了嗎?又揪出好幾個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吳祖 光,叫什麼『二流堂』小集團。」
  我苦笑著應聲:「是嗎?」
  「你怎麼不關心重大的階級鬥爭?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她以戲謔的形式,向 我袒露著一個女青年的心聲。
  「只要聽不見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誠。
  「不會。來工作組的都是機關裡的左派同志,你要是個右派,領導不會派你來搞社 教。」她充滿信任地對我說,「不過,你們文藝界確實是右派的老窩,有個叫劉紹棠的膽敢 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是狗膽包天!」
  哪壺不開她提哪壺,使我在尋求安寧中,失去心靈的安寧。其實,這並不是她的過失, 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生活在她眼裡永遠是藍天。她似乎沒接觸過農村,對這裡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鮮,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著,唱起50年代青年們喜歡唱的歌: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青青的河水藍藍的天……
  這支歌使我格外惆悵和茫然。據我所知,這首歌的詞作者馬寒冰同志,在鳴放乍起之 時,曾與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捍衛文藝路線的文章,結果受到 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是「左」傾,不利於鳴放,馬寒冰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但是 彈指之間,也許那縷遊魂尚未飄進豐都城,毛澤東又反其道而行之,對鳴放中提出尖銳意見 的知識分子(包括並不那麼尖銳,只是對鳴放中意見點頭或搖頭的人),進行全面的反擊。 可惜,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氣短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話,反右 鬥爭開始的本身就是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這位小夥伴,就和我拉開了距離。她不再和我說話,並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審 視我。我敏感地察覺到這是一個不吉祥的信號。果然,「社教組」下達了叫我返回機關參加 反右鬥爭的通令。我揣摸到厄運要降臨到我頭上了。這反而促使我丟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緒, 去迎接命運的賜予。當晚,妻子告訴我,報社揪出來的右派已滿十員,我雖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樓道裡已出現了關於我的大字報。
  范瑾、周遊同志:我們非常奇怪,從維熙在文藝界放了那麼多的毒,為何叫他去搞「社教」,讓他逍 遙法外?我們強烈要求把他揪回來,審查並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後邊是一大串簽名,首簽的人是攝影組記者王一波。我理解群眾的心情,更理解領導小 組的處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簽名的人中間多數不但是我的同齡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 朋友。繼而,我連這點不理解也變成了理解,他們還不是怕受牽連而主動地劃清界限,並以 此來向運動表態嗎?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並不 太考慮該不該把某某人推上歷史的祭壇了。「出頭的椽子先爛」,我在報社算得上一根出頭 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張宗麟,他在鳴放時曾規勸過我,叫我注意 社會影響。但反右鬥爭並沒有放過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僅如此,就連他的 兒子張閩——清華大學機械製造系學生、黨支部組織委員,也被捲進了反右漩渦,再加上他 的右派女兒張滬,一家四個解放前入黨的黨員中,有三個被定為右派分子,這個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餘,我想起歷史上岳飛被 押上風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燒功臣樓。歷史拉開了長長的帷幕,但把帷幕撕開,現 實和歷史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因為在我的印象中,許多在報刊上被點名為右派的老前輩,不 少是出生入死,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流過血汗的人。看見有那麼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 的掛冠,我這小小的蘿蔔頭,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種解脫。
  這種近似於阿Q式的心理平衡術,倒能給我一些麻醉。因而,當那頂右派帽子在我頭上 旋來旋去,並漸漸逼近我的腦袋時,我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參加市文聯的揭發批判右派分子劉紹棠大會。會議室坐得滿當當 的,但卻肅穆無聲。當我走過椅子中間的窄窄夾縫時,許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藝界的同行 和各期刊的編輯,都知道我是劉紹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這種目光對我說來無異於一條條鞭 子,從四面八方抽打過來。我難以改變昔日的舊習,仍坐在最不顯眼的邊座上。我發現紹棠 早已到場,他端坐在我對面那條長桌的中央。他面前擺著一隻麥克風——那兒是被審判者的 席位。近兩個月不見,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時他眼睛盯著面前幾張紙的檢查,雙手在用絨布 擦著眼鏡。
  去市郊參加「社教」運動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過他。那天晚上,他異乎尋常地 激動,因為在「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形勢之下,昔日那些紛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紛 紛遠而避之,而我卻在這個時刻,叩門而進。
  我告訴他我妻子已經先於我們劃為右派了。
  他十分震驚:「為什麼?」
  我簡述了一遍後,他連連搖頭歎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對錯,還能找著點 茬口,她… 」
  「你真認為你的文章反黨了嗎?」我認真地問。
  「現在是從效果追溯你的動機,而不是從你的動機,判斷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談, 「維熙,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投下的陰影,才對知識分子操動干 戈。」
  「被匈牙利事件嚇昏了?」我問。
  「所以殺雞嚇猴。這真是中國的悲劇。」
  連聲歎息之餘,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紹棠愛人曾彩美,本來不愛說話。屋子裡靜得如 同沒有人跡的沙漠一般。
  「你要丟掉幻想。」許久之後,他說。
  「可是周遊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這不是他能力挽狂瀾的。」
  「也許會出現一個意外吧!」
  他苦澀地笑笑:「但願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倖免於難。」
  我不敢久留。藉著夜幕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車站,握手告別。他的手大我一輪,致 使我感到這次握別格外有力。說不盡的難言之隱,都在這緊緊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隻手在擦著眼鏡。不停地擦,可以判斷出那完全是潛意識的機械動作。
  「從維熙!你坐到靠前一點來。」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歡坐後排邊座,沒有一個人過問。今天後排靠邊的地 方,還坐著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義。
  呼喊我的是市文聯秘書長田稼同志。他有著敦敦實實的身體,白胖胖的臉龐,顯得非常 健康。可能是勞心太多之故,過早歇頂,因而在健康的體魄上,點綴了微少的老痕。當找遵 命往前挪動席位時,他兩隻大眼睛專注地盯著我,彷彿我臉上有什麼骯髒的東西似的——對 了!這天早晨我心裡忙忙亂亂,只刷了牙,當真忘了洗臉。
  和我並排坐在頭排的人物,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鄧友梅、陳模。剩下幾個座位,上面坐 著工人作家趙堅、高延昌、李維廉……還有《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反右辦公室的工 作人員,《北京日報》的代表是小個子周鐵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詞,我今天已無法還原。反正緊緊圍繞劉紹棠篡改毛澤東文藝路線而 興師問罪,是這次會議的主旋律我倒難以忘卻。老實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濟濟文 壇,惟獨牛犢子劉紹棠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見,冒犯了神的尊嚴,豈能得到 寬怒?!
  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著實值得稱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從哪兒下刀最為方便,多數文 友,是直指政治立場這根命脈。儘管他們心裡不那麼認為,但嘴、眼、手諧和統一的激昂表 情,卻都表現得像是真的一般。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難辨的演員,他們 扮演著令人腸斷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儘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點,但總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 至今仍有一條劣根,遇事過多地為對方著想。那天,在會上我這個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 友發言批判之後,我游離開政治話題,給紹棠生活上提出揭發。我結結巴巴他說:「他在 《田野落霞》這篇小說中,寫黨的幹部風紀敗壞。我曾問過他是否有這等事?他說在運河邊 上出現過大姑娘溺嬰,是生活的真實。」我又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 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閒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 安定。劉說如果能有3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 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我還說:「有一次, 劉患腸炎,考慮到可能是村裡食物不潔造成的,便帶了些饅頭下鄉。」會議主持人當即指出 我只說芝麻,不說西瓜;只談生活,不談政治。我落了個態度惡劣,包庇右派分子劉紹棠。 但是,沒過兒天,這些「藝麻」在報紙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報道這個會議的記者,以 《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妙筆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紹棠談及的有3萬元存款就能 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3萬元而奮鬥」。把他犯腸 炎,帶饅頭下鄉之事,寫成了「下鄉常常挎著一籃饅頭」。並說「他和從維熙等墮落到專門 愛談『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云云」。這篇文章,後來變成對青年進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處流傳,殊不知這是下等記者斷章取義之劣行。至今,這位記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無對 紹棠的負罪之感。
  當時,儘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渦滅人的良知。讀報道後,我立刻給這位記 者寫了一封抗議信,指出該文扭曲了我發言中涉及的事實。可以想像,這種「抗議」的聲音 還不如一隻蚊蟲哀鳴,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後來批判我的會上,被指責為「這是兔死狐悲 的沒落階級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鬥爭的反動行為」。奈何?事後,我將那份報紙保留 了很長時間,我從字裡行間,嗅出八個大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因為這篇刊登在 《中國青年報》一版顯要地位的文章,不僅漫畫化了劉紹棠,更為荒誕的是,把幾個素昧生 平,和我毫無接觸的人,都囊入一個右派反黨小集團之中。鄧友梅身在北京,我們只是在會 上見過面,會下無任何來往,納入以「劉、從」為核心的集團首犯,已屬不實;至於天津的 鮑昌,浙江的鄭秉謙和洪禹平諸公,我們既無書信往來,又無一面之識的緣份,怎麼會成了 一個反黨小集團呢?!
  形而上學的猖撅,並不是始於「文革」。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已見端倪。1957年 反右派鬥爭形而上學成風。誰的調門最高,誰就是反右積極分子。「四人幫」骨幹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從「形而上學」的「文棍」一躍而跨過龍門的。因而,就其實質來說,反右 派鬥爭給極左的無限膨脹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預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當時,被批鬥的右派也沒有被戴上紙帽子遊街示眾,但究其運動本質,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藝》上的論文,充其量不過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 學術討論,指出其不夠完備,不夠確切而已。但是自從劉紹棠定性為右派分子之後,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這篇文章時,完全抹煞了其學術性質,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我在《長 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 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 敬的前輩作家老捨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動農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捨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歷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我的命運已經注定是「另冊公民」。本來,無需對宣佈我為右派分子的那個批判會再費 筆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樣不外都是「低頭」。「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 從嚴」一類的聲音。但是,我還是要寫下會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為在這個會上出現了與反 右運動氣氛相悖的不諧和音:我記得那天中午,天開始淅瀝淅瀝地下開了秋雨。莫非是天為 我哭?為那些承受命運嚴酷打擊的知識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著血,但眼中無一滴淚。 但是,當我在會上,卻被閃光的良知催下了淚水……
  「房樹民,你是從維熙的朋友!你們一塊在孫犁主辦的《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現 在,我們希望你能和他劃清界限,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會議熱烈了好一 陣之後,主持人點了房樹民的名。
  這時,我才發現他瑟縮在會場的一角。
  他為人極忠厚老實,和我同是師承孫犁「荷花澱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夠淋漓 盡致地把我揭發批判一頓,因為此時的我,已成為一面萬人爭捶的破鼓,無論他怎麼「上綱 上線」都已對我無損,相反倒能為他自己增加安全係數。
  我期待著。會場也期待著。
  他平日是個沉默無言的人,但此時被點名將軍,等於斷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轟我才能為 他打開一條出路。但他遲遲沒有站起來,以致惹惱了會場:「房樹民!你耳朵聾了?」
  「你到底說不說!」
  「現在是你和從維熙劃清界限的最後時機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我說幾句。」矮矮的房樹民終於站了起來,紅頭漲臉他說道:「依我個人和他接觸來 看,他只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劉紹棠像個右派,他當真不像右派— 」
  話還沒容他講完,會場就炸了窩。
  「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從維熙!」
  「這是向黨進攻!」
  「讓他也老實交代他的言行!」
  還好,掌握會場的人,怕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宣佈讓房樹民退場— 他被「驅逐出境」 了。
  望著他頹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樹民過去與我友誼甚篤,記得,當我的第一部 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出版後,他曾給我來過一封長信,讚揚小說泥土氣息之餘,指出書中 有少許錯別字。他例舉魯迅先生的嚴謹學風,以此來批評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動,覺得人世 間有這樣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時,他居然敢在這個場合直抒己見,更是難得。這不禁使我想起從這座樓中一躍而下 的戚學毅,不要看一場風暴來臨時,大樹低頭,小草彎腰,落葉飄飛,冰河封凍,但在冰封 雪蓋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層下靜靜地流淌……
  我一直為樹民擔憂,但不知是哪個神靈的保護,他幸運地躲過了反右派鬥爭,一天晚上 他無聲無息地推門而至,邀請我過幾天去便宜坊吃烤鴨。
  我沒有推辭,也沒有理由推辭。在這人人自危的時刻,誰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離異?有 多少友誼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對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鮮血染紅頭上盔冠的紅纓? 因此,樹民對我之情可謂珍貴至極。主人有訓:困頓時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風暴中,我 認識了樹民。
  幾天後的又一個晚上,我和他在前門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見面了。他說:「約你出來散散 心。」
  「既來之,則安之。」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神色,「聽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棄,只當是去體察社會,體驗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處改造還好,要是我倆都離開北京,家裡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連 杯地喝著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媽好了!」
  (後來,樹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許諾,直到「文革」年代,在親朋好友皆遠而避之的時 候,樹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親和孩子。1985年之後,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總編輯 一職其間,常常退掉文壇權貴的不及格的書稿,這種剛直不阿,是他青年時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國作協,他被認為是最正直的人)。
  「也許我的命運還沒走到頭呢!」
  「為什麼?」
  「報社近二十個右派,我是第十三個被揪出來的。『十三』這個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無遮掩地說。
  「別胡思亂想了。」他奪下我手中的酒杯。
  記憶本身就帶有篩選的功能,那些淡而無味的平庸東西,都從時間的篩孔裡漏掉了;而 留下來的都是十分珍貴的,使你終生難忘。當然,我提及「十三」這個數字,只不過是宣洩 內心的憤懣之情,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不吉利的數字,正是我和妻子命運的預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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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從「狀元府」走向「墓地」
  報社的右派分子被組織起來勞動。會同大樓中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張辛城、卜昭文、 丁寶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陳德貴、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黨團員佔絕大多數。
  王守清,是從部隊轉業到出版社當人事幹部的。此人14歲就在晉東南沁縣參加了八路 軍。因打日本作戰有功,在1946年時,就當了碑上留名的戰鬥英雄。他身材魁梧,滿口山 西腔,他在陝北時是中央警衛師的小鬼頭,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稱得起是為了締造新中國出 生入死的鋼鐵戰士。而反右派鬥爭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決鬥,但他也被捲 了進來。熟悉他的人告訴我,王守清身上帶有戰爭留給他的彈痕。這次,他又被反擊右派的 子彈擊中了。
  和王守清個頭差不多,但沒有魁梧身材的李濱聲,不也是一個屈死鬼嗎!盛夏時節,黨 中央的理論權威刊物《紅旗》,用臥車把他接走,在請他吃飯的席間,拿出許多剪報資料, 請他根據資料為刊物畫一幅漫畫,《沒嘴的人》(副題《老實幹部獎獲得者》)就是這麼出 籠的。脫稿後李將稿放在桌子上,被報社文藝部負責人看見了。說服了李濱聲,先在《北京 日報》刊登了;後來,《北京日報》首先向李濱聲發難——他成了「陽謀」中的第一個犧牲 品……
  批判會上,李濱聲曾據理力爭:「我並不是為報社畫的,是你們要我在報上刊發的。」
  對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讓人民鋤之!」
  不能說不巧。1957年秋冬我們從事勞動的工地,是滿清最後一個狀元的家宅。《北京 日報》說服了狀元的孫女,把這宅院的地皮買了下來,拆舊宅,蓋報社的職工宿舍。這地方 名叫「狀元府」,此時這些落難的「文武狀元」幹著刨地基、挖房槽、砸釘子、運磚瓦、挑 灰漿一類的活兒。
  1957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街道上的樹葉還沒落光,秋天還沒完全脫掉它的黃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過的寒潮就報到了。之所以能有這個記憶,是畫家王復羊的勞動模樣留給我 的:十月末,他沒有御寒的勞動服裝可穿,穿著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還在皮領上圍了一 塊白色墊肩。於是「右派貴族」的雅號從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舉目四望,昔日那些搖筆桿、拿畫筆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狽。嘴裡總愛哼哼著約 翰·斯特勞斯「藍色多瑙河」樂曲幹活的陳德貴,來工地不久就折斷了眼鏡的一條腿,折腿 的那邊,他套上一根線繩,被冠之以斯維爾德洛夫的綽號。看著自己,我也不禁啞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這是我母親怕我冷,毀了一條狗皮褥子縫製而成的),上邊濺滿了泥點 和灰漿,儼然像一個專職「泥水匠」。至於那些女右派,則一律斂起昔日紅裝,頭上頂著藍 黑色帶有耳扇的帽子,簡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壯工一個模樣。
  女右派幹的是把彎釘子砸直的原始簡易勞動。分派活兒的人,確實是出於照顧婦女。但 是在嚴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兒幹這種輕活兒,還不如干費力氣的活兒好。她們不斷跺腳, 用嘴哈氣暖手;那邊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絨衣穿了單衫。「狀元府」名不虛傳,修建這 舊宅院時,地面攪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凍,丁字鎬刨下去,只留下一個小小土窩。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幾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醫務所彭大夫不知是出於對這些人的同情,還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義」,對於施捨膠布從不吝嗇,因而每人手上都貼上了橫七豎八的膠布條 條,像是戴上兩隻污濁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個嚴冬下午,我趕上和王守清一塊刨槽。這傢伙幹活也像打仗那樣,掄起 丁字鎬來虎虎生風。「噗」的一聲,一個硬土塊濺到了他的眼鏡片上,一隻鏡片頓時像太陽 光的輻射線似的,在上邊結網。我勸他去配一副新眼鏡,他用濃重的鼻音回答我說:「配甚 眼鏡?這雙眼睛長在我臉上都是多餘的,我恨自己這雙眼睛,當年沒被炮彈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東西都看不見了,落個心裡乾淨!」
  我不能對他的話作出反應。他根紅苗正,雖說他也被劃為右派,似乎還有某種發牢騷的 資本;我出身於地主家庭,身份應比王守清更為卑賤,不具備講怪話的任何條件。可是,腦 袋畢竟長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說,心裡不一定不想。王守清這段悲憤的自白,當即讓 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個意大利的電影劇本《他們出賣眼睛》。編劇以極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賣自己的眼球的劇中人,象徵並鞭撻那些對社會時弊視而不見,在生活中出賣良心的人 們。王守清講的這段「反動怪話」,當然缺少電影劇本的藝術曲線,但和那個電影劇本不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仔細想來,這也怨不得那些人們,我們這些工地上的活標本,已對那些視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黃牌警告。時代需要色盲、聲盲、情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眼無珠的人就 應運而生。這是1957年反右遺傳下來的癌症。
  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裡作動員報告。 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裡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 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這些話雖然十分悅耳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動力量,但是一個 唯物論者忘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水晶城」之說, 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當然,如果人們都變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單一的顏色了 ——那是一種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釋為「水晶宮」了。
  在「狀元府」的勞動工地上,還有一個戴著圈套圈的高度近視鏡的右派分子。他幹活窩 窩囊囊,沿著「馬道」往樓上挑磚運灰時,總是弓曲著水蛇腰,像個鴕鳥似的。他叫趙筠 秋,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別看他肩不能挑擔,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時,脖子卻伸得 挺長,身條挺得挺直。那天,他嘴裡嚼著饅頭舌戰群儒,話鋒的焦點是中國官僚主義的淵 源。趙的論點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而批判他的那些人們, 則說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十分完備,官僚主義與此無關。他一邊噴著饅頭渣兒,一邊慷慨激 昂地陳述著自己的觀點,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也許他當時那副執拗的儒雅氣質,留給我們 印象很深,所以在勞動現場,我們常喊他趙老夫子。
  最使人愜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勞動中的一刻鐘休息。我們蹲在避風向陽的磚垛旁,或者 到一間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時,徐鐘師「削髮為僧」抗拒運動,自然被常常提及,趙老夫子 舌戰群儒的場景,也常常用來解脫我們的精神空虛。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人所共知的,人們 需要尋覓新樂,解脫各自的煩惱。
  我本是個緘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負荷似在改變我的個性。有一天,在那間堆煤 的小屋,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不知誰談起了「陽謀」這個字眼的含義時,我講起了鄧友梅 君的一段經歷:10月11日,北京已進入金秋時節,團中央大禮堂裡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 台上坐著中國文壇的泰斗,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藝尖子(包括演員)。當時,北 京市文聯尚未明確鄧友梅劃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發言時,還不得不作出許多左派的姿 態來。友梅能言善辯,語意鏗鏘有聲,加上他掙脫羅網的強烈慾念,對劉紹棠違心的批判相 當出色。笑話出在友梅發言結束之後:當他紅頭漲臉,嘴巴離開麥克風邁步下台,台下正為 他有力的揭發批判,響起脆脆掌聲時,市文聯秘書長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壓壓的群眾高聲宣 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會場頓時愕然。
  夥伴們笑了。接著七嘴人舌:「這是一出皮影戲!」
  「鄧友梅充當了皮影人!」
  「這出皮影該叫啥名兒?」
  「先使用友梅君,然後把他再甩出來。推完磨殺驢,招兒真高… 」
  「這叫『各個擊破』。」
  「這叫『陽謀』——」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驟然剎車。
  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右派夥伴們當中,和我接觸最多的要屬王復羊、駱新民、梁沙軍、 趙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誠的要算是漫畫家王復羊。他就讀於東北魯迅美術學院,在 老右中年紀最輕,又對生活最富於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導火線始自 於他對李濱聲的態度。他不揭發、不批判;但是有人出來揭發他了,這就是駱新民。他說王 復羊污蔑過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說「胡風問題構不成反革命」,「肅反傷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結果,年輕的王復羊受到了二類處分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六類處理: 一類送勞動教養;二類監督勞動;三類自謀出路;四、五類降職降級;六類免予處分),每 月18元生活費。駱新民(筆名駱拓),他原本是馬來西亞華僑,因其父和徐悲鴻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從異國他鄉回到祖國懷抱,並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在1957年反右派 鬥爭中,他雖然積極批判李濱聲,又揭發了王復羊,由於他在鳴放期間曾寫過一篇文章,為 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待遇鳴不平,反右鬥爭仍然把他網羅在內。但他是華僑,反右鬥爭中又 「表現可以」,所以落了個從輕發落,只開除了團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職降級處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給他戴在了頭上。梁沙軍是河南人,原是地下黨員,他性格憨厚是個樂天派,因 而在右派當中頗有人緣。他走到哪兒都會受到歡迎,因為他有腰腱盤突出的毛病,幹不動重 活兒,除了在裝訂房和女人們折折書頁之外,有時也來「狀元府」工地幹些輕活兒。
  那天,北京降下了頭場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勞動工具,他和女右派們一塊砸釘子時, 發現了我倆,便道:「喂!幹什麼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濃重的地方口音。
  「什麼?」梁沙軍用王守清的諧音逗趣說:「去公安局?」
  「你開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臉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當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後轉業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 進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給放出來。」
  「為甚?」王守清愣愣地問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著說,「你在陝北給毛主席站 過崗,這回我還送你進中南海給毛主席當警衛班長,要是他們不收留你,我給你寫介紹 信。」
  這個玩笑充滿了酸楚,卻也因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寬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 一路念叨著:「沙軍是好人!只是咱們都生不逢時,趕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軍確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運與不幸運時,並不把人的品質優劣,當成 分配的尺度。俗話說:人走背字的時候上卦攤。這也許是社會中的底層人,更容易相信宿命 論的緣故吧!
  新社會沒有卦攤,特別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會看手相的人不少,駱新民對這方面 的知識尤其豐富。我也叫他看過手相。他說:「你愛人張滬的手相是主權貴的,將來還有盼 頭;你手相上事業紋非常紊亂,恕我直言,你一輩子可能就要大鐵鍬了。」
  「你呢?」我反問他。
  「少則5年,多則8年!」
  還是王復羊比較實際,說:「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駱新民認真他說,「那就完了蛋了,畫畫人的手不能生硫,長期不拿畫 筆,人就報銷作廢了!」
  我們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見燈塔, 更看不見陸地。儘管報社領導指出右派的前途時,引證毛主席的話:「三年怎麼樣?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總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對這幾句話百聽不厭——因為我還幻想著拿筆寫小 說;但理智上總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我胡亂猜想脫胎換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時間,按 照找對未來的剖析,10年後我34歲,那時青春尚存,容顏未老,精力還不到枯竭的時候, 也許還能幹點兒事業。因而,當夜深人靜,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談論這些事情時,還自我麻醉 地背誦過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我妻子則比我還要悲觀,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概括老右們的命運。她的論點是:光陰不會倒流回來了,沒有這 批戴上右帽的知識分子,火車照樣地開,地球照樣地轉。
  我說:「不會這樣,中國需要知識分子!」
  「你倒不見外!」她說,「人家已經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還自作多情。」
  不是嗎?報社這些右派離開辦公桌之後,報紙照常出版,書店照常賣書。
  濃重的悲觀情緒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認為末日已經到來。記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輛卡車送我們去魯谷公社改造。新華分社的右派去了上莊,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墳。卡車前邊的另一輛車上,拉著滿當當一車被宰割過了的半扇子生 豬肉。我敏感地聯想到自己的命運,便捅了王復羊一下說:「瞧… 」
  「看見了。」
  「會嗎?」
  「但願不會。」
  這些心照不宣的問答,實際上是打著啞謎。因為沒有人能推測出謎底,誰也卜算不出未 來的命運,以及這些「不齒於人類狗屎堆」的歸宿。我看了看卡車上的夥伴,彷彿都看見了 前面卡車上的死豬肉,有的木然的臉上毫無表情,有的故作鎮靜地噴煙吐霧。
  梁沙軍樂呵呵地提出問題:「諸位,誰吃過人肉?」
  「據說不開化的邊遠地區,還有吃人肉的。」趙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麼味兒?」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嗎?」
  「據說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復羊淡淡他說。
  我聽得出來,他在隱喻著什麼。這種隱喻的密碼不能破譯出來,因為他在嘲諷政治。
  梁沙軍卻接嘴說:「要吃就嘗我的好了,魯谷公社緊挨著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願意 躺在那兒,為人民吃肉服務!」
  卡車上開起玩笑來了。有人說梁沙軍太瘦,渾身淨是骨頭,沒油水,有人說從維熙還胖 一點,骨骼瘦小肌肉發達。最後,大家在卡車上選開了「楊貴妃」,後又評論開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麗人趙飛燕美?還是楊貴妃美?
  魯谷公社確實如粱沙軍所說的,界臨兩個公墓。我們改造思想的第一個驛站,就與死 亡、十字架、墓碑為鄰。特別是我和王復羊、駱新民的駐地——下莊大隊,離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後,革命公墓內因有圍牆隔擋,聽不到生者對死者的絮 語;而人民公墓就在我們村後,我們在村邊幹活,祭悼亡人的涕哭聲此起彼伏。
  這就給我們本來就充滿憂鬱的心靈上,又澆上幾分憂愁。我們是奉命來農村改造思想 的,虛心向社員們學習。可是,我們來到這兒不久,就發現在學習方向上的茫然。不,不僅 僅是茫茫然不知所學,甚至遇到了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們三個人 奉命去魯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間苗。該村那位姓李的生產隊長對我們說:「同志們到這兒 來都不容易(他為什麼濫用了」同志「這個聖潔的字眼?),我這半大老粗,最佩服講實話 的人,右派是什麼?右派淨是些說大實話的人。隊裡對同志們(又是一次濫用)沒有苛求, 量力幹活就行了!」他這番話說得和顏悅色,表情和藹可親,使我們個個瞠目結舌,面面相 覷。
  按道理講,一個有堅定改造信念的人,應當對這位李隊長的話,給予駁斥;可是人家又 是負責監督和管理右派的貧下中農代表,基層政權的一員。接受他的這些觀點,那怎麼行。 他是給右派唱頌歌的,不等於否定了反右運動,否認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嗎?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發,只有走進了玉米地,避開那位右派中的「頭人」(即報社指定的右派中間的 負責人),才敢對這位李隊長進行評論:「天字第一號!」
  「農民也有自己的腦裳!」
  「這叫『戲法再多變,自有明眼人』!」
  「貧下中農萬歲!萬萬歲!」
  但是,農民中也並非都是李隊長這樣的人物,我們在下莊就遇到過令人觸目驚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節後,一個哭墳頭的婦女,為了祭悼死者,離開墓地前把一盒點心,埋在了 墳前土窩裡。那個女人剛走,一位貧下中農就扒出來,提進自己的家院。由於下莊有「近水 樓台」的地理條件,這種事情層出不窮。一個社員向我們解釋說:「上墳是封建行為,與其 那些點心餵了地蛆,還不如裝進人肚子!」
  離我們的住房不遠,有個綽號叫「獨眼龍」的社員,他長得人高馬大,說話鏗然有聲。 據說,他祖輩人過去是盜墓人,他不偷不盜,負責遷墳抬骨一類的活兒。時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亂飛,有一個重情義的男人,給他剛剛死去不久的情人來遷墳。棺樞不讓上火 車,屍體又已經發臭,而這個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運往他南方的故鄉。在我 們看來,這幾乎是沒有辦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個叫「獨眼龍」的社員,卻應承下來。他刨 墳,開棺以後,硬是用刀子像剔豬骨頭一樣,把那年輕女屍的肉剔了下來,把骨頭裝進口 袋,然後,洗淨消毒讓那男人來取。
  魯谷公社距離北京市區僅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蠻荒,使我們深深地震驚。當時, 正逢蘇聯芭蕾舞團來中國演出,因魯谷公社曾命名為中蘇友好公社,芭蕾舞團來公社演出 《天鵝湖》中的片段— 「四隻小天鵝」和《吉賽爾》舞劇中的一幕。簡直若同發生了地 震,幾個和我們一起幹活的婦女社員,對我們說:「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兒,是不是爹媽養的!」
  「喂!你們都是喝過墨水的,說說看,為什麼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沒光身子,要是光著身子,咋看不見… 」
  我們沒有資格去欣賞芭蕾舞劇。
  我們也無心情去回答這些問題。
  然而去欣賞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個精神世界中的人,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們,都是貧下中農和他們的子女(這個村沒有地主、富農),不但藝術距離她們非常遙遠, 而且有一種抵制現代生活的本能,我們又該怎麼向她們學習呢?又學習些什麼呢?
  有一天,在村頭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兒。幾個男社員窮極無聊時,把一個徐娘半老的女社 員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褲子(他們俗話叫「開瓜」),把一根豬尾巴硬是塞進她的腿縫之 間,他們笑著,鬧著… 我們只好尷尬地扭過了頭。
  一會兒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會兒又荒唐到無以復加。
  他們是農民,是地檔道道靠修理地球,並從地球上獲取食物而延續生命繁衍後代的農 民。我突然感覺到50年代那些寫農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矯飾了。也許從這個時候起,我 才開始意識到文學需要去偽寫真。我甚至於反躬自問自己曾經發表過的那些小說,是不是歌 頌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強烈了?或許它從一落生起,就打上了為政治服務的胎記,使自己的藝 術視野沒有投射到這塊粗獷的原野上來。
  畫家王復羊對此也深有所感,他對我說:「我們在政策上就把貧下中農神秘化了,其實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畫家駱新民的語言更為刻薄。他說:「把右派弄到這兒來,本身就是一種愚民政策,讓 知識分子變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群氓。」
  「比方代的發配,只是臉上缺少個印記。」我說。
  駱新民非常後悔自己從馬來西亞回國求學,他唉聲歎氣地搖著頭:「早知今日… 早知 今日… 」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當初… 何必當初… 」我還把在我劃右之後, 偶然間撥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議中國迫害艾青、丁玲的新聞,告知王復羊和駱新 民。好像只有這樣,心中的鬱悶之情,才能平復一點似的。
  當時,我妻子張滬的改造地點在焦家墳,離下莊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時她和趙筠秋來 下莊聊天,大家議論的多是對反右派鬥爭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維,說話尖刻。「趙老夫子」 是學經濟的。大家湊在一起,難免對各自所在農村談些看法。當時,中國剛剛擂響大躍進的 戰鼓,勞民傷財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煉鋼鐵之舉,已開始在京郊農村風靡。我們認為總路線, 大躍進,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都是「烏托邦」,是「殺雞取蛋」,破壞 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和諧。這些看法,時隔二十多年後,已被歷史檢驗屬於絕對正 確。但在當時,卻等於在自織羅網。加上當時我從新華書店買到一本內部發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會政治綱領》,在勞動之餘翻看,並借給駱新民和王復羊閱讀過,儘管我們翻看它 時,無意從「南共綱領」中吸取什麼東西,但是已經是在為自己自掘陷阱了(後邊再向讀者 談及)。
  在下莊的日子,使我難以忘懷的,除了有農民的蠻荒、落後一面之外,也還有農民的寬 厚和真誠。該隊韓隊長,出於照顧我們,總是把我們幾個安排在婦女隊幹活,她們雖然都知 道我們三個人,人人頭上都頂著「雷」,卻從不刺激我們以顯示貧下中農的自我優越。相 反,她們有不明白的問題,還常常詢問我們,我們以「大娘」、「大嫂」稱呼她們,她們則 稱呼「老從」、「老王」、「老駱」。
  當然,在村裡壯勞動力不夠用的時候,我們這三塊紅土,也要頂替硃砂使用。留給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時的揮汗如雨,也不是放衛星時的挑燈夜戰,而是在盛夏時節,拿 著鍬鎬去刨墳坑。
  1958年火葬還沒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總是鬼滿為患,下莊地址公墓近 鄰,刨挖墳坑就成了「家常便飯」。我無法描述我幹這件活兒時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壓抑以外,還有嗅覺上難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驕陽似火,跳進坑穴去掄鎬刨著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腳下還要穿著高幫膠靴,以隔開腳掌和附近墳內洇滲過來的臭水。 我一生中聞過各種臭氣,但都無法和腐爛屍體上淌出來的黑水臭氣相比。那是一種鹹臭、惡 臭。即使你戴上三層口罩,也能使你五臟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幹這活兒時,嘔吐不止,幾乎 把膽汁都抖落出來,而和我一塊掄鎬刨坑的社員,鼻子似乎患了傷風感冒似的、對這種氣味 毫無覺察,一邊往下掘坑一邊還哼哼嘰嘰地唱著小曲。他們不像我們三個老右,只偶爾幹上 一天。這些農村中的壯漢,成年累月地在這塊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們的耐性,常 想:也許只有中國農民,才具有這樣獨特的精神吧?!
  在下莊生產隊還練就了我的一雙鐵肩膀。我們經常和下放幹部一起,從千米左右的一個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樹行子擔水。由於擔水路程較遠又帶有某種競賽的性質,我 自不甘落後,所以肩膀結出層層血瘢後,就成了一塊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壓,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學會了擔著滿當檔的兩桶水,在行走中輕鬆自如地倒換肩 膀,忽兒頭一低讓扁擔從左肩轉向右肩,右肩累了,再從右肩轉回左肩。這是我勞動改造生 涯中,最早獲得的第一個適應生活的本領。
  達爾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認為這種生存本能,不但動植物具有, 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更具有這種適應的本能。比如:在魯谷村改造的漫畫家李濱聲, 曾以一張《沒嘴的人》和另一張《四世同堂》的漫畫,震驚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英國的 《泰晤士報》曾於1957年轉載)。但此時在魯谷村的泥屋裡,伊然像個西北高原上的老農 了。一頂破了了簷的遮陽草帽,半遮半蓋地露出他那張黧黑黧黑的臉,赤板脊樑上留下7月 驕陽烤燒的痕跡——層層曬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藝,除去是著名的漫畫家之外, 還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變活人的魔術師。解放前他還曾以「浴非」的藝名,在《呂布戲貂 嬋》、《轅門射戟》、《白門樓》等戲中,飾過驕橫不可一世的呂布。此時,呂布大戰劉、 關、張之氣勢,已蕩然無存。有一天,他拿出一個自刻的大圖章給我看,上刻篆字「魯谷辛 農」。
  這種對環境的適應完全出自於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學習會上,人人都神態嚴肅他說 要老老實實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場、觀點。這種虔誠也並非矯飾,好像一到這樣的會場 上,自己就當真犯了什麼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檢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現實 生活裡去,親眼目睹的現實,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氾濫。比如:公社化後第一個舉動,就是 把魯谷和下莊社員們家庭伙食合併成一個大食堂。中午收工時,熱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長長 一串,等待著食堂窗口遞出來幾個窩頭和一碗菜湯。我們排在長長隊伍的後邊,沉默地面對 生活的驟變。難道這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嗎?難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爐真能煉出1080萬噸 鋼來?站在這兒排隊領食真是先進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兒媳生了娃子,窩窩頭、白菜湯能 補養身子嗎……問題走馬燈般地一個接一個盤旋在腦袋裡,在這一霎間,我發覺自己成了一 個兩面人,會下以矛攻盾,會上以盾折矛。兩種虔誠交織在一起,像兩盤石磨一樣,碾碎著 我的一顆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會上提出改造右派觀點是真的,會下對大躍進、 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吹冷風發牢騷,更是真的。
  給我留下最荒唐記憶的事兒,要屬「大躍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世界聞名的消滅麻 雀戰。市區機關。工廠,學校。兵營。市民……全體總動員。郊區人民公社貫徹這一決定 時,韓隊長在下莊的廣播中喉嚨嘶啞地喊追:「社員同志們,消滅麻雀是毛主席交給的政治 任務,咱大隊要家家戶戶全體出勤,做到人人手裡有銅鑼,人人手裡有彈弓,嚇唬麻雀的鑼 鼓不夠用,就把臉盆拿出來敲。你們要記住一條,不讓麻雀在樹梢、房簷上落腳喘氣,累死 這些糟蹋糧食的小兔崽子……」這天,北京市內鑼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為建國以來別開生面的盛大節日。
  我的具體任務是警戒一片松樹林。
  武器——大隊發給我一把打鳥的彈弓。
  清晨、我是帶著窩窩頭進入陣地的。同時,口袋裡悄悄裝上一本小說——蘇聯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這是下莊周圍最大的一塊綠蔭,七枝八杈蓬蓬鬆鬆的老松樹,在 我頭頂上織成一把大大的遮陽傘。我躺在一座墳的墳坡上,嘴裡嚼著窩窩頭,兩眼望著松枝 間飄動的浮雲,覺得非常好笑:中國地域遼闊,天上飛的麻雀無其數,它們在哪兒落腳都能 生存,怎麼能把這些小東西消滅殆盡呢?中國是瘋了,還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兩天報紙 上的頭版新聞: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畝產萬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滾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這不是《天方夜譚》中的新神話嗎?而這些新聞端莊地印在黨的 機關報刊上,旁邊還配發群眾圍觀「衛星稻田」盛況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樹林避難來了,我從墳坡上跳起來,嘴裡喊著,投石轟趕。這些驚弓之 鳥,剛想在樹梢上落腳,又「忽」地一下飛跑了。它們在天空嘰嘰喳喳,發出奔逃的哀鳴。 我又躺在墳坡上了,並且從衣兜裡掏出《一個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沒落在書頁上,卻 被松樹枝杈上跳躍著的一隻小鳥奪走了。小時候,我在故鄉的柳樹行子裡見過這種鳥兒,學 名叫什麼我不太清楚,故鄉人都管它叫「柳葉」。因為它的軀體實在太小了,比一片柳葉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驚嚇,還是它此時不喜歡唱歌,它只是從一個枝權跳到另一個枝杈,尾巴 一翹一翹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獨,這片松樹林子裡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觸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隻小小的「柳葉」嗎?
  「嗚… 」我向它吹口哨。它並不理睬我。
  「嗚… 」我再次吹響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來。
  這時,又一群麻雀飛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從墳坡上爬了起來,揚著手臂去驅趕麻雀, 等到麻雀被驅除出境後,我發現那隻小「柳葉」也消失了。
  我沿著松樹林轉來轉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沒有找到那隻鳥兒。我很惆悵,好像丟了什 麼貴重東西似的,一聲吆喝,使我驀地一驚:「瞅你霜打了似的,怎麼不轟趕『老家 賊』?」我回頭看了看,是在魯谷村改造的梁沙軍手提著一根棍子,竄到下莊的地界裡來 了。還沒容我說什麼,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產主義就到了。」
  我說:「你活膩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決更好,這兒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還沒有 『人民』的資格哩!真斷了氣兒該埋在哪兒?」麻雀戰後的不幾天,他從魯谷到下莊來,非 要我們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於我們三個人經常在那兒幹活,早已喪失了新鮮感,表示不 願意去。但他執意要我們陪他去散散心,我們只好捨命陪君子。
  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個麻陰天氣,由於太陽被雲彩遮住,一座座土墳、石棺都籠罩在灰色 當中。倒也不錯,比暴曬的蒸烤要涼快一些。我們背著手,悠閒地在墓地中穿行著,那神氣 不像巡視死亡之國,倒像瀏覽兩旁地攤上的商品。梁沙軍情緒要比我們興奮,他不時停下腳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鑲嵌進去的死者照片。當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們招手:「喂!過來看哪!」
  不用走過去看,我們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後我國第一批去蘇 聯留學學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華的一男一女,在國內就是一對情侶。一天,他和她在列寧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風浪捲入河底。留學生們為了表示對他和她深切的懷念,屍骨運回祖 國後,集資立碑,把他們合葬在這座石棺之內。我們初到下莊時,就仔細地觀看過這個石 碑,上面除了這兩個留學生的姓名和死亡緣由之外,把他們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鑲在石碑中 間。因怕風吹雨淋,死者的靈魂不得安寧,這兒石碑上鑲嵌著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紙 蒙著。這兩個死在遙遠異國的中國之魂,此時正從發黃的玻璃紙背後,向我們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們催促他。
  「這一對留學生長得很漂亮。」梁沙軍目不轉睛。
  「自古紅顏多薄命!」我說,「他倆到天國去結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間活著。」駱新民說,「當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對兒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麼一天,我請你們也給我弄一個石頭棺材。不,砌個水泥的也 行。」梁沙軍一副樂天派的架勢,打著哈哈說,「不過,當你們路過這兒的時候,千萬別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躍進中的新鮮玩意——諸如小土爐的鋼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啦!什麼『對 右派進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時向我匯報。我日他娘的,我這個黨員聽了會從棺 材裡蹦出來,高興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們也笑了。
  誰也沒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隻受了傷的鳥兒在為自己尋覓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後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無有鮮花,卻帶著無限悲傷,到這兒來哭沙軍——這是 後話。
  當然,在苦澀的精神沙漠中,也並非沒有詩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曆上,留給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復羊的結婚。藉著回城休假的一天,我們為他和她的結合舉行了簡單的歡慶儀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內一個四川擔擔麵館舉行的。兩間鋪面房裡有四五張餐桌,我們七 八個人佔了一張圓桌。幾碟酒菜,一瓶燒酒,主食是碗裡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細麵條。之所以 弄得這麼簡單,主要是怕聲張出去,說右派分子們借王復羊結婚在搞集會。梁沙軍則從另一 面解釋這個問題,他端著酒杯說:「咱們都劃定到資產階級圈兒裡來了,這回辦個無產階級 的結婚儀式,說明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自己的思想改造。」
  「擔擔面很長,象徵你們能夠白頭到老!」趙老夫子——趙筠秋說。
  我說:「裡邊有辣子,祝願你們的未來有滋有味!」
  我妻子張滬說:「讓我敬天下的頭號賢女子一杯!現在時興『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 頭各自飛』。可這位崔振國,不但沒有終結和王復羊的戀愛關係,反而提出和這個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結婚。這樣的女人天下難尋。」
  崔振國(現在為北京畫院國畫家)臉紅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是的,在這方寸大小的擔擔麵館,崔振國的形象實在是夠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這個惟一的人民,卻死心塌地要嫁給右派,王復羊曾委婉地請求她另作抉擇,以免耽 誤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國對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單位,用另一種方式提醒過她,如果她 與王劃不清界限(包括與王結婚),她將被調離到遠離北京的邊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擇 是:寧捨北京,不棄復羊。因此,我們為他倆操辦的簡單婚宴,具有兩重意義:一、歡慶有 情人終成眷屬;二、喜劇在人生中永遠是短暫的,婚宴也是送別的宴會——崔振國為此情願 去大西北,王復羊將隨她一塊去邊塞改造。
  碰杯聲中,不知誰吟了一句古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復羊淡淡他說:「北京對我已陌生了。」
  梁沙軍則用另兩句古詩驅走愁云:「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王復羊微微一笑:「對!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動派!」
  苦笑聲哄然而起,接著是一片沉寂。
  離別的依依之情,蓋過了婚宴的歡快之情,給這個小小的擔擔麵館,蒙上了一層不可名 狀的憂鬱之色。在這種氣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萬語要對他們傾吐,但是一句話也說 不出,這酒實在太苦了。
  梁沙軍卻依然在開著令人心碎的玩笑:「……離開北京不要緊,等你們生了娃子,把娃 子裝在信封裡郵來,我養活著,給他上北京戶口。」
  「你有什麼權力?」駱新民問。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長期在北京落腳,還是個未知數呢!××不是講過了嗎,把北京變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於我剛才的話沒說。」梁沙軍嘻嘻地笑逍,「諸位,我請求你們別在這喜 慶的日子,個個像林黛玉一樣愁鎖眉梢了,把杯中的殘酒乾了它!」
  「干!」
  這一天,我過得非常充實。因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發現了詩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駱駝 草,在乾裂的、沒有水分的劣質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愛情若同衛生紙一樣廉價的 年代,振國對復羊君的感情,可謂無價。它久久地震撼著我的靈魂,並如一座詩的豐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車,終於把一對在苦難中結合的戀人,載往了關山萬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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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在高山之谷修築「宮殿」
  一鳥離巢,百鳥遷窩。
  崔振國和王復羊於8月初離京,我們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於該月下旬捲起鋪蓋「打 道回府」。當然,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市區絕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裝運到卡車上。向西——再向西——沿著環山的石子兒公路,扎進了大山環抱的潭柘寺。 在寺廟內住了一個多月,當了開山築路的壯工。公路修完,卡車又拉著我們向西——再向西 ——進入了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峒。這兒離北京雖然只有百十里路,由於山巒重疊,進了一山 又一山,兩山形成漫長峽谷,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佔領北京之後,他們的足跡也沒有到過這 大山溝溝。我們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個名叫「一擔石溝」的山窪裡,卡車拋錨——我 們又到了一個改造驛站。
  別看這兒荒漠寂寥,梯田邊上卻支著幾片棉布帳篷。疙疙瘩瘩的山路兩旁,還堆放著磚 瓦沙石以及雕樑畫柱等雜物。第二天,我們才聽人說,這兒要修築一座市委療養院,我們這 些築路工要改行變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駁的梁木,是擴展天安門廣場時拆下的民房 舊料。
  《北京日報》社。新華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農村改造時化整為零了。 此時,又在這兒重新匯合。除了那些在「狀元府」就熟悉了的夥伴之外,又多了從中共北京 市委、團市委以及市工會、市婦聯來的右派。他們中間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誠、葉向忠, 還有市委各部門「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華、粱湘漢、薛德順、鍾鴻、張敦禮;市工會 系統的安福順、蔣濟南、王一成;婦聯繫統的李琦,以及團市委系統的黃慕堯、張永經。王 蒙。右派的人數驟增,足足可編成一個連隊了。
  乍見王蒙時,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來就像竹竿般的身子,變得更為頎長。他 被劃為右派,翻了幾次烙餅:劃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劃上了。幾個回合的反覆,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間,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見面,是在批判劉紹棠的會上,當時他還在 扮演著正面人物的角色,不過好景不長,厄運很快就降臨到他的頭上。
  「怎麼樣,老弟!」我想不到在這大山溝裡和他相遇。
  「和你一樣。」他說,「不然咱們怎麼能到這兒聚會來呢?」
  「還寫嗎?」
  「不幹那行當了。劃右以後,我打報告要求自謀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賣糖葫蘆什麼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認為他是講笑話,便笑了。他沒笑。
  「職業病很難治,我還有創作衝動。」我說。
  「算了吧!別自作多情了。我是沒這份心思了!只想當好地球修理工!」
  說實在的,我當時雖不認為王蒙的回答是誠懇的,但是我理解這種回答。反右鬥爭之後 許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種奇異的保護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黃,知了的皮和褐色 樹皮同色一樣。我也不例外,在向報社交上年終思想改造總結時,我寫了滿紙的對大躍進的 阿諛之詞,真實的我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連影子都不如的東西,拿給 管理我們的人看。儘管如此,我還是感覺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嚴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這大山裡來大徹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點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鋪曾一度相挨,當他鑽進冰冷的被窩時,常常拿出二兩裝的扁酒瓶,遞到我的手裡,悄聲 他說:「喂!來一口驅驅寒吧!」
  我有時客氣地推辭,有時卻也毫不客氣地接過酒瓶,對著瓶子嘴,咕咕兩口。他似乎也 顧不得衛生不衛生了,用手抹兩下瓶子嘴,一口氣把扁瓶的酒喝光,來而不往非禮也,有時 我也買一瓶酒,如此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澆愁。
  記得那是大山溝飄落頭場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滬州二曲,往肚子裡灌了個飽。熱 酒壯肚之後,我說:「魯迅先生有幾句詩,你還記得嗎?」
  「濕(詩)都變成干了,也許還能記起。」
  我背誦著:「……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他沒有接上我的話茬,打諢他說:「我也需要告訴你兩句,老弟:樹林子大,這兒什麼 鳥兒都有!」啞謎般的話語結束之後,他扭過頭睡去了。
  這就是王蒙劃右後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麼都知道,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覺,其實在睜眼看著四周,與其說他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說他對這個冷酷 的世界有著相當的警覺。他話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誡我認識客觀環境。說不定,他在當時 已然發現了我潛藏著某種悲劇性的前兆呢?!
  (40年過去之後,王蒙告訴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後的一個年節,他的兒子王山曾 問及他:「爸爸,當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寫的那樣?」王蒙一家當時正吃年夜飯,他 一邊喝酒,一邊回答兒子說:「是,就像維熙寫的那樣。」兒子還想詢及他什麼,見他潸然 淚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這兒不單單有幾十號右派,還有輪番來勞動的市委各系統的機關幹部。無數雙眼睛都在 審視我們。
  「一天等於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張貼著這樣醒目的標語。
  大喇叭還不時唱出十分動聽而又絕對浪漫的歌:
  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蘋果撞腫頭
  在大躍進的浪潮席捲之下,這偏僻的山窪經常若同鬧市。開山的打釬聲,油錘的破石 聲,隆隆的爆破聲,每日不絕於耳。蓋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縫兒的石灰自己燒,背石上 山用的背簍兒自己編。除去修築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務之外,右派和那些輪換著來勞動的幹部 們,還擔負著把周圍梯田都種上果樹的任務。
  挑燈夜戰是家常便飯。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組,夜戰干的活兒,是和梁湘漢(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紀委委員)從溝底拾撿河卵石,並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蓋房的地段,以備第 二天天亮後,用這些卵石充填溝槽。這種勞動的艱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為空手登山還要 氣喘吁吁,抬上幾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頭滿身汗,實在無半點誇張之處。半夜收工穿著 汗淋淋的衣褲,鑽進冰冷的被窩,一合眼就到天亮。
  這兒除了下放幹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帳篷。地鋪離地有半尺高,被窩陰冷潮濕。每天 早晨醒來,帳篷頂上凝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們哈的氣凝聚而成。沒有爐火,沒 有防潮設備,帳篷上冰錐懸掛尺半長的隆冬三九天,我們如同躺在冰窩裡。因而我們睡覺 時,幾乎一律頭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圍著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是有著老牛筋般的韌性。到這兒來才發現自己是個文藝天才的張 永經(後任北京廣播局局長),居然編了一首《一擔石溝之歌》。歌詞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一擔石溝石頭多石頭滿溝滿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徑入雲起戰歌
  馬上有人把它譜上曲子,於是這首歌常常在右派開會之前,或在和下放幹部聯歡時,高 唱起來。你唱,他唱,我唱……後來成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這也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畫像。身上背著沉重的黑十字架,頭上戴著無形 —但比有形還要厲害的「緊箍帽子」,肩上抬著超過人體正常負荷的石筐,嘴裡還要唱著 抒情而豪邁的歌。
  靜夜深思,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到底是應該歌頌的堅韌不拔氣質呢,還是魯迅筆下的阿Q 這條好漢,把辮子伸延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腦袋上來了,使他們成為頭上沒有辮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銳聯想,也是由於對自己心態的某種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經常連軸轉—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還經常自發地組織 什麼競賽。新年剛過,天冷得滴水成冰,連那不封凍的山間泉水,周圍也結了一層光潔的 冰。這時,我們組織了挑水上山澆灌果樹的勞動競賽。山路彎彎,扁擔顫顫,每個右派都怕 名落孫山,因而個個奮勇爭先。有的為了提高效率,在歸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奪路而 下。當天,刮著五六級的西北風,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單薄秋褲,熱汗仍然從毛孔中 湧出。奇怪的是,當我躺在陰冷潮濕的帳篷中時,居然產生了詩的情感。根據記憶,詩是這 樣寫的:
  狂風似虎嘯落葉滿山飄巨石凍裂嘴老樹吹彎腰三九隆冬恨天熱赤臂裸胸把水挑汗泉澆開冰霜道一路歌聲一路笑
  這首詩被穿插在右派的「詩歌聯唱」中,在晚會上進行了表演。為了表示我們的改造堅 貞之意,我和漫畫家李濱聲還以模擬已故京劇名流葉盛蘭的小生笑腔,顯示我們挑水上山的 不凡氣概。感情是虛偽的嗎?相當虔誠。是為了顯示積極而自我表現嗎?絕非如此,當天右 派幾乎全部上陣,王蒙也概莫能外。但這種虔誠的程度越高,說明潛藏在中國知識分子血液 中的阿Q遺傳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層次的虔誠,那些管理監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階級斗 爭一抓就靈」的法寶來衡量,也認為你的虔誠摻假。就是在右派群體中,由於都想表現這種 虔誠,爭取早點摘掉右派帽子,歸還人民隊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誠詆毀別人的虔誠,或把 別人的虔誠當成墊腳石,以羊群裡跑駱駝來顯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誠。所以,「窩裡反」的事 情層出不窮,而幹這種勾當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頭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 過於漫畫家李濱聲的遭遇。李濱聲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僅會畫漫畫,還是個京劇行家 兼魔術師。其人絕頂聰明,屬大智若愚的類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轟趕一頭毛驢,穿山 過嶺到趙家台去取蔥秧,以移栽到我們的菜園。其愚之一:幾十里山路他只是牽著毛驢韁繩 走,沒有騎上驢背一秒鐘。他認為右派應當苦練腳板功,並無條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 當他從趙家台馱著幾個荊筐的蔥秧,疲憊不堪地返回一擔石溝時,發生了一件使他傷腦筋的 事情,那蔥簍兒一邊重,一邊輕。因毛驢身上負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總是往一邊傾斜。 李濱聲想解開繩子,重新捆綁一下,可是山裡人打的是個牢牢的死結,儘管李濱聲能在舞台 上輕鬆地表演「仙人脫衣」的幻術,卻怎麼也解不開繩扣兒,我們這位老實的漫畫家,無計 可施之際,便用雙手托著那個向一邊傾斜過來的重簍兒。毛驢走正經的山路,他在旁邊蹚樹 棵子橫向移動腳步。山路崎嶇漫長,他甘當毛驢的護衛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嶺,硬是 把蔥秧運回到「一擔石溝」。按道理說,漫畫家這番表現不受到嘉獎,至少也不是什麼改造 中的失誤吧?但是後來在一次批鬥李濱聲的會上,那個姓唐的右派「頭人」向他吼叫:「你以為這是什麼改造成績嗎?充其量不過是驢道主義!」
  「驢道主義是人道主義的變種!」
  「你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不改!」
  「你面孔獰惡,裝什麼救世觀音!」
  那是一個令人悲慟而難忘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批鬥會,起因有二:一、李濱聲第二次 去趙家台為老鄉畫街頭畫時,據說把大躍進年代必然是肥肥壯壯的牛畫瘦了;二、李濱聲為 「一擔石溝」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禮堂)畫宮燈時,宮燈上的水仙花葉用了墨黑色。李 濱聲當時正逢辦理母親的喪事,從京城返回山區奉命立刻提筆作畫,「頭人」說那墨色線條 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慶之意。由此推斷出李濱聲與黨與人民兩條心,非打垮他的瘋狂 氣焰不可。
  李濱聲剛剛奔喪歸來,面龐清瘦削。他連連解釋,什麼「趙家台的牛本來就瘦」啦, 「水仙花的葉子宜於用褐墨色表現」啦,但他這種虔誠執愚的說明,在暴風雨般的聲討中弱 若游絲,不但起不到解釋作用,反而使會場加了溫度:「你放屁— 」
  「公社的牛膘肥體壯,你畫瘦了是心懷鬼胎!」
  「這是立場問題,只說明你反動至極!」
  「你母親死了,你在家裡桌上的碗裡插筷子,分明是宣揚封建!」和李濱聲家住同院的 右派「頭人」揭發說,「你在家裡的嘴臉我們可以不去過問;你在我們落成的新禮堂宮燈 上,用墨黑色畫花葉子,我們不能不過問。你對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持什麼態 度?你為什麼不用暖色和艷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顯,你是藉機會發洩你對社會主義制度 的不滿,對在一擔石溝改造不滿,對我們在山區修蓋市委療養院不滿。我告訴你,你對這些 問題要老實交代!」
  「頭人」發言,當然有號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議先整他的態度:「低頭!」
  「叫他低頭— 」
  還沒容積極分子上來強按他的脖子,李濱聲就踉蹌著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 體操運動員表演的「俯臥撐」。可是他沒有再爬起來,蒼白的臉頰上淌著虛汗,嘴唇像牛反 芻一樣嚼動著,一團團自沫從嘴角流了出來。
  批鬥會上突然發生的事情,給狂熱的氣氛帶來片刻的冷寂。人們都伸長了脖子,看著蜷 曲著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濱聲,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顯的同情,還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覷不知 所措。很顯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脹,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惡在退卻。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右派「頭人」高聲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濱聲的當。他曾對我說 過,小時候他用這種假死戰術,胡弄過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裝死狗的策略,我們要具有 高度的敵情觀念,萬萬不能鬆懈鬥志!」
  這個「頭人」是個湖南鬼。年輕時曾參加軍干校,後來又從軍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 派批判他時,曾說他投機革命。當時,我還對他有所同情,從這次批鬥李濱聲的會開始,我 倒真覺得他有點投機分子的味道了。李濱聲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會在態度上有所 收斂,惟獨這位「頭人」,十足地顯示出獰惡。何況他和李濱聲同住一院,既是報社的同 仁,又是同院的鄰里,何必如此窮凶極惡地欲制人於死地而後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開始後,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機上書當時的一位大 人物,全國滿天飛大造其反。其妻屍骨未寒時,便與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復其黨 籍)。
  躺在地上的李濱聲經歷了短時的昏厥後,甦醒了過來。他艱難地站了起來,抹了一把嘴 上的白沫,伸長脖子低垂下頭,虔誠地說:「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鬥會,重新開始。據李濱聲回憶當時在批判他時,一個同類使用的形象 比喻,使他終生不忘:「李濱聲!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塊酵母,時時刻刻在影響和毒化著這個 集體,我們今天批鬥你,就是在消除你的發酵作用!」
  「趙家台的牛,真像你畫得那麼瘦嗎?」
  「不。」李濱聲有氣無力地回答。
  「那你為什麼有意畫成瘦牛?」
  李濱聲被輪番批鬥了一個多小時,會議宣佈終場。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 次批鬥會。反右鬥爭告訴我,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十分凶殘;這次會議又啟示了我,右派泯 滅天良地整起右派來,比知識分子之間的傾軋,還要殘酷十倍。我在那次會議上沒有發言, 這倒不是不想去虔誠一番,而實因虔誠的人太多了,沒輪上自己表演虔誠。難怪睡在我旁邊 地鋪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斷編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帳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窩 裡,小聲地咒罵道:「他娘的,這是要干甚哩?難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裡生出來 的?是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
  「你是什麼意思?」
  「李濱聲都暈倒了,他們還他娘的踩人家,我懷疑他們的心臟不是肉長的。」
  我低聲說:「這兒良心不值錢。」
  「我日他娘— 」王守清說,「我要是李濱聲,跳起來就和那幾個傢伙拼了!拚死一個 夠本兒,弄倒兩個賺一個。」
  「別說了。」我怕聽他這些血淋淋的話。
  這個當年戰場上的戰鬥英雄,常常對我說他活得過了頭,罵自己沒在解放戰爭中吃了槍 子兒。我毫不懷疑他話中的真誠,因為我們並排躺在地鋪上時,他總是狂吸著煙卷,兩眼直 棍似地對著帳篷頂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篤。在右派群體中他顯得最為窮酸,一件毛褲,一件紅線衣,加上一件草 黃色的破舊棉大衣和一雙大頭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戰歸來,他脫鞋爬上地 鋪時,我發現他竟然是赤著雙足,便拿出10元錢給他,叫他去買兩雙厚線襪子穿上。他沒 有推辭,但我發現他並沒有買襪子穿,而是買煙抽了。我對此十分不滿。他向我解釋說:小 時候受苦慣了,光腳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沒煙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愛人不幫助你嗎?」我問。
  「我就是為他娘的這事發愁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最初,他連連搖頭歎息,最後,還是袒露了他的心聲。他告訴我,當初追求他的那口 子,現在提出和他離婚。
  「你可是個男子漢!」我建議他揮刀斬斷兒女情。
  他說:「我辦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勁拿出來!」
  「這是兩碼事,我一切能捨棄,就是難於割捨她。在這方面,我是個軟骨頭!」他表白 得堅定而赤誠。
  又是一個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覺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損陰德的— 儘管我不欣賞他的 態度,還是對此事表示緘默。說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轉意,因為當時他 倆已經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發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後,幾天沒有歸來, 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總是盼他早早歸來,一天,兩天……十多天過去了,他也沒有返 回山溝。詢問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沒有歸隊的緣由。一天,右派集中學習時,「頭 人」宣佈了王守清的犯罪情節:由於老婆鬧離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組織上對他進行了仁 至義盡的搶救,他甦醒後埋怨組織把他送進醫院並且絕食。
  後來,右派「頭人」集中起右派來開會,「頭人」宣佈說:王守清妄圖以死來對抗改 造,是徹底自絕於人民的行為。經王原單位研究決定,送他勞動教養。接著,「頭人」聽每 個右派談認識、談感想。會場上愕然。木然。嘩然。這兒大都是文化幹部,當然不乏對王口 誅筆伐之詞,直到深夜才宣佈散會。
  當時已是暮春初夏,一擔石溝的溪水已經潺潺而流,向陽的山坡上,草木萌動,自然界 正賦予萬物以勃勃生機。但是王守清——這個山西大漢,卻像黎明前隕落的晨星一樣,在春 草染翠山谷的季節,從我們這個群體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悵,但也僅僅是惆悵而已,泥牛過河,自身還難保呢!加上1959年大躍 進高潮時期,人體機件的超負荷運轉,常常使人的神經麻木滯呆。可是我更沒有想到的是, 王守清只是一個開端,接踵而來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妻子張滬。
  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憶。盛夏的清晨,我剛剛拿上鐮刀和繩子,要去上山割荊給 編筐組的夥伴備料(當時王蒙的勞動任務是編筐),突然被「頭人」喊了去。他說:「你不 要上山了,準備回城!」
  「什麼事?」
  「張滬出了什麼事情吧!」他淡檔地回答,「呆會兒王主任會告訴你的!」
  沒見什麼王主任,卻看見(北京日報》通信員在隊部辦公室門口東張西望。他身旁停著 一輛摩托車。他發現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說:「喂!快上車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坐上再說。」
  「我去找王主任說一聲。」
  「不用了,我替你請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遊蕩在山間的濃霧,覆蓋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摟著駕駛員 的腰,用最大的聲音詢問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別著急,不要緊。」其 實,我心裡也揣摸出個八九不離十來了。通信員是清晨抵達這個山溝溝的,沒有十萬火急的 事情,他不會星夜趕到這兒來。這兒離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盤山小徑,十分難 走,想必這位熱心腸的通信員在凌晨就離開了市區。
  瞭解張滬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劃右派後她非常悲觀,特別是她父親和弟弟也劃右 後,她的情緒壞到了極點。在一擔石溝編筐組的日子,她對我說過:「維熙,我幹的活兒比 你輕,心卻比你累。我有時真覺得活膩味了,反正為你生下了一個兒子… 」我當時總是寬 慰她,叫她想開一點,並用「天無絕人之路」的古語來說服她。她沉默無語,後來她懷了 孕,心情更憂鬱了,從家裡寄往一擔石溝的信中,常常出現「我走累了」一類的雙關語。我 無回天之術,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復她,但我沒有料想到她當真要和這個世界訣別。
  山風在耳畔鳴響,彎彎繞的山路顯得比以前更為漫長。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這條盤 山公路上她對我的低語:「維熙!不要緊,縫上兩針就好了!」
  「這足以證明我們沒做過虧心事,不然,你就變成獨眼龍了!」
  那是一次背運石頭時發生的事情:那天,開山的炮聲剛剛響過,我背著一荊簍石頭,穿 過放炮的地區。為了盡快把石頭運往建築工地,我在亂石叢中疾行。沒想到,剛剛被炸崩下 來的石片淨是虛石,我一腳踏上去就陷了進去,尖尖的利石劃壞了我的腿,同時頭沉重地向 前栽去。還算好,背簍裡滾出來的石頭沒砸著我的後腦,但齜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進了我 的眼窩。我迷迷糊糊站起來時,已是滿臉鮮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車,駛向門頭溝醫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張滬,當時她在編筐組編筐,是王蒙告訴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 的荊條,沒解圍裙就奔向了吉普車,在環山公路上,她一邊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跡斑斑的臉, 一邊對我說著寬心的話。
  也真是老天爺開恩,那塊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個獨眼龍。醫生給我 打了麻藥後先剃掉眼眉,後洗淨傷口,最後在眼窩裡縫了四針。右派妻子攙扶著一隻眼蒙著 繃帶的右派丈夫,擠上了進城的公共汽車。
  還是這條山路,奔跑著的不是四輪吉普車,而是兩輪摩托。不用問了,張滬的命運一定 是凶多吉少。我緘默著,那位通信員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終於告訴我說:「張滬在前 天夜裡突然休克,在她的枕邊發現了安眠藥瓶,大夫懷疑她是吃了過量的安眠藥而想自 殺!」
  「搶救過來沒有?」
  「直到我動身來這幾時,她還沒有甦醒。」
  「還有呼吸嗎?」
  「非常微弱!」
  「還有活下來的希望嗎?」
  通信員沒有回答。
  我哭了,無聲地流著淚。我開始怨恨我自己。因為在兩個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時,她告訴 我她懷孕了。反右派鬥爭後,她幾乎對夫妻性愛失去了興趣,而我卻沒能體諒她的心情,單 方面地要求性愛。她說我越來越野蠻粗暴,是知識分子的蛻化表現。我很同意她對我的評 斷,但是並不認為評斷得十分全面。試想:一個在大山上每天和不會說話的石頭打交道的 人,到家裡再得不到溫馨之愛,心靈將會變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樣枯竭。不是嗎?
  摩托車駛進鬧市,穿過長安大街時,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門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畫像 依然像往常一樣,對我微微而笑,莊重而慈祥。他或許沒有想到在1957年的彈指之間,多 少家庭像一顆顆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隨紅旗東征西殺的中華兒女,正在和 平歲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流彈擊斃!
  在市第六醫院的急診室裡,我先是呆若木雞,後是撲向病榻。她躺在一張白白的被單 下,面色青黃,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難以聽到她的呼吸。我像個孩子似地哭了起來。我身 旁的一位白衣護士勸說:「冷靜點、這兒是醫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說:「阿滬心臟還在跳動,還有生的希望。即使搶救無效,你也要理 智地對待生死問題。」
  「她懷孕幾個月了,這關係到兩條生命!」
  「我知道。」岳父氣色黯然。
  「還有希望嗎?」我彷彿在蒼茫大海中尋找救生圈,「傾家蕩產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會兒,把我叫到病房外邊,叮囑我說:「醫院只知道你是在市 郊改造的右派,還不瞭解阿滬的右派身份。一旦他們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醫會診就可能 作罷。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免得節外生枝。」
  「我記住了。」
  「還有,你要記住『既來之則安之』這句成語。阿滬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過於悲 哀!」
  岳父居然還有心思來開導我,我心裡簡直容納不下老人這番心意,因而眼淚頓時泉湧而 出。他掏出手絹塞在我手裡,雙目嚴肅地審視著我說:「小從,這不是兒女情長的年代,要 面對嚴酷的現實。我為了給自己尋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滬在上海地下黨時,已經為革命獻 身了!」
  「不,她還有希望生!」我說。
  「是啊!遇事要多從最壞處著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這兒吧!」
  老人步履蹣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醫院門口。這短短的路程,對我彷彿異常的漫 長,人的生與死,歷史的是與非,在我頭腦裡衝撞著。廝拼著——因為走在我身旁的前輩長 者,衣褶裡或許還殘留著奔赴延安時的風塵,那雙布鞋上還保留著棗園綠色草漿的斑漬—— 建國不過七八年,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這人間清濁該如何評說?!
  當天下午,留在報社內部改造的梁沙軍和辛大明,趕到病房來看張滬。大家面色如鐵, 彼此相對無言。我從離開一擔石溝,到此時點食滴水未進,精神的傷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饑 渴之感。還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會兒班,我到北新橋附近一家飯鋪吃了碗涼面。之 後,匆匆回家一趟,見到了母親和年僅兩歲的兒子。母親因災禍再次臨門而欲哭無淚;兒子 則不知其內情,連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兒子臉蛋緊貼,淚水頓時洇濕了他那片小臉。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來。
  「爸爸別哭,給我逮院子裡的蜻蜓好嗎?」
  我沉默無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緊。
  「媽媽病了,你到醫院看她了嗎?」
  你也許沒有媽媽了——我心裡暗暗地自語。
  「媽媽前兩天給我用彩紙疊了一隻小船!」
  她或許在蒼涼的大海裡漂走了——我想。
  兒子用滾燙的嫩紅嘴唇,親吮著我臉上的淚:「爸爸!不哭!媽媽說愛哭的不是好孩 子!」
  我放下小兒子,又安頓一下母親,匆匆折回第六醫院,第六醫院原名道濟醫院,是解放 前美國長老會(隸屬於天主教會)開辦的——這是多少年之後蕭乾讀過《走向混飩》第一部 之後告訴我的。這裡的醫生護士倒和這個醫院的名字相符,他們在下午組織了對張滬的會 診,確診張滬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藥而瀕臨死亡,搶救的辦法提出了多項,最後一個著名的 中醫宗維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藥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但是醫院沒有此類貴重 藥物,宗老先生親筆為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速去西單北大街的西鶴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該 店有此名藥,憑他的聲望或許能買到一點兒。當時,已是晚上9點鐘了,我給周遊同志打了 個電話,請求報社給以幫助,周遊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馬上派了輛臥車來,以解決我去買藥 的時間問題。大約在午夜前後、我把藥買來,醫生當即煎煮,並撬開張滬緊緊閉著的牙齒灌 進肚子。第二天上午9點許,張滬的呼吸明顯強化,臨近中午12點,她從胸中吐出一聲長 長的歎息:「唉——」接著是不連貫的夢囈般的喊叫:「……我要從百貨大樓上掉下來了! 我怕!撾撾撾撾撾!快接住撾!」
  我笑了——儘管心裡充滿苦澀。
  我連連向醫生護士們致謝。特別向宗老醫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卻也不無憂愁。據 護士告訴我,張滬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雖然生命是搶救過來了,有可能留下終生的後遺 症,比如癡呆之類。當然,如果她從此成了喪失記憶的人,忘卻了昔日的一切,對她的精神 傷痛倒是個永遠的解脫。但我作為她的丈夫,寧願她帶著又一次的巨大創傷清醒地活下去。 也不願意她變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動物或植物人。而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聽天由 命了……
  作為人類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確實比男人要多得多。張滬甦醒的生命還非常虛弱 時,馬上要進行死胎引產。對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產的那個時刻,一定要守候在醫 院的診室門外。這個要求對我來說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顆福星高照之故,張滬拖著瘦 弱的身子居然過了這一道道鬼門關,除去留下時常發作的頭痛之外,還保留下了健康的神 經。
  是出於感情,也出於贖罪之願望,我雇了一名特別護士,和我日夜倒班護理著她。當 時,我的稿費雖已快花光,但是再窮也得對得起天良。時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後背長了 褥瘡,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漸康復。在這段日子裡,我每天去醫院時都給她帶一個西瓜解暑。 月餘時間,竟練就了挑西瓜的本領,因而每次用刀切開西瓜,張滬都驚異他說:「這西瓜真 好。」
  她身體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緒也水漲船高。但是我們一想到未來,都感到茫茫然而不 可知。是為了逃避對未來的思索之苦,也是為了不虛擲光陰,在看護張滬之餘,我開始了長 篇小說《第一片黑土》的寫作(即歷經了二十多年之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北國 草》原型)。我懷念我的同時代青年朋友,他們為了開墾北國荒原,自願組成了北京青年墾 荒隊,去冰鋪雪蓋的黑龍江三江荒原上開墾荒地。儘管此時的我,已被歷史劃入了另冊,但 對民族和祖國熾熱的火焰,並未完全熄滅,我覺得我應該畫出一幅幅肖像,才對得起這些北 京的兒女們。
  我自知看護張滬的時間不會太長,一旦返回一擔石溝就再沒有筆耕時間,所以我在家裡 拚命地寫,然後到醫院去打盹。大約有個把月的工夫,寫滿了3個大本本,估算一下約有 26萬字的樣子。其中,每張紙頁上都有汗水浸濕的水圈斑痕。張滬病癒出院時,我的小說 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張滬一起去向第六醫院的孫院長致謝。哪知,迎面給潑來的是一盆冷 水,我們的心頓時結了冰。她板著面孔說:「說實話吧,當時我們不知道張滬是個右派分 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麼大力氣去進行搶救!」
  我倆呆呆地站在院長辦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還記得那令人尷尬的場景,我 倆進退維谷,完全不知所措。後來,我們從護士嘴裡打聽到孫院長是個老處女,只當她是性 格怪癖所致,依然寫了一封感謝第六醫院的信,擲進了信筒。
  張滬因身體虛弱,繼續留在報社勞動,我則乘坐公共汽車到門頭溝,爬山過嶺回到群巒 環抱的一擔石溝。當時已是初秋時節,樹葉在秋風中緩緩飄落,我的心也像樹葉一樣,墜落 在大山之谷。因為我歸隊後說了一句:「張滬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僅僅次於我死。」便說我 喪失立場,同情張滬自絕於人民的行為。那位「頭人」組織老右開我的批判會。我在會上據 理力爭,並把沒有虛擲時間寫了開墾北大荒長篇小說一事提了出來,我真是執愚到了極點, 殊不知右派分子沒有筆耕的權利。那位「頭人」說:「你想幹什麼?你想寫出百萬字的大部 頭來,威脅黨組織給你摘帽子!告訴你、那是白日做夢!」如果僅僅是口誅筆伐,那倒也無 所謂,只要給他兩隻耳朵就夠了。但這位「頭人」在後來,編寫我們的「罪行材料」時,把 我寫《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寫到了擲我進「大牆」的結論之中……
  批判會開過不久,《北京日報》、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華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開拔令。 我們離開了大山溝裡的人造宮殿,離開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澗中跳蹦著的潺潺溪水(歷史到 了80年代,我和當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類王志誠、白祖成、鍾鴻、李濱聲、張敦禮、梁 湘漢……重訪「一擔石溝」,昔日挑水上山、背糞上山種下的桃樹,都枯死了— 「宮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斷流,它成了北京日報存紙的紙庫)。當時,大躍進的謊禍之災已綻露 端倪。鑒於情況嚴峻,我們這些勞動力被抽調回來,開墾一塊農副業基地,以便編輯、記者 們的食堂少一點代食品,多一點口糧。
  新的生活驛站名兒很怪— 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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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四路通」通向了「大牆」
  這是一個村不村、鎮不鎮的地方,緊靠著永定門外的鐵道,每日可見綠色鋼鐵長龍,吐 著團排白煙風馳而過。每次列車隆隆駛過,我都意識到自己是個在列車拐彎時被甩出車廂的 乘客。好在這兒離家近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與家人團聚。
  但是過剩的憂愁,始終像影子一樣追蹤著我。使我心靈震撼最大的是梁沙軍之死。記得 張滬躺在病榻上時,他曾去探望過她,並笑嘻嘻地對我說了好多寬心的話。張滬過了死亡的 三八線,他卻叩打死神之門了。
  他生性樂天,一不會去像王守清那樣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會像張滬那樣去服用過 量的安眠藥。他追求生— 但是他偏偏第一個離開了右派群體,不知是不是命運使然,他的 屍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戀過的八寶山人民公墓。
  對於剛剛返城的我們來說,這無異於一顆炸彈。當時,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於報 社大樓,作年終改造總結,梁沙軍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的話題。之所以如此,還與沙軍 的死因有關,因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於非命。我和張滬以及駱新民、趙筠秋等都心如 吞鉛般的沉重。首先對沙軍之死憤憤不平的是駱新民。他是留在報社內部勞動的,最瞭解他 死於非命的詳情。他悲慟地告訴我們:沙軍是被一輛小臥車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從東單 騎自行車回家,當自行車運行到燈市東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旁邊,見綠燈向左拐時, 迎面一輛小臥車闖過紅燈急駛而來,梁沙軍躲閃不及,連人帶車被撞出幾米遠,他的頭沉重 地摔在了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階上。
  在我看來,梁沙軍和王復羊在右派群體中,品質屬於最純的兩個。在反右派鬥爭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這種品質上的霉斑絕對和他倆無緣。批判別人時他倆或緘默元 言,或稱「不知其詳難以發言」,決不講什麼違背天良的話以求自保。此時,這兩個人一個 去了邊塞,一個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簡直難以言表。我妻子張滬尤為動容,她為粱沙軍 的妻子曉英的處境而潸然淚落。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和趙筠秋、駱新民一塊去梁家探望曉 英,沙軍老母神情呆槁,銀髮散亂;而曉英嘴唇翕動,泣不成聲。這個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兒媳兩人,本來曉英曾懷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兒因病流產,從此再沒生養。望著這老母 和兒媳,我仰心碎;聽曉英講起梁沙軍身亡後的善後處理,又使我們憤然不平。現將當時談 話追記如下:「沙軍騎車違反了交通規則嗎?」
  「是汽車闖的紅燈。」
  「是什麼單位的汽車?」
  「說是公安局的。」
  「怎麼處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機呢?」
  「沒聽說給什麼處分。」
  「難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
  「說……是……說是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屋裡的空氣頓時凝固了,我忿然說:「我去找報社領導!」
  「你是什麼人?」張滬說,「你和沙軍身份一樣。」
  「難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條狗也不能這麼處理問題呀!」駱新民說,「這事情最好 由曉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權利講話。」
  趙筠秋提議說:「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辦事!」
  「法律在哪兒?」張滬反問趙筠秋,「你犯了哪條法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難道不是嗎?法律究竟在哪兒?我們泛泛地空議論一番,竟元一條良策獻給曉英。最後 大家理智甦醒之後,覺得要求處理司機,等於白日說夢。因為懲處與不懲處司機,沒有人通 知你,還是我記起來沙軍在人民公墓觀看墓碑時,曾開玩笑他說過,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們為他集資修個石棺或水泥棺柩,讓開車肇事撞死沙軍的單位,給他弄個水泥棺柩,沙軍在 九泉之下或許會安心些吧?我們把這一點告訴了曉英,曉英也認為可以帶著這個最低要求, 去和報社商量。
  我們等待著她的消息。我甚至認為肇事單位即使出於低標準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會答應 下來的。因為這只要幾袋水泥,幾個工匠澆灌一下,並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兩天之後,曉 英慌慌張排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訴我們說:「真糟!報社×  問我為什麼早不提出這 個問題,偏偏現在才提出來。我……我……這個人不會講話,說到聽你們談起沙軍生前有這 個要求。×  頓時火了,說這是右派搬弄是非,還要找你們個別談話哪!這可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幾個頓時瞠目結舌。其中。尤其以駱新民最為惶恐,因為沙軍死於非命的 詳情是他對我們講起的。第二天上午,×  出現在我們的總結會上,他的眉頭皺成了一個 「川」字,臉板得如同一塊石頭,說:「在思想總結期間,還有那麼幾個反改造分子撥弄是 非。這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階級感情問題,更是煽動梁沙軍家屬鬧事的大問題。」
  會場鴉雀元聲,大家都被這種無限上綱而威懾住了。右派中的那位「頭人」帶頭髮言 說:「在我們這個改造集體中,確實有那麼幾個害群之馬。這幾個人不僅僅對梁沙軍之死沒 縫也要下蛆,對大躍進,對總路線……都有他們的反動看法,在這次年終總結會上,希望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這些都抖落出來,加以認識批判。矇混過關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著。「頭人」又沒有明確地點名,沒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對號入座。可是,坐 在長桌對面的駱新民,第一個紅頭漲臉地站起來說:「組織上及時地提醒我們,是對我們的 關懷。我在這裡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終總結的機會清洗自己的靈魂!」
  老實說,我當時對駱新民的舉動,並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兩年改造的生涯 中,駱新民每次學習會上都是搶先表態,但是一到會下,又是他第一個顯示他的目光尖銳, 對社會現實生活評頭品足。二、駱新民因向我們傳達了沙軍之死的經過,首當其衝地感到壓 力,為此,他主動表態也是合乎常情的。在這裡,暴露了我對知識分子弱點的完全無知,沒 有全面地。歷史地剖析人的習慣和水平。以駱新民來說,在反右鬥爭初期,他揭發過同一個 美術組的李濱聲和王復羊;後來,又參與了對老實的美術編輯鄭熹的批判鬥爭。當時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壓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嗎?
  昔日,我們一起在下莊大隊改造時,王復羊曾對我談起過駱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怪話」,總是比我們先說,並且語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復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跡給淡忘了。在年終總結會上,駱新民首 先「揭竿起義」,他寫的關於沙軍之死的檢查中,拉上幾個墊底的:王復羊、張滬、趙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這個戲劇性的突變,是我(包括張滬和趙筠秋)的命運轉折點。我們都作了長長的自我 檢查並彼此「互相幫助」。從對反右鬥爭的「錯誤認識」談起,一直深挖到對大躍進、總路 線、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反動觀點」。還要從馬、恩、列、斯的書中——更多的是從毛 澤東的著作中摘取詞句,進行自我鞭撻。
  張滬的思想檢查,比我還要多一部分內容。即:批判妄圖自絕於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自殺行為。她檢查之後,右派中的那位「頭人」點名要我首先批判,因為我是她的丈夫。 用語稍稍溫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崗岩」,就是「和張滬住在同一反革命營壘」。古典戲劇 中有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髮的典故。在那段思想總結的日子裡,實比當年的伍子胥 過關,步履還要艱難。因為伍子胥只要闖過劍戟之林,騎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國知 識分子整起知識分子來,那種不扒掉你一層皮不鬆手的勁兒,實在超過攔截伍子胥闖關的那 些蠻勇之夫。比如:那個右派「頭人」,他明明是個投機分子,卻總是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衛道神色。以他的那雙鷹隼般的眼睛,何以會看不出大躍進中的種種反科學的盲動行為,但 他在總結中頌歌高唱。而管理我們右派改造工作的×  ,十分愛聽這種頌歌。另一方面, 這位「頭人」卻把對生活提出真誠看法的老右,在會上嚴加討伐,用我們一個個被整倒的橫 屍,壘成他一塊塊的墊腳石。他以此取寵取信於領導,而領導也有著愛聽頌歌的時代病,所 以,我們那位「頭人」獲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實惠——從右派分子變成摘帽右派——所謂 的「人民」。
  在我的記憶中,這位「頭人」對同類手段是十分嚴酷的。鬥爭李濱聲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農副業生產點之後,因其已是「雞群之鶴」,身份上高於這些老右,因 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當時,生產點養著剛從內蒙古弄回來的一匹劣馬,由一名叫老溫的退 伍海軍幹部飼養著。這匹馬野性難馴、經常踢人,連晝夜給它喂草喂料的老溫,也對這頭牲 口畏懼三分。有一次,老溫回家休假去了,這位「頭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馬,任務是套上 大平板車,去永定門附近的一個城豁口,拉拆下來的城牆磚。「生產點要砌豬圈,用這些磚 頭壘豬圈牆。你要多裝快跑!」他說。
  「我擺弄不了這頭牲口!」我老實地解釋。
  「知識分子就是要工農化。」他振振有辭地回答我。「要從嚴從難要求自己。」
  「趕馬車是需要技術的,萬一出點問題… 」
  「辦事不能瞻前顧後的,叫你去你就該去。」
  「我只是講明理由。」我爭辯著。
  「這兒都是沒擺弄過馬車的人,你說該派誰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條直 線,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間,閃爍出火辣辣的光,「活兒難,正是考驗自己的最好時機。」
  「趕馬車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擔責任!」我說。
  「活兒反正是分派給你了,幹不幹由你!」說罷,他轉身走開去菜園了。
  我木樁子般地愣在那兒,前思後想了一會兒,明明知道是給我穿小鞋,可這雙夾腳的小 鞋還是要穿。我走近馬廄,那匹棗紅色的兒馬蛋子,立刻豎起耳朵盯著我。
  老溫告訴過我,這頭牲畜不但踢人還會咬人,他第一次牽它出馬廄的時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兩顆鈕扣。我悄悄解著馬槽上的韁繩,生怕驚擾了它,使它發出野性。儘管 這樣,它還是冷不丁地來了一口,我往後一閃身,它長長的馬牙撕壞了我外衣衣襟。這一 下,反而激勵了我征服它的勇氣,索性貼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給這匹兒馬蛋子戴 上鐵絲籠頭,然後,拉緊馬韁,把這傢伙給拉出了馬廄。新華分社的老右張辛城,幫助我給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樹棍當作馬鞭,硬是冒充車把式,把車趕出了生產點的院牆。
  前不久,老右趕車曾發生過一段笑話。那是戴著近視鏡的趙老夫子,趕著一頭小毛驢車 去玉米地送肥,歸來時發生的。本來毛驢比兒馬蛋子馴服得多,一般說來趕毛驢車並不困 難。只是1960年的饑荒席捲全國,我們都常以瓜菜代糧了,毛驢很難吃到料。那天,趙老 夫子送完肥,趕著小毛驢車回生產點。他口袋裡偷偷藏了幾個青玉米,在無人的地段便掏出 來啃著、嚼著、嚥著… 不知是趙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驢的腸胃,還是他那狼吞虎嚥的架式 使毛驢感到眼饞,反正這傢伙拉起小車就往生產點連蹦帶跑。在大路往生產點拐彎的丁字路 口,有一個用碎磚頭壘起來的公共女廁所,那驢兒可能想到糟頭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彎時硬是不聽趙老夫子的鞭桿指揮,拉著車沒去拐90°的死彎,直接從馬路上斜衝了下 來。
  這一下可不要緊,公共廁所的牆被小車給撞倒了,裡邊兩個婦女正蹲著,一下驚呼起 來,「啊— 」「哎呀— 」她倆一邊往上提褲子,一邊破口大罵:「你會趕車嗎?」
  「怎麼把車往女廁所的牆上趕?」
  「流氓— 」
  「帶眼鏡的四眼流氓— 」
  趙老夫子操著南方口音,連道歉:「真對不起,不是誠心撞牆,是我頭一次趕車—  」
  當時,正是老右收工吃飯的時候,大伙都看見了這幕戲劇。於是,趙筠秋趕車撞倒女廁 所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便成為解憂排愁的笑料。右派陳德貴還把它編成了謎語,叫大家猜: 「趙老夫子趕車撞倒女廁所,打一中國電影名字。誰能猜出來,獎糖球兩個!」我們都覺得 這個謎語十分費解,因而無人應對出來,陳德貴只好抖出謎底說:「這部電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來》。」
  此時,輪到我趕車了,可是我趕的車不是小驢車,而是一輛地檔道檔的大膠輪平板車。 拉著這掛大車呱噠呱噠走著的,不是小毛驢兒,是一匹紅鬃烈馬;趙老夫子趕著車是往僻靜 的野道運肥,而我趕著車是走向鬧市拉磚;他偏腿坐在車轅旁,顯得異常悠閒;我不敢坐上 馬車,一隻手拉著韁繩走在兒馬蛋子旁邊,心裡緊張得怦怦亂跳。
  還算不錯,這匹蒙古馬只是在「窩裡反」,出門拉車倒顯得十分安分,到了城牆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邊,才想到這等於是假情假義,因為我不敢給它解下鐵絲籠頭。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襤褸。出於自尊,盡量不看路旁的來往過客,我從1946年進入北京,市內的熟 人和親友為數不少,生怕被人看見我的酸楚之相。我彎腰搬起一塊塊沾有灰漿的城牆磚,往 大平板車上運著碼著。本來這個活兒應當是兩個人幹的,我們那位「頭人」偏偏照顧我,叫 我又搬、又運、又裝、又碼,美其名曰「嚴格要求」。等這一車磚頭裝完,已過了中午的吃 飯時間,如果僅僅肚子餓還可以挺過去。待我吆喝牲口剛離開城牆豁口不遠,突然有個脆脆 的聲音喊道:「喂!你是……不是……從維熙?」
  我停住車歪頭看去,路旁站著一個穿花格外衣的婦女,她充滿驚奇地凝望著我。
  「是我,我是……」我顛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嗎?我們在學校時是一個文學小組的!」
  我頓時記起她來了。當年在「北師」上學時,她是個愛說話的「機關鎗」,每每討論一 部作品,她總是發言最多。後來,學校裡成立了宣傳通訊組,課餘我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 多。她性格好動,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別林斯基」,因為她很喜歡評議社會和人生。這 真是哪一壺不開,偏提哪一壺,為什麼偏偏在這兒遇見昔日的學友呢?
  「你怎麼……」
  「拉磚砌豬圈。」
  待她還要詢問我別的問題時,我以攻為守地反問她了:「你這是去哪兒?」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門火車站正好經過這兒,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腳步。」闊 別幾年,她性格依舊,一說就是一串兒,「畢業後,我分配到宣武區××學校教書,你不是 調到報社去了嗎?」她邊說邊用探尋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飾她驕傲公主對「落魄才子」的 同情。
  這場景使我想起了《保爾·柯察金》電影中,保爾和冬妮亞在一個無名小車站的相遇— —儘管在學校期間,我和她只有友情,而無超越友情的東西。
  「還沒摘帽子?」她問。
  「輪不到我。」
  「為什麼?」
  「改造表現不好!」
  「簡直是活活糟踏人。幾年前,我還給學生們朗讀過你的散文《故鄉散記)呢!那篇文 章,編印在語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話越來越多,提醒她說:「你去車站吧!別誤了火車!」
  「沒關係。」她說,「這兒每天有好幾趟路過天津的火車,誤了這趟,坐下一趟好 了!」
  「不行。我還有任務哩!」我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嚕嚕地直叫了。
  「難得見面,多聊一會兒吧!」
  我指指那匹負重的棗紅馬:「它該吃草料了!」
  她遺憾地皺了皺眉,無可奈何他說:「你把地點留給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這……這不大方便。我們後會有期吧!」我舉起柳棍兒轟趕牲口,極無禮貌地拒人於 門之外。
  奈何?
  我怎麼能讓昔日的學友,到「四路通」來呢?那兒除了少許幾名幹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間還有一個陰陽人,他是既不能稱之為幹部,又不能稱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們的「頭人」。
  歸途上,我彷彿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鬱悶。其實,老學友梁佩瑜絲毫沒有流露出 對我的輕蔑之情,實因我過於自尊,過於敏感,才產生這般的怪誕心理。我不禁羨慕起這匹 蒙古馬來了,它無痛苦,更沒有人類具有的種種思緒。它套上夾板和套具,埋頭拉車,卸了 車打個滾,進馬廄去吃草料,週而復始,單調如一。也許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馬,或者說那 頭毛驢,就獲得了永恆的平靜和自由。
  不管「頭人」出於什麼動機,應當說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馬了。 我能搖鞭趕馬車了。這在知識分子工農化上,算是一個進步。俗話說:「藝多不壓身。」至 於文化是否在工農化過程中退化,那是哲學家們的課題,我無需多來饒舌。從此以後,只要 老溫不在,車把式的任務非我莫屬。記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時節,「頭人」分配我趕著 馬車去北京東北郊的九龍山釀酒廠拉稀酒糟。大平板車上用繩索固定住一隻大洋鐵桶。當 時,報社。出版社和新華社北京分社的機關食堂,已經出現了玉米核搓成漿液後摻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窩窩頭,飯桌上已出現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躍進吹牛吹出的謊 禍,在北京各個機關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現出惡果(山東、河南……包括「天府之國」四 川,餓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養豬,成了飢餓年代中的特殊任務。 我身為一個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車而出,直到烏鴉繞樹飛鳴的黃昏才歸。
  身穿舊狗皮大氅,頭戴一頂遮顏破棉帽,懷裡摟著一桿轟趕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車幾十 公里(因四路通離九龍山十分遙遠),而且要穿過北京的建國門大街、崇文門、虹橋、金魚 池、天橋、永定門大街等幾個鬧市區。
  至今,我回憶起其中某些鏡頭來,還心驚肉顫。一天老詩人晏明當我的跟車助手(報社 幹部經常來生產點參加短期勞動),和我一起奔赴九龍山去拉稀酒糟。當馬車行至金魚池大 街向虹橋路拐彎的丁字路口時,這匹蒙古馬彎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衝去。好傢伙,大 車的左輪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揮台上。紅色的交通指揮台被撞得挪了窩,交通 警察險些葬身於車輪之下。
  我拚命勒嚼子,馬車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這是怎麼搞的?」
  說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事情發生在短短的瞬間,我只好愣愣地聽著訓 話。
  「你會趕車嗎?」
  「為什麼偏偏衝撞交通指揮台?」
  「你是哪個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們公社。」
  交通警察臉氣得煞白,我尷尬得滿臉滴汗。這時,多虧老詩人晏明跳下車來,為我解了 圍。他說:「真對不起,他是我們報社的下放幹部,過去沒趕過馬車進城。初學乍練,撞了 指揮台,請你多多原諒!」
  他沒有通報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於部」的美稱。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塵土,狠 狠地瞪了我兩眼,警告我說:「撞交通指揮台犯法,要是碾壞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嗎?」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麼?我完全是機械地回答。等馬車繼續上路之後,我連連感謝晏明同志說: 「多虧了你,不然也許會把我拘留幾天呢!」
  生活真他媽的充滿了戲劇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見了「鬼打牆」了?!黃昏時 分,當我趕著馬車,拉著一大桶稀酒糟回來,走過狹窄的虹橋路時(當時虹橋路是北高南低 的緩坡,中間有一條有軌電車道),一輛叮鈴叮鈴作響的有軌電車,從馬車後駛了過來。電 車司機可能是出於好心,怕撞上馬車。豈不知我趕著的這匹內蒙古來的兒馬蛋子,還沒有聽 慣城市的嘈雜音響。這突然響起在我們身後的一連串鈴聲,使這匹馬先是豎起耳朵,然後是 邁開四蹄狂奔。我的天!車上拉著的是一車稀酒糟,車上還坐著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這段路是下坡,欲停車而不能。車鈴早在我們身後啞下去了,而車卻越跑越快,這匹受了驚 的烈馬,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力氣,一口氣拉著我們跑下了虹橋路,才逐漸放慢了速度。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已過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車和行人都比較稀少,算是鬧了一 場虛驚,沒有傷及行人。
  之後,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產點的領導,談及了馬車穿行鬧市可能產生的危險,反正從 這天起,拉稀酒糟改換了毛驢車。由於冬天已至,這個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兒,十分清苦,趕 車的仍然是我。馬車換驢車,大炮換烏槍,險象叢生的事兒少了,但因牲口畢竟不是萬物之 靈,撞倒路旁騎車人,或者堵了汽車司機的道,被司機開口罵上幾句「混蛋」之類,還屢屢 發生。記得,那是一個冷風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驢拉著滿當檔的一桶稀酒糟在歸途上路過東 單。那天,不知國家領導人接待哪位重要外賓,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 我趕著這輛毛驢車穿過街市時,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視或掩鼻而過了,這是由於灌稀酒糟時, 滴落在鐵桶外的黃黃顏色,就像一片黃黃的稀屎湯的模樣,人們總是把我趕的車當成糞車。
  「喂!糞車繞路走!」警察朝我喊著。
  我懵懵怔怔地望著衣冠楚楚的警察,說道:「我這輛驢車天天走這條路!」
  「少廢話!」他一揮白手套,「走開!」
  「往哪兒走?」他的傲慢架勢,刺傷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識分子自尊心,「這兒只有這一 條大路!」
  「往胡同裡拐!」他比我聲音高出幾倍。
  北京站口到東單一段,看上去沒有胡同可拐,但在南側有一個小小的豁口,那個豁口直 通《北京日報》,我實在不願意將這「糞車」趕進報社大院,因為我不願意這副窮酸相,被 報社的人看見。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對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側有個豁口;何況我這輛毛 驢車離東單的十字路口已經很近,他便一改剛才的成命說:「算了!別磨蹭了!趕快把車轟 到路口,奔崇文門!這兒要過迎賓的車隊!」
  我狠命地給了毛驢一鞭桿,想讓它走得快些。毛驢吃了一鞭桿,冷不丁往前一躥蹄,一 下子把肚帶給拽斷了,肚帶一折,拉著稀酒糟小車打了天秤,兩根車把像高射機關鎗一樣, 戳向了天空,毛驢從套具裡鑽了出來。
  我頓時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氣呼呼地訓我:「你這是咋搞的?」
  「肚帶斷了,怨得著我嗎?」
  他著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錶,「哎呀!哎呀!」急叫了幾聲,走上來想幫我套車。但 那鐵桶上黃糊糊的玩藝使他又停下腳步。還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間繫著皮大氅的那根麻 繩,把它和斷了的肚帶銜起來,然後讓那交通警察幫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車車把,把毛驢重新 戴上套具和夾板。阿彌陀佛,那桶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虧塞兒塞得很緊,沒把黃屎湯一 樣的東西溢到馬路上。但是這麼一折騰,時間拖了足有十分鐘,還沒容我重新揮鞭趕車,迎 賓的紅旗轎車車隊,已經拐過北京站路口,風馳電掣地向東長安街的方向駛去。車隊裡每輛 車上都掛著窗簾……
  一場虛驚之後,我坐在小驢車車轅上,猛想起許多許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啞然失笑。那 是兩年前我們在八寶山下勞動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駱新民、王復羊三個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園裡摘豆,突然,韓隊長風風火火地來豆地裡,他說:「今天下午放你們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們都非常驚愕:「豆子都爆開了,不是叫我們搶收嗎?」韓隊長 歎了口氣說:「政治任務高於一切,誰叫我們大隊正好在革命公墓旁邊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訴我們:今天下午市長××同志來革命公墓,不知是視察,還是來掃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戰友。反正上邊來了命令,要加強保衛工作。韓隊長知道我們三個人不會去搗毀 汽車,也不會呼喊反動口號,更不會……但是,他還是要按指示執行,右派分子要遠離公墓 退避三舍。這件事情和警察轟我趕走毛驢車性質驚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趕「糞車」的是個 「五類分子」,或許會把我先「保護」起來,待等車隊駛過大街後再把鞭桿子交給我吧?
  回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經大黑。
  卸車,飲驢。把稀酒糟放進洋灰池子時,三星已經高照。洗淨手臉去伙房吃飯,吃著玉 米面摻代食品的窩頭,如吃美味佳餚。這真是應了平時說的:「餓漢吃糠甜如蜜,飽漢吃蜜 也不甜。」一覺醒來,準時5點半之前,我實不知生物鐘有如此精密度,它總是元聲無息地 把我喚醒。接著老三樣:用繩子勒緊皮氅——準備草料口袋——趕車奔赴九龍山。由於長時 間和那輛「糞車」打交道,我渾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氣息,我進城回家休息時,儘管換上乾淨 衣裳,兩歲半的小兒子還是朝我喊著:「爸爸身上有酒味兒!爸爸身上有酒味兒!」
  頭上白髮日漸增多的母親,在1960年買了一桿秤,像北京市的許多底層家庭度日那 樣,按秤星稱糧入鍋,生怕到月底吃虧了糧食。家裡定量供應的每月二斤凍蛋,總是等我放 假休息時食用。日子雖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夠團圓兩次(休息大禮拜),這是我母親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當時,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號內院。院內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壇,花壇周圍的 空場鋪著方磚,小兒子平日無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兒。夏天時節,他喜歡逮蜻蜓,我幫 他從花叢中逮下來,他就把它們拿到屋內的紗窗上,看它們撲拉一陣子,然後張開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識地感覺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應該是我和妻子。我們雖然是萬物之 靈,但人類並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來臨時,花壇中的幾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齊凋 謝了,院內無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兒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遠遠的,看他抱回皮球時 的憨笑神情。我和張滬在和兒子嬉戲的時候,彷彿忘卻了內心沉重的負荷,和小兒子一塊放 聲大笑……
  此時,我和她並不知道厄運漸漸逼近了我們。張滬在報社裝訂房工作,經常受到張老師 傅的表揚;我趕驢車起早貪黑勤奮地工作,也受到過生產點黑板報的嘉獎。一切似乎都很平 靜,就像一池不起漣漪的死水,我們是浮在水上一動不動的水蛭,只任時光流逝就是了。當 然,有時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揮筆續寫上幾章。
  母親常像禱告一樣,緩緩他說:「幹活吃飯平平安安就行了,你倆千萬可別再出啥差 錯!」
  「出不了!」我說。
  「您放心吧!」妻說。
  當然,我們也有憂心之處,最大的憂患不是報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頭人」。昔 日,他把我們當成墊腳石,達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後,他的手段變本 加厲,無所不用其極。
  使我終生難以忘卻的有兩件事:
  一、1960年盛夏,「頭人」派我和趙筠秋去割豬草,並專門為我們兩個人設立了一塊 小黑板,回來經人過了磅秤之後,把豬草的數字登記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沒受到這種「照顧」,惟獨對我和趙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來,細雨迷離,我穿上一件雨衣,背著一條空麻袋,拿著了把鐮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濛濛的,望不見一個人影,我在雨幕裡尋找著能填飽豬肚子的青草。鐵道兩旁雜 草叢生,但能當豬食的灰灰菜卻寥寥無幾。因為在謊禍年份,灰灰菜都被老鄉割走,當作代 食品塞進了人的癟胃飢腸(我們生產點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當作蔬菜, 煮炒給我們吃過)。好不容易在鐵路旁一個臨時廁所後邊,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鐮便 割。雨中的萊葉是光溜溜的,我剛砍了幾鐮,鐮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 立刻流了出來,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時,一陣鑽心的疼痛,使我渾身顫慄,我只好捨棄了 這片難尋的豬草,挑起麻袋和鐮刀「打道回府」。
  「頭人」的臉色異常難看,他不看我兩隻手上的鮮血,劈頭問道:「改造兩年多了,還 怕雨水?」
  「我砍傷了左手中指。」
  「為什麼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問疼不問癢倒也罷了,何以惡意度人?我氣急他說:「你這話裡 缺少了一點人味兒,誰願意往手上砍!」
  「那為什麼會砍在手上?」
  「雨水打過的草葉是光滑的,你知道嗎?」
  「怨你鐮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來我口袋裡忘記了裝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裝在口袋裡,也無助於鐮刀不砍 著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層油,稍不留意就會砍傷手掌。
  「咱們辦公室有常用藥,你去抹點紅藥水吧!」
  「或許砍傷了筋骨」,我說:「我直接去醫院。」
  「有那麼嚴重嗎?」「頭人」滿臉狐疑之色。
  我真壓不住火氣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臉,沒向他請示,就從永定門坐公共汽車, 去了同仁醫院(此醫院為報社合同單位)。骨科醫生告訴我:「筋骨已經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給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個夾板,並叮嚀我說:「一動不動地靜養, 也許還能把指骨接上。否則,你的中指一輩子都是彎曲的了!」他給我開了一周的假條,叫 我一周之後再去複查。
  同仁醫院離報社很近。我到報社去找張滬,並告訴她「頭人」的非人心腸。她也火得不 行,但當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時,她還是勸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條交在「頭人」手裡再回 家,以免他無縫下蛆。
  這副傷兵的模樣,確實使「頭人」吃了一驚。他連聲說著「想不到會傷筋動骨」的低 語。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問?還是對我脖子上垂下來的繃帶和胳膊上的夾板表示懷疑?我無 法猜測清楚。當我提出回家休息時,他居然視醫生診斷證明為一紙虛文。他皺了半天眉, 說:「咱們生產點很忙,你就在這兒休息養傷吧!」
  我還沒作出反應。他又說:「咱們生產點那塊玉米田,不斷發生丟青的事兒!乾脆,你 白天睡覺,夜裡去護青好了!」
  我不悅地回答他:「我還要按時吃藥呢!」
  他說:「那好辦,下地時帶一個水壺,到地裡去吃藥!」
  我驚愕地望著這個兩條腿的冷血動物,面對一個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問:「這是算我休息?還是算我出工?」
  「這個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對自己狠點!」
  「我認為你的話違反改造政策!」我終於耐不住火氣了,嚷了起來,「就算我是個俘 虜,政策裡還有人道一條,你怎麼這樣對待人?」
  「你不是俘虜,別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話柄,振振有辭地批判我,「你時刻該 注意往人民立場上靠攏,而不要自外於人民,甘心與敵人為伍。」
  「你太過分了。」我喊著。
  「是你太過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來,還有腿能走吧!要物盡其用。」他也指著我 咆哮起來。
  「好,我可以去護青。」我退讓了一步說:「夜裡如果有偷青的老鄉,我這帶著夾板的 傷手,對付得了他們嗎?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責任,還是誰的責任?」
  他避而不答實質性的質詢:「你要是腿勤一點,那些想偷青的看見電棒光就溜走了。當 然,你要是在窩棚裡睡大覺,偷青的就會乘虛而入!」
  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丟了青莊稼,罪責仍然在我。真是欲罵無詞,欲喊無 聲,欲哭無淚。
  夥伴們目睹了這場殘酷的戲劇,卻面面相覷。待「頭人」離開屋子,老右劉波泳(小品 文作家楊凡)不無感歎他說:「唉!還不如一頭野獸!」他雖然直接發洩了對這件事的憤 慨,但還是悄聲勸告我:「按『頭人』的命令去辦。因為『頭人』已摘了帽子,按詳細的階 級分類,他的身份已在我們之上,得罪了他,他隨便弄上幾條,就夠你喝一壺的。」
  黃昏,我用繃帶和夾板,托著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隻好手提著水壺,口袋裡裝著 乾糧。電筒以及止痛消炎藥物,離開生產點。我們那塊玉米地,離生產點約三四華里,是誰 和我一塊去執行看青任務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反正我們一夜都圍著這塊青紗帳轉來轉 去,只有夜裡吃乾糧時,才到那地邊的小窩棚裡坐了一會兒,夜間的露水,打濕了我披著的 破棉祆和繃帶,連五指上裹著的石膏都變得濕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嚴酷和悲涼,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長詩《望星空》。為吟 誦此詩,在一擔石溝時我曾挨了一頓批判,怎奈此詩對於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觸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來:「千節橋,萬節道,不如銀河一節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壺的時候,不小心碰了傷口一下,頓感鑽心的疼痛。歸途上,通過一 片洋白菜地,見一條野狗在追逐菜壟裡的什麼東西。那條狗一身黃色,神態甚是兇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獵時不斷受阻,走近看去,原來它是在追捕一個刺蝟。那刺蝟呈灰褐色,每 當那條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時,刺蝟便「呵— 」地一聲,渾身劍刺倒豎起來,使那條 狗不敢下嘴叼它。這一大一小兩個動物,就這樣追追停停,直到那刺蝟鑽進一座孤墳的洞穴 之中……
  夥伴說:「這洞不會深,扒出來燒著吃吧!」
  我搖頭:「它夠可憐的了,還是以慈悲為本吧!」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手上裹著的白色石膏變成了烏黑色。到醫院一複查,大夫驚訝地望 著我:「你是怎麼搞的?」
  我坦然地承認:「我是右派,這幾天沒有休息!」
  他無言以對。沉默了老半天,說:「傷筋動骨一百天,你這手指恐怕要落殘了!」
  我這個中指的命運,被大夫言中了。緊挨指甲的第一骨節沒有復原,那兒隆起一個肉 瘤。直直的中指,從此一生彎曲如弓,像總在低頭認罪……
  我的手指彎曲不久,又發生了第二件令人心靈顫慄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歡赤 著脊樑幹活,得了感冒發起燒來。「頭人」對我去醫院看病仍不放綠燈,我悲忿至極,朝他 喊叫了起來,他刁難我說:「可以先試試體溫計嘛!真發燒你再去也不遲!」
  「我渾身哆嗦你看不見?」
  「小病堅持嘛!活兒這麼忙。」
  「你去找體溫計吧!」
  這時,出版社另一個摘掉右派帽子的陳德貴,告訴「頭人」生產點沒有體溫計,並說情 叫我火速去醫院診療。可是「頭人」兩隻小眼睛一下瞪圓了,糾正陳德貴的話說:「誰說沒 有體溫計,那兒不是有隻豬用的肛門計(註:肛門計是給病豬檢查體溫的,用時把溫度計插 入肛門。)嗎?」
  「混蛋— 」我終於罵出聲來。
  之後,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著沉重的雙腿走出生產點。到醫院一量體溫,體溫高達 39.3℃。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訓,拿了假條直奔家裡,沒有返回生產點,進了家門就拉 開棉被睡在床上……
  我這只溫順的貓,頭一次扮演了刺蝟的角色。
  我是兩條腿的人。不是四條腿的豬。「肛門計」這三個字,使我永生難忘四路通的歲 月。當然,更難忘懷那個摘了帽子的「頭人」。
  由於有這兩件事情,我在平靜中常有不平靜之感。很快,這預感就被證實了。當時,社 會各單位自上而下貫徹了「嚴管五類分子」的決定通知。有一天,「頭人」把我找到了做飯 的伙房——那兒靜無他人。我們開始了如下的談話:「入冬以後,你拉運稀酒糟的活兒幹得不錯。」
  我知道這是帽兒戲。
  「可是你們幾個人(指張滬、趙筠秋、駱新民、王復羊)的事兒,還沒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還沒有徹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認識、批判!真正扭轉右派反動立場!」他 說。
  在1959年思想總結會上,報社負責管理右派的領導已向我們明確他說過:向黨交真 心,是要求進步的表現,時間過去了一年,怎麼又算開了舊賬?
  「可以告訴你,駱新民已經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問題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應 拿出主動的態度。」
  我決斷他說:「我無意去投這個機!」
  「咱們沒有共同語言。」「頭人」臉上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氣,一字一板地告誡我,「這 是對你最後一次爭取,你要是堅持這個態度,你將悔恨終生!」
  他走了。
  事後,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個木材廠堆放木料的僻靜角 落,對我說:「小從,這可不是你任性的時候,社會上對五類分子要嚴加管束了,你和他 (」頭人「)抗膀子,胳膊能擰得過大腿嗎?你還是主動找他談一次話,表表你的態度 吧!」我很感謝辛大明對我誠懇的幫助,但是在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書生,因而我謝絕了他的一番美意。進城休假時,我向妻子陳述了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許久,憂鬱他說:「報社也要抓五類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絕於人民』的賬 還沒清算,也許到了算賬的時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氣奇寒。張滬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內心苦 悶不堪,當晚拿著一張房東送的戲票去看京劇。年輕時我酷愛京劇,我和劉紹棠對葉盛蘭的 戲,幾乎是場場不漏。什麼《白門樓》、《呂布與貂蟬》、《羅成叫關》,後來竟然發展到 對杜近芳和葉盛蘭配的每場戲,都必須過目:《柳蔭記》、《白蛇傳》……不過,這天去長 安戲院看戲,純屬排悶解憂,而無任何欣賞的雅趣。當晚演員是誰我回憶不起來了,但我當 晚看的戲一直銘刻在心,那是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
  這齣戲成了我們命運的象徵,因為第二大一清早,我們剛剛起床一會兒,報社裝訂房的 張老師傅就來到我家傳達指示,要張滬和我吃過早飯去報社開會。張滬因感冒尚未痊癒,本 想在家休兩天病假的,但是老師傅親自登門,不便推辭,便穿上藍卡嘰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紅毛線帽,和我一塊離開家門。
  在電車上,張滬覺得有些發燒,和我耳語說:「是不是有什麼事?」
  「可能是傳達文件。」
  「不會真演一場《竇娥冤》吧?」
  「不會。」
  「哪個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說。
  正值上班時間,電車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無好奇地窺視著我們。這是因為我倆的著 裝,實在太懸殊了。她完全是知識分子的打扮,鼻樑上還架著一副眼鏡;我則穿著一件破舊 的狗皮大氅(這是趕車時穿的),頭戴著一頂帶耳扇的舊呢面棉帽子,渾身散發著酒糟氣 息。張滬緊閉著雙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無法發現那些奇異的目光。
  我記得非常清楚,是我攙扶著她爬上報社四樓的。當氣喘吁吁的我們,推開四樓會議室 的玻璃門時,頓感氣氛不同尋常。門口有一身著戎裝的武警,報社領導已提前到會,端坐在 主席台上,趙筠秋、駱新民身旁空著兩個位於,是給我和張滬安排的)仔細地去描寫這個會 議,對我說來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訴讀者,領導宣讀了我們的反動罪狀(主要 是對反右運動的看法,對「三面紅旗」的言論,閱讀《南共八大會議綱領》,以及傳播傅聰 「叛國」的消息等。當然,不會忘記把我寫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狀之內,還 有張滬的「自絕於人民」問題等)。結論中指出,這是右派當中有綱領的「反改造小集團」 (南斯拉夫在中國的別動隊),必須嚴加懲處云云,一張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簽字的筆。會議 主持人當即叫我、張滬和趙筠秋簽字,眾目睽睽之下,任何爭辯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只能 俯首就範。駱新民不在簽字畫押之列——他揭發「小集團」有功,又佔有海外歸僑的便宜, 將功折罪,免於勞動教養的處分。
  這是短促而又漫長的一個小時。在這個時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轟頂,被五馬分屍。我的 靈魂已出七竅,會場上只留下一個我的空殼。麻木昏沉的腦子。恍恍惚惚記得在1957年的 這個季節,剃光了頭以示抗議把他劃為右派的徐鐘師,是從這裡押走的——三年過後,又輪 到了我們。
  進會議室門時看見的那名武警,是為我們而來的。他命令我們三個人爬上一輛有對面座 位的吉普車,然後車子鳴笛啟動。那武警當即對我們發出警告說:「你們都是知識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誰在車上不老實(可能指跳車之類的舉動),我們可是不客氣的!」說 著,他把一副手銬,在我們面前晃了兩晃。
  吉普車上肅然元聲。
  「送我們去哪兒?」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問道。
  「到那兒你們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頭看看我的妻子,她緊閉眼瞼一動不動地坐在我的對面,那神態,若同已經死卻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獄之苦,但不禁可憐起她來了。妻子是發著燒來報社開會的,沒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時,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動不動,既不看我,也不看車廂裡的一切, 但是有兩行冰冷的淚水,從她緊閉著的眼角流淌了下來。她不擦它,任其順著臉腮滾滾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頓時被攪起了波瀾。在這一霎間,她究竟想起了什麼呢?是兩歲多小兒 子的笑靨?還是老婆母叮嚀時的神色?不,她或許是記起了當年在上海灘,剛剛16歲的她 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在地下黨支部舉行的入黨儀式上舉起拳頭宣誓時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紀時被國民黨警察局抓了去,被國民黨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煙似 夢,都已成為她的過去。而現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處的吉普車上呢!押送我們的人, 帽子上戴著閃亮的國徽!
  沉默。死寂。
  我們走進了一片混沌之中……
  脫稿於1987年2月21日小孫子從磊二歲半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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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從「土城」發配塞外
  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 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 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 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 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 收容所」。
  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 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鋪,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 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 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 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里流氣的人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
  我拒絕回答。
  「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
  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
  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 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 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 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 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 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喂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 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
  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
  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 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願她,能 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 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
  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 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 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 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 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檔的「號子」裡,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 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戲《竇娥冤》。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 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 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
  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裡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 親——這位延安賴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 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 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 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 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
  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干 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 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 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械的長篇 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
  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 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叔叔!給!」
  「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
  「好看嗎?」
  沒有回答。
  沒人理睬。
  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不知道!」
  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
  「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 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 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 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 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 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 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
  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 (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 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
  我真是不寒而慄。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 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 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 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 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 冷卻後帶來的理智甦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傘形的蒲公英,它們命 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佈和戲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 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 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 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 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 們到土城集中的一個信號,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們應當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們先是被命令捆綁行李,然後列隊在院內 站好。報數。點名。最後點到的名字是張滬。十大的「號房」囚禁,使她本來就蒼白的臉, 又增加了幾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聲「到」時,語音十分微弱。押送我們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個頭,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對我們說:「我提醒你們注意兩點:第一, 沒有行李的人,要幫助手中東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從腳下開始,這叫互相幫助。第二, 沒有卡車送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為,別怨我們不客氣!」 他先亮出手銬,又拍拍腰間別著的一支手槍。
  至今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叫張嘯虎的漢子。他北京無家,因而手中無物可拿,出於對我們 夫婦憐憫之情,他跑到隊尾,抓起張滬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個犯偷竊罪的年輕人, 又替她提起網兜——裡面裝著臉盆,臉盆裡裝著女人用的雜什。還有的「同號」爭著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為我意識到,更為艱難的路還在前面,我要在艱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歲尾,我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為囚之路。馬路上的行人,對我們側目而 視;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向我們投以窺測的目光。你們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寫了 幾本歌頌新生活小說的青年作家,她是16歲就為黨出生人死,把青春熱血獻給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青年記者。只不過我們又講了一些不屬歌頌的大實話,現在是加碼處罰。「我不下 地獄,誰下地獄!」這是但丁寫下的至理名言,20世紀60年代輪上了她和我。張滬則還是 閉合著眼簾,不看汽車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個修女那樣,但是眼角卻在滴落著淚 水。
  我摸摸分局發還我的背包,裡邊還有一包煙卷。我偷偷掏出來,塞給那個黑臉朋友張嘯 虎一支,又傳給另外同號每人一支;當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公共汽車上下來,迫不及待 地點燃了煙卷時,警察老田不滿意地看了看我們,大概是考慮到他的押送任務即將完成之 故,才沒有制止。我們(除張滬一個之外)每個人鼻孔裡都吐著煙龍,扛著行李,蹣跚著向 「土城」緩緩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個機關大院,進了大門走了幾十米,才見大牆和崗樓。男號的箭頭指 北,女號的箭頭指東,我和妻子一路無言,此時到了分別的路標。
  我停下腳步。
  她也停下腳步。
  四目對視,久久無言。
  還是我先開口:「身體不如我,要格外愛護自己身體!」
  她點點頭,低聲說:「我不會那麼輕生了,我要等著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給你寫信。」我說。
  「誰知道我會到哪兒,誰又知道你又到哪兒?」她說,「還是往家裡寫信吧!再由家裡 轉告你我的勞改地點!」
  「你考慮得比我周到。」
  「再見吧!」她腳步並沒有移動。
  「再見!但願不會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車上撫摸自己的背包時,除了摸到了煙草之紙還摸到一塊包著錫紙的太妃 糖。這些紙煙和糖塊,是我當「糞車伕」時,在漫漫的行車路上吮食的,此時我把剩下的最 後一塊遞給了她。
  她接過糖,剝去了糖紙,用牙把糖塊咬成兩半,把一半遞還給我。這時,崗樓上的士 兵,向我們喊話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走進囚籠的一對苦命夫妻,因而口氣十分嚴厲: 「搞什麼流氓活動哪!走####開!」
  兩隻勞燕從此各奔東西。
  剛才幫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張嘯虎,此時分出手來搶過我的行李,同時對我耳語說:「多看她幾眼吧!你們不定啥時候再見面哩!」
  「崗樓上的武警,已經訓我一頓了。」我說。
  「給他一雙耳朵,讓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開槍。」張嘯虎把行李橫扛肩上對我 說,「我是『二進宮』了,這裡邊的事,我都門兒清!」
  我當真地回過頭來,窺視著順界標朝女號走去的張滬,剛才有幾個小伙子幫她拿東西、 扛行李,此時行李和雜什都由她一人拿著,顯然是螞蟻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著行 李,另一隻手提著網兜中的臉盆及洗漱用具,走兩步,停一下。她是個有潔癖的女人,此時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著,拖過行李的地方,揚起股股黃塵。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顧拉著行 李走向羅網,我站了好一陣子,她都沒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當然,又招來持槍武警的一頓訓斥。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就應開始訓練聽力和中樞神經 的分離。訓罵由他們去,我則心神安之。我記起張滬曾向我講起她的一段往事:東北戰役開 始以後,國民黨駐上海的警特部門加緊了對地下共產黨的搜捕,她是黑名單中被搜捕的一 員。為了安全,上級組織通知她連夜撤出上海,通過旱路和水路從鎮江——揚州——淮陰— —直到鹽城。在揚州到淮陰的日子,她得了傷寒病,便在一個小村裡養病,蘇北農村很苦, 是稀粥米湯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當時同志之間的生死情誼。十年河 東,十年河西,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同樣還是她母體上的一顆細胞,此時卻變為承受折磨的 階下之囚,她不得不強撐著虛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著行李走向監牢。
  這兒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颶尺的北郊,在磚牆和土牆的雙層圍牆裡,聳立著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樣的圓頂棉帳篷。我們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點 空曠之感。因為目光所及之處,除了「蒙古包」和幾排簡易的紅磚房之外,幾乎沒碰到活 人,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家賊,在「蒙古包」周圍的空地上覓食吃。約莫走了有十分鐘左右, 我們在一排紅磚房外停下。那幾個流氓、盜竊犯自動一字排開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東張西望,突然聽到一聲吆喝:「蹲下— 」
  喊話的人是個白面書生,他身後站著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來那幾位都知道這裡邊的規 矩,只有我是個雛兒,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後來,我在收容所才從「同類」嘴裡打聽 到,這就好比過去的罪犯進了衙門,那些刀斧手和衙役們高喊「堂威」一樣,先殺殺你的威 風)。我順從地蹲了下來,心內頓覺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點,這是區別公民和罪 犯的身價— 我已然是階下之囚了。
  還是那個白面書生模樣的人,先翻弄著花名冊,後來開始點名。當點到「從維熙」三個 字時,他目光分明在我臉上停留了瞬間,然後又去呼喚另一個罪犯的名字。我當時狐疑地亂 猜,可能這個小白臉在區別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別,不外是對我這個右派加強警惕之意(後 來在「蒙古包」裡才聽說,這個小白臉並非收容所的幹部,他也是被囿於「土城」裡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助教,進「土城」的原因是劃右派後偷拿過一次別人的派 克鋼筆)。他點過花名冊後,畢恭畢敬地把罪犯名單交給一個臉膛黧黑的中年人。這個貨真 價實的勞改幹部,開始了對我們訓話:「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這兒叫北苑,也叫土 城。說句粗魯話,這是社會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們收容進來,因為你們是社會上的垃 圾。你們想想,當初你們剛出生的時候,你母親把你從屎窩挪到尿窩,又從尿窩挪到乾淨的 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養你們這麼大,你們都對得起當老人的嗎?偷、盜、流氓、打架, 搞右派反革命,你們拍拍心窩問問,你們對得起誰?告訴你們,這兒是專治惡人的地方,是 龍你給我捲起鬚子,是虎你給我趴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反改造分子決不手軟。 現在,你們首先要交代罪行,學習好了,才能送你們去各個勞改點,在勞動中改造反動的資 產階級世界觀。」
  至今我難忘那個黧黑臉膛的勞改幹部,因為他是我身陷囹圄後的第一個監管人員。坦率 他說,我對這個帶有北方濃重地方口音的幹部印象並不壞,他不像機關人事室或保衛處的干 部那樣,對人橫眉豎目;他訓斥我們蹲成一排的「五毒」時,除了炫耀專政的威力之外,不 忘以人性來啟示人的良知。很顯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會找一個勞教右派當他的文化 拐棍兒,那條右派「拐棍兒」姓張,而今,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在監管幹部訓話之後,「張拐棍」宣佈我們每個人住的帳篷編號,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 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處。我住的是三號帳篷。離訓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沒走 上幾分鐘,就到了地方。時值冬日,天氣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門簾緊緊下垂著,在北 風中顯得十分荒蕪寂寥。但是當我挑開門簾的時候,不由地吃了一驚,原來地鋪上坐著裡三 層外三層的罪犯。
  「怎麼不喊『報告』就進來?」坐在帳篷中心的值班班長對我喊叫。
  「我……撾撾撾撾不知道規矩。」我木訥地解釋。
  「記住,以後無論進哪個號子都要先喊『報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兒原地坐下。」
  我又應了一聲,把行李靠在帳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號的樣子,盤腿坐在地鋪上。屁股 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地鋪上沒鋪木板,只鋪有一層稻草,稻草上鋪著的是老號們的行李。冷 鼻子傳導給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經發了霉了,那霉爛氣息摻雜著骯髒被褥發出來的潮濕 臭氣,就是一個化學家也難以羅列出這氣味的化學分子式。好在帳篷角角上,有縫合不嚴的 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兒,可以嗅到帳篷外吹進來的清冷空氣。
  「你總往外瞎看什麼?」值班班長見我經常歪頭吸氣,以為我在向帳篷外邊窺視,對我 進行管教說,「身子進了土城,心也應該跟著進來,不管你在社會上是幹什麼的,到這兒一 律是罪犯,留戀過去是沒有用處的,進土城就是勞動改造的開始。」
  帳篷裡幾十號人的目光都轉向我,我的臉騰地燒紅了。那值班班長不容我說話,對我繼 續進行開導:「現在,你首先要學習好坐著的姿勢。第一,兩眼前視;第二,挺胸收腹;第 三,盤腿坐正;第四,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你看,就這樣坐— 」他做了個示範的姿勢給我 看,「你看明白了嗎?」
  我看看周圍的「同類」坐姿,雖說沒有值班班長那麼標準,卻也不亞於一尊尊羅漢打 坐,我只好應了一聲,強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帳篷裡的讀書聲重新開始,那標題我已忘記, 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大意說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力量,必 須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實行嚴管。讀過報後由值班班長佈置討論,講明發言 時必須聯繫每個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類型的老號,搶先發言,在讚頌政府改造政 策偉大英明的同時,還不斷檢查自己不該把個人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這般, 週而復始。他們好像對這兒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了,發言時喜笑顏開,毫無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個小子喊了一句:「讓那『新號』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後好能彼此監督。」
  「對!」七嘴八舌地響應。
  我對此毫無準備,推脫著說:「我還不懂這裡邊的規矩,先讓我好好學習兩天再發言 吧!」
  「應該搶先脫褲子割尾巴嘛,沒有一點自覺性,你還能夠改造得好?」值班班長說道, 「也不難為你這新號,簡單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亂搞男女關係了?是書寫 反革命標語了?是… 」
  「我是右派。」無奈,我只好亮了字號。
  「右派?」值班班長狐疑地問道,「右派都在社會上改造,怎麼會被送到土城裡來?」
  「不認罪錯,並且重複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說。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
  「右派本來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等於是雙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時幹嗎往臉上抹粉!」
  「這新號態度不老實。」
  「樣兒倒挺斯文,是只披著羊皮的狼!」
  至今,我對初進「蒙古包」時的被迎頭批判一頓還記憶猶新。其實,那些老號是在帳篷 裡悶得難受,彼此之間的車□轆話已經聽膩味了。每每帳篷裡來一個新號,都是如此這般一 番,用十分莊嚴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蓋幾十口人內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個值班班長, 他來自清華大學,1959年因為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 子身份進了土城。
  替我解圍的是那頓中午飯,飯簸籮一進帳篷,批判聲立刻雲消霧散。一雙雙眼睛都盯向 那冒著熱氣的窩窩頭。收容所的窩窩頭比拘留所的窩窩頭大一點點,白菜湯稀稠和拘留所沒 有差別。分窩頭和湯、鹹菜疙瘩的任務,由值班班長執行,在我看來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窩頭缺個角或窩頭被籠屜布粘去一層,都會引起麻煩。
  「為什麼給我缺了皮的?」
  「趕上誰是誰。」值班班長說,「沒看見嗎?我如同瞎子摸像一樣抓窩頭。這裡邊沒厚 沒薄,全看你的運氣好壞了!」
  值班班長兩眼看著頂篷,像賭徒玩弄賭具一般摸著窩頭。沒過一會兒,抗議聲又響起 來:「我這個窩窩頭眼兒這麼大,換一個吧!」
  值班班長笑道:「伙房大師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細,誰趕上張飛的手捏的窩頭, 誰認倒霉。」
  我很驚奇這些老號的心態,他們就好像幼兒園的娃娃觀察玩具一樣,評判著窩頭的分 量,窩頭眼兒的大小等等。雖說1960年是天災加謊禍的荒年,社會上許多家庭多了一桿稱 下鍋糧的秤,但還沒有因饑荒而使心態變得畸形,來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飢餓帶給人的 精神變態;清華大學來的那個值班班長喝完菜湯後,還像貓兒舔碗一樣用舌頭把碗上的菜葉 舔得乾乾淨淨,真比水洗的菜碗還要乾淨。
  我本來就心情鬱悶,加上帳篷外的「蹲下」和帳篷裡的「見面禮」,心情灰到了極點。 兩個窩頭我讓給了挨著我坐的老號,只把菜湯倒進了自己的肚腸。我口乾舌燥,學習時就想 喝上一杯開水。可這兒甭說開水,連冷水也沒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湯,正好當白開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後,我往帳篷邊行李上一靠,傷神地閉上雙眼。
  好比一隻生命之舟,當它已被擱淺在無水的沙礁,心裡反而比在海霧之中苦渡要安心多 了,因而我靠著行李就昏沉沉地睡著了。醒來睜開眼看看,帳篷裡一個緊挨著一個躺著,鼾 聲粗細不勻,那值班班長用一張報紙蓋著臉,身子斜靠在帳篷門口打盹;每次頭往下一低, 那張報紙便從臉上滑下來,他睡眼迷濛地再把它抓起來蓋到臉上。
  帳篷裡只有一個人沒有睡,就是剛才吃了我那份窩窩頭的老號。他是個精瘦精瘦的小老 頭兒,坐在地鋪的鋪沿上呆呆發愣。
  「你怎麼沒有休息一會兒?」我悄聲問他。
  「是想躺一會兒,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佔去了。」
  我悟性頓開,在這張方圓二十平米左右的帳篷裡,躺著有幾十號人;人挨人,人擠人, 由於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給他屁股大小的一塊地方,他只能在那兒和尚打坐了。
  「來,你躺下,我坐會兒!」
  「不,快吹哨了,哨聲一響都要爬起來學習。」
  「對不起,我佔了您的地方。」
  「你還給了我窩窩頭吃呢!」老頭兒小聲說,「不過,今後你再給我窩窩頭得背點人, 剛才值班班長接到一張告狀紙條,說新號拉攏老號。在這裡人和人不能有來往,不能伙吃伙 喝!」
  我愣了。
  「沒關係。值班班長睜一眼閉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後給我,別讓那些混蛋王八羔子 看見就行了。」接著,老頭兒開導我說,「到哪站說哪站;你別愁眉苦臉的,我初來時也和 你一樣,不思茶飯,現在肚子就成了無底洞。」
  「您什麼罪條進來的?」
  老頭兒看看帳篷裡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緊挨著我的耳梢,低聲說起他進土城的緣由。 這老頭兒原是北京郊區一個公社社員,論出身三輩子貧農,論資歷土改年月鬥過地主老財, 可算得上根紅苗正了。饑荒年間,他到大隊長的自留地裡(社員沒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 隊長的小崽子發現了,於是叫他背著偷的青玉米敲鑼遊街,一開始,這老頭兒一邊敲鑼一邊 作踐自個兒,喊著:「我餓得肚皮挨了脊樑,犯了偷青罪,鄉親們千萬不要學我,當好吃懶 作的『三隻手』!」喊著喊著老頭兒覺著不對味兒,說我他媽的偷青犯罪,你他媽的這塊自 留地不是偷社裡的麼,他媽的你當隊長就能比社員多一塊青莊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媽的不 是明吞嗎?老頭兒一時來了火性,便擅自改了遊街時的詞兒:「我偷青固然不對、可是我沒 進社裡的莊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進大隊長自留地去偷青的。許州官明著放火,還不許我暗 中點燈?人家把幾畝地劃歸自己,我只不過掰了幾畝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頭兒的調 門兒一改,惹出了麻煩事,遊街示眾倒是停止了,但是沒過半月,公社政法幹部找上門來, 人家不說自留地的事幾,只說他偷青是破壞青苗的反動行為。壞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說,還押 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兒不是幹活吃飯,我想開了,吃勞改這碗飯還省心哩!」 老頭兒朝我笑了,算是抖落淨了他的悄哪話。
  這是我進了勞改隊以後,結識的第一個同號。「第一個」永遠印象深邃,而這「第一 個」就有滿腹冤情。
  哨子聲終於尖利刺耳地鳴響起來。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於是「認 罪」守法之類的詞兒,不斷從每個成員嘴中吐出來,就連我身旁的這位老頭兒,也能扮演兩 面人,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詞兒。這位老農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 他在「認罪學習」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漢奸汪精衛曾勾聯在一起,儘管這是十分荒誕而荒唐 的聯繫,但是「蒙古包」裡沒有人笑。人們好像悟出了一點道理,罵自己越狠越好,綱上得 越高越好。這精瘦精瘦的老農民,最後把偷青行為比喻成拿著鐵掀去挖天安門城樓的地基, 是和反革命同一個鼻子眼出氣兒的反革命行為。當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時,省略掉 了是偷大隊長自留地上青苗的情節,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起了他內心的憤懣和悲哀。
  煩悶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認罪學習終於完結。天黑了下來,帳篷裡亮起了燈火。偌 大的帳篷裡,只懸掛著兩隻二十瓦的燈泡,光線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 兒,睡覺的命令就下達了,待我把行李扣兒解開,已經沒了我睡覺的地盤。在值班班長強令 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鄰右舍呼喚起來,但剛剛容我鋪好被褥,忽啦一聲那些成員就搶先躺 倒!只留給我能側身躺下的一條窄縫。這時,我才發現所有成員一律顛倒著身子睡覺,甲頭 朝裡,乙頭朝外;丙頭朝裡,丁頭朝外,依此排列順序,是幾十號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臥睡 的辦法。因而每個人的頭部兩側,都有四隻臭腳相陪,機會均等,不偏不倚,無論你向左右 哪邊側臥,都有腳臭可聞;而仰臥佔地面積又太大,不被左鄰右舍許可。奈何?但是側臥膝 蓋又沒有彎曲的餘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桿一樣直溜溜地躺著,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帳篷半 坐半臥。很快我的地盤就被擠沒了,這個姿勢我一直堅持到天亮。
  進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徹夜未眠,進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徹夜未眠。這不僅僅因為帳 篷中的腳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寧的是這一幅入睡圖,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閉的沙丁 魚罐頭,身軀一個挨著一個,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頓起,人世間最底層的賤民,竟是這 等睡相。男號如此,女號可以想像,我難以預料我妻子張滬的病弱之軀,能否經受得住這種 苦難,能否把這條苦難的驛路走到頭!或者說這條路就沒有頭,像一首無休止符號的悲愴樂 章,不知哪兒才是脫胎換骨的彼岸,哪兒才是這首苦難樂曲的終止。
  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 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 樣,帳篷裡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簾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 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 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裡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舖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 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 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 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 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佈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 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虱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 『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
  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髒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 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虱子窩,煮衣裳有屁 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虱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 豬了。」
  「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
  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 堂哩?」
  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
  「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
  有人說:「虱子不怕凍。」
  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
  「流氓— 」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 了,別扒著房簷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
  於是週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 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 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
  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 胎換骨」之聲,在帳篷裡不絕於耳。
  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 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 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裡的同 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 打坐唸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虱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 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
  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虱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 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 件衣裳。
  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 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 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 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 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 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 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仿照同號的辦法,用 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 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 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
  「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
  「有。」
  「進來照像。」
  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 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 一定凝聚了卑瑣和淒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 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 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 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 子欲哭無淚的年代!
  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 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 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 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 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
  「謝謝!」
  「聽說快要發配了!」
  「去哪兒?」
  「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
  「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
  「碰巧了也許會… 」
  「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
  「萬一… 」
  「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 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
  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
  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 你倆進土城收容所?」
  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 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裡,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 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 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 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裡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 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髮,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 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 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週歲),眼角眉梢佈滿了中年人早 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 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
  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 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 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 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 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 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 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 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著的管教股長。勞改隊長,也對他投以讚賞目 光——在這一瞬間,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駱駝,群山中的珠穆朗瑪峰了!
  這種情緒對我是個強烈的啟迪。他啟迪我要堅強地活下去。至於那爬滿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個健康的人,讓它拚命吸吮血漿就是了。同時,心頭升起了強烈的願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龍江,無論去哪個勞改點都行,在這不見天日的棉帳篷裡打發日子, 憋得心裡難受。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發配的人的共同心願。終日 的盤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使帳篷裡凝聚了煩躁的氣流,有的竊竊私語,有 的占卜去處,有的在半夜的睡夢中叫喊起來:「叫我去勞改吧!黑龍江興凱湖我也願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勞改幹部是否有意等待這樣的契機。就如同被久困在籠子中的野獸,一旦 出籠,它們會產生千百倍的瘋狂奔力;只有到了這個時刻,待發的囚徒才會自願地奔向條條 驛路,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各種苦難的懲處。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離開土城的訊號終於傳來了:先是在空曠的院子裡響起哨子聲,接著傳下口令,各帳篷裡的 人一律到空場集合,聽候訓令。
  那天天空陰沉,天上還篩著雪粒,我穿著那件破皮襖,站在三號帳篷的隊伍當中,遙看 周圍,同類們個個面露期待之色。彷彿大家面臨的不是去經受長期勞役,而是馬上要釋放回 家似的。這天隊伍排列得十分特別,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塊的密集隊形,而是單行排列, 每個單行之間,都留有約兩米寬的空隙,好像有什麼人要從這空隙間通過,就如同國賓檢閱 儀仗隊的那種陣勢,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不知什麼人的檢閱一般。
  汪老頭舖位挨著我,站隊也緊挨著我。他低聲說:「真要離開土城了,還不知你我運氣 咋樣呢!」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他的話。
  「這是勞改隊來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兒來的!」
  「不是『連鍋兒端』嗎?」
  「哪個勞改隊也不願意要老殘!」他在為自個兒憂心。
  原來行列之間的空隙,是為來挑人的勞改幹部留的路,並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離開 這地盤的。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惶惑感,萬一要是挑選不上,還要在棉帳篷裡呆下去,那簡直 是一種最嚴酷的懲罰。
  一些「二進宮」、「三進宮」的流氓、扒竊,倒是神態自若。他們在隊列裡探頭探腦地 張望,好像對他們能被來者選中,從而離開土城充滿自信。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去留之 間,而在於去的地點。團河、清河……是帶有「河」的都願意去,因為這些勞改隊都離北京 不遠;他們最怕帶「湖」字的勞改隊,比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上,冬天 雪飛像「大煙炮」,一年有半年過冬天。嚴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們望而生畏。更使 他們心悸的是,興凱湖遠離鐵路公路,到了那兒再想逃跑難如上青天,而這些年輕的刑事罪 犯,雖然認起罪來是賣盆的進村—  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於在勞改隊受苦,不然怎麼會 有「二進宮」、「三進宮」呢!
  我也十分怕去興凱湖。我並不怕那裡的嚴冬,50年代我跟隨北京青年墾荒隊去過北大 荒,體驗過那兒的冰天雪地。對於感情上無牽無掛的人說來,那兒是一塊遠離凡塵的綠洲淨 土,無論是冰封雪飄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那兒的風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 兒,是為老母親著想,興凱湖和北京相距幾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兒子,至少要有半個月的行 程;弄得不好,她那條命會埋在漫天飛舞的「大煙炮」裡。要真是興凱湖勞改隊來挑人,那 也只能感歎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勞改幹部出現在隊列的盡頭,旁邊走著一個陌生的人。矮矮的個子,車軸一般粗壯 的身體,他沒穿著和土城勞改幹部一樣的藍棉大衣,而是披著一件綠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 子,頭戴一頂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著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風凜凜的神氣頓時使我想 起電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楊子榮。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結了冰,渾身每個毛孔似乎都 在往外冒著寒氣。還用問嗎?這一定是興凱湖來挑人的勞改幹部了,那些「佛爺」(小偷) 及「氓爺」也從來者的打扮上,好像預感到了什麼不吉利,用行話低聲地罵開了大街:「×他媽的,咱爺們兒怎麼這樣倒霉!」
  「是『湖』裡來的『雷子』!哥幾們認命吧!」
  「該在『湖』裡淹死的,進不了『河』漢子!」
  「從『大輪』(火車)上撒丫子!」
  「黑棗(子彈)會叫你腦瓜開花!」
  來土城不過半個多月的光景,我已經能聽懂這些「行話」的意思了。這些「二進宮」、 「三進宮」的「天不怕」,雖也是網中之魚,但是他們敢於鑽網。用血肉之軀作賭注,去幹 他們想幹的營生,可是隊伍裡的知識分子,卻少有這樣的「勇士」。他們乖乖地站在隊伍之 中,惶惶然地轉動著目光,如同一隻換即將擺上祭壇的羔羊,端肩縮脖地等待著命運的裁 決。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幹部,陪同那個外地來客開始在隊列中穿行了。那「楊子榮」目 光像打量擺在兩邊的白菜、蘿蔔一樣,用手指點哪個,哪個就是被他選中的貨物,要離開隊 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問姓名、案由、職業……一切刪繁就簡。不一會兒,單行隊 列就變成了雙行,甩下的儘是老、弱、殘、缺。當「楊子榮」披著山羊毛大衣出現在我們帳 篷的隊列中時,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嚴如故之外,我發現他臉上生有許多麻子。我 迅速地低垂下頭,盡量裝出卑瑣的病號神態,心裡默念著:老天有眼,千萬別讓他選中了 我。
  「抬起頭來!」
  誰知道他在喊誰?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頭。
  他目光如同一道閃電,在我臉上燒了一下。接著,用手指點了我一下:「站出來!」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當天晚上,睡前來了兩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選中的成員和沒被選中的成員分家。那個汪 老頭兒和我分開—他屬於老、弱、殘、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裝上卡 車,人員隨行李車開拔。到底是不是去興凱湖,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勞教機構任何一次人 員調動,都是個悶葫蘆,進行沒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們是乘大轎子車抵達火車站的。土城用大轎子車送我們,絕非出 自於怕我們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車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車逃號。令人費解的是, 車行方向沒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門」車站行駛,而一直駛向了西直門車站。車站上,武 警戰士架著機槍,如臨大敵般地早已嚴陣以待,沒容我們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強令立刻上 車。
  第一件事就是點名。土城勞改幹部和領人的勞改幹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冊逐個地清點 人數。這一工作完成以後,意味著收容所的任務完結,車上如有跳車的逃號,那是領人方面 的責任了,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故,車廂兩旁的汽門,早已站好了押送我們的武警。直到這 時,那個長相很像打虎上山楊子榮的勞改隊長,才向我們透露一點口風,他跳上車廂的坐椅 高聲宣佈說:「我是來接你們去改造的隊長。聽說,你們心裡一直打鼓,說我是興凱湖來 的,現在,先出第一張安民告示,我不是興凱湖來的。至於從哪兒來的,又領你們去哪兒, 到地方你們就知道了。我只告訴你們一點,那地盤離北京不算遠也不算近,反正比興凱湖要 近得多。」他發佈完安「民」告示,緊接著是一項通牒令:「你們都放老實一點,車窗一律 不許開,開一條小縫也不許可;現在是冬天,打開車窗容易感冒。告訴你們,誰要是找開車 窗,哪怕是一條小縫,就要按逃跑論處。我們不怕個別壞蛋跳車,你跑的再快,也沒有子彈 的速度快。聽明白了嗎?」
  先是安撫。
  後是警示。
  這一切都為了在行車途中不發生問題,即使大腦屬於低智,也能對這剛柔並濟之策有所 體察。特別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對喧囂騷動著的列車,顯然起到了鎮靜作用。只要不去 興凱湖,這就是最大的喜訊,因而車廂裡還升騰起一點點歡快氣氛。那些對勞改單位並不陌 生的刑事犯,掰著手指頭算計著我們的去處;幾經議論,終於揣摸出來我們要去的地點:那 兒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處居庸關外新建的勞改點—營門鐵礦。我們要在四面 來風的山口子康莊下車,據說營門勞改礦山,離康莊有四十多華里。一出關就是塞外,我們 是要去塞外山洞洞裡去脫胎換骨了。
  有個亡命之徒迅速打開車窗看了一眼,說這列火車是開往張家口方向去的,去張家口又 必經康莊,我們要去高山大峒開鐵礦是定而無疑的。果然,不一會兒站台上架設的機關鎗搬 走了,旅客開始湧上站台,也登上了我們這列火車,同時女廣播員的婉轉歌喉鳴響在車廂: 「各位旅客請注意,這次列車有幾節車廂是專列。上邊的成員是被押送去勞改的專政對象, 對此乘客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
  我不禁啞然失笑。專政對像乘坐的幾節車廂內兩頭都有持槍把門的武警,何以會到其他 車廂裡去搗亂破壞呀?不知歷朝歷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 要製造出一種□人的氣氛,使你的靈魂時刻處於驚顫之中?!
  列車徐徐開動了。我落淚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重返京華!也許砸死在勞改礦 山,也許病死在什麼改造驛站;即使能活下來,也可能意味著和文學的徹底訣別。在車輪的 滾動聲中,我的思緒異常複雜,老母親、病妻子、小兒子……以及許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現 在那塊車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張滬是否還在土城等待發配,前幾天晚上,在一次晚點名之 後,那位皮膚黧黑面孔敦厚的勞改幹部,點到我的名字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他說:「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
  我受寵若驚,站得筆桿條直地回答說:「是個記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剛要繼續往下點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問道:「能叫我見一面嗎?她身體有病……」
  「當初你們不堅持反動立場,何至於有今天的下場!」勞改幹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請求, 反而朝我心臟部位刺了一刀,「記住,這兒不是什麼施捨仁慈的地方,更不施捨資產階級人 道主義。惟一的前途就是脫胎換骨,等你們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聽了訓政本該知趣地坐回地鋪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覺仍然支配我講了這樣幾句話:「隊 長!能不能把我們送到同一個勞改隊去,不然我母親探視兒子和兒媳,還要跑兩個不同的地 點!」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發配塞外的火車上,我為自己的懦弱而渾身發燒。扭頭看看武警,武警頭戴國徽莊 嚴而立,那閃亮的手槍插在皮帶間,一隻手緊握住槍的後把。回過頭來看看窗外,八達嶺起 了風,夏日那蔥鬱的綠色蕩然無存,七八級的大風搖撼著枯枝枯乾,穆桂英點將台蒙在一片 混飩之中。影影綽綽可見山巔上的烽火台,它像個歷史證人一樣,看徵人出關,看犯人遠 行。今天,它又冷眼看這列爬行的火車了,它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裡裝運著幾百名不尋常的 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關雄渾!
  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在春日來過長城。從進入《北京日報》,我就為當好記者。編輯而 忘我工作,稍有閒暇,我還要提筆寫描寫新生活的小說。從進入京城之日,雖知長城近在咫 尺,但捨不得抽出時間來瞻仰這條盤臥在山尖上的龍。這次倒是見到長城了,卻是在這寒風 凜冽的冬日,沒有春色,沒有詩情,有的只是蕭蕭萬木和在萬木蕭蕭中出關服勞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發了兩個窩頭。此時在沒有暖氣的車廂裡,凍得石頭一般。我機械 地嚼著窩窩頭,品味著人生的苦澀。當初,秦始皇修築長城時,這兒走著數不清螻蟻般的民 夫和苦力,據說那是為了抗禦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們這些打入另冊的人們,又是保衛「鋼 鐵長城」之必需!是「把北京變成水晶城」之必需……
  強權即真理。
  無權即無理。
  別了!未來的「水晶城」!
  我等待著這位大人物的諾言兌現。
  列車穿過了大山,關外塵沙飛揚。這兒風更凜冽,遠遠看見一個旋風擰成的通天上柱。 當車停在康莊車站時,我們這些成員面面相覷。像西直門車站一樣,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 機槍恭候。由於風太大,士兵們那綠色棉軍帽下邊的帶子,一律緊緊地繫在下巴頦上,有的 怕風沙迷眼,還戴上了風鏡。
  我們搖搖晃晃地先搬運行李,把卸下來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車後,才被通知登上無篷卡 車。沒有泯滅盡淨的羞恥,使我在搬運行李時,一直低垂著頭,因為我怕列車上的旅客中, 有親友或相知的目光。在這方面,我很欽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氣,他們在搬運行李時還不忘和 車窗裡的旅客逗樂,因而不斷招來戰士的怒斥:「低下頭來走路!」
  「沒臉沒皮的傢伙!」
  那位「楊子榮」此時嚴然就是圓睜二目的門神,他在大風中屹立著,一動不動地監視著 我們這些搬運夫。直到我們最後一個成員登上卡車,他才鑽進卡車的駕駛室。我至今清晰地 記得那條黃塵滾滾的驛路,它從康莊曲曲折折地向東北方向延伸,十幾輛卡車中只有頭一輛 是幸運兒,後邊一串都要吃前邊輪下滾起的黃塵,所有車上的成員一律面向車尾;即使這 樣,我頭上一頂繫著扣兒的破呢面棉帽子,還硬叫大風給刮去,不知飛向了何方。
  「這是好事。」一個東北小盲流對我說,他叫那德廣。
  我無心回話,把頭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襖領子裡。
  「到那兒就摘你的右派鐵帽!」這個小土猴兒,閃著一對大眼睛對我唱著喜歌。
  在土城帳篷裡他年紀最小,初進上城時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大孩子,也被關在「五毒」 當中。後來在他交代罪行時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後裔記不准了)的一 個浪兒,在饑荒年間流入北京,公安機關幾送幾來,後來他偷拿一個副食商店的蛋糕,當場 被抓,便以屢次盲流加偷竊為由,送到土城來了。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露出虎牙尖尖。 他常常自動去抬飯簸籮或倒尿桶,帳篷裡的成員卻對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錯。那次 隊長點名無心地露出我的原來職業以後,他特別顯得和我親近。一次,在廁所裡大便時碰在 一起,他便問我:「寫書這活兒好學麼?」我說:「我已經被開除出那個行列了,別談它 了。」他說:「隨便聊聊,我又不給你打小報告。」我說:「算了!別學這一行,這行挺害 人的!」他聽不懂,刨根問底沒完沒了地問。我心緒很壞,提起褲子走了。在帳篷裡他坐在 我對面的地鋪上,每每望見他那雙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覺得我虧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開 他那雙幽亮的目光(十幾年後,當我在山西伍姓湖勞改農場的窯洞裡,偷偷寫小說《遠去的 白帆》時,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時的模特之一)。此時,在黃塵滾滾的路上,他渾身上下雖成 了土人,但那雙眼睛依然明亮而動人。他不該來這兒——他進來的太早了。
  風勢彷彿漸漸小了一些。回頭望去,是一座高山擋住了風路。汽車一路上盤,我們終於 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勢而起伏的排排紅磚房,紅磚房的周圍站立著高高的崗樓。
  「到了!」興奮的聲音。
  「到了!」疲憊的聲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們的臉上開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從空中掉在了地上。總算是到了「站」了,這兒 雖屬塞外,離北京還不算遠;離北京近一寸,彷彿就和母親的心貼近了一尺。別的都丟了, 離老母親和小兒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 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 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饑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 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饑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 會上層「不知餓漢饑」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幹。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 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 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 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 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哄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 「楊子榮」的綽號。
  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 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 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 時,那只略大的眼睛裡,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 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
  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 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 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 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 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 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 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 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 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週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幹,在群丑當中也就不覺得自 己丑了!
  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伙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 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 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只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 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裡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 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 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捲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個水飽。
  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淨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裡不再贅敘;他 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裡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裡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 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裡總量是等同的;但饑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 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 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
  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 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 (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 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
  大伙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 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 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
  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 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臭賊!是你偷的不是?」
  「說!」
  「別死魚不張嘴!」
  「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
  那漢子舖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舖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 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 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 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 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捨,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 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 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 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
  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說,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
  「再給他加溫!」
  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
  「說!」
  「我沒偷。」
  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 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 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 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饑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 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捨來的食品,確保吃 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後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 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 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 心悸。
  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 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幹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 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 掘的。
  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 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發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 他理發行當,並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 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以「氓爺」的橫勁為我撐腰。他的口頭禪是:「咱們 誰也不能欺侮老實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騾子是馬先和我過兩下手!」第 三個就是前文提到過的東北小盲流那德廣,這個剛滿18歲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雙能把木 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種小工藝品的巧手,還長就一雙飛毛腿。有一段時間,我們組幹的是從 山下往山上運料石的活兒,百十斤的重量壓在背上,已使人喘氣都感到困難,加上山路崎 嶇,每背一趟料石上山,兩腿都會酸軟如泥。這小傢伙的腿,彷彿是鐵鑄的一般,經常是我 們背一趟,他背兩趟。在下山時跳蹦著若同一隻輕猿,嘴裡還哼哼嘰嘰地唱著東北小調,但 就在小組裡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表揚時,一天中午收工不見了他的蹤影——這小子摸準了崗 哨的換崗時間,借警衛交班時溜號跑了!
  中午,大值班傳話叫我去中隊辦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擊鼓,腦子裡編織著自己的失 職檢查。主管我們中隊的曹茂林隊長,站在向陽的房簷下,聽完我的敘說後並沒動肝火,而 是寬慰我說:「這是警衛人員的失職,你用不著給自己上綱!」
  我十分驚愕地望著他,以為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這樣的盲流耗子,鬼著哩!鐵絲網是圈不住他們的!」他說,「他背石頭爬山爬得那 麼快,就是想躲開你們的目光,尋找逃跑的機會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幹了幾年派出所工作,瞭解這些『大眼賊』!」他說這個形容詞時,臉上沒有憎惡 的表情。「其實,這孩子素質不錯,只是當浪兒當得野了性子,成了標準的『飛鴿』牌!」
  我沒敢點頭,也不敢搖頭。一個勞改幹部對一個逃號如此寬容,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我 甚至懷疑他這番話是個誘餌,在暗暗審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態度就是緘默,像啞巴那樣一 言不發。
  「你寫過幾本小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不然……」
  他打斷了我的自卑而廉價的檢查,問道:「你愛人也跟你一樣進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她去了哪個勞改支隊?」
  「不知道。家裡來信沒提起她。」
  「她叫什麼名字?」
  「張滬。」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說。
  歸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憑著我的直覺,這個一個眼大一個眼小的曹隊長,對我並不 帶有審查之意。我甚至覺得他的許多潛台詞,都是沒有辦法破譯的密碼。有一點似乎可以斷 定:他是個十分寬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勞改隊長。我特別注意到一點,是其他勞改幹部從幹部 食堂吃飯回來,快要走到辦公室的時候,他才中斷了和我談話的。
  謎。
  從這天起,這個謎就不斷困擾著我。也許是創作這個職業病的緣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隊長來了。他在隊列前講話,聲音不高,但面孔嚴厲,特別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對社 會的危害時,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他很少嚴厲地訓斥「思想犯」,頂多說上幾句「思想反 動」這個流行字眼,顯得空泛而無內容。只有一次他對一個右派發了脾氣,那是他看見一個 原大學助教,在廁所後面的垃圾山上撿煙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著:「你還算知識分子 哩?簡直是自甘墮落!幾年下去,我推斷你會變成地痞流氓!無恥####」是牽動了真 情,還是他迎風站在院內的緣故,此時他那只患有迎風落淚症的大眼睛,滾動下一滴一滴的 淚珠(1986年我寫中篇小說《風淚眼),是從他那只滴淚的眼睛上得到某種悟性的啟 迪)……
  曹茂林的形象頓時在我眼睛裡高了許多。他這幾句話講得十分深刻,使我銘刻在心。勞 改隊裡集結了三教九流,說它是個大染缸並不過分,他及時提示知識分子們要警覺,不可隨 波逐流。幾天之後,我們在搬送石頭的料石場休息,他走過來把我叫到一旁,我以為他要布 置什麼學習任務,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我打聽了一下,你愛人已經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計是女的都去了清河農場。」老實說,前兩天的談話,我只當他是隨便問問,事後也 就淡忘了;他卻當成了一件事情,特意來告訴我。他是專政幹部,我是被專政的對象,能夠 如此真誠相待,使我十分感動。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歷經了幾十位勞改 幹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誠待人,並對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過三四個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個,而且是第一個。記得當時,他還告訴我可以讓我老母親來這兒看看,從西直門乘火 車到康莊下車!礦山每天有車往返於營門——延慶——康莊之間,和司機師傅說兩句好話, 一直能把老母親拉到礦山來。「兒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裡睡覺也 就踏實了!」這幾句富有人情味的閒話,說得我淚眼模糊。
  夠了。
  他對我的情誼是夠了。五七年反右之後,開始了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為了保衛自己的 生存,人們說點違心話,必要時把人生當成舞台演演戲,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勞改干 部而言,他們在監督改造罪犯,而上層也在審視監督著他們。他們最容易因犯「劃不清界 限」的罪過而失足落水。不是嗎?!(因而在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閱讀蘇聯流亡作家索爾 仁尼琴作品的時候,我覺得他以主觀上強烈的愛憎,取代了勞改隊的客觀現實。他只寫了殘 酷壓搾的一面,這是真實的;但生活中存在著的另一種真實,卻被他的憎惡吞噬了。有惡無 善或有善無惡,都構不成一個社會的總體。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總要審慎地認識這個總體 中的個體,特別是在《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個體生活內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洩到了極至的地步,這不能不被視為政治扼殺了他的某種文學真誠。這是題外 話)。
  井下需要壯勞力,我被從井上調到了井下,並被曹茂林任命為大組組長。這個差事本是 可以東溜西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我沒有自尋解脫,因為勞動可以麻木人的中樞神經,人在 緊張的勞動中可以忘卻煩惱。礦井裡一片幽暗,幾盞照明燈懸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動 物的程度。營門鐵礦出產的又是紅褐色的礦石,每天被開掘礦石的風鑽震得兩臂發麻,以致 在夜裡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顫動,就若同地震一般。進井臉是白的,出井後個個成了紅臉關 公,紅礦石的褐色粉塵染紅脖子和臉,塗紅了你的眉毛,並被你呼吸到肺部。勞改隊發的紗 布口罩,只是一種裝飾品,繁重的採礦石勞動使人汗流浹背,井下沒有一個成員是戴口罩干 活的。
  鐵礦石開掘不比煤礦開掘。它的岩層結構堅硬如鐵,風鑽鑽頭頂在石頭上打眼,濺出一 串串閃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沒有風鑽,要從事原始的開掘方式:一把大錘,一根鐵 釬,一個人手扶鐵釬,另一個掄錘擊鐵釬。鑽出孔眼來裝上雷管炸藥,然後引爆放炮。我有 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幹活。他掄錘時我扶鐵釬,我掄錘時他扶鐵釬。 在空曠陰暗的礦井下,兩個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傾吐苦水的最好時機。他在社會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兒,既擔心妻子跟他離婚,又怕小女兒有了繼父,因而話題不是他的歌唱業務,就 是感歎人的命運蹉跎,間或在勞動休息時,看看隊長不在身邊便唱起催人淚下的蘇聯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無邊路途遙又遠路上一車伕饑寒快死去告訴我老婆再不能相見結婚的戒指請你送給她
  礦井攏音,歌聲雄渾,沙啞而悲壯的回聲,經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聲中潸然淚落。 緊閉雙目,靠著涼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小兒子的笑靨,妻子因消瘦 而塌陷的兩腮。曹隊長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兒去服勞役呢?她那弱不禁風的 身體,又能幹些什麼活兒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猶豫,我們倆雙雙身陷囹圄,命運像一條苦 籐把我倆緊緊地捆在一起,在整個北京市也算絕無僅有的一對苦瓜了。
  「你的命運比我強一點,到底是一個人進來的!」我說。
  徐長歎一聲:「各有各的難處!」
  「你妻子不是沒提出離婚嗎?」
  「還沒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她善良嗎?」
  「就是她有菩薩娘娘的心腸,在這個年代也會變得冷酷起來。」他說,「到那一天,我 不會怨恨她。時代每天製造著生離死別的悲劇。」
  「你沒死,你說得很好。」我內心充滿苦澀地為他解憂。
  「好?誰知道這縴夫的纖繩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於是「用力拉,使勁拉」的寬闊而深厚的歌聲,從他喉問噴發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 愛音樂,陪他一塊兒唱這首歌。每當此刻,我就覺得自己真像是一個背纖的縴夫,拉著一條 沉重的木舸,在積滿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彎腰而行。古俄羅斯的縴夫還有伏爾加河為他抒解 憂悶。古老黃河的縴夫每天還能聽黃河的一路詩歌。這兒無曲無歌。由於埋有礦藏的山皆為 禿山,因而這兒沒有一棵綠樹,山上也不長青草,春日到來之際,難以覓到任何一朵報春的 野花。有的只是崗樓、鐵絲網和到處書寫著的「認罪守法前途光明」一類的標語。每每從崗 樓下經過一次,都要先筆桿條直地站好,向持槍警衛的士兵喊一聲:「報告班長。」然後說 明通過崗樓的原因:我去打飯。我去隊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勞動工具。我去……
  八個小時鑽在山洞裡掄錘打眼,頭上不見青天,洞內儘是齜牙咧嘴的石頭。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鑽石打眼,由於採石的角度需要鐵釬自下向上傾斜,因而鐵錘也要由下向上擊打。 他扶鐵釬,我掄大錘。這是一種高難度的勞動技能,我一錘打上去偏離了釬帽,鐵錘一下子 打到徐恭謹的額頭上,鮮血頓時淌了下來。他面色蒼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絹為他捂 住傷口,然後叫幾個人來架他上了醫務所。醫生給開了工傷假條叫他休息幾天,他硬是頭上 纏著繃帶,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勞改隊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陷入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壓 把自己送進了大牆;另一方面在勞改中又顯出極度的虔誠,想爭取提前走出大牆,幻滅感常 常上升為一種希冀,希望早一天從專政對像還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腳氣病,一 次在赤足裝卸木料時被病菌感染,一隻腳腫得像大饅頭一樣。醫生給我的腫腳塗上藥膏,纏 上繃帶,我便拄著一根木頭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勞動工地。曹隊長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幾十年後回首當年的這種現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潛影,更有幾 千年知識分子傳流下來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響,總是想通過「逆來順受」,而最終達到解脫 痛苦的目的。
  知識分子大腦是發達的,而對迷茫的現實,常常不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氓爺,更能剖 析現實。他們常常對我們的這些痛苦掙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態,並編出順口溜,譏諷我們說。
  好好幹閒扯淡你有千變萬化不如政策一變
  意思是說,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腦塗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變了,你就是 隨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車。這種「反改造」的順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證實。我至 今仍記得,那大會的召開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體成員集合於隊部前的一塊空 地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但是那陣勢顯得與往常集合不同:礦長來了,管教股長來 了,勞改隊長來了,內勤幹事來了……礦長的開場白告訴我們:今天是對全體犯罪分子,宣 布勞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鬧不止;今日開會,鴉雀元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條例規定,勞動 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 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裡服勞役的我 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 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裡不 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 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分的,一不強制你剃光頭,二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 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裡卻和勞改劃了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 叫我們「勞改犯」或「二勞改」。
  儘管如此,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勞動教養」期限短一些。所以,肅靜的會場上,都在傾 聽著命運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幹部是管教股王股長,他宣佈的順序是半年、一哪哪哪哪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為最短期限,三年為最長期限。半年、一哪的名單很快就念完 了,還沒有念出一個右派的名字。到此,營門的十幾個右派面面相覷,都知道自己是獲得最 長勞改期的人了。這真是「好好幹、閒扯淡」的具體驗證。特別褻瀆法律的是每個人的勞改 期都從即日——5月25日起計算,那麼在「土城」和在營門服勞役的半年時間,算白搭。 噢!原來法律是根兒童玩耍的猴皮筋,願意拉長則拉長,而這些據說是經政府政法部門審定 了的,由執行法律的勞改幹部宣佈它,簡直是那個年代一幕最荒誕的政法界頭頭們強姦法律 的惡作劇。
  我們這些沉淪社會最底層的右派,本來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層,又被權法 合一的所謂法律,再次強姦。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涼,還幼 稚地推算著:三年,不過1095天。苦苦熬過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了,就可以從另冊公民還原到正式公民了。這真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無知,在這塊土地上勞 作的人們一經有了「前科」,就別做再想回到伊甸園的夢。那「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將 永遠把「另冊」人員打入地獄。
  會後,幾個老右偶然在廁所或工地相遇,一邊抨擊已服勞役的時間沒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內違反天理,另一面又慶幸到底有了個盼頭,覺得這是「無期變有期」,誰能想到詭辯術還 能把「有期變無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當時正好收到上海寄來的食品郵包,在星期天休息時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個背人的牆角去「聚餐」,糕點很少,我記得每人吃上幾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個年月,僅此一點已經屬於違反改造條例的「彼此拉攏」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對形勢分析說:「三年後,我們單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臥車?」我挖苦他。
  「部裡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懷還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觀調子,「別說缺了你一個翻譯,就是缺了誰地 球也照樣轉,小道消息說彭德懷倒了大霉,中國這列火車不是也沒翻車脫軌嗎?」
  「黨的政策明明白白寫著『既往不咎』麼!」程海炎仍然固執地申辯,「化消極因素為 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寫在《人民日報》社論裡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後,但願我們都劃到可以團結的範圍以內!」
  三個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點心渣子往嘴裡一揚,我們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勞 改隊的星期天是最最無聊的時日,沒有書看,沒有棋下。年老一點的多在炕上縫窮,把衣服 補丁補得層層疊疊,因為天天跟礦石打交道,費衣服費鞋;哪輕的「哥兒們」,則躺在土炕 上侃大山。內容不出兩個內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會餐,從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 羊肉,到西四牌樓的炒肝、東四牌樓的豆腐腦,一邊談著一邊蠕動著喉頭,把饞水嚥下肚子 去似乎也是一種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對女性的專稱為「圈子」,他們談女人的胸脯、屁 股、大腿……語言下流淫穢,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簷外,眺望鐵絲網 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從這裡南望,能迷妹濛濛地看見長城。往西看是山,往東看是山, 往北看還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間的狹小。據這裡的一個老號告訴我,在勞改部 門,他到過一個特殊角落,那兒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裡邊關著一些男瘋子和女瘋子。 有一度他曾在那兒值班把門,一天管女瘋子的女勞改隊長跑來求援,她說有一個女瘋子用掃 帚沾上黃屎,滿院子追打同夥,連女隊長也不敢接近她。這個老號進了院子就嚇了一跳,原 來這個女瘋子渾身一絲不掛,高揚著手中的屎掃帚,追打著犯有精神病的同夥。見此情景, 他退了出來,但女隊長對她無奈,還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這老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幹 這份差事。幾經折騰,那女囚雖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終於從身後攔腰抱住了這個犯有瘋 癲症的女囚。那女號自己也弄了一身黃屎,她被幾個人強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緊身 衣,綁在特製的床板上了。她叫著。罵著。當她折騰得沒勁的時候,就反覆唱那支歌:「社 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時,那女勞改隊長才告訴他:「甭理 她,這是個極端反動的臭右派。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走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講 的那個瘋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張滬。還沒有被送進「大牆」時,她已經自 殺過一次,她能經受得住勞改隊的種種精神煎熬嗎?!
  直到夏天,母親拐著那雙纏過足的小腳,帶著剛滿四歲的小孫子,來營門探望我時,才 帶來我妻子給家裡寫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澱(即清河)農場去了,由於身體極度虛弱無 力出工幹活,每月吃21斤口糧,在病號組養病(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3期的小 說《曼陀羅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勞改隊,要家裡轉告她我的勞改地點。信是用明信 片寫的,筆畫綿軟無力,看到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漲滿了淚水。再看看老母親臉上的塵土汗 痕,淚水立刻奪眶而出。小兒子對這些一無所知,連叫著:「爸爸!爸爸!我可想你 啦!」我抱起他來親他臉蛋時,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錚錚男兒漢。老母親 和小兒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壩完全崩潰。
  陪她一起來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張玉華(1985年被一輛拖拉機碾死),共產黨員,北 京市的勞動模範。從我和妻子劃右派後,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這天他背著大包小包 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營門。他們是按曹隊長告訴我的那條路線來的,康莊下車就遇到 了往返於營門鐵礦的礦石車,好心的工人師傅體諒這一老一小的艱辛,把他們讓進了駕駛室 裡,並一直送到了礦山的招待所。
  當時正值中午收工時間,我身穿工服,頭戴柳帽走進了接見室。內勤幹部嚴隊長看見我 進屋,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你母親和表(姨)兄來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帶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們帶來有十多斤,要動員他們帶回去一部分,這是紀律要求;第二,要向家裡人 匯報你的改造成績和不足,讓家庭也督促你盡早地拋棄反動的右派立場,成為自食其力勞動 者中的一個分子!」
  接見的屋子是裡外套間,嚴隊長坐在外問屋的一條長凳上,面孔嚴厲地監視著母子的會 見。當他聽到我抱起小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便從凳子上站起來訓斥我說:「這叫什麼 話,你哭什麼?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認罪的表現。再哭!停止接見!」
  我老母親忙向隊長解釋:「他想小兒子了!」
  「這話沒有階級觀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圓場說道:「隊長說得很對,接見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給你— 」他 塞給我一塊手絹,強作歡顏他說,「三姨,你看維熙勞動半年多,臉胖了,身子骨兒可結實 多了!」
  多虧這時候曹隊長來了。他讓嚴隊長去吃午飯,他頂替了嚴隊長的角色,進到屋來就喊 了聲:「大娘!您這麼遠路來看兒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這兒表現很好,用不著掛記 他!」我母親的神情還沒從嚴隊長的訓斥中解脫出來,曹隊長搖搖桌子上的暖壺空空如也, 便說:「這麼熱的天不喝水還行!你先去打一壺涼開水來。」
  奔向鍋爐房的路上,我長歎了一口氣。我罵我自己確實太缺乏男人氣了;當著那位黑臉 閻主,一個男子漢應該把眼淚嚥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負數。我沒能做到,結 果招來一場他對老母親的訓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於苦命母親的事情。
  打水歸來時,曹隊長已然不在屋內了。不一會兒,一個勤雜工端來幾個饅頭。一筒打開 的肉罐頭(當時礦山幹部吃這種肉)。一大海碗菜湯和四個飯碗。我心裡明白,這是曹隊長 吩咐下來的。我見過來這兒探親的家屬,吃的倒是幹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買。除 非是公安局、勞改局出差的來營門,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這是我在半年多的勞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裡人吃的一頓團圓飯。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張滬。飯罷,嚴隊長再沒有到這個接見室裡來。因而我母親來探視我的時間,得以延長到下 午出工。哨聲響起之時,曹隊長又來到了接見室,告訴我兩件事:一,超規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親帶回去了,省得傷老人的心;二、老母親來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會兒再來工地。
  我母親非常感動,我也十分激動。在勞改隊這是破例的照顧。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猶疑,因為下次見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但在我姨兄張玉華的勸說之下,我匆勿親 了小兒子臉蛋幾口,帶著大包小包,通過必須經過的崗樓,把東西放回監捨。然後,大步流 星地直奔礦井。
  當天下午,我母親帶著小孫子搭乘礦石車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給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悵。在礦井口,我遇到了頭戴柳帽準備下井的曹隊長,他看到 我這麼快就奔赴礦井,似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我和他並排順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說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母親。」
  「我可以寫信告訴她,您說吧!」
  「算了!不告訴她也好,省得老人懸心… 」他欲言又止。
  限於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詢及究竟是件什麼事情。但從他這句話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過了不久,礦山到處傳播著一條小道消息:工業要下馬,營門鐵礦要關閉 了。
  可靠嗎?
  去哪兒?
  死寂的礦山,喧囂浮動起來。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地猜測著議論著。勞改隊長只當充耳不 聞,既不承認,也不追查謠言。於是這些罪犯們認定:挪窩兒的日子不遠了…
  本來勞改隊的流動性就是「大迴旋」的,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換過十幾個落腳的 碼頭。但是離開營門的轉移,確屬「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緣故。盛夏時節,在噪人耳鼓的 蟬鳴聲中,我們奉命收拾行裝,像在土城一樣,這群「五毒」將轉移到哪兒,我們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號作出預測:這回他媽的要遠離北京城了。你看,從礦山的機電設 備到伙房的蒸鍋和籠屜都裝上了卡車,或許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開闢新勞改點吧!
  行前,幾個老右聚在一塊也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去哪兒不是我們話中的主要內容,幾個 人竊竊私語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經濟的大滑坡。大躍進吹牛皮的神話已經破產,大煉鋼鐵的 超英趕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譚」;由於這種「殺雞取卵」的狂熱,已經破壞了工業的生產秩 序,特別是扼殺了農業騰飛的生機。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舉,可能意味著中央頭頭發熱的 腦袋瓜,開始恢復正常。會不會對「反右派鬥爭」也回看一下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卡車長龍的前端,有押車的武警,槍口對著後邊。卡車的最後邊一輛,也是武警車,槍 口對著前邊(小說《風淚眼》中有詳細描寫)。夾在中間的是罪犯們的卡車。在車上灌滿耳 朵的除去風捲黃塵的呼嘯聲之外,就是連連的惋惜聲:「這回完蛋了!勞改農場的定量要比礦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糧了!」
  「他媽的,糧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無絕人之路,到地方再說。」
  到了康莊,卡車並沒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亂哄哄的猜測聲中,卡車駛進了土城。 闊別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綠了垂柳,綠了菜地——我們告別土城時正是萬木蕭條 的嚴冬,這多少給這群重返土城的歸客一點視覺上的差異。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勞改系統的工業落潮聲中,這兒又充當了中轉站。那一座座陳舊破 爛的帳篷中,不僅僅有營門來的人,還有從其他勞改隊來的同類。比我們早幾天到這兒的 人,已經得到了隊長口信,全體成員一律發往興凱湖。那兒大草甸子連著天,正等著服勞役 的罪犯去開發哩!
  哪一壺不開專提哪一壺,幾乎所有成員都怕去興凱湖,這口厄運算被我們碰上了。我以 沉默對之,而那些刑事號對此事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曹隊長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訴我們給家 中寫信,爭取能在此行前跟家裡人見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見面時承受不了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點將要遠離北京的消息,讓老人精神上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以 免為此而突然暈倒在接見場地。儘管如此,那天一見面我就看見老母親哭腫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後,想必經受了幾個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著我的小兒子從眾,他戴著 一頂布制的大簷遮陽草帽,帽子下一雙大眼睛專注地望著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礦上看見我時 那麼歡快,四歲半的小小人兒似乎知道了他這個右派爸爸,要到離他們老遠老遠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雙童眸裡流露出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家屬來探視要排隊進行登記。當我母親 出現在登記的桌前時,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來。他把我叫到一 個僻靜的牆角,低聲對我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凡屬犯右派罪過的,都不去興凱湖了!你 可以告訴老人家。」
  「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歡欣之情,大膽地問道。
  「你們去那兒,管理起來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馬上明白了:當時中蘇關係已日漸緊張,興凱湖地處中蘇邊界交壤處,把這些政治犯 弄到那兒去,上頭認為顯然是有失妥當的。鬱積我心中的愁雲頓時消散,欣喜的程度近於發 狂,所以當我出現在我母親面前時,沒等我母親哭天抹淚,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了她這個消 息。
  最初,久處逆境的老人,以為我是故意瞞哄她。她那塌陷的一雙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斷出我講的是實話。最瞭解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破涕為笑地問我:「是真的?」
  「這是曹隊長叫我轉告您的!」
  「怎麼,那邊怎麼還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只有你們不去呢?」
  「您甭問了,反正我不去興凱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後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說:「我連夜給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帶走吧!在 漫荒野地裡幹活,容易得寒腿。」
  母親領著小兒子走了——那次接見時間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母親 微微佝僂的腰彷彿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儘管這算不得什麼喜事,在勞改單位,卻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來,並非專政機構對落難知識分子發了什麼慈悲 之心,而是出於對右派比對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這一點點欣喜中又深藏了許多難 以言喻的酸楚。
  當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個帳篷裡的徐恭瑾。我們在營門有著勞改的情誼,我那失手 的一錘,給他臉頰上留下一塊小小傷疤。儘管他表示不在意臉上這小小記號,但我心中總覺 得愧對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絕密新聞悄聲地轉告給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樣,判斷出中 蘇兩國的「蜜月」期徹底結束,「離婚」己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當然要防範老右跨過邊 界投靠「蘇修」了。說話時,我倆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勞改的歲月還很漫 長。之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曹茂林身上,覺得在勞改單位他是個少見的勞改干 部,他內心同情進了「大牆」的知識分子,但又有國徽鑲嵌在大簷帽上,使他不敢過多流露 自己的心聲。他能做的只可能是這一點,但僅僅這一點也顯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 他的心靈也在被鐐銬囚禁,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五七年後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蟬,帶上假 面具,這是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開拔了。行前,曹找了幾個知識分子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我是其中的一 個,他的話雖短卻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裡一定要 自珍、自重、自愛。也許是我的瞎想,終究有一天國家還是要使用你們的才智的!」我們的 談話是站在帳篷外的路燈之下進行的,蚊子在耳畔亂飛,不時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盡 管如此,這次談話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進我記憶的皺紋,使我至今不忘。夜有 微風,閃爍燈光下,他那只風淚眼裡的淚珠晶瑩發亮……
  直到第二天,對刑事犯吹響集合笛聲時,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 筆」,還在嚴隊長手裡,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煩躁地訓斥我說:「為什麼你不早說?」
  「我忘了,您管內勤應是不該忘記的。」
  他風風火火地檢查著存放物品的花名冊,又從一個上鎖的箱子裡拿出「英格表」,叫我 簽了收條。
  「還有一支羅紋派克筆呢!」
  「來不及找了,你看,那邊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裝起手錶收條,回過頭來對我說, 「到了興凱湖給你郵寄回來。」
  我訥訥地站了一會兒,目送著那些刑事犯上車。
  車開了,曹、嚴等昔日在營門的幹部,都隨車去了興凱湖。
  回到帳篷裡,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筆帶來的憂鬱?似乎有這個成分在內。這支筆是 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使用過的,不知嚴隊長是有意還是無心,反正挺刺激人聯想 的。當然,更使我產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勞改幹部,和我們心靈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來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記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鐵道部工程師)、溫承謙(原某工廠技術 員)、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數學天文」的科技幹部)。其他同類的姓名,因年代久 遠而忘卻了。之所以只記住這三個人姓名,也是不無緣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後來和我在一 起勞改過一段時間,是個很有意思的右派(見後文)。溫承謙是50年代青年詩人溫承訓的 哥哥,我和溫承訓昔日在北京文聯相識,因而我能記住溫承謙的姓名。至於林盛然,我所以 記住了他,因為他具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苦難經歷:他出身貧寒,因其根紅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國深造,並任萊比錫留學生團支部書記。災禍是他的堂堂儀表引起的。一個家住西 柏林的年輕德國姑娘,對林盛然很感興趣。有一次便將林盛然帶至西柏林她的家中。僅僅這 麼一次,就鑄成了林盛然終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在一個區別於普通拘留所的審訊 室,反覆追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去西柏林;第二,你為什麼又回來了。雖然沒有 直接詢及他是否參加了什麼間諜組織,但曲裡拐彎他說來說去卻正對準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從違反了留學生不能和外國姑娘談戀愛的紀律,不斷檢查自己行為有失檢點,但多次檢 查一律不被認可。就這樣,他在一間隔離室被隔離審查了很久,最後並沒因無任何憑證而放 他回原單位,而是送迸土城勞教收容所。
  林君長著開闊的大腦門,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窩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廣東人長相。我第一 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偷愉看著一本有關「天文數學」的書。他感慨地對我說:「學我這 個學科的人極少,這一行正等著我去為之奮鬥呢!但命運不濟,一頭扎進土城來了。」我從 他枕下抽出來書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數學書,便開玩笑地對他說:「小心點,勞改幹部不 懂德文,會懷疑你讀的是一本間諜密碼,那你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裡流露出一片淒惶之情,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們不都是解 放後吃共產黨的飯長大的麼?現在是把我們當敵人監管起來,你從維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產 黨了嗎?」
  回答就會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沒作回答。
  「你是怎麼看的?」
  「把勁頭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個轉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嗎?」他有著科學工作者的嚴謹和認真。在講到「進化」和「退 化」問題時,他引證了許多哲人名言。我在這方面知識淺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卻記下了他思索問題時,那雙直對著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態度截然相反。他的歲數居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幹活唱,休息時也在唱。他個頭矮矮,下巴頦已然鑽出了白鬍子茬,表現得卻像個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專愛哆嗦著嗓子唱西方歌劇《茶花女》什麼的。有時他還以音樂先知自 居,盤問一下徐恭謹西洋聲樂方面的問題。在右派群體中,我們都稱他為「老活寶」,對此 他毫不氣惱,豁達地對待這個戲謔性的綽號。一個昔日的高級工程師,如此和常態相悖,使 我們都感到驚奇。有一天我倆奉命去食堂給集體打飯,食堂裡的窩頭不知因何沒能按時下 屜,我和他靠在蔭涼的牆根下閒扯起來,我才找到了他今日變態的生理依據。從他劃為右派 分子時,家裡的妻子和兒女已聲明和他徹底決裂並脫離關係。這個打擊幾乎將他置於死地。 當他從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慾念,他就強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歡樂,是 他首先要從頭腦中驅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說,成天地唱,不讓腦袋 有瞬間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精神變態狂。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個能呼吸的活人,無法 割斷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飾著辛酸悲楚的內心,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同 情他——從心底憐憫這個「同類」。
  後來才知道伙房誤了開飯時間的原因:日前伙房裡出了一樁凌褻女號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裡的哪個男號,在蒸窩頭時用玉米面捏了一個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後故意送到女 號那邊去。女號發飯時驚叫起來,便找來女勞改隊長控告伙房。剛才伙房正在開會,追查制 造這個模擬性器官的元兇哩!
  「混蛋——」肖乃信提著菜桶,走在歸途上憤然地罵了起來。
  我只是低頭苦笑著,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讓我們和這些臭流氓吃一鍋子裡的飯!」肖乃信的破鑼嗓子很響,「這是我們 的恥辱。我抗議——我抗議——」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這聲吶喊,只有在這一刻,他才還原了知識分子的本來面 目。他皺著眉頭,瞪著眼,唇邊粘著白色唾液、嚴然像個凶神一般。
  吃飯之際,幾個老右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說車道溝裡的王 八身上馱著的圓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還有的人說,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這麼延續 下來的,說明×是人類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對這些議論十分惱火,他說:「是不是土城 把你們都同化了,按你們的說法,那男流氓應該做那個『玩藝』了?墮落!這是墮落!」
  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有著絕對的固執。明明身子已全部掉進了井裡,腦袋卻想留在 井上。他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因而將嬉笑怒罵集於一身,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術之 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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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從「土城」押往茶澱
  直到初秋時節、我們才得以離開土城,奔往茶澱農場(勞改單位內部稱它為「清河農 場」)。仍然和去塞外營門鐵礦那樣,列車一分為二,前幾節車廂坐的是公民,後幾節車廂 拉的是囚犯。
  跟去營門不同的是,我妻子張滬就在這塊土地上改造,命運也把我拋向這兒來了,這多 少帶給我一點幻想的快意。列車過了天津以東的軍糧城、塘沽,鐵路沿線開始荒蕪起來。目 光所及之處,除了鹽鹼灘外,到處是茅草和蘆葦塘。
  這掛列車由於拉了我們這些特殊公民,車尾顯得超長,以致我們到站下車時,沒有站台 可踩,路基是個斜坡,站立不穩的就要滾到坡下。腿腳不十分靈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 一塊打著滾兒下來的,他站起來拍拍塵土,看看周圍崗哨林立,不但有機槍,還有馬隊巡 邏,便又耍開了半瘋。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崗哨及馬背上的士兵大聲吆喝「儀 式可太隆重了,謝謝列隊歡迎!」
  戰士沒有理睬他,帶隊的隊長卻訓斥他:「你這老反革命,不老實銬起你來!」
  押送囚犯的勞改幹部,衣裡總是要裝著幾副「鐲子」的,在這漫荒野地裡下車,手銬對 囚犯起著威懾作用,行車途中,前節車廂中有個扒竊犯想跳車逃之夭夭,就「卡嚓」一聲被 戴上了「鐵鐲」,然後以他作典型,到各個車廂去作示範。待到從火車轉乘大卡車時,三個 武警表演裝車絕技,一人抓住帶銬人的後衣領,另一人抓住他的雙腳,像往車上扔一麻袋糧 食似的,在下邊悠了幾下,便狠命往車廂板上一扔;這時第三個武警,趁勢向上一托,那個 逃號就被擲到了卡車上,身體撞擊車身發出「通」的一聲巨響。
  這兒是方圓幾十里地的一個勞改農場,裡邊關押著萬名左右的各種類型的囚犯,是北京 市的最大勞改點之一。解放前這兒曾是海盜出沒的地方,解放後犯人在這兒開始了勞役性的 屯墾,到了我們去這兒服勞役的1961年,裡邊已是崗樓和鐵絲網交錯,稻田、葡萄園和茅 草、野蒿相織的勞改「聖地」了。
  「聖地」二字是我們用的形容詞。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環境。這兒遍地長著 鐵桿蘆葦,特別是被稱之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見蘆葦不見樹,只見鹼蒿不見土,是個 混沌待開的自然世界。要是單從空氣新鮮這一點來說,這兒理應屬於第一流的休養聖地。東 半球由於囚犯開發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鎮的規模,有一個造紙廠,有一座大葡萄 園,葡萄園中矗立著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人稱「小白樓」),裡邊住著總場的政治委員, 往西走不遠還有一所公安醫院,這醫院是為勞改幹部和囚犯而開設的。總場場部下設一個犯 人劇團,梅葆玖、葉盛長、趙慧絹等名角,都曾是這個犯人劇團中的成員。著名古典文學教 授文懷沙、作家孔厥也都在這東半球上服過役。
  西荒地則是以阿拉伯數字排列的:有581分場、582分場、583分場、584分場、585分 場和586墓地(著名美學家呂熒就埋在「586」的亂墳崗子中,本書第二部《折夢「桃花 源」》中有所記述)。「581」到「585」一律是單一模式建築:幾排紅磚房,中間有一廣 場。周圍挖有積滿污水的壕溝,壕溝旁編織著鐵絲網,以示楚河漢界。「586」沒有壕溝, 死了的「大勞改」和「二勞改」在那兒獲得了自由,離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個個小 木牌或豎起一塊紅磚,上邊寫著死者的姓名。
  我實在無法估計大躍進後的饑荒,在這個偌大勞改農場究竟投下多麼濃厚的陰影。我最 初的落腳點是「西荒地」的「583」,卡車剛剛開進壕溝包圍的院門,就看見衣衫襤樓的老 號,在壕溝旁的垃圾山上扒拉著東西吃,他們抓起爛菜幫子和秫秸稈兒,在身上擦擦就往嘴 裡送。他們對這些新號的來臨,顯得司空見慣毫無興趣,頭也不抬地像公雞刨食一般,在散 發著臭氣的雜物堆上扒來扒去。
  這個鏡頭對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對這一場面的記憶仍清晰如初。難怪營門鐵礦那 些老號談起去農場,懼之如臨虎口呢!按說這兒是生產糧食的地方,理應吃飽肚子,恰好相 反,奔波了一天的我們,晚上領到的「進口貨」是兩個鴨蛋般大小的「紅色窩頭」,它不是 紅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窩頭爽口,吃第三 口覺得順食管往下嚥很滑溜,吃第四口時一個小窩窩頭就光了。兩個小窩頭下了肚子如同沒 吃一般,在營門鐵礦不知飢餓滋味的我,頭一天就受到了飢餓的威脅。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 湯,裡邊有幾條像蚯蚓一樣的麻繩菜,喝到最後缸子底部沉澱下一層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潑 掉了它。
  幾個老右重新回歸到五毒混雜的隊伍當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個組。肖乃信和我分開 了,但還在一個中隊。領隊出工的兩個小隊長皆為在這兒改造了兩年多的右派,一個叫朱 誠,另一個叫徐洲。朱誠原是北京市某小學的小學教師,人長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豐 台區某中學的音樂教師,人很溫良恭謙。掌管我們的勞改隊長姓劉,部隊轉業軍人,共和國 之初曾經入過朝;教導員姓姚,老號們偷偷叫他「姚菩薩」,從綽號中可見他對勞改分子並 無惡跡。但這些幹部都不足以改變我們的處境,劉隊長說的一句口頭禪是:「我相信黨處理 你們是正確的(先給自己支撐起保護傘),就是有處理不當或個別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這 兒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這兒是執行單位,誰鬧事懲處誰,准消極混泡收拾誰!」話雖說得 過於粗魯一點,實際上就是那麼一回子事。
  我們隊屬於大田隊,幹的是挖溝開渠一類的活兒,間或也到田野裡收割稻子或砍高粱。 到這兒不幾天,就聽見一件這樣的事兒:有兩個萊園隊新號,偷拿黃瓜帶回宿舍的手段令人 心顫,甲和乙各把一條拉秧的黃瓜,塞進對方的肛門裡去,以躲避回宿舍時的檢查,偷拿手 段如此下流,但還有能識破這種下流手段的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積極分子」承擔), 這兩個人被脫下褲子,從肛門中各被拽出來一條黃瓜。乍聽到這條新聞時,我不相信它是真 的,後被萊園隊的一個老右證實——他親眼目睹了這個悲涼場面。
  「黃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勞改農場的飢餓程度。說起來也很好笑,我和杜高 (「二流堂」吳祖光小集團成員)所以能在農場裡螻蟻般的人叢中相見,也是飢餓當了我們 的引線。一天黃昏收工後,我照例拿著我的飯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飯,當我從那扇小窗口拿到 兩個白薯面窩窩頭和一碗菜湯,匆匆往宿舍走時,發現了一個面孔消瘦的年輕人,一邊跑著 一邊往嘴裡填塞著窩窩頭,一個長著螳螂腿的人,在後面邊追邊喊:「喂!你站住——」
  「嘿!他搶走了我的窩頭了!」
  「大伙截住他。」
  我頓時明白了。前頭的那個年輕號,是搶了後邊那瘦漢子的晚餐。雖然這兒賊多如牛 毛,但在飢餓年代搶吃別人那口飯,仍然是眾矢之的。於是有人奔了過去,我也不由自主地 隨著大伙朝那搶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漢子和眾人趕到「小強盜」身邊時,他已經把兩個白薯 面小窩頭都填進了肚子,並可憐巴巴他說:「我得了浮腫!等腫到肚臍眼,我這條小命就交 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實在餓得受不了啦!你們願意打就打,願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 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幾個年輕號上去揍他!可這瘦漢子長歎了兩口氣,把年輕號給攔了:「算了!算 了!我餓一頓認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窩窩頭來了!」
  我突然發現這個又黑又瘦的漢子很面熟,片刻的回憶之後,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 他也認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尷尬。昔日在北京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藝的劇作家,居然在這 裡見面了,那搶食的浮腫號當了引見的紅娘。荒唐?是夠荒唐的,怪誕?這見面的場景就是 一幕時代的怪誕戲劇。一個瘦弱的書生沒有保衛那一口食的本領,被人嘴邊奪食之後,還去 阻攔別人不要毆打那個搶食的人,這可能是知識分子區別於其同類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倆才開始敘舊。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發配到興凱湖農場去了。中蘇關係 惡化的大背景,使得興凱湖凡屬右字號的,像候鳥南飛一樣,離開了那冰鋪雪蓋的世界。到 清河農場之後,老右就化整為零,分散在了東、西兩個半球的各個勞改分場。其中文藝界的 人士不少,我能記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傑,中央工藝美院的何雁嗚,北京電影製片 廠的導演巴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男高音兼指揮莫桂 新,本來也應隨候鳥南飛的,但是在興凱湖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死在那塊苦難的土地上 了,葬身的亂墳崗叫太陽崗,多麼輝煌而美好的諷刺,囚徒死後才能得到太陽的照耀,真是 個絕妙名字。那兒臨湖風光十分秀麗,小小土丘一字排開,上邊插著一塊塊小木牌:勞教分 子×  之墓。後來乾脆用紅磚代替了木牌,紅磚上用白粉筆書寫上死者的姓名,一場大雨 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後來,在勞改隊,偶然間遇到了巴鴻(《智取華山》導演之一),他說他在莫桂新臨終 時,曾有幸見過莫一面。當時,莫剛剛被一輛牛車從七分場拉到總場醫院門口,巴鴻當時在 文教隊改造,匆匆趕到現場去看他,莫桂新此時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車旁的就是巴 鴻;之後,巴鴻到分場演出,歸來時莫桂新已經不在人世了。使巴鴻深感悲涼的是,莫桂新 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鴻和另外幾個演員挖下的。當時文教隊的任務除去排「革命戲」外,就 是在「太陽崗」挖墳坑;每個人定額三個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 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時墳坑不夠用。巴鴻還幹過埋死人的活兒,從總場醫院把屍體弄上擔 架,直奔「太陽崗」。要是趕上「大煙炮」飛舞的冬天,屍體凍得梆梆硬,抬屍人到坑前把 屍體向溝裡一翻,再把擔架抬回來,莫桂新的命運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塊冷土上 了。幾鏟黃沙一蓋,他就去了天國。
  初到清河農場時,我覺得這兒比興凱湖要人道些,有時收工遲了,便會在蒼茫的暮色中 看見平板大車上裝運著棺材,沿著農場道緩緩向「586」行進(各個分場都是夜間埋死 人)。後來老號對我揭了謎底:哪有那麼多木料給罪犯打棺材,你看見的是一口無底的棺 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兒一抬,一揚車把,人就順到坑裡去了。埋完死人,把棺 材罩拉回來,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時餓死的人多了,一個棺材罩不夠使,就乾脆裹上被褥, 外邊用席筒一卷,並排躺在大車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這老號的話,有一次干稻穀 裝車的活兒時,我悄悄地向車把式驗證真偽。車把式戲謔地對我笑笑:「你是新來的吧?實 在只有一口無底兒的棺材,那是變戲法給路人看的!」(我的長篇小說《龜碑》中,寫了這 一細節)。
  原來這是偽裝出來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我甚至想像過我或許有那麼一 天,也被罩起來拉往「586」,因為每天能聽到農場往外拉死人的消息。為了抵擋飢餓,為 了活下去,隊伍出工和收工時,不斷有人跑出隊列,蹲在那兒拔一株野蒜或摳一個漏挖的蘿 卜頭什麼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進嘴裡;不太急於「進口」的,把路上撿到的野物 裝進衣兜,晚上下鍋煮熟後才吃。這成了每個人的條件反射,走路時眼睛總像滿地找銀子似 地向路邊窺尋著。我沒有勇氣跑出隊列去挖野食,但用鐵掀翻菜地時把翻出來的一個個白菜 根,裝到兜裡,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飢倒是常事。初冬時節,每到吃晚飯的時候,各個牆角都 閃爍著火光,好在清河農場處處是蘆葦,攏上一把當乾柴,把鋁鍋往兩塊磚頭中間一架,就 吃起「加餐」來了。
  記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溝,以加深溝的容水量。就業的「二勞改」隊(解除勞教的人 員,住在鐵絲網外的紅磚房內)緊挨著我們的工作段挖河泥,一個叫劉岳的「二勞改」的活 段正好和我鄰界。我正在低頭幹活,耳畔忽然聽得「咯吧咯吧」的聲響,有意無意地扭頭望 去,頓時使我瞠目結舌,原來他正在嚼著一條水溝裡捉到的活魚,露在嘴外邊的魚尾巴左右 搖擺,發出咯吧咯吧的抽打聲(若干年後,我看見電影《苦戀》中有個鏡頭,正和劉岳饑不 擇食地生吞活魚的情景一模一樣)。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幹活,哪 知他反而吆喝起我來了:「喂!水溝裡有魚。咱們身上就缺動物脂肪。這東西雖有點泥腥 氣,但能解饑就行!」聽了這漢子的動員,我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細想想,若不是餓得難 耐,他會把一條活魚生嚼了嗎?「活下來就是勝利」,是這兒勞改人員的口頭禪,它不是很 唯物嗎?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飢餓迫使最底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 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去那層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態,前文提及到的工 程師肖乃信,在土城罵流氓罵得那麼尖刻,但在一次晚間集合站隊時,我親眼目睹他捕捉飛 向電燈亮光帶翅的螻蛄,抓住一隻往嘴裡填塞一隻,直到隊長向他大聲斥責為止。
  事後,我曾間及肖乃信:「什麼味兒?」
  「沒吃出味兒來,只知道往嘴裡填。」他說,「肚子總像個無底洞。」
  「克制一點不行嗎?」
  「你家裡老母親給你郵寄食品。我是孤墳野鬼,誰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 振有辭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丟人。」
  「我擔心你吃了有毒的東西,壞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
  不久,從六中隊傳來一個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陸豐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場,按 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他屬於地檔道檔的資產階級出身。在北京農業機械學院即將畢業的 日子,趕上了反右派鬥爭,他在民主專政與「內行」、「外行」問題上鳴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鐵帽送進了勞改農場。昔民,一個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爺,在這兒竟然吃開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條蛇、一隻蛙、一隻癲蛤蟆和一隻老鼠,放在一口小鋁鍋裡煮熟吃了。夜裡,他 開始上吐下瀉,渾身哆嗦。幾小時之後,他已經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虧分場的醫務室裡 一個「二勞改」(刑滿後留場就業人員)醫生全力搶救,總算把他從死神的懷抱中搶了回 來。因為我和他常在牆角煮食時見面,雖然不在一個中隊,還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後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雖已清醒但面色蠟黃。在炕邊上,我說:「你怎麼能亂吃五 毒?」
  「餓。」他聲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癲蛤蟆有毒,剝了皮先洗了幾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開了膛,把五臟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頭安慰幾句,便匆匆而回,事後,他身體略略好了一些時,並沒有改 變他煮食小動物的習慣,只是不敢再把癲蛤蟆擲進鋁鍋裡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邊沿的 鋁鍋模樣,在我記憶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葦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邊只剩有一隻鍋耳(中 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我借用了這口鍋的形象)。他的命運也像這口缺耳的殘鍋一 樣,留給歷史一個殘缺故事,後文將有詳細敘述。
  面對飢餓引起的種種慘狀,好心腸的勞改幹部裝作視而不見。比如,綽號「姚菩薩」的 教導員和鑲著一顆假金訓的劉隊長,在隊列前訓話時偶爾提及兩句「不要到處點火燻黑了院 牆」,「上邊有令不許點火煮食野物」等等,這只是官樣文章,實際上對飢餓的囚號煮野菜 充飢,是一種出於同情的默許,更確切他說在那饑荒席捲全國的年代,飢餓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幹部家庭,他們的家屬宿舍就在壕溝之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家家戶戶的 簷下晾曬的青菜葉和蘿蔔乾。基於如此嚴酷的事實,他們對囚號點火煮食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倒也是挺合乎邏輯的事情。
  但是絕非所有幹部都具有這種心腸。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監捨休病假,看見有幾個身患 浮腫的老殘病號,用鍋不知煮什麼東西。這時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場長(我已記不起他的姓氏 來了),來到宿舍院內,他看見牆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鍋都用大 頭鞋踢翻了。從其中一口破鍋裡淌出來的是一隻鞋底子,那場長聲嚴色厲地訓斥道:「你為 甚煮這東西?是不是想成心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那浮腫號低頭彎腰地解釋道:「沒有人給 我寄吃的,我餓。」「這鞋底子能當食物嗎?」那場長繼續暴跳著,「你馬上給我扔到廁所 後邊去。」那浮腫號只是兩眼盯著那只快要煮成爛泥一樣的鞋底,捨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 連連說:「紅軍過草地時,不也吃過棉絮嗎?」那位場長不再說話,彎腰拾起鞋底,用力向 廁所方向一擲,鞋底斷了,只扔出去折斷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場長手裡,他把手中半截 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兩腳,便揚長而去。
  我蹲在牆根下,親眼目睹了踢鍋事件,只覺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顫的是,待麻 臉場長走後,那老號又蹣跚著兩隻腫腿,把那半截鞋再撿起來,夾著鋁鍋另找生火的地方去 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臉場長為什麼踢鍋,因為市公安局要來什麼大人物到「西荒 地」檢查衛生,早上直屬隊留下幾個人用刷子沾著白灰漿,把院內燻黑的牆都刷白了。但是 不久,白牆又變成了黑牆,因為人在飢餓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頑強,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約 住的。那位麻臉場長的下場也並不美妙。記得是在過春節勞改隊吃餃子的夜晚,院內各監捨 都聽到了槍聲。傳出來的消息是,這位麻臉場長因為和某幹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敗 露,這個大麻子於午夜開槍自殺了(亦有一說,他先開槍打死了那女人,然後開槍打死自 己)。
  飢餓的人們對傷風敗俗的桃色案件不感興趣,能活下去是囚號的第一宗旨,在這一主導 神經指揮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於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 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只要讓肚子裡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這麼 干,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在這個環境裡也無法脫俗,原中央戲劇學院聲樂教師張欣,他在早上 去打粥時,先悄悄在飯盆底下擠上一點牙膏,打上熟粥後用筷子一攪動,粥就顯得格外地 稠。牙膏中究竟有什麼化學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變稠粥確是事 實。當然按照物質不滅定律來解釋,加上牙膏而變稠了的稀粥,還是那麼多的米,還產生那 麼多的熱量,但飢餓中需要用精神幻術來自我解脫。我的「同類」,原北影導演巴鴻告訴 我,他在田里經常抓蛇吃,剝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兒一燒,半生半熟時入肚不但解餓還香 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類」在田埂上捉到一條蛇,正要剝皮時,勞改隊長突然出現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個動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卡」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頭,並迅速把蛇 頭吐到埂捻下的水溝裡;第二個動作是把無頭的蛇裝進衣兜,讓蛇已然成為他的「進口貨」 時,才回答隊長的質詢。無論怎麼說,那條在衣兜中蠕動的死蛇,他也沒交出去,隊長口頭 上批評兩句,走走過場也就算完了。至於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時吃生稻穀,則更是司空見慣 不足為奇。我雖然沒有餓到那樣的程度,但是採一些綠樹葉回來,放在暖瓶裡泡食以解饑, 或到蘿蔔地幹活時,偷偷拔幾個蘿蔔吃是常有的事。其實,蘿蔔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餓,但 在當時幾乎無人考慮生理學中的因果關係,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場,中隊建制約百人左右,因飢餓而導致的浮腫號約占1/2左右。嚴重 的不斷死亡升天,其他的病號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動,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雖能走路,兩腿 一按一個大坑。浮腫是自下而上地發展的,瀕臨死亡的病號連生殖器都腫得怕人,腦袋腫得 像個老窩瓜。在這種形勢之下,人人自危,便拚命往嘴裡塞食,以掙脫死神的擁抱。
  這裡,我不能不寫上一筆知識分子在飢餓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質上的亮點和霉斑。當 時,巴鴻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令人悲慟的事情:有個「右派」叫林澄,他是協和醫學院的高才 生。由於興凱湖缺乏醫務人員,他到興凱湖二分場服勞役後不久,就被調到八分場犯人隊去 當獄醫。在勞改單位獄醫是最吃香的,因為他不但給犯人看病,還給勞改幹部看病。無論從 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勞役的老右有著很大的差別。住房是單間不住大連 炕,吃飯吃幹部小灶而不吃囚號的大伙房;相對他講,他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背起紅十字 藥箱來,可以涉足勞改農場的每一寸土地。飢餓對於林澄不存在,訓斥對於林澄也不存在, 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羨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幸運,正好相反,他覺 得他和許多獻身國家建設的知識分子,都不該承受這樣的勞役懲罰。為此,一天他趁在田間 巡診之際,一個人躲在小土坡後,掏出紅藥箱中的手術刀片,割開了腿部大動脈,面對波浪 滔滔的興凱湖以死抗議五七年對知識分子的「仁政」。他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古代傳 統中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條,潛入他鮮紅的血液和每個細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陽崗」為這一時代的殉難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難紀念碑。
  我沒有死的勇氣。
  我是弱者。惟一能夠實踐的是:潔身自好,盡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樣一個環境中, 做到這一點也並非易事。記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時節,古農諺中說「農十月,高粱 紅」,清河農場的高粱地卻缺乏那種醉紅的色澤。這兒是開發出來的鹽鹼地,高粱不易成 活,儘管場裡種的是抗鹼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陽中仍然難見高粱的紅色。儘管這是高粱絕 對欠收的年份,囚號們對於收割高粱,還是有極高的熱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蟲飛 進了莊稼地,那是有些誇張,因為這些浮腫的囚號,既無蝗蟲的翅膀,也無蝗蟲一跳八壟的 彈跳能力;但是蠶食起生高粱米粒來,卻不亞於蝗蟲過境。他們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頭部 分鋪上一塊手絹,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兒就滾滾而落;然後把手絹往嘴裡一揚,當場偷吃, 或把手絹裡包著的高粱粒兒抖進衣兜。如此這般,週而復始,好在前後左右都有青紗帳遮 目,饑漢們當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習慣於嚼食生糧——儘管它對我有強大的誘 惑力——我手拿鐮刀割砍高粱時,不斷把甜甜的高粱稈兒伸進嘴裡,按照營養學的解釋,人 體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長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無幾,我覺得補充人體內的 糖分,或許比吞吃高粱粒兒,腸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領班幹活的小隊長是我的一個同類,對這些只裝沒有看見。但到收工集合站隊時,他在 隊列前呼喊開我的名字。
  「有事嗎?」我詫異地問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義語,即輪流值日一個星期的意思)。」他說。
  我頭腦轟鳴了一聲,頓時明白了其中含義:這是讓我在這兒執行檢查任務,要把人們身 上帶的糧食都檢查出來。我裝作不解其意的模樣,把球踢了回去。我說:「小隊長,『值 星』是指內務衛生而言,監捨大院之外的事情,沒有『值星』的責任。」
  「幹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說。
  「這不是幹完活了嗎?」我反唇相譏。
  「還有個任務你沒完成。」他態度變得蠻橫起來。
  「什麼任務?」
  「隊長有過指示,凡是到菜園或糧田里幹活,集合站隊回號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對不起,這差事我沒有幹過。」
  「什麼?」他聽出我話中的譏諷意味,便指責我說,「沒幹過也得學著干,政府改造的 就是你我的反動思想。」
  「我就是不幹!」聲音是斬釘截鐵的。
  「你不幹不行!」
  「我就是不幹!」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糧食,便把所有衣服兜 兒都翻個個兒,抖給他看,「我嚼過高粱稈兒,沒帶一粒糧食,這是因為我身體還沒有浮 腫,還嚥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兒!」
  爭吵之際,幾個身上揣糧的浮腫號央求說:「小隊長,這麼辦吧!為了不使你為難,我 們走到大門口時,要是看見有檢查崗,就把高粱粒兒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沒設檢查崗,你 就高抬一把手,裝成不知道。咋樣?」
  我的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類」,看看事情已然僵到這種程度,便退卻了一步。他說: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隊長讓我幹這份差事,我總得對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裡 缺少油水,但也得讓我過得去。話得說狠一點,要是有檢查崗,都得把糧食扔在道溝裡,要 是翻出來誰帶糧食,那是『值星』拒絕執行搜身任務而非我的責任。」
  我的這位「同類」到底還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認這一條件。一路上我心裡雖 然忐忑不安,但總覺得沒有出賣良知。幸好,那天大門沒出現檢查崗,事後我的那位「同 類」,並沒有向上報告我的「惡跡」,因而沒有釀成一個事件。過了許多日子,那位「同 類」找我道歉,我們都深感自己靈魂深處,深埋著許多雜質,在生死劫難的面前,暴露出知 識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來了,饑荒造成的浮腫大面積擴散。上邊下令:勞逸結合。遇有風天、雪大,便坐 在炕上「認罪學習」,專政機構的詞彙叫它「冬訓」。封凍的大地上無食可覓了,便倍感嚴 冬之漫長,監捨裡無火取暖,大家就圍著被子打坐說道:我偷吃過白菜啦!我偷吃過高粱粒 啦!我偷過伙房一個窩窩頭啦!我偷吃過……夏日裡使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物,此時都成了犯 罪材料,因為凡是產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哪怕小到一個菜幫菜葉,也都姓公而不姓私。 於是在檢查中紛紛上綱上線,編演著一出既荒唐又虛假的時代鬧劇。除了鬧劇也有真戲,這 事情發生在秋天:我們一個「同類」(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因浮腫而死亡被大車拉往 「586」,他愛人在某醫院是個大夫(模糊記得是西四人民醫院的大夫),當時正好來探望 他;當她追蹤到「586」,對著小土丘痛哭了一陣後,裡邊居然有了微弱的回應。憑著醫生 的職業敏感,她意識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開他丈夫身上蓋著的一層薄薄新土,真是歷 史戲劇《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過來。這件奇聞像一陣風一樣傳遍「西荒 地」,成為餓漢們閒扯淡時的熱門話題。
  當然,這樣的奇聞少到絕無僅有,「586」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裡邊埋著的淨是餓死 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葦子的勞動中,瞻仰過囚號的天堂聖地。它的周圍有密密的鐵稈 蘆葦當作屏風,大有要在「天堂」與「人世」間架設高牆之勢,沒有被秋風吹盡的銀白色蘆 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為這些死鬼插著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墳場選擇在葦塘沼澤中的 高原地段,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本來就像長圓形豆包形狀的小墳頭,多數已經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還是死鬼的家,是因為那些地方橫七豎八倒著,『勞改分子×  「的木 牌。和興凱湖的」太陽崗「一樣,這兒也有用紅磚代替木牌等作墳頭標記的,上邊的死者姓 名已蕩然無存,不知這死者是趙錢孫李,還是周吳鄭王。」無名氏「成了他們的統標,我聯 想到天下父母生養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墳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數量相當之多。
  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場在1961年秋冬之際,到這兒來報到的。其中,不僅有勞 教分子,連解除勞改的成員(理應成為公民),也擠到這裡來湊熱鬧。我手拿割葦的鐮刀, 一個個地查閱牌上姓氏,這固然對我有所安慰,但接著就是一連串悲慟的問號:我們的法律到哪裡逍遙去了?
  我們一直標榜比「人道」更高的「社會主義人道」又到哪兒去睡大覺了?
  那麼多「有名氏」,變成了「無名氏」,萬一有死者家屬來收殮屍骨,該怎麼對號入座 呢?
  就是家屬不來收殮屍骨,清明節時來上墳,該往哪座墳上拍土?該哭哪座墳頭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計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來,一旦倒下就要來與這些 「無名氏」為伍,過不上一個夏天,有名有姓的張三李四,也就變成無名野鬼。
  這些活著的人,分明都害怕到這兒來,但到勞動歇息時,卻又都喜歡到這裡來轉悠。周 圍蘆葦沙沙作響,成群的「葦扎子」(水鳥)喳喳地叫個不停。從這兒一直向南走,就是波 光粼粼的金鐘河了。那兒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著堆堆白骨,它在藍天和白雲之 間,編織的是一個輕柔的夢。
  至今,回憶起「586」來,還像是一場怕人的夢。當時,尚未泯滅良知的勞改幹部,也 常常使出渾身解數來為本隊成員尋找補充熱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難忘,那天早晨 下著初雪,隊長讓我們集合出工,隊長特別強調,希望爬得動走得動的浮腫號都要出去轉 轉。浮腫號們面面相覷,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驚愕地觀望之際,見小隊長朱誠和徐恭瑾 抬一口大鐵鍋排在隊列前頭,似乎意識到和「進口貨」有關係,便紛紛尾隨在隊尾,出了院 門奔向田野。
  原來劉隊長偶然發現有兩塊漏收的胡蘿蔔地,他叫我們到地裡來吃一頓加餐。有人架 鍋,有人燒火,有人用鐵耙和鐵掀,去挖剛剛上凍的胡蘿蔔地。那是少見的勞動場面,人人 奮勇,個個爭先,身體好一點的干挖胡蘿蔔的活兒,那些浮腫號有的拾撿乾柴,有的當「火 頭軍」。面對著一大鍋冒著熱氣的胡蘿蔔,囚號們忘記了天上飄飄飛的雪花,忘記了自己是 在冬天的曠野上進食,有人竟然呼喊開了:「劉隊長萬歲!」「胡蘿蔔萬歲!」
  由於這一發現,刺激了囚號們的聯想,有人拿鐵掀到界鄰的白薯地裡試了幾下,居然挖 出一塊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於是,人們瘋了般地湧向了白薯地。這塊地不同於胡蘿蔔 地,漏挖的胡蘿蔔,能隱隱約約看見頭上枯萎的黃葉;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儘管連挖帶 刨仍難見收穫。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欽佩劉隊長的機智,他派人去喊豬棺,叫他們趕著豬來白 薯地當雷達探測儀,凡是豬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裡邊一定有白薯。遇到這一情況,囚號們 把豬一腳踢開,順勢來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說《風淚眼》中,對這一絕妙的 細節,我進行了移花接木)。
  這位想出轟豬來當探測儀的劉隊長,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是難忘他在困難年代中對囚 號施行的仁政。一個分場裡有幾個中隊,還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一位以誠待人的隊長,他積極 想各種辦法減少浮腫號,使盡渾身解數增加饑漢們的熱能。可想而知,在饑荒席捲全國的年 代,這種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則是我難以忘卻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劉隊長(包括綽號「姚菩薩」的指導員)對我個人也曾給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站在隊列中等待出工,這位劉隊長突然把我喊出了隊 列,問我:「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嗎?」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來:「想。」
  「我早就覺察出來了。」他說。
  「我沒有對人說起過。」
  「這還用說?」他咧嘴笑了,「都是人麼,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介紹信遞給我,同時叮囑我說:「姚指導員給她們女隊打過 電話了,她們隊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證說:「隊長放心,我下午就趕回來!」
  他笑笑說:「用不著當天就趕回來,你在那兒可以過一夜。七月七還有個『天河配』, 你跟你愛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襤樓的衣衫剛要啟程,他又從背後叫住了我,遞給我一把雨傘:「天不保險,帶 上它。」
  從西荒地「583」分場到東區的女號駐地葡萄園,大約有二十多華里的路程。剛行至大 堤下的農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傘只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農場為 粘性土質,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來,夾在腋下。儘管這樣,我還沒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渾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東西沒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領到的三個大米面窩窩頭。我必須把它保護 好,我想和妻子會見時與她同吃。離開土城前,家裡轉來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說她身 患浮腫,沒有力氣出工,不能出工的病號定量21斤,其飢餓程度可想而知。那麼,這三個 大米面窩窩頭,就算是受難丈夫向受難妻子饋贈的禮物吧!
  大雨連哭帶嚎,「西荒地」的農道上看不見一個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緒十分複雜:時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體浮腫到了什麼程度。見面該怎 麼說第一句話?她性格比我堅強,一定不會掉淚;而我則難以保證這一點,因為此時此刻我 的酸楚淚水已經與雨水同流了……二十多華里的路,走了五六個小時,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時,雨停了。我到一個水溝旁洗淨腳板上的污泥,蹬上那雙解放牌矮幫綠球 鞋,按著路人指點的方向,直奔女號的駐地。關於那兒的環境,事隔二十幾年記憶已經模糊 了,外邊似乎有木欄狀的圍牆,在大門口的大值班是個年輕的姑娘,可能這兒絕少出現男性 之故,當我出現在門口時,她覺得有些驚奇。
  「你……」
  我沒說來看張滬,先遞給她那封介紹信。她看完信彷彿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 先進來,我去稟報隊長。」
  「她在嗎?」我追問了一句。
  她知道了這個「她」的含義是誰,點點頭說:「下雨天,沒出工,正在學習呢!」
  片刻之後,一個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隊長走出院子,她的背後跟著我妻子張滬。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臉上顴骨外突,身上那件補著補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顯得過於肥大。她兩眼直 直地凝視我,淚光閃爍在她那雙黑眸當中;我強制自己不能流露心聲,我生怕一場見面的 「天河雨」,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那健壯的女隊長,把我們帶到一問空曠的小屋,對我倆說:「本來勞教分子是沒有彼此 會見的權利的,經過我們雙方隊部研究,覺得叫你們見面談談,對改造你倆的反動立場有 利,就破例作出這樣的安排。你們可以在這兒團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隊。」她走了, 又折回身來,補充了對張滬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隊去葡萄園了,上午在家幫著 大值班整整院內衛生吧!」她去了,並不失禮貌地關上了房門。
  我不想在這篇回憶錄裡,詳細回憶那次的會見。
  對於我它無論具有多麼重要紀念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苦難時代悲愴樂曲中的一個小小 歡快音符。即使在這小小音符中,歡快中也充滿淒婉的底色。那是一問沒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鋪著厚厚的稻草,張滬把她的行李從宿舍裡搬到這裡,稻草就是我們過夜的 床。據她告訴我,這兒原是武警豢養警大的狗捨,女號搬到這塊地盤,戰士遷居後這兒就成 了女號的接見室。那是一個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們低聲絮語時,有兩隻紅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邊上跑來跑去。它是來覓吃我們掉在草鋪上的窩頭渣渣的——晚上,我們一起吃了我帶來 的三個涼窩頭,並在一口小鋁鍋裡吃了她打來的大米稀粥。
  「還有希望嗎?」她是悲觀主義者。
  「有希望。」我只能這麼說,以給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兒子!」她喃喃他說。
  我就把在營門、「土城」兩次見到老母幼子的情況,向她繪聲繪色地描述一遍。當然, 我要刪去母子會見時的眼淚,盡量說些使人快慰的話。
  她告訴我:知識分子在這塊地方生存十分艱難,同一個屋頂下的土炕上,住著洋妓、老 鴇、小偷、流氓……無窮的爭吵,無窮的格鬥,她感到精神上難以支撐。這兒的知識分子, 常常是她們欺侮和嘲弄的對象。她說她正向一個老尼姑學簡易的防身術呢(見她發表在《人 民文學》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說《曼陀羅花》。
  不會見盼望會見,真正見面了,倒留下一個怪影幢幢而又難以割斷的夢。別時到了,還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點我歸途上可走的近路,並悄聲告訴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 1960年底的「嚴厲打擊」,把她當作思想反動分子擲到這兒來了。
  去時的一點點歡快之情,歸途上一蕩而光。來時覺得路短,歸時覺得路長。舉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鹼地,黑黑的烏鴉在灰色的雲片下噪叫。我坐在農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腳,既感到身體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頓。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傑克·倫敦的 小說《熱愛生命》。小說描寫兩個淘金者歷盡艱辛,穿越死亡線的嚴酷情形。其中的一個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個經歷了人與狼的搏鬥,終於逃離了死亡地帶,後來疲憊地走不動 了,便像龜一樣硬是爬到了海邊……我想我和張滬也是一根繩索上的兩個弱小動物,正在經 歷和淘金者場景不同但實質並無差別的掙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喪生的淘金者命運一樣, 那將會是誰呢?
  我身體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堅韌。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這場漫長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樣自殺。否則,走不到驛路盡頭的,一定是我。
  到了該年的冬天,渾濁而多雲的天空彷彿微露了一隙藍天,不知從哪兒傳出來的「謠 言」,說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時來運轉了!」「右派要離開勞改單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對此種種,勞改幹部表示沉默。這塊地盤,凡是不予追查的「謠言」,事後常常 得到證實。有一天晚上,中隊集合站隊進行點名時,指導員「姚菩薩」在隊前訓政時,講了 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雖說都在這兒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樣。反動知識分子喝 過墨水,有文化有知識,只要擦淨腦瓜子裡的反動污泥,就像鐘錶一樣,還是能夠使用的 嘛!」話裡有話,弦外有音,這等於默認了那些「謠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開 的命令終於下達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場去學習待命。
  地富反壞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漲。本來在社會最底層的勞改隊,知識分子在其中又 屬於最底層。搬遷那天,那些犯流氓盜竊的囚號,居然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行了!你們是有 盼頭的人了,要是出了大牆。鐵絲網,別忘了一塊受過罪的哥兒們、爺兒們。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發生了什麼命運的轉機。「584」集中了右字號的有二百多人,話題的 中心是分析形勢。從京、津、滬三大城市來探視親人的右派家屬,帶來如下的消息:一,社 會正在給反右傾機會主義中落馬的「右傾分子」吹平反風;二,三月份文藝界在廣州開了一 個「廣州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居然講到,在過去的兩年中,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從大氣候上分析,顯然是從「多雲」向「半陰半晴」轉化的跡象, 或許是這股暖風吹到「西荒地」來了吧?
  主管「右字號」中隊的指導員叫李文山,個子又瘦又小,行動風風火火。我們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開始了跑步出操。他披著一件藍棉大衣,以喜幸的調子說道: 「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會上去工作,也得有個新的精神面貌麼;從今天起,不能總低著頭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賬,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回答是響亮的。
  氣氛寬鬆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點。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這也被老右們 看成氣溫回升的具體標誌。在一片天真的狂熱中,我難以忘記同類陸魯山,因為他和我都是 獨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因而閒聊的時間,比和其他同類要多一些。他說: 「我固然可憐,我看周圍的同類,比我更可憐!」他的理由是,在階級鬥爭喊得山響的政策 下,雖然偶然出現某種緩和,這可能醞釀著「暖後大寒」。
  我不以為然,說:「也許中央發現了五七年的失誤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搖著頭,「你看不見嗎,說是集體領導,實際上是一個人說了算。 曹操殺楊修的典故,你忘了嗎?」
  我雖然從理智上承認他是對的,但幻想著對改變處境的渴求,因而談問題常常在理智中 摻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純酒中摻水。便說:「劉少奇也許能起到一點制約作用!」
  「算了吧!」他談話從不含糊,「在我看來,咱們從『583』到『584』來,是向 『586』更貼近了一步。」
  「這倒未必。」我覺得由於他的激烈,使判斷流於偏頗。
  「唉!」他長歎一口氣,「前途在哪兒,有人編了順口溜,有意思極了。」
  「說說。」
  「向前看,老殘班;再向前看,冒青煙!」
  老殘班的含義我懂,就是說一直要改造到老,進了老殘隊為止。至於「冒青煙」,我還 不知其意。
  他說:「『冒青煙』就是進火葬場呵!當然了,這兒現在沒有火葬場,等到咱們到了老 殘年齡,這兒保險會出現一個煉屍排氣的大煙筒!」
  這段談話所以記憶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為他的這些激 烈言詞,在事後都被鐵一樣事實的驗證,還有一個比上述兩個原因更為使我悲慟而難忘的因 素,陸魯山和另外幾個同類,孫本橋、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槍斃於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貿部的工作幹部,王同竹是馬列編譯局幹部,陸魯山和孫本橋都是大學生,青春和 年華凋謝於悲慘的年代(見書後附文《金陵尋夢》)。
  當時,對形勢具有陸魯山這種尖銳觀點的人,在老右群體中是絕對少數;多數老右對現 實均抱有幻想,我則處在理性和感性劇烈衝突之中。比如:指導員李文山找曾經在北京豐台 區當過中學音樂教師的徐洲談了話,詢及他一旦重回社會,手指能否適應再彈鋼琴的問題, 就立刻被老右視為一顆解禁的信號彈,升在了陰霾的天空。前文提到過,因煮吃癲蛤蟆險些 喪命的「上海少爺」陸豐年,似具備從細微中透視宏觀的特異功能,他說:「不要憂心忡忡 了嘛,咱們集中到『584』來,本身就是向社會跨了一大步。你看咱們後院的成員,屬於社 會上無依無靠的鰥寡孤獨,不屬於勞改範圍。由此可以推論,我們正在向回歸社會過渡。」
  「584」的後幾排房,確實住著一些非勞改成員。他們是來自北京市內無依無靠的老 者。後來漸漸知道了這些鰥寡孤獨所以弄到這兒來,而沒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撫養,並非樂 天派陸豐年推論的那麼簡單。我和一個老者交談過,他告訴我,凡是到清河農場來的老人, 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來國民黨的遺老遺孀;或解放前天橋的混混和妓院的老闆等,貌 似由民政部門撫養,實際屬公安局十三處管制。我確信這個老頭兒的話並非虛言,因為他本 人就是原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下級軍官。再看看這些老頭兒老太大的生活處境,更覺陸豐年 君的推論過於浪漫:他(她)們的衣衫皆襤褸不堪,老太太蓬頭垢面,老頭兒甚至伸手向老 右要煙頭吸,他們的房前屋後堆放著垃圾,閒饑難忍的遺老們,半天半天機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邊翻騰,彷彿下邊埋著金銀財寶似的。但那一雙雙長滿黑皴的手指拾進鍋碗裡的東西, 不外是爛菜葉一類的玩藝兒。有時,他們排成一溜兒,坐在向陽的牆根下,閉目養神。奇怪 的是很難見到他們彼此說話,一個個的形象倒是酷似電影《紅巖》中的瘋老頭子華子良。他 (她)們似乎靠回憶為生,在向陽的牆根下靜待夕陽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滅了。
  沒有希望的日子愈顯其長。
  有的不甘心這種命運的人,開始掙脫鐵絲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志華。他原是北 京大學新聞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極其聰明,還常常制幾句詩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著一輛小車(上邊裝有鐵掀、扁擔和抬筐),提前往場工地運送工具。待等 大隊人馬抵達工地後,只見工具車放在那兒,人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們都以為他躲在土坡後 或什麼避風的地方拉屎,因而並沒在意;時至中午收工集合時,才發現張志華逃跑溜號了。 這無異於另一顆信號彈,他給在幻滅中彷徨的「同類」心中塞進了一團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滿了希望,為什麼他還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給我灰色的心田,帶來了一絲曙光。大約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張玉華背著食品從北京到勞改農場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隊長不在屋的瞬間,遞給我一封短 信;信尾沒有署名,但那字跡我分辨得出來,這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他在信中告訴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發表了小說,邵燕樣在《人民文學》上也有詩作問世;他的短篇小說《縣報 記者)將在《北京文藝》上亮相云云。這個信息,對我說來比姨兄帶來的那一堆食品還重 要,因為那是冰河解凍的消息,是關聯到勞改農場一大批落難知識分子命運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離開農場,我立刻把這一準確的佳訊,告訴了我的那些「同類」,於是老右們心中 漸漸熄滅的火,又重新開始冒煙,大家都把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視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徵兆,覺得同類已然能在刊物上發表作品,解放我們的日子,也不會太遙遠了。
  有人唱歌。有人寫詩。簡陋的監捨裡,偶爾還能聽到二胡琴聲,有京劇愛好者,還常常 來上一兩段清唱。大家歸心似箭,在工地上幹活的時候話題幾乎都是一個:我還能不能重新 從事過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時日中的種種表現,既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更感到中國知 識分子的可悲。說其可愛,是他們中的多數不計恩怨得失,儘管他們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幾年 的懲處,但是仍揣著一顆赤誠報國之心。說其可悲,也正是由於這種屈原精神,限制了他們 對社會的透視和洞穿的能力,他們往往不去思考功與罪的界限,而沉溺於個人前程的幻滅感 之中。因而一顆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滅的螢光,也會在他們心頭掀起波浪——我也不 能擺脫知識分子心靈上可悲的積澱,認為解禁的日子確已到來。
  所以,在1962年暮秋,農場裡傳來「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車去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 的消息時,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癡。在去往茶澱火車站的途中,不知誰帶頭在卡車上唱 起《歌唱祖國》,立刻一唱百和。
  歌聲穿過荒蕪而飢餓的土地。
  歌聲在黃塵滾滾的農道上飛揚。
  「再見吧!清河的蘆葦塘!」
  「再見吧!死亡的天國『586』!」
  「我們『拜拜』了!」
  「我們去北京!」
  夢!這些癡情的知識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廂情願的黃粱美夢!
  1988牟秋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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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在昔日乾隆帝狩獵的行宮旁
  如果勞改農場也能按人類的宗教概念,區分為「天堂」和「地獄」的話,我們這些來自 茶澱農場(對外叫「清河農場」)的老右,來到團河農場則如同從「地獄」走進「天堂」。 團河農場位於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團河宮」之畔,「團河宮」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獵之後 落腳的行宮。我們所以能知道這個歷史典故,因為我們老右中間有一個「地理仙」。當我們 剛剛登上從茶澱開往北京的火車,押送我們上路的勞改隊長,就把我們的下一個驛站團河農 場的字號,告訴了我們。
  人都離開了茶澱,保密已無任何必要。何況老右們的命運,此時行情看漲,有什麼必要 還讓我們蒙在鼓裡呢?
  如同一聲驚蟄春雷,驚醒了凍土層裡的一條條蚯蚓,車廂裡開始活了過來。老右們剛才 好像被茶澱的夜風吹僵了,「團河」這個字眼,使我們有了熱力。首先開口出聲的就是原北 京師大的地理系學生曹克強,他說:「那兒是一塊風水寶地,由於乾隆皇帝到過那兒,那兒 便有了亭、台、樓、榭甚的。地理位置還緊挨著一條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來著?」他一邊 叩打著腦門,一邊回憶著那條河的名字。此時我們那一節車廂裡的人——包括那位隊長,都 在傾聽曹克強君的白花。
  當然,我們聽曹君的話,比聽那位隊長的話精神要專注得多——因為那是我們這群「黑 烏鴉」將要棲息生存的鴉巢。中央在廣州召開的有關「為知識分子『脫帽』問題」大會的 事,雖然沒有明確包括我們這些被打入最底層的老右們,但這股風必然會波及我們的命運, 則是大家共認的。不然的話,把我們調往北京市郊來於什麼?!基於這種心態,老右們迫不 及待地向這位「地理仙」詢問起有關團河的其他問題。
  事隔多年,我的同類究竟向曹克強提出了一些什麼問題,我已無從回憶;但是曹君的風 趣之談,我卻記憶如初。他說:「我記起來了,那條小河名叫鳳河。我這個老西子喜歡覓 古,到北京來上學,每到星期日就在皇城各處亂轉。團河宮早已經敗落荒涼,至於當初乾隆 皇帝在鳳河邊,是不是演出過風流的鳳求凰和凰求鳳甚的,我就無以奉告了。」由於曹克強 的幽默詼諧,使我在火車上就結識了他。他是山西人,臉黑得像山西出的煤,大概因為水土 的關係,牙齒上長滿了黃斑,再加上架在鼻樑上那副圈套圈的近視眼鏡,也可以稱得上老右 中的一怪了。
  「地理仙」的話並非虛言,團河農場確實在鳳河旁邊,這是我們抵達農場之後才知道的 事情。它分南北兩區,南區是在押犯人,主要勞動項目是種水稻:北區則是勞改隊,完全經 營果園。當我們從永定門火車站下車,幾輛汽車把我們拉迸農場場區時,那無邊無際的葡萄 架,一直伸延到我們目光的盡頭。此時雖已入冬,但果園的色彩依然斑斕,對我們這些來自 荒蕪大鹽鹼灘的老右來說,確實有喜出望外之感。特別是在沿途沒有看見一個崗樓,沒有看 見一個士兵;田野中的尚沒褪盡的綠色、黃色、紫色……使我們產生了走進油畫之中的美 感。
  這一切似都在啟迪我們:我們冰凍的生命或許真的臨近瞭解凍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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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三畬莊紀事
  我們落腳的地方,叫三畬莊。起始,我們都認為是「三余莊」。殊不知一個字之差,差 之千里。「余」者下腳料之含義也,一上些被社會拋進垃圾箱的渣子,正好與「三余」吻 合。一曰:人民花名冊中之餘;二曰:革命知識分子之餘;三曰:團河農場之餘。前「兩 余」比較容易解釋,後「一余」則是我們來團河農場之後的感受——因為我們地處農場的最 北端,與勞改隊距離較遠,有編外「獨立大隊」之感。
  後來,當我們知道了畬字非余之後,昔日曾在美國哥倫比亞留過學、在老右中年齡較大 的劉祖慰,作出了這樣的解釋:「畬」者在漢語中,是指耕種了兩年以上的土地。這是命運 的契合,因為我們是從荒蕪的地方,到好地方來了。
  他的話說出了同類們的心聲,幾乎沒有一個人對這個勞改環境表示出相反的意見。三畬 莊身邊就是鳳河,站在鳳河的大堤上,可以俯視河對岸的團河宮——這是剛剛抵達這個新驛 站後,有人偷愉溜出監捨觀景,回來報告的消息。我們所住的監捨,是青磚和紅磚砌成的一 個刀形的院落,刀把部分為第一小隊,其他三個小隊則圍住在四合院內。周圍不見崗樓不 說,連勞改隊監號周圍必不可缺的壕溝和鐵絲網都不存在。惟一有點刺激神經的是,在我們 的後院幹部辦公室、負責我們改造工作的董指導員——董維森,以及隊長高元鬆手中,經常 拉著一條狼犬。這兩位勞改幹部,都有著一點知識分子氣質和區別於茶澱勞改幹部粗魯作風 的和藹,但那條狼犬,仍然引起我們本能的條件反射。之所以如此,從各個勞改驛站,彙集 到這兒來的老右,不僅僅只有我們來自茶澱的群落,還有來自東北白城子等地的零散老右。 儘管來自不同地點,但對「專政」之畏懼,已經滲入血液。後來才知道,我們的居住地,原 本是農場武警訓練警犬的駐地,那條狼大是一條淘汰下來的不咬人的狗,純屬「聾子耳朵— —擺設」而已。
  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我們是淘汰出局的人——出於這種精神上的認知,那條狗後 來成了我們的朋友。
  以嚴謹的歷史眸光,回視那一段歲月,十分細緻的影像雖然已顯得模糊,但那個落難的 知識分子群像的主要脈絡,卻有著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颱風」席捲中國的 東、西、南、北、中的時候,是不分花卉和樹木的品種的。彙集在三畬莊的「另冊公民」, 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學生居多,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每個學科, 幾乎都有人「入甕」。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語系學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 毛澤東點了名的北大學生譚天榮;被陳毅比喻為「忘了本的劉介梅」的北航學生周大覺;清 華化學系高才生陸浩青;以及北大數學系,化學系尖子生楊路、鄭光第;北京工業學院的孫 本橋、張永賢、哈長林等。外語系學生大都是學俄語的,英語的高級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劉 祖慰之外,還有在新華社工作的翻譯人員杜友良和劉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學機電系的韓大 鈞,他們在英語翻譯方面文筆十分流暢。
  我之所以把上述幾個理工科學生,說成是高才生,不是根據他們的學習成績——在這方 面我一無所知,我只是根據在三畬莊的觀察:他們在抵達三畬莊之後不久,就背對背地下開 了「盲棋」,如果沒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記憶力,是無法進行這種「楚河漢界」之戰的。因為 雙方每一個棋子的移位,不僅要爛熟於胸,而且對戰場全局,也要有精細的運籌和謀算—— 而這一切都是在背對棋盤的情況下進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員,多來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屬各個單位。有一些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如 來自蘇北解放區、後又入朝進行戰地採訪的新華社記者戴煌(他來得較晚,是個體被送進三 畬莊的);有1947年在上海參加地下黨、中國青年報記者陳野;還有來自政法干校的老黨 員鄧成……在這批「老資格」之外,便是一批專業人才了,電影《智取華山》導演巴鴻;被 打入吳祖光「二流堂」反黨小集團的青年劇作家杜高;中國戲劇學院聲樂教師徐公瑾;小時 候曾經當過乞丐——後來成為民俗漫畫家的趙華川;中央芭蕾舞團的舞蹈演員郭東海……可 以這麼說,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崗位上的業務骨幹。
  來到三畬莊的另一種類型,則多為機關幹部和中、小學教師了。出於多種原因,他們在 1957年「中箭落馬」。據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獨立思考精神,而對時代提出質疑的固然不 乏其人;但許多的同類是渾渾噩噩地折進大牆中來的,今天聽起來如聽童話。因為初到三畬 莊,勞改隊休息兩天,在洗衣服的自來水池旁邊,與新結織的同類們相互談起過彼此的「原 罪」。一個姓劉的教師(事隔三十多年,我只記起他叫大劉)告訴我一個笑話:他所在的學 校裡的一位老師,因為有頸椎病,在鳴放時期看大字報時,因頸椎疼痛頭部不得不上下蠕 動,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論的罪名。
  反右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動員他交代問題。這位老師是個老實已交的人,一時之間不知 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反右負責人說:「看攻擊黨的大字報,你為什麼表示贊成?」
  這位老師說:「我在鳴放會上,沒有發過言。」
  「還看你什麼發言,你已經用行動表態了。」
  這位老師面紅耳赤地回憶了老半天,也沒能想起自己有什麼反動言行。
  「你為什麼看大字報時,不斷點頭?」反右負責人說,「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 的行動本身,已經證明你也是個右派。」
  「我的頸椎有病……」這位老師怯懦地解釋著。
  「你不要裝老實。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論反黨,你用行動反黨,說明你更陰 險。」那位反右負責人說,「反革命從 善於偽裝,不然就沒有辦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寶了。 該怎麼對你下結論呢,你是教師隊伍中披著羊皮的狼。」
  這位老師只好去醫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請求他給出具一張病歷證明。都怨這位老師太不 瞭解世俗之惡,他本來只要病歷就行了;而這個不識時務的教書匠,竟然在索求病歷時,告 訴了他來索求病歷是為了證明他不是右派。在當時風聲鶴唳、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 位醫生出於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偵察的對象之一),竟然泯滅醫生的職業天良,拒出證 明。
  結果,這位老師的命運十分悲慘。批鬥會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護城河自殺了。我 過去雖然也聽到過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無任何言論的「點頭右派」,我還是第 一次耳聞。初到三畬莊,就從新結織的同類中聽到這樣令人感傷的往事,我不禁為之心靈顫 栗。其實這也只是這位新相識對我傾吐的舊事的一半,屬於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曬衣服 之後,我和他坐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他才對我傾吐的。他說他讀過我寫的小說,願意向我 抖落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識分子中的一種類型;對他來說,反右這一關他屬於 在劫難逃。」他說,「我可就不同了,我只是對另一位平日比較要好的老師,為那位老實巴 交的倒霉蛋的命運,說了兩句傷心的話,又難過地搖了搖頭。其實那個時候反右高潮已經過 去了,各個單位正在掃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師,不知出於什麼心理狀態,是想入 黨?還是想當教務主任?直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說我對處理那個傻瓜同事,表 示感歎並搖頭不止……於是我們學校又出了我這麼一個『搖頭右派』。」
  一個「點頭右派」,一個「搖頭右派」。這兩個右派案例,雖然顯得有些荒誕,卻有著 十分豐富的時代內涵。那個因頸椎病而倒了霉的教師,是時代犧牲品的一種類型,但是一個 知識分子,何以會癡呆到那種地步?醫生開過的處方,是有存根的。當然不排除那位醫生為 了自保,而毀掉它的可能,但據劉君說,那位教師並沒有與厄運抗爭,就進了1957年的 「垃圾箱」了。此時這冤魂,已然化作為天地間的一縷游絲,不知飄落到茫茫天宇的哪個 「星座」中去了——我想他該歸屬於「屈原」星座吧!因為最後他的表態是:我服從反右領 導小組的正確決定。
  至於劉君這位「搖頭右派」,之所以到勞改隊裡來,完全是咎由自取。本來在反右掃尾 的期間內,多冒出一個階級敵人來,只是增加一個戰利品就是了。但是劉君體軀內,沒有 「點頭右派」的癡愚,他先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記耳光,然後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點 頭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戲。准也沒有料到,第一出滑稽戲引出了第二出滑稽戲:學校拉 出了「點頭右派」對「搖頭右派」進行了批判。
  「哎!該怎麼對你說呢?」劉君說,「我滿以為他會和我一個立場,說實話,講實情; 可是我估計錯了,他卻反過頭來批判開我的立場來了。」
  我問:「當時他是不是已經精神分裂了?」
  「沒有。」劉君說,「當時他是想在最後贖罪。」
  我們久久相對無言,好像成了一對兒啞巴。
  「你說,是我這個『搖頭右派』可憐?還是那個『點頭右派』可憐?」他臉上閃過一絲 苦笑。我想了半天,沒能回答出他的提問。那個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代數題,實在亂如一團 麻絲;劉君的提問,在政治代數題之外,還摻雜了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古老文化傳統的積澱和 在反右壓力下人性的變態等許多更深層次的問題,實在是一道難以解開的人學方程式。因 而,我含糊其辭地說:「到這兒來的同類,本身或許都有可憐之處;不過,時代正在糾偏, 不然你我怎麼會相識呢!也許有一天,我會寫出來『點頭』和『搖頭』的往事來的。」
  「你真那麼認為?」
  「這次老右集中在皇城郊區,但願是一個喜兆。」
  劉君是東北人,性格中不乏豪爽的一面。他對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滿意;又因為我們是 初識,不好太傷彼此的面子,便從牆根的陽光下站了起來:「我沒有你那麼樂觀,所以夜裡 只做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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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火與冰同流
  剛到三畬莊第一次與新相識的閒聊,之所以使我難忘,因為他是在落難的知識分子群體 孕夢的時節,我遇到的頭一個無夢的人。可以這麼說,在那個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 來觀察現實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綻露出來的溫情,使最底層的 我們,如同在嚴冬睨見春陽,成了孕生各種夢幻的外在依據。不過由於文化層次和原來從事 的工作不同,孕夢者的夢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異。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幹部,夢系 原工作單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開除的大學生,在心態上則和機關幹部,有著不小的差異。 他們更少精神負擔,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兒都行;其中,夢境最為孟浪的莫過於一些 有專業特長的老右們了。道理十分簡單,在廣州會議上,陳毅曾當場為寫出過話劇《洞蕭橫 吹》的沈默君平反,並在餐桌上向他祝酒。彙集在三畬莊的同類中,屬於文學藝術界的有北 影的巴鴻,青藝的杜高,戲劇學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員郭東海,民俗漫畫家趙華川,油畫畫 家朱為民……還有我這個曾經出版過長、短篇小說集的青年作家。出於精神本能的感知,覺 得這個廣州會議離我們更為貼近。再加上文人藝人的思維特徵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內, 因而夢的色彩最為斑斕。
  記得,在離開茶澱農場的前夕,管理我們的勞改隊隊長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東區女 隊,與我的妻子張滬話別。因為勞改隊中女右派人數極少,不可能與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 驛站,她們還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蟲聲聲哀鳴之夜,她曾給我的夢幻,潑過一盆令人心 悸的冰水。
  她說:「你真的相信我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嗎?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看,極『左』的 根子埋得極深。我爸爸你是瞭解的,他1929年入黨,後來去了延安;他對我講過紅軍長征 時肅反、胡抓『AB團』的事情。其實,極『左』路線早有前轍… 」
  我打斷她的話說:「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我爸說你還十分單純,不願意對你說的過多。」
  「什麼叫『AB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中文中摻雜著英語的名字。
  張滬是一個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說話十分直率:「你就甭管這個洋名兒了,黨內老同志 都知道這個名兒。給你舉個例子聽,當年14歲從湖南參加了革命——你認識的團中央第一 書記胡耀邦,在長征途中,曾被打成『AB團』的反革命,差點給殺了頭。」
  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條黨內新聞——50年代中國一片革命激情,這些黨內的陳年往 事,沒有人提起,也沒有人寫過這方面總結歷史教訓的文章;除了欣欣向榮,就是一片轟轟 烈烈;當然從反胡風運動起,已經在社會生活中,使知識分子們感到了一點點氣氛緊張—— 但我們都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沒有人對黨史有著探源性的研究。更為重要 的是,一些經歷過革命烽火而走進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對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於工作繁忙,還是出於什麼難於啟齒的原因,沒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書,對極「左」路線 進行過嚴肅的清理——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於極「左」路線在幾十年中究竟 有過多少次的回潮?又在這種回潮中,留下過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國 人幾乎(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毫無所知。因而當我聽張滬談及這件真實的往事時,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還有王實味的死。」她提示我,「這你總知道吧!」
  「我知道。他寫了反黨的《野百合花》。」
  「你讀過嗎」「這種書上哪兒去找?」
  「你沒讀過,怎麼知道它反黨?」她說,「人家不是也說你的小說反黨嗎!不然你怎麼 到這兒來了。其實我們黨的歷史,極『左』始終在延伸。還有個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認 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我雖然覺得她的話不無根據,但是並不能說服我:「無風不起浪,這麼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幹什麼?王蒙、邵燕樣、劉紹棠,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這是黨內領導層內,一批求實派佔了上風。這是暫時現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樓』; 這是我在黨內多年的認知,也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強求你接受。但是你們文人,生來就愛做 夢;懷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麼不說點吉利話?」
  「我這個人更重理性。」她發覺我無法從夢幻中走出來,最後只好說:「當然,我也希 望好夢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曇花一現,你離北京近一點,對老太太(指我母親)和我們的小 兒子,心理上也是個安慰。」
  她是個理性思維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對黨內的歷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慮她對 我們未來的分析。但是一到團河農場,面對這個勞改系統的「桃花源」,被她冷卻了的東 西,又開始逐漸升溫。就像一隻蜘蛛,重新修補被風吹破了的網結之後,殘夢又重新在網隙 間重織。當然,自古文人愛做夢是個強大的內因;但也不完全出自於內因,團河農場確實有 許多誘人織夢的生活元素。首先,這兒再無茶澱農場的荒蕪,在茶澱是長期吃不到白面的; 而在這兒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飽肚子;在茶澱可謂「三月不知肉味」,來到這裡隔三過五的能 見到葷腥了。對我個人來說,不存在飢餓問題;但對於多數同類來說,這是個頭號的大問 題。就在離開茶澱之前不久,曾畢業於老燕京大學。後任市內一所中專物理教師的韓大鈞, 在田野裡曾挖出一窩剛剛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個正常的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曾經是 老燕京出來的知識分子——後來為人師表的人(平反後任《大百科全書》編審),竟然在眾 目睽睽下,把這一窩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這只是在大飢餓年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長鏡 頭之一。
  也許只有走過這一段苦難歷程的人,才能對「飢餓」二字有深刻的理解;並對知識分子 的失雅,有所認知。中國古代曾留下這麼一則歷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見饑民 們正在捋吃樹葉樹皮,便問他的隨行大臣:他們怎麼不吃肉粥?我所以在這兒把皇帝也扯了 出來,不外想說明,沒有親身經歷飢餓的人,是無法理解人在特殊環境中的變態行為的—— 知識分子也是人,當飢餓超過他的耐力負荷時,他們為了生存,生活禮儀便會化為烏有。在 茶澱農場的584分場,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場拚搏:發粥的木車一來,等著搶「剩餘物資」 的成員,就嚴陣以待準備戰鬥了:他們每人手拿一塊膠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著發完早粥, 便一擁而上,把頭伸進粥桶,用手中的膠皮抹吃粥桶中的殘餘。由於參加的搶食者太多,粥 桶常常被搶粥者們掀翻;於是人們便追著滾動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滾」——有人往 粥桶裡鑽,有人推著粥桶跑——一場人與人、人與粥桶之戰,在勞改隊院內展開。這場面已 然是讓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傷的是,這種悲涼武戲的演出,知識分子最初只是觀眾,而 發展到後來(即我們告別茶澱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參戰了——當然這是老右中的絕對少 數,但是讀詩書、明禮儀的昔日大學生,何以會有這樣的表演?只有我們知道,他們是在饑 餓年代得了浮腫病的病號。因此,團河農場能給老右們充足的口糧,對這些剛剛從飢餓陰影 中走近皇城的人來說,當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勞改隊,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們想到,這一切變化都是政治氣候「多雲 轉晴」帶來的。我們初到團河那天,幹部沒有例行專政機構對被專政者的訓話,董維森教導 員與高元松隊長,只是到各屋轉了一圈,看了看我們的生活安置和每個成員舖位的寬窄。他 們身後那條狗是可怕的,但他們和藹的神情,給每個老右,都留下不同於昨天的印象。當時 我在第二小隊,當董、高剛剛離開我們的監捨,來自清華大學的劉伯儉,就用他濃濃的湖南 腔,對我耳語道:「山重水復疑無路… 」
  我當然瞭解他的話中含意,便說:「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們屋內分南北兩面大通鋪,我睡在南側的通鋪上。與我相鄰的有陸魯山、鄭光第、張 蓬甲、徐繼和等,他們都是北京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四個人都是學理工 科的。我與劉伯儉的古詩對應,不能不引起四鄰的回聲。張蓬甲也來自清華,他說:「雖然 我們別了大鹽鹼灘,怕還是沒有走出『模糊數學』的範疇。」
  來自同一學院的劉伯儉,不大同意張蓬甲的悲觀:「生活可不是代數公式,它的變化是 難以引進ABC的。」
  兩個受難的青年老右對未來預卜的南轅北轍,在當時曾引起同屋幾十號同類的關注。記 得,我當時是個樂觀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環境的寬鬆之外,三畬莊的小環境也不像個 勞改隊的樣子。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來風——我是這麼認為的。可以這麼說,認為我們的生 活要起變化的,佔這個受難知識群落中的絕大多數。當時,擔任我們第二小隊小隊長的名叫 王貴峰,他是東北瀋陽人,曾是某廠礦的保衛幹部;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戰功。像他 這樣的根紅苗正的共產黨員,何以會成為右派,我已記不清楚了——在「點頭」和「搖頭」 都能成為右派的日子裡,重新回憶他的右派原罪條文,已毫無意義。但他在我們當中,是另 一種類型的代表,確實使我難以忘卻。記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類,為明天點染各種色澤 時,他靠在身後的棉被垛上,瞇著他兩隻不大的眼睛,一聲不吭。他雖是我們的頭頭,但顯 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約,與知識分子的言談存有溝壑。在他的思想深處,可能絕少夢幻色彩, 因而當我們之中的陸魯山和鄭光第,以絕對的冷色,對我及與我同一觀點——對未來塗夢的 人,以詩對詩地回敬我們時,他的眼睛才漸漸睜大。
  陸魯山引的古詩如下:
  可憐河邊無定骨。
  都是春閏夢裡人。
  這兩句詩顯然是針對我們的孟浪而發,它赤裸地傾吐著對生活的一種絕望情緒。
  我們對此都不以為然,但是小隊長王貴峰的內心深處,卻顯然與陸、鄭的情緒脈絡相 通。限於他是我們的頭人,不大方便表達他的真實想法,便拉開棉被要我們早點休息。他 說:「你們無論做活夢死夢,不如我這個大老粗無夢。夢是啥雞巴玩藝兒,它是畫中的烙 餅,紙上的媳婦;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覺;不吃飽不了肚子,媳婦不跟你一被窩親熱, 你就永遠有不了娃兒。」說著,他把那身綻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綠軍裝一扒,鑽進了 被窩。
  他的這番話,帶著濃濃的東北口音,把幾十個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聲過後,我彷彿聽 到了一隻來自莽林中的杜鵑蝶血的啼鳴聲。他的話雖然有別於知識分子的語言,但是內涵卻 十分豐富。他是從槍林彈雨中穿行過來的,也許更理解社會的政治經緯,因而流露出與老右 中的樂天派不同的音韻。這一生活細節,我之所以記憶如此清晰,實因王貴峰不屬於知識分 子的範疇;他又是我們中間惟一與美國鬼子在戰場上肉搏過的人,對此「獨此一家別無分 號」的人物——他的舖位又與我相連,自然而然地就將他銘刻於心了(在80年代後期,我 曾接到他寄自東北一個廠礦的來信,他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後,仍擔任該部門的保衛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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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作繭自縛」的第一天
  兩天的整休很快過去了。在這兩天的時間內,我們沉浸在清理個人衛生。與新相識的交 談之中。樂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識的新面孔,總是誘惑著人的求知慾望,希望能知道新 同類們的彼此情況。在《走向混沌》中寫到過的陸豐年君來了。過去,他用缺耳鋁鍋煮食 「三毒」,曾經去過了一回閻王殿。這次,他幽默地對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 和我過去在一個分場,面孔是熟悉的,因此並不算新的相識。在休整的兩大時間內,除了與 「搖頭右派」劉君結識之外,還與我的學長——比我高幾個年級的校友趙岳相會在三畬莊。
  應該說,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見面,在我摘取洗淨的衣服時,我看見一個身材消瘦得像 竹竿一樣的人,低著頭在尋找什麼東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隊撤離這兒時,留下的一越垃 圾;此時儘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爛東西,仍然發出一股嗆鼻的氣味。最初,我並沒有 留意他究竟在找什麼,後來我才發現他蹲在垃圾堆旁邊,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動著。我立刻 明白過來了,這又是一個飢餓後遺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尋找可以進口的東西。由於這些鏡 頭,我已習以為常,便想從旁邊夾著衣服走過去。
  他大概是剛剛發現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過來。他一隻手拿著半個乾癟的。上面沾滿了 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隻手來跟我握手:「我叫趙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認識我,但我認識 你。你過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個無名的教師。」
  寒暄過後,我認識了這位學長。
  「這東西都變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說。
  他像沒有聽見我的話一樣,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著那個乾巴茄子。看他的神態,與 老校友談話,雖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往嘴裡填塞東西。他本來就瘦得臉如刀條,嘴 巴尖尖,他使勁嚼動茄子時的形象,讓我想起了在中學動物課本上,看到的老祖宗類人猿嚼 食漿果的圖形,只是我們這位20世紀60年代的知識分子,手中的食品遠沒有老祖宗採食的 野果新鮮。
  我面對面地望著這位曾是為人師表的學長,真不知道他此時此刻在想些什麼。他跟我來 到我住的屋子裡,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兒,才對我說:「看樣子,你沒得過浮腫病,我浮 腫最嚴重的時候,連兩腿之間那個『玩藝』,都腫得像一充了氣的蔫黃瓜。浮腫病的醫學解 釋是什麼我不知道。按著我生活中的體會,它起源於飢餓,發展於脂肪和維生素的匱乏。飽 漢不知餓漢饑。學弟,你現在是沒有動筆的權利了。你如果還沒被打入『地獄』,我要是動 筆來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會說我『戴著有色的眼鏡,有意醜化社會主義?』學弟,就是 將來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筆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剛才這一幕描上一筆,人家會不會說你反 動立場不改?」這時的趙岳似乎才從饑猿還原成了知識分子,伸著麻稈般細長的脖子,跟我 談起真經。
  我不知道對他說些什麼才好。但這位學長趙岳,對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對待垃圾堆上撿 來的那半個茄子那麼認真,當著那麼多同類,又對我說道:「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筆桿子了,你有沒有膽子,把我這個知識分子的醜態也 描上一筆?我不怕醜,一個往日拿粉筆給學生授課的老師,在這個年月,滿地摳凍茄子吃, 當然其貌不揚。學弟,你就撒開了歡地寫,讓歷史記住知識分子變成餓死鬼的年代——我不 又成了另一個正面教師了嗎?!」兩邊大炕上的同類,都被他說得笑了起來。
  「不知死的鬼,夢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陸魯山,甩過了話來,「依我看,無論你過去 是龍還是鳳,都準備在這兒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當一輩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無法知道陸魯山當時是喻意我,還是什麼別的人;但我知道他絕不是指趙岳而言。因 為在勞改隊中,像趙岳這樣的普通教師為數不少。陸魯山的話,絕不是針對他說的。我和陸 魯山相識於茶澱,在我的印象裡,他是一個極端的悲觀主義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墳場 附近的大葦塘幹活時,我們曾談過不少心裡話(在《走向混沌》中,我己然寫到我和他之所 以談在一起,首先因為我們倆都是獨子,而且都是從小喪父,母親養育我們成人,歷盡了許 多苦難)。五七年一聲霹靂,我們都成了「另冊公民」,因而命運極其近似。在我的記憶 中,他性格十分固執,非常任性。他喜歡哼唱俄羅斯歌曲——特別愛唱列寧被流放時喜歡唱 的《三套車》。此時,他發表了命運詠歎調,兩排大炕上的歡悅氣氛,被他掃蕩一空。
  趙岳連連搖著他細脖子上的腦袋:「行了,只當我什麼也沒說。人總是活在希望裡,我 都快成餓死鬼了,可我仍然沒有放棄做夢。」(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細節,我本來早已忘 卻;在80年代初,學長趙岳特意來到我家憶舊,告訴我不能忘記在苦難歷程中、知識分子 的種種扭曲生態。)可是正像陸君所言,第二天我們開始勞動的項目:編織我們監捨四周的 鐵絲網,便使我們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頭天晚上,董維森教導員召開了我們到三畬莊之後的第一次訓政大會。他的態度雖然十 分溫和,但是仍然不失專政與被專政之間的距離。他說:你們來到這兒,已經兩天了。我不 想在你們下車伊始就胡亂他說上一通。你們都是知識分子,儘管文化層次有很大差異;但總 起來說,你們都是文化人。經過我這兩天的觀察,恕我講話直率,你們中間的有些人,真讓 我感到失望。接著,他例舉了許多事例,我能記得下來的,有這麼兩件事:一、董教導員例 舉了趙岳、徐繼和滿地找髒東西吃,有失知識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說調我們到這兒來, 當然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關,自暴自棄不好;但是夢想天上掉下餡餅來的事,也不會發 生。會議最後宣佈:明天的勞動項目,在我們的駐地四周,編織鐵絲網。
  剛剛散會之後,被點名的徐繼和就追上了董教導員,他對是否編織鐵蒺藜毫不關心,而 是解釋他為什麼要到處尋食。
  他說:「教導員,我是大肚漢——我餓。」
  董教導員搖搖頭:「你們的糧食定量,已經夠高的了。你們到來之前,場裡特別研究了 你們的伙食,要讓你們吃飽吃好。」
  徐繼和拍著他自己的肚皮,繼續與董教導員糾纏:「您看,對我們這些『總感覺吃不 飽』的人,能不能多給點定量?」
  「你是學什麼的?」
  「報告,我過去是學什麼專業的並不重要。我的肚子總吃不飽,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 的問題。您想,這話沒有錯吧!」
  我們圍觀的人都為這個不知死的鬼,冒出這些話來而心驚。道理很簡單,儘管三畬莊不 是茶澱,但勞改單位都是一家。徐繼和這副玩世不恭神態,能不激起勞改幹部的火氣來嗎? 可是董維森並沒為此而動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繼和之後,反詰他說:「我也問你一個 問題,人的飢餓是不是與吸煙存在著什麼必然的內在聯繫呢!」
  「沒有關係。」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著窗子,看見你在那堆垃圾旁邊,不僅找吃的,你還在撿煙屁 股抽,這也是因為肚子空嗎?」
  「這… 」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你們知識分子應當自尊自愛。」
  董沒有再多說什麼話,轉身離我們而去。
  由於有這個令人難忘的場景,我認識了徐繼和。他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來自南方某 省,據說,在校時曾是個優秀學生。幾年的勞改生活,飢餓後遺症使他沒了知識分子的體 面,更沒了書香氣質——他在後來,每天光著脊樑,腆著個外突的大肚子,在勞改大院晃晃 悠悠,像只土裡刨食的大公雞般地尋找著各種能充飢的食物。第二天,在編織鐵絲網時,徐 繼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話題之一。樹林子大什麼鳥兒都有,指責徐行為的有 之;讚美徐行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類,是同情徐的飢餓後遺症的。第二個話題,自然是 鐵絲網的鐵壁合圍。原以為成了自由人的我們,面對著那一根根木樁和滿是毛刺的鐵蒺藜, 心裡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聲詛咒,不知道是在詛咒自己,還是在詛咒那個年代,但大多 數同類在作繭自縛中還在自我解嘲:「這是例行公事。」
  「鐵絲網不說明什麼本質問題。」
  「我給大家打個比喻,這就好比進了大學要戴校徽一樣。」說話的是俄語學院的郭愕 權,「就是明天給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著勞改隊的標誌。」
  郭愕權是湖南人,遇事總是爭先表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心直口快。內心沒有遮攔 的人。在火車上為我們講解團河宮歷史的曹克強,戲稱他是大學生中的「娃兒」。「娃兒」 有娃兒的快樂,他可以把人世間的苦惱化解為零。他有過這樣的一句話:「你成天愁眉苦臉 也是活著,高高興興也是活著。專政單位並不因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於這 種認知,他一邊編織著鐵絲網,還一邊唱著我聽不懂的俄文蘇聯歌曲。
  我沉默無言。在無言之中,懷著一種比同類更多的苦澀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劉紹棠 都有亮相的作品問世,難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學的死胎了嗎——儘管張滬視若為海市蜃樓的 現象,但這種現象依然閃爍著誘人的光環。我原本以為我的文學天賦,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 失,但是在編織鐵絲網的勞動中,我居然開始了編織小說的夢幻。一邊作繭自縛,一邊夢想 蛹化為蛾,這種若同南北兩極的對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現了驚人的統一,這大概屬於中國知 識分子所獨有的現象。遠在兩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雖然兩次被貶,但仍不忘思楚——這 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吧!
  那鐵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邊幹著這個活兒的時候,一邊編織我的小 說的。由於事隔多年,我已難回憶起其中的細節,但故事的主要脈絡,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 楚——它不過是仿照那個年代的文藝模式,構思了一個與我的生活距離十分遙遠「客裡空」 的故事——似乎是有一個名叫綵鳳的女娃,在杜鵑聲聲五月天裡的插秧比賽中,戰勝許多男 娃的故事。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綵鳳打擂》。這就是我在作繭自縛的第一天裡的行為記 錄。不能小看了我這一天的心路歷程,它至少說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記極深,不切實際的 夢想,比一般同類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當時我為什麼沒有想到表現我們這個落難的 群落?)。
  在我的記憶中,在那一天另一個沉默無言的角色,要算是與我為鄰的鄭光第了。他的沉 默,與我大相逕庭——這是在幾年之後,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認知了的。這個來自北 大物理系。體態纖弱的學子,在初到編織鐵絲網的過程中,不小心被鐵蒺藜刺破了手指,還 流下了眼淚。在我及我的同類眼裡,他是我們當中最為嬌氣的一員,不然「林黛玉」的綽 號,不可能落到他的頭上,正因為他在男兒國中有著某些女性的氣質,他的手指被扎破之 後,立刻有幾個同類爭搶著為他包紮。表面上看去,這只是相互之間的關心,並不包容什麼 其他更多的內涵——但是今天以歷史的長鏡頭,回眸眾多同類對鄭光第之所以如此關心,其 中深埋著人性的東西在內——那就是男兒國裡大冷寂了,許多「亞當」受心理本能的驅使, 無處宣洩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覺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傾斜。
  記得,當時一位與我一起打木樁的同類(請原諒,這屬於隱私,我必須略去他的姓 名),就對在我身邊幹活的李汰倫直言不諱他說:「我常常手淫。」
  我當時幾乎難以置信。在大飢餓年代,他的身體本來就弱不禁風,怎麼能有這種行為 呢?當時,因為我和他倆不在一個小隊,彼此之間十分陌生,不太好開口詢問這一問題。但 是他們倆對於這一問題並不迴避,李汰倫喜歡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來自於文工團,他 們之間有著共同的愛好,因而說起這些話來,彼此沒有間隔(李汰倫平反後,與我同住在團 結湖小區,當我們共同回憶往事時,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飢餓之外,在當時的男兒國中,普 遍存在著生理本能的飢渴)。那個文工團員對李汰倫的直白,其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心理 狀態,只不過他把深藏在這個知識群體中的另一種焦渴,給公開化罷了。當時,還流傳出一 些同性戀的奇聞,一個來自石油學院的何某某,與來自清華大學的劉某某,為了另一個高某 某,在茶澱農場時,曾動過鐵鍬云云。
  因而,在編織鐵絲網時,把一個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人性中的一種本 能驅使。由於生活中的陰陽失調,中國古代《詩經》的開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 種詩化了的美麗意境,在這裡已經化作為烏有——道理十分簡單,這兒沒女兒河,因而蘊藏 在男性大山腹內的地火岩漿,難於找到一個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這兒成為一種必 然。隨著作繭自縛的「鳥籠」的編就,同性之間的變態情癡,也變得更加原始。此種變態, 在我的中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曾有過片斷的描寫——筆者不想在這方面多費筆墨的 原因,因為它並非我記憶中最為沉重的部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為本質的東西, 是即便已是繭中之蛹時,也還在編織著自己的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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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逃號張志華回來了
  我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曾寫到老右中的惟一逃號張志華。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運 送工具之際,從荒蕪的茶澱逃走了。我不記得是哪一天,張志華又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在勞改隊中的逃跑行為,當然可以以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罪名,對其進行判刑,但是張君逃 離勞改隊有一年多的光景,歸隊後居然僅僅做了一個書面檢查,就算是過了鬼門關。最初, 我以為是張志華自動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否!他是浪跡到江南杭州後,被當地公安機關 抓捕歸來的。
  張志華是個文學迷,因而很快成為我患難中的朋友。這個來自於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學 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與北大中的譚天榮,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槍決 於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許是文學的緣分,他到了三畬莊不久,就 坦誠地向我傾訴了他外逃後的一切。
  「我是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熱愛自由。」他說,「我在茶澱時,時時刻刻都在尋找 出逃的時機。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後(指環繞於農場四周的金鐘河),便南下了廣州。」
  「錢從哪兒來?」我對他的行動充滿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當然是早有經濟上的準備。我在衣縫裡藏了一些錢,以備急 用。」他說,「當時我不敢在茶澱小站上車,而是到了遠離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車的。 好在當時隊長並沒能及時發現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廣州。」
  在我所接觸的同類中,除了以死來抗議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見《走向混沌》)和清華 來的學生陸浩清(後邊將提及此君)之外,敢於以行動去尋找自由的,張志華是第一個。他 到了廣州後,沒有錢住旅館,也不敢去住旅館,便在火車站、正在興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 宿。在流浪者中間,他認識了一些從新疆來南方作生意的小販,小販們告訴他從廣州往新疆 販運打火機的火石,能賺些錢來維持生活——一個知識分子,由於受到過道德教育,是很難 變成「三隻手」,以偷竊為生的。他按照維吾爾族兄弟們的提示,從此開始了販運火石的勾 當。可以想像,這是一樁十分艱辛的工作,他第一次買了火石之後,身上已經沒錢買車票 了,只好與那些新疆來的小販們,靠扒火車去往新疆。從中國的東南邊唾,到中國的大西 北,要斜穿整個的中國版圖,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從地獄中逃出來的魔鬼,什麼酸甜苦辣都經歷過了,因而並沒有大多的感傷 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個」黑五類「中的老五——並且是逃 出勞改農場的逃犯,一旦被發現,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張志華對我講述這段往事時,我 們正在鳳河河堤上栽種果樹,同挖一個樹坑,同栽一棵桃樹。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 以外,我的其他同類們,都距離我們至少5米,因而沒有人能聽到我和他在說些什麼,「還 算幸運,我歷經了有半個多月的行程,終於到達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塊小小的火石,不過 一毫米長,在廣州二三分錢,到了那塊地方,能賣到八九分錢。那玩藝體積又小,因而我頭 一次販運,就賺了好幾百塊。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個富翁。其間,我給福建老 家,買過兩塊名牌手錶,從廣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錢,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張君這番談話,對當時的我來說,就像聽天書般的神奇。我內心雖然十分敬佩他的勇 敢,並從他的無畏之中,窺視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當時,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認知他這種叛 離的思想意義。張君還告訴我,後來,因為在大飢餓中,從全國各地逃往新疆謀生的人大 多,新疆開始清查外來人口,他覺得生存中有了某種不安,不得不重新開始流浪生活。在他 開始浪跡生涯的前夕,發生了一件使我對張君肅然起敬,並永生難以忘懷的美麗故事——這 故事我一直銘記至今。現在我把志華那一段話,盡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個小旅館裡,想著我將來的出路時,有人輕輕叩門。我 打開屋門後,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低著頭走了進來。
  「『你找我?』」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認識你呀!』張志華說。
  「那小姑娘把頭低得挨近了胸脯,終於說明了她的來意:」我……我是……來賣身 的。『「我聽出她的口音來了,她是個四川妹子。一場大飢餓,使得天府之國的不少女娃到這 兒來謀生。我在伊犁街頭,已經見到過不少,但是不知道她們是以賣身求生的。維熙,我當 時是個獨身男人,又從未嘗過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間,我當真動了男人的情慾。可 是當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時,我的心顫抖了——她不過十五六歲的樣子,而且那沾滿污垢的 小臉上,還殘留著沒有洗淨的淚痕。我是個人,不是個兩條腿的畜生,我這個落難者,怎麼 能欺負一個落難到這兒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說:」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曉得,我是第一次不 顧臉面,走到你這兒來的,你就幫幫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幹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這條 路。,說著,這個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攙扶了起來,給她拍拍身上的土,對這個小姑娘說道:」我幫你,你可得聽我 的。『「』我聽。『」』按年歲講,我可以當你的爸爸了。那樁事兒,你萬萬不能做!你要是真走這條路, 是自跳萬丈深淵。將來大飢餓過去,你還怎麼見人?這塊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麼說 也得回你們四川,你要是真聽我的話,我給你路費,你坐火車回家去,說不定你爸媽這個時 候,正眼巴巴地等著你回家呢!『「小姑娘哭得像個淚人一般。這時她才說出她們一群女娃,是一塊兒跑出來的。四川本 來是個大米糧川,但是在這饑年,餓死了不少的鄉親。於是她們聽說新疆生活比哪兒都好, 就偷偷地扒上火車,到這大沙漠中來了——當她們感到中國在哪兒都不易謀生時,就想到邪 路上來了。
  「維熙,我無力對那一群女娃有所幫助,但對這個與我有苦難緣分的小姑娘,還是不失 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車站,給她打好了車票,並目送她離開新疆。臨上車時,她哭著叫了我一 聲『乾爸』,然後又說要跟我一塊兒去受罪——哪怕是地獄也好。她說的都是孩子話,她連 老右是什麼貨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剛開花,就碰上了這倒霉的飢餓年代——她需要的是母 愛父愛,她需要的是學校,她需要的是書本。」
  團河農場雖非天堂,但是我聽到的卻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張志華身為逃號,能夠在極 度困頓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惡,張揚人性中之美,以地獄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裡 的美神舞蹈,實在是難能可貴。之後,他因沒有一張合法的身份證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開始了流浪生活。當他浪跡到上海時,曾去看望了林昭;後又浪跡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躑躅。本來這只自由鳥,是不會折斷翅膀的——當時吃飯需要糧票,而張志華的糧票,是 藏在用氣門芯串成的褲腰帶裡(即把糧票捲成小紙卷,塞在氣門芯的空間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在當時糧票十分珍貴,它可以換取一切東西,而這種私下交易,又屬於非法行 徑。有一次張志華在以糧票兌換錢的時候,遇到一個便衣警察——於是他的厄運便開始了: 幾經審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個逃號,茶澱農場派幹部把他押回農場,又馬上把張君轉移 到老右集中的團河三畬莊來。這就是張志華飛出烏籠,又重返鳥籠的全部經過。
  當時鳳河的水已經結冰,但張君的這一段帶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 中解凍。我沒有叛逆生活的勇氣,但我非常崇敬知識分子中的這種類型——在我的認知中, 這種類型的同類,遠比在垃圾堆上覓食的同類,魂魄裡多了一種自我珍視的不屈精神。不知 是不是因為張君也鍾情於文學,他曾流露出對才女林昭的傾心,上海當時是個管理非常嚴格 的城市,他居然敢溜進大上海,偷偷與自謀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見了一面。我在聽他向我陳 述他與林昭會面的心緒時,感受到他對她的真心傾慕。他說: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 安。因為林昭對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躍進連著的大飢餓,有著十分堅定的立場——他只是以流 浪達到苟且偷安的所謂自由;而林昭則在上海不斷上書中央,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 前途的憂慮。事實證明了張君對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斷反對「文 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獄——這位「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優秀知識分子,最後咬破手指在囚 衣上寫了個大大的紅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幫」餘黨,拉到刑場執行了槍決。無畏的 英靈去了之後,殘暴成性的劊子手,還去她家收取子彈費(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 後,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學以及一些社會賢達,在北京曾為她開了一個 別開生面的追悼會。會場上除了懸掛著許多輓聯和寄自全國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別引 人深思的有兩件東西:一是林昭在獄中寫的血詩;二是懸於她遺像之旁的一幅無字的對聯。 其詩因太長在這裡略去,但是那一幅無字對聯,卻使人無法忘卻。其上聯用墨筆劃了一個大 大的驚歎號「!」,下聯用墨筆劃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此對聯真是無言勝有言,將永 遠啟迪後人去思索,去評說)。
  當我還在北京日報當文藝組的編輯時,只是聽說過林昭的名字,張志華在對我回敘他當 逃號生活的鳳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其 對中國命運的執著關注,可以與「文革」中的張志新相提並論。當她己然是個無畏鬥士的時 候,我們還是在籠子裡等待著報曉的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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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節 我的書與夢
  張志華的歸來,無疑是我們癡情夢幻的助燃劑。一個逃號全須全尾的回來,表明當時政 治上的寬鬆。偏偏在他歸來不久,有一天,指導員董維森把我叫到隊部辦公室,通知我去場 部領取一件東西。我十分迷惑,因為勞改隊成員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畬莊——右派中隊 裡來,董維森何以要我到場部去取?
  董說:「你過去寫過書?」
  我答:「是的。」
  他說:「本來場部內勤是應當把那件東西送到中隊來的,是一個大麻袋,裡邊都是 書。」
  我認真地想了想,沒有一個人會在這個時候給我郵寄書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張冠李戴弄錯了。我當即向董指導員說明了我的想法。董說:「場部叫我去檢查過了,就 是你的書。裡邊還有你一部什麼… 《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報派車送到農場的。我例行 的是檢查的任務。」
  我頓時明白了——在把我和張滬送進東城公安分局之後,《北京日報》保衛處曾對我的 家宅進行過大搜查,連一些與友人的往來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審查。這是過去我母親去茶澱 探視我時,對我講起過的——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說,已然是身外之物,時隔兩年多了,為什 麼又把它退還給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裡,卻送到這裡來呢?
  董看我神情發呆,對我說道:「我來勞改單位工作時間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 情況。我讓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讓你把書拿到這兒來;你過目一下,打個收條就行了。 至於那些書籍怎麼處理,三畬莊也沒有地方存放,我們的意見是先放在場部倉庫裡,你有什 麼意見?」
  我能有什麼意見呢!身子都掉進了井裡,還要耳朵有什麼用?我想了想,對董指導員 說:「我不用去看了,我在這兒打一張收條就行了。您看… 」
  董維森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取出紙筆。可是當我要簽字時,他又制止了我。他說我所 在的原來單位,究竟在當時取走了我多少東西,他們並不清楚,他的意見還是我去過目一下 為好。我說:「不用去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們之後,他們才取走的;不要 說我不清楚,連我的母親也不清楚——她是個來自農村、不識幾個字的婦女。」
  他點點頭。
  我簽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辦公室時,他叫住了我,並指指一隻木椅,叫我坐下。來勞改隊之 後,我還沒有與勞改幹部平起平坐的歷史。初進收容所時,我們沿牆根蹲著;在茶澱時我們 站著,即使是坐著,我們也是坐在自帶的小馬扎上。但這次我還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間的許許多多事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清楚的——按著階級劃分,董是專政的一方, 而我則是被專政的另一方。一個是水,一個是火。但我始終對他沒有畏懼之感(包括對隊長 高元松),從他的第一次講話中,我就發現在他的語言深處,潛藏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詢及我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他說他已經從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來是一個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雙雙折進大牆中來的——他不知道的是,我們雙雙被送勞改之 後,家裡的一老一小是怎麼生活的。
  我至今還記得那次董與我談話時的一個細節——在他聽我敘述我的家庭情況時,竟然忘 我地遞給了我一支煙,並扔給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當我說到最 動情的地方(比如:老母親帶著三歲的小兒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時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邊去,大口大口地吸煙。憑著我的直感,他似乎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於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別,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時他還去撫摸一下在屋裡坐著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記了我的存在;但當我提出要回監捨時,他又讓我接著說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憶不起來究竟又談了些什麼了,但我記得直到屋內亮起了電燈,我才從 他的辦公室裡走了出來。當時,我不無後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說 了這麼多,而董沒有表一句態,會不會留下什麼後患?在1959年向黨交真心時,自己不是 沒有過這方面的慘痛教訓,要是把對大躍進、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以及「跑步進入共產主 義」、「大放衛星」等問題的真實看法,藏之於心,不吐出唇,何以會落個如此下場?!文 人理性思維總是個負數——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責罵著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內,同類們聽了關於「一麻袋書」的事,都分析這是好事。
  「為什麼早不還,兩年多了今天才還回來?」
  「這裡邊大有文章!」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夢囈聲中,我曾經一度死了的文學夢想,在內心深處被重新點燃了。當時 正值冬日,每天的勞動項目,都是沿著鳳河河堤挖坑種樹,活兒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見 團河宮的亭台水榭,對比茶澱確實有一種走進了伊甸園的陶醉感。於是在週日休息時,我開 始了在紙上的塗塗寫寫,編織鐵絲網時構思的《綵鳳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雖然身在夢 中,但還是清醒地看到,一個沒有摘掉右派鐵帽的人,是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的——我期冀 著能有摘帽的幸運——因為王蒙、燕祥、紹棠……都是在摘去了頭上的「桂冠」後,才有作 品重新問世的。
  在此期間,我的知識分子的輕浮症,可以說暴露得一覽無遺。我不記得是哪一位名人說 過這樣的話了:看一個人的質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時,是一副什麼神態;再看他在最 失意時,是一副什麼面孔。回眸那一段時日,我失意時到還沒失小雅,但是過早到來的得 意,使我今天為之汗顏。記得,魯陸山就曾變相地提示過我,現時是一塊鐵,一切溫情的夢 幻,都不過是一枕黃粱。但是自從那些昔日的書被歸還之後,我的心態便開始升溫——直至 我有心去勾勒小說。
  當然,從另一個側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無可取之處。人生在世,總是有希望才活 得痛快一些。昔日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這個精靈,若同一劑靈丹妙藥,使生活在底層的人們 ——哪怕是在地獄中度日,也能找到諾亞方舟之槳,把地獄中的魔鬼,劃到天國的極樂世界 中去。其實,魯迅先生小說中的人物,並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識分子似曾相 識,在那苦難的歲月中,阿Q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夢中之舟。
  有一天,我們又在鳳河旁邊挖坑種樹的時候,天上有一隻烏鴉,飛過我們的頭頂。不偏 不斜,把一泡烏鴉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來,烏鴉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鳥,那麼它的 那泡稀屎,則更是凶兆的象徵了。這泡烏鴉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難忘的回憶:「怎麼它不拉在別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這裡邊大有學問!」
  「有會解夢的沒有?」
  「有!」
  於是這泡烏糞,成了阿Q們苦中尋樂的話題——而被黑烏鴉鍾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評說 的眾矢之的。本來,我幹活時穿的是一件來團河之後才換上的新棉衣(當時衣著只有藍色、 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難於把它立即擦乾淨。沒有辦 法的辦法,我用挖坑挖出來的土塊,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雜的烏糞給抹掉 了。因而我面無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這是烏鴉落在了豬身上——黑找黑!」
  「這是同類相親,黑烏鴉對『黑五類』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淚!」
  一片嬉笑之聲——我別無選擇,只好跟著同類們一起苦笑。
  「不!你們都說錯了。要說析夢問卜,還得我曹克強。」師大地理系來的老西子,露出 他的斑斑黑牙。他一開口,就使同類啞音,「讓我看,你們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 這兒接受勞改的命。你們讀過《易經》沒有?那裡邊充滿了辯證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 以及陰陽互換甚的,包括了宇宙間的許多學問。我們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維熙君比 我們的命運更慘,夫妻倆一塊從天堂進了地獄——《易經》中包含的物極必反的哲理啟示我 們,如果這泡老鴰(即烏鴉的俗稱)屎,落在當年的乾隆皇帝身上,當然是大凶的象徵。但 是我們已經是地獄裡的鬼了,《易經》中的陰陽轉換告訴我們,這泡老鴿屎,無論落在誰的 身上,誰都要走好運了。而老天有眼,這泡老鴰屎不落在別的同類身上,偏偏落在維熙君身 上,正是天意表明維熙君命運要有什麼轉機了。你們還不懂什麼是真正的辯證法,因而對這 泡老鴰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釋——我在這裡有必要對你們進行一點辯證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幾個幽默人物之一。他讀過的雜書又多,因而當他的話一吐出舌 尖,當真起到了壓軸戲的作用,有的同類表示同意他對這泡烏鴉屎「反彈琵琶」的解析,並 拿我開起心來:「哎呀!從公將有什麼喜事臨頭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許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張滬是不是要來團河探視你?」
  本來,同類們難得找到一個取樂的機會,那泡烏鴉屎便成了勞動中的一樂。曹君還煞有 介事地向同類們宣佈:你們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勞改飯了,政府再不管你們,你們怕 是要喝西北風活著;我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飯轍,擺個卦攤甚的,還能餵飽肚子。至今,這 一場苦中作樂中同類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當天,我也丟開了晦氣,和同類們樂成一 團。但是人生一世,確實有無數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們正在讀報的時候,與美國鬼 子在朝鮮打過仗的小隊長王貴峰,從隊部辦公室開會回來,就招呼我說:「董指導員找你, 讓你去辦公室一趟。」
  我說:「前幾天剛剛找過我了。這次… 」王貴峰說:「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 是為書的事。第四小隊原來的小隊長,要調到院門口當中隊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 隊?我這可是胡猜,你可別認真。」
  我認為沒有這種可能,因為在我的勞改歷史中,一直是一頭磨道上的驢兒——聽人呼喚 的;要我去指揮別人——那等於是太陽從西邊出來。可是白天與我在一起幹活的同類們,卻 立刻和那泡烏鴉屎聯繫到一塊兒了,說我到了時來運轉的時候了。並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時 候,有人高喊——烏拉!(烏拉即當時的蘇聯語「萬歲」之意)
  從「烏鴉」到「烏拉」,真有點像是一個寓言。一切正如王貴峰所告訴我的那樣,我走 進董維森的辦公室,他就通知我這一「任命」。我反覆說明我不是那塊材料,又沒有幹過這 種工作。我說我不怕勞動,不怕吃苦——但是不會組織勞動,更沒有管理幾十號人的本領。 董維森一開始沒有批評我什麼,聽到後來終於識破了我的心機:「你是不是不願意向政府匯報別人的思想,以顯示你的清高?」
  我違心他說不是出於這個原因。但是董維森對我亮出了底牌,他說:「你們裡邊不缺愛 打小報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烏鴉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馬上就知道了——政 府的耳報神有的是,可是這種匯報對你們自己毫無意義。上邊關注的不是這些屁事,而是你 們中間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動態。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隊裡,有被毛主席點過名的譚天榮,有 被陳毅稱之為忘了本的劉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覺……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你們不過才來了多 半個月,有關他倆的報告不少,但是從我的感覺裡,都不是真實的——其中不外說他們至今 還如何如何反動。我看,他們各方面都還不錯嘛!所以,要找一個能識大局。有清醒意識的 人,去這個小隊。看了你的副檔,別人說你思想反動的小報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於立 功。泯滅知識分子天良的人。說到這兒,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個年代,一個勞改幹部能講出這樣一番話來的,我感到震驚。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寫到過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隊長,他展示的是對苦難囚徒人性美的一面。當然潛藏 在人性美背後更深層次的東西,是曹茂林對受難知識分子的無法表達的同情;而這位董指導 員,表現出來的沒有人性的面紗遮面——他與我談話的內涵則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題,因而我 坐在他對面的木椅上,驚愕地答不出半句話來。「你聽明白了沒有?」他見我久久無言,走 到火爐旁捅了捅爐火——再把屋門關上,然後又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兩眼直視著我說: 「你折進大牆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後寫的檢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該怎麼對你說 呢?大躍進、大煉鋼鐵……你表達的是許多老百姓心裡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我頂多算半個知 識分子吧,但不是個睜眼瞎子。上次找你談話,我有一點兒沒有告訴你——你那部退到這兒 的小說《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寫著『經查,沒有發現問題』——既然沒有問題,為什麼 非把你送到這兒來!」
  我低下頭來,無言以答——因為我不僅很害怕提及這些問題,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時此地,被一個對我執行專政的幹部,提了出來(正是基於這些原因,當1979年我的 問題平反,我從山西回到北京之後,我急於要去看望的勞改幹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維 森。曹沒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請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飯,在對飲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憶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我代表我們一代受難知識分子,向這位正直並關注中國前 途和命運的公安幹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對董如此的坦誠,我已無退路可尋,但我清 楚地記得,我對當好這一角色仍然十分膽怯。
  回到監捨,當天晚上就從二小隊搬到四小隊落戶了。儘管是一個簡單的行李和臉盆之類 的雜物,還是有幾個同類幫我搬運。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烏鴉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彈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應驗。在某種意義上回眸當時,這種命運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為董十分看重知識分子的良知。但是此舉,對我也有著它的負面價值——它使我本 來就孕生了的夢,變得更加躁動不安;彷彿我真是懷胎十月的母體,那嬰兒當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這個嬰兒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學。我寫信給紹棠,給燕祥,給厚明……我告訴他 們我還活著,而且活得離他們越來越近,也許有一天,我會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相互敘 敘別情。紹棠的信,復得非常及時,他告訴我燕祥正在忙於搞一部蘇聯的《葉爾紹夫兄弟》 的舞台劇本,他則在寫他的小說。至於時局,時暖時寒,聽說黨內又有反右傾之說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這是我進勞改隊之前,就相互約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揮灑自如的 鋼筆字,我已然結識八、九年了。也就是在這段時日,我復甦了的文學神經,指使我給我文 學啟蒙老師孫犁,寫了一封十分動情的信。為了不給這位我崇敬的前輩帶去不必要的麻煩 (右派身份連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個印有許多花紋的信皮(就像是一個女性的信函), 並隱去發信的地址,將信寄往《天津日報》文藝週刊。我在信中告訴孫犁前輩,我雖身處逆 境,但無論還要面對多麼大的困難,我的生命都不會離開文學。信尾,我告訴長者不必覆信 給我,我正在某一個勞改驛站上過著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並希望孫犁珍重身體。
  沒有料到的是,孫犁當真收到了這封信。當我在1979年復出後,孫犁同志為我第一本 書作序時,在書的卷首留下這樣的一段文字:如果我的記憶力還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應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筆者),我收到一封沒有發信地址的長信,是從維熙同志寫給我的。
  信的開頭說,在一九五七年,當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時,他和劉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要到醫院去看望我,結果沒得進去。
  不久,他便被錯劃右派,在勞改農場。礦山做過各種苦工,終日與流氓,小偷,甚至殺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後說,只有組織才能改變他的處境,寫信只是讓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時我正在家裡養病,看過信後,我心裡很亂。夜晚,我對也已經患了重病的老伴說:「你還記得從維熙這個名字嗎?」
  「記得,不是一個青年作家嗎?」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說:「他人很老實,我看還有點靦腆。現在竟落到了這步田地!」
  「你們這一行,怎麼這樣不成全人?」老伴歎息地說,「和你年紀相當的,東一個西一個倒了,他不是一個小孩子嗎?」
  這就是我在苦苦尋夢時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縮影。在給孫犁同志的信中,究竟還寫了些什 麼,我已無從記憶;但是對所處境況的感慨,以及圓我文學之夢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 則是一個肯定的事實。但是不久,沉重的體力勞動,第一次撕碎了我的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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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 挖湖造山的記憶
  在團河農場的日曆牌中,沒有比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義色彩了。
  在鳳河邊上浪漫了不久,我們便開始了一項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艱辛勞動。那是寒冬 臘月。滴水成冰的季節。
  那裡遠離團河宮,而在總場場部的一側。死了詩情的風景線,同類們又回到了過去的日 子。開挖人工湖動員會上的報告很簡單:團河是個經常接待外國人參觀的模範監獄(南區皆 為犯人),為美化環境之需,要開挖一個開闊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 有水,將為農場增光增色。當然,這裡邊更深一層的含義,是讓右派們在艱苦的勞動中脫胎 換骨。中隊長高元松是個講話簡短的人,沒有虛詞廢話。
  在我的記憶中,這項工程是在我擔任第四小隊隊長之後的一、兩天內開始的。由於我們 要到離開三畬莊很遠的地方去挖凍土,因而每天要帶上鍬鎬等許多工具,列隊前往工地。也 正因為路遠,中午不能回來吃飯,伙房要把飯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 十分艱苦。此外,同類們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運往幾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積成山,這之 間的距離,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豐子,來我家做客時,曾敏感地看見我的雙肩 失平。我向她簡單他講述了當年挖人工湖時的狀況,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來一 塊肉疙瘩。山崎豐於是個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開我的衣領,站在我的面前,仔細地端 詳了好一會兒,突然之間,眼淚順著她的面頰流了下來。我則沒有任何感傷之情,因為若論 肩上的磨難與負重,我可能還比不上一個黃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淚不是為我一 個人而流,是為中國一代受難的知識分子而流淌的——因為在那個年代,留下雙肩失衡症的 不止我一個人——我們像是一匹匹苦駝,只知道拚命地勞作。
  我這個小隊長的差事,本來可以不參加勞動的。但是受一種使命感的支配,我從不借此 逃避勞動——正好相反,哪兒活累我往哪兒跑。記得有一次,四個小隊舉行抬土的擂台比 武,當時土山已堆到幾十米高,比賽的項目是看誰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腳地。一口氣把 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奮勇充當了這個角色,與我同抬一筐重約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 叫王玉珊,是來自北師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們仍蹣跚著艱難地向上邁著雙腳, 走著走著,只聽得叭地一聲巨響,我們肩上的硬木扁擔,被壓成了兩截。
  土山上下,響起一片歡呼聲。
  我和王玉珊雙雙跌倒在了泥山上。
  參加開湖造山勞動的只有我們清一色的老右還有在工地巡視的高元松隊長。高元松這個 人有個特點,無論天氣多麼冷,他總是不戴帽子,寸頭下的那雙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風割得 通紅通紅。就在我和王玉珊壓斷了扁擔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個避風向陽的角落,先讓 我披上棉衣(我當時只穿著一件單背心),然後提示我說:「中隊派你當小隊長,不是讓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務是關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說:「勞動已成為我的本能,我沒有浮腫病,有力氣幹活。」
  「董指導員對我說了你的情況,中隊是有意識地讓你脫產。你明白嗎?」
  「我……撾撾撾撾不能不幹活。今後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聽清楚,今後再也不能這麼幹了。」他說,「萬一扭傷了腰腿,你老母親就你這麼 一個兒子,她會在夜裡做惡夢的。」
  說完這句話,他就走開了。
  他的最後這句話,使我牢記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訪團河農場時,特意 提出要見見高元松。場長把他找了來,我們坐在一起敘舊。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沒有老 的,是團河農場上空的那一輪驕陽。我們去了當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沒有了,水也尋覓 不到(原來是準備引進鳳河水來造湖的),眼前只有一個大大的圓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 的亂土。
  可是這兒曾留下我的多少記憶?我和我的同類們又在這兒流下過多少汗水?我印象中最 為深刻的,連浮腫號都主動要求上陣參與挖湖造山——我的學長趙岳,永遠吃不飽的徐繼 和,還有相當數量的飢餓後遺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來修建夢中的「伊甸園」,希望通 過艱苦的勞動,有一個好的表現——因為此時正是我們這個受難群落的多夢季節。
  記得,徐繼和在那段日子裡,還演出過震動了所有同類的一幕戲劇。有一天,他實在感 到肚饑難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饅頭還嫌不夠,他居然敢到幹部辦公室,去吃董指導員 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後,還在董的桌子上,留下這樣一張紙條:我又犯了錯誤,把 您的葡萄給吃了。我自知這是十分錯誤的,但是我無法管住我這張嘴。您批我鬥我我都心甘 情願地接受。這是知識分子留在那個年代的真實印跡。這個十分奇特的事例,雖然在同類中 引起了不小的非議,但是董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過於認真。在例行的小隊長會議上,他說: 「徐繼和是二小隊的,王貴峰你應對他進行批評。一個人最可怕的,是沒了自尊自愛——他 一來到這兒,我已經對他說過這一點了,在垃圾堆上撿煙屁股抽,這不像是受過大學教育的 人。」過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飯的時候,徐繼和又當眾出過一次洋相:他與同類打賭, 說他的肚子是無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饅頭他都能揣下去。同類中不缺喜歡逗樂 的人,便想辦法給他節約下十幾個饅頭,看這個大肚漢的表演。最後饅頭倒是吃光了,但是 肚子卻脹得解不開褲腰帶了。沒有辦法,幾個同類還要幫他去解腰帶——因為他急於要去大 便。此事,引得同類們大笑不止。成了徐繼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則《笑林廣記》。
  此事,也傳進董的耳朵,但董對這件事沒有過問。我想,一定是董對飢餓後遺症漸漸有 了深刻的理解之後,才有了對徐繼和的這種寬容。按說,當時的糧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勞動 工地上,中午每個人四個饅頭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覺得填不飽肚皮。與我一個小隊的劉士 康、郭鍔權,幾乎每天都要從我手裡要走一個饅頭,我實在不知他們的腸胃與我的有什麼不 同——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每天都要揮動鍬鎬,與他們耗費著同樣的熱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時候,我和學長趙岳坐在了一塊兒。我要他為我解疑,他說他餓 怕了,便有了這種精神上的遺留。在茶澱農場時,他見過一件使他終生難忘的事:有一個浮 腫號去見上帝了,當時他們分場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夠運死人用的,便臨時打了一口薄木棺 材。正當同號們為他釘棺木的釘子時,分場吵長走了過來,他打開棺木的上蓋,有意無意地 摸了摸死者的腦袋,發現他還有體溫。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聽了聽,發現死者恢 復了呼吸。吵長馬上命令把人抬出來,結果這個已然進了閻王殿的囚號,又活了過來。趙岳 與他在大炕上為鄰,每天看他擺弄他那被釘棺木的釘子釘破的衣裳,並說要一輩子保存下 來,當作死亡紀念品。趙岳被他的死而後生嚇怕了。本來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紀念品每天 在他眼前晃來晃去——他便有了見東西就往嘴裡塞的習慣。
  聽趙岳一說,我似乎對徐繼和與他的行為有了一點兒理性的認知——他們像是得了某一 種疾病似的,看見食物就會產生不可抗拒的條件反射。但是他們也來工地挖湖造山了,其體 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別是徐繼和,說他身體缺少熱能吧,可是他在嚴冬 時節,專愛赤臂裸胸地大干——這至少說明他儘管染上飢餓的神經質,心裡也還有一個美好 的夢想,就是在艱苦的環境中有個良好的表現,以達到早日離開這裡的目的。
  從嚴冬到開春,我們的汗水灑在了人工湖,其中還包括一批浮腫號的忘我勞動。當我 38年後去尋找它的身影時,它己化為烏有。只有那荒蕪的廢墟中,還殘留著我們當年的勞 動印跡。我不無感傷地在那兒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陽的土坡中間,我看見 有草芽從廢墟的縫隙中鑽出來——它挺像當時的我們。
  在這段日子裡,好像只留下巴鴻(北影導演)一個人在三畬莊,他的任務是打掃衛生。 這不是他不願意去人工湖轟轟烈烈一番——他從東北勞改農場來到這幾時,一隻手的五個指 骨,已然抽縮成了伸不直的雞爪一般。當然還有伙房的一些同類,因為人總要吃飯,少不了 炊事人員。究竟准幹上了這份美差,我已記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 在華僑出版社出版時,該社總編李是同志打來電話,和我來了一個黑色幽默:「過去我給你 掌勺燒菜,今天我給你出版作品——老夥計,我當年是給你做飯吃的伙夫!」經他提示,我 才記起這個瘦高瘦高的同類——他當年充當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後勤。
  這個時期,董指導員向我詢問過譚天榮和周大覺的表現。對於這些事情,並沒有因年代 久遠而忘卻。我談及譚時,說到他體質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勞動中,總是找重活幹,表現 是很出色的;至於周大覺,是個不善言談的老實人,他總是像牛一樣埋頭勞動。為了言出有 據,我還提出高元松隊長每天去工地,可以證明我的匯報絕非虛言。我想:如果高層的頭頭 們,以他倆為尺子丈量全體老右表現的話,我無愧於同類,更無愧於良心。這是回眸挖湖造 山之尾,不能遺落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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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節 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在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兩個人被允許回家探親,我是其中的一 個。能夠在專政機構中受此厚待,在我看來完全出自於董和高對我的同情。前一節,從董和 高與我的談話中,讀者已能管窺到一二;兩個人所不同的是,高說得比較含蓄,而董的談話 則更為赤裸。
  那是一個週六的黃昏,我從菜園種菜回來。剛剛走迸鐵絲網編織成的大門,門口值班室 的值班員李喜蘭,就對我說:「董指導員叫你馬上去他辦公室一趟。」他對我說起這件事的 時候,神情多少有點詭秘。
  我有點兒奇怪,因為下午董還在菜園巡視,並為了何修儉的一句活,對我們進行過訓 政。他是常常在勞動工地找老右談話的,為什麼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讓我下工之後,立 刻去他那兒呢?是不是何修儉的事還沒算完?!其實下午發生的事情並不大,但是董為了這 件事,動了肝火。我們種菜的菜園,周圍是擋風的風障,它是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凍死,用 秫秸夾起來的籬笆牆。因為這種透風的籬笆是不隔音的,何修儉聽見有腳步聲,便對同類們 說了一句:指導員在扒著籬笆縫兒,偷看我們幹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類,不要站在 那兒給鐵鍬號脈——快點幹活。
  此話被董聽見了。他拐過風障之後,立刻讓我們停下手中的活兒,對我們說道:「你們 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識分子。我有什麼必要,非要偷偷看你們幹活不可——你們中的誰這麼 講,本身就是自輕自賤。磨道上的驢子,才要有人看著呢!如果這些話,出自那些流氓、扒 竊者之口,我用不著這麼認真——你來自石油學院,是有文化有知識的大學生,怎麼能這麼 說話呢!你講了這話,實際上就是自我墮落!就是自我輕蔑!何修儉,回去好好檢查一下思 想。這對樹立你們的自尊自愛是有的放矢。一場大饑荒,餓丟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自尊。」
  何修儉低下了頭。
  董維森的臉漲得紫紅。
  這是我來三畬莊之後,第一次見到董維森對我們發火。因為這個火發得有思想深度,因 而同類們並沒因為董的發火,而對董有任何非議;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 (我們平反之後,許多路過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張志華……還特意想 去看望董,只是因為董當時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沒能見到罷了。這在中 國的勞改史中,是罕見的)。李喜蘭的話,讓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發生在菜園裡的事情,董 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儉在小隊做檢查?!
  我沒脫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辦公室。一件讓我想也沒有想到過的事情,就那麼簡單 地發生了。他說,經過向上級請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時歸隊。注意事項就有 一條,回到家之後,先向派出所報到——這本來是毫無意義的事,但卻是必須例行的公安條 例。
  我已經回憶不起來我當時說了一些什麼話了;但是由於強烈的感情衝動而引起的狂烈的 心跳,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本來我下午去菜園,是專為這件事情而去的。中間出了個 何修儉的問題,我就把這件事給忘掉了。現在你洗洗臉,換身乾淨衣服就走還不算晚,從黃 村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大約一個小時的樣子。你有買車票的錢沒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點兒動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謝意,急忙出了他的辦公室——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喜事,當我突 然出現在老母親和小兒子面前時,我難以想像這一老一小會不會認為是在做夢!但是幾年勞 改生活形成的行為本能,還是讓我立刻又走進董的辦公室。我說:「是不是有什麼手續之類 的東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證明信什麼的……否則派出所會不會認為我是個逃號?」
  董維森笑了,對我說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話:「我說從維熙,你真是被關呆了,逃犯 有自動去派出所報戶口的嗎?你別在這兒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機關都是一家子,彼此會互通 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勞改隊的鐵絲網。當我更換衣服的時候,同類們自然羨慕不已。我至今還 記得曹克強咧嘴笑時的那一口黑牙:「同學們,你們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預言。想當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戰船 上,見烏鴉繞船而飛,我們那位老爺子知道那是凶兆,於是有酒後賦詩,裝瘋賣傻地在舞戟 之時,刺死了他身旁的謀士。我們那位老爺子,以為見血就可以避凶,躲過赤壁之災;可是 他忘記了一點,烏鴉這種玩藝兒,對權勢來說是沒法逃避的剋星。反過來說,對於無論甚的 賤民,則是大吉大福之兆。維熙你老兄能夠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烏鴉屎的福。」
  我只好說:「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聲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沒有吃晚飯居然不知道肚饑。黃村車站,在團河農場的西南角,而 三畬莊則在農場的東北角,我要徒步穿過大半個農場。因為適逢周未,見許多刑滿釋放或解 除勞教後強制留場就業的農工,騎著自行車逆我北上。我想,有那麼一天,我也可能成為那 些「飛鴿」中的一員,每個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機緣。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澀,難道一個知識 分子,最好的結局,就是納入「飛鴿」的隊伍?茶澱的老鄉戲稱這些就業人員為二勞改—— 就是說你就是有三頭六臂,也難離開專政的囚籠——這不是我的近慮,而是我的遠憂。
  我是在永定門轉乘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的。冬天大黑得早,沒走出農場時天已然黑了, 待等汽車快要開到我闊別了三年多的那條魏家胡同時,街上已經行人稀疏。我暗自慶幸我是 晚上回家,沒有熟人能認出我來。但隨著離家越來越近,我的心不知為什麼狂跳了起來。不 遠處傳來小販吃喝著叫賣「紫心蘿蔔的聲音——這聲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 這個時刻,我都丟下耕耘之筆,跑出院門,買上一個又涼又脆的蘿蔔,嘎叭嘎叭地咬上幾 口,以助文趣。但此時我卻怕與那個賣蘿蔔的老頭碰面,他走北牆根,我走南牆根——一句 話,我完全是一個過街老鼠的心態,似乎那些與我無關的路人,都是兩隻眼睛盯著我的貓。
  古語說:作賊心虛。在那個專政年代。不是賊的人,內心也像是揣著一隻兔子,七上八 下地不得安寧,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那天,幸虧把門的高家,還沒有關上院門,我輕輕 推開院門,又輕輕地關上。我家住在後院,可想而知我會腳步無聲地穿過前宅。當我來到後 院我母親和我兒子住的西屋時,三間屋子裡還有一間亮著燈光。我一邊叩打有燈的那面玻璃 窗,一邊輕聲喊了一聲:「媽——」
  「誰呀?」
  我的心在顫抖,我聽見母親的聲音同樣失去了常態。
  「是我!」
  夠了。世界上最熟悉兒子聲音的是母親,她匆匆地拉開了屋門別棍。老母親開門的速度 之快,顯然是由於她的興奮和驚愕。然後,她匆匆地關閉了房門,滿臉恐懼地對我說:「你怎麼回來了?」
  「媽,您放心,是隊長叫我回來的。」
  母親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臉:「是真?」然後,淚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雙 腮。
  臨近家門時,我已做好了心理準備:絕不流淚。家裡家外。就我這麼一個男子漢了,不 能對一老一小輕灑淚水。我笑著對母親說:「我能回家您該高興,說明我的問題有希望解決 了。」
  媽媽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喃喃地說:「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說過人太胖了不好嗎?現在我們能夠天天吃上白面饅頭了,比茶澱強一百倍 了。」我說,「您想想,團河才離家幾十里地遠,等於就在您的身邊!」
  母親還想多說些什麼。我說:「為了能早點到家,我還沒吃飯哩!」
  這句話起了作用,母親趕緊捅開火爐,給我弄吃的。藉著這個空檔,我悄悄走到床邊, 仔細端詳與我闊別了三年多的小兒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臉兒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 天玩累了,我與母親剛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讓他的夢隨著我和張滬 的處境,而變得像破碎的肥皂泡。過早地告別童真,對孩子是個最大的痛苦。眼下他還不知 道什麼叫右派,也還沒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數題——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潔 的額頭上,會提前出現皺紋的。
  我親了親他的臉蛋,又給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親煮好的熱麵條。之後,我和母親 度過了一個高興又酸楚的夜晚。我們是三代人擠在一張大床上睡下的,母親告訴我寫字檯上 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謀生手段,孩子姥爺(張滬的父母親)每 月支援一點,加上我曾有一點稿費存款,日子還能對付。我對母親說的幾乎都是讓她寬心的 事,比如,報社把搜查時拿走的東西,如數退還了等等(其實是否如數,我根本不知道)。 我至今清楚記得母親說了如下的話:那書咱就別要了,你看看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們有文 化的人。我母親是個大字認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個年代講出這些話來——並被後來的歷 史所證實,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著兒子從眾的手,去照相館合影留念。無知而純潔的孩子,高興得蹦著跳 著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鄰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則把人間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劉家, 東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對我有著本能的同情;外院的遲家與王家,家裡都有人被關在 大牆之內,所以有著同病相憐的內在關係。所以當我突然出現在院子裡時,沒有歧視的目光 掃射過來——但有的知識分子鄰居,我實在不敢恭維。我想了想,為了避免多餘的話,還是 打主動仗為好,因而不等詢問,我搶先告訴他們: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儘管這樣,霍家大 媽,劉家大嫂還是問這問那,並一致說我精神很好。我自知這是對我的安慰,還是感到如梗 在喉,有說不出的酸楚與苦澀。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與小兒子在照相館合影完畢。小小人兒緊緊貼著我說:「爸,你總不在家,怎麼只休息一天?」
  我支應著。
  「別人的爸爸,都住在家裡,你也搬到家裡來住吧!」
  我正在想怎麼回答兒子的問題才好,他的另一個不解的問題又提了出來:「爸,你放假 回家了,媽媽怎麼不放假回來?」
  我不能不欺騙童真了,我說:「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麼時候?」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們走了三年多的時間,在小兒子的心中藏著無數個「為什麼」,而 這些為什麼都是我回答不出的問題。與其如此,還不如沉默無言為好。小兒子在高興中還提 出些什麼,我己無法述說清楚,但在這個時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還沒有去派出 所報戶口呢!本來這是昨天晚上就該辦的事情,因歸家心切竟然把這件事給忘記了。而此 時,小兒子又緊緊地貼在我的身邊,帶他去派出所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久別父親的孩子, 好容易享受到一點點父愛,不願離開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帶回家,對母親耳語了幾 句,讓母親把他哄騙在家裡畫火車(他從小愛畫火車,於1979年我徹底平反時,他考取了 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屬於景山派出所管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一個被專政者的身份,走 進公安機關。好在派出所的戶籍警,聽完了我的自報,並沒詢及我其他問題,這使我在走出 派出所時長出了一口氣。事後我才知道,管界內的被專政對像多得很——我因為是初涉雷 區,自然是充滿了不安。也算湊巧,在胡同的拐彎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們那一片的片 警小劉,我只管低頭走路,自然是他首先發現了我。
  「喂,你回來了?」
  我過去總叫他小劉,此時卻喊不出這個稱呼。我連連點頭:「農場放假一天。」
  「你現在在哪個勞改農場?」
  我如實告訴了他。
  「好好勞動,國家總有一天會用上你們知識分子的。」
  我見他態度和藹,便大著膽子對他說道:「劉同志(是不該稱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為 合適的稱呼),我家裡只有一老一小… 」
  他馬上打斷了我的話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煩你了。」
  話也只說了這麼多。他雖然不忌諱我,但我怕給人家找麻煩。在那個歲月,一個身穿警 服的人,主動與一個等同於反革命的右派打聲招呼,就算是有膽子的了——我有這方面的自 知之明。回到家裡,與母親說起路遇小劉的事兒,母親告訴我,他曾來過我的家,問過有什 麼困難,能做到這一點,至少不是勢利眼的小人。中午,母親給我烙的肉餅——當時的肉是 定量供應,我那一頓肉餅,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豬肉。
  下午,我與兒子享受了天倫之樂。他把一棵畫滿火車的紙,一張張地攤開在床上。他說 這是火車站,他長大了要去當火車司機。我笑,媽笑,他也笑。本來我是要去看看劉紹棠 的,但覺得剛剛回家,就離開家去辦個人的事,是會讓老母親和小兒子傷心的——加上當時 電話還很不普及,無論去哪個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時間。要知道,這一老一小是我靈 魂的一個組成部分,三年多夢魂縈繞的感情斷橋,是難用半天時間彌合起來的。
  在我記憶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黃昏來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親為了叫我早點返場,提 前做好了晚飯。但是待我要踏上歸途時,小兒子哭鬧著不叫我走。見到兒子流淚,我的心都 碎了——還是母親柔中有剛,嚴於理性,她把孫子攬在自己懷中,同時揮手催我上路——我 是在心愛的兒子的哭聲中,上了公共汽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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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節 三月十五日這一天
  我被允許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勞改隊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類們中間,被視為解 禁的一顆信號彈。我歸隊之後,在菜園的勞動中,又發現了一個不解之謎——董和高一連幾 天沒有露面。據門口值班員透露:這幾天頭頭們在場部開會。
  本來在菜園幹活就十分輕鬆,籬笆圈裡就成了議論天下大事的園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 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年,人們還在有滋有味地咀嚼著它的餘音,並把我的回家與中隊頭頭們的 連續開會的事聯繫在一起。其實,中央在1962年8月,已經開過了八屆十中全會,會上的 調子已然從糾「左」又轉向了繼續反右(彭德懷上書中央的問題,被毛澤東提到了會議日程 上。我們當時不可能知道其內情,也是盲目樂觀。自作多情的一個原因),老右們似乎只記 住了形勢有利於自身處境的一方面,而忘卻了不利於自身擺脫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們的 夢幻常常是空中樓閣——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記憶中,除了前文提及過的那幾位十分理性的同類,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態 度之外,多數同類都認為,解決老右問題的時間已然到來。記得在菜園勞動時的「自由論 壇」,幾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們還記得嗎?」有人提示說,「在告別茶澱的時候,李文山隊長曾問過我們,『你 們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沒有?』」
  「對了,還問過徐州,你過去是教音樂的,現在你的手指還能彈琴不能。」
  「看這架式,是要開籠放鳥了!」
  中國5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天真與幼稚,在當時暴露得淋漓盡致。反過來看,它也正好 說明了這樣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心——可以說他們是新中國成立後, 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幾個外語學院來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裡,嘴裡已經嘟嘟嚷嚷地 熟悉開他們丟下的外語了。似乎他們昔日掌握的專業。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據我的回 憶,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畬莊露面了。董宣佈當天上午全隊停工 開會,同類們似乎從董的滿面笑容上,窺視到了我們命運的轉機。特別是全體老右在院子裡 列隊集合之後,總場場部的一位負責人(我己記不清是哪一位頭頭了),又突然出現在會場 上,這更使那些樂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歷經了很短時間的激動之後,同類們的心立 刻從雲間墜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簡短的政策性說明,完全冷卻了老右們的心。這並非「開籠 放鳥」的一次會議,只是解禁勞動教養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國勞改系統 同時對勞教分子宣佈的勞動教養期限,有兩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兩 年期的老右,將接近期滿。這次會議,主要的議題是對兩年期的同類宣佈解禁。而在老右的 部落中,兩年期限的只佔少數,絕大部分勞教期為三年——這與同類們想像的「開籠放 鳥」,有著極大的反差。因而,同類們的狂熱頓時成冰。
  董維森受總場之命,宣佈的解禁名單。我聽了聽,名單中的同類,大多是有著革命資歷 的老共產黨員:如上海老地下黨黨員——中國青年報記者陳野,來自政法學院的老黨員鄧 成,老北洋大學的韓大鈞……我的心也冷了下來,因為我的罪行中有攻擊大躍進等內容, 1961年在勞改礦山時,被定為三年的勞教期,這意味著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 可能被列入解除勞教和摘帽之列——此時此刻,離那一天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呢。儘管如此, 我還是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類們,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強;回不了原 來單位,當個農工,總比圈在鐵絲網內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這雖然很不情願,但面對鐵 的現實,誰能有掙脫「緊箍咒」的辦法呢?!
  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極度失望之際,陰雲中又突然出現了一線 曙光。董維森在宣佈完了為兩年期的同類解禁的名單後,話鋒一轉,談到還有的同類要提前 解禁。這一宣佈,使我在內心中又升起一絲希望。之後,我從董的宣讀中,第一個就聽見了 我的名字,我是屬於既提前解除勞教、又同時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兩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 養,不摘帽子)。與我同時受到幸運之神光顧的,是來自於建築學院的穆樹方。
  至於後來董維森又講了些什麼,我的雙耳如同失去聽覺一般——我的思緒完全沉浸在解 析自我的命運之中:我想這並非命運之神對我的厚愛,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維森與我思想 上靈犀相通之結果。幾個月前我和他在隊部的那一次談話,與其說是我的罪行自述,還不如 說是他的心靈獨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專政一方,無法對我更深層次的表述他對中 國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還是曲折地表達了他對形勢的理解。這在當時的幹部階層 中,是極為罕見的事例。董當時能夠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及我的一些同類表示出人道的 情懷,並盡其所能對我這樣一個因講了過多的實話,而落了個「反動至極」罪名的青年作 家,給以他力所能及的幫助,是一個勇者的行為——這個行為的深刻內涵,所展示的是無畏 的道義力量。
  記得,在散會以後,在老右們分組討論會議感想之時,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樹方叫到了 隊部的辦公室。他沒有說什麼多餘的話,只是告訴我們到農工隊以後,要好自為之。語言雖 少,但是語言之外的無聲語言,是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知識分子,都能體察到的——這是 我在三畬莊最為珍貴的、永遠也無法忘卻的記憶。
  回到監捨,同類們的祝詞自然不少。但這些已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聲音和色 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強君,對我說的富於哲理性的幾句話,我一直銘記於心。他說: 「那泡烏鴉屎的故事,到此結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悶中找樂。你走了,我會想你的;我只 想提醒你兩句話,算作者西子的臨別贈言。一、果子到了成熟季節,不用人去摘,它也會自 然落地;二、沒熟的果子,雖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壓秤舵。」我理解他話中的含義,不外 在警示我,現在還沒到果熟時刻,我就被摘走,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的。當然這是政治隱 語,意思是走與不走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還有一層話外音,就是自己應當有這種自知之 明。最後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你是遇到愛才的好幹部了,他們完全是一番好意。讓我祝賀你提前從『大勞改』,變 成了『二勞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經常看見孩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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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節 步入「桃花源」
  離開了眾多的同類,我和二十多個名義上取得了農工稱號的摘帽右派,分別被分配在第 二大隊。前文已經有過交代:南區第一大隊,是犯人區——那兒大牆、電網。士兵在崗樓上 持槍而立;北區二大隊,則是一片果園。
  我們被分往二大隊的不同的幾個中隊。與我同時分配到一中隊的老右(這裡所以仍然自 稱老右,實因關進大牆的老右,並沒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資格——後文將逐漸談及),有陸豐 年,即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寫到的因煮食毒蛇、癲蛤螟,而從閻王殿中逃出來的那位老 兄;還有來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倆都是上海人。後來又陸續來了原內務部街中學的體育 教師劉景祥和另一位教師(記不清學校了)張玉民。不知是中隊出於管理的方便,還是出於 湊巧,這幾個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園勞動。
  時正春日,二百多畝桃園。兩千多棵桃樹,已然初吐花蕾。一場春雨過後,桃花綻開成 一片花海,大自然沒有界限,它賜給我們的同樣是一片盎然生機,使初到這兒來的我,心情 為之一爽。特別是這裡界鄰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園的邊地,可以看到馬路上的行人川流 不息。無論怎麼說,這花的世界,空氣中瀰漫著茶澱從沒有過的花香;每天在樹行子中耕耘 雖然汗流泱背,卻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記得到桃園沒幾天,我在樹下種草莓時(長長的桃樹行下都種有草莓),有幾片桃花, 在風中徐徐飄落,我忽然記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幾句極為盂浪的詩:
  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萬朵迎風開花從樹上紛紛落人從花中雙雙來
  觸景生情地想起了還留在茶澱的張滬,絕好的風景立刻一片肅殺。她給我來信說,她們 少許的幾個右派,只有一個老右摘帽(馬敏行——唐達成之內姊),她和另外幾個老右,原 地踏步。我很感傷,無論哪方面來說,張滬都應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 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黨,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點掉了腦袋;而我那時候,還是個什 麼也不懂的學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為我來了團河,碰到了十分愛才的董維森,問 題就這麼簡單。
  說來也巧,由於中國政治形勢的陰晴無常,我來桃園不久,大概是對老右的解凍,也告 一段落,董維森從右派隊調到我們中隊當指導員來了。他一到這個農工中隊,我就被委派當 桃園班副班長。幾片桃花飛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與我當時多方面的處境 有著密切的關聯。在這種心緒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塗鴉成篇的小說《綵鳳打 擂》,在週日回京休息時,寄往了《中國婦女》雜誌——當然我必須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 的鐵帽,這等於是投石問路。與此同時,我致函中國作協,我已不屬老右的範疇——我雖然 被《北京日報》社開除公職;但作協的性質是學術團體,並沒有對我有過任何處理。直到今 天,我也沒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維森把作協寄往團河農場的一封信函交給了我。雖然 勞改隊例行了對信件的檢查,但董維森把信內寄來的一張電影晚會的票,交給了我。
  我用目光詢問董,該如何處理。因為類似這樣的事情,全團河農場沒有第二件。
  董笑笑說:「這是好事麼,中隊給你一天假。拿到信後,我看了看,電影晚會在星期 四,不是在週末;中隊還是讓你去,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當天算你出工。」
  我雖然有點飄飄然,但還沒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說:「這不太合適吧,不知過去有 沒有這種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終生難忘:「過去這兒沒有管理過右派。沒有先例沒關係,我們可以開創 個先例。你去吧!」
  記得回京看電影的那天,算得上夢上續夢。家裡接到《中國婦女》雜誌的一封來信,言 及我的小說將要發表。編輯詢及我現在的工作單位,並要我立刻覆信給她(她姓秦,名字己 然記不清了)。我如實把我的情況,函告了這位女士,然後去參加電影晚會。當時作協俱樂 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東的一座禮堂,離我家還有幾里地的距離,對於勞動了幾年的我來 說,這點路程完全可以以雙腳代替公共汽車。可當我走近作協俱樂部時,我的腳步不自覺地 慢了下來:在那兒我肯定會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鬥過我的人,我將以什 麼樣的態度,面對必將發生的尷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該對他們說些什 麼?想來想去,我還是晚些進場為好,因為我不想過多地失去我應有的自尊。
  大概電影已然開場了,我才進場。儘管我迴避著文學界同仁的視線,還是被康濯首先發 現了。他輕聲地招呼我:「從維熙,你……你……」他因吃驚而更為口吃,「來,坐過來。」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對我再進行詢問,我用最為簡明的語言,向他說明我 的一切。反右期間,他在批判劉紹棠的時候,雖然點過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話,在 我看來是迫不得已。他對同年代的作家,據說有湖南辣子之稱,但他對待文學晚輩,還是很 寬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結識了在文學講習所工作的他,全國第一次青年創作會議之 前,是他介紹我參加作家協會的。出於良知,我不能對他有任何的不敬。他聽了我的情況 後,說了幾句勉勵我的話,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記得當天看的電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復仇記》。由於其中許多裸體 鏡頭,康濯連連搖頭。之所以如此,因為當天他是帶著他的兒子來看電影的,怕是有傷風俗 的畫面,對孩子身心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則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為在那個百花凋 零的年代,瞭解一下世界電影的潮流——儘管我也不適應影片中過多的肉色渲染,但還是感 到沒有白來。特別使我難忘的是,在散場時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藝工作的老同學劉厚明,他十 分關切我的處境。馬路上已經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頭躑躅了很久。我對他毫無保留地談了 我的心聲,他當即問我願不願意去東北文聯工作。我當時身陷囹圄,還考慮什麼東北、西 北,我說我哪兒都願意去——只要能讓我寫東西就行。
  一場荒唐夢!
  我是到了1964年,才夢斷「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國婦女》雜誌的來信,小說因故不能發表。那個「故」字是什麼,當然是政 治之故。進京時順訪厚明,厚明說東北那個單位,已經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 是」是什麼,當時他沒有明確告訴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訴我,他為我的 事情,還遭到了劃不清界限的指責。東北某城市文聯,去我的原來單位商調時,原單位不僅 沒有支持,反而認為厚明牽線搭橋,是劃不清界限的立場問題)。這半年多的時間裡,我多 次去紹棠家,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黨內重新佔據了統治地位,他和燕祥已無發 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師院教了一段日子的書,現已調往新疆。他還列舉出彭德懷在 廬山會議上,遭到毛澤東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輪番批判。特別刺耳的是,我從紹棠嘴中得知, 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組織對鬼戲《李慧娘》的批判。當天,我和紹棠都喝了 不少的酒,深感對老右的解放,已化作為中國天空飄逝而去一朵祥雲。到了1964年的春 節,我去紹棠家看望他時,他給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來的——毛澤東於1963年底對文藝界 的一段批示。我轉抄了下來,當時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丟開幻想,不要再做回歸文藝隊伍的美 夢。保存至今,成了那一歷史時期文化界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的批文如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 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紹棠在一個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親和孩子時,又把更壞的 消息告訴了我。它就是後來成為文藝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澤東的批示。胡繩將其寫進了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中:毛澤東看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這 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 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至此,我的夢已經變成了碎片。我在勞改農場雖然身份卑賤,但無文場中沒完沒了的糾 葛,這不僅僅是自我安慰,也是當時的真實——我無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裡 耕作——當我的園藝工了。
  當時我被評為二級工,月工資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飯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檔劣質 煙草,所剩無幾;但是每週周未,可與母親和兒子歡聚一次,這對我的老母幼子來說,也算 是難能可貴的了。這一年多的光景,兒子曾對我表示過不滿,說我星期天總不在家裡跟他一 起玩,小小人兒還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時正在為改變厄運而掙扎。待這一切成為泡影之後, 我才第一次帶著已然7歲的他,走進動物園。這是我的兒子第一次看見老虎、獅子和大自然 中的各種動物,孩子當然高興至極,但是我卻對那一個個狀若電網似的籠子,有著格外的敏 感——小兒子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此時他的爸爸正在見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 不是獅子,我曾像一隻靦腆的家兔,但專政的鐵籠,卻把一切生靈都視若為兇猛的老虎和獅 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書坑儒,中國文字獄史就已開篇。司馬遷受宮刑,可算是遠古時的記 錄;後來的進步,不過在於臉上不再刺字或軀體上不留什麼文囚的痕跡罷了——此時此刻, 我能混跡在遊人之中,狀若閒庭信步,當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國的一種延伸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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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節 「桃花源」的風情史
  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話題。因為它不僅僅有我留下的無數足跡,還有一些罕為人知的大 人物和與中國歷史有關的風流女性,也曾涉獵過這片桃花的大海。這些,我將陸續在「折 夢」這一部中,有所披露。因為筆者只是回憶老右自身的心路歷程,對那些與老右無關的人 和事,不想作詳盡的描寫。
  當時與我一個班組的除了我們幾個老右之外,還有勞教期滿和刑滿釋放的其他類型的農 工,與我們為伍的,還有一條淘汰了的狼狗——因為在桃熟季節,附近有些老鄉夜裡常來偷 桃,那條並不咬人、卻長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別的作用。比如,當地老鄉中的婦 女,夜裡來桃園偷桃時,我們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無策。
  8月的一天,我夜裡值班看守桃園。當時正是「大玖保」的成熟季節,我奉命夜巡桃 園。被毛澤東喻為最為高尚。並讓知識分子們當作學習榜樣的貧下中農,就使我碰到了最為 頭痛的事情:我本來正躲在桃園的小屋裡,看雨果的《悲慘世界》,但是我聽見了桃園的排 水溝中,有悄悄說話的聲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裡邊喊了一聲:「喂——別偷桃子——」
  沒人應聲。我以為是我的耳驚,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剛剛坐定,我聽到 了桃樹行子間,有樹葉的婆娑聲,不用問,這是有人上樹摘桃子了。我扔下書,拿起手電便 朝有響動的地方奔了過去。我用手電照了照,樹下沒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園來演 鬼戲來了?但我剛往回走,就聽到了樹葉的響聲,還有桃子墜地發出的叭叭的聲響。我已然 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著頭皮朝桃園深處走去。緊張之際,我才想起桃園看守銀景曾(昔日 的國民黨閻錫山部下的一個校級軍官,因患病由我臨時代他夜間值班一夜)曾對我有過交 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樹上摘桃,樹下是看不見的。我手電的光柬,便向一棵棵桃樹 上照去。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樹葉一陣亂響過後,從樹杈上跳下三個人來,背著麻包就往外跑。 「你們站住!你們站住!」
  我身份雖然不過是個「二勞改」,但是到底是作賊心虛,她們拚命地跑。其實我放她們 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勞改並沒改掉我認真的秉性,我勒令她們放下肩上的麻包,她們毫不理 睬我的呼喊——但是因為她們肩上有沉重的負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們的身後。
  這時,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兒發生了:她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為這是 留下麻包,我的追捕獲得勝利了呢!否!原來她們三個婦女,先後解開腰帶並蹲下來,把屁 股對著我撒開了尿。
  我驚愕得不得不停下腳步。
  繼而把電筒關閉——不知該如何是好。
  這時她們的反攻倒算開始了:「你以為我們怕你這『二勞改』嗎?」
  「你再往前一步,我們一塊兒告你想強姦我們!」
  「你這流氓!你這流氓!」
  ……
  我的天哪,我這時才真正意識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麼?我是什麼人?
  我扭回頭來。這時才突然想到了那隻狼狗——它等於聾子耳朵——擺設。我回到小屋外 的狗捨,把它拉了出來,狠狠地給了它一棍子。其實我打它時的用心,不過是出口惡氣而 已。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撻。我覺得我和它相比,雖然一個是四條腿的動物,一個是兩 條腿的「萬物之靈」,在這個年代價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著吧,那條狗吃了一棍子,對天 狂吠起來——那三個婦女,才嚇得逃離了桃園。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間經歷,講給我的同類們聽,想不到引發出來一件真的情愛故事。 那是在桃園幹活歇息的時候,當我說起夜間發生的一切時,在茶澱吃過「五毒」、死而復生 的陸豐年說:「下次讓我值夜班好了。我長這麼大,還沒見過女人的屁股呢!小時候,在上 海家中偷看過鄰居女人洗衣服。當時正是夏天,她穿著件短褲衩,我從窗縫往她的腿根上 看,怎麼也看不清那個地方……」陸豐年是個十分坦誠的同類,他在當天還對我們宣佈:他 北京的親戚,正在給他尋找對象,他想當一個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來的何群,開陸豐年的玩笑說:「阿拉看依還是趁值班的機會,看看女人的屁 股算了。這還比較現實。北京的大姑娘誰嫁給你這『二勞改』?那不是等於把人家姑娘往火 坑裡推嗎!你少在這兒癡人說夢。」
  幾個非老右的同班成員,卻各有各的看法。他們的名字是:劉執中、張子久、李學明、 王金海、武芳、趙鵬飛,還有一個來自於部隊的湖北人寇邦安。他們都參與了陸豐年婚姻問 題的討論。
  「這可不分上海、北京,只要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憑陸君這一表人才,找個北京 姑娘,沒啥難的。」李學明說,「甭管怎麼說,豐年君是正牌大學生,我是沒有妹妹,有的 話就介紹給他。」
  武芳在全班個子最矮,也就有一米五高——綽號武大郎。別看他個子矮,卻是桃園班的 勞動模範。他說:「我看,豐年就別做夢娶媳婦了。北京的哪個姑娘聽說你吃過毒蛇,跟你 親起嘴來都會噁心嘔吐。我在這兒當過夜班看守,每到桃熟季節,都有村子裡的婦女越界來 偷桃,你為了過過眼癮,就申請值一天夜班好了。可是有一宗,你只能看一眼白白的屁股, 要是動真格的,你可就要犯流氓罪了——摘帽右派也還是右派,兩個罪合併起來一塊兒處 理,怕是會送你到南區當犯人了。」
  一片笑聲。
  陸豐年不以為然地搖搖頭:「不瞞諸位,阿拉可不是吹牛,我的對象都有眉目了——名 叫楊春英,比阿拉小好幾歲呢!當然,我那位親戚不會把我吃『五毒』的歷史,告訴那位楊 家姑娘的——這屬於我的專利。」
  年紀僅次於銀景曾——在班裡第二大的寇邦安說:「楊家住哪裡?要不要我老寇先替你 去看上一眼。」
  「謝謝諸位了。我會找合適的紅娘的。老寇你太老了,不適合演這個角色。」
  到了周未的上午,陸君在桃林中找到了我,遞給我一支香煙說道:「關於我的那件事, 我得麻煩你了。老實說,對別人去她家我都怕起負面效應;只有你還沒有丟掉書生氣,有助 於我這樁事情的成功。」
  如果此事發生在我的文學夢斷之前,我可能沒有興致管這些閒事——此時此刻,我除了 勞動之外,就是研究修理自行車。因為每個周未,我都要騎車回家。為了在幾十里地的路程 上,自行車不出毛病,我必須掌握這門技術。所以我這一段日子的空閒時間,都花在了修車 與更換自行車零件上——好車騎起來省力省時,可以縮短路耗,增加與家人團聚的時間。本 來這是一樁非常無聊的事,但人生活幹活吃飯——死了精神追求的環境中,這也是打發時間 的一種手段。因此,我幾乎沒怎麼考慮,就答應了陸豐年的懇求。他的第二個要求,我也應 了下來——他要我給她帶一本書去,因為她是一個文學愛好者。
  對於第二點,我有點把握不住。我說,我身已離開文苑幾年,不知她喜歡讀什麼書。他 想了想,對我說道:「她好像在信中提到過一本叫什麼……什麼……《金薔蔽》的書,這書 你家裡有嗎?」
  我說:「有,但是封存在場部的倉庫裡,我無心去拿出它來。」
  他央求我說:「哎呀!你搭鵲橋,是修陰德嘛!你就發發慈悲,幫老朋友一把,將來我 請你吃喜糖。」
  我確實動了真情。一個被解禁的「二勞改」,一個與我在茶澱就相識的同類,他的內心 世界孤獨得像一座墳瑩,難得有這麼一個與女性往來的機緣。這是我動情的第一個原因。第 二,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薔蔽)有欲求,想看此書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書為前蘇聯 文學家所寫,我是非常愛讀這本書的。出於好奇,我也想親眼目睹一下這個奇女子的風采。 於是我答應了陸豐年君對我的要求,沒有這本書不要緊,我可以從朋友處借到。我此時想起 昔日的一位女同學(我和她在上師範學校時,曾有過一段潔如冰雪的友誼),此書我從她那 兒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想起了她,也絕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門外菜市 口的一個二手商店,去買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正好與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於昔日友 誼的純潔,使我和她的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貴的意義。我們站在小巷巷口,談了 很多很多。出於友情,她十分關注我的生活處境,並告訴我有什麼困難一定要找她——當時 她正當著小學教師,名叫陳燕慈——就是當今先鋒派女作家陳染的媽媽。
  那本《金薔蔽》我就是從她那裡借來的。按著陸豐年告訴我的地址(記憶中,是前門外 向西拐的一條小胡同),趁著我從家裡返場的時候,順路把那本書給這位從未見過面的姑娘 送去。記得那是一個敗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兩個老人都挺善良,聽說我是替陸豐年來送書 的,立刻叫來了他們的女兒。她身材修長,膚色白皙,在我的記憶中個兒似乎比陸君還高一 點,只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戴著一副墨鏡,直到我站起身來告辭,她送我出門,那副墨鏡也 沒有摘下來。
  回到農場,陸君當然十分關心這件事。我說我對她的直感相當不錯,是個老實姑娘;但 是在讚美之餘,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鏡問題。這時陸豐年才對我講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 說:「你想一下,誰家的姑娘願意與咱這號人聯姻?她的一隻眼睛從小失明,上學上到初中 畢業就再也不想上學了——我是個什麼人,是個精神殘疾,跟她交上朋友,將來能成家,說 句不中聽的話,就算是瘸驢配破磨吧!」
  他的最後兩句話,說得非常憂傷,使我頓感桃園的情愛史,從一開篇,就染上了政治的 色澤。不是嗎?如果此時陸君不是老右——而是農機學院走向工作崗位的幹部,能有這樣的 擇偶條件嗎!時代把愛情樂章的每一個音符,都摻進了無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點兒 對楊春英的勇敢肅然起敬了。
  之後,陸豐年與楊春英當真地結合了。可是在結婚登記時發生的事,使他倆大為尷尬。
  他倆走進了登記處之後,那位負責民事婚姻的女幹部,先把陸君盤查了很久,這已然使 他倆面紅耳赤;最使人難堪的是,在盤查完了陸君之後,對楊春英的動員:「你知道團河是什麼單位嗎?」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知道。」
  「那你對我們說一說他是什麼人?」
  「……他原來是個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楊春英頭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們是對你負責,才問你這些問題的。據我們所知,勞改農場的摘帽右派,與社會上 的摘帽右派,還不能等同看待。他們雖然摘了帽子,並非有實際意義上的公民權,這一點我 們必須對你講清楚。現在你改變決定,還不算晚。」
  楊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這一霎間她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當然,最後的結果,是楊春英手上的那支筆,還是在結婚申請書上簽了字——她作出了 超越那個年代的選擇,被我的同類們稱之為中國60年代的奇女子。她雖然一隻眼睛失明, 但是她的心靈並沒失明。
  由於陸豐年在北京有了個蜜窩窩,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處。他歸來之後,常常毫不掩飾 地讚賞女性的體態美。因為我對他的婚姻有過幫助,在桃園幹活時便常對我說:「她那兩條腿,又長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員的腿。我一個『二勞改』,找了 這麼一個老婆,一生足矣!」
  其他同類,都是有老婆的人,看見這個光棍能有個家,如同野鳥有了巢穴,都真心為他 高興。也可能正是他非常珍惜這個蜜窩窩的原因,陸豐年在勞動時特別賣勁。但與此相矛盾 的是,在幹活時我常常聽見他唱那支很淒婉憂傷的俄羅斯民歌:
  告訴我老婆千萬別悲傷若有知心人請你嫁給他
  其實,這支歌是很長的,可是陸豐年君總是哼唱這歌兒中的幾句,這不能不說是他流露 出來的潛在心聲。是哪一位哲人說過如下的話:「越是珍惜的東西,越是擔心失去。」這句 話,可能算是同類陸豐年的靈魂透視。但正是由於害怕失去,他就更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以 使苦難的情緣地久天長;他後來在一個勞改生活的十字路口,被時代的謊言誘騙到遙遠的大 沙漠中去了——這是後話。
  就我個人的感情世界而言,在這一段幹活吃飯的空虛生活中,除了母親、兒子、妻子以 及文學界的友人給我生活下去的勇氣之外,前文提及的中學時代的學友陳燕慈,也給了我精 神上的鼓勵。按說她在學校時,是個十分標準的布爾什維克,是個驕傲的公主,此時此刻, 她卻非常同情一個階下之囚,這是我必須要提及的一件難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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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節 「桃花源」對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開始注意那個奇怪的老人了。
  桃園裡有一個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鳳河之活水,而成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於何 時,活水斷流而成為死水塘。由於這兒環境優美,團河農場的醫院,就在那個寬不足20米 的水塘對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員,經常可以看見水塘對面,坐著一個持竿垂釣的老者。之所以讓人感 到有點奇怪,因為這個老人十分孤獨。最初,我們都以為他是個農場裡離、退休的老幹部, 並沒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覺察這個老者,身邊從沒有出現過孩子和家屬,這是不 太正常的現象之一;之二,這老人好像是一座時鐘,只要是好天,他9點鐘左右保證坐在河 塘的土坡上;之三,據我所知,這兒場裡的頭頭,家都住在城內,難道他的家在農場?之 四,如果他是個住院的病號,有病號穿的衣服——他總是那一身藍色的中山裝;之五,這個 水塘裡不能說一條小魚也沒有,可是寸步之外的鳳河,還有鳳河旁邊的團河宮,不僅比這兒 垂釣方便,而且風景秀美,我站在這岸,從來沒有見他釣上過魚來。
  同班裡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員,可能對此並不太敏感,我們幾個老右(包括來自部隊的 寇邦安,他曾參加過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是個生活方面出了問題的解放軍原校級軍 官),腦袋裡可有著階級鬥爭這根弦兒——幾個同類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人 物。人越是無聊,越要尋找精神寄托,於是這個若同標準鐘的釣魚人,一度成了我們相互破 譯之謎。
  何群過去是從事會計工作的,有著超凡的縝密推理:「這個年代,關押人的辦法很多; 軟禁是對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這老頭是一名要犯。」
  「怎麼不見警衛?」
  「這種人是用不著警衛的;就是有警衛,也不會露面。」
  最後,幾個老右統一了認識,這是個有來頭的人物。
  有一次,董維森與總場的女園藝師(我只記得她姓張),來桃園巡視工作,我趁張不在 的時候,曲線地詢問了董一次。我說:「水塘對面,有個釣魚的老者,他要是場裡的幹部, 我們能不能給他送點桃子過去?」
  董驚奇地看了看我:「你怎麼有這個想法?」
  「他挺孤獨的,總是一個人。」
  董維森對我笑笑:「你們別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他是… 」
  董只是對我搖搖頭:「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亂管閒事。」
  我的索密無果而終。但是我通過董的回答,更加明確了一點:那老人一非農場幹部,二 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種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東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慾望; 特別我們處在無事可做的時候,破譯這個老者的生命密碼,便成了我們幾個同類勞動之餘的 「副業」。尤其是我,昔日文學的職業本能,總在支持我不自覺地進行求索。有時,我站在 水塘這邊,向那邊凝神張望,想從那頂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個子不高,行動帶有一點 斯文,只有在久久無魚上鉤的時候,他才抬起頭來,朝對岸的桃林遙望。有一次,我從桃林 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著水塘邊漫步。我停步於看守房外,與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 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揚起頭上的草帽,朝我揮動了一下。我當時只顧看清他的 臉,一時之間沒有作出反應,當他把草帽重新戴在頭上時,我才朝那老者舉了舉手中的噴槍 (給桃樹噴藥的工具)。這是我對他惟一的一次審視與觀察:他好像情緒並不壞,微笑之間 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張臉,可是他朝醫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時,無意問談起這件事,他才敏感他說出了一個使 我吃驚的名字:是不是潘漢年喲!
  老岳丈名叫張宗麟,是1928年入黨的上海老地下黨黨員,後來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時 期,與潘有過不少的交往。他告訴我,上海地下黨在30年代籌劃出版《魯迅全集)的時 候,潘做了不少組織工作,而他自己出任的是出版經理(關於張宗麟的情況,在《走向混 沌》第一部中,已有簡述。張滬正在著手寫她父親的回憶錄)。他之所以想到了這個人可能 是潘漢年,不僅僅是根據我說的情況。有黨內的老朋友告訴他,潘目前剛剛從監獄中假釋出 來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個地方進行監護,這完全符合我目擊到的情況。老岳丈還 告訴我,潘是一個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產黨人,大約在1955年春天,毛澤東簽署了對潘的 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飯店被抓走的。
  當時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領導工作,對老岳丈講的許多事情一無所知。記得,在當 天的飯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幾杯紹興黃酒,藉著酒興對我說了延安「搶救運動」的往事, 說到最激動之處,老人竟然涕零淚落。我的老岳母幾次制止他再說下去,怕我在勞改隊內失 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辭時,老岳丈對我說道:「你和阿滬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們應當 想得開一些;想想那些比你們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們就會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 的勇氣。」老人的這一席話,我一直銘刻於心——並寫信給張滬,曲裡拐彎地告訴她家中老 人的意思。
  但是河對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漢年,當時沒有可能得到結論——直到我平反以 後,去團河農場訪故時,我向場方詢及這一問題時,場方才明確地回答了我——在桃園水塘 旁邊垂釣的老者,正是潘漢年。當時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園對岸醫院旁邊的小院裡。 據接近他的幹部告訴我,當時他除了垂釣之外,還愛擺弄魯迅先生送給他的全套俄國作家果 戈裡《死魂靈》的木刻。這是出於潘漢年懷念魯迅,還是那一幅幅《死魂靈》的木刻,使他 對人生有什麼聯想,在寸步之外勞動的我,沒有與潘漢年交談的機緣,不能妄自推斷他看 《死魂靈》時的心態;但是隔河揚起草帽,對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種緣分吧(後來我們 這些老右於1969年秋重回茶澱。他更是厄運難逃,於1967年初重返秦城監獄)!
  由於這塊地方水上風光不錯,後來林彪出逃之後,涉及到海、陸、空軍軍種的幾十號人 ——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選中的妃子美女張寧,都被弄到團河來接受過審查。那時候他們住在 桃園旁邊的雞捨,勞動基地卻是在桃園。總場技術員雲照洋告訴我,張寧當時特別愛默默流 淚。雲曾詢問她為什麼,張寧說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媽媽——有這麼多歷史風雲的過客,在 我勞動過的桃園留下感傷和悲哀,以及苦澀的歷史背影,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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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天堂與地獄相隔並不遙遠
  回首20年的風雪驛路,我在「桃花源」內耕耘的幾年,不管怎麼說,都是我勞改生涯 中最為輕鬆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畬莊的我的那些同類,由於頭上頂著帽子,身份仍屬純粹的 專政對象。特別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會寬鬆環境的結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 戰鼓,越擂越響,他們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昔日董維森當右派政治指導員,高元松當中隊長時的歡樂氣氛,已經不復存在(他倆前 後調離了三畬莊)。當然,這種生活的無常變幻,根本的問題,在於大氣候的無常變化;但 也不能說與幹部的更迭,沒有任何一點關聯。記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畬莊的工作期間,有一個 來自公安系統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勞動之餘,還能向英語尖子劉祖慰、杜友良、劉乃元學習 英語,董對此持支持的態度。再如,來自北京師院中文系的學生高作純(他與陳獨秀的孫女 陳楨年,有著十多年苦澀的情愛史),在這一段時間內,自學完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 之後,中國的政治生活,隨著季候風飄忽不定而濃雲翻捲,閃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線曙光,便 在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因為偶爾還能與三畬莊的同類們,在田問地頭上相遇,便陸續得到以下新聞:一些同類 到了三年的勞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著法律規定,無論是犯人還是勞教分子,延長刑 期和勞教期,都該有所依據;但是隨著政治季候風的轉向,刑法成了無極變數,致使到期的 同類,不能按時成為農工(儘管農工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獲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產生不滿,並由不滿而提出有限度的質詢——專政幹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釋, 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對其進行處罰性的禁閉措施。在這些日子裡,高作純、楊路、李泰淪等 十多位同類先後遭此厄運(楊路為了表示抗議,留起了絡腮鬍子)——他們被送到犯人區的 禁閉室,去接受不該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兩個窩窩頭,此外還要強行讓他們自 認罪錯——這在1962年是難以想像的。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左轉,三畬莊便開始了 一場)『打鬼「運動,讓同類們之間,互相揭發。有一個同類,密報譚天榮在晚學習的時 候,不知在塗抹些什麼,於是後來接任董、高工作的幹部,便以清掃衛生為名,對譚天榮進 行了搜查。結果從他的筆記本上,查出來一些誰也看不懂的符號,便開始對譚進行審查。由 於在日常生活中,李泰倫與譚天榮比較接近,並教過譚天榮拉二胡,中隊便組織了一批同類 從李泰淪開刀:讓李揭發譚的反動秘密。李泰倫知道譚天榮學的是速記,但他怕召起對譚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鬧越大,直到把譚天榮重新送回勞教收容所,又回爐 煉了一段時間,才重新回到三畬莊來。如此這般,不僅昔日的正常改造氣氛蕩然無存,還使 得同類人人自危。
  還有一樁冤案,製造了三畬莊的「莫須有」之最。有一天,同類郭允德在一個煙盒紙片 上,問來自鋼鐵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鋼廠軋鋼的「軋」字怎麼寫,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訴了他正確的漢字是「軋」。本來這件事構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湊巧,郭允 德晚學習時在煙盒紙片上無意地寫了「毛澤東」三個字(讀報學習時順手寫下來的),之後 他順手將煙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這張紙片被一個姓劉的同類拾到了,便立刻匯報到了中 隊隊部,便成了一樁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個「砸」字,與「毛澤東」三個字出現在同 一張紙片上。
  「打鬼」的行動開始了。同類中有那麼幾個急於立功的人,對此紙片開始是無限上綱, 後又對郭允德大打出手。學鋼鐵的王玉琦,出於公道與良心,在會上說明此事的原委,並提 請中隊能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一問題;另一個名叫史鎮華的同類,也在會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視毛主席之心,怎麼會把紙片隨便地丟在地上?這足以證明郭是出於無心。按說知識 分子,都有著縝密的思維,這其中的荒唐,是誰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窩 裡斗的劣根性,當嚴酷環境到來時便會有淋漓盡致的表演:一群同類蜂擁而上,對主張實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鎮華,一陣拳腳相加,致使這兩個同類變成了「烏眼青」。後來的結果, 令人心悸:為了詢問「砸」與「軋」二字之區別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隊——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後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隊的形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經歷過1962年寬鬆氣氛的同 類們,此時已完全絕望。清華大學化學系來的高才生陸浩青,綽號「氯化氫」。他之所以有 了這個外號,不僅因為他的名字與這個化學名稱有關,還因為他的臉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氫」的色澤。「文革」乍起之時,他趁同類們出工之際,在倉庫內懸樑自盡——多虧 被同類發現從樑上救下,才算活了下來(但是活過來那口氣,不等於解決了他對前途的絕 望;後來重返茶澱後,他又一連三次自殺,後文將有敘述)。
  另一個使我心驚的消息,令我悲傷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鄭 光第的自殺。看起來他弱不禁風,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鋼筋,足以讓苟延殘喘的 我及我的同類感到汗顏。他是在解禁之後自戕的,誰也料想不到這個溫文爾雅的「二勞 改」、昔日北大化學系的驕子,會有勇氣自進天堂:在一大公休時,他去了市內。在遊歷了 北海和故宮之後,他躑躅在什剎海的堤邊。當天色漸漸黑下來以後,他在一個十分幽靜的角 落,突然一頭扎進了碧色的波濤之中。直到幾天之後,農場才來領他的浮屍。他這種死亡方 式的選擇,使我的靈魂顫慄了很久,農場裡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裡來演出這場與世界 訣別的戲劇,我想只有理性思維非常發達的人,才能作出這種地域性的選擇——他想要人們 知道,他的自殺是對那個時代的抗議。而他的外在是那麼柔弱,這種外在形象與他的內在堅 強,反差之大,如南極北極。
  這裡舉出的不過是同類們在那個嚴酷年代中的幾個例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同類 中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在知識分子中是絕對少數。過去常見書中對自戕行為冠以 懦弱二字,這其實是軟弱者掩飾軟弱的一種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為,他們之間的 惟一區別,就看這種勇敢的選擇價值博大與渺小。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還是有著它不可取代 的意義的: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陸浩青與鄭光弟之自辭人世之舉,顯然是那個年 代的一部無字的《醒世恆言》。
  我所以稱他倆為先知先覺,是對比同類而言。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召開了多方面的 座談會,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再次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廣大知識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緊張氣氛。」(引自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社會上尚 且如此,最底層勞改隊中的知識分子,情況當然變得更加惡劣。歷經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極——他倆意識到中國向「左」升溫,還沒有個盡頭,只有像魯迅先生說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那般,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筆寫」桃花源「的 生活回憶時,不能忘卻對我的這兩個同類進行筆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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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文革」的苦戲正式開鑼,我的母親脖子上被掛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因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己夢斷巫山,但是因為我們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 子,那無法去掉的歷史胎記,還常常使我們對生活自作多情,與已不復存在的鴛夢藕斷絲 連。
  中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從文藝開始。1964年從批鬼戲《李慧娘)開始,之 後,馬上續上了大批黑戲《謝瑤環》、《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實際上已拉開了「文革」的序幕。我們這些 「二勞改」,是每天晚上學習都要讀報紙的;但不知是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麻木了,還是我 們在「桃花源」有時也能自得其樂之故,竟然沒有從報紙的字裡行間,嗅出中國的一場血腥 之災,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爛「四舊」開始,我們才如夢初醒。我 們桃園班首先家裡出了問題的是陳雲誠,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國民黨在台灣高官的兒 子,於是他在北京六中教書的妻子,被紅衛兵關進了六中進行暴力批鬥。夜晚,紅衛兵又惡 作劇地從窗外,向被拘於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潑尿拋石。陳本來是有家可回的——此時他變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聯想到母親和兒子。儘管我的父親死在了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將要波及到他們是必然的。中隊以 保護我們的安全為由,採取了雙周休息一天的辦法;殊不知這使我及我的同類們,更加心急 如焚。終於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同院 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了我母親的情況。
  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遲。你母親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裡看過你媽,她精 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劉嫂說,「讓你媽著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紅 衛兵揚言要去農場鬥你哩!」
  「劉嫂,身在公安局的勞改隊,已經是接受專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兒目前倒是一個保 險箱。,,」那就好了。「劉嫂說,」這是你媽最掛心的問題。「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後,我沿著小胡同轉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後,我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裡屋走了出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 當時我對母親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沒有蘇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沒有蘇三的綵衣;但是垂掛在 她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卻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動的是,那塊大 木牌子不是用繩子拴繫著的,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由於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 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因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 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
  「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我的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了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 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 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 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 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 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裡。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運 動一來,她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中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 驚。細想起來,似也不難找到生活依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 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的。可以說她從年 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母親接到北京,她沒過上兩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 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木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頸 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我只好安慰她說:「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 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裡,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 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
  我繼續寬慰著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的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 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當我和媽媽囫圇個兒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從母親的頸上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親這才上了木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裡的——要 換城裡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媽說,「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 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麼!」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他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隊。」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澱有帶著兒子,女兒進來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 這麼個孩子,到裡邊學不了好。我捨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
  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小兒子的去向問題。 其間,我母親還不斷地打開手電筒,看著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的四 鄰。大概是到了4點鐘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昨天夜裡回家時,我沒敢把自行車推進院 門,為了不把自行車丟了,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沿胡同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夜裡也 開著小窗口的藥店——只好跳河一閉眼,把自行車放在了那家藥店的門口。昔日我回家時, 母親早晨要給我做飯;此時此刻,再沒有這種可能了——我像一個離開黑店的賊,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車的那個藥店。老天還算有眼,沒有讓我坐車返場——那是會遲 到的。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東四北大街。
  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 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式,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斗人者還是被斗者,神態都已 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當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時若同一隻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 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大概是為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大,但是卻比那 些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 她們中間裡的一個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 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斗的老人手裡死死攥著一張紙條— 那 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許已經死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皮帶、鏈條就是不能 讓她鬆開手掌呢?當然也不排除那個老太太是個「葛朗台」般的有產者,寧捨命也不捨那張 房契— 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不管是不是屬於「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應去的 「天堂」是無疑的了;可是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這一手段呢?!按年 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  那麼她所以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是不是歷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潛藏在人類自身中的 善與惡,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很難有十分出格的行為的。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記 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 但是,希特勒這個惡魔掀起 了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自身中惡的潛能, 便被發揮到了極至和畸形的地步— 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現,能不能從二戰 的德國歷史中,找到一點啟迪呢!
  不知為什麼,一路上在我的頭腦中,總是盤旋著那位女紅衛兵的影子。她有母親,她將 來也要做母親— 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車上,她很可能給那位老太太讓 座,或者順口叫一聲奶奶— 此時此刻,她心靈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惡佔有,原始的野蠻便不 喚自至;而她的這種精神錯位,既是人性的,又是歷史的— 一個本來很偉大、但是後來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這個特定年代,誘發出來的民族狂熱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風喚雨,點豆成 兵了。這位姑娘的霎間表演,可謂是人妖嬗變的一個典型。真的,從見到這一幕開始,我再 不僅僅巍我自己的母親悲哀— 而是為全中國的母親們感到悲哀了。
  回到農場,我渾身大汗淋漓。空著肚子到桃園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 陸豐年君匆匆過來找我,他說:「恐怕楊家要受我的牽連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我自己的墳頭都哭不過來,我們的家屬怕是沒有例外。」
  「這是什麼世道!我感到有點對不住人家了。」
  「問題決定於楊春英,她的態度怎麼樣?」我自身雖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類 的命運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愛我,不會發生什麼變故。」陸豐年說,「可是她還上有父母哩,我總不能不考 慮人家的生存呀!」
  我無言以答— 因巍我拿不出一條好的生活方程式來。不僅我拿不出來,就是孫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術恐怕也會在這亂世中失靈。
  「前兩大聽人說,場裡從大西北來了一些人,想動員我們到那兒去支邊。你聽說了沒 有?」陸說,「據說,到了那兒,可以完全改變身份,成為真正的公民。」
  這事情我是早有耳聞了,但我根本沒有動心。道理十分簡單,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還留 在茶澱的張滬,是我生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沒有這些骨肉相連的因素在內,我可能願意做 一朵四海雲遊的蒲公英— 我與陸豐年的情況不同,想法自然不盡一樣;我是寧可在北京當 「二勞改」,也不願意到遙遠的邊疆去當什麼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區犯人和北區三畬 莊沒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農工」,停產開會。那天早上起來,地處農工大隊隊 部的廣場上,就響起了大喇叭的聲響。這個有線的廣播喇叭,過去每天廣播的是有關文化大 革命的新聞,諸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人民日報》的社論等等;這天早 上,我們正在排隊打飯的時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態地播放開了《我們新疆好地方》這支 歌,這說明大西北來招募農工的工作,將於今天開始。
  那大的會議開得十分隆重。場裡的頭頭們幾乎都出現在臨時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幾個身著綠色軍衣、但是不配戴紅帽徽和紅領章的陌生人,同時就座於場長身邊。會 議開門見山,號召有志於開拓邊疆的男兒,去支援邊疆建設。其條件是在農場表現優秀的農 工,經過自願申請和場部審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邊疆。凡是被批准的農工,到了那兒一 律改變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開大會,下午開小會— 各個班組分頭開會討論,遞交報名名 單。
  在我的記憶中,當大會散會之前,就有了上台發言表態的積極分子,除了一兩個解禁的 刑事罪犯之外,當場表態願意去支邊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對刑事犯中的表態者,我 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態的人,我則比較瞭解— 他們幾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類。我想, 他們之所以自願去支邊,一是對祖國的熱情,還沒有被冷酷的現實凍結成冰;二是面對「文 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盡可能逃離得遠一些;三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腳 下,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許遠走高飛是最好的選擇。
  當天下午,在我們的班組會上,首先表態的是陸豐年君。他有著十分好的口才,洋洋灑 灑他說了許多革命的壯烈言詞——但是能知他內心世界的非我莫屬,他是急於改變自己的政 治處境,才有了這一番壯懷激烈的;他是因為十分珍惜他的蜜窩窩,並千方百計想保護好這 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風雨飄搖的愛巢,才有了並非他完全情願的申請——用遠離開愛巢來 表示一個人對愛巢之不捨,這真是時代悲愴的生活顫音。我當時就為我的這位朋友,而感到 了無限的憂傷。
  散會之後,我特意把他找到監捨後邊的一個無人的角落,對他進行了一次規勸。我說: 「天下只有一個政策,那就是黨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邊疆不可能改為一加一等於 二,或者一減一等於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運吧,我覺得我必須這樣做,才對得起楊家的一片真情。」他說,「我這個牽連 因素不在了,紅衛兵也許不會再找楊家的麻煩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慮過你走了以後,你和楊春英的感情問題… 」
  「她不會變心。」
  「如果受形勢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將怎麼辦?」
  「你不是聽見我常吵唱的那支歌嗎,『若有知心人,儘管嫁給他。』人的命運誰也無法 預測,但願老天有眼,能夠成全我和她。當然,我去了那兒以後,經濟上要勒緊自己的腰 帶,給她按月寄點錢來;一年總還要爭取探親一趟——那大西北來的人,不是說了麼,到了 那兒各種待遇,都要比這兒強上一點!」
  我覺得豐年君去意已定,再說什麼都屬於多餘。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談心只好到此 為止。當天晚上,我記得還有班裡的其他同類,也曾對他的這個決定,提出過疑慮,但是豐 年像當年吃「五毒」那麼果敢——他遞上了支邊的申請書。由於一大批「二勞改」即將奔赴 邊疆,那幾天我們在桃園幹活時閒談,無一例外地圍繞這個話題。到了8月17日的上午, 楊春英第一次在桃園露面——她是為陸豐年來送行的,下午4點各隊去邊疆的人,將在這裡 集中登車,奔往北京火車站。支邊的火車終點站,為新疆的吐魯番。
  楊春英所以來到桃園,不外是找個幽靜的地方與陸告別。本來陸是在監號裡準備行囊 的,但是準備遠行的人大多,與其在那兒告別,還不如到「桃花源」來話別。記憶中,那是 一個驕陽似火的天氣,我們正在水泵旁邊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誰先聽見有女人說話的 聲音,便一個個躲到水泵房的後邊,忙著擦身穿衣。因為還沒輪到我洗,我有機會看見陸和 楊來桃園時的形象:陸還是那一身農裝,用不著多費筆墨,但是楊當天留在我頭腦中的印象 極深。她雖然並非紅衛兵,不知是否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當時流行的綠色衣 褲。與其時代保護色極不協調的是,她的胳膊彎裡,挎著一個藍花花的小包裹,當時墨鏡也 被劃入「四舊」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鏡遮眼,因而外露著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儘管如此,她 的身材之窈窕,膚色之白嫩,仍然讓男兒國裡的「亞當」們吃驚。
  陸君向準備收工去餵肚子的我們,介紹了楊以後,便對桃園看守武芳說道:「要借你這間看守房用一下嘍,我們保險丟不了桃子。」
  還用說嗎,我們都知道這種話別的含義。武芳用水泵剛剛抽上來的冷水,為他和她洗了 幾個最大的蜜桃,遞到他倆的手裡:「我們沒有別的為你們餞行,送這桃子也正合適——祝 你們永遠心心相連。」
  楊春英眼圈頓時紅了,低下頭來。陸君豐年強作笑顏,連聲對同班的成員,表示即將離 別前的謝意。我沒有多說什麼——儘管我當過他和她之間的紅娘,但我內心充滿著的是一種 悲涼的心緒。再過幾個小時,她的他就要走了,誰能預卜他和她的未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結 局呢?!待等我們下午出工來到桃園,他和她與我們握手告別時,我握著陸君的手說:「真誠地祝願你好夢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嚨,眼淚卻滴落下來。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我們有勞動任務在身,不能前往送行(這一別就是13年, 當1979年他平反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時,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憤地告訴我,他不該頭 腦發熱去往邊陲。他的愛巢早在前幾年已然自焚——因為他並沒有因為去了那兒,而改變任 何東西。待他歸來時,他曾去楊家看望已然與他分手的愛人——她在中蘇友好醫院外邊給醫 院看自行車。悲乎)。
  當天下午4點,我的同類中,與陸豐年同時奔赴新疆的人,有幾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數是來自各大學、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於立仁、卓景星、劉士康、郭愕 權、哈長林、吳懷祖……後來在1970年,被槍決於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橋、陸魯 山,其中的孫本橋和王同竹,也是隨著這次列車,去往邊疆的——屬於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國青年報的陳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也渾渾噩噩地登上了這次北行的列車 (後來他發現受了欺騙,到了那兒並沒有改變政治身份,曾從邊疆逃往內地,被捕後被吊在 樹上毒打,後文另有敘述)。
  他們走了沒有幾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維森把我叫到了隊部辦公室:「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衝擊?」
  我說:「是,我母親脖子上掛起了『反革命家屬』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問我:「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
  我告訴他沒有,但是還有親戚。他這才告訴我,當地派出所,有電話打過來,革命群眾 要求遷返我母親還鄉。面對這麼大的一場群眾運動,董儘管很惜才,也無良策可尋。我很快 答應去辦這件事,並把事情做好。他叮嚀我說:「回家之後,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當前 的形勢,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對你和你母親都沒任何好處——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麼事都要往遠處看。你下午就回家處理這件事去吧!」
  母親被掛上大大的木牌,原來並不是終點——我走出辦公室時,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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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送「反革命」母親還鄉
  我記憶中,當時已是8月的末尾——農曆已快到中秋團圓佳節。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間的悲楚,依然像個銀盤那樣掛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國 人感情的缺圓的時日。北京郊區的火葬場屍滿為患——我的一個表弟工作在八寶山附近的一 座工廠,他告訴我那兒屍體排隊,臭氣沖天;分不清張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體火化。更 為嚴重的是,武鬥還在繼續向北京的每一條街巷延伸,我兒子上學的南吉祥胡同小學校長, 學生硬是向她嘴裡塞土鱉——自古被稱之為人師表的教師,活活被一些無知的孩子折磨死 了。
  在這種亂世中,我母親沒有遭受武鬥的洗禮,沒有被紅衛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 了。還鄉就還鄉吧,躲開這亂世中的皇城,對我母親來說,或許不是什麼壞事。母親對此原 本憂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從肉體上消滅「五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新聞,不斷傳進她的耳 朵,使母親每天在提心吊膽中生活,與其這樣每天承受煎熬,回鄉躲躲颱風眼,也是無路可 走的另一條路——她惟一的牽掛就是她的寶貝孫兒,不知往哪兒放才好。形勢已然到了這一 步,姥姥、姥爺雖然身體有病,也只能把外孫接了過去——因為無論如何,讓孩子跟著我進 勞改隊,總不是個辦法。
  我去派出所開轉移戶口證明,必須去找民警小劉。這之前我和他曾有過一次路遇,至少 還沒有見到他歧視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風聲鶴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緒有沒有變化——我 之所以對此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我母親剛進北京城時,是參加了普選的公民;時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對象,等於是從北京被掃地出門的反革命家屬——她一旦沒有了選民 權,回到鄉里也難預料處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為是沒有選民權的地主家屬,「文革」 剛剛開始時,就被批鬥得跳了井,折斷了一條腿——我母親從城市被轟回農村,如果沒有公 民權,到底是福是禍,還是很難捉摸的事兒。
  進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眾勒令還鄉的人非常之多。在亂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劉。他從抽屜裡拿出早已準備好了的返鄉證明,並沒急於交給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個影碑背後,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對我說:「現在革命群眾說了算,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們民警能做的事,幾乎是零。我能依照 憲法做的,我都做了。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如果……如果……(他緊張地朝影碑周圍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讓你母親帶著證明信再回來——千萬要帶著」證明回來。「
  言罷,他匆匆而去。我沒有動地方,首先打開戶口轉移單據,兩隻眼睛急於搜索公民權 一欄。我的天!在有無選民權一欄裡,竟然簽署著「有選民權」四個耀眼的黑字。這是我最 為關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我們管界的民警,竟然沒有失去法律的良心 (在我平反回京之後,我曾尋找過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調到哪兒去 了)。我當真安心多了,至少母親在農村不會有我六姨那樣的遭遇——如果她有個三長兩 短,我可能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她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個目不 識丁。但又比知識婦女還要堅韌的母親。
  送她上長途汽車的那天早晨,馬圈長途汽車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在挨個兒詢問上車的人中間,有沒有地、富、反、壞、右,有一個老頭兒,因為他屬於沒有 公民權的還鄉者,當場被揪到車站旁邊的空地裡,先把他的臉勾畫成鬼臉,然後在狂熱的革 命口號聲中,這位白髮老者被綁到一棵樹上,活活用石塊以及磚頭砸死了。幸運的是,那些 紅衛兵光顧拿老人取樂了,沒顧得上察看我的證明——我是帶著勞改隊送母返鄉的請假紙條 來的,在這種場合,如果被發現,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也許那些革命小將們,會比對待那 位老人還要凶殘十倍,把我和我的母親一塊兒送進天堂。
  大概過了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接到來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親不會寫字,為她代 筆的是我老家的堂妹,並附寄來大隊的證明,大意如下:我母親是個喪失勞動力的老人,返 回老家不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裡的負擔,村裡決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北 京云云。我沒有權利覆信對此事表態,儘管我去派出所轉我母親的戶口時,民警對我母親的 問題有過暗示,但是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只好將此信轉寄給我家原來所在地的派出所。之 後,我焦急地等待著回音——我著實太愚蠢了,亂世中的派出所,怎麼能下命令把我母親接 回來呢?!
  當時的心緒壞透了,在馬圈看見的那一幕,始終像影子般地跟隨著我。連夜裡做夢,都 夢見我和母親被那些紅衛兵畫成不同的鬼臉,用繩子綁在一起遊街;然後,如同《三國演 義》中草船借箭場景中描寫的那般,無數支飛箭向我和母親的身上射來。我一邊用身子擋住 母親,一邊高喊:「媽——你快跑——你快跑——」夢斷殘更之後。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 到我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間囚徒,並且分為四個地方生活,我們到底都犯下了什麼 大罪?現在母親又成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鬼——她將到哪兒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園給桃樹剪枝時,董派人來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動亂之秋,又發生 了什麼事情。在此之前,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已經處理了可能引發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 我埋葬了我手裡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於母親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擔心有造反派, 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會連累到朋友的——我把這些情義無價的信函,一起帶到了桃 園。監捨不僅人多眼雜,隨著「文革」的緊張氣氛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同類與非同類的關 系,都變得比過去複雜多了,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覺得不是地方。無奈之際,忽然記 起了《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覺得為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在一 天出工之際,我把它們揣在懷裡,到了幹活的地點,先用鐵鍬在樹下挖一個坑,然後在紛紛 的落葉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裡。好在桃園方圓二百多畝,樹與樹之間又相互障 目,沒有人會發現我的仿古行為。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國 婦女》雜誌的那封退稿信,我邊撕邊反省自己對時代的純真和無知。之後,我又撕紹棠寫給 我的便箋,心中充滿了感傷之情——我進了勞改隊也就罷了,紹棠這個50年代的天之驕 子,並沒有被關進籠子裡來,怎麼也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了呢?!最後撕的是陳燕慈寫給 我的信,自從我去信託商店買自行車,碰到她以後,我除去為陸豐年找她借過《金薔蔽》, 還談了我們彼此這麼多年來的情況。她有著不大和諧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陳果 (小名蘋果),女孩名叫陳染(小名葡萄),她說她的先生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好人與好 人,由於雙方個性的距離,不一定能夠組成一個美好的的家庭。
  我對她的不幸,完全能夠理解——在學校時她就是一個極有個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 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走到一塊兒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當然都回憶起昔日十分珍貴的 學校時光。後來因我每次返場,都要經過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兩次,她特意在她的住 家路口等我,並騎上自行車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歲月,一個女布爾什維克,送一個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男囚,這一幕十分罕見的時代戲劇,使我終生難忘。因而我對她寫給我的 信,比其他的信件更為珍重。但是這又是必須撕掉的,一旦革命群眾找我的麻煩,波及到我 這位真摯的朋友,我的良知將永遠戴上枷鎖而不能解脫。我把她的信撕碎,並用手捧了幾捧 落葉——秋時無花可伴,就讓這些在秋風中飄落的桃樹葉片,伴隨著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 在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憶起來,我埋葬於桃園的紙片,都是無法追回的可貴史 料)!
  至此,我內心已無任何可怕的東西了,因此當董派人來叫我回去時,我一路心緒坦然— —即使是禍起蕭牆,我也牽連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隊部,我才發現我的神經,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訴我的不是什 麼壞事,而是我夢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著的遲家鄰居來這兒找我,她是專為送口信到團 河農場來的——我的母親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來了。董讓那位送信的鄰居先回去了,因為 大院裡沒有接見室。
  「我還以為是革命群眾,來農場抓我來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說。
  董維森笑了笑:「在這兒改造沒有別的好處,優越性只有一條,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人, 紅衛兵無權從這兒帶走。不是沒有來過提人的,都被我們給擋了回去。」
  「來要過我嗎?」我看隊部辦公室沒有別人,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董沒有回答我,只是對我說:「你快點回家吧,處理一下你母親回來的事,再回場 子。」我沒有顧得上換衣服,穿著一身勞動服,就騎上了我的那輛自行車。可以想像我是以 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內的,在路上,一個昔日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突然盤桓在腦海中: 古人說的「物傷其類,兔死狐悲」這兩句成語,真是準確至極。外院遲家的孩子,之所以能 跑幾十里路,特意給我送口信來,因為她的爸爸遲家慶,也是一個在邊疆改造的勞改犯。我 們外院緊挨著遲家住的還有王家,他家的長子王金柱,在茶澱改造;如果再加上張滬的話, 一共有四個之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在剛剛受到衝擊,紅衛兵第一次給我母親頸上掛 上大牌子的時候,我母親曾當場倒在地上,是外院遲家的遲晚楓,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內院 劉嫂的兒子小胖送我母親到醫院搶救的(此事我母親一直沒有對我提及,是怕我為她掛 心)。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這是生活告訴我 的,而非書本的啟示。
  這次回家,我沒有再像做賊那般,而是推著自行車,走進院子的。
  進屋之後,我首先看見了我的兒子,又看見了我的母親——儘管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光 景,卻恍若隔世。
  我的可憐的母親!
  我的可憐的兒子!
  命運沒有太苛刻我們這個早就被強颱風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納戶口,老 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復得的東西,比原有的存在還要珍貴。這是「文 革」中的心路歷程,給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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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遠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卻對我的另一部分同類的追蹤報導——因為他們是50年代受難者 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那個年代的更大的犧牲品。在時代的祭壇上,他 們比留在團河農場的我們,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掛列車,還沒有開到吐魯番車站的時候,已然有人跳車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屬流 氓。小偷之類。老右們是安分的,他們並沒有因為從「桃花源」步人苦寂荒涼的沙漠而改變 初衷——道理十分簡單,他們是為改變自身的政治面目而來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時的承諾, 給予他們一點政治上的溫暖,他們會拿出全部的力量,成為屯墾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賴的隊 伍。他們不僅能武,而且能文——來自北京各大學院的學生和部分教師(包括一部分家在北 京的),幾乎都登上了那掛北行的列車。
  記得,在那天的大會現場,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陳野,我和 他有過如下的一段對話:「你為什麼要走?」
  「在這兒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
  「去了那兒,你就能保證身份會有變化嗎?」我說,「你是我黨的老同志了,你確信這 一切都是真的?」
  「他媽的,我就再信這一次吧!那兒比這兒艱苦,也許能從艱苦中獲得一點回報。」他 說,「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腳下都亂成了這個樣子,走這一點兒眼不見為淨。只當是 人生的又一次賭博,如果發現受騙上當,我腿下還長著兩隻腳,去當流浪漢麼!」
  他就這麼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樣曾經有過夢幻,他是以老黨員、老記者的雙重 身份,走進《中國青年報》大門的。報社頭頭,曾答應他等環境再寬鬆一點時,調他回來先 當紙庫的管理員,然後看形勢發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來越緊的政治空氣,把他這一點點希 望化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後,便有了遠走高飛的念頭。
  到了邊疆不久,他就發現原來允諾的條件,沒有兌現任何一條——同類們每天在沙漠中 修公路,於是怨言四起。特別是隨著「文革」武鬥的升級,那裡嚴酷的階級鬥爭的戲開鑼, 老右重新成為射擊的靶牌。加上當時一些同類與非同類,在1967年春天,逃離開沙漠的人 越來越多——陳野便滋生了逃離無邊無際大沙漠的念頭。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勞改中隊全體整體。陳野借口前一天把鐵鍬丟在了工地 上,他要去工地把鐵鍬找回來。管理他的隊長姓金,覺得平日埋頭幹活的陳野,不會出什麼 問題,便對他開了綠燈。他順利地通過了警衛的崗哨之後,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 (前一天他已經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換下來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葉城方向跑 去。葉城即古代的碎葉,是唐代大詩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長途汽 車。天黑了在維吾爾族老鄉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個邊陲勞改隊中的逃犯,還給 了他兩條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點,他就不辭而別上路了。
  當時他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對不起這家維吾爾老鄉;但是一個逃犯,無法對人家解釋 清楚,他只好在臨行時,對著那間少數民族土房,鞠了三個大躬。之後,他不敢在原地久 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著沙丘小路,步行了約有一百多華里,才到了葉城。他摸摸 衣袋,裡面的二百多元錢和百十斤糧票還在(這是他積累下來,準備外逃時用的),便開始 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計劃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車站有紅衛兵盤查,他只好在葉城的三條 小街上轉來轉去。頭一夜,他是在麥秸垛裡度過的;第二天,他還是沒能登上汽車,新疆夜 裡很涼,他想找一個暖和一點兒的地方過夜。就在他躑躅於一家茶館旁邊時,葉城的警察見 他行跡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對他進行了審問。
  陳野最初告訴警察,他是四川來的記者——因為他有著濃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採訪。」
  「採訪什麼地方?」
  陳野胡亂說了一個地方的名稱——他來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況。
  「有記者證嗎?拿出來!」
  陳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來身份,但是此時他已無法從這兒脫身,他在無奈之際,只好把 昔日的《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證,當作護身符咒,遞給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說是四川來的 記者,這張護身符咒,還可能起一點作用——儘管那是50年代發的,外殼已然破舊;但是 上面印有報社公章,那位邊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說他是四川來的記者,與 記者證單位相異——他被帶到了收容所。
  當天晚上,對他的問訊升級了:「我們問過《中國青年報》了,沒有你這麼個人。」
  陳野想了想,如果他們真的問過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沒有陳野這麼一個人;北京只 能回答,他是個右派。因而他壯著膽子反問說:「你把電話記錄拿給我看看。」
  「我們給你的四川老家打過電話了,也沒你這麼一個人。」
  陳野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審訊方便,而對他進行的欺詐。便膽子大了起來:「難道 我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猴兒?你們根本沒有打過電話。」
  當夜審訊,到此結束。
  之後,他被閒置於收容所,每天吃著收容所裡的窩頭,喝著收容所的菜湯。這幾天是他 最難過的日子,因為他在無事可幹的日子裡,忽然想起再過上多半個月,就是他在上海參加 地下黨21週年紀念日了——那時候,國民黨到處抓捕共產黨人,抓到就要槍決;自己當年 沒有被敵人抓住,而今卻在這邊陲收容所裡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編織謊言,以求 自保……陳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審訊他的警察又來到了拘留室,跟隨他來的還有一個《新疆日報》駐本地 區的記者。無能的警察不再開口,而是讓那個記者對他提問:「你說說看,《人民日報》第一任社長是誰?」
  「范長江。」
  「新華社的第一任負責人呢?」
  「吳冷西。」
  這位記者又問了他一些有關新聞工作的問題,陳野對答如流。在沒有破綻可尋的情況 下,那位代審的記者只好告訴那位警察,他是一個真記者。審訊草草收兵,可是並沒有把他 放出收容所。陳野這時才意識到,在這混亂的年月,各地都在忙著武鬥,這麼一個非常容易 查清的問題,硬是查不清楚——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 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裡度過他的入黨21週年紀念日的),終於等來了結果— —這個結果不是喜劇,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個悲劇的開端。
  非常不幸,勞改隊裡的又一個名叫奇行忠的逃號,被抓進來了。雖然沒有與陳野關在同 一個號房,但是陳野隔著窗子看見了他。警察對他不像對待陳野那麼文明,第一次審訊,就 對他進行了拳打腳踢,這個逃號被打得鼻青臉腫之後、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勞改身份。這已 使陳野心中七上八下,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勞改隊的幹部到收容所來領奇行忠時, 提出要到各號房裡看看,有沒有別的逃號被這裡收容——因為自「文革」開始之後,逃號的 人數與日俱增。
  陳野的命運,就這麼被決定了——他與那個新逃號,同時被戴上手銬,押上了返回勞改 隊的解放牌大卡車。當卡車穿行在勞改工地時,同類中的於立仁、劉士康、哈長林、張逢 甲……無不對他投以憂心的目光。陳野則朝他們笑笑,他已經作好挨整的準備,一切聽天由 命了。
  他被擲進了禁閉室。
  當天夜裡,一個蒙面大漢走了進來(那是不露面孔的警衛),先用繩子捆住他,然後把 他吊在了房樑上。對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邊抽打,一邊狠狠地罵著:「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邊去,我們也能把你抓回來!」
  罵聲與棍棒聲交織,不一會兒陳野的褲子就被打爛了。
  因為在葉城收容所,陳野得了腸炎;幾棍子下去,稀屎湯子就從肛門中噴了出來。
  這一下,更招起了那個打手的火氣,一會兒用鞭子抽,一會兒用木棍打——直到把陳野 穿的那條屎褲衩也打爛了,才把他從木樑上放下來。此時的陳野,已然渾身赤裸——加上屎 湯流了兩腿,禁閉室充滿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狀態的陳野,躺在地上聽見了幾聲訓令:「別躺在地上裝死,起來收拾衛生!」
  「穿上長褲,別露著你的雞巴!」
  「發暈當不了死,你聽見沒有?」
  門響了——打手走了出去。
  陳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對他的肉體折磨還在繼續。他拖著血跡斑斑的身子,收拾 完了屎臭以後,隊長把他叫出禁閉室,讓他承受另一種酷刑:在撤滿了新疆沙漠駱駝刺的地 上,隊長責令他赤著雙腳一邊在駱駝刺上轉圈,一邊捧讀《毛主席語錄)。陪同他的是與他 一起被抓回來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陳野是地檔道檔的「敵矛」,在駱 駝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來,陳野兩腳被扎得失去了知覺,不要說勞動,連路都走不了了 ——所以把他送進嚴班後,他首先幹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雙腳上挑刺——他自己無法看到自 己的腳心,也是因逃跑而被關在嚴管班的同類王繼祖、周世資,便為他細心地拔出腳上的毛 刺。然後,陳野與王繼祖(平反後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資(平反後回了武 漢),一起對「文化大革命」進行評說——拋開個人遭遇不談,國家也被這禍國殃民的「文 革」,拖到了十分危險的邊緣。陳野的態度最為激烈,他說他準備在嚴管班呆下去了,一直 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繼祖和周世資先後離開了嚴管班,空蕩檔的地窩子(嚴管班設在地 窩子裡),只剩下陳野一個人了,他拒不回隊。不過這些日子,他也沒有閒著——先後有 27個外調組的外調人員,來到這兒找他調查原上海地下黨同志的情況,陳野在這段時間 內,一共寫了二百多份外調材料——證明張三不是叛徒,證明李四在對敵鬥爭中十分堅定。 這些材料完全可反證陳野是個好的布爾什維克——但是,他卻在地窩子中被關了兩年零十五 天。
  面對黑暗,他已經準備「把牢底坐穿」了。其間,發生過這麼一件令同類難忘的事:有 一大,一個來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員,被關進嚴管班,僅僅因為他那天聽見吹哨,起炕晚了一 點點兒,先是罰他跪在地上,後又不給他飯吃。陳野見他實在可憐,便端過去一碗水,給他 解渴。管理他們的人員,上去就給范一槍托,同時罵道:「我日你媽——」
  陳野被激起了火性,反罵那個管理人員道:「他媽在上海,你怎麼罵人家老人呢!誰給 你罵人的權力?」
  「我還打你這個反革命呢!」說著,照著陳野腿上就是兩槍托。
  十分湊巧,正逢當時有來自上海外調的工作人員來找陳野,把這一切都看在了眼裡。出 於公心,外調人員當場對這種野蠻的打人行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滿。當外調人員走了以 後,陳野可就倒了大霉。他們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樹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 分鐘,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罷了手。在此其問,陳野反背著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 身子隨著皮鞭的節奏,像鐘擺一樣在樹上擺來擺去。
  「我打死你這個反革命!」
  「你打我已經證明你比那些國民黨的特務壞不少了。」陳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 我,更證明你是與共產黨為敵到底的壞蛋了!」
  「你還嘴硬?」叭叭又是幾鞭子。
  陳野被放下來的時候,已經成了血人。管理人員為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屬於革命行 為,待陳野醒來之後,讓他在地窩子中寫認罪書,並引用了紅寶書中「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 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讓他承認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問 題。陳野聲言,我不離開地窩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認錯——就這樣,陳野成了「死不悔改 的『花崗岩』」,當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窩子裡生活的野人。直到後來,勞改隊強行用車把他 拉了出來——那時,他已然皮包骨頭,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類,去新疆是自願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怕艱苦,說得形象一點,就像 是過去賣故衣的小販們唱的繞口令:
  這個由我的賣三年也穿不壞它經濕又經曬它經蹬又經踹
  陳野與他的同類,不是畏懼大沙漠的艱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繼祖、周世資以及孫本 橋、王同竹(後兩者和陸魯山、姚祖彝同時被槍決於南京),何以來而復去?怕是政治上的 重壓超過了他們所能承受的生命負荷。特別是像陳野這樣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內涵十分豐 富。平反之後,他來北京看我,講起這一段往事時,仍然對他離開「桃花源」無怨無悔—— 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認為「文革」之所以來勢洶洶,都是出自於黨內 「左」禍根深蒂固。一線螢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許多開國將帥死於自己的屠刀之 下。
  陳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為他的生命,也險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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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安身立命於陰山背後的小屋
  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類,沒有經受陳野等人去了新疆後的血肉之災;但是不等 於我們對那一段歷史,只有表層的開掘。
  當時引起我們最大震動的有一件事:園藝隊有個名叫符星勳的農工技術員,把他愛人王 月娥的妹妹,介紹給農場司機陳長勤。兩個人到了快要結婚的程度時,王月娥的妹妹到農場 裡來,符挽留她當天住在農場,她說回家準備一下婚前的雜事,沒有在農場過夜,符技術員 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陳長勤在內,誰也沒有料到當天夜裡,發生了使他們一生也無法彌補 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興縣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家庭成份不屬於紅五類,她和姐姐大不了屬於 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當天夜裡,大隊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以砸爛舊世界為名,與無知農 民勾聯在一起,幹了一件震驚全國的慘絕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 口(她本人在農場除外),以及生產隊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許出屋,在家中靜 候。這些農民分別被叫到隊部辦公室去,便再也沒有回來。進門一個,便有人用細鐵絲從後 邊勒住脖子,直到窒息為止。王月娥的妹妹,見父母兄弟都不回來,知道凶多吉少,便一頭 鑽進炕洞裡躲藏起來。假如她能藉著月黑風高,想辦法逃脫劫難,也許還會有一條活路;但 是沒有想到「文革」兇手,會如此滅絕人性。第二天,她從炕洞中爬了出來,想尋找她的父 母和家人。被造反派發現了,當即被處死,與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 枯井。
  就在這三兩天之內,整個大辛莊公社一共處死了百十口黑五類(包括他們的子女及隔代 子女),最老的年過八旬,最小的出生僅有三個月,開創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間,王月娥沒了妹妹;司機陳長勤,死了未婚妻。這麼重大的消息,是沒有辦法 保密的——特別是來農場要人的事情,使我們感到人人自危。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再一次發 生,農場各隊都傳達了萬一紅衛兵來農場要人,不許與他們發生衝突。但是三畬莊沒有解禁 的老右中,已經喪失了耐心的人,說自己已然活到頭了,來了就打,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 個賺一個。王月娥還是個家屬,不過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沒有活路可尋了。
  在半個月後的一次休息回家時,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母親。她連連表示感謝上蒼,因為 與那些冤死鬼相比,我們這個家雖然散落為三,但是每個人都還全須全尾地活著。在旁邊聽 到我和母親對話的兒子,嚇得面色如土。他年紀只有10歲,按正常的情況推論,他正是每 天與小夥伴嬉戲的年紀;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他也開始關心這個家庭的安危了(這是不 應有的早熟)。他說:「爸,前兩天街道來人了,說我們不能再住這個院子和這三問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 們是要搬家的;與其等著讓人家轟走,還不如自個兒提出來,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 去。」
  我母親有些戀舊——因為我們已然住在這兒十多年了,鄰居中除個別一半戶之外,可以 說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裡的鄰居不願意我家搬走——因為我們一走,不知道進來一 個什麼戶。根據階級鬥爭的學問,來的肯定是一戶無產階級;那麼全院會因此而失去和諧, 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那日子也不好過。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兒子的意見:「媽,能重新上了戶口,說明您在這兒沒有民怨,全是 受了我和您兒媳的牽連。主動提出換一間小房,雖然能落一個態度好,到了這個份上,態度 已經不是什麼護身符咒了。小眾提的全對,但是當前最好是老老實實聽喝,讓走就走,上哪 兒都行;表態表的不是地方,還會惹起別的麻煩。」
  我母親同意我的意見,她說她時刻做好搬家的準備。
  兒子又說:「爸,現在我常在屋裡貓著,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 崽子』… 」孩子兩眼含著委屈的淚水。
  「別惹他們,只當他們是在罵別人。」
  孩子還想說什麼,我說:「你想想,你要是在那個大辛莊的話,你和奶奶都被勒死 了。」孩子被嚇壞了,這之後,他夜裡常做惡夢。母親告訴我,她有時被孫兒的喊叫聲驚 醒,不得不把孫兒的手,拉進自己的被窩,告訴他奶奶在他身旁,讓他安心睡覺——每逢這 時,一老一小便誰也不能入睡了。母親為哄他入睡,有時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時候哄我入睡 的兒歌:
  狼來了虎來了馬猴背著鼓來了狼抱柴虎燒火馬猴鍋裡煮餑餑
  我一直後悔,不該當著孩子的面,談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歸西的事情,因為這對孩子的 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負面價值中,也有積極的因素——那就是使他從小學會了忍耐,以應 付那個年代的一切惡行。
  不久,換房搬家的命令下來了——我沒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幫他們搬家,是街坊的 幾個同命運的孩子,幫著一老一小,把家搬過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來的 院子了——這一老一小,搬進了南吉祥胡同十七號一個大雜院裡的一間10平米的小屋。那 是一間低矮、一年四季也見不到陽光的房子。前面矗立著一座高高的青磚樓,原本為著名京 劇演員杜近芳的家宅。「文革」開始以後,其家受到了衝擊,不知被攆到了什麼地方棲身去 了。我家的那間小屋,昔日住著杜近芳的保姆——自從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吳)一家搬走, 派出所搬了進來以後,在青樓與大雜院之間,砌了一面高牆,以示楚河漢界。由於地下水道 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個冰砣堆成的滑冰場。母親又是兩隻小 腳,曾經被滑倒過幾次;不過這對於經歷過「文革」洗禮的母親來說,構不成活不下去的問 題。
  當時,張守仁(《十月》雜誌副主編)住在十七號的對面,曾看見我母親每天在吉祥胡 同掃街;孫兒怕奶奶累著,有時爭搶著奶奶手裡的那把掃帚,替奶奶贖罪。由於街坊都是陌 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狀態,不如在原來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是意想不到的是,盡 管兒子從眾像只怕貓的小耗子,還是無法逃脫各種欺辱——住在張守仁院子裡一個顏姓家中 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沒有任何原因,在小巷裡打了從眾一個耳光。
  因此,儘管我沒有承受陳野的皮肉之苦,但對中國社會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稱得上入 木三分。昔日,我讀過美國記者寫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國的興亡》的書,似從其中找到了潛 伏在人類靈魂中的弱點——他們極易被一種類似於神示的東西煽情,而一旦這種心緒湧動起 來,人性中的惡就會首先扼殺善良——先扼殺掉自己的,然後再扼殺別人的——最後變得一 發而不可收,此時的人,會在不可知的本能驅使下,返祖回歸成為非人的某種動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婦身上跳舞;那個監管人員讓陳野跑駱駝刺;大辛莊的一百多口人集 體死亡……在這種時代黑潮的衝擊下,我們在團河的同類,不僅夢碎「桃花源」——而且無 資格再在皇城腳下駐足,因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塵的。所以我們一行——無論是解 禁的還是未解禁的同類,都於1968年11月8日從黃村上了火車,重新回到老巢茶澱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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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重返老巢後的沉鬱歲月
  火車上已全無來團河時的情致,自不必多說。更使同類們心悸的,這支回巢的鴉群中, 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還少了幾個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鄭光弟,因絕望 自投了什剎海,這在前文中已經提及,我發現,同類中還少了一位來自老北洋大學的學子韓 大鈞。
  我之所以對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為他是北師的物理老師——我離校時他正進校,頭一 年的返校節時,我曾與他有過一面之交。後來被關在一個籠子裡,自然是不會忘卻的。他與 我同時解禁,沒有去新疆,又沒有自絕於人民——這位總是戴著一副眼鏡的老師,到哪兒去 了呢,經同類告知,才知道他已於「文革」初期,就被當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澱來 了——比我們早回老巢近兩年。
  在我的記憶中,韓大鈞是個非常樂觀的人。在三畬莊的時候,他與我雖然不在一個小 隊,但卻只有一牆之隔。他嗓門洪亮,笑起來其聲可以震響人的耳鼓,我無論如何也難將 「不安定分子」的概念與他聯繫在一起。據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個愛國的學生,1947 年發生了美國兵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後,他擔任了北洋大學北平部示威遊行隊伍領隊, 因此曾以共產黨嫌疑犯,被國民黨五花大綁地抓捕入獄。入獄後腳墜七斤半的腳鐐,經受了 多日的皮肉之苦,後發現他不是共產黨,才把他放了出來。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 工學院的護校隊隊長(當時北洋大學北平部與北工大合併)。這樣的一個愛國者,在五七年 被劃成右派後送來勞改隊,己然是冤案一樁了,何以此時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東去的火車上,我知道了這位長者的不幸:「文革」風暴乍起之時,他與我一 樣,也十分關心老母親的安危(他一歲多喪父,母親一直沒有再婚,母子相依為命)。但是 當時農場已開始限制家在市內的老右進城,當時正好有一位同類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學 生),因牙疼病進城到公安醫院看病,韓便托這位同類借進城的機會,順便去看一下他的母 親。傍晚,同類魏巍帶回來的消息,使韓大鈞不寒而慄:他的家被抄了兩次,老母親被打得 遍體鱗傷不說,還被轟到一間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韓大鈞心急如焚,但是隊部就是不 允許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韓大鈞的母親,被折磨成胃穿孔,醫院把電話打到了團河農 場,農場才派一位姓姚的勞改隊長,跟隨他一起進城。到醫院時,正逢醫生給他的母親手術 完畢,急需輸血。作為兒子,韓大鈞立刻挽起胳膊,為母親輸了200cc的鮮血;然後去母親 住的危房(解放前為一座小武道廟)看了看,為母親倒掉了罐子裡的屎尿,才返回農場。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窩火。母親年輕時喪夫,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可以說是個標準 的愛國主義者——1933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鄧中夏(當時化名施誼),因為躲避國民 黨的追捕,曾一度藏身於上海法租界。後來法租界因懷疑其居留於其境內的合法性,想將其 驅逐出界,在此緊急關頭,當時的女地下黨員唐豪,曾來找她求她幫助尋求法租界律師顧守 熙的幫助(顧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顧,並從法律上解決了鄧中夏的合法居留問 題。能拯救一個共產黨創始人於危難中的愛國女性,怎麼會遭這麼大的罪呢?他覺得如鯁在 喉,不吐不快。
  於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親時,他怒沖沖地找到北師幼兒園(韓的母親在這裡工 作),與勾來紅衛兵鬥爭她母親的曹桂林和馮風風老師講理。那兩位老師本來出身不好,為 了自保而把韓的母親推出去當擋箭牌——此時此刻,被韓大均質問得無言以答。本來事情到 此結束,也許不會惹火燒身,但是韓大鈞是個孝子,這個老書獃子在場內繼續給有關部門寫 信,想讓鬥爭他母親的紅衛兵,把他母親送回到原來的住處去。在根本沒有道理可講的年 代,他硬要講理,其後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隊部突然通知韓大鈞與另 外幾個「不安定分子」準備第二天離開團河前往茶澱。當時韓的母親的病還沒有痊癒,街道 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訴她,兒子從農場打來電話,說明天就要離開團河。
  這是一個母子雙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韓大鈞打點行裝的時候,他的母親拖著 帶病的身子踏上了開往南郊的汽車。韓大鈞心情失去了平靜,他料到母親會聞訊趕來,而他 此時業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車。好在南來北往的車都走同一條公路,韓大鈞擦淨了眼 鏡片,睜大了雙眼緊緊盯著南來的公共汽車車廂。真是無巧不成書,第一輛汽車開過去了, 他沒有看見他的母親;待第二輛汽車與卡車擦肩而過的時候,他當真看見了他的母親。
  他大喊了一聲:「媽媽——」
  汽車飛馳而過。
  這個老北洋大學的學子,不顧一切地跳下車去,一邊高舉著雙手,連呼喊著:「媽媽 ——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明知自己的兩條腿難以追上汽車輪子,他還像是瘋了一般在後邊緊緊追趕。
  四輛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車,因發生了韓大鈞的跳車事件,都停在了馬路上。幾名 身穿警服的勞改隊長,都從車上下來追趕韓大鈞。這連環追的戲劇,使馬路兩側的行人都停 下了腳步。
  追在最前邊的一位勞改隊長,眼看已經揪著韓大鈞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個大跟 頭。他爬起來高聲喊道:「抓壞人——抓壞人——」
  韓大鈞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築起來的階級鬥爭的大網,一下子把他給網住了。革 命群眾與公安人員,把高高大大的韓大鈞逮住了。沒有什麼客氣的,給他戴上一副手銬,然 後把他往車上一扔,他尋母之夢到此終結。一個沒有學過武術的知識分子,何以會在來茶澱 的卡車上,演出了像動作片裡的跳車鏡頭?多年之後,韓大鈞已是大百科全書的編審時,我 曾詢及他這一問題,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韓大 鈞終生難忘:那還是在60年代初的飢餓歲月,他當時已是二級浮腫號。在一個冬季的雪 天,他母親下了開往茶澱的火車,踏著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幾十里路,來給他送食品。待 到了接見的地點,他母親的兩隻棉鞋,已經全部濕透。接見室裡有一盆炭火,他母親脫下滴 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邊烤乾時,韓大鈞發現母親的一隻鞋,鞋底與鞋幫已然分離;另一隻 鞋,底幫倒是沒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個圓洞。韓大鈞的眼淚,頓時流了下來……為 了送兩斤食品,老母親走了這麼多路,已經使他覺得愧對了母親,而這雙已無法再穿的棉 鞋,怎麼再走這幾十里的雪路?!他母親用細繩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 的棉鞋,塞上了一點兒從棉衣上扯出來的棉絮,就又踏上歸程的雪路了——後來他才知道, 他母親沒走多遠,那鞋底鞋幫就又分家了;他母親等於是赤著腳板,趟著雪路回到火車站的 ——想想母親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車的勇氣(我曾對他建議,將他的這一段往事,編進中 國大百科全書的「『文革』與知識分子卷」)。
  兩年多前,四卡車「不安定分子」重來茶澱。
  兩年多後,我們這些「安定分子」也到這塊故土上來了。不同於他們的是,他們是坐汽 車來的,而我們是坐火車來的。至此,「桃花源」變成了我們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 詠歎中的一個飄然遠去的歡樂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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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在西荒地「五八二」
  我和我的這些同類還原於「582」分場。回想起來,頗有點黑色幽默的意味。與我同來 「582」的原新華社記者戴煌,曾對我做過一個比喻:我們可以比作猴子,馬戲團給我們穿 上幾天衣裳,讓我們串演了幾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現在馬戲結束了,一切都還原回了原始 狀態。
  我也以苦澀的幽默回答我的這位同類:「好一點兒了,這兒離埋死人的『586』,比我 原來呆過的『583』、『584』,要遠一些。」
  「你不要淨挑壞的說麼。」戴煌說,「也有好的一面,這比你過去呆過的地方,距離張 滬不是近了一點兒嗎!」
  是的,回到老巢來了,又與張滬到了同一塊地皮上來了。仔細想想,去團河只是給了我 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夢——除了與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幾年,一切都和當初一樣。摘了右派鐵帽 和沒摘一樣,我與同組的成員,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體中。我的組長名叫平克賢,原本是 昔日八大胡同裡的一個妓院老鴇;還有一個我終生難以忘記的慣竊「何大拿」(名字我記不 清了);另外有幾個因流氓罪進來的成員和一個過去當過法國傳教士的高學海。主管我們的 隊長姓崔,我初到那兒的第一天,就聽見「二勞改」們在背後叫他「崔閻王」,另一個隊長 姓翟,背駝得像個標點符號中的「?」
  我在萬念俱灰中與這幾位睡在一條大炕上,情緒之煩躁可想而知。臨離開團河之前,我 把《北京日報》退還給我的書,運到了家裡:重返茶澱時,我選了幾本,塞到行李之中—— 這絕不是為讀書,純粹是為打發時間。當然,在那個天地一片紅的年代,我要帶的書,都是 革命的書籍,除了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有點不合時尚以外,其他如高爾基的 《母親》,方志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在那個年月政治上都無可挑剔。此外,我還把我 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書,也裝到一隻破紙箱的底層——那是我怕自己隨波逐流,在勞 改隊墮落下去,而為自己準備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個有抱負的年輕人,雖然命運還在不斷 惡化,夢已破碎成為天邊一縷游絲;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讓自己一滑而不可 收。
  我的更多的同類,分在了三中隊。因而我為了尋找知音,一有空閒時間,除了翻看高爾 基的《母親》之外,便離開我所在的四隊到三隊去找同類聊天。那兒有戴煌、阮祖銓(來自 商業部)、李建源(來自新華社)、裴連振(原機電部工程師)等十多個老右。大家悄聲談 論最多的話題,不外是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們到「582」兩個多月的時 候,同類阮祖銓與李建源之間,因開玩笑,引發了一場禍事:當時全國正流行著戴偉大領袖 的像章,阮祖銓的家裡,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給他寄來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著正常的郵 政規定,信中夾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郵到了農場。
  拿信來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塊,不知裡邊是什麼東西,順口 對阮祖銓說了一句:「喂!你的信裡有鬼!拆開讓我們看看!」
  阮祖銓接過信來捏了捏,裡面硬梆梆的,也覺得有點奇怪,便應和著說:「是他媽的有 鬼,是什麼東西呢?」
  信撕開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紀念章。在勞改隊是不許戴偉大領袖的像章的,那意味著 對領袖的褻瀆——因而阮祖銓,趕緊把像章收好,怕有罪於偉大領袖。但是他萬萬想不到, 他的彌天大罪已然犯下了:兩個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為鬼,他倆說者無心,旁邊的人聽 者有意——而把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類中的一個。此人把事件的性質,向中隊長作了分 析,這在那個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據說,中隊指導員姓白,還是個知道愛護知識分子的人;但隊裡不止一個隊長,別的隊 長認為這是惡毒攻擊偉大統帥的反革命行為。於是對一場由好奇說出的笑話,無限上綱的大 批判開始了。
  「低頭——」
  「老實交代——」
  「你倆膽大包天,竟敢把偉大領袖比成鬼,真是反動至極——」
  「你們背後的主子是誰?」
  ……
  風風火火的鬥爭大會,著實進行了好幾天,到後來還是那位白指導員,沒有讓事態繼續 擴大,把事情緩緩地壓了下來,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個瘋狂的歷史暗夜,一 個執行專政的幹部,倒比那個無事生非的同類顯得清醒,這是十分反常的現象。那個自食同 類的醜類,何嘗不知道阮、李二人並無褻瀆毛澤東之意!他所以要這樣做,不過是要討個積 極罷了——而在那個年代,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之囚,他所討的所謂積極,究竟還有什 麼價值?鬼才知道!在這一點上,這個同類中的丑角,還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傳 著兩句順口溜,倒是極富哲理。他們說:任你千變萬變,不如政策一變;任你千好萬好,不 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國拖入了黑暗的深淵,你一個老右就是表現得再積極,也不 過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國人歷來有窩裡鬥的傳統陋習,知識分子是這塊歷史積澱物上的一個細胞,當然概莫 能外。前文已經提到過在三畬莊的「打鬼會」,充當打手的並非紅衛兵,而是知識分子自身 ——遠溯到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及我在本書第一部中寫到的那位「頭人」,都是知識分子自 噬的例證(80年代末期,姜文因《走向混沌》第一部來訪,他認為該書除了歷史的真實之 外,使他動了真情的是,筆鋒也直接觸及了文化人自身靈魂的霉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頭 人」。他想有機會時將其搬上銀幕)。當然,相對而言,讀書人明達事理,知曉禮義;以坑 害同類以自拔的人,畢竟為數不多。僅以三中隊的老電機工程師裴連振為例,就代表了另一 類知識分子的剛直不阿。裴在同類中,算是年紀最大的老右了,我們還是滿頭黑髮,他頭上 已然出現了縷縷銀絲。他對我說:「你過去是個記者、作家,要好好記住這一段歷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動筆的時候,要 不摻假地把它寫出來——這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中國的明天。」
  當時,我的文學夢早已被時代風暴撕為碎片,因而不以為然。他舉出司馬遷著《史記》 的古事,來喚醒我麻木的神經,但是沒能奏效。我說我只要求我自己盡可能不隨波逐流,僅 此而已。但就是這位電機工程師,到了1979年中央為老右落實政策時,也演出了令同類們 歎為觀止的一幕:當初陷他於囹圄的人事幹部,來勞改驛站對他表示友好時,向他伸出了一 只手,他卻揚起了他的一隻腳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腳代手,意在表明當初誣陷他的那個人 的手,比自己的腳還髒。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勞改隊的生活處境,可以說是最困難中的一 個。這位來自蘇北新四軍的老記者,被送進勞改隊後,妻子小潘是個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沒 有錢給他買「進口貨」送來,他以十分堅毅的態度對待飢餓的煎熬。他當時有一句同類們無 人不曉的口頭禪:寧可暴屍荒地,也不吃救濟糧。救濟糧的含義,不是指政府而言,因為每 人每月就那麼多糧食定量;它的含義是指同類們的相助。他身體高大,身體需要的熱量,本 來就比別人要多;加上勞動中從不惜力,其飢餓的程度可想而知。據李建源告訴我,同類們 如果都有這種精神,知識分子的形象會更加凜然——這可以視為與那個泯滅良知、陷害同類 於水火之中的醜類,遙相對立的另一種知識分子的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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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高爾基」、「低爾基」與一個女盲流
  因為我在的中隊,同類不多;雖然也有三兩個老右,因為沒有三畬莊的相聚有緣分,因 而往來不多。組裡的幾個成員,除了那個法國傳教士以外,更難找到一個知音了。
  這並非是我有多麼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靈肉中消亡。時間像個磨盤,磨 碎了知識分子的自尊,連同知識欲求也一塊兒被磨得粉碎。這兒離北京較遠,在茶澱小站登 上火車,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時間;並且農場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須請假,所以等於取消 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無奈之際,只好以看書打發勞動之餘的光蔭。歷經近十年的勞改,我的手掌已粗得 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動書頁時,都發出嘩嘩的聲響。大概是快到1968年國慶節了,有一 天公休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駝背的翟隊長,走了進來。
  「你在看什麼書?」他突然問道。
  他進來時我面朝牆,因而沒有看見,聽見他的聲音,我忙從炕上爬了起來:「我在看高 爾基的書。」我把書遞給他,表示我沒看什麼不好的書。
  他用眼角的餘光瞟了一眼那本書,把書往炕上一扔:「什麼『高爾基』『低爾基』的,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麼書也不許看。」
  我不禁血湧心頭,說了句:「這是過去列寧喜歡看的書《母親》,是革命書籍。」
  「我說過了、你聽清楚沒有?」
  我還想說些什麼,但是想到他是個半文盲,便把嘴巴閉上了。在專政機構對這樣的幹部 講高爾基,等於是對牛彈琴。
  勞改隊中有一批這種類型的幹部,他們因為沒有文化,本能地仇視文化;加上「文革」 一來,知識分子淪為臭老九,他們就更以沒有文化為榮。像三畬莊的董維森和高元松那樣深 知文化價值的幹部,在勞改系統占的比例極小。但是他們也要管理人,還要管理知識分子。 好在他們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 這雖然是一句古話,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體全景畫面——社會上如此,在社 會最底層的勞改隊,則表現得更加突出。
  「羅鍋」走了,同組因打架鬥毆進來的成員希中信對我說,他也看過高爾基的書,他勸 我來個「狸貓換太子」,省得以後找麻煩。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讓我包上書皮,以應付形勢 ——從那天之後,我每拿出一本書來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澤東選集》的書皮,加以偽 裝。這倒也真成全了我,連雨果的《悲慘世界》,在這種紅色的包裝下,讀起來也安然無恙 了。
  後來,我漸漸地知道了「羅鍋」隊長的一點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憐的,因為他近乎於文 盲,加上駝背,起始連個對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飢餓年代,一個女盲流討吃討到了這個地 方,他算是有了個媳婦。由於這種畸形的婚姻並非女方自願,婚後他成了受氣包——所以一 些能鑽空子的「二勞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懷澱或漢沽買什麼東西,常常躲開「羅鍋」隊長 而去找他的媳婦請假——雖然她並非勞改幹部,但她經受過生活的煎熬,因而對一切勞改成 員有著強烈的同情,便有求必應。幾十年來我走過多少勞改驛站,只有在這裡才有這種奇遇 和奇觀。事情不大,但卻給了我極深的影響,我懂得了只有走過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 類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個女盲流,後來,我曾把她當作中篇小說《風淚眼》中的一個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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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夜宿「北磚窯」的停屍房
  國慶節後的第一個公休,我請假去看我的妻子張滬。在我離開茶澱這幾年中,張滬曾獲 准過一次回北京探親的機會,也曾順便到團河去看過我們的勞改環境。她看了以後,曾憤憤 不平地對我說:「為什麼單把我們女右派,扔在那塊地方?」言外之意,她覺得我們的所在 地,比她們的生活條件強多了。她請假回家的時候,正是「文革」前夜,忽然有一天,派出 所民警把她找走了,再也沒有回來。我找到派出所去詢問,才知道是場裡找她回去,理由不 詳。
  我從北京給她寫過信,詢及這一情況。她在回信中沒有回答。我想她們女號每一封信都 要檢查,她可能苦於在信中無法說明。作為一個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黨員,她不 僅沒有摘掉帽子,連解除勞教這一關也沒過,這已使人十分費解;此時又出了這麼一個問 題,當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澆油。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隊長請假去看望她,但 一直沒獲批准。是國慶節的恩典?還是翟隊長一時高興?我到現在也沒找到個中緣由——反 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臨行前,翟對我說的話使我終生難忘:「休假兩天,明天你必 須返回中隊。你要不遵守紀律,」文化大革命「的鐵拳,對你們這一對兒反革命右派,是不 會手軟的。」
  我剛剛要走,他忽然對我說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學習毛主席語錄。」
  我簡直無以對答,因為學「語錄」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讓我去看望她,已經是他的 恩典了。我怕萬一說多了,他改口說不讓我去了,只好聽命。
  好在生活中幾乎沒有讓人快樂的事兒,在失意中生活慣了,「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 愁」,否則我該怎麼辦呢?跟「羅鍋」隊長爭辯我已然摘了右帽,不屬於反革命的範疇,那 不是自找沒趣嗎?說我和妻子有許多話要說,按著革命的人道主義,也應多給我一點時間, 他能聽懂這些話嗎?一個連高爾基是誰都不知道的人,你與他還有什麼道理可講?!
  記得,那是個秋高氣爽的下午,藍天上南飛的雁陣,排成人字形從我頭上飛鳴而過。我 不時抬頭遙望蒼穹,感到那個「人」字的可親。可是我是個人嗎,雖然我有著人的軀體,人 的思維,人的感知;但是我早已經是倒著寫的「人」了,不要說別的,僅以「羅鍋」隊長那 段訓話,我就不屬於萬物之靈的人了。我不是人,我是個什麼——我是個什麼——空寂的田 野上,沒有任何生靈能回答我。
  張滬原來的改造地點,緊挨著總場的葡萄園,我不知道女隊的新址北磚窯在什麼地方。 直到我走到總場附近,才從一個「二勞改」的嘴裡得知,它在農場的最東北角,那兒是東區 埋死人的地方。聽他一說,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經走了近20里路了,目標還 在北方——那兒是亂墳崗子。好不容易走到終點,天色已近黃昏,女值班員向她們隊部稟報 了我來探視,不一會兒走出來一個身材瘦瘦的男勞改幹部。他領我走進一問鐵絲網裡的房 子,開門見山地對我說:「我是女隊的指導員,姓楊。你是張滬的什麼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麼名字?」
  我自報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陣子,大概確認了我不是冒充張滬丈夫的人,才讓我坐在一條 木凳上。接著我的神經便一陣緊似一陣,這位幹部告訴我,她在這裡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識 分子的傲氣,始終沒有去掉。這兒是什麼地方,是讓反動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地方。是龍你 也得捲起來,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頓時亂成一團。因為前兩次來——儘管那時我還沒有解禁,她們的女隊長從來沒 有對我說過類似的話。他態度嚴峻,對我說話時兩隻眼睛,閃爍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拚命 鎮靜著自己狂跳的心,大著膽子問道:「指導員,她有什麼具體的反改造的事情嗎?」
  「她跟女隊中的一個反革命關係密切。至於更具體的東西,你無需知道。」
  我問了等於白問。
  他說了等於沒說。
  說這些話時,屋子裡的電燈已然亮了起來。看見燈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來,反正過一 會兒,張滬一到我什麼情況都會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錯了,那位楊指導員與我談了談要我對 張滬進行幫助之類的話,便對我毫不含糊他說道:「這次你們不能見面,她正在反省號裡反 省。你麼,天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們『582』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罷,他竟自 走了。我追出去兩步,見他正與女值班員交代著什麼事情——然後,那女值班員走了過來, 把我帶到一排碎磚頭壘起的房子裡,告訴我今夜就住在這裡。
  我看了看,那是一面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幾床被子攤開著。從色澤上看, 至少有幾年沒有拆洗過了。
  「指導員說讓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到女號食堂打晚飯。」
  我說不必了,我可以趕回我們分場去。
  她說:「那可不行,指導員讓你住在這兒的。你走了,我擔不起責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個「二勞改」,我當真拔起腿來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請示;再加上我也 確實感到累了,在這兒過一夜就過一夜吧,這是命運的安排。
  她要給我去打晚飯,我請她留步,並懇求她說:「有一件事,還得麻煩你一下,這兒有 兩包點心,是我們同組的人去漢沽時買來的,你能不能轉給張滬?」
  這位積極分子對我板起了臉:「剛才你為什麼不直接交給隊長?你不是不知道這裡的紀 律,一個反省號是不能接受家屬任何東西的!」
  我面紅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尷尬之後,我告訴她不要為我打晚飯了,帶給張滬的東西 就夠我吃的了。但是她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指導員的指示——給我端來一碗粥和兩個窩窩 頭。我渾渾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長一段時間。先是後悔不該來跑這 趟冤枉路,繼而為張滬的命運憂慮起來。進了勞改隊,我被生活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 我;而張滬則像是一塊水晶石,任時代塑來塑去,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我在對她崇敬之中 常常感到悲涼,因為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已然自殺過一次的病弱身體,經受得住這麼折 騰嗎?
  粥早就涼了。我打開點心包,一邊喝著冷粥,一邊掰食著硬得如同石頭一樣的點心。從 牆洞中鑽出來的幾隻紅眼耗子,搶食著落在地上的點心渣子——後來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窩窩 頭,掰開揉碎讓那幾隻饑鼠吃個夠。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圇個兒躺在土炕上時,才發現有 一股冷風吹了進來。仰頭看看,原來後牆牆角,有一個大大的圓洞。根據我勞改多年的經 驗,這洞並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鎬頭特意刨出來的。在房子裡刨一個洞幹什麼,我想來想 去,判斷出這是一間停屍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號留下來的。想到這裡我一躍而起, 走出房間溜到房後,藉著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後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緊貼著圓洞的地 方,被車輪壓成一道道車溝。我不是福爾摩斯,但是根據勞改生活的啟示,我揣摸出那個圓 洞,是為了從房裡向房後順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順著牆洞推出來,往大車上一扔,就奔往 北磚窯的墳場了(後來,我從張滬嘴裡確知,一切都與我的推斷一模一樣)。
  我一夜無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滿懷希望而去。
  又塞滿惆悵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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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與賊同醉
  從女隊歸來以後,我心情的淒迷到了頂峰。記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離「582」不遠的 一座小橋上,流下了一個男人不該流淌的眼淚。時代對我們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別是對於 曾被國民黨拉上過特刑廳的女共產黨員,現在讓其反省與反革命分子的關係問題,這是她一 個人的悲劇,還是歷史的悲劇?我太瞭解她了,她是不會向壓力低頭的,這會不會又釀成她 的另一個新的不幸?
  回到監號,幾個同組成員開我的玩笑道:「久別勝新婚,夜裡幹了幾回?」
  「他媽的,你比我們強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國的傳教士高學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緒並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他 自言自語了幾句誰也聽不懂的法語,抒發他自己的心緒——他究竟在說什麼,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想知道——我給他起了個「高老夫子」的綽號,在組裡除了我對他十分尊敬之外, 幾個解禁的流氓罪犯,實際上把他看成是一個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淚往肚子裡流。在勞改生活中,我不能過多地流露真情,因為這裡的隊長已然 不是董維森的類型,他們兩隻眼睛時刻在盯著思想犯。一旦哪個地方出了問題,那可是不得 了的事情。過了10月,接近了年關,勞改隊要例行文藝演出。有一天,崔指導員把我找到 他辦公室:「你把你們組學毛著後,立刻見行動的好人好事寫一下。」
  「您看,我該寫誰呢?」
  他說:「你們組裡何××(我已忘記他的名字了),因為是個慣竊,才有個」何大拿「 的外號。這你知道嗎?」
  「知道。」
  「他學了毛選中的老三篇以後,可以說是立竿見影有了變化。前兩天,他在收工的路 上,拾到了五毛錢,交到中隊來了。你就寫寫他這一段吧!」
  我只能點頭稱是——儘管我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我還是應了下來。之所以如此,當 時我們組正幹著刨凍土的活兒,每天掄鐵鎬刨凍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 白毛旋風,吹得人睜不開眼睛。前文已經說過,這兒是個大鹽鹼灘,七八級的大風一刮,一 片白黃色的沙塵吹在臉上,苦鹹苦鹹。凍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雖然貼滿了膠 布,還是照常開裂。留在監號寫點順口溜一類的東西,可以少受點風沙之苦,這是原因之 一。之二,讓你寫你就得寫,否則是個政治態度問題——與其如此,何樂而不為?!
  進勞改隊以後,我已經多次幹過這種差事。但是每每充當這種角色時,常常勾起我死去 了的文學的夢幻,實在有愧於心。同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過是變了個小小的戲法: 他自己先把五毛錢丟在什麼地方,再當著別人的面,把錢從那地方拾起來,然後把錢送到隊 部辦公室——戲法就這麼簡單,一下就成了學習老三篇的積極分子了。寫!我還得把假的當 成真的寫!
  整個的時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個「二勞改」,還要什麼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寫的《「何大拿」學毛著》,是以山東琴書的形式演出的。我們全組人 員,一起上陣。為此,我們全組得了個集體學老三篇的優秀獎。在台下聽著隊長表揚我們的 時候,我的心在暗暗發笑:好一個「何大拿」,一個小小的把戲,不但給自己的臉上貼了金 粉,還給我們全組畫上了紅臉。
  可笑?
  可悲?
  可恥?
  可樂?
  時代既然充滿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覺荒唐。
  但這一切,都只是過眼煙雲。當我的良知甦醒的時候,內心一片蒼涼,正是因為醉中有 醒,到了年節的晚上隊裡破例允許喝酒時,於是就有了《與賊同醉》這場正劇。那天隊裡吃 的餃子,飯間,其他成員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擺龍門陣去了。我本來是想去三隊找李建源和 阮祖銓兩個同類去談心的——從探視張滬未果而歸,我的心情一直不好,與同類中的友好聊 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緒。但是「何大拿」把我攔在了門口,他說他感謝我寫了他的 事,要對我表示一下謝意,說著舉起了他手中的那個酒碗。
  同在一個組裡生活,我不好推辭,便拿出我腰裡揣著的酒瓶,並擰開瓶蓋說:「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干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鍋頭』。」
  他把我倒在他碗裡的酒,一揚脖兒喝了下去,連稱讚著:「還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著我的胳膊,不讓我走。我只好坐了下來,與他一邊吃著餃子,一邊 端起酒碗。
  「來,干了它!」
  在我和他頻頻碰碗之後,一開始是心發熱,然後便是頭發暈。青年時代的我是有點酒量 的,但在勞改隊只有逢年過節,才能沾酒,所以很快進入了半醉狀態。喜酒的人酒後的醉態 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發酒瘋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無聲——我屬於後者,特別是進了勞改隊 以後,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每每在節日放縱自己狂飲之後,話就變得更少了。我仰面朝天 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湧般地塞滿心扉。
  「何大拿」無憂無慮,他喝夠了酒以後,便在狂放不羈中口吐真言:「誰他媽的有病, 撿了錢還交公?我還嫌錢不夠花呢!一個月就這點雞巴錢,還不夠我卷『大炮皮』抽呢!」
  「你是怎麼玩的花活?」我半醉半醒地問道。
  「那不是大容易了嗎,出工的時候我走在隊伍的後邊,把五毛錢扔在那兒;收工的時 候,我走在隊伍的前面,當著大家的面,再把錢拾起來交公——就這麼簡單。你想想,在這 塊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連個人煙也沒有,誰能把錢丟在那兒?嘻嘻……這戲法還真靈驗, 我成了場裡的標桿!」
  我笑了,笑他的鬼把戲,叫我們猜了個准;但是卻把勞改幹部,騙了個底兒朝天。如果 事情到此剎車,下面的事情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可他把酒瓶喝了個底朝天以後,又對我吹 起他神偷的本事來了:「我在年前回家探親,在回來的火車上碰見一個老太太,她挨著我坐 著,懷裡還抱著她的小孫孫。我以為她的包袱裡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呢,便順手牽羊地拿了回 來。可是回到場裡打開一看,淨是些尿布片片和餵奶的奶瓶一類的玩藝。裡邊還有一個紙片 片,那是一張選民證,我記住了那老太太的名兒,她叫崔風蓮。『吃大輪』(在火車上行 竊)的碰上窮光蛋,算是打雁的叫雁給啄了眼,不過,這時候倒也算有了它的用項。」說 著,他把藏在炕洞裡的小包包,拿到炕上抖落開來,從中拉出來幾片白白的尿布,像是扭秧 歌似地,在地上扭動起來。
  是好奇?
  是誘惑?
  當時我也說不清楚,他究竟觸動了我的哪一根神經,反正我一個鯉魚打挺,從炕上跳了 下來。我拿起那張選民證看了看,那個被竊的老人63歲,正好與我母親同庚。我母親昔日 來看我。坐的也是這趟火車,在冬季的大雪天,肩上不僅背著給我和張滬送來的東西,手裡 還要拉著她的孫子——那兩隻小腳走在遍地皆白的雪路上,一走一滑。要歷盡艱辛,才能把 她那份老母親的心,送到我和張滬面前。而「何大拿」真是喪盡天良,居然在「大輪」上, 偷一個老人——甚至把老人喂孫子的奶瓶奶嘴和尿布,都給扒竊來了——而我卻與他同飲同 醉,我還算是個兩條腿的人嗎!
  此時,「何大拿」已然更換了那幾片尿布的用法。他從扭大秧歌,變為反串《西廂記》 中的紅娘。他一邊扭動著腰肢,一邊唱道:
  叫張生你莫擔驚莫害怕我慢慢地走你慢慢地爬
  「『何大拿』!」我突然喊了一聲。
  他沒有理睬我,繼續在半醉半醒中得意地演著他的紅娘。
  我卻盡量從醉意中自拔,開口責罵他道:「你他媽的偷誰不好,為什麼專偷一個老太 大?你有親娘沒有!」
  他停下了扭來扭去的京劇台步,反唇相譏道:「秀才,你小時候是用尿布擦的嘴吧?說 出話來怎麼又臊又腥?」
  我血湧心扉,朝他高聲叫道:「混蛋!」
  「我告訴你,幹我們這行的手上是不長眼的,誰他媽的知道包包裡是尿布,讓雁啄了眼 的事,說明我手生了。」
  「你是你娘生的嗎!」
  「你怎麼罵人?你把你老娘也帶進勞改隊裡來了!」
  「在狼窩就得學狼叫,這是我的一大進步。」
  「放你媽的狗屁!」他先把尿布朝我臉上擲了過來,然後如同猛虎捕食一般,整個身子 向我壓了過來。
  我閃開了。
  「何大拿」踉蹌著身子,倒在了炕沿上。我趁勢從他身後,狠狠地踢了他一腳。
  他一聲未吭,反過身來揮拳朝我臉上打來。我只感到頭「嗡」地一聲,面部一陣火辣辣 的疼痛。這一拳激怒了我,我抄起剛才煮餃子用的臉盆朝他砸了過去。臉盆砸空了,發出 「通」地一聲響。趁他還在發愣的當兒,我猛撲過去,朝他臉上打了一拳。
  他嘴角出了血。那鮮紅的血滴,使我昏熱的頭腦略栽清醒了一些;但此時的毆鬥,已經 欲罷不能了。他用袖口抹了抹嘴角的血,張開兩隻像老虎鉗子一般的手,向我的脖子夾來, 我雖然閃過了他的雙手,卻沒有防備他的光葫蘆頭,他那如同鐵頭僧一般的腦袋,猛地撞在 了我的肩上。我後退了幾步倒在了牆角,他不失時機地撲了上來,把我壓在了身下。他一邊 罵著:「老子今天好好教訓你這『吃屎分子』。」一邊左右開弓地抽我耳光。
  起始,從沒有打過架的我,有點被這突發的強力,震懾住了,又想到這場毆鬥是我挑起 來的,他要是到此住手也就罷了。可是這個無賴不依不饒,似乎我成了他身下的一個驢兒, 任他在我身上施威。這種帶有侮辱性的姿態,終於再一次激起了我的酒勁,我乘其不備,伸 出一隻手來捏住了他的喉嚨,狠命地掐著不放;他正在喘粗氣的時候,我拚命地用力一推, 將他從我的身上掀翻在地。我畢竟比他年輕幾歲,兩個人在地上滾了幾個滾兒以後,我終於 以牙還牙地將他騎在我的身下。他幾次想再現剛才打我時的輝煌,但都沒能得逞——在此時 此刻,我已然把他打得鼻青臉腫。
  「服不服?」
  「不服!」「何大拿」鐵嘴鋼牙,噴了我一身血污,「就憑我這出了名的佛爺(竊賊的 內部稱呼),能跌在你這『吃屎分子』的手下!呸!」
  我再一次大打出手。
  他在我身下當真沒有求饒。
  這時同號的成員回來了,把我們拉開,說要去稟報隊長。「何大拿」的酒興,似乎在這 場毆鬥中揮發盡了,他忙攔住了同號人的衣袖,自我解嘲他說道,「別去,這是我和秀才喝 醉了酒。兩個人鬧著玩呢!」很顯然,他是怕把事態擴大,五毛錢的醜劇連同在車上行竊的 事,都亮了底兒。
  ……
  這是我在勞改生涯中,惟一的一次與人鬥毆——不是與我的同類,而是與一個地檔道道 的賊。當天的月光很亮,何大拿沒來得及擦一擦他那張血跡斑斑的臉,就躺在炕上扣開了呼 嗜。我久久沒能入睡,掂量著自己是不是在返祖成猿?想來想去,我這一次打架,是為我的 多災多難的母親與我受難的小兒子而打的——如果「何大拿」不是偷了一個帶著孫子的老太 大的東西,而是偷了一個別的什麼人,或許這一切就不會發生。在這年節的日子,我太想念 他們了——那一老一小是為我和妻子而受過的。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的那次毆鬥行為, 從人的生存哲理上伸延開來,仔細反芻一下那天晚上的行為,我的退化行為,頗有點類似美 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小說《野性的呼喚》中,那條名叫巴克的狗。它開始是一條十分溫順的家 狗,但是在幾次被轉賣的過程中,它歷經了主人無數的鞭撻與同類之間的相互廝拼。惡劣的 生存環境,使它在自舔傷口之後,不斷強化自身並消失了原有的馴良——最後,巴克不但成 為狗群中的天字第一號,還成了荒原上狼群中的領袖。
  我不是狼。我是人。但是人在嚴酷的環境中,也會像巴克那樣失去溫順。
  這是我的進步?
  還是我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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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節 與牛為伍的三十多個夜晚
  不久,我就停止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思考——因為我也變成了一個兩條腿的動物。
  元旦剛過,農場總部抽調各個分場的勞力,集結於茶澱鎮的東部,去疏理開掘海河流向 農場的入水渠道。這是要挖幾十萬方土的工程,因而全場總動員,必須在春耕之前,拿下這 個水渠,以解決春天稻田的用水問題。
  那是我勞改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這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進入臘月滴水成冰。我們 就是在這個時刻,被卡車送到工地來的。那兒沒有房子可住,一律住在高粱稈糊泥巴的簡易 工棚裡。為了按時挖通水道,幾千口子人馬24小時晝夜車輪大戰。我被分在夜班,勞動項 目是與一條牛為伍——把挖出來的河泥,用牛車運到百十米遠的地方堆山。由於道路泥濘難 行,沒有辦法用大膠輪車,便用牛拉小平車運泥——牛在前面走,我在後邊扶著兩個車把, 充當駕轅掌舵的工具。
  牛比我累。
  我比牛輕。
  但是人不能與牛相比,俗話說:十九條漢子一條牛。經過幾年的修行磨練,我自認為是 個並不畏懼勞動的人,但是在子夜以後,我的雙腿便開始發軟,兩隻手幾乎攥不住那冰冷的 車把,但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人和牛結成了死對子,誰也離不開誰,也只有強打精神,支撐 到天亮。
  記得是一個落著鵝毛大雪的夜晚,由於厚厚的雪層淹沒了小車的車轍,我無法辨認車 路,老牛拉車走到一個深溝的旁邊時,車輪一下滑到了溝裡,一車泥翻在那兒還是小事一 樁,我被車把狠狠地打倒在地,一隻車把,不偏不倚地捅在了我的右側肋骨上,一陣鑽心的 劇痛,使我幾乎失去了知覺。老牛在那個夜晚得以歇了歇腿——因為人們把我架回了柴棚。 第二天,我強忍著劇痛,步行去了設在總場附近的公安醫院,照片的結果顯示,我的肋骨折 了一根。醫生開假一周,隊長沒有叫我回到分場去休息,而是留在柴棚中養傷——這倒也 好,一直與我沒有見過面,昔日在魏家胡同同住一個院的王金柱,到柴棚來看我了。
  王金柱體壯如牛,見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說他在東區,與我離得太遠,不然早就來看我 了。不知道他是從哪兒知道我與何大拿酒醉後毆鬥的事兒,聲言要為我拔沖(打暴不平之 意),好好教訓教訓那個臭賊。
  我說我沒有吃虧。
  「我折進來比你早,還不瞭解你們喝過墨水的文化人!你們在這裡邊,只有挨欺負的份 兒,那有不吃虧的事兒?」
  我怕他真在這幾千人的工地上惹出是非,只好把當天的情況向他詳說一遍。哪知他死活 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咱們裡外院住著,遠親不如近鄰,何必跟我客氣!」
  我明白了,他是以他的眼光和經歷,來看待知識分子的。我要是跟他講《野性的呼喚》 中,一條馴良的家犬,最後變成了狼群的領袖,他能理解得了嗎?!他在東區有「戳天一 柱」的綽號,從他的思維邏輯上去推斷,是不可能認知這一生活哲理的,對他說這些等於白 說。因而,我只能十分婉轉地勸他不要在工地上幹這件事(他聲言要斷了「何大拿」的一條 腿),如果幹了這件事,家中的王大娘(王金柱的母親)是會做惡夢的。經過我死說活說, 他才答應先放「何大拿」一馬。
  我從我的鄰居身上,再一次體察到生存競爭中,弱肉強食的法則。因為他與我在柴棚裡 的談話,被人聽見轉告了「何大拿」。「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來向我請罪。我明 白,他這老耗子,怕的是貓——那隻貓就是王金柱(後來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茶澱 的監捨倒塌了許多,王金柱用肩膀扛著塌落下來的預制板,讓別的成員先跑出房子。但是又 有預制板塌落下來,他被一根鋼筋穿頸而過,慘死在大自然的災禍之中。王大娘為此痛不欲 生)。
  由於這兒聚集了來自全場各個角落的勞改成員,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東區與 女隊有接觸的一個同類,給我送來一個信息——張滬離開了反省號。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 因為回北京探親時,給一個同類私帶出去過一封什麼信件。她是出於共患難的友情,並不知 道信的內容。此為她進反省號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號內,她每天畫小兒子的肖像,被 認為態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時被拒,夜宿停屍房是情理 之中的事情。
  在我養病期間,張滬通過隊部,又轉來一封短信。信中要我為她去漢沽買一副近視眼 鏡,她戴著的那一副鏡片壞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當時肋骨之傷,雖然已不太疼痛了, 但是要到漢沽還有困難。王金柱為此特地借了一輛自行車,馱著我去了漢沽一趟,除按著度 數給她買了眼鏡之外,我還在那小城裡買了一輛二手車——我勞動需要它,可以節省路耗時 間;我去看望張滬也需要它,幾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時,我在那個小城的十字路 口,第一次看見了一張「黑五類宣言」的小字報。內容不外是對「文革」血腥屠殺的抗議, 論述物極必反的道理。當時圍觀的人很多,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出來干預——能不能從這張小 字報上看出來一點民意,中國人已經從盲目崇信「文革」,到開始反抗「文革」了?
  這張小字報留給我的印象極深,待我又重新與牛為伍的時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 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盡頭。我手扶著小車的車把,默念出雪萊的詩:冬天來了,春 天還會遙遠嗎!這是我在與牛為伍時的惟一快樂,也是惟一的安慰。在歷經一個多月的晝眠 夜出的勞動之後,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頭兩條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沒有坐卡車走。我騎上自行車,先去北磚窯給張滬送去眼鏡, 然後回場。
  在接見室,她說我瘦了,瘦成了人干。
  我說:「我還會好起來的,你也一樣。」
  她說:「你又在說夢話吧?」
  我告訴她我在漢沽看見的那張小字報。
  她說,那還很遙遠。
  我說。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絕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憂鬱他說:「你總是愛做夢。最近我想了想,這倒也好,兩個人如果都是一種類 型,我可能更絕望了。」
  那天,隊長破天荒地允許她送了我一程。時值冬尾,我倆穿著襤褸的棉裝,行走在無人 的荒野。在一棵枯樹旁分手時,她從棉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她為小兒子畫的肖像。她說她在 反省號期間,把一張張用來寫檢查的白紙,都畫了兒子的肖像了——她是為家庭而活下去 的,否則她絕不苟且偷生。
  我說:「你千萬要堅強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這棵枯樹還會返青一樣,我們還會有 生命的綠色。」
  「在哪年哪月哪個時辰呢?」
  我雖然又對她背誦了一遍雪萊的詩,但我當真不知道我們腳下的風雪驛路,究竟還有多 遠。也許我們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頭牛一樣,週而復始地沿著泥濘的車轍,走著無盡 的長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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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 呂熒之歿
  從海河工地回來,全隊整體了兩天。整體之後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勞改史中不能忘卻的 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與同組成員張奎令奉命趕著馬車到靠近老殘隊的蘆葦塘 去拉蘆葦,是冥冥中的天意?還是文化人的緣分?不知道,直到現在我也回答不出這個問 題。那天,我見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風分子的美學家呂熒。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呂熒在 「文革」中被發配到了這裡。十分湊巧,我們在葦垛上往大車上裝蘆葦的時候,老殘隊有一 個看上去還很年輕的病號,也來這兒用小平車拉蘆葦。他面黃肌瘦,在往車上裝蘆葦時,突 然暈倒在蘆葦垛旁。「都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和張奎令忙跑過去把他從葦 堆旁扶了起來。他說他心臟有病不能動,在地上躺一會兒就好。
  張奎令因打架進的勞改隊,他身強體壯,為人豪爽,他讓我照顧一下這個病號,獨自一 人去裝葦車。我替那個病號,裝好一小平車蘆葦,張奎令看那病號的神色,仍不見好,便叫 我幫他把葦車拉到老殘隊去。
  來拉蘆葦的老殘隊病號,名叫姜葆琛。當我也報了姓名之後,他說他知道我過去是個青 年作家,並說我是他未曾結識的同類,我最初有點不大相信,因為我的同類老右,在氣氛寬 松的日子,都曾謀面於三畬莊,當時並無姜葆琛這一號。他告訴我他並非勞教人員。「文 革」開始以後的1966年,一部分社會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強制勞動」,先送至北 京城郊的天堂河(離團河農場不遠)農場,後又被押送到了茶澱。他在清華大學攻讀水利系 的時候劃右,屬於「自謀出路」的三類處理,由於是自謀生活出路,他先在社會上幹些零散 活兒餬口,後來曾流竄到雲南西雙版納原始森林(此人後來與我在山西勞改隊再次相逢,成 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詳見《走向混沌》第三部離離「原 上草」)。姜還告訴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輩同行呂熒,也被囚禁在 「585」老殘隊。
  我當真吃了一驚:「在哪兒?」
  他手扶著我拉車的車把,有氣無力地向老殘隊的監捨指了指。
  「他怎麼也來到了這兒?我記得反胡風運動以後的第二年,他就結束了『隔離審查』, 消息是見諸於《人民日報》的。」
  「天空時陰時晴,而今連老帥們都打倒了,他不來誰來!」
  儘管他的話說得合乎邏輯,我還是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據我所知,這位文學長者 始自於1935年——他在北大史學系讀書的時候,就參加過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 後來在武漢《七月》叢書中開始了他最早的文學生涯。特別是新中國剛剛成立之初,他隻身 離開台灣,繞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他會德、俄、英幾國文 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單舊書店裡,讀到過他的幾本譯著。歸國之後,筆耕不輟,翻譯 過莎士比亞、普希金的作品,是個非常受讀者尊敬的文人。
  姜對我說:「你沒有忘記在你們作協批判胡風的時候,文藝界噤若寒蟬,只有一個為胡 風申辯的人——他就是呂熒。胡風被定性為反革命後,敢於去看望胡風的,還是呂熒。」
  我說:「那時我還是小字輩,沒有資格參加批判胡鳳的會議。可是我聽到過呂熒當眾為 胡風辯解的事。」
  「你想想,就憑這一點,『文革』能放過他嗎?」
  不用再多說什麼,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著蘆葦小車,因為姜葆琛要不斷地歇息,我們走走停停,走了很長時間。這倒也 好,路上,我從姜的嘴裡知道了很多有關呂熒的事:姜在社會謀生期間,已經結識呂熒了。 「文革」前夕,姜幾乎成了呂熒的生活助手(因為呂熒與妻子早已分手);雖然那時候呂熒 有時還寫一點文章,但精神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姜去他家時,常見他木呆呆地擺弄古 字畫之類的東西。有一兩次,姜甚至發現呂熒在屋角大小便。姜出於對呂熒的尊敬,有時為 他打掃衛生,或幹些零星雜事。姜葆琛家在張家口,北京只有個姐姐,所以有時間常到呂熒 家走走。但是姜沒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呂熒都分別被認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時 受到「強制勞動」處理(在勞改隊內部簡稱「強勞」)。也算是一種緣分,兩個苦命人先後 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訴我,呂熒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著一台英文打字機和譯成的《莎士比亞十 四行詩集),走進勞改隊的。大概是出於怕停電的心理障礙,還把一大包蠟燭帶進了天堂河 農場。一個蓬頭垢面的文化人,進了勞改隊,已然受到小流氓們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機以 及蠟燭等東西,因而呂熒在強勞人員中被視為一個兩條腿的怪物。小流氓們常常拿呂熒找 樂,而找樂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偷拿他的蠟燭。因為他每每丟失一支蠟燭,都要東找西找, 找不到時,他就變得瘋瘋癲癲。一些來自於社會底層沒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對此樂不勝 收。待從天堂河轉移到茶澱時,呂熒帶進來的那些東西,已經一無所有。呂熒傷痛的心,為 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澱的生活條件,比天堂河還孬,這兒地處渤海之濱,冬天鹽鹼灘的大風一刮,呂熒凍 得渾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這個大文化人的價值,為保護呂熒的身體,常把自己穿的破棉 大衣,給呂熒披上。但是這裡不僅僅是寒冷,還伴隨著飢餓,本來身體就不好的呂熒,形神 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處,是蹲在牆根下曬太陽;到了大風吼叫的日 子,他身穿著麻包片般的襤褸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該怎麼對你說呢?」當我們走近了老殘隊的隊址時,姜葆琛對我感傷他說,「那形象 就像是《紅巖》電影中的華子良。華子良還能圍著監捨跑步,他不用說跑步,連走路都不行 了。獄醫說,他熬不過今年夏天。」
  我拉著葦車,慢慢地向前走著。不知為什麼,我怕見到呂熒了。我之所以幫著姜把葦車 拉到老殘隊,一是出於對這位來自清華大學的同類的關照,更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見上 呂熒一面。我把車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說:「就送你到這兒吧,我們的葦子車怕是在等我了。」
  姜說:「你既然已經到了這兒,還是見上呂熒一面吧!」
  我遲疑地望著那幾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車車把說道:「走,跟著我走,老殘隊沒有 你們隊那麼多規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見上帝的人了,隊長都怕進這個院子。」
  自我鬥爭的結果,我還是跟他去了——當時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筆下會出現呂熒的 名字,我去看呂熒,完全來自於「物傷其類」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 碎的一刻——呂熒躺在炕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寫的人,此時抽縮得 如同一個小小侏儒。說得更確切一點,他成了一具只會出氣的木乃伊。我在勞改隊見到過不 少的死者,但從沒有一次,像這次這樣使我為之淚落並為之動容的——在呂熒這具活屍面 前,我失去了嚴酷生活賦予我的冷靜。歸途上,同組的成員張奎令與我說東說西,我則緘默 得像個啞巴。我似乎覺得我們的車上,拉回來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蘆葦,而是沉重如鉛的 歷史。
  老殘隊在茶澱西荒地,是距離「586」墳塋最近的一個分場。就在我們去拉蘆葦的幾天 之後,呂熒走完了他的路程——當年他僅僅55歲。不久,在那蘆葦塘圍起的一片亂墳中, 拱起了一個新的土丘。土丘前豎起的一塊紅磚上,只留下粉筆寫著的兩個白字:呂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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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節 三個同類相繼駕返「瑤池」
  這裡所以盜用仙境中的「瑤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個「池」字為水 字旁,三個死者中的兩個,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個死者,是知識分子中書獃子的類型,他並非自殺,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癡愚殺死 的。他名叫張贊祖,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資平的兒子,劃右之前是新華社的資料員。張資平 在魯迅先生筆下,其形其像無需筆者多言——但是在他兒子身上,卻難以發現父親的遺傳基 因。在老右中間,他是個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類陳端昭的話說,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機器人 的程度(不知這樣一個木訥的人,何以在五七年也成了右派)。
  張贊祖負責一塊水稻實驗田,實驗田的旁邊有一個調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陳端昭走 到池邊急於小便,便往化肥池裡撤了泡尿。張贊祖立刻急了,認真地朝他喊道:「哎!你為什麼往池子裡撒尿?」
  陳不解地反問說:「你這個人也真怪,往池子裡撒泡尿怎麼了?」
  張急赤白臉他說:「會影響調配好了的化學成分!」
  陳笑了笑:「你這呆子,怎麼會成右派?劃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這個老老實實的老夫子,在春未的水田耙地季節,出了使人欲哭無淚,欲笑無聲的 死亡事件。在農場的所有農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兒——當時還是春寒時分,水 田里放滿了水,拉著耙地器的馬,在泥水中走著,後邊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馬兒後 邊,來來回回地走動著,直到這塊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線。
  馬在前面被泥水濺成泥馬。
  人在後面被泥水濺成泥人。
  而人不同於馬的是,馬有一層皮毛護身,不怕泥水之冷;人可沒有那麼方便,不能穿著 衣裳下水,因而在沒有女號的地方,往往是冒著刺骨的水寒,光著身子下水。像張贊祖這樣 的一根筋,是幹不了耙地的活兒的——他的任務之一,是每天拉著耙地歸來的馬,到水塘裡 把馬身上的泥洗滌乾淨。他幹這個差事的時候,總是用手牽著馬的韁繩,惟恐馬兒逃跑,等 馬洗完身上的泥漿之後,再把馬牽入槽頭。有一天,這個書蟲又牽著馬到水塘邊洗澡,哪知 這匹馬離開泥漿地以後,洗澡心切——張贊祖剛剛拉著馬韁,那馬兒就朝水塘狂奔。本來張 贊祖扔開馬韁,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這個呆子,受習慣心理支配,還是死死地拉住馬 韁不放。結果是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這個呆子是只旱鴨子,不懂水性;當時又適逢水 塘邊上無人,那馬洗淨耙地的泥漿回到岸上,獨自奔向槽頭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絕對忠實於 自己職守的張贊祖,就再也沒能上來。
  北磚窯的亂墳崗子裡,有了張贊祖的名字。這不是自殺,也可以稱之為自殺——自殺於 他刻板的忠誠。雖然這種死亡頗有點「末路英雄」的別樣風情(是為了農場的一匹馬而死 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墳地上和其他死亡號一樣,土丘前只有一塊磚頭。
  第二個自殺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陸浩青。這是與張贊祖在思想上遙相對立的死亡。從他 進了勞改隊後,就有了結束生命的念頭,筆者在前文中提及過,他在團河的三畬莊已懸樑自 盡過一次,只是因為他的命大,被人發現救了下來。如果當時的政策能夠給他以工作或學習 的機會,這個來自清華化學系的尖子生,也許會有「回頭是岸」的悔悟;但是,當時的政策 不僅沒有給予他任何溫暖,反而把他當成精神病患者處理,送進了公安局開設在延慶的精神 病醫院(呂熒也一度被當成精神病患者處理過——筆者)。這種雪上加霜的冷凍結果,無疑 地更加重了陸浩青的死亡決心。團河的同類開往老巢茶澱時,又把他從精神病醫院弄了回 來,當成好人一塊兒奔赴茶澱,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淵。
  他在回到茶澱之後,便開始了自殺的輪迴「遊戲」:在團河他是用一根繩子,來到老巢 他依然「照方抓藥」。第一次他自掛於一個窩棚裡,被同類救了下來;第二次,隊長專門派 積極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換了個地方,躲到廁所背後的牆根,再次把脖子伸進死亡的圓 圈,不幸的是又有人發現了他,他被同類從那個繩套中抱了下來;第三次,他開動一個化學 系大學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沒有人注意他的時刻,溜到房後同類們曬被褥的洋灰桿子旁,鑽 進自拴的那個○形套套。同類們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職——他終於去了他嚮往 已久的去處。待人們發現他的時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類們急不可待地把他放 倒在地上,大個子尹長宙對他進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為時過晚,陸浩青的魂魄離開了 他不願意呆下去的地方,飛向了他幾次爭取、幾次失敗,最後終於獲得成功的鬼城豐都。
  此事對我震動極大,雖然他自殺於東區,西區的同類們聽到消息後,還是足足議論了好 一段日子。多數同類都在感傷之餘,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及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剎 海,曾使我們苟且偷安的同類,無以面對勇者;此時有良知的同類,又受到一次靈魂的震 撼。
  但是前面兩個同類的死,都不具有第三個自戕者的豐富內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 曾就讀於南開大學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積極分子,他之所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 度上是出於他的自悔。據知情人告訴我,敖君昔日曾有過誤傷同類的行徑——被傷害的不是 陌生的同類,而是他同類中的知己。其實,在改造期間,為了爭取個人的前途,不顧別人死 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夢幻破滅之後,能有敖乃松勇氣者,幾乎是後無來 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屹立在苦難年代的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座豐碑。
  這個悲涼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秋天。有一天勞改隊搬家(從一個隊調往另一個隊),同類 們看見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裝在了搬家的大車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卻發現敖乃松失蹤了, 以他的表現來說,沒有人懷疑他會逃跑,或者出什麼背離改造經倫的事情。
  大家紛紛議論著他可能的去向:「是不是去買什麼東西去了?」
  「再遠的地方也該回來了。」
  ……
  其中一個同類,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異常。就在搬家的前一兩天,敖君像有什麼心事似 的,給全組的成員們,每人送了一點東西。在勞改隊內,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可送,不外是 筆記本、圓珠筆一類的東西。這個重要的發現,使同類們立刻不安起來。但是大家剛剛來到 一個新的中隊,苦於不知他的去向,沒有辦法尋覓他的蹤跡。過了一兩大,隊長才下令讓他 們到一個水塘去打撈敖乃松的屍體。他的死並不是幹部首先發現的,有一個場外的老鄉來場 裡割草,發現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類們震驚的是,他是以一種超常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 生命的——他用一根繩子捆著自己的腳,繩子的另一頭拴在了水塘邊的一棵樹上,然後把他 的頭浸在了水塘裡,直到停止了呼吸。這種死亡手段的選擇,需要的不僅是勇氣,還要有義 無返顧的堅毅。因為當死者感到溺水時的痛苦時,是可以改弦易轍回到生者的世界中來的, 他只要兩手用力支撐著塘坡,身子緩緩向後移動,就可以自我解脫死亡。可是這位敖乃松, 就像他的名字一樣,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當同類們提著繩索,把他拉上岸來的時候,發現了他十分簡短的死亡遺言,大意是讓來 尋找他的同類,不必下水去撈他,秋天的水太涼,容易得病著涼——只需像拉網一樣,把繩 子往上一拉,就會把他拉上來云云。同類們正是如此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遺 言之後,不僅在場的老右目瞪口呆,就連那位姓溫的隊長,也為之感歎了好一會兒。勞改農 場自殺的人並不罕見,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謂空前絕後。如果說前兩個自戕的老右,死因 中都留下了時代風雲賞賜給他們的精神異常;那麼敖乃松之死,則無這方面的精神變態—— 面對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將其當成了一場遊戲。當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個荒唐年代的 祭品;可是祭品與祭品相比,顯然帶有他作為一個人應有的份量。
  正是由於此故,有的同類為他的死流下了眼淚,有的為他的死寫了悼詩。直到歷史新時 期,我們從各個地方平反回來,昔日同窗難友偶然相聚,還常常為之涕零。記得,張志華 (我前文寫到的那個逃號)從福建老家來北京看望我時,曾說過敖乃松足可以稱之為一代知 識人的風範。他選擇的死亡遊戲,當然首先是對反右和「文革」的抗議,但不容忽略的一點 是:他身上有著人類應有的自審良知——他傷害過同類,在無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 這場貌似遊戲,卻又深藏著遊戲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昇華。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當年整 死人的活人,或將許多知識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文化官員,當成一面鏡子,看一看自己臉 上的污垢,心靈裡的霉斑。僅以文化界而論,他們的地位比這個來自南開的大學生要高得 多,但是放在靈魂的天平上稱一下重量,他們的人文良心又顯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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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節 生命檔案中的靈肉之裸
  我不屬於以上三種類型中的任何一種,因而我活著——儘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 象中,在茶澱農場最難熬的還是火熱的夏季。由於大鹽鹼灘的土質,鹽鹼含量極高,所有的 樹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舉目四望,一馬平川的大地上幾乎找不到一棵遮蔭的綠樹。 即便是有一兩棵僥倖的柳樹,從鹽鹼灘地裡鑽了出來,也是弓背彎腰,像是畸形的怪胎,無 法起到為勞改成員遮擋烈日炎陽的作用。這是西荒地的自然賦予的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苦 夏。
  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勞改隊的監捨裡,不知從哪兒滋生出來那麼多的臭蟲。它們無 孔不入,白天在炎陽下幹了一大的活兒,夜裡幾乎難以成眠,這是我最大的苦惱。被褥上都 是小小的黑點,那是臭蟲拉在上面的屎。夜裡躺在炕上,炕洞裡的臭蟲便開始三路進攻,屋 頂上的臭蟲如同軟性炸彈一般,可以十分準確地降落在你的身上。有一段時間,這種專門以 吸吮人血為生的小東西,成了勞改隊的大患,令勞改成員們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無意之間打開我裝書的紙箱,不同型號的大小臭蟲,紛爭著向箱外逃去,那 可怕的場景讓人心麻。其實,這個問題獄醫早就向隊長反映過,但是幹部家屬區,在壕溝鐵 絲網之外。可能是他們那兒沒有臭蟲之故,一直對此充耳不聞。直到後來不長眼的臭蟲,蔓 延到了他們的家時,消滅臭蟲的戰役才打響。全隊抽出一天的時間,用噴農藥的噴槍,把被 褥以及一切雜什,噴了個如同淋水——曝曬兩天之後,淋濕了的東西才曬乾了。
  臭蟲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熱,在無樹的西荒地,是永遠的一種無法掙脫的 災難。記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於稻田要用水洗鹼,我們奉命去加深加寬一條排水溝。早 上大喇叭廣播說,那天是39℃的高溫,經過了半天的日曬,到了下午真可謂天下火,地冒 焰;不要說揮動鐵鍬,就是往那兒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況挖溝要下到溝底,那兒一點兒 也不通風,若同站在蒸鍋裡一般。
  我一開始,頭上頂著一個破草帽,身上只穿著一條短短的褲衩,沒過幾分鐘,那條褲衩 已經濕淋淋地貼在了我的胯上,襠上的陽具,被褲縫磨得紅腫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 了宮刑一般。
  「喂!窮酸,脫下那塊遮羞布吧!」姓劉的組長對我喊著,「不然該把龜頭磨爛了!」
  我抬頭一看溝底的「同窗」,不知何時都脫得一絲不掛,赤裸著全身在揮舞鐵鍬。儘管 這兒是男兒國,我也屬於男兒國中的一個;但是我還是迅速地低下了頭,躲開了視線中男人 都有的那件東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勞動記錄中,勞改部門裡的千奇百怪的事 兒,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體大戰,我還是第一次經歷。
  「喂!臭老九,別擺你的清高了!」
  「不脫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著屁股幹活是小事,要是磨損了那個玩藝,可是一輩子傳宗接代的大事!」
  「脫吧!」
  「不脫,給他開瓜(扒光)!」
  「是你自己動手?還是讓我們幫忙?」
  嘻笑聲與拍擊牛忙(一種喝人血的飛蟲,大如蒼蠅)的聲響,一塊兒傳入耳朵。與其說 是受同類們的啟示,還不如說是我自己要解脫磨襠之苦更為確切——又歷經了片刻的猶豫, 我終於拿出「跳河一閉眼」的勇氣,脫下了襠間那塊濕淋淋的布片。我算什麼?我在這個混 沌年代不過是個「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與小偷。流氓同吃一個大鍋裡的飯,同睡在一 條大炕上——人家刑事犯,還屬於「內部矛盾」;我雖然摘去了頭上的帽子,仍然是「敵我 矛盾」。在勞改隊的位置,我比那些光著身子挖溝的「內矛」還要低下,還有什麼必要讓那 褲縫磨襠?達爾文早有名言喻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在這塊被 炎熱燒焦了的大鹽鹼灘上,還有什麼實際價值?!
  脫去了那塊磨襠的布片,我當真感到免去宮刑之苦了。雖然這一切並非我的自願,但是 生存下來就是勝利——生活正在驅使我這麼表演。
  「怎麼樣?痛快點兒了吧!」姓劉的頭人對我說,「記住,上什麼山,唱什麼歌。在囚 籠裡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們的白,像白粉團!」
  「白和黑賣一個價。」
  「要是個妞兒的屁股就好了,可惜他也是帶棒兒的!」
  ……
  同組的成員,嬉笑了一陣,便不再鬧了。因為拿我開心,也只能有片刻的精神轉移。當 他們渾身上下成了汗人以後,便罵起天上那輪火球來了。
  由於氣候反常,「頭人」規定輪流跳上溝渠,喘幾口氣以防中暑。輪到我上溝休息時, 我索性赤裸到底——這兒沒有女人,沒有可以忌諱的目光。大家輪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難 以想像的地方。幾十年前,這片只長茂密蘆葦的荒蕪土地,因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盜出沒 和藏身的地方。有一個同類,在離我們挖溝不遠的斜坡上,發現一口昔日埋過死人的空棺 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見陽光的陰坡,於是我們便 分頭到裡邊去躲避炎陽。好在裡邊已經打掃乾淨,我用滴水的短褲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猶 豫地鑽了進去。
  我是人?
  我是鬼?
  還是非人非鬼?
  當時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靈肉之裸,也是源於這個生活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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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節 生命檔案中的「馬拉松」之役
  在與牛為伍的日子裡買下的那輛破飛鴿牌自行車,在1969年對我起了磨練意志的非凡 作用。下地勞動時騎著它,節約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積存起來的公 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捨棄坐火車而用自行車進行長途遠征。當時,文革的血腥 氣氛,已經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勞改」,經過批准可以回家探視了。本來坐火 車回京的車票,我還買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來的驛路還看不見盡頭——為了正視現 實,我覺得需要強化自己的意志,因而決定以自行車輪子代替火車輪子。
  從茶澱到北京的路程,大約有二百多華里。夏日炎陽似火,坐在樹蔭下還要冒汗,何況 是這麼遙遠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與我在桃園一起勞動過的趙鵬飛,與我在北 京的住家離得不算大遠。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兩季,成了與我一起進行「馬拉松」長征的 夥伴。我們穿過西區荒蕪的大蘆葦蕩,越過波濤滾滾的金鐘河小橋,就算是進入了自由世 界。
  那是一番別有滋味的長征。自行車先是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在田間穿來穿去。要騎上 幾十里土路,才能從楊村拐上洋灰馬路。由於汗流不止,我們索性把上衣脫下來,夾在自行 車的後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騎車,誰也不認識誰,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識分子的面子 便也不復存在。在地圖上,茶澱與北京的距離,不過有小蟲子那麼長;可是自行車一圈一圈 地轉起來時,不知要轉上幾十萬圈,才能到達北京。
  為了止渴,還要一路買西瓜吃。好在沿著公路擺瓜攤的不少,藉著吃西瓜的時候,在樹 蔭下喘喘氣。記得第一次我騎車回北京時,早上5點天剛微亮,就騎車上路了,直到晚上9 點——北京街頭已然一片燈火時,才騎到了吉祥胡同口。由於腿部的超常運動,膝關節神經 失靈,我到了家門口下車時,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門口。好在門口沒有人,我獨自拍了拍褲子 上的土,在門口喘了好一會兒,才搬著自行車走進大雜院。
  為了這件事,我母親曾經流過眼淚。她聽我說是騎著車回來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為她坐著火車去茶澱探視過我,那火車輪子還要轉上半天呢,我拿一輛破自行車與火 車競賽,不是找死嗎?!特別是她見到我的膝蓋摔得血跡斑斑後,眼淚立刻順著面頰淌了下 來:「你可再不能騎車回來了?你答應我!」
  「行,我聽媽的話。」
  她看出我在應付她,便加重了語氣對我說道:「再窮,咱們可以賣桌子椅子,你也給我 坐火車回來。」
  兒子蹲在地上,給我往膝蓋上塗抹著紅藥水,也對我說:「爸,奶奶的話說得對,看您 這膝蓋摔成了這個樣兒,要是摔壞了骨頭,可是一輩子的事。」
  兒子當年12歲,已懂得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了。我與他母親劃右時,他還不足1歲—— 12個年頭過去了,他的父親依然是個勞改隊裡的蟲兒。他在給我塗藥時,兩隻眼睛凝望著 我,我不敢與他的目光對視,因為他的目光中多了憂鬱,少了幼年時的童真。我的膝蓋當真 跌得不輕,但是當我在院子裡走路的時候,我仍然裝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願意讓同院的人 (這個院子裡的人與原來的院子的鄰居,有著很多不同),覺察出來我有腿傷;我更不願意 我母親和兒子,覺得我必須坐火車回去。
  應該說,那是一次自討苦吃的「馬拉松」。但是經受過第一次磨練,就不怕第二次長途 遠征了。記得,到了深秋的時候,我再一次騎車回京。本來,我沒有順路到天津轉個彎子的 設想。當自行車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我突然對同行的趙鵬飛說:「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個人。」
  他說:「你算了吧,從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個,少一個階級敵人,我必須去。」
  「看誰?」
  我開心他說:「一個老情人。」
  他無可奈何地獨自走了。我掉轉車頭,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發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頭,全然是被秋天蕭蕭的落葉所誘發。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夢幻時分, 曾給我的文學導師孫犁寫過一封無地址的信,在騎車回京的路上看見漫天飛舞的落葉,我忽 然又想起了孫犁。歲月逝水東流,也不知這位文學前輩身體怎麼樣了?何不借此時機,繞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盤桓於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這麼直奔天 津而去的。說實在話,我在當時沒有任何求助於長者孫犁的念頭——中國都到了這個份上, 怕是連他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絲毫沒有自我方面的考慮,一言以蔽之,只是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學前輩。
  可是當我到了天津之後,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還住在《天津日報》的宿舍樓內,自己 全憑著一時的孟浪,便有了騎車闖天津之舉。我本想到報社去問問孫犁的住址,車子己然騎 到報社門口了,內心卻打起鼓來——懸掛在門口的「文革」大標語,使我望而卻步。人家要 問我的工作單位,我該如何回答?茶澱是個出了名的大勞改農場,天津人幾乎無人不知,我 這不是自找沒趣嗎!
  我戀戀不捨地圍著孫犁住的宅院轉了幾圈,最後的結果是掉轉車把奔向北京。一來一回 等於多繞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時已然是深夜11點多鐘了。受到母親和兒子的盤詰,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是我從沒後悔過這次徒勞的遠行,因為此行至少證明我的夢幻雖 然早已破滅;但是嚴酷的生活,卻還沒能殺死我燃燒於內心的激情。對於一個人來說,這或 許是最珍貴的。如果一個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個人的外殼,那就無異於行屍走 肉了,不是嗎?!
  記得,時間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孫犁同志時,我曾向長者 孫犁提及這一段往事。孫犁同志聽罷大笑不止,他說:「你應該勇敢地走進來,那時候我也 是被衝擊的對象。我不但不會嫌棄你,還要與你一塊喝稀粥吃燒餅——就像今天吃的一 樣。」
  但是當時我確實沒勇氣進孫犁同志的家,出於政治道德和對長者的愛戴,我還是割捨了 對這位前輩的思念之情——這是我「馬拉松」檔案中一次特殊的記錄。我很看重這份記錄, 因為我是個人,不是個沒有靈魂的軀體;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著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難忘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我不僅僅留下了裸體幹活的歷史,也有 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的「馬拉松記錄」。勞改的路還看不見盡頭,要活下去我必須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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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節 「一號戰備令」與一個豬圈
  繞道天津回京探親,是我在茶澱勞改農場期間,與母親和兒子的最後一次團聚。不久, 林彪的「一號戰備令」下達,我們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已遠離皇城,但還嫌距離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遷移。反正我們的身價輕如蒲公英,任形勢的季候風吹來吹去,飛到哪兒, 哪兒便是新窩。
  農場開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轉移。昔日曾相聚於團河的同類們,開始了各式各樣的 移位。就在我最後一次騎車回京的10月,我同類中的許多人,已開始各奔各巢。有鄉的還 鄉,無鄉可歸的回原籍所在的勞改單位。一時之間,大有樹未倒,猴猻也散的趨勢。其間,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號張志華、陳邦昭等十幾個人,被移交到福建勞改單位:「地理 仙」曹克強、畫家朱為民、教師陳端昭等二十幾個同類,去了河北沙河勞改農場;楊路、李 泰倫、水紹寒……去了貴州和四川(為了節約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對於一些無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極少數茶澱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場使用(如精通 外語的劉祖慰、劉乃元和數學較好的毛振甫留在該地中學教書)以外,其他老右和相當數量 的刑事犯,一律發配到「三線」山西。因為怕有人逃跑,農場停止了放假,一時間謠言風 起,這是我來農場後最為混亂的一段歲月。不過亂也亂出來一個喜信,聽說女隊裡的成員, 只要是結了婚的,一律跟著男人走。
  首先給我送來消息的是同類阮祖銓,他說他是聽他們白指導員說的。白一直對老右們不 錯,所以阮一得到這個與我有關係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監號來告訴我。我不太相信這個傳 聞,因為就在阮祖銓傳遞消息之前,我與「羅鍋」翟隊長在地頭上有過一次對話。當時,我 們正從稻田里往外運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裝稻車旁我遇見了他。
  「隊長,聽說我們要去山西了,她們女隊是去還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 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問我說:「你是從哪兒聽來的?」
  我立刻後悔不該詢問他,他是一個最仇視知識的人,「高爾基」與「低爾基」,就出自 於他之口,但是出於對命運的關注,我還是忍不住開了口——明知是釘子,還往釘子上撞。
  「我問你話吶!是誰告訴你的?」
  「場裡的人都這麼說… 」
  他猛然打斷我的話:「你必須交代出那個造謠的人來,不然的話,就是你造的謠!」
  我的天!一句心裡話反而惹出禍事來了。當天晚上,小組召開追謠會,翟隊長親臨監捨 坐陣指揮。那是個十分有意思的會議,組裡姓劉「頭人」的開場白,是這麼說的:「無風不起浪。我是這個組的組長,最近場裡確實在疏散勞改成員,該進廟的進廟,該 進墳的進墳。關於雙雙勞改的成員,一塊兒進墳還是進廟,這我說不清楚,但是大伙都這麼 說。翟隊長,這可真不是從維熙造的謠。您要是不信,您問問我們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聽 見了這個風聲!」
  「是。」
  「我們都聽見了。」
  「到底是從哪兒刮過來的風,我們也說不清楚。」
  …
  會議開始就出現了這種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當然,就更出乎翟隊長的意料之外。從 田間運稻子回來,已然是天色大黑,吃過晚飯全組成員,無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從 田間往外背運稻子的活兒,累得人直不起腰來;加上一早就頂著星星出工,中午在地頭上吃 的飯,全天沒有一點休息時間。好容易剛剛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進我們的監捨來了 ——這是會場出現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雖然同組的成員,在裸體大戰的時候,拿我開心 取樂,但我與他們相處得並無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誰也不願意當一個惡人;之三,「羅 鍋」翟隊長儘管風聲鶴唳,因為工作能力很低,沒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裡。
  會議如此開鑼,使翟和我都陷入尷尬之中。我沒有因此而產生絲毫的興奮,我希望同組 的成員,對我胡亂地開上幾炮,走走過場盡快結束會議也就完了。但是事與願違,會場出現 了這種局面,等於把來追謠的翟隊長,逼上了絕路。他是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幹部,說話錯 也是對,這不是等於與專政叫板嗎?他臉漲得紫紅紫紅,猛地從炕沿上站了起來:「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
  沒有人應聲。
  「我告訴你們,無產階級的江山是鐵打的,不怕你們興風作浪!」
  還是沒有人應聲,人們把頭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現在是什麼時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你們這些地、富、反、 壞、右,還想變天!呸。」
  無聲變有聲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嚕。
  「羅鍋」翟隊長上去就是一拳,進入夢鄉的人被打醒了。
  「都給我站起來!」
  十來個成員,從大炕上站了起來。
  「我知道… 我知道… 」「羅鍋」翟隊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他在尋找著為自己下台 的台階,「你們中的大多數是能辨別羊與狼的,可是也有睜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當, 聽信反革命右派的謠言。我看出來,你們都有點兒累了,可是階級鬥爭的弦子不能松。這麼 辦吧,你們今天先睡覺;但是從維熙不能睡,必須連夜寫出檢查來。散會!」
  莫名其妙的開會。
  莫名其妙的散會。
  同組的成員,都是「內部矛盾」,惟我一個老右是「敵我矛盾」,我不寫誰寫?好在對 我來說動動筆頭子並不難,可是謠言從何而來,我當真無從下筆。「頭人」見我為難,對我 說道:「你都是快要飛離這兒的鳥兒了,還怕他個屁。聽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當真沒有動筆,「羅鍋」翟隊長也沒有追問——他的權力慾發揮完了,似乎就得到了 某種滿足。不久,所謂的謠言再也不是謠言,沒過上幾天,「羅鍋」翟隊長騎著一輛自行車 來到工地,他把我從幹活的稻田叫了出來。他不是來索要我的檢查的,而是來證實謠言的:「你馬上回隊。」
  我說:「我平整田埂的鐵鍬,還在田里呢。」
  「我讓別人給你帶回去。」他說,「你回去把那間空下來的豬圈收拾一下,打掃乾淨以 後,再墊上一層新稻草。場裡剛剛接到女隊的電話,你的愛人今天要來咱們分場;不用說你 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雙勞改的——為了對你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明天晚上,一律去 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邊的自行車。他又在身後喊住了我:「接受教訓,不要到處傳播。」
  我已無心思再與他多說什麼,匆匆回到監捨,然後與管理工具的同類老陳(我實在回憶 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一塊兒打掃那間豬圈。老陳一邊幫我往圈裡墊著新土,一邊罵道: 「日他娘的,幹部區不是有好幾間招待房嗎,就不能在那兒過上一夜?」
  我對他說:「身份區別擺在那兒,我沒有住那兒的奢求。」
  「按著規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邊往新土上抱著稻草,一邊回答他說:「你也是脫帽右派,不還是和我一樣嗎!」
  老陳幹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兒,平日與我挺有共同言語的,他知道一些有關張滬的情 況。這個原籍山東的老右,繼續罵著翟「羅鍋」:「地檔道檔的一個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幾 年!張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個白癡哩,他媽的,真是沒有地方講理去!」
  我雖然也覺著翟這麼做,有些過分,但繼而一想,他處理事情沒有不過分的時候。不管 怎麼說,在豬圈過夜之後,我和張滬就結束了勞燕分飛的生活。我們已分開九年多了,這總 算是禍事中的福事吧!
  其間,同類中的友好老陳,還曾想出個邪點子來,他說來個偷梁換柱,夜裡他到豬圈來 睡一夜,讓我和張滬到他的工具房裡去睡。我謝絕了。此時正是臨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 節,這麼做不僅對朋友失敬,還容易在臨行之前,招惹出什麼是非來——不就是一夜嗎,把 大被子往身上一蓋,頭上再戴一頂棉帽子,幾個鐘頭是不難熬過去的。與我一起去老殘隊旁 邊拉蘆葦的張奎令的愛人小薛(名字我記不起來了),當天正在家裡,她找來一塊大大的塑 料布,遮在豬圈的空隙之處,並用膠布粘好,半間人住的豬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當晚,我與張滬夜宿豬舍,成了場內的頭條新聞。不用人宣佈,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 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場。豬舍畢竟不是一個便於敘談的地方,我和她被請到同類 聚集的三隊監號,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同類們談及的問題,不外是去山西什麼地方,到了那 兒又會怎麼樣等等——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談越覺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勞改隊 如同炸了窩的蜂巢,除了老右們知道又要變成一朵時代的蒲公英,飛到不知去處的地方之 外,那些刑事罪犯種的二勞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靜,他們不知道誰走誰留。
  老天爺還算悲大憫人,沒有在那個冬夜刮起白毛旋風,我和張滬沒有在豬舍的稻草上被 凍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裝」地躺在昔日豬群們睡過的地上,渾身上下用棉被封蓋得嚴嚴 實實。按情理講,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時間,久別之後的相見,人的七情六慾會促使 我們親熱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沒有一點兒那種心情——就如同我們不 是夫妻,而是兩個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歎山西離北京更遠了,與家中一老一小見面的機會變得更少。我則盡可能少地流露 內心的憂傷。道理很簡單,她一向比我悲觀,如果不用我的情緒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 去的勇氣——而我自討苦吃的馬拉松,正是強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種手段。她是水,我則必 須是火,否則如何對待苦難的未來!
  我說:「記得,你是十分讚賞《野性的呼喚》這本書的… 」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生存變化,你不覺得人比動物更殘酷 嗎!現在關鍵的問題,即便你是一隻比狼還強悍的老虎,你也無法掙脫套虎的網——那就是 當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個樣兒,瞧這形勢中國還要出一個新的武則天呢,咱們還會有什麼 盼頭。」
  不知為什麼,與她爭論起來,我永遠是一個輸家。
  「那兒離黃河不知道遠不遠?」她說。
  「它離我們遠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想想咱倆住豬圈,還不如… 不如… 」
  「你可不能那麼想,你剛才不是還提起北京的家嗎!」
  「不說了,閉眼睡一會兒吧。」
  …
  第二天,整個分場停工。早上起來,老右們已知自己的命運,因而不等農場宣佈,就忙 著打點行囊了;那些非同類的成員,被集中在點名的廣場上,聽候公佈是去是留的名單。當 天下午,我們分頭登上卡車,一字長蛇般的車龍,開往茶澱車站。與我們老右上次轉移團河 不同的是,火車站的燈影裡,有著一排排荷槍的武警——這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 年了」。
  車站裡人山人海,原來全場有那麼多的勞改成員,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驛站去接受改造。 上了火車,我又有一個新的發現,夫妻雙雙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張滬一對兒,還有七八對雙雙 勞改的夫妻,與我們同坐在一個車廂——不用詢問,在行車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這 些雙料貨中,多數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個名叫孫西敏的女號,是個同類。她來自女一 中,進勞改隊之前,是個為人師表的教師。
  列車隆隆西去。這是一趟押解勞役犯的專列,各個車廂之間的通道門,一律被上了鎖; 每節車廂除有專人看守之外,上車時就宣佈了不准開窗的紀律。我們心裡清楚,這些嚴密的 防範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們的車廂中,除了帶家屬的雙料勞改成員,大多數是我的同類右派。
  沒有歡聲。
  沒有笑語。
  整個車廂一片死寂。偶爾有一兩聲咳嗽,那是有人在嚴寒的日子裡,得了感冒。當列車 快要抵達北京永定門車站時,大概因為車廂中的多數成員,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開始有了 悄悄的話語聲。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當過教師的女右派——她嗓門尖尖的,語言節 奏又快得像打機關鎗,車廂裡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飛到她的臉上。
  「你認識她?」我問張滬。
  張滬搖搖頭。
  「她不是你們女隊裡的蟲,那是從哪兒來的呢?」
  「這次大集中開往山西,不知她是哪個勞改點來的野鬼。」她說,「你看她喳喳叫得像 只喜鵲。」
  「是個愛顯擺的輕浮之輩。」我說。
  列車終於緩緩地在車站停了下來。永定門車站一切依舊,只是多了許多荷槍的士兵,虎 視眈眈地面對著這掛列車。特別刺激我中樞神經的是,有兩挺機關鎗,支在站台的一側,機 關槍後邊士兵的手,緊緊勾著開槍的扳機。
  「你看… 」我指了指窗外。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張滬沒有抬頭,「我在想我們的小兒子,從這兒坐公共汽 車,有20分鐘就到家了。我們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樣過家門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頭來,把滿腹悲涼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車又重新開動了——繼續向西。在點 點燈火閃過車窗以後,車駛進了黑茫茫的曠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還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別了,北京!
  永別了,茶澱!
  1998年3月1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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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初識冰凍的汾河
  押解勞改號大轉移的專列,夜間途經北京闖過河北與山西的交界處娘子關,等我們睜開 眼睛時,才知早已進入山西界內。列車在霍縣車站停車時,從別的車廂下去了一大批勞改人 員,他們在車站列隊集合點名(這些清一色的男兒國的勞役人員,去了隸屬於勞改系統的王 莊煤礦),直到人數滿員,證實沒有逃號,這趟專列才又徐徐駛離霍縣。
  在此期間,張滬一直閉合著雙眼——她沒有向外遙望一眼的興致。我在視力能及的範圍 內,似乎看見了我昔日的同類趙筠秋、程海炎留在了這支隊伍中。這說明在大轉移之中,勞 改隊伍要重新打亂,重新組合;我們這些雙雙勞改的苦命鴛鴦,不知要到哪個驛站落腳築 巢。在列車有規律的晃動中,死了夢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睜開眼時天已 大亮,列車已經從向西行改為南行。這個龐然大物,何時過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車右側 有一條冰凍的河流,有人說這條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時寬時窄,在這三九隆冬,我們只 能看見河面被冰凌封蓋;只有在個別河段,有農民在炸開冰層打魚,我們才發現冰層下的潺 潺流水。見到這條河,我想起昔日看過的寒窯苦戲《汾河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我與張滬到這兒之後,演出了一場比那古戲還要苦澀的時代故事。
  我們這一節車廂的成員,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車的。加上別的車廂下來的「內矛」與 「敵矛」(指刑事勞役人員與政治勞役人員兩類,前者屬於內部矛盾,後者屬於敵我矛 盾),一共有二百多人。還有一部分沒有下車的勞改成員,繼續坐火車南下。我隔著車窗玻 璃,看見了我的同類杜友良、張永賢、劉景祥、李綿章… 他們要到哪兒去,他們自己不知 道,我們下了車的也不知道——大轉移,在當時是個戰略機密,我們不過是棋盤上的一個個 棋子,只有到了下車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盤上的定位。
  我們這節帶家屬的車廂,由於同行了兩個半晝夜,在漫長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這幾對 「勞改鴛鴦」的名字。他們是:徐盛增、孫西敏;趙光弟、張麗華;張漢文、馬俊卿;邊寶 華、程鳳英;張富、趙愛晶;劉四、耿秀敏;陸恆慶、賈永蓮… 其中除前文提及的孫西敏 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竊等刑事問題進到勞改隊裡來的。其中只有徐盛增與陸恆慶是 來自國家機關的幹部,他倆是由於經濟問題而折進勞改隊的,因而殘存一些與流氓、扒手不 同的文化氣質。我們這些雙勞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窯洞裡;與我們同時在這兒落腳的 同類阮祖銓、李建源… 以及其他勞改成員,分住在幾排窯洞內。我們的南側,有一圈矮牆 問隔,那裡是犯人區,崗樓高高聳立,可見持槍的武警在崗樓上放哨巡邏——這兒的名字叫 「曲沃監獄」,對外的名字叫「曲沃磚場」。
  汾河灣之畔的曲沃,是中國歷史上的名城,春秋戰國時的「重耳走國」救趙的歷史典 故,就發生在這塊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遠古人類遺址。以其歷史對照今 天而言,已只剩下一片荒蕪——特別是「文革」大破「四舊」之後,中國古代文明已從這兒 消失殆盡。所以當我們坐在卡車上,穿過這片古文明的誕生之地時,面對黃昏斜陽下的冬日 枯草,張滬突然對我耳語說。
  「重耳怕是要做惡夢了。」她讀的古書極多,不禁見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還是少來點懷古,多面對一點現實吧!」
  卡車行至曲沃監獄門口時,被北去的一輛輛坦克,擋住了路——當時我們不知道,公路 上為何跑著很多的坦克。進了磚場之後,土生土長的山西勞改成員,才告訴我們太原、榆次 一帶,正在進行著造反派之間的派別大武鬥。這就是初識汾河灣時,留給我和她的混濁而沉 重的記憶。
  汾河的水,在冰層下一路南流——它的歸宿是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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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高築獄牆與「駱駝樣子」
  由於來時正是新年底,又由於遠行帶來的精神疲累,我們休整了兩天。第三天,全體勞 改成員(包括原來的磚場勞役人員)正式出工。女號幹的是什麼活兒,我已記不清楚了,但 是男號干的活兒,至今使我難忘——我們被分配與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監獄獄牆,我和也 是攜家屬而來的劉四,給一個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運磚、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這不是給自己修墳嗎?」劉四站在牆根下對我說,「來了就修墳,這不 是好兆頭。」
  我說:「你是『內矛』,我是『敵矛』,『內矛』吃了『敵矛』的掛贅了。」
  「都他娘的是『雜毛』。」劉四忿然他說,「咱倆和灰運磚,壘牆的卻是他娘的犯人。 咱早就解除勞動教養了,哪條法律規定,叫大勞改和二勞改一塊兒幹活的。」
  劉四和耿秀敏與我和張滬為鄰,來曲沃後常常有些來往,因而劉四對我不存戒心。但我 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按照我國立法機構頒布的勞動條例,我和劉四早就應成為公民,但 此時此刻我們和服刑的囚徒一塊砌牆,崗樓上荷槍的士兵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槍口下,無 論「內矛」。「敵矛」,還是「雜毛」,一律是籠子中的鳥兒。
  「俺說班長,咱倆換件寶貝咋樣?」喜笑顏開的劉四,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架式,與崗 樓裡的士兵調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紅太陽』,沒有我的『紅太陽』大。咱倆勾幹勾幹 (交換)如何?」
  崗樓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實一點,你們北京來的這批『反革命』,幹活淨耍滑頭。」
  「報告班長,俺可不是『反革命』。」劉四仰脖,繼續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幾年俺鬧 肚饑,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點,就關到籠子裡來了!」
  「幹活— 」監管犯人的士兵,氣得紅頭漲臉,「再耍歪調,對你可要不客氣了!」說 著,威懾地把肩上的步槍摘了下來,把槍口從崗樓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來。「好。俺低頭認 罪。」劉四一連朝崗樓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大躬,「班長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帶口的不容 易,還在這兒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剛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說話之間,他直起腰 來,神情囁嚅地走到崗樓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紅太陽」像 章,拋向崗樓。他手法很準,像章不偏不倚地飛進了崗樓。
  因為我們砌牆的地段,在大牆的拐彎死角,除了在牆上揮動瓦刀的犯人能看見這幕無規 則、無方圓的遊戲之外,能看見這幕戲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撿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 沒有投擲回來。他背起槍,背過了身子,像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
  「你敢亂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無期徒刑的。」牆頭上來自山西聞喜縣的老犯人,看看 周圍無人,低聲對牆根下的我和劉四說,「俺原來是村支部書記,只因為開會時一馬虎把 《毛主席語錄》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這個數。」他伸出手,比劃了一個「八」字,「俺勸 你們這群北京來的『號子』,千萬別往槍口上撞。」
  「『老冒』,你不覺得冤嗎?」
  我忙扯了劉四袖口一下,因為新近駐廠支左的軍代表於連長來了。此人不僅長得高大魁 梧,而且講話盛氣凌人,「你們是『雞巴』什麼東西」之類的髒話,常常掛在嘴邊。劉四眼 觀六路,耳聽八方,神經觸覺十分靈敏,他舌尖一轉,便唱起自編自演的歌兒: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寬大。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政府改造我們,是為了我們成材。
  劉四有意高聲哼唱,藉以轉移於連長的視線。可是於連長和尾隨在其後的磚廠頭頭們, 並沒注意和灰搬磚的我們— 他們在計算著大牆的高度以及電網什麼的,沒心思聽劉四哼唱 「爭取積極表現」的小曲,便氣字軒昂而過。我有些蹊蹺,望著於連長的背影,實在想不通 在部隊上的一個小小連長,何以有那麼大的威懾力量。自從他支左進駐磚廠後,若同一鳥入 林,百鳥壓音。我親眼見到勞改隊長們和他談話,都兩手垂直,中指對準警服的褲線。大牆 之內各種有前科的成員,當然就更懼之如虎了。
  剛到曲沃磚廠的頭幾天夜裡,通往太原公路上響著坦克的履帶聲。來曲沃的當天,我們 已經知道了,這是當地部隊去平息省城的武鬥。坦克碾在公路上的聲響雖然使我和張滬難以 成眠,但是我們並不懼怕這種聲音— 我們是關在籠子裡的死虎死貓,武鬥的子彈是不會朝 我們頭上射擊的。使我們心裡發怵的是於連長這號人物,自從他來支左後,肅殺之氣便在磚 廠裡蔓延開來。他生氣時常以拳頭擂桌子,嘴裡還要吐出「雞巴」之類的字眼。監管幹部們 對此瞠目結舌,勞改成員更是個個噤若寒蟬。
  靜夜之中她對我說:「簡直像個軍閥!」
  「是軍閥你能咋的,目前咱們的命運是在人家手心裡捏著。」我說。
  「剛解放時,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軍管會代表之一,作風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說, 「這號軍代表,哪像來支左的,簡直像惡霸。」
  我說他沒多少文化,不要對人苛求;再則,直接管我們的是勞改隊長。他的行為,與我 們無關。還是合上眼睛多關注點我們自身的吃、喝、拉、撒、睡為好。
  張滬生性剛烈,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犧牲。僅從她少年時就參加了革命來說,怎麼也 該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為她剛直不阿,又不會取悅於那些勞改幹部,因而儘管饑荒年 代在茶澱農場女隊,她被樹為惟一個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隊曾在葡萄園勞動)的模範人物。 但是由於她的潔身自好,不能捨去清高而與那些女號同流合污。隊長說話若有失當之處,她 仍敢於當面直言— 直言在專政與被專政的機關中,可以解釋成「頂撞幹部」的同義詞。她 五七年劃右,吃了這個虧;進勞改隊,依然為此付出代價。她是戴著一頂右派帽子來到晉陽 大地的,這在幾百名發配山西來的老右當中,屬於絕無僅有的;在山西曲沃當然更是只此一 家,別無分號了。
  儘管如此,我們初到山西時,還是覺得山西勞改系統,比北京勞改單位要人道一些。從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終分監在男號和女號,「牛郎」和「織女」有一條天河相 隔,不能生活在一間屋子裡。來到山西,汾河給了我們一點恩賜,凡屬夫妻的,一律不再分 而治之,給了雙方一間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轉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 失有得。失即離北京的老母親和兒子更遠了,得即是兩隻昔日分飛的勞燕,有了一個共同居 住的巢穴。此為山西省勞改局的人道主義行為之一。之二,對女勞改成員,勞動上給予了適 當的照顧,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幹活,女的則幹些織毛衣和一些不太費力的活兒。對她們來 說,比在茶澱農場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著實要輕鬆多了。
  來曲沃不久,我們就發現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們男號完成了高築大牆的任務之後,就 被分派到這兒犯人幹活的磚廠,和犯人們一起運土、打坯和燒磚。我當時的勞動項目是供 土,即把一車車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車間。山西人的精明,就在於他們對勞動場地的設計 能搾乾勞改成員的汗水:一車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後皆有遮板擋著,假如再配上 一個木蓋,那形狀大小猶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車來,不用有人在後邊揮鞭,你就 會像奔馬一般拉著土車一路飛跑。因為一路下坡,使你無法放緩腳步,想當一頭懶驢或中途 停步擦擦汗水——沒門兒。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驢兒一般,向制配車間運土時,我曾經 想起「不用揮鞭自奮蹄」的詩句。我還想起,如果在曲沃磚廠改造上幾年,我會成為一名優 秀的長跑運動員,因為把一車土拉到制坯車間,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將上卸下,擦擦臉上的汗水,馬上要往回走。歸途則是一路上坡,雖然沒有了「自奮 蹄」之快速,但卻有攀登山崖之艱難。上坡時倒是時刻可以停下來,沒人催命;但拉一車土 發你一個牌牌,那不會說話的牌牌,充當著不會說話的勞改隊長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 息;因為兜裡牌牌少了,完不成勞動定額,要吃傢伙的。可以說是來回重載,甭想在勞改中 找到一點輕鬆。這是我到山西才發現的「勞改絕招」,難怪古書上記載著巨商富賈,多盡出 於斯呢(始自明、清,有晉商和徽商兩大脈系)!
  在曲沃勞改的記憶中,拉土車的活兒是最累的活兒了。一天下來,骨頭像是散了架一 般。在那條馬拉松的長跑(重車)和競走(空車)流水線上,我們這些「二勞改」惟一區別 於大勞改(犯人)的,就是我們頭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記得,有一天我有 點兒感冒,跑車的速度慢了一點,便和比我年紀長幾歲的「同類」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氣 喘吁吁他說:「拉起土車,讓我想起一部小說。」
  「你還有閒情雅興?」我問。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時還能解除一點兒精神上的疲憊。」他在解放前的一家報紙當 過文字記者,解放後他在新華社工作。1957年鳴放時期,不知給黨支部提出過什麼意見, 新賬老賬一塊算,他被送進了勞改隊,「我想起拉洋車的駱駝祥子,小說裡說他拉洋車拉得 有滋有味,一想起老捨這部小說,我就常常設想我就是駱駝祥子。」
  「你真夠浪漫的。」我說。
  「浪漫能自我解脫。」他說。
  「人家是在舊北平的大馬路上跑來跑去。」我說,「車兒響著悅耳的鈴聲不說,還有虎 妞兒給他溫暖哩!」
  建源君說:「你別較真兒,這是對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著土車,盡量想些輕鬆的 事兒,不是可以忘記這土車沉重的負荷嘛!」
  我之所以能記住建源君跑車時的這一細節,不僅是因為在北京茶澱農場就曾相識。更為 重要的是他有著一雙區別於其他「同類」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遺傳因素,還是後天的社會 雕塑,他的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那只較小的眼睛和「同類」並無差異,那只較大的眼 睛卻常常垂著淚滴。他愛人是某醫院的大夫,告訴他的眼疾學名叫「風淚眼」,只要迎面有 風吹來,他的眼睛就像風中殘燭一樣,垂淚不止。在他和我並排跑車的時候,即使在無風的 天氣,也因車速而生風,因而他的那隻眼睛,總在垂淚。所以,建源君拉土車時的這一浪漫 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內心的悲涼,我深深地記住了這一瞬間,是因為他一邊浪漫,一邊在擦 他的那只淚眼。苦戲甜唱—阿Q精神勝利法,在「同類」中都有表演,惟建源君的反差最 為鮮明。因而,在拉坯車的日子,同類們便給他起了個「駱駝祥子」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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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禍起蕭牆與「豆」「箕」相煎
  不久,一場無法苦戲甜唱的災難,降臨到了建源君的頭上:當時已是早春時節,北返的 大雁,飛掠過晉陽大地的上空,在瓦藍瓦藍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鳴著。當時 我和他同在一組裡修築新的監房。
  山西監房有別於北京牢捨,不知是出於歷史的積習,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監捨不蓋平 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窯洞。說它是歷史積習,山西窯洞歷史悠久,從古典戲劇中王寶釧在 「汾河灣寒窯十八載」始,直至20世紀70年代,當地老鄉蓋房總是喜歡□起拱形的窯洞; 從勞改隊現實需求上看,修建窯洞形監號,周圍皆為牆壁,只有一面門窗,有利於防止犯人 逃跑。冬季拉完土車,入春我和建源君就從事修築這樣監號的勞動。他瓦工活兒極好,擔任 砌牆起□的師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給建源君充當往上拋磚甩灰的小工。
  東窗事發並非在勞動現場,禍起蕭牆亦不在幹活工地。一個星期天,他在院子裡洗衣 裳,洗出了一場災難:受勞改隊長委託擔任嚴管班長的「內矛」符××,當天和建源君在自 來水管旁閒聊。建源君說:「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惟獨兩個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問道:「哪兩個部位?」
  「一是領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說,「這兩個部位最髒。」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沒過上兩天,在支左軍管的一片肅殺氣氛下,這兩句人人皆知的 生活常識,竟搖身一變,而成為,『惡攻「的」反革命言行「。符××的演繹公式如下:領 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領袖最髒。右派李建源仇視偉大領袖,但不敢明目張膽地 攻擊偉大領袖,就通過曲線攻擊,以達到他宣洩對」文革「的仇恨和中傷偉大統帥、偉大導 師、偉大領袖、偉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當然,今天的讀者會認為這是一則駭人聽聞的「天方夜譚」,覺得符××的推理演繹荒 謬絕倫。但是荒唐的年代產生荒唐的邏輯,荒唐的邏輯又演繹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源君 「現反」的罪名,被認為是確鑿無疑。接踵而來的可想而知,小會批,大會鬥,「燕飛」, 「蘇秦背劍」(一種捆綁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源君的身上。建源君那只本來見風才落 淚的眼睛,在沒有一絲風的牢房,眼淚也像斷了線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順著面頰往下掉 了。
  這是我在山西曲沃勞改隊遇到的第一件淒涼的事情,萬萬沒有想到,比建源君更為嚴酷 的第二件事,會落到張滬頭上。建源君受到靈與肉的洗禮之後不久,始於1970年早春的 「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身材魁梧、作風跋扈的支「左」軍代表於連長,身披一件軍綠棉 大衣,在空場上召開訓政大會。他先宣讀了「一打三反」內容(我只能回憶起「一打」是嚴 厲打擊「反革命」,至於「三反」都反什麼,已記不清),後又動員勞改成員們之間展開揭 發檢舉,以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本來,會議召開的時間不長,於連長訓政之後,已經披著大衣離位而去,剩下的具體事 兒,由勞改幹部佈置就行了;但離位而去的於連長,又匆匆地走了回來。因為在他離開椅子 的瞬間,有人遞上去一張紙條,他把手裡的紙條打開看了幾眼後說:「誰叫張滬?」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來。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沒有的事。」張滬不亢不卑。
  「那咋會有人揭發你哩!」於連長瞪圓了一雙眼睛,「無風不起浪嘛!」
  坐在男號隊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來。據張滬告訴我,在冬季的守法認罪學習中,管 理她們的沈隊長,曾動員那幾個女號向黨交真心。張滬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五七年的反 右結論,在女號中間講了一遍。如她講過「五一節搞遊行是勞民傷財」,「聽彭真反右報告 時偷偷看小說」,以及模仿陶知行先生的詩,在《北京日報》編輯部黑板上,胡謅過打油詩 「大老官坐小汽車/小老官坐大汽車/沒有車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們的沈隊長,覺得一 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記者,僅憑這幾條就被打成「右派」,有點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種同 情。在這種情況下,張滬說了一句:現在定我為右派的那幾個頭頭,都被群眾當「走資派」揪 了出來。沈隊長當時只是聽著,並沒有對張滬的發言表態,因為這一切都是事實。會後,那 位姓沈的女隊長,還曾對張滬的遭遇表示過惋惜——當然,這是在只有她和她單獨在一起時才 能流露的感情。
  沒有料到為人老實厚道的徐盛增的妻子孫西敏並不像她丈夫那麼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學 教書),她在「一打三反」的會場上,不知是出於表現慾望,還是女性之間本能的嫉恨,抑或 是荀子「人性惡」在這個特殊環境中更容易得到驗證,反正她匆匆給軍代表遞上了這一張紙 條,紙條上的那幾句誣陷告密的話,差點把張滬送上斷頭台。筆者所以寫完《走向混沌》之 後,沒有及時續寫那些歷史往事,實因對往事的回憶,常常引起我靈魂的顫慄;時到今日, 那歷歷在目的場景,還能使我心跳的頻率加快,血壓陡然上升……
  軍代表問:「你過去是個記者?」張滬點點頭。 說話! 是。過去我是《北京日報》的記者。 我考考你,你給我說說,政治和經濟的關係。 式,「政治和經濟之間,哪個是基礎?」其實,在這樣的場合,軍代表之所以殺出一個「蒙太奇」式的拷問,不外乎表示自己並非 大老粗,是一種潛意識的自我標榜。張滬在1951年人民大學進修的就是政治經濟學,那密 密麻麻的筆記,有厚厚的一疊,因而對回答這樣1+1=?的幼兒園式的簡單問題,可以脫口 而出。但在當時的一片肅殺氣氛中,在政治統帥一切的文革的基礎。「在場的全體勞改人員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謬誤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錯 了。軍代表立刻輕蔑地一笑: 你是什麼毬記者,連馬列的ABC都不知道。 請你嘴上衛生一點。 給她帶上手銬。
  沈隊長神色猶豫地站起來,想緩衝一下緊張氣氛。但還沒容她說什麼,軍代表已然對她 發了脾氣:「聽見沒有?馬上執行。」沈隊長攤攤手,表示她沒有隨身攜帶手銬。 你是幹啥吃的?這是專政機構!
  幹部們頓時愕然。
  勞改隊員們面面相覷。
  整個會場無人聲,幾百號活人的會場,竟像墳塋般肅穆。我暗自為張滬心急,希望她能 在現場沒有手銬的情況下,說上一兩句違心認錯的話。在場的另一個軍代表吳排長,甚至站 起來大聲提示她:「張滬,你該知道你犯了錯誤,現在悔改——」還不遲去,拿手銬來,帶她去 隔離反省!「給她帶手銬的一剎那,我的心都碎了。
  ……
  之後發生的事情,是當今讀者難以想像的:張滬的行李,被從我們同住的那間四號小屋 搬走。由我們同來汾河灣的「內矛」張麗華(綽號「小耗子」)來監管她;張的「內矛」丈夫趙光 弟(綽號「小黑子」)搬到我的小房來,對我實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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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四月雪與四月血
  中國有句古老的命運諺語:倒霉的人才上卦攤。當我們被轉移到曲沃勞改磚場,搬進這 個四號房間時,張滬就對生活有過不吉利的推斷。她說「四」字和「死」字諧音,這是第一 不吉;第二,四號房門對著一排房的牆角,牆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來,這是看陰陽風水的 老先生最為忌諱的。她看過的閒雜書比我多,不想劫難當真被她言中了。
  夜間,與我同炕而眠的趙光弟(他原是個「佛爺」,即扒竊的代稱)對我說:「哥們兒,你們『臭老九』吃虧就吃在嘴上。五七年吃了大虧,總是不長記性。那軍代 表是能頂撞的嗎?怎麼張滬的嘴就像啄木鳥的嘴一樣,鐵硬鐵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兩眼望著屋頂默不作聲。
  「嘿,我跟木頭人說話吶!你怎麼連個響屁都不放?」
  我能對他說些什麼呢?說這是一幕「煮豆燃豆箕」的悲劇,他能聽得懂嗎?寫告密小紙 片的孫西敏,進監獄的罪錯也是右派,何以在那個非常的場合要在張滬身上澆點汽油?她只 知道顯擺她的積極了,她能想到這一張紙條能要了張滬一條小命嗎?五七年劃右之後,她因 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然服毒自殺過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醫院搶救了過來。這次……
  「我說哥們兒,我可是一片好意。」「小黑子」繼續對我說,那姓孫的娘們兒這一手太 歹毒了,得想個辦法讓張滬早點摘下手銬來。那鐵銬子我戴過,她可經受不住。「
  「你說我該咋辦?」我搭腔了。
  「張滬性情剛烈,你得動員她服軟。」「小黑子」說,「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先 應付過去再說。」
  「我見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裡來睡,不就是為了把我和她隔離開嗎?」
  「你寫個條子給她,我給你捎過去。」
  「不行。」
  「你信不過咱哥們兒?」
  「『黑子』,我信得過你。可是這事萬萬幹不得,萬一『小耗子』走風漏氣,事兒只會 越鬧越大。」我嘴上這麼說,心裡也是這麼想的。「小耗子」張麗華不是一盞省油燈,她之 所以落了個「小耗子」的美稱,不外是善於在勞改隊中鑽營。「小黑子」身上還有點浪跡扒 竊群中時染上的一點哥們兒義氣,在那婆娘身上,我還沒發現她有人性中的這個優點。
  「她敢於那吃裡扒外的事兒,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對我表示,「你寫吧,要 有什麼閃失,你拿我是問。」
  「好。」
  我嘴裡應著,心裡卻十分清醒,在這風聲鶴唳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我留下任何字 跡,不僅等於我自投羅網,還會構成張滬的另一罪狀。隔離反省的含義,就是讓她與我斷絕 信息;不管趙光弟是否真的對張滬懷有同情,這事是萬萬不能做的。
  事實證明我判斷的準確性。第二天,我到磚窯勞動回來,拖著一雙疲憊的雙腿,剛剛走 到四號囚捨門前,正好看見了張麗華押解著張滬,從食堂打飯回來。她被銬在一起的雙手捧 著一個粥盆,身上披著件藍色棉衣,像「蘇三起解」一般步履蹣跚地從食堂走了過來。
  我悲涼地望著她。
  所有剛剛收工的「同類」,都在凝望著這令人斷腸的場面。此時,暮冬的斜陽剛剛落 山,勞改號房前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樹的乾枝上,一群烏鴉正在飛回樹巢,呱呱地繞樹飛 鳴。歷史上蘇三起解的遺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東北方向,舞台上蘇三起解的押差官 是個白眉白鬚的老者;而20世紀70年代押解張滬的,卻是個矮矮胖胖的女「同類」。
  不知是否我過於敏感之故,我彷彿看見了「小耗子」張麗華從張滬背後射向我的目光。 那目光中沒有同情和憐憫,有的只是冷酷。不用解釋,我知道這是對我的警示,叫我迴避, 叫我閃開她和她通往囚捨的路。張滬低著頭走路,全然沒有發現她周圍的一切,因為她雙手 捧著那個粥盆,一不小心粥湯就會從盆裡溢出來。沒有什麼遲疑,我立刻走進我的號房,從 紙窗的一個洞穴中,向外窺視著張滬。當她走到我和她昔日蟄居的號房時,只是淒然地向窗 子掃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聲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傷的心情, 將棉門簾挑開一個縫隙,望著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寒的一個鏡頭是,張滬雙手戴 銬走到她那間隔離室前時,「小耗子」本可以用手為她挑起沉沉的門簾,讓她捧著粥盆進去 ——但她卻空手走在張滬身後,讓張滬自己用肩膀掀動棉門簾子。一次、兩次、三次……由 於掀開棉門簾時身體勢必發生傾斜,粥盆裡的粥湯不斷地潑灑出來。直到在號外洗臉的「小 黑子」對「小耗子」怒喝了一聲:「你她媽的不會幫她掀一下門簾,她雙手戴銬,能掀開門 簾子嗎?」張麗華才不情願地掀開那間隔離反省號的門簾……試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的 主意,給張滬寫去一張什麼紙條,那張麗華能不把它交給軍代表嗎?!
  又是一個失眠之夜。儘管一天制磚的活兒,累得我骨頭如同散了架,躺在炕上仍然不能 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的不少話,我都充耳不聞,當他開口罵他媳婦「沒有人 味」的剎那之間,我好像受到了什麼啟發。
  我說:「『黑子』,如果你能帶個口信什麼的,我就麻煩你一回。」
  「你放心,我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時候,單獨傳給張滬。」趙光弟憎恨孫西敏那張害人 的紙條,願意為張滬早離開隔離反省號而出把子力氣。
  「不,口信不是帶給張滬的,是托你捎給張麗華的。」
  「小黑子」用驚異的目光望著我——他過去得過肺結核,臉色蠟黃,因而他的勞動任 務,不是隨大隊出工去制磚工地,而是收拾院子裡的衛生。他的這項勞動,使他每天都有時 間關注一下那問隔離反省號裡的事情。
  「狗掀門簾子——都憑一張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動門簾,張滬雙手被銬,她掀門 簾子或干其他事兒都很不方便,讓她給張滬掀個門簾什麼的,也費不了她的多大力氣。」我 說,「希望你能關照一下這事兒,不要對張麗華說是我的意思,而要說是你的意思。你看行 嗎?」
  趙光弟海罵了她媳婦半天,連向我點頭,表示他一定去完成這個托付。
  「還有一件事兒要托你。」
  「你儘管說。」
  「生活上張麗華盡可能給張滬一點方便,但是對張滬的一舉一動,張麗華萬萬不能馬 虎,要嚴格看管。」
  「為什麼?」
  「張滬有過自殺的歷史。」
  趙光弟臉色陡然變了:「真的?」
  我對他詳述了在五七年劃右之後,張滬自殺的經過。這次當著勞改磚廠全體幹部和囚徒 的面,她平生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銬,很可能再次產生輕生的念頭。
  「小黑子」一下從炕上蹦起來:「這可是大事,我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沒有阻攔。我認為這個預防針越早打越好。我太瞭解張滬了,如果自她脫掉新四軍軍 裝之後,在《北京日報》給社長范瑾、副社長周遊當秘書期間,是個能討人喜歡的女孩,何 以會有五七年被劃成右派之災!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卻又比林黛玉多 了幾分男兒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幹出「自絕於人民」的事兒來的。
  「小黑子」不一會兒就從那一間隔離號回來了。他說他是把張麗華叫到屋外邊,以他的 口氣對她叮囑我那番話的。
  我對他表示了謝意。
  「我們那口子說,情況不是太好。」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一直說她無意翻案,因而沒寫一個字的檢查。」趙光弟以敬佩和擔憂並存的口氣對 我說,「真他媽的有種,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連長也是個不吃 硬的漢子,這不是自討苦吃嘛!」
  我無言以答。
  「哥兒們,我已經假冒你的口氣,讓我那口子給你那口子轉去口信,讓她寫個檢查。罵 自己罵得越上綱上線,越能早日下銬。」
  我不安地望著他,怕因此而節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說了,她盡一切可能,對灶王爺『上天言好事』。」趙光弟說, 「人心都是肉長的,人的兩眼是桿秤,量得出孫西敏和張滬誰重誰輕。」
  「『黑子』,我再次謝謝你的好心。」
  從這天夜談之後,我當真發現張麗華對張滬的態度有了一點變化。在周圍沒有幹部的眼 睛的時候,張滬上廁所或打飯回來,張麗華能為戴著手銬的張滬主動掀開門簾(為遮擋冬日 風寒,山西的棉門簾又厚又沉),偶然與我目光碰撞時,也少了幾分冷酷。只是我很難從張 滬臉上找到一絲變化,她低著頭走路,路過我們四號囚捨時,頭都不歪一下,有時我故意咳 嗽兩聲,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電的絕緣木樁,喚不回她對我的回應。
  「小黑子」對此解釋是她怕牽連到我。因為夫妻雙雙進勞改隊的不止一家,而且門戶相 連。遞上那張誣陷紙條的孫西敏,也住在這排窯洞裡,萬一她那雙善於發現「敵情」的眼 睛,再看出什麼破綻,見縫下蛆,不是把我也牽進去了嗎?!
  知張滬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後,都會發生什麼事情。她不是個善於掩飾自 己感情的人,敢於在磚廠「一打三反」的大會上頂撞軍代表,何以會懼怕回我一瞥目光?這 種「斷電」後的沉默,絕對不是一個好兆頭。我知道,火山在爆發之前,總是沉默的。因 而,我請求趙光弟再次告之張麗華,在對她實行監管時,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趙光弟是否把我的內心感知,傳遞給了張麗華,但是兩天之後,我的第六感覺 感知的不幸應驗了:那天是1970年農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歲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幹著 為制磚打坯備土的活兒時,灰濛濛的天上已然飄起蘆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還沒有停 止。農曆三月十三,已是陽曆4月上旬,向陽的牆角窗根已然冒出綠茸茸的草芽,艷陽四月 飛雪,在北國大地上是罕見的,但不知是老天爺悲天憫人,還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 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對這一天牢記不忘。
  那天入夜之後,我心中千頭萬緒久久不能成眠。我記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 《北京日報)送勞動教養的前夕,我在長安戲院看了關漢卿的《竇娥冤》(又名《六月雪斬 竇娥》),值此我生日之際,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發生什麼不測的事情?「黑子」全 然不知我內心的不安,背對著我早已入睡,並發出輕輕的鼾聲。大約到了午夜時分,窗外突 然傳來匆匆的腳步聲,腳步聲中還摻雜著獄醫何大夫與什麼人對話的聲音,雖然我沒聽清他 們說些什麼(獄醫何大夫講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話),即本能地把窗外的響動與張滬的命運 聯繫了起來。深更半夜誰找獄醫?獄醫又為誰看病?勞改幹部看病有幹部醫生,用不著來找 獄醫,那麼獄醫午夜出診,當然是勞改成員中的張三或李四,生了什麼急病。我左猜右想, 最大的可能是反省號子中的她,當真出了什麼險情。
  我想搖醒酣睡中的「黑子」,為我去探聽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臉側,我又把手收了 回來:萬一不是張滬,不是攪了趙光弟的睡夢?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實在有些於心不忍。 我就是在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閉合上雙眼的。大概到了拂曉時分,門外又傳來了大頭鞋 噗嘰噗嘰的踩水聲響(春雪化成了水),接著有人推門進來,隨著手電筒的閃亮,耳畔傳來 一聲吆喝:「起來!」
  我和趙光弟從炕上爬了起來。趙光弟睡眼朦朧地望著來者,我則看清了進來的人是支 「左」的吳排長和廠部負責內勤的郭幹事。
  「你先出去。」吳排長命令趙光弟迅速穿衣離室。
  我此時已完全明白了:吳排長和郭幹事是為我而來。還用問嗎?一定是張滬發生了什麼 事情。我忙忙亂亂地穿起衣褲,坐在炕沿上等待著關於她的噩耗。可是待趙光弟離屋之後, 吳和郭並沒有對我多說什麼,只是叫我先打開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吳排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終於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吳排長平日是個喜歡與勞改隊中知識分子交談的人,曾與我聊過「樣板戲」什麼的,此 時臉上卻沒有了往日的微笑,對我的提問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轉向了郭幹事,因為 昔日我回北京探親時,他曾托我給他代購過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點兒接觸的幹部;他悲憫 的目光與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頭去檢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裡都是書。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團河農場勞改時,場部退還給我的。
  吳排長說:「這些書我們要檢查一下。」
  我說:「《北京日報》早已檢查過了。」
  「現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審查。」
  我能說什麼呢!每天忙於修埋地球,書已然是我們身外之物,全部拿走還能減輕我的一 點兒負擔。在吳排長往麻袋裡裝書之際,郭幹事從口袋裡掏出一副手銬,「卡嚓」一聲給我 戴在了手腕上。
  無需多說,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時來搜書,並給我戴上手銬,誘因不是我,肯定張滬 發生了什麼問題,聯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腳步,我斷定張滬又走上了輕生的絕路。
  吳排長看了看戴上手銬的我,低聲說了一句:「從維熙,你要面對現實,心往開處想。 別鑽牛犄角。」
  「她是活著,還是死了?」我眼中無淚,心中卻承受著剜心之痛。
  「正在搶救,你作最壞的精神準備!」郭幹事見軍管的吳排長開了腔,才囁嚅地向我吐 露一點真情,「無論發生了什麼情況,你千萬要以理智對待。」
  之後,我被帶離我的那間屋子,手捧著鐵鐲子進了嚴管號。
  我捶牆。
  我痛哭。
  剛才被驚愕佔據了心靈的我,此時眼淚如同開了閘門的小河,淚水濕了我的雙腮。嚴管 號裡共關著四五個「同窗」。班長就是演繹過李建源君「領口」和「袖口」問題的符× 。 天才濛濛亮,嚴管號的成員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塞進一個我來,已然使他們驚異不已;我捧 著手銬捶牆大哭,迫使嚴管號的成員只好提前起床。
  「喂!你還是放老實一點為好。」符× 終於第一個開口了,「這兒是嚴管號,你可得 識點時務!」
  我仍然把牆捶得山響。
  符× 一步從炕沿上竄了過來,從身後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貂蹌蹌地後退了幾步, 坐倒在炕角上。這時,我才發覺手腕有些火燒火燎,低頭一看,那副鐵鐲子已然磨壞了我的 手腕,鮮血洇出了肉皮。
  我無力再掙扎了,好像剛才那短短瞬間,我用完了我的全部力氣,渲洩了我的全部悲 憤。我的思緒成了一團亂麻,符× 再訓斥我什麼,我一律充耳不聞。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 北京那間低矮小屋中的母親和兒子,老母親將失去兒媳,小兒子將失去母親,這一老一小遠 在北京,不會知道在晉陽大地上發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張麗華來,趙光弟已 然把張滬無懼於死亡的秉性傳遞給了她,她怎麼還能有監管中的疏忽呢?!
  嚴管號沒生爐火,拂曉時刻冷得人直哆嗦。符× 見我只穿著絨衣進號,不知是出於鱷 魚流淚,還是想探聽一下我關進嚴管號的原因,他出去了好一會兒,當他重新回到嚴管號 時,把我那件棉襖從我的屋子裡取了來,並披在我的肩上——我因雙手戴銬,是無法穿上這 件棉襖的。
  「你知道你為什麼來這間號房嗎?」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點頭是表示我知道緣由,搖頭是想從他嘴裡探知一點兒「張滬自絕 於人民」的詳情。
  完全是出於不折不扣的顯擺,符××對我講述了張滬自戕經過:昨天,她說她很冷,想 回我和她的那間窯洞,取點兒衣服來。經張麗華向上請示,獲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 屋取衣服時,趁張麗華沒有在意之際,她把一瓶夏天殺蚊蟲的滴滴畏,塞在衣服裡帶了回 來。當晚,她背對著張麗華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當然,這是張麗華發現張滬死過去 之後回憶起來的,而非張滬的交代——她不能開口了,何醫生忙了大半夜,竭盡全力對她進 行洗腸搶救,現在還在生死未卜的十字路口。「給你戴上手銬,是怕你重蹈張滬的反動舊 轍,你應當感激軍代表和磚廠領導,對你及時採取了保護措施。」符××敘述完之後,不忘 對我進行勸導:「你老老實實在這間號子裡呆著,你要是再擂牆敲窗,鬧到軍代表那兒,給 你戴上彈簧銬,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們還是先禮後兵,把利害關係跟你說透了為好!」
  我雖知符××是整肅受難知識分子而出了名的「內矛」,但他能把此話告訴我,我仍然 對他不無感謝之情。因為我從他嘴裡知道了張滬「自絕於人民」的手段,以及目前她身處生 死線上的概況,這是身陷嚴管號的我,無法得知的信息。嚴管號除去放風解手,是不能離開 號房的,它區別於禁閉室的標誌在於這是一間房子,屋子上還有玻璃窗戶;但是為了與外界 隔離,玻璃窗戶上都被刷了一層白灰,號子裡的人不僅沒有與外部說話的機緣,連向窗外投 望的視線,都被那層白灰隔絕得嚴嚴實實。如果不是符××對我訓政時告知我張滬的事發原 委,我上哪兒去尋覓張滬的消息?!
  我理了一下紊亂的心緒,馬上確認了他說的情況屬實。我和張滬住的窯洞裡,確實留下 了一瓶滴滴畏,那是為驅趕蚊叮蟲咬我去曲沃縣城關買來的。曲沃地處晉南,夏日天氣悶 熱,花腳蚊子叮得人夜難成寢。我買來它是殺蚊蟲的,張滬竟然想起了這瓶可以告別世界的 毒液,謊說取衣服找到它,並把它吞下去自殺了。
  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天意的選擇,偏偏在我生日的那天夜裡,她選擇了死,這倍增了我 心中的悲涼。我坐在炕上背靠著牆,一動不動地望著我手上的手銬,似乎更清楚了把我銬起 來的用心:張滬如果當真死去,我會像剛才擂打牆壁那般做出抗爭,我要申訴,我要揭發。 儘管在那個年代,我的一切申訴都可能成為廢紙,被省勞改局扔進字紙簍,但是對於連長之 類人物來說,對死亡記錄中的自殺追查多少會給他帶來一點麻煩。張滬出身革命家庭,父親 曾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她自身17歲時參加上海地下黨,小弟在上海解放前夕參加了新四 軍……這些隸屬於她周圍的關係網,雖然在解放後歷次的政治運動中,紛紛中箭落馬,但她 還有在空軍中當軍長的舅舅,「文革」中他的舅舅,比「文革」前更為顯赫,一旦哪一條線 提出質詢,於連長將何以做答?難道僅僅為了一張紙條,就能要人一條命嗎?!索性先下手 為強,銬住你能寫字的雙手,以防患於未然。
  我緘默無言。
  我的心裡在滴血。
  我被銬住的雙手,在這巨大的刺激面前,竟然神經質般地痙攣起來,致使掛在手銬上的 那把鐵鎖,如同鐘擺似地左右晃動了起來——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潰,我的心被撕裂了,張滬 生與死的問題,成了我心中惟一的一個結。由於幾天急火攻心,當天上午嚴管號「放風」, 我蹲在糞坑蹬石上解大便時,大便硬結成石頭一般,久久排解不出。符××不願意在茅廁挨 凍嗅臭,先帶著嚴管號成員回捨子裡去了,他用不著擔心一個戴著手銬的人;會發生什麼閃 失。
  突然,我身旁的蹲坑人,悄聲招呼了我一句。我側目看看,是「同類」中的病號阮祖 銓,他來自商業部,在昔日「同窗」生涯中,與我有許多共同語言:「你知道她的情況了 嗎?」
  我點點頭。
  「據說何大夫還守候在她身邊,但願好人能抗拒死神的召喚。」
  阮祖銓說完這兩句話,匆匆用紙片擦乾了屁股,走出廁所。之後,他折身回來,輕聲對 我說:「都出工了,院子裡沒有人。我叮囑你兩點:一、你一定要放寬心,來不得半點感情 用事;二、你還要提防萬一張滬走了,給你羅織罪名——這並不難,什麼『同請反革命妻 子』,『為反革命右派喊冤叫屈』等等。一句話,眼淚往肚子裡流,不能給他們——」他指 了指天,「留下任何一點整肅你的把柄。千萬千萬!」
  我在茅廁不禁再次潸然淚下:「我記住了。」
  「我給你擦屁股吧!你帶著手銬是無法完成這個事兒的。」是的,我當真忘了大便之後 的最後一道工序,是自己不能完成的。點頭應諾阮祖銓幫我之際,心中突然一驚:阮君也是 老右,專門善於對付知識分子的符××,要是給他扣上一頂兔死狐悲,同情反革命分子張滬 及其丈夫的罪名,是不是會牽連到阮君?!
  阮祖銓對此心領神會。他走出茅廁,有意在院中大聲喊叫道:「嚴管班!來人給你們號 裡的人擦屁股!」
  「你順手幫個忙吧!」符××的聲音。
  「我沒這個義務。」
  「我來幹吧!」正在打掃院子的趙光弟,被喊聲召喚過來。他隔著玉米稈糊著泥巴的廁 牆空隙,向外看了看,嚴管號確實沒人出來,一邊弓下身為我擦屁股,一邊趁機用極快的速 度對我耳語道:「眼下,我和我那口子住的那間號房,也成茅房了,給張滬灌腸洗胃,她的 屎尿流了一炕。這是好事,至少她的魂兒還有從閻王殿飛回來的希望。我他娘的狠狠地扇了 」小耗子「兩記耳光,倒不是因為張滬髒了我們的房。我扇她耳光是為她粗心大意,讓張滬 把滴滴畏偷偷帶了回去。」
  我無心關注趙光弟與他老婆之間發生的矛盾,心急火燎地詢及張滬的生與死。他說: 「依我看,閻王有眼,不會收下這屈死鬼!」說著,他幫我拉起棉褲,又繫好腰帶,並安慰 我說,「這麼辦吧,如果張滬清醒過來,我就假裝去嚴管號外掃地,你聽見掃帚把兒碰門兩 聲,就還有個盼頭。」
  「謝謝你了,『黑子』!」
  整個下午,嚴管號在讀報紙,內容不外是「文革」又取得了什麼偉大勝利。我盤腿坐在 炕上,貌似在聽符××讀報,實際上在焦急地等待窗外掃帚掃地的聲響。大約到了黃昏時 分,我聽到「小黑子」在窗外哼唱著「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兒和掃地的聲音。這一霎 間,我的血液彷彿凝固了,屏住呼吸靜待我希望能聽到的聲響。
  「咚!」
  間隔開的兩聲掃帚碰門的聲響,使我凝固的血液,頓時沸騰起來。長著靈敏階級鬥爭嗅 覺鼻子的符××,絲毫沒有在意對我至關重要的這兩聲「咚咚」,他正在動員嚴管號的嚴管 成員,結合「文革」形勢,聯繫自己的罪錯進行批判;而我則長出了一口氣,壓在心口上的 那座山坍塌了下來。我心中默念著:「感謝何醫生!」
  「多謝『小黑子』!」
  我早飯沒有能進食,午飯只喝下半碗白菜湯,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用被銬住的雙手先 後塞進肚裡兩個窩窩頭還不覺得飽。但嚴管號只供應這麼多「進口貨」,只好把那碗粥,一 揚脖兒灌進肚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儘管這只是一線生命曙光的訊息,而不是張滬確實已從 死神懷抱中掙脫出來的消息;但僅僅這一點,已然在我焦渴的心田,掠過了一陣瀟瀟春雨。
  但是,我未曾料到的是,入夜之後情況發生了逆轉。當夜,我躺在炕上,把手銬放在我 的胸前,還沉溺在小黑子傳遞給我的喜悅中時,前院木工棚傳來了「當檔檔檔」的聲響。起 始,我並未在意這來自遠方的捶打之聲。符××憑著他鷹犬本能的敏感,彷彿從這聲響中嗅 出來什麼異常,便從炕上爬起來(嚴管號夜裡是不關閉電燈的),有意無意地盯看了我一 眼,便倒鎖號門出了屋子。我的中樞神經被他這一眼召喚醒了,猛地從炕上坐了起來,這叮 當叮噹的聲音響在深夜,是不是木工們在趕製什麼東西?
  趕製「文革」的標語牌?何必這麼匆匆忙忙;修理囚徒們用的勞動工具?更沒必要這般 急切,想來想去,一種不祥的預兆,頓時湧上了我的心頭:此地是實行土葬的,會不會是張 滬她清醒之後,病兆又繼續惡化了?抑或是張滬根本就沒有清醒,趙光弟為了安慰我的心, 有意傳遞給我虛假的訊息?……我的心又跌進了萬丈深淵。
  門鎖響了,符××走了進來。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從他臉上的表情找到一點消 息。他沒有迴避我的目光,那張吹火嘴一開,便對我說:「不虧你過去是個記者、作家,心 電感應倒挺靈敏的。瞞你也沒用,剛才我去了木匠張漢文家,他家屬告訴我,張漢文為張滬 去釘棺木了。說是,張滬曾醒過來會兒,那不過是迴光返照。從維熙,我本不該告訴你這一 些,但我符××也是個人,先給你捎個話兒,省得你精神上準備不足,增加嚴管號的麻 煩。」
  我只覺得血湧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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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生死輪迴無常——死者生,生者死
  夜釘棺木的那個夜晚,給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實際上等於我也經歷了一場無疾 的死亡。特別是先聞喜訊後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靈與肉一剪為二。我不想 在這方面多浪費筆墨,我想詳細敘說的是,發生在這天夜裡之後的生與死,令人難以置信的 ——並十分富有戲劇性的輪迴變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一具帶銬的活屍,躺在炕上絕食。我的理性之所以全部死亡,除了 昨夜釘棺木之事以外,還因為早晨嚴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9時在廣場開批鬥大會。在我看 來,把僵死的張滬,再拉到廣場上來「轟炸」一下,不僅過於殘忍,而且是滅絕人性。我沒 有別的選擇,只有以死來抗爭,儘管這種抗爭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 存,則是對自己良知的嚴重褻瀆。
  可是當我排隊在嚴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場上,歷經的卻不是與張滬的死別——一個 刑滿釋放留在磚廠就業的「二勞改」被五花大綁推到了被斗席上。因為這一刻的感情轉換對 我說來反差太大,他的名字雖然隨著逝水東流,被我忘得一乾二淨,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 著,至今仍如刀割般的深邃:他身材不高,方型臉龐,是山西本地人(因為他交代「罪行」 時,說的滿口山西話)。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夾克,下身穿一條鐵灰色的褲子。因而從 頭到腳,給我留下了一個黑不溜秋的印象。
  於連長卻依然精神勃發,講話時他習慣於雙手插腰:「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又出現 了一個往槍口上撞的反革命。這個反革命家住山西××,在運動中不老實交代罪行不說,他 還想逃跑!毯的,你往哪兒跑,哪兒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也好,你不願意在班組裡交 代,就在這兒向全體勞改犯交代吧!幾天前,鑽出個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個刑事犯反革 命,這真應了毛主席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告訴你們,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對敵人絕不手 軟,×  ,現在開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實     …俺沒犯其他的罪錯。俺家人口多,口糧餵不飽肚子,俺曾倒賣 過糧票,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用買來的糧票弄點糧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實 人,不說半句瞎話。就這!」
  「那你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對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無產階級專政!」
  「給他加溫!」
  在一片口號聲中,跳上幾個牢頭,把這個五花大綁的黑臉漢子背在後邊的雙手捆緊,然 後拚命往上提拉,只聽得「啊」的一聲尖叫,黑臉漢子臉變得煞白。接著,他的身子像根木 樁一般,咕咚一聲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別被他裝死所蒙騙!」
  「宜將剩勇追窮寇!」
  在「同窗」相噬的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這個山西的「二勞改」再沒有站起來。事後, 我才知道他有心臟病,背後「吊雞爪」的繩子一勒,他頓時一命嗚呼。
  批鬥會草草收場。
  我重新回到了嚴管號房之中。
  張滬正在閻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是死是活,卻先目睹了身穿黑夾克的「同窗」,奔往 了鬼城豐都。爾後回憶起來,似乎是一場惡夢,而在當時鬼魂排隊奔往豐都的「文革」年 代,並沒感到有多麼新奇。我當然為這個冤枉鬼而感傷,但我更關注張滬的生死——她太冤 枉了,只是向沈隊長談談她的五七年結論,就被銬起雙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幹事,走進了嚴管號,他沒有理睬符× 的詢問,直接 走近我的身邊,用他手中那把鑰匙,捅開我腕上的手銬。他先讓我甩動幾下被銬得麻木的雙 臂,然後幫我把披著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頭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著郭幹事離開了 那間嚴管號。
  「她被搶救過來了。」他走在前面,對跟在身後的我說。
  我「嗯」了一聲。
  「這件事不怨勞改幹部。」他在對我表白。
  我聽得出來,他弦外之音是指於連長。
  「為這事,吳排長跟於……還發生了一次衝突。當然這是我們幹部內部之間的事,不該 對你說,你能知道在運動中,我們許多幹部的為難之處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幹事這些話都發自於肺腑,並且絕對真實可信。我沒說什麼感謝政府搶救張滬 之類的話,銬起她來本身就是個錯誤,沒有那副手銬,就沒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謝的 話,該感謝那個矮矮瘦瘦的何醫生。
  「這些話,你都聽見了沒有?」郭幹事見我一路緘默,停下腳步詢問我說。
  我點點頭,大多大多的悲愴,已然哽噎住我的喉嚨,但我沉吟了一會兒,還是質詢了郭 幹事一句:「會留下什麼後遺症嗎?」
  「希望不會。」郭幹事本分他說,「但也很難預料,她是從死亡狀態中生還過來的。所 以,又派個姓李的家屬,和張麗華一塊兒去護理她,暫時她還不能回你這間窯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號窯洞前,郭幹事遞給我一把開門鑰匙。原來自從我被銬上雙手送往 嚴管班之後,趙光弟也被勒令搬離了這間號房,門上換了一把新鎖。我進了這間窯洞,頹然 地坐在炕上,仔細回味著近日發生的事情,簡直無法相信這都是真的。但無論怎麼傷感,張 滬畢竟是活了下來,這多多少少帶給我幾分酸楚的安慰,一場「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豐 都,能闖過鬼門關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醫生詢問一下情況,最初沒能如願。他正在處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勞改隊 死了人也要填表上報。有一次我提著暖壺去打開水,正好與他相遇,這外表矮矮瘦瘦,細脖 大腦殼的大夫,沒容我向他表示謝意,就忙不迭地對我說:「張滬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來 是給她打的;陰陽錯位,沒想到咱那山西本汀的『二勞改』,當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該怎麼感謝你才好!」
  他提著暖壺匆匆而去。走了約十幾米,他突然停下腳步,回頭對我說:「咱想,再有一 周的光景,張滬或許就能下地走路了。至於讓不讓她回你們那間號房,那是於連長拍板的 事。」
  何醫生的話沒能兌現。我獨居那間號房兩個星期,張滬也沒能回來。一天深夜,吳排長 一人獨自進了窯洞,他告訴我張滬暫時不會回來,由於各種情況,決定雙料貨(指夫妻雙雙 進勞改隊的)可能要轉移改造地點。
  我沉默地聽著。我願意馬上離開這塊汀地與這間號房。它留給我過於沉重的記憶:無論 是張滬的死而復生,還是我為此而戴的三天手銬,都會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見景生情 而失去安寧。
  「那些書,我的意思你就別帶走了。」吳排長關切他說,「雖然都是些文學名著什麼 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點點頭。書和知識對我還有什麼用處呢?但我還是向吳排長提出,我要求索回那兩三 本我最喜歡的書。那是雨果、果戈裡和傑克倫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們的作品能給我 力量。
  吳排長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訴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兩三本書,怕是 很難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勞改幹部中傳來傳去。」
  我說,「如果你能找到就◆給你做個紀念吧!那些書已是我身外之物,我並不想再保留 它。」
  「該怎麼說呢,80%的勞改幹部,對你們夫妻內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為各種 緣故,誰也不敢流露這種心情。」
  「謝謝吳排長。」
  他伸出一隻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轉移的消息不要外傳。」
  「放心,我是不會給吳排長添麻煩的。」
  大約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張滬以及那些「雙料貨」被押上同一輛卡車。卡車下邊裝行 李,我們坐在行李上邊。與吳排長事先傳遞給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雙料貨」之外,另 外幾卡車上坐滿了「同窗」與「同類」。不知道哪兒的一座超級瓦斯煤礦,等待建井採掘, 那兒需要大批的勞改人員去開挖烏金。
  使我永生難忘的是,於連長不坐在別的卡車上,也不坐在駕駛室裡,而偏偏與我們這些 「雙料貨」坐在同一輛露天的車斗裡。是有意顯示他的軍人風采?還是對張滬一事的處理不 當,多少有點良心上的內疚?不知道!他雖然全副戎裝,腰間還別著一把帶皮套的手槍,臉 上卻比昔日多了幾絲微笑。
  張滬歷經近一個月的囚居生活,由於不見陽光而面色蒼白,體質弱不禁風。時至5月, 同車人穿著裌衣,她上身還穿著棉襖。她與我並排坐在車斗裡,頭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車在 山路上左搖右晃顛顛簸簸。
  從晉南向晉東南轉移,卡車要爬過巍峨的中條山脈。山路崎嶇如蛇,道路十分難走,致 使轉移囚徒的車隊不得不走走停停。當車行至大山環抱中的山腰時,有個女號突然喊了一 聲:「看——那兒有一隻兔子!」
  於連長拔出皮套中的手槍,立刻瞄準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蔥蘢,那狡兔三蹦兩 跳就逃出了我們的視野。這時,張滬對我低聲耳語了一句:「我好像就是那隻兔兒!」這是在漫長的山間驛路上,她對我說的惟一的一句話。我覺 得她的這句自喻並不十分準確——在那嚴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國多少知識分子,性格 分裂成了善於逃遁的狡兔;而張滬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撲向槍口的一隻傻兔。她的生命 內核中蘊藏著的是不屈的靈魂。如果遭遇了張志新的處境,她會成為第二個飛蛾撲火的張志 新。
  我無意譴責前者。
  但我更敬仰後者。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環境中都變成狡兔性格,中國還有希望嗎?民族還有希望嗎?
  當然張志新的不屈事跡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只知道,卡車正在穿過山脊,奔向 下一個勞改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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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節 在王鐵匠家棲身
  卡車車隊在中條山脈中整整穿行了一天,黃昏時分我們一行才到了位於晉東南的一座勞 改礦山——它的對外名稱叫「晉普山煤礦」。
  中條山與太行山互為毗鄰,卡車過了一嶺又是一嶺,爬過一峰又是一峰。卡車所過之 處,林木蔥蘢;有些山連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煙。在我勞改十多年的光景裡,還沒有 見到過如此美麗的山巒,呼吸過如此清新的空氣。一直閉合雙目的張滬,在此時此刻大概也 忘記了死亡的經歷,本能地抬起頭來,領略這大自然的賜予。但是當卡車繞過了中條山後, 綠色漸漸消失,股股濃烈的臭氣撲面而來——那是從當地鄉民燒的一座座硫磺小窯裡飄散出 來的黃色煙塵。
  不久,車過一個縣城,農民們舉目觀看幾輛卡車上的「動物」,我們也向他們遙望—— 這時我發現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寫有沁水縣的字樣。我突然想起這兒是趙樹理的老家,難怪 他的小說土得掉渣呢,就憑那一座座硫磺小窯冒出臭氣熏天的黃煙,就足以代表這方水土的 原始色澤。車隊再往前開,冒著濃煙的小窯不見了,群山像魔術師變幻的魔術那般,一律變 成了光禿禿的和尚頭,山巒與山腰上沒有一棵樹——我在煤礦下井幾年之後,才懂得了凡是 腹內藏有烏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長樹木的。所以,我們看見「和尚頭」的時候,就臨近煤都 晉普山了。
  在礦山總部前廣場上,例行過勞改隊千篇一律的點名以後,不帶家屬的成員,扛著行李 搬進了山腳下的一排排監捨;我們這幾戶特殊的雙勞改,因監捨太滿容納不下,便被安排到 離礦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個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幾十戶人家,當我們這些「勞改 鴛鴦」,肩上背著行囊手裡提著網袋等雜什走進小村的時候,簡直若同是過廟會一般。男 人、女人、老人、娃兒都擁到村口,像看什麼稀罕東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著我們;那一雙 雙目光中,無異於觀賞一群奇怪的動物。在勞改隊碰上這樣的目光,對我們並不產生任何作 用;但是在這山溝溝的小村,這目光卻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的,因為這些鄉民,井非專政人 員。這讓我們感到文革的神經脈絡無處不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神經末梢,竟然伸延到 這大山溝裡的小小山村來了。
  走過「列隊歡迎」的夾道,我和張滬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腳。戶主姓王,是這個 家庭中的惟一男性。他上有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下有妻子給他生下的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 頭,人長得個頭高高的,方顴骨,黑臉膛,是個附近小鎮上的鐵匠;他下面的幾枝花兒,分 別名叫改枝、改蘭、改秀……不言而喻,這是全家期盼生個「萬斤」男兒之意。憑心而論, 這一家人中的多數,並沒有歧視我們,惟一使我倆傷透了腦筋的是那個長女改枝。在我們剛 剛搬進他家西北角的一問約有6米大小的耳房時,我就發現門框上有沒擦淨的粉筆筆痕,經 過辨認還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跡。左側門框上寫著「只許規規矩矩」,右側門框上寫著 「『不許亂說亂動」,橫批為「接受勞改」。大概是出於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話出在那 條橫批上,她誤將「接受」的「接」字,錯成了「結」:「接受」的「受」字,又誤寫成了 「束」——因而「接受勞改」,變成了「結束勞改」(詳見我的紀實體的中篇小說 《傘》)。這女娃為何寫上之後,又把它擦掉?直到我們住了一段日子之後,才知道是在我 們進宅之前,鐵匠老王強迫改枝擦掉的。破舊門框上的木紋很深,無法擦去留在木紋中的殘 痕,因而就在我們初到礦山時,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十分深邃而又難忘的記憶。
  這是一個十分貧苦的農家。小院裡雖然有正房和兩邊的耳房,正房還是兩層土樓,但因 年久失修,已經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樹一樣,枯枝枯杈雖然仍在,但是沒有了綠色, 又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氣,因而它和我們的心緒倒挺近似。我們已走了十多年的風雪驛路了, 這兒又是一個新的驛站,我——特別是張滬更感到心力交瘁,在這老宅老屋裡靜一下心神, 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傷口,倒也很符合我們的心境。大牆、電網、崗樓,監捨……這麼 多年像是我們的影子一樣,一直伴隨著我們;在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們求 之不得的事。不是嗎?!
  初來小村時,儘管女娃改枝對我們不夠友好,但是她歷經了一段對我們的觀察,見我和 她並非階級鬥爭宣傳的那樣,不是牛頭馬面般的厲鬼,那雙美麗的杏核眼裡,便也開始出現 了幾絲溫柔,與張滬漸漸有了言語溝通,後來在她老爹的示意下,跟著張滬學文化,學畫 畫。當然她的這種變化,更大的緣由是鐵匠老王對她的不斷訓示:「你以為勞改的牛、鬼、 蛇、神,都是青面紅髮巨齒獠牙的惡人哩!裡邊也關著許許多多的好人——俺唸書的時候, 正趕上反右派,俺看右派都是敢講大實話的人!你這妮子,不許給人家臉子看!」
  多虧了王鐵匠這根頂門柱,讓我和張滬比那幾戶「勞改鴛鴦」日子過得輕鬆一些。初來 礦山時,礦山尚未開掘,我們無煤可燒;但是做飯要燒煤,老王主動把小平車借給我們,讓 我們到山腳下的小煤窯去買煤。古老的宅舍裡鼠患成災,一群群的紅眼耗子經常跳到我們的 炕上,攪得我們夜間難以成眠。老王的母親,讓我們從他家的貓群中抱了一隻非常靈巧的灰 貓過來,用以解決我們的睡覺問題(這只灰貓,後來成了我們的朋友,在我們搬遷後,成了 一隻野貓。我用了幾萬字的篇幅,專門寫了這隻貓的故事,請讀中篇小說《貓碑》)。人離 開了水,是沒法活的。老王媳婦借給我們水桶和扁擔,並教我如何搖動井上的轆轤。過日子 要有水缸,老王便帶我到小鎮上去買水缸。他幫我把圓圓的大肚水缸,捆綁在自行車的後座 上,並叮嚀我在山路上騎車小心……後來,我們相處得像一家人了,老王對我們袒露心聲 說:「當初,礦山到這裡找房時,俺怕俺家裡住一個殺人犯或偷竊犯甚的,還算老天有眼, 來了你們兩個老右,有甚難處你們只管開口,俺能辦的沒有二話。」反過來說,這也是我和 她的福氣——雖然,日後我們知道了我們住的那間6米小屋,是昔日王家老宅停放死人的房 間,我們並沒有為此而感到不快,因為我們已是與死鬼打過多次交道的人了。
  我們在這間小屋裡,生活了兩年多,直到礦山又蓋了新的囚捨,我們才十分眷戀地。不 得不離開王鐵匠的那問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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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 我成了「煤黑子」的時候。
  張滬的命運出現轉機。
  晉普山屬於全國的優質煤田。煤黑子們都知道,所謂優質煤,首先必須是無煙煤;僅此 一點是不夠的,優質煤田所蘊藏的烏金,還應具有耐燃、塊大、無各種氣味等特性。在煤都 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晉普山勘探出來的煤田,屬於優中之優(在70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 本)。正因為如此,省勞改局才從本省各個勞改系統,抽調1000名勞改人員來到這兒開山 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監獄服刑的犯人,總共有幾千個勞動力,以大會戰的方式,開掘這座 黑金之山。
  重工業生產,不同於在茶澱種田種稻,挖煤需要許多輔助工種配合,因而礦山附設機械 廠、制磚廠等多工種後勤生產基地。單就煤礦生產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兩大部分,我的身 體屬於壯勞動力,從第一天開始,就被選進了建井隊(即建井完成後的下井勞力);張滬與 其他女號,去參與磚窯制磚的雜項勞動。建井的含義,就是從地面開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 下煤層,直到在地層之下建成四通八達的一條條采煤的巷道為止——我是參與了開鑽晉普山 地下煤城第一塊山石的人。
  真是應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古語,我在這兒又見到了昔日的不少同類,與我 分在一個組的就有高樹森(原西城法院幹部),金科(原貿易部的幹部),其餘的成員,多 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們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一定的角度向下開掘。山腹的煤越 好,山表的石頭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後,鐵錘震裂手掌的事屢屢發生。裂紋疼痛難耐時,便 用膠布纏滿了手掌,白色的膠布很快變黑,還沒有挨著黑煤手已然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 每回到「家裡」吃飯的時候,張滬常常笑我的手成了討飯花子。
  我說「開礦的活兒雖然很累,但是我挺開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問我在罵誰。
  我說:「我罵在曲沃差點送了你一條命的那個人。」
  她說:「這兒的勞改幹部,比那兒的心地善良。」接著,她告訴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 事:獄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幹部,找她談話了,公開對她發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憤 慨。目前先讓她離開勞動崗位,在磚窯做脫產的宣傳員工作,並在積極查閱她的檔案,看她 是不是屬於漏摘右派帽子的一個。
  「真有這事?」我不無憂心他說,「現在可是『文革』時期。」
  「山西人做事武斷,於連長是那方面的武斷;而這位武守先,是這方面的堅定。」張滬 對我說,「他甚至懷疑我這樣的人,當年劃右就是失誤。一般的幹部,誰敢這麼講話?可是 他敢。該怎麼對你說呢,我認為他對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無法對我直接表達就是 了。」
  她的話使我想起了董維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許在這方水土中,又出現了一個不拿 板斧的「程咬金」?我當時雖然不能確認這種可能,但我希望這是一個奇跡。細想想,也不 是沒有這種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吳排長,不就是與於連長並非一種類型的幹部嗎!他何 嘗對張滬的問題沒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氣氛下,他受級別的限制,無法表達他的 真實觀念罷了。因而我祝願好夢成真。
  由於有了張滬告訴我的這個消息——儘管它還不是事實,對我的精神鼓舞還是很大的, 所以在建井隊的日子裡,我像牛一樣地拚命勞作。打炮眼,放開山炮,看亂石在隆隆炮聲中 漫天飛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殼,自己當真以為自己是個礦工了。記得,在遠離地表的地 層深處,有一天管理我們的秦隊長,在休息的時候問我:「你這個過去拿筆桿的人,想到過要來給大山鑽洞沒有?」
  「沒有。」
  「現在你有甚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當個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樂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讓我擔任了這個小組的副組長。
  而今,我回憶起那一段歲月,我仍有戀棧之情。它不僅僅鑄造了我結實的肌肉,強化了 我面對困難的堅毅精神。最為重要的是,它使我具備了一個底層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 之外,回到那間老屋裡,還要挑水做飯,這期間我學會了□山西的硬麵條,因為麵條越硬, 越能抗饑。張滬在磚窯搞宣傳,比我還忙,白天她要自覺地勞動(儘管她可以不勞動,專事 宣傳工作),晚上,她有時還要留在宣傳室,寫牆報和黑板報。記得,在當年的冬天,我有 一次去井台搖轆轤,一不小心把一隻水桶掉在了井裡,在用鉤子打撈水桶時,那根結了冰的 井繩,在我結了冰的手套上滑來滑去,任憑我怎麼折騰,也撈不出那只水桶來。最後,還是 王鐵匠下工回來,我在井邊打著電筒,他把那只水桶撈上來的。
  由於我在井邊撈桶撈了半天,在如鏡的水面上,我看見了自己發間的第一縷白絲。在感 傷我撈水桶無能之際,也深感歲月之無情。於是,在我的一個小本本裡留下了幾行自憐的 《提水篇》。詩曰:
  初春花織錦雛鳥漫天游少年遇神童(指與劉紹棠相識)
  文海蕩雙舟聲聲泥土歌字字心泉流願做文苑草力學孺子牛何罪觸雷霆五七竟成囚李白髮碎葉(指李白髮配新疆碎葉)
  我配晉陽丘哀哉一炭翁井邊拉鐵鉤冰手握冰繩井台滑溜溜猛然窺水鏡白髮染黑頭不如變水鬼生死一斷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紙頁已然發黃,但它卻是我在那一段日子裡的一張自畫像。一方面, 我要求自己能堅強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對困境也常常頹然自悲。建井這個活兒,越往 下挖越困難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幾米,後面要跟上砌□(即像城門洞那般,上頂要用石頭 砌成圓拱形),以防止落頂塌方。而砌□的料石,要一塊塊往下運,每塊料石重百十斤不 說,沿著泥水湯漿的斜路向下搬運已非常困難;在砌圓拱形的□頂時,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勁 兒來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當大工,我們這些小工要把一塊塊料石舉過頭,把沉甸檔的石 頭遞到大工手裡,他們再封上洞頂——當我們向上舉石頭的時候,真是要有一點兒「力拔山 兮氣蓋世」的勁頭。得像舉重運動員那般,丹田運一口氣,才能把那塊與自己體重差不多的 石頭頂遞給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敗,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舉過頭頂了。
  這是來礦山以後,我經受的最為嚴酷的勞動考驗。一個往昔搖筆桿的人,能有幾十次、 幾百次、幾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礪,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為 此而自豪。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體腦倒掛的負面價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頭牛,有車要 拉,有地要種,有活要干——直到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與另一方面軍開掘的平井對接, 並開始出現煤層,我所在的建井隊,才變成了采煤隊。當第一次用炸藥炸出煤來的時候,我 不惜力地把一塊大炭從井下扛到井上,並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點著了(當時正是冬 天),因為有了這個炭火盆,小屋裡頓時沒了寒冷,變得溫暖如春。
  這個冬季,我們不再到農民開的小煤窯裡去拉煤燒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時,從幾里之 外的斜井扛回一塊優質大炭來做飯取暖。我們幾戶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賣力氣 的,無一例外地都燒自己挖出來的煤——我們不住在礦山,礦山允許我們搬炭口家。從這時 起,我的臉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後,除了牙齒還是白色之外,從頭到腳一律變成了 黑人——張滬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說:「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兒沒有反右派運動。」
  她不以為然:「在殖民地當個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過的。」
  「他們要挨批挨斗嗎?」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澀味兒不同罷了。」
  「那就是說,天底下哪兒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這麼說。不然當初我參加地下黨幹什麼!」
  我有點兒不服氣:「按照你的邏輯,中國封建主義,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澤東現在成了 超人的神,這算是什麼主義?」
  她很少有被我問倒的時候——那是生活中少見的一次。很顯然,我的問題,正是她非常 明白。但又無法回答的問題。還算是她的幸運,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佈為:她是因過去勞 改單位的工作疏漏,沒有及時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於是哪兒的疏漏——是茶澱?還是來山 西後的曲沃?抑或是晉普山的幹部,為了給張滬解禁而找出的理由?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 的幹部,才明白的事情。無論怎麼說,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舉,不僅僅極為富有人 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為。
  張滬頭上戴了十多年的「緊箍咒」,至此獲得解脫(因為她也在寫她的回憶錄,這裡對 她的經歷從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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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節 地下遇險與狐狸引路
  我在礦山的勞改生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建井,二、采煤,三、身上背起一 個德國進口的瓦斯檢查器,在整個的地下煤城監測殺人的瓦斯。在采煤的日子裡,我曾遇到 過一次大的風險。那天我上夜班,大約在接近早上6點——我們快要交班的時候,按著生產 習慣要放一次炮,給接班的采煤組留下外運的煤。之所以如此,是為了提高工效,全組十多 個人,剛接班時有人用電鑽打眼,有人用礦車向外運煤,以避免窩工。就在我們夜班點燃了 最後一茬炮在防炮洞裡躲炮的時候,老煤黑子閻恆寶,突然用手遮起雙耳,兔子般地在聽什 麼響動:「不好,有水聲!」
  我說:「本來咱們幹活時,頂板就從來沒有間斷過滴水。」
  「你懂個屁!我挖煤時,你還搖筆桿子呢!」說著,他冒著濃濃的炮煙,朝工作面跑了 過去。剛剛跑出防炮洞,只聽他一聲大叫「快撤——靠靠靠靠礦山透水了——」
  幹過采煤活兒的老窯工,聽見他的喊聲,搶先鑽出躲炮的洞洞,向外飛跑。組裡另幾個 「雛兒」,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愣愣地站在洞口東張西望,閻恆寶從裡邊飛奔而出, 他的聲音因著急而變得嘶啞了:「你娘個蛋!你們是等死哪!快給我跑——跑——」
  這時我們才確信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把礦帽上的礦燈,匆匆地摘了下來,拿在手 裡照路,向幽暗的巷道外邊狂奔。在狂奔逃命之時,我的耳畔才聽見了滔滔的水聲中夾雜著 的隆隆聲響。在礦山初次遇到這種情況,總是懷有好奇之心,我一邊跑一邊用礦燈回照。我 的天哪!背後一片白浪,瘋子般地向我們追來,我看見那台百十斤重的電機被掀翻了,在狂 浪中打著滾;煤壁在水浪沖刷下,發出怕人的嘩啦啦的塌落聲。待我們逃出煤巷巷口,坐礦 車逃出井外時,大水立刻吞沒了礦車車道。
  多虧了老煤黑子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挖煤經驗,不然的話,我們幾個新窯工只能活活 被大水堵在防炮洞裡(防炮洞是為了躲避放炮時煤石傷人,而在巷道中開出的一個死洞), 當一名淹死鬼了——為此我常常感謝老煤黑子閻恆寶。此事故的發生,並非我們放炮的責 任,而是礦山地質的勘探者,沒有事先勘測出煤巷附近有一個古老的地下溶洞,致使溶洞中 不知積存了幾千年的汪洋,在爆炸的空隙間奔湧而出,把地下巷道在一小時之內變成了水 塘。
  這次由開炮打穿了古老溶洞而引發的透水事故,是晉普山煤礦開掘史上的一次重大事 故。好在我們在老煤黑子閻恆寶的引導下,及時逃離了水患現場,而躲開了一場滅頂之災。 事後,他對我們這些新煤黑子說,他早就發現了井下的異常,平日難見山老鼠在巷道中亂 竄,那天還沒有開炮,那些長尾巴的山耗子,就開始來回地搬家了——這是只有老煤黑子才 有的感知。這次地下水患之威,給我的勞改史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使我第一次認知了人 與自然的鬥爭不是兒戲,而是一門學問;靠礦不是只憑不怕苦累就能勝任的事情。
  這場地下水患,至少使礦山停產了一周,技術人員調進去多台排水機,日夜連續排水, 並封堵住了水洞洞口,才重新開工。由於此事震驚了全礦,井上井下的人員有了一次大的調 整。我這個半路出家的「和尚」,被臨時調到井上,在斜井井口擔任供應本組的後勤工作。 井口有一間小小的草棚棚,我在裡邊準備井下用的炮土(封堵炮口用的泥棍),並兼任礦車 的調度工作。封堵炮口的泥棍,需要不濕不干恰到好處,礦車調度要及時滿足井下需求,並 要時刻檢查牽引礦車的繩索是否牢固。一旦斜井繩索斷裂,礦車會像野馬脫韁而下,那麼在 工作面的採掘人員,將會被砸成肉醬。
  這是一件看上去比較輕鬆,而責任相當大的工作。閻老西把我放在這兒,既是對我的照 顧,又是對我的信任。我每月還按井下工拿四十六元五角錢的工資,但干的卻是井上的活 兒。可以這麼說,那是我來礦山之後,一段最為愜意的日子。我們組長期干夜班,那口斜井 頂上的小棚棚,以及小棚棚中的那束礦燈的光環,在幽暗中成了我無言的朋友。我把礦燈掛 在棚柱上,除了我一個人之外,就是我的影子了。我的頭頂上30米的高處是矸石山,牽引 礦車的絞車房設在砰石山上,井下要車或井下礦車需提升矸石出井,用電鈴通知我,我再用 電鈴通知絞車工就行了。
  井下打眼放炮期間,我無事可做。便常常走出小棚棚,在井口附近轉轉。傳說這兒是有 狼的,自從來了犯人和「二勞改」,開山的炮聲把狼群嚇跑了。我在這大山的半山腰上,沒 有見到過狼,但是卻看見過狐狸。狐狸雖然與狼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它的那雙 眼睛,在夜裡也發出幽綠的光。我第一次見到它,是在一個冬日的午夜,當時我正在炭火盆 旁烤饅頭,那食物的香味把它吸引了過來。它遠遠地坐在離小棚棚有10米左右的地方,我 當時以為是一條家狗,我用叫狗的方式讓它過來,它動也未動。待我用礦燈的強光,向它照 射過去的時候,它像觸了電一般飛身而去。第二天,它又來了,仍然坐在那個老地方。我不 再驚動它,而是掰下一小塊饅頭扔給它,它叼起饅頭扭頭就跑。待它吃完那一塊饅頭後,便 又端坐在那兒了——這時我才從它那雙眼睛的暗綠色光束中,判斷出它是一隻狡猾的狐狸。
  中國自古以來,就把狐狸視為無情無義的動物,我也從小就接受了這種理念的灌輸,因 而對它並無好感。但在這萬籟元聲的冬夜,有一隻活物陪伴著我,也是解脫寂寞的一種方 式。有時井下要車的鈴聲,嚇得它飛身而逃;但在習以為常之後,它只是躲開飛馳來去的礦 車,守候在我的小棚棚旁邊。但有一點,它從來不走進我的棚棚,這是狐狸的天性所致,而 非它不忠實於友情。後來有一件事情,使它遠離了我——一輛行駛出井口的礦車,拉著滿滿 一車矸石,突然在它的身旁翻了車,它把這次礦車的出軌,誤認為是對它的襲擊。從此,它 的身影消失在井口,殘冬的夜晚,便少了這個與我對視的朋友。
  直到第二年草木返青時節,有一天夜晚,我去尋找引火的木柴,準備點燃炭火盆。在山 坡的一角,我又發現了它那雙幽綠的眼睛。我一邊吹著口哨表達著我的友好,一邊慢慢地走 近它。它對我再也沒有信任感,我進一步,它退一步,使我和它始終拉開相等的距離。待我 彎下身腰去抱柴木時,它扭身逃走了。在月光下它快如一支銀箭,瞬息之間消失得無影無 蹤。
  雖然我和狐狸的友誼到此結束,但是我在抱柴的山腳,卻有了新的發現——那兒是葬埋 勞改號的一個墳場。儘管這裡的生活,比茶澱要安定多了,再沒有「羅鍋」隊長那樣的人 物;但是埋葬死人的墳場,卻與茶澱沒有任何區別——墳頭上豎起一塊木牌,上寫著歿者姓 名。其中有兩個是我的同類,一個是我熟知的朋友李建源,另一個是我陌生的同號,他的名 字我己然忘卻——但他的一件工藝品「龜馱碑」,似乎可代替他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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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節 李建源與「龜馱碑」軼事
  建源君長著一副苦相,這是我從在團河農場三畬莊時,就認知了的。在幾百號同類中, 惟有建源君長著一隻「風淚眼」——在我20年的勞改生涯中,只有勞改幹部曹茂林(見 《走向混沌》第一部),也有著那樣的一隻眼睛。
  最初,我以為這種眼睛是砂眼的一種類型。還是早在團河農場時,有一次右派隊出工, 在路上我問他:「為什麼你那隻眼睛總是像蠟燭般地流淚?」
  他沒在意地順口回答:「因為颳風。」
  我一時沒能聽清他的意思,便又從病理的角度追問了他一下。
  「我愛人是個醫生,她說這種眼病叫『風淚眼』。在沒有風的時候,這隻眼和好眼一 樣。」
  事情過了幾年,在「大轉移」來山西的列車上,他與「勞改鴛鴦」坐在同一個車廂裡, 在漫長的行程中,又有了交談的機緣。在談話之際,我叉看見他的一滴淚水懸掛在眼簾之 間,沒有垂落下來。說實在的,這一滴懸浮於眼簾間的淚水,總是給人以惆悵的感覺,我常 常不得不躲開他的眸光。
  我說:「你愛人是個醫生,她就不能醫治好你的眼疾?」
  他笑了笑(那笑也像是哭)說,「你該明白,有些病不是藥物能夠治好的。」
  至此,我才瞭解了建源君昔日所說的「風」的含義,並非單純指自然風而言。他的弦外 之音,是指中國的政治季候風而言。家裡就是有再好的醫生,對此也無能為力。不是嗎?就 是古代的神醫華倫再生,他能解決中國大地上不斷刮著的季候風嗎!就是諸葛亮重新出現, 他能預卜到全國幾十萬熱愛中華大地的知識分子,要在季候風中成為囚徒,並被押解到山西 來嗎?!
  前文《四月雪與四月血》中,曾經提及到建源君因在洗衣時說了「領口、袖口」最髒, 而受過的事。在那場被形而上學地演繹成「偉大領袖最髒」的政治悲劇中,建源君為此而承 受了不少次的批鬥。我當時坐在他的對面,總是情不自禁地拉低了自己的棉帽帽簷,以躲開 他那只垂淚的眼睛——那形象實在太使人心神顫慄了,他瘦高的身子彎曲得像一隻海蝦,若 同一個標點符號中的「?」,與此同時,他那只迎風流淚的眼睛,垂落下來的是一滴滴淚 水。
  建源君在同類中,本來長得就老,再加上那只「風淚眼」,在批鬥他的會場上,使我想 起雨果《巴黎聖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敲鐘人卡西莫多雖然也很醜陋,但是他臉上沒有建源 君的淚眸。我和他同路不同車地來到晉普山煤礦以後,我因為上夜班較多,在白天常常去看 望他——他因年紀和身體的原因,被留在了井上勞動。他在勞改隊學了一手熟練的瓦工活 兒,便被編進建築隊干修建監捨的勞動。記得,有一次我給他送手套去(井下發的手套用不 完,而干瓦工活每天與磚石打交道,是最費手套的),他當時正在用鎬頭刨著凍土,見我來 了,他放下手中的鐵鎬說道。
  「正給你們『雙勞改』刨地基哩,這兒要蓋雙層窯洞,分樓上樓下,今年秋天你們就可 以入甕了。」他挺開心他說。
  我說:「但願它是給犯人蓋的,我和張滬在那間老屋住慣了。」
  「是神的進廟,是鬼的進墳。」他指了指犯人區的大牆和崗樓,「既然監捨是蓋在大牆 圈外邊的,我想是給你們準備的。」
  我把幾雙手套遞給了他:「感謝你為我們編織囚籠。」
  他對我表示了謝意之後,拿出一支香煙,並為我點著了火。
  我突然像有了新發現似的問道:「老兄,你的那隻眼睛,怎麼不下雨了?」
  他來了一句黑色幽默:「你該知道,它是一隻風向儀;這兒的風,比曲沃不是小多了 嗎!」
  我笑了。
  他也笑了。
  當真我發現他的臉,比在曲沃的時候胖了一圈。這次見面給我留下了歡悅的記憶。不 久,我回北京探親,還特意到他家去了一趟。他的家住在宣武門內順城街的新華社的宿舍 區,是路北一所臨街的小院,他那位當醫生的愛人,看上去比他年輕多了,她對我招待得十 分熱情,並留我在她家裡吃的晚飯。當她向我詢及到建源的情況時,我當然只是「上天言好 事」,而略去了建源君心上的纍纍傷痕——對她說那些又有什麼用呢,說了實情只會增加她 的煩惱。
  從北京返回礦山時,儘管我帶的東西,已然不少了,但我還是像個挑夫那般,順便給建 源帶回來一些食品。他在我和張滬眼裡,是風塵驛路上的忠厚長者和知音,在眾多同類中, 是屬於苦黃連中的一個。但我未曾料到的是,不久,建源君就因為一次塌方事故,而離開我 們去了西天正路。
  那天,下了夜班我正在老屋中酣睡,突然被住在我附近的一個同號叫醒。我當時以為是 井下出了什麼事情,要我們去搶險呢!結果是令我心碎的消息一一李建源被塌方的土埋在裡 邊了。此時正是早春時日,我穿起上衣蹬上褲子,奔往出事的現場。遠遠地就聽見人聲鼎 沸,隊長正在那兒指揮扒土救人。我的天哪!那是在一個高高的土坡,至少要有幾百方土, 堆在了建源的身上——不要說扒土,就是調來推土機(當時礦山沒有推土機),人也沒救 了。
  趕到事發地點,才知道事情的全經過:在早春的高土坡中間挖窯洞,本身就是冒險。因 為春天地氣上升,凍土表層看上去還十分堅硬,但是土質內部已開始融化;加上在掏洞時, 洞頂沒有防範措施,窯洞越是向裡延伸,塌方的危險係數越大。說起來似乎令人誰以置信, 本來建源君是在洞外幹活的,前文《四月雪與四月血》中提及到的那位符××,不知出洞去 拿什麼工具,建源君此時便主動進洞並跳上架板,拿起鐵鎬來代替符××刨土。就在這個時 刻,瞎了眼的土地爺,突然讓凍土開裂,站在架板上的幾個成員,都被砸在了窯洞之中……
  這是誰之過?是誰讓他們在這個時節挖窯洞的?明明知道到了換季時節,凍土會發生解 凍現象,還讓這些人往虎嘴裡鑽?沒人回答這些問題,也沒有人追查這些問題。在返回老屋 時,我一路血湧心頭,為建源君之死而忿忿不平。之所以如此,因為從建井時起,四塊石頭 中間夾著一塊肉的井下,都沒有發生過如此重大的傷亡事故;而在井上卻發生了一場塌方, 砸死了幾個人的悲劇——而偏破其中,就有長著一隻「風淚眼」的建源君。他家裡的愛人和 孩子,聽到這個噩耗後,將如何承受這巨大的不幸?一個多月之前,我還見到他家中的三代 人——他除了妻子和孩子外,上邊還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母親呢!
  躺在老屋的土炕上,我無法再入睡了。建源君那只迎風垂淚的眼睛,一直浮現在我的面 前;他昔日垂在眼簾裡的那一滴滴大顆的淚珠,就像是一個個驚歎號似的,對我傾訴著一個 知識分子的悲傷。曾記得,在曲沃勞改隊他干瓦工活兒時,我給他當過遞磚遞瓦的小工,那 時也是早春時節,他為「領口、袖口最髒」被引申為「領袖最髒」的冤案剛剛結束,才從反 省號出來不久。在修建窯洞時,需要蹬梯子到架板上去幹活,我看他在爬梯子的時候,雙腿 有點發顫,便一邊給他扶著木梯,一邊告訴他小心一點兒,以避免從梯子上滑下來:「你蹲了些天反省號,體能大不如前了。上梯子的時候慢一點兒。」
  他蹬上架板之後,回答我說:「摔死更好,給國家節約一個人的口糧。你也知道,人在 這年頭不如一顆草籽值錢。老人家說過的『人是最可寶貴的』那句話,連開國的將帥們都不 在其內,當然就更沒有咱們的份兒了!」
  我沒有回應他的內心獨白。因為他剛剛離開反省號,心裡揣著一肚子窩囊,我要再與他 一唱一合,更會增加他內心的煩惱——我裝作什麼也沒有聽見,開始給他往架板上的灰斗裡 上灰。我已然修理地球十多年了,耍鐵鍬比拿筆桿還要熟練,因而儘管我站在低處,但是一 鍬鍬灰漿,都能準確無誤地甩進灰斗之中。忽然間,我感到有水點一類的東西,掉在了我的 臉上。最初我以為是灰斗漏了,但是用手摸摸,又不像是漏下來的灰漿,抬頭一看,原來是 建源的淚水落到了我的臉上來了。
  「你快看!」他對我輕聲喊道。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看見藍藍的天——連一絲雲影也沒有,我不禁有點奇怪。
  「看見了沒有,大雁——」
  我仰頭細看,當真在瓦藍瓦藍的天空中,看見了北去的雁陣。
  這時我才找到了他垂淚的原因:那天空中的雁陣飛成一個「人」字形,把一個大寫的人 字寫在了天上。建源君手拿瓦刀,久久地抬著他的頭。我也扶著那把鐵鍬,癡迷地目送著天 上的「人」遠去。
  這個場景所以使我難忘,因為其中含有苦澀的詩情,它使我由天上自由飛翔的「人」, 而想到地上失去自由的人。建源之所以流淚,怕是見景生情的緣故吧!此時此刻,他已然永 遠閉合了他的那只垂淚的眼睛,在這大山之角長眠不醒了。這已經是一年前的往事了,可是 我的這位狐狸朋友,在夜靜更深之時,引我到這墳塋中來,難道狐狸真有傳說中的靈性?!
  ……
  至於躺在這兒的另一位陌生的同類,我之所以跟他比較陌生,在於他說一口浙江話。因 為組裡多是山西的煤黑子,他的濃重的南方口音,常常使人聽他說話如聽天書,致使組長閻 恆寶給他起了個「怪物」的綽號。在建井組內惟一與他能有一些感情溝通的,也只有我一個 人了。
  他是在我們快要開掘到煤層的時候,調進我們組的。因為他乾瘦得像是沒有肌肉,人又 長得細長細長,一身礦工服穿在他的身上,顯得空空蕩蕩。我對他產生同情之心,是因為一 次在防炮洞裡躲炮。
  我問他:「你是不是身體有毛病?每次收工爬斜井出洞時。你總是走在最後邊。」
  他說:「我得了『肌無力』的病。」
  最初,我沒能聽懂他的話,直到他強使自己用北方話表達,我才勉強地聽清楚了他的病 名:「什麼叫『肌無力』,我怎麼沒有聽說過這種病?」
  他搖搖頭:「我也解釋不清。病因起於長期缺乏營養,是由細胞不斷壞死而引發的。」
  他畢業於地質學院,是來山西工作後被劃右派的。他所以來到井下勞動,完全出於他的 自願,他認為這正是他研究地質學的一個難得的機緣。晉普山地質結構複雜,在開山剖腹的 過程中,他會得到許多他想知道的東西。比如:這座煤山的形成年代,地殼如何在遠古那個 時期,發生的天崩地裂,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埋在了地層之下等等。對於這些學術性的問 題,我不感興趣;但是對於他對我說的,在煤層與石層的夾縫,會採出魚化石或者什麼海洋 動物的標本來,我倒是十分動心。
  因此,我在揮鍬往礦車裡裝矸石時,常常情不自禁地用礦燈觀察石頭。雖然「肌無力」 也經常這麼做,閻恆寶憐惜他身體不好,便指桑罵槐地把火氣撒到我的身上:「你他娘的在 於甚哩?完不成開掘進度,你負責任!」
  我把印有魚紋的石頭,舉給他看。他順手把它扔進礦車車斗裡,並訓斥我道:「那是甚 的寶貝?老子在井下二十多年,見到這鬼玩藝兒多了!」
  「肌無力」知道這是對他的變相警告,自然也不敢在石頭上過多地消磨時間——建井隊 每個組都有當天的進度要求,完不成任務閻恆寶是會罵爹罵娘的。儘管如此,我還是經常在 開炮之後裝車時左顧右盼,上天不負有心人,在一次往車斗裡揮鍬裝矸石時,我發現了一具 龜化石——它通體皆黑,龜頭,龜爪以及龜背上的八卦紋絡,都十分鮮明——很顯然,是經 過了不知多少萬年的擠壓,真龜才成了這個石龜模型的。
  「肌無力」立刻走了過來,兩隻礦燈的強烈聚光,都照在這個小小的黑物上。
  閻恆寶真是有老煤黑子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本領,他不知是何時走過來的,一把搶過這 個稀罕玩藝兒,扔在地上;並立刻揮動大鐵鍬,將黑龜與矸石一塊兒鏟進車斗裡。然後,他 回轉身來,把礦燈的刺目光束照在了我倆臉上,致使我倆不能不閉合上眼睛。只聽他開口罵 道:「你們兩個『吃屎分子』真不開眼,那龜孫有甚的看頭!前天俺說過你們一回了,你們 怎麼是屬耗子的——撂下爪兒就忘?我告訴你『氣無力』(閻不懂『肌無力』這個詞兒), 這都是從你下井以後,引出來的事兒——你要是在井下再找甚的龜孫魚孫的,你就到井上干 活去好了!」
  閻恆寶是個井下的拚命三郎,話雖然說得難聽一點兒,井下老煤黑子都是這種脾氣,因 而我對他的訓斥並不反感。但是我的新同類「肌無力」,卻覺得有點對不住我,他說今後再 不找麻煩了。但是,閻恆寶不知是出於對「肌無力」的愛護(因為他體能確實很難適應井下 勞動),還是出於對我們倆的懲罰,在那件事情出了不久,「肌無力」就被調到井上絞車房 開絞車了。這工作比井下輕鬆多了,井下礦車裝滿了矸石,用電鈴通知他開車,他坐在絞車 房裡啟動絞車,把一斗斗滿載著矸石的礦車,沿著軌道提升到矸石山;然後由倒車工把矸石 倒了,他再把空車放回到井下就行了。
  他的工作雖然十分輕鬆,但是並非他的心願,一個想在勞動實踐中,對煤山地質有所研 究的人,是並不願意離開那「陰曹地府」的——儘管那兒頭上滴水,腳下淌水;幽暗的巷 道,全靠一盞盞礦燈照明;並且時時刻刻,都有被石頭砸死的危險。是為了安慰我的那個同 類?還是我還在想念那只黑龜呢?也許是兩種心情都有吧,我借一個倒班的白天,去了他開 絞車的矸石山(矸石山,就是井下矸石拉到井外堆成的山)。
  我先在矸石山腳下轉來轉去,目的是想找回那只黑龜來。日夜三班倒的建井隊,每天要 向這兒傾倒上百車的矸石,要找一塊石頭,我自知難如登天;但是人的慾望,是個十分奇怪 的東西,越是丟失了的東西,就越覺得它的珍貴。
  「喂!你來這裡幹什麼?」他隔著絞車房的小玻璃窗看見了我,走出車房向我喊著。
  我不願意使他重新記起我倆在井下挨訓的事兒,又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借口,便自嘲 他說:「昨天往車裡裝矸石時,把我那『英納格』手錶,也裝進車斗裡了。」
  「天氣這麼冷,來絞車房烤烤火吧!」他向我招手。
  我的手已然在矸石中間扒了半天了,一塊塊石頭,在這嚴冬時都冷如冰砣——儘管我是 戴著手套翻弄石頭的,但是那兩隻手掌上的十指,仍然被凍得疼痛難耐。此時聽見「肌無 力」的招呼,便沿著礦車的路軌,向上爬了有30米,到了他那間絞車房。絞車房裡的一盆 炭火正旺,燃起尺高的火苗,我伸出兩隻貼滿膠條條的手掌,享受著火焰的溫暖。他蹲在我 的旁邊問道:「你真丟了表了?這有悖常理,干挖煤這一行的,每天和石頭打交道,沒看見 有哪個人戴過手錶。」
  「你真聰明,我早就成了無表戴的無產階級。」我被他逗笑了,「過去在50年代,倒 是真有一塊『英納格』來著,後來被家裡給賣了以餵飽肚皮。」
  「那你到這兒來做什麼?」他問,「眼下正是三九寒天!」
  我遲疑了一會兒,對他說道:「你猜猜看,猜對了放你回你的老家杭州。」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對你說實話吧,我回不了老家了。」接著他對我訴說了使我 非常驚愕的事情:他的家裡都是學醫的,他曾就「肌無力」這個病,去信詢及過他的父親。 寫信時他多了一個心眼,為了怕家裡掛心,他在信中說是為病友的病而寫信的——家裡的回 答等於判處了他的死刑,說在當前的中國,還沒有醫治細胞不斷壞死的「肌無力」之症的良 藥。他對我講起這些話時,神情頹然地黯淡下來,與那盆熊熊的烈火,形成了明與暗的極大 反差。
  我安慰他說:「你很堅強,養病也要靠意志。再說你離開井下,勞動也輕鬆多了。」
  「我請求下井時,已然接到了死刑宣判,我想一個學地質的,在臨去西天正路之前,總 該知道點兒我的專業吧;不然,不是等於一輩子白活嗎!」
  我被這位新結識的同類的精神感動了——他所具有的東西,正是我在消亡的東西。在那 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了死於茶澱的幾個同類,他們都是坦然地面對死亡的。他不同於他們的 是,他不想自我消亡,而是想在臨行之前,滿足一下精神需求——試想如果沒有五七年這場 災難,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中國寶石中的寶石嗎?但是歷史的風暴,席捲走了他為民族貢 獻熱能的機緣!
  「你不能提出『保外就醫』嗎,根據你的病情,我估計礦山是會批准的。」我向他提出 建議,「你家裡的人,又都是從醫的,對你的疑難病症一定能有所幫助。」
  「我不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是想來想去,還是覺得留在這兒為好。」他說,「人家 革命群眾把咱們視若洪水猛獸,一旦回到杭州,立刻會成為一塊打靶的靶牌,紅衛兵就是不 斗死我,也會再一次牽連到我的家庭——『文革』初期,我的家已經受過一次衝擊了。」
  我無言以對了——他的考慮是十分理智的。
  「人的命,天注定。走一步說一步,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他淒楚地一笑,「用你們 北方人的話說,該在河裡死的,井裡死不了。」
  「你河裡井裡都死不了,咱們老右命硬。」我自知這是一種空頭安慰,還是要說;否則 我該說些什麼呢,總不能說在這兒是等死吧!
  他對我的話沒置可否,取下掛在牆上的乾糧袋,把兩個白饃烤在了炭火盆邊;他又把手 伸進乾糧袋摸了一陣,從袋裡掏出一個黑乎乎的東西來。最初我以為他在掏一塊鹹菜,當他 的手伸到我面前時。我才看出來它是一塊龜化石。它比我前兩天在井下見到的那一塊稍稍小 一些,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背上粘連著一塊手指高的煤矸石,頗似我童年在家鄉孔廟中見到 的龜馱石碑。
  「好玩嗎?」他說。
  「不僅好玩,還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呢!」
  「送給你吧,我知道你是為它而來的。」「肌無力」開心地看著我,「在井下你就愛不 釋手了。」
  我推辭說:「你是學地質的,我不能奪人之美。」
  「我在矸石山開絞車,留心一點還會撿到這龜化石的。」他說,「這塊就是我在矸石山 上拾到的。」
  我表示了對他贈我「龜馱碑」的感謝之情,然後又安慰他說:「你們南方人,也一定知 道,龜在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徵,你拾到它說明你是有福之人。它會保佑你的身體,很快恢復 健康!」
  我自從得到這具「龜馱碑」後,每天用機油和綿絲擦洗它體軀上的灰塵,直到把它擦洗 得通體珵光明亮。張滬也很喜歡這具古化石,她年輕時喜歡畫畫,因而她還在工餘時間,畫 過它的肖像。她和我經常坐在老屋,欣賞那龜背上的八卦紋絡,不僅僅從中領略它演繹的大 自然的升騰與沉沒,更從它馱碑的形象中,去咀嚼歷史與人生。
  大約過了有3個月的光景,「肌無力」終於因為他的病,走到了他的生命盡頭。事情發 生在夏季裡的一個晚上,我們在井下裝完矸石車時,閻恆寶用電鈴通知絞車房開車,可是鈴 聲響了半天,還不見絞車啟動。閻老西子讓我爬上斜井,看看井上出了什麼故障。我吃力地 爬出近百米深的斜井,出了井口又爬上矸石山,進了絞車房,見他低垂著頭,一動不動地坐 在開車的木椅上。我以為他是睡著了,便喊了他一聲,但是沒有回應——走近一看,他面色 如土;我把手放在他的鼻翼下,發現他已然沒了呼吸。當夜生產為此陷入了一團混亂,只好 臨時調上來一個曾經開過絞車的張同江,代替了他的位置。
  「肌無力」與建源君,都埋葬在了矸石山旁邊的那塊向陽的山坡上。我雖然十分珍愛他 送我的那具「龜馱碑」,經過與張滬商量,還是覺得應該「完璧歸趙」。第一,他是學地質 的,曾以帶病之軀,到井下去實踐他的抱負;第二,歷史剝奪了他為中華民族尋找礦藏的權 利,那具「龜馱碑」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慰他的靈魂;第三,那具「龜馱碑」不是挺富有中 國知識分子負重而又堅韌的寓意的嗎,他是可敬的知識分子中眾多類型之一。因而在他入土 不久,我把那具龜化石,埋在了他的墳塋之前。
  狐狸朋友把我引到這裡來,讓我在我的小棚棚裡,整夜陷於懷舊之中。因為「肌無力」 君不是北京去山西同類中的一個,而是在山西被劃成的右派,他的名字被我遺忘了——寫此 書時,我詢及了我的許多當年同類,都因對其生疏,只知其人其事,而記不起他的姓名來— —這裡我只能用「龜馱碑」君代替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夜班離開井口的小棚棚時,特意到兩個同類的墳前轉了一圈。當時, 迎春花剛剛開放,我採摘了兩束,插在了李建源君和「龜馱碑」君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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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節 背起了瓦斯檢查器,走入犯人世界
  晉普山在山西省煤礦中,是一座瓦斯含量最高的礦山,一旦引起瓦斯爆炸,晉普山也就 不存在了。在井下聽老煤黑子——我們的采煤組長閻恆寶說過,在60年代初期,大同有一 座瓦斯煤礦大爆炸。事情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曾親自飛往大同去處理這一問題。當時, 死傷了許多礦工不說,由於當時技術上無法處理全礦的爆炸後遺症,只好把一個好端端的礦 山給封堵死了——但這只是解決地上問題,無法解決地下的滅火問題;直到70年代,那口 礦井下的煤層之火還在自燃。
  這絕不是聳人聽聞的消息。我到了煤礦才知道,煤的性格非常喜歡自燃,一旦燃燒起 來,就很難撲滅。在1972年的夏天,因天氣酷熱,停放在煤場準備外運的煤,突然自起明 火,礦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這場明火撲滅了。在同年,一條采煤巷道的工作面,在采煤 開炮時,引起了瓦斯的局部爆炸,整個巷道內的設備以及支護煤壁的木質棚架,被一燒而 光。這兩場災難性的事故發生之後,礦山為了防患於未然,便加強了瓦斯檢查的力量——我 就是在這個時刻,被抽調進瓦斯檢查組,成為一名瓦斯檢查員的。
  這個活兒表面上看去,是十分輕鬆的;但是我每天要背著一台模樣小如照像機似的玩 藝,比采煤的犯人和采煤的「二勞改」,提前進入當天要采煤的巷道,並在當天要采煤的煤 巷巷口小黑板上,標明當天煤層中的瓦斯含量。除此之外,地下煤巷密如蛛網,每一條沒有 采煤任務的巷道,也要我涉足其內,檢查其間有沒有瓦斯超限的徵兆。在我擔任這個貌似閒 差的工作之前,經過一周的培訓,技術科長對我們說了這樣幾句話:「這不僅僅是涉及到千 百個人腦袋的問題,也是涉及你們自己腦袋的問題。誰的班上出了問題,都是要掉腦袋的大 事兒,你們都聽明白了沒有?」我很害怕這份差事。剛剛把我選進瓦斯班時,我就去找了秦 隊長,言明自己不是那塊材料。秦隊長說,這不是他權力範圍內的事情,是礦山以文化程度 的高低,由技術部門挑選出來的。所以我幹這個工作,是趕著鴨子上架——由不了自己的事 兒。
  另一個使我不情願的原因是,我分工負責的煤巷是犯人開採的煤區。在曲沃我已經有過 與犯人一起勞動的記錄,而負責犯人采煤區,每天要在那地下深處全憑礦燈照明的世界中, 與各種類型的犯人打交道。我們區別於犯人的標誌有兩條:一、他們出入煤礦的主巷道時, 走通往大牆圈裡監獄的專線(在一個大巷道的丁字路口,他們向北拐彎——我們向東行,那 兒站著荷槍而立的武警,以防止犯人魚目混珠逃出礦井);二、我們頭上戴著的是塑殼安全 帽,他們頭上一律戴著柳條安全帽。至於其他則無差別,不分你是幹部、「二勞改」還是犯 人,一律是頭頂礦燈,身著黑色工服,腳下穿著水靴;一個班干下來,一律是滿面煤塵的黑 鬼。因而在地下煤城裡,要想區別身份,惟一的鮮明標誌,就是頭上的那一頂礦工帽。
  就像大自然的氣候變化無常一樣,井下煤層中釋放出來的瓦斯也常無定式。因而我回憶 起那一段當瓦斯員的日子,至今心裡還經常後怕。首先,來礦井服勞役的犯人,身上都背著 幾年的徒刑。此外犯人的原罪十分複雜,其中既有文革製造的冤案,也有刑事犯罪的真案。 當他們來到煤巷前,小黑板上分明已寫好瓦斯數據,但是他們還是要詢問我雜七雜八的問 題:「喂!我們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心裡哪!」這是犯人們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我說『老二』,你犯的原罪是強姦還是反革命?到底你是哪路好漢?」這是犯人們每 天要問及我的問題。
  「看你像個反革命。是不是你惡毒攻擊『紅太陽』了?」
  ……
  我只能裝成聾啞人,或支支吾吾。背起瓦斯器之前,負責技術工作的幹部,對我們有過 規定,除了工作問題以外,少和他們囉嗦。但是有些亡命之徒,見你不答話開口就罵:「裝 他娘的什麼龜孫,你要是沒偷沒搶,為甚來在這陰曹地府裡受罪。」因而,自從來到犯人采 煤區檢查瓦斯後,我的精神上就沒有了輕鬆的日子。
  其中的危險有三:第一,你分不清真假李逢,在井下曾發生過犯人逃跑時的惡性案例。 有一天夜裡,幾個刑事犯罪的亡命之徒,在井下組織策劃了一次殺人逃跑事件:他們用鐵鍬 打死檢查他們工作的勞改幹部,偷梁換柱地戴上了幹部頭上的塑殼安全帽;然後,他們又互 相把身子埋在出井的煤車裡,隨著出井的煤車,被絞車一直拉到了井外高高的煤山之上(那 兒有專職的翻斗工,將煤車裡的煤,翻到煤山之下)。這樣一來,他們就隨著翻滾的煤塊, 一起滾到了山下。可以想像,當他們隨著煤塊滾下山去的時候,一定是雙手抱著自己的腦袋 的——可是這次逃跑被翻斗工發現,他們都被礦山武警抓捕回來。試想,與這樣的囚犯為 伍,能不心驚嗎?!
  第二,任何一個采煤工作面,一個班至少要開兩次采煤炮(當時還沒有現代化的機械采 煤法),而每次開炮之前與開炮之後,我都要冒著嗆鼻子的炮煙,頂著紛落而下的煤石,去 測量瓦斯濃度,以防炮後瓦斯噴湧而出,進一步引發瓦斯爆炸。那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 特別是在開炮之後,煤頂沒有任何支護遮攔——有一次,我正在半弓著腰,把瓦斯器的皮管 伸向毗牙瞪眼的煤層時,一塊約有10斤重的大煤,突然從頂板上落了下來。算我命大,它 不偏不斜正好砸在我腰後背著的電瓶上(為頭上戴的礦燈輸送電能的一個方方的黑盒子), 電瓶當即被砸得粉碎,電溶液燒壞了我的工服——但是我的小命卻保住了。出井後,我換了 一身新工服,並更換了一個電瓶,照常跟班不誤。為了此事,同類們——特別是張滬,曾找 到有關幹部,要求更換我的工種;但都未能如願——如果那塊大煤,當時砸在我的腰上,我 早就成了癱子;如果它正好砸在我的頭上,儘管我戴著安全帽,頸椎怕也會留下難以想像的 後遺症了——我會不會變成一個縮脖罈子?!
  第三種危險,是肉體與精神合二為一的。我還要穿行許多條無人勞作的煤巷,那種萬籟 無聲的黑暗,帶給人莫名其妙的恐懼,那是沒有下過礦井的人,無論如何也難以體會到的。 這裡沒有電鑽的聲音,也沒有隆隆的炮鳴,走在冥冥的無邊黑色中,惟一可以聽到的是,大 山中的煤層嘎嘎叭叭的斷裂聲——那是大山所獨有的語言,似在回敘著它們的歷史。億萬年 前,它們原本是蔽天蓋日的原始森林,在大自然的造山運動中,地火岩漿突然噴湧而出,把 它們從地表面翻蓋到了地下;於是它們開始失去原色,一天天變成了黑色的煤炭。一條條黑 色的煤巷長几裡路,我獨自一人走在其中,真有走到了冥冥天國的感覺。這個天國中,原來 有著許多活靈活現的生靈,但是那些遠古年代的生靈,此時此刻都已變成了動物的化石標 本。我走在這些幽靈中間,突然想到如果這兒埋葬了我,過了數萬年後,我不是也成了幽靈 中的一個嗎!
  恐懼產生於心理本能,但是在這種肅穆之中,也有在喧囂世界中,享受不到的快樂。頭 上的礦燈在這個冥冥之國中為你帶路,由於這兒沒有階級鬥爭,也沒有人的各種面孔,你可 以讓你的各種思維自由馳騁。有時我走累了,便在棚柱旁坐下,並關閉了頭上的礦燈,讓自 己獨享在大山腹中的那份寂寥。佛家方丈有在缸中坐化之說,想來他們在坐化之時,也一定 會有這種意境的享受——我雖然不是出家之人,沒有出世之禪功,但在這種死寂之中,多多 少少洗掉一點凡塵還是可能的。因而我在無人巷道中,常常滯留很久很久——直到我必須離 開時才走。
  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測量出的瓦斯含量,並在出井時填表上報。所以我的工作 儘管充滿了危險,但在危險中也有它獨有的快樂——這是我當挖煤的煤黑子時期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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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節 難以忘卻的兩個犯人
  下井的犯人,雖然有的對我不無挑釁。但多數犯人,還是聽從我腰裡別著的那個小小瓦 斯器的指揮。特別是犯人中的班組長,多屬快要刑滿到期的囚犯,尤其顯得盡職盡責。有幾 次,巷道內的瓦斯突然變濃,他們不能進入巷道內進行采煤作業。班組長見到小黑板上寫有 「瓦斯超限,不能入內」的示意牌時,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風工排除過濃的瓦斯。一般說 來,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風量,是可以解決瓦斯過濃的問題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層的瓦 斯突增,井外風機的送風量不足以使瓦斯濃度下降到限度之內——那就沒有任何辦法,只有 等待通風工加大風量(有時因膠質風筒在沿途漏風,要待通風工檢修風筒)。
  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不能離開現場寸步,以防瓦斯傷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這個時 刻與你叫板:「什麼是瓦斯?你給我們拿出來個樣兒看看!看不見摸不著的玩藝,你怎麼就 能知道?」
  「誤了我們的采煤任務,你可要負責任!」
  「驢雞巴戴禮帽——假充聖人!」
  對於這些十分刺耳的聲音,我一貫沉默。這些犯人有的來自偏僻的農村,他們確實不懂 瓦斯是個什麼玩藝。我沒有義務為他解釋這毒氣何以會殺人,又何以會毀滅礦山,當然更無 辦法讓他們看看瓦斯的模樣。有一次,一個犯人把我問急了,我對他解釋說,這瓦斯器是從 德國進口的儀器,毒氣的濃度可以十分準確地顯示在小小屏幕上。我的話剛剛落音,他便朝 我大聲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應該把你給抓起來!」
  對於犯人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當了倒霉鬼 的。拿我發發他們的怨氣,我只有聽著的份兒。這樣大喊大叫的人,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 那些不出聲,想以瓦斯自殺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須停產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組 長,都坐在巷道的人口處,以防有人藉著瓦斯的毒威自盡。因為在監獄裡自殺並非易事,監 房裡不許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間入睡,也有人值班,而且電燈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氣自 戕,是自殺中最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產的時候,我才與那些犯人形影不離——這並非我的自願,而是工作之 需。但是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刻,我才能聽到一點他們的心聲。前文已然說過,對那些亡命之 徒,我一向是避而遠之,但是那些老實巴交的犯人,還是有聊天的機緣的。我曾接觸到這樣 的一個「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數字代號,我雖早已忘記,但是在柳條帽下的 那張臉,我至今難以忘懷。他臉腮上有一塊被煤石擊傷留下的傷疤,裡邊藏滿了洗不淨的煤 塵,因而在礦燈的光束下,如同長了一塊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晉南農村的一個黨支部書 記,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視為案中之奇:「文革」開始之後,他下令把村裡的那塊苜蓿 地,煞費苦心地種成了「毛主席萬歲」的字形,以表示一個貧農對他老人家的忠心。當田野 問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織成美麗的「毛主席萬歲」圖案時,不僅驚動了整個地區,他還立 刻被樹為「活學活用毛著」的標兵。報社記者前來採訪,「文革」造反派組織給他披紅戴 花。
  可是苜蓿這種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斷更新換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換代一樣。可 是當這位支部書記帶領著村裡的群眾手持鐮刀,去割苜蓿的時候,他的厄運來了——昔日他 苦心營造的忠心一筆勾銷不說,還立刻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釋他的初衷,招來的 批鬥會越多——最後,他被送到監獄裡來了。當他對我悄聲講起他因盡忠而犯罪的時候,語 音顫抖得幾乎不能出聲……我默默地聽著這曲時代的顫音,既對此無以解答,更無法對他加 以寬慰。他告訴我,他心裡更為難過的是還有一個生產隊長,聽了他的光榮事跡後,也如法 炮製。這位隊長種的是麥田,種麥地是要施肥的——當那位隊長往織成的「毛主席萬歲」字 樣的麥田里倒屎倒尿的時候,也落了個與他相同的下場。
  這是我難忘的悲哀。
  第二個犯人的事,則沒有第一個犯人那麼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親眼目睹的一 件事情:兩個犯人從左右兩側,各自架著一個犯人的一隻胳膊,向巷道口走來。那個犯人拼 命地向後掙扎,抗拒著兩個犯人的抬架——那兩個犯人十分聰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礦車的軌 道上,藉著鐵軌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顯然是長期拒絕出工,而遭到此種待遇 的。在礦燈的燈光下,我見他已然滿臉皺紋,屬於犯人中年紀比較大的一個;此人面色蠟 黃,精神恍惚,有精神分裂症是毫無疑問的。果不其然,他一見到頭戴塑殼安全帽的我,誤 認為我是一個勞改幹部,便一頭撲到我的面前說:「隊長,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釋,就收不住他的閘門了,「我是在全國解放前 夕,駕機起義歸來中的一個,我不熱愛共產黨,我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飛回到祖國懷抱 中來?『文革』開始後,紅衛兵硬說我是特務。我冤!我冤!」那嘶啞的呼叫聲,在巷道裡 引起沙沙迴響。他還想對我多說些什麼,我忙站起身來走開,躲開他那乞求我幫助的淒楚目 光——我是什麼?我不過是個「二勞改」;即使我是一個勞改幹部,對他的訴說我也無能為 力。「文革」風暴排山倒海而來,連彭大將軍彭德懷,都成了階下之囚,誰還能有他那樣一 副陽剛鐵漢的肩膀,能抵制毛澤東被神化之後的威力呢?!
  這是在我擔任瓦斯員期間,留下的兩幅難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影像則都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變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憶起來,這一段在井下獨來獨往的日子,對我的一生是很 有意義的。我真正地瞭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毀滅自己來照亮別人的特殊物質。而要做到 這一點並非易事,這要經過從地上到地下,歷經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達到的一種境界。
  這一點,也正是人類自身所匱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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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節 再見了,烏金山
  為雙勞改建成的監捨,在犯人區的西側——那就是李建源君當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緊,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勞動力。他們繼往開來,於1973年的春天,我們終於離開了南坪 村,到了我們應該來的地方。
  那天,王鐵匠一家人像送別親人一樣,為我倆搬行李、提網袋,一直把我們送到村口。 老王讓家裡的人回去,他同我們一起來到新建成的窯洞。兩個專政對象與地道的無產階級, 在近兩年的相處中親若一家,有悖於當時火熱的階級鬥爭的綱常,我和張滬都十分珍重這種 超越當時風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對我說:「你們兩口子,都是好人。這年頭好人遭罪的多,忍著過 吧,總有熬出頭的日子。」
  「我倆知道,這是王大哥對我們的鼓勵。」我說。
  「俺說的是心裡話,說句文明詞兒,叫啥『否極泰來,。白天的日頭落下去是晚上,晚 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說:「天上沒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
  他打斷了我的話說:「鬥到頭上,每人一身血的時候,就該往回走了。」
  張滬扯我衣袖一下,搶先回答說:「感謝您這一年多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有時來運轉的 時候,忘不了您。」
  他說:「那妮子,在你們剛來乍到的時候,對你們… 」
  「後來不是相處得挺親熱的!」張滬說,「有一件事,還得求王大哥幫忙,那只灰貓在 搬家時不知到哪兒去了。」
  「來年再抱一隻,俺家的老貓一年一窩。」
  「不,我們還是想要那只灰貓,這貓有靈性,與我們也混熟了。」張滬從小就愛貓,在 搬離老屋的同時,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兒去神遊了。
  到了鐵絲網前,老王只好與我們分手。
  窯洞從外觀上看,是全新的兩層小樓。因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著冬暖夏涼的優 點。儘管如此,我和她還是眷戀老王家的那間老屋。不知為什麼,來到這間約有15平米大 的窯洞,我和她都有一種空曠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麼,我們一時之間,還說不清楚。 包括那只灰貓,都能勾起我們憂傷的心緒。待我和她把行李打開,雙雙坐在炕沿上之後,她 說:「想不到王鐵匠,還懂得《易經》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別笑,我覺得他雖然不一定看過《易經》,但是這個人很有頭腦。」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極必反的輪迴哲學。」她說,「停工停產鬧革命,發展到全民 大武鬥;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只有勞改單位中的死貓死老鼠,在這兒鑽井打洞,國 民經濟誰抓?林彪都摔死在溫都爾汗了,上面亂了方寸了,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厄運走到 頭了。總會有人出來力挽狂瀾於既倒。」
  我心裡雖然認同她對中國命運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公 報),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離陽光普照大地的日子,還相當遙遠。那天,可能是 由於搬家的刺激,我們第一次爭辯起中國的前途問題——這在我們每天疲於奔命的勞動中, 是極為少見的事例。按說知識分子,是極其關注國事的;但是很久以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 交談——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我和她只不過是順水而下的泥沙,誰還有心緒去關注礦山之外 的事情呢?我關心的是瓦斯。她關注的是宣傳。因為她的宣傳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時她 把報紙帶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點兒有關中國的事;否則,我連中日、中美之間發生的歷史 性變化,也一無所知。
  搬到鐵絲網內的窯洞以後,生活沒有任何變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殼深處,與那些真犯 人與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傳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憶起來,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區,沒有發生過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們都是宇宙的 生靈;即便是死刑犯,沒有到執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權利。但是我則死去了很多很多的東 西,首先我沒有了激情,我好像也變成了一塊煤,但是沒有光熱,沒有燃燒自己的力量。按 著勞動有益於人的健康來說,我也適得其反——從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開始,我生理上患 了陽萎症——在礦山儘管比那兒寬鬆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復原。這是既難以出口,又難以醫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醫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絲快慰的事是,那時候我少年。青年時代的文友劉紹棠,不斷給我來 信,信中預言中國命運一旦有了轉機,我的生活佔有將在同時代作家中是個富翁。他的論點 是:苦難出真知。同時代的文人遭厄運的不止一人,但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這麼多的磨難。
  這些來信,多少給我麻木的神經,注入了一點兒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談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現狀:女作家楊沫剛過五十,上邊就勸她退休;來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幫廚;對蕭軍的批判雖然結束,但他仍在東直門從事挖地道的工作……我與上述的幾位作家 相比,是賤民中的賤民,何以會存有再從事文學寫作念頭?勞改期間,我曾有過夢幻,也曾 有過對夢幻的嘗試,但是在「文革」開始之前,就夭折了(見《走向混沌)第二部「折夢 『桃花源』」)。
  當然,我與劉的通信,也留下了那個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與我一起劃右的,此 後,他在通縣運河灘上放牛,我來晉東南的煤礦挖煤,雖然時代的風暴潮,並沒有割斷我們 的靈犀相通;但我們畢竟是被五七年的歷史,釘在同一個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們之間的 書信往來,有著詭密的相約。我給他寫信,從不註明寫信人的地址;他給我寫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實這都是自欺欺人之舉,專政機構要是有意追查寫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兒—— 當年,我們之所以如此,實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是「二勞改」身份,處境比 他還壞,怕牽連到他,我還要他接到我的信後,不必保留,當即燒燬。所以當1979年,我 的問題得到平反後,紹棠沒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寫給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來。這無論對他還是對我、抑或是對昨天的歷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資料,也可以說 是反窺70年代受難知識分子負重心緒的一面鏡子。
  在那一段日子裡,我曾多次請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檢查器,以減少一些我心 靈上的負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晉普山煤礦的後期,一直是與犯人為伍,與黑色煤巷 相伴的——也許是我的命該如此,因為我也是社會上的一個黑色幽靈。這種生活一直延續到 1973年春,又一道調令下來:長治近郊的大辛莊勞改農場,要籌建一座阻燃的化學原料四 氯化碳化工廠,我們要調往那兒去支援新廠,於是我們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離開了原來所 在的星座,流向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臨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雖然我不喜歡「勞改」二字,但是我喜歡煤,更敬重 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別烏金山前,留下一點兒當煤黑子的小小的紀念,我向主管我們的勞改 幹部,提出帶走我戴了三年的礦工帽——我真是癡愚至極,我詢問什麼,只要往行囊中一裝 就是了。我詢及的結果,是不許帶走,只能把皮帶留給自己,其他的東西一律上繳。因而, 我在礦山開礦的記憶,就是一條磨得已然沒有了皮色的皮帶——我很珍惜這條皮帶,80年 代我曾不顧有失大雅地繫著它穿行歐洲。作為一個在底層生活了多年的知識分子,我十分懷 念那一段挖煤的歲月……它雖然沒有能壯我心志,但是卻壯了我的筋骨,強化了我的肌肉。 在我的勞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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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節 長治軼事:制坯工、銑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莊勞改農場,是個「雜貨店」。它除了務農之外,還有許多與農不相干的工種。最 讓我驚奇的,它有著一個生產漂白粉的化工車間和一個銑工車間。至於制坯燒磚,那是為了 建四氯化碳的廠房,面臨時成立的。
  初到這個地處長治市郊的勞改點,首先見到的是光禿禿的樹木,那正是夏日時節,正是 花紅葉綠的日子;但是因為漂白粉塵的污染,場子周圍的各種樹木,一律是「尼姑」與「和 尚」的腦袋;所剩下的少許幾片樹葉,也都捲曲著身腰,形色枯黃。這給我們這些初到大辛 莊的成員,留下了一個沉鬱的印象。
  像在礦山一樣,我們近十戶「雙勞改」,住在場外的一個小村裡,「大部隊」則住進了 院內的監捨。我住的那家農戶姓常,以務農為生,家庭生活屬於溫飽型。也許正是因為其生 活元憂,與我們反而少了王鐵匠一家人那樣的情分,這地方雖然靠近長治,但是仍然沒有自 來水,我們仍要到井邊挑水做飯。臨離開礦山之前,我們已自備了水桶;一個名陳興發的福 建同類,又在我們告別礦山時,送給我一副竹木扁擔。因而我們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鍋, 盆。瓢。碗齊備,沒有要求助於老鄉的事情。
  古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也像晉普山建礦一樣,要建立一個化工廠,首先要有廠 房——而建廠房,需要的不僅是勞動力,還要有大量的磚瓦。所以我們調到到這兒來的「二 勞改」。除了女號及年紀大的男號下大田以外,絕大部分的勞力,都投入了制坯燒磚和配件 廠的勞動。為了爭時間、搶速度,磚窯也實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馬,因而與漂白粉車間 僅有一牆之隔的磚窯,夜間依然燈火通明。
  我的任務是拉坯車。只要切坯機不停地轉動,我拉的坯車,也就像走馬燈一般來來回回 地跑個不停,一輛大平板車上,拉著近百塊濕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鬆懈——因為切坯機 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運轉,否則每個拉坯車的人,就永遠不要想歇腳。 劉四為機器起了個名兒,叫它累死活人不償命的「絞肉機」。我就是這台「絞肉機」中的一 塊肉,在我氣喘吁吁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幹晉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車時 的比喻——我們還不如老捨先生筆下的駱駝祥子。是的,樣子拉車雖苦,但他是個自由人, 願意拉就拉,不願意就撂下車把。我們就好比切坯機上的一個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 在高高低檔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場的路上,有燈火為你照明,這種像驢兒圍著磨盤 轉的原始勞動,就永遠沒有終結。
  趕上夜班還能圖個涼快,要是輪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陽像個大火球在頭上掛 著,身上僅有的一條褲衩,都被汗水洇濕—在這兒又不能像在茶澱農場那樣赤裸全身,索 性來個光□大戰;因而到了坯棚裡的那幾秒鐘,是拉坯人擦汗的時間。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鳴 電閃,大雨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兒干,拉車的「駱駝樣子」們放下坯車,到坯棚裡去倒 坯上架—目的是為了讓濕坯早些風乾,以便進窯燒磚。
  至於在12個窯孔的大輪窯裡干燒磚出磚的活兒,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沒有被分配 到窯內勞動,可是有那麼一天,負責大窯出磚的張漢文(即在曲沃為張滬打棺材的那個木 工)病了,我臨時被派去頂他的班,可算是嘗到了箇中滋味。窯內燒成的磚,自身還帶著滅 火後的餘熱;加上大窯中的高溫,鑽進大窯,就如同鑽進了烤箱,這兒倒是見不到太陽,但 燒窯的爐火就在身邊;那種高強度的熱浪,能把土坯燒成磚,當然也就能把人燒成灰燼。因 而在大窯內出磚,真猶如孫悟空進了火焰山一般—《西遊記》是並不存在的神話,可是大 輪窯的燒烤蒸煮,卻是勞改隊的真實。出窯工把磚拉出窯來,是用一輛專用的木架車,出窯 人要站在燒好了的磚堆之前,一塊塊把它們裝進木架子車—那車可以容納200塊磚,出窯 人要裝上個把小時,才能把磚車裝滿。而一個班內你必須把磚全部拉出窯洞,因為下一個班 就要裝進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幹出窯的活兒之故,頂替張漢文的那個班時,我差一點 兒暈倒在灼熱的大窯之內。
  因而,我一見那40米高的大輪窯的煙筒,就立刻想起那次從窯內出磚—若同在老君 爐裡煉丹的記憶。在磚窯我大約干了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因為化工廠上馬在即,急需機械配 件,場內挑選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廟改成的配件廠當機工。我被挑中了,於是,剛剛 熟悉了拉坯車技術的我,又被調往配件廠銑工車間當銑工。記得當時有一個姓孫的老右,他 是上海人,來自於理工學校;還有一個名叫張大中的老右,他來自北京郊區豐台,原來是個 教師。他倆都是精通車床業務的人,因而是我的師傅,我是他倆的徒工。我從小代數課幾乎 沒有及過格,還有過考零分的記錄,讓我站在一台立銑銑床前面干需要計算的活兒,實屬小 才大用—是把木棍當椽子用的拔苗助長之舉。
  記得,隊長找我談話時,我如實地對他述說了我的苦衷。他說:「你的手過去能寫文 章,怎麼就幹不了這個活兒呢!」
  我誠懇地請求說:「那是兩路功,從工作出發,您還是讓我拉坯車吧。」
  他有點兒不高興了:「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對你的照顧。磚窯的活兒,你不覺得累 嗎?」
  「累慣了,也無所謂了。我說的都是大實話,我確實掌握不了銑床的性能,特別是立銑 銑床,它要求有數學頭腦。」
  他立刻像是發現了我的什麼破綻似的,板起臉來訓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麼知道它 需要計算!我看你改造了這麼多年,還沒有改掉你反動知識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 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這片真誠,在他眼裡得到的卻是反證,這讓我有苦難言。在有些勞改幹部 中,確實有一種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為真,以真為假。你越是說自己不行,他越覺得你行 —你越是說自己行,他越覺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辯下去,是自討沒趣。我就是在這種情況 下,成了一名不稱職的銑工的。非常遺憾,開立銑銑床製造機械配件的日子,我出過好多好 多的次品。記得,最為嚴重的一次,在一個夜班的8個小時之內,我一連折斷了兩把銑刀。 好在管理我的兩個右派師傅,還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個有意破壞生產的帽子,是非常 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這兒演出的卻是相濡以沫—知識分子中間的 老右,像天上的雲影,有的甘當白雲蒼狗,有的千方百計在階級鬥爭的疲勞轟炸中,追求閒 雲般的自我安閒。在我的認知裡,與我同組的張和孫,就屬於後者的類型。與他們漸漸熟悉 以後,我才知道來到這兒的同類很多。其中革命資歷最老的名叫朱希,是來自新聞出版界的 右派,還有來自於老上海交通大學的譚其飛,來自化工系統的工程師羅金生,來自兒童醫院 的X光專家呂守棟,以及來自北京院校和畢業於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繼昆,來自機關的干 部、教師、職工何成偉、王仲仁—其中還有一個與我只有一面之緣,但是卻永生無法忘卻 的老右姜葆琛。我們在茶澱老殘隊旁邊的大蘆葦塘相識,他曾帶我去見了老殘隊中處於彌留 之際的美學家呂熒。
  他們都屬「強勞」分子,比勞動教養分子的罪名輕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麼 「分子」,在林彪的一號戰備令發佈之前,他們先到了天堂河農場,後去了茶澱農場;待 「一號令」頒布之後,他們與我們一樣,前前後後都來了大辛莊農場。由於我一直在大輪窯 勞動,而大輪窯在大牆的外邊,所以沒有遇到眾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識分子密集的配件 廠,才知道「大轉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傾倒到山 西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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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英木蘭的生命傳奇
  說起來它有點像是70年代的聊齋了,來到大辛莊不久,就聽到了一個富有傳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蘭。在磚窯有人談論她,到了配件廠對她的評說就更多。一個勞改隊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國中產生轟動效應,是因為她在大辛莊,做了一件壓倒鬚眉、震動全 場的事。
  有一天,磚窯40米高大煙筒的頂部,因沉積的粉塵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煙筒的頂部去 疏通。勞改隊長當然只想到了男號,他在隊列前,號召能夠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來,主動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以此立功贖罪。為了鼓勵勇者,隊長在大輪窯下擺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壯其心志,豪其男兒之膽,以完成這個誰看了都心顫的活兒。
  會場死寂了多時,沒有人敢於應答。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活兒:這兒沒有吊 車,登上那麼高的煙筒,要靠手腳並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鑲嵌在煙筒上的鐵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暈;要是從上往下看,腿肚子都會轉筋。就在隊長為難的時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醫院的女醫生英木蘭。她剛到輪窯之下時,人們都以為她是執行救死扶傷,準備搶救 險情的。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身著白衫的英木蘭,走到輪窯的大煙筒之下,沒有任何表白, 就開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場的男號都驚呆了。隊長們也面面相覷。道理十分簡單,這樣的活兒,讓一個從醫的 女號去幹,在勞改隊還沒有先例。何況這個英木蘭,是個在上海讀過醫科大學的女號,人又 長得恬靜而淑雅,連說話都是細聲細語的。隊長們歷經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認定她不會是到 大煙筒上去自殺,便在茫然不知所措當中,沒有阻攔她的行動。結果在眾多男號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煙筒,並完成了清掃煙筒上頂的活兒——英木蘭的名字,從此響遍了 全場。
  乍聽到這件事情時,我也在內心不無疑惑——固然婦女早有半邊天之稱,但畢竟因生理 與心理等因素,不太適合這項勞動。她在內心何以會沒有恐懼,而使鬚眉們為之失色的呢? 又由於她的名字與中國古代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只有姓氏上的差異,又強化了我索密的潛在 願望——有一天,我身體有些不適,借看病之際(她在醫務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當然更想知道她何以會有壓倒眉須的堅毅精神。
  記得,那已是初冬時節,我穿著一身厚厚的棉衣,走進醫務室的過廊,那兒已經有幾個 病號,坐在長椅上排隊候診。我正伸著脖子,好奇地向室內眺望,突然坐在我前邊的候診病 號,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還認識我嗎?」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著一件藍色的棉猴,連帽子也套在頭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張瘦削的臉。他見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來。
  「是在哪兒見過你,只是… 」
  「你還記得有一個人,帶你去見死前的呂熒嗎?」
  若同一道從天而落的閃電,我的思維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華大學被劃 成的右派?早聽說你也來到這兒了,只是總在大院外邊幹活,沒能見到你。」
  說實話,他如果不提起美學家呂熒,我是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他來的。因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個小時的見面機緣。但是姜葆琛能夠畫龍點睛,一提呂熒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們倆緊緊地握了手。雖然我和他的邂逅,給我帶來了快慰,但我的中樞神經,仍然在 英木蘭的精神光環籠罩之中。在我看來,她的不凡絕非來自於天然,一定有著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會基因。因而,在我與姜葆琛初見時的話題,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個奇異的女性。葆琛對她的情況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訴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個名門望族。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會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後不久,她的父親作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親的問題,而被開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學院醫科專業,後來聽說經受過比 我們勞改還要嚴酷的監獄生活。至於更具體的情況,他也無從知道,但他告訴我,想要瞭解 她並不難,因為她的愛人王繼昆是個老右,也在這兒勞改。
  「你認為她為什麼能有那麼驚人的毅力?而又那麼默默無言?」
  葆琛君低聲地回答我說:「反正不是『老三篇』顯靈!」
  「那又是什麼力量顯靈?」
  葆琛君突然反問了我一句:「你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職業病 了?」
  我無言以答——我當真不知道一個女號的行為,為什麼會對我產生這麼大的誘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與張滬探討過英木蘭的精神動力問題,她與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說我死去的 文學夢,被這件不凡的事情,給重新點燃了。我極力否認這一點,我說我只是在渾渾噩噩的 生活中,發現了並不渾噩的人——而且她是個女人。
  輪到我進屋去看病了。她在為我看病,我則在仔細地審視她。致使她覺得我這個病號, 目光中流露出異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臉,以為她的臉上帶有什麼污垢。我連忙低下了 頭,怕她把我看成一個流氓。
  「名字?」她說話是簡短的。
  我告訴了她。這回輪到她來審視我了,她說她給張滬看過病,知道我們的一些情況。我 沒有在眾目睽睽之下詢及她爬大煙筒的事,這不僅因為看病的病號挺多,還因為我和她只是 初見,在此時此刻我如果談及這一問題,不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禮儀。所以她給我開了 藥,我立刻就走開了。但是她那形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把「無畏」這個字眼,與她聯繫 在一起。她體態倒是並不單薄,但是她臉上那文文雅雅的氣質,怎麼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煙筒 鉤連在一塊兒呢?直到很久之後,葆琛專為此事,帶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繼昆,後來又漸漸 與她熟悉了,才算對英木蘭的堅毅之舉,有了銘刻於心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僅是對她個人 的,也是對歷史和社會的;還可以視為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別一種類型的認知—因 而,我在這裡不能不多花費些筆墨,忠實地記錄下這個勞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於1933年9月的北京,我與她同庚但她比我小著半歲,當我17歲那年,正在中 專讀書時,她已經成了階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歲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這是一個 法律之蝕。反正她與幾個在教會就讀的同學,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帶進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個謎:一個從小進了教會辦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時代進了教會的輔仁女 中,16歲進了震旦大學的年輕知識分子—即使是教會辦的學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沒有被逮捕的理由—因為她當年才17歲呀!
  進了分局對她震動比較大的,是從分局向提籃橋監獄的轉移,持槍的武警,先把她們五 花大綁地綁好,然後讓她們兩個人一對前後對齊—她當時有點心顫,以為是一顆子彈,可 以射穿前後兩個人的腦袋哩!但是武警並沒有處決她們,而是把她們押送到了監獄。
  英木蘭說:「過了沒有被槍決的一關,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了。由於當時我的年紀很 小,倒覺得裡邊挺好玩的。牢房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牆都是黑色的。還有使我覺 得新鮮的,提籃橋監獄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樓,從上可以直接看到下邊,這個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種身在教堂的神秘感。當時,吃得當然比不上在學校,但是每吃一次雞蛋,出於從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讓給別人。我最小,我該這麼做。當時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沒有比付 出更神聖的事了。」
  「付出」這兩個字,對我很有啟迪意義。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與英木蘭後來在生活中 的一連串的付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在監獄裡關押了一年多,終因沒有具體罪行而被 釋放。她回到故園北京時,年僅19歲—這時她才似乎明白了一點點,她是因父親的株連 和宗教的關係,而進監獄的。她的父親英純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參加過胡宗南的部 隊,後又脫離了國民黨,在輔仁大學擔任國語系教授,專事文學的教育工作—他認為脫離 了國民黨,就再也不是國民黨了,解放後「沒有登記」,因而在1953年鎮壓反革命時被 捕,被判處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這種血統株連,一直像影子一樣追隨著她。
  回到北京以後,她從事醫療工作。儘管她在震旦醫大並沒有畢業,但是她天性聰穎,對 醫學苦苦鑽研,在一家震旦學長開設的診所裡,很快成了一個優秀的醫生。但是好景不長, 幾年之後,反右派運動開始,她並沒有任何反動言行,可是追隨她的那個影子,並沒放過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醫生的工作—與社會上的「五類」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個勞動地點從事運輸的裝運工作。
  當時的她剛剛20歲出頭,不但有充沛的體力,更有樂於助人的精神。無論從事什麼勞 動,她都是個佼佼者。為此,到了那兒沒有多久,便被調到運輸廠的醫務室工作。那個簡陋 的醫務室,沒有任何外科的手術設備,但是她在那個方寸之地,為患者進行了近乎於神話般 的手術:青光眼的開刀,白內障的摘除,以及眾多在小醫院都無法進行的小手術。英木蘭的 工作,在那個年代已經不同凡響,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個來自兒童醫院的大夫,因身 體不好,參加體力勞動有些困難,請求英木蘭幫助她進醫務室工作。英木蘭不僅為她辦成了 這件事,自己還頂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負重的體力勞動中來。此事,曾在運輸廠引起軒然大 波,勞動成員們對此紛紛表示不平。但是英木蘭對此安然處之。她對我講起這段生活時說: 「一個人如果把付出作為人生的坐標,那麼他就永遠精神不死,我就是這麼理解人生的。所 以無論面對多麼大的困難,我幾乎沒有畏縮的記錄。」
  這就是英木蘭。在此之後,她多次為別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當時她已然 從運輸廠被轉移到「強制勞動」的勞改農場天堂河。雖然對她說來,這等於步入了谷底深 淵,但是她依然不改博愛於人的初衷。當時,在北京的兒童中,出現了「流腦」。為醫治這 樣的病兒,常常要為病兒輸血她身為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從自己身上抽血,將自己的生 命血漿,獻給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營養匱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將她的這 些行為,一律認知為「應該的付出」,而與勞改農場的表現好壞,沒有內在的關係。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實的,這個印象的得來,是多方面的綜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會是不間斷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會場一角,從來沒有過什麼是與非的表 態;這不等於她的心裡沒有一桿秤,但她是從不譁眾取寵或有意討好任何人的—包括勞改 幹部在內。大辛莊農場的頭頭趙書記,老婆一連生了幾個丫頭,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個帶棒 兒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與之為難,孩子在沒有滿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蘭 並沒有從事兒科的任何經驗——她大著膽子給那個嬰兒使用了頭皮輸液,結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頭頭的夫人,為了答謝她的晝夜監護,用報紙包著一包東西,非要送給她不 可。英木蘭推辭不下,拿回去當眾打開——裡邊是四個白麵饃饃,她笑著將其搓碎,餵了雞 捨的雞。她說,她費盡心血甚至是冒著風險,搶救那個孩子,只因那個嬰兒是個生靈,而別 無其他。就是勞改成員家屬生下的嬰兒,也不會例外——只要是我能幹的,我一定幹好;即 使是我不能幹的,我也要試試。
  最後,我和她談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認知中,一個自幼受天主教會影響較大,並把付出 視為生命本能的人——特別是女性,大多屬於對婚姻淡泊的類型。英木蘭認同了我的分折, 她說她所以遲遲到38歲才與王繼昆結合(王繼昆是來自外語學院的老右,英木蘭的英語也 非常好),兩個人有共同的語言,只是她走出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為本質的問題所在, 是出自於她對他的同情。王繼昆本來是有一個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錯;但是女方 家長反對這門婚事,原因是王繼昆是個右派。後來因為王的妻妹,要嫁給一個解放軍的軍官 ——在當時政治擇偶不僅是一種時尚,而且發展為社會不成文的條例。王妻家中,為了完成 這門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與王繼昆離異——否則在填寫檔案的社會關係這一欄裡,便有了 一個右派姐夫。王繼昆與其前妻分手後,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強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時此刻, 王在化工車間勞動時,又被火鹼燙傷,英木蘭在為他醫治燙傷時,便對王產生了強烈的同 情。英木蘭對我說道:「我是首先對他產生了人類共有的同情,才漸漸彼此相知相敬相愛的 ——假如,他沒有前邊的命運坎坷,他當時就是一個單身漢,我就是與他有共同的語言,我 怕是也不會走出與他結婚這一步的——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獨處;可以這麼說,是王繼 昆的生活不幸,改變了我的生活狀態。」
  至此,我好像已然對英木蘭那天敢於爬40米高的大煙筒,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解了。一 個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對困境會產生博大的情懷;只有一連串為別人著想,而一次又一次 捨棄自我的人,才會產生驚人的堅毅。她說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煙筒時,沒有恐懼;但她每攀 上一格鐵梯,都要告誡自己鎮靜,並自我激勵一定能夠成功。這個成功,意味著的不僅僅是 無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詢及她這一問題:「這裡邊有沒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許久,沒有作答。當時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爛了,我如此提問不是給她出了 一道難題嗎!我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問她是不是「活學活用」之成效,她亦沒 有作答。正是這兩個沒有回答,我才對她肅然起敬,致使我這部回憶錄動筆之前,升騰起必 須見她一面的願望。好不容易從昔日難友處找到了她的地址。這個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 在我意料之中——她的問題得到平反後,便很快皈依了她從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時她住在修 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區的若瑟修女會副會長。我去看分別了15年的她,她身著黑色修 女的聖裝,神態與在勞改隊時沒有什麼差別——如果非要尋找一點什麼差異的話,那就是她 脫掉了醫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麼沉靜,那麼安然。讓我感傷的是,她 的先生——我的同類王繼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離她而去。曾記得,王繼昆在1988 年前後,曾給我來過一封信,談及對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說,我的小說《風淚眼》、 《陰陽界》都寫了落難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紀實的文體,比較系統地寫出我 們這一代熱愛民族的人(當時《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國,他無論 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對昔日的生活回訪中,英木蘭成了書中不可或缺的一顆閃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召開,英木蘭是作為中國宗教界中的修女,參加世 界婦女大會的。我想,那些來自地球不同經緯的不同膚色的女性,無論她們的想像力多麼豐 富,也想像不到那神態安然的修女英木蘭,曾經留下一個中國女性所獨有的生命傳奇——其 中最為令人震撼的一筆,是她曾在極其困頓的勞改生活中,如長虹出世,壓倒過全體鬚眉, 那些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的女性,她們對中國曲裡拐彎歷史的瞭解只是隔靴搔癢,從而無法對 這個從歷史溶洞中走出來的女人,從今天的形態上去還原她的過去……
  誰能破譯她體軀內的生命密碼?大概只有曾與她有過共同受難的經歷,並以人學為研究 對象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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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節 逃犯姜葆琛的驛路風塵
  由於在看病時,與同類姜葆琛邂逅,在勞動之餘,便常常到他那兒閒坐。之所以在眾多 的老右中,我對姜葆琛情有獨鍾,不僅僅因為他曾帶我去見過呂熒,那一面之緣的深情使我 難忘;更大的誘惑是他一個人獨佔一間屋子。當時擴建化工廠廠房在即,他擔任著廠房的畫 圖工作,與他談話周圍沒有耳朵,更便於彼此談心。我每次走進他那間屋子時,他都立刻放 下畫圖的圓規和紙筆,與我東拉西扯地談起「文革」中的種種問題。他人長得雖然清瘦,卻 很健談。他的腦門很大,臉又向裡凹進去不少,由於反差極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額與他的 凹臉,彷彿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著無盡的礦藏——我每 每到他那兒,似都能受到啟迪。
  他已經帶著我結識了王繼昆和英木蘭,在那些接觸中,他扮演的只是旁聽者的角色,我 在當時還不知道他的個人經歷。待我職業病中的尋覓得到了滿足之後,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寫寫這個20世紀的『花木蘭』?」
  我告訴他我的文學之夢,早已死了多年。並對他說起《折夢「桃花源」》裡的一個個苦 澀故事。他不以為然地搖著頭說:「幹哪行,都有哪行的職業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風 濕性心臟病』,按醫生的要求,就該少畫圖,多休息;可是我過去學的是水利專業,從大的 範圍仍然屬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進這間屋子,就像鑽進了一個怪圈一般,不動筆紙心 裡就難受。你又何嘗不是這個怪圈裡的動物。你剛才說你的夢早已死了,我並不懷疑它的真 實性;可是你也別忘了古詩中的幾句話:」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 又生『。你不覺得這裡邊藏有人生和社會的哲理嗎?!「
  在泥河一樣流著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經,在葆琛的屋子裡,第一次受到強烈的刺 激。是啊!我為什麼總是想對英木蘭的事情探源呢?我說:「也許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 重新孕夢對我並非是什麼好事。」
  「有什麼不好?中國這一段大歷史,自然用不著我們去勾勒;可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小 歷史,誰能比你更有條件描述它?」他用畫圖的圓規,漫無目的地在紙上畫來畫去,「比如 英木蘭,正因為她不是花木蘭,而是一個知識分子,歷史的內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謂的「內涵量」是指的什麼東西。他不說破,我也不說穿——因為我們畢竟 是初識的朋友。在那種環境中,常常是隔牆有耳,無論是他還是我,我們都知道我們議論的 話題,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進他這間畫圖室,我們便立刻變成啞巴不說,我 還會起身告辭。這種出於自我保護和彼此愛護的告辭,正好說明我們的親密無間。
  他有時也到我和張滬住的農村小屋裡來,張滬見他面黃肌瘦,有時也給他做點兒好吃的 ——在那個環境中,所謂好吃的不過是烙餅和麵條之類的東西。山西人多愛麵食,幾乎一年 到頭也不吃一次米飯;我們這些實質上的賤民,當然更沒有擇食的餘地。無論是多高的廚 藝,也只是在麵食的範圍中換來換去而已。我對葆琛的深刻瞭解,就是從做飯開始的。有一 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裡來。正巧碰上張滬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來吃飯,他就挽起袖 子,和起面來了。我知道他身體虛弱,便搶過面盆來——他一把推開我說:「吃你倆做的飯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經餓。」
  我覺得葆琛有點兒可笑,因為他對我講這話時,嚴然是以一個麵食專家的口吻。
  「你比我來山西還晚,從哪兒學來做麵食的技術?」在他和面的時候,我已看出他和出 的面比我們和的面要硬——這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於是他便從和面的話題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經歷。我真是難以相信,一個看上去弱不禁 風的人,一個風濕性心臟病患者,一個昔日連一小平車蘆葦都拉不動的人,卻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說英木蘭,表現的是一種恬淡中的剛毅,而姜葆琛則表現為抗爭中的不屈。 他告訴我,他早就來過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麵食,喝過不少瓶山西的老陳醋了。
  「文革」開始時,在一天的夜晚他拖著帶病之軀,從天堂河農場逃跑了——不是逃往他 的老家張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紅土地帶的西雙版納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 鬥爭,已然使他聯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文革」乍起時,反「四舊」反得火葬場屍滿為 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潰。他無法理解他熱愛的祖國,何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變成 了一個人斗人、人殺人的場所。他與美學家呂熒是先後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強制勞動」 的名義收容進了天堂河農場的。最初他體恤大學者呂熒之苦,為了照顧這位老人,他強使自 己逆來順受;後來他發現自己已無法為呂熒解除任何痛苦,便決心逃離這個勞改農場。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裡僅有的一點錢,偷偷買了一個指南針(這是準備逃到原始森林時 指路用的),並買了不少的壓縮餅乾,以減少逃亡時的攜帶負荷。當時紅衛兵正在全國大串 聯,鐵路交通完全處於失控狀態。他先冒充串聯的紅衛兵(當時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塊紅 箍,寫上「紅衛兵」三個字,再找一身沒有領章的綠軍衣穿上,便算有了護身的符咒),登 上了南下的火車。
  一路上心如揣鉛般地沉重,自不必說;無論哪個真造反派發現他,他這輩子就算交待 了。但憑著姜葆琛精密的腦袋,早就把可能出現的漏洞,堵得無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車 上,他一度還成了頭面人物。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應付那些毛頭小伙綽綽有餘,因而一 路平安。只是火車通過黃河大鐵橋的時候,他險些露了馬腳:他在清華大學是學水利的,而 當初報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懷有治理黃河的宏大抱負的——結果在臨近畢業的五七年,就 被劃成了階級敵人,使他的滿腔熱血付之東流。而眼前他成了一個逃犯,正好路過這條母親 河。「喂,你怎麼掉淚了?」有一個同車南下串聯的紅衛兵,質詢他說。
  姜葆琛當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濕了,只好隨便胡說,他的母親是河南邊上的蘭考縣人,有 一年黃河發大水,母親被大水給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親堵紅衛兵的嘴,因為在一般人的 眼裡,沒有人會褻瀆母親,這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當然,他的這些話純屬胡說八道, 但是正是這種胡說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對我說:「火車通過黃河大橋時,我 是對著黃河流淚了。這一是哭我們的民族,亂到了這個份兒上,那些為毛澤東打天下的勇 將,也成了階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當初為什麼非要報考大學,還學的是水利——知識 越多越反動,當一個工人進了工廠,就不會有當右派的事兒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時候家住 在內蒙古準噶爾草原,後來因為家境的變化,母親改嫁到了張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難。我不 但不能給她幫助,還要她為我擔心。所以,當車過黃河時我的神經失控,不自覺地流出了眼 淚… 」
  「你想逃到哪兒?」我似乎感覺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雲南。其實當時的紅衛兵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藉著坐車不要錢的機會,到各個 地方去觀光的。與我同車的幾個中學生,就是去雲南大理。我們一路同行,他們把我當成他 們的頭兒,竟沒有一個人,懷疑我是個異類。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 明車站,我與他們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臨景洪縣的西雙版納森林,從地圖上顯示,那兒 靠近中緬邊境;我當時想的是偷越國界,離開生我養我的祖國。道理就不用說了,好端端的 一個中國,突然在幾個月之間,變成了人鬼難分的陰陽界;我雖然有病,可是我寧願死在與 自己的命運抗爭之中,也不願意在囚籠裡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過雲南沒有,那兒土地的色澤都是紅的——從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 車,每一輛都是超載運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我有意識地爬到車篷頂上,以減少與紅 衛兵的接觸。因為快到敏感的邊界地帶了,我必須小心翼翼;不然的話,一路上的艱辛,都 將付之東流。命運之神,還算可憐我這個逃亡者,在歷經兩天的行程後,我終於到了西雙版 納的邊緣。在景洪小鎮,我買了些防止蚊叮蟲咬的藥品,並塗抹在了身上;然後在一大的晚 上,我闖進了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病號,竟然有那麼大的勇氣,敢於走進這原始森 林中來。為了逃亡,我事先查閱了一些有關這個地方的書,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種名叫 『見血封喉』的毒樹。只要被這種樹葉碰破了皮膚,是任何藥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 之中,到處都是樹,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開電筒對每一棵樹,都細細察看——因而,我只 有撞大運了,碰上這種毒樹算我命短。壓縮餅乾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雙版納的野林中,有 叫不出名字來的漿果充飢,短時間內,還沒有餓死的危險。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條腿的動物, 在白天穿越森林時,我常常見到它們的身影,因而當夜幕降臨時,是我最為害怕的時候—— 為了躲避可能發生的襲擊,我不得不像長臂猿那樣睡在古籐織成的『樹床』上。」
  「無論怎麼說,那幾天的時間內,我生活在一種希望之中,希望是戰勝恐懼的力量,我 是在恐懼與希望的並存中活著的。森林中有許多倒木和葛籐,我的衣服被樹枝刮得襤褸不 堪,但是指南針在告訴我,我一直在向著南方行進——這麼走下去,總是會走出莽林抵達中 緬邊界的。問題出在一次夜宿於樹籐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針時,嚇出了 一身冷汗,為我引路的指南針,不知道丟在了什麼地方。我在樹下找來找去,不見它的蹤 影,這就是說,我把它丟在了原路上的什麼地方——這裡說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 我之外,大概只有野豬、野牛走過,沒有任何道路的痕跡——這叫我到哪兒去找?」
  「指南針的遺失,對我的一生太重要了。應該怎麼對你說呢,它等於斷送了我的所有希 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難以看見太陽,目光所及之處都是綠色,我如何去尋覓我的去路呢! 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沒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幾乎要急瘋了。說來說去,人是 一個精神動物,自從丟了指南針,我覺得我全身的病都來了,心臟病的胸悶伴隨著的心顫, 使我一下子像個癱子一般,再沒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氣。但是停在這兒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 緊牙關,開始了向自認為是『南』的方向,東倒西歪地踉蹌。古代的民諺中有『黃鼠狼專咬 病鴨子』一說,那天我爬行餓了,便像往常一樣採摘林間的漿果充飢,竟誤食了毒果——我 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認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盡頭。待我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 一個傣族姑娘的竹樓裡——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結束。當然,我苦心為自己 設計的逃跑計劃,也徹底流產… 」
  英木蘭與姜葆琛——這兩個看上去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從不同的兩個角度,在苦難年 代裡,演繹了各自不同的苦澀故事… 不過,在姜葆琛的苦澀中,還留下了使他終生難以忘 卻的竹樓情韻。他住進的那個竹樓,是一個離邊塞村寨有幾里路遠、看守橡樹林的小樓;而 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樹林的看守員。她不僅把他背到了小樓上,還為他更衣擦傷,把他視 若一個漢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西雙版納有一種名叫風流草的植物,還懂得聞 風而舞呢!在那只有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的世界中,一個逃跑的囚徒與一個傣族少女,很快 就從相知到相愛。當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動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會把他到西雙版納來的 目的,告知她的——在那個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會把這個小姑娘嚇死。他謊稱是大學裡的 紅衛兵,特意借大串聯的時機,來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著一張知識分子的臉和 文明的談吐,因而很快獲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難以再勒住馬韁了。」姜說,「這姑娘相貌 平常,但是心地特別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見到生人,每次護林小樓來人,或割膠的傣 族鄉親來閒坐時,她都會把我藏起來。她在深夜裡對我發誓,永遠不讓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 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兒有性愛,又有溫暖,在那兒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這裡來的,總是像作賊的一般東躲西藏,也不是個長久之計。當時 中緬邊界地區的盤查很嚴,時不時有越界逃跑的人被擊斃或被生俘的消息傳來,我再想越 界,已然喪失了機會。該怎麼活下去?這是我體力恢復了以後盤旋在我心扉中的問題。終於 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種選擇——那是因為紅衛兵串聯到了她們的村寨,一種惶惶不安的心 緒,使我產生了決心要離開這兒意念。可是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該把我的想法告訴她,但 是又怕她不讓我走。幾經考慮,我還是覺得不辭而別是個上策。當然這種行為,是十分不道 德的。也正是因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覺得有愧於她——將來你有一天如果寫回憶錄之類 的書,不要寬恕我,要寫下我這筆良心債。一天早晨,她還在睡夢中時,我不辭而別地溜走 了。南逃的願望已然破滅,我的路線是北返家鄉… 」
  之後,姜葆琛歷經了種種困難,終於回到了北京,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過了 一夜,就奔向了生養他的准葛爾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聽來自草原的流浪客說,那兒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還要殘忍;便在途中改變了計劃,更名換姓地混進了雁北呂梁山下 的一支打井隊。那兒人煙稀少,水源尤其匱乏,找水打井就成了當地的大問題。每天與打井 工人見面的,就是長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華大學是學水利的,按說可以發揮其專長;怎 奈當地不僅是山巒疊起,而且地下水位極低,找水打井是個難上加難的活兒。但無論怎麼 說,他在工人隊伍裡,是羊群裡的駱駝。在沒有文化的築路工人中間,很快成了工人中間的 技術力量。比如:在雪地裡他看見哪兒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兒下面藏有水源——在那 兒開鑽打井(當地老鄉叫做打「鍋錐」),比盲目亂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儘管姜葆 琛不想出頭露面以便於藏身,他還是很快成了打井隊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面和面的技 術,就是在那兒練就的)。俗話說:樹大招風。在一群沒有文化的工人當中,有人開始懷疑 他的身份。在一天夜裡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銬帶走了——姜到了此 時,認知了再以假亂真,會給他帶來更大的麻煩,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個「強勞」 分子——當然,他沒有言及到出逃西雙版納的問題,那將涉及到叛國,在當時「文革」的高 潮中,是要掉腦袋的。
  武警當夜將他馱在摩托車的後座上,並將他的手銬用鐵環套在摩托車的車座上,以防止 他逃跑。當天晚上,姜被帶到一個四面環水,中間是一座監獄的水上囚牢。監管人員,先讓 他面對著牢牆蹲了幾個小時(中間不許起立);到了殘陽西下的時候,才把他帶進一排牢房 中的一間。就是在那一間牢房裡過夜時,他才知道這個遠離皇城的監獄,竟然原始到如幾百 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傷地對我說:「說起來,你這個在大牆中度過了近20年的人。 都不一定相信,那裡牢房裡的犯人,每夜還要互相叫號。那排牢房之間,上邊都有一個方洞 相通,一號牢房中值班的犯人,過了一定的時間後,就要高喊:」太平無事喲——『二號牢 房值班的犯人,馬上要接著唱合:「太平無事喲——』接下去是三號牢房,四號牢房,五號 牢房… 依此類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間接一間地全部唱完為止。過上一個時辰,這叫號 聲又週而復始。我躺在牢房裡的大炕上,靜聽著那高一聲、低一聲的叫號,當真地掉淚了— —這不是為我個人的命運而流下的眼淚,是為中國獄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淚水。我讀的書雖然 不多,但我記得遠在宋代,獄吏們為了讓犯人自監以防止逃跑,在史書中留下犯人們互相唱 合的記載——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賢達,為了反封建主義,拋頭顱灑熱血, 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塊封閉的土地上,還停留在遠古時代——作為一個20世紀的 知識分子,能不為之涕零嗎?!」
  我沉默地聽著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騰起一片苦澀。當然,那是一個監獄中最為 原始的角落,但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們深思的了。不是嗎?!姜葆琛君後邊的經歷,就沒 有什麼曲線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隊人馬開往茶澱,他便到了那兒的老殘隊— —他是一個有風濕性心臟病的人,又經過了這麼一場天南地北的折騰,當然只有進老殘隊的 份兒(雖然當時他只有34歲)。不久,他們又從茶澱調到山西大辛莊農場——我和他便有 了在老殘隊見面之後的又一次的見面。
  一個有著嚴重疾病的人,在那個非人的年代,能夠置自身病軀於不顧,像繭蛹變成飛蛾 那般,勇敢地突破絲網欲飛(儘管它沒能成功)——這裡不能不忠實地記錄下中國知識分子 中的另一種類型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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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節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莊農場的幾百名勞役人員中間,只有朱希是革命資格最老,對馬、列理論接觸最 早的人。他的行政級別為十三級,比長治市一把手的級別還高出一截。但就是這樣一個老革 命,卻在大辛莊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定性為反革命,他是我進勞改隊以來,見到的一 樁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識分子中,以忠誠叛逆忠誠的另一種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於浙江寧波,1938年入黨於武漢。此前,他在上海從事進步書店的管理 工作,是一個博覽群書,有著豐富學識的人。由於他的工作性質決定,在30年代的上海, 他接觸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個很有見地的馬克思主義者。至1948年4月,黨中 央移師河北西柏坡後,陳伯達、於光遠、毛岸英與朱希等幾個人,也從石家莊到了西柏坡, 他們在中央的指示下,籌劃了進京後的宣傳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後的1949年2月6 日,朱希是隨中央宣傳部進入北京的。他先後出任國際書店經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圖書審讀處 處長。他可謂是從青年時代起,就積極投身革命,並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付出過血與汗 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風順。在1956年的在大鳴大放期間,他感到共產黨在領導 著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為此他雖然極受鼓舞,但因當時他的工作繁忙,他為沒有鳴放的時機 而感到遺憾。到了反右開始以後,他的思想開始不能適應形勢的要求了,他認為這樣翻手為 雲,覆手為雨,把一大批熱愛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劃入反動資產階級的範疇,是完全錯誤之 舉。特別是儲安平被劃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國際書店經理時,儲安平 當時是新華書店經理;兩人接觸極多,他覺得儲安平是一個愛國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 派?朱希是個敢於進言的人,僅僅為儲安平鳴不平,就夠打成右派的了,更何況他本人對反 右本身就持有異議,被劃成右派當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從一開始就拒絕扣在他 頭上的這頂桂冠——能不能這麼說,此舉成了他後半生的悲慘命運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個十分認真的人。在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開始了與 最高領導人的爭辯——「文革」開始後,這個朱希雖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進了天堂河 強勞農場,他以一個革命者的氣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斷上書中央。他不僅對反右運動表示異 議,對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仍然直言不諱。後來,他經茶澱轉移到長治大辛莊,對 「文革」中的種種有悖人道的行為,仍然連連奮筆疾書。他上書的範圍,不僅有與毛潤之先 生商討的,還寫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紀事》一文— —此時正逢「一打三反」嚴懲反革命分子的時期,朱希終於撞在槍口上了。
  與毛潤之先生不斷商榷,在當時己然是無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拋出與林副統師針鋒相 對的《紀事》,其後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惡攻」的現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農場裡被 鬥得死去活來,那些勞改隊中的積極分子們,先用力揪起朱希的頭髮,使其雙腳離地;然後 由五大三粗的漢子,沒頭沒臉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聲嚎叫,使在場的會議參加 者,心靈顫慄為止。打過之後,打手們用繩子從背後反吊其雙手(在勞改隊稱之為「吊雞 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聲慘叫,似乎他已經死了過去。然後,打手們把他往 卡車上一扔,像是扔一頭死豬似的——下一個節目,是武警押著他,在整個長治市遊街。
  多少年後,朱希在對我回敘當時的情景時,還感到毛骨悚然。他說:「不知道那根繩子 是怎麼捆的,我只感到兩隻胳膊以及雙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覺。大汗珠子頓時從身體的每個 部位流了下來。說是汗如雨下,沒有什麼過分,因為我的腳邊,被汗水洇濕了一片。這麼一 吊,我的頭立刻像葫蘆上般垂了下來。我就是這樣垂著頭,乘著卡車穿過整個長治市的大街 的。但是卡車沒有拉我回來,而是把我拉到一個有大牆、電網和崗樓的大門裡,我坐了 牢。」
  那兒是一座昔日閻錫山開創的模範監獄,是專門以關押共產黨人出了名的鐵牢。那是窯 洞形的牢房,沒有窗子,只有一個通氣孔。每到冬天,裡邊生火取暖,是沒有煙筒的火爐— —因為其不通風之故,有一次差一點兒把牢裡的犯人全部熏死。多虧有人感到了頭暈,請求 監管幹部放風——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裡來,才算喘過一口氣來。
  與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廠的廠長,也是一個老革命。他進監獄的原因,是因為兵器 的流失,從而演化成長治的大武鬥。但是朱希的上書材料,是通過農場革委會轉呈中央的, 即使是觀點錯誤,怎麼就成了反對林副統帥的現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剛直不阿,對此 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絕檢查,他認為五七年反右就錯了,現在是錯上加錯。按著這位 老革命的觀念,共產黨會自我修正錯誤的——因而他一直等待著農場來車接他回場。
  第一年過了,沒有消息;第二年過去了,還沒有消息……他在裡邊一直當了四年多的囚 犯,直到他被收監50個月的時候,農場才來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這四年多的光 景中,他連續不斷地上書,因為新來的犯人告訴他,林彪叛逃已命斃溫都爾汗,他昔日上書 指責林彪理應平反。臨行前,他曾問過監管幹部,但是回答是「無可奉告」。所以受盡了折 磨的朱希,是以「現反」進監,又糊里糊塗出監的。
  發生在以後的故事,不僅是我沒有想到,連朱希自己也大吃一驚:當1979年中央為右 派平反時,國家新聞出版局在翻閱朱希的卷宗時,遇到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卷宗中寫 明朱希是個死刑犯,是當時當地的公檢法秘密判決的。只是還沒有執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 件發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撿了一條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卻沒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 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個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當時竟然不知道,有一天會被拉向 刑場,吃上一顆子彈!
  公章大印皆在,讓平反單位大為其難。他們先後三次住返長治,才拿回來一張寫有「查 系錯捕,宣佈無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歸了幹部隊伍。 當筆者為寫此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回憶錄,到朱老的家中拜訪時,朱老十分感慨他說:「當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怎麼就這麼難!我看的史書也不算少,但是歷朝歷代哪 有把55萬多知識分子,都給打成敵人的,你在史書中發現過嗎?」
  「沒有讀到過。」我說,「這55萬多的數字,是報紙上公佈的。實際數字怕是還要 多。」
  我之所以這樣講,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團河農場右派大聚集的時候,一些來自最基層 的右派告訴我,當年在山高皇帝遠的邊塞地區,為完成單位中百分之十的數字,還有選舉出 來的右派。誰當天正好不在單位,就選上了誰。我說:「當然,像朱老這樣判死刑的,雖不 多見。但在『一打三反』時期,南京就槍決了4個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 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況於一二。文章發表以後,只 有一個《揚子晚報》的讀者,給我來過一封信,講述了她見到行刑前的批鬥會現場。當時參 與此事的『文革』成員,都像是啞巴一樣,緘口無言。」我對朱老講述了那4個老右的名字 和當時被槍決時的情況。
  「我也差點兒就成了這樣的一縷冤魂。自己掉了腦袋,怕是還不知道是為什麼掉的!」 朱老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腦袋。
  朱老己年過八十,家中陳設幾乎還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給我找出一張 他在監獄服刑時的照片。我望著那張照片,雖然強作笑顏,卻掩不住內心的淒楚。我問朱 老:「臨離開農場之前,大辛莊的幹部,就沒有一點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個歉,或 者… 」
  朱老打斷我的話說:「沒有,在1978年他們就把我給攆回北京來了。」
  我不記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說過如是的話:「暴虐的政治,能使人類的道德、良知淪為 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證明此話並非虛言;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文革」的打手 們,連任何一絲自愧的感情都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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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節 我的一次生死劫難
  我的這場生死劫難,不屬於政治上的——中國歷史到了1973年之尾,舉國上下正在批 林批孔的高潮當中。場裡革委會緊跟形勢發展,抽調一批文化人,辦牆報,出漫畫專刊。我 和張滬以及畫畫的曹大士、馬常等七八個人(大都是辦過報紙或在原單位搞過宣傳工作的 人),被安排在一間屋子裡,從事批林批孔的宣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不費勁的事情, 報紙上有現成的材料,將其摘頭去尾隨便動動筆墨就行了。應該說,這是我和張滬到大辛莊 以來,體力上最為輕鬆的日子;但從思想上去反芻那些時日,卻又是我們最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單純地批判孔子的「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倒不用去花費什麼腦筋。抽到這 個宣傳組來的都是知識分子,幾乎沒一個人不瞭解「項公舞劍,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 靶牌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做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到了1962年的廣州會議 期間,與陳毅一起,曾為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陳毅還當場為文藝界的兩 個知名作家脫帽「祝酒」,這是所有知識分子記憶猶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間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雙關語:「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間也!」立刻有人應答。
  「尊法批儒,誰是法家?誰是儒家?」
  「當今法家非張春橋莫屬。」
  「那麼誰是當今的儒家呢?」
  …
  每當說到關鍵問題,小屋就沉默下來。大家心裡都十分清楚,但是誰也不說出周恩來的 名字。雖然,被抽調到這兒來的沒有愛打小報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無」,這是那個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場面猶如昨天,我們這些知識 分子,自然不敢隨便亂說亂動了。因而在宣傳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雙關語,表述各自 的心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風,很快就刮過去了。宣傳組解散歸隊。我沒能再回到我的銑床之 前,當我的銑工。化工車間的四氯化碳即將上馬,化工廠要組織一批人員,去張家口化工廠 學習此項工藝的生產流程——這同樣需要有文化知識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張家口學習的 成員之一。對此殊榮我頗感驚喜,因為至少我可以到遠離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蝸居山西這 麼久,外部世界是個什麼樣子,我已經全然無知;去張家口可能要路過北京,也許有可能順 便到家裡走上一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不知為了什麼,自從被召入宣傳組開始搖動筆桿之後,多多少少勾起來一點死去了的夢 幻。儘管批林批孔,並不是自己所想幹的,但是突然接觸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種「久別勝 新婚」的親切之感。當時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類,他因為小提琴拉得比較到位,突然被長治 文聯調走,有此先例可尋,我想到我的命運能否在長治有一點轉機?那位姓高(我已記不起 他的名字)的同類,在臨行前對我說,以我的文學功底和名聲,長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 山西老一輩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況,何不想辦法回到社會中去?他說他進入文聯後,要替我 力薦一下,讓我也通過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與張滬商量。她的意見,是徵求劉紹棠的意見——因為他身在 北京,知道文化大環境的寬嚴程度。當然如能跳出牢籠,怎麼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擔心這個 時代,要跳出勞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記得,在臨去張家口之前,我發出去 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紹棠徵求意見的,並說我去張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聽聽他對我 去文聯工作的現實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寫給馬烽和他的愛人段杏綿的,馬烽在全國 青年創作會議上與我相識,而段杏綿則在那次創作會議上,與我同在北京代表團為北京代 表。這是我到了山西以後,第一次想到突破圍牆,並第一次拿出具體的行動,做突圍的試探 和準備。信發出去不久,我們這支開往張家口的隊伍,就集結待命了。
  帶隊的隊長姓甚名啥,我已然無從記起,但是他那標準的晉東南(長治隸屬於山西東南 部)口音,我則永生難忘。他召集我們開會時說:「俺今天開會,先給你們送個好信,你們 這回去張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個地方,誰也不許暴露勞改隊的身份,就算你 們去當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發。俺對你們說的第 二句話,到了那塊地盤,要遵守人家廠子裡的紀律,誰犯錯誤回來跟誰算賬,俺的話完了。 散會!」
  我們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當時太原開往長治的鐵路還沒有開通),取道北 京,去了張家口。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學習隊,一行12人(隊長除外),都是當時不值 錢,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們失望的是列車並沒有在北京停留,我們只在永定門火車 站轉車之際,在候車室的木椅上坐了約有一個小時,然後便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張家口的 列車。回家看一看的願望落空了,與劉紹棠交談的機緣失去了——我們惟一的收穫,是過了 一回當真正工人的癮。因為在離開大辛莊農場以前,每人發了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在那個 「文化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十幾個身著嶄新工人服裝的隊伍,著實使我們風光了一路。
  可是當我們坐在開往大西北的火車上時,不禁互相咬起耳朵來:「冒充工人階級不犯法嗎?」
  「為什麼一個執行專政的機構,就敢於冒這麼大的風險?」
  「到了化工廠,總要接觸化工技術人員的。人非木偶。萬一人家詢問起我們廠子的情 況,將何以作答?」
  當慣了老鼠總揣有一副怕見老貓的心態,火車離張家口越近,我們的心也就懸得越高。 我們中間的一位老學究,終於忍耐不住這種心理煎熬,到隊長的座位上去詢問隊長。隊長回 答說:「叫你們咋做,你們咋做就行了。」這個老學究還是不放心,繼續多問了幾句,隊長 反問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們是階級敵人,還敢叫你們進廠嗎!別多說了,你們就按著俺 說的辦就行了,我們自會與化工廠的領導,有個符合政策的說法——這個你們不需要知 道。」
  自討沒趣。但卻典型地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囁嚅心態。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進張 家口市××化工廠的。我們12個人,住在旅館的一問大房子裡,我是第一次到這個城市中 來,新城與老城以一條河分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張家口的市容雖然還殘留著武鬥時張貼 的大字標語,但「抓革命,促生產」的氣氛,顯然在洗刷著往日的舊痕。這使我們這些冒牌 工人,心裡多多少少還有一絲快慰。
  化工廠裡培訓我們的師傅姓張,年紀有40多歲,赤紅的臉膛,爽直健談。我們向他學 藝並不困難,但使我們為難的是,這個血性漢子,把我們引為知己之後,便常常破口大罵 「文化大革命」:「娘個×的,這是他娘的什麼年月,女皇弄權,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盤那 麼大,可是沒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不敢應合張師傅的海罵。
  「娘個×的,你們怎麼都是瞎子和啞巴,咋就不吱聲哩?」
  我們彼此對視一眼,還是沒有人應聲。
  「我帶過許多的徒弟,還沒見過你們這號的徒弟!」
  我們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辦法,就是及時轉移話題,把政治問題引向技術問題 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竊竊私語。大家一致認為,張師傅是個講大實話 的硬漢。有一個老右提出了問題:「人家張師傅已經對咱們有看法了,我們該怎麼應付眼前的局面?」
  沒有人能夠作出圓滿的解答。有的同類說:「人家講實話無罪,我們萬一『閘門漏水』 可就成了問題。」
  我說:「反正咱們只在這兒學習一個月,在這個月內,我們要把啞已的角色演到底。這 是角色對演員的規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沒辦法交差了。」
  我當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為跟在我們身邊的還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勞改干 部。雖然他並不時時刻刻與我們在一起,但是張師傅口無遮攔,萬一於無心之際,把我們的 反動話傳了過去,我們將來的日子,就難得平安無事了。來學習的成員中間,多一半是老 右,都有過被整肅的經歷,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張師傅碰上了我們這些冒牌工人, 也算他倒了霉了——他愛怎麼想我們,就讓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張師傅叫我到裝有二硫化碳(生產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號高爐旁,去檢查一 下爐溫。他特意叮嚀我,去高爐之前不要怕麻煩,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並戴好防毒 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對我們這些「工人」講過,要嚴格遵守化工車間生產的工藝流 程,不能有一絲馬虎。為了提示我們注意此事,他列舉出他們車間,有兩個值夜班的女工, 因為對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雙雙去見了閻王。
  我對張師傅的叮嚀,並沒當成過耳之風;怎奈那天讓我去2號高爐查看爐溫時,正急於 要解小便。本來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檢查爐溫也並不違紀,十多年的勞改生活,養成了 我聞風而動的神經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換上石棉衣,但是覺得換衣戴帽太延誤時 間,何況肚子裡還憋著一泡尿呢!我想一兩分鐘就能完成的活兒,何必這麼脫衣穿衣的折騰 呢?因此,沒有穿防護衣就向高爐走去。
  說來說去,還是不瞭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乙走到2號爐旁的時候,突然「膨」 地一聲巨響,爐內外溢的氣體,像天空的閃電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藍紅色的 火焰包圍。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著了,後來在昏昏然的狀態下,迷迷糊糊地聽見工人 們的喊聲:「躺下——快躺下——打著滾兒出來——」之後,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覺。
  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醫療所的病榻上。第一個感覺就是臉上疼痛難耐,我知 道我是被火焰燒傷了。我用手摸了摸臉,摸到了臉上的繃帶,不用說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 的面部燒傷了。「同類」見我醒了過來,不禁喜出望外,他們告訴我,若不是張師傅和幾名 工人,奮不顧身地衝進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從火焰中拖了出來,我的一條小命,就留 在張家口了。
  「幾度燒傷?」我非常吃力地吐出這句話。
  「算你命大,只燒傷了面部;但是你的頭髮、眉毛、鬍子也都燒成灰了。」
  「不過那也沒有關係,反正你是娶過媳婦的人了。」「同類」與我開玩笑說,「不存在 找對象的問題,過兩天你自己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我心裡十分難過:「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電門好了。」
  「別,大夫說了,你要配合大夫的這個療程,臉上不會留下疤痕的。因為從高爐周圍起 火,到把你拖了出來,總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
  「同類」們正在為我寬心之時,隊長來了。他氣得面色赤紅,但出於當著護士的面,不 好大發雷霆(因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評了我幾句,後來便口吐真言:「你是 俺挑的人,算俺有眼無珠;你能搖筆桿,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養傷吧,這算咱 們出師不利。」他說完了他的心裡話,朝「同類」們一揮手,「別圍著他一個人轉磨了,我 們要總結一下教訓,回去開會,每個人都給俺寫安全保證書。」
  病床前空了,我請求護士給我一面鏡子。鏡子中的我,整個面部都是白色繃帶,只有我 的一雙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燒得不輕,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噓感歎都已無濟於事,也只好聽 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張師傅來看我了。對我的批評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實實地聽 著的份兒——人家已經盡到了師傅的責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對這位樸實 的老師傅,首先進行了自我檢查。他大概是想寬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邊的木椅上與我聊開 了閒天:他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支支吾吾——我該怎麼說呢?家庭成員中的二分之一在勞 改農場,這是無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嗎?」他很誠摯。
  我不能對救我一命的人過於封閉:「我是個獨根苗苗。」
  「那你母親一定會為你難受的。」
  「醫生說不會留下疤痕的,老母親難過兩天,就會雨過天晴。」我盡量裝出無所謂的樣 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訓吧!」
  「你妻子在哪兒工作?」張師傅又問。
  我已經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讓她當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個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彌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虧沒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裡睡覺都要做惡夢 了。」張師傅笑了起來,「我聽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麼到山西去工作了;聽你們這些人的 談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麼……」
  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真是要感謝張師傅了,不然的話,連帶隊的車間頭頭,回去都 沒法交賬。」
  我必須以謊言取代真誠,儘管這是使我內心痛苦的事情,我還是得那麼做。有那麼個瞬 間,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靈,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師傅面前,說出其中的真實,但是,那後 果比我被燒傷還要嚴重,我只好把兩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張師傅回家。因為他進屋時曾說他的家離這兒很遠,他是騎著自行車, 特意來看我的,此時我正好用這一點勸老師傅早點回家。他對我笑笑,並用力握了握我的 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我覺得自己對不住這位張師傅——在那 個謊言成災的年代,我也是一個不得不說謊的人。因而,在我們臨離開張家口之前,我拆去 臉上的繃帶,面頰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張師傅來我們的住所為我們送行時,我有 意迴避開了張師傅。
  「同類」們說:「你得去見見張師傅。」
  我說我不能去見他。
  「為什麼?」
  我說:「我怕功虧一簣,露出咱們的馬腳來;對他撤謊,我的靈魂實在不得安寧!」
  但是張師傅還是在一間空房裡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鐵鉗一般的手掌,緊緊攥住我的手 說:「哎呀,你成了沒毛的和尚了。不要緊,頭髮和睫毛都長得很快——3個月以後,又是 一條好漢!」
  在臨登上歸途的火車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記住,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我就是帶著張師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車的。白白來了一趟張家口,什麼化工技 術也沒有學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頭髮和眉毛都已蕩然無存,我在火 車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簷,以遮擋我的醜陋——一個人沒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難看的,這 只有自己最能體察。該怎麼說呢?那樣子比太監還要難看十倍。帶隊的隊長告訴我,他在臨 離開張家口時,已經請示了場部:鑒於我的情況,允許我在北京養病兩周,待面部傷好之 後,再返回農場。「同類」們對此都面露喜色,我則沒有一絲快慰之感,因為老母親和我的 兒子,見我的臉燒成了這副模樣,一定會悲傷至極;與其三個人難過,還不如我一個人背起 這個十字架為好。
  「你不該這麼想,化工車間一開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沒有時間了。」
  「在家裡養病,怎麼也比在農場要好;我們想回家看看,還沒有條件呢,這也算因禍得 福。」
  我說:「我願意把這個福分,讓給你們享受。一句話,我不想讓老人和孩子,為我難 過。」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麼不想想,你母親現在是多麼想你,你的兒子是多麼想你。」其 中的一個「同類」提示我說,「能在家裡休息兩周,與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樂 事。至於面部難看,怕街鄰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辦,現在正是冬天,魯迅先生昔日曾寫過 一首詩,詩中有這麼一句:」破帽遮顏過鬧市『,你把兩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 丑了;你都到了這個份兒上,還怕人家的白眼?!「
  這個「同類」的話使我怦然心動,我想母親和孩子,可能是會為此而難過,但是也有劫 後相聚的快樂。因而在火車快要駛進北京站的時候,我向隊長提出,感謝場部的照顧。我不 用兩周時間養傷,10天內一定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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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節 魂去來兮
  母親和孩子都不知道我會從天而降——當帽簷低垂的我走進那陰山背後。終日不見陽光 的10平米小屋時,正是個殘冬的夜晚。母親戴著老花鏡,正在為孫兒縫補衣裳;兒子伏在 一張木桌上做作業。
  我拉開那扇吱吱亂叫的木門,走了進去。母親愣住了,兒子回頭看見是我回來了,高聲 叫了一聲:「爸爸——」母親趕快捅開蜂窩煤的爐子,讓爐火更旺一些。她見我帽子捂得嚴 嚴實實,一定是認為我很冷很冷。屋裡的燈光很暗,一老一小還沒看見我是面部帶著傷回家 來的。
  「快烤烤火,我說這兩天我總是左眼跳個不停呢!」母親一邊端詳著我,一邊綻露出笑 容說,「左眼跳來,右眼跳災。」
  我告訴母親,我是傷後來探家的。因為我在家中不能永遠戴著那頂棉帽,索性把它摘了 下來:「媽,您看——」不等這一老一小詢問,我就把發生在張家口的事情,一股腦抖落給 母親和孩子聽——當然,我盡量說得像小病小災那般輕鬆。
  母親的眼淚立刻流了下來。已經16歲、正在讀初中的兒子,身高已經超過我半頭,他 平視著我說:「奶奶,爸爸連眉毛都燒沒了!」
  母親顫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親按坐在床上,盡量裝出歡快的樣子,安慰這一 老一小說:「大夫說了,眉毛還會再長出來的,臉上也不會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個放 心。」我彎曲下身子,讓坐在床沿上的母親看個清楚。並盡量沖淡著小屋內的沉鬱氣氛, 「大難沒有倒下,將來必有後福。您說對吧?!」
  母親用她的手心,撫摸了我的臉好一會兒,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闖過了這個感傷的 關口,就是一個不小的勝利。俗話說「『母子十指連心」,老母親能不為此而過度悲慼,我 也就鬆了一口氣。母親在為我深夜做飯的時刻,兒子在我臉上塗抹著我帶來的止痛藥水,本 來這一老一小都該是受我照顧的,而我一個漢子,此時卻只能被這一老一小關照,想到這裡 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麼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來越被歷史的發展證明,一些直言國 是的人的話絕大多數是正確的——怎麼歷史已然過去了十幾年,只不過說了一點點真話的 我,依然是這副模樣?不!我比過去還不如了,過去我還有夢,而今連夢境也沒有了——這 不是一具會出氣的活屍了嗎?!
  回想我養傷的那幾天,在我的改造史上雖然十分短暫,但可以說對我的思想,也是一個 重要的療程。那17歲就歷經了五花大綁的英木蘭,還有攀登40米高大煙筒的生活之勇,我 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竟沒了任何一點突圍的勇氣——儘管現實是一塊鐵,但是美國作家傑克 倫敦的《熱愛生命》一書中,不就是描寫的在死亡線上,勇敢的面對鐵的現實,而自我突 圍,並獲得了生命的故事嗎?!當然,每到孩子去了學校的時候,母親總是用宿命論的觀 念,叫我安於現狀活下來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與母親和兒子擠在一張大床上睡覺的時 候(當時我家只剩下一張木桌和一張木床了),一個非我和另一個真我,就展開靈魂上的對 話:「你過去可不是這個樣子對待生活的。你為了磨練意志,曾經捨棄坐火車,從二百多里 外的茶澱農場,以自行車的輪子,代替火車的輪子,進行過自我磨練。」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說,「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 更看不見這種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於失望之中。從五七年起,你的生活佔有是個富翁——儘管你現在還沒 有表現這一底層生活的機會,你要去爭取這一機緣。」
  非我說道:「我只想隨遇而安了,因為這個歷史的暗夜太長太長了。」
  「你大概早把雪萊的詩忘光了吧?他在詩裡寫道:」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你也 學過幾天辯證法,古語中說的』物極必反『,』文革『走得相當遠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壽命 的邊緣?你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當真我把非我問得啞口無言的時刻,我就會從夢境中醒來。在這一刻,我聽到母親的輕 微的呼嚕聲。她說過,只有我睡在這個家裡的時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聲。我從 她的鼾聲中得到了認證,可是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她的身邊來呢!為了母親和兒子,我再 不能自甘隨波逐流,我應該為改變命運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這種發自於內心的聲音,搖撼了當時的非我,我在那幾天除了去醫院看病換藥之 外,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走訪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過,厚明家我去過,紹棠家我當 然更是跑了幾趟。但是非常不巧,3個人中間,我只見到劉厚明(記得燕祥當時在搞個什麼 劇本,人未在京;好友紹棠,那幾天正在老家通縣。紹棠愛人曾彩美,想叫紹棠回來與我一 聚,因我歸程在即,沒有應下彩美之意。她說,紹棠已經給我往大辛莊農場發出了信件。我 之所以能夠破帽遮顏在北京城內穿行,大概是得益於真我的甦醒——因而我把這次回京,看 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緒變化歷程。
  重新回到大辛莊農場,張滬除去詢及我的燒傷經過,當然也非常關心家中的情況。之 後,她拿出了兩封信給我,一封是紹棠的來信,他在信中寫道:
  維熙:你有了想重新進入文化圈子的念頭,是個重大的變化。我覺得不管你能不能進入長治文壇,己然在思想上是個升騰。因為它證明,你的文名,你的創作能力,在主導你恢復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寬一些,長治想要你,恐怕還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於未來。中國的發展與繁榮,要靠現今四五十歲的人才;北京文苑的百花盛開,也要靠咱們這些「二度梅」的開放。浩然一個人,太寂寞了。萬紫千紅才是春。近日我寫了一首詩,摘以下四句給你:
  惡竹根除去雨後發春筍請君拭目待新苑花似錦
  你的處境已大大改變,小眾即將自立,更無後顧之憂。一定要趁年富力強,寫作和儲蓄一些作品。今日無用,將來未必無用。書到用時方恨少!
  ……跟你這封信同時來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漢寄來的賀年信。前些日子,武漢流行著我的小說,李冰和吉學霈向我二弟打聽我的情況,深表惋惜之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學霈,他們不是也沒有新作問世嗎!我妹夫與周立波住在一個居民樓,每天都看見他,氣息奄奄,朝不慮夕矣!跟他相比,我們有年紀的優勢。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
  ……
  我昔日與紹棠有約,他給我寫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筆十分漂亮的鋼筆字,給我帶來 很大的安慰。因為我在北京沒能與他見面,這真稱得上是見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 家協會段杏綿大姐來的,由於這封信已然丟失,無法在這裡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 與我的文學生命關係甚大,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說她接到我的信十 分驚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關於我能否離開勞改農場,去文化單位工作,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事情。不過,她已與有關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辦法——但是無論如何,組織 部門也要看看你的檔案的,不知山西勞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讓接到信後,把我被勞改 的「原罪」,簡單扼要地寫一份寄給她。信尾只屬了她一個人的名字,馬烽同志並未屬名。
  我與張滬仔細地研究了杏綿大姐的來信,得出的結論是:道是無情卻有情。表面看上 去,杏綿談了一些困難,但是在字裡行間,閃爍著人間難覓的真情。馬烽同志沒有屬名,是 情理當中的事情,不久前在報紙上似乎看見他曾隨江青去過大寨,政治上是屬於爐火純青的 類型——但我們也分析到,杏綿這封回信,絕對是經過馬烽同志過目的——除非他當時不在 杏綿身邊。
  兩封來信,都給我帶來了希望。紹棠給了我力量,杏綿的信則讓我看見了一絲曙光。是 的!從1957年到1975年,時間已然流逝了17個年頭,要是以日為單位計算,17個365天 乘在一起,我已經勞動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個6215天?而在這龐大的數字 裡,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喪失了我多少可貴的寫作時間?似乎我的文學夢醒 於這兩封來信之後,這是張家口的一場大火燒出來的覺醒,是在北京養傷期間自我拷問後的 心靈獨白!我要寫#####我是生活佔有的富翁,儘管我當時窮得買不起稿紙。
  從大辛莊的供銷社裡,我買了最為便宜的窗紙,開始了在上面勾勾畫畫。那些類似遠古 象形文字的符號,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義是些什麼——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東西。 當時化工車間,已建築起外形,時間不允許我寫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慶幸,我死去多年的 夢,於一朝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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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 隨風飄逝——蒲公英飛過了黃河
  感謝1974年夏大的驕陽,天上那一輪火球,不僅給自然界的萬物以生機,還給了我生 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臉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燒傷烙痕;夏日的炎陽一照, 我的面部完全恢復了原來的膚色。眉毛長出來了,頭上又是一頭黑白間雜的頭髮了。在春天 參加勞動時,化工車間的同號,還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 夏,我又是一個男子漢了。
  截止到該年,我在勞改生涯中,已經經受過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區開山時,我差一 點兒成為獨眼龍;在礦山並下挖煤時,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塊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 倖免;最後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圍,我又從死神的懷抱中逃了出來。好友姜葆琛學過《易 經》,他說人的一生,都有兩次以上的劫難;能大難三次而不倒者,當真會有後福。你算是 受過四次大劫了,當然晚年福緣更厚。「
  我笑笑說:「這麼說,你也該屬於有後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雲南……」 「所謂劫難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斷了我的話說,「我的出逃差點送命,是咎由自取; 這與外力形成的災難,不能同日而語。」
  「你可以當個算命先生了。」我開他的玩笑說,「我想聽聽你對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還是先談你。」他煞有其事他說,「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聯的來信,把內容 跟我說說。」
  「你的戲法漏了餡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給我來了信,我聽張滬說過了,那信寄到了化工 車間,是你收轉給她的。」儘管我知道,葆琛君是憑藉著他的聰明,在我的所謂命相問題上 胡說八道;但是我還是把兩封來信的內容,一塊兒告訴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賴的朋友。
  他聽得十分認真,並時不時提出他沒聽懂的問題。之後,他沉默了好半天,對我表示祝 賀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驚動了山西文藝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 歸位當不會久遠。」
  我倆當天是在他的設計室聊天的,室內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因而說起話來百無禁忌。我 笑笑說:「行,假的我也當真的聽。那麼你說說你自己的命相,讓我長點見識。」
  他的臉色頓時沉鬱下來。本來他的臉就瘦削,再消失了剛才的歡快神色,病態的蒼白立 刻爬滿了他的整個面部。我甚至於有點後悔跟他開這樣的玩笑,但是話已出口,此時已無法 收回。在他沒有做出反應之際,我站起身來說:「葆琛,我回去還要□麵條兒去呢,咱倆改 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來,攔著我說:「你別走,我談談我。人總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 劫難還沒有到頭。說了你別害怕,我有著血光之災。被殺頭?看起來是不會了!我的風濕性 心臟病,早早晚晚是會開膛破肚動大手術的——怕是我難過那一關。」
  我忙安慰他說:「西雙版納你都闖蕩過來了,上帝還能把你怎麼樣?」
  「上帝分配健康與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會走在你的前邊。」他說,「你記住,要是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看在我們患難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墳頭前常來轉轉。還記得茶澱的墳 場嗎,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蘆花蕩;這兒也不會比那兒強到哪兒去。要是墳前的木牌牌倒了, 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著黃土少了,你給上邊加點土——省得黃鼠狼之類的野物,把我的屍 骨給吃了……」
  他說得很認真,雖然我想沖淡一下這種憂傷的氣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適的語言。我之 所以把葆琛的話,記得如此清楚,實因後來他對他自己的命運分析,大體貼近事實——當 然,他沒有死在勞改隊,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後。說來也巧,他在平反之後的80年代,就與 我在北京的團結湖為鄰,他的工作單位在輕工業部設計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協和全國作協; 由於昔日患難的友情極為深厚,往來頗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終於因心臟病兩次開膛破 腹,病故於協和醫院。當年他僅僅58歲。十分巧合的是,他與我的母親葬於同一公墓之 內,因而每年清明,我去為母親掃墓時,必去葆琛的墓前獻花——這是他在勞改隊時就說過 了的事,我牢牢記於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預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傾吐憂傷之情不久,山西作協的杏綿 大姐,便又有書信飛來。她說,作協評論家李國濤,與勞改局的頭面人物有些往來,近幾天 內將去詢及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問題。信中叫我不要懷有希望,但他們是會為此事盡力的—— 因為各地文聯,都需要有創作實力的人才云云。當時,全場全力以赴地籌辦化工生產的機器 設備,我每天加班加點地幹著除銹工作(因其設備大都是從其他化工廠運來的陳舊機器), 化工車間的未來人員,每人手持一把鐵錘,擊落著管道上的斑斑銹跡,因而叮叮噹噹震耳欲 聾的聲響,從早上響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煩的活兒,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裡,由於 在絕望中看到一點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雜音交響樂」於不聞。
  我浸沉在我反芻生活的快樂之中——十幾年內多少生活場景,像畫面一樣從我眼前流 過。當然其中多是悲愴的樂章,但是回憶悲愴既是一種精神折磨,也是一種精神享受;因為 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囂世界於一片肅穆之中。我想的問題很多很多,從自身的囚徒生涯聯想到 中國歷朝歷代,對於文人的流放——歷史還是進步了不少,當今的勞役犯臉上不再刺字,雖 然還有歷史遺留下來的株連,但沒有昔日的滿門抄斬,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這個大辛莊農 場的生靈,則不會存在至今——那麼,誰去大輪窯燒磚?誰去張家口學習化工?誰去生產機 器零件?誰去設計化工車間的廠房?在叮叮噹噹的擊打聲中,我的思緒又從中國飛出了國 界,想那沙俄時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場上之後,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 嗎……我自知這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為只有找到這個法寶,才能有一點點自我安 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現失靈的時候。那就是當我的思想坐標,移位到當今世 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國的阿波羅號宇宙飛船,已經飛上了月球(偶然在報紙上見到), 便立刻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顏色——始自建國後的五七年人斗人的開始,已經有十幾個 年頭了:「文革」後停產鬧革命,全國都進入人斗人的黑網之中。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開始 了探索宇宙,我們卻津津有味,沒完沒了地鬥來鬥去,不知何時何日方能休止。我們的中華 民族,將來在地球上將如何生存?
  不管想東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聾的除銹錘聲之故;但是那種喧囂的音樂,沒有能聽多 久,不知從哪兒又吹來一股風,我們這些「雙料貨」,奉命遷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張家口 學習化工,燒焦了頭髮和眉毛,等於是玩鬧一場——我們帶家屬的全部調往晉南的伍姓湖勞 改農場。這是一次十分蹊蹺的調動,可能農場出於甩包袱之故(帶家屬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難於管理),我們於七五年早春,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途經陝西跨過黃 河,拐到晉南。記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說其有趣,實因其沒有任何一個勞改干 部押送。我們身著厚厚的冬裝,背著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換車, 與乘車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於對我們的調動十分突然,我們又都住在場外的小村裡,因而無法與眾多友好話別。 但是臨上火車的前夕,姜葆琛還是跑到我和張滬住的小屋中來。他說,人挪窩活,樹挪窩 死。我們離開這青煙繚繞的化工廠是個喜事,他恨不得跟著我們一塊兒走呢!但是人的命, 天注定,他想走沒有路條,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們與他也很惜別。來大辛莊後,他是與我們來往最多的朋友。
  「這回,你們也可以見到黃河了。」他說,「我往南逃的時候,過的是鄭州黃河橋,你 們要過的是山西與陝西交界的風陵渡黃河橋。好好看上兩眼中國的祖母河吧,她會賜給你們 好運氣的。」
  我心裡挺難過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黃河,還是在清華大學水利系時的幽靈沒死。逃跑 時他看見黃河就落淚,此時此刻我們即將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沒有死的幽靈,又出來顯聖了 ——因而我對他的生命獨自,無言以答。張滬忙著收拾雜什,顧不上跟他多說什麼「黃河」 之類的話;她只是祝願他身體一天比一天好,當這個歷史的黑夜破曉時,他的身體也像東昇 的太陽——在曲沃的那場生死之劫,使張滬的身體大不如前,所以這可以算是病號對病號的 祝福。
  我沒有美好的語言與他話別,便把在煤礦翻黑了一本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贈 給了他。我說:「小說中的那隻狗,在生活中磨練成了狼群的首領。你沒那兩下子,但是自 強不息的精神,對你這個病號,比我更為重要。」
  他並沒有翻動我贈他的那本書,卻石破天驚他說道,「維熙,我沒有什麼可贈你留念 的,有一句話,就算是代替禮物的聖經吧:你有責任和義務,寫下這一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底 層生活記錄。在我接觸的同類中,你是最有條件留下這一寶貴檔案的人。你們忙著收拾行 裝,我就不打攪了。」
  他很感傷地匆匆離開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淚。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腳步,一字一板地對我說:「還有兩句必須說的話,如果你一旦調離勞改單位。記住,不要講條件,在哪兒工作, 都比當勞改犯強。」他說,「當然能去文聯工作最好,到了那兒你有可能實現你的最大願 望。」
  我說:「就目前的氣氛看,要表現我們這一段生活歷程,怕是還有八千里路雲和月, 『八個樣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續到哪個時辰呢!」
  「你可以先寫一些應時小賣的東西,這只是一個過程,但是你不要忘記最終的極致,是 表現真實的歷史。魯迅先生怎麼說的:」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我們在村口的一棵大樹下握別。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是:「維熙,我堅信天快亮 了!」
  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個墨染的夜晚,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星斗——第二天我們就登 上沒有送行者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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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節 伍姓湖——我的最後一個勞改驛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彷彿是個流民的頭兒,帶著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兩個娃兒,穿越河 南西部,陝西北部,並跨越過陝西與山西分界的風凌渡黃河大橋——拐了個大大的彎子,到 了晉南。
  對於風陵渡,我雖然是與它初次見面,但是對這個名字卻並不陌生。昔讀唐宋詩詞,曾 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華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風陵渡,在幾百年前這些名字都還是 黃河古渡。盛唐時期,倒是曾經有過一座萬噸重的四隻鐵牛當作基石的浦津渡浮橋,但是隨 著黃河水患的頻繁,那浮橋早已不在;改道後的黃河,連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圍 及其黃色的波濤裡,埋藏著無數的人文歷史故事。
  我很喜歡到這兒來。我的生命若同一個黃河縴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纖而行 近20個年頭了。作為一個黃河子孫,我渴望著看一看「母親河」的身影,反芻一下它的歷 史過去,並用它的過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這是我願意來這兒的第一個原因。其二,我的 一個姑姑在浦州教中學已然數載,地圖告訴我,伍姓湖與浦州都屬永濟縣界,有時間我可以 尋覓一下親人,以解憂愁,以悅身心;其三,化工生產總是與有毒的物體氣體相伴,不僅傷 人身心,還遠離開自然——地圖上的人文景觀,還告訴我它西有《西廂記》中的鶯鶯塔,北 挨著《三國演義》中關雲長的關帝廟。因而,我把這次調動,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風來」的 喜慶之事。
  當列車穿越黃河的時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時刻,我把全部的視力,都投向中華民族的這 條母親河;但是讓我感傷的是,不僅沒有看到古詩中「黃河落日圓」的雄渾風景,連黃河的 滾滾波濤,也沒有看見。兩岸的黃沙延伸得很寬,中間那幾條被黃沙分割開的水流,有的上 面還覆蓋著一層薄冰,即使是沒有被冰層覆蓋著的河面,水流也小得像是條條溪流,這真是 讓尋覓黃河的後代子孫,為之心顫。
  我對坐在我身旁的張滬耳語道:「真想不到……竟是這副模樣!」
  她說:「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個活著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節的緣故吧?」
  「反正它已過了青春期。記得唐太宗游黃河時,曾留下這樣的詩句:」碧原開霧濕/綺 嶺峻霞城/煙烽高下翠/日朗淺深明……你就從最後一句,來推斷當時的黃河,水是清的。 現在可倒好,一片濁流,要是把全國大武鬥的精力,放在治理黃河上,該有多好?「
  她的記憶力極好,思維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黃河濁流與「文革」的混濁聯繫在一起—— 這就是火車通過有五千年文明的黃河時,留給我的記憶。當時,我還聯想起毛澤東曾經考察 過黃河,並留下「河清的日」的孟浪之詞——多少年過去了,黃河一年比一年混濁。當時我 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曾久久為毛澤東站在黃河岸邊,深情地凝視黃河的目光所感動。此時, 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過黃河時的滿腹悲愴之感——我的母親——我的黃河——在內心獨自呼 喊之際,我的眼淚潸然而下……
  車過黃河後的第一站,就是永濟縣城。一輛卡車等候在車站上,沒有武警,只有一名司 機和一名勞改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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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節 「死門」與「生門」
  伍姓湖顧名思義,至少可以有兩個意思:一、這兒姓伍的人家特別多;二、旁邊應還有 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個含義很快得到了驗證,因為我們的卡車經過的一個村子,村名就叫 伍姓村——至於那片應該有的水,我們卻沒看見。拉我們的卡車,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農 場的邊緣,我們的卡車才停在一處只有幾排房子的空場。過了很久很久,我們熟悉了那塊土 地的土性之後,才知道從我們的監捨向北走,原是一片蘆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兒曾棲息著大 雁和許多候烏。全國學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麼人來這兒看了一回,那塊原屬於自 然的淺淺水泊,便在年把的時間內變成了旱田。候鳥不見了,大雁飛走了——我們到此地不 久,還吃過一回雁肉。一隻重20斤的死雁,只賣兩塊錢,那是來尋覓舊巢的孤雁,被農民 捕獲後賣給我們這些「二勞改」的。這個勞改中隊,有百十口人,大多數來自北京。原本是 個男兒國,加上我們這些雙料貨,就成了一個「雞叫狗吠娃兒哭」的世界。
  勞改隊的陳大琪指導員和袁中隊長,大概是出於人道主義,很體諒我們這些拉家帶口的 新戶,讓我們搬進新窯洞去住(這兒的窯洞也和曲沃一樣,外表看上去是平房,進門才知道 是拱形的窯洞);而那些男號——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機手,都住在破舊的窯洞和平房 裡,這使剛剛到了新址的我們,感到「人挪窩活」的愉悅。
  這兒被稱為勞改三中隊。進窯不久,就認知了一個定律:凡是有勞改人員的地方,都有 右派。我能記下來名字的有:來自公安系統的周月明;在某大學教《西洋史》的吳士俄;地 質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記住了其號為石山,因為他善於畫貓,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還有 昔日在鐵路系統的勞模李綿章;曾在京劇名伶尚小雲劇團反串青衣的演員朱效梅;剩下的一 個,則是在五七年反右剛剛開始時,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報)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 的幹部,大鳴大放期間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於幫助黨整風之心,匆創從四川回到北京。 他剛剛坦誠地向黨提出整改意見,幾天之後就成了「右派向黨進攻的急先鋒」。在勞改隊 中,儘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勞動;但是知識分子與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涇水渭 水,色澤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張滬就與「同類」中的幾個,熟悉到無話不談的地 步。
  最初與我和張滬接觸的是魏石山,他不僅長於字畫,還會中醫。他見張滬體態虛弱,知 其在曲沃的遭遇後,出於同情之心。他建議讓她提出「保外就醫」的申請。
  我和張滬對此都感到突然。當然能夠離開勞改地盤,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們各 種辦法都想過,惟獨沒有想到過走這一步棋。他說,這裡的隊幹部及其家屬,都常常找他看 病——他與總場醫院也很熟悉,根據張滬的情況,被批准的可能極大。特別是這裡的管教干 部,對知識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幾個勞改單位改造過,這裡的指導員陳大琪,是個 很有見地的人。
  經過我和張滬的觀察,老魏所談皆非虛言。因為從我們到這兒的第一天,陳大琪已然顯 示出他的與眾不同。在對我們這些剛剛到達這兒的新號,例行完了點名和分配窯洞之後,他 突然對我招了招手,讓我跟他走進他的辦公室。當時我的猜想是,這支「雙勞改」的隊伍是 我帶隊來的,他找我不過是詢及一下每個成員的情況。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讓我在椅子 上坐定後,卻扯開了閒篇:「你這個姓氏真少見,我生平只見過一回。」
  我沉默地聽著,不便隨意答話。
  「那還是我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讀到語文課本上的輔導材料,有一篇寫一個農村女娃 賣葦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從,名字叫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你這個『從』是不是…… 跟他一個姓?」陳大琪兩隻眼睛審視著我,「你們還沒有來,副檔已經先到了這兒,知道你 過去是搞文學的,那篇東西是不是你寫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勞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時代寫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 經他一提,我倒是當真回憶起來了——它發表在孫犁主辦的《文藝週刊》,上,後被納入高 小語文教學的輔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這個黃河之畔的勞改隊,被主管我的勞改 指導提起。我只好點點頭,回答他說:「是,那是我當年寫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 了。」
  「那文章我一直記得。」他說,「我是農村裡長大的娃,愛讀寫農村的書。」
  我點點頭,心裡也挺高興——因為讓指導員知道我的過去,並不是什麼壞事。
  「從明天起,你出任中隊的統計員工作。魏石山是搞宣傳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問問他就 行了。」他說,「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經歷,讓我和張滬確認了陳大琪是一個尊重知識的人——有這樣的幹部在這兒 當一把手,老魏提及的離場方案,也許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因為張滬原來就有心臟病 史,加上曲沃的折騰,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筆,我倆幾經研究,決定將她所有的病歷,由 老魏呈給中隊過目;同時,張滬向上呈遞了一份請求回京治病。保外就醫的報告。說實話, 當時我們只是立足於爭取,並沒抱有多大的希望——無產階級專政是鐵,對階級敵人的仁 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這是我們牢記於心的,姑且當作投石問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 一個月的光景,張滬保外就醫的申請批了下來——她從伍姓湖,提前告別了勞改生活,直到 她的問題在1979年徹底平反。
  一間約有12平米的窯洞,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一個單人床,一張辦公桌,桌面上堆滿 了統計報表之類的東西,剩下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這裡確實像同類們所說,很少其他勞改 農場令人心煩的政治學習,只有老魏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出上一期黑板報,摘錄一些報紙 上的過期消息。他使用過的《山西日報》,我拿來炒冷飯般地過目一下,然後堆在桌子上, 以表示自己關心國家大事。從勞改開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還沒有一個人住過一間屋 子,因而,當白天人們都去田野勞動,我手拿著一隻沾水鋼筆,填寫著各式各樣表格的時 候,內心有一種十分恬靜的感覺——就好像一隻遠航的船,在歷經了淒風苦雨的航行之後, 終於駛進了一個避風的港灣。
  只有到了月底,我這間窯洞才常常滿員。全隊幾十口子,都要到我這兒來買飯票——這 裡最高的工資不足40元錢,一個月的伙食費用,大肚漢有20元也就夠了。我收完了錢,把 它轉交到伙房,這是我的任務之一。我的惟一勞動項目,就是手拿一個由木工做好了的米 尺,去丈量中隊的土地面積;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邊有一個轉動的木把兒,我一邊走著就 把面積丈量出來了。此外,我有時還要下到勞動工地,去記錄下每個生產組的生產進度,然 後造表上交給主管生產的袁隊長和中隊技術員。僅此而已!
  對我來說,幹這點兒事情是填不滿我的時間的。因而在收工以後,同類中的王臻和朱效 梅,是我窯洞中的常客。特別是到了週末,我負責去中隊開設的小賣部買酒,王臻負責掌 勺,當酒菜都準備齊全之後,朱效梅便會不請自到。他來自尚小雲劇團,不僅能反串青衣, 還一專多能地會自拉自唱。我們三個人一邊喝酒一邊唱起京劇,什麼《玉堂春》、《白門 樓》、《羅成叫關》、《呂布戲貂婢》……當然,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們偶爾也唱《沙家 濱)和《紅燈記》中的片段,這不是我們想唱的,純屬為了掩人耳目。開始時,我們是小聲 演唱,因為這些舊戲都是「文革」破「四舊」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東西;但是自從有一次陳 指導員走進窯洞時,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著楊子榮打虎上山的段子,陳指導員笑了 笑,便走出了窯洞。從此以後,我們的調門便越來越高,加上有酒助興,有時竟然唱到了忘 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學時,發表文章的稿費,大都花在了看葉盛蘭的小生戲上,因而也會唱兩嗓子 小生,所以我與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兩人一直唱到口乾舌燥為止。 窯洞雖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門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邊的劉四、耿秀敏——以及宣傳員 老魏,有時也來助興——此時的窯洞,就變成了一個週末俱樂部。據說,有的同類曾對此表 示過異議,向中隊反映過「幾個右派在恢復『四舊』,應該制止」云云,但是陳指導員,對 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進入勞改隊之後,最為開心和快樂的時光。是有意 逃避當時的政治?還是借酒澆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裡,我獲得 了「避風港」內的愉快和輕鬆。要知道,此時已是1976年的暮春時節,中國政壇正在晴轉 多雲,剛剛出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沒有多久的鄧小平,又陷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圍 剿之中,蛛網般的政治使人無法捉摸,乾脆來個一醉方休。對我個人來說,當年對我刺激特 別大的,是在這年的1月8日周恩來的病逝。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國政壇上少了一個 「平衡」危機的中介機制;由於少了這個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澤東便難以聽到另一種聲音。 毛澤東於該年2月提出的「走資派還在走」,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鄧小平,就是周恩來離世之 後的第一個大動作。毛澤東曾經重用過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啟 用了他,主要是周恩來運作的結果,可是不過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鄧打翻在地,這 使我的思緒像是走進《易經》中的八卦死陣。我無論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國政局能走 出八卦陣的生門。在這種情狀下,作為一個最底層的賤民,不如閉上眼睛,自我找樂——周 末的京劇表演,其淵源就在於此。
  大概是在當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麥收現場檢查麥收畝數,剛剛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 的苜蓿地邊時,忽然發現地裡蹲著指導員陳大琪。他見我走了過來,便朝我喊道:「地太干 了,你記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澆地。」
  我答應回去寫在黑板上,以防忘記。同時告訴他,我是去麥地看收割進度的。
  他說:「你先過來一下。」
  我走了過去。和他站在地邊的一棵大楊樹下。
  「這一段,你感到咋樣?」他詢問我說。
  這句話問得我無法回答,因為我不知道他問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報紙嗎?」
  「從宣傳室那兒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頭沉默了好一會兒,作出了違心的回答:「形勢大好,批鄧又把」文革「精神,重 新提出來了,我得好妹學習。」我雖然知道陳大琪是個尊重知識的幹部,但他畢竟是管理我 們的勞改幹部,在政治問題上我不能嘴上沒有一把鎖。
  「這是你的真實看法?『文革』把… 」他扭頭看看四周,回過頭來對我說,「『文 革』時期只有勞改單位還在規規矩矩生產;都去抓革命了,國民經濟的問題,你這個知識分 子考慮過沒有?」
  老實說,陳大琪指導員的話,著實地把我嚇了一跳。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所想的,也是 每一個有愛國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無不憂慮的問題。在這漫荒野地,他突然 道出了他的心聲,使我更加難以作出回應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滅良心之舉,我心裡七上八 下了半天,只好矛糊其辭他說:「是啊,有的國家的宇宙飛船,都從月球上帶回泥土來了, 我們這裡還在鬥來鬥去的呢!」
  是不是陳大琪也覺察出了什麼不妥,因為我們的身份畢竟是專政與被專政的關係。當我 回答了這句內藏政治的話以後,他就拋開了這種並不對口的談話,而轉向了勞改隊中的話 題,他說:「有人反映你們幾個人,常在窯洞裡唱甚的京劇。其實我早應該找你談談— 」
  我忙打斷了他的話,主動自我檢查說:「最近麥收挺忙,我們已經停止了這種活動。唱 舊戲是會產生不好的影響,我們今後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們偶爾唱唱也沒甚問題。」陳大琪坦誠他說,「咱不認為那就是 為四舊招魂,舊京劇是中國的古老文化遺產。我是想對你說說你的個人問題。」
  我的頭嗡地一聲大了起來,很顯然中隊是對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話,陳大琪怎麼 會說出「個人問題」來呢?!我的心狂跳了起來,等待著他對我的批評。
  「你知道我為甚讓你當脫產的統計員嗎?」
  我思考了一陣,沒能回答出來。
  「你不同於別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寫作才能的人。說穿了吧,我愛看書,便更看重能寫 書的人。讓你當統計員,是想多給你一點個人的時間,改造這麼多年了,啥業務都得有個恢 復過程。可是我看你沒有愛惜時間,娛樂歸娛樂,你總不能捨正事而干閒事,你說我的話對 不?」
  我的臉頓時燒紅了一片,無論如何我也沒有想到他會說出這些話來。是的,我從來沒有 想到陳大琪讓我當統計員,是這麼一番用意— 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 千字小文,是他愛護我的機緣;但是我當真沒有意識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慮到了我 的將來。我十分激動,在這種激動之下,我毫無遮攔地把我與山西作協的聯繫情況,一股腦 地都告訴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確信陳大琪,是一個能交真心的勞改幹部— 他與我昔日勞 改生活中相遇於營門鐵礦的指導員曹茂林(見《走向混沌》第一部),相知於團河農場的董 維森(見《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屬對社會有深刻洞察力。並真心愛護知識分子的幹部。他 們在嚴肅的外表下,都深藏著一顆社會良心。陳大琪所不同於前兩個人的是,他形象上並不 存在公安人員的外表(很少見他有穿警服的時候。我們初來時,還是殘冬時節,我發現他常 常把手揣進棉襖袖口;但是那兩隻棉襖袖子不夠長,因而總是有半截手腕裸露在外邊),可 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陳大琪心裡揣著的,是一顆金子般的心— 於是我便把我的 一切,都告訴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麼不早一點兒讓我知道這些?」
  「因為這還是紙上談兵的事,成功的係數很小很小。」
  「這是好事。為了這事,你更應該有幾年的準備。」他說,「以後少唱京劇啥的,無論 是老戲和樣板戲,都幫不上你的忙。統計室有筆有紙,常畫畫寫寫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業 務。」
  「謝謝陳指導員。」
  「你放心,只要上邊有令,中隊絕不攔你。」
  當天晚上,我去給中隊呈送報表的時候,特意把我與省作協段杏綿等同志的通信,帶給 了陳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後,咧俊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瞇瞇地對我說道:「還算我有眼力, 當時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人,將來國家還用得著。人家的信寫得很誠懇,只要是省局鬆鬆口, 你還是有希望走的— 為這,你也要早做準備。咱也不幀為了個甚,見到有用之才,窩在這 伍姓湖裡,就心裡不是滋味。對張滬回北京治病的問題,也是我同意了的。對你也是一樣, 上邊有話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綿大姐的信交還給我,問我這兒有什麼書,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 戈裡的兩本書了。他問我有沒有中國的什麼小說之類的,特別是我寫的書。我告訴他,我的 三本著作,都因為張滬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對外國的小說,沒有多少興趣,我便沒 有任何一本書給他看了。
  當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動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個像董維森那樣的知音。 從表面上看,他是對我一個人的愛護;深掘開來,他是對整個落難的知識分子群體,流露出 的內心同情。再用宏觀的視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個不諳時政的農民,但是他的內心卻深諳 政治— 只是因為他頭上頂著國徽,無法公開表示他對時政的看法罷了!在這個失眠之夜、 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獨居一個窯洞,而沒有想到利用時間,還是基於對時政的失 望和對自我缺乏信心。當鄧小平復出時,我曾在內心為之振奮— 儘管在五七年反右時,他 是中央反右領導人之一,但是歷經「文革」的磨難,我想鄧總會對幾十萬知識分子在五七年 的中箭落馬而有所反思。哲學家尼采說得好:只有下過地獄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 堂。鄧「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雖然沒有把他視若彭大將軍;但他的魄力與鐵腕,在中國 政壇上似乎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可是好景不長,毛不過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鄧小 平再次打倒— 國家沒有希望,個人的希望又在哪兒?!
  輾轉反側,夜不成眠之際,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對我的贈言,他說天快亮了,就是在於 物極必反。我目前的生活與學習條件,是過去任何時候所沒有的,我的生命還要浪費到哪個 時辰?紹棠來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儲備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呂布、羅成、蘇三 解憂,就能真正無憂無慮了嗎?!在這一夜,我下定了決心,要練練筆了— 不管是在勞改 農場呆下去,還是調離這塊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學 生命!
  國家還處於「死門」緊閉的狀態,在這個難以忘卻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尋找著自己的 「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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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節 無水的干湖與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幾片艷紙、在那間屬於我的窯洞裡,開始了我17年後的筆耕的。首先湧 進我的創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團河農場勞改時;那兩隻被異化了的白天鵝。當時在我們的園 藝大隊隊部,有兩隻被勞改幹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鵝。
  它的故鄉在東北的興凱湖。那兒勞改農場的頭頭,不遠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團 河。天鵝本是鳥類中最為溫馴的動物。早年我當記者在北大荒採訪時,當地的老獵人告訴 我,它不僅僅天性柔順,而且絕無其他鳥類互相格鬥的惡習。但是在勞改隊的這兩隻天鵝, 在勞改幹部的調教和勞改人員的挑逗下,漸漸失去了它們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麼養成區 分兩種人員的本領的——我們勞改成員,偶爾去大隊部辦事時,那兩隻美神便立刻變成了凶 神,扑打著飛不起來的雙翅,主動向我們發起進攻。這件事兒,對我的刺激極大,那美神何 以會變成了一隻長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義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鵝,由南方北去。當它們飛到同 類窩居的上空時,便纏綿悱惻不忍離去。當時中國還沒有愛護鳥類的意識,一位農場吵長, 開槍射落了其中的一隻,按著人們的一般思維模式,把受了傷的那只天鵝,放到它的同類中 去豢養,一定能把它馴化成地上的地鵝。誰知,事與願違。第一,那兩隻早已異化的同類, 對這個外來的天鵝成員並不友好,它們把它視若異類;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絕接受進 食,直到絕食餓死。由這兩隻白天鵝,我聯想起昔日北京大學西語系講師黃繼忠,他在被劃 為右派後,因老婆離婚幾個孩子沒有收養人,黃只好將其帶進了勞改隊——那可憐的孩子, 也像那兩隻白天鵝一樣,經受著環境造成的另一種異化——我便將那幾個娃兒,濃縮成為一 個,並與白天鵝寫在了一起。這就是後來在80年代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的《遠去的白帆》最 早的雛形(小說問世後,當時已是北大西語系系主任的黃繼忠,曾先後給我來過兩封信,表 示他對一個中國作家勇氣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為這篇東西,先後經《人民文學)和《十 月)兩大刊物的審讀,都因其政治內涵而未能披露。後來巴金及其女兒李小林路過北京,拿 到《收穫)上發表了)。
  若不是當時發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說,就在窯洞中完成 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說寫作中斷了,因為這個自然災害太刺激人的中樞神經 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國人,把視線的焦點立刻轉移到了中國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記得在唐 山大地震後的第三天,陳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辦公室,面色嚴肅地對我交代了一項緊急任 務:山西發下來通知,每個單位都要有專人負責關注震情發展。我們的中隊院外,有一圓口 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況,並每天作出記錄,向中 隊匯報。
  伍姓湖學大寨學得干了底兒,但是那口井的水,卻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勞改成員們還 沒起炕時,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邊伏下身子,把井水離井口的高度記錄在案;晚上,我手 拿著一隻電筒,再重複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後,我要到陳大琪屋子裡去當面報告水 情。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在屋內坐下,並關上了屋門對我說:「你看,是不是要發生地 震?」
  我說:「水位沒有什麼變化,我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他在屋子裡轉來轉去,好像並沒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說……是說……別的地震!」他轉了又轉以後,終於道出了他的擔憂。
  我最初以為他說的是別的地方要發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飽含著驚恐的樣子,我立刻意識 到了這是一句隱語——它一語雙關,隨便別人作出什麼解釋。當時正是「四人幫」登基奪權 到了急不可耐的時刻,這句話的政治含量,顯然是超常沉重的。我驚愕地低下頭來,一方面 對陳大琪憂國憂民的心腸,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錯誤地領會了他話中的意思,回答 他的話時出什麼問題。思索再三,我說:「地火岩漿形成氣候,別的……別的……地震,也 可能發生。」
  說完這句話,我不敢再在屋內多留,匆匆走出他的辦公室。待回到窯洞內,平靜一下狂 亂的心情之後,我感悟到陳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沒有水了、那口井卻 深不可測。我對他說的地火岩漿,是指這年的4月5日,蔓延於全國追念周恩來的熾熱民情 而言的;儘管它立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但是全國百姓沒有人會接受這一結論。至於陳大 琪是根據什麼情況,預感到了有可能發生「另一種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說到的「別 的地震」,絕對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個年代,不要說敢於把那種話說出口;就是敢想 想,也算是難能可貴了——這就是在我最後一個驛站,所遇到的陳大琪。但是由於國家雪上 加霜之災,也給我帶來了更大的不安,在這種形勢下,我的個人問題,怕是無法解決了;試 想誰能冒著風險,在這亂絲無頭的政治氣氛中,為我離開勞改隊的問題而奔走呢?即使是有 人為之奔走,又有哪個文化單位敢於收留我這個賤民呢?這是我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後的 真實心跡,而在真實的心跡中,令我最為動情的是陳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無法用米 尺加以丈量的!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當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來自臨汾地區 文聯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區文聯主席鄭懷禮。他約我在9月上旬,親去臨汾一趟;往返路 費,他們負責報銷。對於我來說,這無異於一聲驚雷——這是什麼時候,怎麼真的有人敢於 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勞改農場的人相見。我把信拿給陳大琪看過,他非常高興他說:「你去吧,這是大好事。」
  我說:「人家只說是見見面,並沒說別的話。」
  「你怎這樣麻木,他寫這封信來,至少要經過臨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幾行字,這是一路 綠燈的表示。勞改局雖然還沒有下文通知農場,這是遲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費不夠先 從我這兒拿。」
  「我有路費。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事來得不適時令。」
  「你來山西七八年了,你沒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幹的精神嗎?」
  大概是在我臨行之前的前兩天,陳大琪來窯洞找我。他告訴我,農場已經接到了省局的 指示,放我出籠。至此我心上懸著的石頭,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臨汾那天,我洗了個澡, 又換上了一身乾淨衣裳,在同類的祝福聲中,到永濟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在車過曲沃的時 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愴往事。此一時,彼一時,昔日被戴上手銬的我,此時要走向新的生 活了。
  是夢?
  非夢!
  在臨汾,鄭懷禮在臨汾賓館接待的我。當我走在大理石鋪就的地面上時,真有劉姥姥進 了大觀園的感覺。當天,鄭老請我喝的是竹葉青酒,他光頭赤臉,腳上穿著一雙布鞋,一副 十足的老農模樣——但是他已經在文聯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黨員。飯後,他 帶我去見了臨汾地委宣傳部長郭璞。郭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來吧,我們臨汾需要你。當 然,現在要幹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點『捨得一身剮』的勁頭。調你來臨汾工作,是我 最後簽的字。中國的建設需要人才——就這。只是不知道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
  我能有什麼要求呢,一個勞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夠重新拿起筆來,已然是「天方夜 譚」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農場以後,我就開始了走向新生活的準備工作。那些天,我經常 去陳大琪的辦公室裡閒坐;由於我的離開,已經成了定局,便少了過去談話中的一些隱語。 他說他在勞改工作崗位上,已經工作了許多年了,但是能夠離開勞改系統的勞改人員,我還 是第一個,因而要我一定珍惜這次的調動——沒有山西老作家們對我才能的器重,就沒有可 能離開這裡。
  我對他一年多來的關照,再一次真誠地表示了謝意。
  人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我要離開勞改隊的消息不脛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們來看 我,便主動地去到其他分場看望了他們。但是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去看看黃河。來伍姓湖 時,只是坐在火車上眺望黃河,此時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聽一聽她的濤語,看一看她的 浪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先騎車到幾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學,去 探望我別離了數年的姑姑。然後在歸途上,我一路南下騎車到了黃河之濱的風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剛剛過去之故,黃河之水比我冬日過黃河的時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 對比「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年代,仍然令人神傷。坐在河坡上,我看著那滾滾東流的濁浪, 記起了「文革」早期發生在這兒的一個故事:一輛從山西北方開往這兒的長途汽車,當車快 要開到終點站的時候,司機突然停下車來,向全體旅客問道:「誰是『黑五類』,給我站起來!」
  當時乘客都以為這是造反派要盤查身份了。幾個出身不好的乘客,趕忙站了起來——因 為在那個盤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說了假話是要格殺勿論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漢子又問。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 」車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誦起毛主席的語 錄,有的揚起胳膊上的紅箍。
  售票員覺得有點怪異,因為過去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機本人和她出 身也並不好。還沒等她醒過悶兒來,那些黑五類已老老實實地下車了,她正想詢問什麼,那 司機猛然把她也推下車去;然後他加大油門,開著那輛汽車飛也似地朝黃河岸邊開去——在 乘客的一片驚叫聲中,汽車從河岸跳了起來,在半空中懸浮了片刻,便飛進黃河河心去了。 直到這時,那位售票員和「黑五類」們,才明白了那司機讓他們下車的原因…
  這個流傳於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時就聽人說起過了。此時,我來到了事發的現場,已 然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了,黃河水面上只有幾隻不知名的水鳥,在浪峰上飛來飛去;它們或 許是那些紅五類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傾吐著並不久遠的過去。是嗎?我是什麼?我是死而 復活的一顆黃河塵沙的精靈,在歷經生命的血與淚的洗禮,我對母親般的黃河叩謝養育之恩 後,道出了一個黃河子孫的心聲:「我的生命圖騰,我像每一個黃河後代一樣,祝願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編織一個夢,而是對您的真誠祈禱!」
  「這不是我一顆苦難靈魂的聲音,而是您懷抱中無數精靈的吶喊!」
  在火車路過黃河的時候,我沒能看見黃河日落;此時此刻身在黃河之畔的我,卻看見日 落黃河之中的景象了。隨著太陽的西沉,黃河河面上漸漸變成血紅血紅——這種色澤,我首 先想起了「文革」中流過的血;而後,我覺得我不該這麼沉溺於悲傷,我把這種血色看成您 的又一次分娩,這鮮紅鮮紅的顏色,或許是您在竭盡全力孕生時流出的血漿——您在分娩著 一個新的中國……
  回到農場時,已是晚上8點鐘。王臻和朱效梅正因為我遲遲不歸而心急,我告訴他倆, 我是叩見黃河去了。他倆在罵過我是瘋子以後,告訴了我一個使我更為震驚的消息——毛澤 東於當天逝世了。毛病故於9月9日,他們是從廣播中聽到的,農場已經宣佈,一周之內不 許吹拉彈唱,以示哀悼。我記得農場是在9月15日的下午,舉行對毛的祭典活動,適時大 雨傾盆而落。我因那兩天身體不適(按朱效梅的話說,我是在叩見黃河時遇到了水鬼),沒 能參加這項活動。緊接著的事情,是統計工作的交接,臨汾地區文聯的梁德喜和蘇家棟兩位 同志,先後兩次來場辦理我的具體調離事宜。待一切事都辦理完畢時,已是10月上旬。
  這個時刻,一個最為振奮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張、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這一消息——有一個「二勞改」偷聽了「美國之音」的廣播,這一消息 立刻在勞改隊中傳開。當天正好臨汾文工團團長蘇家棟來伍姓湖,他當時還不知道的重大新 聞,我們就知道了。當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蘇家棟,在我住的那問窯洞,為這一國家幸 事舉杯暢飲。那天,我們4個人中間,醉倒了3個——只有朱效梅因為在喝酒時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戲《風波亭》,待他想喝酒時,酒已被我們3人喝光,而沒有醉倒於窯洞。
  告別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陳大琪的辦公室辭行。
  他有些惜別地對我說:「在這兒,有甚的對你照顧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諒解,因為無 論怎麼說,我們這兒也是專政機構。」
  我兩眼酸脹,眼淚幾乎要湧出眼簾:「陳指導員,您給我的幫助,我將牢記終生。您在 我勞改生涯中,是我從內心敬重的第三位勞改幹部。」我對他講起了曹茂林與董維森,在我 困頓的往昔,給予過我幫助。我說我把這種幫助,看成為不是對我一個人的,而是對我們這 個受難群落的。而一個專政幹部,所以能這麼對待被專政的知識分子,都是對社會有著獨立 見解,並敢於把這種見解付諸於行動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輛馬車,送我上火車站,並叫王臻跟車,以便於往火車站搬運行 李。其實王臻昨天就沒有出工,他幫我收拾東西時,要我給他留下一點紀念,我覺得實在無 東西可送,便把最愛讀的果戈裡的小說《塔拉斯布爾巴》留給了他。我說我也要保存一點勞 改的生活紀念,在晉普山煤礦使用過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幫問頂」時用的長柄兒小 錘;大辛莊農場我挑水用過的扁擔、鐮刀、鐵鍬,我都要帶走,請他給我捆綁好了,運往臨 汾。
  「算了吧!你這輩子是不是還想再接受一次勞改?」他戲謔地說,「就是將來你當真又 折進來,勞改單位是有勞動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須幫我捆好。我帶走它,日後會給我增加力量。」
  到了車站,水缸和鐵鍬等物,必須托運,不能隨車而行。王臻和車把式都勸我,不要帶 走那些破爛了。我則堅持托運到臨汾,因為這些不會說話的東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捨棄它們,就意味著忘記過去(後來,我平反後回北京時。又把它們帶回到京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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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節 不能割裂的尾聲
  坐在從西安開來、途經永濟的火車上時,我就立下宏願: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記來看 看伍姓湖的陳大琪。這麼多年的世態炎涼,人的行為準則,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個不低 的標準了,一個勞改幹部,能給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當時做人的時尚標準,這本身就 是一首苦難生活中的神話詩(1997年,21個年頭過去,我也沒有忘記我臨行時的心願。於 這年的秋天,我重訪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勞改故地,並特意去看望陳大琪。場長告訴我他已退 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遺憾。但我在當年他讓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 井,視若為他的化身,回京後寫下《回訪一口井》,以抒發自己對陳大琪舊情的眷戀)。
  在臨汾的日子,是我文學井噴前的湧動期。除了鄭懷禮對我不斷的鞭策與鼓勵外,友人 劉紹棠也為此而雀躍不已。他來信中寫到:
  維熙。
  你終於走出來了,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轉折。
  好在那些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們,已被歷史釘在了恥辱柱上;你正在這個時刻走出 大牆,似乎預示著另一個生命春天的開始。我是這麼認為的,願你更能堅信這一點。臨汾為 古之堯都,爾今又出此賢達之士,實為難得之舉。調你去他們的文聯工作,不僅說明他們的 眼力,更表明中國知能善任的伯樂,骨頭很硬並且是殺不絕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看,苦難出真知;若將 這種真知變成為文學,就是人類的財富。維熙,你有了這種條件——儘管當初你我都沒有意 識到這一點,並非自願地去接受這種懲罰。付出的越多,收穫也會越大,這是個定理,這是 我為你高興的原因。
  近來中央有小道消息傳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組織部長。如此消息屬實,當為我們這 批五七年人的幸事。臨汾未必是你最後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並非沒有可能;當然,阻力還 相當強大,但是中國的「文革」之苦,已使黨內一些有識之士猛醒。依我個人的拙見,中國 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即將到來。為此,你在這段時間,一定要寫出些好作品來——我 們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歷史新時期的文學重任,是定而無疑的。
  有回北京的時機了,我等著你。在山西如能見到馬烽、西戌、孫謙、胡正等,請替 我問候!
  這是我來山西之後,他的第一次署名來信。其中不僅有對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紹棠 在當時的敏銳政治嗅覺。我曾把這封信拿給懷禮一讀,這個身著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讀罷信 後驚呼:真才子之手筆也!你回信時,一定替我問候紹棠,並向他致以一個老西子的敬禮。
  我當真按著他的叮囑做了。之所以我對懷禮如此信任,不僅僅由於是他把我調到臨汾來 的。我更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風骨。在我第一次奉召來臨汾,他請我喝「竹葉青」時,因為 他酒喝得多了一點,當著我的面就口無遮攔地大罵江青,我當時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 比作為武則天,但是又說她沒有武則天的才——戲子,禍水……一連串的貶義詞,從他嘴中 吐出。雖然這些話都說到我的心縫中去了,但我一個剛剛來到「大觀園」裡的「二勞改」, 是無法對此表態的。
  第二件使我對長者懷禮肅然起敬的,是他辦公室裡掛著的那幅漫畫。那畫出自誰人之 筆,我已然記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畫之內容,足以使我牢記一生。畫面上畫的是武大郎開店 的肖像,旁邊詮注著中國古代的一句民間諺語: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別進來。他的辦公 室光線很暗,我是多次走進他的辦公室之後,才偶然發現的。他見我認真地看那幅畫,便哈 哈大笑地對我說道:「我鄭懷禮雖然無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這幅畫掛在這裡,就是時 刻提醒咱不能擋別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請進店裡來的一個!劉紹棠給你的信中寫了,你還有 可能重回京城文壇,你什麼時候走,我們一定像熱烈迎接你來一樣,熱情地歡送你走!」
  文聯其他的同志,也都對我沒有歧視的目光。無論是戲劇組的劉浩、姚金玉、牛家義; 還是美術組的寧集賢、尹向前、李文龍、王鷹;抑或是小說組的謝俊傑(他是文聯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員范篤義、關興元、郭琳等。這種沒有歧視的關懷,對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經的甦醒,恢復我文學上的自信。記得,那年的冬天,鄭老給我一個創作任務, 要我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之際,拿出一首長詩來。當然,他首先徵求了我的意見,是不是願 意悼念周總理——我很快答應了下來,於當年11月尾寫完了《一月的哀思》,詩長二百多 行,發表於省文學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鄭老並於該年的1月8日,將此長詩用墨 筆書寫,張貼於臨汾地委大院門前。可以想像,在那個還強調集體創作的年代,我這個剛剛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詩作前署上個人的名字——此長詩便以臨汾地區文聯集體創作的名 義,出現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應該說,那是一次自我檢驗,檢驗我文學的細胞是不是還在活著。試驗的結果還算及 格,因為我過去是寫小說的,寫詩等於是趕鴨子上架。鄭老對此喜形於色,因為從山西作家 反饋回來的信息,多是讚美之聲。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詩寄往當時的《光明日報》副 刊,以求得進一步的驗證。不久,我收到了報紙副刊的一封來信,言及此詩寄來的太晚了, 已過了總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個月,他們將與詩人李瑛懷念總理的詩一起發表。我有意沒 有寫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靈肉中,是否還具備真正的文學基因。準確他說, 這首詩是我結束勞役生活之後的第一篇問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給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學生 命還活著,蘊藏於內心深處的激情,還沒有被驛路風雪冷凍成冰砣。
  之後,我與謝俊傑一起,走訪了山西大同煤礦的一支「娘子軍采煤隊」。由於我在勞改 煤礦生活過4年光景,對井下勞動生活瞭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號的《上海文學》 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發表了小說《女瓦斯員》——讀者知道了告別文壇21年的我,並沒 有死去,編輯部轉來大約有十多封讀者來信。同時該刊主編趙自和唐鐵海,給我寫來問候的 信件,他倆表示了對我死而後生的祝賀(可惜當時自己並沒著重這些來信,沒有加以保留; 不然選摘兩封在此文中,當會別有韻味)。
  這時,《大牆下的紅玉蘭》已然在懷胎之中。藉著山西省作協讓我和謝俊傑到西安電影 製片廠寫煤礦電影劇本之際,我構思已久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脫稿了。這部中篇約有6萬 字,因其涉及了毛澤東是人還是神的問題,關心我的謝俊傑讀過之後,苦口婆心地勸告我, 無論如何不要拿出去發表。因為當時「兩個凡是」還在盤踞著中國的思想陣地,中國共產黨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要發表這樣的作品,在當時顯然是風險極大的。但是,我幾 經思想鬥爭,出於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的認知,還是在告別西安時的火車站郵局, 將其擲進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點是上海《收穫》編輯部。半個月後,我收到了《收穫》 的覆信,他們將在1979年二月號,以頭題的位置發表此作。同時,我開始了另一部中篇小 說的寫作,那就是後來在1979年之春與《大牆下的紅玉蘭》先後問世於《十月)的《第十 個彈孔》。當時劉心武與張仲鍔在《十月)任編輯,他倆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當時身在 臨汾;他倆便給我留下一封約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給了《十月》。
  當然,今天回眸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為之面紅耳赤——但在當時,它們卻是驅趕陰霾 的驚雷之作。《收穫》為此洛陽紙貴,當期刊物加印到幾十萬冊之多;西影拍來加急電報, 讓我馬上赴西安將《彈孔》改編為電影。這是在冷暖交替時節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我承 受瞭解禁之後的最大壓力——某省公安廳勞改局,稱《大牆下的紅玉蘭》為「顛覆無產階級 專政」的反黨小說;在上書給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稱呼我的名字,卻稱之為「從犯」—— 多虧了此時「兩個凡是」,被鄧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們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悲劇,不是沒有可能發生。記得,當時《文藝報》連續兩期,發表了二 十多篇文章(後又發表讀者來信的綜合材料),對小說進行了肯定的評說,才算把我從壓力 中解脫了出來。
  那是我最最難忘的一段日子。當時我之所以有勇氣寫勞改營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賦予之 外,對我直接產生影響的因素有二:一、在臨汾市圖書館裡,我第一次讀到一個美國記者寫 下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是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卷著作。我在讀此書時,發現了我 們的國家——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與二戰前的希特勒狂熱地煽情於暴政,有著若干的相 似之處。這是在理性上給我的最大刺激;二、在於我的人性的全面復歸:在西影有一次與導 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斷藍橋),其實這部影片,我在少年時期曾經看過, 並沒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應;但是歷經了20年苦難生活的我,突然被人類美好的真情 震撼。我一直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電影散場,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 像癡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淚水。
  導演艾水沒了主意,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說:「老從,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過類似 於故事的戀情?」
  我搖搖頭——在青年時代,我確實沒有與故事相似的經歷。
  「那你是為什麼呢,你也知道電影是劇作家編出來的。你不也是來編劇的嗎!」
  我仍然嗚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點著急了:「快開飯了,我去給你打飯吧!」
  我搖搖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飯了。儘管如此,艾水還是為我把午飯弄來了。他見我還沉 溺於悲情之中,便罵我是個情種。真是虧待了艾水的心,我當天沒有吃午飯,他百無良策之 後,只好回家去了。
  當時,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麼邪,就是止不住淚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對自 己那天的失態,有了一點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對人間真情的 突然襲擊,一時之間難以承受——但是極為可貴的是,它像一聲驚雷一般震醒了我的靈肉, 我是在那次淚水洗面之後,還原成為一個人的!那種力量猶如雷擊朽木,使我這棵枯木,在 那一瞬間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臨汾時,理性與感性的再生。也許就是它支撐著我,勇敢地走向傾吐真 情的文學之路的——這就是我死而後生的全部,而無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終於來人 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該年元月6日的午夜,臨汾文聯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給我餞行,晚 上又親情難捨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勞改紀念品,送上了火車。文聯中年紀最小的王鷹,還特意 為我買了許多干紅的棗兒,送到了車廂中來。我的眼圈濕了,對鄭老及送行者說:「我一定 回來看望大家。你們是給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難忘(於1983年,我偕北京作協的斤 瀾、友梅、紹棠、心武曾重訪臨汾,以答謝對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歷經了22年告別京城文壇的生活之後,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車。
  車輪滾滾向前,我身後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勞改驛站。它們的名字是:塞外的營門鐵 礦,海河之濱的茶澱農場,北京近郊的團河農場,山西的曲沃磚廠,晉普山煤礦,大辛莊農 場和伍姓湖農場——臨汾是把我從鬼還原成人的中轉驛站。多少淒楚的往事,無數的苦澀酸 涼,如煙似夢地一起湧進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許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從頭到尾反芻一 次。這麼多年的生活,將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中的悲愴的樂章。
  魯迅先生說過大意如是的話: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裂給人們看。我想我並非偏愛 悲劇,而是20年的苦難生活,使我與輕歌漫舞絕了緣分——這倒也好,良藥苦口,苦書警 世。這是中國自古至今,傳流下來的兩句極富有哲理內涵的名言。
  感謝生活。假如沒有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我的生活將會是一生平平。那不僅少了人生 的曲線,更無法體察中國土地所獨有的色澤。當然,我為此而交出的學費是昂貴的——那就 是我從24歲到44歲的青春年華。但是反過來想想,如果不交出這筆學費,我就是個後半生 開順風船的角色,會有什麼作品問世呢?那些被稱之為大師級的作家們,在解放後這幾十年 的漫長歲月裡,究竟給中國留下了什麼寶貴的文學遺產呢?我想,他們在生命的彌留之際, 一定為他們虛擲了時間和才情而遺憾。有鑒於此,我對於自己在社會最底層,上了20年的 人生課,無怨無悔!
  1998年4月底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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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尋夢
  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寫出多卷體的長篇小說《金陵春夢》。小說主要描寫蔣家王 朝的興衰過程,最後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國民黨的分崩離析而收筆。1979年我重返文壇 之後,心中始終難忘發生在金陵的另一個灰色的夢:它與蔣家王朝的覆滅無關,完全是在新 中國歷史中發生的。
  「文革」時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從勞改隊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青年 劇作家杜高挎著菜籃兒上街去買菜,在街頭看見了一張處決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 看把他嚇出一身冷汗:因為被處決的4個人都是與其在同一條勞改隊大炕上睡過覺的知識分 子——他們的姓名是:孫本橋、姚祖彝、王同竹、陸魯山。
  時至1979年,杜高平反後回到北京。在他任戲劇出版社社長期間,一度與我主持的作 家出版社為鄰;加上我們又是同炕的難友關係,自然經常談起昔日的一些往事。當他與我談 起那個冬日上午的事情時,仍然不無驚異之色。他親眼目睹處決這幾個昔日同窗的囚車從他 面前隆隆駛過;其情其景,給我和他心裡都留下一個十分淒惶的夢。當然,這個夢的破譯, 不僅僅是我倆的心願——而是被一代受難的知識分子所關注。
  據友人們回憶,孫本橋原是北京工業學院的學生,人極為聰明。曾與他一起在清河制呢 廠實習的教師張永賢告訴我:孫酷愛學習,在工廠實習時每月發16元工資,他花去6元多 錢購買了一套《約翰·克裡斯朵夫》,在實習之餘苦讀。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數學研究所 所長的楊路,得知孫的消息後說:孫是數學奇才,過去在一塊經受勞改時,許多演算難題他 不需要筆紙,只需心中默算就能無誤地答出結論。
  王同竹過去是馬列編譯局的俄語翻譯,記得在勞改隊中,曾經在國慶文藝演出會上,動 情地朗誦過祖國母親的長詩。陸魯山過去是北京農機學院的學生,是他們4人中身體最好的 一個,在政治空氣比較寬鬆的時候,我和他曾在勞改隊中同為一個籃球隊的成員。在我的記 憶中,我和他還有一個共同點——他與我都是獨生子,並且都是早年喪父——是孤寡母親把 我們拉扯成人的。
  至於姚祖彝,進勞改隊之前,在外貿部工作,英語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學生。他的父 親是個海外華商,因而從小到大,一直在教會學校裡學習。
  我們能回憶起來的,也只有這些了。當然,我們從1963年分手(因勞改隊的重新劃 分),就再也沒見面;但何以在7年之後,都成了必須殺頭的死囚了呢?!我們曾經有過這 樣的設想: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在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都是有用之才。
  時光已然流逝了27個年頭了,他們的靈與肉,早已經成為宇宙之間的煙塵。但這卻給 我們走過風霜驛路的生者,心靈上留下一個難以破譯的夢!值此《金陵晚報》向筆者約稿之 際,便有了向金陵尋夢之機緣。
  但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我們畢竟有7年光景的勞燕分飛,在此7年之中,知識分 子發生質的變化——變成了流氓、殺人、搶劫犯,雖然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在那混亂動盪 的年代,人的變化如同數學中的無極變數,也不排除一萬中蘊藏的萬一。但是萬一比一萬來 說,畢竟是個微乎其微的小數——何以能得到一個精確無誤的求證。
  既然尋覓的是求索之夢,望當年知情之士,能給我和我的一些昔日友人一個析夢的回 答。我和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將對您深深地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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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青少年時代
  一、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最終敵不過爺爺踏雪詠詩的熏陶,初始的文學夢如雪 一般悄無聲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於是,工程師的兒子數學考零分圖級,寡母長歎「你 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蓋兒… 」
  有一首充滿詩意和聯想空間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約在冬季》。我喜歡秋天,也喜歡冬 天,因為冬天銀雪紛飛,如蘆花翻白,雪國的沉寂與肅穆,令人感到空氣之新鮮,田野山巒 之純淨,青年時代,我喜歡聽列寧喜歡的那首俄羅斯民歌: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是誰在唱著憂鬱的歌是那趕車的人
  歌聲低沉、渾厚、悲涼、含蓄。彷彿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馬車車轍,就是一個無盡遙遠, 無盡深邃,無盡惆悵的故事。車轍有時筆直如弦,有時又彎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 「埂」,看成是人生的直線和曲線;而給人世能留下這些鮮明印記的,是晶瑩剔透的冬季的 雪。
  我很喜歡冬日的鵝毛大雪。兒時學的國語書本上許多文章,我都已淡忘無存,但是一首 描寫冬季落雪的兒歌,事隔50個年頭了,我仍記憶猶新:
  北風呼呼叫大雪紛紛飄地上銀花兒積起三尺高一個老頭兒弓身把雪掃掃淨小路兒又去掃大道
  驀然回首,這兒歌不僅親切,而且發現了它的浪漫。試想,三尺厚的白雪,一個老頭兒 用掃帚怎麼能掃得動呢!然而,無人深究其兒歌之孟浪誇張,而是憑借文學去想像那雪國老 人的畫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鬚,簡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這個鮮活的記憶,怕是跟我祖父不無關聯。爺爺是個滿清末年的中榜 秀才,唐詩宋詞他無所不通,我是從氏家族中的長孫,自然被爺爺視若掌上明珠。他疼愛我 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鴨式地強迫我懸腕仿柳公權碑帖寫毛筆字,其二就是讓我背誦唐詩。河 北玉田地屬北國,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爺爺越要拉我出去「尋梅」。其實,縣城城 關並無梅可尋;他藉著酒興帶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個名叫暖泉河(即溫泉)的地方去雪 游。雪團在天空白絮漫飛,地上暖泉翻著滾滾熱浪,這時雪中白鬚白眉的爺爺,便見景生情 地搖頭晃腦背誦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詩:
  千山烏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當時,年僅10歲左右的我,既無法知曉詩的內容,更破譯不了爺爺樂趣之所在;但他 使我記住了那首兒歌,怕還是由爺爺在雪中吟詩,留下的記憶。因為人的記憶鏈環,是環環 相扣,由此及彼,那掃雪老人的兒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腦皮層中了。
  祖父喜文,當然就非常重視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戶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 兩個名牌大學的學生:一個是我的父親從蔭檀,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是學理工的;另一 個是我的叔叔叢蔭芬,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兩個姑姑都到北平求學,受過中等師範 學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親和嬸嬸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這是封建社會的畸形發展帶 來的畸形婚姻。我的父親和我母親結合,首先是親戚的撮合。據已86歲高齡的老母親回 憶:當時我爸爸在天津讀書放假歸來,縣城裡的城隍廟正唱大戲(京劇),姥爺套上白騾子 車,說是去城裡看戲,實際上是去戲台根下相親。母親在年輕時,是五姐妹中皮膚最為白皙 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腳纏足的。我爸爸是個開明進步的學子,何以會看上我的母親, 我無法探源,反正是他們結合後,於1933年農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為抗日戰爭於 1937年爆發之後,北洋大學隨國民黨西遷重慶。爸爸畢業後在機場做工程師,後來爸爸與 幾名同學不滿國民黨消極抗日,出重慶朝天門想乘船去武漢轉道投奔延安時被捕,在國民黨 陸軍監獄關押期間,肺病(當時稱之為肺癆)復發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間的婚姻,對我是一 個不解之謎。據家叔告訴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學時,在幾千名考生中,中了「頭名狀 元」,是個十分聰慧的人。1947年家鄉進行土地改革時,貧下中農曾從我落生的屋頂中找 出來我爸爸藏在頂棚上的禁書,其中一本就是用毛邊紙印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這些 能有助於我瞭解爸爸的秉賦與智慧,卻無助於我得知父親與母親結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 重慶時我才4歲,我連父親的模樣都無從記憶。
  我22歲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並出席新中國第一屆青年創作會議,成為一 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似乎難以從父母身上找到藝術基因的遺傳作用。因為我外祖父 是個清末「武舉」,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頂門用的那口幾十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兒時見他 舞槍弄棒,彎弓射雁,雖覺得挺有趣的,但當他擰著我的一隻耳朵,叫我早上起來陪他一塊 去練功時,我還是沒能從命。因而我姥爺說我會成為一個沒出息的書蟲,成不了什麼大器— —他是很鄙視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勁頭頗有點看京劇《將相和》中廉頗蔑視藺相如, 但沒有京劇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從血統探源上尋覓,我有三個源頭: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終不解的是,我自幼 沒有理工科細胞,儘管我父親是理工學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運,28歲過早夭折於南 國的話,定會成為鼎鼎盛名的發明家,但我身上卻難找到他的影子;與之相反,我從在城關 上小學時算術就常常不及格,爺爺常以我父親為例進行訓導,但無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後邊 和大缸的缸縫中,看的儘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說,如《石頭記》以及武俠小說中的《青城十九 傳》、《蜀山劍俠傳》、《鷹爪王》、《十二支金鏢》、《雍正劍俠圖》之類。1991年, 我小姑從台灣回故里探親,還尋問過我一個她目睹的細節:有一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到處 找不到我,最後我拿一本《三俠劍》從結滿蛛網的糧缸缸縫中鑽出來,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 瘩打過我的屁股。這細節我已無記憶,但是迷戀雜書,並到沒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記得十 分清楚的。這被我姥爺的話言中了:我是個沒有用的小書蟲。
  當代醫學中有一種隔代遺傳學說,大概我天賦秉性的形成,可以歸納為我祖父的潛移默 化之影響。爺爺生性寬厚豁達,不拘小節,酒喝多了便發酒瘋,東搖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 是個小馬大哈,到北平來求學時,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現名為「大紅羅廠小學」)。 當時每節課之前,學生都要排隊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後排男女同學忽然鵲聲四 起,然後是掩面而笑。之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從玉皇閣夾道背著書包上學時,外褲中沒穿內 褲,外褲不知何時被劃破一個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學著不見,後排同學卻能看 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這個光葫蘆頭的農村娃子,走進北平學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 上那褲子後的洞洞,便引發了這場笑劇。我用手一摸,發現了自己的破綻所在,立刻面紅耳 赤,這時,一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突然對嘲笑我的同班同學喊了一聲:「嚴肅點,別嘲笑農村來的從維熙同學,你們油頭粉面的,就自認為好看?呸— 」
  如果說我在北平小學上學,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的話,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說同班同 學誰使我難忘的話,就是這位劉惠雲。她家住在大紅羅廠,粉面蛾眉、前額開闊、膚色白 皙、家中富有,據說她父親是國民黨金融界中的一個要員。十分湊巧的是,後來我混跡北平 二中讀初中,學校去頤和園遊園時,正逢與劉惠雲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與她在頤和園後山 不期而遇。我佩戴著二中胸章,她佩戴著女三中的胸徽,由於有她對我褲子破了洞抱打不平 之舉,使我和她都萌動了少男少女之情懷。她把她家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卻膽怯地不敢去撥 動電話(當時北平二中傳達室有一台老式搖棒電話機)。倒是她先給我來了一封短函,要我 去西單蟾宮電影院去看一部美國的《絕代佳人》電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約。
  是怯懦?有這個成分。是缺乏嚴密條理?這正是少年「維特」之缺陷。我在這場初次約 會中,竟然帶了同班同學譚霈生同往(解放後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 學系主任),這個愕然之舉,一下挫傷了這位公主的情致與自尊,導致了初約即是幕閉之結 局。但我一直記住了她在小學時仗義執言之舉,一直尋覓她的消息,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她 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飛往台灣。因而,在1988年春節前夕,台灣《聯合報》副刊 向我約稿時,我塗抹了《寄夢》一文,發表於該刊春節專號上。文中除問候我在台灣的小姑 平安,祝賀我的組合式長篇《鹿回頭》在台灣出版面世之外,夢是寄給她的。文中我重憶北 平少年時代舊事,祝福她闔家幸福,並希望她不要變成白先勇小說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 艷」,而是青春永駐。心靈永遠年輕的「劉惠雲」……
  夢!是個夢!當我步入生之冬季,在這多雪的冬天,重溫我少年時期,它是一個凌亂而 混沌的夢。那不是初戀,是朦朧中青春的甦醒,是兒女情愫第一次撞擊心扉。但是這一切都 由於我欠缺理性思維,而自我扼殺了。
  少年時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讓自己引為恥辱的「褲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 第二個帶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學,當公榜貼出錄取名單時,我竟然漏看了自 己的名字。為此,使在北平以當保姆謀生並供我上學的母親十分傷心,連長歎我不如我爸 爸的小指甲蓋。殊不知是我馬大哈成習,所導致的後果;待我知道我被錄取時,又因沒能及 時報到,名額己被後門考生取代(這不僅使我刺傷了母親的心,還失去了與王蒙同窗之機 緣,王蒙亦於當年考入平民中學)。沒有辦法,我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的老姨,找了在北平 市政府任職的親戚,經過他疏通關係,我走進了北平二中的課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與解放 後的北京二中一樣,都屬於一流的重點中學,對於我這個厭惡數、理、化的學子來說,無疑 是個災難。小代數中X+Y=Z的公式所嬗變出來的各種數學方程式,使我苦惱萬分;並非是 我不想知曉其中的奧妙,但就是沒長著那樣的一顆腦袋,死活進入不了阿拉伯數字海洋,解 不開那些數字之謎。由於資質和秉賦之故,在期末小代數考試中,我在同級幾十位同學中成 了絕無僅有的一個——我得了0分,吃了鴨蛋,成為該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級的留級生,創 造了我少年時代的恥辱之最。也許在上帝創造人類時,就賦予人的以下幾種類型:理性思維 型,感性思維型,感性與理性交織型與癡呆型。我自認為我屬於第二種類型:即感性思維豐 腴,理性思維枯萎的少年。在兒童時,我躲到缸縫裡去看武俠小說,而又沒有去少林或武當 成為武林高手的夢想,因為在我爺爺和我姥爺之間,我崇敬爺爺的滿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 爺能舞關雲長式的青龍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後,我接觸到了笑天主編的一本《太平洋月 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讀了又讀,竟然有了寫文章的夢幻。假如尋找我的處女作的話,應 當算是「褲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學上六年級時的那篇習作。當時,我的一雙童眸, 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南逃之前的腐敗與糜爛,一面是「朱門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凍死 骨」,激於少年義氣,我寫了一篇題為《大紅門裡的笑聲》的東西(非小說、亦非散文,算 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無回音。
  進了二中,我讀了許多小說。除去日偽時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寫 抗日戰爭中兒女濃情的小說《青青河畔草),讀得滾瓜爛熟(此部小說改成了電影,女主角 由王丹鳳主演)。二中教小代數的老師姓藍,記得有一次他突然提問我說:「我剛才講的什 麼?」我站起來,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藍老師說:「你有什麼病?你不 看黑板,兩眼總朝窗戶看什麼,那兒又沒有金鳳凰!」我的同座同學叫李玉成,他的數、 理、化才能比我強不了多少,屬於班內倒數第二。下課之後,他同情地對我說:「我知道你 在想什麼,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彈傷及了雙眼,在醫院裡和女主人公的 邂逅相逢呢,那情節使人難忘。對嗎?」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為我讀《青青河畔草》時掉過淚,書頁上留下了我滴在 書頁上的一圈圈淚水。事隔多年之後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鋼總工程師焦玉書的一封來 信,他說他讀我的小說想起了我,他當時正從北歐訪問歸來路過北京,因時間緊迫不及會 面。我覆信給焦總說:「同窗之時,你是班裡的理、工科尖子,成為國家棟樑之材,理所當 然。我自小屬歪牆斜木,歪嘴和尚難與釋迪牟尼媲美,當時只因機緣,使我誤入二中這所學 府聖殿,使我們成為同窗。為此,解放後的二中,曾幾次要來家拍我的錄像,作為學校資料 存檔。我一直婉拒,因為我這個留級生,生怕誤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聲… 」
  二、玉米粥潑在母親身上,也潑進了我心裡,「… 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嚀為 我輸入了向命運抗爭的血液。
  母親為我的留級神傷至極。當時,她正在內務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對門,為一個祖孫三代 之家當保姆。母親怕我難堪,不許我在同學們之間張揚,更不允許我帶同學來主人家打擾。 土地改革年代,從氏家族中在鄉土雖無惡跡,爸爸又是被國民黨關押至死的知識分子,因家 庭階級成分屬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脫時代變革的洗禮。畢業於輔仁大學國語系的家叔,便成 了維繫全家生活的頂梁支柱。當時,他先在北平萬慈中學當語文教師,後去通縣男師及男師 附中,擔任教導主任。我爺爺、奶奶及我另一個家叔和嬸母的生活負擔,都背在當教師的叔 叔背上。他本來就是駝背羅鍋,因時代巨變,他身上的負荷變得更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 強,一不想寄生於我舅舅家(他是當時財務局的財稅科長),二不願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負 擔,便毅然走進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為供我上學而當了傭人。
  我每次避開同學悄悄溜進那扇紅門之家,心中便頓生悲涼。常#見到的一個鏡頭則是, 母親在一個大鐵盆裡為三代人洗著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後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來搓 去,肥皂泡沫沾滿她的手臂。她勤奮而無休止地勞動,全然是為了我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
  留級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於門側。我深知這對失去丈夫的寡母,將如尖刀剜心,思考 再三,還是拐彎兒告訴母親比較妥當。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師範學校讀三年級的小姑(後來, 國民黨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灣從事國語教學人員,我小姑報考被錄取,於 1948年去台灣當了教師,她生性樂觀豁達,是爺爺和母親之外,最最喜歡我的人),聽了 我尷尬的陳述之後,反而開導我說:「我看得出來,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乾脆,去 通縣師範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動員我母親鬆口,能允許 我離開北平二中。
  記憶中我的離校問題,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響極深,雖然她並無 文化,但從父親那兒躉來了這樣一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僱用我 母親勞作的家庭主人,是銀行裡的高級職員,都一致反對我離開二中,要我寧可留級,也不 要離開二中,因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學。後來之所以我能去了通縣,要 感謝解放戰爭東北戰役的不斷勝利。我母親服役的那個家庭,儘管並非國民黨官僚,但也患 上了「恐共症」,於1947年底,即準備南去台灣。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我離開二中的糾葛, 因為我母親難在慌亂的北平城,找到另一個勞動之場所。
  「真是我的命運不濟。」母親說。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著你就不會留級了。」母親又說。
  我也應聲著,但心裡並不服氣。心裡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都是發明家和工程 師一類的人了?誰去寫《石頭記)以及《青青河畔草》之類的小說。世界變得太嚴肅了,太 條理化了。像小時候看見母親開雞窩那樣,天亮了把雞放出窩;天黑了雞回窩,又把雞窩石 蓋頂上。
  由於母親不情願去通縣,致使我在留級的新班裡又讀了兩個月的書,最後才和母親一塊 兒去往我通縣教書的叔叔家,到通師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級。如果把先天的血統的隔代遺傳 論拋開,而專談後天人生對人的塑造,在通縣上學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到了通縣不到半 年光景,首先是爆發了家庭矛盾,而這矛盾的焦點,是一個「窮」字所致。
  當時我在學校住宿。爺爺、奶奶以及兩個叔嬸以及他們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擠 在西門內東北後街的兩間房子裡,加上我母親,9口人兩間房子和一個過堂間(做飯用的過 堂間,擺滿鍋碗及灶具等),擠得如同蜂窩。焦點問題中的核心,是我母親和我是沒有依靠 的孤兒寡母,於是在一個星期日,我從學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爺爺時,便目睹到了一場我嬸母 搶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斷腸戲劇。那年我16歲,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點人間的世態炎 涼:「你滾— 」嬸母一邊奪著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邊對我母親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當教導主任的叔叔)沒錢養活這麼多的閒人!」
  我母親本來就個性倔強,立刻反唇相譏道:「我又沒吃你的飯,是他叔同意我們母子倆 來的;維熙上學又沒花你的錢,是我把婚嫁時的首飾賣了,交的學宿費。」
  聽見兩個兒媳為一碗玉米面粥爭吵,爺爺在裡屋只是老淚縱橫。他得了腦血栓,不僅成 了癱子,還由於語言障礙而成了啞巴。但他神智並沒有因血栓而變得糊塗,他拉起我的手不 斷揉搓,表示自己對此事的無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淚是為我們母子而流,因為我父親過早地 過世,才演繹出這樣的悲劇。
  滾燙的粥撤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說了聲:「我走——我走——」
  我掙脫開爺爺的手掌,跪到母親身邊,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只是淚眼巴已地望著母親。 我知道母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決定決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兒呢?去 北平的舅舅家?這不大可能,因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徑。舅舅身為稅務科長,屬於貪官污吏 之類,賞姐姐一口飯吃雖不成問題,但是母親一直輕蔑舅舅行為的浪蕩不羈:他出入於舞 廳,浪跡於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個兒,一副瀟灑的公子哥兒氣派。他先後娶過五房 妻室,最後一個妻子是當時北平花腔女高音馬怡庭。本來馬怡庭癡情於鋼琴聖手老志成,可 是我舅舅硬是憑藉著風月情場上的技能,把馬怡庭從老志成身邊挖了過來,成為轟動北平的 桃色新聞,各小報紛紛刊載(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期間,我 曾就此事問及過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鋼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雙枯 干的眼神裡,卻閃出了淚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諒解我舅舅的浪子行為,因而絕不會去我 舅舅家討食的,她最後的決定令我吃驚:「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當時雖然年幼無知,但隨著家境變遷,對「地主」一詞也不是一無感知,我深怕母親 還鄉會受到歧視,但16歲的我又無計可施。教書的叔叔,也出來勸阻嫂子說:「他嬸脾氣 不好,嫂子你別在意,就在這兒湊合著過吧!讓你走了,我對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親執意不從,果敢地孑然一身還鄉了。記得那是一個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長途汽 車站。天上飄著零星的雪花,我為母親提著一個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輪 史上,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雖然不沉,可是它是我從母親手中奪過來,提在我 手上的。
  母親無淚。
  我流著淚。
  母親用手撫去我頭上的雪花,並為我抹去臉上的淚:「你該像你爸爸那樣,好好用 功。」
  此時母親的話字字千金。我應聲著:「媽的話我記住了。」
  「還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嚀我說,「不要想依賴任何別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該誤你第一堂課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說,「長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來,您要保重身子。」
  母親走了——走在嚴寒落雪的冬季。在這個冬天,我似乎一下長大了許多,我彷彿第一 次感悟到了責任。我不僅僅是一個母乳的吸吮者,還應當給母親以乳汁;我不該僅僅是一個 愛的容器,還應該有愛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這一天視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 歲的我提前進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鳥,我該是飛出樹巢獨立覓食的一隻烏 兒了。
  80年代,一些文學評論家由文及人地對我進行評說時,常常只提到了20年勞改生活, 對我進行過煉獄般地錘煉;而我少年時代即心揣磐石,卻一直罕為人知。這一段少年生活中 的感傷,對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說我所以能走過20年勞改生活的淒迷驛路,沒有 沉淪,沒有頹廢,沒有自殘,都能從我母親性格對我的影響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時期文 學開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說、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勞改 生活中精神的一種延伸。十幾年來,我惜時如命,婉拒過多少遊山玩水的邀請;一個老北 京,至今我尚未去過天壇,我屬相酉為雞,實則內核是一頭牛,只知在稿紙上耕耘播種,但 我這頭牛是一頭帶犄角的牛,面對文壇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會,以及無恥鑽營、溜鬚拍馬之 類,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個文壇權勢人物於家中鐵門之外,則是我的性格表現之 一。而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遺傳之功,而是社會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對我影響之結果…… 農民是善良的。特別是我故園那方水土,絕少刁民、無賴,多為勤勞百姓。河北玉田縣之縣 名來源,曾有一個美麗傳說:晉時有陽伯庸者,在終南山種石成玉,故為玉田。我母親返回 故里的代官屯亦為山村,與終南山脈系相連,故爾人性溫厚憨實。母親回鄉之後,不僅沒有 受到地主家庭之株連,反而因禍得福。據母親回憶,當時的村幹部見她獨自返鄉,立刻給她 房子和土地不說,考慮到她是寡婦,又是兩隻小腳,就把她安置到一個從氏堂弟家中去住。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村幹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機,濫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盜伐者找來,令其交出 林木之錢。當然,村幹部對我母親所以如此優待,根本原因基於祖父一代為書香世家,在村 裡沒有留下任何惡跡;至於村裡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抓獲關押致死一 事,無從考據。農民就是農民,沒有更大的宏觀鳥瞰,他們更多是從人性和人情出發,給我 返鄉的母親以溫暖。因此,我在通縣上學時,居然收到了母親匯寄給我的錢。寫此冬季憶事 時,不能忘卻必須提到的一筆,是我從氏家族中的堂妹從由芝,她出身貧農,卻心甘情願擔 當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種田,挑水拾柴(筆者寫此篇憶事文章時,我這個堂妹正來 我家,她是我委託豪門集團用小車特意把她接來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幾年 時間裡,她待我媽媽如同對待親生母親。
  三、叔叔剪貼本的創作啟蒙,田秀峰老師的創作激勵,走出自卑的我終於能對母親 說:兒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在這種生活境遇中求學,良知迫使我發奮圖強,以求盡快自立。在通師附中,學習環境 比較寬鬆,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軍進入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之 後,學校處於冷暖更迭狀態,這給本來就不太注重數、理、化的師範附中,更增加了一些發 展個人興趣的生活空間。這時,我有兩個志趣得到了發展的契機:一、我進了學校的籃球代 表隊;二、我兼任起初中牆報(當時叫壁報)的編撰工作。除了這兩個工作符合我身體素質 和精神素質並使我的愛好得到了滿足之外,最為重要的是我深藏於心扉的文學秉賦,得到了 誘發,這對於我在50年代能成為一個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啟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 中閒坐,正逢家中無人(爺爺病故,奶奶和另一個叔叔去了北京另謀生活),我翻我家叔一 個小小書架,本意想找兩本小說看看,無意間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貼本。灰色的封面, 本子內白紙上貼著家叔發表於天津《大公報》的作品。其中有詩歌、小說、寓言、散文…… 家叔筆名陸人,即將繁寫的從字分解成六個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沒跟我吐露過他曾有作品面 世,我從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駝的脊背上,也沒發現過家叔有這樣的文學才情。這個發現, 對我猶如一場精神地震,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家叔的寓言小說《阿拉伯數字的故事》和散文 《獨白》;前者是描寫金錢數字與苦澀人生的,後者似為我的堂弟維雄而寫。其他詩歌則皆 為工整的、仿莎士比亞和白郎寧夫人的十四行詩,詩寫得朦朧抽像,我一時還難讀懂這些詩 作中之含義。面對家叔剪貼在筆記本中的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間,低矮駝背 家叔的形象,頓時在我心中拔高了許多。我想,家叔所以從沒對我談及這些,一是因為經濟 困頓的煎熬——他曾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勞作;二是因為家叔從不知曉我心底對文學蘊 藏著地火岩漿——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級而轉到他執教的學校來的低能兒。(時至 1991年春節,我去文學前輩翻譯家,詩人馮至家去拜年,這位德高望重的馮至老先生,因 為我這個從姓極少,竟然向我詢問起從陸人是我什麼人來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歎 不已,說我家叔在輔仁大學時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時,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 訴我,他結識我家叔是在他主編《大公報》星期文藝週刊的時候,他認為家叔文學夭折於生 理上駝背,身體殘疾導致他在文學上失去堅韌不拔的筆耕之銳勇。我告之老先生當時的生活 沉重負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對老先生回敘當年我在通縣上學時,全家生活困頓寒窘 之情景,後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於「文革」折磨。老先生聽罷,感歎唏噓不已。他說, 家叔邁進作家門坎了,肖乾、李廣田對他名字都很熟知。連說:實在可惜!實在可惜!)使 家叔對我改觀的,是當年通縣附中又來了一位初中語文教師。他叫田秀峰,當他為我們上第 一堂語文課時,居然一反老夫子們的教學常態,在黑板上一連寫下三個人的名字——胡風— —馮雪峰——田秀峰。然後狂放不羈地對同學們說:「中國有三峰,乃胡風,雪峰,田秀 峰。鄙人即為田秀峰!」聽慣了老八股講課的同學,對此情此景瞠目結舌,而我卻對這位老 師之狂放神態,十分神往。因為他上第一節課,就表示出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熟知和反傳統 的教學模式。第一堂作文課,他也與其他教師不同,他叫同學們自由命題。他的道理是:自 由命題思維可以任意奔馳,不受命題之約束。這位老師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可以這麼說,我 從家叔的剪貼作品中,受到創作啟蒙;在田秀峰老師教學中,得到了創作的激勵。記得,在 那次自由命題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響,還是通縣城郊景 物的誘惑,我寫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邊》一文。文中除對夏時的城郊蘆葦塘進行了細膩描 寫之外,還寫了一個家居白洋澱水性十分好的陳景文同學,寫他在浪中擊水的自由自在,寫 他在蘆葦中與同學們嘻戲時的幽默詼諧。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使自喻為「三峰」之一的田秀 峰老師如同醉酒,他神采飛揚地朗讀了我這篇小文。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這位戴著銀絲眼鏡 的老師,還向全班預言說:「別看從維熙理科極差,文學必將有所造詣;不信的話,咱們走 著瞧!」之後,他沒把這篇作文發還給我,拿去給我家叔過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學 校教導處,詢問起有關這篇作文的事情:「是你寫的嗎?」
  我說:「是。」
  「不是抄來的?」我說,「我寫的是班裡的陳景文。」
  「投過稿嗎?」
  我告訴家叔還是在大紅羅廠小學讀六年級時,幹過一回,但沒回音。家叔告訴我,干寫 作這一行當,不僅要有才情,還要有恆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對我的看法有了改觀——這 是田秀峰老師中間搭橋的結果。過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師給了我自信;從自卑到自信 的心理轉軌,無疑對我生活道路的選擇起了很大的影響。探究起來,它不過源於一篇小小的 作文,竟然對我的精神起了那麼大的催化和輻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著海的神韻;像 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陽。
  我就是這樣開始自己的文學之路的,其實田秀峰老師本人,無法與胡風、馮雪峰相比, 他只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書題為《一串念珠》。我讀過這本書,其文采都無法與我家叔之作 相媲美,可是他是開掘烏拉爾金玉的開掘機,我就是被他發現的一顆文學礦苗(80年代中 期,我曾在報刊上就文學教學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及到這位老師的教學特點,就是極大限度 誘發學生的形象思維。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師的一位友人讀到,便把報紙轉給了他。不 久,我突然接到一封從天津財經學院寄的來信,來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師。他在信中興奮異 常,除告訴我他在該院任教之外,認為他人生的最大快樂,就在於他教的學生中,出了我這 樣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筆、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記了我,過去讀我的小說時,有過似曾 相識之朦朧印象,經我文章提示,他憶起了在通師附中的往事,還記憶起我的家叔。他說讀 過我的這篇文章後,他打開酒瓶,喝了個一醉方休云云)。
  為了尋找屬於我的文學發展空間,在通師附中初中畢業後,我報考了北京師範學校(即 我小姑昔日讀書所在的北平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時值1950年秋,還是因數學考 分過低之故,我考了個備取第七名,還算幸運,命運主宰我走進了這所以文、體、美出名的 古老學府,大作家老捨先生畢業於斯。校園內青松翠柏,鋼琴聲在耳畔長鳴。解放前,我來 校園找我小姑,就喜歡這座校園,此時我成為這個校園的學生,簡直是如魚得水(電影《早 春二月》的大部分鏡頭,皆取景於該校校園)。可惜,後來北京展寬官園馬路,將該校拆除 了,至今我仍為此而感傷。學校有個幾百平方米的大圖書館,我成了圖書館裡的一個書蟲— —那年我實齡17歲。
  那年冬季多雪,而這個多雪的冬天對我格外多情。該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以鐵血 男兒之滿腔熱血,除了申請參加軍事幹校之外,在該年年底我在《新民報》副刊上發表了 《戰場去》的處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報)舉辦全國大、中學生徵文,我以碧征為筆名 寫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說,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獲得徵文的第一名。我終於看到我的鋼 筆字,變成了鉛字,那種激動和快樂無法用文字形容。記得,當時支付稿酬的辦法,是以糧 食中的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報社給了我90個折實單位的稿費。我拿著錢與同班同學劉炳 鑄、吳學恆,在南橫街的一家餃子館,吃了一頓餃子。碧征之筆名,我只用過這一次,之後 便以自己之真實姓名,發表小說於孫犁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週刊」上。《七月雨》、 《老菜子賣魚》、《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師的信,他說他在 該校圖書館裡讀到了我的幾篇小說,深感自己往日眼拙,並稱道田秀峰老師是「識馬的伯 樂」。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學創作中途而廢為例,鼓勵我一鼓作氣,萬萬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我激動。
  我感奮。
  我將稿費寄給仍在故園山村的母親,並寫信給母親說:媽媽,您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樣的人,但是兒子不是那樣的坯 子,無法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我留級降班之事,曾刺傷了您的心,兒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 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後來在1954年,我被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後,曾告訴 我,村裡小學教師為她念這封信時,她流下了眼淚。當然,她流的是喜淚,她萬萬想不到她 的兒子,走了一條與她的願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無一不盼望兒女成龍成風。仔細想來,父母實無必要過 多匡正兒女的自我選擇,更無需煞費苦心為兒女設計這樣或那樣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 邊,條條道路通羅馬。重要的是應有能力鑒別兒女們的資質和秉賦,並誘發這種天賦,使其 產生光熱繼而成為閃電雷鳴。其實;過於看重時尚,是一種盲動和膚淺的表現;如果這種功 利要求與個人氣質逆向,便會造成對人另一種潛在能源的扼殺。試想,如果當時有人強迫我 必須學好數、理、化,那麼我體軀內的文學秉賦,就可能因為種種干擾而毀滅消亡。
  在「北師」3年的學習生活中,我活得輕鬆自在。除了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前鋒,善於 閃、躲、騰、躍在亂軍中切入上籃之外,一度我還迷戀於鋼琴。可惜,父母沒有賜給我一雙 大手,我的手指剛剛夠得到八位鍵盤,要想在鋼琴上有所發展,必須要用刀子割開我拇指和 食指之間的虎口。這對我來說實在是殘酷了一點,我捨不得為此去醫院挨上一刀,何況又有 文學與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棲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將從「北師」畢業之前,學校教導主任王勝川找我個別談話,他 告訴我校黨委已決定讓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個「好」字,因為 在我看來,作家這個職業,更多地在於自身的內在素質,而不在於外在的營養補充;如果非 得汲取營養不可,社會大學是更好的課堂。因而當後來北京市召開人代會,決定提高全市教 師隊伍質量,學校要我服從大局去當一名小學教師時,我並沒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 了一個「好」字之餘,還向學校提出:請把我分配到郊區去,我願意去農村小學。
  該年秋天,我和同級女同學王秀榮被分配到海澱區教育局報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幹部還 沒開口,我就主動提出:如果任教的學校有遠有近,我願意到遠離市區的小學;她是女同 學,離市區近的好學校應該分配給她。結果,她留在了海澱鎮教書,我被分配到了頤和園後 邊的青龍橋小學——當時,北京市的發展剛剛起步,青龍橋已然算是遠郊區了。
  這所小學是一所關帝廟改造的,十分破舊,但我很喜歡學校的幽靜,每當課畢之後,我 在配殿改成的教師辦公室,埋頭寫我的小說。學校教師多數不是青龍橋的本鄉人,我一進 校,使得教師宿舍顯得擁擠,我對兩隻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張校長說。「您別為難,我看 鍋爐房,只住著燒鍋爐的勤雜工一個人,還能再支開一張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 了。」
  張校長連連搖頭:「不行,你是教師。」
  我連連點頭:「行,我得向工人階級學習。」
  張校長執意不從:「鍋爐每天要掏灰,屋內臟得厲害。」
  我執意要去:「我不怕髒,您知道我是請求到農村來教學的。挨著鍋爐睡,便沒有冬天 了。」
  張校長笑了:「這不太合適吧?」
  我說:「合適,不算您分配我住進鍋爐房,算我自願請求住進鍋爐房的,這總可以了 吧?」
  張校長最後答應我暫住幾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師調回市內後,我再頂他的窩兒。我就 這樣在鍋爐房內住下來了,每天拍打被褥時,塵土飛起尺高,我著實不覺得有礙教師面子, 反而自得其樂。在這所小學,我任教的一個班有30多個學生,是幾個班級裡挑出來的調皮 搗蛋生。我想想我自己過去也不能算個好學生,因而在學生們身上我投入了許多感情,注入 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糧,不當小孩王」,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社會對小學教師職業的鄙 薄,我幹得卻蠻有興味。這引發了眨著一雙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張校長,在一次教師周會上 說:「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氣,不僅把這個『尖子』班帶得不錯,業餘時間小從老師還發表了 不少小說哩!同志們看——」他舉起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以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我的小 說《遠離》。「只是小從老師這號人才,咱這關帝廟怕是大小,放不下這個神靈,終究有一 天會被調走的!」
  這話被張校長言中了。我在鍋爐房與鍋爐工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傳部 一紙調令,就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那時,黨風純正,青年人心靈潔白,沒有「走後 門」這個詞彙,是因為社會上沒有走後門的行為。據《北京日報)老詩人晏明事後告訴我, 是他力薦把我調至報社文藝部的。為了證明我是貨真價實的文藝苗子,在報社資料室丟了刊 登我作品的天津日報的情況下,老詩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報牌上的一張刊登我作品的報 紙,找到了當時擔任副社長、,來自延安魯藝的周遊同志。周遊同志十分愛才,便有了我的 這次調離。
  是直線。
  沒有曲線。
  在學校教師送別我離開青龍橋時,有一個細節至今使我難忘。小學有一架用舊風琴教音 樂的王敦禮老師,彈奏了《魂斷藍橋》中的主題歌《一路平安》。而我則彈了一曲泓一法師 留下的《畢業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我很惜別,我掉淚了,這是我的感情表現之一;之二,我當然又很想去報社,編輯部的 工作離文學更近(我調到報社不久,我教的那個班全體學生曾去報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 室容納不下,我是在院子裡與孩子們交談的,足以見得我與青龍橋緣分之深)。從1953年 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個短篇小說集子和一部長篇小說。正當我全力以 赴地創作以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業績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時,反右的風暴潮席 卷而來,我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因在京郊農村改造時,對「大煉鋼鐵」,「大辦共產主義食 堂」不滿,並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這些看法,被當成「極右」處理,在1960年陰 霾的冬季,我和我原來16歲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妻子,一塊被送勞動教養,走進了電網和大 牆。王敦禮老師送別我時彈奏的《一路平安》沒有應驗,我在歷史的風暴中開始了漫長的勞 改生涯(詳見《走向混沌)第一部)。劃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歸來,我已然是 44歲、飽經滄桑髮鬢染白的中年人了。
  沒工夫歎息。
  沒時間感傷。
  在新時期文學開始的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拿起了筆……
  我喜歡冬季,特別喜歡冬季的雪原,大概這不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為我穿越過歷史 的冬季,走過了一條冰封雪飄的馬拉松長途。這種對雪國的偏愛,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許 多受難、但不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羅密佈的腳窩,每個腳窩裡都遺留下昨日的歷史經緯;每個腳窩裡,都深 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故事;每個腳窩裡,都迴盪著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命運抗爭 的跋涉中,留下與山谷合鳴的悲壯足音。
  我喜歡白雪的顏色,因為冬季還代表著土地收穫之後的成熟。在我穿行歐洲,在阿爾卑 斯山下仰望那終年積雪的碩大頭顱時,我想到了老母親頭上的縷縷白髮。從人類情感的天平 上去衡量母親,從我4歲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爾卑斯山的銀冠祝福,向堅 韌不拔的東方母親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輩作家孫犁寫信給我,說我20年的流放生涯,從文學的角度上講,得 大於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鑄造了我迎難而進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順風揚帆的逐浪之舟, 就難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謝那條漫長的風雪驛路。中國有句成語: 「艱難困頓,汝玉以成」;法國大文學家巴爾扎克也說:「苦難是位最好的老師。」我是這 位「老師」孕生的一個學生,這或許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學之本。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於冬日雨雪之中回目錄

<<走向混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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