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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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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官僚的「片刻為王」心態



  
  前蘇聯藝術家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是蘇聯最高法院副院長彼科拉西剋夫的養女,因此她長期居住在克里姆林宮之中,對蘇聯統治階層的生活狀況瞭如指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她作為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後來出版了一本小書《克里姆林宮內幕》。 
  當時,沙圖諾夫斯卡婭的左鄰右舍不是將軍就是部長,她冷眼觀察到了這些高高在上的蘇聯神秘階層的日常生活。二戰之後,儘管百廢待興,但特權階層的奢侈生活卻並沒有受到節制。沙圖諾夫斯卡婭描寫了一位跟她關係密切的部長的家庭生活:部長配有兩輛小汽車,兩位司機,一輛為部長服務,一輛為其家人使用。部長的月薪是教授的六到七倍,是工程師、醫生和熟練工人的二十到二十五倍。同時,部長每月還能得到一個數額相當驚人的「紅包」,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部長在郊外擁有漂亮的別墅,還配有一個女廚師、一個女傭人和一個花匠。那麼,高薪是否就能實現「養廉」呢?過著如此優越的生活,部長們是否就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沙圖諾夫斯卡婭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寫道:「同他們夫婦混得更熟了以後,我發現了一些使我深感吃驚的新事,那就是這些人的貪得無厭、麻木不仁和利己主義。」 
  
  部長夫人不滿足於已經擁有的特權享受,還親自參與倒賣各種緊俏物資的投機倒把活動。有一次,沙圖諾夫斯卡婭忍不住問部長夫人克拉夫季娜說:「你這樣搞投機活動到底是為了什麼呢?要知道,你什麼都有了,何必還幹這個呢?」 
  
  克拉夫季娜向她解釋說:「你不明白我們的處境。你丈夫今天是教授,明天還是教授,你可以放心。而我們我們是『片刻為王』。今天,我丈夫是部長,我們什麼都有。而明天,他到部裡去就可能發現,一切都翻了過來。他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就會從報紙上讀到自己不是部長的消息。他什麼也不是了。所以,只要還有可能,我就想使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證從過富日子轉向過窮日子難啊!」 
  
  部長夫人的這番話讓沙圖諾夫斯卡婭明白了斯大林重用的那些人的真實心態。命運把他們提升得再高,他們也總是為自己的地位是否穩固而備受折磨。他們在靈魂深處總是覺得自己的高昇是曇花一現。於是,就產生了「片刻為王」大撈一把的心態。明天怎樣,不知道,管它呢!瘋狂地撈啊,摟啊,頭也不抬,管它良心不良心。這種心態不也是今天中國的大小官僚們的心態嗎? 
  
  還有一次,部長夫人得意洋洋地向沙圖諾夫斯卡婭炫耀他們一家即將到高加索某療養勝地去療養。他們將乘坐配備了帶有公共客廳的高級火車專列,老百姓稱之為「了望車」。由於丈夫還得「堅守工作崗位」,只有夫人帶著孩子以及「炊事員、警衛員、保姆」等一系列工作人員出發。沙圖諾夫斯卡婭忍不住又質問道:「難道你為了自己、孩子們和保姆而乘坐重型了望車飛駛全國,不問心有愧嗎?你知道,現在還有幾千人帶著孩子晝夜輾轉反側地躺在火車站裡等機會回家。你知道,把你的了望車掛到列車上,就要甩掉一到兩節普通車廂,這就是說,還要有好幾百疲憊不堪的人上不了火車。難道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改乘軟席包廂嗎?」克拉夫季娜微微一笑說:「那怎麼行?你知道,我們是『片刻為王』。今天,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呢?」 
  
  「片刻為王」是俄羅斯人的一句有名的諺語,直接翻譯過來就是「一小時的哈里發」。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裡,除了「老大哥」之外,元帥、書記和部長們都是「一個小時的哈里發」。他們如果失去自己的職位,確實立即就變得「什麼都不是了」。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從高層到底層,人們都像生活在世界末日,沒有未來,也沒有希望。高級官員尤其是領袖們只能維持權力到死亡,他們不可能像美國總統一樣,卸任之後悠哉游哉地去做一名大學的教授。這些官僚已經蛻化到除了當官什麼都不會的地步。因此,他們一方面把權力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則抓緊一切機會撈取每一點好處。用中國官場的話來說就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沙圖諾夫斯卡婭筆下的前蘇聯跟今天的中國十分相似,唯一的區別就是:今天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比起半個多世紀之前的蘇聯官場來,不知突飛猛進了多少倍。近年來遭到查處的幾名省部級高幹如雲南省前省長李嘉廷、貴州省前省委書記劉方仁、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貪污受賄數額都高達數千萬之巨。這大約是前蘇聯的高幹們望塵莫及的吧。中共在其他方面比不上蘇共,無法與蘇聯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旗手」的地位,在腐敗方面倒是能夠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獨佔鰲頭」。 
  
  今日之中國大陸,官僚階層普遍是「片刻為王」的心態。也就是說,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當一天官則瘋狂斂財一天。大概沒有一個中共官員相信他們還能建設成功「共產主義制度」,那只是中國人加入少先隊、共青團和共產黨的時候的「宣誓」而已。已經被處死的江西省前副省長胡長清就在電話中赤裸裸地告訴在美國的兒子說:「趕緊幫我們打好前站,一旦這邊不行了,我們就到美國來繼續享福!」這句話為胡引來了殺身之禍,但它確實是中國官僚們最真實不過的「心聲」。《中國新聞週刊》發表題為《如何監督省委書記》的文章,卻還是提不出什麼切實可行的方法來。近日中央組織部派出所謂的「督察組」到各地巡視,企圖給地方諸侯施加壓力,抑制越來越猖獗的腐敗現象,但結果顯然是無功而返。這種派出「欽差大臣」到地方上走上一趟的方式,古代的皇帝們早就用過了。不過是騙騙老百姓而已,皇帝自己也不相信就真有作用。今天,聰明的中共領袖們又祭出了這個「翻天印」,不過是讓老百姓笑話笑話而已。不結束一黨專制,不實現「還權於民」,官僚們將個個都是「片刻為王」。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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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 


余傑:「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論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 
在戊戌諸先賢中,譚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僅在於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實踐,亦在於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鋒利性,梁啟超曾如此評價譚嗣同之《仁學》:「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 。有人用「激進」一詞來概括譚嗣同在《仁學》及其詩文中所展現出來的思想傾向。有意思的是,如今「激進」已經成為一種帶有貶義的評價,某些故作中庸者動輒批評「激進派」在歷史轉型時刻「壞事」,卻罔顧那些所謂的「激進者」所處的歷史情境。以譚嗣同所處之清末而論,乃如劉鶚所云「棋局已殘,吾人將老」,作為 「鐵屋子」中的先知先覺者,譚嗣同非得「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可。因此,與其說譚嗣同的思想「激進」,不如用他自己的話來界定——他是在「沖決網羅」。面對形而下與形而上之重重網羅,譚嗣同曾立誓云:「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辭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 因此,錢穆認為:「《仁學》宗旨,在於沖決網羅。」 殷海光也如此評說譚嗣同之生命與學:「譚嗣同是近代中國解放思想的一個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詞意之間充滿悲愴淒厲的氣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衝鼻而來。他的壯烈事跡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攝入注意。自譚嗣同以來,烈士們是拿熱血論證的。這是中國近代史為什麼與英國近代史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譚嗣同最富於激動力的思想是他的『沖決網羅』主義。」 這種「沖決網羅」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驅所必備之素質。 

在譚嗣同的思想遺產中,最具現代性的部分是對他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系統批判。其批判資源,有來自於剛剛進入中國的西方哲學、政治學乃至科學的觀念,也有源於中國本土的傳統因素(亦即以傳統之精華反對傳統之糟粕也)。張灝認為,譚嗣同與五四知識分子雖然同樣攻擊禮教,但他們對傳統的態度卻彼此很不相同,「譚嗣同雖然批判三綱,卻並不完全否定傳統,他深知在儒家的禮教之外,儒家的其他思想,以及儒家以外的傳統思想尚有許多精神價值值得發掘和肯定。」 如譚氏在論及王夫之和黃宗羲時指出:「惟船山先生純是興民權之微旨;次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亦具此議。」 可見他對王、黃之學相當推崇。錢穆在論及譚嗣同對前人學說的繼承與發揚時,將其與戴震、呂留良、黃宗羲多位思想家對照:「此較戴東原所謂『宋儒言理以意見殺人』者,憤激猶過之」、「此則自君臣而及於種族之見,大體似呂晚村,而憤激亦過之。以當時情勢者,非革命排滿,無以變法,復生見之甚透,論之甚切。」、 「雖語有過激,而憂深思遠,上媲梨洲《明夷待訪錄》,無愧色矣。」 譚氏還從宗教層面對專制主義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進行深切反思,他個人雖無明確的宗教信仰,但在《仁學》中多次張揚佛教、原始孔教及基督教之價值,以之為救世良藥。 

譚嗣同發現了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在於「秦制」二字之中。在譚嗣同看來,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既是一種政治傳統,又是一種文化傳統。作為政治傳統,它表現為 「兩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權的神聖化;作為文化傳統,它表現為「儒表法裡」的文化結構,「三綱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眾長期以來甘心為奴。此一互相糾葛、互相支撐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建構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之社會格局,亦主宰著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於是,「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便貫穿於漫長的中國歷史之中。至今,此種傳統仍籠罩在中國人頭上,譚嗣同的批判仍具鮮活之生命力。此為譚氏之幸運,抑或不幸? 

(一)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鄒容在《革命軍》中摘抄了《仁學》中攻擊君主專制的不少詞句,並題詩於譚嗣同遺像上:「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陳天華亦對譚嗣同推崇備至,在其所作《猛回頭》之中稱讚譚嗣同為「轟轟烈烈為國流血的大豪傑」。在日本留學的蔡鍔一直敬重譚嗣同的為人,寫詩悼念譚嗣同、唐才常此「瀏陽二傑」曰:「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革命派輯錄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書,更把《仁學》中批判君主專制的論述輯入,赫然以《君禍》二字為題。孫中山亦將譚嗣同視為「革命同志」,讚揚《仁學》一書對「提倡排滿及改造中國甚力」。由此可見,譚嗣同之「非君」思想影響後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數思想家對君權提出質疑,如莊子、司馬遷、嵇康、李贄、王夫之、黃宗羲、唐甄、龔自珍諸子。但是,他們的思想大都限於「民貴君輕」之陳說,難以突破「載舟覆舟」 之思路,並且缺乏破除君權之「神光圈」的致命一擊。此致命一擊,在譚嗣同處方得以出現。 

回顧中國歷史之淵源,譚氏認為,在先民時代,「君主」由眾人推舉,亦可由眾人罷黜,此職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襲,「原夫生民之初,必無所謂君臣,各各不能相治,於是共舉一人以為君。夫曰共舉之,亦可共廢之。」 到了後來,君主制度才發生重大變化,君主搖身一變成為奴隸主,眾人則淪為奴隸,君主之職位成為君主的私人財產,代代相傳。這種變化脫離了先民「共舉一民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為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淫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 君主由「虛君」轉變為「暴君」、由「公職」變成「私產」,其轉折點在秦朝,始作俑者為秦始皇嬴政。秦朝實際存在時間雖短暫,但其制度構架和文化遺毒籠罩後世甚深,如譚氏所論:「今日君臣一倫,實黑暗否塞,無復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後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厲,行之千餘年。」 秦朝雖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個層面上實現了其將帝制傳之萬世的理想——此後的君主,雖然並不一定欣賞嬴政之為人,卻紛紛傚法秦始皇的統治方式。 

後世對嬴政品格的否定與對秦始皇統治方式的承襲,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反差。後世之士大夫對嬴政多有尖銳批評,如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余英時亦曾舉例談及後世對秦始皇的評價:《三國誌·王朗傳》注引《朗家傳》云:「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經過兩漢三四百年之久,會稽獨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並在會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對此細節,余英時分析說:「始皇和會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緣,因此後世民間對他還有所紀念。不過對整個中國而言,始皇畢竟是『無德之君』。王朗為會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實也反映了多數中國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滅,但秦制卻代代相傳,並不斷強化,「儘管秦短命而亡,這個王朝已經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務,建立了為後世各代取法的政治體制結構。漢朝的開國皇帝幾乎原封不動地承襲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儘管法家作為一種思想流派已經失去其顯赫的地位,但是它並未被逐出角鬥場」。儘管秦朝迅速滅亡的事實已說明嬴政乃是「無德之君」,歷代統治者也常常裝模作樣地表態要從秦朝的滅亡之中吸取教訓,但實際上他們大都亦步亦趨地以秦為師,因為只有以秦為師方能實現君權的最大化,「中國的皇帝,比如漢武帝,儘管在許多方面從理論上服膺儒家的學說,然而卻傾向於實行獨裁統治,採納法家『人的終極目的是為國家服務』的觀點。」 於是,秦政成為兩千年來基本不變的統治模式,用譚嗣同的說法就是:「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統治術的秘訣,即君權之神聖化。這一「大盜」成「聖人」的轉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時代的君王,與「天」的關係相對比較鬆散。有的部落有專司祭天的祭師,有的部落則由君王兼行祭師之責。到了秦始皇這裡,他運用法術與儀式將君王與「天」的關係固定下來,自取「黃帝」之名,易之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有學者分析說,秦始皇對一般的神不那麼敬重,他曾多次與神交戰,如湘君、海神等,但對「天」還是尊崇的。嬴政自稱是「體道」者,是「大聖」,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龍」,這些稱號綜合在一起,表現在社會歷史作用上便是:功蓋古今,恩賜天下。於是,秦始皇宣佈:「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先秦以來,「天下」是一個空間無限的概念。天子據有天下,也就意味著王權超越了空間。同時,嬴政還宣佈:「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他妄想通過子孫後代將專制權力永遠延伸下去,從而實現對時間的超越。由此觀之,「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把這種權力觀付諸實踐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種權力觀經過暴力的彰顯與文化的滲透,逐漸為民眾所接受。傳統中國的百姓認為,管理者之所以能擁有行政權力,是因為他(們)能最大限度地體現神的意志。如《尚書·洪範》所云,王道皇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當,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是以盡善盡美的形象出現。《詩》反映的西周時代的王是這樣,琅邪刻石歌頌的秦始皇是這樣,漢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這樣。古代的中國人習慣於對活著的帝王說「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不習慣於批評帝王的任何缺點。這是幾千年的高壓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綜上所述,經過秦始皇的闡釋,規定了以下三種不可質疑的價值:皇權來自於神授,皇權在空間和時間上是無限的,皇權也是完美無缺的。對此,譚嗣同分析說,正是由於君主壟斷了祭天之權,使得其權力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亦使得民眾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此一儀式鞏固了權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這樣,「公義」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國一直沒有出現一個類似於基督教教會的精神與權力體系,能夠對君權進行有效的制約與均衡。西方的君主雖然也曾號稱「朕即國家」,但其世俗權力卻需要獲得宗教領袖的承認。換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從上帝那裡獲得權力,而必須由教皇或大主教為之「中轉」。同時,教皇還通過「授衣權」控制教會,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異。在中世紀,德皇亨利四世曾經挑戰教皇的「授衣權」,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禮,之後召開主教會議,宣稱不再尊貴格利七世為教皇。教皇貴格利七世則宣佈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奪皇帝亨利四世在整個德國及意大利的主權,禁止任何人尊他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壓力,勢力強大的貴族召開會議,全體都希望亨利降卑。會議決定:在一年之內,如果教皇沒有取消將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麼亨利將失去王位。此時,亨利處境危急。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著嚴寒,穿越阿爾卑斯山,親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補贖禮。亨利穿著悔罪者粗糙的毛織長袍,光頭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進入教皇的房間,獲得其赦免。英王約翰也曾被教皇依諾森開除教籍。面對失去王位的危險,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懇求「重新成為神與羅馬教會的臣屬」。獲得原諒之後,英王約翰隨即將自己的皇冠及權杖交給教皇的代表魯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後再交還,以示教皇至高無上之權威。此種情境絕對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君王在將君權神聖化之後,其權力則是一元的,君王可隨心所欲地拓展版圖、控制人心,也可毫無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還是「叛徒」,僅只在君王一念之間。雖然諸多開國之君本人其實來自於叛逆,但在暴動成功、建立王朝之後,他們立即與「帝天」建立神秘聯繫,一躍變為上天在人間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權神聖化的模式在中國政治史上定格之後,造成極其嚴重之後果。 

後果之一,皇帝本人成為權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權的運用上,最後的決定權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權力沒有任何立法的根據及具體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徐復觀指出:「秦政的性格,已客觀化而為專制政治制度,於是秦政個人的性格,也即是專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縱使皇帝不似秦一樣的剛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產生的外戚、宦官、權臣,也必剛戾自用。因為順著此一機構活動的自然結果,只能如此。」 在整個政治系統之中,君王個人的品格並不佔有決定性地位。嬴政與秦制是一枚硬幣不可分割的兩面,嬴政個人的性格影響了秦政,秦政則對後世君王的隱形人格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歷代士大夫關於「明君」與「昏君」的辨析其實意義皆不大,「明君」與「昏君」的差異僅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間。既然「君權神授」,中層並無貴族階級的制約,士大夫的監察亦無制度保障,僅憑「良知」激勵,只能在極少數時刻有效,於是皇權不斷膨脹,皇帝本人成為暴政的代表,「這套官制機構的總發動機,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實操之於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見聞知識的限制,便可使整個機構的活動為之狂亂。而在尊無與上,富無與敵的環境中,不可能教養出一個好皇帝。所以在一人專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亂』倒是當然的。」 既然「明君」與「昏君」的區別無甚意義,那麼「治世」與「亂世」也無根本的差別。「治世」成了「非常態」,「亂世」倒成了「常態」。 
後果之二,在絕對王權的籠罩下,民眾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遷徙的權利,失去了上古時代之「任俠」精神,失去了經濟上的自足性,皆成為徹頭徹尾的奴隸。全國除君王之外,沒有一個人具有獨立人格,形成了一人為主,其他均為奴僕的局面。若不破除君王與上天之間的神秘關係,民眾將永無自由之日,因為「在專制制度下,因為一切人民,皆處於服從之地位,不允許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獨立乃至反抗的社會勢力。」 統治者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將民眾置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反過來它又為自己製造了最好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既然專制者肆意虐民,民亦冷漠待之,民眾不會將國家視為自己的國家,「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 這種狀況使得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遲遲不能在中國出現。在鴉片戰爭當中,廣東的大多數民眾只是將其看作「皇帝與洋人的戰爭」,他們不願為這個皇帝「家天下」 的國家作戰,而更願意充當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後果之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荀子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就是說,只有皇帝本人具有掌握真理、宣示真理、傳播真理的權力,皇帝是調節人與自然的中樞,「帝王體現著規律,體現著必然,人們要遵從規律和必然,首先必須遵從帝王。」 反之,任何人一旦有變革和質疑帝王權力的思想,便會立即遭致被虐殺的命運。「中國積以威刑鉗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鉗制之器。」 韓非公然宣稱:「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人民稍一獨立思考,即以「怨望」、「腹誹」、「訕謗」、「大逆不道」等罪名遭放逐、誅戮甚至如豬狗般繫縛屠殺。這樣便從根本上扼殺了人們的精神活動。此模式如化石般僵硬,它斷絕了一切在政治制度上創新的可能,它不允許對皇權有任何的束縛和制約,「因為專制制度,一切決定於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許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學術思想的發展。」 故而改良式的戊戌變法只能以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收場,不諳妥協之道的專制皇權非得逼出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使之覆滅不可。 

(二)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裡」 

林毓生在概括譚嗣同的思想時指出:「譚嗣同的思想取向,雖然也有一些功效性的考慮,但基本上則是強調融通、奮進、民胞物與的普遍性道德、宗教意識,其中包括儒家、墨家、道家與佛教的成分,以及他所理解的當時西方科學界流行的『以太』觀念。這些糅合在一起的成分,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沖激之下,突破了傳統的藩籬而轉化成為一個激烈的反禮教的內在動力(譚氏稱之謂:『仁學』)」。 「反禮教」確實是譚嗣同思想的一大趨向,亦是其最有學術創建和道德勇氣的地方。有學者在清理此思想脈絡時指出:「如果說,譚嗣同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憤怒斥罵,對民主君僕關係的簡明闡述,主要是博取了從墨子、黃宗羲到鄭觀應、宋恕、康有為、嚴復等人之所長彙集而成,那麼,他對三綱的批判,則是在吸取前人或他人營養的基礎上,開創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一維度上,譚嗣同遠遠超越了維新一代知識分子而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並肩。 

在中國古代,三綱是禮教的基礎,是金科玉律,無人敢碰,包括黃宗羲、唐甄等激烈反對專制主義的思想家,也沒有從整體上攻擊過三綱。在近代,從龔自珍、魏源、馮桂芬,到王韜、鄭觀應,也沒有一個人全面地否定過三綱。相反,多是對其加以辯護甚至頌揚,說它「至明至備」,萬不能變,「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聖賢之學,需自此基。」 與這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論說相反,譚嗣同直截了當地否定了三綱的合理性,從而將近代思想啟蒙推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如錢穆所云:「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 

一種政治制度,其存在、發展及強化,非得在背後有一整套文化論說和意識形態支柱。「專制政體與文化專制主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政治上的獨裁與文化思想的獨裁,從來都是血肉相連的。極端的專制政體,必須用文化專制的措施加以維護,以此來欺騙愚弄民眾,壓制任何的民主思想,以保證君主政治的絕對權威和永恆性;而文化專制主義措施又往往是靠政治權力在行政上來強制推行的。」 秦制的暴虐本性,僅靠將君權神聖化不足以掩飾之,它還需要另外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換言之,有了「官」則必有「官學」,有了「帝王」則必有「帝王之學」。歷代帝王,即便如劉邦、朱元璋般「不學無術」,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學術的包裝。秦制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除了它在實踐層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於它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譚嗣同一針見血地指出,秦政的學術淵源,亦即中國專制主義文化傳統之癥結,便在於「儒表法裡」的「文化共謀」,其具體體現即為三綱。因此,譚氏對三綱的批判不遺餘力,如:「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為害也。」、「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皆依此為率,取便己故也。」 

那麼,三綱是如何形成的?儒學是如何支持秦制的?譚氏反禮教而不反孔子,他對「原始儒學」有頗多同情之處。在概述儒家源流時,他認為:「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 這種梳理有可以商榷之處,如認為莊子亦是孔學的一支,此說頗不可信。但是,譚嗣同明確點出了讓孔學染上「敗血症」的關鍵人物——荀子。譚氏之「排荀」,受友人夏曾佑影響,認為荀學與秦制相互藉助,與二千年來皆行大盜之政的秦政相對應的是,「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荀學與秦制一拍即合,互為寄生,頓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 譚氏甄別說,這種情勢的形成,非孔子之過,而是已經「變異」的荀學之「偽托」,所以孔子本人不應被指責:「(大盜與鄉願)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於孔。被托者之大盜鄉願,而責所托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又云:「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而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辜哉?孔為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憖不一掃蕩廓清之耶!」 他認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荀子即為此偽學之宗師。 

荀學之害究竟在何處呢?譚嗣同在《仁學》中多次論及: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動矣。豈謂為荀學者,乃盡亡其精義,而泥其初跡,反受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為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為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為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為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況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鑿,以苦父天母地之人。 

荀乃乘間冒孔子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往,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唯恐鉗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而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 

以譚氏看來,荀子表面上是儒家,骨子裡卻是法家;荀子表面上是在「張孔學」,實際上是在「傾孔學」。荀子將君主放置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居如大神,動如天地」,君主不僅是最高權力的掌管者,而且是認識和道德的最後裁決者。從荀子開始,法家的毒素開始進入孔學的血液之中,乃至逐漸「反客為主」,荼毒士人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三綱、忠義之說皆來自於荀子。因此,譚嗣同對荀子的批評可謂疾言厲色:「荀卿生孟子後,倡法後王而尊君統,務反孟子民主之說,嗣同嘗斥為鄉願矣。」 

荀學傳人是韓非和李斯。韓李二人如脫韁之野馬,徹底墮落為君王的附庸,經過他們的理論闡發和政治時間,使得「法與術相合,對臣民的防制愈嚴,通過法中的嚴刑峻罰以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於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測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意在對比中彰著。」 在韓李二人的思想中,儒學已退居其次,手段已高於目的,他們儼然以小人自居、以小人得意也。這種「小人政治」的特點之一,便是以刑法達成所謂的「道德」,以韓李之「中心思想」而論,「雖然含有儒家道德思想之要素,但他們所用以達到目的之手段,則完全靠作為法家思想主要內容的刑,這是秦立國的基本精神,也是專制政治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凡專以刑來實現道德,道德便成為刑治的幫兇。」 正因為如此,韓非的理論方能深得嬴政之心,《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人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雖然韓非後來作繭自縛,慘死於李斯之讒言,但其學說仍通過李斯貫徹於秦朝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中,如西方學者所論:「儘管刻板的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苛刑暴政對儒家來說是可詛咒的東西,然而帝國的政治體制卻是作為這兩種思想流派的混合物發育成長著,法家思想貫穿於整個中華帝國的歷史——雖則有時它是披著儒家的外衣出現的。法家大師韓非子的著作,儘管令後代許多儒家學者所厭惡,但卻世世代代被研讀誦習,完整地流傳至今。」 

沿荀子、韓非所開闢的學術路數一直觀察下去,譚嗣同揭發出了若干參與推廣與完善「儒表法裡」思想的人物,如漢之叔孫通、唐之韓愈、宋之胡安國。譚氏一一對這些人物進行了嚴厲的剖析,「唐之韓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說,宜膺筆伐。」 「而聖教不明,韓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邪說,得以乘間而起,以深中於人心。一傳而為胡安國之《春秋》,遂開有宋諸大儒學派,而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籠,亦良可哀矣。故後世帝王極尊宋儒,取其有利於己也。」 對於韓愈這樣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師,譚嗣同卻一反陳說,將其請下神壇。 
三綱五常學說有其逐步成形的過程,秦政也與之同步完善和精密。在《仁學》中,譚嗣同對此一思想脈絡進行了細緻的梳理: 

故亡秦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游者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蕞之導君於惡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蹶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令其馴擾,而己得長踞之焉。桓榮學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尚書》以為稗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為何如耶?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以事其上者也。」竟不達何所為而立君,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諂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諛悅,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逭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法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真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問,等諸自鄶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為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於己乎?悲乎,悲乎!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 

譚嗣同發現,每一朝代,均有帝王與士人共同製造與刷新此「儒表法裡」的意識形態。帝王在上,為主宰;士人在下,為幫兇。若干開國大帝,實為流氓無賴;若幹道德君子,實在道貌岸然。兩者上下互動,狼狽為奸,共同實施愚民之策與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為無恥之御用學者,通過理論闡發、修史及編撰「百科全書」,為帝王提供「御覽」,亦以之為自己的「敲門磚」。自秦以下,有漢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宋之「存天理,滅人欲」,程朱之學集為大成,使得中國人徹底失去了自由和獨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理論,一方面使君王凌駕於一切人之上,同時又使大多數人不成其為人。權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國文化,只能是專制主義的附庸。」 這就是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深刻認識。這種對中國思想史的重新解讀,也呼應著譚嗣同對當下現實情境的體認。他是在談論歷史,更是在談論現實,因此切中了「感時憂國」的晚清至民初的幾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如林毓生所言:「譚嗣同對以『三綱』為代表的舊禮教攻擊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刺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譚嗣同之後,「否定三綱變成一股歷史潮流,因為這一股歷史潮流,傳統秩序的思想基礎由動搖而瓦解。譚嗣同就站在這一歷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議精神變成瓦解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前鋒。這時他的抗議精神的歷史意義。」 在此意義上,譚嗣同開啟了五四文化啟蒙運動之先聲。 

(三)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 

通過對專制主義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的批判,譚嗣同進而發現了中國歷史中的隱形的二元結構,即「秦始皇」和「孟姜女」的對立。這種對立的實質是:專制主義與個人價值的對立,奴役與自由的對立。 

譚嗣同在生前多次談及死亡的問題。此哈姆雷特式「活著,還是死去」的形而上之天問,在譚嗣同這裡更成為一個政治學上的命題——人應當為君王而死,還是為正義而死?君王與正義之間是何種關係?為什麼秦始皇有權命令孟姜女為他而犧牲,孟姜女卻不能要求秦始皇為她而犧牲?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會贊同秦始皇對孟姜女的人身和精神支配權? 
這背後就牽扯出「死節」的概念來。所謂「死節」,乃是帝國對臣民的一種政治制度性的安排,也是一種文化道德上的要求。它是對奴隸的最後的、也是最徹底的掠奪。「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為怪,固已大可怪亦,而君之亡猶欲為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 千百年來,士大夫和老百姓皆以為「死節」為理所當然之事,譚嗣同卻發現了這一學說內在的自相矛盾性: 

王鐵珊之祖,死節者也,嘗與論死節之理曰:「君臣以義合者也,人合者也。君亦一民也,苟非事與有連,民之與民,無相為死之理,則敢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斷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是以宦官、宮妾自待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也。況後世之君,皆以武力強取之,非自然共戴者乎?又況有彼此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鐵珊擊節歎賞,稱為聖賢之精微。並言劉夫子於古今君臣之際,亦嘗慨乎言之。而同鄉某或疑為不臣。噫!人心錮蔽,至於如此。焚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秦真鈍人哉! 

譚氏破除民對君的附屬性,石破天驚地指出「君亦一民也」甚至「較尋常之民更為末也」的真理。他認為,在人格與智力上,民與君是平等的。使得民眾「奴在心者」的麻醉劑,乃是建立在「成王敗寇」價值判斷上的「忠義觀」。此「忠義觀」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謊言:「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不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為君主,又諂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 一個有自由意志、人格尊嚴和選擇權利的人,「止有死事的道理,斷無死君的道理」。後來,譚嗣同選擇從容就死,不是為君王而死節(雖然他對光緒評價甚高),乃是「捨生取義」(這裡的「義」已不同於傳統文化中的範疇,乃是一種嶄新的、更高的價值)。譚嗣同的這一舉動,改變了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對「孟姜女」壓倒性的優勢,為後人樹立起了一種嶄新的價值座標。 

要理解「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首先就應重估秦始皇之是非功過。「儒表法裡」的意識形態及其附屬的史觀,以秦始皇為大英雄,推而廣之,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等陰險慘刻之專制君主皆為大英雄,而且有更大的英雄要「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對此種「英雄史觀」作逆向思考,秦始皇的「征服史」即為孟姜女的「淪陷史」,秦政的實行史即為自由的湮沒史,如任不寐所論:「所謂『千古秦制』,中國淪陷史始於秦,始於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就是這個征服者,五千年來卻一直有人視之為英雄。於是中國的歷史就不是孟姜女的歷史,而是秦始皇的歷史。」 被秦始皇所壟斷的歷史,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呢?魯迅斥之為「吃人」及「人肉宴席」,譚嗣同論之為:「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荼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 秦始皇的所謂「統一」難道給民眾帶來幸福和平安了嗎?他運天下於股掌,驅人民如奴僕,修建驪山陵墓光人力便徵調了七十五萬,勞累而死者不計其數。其陵墓高三十丈,周圍五里,內部穹頂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則用水銀造成江河大海。北築長城的工程同樣荒唐,《史記》中記載這一巨大的工程竟然是嬴政聽信一個術士「亡秦者胡」的鬼話而決定啟動的。《漢書》中記載,此一工程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孟姜女只是其中的一個卑微的犧牲者而已。這樣的帝王卻被歌頌為中國歷史上的天大的英雄,倘若堅持如此史觀,只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狀態仍然處於幼稚園的階段。任不寐以「災變論」 的角度觀之並得出如下結論:「耶穌在災民社會永遠不是英雄。災民社會的英雄永遠不是受難英雄,而是強力英雄或皇帝英雄。這種英雄崇拜實質是力量崇拜而不是道德崇拜,不僅僅是偶像崇拜而且是自我崇拜——每個人都想『取而代之』,因此對『英雄的崇拜』無非是得到一種『想像力執政』。」 也正是這種非理性的「英雄崇拜」和「想像力執政」,以及「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高度集權政體,成為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缺乏活力、未能生發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原因,亦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個人崇拜氾濫及文革慘劇上演的內在動力之一。 

在近代思想家當中,譚嗣同是批判秦始皇最力者之一。他發現,秦始皇的可怕之處在於:他成為後世多數帝王傚法的對象,他所創設的制度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樣板。比其個人暴虐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定格為專制主義的循環之中。唐德剛在分析「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時指出:「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裡,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內的絕對權力。」 在秦始皇之下,還有千千萬萬個「小秦始皇」。毛澤東生前多次稱讚秦始皇,顯然並非無的放矢,余英時分析說:「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憑藉上面,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主義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人,又恰好佔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在此意義上,孱弱的「孟姜女」其實無法與強悍的「秦始皇」形成真正的對立。勉強言之,也只是「魚肉」與「刀俎」的對立而已。時至今日,對秦皇的崇拜和對秦制的欣賞依然顯在於當代的語境之中,無論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暢銷小說,還是張藝謀的超級大片《英雄》,都在汩汩地流淌著為專制主義招魂的毒液。在此情境之下,要建立以「孟姜女」為主體的「公民的歷史」和「個人的敘述」,依然難於上青天,它所必須的前提是對民主、自由、個人價值、個體尊嚴這樣一些現代概念的確立和認同。 

兩千年以來,「劉項觀始皇」式的「英雄崇拜」或「皇帝夢」綿延不絕,「吾當取而代之」或「大丈夫當如是也」的「豪言壯語」成為無數中國的人生格言。對於那些聰明者而言,人生理想無非如是:當皇帝不成,退而求其次,可以當帝王師;當帝王師不成,再退而求其次,可以當太監。中國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一言以蔽之,均成為秦政的守護衛士和君王的辯護士。長期養成的惰性,使得民眾和士大夫均認為君王的存在和君主獨大的地位是順理成章的、必須的,沒有君王大家反倒無法生活下去了。於是,譚嗣同以法國和朝鮮為例,闡明此一慣性思維的虛假性: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為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為是言,豈非君主之禍,至於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譚嗣同自覺地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資源。與之「去君主」的誓言相對照,中國兩千年來一直實行的「君為臣綱」之倫理,使得專制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成為主流,朝代之更迭亦對此毫無影響。秦制經過明清兩代統治者的高度強化,遂成為屠戮民眾肉體、戕害民眾精神之殺人機器。清朝由於是外族入主中原,為鞏固其權力並獲得漢族士紳階層的效忠,其統治者在支持儒家思想的時候比漢族有過之而無不及。歷代滿清的皇帝都很重視儒學,「欽封以前各代文章、行為與思想和諧一致的名儒為『聖人 』。強調社會責任合倫常的宋代程朱學派是保證對社會進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絕妙工具,因而從順治到乾隆諸帝不斷地對儒家經典本身予以筆評,頁對宋儒們那些博學的論著加以筆評,並將朱熹的著作結集印行天下。帝國的權力正在創造出『帝國的儒學』。」 到了清末,政治日漸衰敗,呈現江河日下之勢;文化亦是一片蕭條,再也無法為其依附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論創新」。儘管如此,大清帝國殺人的能力卻並未減弱。雖為封疆大吏之貴公子,譚嗣同亦敏銳地覺察到了朝廷已處於積重難返、無藥可救之絕境,以及統治者為保衛權力「磨刀霍霍向牛羊」之殺機: 

今日所用,不但非儒術而已,直積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猶謂不當變者,抑嘗深思而審處上下古今一綜計之乎?然以積亂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欲盡取周公之法之幾經歷代聖君賢相創述因革,衷諸至善,而後有此鬱鬱乎文之治,為兩漢所可復而不復,而使一旦復於積重難返之時,則勢亦有萬萬不能者。 

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頭四目,而智力出於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眾哉?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莊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田成子竊齊國,舉仁義禮智之法而並竊之也。 

在譚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種專制主義制度已到了「無法」和「無情」的階段,儒學的面紗已拉下,謊言與欺騙已不足恃,剩下來的惟有恐怖而已。專制制度的最惡毒之處,便在於其鉗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專制之制度可覆滅之,而自由之心靈的恢復則困難百倍。這一事實讓譚嗣同不得不悲觀。秦政之毒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沉澱下來,終於到了快要決癰之時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雖然光明即將來臨,但此刻卻正是整個黑暗時代中最為黑暗的時刻。此乃病入膏肓的專制皇權之「迴光返照」,但此最後的博殺卻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譚嗣同在寫下這些悲涼的文字的時候,已然感覺到了自己終將不免——面對冷漠的長城,譚氏又是一個長歌當哭的「孟姜女」。 

「孟姜女」的哭聲在漫長的歷史中只是二三異數而已,官修史書不是此哭聲的「回音壁」。史官的作用在於維護帝國穩定,在此大原則之下他們認定「孟姜女」乃是 「不穩定因素」,竭盡所能將其從歷史中剔除出去。然而,秦政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穩定」,因為專制制度本身的若干特質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超不穩定結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它成為自身的顛覆者。秦政將君權神聖化,並有「儒表法裡」的意識形態為支撐,但始終無法克服這樣一種原生的自殺性機制——它將權力絕對化於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無法避免的弱點」,此弱點稍一暴露,立即會為他最親近者所乘,「有如一個巨大的機器的發動機裡投下一顆小石塊,轉眼之間,便全部失靈,乃至破壞。並非這一顆小石塊有這麼大的破壞作用,而是它憑借了全副機器得以運轉的中心,才有這麼大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一年,肇始於武昌的一場小小的兵變,成為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垂死掙扎多年的滿清帝國終於被它所徹底壓垮。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君主專制政體至此劃上了半個句號。這一結局,也許早在譚嗣同的預料之中吧。 

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仁學》之中。《仁學》是在譚嗣同被難後數月之內,於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別在上海出版的《亞東時報》與日本橫濱出版的《清議報》陸續發表。「當時中國的讀書人,除了頑鈍不化的以外,可說沒有不被他的慷慨義烈的精神所震撼的。」 譚嗣同剛過而立之年即死難,未及對《仁學》書稿進行打磨與拓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於「成熟」。加之他身處晚清新舊傳統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之師友眾多,他個人的思想也龐雜而多變。儘管如此,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前夕,譚嗣同敏感地觸摸到了這一尚且微弱的脈搏,博采眾家,釀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 「仁學」思想體系。 

譚嗣同的死難證實了專制主義政治和文化傳統「自我毀滅」之特性,維新變法亦無法使之起死回生,義和團運動之後清廷手忙腳亂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滅亡。如徐復觀所論:「兩千年來的歷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專制這架大機器之下,作補偏救弊之圖。補救到要突破此一專制機器之時,便立刻被此一機器軋死。一切人民,只能圍繞著這副機器,作互相糾纏的活動;糾纏到與此一機器直接衝突時,便立刻被這架機器軋死。這架機器,是以法家思想為根源,以絕對化的身份、絕對化的權力為核心,以廣大的領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為營養,以軍事與刑法為工具構造起來的。一切文化、經濟,只能活動於此一機器之內,而不能溢出此一機器之外,否則只有被毀滅。這時中國社會停止不前的總根源。研究中國歷史,不把握到這一大關鍵,我覺得很難對中國歷史作出正確的理解。」 由是觀之,譚嗣同乃是抱著與此一機器同歸於盡之心赴死,他雖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機器也終至崩潰,如錢穆所云:「復生身後,所謂沖決網羅之思潮,則演進無已。辛亥革命,君臣一倫終於毀滅,平等、自由之聲浪日呼日高。凡《仁學》與《大同書》之所蘄向,方一一演出。」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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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之死 


  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廣東的「讀友」的來信。寫信的是一名高中復讀生
,由於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討論到目前中國中學教育的弊端,他便以「親歷
者」的身份告訴我許多切身的感受。我重視這樣的來信,寫信的人都會掏
出心窩子來,告訴我許多被《人民日報》之類的「謊話大王」一層層地掩
蓋起來的中國社會的真相。 
  信中寫到:「在我們這裡,復讀一年可不是什麼新鮮事,復讀兩年、
三年,甚至更長的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名『高四』畢業生,我覺得我們的
壓力是巨大的。這壓力不單單來自於繁重的學習任務,更大的是來自於這
套制度為我們營造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氛圍之中,每一雙眼睛都在關注
著我們,父母、親人、朋友,我們深知他們是出於對我們的關心才這樣,
但每每這樣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壓力。在其他人眼裡,我們的前程,就
在於我們每次考試的成績。成績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績差的卻有天壤之
別的待遇。每當看到電視報紙對『高考狀元』的大量報道時,我都會立即
轉移視線,為什麼我們的主流媒體只會將『狀元』們大肆報道,而對那些
自殺的落榜生卻隻字不提?」
  他接著寫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溫
嶺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語文後不久就跳樓自殺了,她無法查收如此巨
大的壓力,終於以死宣告與高考制度的徹底決裂!這並非空谷回音,它每
年都在發生,在我身邊就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學,第一年考得
不好,復讀一年還是落榜了,終於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
她入學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傑,你說過:那射向柔石、
瞿秋白和聞一多們的子彈並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
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捨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見』的力量。
但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高三學生不都生活在這股力量的陰影之下
嗎?!」
  就在我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新的一學期剛剛開學,我在網上看到幾則
由於無錢交學費、無法繼續上學,幾個孩子走上自殺之路的消息。孩子們
「前赴後繼」地死去,有的是因為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有的則是不能忍
受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們的死亡無損於「帝國的偉大」,無損於中央
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矜持而高貴的微笑;
他們的死亡無損於教育部長陳至立躍升為國務委員,也無損於冠冕堂皇的
「義務教育」的法令。「小康社會」的繁榮圖景遮蓋了他們靜悄悄的死亡
,而習慣於歌功頌德的記者們也不會把他們的死亡當作「新聞」。
  有人說教育是當今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也有人說中共
建政之後「最大的失誤就在於教育」。據報道,今年秋天,僅僅是寧夏省
的一個貧困縣,有兩萬以上的適齡兒童失學。當地教育官員表示:「這些
孩子面臨的不僅是失學問題,而且是吃飯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連飯也沒
得吃。」當越來越多西部地區農民的孩子因為父母無力承擔昂貴的學費而
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機會時,「三個代表」就成了一個荒唐而辛酸的笑話
。那些「自動」地成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們,哪
裡會把這些學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們在忙忽著貪污受賄,忙忽
著辦理外國護照和海外帳戶,忙忽著吃喝嫖賭種種事務。連扶貧款都會被
私吞,連希望工程的捐款都會被挪用,在這個權力崇拜的國度裡,孩子當
然是被大人無償犧牲掉的「無權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進入學校的孩子,也並不意味著就能「憑借教
育獲得解放」。相反,他們長期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謊言的熏陶
,還要承擔升學的壓力。在中共嚴格控制下的各級教育機構裡面,許多教
師都把學生當作「工具」和「符號」──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是學生的「身
份證」,幾組簡單的數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為教育者們所看重。大部分教
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以及班級高考上線的人數,而不會關心學生心靈的成
長和精神的健全。於是,我們看到了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地獄學校」雨
後春筍般產生,儘管這所學校每年都把數百名畢業生送進重點大學,但學
子對母校卻唯有噩夢般的回憶;於是,我們看到了「神童製造商」聶其文
被家長們奉為楷模,儘管他的兒子聶願願十五歲考上名牌大學、成為「少
年天才」,但孩子卻對記者說:「恨不得將父親殺死!」於是,悲劇屢屢
發生。中國的教育生產線生產出了無數的冷血動物和精神殘疾者,他們擁
有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不具備普通人的愛心和良知,他們中有在美國槍殺
導師的盧剛,也有用硫酸去傷害黑熊的劉海洋,還有貴州安順因為不堪父
母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而將父母毒死的十五歲的雙胞胎姐妹。
  孩子們紛紛死去,或者四肉體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這是一個
我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我們對孩子的死亡熟視無睹的時候,我們民族還有
什麼希望呢?然而,還是有御用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
是世紀」──我不知道,一個充斥著文盲和瘋子的國家,怎麼能夠領導世
界、怎麼能夠主導全球文明的發展方向?

────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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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廳中的男人和女人們 


在這座並不貧窮也不富有的小城,開張最多的是卡拉OK廳。這座城市剛剛開始經濟的騰飛,老城轟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綠綠的建築向城郊延伸。街道上,建築材料還沒有收拾乾淨,兩邊鱗次櫛比的卡拉OK已經開張了。 
「天外天」、「樓外樓」、「小瀛州」、「芳草地」、「紅太陽」、「鳳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標誌和夜間閃爍的霓虹燈,標示著城市最有活力的去處。當街的鋪面是餐館,OK廳在後面的曲徑通幽處。一間間華美富麗的廳堂和包間,地毯、牆紙、吊燈、音像設備、沙發、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們。當跑調的歌聲傳出門外,傳到街道上時,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們往往皺起眉頭──他們都是沒有錢破費的可憐人。
卡拉OK廳裡的男人們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與彼岸之間,是一座搖搖欲墜的橋,他們憑著智慧與機遇,以及智慧與機遇以外的東西,終於到達彼岸。在中國,此岸是煩惱人生:擠公共汽車、啃大白菜、睡亭子間、做美麗了無數年的夢;彼岸則是快樂人生:坐豪華轎車、吃飛禽走獸、住廣廈別墅、享受提前實現的夢境。卡拉OK廳,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們不是官員便是老闆,這是兩種能在任何地方獲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廳。他們在這裡比在自己的家裡還要舒服,舌間的美酒,杯裡的女人,是辛勞了一天之後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們太累了,官場、商場、戰場三位一體,在明槍暗箭、爾虞我詐中生存下來,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像要艱難得多,複雜得多。
女人們也在戰鬥著。她們並排坐在暗紅色的真皮沙發上,等待著客人的召喚。在這四季都開著空調的房間裡,她們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溫度,永遠是盛夏的打扮,背帶裙、小背心、牛仔短褲、水晶涼高跟鞋,裸露著大片大片的面積──肩、背、腰、肚臍和大腿,捕捉著黑暗中窺探的眼光。狩獵的是被窺視者,被狩獵的是窺視者,這裡執行著另一套邏輯。她們的臉上塗著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鮮艷的口紅,臉上凍結著冰涼的笑容,微笑是指揮一組臉部肌肉精巧地配合運動的產物。她們翹著「二郎腿」。讓大腿更加修長,讓裙子顯得更短。她們塗著指甲油的手指夾著燃燒的香煙,香煙越燃越短,正如她們的青春。她們卻渾然不覺。
這時,肥大的身軀的面孔貼了上來,嬌小的她們迎了上去。
她們的身世並不撲朔迷離。也許昨天她還是一名初中課堂上的學生,不用功,成績平平。沒有考上高中,既不願到父親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資的小廠裡幹活,也不願留在家裡受窩囊氣。某一天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跑出來,一下子便喜歡上了這最能賺錢的行當。也許她剛剛嫁給一個同村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她幹不了農活,受不了窮,跑到城市裡來。可她一沒技術,二沒文化,能做什麼呢?這個龐大的行業裡,大多數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沒幾個擁有傳奇故事。她們幾年前還那麼膽小、羞怯、沒心眼;幾年後卻已練達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內心世界,知道怎樣讓對方愉悅,怎樣賺到更多的錢。這就是風塵。她們跟老闆商討分成的比例,不願幹了,立刻轉到另一家。這個行業是流動性最大的行業,房間還是原來的房間,小姐卻換了無數個新面孔,「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門口永遠是閃爍的燈火。
關於愛情,她們無話可說。她們相信的只有錢。關於信仰,她們同樣無話可說──那些偉大的偶像般的男人們,在她們面前露出豬的本性。那些萬人大會上宣講理想與崇高的男人們,那些在辦公室裡指點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們,那些在電視節目滿臉和靄可親的笑容的男人們,那些名字在報紙上散發著詩意的男人們,那些在剪綵儀式上手拿金剪刀剪綵的男人們,那些製造著燦爛的辭章和顛撲不破的真理的男人們,撲到她們的身體上時,都變成了一堆蠕動的爛肉。她們還能相信什麼呢?她們的小屋,只有一張彈簧床,一隻皮箱。客人走後,她們擦洗著臉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邊還迴盪著男人野獸般的喘息,腹內洶湧著經潮的疼痛,她們捏著一大把鈔票,這是一個農民幾個月、一個工人一個月的收入,而她們只需要幾個小時。她們想笑,臉上的表情卻比哭還要難看。鏡子裡越來越近的三圍顯示了她們已不再年輕。退役吧,退役後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找個老實男人成個家,卻不知道還能不能有兒子?再三修補的處女膜,還是一條通往幸福的孔道嗎?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裡,她們夢見了滿天星辰。
男人們在這裡談成了白天裡談不成的生意,暖昧的燈光下,慾望在蛹殼裡激盪著,發出金戈鐵馬的聲音。白天,彼此那樣不同,文質彬彬的官與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與笑容可掬的商,被慾望征服時卻變得如此相同。還在唱歌的時候,就已經急不可耐,目光像一雙手,撫摸著坐在沙發另一端的女人的隱秘的地方。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如意,他們的世界不是一輪滿月:家裡是蠻不講理的黃臉婆、整天打電子遊戲機的兒子、接二連三的有事相求的窮親戚、一筆賬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個下屬正在興風作浪準備取而代之。沒有卡拉OK廳輕鬆一下神經,行嗎?連孔夫子也說:「食色性也」。這是為了更好地工作。
從廣袤的鄉村和小鎮湧向城市。城市容納了她們,她們也容納著城市的陽具。城市教會了她們很多東西,她們也給城市增添了很多東西,她們終於把城市縮小在自己的子宮裡,她們卻告別了母親的身份。華倫夫人與茶花女,李師師與柳如是,僅僅是異國的或過去的傳說,今天她們無數的同行們正在凸現著這個時代僅存的真實。
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進行著最後的、無所不在的巷戰。戰爭,在卡拉OK廳及類似的場所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之間展開。
金庸在他最後的傑作《鹿鼎記》中暗示,要瞭解中國,先得瞭解皇宮和妓院。
今天,皇宮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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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瑜的自覺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魯迅日記寫道:「夜成小說一篇,約三千字。」這就是短篇小說《藥》。

就在寫完這篇小說之後的一個多星期,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也許不是一個巧合。歷史強大的的脈搏從遙遠的地層下傳來,被敏感的魯迅先生感覺到了、捕捉到了。《藥》是為了紀念那場已經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殞身不恤的先驅。而魯迅選擇這個特殊的時刻進行自己的紀念,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誰能夠保證今天的「五四運動」不會蛻變成另一場鬧劇般的「鹹與維新」呢?誰能夠肯定今天擁簇到刑場上去像鴨子一樣伸著脖子的看客會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說,《藥》是魯迅為作為同鄉的「鑒湖女俠」秋瑾而寫的——從漢字本身複雜的影射功能來分析,「秋」對「夏」、「瑜」對「瑾」,簡單而明瞭,無須再作進一步的索影和考證。然而,在我看來,它更是一篇魯迅寫給自己閱讀的小說,《藥》是魯迅給自己開出一張藥方——正因為如此,《藥》是魯迅寫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說之一。

在小說的結尾處,兩位蒼老的母親不期而遇了。她們的兒子,一個奉獻出了自己的鮮血,一個吃過對方的人血饅頭。可是如今孩子們都變成了小小的墳頭。兩個兒子各不相同,兩個母親卻驚人的相似:「她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古往今來,在這個龐大得沒有邊際的帝國裡,母親們都是被凌辱者與被蒙騙者。面對暴力和謊言,她們無遮無掩地赤裸著。歷史書上有太監的身影,卻沒有母親們的聲音。

統治者從來就不把母親放在眼裡。夏瑜的母親對著兒子的墳流著眼淚說:「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其實,「他們」並沒有冤枉夏瑜,他們總是能夠極其準確地從人群中發現夏瑜的身影——從譚嗣同到秋瑾,從劉和珍到聞一多,從王實味到林昭……劊子手砍下頭顱,刺刀割斷喉嚨,子彈穿透胸膛,「他們」何嘗對「夏瑜」們心慈手軟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哪一頁不是蘸著鮮血寫成的?)而白髮更多的華大媽也在兒子的墳前慟哭了一場,她呆呆地坐著,不知道在等待什麼。除了眼淚之外,母親們找不到別的表示憤怒的方式。一夜之間,她們的背都被苦難壓駝了。真的,母親們的苦難比兒子們還要深重。(因此,我無比厭惡那諸如「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的淫詞艷曲——「祖國」時刻都在辜負「母親」,「祖國」從來都是作為「母親」的對立物而存在。我愛「母親」,我不愛統治者的「祖國」)

沒有人會理解你(包括你的母親),你的結局是在民眾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當中,有你的兄弟——對於這樣的命運,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熱情似火的大學生們喊出「理解萬歲」的口號時,我不得不感慨於歷史的弔詭與無情。我們的退卻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底線,我們錯誤地把愚昧當作智慧來供奉。真理總是被徹底地忘卻,而謬誤總是能夠沉澱下來。其實,「理解」了又怎樣,「不理解」又怎樣?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會不斷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個真的勇士,即使帶著沉重的枷鎖也會縱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著要求某種回報,而夏瑜是不需要回報的。肩起閘門是夏瑜們自己選擇的事情,至於孩子們是否都會跑到光明裡去,那是孩子們的事情。

在茶館裡,劊子手康大叔對著一班低聲下氣的街坊高談闊論道:「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幾千年來,在諾大的帝國網絡內部,除了作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兩種人,一種是奴隸,另一種是奴才。我們生下來就是奴隸,魯迅說,奴隸再向深淵墮落就成了奴才——而對於大多數的奴隸來說,奴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身份。在《藥》裡,在我們每天都在面對的現實生活中,如果說康大叔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奴才,那麼那些津津有味地傾聽他講「故事」的大眾就是奴隸。奴才是罪惡的實施者(當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隸則是每一次罪惡忠實的看客。因此,在東方那綿延不絕、金碧輝煌的宮闕下,作為「漏網之魚」的夏瑜,從來就沒有奢望過要獲得那些網中之魚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堅固的漁網,僅僅是他自己的選擇。他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網依然沒有破。不過,他已經盡力了,他死而無憾。

康大叔講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獄卒阿義因為沒有在夏瑜的身上撈到油水,便狠狠地給了他兩個嘴巴。當聽眾開始為這一情節喝彩時,康大叔卻緩緩說道:「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聽眾之一的花白鬍子的人說。
康大叔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
人們恍然大悟地說:「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

魯迅先生寫到這裡,「狂人」的意象再次凸顯出來。在那些「奴在心者」看來,一切的自覺者都是瘋子和狂人,一切的吶喊者和愛人者都是破壞「規矩」和「穩定」的壞人。這是東方社會特有的「眼光」。韓國學者金彥河在他的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中的瘋狂主題》中指出:「魯迅透過狂人和瘋子發現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運的韌性反抗者,即使它們是歪曲的形態;進一步他又發現了民眾潛在的革命動力和現實上歪曲外表之間的矛盾。」在寫《藥》的同一年裡,魯迅在雜文《暴君的臣民》中寫道:「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之苦』做賞玩,做慰安。」顯然,魯迅與「民族魂」這個莫名其妙的謚號無關,他是這個民族最惡毒的詛咒者和最決絕的背叛者。這個民族有自己的魂嗎?魯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彥河所論:「魯迅認為,中國人本質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靈魂,並且中國文明不過是掩蓋這些醜惡本質的好看的外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本人也是狂人和瘋子序列中的一員,他對「尋根」和「招魂」都沒有什麼興趣,那是國粹派們喜歡的工作。

說到底,魯迅依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藥》中,沒有出場的夏瑜的聲音貫徹始終。夏瑜始終像一塊閃光石一樣,在屋子的角落裡默默地發著光;夏瑜始終像一團燃燒的火花一樣,在寒冷的冰川之中獨自發散著溫暖。夏瑜是一個自覺者,也是一個獻祭者。與其說夏瑜們是「中國的脊樑」,毋寧說他們在人間活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的脊樑的狀態來——他們讓自己擁有了不屈不撓的脊樑,與「中國」無關。當夏瑜在說阿義「可憐」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誠懇的,同時也是堅強的;正如耶穌憐憫那些毆打他的士兵和群眾,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夏瑜們從來就不相信烏托邦和黃金時代,而這正是他們樂觀主義的基點。當耶穌走上十字架的時候,並沒有指望信徒們會為解救他而發起暴動,也沒有指望自己的鮮血立即就能喚醒沉睡中的人們;同樣的道理,當夏瑜在獻祭出自己頭顱的時候,並沒有奢望從此以後人人都成為「天下」的主人,也沒有奢望從此以後這個邪惡帝國就能迎來片片燦爛耀眼的陽光。

夏瑜們面對的是一個比他們強大千百倍的「無物之陣」,譚嗣同面對過,林昭也面對過。你揮出拳頭去,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你的鮮血在流淌,這片像荒漠一樣的土地卻立即將它吸乾。你連殉難者的命名也無法獲得,人們甚至會嘲笑你:看哪,那個傻瓜!人們成為看客,成為罪惡的一部分,這是龐大的犯罪計劃中最邪惡的一個章節。緬甸的人權鬥士——那個無比柔弱又無比剛強的美麗女子——昂山素季曾經說過:「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畏懼、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不知不覺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她揭示了這種制度的重要一面,而在我看來,它還有同樣重要的另外一面——極權主義體制還是一種建立在愚蠢、蒙昧和欺騙基礎上的系統。當恐懼和愚昧同時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的時候,邪惡就滲透進人的心靈和每一個毛孔之中。轉瞬之間,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自由統統都將灰飛煙滅、不復存在。夏瑜的死亡悄悄地被歷史的書寫者置換成一出喜劇,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在單調的生活中,人們的感覺系統麻木了,有時倒還需要一點類似的「調味品」。

然而,夏瑜們還從奴隸和奴才的行列中勇敢地、絕決地走了出來。鎖鏈拖在石板路上發出刺耳的聲音,六月的陽光撫摸著他們青春的臉龐。這是北中國青草生長最為繁盛的季節,然而黃土已經準備接納他們的軀幹。他們是孩子,他們要不顧一切地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真相;他們又是智者,他們不允許皇帝的陰影長久地擋住太陽的光芒。
正是有了夏瑜們的存在,我們才不至於對這個世界完全絕望。
從某種意義上說,夏瑜們確實成了我們這個罪惡民族靈魂重生的一劑「藥引子」——不過不是以「吃人血饅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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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吹口哨的人」 


「我們是吹口哨的人」——那些監督政府的民間組織 
余傑
在民主社會,有瞭解、被告知政府在做什麼和為什麼這麼做的基本權利……隱秘暗昧是有腐 蝕性的:它與民主的價值準則背道而馳,且損害民主進程。隱秘建立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 間互不信任的基礎之上;同時,它又加深了這種互不信任。
——斯蒂格利茨《透明度在公眾生活中的作用》

「吹口哨的人」
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在政府與公民個體之間,存在著一個寬闊的公共空間。在這次 美國之行中,我觀察到了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現象:美國大大小小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 間組織居然如此之多。在美國的政治生活和公眾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這類民間組織都發 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有一位美國學者這樣說過:「在許多美國普通民眾心目中,可以 沒有政府,但不能沒有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
在華盛頓,我先後訪問了幾個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機構是「 政府職責促進會」(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簡稱GAP)。在華府市中心的 一棟高級寫字樓裡,我會見了該組織的負責人克拉克先生(Louis A.Clark)和負責法律事 務的律師馬丁先生。
克拉克曾經擔任政府官員,後來參加GAP.他告訴我:「這是一份具有相當的挑戰性的工作。 」GAP成立於一九七七年,其經費來自於一些獨立的基金會,因此它挑選一般項目都不考慮 盈利,只有少數的研究題目能獲得一定的報酬。該組織關注的焦點是政府和法人的責任問題 ,致力於保護公民的知情權,促進政府承擔自身責任,其研究領域包括武器監督、環境保護 、食品安全、工人健康和國家安全事務等。近年來,GAP主要從事以下三件方面的事務:第 一,為那些因揭露政府強力部門以及大公司內部的陰暗面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僱員們提供免 費的法律幫助,幫助他們打贏「螞蟻撼大象」、「牛犢頂橡樹」的官司;第二,通過傳媒將 搜集到的關於腐敗的資訊向全國公眾傳播,讓腐敗分子無處藏身;第三,向國會提出議案, 促進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雖然GAP只是一個小小的民間機構,但觸動的卻是高官顯貴們的 切身利益,因此他們不無驕傲地自稱為「吹口哨的人」。目前,GAP一共擁有二十六名正式 的工作人員,以及五十個大學生志願者。他們在華盛頓和西雅圖設有兩個辦公室。
馬丁在法律界大名鼎鼎,如果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他可以輕輕鬆鬆地拿到百萬美元的年 薪,他卻寧願來到GAP來工作,每年只收入十多萬美元。馬丁說:「這份工作很有意思。」 看來,美國有不少不受金錢誘惑的理想主義者,在許多美國人心目中,錢並非唯一重要的東 西。
馬丁向我介紹了由GAP經手的一個著名的案件:在華盛頓州某處的一個軍事基地,出現了嚴 重的核污染事故。軍方一直試圖掩蓋這一情況。在軍事基地工作的僱員們發現了真相之後, 開始團結起來,一起控告軍方在事先沒有告知的前提下讓他們到有放射性危險的地方工作。 這是一個艱難的官司,軍方動用了一切力量阻止調查的深入。而馬丁率領著一群GAP的律師 們義務接手此案,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替這些受害的僱員打贏了官司。
馬丁指出,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美國是全球最廣泛利用核能的國家之一,核電站一方面給 公眾帶來廉價的能源,一方面卻產生核廢料遺漏的問題。美國是除了俄羅斯之外核廢料污染 最為嚴重的國家。這些核廢料的毒害將是長期的,一般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後才能發現。因 此,馬丁強調說:「我們必須從現在就開始檢查,否則今後這些核廢料將貽害無窮。GAP曾 經組織了全國三百名頂尖的物理學家參加一項關於核廢料遺漏情況的調查,並向政府提交了 詳細的調查報告。可是政府仍然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以改善這一狀況。」
聽了他講述的這一切之後,我感歎說:「這個故事有點像好萊塢電影《鵝塘暗殺令》。」對 美國社會的觀察和評論,其前提應當是老丘吉爾說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度僅僅是一種最不 壞的制度。」如果把美國的民主制度過於理想化,就看不到光芒背後的黑暗,看不到美國社 會中亦存在的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民主制度僅僅是一種能夠最大限度地約束人類自身的罪 性的制度,它無法消滅人的罪性。
馬丁聽了我的話,哈哈大笑說:「我們的經歷雖然沒有電影中那麼危險,卻比電影講述的故 事更加複雜。」他告訴我,全美共有一百七十七處儲存核廢料的地方,每個地方都有至少一 個像國會大廈的圓頂那麼大的鋼桶。在這些鋼桶當中,有三分之一正在洩露核廢料。這些有 毒的物質滲透到河流和土壤之中,給當地居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危險。近年來,先後有六百 多位工程師提交了厚厚的報告,但政府依然無動於衷。政府的反應既有官僚主義的慣性,其 背後還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軍方將處理核廢料的工作承包給某些民間企業,而這些民間企 業在操作的過程中又偷工減料。軍方的官員由於拿到了回扣,便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馬 丁睜大眼睛、提高了聲音說:「我們既要告這些民間企業,也要告政府的不作為,GAP將鍥 而不捨地告下去。」
深諳政府運作程式的克拉克認為,捍衛民眾的知情權是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像如何處理核 廢料的問題,由於非常專業化,加之政府又有意掩蓋,所以民眾才不知不覺地喪失了知情權 ,問題也就越演越烈。美國的開國先賢麥迪森說過:「想要當家作主的民眾必須用知識的力 量將自己武裝起來。一個民選政府若無大眾化的資訊或無獲此資訊的途徑,那就不過是一場 鬧劇或一場悲劇的序幕,亦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序幕。」《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弗遜也說過 :「如果一個國家期望在文明的狀態下保持既愚昧又自由,那麼這種指望從未也永遠不會實 現。……如果我們要防止無知,又要保持自由,那麼每個美國人的責任就是要博聞廣識。」 因此,GAP的工作重點是擴大公眾的知情權、調動公眾關注政府事務的熱情:公眾知道得越 多,才能享有更多的自由。
經濟復甦與民生安全的對立
克拉克還談及了「九。一一」之後的航空安全問題。在「九。一一」之前,航空安全的漏洞 很多。此後,美國政府成立了龐大的「國土安全部」,在安檢方面做了很多改進。但是,據 GAP聘請的專業人員進行的測試,乘客攜帶武器等危險物品上飛機,百分之九十的時候都沒 有被檢查出來。這一測試結果呈報有關方面之後,卻不允許公開發表。因為政府害怕這個資 料會嚴重打擊公眾的安全信心,進而使得已經陷入困境的航空業和旅遊業雪上加霜。對此, 克拉克嚴厲地批評說:「政府看重的是經濟的復甦,而我們看重的是民眾的生命安全。在這 個問題上,我們與政府是對立的。」
接著,克拉克還談到了森林砍伐和兒童疫苗的問題,並拿出了一大堆觸目驚心的統計資料來 。在森林砍伐問題上,某些伐木公司早已超過了砍伐的指標,卻依然在大肆伐木。而政府疏 於管理,公眾也漠不關心,導致了森林資源受到掠奪性的開發。兒童疫苗的問題更加可怕: 有的兒童疫苗藥品尚未成熟,就開始在學校中廣泛使用,這是某些藥品製造企業的利慾熏心 ,也是負有監管之責的衛生和教育部門的嚴重失職。總結這些事實,克拉克憂心忡忡地說: 「普通公眾過於相信政府的能力,其實我們的政府在許多重要的領域幾乎無所作為。我們的 國家看上去很強大,其實是一艘有很多漏洞的船。我們指出漏洞來,船長肯定不高興,但我 們要對所有乘客負責。」在美國,政府有政府的立場,民間組織和公民個人也有自己的立場 ,而這兩者之間經常是對立的。美國政府不會因為某人批評它,就給這個公民扣上「賣國」 的帽子。相反,很多美國人都認為,對政府批評最為激烈的人,往往是最愛國的公民。
比較美國的各個民間組織,我發現從表面上看,GAP努力的方向顯然與ACLU(美國公民自由 聯盟)相反:ACLU要讓政府少管事,讓政府「還政於民」;而GAP則是要促進政府積極施政 ,改變政府在某些方面「不作為」的態度。然而,他們的工作在本質上卻又是異曲同工的: 都是監督政府、捍衛民權,兢兢業業地充當「吹口哨的人」。
我們的交談剛剛進行了一半,一位穿著橙色襯衣、滿面鬍鬚、身材魁偉的老人走了進來。馬 丁向我介紹說:「這位是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帕斯特教授(Ted Postol)。帕斯特教授受雇 於國防部,從事導彈防禦系統方面的研究工作。前不久,他在報紙上撰文揭露該系統研製過 程中的營私舞弊行為,幾乎引發了一場地震。」帕斯特教授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了國防部的 巨大壓力,便向GAP尋求法律方面的幫助。今天,帕斯特教授恰好到華盛頓來與GAP的律師們 會面,中間還可以抽上半小時的時間與我會談。
帕斯特教授很樂意向我這名外國訪客談他的故事,他沒有「家醜不可外揚」的想法,也絲毫 不覺得向一個外國人講述自己政府的醜聞有什麼不妥。他告訴我,他所在的部門經費動輒上 億美元,許多武器研製專案都承包給民間的公司來做。而軍方高級官員與這些公司在背後達 成了若干默契,一起從中謀取私利。比如,一項導彈實驗,按照規定必須發射三次,他們就 偷工減料一次,而在報告中巧妙地遮掩過去。別小看節省了一次試驗,從中就可以省下數百 萬美元的巨款,供少數核心成員瓜分。而最後的結果是:僅有兩次試驗,系統無法辨認導彈 的真假,使得國家數億美元的經費付之東流。
「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帕斯特教授氣憤地說,「總得有人站出來揭露這一切。」他是受 了羅琳(Coleen Rowley)的鼓勵才這樣做的。羅琳是聯邦調查局的女特工,因揭露聯邦調 查局內部的腐敗現象而受到打壓。最後,她面對媒體說出了自己經歷的一切,並把聯邦調查 局送上了法庭。一個弱女子打破了聯邦調查局內部神聖的「潛規則」,羅琳被《時代週刊》 評為二零零二年的「年度風雲人物」(同時當選的還有揭露安然公司黑幕的女主管等兩位勇 敢的女性)。當時,「羅琳事件」在進入司法程式之後,也曾得到GAP法律部門的援助。正是 有了無數個像GAP這樣的「民主和自由的後援力量」,才使得更多的羅琳和帕斯特這樣勇敢的 公民挺身而出。
「為公眾服務的新聞」
與GAP相似,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社會公正與全球溝通中心」(CenterforPublicIntegrity and Global Access,簡稱ICIJ)也是一個行使監督權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間機構。它 就像一雙警覺的眼睛,時刻緊盯著政府和大企業的所作所為。
在ICIJ總部的會議室裡,前來接待我的是資深編輯卡拉瑞女士(MarianneCarnerer)。卡拉 瑞女士大約三十多歲,是一位來自南非的新移民。一起與會的還有在這裡充當志願者的幾名 大學生。這些大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的專業有新聞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ICIJ 的工作為他們的專業實踐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大舞台。
卡拉瑞女士告訴我,ICIJ工作的重點是對政府的施政能力進行調查和分析,並起草研究報告 ,向公眾發佈。這個組織是著名的新聞記者裡維斯(CharlesLewis)在從事了十一年的網路 和電信新聞之後創辦的。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它已經成為華盛頓非常有影響力的組織之一。 中心堅持非盈利、無黨派的原則,也享受政府的免稅待遇。他們的成員多半是作家、學者和 新聞工作者。一九九七年,中心擴展為一個世界性的組織,現在擁有八十七名記者和編輯人 員,遍佈四十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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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竊鉤者誅」 


二零零三年八月九日,距程維高的七十大壽還有一個月,中紀委提前給他送去了一份大禮:「經中央批准,中紀委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嚴重違紀進行了審查,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撤銷其正省級職稱待遇。」而在此前三四年間,程維高的兩任大秘書吳慶五、李真就先後被捕,並分別被判處死緩和死刑。程的倒台是河北省政壇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個環節。 
程維高的兩任秘書吳慶五和李真都是河北官場的巨貪。兩人隨隨便便以河北某國有企業的名義就能從銀行裡拿到數以千萬計的貸款,然後做一個假帳,錢就流入了私人公司當中。尤其是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後來出任河北省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七年間收取賄賂人民幣六百八十萬元、美元十七萬元、港幣一萬元,合夥貪污公款兩千萬元,與他人合夥非法侵佔愛爾蘭尼瓦利斯公司股權折合四十六萬多愛爾蘭鎊,非法侵吞河北省秦皇島市中興電子有限公司價值一百一十二萬五千美元的股權。一個秘書能夠如此「大肚能容」,不說絕後,也算空前了。 
李真在河北省官場上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公開買賣官位,不僅縣級官職隨意調度,甚至與自己同級的廳級官職也能自由支配,這在等級分明的官場上堪稱奇觀。李真的垮台,引發了河北官場的一次「大地震」,他的案件牽扯到廳級幹部八人,縣級幹部六十七人,其中四十人是一把手。據知情者透露,李真在國稅局作風霸道,有三個秘書、兩個女服務員和一個在部隊服役的警衛人員。副局長及其以下人員向其匯報工作必須提前預約,否則不得進入他裝修得富麗堂皇的辦公室。 
其實,李真並非高幹子弟,他出身貧寒,確實是「崛起於隴畝之中」。他的權力源泉幾乎全部來自於他的主人──前河北省省委書記程維高。可以說,沒有程維高的專權就沒有李真的專權,沒有程維高的腐敗也不會有李真的腐敗,正如《社會觀察》記者曹懷宇所論:「李真之所以這麼肆無忌憚,是有理由的。作為省委書記程維高的秘書,他的膽子是程維高給的。他敢於把雞毛當令箭,至少程維高要給他雞毛並默許是令箭才行。李真在河北省政界能呼風喚雨被稱為『二書記』,實際上執行的都是程維高的指令,當然少不了順手牽羊。」一般人從李真、吳慶五貪污受賄的數量就可以推測程維高貪污受賄的數量,只會多不會少。就好像《紅樓夢》中的描寫,丫頭的裝束尚且讓劉姥姥眼花繚亂,夫人小姐們只會更上一層樓,斷無夫人小姐比丫頭節儉和寒磣之理。 
然而,兩個秘書一個在黃泉路上轉了個彎、一個已經刑場伏法之後,主人卻僅僅失去了「黨籍」和「正省級職稱待遇」。這簡直就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 
我有三個問題想質問有關方面: 
其一,既然吳、李兩個大秘書在五年之前就被立案調查,那麼為什麼要等到五年之後才把他們的後台老闆程維高拉下馬?吳、李兩個大秘書被捕入獄之後,不僅供出河北官場許多同僚貪贓枉法的行徑,也一定供出了諸多關於程維高的劣跡。但是,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程維高依然穩穩當當地做他的省人大主任,同時還利用專政機器對揭發他的工程師郭光允實施逮捕和勞動教養。那麼,程維高的靠山究竟是什麼呢?這個靠山動用了他的影響力,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一直保護著程維高,使他不至於被牽扯到秘書的案件當中,直到紙包不住火為止。 
其二,既然程維高在仕途上最後的一個官職是「省人大主任」,那麼對他的調查就更應當由司法機關介入。在程案中,公檢法部門全都不約而同地缺席了。程固然是黨員,更擔任過省委書記的要職,「紀委」對其進行懲罰是理所當然的,但僅由這樣一個黨的部門來發佈對他處分顯然是不夠的。在這則新華社消息中,絲毫沒有提及下一步是否由司法機關介入、繼續深入調查。這種懲罰方式,就好像大人打幾下調皮的孩子的屁股一樣。程雖然受到了查處,但他依然超然於法律之外。這是對包括憲法在內的諸多法律的蔑視和不尊重。 
其三,秘書伏法而主子消遙,是不是在暗示官僚們這樣的一個道理:官越小越不安全,反之,官越大就越安全?吳、李二人的諸多惡行,都直接與程維高聯繫在一起。拔出蘿蔔哪能帶不出泥來?許多媒體也開始揭露程的一些具體的「嚴重違紀」的事實,如干涉建築工程和高速公路修建、買賣官爵、迫害揭發他問題的幹部百姓等等。豈止是「嚴重違紀」,件件都是嚴重的犯罪。然而,直到今天為止,程維高依然沒有被進行司法意義上的調查,他甚至連「犯罪嫌疑人」都算不上。 
。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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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季羨林的「祝壽大會」所想到的 


前些天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一篇報導:《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季羨林先生九十二華誕暨人文教育主題茶話會側記》,作者宋曉夢。不妨把這篇妙文抄在下面: 
依舊是一襲藍衫,依舊是氣定神閒的模樣。當大病初癒的季羨林先生出現在眾人面前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慶賀季先生九十二華誕暨人文教育主題茶話會十月月十二日在北大杓園舉行。據說,今年八月,季先生生日的前一天,門前乾涸了很久的池塘中,季先生親手種植的、曾被週一良教授稱為「季荷」的滿塘荷花,清晨竟然全部開放。人們都說,這是先生的精氣神所致。 
人文教育是季先生一貫關心的,所以今天的慶賀會加入了人文教育的主題。周汝昌教授首先以陶淵明的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先生祝壽。他說,菊花可以延年益壽,是最祥瑞的東西;我們為人祝壽時常說「壽比南山」。周老希望能有學術團體經常創造些機會,「讓我們幾個老書生見見面,同時也讓人文科學在社會上更受重視。」 
楊叔子是到會的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教育部人文教育委員會主任,目前正在北大蹲點。他回憶了季先生曾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人文精神是甚麼?一是愛國,二是有骨氣。他說,季先生對我國人文教育的貢獻值得我們永遠感激! 
金開誠教授是帶病前來為季先生祝壽的。前不久聽說季先生急診住院他很擔心。當看到已經擺脫了病魔的季先生臉色紅潤,精神矍鑠,金教授非常高興。他說,甚麼叫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要把人教育成文明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人有榮辱感。季先生並不為自己追求甚麼榮譽,但他以自己的言行、成就贏得了崇高的榮譽。 
來給季先生祝壽的還有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他說,任何人都生活在人際關係之中,商場不是戰場。戰場你死我活,商場「和解就是雙贏」。今天是對手,明天就可能是合作夥伴。漢民族是個寬容的民族,當你看到「和解就是雙贏」的局面時,你就會感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 
葉朗教授的發言滿懷深情:加強人文教育就要在大學營造一種氛圍。北大之所以有一種特殊的氛圍,就是因為有季先生這樣一批大師。他們的人品、學問、胸襟、氣質以及驚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北大的學生。 
郭預衡教授認為,現在一些人文教育的文章太深奧,讓人看不懂。如果能像季先生那樣實實在在做人,樸樸實實做學問,寫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文章來就好了。 
本來,侯仁之、張岱年、林庚三位老先生也要來祝壽,季老連忙定下一條原則:比他年紀大的都不許來。結果,三老都捎來了賀信。 
在慶賀會臨近結束時,陳祖芬女士代表大家向季先生獻上一束盛開的鮮花。季先生感謝大家的鼓勵,並介紹了他近期將發表的一篇學術文章。他說,將來人文科學的發展,必定是西方的分析加東方的綜合。 
讀到這樣的文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如果不是周星馳式的幽默的話,也虧得這個記者能夠寫出如此文字來。都已經是甚麼時代了,還在渲染生日荷花開之類讖緯的把戲!這位記者簡直把季老當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他大概也把自己當作神仙了!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並以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由此可見,中國文人的虛妄和自戀達到了一種怎樣的境界!昔日,劉邦不是說自己曾經路斬白蛇、乃是天子下凡嗎?這種鬼話歷代統治者都喜歡編造,「盛世」哪能沒有「祥瑞」的出現?最後,文人們也攀附其後,開始製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舉的范進之後,胳膊不就抬不起來了嗎? 
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一份專門給知識份子看的國家級大報上,居然還在津津有味地講述類似的、「天人感應」的荒唐故事!我想,季老的「功力」簡直比那些研究轉基因的生物學家還要高,能夠遙控花開花落。既然季先生的「精氣神」有如此厲害(不亞於《封神演義》中各路呼鳳喚雨的神仙),那麼他為何不讓農民地裡的糧食畝產上萬斤,不就一下子解決了中國「扶貧」的難題嗎? 
同樣可笑的下面諸位「大師」的發言。楊叔子院士好像當過華中科技大學的校長,他居然說中國的人文精神第一是「愛國」。我不知道古人愛的是甚麼樣的「國」,因為直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都還沒有形成。中國歷代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而沒有「國家」的概念。所謂「愛國」,其實也就是「愛皇帝、愛皇后、愛貴妃們乃至愛服侍皇帝的太監們」而已(如方孝儒的愚忠),這叫甚麼「人文精神」呢? 
金開誠所謂的「知榮辱」、郭預衡所謂的「樸實」、葉朗所謂的「驚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話倒是不錯,但在我看來,對季老而言顯然是過譽了。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其衡量條件之一便是「知行合一」。然而,即便是季老本人恐怕也沒有做到「知行合一」:近年來,季老堪稱「電視明星」,時時在電視鏡頭前對自己並沒有研究過的諸多領域發表「高見」。他本來是研究梵語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卻對媒體張冠李戴地賦予他的「國學大師」的稱號安之若素。記得我在北大唸書的時候,北大的校刊上還登過這樣的一則消息:季老雖然不是D員,卻不顧嚴寒,精神抖擻地去「列席」北大的D代會。對此,我真是不知道說甚麼好。 
季羨林是九十年代以來「國學熱」的鼓吹者。對於這股腐屍般的思潮(它又與大言不愧的種種「後學」巧妙合龍),我個人是無比的厭惡。我們對傳統文化不是批判得過頭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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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話比文學更加重要 


真話比文學更加重要——青年評論家余傑訪談錄 
本報記者 秋歌
關鍵詞——真話
秋歌:印象中很少讀到你對九十年代漢詩(如韓東、於堅、張曙光、臧棣等)和九十年代小說(如朱文、魯羊、李洱、李馮等)文本的解讀和評價,這是否與你的專業或興趣有關?你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麼?
余傑:是的,這幾年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已經告別了文學。我對中國當代文學極其失望,我最近在一篇題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缺陷》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當代文學存在著以下五個方面的致命缺陷:(一)只有聰明沒有智慧(如錢鍾書、王蒙);(二)只有抒情沒有真相(如梁曉聲、余秋雨);(三)只有暴力沒有愛(如張承志、王朔);(四)只有「活著」沒有信仰(如余華、賈平凹);(五)只有此岸沒有彼岸(如路遙、北島)。我深切地感受到,看一部《悲慘世界》所受到的靈魂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禮,遠遠勝過讀一百部中國當代的作品。
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作家本來應當是值得大眾信賴的人,在西方一旦發生什麼事件,人們寧願相信作家的看法而不願相信政治家的看法。這種信賴感說明作家是社會良知的捍衛者。但是,在當代中國,許多作家都已經小丑化了,沒有人信賴他們,人們把他們看作娛樂人物,與影星、歌星和體育明星一樣。
因此,我對自己的定位是,首先要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說真話,看起來很容易,其實很難,尤其是在我們這個習慣謊言的國度裡,說真話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真話比文學更加重要。
關鍵詞——魯迅·李敖·王小波
秋歌:溯著時間之流上下,你總會遇見魯迅先生,兩個人會聊些什麼?若見到李敖和王小波呢?
余傑:我不會說那些別人都會說的讚美的話,我會坦率陳述自己的不同意見甚至是尖銳的批評意見。比如,見到魯迅,我會問他為什麼一直沒有看透蘇聯斯大林帝國的真相,對這樣一個恐怖政權持美好的想像,而他的同代人如胡適和陳獨秀都已發現了蘇聯的黑暗和邪惡?見到王小波,我會告訴他,我最喜歡的不是他的小說、也不是他的雜文,而是他寫給妻子的那些信件。見到李敖——如果到台灣訪問倒是有機會見到他,我會批評他對女性的不尊重,批評他過度的自戀以及由此造成的對政治的狂熱,當然還有他文字的粗糙(雖然他自己認為自己的文字很好)。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要學會聽不同的意見,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正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關鍵詞——中學語文教育
秋歌:近年來,中學語文教育在批評和反思中正在進行漸進的改革,這也是你和錢理群先生、摩羅先生等學者傾盡心血關注的問題,最近有哪些思考?
余傑:中學教育是根基,是思想啟蒙的開端。中學語文教育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泛政治化」。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把語文當作語文來教,而當作政治來教。這樣,語文課不僅沒有賦予孩子們用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基本能力,也沒有傳達給孩子們正常的審美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我想,除了中學語文教育工作者之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知識分子來關注這一問題。
於是,在一九九九年,我與摩羅、孔慶東合作編寫了一本名叫《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論文集,它彙集了各界人士對中學語文教育改革的思考。然而,此書剛一出版便像捅了馬蜂窩一樣,頑固派們先後在《中國教育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整版文章,進行口誅筆伐。就連為此書作序言的錢理群教授,也成為眾矢之的。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其實,對方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經濟利益——教材的壟斷經營,讓教育部下屬的出版部門每年獲利達數十億人民幣之巨。與電信、鐵路、郵政、民航這些壟斷巨頭一樣,這更是一處不為人所知的「黑洞」。他們生怕失去這塊「禁臠」,所以不惜扼殺一切改革的意見,不惜在政治上「上綱上線」,不惜犧牲幾代中學生的前途。
讓語文回到語文,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胡適早就有深入的闡述。胡頌平編著的《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有多處涉及國文教育。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胡適說:「所謂國文,是要文章寫得好,可以給學生做模範;為什麼要選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黨國要人的文章也作國文念了,他們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寫得好。這些也編入教科書裡去,其實是不對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當胡頌平問「先生可否另選一部國文教科書」時,胡適回答說:「我倒可以選一部。我總以為傳記最難寫,應該多選些傳記、小說,一些有趣味的讓學生讀。我想選兩部,一部白話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齋誌異》中選幾篇,比較有趣味。」可惜胡適一直沒有完成這一心願。
後來,我們部分地完成了胡適的這個心願。我們組織了一批優秀的大學人文學者、作家、中學語文教師以及中學生代表,一起編寫了一套《新語文讀本》。參照傳統教材的體例,但在內容上卻「脫胎換骨」。比如,我們選入了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講《我也有一個夢想》,選入了甘地傳記的片斷,選入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選入了近年來諸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傑作……我們希望把人類文明的瓊漿放到孩子們面前,讓他們盡情飲用,讓他們感受到語文學習不是負擔而是享受。這套從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冊的《新語文讀本》,三年前已經由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當然,目前它還不能成為正式的教材,但我們相信未來如果教材的選取能夠實現市場化的話,我們的這套選本會非常有競爭力。後來,還有小學版和大學版陸續出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文讀本的體系。
關鍵詞——武俠小說
秋歌:你對古龍的小說評價很高,還認為金庸的小說對中國二十世紀白話文的發展有過貢獻。我要問的是,作為七十年代生人,少年時代閱讀武俠小說似乎是我們的共有經驗,對武俠小說這種藝術形態的拔高是否是我們這代人在這個無信仰的年代拚命轉身去認同童年(少年)經驗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從而製造不同於張承志那一代的另一種虛假的「青春無悔」?
余傑:在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對武俠小說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如《潛規則》的作者吳思、知名網絡學者任不寐等。吳思在他最近的一本新書《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中就專門論述了他對武俠的批評,他指出:「中國人從自己的悠久歷史中發現了核心秘密,發現了決定各種規則的『元規則』:拳頭硬的說了算,有刀有槍就有權——有立法權,有執法權,因而有財富,有尊榮,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暴力的幻想,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
我部分同意他的觀點,但同時我又認為,不能過分評估武俠小說的意識形態意義,不能對其進行「過度闡釋」。它就是一種通俗文學,就是一種消遣讀物。我們不能像維新變法時候的梁啟超一樣,把小說當作文化的核心,持一種「小說救國」的看法(它的反面就是「小說禍國」)。小說沒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其實,在西方,也有他們自己的「武俠小說」——直到今天,歐洲人仍然喜歡閱讀騎士傳奇,美國人仍然喜歡西部牛仔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以及已經充分現代版的「詹姆士·邦德」的故事,這部系列電影還在不斷地拍攝。而他們的這些愛好,並沒有危害他們的民主制度。
就我個人來說,閱讀武俠確實是一種「青春體驗」,現在有時工作勞累了,也仍然會拿起一本金庸或古龍的小說翻翻。我不會拔高武俠小說的價值,而它們不會形成對我的文化理念的衝擊和對立。
關鍵詞——七十年代
秋歌:時下,關於「七十年代人」的討論很熱烈。有人說,丁磊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成功和財富,衛慧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放縱和自由,余傑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批判和尖銳。還有人提出「七十年代人的文學」的概念。你贊同這些看法嗎?
余傑:關於「七十年代」的討論,最近在報刊和網絡上頗為流行。在我看來,所謂「七十年代」,不過是一個「莫須有」的「偽問題」而已。如果說真正存在著一個以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為標識的「八十年代」(指八十年代在大學中接受教育或者從事文化活動的人們),那麼,當時間進入九十年代之後,昔日的「話語共同體」已經蕩然無存,更加年輕的人們開始自說自話、「各自為戰」。僅僅根據他們出生的時間便將他們定義為「七十年代人」,顯然是一種「衣不蔽體」的說法。
我們無法為這些各具個性的「七十年代人」尋找幾個能夠定義或者描述他們的詞語。比如「前衛」、「叛逆」、「自私」、「獨立」……沒有一個形容詞是準確而全面的。在這樣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裡,「概括」是一種早已過時的思路。是的,這些人不需要誰來概括和定義,你只需要一個一個地去面對他們的青春,每一次的面對都會給你帶來嶄新的感受和啟示。
既然沒有「七十年代人」,自然也就沒有「七十年代的文學」。我們可以讚美或者批評某一個誕生在七十年代的作家、記者、歌手和演員,但千萬要注意,不能在他(或她)前面冠以「七十年代」的「大詞」——沒有人能夠「代表」他(或她)那紛繁複雜、千變萬化的同齡人。每一個人都只能夠代表他(或她)自己。
關鍵詞——底層·弱勢群體
秋歌:「底層」是你常用的一個詞語,現在主流意識形態也經常提到「弱勢群體」這個概念,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嗎?
余傑:我覺得「底層」比「弱勢群體」更加真實。什麼叫「弱勢群體」?意思是還是有點力量的,只是力量相對來說比較薄弱而已。但是,生活在偏遠困苦的鄉村裡的「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語),其實都是「無勢群體」而不是「弱勢群體」,他們是徹底的「無權者」和「被凌辱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語)。
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陝西某地三個農民在鄉村幹部的威逼下,在一個星期之內先後喝農藥自殺。其中有一個農民還是去村裡的小商店賒的農藥,他連買一瓶農藥的錢都沒有,他的死亡居然需要賒帳來實現!這就是鄉村裡殘酷的、赤裸裸的現實,這就是真正的「底層」!所以,我不喜歡使用遮遮掩掩的「弱勢群體」的說法。
關鍵詞——政治
秋歌:「知識分子」一直是你比較關注的問題。當詹明信說「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本質上都是政治知識分子」時,如果他的說法是有價值的,那麼,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政治」的含義又是什麼呢?
余傑:關於「政治」,我不同意詹明信的看法。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者總是喜歡沿用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劃分。我的區分方式是:「自由」和「不自由」、「民主」和「不民主」。
關於「政治」的定義,我更願意回到哈維爾那裡。哈維爾在《政治、道德與公民性》一文中說:「真正的政治——配得上這個名稱、也是我願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社會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種責任,對全體人民和為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以稱之為『更高的』責任的東西。」有人說哈維爾是理想主義者,但他擔任捷克總統十年之久,使這一理念得到了實踐的考驗。
關鍵詞——知識分子·公共性
秋歌:作為作家和知識分子,你認為你的使命是什麼?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如何體現?
余傑:不久前逝世的李慎之先生多次談到公民教育問題,我深深贊同並願意把公民教育當作自己的使命。
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一書中曾經寫到這樣一個小故事:他來到一幢政府所有的分租宿舍,會見一位地區政治活躍分子戈提先生。「進入大門就聞見一股氣味,看到小天井裡一堆濕漉漉的垃圾和幾隻覓食的貓;然後,在突然變暗的通道裡,一股從堵塞的排水溝裡散發出的濃烈的氣味嗆住了我的喉嚨——我覺得昏眩、窒息、幾乎要吐出來。」然而,數百萬計的孟買市民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著。
奈保爾問主人,為什麼他們不清理放在大門口的腐臭的垃圾和堵塞的排水溝?
戈提回答說:「孟買永遠不會變得漂亮,它有一種本質上的缺陷。排水溝在前一陣子清理過了,但又再次阻塞起來。還有一些是人的問題——我們缺乏公民意識。你得從小孩子下手,問題不在經濟。」
這個故事也可以放在中國的背景下講述。中國面臨著與印度相似的問題:如何讓「順民」和「暴民」變成「公民」?我想,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吧。
關鍵詞——虛無主義·相對主義
秋歌:你對捷克作家、曾任總統的哈維爾在當年的政治迫害中的「堅守和承擔」很欣賞,而對索爾仁尼琴和昆德拉這兩位同樣因為政治原因遭到放逐和自我放逐的小說家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厚「索」而薄「昆」。這當然不能僅僅用索爾仁尼琴是俄國聖人來解釋,其中是否也隱含著對中國知識分子以遊戲心態來解構、忘卻苦難的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價值立場的尖銳批評?
余傑:你的看法很到位。我即使在談論那些遙遠的地方的人物和事情的時候,著眼點依然是在中國。索爾仁尼琴與昆德拉都是流亡者,他們的這個身份是一樣的;但是,你只要讀他們的一頁文字,就能發現他們的截然不同。為什麼中國人接受昆德拉比接受索爾仁尼琴更容易呢?這背後隱藏著某種「共性」,也就是「歷史虛無主義」以及你說的「遊戲心態」。昆德拉當然有他存在的價值,但我認為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更需要索爾仁尼琴式的知識分子,他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是歷史、什麼是苦難、什麼是正義、什麼是良知。
關鍵詞——利益
秋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左派、後現代主義和始終綿延不絕的啟蒙思潮都試圖對紛繁複雜的中國現實發言,然而人們看到的似乎更多是三者之間的相互扯皮和漠視,各種話語之間的相互角力代替了應有的理論建樹。你認為這些思潮之間存在著整合的可能嗎?
余傑:除了你上面提到的各種主義和思潮之外,我認為近年來還有一股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民族主義,而且是一種日益「義和團化」的狹隘而危險的民族主義。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中國問題」確實非常複雜,不是單純引進某種西方的理論就能夠解決的。我個人對理論沒有太大的興趣,我認為中國最缺乏的並不是某種花裡胡哨的理論,而是遵照「常識」去生活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包括你上面談到的這些分歧,在我看來,與其說是理論的分歧,不如說是利益和價值立場的分歧,也就是說「屁股決定腦袋」——舉個例子,假如某大學教授拿到一套寬大的住房、每年數十萬的津貼,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教職。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指望他幫助民工說話嗎?這種「招安」是在自覺和不自覺中發生的。這幾年來,某些「御用學者」和「幫閒文人」的所作所為,我已經聽得太多、看得太多了。
「整合」只有在獨立和自由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階層,還沒有出現在中國變革的地平線上。
關鍵詞——經濟學
秋歌:你在多篇文章中對經濟學作了許多批評。也有人反批評說,你是學文學出身的,根本就不懂經濟學。你為什麼要涉足這個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學科呢?
余傑: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學成為「顯學」,也成為「御用之學」。我雖然不是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但我認為,對真相的判斷、對事實的判斷,有時並不需要多麼高深莫測的專業知識。比如經濟學界的許多可笑而可恥的言論:一會兒他們說非典促進醫療事業的發展,一會兒他們說城市堵車是經濟繁榮的標誌,一會兒他們又說北大教授擁有別墅和轎車中國就實現現代化了……我想,即便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能判斷這些言論的是非。對於這些所謂「經濟學家」的胡說八道,我不能保持沉默。
談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一個有點尖刻的笑話,不過用來形容某些「經濟學家」倒是蠻合適的:
話說有兩個經濟學家在馬路上散步。甲看見了一堆狗屎,對乙說:「你吃了吧,我給你一百萬元。」乙猶豫了一會兒,但還是經受不住誘惑,吃了狗屎,得了那一百萬元。一會兒,乙也看見了一堆狗屎,就對甲說:「你吃了吧,我也給你一百萬元。」甲猶豫了一會兒,但還是經受不住誘惑,也吃了。當然,作為條件,乙把甲給他的一百萬元還了回去。走著走著,乙忽然醒過悶兒來了:「不對啊,我們誰也沒有掙到錢,卻吃了兩堆狗屎。」甲也恍然大悟,但他思考了一會兒說:「可是,我們創造了兩百萬的GDP啊!」
關鍵詞——網絡寫作
秋歌:中國的網民每年以數千萬的數量增加,網絡寫作也成為時髦。你對這一新的平台怎麼看呢?你會選擇在網絡上發表作品嗎?
余傑:中國網民的數量確實龐大,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真正在網絡上尋找思想、討論問題的網民並不多,有沒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很難說。
但是,我對網絡帶來的自由寫作和自由閱讀的心態持很高的評價。我早已開始在網絡上發表作品,我的最尖銳的文章通常都是先在國外的網站上發表,然後才被熱心的網友轉貼到國內的網站上。這種「出口轉內銷」本身就是一種有趣的現象。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相比,還顯得比較粗糙和淺薄;但網絡學術卻絲毫不亞於傳統學術。我注意到許多優秀的學術網站,他們發表的論文水準已經超越了許多所謂的「核心期刊」。我期待著將來誕生一個獨立、自由的「網絡學術共同體」和「網絡文學共同體」。
——二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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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堅不再是中國貪官的天堂 


 在美國訪問期間,我在若干城市都發現了聚集中國貪官家屬的新興富人區。此一景象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中國官僚腐敗的嚴重性和中國資本外流的巨大數量,美利堅似乎已經成為中國貪官的天堂。我在與美國行政和立法機構中負責與中國外交事務的官員以及智庫學者、媒體主管、大學教授等討論的時候,經常向他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美國如何有效地遏制中國貪官將美國作為隱居和洗錢的天堂?
  
   長期以來,美國未來有力打擊外國黑金的流入,一方面有利益的牽掣,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制約——三權分立的權力分割使得立案、調查和審判都無法以某種「雷厲風行」的方式進展。我向我所接觸到這些美國人士表示,中國的腐敗資金流入美國,固然會給美方帶來短期的經濟利益,但就長遠影響來看,它將如同腐蝕劑一樣,危及美國的立國之本。如果美國政府對中國貪官的醜惡行徑放任自流,將直接傷害中國的民主進程並導致中國民眾對西方產生負面看法,最終對美國自身的國際形象造成相當危害。
  
   對此,多位美國人士告訴我,美國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外國(尤其是中國)的貪官污吏們的「髒錢」對美國來說弊大於利。一名介入調查貪官洗錢案件的美國官員聲稱:「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一個國家保持穩定的話,那麼我們當然願意幹。我們最不願意讓腐敗的政府官員影響一個國家的穩定,因為他們製造的金融和社會危機直接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無論從道義還是實際利益的角度來看,美國都有必要檢討此前十餘年間對中國貪官的「綏靖政策」,進而對其進行深入調查和嚴厲打擊。當中國國內的反腐由於政治體制的原因陷入困頓之時,國際反腐則有可能對中國貪官造成「釜底抽薪」之勢。
  
   「愛國者」法案與反洗錢行動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政府官員已經制定了一項龐大的計劃,沒收涉嫌貪污腐敗的外國高官經由洗錢渠道進入美國的財產,其中被判入獄的尼加拉瓜前總統成為這項新計劃的第一個目標。目前,由美國多個政府機構聯合成立的特別調查小組正在對六個拉美國家的九名貪官的洗錢指控進行調查。
  
   最早發現美國政府將對外國貪官們轉移到美國境內的財產下手的不是媒體,而是辦案經驗相當豐富的美國前檢察官、「反洗錢」網站負責人因特裡奧加。「反洗錢」網站刊出了一篇報道:「本網站透過可靠的消息渠道獲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移民歸化局、聯邦調查局和邁阿密美國司法局聯手成立了一個神秘的ICE聯合調查小組。這個小組的成立一准令那些通過洗錢的方式將貪污受賄所得不義之財轉移到美國境內的外國貪官、外國貪官在美國的親人和朋友們感到驚恐不安,因為這個聯合小組的任務就是迅速摸清美國境內外國貪官投資金融機構、不動產和商業的具體情況,一經核實,立即將其沒收!」
  
   美國政府的這一最新行動說明,美國正在採取更加主動逼人的新戰略來追究美國境內那些源於外國的「髒錢」。美國政府機構的這一權力是「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經壓倒多數通過的《愛國者法案》授予的。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二日,尼加拉瓜前總統阿勒曼被警察從其私人農場押赴監獄,等著接受欺騙、貪污和洗錢指控的審判。阿勒曼被控罪狀之一就是將一億美元的國家資金悄然轉移到大選上,並接受至少四百萬美元的賄賂。有消息說,阿勒曼總統已經將絕大多數貪污受賄的財產轉移到美國,並通過黑道洗錢後進入美國的不動產和金融界作投資。
  
   儘管天文數額般的「美國投資」都劃到阿勒曼總統美國親朋好友的名下,但剛剛成立的邁阿密特別行動小組還是立即沒收了佛羅里達銀行賬戶上的五百萬美元以及多處不動產。特別調查小組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筆巨額錢財和多處不動產都是阿勒曼總統本人、他的家人和朋友洗錢後擁有的資產。對於在美國的巨額財產被沒收,阿勒曼的妻子兒女非常不服氣,聲稱美國政府沒有權力沒收他們的財產。不過,他們根本也拿不出證據證明,自己是憑什麼掙到如此巨額的錢財的。
  
   美國政府官員明確表示,他們準備將執法的目標擴展到全球在美國有不義之財的貪官,並且在美國的金融界設立有專門的調查機構。美國執法機構拿外國貪官污吏在美國財產開刀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反洗錢」網站負責人因特裡奧加表示,調查美國人與外國腐敗官員的關係,並且對外國腐敗官員流入美國的財產動真格的是「一大進步」。他指出:「我們應該像打擊毒品走私、恐怖主義和武器走私那樣打擊外國貪官污吏們在美國的不義財產。」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美國人終於發現在自己的身邊存在著這樣的一顆毒瘤。不難設想,有關部門很快就要開始對中國貪官們展開雷霆萬鈞的調查——來自中國的外逃資本,其數額遠非幾個南非小國所能比擬的。粉碎中國貪官的「美國夢」,既是美國內政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此,那些在美國「自由的土地」上,一邊揮霍著不義之財一邊讚美中共的專制制度的中國貪官及其家屬們,即將像在國內一樣睡不好覺了。
  
   楊秀珠的出逃:中國貪官的「西遊記」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即將被捕前夕,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從上海浦東機場離境,經停新加坡到達美國。楊秀珠並非像某些中國媒體所言是「倉皇逃竄」,而是經過長時間的周密計劃。證據之一是,她居然能及時獲得「九?一一」之後審查極其嚴格的赴美簽證,並從容突破中共政法、公安系統的「天羅地網」,成功地帶領一家老小出境。證據之二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國大肆購置房產,未雨綢繆,狡兔三窟。
  
   楊秀珠上演了一出現代的「西遊記」。幾個月以前,他還是浙江省權傾一時的女廳長。在溫州地區,楊秀珠這個名字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因為她曾擔任溫州市規劃局長、主管城市建設的副市長。現在,楊秀珠更成為全國媒體的「焦點人物」,不僅被指為「浙江巨貪」,涉及金額據說超過被處決的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
  
   據紐約華文報紙調查顯示,在紐約疑似楊秀珠房產的至少有五處。已經完全確認為楊所有的是一處位在曼哈頓中城的五層樓房,靠近著名的帝國大廈和時報廣場,屬於寸土寸金之地。楊秀珠當初購買這座樓房時,首期款支付了五十五萬美元,一年的地產稅是四萬五千美元,由此推測這座樓房市值約為四五百萬美元。在紐約曼哈頓中城,一套兩室一廳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兩三千美元,商業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應該在五十至八十美元左右。僅靠這一處房產,揚秀珠在美國即可維持一種富豪的生活。至於楊秀珠在美國究竟有多少資產,目前依然是一個謎。該報紙調查的五處房產皆在紐約市區,而新澤西州、長島以及華人匯聚的美國西海岸加州等地,有無楊秀珠的房產,皆無從查證。有人估計,楊秀珠帶入美國的錢財可能超過一億人民幣。
  
   楊秀珠撈錢的手段其實簡單而粗糙,甚至是「赤裸裸」的。在她任職副市長期間,曾把原溫州市動物園土地的使用權,強行批給一個原籍溫州的法國商人。超過人民幣一億元的地價,五千多萬元人民幣就批了出去,好處費自然不會太少。她的弟弟、溫州鐵路房地產開發公司副總經理楊光榮所屬公司,更被人稱為是楊秀珠的「私人銀行」和「腐敗後花園」。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楊秀珠的發跡史與陞官史保持同步。她擔任副市長和副廳長的八年間,也正是她瘋狂斂財時期,權與錢的關係被她這個「賣饅頭出身」的副廳座詮釋得如此「轟轟烈烈」,令人難以置信。這也正說明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乃是一種專門提拔貪官污吏的體制,是一種比試誰「更壞」誰就能夠獲得陞遷的體制。這種已經病入膏肓的腐敗症候,絕非如某些領導人所想的那樣,去西柏坡朝聖就可以得以遏制。
  
   楊秀珠瘋狂地貪污、斂財的行徑,是今日中共官員的一個樣板;而她將美國作為後半生安享晚年的「天堂」,也是不少中共中高級官僚「不約而同」的選擇。有的官僚已成功實現了這個夢想,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心臟建起了「安樂窩」;有的官僚則正在實現此夢想的過程中,他們先派遣子女和妻子到美國「打前站」,再等待時機自己親自前往大洋彼岸實現一家老小團聚。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共依然將美國看作是「資本主義壟斷帝國」,是「敵對勢力的巢穴」。然而,中共高級官員內心深處無不對美國「五體投地」,紛紛將子女送到美國鍍金。這種意識形態宣傳與實際評價之間的巨大錯位,顯示中國已然淪為「謊言之國」。
  
   近十多年來,中國的貪官和奸商在美國聚居已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在距曼哈頓一個小時車程的新澤西州愛迪森市,差不多成為華人天下,至少有十萬中國人在那裡居住。那裡的房屋價位這兩年來節節攀升,美國人抱怨是中國人將房價拉抬起來了。在那裡入住的中國新移民有不少與楊秀珠的背景相似。全國首屆「十佳青年」之一、前河南服裝公司總經理潘明玉即居住於此。潘明玉十年前卷款外逃,轟動一時。山東某副廳級官員在去年來美「治病」期間,曾一口氣買下三處房產,均在愛迪森市。美國的司法機構應當將調查重點集中在這樣一些地區,定會有巨大的斬獲。
  
   中國「小皇帝」的「留學」生涯
  
   以每人每年平均十萬元人民幣計算,在國外讀十年書,最低限度也需用一百多萬人民幣,如果再計算其中的隱性支出就更多了。有人說,美國有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尤其是小留學生),簡直如同「小皇帝」,闊綽程度超過了歐洲王室的王子和公主們。他們剛來美國不久,就能住上一套豪華別墅;沒過上幾天,又能開上一輛跑車。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些花錢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學生的父母,除了部分是私營企業老闆、高級白領以外,更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員。美國教育基金會的一位人士透露,外國學生一年可為美國帶進九十億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一九九八年,美國傳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為美國排在軍火、電子等行業之後,列出口創收第五位的行業。在這裡面,中國留學生佔第一大份額,在美有超過六萬的留學生。國外的華文媒體曾質疑,現在中國大陸來的一些年輕學子幾天就換一部車,一會兒是寶馬,一會兒是奔馳,難道中國真的暴富起來了嗎?這現象也讓當年的留學生感慨萬千,電影演員陳衝回憶說:「一九八一年,我來美國時日子過得可苦了,一點經濟基礎都沒有。當時兜裡沒有錢,只能靠在餐館打工賺點小費,一個小時才掙五美元。」這話讓現在的留學生聽來,簡直就像天方夜譚。
  
   近幾年,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外逃貪官就達四千多人,實際數量當在萬人以上。而尚未外逃、僅僅將子女「合法」送往美國求學的中共官僚,則更是不計其數。僅在二零零零年,中國的外逃資金就達四百八十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四百零七的美元,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留學途徑出去的,每年民間教育資本的流失至少在一百億以上。
  
   「在美國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磯機場,往返於中美之間的飛機最為繁忙。源源不斷的留學生,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那種囊中羞澀、手裡攥著幾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樣了。他們出手大方,大方得令許多美國人都另眼相看。」一位駐美記者這樣描述。坐頭等艙的公子小姐比比皆是,在中餐館中饕餮山珍海味的貴族學生更是多如潮水。
  有媒體帶著感情色彩披露,許多中國留學生兜裡揣著大把的錢去美國開洋葷。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宅,一些「孤兒寡母」竟能一次性實現現金交易。這使只能靠三十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輩子心血的美國鄰居都看傻了眼。對於這幫買豪宅、開「大奔」和「林肯」的中國留學生,美國當地媒體將其與阿拉伯石油國家的王公們相提並論。近年來出洋留學的官商子弟年齡日趨低齡化,有的甚至還是小學生就開始過「洋葷」了。由於許多青少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自由世界不久便過了了逃學、淫亂、吸毒乃至參與黑社會的生活,敗壞了當地的社會治安,也敗壞了華人在美國的形象。
  
   若干留洋「小皇帝」的自由生活,是以父母坐牢為代價換來的。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廣州市紀委透露,被「雙規」一年多的廣州市市政管理局、市政園林局原副局長關建樟,因涉嫌經濟犯罪已被正式移交司法機關。一九九六年,關對市政工程承建商鄭某說,兒子要出國留學並正在籌集留學費用。此後五年間,他先後十二次收受鄭某等五人送給的現金港幣七十三萬元、人民幣三十萬元,尚有多筆黑錢還在查證之中。關某不過是腐敗大潮中的一個小卒而已,他還以「望子成龍」為托詞為自己的腐敗行徑辯解。二零零四年,國內媒體揭露了深圳市某副市長以政令方式強迫全市學生觀看自己女兒主演的影片的事件。經過調查,人們發現這名在美國留學的「市長公主」的帳戶上,居然有千萬以上的財產。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孩在電視上傲慢地宣稱:「這是父母做生意賺來錢,他們難道不可以給我的零用錢嗎?」看來,在中共黨政官員中,「愛子女」(其實還是「愛自己」)的人比「愛黨」的人多得多,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信仰,他們在黨旗下的宣誓不過是掩耳盜鈴的謊話罷了。
  
   令人費解的是,一方面中國對外匯限額相當嚴格,另一方面卻是一些留學生在國外進行巨額現金交易,動不動就是上百萬美元。他們的錢是怎麼流出國門的呢?「根本用不著從中國往外匯錢。中國地方政府部門從國外進行採購時,要職領導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的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國銀行,或轉換成房子等不動產。更聰明的做法是,不沾錢,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學美國等方式作為交易。他們住豪宅、開大奔,你想錢從哪來?」有著近八年政府外貿工作經驗的老吳告訴記者。
  
   美方要想根治來自中國的黑金問題,必須以來自中國的「小皇帝」為突破口。立法機構當以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機構以更大的權力,來對這些享受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卻以「愛國者」自居的「小皇帝」們展開調查和取證工作。這樣,才可逐步「順籐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後貪官父母們。
  
   胡長清的「疏忽」:中國外逃資本的冰山
  
   前幾年被處死的前江西身副省長胡長清,其案發原因據說是一個偶然的電話。在這個打給在美國留學的兒子的電話中,胡長清毫不掩飾地說:「兒子,你在美國要好好經營,為我們作好準備。共產黨的天下維持不了多久了,我們很快都要到美國來跟你一起生活。」
  
   隔牆有耳——中國國家安全部對黨政高級幹部的電話實施全天候的監聽。特務們將高幹貪污受賄的情況記錄在案,並不立即加以查證和追究。因為一旦查證和追究的話,從上到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然而,他們很少聽到一個副省級高官在電話中這樣赤裸裸地表達對中共體制的絕望。負責人感到事態嚴重,便向中央作了報告。高層開會聽了這段錄音非常生氣,立即下令對胡立案調查。這樣,一下子就查出胡貪污受賄的情況來,最後將胡判處死刑。胡固然是死有餘辜,但許多比他貪污數額更大的官員卻沒有命喪黃泉,這說明中共高層可以容忍官員的貪污腐敗,卻不能容忍他們的「不忠」。
  
   說到「忠誠」,中共內部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幹部呢?就連若干政治局委員、常委,都有不少直系親屬在美國留學、經商、定居。胡長清事件不過是中國資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胡讓子女將貪污來的巨款攜帶到美國,只是資本外逃的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學者王軍在《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和結構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國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的資本外逃占外債增長比例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二,超過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十五個債務負擔最沉重的國家資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接近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成為世界上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與阿根廷的第四大資本外逃國。換言之,在中國政府大量向國外舉債的同時,卻有超過一半的資本通過各種途徑流失,也許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國外。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在一份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超過一千億美元,其中約有五百億美元是未經政府批准的。
  
   貪官們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綠」——像綠卡一樣綠。他們深知,一旦資金流出國外,當地政府一般不會對流入的外資有多少積極性刨根問底、追究來源。有的貪官在境外銀行直接建有個人賬戶,因為黑金綠了會更安全,他們不要家裡堆成金山銀山,卻常常要求行賄方直接將黑錢打人海外的個人秘密賬號。一些中資公司在海外賬戶裡非法持有的外匯,遠遠高於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所掌握的數額。近年來國內企業一度掀起對外投資熱潮,相當一部分國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對外投資、合資的名義,將國有資產轉移到境外,再通過各種不可告人的渠道,將其變為私人財產。各地在海外不少的「窗口公司」,有的實際上就是洗錢通道:某些國有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已經演變為國內腐敗團伙的洗錢中心。近年來,許多中資外貿企業宣佈破產前,部分資產和利潤早已被轉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於「天高皇帝遠」,缺少嚴格有效的監控,一些中資企業海外分支機構的斂財手段近於瘋狂。據稱,美國房地產業人士曾經注意到一個可怕的現象:中資公司人員為了個人取得巨額回扣或其他好處,經常操縱公司以高出市場價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價格在美國購置房地產或企業,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會買進不少根本無法保值的破敗房地產或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美國期貨交易業內人士也反映,不少中資企業以巨資投入期貨交易,是贏是輸毫不在意,因為即使虧損,也能以經營虧損向中國的主管部門報賬,而個人則可通過期貨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續費。
  
   中國大陸的境外投資一直有「碰不攏」的兩本賬。比如,美國商務部統計的中國在美投資的企業逾一千家,而中國的統計僅為二百一十八家。數字相差如此懸殊,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有大量投資處於官方管理之外。原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處長王建業權傾一方,深圳市某建材公司業務部經理黃某,在王建業榮升處長後申請免稅鋼材進口指標,王略一點撥,黃心領神會,三天之內用人民幣二百三十多萬元買了四十萬美元,匯到了王建業指定的境外賬戶上。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王建業索賄受賄人民幣六百三十多萬元,美金七十八萬多元,完全做到了「日進萬金」。
  
   中國外逃的資本大多流入美國,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經濟學家何清漣認為,任何國家的大量資本外逃都會對當事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潛在的金融危機。資本外逃嚴重時,可成為導致國家破產的一股力量。「最終會造成國內政治騷亂增加,並引發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更重大的代價是在未來數十年中,國家的信用等級在國際社會中將大大下降。」當然,口頭上聲稱自己「忠黨愛國」的中共官僚們是不會關心這些危機的,他們關心的是自己在海外的黑金和親屬的狀況。他們如同當年的法國國王一樣,只要我能花天酒地,哪管死後洪水滔天。專制政體、壟斷權力與貪污腐敗幾成死結。在此背景下,假如美國方面能夠遏制中國貪官資本外流的趨勢,則是饋贈給中國民眾的一件厚禮,亦是為中國的民主化變革提供了絕大的助力。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五日,余傑於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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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鐘為我們而鳴 


   

  「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送別一位美國朋友、既是音樂家也是牧師的史蒂夫。史蒂夫是一個單身的中年男子,他給中國帶來了美好的音樂,也帶來了神的福音。幾次短暫的會面,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動了我,他的謙卑和無私、他的真誠和熱情,都是我們自己所匱乏的品質。分別是憂傷的,一位朋友開玩笑說,真希望下場暴風雨,明天飛機不能起飛,史蒂夫就能再跟我們一起呆幾天了。沒有想到,一語成讖:一場比暴風雨可怕千百倍的災難突然降臨了。 

  我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紐約的火焰、煙霧和血肉。我們的心跟那些失去兒子的母親的心一樣撕裂了,我們的淚水跟那些失去父親的孩子的淚水一樣流淌著。我們一起祈禱,為那些死難者祈禱,為那些倖存者祈禱,為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屬祈禱。歌唱家趙莉含著淚水為我們唱了一曲《愛的家在天堂》——我們祝福那些在一瞬間失去生命的無辜者能夠在天堂中沐浴著愛開始新的生活。 

  這一事件中的是非善惡是非常清楚的——慘絕人寰的恐怖主義行為,是對人類文明準則的一次公然的侵犯,是對人類生命尊嚴的粗暴踐踏。聯合國人權宣言的開頭這樣說:「對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固有尊嚴、平等和不可剝奪之權利的承認,是世界上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這次的恐怖事件,是對聯合國人權宣言這一公認的國際原則的可恥的侵害,也是向我們每個生命個體的尊嚴的肆無忌憚的挑戰。因此,迎戰這一邪惡的行徑,乃是我們所有膚色、所有種族、所有國度的人不可推卸的義務。 

  然而,我還是以太大的善意估計我的同胞們了——從第二天早上起,我在網絡上、在現實生活中,聽到和看到的居然是大量幸災樂禍的聲音。面對這些瘋狂的掌聲和猙獰的笑容,我簡直疑心我還生活在人間。這個拒絕神的民族已經墮落了五千年,但我還是沒有想到它居然墮落到了喪失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的同情、憐憫和愛的地步。當我聽到或看到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辭的時候,當我感受到那些旁觀者獵奇心理被滿足的快樂的時候,我不禁想:假如你的父母、子女、丈夫或者妻子也是遇難者中的一員,你還能夠悠然自得地充當一名喜不自禁的「看客」嗎? 

  這些喪心病狂的「看客」之中,有我曾經尊敬過的、卻越來越讓我失望的台灣作家李敖,有在在清華大學講台上為人師表的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還有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同樣也是為人師表的國際關係專家李寒秋,也有叫囂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號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李憲源……更多的則是網絡上窮凶極惡、或者油腔滑調的匿名者。這些人的醜惡言論表明:他們已經加入到恐怖分子的罪惡之中。如果說恐怖分子殺害了無辜者「實存」的生命,這些傢伙則對人類的尊嚴和高貴實施了第二次的謀殺。 

  在我看來,「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人」是一種有尊嚴的動物。所謂「尊嚴」包含著兩層含義:首先,人類的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其次,每一個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樣的、永恆的價值。由此而來的自然推論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有共同的責任來保護人的尊嚴。所有關於愛的呼喚、所有關於和平的希望、所有關於自由的憧憬,都在這裡找到了它們的基礎。人的尊嚴是人類共同分享的財產,對於這個財產,我們所有的人,既都享有一份又都負有一份責任。我們被一種共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使得我們對其他人的命運不可能無動於衷。 

  然而,在我們這裡,不僅有無數的無動於衷者,而且還有更多的幸災樂禍者。這是一個怯懦的民族僅存的一點「勇敢」,這是一個自私的民族表達「愛國精神」的唯一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比那些狂熱的恐怖主義者還要等而下之。在我看來,這一次不僅是美國的國難,更是中國的「國難」——某些中國人淋漓盡致地將內在的邪惡展示在全人類的面前,這種沒有絲毫節制的邪惡讓另一些良知尚存的中國人深感恥辱。我們曾經嘲笑在專制和野蠻中掙扎的利比亞、古巴和其他的一些「落後」國家,但這一次我們自己的表現,跟他們相比卻黯然失色——連他們也知道人間還有不容跨越的倫理底線,我們卻以能夠做「傷天害理」的事情為榮耀!這是怎樣的一個「天朝大國」啊!「大國寡民」們的心理結構、理性能力和精神世界,已經退化到了一百年前義和團運動的前夕。不!連那個時候也不如!李敖們、閻學通們、李憲源們、以及更多更多的撒旦們,已經自動地放棄了做一個「人」的權利——我也相信,沒有哪個動物族群會接受這些垃圾加入它們的行列,連畜生也會恥於與他們為伍。 

  英國詩人約翰·多思所說過:「沒有人是座孤島,獨自一人,每個人都是一座大陸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塊泥土被海捲走,歐洲就是少了一點,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樣;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對我的縮小,因為我是處於人類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多次參與反對極權主義鬥爭的美國作家海明威,在引用了這段話之後,將「喪鐘為誰而鳴」作為他最偉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與約翰·多思一樣、與海明威一樣,我也認為,每一個處於鐐銬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恥辱;每一次對自由的渴望的被壓制,人權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個人的失敗。因為我們被連結在人類之中,分享著各自的命運。我們必須直面邪惡,我們已經沒有退路。正如《聖經》中所說:義人在惡人面前退縮,就像趟渾之泉,弄濁之井。(《箴言25:26》) 

  我們面對的邪惡是我們內在的邪惡,我們面臨的喪鐘是我們內心深處的喪鐘。 
  收起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來吧,收起毒蛇般惡毒的言論吧——今天,喪鐘為美國人而鳴;明天,喪鐘將為你、為他、為我們每個人而鳴! 
  

  200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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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不相信經濟學家? 


據說,經濟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顯赫的學問,經濟學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風光的學者。但是,老百姓們好像並不怎麼相信那些在電視和報刊上侃侃而談的經濟學家們。是不是老百姓們太愚昧,理解不了這些經濟學家們高深莫測的經濟學理論呢? 
日前,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北京市政協委員劉偉教授在政協會議上語出驚人--"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劉偉教授用了一大堆數據和理論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卻是橋樑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可從道路的變化上看出一二。我們出國的人羨慕人家國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羨慕我們的盎然生機。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也是發展最快的國家。劉偉認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目標是基於已有成就、現有條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著已達到中上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面對口吐蓮花的劉偉教授,見少識淺的我只有歎服的份兒。可是,我也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北京申奧成功之前,國際奧委會的官員們多次來北京檢查工作。每次視察,北京總是採取嚴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時間內所有車輛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這樣就能讓奧委會官員的座車風馳電掣在繁華的三環、四環路上。可是,正因為採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這些尊貴的外國朋友沒有遭遇過一次堵車,也就無法深入體驗劉大教授所說的北京的"城市繁榮"。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給遮掩起來了嗎?如此看來,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餿點子、不讓奧委會官員體驗在北京堵車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圖破壞申奧工作的壞人,一定要對他們嚴懲不貸! 
想來劉偉教授也是有車一族,不必像數百萬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樣,每天都得擠在悶罐車似的公交車裡上班,往返花費三四個小時而精疲力竭。所以,劉大教授能夠出乎廬山之外看廬山,給北京的"馬路停車場"投去充滿詩情畫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奧的經濟學理論,但我想,如果按照劉偉教授的這種理論去思考,既然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那麼犯罪也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錢多的地方小偷盜賊才多;色情業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飽暖才能夠思淫慾嘛;瘟疫也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瘟疫總能促進製藥和醫療行業的發展吧?這大概也算是一種"逆向思維"、"語不驚人死不休"吧? 
像劉偉教授這樣絕頂聰明、思想超前,讓普通老百姓再過一百年也趕不上的大經濟學家還有很多,林毅夫、張維迎、胡鞍鋼、楊帆、樊綱……個個才華橫溢、智力超群。他們的老師輩們也毫不示弱,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教授就宣稱,北京早就實現了現代化,其標誌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經在郊外擁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厲大教授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是他親自調查出來的統計數據嗎?還是援引權威部門的資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邊諸多收入還算不錯的"白領"朋友,都還在為償還"第一居所"的銀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來"第二居所"呢?"白領"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國企普通職工乃至下崗工人了。大概在厲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計"吧。另一位經濟學權威蕭灼基教授則更有一番妙論:中國現代化的標誌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而今,確實有不少北大教授擁有了轎車和別墅,那麼中國難道還不是一個現代化國家嗎? 
以上這些言論無不"擲地有聲",但大概沒有幾個老百姓會"拍手稱快"。在我看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學在老百姓心目中聲名狼藉,並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經濟學,而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學變成了一門最不講道德的學問。同時,他們自己也成為最不講道德的學者。在這些經濟家眼中,誰有錢、誰有權,誰就代表人類進步的方向,誰就是他們應當為之服務的主人。至於那些窮人、民工、弱勢群體、底層民眾,根本就是些經濟學範疇內毫無價值的"草芥"。聯繫起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美國被控告逃稅和賣假古董的新聞來,我更是別有一番感慨。張五常據說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也是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卻涉嫌在美國少報七百一十萬美元的巨額稅收。這樣的"大師",你能夠相信他具備了基本的學術良心嗎?張大師也曾經持"腐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妙論,如今他自己卻因為坑蒙拐騙和偷稅漏稅而即將被送上法庭,這簡直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在許多經濟學家的口頭和筆下,中國的經濟狀況在全球的不景氣中一支獨秀,即將與美國並肩而立。他們喜歡談論別墅、汽車、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飛機、私人遊艇之類無比美好的話題,這些話題也最容易引起大驚小怪的媒體們的注意。然而,這些經濟學家們故意忽視的"另一個中國",卻每天都在發生著更加驚心動魄的故事。最近,我讀到了《南風窗》記者張立勤撰寫的《武漢:貧困與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這樣的幾段非常值得推薦給諸位大經濟學家們: 
陳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區的樓房深處。 
屋裡很安靜。一個小男孩在地板上爬來爬去。這是陳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兒,幫人照看孩子,每月兩百元。客廳的?暀W,一個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裡微笑。七個月前,這個男人用繩索在臥室的門上結束了自己。當時他剛滿四十五歲。他結繩的方式很特別,女兒從另一間房裡衝出去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冰涼。前後不到十分鐘。當時,陳玉萍正在裡屋織毛衣。他以前做過水手。那種毀滅性的結繩方式據說是長期的水手生涯磨練出來的。這個細節在他死後被福建村人提起時,總免不了一番唏噓。那種對生活純淨、徹底的絕望象迷霧一樣籠罩著福建村好一陣子。類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人們在不安之後又繼續著他們尋常的苦難日子。 
還有一年,他們的女兒倩倩--一個聰明、漂亮的女孩即將高考,照老師的預言上大學應該極有希望。這個在晦暗中苦撐的家即將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這樣放棄了。說到此,陳玉萍放聲大哭。他們婚後十九年的日子也還算幸福。那時,她在武漢港務局做裝卸工,拿四百元工資;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穩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貧卻和樂。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的? 
先是她下崗,辦了內退後工資降到了兩百二十元,她到處打零工,到飯店給人洗菜、送盒飯,什麼都干;九九年他下崗,單位一次性買斷工齡付給他三萬元,從此一切脫鉤。原本開朗的他一下子情緒低落起來。 
單位房改,買公房花去了一萬七千元。他和妻子約定,餘下的錢再也不能動了,留給女兒上大學。為此,他們夫婦倆不吃早點,省下來給女兒;他常常餓著肚子喝空酒,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越來越瘦。 
不久他花了兩千元買了"麻木",沒辦上執照,只能偷偷開。警察搜得緊時,他只好窩在家裡不出車。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車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動彈不得,不敢去醫院。這樣陸陸續續地開了兩年"麻木",一個月下來能掙個三、四百塊。那段時間,陳玉萍又沒了工作,連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紀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煩,口角由此而起。苦悶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發不滿。家裡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擺地攤的事兒。他很煩躁地否決了,這個生性膽小、守規矩的男人不願看到妻子過那種隨時被驅逐的擔驚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擺地攤又能做什麼?面對妻子的詰問,他不再言語。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這種不祥的預感,陳玉萍不是沒有體察到。很多次,她聽見丈夫沉重的腳步在屋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活著真累!"他的歎息裡充滿了惶恐和無助。她現在肯定,自殺的幽靈一直在他腦際頑強地縈迴,揮之不去。 
也許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當生存成為人的全部世界時,赤貧、尤其是精神的赤貧必將逼近疲於應付種種沉重壓力的人們。而在一個平等、公正原則並非主導財富分配的社會裡,人們在備受物質貧困折磨之時,面臨的將是令人更為憂慮的精神蠻荒化和道德底線的崩潰。 
而陳玉萍們依然得守著殘缺的家,背負起女兒每年六千元的大學費用和拮据的貧民生活。將來怎麼辦?她茫然的發問在屋子裡發出空洞的迴響。 
這樣的家庭在武漢有很多很多,在中國有很多很多。他們的聲音沒有多少人傾聽,因為在主流媒體上每天都是經濟學家們的高談闊論。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每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年度經濟風雲人物"的頒獎典禮。典禮竭盡奢華亮麗之能事,獲獎者大多是能夠指揮數十萬工人、能夠調度數十億資本的大企業家,也就是這個時代最崇尚的"資本英雄"。當然,其間還會點綴兩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夠影響決策層的著名經濟學家。金盃、美酒與鮮花同時堆到他們的面前。可是,在我看來,這些西裝革履、意氣風發的"風雲人物",大都僅僅是為自己而"風雲",他們的"風雲"與黎民百姓毫無關係。因此,民眾不接受他們的"風雲"是理所當然的。 
在世界銀行編寫的《誰傾聽我們的聲音》一書中,彙集了來自五十個國家的四萬多名窮人的心聲。這是世界銀行主導的一項關於貧困問題的研究報告,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指出:"窮人們給我們的啟示是發人深省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和過去相比他們的境況有所惡化並且更加沒有保障了。窮人們和我們關注同樣的東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計,和平,保障,安全和尊嚴。窮人們對他們所面對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政策。從窮人的視角來看,腐敗、漠不關心和濫用職權經常會損害國家正式機構的形象。"這篇報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國的案例。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是中國的"大經濟學家"們不屑於從事的。因為這既無助於他們問鼎輝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至少在他們看來是這樣的),也無法讓他們成為一代地位顯赫的"帝王之師"。然而,在我看來,一個不敢面對中國的"真問題"的經濟學家,一個不傾聽窮人的聲音的經濟學家,一個不講道德不要臉皮的經濟學家,肯定是一個不被民眾所信賴、不被歷史所記憶的經濟學家。他們所謂的"學問"都是曇花一現的學問,建築得再高大、再輝煌,也只能是一座紙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了。 
我並不是對經濟學這門學問有偏見,也並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經濟學家。我相信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這樣的經濟學家。這位印度學者一直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他把經濟的發展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把發展的目標看作是等同於判定社會上所有人的福利狀態的價值標準。在他看來,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它們最終只屬於工具性的範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森認為,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就是自由,"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飢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的自由。"經濟學固然不應當僅僅是所謂"窮人的經濟學"--那種完全否認富人的成就和貢獻的經濟學是危險的;同時,經濟學也不應當僅僅是所謂"富人的經濟學"--那種完全蔑視窮人的自由和權利的經濟學則更加危險。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不應當是某一社會階層、尤其是強勢階層的"御用工具",而應當致力於用自己的學術研究推動整個社會全面的、和諧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他也應當對社會的不公正、不平等、貪污腐敗和政府決策失誤等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學術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不能違背良心。因此,沒有良心的學術如同市場上的白菜蘿蔔,沒有良心的學者就成了權力秩序中的"游刃有餘者"。相反,只有那些堅守文化良知、張揚道德勇氣的學者才可能創造出第一流的學問來。我注意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是這樣評價阿馬蒂亞·森的:"全世界貧窮的、被剝奪的人們在經濟學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馬蒂亞·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遠見地扞衛他們的利益。通過闡明我們的生活質量不是根據我們的財富而是根據我們的自由來衡量,他的著作已經對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阿馬蒂亞·森當之無愧。顯然,這樣的經濟學就是我所信靠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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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拒絕暴力 



所有的蘇聯領導人手上都沾滿了鮮血,斯大林、貝利亞之流自然不必說了,就連以改革和「 解凍」著稱的赫魯曉夫也有一個抹不去的血腥的污點——他曾經下令用坦克鎮壓諾沃切爾卡斯克工人集會,那一次死傷慘重。戈爾巴喬夫也並非一個「純潔的天使」,經過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許的鎮壓事件就有維爾紐斯事件、巴庫事件、阿拉木圖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與這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是上百條的人命。這個數字放在斯大林時代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它們畢竟是戈氏執政期間最大的污點。 

戈氏不是一個像斯大林那樣崇尚暴力、企圖用暴力來解決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問題的鐵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訓使他明白了:暴力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化;對一個公民生命的屠殺,將導致整個改革事業失去全體人民的支持。阿·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在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嚴厲地斥責了下令對示威群眾開槍的格魯吉亞領導人,並擲地有聲地對國防部長亞佐夫說:「請永遠記住這些,你今天就發佈命令:今後未經政治局許可,軍隊不得介入國內事務。」 

這裡,戈氏明確地表達了他本人對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將決定使用軍隊的權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權力機關——議會之內。這也顯示出他與舊制度之間妥協的一面和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追問:難道經過政治局批准的對人民的鎮壓和屠殺,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嗎?在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裡,軍隊絕對不能介入國內事務和黨派紛爭,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常識。 

儘管如此,戈氏畢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質來阻止悲劇的發生。對此,索爾·舒爾曼評價說:「戈爾巴喬夫的最大功勞就是他開始改革的進程以後,終於明白這個體制已經沒有生命力了,經過幾度搖擺,最後拒絕動用坦克和刺刀,讓它去自行毀滅。」 

法國歷史學家塔列蘭曾經對法蘭西皇帝說過:「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並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蘇聯領導人當中第一個擁有這種智慧的人。他不僅在國內事務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國際事務中也扭轉了咄咄逼人的擴張勢態。他啟動了從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兩個德國的統一,他默許了東歐人民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們卻採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後鎮壓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運動。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們那樣做,但他沒有那樣做——對強硬派提出鎮壓羅馬尼亞反共起義的要求,他憤怒地回答說:「怎麼,你們還想用坦克解決問題!」 

戈氏承認:「我們鄰國發生劇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它的背後是每個民族渴望自由的強烈願望。人們希望擺脫自己領土上的外國軍事基地和軍隊。他們不願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為,不願意看克里姆林宮一個個主子的臉色行事。」在一個具有悠久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的國家裡,戈氏的平等理念面臨著民族主義分子們強大的壓力。他卻堅持不退讓,這尤其讓人肅然起敬。 

當有人指責戈氏「把社會主義國家給斷送了」的時候,他憤怒地反擊說:「什麼叫『斷送』幾個國家?這種指責本身就使指責的人露出了馬腳。他們是一些帝國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強權可以將別國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運的人。所以這些問題是挺氣人的。它們反映了過去時代的政治思維。現在還抓住這種思維不放,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管它是『東方式的』,還是『西方式的』,對人類來說,都是極其有害的。」 

戈氏特別強調說: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沒有用的。這是他執掌著一個超級大國龐大的戰爭機器六年之久後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結果都是兩敗俱傷。當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暫時鎮壓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會積累起來,必將引起爆炸。這樣的損失往往要大過千萬倍。」他是蘇聯歷任領導人(短暫掌權的過渡人物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除外)中唯一沒有大規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預言在目前許多國際衝突的熱點地區都被驗證了。顯然,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戈氏無論是在行為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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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的「自尊心」 



2001年8月,國際捕鯨委員會的年會在英國倫敦召開。在這次年會上,日本遭到許多國家代表的激烈抨擊。早在1996年,世界範圍內的商業捕鯨活動就被禁止了。然而,日本政府卻利用禁令中的某些漏洞,打著科學研究的旗號,大肆捕殺鯨魚。據調查,日本人每年至少要捕殺五百頭以上的鯨魚。而這些鯨魚極少真正用於科學研究,絕大多數都被放進了豪華餐廳的盤子裡,然後進入食客們蠕動的腸胃裡。 

在這次會議上,日本漁業部長小松正之被迫承認,日本向某些小國提供資金,以換取他們在捕鯨委員會中對日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沉默。善良的人們無法理解日本人那卑劣的行徑:單單為了滿足口腹之慾,你們就非得把一種瀕臨滅絕的物種推向死路?但是,有一個著名的日本知識分子卻振振有詞地表示:"有權捕鯨和食鯨,對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十分重要。"他把日本民族的飲食習慣與民族自尊心緊密地聯繫起來。於是,在日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捍衛食鯨權"的民眾運動。 
這就是這群鬼子的"民族自尊心"。他們確實是一個有"自尊心"的民族,除了用鋼牙來咀嚼鯨魚肉以外,他們還有許多方式來維護自己的這種"自尊心"--為了維護這種"自尊心",他們不惜修改歷史教科書,堅持睜著眼睛說瞎話,說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也是盟國的陰謀;為了維護這種"自尊心",他們拒絕承認慰安婦的歷史、生化部隊的活體試驗和勞工賠償問題,一輪又輪漫長的司法訴訟,最後的結果是再次往受害者心中撒上一把鹽;為了維護這種"自尊心",他們的新首相、英俊瀟灑的小泉先生,又趾高氣揚地去參拜靖國神社了,並且說這是日本的"內政"。其實,在當選之前,小泉純一郎就斬釘截鐵地對選民說:"無論受到什麼樣的批判,八月十五日絕對要參拜靖國神社。因為那裡供奉著倍受尊重的英雄們的靈位。" 
德國總理勃蘭特含著淚水向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跪,不僅沒有丟掉德國人的臉面和自尊,反而顯示了一個民族勇於懺悔和自新的精神;德國政府和企業界宣佈拿出巨資賠償戰爭期間受納粹政權迫害的勞工,不僅沒有給國家抹黑、讓國家蒙羞,反而申明了一個民族敢於承擔責任並修補過錯的姿態。與之相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只會珍惜同胞的生命、只會記憶廣島和長崎的災難,卻從來不承認他們給別人帶來過苦難。在許多日本人的影片和文學作品中,他們自己是大轟炸的受害者,卻忘記了他們的飛機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扔下過多少炸彈(甚至大量的帶有細菌)。他們說喜歡吃鯨魚肉是他們的民族傳統,卻無視鯨魚已經是瀕臨滅絕的保護動物和相關的國際法規;他們說他們沒有侵略過別的國家,他們僅僅是"進入",是要建立一個"大東亞共榮圈"。在德國,納粹的邪惡已經得到社會的公認;而在日本,戰犯們卻享受著"民族英雄"的香火。 
拍攝《鬼子來了》的導演姜文,對日本的民族性格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姜文指出:"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裡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麼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姜文是一個誠實的人,他說的是某些人不原意聽的大實話。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一天到晚都在一相情願地說什麼"一衣帶水的友邦"之類的謊話,其實大部分日本人並沒有這樣認為。他們不僅從來就不正視自己的侵略罪行,而且還將新的種族歧視推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們放棄自尊心去跟他們表示友好,他們卻不願意傷害一點點的"自尊心"向我們表示歉意。任憑亞洲國家怎樣抗議,日本的高官顯貴和平頭百姓參拜靖國神社依然一浪高過一浪。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參拜靖國神社迎合了軍國主義勢力的政治目標,反映了現在日本政府無論是在組織上還是在思想上均沒有完全擺脫舊軍國主義體系的影響。"今天,這些日本鬼子們會道貌岸然地說:殺鯨魚是捍衛我們的自尊心;明天,他們也許就會面目猙獰地說:佔領你們的國家殺害你們的人民也是捍衛我們的自尊心。今天,這些日本鬼子們掩耳盜鈴地說,毆打移民是某些失業者捍衛自尊心、發洩內心不滿的手段,雖然不合法,卻也可以理解--誰讓移民這麼多;明天,他們也許就會氣勢洶洶地說,向海外拓展疆域是解決本國"生存空間"局限的最好辦法,與大和民族輝煌的未來相比,其他民族的生存權利算得了什麼呢? 
2002年是日本靖國神社創建一百三十週年。就在靖國神社正殿的左側,一座戰爭紀念館"游就館"重新裝修開館了。改建後其面積擴大了一倍以上,不僅增加了二戰中使用的"零式艦載戰機"等武器展品,而且還新建了電影廳反覆上映記錄近代戰爭足跡的電影《凜然之愛》,並以圖片形式紀念陣亡軍人。戰爭史的陳列從二樓開始,在展廳入口兩側一幅詩詞映入眼簾:"為君王為世人不惜一切,放棄生命體現價值。"展覽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侵華戰爭,但多是軍國主義的叫囂和侵略思想的表露。比如,將侵華戰爭稱為"支那事變",其解說詞稱:"1933 年塘沽協定之後日中關係出現好轉,但1935年8月中共發表''抗日八一宣言''以來,恐怖事件不斷發生,兩國關係惡化。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與共產黨聯合,抗日運動更加激化。盧溝橋的''小事件''是中國正規軍對日軍的不法攻擊,之後由於日軍的反擊,發展成北支那事件,使戰場擴大到整個北支那地區。此事件的背景是中方拒絕日中和平。"如此說來,好像戰爭是中國人挑起的,日本軍隊僅僅是"自衛"罷了。展覽還刻意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歪曲解釋:"1937年12月日軍包圍南京後,松井司令官曾向下屬部隊散發地圖,標明了外國權益和難民區的地理位置,要求''正軍規,杜絕不法行為''。敗退的中國士兵湧到下關被殲滅。市內對換穿便服的殘兵進行了檢舉,但南京城內一般市民生活恢復了和平。"這一解說,掩蓋了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歷史事實和日本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這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民族。他們在捍衛自尊心的時候,是不惜剝奪其他民族的生存權的。據文獻記載,南京大屠殺的發生也是日本軍人顯示其"尊嚴"的方式之一。進攻南京的軍隊本來是要奉調回國的,沒有想到又被推上了前線。怎麼辦呢?一方面當然要拚命戰鬥,向天皇效忠;另一方面則把不能回家的憤怒傾瀉到中國人的身上。為了激發這些部隊的士氣,指揮員們便縱容搶劫、屠殺、強姦等暴行,以此來發洩他們的不滿情緒。最能說明這一縱容政策的歷史事實是凶殘的"殺人競賽":在佔領南京前,素以殘殺中國人民著稱的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中,有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野田毅。他們在進軍南京的路上,相約作殺人競賽,誰在佔領南京時先殺滿100人,誰就是勝者。他們從句容到湯山,向井殺了89人,野田殺了78人,因都未滿100人,競賽繼續進行。12日10日中午,兩個殺人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著砍缺了口的軍刀,野田說,''我殺了105人,你的成績呢?''向井說:''我殺了106人。''於是兩人同作狂笑。可是,還確定不了是誰先殺滿100名中國人,於是從12月11日起,比賽又在進行。"如此凶殘的暴行並沒有上級來制止。在很有影響的日本報刊《日日新聞》、《朝日新聞》上,向井、野田是以"勇士"、"英雄"態出現的。松本重治記述道:"柳川兵團之進擊所以迅速,甚至可以這樣說,那是由於在官兵中間有一種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和強姦的默契。"南京陷落之後,天皇在向他的禽獸部隊發佈的表彰書中說:"你們的偉大勝利體現了日本帝國軍隊的尊嚴和光榮!" 
又是"尊嚴"!一個多麼高尚的詞語,就這樣被這群惡棍濫用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尊嚴是魔鬼的說辭!日本鬼子喜歡吃鯨魚肉,更喜歡吃人肉;他們喜歡殺人,更喜歡吃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吃人肉的紀錄冠於全球,我相信就是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知道了也會自歎不如。據廣東《韶關文史資料》記載:"1945年3月下旬,日軍將兩名百姓捆在樂昌舊體育場側邊的兩棵樹幹上,把其中一人胸口割開,二十多名日軍各持著杯子上前接血喝。飲完血,一日軍又持刀從此人胸口刀口處往下拖刀,剖開肚皮,抓出肝臟,一小塊一小塊割下放入玻璃缸,饞上一些液體,攪拌後,供在場的日軍吃。日軍一邊吃,一邊笑,一邊跳,一邊叫,另一老百姓因有病,日軍才沒喝他的血,吃他的肝,但最後也把他殺了。"在青島,日軍吃了數十名孩子的肝臟,並將屍體扔到文化宮的地下室裡;在雞西煤礦,日軍屠殺數萬人,在焚屍爐中專門設置了提煉人油的溜子槽,用人油來炸丸子。這些還僅僅是冰山的一角。 
日本的歷史學者常常否認中國的有關紀錄,然而類似的紀錄不僅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亞洲諸多被日本侵略的國家。連澳洲也驚爆出駭人聽聞的消息:最近,澳洲電視節目中揭露了日軍在二次大戰中吃掉澳洲士兵的恐怖史實。澳洲老兵承認當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作戰時,發現陣亡的同胞被日軍削去手、腿及臀部的肉,一名中士甚至被割去心臟及肝臟。有偵察隊員追捕日軍時,發現四名日軍正在烹煮人肉。生還澳兵組成的團體"歸國士兵聯盟"的前主席魯克斯托,證實有日軍吃人的實事,他說:"人食人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與我同屬一個軍營的士兵,被發現屍體的臀部遭切去。"克斯托指斥日軍在二戰中犯了十分醜惡的罪行,他說:"人們無法明白,他們(日軍)不是野獸,而是怪物。他們做出甚麼事,也不會令我驚訝。"日軍當年欲佔領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莫爾茲比港,澳軍第七師拚死反抗,最少六百人陣亡。整個巴布亞新幾內亞戰事則有二千名澳軍陣亡。日軍最終未能奪取莫爾茲比港,澳洲得以不受日軍威脅。 
日軍的吃人顯然不是因為飢餓,他們把吃人當作了營養和快樂,以及對被征服者的威懾。如果我們一味地縱容這群鬼子撒野,我們將讓自身置於一種相當危險的境地;如果我們把兇惡的狼當成好朋友,我們必然遭遇東郭先生的命運;如果我們要去尊重這群魔鬼的"自尊",我們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一個以飼養相撲"運動員"為樂的民族,"自尊"何存?一個以享受"女體盛"(將處女裸體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為榮的民族,"自尊"何存?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以傷害別人的生存和生命為代價換取的某一少部分人的"自尊"。我們必須記憶殘酷的歷史,我們必須追討斑斑的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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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孟中國 




何況到而今,即早生盛世唐虞,不過及身觀夢幻; 
明知終一朝,剩片刻當場傀儡,自將苦口入笙歌。 
──譚嗣同《戲台聯語》 

關於演員

小時候,奶奶經常帶我去看川劇。家鄉有一個小小的縣級川劇團,演員們定期
在縣城中心一個簡陋的劇場裡演出。小小的我,既看不懂複雜多變的劇情,也聽不
懂悠長迴旋的唱腔,剛開始時還被舞台上絢爛的佈景和鮮艷的戲服所吸引,不久就
就在奶奶的懷裡睡著了。一覺醒來,天色已黑,場地裡滿地是橘子皮和瓜子殼。奶
奶背著我回家,慢悠悠地走在長長的青石板路上,一路上還自得其樂地哼著劇中熟
悉的唱詞。 

有一位與母親同齡的鄰居阿姨是川劇團的一名團員。原來我不知道她的身份,
母親偶然告訴了我,當我知道這個小小的「秘密」之後,觀察這位阿姨的眼光就悄
悄地發生了細微的變化。以前,在我的眼中,這位阿姨跟母親一模一樣,都是普通
的家庭婦女;此後,在我眼中,她卻成了一個從舞台上走下來的人,一舉手、一投
足之間,都像在演戲。我開始與這位阿姨保持一定的距離,她就像鏡子裡飄忽不定
的影子,給我一種虛幻縹緲的、極不真實的感覺。每當她拎著一個菜籃子上街買菜
的時候,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像她這樣的人,還用得著去買菜嗎?戲裡的人物,難
道也得像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樣吃飯? 

這是孩子的思維方式。在孩子心目中,演員都是傳奇人物,都是聰明絕頂的人
。他們高居於日常生活之上,悠然注視著舞台下的大眾;他們能夠記住鏗鏘的台詞
,彷彿把整個世界都掌握在手中。孩子不滿足於貧瘠單調的現實生活,因而對舞台
充滿熱切執著的渴望。孩子當然不明白「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這深奧的哲
理,這個哲理必須等到孩子飽經生命的風霜之後才能領悟到。很多年之後,當我讀
莎士比亞的劇本時,在《第十二夜》中發現了這段話,頓時像被閃電擊所中一樣震
撼了:「這個人去做俳優是夠聰明的了。幹這個營生,真是很需要一點聰明,他必
得觀察他們所取笑的人們的心情、那人的人品,與時間得當否。並且還要似未受過
訓練的蒼鷹,對於面前的每一個飛禽都要追逐。這一種工作與智慧者的精心藝術一
樣充滿了辛苦。因為他用聰明所表現的愚蠢是恰當的,但是聰明人若躍在愚蠢裡,
卻要把聰明污損了。」莎士比亞既是作家,又是演員;既是旁觀者,又是介入者。
在舞台上,他發現了幕前、幕後的分野;在生活中,他更發現了那道一般人看不見
的「幕布」──那些看起來最聰明的人,其實就是自由自在地出入於這道幕布的人
。如何才能自由自在地出入於幕布內外呢?那! ,你必須給自己戴上一個面具。
所有的戲劇說到底都是戴著面具的舞蹈。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間,三位優秀的中國導演都把目光瞄準了優孟生涯:侯
孝賢拍攝了《戲夢人生》,陳凱歌拍攝了《霸王別姬》,張藝謀拍攝了《活著》。
這三部電影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國人的生活高度「優孟化」的狀態。無論是
木偶戲還是皮影戲乃至於作為「國粹」的京劇,都已經抽像化成為某種象徵和隱喻
。電影中的主人公選擇了縱身一躍進入戲劇之中作為逃避現實壓力的方法,他們是
電影中的「劇中人」,他們戴上了雙重的面具。時空顛倒了。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
在《群眾與權力》中專門談到「形像與面具」,他指出:「在這一個面具後面可能
會有另一個面具,沒有什阻止演員在一個面具後面再戴上另一個面具。我們發現
很多民族都有雙重面具:揭開一個面具跳躍到另一個面具,而這一個也是面具,是
特別的終極狀態。」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臉上的面具最多,就像川劇的變臉一
樣,脫去一層還有一層,無窮盡也。我們再也無法相信真實,我們把虛假當作真實
。我們戴著面具生活太久了,我們成為自己的演員。我們本來希望通過戲劇和面具
逃脫滅頂之災,沒有想到卻更是深陷於一片無邊的沼澤之中。 

關於面具

關於面具,晚清著名的維新人士、《時務報》主辦者之一汪康年,在《汪穰卿
筆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頗讓人玩味的故事: 

嘗見法國畫報上一紅頂花翎之大員,高坐堂皇,手攜鬼臉二具;下有小官朝服
跪拜,兩手高拱,獻元寶兩錠。報下書:「小官云:『請大人賞臉。』大官云:『
好極。適才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個標緻的,我欲與姨太太借光;這個惡猙獰可怕
的,即賞與爾,爾出去辦事,尤體面得很。』」嗟夫!官場傀儡,當局者暮夜苞直
,以見鬼蜮伎倆傳為衣缽,而與國之旁觀者早已窺見肺肝,宜乎甲午一敗而庚子再
敗也。 

對於故事中該大官賞賜給小官的「日本鬼臉」的來歷,汪康年還有一番考證:
「鬼臉之制,日本為最。東京某日町業此者比鄰而居,約數十百家,睜目張牙,鬼
頭鬼腦,種種幻想,五色爛斑,莫可窮詰。」其實,汪氏要諷刺和批判的,並非此
種「看得見」的「鬼臉」,而是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的「鬼蜮伎倆」和「優孟傳統
」。汪康年已然認識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並非軍艦數量少、士兵戰
鬥力弱、軍官指揮不力等外部原因,其根源乃是「官場傀儡」和「鬼蜮伎倆」,也
就是根深蒂固的「瞞與騙」(魯迅語)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中國人固然很聰明,但
這種聰明僅僅是把「屢戰屢敗」改寫為「屢敗屢戰」的聰明;中國人固然很勤勞,
但這種勤勞僅僅是苦練表演招式、讓面具內化為面部肌肉的勤勞。通過這個小故事
,汪康年極其沉痛地揭示出了這種可怕的現實:我們生活在一個互相欺騙和捉弄的
優孟王國,我們從來沒有真實、誠懇、認真地生活過。我們的歷史打上了濃重的「
優孟史」的烙印,我們的文化染上了「優孟文化」的致命毒素。在這個與現實生活
幾乎「同構」的舞台上,無論皇帝還是弄臣,無論官僚還是黎民,都兼有「騙人」
和「被騙」的兩重身份。 

晚清名伶德君如是穆彰阿之孫,他卻不顧顯貴的出身,「下海」而為藝人。家
人強迫他承襲爵位,他斷然拒絕。叔父薩廉罵他自甘下賤,玷辱門風,將他逐出宗
族,註銷族名。即便如此,德君如也絕不回頭。有朋友勸他歸家繼承爵位,他卻說
:「我在舞台上一身而兼帝王將相,威重一時,為何要回家?」友人說:「這戲中
的帝王將相可是假的。」他反駁說:「天下事還有什是真的?」這是一種徹頭徹
尾的大絕望。在一個舉世皆騙子的世界上,德君如認為:既然我無法揭穿所有的謊
言,那我乾脆就去做那個明目張膽地宣稱自己是騙子的演員。這種絕望正如魯迅
所說的,是鐵屋子中的人醒來之後發現無法打破鐵屋子的絕望。與當年「鼓盆而歌
」的莊子一樣,德君如選擇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舞台生涯作為最後的救贖。然
而,這種救贖不僅無法消除個體生命的苦痛,而且加劇了社會的整體性崩潰。它就
像一劑麻醉劑,等藥效過去之後,你擁有的依然是刺骨的疼痛。 

而說謊者、騙子無賴們,卻能活得比德君如這樣「醒了卻無路可走」的人更加
快樂和「成功」。道光朝,大臣曹振鏞擔任首輔。他一身歷任要津,一直以恭謹為
宗旨,厭惡後生躁妄之風。門生後輩有擔任御史監察之類職務的,前去拜見老師時
,他便告誡說:「毋多言,豪意興。」於是,這些部門全都循默守位,長久便成為
風氣。曹氏晚年恩禮益隆,身名俱泰。有一個門生向他請教箇中原因,曹振鏞告訴
他說:「沒有別的原因,多磕頭,少開口罷了。」後人感歎說:「道光、咸豐之後
,仕途波靡,風骨消沉,濫觴於此。」(況周頤《眉廬叢話》)就曹振鏞的一生,
有無名氏賦《一剪梅》加以描述── 

其一: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
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
議也無庸。 

其二: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
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封榮,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
便謚文恭。 

由此可見,曹振鏞是一個典型的「戴著面具生活的人」。他順應了中國傳統政
治文化中「做戲」的原則,面具給他帶來尊榮、名望和財富,他也就心甘情願地成
為面具的附庸。不是他在使用面具,而是面具在左右他。曹氏所云「多磕頭、少開
口」,堪稱中國歷代官場的「六字箴言」,誰能夠將其運用到「厚黑無形」(李宗
吾《厚黑學》)的地步,誰就能夠飛黃騰達、青雲直上。在金碧輝煌的宮廷裡,那
些三跪九叩的大臣和奴才,早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如同行屍走肉般的「
面具」。正如卡內提所揭示的那樣:「面具清楚明瞭的效果就在於它將其背後的一
切隱藏起來。面具的完美是基於它的專門存在以及它背後的一切無法辨認。面具本
身越是清晰,它背後的一切就越是模糊。沒有人知道面具後面會突然出現什。外
表的呆板與背後的秘密之間的緊張對立可以達到極高的程度,這就是面具的威脅性
的根本原因。『我就是你看到的這個樣子,面具說,『而你所懼怕的一切都在我後
面。』面具吸引著人,同時又強迫拉開距離。沒有人敢於侵佔它,若有別人將它撕
下,就被判處死刑。在它運作期間,它是不可觸摸,不可侵犯的,是神聖的。面具
的確定性,即它的清晰性負載著不確定性。面具! 的力量就基於人們很瞭解它,卻
無法知道它所包含的內容。」在我們的二十六史中,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像曹振鏞這
樣被面具控制的人。恍惚之間,他們宛如秦陵兵馬俑中那一排排沒有邊際的泥俑。
那些如同冰凍的河流般的兵馬俑確實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代表」。 

關於優孟

所謂「優孟」,其實就是依賴於面具生活的人。關於「優孟」的記載,很早就
出現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之中。「優孟」一詞,最早是特指春秋戰國時期楚莊王
身邊的一個滑稽藝人。一代霸主楚莊王性情暴戾,很少有大臣敢於在他面前表達不
同的意見。有一次,楚莊王的一匹愛馬病死了,他要以大夫之禮厚葬之。他知道大
臣們不會同意,便宣佈:「有敢以馬諫者,殺無赦!」 

眾大臣噤若寒蟬。這時,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的優孟走進宮門,仰天大哭,如
喪考妣。楚莊王驚問其故,優孟回答說:「我聽說大王的愛馬死了,心裡很傷心。
又聽說大王準備以大夫的禮節來埋葬它,覺得實在是太簡易了,我們應當用國王的
禮節來給它辦喪事啊!」 

楚莊王沒有想到優孟支持自己的舉措,而且簡直想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他心花
怒放撓行巳刈肺實潰骸澳閎銜獬≡嶗窀迷蹣郯炷兀俊?
優孟建議說:「我們要用雕花玉石和名貴木材來做棺材,要讓各國使者參與祭
祀活動,要蓋一個大廟來紀念,還要挑選一個萬戶的大縣來供奉香火。我相信,各
國聽說此事之後,肯定會讚揚大王愛馬勝過愛人的行動!」 

聽到這裡,楚莊王這才猛然驚醒,瞠目結舌。他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荒唐想法
。 
漢民族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民族,優孟的智慧就是這種早熟的體現。在優孟與楚
莊王的對話中,蘊含了多少語言學、修辭學、心理學、邏輯學的知識啊!這種早熟
的智慧,哪個民族比得上呢?這難道不是又一個能讓我們自豪的「世界之最」嗎?
然而,這個故事也從反面說明:從先秦時代開始,中國就進入了嚴酷的專制主義統
治。帝王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士大夫和老百姓卻喪失了基本的言論自由。在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沒有任何可以互相溝通信息和意願的渠道,即便在帝王與
高級官僚之間也是如此。於是,值此「非常時刻」,只好讓本來只承擔宮廷娛樂活
動的滑稽藝人來充當半個「諫官」的角色。同時,優孟也只能說「反話」而不能說
「正話」,而楚莊王也只能聽「反話」而無不能「正話」──當交流只能以一種扭
曲的方式進行的時候,「正話反說」是一種多可憐的「聰明」啊! 

有了帝王,有了統治者,就有了他們迫切需要的、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
於是,「優孟」就越來越多。後來,人們推而廣之地用「優孟」來指稱宮廷裡為帝
王提供日常娛樂服務的特殊階層,「優孟」便由「這一個」變成了「這一類」。在
上古時代,與「優孟」含義相似的說法還有「倡優」、「優伶」、「伶倡」、「俳
優」等等。如《左傳·襄公廿八年》中記載說:「且觀優至於魚裡。」杜預注曰:
「優為俳優。」《管子·四稱》中記載說:「昔者,無道之君進其諛優,繁其鍾娛
,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馳騁無度,戲謔笑語」,「國適有
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驅國而損之也。」而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
中則分析說:「《列女傳》云:『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之
戲。』此漢人所記,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則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皆在春秋之世
。」在中國的歷代帝王及統治者中,許多人都寵幸優孟、酷愛戲劇,最為突出的有
漢武帝、唐明皇、後唐莊宗、宋徽宗、明武宗、乾隆、慈禧太后等人。唐明皇被當
作梨園始祖,他那美妙的霓裳舞曲是被安祿山的叛軍打斷的。後唐莊宗因寵幸優孟
而導致國亡身死,歐陽修在《五代伶官傳序》中! 有過冷峻的評說。優孟以其獨特
的方式參與著國家的政治生活。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每個皇帝都需要優孟來排解深宮中的寂寞與恐懼,優孟
階層便成為冷酷森嚴的專制制度的「潤滑劑」。隨著西漢君主專制體制的建立和牢
固,優孟便開始在宮廷中「長袖善舞」。我們在《史記·滑稽列傳》中可以看到許
多有趣的場景,昭示出帝王與優孟之間微妙的關係,正如學者閔定慶所指出的那樣
:「俳優日夜近侍在帝王身旁,諧官渾臣調笑戲弄,悅愉天顏。帝王對俳優的寵幸
,是基於一種感官娛樂的偏嗜。寵幸成了人格的桎梏,導致了更深的心理焦慮,政
治信仰、宗教崇拜也因之失去了應有的神性。於是,介入帝王生活的俳優對於政治
的覬覦全賴於社會良心和政治直覺的導引。」(《俳優人格》)一般而言,在優孟
的身上並不存在所謂的「良心」,因為良心通常都與生存互相對立。為了生存而放
棄良心,是優孟們普遍的選擇。「理直氣壯」地說謊、「毫不臉紅」地獻媚,是優
孟們普遍的作為。在《漢書·東方朔傳》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漢武帝與東方朔之間有
趣的對話: 

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如何主也?」朔對曰:「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非若如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鹹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
,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上乃大笑。 

在「朕即天下」的帝國之內,皇帝的權力是無限的。漢文帝時,賈山在《至言
》中說:「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隨著皇帝權力的膨脹,外廷的監察機構逐漸形同虛
設,優孟的話語空間也日漸蹇逼。他們只有讓自己越來越「丑」,才能夠博得皇帝
的一「笑」。而皇帝笑了,也就意味著優孟安全了。當然,也有少數的優孟還能在
一百句假話中夾雜一兩句真話──即便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必要為優孟的
「忠心耿耿」而感動,因為正如閔定慶所說:「政治制度之於俳優以娛樂為務的本
質特徵的規定,實際上捨棄了這個藝術群落的社會責任,一旦出現俳優諷諫乃至『
台官不如伶官』的現象,只能說明政治流弊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俳優人
格》)因此,優孟的「表達自由」並不能否定「萬馬齊喑」的事實,優孟靈光乍現
的「勇敢」並不能掩蓋專制制度下人們全面的奴化。在晚清恰好有一個非常生動的
例證──近人張江裁在《燕都名伶傳》記載: 

劉桿三既以藝著,昇平署總管招為供奉。一日,慈禧後命演《十八扯》,位?帝。
臨入座,忽弔場曰:「汝看,吾為假皇帝,尚能坐,彼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
曾得坐耶?」緣慈禧與德宗結怨,待德宗極苛,每觀劇,慈禧後坐堂中,而令德宗
侍立於側,視同僕妾,故趕三為之鳴不平也。慈禧為掩眾口,自是賜德宗坐焉。 
可憐的光緒皇帝要靠一個優孟的笑話才能得到慈禧賞賜的座位。從反面可以想
象慈禧的獨裁到了怎樣的程度,而慈禧周圍的奴才的恐懼又到了怎樣的程度。當「
不正常」的情形成為「正常」的情形的時候,一個王朝的衰亡就露出了徵兆。優孟
在王朝中的位置和作用,亦可判定王朝的發展趨勢,可以說是「一粒沙裡見世界」
也。 

優孟並非永遠被禁錮於宮廷之中,它是一個處於「運動」狀態的、不斷擴展的
概念。當優孟從內廷走向朝堂的時候,「優孟人格」和「優孟思維」也就首先滲透
到了朝堂和官場之中。


官場的優孟化

從晚清到民國,政壇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高級官員們都十分熱愛包括京
劇在內的各種戲劇,並且與諸多名角保持著密切而曖昧的私人關係。說他們「附庸
風雅」或者「熱愛國學」,都不足以解釋這個現象。在我看來,根本的原因在於:
官僚們發現優孟是跟自己最相似的一類人,自己的「治國、安邦、平天下」何嘗又
不是在唱戲呢?況周頤在《眉廬叢話》中記載有「戲提調」一則:光緒朝,江西巡
撫德馨酷嗜聲劇,優伶負盛名者,雖遠道必羅致之。他的官署之中,除了忌辰之外
,沒有一天不是笙歌沸騰的。新建縣令汪以誠,有能吏的名聲,專門負責安排衙門
裡主辦演出的事務,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戲提調」。官署中的大小公務,都委託其
他官員來操辦。當時,江西人寫了一幅對聯諷刺說:「以酒為緣,以色為緣,十二
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
共銷魂。」橫批曰:「汪洋慾海」。聯中之「四九旦」、「雙麟雙鳳」皆是當時著
名演員的名字。此聯巧妙地將汪以誠的名字鑲嵌其中,卻又渾然天成。汪以誠僅僅
是「遊戲做官,認真做戲」的官場中的一個小小「戲提調」而已,他的上級以及上
級的上級,也在操勞著類似的「國家大事」。巡! 撫有巡撫的舞台,總督有總督的
舞台。由此推之,皇帝本人不也是一個「總戲提調」嗎? 

汪康年在《汪穰卿筆記》中感歎說:「二十年前,余至京,謂人曰,京師之事
,可二言蔽之,曰:『遊戲做官,認真做戲。』不料逾二十年,尚如是,甚至做戲
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戲也。」汪康年獨具只眼,敏銳地發現了官場「做官」與「
做戲」之間奇妙的共同性。豈止汪氏所生活的二十年是如此,中國的上下五千年不
都是如此嗎?在晚清以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為代表的若干「譴責小說」中,在
今天以王躍文的《國畫》為代表的「官場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幾乎「同質
」的官場。中國的官場是一個高度「優孟化」的官場,在中國歷代官員的人格構成
和文化資源中,「優孟」與「儒家」和「法家」三足鼎立。從呂不韋到諸葛亮,從
張居正到曾國藩,這些「出將入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幾乎都是
身兼三者而有之。他們的演技並不比那些真正在戲台上表演的優孟差,甚至還達到
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王陽明不就能夠從從容容地升堂殺人、退堂讀書? 

儒林的優孟化

當官場「優孟化」之後,士大夫即「儒林」也迅速「優孟化」。因為官員本身
就是士大夫的一部份,官員的人格形態必將深刻地啟示和引導那些即將走上仕途的
讀書人。 

中國的士人傳統與優孟傳統一開始就同源同質,糾纏不清。中國文人的老祖宗
孔子非常厭惡優孟,他剛一掌權就拿優孟開刀、用殺優孟來為自己揚威。但是,極
具反諷意味的是,在孔老夫子自己的人格構成中,就投射下了揮之不去的優孟的陰
影。當孔子像一條喪家之犬一樣在列國之間周遊的時候,他的人生目標還不是想當
一名帝王的「軍師」?而他夢寐以求的「帝王師」的角色,在帝王本人的眼裡,卻
跟優孟沒有根本的差別。因此,孔子孜孜以求的身份,居然是他最為不齒的優孟的
身份。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尷尬,兩千多年來一直存在於孔子的徒子徒孫們身上。 
如果說中國文化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那專制制度就是它那深深的樹
根,而優孟人格就是這棵樹上結出的一顆苦澀的果子。中國沒有一個代代相傳的貴
族階層,其官僚不是通過世襲而產生;中國也沒有一個生機勃勃的市民社會,其官
員也不是通過選舉而產生。中國卻有龐大完備的科舉制度,它導致了歷代文人的讀
書寫作,目的都是將自己「賣」給「帝王家」。在這個「家天下」的險惡環境下,
士人階層如同帝王家中的奴僕,並無任何的獨立性。士人的榮華富貴全都依賴於帝
王的賜予,他們哪能不以帝王之是非為自己之是非、以帝王之好惡為自己之好惡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人是優孟的同類和兄弟,文人一點也不比優孟高貴。閔定
慶分析說,優孟沒有獨立人格的原因是他們沒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一主一奴
,涇渭分明。帝王的感情世界和行為方式遠非俳優所能支配或左右,帝王的喜怒哀
愁絲毫無需顧及俳優的顏面,而俳優也難以觸摸帝王的思想脈絡,他們不過是侍立
、供畹屯莨芾硌矍暗鈉頡□∪恕1擰□浚H晃拗仄≡誄櫳矣氤頭5?
邊緣。俳優的命運操縱在他者的手中。俳優慘遭帝王懲罰的案例不可勝數,杖責、
鞭撻、鯨字、放逐、鑿齒、捺頭水底,甚至射殺! 、腰斬、烹煮,歷史的陣陣涼意
撲面而來,令人毛骨悚然。」(《俳優人格》)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當代的
「反右」和「文革」,文人的悲慘處境與優孟非常相似,他們的心態可以說是如履
薄冰、戰戰兢兢,他們不得不向優孟學習「生存之道」。 

所謂的「生存之道」,也就是如何讓自己處於「麻痺」的狀態。徐復觀在《兩
漢思想史》中指出:「各種不合理的東西,隨時間之經過,因人性中對外來壓力所
發生的自我保存與適應作用,及生活中因慣性而對現實任何存在,容易與以惰性承
認的情形,也漸漸忘記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大奸大滑,都是
朝向這一弱點投下他們的野心與賭注。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
。這便可使由此政治而來的壓力感,漸歸於麻痺,而其他壓力感居於主導地位,這
是瞭解我國知識分子性格隨歷史演變而演變的大關鍵。」漢武帝一朝是文人集團與
優孟集團產生最大交集的時代。比如,東方朔這樣的「滑稽」人物,既是著名的文
士,又是典型的優孟。東方朔在臨終時給兒子留下遺言說:「明者處世,莫尚於中
;悠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累群生,孤貴失和。遺余不匱,自盡無多。聖
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這是一種赤裸
裸的「縮頭烏龜」的理論:我都已經給你當奴才了,你還要把我怎樣?像東方朔這
類的人物在武帝一朝數不勝數,魯迅在《漢文學! 史綱要》中指出:「文學之士中
漢武帝左右者甚重,先有嚴助……又有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
、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而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尤見親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稱疾避事,朔、皋持論不根,見遇如同俳優。」可以
說,誰最後能生存下來,關鍵就看誰最能忍受侮辱、誰最能放棄尊嚴。 

專制帝王對文人的態度一向是「倡優蓄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
,流俗所輕也。」無論是飄飄欲仙的李白還是「奉旨填詞」的柳永,無論是號稱要
「資治通鑒」的司馬光還是縱情於酒色之中的韓熙載,無論是牢騷滿腹要斷腸的柳
亞子還是被周恩來稱作「文化班頭」的郭沫若,從來都沒有超越過這種卑微的處境
,儘管他們也曾擁有某種象徵性的「尊貴」身份。《清代外史》中記載,乾隆皇帝
「挾其威權,叱辱群臣如奴隸」,「故六十年間,能不受侮辱者唯劉統勳一人耳。
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倡優蓄之,汝
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群臣如草芥,
摧殘士氣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云:『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
道。』弘歷厲聲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明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
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乎?尹會一於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
不久乃謫戍遠邊。」由此可見,優孟也不是誰想當就能夠當的,當優孟需要莎士比
亞所說的「生活的智慧」以及「審時度勢」的本! 領。如果是強勢的皇帝、輝煌的
盛世,則只需要「幫閒」而不需要「幫忙」,優孟便得緊緊守住「幫閒」的界限,
而不能著「幫忙」的「非份之想」。對此,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開國雄
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
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
扯談》)可惜紀曉嵐、尹會一之流,聰明一世糊塗一世,錯把「幫閒」作「幫忙」
,馬屁拍到馬腿上,便只能招來主子的痛罵和訓斥,真是自作自受。 

民眾的優孟化

優孟人格「擴大化」的第三個層面,是從朝堂和文苑走向江湖和民間。千百年
來,優孟的人格狀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滲透到普通民眾之中,成為一種牢固的
「集體無意識」和「國民性」。魯迅強調說,整個中國的天地是一個戲場,整個中
國歷史就是一部做戲的歷史。魯迅對京劇的厭惡、對梅蘭芳的批評以及對「女吊」
的喜愛,都是根植於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切體認,而並非無的放矢、隨便說說。
魯迅說,中國人是「會做戲的虛無黨」,其中重要的一面就是「看客」的心態。學
者錢理群分析說,中國人總是在扮演兩個角色,或自己做戲,演給別人看,或看別
人做戲,演戲與看戲構成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構成人和人之間的基本關係
。看客在看戲時是有能動性的,悲慘的事被看客一看就成為滑稽的了。在《祝福》
中,魯迅描述了這樣的場景:祥林嫂到處向別人講阿毛被狼吃掉的事,村子裡的人
紛紛來聽她講故事,有些老太太沒有聽到,還從幾十里以外趕來聽她講,這不是對
她同情,而是趕來尋求看戲(聽戲)的刺激。在看(聽)戲的過程中,人們落下眼
淚,眼淚流完了,大家心滿庾愕□、伊耍槐咭槁圩擰O榱稚┐謀以庥鼉統晌?
人們娛樂的一個材料,人們從中獲得一種快感,! 轉移了自己的痛苦。這正顯示出
中國人的殘酷性。另外一種「看客」就是《藥》中的看客:像夏瑜這樣的先驅者想
用正義、崇高的行為喚醒民眾,但民眾把啟蒙者也看成是演員。在茶館中,那些白
鬍子老頭、二十多歲的男人、康大叔都在津津有味地議論夏瑜的死,他們把莊嚴、
神聖的死戲劇化、遊戲化了。(《話說周氏兄弟──北大講演錄》) 

中國人最愛發的感歎就是「人生如夢」和「人生如戲」,這裡的「夢」與「戲
」具有相似的質地。中國古代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其實更是一出「紅樓
戲」。在這部巨著中,多次出現眾人觀看和討論各種劇目的場景,並以若幹出戲劇
來隱喻人物的命運。「大觀園」就是一個被所有讀者所觀賞的大舞台,整部小說就
是一出大戲,所謂「風月寶鑒」是也。而《好了歌》即全書的「文眼」,「亂哄哄
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到頭來為人家作嫁衣裳」,它表明作者企圖用
戲劇的「間離」效果來消解人生真切的痛苦。這種努力顯然是不成功的,讀者和作
者一起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 

在更為大眾化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中,無論是故作神秘狀的禪宗大師還是瘋
瘋癲癲的濟公和尚,無論是古靈精怪的孫悟空還是鐵拐李、呂洞賓等「八仙」,他
們身上都烙下了優孟鮮明的印記。而在近年來流行的各種古裝電視連續劇中,無論
是號稱世界上最長的電視連續劇的《康熙微服私訪紀》,還是一度風靡青少年的《
還珠格格》,以及《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快嘴李翠蓮》、《神
醫喜來樂》等等,其人物設置和情節進展都有驚人的雷同之處。一般都有充滿矛盾
的三方:一方是威而有慈的、充當最高仲裁者的皇帝,一方是智慧幽默的優孟式的
人物(如紀曉嵐、還珠格格),還有一方則是陰險狡詐而腐敗貪婪的高官(如和坤
)。優孟總是能夠盡情地捉弄貪官,優孟總是能夠得到皇帝的支持,結局全都是大
快人心的「大團圓」。然而,魯迅早就看穿了這些所謂「忠黨愛國」(周星馳《國
產零零柒》)的「顛僧」的真面目,這就是優孟藝術的巔峰──「二丑藝術」。魯
迅說,在他家鄉的地方戲曲中有一種二丑角色,其特點是二花臉藝術。一方面給主
人幫忙,為主人服務,是走狗;另一方面又有點知識文化,對形勢看得比較清楚,
常常看到主人也不可靠,時刻注意到主人有一天! 會垮台,因此也與主人保持距離
。在舞台上他的表演是:既演僕人為主人服務,又常常離開主人,跑到前台對觀眾
說,你看這公子多可笑,他準備一旦主子倒台就與主子劃清界限。他是狗,但又不
是忠實的狗。因此他的語言有更大的表演性,而這種表演性是雙重表演,既是表演
給現在的主子看,對主子表現忠誠,並獲得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
的表演又是給現在主人的對立面看的,因為現在主人的對立面將來可能成為他的新
主人。這樣的「二丑」充滿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每一個縫隙,他們也是時代症候
的顯性標示,正如錢理群所論:「越是到統治危機嚴重的時候,這種折衷主義的、
奴才表演性的語言就越要盛行。」(《話說周氏兄弟──北大講演錄》) 

俄羅斯的聖愚與中國的優孟

無獨有偶,俄羅斯文化中也存在著類似的「顛僧」或「聖愚」傳統。學者湯普
遜專門寫了《理解俄國:俄羅斯文化中的聖愚》一書研究這個有趣的問題,為人們
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進入俄羅斯文化的入口。他在書中生動地描述了「聖愚」們古裡
古怪的外貌:「俄國的聖愚裸體也好,著衣也好,身上都要披掛幾磅重的鐵製物件
,有鎖鏈、十字架和其他的金屬物品。有的還佩帶銅環、鐵環,甚至鐵帽盔。但是
,名氣最大的聖愚,如伊萬·科列沙或格裡高裡·拉斯普津,卻穿著普通的農民服
裝,當然褶皺破舊,但是沒有裝飾品和銅鐵物件。」這些怪人的言行舉止深刻地鑲
嵌進了俄國人的精神生活中,連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也自己說自己的身上有「顛僧
」的特性。湯普遜認為:「聖愚平生所受到的崇敬、懼怕和嘲諷的混合態度對待,
被認為是對他們的威權的可以接受的、恰當的反應。」在俄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
聖愚」,是受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寵幸的拉斯普津。拉斯普津一度成為俄羅斯最
有權勢的人物,不僅沙皇本人對他言聽計從,甚至還謠傳說他與皇后有染。有不少
舊俄貴族將其看作是羅曼諾夫王朝崩潰的罪魁禍首。然而,並非拉斯普津導致了末
世的來臨,而是末世需要催生出這樣一個「顛僧 "來,正像湯普遜所指出的那樣:
「拉斯普津因為殘暴、強橫和性行為混亂,配稱為魔鬼,但是,因為他的神秘的精
神力量、偶爾的虔誠和溫和,他顯然又被稱為神聖。」拉斯普津的出現,是「羅曼
諾夫王朝自我催眠的一個案例」,他適應了時代的需要。 

與俄羅斯的「聖愚」傳統相比,中國的「優孟」傳統少了宗教信仰的狂熱和對
彼岸世界的觀照,更多的是世俗功利的追求和虛無主義式的游離。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前人料想不到的變化,「優孟中國」迎來了一個「作秀時
代」──「我秀故我在」成為這個時代最響亮的宣言。在影視屏幕上是「群丑亂舞
保竇湓虺涑庾鷗髦指餮粕惱渦啊4印拔沂橇髏遺濾鋇男□導彝跛?
到「要狠狠地作秀」的戲劇策劃人張廣天,從「以電視為家」的傳媒學者的余秋雨
把玩海上舊韻賺得大錢的畫家陳逸飛,以及一北一南兩大「怪胎」──「詞壇怪才
」張俊以和「影視巨鱷」鄧建國,且不論才華多寡、學歷高低、地位尊卑,共同之
特點為:皆是作秀的高手,優孟中的優孟。在這樣「思想解放」的時刻,就連企業
家們也認識到了「作秀是第一生產力」。於是,牟其中宣稱要炸掉珠穆朗瑪峰,張
朝陽穿著宇航服走上街頭,楊斌被任命為朝鮮「新義州特區」的「特首」,吳征頂
著「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帽四處張揚……真個是:「全民大作秀,全民大發財。」
最有意思的還是被文化精英余秋雨冊封為「藝術大師」的小品演員趙本山。趙
本山將以「性」為噱頭的東北民間文化「二人轉」提升到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主打
節目」的高度上,實在是功不可沒。我不知道後人會如何看待以趙本山為表徵的、
我們時代所「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但我知道趙本山至少是「優孟中國」在
「丑角時代」的集大成者。在我看來,趙本山的小品並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農民兄
弟的生活真相,而他本人早已從農民的身份「脫胎換骨」、並當選「全國人民代表
」了。學者任不寐一語道破了真相:「趙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農村政策宣傳符
號的簡單圖解。在一定的意義上,這是一種藝術化了的政治謊言。所以與其說趙本
山表達的是農民的快樂,不如說表達的是一個進城而且沒有遭遇警察驅逐的農民的
快樂。……趙本山現象也說明了這個時代在文化上的窮途末路──一個民族的文化
藝術的興奮點集中在農民式的自嘲上,不僅說明意識形態的徹底瓦解,也說明了這
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經貧乏至極。」(《趙本山現象》)正如大觀園裡需要一個打
打鬧鬧的劉姥姥,人肉宴席上也需要一個像打太極拳一樣製作印度拋餅的雜耍型廚
師。趙本山並不憨厚,他比大多數觀眾更加聰明! ,他知道如何一邊「愚君」一邊
「愚民」。趙本山雖然沒有成為「拉斯普津」,卻成了「大小通吃」的「韋小寶」
。如果「韋小寶」們依然是時代的「幸運兒」,那「魯迅」們便無法擺脫被凌辱
和被嘲弄的命運。 

我們真的生活在現代嗎?不,我們依舊生活在古代。戴上了面具,抹上了油彩
,我們都是優孟。 

我們擁有了文明嗎?不,我們依舊陷入在愚昧之中。失去了恥辱感,失去了疼
痛感,我們都是優孟。 

鐵屋子是優孟們最為得心應手、最為風光無限的大舞台。而魯迅早已料到,他
的吶喊會被淹沒在優孟們驚濤駭浪般的「幫腔」之中。□

2003年2月13日 (文中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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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招生黑幕與網絡時代的陽光 



假如沒有網絡的話,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會神不知、鬼不覺就地上演完了。然而,對於那些幕後的「黑手」們來說,非常「不幸」的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網絡這樣一個新冒出來的揭露「黑幕」、主持正義的「俠客」。網絡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後的那些骯髒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種名叫「代號紅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學網絡中心的服務器,校園網無法與公網連接,學生們只好在校內局域網上閒逛。教務處的代碼就是「jwc」,那份沒有設密碼的招生「機動指針討論材料」被學生輕易獲得。精通網絡技術的「好事者」將這份材料從交大的局域網裡「宕」出來,貼在交大「飲水思源BBS站」的快訊板上,二十分鐘後被版主刪除。但是,「消滅信息」已經不可能了,它立即成為當天十大熱門帖子之一。隨後,這份資料像野火一樣在網上蔓延,擴展成為一種「公共信息」。
這份材料分為「校領導接收」、「中學校長推薦」、「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內部討論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機動指標討論材料」、「二零零一年錄取中必須保證專業情況及處理結果匯總」等六項,每項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數、學校加分因素、專業情況、委託人、擬解決意見等欄目。花名冊中僅上海生源一項,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於交大的投檔控制線,另有低於交大理工科投檔控制線的十三人報考了工商管理和國際金融與貿易專業。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每個陌生考生背後還有「委託人」與「委託機構」的名單,名單中涉及了六十八名個人和十個機構的真實名字。這些「委託人」當中,既有市裡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員和當地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既有兩院院士,也有企業老總等重要人物。考生與「委託人」的關係多為親屬,如子女、侄、甥。
當《南方週末》記者到交大校長辦公室採訪的時候,交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蔣宏告訴記者,此事「正在調查之中」、「這件事事關重大」,他們正在研究向教育部匯報。同時,他又頗為「委屈」地告訴記者,這種花名冊不僅交大一個學校有,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交大的官員雖然承認了名單的真實性,但僅稱之為「工作記錄」。他們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錯誤」,另一方面卻表示今後要管理和使用好網絡,至於建立一種什麼樣的「信息披露」原則,則「有待解決」。
高考被認為是當今中國最具公信力的考試,所謂「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不公正的現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試過程中的作弊現象日趨嚴重,近年來,媒體披露了某些地區考生、老師乃至教育管理機關相互串通、集體作弊的可恥事件﹔但是,招生過程中的黑幕卻一直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人們也一般忌諱莫深。在小百姓們看來,招生過程封閉而神秘。殊不知,這種封閉和神秘是「相對」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夠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門的招生場所,並將一大迭「條子」直接送到具體負責經辦的人員手上。這些情況從來只在人們的口頭上傳說著,傳統媒體都避而不談──要知道,能夠往招生現場送進「條子」去的,顯然不是我們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大人物。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呢?
終於有一天,網絡開始挑戰黑幕。「交大醜聞」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網絡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網絡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謝那個最初將消息透露到網絡上的人士,他是一個網絡上的「羅賓漢」。他雖然孤身一人,卻將一個龐大的黑幕揭穿了。讓我高興的是,人情、關係和權力交織起來的一張傳統的「網」,卻遇到了另一張更大的「網」──無論你有多大的權力、有多少的金錢,你都不可能絕對地控制網絡上迅速傳播的言論。什麼是「民主」?這就是民主。什麼是「平等」?這就是平等。網絡為我們帶來了一線曙光。
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交大的官員雖然承認材料屬實,卻沒有明確表示校方將如何處理此事。交大校方會不會給廣大網友及更多的考生和家長們一個明確的交待呢?迄今為止,事情已經過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沒有聽說過什麼人因此而受到相應的懲罰。相反,那些通過走後門進入交大的「貴族學生」們,依然還在交大的校園裡逍遙著。交大的官員們從這一事件中獲得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網絡,網絡上只能夠流傳對我們有利的內容。
最近,名單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網絡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這是人們從那批顯貴和他們的子弟們那些獲得的唯一的回應。然而,我在這封信裡沒有看到一句真話和實話,也沒有看到一句懺悔和歉意,我聽到的卻是一篇毫無愧色的「宣言」──「當大家都做賊的時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賊」。這篇宣言的作者,雖然只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經老練得如老吏斷獄了。如果沒有他人代筆的話,我認為他的修辭才華已經不亞於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這樣理直氣壯地質問大家說:假如你們也像我這樣擁有一個好爸爸、好媽媽,在周圍的人都在想方設法地托關係、走門路的時候,你的爸爸媽媽會閒在家中、對孩子未來的命運不聞不問嗎?當你的爸爸媽媽開始行動的時候,你會阻止爸爸媽媽採取種種方式表達他們對你的關愛嗎?
這個少年的問題無比尖銳,似乎能夠堵住公眾的嘴。當旁人詢問「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的時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說:因為天下人都是盜賊──所謂「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你們為什麼不去追究那些比我還要厲害的大盜,而偏偏抓住我這個小盜不放呢?他巧妙地把眾人對他道德上的指責拋回到眾人身上。當人們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鐵的定律的時候,作弊者就從容地逃逸了。對此,《南風窗》的記者張立勤在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評述:「一種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讓人們面對腐敗鮮有震驚和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艷羨。可怕的還不是幾個該上大學的孩子失去了機會、而沒有資格的卻混進了大學。最令人擔憂的是,我們離公平的原則還有多遠?為什麼面對素來被目為神聖的象牙塔中發生的顯而易見的諸多不公正現象,我們卻保持著長久令人不可思議的緘默?」恥辱已經不再是恥辱,而蛻變為光榮。不難想像,還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長跟隨其後。如果教育腐敗是一時無法改變的現實,那麼想捍衛自己的利益,除了參與其中之外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腐敗比官僚腐敗還要可怕。吏治腐敗打擊了民眾對某一地區、某一部門的權力部門的信任,而教育腐敗則摧毀了幾代人對公正原則的信念。恢復信任相對來說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則無比艱難。教育腐敗加劇了一個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也惡化了社會各階層的親和關係﹔教育腐敗動搖了一個時代基本的道德準則,也將知識異化為權力網絡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機動指標」名單中,背後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導、教授,可謂星光燦爛)。他們中的不少人曾擁有與學術榮譽一樣光彩的道德聲名。向來以指斥腐敗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卻大規模地參與腐敗事件,使人們的歎息更為沉痛。我們不能在張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裝聾賣啞:「有一項調查表明,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在下降。當我們對新一代人發出責難時,也許更該反省當前教育者的『示範』作用。……圍繞『機動指標』名單的觀念之爭,卻使我們看到,鑽營『潛規則』正在變成一種振振有辭的常態。這才是我們真正最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處。」近十餘年來,許多為人師表者不僅得不到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也逐漸失去了作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張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學院為背景的小說《桃李》,就為我們展現了高等學府中觸目驚心的種種黑幕。象牙塔內與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態基本上是「同構」的。既然教育者也成為腐敗的積極參與者,那麼誰有資格指責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除了對「教育腐敗」和「教育者的腐敗」的思索之外,這一事件引發我思考的另外一個側面是:網絡在「曝光黑暗」的行動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前網絡時代」暢通無阻的「潛規則」,遇到了網絡的挑戰。兩者是不可能獲得妥協或者和解的。既然無法「擦肩而過」,那就只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從那些官員的言談中發現了他們對網絡的痛恨和恐懼,以及痛恨和恐懼背後的無可奈何。他們感覺到了昔日腳下堅實的土地已經開始鬆動──而這種鬆動是大勢所趨,是不以他們這個階層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試圖對網絡實施某種形式的「管制」,但這也只能是他們的「垂死掙扎」罷了。網絡的拓展以及信息的自由傳播和獲取,必將帶來「潛規則」的逐漸萎縮乃至消亡。儘管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痛苦的,但是那越來越燦爛的陽光值得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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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成了魯迅可不好」 


「世人都成了魯迅可不好」—從王蒙的魯迅觀說起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中,「批評痞子文學」與「尋找人文精神」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一些堅持人文精神的學者批評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成為一種精神迷幻藥,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普遍的幻滅感。對於這樣的批評,王蒙站出來為王朔辯護,在辯護之餘還對魯迅順刺一筆: 「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在《小議大師》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種王蒙式的排比和戲擬的修辭手法來消解魯迅的價值:「例如人們認為魯迅是大師,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親,大師是楷模,大師是先行者,大師是英烈,大師是光輝的旗幟,大師是某種終極關懷與絕對理念的象徵,;大師是權威,大師不容毀損不容褻瀆不容不敬,大師是天一樣遼闊的崇敬與熱愛的對象,闡釋和表達對大師的崇敬本身也是偉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業。」王蒙不喜歡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說,但還是朱學勤說得好:「本來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 』?」王蒙將攻擊魯迅作為一種「破除偶像」的工作,卻假裝不知道今日中國真正的偶像崇拜並非魯迅崇拜,而是領袖崇拜、金錢崇拜和權力崇拜。他不敢對離他住宅不遠的、躺在水晶棺中的偉大領袖的乾屍發表一句議論,卻不能容忍作為精神存在的魯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師崇拜,另一方面卻對別人將自己當作大師來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個在美國開中餐館的「文學中年」,在美國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海外作家協會」,每年都發起提名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活動。王蒙本人從來沒有加以制止或者聲明拒絕,相反這名「作家」卻因其欽點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國參加作協大會。最近坊間還出現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寫的名為《我的先生王蒙》的暢銷書,極寫老公王蒙如何關愛小貓小狗,此種將老公當大師的寫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麼,魯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讓王蒙先生渾身難受呢?在某種意義上,王蒙的作品確實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較高水準,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幾乎代表著「文而優則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長、作協第一副主席等官銜不可謂不讓大多數文人眼紅。王蒙的創作,用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的話來說就是:「他幾乎始終置身體制之中;他平正、通達、熱乎、幽默,樂於把事往好處想,樂於把話往好裡說,雖然幽默也含有反諷的鋒芒,但那鋒芒決不越過寬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於所當止;王蒙不寫那種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寫暴力與死亡的慘痛場面;他的筆是『止於流血』的。」王蒙的為人,用評論家王彬彬的話來說則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前進,什麼時候應後退;什麼時候該發言,什麼時候應沉默;什麼時候說話應多加謹慎,什麼時候說話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顧左右而言他,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單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樣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穫,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堪稱「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的典型。王蒙以「寬容者」自居,他寬容貪官污吏,寬容社會不公,寬容痞子文學,寬容下半生寫作,卻批評不能寬容魯迅。王蒙嚴厲批評魯迅的「不寬容」,他本人卻從未寬容過那些針對他的批評意見,王蒙曾經將批評過他的王彬彬侮辱為「黑馬」生出來的「黑駒」,誰批評他誰的動機便是想出名。如此誅心之論,哪裡有半點紳士風度?由此可見,王蒙以「反魯迅」來「爭自由」的說法,其實無比虛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王蒙從來沒有對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發言,從來沒有對社會不公和弱勢群體有任何的關心。相反,他自得其樂地寫了不少「噴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對於不願寫作此類文章的作家則統統斥之為「極端主義」。正是在此維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兩方面直線下降,「季節系列」和《青狐》等作品,僅僅是一時的暢銷書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與藝術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在危機。所謂「過於聰明」,其實也就是一種已經不自覺的奴才人格。從一九五七年因「誤會」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捲入另一場「誤會」——「堅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們認為具有一定的自由傾向,然而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讀。當甘肅夾邊溝數以千計不知名的右派在饑荒中悲慘死去的時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卻因有高層的照顧而「瓜果飄香」。此右派不同於彼右派,畢竟還被偉大領袖親自點過名。對於王蒙來說,「文化部長」和「作協副主席」的頭銜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榮」,這意味著權力階層的認可。與此同時,王蒙還時常作出某種「體制外」的姿態,扮演輝煌的「成功人士」與清高的「隱士」的雙重角色。其策略有兩個:其一,大談「人生哲學」,教大眾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學」無非就是經過精美的語言包裝的「厚黑學」;其二,為以王朔為代表的「反智主義」文化叫好,以獵取所謂「親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對趙本山的欣賞,王蒙對王朔也大加讚揚。從骨子裡看,此四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魯迅恰恰對中國文人身上的奴性進行了最為深刻地揭露和最為猛烈的批判,魯迅說的很多話,都說到了王蒙的痛處。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魯迅,則無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僅難以面對魯迅,就連魯迅欣賞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慣,經過王蒙的一番闡釋,嵇康因反抗專制統治者而被殺害也成了自討苦吃——誰讓你的性格「太認真」、「和世俗對立起來」、「以世俗為污濁」呢? 

王蒙擔心世人都成了魯迅,也擔心中國若有「五十個魯迅」會發生「地震」。王蒙的擔心是一種杞人憂天,今天的中國不是「魯迅過剩」的中國,而是「魯迅精神極度匱乏」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不缺少王蒙式的寬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聰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肩起閘門的擔當和鐵屋裡的吶喊。王蒙精於盤算的性格近於官僚和商賈,而遠離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論:「王蒙是幸運的,他沒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聰明,以他對無聊無恥的精神贊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魯迅『罵』得狗血噴頭,那肯定是文壇奇跡,那魯迅也將不成其為魯迅,那魯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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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是怎樣煉成的?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謊言是怎樣煉成的?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把他為斯大林所作的傳記取名為《勝利與悲劇》。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說,斯大林在權力舞台上的輝煌勝利恰恰是蘇聯人民空前的悲劇和災難。在斯大林的帝國裡,比真理更「高貴」的是邪惡,比歷史更「權威」的是謊言。這個龐大的帝國主要依賴「兩隻手」來實現統治:一隻手是鐵與血的暴力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克格勃以及人們業已形成的、無所不在的「內在的恐懼」,其目的是製造「順民」;另一隻手是以傳播謊言為首要任務的宣傳和教育機構,包括電視、廣播、報刊、教科書、學校等各種不斷重複謊言的渠道,其目的是製造「愚民」。一個由「順民」和「愚民」構成的社會,雖然是一個便於統治的社會,但也必然是一個喪失了內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會。

  傳播謊言,首先就要改寫歷史。對於斯大林來說,既然可以一揮手就把一個民族從地圖上抹去,那麼改寫歷史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斯大林本人始終對歷史著作,首先對皇帝傳記保持著經久不衰的興趣。別列亞爾米諾夫的《俄國歷史教程》、維柏的《羅馬帝國概述》、阿·托爾斯泰的《伊凡雷帝》、《羅曼諾夫王朝》等他都認真研讀過。他把這些皇帝的傳記當作自己的鏡子,從這面鏡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發誓自己將比歷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偉大,也更加殘暴。斯大林很少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雖然他自稱是一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列寧最忠誠的學生和戰友。馬列主義不過是他騙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滿足於充當「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對帝王傳記的研究中,斯大林發現了「重寫歷史」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性。對此,沃爾科戈諾夫敏銳地評述說:「不難看出,斯大林認為用適當的方式描述祖國的歷史也是實行獨裁、形成意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於是,一個龐大的編纂歷史讀本的班子建立起來了,它的成員許多都是斯大林「欽定」的。經過數月緊張的工作,影響蘇聯社會數十年之久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終於出籠了。這部後來臭名昭著的讀物,在當時卻成了真正的百科全書,「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數超過了四千三百萬冊!在蘇聯的東歐「衛星國」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這本著作也迅速翻譯成各種文字,並大量地印刷和發行。同時,這些國家也開始模仿這本書的寫法,編寫自己的歷史。在世界範圍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傳播範圍之廣泛、印刷數量之巨大,除了《聖經》和《毛選》之外,恐怕很難找到能夠與之匹敵的作品了。

  在蘇聯,這本「把各種教條木乃伊彙集在一起的書」,對全國人民來說就像《古蘭經》對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一樣,成了必須閱讀的東西。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乃至於博士學位的歷史教科書,都按照《教程》的體例來編寫,並嚴格遵循《教程》中的論點和論據,不得有絲毫的偏差。從日丹諾夫到蘇斯絡夫,歷屆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把《教程》當作蘇維埃的《聖經》來看待。沃爾科戈諾夫指出,這部著作的全部內容都是為了培養、訓練人們如何跪在斯大林的腳下。斯大林與列寧被塑造成兩座高聳的山峰,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則統統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敵」,他們的歷史貢獻被一筆勾銷。斯大林比在革命進程中的表現簡直上帝還要未卜先知,他永遠都保持著偉大、光榮和正確的立場。在《教程》中,人們看不到斯大林在內戰中的失敗,也看不到他在德國入侵之際的驚慌失措,更看不到他在大清洗中的殘忍和嗜血。這種肆無忌憚地改寫歷史的做法,不僅貫穿了斯大林統治的三十年,而且貫穿了蘇聯的整個歷史進程。赫魯曉夫企圖扭轉這種局面,但當他被趕下台之後,斯大林主義又全面復活了。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感受到了這種「要求知識分子參與製造謊言」的巨大壓力:「歷史學是第一個犧牲品,首當其衝的是現代史。」官方在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和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別下功夫,因為這樣能夠重新神話斯大林。他們不僅改變了對若干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當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歷史科學、歷史思想倒退。」

  與這種推動「倒退」相配合的行動是無情地打擊那些堅持說真話的人。官方多次展開迫害誠實的歷史學家的運動。阿爾巴托夫觀察到,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沃洛布耶夫因為在學術上採取原則性的立場而被撤職。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方面的著作而聞名的歷史學家涅克裡奇遭受了特別殘酷的迫害,終於被迫流亡國外。「當局這一手十分有效,因為流亡國外的人實際上好像成為叛徒,不僅他們本人的名聲敗壞了,而且他們的立場、他們的著作,甚至支持他們的人的名聲也都敗壞了。」堅持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也被開除出黨。於是,許多「聰明人」知道該怎麼做了,他們開始無恥地吹捧皇帝的新裝是多麼的美麗。許多高級官員和將帥也在回憶錄中編造虛假的故事,這些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回憶錄後來都聲名狼藉。

  與此同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在不斷地重版。正如沃爾科戈諾夫說分析的那樣,《教程》在國內之所以能夠流傳,不僅僅因為宣傳機關根據斯大林指示的精神把它變成了全社會多年閱讀的「主要著作」,而且因為它那極為淺顯的、提綱挈領的敘述方式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這些人越來越習慣於別人替他們「想問題」,並且滿足於這種貧乏的精神糧食。這些教條足主義的木乃伊十分通俗易懂。人們不需要研讀原著,查閱參考書,而主要是不必進行緊張的思考:一切按照政治壁龕安排就緒,所有登場的人物都塗上了相應的顏色(這種顏色在這裡只有兩種),在每個地方都作了明白無誤的評價。作者們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在每一章後面都加上了政治指示式的「簡短的結論」,人們只需要背熟了這些「嚼爛了的原理」。這本書裡只有一種聲音,就是斯大林的聲音。這本書變成了在全國和全黨積極培植教條主義思維方式的主要工具。這樣一來,「反真理木乃伊就從書本轉移到社會和個人意識中去。」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揭示了專制帝國存在的秘密之一在於單一的宣傳教育,「詞語」的權力化帶來了謊言的氾濫:「詞語對我們的生活擁有巨大的權威,神奇的權威。我們詞語的迷惑,在相當程度上生活於它們的王國之中。」人們被迫生活在謊言之中,而放棄了真切的社會生活。人們相信種種官方認可的「說法」甚於他們看到的事實,謊言戰勝了他們所有的感覺系統,同時他們的自我認知也建立在對謊言的確信之上。這樣,否定謊言也就成了否定這些人本身,捍衛謊言也就成了捍衛「理想」和「希望」。於是,不知不覺地,受害者與害人者合而為一了,這才是蘇聯社會最大的悲劇。

  在蘇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導致了歷史真實被掩埋,幾代人義無反顧地走向盲從和迷信。沃爾科戈諾夫沉痛地指出:「這種教條主義的、按內容來來說反歷史的精神糧食,造成了精神的貧乏,理論的簡單化和原始化。斯大林為培養一個龐大的頭腦簡單者階層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從這些人中不斷地招募鑽營分子、告密者、勤勤懇懇的辦事員、不動腦筋的執行者,由這個階層來補充官僚機構、懲罰機關和各級幹部隊伍。」在斯大林時代後期,負責「黨務」的第二號人物馬林科夫曾經「親自」審查過幾千名被派去做黨的工作(他們在歷屆全會上自動當選)以及被派到內務部機關和各部機關的高級幹部。對於這些人來說,思想和理論成熟的標誌,是「機關」方面沒有揭露出他們有「醜聞」和勤懇地鑽研「斯大林的案頭必備書」。一些人被召到莫斯科談話,肥頭大耳的馬林科夫本人,擺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子,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在提出的問題中一定會「添上」《教程》或斯大林著作中的一兩個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說過『幹部決定一切?』」

  如果這個像小學生一樣畢恭畢敬的地方幹部不假思索地回答出,這句話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或者《斯大林文集》的第幾章、第幾頁,馬林科夫就會滿意地點點頭,這表明了應試者的「忠誠」和「勤奮」。於是,此人就獲得了陞遷的機會。

  謊言就是這樣煉成的。謊言產生了統治者所渴求的「穩定」,謊言也導致了專制制度自身的衰竭。
  
  
  200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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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為何不願退休? 




當中東和平路線被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泊所浸染的時候,巴勒斯坦兩位領導人阿巴
斯和阿拉法特之間的尖銳矛盾,也開始暴露到全世界的眼前。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公然宣
布路線圖計劃已經終結,儘管他的顧問事後為這一說法作了種種解釋,但仍然無法掩蓋
阿拉法特本人企圖放棄和平的想法;與之相反,巴勒斯坦新總理阿巴斯仍然堅持推進路
線圖計劃,他願意在西方的幫助下繼續與以色列進行談判。可是,在這場分歧中,黯然
辭職的卻是阿巴斯。

阿拉法特以強硬姿態來收取民心,阿巴斯卻以他的溫和務實而受到許多激進分子的批
評。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阿拉法特不惜向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組織暗送秋波;
而堅守原則的阿巴斯則主張對巴勒斯坦非法武裝組織進行更加嚴格的控制,為此他寧願
被大眾詬罵。他們兩人當中,究竟誰更勇敢呢?在我心目中,阿巴斯比阿拉法特更加勇
敢,一個著眼未來、不憚於挑戰所謂的「民意」的領導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而一個遲
遲不肯與恐怖組織決裂的、在所謂的「民意」面前投機取巧的領導人,遲早會被歷史浪
潮所沖走。但是,不該離開的阿巴斯被迫選擇離開,而應當離開的阿拉法特卻依然穩坐
釣魚台。顯然,今天,阿拉法特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刻,他卻為了自己一個人的
權勢和地位,而置全民族的和平而不顧。與那些可恥的獨裁者一樣,阿拉法特希望自己
成為一個永遠都不退休的、或者是「退而不休」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在諾貝爾和平獎的歷史上,有過兩次重大的失誤。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將和平
獎授予美國政客基辛格,一次是一九九四年讓阿拉法特與拉賓和佩雷斯分享和平獎。基
辛格是美國典型的功利主義思路的政客,他在國際舞台上翻雲覆雨,時時「變臉」。他
時而插手干涉拉美各國的內政,扶植皮諾切特等軍政權;時而對專制的中國大加讚揚,
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把酒言歡。這種人,為了自己的權勢,甚至年父親都可以出賣。意
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在對基辛格的採訪中,多次將這個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逼到了牆
角,讓他說出了許多平時打死他也不肯說的真話來。基辛格曾經對朋友說,接受法拉奇
的採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之一。向這樣一個投機政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簡直就是
對這個偉大獎項的侮辱。同樣,一九九四年,阿拉法特登上諾貝爾和平獎的舞台,在當
時就有很大的爭論。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頒獎演說中,也隱
諱地談到了人們的不同意見。在獲獎者的演說中,後來為和平事業獻出生命的拉賓宣稱
:「只有一個激進的方法可保護神聖的人類生命:沒有裝甲、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沒
有水泥防禦工事。這個激進的解決方法就是和平。」拉賓深知和平道路的艱難漫長與從
事和平事業的危險,他說:「我們必須下決心幹好這件工作,儘管有著凶殘的恐怖主義
帶來的代價,儘管有著狂熱的敵人和陰險的敵人。我們將以決心和堅毅來追求和平。我
們不會鬆弛。我們不會放棄。」與此同時,阿拉法特蹩腳的演說卻無法與拉賓精彩的演
說相比。在阿拉法特看來,「正如戰爭是一場巨大的賭博,和平也是挑戰與賭博」。阿
拉法特最關心的是世界各國給予巴勒斯坦的捐助,他在演講中多次呼籲「認捐國」趕快
將資金到位,因為「沒有必要的物資條件,和平不能生長,和平進程也不會鞏固」。他
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當作國際乞討的絕佳機會。拉賓與阿拉法特兩相對照,
高下立現。
阿拉法特以恐怖主義成名,他雖然在一九八八年公開宣佈放棄恐怖活動,但這一宣佈顯
然是言不由衷的。阿拉法特不到十七歲就參與向巴勒斯坦地區走私武器的活動,十九歲
那年放棄大學學業到加沙地帶參加戰鬥。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與朋友們一起創立了
「法塔赫」,這是一個由秘密小組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實施了若乾麵向無辜民眾的恐
怖活動。「法塔赫」後來發展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中流砥柱,而阿拉法特也於一九
六九年成為巴解的主席。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四年的時間過去了,阿拉法特一直牢牢控
制著巴解,凡是起企圖向他挑戰的領導人都被他「先下手為強」地收拾掉了。正如其傳
記作者所說:「如同這一地區的其他阿拉伯政權一樣,阿拉法特的統治更傾向於獨裁而
不是民主。」在還沒有獲得政權和正式建國的時候,阿拉法特就已經走向了獨裁和專
制,他讓自己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徵,成為所有權力的核心。對於這樣一個「前恐怖
分子」,我們能夠對他寄予希望嗎?他的內心深處真的熱愛和平嗎?
一個依靠暴力上台的人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權力。阿拉法特雖然心裡明知阿巴斯的方向是
巴勒斯坦人民走向和平建國的正確方向,但他不僅不將實際權力轉交給阿巴斯,反而在
幕後操縱種種反阿巴斯的行動,終於將阿巴斯趕下的台。阿拉法特擔心阿巴斯如果實現
了巴以和平,將取代自己的領袖位置,這是他不願看到的情況。他遲遲不肯推出歷史的
舞台,但黑白兩色的頭巾已經難以讓他「長袖善舞」了。去年,美國和以色列方面已經
將阿拉法特排除在巴以談判之外,而他的阿拉伯盟友們也漸漸開始疏遠他。謝幕的時候
不可阻止地來臨了。阿拉法特的獨角戲還能夠唱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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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和害國 


中美之間的飛機衝突已經持續了一個月,借這一偶然事件的「東風」,國 
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再次高漲。在網絡上,痛罵美國的言語鋪天蓋地,頗有 
些岳武穆當年「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味道。我知道,這 
些粗魯的語言大多出自愛國青年的手筆——他們卻絲毫不知道,他們所謂 
的「愛國」,其實才是真正的禍國殃民。 
誠然,美國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傲慢而霸道。但是,我們應該想一想:他 
們的傲慢和霸道從何而來?當然是因為背後有著強大的經濟、軍事等綜合 
的國力。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也。進一步追問:美國為什麼成了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通過殖民掠奪嗎?是發了戰爭的橫財嗎?是國家 
的自然資源豐富嗎?是科技發明的層出不窮嗎?我認為,當然不能完全排 
除以上這些原因,但更為根本的還在於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美國從開國 
之初就確立了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每一個公民的個人權利,激發了大多數 
社會成員造力和想像力,從而全面提升了國民的文明素質和國家在國際上 
的地位。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美國的強大。 
從兩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到如今的飛機撞擊事件,國人仇美心理逐 
步升級。讓我最憂慮的是:民眾由仇恨美國的某一領導人和利益集團,轉 
而敵視美國實行的社會制度和美國奉行的價值觀念。這已是一個湧動的社 
會思潮。我認為,如此這般的「愛國」,其結果只能是「害國」。同樣的 
思路,一百年前的義和團已經嘗試過了,結果如何,不用我來重複。 
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中國沒有什麼發言權,中國人在海外也經常受到歧 
視。日本這個宿敵公然在釣魚島修建永久性建築,菲律賓的軍艦也堂而皇 
之地在我們的島嶼上登陸,印度尼西亞的華裔遭到了瘋狂的殺戮……作為 
一個中國,對於這一切難道不感到恥辱嗎?然而,恥辱之餘,愛國者們有 
沒有靜下心來好好想想:其根源究竟在何處?我們自己的國家就是一個不 
尊重人的國家,我們自己的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民主制度的社會。我們的公 
民權利遭到普遍的漠視和剝奪——漠視和剝奪我們基本的公民權利的,並 
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美國不是愛國者們辱罵幾聲就會崩潰的,它並不是偉大領袖所說的「紙老 
虎」。要捍衛我們國家的尊嚴,唯一的途徑是虛心地向歐美學習,學習他 
們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制度。只 
有我們自己尊重自己了、我們同胞之間互相尊重了、我們的政府尊重每一 
個生命個體了,我們的未來才有希望。罵美國的風險好萊塢有一部電影, 
名叫《勇敢者遊戲》。我曾經引用這個名字形容1998年克林頓訪華時那些 
「刁難」他的北大學生的舉動。他們為自己的「勇敢」而洋洋得意,但是 
在內心深處,他們深知這僅僅是一場「遊戲」。 
在中國,所謂的「民族主義」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遊戲而已。在中美飛 
機撞擊事件中,中國的傳統媒體以及各大網絡上,充斥著辱罵美國的言 
論。這些以「義憤填膺」的姿態說話的人,似乎個個都勇敢無畏,恨不得 
奔上前線去跟「美帝國主義」拚命。但是,仔細探究他們的「勇氣」,我 
一下子就發現了:他們的「勇氣」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掛在口邊的勇氣。 
我又想引用那個有名的笑話:在蘇聯的斯大林時代,一個美國人與一個蘇 
聯人見面了。兩人都說自己的國家更民主,美國人舉例說:「當然我們美 
國更民主,我們能夠在白宮門口去遊行示威,痛罵羅斯福。」蘇聯人哈哈 
大笑說:「那算什麼,我們能夠直接進入克里姆林宮,當作斯大林的面痛 
罵羅斯福。」這個笑話的發生地點也可以轉移到中國。 
在一個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民族主義孰利孰弊,還有待於進一步 
探討。而我覺得,首先更應當進行鑒別的是:在中國本土之內,民族主義 
的「真」和「偽」的問題。在中國,究竟有多少「真誠」的民族主義者? 
又有多少魯迅如所說的「孱頭」,僅僅是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生存策略來 
使用? 
同樣是辱罵美國、抗議美國,在民主化之前的韓國和在今天的中國,其結 
果是截然不同的。當年,抗議美國駐軍的韓國大學生,直接與本國的獨裁 
政府對抗,並受到殘酷的迫害。他們知道自己會付出怎樣的代價,因此面 
對迫害,矢志不移。而在今天的中國,辱罵美國是沒有任何風險的。不僅 
沒有風險,還會獲得政府的鼓勵和支持。1989年,到天安門廣場要求懲治 
腐敗、加快改革的青年學生,卻遭到了********;1999年,到 
美國大使館扔石頭的青年學生,卻受到政府的「禮遇」,坐上了官方緊急 
調度的豪華大巴。這是一組頗有意味的對比。 
批評美國是絕對安全的,風險為零。相反,如果批評當下發生在中國本土 
的罪惡,卻需要無比的勇氣。山西省嵐縣,有一位敢於揭露真相的青年李 
綠松,就被官員們殘酷地割掉了舌頭。日前,在興縣法院的宣判中,肇事 
官員被「從輕發落」——嵐縣公安副局長吳容光和幹警楊四成,分別以濫 
用職權罪和虐待被監管人員罪各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緩刑兩年。 
判決中,絲毫沒有提及割舌事件。一個勇敢的公民張口說話的可能永遠喪 
失了。 
有沒有人敢於步他的後塵呢?伊拉克的國歌與美國的國旗最近,伊拉克獨 
裁者薩達姆決定更換國歌。 
海灣戰爭之後十年間,伊拉克遭到聯合國嚴厲的經濟制裁。國內食品和藥 
品奇缺,嬰兒的死亡率增加了十倍之多。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聯合國實 
施了「石油換食品」和「石油換藥品」的計劃。然而,薩達姆壟斷食品和 
藥品的分配,居然將大部分都送到黑市上倒賣。從中獲取的巨額金錢,被 
薩達姆用來修建了十幾座豪華的宮殿。一邊是民不聊生,一邊是窮奢極 
欲。老百姓不可能沒有意見。作為老牌的獨裁者,薩達姆一手進行嚴酷的 
高壓統治,一手使用愚民政策、散佈精神鴉片。 
精神鴉片之一就是更換國歌。為了扭轉伊拉克人的悲觀情緒,增強他們與 
歐美鬥爭的意志,薩達姆突發奇想,開始在國歌上大作文章。伊拉克原有 
的國歌是七十年代開始採用的。薩達姆認為,詞曲都顯得過於「悲傷、沉 
重」,缺乏「激情」,沒有起到激勵和鼓舞伊拉克人民的目的。於是,他 
召見了一批詩人和音樂家,要求他們為新國歌作詞作曲。薩達姆對新國歌 
提出這樣的要求:歌詞要短促明快、易學易唱,能夠催人上進,同時還要 
對「人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也就是說,「譜寫出能夠被戰場 
上的士兵、勇敢的防空將士、從事各自工作的人民和幹活的婦女有節奏地 
歌唱的國歌」。 
更換國歌的伎倆,是否能夠改變獨裁者趨向末日的命運、能否麻醉普通民 
眾追求自由與和平的心靈,在我看來,可能性微乎其微。希特勒、斯大 
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邪惡的獨裁者們已經玩過類似的花招,最後都沒 
有挽救他們覆滅的命運。 
在伊拉克,國歌被獨裁者當作一顆「速效救心丸」;而在美國,國旗卻是 
任由公民焚燒的。焚燒國旗有沒有罪?當年,曾經因為一個示威者焚燒美 
國國旗而展開一場大討論。最後,法院判決:焚燒國旗是公民言論自由的 
一部分,因此受到憲法的保護。我在很多影片中看到,抗議政府施政方針 
的美國人,動輒在示威活動中焚燒星條旗。難道他們不愛國嗎?不,他們 
不過在行使自己的天賦人權而已。我也在電視新聞中,看到諸如古巴、巴 
勒斯坦、俄羅斯等國家的示威者焚燒美國國旗的場面。然而,美國的國力 
並沒有因為國旗屢屢被焚燒而衰弱,相反,卻變得更加強大了。 
忽然我想起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假如上帝要我在伊拉克與美國之間選擇一 
個降生之處,我會選擇哪裡呢?儘管伊拉克的國歌優美動聽,儘管美國的 
國旗飽受侮辱,但我還是不會選擇伊拉克,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美國。在 
伊拉克,一個公民有可能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被皇太子烏代先生射殺,而 
他美麗的妻子也可能被掠奪入宮。這樣的命運,我不願意嘗試——「新左 
派」諸公們也許願意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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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壽與拜年 


  滿清王朝崩潰前,其吏治已經一敗塗地。吏治敗壞,漸失人心,武昌首義,乃得以拉枯摧朽。滿清之亡,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於自己內部層出不窮的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敗份子是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奕□繼榮祿以後,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領袖軍機,大權在握。慈禧雖然知道其人昏庸貪婪,但也正因為他一心愛錢、不會玩弄陰謀反對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親,所以放心給予他巨大的權力。專制者喜歡使用貪官,自古皆然。於是,奕□公然開門賣官鬻爵,門庭若市。老百姓戲稱之為「老慶記公司」,說他像個公司老闆,把「國家公僕」的位子標價買賣。
  奕□斂財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國式的。他常常借助過生日、祝壽為名,大肆索要賄賂。許指嚴《十葉野聞》中記載,奕□在七十誕辰的時候,大開祝典。各省長官以下,以及京師尚書、侍郎以下,全都掏錢拜壽。奕□表面上嚴厲告誡手下,絕對不要送禮物,私下裡卻專門設計一套檔案,記載各級官員送禮的情況,並按照數量多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送禮現金萬金以上以及禮物三萬金以上的,登記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冊子中;第二等是送禮現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禮物萬金以上的,登記在以「祿」字命名的小冊子中;第三等是送禮現金千金以上以及禮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記在以「壽」字命名的小冊子中;第四等是送禮現金百金以上以及禮物數百金以上的,登記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冊子中。數日之間,他收受的現金和禮物就折合數百萬金之多。慶典持續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晉以下打麻將,統計一共輸的錢就達三十萬左右。
    當時有個廣東人,買了四川候補道的官職,聽說海關道既有權勢、也有油水,便謀求調任海關。「聞慶王好貨,苟滿其欲壑,無不可志」,於是帶了二十萬金到北京拜壽。他一出手就是現金十萬的壽禮,而且門包僕費額外花了三萬。這樣一來,他在「福」字冊上頓居首位。奕□心花怒放,請他上門出席酒宴,親自把酒,奉為上賓。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願以償,得到了海關道的官位。臨行前,他去慶親王府邸辭行,獻上一枝四川邛州產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為紀念。」奕□很不滿意:為什麼送如此寒酸的禮物?待客人走後,他一摸枴杖,才發現枴杖頭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裡面裝了銀票三萬兩。奕□這才大喜,稱讚說:「此誠可兒也。」
    奕□的辦法很巧妙:拜壽是禮節性的,是中國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謂「禮尚往來」,算不上貪污腐敗。誰不過生日呢?奕□選擇「拜壽」作為索賄的「突破口」,與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貪官選擇了「拜年」作為撈錢的新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是一個「人情煉達皆文章」的聰明人。1995年,尚在廣西自治區主席任上的成克傑,春節前夕曾經一天走訪四個市縣。他口口聲聲地說這是關心基層工作,給地方領導幹部和群眾拜年,實際上卻是趕赴各地拚命收取紅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讓下屬給他拜年。據行家估計,地方領導給成克傑這樣級別的高官拜年,紅包至少在十萬以上。成克傑一天走四個市縣,收入超過了一百萬。一天之內即成為百萬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像。上行下效,在廣西,僅僅以一個縣委書記而論,過年期間收到的紅包也會超過二三十萬之巨,儘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塵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時候「一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來,也算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了。
    成克傑的繼任、廣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敗露而受到審查。他堪稱成克傑的「好學生」,在春節前後,也是打著「體察民意」的幌子,馬不停蹄地巡視各州縣。行程中,他始終帶著還在上小學的孫子。這位首長凜然正氣地向下屬表示:絕不收取任何名義的紅包。而下屬們也心領神會:給首長的孫子「一點點」壓歲錢,首長是不會怪罪的。於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孫子知」的情形下,首長滿載而歸。如此辦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筆之大,前無古人。慶親王,你這個滿清的王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後人青出於藍勝於藍,該有多麼欣慰啊!同時,又該多麼慚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勞力勞心地操辦祝壽典禮來,子孫們的手法多麼藝術、多麼含蓄、多麼隱蔽啊!
    著名學者丁學良在分析台灣選舉中的賄選現象時,透徹地指出:買票在許多台灣人的眼裡不是被理解成「賄選」,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來」以及「面子」有關的東西。「買票從一種政治行為(按照原則來說是一種不正當的政治行為),演變成人情風俗(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被普遍接受的行為方式),成為人類學上所謂的象徵性的行為。」由此,丁學良揭示出文化傳統對民主制度的侵蝕。用同樣的視角來觀察從昔日官僚們的「拜壽」到今天領導們的「拜年」,我們則發現了一個更加隱秘、更加晦澀的腐敗地帶。這種灰色的腐敗,與那些相對暴露的腐敗相比,對社會的進步更有致命的殺傷力。「人情腐敗」和「面子腐敗」在東方文化中最為彰顯,對它們的根除,既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也需要對現實土壤進行化驗。
    近年來,韓國的反腐敗運動雷厲風行,高官顯貴一個接一個垮台,在國民心目中聲名狼藉。韓國實行的「陽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國家公務員必須公開銀行帳戶以及其他財產。這也許是遏制包括「拜壽腐敗」和「拜年腐敗」在內的各種腐敗的辦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時能夠被運用過來「攻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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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崇拜與文字拜物教 


手機號碼的「吉祥」之風,逐漸由南方「北伐」到了京城。儘管經過媒體多次曝光,京城的手機選號之風依然不止。當《北京青年報》記者來到北京有名的電訊商店中復店時,發現了一張「明碼標價」的「選號單」。最貴的是尾數為連續的四個「二」的號碼,標價為一萬六千元(這個價格可以買十部普通手機)。店內的工作人員承認,這些號碼的價格都是自己制定的,並沒有經過工商部門的核定。越是有規律、越是「吉祥」的號碼,價格就越貴。據說,在某些商店裡,尾數連續是若干個「八」的號碼,價格達到了八萬的天文數字。據工商管理部門的人士介紹說,目前尚無直接針對「選號費」的法律條文,但可以肯定,那些標價數千元乃至數萬元的「特選號」屬於價格欺詐。另外,我國的反壟斷法正在制定之中,一旦進入實施階段,「選號費」的問題可以直接應用相關條文進行約束。 
比起執法部門如何懲罰涉嫌欺詐的商家來,我更關心的是另外的一系列問題:如果僅僅從市場經濟的理論來分析,「選號費」的出現是合理的——有需求,就有供給。那麼,昂貴的「選號費」為什麼沒有阻擋住國人對數字的喜好?
原因很簡單:國人有著源遠流長的數字崇拜的傳統。
那麼,不妨進一步追問:國人為什麼會對數字產生如此狂熱的崇拜呢?
我們是一個沒有真正信仰的民族,我們在儒家和法家宣揚的功利主義的泥沼之中掙扎了數千年。我們把一條莫名其妙的「龍」作為圖騰,驕傲地說自己是「龍的傳人」。我們把自稱「天子」的流氓們當作君權神授的最高統治者,我們把壓抑人性的「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基本準則。外來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都高度世俗化,與官方意識形態遙相呼應。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對彼岸世界的嚮往和對此岸世界的關愛,沒有對生命的反省和對上帝的敬畏。我們的精神世界是荒蕪蒼白的,沒有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所強調的「顫慄和不安」。在遇到災難和挫折的時候,中國人習慣於用「命運」這個虛無的概念來掩飾自身的空虛無助。
於是,風水和巫術便盛行起來,數字崇拜也成為我們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推背圖」和「黃道吉日」籠罩了我們的生活。在日曆上,充滿了密密麻麻的註釋:什麼樣的日子適合出行、什麼樣的日子適合辦喜事,什麼樣的日子可以給新房子「上梁」……都有著具體而微的規定。近年來,雖然教育普及、信息拓展、經濟發展,但數字崇拜的傳統不僅沒有消亡,反倒越來越興盛。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越是高官顯貴,越是陷於迷信之中:從車牌號到門牌號,從電話號碼到手機號碼,無不反覆研究挑選,乃至重金選購。於是,凡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字,只要其中包含有所謂「吉祥」的含義,都被標上的明確的價碼出售。購買了數字,似乎就購買了「命運」;付出了金錢,似乎就擁有了好運。這是一種何等荒謬的思路啊,既反映了某些特權階層內心的恐懼和惶惑,又表現出他們因無知導致的傲慢和張揚。更加可笑的是,有些數字崇拜本來是地域性的,後來也逐漸征服了全國。比如,「八」念作「發」,那是廣東人的事,那是廣東話的讀音。廣東人把「八」當作寶貝倒還情有可原,別的地方的人也一窩蜂地跟著以「八」為「發」,就不倫不類了。
與數字崇拜相聯繫的是文字拜物教。學者陳傳席在《悔晚齋臆語》中有一篇《古今翻譯之異》。他說:「古代,吾國譯者譯外國或外族地名、人名、朝代名,多用:奴、倭、賴、卑、乞、犬、吠、痢、女、月(肉)、龜、婆、屍、穢等字。如匈奴、倭奴、鮮卑、女真、吠陀、寇頭、天毒、龜茲……」而到了近代,「中國譯者譯歐美等外國地名、人名等多用:英、美、利、堅、吉、德、威、大等壯雅之詞。如美利堅、簡稱美國,既美、又利、又堅硬。如果在古代,必譯為:霉裡尖或霉裡奸,簡稱霉國。英吉利在古代必譯為癰肌裡,或傭急哩,最客氣也只能譯為鶯雞裡。法蘭西,若在古代必譯為:發爛稀。……一代譯者及文人心態,於此可見。」寫到這裡,作者於是大發了一通議論:「古之人,視外族、外國為奴、倭、犬、吠、卑、屍,我之氣盛也,氣盛則國盛。今之人徒莫慕他人為英、美、利、堅,長他人之氣,則自己之氣弱也。氣弱則國弱。他人氣本盛,我又以英、美、利、堅鼓之,則氣猶盛。」作者還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說:「譯者當以傳統譯法、兼采吾新說,如霉裡尖、癰肌裡等重譯外國地名,則我中華足以制之也。」
我原以為陳教授在開玩笑,再三閱讀上下文,乃明白他是在很真誠地作強國的建議。此文如果是貼在《人民日報》之「強國論壇」上,一定有很多愛國的網友表示支持。然而,我卻懷疑,僅僅是文字的轉換就能帶來自身國運的興隆,就能將他國詛咒入地獄嗎?這是義和團的思路,他們以為身上掛著神仙的符號和咒語,就能夠刀槍不入了。陳傳席讀書破萬卷,且有過到西洋和東瀛講學的人生經歷,居然還有如此迂腐陳舊的想法,只能說明他受文字拜物教的毒害太深了。我們的知識分子真是應當大步流星地走出書齋,像魯迅所說的那樣「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如是,方能破處數字崇拜和文字拜物教的迷惑,打通知識與生命體驗、貫穿學問與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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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陸的「一九八四」 


——讀奈保爾《河灣》 
出生於加勒比海特立尼島的奈保爾獲得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國際上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奈保爾雖然有印度血統,卻是英國文化的堅定捍衛者。他對伊斯蘭世界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的尖銳批評,招致了被批評者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猛烈回擊。然而,我們無法迴避奈保爾提出的問題:第三世界的落後和衰敗,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奪之外,是否還有其自身的原因?這些區域現今的「自我殖民」狀態,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奈保爾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嚴厲批判無助於改變他們的生存現實,因為他們當下面對的是「元首與人民」、「血與土地」的重重糾葛,是專制的肆虐和人心的敗壞。奈保爾在代表作《河灣》中為我們描述了深陷於「一九八四」之中的非洲大陸的輪廓,他的文字一直深入「黑暗世界」的內部。該書的譯序作者陸建德指出:「《河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涵義極為豐富,中國讀者會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人已有足夠的自信來接受這樣一部小說。」但願陸建德的樂觀的估計是我們真實的心理狀況。 
《河灣》的主人公是西方流浪青年薩姆林,他到這個河灣小鎮來尋夢,很快夢便破滅了,最後只好坐著汽船離開,身後是白茫茫的一片。「河灣」是一處充滿象徵意味的地方,它的真實背景是上個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蒙博托統治下的扎伊爾。小說開始之後不久,「總統」領導人民趕走了西方殖民者,一夜之間,從國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統統都改變了,不分貴賤,人人都成了「公民」。殖民者的住宅被摧毀,衛生間裡的抽水馬桶被當地人拿來泡木薯。殖民者修建的河灣小鎮日益凋敝,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小鎮的旁邊正在興起一個「新領地」--總統充滿激情地宣稱,新領地將是新非洲的縮影,「他要打造一個現代化的非洲,他要創造一個讓世界矚目的奇跡」。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新領地陷入了比河灣小鎮還要迅速的衰敗之中:百姓隨意丟棄的垃圾堆積如山,貪婪的官員們毫無管理城市的能力,規劃的大學成了養雞場。即便如此,總統依然認為他的理想已經實現:非洲人已經成為現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組成的大廈,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鵝絨椅套的椅子裡。新領地的照片登在那些關於非洲的雜誌上,那些雜誌雖然是在歐洲出版的,出資的卻是總統的政府;而在本國的報紙上,卻引述這些西方人從來不看的雜誌上的報道,赫然是「西方人羨慕非洲的日新月異」之類的標題。
總統是國家的締造者,他組織人民去參觀他那修葺一新的「故居」,他的母親的雕像也樹立起來,他的肖像出現在每一張報紙和每一條街道上。「報上登出來的照片裡,只要外賓和總統占的版面一樣大。和本地人在一起,總統總是以居高臨下的形象出現。即便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版面一樣大,但總統只登出頭像,而其他人則是全身照。比如這張總統和南方官員講話的照片,就是從總統肩膀上方拍的,總統的肩膀、頭部和帽子佔了照片的大部分地方,官員們像一個小圓點一樣密密麻麻擠在一起,衣服也穿得差不多。」他逐漸從普通人中間「超拔」出來。凡是違抗他的意志的人都被消滅了,凡是歌頌他的功勳的人都飛黃騰達了。總統經常對人民發表演講,他演講的主題幾乎是一樣的:大家要做出犧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貴而尊嚴的;鎮上的黑人夢想一覺醒來就和白人一樣,但這樣不行,革命還必須深入下去;非洲人必須是非洲人的樣子,必須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要認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事物和醫藥,這都是好東西,不要像孩子們一樣盲目追捧罐頭食物和瓶裝藥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發奮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嚴於律己,等等。總統說話的口吻和姿態被大小官員模仿和學習,「大家」都按照總統的方式表達著,結果所有的表達都是言不由衷的。 
俄羅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總統」們即將得勢。他在《即將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動地描述了俄羅斯陰暗的未來,這種預言終於在斯大林時代變成了現實。斯大林用他全部生活、行為、意向證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滿身血污的、非常可怕的人。而《河灣》中「總統大人」的鬧劇也再次證實了這樣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統治者、皇帝、獨裁者和暴君的特權一切時代,人們頭上都籠罩著「即將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於掌控著強大的軍隊以及對民眾長期的教育灌輸、新聞宣傳,總統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他背後的「神光圈」日漸閃亮,他成了比上帝還要榮耀的「人間之神」。總統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語錄,每一頁上都印著他的兩三條光輝思想。他組建了龐大的「青年衛隊」,「青年衛隊」的成員們上街遊行,揮舞語錄,呼喊總統神聖的名字。不久,「青年衛隊」又被總統解散,驅趕到鄉村裡去「傳播文明」,但他們卻成為一股巨大的破壞力量,讓困窘的鄉村雪上加霜。這一情節與「文革」時期的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就現實情況而言,從掌權以來,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澤東的一系列做法;就抽像的政治哲學而言,要維持「一九八四」的社會結構,就必然需要一個萬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這結構的金字塔頂上,是一個老大哥。這位老大哥是全才全能的,所有一切成功、一切成就、一切勝利、一切科學發明、一切學識、一切快樂和一切德行,都是直接在他的領導和鼓舞下才實現的。沒有人見過這位老大哥,到處都有他的頭像,在電幕聽到他的聲音,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永遠不會死的,而且已有許多人懷疑他的生日。這位老大哥是黨選擇出來作為世界的代表,他的工作是作為愛、恐懼和敬畏的焦點,這種感情對組織比對一個人更難產生。」這個「卡裡斯瑪」典型乃是某種「次宗教體系」的中心。這種「老大哥」根植入每個人內心的專制主義社會,如果要轉向民主社會,必須經過一個極其艱難的「去魅」的過程。
在非洲、南美和亞洲大陸,類似於《河灣》中的「總統先生」的獨裁者層出不窮,諸多前殖民地國家頭上的「一九八四」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委內瑞拉作家烏斯拉爾·彼特裡所寫的《獨裁者的葬禮》,堪稱《河灣》的姊妹篇。書中的「總統大人」是莊園主出身的佩萊斯,其原型是統治委內瑞拉三十年之久的軍事獨裁者戈麥斯。佩萊斯崛起於隴畝之中,以殘酷的手段和狡詐的智謀打敗了所有敵人,搖身一變成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在漫長的統治生涯中,為了欺騙輿論,他曾多次卸去總統的職務,卻牢牢抓住三軍總司令的權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軍隊就是我的生命。」因為他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的授予,而是來自於他的槍桿子。
佩萊斯將整個國家都變成了一個「古拉格群島」。國內發生的一切會無一例外地傳到他的耳中,無論是人們通過信件、口頭語言、目光和其他各種方法提出的各種請求,還是各種各樣的控告、揭發、告密,還有流傳於酒吧的流言蜚語,甚至密室中的密謀誓言,最終都會傳到這個不時地搖晃著腦袋、半開半閉著眼睛、兩隻老是不停地搖動著的手總是戴著咖啡色絲織手套的人的耳中。對這一切,他只是聽著,有時似乎連聽也不聽。但過不了多久,他會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內容正是針對著他聽到過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懷了的事情。「這個人是什麼事也不會忘記的。」《河灣》中的總統也一樣精通於玩弄各種手腕:他要處決一個手下,便讓官員們一起去看行刑的場面。可是,被處死的那個人就在去觀看的人當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將被處死,他還以為自己也是去看的。總統用這種方式謀殺了所有人的良心,從此以後他們都成為恐懼的奴隸,也就是總統本人的奴隸。
在整部《河灣》中,總統始終沒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著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無論是以「總統的老師」自詡的歐洲人、「非洲問題專家」雷蒙德,還是希望經營一家小商店、發一筆橫財的薩姆林,都被總統那海浪般的力量沖離了原來的人生軌跡。更不用說本地的人民了,他們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時期更多的壓迫和折磨。總統用利益和權力收買了少數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也消除了他們要改變祖國面貌的真誠夢想。昔日單純的黑人青年費爾迪南讀完了書,當上了地區專員,但他並沒有「功成名就」的快樂,他哀歎說:「大家都在乾等著,在等死,大家內心深處都知道。我們在被人謀殺。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所以每個人都變得這麼狂熱。大家都想撈一把就走。但是往哪裡走呢?這就是令人瘋狂的原因所在。」這樣的牢騷他只敢同最親近的朋友說,從來不敢公開表述。因為,質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這種端倪的人立刻就會莫名其妙地從世界上消失。總統的力量無所不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河灣》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薩姆林而是總統先生。對付「持不同政見」的青年,彼特裡筆下的獨裁者佩萊斯也有一套相似的辦法:當佩萊斯發現--「敵人的腔調變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變了。現在他們已不再是那些凶相畢露、口中罵罵咧咧的地方軍事首腦,現在他們都是一些手無寸鐵卻滿嘴新名詞的學生。」--的時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樣出現,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們瞭解這個國家的過去嗎?你們瞭解過去地方軍事首腦之間的混戰和盜賊蜂起嗎?是誰給了你們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們的父親。你們想破壞這種安定團結的局面,就是與全體人民為敵;而我只好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來將你們消滅。通過這樣一套邏輯嚴密的敘述,「一九八四」成為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它被永恆地定格下來。
在「革命」中真正獲得「解放」的,其實只是總統和他們少數的親信們。用「公民」這樣的新詞去稱呼奴隸,絲毫改變不了奴隸的本質;用「共和國」這樣的名稱去更改國名,絲毫改變不了專制的實質。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湧現出了形形色色的「總統先生」們,如蒙博托、戈麥斯、博卡薩、庇隆、諾列加、皮諾切特、馬科斯、樸正熙、波爾布特、蘇哈托、齊奧塞斯庫、奧瑪爾、薩達姆(這張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他們既深受國民的「愛戴」,卻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們的帝國既固若金湯,又像紙糊的房子一夜就傾覆了。奈保爾用他那刻薄而憂傷的筆調向我們揭示道:當獨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資源和權力的時候,「國家」也就成了一無所有的空殼。獨裁者成功地讓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內。他本人何嘗享有過幸福與安寧?彼特裡筆下的獨裁者佩萊斯出現在國家的每個地方,國家的每個角落都是「一九八四」--「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與他有關。像在蜘蛛在它的網裡一樣,只要網的邊上的什麼地方動一下,他在『網』的中央也會感到震動。他要是走出家門,整個國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後面。即便是那些遠在農村的人,也通過一條無形的絲線,通過希望、計劃和恐懼,與他接近,與他聯繫,彷彿處處都有他的存在。他在這兒,也在那兒,也同時存在更遠的地方;他存在於他的言論中,也存在於他的不言中;他存在於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於他不做的事情中。」權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張網絡,殖民者們沒有實現的絕對統治卻被本民族的獨裁者實現了。對於教主一般的「總統先生」們來說,村子裡某一村長說的話,也就是他說的話;某一邊境地區當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與奈保爾的《河灣》一樣,彼特裡的《獨裁者的葬禮》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紀實」,他對「大人物」的形容並沒有絲毫的誇張之處:「小鎮上某一醉漢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將軍的同意,他的釋放也要他佩萊斯的批准。構成最高權力的無數個細小環節中的每個環節都與他相聯。儘管他不加干預,不說話,甚至他都不瞭解,但每項政令都與他有密切的聯繫。」對於獨裁者來說,「收放自如」是運用權力的最高境界。奈保爾也發現,天天宣講「現代化」和「文明」的總統先生,時時刻刻都握著一把權杖--權杖代表著非洲的傳統。由此,總統奇妙地將現代與傳統結合在一起,對人民實施了行之有效的「集體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宮殿中,遠離了他童年時代生活過的土地,卻通過權杖實現了對所有人的遙控統治。對此,彼特裡也有一段絕妙的註釋:「他的意志毋須表達,便都體現在舉國上下每個人的行動中。從農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體現,連在政府大廈門口的女乞丐要飯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聲通過千萬張嘴成為言語,他的不管敵對的還是友好的接觸通過千百萬隻手傳向四方。權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於他的皮膚之內,存在於他的聲音中,存在於他整個軀體內,這使他拒絕對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習慣進行任何改變。」
對於奧威爾來說,「一九八四」是他想像中的未來,只有部分是現實--他所觀察到的斯大林帝國的現實;對於奈保爾和彼特裡來說,「一九八四」以及「總統先生」在非洲和南美都正在變成歷史--幸運的是,這些地方已經開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著活生生的「一九八四」和「總統先生」--如何改變如同《指環王》中所說的「世界的中心正變得黑暗」的狀況,是我們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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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勤榮,你在哪裡 


    高勤榮,一個揭露地方幹部浮誇造假的記者,現在你在哪裡?
    
    高勤榮,一個勇敢地說出了真話的普通公民,現在你在哪裡?
    
    新華社老記者戴煌先生告訴我,首都一批新聞界、法學界、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正在發起簽名,希望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重視並解決高勤榮的冤案。此時,我才知道,年輕的高勤榮已經在監獄中熬過了整整三週年。我毫不猶豫地在呼籲信上簽上了我的名字──儘管我知道這封信的實際功效微乎其微。
    
    山西省運城地區的地方領導為了攫取政治資本,發動群眾造假,宣稱建設成功了造福百萬畝農田的節水灌溉工程,並在報刊上廣為吹噓。《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發現了這個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經過細緻的調查考證,他撰文發表於《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內部版》予以揭露:那些工程都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它們不僅沒有給當地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成為滋生貪污腐敗的溫床。隨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調查》和《焦點訪談》兩個節目也相繼披露了這一醜聞。
    
    在我看來,高勤榮的「打假」比王海的「打假」需要更大的勇氣、毅力和信心──如果說王海的「打假」主要針對經濟領域的醜惡現象,對於捍衛消費者的基本權益和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那麼,高勤榮的「打假」則直接針對地方幹部的「非法行政」和「浮誇遺風」,對於實現媒體「群眾喉舌」的監督作用和保護普通老百姓的公民權利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高勤榮不僅沒有因為「打假」的行為而受到鼓勵、表揚和獎勵,反而成為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妨害了某些人陞官發財的美夢,他打破了官場遍地謊言的規則,於是那些擁有巨大力量的黑手向他伸了過來。正當我們要為高勤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和「實事求是」的職業精神「鼓與呼」的時候,在文章發表兩個多月後,高勤榮卻被山西某「專案組」逮捕入獄。這一次,公檢法機關卻以罕見的高效率行動起來。很快,運城中級人民法院以莫須有的「介紹賣淫罪」、「詐騙罪」和「受賄罪」終審判決高勤榮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遠離了「皇帝的新裝」的時代──沒有想到比那還要卑鄙的醜劇再次上演了。高勤榮的文章發表在黨報上,他揭露的事實也被像中央電視台這樣的權威媒體所證實,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勇士。高勤榮之所以要與龐大的風車作戰,因為他心中牽掛著千百萬鄉親的命運。純樸善良、困苦窘迫的鄉親們,再也經不起官僚們喪心病狂的折騰了。
    
    我去過山西的鄉村,我親眼目睹了那裡的老百姓的淒苦無助和官僚的飛揚跋扈。那裡是中國所謂的「傳統文化積澱」最深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恰恰是中國吏治最糟糕的地區之一。兩者之間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繫,這一事實再次讓我確信:儒家文明是救不了中國的。在那些儒家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例如中原和華北),在官員們中盛行著說假話和虛報浮誇的惡劣風氣,而在老百姓當中則普遍存在著對權力盲目的頂禮膜拜。在這些地區,生活質量的多寡與人際關係的繁簡形成了驚心動魄的反比。高勤榮與秋菊一樣(在某些宣揚恢復「鄉規民約」的學者看來,他做得甚至比秋菊還要「過分」),他破壞了長期以來存在於鄉村裡的這種牢固的「默契」。於是,他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我認為,高勤榮事件再次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當一個社會還處於法治不健全的發展階段,當新聞媒介向腐敗發動攻擊的時候,雖然有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種特殊的脆弱性。為「透明國際」(一個世界性的民間反腐組織)工作的新西蘭學者傑裡米波普對這個問題有著相當深入的研究,他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如果政治家和國家公務員確信,他們不會有被新聞媒體在公眾目前曝光而受到羞辱的危險,他們就愈益受到濫用權力以謀取私利的誘惑,而政治家在追逐這類好處的時候,總試圖使新聞界保持緘默。」高勤榮的遭遇,其實是腐敗官僚們向所有的記者和公民發出的警告:看你們誰還敢向他學習?
    
    高勤榮的遭遇告訴我們:我們固然需要高勤榮這樣有良知和勇氣的媒體工作者,但我們更需要一整套保護他們人身安全以及新聞獨立地位的法律。如果沒有獨立的新聞媒體,腐敗就難以受到遏制。傑裡米波普認為,新聞媒體的獨立程度,也就是它能夠有效地行使對官員的公共監督職能的程度。正如立法機構應當把行政機構置於日常監督之下那樣,新聞媒體應當把立法與行政機構以及其他所有其行為在公眾領域產生影響的人們置於其約束之下,以免產生腐敗。正如《時代》週刊的前任主編亨利格倫沃爾德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其權力不受獨立的新聞界監督的話,甚至一個靠民主選舉上台的寬厚政府也會腐化。」最典型的一場「戰爭」就是「水門事件」中《華盛頓郵報》的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與龐大的尼克松政府之間的對峙。這是對美國的民主制度的一次嚴峻考驗,最後終於以前者的勝利而告終──尼克松成為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唯一在彈劾的壓力下辭職的總統(對此,毛澤東一直迷惑不解。數年之後,當尼克松的兒子訪問中國的時候,毛澤東還特意表達了他對前總統閣下的同情。兩中政治制度的差異由此可見)。而那兩位昨天還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頓時成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然而,高勤榮可沒有他的美國同行那麼幸運。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成為捍衛民主制度的象徵;在中國,高勤榮卻在牢獄中度過了漫漫的長夜。高勤榮的妻子告訴《南方週末》的記者說,三年的冤獄使得丈夫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丈夫吃飯的時候手腕不斷地哆嗦,連筷子也拿不穩,身體和精神都瀕臨崩潰的邊緣。她至今不敢把真相告訴十歲的女兒。但是,女兒一天天地長大,能夠一直瞞她十幾年直到父親從監獄中出來嗎?說到這裡,堅強的妻子淚流滿面。當我讀到這樣的細節時,不禁悲從中來:作為一個中國記者,為什麼僅僅說了一點兒真話,就得付出自由、名譽、家庭、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在我看來,高勤榮的悲慘命運,其實是對所有試圖言說和表達真話的公民的威脅,也是對我們《憲法》的蔑視和嘲諷。今天,作為記者的高勤榮因為說真話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明天,任何一個普通公民也可能遭到同樣的命運。
    
    沒有獨立的輿論力量,腐敗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治理。傑裡米波普認為,作為與獨立的司法並列、令政治家不悅的兩種孿生力量之一,自由的新聞界是政府生活中腐敗現象強有力的反對力量。他強調說:「新聞媒體是自我委任的,但它受到公眾的支持,他們認為它所傳達的東西是有價值的,並願意為之支付金錢。新聞界應該而且能夠擺脫政治庇護系統,這類系統的存在,甚至在最民主的社會中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事實。」任何社會的正常運轉都離不開自由的新聞界,而在今天的中國,正是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新聞媒體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新聞媒體自由度的拓展,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世界新聞自由出版人、國際新聞研究院、泛美出版協會、北美國家廣播台協會以及國際期刊出版聯合會等組織的贊助下,來自三十四個國家的數百名記者在英國倫敦召開了自由世界之聲會議。這次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通過了《新聞自由憲章》。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認為:「憲章的原則理應得到每一個有志於推進和保護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支持。」他進一步指出,這些條款雖然沒有約束力,卻表達了「所有自由國家渴求實現」的目標。
    
    《新聞自由憲章》有以下十條:
    
    第一條:檢查制度,不論其為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任何限制新聞媒體收集和傳播信息的法律都和做法都應予以廢除。政府當局,不論是國家的,還是地方的,均不得干預新聞的發佈與廣播,或限制與任何消息來源接觸。
    
    第二條:獨立新聞媒體,不論其為出版業的,還是廣播業的,均應允許其成立並在所有國家自由從事其業務。
    
    第三條:政府對國內任何媒體的待遇上不得有經濟上的或其他的歧視。在那些同時存在著政府控制的媒體的國家中,獨立媒體應享有與官方媒體同等的為獲取其出版或廣播業務所必需的材料和設備的權利。
    
    第四條:國家不得限制獲得新聞紙、印刷設備以及傳播系統,不得限制通訊社從事業務以及獲得廣播頻率的權利。
    
    第五條:通信主管當局在法律上,技術上或收費上限制傳播新聞或信息流動的做法應當受到譴責。
    
    第六條:政府媒體必須享有編輯上的獨立性並向各種不同的觀點開放,這一點應當在法律和實踐上予以確認。
    
    第七條:國內的出版與廣播媒體應當享有獲得來自該國之外的新聞與信息服務的不受限制的權利,公眾也享有接受或接收外國出版物或廣播的類似自由而不受干涉。
    
    第八條:國境應對新聞記者開放。不得對新聞工作者實行入境人員定額限制。對簽證、出版許可證以及其他新聞業務所必需的文件的申請應迅速予以批准。外國記者應當被允許在國內自由旅行,並享有與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來源接觸的權利。
    
    第九條:通過許可證或其他資格認證制度的實施的對自由進入新聞界工作或對業務操作自由的限制應予以消除。
    
    第十條:記者,類似於全體公民,應享有人身安全並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在戰爭發生地區的記者應被視為平民活動,並應比照其他平民活動享有各項權利和豁免權。
    
    當我讀到這十條憲章的時候,不禁感慨萬分。這份憲章是由民間機構起草的,與聯合國的憲章不同,它對世俗政府並沒有法律約束的力量。強權者自可將它拋在一邊,獨裁者也可嘲笑它的迂闊。這是一群理想主義者的宣言,要在充滿荊棘的現實世界中實現這些理想簡直難於上青天。但是,人類的尊嚴正是在不斷地向理想攀登的過程中得以展現的。再難,我們也不應當放棄。高勤榮也以他的生命實踐加入到這一浩浩蕩蕩的隊伍之中。我為擁有這樣的一個同胞而感到驕傲。
    
    新聞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日常生活化的體現之一。民主不是一種僅僅寫在書本上的奢侈品,而是落實到每個公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一書中指出:「一種民主的文化幾乎必定要強調個人自由的價值,從而,也必定會承認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希臘政治家伯利克裡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對雅典民主的評價也同樣適用於現代民主:『我們在我們的統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認同這種理念: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才是真實的民主。而每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都與另外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勤榮的自由也就是我們的自由,高勤榮的權利也是我們的權利。當所有的「高勤榮」都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的時候,我們自身的公民權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晉中平原上那個無名的監獄中的無名的牢房。
    
    那裡,有一個蓬頭垢面的囚犯。
    
    然而,我相信他將被載入新聞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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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天上的星空一樣燦爛 


一九五四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反抗法國殖民者的獨立起義。法軍迅速開進這塊北非貧瘠的土地,在此後長達八年無比艱苦的戰爭中,法軍對被佔領地人民施行了駭人聽聞的酷刑。雖然在一七九八年的法國大革命中,法國就通過立法明確廢除了酷刑,但在這片遙遠而廣袤的殖民地上,酷刑卻成為家常便飯,甚至還有行政官員起草了一份《威勞米報告》,企圖建議政府將在阿爾及利亞的酷刑「合法化」。 
第一個站出來抗議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酷刑的是傑奎斯德布拉迪爾將軍。他於一九五六年奉命來到阿爾及利亞,呈現在他面前的是軍人和警察對居民採取的各種各樣的酷刑與殺戮。布拉迪爾告訴他的上司馬蘇將軍,他接到的命令是「絕對違反對人的尊敬的,而對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礎」。他寫信給總司令,要求讓他返回法國,卻被拒絕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各種體制內的努力最終無效之後,布拉迪爾給《郵報》寫信,呼籲國內有良知的人們注意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切,提醒那些被「愛國熱情」沖昏了頭腦的同胞──「對於我們來說,有一個可怕的危險,它使我們看不見創造了我們偉大的文明和我們偉大的軍隊的道德價值。」用傳統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個軍人、一個高級將領,他採取這樣的做法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他的行為讓軍隊的榮譽受到了傷害,他的行為削弱了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他違反了軍隊內部鐵一般的「潛規則」──「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於是,布拉迪爾立即被軍方免職,並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被判處六十天的「要塞拘留」。他昔日的功勳和美好的前程一夜之間都灰飛煙滅了。 

關於布拉迪爾將軍此後的經歷,我還沒有找到線索和材料,我也不知道法國國民是如何看待這位「背叛的將軍」的。但是,這位將軍的行為卻挽回了我對法國──這個最早頒布《人權宣言》的國家──的敬意。我相信,布拉迪爾將軍在採取行動之前,內心經歷了極其複雜和痛苦的掙扎:究竟是國家、政權和軍隊那抽像的「榮譽」更加重要呢,還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權重要?究竟是服從無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呢,還是服從「內心的道德律令」?布拉迪爾毅然選擇了後者,他堅信:所謂的「國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鮮血滲透大地、呻吟充斥監牢、一個人像野獸一樣撕咬另一個人。 

人區別於其他動物之處便在於,人有尊嚴、自由、愛和、同情憐憫。德國作家布萊希特說過:「為了使人能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人,就需要有人呼喚他一下。」布拉迪爾將軍就是這群可貴的「呼喚者」之一,他的呼喊在二十世紀的回音壁中激起了悠長的漣漪,他是活在二十世紀的「郭文」──雨果小說《九三年》中那個捨生取義的青年將軍。在法國,這樣的偉大人物的譜系有:貞德、伏爾泰、雨果、羅蘭夫人、左拉、加繆、薇依……;在更加廣闊的世界視野之內,這樣的偉大人物的譜系還有:拜倫、潘恩、甘地、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昂山素姬……對於某一歷史時段的「母國」、「人民」和「政權」來說,他們絕不是受讚美和受歡迎的人,但是對於永恆的時空和文明而言,他們的偉大是毫無疑問的。正如康德所說,人類最可寶貴的,一是天上燦爛的星空,二是人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這就是一群讓自己的心靈與天上的星辰一樣閃閃發光的人。在他們的感覺系統裡,他人的眼淚就是自己的眼淚,他人的傷口就是自己的傷口,他人的厄運就是自己的厄運,哪怕那個人是一個陌生人、一個遠在千萬里之外的人、一個卑賤而微渺的人。布拉迪爾將軍說:「對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礎。」這是一條不容跨越的道德底線:人是上帝的創造,上帝愛人,因此人與人之間也應當互相尊敬和愛護。人類所有的文明均建立在這一基石之上。而一切的專制主義者要想施行他們那「鐵與血」的法則,首先就要解構這條道德底線和這塊文明基石。 

斯大林在他龐大的帝國之內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圍繞著這兩點展開的。蘇聯學者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他的巨著《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中談到,人們是從照片、從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紀念塑像記住斯大林的,「領袖」往往被塑造成這樣:他舉起一隻手給大家「指引」道路,面帶慈祥的微笑,一對關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瞇縫著。當時誰能夠想到,在這偽裝後面竟然隱藏著病態般的殘忍、無情和狡詐?沃爾科戈諾夫接著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當斯大林聽說他第一個妻子的兄弟亞斯瓦澤將作為「德國間諜」而被判處槍決時,他隨口說了一句:「讓他請求赦免。」在執行槍決前夕,克格勃軍官向斯瓦澤轉達了最高領袖的這句話。然而,被判決者沒有乞求赦免,他勇敢地反問道:「我該請求什麼呢?要知道我什麼罪也沒有犯啊!」事情了結了。斯瓦澤被槍決了。斯大林在得知他的這位童年的摯友和內兄的最後幾句話後,只是隨隨便便地說:「瞧瞧,有多麼傲氣,死也不求饒。」 

斯大林與斯瓦澤恰好處於人性極端對立的兩極。斯大林認為,人是可以被統治和被奴役的,人是歷史發展鏈條上的工具。因此,他使用恐懼、屠殺和欺騙來維持他的權力,只有權力是第一位的。但是,斯瓦澤卻認為,人是不能被統治和奴役的,人是歷史發展的最終目的。因此,人的尊嚴和自豪絕對不會被暴力和死亡所征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瓦澤和布拉迪爾一樣,向我們展示了人的「存在」這一高貴的事實。他們的心靈像上升的星辰一樣,讓在曠野中的人久久地仰望,也給寒冷中的人以溫暖的慰藉。有了星星的存在,黑暗就永遠不會肆無忌憚地統治我們的世界。作家筱敏說過:「人的尊嚴不承認強權,正如大海不承認石頭或鋼鐵的堆砌一樣。當浩瀚的大海展現在你面前,你依然覺得水的柔弱嗎?究竟有誰窺見過海的深藏部分?大海肯定在等待著什麼。」大海不可征服,心靈也不可征服。斯大林們勝利了嗎?不,沒有。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蘇格拉底、耶穌、斯瓦澤和布拉迪爾。 

讓我們都成為拒絕黑暗的那顆星,讓我們的心靈跟那天上的星空一樣燦爛,像尼采說的那樣:「人們扔給隱士的是不義和污穢,可是兄弟,你依然要做一顆星照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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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陽陵的秘密 


  
  目前正在緊張開掘的漢陽陵,據說將是中國50年來繼秦兵馬俑之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位於陝西關中平原腹地的漢陽陵,是西漢景帝劉啟的陵墓。景帝在位期間,繼承文帝「休養生息」的政策,輕徭薄賦,減除苛刑,開創了中國專制時代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本人也被史書稱讚為少有的一代明君。
  然而,逐漸從暗無天日的地下展露到陽光下的漢陽陵,卻對景帝「明君」的身份構成了無法迴避的質疑。景帝生前曾經驅使數十萬老百姓和帶著刑具的犯人,為自己修建規模宏大的陵墓,長達28年之久才得以完工。在營建陵墓、追求來生的輝煌上,劉啟與那些公認的「昏君」並無兩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明知無法讓肉體生命獲得真正的「不朽」,皇帝們便將目光轉向修建陵墓,往往在生前就完成一個巨大的「地下王國」。無論國勢興衰,無視民生疾苦,大興土木、鋪張厚葬都是君王們的當務之急。數千年來,幾乎沒有一個專制統治者能夠例外。1972年,當時咸陽市九張村農民在陽陵封土西北一點五公里處修建水庫時,發現地下埋有大批凌亂的死人骸骨,有的脖頸和腳腕上還套有刑具,頸部或腰部有明顯斬斷的痕跡。在最近大規模的發掘工作中,考古學家更是發現不計其數的屍骨。據參見現場發掘的專家估計,陽陵墓地面積至少有8萬平方米,埋葬刑徒人數達萬人以上。
  
  漢陽陵的秘密向我們昭示的是制度的惡,而不是人性的惡。歸根到底,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在專制制度下,不會有品格高尚的統治者。專制制度是一種「優敗劣勝」的制度,誰善良、誰真誠、誰慈悲,誰就慘遭淘汰,乃至性命不保;誰殘暴、誰虛偽、誰狡詐,誰就穩穩坐莊,享有榮華富貴。景帝劉啟也許生下來的時候是一個「好人」,但是在陰暗詭譎的宮廷之中,他要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把自己變成一個「壞人」。不建墳墓、不殺犯人,不足以顯示皇帝權力的鞏固;有「恩」而無「威」,有「寬」而無「嚴」,不足以維持專制制度的正常運轉。於是,有了歷代君王都不惜損傷國本、大建陵墓的舉動。
  
  景帝之刻薄寡恩,從他對待晁錯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出。晁錯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議,七國乘機打著「清君側」的旗號作亂。戰爭初期,七國聲威顯赫,軍事上連連得勝。景帝恐慌之下,將晁錯殘酷地處死,以博取七國的諒解。然而,七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獲知晁錯被處死的消息後,依然不肯罷兵。景帝這才如夢方醒,決意對七國用兵。在名將周亞夫的指揮下,中央軍擊潰了各諸侯。經此一役,有漢一代,大一統的局面乃得以奠定。而晁錯則成了景帝手中一枚被犧牲的棋子,後來朝廷的「平反」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對此,柏楊在《白話版資治通鑒》中有深刻的論述:「晁錯是忠於劉啟的,為了和平而犧牲晁錯,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為什麼教他死得那麼悲慘?砍頭也行,何至腰斬?腰斬之人,因沒有傷及心臟,上體仍然在存活,清王朝一位官員在腰斬之後,用手沾自己的血,在地上連寫『慘慘慘慘慘慘慘』七字,聞者落淚。晁錯在劉啟還是孩提時,便在身旁陪伴,以後言聽計從,寵信有加。即令有過,處死已經足夠,殺就一殺了之,照樣可以向吳國表態,何至指定用此酷刑?甚至『無少長皆斬』?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事實更為嚴重,在極權政體下,伴君簡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
  
  柏楊的追問其實很容易回答。專制制度,也就是把人變成老虎和毒蛇的制度。專制制度戕害的是包括人的心靈和肉體在內的一切。殺晁錯這位朝夕相伴的老師,與殺那些不名一文的老百姓,在劉啟心目中都是自然而然的。柏楊透視說:「劉啟從決定到執行,中間有十餘天時間,仍跟晁錯在一起商討軍國大計,不知道每天面對獵物時,劉啟心有什麼反應。更使人毛骨悚然的,是晁家的巨變,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霎時一堆鮮血人頭。晁錯並非大奸巨惡,手握兵權,何用如此閃電手段?鼓兒詞有言:『說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無有好下場。』數千年傳統文化,化作三句唱詞,令人興悲。」我認為,劉啟的心靈是極度扭曲的。在他的心理結構中,顯然不具備愛、悲憫、誠摯的質素。他的心靈與他的地下宮殿一樣黑暗,透不進一絲陽光。他只有把自己鍛煉成一具渾身是毒、百毒不浸的老毒物,方能在明槍與暗箭之中,保全來之不易的皇位。
  
  專制制度與美好的、崇高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號稱「新儒家」的學者,振振有辭地申明,從儒家文化中能夠生長出現代社會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來。在我看來,這些說法無異於癡人說夢。儒家文化從一誕生起,就是專制制度的御用品,就是皇權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晁錯是一代大儒,也實現了儒生們「為帝王師」的夢想,結果怎樣呢?他連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保全、甚至連痛痛快快地死去的資格也被剝奪。今天身處歐美國家的「新儒家」大師們,如果生在被史書描述得如同天堂般的「文景之治」的時代,能夠避免晁錯的命運嗎?
  
  在我的心目中,古今中外沒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帝王。所謂「明君」與「昏君」的差別,只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並不存在本質的區別。那些身上帶著陽光般的亮色和溫暖的、偉大的政治人物,只可能出現在民主制度下。華盛頓、傑斐遜、林肯以及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等人,要麼是在民主制度下應運而生的傑出的政治家,要麼是在反對專制制度、締造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受到民眾愛戴的領袖。陰森森的宮廷之中,不會誕生像他們這樣的人物;而他們絕不會、也絕不可能,為所欲為地為自己修建宮殿和陵墓。
  
  但願那些讓我極度厭惡的陵墓只存在於深深的地層之下,僅僅作為考古學家們研究的對象;但願那些讓我的心房緊縮的殺戮只存在於歷史之中,永遠作為警醒後人的材料;但願那些冤死的生命停止悲慘的哭泣,他們的靈魂得以升入寧靜的天堂,而他們的後代不再重複他們曾經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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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呼喊 


──向索爾仁尼琴致敬 
不久前,我到上海大學文學院作講座。當我講到蘇聯斯大林時代殘酷的政治清洗和中國五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饑荒的時候,有一個大學生站起來反駁我的觀點。他激動地對我說,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其實當時並沒有死亡那麼多的人,屠殺和饑荒都被「誇大」了,而這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妖魔化」罷了。他要求我「拿出有力的證據來」,以證明我講述的一切都是確鑿的事實。
確實,我也是一名「遲到者」,我不是慘劇的親歷者,我沒有親眼目睹鮮血和屍體、也沒有親耳聽到呻吟和哭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沒有追溯歷史和延續歷史的權利。確實,我不是一個「當事人」,我無法給這位比我年輕幾歲的大學生講述我的「親身經歷」,我的身上也沒有傷口和血痕。但是,是不是我們沒有看見的東西就真的不存在?看著大學生那雙單純的眼睛,我不禁問自己: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把本來是恥辱的無知當作了光榮?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的大腦不能記憶、使得我們的喉嚨不能呼喊?
這不是這個年輕大學生的過錯──他是錯誤的「結果」而不是錯誤的「原因」。在我們這個國度裡,首先是作家和史家的說謊,才有虛假的文字和信息的傳播、氾濫,然後才孕育出整整幾代宣稱「無知者無畏」的青年來。於是,我推薦這位年輕的朋友一定要讀一讀索爾仁尼琴,一定要讀一讀他的《古拉格群島》。這位白鬚飄飄的老人活得比人類歷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國長,這既是他本人的勝利,也是他文字的勝利;這既是他肉體的勝利,也是他精神的勝利。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是記憶的文學,是呼喊的文學,是揭示邪惡的本質的文學,是恢復人類的尊嚴的文學。作為歷史當事人的索爾仁尼琴,勇敢地記載下了高牆後面的一切。他的文字從隱匿到傳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頂開了給城牆奠基的那塊最沉重、也最頑固的磚頭。
索爾仁尼琴讓半個多世紀以來所有的中國作家都黯然失色。當然,那些早已良知泯滅的中國作家根本就無視索爾仁尼琴的存在,但少數良知尚存的中國作家則會在面對索爾仁尼琴的文字時感到深深的羞恥。我們沒有我們自己的《古拉格群島》,儘管我們擁有相似的經歷。巴金只說了幾句真話就沉默了,而胡風則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舒蕪還在那裡喋喋不休地為叛賣而辯解,而浩然依然還認為自己的頭上有一道「神光圈」。有人在「廢都」中吟詩作賦,有人在「文化苦旅」中悄然變臉,有人夢寐以求充當康熙皇帝宮廷裡的太監,有人向坦克和槍炮獻上嘹亮的頌歌。由此,中國的當代文學悍然宣佈了自己的死刑;由此,公眾逐漸開始將作家當作明星乃至娼優來看待。
我們已經習慣了謊言,以至我們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真相;我們讓自己閉上眼睛,並一相情願地認為黑暗不存在了。這個時候,索爾仁尼琴站了出來,正如他的自傳的名字《牛犢頂橡樹》,他是一個頭上長角的人。作家協會是高明的說謊者們的俱樂部,他們一致表決將這個頭上長角的人開除出去。他們認為,從此就天下太平了。領袖隨心所欲地殺人,而他們臉不紅心不跳地為領袖獻詩。然而,他們的算盤打錯了。索爾仁尼琴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暴力和謊言合謀、槍桿子和筆桿子配合的格局。索爾仁尼琴說:「或許有人會問,面對殘酷的暴力,文學能有什麼力量?讓我們記住,如果沒有謊言,暴力豈能倖存?它是和謊言交織不分的。任憑誰只要宣稱靠暴力為手段,乃必須以說謊之時。暴力或不能隱行藏匿肆無忌憚,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強,便頓感周圍空氣稀薄必須靠謊言所散佈的煙幕來生存,借虛偽的言辭來掩蓋。它無力永遠使犧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們接受謊言並參加到它的行列裡去。」這是對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的最佳註釋。一個作家可以欺騙自己的心靈,但他欺騙不了歷史;一個作家能夠欺騙一部分讀者,但他無法欺騙所有的讀者。一個作家既可以選擇做暴力的幫兇──即說謊者,馬雅科夫斯基和郭沫若們就是這樣做的;也可以選擇做暴力的對立面──即說真話的人,索爾仁尼琴和魯迅們就是這樣做的。索爾仁尼琴曾經走進集中營,也曾經被迫流亡異鄉,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以非暴力戰勝暴力的希望。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的力量向歐亞兩大洲不斷擴展的時刻,他依然在給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致詞中堅定地宣佈:「一旦謊言消失,暴力也隨之裸呈,衰弱、無能,一觸即潰。」在昨天,這是他的信心;在今天,這卻是活生生的現實。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儘管你本人有過在集中營裡的生活經歷,但是你並沒有觀察和體驗過「每一個」集中營的生活。那麼,在描述如此眾多的集中營的時候,你會不會有誇張和失真的地方呢?
最近,我讀到了這樣的一則新聞,這則報道是對這些猜疑的最好的回應。據2002年9月23日的《莫斯科時報》和9月20日的《聖彼得堡時報》報道,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館」日前稱,他們在聖彼得堡附近發現了一處「萬人坑」。在這塊廣大的區域內,埋葬著從1937年至1938年間斯大林肅反運動時被處決的3萬多名「人民公敵」的遺骸。這兩份報紙都是俄羅斯的權威媒體,其消息來源顯然是準確的。報道中還這樣描述道:「紀念館」成員米農·穆茲達巴一邊將幾具人體屍骨從1米深的墓坑往外搬,一邊對記者說:「瞧,這名男孩子的頭蓋骨後腦勺處有一個小圓孔,這是子彈穿透時留下的。我們在這兒發現的近20枚頭骨,絕大多數都在相同部位留有這樣的彈孔。」他接著補充道,這是前蘇聯時期處決犯人的典型方式──從背後開槍。憑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這片射擊場附近生活過的村民們所提供的些許線索,人權組織「紀念館」花了整整五年時間才於2002年8月發現了這片神秘墓場。
為了找到更多當年的知情者和目擊者,這個人權組織在當地報紙上接連刊登廣告。據那些聞訊找上門來的村民們回憶,當年每當夜幕降臨,一輛接著一輛的黑色汽車(當地人稱之為「黑烏鴉」)駛入射擊場,停車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汽車的前燈,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隨後響起的陣陣槍聲則將附近居民驚嚇得徹夜不眠。
對於「紀念館」挖掘出的這些歷史真相,前身為蘇聯「克格勃」(KGB)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服務局」(FSB)總部保持沉默,並且對「大恐怖」時期被處決的「人民公敵」掩埋地點三緘其口。不僅如此,FSB位於聖彼得堡的分部也對這片墓場的新發現未加任何評論。而「紀念館」組織歷史分部主任伊莉娜·弗裡格稱,FSB此前一向堅稱遭受「清洗」的受害者遺體統統被埋在於1992年發現的勒瓦塞約夫墓場,可是KGB當年在審問了那些1937年至1938年間駕駛囚車的司機後,得出結論說,至多有8500人被掩埋在那兒。伊莉娜由此推斷說:「這表明一定還存在著其他的處決和掩埋場所。」據她分析,其餘的約3萬名「大恐怖」時期遇害者可能被埋在了托克索沃鎮附近的日澤維斯克射擊場地下,這部分人多半是先被汽車運到了那兒,隨後被當場處決。除了眼前這些森森白骨之外,「紀念館」還掌握了日澤維斯克射擊場曾被作為大型「屠宰場」的物證──官方正式文件以及當年從高空俯拍到的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片綠蔭環繞的林中空地曾經車痕密佈。
這則血淋淋的報道再次顯示了索爾仁尼琴的勇敢和真誠。每一處死者遺址的發現,都印證了斯大林的殘暴和索爾仁尼琴的偉大,也印證了極權主義制度的酷烈和作家堅守職責的可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古拉格群島》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我們每個人生命的一部分。當有人指責索爾仁尼琴的寫作太「政治化」、「太紀實」、「太偏激」的時候,我想反問他的是:當你直接面對屍體和鮮血之後,依然宣揚對「政治」的厭惡和對「純文學」的追求,這種姿態是否又淪為另一種的「虛偽」了呢?你可以不當索爾仁尼琴,但你不應該詆毀英雄──仔細探究那些詆毀者的詆毀,無非是因為英雄的存在「傷害」了他們的「自尊」而已。
索爾仁尼琴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紀念碑,是「活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毀一個邪惡帝國的戰鬥中,他與薩哈羅夫、戈爾巴喬夫、裡根等世界級的偉人並肩作戰。為什麼要終結這個帝國呢?還是讓我們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裡去吧。然而,要徵引《古拉格群島》中的「個人體驗」幾乎是不能的──每一個故事都同等重要。於是,我想起了歷史學者雷頤的一篇題為《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的文章,文章談到了俄羅斯作家、歷史學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書。拉津斯基在蘇聯解體之後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檔案,其中包括斯大林個人檔案、十月革命檔案、蘇共中央黨務檔案等,寫出了這本力作。雷頤轉述了書中的一個小故事──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斯大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閒談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後星座。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一傍笑聽爭論的斯大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就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一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對斯大林秘書的電話,這位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臟病死在門口。
汽車只得急馳去找另一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裡兩點半突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一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60的老人不願再受凌辱,便縱身從窗口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5點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斯大林的別墅掛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
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
對此,學歷史的雷頤深有感慨地寫道:「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社會特點的,其實並不是這個時代、社會中那些轟轟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領袖、英雄豪傑的升降浮沉,而是無數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因為那些「重大事件」畢竟只與少數人關係密切,而那許許多多的『細節』,卻與社會絕大多數人日復一日的『日子』息息相關。當這些『細節』都常常充滿恐怖的時候,這種『日子』便最難過、最可怕,此時方感以前從不被注意、不被珍視的「日常生活」其實最重要。的確,在經歷過十年浩劫那樣嚴酷的『日子』後,我們才感到『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尋常人家這種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確確來之不易。」雷頤發現,「小人物」的幸福並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級,「小人物」的痛苦也並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實的歷史存在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時這些「細節」足以讓人體認到:一個漠視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權利和自由權利的社會,無論打著什麼樣的旗幟和標語,必然是一個罪惡的、不義的社會。當我們的「日子」被外在的權力侵佔的時候,我們就已面臨著淪落為奴隸的命運。
對於學文學的我來說,這個故事則給了我如下的啟示:當現實的邪惡和殘酷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力的時候,文學的意義就在於記憶和呼喊。文學是心靈與心靈的撞擊,是生命與生命的交融。文學不應該是政治家客廳裡的花瓶,也不應該是貴婦人裙裾上的花邊。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們都屈從斯大林的淫威,參與編纂那本光輝燦爛卻又臭名昭著的《聯共(布)黨史教程》,與此同時,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們便承接了史家放棄的責任。在《古拉格群島》中,記載了不計其數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索爾仁尼琴回憶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慘劇,更是集中營中千千萬萬同胞的慘劇;他呼喊的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萬萬同樣被暴政所折磨的人類的困境。因此,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聲明這不是自己一個人的獲獎,而是千千萬萬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無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獲獎。在答謝辭中,他這樣說:「在俄羅斯命運教我掙扎求生存的過程中,多少比我優秀且更為堅強的人被殺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島認識其中的一些人,他們流放在分佈很廣的島嶼上。警察監視,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與所有的人交談。他們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輾轉得悉的:大多數人的結局我只能揣測。在文學上已經有成就而埋骨異鄉的,大多數尚為人知。最可憐的,莫過於許多默默無聞的同行,生前竟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整個民族的文學,隨他們一道遠遠掉落在後,掩埋之時,竟無棺柩墓誌,被剝得赤條條的,除了繫在腳趾上的一隻號牌。但是俄羅斯文學並未因此斷氣。只是從外面望去,一片荒涼罷了。應是古木參天、綠樹成蔭的茂林,而今只餘兩三棵劫後餘生的枝幹,空對夕陽殘照。」那汩汩的血脈還在大地深處翻湧,那仰望的眼睛透過森林的樹蔭伸向天際。索爾仁尼琴逼問我們:當我們失去自由和尊嚴的時候,我們還剩下些什麼呢?我們怎樣才能夠讓自身脫離那個「繫在腳趾上的號牌」呢?
只要我們還能夠寫作,我們就還能夠記憶和呼喊。寫作是人類戰勝恐懼的諸多方式之一,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奧威爾通過寫作與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對峙,索爾仁尼琴也是通過寫作挑戰「古拉格」的秩序。與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對極權主義者的「新語辭典」的發現一樣,索爾仁尼琴也發現了蘇聯統治者將謊言「經典化」的過程:「穴居時期人類原始野蠻的感情──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氾濫過程中,竟以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集體或工會鬥爭等等響亮的代名詞出現,粉碎了我們生活的世界並使之陷入空前混亂的局面。」統治者的秘訣在於:以施展暴力為主,以製造「說法」為輔。他們在瞬間之內就能夠毀滅舊世界,也能夠花同樣短暫的時間去建造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裡:「初民好勇鬥狠的頑劣品性竟被演化昇華為理論準則,視為合乎道德的錯誤思想,認為世界無所謂有恆定、普及的正義與善惡的觀念可言,認為這些只是水月鏡花,永遠隨世情而變幻,因而個人必須永遠適應團體之需要而行動。任何職業性的集團,只要有什麼便能攫取什麼,縱使非法,且無需要,亦必須傾全力去取得,而社會團體之解體也可不管。」面臨如此嚴峻的情勢,偉大的文學恰恰是「新語辭典」的剋星,它向所有讀者昭示著什麼是真實、什麼是善良、什麼是美,它喚起人們麻木的尊嚴感和即將熄滅的希望。職之是故,統治者對文學始終充滿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訓練有素的秘密警察來對付手無寸鐵的作家。索爾仁尼琴指出,統治者已經將文學深深地鑲嵌在他們的統治術之中了──「今天的邊界上仍然到處污染著鮮血,充滿原子武器爆炸的聲音,密佈著熾熱的高壓電網,而且有些國家的內政部門依然相信文學也應是內政之一,報紙標題仍經常出現『他們無權干涉我們內政』這一類的措辭。」索爾仁尼琴的這種「透視」的力量跨越了種族和國界──最高境界的文學必然是「世界文學」。他雖然沒有來過中國,但對「文革」等事件的認識卻遠遠超過了某些多次來中國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紅衛兵運動的背謬與殘忍:「中國大陸紅衛兵運動竟被認做金科玉律一成不變地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無知在於他們缺乏對人性基本的瞭解,天真浮淺在於他們幼稚心靈中無經驗基礎的盲信。於是他們說:『現在我們要打倒貪婪、殘暴的壓迫者,從他們手中爭得世界,然後放下屠刀,我們會變得公正而有理性。』」紅衛兵們所奉行的,不正是《罪與罰》中主人公的邏輯嗎?索爾仁尼琴看到了中俄兩個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並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多世紀以前驚人的預言。
對於我們這個習慣了遺忘的民族來說,記憶顯得無比的遙遠;對於我們這個保持著沉默的民族來說,呼喊顯得無比的艱難。但是,沒有記憶和呼喊的文學,就像沒有脊樑的人一樣──我們像狗一樣在地上爬行了許多年,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我們不能以此為歸宿。
那麼,讓我們記憶,讓我們呼喊,讓我們寫作,讓我們閱讀,讓我們站立,讓我們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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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是一個老百姓 


  一位法學教授被無罪拘留長達8天之久。教授重獲人生自由以後,要求國家賠償金一元錢。這不是一個黑色幽默。
  1998年9月28日,南京東南大學法律系副主任葉樹理教授,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被來自珠海的兩名警官拘留押往珠海。原來,東南大學與珠海電子工業公司合作,後來產生經濟糾紛,南京市人民檢察院進行調查。葉樹理受命協助工作。然而,珠海警方卻以「招搖撞騙罪」將葉拘留。葉憤怒地質問押送的警官:「珠海公安局在未向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任何調查的情況下,何以對我進行立案偵查?何以限制我的人生自由?」無人回答他的問題。後來他才知道事件的黑幕:對方的公司正在準備上市,而有重大民事訴訟的公司是不能上市的。於是,法學教授便成了珠海電子工業公司盡早上市的絆腳石。地方利益自然是高於一切的,包括國家法律在內,於是珠海的公安部門便以空前的高效率行動起來了。
  
  先是坐汽車到上海,當晚葉樹理被寄押在上海閘北看守所。在獄中,法學教授親身體驗到了以前只有在小說裡才能看到的情景。牢房裡的老大對他進行了「提審」,當得知這名「新兵」是法學教授、兼職律師的時候,老大對他頓時十分客氣。老大找出剛剛收到四天的判決書,請葉樹理代寫上訴狀。接著,警官押著他乘火車南下。在火車上,押送的黃隊長威脅他說:「該吃就吃,該睡就睡,要配合,千萬不要有糊塗的心思。如果你逃跑,我開槍怎麼辦?」10日凌晨,葉樹理被押進珠海第一看守所。在25艙,艙頭照例「提審新兵」。恰好艙頭也是南京人,他得以免遭殺威棒。在獄中,葉樹理參加做絹花的勞動,從早上6點起床漱洗之後勞動就開始了,一直要干到晚上11點,中午只有短暫的吃飯、沖涼時間。用餐時,必須集體背誦《六做到,六不准》,必須唱監歌:「曾經犯過錯,決心要改過,為了明天創造幸福新生活……認真服法,重新做人」。10月4日晚7時,看守突然通知葉樹理教授「出艙」。警官若無其事地對他說:「撤銷案件」。
  
  葉樹理教授被刑拘的第二天,東南大學的師生無比憤怒,他們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法律的侮辱和踐踏。10月3日,6名學生代表向江蘇省委書記遞交了請願書:第一,盡快釋放葉老師;第二,懲治司法腐敗;第三,保護學生上課的權利。江蘇省領導批示,要從速解決。10月3日晨,東大接到珠海方面的消息,珠海公安局原則上同意放人,但由於該案是市委交辦的案件,且個別領導施加壓力,困難很大。
  
  10月5日中秋節的晚上,身陷冤獄八天七夜的葉樹理終於回到了南京。在機場,憔悴的葉教授面對熟悉的師生們,沙啞的聲音流著淚連聲說謝謝。學生們也哭了。葉教授對學生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因為這件事放棄了對法律的信心。」然而,當課堂上學生向他提出「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初回講台的葉樹理拙於辭色,無言以對。現實就擺在師生們的面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如此法律,如何建立信心?既然有法不依,學法律又有何用?一連串觸及到根本的問題,教授又如何能夠回答?這件事情,將對許多學生的一生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此案至今沒有下文。珠海方面沒有任何人承擔任何責任,「個別領導」自然是穩座釣魚台。不過,對於葉教授來說,他總算獲得了自由,他痛切地總結說:「牢裡的八天七夜,是我一生的疼痛和財富,讓我做律師每時每刻都記住維護人的權利。」葉教授的遭遇,讓我聯想到了另一件發生在佛山的博士被毆打的事件。那件事情被曝光之後,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也得到了相對合理的解決。教授和博士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在社會等級秩序中,他們還算是有點身份地位的人,連他們的權利都沒有保障,使人們怎能對法律有信心呢?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中國南方「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地區,而且是廣東省最繁華、最富饒、經濟和文化都處於領先地位的的沿海城市。連珠海和佛山的法治程度都是如此這般,那麼內地廣大的、偏僻的農村地區的情況呢?
  
  法學教授和文學博士被冤枉,對於媒體來說,是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就連他們也飽受司法不公正的侵害,那些完全沒有身份和地位的平頭百姓,在面對司法腐敗的時候更是如同沉默的羔羊。我想,假如葉教授僅僅是一個普通百姓,沒有師生為他伸冤,沒有江蘇的領導為他說話,他的牢獄之苦大概不會只有短短的八天七夜,而他在牢裡的經歷也會「豐富」得多。我們當然應該關注葉教授的不幸遭遇,但是我們更應該對那些老百姓以更大的關注。葉教授在描述獄中生活時,曾經提到一個小小的細節:早上醒來,發現有三個夥計,一名頭頂著牆,一名腹部貼牆,還有一名站在牢房內的廁所上,一動不動。原來,這是三名新來者,正在享受著自己所免受的「殺威棒」。我認為,我們難道不應該關心這些受苦受難的無名之輩嗎?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屈辱,跟教授和博士相比,難道就輕如鴻毛嗎?媒體有媒體運作的規則,他們會尋找「新聞點」,也就是「賣點」。所以,媒體會報道教授和博士的遭遇,而不會報道一般老百姓的遭遇。我們能夠理解媒體為什麼會這樣做,但是,我們絕不能持跟媒體一樣的思路──只去關注教授和博士們的事情,而對更大多數老百姓的血淚熟視無睹。
  
  在一個長期以來漠視個人權利的社會裡,對權利的維護不應當從那些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人開始,而應當從平凡的、普通的人開始,從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開始。只有每個公民的權利都有了實實在在的保障,權利才真正成為一個社會的基本觀念和基本實踐。美國法學家亨金在《權利的時代》中指出:「個人的權利是合法政府的試金石。」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聲稱,人們不可以跨越「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的障礙,這仍然是「使公眾不幸的腐敗政府的唯一原因」。1999年,我國修改了憲法,將依法治國寫進了神聖的憲法之中。法律當然是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但它更應該保護那些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它應當起「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不應該「錦上添花」。亨金認為,人權成為我們時代的觀念,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時代是發展的時代,是工業化的時代,是城市化的時代。人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每個男人和女人,在出生到死亡之間,都有權享有不可侵犯的完整與尊嚴。「根據這一同意,在我們所在的世界上,在我們正在建設的世界上,人權觀念是基本的觀念。」為了維護、捍衛每個人的權利,我們理所當然該把目光瞄準底層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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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車不如轎子說 


  官員滿街走,轎車多如狗。據說,在熙熙攘攘的長安街上,每分鐘跑過的高級轎車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紐約、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日本東京最繁華的街道。有人因此說,這是我們國力強大的標誌,這是我們人民富裕的標誌。然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絕大多數的高級進口轎車並不是屬於老百姓私人所有,而是屬於各級官員們。雖然中央三令五申嚴格限定官員座車的級別,但是規定畢竟寫在文件上,沒有幾個官員當真來執行。
  官員數量的膨脹導致的轎車數量的膨脹,兩者成正比。1949年以來的若干次「精兵簡政」,其結果是越減越多。膨脹──精簡──再膨脹……形成一種螺旋式的擴張。中國歷史上「官」與「民」的比例是:唐代3900比1,明代2900比1,本世紀50年代初期為297比1,1994年為29比1。比例的變化,從唐代到現在居然是130倍。官多當然接著就是「座騎」多。為了控制官員的「座騎」,有關方面不斷制定措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專家們絞盡腦汁也不見任何成效。例如,明確規定某級領導只能坐某種品牌的車,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黨政官員可以讓自己管轄的企業購進寶馬香車,以「借用」的名義歸到自己的麾下。這樣,既不犯法,也不虧待自己。
  
  此一難題,日久天長已成頑疾。吾本為一小百姓,無奈患了杞人憂天症,老是念叨此事。一日,行至陰山腳下,偶遇一隱士。該隱士見吾愁眉不展,乃徐徐問之。爾後哈哈大笑,曰:「此事何難之有,老夫手到擒來。不費半點周折,不流一滴鮮血,三日之內,保管圓滿解決。」
  
  吾大驚,急忙詢問道:「前輩有何妙法?」
  
  老隱士曰:「以轎子取代轎車即可。」此法看似老調重彈,實為制度創新。轎車不如轎子,轎子優於轎車,道理有十,且聽其一一道來。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一:不用再進口外國名牌轎車。過去進口大量外國高級轎車,花費彌足珍貴的外匯收入,讓外國人輕而易舉地賺取了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豈不是冤大頭!以轎子代轎車,從此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使加入WTO,我們也毫無畏懼,不用擔心外國汽車湧進我們博大的黃土地。而且,不過數年,我們就能夠節約下一筆巨額外匯,從而使得中國外匯儲備躍居世界首位。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二:有轎子自然就需要轎夫。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供遠遠大於求,國營企業工人下崗眾多,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倘若各級官員都高風亮節坐轎子,工人失業、民工進城問題立刻迎刃而解。明代大學士張居正所乘的大轎有64人抬,三班人馬輪流作業,一個官員就需要192個轎夫。今日官員人滿為患,本來是缺點,而一旦啟動「轎子工程」,就能夠變缺點為優點:官員多,就業機會更多。如此之多的就業機會,當然能讓工農大眾安居樂業。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三:乘轎子比乘轎車更能貼近百姓、洞察民情。轎車在大街上奔馳而過,將步行的、騎自行車的小百姓拋卻到身後、隔離在窗外。長此以往,人間冷暖皆無知無覺。而乘轎子則可以觀民風、察民情,使得領導幹部對底層社會有基本的瞭解。如果有上訪的百姓,還能夠攔轎伸冤,傾訴委屈。有了轎前伸冤,衙門前面的上訪隊伍將煙消雲散。轎中官員乃可作包青天狀,讓攔轎者熱淚盈眶、長跪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上下之間,感情得以溝通;公僕名分,因此落到實處。官民魚水情,其樂融融。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四:轎車製造廢氣和噪音,乃當今環境污染之源頭。而使用轎子,除了轎夫的喘息之外,沒有任何噪音;除了轎夫的汗臭之外,不造成任何污染。由此觀之,轎子乃是從傳統科技之中脫胎換骨的新型環保產品,與西方尚處於實驗階段的太陽能汽車相比也毫不遜色。在全球講究環保主義、綠色和平的今天,凸顯轎子的魅力,能夠改善我國大城市的空氣指標和噪音指標。倘如是,則獲得聯合國環保獎有望、申辦奧運會有望。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五:轎車消耗大量石油,轎子卻使用純天然的人力。石油乃是不可再生資源,而人力在人口數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國,卻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資源」。如果我們使用人力保存石油,在發達國家的石油統統消耗完之際,我們的石油資源將依然是「完璧」。到了那時,他們的社會全部癱瘓,垂而死之,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而我們卻依然運轉自如。於是,我們想不稱霸世界都不行了。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六:轎內乾坤雖小,而轎外風光無限。如果乘轎車,匆匆而過,車外美景與美女,走馬觀花,均模糊不清。而坐轎子,以轎當車,則不時可以掀開轎子幕布,搜尋街上美女無數。若有絕色藏民間,則可隨時發現,隨時命令轎夫將其徵召入府。有此時機,就不必晚上再進歌廳舞廳卡拉OK廳,在昏暗的燈光之下辛苦地尋找新的目標。所以,一旦乘轎子,省力又省心,充分發揮善於發現美的眼睛的功能,無限風光即在街衢。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七:乘轎子雖然顛簸,但顛簸正是一種難得的體育運動。領導幹部忙於公務,整天坐在辦公室中,無暇分身進行體育運動。長此以往,導致身體機能下降,體重直線上升。為人民工作50年的雄心壯志沒有了身體的保障。於是,健康問題日益提上議事日程。而乘轎子乃是一種功效神奇的減肥運動,如果順應轎夫的運力,讓身體作自由落體運動,脂肪自然得以消耗。不需忍受任何痛苦,輕輕鬆鬆就完成了減肥目標。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八:轎車後面有車號,乘轎車進酒樓茶館、風月場所,總是遮遮掩掩;用轎車接送老婆孩子、三姑六婆,也會忐忑不安。而轎子沒有號碼,可以大搖大擺,任意使用,不必害怕紀律監察人員抄到車號,也不必擔心新聞記者與好事之徒惡意曝光。比起轎車來,轎子模糊了公私界限,公私之間的轉化宛如銀行的「一卡通」。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轎子一個模樣。轎子主人無論何時何地都高枕無憂。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九:轎車速度快,有危險;轎子速度慢,卻四平八穩。轎車常常造成交通事故,輪下奪去無數生命、留下若干冤魂。一旦出了事故,還得做司機的思想工作,動員司機承擔全部責任。而轎子則有差役當道,先作吆喝,灑掃道路,既不會驚嚇百姓,更不會發生衝撞事故。如果說轎車橫衝直撞,那麼轎子就能接近群眾。領導幹部乘轎子,既安全了自己,也安全了他人,充分體現出了雷鋒同志的思想品質。
  
  轎子優於轎車,優點之十:轎車是西方文明的產物,轎子是東方文明的結晶。坐轎車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嫌,乘轎子則是弘揚傳統文化,無比光榮。反對和平演變,首先要反對轎車的氾濫。轎子是國粹,是民族精神的象徵。轎子體現了儒家文化「仁者愛人」的哲學思想,坐上轎子,官員能夠體會「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因而更加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官員使用轎子,可以號召全體人民熱愛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奮鬥再奮鬥。
  
  隱者一番「轎車不如轎子說」,說得我目瞪可呆、心悅誠服。可惜吾人位卑言輕,既非人大代表,又非政協委員,無法將此驚天動地的思路向上級領導稟報。知識不能轉化為第一生產力、知識不能變成「經濟」,真是罪莫大焉!乃整理成文,還望有識之士點評、指正並尋找渠道向上推薦,則善莫大焉!倘真能如此,則中國有救也!中華民族有發達之機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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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清改革開放與道德倫理之衝突 


曾紀澤與慈禧兩次召對之今讀 
——看晚清改革開放與道德倫理之衝突 

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滿清王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危機。雖然由於一批中興名臣的努力,成功地平息了太平天國起義,但更為嚴峻的外患卻始終無法克服。中國是一個長期依靠「朝貢制度」來處理對外關係的「中央帝國」,「普遍適用於為中國所知的整個地區的朝貢制度,多少世紀以來已被證明是一種持久有效的國際關係制度。這是一種等級制度,其中各民族所處的地位,是由各自受『儒學』滲透河同化的程度來決定的。儒學世界秩序的引力中心是中國,文明的影響正是由此輻射到各國。」(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頁。)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這種朝貢制度對安撫周邊國家屢試不爽,並逐漸凝固下來而成為不可改變的「祖宗之法」。這背後是一種對中國自身文化的充分自信:即便中國被外來征服者佔領(如蒙古族和滿族),最後征服者自己卻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國所同化了。用美國漢學家列文森的說法,中國人對待外來的侵略的傳統自衛態度是民間智慧的運用,「如果你不能消滅他們,那就加入他們」,或者更準確地說,「使他們加入到你們之中」。但是,中國人和十九世紀歐洲人的問題與中國人和早先突厥人或滿洲人的問題不是一回事,「因為這些不能用中國先有武器將其大敗的西方征服者,完全能夠利用自己的工業和商業手段控制中國,使它服從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建立其直接的統治,他們用來維持其在中國勢力的力量基礎遠在中國之外,他們不需要變成任何程度上的中國人。」(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1頁。)更為嚴重的是,這次前來中土的歐洲人,甚至宣稱自己擁有更為高級的文化、政治、道德倫理和宗教信仰,並在武力的支持下企圖將這一切灌輸給中國。 
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原來那種利用朝貢體系來對付周邊夷狄的老套辦法,在西歐列強恐怖的軍事力量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中國不得不面對一套自己不喜歡的、新型的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也不得不辛酸地承認西方存在著一種比自己更優越的文明形態。於是,「具有高度發達的、悠久的文化政治傳統的古老中國,與經歷了政治、產業、宗教革命而發展起來的近代國民國家相對抗的時候,還有殘存的餘地嗎?靠什麼來拚殺出一條活路呢?這就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執政當局和知識分子所必須回答的最大問題。」(三石善吉《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76—77頁。)這些問題是此前的士大夫從未遇到過的,用曾紀澤的話來說即是:「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轉引自鍾叔河《外交人才曾紀澤》,見《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2000年第1版,第278頁。)美國漢學家芮瑪麗也指出:「中國政府在1859—1861年的危機中所面臨的最直接的威脅是外國侵略。為要排除這一威脅,負責籌辦夷務的政治家們遇到了一個難題:必須盡快地將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制度移植到傳統的國家觀念和行政管理體制中去。」(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頁。) 
制度和觀念的改變與移植,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要從本質上改變此種根深蒂固的制度與觀念、接受近代以來以平等為基本原則的國際法,對於局中之人而言簡直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此意義上,作為清代第二代外交家的曾紀澤,所遇到的困難遠遠大於其父親曾國藩:曾國藩一生主要的成就在於內政上——正是緣於他和他的同事們努力,險些傾覆的清廷再次出現了「同治中興」的格局,除了天津教案外,曾國藩上沒有太多參與朝廷的外交事務;而曾紀澤一生的主要成就都體現在外交上——他長期出使西方(1878年到1886年任駐英法公使,1880年又兼使俄國),不得不與那些被士大夫階層「鄙如禽獸」的洋人打交道,儘管「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紀澤可以說是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失敗和屈辱的罕見的一人」,(鍾叔河《外交人才曾紀澤》,見《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2000年第1版,第277頁。)但他卻「既為同官所排,又不得當路之助」(同前,第300頁),最後鬱鬱而終。 
由於曾紀澤從小受到父親嚴格的教育,性情較為拘謹,其文字也呈現出蕭瑟枯淡的面貌,如鍾叔河所指論:「曾紀澤寫日記不像郭嵩燾,他極少談自己,也不太談公事,馳騁議論的情況幾乎沒有。」(同前,第305頁)但就是在這些表面上看頗為枯燥的日記中,卻隱藏著若干重要的信息。光緒三年(1877年)和光緒四年(1878年),曾紀澤曾先後兩次獲得入宮覲見兩宮太后和小皇帝的機會,他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召見的整個過程。在兩次召對中,年齡只有八九歲的小皇帝自然是無話可說,而木訥的東宮太后慈安也不曾發問,整個過程幾乎成了西太后慈禧與曾紀澤兩人之間的對話。從曾紀澤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玩弄權術、駕馭臣下的能力確實非比尋常,而她在西學知識上的匱乏也讓人歎為觀止。不過,慈禧本人是一名實用主義者,她並不堅守傳統道德教化的立場,而較能接受曾紀澤的若干開明的建議與觀念。(兩次召對的記載均見於《曾紀澤日記》(中卷),岳麓書社,1998年第1版,第676—680頁,第773—778頁。以下所引之對話不再進行標注。)由此兩段對話也可看出晚清最高統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階層對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在外交領域變得越來越重要之後,「洋務」不可遏制地影響到上層社會的文化、道德觀念,並迫使中國的統治者和文化精英階層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不斷作出某種調適。曾紀澤在日記中所記載的這兩段對話,正是這個如分娩般艱難的過程的縮影,也堪稱近代史上彌足珍貴的史料。 
(一)最高統治者的西學知識 
在兩次召對中,慈禧詢問了曾紀澤許多問題,如湖南地方官吏與百姓的關係、百姓的生活狀況、地方的治安情況等。在滿清的宮廷制度中,帝王的召見往往是其從大臣那裡瞭解實際情況的重要渠道,否則長期居住在深宮的帝王根本無從知曉外邊發生的一切。慈禧詳細詢問曾氏對王文韶、李鴻章等大臣的看法,亦說明她對這些老臣也並非完全放心。當然,既然曾紀澤是洋務方面的人才,朝廷準備讓他出使歐洲,慈禧與之討論的重點還是在洋務方面。 
作為最高統治者,慈禧很關心洋人尤其是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將直接影響到朝廷統治的有效性。於是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問:「湖南有洋人否?」 
對:「湖南沒有洋人,惟衢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國裝束來傳教者,卻也不常有。」 
問:「那系法國人?」 
再問乃對:「系法國人。」 
曾氏的回答並不完全真實。當時已有大量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在湖南開展傳教活動、修建教堂甚至定居。(參閱劉泱泱《近代湖南社會變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1—83頁。)曾氏故意輕描淡寫地將洋人在湖南的活動匯報給慈禧,是想讓慈禧不至於過於驚恐和警惕,同時也就減輕中央對地方的壓力,這種掩飾之法乃是官場的「潛規則」。曾紀澤自幼輔佐父親處理政務,對官場的人情世故瞭如指掌,自然知道如何應對上面的詢問。 
此時,大規模的內戰和外戰已結束數年,同光之交的中興之勢仍在繼續,朝廷在休養生息之餘,亦支持洋務派整頓軍備的事業,海防建設尤其為重中之重。因此,慈禧接著詢問曾紀澤對海防成果的看法以及對鐵甲船的觀察等情況: 
問:「現在各處正辦海防,你想是聽見的,究竟可恃不可恃,有把握無把握?」 
對:「奴才此次走長江一路,直至海口,又系航海到天津的,沿路炮台均得目睹。築炮台之處,尚扼險要,惟大炮尚未多辦,經費也不充足。」 
問:「你見過洋人兵船否?」 
對:「僅在天津一登英國小兵船,保護生意的。」 
問:「不是鐵甲船?」 
對:「不是鐵甲船。」 
問:「你看見鐵甲船沒有?」 
對:「僅見上海機器局新制小鐵甲船一隻。因船身太小,出水面不很高,尚未能放出大洋。」 
慈禧很想知道洋務派加強海防的努力有無實戰價值,如果中外再起爭端,這些海防措施能否抵禦強敵。中國在第二此鴉片戰爭中遭到慘敗,首都被佔領,宮廷逃到承德避暑山莊。慈禧深知洋人比太平天國的叛逆們更為凶狠——1860年,只有二十五歲的懿貴妃在戰火中隨丈夫咸豐帝一路狼狽逃亡。據說因為走得太倉猝,連她心愛的一窩北京獅子小狗,都做了英軍的俘虜。小狗不知亡國恨,當它們被奉命前來圓明園放火的夷兵發現時,小貴族們還在追逐為樂呢。(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四·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83—84頁。)經過此役,朝廷終於正視現實,承認西洋軍備之優勢,自己的器械不如人,訓練不如人,如要圖存,必當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於是聘西人於上海、天津、寧波、福州、廣州練兵、建立兵工廠,以及向外國購買軍艦等等。(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見《近代中國的變局》,台灣聯經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34頁。) 
慈禧直截了當地提出這個問題,該如何回答呢?對西方有深入瞭解的曾紀澤,當然知道中國目前的海防力量根本無法與之對抗,但他的回答十分婉轉:他沒有貿然得出結論說海防可恃或不可恃、有把握或無把握——說前者可能犯下欺君之罪,說後者則有可能得罪李鴻章等在洋務一線的實權人物。於是,曾氏在肯定沿路炮台「尚扼險要」的前提下,亦指出在海防上存在大炮太少、經費不足這兩個關鍵缺陷。這樣的回答說出了海防的真實情況,但不僅不是批評洋務派,反倒是幫助他們向上面要錢。 
西方列強不遠萬里來中國耀武揚威,依靠的便是新式鐵甲船。慈禧對鐵甲船頗感興趣,一連提了好幾個問題,希望從曾紀澤這裡瞭解到更多情況,這說明她尚有渴求新知的願望,而並非「逢洋必反」的頑固派。但曾紀澤在軍事方面並非內行,他所瞭解的鐵甲船的知識似乎並不能滿足慈禧的需要。 
慈禧還仔細詢問曾紀澤出洋的路線、時間以及是否在香港停船: 
問:「你什麼時候可到?」 
對:「只要托賴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沒有耽擱,年底總可到法國都城。」 
問:「你沒到過外國,這些路徑事勢想是聽得的?」 
對:「也有翻看書籍、地圖查考得的,也有問得的。」 
問:「香港安船不安船?」 
對:「臣賃法國公司輪船,輪船總有載貨卸貨、載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擱,但皆由該船作主。」 
由此可知,慈禧不僅對曾氏的出使路線饒有興趣,且關心曾氏的知識來源。顯然,慈禧本人也在主動拓展自己的知識領域,以便在決策時能胸有成竹。 
慈禧還詢問了曾紀澤在外國如何遞國書,以及外國從事外交事務的政府機構的情況: 
問:「遞國書的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們外國人定?」 
對:「須到彼國之後,彼此商量辦理。」 
問:「外國也有總理衙門?」 
對:「外國稱『外部』,所辦之事,即與中國總理衙門公事相同,聞英國近亦改稱總理衙門。其實外國話都不同,也不喚外部,也不喚總理衙門,只是所辦之事相同就是。」 
此時,慈禧掌握國家權柄雖已十多年,但她並不清楚朝廷體制中「總理衙門」這一機構的來龍去脈,更不用說洞悉西方諸國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架構了。最高決策者基本知識的欠缺,不是個人問題,對朝廷可能帶來致命結果。但慈禧的這一欠缺也有可以理解之處:當年朝廷商定設立總理衙門時,慈禧還是一名把主要精力用於撫育幼小皇子的貴妃。所以,在以上的對話中,才出現「外國也有總理衙門」這個顯得頗為可笑的問題——總理衙門乃是清廷在西方壓力之下被迫成立的,其倣傚西方國家外交部的體制,只不過用了更為中國化的名稱而已。1861年1月13日,恭親王等人聯名向咸豐帝呈奏《統籌洋務全局斟擬章程六條》一折,請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兩天後該主張在熱河王大臣會議上通過。1861年3月11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在此後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直至1901年外務部成立),它對外交及其他洋務活動無不包攬。總理衙門成立之後,清朝的內政大權由軍機處掌握,涉外事務則歸總理衙門,故被稱為「洋務內閣」,但軍機處仍參與重大的外交決策。(參閱於建勝、劉春蕊《落日的輓歌——十九世紀晚清對外關係簡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版,第89—91頁。)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中國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標誌性事件。唐德剛指出,中國在秦以前存在著發達的外交體制和外交思想,但「我國文明在秦始皇統一的東亞大陸,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絕後的『宇宙大帝國』,這也是蒙古黃種人所建立的東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轉型』。一轉百轉,往古列國並存、一強稱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戰國時代所慢慢發展起來的外交制度,也就隨之迅速轉型,而面目全非了。」(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51—52頁。)從此,中國進入了漫長的只有「內交」而沒有「外交」的時代——「在我國的歷史傳統裡,秦漢以後的帝國時期,就只有內交而無外交之可言了。我們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內,就是沒有『外交部』。為應付周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國,歷代也只設了個不同名稱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禮部之內的一個司局級的組織,一切事務都當作『內交』來處理,而非『外交』也。」(同前,第52—53頁)這樣一種延續兩千年的政治傳統,在十九世紀中葉遭到驚濤駭浪的衝擊——不用說剛剛秉持國政的慈禧太后,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轉世,也未必能迅速理解並熟悉一整套彷彿從天而降的「洋務」。對於慈禧驚人的「無知」,後人不必用過於苛刻的眼光來批評之。她身處歷史之中,而且已經在主動地作出某些調適了——最高層在知識和觀念上的調適,往往又比一般人更為困難。(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此困難:二十多年之後,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企圖在覲見的禮節、為德皇製作寶星、與日本的國書、定制世界地圖等細小的事件上體現「外交新政」,力圖擺脫傳統外交〔天朝觀念下的華夷秩序〕的束縛,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種意義上是西方外交〕靠攏。但即便是在這些細小問題上,他也走得太快,與總理衙門、軍機處產生不小的矛盾。由此也可以明顯看出,這一傳統深重的國度在向近代轉型時的艱難與無奈。參閱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適》,見《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第1版。)而對曾紀澤來說,與這樣一位極為精明又匱乏基本「常識」的太后對話,困難之大,可想而知——既要照顧太后的權威和自尊心,又要盡可能多的向她傳達新知識、新觀念。每句回答都要做到含義盡量豐富,卻有點到為止。 
(二)士大夫參與外交事務所面臨的道德壓力 
在慈禧與曾紀澤的對話中,較為深入地討論了士大夫參與外交事務所面臨的道德壓力。曾紀澤以「拚卻名聲,顧全大局」八個字來概括從父輩曾國藩、郭嵩燾到自己這代士大夫介入洋務的心路歷程。以下這段話可以說字字皆血淚也: 
旨:「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燬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 
對:「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勞。」 
旨:「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對:「是。」 
旨:「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對:「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名聲,以顧大局。七十當時事勢,捨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旨:「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免冠碰頭,未對。 
旨:「也是國家氣運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吏,總是瞻徇的多。」 
對:「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系忠貞之臣。」 
旨:「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 
對:「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處。此次亦是拚卻名聲,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旨:「上頭也深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對:「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系一個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拚了名聲,也還值得。」 
旨:「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首先,曾紀澤指出辦洋務難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這兩個方面,他尤其強調後者,力陳偏執的仇外、排外主義對國家有大害而無裨益。慈禧本人沒有受過多少孔孟之道的熏陶,她從女性的直覺出發亦認識到「辦洋務不易」。當然,慈禧自身的經歷使之與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憤而表示「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卻」——她的丈夫咸豐帝就是因為英法聯軍攻陷都城、被迫逃到熱河之後而悲憤而死,她本人則熬過了一段「孤兒寡母」的驚惶歲月,方奪取權柄。但是,慈禧也認識到,對付洋人「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因此她積極支持自強運動——除了在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兩個短暫的時期內陷入某種歇斯底里的情緒之外,在君臨天下的近半個世紀裡,她對西方的政治、文化還是持較為開明的姿態。 
慈禧個人的開明並不能改變道德主義對洋務強大的壓力,道德因素始終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力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古代中國,士大夫與皇帝之間不僅是權力同盟,更是「道德同盟」——他們共同營建出一套龐大的道德倫理體系,並以之作為治國的標榜:「皇帝高唱繼承聖王的論調、標榜德治主義以求得王朝的安寧保障;知識分子通過經典的學習、古聖王事跡的講述不斷向皇帝灌輸德治觀念以期杜絕皇帝的專橫。在這裡,學問連權力、權力通學問現象已表露無遺。所以,學問並不僅僅是表現權力,其本身就是權力自身。作為權力的學問,是對毫無知識的人進行統治的暴力工具。」(三石善吉《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31頁。)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沒有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和信仰為精神依托,故只能深陷於權力的泥沼中,心甘情願地成為皇權價值——即日本學者三石善吉所說的「皇帝主義原則」——的闡釋者和捍衛者,「知識分子主要地來自於農民階級,但他們雖也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觀念,卻更多地重視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德治主義是一個以道德為軸心的金字塔作為前提的思想體系。」(同前,第131頁) 
於是,「忠君愛國」成為士大夫的最高人生價值,它被賦予了高昂的道德激情。以曾紀澤的父親曾國藩為例,儘管他是中國士大夫中少有的實現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一代完人」——他是再造皇朝的首要功臣,在儒學上的建樹足以同歷代大師媲美,個人品格也幾乎無可指責,但以此豐厚無比的資源,依然不敢在洋務上往前走一步,晚年甚至因為處理天津教案向洋人讓步,使名聲受到巨大損害。以曾國藩這樣一個自始至終堅持「中國中心主義」的名臣,尚且在道德輿論的壓力下說出「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的八個字來,可見洋務之難難於上青天。大部分中國官僚和士大夫,他們的開明有一條明確的底線,那就是必須承認和捍衛中國文化和道德的「先進性」。敢於跨越此一底線的士大夫可謂寥若晨星。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分析曾國藩的變革思想時指出:「儘管他始終具有中國人的自信心,但曾國藩對作為對手的西方還是很瞭解的。這個對手是如此令人可怕,以至於使曾國藩感到有必要大力倡導將西方的物質文明納入中國文明。這一倡導雖然意味著將西方作為一個價值中興來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國最基本的優越地位。這樣,在這種廣泛的折衷主義中,我們發現簡單地接受在理性上具有說服力的西方價值,他關心的不是一般的知識要求,而是如何使它表面上合法化,以便被中國人所接受。」(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6頁。)即便是這種「折衷主義」的、富於策略性的學習西方,也得付出失去道德制高點的沉重代價。因此,大部分官僚與士大夫,在意識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依然不放棄對傳統道德倫理的捍衛。按照日本學者三石善吉的說法,這種維持道德優越感的近代化是一種「內發性發展」,即「在力圖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礎』的同時,積極地導入外來文化並加以實踐從而促進本國發展的一種模式」。(三石善吉《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中文版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1版。)這種「文化基礎」,一言以蔽之,乃是「文的傳統」。於是,中國的近代化無論怎麼努力也只能達到「下半身」的近代化,一有風吹草動,其成果則迅速化為烏有。 
曾紀澤列舉了兩個人物的遭遇來說明辦洋務非得有「拚卻名聲,顧全大局」的思想準備不可,一是其父曾國藩,二是與他有親戚關係的長輩和即將同他交接駐英法公使職位的郭嵩燾。曾國藩和郭嵩燾辦洋務遭詆毀的遭際,均說明在當時的環境下,涉足洋務需要莫大的勇氣——比犧牲性命更大的勇氣,即犧牲士大夫最珍惜的「名聲」的勇氣、甚至被冠以「賣國賊」之名亦不退縮的勇氣。雖然當時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尚未形成,但古已有之的帝國的文化傲慢及道德優越感仍然難以撼動,它們成為士大夫心中難以逾越的障礙。替國家辦事,如果要辦到被罵作「賣國賊」的地步,這將讓所有士大夫都會為之猶豫、為之躊躇——相比之下,盲目地「愛國」則要容易得多。郭嵩燾堪稱那個時代唯一洞察西方政教核心的高級官員,他在英國潛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法治,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不僅是船炮,更是制度文物。郭氏批評洋務派一味發展軍事乃是捨本逐末,「蓋兵者末也,各種創製,皆立國之本也」;他更批評中國官僚和民間的保守觀念,「一聞修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撓」。而當時李鴻章仍然以為「兵乃立國之要端」,並謂鐵路等事連恭親王等亦不敢主持。郭氏的預言在日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果然靈驗了——僅此一戰便讓洋務派苦心經營三十多年的海軍灰飛煙滅。郭嵩燾思想已經突破了從曾國藩到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的思維,再加之其性格剛烈銳利,因此當時的輿論方面對郭詆毀尤力,說他中洋毒,「有二心於英國」、「湖南人至恥於為伍」。(參閱《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三聯書店,1998年第1版。) 
在向慈禧稱讚了李、沈、丁、左四人之後,曾紀澤接著又為地位稍低的郭嵩燾辯護。整體而言,曾紀澤較為肯定郭在外交上的成就,認為其作法與父親曾國藩一樣,乃是「拚卻名聲,替國家辦事」,並希望上頭「始終保全」。(汪榮祖曾分析這段對話說:「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被挨罵,曾紀澤對郭反而有褒有貶。最有趣的是曾所謂請太后始終保全,引起一位英國漢學家的誤會,以為郭遇到了大麻煩,幸賴曾侯在召對時請求朝廷不要傷害郭,才能倖免,即如此,郭回國後仍『不敢冒生命危險入京』。此一錯誤頗為離譜。事實上,郭嵩燾回國後,朝廷一再促請回京供職,但因其不滿劉錫鴻一案,堅請病休,終獲開缺。曾紀澤並沒有救郭一命的必要。」汪在這篇論文中較為強調郭曾之間的差異與矛盾,其實兩人的共同之處大於差異和矛盾,如對西方政教文明及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均較為一致。曾紀澤主動在召對中提出郭的問題,一方面表明當時士林和官場對郭的攻擊已經十分厲害,另一方面曾確實也希望在最高當局面前對郭說好話。而郭回國之後退休,亦不完全是汪所說的「自願」,來自「清議」的道德攻擊使他不得不退出官場。參閱汪榮祖《郭嵩燾、嚴復、曾紀澤三人連環敘》,見《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4頁。)曾紀澤在最高當局面前為郭辯護,其實也是為自己著想——他即將接任郭的職位,也即將面臨與郭相似的攻擊與辱罵。不過,郭氏向來我行我素,不顧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結果導致保守派的攻擊愈演愈烈;而曾氏性格內斂,言論低調,且有曾家的顯赫背景,故處境能比郭更好一些。即便如此,曾紀澤仍未擺脫道德指責及其營造的負面的輿論環境對自己的傷害,在出色地完成若干重要的外交使命(如簽訂對俄條約,挽回部分損失)之後,他回到國內雖未遭到像郭那樣「千夫所指」的命運,卻也陷入迷牆之中。據他的好友、擔任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的觀察:「曾侯爺九年後歸國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我們以為他的進步觀點會被欣然接受。但他進了總理衙門之後,卻成為了猜忌的對象。」(丁韙良講述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這個觀點:「皇帝向侯爺詢問西方教育後,鑒於他有名的英語語言能力,明智地任命他為同文館管學大臣。這一職務此前並不存在,權力之大,足以推動教育事業亟需的革命;然而第二天,總理衙門遞上奏折,稱設兩個管學大臣更好,提名徐用儀做曾的同事(徐是一位有才幹的保守者,是曾的死敵,全力以赴地試圖削弱曾的影響)。一個向前拉,一個向後推,會有什麼前進呢?」作為冷靜而敏銳的旁觀者,丁韙良還觀察到清廷內部複雜的人事糾纏導致了曾無法發揮其才華,即便是基本立場相近的高層人物如李鴻章亦對曾心存猜忌:「李總督也反對曾,但不是作為保守派,而是害怕曾會繼而領導國家。而且,曾、李之間有私人恩怨:侯爺的一個女兒嫁給了李的侄子,但後者性格不善,女兒經父親同意後,離開了丈夫。」參閱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8頁。)曾紀澤雖然先後擔任了「幫辦海軍」、「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欽派管庫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館事務」、「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職位,卻始終未能主持總署、樞廷,充分發揮其才幹和學識——即便是慈禧的信任也無法讓他擺脫「清議」對其的「妖魔化」。(曾紀澤在給梅輝立寫的墓誌銘中批評了當時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習氣:「薦紳先生,諱言邊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閉。斗室雄辯,百喙同聲;謂人燕石,我則瓊瑤。浮誇相和,虛驕不足;有道人長,謂之示弱……」他很少作如此激憤的批評,而正是這些人摧毀了他的前途。參閱鍾叔河《外交人才曾紀澤》,見《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2000年第1版,第300頁。)可以說,曾紀澤的悲劇,不是因為以慈禧為首的最高當局對他的疏離和不信任所造成的,乃是緣於「清議」對開明派人士在道德上的毀滅性的打擊。 
(三)外語教育的滯後與外交人才的匱乏 
曾紀澤是晚清少數「由通西學而入洋務」、在中西學之間「就吾之所已通者括而充之,以通吾所未通」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其日記中,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讀英文(有時還有法文)的記載,貴為侯門之子,尚如此好學,殊為罕見。曾氏對西方的算學、地理學等均有較深的涉獵。像他這樣的洋務人才,在晚清可謂寥寥無幾。曾紀澤的「一支獨秀」顯示了清廷外語教育的滯後和外交人才的匱乏,以及士大夫階層普遍存在的對洋務的排斥和恐懼。(對於曾紀澤的英文水平,丁韙良有詳細的記載:「曾紀澤原居於內陸,幾乎從未見過白種人,主要靠語法和詞典學習英語。不知是因為隔絕(它使曾缺乏比較的機會)還是因為奉承(貴族總是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脹),曾紀澤對自己的英語水平非常自負」、「曾沒有進入同文館做學生,他找我做私人指導,尋求瞭解有關地理、歷史於歐洲政治的信息,並請我批改他這方面的英語文章」、「曾英語口語流暢,但不合語法,閱讀、寫作總有困難。但他知道的那一點英語使他在社交活動中大佔優勢(而社交是外交活動的一半),並使他成為中國派駐外國首都最有才幹的使者。」這些描述是真實而客觀的,曾的英文水平雖然沒有他自我評價的那麼高,但在與之同代的高級外交官中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參閱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5—246頁。)慈禧在兩次召見中均細緻地詢問了曾紀澤的洋務背景和外語水平。第一次召見中,雙方的對答如下: 
問:「你在外多年,懂洋務否?」 
對:「奴才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隸總督任內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於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問:「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 
對:「奴才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奴才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奴才還不能全懂。」 
問:「是知道英國的?」 
對:「只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曾紀澤詳細講述了自己涉足洋務的過程,即從充當父親的幕僚和助手開始,在天津教案等事務中切實參與同洋人的交涉。在語言方面,他略顯得意地表示,通過長期的學習,自己終於基本掌握了英文。對此,慈禧顯然感到滿意。 
第二次召見,雖然時間才相隔一年,但慈禧似乎忘記了上次已經問過的問題,再次舊話重提,亦可見其對洋務人員語言能力的關註: 
問:「你能懂外國語言文字?」 
對:「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系從書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 
問:「通行語言,系英國的,法國的?」 
對:「英語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國人多能說英國語。至於法國語言,系相傳文話,所以各國於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換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 
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譯了?」 
對:「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且朝廷遣使外洋,將來將成常局,士大夫讀書出身後,再學洋文洋語,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傳、口齒難傳之別。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臣將來於外國人談議公事之際,即使語言已懂,亦候翻譯傳述。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翻譯傳述之間,亦可藉以停頓時候,想應答之語言。英國公使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其談論公事之時,必用翻譯官傳話,即是此意。」 
在這段對答中,曾紀澤向慈禧介紹了英文和法文的不同用途,他的說法基本符合當時國際社會的慣例。曾紀澤還試圖糾正慈禧過於注重洋務人才的外語水平的錯誤觀念,詳細闡述了通外語與通洋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辦洋務必須「熟於條約、熟於公事」,如果說辦洋務是通才,那麼通外語則只是專才,因此辦理洋務之難,難於精通洋文洋語。具體到翻譯人員的運用上,曾亦指出,即便是精通外語的外交官,在與別國人士正式對話的時候,也需要翻譯的幫助。曾氏已經意識到,外交是一門相當專業化的工作,它需要各種類型人才的相互配合,而不可能一個人精通所有項目、像處理內政一樣「事必躬親」。 
慈禧接著要求曾紀澤在出使期間要嚴格約束隨行人員: 
旨:「你隨行員弁,均須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國多事,令外洋人輕視。」 
對:「臣恪遵聖訓,於隨帶人員一事格外謹慎。現在能通洋務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尋。臣意中竟無其選,只好擇臣素識之讀書人中,擇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於通事、剛八度等人,大半惟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悃,臣不敢輕易攜帶。」 
曾紀澤則借此機會表明洋務人才的難得:如果說今天的外交事務是一個眾人都趨之若騖的領域,那麼曾紀澤那個時代的洋務則是一塊如履薄冰的「地雷陣」,辦洋務在當時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正人君子」自然不屑於涉足,那些老謀深算的官僚也盡量繞開走。因此,許多經驗豐富的買辦階層都是一些「沒有祖國」的「變色龍」,根本不值得信任;而在朝廷之內又很難找到應變能力、知識儲備和個人品質俱佳的人選。於是,曾紀澤甚至不得不「舉賢不避親」了。 
說到人才難覓,慈禧便把話題轉到同文館上: 
問:「你帶同文館學生去否?」 
對:「臣帶英翻譯一名,法翻譯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匯奏。」 
問:「他們都好?」 
對:「臣略懂英文,英翻譯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譯聯興,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聯興在同文館已派充副教習,想其文法尚可。至於供事,不過鈔謄公文,只要字跡乾淨,就可用了。」 
京師同文館是1862年5月正是創辦的,緣於當時外語和外交人才的奇缺。在1842年,堂堂的大清都城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懂英文,朝廷只好從廣東招聘兩名翻譯人員入京,參與翻譯中英交涉的文件。當時,建立同文館是由恭親王倡議、而由剛剛掌權的慈禧本人最後拍板,且在高層經過一番激烈辯論。同文館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總教習,館內初設英文、法文、俄文三館,此後增設了德文和東文(日文)館。除了語言之外,也開設數學、天文、化學、物理、歷史、地理、政法、醫學等科目。同文館成為近代中國汲取西方科學文化的窗口,也是近代中國外交人才的搖籃。在同文館建立十多年之後,它已經能為中國駐外使館提供部分工作人員了。從慈禧的詢問中即可看出,她相當看重同文館所具有的這一價值: 
曾紀澤在回答慈禧的詢問時,措辭相當講究。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臧否不多,但亦可看出對手下的評價並不甚高。翻譯們雖非濫竽充數,卻遠遠不能令他滿意。他挑選的翻譯,有的已經擔任了同文館的副教習,他的評價也只是「想其文法尚可」。也就是說,曾氏認為同文館的一般學生尚不足以應付出使海外在使館中的翻譯工作。曾氏一生的事業,首要在外交上,次則在教育上(特別是以同文館為代表的西化教育)。這兩處都是難處最大、爭議最大的領域,也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的領域:外交需要教育為之培養新型人才;而教育的變革又需要從外交界引入新的思想與新的知識。但是,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這兩個部門不僅未能互相支持和促進,反倒互相地制約與阻隔。這種狀況不是靠個人的手腕和權力所能改變的,更何況曾紀澤根本就沒有李鴻章那樣的手腕與權力,所以他的理想的實現程度就相當有限了,也正如丁韙良所觀察的那樣——「曾侯爺作為政治家,無論在海外代表他的國家,還是在國內參政議事,都表現出中國人最好的素質——謹慎、忍耐與堅強。離開英國前,曾在《東方季刊》上發表了一篇受到人們注意的論文,標題為《中國:昏睡與甦醒》。據傳,此文預示了曾意圖努力的目標。他喚醒巨人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幾分,看看最近戰爭的結果便知。」(同前,第248頁)丁韙良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北京城正在經受著來自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雙重的蹂躪,而曾紀澤已經逝世十年之久了——即使能夠活到1900年,曾紀澤會像許景澄等五大臣那樣因「親西方」而遭致殺身之禍嗎?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在同文館剛剛創辦的時候,《倫敦與中國郵差報》曾經作了一番頗為樂觀的評論:「整個文明世界與它(同文館)的成功是密切相關的。……在過為何不去將這樣的人培養成地方總督,乃至於各部尚書呢?他們學貫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滲透著近代科學思想,同時又能通過科舉出任政府官員的新人。」(轉引自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7——308頁。)同文館的建立表明中國文化發生了深刻的和帶根本性的變化。但是,與這一時期其他許多改革一樣,同文館並未動搖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格局,它只是部分地解決了外語人才的缺乏問題,畢業於同文館的學生中罕有能被提拔到高位的。它的失敗正是因為其自身的發展導致了對儒教國家基礎的挑戰。在科舉制度尚未取消之前,存在了近半個世紀的同文館無法吸引一流的人才的加入,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實際的利益分配問題:科舉制度與仕途直接關聯起來,只有研讀儒家經典和精通八股文寫作,方能在仕途上出人頭地、獲得陞官發財的機會;而入讀同文館也就意味著喪失了「正途」出身,無法擁有進入仕途的「入場券」,而始終低人一等。不用說在同文館中就讀的學生了,即便是留學歐美日本、並獲得外國學位的優秀人才,回國之後亦紛紛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再去考科舉,如嚴復便是如此。其次,入讀同文館還將面臨著道德倫理的指責。入讀同文館也就意味著選擇今後長期與洋人交涉的生活方式,在那些守舊的士大夫眼中,這樣做簡直就是「自投火坑」。因此,同文館的學生在道德上便被「不齒於衣冠之林」,這是一種更加頑固的精神歧視。大學士和兩廣總督瑞麟亦指出了同文館根本性的障礙就在於:新學堂的學生依然重視自己獲得做官資格的舊學而輕西學。他還認為,離開了中國政府及其官員自身革命性的變革的前提,一切要改變此種現狀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高級官員們即便有心改革,卻缺乏制服士紳的權力;他們即使有了這種權力,作為儒教政治家,又不可能這樣做。(同前,第309—310頁)於是,直到滿清的滅亡,外交人才的匱乏這一問題仍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轉。那些比曾紀澤晚二三十年走上外交舞台的外交官們,大多也與曾紀澤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在數以億計的同胞中,在數以百萬計的中高級知識者中,根本找不到幾名才德兼備的外交人才來充當助手。 
如果抱著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度來解讀曾紀澤與慈禧的這兩場對話,後人大致會承認:無論是作為士大夫代表的曾紀澤還是作為統治者代表的慈禧,他們都具備了相對開明的心態和相對開放的胸懷。他們不是賣國賊,也不像「事後諸葛亮們」想像的那樣愚昧。然而,他們未能改變中國近代化失敗的宿命。可見,傳統的力量遠遠大於一群甚至一代優秀人才的主觀意願。以曾紀澤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先知」們,不得不悲壯地發出「拚卻名聲,以顧大局」的歎息,而最後大多倒在了道德主義的明槍暗箭之下。另一方面,作為歷史的當事人,這些位高權重的人物也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內政和外交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僅沒有阻止舊世界的滅亡,反倒是大大加劇了其滅亡的速度——「同治中興的失敗是因為近代國家的要求被證明是與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對立的。……基本的抉擇變得日益清晰:要麼選擇儒家遺產,要麼選擇以擴張國力為原則的那個險惡的新世界。中興政治家和後來緊步其後塵的最後一批極少數真正的中國守舊派的選擇是中國遺產。他們要捍衛的主要目標恰恰是這個遺產,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他們懷著深情論述的『中國』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非一個國家。人們指責他們漠視百姓的淪落,但這種指控是不公正的。他們力圖使中國避免印度、緬甸、安南及埃及的命運,而且後來當日本的成功日益顯著時,他們又試圖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們發現代價太高昂了。對於同治中興的締造者而言,對儒教社會本質作出的調整是必定會產生效果的,但調整卻不是避免滅亡的可行選擇,而是滅亡本身。」(同前,第395頁)那麼,一百年後的中國,有沒有像曾紀澤所預測的那樣「先睡後醒」呢? 
二零零五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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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沒有硝煙的生死搏鬥 


古代中國是日本慷慨無私的老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百年史》中承認:「古代的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人來說,常常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來,由「學生」的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為「老師」的日本,卻對中國張開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聲稱:「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眾,那麼中國人無不帖然服從。」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群島,處於內憂外患中的滿清政權無暇顧及這一遠在海外的屬國。當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來亞洲訪問,中方托他居中調停。格蘭特到達日本之後,兩次給李鴻章寫信,信中說:「我很盼望中國能夠自強,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願中國日漸衰弱,他們好趁機圖得便宜。」 
隨從格蘭特訪問的楊約翰,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公使,他在信函中說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弱,自家強,所為無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則他國難保無輕視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國反省的,是楊約翰下面的幾句話:「中國如果願意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因為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中國大害在弱之一字,國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則百病來侵,一強則外邪不入。」 
在抗戰的硝煙中,越來越多中國的愛國志士們體認到了這幾句肺腑之言。 
氣勢磅礡的抗戰圖景,是由每一個中國國民的抗戰匯聚而成的。在五四時代呼喚個體獨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達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戰爆發之後,郁達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樣飄向南洋,那裡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最初,郁達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報刊的編務,以筆為刀槍,痛斥日軍的暴行,歌頌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達夫在一篇紀念「九.一八」十週年的文章中寫道:「不抗戰,我們決不會使這偉大的實力,能發揚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戰,我們的團結堅忍之美德,也無從使世人看到得這樣的顯著。」郁達夫火一樣熱情的文章,鼓舞了無數的海外華人,增添著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落入日軍之手,郁達夫被迫開始了新一輪的流亡。 
郁達夫生命的最後一站,是處於日寇統治下的蘇門答臘。 
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困窘的一段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歲月。以他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卻必須化名為「趙廉」,偽裝成為一個庸俗的商人;面對著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的日本侵略軍,他卻還要強顏歡笑。已經身為酒廠老闆,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無酒的郁達夫,為了隨時保持頭腦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神秘失蹤。這位魯迅最好的朋友,像魯迅那樣實踐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多年來致力於破解郁達夫死亡之謎。作為一個日本國民,他帶著否定郁達夫被日本憲兵隊殺死的想法去做調查。但調查結果與他的設想相反:原來,那個下命令殺害郁達夫的憲兵隊長尚在人間,只是畏罪隱居鄉間。 
經過多次訪談,耐心說服,並且答應不告發不追究其罪行,這個殺人魔王終於交待出殺害郁達夫的真相。當時,日本軍部知道了「趙廉」就是郁達夫之後,勸說他去東京或上海,都被嚴詞拒絕。正在等待如何進一步處置郁達夫時,日本宣告投降。日軍知道郁達夫掌握了他們大量的侵略罪行,當地憲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對郁達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軍派出四名憲兵,找一個印尼人誘騙郁達夫出門。開車到荒野之後,將郁達夫活活掐死。 
已經八十多歲的老憲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著,他運用種種手段逃脫了戰後的審判。作為一個「劍道五段」高手,他用那雙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單薄文弱的郁達夫。迄今為止,這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的老頭依然沒有絲毫的愧疚之情。 
鈴木正夫感慨說:「他們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沒有戰爭的話,他們將過著自己平穩的日子,但是在戰爭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們作為國家權力的尖兵,倒變成了魔鬼和沒心沒肺冷酷無情的畜生。」 
得知郁達夫遇害的消息之後,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這樣寫道:「我因憤懣而無法成寐,郁達夫是一個正直的男子,殺害他是毫無理由的。郁達夫在被殺害的那一瞬間,直視呲牙裂嘴的日本兵專橫凶暴的悲慘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變涼了。」 
郁達夫是從留學日本的時候開始他的文學道路的,日本現代文學給他很大影響,他一直希望中國和日本兩個鄰邦能夠像兄弟一樣友愛互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文化巨匠,卻慘死在日本憲兵手上,連遺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說過:「這場戰爭對中國文學的最大打擊,便是我們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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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是一種罪惡 


這個悲慘的故事,是我輾轉從當記者的朋友那裡聽來的。北京國企的一對失業了的夫婦(用委婉的說法,叫做「下崗」),妻子懷孕快要生產了,因為家中一貧如洗,不敢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於是,丈夫借來一輛板車,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獸醫院找熟人接生。沒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難產,獸醫不敢處理,勸他們立刻到大醫院,否則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險。丈夫咬著牙將蹬著平板車一路疾馳,妻子在車上痛苦地呻吟著。當平板車來到一個繁華路口時,警察攔住了他們。原來,這條街道是國賓道,不允許人力車經過。警察執行公務一點也不含糊,雖然現在並沒有尊貴的國賓的車隊通行,但他依然堅持不放行。孕婦的呻吟和鮮血,警察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這名警察仍然「剛直不阿」。沒有辦法,丈夫只好蹬著車繞道前往醫院。中途耽誤了半小時,到達醫院時,大人和孩子都已經失去了搶救的時機,雙雙死亡。晚上,悲痛萬分的丈夫一個人在破舊的家裡上吊自盡了。 
慘劇的罪魁禍首是冷漠。長久以來,冷漠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被讚揚為「堅強」和「勇敢」,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們就被要求成為「特殊材料」製造成的人。我不想過多地譴責那個不通人情的警察,因為他本人也是這一整套制度與文化的犧牲品。他不會感到自己做錯了什麼,反倒會為自己的「忠於職守」而洋洋得意。是我們共同製造了一種以冷漠為「光榮」、以冷漠為「進步」的社會氛圍。我們以為自己在突飛猛進,其實我們依然在野蠻地茹毛飲血,我們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蕪的、一無所有的曠野。我在王朔的小說中,讀到軍隊大院裡的孩子用磚頭砸別人腦袋時的快樂。年輕的打手們是不會害怕鮮血的,他們對生命也沒有絲毫的敬畏之感。而作者對這種嗜血的冷酷顯然充滿了讚美和欣賞。我在余華的小說中,也讀到殺人者與被殺者快意,殘酷的殺戮成了作家案頭把玩的小擺設。余華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說,小時候家住停屍房的對面,夏天常常到涼快的停屍間睡午覺,由此獲得了無窮的靈感。我在香港著名導演吳宇森的若干電影中,更是發現了一種推展到極致的「暴力美學」。殺戮行為越多的主人公,最後必然成為讓人尊敬的英雄。誰要是心慈手軟,誰立即就被「物競天擇」的江湖原則所淘汰。我們閱讀著這樣的小說、觀賞著這樣的電影,並冷靜地耳聞目睹著身邊一幕幕的慘劇,我們早已經司空見慣。他人的苦難不足以成為自身的苦難,「愛」成為一種長期缺席的元素。我們的心靈就像是一片逐步被沙化的綠洲,再也蘊含不了一點點甘泉,就連堅韌的仙人掌也無法存活。冷漠的盡頭是麻木,我想起了作家盧躍剛在《大國寡民》中說過一句話:「貧窮和愚昧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由血腥走向覺醒和反思乃至懺悔的,畢竟是其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卻在血腥中變得冷漠和麻木,他們拒絕懺悔和反思,他們毅然選擇逃避和掩飾。如何對待歷史,其實也就是如何對待現實,這兩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對歷史的苦難的人,同樣也不肯面對現實的苦難。他們不把冷漠看著一種罪惡,反而將其當成是一種令人羨慕的生存策略。東方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迅速地遺忘和改寫,而西方發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納粹暴政,卻越來越被凸現和批判。
任何閱讀過《拉貝日記》的人,任何親身到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都會被那些恐怖的場面所震撼。在德國,集中營已經成為紀念館,成為民族記憶中一道永遠的疤痕。在一間陰森的地下室裡,裝滿小孩們玩具的箱子被細心地碼在一起,堆積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們的小主人們來著最後的挑選。在許多小箱子上,用粉筆寫著「麗貝卡」、「伊斯爾」、「伊莎克」等成千上萬個無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見,而這些人都被暴徒們趕進了煤氣殺人室。瑞士法學家托馬斯極接□b《人權是什麼》一書中指出:「這種野蠻的行為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釋。許多犯下過這種罪行的人為自己辯護說,它們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類的害蟲,應當趕盡殺絕。他們把我們帶到幕後的真正策劃者那裡。這些策劃者想證明,人類劃分為若幹不同的等級,應當根據其種族、宗教、民族和語言身份而區別對待。那個不承認人在原則上具有平等的權利並具有同等的價值的人,那個通過新聞媒介和其他宣傳方式散佈諸如『無教養』之類說法的人,那個附帶地煽動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個製造恐怖的人,要對那些把人領進煤氣殺人室的暴徒們承擔一份責任。」他的論述已經超越了一個普通的法學家的眼界。
今天的冷漠實際上來自於不肯承擔昨天的責任。孱弱的文人學者,如週一良、浩然、余秋雨等人是如此,比他們更應當承擔責任的幕後策劃者和前台打手們更是如此。全民共懺悔的呼籲,直到今天還是被當作笑話,並遭到聰明人的圍剿。在我們這裡,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一直是阻力重重。對歷史的掩蓋,直接導致了現實社會生態的惡化;對責任的躲避,直接帶來了冷漠心態的大面積擴散。我無法忘懷那個產婦和那個嬰兒悲慘的死亡,他們的生命融匯進了歷史上無數的、無辜的冤魂的行列。是冷漠殺害了他們。托馬斯極接□N「罪」的定義擴充開去,闡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惡的道理:「無數冷漠的、不準備為人類的尊嚴和人權而站出來的人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國內也不在國外抗議1935年頒布的紐倫堡法律,那就是眾所周知的決定對猶太人給予最可怕的歧視就侮辱的法律;當瑞士外交官同德國代表就德國猶太人的護照加蓋猶太標記達成協議(瑞士當局以此防止德國的猶太人逃入瑞士)時,這些冷漠的人沒有集合起來進行抵抗。在30年代,當意大利法西斯政權要求教授們向法西斯主義宣誓,保證教育學生成為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實成員時,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約0.5%的人拒絕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義應當就是意大利國家,自欺欺人,還證明其簽署文件的行為是正當的。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計,他們構成了為獨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動者鋪下的紅地毯的表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除了少數的抗議者,我們這「沉默的大多數」、「懦弱的大多數」都是有罪的,因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罪行。我們曾經沉默、曾經懦弱、曾經冷漠、曾經麻木,今天我們在面對包括那個產婦和那個嬰兒在內的一個個消逝的生命時,我們依舊會沉默、依舊會懦弱、依舊會冷漠、依舊會麻木。
冷漠是一種特殊的罪惡。只有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與之作艱巨的抗爭,我們才有可能企盼愛、同情、憐憫這些珍貴的情感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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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與弓琳—兩個北大女生的對照 


  一百多年來,「北大精神」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家園和價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啟蒙民眾、質疑權力和抗爭不義,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杜鵑啼血、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北大」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也遠遠超越了「最高學府」的身份,它一直處於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衝突、撞擊的風頭浪尖上,有力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宛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滾滾長江水。北大既充當過「五四」運動的搖籃和「八九」民主運動的先鋒,也曾淪落為毛澤東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謂輝煌與挫敗並存、光榮與恥辱同在。 
  「八九」之後,「北大精神」雖然不能說蕩然無存,但遭到了強權的整肅、壓抑和篡改,已成殘缺之狀。最近十多年來,北大與其他中國的高等學府一樣,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和恬不知恥的功利主義,相當大一部分的教師和學生打著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旗號,心甘情願地成為權力的幫忙和幫閒。剛剛在各大媒體上炒得火熱的北大女生弓琳繳納一萬多元黨費的事件,就是北大現狀最為突出的展示。這個漂亮得足以去充當某網絡學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讓我聯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個更加美麗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與弓琳形成了一組非常鮮明的對照:一個為了捍衛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終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則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業,以一臉天真狀完成了連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塵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為象徵的北大是光榮的北大,我為之而神往、為之而驕傲的北大;以「弓琳」為象徵的北大則是醜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棄、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業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來,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於通過作秀來撈取個人資本——克林頓訪問北大時,就有一個名叫馬楠的中文系女生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有意思的是,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了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留學,後來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是擔負著從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負重「敵營十八年」的偉大使命,那麼以我的智力簡直就無法解釋馬楠女士何以打出這種「翻天印」來。 
  
  馬楠給我帶來的疑惑還沒有消除,另一個名叫弓琳的小師妹又粉墨登場了。此人先是因為擔任某網校「形象代言人」而一舉成名,在獲得一萬多人民幣的報酬後,立即作為黨費上交。在媒體上我看到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當時,一名老師問道:「你是要把這些錢全交作黨費嗎?」弓琳堅定地點了點頭說:「是的。這是我第一筆勞動收入,我認為真的很珍貴。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給黨。這是一個年輕黨員對黨表達的小小心意。我願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黨的熱愛。」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體的熱烈追捧。數日之間,相關報導就有數千條。看來,弓琳將來如果再接再厲的話,有可能被納入「雷鋒——歐陽海——張海迪——李素麗」的「模範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幾個著名網絡論壇上,對此幾乎全是負面評價,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高明的商業炒作。就連與弓琳同宿舍的一個女生,也表示了這樣的猜測:弓琳很好,但也許背後是網校的又一次商業策劃。在《南方週末》的採訪中,這一猜測被證實了:記者在訪問弓琳之前兩小時,電話採訪了網絡學校的老闆王躍勝。王說,弓琳事前沒有和他商量過,他也是第二天看網絡新聞才知道的,他很支持,「這說明我們的小姑娘愛黨」。但是,弓琳卻對記者說漏了嘴:「我說我想把第一筆代言費交黨費,王總很支持。」記者立即追問說:「但是王總說他是看新聞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對此,弓琳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只好顧左右而言它:「也許他有他的考慮。」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話,兩萬元能夠買多大版面的廣告呢?兩萬元的廣告費用能夠讓這所網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於是,他們便合謀選擇了這個「出其不意」的營銷計策,果然一舉成功。 
  
  如果僅僅是一場商業秀的話,我絲毫不感興趣。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不僅僅是一場商業秀,更是一場政治秀,同時也將北大傳統牽扯進來。弓琳強調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別喜歡的兩句話就是: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須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裡純淨就夠了。別人評價你多麼有心機,這些都不重要。這次舉動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連日來她卻馬不停蹄地接受各類記者的採訪。《南方週末》的記者敏銳地寫下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在採訪的中間,弓琳的手機響了,她接電話,顯然談到了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對呀,很牛吧。哪一張報紙上有報導……」顯然,她並不是不在乎媒體的報導。很快,她又參與中央電視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稱的《聊天》節目,作為特邀嘉賓與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廣大人民要愛黨愛國。因此,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問:究竟是誰最先將此事捅到媒體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還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網校的王老闆呢? 
  
  在每次採訪中,弓琳都得意無比地談到身上的兩重光環:「現在我身上有兩個最大的光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入黨。這筆錢交給北大黨委,同時回報北大和黨,我覺得這機會太好了。」她以一種「謙虛謹慎」的口吻回顧自己的中學時代入黨的經歷以及對北大的熱愛:「十八歲就入黨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麼苛刻的條件下。那時候,入黨屬於非常榮譽性的東西,相當於給你一種光環。北大是別一個光環。正如一位老師所說,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費北大、享受北大。因為北大給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實我和北大的關係,我和黨的關係,都是這樣一種關係,我完全是個消費者,沒作什麼貢獻。所以有這個機會的話,我是願意做的。」這是一個無比聰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膽相照」的表白。其實,只要對北大精神稍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說的這兩個「光環」不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對立——「非黨化」是大學精神得以確立的前提。北大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的專制主義和黨化教育。**的愚民政策對教育和文化的摧殘都是空前的。一個依靠暴力來支撐的政權,一定會把文明當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選擇做一個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選擇反抗專制和暴政、堅守民主和人權的人生道路;而選擇做一個死心塌地的奴隸黨員,也就意味著放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為權力架構中的一顆「螺絲釘」。 
  
  在兩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種選擇的是林昭,作出後一種選擇的是弓琳,這兩個北大女性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北大兩個時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學孫文鑠在一篇回憶林昭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戰死為止』的馬寅初,『匹夫不可奪志』的梁漱溟,『決不低頭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長、教授、學生中的最佳體現。可以堅信,這種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壓制不住的,它將會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發揚光大。」我同意孫先生的判斷,但同時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學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吳樹青之流的北大校長,最近二十年以來正在變得越來越多。他們肆無忌憚地敗壞著北大精神,他們卻被當作新時代的「北大代言人」。這是北大的悲劇,這是北大人的恥辱。 
  
  
  被忘卻的林昭 
  
  誰是林昭呢?當大部分北大學子都忘卻了這個名字的時候,女作家方方卻寫下了一篇題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靜夜之時,總會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裡,審視著這麼容易忘卻又這麼容易滿足的我們。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無畏。她彷彿在說:歷史就這麼過去了麼?你們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了專制原諒了災難原諒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們自己?她的詰問令我們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取自由,在監獄中慘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親交上五分錢子彈費而被槍殺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慘遭殺害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長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還有多少人在記憶、在沉思、在呼號、在吶喊呢?方方接著寫道:「偶爾的時候,也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這也是我想對自己說的話、想對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們說的話。正是因為呈現了這些帶著血跡的文字,方方主編的《今日名流》雜誌在兩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還有那麼多醜陋的傢伙不敢面對林昭。 
  
  對於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國來說,林昭的價值無論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錢理群教授在《面對血寫的文字——初讀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憑『感性的直覺』去『行動』的;因此,她不同與張中曉、顧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戰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動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難的殉道的『聖女』。」她比絕大多數同代人更早地透視出了毛澤東的專制魔王和嗜血獨裁者的本質。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統治的時代裡,林昭如同當年拯救法蘭西的聖女貞德一樣,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脈,並且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精神高線」。要求人人都成為林昭是不現實的,但至少我們應當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點青春熱血和心靈渴求,我們必須承認林昭比我們高貴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連這點「道德底線」都沒有了,北大人何以成為北大人?知識分子何以成為知識分子?假如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學習弓琳的那點「厚黑之術」,那麼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殘酷的謀殺。 
  
  在帶有很大的「自白」性質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裡,林昭最頻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錄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裡,曾對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對此,林昭大義凝然地批駁說,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錢理群教授特別指出,林昭又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並作了這樣的發揮:「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面對著林昭數十萬言的血書,錢理群感慨地說:「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柔弱之軀進行拚死反抗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探討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這本身即有一種特殊的感人力量與思想價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大概也是要強調這一點。」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認識到並毫不畏懼地宣佈了...和毛澤東的邪惡。我想,這些林昭在監獄中用血寫下的文字,是值得作為時代弄潮兒的弓琳們好好捧讀的。 
  
  當「誰是林昭」在北大成為「真問題」的時候,當言說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時候,電視屏幕上就只能飛舞著弓琳和倪萍那「忠黨愛國」的淚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寫道:「她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湧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她終於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三十六年的人生!從那個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地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十一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們發現,林昭在...監獄裡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國民監獄裡的遭遇來,不知道要悲慘多少倍。我想追問的是:故作天真無瑕狀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會不會更熱愛她的「黨」呢? 
  
  
  光環與醜聞 
  
  我在「關天茶舍」的網絡論壇上讀到一篇署名周秋鵬的、題為《光環與醜聞》的短文。同一天的報紙上有兩則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條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萬多元的黨費,另一條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賣淫的女子,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被記者寫得金光燦爛,後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則遭到了無情的嘲弄。 
  
  對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寫道:「首先我覺得她們在我眼裡是相同的。她們兩個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證,也都有生存的權利和自己的尊嚴。借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一句話,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兩個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掙錢。她們在掙錢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就是用自己的身體,給別人提供服務。當然在名稱上稍微有點區別:那個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個女子做的,叫賣淫。但在本質上都是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提供服務。結果也差不多,她們都用自己的身體掙到了錢。然後,她們掙到錢的用途,那女生是用來交黨費,那賣淫女是用來養家餬口。我看也沒什麼區別。至少我無法分出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借用那個女生的說法,都是屬於『很私人化的事情』。」將北大女生弓琳與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貶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這是一種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中少有的寬廣的人道主義立場。 
  
  然而,兩人卻擁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一個人像鳳凰一樣珍貴,一個人像泥土一樣卑微。作者接著寫道:「那個女生的舉動被新華社宣傳,然後又受到各個重大媒體的報導,成了一個熱點人物。面對記者的採訪,她神采飛揚、輕鬆自在地談著自己身上有兩大光環,一個是北大學生,一個是十八歲入黨,當然現在又做了這麼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光環了。而那個賣淫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服務的時候,警察衝了進來。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沒有來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沒有機會穿衣服,懷著極度的恐懼與羞恥,這個年輕女子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攔住了,而且她的舉動也上了媒體的社會新聞專欄。作為一個靠賣淫為生的人,身上的醜聞肯定比那個女生的光環多,現在又做了這麼一個舉動,還上了報紙,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醜聞了。」兩個年齡相近的女孩,卻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生,真是發人深省。最後,作者用一種平靜後面蘊藏著閃電雷鳴的筆調寫道:「我在為這兩個年輕女子進行比較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平靜的心態。盡量不讓自己的文字帶有任何情緒的色彩。但是我的腦子裡也總是在出現一個畫面,就是那個孤立無援的賣淫女,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的樣子,她的處境是那麼的絕望與窘迫,是那麼的恐懼與羞恥,我總是忍不住為她心痛,為她流淚。」 
  
  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光環」與「醜聞」倒置的「反義社會」。我們歌頌著那些卑鄙的人物,我們凌辱著那些可憐的靈魂。我們把小丑當榜樣,我們把聖徒當笑料。沒有多少人關心那位裸體狂奔的女子的命運,卻有無數雙羨慕的眼睛盯著弓琳燦爛的笑容。我們學會了以一種跟良知對立的方式來悠哉游哉地生存,或者乾脆就將良心懸置起來。英國學者巴特勒在《蓋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納粹時期的民眾心理:「許多德國人擅長所謂『內心遷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裡,而同時採取服從、馴服的形式。這就產生了納粹政權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監督高效率地控制社會。……在這種形勢下,居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開始支持政權,與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並服從它地要求。順從要比反對容易。豈止容易,甚至還會有獎勵。」當說謊成為生存的前提的時候,當認同罪惡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的時候,「吃人」便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僅僅是希特勒德國,這也恰恰是今日中國的生動寫照,也是弓琳繳納黨費的內在動因——林昭因為說出真話而慘死,於是人們在林昭的屍體前面止步;弓琳因為主動配合作為導演的「老大哥」(奧威爾《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聲情並茂的好戲而飛黃騰達,於是人們便在這條道路上蜂擁而上。林昭被掩蓋在幕後,而弓琳則出現在聚光燈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們是如許的美麗——林昭的美麗既是外表的美麗,更是靈魂的美麗,這種美麗是黑暗中的光,從天上來的光,照亮最為難熬的夜半時分;而弓琳那張漂亮的臉蛋,遠遠不足以遮蓋她內心的虛偽和骯髒,她沒有殺人,但是她為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跡。 
  
  我寫下了這篇文字,也寫下了對林昭的敬仰和對弓琳的鄙視,同時還寫下了我對北大精神的理解與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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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誰更「個人主義」? 


美國與中國,誰更「個人主義」?

──讀福山《信任》 
美國與中國,誰更「個人主義」?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人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是美國啦。然而,在新作《信任》中,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對此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福山以《歷史的終結》一書震驚學界,一躍成為一位世界頂級學者。這一次,他是不是故意作聳人聽聞之語呢? 
《信任》一書的副標題是「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在這本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中,福山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對「後歷史」時期的全球經濟生活作了全面的透視。他將文化傳統引入經濟學的範疇之中,認為文化傳統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同時,由於他的日裔身份和在美國的生活經歷,使得他具備了穿透文化隔膜、對東西文化進行深入比較和檢討的能力。福山把人類社會分為兩類,一類是「高度信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低度信任社會」,以華人文化圈、意大利、韓國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發展呈現繁榮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狀況卻危機四伏。 
一個純粹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是無法建立起「高度信任」 來的。福山用美國是一個「高度信任社會」的事實,否定了「美國是一個過於個人主義的社會」的似是而非的觀點。首先,他也肯定了美國社會中強大的個人主義的因素:「美國人不是把個人主義看作一個缺點而是看作一種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創造性、開拓性、積極進取精神以及不向權威屈服的自豪。因此個人主義通常產生驕傲感,美國人認為它是美國文明獨特、最吸引人的地方。」他舉了億萬富翁佩羅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佩羅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一成多的選票,在兩黨制基本定型的選舉制度下堪稱奇跡。佩羅為甚麼會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呢?因為他為美國人樹立了最佳的個人主義的榜樣。他在IBM公司工作時感到憋悶,於是辭職創建了自己的公司──電子數據系統公司,創造了幾十億美元的財富。佩羅常常說的口號是:「蒼鷹孤影,它們永遠形單影隻。」 
但是,福山又敏銳地觀察到這樣的一個事實:「美國人是反中央集權主義者,但是那些同樣是反中央集權主義的美國人卻自願服從各種中間社會團體的權威,包括家庭、教會、本地社區、工作場所、工會和專業組織等,他們是社團主義的支持者。」他認為,美國是一個具有高度自發的社群傾向的社會,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會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規模的經濟組織。在這種組織中,非血親人員可以輕輕鬆鬆地為著共同的經濟目標合作。美國的個人主義與社團主義互相促進和制約,共同塑造著美國的文明。 
那麼,美國的「社團主義」淵源自何方呢?這就是美國的清教傳統。福山把韋伯的理論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新教倫理產生社團主義,社團主義產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必須的大規模的經濟網絡終於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於美國歷史與現實中的「一雙看不見的手」。回顧美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美國誕生於宗教主義中,清教徒來到新大陸是因為他們不能接受英國教會的權威,並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美國人一直在不斷地建立新的宗教組織。福山引用了李普賽特提供的一些證據,這些數據顯示,加拿大人捐給慈善機構的錢明顯少於美國人,因為加拿大人不如美國人那樣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加拿大的私有機構也不那麼生機勃勃。這也說明了加拿大不如美國人那樣偏向社團主義。 
正因為信任的建立,美國的經濟才保持了長期的繁榮;也正因為信任的建立,美國人才樂於投身到慈善事業和社區義工之中。美國總統布什訪華時,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特意指出:「我們許多的公民主動捐出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同時也遠遠超越了我們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我們對世界各地的人們的援助居於世界首位。很多美國人都主動的抽出時間為其他人提供服務,幾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週都拿出時間使得他們的社區辦得更好,他們輔導兒童、探訪病人、照顧老人,並且幫助做許許多多數不勝數的事情,這就是我的國家一大優點。」布什進而追索了美國人這樣做的內在原因──大部份美國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說:「人們主動地承擔起責任,幫助他人,他們的原動力就是善良的心,還有他們的信仰。美國是一個受信仰指導的國度,曾經有人稱呼我們為教會之魂的國度,美國有95%的人說他們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對一個社會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國精神」的源頭。在《美國讀本》中,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與信仰有關。我們很難想像,假如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是一群沒有信仰的人,他們怎麼能夠起草得出《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和《美國憲法》來呢?正如布什所說:「信仰為我們指出一種道德的規範,這超越人們的法律,也號召我們承擔比物質利益更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僅不可怕,而且應當受到歡迎,因為信仰給我們一種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們如何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如何愛護其它人,並且為其它人提供服務,並且如何有責任的過我們的生活。」可惜的是,聽眾們只關心國際關係中具體的政治、經濟問題,他們對布什所闡發的倫理、道德和信仰這些「形而上」的價值觀並不感興趣,並冠之以「推銷美國價值觀」而排斥之。 
福山轉而分析了華人社會的致命缺陷。幾千年來,儒家文明雖然一直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低度信任社會」。在這套文化觀念中,沒有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而只有嚴格的等級秩序。由於沒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約」,其結果便是一種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實質上整個帝國都是一盤散沙;表面上家庭成為社會紐帶的核心,實際上信任從來也沒有超出過家庭之外。為甚麼中國除了像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中國銀行這樣「國家壟斷」的大型企業之外,產生不了一個真正「航空母艦」般的跨國公司和知名品牌呢? 
福山分析說:「華人企業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艱難以及華人的遺產均分原則就是華人社會的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而無法成大氣候的原因。這也賦予了華人企業以另一個特性:公司不斷地產生、發跡,然後消亡。」王安電腦在美國從紅極一時到銷聲匿跡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其根本原因也正在於此。直到今天,中國大陸及整個東南亞華人經濟圈中,困擾私營企業的首要問題,依然是如何從「家族企業」轉型為「現代企業」。這種轉型並非僅僅依賴制度就可以實現,它背後還有深層的文化慣性。在「低度信任社會」裡,企業的創始人難道會放心大膽地使用職業經理人,而將自己的子女拋在一邊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才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由於信任只是局限於家庭之中,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來與陌生人之間達成某種形式的「信任」──這對經濟的良性運行造成了顯著的傷害。正如福山所說:「在中國文化中,對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人企業的家族業主不讓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四分五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在這方面,中國早期的成功企業家盛宣懷的經歷具有代表性。他沒有對家族企業進行擴大再投資,而是用百分之六十的財產設立了一個基金會,供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享有,結果在他死後,財產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揮霍殆盡。所以,中國沒有出現象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至今依然充滿活力的龐大企業。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敗一途。」福山選擇的是一條嶄新的經濟學的思路。多年來片面強調「專業化」和「學科規範」而變得越來也蒼白與虛假的中國經濟學界,面對福山廣闊的研究視野和鋒利的批判鋒芒,難道不應當開始某種反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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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愛中寫作 


一 
安徒生,一個卑微的鞋匠的兒子。
安徒生,全世界兒童共有的父親。

一八一九年一個陰晦的清晨,十四歲的安徒生隻身從偏遠的家鄉來到哥本哈根。他再也不願依靠母親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討來維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北歐最輝煌的城市,去實現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他很小的時候,父親還在世,父親曾經給一名舞蹈演員做過一雙美麗的舞鞋。從來沒有玩過玩具的孩子,緊緊地把舞鞋抱在懷裡,愛不釋手。當顧客來取鞋子的時候,父親幾乎是從他的懷裡奪走的。為此,他還傷心地哭了好久。

從那以後,他就有了當舞蹈家的夢想。

然而,冷冰冰的現實很快就擊碎了安徒生的夢想。他相貌醜陋,身體笨拙,劇院的經理刻薄地嘲笑他說:「你簡直就像一根木頭,連飛過的小鳥也不願在上面棲息。」

在這沉重的打擊面前,安徒生沒有絕望。在一幫藝術家朋友的幫助下,他進入教會學校補習文化。學校的氣氛是壓抑的,讓安徒生感到痛苦不已。不過,他在學校閱讀了大量的文學名著,並開始了文學創作。毫無同情心的校長不斷地虐待他,並且強令他停止難以自制的寫作衝動。安徒生給他在首都的贊助人伍爾夫海軍上將的妻子寫了一封訴苦的信。

沒有想到,對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殘酷:
「你麻煩起朋友來真是不遺餘力。你認為自己將成為偉大的詩人——我親愛的安徒生,你怎麼就不覺得,你所有的這些想法都將一事無成,你正在誤入歧途!」
安徒生沒有停止寫作。二十一歲那一年,他寫了一首題為《垂死孩童》的詩,詩中寫道:「母親,我累了,我想睡了,讓我歇息在你的心畔。」這首憂傷而溫馨的詩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
按照一般人的設想,這名貧困潦倒、飽經挫折的少年,一定對社會充滿著仇恨和厭惡,一定會在文字中發洩他的憤怒和詛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筆下流淌著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純真的文字。
三十歲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話故事集。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頁的薄薄的小冊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達的花兒》等四篇作品。這本文集沒有獲得一致的好評,有的評論家甚至苛刻地說,安徒生根本就沒有寫童話的天賦。但是,安徒生堅信,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快樂所在:「我現在要開始寫給孩子們看的童話。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從此,差不多每個聖誕節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話,獻給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小讀者。
帕烏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驛車》中講述了安徒生的故事:安徒生遇到了愛他的美麗女子埃列娜·葛維契奧裡。她愛他,他也愛她,但還是他拒絕了她的愛——
「誰知道呢,說不定由於這愛情,他那五彩繽紛的一連串童話將黯然失色,悄然離去,從此再也不回來。到那時,他的生命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寫下了二十本童話集,一共一百六十八個童話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經說:「我為我的童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要說,是大得過分了的代價。」但是,他也得到了豐盛的收穫,他以一個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麥文學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個人的想像,創造了一個充滿愛與幸福的童話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邊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狀態就是悲傷」。晚年的安徒生,儘管名揚四海,但依然沒有擺脫貧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飽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讀者的來信。信來自遙遠的美國,是一位上小學的小女孩寫來的。信中附有一張一美元的鈔票,以及一份刊登著安徒生身體病弱、貧困潦倒的消息的報紙剪報。不久,更多的孩子紛紛寄來了小額的錢款。安徒生感動得淚流滿面,「我以小語種寫的故事,居然能夠在距祖國如此遙遠的地方找到這麼多的讀者」。
英國的評論家、文學記者高斯來到丹麥,見到了瀕臨死亡的安徒生,「一個高個兒、上了年紀的紳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裝,戴著一頂顏色同樣深淺的鼻煙色卷毛假髮。」高斯接著寫道:「那一瞬間,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張古怪醜陋的臉和手,他那極長的令人眩暈的胳膊……漢斯·安徒生的臉是一張農民的臉,長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沒有能夠從他的臉上移去泥土的印記。」
公元兩千年的春天,我曾經在哥本哈根的街巷裡尋訪安徒生當年居住過的旅館。還是幾百年前的石板路,還是尖頂的小樓,還是明亮的黃牆。就在這間仄仄的小屋裡,沒有錢買煤生火的安徒生,裹著毯子寫下了《海的女兒》、《拇指姑娘》等膾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著寒冷和飢餓,眼睛裡卻閃爍著愛的光芒。
安徒生的寫作增添著世間的愛,抵抗著世間的惡。在他的作品裡,找不到冷酷、嘲諷和絕望,對於有缺陷的人性,他也僅僅給予溫和的批評。在他的作品裡,流淌著明媚的陽光和蔚藍的海水,散發著炭火般的溫暖。他給孩子們夢想的勇氣,孩子們則努力在人間實現夢想。
我在紀念館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醜陋、冷漠而憂傷。這時,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這是一張「農民」的臉,這是一張烙著「泥土的印記」的臉。安徒生一輩子也沒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處苦難中,卻沒有放棄對愛的追尋。
他的寫作是沐浴在愛中的寫作,他的人生是沐浴在愛中的人生。
是愛,讓他最終戰勝了苦難;是愛,讓他在臨終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運的」。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雙溫暖的手,伸向那一雙又一雙寒冷的手;安徒生的文字,是兩瓣濕潤的唇,親吻著那些乾裂而蒼白的嘴唇。
這正是我所景仰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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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文人不幫閒? 


哪個文人不幫閒?——讀王彬彬《文壇三戶》 
   

  
  我很喜歡讀王彬彬的文章,在門戶森嚴、批評變成表揚的文學評論界,王彬彬是一個不被學院派的貴族們所喜歡的「異數」。某些雍容華貴的老先生指斥他為「罵派」,說他以「罵人」之術來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學者丁帆在評論王彬彬的時候,卻有一番誠實而中肯的話:「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話,我以為,包括我在內的苟且『學者們』,都沒有『保持一個戰鬥的文化個體的沉著、勇敢的凝視』(尼采語),失去了一個學者對當下社會現實生活應有的文化批判立場,我們不引以為愧疚,反而還要去指責勇者的缺點,恐怕這正是中國當下文化與文學批評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鋒芒的思想批評,排斥在學術和學理之外,這更是中國學術界的悲哀,甚至是可恥!」這是近年來我很少聽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對那個勇敢地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認同和讚賞。但是,丁帆這樣的君子是極少數,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還要仇恨孩子,因為孩子的勇敢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於是,那些面對強權的時候無比懦弱的傢伙,在攻擊和辱罵孩子的時候卻顯得相當的英勇。
  
  王彬彬並沒有拒絕「箭垛」的命運。在新作《文壇三戶》中,他第一次集中凸顯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組成的「幫忙」與「幫閒」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紀、身份、性格、文風、讀者群體等各個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卻發現了他們在本質上的相通之處:「他們的作品都屬『幫』字號文學——『幫忙』或『幫閒』。麻痺人們對現實的感覺,消解人們改造現實的衝動,是他們的作品共有的特徵。」金、王、余三人不是傳統意義上身份單純的作家或者學者,他們在相當深廣的程度上、以豐富多彩的方式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建構,比如金庸之創辦《明報》、王朔之投身影視、余秋雨之「鳳凰之旅」。他們的作品擁有巨大的印數和讀者群,他們在傳媒上的聲音也被無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評述這三個人物,舊式的文學理論遠遠不夠。王彬彬也深知這一工作的艱巨性,他引入了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以及歷史學的視角,通過對已有的「批評」的「再批評」,使得《文壇三戶》不再是一本文學圈子裡的講義,而是一張給當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對於金庸的武俠小說,我既不同意嚴家炎教授將之高估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將其全盤否定為「文化糟粕」。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作為民間文化組成部分的「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對儒法一體化的專制道統和統治術的時候,卻也不乏正面的意義。這也正是太史公為什麼要為遊俠們作傳,而《遊俠列傳》也成為《史記》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當人類進入文明和法治社會之後,「俠」便消褪為一種夢想和遊戲,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著——比如英國有羅賓漢的傳奇、美國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萊塢的《007》也長盛不衰。中國的武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國頗受歡迎,《臥虎藏龍》更是獲得多項奧斯卡大獎。難道我們能說因為美國人喜歡武俠片,就證明他們中了專制文化的毒嗎?我認為,武俠小說和武俠影視不過是消遣讀物而已,無須對其「過度闡釋」。欣賞和否定的兩派,都犯了同樣的、「泛意識形態」的錯誤。當然,金庸小說和金庸其人應當分開來看——金庸小說承擔不了「幫閒文學」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來卻作了不少幫閒的表演,諸如在浙江大學的演講中大談「大學生要向解放軍學習」云云,讓我如同吃了一隻蒼蠅一樣噁心。
  
  《文壇三戶》中對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著朱學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與「大院文化」之間的關係。當年,我閱讀朱學勤先生評論王朔的文字時,不禁拍案叫絕。朱先生在絕大多數文章中都保持著自由主義學者的謙和大度,唯有在談及王朔時,才顯示出了壓抑不住的激憤來。我理解他的這種激憤,因為他談論的不僅僅是作為個體的王朔,而是一種反文化的文化現象、一種反平民的「偽平民寫作」。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崇尚暴力和鬥爭的「毛氏思維」——它給當代中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苦難。以王朔的小說和言論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認同並捍衛嚴格的等級制度,宣揚殘酷的「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敵視文化、知識以及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王朔是大院裡的孩子,他與北京本土的文化傳統(如老捨的北京、《城南舊事》的北京)毫無關係。有人僅僅因為王朔在小說中運用北京方言就認為他是「京派作家」,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如果一定要歸類的話,王朔只能是「毛派」——今天能夠讓他實現「鴻鵠大志」的,是「毛派」游擊隊最活躍的尼泊爾山谷。
  
  我同意王彬彬對余秋雨的一個整體性的評價,他認為:「余秋雨是反對學者固守書齋的,他走出了書齋,但卻沒有踏上大地,而是飄蕩在雲空。他所說的每句話似乎都與現實有關,但卻幾乎沒有一句能落到實處。也可以說,余秋雨是以一種積極投身現實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著現實。他比許多固守書齋的知識分子離現實遠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態的確顯示出他有著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這使他獲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礙了他在學術和藝術上創造出更高的價值。」這一評價是客觀而公正的。我注意到余秋雨的那篇寫廬山的才情瀟灑的文字,古往今來文人墨客與廬山的淵源都被他寫得淋漓盡致。然而,作者偏偏迴避了「廬山會議」這一重要的史實。當年,廬山上的那場「神仙會議」直接決定著千萬凡人百姓的生死存亡和中國當代歷史的基本走向。博學多才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領袖們曾經在廬山上開過會、不可能不知道彭德懷的悲慘遭遇、不可能不知道當時餓殍遍野的事實,而他在明明知道的前提下故意迴避,其背後的利弊考慮顯然是耐人尋味的。此一例子足以說明余秋雨有著「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而正是這種「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導致了中國文人普遍的「軟骨症」。
  
  王彬彬還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懺悔」問題以及我對余秋雨的批評。在「余傑有多大的失誤」一節中,王彬彬指出:「余傑最大的失誤在於把『懺悔』與基督教情感、基督教意識、基督教觀念攪和到一起。」他進而認為:「余傑的文章,之所以招來許多人的嘲諷和批駁,與他的那一套基督教神學話語該有相當的關係。」我同意他後面一個現實的描述,但我認為,這不但不是我的失誤,反而是我討論這一問題的最終目標。從策略上來說,如果不引入基督教話語,的確更容易讓我的觀點為國人所接受。但是,我要追問的是:脫離了信仰的背景,討論「懺悔」還有什麼意義呢?雖然佛教中早有「懺悔」一說,但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懺悔」才作為人類精神的一維全面地呈現出來。沒有對人本體的「罪性」的認識,自發地產生「懺悔意識」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堅持自己所體認到的真理,比獲得別人的贊同和表彰更重要。儘管嘲諷和反駁我的人多,並不能說「正確答案」肯定就在多數人的那邊。
  
  即便是王彬彬這樣一位優秀的文藝評論家,也對信仰和宗教問題表現得如此淡漠乃至反感,這讓我感到非常遺憾。同時,這也顯示出在當今中國,信仰的缺失是何等嚴重。我對余秋雨的批評和對「懺悔」問題的關注,其實是想凸現出「有信仰的人生」與「沒有信仰的人生」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差別。沒有信仰的人生只能是「優孟人生」——知識改變不了生存的質量,文化也改變不了生存的質量,唯有信仰能夠像光一樣照亮我們的生命。在我的幾篇相關的文章中,「懺悔」顯然比「余秋雨」重要,「引進新的精神資源」顯然比「考據歷史舊賬」重要。然而,進入到公共傳播領域之後,「重要的」卻變得「不重要」了,而「不重要的」則變得「重要」了——這就是媒體的「魅力」。「懺悔」迅速成為一個「時尚」的詞彙廣泛傳播,後現代文化展現出其強大的解構能力,「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在一瞬間就變成了「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因此,這場討論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劉小楓在的《拯救與逍遙》中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峻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漢語思想界日漸忽視或輕視西方精神結構中的猶太——基督教精神傳統,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在今天這樣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轉型期,我們不能繼續無視信仰的意義。儘管王彬彬不無尖刻地批評我「以一種基督教神學家的口吻來闡釋『罪』和『懺悔』」顯得「有些荒謬」,但是我想反問的是:既然你已經發現了「幫閒」是中國文人最基本的生存狀態、「幫字號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主潮,那麼如何才能改變這種可怕的狀況呢?文人選擇「幫閒」的角色,難道不正是因為他們缺乏恆定的信仰嗎?如果沒有新的精神資源的引入,僅僅依靠中國本土儒道釋法的傳統,是否能夠鍛造出嶄新的人格形態來?昔日夢想「為天地開太平」的新儒家諸子,在「偉大領袖」的面前,哪一個不是五體投地呢?今天頂著哈佛耶魯博士帽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在巨額金錢的引誘下,哪一個不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呢?品性的改變、人文精神的樹立、學術尊嚴的確定以及良心的呵護,都需要恆定的信仰來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我們無法求助於我們自身的傳統,我們必須尋找新的精神資源,正如劉小楓所論:「深淵與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個體和社會的生存意義的恆長主題,一如出仕與歸隱是中國精神中價值抉擇的恆長主題。在猶太——基督教精神傳統看來,人處身於罪的沉淪與上帝的拯救的中間狀態。人的自由意志屬於墜落與得救的生存抉擇,人生的潛在可能性恰恰在於光明變黑暗、天使變魔鬼的辯證法。聖子耶穌流淚的雙眼正因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親身受難和自我犧牲的愛托付難免跌倒的人身。」儒家雖然號稱「內聖外王」,但從來都是自欺欺人。在沒有信仰、也沒有愛的中國,只能誕生郭沫若、余秋雨之類才華橫溢的「變色龍」,而出現不了像馬丁·路德·金、索爾仁尼琴、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這樣成為道德和文化象徵的知識分子。批評一個余秋雨改變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面貌,面對無窮的利益的誘惑,「文壇三戶」還會「長江前浪推後浪」般地湧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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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們 


 阿瑞斯山天然半圓形劇場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眾法院及陪審法院5000人會的十分之一組成的陪審團業已就座。 
  這是雅典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審判。審判的罪人是全希臘最有名望的人——蘇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認國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蝕青年」。 
  蘇格拉底出生的時候,不是以哭聲而是以笑聲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蘇格拉底在父親的培養下,已雕刻出偉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裡的賞識。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輝煌的成就之前,轉行研究哲學——與其雕塑石頭,不如塑造人的心靈。 
  儘管祭司宣佈,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但他自己強調說,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並不擁有真理,但他是一個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熱愛者。他解釋說,這就是「哲學家」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即智慧的熱愛者,智慧的尋求者,而與「智者」相反,即與自稱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認為,政治家必須是哲學家——他們還有重大的責任,它們必須是真理的探求者並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蘇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運動場和廣場裡。他滔滔不絕地跟幾十、幾百個弟子和信徒談話;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樹。按照波普的說法,他是道德主義者和感情主義者,「他典型地屬於這樣的人,他批評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點,但他又承認忠一戶國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純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對三十倍左的獨裁政權,他更勇敢地反對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於是,統治者和庸眾把他指認為「反對民主的叛徒」。 
  蘇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沒有寫過一行字,他的思想通過弟子們則已錄部分地流傳下來。『推想要推動世界,就讓他先推動自己。」他領會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做一隻「牛虹」,把民眾從冷淡、馴服、自我安慰中喚醒。「不管有什麼權威,我也只依賴於找知道得很少的這個認識。」他是個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認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徑就是教育公民進行自我批評。上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宣稱自己是「這個時代唯一的政治家」。 
  這樣的人無論在怎樣的體制下都是最危險的人物。獨裁者克裡提阿斯說:「我們要除掉長庤瘡的羊羔,庤瘡傳染得愈快,我們愈要加緊清除。」民主政體下的執政官阿尼特說:「這個流浪漢恨不得把我的腸子挖出來。」於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來了:禁止蘇格拉底跟30歲以下的青年人談話。 
  要以塑造活人的靈魂來代替塑造靜止的人體,這是一種天真而危險的疾好。然而,命運選擇了蘇格拉底。他擺脫不了命運,命運像蠍子一樣蜇得他發痛。他一貧如洗,承受妻子的責罵;他如履薄冰,面對敵人的暗箭。最可怕的還是那些他所熱愛的、教導的。為他們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們,他們背叛了哲學家,卻宣佈哲學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審員向瓦罐裡投豆子——白的代表無罪,黑的代表有罪。結果,黑豆比白豆多,蘇格拉底這位民主的捍衛者卻被民主所處死,這位創造民眾命運的人卻被民眾決定了他的命運。此時,他發現自己未能戰勝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貧困的邪惡」和「黃金的邪惡」。窮人和富人居然聯合起來處死他。他終身與不平等作戰,「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憂患由此開始」,但他卻成了公認的罪人。 
  弟子們勸蘇格拉底逃走,他堅決地拒絕了。他將以他的死來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義。這是一個人對人類的背叛。正因為有這樣的背叛,人類才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他換上雪白的長衫,靜靜地接過毒芹計。喝下之前,他還微笑著欣賞碗上清晰的花紋。飲完之後,他開始在站成一排一動不動的朋友們面前走來走去。然後,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邊,躺下了,把一束黃金花緊緊貼在胸前。 
  最後一刻,蘇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黃金花,「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太陽——只是要讓它發光。」被宣判為叛徒、邪惡地創造新神的蘇格拉底、太陽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終結,對塵世生活的美,對人和自然界的和諧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樂觀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陽的人。
  他的死,與耶穌的死、釋迦牟尼的死同為人類心靈史上的三塊高聳入雲的里程碑。 
  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絕對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來,無數的「權威」以「真理」的名義,毀滅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無數的「異端」對權威發出必敗的挑戰,在身敗名裂之後完成了對真理的捍衛。 
  茨威格筆下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一名「異端」。「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這是叛徒們所共享的理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類避免了滅亡的命運。 
  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棟的一部百科全書還沉重。知識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賦的,而人類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卻是後天孕育的。與愚昧作鬥爭,除了智慧,還需要大無畏的勇氣。熱愛自由,首先就得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價。因此,選擇「異端」的身份,這本身就是英雄的舉動。 
  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他是一個窮學者,黨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的收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他,一個在異國的難民,沒有公民身份,甚至沒有居住權;一個逃亡過兩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來,當狂熱的宗教徒追措異教徒並對待不同政見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時,他站了出來。 
  他的對手是加爾文,是日內瓦政教會一的最高統治者,是擁有數百萬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權力足以同羅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這是一場「蒼蠅撼大家」的勞而無功的戰鬥:宗教寬容對不寬容,自主對監護,人道對盲信,個性對機械一致,良心對暴力。就物質力投來說,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個時代,後者遠遠比前者強大。 

  西班牙神學家塞維特斯因反對三位一體的教誨,被加爾文宣佈處以死刑。「我們判處你,塞維特斯綁赴查佩爾活活燒死,你的書稿和印就的卷積也一起燒掉,在燒得你身體化為灰燼。這樣,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為對所有可能重蹈作滾轍的犯罪人們的獎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個歐洲默默地注視著加爾文在日內瓦導演這出喜劇。人人都聞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人人都聽到了受刑者持續半小時的尖叫。加爾文對這一「虔誠的虐殺」非常滿意,吹噓這是偉大的功績。 

  這時候,又一個叛徒出現了,他大聲呼小「尋求真理,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識到自由的可貴,這本身就是極其可貴的思想。在蒙昧主義盛行的歐洲,民眾只知道恐懼,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腳下,不知道沿著神走過的尋找光明的道路闊步前進。民眾是龐大的,卻是軟弱的,他們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動交出自己的心靈。卑微的卡斯特利奧就從這樣的民眾之中站出來,發表了《答加爾文書》。他寫道:「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這是一個角色錯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權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歐洲,只有卡氏那斬釘截鐵的聲音在風中傳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枉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 
  加爾文手上的鮮血被曝光在陽光之下。他驚恐不安地拋出駁斥文章《惡棍的謬論》,謾罵卡斯特利奧是小偷、流氓、讀神者,野蠻的文字一頁比一頁下流,結尾是「願上帝消滅你,撒旦!」他調動一切力量,實施一切可能的對卡氏的打擊。加爾文指示宗教會議通過法令,禁止在轄區內傳播卡氏的著作,並通過外交壓力,迫使卡氏的著作無法在巴塞爾出版。卡斯特利奧說:「為什麼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諸於人呢?我們爭論的是宗教事務,然而,你為什麼要壓制你對手的言論自由呢?」加爾文則高興地叫嚷:「背著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爾文的手已經卡在最危險的叛徒——主張寬容的卡斯特利奧的喉嚨上。看來,監獄和火刑柱是這名叛徒的歸宿。幸運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48歲。 
  這場力量懸殊的戰鬥結束了。這場戰鬥仍然在繼續著。只不過換了主角,戰鬥的性質依舊。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得到曇花一現的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為了精神上的自由,為了人道主義而獻身的叛徒們。 
  葛蘭西是個體弱多病的駝背的孩子。家裡人給他做了一個帶鐵環的胸圈,讓他套在身上,並把他掛在天花板上,懸在空中。大家以為這是把他弄直的好辦法,然而背後的突起部分越來越高,後來胸前也突起了,長大以後,畸形的葛蘭西身高不足1.5米。 
  然而,正是這個駝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創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胡薩爾認為,葛蘭西是「列寧逝世後最深湛和最多產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紀少數的幾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之一。 
  1926年間月8日晚,移索裡尼發動政變。葛蘭西剛從議會回家就被捕了,儘管他有議員豁免權。對他的審判拖了很長時間,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蘭西描述成「顛留分子」、「對公共秩序非常危險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蘭西早已對審判的結局不抱幻想,他說:「我的精神狀態極好,囚此有人以為我是個魔鬼,有人以為我是個聖人。我既不想當烈士,也不想當英雄。我認為我只是個具有堅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間人物,他不守自己的信念與世界上任何東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勸他倒戈,倒戈後至少能當部長,他微笑著拒絕了,看守便認為他是個十足的傻子。 
  1928年5月,微索裡尼指定政治法庭——保衛國家特別法庭對葛蘭西進行審判。葛蘭西的罪名是「從書陰謀活動、煽動內戰、包庇犯罪、挑動階級仇恨」,檢察長指著葛蘭西說:「我們要使這個頭腦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蘭西被判處20年4個月零5天。然而,這個偉大的頭腦並沒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輝煌的《獄中札記》,總共2848頁,合打字紙4000頁。 

  審判前夕,葛蘭西給母親寫了一封信,這無疑是一篇可與《神曲》並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從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將作為政治犯而判刑。對此我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說到底,在某種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關押和判刑的,因為我從來不想改變我的觀點。我已準備為我的觀點貢獻生命,而不僅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靜,並對自己感到滿意。親愛的媽媽,我真想緊緊地擁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麼地愛您,多想安慰你,因為我給您帶來不幸,但我只能這樣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艱難。兒女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榮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嚴,有時不得不給媽媽帶來極大的痛苦。」讀著這樣的文字時,我想起了林覺民的《與妻書》。林覺民感情澎湃。葛蘭西卻鎮靜如磐石,一點也沒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許苦難早早地將他導入澄明之境。
剛入獄時,葛蘭西的健康狀況就已惡化,他掉了12顆牙齒,患有尿毒症引發的突發性牙周炎和神經衰弱症。非人的監獄生活繼續毀壞著他的身體,他患上了胃病和腦溢血。艱苦的思考和寫作讓他失眠,「我進出牢門像一隻蒼蠅,不知要飛向哪裡,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監禁中,葛蘭西的「實踐哲學」逐漸成形。這是一種批判「常識」,恢復人的「個性」的哲學,它在取代現存思想方式和現存具體思潮時,「必然表現出愛好爭論和批判的姿態」。這名垂死的囚徒,這名「可惡」的叛徒,以驚人的毅力,創造了一個宏大的思想體系。 

  1933年,葛蘭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線。他又添上了脊椎結核、動脈硬化、高血壓。5個月內體重猛減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謙恭他懇求寬恕,保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就能重獲自由,入院治療。可是,葛蘭西認為請求寬恕便意味著道義上的自殺。一次昏迷之後他對趕來的牧師說:「牧師,你是靈魂的監護人,不是嗎?人有兩種生命:一種是靈魂,一種是肉體,赦免會拯救我的肉體,但會毀了我的靈魂,你明白嗎?」 

  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死於突發性腦溢血,享年46歲。死前,他已預料到法西斯可恥的命運。 

  崇高的理想,只能屬於崇高的心靈。葛蘭西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比任何書籍和廣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萬倍。因為他為之而獻身。被終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豐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蘭西則是20世紀的豐碑。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葛蘭西的思想是可以質疑的,但葛蘭西「叛徒」的人格將像恆星一樣永恆地閃爍。 

  納粹德國。這個謀求全面統治的國家並不滿足於佔有官方的權力部門,而是從一開始起就追求這一目標:使各階層人民都服從領袖的絕對權力,不僅在物質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們納入這個制度。內政部長弗裡克宣稱:「必須是一個意志,必須由一個意志來領導」,並把必須盲目服從的黨說成是唯領袖馬首是瞻的組織體制的基礎。黨通過街道和支部組織,深入到每一個家庭,企圖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放逐與效忠同時上演了。 

  戈培爾說,德國文化應該「保持純潔,擺脫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歡迎的作品」。焚書公開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選擇了效忠,學者胡貝爾說:「不存在國家必須尊重的、光十因家或離開同家的個人自由。」物理學家恩斯特、萊納德、約翰內斯、施塔克等人,寫信辱罵愛因斯坦,聲稱存在著純粹的「德意志物理學」。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爾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建議把勞役、兵役、腦力勞動結合起來,革新大學精神。他指出:「大加稱頌的『學術自由』應遭到德國大學的唾棄……領袖本人而且他一個人就是活生生的、本來的德國現實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仕觀思希特勒的聲明書上簽字。 

  是以效忠屈從暴力換取生存,還是以背叛堅持良知,面對死亡?在這決定主義的領域裡,無法避開價值問題。 

  在普遍的效忠聲裡,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背叛者的聲音。這些聲音,在陰暗的集中營裡和空曠的刑場上迴盪著。 

  自希特勒政權一誕生,叛徒們就不絕如縷。受納粹迫害的年輕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勒伯爾、洛伊施納、米倫多夫、賴希維因和蒙巴赫等人組織了秘密活動小組。神職人員中,加倫·福爾哈貝爾和武爾姆主教,公開譴責大量殺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滅猶太人。 

  公開的背叛出現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的漢斯和索菲·朔爾兄妹印刷了大量傳單,他們不願再「為一個黨派的卑劣的統治本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國青年的名義」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國家把他卑鄙地從我們這裡騙走的德國人最珍貴的財富,即個人自由還給我們」。兄妹倆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於1943年2月22日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後處決。 

  我久久地凝視著兄妹倆的照片。他們倆驚人地相似,憂鬱而深造的眸子,跟他們的年齡那麼地不相稱。他們似乎在望著遠方,一個天水相接的地方,對於「此處」他們毫不在意。他們只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大學生,但他們比海德格爾更懂得什麼叫「哲學」。哥哥的眼裡多幾分剛毅,妹妹的眼裡多幾分輕蔑。兩雙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視著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上校在大本營企圖用炸彈炸死希特勒。暗算失敗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將二百多人處以絞刑。此外,在幾周的時間裡,有近五千人在集中營和監獄裡被殺害。就實際意義來說,施陶芬貝伯格爵未能實現他的暴動計劃,但他們的「叛國」終於使神話崩潰了。行刺前夕,東線的特雷希科這樣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貝格:「行刺必須進行,不惜任何代價。即使不成功,也必須在柏林行動。因為問題已不再在於具體目的,而是德國抵抗運動在世界和歷史面前敢於作出這一決定性的舉動。其他一切都是無足輕重的。」我想,當施陶芬貝格面對瞄準他的步槍的時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該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歷史的厚禮。 

  這批國防軍將領的背叛,多半還是出於未受毒化的「愛國心」;相比之下,哲學教授胡伯的背叛則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背叛。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胡泊因為參予組織地下抵抗運動,被納粹以叛國罪處以極刑。審判他的軍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純種的日爾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為什麼要跟叛徒攪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騙,或者一時失足? 

  胡伯拒絕了軍官為他開脫的好意,在最後陳述中,他聲稱康德的「絕對道德命令」是他採取反納粹立場的根據:「呼籲反對政治ˍ〔的胡作非為,這不只是我的權利,也是我的道德責任。我曾以康德之範疇命令觀念反問我自己,如果我的這些主觀準則成為普遍法則的話,將會發生什麼開情?回答只有一個:將會有秩序、和平反對我們政府的信任。每個肯對道德負責的人,都會發出反對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統治的呼聲。我要求:把自由還給人民,使他們掙脫奴役的鎖鏈。我確信,無情的歷史進程,必將證明我的希望和行為是正確的。」 

  叛徒們以他們的背叛標定了何謂正義,他們握住了正義的內核,歷史所做的,僅僅是完成一次命名。 

  中國地大物博,什麼都有,就是少有叛徒。這個龐大的帝國裡,盛產鄉願、老好人、和農佬,人人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他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什麼,因此也不會背叛什麼,最多不過是在舊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絕對不是「叛徒」。 

  20世紀的中國,魯迅堪稱徹頭徹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寫的《狀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紹興地方戲裡的女鬼角色,即「帶有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那時,先生的生命猶如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童年的記憶浮出昏濁的冰層,那長袖飄飄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靈的深處。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對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因此,他像磁頭鷹一樣,終生作惡聲。「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在未死之前,裡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紳士風」和中土的「君子風」,必然是一頭孤獨的、受傷的狼。 

  魯迅不僅選擇了背叛,而且選擇了對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們想把他奉為教主,正如毛澤東經典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魯迅卻再次抽身出來,與這個「大方向」逆向而行。他發現周揚等人是拿著鞭子的「奴隸工頭」,那麼這個工頭之上呢?魯迅沒有說,但他對革命成功後自己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早已成竹於胸。早逝是先生的幸運,否則先生的命運從他的精神傳人胡風、蕭軍的命運中不難推測出來。 

  《孤獨都》是先生最好的小說。魏連星「素性這麼冷」,「兩眼在黑氣裡發光」,走路是「一個人悄悄地陰影似的進來了」,在母親靈前的那一幕,堪稱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他流下淚來,接著就是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爆叫,慘傷裡夾著憤怒和悲哀……」那淒烈的Ilg聲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這哪裡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民族英雄」的聲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喪失了他老——他的行動賴以獲得意義的一種規劃的理想。於是,他只是跟黑暗搗亂,這是他唯一的樂趣。 

  「背叛者」們想讓「教主」充當木偶,他們在後面拉線指揮,可先生拒絕當「教主」。這樣,「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說,魯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餘孽;成仿吾說,魯迅是三重的封建餘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畢竟是當過「叛徒」的,比陳西建、齊宜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們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對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經墮落為獨裁——把至高無尚的權力交給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從社會結構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來的反叛精英,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誰最瞭解先生『ZW秋日最瞭解先生。溜秋白是怎麼死的?不是死十國民黨之手,而是死於共產黨之手。後者是法官,前者是別子手,兩個政黨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們卻罕有地攜起手來,執行了對一介書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溜秋白在福建長汀含笑就義時的槍聲,不知遠在上海的導迅是否聽到?秋白的命運就是會迅的命運。秋白說過,日迅是「逆子貳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話都是多餘的了。華小栓吃人血饅頭僅僅是因為愚昧,但現在有比愚昧更可怕的東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這樣寫道:「他們在社會的冷笑惡哭迫害傾陷裡過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裡漸漸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麼輝煌的。萬人空巷的、不是國葬的同葬。那長沃的隊伍裡,多半是他的敵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裡,也沒有幾個是合格的學生。 

  增田涉在《魯迅印象》中說:「他的風貌變得非常險峻,神氣是凜然的,儘管是非常戰鬥的卻顯得很可憐。」人們只注意到先生偉大的一面,卻看不到他「可憐」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發「可憐」。活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時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許廣平說,魯迅「成天靠著籐椅,不食不言。鐵青的肉色,一動也不願動,看了真叫人難受」,許壽棠也看見魯迅「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勝瘦得像敗落的絲瓜」。這是怎樣一種可憐呢?最後,先生連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為「女吊」決絕於惡的人世。 

  還是汪暉說得好,「魯迅不僅『在』不屬於一個世界,而且『在』同時不屬於兩個世界。」這就注定了他死後也休想獲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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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達姆與阿米爾 


薩達姆,伊拉克曾經的統治者;阿米爾,伊拉克曾經的囚徒。薩達姆,一個全世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的名字;而阿米爾,僅僅是一個藉藉無名的老百姓。為什麼我把他們放在一起呢? 
據英國媒體報道,在經歷了長年的黑暗生涯後,現年四十九歲的伊拉克男子賈瓦德·阿米爾終於從躲藏了二十一年的一道狹窄黑暗的牆壁夾層中走了出來。出來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薩達姆真的下台了嗎﹖」 
阿米爾是巴格達的一位居民。二十一年前,當時才二十八歲的他,在言語中支持了一名得罪過薩達姆的什葉派牧師。他的言行被伊拉克秘密警察匯報上去後,阿米爾當即被薩達姆下達了死刑令。得知風聲的阿米爾立即選擇了逃跑,逃往他父母居住的約巴村。 
一到父母家,阿米爾立即開始沒日沒夜地為自己準備避難所,他在父母家兩堵很窄的牆中間建造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夾層,僅在牆上留下一個小小的窺視孔,並在牆頂留了一個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門。當這道活板門關閉之後,這個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間就立即變得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那個小窺視孔才能洩漏進一點微弱光亮。阿米爾還在這個避難所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條通往屋外的下水道,最後,他在這個小室中儲藏了足夠他吃上兩個月的乾糧。隨後他就帶上一隻小收音機從牆頂的活板門爬了進去,將自己藏在了這個狹小的牆壁夾層中。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 
當二ΟΟ三年月九日美英聯軍攻下巴格達時,阿米爾通過收音機得知了薩達姆已經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過了幾個星期,在確知自己已經安全之後,阿米爾終於決定告別他的黑暗歲月,徹底回到陽光下。 
我們難以想像一個人長達二十一年都生活在黑暗的夾層之中。在這個狹小的牆壁夾層中,除了一張小床、一個連著下水道的便桶、一個手電筒、一個老得掉牙的收音機外,就只剩幾張阿米爾年輕時的自畫像了。從他年輕時的自畫像中可以看出,阿米爾曾經是個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然而當他從那個牆壁夾層中走出來時,已經成了一個臉色蒼白、鬍子花白的老頭。四十九歲的阿米爾看起來比六十六歲的薩達姆要蒼老得多,他們的外貌與實際年齡恰好相反。 
如今,薩達姆開始為他的暴行和殺戮付出代價了。從四月九開始,薩達姆已經度過了四個多月的逃亡生涯,他的逃亡生涯未必就比阿米爾的夾層生涯舒服和安寧。對於阿米爾來說,他是不幸的,他在夾層中虛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寶貴的青春歲月,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一個正常人理所當然應該享有的陽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個在監牢中的囚犯都過得艱難。然而,他又是幸運的,他的很多同胞被烏代扔進獅子籠、被獅子撕得粉碎,或者被庫塞親自拿槍對準後腦勺擊斃,而他畢竟活了下來。他看到了烏代和庫賽可恥的下場,也即將看到薩達姆的窮途末路。一說起薩達姆來,阿米爾恨得咬牙切齒:「這個獨裁者毀了我的一生!」阿米爾說,他很樂意在不久的將來看到薩達姆落入法網的狼狽模樣,他要親自到法庭上去講述自己的經歷,控訴薩達姆對伊拉克人民的迫害。 
阿米爾的突然露面,讓約巴村的鄰居們大為驚訝,他們怎麼也不敢相信,阿米爾原來竟在父母家的牆壁夾層中默默度過了二十一年,直到親臨現場看到那個窄小的黑暗洞天時,鄰居們才敢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鄰居說:「這簡直就是一個阿拉伯神話!我們一直以為他失蹤了,或已經死了,沒想到他居然還活著,而且就一直住在我們附近!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阿米爾的母親拉姆斯婭·哈迪儘管已經年過七十,在面對記者的採訪時仍然十分健談。拉姆斯婭·哈迪高興地對記者說:「我的兒子能夠重見天日,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喜事,因為這給我的感覺,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們一家感謝美英聯軍的正義行動,因為沒有美英聯軍摧毀薩達姆的政權,就沒有阿米爾的重生,阿米爾也許只能在夾層中悲慘地度過一生了。儘管大部分伊拉克人民是那麼地痛恨薩達姆的獨裁統治,但是依靠平民百姓的力量,不可能戰勝武裝到牙齒的伊拉克軍隊、共和國衛隊以及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薩達姆永遠以全票當選。 
當烏代和庫賽雙雙被美軍擊斃之後,我能夠想像薩達姆的沮喪和悲痛,他終於知道什麼是「魂飛魄散」的感覺了。而這種感覺,在他統治伊拉克數十年的時間裡,他曾經強加給包括阿米爾在內的數百萬的伊拉克人民。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在據說「每四個小時就要換一個地方」的逃亡生涯中,薩達姆將感到頭上有一根繩索套得越來越緊。除了他的一小撮死黨之外,大部分伊拉克人民都樂意向美軍報告薩達姆的蹤跡。他們不單單是為了巨額的賞金,他們更是為了遲到的正義——幾乎每一個伊拉克家庭中,都有遭到薩達姆政權殺戮或者被薩達姆抓到前線送死的親人。他們要讓自己死不瞑目的親人安詳地閉上眼睛。 
對於某些過於善良的反戰人士以及某些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來說,阿米爾的故事也許是一味讓他們迅速清醒的藥劑。阿米爾已經在夾層中度過了二十一年的歲月,如果沒有美英的正義之師出現在伊拉克的土地上,他那黑暗的日子何時才能到盡頭?某些喜歡代表伊拉克人民說話的西方和東方的知識分子,你們能夠代表阿米爾嗎?你們可曾聽到阿米爾在夾層中恐懼的喘息和默默的禱告?二十一年看不到太陽和星星,二十一年看不到一張同類的面孔,二十一年聽不到飛鳥的鳴叫和流水的聲音,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自由世界中的人們,你們已經習慣了自由而對自由麻木了。假如讓你們進入阿米爾的夾層中生活一天,你們還會如此斬釘截鐵地「反戰」嗎?阿米爾告訴記者,在這個牆壁夾層中,他幾乎天天靠聽收音機度日。渴了,他就喝從井中吊上來的水;餓了,就啃父母為他準備的乾糧。每隔一段時間,他的父母就會從牆頂的活板門上給他吊下新的食品。據阿米爾回憶,剛開始躲進牆壁夾層中的那幾個月,是他最提心吊膽的日子。三天兩頭有秘密警察光顧他父母的家裡,藏在夾層中的他連大氣兒都不敢出。有一次,當他從窺視孔中往外看時,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牆外,一個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著他看。阿米爾以為牆壁的秘密被人發現了,雙腿一軟,差點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顯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訪客只是嚴厲地盤問了阿米爾父母幾個問題,隨後就離開了。 
我不認為世界上真有那個國家的人民喜歡生活在夾層之中,喜歡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之中,喜歡每天晚上都提心吊膽地等待著秘密警察來敲門。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應當尊重的「生活方式」的話,我只能請持這樣觀點的人士自己去體驗和嘗試它。難道阿米爾自己喜歡生活在狹窄而黑暗的夾層之中嗎?那是一種邪惡的、與自由為敵的力量逼迫他這樣做的。對這種邪惡力量的姑息就意味著犯罪。英國首相布萊爾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指出:「有一種荒誕的說法:雖然我們愛自由,但別人不愛。認為我們對自由的依戀是我們文化的產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美國價值或西方價值;而阿富汗婦女滿足於塔裡班的鞭笞;薩達姆好歹為他的人民所愛戴;米洛捨維奇是塞爾維亞的救主。」在我看來,這種說法是獨裁者們製造出來的麻醉劑,千百年來用它麻醉了億萬民眾的心靈和肉體。獨裁者們打著「捍衛傳統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義來對抗自由價值。然而,布萊爾擲地有聲地駁斥說:「我們所擁有的不是西方價值,它都是人類精神的普遍價值。無論在哪裡、在什麼時候老百姓擁有機會選擇,選擇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專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識。然而,某些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偏偏就不具備這樣的常識。 
自由是人類一切價值中的最高價值,是人的靈性和智性的最為充分的體現,是人區別於畜生的最顯著的標誌。人類不應當生活在「動物莊園」之中,人類理應為自由而戰,為自由而犧牲。自由是一種需要捍衛的價值,它不會白白地從天空中掉下來;自由也是一種高貴而脆弱的價值,它需要無數像《勇敢的心》的主人公華萊士那樣的勇士為它浴血奮戰。人類的進步,體現在自由價值的傳播和自由生活的推廣上。一個漠視阿米爾的悲慘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熱愛自由的人;一個任由薩達姆戕害伊拉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的世界,不可能是一個有公義的世界。正如布萊爾所言:「亞伯拉罕·林肯說:『那些否認他人自由的人不配擁有自由。』正是這個關於正義的認知產生了自由之愛的道德。我們是為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戰,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萬不同的人的自由權利而戰。自由:在愛和希望中養育家庭的自由、生存並由自己努力獲得酬勞的自由、不在恐懼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別人自由的情況下做你自己的自由。」 
曾經不可一世的薩達姆政權灰飛煙滅了,曾經在夾層中哭泣和禱告的阿米爾終於自由地沐浴在陽光之下。阿米爾的夾層失去了它的功用,也許今後的伊拉克人民再也不需要使用這樣的夾層了。不過,我建議,伊拉克的新政府應當將阿米爾的夾層與薩達姆的宮殿一起保存下來,作為既各自獨立又互相對照的「自由博物館」。這個「自由博物館」不僅屬於伊拉克人民,而且屬於世界人民。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到這裡來看看——瞭解什麼樣的生活是最沒有自由的生活,瞭解那個只有獨裁者一個人享有自由的黑暗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薩達姆終將與古今的暴君和獨裁者們一起接受最後的審判,而阿米爾則在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中被永遠地銘記。 
——二ΟΟ三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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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與流氓 



——評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近年來,法學界有一種讓人矚目的論調,即北京大學法律系朱蘇力教授提出的「法律資源本土化」的理論。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槓爺的悲劇》中寫到:「中國有久遠的、相對獨立的發展史,並演化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儘管這些法律制度依據西方標準看來未必是『法律』的,從今天中國社會變遷來看,也已經不很完善,甚至過時了,但它畢竟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起過、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在起著作用。它就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保證著他們的預期的確立和實現,使他們的生活獲得意義。這是不可能僅僅以一套書本上的、外來的理念化的法條所能替代的。」蘇教授所謂的「本土化」的法律資源,主要是指鄉規民約。對鄉規民約內涵如何釐定,今天依然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但是,我認為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具體制定和實施這些鄉規民約的是誰?從古到今,制定者和實施者有沒有變化?

古代中國是由皇權和紳權共同建構龐大的國家機器。特別是明清以降,紳士階級不斷壯大和膨脹。在縣以下的廣袤空間裡,紳士們發揮著政府所無法發揮的作用,制定並實施著大大小小的鄉規民約。在1905年科舉制度取消之前,他們是農村社會的真正統治者。他們不是官僚,卻一呼百應、左右一方。紳士階級佔有知識和財富,他們大多擁有高低不等的功名。儒家文化的熏陶,使他們有著強烈的文化向心力。他們在制定和實施鄉規民約的時候,將儒家的理念貫徹到其中。因此,那時的鄉規民約背後有一套文化價值在起支撐作用。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劇烈分化,使紳士階級很快就跟專制帝國一起進入了歷史垃圾堆。他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這塊權力真空由誰來填補呢?也就是說,近現代以來,新的一套鄉規民約是由誰來制定和實施的呢?可惜的是,學界很少關注這個關鍵的問題。
王先明在《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一書中指出:「由分化走向消亡,是紳士集團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必然命運。」在近代以前,紳士階層穩定的繼替常規,保證了基層社區領導權的穩固。科舉制消亡以後,農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失造成了鄉村士紳質量的蛻化,豪強、惡霸、痞子一類邊緣人物開始佔據底層權力的中心。同時,政府也努力加快這一變化的過程,企圖通過對紳士階層的排斥和對流氓階層的扶持完成權力向鄉村滲透。對此,吳□、費孝通等所著的《皇權與紳權》一書論述道:「原來應該繼承紳士地位的人都紛紛離去,結果便只好聽濫竽充數,紳士的人選品質必隨之降低,昔日的神聖威望乃日漸動搖。」民國以後,中國農村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社會關係急劇惡化,社會騷動變亂迭起,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鄉村權力的蛻化。同樣是鄉規民約,但是實施的人已經不一樣了。
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權力如何實現對下層的控制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國家在打擊紳士的同時,在農村尋找新的合作者。誰是新的合作者呢?是昔日的邊緣人,即流氓階層。美國學者杜贊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精闢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他提出鄉村統治中的「經紀模型」。官僚政府統治鄉村,需要「經紀人」(即「中介人」)。紳士階層屬於「保護型經紀」,他們代表著社區的利益,並保護自己的社區免遭國家政權的侵犯。該經紀同社區的關係比較密切,社區有點類似於「鄉村共同體」。而杜贊奇通過對民國以來鄉村中流氓當權的社會現實的分析,得出「掠奪型經紀」的概念。獲得權力的流氓們,是國家與鄉民之間的「總包稅人」。他們對待鄉民是貪婪的、掠奪的。鄉規民約的主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整肅鄉村的政策中,都有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土豪劣紳」。把紳士階層定義為「劣」,完全否定他們的進步意義,從而樹立起新的權威,即鄉村流氓階層。流氓與紳士相比,既沒有文化的素養,也缺乏遠大的理念,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有一個——赤裸裸的利益。他們對鄉村的傷害比紳士要大許多倍。紳士當權的時代,農村對農民而言當然絕非天堂;但是流氓當權的時代,農村對農民而言絕對是地獄。
時至今日,鄉村權力依然執掌在流氓手中。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個是前兩年發生的禹作敏案件,一個是盧躍剛《大國寡民》所報導的武芳毀容案件。前者發生在天津大邱莊,是中國北方沿海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禹作敏在社區中儼然是一方帝王,一手遮天。不可否認,他本人能力很強,也具有某些現代經濟觀念,但他骨子裡仍然是流氓,不是流氓又怎麼能夠草菅人命呢?他身上掛的黨委書記、公司總經理、派出所所長等職務掩蓋不了他流氓的實質。後者發生在陝西禮泉縣烽火村,是中國內地經濟最落後的地方之一。王保京、王農業父子先後在烽火村當權長達40年之久,荼毒鄉民,為害一方,運用權力,操縱法律,是中國農村具有典型意義的「流氓當家」。他們甚至能夠動用種種力量,使陝西省內的新華書店裡看不到一本揭露他們真面目的《大國寡民》。從這兩個事例可以看出,從沿海發達地區到內地不發達地區的農村社會,流氓當權的現象具有廣譜性。不管是政府頒布的法律,還是鄉規民約,都是他們手頭壓迫鄉民的殺手□而已。法律和鄉規民約對他們自身來說是無效的,而在壓搾村民的時候卻十分有效。這也是中國法制的「本土資源」。這樣的本土資源是弘揚好、還是清除好呢?
我覺得,作為法學家的朱蘇力教授,除了研究法律本身以外,還應該花一些精力研究中國的近現代史並且更加深入地鍥入到農村中去掌握第一手活生生的材料。不妨在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作更深入的瞭解以後,再對特定時空內存在的「中國」發言。這樣也許更能夠「言而及意」。迴避中國當下農村中「流氓當權」的問題,對農村的研究就會變得像一張白紙一樣蒼白。無論是西方的現代法律,還是中國本土的鄉規民約,如果掌握在流氓們的手上,它們兩者是毫無區別的。不考慮實施鄉規民約的主體,片面地強調鄉規民約的合理性,只會對流氓們有益而對改變農民悲慘的處境無補。這就牽涉到學者最基本的「學術良心」問題了。朱蘇力教授在盛讚鄉規民約的合理性、肯定「過去十幾年來,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興起的」的同時,是否聽到了在擁有無邊際的權力的流氓們壓迫之下的廣大農民痛苦的呻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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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力量比暴力更強大? 


有這樣一個真人真事:山東有一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一樁莫須有的縱火案,二十二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由此,邢樹貞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上訪之路。從公安部門到檢察院、法院,從小鎮到縣城直到北京,他含著淚水、忍著屈辱,求見了無數的「人民公僕」。然而,迄今為止邢樹貞仍然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說法」。期間,也有好事者給他出主意,建議他採取極端的手段、甚至豁出命去尋求正義,「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沒有想到,這個孤苦伶仃的農民卻回答說:「我要打他(指實施殘暴的閹割行為的原民兵連長邢本森),我就也犯了法。我必須通過政法機關把邢本森的犯罪事實調查清楚。他就是該拘留半年,我也不說少;他就是槍斃了,我也不同情。這可以說是為我平了反,對我們村也可以起一個政法方面的教育。」 
在暴力暗潮洶湧澎湃的今天,邢樹貞的回答擲地有聲。那些只會在念文件時說說「依法治國」的官員們,真該聽聽這樸實無華的語言。邢樹貞的選擇標示了一種人格的巨大力量,一種新的文明萌芽的可能性。 
「以暴易暴」是中國歷史與現實最顯著的特徵:數千年以來,對暴力變本加厲的實施和無邊無際的張揚,不僅是強者維持權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弱者奪取權力的唯一工具。然而,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訓表明:通過暴力永遠無法實現人間的正義,相反只能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淵。在邢樹貞一案中,我們看到了代表「國家力量」的黨支部書記和民兵連長殘忍的行徑,而在諸種暴力行為中,最恐怖的正是「執法者」的暴力。學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執法暴力所摧毀的,不僅僅是抽像的程序正義。首先是不可彌合地摧殘當事者的心靈,摧殘這血肉之軀的個體生命的完整性,在心靈深處以血刃切下不可彌合的纍纍殘傷,使受害者從此生活在噩夢驚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樂。哀莫大於心死。心靈的極度傷痛,永不癒合。對於任何人的暴力殘害,皆是對全體人類殘害的預演。能夠施於一個人的,也能施於別的人。人類的血肉之軀在生理上是同樣脆弱,同樣受不了暴力的摧殘。人類在握權的恐怖分子面前,同樣無力自保。只要世界上有強權暴力存在,人類就沒有安全。」這也正是海明威式的追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在邢樹貞失去安全的時刻,也正是我們所有人都失去安全的時刻——我們與他息息相關。 
同時,暴力的實施者也會成為暴力的犧牲品。他們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澤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於毒品一樣無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獸性」,而暴力恰是「獸性」之體現。一旦「獸性」毫無節制地氾濫,「神性」和「人性」都會泯滅,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樣:「暴力的殘害具雙向性。施暴者殘害了受害者,也殘害了自己。血肉之軀的脆弱性,也在這裡顯現。一個人,只要施暴於人,殘害於人,他的生命也就殘傷了,不完整了,由人而變為非人,永遠不能再享受人類的自然快樂了。嗜血的刺激,暴亂的神經,麻醉的需求,靈魂的癲狂,感官的錯亂,這一切會奪走他身上的自然快樂本能,使他的存在低於人,低於獸。」當「單個」的暴力事件成為「普遍」的時候,當「偶然」的暴力行徑成為「習慣」的時候,社會的危機也就臻於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上。暴力不是社會進化的「催化劑」,而是社會崩潰的前兆。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其泉源乃是仁愛與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觀點:「施行暴力統治,以暴力維持『安定』,其實乃是毀滅安定。一個社會,暴力統治的範圍越大,社會上暴戾的壓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隨之縮小。在根本上,一個社會的安定,取決於理性秩序,亦即國民出於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恆定性的認同。只有恆定性的認同,才能抵禦種種情緒的波動和意外的危機。」今天的中國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理性秩序」、「恆定性的認同」,以及我還想補充的更為重要的兩點:「愛」與「寬容」。 
在暴力越來越「真理化」和「實踐化」的今天,邢樹貞的堅持讓人肅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一種高於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儘管現有的官僚體制和司法體系並沒有給他一個滿意的「說法」,但他依然孤獨地堅守著和平的底線。在我看來,假如像邢樹貞這樣的公民在中國不是「特例」和「異數」,假如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能像邢樹貞這樣堅持在「法」的軌道裡尋求正義並以「非暴力」為生活的基本準則,那麼「公義」的到來將不再遙遙無期。其間,當然還需要綿綿不絕的堅韌、承擔、同情和寬恕。這裡,我絲毫沒有為那些殘酷的兇手開脫的意思,我想說的是:問題的解決絕對不能依賴於暴力,否則我們就把自己降低到了與兇手一樣的層次上。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發生在美國的真實的故事:瑪麗亞塔·傑埃格和丈夫帶著五個孩子在蒙大拿州度過了愉快的暑期野營假期。假期最後一天,最小的只有七歲的孩子蘇西失蹤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來電話,但那傢伙只是在嘲弄可憐的母親。最終,罪犯落入法網,孩子的屍體也找到了。母親見到了兇手,卻寬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瑪麗亞塔·傑埃格是這樣說的: 
「我終於認識到,真正的正義不是懲罰,而是恢復,不一定是恢復原來的面目,而是恢復本應該具有的狀態。在我信仰的希伯來和基督教的教義中,那裡描寫的上帝是充滿慈悲和愛心的上帝。上帝尋求的不是懲罰、毀滅或把我們置於死地。他總是不懈地努力著,幫助和撫慰我們、讓我們恢復與和解、讓我們重新獲得我們生就應有的豐富而充實的生活。現在,這就是我要對殺害我女兒的兇手行使的正義。 
儘管他可被判處死刑,但我覺得以蘇西的名義處決劫持犯,會玷污了她的可愛、美麗和善良。她值得我們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來紀念,而不是把這個已經毫無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處死,無論他的罪行是多麼該死。我覺得我對她最好的紀念,不應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訴大家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檢察官採納另一判決——終身監禁,不得保釋。 
我承認,一開始我真想親手殺了這個傢伙,但他的罪行結案後,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選擇莫過於寬恕。在失去女兒後的二十多年裡,我一直在幫助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而我的經驗一再得到證實。受害者的家屬當然有權感到憤怒,這是人的正常反應,但是始終抱著復仇心理的人,最終只能給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們為過去困擾、折磨、無法解脫,生活質量受到嚴重損害。無論我們多麼有理,我們的不寬容只能傷及自己。氣憤、仇恨、惱怒、痛苦、報復……這一切是死神的精靈,會像奪去蘇西的生命那樣,也奪去我們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們要成為全面、健康和快樂的人,就要學會寬容。這就是福音書中永恆的教訓和經驗。儘管我不願意事情如此,但從我女兒之死中得到生命禮物的第一個人就是我。」 
這段話讓我淚流滿面。我們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著比暴力強大得多的偉大力量,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甘地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大英帝國;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馬丁·路德·金實現他那無比美好的夢想;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過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這樣的力量,顯示了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們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鹽。 
我願意把最大的尊敬獻給邢樹貞和瑪麗亞塔·傑埃格——他們讓我恢復了對人類的信心,以及對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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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買了「千萬賓利」? 


作為英國皇室御駕的賓利汽車,賓利轎車發現中國是發展最迅速的市場。賓利中國的總經理鄭飆表示:「賓利中國在國內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個月內,已售出八十二輛賓利汽車,售價由人民幣三百六十八萬元至過千萬不等。其銷售增長之快,在全球市場中也屬非常罕見,遠遠超乎當初的預期。」據瞭解,賓利汽車在中國的業績相當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賓利區域代理商中創下多項冠軍:第一,銷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個售出賓利雅致「七二八」車型的代理商;第三,賓利雅致頂級「七二八」加長轎車銷售冠軍。賓利北京同時是全球賓利加長版豪華轎車銷售記錄的保持者。目前,賓利在中國的保有量已經超過了一百八十輛左右。代理商表示,賓利非常看好中國市場,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市場比日本、台灣和香港都重要,「近年來中國經濟騰飛,造就了大量的年輕富商,這些年輕的新貴在經濟活動中已經越來越重視自己的地位」。 
據《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北京國際車展的第一天,就出現了「七大款爭購天價賓利」的情況,而到六月十日,賓利北京的代表就宣佈這輛八百八十八萬的轎車已被購走。不久,賓利在北京賽特購物中心設置展廳,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售價分別為四百八十萬元和八百八十八萬元的兩款賓利車,已經賣出二十多輛,銷售額超過一億元人民幣。頂級高檔汽車在北京賣得這麼好,大大出乎銷售商的意料。
「誰買了它們?」這一問題有無數的人問過賓利的工作人員,沒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買了。」這位專業人士解釋說,「但是你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賓利在中國的熱銷,使得中國的超級富豪階層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國,沒有一個富豪可以躲藏在公眾和傳媒的視野之外,比爾?蓋茨、沃爾瑪和洛克菲勒們面對的是嚴格而健全的稅務制度,他們必須定期向政府申報稅款。他們財富的來源清清楚楚,他們的生活受到媒體的密切關注。而在中國,相當數量的超級富豪正像這些賓利車主一樣顯得「神龍見尾不見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金山般的財富來自何處。有學者估計,中國的超級富豪大約有十萬人左右。雖然不能說他們全部都是差點成為北韓新義州「特首」的楊斌和上海房產大亨周正毅,但他們中確實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訣與楊斌、周正毅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不能說他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分錢都是「不義之財」,但在他們所擁有的「看不見的財富」中確實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像膠卷一樣不能放在陽光之下。他們用一百萬的賄賂就可以換來價值一個億的地皮,他們用一百萬的現金就能夠買下價值一個億的工廠,他們無須納稅,也不會參加任何慈善活動。他們不是官僚,卻一個電話就能把省長叫到飯桌上來;他們不是洋人,卻拿著諸多國家的護照。
二零零五年仲春,當中國建設銀行前董事長張恩照「出事」之後,第一個受到牽連的,竟是三十七歲的覃輝。覃輝是何許人也?他就是「誰買了『千萬賓利』」的答案。二零零三年六月的北京國際車展上,當時惟一一輛標價八百八十八萬元人民幣的賓利加長「七二八」就是由覃輝購下。覃輝並不是明星級別的富豪,但他是北京朝陽區一家夜總會「天上人間」的老闆,短短數年間他連續控制了內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逐漸成為媒體關注的人物。覃輝以其一擲千萬購買豪車的做派,其與港星李嘉欣「訂婚」的消息,其在影視傳媒領域的幾次收購,很使一些報刊大加吹捧,不惜給予「隱身富豪」及 「民間第一傳媒大亨」之美譽。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就在張恩照「辭職消息」開後二十五天,覃輝在北京被警方帶走。隨後,《財經》雜誌以「上層背景和黑道面紗被拿掉,覃輝傳奇終於收場」為標題作了專題報道。
覃輝出身於四川達縣一個普通家庭,早年在重慶求學期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他一九八九年畢業後,兩人一起南下。覃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了不到一年,之後也曾在廣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職。覃輝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性格活潑善交際。這些特徵後來被認為都有助於他早年以做銷售在商海站穩腳跟。他的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的夫人之侄外孫女,此背景據信也為覃輝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這點關係用到了極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評價說。但是,此「上層背景」究竟有多麼深厚,外人很難知曉。可以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相當特殊的背景,覃輝掌控的長風通訊公司如何可能介入警方和軍方專用的手機通訊領域?如果沒有相當特殊的背景,覃輝又如何能夠穩穩掌控「天上人間」夜總會近十年之久?
「天上人間」夜總會在北京可以說是無人不知,它坐落在北京五星級酒店長城飯店內,鼎盛時不僅充滿奢糜氣氛,更以「美女如雲」在夜總會愛好者中傳為佳話。其來賓往往是政界、商界、娛樂界的頂尖人物,其消費水平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據說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數萬元人民幣。一般民眾均推測,按照目前黑白兩道的「潛規則」,此處的幕後老闆至少是諸如昔日陳希同的公子之類的顯赫人物,殊不知卻是「崛起於壟畝之中」的覃輝。一九九九年,覃輝將「天上人間」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置於自己新註冊的北京中外合資長青泰餐飲娛樂公司時,工商登記上的出資額為一百九十五萬美元。以此推算,當時此夜總會的資產總額當估至二百六十萬美元左右。但熟悉內情的人認為實際價值應不止於此,因為「天上人間」的年利潤至少在兩千至三千萬元,可謂真正的「現金奶牛」。「天上人間」給覃輝帶來的絕不僅僅是現金流,更有大量的關係和機會。他借這一交際場,結交了大量權勢人物、銀行行長和社會名流。而集結於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來,揮之則去,為其日後的「事業」巧妙助力。「覃輝把這個隊伍稱為『馬子隊』。」一位與覃輝交往過的商界人士稱。
與今天中國資本市場上其他的大亨發跡的軌跡相似,覃輝的錢大多來自於銀行。迄今覃輝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類投資公司究竟從國內銀行拿到了多少錢?一時難有詳實數字。《財經》比較確切地獲知,覃輝曾從中國建設銀行、民生銀行獲得巨額貸款,可確認的數字達十億元之巨。覃輝旗下公司曾從建行貸款逾六億元。覃拿到這筆貸款,經過了行長張恩照的特別關照。張恩照過去的熟人絕大多數為上海人,他素來對不說上海話的民間人士不敢過於信任。而覃輝過去在建行主要是與行長王雪冰相熟。二零零二年一月王雪冰落馬,覃輝遂設法與張恩照發展了「友情」。覃輝的星美傳媒從二零零二年下半年起著手向建行申請貸款,並於當年獲准。由於星美傳媒在市場上缺乏業績,大銀行向文化企業貸款也十分罕見,經手此貸款的星美傳媒董事長李威承認,建行此舉「主要是支持傳媒產業」,「有風險投資的性質」。
關於覃輝的為人,據其公司職員透露,他將公司當作個人的王國,做派類似帝王。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甚至抓起煙灰缸將一名副總砸得頭破血流。而他購買接近千萬元的豪華賓利,也並非有玩車的愛好。此豪華賓利長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樓的地下車庫中,因為一次乘坐此「寶馬香車」出門時受到眾人的圍觀,覃輝遂不再乘坐此車。耗資近千萬的賓利,遂長期被主人冷落。覃輝被捕之後,他大概更沒有機會乘坐此坐騎了。在曾與覃輝打過交道的人之中,許多人認為他主要是個「准黑道」的人物,仰仗夜總會培植的關係橫行市裡,無論待人還是經商都罕有誠信,其主要手段為「賄」、「吹」、「騙」、「偷」。覃輝的「賴」也相當知名,聲稱以巨資買下大量資產,但其喧囂一時的購併,例如買入飛騰影視中心、鯤鵬網城、陽光衛視控股股權等,各家欠款均可以千萬元計;購買夜總會「鑽石年代」,至今還欠付幾百萬元,即為商界人士所詬病。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卻能夠一時之間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即便在他被捕之後,其公司的高層人士大都不敢發表接受採訪。「他們還在觀望,怕現在說話,覃輝萬一出來會報復。」一位與覃輝打過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評論說,「覃輝這個人,是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的。」如厚黑學大師李宗吾所云,在中國只要心夠黑、臉皮夠厚,就可以獲得成功,就可以控制別人。支撐賓利之類的豪車在中國的銷售市場的,大都是與覃輝類似的「厚黑人物」。那麼,賓利在中國的熱銷,真的能表明中國的經濟騰飛了嗎?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去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才兩千四百三十四元。而這一輛最昂貴的賓利車,撇開上稅、保險、養車的各項費用不談,光售價一項就相當於一個農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麼樣的時間概念呢?它相當於一個農民從商朝開始就不吃不喝地勞動,一直從奴隸社會勞動到封建社會,再不吃不喝地幹活干到「社會主義初級」結束,方有希望見到此轎車的影子。這比起「愚公移山」來可要艱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廣東城鎮居民——他們的年收入約一萬元——要想買這麼一輛賓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勞動、並且不吃不喝。而像覃輝以及前健力寶總裁張海這樣三十多歲即一擲千金的富豪,卻可在一瞬間就決定購買某一輛豪華轎車。對於他們來說,金錢來得太容易了,銀行就像是無償為他們印刷鈔票的部門一樣,他們享受這些財富比海灣國家裡依靠祖傳的油田的王子們還要輕鬆。於是,他們對天價賓利的佔有往往還需要「爭奪」——似乎中國的超級富豪的數量遠遠大於進口的賓利轎車的數量,似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賓利之國」。於是,我們的祖國在「歷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樁值得自豪的事實——也許過不了幾年,中國擁有賓利的數量又是一項吉尼斯世界記錄了。
不過,我要提醒愛國者們不要急著為此感到驕傲:在「賓利中國」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山坳上的中國、黃河邊上的中國、災民的中國與飢餓的中國。香港女記者張寶華在《新聞背後》一書中寫到了她到四川涼山州採訪的經歷,我讀了之後難過得幾天都無法釋懷。張寶華到達的是涼山州美姑縣一個海拔兩千三百多米的山村,她寫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們個子很小,很瘦,臉上沒有光彩,也沒有希望,攝影師拍攝他們時,他們只是殭屍一樣地站著,任你拍攝。更令人感慨的,是我發現這裡的人竟然要與畜牲擠在同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彷彿牲畜比人更矜貴,一個家庭一年之後不足三百元人民幣的收入,比國家定下來的貧困線還要低許多。」對此,從小生活在富裕的香港的張寶華感歎說:「我不禁想,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什麼農民一點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經稱得上是全世界矚目的現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這些農民,這些孩子的苦樂卻無人過問。……試問,當人的生命連豬狗都不如,當人的生存喪失了價值時,社會的希望何在?」我是四川人,我去過四川的很多地方,卻沒有去過涼山彝族自治州。我去過西南、西北的許多貧困地區,卻沒有見到過像張寶華筆下這麼貧困的人民。作為理應關心社會枯榮的一個知識分子,我在向張寶華小姐表示的敬意的同時,自己也感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痛苦。
中國未來的希望是否能寄托於幾十輛、幾百輛賓利車上?賓利車主的富裕與彝族山村農民的困苦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繫?這是需要經濟學家們來回答的問題。可惜的是,今天的經濟學家們大都成了官的幫忙與幫閒、商的幫忙與幫閒。雖然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知道,我不會為中國正在變成「賓利之國」而感到自豪。因為我深知:一個強取豪奪的社會、一個殺貧濟富的社會、一個流氓得志而人人羨慕流氓的社會,不可能擁有長治久安,不可能實現和諧、法治與公正。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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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花園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價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經出版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有數十冊,可是這些書中的「郭沫若」與真實的郭沫若相去太遠了。周恩來說過「有人說,學術家與革命行動家不能兼而為之,其實這在中國也是過去時代的話。郭先生就是兼而為之的人」。周氏的這一評價顯然是褒詞,但我們不妨從反面觀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劇所在──將為人、為文、為學、為政攪成一團,終於導致了獨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時代,郭沫若如閃電霹靂般登上詩壇的時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經隱然可現。雖然他激情萬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調越顯得底氣不足。他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的一個舊式家庭,從小受好的是傳統教育。後來留學日本,接觸到的卻是非驢非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種極醜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樸、藝妓、泯滅人性的軍國主義、面目猙獰的科技主義。這樣,郭的文化構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沒有接觸到真正的西方現代文明,沒有現代自由意識作參照,既難於確認自我的價值,更不可能建構起現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學領域裡,他還可以憑借天才登高一呼,一舉成名;在政治領域,他卻不由自主地成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劇。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藝論集》中說,「心安理得地做一條大眾的尾巴」、「尾巴主義萬歲」。這種極端的民粹主義導致了他對主體性的主動摒棄。一九四九年以後,作為詩人與文學家的郭沫若不復存在,但人們仍然把他當作文化巨人來看待,這確實有點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玩笑」,但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我翻閱他此後所寫的作品,大致有三類:一是歌頌黨和領袖的偉大;二是捍衛黨的原則,奉命討伐異端;三是挖自己的心、懺悔自己的不潔。」《女神》之後,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算他還有自知之明,但從《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兒,退化到給毛和作舊體詩的文學弄臣,這「向後走」的幾步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不禁想起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像蒼蠅一樣飛開去,繞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郭氏一生,與魏連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責其「無恥」,純粹從道德角度評判,毫無建設性意義。與其斥責郭沫若,不如換個角度剖析「郭沫若現象」,方能為今天的知識分子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參觀過。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清代這裡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為蒙古駐華大使館,此後宋慶齡曾在此居住。後來,郭沫若於立群夫婦遷入。按「規定」,這是副總理、副委員長一級領導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結構,但是其高大、寬敞、厚重、精美,遠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擬。裡面還有大大的兩重花園和一座假山,朱門由警衛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詩人,我們只能如實地把它看作一座宮殿,而不是詩神繆斯的殿堂,更不用說杜甫的秋風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傳記的作者不無感慨地寫道。
可郭氏就在這樣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寫作文革中轟動一時的《李白與杜甫》。文章荒謬到這樣的程度:杜詩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說,杜甫必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則有三重茅。鄰居可憐的乞兒拾走一點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責,可見其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人」。毛揚李抑杜,郭立刻察顏觀色,炮製出這樣的千古奇文,終於與毛達到最佳的默契。難怪周揚說:「郭沫若同志對無產階級、對革命、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感情貫穿了他的一生」,周恩來也說:「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頭」。周氏的「班頭」一詞用得絕妙,郭雖然為1949年以後的「第一文人」,實際上仍是「倡優畜之」──班頭,不過是戲子的頭兒罷了。司馬遷早已窺破「文人」的地位,同樣是搞歷史的,晚生兩千年的郭沫若卻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兩個兒子的慘死也沒有令他清醒過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聽到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九天,寫下《水綢歌頭粉碎「四人幫」》詞一首,上闕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梁夢」。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則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還窮數年之精力作《武則天》以獻內廷。年底,又作一曲《東風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闕是「戰果輝煌,凱歌高唱,東風欣有主。梅花萬樹朝陽,鐵騎干營迎曙。嚴經考驗,新歷史重整機杼。望前途曲折光明,邁出堅強步伐。」骨子裡依然是奴隸,奴隸必然忍受不了沒有主人的日子,舊主子剛死,他又開始尋覓新主人,故有「東風欣有主」之句,一個「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這個新主人卻是「庸主」華國鋒。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時,周揚曾到病房與之長談。周揚說:你是歌德,但您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書這樣寫道:「這位《浮士德》的譯者,聽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樣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驕傲。」我相信郭氏的笑並非苦笑,而是真心誠意的笑、心滿意得的笑。正因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劇才達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個週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舊書攤上,看到一疊一疊的《郭沫若全集》,裝潢精美,紙張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幾乎無人間津。攤主對我說,積壓了很久,書庫當作廢紙批發給他們,他們拿到大學校園裡,希望能以每本一兩元的價格賣出一些。我挑了幾本,倒不是憐憫書的不幸命運,而是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郭氏的著作畢竟還有史料的價值,抱著幾本大書回宿舍時,我痛切地感受到,歷史是多麼殘酷無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歷史的評判和獎懲。魯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現在賣到六百元一套居然還供不應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卻只能淪落到舊書攤上賤賣。郭氏當年罵魯迅是「雙重反革命」,殊不知歷史卻狠狠地嘲弄了他這位「革命者」。
記得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中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特定的經濟集團,他們所以構成一個獨立的階層,是由於他們恪守知識和思想的信念,以極強的自覺意識承擔著社會發展的責任,肩負著人類的道義。」這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不算苛刻,但如果用來衡量郭沫若,郭氏顯然不及格──他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麼。
作為郭氏的鄉梓,這樣評價他本非我所願,但我又不得不麼做。當我走進郭氏在沙灣的故居時,心情非常陰鬱,這座大宅院出奇地陰暗和拘謹,即使在四方的天井裡也暗無天日,天井裡的青石板地面爬滿厚厚的綠色的苔蘚。也許郭氏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這個陰森冷漠的院落,雖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進一座富貴堂皇的巨宅,但在兩座宅子裡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樣的,一樣的壓抑、一樣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點。俗話說:「拿人手軟,吃人嘴軟」,住在這樣一棟華屋中的國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長,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頭軟。連自己的兒子都可以犧牲,就沒有什麼能夠堅持的了──一個兒子精神分裂、在軍人中自殺,一個兒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為父親,他連一聲抗議都不敢發出。「要作時代的留聲機」,他留下了些什麼樣的聲音呢?留下了一曲迴盪在白骨與廢墟之上的「歡樂頌」。
愛默生說過:「人文知識分子不應該把對知識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追求知識和真理是不可能為他帶來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質利益的。他只能依賴另一些職業生存,例如充當燈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這段話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他把文學和學術當作了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價物,他比待價而沽卻狼狽如喪家之犬的孔子要幸運得多,他獲得了政權所能給當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禮遇。然而,這種禮遇背後卻是對其人文價值的徹徹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經得到了,他必須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書,留下的僅僅是一道前車之轍。
在給「小朋友」陳明遠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點點心聲,好像是向秀當年的《思舊賦》。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生活是一處亙古如斯的歷史時空。從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沒有邁出去。所謂「現代」,實質上還是古代。王府花園依舊,主人仍也只好依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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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實味——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大刀掄起,刀落頭落,鮮血狂噴。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 
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實味。
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後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與王實味同班的同學裡,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並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後,大加讚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與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萬字,如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與明燈」。他投入到馬列著作的翻譯與研究之中,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面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歷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價?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與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種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理論家的悲劇緣於理論的尖銳和實踐的固執。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這實際上是十五年之後那場規模更大的「陽謀」的預演。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谷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他承續了魯迅「改造靈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貴的一面「常與黑暗勢力抗戰,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見到了深淵,他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是「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
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真」與「假」的命題被強權置換了。在延安,王實味大概是研讀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但是,當眾多不讀馬列的「真馬列主義者」把他當作「異端」之後,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馬列主義者」。假如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連苦笑也笑不出來吧?正如魯迅所說:「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樣感歎。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偉大的人物化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為傀儡了。」
「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東漢以來,河南人就頗有「強項」之氣。身為河南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著「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爬梳與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正如卡夫卡所說,太陽的光芒市場會被烏鴉的翅膀所掩蓋。撲面而來的是對王實味暴風驟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壓力下,王實味被迫檢討自己錯誤的根源在於「有濃厚的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憂鬱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並說自己「神經確實有些異狀」。然而,隨著毛澤東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質很快發生改變,由「思想錯誤」變成「敵我問題」。與王實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陳傳綱、王汝琪夫婦和潘芳、宗諍夫婦也被牽連進來。一個「反黨五人集團」產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實味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的審訊。一九四六年,康生親自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奸細分子」的結論。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軍隊佔領延安。在撤離過程中,保衛部門認為王始終是禍害,因此「根據王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一顆「對於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著懷有無上悲憫」的心靈停止了跳動。這不僅僅是一顆心靈停止跳動。我把王實味的被殺看作「前文革時代」的開始。因為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處決」的命運。
一九零三年「蘇報案」,清廷暴怒,欲凌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極為輕微。由此給這個「思想獄」的大帝國帶來一線生機。「蘇報案」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十六年之後,思想狂飆得以突進。中國邁出走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在失控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真空裡,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在某種制度上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均有賴於此自由之風。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風」。此前,有蘇區「肅反」、「AB團」等一系列事件,所殺者亦不計其數。相比之下,王實味僅僅是一介書生、一個純粹的思想者。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而是馬列思想內部的「修正派」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他連「國是犯」的資格都不夠,至多算個「黨是犯」──而且僅僅是思想、理論意義上的。對這樣的一名知識人「秘密處死」,使崇高的理論吞噬了理論的崇高。鮮血流淌,人頭落下,祭品擺上,祭禮開始。一旦殺戮被賦予正義性,那麼茹毛飲血的狂歡就將在「最現代」的情境中展開。
思想的出格導致生命的終結,對思想者的屠殺則導致整個民族患上了靈魂的「敗血症」。理性的謀殺在線性進化的歷史觀中得到了開脫。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在此後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思想」將不再成為「可能」。
王實味與胡風、路翎一樣,與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是詩人,是軟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熱情的、悲憫的、憂鬱的詩人。詩人注定了要被「歷史」所謀殺。詩人是純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詩人是阿波羅,趕著馬車奔跑;在革命之後,詩人立刻被扔下馬車、五馬分屍。我想起加繆的預言──「革命首先企圖實現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後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實味,這個貧困的農民的兒子,這個輟學的學生,這個愛好文學的青年,這位詩人和思人,我已經很難想像他的相貌與氣質了。僅有幾張模糊的照片與發黃的書頁是不夠的。他的慘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那是一個生命比草賤的時代,也是一個凱歌高奏的時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滲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氣中,越來越濃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終於彙集成了「血海飄香」。
巴金聲討幾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讚揚,這說明半個世紀的困頓之後,思想的疲軟和空虛。就問個本身來反思文革時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歷史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前文革時代」的反思仍沒有展開。
加繆說過:「真正反叛的行動只是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為了使反叛的行動成體系才統一武裝自己。一場革命只有當它保證取消死刑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絕進行無限期的懲罰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去坐牢。」拒絕參與歷史罪惡並揭露這一罪惡的王實味立即被革命消滅了肉體。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經無法阻止。一切試圖阻止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思想者」都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手段的墮落終於演變成目的的墮落。跳蚤突然以龍種自居。奧斯維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與文化大革命,它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們」不再存在。
一個人死去,靈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夢死去。一個時代到來,災難到來,暴虐到來,奴役到來,與夢背道而馳的現實到來。沒有人關注那個被殺害的「敵人」,同樣也沒有人對將要來臨的一切作任何的準備。在把他人當作祭品獻祭的時候,誰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祭品呢?
殺人如草不聞聲,王實味無聲無息地被殺害了。與此同時,千山萬水之間屍橫遍野,革命的車輪滾滾向前。誰也沒有意識到,「前文革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喜劇演員們想不扮演悲劇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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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靖國神社 


到東京,我想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靖國神社。要瞭解日本的歷史與信仰,此處不可不到,儘管這個地名讓大多數中國人感到噁心和憤怒。前兩年姜文為拍攝電影《鬼子來了》,到過靖國神社參觀(參觀非參拜也),卻遭到國內不少「愛國糞青」之謾罵。這真是一種可悲的「愛國」──連敵人的實際情況都不願意去瞭解,又如何能夠戰勝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國神社,卻不怕那些魯迅所謂之「孱頭」們的辱罵。這裡是東京市中心除了皇宮之外又一塊難得的綠地,且對外開放。粗一看,似乎是一處風景優美的公園,樹木間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鴿子,一派和平恬靜的氣象。然而,仔細一看,每棵樹木上都掛著「支那派遣軍」或其他侵略軍隊某某師團某某連隊的番號,大都是戰友會慰靈的標誌。頓時,每棵樹木在我的眼中都變得血跡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將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責的宗教傳統,卻無法理解日本人只記得自己戰死的士兵、而忘記別國被殺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種族區別」的待遇。此種「有意的記憶」和「有意的遺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點,也正是侵略戰爭滋生的溫床。 
靖國神社的大門簡潔壯闊,有遠古時代人類對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參拜道左右兩邊對稱的兩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銅浮雕,其畫面是日軍在黃海、旅順、天津、長城、奉天等地作戰的場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讓我毛骨悚然──在德國根本不可能出現公然宣揚納粹武功的紀念物。大門口還矗立著日本明治維新先驅、現代日本軍隊創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遠鏡,昂首向天,披羽織,著草鞋,日式打扮卻是西洋思想,即所謂「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輔,類似於今天的國防部長,創辦「招魂社」,實行軍事改革。日本人崇拜軍事強人的心態,從這尊塑像中亦可窺見。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說《三四郎》中咒罵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藝妓的銅像更高明些」。
今天雖然不是重要的祭祀節日,但前來參拜的日本老人和學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數輛旅遊大巴,一下子就來了上百人,然後興高采烈地進入內院參拜。少有哀傷之情,而多張揚之氣。內門一側張貼著一份昔日日軍官兵的遺書,每隔一段時間便更換一次。老田翻譯說,其內容無非是為天皇獻身、為國家盡責之內的陳詞濫調,可是許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閱讀著,且不斷點頭稱是。靖國神社大廳之格局,有點類似於佛教寺廟,只是裡面沒有泥塑的菩薩而已。也沒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記載在書冊上的「靈位」,只有在重要節日的時候才拿出來祭祀。若干甲級戰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廳前面,兩邊都站著穿制服的警察,一般遊客可以到達木柵欄處,若向內張望,可以發現裡邊一層院落是參拜大廳,大廳內密密麻麻跪滿了參拜的人群。
如果說神社建築浸潤著的宗教氣氛還沒有引起我極度的反感,那麼神社旁邊重新擴張的「游就館」則讓我怒髮衝冠。「游就館」是一座耗費巨資興建的戰爭博物館,一樓乃是各種武器展覽,包括日軍主力戰機、坦克、大炮、地雷、刀槍、軍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殺性水雷。戰爭末期,日本為了阻止美軍登陸,乃研製此水雷,由軍人駕駛直接衝向美軍戰艦,與之同歸於盡。此種做法,與「九一一」事件中駕駛飛機撞向世貿大樓的恐怖分之極其相似。從某種意義上說,日軍乃是拉登的老師。在此水雷展品的旁邊,還有錄音播放設備,遊客帶上耳機、打開按鈕,就可以聽到當年志願駕駛水雷出征的日軍官兵最後慷慨激昂的遺言。
二樓上第一展廳及為日軍金光閃閃之「元帥刀」以及若干高級將領的照片,包括諸多戰犯在內。另有一間展廳專門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軍服、軍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後的十餘間展廳逐一介紹明治以來日本的歷次對外侵略戰爭,無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紹。對於「九一八」事變,解說詞將其歪曲為中國軍隊挑釁,日軍不得不出兵;對於南京大屠殺則不著一詞,反而稱讚日軍迅速恢復了城內的治安。有好幾間展廳內還在播放當年日軍在中國作戰告捷的新聞影片,在刺耳的槍炮聲中,配有鏗鏘有力的解說,許多日本參觀者皆興高采烈。其最後一塊展板乃是「戰後亞洲各國獨立」,言下之意是說,日本以自己戰敗的犧牲換取了亞洲各國的獨立,亞洲各國應當對日本幫助驅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最後的觀眾留言處,有數冊厚厚的留言。我發現其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寫的感想:「我為日本軍人的勇敢而感動。」如果大多數日本青少年受著這種歷史觀的教育長大,那麼未來的亞洲很難有安寧祥和。我打量著門口那兩個買票的青年女子,她們對客人彬彬有禮,卻對此處的邪惡毫無意識。
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之舉頗得日本民眾的支持。也許,不少人認為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權信仰死者。陳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寫道:「在日本,『靈魂信仰』古已有之,將死於非命的亡靈尊奉為神而祭祀之,這種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敵我,只要是死於戰亂的人,一律供養,以慰其亡靈。」以明治維新為界,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的改變。如果說在明治維新之前,作為一種民間信仰,靖國神社將「成者王侯」與「敗者盜寇」一起祭祀,確實顯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種「人情味」(如祭祀叛亂而死的西鄉隆盛);那麼在明治維新之後,靖國神社便完全蛻變成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馬前卒。我在靖國神社及「游就館」中看到的一切,絕非「宗教自由」那麼簡單。還是陳平原教分析得透徹:「靖國神社之突出『為國捐軀』,使得這種『已在國民的宗教意識中扎根的慰靈傳統有了本質的改變』。此後,必須是效忠於天皇和大日本帝國的,才有資格享受祭祀。這種置幕府軍隊與外國士兵之死於不顧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參拜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培養了民眾的『殘忍心』──很難說這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暴行沒有關係(參見村上重良《國家神道》第三章)。」我們必須洞悉靖國神社近代化的蛻變,方能駁斥某些日本政客辯稱參拜乃「宗教自由」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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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錢,我打人 


聽朋友說,在成都市二環路外芳草街瑞升花園附近,開業了一處名為「真人秀」的「發洩屋」。在那裡,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顧客的面前,任憑顧客歇斯底里地吼叫、任憑拳頭如雨點般地落下來,這名「服務人員」不躲也不閃,坦然受之。不過,顧客卻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發洩費用」。 
如此新鮮的「服務項目」,立刻火爆蓉城。當今時代,喜歡嘗新鮮的人不少。人們發現,這間「真人秀」發洩屋的老闆名叫陽橋,是一個只有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據陽橋介紹,絡繹不絕的「顧客」以心情壓抑的年輕人為主。而在店裡服務的「真人」名叫趙亮,是一個更年輕的、只有二十歲的小伙子。趙亮剛從吉林某體育學校畢業,看上去體格健壯、敦厚老實。陽橋介紹說,趙亮從小就苦練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項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應付一般人的「毆打」。另外,店裡還有一個女「真人」,是個十九歲的姑娘,也是學武術的,練散打和套路。既然兩個「真人」都是非同尋常的「練家子」,那麼「發洩者」就可以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對他們進行打擊。最後「發洩者」累得癱倒在地,而兩名「真人」仍然毛髮無損、傲然屹立。
聽到這則真實的新聞(記者寫得津津有味),我心裡卻非常的厭惡。這家讓人「耳目一新」的店舖,所實施的不就是「我有錢,我打人;我沒錢,我被打」的荒唐邏輯嗎?雖然打著「服務」的旗號,雖然是一種「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買賣雙方都自覺自願的行為,但我想追問的是:難道只要買賣雙方都「願意」,這種活動就合理與合法嗎?這家店舖有沒有到工商稅務乃至文化管理部門去辦理相關審批的手續?它是以什麼樣的名義申報辦理的?而主管部門又是以什麼樣的名義批准的?難道它屬於「心理咨詢業」嗎?
前來發洩的顧客爭先恐後,這表明我們的生活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縫,我們的心靈結構已經遠離了「健康」的警戒線。暴力成為我們的慾望,侮辱成為我們的愛好。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過:「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獸;但不幸就在於想表現為天使的人卻表現為禽獸。」沒有人會明目張膽地說自己想當禽獸,人人都說自己想當天使。然而,在實際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獸的人卻很多。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生致力於和平事業的瑞典女政治家阿爾瓦&#8226;米達爾,曾經嚴峻地指出,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處在一個「被獸性化」的過程中。她直截了當地批評了當代的傳媒:「如今效率相當高地促進暴力的一個文化因素就是大眾傳媒,尤其是通過視覺性的媒介傳入我們腦中的每一件事情。」傳媒上傳播、鼓勵和讚賞暴力精神,對公眾產生了重大影響。阿爾瓦&#8226;米達爾進一步指出,由於對信息缺乏過濾的能力,「兒童與青年更容易接受殘忍的行為方式」。她準確地抓住了我們時代的主要癥結。
以前我聽說過,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裡,專門設計有一個房間,裡面安放著按照老闆模樣製作的充氣人。在下班的時候,工作壓力巨大的員工們,都可以走進這間屋子裡,戴上拳擊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頓,以發洩心中對老闆的怨恨。我原來以為,只有心理陰暗的小日本才會有這樣的「發明創造」,卻沒有想到,國人的想像力更是「山外青山樓外樓」,進入了「真人秀」的境界。這種所謂的「真人秀」表現了我們時代的病態:如果因為自己的心理處於壓抑狀態,就要通過毆打他人來發洩和舒緩;那麼,要是自己挨了別人的毆打,是不是就要將暴力升級、乃至到將對方殺死的地步呢?「顧客」先生和「顧客」小姐們,你們想到過沒有:在你們辱罵別人的時候,你們同時辱罵的還是自己的人格;在你們在毆打別人的時候,你們同時毆打的還是自己的尊嚴。你們在實施暴力行為的時候,已然表明自己處於一種「失控狀態」。雖然你們為自己的暴力行為付出了相應的金錢,但這並不能夠改變事情的性質——暴力表明了人內在的怯懦和卑劣,訴諸於暴力的人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並且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絕望。
今天,由於法律和社會秩序的威懾,這些人還只能選擇出錢打人的辦法來發洩自己內心的邪惡;明天,假如「王綱解紐」、法律鬆弛,這些人一定會成為新時代的「義和團拳民」,打著諸如「愛國」和「正義」的幌子實施燒殺搶掠的卑鄙行徑。「文革」不是一個領袖就可以發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領袖迎合了我們殘酷嗜血的「國民性」。
在中國,儒家文化只是一張面具,其實中國人從來就只相信「成王敗寇」的鐵血原則。儒家的經典中說「仁者愛人」,但中國卻很少出現這樣有愛心的「仁者」——朱熹、王陽明、曾國藩這些「大儒」個個都是「冷血殺手」。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既是暴力行為的實施者,又是暴力行為的承受者。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視。中國人深重的苦難,只有黑人才堪與之對比,中國卻沒有誕生自己的馬丁&#8226;路德&#8226;金和與之類似的精神——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人們會把馬丁&#8226;路德&#8226;金和甘地這樣的人物當作傻子和瘋子,沒有多少人尊重他們,也沒有多少人會愛戴他們;沒有多少人傾聽他們的話語,也沒有多少人接受他們的理念。馬丁&#8226;路德&#8226;金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非暴力是對我們時代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的回答——人類必須克服壓迫與暴力,而不是訴諸暴力與壓迫。文明與暴力是勢不兩立的觀念。繼印度人民之後,美國黑人表明:非暴力並非毫無結果的消極被動,而是一種導致社會變遷的強大的道德力量。世界上所有的人或遲或早都要找到一種和平共處的辦法,從而將這首即將來臨的茫茫哀歌變成兄弟情誼的讚歌。如果這就是要實現的目標,那麼,人們就必須為所有的人類衝突找到一種解決辦法,一種排除復仇、侵略和報復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愛。」我想,馬丁&#8226;路德&#8226;金的這番話不僅是說給美國的黑人和白人聽的,也是說給我們中國人聽的,尤其是說給那些以打人為樂的人聽的。我們應當為打人的衝動而感到恥辱——這與是否付錢無關,付錢改變不了打人的實質。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由於貧富懸殊的加劇和制度的不公正性,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正在形成一股強大的暗流。殺人越貨的張君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但如果我們不對我們的制度和文明進行徹底的反省和改良,像張君這樣的兇徒還會有源源不斷的後來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社會現實,但我認為,在譴責特權階層的不義的同時,必須將非暴力和仁愛的精神嫁接到中國當代文化中來——讓「打人者」成為「愛人者」。這是一種「脫胎換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發生這種轉變也不是瞬間就能實現的。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盼望著那一天的到來——無論是有錢的人還是沒有錢的人,都不再有打人的慾望,而只有「愛人如己」的心態。
我祝願成都的那家「我有錢,我打人」的「真人秀」早日關門,否則它始終是成都這個城市的一個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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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學各學院的學監們以二百五十九票對二百一十四票的表決結果,否決了沙特阿拉伯億萬富翁瓦菲支塞義德的提議。後者建議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萬美元,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 
過似乎是天方夜譚。哪有拒絕送上門來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還是瘋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認為,教育是讓學生對公眾服務,而不是對賺錢有所準備。他們擔心,工商教育無非是講授如何在六個月內賺取五十萬美元。所以,校監們決定:「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義德對牛津的決定迷惑不解,新聞界也有指責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則認為:這一決定是「牛津大學歷史價值觀念的勝利」。在某些問題上,牛津確實像固執堅韌的「老牛筋」,決不作半點退讓。現在,連某些非洲國家剛建立的大學也設置了規模龐大的工商管理學院,但有著近千年歷史的牛津,卻依然不為所動,將「花裡胡哨」的工商管理學院拒之於門外。在牛津,人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What do you think?」他們把思想創見看得最為重要。這裡產生過星光燦爛的、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學者:托馬斯摩爾在這裡寫《烏托邦》、亞當斯密在這裡寫《國富論》、艾略特在這裡寫《荒原》、湯因比在這裡寫《歷史研究》……作為世界學術的聖城,「牛津本來就是為傑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學」含義。「大學」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種通才教育。
令人能夠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有價值,使青少年過求學求仁的生活,促使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的關係,使人人獲得機會參與討論其本國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類消除成見,並奠定理智的基礎。這樣的大學,方成其為「大」學,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蔡校長真正理解了大學之「大」,他發展了前校長嚴復的思想,「大學理宜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進一步提出「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資格而已。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事機關」。 
令人遺憾的是,八十多年後,教育界彷彿沒有人懂得什麼叫「大學」了。北京大學一位地位顯赫的負責人如是說:「北大要面對經濟建設的主戰場」。照他看來,辦大學同辦工廠、辦商店、辦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並沒有多少優勢和底蘊的實用學科紅紅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礎學科卻江河日下,文史哲、數理化奄奄一息。面對這樣的狀況,教育官員們居然還拍手稱快,其短視程度,令人不寒而慄。與牛津大學的「牛筋」脾氣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態多少有點不堪入目。 
美國加州的教育部門制定了這樣的人才計畫:要求中學畢業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學生,要培養成真正的專家和研究人才,所以這八之一的人可以進入加州大學;從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的學生,則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成為一般的律師、醫生等腦力勞動者;最後,三分之一以下的學生就進入加州機械學院這類的學校,成為機械工、電工等技術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經費時,綜合性大學比專業學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兩者相差超過二十倍。 
然而,我們教育界有的人卻糊塗到了連「大學」與「學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時間,「郵電大學」、「建工大學」、「體育大學」、「化工大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匆匆忙忙地摘掉「學院」的舊帽子。雖然有了新帽子,它卻顯得不倫不類:不具備學科的「廣譜性」、沒有雄厚的基礎學科的設置,也算是「大學」?與其名不副實,不如實至名歸。 
牛津的執拗背後,是對現代教育出現的偏差的糾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著製造技術人員的特定目標前進。結果,教育趨向功利義務,教育所產生的「智識分子」逐漸淪為技術團體唯命是從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復是啟迪人類智慧,揭開人心茅塞的偉業。它不再引人入勝。它的結果也不難預測:教育只是附和依從的例行課業,教人在工藝世界中當學徒,學習精巧的設計而已。」喪失了銳氣的北大,正在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大步邁進。 
牛津大學拒絕的不僅僅是金錢,而是某種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學生可以由貴族向平民轉化,但牛津的精神絕不放棄「貴族化」的精髓。它為英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貢獻的,不是熟練的技術工人、精明能幹的老闆、長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科學家與藝術大師。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這種魅力豈是金錢所能買到的?牛津人最可貴的是有牛脾氣,因而能夠堅守受到攻擊的傳統;北大人卻學會了捨棄本就不多的傳統,自以為能輕裝上陣,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柳湘蓮曾經說過,賈府裡除了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乾淨,再沒有別的乾淨東西了。我則發現,今日,北大除了門前一對石獅子沉重,再沒有別的沉重的東西了。作為一名正隨著大潮變得越來越卑瑣的北大人,我只能對像「老牛筋」一樣的牛津大學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後,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種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會將任何程度的職業訓練,與社會、道德、科學方面的教育隔離,因為各種高尚的職業,倘若管理完善,必須在具有社會、道德與科學意義的環境中從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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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的天國 


就在中央電視台熱炒電視連續劇《天平天國》的時候,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復旦大學教授潘旭瀾所著的《太平雜說》一書。這是迄今為止對太平天國作出最深刻剖析的一本著作(有意思的是,作者的專業並非歷史)。該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後在《隨筆》、《黃河》等國內一流的文化刊物上連載,在知識界獲得好評如潮。結集出版之後,更是不脛而走,洛陽紙貴。 
《太平雜說》的作者以紮實的史料、透徹的分析和流暢的文字,對半個世紀以來塑造出的太平天國是「可歌可泣的農民起義」、是「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的神話,作了一次成功的顛覆──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還原」。在中國,對歷史事實的還原甚至比虛構一本宏大的小說還要困難。 
作者在後記中引用了「老祖宗」馬克思的有關論述,這些論述對太平天國作了尖銳的批評,並揭示出這場所謂的「農民起義」的「反動本質」。一八六二年,馬克思對太平天國有這樣一番深刻的論述:「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馬克思的這段話讓那些教條主義者們哭笑不得。馬克思對太平天國的厭惡超過了對滿清王朝的厭惡。雖然馬克思本人就是一個喜歡憧憬美好烏托邦的思想家,但連他也完全不認同太平天國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憤怒地斥之為「魔鬼」。除了最後一句「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之外,我基本認同馬克思的觀點──因為這種「魔鬼」不僅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不僅「停滯社會」有,飛速發展的社會也有。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發展最快的西方國家)、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以及奧馬爾的塔利班政權,不都是跟太平天國類似的「魔鬼」嗎? 
太平天國式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每隔幾個皇帝便會上演;洪秀全、楊秀清式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大流氓,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各領風騷三五年」。太平天國摧毀一切舊有的文化資源,排斥其他的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體,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種瘋狂的意識形態開展獨裁統治。這種意識形態奉行極端主義的思維,學者王學泰對這種極端主義思維方式有過深入的分析:「極端的思維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樣性;其運作手段是霸權主義的,是極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屬於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為目的的。面對複雜的世界和人生,極端主義者只會把它們納入自己所設計的框架之中,為此不惜削足適履、殺頭便冠,沒有絲毫的寬容。」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來的,太平天國更是將暴力和流血發揮到了淋漓盡致、駭人聽聞的地步;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為了所謂的「穩定」都會嚴密控制民眾的思想和言論,而太平天國更是將緊箍咒直接戴在統治區裡每一個臣民的頭上。 
太平天國實施慘刻而虛偽的禁慾主義的意識形態。當然,這種意識形態僅僅針對下層官兵和底層民眾。太平天國的諸王和高級官員們,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華宮殿、霸佔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卻不准許基層將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們建立起比滿清王朝還要嚴密的戶籍管理制度,將統治區的人民當作一顆顆的螺絲釘來利用。當然,他們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讓基層的軍民嚴格遵守的,他們自己完全可以逍遙法外。 
以洪秀全為例,定都天京之後,他大興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還要大一倍的宮殿,並搜羅數以千計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冊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為人數太多,乾脆以編號稱之。如此一個腐敗墮落的傢伙,會是一個純潔的革命者嗎?「革命」不過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如此一個驕奢淫逸之徒,會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嗎?「宗教」僅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當教主的慾望。學者傅國湧說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所謂『天國』,不過是他一個人的『天國』而已。」葉利欽曾經諷刺說,蘇共所宣揚的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制度」,其實僅僅是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們提前享用的「少數人的共產主義」;與之相似,洪秀全可以在這個屬於他自己的「一個人的天國」裡為所欲為,其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超過了滿清皇帝。 
一方面是純潔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國」,另一方面卻是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地獄」。有學者在論文中歌頌太平天國「解放婦女」的豐功偉績,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一位慕名而來的西方傳教士觀察到,比起滿清統治區來,太平天國統治區的色情業不知要「繁榮娼盛」多少倍。在江南鄉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鎮,在由太平天國的地方官員和地痞流氓所糾集的槍船武裝的操控下,妓船與賭場渾然一體。 
據史料記載,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縣新省塍鎮,從湖州逃來五六百船的難民。這些難民飢寒交迫,掙扎在死亡線上,卻沒有人去過問。與此同時,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卻停泊著兩百餘艘妓船,琉璃窗,錦繡帳,蕭管聲聲,晝夜不息。當時,總理「蘇福省」民政的「左同檢」熊萬荃在路過此地時,鄉官局請酒看戲。熊氏縱情聲色,不僅賞賜唱戲的優伶一百元,而且還花了五百元買了一個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躪、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後世學者們對太平天國「解放婦女」的溢美之詞,一定會唾其面、批其頰的! 
與其說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不如說它是「流氓起義」。從本質上來看,這些萬歲、千歲們與滿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們沒有什麼區別。在天平天國的領袖層中,大都是「流氓無產者」的出身,幾乎沒有真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農民。流氓最大的夢想就是殺死王公貴族並且自己成為王公貴族。潘旭瀾指出,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居然封了兩千七百多個「王」,歷朝歷代亙古未有。為了得到「王」的封號,人們幹出了我們所能想像到的和所不能想像到的一切惡劣的事情來。有人送金錢,有人送美女,醜態百出,怪事不斷,相信任何一個偉大的戲劇家都編造不出這樣荒謬的本子出來。天國是一個邪惡的天國,天王是一個邪惡的天王,人為塗抹的油彩,無論有多麼艷麗,總有一天會脫落並恢復它原來的形狀。孫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許,但後來他也發現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國」滅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學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極權、愚昧的統治,只為滿足自己的無限慾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滿地的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讀《太平雜說》,可以看到主子們的殘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隸們的悲慘和渺小;可以發現邪惡的思想所蘊藏的可怕的毀滅性力量,也可以發現「天國烏托邦」的許諾具有多麼蠱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紀的今天,那些拚命維護太平天國的力量,難道不正是與其同樣邪惡的力量嗎?太平天國之前,發生過若干次類似的慘劇;太平天國之後,類似的、甚至更加殘暴的慘劇,依然在發生。我把《太平雜說》與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參照閱讀,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為農業社會之原始圖騰崇拜,一為工業時代之現代極權統治,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兩者的結合,乃誕生「文化大革命」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國,今有阿富汗塔利班。兩個政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打著「替天行道」、解放窮苦大眾的旗號,獲取民眾的支持,卻建立起一個更加殘暴和專制的政權。塔利班崩潰之後,人們走進其精神領袖奧馬爾的住宅,不禁為其豪華裝飾而歎為觀止。阿富汗本是中亞窮國,奧馬爾也經常在講話中教育人民要艱苦樸素,誰知道他自己卻過著海灣石油國家王子般奢華的生活。從電視拍攝的畫面可以看出,奧馬爾的住宅佔地數公頃,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裝飾,牆身則用豪華的大理石製作,還掛著精美的壁毯。奧馬爾一方面在國內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娛樂活動、剝奪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和女性工作的權利,另一方面自己卻是一個「比帝王還要帝王」的享樂主義者。對於這種驚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楊不禁感歎說:「凡是專製成性的獨裁者,沒有一個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並千方百計阻斷民眾與世界潮流的聯繫。一旦他的蠱惑蒙騙漸成氣候,則其腐化、其墮落、其愚弄民眾而奴役之的惡行,即與其起家時的謊言形成強烈的反差對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論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幾乎沒有一個是可信的。」 
本來,在塔利班覆滅之時,重溫《天平雜說》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然而,當我向朋友推薦這本好書的時候,朋友們卻告訴我,坊間已經遍尋不見了。於是,我打電話去問出版社的編輯,編輯無奈地告訴我,出於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這本書已經不再加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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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瀾的流氓面目 


楊瀾女士在最近一期《南方週末》上的訪談,我有一種在一盤美餐中吃到一隻蒼蠅的感覺,同時又感歎:這位風度優雅的女子,怎麼能夠將假話說得義正詞嚴呢?在此之前,楊瀾是我極其看好的大陸主持人之一。在半年前接受《新週刊》訪談的時候,我還讚揚說,楊瀾是電視主持人中少數有"文化感覺"的女性。然而,縱觀楊瀾在吳征事件中的反應,我不得不將"流氓面目"這個詞語跟她聯繫起來。 
對於公眾的揭露和批評,楊瀾一言以蔽之,統統稱之為"有商業用意的、有組織的攻擊"、"匿名"和"栽贓"。據我有限的閱讀,媒體上署名發表批評文章的有:美國的方舟子、多倫多的趙平波、吳征的同學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長青、趙平波、余傑、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對吳征及楊瀾的質疑、批評文章發表之後,楊瀾女士依然辱罵那些質疑他夫婿吳征假文憑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楊瀾女士為什麼對如此眾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救夫心切"就可以顛倒黑白嗎? 
至於"有組織的攻擊"問題,正如**新聞網指出的那樣,經過深入的調查採訪,"至今沒有查出吳征楊瀾聲稱的蓄意攻擊的''組織背景'',反而發現網友提出的許多疑問是符合事實、批評是合理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僅與其他諸位批評者素不相識,而且與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價值立場上還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誰有權力將我們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組織"在一起?我的批評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對"信用"的呼喚而作出的,沒有人能夠"動員"和"組織"我做我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楊瀾女士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此次事件的焦點是吳征"巴靈頓大學"的"假學歷"問題。楊瀾在訪談中承認:"吳征已經知道它是沒有被教育部門認可的。但是,他是本著學習精神,也是為了加強在商業方面的系統訓練,因此他還是會有一批指導的書籍要看,輔導老師跟他有電話、傳真的溝通,他覺得對他的業務還是有幫助的,所以他就讀了。"這種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所謂的"巴靈頓大學 "也就一兩個工作人員負責維護網站,哪裡來什麼"導師"?跟何況,博士學業豈能是通通電話、發發傳真就能夠完成的?真個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正如《南方週末》記者李玉霄質疑的那樣:既然獲取這個中、美教育部門都不認可的學位,目的僅僅在於"督促自己學習有關專業知識",又有何必要列在個人簡歷之中呢? 
楊瀾在訪談中多次指出批評者有商業目的、個人洩私憤等"可恥的動機 "。然而,在我看來,猜測對方的"動機"是一種專制時代的"誅心之論 "。作為被批評者,重要的是勇於正視批評者所批評的內容是否屬實,如果內容真實,那麼結果應當與目的無關。聰明如楊瀾者,不應該犯這樣低級的邏輯錯誤。 
在整篇訪談中最讓我憤怒的是,楊瀾告訴記者,她雖然無法具體說出那些 "邪惡的人物"究竟是誰,但是"這些人可以聯絡到海外一些反動人士,後者已經以真實姓名參與了"。在這裡,美麗動人的楊瀾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請原諒我把這樣的詞語加諸於一位曾經充當中國申奧 "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來我是一個"女性崇拜者",卻沒有想到一個女性的心靈居然能夠達到如此骯髒和凶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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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賊究竟愛哪個「國」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談「愛國主義」談得最起勁的,除了中共政權的各級官員以外,就數身為「美籍華人」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先生了。每談到中國問題,楊振寧通常都會慷慨激昂乃至涕淚縱橫,在他的心目中,「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都是 「偉大、光榮、正確」的。他的「愛國」似乎是徹底的、絕對的。於是,有些國內的同胞被他感動了,有人或許認為:楊振寧老先生一定是個真心愛國的、打入美帝國主義心臟的同胞。 


但我總是對楊先生的身份感到納悶:楊先生乃是「美籍華人」,是早已「歸化」的、「如假包換」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他是莊嚴地對著美國憲法宣過誓的,他將永遠效忠於美國。按照楊博士入籍時候的誓言來推斷,假如中美之間發生戰爭,他應當為美國服務而不是為中國服務。當然,在國籍上選擇當中國人還是當美國人,這是楊先生自己的決定。他有權選擇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這是一個人天賦的權利和自由,這一點本未可厚非。但是,作為美國人的楊振寧,享受著美國豐裕富足的物質條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條件,卻來大談應當如何熱愛中國、服務中國共產黨,一旦有誰提及中國的負面問題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過於矯情了。國內有無數同胞承擔著歷史和現實的苦難,在為祖國的民主和富強而奮鬥,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中爭取著一點點的尊嚴,他們用不著一個自以為是美國人來教導怎樣熱愛中國、忠於中共。他們已經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們應當為之而感到驕傲,而不必聽從一個美國人指手劃腳。 

楊振寧愛的是中共 

與其說楊振寧愛中國,還不如說他愛中共——因為中共政權恩賜給他國師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華大學裡他擁有耗資千萬鉅款修建的超級豪華別墅,他還可以經常受到國家元首的接見。在中國,諾貝爾獎得主是稀罕的寶貝,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象徵。而在美國,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若干位諾貝爾獎得主也許就在人群中與你擦肩而過,他們平凡得像一片樹葉。在此意義上,與其說楊振寧先生愛中共,不如說他愛自己——愛自己在中國所享受的奢華待遇。同樣也是身在海外的社會學家丁學良,在談起「愛國主義」的時候,比起楊振寧來卻要坦誠得多。丁學良在談到一大批海外華人所宣揚的「愛國主義」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些人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下面,其實有一種深層的、不易被人覺察的自私心理。他們只願意享受中國『國家強大、原子彈、國際地位』這些國際實力方面給他們這樣的中國人——已經成為他國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種人看作中國人——所能夠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亦即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面子。但是,他們本身卻絲毫不願意承受普通中國老百姓為支撐國家的實力所承受的可怕負擔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當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在可怕的負擔和代價的重壓下發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議聲的時候,這些海外的愛國主義者還要大加指責。」 

「愛國主義」大旗掩蓋的真實嘴臉這就是楊振寧之流的「偉大」的科學家和愛國主義者們的「高尚情操」。說到底,他們愛的還是自己的面子。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他們甚至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 ——反正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誰也看不清楚他們的廬山真面目。一旦祭起這把「翻天印」,便是師出有名,崇高無比了。「愛國」是不能被懷疑的——這個字眼如此神聖,只有卑鄙無恥的、不愛國的人,才會懷疑別人的「愛國感情」。然而,我必須懷疑楊博士「愛國」和「愛人」的感情,有一個例子可以深刻地說明問題:楊振寧與蔣彥永醫生之間有著親戚關係和長久的友誼,當年他心臟動手術時,蔣彥永醫生專程到美國參與會診。然而,當蔣彥永醫生為六四事件發表公開信,並因此被秘密綁架而失去自由之後,楊振寧先生卻從來不曾公開對蔣彥永的命運發言。一個對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無情的傢伙,會是一個真心誠意的愛國者嗎? 

外籍華人在中國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談自己如何「愛國」和別人如何「不愛國」,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楊振寧看來,批評中共政權的腐敗和暴虐,批評六四大屠殺,批評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都是「不愛國」的言論。而「中國的面子」是他掙來的。在接受美國電視記者莫耶斯採訪的時候,莫氏問道:「一九五七年,當您獲得諾貝爾獎時,您是在這個國家——美國。而那時中國已是共產黨執政。對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美國人,他們是怎樣看待的呢?」楊博士這樣談論自己當年獲獎的意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國國會曾多次就是否對中國移民採取限制進行聽證。當時有一個所謂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證詞,他認為,中國人毫無疑問是低等人。他還給出了『科學的證據』,說他測量了不同人種大腦的大小,從而證明中國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當時,那成為許多人認為中國人不能發展現代科學的證明,對此中國人很受觸動。因此我說,如果你想知道中國人對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獲諾貝爾獎的最大反應是什麼的話,我可以說,那就是一種無限的自豪。」楊博士忽視了對方提問中的「一九五七年」這個特殊的時間點,那是大陸反右運動開始的年份,數以百萬計的優秀知識分子失去了自由、尊嚴和生命。曾經是李政道的老師、有希望成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碼的研究條件,而被作為階級敵人殘酷迫害。這一切不在楊博士的視野和思考範疇之中,他卻對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國充滿了仇恨和敵意,他故意把兩個世紀前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拿到當下來談論,混淆了時間概念。楊博士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他獲獎只是他個人的事情,不是「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光榮。如果我們再來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結論則與之相反。與楊博士身份類似,身為法籍華人的高行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卻受到國內嚴厲的封殺和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話題」。於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禦用文人眼中的「賣國賊」,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陸都成為禁書。在我看來,正因為高行健比楊振寧更加真誠坦率地面對「中國問題」,所以他才會有與之截然不同的命運。作為高高在上的「愛國者」,楊博士顯然「過於聰明」了。 

楊振寧的精神境界 

正因為身處大洋彼岸,或者經常在兩邊自由走動,楊振寧更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正因為身處大洋彼岸,到中國時也都是在上層社會浮光掠影,中國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種被隔離的「詩情畫意」。從一所骯髒破舊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優雅的民俗風情來,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艱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裡的老百姓,要走幾百米的路才能上廁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這不會是一種幸福。而像楊博士這樣住在別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馬桶的高等華人,當然不會體驗到這樣的不便,他們只會喋喋不休地說胡同象徵著東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賓,那麼為中共說點好話還不是口吐蓮花之事?自覺不自覺,這些人便成了被「統戰」的對象,成了殺戮現場作為點綴的鮮花——在海外,楊博士是最早為天安門慘案叫好的華人。在言論自由的美國,他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死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的哭泣他是聽不到的。即使聽到了,也假裝沒有聽到。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愛國賊」的「心路歷程」,他們從來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裡會為孟姜女仗義執言?還是丁學良先生說得好:「對於已經不再過著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必須過的日子的某些海外華人來說,那些大造『萬里長城』的中國統治者是值得稱讚的,因為這樣雄偉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國人中間的華人很光彩。至於統治者在營造古今的『萬里長城』的時候令多少中國小民節衣縮食、家破人亡,『長城』腳下埋葬了多少無辜的白骨,他們就不怎麼計較了,因為死的不是他們家的人。可是,對於生活在中國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識分子來說,評價的標準首先應該是問一問:萬里長城是造出來了,孟姜女等的情況怎麼樣?」 

這恰恰就是楊振寧與愛因斯坦、薩哈羅夫之間的差別——這種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別,比學術成就上的差別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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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兵情結與權力癮 


新華社報導:一月十七日早晨,河南省新密市委書記(為何媒體沒有公佈此公的姓名?)導演了一出盛大的「閱兵典禮」。新密市此次大搞「閱兵式」的 「由頭」,不過就是召開「巡防隊成立點驗誓師大會」。以市委書記為首的領導們微笑著向一千六百多名受閱的員警和巡防隊員揮手致意。這出「閱兵醜劇」,耗資五十萬元,還導致省道被堵車輛綿延達兩公里多。

新密市的這一「壯舉」,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起了前安徽毫州市委書記李興民。為慶祝自己陞官(買官)成功,李書記於一九九七年舉行「閱兵儀式」,並因此獲得了「閱兵書記」的「美譽」。後來,「閱兵書記」因腐敗垮台。據媒體報導,其家門上的對聯是「金盆聚寶,銀盆搖錢」,在其就任市委書記期間,平均每月即受賄近兩萬元。

安徽毫州城市人均月收入不足三百元,是一個典型的貧困地區;而河南新密是鄭州市所轄的縣級市,「扶貧攻堅任務還很重,當地公安機關的辦案經費也不能正常保證」。勞民傷財的「閱兵典禮」卻在這兩個地區發生,對於當地百姓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的「苛政猛於虎」。作為安徽毫州市的市委書記,李興民已經淪為階下囚;而此次河南新密市的這名仍未被披露姓名的書記,會有怎樣的命運呢?

喜歡「閱兵」的人,皆是權力狂。軍警乃是權力最為赤裸的外殼,官僚得意洋洋地檢閱列隊敬禮的軍警,乃是向老百姓展示自己擁有權力的驕橫和濫用權力的快感。他們氣壯如牛地宣示:「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其潛台詞卻是:「人民賤如螞蟻,人民當為我服務。」

在這樣一種權力崇拜的文化氛圍中,戲子們也緊跟官僚粉墨登場了。那個以扮演毛澤東而聞名的所謂「特型演員」古月,在全國各地「走穴」的時候,也時常模仿領袖的樣子向密密麻麻的圍觀群眾揮手,作趾高氣揚的「檢閱狀」。這種「領袖附體」式的表演,亦能獲得某種心理上的滿足,彷彿吸食鴉片一樣過癮。難怪晚清筆記中,有「做戲如做官,做官如做戲」的記載。所謂「特型演員」的幸福,大概就是這種 「近水樓台」的幸福吧。

近年來,相聲演員牛氏夫婦的言行也日漸出格。牛群受安徽某地的縣委書記(此人已因腐敗入獄)之邀請,出任該縣副縣長。他聲稱要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大力發展當地的養牛業,帶領貧困百姓脫貧致富。就在到達該地的當天,他們龐大的車隊在街道上緩緩行進,兩邊是萬人聚集,好不熱鬧,比當年出來看美男子潘安的人還要多。牛群夫婦站在敞篷車中不斷地對群眾揮手,心潮澎湃,差點就要像偉大領袖那樣喊出「人民萬歲」來了。牛大哥大概算是中國最牛氣的副縣長,而牛大嫂大概算是中國最牛氣的副縣長夫人。由此可見,小人野心的膨脹是沒有限度的。難怪作為同行的侯耀華兄弟也忍不住站出來,痛斥牛氏夫婦簡直是患了「瘋牛病」。任期未滿,牛群為當地規劃的養牛業早已灰飛煙滅,當地百姓又被名人戲耍了一回。

小丑閱兵,兵亦閱小丑。如一民間笑話所云:一官員閱兵,向士兵們致意說:「同志們辛苦了!」士兵們異口同聲地答曰:「領導辛苦了!」官員再說: 「同志們曬黑了!」話音未落,士兵們高聲答曰:「領導更黑!」由此可見,作孽者的誇耀不會長久持續。狂妄者必自辱,並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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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監 


紫禁城。遊人如織,一雙雙好奇的眼睛,一張張天真的容顏,一聲聲驚異的歎 息。中外遊客爭睹瓊樓玉宇、雕欄玉砌。呼風喚雨的幾條巨龍似乎要從九龍壁 
上飛下來,現代葉公們不停地拍照。
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北中國慣有的燦爛的陽光,熙熙攘攘中,我卻一口口地 倒吸涼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冷——無論在巍峨雄偉的三大殿外,還是在曲 徑通幽的御花園裡,我不停地打著寒戰。
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的房間,沒有一間亮麗堂皇,光線被冷漠地隔在房間外, 只有殘餘的幾束從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進去。在這幾束光中,有無數的灰塵在飛 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沒有參觀者會注意這個小小的、破落的房間。我卻注意到了。它位於西華門附 近,官方的名字叫「淨身房」,民間的名字叫「場子」。
誰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這間房子裡。
關於太監的起源,中國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據專家考證,甲骨文中已有相 關的記載,歷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潛書》中這樣描繪太監:「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 人聲,察之不近人情。」為什麼這樣說呢?唐甄解釋道:他們長得臃腫,彎曲,好 似長了癭結,鼻子裡呼呼作響,如同牛和豬一樣,因此不像人的身體;他們長著男 人的頰骨卻不是男人,沒有鬍鬚卻不是女人,雖然面如美玉卻沒有一點生氣,因此 不像人的面容;他們的聲音好像兒童一樣稚細卻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樣尖細卻不柔 媚,你說它嘶啞但又能成聲,你說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語,因此不像人的聲音;他 們可以很愛人,也能下毒手害人,當他們憐憫你時流涕而語,而當他們憎惡你時, 則斬殺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在《墳·寡婦主義》中說:「中國歷代 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 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洩著他們變態的性慾、權力慾、貪慾。僅以貪污而論,據明人 趙士錦在《甲申記事》中載,明末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 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禎多次痛心 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禎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 子,卻拿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 監是在樹上築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
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製。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裡,跟 一般百姓保持距離——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 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僕,怕戴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事的太監 「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裡,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 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 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 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 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 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 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 生截然相反,於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覆渲染太監的 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 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 一時痛終身富貴。據《山堂別集·中官考十》記載:「南海戶淨身男九百七十餘 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 徵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徵者多達2 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 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 所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
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機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太監 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讚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一座紙紮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於萬曆這樣 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並不 重要,沒有淨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 沒辦法維持。
所以,淨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淨身房之上的,正如帝 王制是建立在太監製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 被皇帝將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 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 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 苦恥辱而告終?
不然,他完成了《史記》。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 名字,一個醜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嚥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 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 「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 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 「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麼口口聲聲說「連受之於父母的毛髮也不應該損 傷」的聖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裡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 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聖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 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的數量,最鼎盛時期也不過10萬,在天朝大國只算滄海一粟。
然而,太監的靈魂卻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天朝大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國需要充 當「守護床鋪的人」的太監,更需要一大批守護一整套綱常理論的太監。前者是顯 現的太監,後者是隱形的太監,亦即「知識太監」。如果說「刀子匠」們的閹割手 術只能一個個地做,那麼「知識太監」們則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產成千上萬的太 監。那些狀元們,學士們,道士們,和尚們,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太監」。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準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 炮口對準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聖的工作他們 幹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了如桃花般燦爛的封誥,例如張居正為 「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史,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 不暇接。
「知識太監」建構了東方專制主義大廈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卻汲汲於功 業,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在玄宗眼裡,他卻是個連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學術大師王國維,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便被帝王師的身份壓死在昆明湖底。 當不當太監,與道德的優劣、人格的高低無關,一種體制的向心力、一種文化的慣 性、並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識分子——開創性、改革性及 其衝擊》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 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 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專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設 計而行。」看來,從教育到行政的設置不過是「淨身房」的延伸、變形與擴大。孜 孜不倦地註釋古書、考證典故,研究音韻、填寫駢文,這一切不過是被閹割了的 「知識太監」們的拙劣的射精行為。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做不了官 便隱逸,隱逸是為了成名——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士人都以現存體制為價值 參照系,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體制」的力量。
「知識太監」所創造的知識便只能是「太監知識」。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 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無不是圍繞皇權作向心運動,僅僅是有 的軌道離中心近、有的略遠些罷了,沒有質的區別。無論學術內容怎麼變,士人的 終極理想仍未超越陞官發財、為帝王師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資治」,「文」 的目的是「助興」,兩千年的人文傳統是畸形的、單一的、片面的。所謂學富五車、 德行高尚者,「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惘識,而搦管呻吟,自 矜有學」。這種毫無用處的「學」,不是「太監知識」又是什麼?
許多人都讀過《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一個個被閹割的讀書人的形象栩 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爭好,還是憐其不幸好。龔自珍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五》 中憤怒地譴責統治者對士人的無形殺戮:「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 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那 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病梅館,就是一個畸人館。
然而,龔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閹割的可怕,而忽視了更為可怕的內在化的自 我閹割。無數讀書人羨慕的狀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狀元圖考》中 看到明朝狀元丁士美所撰的謝恩表。由華美的文辭可想見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 想見其淵博。而當時的皇帝是誰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稱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狀元 郎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馬屁拍得震天響,簡直就像一隻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嬌。如果 說閹割陽具是太監入官的通行證,那麼閹割精神則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證。《明史》 中記載,丁士美為廩生時,年齡尚小。依據當時規定,凡為廩生者,官府皆每月供 給廩米六斗。一些年齡較大的廩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廩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顏悅 色,沒有一絲不樂意。《明史》據此稱讚丁士美為人「縝密端重,以道義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麼樣的「道義」——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利的人,必不 會保護他人的權利;一個以忍辱來獲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嚴的可貴;一個對 黑暗安之若素甚至與之共謀的人,必不會期望光明的到來。
「太監知識」是沒有生命力的,「太監人格」是沒有感召力的。
當「太監知識」被頂禮膜拜,「太監人格」內化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時,就更可 怕了——穿皮袍的人、穿絲綢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沒有東西可以穿的人,他們的 生存狀態千差萬別,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陰半陽、半截子在地上 半截子已經入土的太監。自我閹割與被閹割是一枚金幣的兩面,中國人只有這兩種 選擇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將相,還是文豪大師。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 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老子》還是《論語》,都讓我覺得陰風慘 慘、透體生涼。
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 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裡例 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儘管人人都直嚥唾沫,但在瓢湯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 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裡了。就在他 把肉片倒進碗裡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肉片,臉色頓 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 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 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沉溺於貪吃豬肉的 深刻內疚中,鬱鬱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 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 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 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 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
文革中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 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 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慾,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 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 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製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 反慾望。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 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觀已經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 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 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 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 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發作用的障礙」。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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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 從雷震到林昭 


我一直堅持這樣一種觀點:「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是一種紙上的理論,乃是一種生命實踐方式。瞭解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歷史、辨析自由主義內部各流派的異同,固然有其價值,但在中國更重要的卻是「為自由而生活」。這是一種與專制抗爭,與一切讓人不自由的制度抗爭的生活姿態,有時需要為之付出慘痛的代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峽兩岸均籠罩在血雨腥風的政治運動之中:台灣籠罩在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戡亂條款」的白色恐怖統治之下,大陸則持續展開了「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等一系列以知識份子為整肅物件的運動。然而,儘管外部環境極其險惡,海峽兩岸都湧現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薦自由」的優秀知識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降,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一貫主張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們相信代議政治、多黨政治、民主選舉等理念,並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中誠心誠意地身體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遷到了孤島台灣。第二年,台灣還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著名自由知識份子雷震便邀請了胡適、殷海光、王世傑、杭立武等人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胡適一直支援《自由中國》,他相信言論自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由於這種自由主義理想的號召和影響,以胡適和雷震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國》的強大陣線。他們把直言不諱當作榮譽,對當局措施和時政發表評論時均直抵黃龍,毫不留情,用詞遣字針刺當局的痛處,毫無遮掩,極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國》刊出《搶救教育危機》,痛批黨化教育之害,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下令開除雷震黨籍。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壽辰時,《自由中國》出刊「祝壽號」,尖銳批評蔣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擊違憲的國防組織以及特務機構,反對國民黨在軍隊中設立黨部。這期刊物轟動一時,一版再版,引起許多國民黨官方刊物的圍剿。雷震受到了特務的盯梢和恐嚇。然而,他毫不退縮,隨時準備赴死,並且堅決不請求美國大使館保護。當時《自由中國》最年輕的編輯、女作家聶華苓在回憶錄中寫道:「雷震的黨籍、官爵、人事關係,一層層像剝筍子一樣,全給剝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筍心了,孤立在寒濕的海島上。真正的雷震挺出來了:誠、真、憨、厚,還加上個倔。」(參閱聶華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蔣介石終於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報」和「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的宣傳」等「莫須有」罪名,經國防部軍法處審判,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國》停刊。胡適雖然多次向蔣介石進言,均未被採納。後人因胡適未能為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對其多有垢病,胡適最後也抑鬱而終。
最近,我從網上讀到雷震長女雷美琳回憶父親的文章,許多細節讓我深有感觸。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灣一所新聞專科學校讀書。軍訓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題目:誰是你心目中最偉大的人?雷美琳寫道,父親雷震是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課堂上大罵雷美琳不要臉,並教育全班同學說:「最偉大的人應該是國父或蔣總統!」教官還威脅要她退學,並說:「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後,學校開了三天會,決定讓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當時,這所學校的校長是著名報人成捨我。成捨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撓的自由主義鬥士,在雷震的命運已經不可改變的時刻,他的這一決定真是可欽可佩。同時,我也為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張志新的男友向當局揭發其「反革命言論」,顧准的子女與之斷絕了父子、父女關係。而雷美琳對親情的堅守、對父親的摯愛,讓後人為人性中高貴和溫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獄中被關押了整整十年。出獄前,獄方藉口打掃房間,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來,發現十年間寫的回憶錄手稿失蹤。他堅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獄。於是,獄方請來「黨國元老」陳啟天、王雲五等勸說。王雲五表示願意下跪,直到雷震答應出獄為止。陳啟天是躺在擔架上抬來的。雷震無奈,含淚答應離開監獄。出獄後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憶錄至今不見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關當局查詢,迄今無下落。她決定採取法律行動。台灣當局聲稱,要出五百萬新台幣懸賞回憶錄,說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對此,老作家柏楊說:「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對雷家無補償,是國家之恥。」雷美琳則表示,她將設立雷震紀念獎學金等公益事業。
雷震為了捍衛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監獄生活的代價,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劇結束,但是他的事業卻成為台灣民主化的第一塊基石。《自由中國》所追求的保障言論自由、反對政黨介入軍隊、教育及司法獨立和組織反對黨的自由,都已經在台灣成為現實。台灣學者薛化元對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貢獻有著高度的評價,他論述說:「《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間的關係自親而疏而對立,是與《自由中國》堅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國》對民主自由理論由宣傳而尋求實踐的發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內在邏輯,配合著外在國際環境的發展與台灣強人威權體制的建立和鞏固,在當時是幾乎無可避免的導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國》停刊悲劇的發生。但相同的邏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卻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而這也正彰顯了《自由中國》在戰後台灣發展脈絡中的歷史角度與意義。」(參閱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九五零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從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縱觀大陸的思想文化史,是一個噤若寒蟬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的時代。當一個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經停止了思想的時候,二十五歲的北大才女林昭卻開始了她那勇銳的思考。
美麗而堅強的林昭先是被打為右派,然後被捕入獄。她在牢獄之中,一邊忍受
著殘酷的折磨,一邊思考著這個民族苦難的來源。監獄的記錄《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說:「她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書寫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在林昭的血書中有這樣讓人目不忍睹的片斷:「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羈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處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寸心悲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憶,不可回想,不忍言說!憶之如癡,想之欲狂,說之難盡也。嗚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懷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謂有天理,謂有國法,謂有人情,謂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間穿上,時正在桎梏之下,又無紙筆,乃在背上血書『天日何在?!』四字,聊當竇娥自誄。」
在一個不把政治犯不當人看待的監獄中,在受到各種難以想像的迫害的囚室裡,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無情揭示了歷史迷霧,她發現在革命的旗號下是一場卑劣的騙局。在血書中,最為驚心動魄的片斷是她設想的與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對話。對著這個當時全民無限膜拜的「人間上帝」,林昭斬釘截鐵地說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腥風血雨的、慘厲倍常的、臭名遠揚的醜劇,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為「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和青年反抗者」。在這場虛擬的對話中,林昭淋漓盡致地批判個人崇拜,指出階級鬥爭理論的荒謬,深刻闡述了民主、自由、人權、人道、法律和經濟的私有化、軍隊國家化的一系列設想,以及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書中,她寫道:「信是以自己的鮮血所寫的,因為當時我被非法剝奪了紙筆!──沙皇昔年對於詩人萊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儘管它當時行於之於萊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於這個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見得有效。」 經過一九五七年慘烈的反右運動,以及餓死成數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文革大浩劫繼而降臨這片苦難的土地。林昭所反對所批判的邪惡,在這十年間如同潰瘍崩決般發作起來。可以說,林昭是我們民族最早的覺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過了遇羅克和張志新,她的遠見卓識直到她殉難二十年後才被後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運遠遠比雷震悲慘。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張元勳曾經去探望林昭,林昭說,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獄卒唆使的女犯們的撕、掐、踢、打,「我怎麼能抵擋得了這一群潑婦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瘋狂摧殘呢?每天幾乎都要要一次這樣的摧殘,每次起碼要兩個小時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臉被抓破、滿身疼痛,衣服、褲子都被撕破了,紐扣撕掉,有時甚至唆使這些潑婦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脫胎換骨』,那些傢伙在一旁看熱鬧!可見他們是多麼無恥,內心是多麼骯髒!頭髮也被一綹一綹地揪了下來!」林昭還告訴張元勳,她面臨著被獄卒□辱和強暴的危險,而她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的就是用針線將上衣和褲子縫合起來。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槍殺。據目擊者描述,當天下午三時半左右,兩輛軍車開到上海龍華機場第三跑道,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個反手背綁的女子,她口中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開槍,她先中一彈,血濺衣衫,倒地爬起,又開兩槍,腦漿塗地,僕於荒原!
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來到林昭母親家中。當林昭的妹妹驚恐地打開大門的時候,警察臉上的神情是惡棍殺人之後的得意和對犯人家屬極端的輕蔑。這個冷血屠夫只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參閱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許覺民編《林昭,不再被遺忘》)
正如後人所說:「林昭精神是我們民族少有的那種高貴靈魂的一部分。」面對著林昭,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幾代中國知識份子,那些幫忙、幫兇、幫閒們,那些以學術自詡的逍遙派們,那些所謂的「國學大師」和「功勳科學家」們,倘若你們還有一點良知和血性,你們會不會在閒暇時刻攤開自己的雙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鮮血?面對林昭高貴的靈魂,我們難道不應當懺悔嗎?然而,在一個新世紀的開端,懺悔成為人們口頭的笑料,歷史成為一道遙遠的地平線。當金錢成為狂熱的信仰之後,回憶也就成為一件多餘的事情。
與雷震的回憶錄不翼而飛相似,時至今日,林昭的詩歌、著作和血書仍然被關在獄中的鐵屋裡服著沒有終結的刑期。林昭的生命被殘害了。林昭的思想依舊遭受禁錮。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在北大的校史中,我找不到林昭的名字。這本厚厚的校史中,有那麼多御用學者、流氓文人的事跡,卻沒有林昭的名字。這也是北大的恥辱,也是我的恥辱。
雷震和林昭顯示著中國當代知識份子靈魂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他們以殉道者「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氣,讓自己成為一個燃燒著的火把。在他們的身上,隱藏著火種,蘊含著中國文明重生的希望。我們必須走向他們,走向這些崇高的靈魂,接受他們給我們的洗禮和啟示。
(7/3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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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腐敗 



2000年5月被執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除了顯赫的官位以外,還冠有許許多多讓人肅然起敬的稱號和身份,如書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縱觀其履歷,人們不禁感到納悶:一個軍隊出身、連高等教育也沒有接受過的官員,是如何取得「教授」職稱的?
據新華社報道,胡長清「通過自己在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的關係,辦了一套函授本科學歷和法學學士證書,把這些假材料裝入檔案,籍此,胡被幾所大學聘為教授,滿足了要『名』的慾望。」這則報道道出了天機,卻有一個小小的錯誤:胡長清的材料並不是「假材料」,而是貨真價實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學門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販賣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販,每當行人走過,他們便會像蒼蠅一樣圍過來詢問:「要畢業證、學位證嗎?北京大學的和其他所有大學的,我們都能夠提供。」跟這些低層次的造假者比起來,胡長清的材料是正兒八經通過北京大學有關部門頒發的,從封套到印章,都來自於正規部門,堪稱「若假包換」。

胡長清已經走上了黃泉不歸路,但是卻沒有人去刨根問底:他在北京大學的「關係」究竟是誰?行政管理學院的哪些領導幹部、專家教授或者經辦人員為他獲得學位出了力氣、得了好處?他們應當受到怎樣的處罰?冰山露出了一個尖角:北京大學並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樣「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學存在的腐敗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北大歷來具有象徵意義,它的腐敗也一樣,正象徵著當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北大人應該為之而感到慣有的驕傲呢,還是應該為之而感到深刻的恥辱?

一個社會的腐敗,到了最後的關頭將向兩個部門滲透:一是醫療,二是教育。一旦這兩個領域也爛掉了,那麼這個社會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華陀再世,也回天乏術。近年來,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逐漸由潛流變成滔滔洪水。權力換取學位、金錢換取學位,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為職稱勾心鬥角、弄虛作假,教授們的道貌岸然早被學子們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權力、金錢與校園》一文中揭露說:「1998年,筆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學研究生院報名冊,當年該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幾乎不是某某司長、處長,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長、總裁。研究生院招生創收的另一妙招就是辦研究生課程班。招生單位可以派老師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鎮去辦研究生速成班。難怪,北京不少大學、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們指責為『文憑加工廠』、『學歷批發站』、『職稱生產機』。」對此,學者袁濟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許多領域被金錢與權力衝擊得本已衰弱不堪,學術文化可以說是最後一道可以抵禦金錢與權力的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蕩然無存,則社會心理與道德良知受到的傷害將令人不敢想像。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曾論及社會腐敗有兩種,一種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種是內在的『魚爛』,這種從內臟爛起的『魚爛』較之『土崩』是一種更可怕的腐爛,它使人們內心道德天平徹底失衡。」如果說醫療的腐敗會帶來病人生命的危險,那麼教育和學術的腐敗將帶來整個社會成員心靈的惡化。古人講究學術「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學術卻淪落為敲門磚、淪落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線而論,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導,並不比契訶夫筆下的市儈和小公務員高。知識和學問並不足以提升他們的精神境界。耍起腐敗的花招來,他們比官員們毫不遜色。

學界的喪鐘一旦響起,療救的整個社會肌體的時機就已經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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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精神」的蛻變 


一百多年來,「北大精神」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家園和價值皈依。就是啟蒙民眾、質疑權力和抗爭不義,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杜鵑啼血、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北大」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也遠遠超越了「最高學府」的身份,它一直處於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衝突、撞擊的風頭浪尖上,有力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宛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滾滾長江水。北大既充當過「五四」運動的搖籃和「八九」民主運動的先鋒,也曾淪落為毛澤東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謂輝煌與挫敗並存、光榮與恥辱同在。 
「八九」之後,「北大精神」雖然不能說蕩然無存,但遭到了強權的整肅、壓抑和篡改,已成殘缺之狀。最近十多年來,北大與其他中國的高等學府一樣,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和恬不知恥的功利主義,相當大一部分的教師和學生打著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旗號,心甘情願地成為權力的幫忙和幫閒。剛剛在各大媒體上炒得火熱的北大女生弓琳繳納一萬多元黨費的事件,就是北大現狀最為突出的展示。這個漂亮得足以去充當某網絡學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讓我聯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個更加美麗的北大女生——林昭。
林昭與弓琳形成了一組非常鮮明的對照:一個為了捍衛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終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則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業,以一臉天真狀完成了連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塵莫及的一流表演。
以「林昭」為象徵的北大是光榮的北大,我為之而神往、為之而驕傲的北大;以「弓琳」為象徵的北大則是醜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棄、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8226;商業秀&#8226;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來,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於通過作秀來撈取個人資本——克林頓訪問北大時,就有一個名叫馬楠的中文系女生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有意思的是,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了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留學,後來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是擔負著從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負重「敵營十八年」的偉大使命,那麼以我的智力簡直就無法解釋馬楠女士何以打出這種「翻天印」來。
馬楠給我帶來的疑惑還沒有消除,另一個名叫弓琳的小師妹又粉墨登場了。此人先是因為擔任某網校「形象代言人」而一舉成名,在獲得一萬多人民幣的報酬後,立即作為黨費上交。在媒體上我看到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當時,一名老師問道:「你是要把這些錢全交作黨費嗎?」弓琳堅定地點了點頭說:「是的。這是我第一筆勞動收入,我認為真的很珍貴。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給黨。這是一個年輕黨員對黨表達的小小心意。我願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黨的熱愛。」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體的熱烈追捧。數日之間,相關報道就有數千條。看來,弓琳將來如果再接再厲的話,有可能被納入「雷鋒——歐陽海——張海迪——李素麗」的「模範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幾個著名網絡論壇上,對此幾乎全是負面評價,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高明的商業炒作。就連與弓琳同宿舍的一個女生,也表示了這樣的猜測:弓琳很好,但也許背後是網校的又一次商業策劃。在《南方週末》的採訪中,這一猜測被證實了:記者在訪問弓琳之前兩小時,電話採訪了網絡學校的老闆王躍勝。王說,弓琳事前沒有和他商量過,他也是第二天看網絡新聞才知道的,他很支持,「這說明我們的小姑娘愛黨」。但是,弓琳卻對記者說漏了嘴:「我說我想把第一筆代言費交黨費,王總很支持。」記者立即追問說:「但是王總說他是看新聞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對此,弓琳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也許他有他的考慮。」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話,兩萬元能夠買多大版面的廣告呢?兩萬元的廣告費用能夠讓這所網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於是,他們便合謀選擇了這個「出其不意」的營銷計策,果然一舉成功。
如果僅僅是一場商業秀的話,我絲毫不感興趣。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不僅僅是一場商業秀,更是一場政治秀,同時也將北大傳統牽扯進來。弓琳強調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別喜歡的兩句話就是: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須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裡純淨就夠了。別人評價你多麼有心機,這些都不重要。這次舉動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連日來她卻馬不停蹄地接受各類記者的採訪。《南方週末》的記者敏銳地寫下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在採訪的中間,弓琳的手機響了,她接電話,顯然談到了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對呀,很牛吧。哪一張報紙上有報道……」顯然,她並不是不在乎媒體的報道。很快,她又參與中央電視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稱的《聊天》節目,作為特邀嘉賓與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廣大人民要愛黨愛國。因此,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問:究竟是誰最先將此事捅到媒體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還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網校的王老闆呢?
在每次採訪中,弓琳都得意無比地談到身上的兩重光環:「現在我身上有兩個最大的光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入黨。這筆錢交給北大黨委,同時回報北大和黨,我覺得這機會太好了。」她以一種「謙虛謹慎」的口吻回顧自己的中學時代入黨的經歷以及對北大的熱愛:「十八歲就入黨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麼苛刻的條件下。那時候,入黨屬於非常榮譽性的東西,相當於給你一種光環。北大是別一個光環。正如一位老師所說,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費北大、享受北大。因為北大給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實我和北大的關係,我和黨的關係,都是這樣一種關係,我完全是個消費者,沒作什麼貢獻。所以有這個機會的話,我是願意做的。」
這是一個無比聰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膽相照」的表白。其實,只要對北大精神稍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說的這兩個「光環」不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對立——「非黨化」是大學精神得以確立的前提。北大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專制主義和黨化教育。某某的愚民政策對教育和文化的摧殘都是空前的。一個依靠暴力來支撐的政權,一定會把文明當作「不安定力量」。
因此,選擇做一個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選擇反抗專制和暴政、堅守民主和人權的人生道路;而選擇做一個死心塌地的奴隸黨員,也就意味著放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為權力架構中的一顆「螺絲釘」。
在兩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種選擇的是林昭,作出後一種選擇的是弓琳,這兩個北大女性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北大兩個時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學孫文鑠在一篇回憶林昭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戰死為止』的馬寅初,『匹夫不可奪志』的梁漱溟,『決不低頭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長、教授、學生中的最佳體現。可以堅信,這種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壓制不住的,它將會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發揚光大。」
我同意孫先生的判斷,但同時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學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吳樹青之流的北大校長,最近二十年以來正在變得越來越多。他們肆無忌憚地敗壞著北大精神,他們卻被當作新時代的「北大代言人」。這是北大的悲劇,這是北大人的恥辱。 
被忘卻的林昭
誰是林昭呢?當大部分北大學子都忘卻了這個名字的時候,女作家方方卻寫下了一篇題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靜夜之時,總會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裡,審視著這麼容易忘卻又這麼容易滿足的我們。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無畏。她彷彿在說:歷史就這麼過去了麼?你們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了專制原諒了災難原諒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們自己?她的詰問令我們霍然而起。
她就是林昭——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取自由,在監獄中慘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親交上五分錢子彈費而被槍殺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慘遭殺害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一九八九年「六&#8226;四」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長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還有多少人在記憶、在沉思、在呼號、在吶喊呢?
方方接著寫道:「偶爾的時候,也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這也是我想對自己說的話、想對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們說的話。正是因為呈現了這些帶著血跡的文字,方方主編的《今日名流》雜誌在兩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還有那麼多醜陋的傢伙不敢面對林昭。
對於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國來說,林昭的價值無論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錢理群教授在《面對血寫的文字——初讀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憑『感性的直覺』去『行動』的;因此,她不同與張中曉、顧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戰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動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難的殉道的『聖女』。」她比絕大多數同代人更早地透視出了毛澤東的專制魔王和嗜血獨裁者的本質。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統治的時代裡,林昭如同當年拯救法蘭西的聖女貞德一樣,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脈,並且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精神高線」。
要求人人都成為林昭是不現實的,但至少我們應當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點青春熱血和心靈渴求,我們必須承認林昭比我們高貴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連這點「道德底線」都沒有了,北大人何以成為北大人?知識分子何以成為知識分子?假如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學習弓琳的那點「厚黑之術」,那麼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殘酷的謀殺。
在帶有很大的「自白」性質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裡,林昭最頻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錄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裡,曾對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對此,林昭大義凝然地批駁說,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8226;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錢理群教授特別指出,林昭又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並作了這樣的發揮:「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面對著林昭數十萬言的血書,錢理群感慨地說:「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柔弱之軀進行拚死反抗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探討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這本身即有一種特殊的感人力量與思想價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大概也是要強調這一點。」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認識到並毫不畏懼地宣佈了毛澤東的邪惡。我想,這些林昭在監獄中用血寫下的文字,是值得作為時代弄潮兒的弓琳們好好捧讀的。
當「誰是林昭」在北大成為「真問題」的時候,當言說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時候,電視屏幕上就只能飛舞著弓琳和倪萍那「忠黨愛國」的淚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寫道:「她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湧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她終於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三十六年的人生!
從那個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地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十一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
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們發現,林昭在監獄裡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國民監獄裡的遭遇來,不知道要悲慘多少倍。
我想追問的是:故作天真無瑕狀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會不會更熱愛她呢? 
光環與醜聞
我在「關天茶舍」的網絡論壇上讀到一篇署名周秋鵬的、題為《光環與醜聞》的短文。同一天的報紙上有兩則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條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萬多元的黨費,另一條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賣淫的女子,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被記者寫得金光燦爛,後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則遭到了無情的嘲弄。
對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寫道:「首先我覺得她們在我眼裡是相同的。她們兩個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證,也都有生存的權利和自己的尊嚴。借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一句話,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兩個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掙錢。她們在掙錢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就是用自己的身體,給別人提供服務。當然在名稱上稍微有點區別:那個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個女子做的,叫賣淫。但在本質上都是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提供服務。結果也差不多,她們都用自己的身體掙到了錢。然後,她們掙到錢的用途,那女生是用來交黨費,那賣淫女是用來養家餬口。我看也沒什麼區別。至少我無法分出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借用那個女生的說法,都是屬於『很私人化的事情』。」將北大女生弓琳與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貶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這是一種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中少有的寬廣的人道主義立場。
然而,兩人卻擁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一個人像鳳凰一樣珍貴,一個人像泥土一樣卑微。作者接著寫道:「那個女生的舉動被新華社宣傳,然後又受到各個重大媒體的報道,成了一個熱點人物。面對記者的採訪,她神采飛揚、輕鬆自在地談著自己身上有兩大光環,一個是北大學生,一個是十八歲入黨,當然現在又做了這麼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光環了。而那個賣淫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服務的時候,警察衝了進來。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沒有來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沒有機會穿衣服,懷著極度的恐懼與羞恥,這個年輕女子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攔住了,而且她的舉動也上了媒體的社會新聞專欄。作為一個靠賣淫為生的人,身上的醜聞肯定比那個女生的光環多,現在又做了這麼一個舉動,還上了報紙,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醜聞了。」兩個年齡相近的女孩,卻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生,真是發人深省。最後,作者用一種平靜後面蘊藏著閃電雷鳴的筆調寫道:「我在為這兩個年輕女子進行比較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平靜的心態。盡量不讓自己的文字帶有任何情緒的色彩。但是我的腦子裡也總是在出現一個畫面,就是那個孤立無援的賣淫女,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的樣子,她的處境是那麼的絕望與窘迫,是那麼的恐懼與羞恥,我總是忍不住為她心痛,為她流淚。」 
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光環」與「醜聞」倒置的「反義社會」。我們歌頌著那些卑鄙的人物,我們凌辱著那些可憐的靈魂。我們把小丑當榜樣,我們把聖徒當笑料。沒有多少人關心那位裸體狂奔的女子的命運,卻有無數雙羨慕的眼睛盯著弓琳燦爛的笑容。我們學會了以一種跟良知對立的方式來優哉游哉地生存,或者乾脆就將良心懸置起來。
英國學者巴特勒在《蓋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納粹時期的民眾心理:「許多德國人擅長所謂『內心遷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裡,而同時採取服從、馴服的形式。這就產生了納粹政權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監督高效率地控制社會。……在這種形勢下,居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開始支持政權,與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並服從它地要求。順從要比反對容易。豈止容易,甚至還會有獎勵。」
當說謊成為生存的前提的時候,當認同罪惡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的時候,「吃人」便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僅僅是希特勒德國,這也恰恰是今日中國的生動寫照,也是弓琳繳納黨費的內在動因——林昭因為說出真話而慘死,於是人們在林昭的屍體前面止步;弓琳因為主動配合作為導演的「老大哥」(奧威爾《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聲情並茂的好戲而飛黃騰達,於是人們便在這條道路上蜂擁而上。林昭被掩蓋在幕後,而弓琳則出現在聚光燈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們是如許的美麗——林昭的美麗既是外表的美麗,更是靈魂的美麗,這種美麗是黑暗中的光,從天上來的光,照亮最為難熬的夜半時分;而弓琳那張漂亮的臉蛋,遠遠不足以遮蓋她內心的虛偽和骯髒,她沒有殺人,但是她為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跡。
我寫下了這篇文字,也寫下了對林昭的敬仰和對弓琳的鄙視,同時還寫下了我對北大精神的理解與呼喚。
——200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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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與「莫扎特」 


雅科夫列夫將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矛盾概括為兩種人物的對立,這兩類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創造著歷史。一類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另一類是莫扎特式的人物。 
在這裡,「斯大林」既是指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又是指一個龐大的、複雜的象徵符號。「斯大林」代表著人類惡的、貪婪的、凶殘的一面,他是最惡劣的「流氓無產者」中的「英雄」。這類人是真、善、美的敵人,他們中的某些人已經被永久地釘在恥辱柱上,而某些人依然還在享受著愚民的崇拜——雅科夫列夫呼籲,這樣的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在雅科夫列夫的筆下,善於偽裝的斯大林露出了他猙獰的面目——這個面目是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來逐漸清晰起來的:「斯大林是職業掘墓人。他個性暴戾,是最奸詐的惡棍。他是布爾什維主義制度最明顯的代表人物,是耍詭計、搞恐怖活動的能手,是封建主義國家鎮壓制度的創始人。這種制度造成的神志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損壞一切和吞食一切,以至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對這個殺害千百萬人的兇手頂禮膜拜。他對國家實力和精神潛力的衰竭、對千百萬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雅科夫列夫對俄羅斯當下斯大林主義的死灰復燃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特意強調:「斯大林主義反人民罪行的規模大得無比。斯大林殺死的共產黨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獨裁者殺死的加起來還多,提醒這一點對當今斯大林分子布爾什維克是有益的。」
而屹立在另外一座山峰上的是「莫扎特」。這裡所說的「莫扎特」,與其說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人類輝煌的文化遺產的創造者,還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向度、一種道德操守,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說:「莫扎特精神——這是人身上最光彩奪目最珍貴的品質。世間萬物——從野人親手點燃的篝火到計算機,從車輪到宇宙站——都是莫扎特式的人、天才和知識分子創造的。」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普希金以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別爾嘉耶夫、曼德爾斯塔姆、肖斯塔科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他們都可以歸入「莫扎特」的精神序列之中。他們是俄羅斯的驕傲,他們是俄羅斯的光明。
在過去的八十年裡,「斯大林」們在俄羅斯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他們執掌了權柄,決定著他人(包括「莫扎特」們)的生死。斯大林主義嚇破了許多人的膽,也迷糊了許多人的眼睛。雅科夫列夫指出:「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一個每一個人的良心問題,是一種衡量責任心和心理完整性的尺度。」答案不需要經過周密的演算才能夠得出來:「斯大林不簡單是歷史上幾百個暴君中的又一個暴君,他建立了暴政體制、全面鎮壓個人和社會的體制。但是斯大林主義不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話來維持的。」
神話之一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歷史教科書上說:正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從此站了起來」。在經濟建設上,俄國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僅次於美國的工業國,斯大林死後衛星也上了天。這一切似乎頭頭是道。但是,雅科夫列夫追問道:這一切是靠什麼手段獲得的呢?「原來,靠的是幾百萬人因飢餓而死亡,靠的是消滅農民,靠的是奴隸集中營,靠的是河流、森林的毀滅。」

神話之二是「斯大林領導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對此,雅科夫列夫的質問同樣是有力的:難道離開獨裁者人民就不能取勝嗎?為什麼發動進攻的希特勒只損失了五百萬人,而蘇聯人進行防禦、戰鬥在自己的領土上卻死亡了三千萬人?正是因為斯大林發起的清洗運動殺害了軍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揮官,才導致戰爭初期蘇聯軍隊的潰敗。作為一名曾經在戰場上浴血奮戰並終身殘疾的士兵,雅科夫列夫的結論是確鑿的:「全體人民高度緊張、英雄氣概和忘我精神的結果實質上被人掠奪去了,被人利用來神話篡奪勝利的權力體制了。」 
從斯大林到契爾年科,丑角們你方唱罷我登場。關於蘇聯政壇上最後一具殭屍契爾年科,雅科夫列夫寫道:「契爾年科是我們這個制度即將覆滅及毫無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號。他在事業上毫無作為,他最喜愛的是讀勞動群眾的來信。我不敢說他是位『眼睛裡充滿著布爾什維克熱情』的有堅定信念的活動家。他多半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作是保住權力的手段,當然這也是習慣促成的。」契爾年科之流的平庸人物之所以成為最高領袖,得益於蘇聯平庸的幹部選拔制度。安插在上層的人相當一部分是目光短淺、見風使舵,然而「政治可靠」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充滿嘲諷地寫道:「較有遠見的黨的活動家們懂得,新『領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制度全面結構性崩潰的反映。荒誕劇院繼續上演自己的戲,但導演的無能越來越明顯。」這一時刻,即便是普通民眾也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戲就要演完了。
然而,蘇聯的歷史中不僅僅活躍著「斯大林」們。在那些最黑暗、最邪惡的時代裡,俄羅斯的「莫扎特」們、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並沒有完全停止他們的吶喊與呼號。雅科夫列夫充滿崇敬之情地寫到了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以及他們的同伴們,「那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淵博知識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積極性的人們,他們確實向同胞說出了真相,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遭到了迫害。」可以說,沒有這群「莫扎特」,也就沒有極權主義的垮台和民主的實現。他們頑強不屈的存在,成為老百姓拷問自身靈魂時的一個參照系。
雅科夫列夫高度評價了蘇聯所謂的「不同政見現象」,他認為這些知識分子「整體上是我們所需要的,確實是我們的財富,是一種看得見的精神源泉」。儘管這個詞語遭到了誣蔑和扭曲,被黨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了,但在雅科夫列夫看來,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其實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麼,「有不同的思想」難道是什麼天大的罪過嗎?他反問道:「為什麼思想不一樣就等於犯法和反社會,至少是等於做了某種可恥的罪過?誰根據什麼權力可以規定出一種規矩,即所有人必須而且只能同樣地思考?」
然而,蘇聯領導人一貫的做法是以蠻橫的方式消滅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並把「統一思想」作為教育的重要任務。等待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樣一批「莫扎特」式的人物的是悲劇性的命運:進行政治審判、利用精神病院、驅逐出境、剝奪工作、在大眾媒體上(首先是通過《真理報》)進行暴風驟雨般的攻擊和辱罵。對一個具體的知識分子的迫害,也就是對自由思考和主動精神的迫害,這種醜惡行徑引發了另外一種十分可怕的現象:「冷漠無情、不問政治和消極情緒不斷增長,雙重道德標準開始氾濫,社會維繫開始瓦解。而所有這一切又使道德、社會、工藝和經濟方面的許多病變現象越來越深重。」這就是蘇聯瓦解的原因,所有的崩潰都是從內部的腐朽開始的。
雅科夫列夫把俄羅斯的希望寄托於「莫扎特」們身上。他認為,偉大的俄羅斯不是靠帝國的野心和軍事實力,而是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質量。俄羅斯是只能在自由的條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權利高於國家利益時才能達到這種偉大。一切都是相對的,只有人、人的生活、死亡和不朽是絕對的。
但願他的希望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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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自由與伊拉克的自由 



美國的自由與伊拉克的自由——兼駁陳永苗「恐怖主義有理論」
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爭論,彰顯出國內知識分子基本價值立場的對立,即對人權與主權之關係的不同理解。近日陳永苗一篇《罵聲恐怖主義太沉重》,讓我遺憾地看到陳永苗這位三心二意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歷了今年春天的反日狂潮之後,已經滑落為喪失理智的民族主義者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否直面伊戰、直面恐怖主義、直面自由價值,乃是知識分子理智的試金石。 

伊戰出於美國的國家安全,伊戰出於反對恐怖主義,伊戰出於推廣自由價值,此三個目的乃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布什在第二個任期的就職演說中,將「自由」作為核心詞語,先後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反恐」——布什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美國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當所有人都自由的時候,恐怖主義方能失去其生長的根基。因為恐怖分子們都是為恐懼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隸,他們仇恨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在此意義上,自由不僅是美國自開國以來所堅信的首要價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堅實基礎;「自由外交」不僅是威爾遜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的激情,而且與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息息相關。 

美國的歷史可看作自由的種子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的歷史,亦可看作一群虔誠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歷史。從華盛頓到傑斐遜,從愛默生到林肯,從羅斯福到從馬丁?路德?金,所謂的「美國精神」不斷嬗變、充實和豐富,但其自由之內核則始終如一:這個國家是一群尋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國家,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基點,其他若干自由得以一一實現。誠如布什所說:「雖然,在歷史的長河裡,公正有過潮起潮落,但是歷史的發展方向清晰可見,那是自由本身的軌跡,也是自由的創造者留給我們的路標。」美國的歷史中亦有逆流與頓挫,有對印第安人的殺戮,有對黑人的歧視,有南北戰爭的血與火,有麥卡錫主義的氾濫,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自由最終成為美國的立國之本。 

當自由僅僅被美國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時候,自由就是殘缺不全的。因此,先獲得自由的國族對於推廣自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布什在就職演說中明確指出:「今天,美國向世界各國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專制之下,絕望之中的人們應該知道:美利堅合眾國不會漠視你們遭受的壓迫,也不會姑息那些壓迫者。當你們挺起胸膛爭取自由時,美國將和你們站在一起。那些面臨著壓制、監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應該知道:美國對你們的作為瞭然於心——你們是未來自由國家的領袖。那些踐踏法律的統治者應該明白——美國仍然堅守林肯總統的信念:『剝奪別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這種人的統治不可能長久。』那些習慣於控制人民的政府領導人應該明白:為了服務人民,你必須學會信任人民。當你踏上這條通往進步和正義的道路,美國將與你同行。」這些話語是對那些深陷於困厄之中的「愛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聽到這樣的話語之後他們將不再孤獨。在過去的歲月裡,美國沒有忽視薩哈羅夫、金大中、哈維爾、曼德拉這些偉大的「愛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之下,這些偉人才得以在獨裁政權的槍口下倖存下來,並最終領導他們的人民無畏地走向自由。 

小布什是當代最富爭議的美國總統之一。美國總統同時兼任 「世界領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歡,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拒絕的事實。有些杞人憂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布什「先發制人」的戰略將導致美國走向「法西斯化」,並認為美國的國內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卻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陳永苗甚至將布什看作「黑暗魔王」,這種瘋狂的攻擊只能表明攻擊者本人內心的黑暗。在我看來,這些看法完全不瞭解美國的政治格局和清教傳統。美國人選擇宗教信仰虔誠的布什為總統,顯然不是「一時興起」——布什與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從《聖經》中尋求自由的源泉。學者唐逸分析說,《聖經》裡反覆宣講人是自由的,自由價值是基督教教義的必要條件。基督教的救贖論認為,每個人出於自由意志認基督為救主、悔罪、因信稱義。如果人不是自由的,亞當不會犯罪,人不會有原罪,也不會有認信和救贖,也就沒有基督教及其文明。從一誕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隸的宗教,是解除奴隸身上重軛的宗教,讓奴隸獲得自由與尊嚴的宗教,耶穌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節)。正是藉著《聖經》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正是藉著《聖經》的力量,黑奴們亦從南方種植園主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基於這樣一部鮮血與光榮並存的「自由史」,布什在今天的演說中宣告,自由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必將為更多的國族共享。自由不是「美國特色」,自由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寶貴禮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內政與外交是合一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美國並不是在傲慢地向全世界強制推銷自由價值,而是熱忱地幫助那些熱愛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美國在戰後半個多世紀裡一直是自由世界的中流砥柱:美國成功地在德國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觀念和民主制度,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前法西斯國家一直安享著由自由帶來的繁榮和富足;美國帶領西方世界對抗蘇聯極權主義的擴張,在全球範圍內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當然,另一方面,美國也成為某些邪惡國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對象——令人遺憾的是,曾經受過相當的法學訓練陳永苗先生也墮落成為可憐的「愚民」之一。 

美國不是造成恐怖主義的「罪魁禍首」,與其說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國,不如說他們仇恨自由——他們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下,他們希望所有人都向他們那樣躲在黑暗的洞穴裡。對於恐怖主義沒有什麼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對自由的熱愛乃是一個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樣。在此意義上,美國的自由與伊拉克的自由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過戰爭的考驗,伊拉克人民終於在美國的幫助下獲得了來之不易的自由。當年,面對薩達姆殘暴的統治,手無寸鐵的伊拉克民眾沒有力量自己來爭取自由。當美軍摧毀薩達姆政權、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後,作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眾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要選舉議會和政府,他們要投票通過新憲法,他們要恢復經濟和工業。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醞釀和研討之中,此次全國大選即是一重要步驟。在聯邦制、多黨制、議會制及政教分離的政治架構下,一個嶄新的伊拉克呼之欲出,可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正如學者約瑟夫?西格勒所說,「向著政治自由化艱難邁步的國家正投身於我們時代最具有挑戰性和最重要的政治進程之一。」在恐怖分子的炸彈聲中,伊拉克人還遠未達到能安享自由的階段。但是,大部分民眾都堅信:和平終將在自由的旗幟下得以實現,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個餡餅,自由需要每一個希望享受自由的人去珍惜、呵護和捍衛。在伊拉克大選日,不計其數的伊拉克民眾毫不畏懼恐怖分子「殺死投票者」的威脅,勇敢地走向了投票站。佔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婦女們,雖然大都還是蒙著面紗,卻欣欣然地走向設置在全國各地的投票點。這次的選舉可不是薩達姆時代的「木偶選舉」,幾年前曾經「全票當選」的獨裁者薩達姆已淪為人民的階下囚,這個無比殘暴又無比懦弱的獨夫民賊即將接受伊拉克人民自己的審判。 

我看到了這場令人感動的選舉,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伊拉克人民第一次真正行使民主權利,許多人驕傲地說:「我們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會放棄伊拉克的未來。」巴格達北部卡迪米亞區投票站的一名選舉中心負責人說,投票站剛開門不到十五分鐘,就迎來第一批選民。一些人在投票之後興奮地將隨身攜帶的糖果拋向空中。在北部的埃爾比勒,投票中心剛一開門,選民就已經排起了長隊。伊臨時政府總理伊亞德?阿拉維在選舉後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說,伊拉克這次選舉是反對恐怖主義的一次重大勝利,「恐怖分子們昨天被擊敗了,恐怖分子們知道他們無法取勝。」阿拉維還說,他和他的臨時政府為大選感到驕傲,「伊拉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一天,伊拉克人高昂起頭,不顧生命危險,選擇自己的未來。」伊拉克獨立選舉委員會表示,這次選舉的投票率還沒有完全統計出來,估計可能接近百分之七十五,大大超過了預期目標。現在,投票統計工作正在順利進行,最終結果可能將在十天後公佈。伊拉克獨立選舉委員會副主席哈里斯?穆罕默德?哈桑說,在大部分省,大部分選民都參加了今天的投票。此次大選,伊拉克全國共七十五個黨派、二十七名獨立候選人和九個政治聯盟遞交的一百一十一張參選名單獲得資格認證,包括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在內的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候選人代表個人、所屬黨派或所屬政治聯盟參加競選。 

這樣的投票率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望塵莫及。伊拉克人民徹底終於告別了薩達姆時代的萬人坑,走向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公民時代。沒有人自願地接受被奴役的命運,昨天他們接受被奴役的命運乃是被迫的——他們不得不屈服於槍口的淫威、屈服於萬人坑的恐怖。但是,一旦自由的曙光出現,人們便會奮不顧身地去爭取並捍衛自由——就好像當年衝破柏林牆的人民一樣,就好像發動「玫瑰革命」的格魯吉亞人民和發動「橙色革命」 的烏克蘭人民一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會集體性地拒絕自由。那些批評美國將自由「強加」給伊拉克的歐洲人,那些像陳永苗先生那樣將主權看得高於人權的貌似正義凜然的文士,其骨子裡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他們潛在的邏輯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歡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他們只能過那種被奴役、被侮辱、被傷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他們不願站在渴望自由的大部分伊拉克人民一邊,卻願意去擁抱恐怖分子們血腥的面具。他們口口聲聲說自己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卻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伊拉克人驕傲地走向投票站。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們的胸膛來,不要讓奴隸的軛再度控制你們!是的,伊拉克人,終有一天,你們可以做到像美國人那樣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掙扎的人民也一樣,終將「因真理得自由」。那時,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為恐怖主義辯護的邪惡思想也將灰飛煙滅。那時,全世界不是「美國化」,而是「自由化」。我對那一天的到來充滿希望。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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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的太平天國 


——讀潘旭瀾著《太平雜說》


「重寫近代史」乃是「重寫現代史」和「重新當代史」的前提,亦是重建當下文化和思想的基礎。而要「重寫近代史」,不可迴避的便是如何評說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等早已被神話的「農民革命」。就在中央電視台熱炒電視連續劇《天平天國》的時候,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復旦大學教授潘旭瀾所著的《太平雜說》一書。這是小書對太平天國運動作出相當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專業並非歷史。該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後在《隨筆》、《黃河》等國內一流的文化刊物上連載,在知識界獲得好評如潮。結集出版之後,更是不脛而走,洛陽紙貴。潘旭瀾以紮實的史料、透徹的分析和流暢的文字,對半個世紀以來塑造出的太平天國是「可歌可泣的農民起義」、是「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的神話,作了一次成功的顛覆——當然,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還原」。在中國,對歷史事實的還原甚至比虛構一本宏大的小說還要困難。 

潘旭瀾在後記中引用「老祖宗」馬克思的有關論述,這些論述對太平天國作了尖銳的批評,並揭示出這場所謂「農民起義」的「反動本質」。一八六二年,馬克思對太平天國有這樣一番論述:「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馬克思的這段話讓那些教條主義者們哭笑不得。顯然,馬克思對太平天國的厭惡遠遠超過了對滿清王朝的厭惡。雖然馬克思本人是一個喜歡憧憬美好烏托邦的思想家,但連他也完全不認同太平天國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憤怒地斥之為「魔鬼」。除了最後一句「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之外,我基本認同馬克思的觀點——因為這種「魔鬼」不僅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不僅「停滯社會」有,飛速發展的社會也有。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發展最快的西方國家)、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以及奧馬爾的塔利班政權,不都是跟太平天國類似的「魔鬼」嗎? 

太平天國式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每隔幾個皇帝便會上演;洪秀全、楊秀清式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各領風騷三五年」。太平天國雖然號稱基督信仰,實際上它更是根植於中國傳統之中。當時就有西方傳教士專程赴南京觀察之,結果他們發現這是一個可怕的異端,所謂的「天王」差不多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認為《聖經》記載有誤,而篡改七十多處,他哪裡可能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呢?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其實不過是一群無知無識的流氓自己創造出來的「四不像」。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過於突出太平天國的外來宗教因素,遂將其與此前的「農民起義」區隔開來。其實,洪楊更多的是李自成、張獻忠的「翻版」,只不過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們反而具備了強烈的「反近代化因素」。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們,摧毀一切舊有的文化資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體,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種瘋狂的意識形態開展獨裁統治。這種意識形態產生於極端主義的思維,專門研究流民文化的學者王學泰,對這種極端主義思維方式有過深入的分析:「極端的思維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樣性;其運作手段是霸權主義的,是極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屬於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為目的的。面對複雜的世界和人生,極端主義者只會把它們納入自己所設計的框架之中,為此不惜削足適履、殺頭便冠,沒有絲毫的寬容。」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來的,太平天國更將暴力和流血發揮到了淋漓盡致、駭人聽聞的地步;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為了所謂的「穩定」都會嚴密控制民眾的思想和言論,而太平天國更將緊箍咒直接戴在統治區裡每一個臣民的頭上。 

太平天國實施殘酷而虛偽的禁慾主義的意識形態。當然,這種意識形態僅僅針對下層官兵和底層民眾。太平天國的諸王和高級官員們,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華宮殿、霸佔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卻不准許基層將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們建立起比滿清王朝還要嚴密的戶籍管理制度,將統治區的人民當作一顆顆的螺絲釘來利用。當然,他們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讓基層的軍民嚴格遵守的,他們自己完全可以逍遙法外。以洪秀全為例,定都天京之後,他大興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還要大一倍的宮殿,並搜羅數以千計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冊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為人數太多,乾脆以編號稱之。唐德剛將其斥之為 「性變態」:「你看他率領號稱五十萬大軍,自武昌乘風破浪攻向南京時,在那個戰志飛揚、軍書傍午的時刻,我們今日所發現的天王洪秀全總司令在『龍舟』中所寫的諭旨,竟然只有一件嚴禁隨征將士,在御舟之側偷窺天王『娘娘』的詔書,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個腐敗墮落的傢伙,會是一個純潔的「革命者」嗎?「革命」不過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如此一個驕奢淫逸之徒,會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嗎?「宗教」僅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當至高無上的教主的慾望。學者傅國湧說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所謂『天國』,不過是他一個人的 『天國』而已。」葉利欽曾經諷刺說,蘇共所宣揚的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制度」,其實僅僅是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們提前享用的「少數人的共產主義」;與之相似,洪秀全和楊秀清等人則在這個屬於「大王」們自己的「天國」裡為所欲為,洪楊對部屬的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超過了滿清皇帝。 

太平天國究竟有過哪些「德政」呢?其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從來就沒有真正實施過,畫餅充飢而已。於是,有學者苦苦搜尋,終於發現太平天國有過「男女平等」、「解放婦女」的豐功偉績。事實真的如此嗎?且來看看洪楊制下婦女的命運:洪秀全在南京修築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後,本來試圖製造一群太監為宮廷服務。但太監製度乃是中國一悠久的文化積澱,非一時可以掌握。不得已,他們只好徵召婦女擔任宮廷中的服務員兼保鏢,於是數以萬計的婦女淪為奴隸勞工。一位慕名而來的西方傳教士觀察到,比起滿清王朝的統治區來,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內色情業更要「繁榮娼盛」若干倍。在江南鄉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鎮,在由太平天國的地方官員和地痞流氓所糾集的槍船武裝的操控下,妓船與賭場渾然一體。據史料記載,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縣新省塍鎮,從湖州逃來五六百船的難民。這些難民飢寒交迫,掙扎在死亡線上,卻沒有人去過問。與此同時,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卻停泊著兩百餘艘妓船,琉璃窗,錦繡帳,蕭管聲聲,晝夜不息。當時,總理「蘇福省」民政的「左同檢」熊萬荃在路過此地時,鄉官局請酒看戲。熊氏縱情聲色,不僅賞賜唱戲的優伶一百元,而且還花了五百元買了一個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躪、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後世學者們對太平天國實行「男女平等」、「解放婦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詞,一定會唾其面、批其頰的! 

太平天國既非「革命」,也並非由農民所領導。太平天國的諸王當中,或為落弟文人,或為幫會頭子,或為渴望龍袍加身的土財主,而少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農民。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一樣,其首領大都是「流氓無產者」,農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參與者,且多出於基層的「被統治者」的地位。因為身處饑荒與苛政的夾縫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奮不顧身地一博了——這是一種賭博心態,而非「革命自覺」也。因此,與其說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不如說它是「流氓豪賭」。流氓最大的夢想就是:殺死王公貴族,讓自己成為王公貴族。事實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暫時穩固之後,人們很快發現,這些新興的萬歲、千歲們與滿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們沒有根本的區別。潘旭瀾在《太平雜說》中指出,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居然封了兩千七百多個「王」,歷朝歷代亙古未有。為了得到「王」的封號,人們幹出了我們所能想像到的和所不能想像到的一切惡劣的事情來。有人送金錢,有人送美女,醜態百出,怪事不斷,相信任何一個偉大的戲劇家都編造不出這樣荒謬的本子出來。驚人的下作和驚人的暴虐是一枚銅板的兩面:在「天京事變」中,此「王」對彼「王」的殺戮,其殘酷程度甚於與清兵的作戰。一方面是純潔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國」,另一方面卻是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權力,赤裸裸的權力,成為惟一的力量槓桿。洪秀全則是這一切殺戮的最後決策者和操縱者。天國是一個邪惡的天國,天王是一個邪惡的天王,人為塗抹的油彩,無論有多麼艷麗,總有一天會脫落並恢復它原來的形狀。孫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許,但後來他也發現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國」滅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學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極權、愚昧的統治,只為滿足自己的無限慾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滿地的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讀《太平雜說》,可以看到主子們的殘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隸們的悲慘和渺小;可以發現邪惡思想所蘊藏的可怕的毀滅性力量,也可以發現「天國烏托邦」的許諾具有多麼蠱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紀的今天,那些拚命維護太平天國的力量,難道不正是與其同樣邪惡的力量嗎?太平天國之前,發生過若干次類似的慘劇;太平天國之後,類似的、甚至更加殘暴的慘劇,依然在發生。如果把《太平雜說》與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參照閱讀,則會發現: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為農業社會之原始圖騰崇拜,一為工業時代之現代極權統治,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兩者的結合,乃誕生「文化大革命」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國,今有阿富汗塔利班。兩個政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打著「替天行道」、解放窮苦大眾的旗號,獲取民眾的支持,卻建立起一個更加殘暴和專制的政權。塔利班崩潰之後,人們走進其精神領袖奧馬爾的住宅,不禁為其豪華裝飾而歎為觀止。阿富汗本是中亞窮國,奧馬爾也經常在講話中教育人民要艱苦樸素,誰知道他自己卻過著海灣石油國家王子般奢華的生活。從電視拍攝的畫面可以看出,奧馬爾的住宅佔地數公頃,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裝飾,牆身則用豪華的大理石製作,還掛著精美的壁毯。奧馬爾一方面在國內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娛樂活動、剝奪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和女性工作的權利,另一方面自己卻是一個「比帝王還要帝王」的享樂主義者。對於這種驚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楊不禁感歎說:「凡是專製成性的獨裁者,沒有一個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並千方百計阻斷民眾與世界潮流的聯繫。一旦他的蠱惑蒙騙漸成氣候,則其腐化、其墮落、其愚弄民眾而奴役之的惡行,即與其起家時的謊言形成強烈的反差對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論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幾乎沒有一個是可信的。」 

本來,在塔利班覆滅之時,重溫《天平雜說》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然而,當我向朋友推薦這本好書的時候,朋友們卻告訴我,坊間已經遍尋不見了。由此可見,「重寫近代史」或「恢復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難的事情,將遇到多少的困難與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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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什麼不懺悔? 


日本為什麼不懺悔?(1) 
  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寫過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時代曾參加過侵華戰爭。這個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幾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愛好。 
  後來,人們才知道,老人對牡丹花的喜愛與他早年的戰爭經歷有關,在老人的眼睛裡,每一棵牡丹花都像征著一名當年被他所殺害的美麗的中國姑娘。一大片牡丹花叢,就是他屠殺的一群中國少女。這個老兵絲毫不為當年的殺戮感到悔恨,相反卻把昔日的暴行審美化了。他覺得,那是他的驕傲,那是他的特權。 
  就是這樣一個變態的殺人魔王,在信仰軍國主義的三島由紀夫筆下,成了一個享受著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縱觀人類數千個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這種「化醜陋為美麗」、「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 
  當三島由紀夫重建一個軍國主義的日本的夢想破滅之後,他選擇了自殺,他企圖以生命來「喚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與他的作品一起成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鮮活見證。 
  日本人看待歷史,有一種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視角。把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無限誇大,而把對自己不利的一面盡量縮小。他們堅持用顯微鏡去看待別人的缺點,卻在自己的錯誤前面固執地閉上了眼睛。 
  《安妮日記》是猶太少女安妮在被納粹殺害之前寫下的一本真實的日記。這本書讓全世界的心靈都為之而震撼,讓人們思索什麼是生命、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正義。《安妮日記》在全球的銷量,日本僅次於美國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說,《安妮日記》的讀者中,日本人的數量僅次於美國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的日本讀者,並不是把這本書作為猶太人問題來閱讀,而作為一個因戰爭而被害的天真無邪、純潔的少女的象徵。在閱讀的時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種角色的轉變——他們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樣的戰爭的受害者。 
  於是,作為戰爭挑動者和實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到過異國的土地上去殺害和奴役平民,他們似乎從來沒有給他國的人民帶去過死亡和血淚。恰恰相反,他們僅僅是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他們固守著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識。 
  於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見了,只剩下作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見了,只剩下沉醉在美麗的牡丹中的種花老人;創造將強姦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婦制度」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在天皇英明領導下的「經濟強國」。他們像頑童一樣,在肆意地破壞之後,卻不承認自己做錯了事。 
  日軍的暴行呈現出了一種虐待狂和破壞狂的特徵,這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湖南常德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暴行,他在給《時代》週刊寫的報道中描述說:「人們會問,日本農民在國內時視糧食為珍寶,十分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後,他們不僅掠奪中國農民的大米,而且朝著運不走的糧食大小便?人們會問,是什麼原因,使得日本兵在進入孤兒院後,偷走孤兒的被褥,並不嫌其煩從樓下的院內搬來大塊石頭,將一所職業學校的紡織機械砸得粉碎?他們闖入學校,向牆上猛摔墨水瓶,從中又得到了什麼樂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實際上大概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尖銳的問題。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滲透到了日本軍人這些匪夷所思的「樂趣」之中。 
  日本的歷史是一部殺戮不斷、硝煙瀰漫的歷史。經過幾百年的血腥內戰、八百年的軍事統治以及近代以來的對外擴張之後,軍事生活形態已經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對許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生活。戰略思想和戰鬥手法,是數百年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對中國古代典籍《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等的關注和研究,遠遠超過了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論政治、經濟、商業、工業等各方面,日本依然處在戰爭思維和權謀觀念的應用範圍之內。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種源遠流長的「集團主義」,既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個人的責任縮小。當日本人在戰爭中殺人、強姦的時候,不僅不會有罪惡感,還會因為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出色而充滿自豪感。同時,因為是集團行為,既有「上級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樣」,這就形成了一種「無責任集團」,幹壞事的時候沒有犯罪感,幹完之後也沒有責任感。 
  日本學者加籐週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一書中分析說:「在十五年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沒有一個戰爭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煙鋪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是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於沒有責任。」 
  日本國民固然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認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不是「無辜者」和「無所事事的旁觀者」。軍國主義的土壤從何而來?如果整個民族不被一種拓展生存空間的觀念所激動,不被大和民族天生優越的幻覺所麻醉,軍國主義怎能如此迅速地開動戰爭機器呢? 
  
日本為什麼不懺悔?(2)
   
  這不是簡簡單單地說一句「我們受到了欺騙」就能夠讓人信服的。 
  在日本,從甲級戰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的罪過。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卻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萬歲!」為什麼會有這種根本性的差別呢?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談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犯罪行為,人們感到的僅僅是懊惱。而且,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他們認為坦白和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對於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認罪和懺悔,並因此而重獲新生;對於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懺悔獲得寬容,而是遮住罪過以免在世界面前丟臉。在德國公眾心目中,二戰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納粹***猶太人的慘劇,而不是盟軍對柏林的轟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和重慶大轟炸。
  同樣是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德國人不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歐美民眾,不僅深切懺悔,而且有著對人性的懷疑和擔當。但是日本人卻沒有懺悔和倫理責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在精神層面卻依然空洞而單薄。 
  要日本人承認錯誤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最擅長把錯誤推諉給別人。日本人為什麼如此喜愛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們很重視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論述說:「日本人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因此,他們寧願用一百個錯誤來遮蓋一個錯誤,而不願誠心誠意地承認和改正這個錯誤。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權力,並不擇手段地去獲取權力。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指出:「有史以來,日本武士就遵循著本國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的屈從為恥,這和西洋人愛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比,有顯著的差別。」 
  這種特有的「恥感文化」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將「不懺悔主義」推向了極端。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論述說:「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輝,在其生母的制度業已死亡之後卻還活著,現在還在照耀著我們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軍閥悍然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內在動力之一。幾百年來,日本的軍事統治透過武士階級昇華到一種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並徹底融入國家的主流價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日本武士階層的形成互為表裡。日本武士視殺人為友誼,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殺者的頭顱;日本武士視殺人為權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後可以殺死對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視殺人為職業,武士拔刀之後必須殺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戰鬥到底或者自殺才能保全名譽。萬一被俘,就會名譽掃地,即使活著,他也是一個「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還要糟糕。 
  一名侵華老兵曾說過:「日本武士道是極崇高的、極其偉大、是高深莫測的。在武士道之名刀發出的正宗的鋒刃寒光中,藏匿著連列強都畏懼的深不可測的震懾力和玄妙。」美軍攻佔塞班島時,四萬多日軍全軍覆沒,島上還有一萬多名平民,日軍強迫他們自殺,母親殺死嬰孩之後自殺,老人們互相他殺或者自殺。 
  在《朝日新聞》關於「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讀者寫了一篇《我們為什麼沒能反對戰爭》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的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 
  首先,政府不許給國民提供正確的信息。根據治安維持法等發令,對軍隊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進而被修改成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傳。 
  其次,國民不能反對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國家的存在。天皇說過,長官之命即朕之命。對於老百姓來說,軍隊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對戰爭,直到天皇下令停戰為止。 
  第三,國民的優越感被煽動起來。戰爭領袖在開戰以前必須煽動人民。希特勒德國煽動德意志人民是血統優秀的國民,而日本則煽動自己是天皇萬世一統的世界第一的神國。 
  第四,領導人胡亂強調國家的危機。國家危機的說法不斷傳播,被煽動的國民信以為真,陷於偏狹的國家主義,成為推動戰爭的力量,還自以為是。 
  日本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是這套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生長的肥沃土壤。 
  日本學者田中由紀在《隱藏的恐怖暴行:二戰期間的日本人罪行》一書中認為,南京大***等暴行,是由一種名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引起的。日本軍隊在一開始成軍之際,就蘊藏了殘暴的高度危險性。 
日本為什麼不懺悔?(3)
   
  日軍的獸性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會階層化的本質,使得長期以來日本軍官以羞辱士兵為樂。士兵要洗軍官的內衣褲,或是乖乖地站好,讓長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軍內部,高級將領對普通士兵的生命毫無尊重和憐憫。當年,豐臣秀吉不顧朝鮮冬季的嚴寒,讓士兵穿著草鞋作戰,結果使得幾萬年輕士兵凍掉了腳趾。與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中,日軍企圖通過組建「神風敢死隊」來挽救失敗的命運。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機器一樣。高級統帥在知道盟軍已經解讀了密碼的情況下,為了所謂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繼續使用,造成了基層士兵的大量傷亡。 
  權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階層者的生殺大權時,通常最有虐待狂傾向。當日本士兵佔領南京時,由這種長幼尊卑的階層逐漸形成的瘋狂,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他們壓抑這麼多年的憤怒、憎恨和對權威的恐懼,在南京輕而易舉地爆發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軍獸性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充滿了憎惡和鄙視,這種感情是從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培養出來的。在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的思潮中,日本人開始把自己當作「准白人」,並產生了對亞洲其他黃種人的歧視。在昔日以種族隔離聞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類為「名譽白人」,雖然日本人是黃色人種,卻坐在白人一方,享受著與白人同樣的特殊待遇。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並忘記了自己是黃種人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 
  許多日本士兵認為,中國人還稱不上人類,殺他們就像壓扁一隻甲蟲,或者殺死一隻豬一樣。在南京大***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把十個中國俘虜綁在一起,這樣捆成很多堆。然後一堆一堆地將中國人推進洞坑,活活燒死。後來,他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說:「豬比中國人的性命還有價值,因為豬還可以吃。」 
  日軍獸性化的第三個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間瀰漫著的暴力具有某種神聖的意義。在日本軍隊中,暴力成為一種強烈的文化義務。日本軍部發給士兵的作戰手冊中宣稱:「每一顆子彈都要以皇家的方式發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燒著國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認為天皇比上帝還要崇高,那麼日本軍隊就很容易接受這樣的信念:戰爭即使充滿暴力,但最終的結果是,暴力不但對自己有利,對受害者也有利。為了達到這樣一種「日本式」的勝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學者野田正彰在《戰爭罪責》一書中,將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結合起來,對日本的文化和國民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認為,這是個人的問題,也是集團的問題,因為包圍著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指引著人們如何去處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許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誠交流的能力。大企業的管理層、官僚、學者、新聞工作者,也就是所謂的精英分子們並不是感情豐富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像力過於貧乏。還有一心一意適應這個社會的普通老百姓。作為他們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與人的交流僅僅看作信息的交換來考慮。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今天的日本人並沒有生活在與那場戰爭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戰爭的確已經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這期間也發生過廢除核武器的和平運動。但是,對個人不予尊重,一味適應集團的需要,懷著激烈的競爭心理,只看到人與人之間上下關係的文化,還是同過去一樣。崇尚學歷、名牌學校,注重所屬組織的優劣,執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並對懷疑這種價值觀的人施加無形的壓力。此外,學校、工作場所的以強凌弱,使私生活貧乏的會社主義,加班以及應酬等同樣腐蝕著日本人的個性。壓制個人價值、忽視人文素養,導致日本人進入經濟領域就變成經濟動物,進入政治領域便門戶森嚴,進入文化領域便沉溺於病態之美。 
  對此,許多日本的有識之士追問說:將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狀態與侵略時期日軍縱容老兵欺壓新兵,通過刺殺中國人把士兵培養成戰爭之鬼,鼓動在軍隊中出人頭地,對被壓抑者的痛苦毫無感覺的所謂「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較,能夠說兩者有多大的區別嗎?將這種體制與侵略戰爭時期人們從兒童就開始殘酷競爭,在羨慕和屈辱的關口提高人的攻擊性,進而組織軍事力量的體制相比較,兩者不是如出一轍嗎? 
  在獲知南京大***的消息之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師、法國文學專家渡邊一夫曾經這樣寫道:「南京事件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對日本國民自身的侮辱。深知倫理道德的尊嚴,卻放棄了一切責任,將倫理道德視為護身符一樣珍惜的國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潰的深淵。」 
  南京大***罪行的曝光,啟動了日本少數有辨別是非能力的知識分子的反思和懺悔。但是,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政客和學者們,卻在竭盡所能地否定南京大***的存在。明星大學人文系教授高橋師郎認為:「《太平洋戰爭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問題,對挫傷日本人的自尊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於是,他們狡辯說,這種戰爭史觀是美國人強迫灌輸給日本人的,必須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輿論和政界,否定南京大***的言論卻能夠獲得滿堂喝采。
日本為什麼不懺悔?(4) 
  
   
  在恥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眾迅速完成了對戰爭罪行的遺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黃地篡改歷史。 
  自民黨眾議員議員奧野誠亮聲稱:「過去日本不是發動侵略戰爭,也沒有採取過殖民政策。」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聲稱:「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而是日本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認真思考的產物。戰爭的目的在當時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許與正當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說:「與其說是侵略戰爭,毋寧說是幾乎所有亞洲國家托它的福。從歐洲殖民地的支配獲得獨立,結果教育也相當普及,較諸長期受歐洲支配的非洲的識字率為高。只不過半個世紀,整個亞洲便出現經濟繁榮的氣勢。」 
  自民黨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的「成立意向書」中宣佈:「日本今日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兩百多萬戰爭殉難者的基礎上。這些殉難者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衛和亞洲和平而貢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對於這些指鹿為馬的言論,一位德國知識分子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德國人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員,講究實事求是,因此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對外侵略的歷史。可是日本人則不同,他們以所謂的『東洋文明』為由,不想承認錯誤,這難道不是軍國主義思想的體現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和日本對他們各自的戰爭罪行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荷蘭作家布魯瑪在《恍惚有無前朝罪》一書中,對比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在猶太紀念碑前,但沒有一個日本領導人有過這樣的舉動。在德國,否認戰爭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極端主義光頭黨;在日本,卻是首相、國會議員、內閣大臣和歷史學家。 
  德國總統魏茨澤曾經在一篇演說中指出,戰後德國支付了一千億馬克的個人賠款,而日本卻幾乎什麼也沒有做。他批評日本戰後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戰後日本的歷屆首相都不曾明確而充滿真誠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國人民道歉,他們每次都含糊其詞,並一味主張把對本國不利的歷史從教科書中刪除。 
  然而,日本保守勢力不僅不接受魏茨澤的忠告,反而對德國進行攻擊和辱罵。日本電器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干二宣稱,德國的認罪和賠償恰恰說明了德國人的「自我欺騙」。他認為,戰後大多數納粹分子都是德國人自己揭發和審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軍進行的東京審判和各國對乙級及丙級戰犯的審判之外,並沒有自己人揭發自己人的情況,這是日本的驕傲、自信和寶貴的「愛國主義」。 
  布魯瑪在與日本作家澤地久枝的對話中,歎息日本知識分子沒有歷史責任感。澤地久枝解釋說:「從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著封鎖壓制言論的危險。」 
  布魯瑪吃驚地問:「右翼勢力有那麼強大嗎?」 
  澤地久枝用厭惡的口吻回答道:「我還不能說日本是一個文明開化的社會。」 
  受歐洲民主主義教育的布魯瑪高聲問道:「那麼,直接譴責右翼有危險嗎?」 
  澤地久枝回答說:「我想得豁出命來。」 
  澤地久枝的說法並沒有誇張之處。同樣是君主立憲制度,在荷蘭、英國、丹麥,國民和媒體可以任意批評女王甚至辱罵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聖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為,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攻擊。 
  一個不對罪惡懺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難以獲得世界的信任和親近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飾和歪曲歷史的行為,使得亞洲各國的國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當作「敵人」來看待。 
  戰後的德國能夠迅速融入歐洲,與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們一起致力於建立歐盟,得益於德國徹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義毒素。而戰後的日本遲遲無法完成由「戰敗國」向「普通國家」的轉變,根本原因還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別昨天的邪惡、不願真誠地道歉。難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一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驚呼道:「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什麼時候會發瘋!」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戰後日本採取的態度與有同樣處境的德國相比,對比鮮明。戰後德國毫不猶豫地徹底地進行了反省、認罪,並且對受害國家給予了巨額的戰爭賠償。從小學開始,德國就講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國國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國家所犯的罪行。這些做法與戰後日本政府採取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我為我們未能同日本成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遺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徹底清算過去的基礎上,早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金大中的說法代表了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本政府和民眾的諄諄告誡,但願它能被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傾聽和領悟。 
  對於日本來說,要想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友好相處,首要的問題是正視歷史、深切反省。富裕並不意味著自動地擁有了遺忘歷史、輕蔑他人的權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就應當先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和尊嚴感的國家。為使日本今後能在亞洲起到重要作用,從政府到一般輿論,都有必要正視罪惡、喚醒記憶,在日本內部掀起一場道義上的討論。在向世界呼籲記住廣島和長崎之前,對自身進行道義的清算。日本人需要這樣的運動。(待續) 

日本為什麼不懺悔?(5) 
  
   
  世紀之交,日本自身也面臨著價值觀念的重大轉型。日本著名 
企業家稻盛和夫說過:「世界要求日本從利己價值觀向利人價值觀轉變。這是世界潮流。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在金融界、證券界、大建築公司出現了許多漏洞,暴露了日本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會背後的人際關係,以及過去自私、利己的積弊。必須從自私向與世界協調的方向轉變。在這個問題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勢迫使日本要大大轉換價值觀。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轉換價值觀,就要成為世界的孤兒。」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榮。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說過,地球上有兩個飢餓地帶,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質上的飢餓,後者是精神上的飢餓。有多少日本人意識到了這種精神上的飢餓呢? 
  沒有真心的懺悔和實際的賠償,就沒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這是日本與亞洲各國交往的一個基本常識和前提。日本學者尾村太一郎在《與曖昧的五十年訣別》一文中尖銳地指出:「日本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夥脫下昔日軍裝、以篡改歷史為己任的國賊財團和披著社會民主主義外衣卻沒有骨頭的行屍走肉了。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不見了,負責組建這一主體的國會也墮落到只會討論稅金問題的程度。日本應該明白,和平是由無數人的死亡換來的,如果忘記這段歷史和這個道理,那麼和平之樹就將枯萎。」日本有沒有這樣一種清理自身歷史垃圾的勇氣呢?我們拭目以待。 
  在新世紀的曙光中,日本民族進行深刻而真誠的懺悔,對於日本自己、對於亞洲、對於世界,都是一道繞不過去的門檻。這場懺悔將是日本建立嶄新的國際形象的起點,這場懺悔將是日本與相鄰各國友好相處的保證。 
  但願「日本,是我們的朋友」的說法,最終成為亞洲各國人民真實的感受和深切的認知。 
  但願「日本,你為什麼不懺悔」的追問,再也不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持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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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中永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本來是《論語》中的一句話,但是中國人有幾個在老老實實地實行它呢?實行這句話的,卻是一個已經九十歲的匈牙利籍老人——葉由根神父。 
葉由根神父把他一生中六十五年的光陰都奉獻給了中國人——前面二十年在大陸,後面四十五年在台灣。到台灣以後,他創辦了華光智能開發中心,專門收養被社會歧視或遺棄的智障人士。在過九十歲生日的時候,他說:「我最大的夢想是為孩子們建立一個永久的家園——華光福利山莊,讓他們在裡面過有尊嚴的生活。」現在由葉由根神父主持的華光智能開發中心,收容了兩百多名智障人士,每三人配備一名「導師」。這些人全都是神父的「孩子」,年紀最大的是五十六歲的江媽媽,這一天,她哭了,淚流滿面,卻不知道去伸手去擦一下。
葉由根的童年是在一戰後困苦的匈牙利度過的。那時,雖然經常吃不飽飯,他卻得到了母親最大限度的愛護。他回憶說:「母親讓我感到我值得被愛。我把苦難作為神的恩寵,因為吃過苦,知道了受苦者的況味,便知道了該怎樣承擔別人的苦難。」當他二十五歲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還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就在戰火硝煙裡,他開始了對困乏者、病痛者、殘疾者的精心救護。他發現,世界上還有比他的祖國還要多災多難的土地。他決心一輩子留在中國,幫助這些受苦的人民。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漢文的名字——「葉由根」,也就是「由此生根」的意思。六十五年了,他的足跡到過中國的萬水千山,由大陸來到台灣,來到新竹縣關西鎮一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歲月流逝,世界的變化越來越快,而始終不變的是葉由根神父拳拳的愛心。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老人的照片。他的白髮和白鬍鬚在微風中飄動著,他的懷裡抱著一個因弱智而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就像抱著一個天使。他深情地注視著孩子,微笑著——在這些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的眼裡,微笑是老人的標誌。孩子是老人在垃圾堆中撿到的,每一個生命都體現著上帝的愛,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呵護,因此他成了孩子們的父親。
老人戴著一副遠遠落伍於「時尚」的眼鏡,好多年沒有換過了。他的目光跟孩子一樣純淨,純淨得超過了水晶。老人哈哈笑著談論自己的死亡,「我把身體捐獻給了醫院。這樣連出殯費用都節省了。」面對這樣一個生命,死神難道還敢前來嗎?死神奪走的只能是他的肉體,而他的靈魂將在天國裡永生。《聖經》中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各書》二:二十六)《聖經》中又說:「要愛人如己。」(《馬可福音》十二:三十一)特蕾莎修女也說過,要活出基督來。怎樣才能夠活出基督來呢?那就是:「愛,直到受到傷害。」葉由根老人每天都在實踐著他的愛。正是在無邊的愛中,他的靈魂獲得了永生。他每天都在操勞著——想想看,兩百多個弱智的、長不大的「孩子」,該有多少操心的事情啊!小到一日三餐,大到興修建築,老人堪稱「鞠躬盡瘁」。
這是一種「大愛」,這種「大愛」是我們這個民族所匱乏的品質。我們至多愛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同胞,我們可曾愛過那些遙遠的異鄉人?我們可曾為非洲的難民而哀痛?我們很難理解跑到非洲去奉獻一生的史懷哲,我們也很難理解為中國人服務的葉由根。在我們看來,愛是有目的、有企圖的——世界上怎麼會有純粹的愛呢?父母愛孩子是希望他以後「光宗耀祖」,或者至少能夠指望他養老送終;而孩子愛父親,則是為了報答「養育之恩」、盡所謂的「孝心」而已。同時,我們把人分為許多等級和種類,我們認為,只有某些等級和種類的人才是「值得」愛的。我們的愛是有選擇的愛、沒有根基的愛,因此很容易變成冷漠和怨恨。而葉由根老人的愛不會,他愛所有的人,尤其愛那些被常人認為是不值得愛的人,因為上帝不會遺棄一個人。
在這位老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史懷哲所說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史懷者指出:「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不僅與人,而且與一切存在於我們範圍之內的生物產生了聯繫。關心它們的命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避免傷害它們,在危難中幫助它們。」沒有這種文化理念和生命意識的民族是可悲的,不管其經濟如何發達、技術如何先進,其社會成員僅僅是一堆僵硬而冰冷的石頭而已。我們需要過一種與陽光和大地擁抱的生活,這種生活需要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來支撐,正如史懷哲所說:「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與宇宙建立了一種精神關係。我們由此而體驗到的內心生活,給予我們創造了一種精神的、倫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文化將使我們以一種比過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動於世。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成了另一種人。」葉由根神父在他平凡的生命裡,謙卑地實踐了這樣的準則,他成了「另一種人」。但他從來不以此作為驕傲的資本。
葉由根神父用他的行為告訴我們:愛是生命的本質。這讓我想起加繆的一段文學札記來,加繆模仿沙皇的口吻說:「我開始相信自己的無知。我曾是沙皇。我統治萬物,統治眾生,一切都受我支配(等等)。後來,我發現自己沒有一顆真正的愛心,我認為我極端地蔑視自己。後來,我承認別人也沒有真正地愛過,應該差不多跟別人一樣生活。後來,我決定不能這樣,我應該靠近自我,不做那麼偉大的人,不甘心生活在絕望之中,去等待所謂成為偉人的機會。」這也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然經歷的幾個階段,我們都能夠抵達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生活在愛中的那個階段嗎?我們能夠像葉由根神父那樣生活,哪怕是三天五天嗎?
葉由根神父不求獲得任何的回報,那些「孩子」也不可能給他世俗意義上的回報。他也不需要揚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不到公眾場合露面,除非為了募集福利院所必須的資金。對於那些捐獻了一塊硬幣的人和那些捐獻了大筆金錢的人,他一視同仁地給予感激。他只是像一個僕人一樣做自己份內的事。他不覺得自己崇高,也沒有因為自己的工作而驕傲,他認為這一切像清風明月一樣自然而然。
我對著老人的照片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把這則報道從報紙上剪下來,貼到自己的筆記本裡。
我相信,有一樣法寶可以戰勝死亡,那就是愛。
不信,你嘗試著像葉由根老人那樣去愛這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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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的恐懼 


前段時間,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了一則關於電冰箱的廣告。畫面是一個溫馨的現代小家庭,男主人高聲喊:「我要自由!」於是,一台電冰箱凌空飛來,一家人從裡面取出五花八門的食品和飲料,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這本來是一則創意和畫面都十分平庸的產品廣告,沒有想到卻引起了□□部的注意。主管意識形態的有關人士尖銳地指出:「怎麼能夠公開喊要自由呢?作為黨的喉舌,你們宣傳的是什麼樣的思想?我們寧可少收入幾百萬,也不能夠播放這樣的廣告!」於是,中央電視台受到了嚴厲的指責,立刻將次廣告停播了。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這件天方夜譚般的趣事。我打開電視看了大半個晚上,果然在原來那個時間段裡,那則廣告不翼而飛了。 
某些人為什麼如此懼怕「自由」這個詞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批判者創造出「自由化」這個奇怪的詞語,並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資產階級」的定語。而這種嚴重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提法,居然在一個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思想的國度裡流行起來,並進而成為殺人不見血的「血滴子」。誰一旦被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誰就立刻變成沒有人敢接近的「另類」(絕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標榜的「另類」),幾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樣處處受到歧視。實際上,在馬克思偉大著作裡,談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號召無產階級打破身上的鎖鏈,目的不就是為了獲得自由嗎?如果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詞語作語義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種趨向、趨勢,也就是說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發展變化,這難道不正是馬克思所希望發生的情況嗎?馬克思一生參與社會實踐、著書立說,不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嗎?「自由」不僅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也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為什麼要把這樣美好的詞彙拱手奉獻給資產階級呢?我認為,「自由」是所有國度、所有種族的人都熱愛的一種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寧死」的呼喊響徹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看,不僅是人類,就是一些低等動物,它們也有著對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沒有不熱愛天空的老鷹,沒有不熱愛海洋的鯨魚,也沒有不熱愛平原的獵豹。要飛翔,要游泳,要奔跑,這都是它們的天性使然。作為人類,當然還要求更高級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新聞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這是天經地義的,不容質疑也不容剝奪的。
那些人恐懼自由,聞自由而色變,根本的原因是對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謂「真理」感到心虛。因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夠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說、自由地寫作,他們所宣揚的「真理」立刻就會蛻去糖衣,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對於自由的本質,羅莎盧森堡在《俄國革命》一書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從中央電視台「無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聞檢察官病態的敏感中,我們可以對中國當前新聞出版自由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評估。80年代以前的通過大規模政治運動來洗腦的老方式,已經讓位於90年代以來利用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來滲透元化思維的新方式。正如查爾斯瑞奇在《反對體制》一書中所談到的那樣:「通過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電視這類大眾媒介大大降低了民眾思想交流的自由。」處於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一個對自由有著強烈的熱愛、並願意將擁有自由的快樂與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羅斯大文豪車爾尼雪夫斯基當年所面對的問題那裡──「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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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在這裡徘徊 


  日本,一個開滿美麗的櫻花的國度,一個將日常生活高度藝術化的國度。 
  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居,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熱烈的崇拜者和學習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裝、建築、書法、圍棋和禪宗思想。
  日本,東亞邊陲的一個群島之國,近代以來卻又用武力將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苦難許多都與日本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歷史學家郭廷以認為:「兩千年來,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百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中國者獨深。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創痛,雖然不能說全部來自於日本,但實際上以日本所給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亞洲最富裕的經濟大國,全球第三大經濟實體。它是中國對外關係和貿易中繞不開的一個關鍵環節。然而,跟我們同為黃種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讓我們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們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歐洲人和美國人還要困難。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頒獎典禮上用「曖昧的日本」這個詞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在中國人的眼裡,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氣質上卻很遠,中國人觀察日本的時候總是顯得霧裡看花、撲朔迷離。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至此兩國真正結束了漫長的戰爭與敵對狀態,實現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雙方國民之間的不信任感並沒有隨著一紙聲明而全然消失。懷疑與猜忌,疏遠與蔑視,依然扎根於那場血與火的戰爭。
  中國和日本,一個擁有資源,一個擁有技術;一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是全球金融和製造業中心。兩國都對對方有著極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為要緊的是,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又都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國家。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關乎兩國的安危,也牽扯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沒有一個人喜歡永遠躲在故紙堆中生活,也沒有一個民族願意永遠背著歷史的包袱蹣跚前行。歷史這本大書,總得不斷翻開新的一頁。很多中國人願意以最大的善意、寬容和諒解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然而,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歷史,那充滿硝煙和血腥的歷史,似乎總是難於翻過去。
  這一頁的歷史翻不過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當日本的法庭駁回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訴訟的時候,當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釣魚島修建標誌性建築的時候,當日本的歷史學者宣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事件的時候,當日軍遺留的化學武器再次奪去中國百姓生命的時候,當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寬宏大量、與人為善的中國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齊聲譴責。我們不渲染仇恨,但要捍衛尊嚴;我們不尋求報復,但要還原歷史。因為我們痛苦地發現,那血跡斑斑的歷史如此深刻地聯繫著現實。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華日軍二戰期間遺棄的芥子毒氣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洩漏,造成四十名中國平民受傷,一人死亡。對此事件,日本政府處理滯後,日本媒體表現冷漠,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與譴責。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完成了一項有關「八·四」毒氣洩漏事件對中國青年影響程度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七點九的中國青年關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點二的中國青年由此對日印象變壞,百分之八十二點二的中國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謂的「慰問金」。
  受調查者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對於一個拒不承認歷史的日本,我們肯定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慰問金』總讓我想起『嗟來之食』,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應該從中吸取教訓,盡快清除遺棄在我國的所有武器。」
  「對於『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對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對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難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日關係進入一種「貿易熱、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成為日本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零零二年,兩國雙邊貿易額超過九百五十億美元。
  同時,兩國也頻頻發生貿易爭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佈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大蔥、香菇等農產品實行兩百天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實施反擊措施,對原產於日本的汽車、手機和空調加征百分之一百的關稅。這場非同尋常的貿易戰持續了半年多。
  中日關係時刻觸動著兩國民眾敏感的神經,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也會被放大。影星趙薇身穿日本海軍軍旗圖案時裝事件,湖南廣播電台有聽眾冒充日本人發表辱華言論事件,豐田「霸道」越野車廣告事件,均引發了軒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計劃修建從北京到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並採用日方的先進技術。這一消息披露之後,中國民間人士在網絡上進行了徵集百萬簽名反對的活動。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紀念日,數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體買春,激起了中國民間的憤怒聲討;十月二十九日,因為日本留學生在聯歡會上表演下流節目,引發了西北大學學生的遊行抗議活動。
  正是因為歷史出現了斷裂和扭曲,中日兩國很難像法德等多次交戰的歐洲國家那樣「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為日本在現實中的種種惡劣行徑,使得中國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種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友好關係的基礎;信任,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建立和平共處關係的前提。「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鄰。然而,二戰結束之 
後六十年來,中日兩國的一般國民之間,依然沒有值得信賴的「朋友」的感覺。儘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經簽署了二十多年,但兩國之間依然處於一種微妙的「後冷戰狀態」,兩國之間的「攜手共進」依舊遙遙無期。
  中日兩個在實質上互不信任的國家,在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如何建立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國家關係,真正做到和平共處,這是兩國政府、知識界乃至民間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二零零二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提出在中日關係上淡化歷史、展望未來的觀點。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導報》二零零二年中日關係十大新聞之一。
  但是,日本方對中國學者的「新思維」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應。日方拒絕和談,而以武力解決釣魚島爭端;日方大幅削減對華貸款,以阻撓中國經濟的發展。寬恕沒有獲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沒有贏得日本的認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衛廳統合幕僚會議向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統一運用研究》的報告,建議整合海陸空的軍事力量,將自衛隊改為正規軍。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議員西村正悟鼓吹日本應當擁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國會通過《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法案》和《自衛隊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擁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宣佈,日本將修改《防衛大綱計劃》,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衛廳最重要的智囊機構日本防衛研究所發表二零零四年版的《東亞戰略概觀》,認為日本主動攻擊敵國的導彈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現實中玩火的人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歷史的苦難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在那場把人類推到毀滅邊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之後,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日本曾經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創建於明治初年的靖國神社,多年來一直是日本至高無上的國家神社,國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舉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日本進行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神社成為民間的、獨立的宗教組織,但它依然被多數日本國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徵。
  一個民族在特定的地點修建特定的建築來紀念先烈和英雄,是這個民族延續歷史、傳承文化的重要舉措。在法國的先賢祠和美國的威林頓國家公墓,前來參觀的人們能夠感受到偉人和戰士們寶貴的獻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態。這些紀念地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東京市中心的靖國神社中,我們獲得的卻是一種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這裡,綠樹成蔭,鴿子飛舞,一派和平安詳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掛著一個小木牌,上面赫然寫著當年侵略亞洲各國的日本軍隊的番號。大門兩側紀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別展示著日軍在黃海、滿洲、天津、長城等地的赫赫戰功。
  戰犯與英雄共舞,惡徒與烈士齊飛。在這裡,供奉著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一千多名戰犯的靈位。這些罪惡滔天的劊子手,與「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的進步作出過各種貢獻的先輩們一起享受後人的祭拜。
  這幅美醜不分、善惡不辨的圖景,就好像在德國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們的骨灰一樣荒誕離奇。在許多日本人的思維裡,「死者無罪」的觀念與「侵略有理」的邏輯遙相呼應。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這種相對主義的說法來解釋這一怪異現象。然而,靖國神社的怪異還遠遠不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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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能否領導國民黨脫胎換骨? 


如果從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算起,中國國民黨迄今已有整整百年的歷史。2005年7月16日,中國國民黨完成了其黨史上的頭一遭:由國民黨黨員直接投票選舉黨主席。選前輿論和民調聲稱「旗鼓相當」的「王馬對決」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收場:馬英九以超過七成的選票當選新一任的黨主席。馬英九的當選,象徵著國民黨這座百年老店在黨內民主化上邁出了相當關鍵的一步,為馬英九投身2008年總統大選鋪平了道路,也將對台灣的政治版圖以及兩岸的前景產生巨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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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國民黨一誕生起,就具有中國民間秘密會黨的雛形,這一特徵壓倒了其作為現代政黨的一面。民國肇始,由於宋教仁、黃興等領導人清晰的民主理念和高貴的個人品質,使得國民黨有了現代轉型的可能。但是,由於兩人的英年早逝,孫中山成為惟一的領袖,他身上獨裁專制的一面急劇膨脹。由於失去英美的支持,孫中山轉而傚法蘇俄,致力於建立一套列寧式的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的制度。僅以宣傳而言,澳大利亞漢學家費約翰在《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一書中指出,孫中山有效地控制著國民黨的宣傳器官,成為其「首席監督者」:「從1923年冬和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直到次年3月逝世,他不僅繞過了宣傳部,而且將管理黨務的整個委員制體系,變成實施其個人權威的『次等行政工具』。」孫中山雖然未在黨內實施血腥的清洗,但家長制的風格卻深刻地影響了國民黨此後的歷史。在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黨魁之後,甚至一度產生了將國民黨乃至整個中國法西斯化的想法與努力,只是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的限制而未能如願。蔣介石顯然是一名令人畏懼而難以讓人愛戴的獨裁者,他的所有職務「總統」、「委員長」、「黨主席」、「軍委主席」等都未曾經過選舉,而是「君權自授」。1949 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不僅未啟動民主化改革,反倒在深諳蘇俄體制的蔣經國的主持下,再度強化蘇聯模式的專制制度,使台灣陷入了近三十年的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黨主政台灣期間,儘管默許台灣已經初具規模的民間社會的存在,並在經濟上取得驚人的成就,但由於在黨內外實行個人獨裁、警察治國,逐漸喪失了民心。我在台灣自由先驅雷震的傳記中讀到過這樣一個細節:一天晚上,雷震在囚室中聽到外邊人聲鼎沸,一群群人聚集起來拍手歡呼,欣喜若狂的樣子。雷震便詢問他們為什麼這麼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結果,人們爭先恐後地告訴他,黨外人士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雷震二十歲就加入國民黨,前後共三十七年,直到被註銷黨籍乃至被下獄,此時的場景讓他感慨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心目中,竟是一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雷震未能看到解嚴後台灣民主進程的迅速推進,以及在政黨輪替中國民黨兩度失去政權淪為在野黨的慘狀。但是,他那先知般感慨成為國民黨未來命運的一個最佳註腳。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再度落敗。此結果固然有陳水扁遭遇槍擊事件的影響,但其根子裡的原因是國民黨自身未能完成民主化改革。換言之,國民黨黨內的民主化程度遠遠滯後於台灣整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更不用說與朝氣蓬勃的民進黨相比了——馬英九與陳水扁同年,陳在民進黨內已經是元老了,而馬英九在國民黨內還是一個處處向大佬陪笑臉的「小媳婦」。「連戰連敗」的連戰遲遲不肯退位,也不承擔選舉失敗的責任,成為台灣政壇的一個笑柄。這樣一個腐朽、衰敗、保守且背負有沉重的歷史包袱的政黨,不會受到選舉人尤其是年輕族群的厚愛。延至2005年,等到連戰訪問大陸、向中共獻媚歸來,病入膏肓的國民黨終於被迫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在兩位新生代強人中進行黨主席的直接選舉。此決定雖然姍姍來遲,卻有可能讓國民黨枯木逢春、脫胎換骨。國民黨基層黨員投票相當踴躍,選舉形勢相當熱烈,島內外輿論給予熱切關注,這都說明此一制度變遷意義重大。 

此次選舉,馬英九的勝出顯示了國民黨體制和台灣選舉文化的某些可喜變化:第一,因出生於香港而在「省籍」上備受攻擊的馬英九,這次卻能在一向比較強調省籍的台南獲得高票。這一事實表明經過十多年的民主訓練和熏陶之後,省籍情結和民粹主義已呈現淡化之勢。第二,黨內外的前輩,如即將卸任的黨主席連戰、國民黨元老李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人均表示支持王金平,相比之下馬英九在高層顯得「孤掌難鳴」,他卻最終獲得選舉的勝利。這一事實則表明原有的「老人政治」和 「黑箱操作」已經式微,普通黨員手中的選票才是贏得選舉的關鍵。第三,馬英九在金錢和組織系統方面大大弱於對手,卻能憑借自身先進的理念、清廉的形象和年齡的優勢獲勝,這表明台灣民主化初期的「黑金政治」正在往良性方向轉變,政治不一定非得是「骯髒的勾當」,在諸多不可愛的政治人物中未嘗不會出現像馬英九這樣可愛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當選之後的馬英九,究竟能對國民黨的改革和台灣政治的走向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擺在新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面前的,不是一副輕易就能獲勝的棋盤,也不是一片可以大刀闊斧施行手術的寬闊空間。首先,馬英九整合國民黨將遭遇巨大困難。國民黨內論資排輩的傳統積習難返,庸人連戰居然不經選舉而擔任「名譽主席」。為維持國民黨的團結,馬英九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之後,卻不得不頻頻「道歉」,以過於謙卑的姿態向黨內大佬和王金平示好。國民黨黨內已經形成一個牢固的既得利益群體,任何一個集團內的既得利益群體都是改革的阻力和障礙。這也正是為什麼國民黨元老和高層大多支持王金平而反對馬英九的深層原因。王的政治綱領是「不分清濁,兼收並蓄」,其實是偏向於作為「濁流」的既得利益群體;而擔任過法務部長的馬英九一貫提倡廉政,也強調黨內的年輕化,自然不會為那些習慣了「潛規則」的既得利益者所欣賞。這部分人仍執掌黨內大權,一旦馬英九啟動黨內改革,他們必然會使出渾身解數來阻撓之。其次,王馬關係頗難處理。王馬之間深具「瑜亮情結」,雖然馬聲稱「王馬共治,其利斷金」,但王絲毫不領情,迅速拒絕馬英九邀請其擔任第一副主席的好意,聲言一生都跟著連戰主席走。身為議長的王金平領導著立法院內的國民黨立委團隊,馬英九想要對這一團隊發揮影響頗為困難。下一步王馬關係的走向,將直接影響到馬英九在黨內究竟是強勢主席還是弱勢主席。第三,馬英九還得處理與親民黨的關係,雖然親民黨已呈現頹勢,但宋楚瑜仍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宋此次明確支持王,顯然排斥馬。選後兩者能否找到利益契合點,整合力量共同應對民進黨的壓力,亦值得特別關注。 

目前,國民黨是台灣立法院的多數黨和第一大在野黨。國民黨統治台灣長達半個多世紀,雖然在近十年裡陷入低潮,但其潛力仍不可低估。獲得了領軍國民黨的虎符,馬英九也就自然而然得擁有了問鼎總統的資格,更何況他是國民黨內惟一與陳水扁在選舉中正面對決並獲得勝利的人物(台北市市長選舉)。在下一屆台灣大選中,民進黨方面的謝長廷和蘇貞昌都將是馬英九的勁敵。謝長廷是民進黨的元老,雖然長期受陳水扁的排擠,但其才幹和名望都不在陳水扁之下,其主政南台灣重鎮高雄亦有非凡政績,可以同主政台北市的馬英九相媲美;而現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長期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是陳水扁的核心幕僚,對高層政治運作洞若觀火,亦不可等閒視之。馬英九要戰勝民進黨的這兩名大將,不僅要在台北市長的任內兢兢業業、更上層樓,更要在黨內外整合泛藍資源。可以說,每一個環節無比艱難,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半點差錯,小馬哥能否乘風破浪、知難而上呢? 

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不僅是台灣島內的政治事件,而且對兩岸關係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動態都將產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在近七、八十年的歷史中,國民黨與共產黨一直是「難兄難弟」,兩者都曾向蘇俄取經,建立列寧式的高度獨裁的黨政軍一體的政治制度。由於「兩千年皆秦制」的傳統所造成的「優敗劣勝」的機制,使得「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國民黨敗給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共產黨。但是,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畢竟有如下不可抹殺的成就:它領導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參與創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並在中國實現形式上的統一,以及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國民黨政權又在台灣開放報禁和黨禁,至少是半自願地促使台灣由威權社會轉型為民主社會,此一功績值得史家大書特書。而此次黨首直接選舉的成功實施,再次彰顯了國民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決心和勇氣。而在彼岸的大陸,不經選舉而以暴力執政的中共,不僅仍然拒絕在全社會實行民主制度,甚至連黨內微小的民主改革(如縣、鄉兩級基層黨委書記的選舉等)也不允許。兩相對比,大陸民眾乃至中共黨員,都清楚地看到了此時此刻國共兩黨之間的巨大差異,也看到了中共僵化頑固、無藥可救的現實。這就是馬英九的當選帶給大陸社會的最為直接的衝擊波——為了避免這種衝擊波,在中共宣傳部的指示下,大陸媒體的相關報道也盡量輕描淡寫之。 

另一方面,大陸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撰文分析馬英九的當選,卻過於樂觀地評估說:馬英九一旦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必然會形成一種對大陸民主化的壓力和動力。而我個人認為,馬英九固然比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連戰、宋楚瑜、王金平等台灣政治人物更關注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從他每年堅持參與台灣紀念「六四」慘案的活動即可看出),但他一個人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格局。即便他成為總統,大陸問題和大陸的民主化問題,也只能是他所考慮的諸多事務中的一個部分而已。馬英九的選票來自於台灣人民,而不是來自於大陸人民——所以,他只能以台灣民眾的福祉為福祉,而不可能以大陸民眾的福祉為福祉。如果認識不到這點,認識不到民主制度固有的局限性,以及它給馬英九本人帶來的局限性,而對其抱有過高的期望,到頭來則有可能換來巨大的失望——馬英九不是我們的一根救民稻草。更何況,以台灣之小和大陸之大,即便馬英九把台灣的全部家當都押上來推動大陸的民主化,也只是杯水車薪而已。因此,大陸的民主化只能靠我們自己,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接受的常識。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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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藏懺悔 



被中共監禁三十多年的班旦加措,逃出地獄後寫的新書,揭露了中共為摧毀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時也表現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風貌。讀了他的書,感到作為一個漢人對藏人的深深歉疚和懺悔。

血淚交織的苦難歷程

對於普通的漢族人來說,西藏只是一個遙遠的「香格里拉」,是一處充滿刺激和挑戰的旅遊勝地。幾千年積澱的「大一統」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不斷強化的宣傳和教育,「西藏從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觀念成為一種不能討論的「元命題」。

一般的漢族人沒有意識、也幾乎沒有渠道去瞭解發生在西藏的真相,他們認為西藏只有詩情畫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讀到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書時,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這既是一本個人的曲折的自傳,也是西藏半個多世紀命運的縮影。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對西藏動武,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侶被捕入獄。班旦日加措雖然沒有參與抗暴運動,卻因拒絕出賣師長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七年。在獄中,他又因無法忍受飢餓企圖逃走被加刑八年。十五年刑期坐滿,班旦被「留場就業」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剛剛獲得自由三個月之後,又因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大字報而再度被判刑八年。一九九二年,班旦一終於逃離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眾講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講述中共政權在西藏從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的罪行。這本自傳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淚交織的「苦難的歷程」

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傳統

作為亞洲大陸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數干年來西藏一直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中國歷代王朝與西藏之間有過征戰的慘劇,也有過和諧相處的蜜月。總體而言,漢文化與藏文化在長期的相處中,既有交流與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大多數時候,漢民族與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敵與冤家。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一直持續到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一元化的共產主義立且識形態,崇尚暴力和鬥爭的哲學,其思維模式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歸一」的傲慢不謀而合。於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濃烈的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在君臨天下之後,既然胸懷「將紅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繼續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從一開始的懷柔政策到最後的圖窮匕見,西藏毫無還手之力,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中共致力於摧毀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信仰,將階級鬥爭的觀念強加給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萬萬受難的無辜藏人之一,他寫到了這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名中國軍官把僧侶們的衣物堆在庭院裡,一邊是富裕僧侶的衣物,一邊是貧寒僧侶的衣物。這個中國軍官從富裕僧侶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厲聲追問道:「這是從哪裡來的?」僧侶們回答道:「羊毛。」簡單的答覆把對方愣住了,他以為翻譯漏譯了什麼,就盯著他看。翻譯重複了問話:「這是從哪裡來的?」僧侶回答說:「綿羊。」然後他哭了起來。中國軍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學會階級鬥爭的思維,能夠作出「這是富人剝削窮人得來的」這樣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種單純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意把別人當作敵人,他們的回答自然難以讓中國軍官如願以償。

不可征服的藏人精神世界

要一個民族低頭,首先得讓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權不僅逐步實現了對漢族和其它民族的精神奴役,還將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統治者將信仰也當作犯罪,在西藏的扎奇監獄裹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班旦觀察到,在被審訊的時候,很多尼姑被迫脫光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警衛們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手上拿著電棍做出各種下流和挑挑釁的動作。這一惡劣的做法,不僅無法剝奪被害人的尊嚴,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惡,班旦寫道:「想到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嚇和殘酷的毆打,對於她們的堅定勇敢,我特別感到尊敬。」如果說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主要是肉體的消滅,那麼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則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殘方面。他們以物質利益來誘惑藏人辱罵達賴喇嘛,卻成效甚微。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這些沒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傢伙,是不會對「天上的生活原則」產生任何敬意的。

把班旦的這本回憶錄與其它漢族作者寫的勞改文學相比,明顯感受到藏人的監獄比漢人的監獄擁有更多的友誼和溫情。在獄中,班旦寧願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不願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學習、鬥爭會和批判會。他發現了中共「統一思想」的秘密:「對共產黨人而言,肉體的懲罰是要達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會他們都要講一段關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們學習用真心誠意來讚美共產黨。」人世間最邪惡的思想,便是那種企圖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經歷了飢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梁毒打、電棒捅進嘴裡,最痛苦的經驗是「出賣和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綱上線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癒,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大部分漢族人一 生都過著根本沒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難以理解藏族人寬廣、堅韌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藏族人為信仰獻身的激情。

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是一貫的

班旦的苦難橫亙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包括胡趙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直到九十年代初逃離西藏才得以結束。獄卒用電棒塞進他的嘴巴、將他的牙齒全部打掉的暴行,就發生在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時代。八十年代中共當局對西藏幾次殘酷的鎮壓活動,可以說開了「六.四」鎮壓的先聲。如果中國的普通民眾早點瞭解在西藏發生的事情,他們就不至於對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認為中共根本不會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這個教訓是沈痛的。

班旦的經歷證實了:在八十年代初,雖然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當局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並沒有明顯的收斂。胡耀邦個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質疑他能夠從中共「善敗惡勝」的人才篩選機制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但是,胡耀邦一個人無法改變中共整個體制的暴虐、瘋狂和蠻橫的本性。我們不能因為胡耀邦良好的個人品質就作出對八十年代過於美化的描述。八十年代,班旦在第二次被捕之後所受到一系列凶殘的虐待表明:一個善良的領袖之於龐大的、按照慣性運作的極權主義體制,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仁愛寬恕的藏文化

尤其讓我驚歎的是,在班旦的回憶中,他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態,他的講述充滿了平靜與寬容。即便談到那些曾經用酷刑對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憐憫,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班旦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他驕傲地宣稱:「手銬腳鐐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還特別注意到,達賴喇嘛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他三十三年的牢獄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難耐的飢餓和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終拒絕向壓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氣這樣做,甚至能寬恕他的加害者,這不僅僅是西藏人天性達觀的賜予,我想這跟佛教教導人們應當具有愛心、仁慈、寬恕,以及天下萬物皆相親相屬有關,它是我們內心平和充滿希望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浸透了仁慈、寬恕和愛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權謀和血腥的漢文化不知道要「先進」和「崇高」多少倍。我們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嘲笑藏人的「落後」與「野蠻」呢?真正「落後」與「野蠻」的是我們自己,只是沒有多少漢族人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罷了。

愧對西藏人民

本書的中文譯者廖天琪在「譯後記」中寫道:「譯完班旦喇嘛的傳記之後,只有一個想法:像德國總理勃蘭特七十年代在華沙猶太人墓前下跪一樣,有一天,中國的元首也應當將達賴喇嘛請回布達拉宮,並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請求原諒。」其實,我也是懷著深深的懺悔之心閱讀這本書的。雖然我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對類似於班旦這樣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為一個漢民族的知識分子,我卻對自己同胞的惡行長期保持無知和沉默,這本身就是一 種可恥的態度。我必須分擔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須向西藏懺悔---- 不是出於勇氣,乃是出於責任。 
二OO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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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裡──美國第一位女總統? 


   
就在我抵達華盛頓訪問的第二天,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裡的白宮生活回憶錄《活出歷史》千呼萬喚始出來。如同唐詩所云「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本厚厚的回憶錄一夜之間就擺在美國大大小小書店最醒目的位置。此後,我在美國東部、南部、中部和西部訪問期間,在任何一個機場和火車站的書店裡,都看到了這本封面是綻放著笑靨的希拉裡的書。
  
  美國東部時間二三年六月九日上午十一點,希拉裡在美國最大連鎖書店龐諾書店曼哈頓分店簽名售書。新書上架首日共賣出四萬多冊,刷新了該書店非小說類書籍的單日銷售記錄。我打開賓館的電視,多數電視台都把希拉裡的新書出版作為重點新聞。電視畫面顯示,簽名售書場面火爆,書店門口人頭攢動。由於路人排起長龍,原計劃一小時的簽售活動不得不延長了一個半小時。埋頭簽名兩個多小時後,希拉裡笑稱自己的手「快要斷了」,不過她滿足地說:「這兩個多小時真是快樂的時光。」這一天,她共簽售了一千多冊書。
  
  以八百萬美元的天價買下該書版權的國際著名出版集團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早就料到該書的轟動效應,首印就高達一百萬冊。但讀者的狂熱程度還是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當晚便宣佈立即再加印十萬冊。今天,文學書籍想要達到這樣的銷量恐怕是難於上青天。
  
  美國的一些政治分析家認為,希拉裡試圖通過此書吸引國民的眼光,她寫書不光是為了金錢,更多的是為了政治。紐約政治觀察家格林伯格評價說:「對於希拉裡,人們或愛或恨,但決沒有中間路線。」在希拉裡的狂熱追隨者眼中,她是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性感的女人、一名充滿智慧律師和政治家、一名關心女權和弱勢群體的自由主義者。而在她的政敵眼中,希拉裡則是一個虛偽狡詐、老於世故和政治伎倆的女人。但無論是她的政敵還是狂熱追隨者,都不得不折服於她巨大的公眾影響力。
  
  那麼,希拉裡有沒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乃至第一位女總統呢?
  
  據我在美國的觀察,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美國著名記者卡爾·林巴赫爾在長達四十頁的特別報道《希拉裡·克林頓:謀求總統競選》中指出,從一九九三年和丈夫克林頓進入白宮的時候起,希拉裡就已經在為自己競選總統作準備了。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克林頓的繼任者,克林頓政府中的人員也公開談到了他們夫婦的「十二年計劃」,也就是說克林頓打算連任兩屆總統,希拉裡則至少任一屆。
  
  二一年初,希拉裡以第一夫人之身登上國會議席,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在參議員任上,希拉裡不斷成為國民矚目的焦點。當媒體猜測她可能競選美國二四年總統大選時,她卻表示自己不會參加明年的競選。儘管如此,無論在哪裡,她都是民主黨陣營中最受公眾歡迎的一位。民意調查顯示,希拉裡在受歡迎程度上超過了宣佈二四年參選總統的幾位民主黨候選人將近四倍。
  
  我在華府訪問期間,與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中的一些傑出人士漫談時,他們大都認為希拉裡走的是一條穩妥的「長線政治」道路。她並不是沒有競選總統的野心,但她所瞄準的是二八年的總統競選,而不是這次。參議院的一位官員告訴我,希拉裡在參議院中還是一個「新鮮人」,為了表示對資深議員的尊重,每次會議她都是第一個到會,在門口等待老人們的到來。因此,她的「能量爆發」也許是再下一屆總統競選。
  
  在訪問美國國會兩院的時候,我特意注意一下了這段時間國會所有對外開放的辯論會,想看看她在國會中的表現。遺憾的是,這期間並沒有希拉裡出席並發言的會議。我走馬觀花地參觀過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的辦公室,並與他們的特別助理進行了會談,但我卻沒有機會叩開希拉裡辦公室的大門。
  
  在一九九八年克林頓訪問北大的時候,我卻親眼目睹過希拉裡的風采。在回憶錄中,寫到了這一天她在北大的活動。作為一名律師和女權的呼籲者,她訪問了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和服務中心,她寫道:「這個中心是一個為婦女提供法律援助的小型辦公室,和我年輕時候在阿肯色大學擔任法學教授所辦的機構出奇地相似。這個中心積極以法律促進婦女權益……我在中心碰到幾位當事人,其中一位婦女因為未經公司的計劃生育部門核准就生下第一胎而遭到開除。這個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財源來自美國『福特基金會』,迄今為止已經為將近四千人提供法律咨詢,提供援助的訴訟案超過一百件。」希拉裡一直宣揚「女權即人權」的觀念,這一觀念不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都適用。「女性的歷史等於是一部沉默的歷史,已經持續太長的時間。……婦女權利不能與人權分開,也不是人權的附屬品,而且女性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我引述自己的經驗,描述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女性,她們努力提倡女性教育、保健、經濟獨立、法律權利和參與政治,以及終結大多數國家婦女受到的極度不公平、不義的待遇。」這段希拉裡在世界婦女大會上的發言,已經成為當代婦女權利的一篇經典宣言。
  
  當時,我並不知道希拉裡在北大參加了這樣一個小型活動,我是在北大圖書館新館門前的草坪上見到她的。那天上午,在草坪上舉辦了美國政府向北大圖書館贈送書籍的儀式,克林頓夫婦攜女兒參加。在北京五月燦爛的陽光下,希拉裡越發顯得光彩照人,那種成熟而智慧的女性魅力,是站在旁邊的、還是高中生的女兒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我站在擁擠的北大學生中,望著二三十米外也站著向我們致以微笑的美國第一夫人。我從她和她丈夫的身上感受到了一個國家的活力與朝氣,而這正是中國最缺乏的氣質。後來在北大辦公樓禮堂舉行的克林頓演講和問答會,我就沒有「資格」憑票進去了。具有進去旁聽乃至提問「資格」的,是那些我所向來鄙視的「幹部學生」和「黨員學生」們。
  
  希拉裡的美麗並非天生麗質。她一九四七年出生於美國中西部、芝加哥附近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時候起,她就不是一個喜歡打扮的女孩。在她與克林頓舉辦婚禮的那天,母親才發現新娘居然連一件像樣的禮服都沒有準備。即使在成為阿肯色州州長夫人之後,她的打扮依然顯得土裡土氣。難怪在參加克林頓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之後,挑剔的新英格蘭地區媒體形容她是「中部不會穿衣服的鄉巴佬」。後來,希拉裡才聘請形象顧問和公關公司,徹底改頭換面。摘掉了像老處女一般的黑框眼鏡,換上了深藍色的隱形眼睛,惹得美國媒體一片驚呼:「第一夫人有一雙像海水般深邃的藍眼睛!」
  
  在兩個星期之後的訪問計劃中,我訪問了北卡羅來納州第三大城市格林斯堡。到機場接我的是一對退休教授夫婦——戴維和艾倫。戴維是一位政治學家,愛倫則研究女權問題,支持婦女的墮胎權,是堅定的民主黨人。愛倫的政治觀點與希拉裡相似,她認為在二八年或者再下一屆的選舉中,希拉裡有可能脫穎而出,她本人就會投希拉裡一票。
  
  我們在一家頗有南方風味的餐廳裡一邊眺望夕陽的餘暉一邊吃晚飯的時候,愛倫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承認希拉裡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她甚至比克林頓還要聰明。但是,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夠在短短幾年間就變得如此漂亮?她是不是整過容呢?」席間,愛倫還告訴我一個小秘密:她的弟弟也是耶魯畢業生,是希拉裡的同學,還曾經約會過希拉裡。不過,大概她弟弟沒有克林頓長得英俊,最終被克林頓「橫刀奪愛」。這段掌故卻不曾出現在希拉裡的回憶錄中。
  
  在回憶錄中,希拉裡毫不諱言她大學時代的「左傾」——直到現在,某些華府的保守派還把她看作是危險的「激進分子」。在希拉裡就讀衛斯理大學和耶魯大學期間,正是美國動盪不安的六十年代,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使這個國家出現了南北戰爭以來從所未有的分裂。雖然希拉裡的父親是保守的共和黨人、傳統價值觀的捍衛者,但希拉裡本人卻是激進的自由派、反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她走出社區中產階級狹隘的圈子,接觸黑人、拉丁裔貧民的生活,並成為政府的激烈批評者。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當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的四位示威學生死於國民兵的槍下時,希拉裡哭泣著跑出耶魯法學院的大門。她在手臂上別上黑色臂章,出席了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生的投票,通過抗議政府的表決。希拉裡寫道:「表決大會由我主持,我瞭解同學如何認真拿捏法律規定公民責任的分際。」我有機會在一個雨天抵達耶魯,由東亞系教授康正果陪同我參觀校園。當我置身於暑期寧靜而空曠的耶魯法學院大廳時,很難想像當年二十二歲的希拉裡就在這裡英姿勃勃、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西諺云:知人,先知其友。有人喜歡從書中揣摩克林頓夫婦感情和婚姻的起伏,而我在閱讀希拉裡的回憶錄時,卻對她涉及的朋友和她所尊崇的人物很感興趣。有意思的是,她所讚美的幾位偉人,也正是我心目中的「當代英雄」,他們是馬丁·路德·金、韋塞爾、哈維爾、曼德拉和特蕾莎修女等人。
  
  希拉裡中學時代的牧師瓊斯,曾經帶領孩子們去當地的演奏廳聽了一次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由此,希拉裡才眼界大開,開始思考美國社會在人權、種族和性別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在希拉裡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她「悲憤交加」,此事堪稱她的「成年禮」。馬丁·路德·金的平等思想影響希拉裡至深。
  
  希拉裡與韋塞爾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華府「大屠殺博物館」的開館典禮上。韋塞爾就波斯尼亞問題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即將結束時他轉身對克林頓說:「總統先生,我到過前南斯拉夫,親眼目睹之後,夜不成眠。身為猶太人,我說,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制止那個國家發生的流血事件。」韋塞爾如此關注信奉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族人的命運,超越了種族的界線,體現了對人本身的關懷。
  
  希拉裡早就讀過韋塞爾寫的《夜》,為其在德國納粹集中營的體驗所震撼。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韋塞爾一直在為無權者的人權而吶喊。他的這次演講堅定了克林頓政府出兵制止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種族屠殺的決心。希拉裡寫到:「我崇拜韋塞爾的文筆以及獻身人權的事業,從當天起,他還有他的夫人瑪麗安就成了我的朋友。」
  
  也是在同一次典禮上,希拉裡第一次見到了捷克總統哈維爾。他這樣描述哈維爾說:「哈維爾雖然已經是國際知名的人物,卻很羞澀,但他的辯才無礙,為人風趣,極富魅力,令我深為折服。」寥寥數筆,哈維爾的形象呼之欲出。他雖然走上了政治舞台,卻保持了純粹的知識分子的個性。哈維爾身上最打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羞怯,這種羞怯在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已經很難見到了。哈維爾與克林頓都熱愛音樂,克林頓首次訪問捷克時,曾經與哈維爾一起遊覽天鵝絨革命的重鎮爵士樂俱樂部。哈維爾送給克林頓一支薩克斯管,並堅持要求克林頓上台演奏,隨後自己也拿起鈴鼓來助興。那次演出的CD成為捷克人收藏的珍品。
  
  一九九六年,希拉裡與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訪問捷克,再次與哈維爾會面。剛剛喪偶的哈維爾沒有在布拉格城堡總統官邸宴請客人,而是邀請兩人到自己家中共進簡單的晚餐。當兩人到達時,哈維爾早已捧著鮮花和小禮物在人行道上等候,小禮物是由哈維爾的雕刻家朋友製作的頭飾。晚餐之後,哈維爾陪同客人步行穿越老城區,來到當年捷克地下音樂的聖地查理士橋。昔日,哈維爾經常甩掉特務,來此會見朋友、購買音樂磁帶。如今貴為國家元首,哈維爾依然經常一個人來此挑選音樂家們自己製作的歌曲磁帶。
  
  與作為朋友的哈維爾相比,曼德拉堪稱希拉裡最為尊重的老師。曼德拉曾經親自陪同希拉裡和女兒雀兒喜參觀曾經有「人間地獄」之稱的羅賓島。在那間囚禁了他十八年的黑牢裡,曼德拉告訴希拉裡,他曾在此花好幾年的時間設想一旦獲釋之後要做什麼。曼德拉悟出真理:「無論何時何地,寬恕向來都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對此,希拉裡感歎說,生命的隕落與自由的喪失同樣是無比的痛苦,而其中最刻骨銘心的就是馬丁·路德·金所說的「根植於仇恨的罪惡淵藪」。曼德拉不僅自己走向了寬恕,還帶領他的人民走向了寬恕,為那些依然在戰亂在衝突中的國家和人民做出了表率。
  
  在第二度訪問南非時,克林頓夫婦特意向曼德拉請教如何妥善地運用權力。希拉裡寫道:「我們和曼德拉走過羅賓島監獄牢房時,空氣中已有一絲寒意。曼德拉當年在這裡的石灰岩採石場工作,當時黑人即使在寒冬也只能穿短褲。採石場的工作非常單調,曼德拉趁看守不注意在石頭上寫下單字,教同伴認識。多年暴露在有腐蝕性的灰塵下,曼德拉的淚腺受到損害,眼睛容易流淚和發炎。」這是回憶錄中少有的充滿詩意的畫面,希拉裡把曼德拉當作父親來看待。看來,「鐵娘子」偶爾也會露出些許的柔情來。
  
  希拉裡與特蕾莎修女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一九九四年華盛頓飯店舞廳的全國祈禱早餐會上。她們是當代最著名的兩位女性,大概也是最不一樣的女性。一個在世俗的政治波濤中掙扎,一個卻在精神生活和慈善活動中昇華。那麼,希拉裡眼中的特蕾莎修女是怎樣的呢?「初次見面時,我對特蕾莎修女的嬌小甚為意外。她衣不擇采的素樸簡約風範也令我印象深刻,在嚴冬的酷寒天候中她仍只穿一般的襪子和便鞋。」當然,希拉裡也不掩蓋自己與特蕾莎修女在墮胎問題上的分歧。特蕾莎修女一直以一種充滿愛意的方式勸說希拉裡改變看法。
  
  特蕾莎修女希望在希拉裡的幫助下在華盛頓地區建立棄兒之家,使孩子們在被領養前有一個溫暖的居所。希拉裡克服華府官僚主義的阻力,終於促成了華盛頓地區特蕾莎修女女童之家在一九九五年落成。特蕾莎修女專程從加爾各答趕來參加開幕儀式。希拉裡用深情的筆墨描寫了當時的場景:「喜笑顏開的修女像一個雀躍的小孩,拉著我的手上樓參觀剛剛粉刷過、等待新生命蒞臨的嬰兒房。她的古道熱腸令人為之動容。此事讓我瞭解到,這位謙沖自牧的修女憑其剛毅不撓的意志足以扭轉乾坤。」
  
  希拉裡何其幸運,在有生之年見到了馬丁·路德·金、韋塞爾、哈維爾、曼德拉和特蕾莎修女這樣一些當代偉人,成為他們的朋友和學生,聆聽他們智慧而慈悲的話語,接受他們人格的感召和精神的熏陶。這足以讓我羨慕並欣賞她了。一個嚮往馬丁·路德·金、韋塞爾、哈維爾、曼德拉和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境界的人,一個鼓勵自己向他們靠攏的人,不會是過於卑鄙無恥的政客。當然,政壇上的作秀和攻伐是難避的,希拉裡不可能一夜之間突然變成特蕾莎修女。希拉裡在稅收、環保、墮胎和同性戀等問題上的自由主義觀點,大都是我所贊同的。我欣賞希拉裡失敗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儘管這一失敗給她帶來沉重打擊。但是,有的事情是值得你去嘗試的。希拉裡還尖銳批評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認為其「劫貧濟富」而不足取,這也是我所讚賞的逆流而上的勇氣。這一批評不能完全看作黨派之爭。以學歷、才華、眼界、魅力等而論,希拉裡並不遜色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若干男性美國總統。那麼,她為何不能成為美國第一個女性總統呢?出任這一公職,她會比許多男性前任做得更好。
  
  美國是一個宗教氛圍非常濃厚的國家,我同樣感興趣的是希拉裡的宗教生活。希拉裡的祖父母在英國的村莊中受到衛斯理教派的創始人衛斯理的感召,改信衛斯理教派。希拉裡的父母每晚睡前都禱告,她從小也憑借禱告尋求慰藉與指導。
  
  從小學時候起,希拉裡就積極參與山脊公園的「第一聯合衛理公會」。少年時代,教會佔去了希拉裡相當多的時間。她在六年級受洗,參加查經班、主日學、青年團契,積極投入禮拜活動。一九六一年,當地教會來了一位年輕的牧師瓊斯,他強調基督徒的道德角色,認為基督徒不應該獨善其身,而應全力參與社會事務,追求社會正義與社會改革,促進人類發展,「以行動實踐信仰」。瓊斯牧師把每週四和週日的青年團契稱之為「生活大學」。在他的帶領下,希拉裡接觸到了真正的文學和藝術,朗誦艾略特的詩歌,欣賞畢加索的繪畫,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
  
  在此後的歲月裡,希拉裡不斷從瓊斯牧師那裡獲得支持和意見。在得知克林頓的私情、兩人婚姻瀕臨破裂的時候,瓊斯牧師提醒她當年青年團契朗誦過的一篇經典布道文。這篇布道文出自神學家保羅·提力克之手,標題是「你被接受」,主題是罪惡和恩典在人生中不斷交互作用,沒有此,彼也不可能存在。恩典的奧秘是人無法追尋它,「恩典在我們處於大的痛苦和不安時降臨」。正是恩典的降臨,使希拉裡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時光。

  即使在最緊張的競選中,希拉裡仍然抽時間閱讀《聖經》和其他有關宗教、靈性的書籍。他們一家人固定到華府城內「鑄幣廠衛斯理公會教堂」參加禮拜,牧師的布道、教友的個人支持,都讓希拉裡感到極大的助力。朋友們都在為她禱告。希拉裡寫到:「這一切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荷蘭牧師盧雲書中單單一個詞彙,卻有如神靈現身般敲醒我,那便是『學會感恩』。即使在選舉失敗、醫療保健改革受挫、敵對黨派與檢察官的攻擊,還有親人的過世當中,我都有太多應該感謝的了。」
  
  在沒有信仰人的看來,希拉裡若非聖人就是大奸大惡之徒:她如何能夠在全國人民津津有味地讀完獨立檢察官關於克林頓的姦情報告之後,依然原諒丈夫?那樣大的恥辱,她為何要與克林頓一起分擔?僅僅是她與克林頓之間已經結成了一種牢固的「政治婚姻」?這不是一個貼近人情的答案,因為政治不可能是一個人生命的全部。希拉裡也曾經憤怒和絕望,歇斯底里乃至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但她感受到「恩典發生了」,她寬恕了克林頓,而上帝的恩典也降臨到這個曾經萬國矚目卻依然像玻璃一樣脆弱的家庭中。克林頓曾經是世界上最有權柄的人,但他仍然是一個無法脫離原罪的罪人。《聖經》中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詩篇》8:4)這本回憶錄的第三十六章名字就叫「企盼恩典」。在有信仰的人看來,這不是異想天開和誇誇其談,這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奇跡。《聖經》中說:「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篇》23:4)希拉裡行過人生的幽谷,經歷過慘痛的挫敗,她卻把傷痛作為福佑,在信仰與信念的支持下邁向新天新地。
  
  如果在未來的歲月裡,希拉裡真的成了美國第一任女總統,那將是另一個更大的神跡。馬丁·路德·金實現了他的夢想——在他殉道三十多年之後,在當年他生活過的那個並不自由的國家裡,黑人的孩子與白人的孩子終於能夠一起自由地呼吸和成長。那麼,希拉裡為什麼就不能實現她的夢想呢?
  
  她值得我們期待。
  
  2003年8月7日初稿,2003年8月1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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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絕食為了誰? 


  
  當我在網上看到緬甸人權領袖昂山素季開始絕食的消息之後,淚水立刻迷糊了雙眼,我再也看不清楚電腦上的字跡了。昂山素季,這位亞洲當代最偉大的良心,這位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是在為在軍政權的壓搾下苦苦掙扎的緬甸人民而絕食,是在為全世界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的國度中的人民而絕食。
  
    她因我們而失去了自由,這位本來可以在西方過著優越生活的學者。
  
    她因我們而處於飢餓之中,這位弱小、文雅而美麗的女性。
  
    與北朝鮮金正日政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伊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等一樣,緬甸的軍政權也是當今世界上最殘暴、最僵硬的獨裁政權之一。緬甸軍方於一九六二年奪取政權,迅速建立起了嚴苛的專制統治。幾代軍頭都用暴力維持他們的權力,取消緬甸人民所有的人權和自由。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窮國,但軍頭們組建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並自己封自己為「大將」──他們可不比利比亞的卡扎菲「上校」謙虛。一九八八年,當緬甸人民發起反抗軍政權的遊行示威時,遭到了軍隊和警察的殘酷鎮壓,共有兩百多無辜民眾死難。因為緬甸國小力弱、經濟落後、資源匱乏,而且地理位置偏遠、處於亞洲的邊陲,所以在這裡發生的一切並沒有受到外界應有的關注。西方的媒體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
   
  處在不自由、非民主的生活中的緬甸人民有他們自己的「聖雄甘地」──她就是昂山素季。她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官銜,卻是亞洲最有力量、最有美麗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有的獨裁者手中控制著幾百枚核彈的紅色按鈕,能夠在幾分鐘之內毀滅世界;而昂山素季卻擁有似乎誰也看不見的「同情和愛心」,她正是依靠著「同情和愛心」的力量,贏得了緬甸人民的愛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頒獎演說中指出:「我相信,我們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氣、她的崇高理想誘發了我們內心一些最美好的東西;我們感覺到,我們正是需要她這樣的人來維持我們對於未來的信念。這正是使得她成為這樣一種象徵的東西,正是為什麼對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們彷彿感覺傷害著我們內心深處的原因。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種明確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這給我們以對於正義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昂山素季應當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諾貝爾和平獎固然是當今世界最高的榮譽,但是她還應當得到更多更切實的道義和物資的支持。昂山素季和緬甸軍政權獲得的外界的支持是不成正比的。此次昂山素季的絕食,美國國務院也僅僅是發表了一個並不十分強硬的聲明,而歐洲國家大都保持沉默。在冷戰之後十多年間,西方日漸陷入一種「光榮的孤立」之中,西方民眾的心態也開始收縮和封閉。他們忘記了二十世界
  三十年代發生在奧斯威辛的一切──對每一個人的屠殺就是對全人類的屠殺,對每一個人的人權的剝奪就是對全人類的人權的剝奪。西方人應當意識到,他們對昂山素季的支持,不僅是對自由價值的堅守,而且也是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種實踐。
  
    中國詩人老木認為,昂山素季是「最美麗的女人」,他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寫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會狀態,是一個充滿愛心、眾生平等的秩序和規範的世界。儘管政治被人賦予過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顯得醜陋無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無疑顯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見解卻比任何現世政治理論更為真實地接近政治的本質。政治關乎人的現實肉身利益,同時也關乎人的精神價值。許多偉大的政治家都具有和依持堅韌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無疑都是這種大仁大智的政治家。極權主義者永遠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樣弱不禁風、灰頭土臉的非暴力者,曼德拉這樣與世隔絕、手無寸鐵的囚徒,昂山素季這樣溫文爾雅、清雋秀麗、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何以得來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和煽動性?極權主義者永遠不會懂的人的心靈乃是世間最強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許的美麗,她改寫了亞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惡毒的詛咒,她帶領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榮。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願意向緬甸人民致意,因為他們擁有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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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跳樓秀」—一個多麼冷酷的新詞彙! 


  
   2002年12月9日,南方某媒體報導:深圳建築工人羅成海在工地上受傷,鋼筋刺入身體,需要高昂的醫藥費。然而,建築單位卻沒有給他辦理保險。當無力支付治療費用的時候,醫院將病人的藥停了。無奈之下,羅成海的妻子黃某來到施工現場追討醫藥費,卻沒有獲得滿意的說法。12月7日上午,羅成海夫婦帶著他們四歲的小孩來到工地上,相關負責人卻躲開了。黃某在絕望之中爬上了提升架,以自殺相威脅。當施工方趕到時,黃某已經趴在五層高的提升架上,下面的人只能斷斷續續地聽到她的哭訴和要求:如果不給七萬元的賠償,她就從上面跳下來。四個多小時之後,黃某終於答應從上面下來。最後,他們拿到了兩萬元的賠償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22天之後,同一工地上的建築工人陳建國,也因醫藥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又爬上了提升架。這一次,他可沒有羅成海夫婦那麼幸運。有關方面認為這是「以跳樓自殺的方式來解決勞資糾紛問題」,這種做法「已經構成了擾亂社會管理秩序」。當地派出所建議立此案為「治安案件」,將陳拘留15天,但上級沒有批准,因為「考慮到他是初犯,且情節較輕,應以說法教育為主」。
  
  2003年1月7日,南方某媒體第一次稱這兩次事件為「跳樓秀」。原因是兩次事件發生前都是民工自己報的案,每次爬上塔吊的民工都開出高額價碼,並以「死」相迫最終得到賠償金。1月11人,該媒體還發表題為《不該嚴懲「跳樓秀」嗎?》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強調弱勢群體的利益,但也不能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使其成為「只能保護、不能懲罰」的「赤貧貴族」。深圳警方嚴懲「跳樓秀」的做法並無過錯,如果「跳樓」風一開,百害而無一利。警方這種看似無情的做法,恰恰是對民工生命的保護。
  
  在我看來,在當代漢語中再沒有比「民工跳樓秀」更加冷酷、更加無恥的新詞彙了。我對那些創造發明這一新詞彙的、「聰明」到了極點的記者和評論家們充滿了憤怒:什麼叫「民工跳樓秀」?當一個人把他的生命作為最後的談判籌碼來尋求正義和權利的時候,難道也是一種「秀」嗎?如果你們把這種行為當作一種「秀」,你們為什麼不親自來試一試?後來,《北京青年報》記者李湘荃在採訪中瞭解到,這批民工從2002年10月起就沒有拿到過一天五十元的工錢,眼看將要回家過年,哪個不著急呢?即便民工的跳樓行為違了法,那施工方不也先違反了《勞動法》和《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嗎?為什麼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熱諷民工的「行為不當」,而對施工方的惡行卻熟視無睹呢?這難道不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的「強權倫理」的翻版嗎?對此,一位不願(更是不敢)透露姓名的羅成海的老鄉激憤地說:「原來來採訪的那些記者不問原因,只說跳樓,人人都覺得我們民工素質很差。我們是沒有讀過多少書,可那些讀過很多書的人又怎麼樣呢?該給的工錢不給、該付的醫藥費不出,究竟是誰的素質差?」他們還說,其實沒有人願意採取這種極端的做法:「這也是沒有辦法,不把事情搞大,誰來管你民工啊!」
  
  一些一無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卻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傢伙稱為「赤貧貴族」,我終於明白「刀筆吏也可殺人」的典故了。這些號稱「無冕之王」的媒體工作者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與呼」,卻不去譴責那些惡意拖欠民工工資甚至醫藥費的建築公司和包工頭。他們不去追問民工為什麼會孤注一擲,卻用「穩定」的大帽子來打壓這些無辜者。近年來,不僅出現了民工跳樓事件,還出現過民工綁架包工頭的親屬討還工錢的事件,這些我們誰都不願看到。我認為,單純指責民工是「法盲」於事無補,我們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誰無父母、誰無子女、誰無兄弟姐妹,誰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我們有多少法律能夠切實保護民工的權益?我們有多少政府部門在為民工提供服務?黃某在跳樓之前,已經嘗試過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與施工方談判、比如向勞動部門投訴等等,但這些「傳統做法」全都無濟於事,她才只好「鋌而走險」。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們把民工逼上這條危險之路。如果我們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輿論的偏差,依然居高臨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麼還會有無數類似的事件不斷地發生。在那位「過於聰明」的評論家的筆下,替民工說兩句話就成了「因噎廢食、矯枉過正」,而幫助施工方掩蓋罪行卻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紀」,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混蛋邏輯。我為我們有這樣「嫌貧愛富」的媒體而羞愧,我為與我一樣以「寫字」為職業的人中有這樣「冷酷的心」而震驚。正如那位民工所說的那樣,這些讀過許多書的人,難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質」嗎?
  
  學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國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心理的尖銳對立時指出:「九十年代以來經濟上的急劇兩極分化,對習慣於平均主義的國民,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需要一定時間來吸納新的生活方式。而豪華炫富和蔑視平民的新風氣則大大推遲這一過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義憤,暴富的豪華令人歆羨,此時暴力便可能成為強悍的弱勢者發洩的出路,或成為非理性獲取資源的手段。」他接著講了一個英國的故事:英國社會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生活時,列出某郡體育代表隊的名單,隊長是下層的皮匠,而隊員中有當地首富的大貴族,在訓練和比賽中融洽相處並一律服從隊長。垂威利安評論道,假使十八世紀的法國有類似的社會生活,便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貧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對窮人的態度,是否以禮相待與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層使之暴躁動盪的,與其是前者,勿寧是後者。而在中國呢?唐逸舉出了兩個與之截然對立的例子:「據報紙報導,有一位農家婦女擔了水果上街,被豪華轎車撞翻擔子,撒落一地水果,農婦堅持要駕車的富人幫她撿起果子,富人只肯給她一點錢而堅決不肯折腰撿水果;這時來了警察,當即厲聲斥走農婦。還有一位老人擔了木柴上街,擔子劃了一下疾馳的小轎車,開車人下來不由分說,兩拳便將老人打死在地。貧富不均是一回事。機會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麼方式對待窮人,又是一回事。在這三件事中,上層(以及所謂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有沒有揮灑出基本的智力與教養,皆關係到社會,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民工跳樓事件已然呈現出了這樣的危機,但是我們的媒體不僅沒有正視和試圖緩解這一危機,反倒在加劇這一危機。「民工跳樓秀」這一卑鄙無恥、冷酷無情的漢語新詞彙的出現,鮮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經徹底地淪落為權勢集團和富有階層的幫閒、幫忙和幫兇。他們以為自己在「維護」穩定,殊不知他們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澆入汽油,後果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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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恥者無畏 


  
   不久前,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的夫人伊梅爾達主持了菲律賓一家鞋類博物館的開館儀式。各大媒體紛紛大幅報道此事。 
  該博物館位於馬尼拉附近的小城馬裡基納,這裡是菲律賓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類首都」的美稱。當地官員表示,之所以要開設這座博物館,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這座城市在制鞋業中的地位,並吸引國內外的遊客來此觀光。該博物館中的展品幾乎都有非凡的來歷,大多數是菲律賓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賓歷任總統曾經穿過的鞋子。當然,馬科斯夫人的220雙鞋子,則成了其中的「重頭戲」。這批鞋子僅僅是伊梅爾達當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1986年,當腐敗而專制的馬科斯政府被憤怒的民眾推翻的時候,人們衝進了昔日戒備森嚴的總統官邸,而馬科斯與伊梅爾達夫婦則乘坐直升機倉皇逃竄。人們被伊梅爾達房間的豪華裝飾驚呆了:在總統夫人的壁櫥裡,他們發現了1220雙各式各樣的、色彩斑斕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鑲嵌著數顆閃閃發光的鑽石,其昂貴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爾達,重新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菲律賓。儘管已經衰老不堪,她依然將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對著這批早已經被收歸國有的心愛的鞋子,伊梅爾達的心中是什麼滋味呢?是驕傲、是眷戀,還是追悔與悲哀?出乎意料的是,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國母」在博物館的開幕式上說:「這家博物館的落成,也體現了菲律賓的文化精神。菲律賓人是不會接受醜陋的,他們總是能將壞的再生為好的。」
  這番話真個是「無恥者無畏」。伊梅爾達自以為自己相貌美麗,就能夠「代表」菲律賓的國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賓舉國上下最醜陋的一個傢伙。在我看來,相貌平凡的阿基諾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麗多少倍———她們有著天壤之別的精神境界。馬科斯時代,伊梅爾達與丈夫一起鯨吞了數十億美元的國家財富,過著能夠與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們毫不臉紅地聲稱,他們家庭的財富來自於二戰期間日軍在菲律賓埋藏的一筆財寶,屬於「個人的合法收入」。這是一個連三歲的小孩也不會相信的天方夜譚。即使屬實,那也是當年日軍搜刮的菲律賓人民的財富,理所當然應收歸國有。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爾達這個前模特穿著數千美元一雙的時尚皮鞋的時候,菲律賓卻有數百萬老百姓在飢寒交迫中哀號。他們的赤腳奔走在泥水和石塊之間,他們哪裡能夠奢望欣賞到總統夫人腳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腳上隨便穿的一雙鞋子,就可以供幾百個菲律賓窮人生活一年有餘?
  十幾年過去了,馬科斯已經客死異鄉,伊梅爾達在度過漫長的流亡生涯之後,終於回到祖國。歸國以後,她依舊十分活躍,頻頻露面於政商各界。她沒有懺悔、沒有反省、沒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來大言不慚地「重新參政」了。她在老臉上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恥地登場亮相。伊梅爾達左右開弓,拿出了兩個頗有誘惑力的武器來:一個是民粹主義,一個是女權主義,再加上她以金錢作後盾,讓許多健忘的民眾重新成為她的崇拜者。這是伊梅爾達的勝利,還是菲律賓人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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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為我們而戰鬥的美國士兵 


    
   二ΟΟ三年八月七日,隨著一艘標號為「雲南漁政40號」的鐵皮船緩緩駛入滇池,對沉沒於滇池水下六十一年的一架飛虎隊戰機的打撈工作宣告正式開始。為此,中國探險協會已經籌備了整整五年。據該協會所掌握的資料,已經初步把打撈的這架墜機鎖定為P-40型飛虎隊戰鬥機。 
  
  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退伍軍人陳納德以平民身份組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在美國政府尚未正式參戰的情況下來到中國參與中國的抗戰。由於戰鬥勇敢、戰功顯赫,航空隊被中國老百姓稱為「飛虎隊」。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自緬甸北進中國,逼近怒江,意在迂迴中國西南戰略後方。為阻止日軍渡江,飛虎隊以戰鬥機沿怒江峽谷轟炸掃射日軍裝甲及步兵部隊。P-40飛機是飛虎隊的主要裝備,也是太平洋戰爭初中期美國陸軍的主力戰機。飛虎隊的P-40飛機上都繪有嚇人的鯊魚嘴和插翅飛虎隊徽,藉以打擊日軍士氣。在飛虎隊併入第十四航空隊之前的三十一次空戰中,以五至二十架的戰鬥力量,共擊毀敵機兩百多架,自己僅損失了十餘架。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國飛行員約翰.布萊克本駕駛戰機不幸墜機滇池。遇難飛行員的遺體很快被打撈出水,其座機一直伏於水下。據學者推測,因為飛虎隊沒有一架完整的飛機保留到今天,而墜落在水裡的飛機通常不易發生爆炸,因此這架飛機很有可能是惟一的一架留存於世的、完整的飛虎隊飛機。 
  
  約翰-布萊克本,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生於美國的得克薩斯,在上大學的時候就取得了私人飛行員駕照。一九三八年,約翰-布萊克本畢業於新墨西哥軍事學院。一九四一年初,布萊克本被指派到中國服務,在中國空軍做飛行教員。這年的十一月,他到了陳納德領導的飛虎隊,作為中國空軍的一名志願戰鬥機飛行員。在一次空戰中,他擊落過兩架日本飛機。他殉難之後,先是被安葬在昆明機場,二戰結束後移葬美國。 
  
  像約翰.布萊克本這樣懷著理想與激情,與中國人民一起浴血戰鬥的美國軍人還有很多很多。「駝峰航線」第五十三號運輸機的機長福克斯是一個獨生子,他到中國參戰之前有一個女友,他們即將準備結婚。因為參加飛虎隊,婚禮推遲了。福克斯以為自己只是離開幾個月。然而,他的生命突然中止在那片莽莽蒼蒼的熱點雨林中、中止在那片陌生而多災多難的土地上。誰能料想到,一場發生在遙遠的東方的戰爭,卻殘忍地打斷了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繁衍的鏈條?在德克薩斯州那個叫達爾哈特的小鎮上,福克斯家族永遠地消失了。這是一個平凡的飛行員的結局,這是一個催人淚下的戰爭的碎片。 
  
  一九九九年,八十歲的美國老兵漢克斯重赴當年的「駝峰航線」,找尋駝峰空運第五十三號運輸機的殘骸。當他們觸摸到了那些沾著泥土和苔蘚的飛機碎片時,也觸摸到了那段鮮血和夢想交織的歷史。找到半個多世紀前的飛機的殘骸之後,漢克斯帶著幾塊飛機的碎片回到了美國。步履蹣跚、滿頭銀髮的漢克斯,來到德州那個依舊繁花似錦的小鎮上。他找到了福克斯昔日的女友,也找到了老戰友無憂無慮的童年和青年時代。在房前淒淒的芳草地上,白髮如霜的老太太微笑著說:「他去中國的前一天,我們度過了一個美麗的黃昏。他一直想回來,回來子承父業……」 
  
  其實,漢克斯本人也有一個憂傷的故事。在飛虎隊解散的前兩周,一個年僅二十多歲、名叫佩塔奇的飛行員在江西上空遇難。佩塔奇是漢克斯的好朋友,他是作為一個平民參戰幫助中國人民抵抗日軍的,因此沒有得到任何的撫恤金和榮譽。他那美麗的妻子是飛虎隊的護士,當時已經懷了七個月的身孕。英勇的戰士在長空中永遠地消失了,只留下孤兒寡母艱難地度日。漢克斯開始替代死去的戰友,悉心照顧孤兒寡母。後來,他娶了老戰友的遺孀,將孩子撫養長大,並像親生孩子一樣愛他。這個動人的故事是美國影片《珍珠港》的藍本,漢克斯與中國人民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硝煙歲月,回到美國之後他終身都靠自己的信念來生活。
  
  那些碎片,大多數還被埋沒在茂密而潮濕的森林之中,以及煙波浩瀚的湖泊和海洋之下,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歷史;那些記憶,大多數還被湮沒在佈滿灰塵的歷史檔案之中,以及無人拜祭的墓碑裡面,那麼,這便是我們無法被原諒的過錯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冷戰格局的形成和意識形態的分歧,美國被描述成中國最危險的敵人,這段中美人民並肩戰鬥的光榮歷史也就遭到了有意的遮掩和改寫。在中國,歷史總是為現實服務的,不適合灌輸官.方意識形態的歷史事實必須被刪除。於是,幾代中國人都不知道什麼是飛虎隊,不知道曾經有成千上萬的美國志願者來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這些美國士兵之所以到中國來,是向一個古老的文明表達敬意,也是向一群不屈不撓的人民表達敬意。他們不求回報,他們也無需獎勵,他們只是覺得中國人應該和美國人一樣享有自.由、尊嚴和幸福的生活。然而,半個多世紀之後,居然有無數的中國青年在網 絡上對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和美國「哥倫比亞」航天飛機失事表示幸災樂禍,這是怎樣的一種悲哀啊! 
  
  我對於權.力者們宣揚的主義不感興趣,我只看重普通人的感情與生活。我知道人應當有感恩之心,人應當分清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天空中沒有飛翔的影子,而我,已飛過……」是的,每一塊飛機的碎片都是愛、同情和希望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些飛機碎片,沒有這些勇敢的美國士兵,我們也許成了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奴隸;如果沒有這些飛機碎片,沒有愛、同情和希望,邪.惡早就統治了我們的世界。因此,我希望,在每年的八月十五日這天,我們除了紀念我們自己的英雄,還應當紀念那些與我們並肩戰鬥的美國士兵。那些來自異邦的純真的青年,聽從正-義和良知的召喚,來到在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中國。在那些日子裡,正-義與正-義牽起手來,良知與良知聯起心來……八年抗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的四年時間,中國與美國是堅定的友邦和同盟。而在我看來,與其說那是一段美國與中國聯手抗敵的「蜜月期」,不如說那是一群普通人的生命之間的血肉聯繫。我們不能忘記那些為了我們的自.由而獻出生命的外邦朋友,今天的尋找,為的是凸顯昔日的情義;今天的回憶,為的是展望美好的未來。我們記住了白求恩,我們同樣應當記住陳納德、約翰-布萊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漢克斯們的名字。 
  
  ──二ΟΟ三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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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的勇氣與生命的價值 




  由《人民日報》主辦的、以保守著稱的《環球時報》,發表頭條文章《台灣當局鑽進死胡同》,對台灣的若干政策進行猛烈攻擊。該文指出:「近來,台灣新領導人內外交困,除其『台獨』立場不得人心外,當局官僚主義盛行的風氣也招致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七月二十二日,由於暴雨成災,四名工人被困在台嘉義縣的八掌溪中。當時求援部隊互相推諉,見死不救,四個人被困兩小時後最終被湍急的溪水沖走。八掌溪事件在台灣島內掀起軒然大波,輿論及民眾對當局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台『行政院長』唐飛甚至提出辭職,以承擔責任。」觀點鮮明、立論明確、居高臨下、斬釘截鐵。

  《環球時報》顯然將這一事件當作負面的典型來報道。但就在這一報道中,我卻看出了相當正面的意義。唐飛的辭職當然有政治家「作秀」的成分,但也說明迫使他不得不「作秀」的是自由的輿論和強大的民意。唐飛畢竟還有辭職的勇氣,他的這一行為多多少少表示出最高行政首長對公民生命價值的認可與尊重。

  反觀我們,近期接連發生重大事故:武漢的飛機失事、四川的渡船沉沒、廣東的煙花廠爆炸、廣西的公交汽車翻入河中,以及河北霸州和河南禹州警察殺害無辜市民等惡性事件。以上這些事件,死亡人數之眾多、發生頻率之緊湊、事態發展之惡劣,比之台灣八掌溪事件,更能夠激起公眾的憤怒和輿論的譴責。然而,這些事件相繼發生之後,從地方官員到最高首長,並沒有一個人主動提出辭職。在某些官員們看來,若為烏紗故,生命、正義兩者皆可拋。許多地方官員推諉責任,封鎖消息,鉗制媒體,對死難者及其家屬冷漠到了「冷血」的地步。他們缺乏對同胞的生命最起碼的尊重,他們的態度用「草菅人命」這句古話來形容毫不過分。事件發生之後,這些官員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擔責任、引咎辭職或者積極處理善後工作,而是竭盡全力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准知情者向媒體傳達真相,對外來的記者圍追堵截,打出來的幌子卻是「維持地方的安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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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永遠都不會遲到 


   

  「新總理原來是間諜」的消息,對於匈牙利政壇來說,簡直就是一場七級地震。

  兩千零二年六月十八日,《匈牙利民族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資料。該資料顯示:當時的內政部長安德魯拉斯·本凱推舉「D209同志」擔任反間諜部門的第一副手。這位「D209同志」的簡歷也同時在報紙上曝光,簡歷中的出生年月日、經歷、甚至母親的娘家姓等資料一應俱全。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位「D209同志」就是一個月前剛剛當選的新總理邁傑希!

  當天的報紙被人們搶購一空。不少人對總理隱瞞間諜身份近二十年感到無比憤慨;更有一些選民大呼上當,後悔四月大選時「把神聖的選票投給了這個無恥的騙子」;某些保守黨議員則號召群眾起來要求總理「認錯、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個世紀的專制時代,匈牙利的國家安全部模仿蘇聯的克格勃,分為搜集情報、反間諜和秘密警察三個部分。其工作受所謂的「共產國際情報局」指導,實際上受蘇聯當局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蘇東劇變之後,秘密警察被解散。匈牙利的新憲法規定,曾經擔任過秘密警察的人永遠不能為政府服務,但曾經當過情報人員的則不受此條款的限制。邁傑希在舊政權中當過財政部長和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等要職,同時他也曾隸屬於反間諜部,法律並不禁止有這樣經歷的人再次為政府服務。但是,由於在共產黨政權垮台之後二十年的從政生涯中邁傑希一直隱瞞這段歷史,使他在一夜之間失去了大多數選民的信任。不僅邁傑希本人面臨著辭職的危險,而且他領導的聯合政府也很可能因此受到內外的重創。這也許是三十年來政治生涯一路綠燈、平步青雲的邁傑希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果,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美好形象在一剎那間便灰飛煙滅了。

  六月十九日,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邁傑希不得不向國會坦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財政部國際司工作期間,他曾為政府的反間諜部門工作。至於為什麼要隱瞞這段經歷,他語焉不詳。但是,他又努力為自己的過去申辯,聲稱自己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間諜。面對數百名用輕蔑的眼光看著他的議員們,這位新總理吃力地說道:「我只是參與制止外國間諜掌握匈牙利的情報。需要強調的是,間諜與反間諜工作是傳統的保衛國家的工作。反間諜工作者並不是密探,更談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電視上邁傑希尷尬的神情,我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審判,永遠也不會遲到。每個人都必將為自己的言行付出相應的代價。或者是天上的律法,或者地上的律法,沒有人能夠逃遁。掩耳盜鈴者所欺騙的只是他自己的感覺,強詞奪理者所說服的只是他自己的內心。林肯說過:「你可以在某一時刻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刻都蒙騙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的人。」換言之,只要人類存在,歷史就不可能被徹底地銷毀,記憶就不可能被全面地篡改。中國有句俗話說得好:「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你所做過的每一件惡行,都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潛伏在你的身邊。你可以泯滅良知,你可以出賣靈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為虎作倀,但是,天上有一雙上帝的眼睛看著你,地上還有千萬雙老百姓的眼睛看著你,你無從隱藏那些邪惡的行徑和赤裸裸的謊言。墨索里尼沒有想到自己死後會和情婦一起被倒掛在電線桿上,斯大林沒有想到自己發臭的屍體會被遷出紅場的風水寶地,齊奧塞斯庫沒有想到自己會橫屍街頭、被群眾的唾液所淹沒,波爾布特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到眾叛親離、孤家寡人的地步並像豬狗般可恥地死去,皮諾切特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還會面臨被引渡回國審判的命運……這些人,昔日是何等的威風八面,操縱著人民生殺予奪的大權。然而,他們的下場又是何等的淒慘,懲罰的降臨又是何等的迅捷!

  在《這個動盪的世界》一書中,曾經旅居德國的作家龍應台談到了兩德統一後東德秘密警察的出路。東德的秘密警察叫「國安」,他們的工作是「保護國家安全」。國安局的敵人是對內的,對準自己的人民——那些對國家「忠誠」不夠的人民。他們要保護的,也是自己的人民,那些對領導的政治路線不存異議的人民。這兩種人怎麼劃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進行監視,需要「忠誠」紀錄作為獎懲依據,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種措施來控制人民行動,需要新聞局和文工會之類的機構監督報紙和電視的內容。於是,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這些極權主義的爪牙們「合法」地對人民實施著無所不在的迫害和監視。他們說,他們是在執行任務;他們說,他們為此而感到自豪。

  柏林牆倒塌之後,憤怒的人們湧進國安局的大廈,他們要把從前看不見、也不敢看的黑手抓出來。萊比錫警總頭子在街頭被人民包圍了。在詰問之下,他脹紅著臉,對著攝影鏡頭,還有電視機前幾百萬的人民,說:「我錯了,我為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

  這名警察頭子公開表示自己的「羞恥」,這同時也是人類的自由、夢想和尊嚴的勝利。人們並不是故意要羞辱這名昔日的要人,而是為了申明正義的力量和人權的不可侵犯。

  龍應台在《活過底片的世界》一文中,別出心裁地提出了德國的「大河文學」的概念。所謂「大河文學」,厚度有一百公里長,作者的名字是「東德公安部等」,「等」包括八萬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數十萬埋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線民」。這些秘密檔案解密之後,普通公民均可查閱。然而,真相是令人噁心和窒息的——「做妻子的,發現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兒去報告自己行蹤和言談的,是共枕十年的丈夫。做學生的,發現記錄自己『不當』言行的,是那課堂上授課的老師。作家,發現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讀了西方的刊物,打小報告的是那長年進出自己書房和廚房的知交。牧師,發現自己在幾年前所以大病,是因為醫生遵從公安部的指示,開給他損壞腦神經的藥劑。異議分子,發現自己和辯護律師當年『密談』的內容,白紙黑字的記載著。病人,發現自己對精神病醫生的傾談,一卷一卷錄在大河文學裡……」這是最真實的歷史。人類的罪惡在這裡定格。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不也有著與之相似的「大河文學」嗎?然而,再凶殘的獨裁者也不可能讓民眾永遠生活在噩夢中。當陽光掃瞄過這一張張的底片的時候,善與惡、真與假的判斷便掉了個。龍應台感歎說:「這一百公里長、三十噸重的『大河文學』裡自成一個世界,一個繁複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現在這部記載一個民族生活的巨作經過沖洗,拿到陽光下一看,世界顛倒過來,黑的全變白,白的全變黑了。」這一切,發生在東德,發生在匈牙利,發生在捷克,發生在波蘭,發生在俄羅斯……這一切,還將發生在更多的國度裡。

  是的,陽光,只有陽光是永恆的。誠如《聖經》中所說:「你口任說惡言,你舌編造詭詐。你坐著譭謗你的兄弟,饞毀你親母的兒子。你行了這些事,我還閉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樣;其實我要責備你,將這些事擺在你眼前。」(《詩篇》50:19—21)不要以為讓人沉默就是你的勝利,魯迅說過:「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以邁傑希縱橫捭闔政壇數十載的精明能幹,到底無法拒絕陽光的來臨;以斯大林牢牢掌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的心狠手辣,也毀滅不了索爾仁尼琴的勇氣。那些如饑似渴地閱讀《古拉格群島》的眼睛,肯定比那些陰暗角落裡告密的舌頭多得多。

  沒有人能夠一勞永逸地背叛良心,沒有人能夠一手遮天地幹盡壞事。東德的末代總理戴麥哲爾灰頭土臉地下台了,人們說,他是「大河文學」裡有代號的一個線民。最高學府洪堡大學的校長芬可,也不光彩地被解聘了,人們說,在底片世界裡他是一個依附政權的親密合作者。這些被揪出來的人,片刻之前還以為黑暗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直到他們生命的終了,他們可以舒舒服服地與黑暗共舞。沒有料到,陽光一下子就照射到這片陰晦的土地上。他們呆坐在破碎的世界裡,「既不知如何詮釋過去,也不知怎麼面對未來」。曾經聽命於秘密警察、給牧師「藥物治療」的那個醫生,把背對著媒體的鏡頭。他從此不能再開業行醫,更無法再面對社會——「給我安靜吧!」他哽咽地說。他的眼淚是否能夠抵消他的罪惡呢?

  是的,無論是生還是死,法庭都不會允許任何人缺席。無論你貴為帝王,還是卑若走卒;無論你是一個口含天憲、殺人如麻的獨裁者,還是一個在「以服從為天職」的教條下對群眾開槍的士兵,你都得獨自走上法庭,獨自面對審判。沒有人會替你頂罪,也不要存在「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

  一夜之後,邁傑希的頭髮白了不少。

  邁傑希之後,還會有「邁傑希」被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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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遊戲 


「勇敢者」遊戲 
  ——與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剛剛結束百年校慶的北京大學。 
   
  克林頓首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發表長篇演講。演講以後,有七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長遲惠生先生就對中外新聞界說,北大將採用抽籤的辦法決定參加聆聽克林頓總統講演的學生名單。然而,許多北大學生並沒有獲得參加抽籤的機會,他們紛紛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場券分配的內情。
    
  據1998年8月號的《華聲》月刊報道說,四百多張「珍貴」的學生入場券,以三種方式發放下去:一是直接進入班級,由學生民主抽籤,運氣好的自然「登堂有門」;二是流入學生團體,由平時就喜好參加此類活動的積極分子獲得;三是系裡支配,主要「照顧」對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維敏捷的「優秀學生」。通過第一種途徑分發的票數量最少。後來,進人禮堂的學生大部分是學生黨員、學生幹部和有向這兩方面發展的「積極分子」。這些學生能夠代表北大嗎?尤其是那七名學生所提的問題,真的就是北大學生的水準嗎?
    
  當時在會場外面,就有一家香港電視台採訪場外的北大學生。有幾名學生就很不客氣地說:「他們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裡面。」裡面與外面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學生所提的問題,大多數確實非常尖銳,有的甚至有挑釁的味道。事實上,北大校方在提問還沒有開始之前,就已經暗示學生:要注意友好氣氛,畢竟克林頓是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和訪問北大的美國總統。但是,提問的學生依然要表示他們的勇敢和愛國,他們的「勇敢」使整個提問過程充滿了火藥味。他們的』情緒普遍都激動,彷彿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似的,彷彿被壓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出氣筒。克林頓在會後坦率地表示,「當天批評的成分多了一些」。這些學生也許因此而滿意了——他們在提問中表現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國家的「勇氣」和「信念」。
    
  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見面了,兩人談論誰的國家更民主,美國人說:「當然是我們美國了,我們能夠到白宮門口去張著標語貿羅斯福。」而蘇聯人說:「那算什麼,你們充其量只能到白宮外面,而我們卻能夠到克里姆林宮裡面去,當著斯大林的面大罵羅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禮堂裡,無論怎樣尖刻地質問克林頓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相反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這樣有利可圖的遊戲,誰不願意玩呢?今天,一本萬利的好事也許就只剩下這麼一樁了。
    
  持續半個多小時的「辯論」,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國的觀眾,很大程度上從這七個學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這所大學,是中國最進步的力量的集結地。這所大學,是世界關注中國的一扇窗口。然而,這次北大的形象卻在克林頓訪問的過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們由此對北大產生了徹頭徹尾的失望。北大不僅沒有把握住一次站起來的機會,反而再次重重地躍了下去。
    
  那麼,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勇敢者」們的遊戲,讓我們靜下心來思考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我們無能為力,但是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尋找一條條的線索,那讓我們羞愧的一切之所以發生的線索。找到了這些線索,複雜的疑團也開就迎刃而解了。這次北大學生的表現,是若干年以來北大疾病的一次大發作,是一次原形畢露一一醜陋雖然醜陋,但醜陋明明白白地昭示於天下,對北大自身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瘡長到了臉上,怎麼辦呢?
    
  從《華聲》雜誌上,我們發現了提問的學生的名字,以及他們各自在會後的想法。於是,結合會場一問一答,讓我們返過頭去,對這一特殊的、意味深長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讀。
    
  克林頓的演講十分精彩。鑒於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慶,演講中,克林頓以中文「恭喜,北大」開始,引起全場長時間的掌聲。在演講中,他從歷史和思想層面展開,著重談了中國的轉型、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人權問題。克林頓強調人天生的基本權利的普遍性,認為個人自由是人類創造性的來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說:「我們相信,並且我們的親身經歷也證實了,自由可以加強國家的穩定並推動它的變革。」他也反覆恭維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愛聽恭維話的習慣。他說:「北大正領導著中國邁向未來。」「我們來這裡是想同你們——中國的下一代領導者們——交流一下有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係的極端重要性。」
    
  第一個提問的是北大藝術系學生梁山鷹。他的問題是:「總統先生,很榮幸第一個提問。一如您在演講中提到的,中美兩國人民應向前邁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增加交流。我個人認為,自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歷史、文學已有很多瞭解,對美國總統也知道得很多。我們還看了電影《泰坦尼克號》。但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瞭解卻似乎沒有那麼多。也許他們只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所以我的問題是,身為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閣下計劃怎樣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真正瞭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這個學生後來表示,當時所提的問題只是大家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卻並非自己認為最感興趣的問題。他坦白說,自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熟悉美國許多搖滾樂隊,如同熟悉他的廣告專業術語。「如果有時間,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樣,問問克林頓,他最喜歡的搖滾樂隊是哪一支?」
    
  這是一種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裡想問什麼就問什麼,為什麼要言不由衷呢?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於,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在外部的壓力之下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樣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動放棄說自己心裡話的自由,這樣的人是最可恥的人。
    
  梁山鷹同學有什麼樣的理由認為他在大會上所提的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呢?他經過怎樣的統計和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即使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但是自己並不關心,為什麼就不能問自己的問題呢?老想充當大眾的代表和代言人,這樣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一個連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夠代表誰呢?這種「代表」是虛幻的代表。
    
  接著我們來分析梁山鷹所提問題本身的矛盾和混亂。首先,中國是否很深入地瞭解了美國的文化、歷史和文學?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的文化在中國社會一直僅僅是游離體,像油浮在水面一樣,並沒有被中國真正地吸收。對於美國的清教主義、對於美國的人權理念、對於美國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稱精英的北大學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瞭解?梁山鷹同學用《泰坦尼克號》來作為自己瞭解美國的例子,顯得十分荒唐。這部電影能夠代表美國文化的精華嗎?這樣的自信還是少一點的好。在這樣自以為是地發言之前,應該好好泡在圖書館裡,讀讀傑斐遜、富蘭克林、愛默生等美國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瞭解究竟什麼是美國和美國的精神。憑空而來的自信是空中樓閣。作為北大學生,舉一部娛樂電影來證明自己瞭解美國的文化,未免有點太掉價了。為什麼不說惠特曼、梭羅、馬克·吐溫、福克納呢?克林頓總統在演講中頻頻引用胡適的名言,與對方相比,倒是顯出自己不瞭解美國了。
    
  其次,強迫別人瞭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種可笑的行為。我們需要瞭解美國,是因為美國已經民主、富強到了非讓我們瞭解不可的地步。美國對我們的瞭解,確實遠遠沒有我們對美國的瞭解那麼多,這只能說明我們還沒有民主、富強到讓美國必須深刻瞭解我們的程度。關鍵在於,我們得從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動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中國強大了,人家自然就會來瞭解你的,那時候,用鞭子抽他們也抽不走。而現在呢?還是埋頭苦幹吧,埋怨別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平等過。美國人即使一點也不瞭解中國,他們也沒有必要內疚。梁的理直氣壯實際上最沒有理由。
    
  第三,梁山鷹很輕率地說美國人不瞭解中國,「也許他們只是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瞭解中國,當然要瞭解改革開放以來20年的中國,但是就能夠忘卻文革的中國嗎?瞭解中國,當然要瞭解大城市的中國,但更加廣袤的農村就能夠抹掉嗎? 
    
  梁同學很輕鬆地談到文革。對文化大革命的瞭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為文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對文革已經極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國人寫出來的,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我們還有什麼臉去質問別人?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梁同學自己倒是需要讀一些有關文革的歷史書籍,包括就在北大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甚至就在這個辦公樓禮堂裡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批鬥會。你知道這裡曾經染過多少人的鮮血嗎?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嗎?好像文革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傷疤,自己不說,也不讓別人說。
   
  再就是關於農村的問題,張藝謀等導演所拍攝的農村題材的電影在海外獲獎,國內就有人表示譴責,譴責西方世界的獵奇心理,譴責他們希望看到我們的落後和愚昧。然而,譴責是無濟於事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農村是不是這樣落後和愚昧?稍微對中國農村有所瞭解的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的農村比電影裡所表現的還要落後與愚昧。農村的苦難不是梁同學這樣整天喝著可口可樂的孩子所能瞭解的。農村是中國的大多數,為什麼我們要迴避農村呢?在梁同學的敘述語氣裡,彷彿農村與中國無關,這是他的表述裡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談一個具體的問題——台灣問題。問問題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頓收起了臉上的笑容。
    
  第三個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糟糕的一個問題。這是地質系學生段玉棋提的:「據我們所知,你來中國之前,在國內表示,之所以去中國,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接觸是最好的壓制方式,你這句話是否是為了使這次訪華成行而向反對派作出的承諾?此時你站在講台上,帶著他善的微笑,這微笑背後是否還藏著真正的、壓制的初衷呢?請總統先生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克林頓總統聽到這樣的問題後,面露驚訝之色。他沒有想到北大學生會這樣對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學生當作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來看待,沒有想到他們連起碼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學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禮貌,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呢?難怪總統先生要神色大變了。而許多北大人則以此為榮:克林頓為難了、克林頓尷尬了、我們難倒了克林頓!我們多麼偉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別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發現,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的學生怎麼這樣沒有禮貌?連幼兒園的孩子也比不上?
    
  這時,克林頓表現出大國領袖的風範來,他從容地回答說:「要是我有遏制中國的意思的話,我不會把它藏在笑瞼後面。但我沒有,那就是說,我講的是肺腑之言。我們必須做決定,我們大家都得做決定,特別是生活在一個擁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的人,更得決定如何界定他們何以是大國。」他談到俄羅斯的選擇,俄羅斯選擇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國也如此。而美國的政策是:「我想要有夥伴關係,我沒有笑裡藏刀,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學的說話的方式讓人極其不舒服。這種敘述,讓人聯想起文革中的大字報來。斬釘截鐵、不容對方有迴旋的餘地。將對方逼進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位年輕的學生,是怎樣沾染上文革的氣味的?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避免粗暴和專橫。這兩種性格,是文化的對立面。段同學兩者兼而有之,並且很是為此驕傲。念了十幾年的書,連粗暴和專橫都沒有磨洗掉,這書是怎麼念的?一向自稱最有禮節的中國人,卻表現得最沒有禮節,讓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機前面搖頭。
    
  第四個問題是問高等教育對未來的意義以及克林頓對中美兩國青年的期望。
    
  第五個問題的惡劣程度直追第三個問題。提問的是經濟學院的學生劉麗娜。她的問題使會場的氣氛再次變熱:「老實說,中美兩國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議題確有歧見。您非常驕傲地回顧了美國貫徹民主、自由的歷史,同時也為中國提出一些建議。我們當然歡迎發乎至誠的建言。可是,我記得有人說過,我們應該在虛心接受批評之餘,勇於自我檢討。您認為時下的美國社會裡,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是否同樣存在問題產這位女同學的言談是激情澎湃的,每個字的發音都抑揚頓挫,好像在演出一場話劇。她的爐火純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藝的著名演員們相比美。她的觀點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一模一樣,她說的話,發言人們已經說了無數遍,她再來重複,有點畫蛇添足了。
    
  其實,克林頓在演講中已經檢討了美國的民主歷程:「當我們由於種族、宗教、價值觀等問題而剝奪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便出現了。但當我們致力落實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對持不同政見人土的自由提供保護、並把自由交還給以往曾遭受剝奪之八時,美國的歷史便進入最輝煌的時期。」
  
  克林頓回答劉麗娜的問題時繼續說:「我從未在其他國家——當然不只是中國——訪問的時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認我國也有類似嚴重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稱作在應該凡事十全十美的國家。為了創造並享受更好的生活.我們不斷向理想邁進。」
  
  女發言人不是在問問題,而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也不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是在闡述官方的觀點。她不知道什麼是提問、不知道怎麼提問。這就是北大學生的素質,能不讓人失望嗎?
  
  緊接著,另一位女發言人發言了。這是中文系學生馬楠。她反駁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相互牴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牴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瞭解自由的真諦。」這同樣是闡發中國政治書本的上教條。
  
  這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女學生,她背下來了那麼多條條框框。後來,馬楠與第一個提問的梁山鷹一樣,也透露說,這不是她所想問的問題,她與克林頓一家一樣,是素食主義者,她想與總統交流一下對「健康、綠色的食品」的看法。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她不問自己內心深處想問的問題呢?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的人、連心目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還有什麼資格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洛克說過:「最低級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裡話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話,前提是「偉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並不偉大的道德精神,還有一些甚至是邪惡的價值觀為存在。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時候,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然,人類社會就沒有矛盾了。納粹的集體與個人的自由有沒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說裡,有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兩種自由,消極自由不是積極自由的反面,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哪能分開它們呢?這名學生對自由理念的內涵與外延都缺乏起碼的釐定,卻輕率地、滔滔不絕地發表似乎是「自己」個人的見解,真讓人啼笑皆非。
  
  馬楠當然是在一個優越的家庭裡長大的,所以她覺得在中國沒有什麼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嘛!一切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嘛!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林黛玉的感受與焦大的感受絕不會一樣,雖然他們同樣都生活在賈府裡。這名清秀的短髮的中文系女生,應該在學習之餘到學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們的生活,看看失業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區農民的生活。那時,再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才不會如此輕率。
  
  最後一個學生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美國經濟的,一個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總統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克林頓對此作了很好的發揮。
  
  這次對話,顯示出北大學生似乎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似乎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後來的採訪中,他們統統露出了「原形」。《華聲》雜誌披露說,七名北大學生在談到對美國的看法時,都一致「叫好」。他們喜歡美國的理由五花八門,藝術系的學生說,「美國人自由奔放的民族個性非常吸引人。」經濟系的學生則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環境,有利於個人成就的誕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別緻:「因為美國吸引走了我的一個親密朋友。」
  
  學生們對美國其實早有了共識:美國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的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處美國,也就身處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問的七名學生中,有五人明確表示,他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去美國。
  
  那麼,他們在會場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們把提問當作體現自己「勇敢」的好機會。這是對「辯論」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們的表演卻給世界一個錯誤的認識: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成了民族主義的重災區。
  
  據瞭解,北大學生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經產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於當天給出的反應信息是:在中國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未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處理。而中國學者大部分對北大學生的表現給予喝彩。美國人的誤解和中國學者的不理智,在同一個層面上相去了。他們都不瞭解這最年輕的一代精英分子。這些年輕人與他們所想像的相差很遠很遠。
  
  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在北大平時的學生社團活動中,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口說我心」,對他們來說,早就是一個比盤古開天地還要古老的神話。他們只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平時,他們還「養在深閨人未識」,現在,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頓的對立面,在此一特定時空中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所以,儘管他們心裡深愛美國,他們也要故意與美國總統過不去——因為這樣做有好處。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乾脆拋棄掉。
  
  這足人格極度扭曲的。卻自己以為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
  
  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
  
  這是可怕的教育所釀造出來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這樣的時刻,還能夠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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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失敗者」 




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基督教,根植於人對正義和平等的永恆追求。他想以此來擺脫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這種理想的緊箍。他把社會主義價值與全人類價值等量齊觀。而阿·切爾尼亞耶夫認為,戈氏的解釋是偷換概念。其實,從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了。當時,「幾百萬蘇共黨員的大多數人早就不僅沒有了社會主義信仰,而且連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沒有了。」

戈氏在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清醒地意識到:舊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將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隨著舊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將失去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正如索爾·舒爾曼所說的那樣:「假使他不想賦予這個體制以人道主義,只要他願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統治十年。」 索爾·舒爾曼分析說,蘇聯這種刻板的極權主義體制有一個基本的特徵,就是這個體制中東任何變革只能自上而下進行。自下而上的變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遲早會被坦克鎮壓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舊制度,霍布斯邦的觀察比索爾·舒爾曼更深入了一步,他有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當蘇聯經濟發展大車向走了一段距離以後,由於其引擎結構設計的特殊,駕駛人雖然一再猛踩油門意欲加速,引擎卻不快反慢。它的動力設計,本身包含著將其力量消耗殆盡的結構。」
戈氏開始執政的時候,他發現在這個龐大帝國的內部交織存在著這樣的現實:

一方面人民充滿了對十月革命浪漫的回憶,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義駭人聽聞的罪行嚇呆了;

一方面廣大民眾在較短的時間裡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黨對自由的言論、思想和創作進行無情的鎮壓,書報檢查相當嚴格,媒體上只有宣傳而沒有真實的新聞;
一方面存在著經過選舉產生的最高權力機構——最高蘇維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務的決定權卻在政治局的幾個寡頭那裡、特別是在總書記一個人那裡;

一方面文學、詩歌、藝術、電影、戲劇把社會主義描繪成最崇高的社會價值觀和最高尚的人品的傳播者,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到處是對人大尊嚴的無恥踐踏,從上到下逍遙法外的胡作非為,人成了為結成一體的黨和國家效勞的「螺絲釘」,因此人民也變成了帶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無產者;

一方面國家不斷產生大演員和傑出科學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老百姓卻陷於愚昧無知,甚至沉溺於反動的蒙昧主義;

一方面是被宣揚成社會思想最高成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另一方面卻是被各種鎮壓和全面保密所維護的、越來越厚顏無恥的政治謊言;

……

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機四伏的蘇聯,這就是戈氏面前的一個亂攤子。勃列日涅夫們都享盡榮華富貴之後心滿意得地告別了人世,他們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權力,哪管死後洪水滔天。戈氏執政的時候,既沒有任何可以汲取的經驗,也缺乏良好的國際環境。人們把對他的前任的指責和憤怒統統傾瀉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人則對他心懷仇恨。保守派認為他太激進,改革派認為他太落後。他同時在幾條戰線上疲於奔命。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氏卻取得了神話般的成就,阿·切爾尼亞耶夫概括了戈氏的幾點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毀了以往所有專制制度中根據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最強大的專制制度;
他給千百萬人民在沒有由上面強加的方式和意識形態教條的情況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

他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區的居民在承認民主、法治國家、市場經濟、人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類普遍原則的基礎上進入現代文明的總軌道創造了條件;
他為停止「冷戰」和核軍備競賽所做的工作比誰都多,由此為拯救人類免於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毀滅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以上的四點成就足以讓戈氏進入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難道他還不能算是一個「成功者」嗎?在這本回憶錄的結束語裡,戈氏討論了自己究竟是一個「成功者」還是「失敗者」的問題。許多人都把他當作被驅逐出歷史舞台的失敗者,因為「迄今為止,在所有的價值衡量表上,喪失權力的統治者都是失敗者」。然而,戈氏心靈深處的評估標準不一樣,他寫道:「我不僅有思想準備,而且實際上我有意識地把事情辦成這樣,即到了一定的階段,屆時穩定的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可以易手了,從人民選舉出來的一部分人手裡轉交給他們選舉出來的另一部分人手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戈爾巴喬夫以失敗者的名義擁有了最後的成功。當離開克里姆林宮十一年之後,俄羅斯新總統普京邀請他參與國是討論的時候,他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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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為什麼會取得勝利? 



為什麼在長達八十年的時間裡,專制制度、暴力統治和謊言宣傳一直是蘇聯社會的主流?為什麼俄國人會選擇布爾什維主義這杯「苦酒」?這是雅科夫列夫多年來都在苦苦思考的問題,也是他在這本著作中企圖回答的問題。

作為歷史學家,雅科夫列夫敏銳地發現了俄羅斯文化傳統中的一個毒瘤,即對暴力的崇尚。說到底,沙皇政權就是軍事獨裁政權,它一方面依靠東正教「君權神授」的理論和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來維繫民心,另一方面則以赤裸裸的軍警暴力機構消滅來自新興力量的任何挑戰。

當然,更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以來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這兩股思潮合而為一,首先征服了俄羅斯的平民知識分子,然後再征服大部分的平民百姓。十九世紀末以來,俄國社會本來有若干個走上改良道路的契機,例如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二月革命」後組建的臨時政府,但它們最後都被「激進——更激進」的暴力革命的模式席捲而去。

通過對人類歷史的宏觀考察,雅科夫列夫發現了這樣的一個歷史規律:「在數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時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個人們讚許的社會,因為暴力只能產生暴力。暴力革命——乃是灑在悲劇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鮮血。」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一個改良主義者,他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學說並發現了它最根本的弱點:「馬克思主義中最邪惡的教條是關於暴力的教條,以及構築於其上的階級鬥爭的觀點。」然而,在以列寧為首的俄國革命者們手中,玩弄得最為得心應手的正是「階級鬥爭」這一威力無比的武器。馬克思建立了一個嚴密而龐大的、真理與謬誤共存的思想體系,而列寧卻將其化繁為簡、徹底「俄羅斯化」了。列寧選擇的大多是馬克思學說中的糟粕部分,卻恰恰是能夠在俄羅斯現實中發揮出巨大能量的部分。列寧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誰的理論有利於自己獲得權力,他便順手拿來。因此,雅科夫列夫認為,對於大部分俄羅斯人來說,「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僅把它當作新的學術流派,而是作為一種指出擺脫絕望和困境的學說」。

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暴力被放大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望塵莫及。在擔任「為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主席期間,雅科夫列夫接觸到浩如煙海的秘密材料,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歷次鎮壓,其規模之浩大、手段之殘暴、組織之嚴密,讓他不寒而慄。他提到一九五四年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給赫魯曉夫的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僅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遭到鎮壓的人數就達三百七十萬。他認為,在官方的數字之外還應當追加集體化時期的三百四十萬人以及遭到鎮壓的三百三十萬少數民族,這樣的話總數至少不下於一千萬。

那麼,這一切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發生的呢?雅科夫列夫認為:「問題不僅在於列寧或斯大林。當然,對於千百萬無辜蒙難者的生命他們負有個人責任。這一點是明確的。問題的實質在於他們所建立的布爾什維主義制度,在於構築在暴力意識形態之上的制度。」關於這套曾經被人民憧憬、卻又已經被人民拋棄了的制度,他一針見血地分析說:「任何一個思維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爾什維主義一經確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現誅除異己、血腥鎮壓、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現象;而超乎尋常和冷酷無情的黨和國家的壟斷壓力更使人們透不過氣來。所有這些耽誤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拉大了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差距,敗壞了道德風尚,喪失了固有的傳統。」暴力的作用僅僅在於捍衛當權者的權力,它消滅人的肉體、摧毀人的尊嚴、貶低人的價值,最後導致國民整體素質的急劇下降,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死氣沉沉。

在雅科夫列夫看來,專制制度的建立和暴力手段的氾濫,「是罪惡昭彰的黨和國家黑手黨肆虐的結果,是政治意識形態偏執狂熱的結果,又是我們全體慇勤地參與了惡行的結果」。在這裡,他尖銳地提出了大家共同來承擔罪孽的論點,因為絕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無論是罪惡的參與者、實施者,還是罪惡的旁觀者、沉默者。沒有人能夠改變過去的歷史、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先知先覺的聰明人。雅科夫列夫痛心疾首地指出:「不要逃避現實——正是我們自己泯滅了人格和良知,冷酷無情地中傷戕害並將子彈射向了與自己相仿的人們;是我們告發了鄰居和同事;在黨的會議或別的集會上,或通過報刊、電影和戲劇舞台,揭發了那些『思想不純正分子』。有人會說:『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許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難道是外星人在我們土地上散播仇恨?」外部的邪惡固然面目猙獰,但我們的內心為什麼沒有康德所說的那種「神聖的道的律令」呢?

一場全民共同的懺悔是必要的。三十多年以前,赫魯曉夫已經率先懺悔了——他是那個時代的領導人中唯一為自己做過的錯事進行懺悔的人。今天,更多的人應當開始他們的懺悔。沒有經過對罪惡的懺悔而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個搖搖晃晃的紙房子,因為「布爾什維主義既存在於制度之中,也存在於我們中間」。雅科夫列夫發現,即使在民主化之後的俄羅斯,在大眾媒體上、在議院裡,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暴力傾向和獨裁思想。這不是民主帶來的病毒,而恰恰是極權主義時代的頑疾,「不能不看到:幾千年來俄國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的暴力模式還能重新產生瘋狂的獨裁者和覬覦王位的人」。因此,他發出了並非杞人憂天的警告——斯大林主義之「死」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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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大地深處的兄弟 



春節回家,正在團圓的時候,家裡突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一老一少兩個男子,都穿著臃腫的、樣式陳舊的軍大衣,類似於我軍訓時候穿過的那種,不過質地可差多了。老的那位,站在門口怯生生地詢問著父親的名字。父親走上前去仔細一辨認,立刻高興地喊出聲來,並與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原來,來客是父親當年在礦井工作時候的好朋友伍大叔,年少的那位是他的兒子。

吃過飯,聊起以前的往事來,父親和伍大叔都唏噓不已。有一次礦井塌方,作為工程師的父親和十多位礦工一起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伍大叔。他們一起度過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恐懼的那幾個小時。幾個小時長過一年。後來,父親受傷住院,那時母親還在外地工作,無法趕回來,礦上的領導便派伍大叔到醫院照料父親。從此,兩人便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伍大叔告訴父親,去年礦上已經停產,工人們都失業了。即使是像他這樣的「元老」,也只能一次性地領取幾千元的退休金,這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雖然大家心裡都不情願,但這是上面的定的「政策」,工人們的意見改變不了決策——有人還威脅說,不要拉倒,否則讓你們空手而歸。於是,老工人們都含著眼淚簽了字,離開了各自的工作崗位。他們在井下勞動了三十多年,渾身上下都落下病根,卻就這樣被拋棄了。伍大叔沒有別的掙錢的技術和技能,「下崗」之後能幹點什麼呢?他只好蹬起了三輪車,每天好歹還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不過,最近蹬三輪車的失業工人越來越多,生意變得越來越不好做。蹬三輪車的年輕人還因為相互之間搶客人而打架,而他一個老人家,沒有辦法跟年輕人競爭,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還能堅持多久。不過,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也只好堅持一天算一天了。

伍大叔的孩子小強是我童年的玩伴,當年我們還一起下過礦井,一起到山下的農田里抓青蛙。高中畢業之後,小強沒有考上大學。伍大叔告訴我們,即使孩子考上了家裡也供不起他唸書。於是,小強到外邊闖蕩了好幾年,在深圳當過保安,在北京當過建築工人。後來,外邊錢越來越不好掙,他又回到了家裡。可是,父親無權無勢,沒有門路給他找一份工作。說著說著,伍大叔的淚水情不自禁地就流淌在佈滿溝壑的臉上,而小強的臉上卻是一副蕭瑟而麻木的神情,全然沒有了童年時候的聰明和調皮。伍大叔的模樣使我想起了畫家羅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畫——《父親》。畫中的父親是一位老農民,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礦工也是農民。在與土地的關係上,農民和礦工同樣是「修地球的人」,他們與土地之間保持著一種親密而深沉的聯繫。他們所有的汗水和老繭,他們一切的幸福和苦難,最初都是土地所賜予的。

伍大叔的到來,讓我又回到了憂傷的童年時代。那段礦上的歲月,始終是我關於童年最鮮活的記憶。鐵礦的腥味、礦工的臉龐以及深邃的軌道、刺目的手電,還是提心吊膽的母親和笑聲朗朗的父親,一切都好像在昨天。成年以後,從南到北,我到過各種各樣的礦井,煤礦、鐵礦以及其他金屬礦。每當見到從井下魚貫而出的礦工,我都無比親切地感到,他們就是我的父輩、就是我的兄弟。這與「階級」成分的分析無關,這是深埋在血液裡的某種神秘的呼應。這些礦工們像螞蟻一樣卑微,又像大象一樣堅韌。他們的肌肉像鋼鐵一樣緻密,他們的心靈像花朵一樣柔軟。他們的皮膚無比黝黑,他們的眼睛卻閃閃發亮。他們在沒有陽光的大地深處勞作,卻深味了陽光的價值。他們散落在大地的深處,離都市斑斕的燈火是那樣遙遠。

看到他們,我就想起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那是一本生命之書,在被商業與權力所支配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它是個不可思議的異數。在那個平凡的世界裡面,活著一群平凡的礦工兄弟們。坦率地說,《平凡的世界》在藝術上還顯得相當粗糙,看得出來,路遙承受著某種黑暗勢力的壓迫,他喘不過氣來,他無暇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果然,寫完了這本書,也就耗盡了路遙的生命——他一個人的亮光,照不透那漆黑的礦井。他無能為力,只好將自己如同蠟燭一樣燃盡。路遙死了,《平凡的世界》也被有意無意地淡忘了,裡面的那些主人公們更是被驅逐出高級人士的視野之中。

我卻無論如何也忘不了他們。這些年來,在媒體上喧囂浮躁的各種新聞報道中,我最關心的是那些關於礦井事故的消息。每一次遭遇到這樣的消息,我都像手腕上被割了一刀般的疼痛。然而,這樣的壞消息越來越多。

近幾年來,貴州、廣西、河南、山西、內蒙、陝西、東北等地的礦井多次發生重大惡性事故,死傷慘重的瓦斯爆炸、透水、塌方呈現「遍地開花」的勢態。雖然各級政府機關屢屢下文督促加強生產安全,但每一次的下文反倒又引發新一輪的事故潮。那些措辭嚴厲的行政命令,不僅沒有起到「預警器」的作用,相反卻成為更多的、可憐的民工的「催命符」。

貴州省木沖溝煤礦四采區發生的瓦斯煤塵爆炸事故,造成了一百六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一千二百二十七余萬元人民幣。事故發生之後,貴州省煤炭工業局局長張顯榮、副局長何剛被給予行政降級處分,並被建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水城礦務局局長趙安國等人也分別受到相應的處分。

與之相似,內蒙大雁二礦發生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五十一人死亡、十二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二百七十七萬元。事故發生之後,上級的對策是什麼呢?新聞裡是播音員那一貫冷靜而平緩的聲音:「對呼倫貝爾煤業集團黨委書記何清海建議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副總經理陳文生等人也分別受到處分。」與貴州木沖溝煤礦相比,這次事故死亡的人數少了一些,官員的處分也就相應地輕了一些。還真是賞罰分明呢。

山西天龍煤礦發生事故之後,地方領導與煤礦經營者串通起來,精心編織謊言,企圖瞞天過海、逃避事故責任。當時,工隊長李三帶領四十三名中班工人下井作業,由於礦井主扇長時間不開,井下經常處於無風、微風狀態,瓦斯通過第三聯絡巷進入東二巷,造成東二巷瓦斯積聚,達到爆炸界限。下午三點,工人正在交接班的過程中,突然發生瓦斯爆炸。經過數小時的搶救,挖出屍體三十八具,救出傷員多人。天龍煤礦股東賀勤趕到事故現場後,立刻夥同南桑峪村村委會副主任李社龍組織策劃將傷亡人員轉移外地,企圖隱瞞事故。他們指使車隊司機分兩次將找到的三十八具屍體分別轉移到陝西韓城、澄城和河南三門峽。此後,礦主向當地有關部門匯報事故情況,謊稱事故只死亡四人。

當這個彌天大謊被揭穿之後,上級部門開出了一張長長的懲處官員的名單:「河津市市長霍拴孩被給予行政降級處分;分管工業和安全生產工作的副市長趙有發、分管科技和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的副市長韓紹臣、河津市煤炭工業局局長史全中、副局長譚文魁等被行政撤職;河津市煤炭工業局及下化鄉其他有關負責人員分別被給予撤職、記過、警告等行政處分;運城地區煤炭工業局局長丁志良、副局長高安囤、謝肅增分別被給予行政記過、記大過處分;運城地區行署常務副專員李天祥、協助行署專員分管安全生產工作的運城地區行署黨組成員、體改委主任被給予行政警告處分;責令運城地區行署向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寫出深刻的書面檢查。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同時建議受到記大過以上處分的人員所在黨組織給予其相應的黨紀處分。」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引用這張名單,是想讓讀者們看到並記住這些醜惡的名字——雖然他們只是罪惡的一部分、甚至還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但他們卻是使得罪惡成為事實的重要環節。他們不僅僅是疏忽和大意,下面的所有情況他們都心知肚明,但是他們享有著利益,他們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此大規模地懲治有關的官員,死難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應該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難工人們是否能夠瞑目,我也不知道家屬們是否會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永遠是最容易糊弄和欺騙的。面對以上那則新聞,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市長大人為什麼僅僅是「行政降級」,而遠非「就地免職」呢?也許,等風頭一過,他立刻又能易地為官了。同樣,其他大部分官員,遭受的懲罰也僅僅是「行政處分、黨紀處分、深刻檢查」等等,真正被免職並承擔「瀆職」的行政和刑事責任的人寥寥無幾,真是「雷聲大,雨點小」。

我無法想像礦工們在死亡之前的恐懼和痛苦——這種恐懼和痛苦,父親曾經親身經歷過,死裡逃生的父親偶爾也向我講述。然而,我依然是一個旁觀者。所有的事故,都只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在這個行業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樣卑微和低賤。轉瞬之間,礦工們就由一群生機勃勃的活人變成了幾十具一字排開的屍體,他們的家人在呼天喊地之餘還能做些什麼呢?礦工們統一穿著的藍布衣服上,還打著大塊大塊的補丁,他們臉上的鬍鬚已經很長了。他們面朝蒼天,這是他們少有的能夠面朝蒼天的時刻,他們卻閉上了眼睛。他們妻子的嘴唇上,還保留著丈夫親吻的煙草味;他們兒女的身上,還殘存著父親臂彎的溫暖。突然,這些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就已經走進了另一個世界,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沒有愛,沒有笑容,也沒有溫暖。

震驚全國的廣西南丹慘劇死亡三百多人,創下了近年礦難死亡人數之最。然而,如果不是一位記者的偶然闖入,也許它將成為一個永遠的秘密。幾萬元一條人命的「買命錢」已經發送下去,死者家屬們的眼淚也已經哭干了。財大氣粗的礦主威脅說,你們不准走漏一點風聲,誰敢亂說亂動就讓他一家人滅門!奴隸主對待奴隸也沒有如此殘忍和苛刻。礦主的心目中哪裡有生命的價值,滾滾而來的金錢讓他變得無比冷酷和殘暴。他的威嚇並非虛張聲勢——試想,一張官商緊密勾結的巨大網絡,要抹平區區三百多條人命,還不是易如反掌?當地政府的利益與礦主的利益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礦主也是官員的老闆,官員們也是吸血鬼隊伍中的一支。於是,他們開始竭盡所能阻撓事故消息的傳播。在這些奸商和酷吏的心目中,老百姓就像一簇雜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命還能值多少錢?

礦主洋洋得意地說:「工作的機會還是我們賞賜給工人的呢!否則,他們還不都餓死了?」從他的角度看,這確實是真理。大部分老百姓也確實對礦主們感恩戴德。然而,我們能夠指責老百姓的「愚昧」和「不爭氣」嗎?如果你要指責的話,你到那裡去生活幾天試試!對於生活在那些山險地貧的區域的農民來說,到那些沒有任何安全設施的私人礦井去勞動,幾乎就是他們唯一的掙錢機會。因此,礦主也就成了他們的「衣食父母」。魯迅說過,生存是第一位的,這是窮人所能體認到的真理,正如觀察者鍾偉所歎息的那樣:「當一種生命求生存之道的時候,一切堂皇的說辭都顯得可笑。……其實農民對拿生命去賭生存,冒險『工作』是有充分理解的,有些為下礦甚至不得不對礦主哀求送禮。失去賭命的工作,就只能絕望地等待;豁出命去,或者還有生存的可能。一份微薄的、可能隨時會肢殘命喪的工作,生命如同汪洋中的一條船,任由不可知的命運沖刷,難道我們要通過種種禁令,剝奪絕望中一點點微茫的希望嗎?在那麼多生命如同草兒一樣被催折隨寒風飄零時,有多少公僕因此而遭懲處呢?」那些高高在上的議論,在這裡顯得是那樣蒼白和可笑——當人權淪落為「狗權」、「豬權」的時候,我發現淵博的學識和複雜的理論毫無用處。在我們這個自古以來就崇拜「文化」的國家裡,那些一心一意被「御用」的文化人,連眼角的餘光也不會賜予這裡。高調永遠也唱不完,卻罕有一雙伸出去的手。

由於事故不斷,有關部門的調子也越來越高。當貴州省多次發生重大事故之後,受到處罰的官員,級別也破天荒地上升到了副省級。在各大媒體的顯著位置上,先後刊登出了這樣的一則消息——「國務院責成貴州省主管安全生產工作的副省長劉長貴寫出深刻的檢查」。然而,這則消息見報的時間是幾起重大事故發生了一年之後。如此漫長的時間,那些慘死的工人們簡陋的墳墓上,大概已經長出了青青的小草吧?這則新聞寫得四平八穩,像一篇中學生的命題作文。而且,背後似乎還有一種壓抑不住的得意感,它彷彿在向公眾炫耀:我們的政策有了巨大的進步,我們改變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看,我們連副省長這樣的高級官員都懲處了,夠嚴厲的了吧?

可是,我不僅不滿意,卻感到分外的憤怒。在我看來,這是對死難者第二次卑鄙而殘酷的謀殺。誠然,在若干被「懲處」的官員之中,最高的級別終於達到了副省長。然而,讓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受到批評和處分的是僅僅一名「副省長」,而不能是正職的省長和省委書記呢?為什麼僅僅要求這名副省長寫一份「深刻的檢查」就完事,而不是徹底追究他的瀆職行為並將其罷免呢?

在諸多重大事故當中,真正受到了「實質性」懲罰的,向來都只是那些比較低級的管理人員。而且,其處分程度也非常輕微——大部分官員依然還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來的官位上。據說,至今只有深圳和重慶兩地出台了「領導幹部引咎辭職」的規定,將有無重大事故發生作為考察官員政績的「一票否決」項目。然而,即使是「引咎辭職」的制度,它首先也要依賴於領導本人的「良心發現」。迄今為止,雖然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那些發生重大事故的地方,我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哪個父母官因為「良心譴責」而主動辭職。官職就是官員的生命,為了捍衛官職,他們不惜讓自己「恬不知恥」。換言之,如果是一個「天良未泯」的人,他根本就無法混進「要求嚴格」的領導幹部隊伍中去。

副省長薄薄的幾頁檢討書,就輕輕地抹去了數百條人命。真的如同偉大領袖所說,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輕如鴻毛。我還聽說,在某些事故中,政府發給死難者的賠償金也分作兩個「等級」:擁有城市戶口、屬於「居民」的死者,其家屬可以獲得五萬元的補償;而那些農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一點了,只能得到三萬元。原來生命的價值還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計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賣出不同的價錢!更讓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但當地的某些官員們卻毫無內疚之心,他們官照樣當、酒照樣喝、高爾夫球照樣打、漂亮女人照樣包養。至於行政處分、黨內警告、深刻檢查等,不過是腐敗分子們屢試不爽的「遮羞布」罷了。風聲過後,他們很快就能東山再起並且青雲直上。假如「行政處分」和「黨內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員們寫的檢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麼一次事故之後就不會有第二次,至少不會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更加慘痛。

經過周密研究之後的處罰命令剛剛下達,又一起瞞天過海的重大事故被披露出來——山西省運城富源煤礦非法私自開工生產,發生透水瓦斯事故。事故發生時,有二十三名工人在井下工作,兩名工人逃生,其他人仍在充滿瓦斯和污水的井下。事故發生後,礦長隱瞞事故情況,遲遲不予上報,井下的礦工失去了獲救的機會。
富源煤礦距離黃河五百米遠,與陝西省一河之隔。事故發生後,井下水已經從斜井底部向上漫淹了四十多米。運城市礦山搶險大隊和附近煤礦的幾十名工作人員三天之後才得到消息進入現場搶險。據搶險人員介紹,由於井下瓦斯濃度太高,排水工作進展不大,井下水位沒有明顯下降,搶險工作進展緩慢。

當記者接到群眾舉報,穿過重重大山來到事故現場,已經是透水事故發生的第十一天。出乎意料的是,在出事的小煤窯坑口前,沒有看到哭天喊地的家屬,也沒有看到心有餘悸的礦工,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平靜。這種平靜卻令人感到窒息。看來,地方官員是做了相當的安撫工作,他們在這方面經驗豐富。即便如此,自然的痕跡難以抹去——坑口上方的岩石,顯然是被大火狠狠地燒過,呈現出火燒巖的顏色;就連長在坑口的樹木,也未能倖免,它們被從坑口捲出的火舌烤得焦黑一片。搶險指揮部的領導告訴記者,透水事故發生後,距坑口二十米處發生過大火,大火由井下的瓦斯引起。水火夾攻,估計現在井下礦工生還的可能性不大。

也許只有礦主才能說得清井下遇險的能有多少人。但這個黑心的礦主已經將手中的礦工工資簿、礦上的資料全部藏匿,並遣散剩餘的礦工,用錢打發掉了來哭鬧的遇險者家屬。然後,他咬緊牙關,堅決不承認井下有人,給搶險工作造成了極大的阻力和難度,也給記者的報道造成了空白——幾乎無處瞭解所有的幕後資料。據搶險指揮部介紹,他們也是從到坑口尋親的四十多名家屬身上,才大致知道井下至少有十多名礦工。專家們說,像這種沒有工作面的礦井,最多可容納三十名礦工作業,最少也要有十人。來搶險的三台水泵每小時共排水一百四十立方米,可井下每小時湧出的水就有三千立方米。事故發生七天後,井下湧出來大量瓦斯,搶險工人用儀器一測,指針指在了儀器的極限,瓦斯已濃不可測!如果再繼續抽水的話,可能引起更大的瓦斯爆炸。抽水的工作只好時斷時續,每天只能抽水五六個小時,其餘的時間則要排除瓦斯。

此處的礦井自唐代開始開採,已形成了「古空區」。小時候,我什麼書都找來讀,曾經在父親的一本大學課本中讀到過這個詞語。當時,我還對著這個奇怪的詞語發了半天的呆,它超過了我的理解能力。後來,父親告訴我,在「古空區」內,一般都潛伏著大量的水和瓦斯等有毒氣體,國家規定這樣的區域絕對禁止繼續開採。而今,卻還有千百計的礦工(更準確地說,他們其實是農民)在「古空區」尋覓著他們生活的飯碗。看來,礦工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記者寫道,他難以找到出事礦井的另一個原因是:一路上小煤窯密集,百米之內就會出現一個黑黑的井口,個個都在紅紅火火地生產,實在難以分辨哪一個剛剛遭遇過不幸。搶險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之時,這個出事煤礦的歸屬權還在山西省運城市和其所轄的河津市之間扯皮,誰都說不清它到底歸誰管理。附近礦井的工人們,對於身邊數百米外發生的慘劇似乎不聞不問,依然面無表情地聚集在各自的井口休息。慘劇隨時也可能發生在他們的身上。試想,假如一個人每天都在死亡的陰影下生活,要想讓自己不瘋狂的話,也就只有先讓自己麻木了。為了遮蓋爆炸的痕跡,不知道是誰將井口刷上了白色的石灰,顯出了綠色之中的一片空白。但是,一片空白不等於一切平安。

這是一個統計學無法達到的地方,這也是一個讓統計學家瞠目結舌的地方。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口普查數字,跟那些地底下的生命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誰也回答不上來,似乎成了一個難倒福爾摩斯的疑案。在這裡,一個人的概念與一棵樹、一根草沒有本質的區別。打工的農民像潮水一樣湧來,又像潮水一樣離開。礦主只要銷毀了資料,也就抹殺了井下的工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的軌跡。這是一種多麼簡單的扼殺生命的辦法啊。

新華社的記者寫道,在富源煤礦周圍工作和生活的有關人員,對前來採訪的記者非常警覺。「你問這幹嗎?」一名婦女這樣問記者,但她還是指了指距路邊僅幾十米的煤礦。這之前,記者已經在周圍不少人那裡碰到了釘子。一位礦工剛抬手想指路,一眼看到了記者身後的領導,一吐舌頭:「記者,我實在不敢說!」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礦工為什麼會如此害怕領導呢?難道「代表人民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利益」的領導不是跟礦工心連心嗎?難道領導不是來幫助捍衛礦工的權益、保護礦工的安全並懲處黑心的礦主嗎?礦工為什麼會像害怕黑社會老大一樣害怕政府官員呢?那名礦工「一吐舌頭」,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但什麼都清清楚楚了——還是魯迅先生經常使用的那個詞語「原來如此」!

就在那裡對某些官員進行處分和警告、要求寫出深刻檢查的同時,這裡又發生了同樣性質的事故,又留下了一串冷冰冰的、觸目驚心的傷亡數字。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輕描淡寫地說,中國太大了,每年發生幾起事故不足為怪,媒體也不要刻意炒作。然而,每一次面對這類殘酷的事實,我都無法讓自己的心靈保持平靜。我也追問自己:經過多次的震驚之後,心靈會不會麻木呢?在這片土地上,究竟有多少顆早已麻木的心靈呢?《聖經》中說:「陰間和死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箴言》26:20)當我還在關注富源煤礦的後續報道的時候,死亡的消息像禿鷲的陰影,以一種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飛了過來:兩千零二年六月二十日,在富源煤礦慘劇發生之後不到一個月,黑龍江雞西城子河煤礦又發生了一起特大瓦斯爆炸。在爆炸中,一百一十五人喪生。當一具接一具的死難礦工的遺體被送上來時,參與救護的礦工們保持著令人揪心的死寂。

三天以後,在有關部門的安排下,遇難家屬開始認領屍體。城子河煤礦油庫認屍處是距城子河煤礦最近的,大門在警察的把守下緊閉著。幾輛標有「搶險救援」的車輛停在門前,隨時準備著將認屍完畢的家屬送回家,不少同是標有「搶險救援」的車輛載著認屍家屬駛來。排成長隊認屍的家屬們大多是婦女,她們守在緊閉的大門旁,等待著分批進去認屍。

「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他不看我了……」

「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已經沒有原來的模樣了……」

遇難者家屬近似號叫的聲音響徹四個認屍處。

幾名撕心裂肺大哭的婦女被工作人員從認屍現場抬了出來。顯然,她們並不願承認已經呈現在她們面前的現實——父親死了、丈夫死了、兄弟死了,而且都已經「面目全非」。
「剛才我看他的時候,他不看我,怎麼不看我了,我讓他看我,我不走……」一位穿著黑色短袖衫的婦女被抬出來的時候,一邊喊著一邊企圖掙脫兩名工作人員的四隻大手,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躺在停屍房內冷冰冰的屍體中有一個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兒子的父親。

又一位婦女被抬出來,右手拎著一雙黑色的男式皮鞋……
五分鐘後,幾名認屍家屬同樣是號啕著被工作人員抬出,癱坐在門前。一位女青年告訴記者說,她已經等了三天了,剛才終於見到了丈夫最後一眼。她的丈夫姓于,是掘進隊的工人,今年三十六歲。

將近中午時分,油庫門前癱坐的認屍家屬有的已經哭得休克過去。看到這種情況,工作人員決定將運送認屍家屬的搶險救援車直接開進油庫院內,家屬認屍完畢後,再由搶險救援車將他們直接送回家,以避免意外發生。

夜幕降臨了,一天的認屍工作完畢了,沒有認出屍體的家屬們紛紛回家,他們還要繼續煎熬。雞西這個不大的小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不知這樣的平靜能持續多久。雞西礦業集團是一個虧損嚴重的大型國有企業,事故發生之後,雞西的礦井全面停業整頓,無疑會令當地的經濟雪上加霜。

由於當時正在井下檢查工作的雞西礦業集團總經理趙文林等人也在事故中遇難,新浪網上的新聞標題是「雞西礦難,創遇難者級別最高」。讀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出離地憤怒了——寫下這個新聞標題的編輯究竟還有沒有心肝呢?他關注某個特殊的遇難者的級別,卻忽略其他一百多個普通的遇難者的命運。也許,這就是他們所要渲染所謂的「新聞點」,也許這就是今天的編輯所需要具備的「素質」。

禍不單行,就在富源慘劇之後兩天,也是在山西,繁峙縣義興寨金礦松金溝礦井又發生一起爆炸事故。繁峙縣人民政府報告稱「死亡兩人,傷四人」。可是,隨著調查的深入,死亡人數一下子擴大了十多倍。

當天,松金溝礦井共有一百一十七名工人下井。事故發生前,有二十名工人回到地面。下午一時左右,井口電纜發生短路,引起編織袋等物燃燒,冒出刺鼻的白煙。井上礦工立即向負責生產井口的舒遠禮報告,舒遠禮明知井下礦工撤離的最快捷通道就是生產井口的卷揚機,但卻下令卷揚機繼續從井下提升礦石,而且未及時通知井下礦工從其他井口撤離。後來,通風井口冒出的煙霧越來越大,有礦工自告奮勇下井救人,舒遠禮竟大聲喝令阻止:「誰敢過來就把他扔下去!」直到燃燒的編織袋引爆井下存放的數噸炸藥,造成慘劇的發生。事故後,舒遠禮突然失蹤。倖存礦工和遇難礦工家屬均認為舒遠禮是造成礦工們死亡的罪魁禍首。

倖存者之一的田正遙是陝西省嵐皋縣官元鎮古家村人,今年三十九歲。今年四五月間,他和弟弟田正兵來到這裡打工。據他回憶,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這個礦井共運來一百七十件炸藥,每件炸藥重二十四公斤。這樣,就有四千零八十公斤炸藥被運進礦井。按照常規,這些炸藥應儲存在地面。六月二十一日下起瓢潑大雨,二十二日又是一個陰雨天,這些炸藥被違規存儲在礦井裡,最後導致了爆炸的發生。

田正遙回憶說,當時爆炸產生的濃煙,迅速向井下蔓延,許多人因此窒息。幸運的是,他們二十多人在地下一個出口逃生,但是,當他回到地面時,怎麼也找不到三十二歲的弟弟田正兵。四個小時後,濃煙散盡,他走下礦井尋找弟弟時,意外地發現一處礦井裡有十八個人死在了一起,但他沒有找到弟弟。

緊接著,事故現場來了很多人,還有警察。晚上十一點,警車、救護車都離開了,礦上突然來了二十多名穿著清一色迷彩雨衣的人下礦搬運屍體。田正遙親眼看見弟弟田正兵的屍體被搬出,然後很多屍體被抬上兩輛汽車,他不敢上前去阻止。其中一輛是白色的北京吉普,後邊的座位被取掉,小小的空間硬是塞進了九具屍體,像堆稻草、碼垛子一樣。他又眼睜睜地看著弟弟的屍體被拉走,至今下落不明。

田正兵的妻子伍賢明說,丈夫到這個礦上幹活才一個月就遇難身亡,留下她和一個年僅七歲的兒子。更令人傷心的是,人死了連屍體也見不到。任憑她哭鬧哀求,礦方的談判代表仍心硬如鐵,就是不讓見。

陝西民工何永青是礦上雇來搬運屍體的人之一。他回憶說,井下巷道是完整的,許多死者都嘴角流血,他的大哥何永春和一個堂弟都在這裡。他們從子夜一直搬到凌晨四時,工頭大喊:「天快亮了,快點。」這一夜,僅何永青一人就親手搬運了二十四個死者,觸摸過的還有八人。工頭不准任何人問這些死者「運到哪裡」。

第二天,有工人下去,將井內現場全部「破壞」了。瞭解這一情況的金礦工人,每人發了一千三百元後被遣散。爆炸的真實情況,則處於嚴格的「保密」中。

對於家屬看一看親人遺體的要求,金礦的態度十分堅決:「見死者是不可能的!」死者家屬始終處在礦方的嚴密控制之中。礦方還威脅說:「放聰明點,趕緊拿錢回家,否則你根本走不出繁峙這地界!」前去採訪的新聞記者更是成了礦方的眼中釘,他們幾乎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

我不禁要追問:當地的黨政部門究竟在幹什麼呢?他們對於礦難之後猖獗一時的恐怖氣氛難道一無所知嗎?為什麼警察來了又走了?恰恰是在警察離開之後,礦方立即派人轉移屍體,這不是太巧了嗎?我隱約感到,背後有一股神秘的勢力在操縱著一切。他們居然能夠調兵遣將搬運屍體,瞞天過海讓幾十具屍體「人間蒸發」,儼然是一支計劃周密、訓練有素的黑手黨部隊。

礦難之後將近一個星期,在距事故發生地十公里左右的金山堡鄉下浪澗村,六具被拋在一個廢棄磚窯的窯洞裡的屍體被發現,窯洞外面被尼龍袋堵住了洞口。在另一處棄屍點是同樣距事故發生地十公里處的柏家莊鄉的路邊山溝,人們在這裡發現了六具屍體。當記者趕到位於繁峙縣金山鋪鄉鹼裕村附近的一個現場時,在一處不起眼的山澗下面,又看到了一具男性屍體,旁邊還有掩蓋屍體的編制袋。然而,還有更多的屍體依然沒有找到。由於時間的關係,相信這些屍體已經開始腐爛。

這些連屍骨也找不到的死難者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礦井並不是他們固定的「單位」,他們也不享受任何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險。因此,他們的遭遇比起雞西的「國企工人」來不知要悲慘多少倍。他們的勞動更加艱辛,他們的收入更加微薄。在同樣殘酷的事故之後,國企工人的屍體被安置在專門的地點供親人認領,而農民的屍體則被殘忍地拋棄在荒郊野外。報刊上終於開始討論「農民的國民待遇」的問題了,然而,這些死難的農民再也聽不到了。即使他們的家屬聽到了,這些說法之於他們,依然只是遙遠的天方夜譚而已。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農民才會被當作「公民」對待;什麼時候,農民才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如果沒有這起驚天大礦難,也許人們永遠不會瞭解到,某些地方政權已經成為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喪心病狂的礦主之上,當地的有關執法和行政主管部門,共同編織起了一張牢固的關係網。在這張網絡裡,官僚和奸商可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左右著財富的分配,他們阻撓著真相的傳播。而那些礦工的名字,僅僅是工資單上微不足道的號碼。今天隨意劃掉一個,明天就會有新人來替補。在這裡,討論憲法和人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官員們在爭先恐後地表態,但他們的表態對那些消逝的生命、腐爛的屍體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高級官員趕去了,他們的表情沉痛而堅定。然而,我想追問的是:那個匯報虛假死難數字的地方官員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那些縱容礦主轉移屍體的警察又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我不知道經過漫長的調查之後,有關方面會公佈一個怎樣的結果。我有過太多的期待,也有過太多的失望。

對於苦難,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認為,如果不理解這些生活在地下深處的兄弟們的苦難,很難說你已經抵達了苦難的內核。加繆說過:「我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書本上體驗貧困的」;那麼,我是在礦區而不是在書本上體驗苦難的——這是我與那些慣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所謂「文化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如今,童年的那個礦區再也回不去了,礦工們都遷下山來。山間,還有當年父親的幾名同事的墳墓。幼小的我曾經在墳墓間奔跑,而母親則在背後驚惶地呼喊著我的名字。母親有些迷信,她擔心我驚擾那些在墳墓中沉睡的人們。而我,只是專注於墳墓間茂盛的野花。

我們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排背靠山巖的平房。春天,可以看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燦爛的油菜花抵消了我對礦井的恐懼。

而條件比我生活過的礦區還要簡陋、危險和艱苦的礦區,在這片廣袤無垠的大地上,還有很多很多。

同樣,生活狀況比伍大叔還要困苦、窘迫和哀傷的礦工,在這個鶯歌燕舞的國度裡,還有很多很多。

讓我們為他們祈禱,為他們祝福,無論生者還是死者。

讓我們緊緊握住他們的手,因為我們都是血肉相連的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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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丟棄的雙胞胎 



我很喜歡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並不是我有「窺陰癖」,而是我認為從一個政治家怎樣對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視出他會怎樣對待他的人民。

在蔣經國的私人生活中,最為玄妙的是他與兩個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嚴的關係。

抗戰後期,蔣經國在贛州與年輕美麗的女秘書章若亞發生戀情。章若亞懷孕後被送到桂林,不久產下一對雙胞胎。蔣經國要求雙胞胎跟從母姓,也就意味著孩子不會被當著蔣家的成員來對待。章若亞是一個解放女性,不願意過隱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開始跟一名美國人學習英文。半年之後,章亞若突然因為腹部絞痛而暴死。章家懷疑有人下毒手,背後一定有主謀,但卻拿不出任何證據來。當年擔任贛州《正氣日報》編輯、與蔣氏有密切來往的漆高儒回憶說,他曾經聽蔣的副手、特務主管黃中美說過,章若亞在桂林自稱是蔣經國夫人,製造出了麻煩,黃指示部下:「把她殺了,我來負責。」但這一決定究竟是黃的自作主張還是出於蔣經國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抗戰勝利之後,章若亞的弟弟悄悄帶著孝嚴、孝慈這對雙胞胎到南京見蔣經國。然而,不久之後,蔣經國便立下誓言,今後不再見這對雙胞胎,「終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議地守住此一誓言」。顯然,他發這一誓言,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傷害妻子蔣方良——作為「蔣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

遷台之後,孝嚴、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長,蔣經國偶爾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醫院裡送。有意思的是,這對「名不正、言不順」的雙胞胎在艱苦的環境中卻各自展翅高飛。孝嚴成為一名職業外交官,蔣經國去世之後歷任「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等要職;孝慈則成為一位術業有專攻的學者,擔任過東吳大學校長。相反,在蔣經國身邊的三個兒子孝文、孝武、孝勇卻全都庸庸碌碌、一事無成,孝武一度還成為頻頻惹禍的酒鬼。大約他們承受不了身為「偉人之後」的巨大壓力(就好像大樹下通常只能長出小草、而難以出現第二棵大樹一樣),反倒沒有孝嚴、孝慈經過平民生活的磨礪而產生的一飛沖天的動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嚴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經常就重大政策議題撰寫報告供「總統」參考,也處理接待來自美國、加拿大的重要訪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長,章孝嚴從來沒有陪伴貴賓晉見過「總統」。顯然,蔣經國有意迴避與兒子見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對自己青年時代的「風流果實」。作為父親,他顯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時候,是否感到某種程度的內疚呢?

蔣經國處理自己與孝嚴、孝慈兄弟的關係,顯然不是以父子親情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為首。換言之,作為一個威權政體下的政治家,他必須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現絲毫的紕漏。就本性而言,蔣經國並非一個薄情寡義之人(傳記中附錄了他趴在地上給孩子當馬騎的氣氛溫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對孝嚴、孝慈兄弟的時候,他就不再是父親而是「領袖」了。蔣經國一直拒絕承認孝嚴、孝慈兄弟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而法國總統密特朗卻公開承認自己有一個私生女並攜她出現在公眾面前。他們的不同舉動,與其說是因為人品和文化傳統的差異,不如說是緣於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權主義政體下「子承父業」的領導人,後者則是民主制度下由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

忽然之間,我又想到,如果把蔣經國與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較的話,兩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照,也透露出些許威權主義領導人與極權主義獨裁者之間的差異來。
蔣經國一方面拋棄非婚生的雙胞胎,以捍衛其威權主義領導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頗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樂於讓媒體報道他家庭生活的點滴,並始終呈現出相當平民化的作風。他曾輕車簡從跑遍台灣所有的鄉村。與老部下吃飯時,他會不顧醫生的叮囑,熱烈地划拳飲酒,甚至親自上台彈奏吉他。蔣經國對自己將糖尿病遺傳給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從而造成了對他們稍微顯得過度的溺愛。作為一個傳統儒家價值觀的維護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網絡。

而作為極權主義體制下的「僭主」的斯大林,則完全沒有真正的私人生活。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獨的,獨裁者的命運就是如此。雖然在他們周圍總是有許多人奔忙張羅,他們卻是孤獨的。獨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圍的人們阿諛奉承、諂媚巴結、唯唯諾諾、逢迎拍馬、歌功頌德,只不過加強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榮譽、權勢、威力使斯大林同人們如此隔絕開來,以至於他雖然生活在人們中間,卻老早就喪失了處理真正的人的關係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漸與子女們疏遠,甚至他曾經喜愛的女兒長大以後也難得登門一次。斯大林不願意接見孫子,有一半的孫輩他完全不認識。人的感情——子愛、父愛、老年人之愛——對他來說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歷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所說的那樣:「獨裁者之所以成為獨裁者,不只是因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類感情寶庫中的東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嗇發展成極端的無情,乃至毫無憐憫之心,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們的命運被毀滅的代價。」

這就是威權主義領導人與極權主義獨裁者之間的差別,也是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差別——蔣經國屬於半個「卡裡斯瑪」,另外還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蔣經國的長相不如父親蔣介石威嚴莊重、氣勢凌人,卻更為平易近人、樸實無華。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權主義體制的傷害,卻還沒有被消滅殆盡。而斯大林則是一個純粹由「鋼鐵製造」的「卡裡斯瑪」。斯大林比列寧更缺乏生活軼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國的中央。他在締造這個鐵血帝國的同時,自己也淪為一個「非人」。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國和統治者的王國》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極權統治者的總體特徵:「統治者具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傾向:他為了自己,不僅僅要求屬於他自己的東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從他,這是主要的歷史悲劇……一個趨向於為統治者服務的國家是不會關心人的;對它來說,人是緊緊作為統計單位而存在的。」

我的觀點是:看他們怎樣做父親,就知道他們是怎樣的領袖,就知道他們捍衛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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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敗者的名義擁有成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許還讓人記憶猶新:戈爾巴喬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攝影機前,最後一次以蘇聯總統的身份向全國人民發表電視講話。他的講話宣告了蘇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的解體。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七十多年的鐮刀和斧頭國旗徐徐落下,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後,這一事件的主角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憶錄《真相與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是在盡可能詳細地敘述所發生的一切,希望能夠有助於讀者理解和評價那些動盪歲月在全世界製造政治氣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圖」,這是一本值得我們關注的回憶錄。

這是一本相當坦誠的書,與葉利欽回憶錄中激情澎湃、蕩氣迴腸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顯得平淡而樸素,這背後也正暗合著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歷史那雙看不見的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選中了他們兩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爾巴喬夫時代」與「葉利欽時代」一樣,都打上了深刻的個人的烙印,又同時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既對立又融合。

下台之後的十年,戈爾巴喬夫受到了廣泛的讚譽、辱罵以及遺忘。他經歷了由一呼百應的國家元首轉換成一名普通的國際關係學者的痛苦歷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經歷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權力、失去了妻子,也親身感受了俄羅斯的動盪以及隨後來臨的穩定。儘管在今日的俄羅斯政壇上他已經喪失了影響力,但他所開啟的變革卻深刻地影響了蘇聯乃至全世界的歷史。

後人也許會還會繼續對戈爾巴喬夫做出種種不同的評價。我個人認為,在歷屆蘇聯領導人當中,戈氏無疑最具有歷史感和人道主義精神。他在《真相與自白》的結束語中寫道:「追求權力的人應該有一根不能濫用權力的精神主心骨。在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擔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我擁有的權力可以和專制帝王相媲美。但我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目標是將權力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這條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經受了最嚴重的考驗。」這段話沒有一點自誇和偽善的成分。在大眾的福祉與個人的權力之間,戈氏毅然選擇了後者,雖然這種選擇不無痛苦和絕望。在龐大的克里姆林宮中,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公開承認這一點:維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恥的犯罪。

於是,戈爾巴喬夫在還沒有作出充分的準備之前就匆匆地出發了。伴隨著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發現,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麼多與「新思維」對立的部分。俄羅斯資深作家索爾·舒爾曼在《權力與命運》一書中的論述是客觀而準確的:「平心而論,我們能夠相信,換上別人就一定能夠比戈爾巴喬夫做得更好嗎?曾幾何時他也說過:『現在進行的改革是範圍很廣泛的改革,也包括對我們自身的改革。我們不是上帝……』這句話首先是衝他自己講的。從世界範圍的意義上看,他稱得上是前無古人的開路人,而對他這樣的人所犯的錯誤也是可以原諒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因為「距離」而對歷史產生了清醒地認識,也對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評判。

戈氏的高級顧問、總統助理阿·切爾尼亞耶夫在《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一書中對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儘管他也認為戈氏在後期的改革中出現了不應該的猶豫、中庸乃至於退卻,但他認為這是因為戈氏個性上的軟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單槍匹馬去推倒龐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決定這樣去做的,甘願自己冒很大的風險,置他已經擁有的可使人心滿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質條件於不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戈氏堪稱是一個現代堂吉訶德,他一個人朝著龐大的風車義無反顧地衝了過去,絲毫不顧慮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後,「這個龐然大石滾動了,摧毀著所有看起來似乎不可動搖的內外支柱。戈爾巴喬夫在推動這個龐然大石的時候,很多人和所有被這個石塊推開和碾壓的人開始對他不理解,後來才破口咒罵他。他沒有控制好推倒這個龐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說實在的,當時也做不到。」戈爾巴喬夫的這本回憶錄生動地描述了「龐然大石」是如何被一點點撬鬆,然後轟然滾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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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爾諾貝利的慘劇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輔郊外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爆炸。悲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西方國家就發出了警報,從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國政府都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宮卻頑固地保持著緘默。

切爾諾貝利爆炸對於剛剛上任一年、施政綱領尚不十分明朗的戈爾巴喬夫來說,是一次極其嚴峻的考驗。由於官僚體制的遲鈍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時獲得充分的信息。直到兩天以後,他才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而會議的主題卻是「向全世界公佈什麼消息和什麼消息不能公佈出去」。

對此,戈氏在回憶錄中坦陳自己的責任:「最初數日內未清楚地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不僅是一起全國性的慘禍,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災難。」雖然是最高領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頑固保守的國防軍工體系的蒙騙和封鎖。那是一個計劃經濟時代最為典型的獨立王國,阿·切爾尼亞耶夫指出:「蘇聯社會科學與道德脫節,似乎被知識精英們所佔領的學術界的道德淪喪,這一切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後果。」作為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官僚和專家們結成了密不透風的攻守聯盟。許多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們為這一事業的諸事順利可靠而自誇。他們在絕密報告中向國家領導人作出萬無一失的保證。在向政治局的匯報中,幾位功勳卓著的「兩彈元勳」依然輕描淡寫地說:這是不過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彷彿家裡打碎了一個玻璃杯一樣。

紙總是包不住火的,戈氏還是漸漸地發現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識到:「不講道德,知識就可能成為致命危險的起源。」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痛斥官僚和專家們的勾結:「整個系統中籠罩著奴顏婢膝、溜鬚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作表面文章,圍繞著領導讓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係。」其實,問題的核心並非個人道德的墮落,而是制度的罪惡,正如阿·切爾尼亞耶夫所說,切爾諾貝利悲劇「是制度和被冷戰扭曲的愛國主義的產物」。

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開始以他深具個人特色的方式行動起來。當時,政治局中有人認為,應當對信息進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國外反對勢力的幸災樂禍和肆意攻擊,另一方面也避免國內民眾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損害黨的權威。以前,對待醜聞不都是這樣處理的嗎?戈氏堅決否決了這種意見,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慷慨陳辭:「現在,我們是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誰要以為敷衍塞責、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須提供有關事故的全部消息。膽怯的立場——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們沒有任何迫使自己掩蓋真相的需要。我們應做出充分的結論——這是我們對全人類的責任。」他把「全人類」的利益安置在「黨」和「國家」之上,這是他與所有前任根本的區別所在。這是一種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責任感。由此,他走出了極權主義者的行列,而走進了人道主義者的隊伍中。

雖然遲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強有力的:他親自發表電視講話,向受害者表示慰問;他接受西方國家的各種援助,並允許西方記者深入現場進行採訪;他鼓勵人們就核電站問題開展討論,以便消除以後的事故隱患;他撤換了大批教條主義官僚,打破了包括軍工體繫在內的各個「獨立王國」……這些做法作蘇聯歷史上都是從所未有的。可以說,正是通過對切爾諾貝利事件雷厲風行的處理,戈氏才開始在蘇聯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象——他是一個有魄力的領袖、也是一個有同情心的領袖。

切爾諾貝利事件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真正的開端。它對戈氏本人和蘇聯歷史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對此,阿·切爾尼亞耶夫有一番悲觀的評估:「如果說反酗酒運動是改革時代第一個大錯誤的話,那麼,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改革開始前在社會基礎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顆爆炸了的最大『地雷』……並且是改革道路上發生的第一個悲劇。」而戈氏本人的評估卻是樂觀的:「切爾諾貝利清楚地反映出來了我們整個制度的諸多痼疾。這出悲劇彙集了多年來積累起來的一切弊端:掩蓋(閉口不談)各種非常事故和陰暗面,不負責和漠不關心,工作粗枝大葉,酗酒成風。這又是一個說明需要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論據。」我更傾向於戈氏的看法——蓋子已經揭開,誰也不可能再將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質疑的理由,民眾也清楚地看到了舊制度的僵化和停滯。在可怕的事實面前,再精明的「理論家」也難以欺騙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願忍受可惡的舊制度。於是,戈爾巴喬夫可以放手開始他的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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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罪惡,誰是無辜者? 


面對罪惡,誰是無辜者?
——評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 

亞·尼·雅科夫列夫,一九二三年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十八歲參加衛國戰爭,身負重傷,此後腿部終身殘疾。從教育學院歷史系畢業之後,他先後在教育和新聞部門工作,因才華出眾而被調入蘇共中央機關。一九六五年起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任代理部長(由於其思想解放而被蘇共領導看成是「不正統」,因此一直沒有正式批准他擔任部長)。在此期間,雅科夫列夫繼續學術研究,先後通過碩士和博士論文的答辯,並獲得教授學銜,成為蘇共高級領導人中學歷最高的、也最有學問的人之一。然而,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頭頭蘇斯洛夫卻對其學術研究持否定態度。

一九七三年,亞·尼·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受到批判,並被貶到加拿大擔任大使。十年之後,戈爾巴喬夫上台啟動政治改革,將其調回莫斯科,先後擔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和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一九八六年,雅科夫列夫進入蘇共政治局,從此進入最高決策層,並成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最堅定的支持者,親自起草了包括「公開性」問題在內的若干重要文件。一九九零年,他被任命為總統委員會成員,並退出蘇共政治局,成為蘇聯歷史上唯一主動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員。

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在保守勢力對改革力量「圖窮匕見」的關鍵時刻,雅科夫列夫毅然宣佈退出蘇共。「八·一九」政變之前,他多次警告戈爾巴喬夫有發生政變的危險,然而戈氏未能對他的警告引起充分的重視。政變發生之後,雅科夫列夫挺身而出,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支持合法政府,反對政變。蘇聯解體之後,他出任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主席,並兼任若干民間職務,繼續為俄羅斯社會的進步而奔走呼籲。

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執政期間,雅科夫列夫先後兩次出任「為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領導下,該委員會先後為三百萬名蘇維埃時代受到鎮壓的公民恢復了名譽。除了大力推進改革進程並為之提供思想資源之外,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偉大的歷史貢獻。

雅科夫列夫的回憶錄《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被譽為「一面瞭解俄羅斯百年歷史進程的鏡子」。它不僅是一本蘇聯傑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憶錄,更是一個優秀學者長期艱苦思考的結晶。作者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爾什維主義在俄羅斯興起和消亡的原因。在這本書中,雅科夫列夫既對歷史的彎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對未來俄羅斯的面貌作出了明確的預測。總之,這是一本充滿了真知灼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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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上飛起的白鴿 



一九五四年四月,吳國楨在美國會見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長談八個小時。在政治理念上,兩人相當一致。會談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國楨回答說大約是一萬餘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接受蔣氏政權的招安,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氏辯護,甚至指責吳的「背叛」。吳國楨便公佈了這則段談話。

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蔣經國一直縱容、甚至親自實施了對反對派和知識分子的壓制和迫害。即使胡適所說的「十萬政治犯」也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僅「綠島」一地就囚禁過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據美國國務院公佈的人權報告顯示,台灣的人權狀況在很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非常糟糕。國民黨高層認為,失去大陸的重要原因是宣傳戰的失敗,因此在台灣大大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管制媒體和出版物的機關不是黨的文宣系統,而是人們談虎色變的「警總」。文字獄雖然沒有滿清時代那麼殘酷,卻也讓不少作家學者家破人亡。對此,蔣經國難逃其咎。我們也不能因為他的歷史貢獻而消除他的歷史罪責。在蔣經國統治的大部分時候,他相信威權主義的正當性,不過台灣的威權主義跟法西斯主義不同,跟極權主義、種族主義或邪惡的民族主義也不同,陶涵指出:「國民黨式的警察統治雖然緊密監視社會、文化、經濟生活等等層面,並沒有要消除這些部門的自治。它聲稱信仰人本主義、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權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灣的民間社會也頑強地存在著,也正是這種統治模式為八十年代台灣的變化打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蔣經國利用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格局,周旋於美國、中國大陸、俄羅斯、日本幾大政治力量之間,讓彈丸之地的台灣島「舉輕若重」、二兩撥千斤,成為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一個焦點。用陶涵的說法,即便是盟友美國也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而在台灣島內,蔣經國積極推動農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營企業的發展,大力建設基礎工程,並頗有前瞻性地瞄準以電子信息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便實現了台灣的經濟奇跡。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灣成為世界第十大製造業產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匯的數值來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達五千美元。

然而,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蔣經國有沒有可能繼續帶領台灣實現政治的奇跡呢?在我看來,晚年的蔣經國最了不起的作為就是力排眾議,銳意改革,拋棄一黨專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經濟騰飛、新聞自由和政治民主,這是他為台灣設計的「三步走」的策略。蔣氏意識到,由開放報禁進而開放黨禁,誰也阻止不了。如果繼續堅持僵化的專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後,台灣將面臨重大的危機。於是,他順應了歷史的大方向,斷然決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動改革不如主動改革,死後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維爾說過,一個威權政府開始改革自己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在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幾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還要嚴峻的險灘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差點演變為民眾與憲警的血腥暴力衝突。但是,蔣經國始終堅持不在公開場合對民眾大規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維持秩序的警察「打不還手」,當然更不能對民眾開槍了。事件之後,蔣經國首次同意媒體公開報道審判過程。反對派首領施明德、黃信介等人被判處重刑,不過比起蔣介石時代來已經是「吞舟是漏」了。軍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處以死刑,可是蔣經國傳話,不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刑,只要他在位擔任「總統」,他「不允許台灣島上有流血」。

此後十年間,民間力量日益發展壯大,「一黨獨大」的狀況成為社會發展迫切需要改變的「瓶頸」。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對派人物在台北市圓山飯店集會,黨外領袖突然提議即日起建立新黨,取名為民主進步黨,與會代表興奮地一致通過。

消息傳到蔣經國的官邸,他沉思了半個小時之後,才交待副官通知幾位核心高級官員到官邸開會。據宋楚瑜和余紀忠回憶當時的情形:黨政軍要員匆匆趕到,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出現,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八十年代中期蘇聯和東歐的「解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以及南韓、菲律賓的變化,對台灣民眾和蔣經國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當情治部門的首腦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單時,蔣經國卻說:「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應該避免衝突,保持鎮定。」他決定默許民進黨的成立,只是要求媒體低調報道。他還批評國民黨「太驕傲、太自負,從現在起,不能像從前那樣」。這種態度讓國民黨元老們失魂落魄。會後,有些黨內大老抱怨說:「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爸爸,把他們(反對人士)丟到海裡去!」而蔣經國卻一笑了之,他告訴心腹蔣彥士:「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聖誕節參加「國民大會」的「行憲」紀念大會,是蔣經國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尷尬的一件事。由於民進黨鼓動群眾抗議,李煥等人勸說蔣經國不要出席。但蔣說:「你們怕他們打我是吧?沒關係,他們要打就讓他們打好了!一切照常來做做!」當蔣經國準時到達時,會場外數千群眾抗議示威,會場內十一位民進黨籍的「國大代表」打出「老賊下台」的條幅。副官推著蔣經國的輪椅上台時候,國民黨人熱烈鼓掌,而民進黨人則繼續高聲辱罵。蔣經國不以為意,安坐在輪椅上微笑著注視會場,並讓大會秘書長代他宣讀了五分鐘的講稿。

十多天以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一個時代結束了。國民黨內部的保守派為了詆毀反對黨,故意放出消息說,在「國民大會」上發生的事故,加速了經國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卻指出,蔣經國曾經說:「民主制度會有紊亂脫序,有時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狀況發生,尤其也會有讓領導人不舒服的亂象發生,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情況。」看來,他對民主的挑戰早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一個要去擁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得接受來自反對派和民間的最尖銳和最刻薄的批評意見。一生經歷過無數波瀾的蔣經國,不會連這點胸襟和氣魄都沒有。

他坐在輪椅上,微笑著放飛了一隻雪白的鴿子。在生命中最後的日子裡,蔣經國終於完成了由「惡魔」蛻變為「慈父」的鳳凰涅槃——對於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來說,這樣的舉動真是難於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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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讀《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 
一天又一天,默默隱忍
照片上的這群人物
個個一副十足的豬的嘴臉
真讓人忍無可忍
——帕斯捷爾納克
在好萊塢的那些關於冷戰題材的驚險電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終結者」般無所不能的間諜,然而在蘇聯的歷史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卻一直充當著極權主義制度強有力的心臟。這個部門曾經使用過許多名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局、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變幻莫測的名稱讓歷史學家們也感到迷惑,但是人們還是習慣使用「克格勃」這一通俗的稱呼。克格勃的歷史與蘇聯的歷史相伴始終,它有過二十四位權力熏天的領導者,其中有人差點登上權力的頂峰(貝利亞),有人甚至獲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羅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槍決(亞戈達、葉諾夫、貝利亞、梅爾庫洛夫、阿巴庫莫夫),另外一些人則被關進了監獄或者長期受到嚴密的監控(拷打和監視他們的正是他們昔日的手下)。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欽不無嘲諷地指出:「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

可以說,要認識蘇聯的歷史,就必須認識克格勃這個已經變成神話的機構,也必須認識那些管理這個機構的「信仰恐怖」的人們。在列昂尼德·姆列欽所著的厚厚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中,不僅收集了許多不久以前剛剛解密的文件,而且還有作者與若干克格勃官員、黨務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談話記錄。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還試圖通過這本奇特的「專史」來說明「為什麼在重要歷史關頭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走上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道路」。這是一本寫給獲得新生的俄羅斯人讀的巨著,同時也是一面送給中國讀者的鏡鑒,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我真誠地希望,這本書對你們瞭解居住在比中國更北一些的、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歷史命運方面與你們國家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個任勞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極權主義體制下,政治領袖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不僅需要牢牢地控制黨務機關、政府部門、軍隊和經濟要害部門,還需要自己親自掌握克格勃。歷史證明——如果特務頭子忠心耿耿,那麼領袖就可以放手整肅政敵:在斯大林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領袖「絕對權威」的樹立,與其說來自於領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說來自於他們對特務頭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務機構所製造的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怖氣氛。相反,如果特務頭子三心二意,那麼領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氣風發的赫魯曉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變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當時的克格勃頭子謝列平;而導致蘇聯全面崩潰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提拔的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

領袖與特務頭子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誰也缺不了誰。當然,在蘇聯的歷史上,像列寧與捷爾任斯基、斯大林與貝利亞這樣一直「親密無間」的情形並不多見。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個戰壕中的「戰友」,毋寧說是一個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況下,領袖經常會有「喜新厭舊」的想法,及時消滅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務頭子,並將他們當作暴政的替罪羊拋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氣,讓自己再次贏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親手簽署了處決亞戈達和葉諾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務頭子們往往也會因為主人的替換,而在一夜之間失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乃至生命。比如,貝利亞和他的兩個接班人梅爾庫洛夫和阿巴庫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時代的殉葬品,製造恐怖的人最終自己被恐怖所吞沒,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最無情的諷刺。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領袖是主人的話,那麼克格勃頭子就是主人豢養的一條最得力的狗。緬任斯基是繼捷爾任斯基之後的第二任特務頭子,他的任期橫跨了列寧時代和斯大林時代,是一個罕見的能夠自始至終博得兩個喜怒無常的領袖歡心的革命元老。緬任斯基領導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龐大行動,短短幾年間就殺害了數百萬計無辜的勞動者。因討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轉而投入斯大林的懷抱,幫助斯大林給予托派以致命的打擊,驅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國的行動就是他親自實施的。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半是懊悔半是憤怒地譴責緬任斯基是一個「無恥的小人」,然而與列寧關係密切的早期社會民主黨人格·亞·所羅門卻在回憶錄中寫下一段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鮮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以後,緬任斯基奉列寧之命前來布魯塞爾接頭並僑居於此。其後,在列寧到達的那一天,緬任斯基去火車站迎接領袖。

那天,所羅門親眼目睹了當時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滿面病容的緬任斯基,而後才看見列寧。緬任斯基病得不輕,他從巴黎來時整個人都因腎病而浮腫了,而且幾乎是身無分文。我為他找了一個醫生,治療後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樣子仍然相當可怕:眼袋下垂,雙腿腫脹。」

所羅門寫道:「使我非常驚訝的是,因為病痛而全身發抖的緬任斯基,從下了電車以後一直滿頭大汗地為列寧提著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寧卻輕鬆地跟在他後面,手裡只拿著一把傘。我趕緊奔上前去,一把從緬任斯基手裡搶過那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東西對他的病會多麼有害,一面埋怨列寧:『您怎麼能讓他提這麼重的大箱子,您看看,這人連喘氣都夠困難的!』」

列寧的反應是這樣的——「他怎麼了?」列寧高高興興,滿不在乎地問:「難道他有病麼?我還真不知道……不要緊,不要緊,他會好的。」

所羅門繼續寫道:「從此,我不禁記住了列寧性格中的這一面:他從來不注意別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見別人的痛苦,對別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這樣的領袖領導的革命,並不是如同傳單上寫的那麼純潔和偉大。後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羅門一直沒有返回俄國,儘管他同列寧關係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羅門的筆下,緬任斯基是一個任勞任怨、溫文爾雅的老好人。然而,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看錯了這個臉上堆滿微笑的人。緬任斯基會如此畢恭畢敬地對待其他人嗎?不,他只會不要命地幫列寧一個人提箱子(當然,列寧去世之後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賣力地去提,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自己的忠誠。而列寧顯然不是沒有觀察到緬任斯基的病體(以列寧的聰明和細心,哪會出這樣的差錯?),列寧是在故意考驗這個部下的忠實程度。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其實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隊伍裡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考驗」與「被考驗」的歷程。領袖所任命的特務頭子必須是「那個任勞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羅門好心的提醒,簡直就是狗尾續貂、畫蛇添足。

緬任斯基幫列寧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領袖與克格勃頭子之間微妙關係的精彩鏡頭。也許連所羅門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提供的這個細節成了我們透視蘇聯社會制度時的一個深刻註釋。

一九三四年,緬任斯基在更大的風暴來臨之前死於心臟病,只活了六十歲——剝奪數以百萬計的人生命的特務頭子,很難保持心臟的健康。此後,斯大林選擇的特務頭子比緬任斯基更加殘酷、也更加忠順,從亞戈達到葉諾夫再到貝利亞,他們的上台都得以消滅前任以及前任數以萬計的鷹犬為前提。而斯大林的寵愛則是他們生與死的風向標。日丹諾夫曾經講過這樣一個笑話:「斯大林因為丟了煙斗而牢騷滿腹,他說:『誰要是找到它,我會給重獎。』貝利亞在三天之後抓到了十個小偷,而且每個小偷都招認正是自己偷了煙斗。又過了一天,斯大林發現了自己的煙斗,原來煙斗掉到他辦公室的沙發後面去了。」日丹諾夫在講笑話的時候開心地笑著。

列昂尼德·姆列欽評價說: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諾夫這個人的特點,同時也表明了貝利亞的特點。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稱讚的話,這個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於他來說,無辜者的生命一錢不值。

「我們是鋼鐵戰士」
捷爾任斯基是克格勃的開創者。有人罵他是「身穿騎兵大衣的山羊鬍子劊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頌他是「神聖殺手」和「鋼鐵戰士」。這位奉命組建「契卡」的元老級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槍決的權力對『契卡』無比重要。」捷爾任斯基在沙皇的監獄中服刑達十一年之久,他比誰都明白鎮壓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他汲取了哪些經驗教訓呢?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樣輕而易舉地就蒙騙了沙皇的警察和獄卒的,他不願意重複敵人犯過的錯誤。

與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精力過人,可以持續工作幾天幾夜;同時,他又極其廉潔,雖然身居高位,卻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時候都依靠麵包和清水維持生命。有人說,他們是一群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一樣,他們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錯誤,但他們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爾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讚許的口吻講過一件小事,後來這個故事成為幾代少先隊員們學習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鬧饑荒的時候,有一次捷爾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麼,就給他烤了軟餅。他脫下大衣,坐下來要吃時突然問道:「你在哪兒弄到的麵粉?」

「在哪兒?麵粉只能到投機倒把商那兒去買!」姐姐回答說。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來:「什麼?我沒日沒夜地同他們鬥,你可倒好……」他抓起軟餅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認為捷爾任斯基的行為有什麼值得讚揚的地方。捷爾任斯基扔軟餅的行動,究竟是出於一種理想主義的真誠,還是出於對某種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衛呢?我傾向於後者。如果說一種制度要以剝奪親情和戕害人性為代價,那麼它的合理性究竟體現在哪裡呢?如果說一種制度連讓居民吃軟餅的權利都不能保障,那麼它宣揚的高調究竟有幾分是真實的呢?
蘇聯科學院院士亞·尼·雅科夫列夫曾經在政治局工作,並領導了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復名譽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他洞悉了專制制度瘋狂運轉的秘密,他認為其動力來自於人類內心隱秘而強烈的對權力的慾望和渴求,他寫道:「要理解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就應當知道關鍵性字眼——權力。對某些人來講,權力就是一切。在爭奪權力的道路上,這些人對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顧。他們抓住建設共產主義——最幸福的社會這一思想不放。你們想要成為幸福的人嗎?(有誰不想呢?)那麼就要做出犧牲。他們說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不惜一切手段。於是,一千五百萬人在國內戰爭中犧牲了。舉例說,把孩子們從父母手中奪走去做人質,難道正常的頭腦能想出這種辦法來嗎?」捷爾任斯基們從來都要求別人作出犧牲,他們認為自己有這樣做的權力。然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實:卑劣的手段能夠達到崇高的目的。
當喀琅施塔港發生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之後,捷爾任斯基迅速下令說:「要無情地鎮壓叛亂者,無需任何憐憫之心,槍殺他們,俘虜也包括在內……」在這樣一個拚命追求權力的變態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僅僅是一堆沒有具體指向的統計數據而已。緊接著,「不遲於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氣向戰列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發起攻擊」的命令也由軍方發出了。

歷史選擇了捷爾任斯基擔任絞肉機的總設計師。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機關工作的共產黨員給中央發去一份聲明:「共產黨員一旦參加了懲罰機構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了一架自動運轉的機器,連思想也是機械化的,因為他不僅被剝奪了自由說話的權利,而且連個人思想的自由也沒有了,他不能自由陳述自己的觀點,說明自己的需要,因為這一切都會招致槍決的威脅……」聲明直接地指出:「長時期在懲罰機構中幹著單調的、枯燥的、機械式的工作(這工作僅在於尋找和消滅犯人),他們逐漸不由自主變成了一種過著獨特生活的人。他們慢慢養成了一些不良的傾向,如傲慢、愛好虛榮、殘忍、冷酷的利己主義等等。他們逐漸地、不自覺地脫離了我們黨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幫派,酷似舊時的憲兵……作為黨的鐵甲拳頭,這拳頭打擊的首先是我黨的腦袋……」捷爾任斯基立即消滅了這群說真話的部下。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開始。隨著三十年代的到來,絞肉機以更高的效率運轉起來,「古拉格群島」遍佈在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裡。數千萬人成為無名的囚犯,數百萬人成為隸屬於克格勃的工作人員。科學家和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對這些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管理者們的選擇感到困惑:「我有時在想: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功名心?恐懼?工作的慾望?權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茲貢卻找到了答案。拉茲貢曾經在鐵窗後度過多年,他寫道:「他們同我們不是同類,他們跟過去的我們不是同類,跟現在和將來的我們更不是同類。同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待他們不能像對待人那樣,他們只是裝扮成人樣。同他們交往時也要假裝把他們當人看。但你要堅信,他們只是假裝成人……」與之相似,科學家瓦爾加院士曾經對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馬加斯說:「正派的人不去當偵查人員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會渣滓才去那裡,這些傢伙感興趣的當然不是事業,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們盡量多地懷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進監獄,直到最後營造出這樣一種氣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懷疑者和被懷疑者。」

而這恰恰就是領袖與特務頭子共同的目的,他們需要一隻為數眾多的「鋼鐵戰士」組成的特殊隊伍。在恐怖瀰漫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的蘇聯社會,只有成為一個「鋼鐵戰士」才能獲得權勢、金錢和榮譽。同時,宣傳機構也賦予「鋼鐵戰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從少先隊員的誓詞到入黨的效忠,都在鼓勵人們成為絞肉機上的一顆忠實的螺絲釘。領袖卻在克里姆林宮陰暗的角落裡獰笑。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自己的回憶錄《只有一年》中寫道:「『一起車禍』是我父親在下屬向他匯報執行情況時提出的一個官方說法。父親覺得到處都有陰謀,到處都是敵人,這已經是一種病態,一種迫害狂——源於空虛和孤獨。他極其殘酷地反對這個世界。」善良的人們卻被迫匍匐在這些「鋼鐵戰士」的腳下呻吟著。

「沒有拿不到的供詞」
亞戈達是第一個被處死的特務頭子,他在被槍決之前寫下了一份懺悔書,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說的真話:「我一生戴著假面具,冒充布爾什維克,而我從來就不是。裝相的不只我一個,幾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細,就會發現俄國舞台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掌握著一切權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樣在做戲,他們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秘的勾當,裝模作樣忠於偉大的黨,對領袖卑躬屈膝,而心裡想的卻是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揚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到處都在演戲!為人民服務是演戲!這種恬不知恥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過去是拿老百姓尋開心!而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種人演『人民崇高的父親』,第二種人演告密者、叛賣者,第三種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種人演『劊子手』。所有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嚴肅的形式出現,就像表演俏皮的時事諷刺一樣,真實莫名其妙!」

在龐大的優孟帝國裡,所有人都被要求充當演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領袖與特務頭子本質上是一樣的,僅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決定收拾哪個人,他會做得天衣無縫,而且會借他人之手來完成。先是在同特務頭子的交談中針對某個高級官員或將軍隨意說兩句不滿的話。特務頭子隨即下令開始整治這個受害者。偵查機構搜集他們手頭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詞都是拷問出來的,其中也包括關於那些尚不準備逮捕的人的供詞。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詞遲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給斯大林,他建議政治局進行審查並給個意見。意見永遠只有一個: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逮捕歸案。斯大林聽完同志們的講話,同意大家的意見。不過還要補充一句:真可惜,一個不錯的組織者。斯大林本人是一個最出色的演員和導演。

據《推倒紅牆——克里姆林宮最新檔案解密》一書披露,克格勃經過多年經驗的積累,摸索出了一套嚴密的刑訊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後,馬上開始對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謾罵,往臉上吐唾沫。經過車輪戰之後,大部分人都會老老實實承認自己莫須有的罪行。

「你是壞蛋!」——「是,我是壞蛋!」

「你是特務!」——「是,我是特務!」

「你想暗殺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殺斯大林同志!」

於是,事先編造好的供詞便可以毫不費力地強加給神志不清的人們。

第二道程序:鞏固已經取得的「成績」。招認的人得到較好的飲食。給他抽煙,把親人送的東西轉交給他,甚至允許看書看報。審訊人員竭力讓犯人明白:現在想翻案已不可能,為了挽救自己,必須「誠懇地悔改」。犯人得到紙和筆,可以在監獄裡寫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審,那麼還要進行輔助性的工作,即預先「排練」。審訊者會告訴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們將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塊塊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應該好好想一想,是你一個人承擔罪罰好呢,還是讓你的妻子和孩子們同你一起被處死好呢?」法庭的場景往往會被逼真地綵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複雜的方法對犯人進行「個別對待」。首先對暗中匯報的犯人進行訊問,對他進行研究。而對所謂的「集團」、「中心」案件則採取另外的辦法,同時對所有犯人進行突擊審訊,對某甲進行威嚇,對某乙進行勸說,對某丙進行許願,對某丁則綜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們離心離德,相互懷疑、相互揭發。

當然,如同「請君入甕」的故事那樣,發明這些程序的人最終也被圈進這些程序之中。亞戈達和葉諾夫垮台之後,都遭到了殘酷的折磨。而貝利亞的副手和繼任者阿巴庫莫夫,在被捕之後晝夜都被戴著手銬,只是在吃飯時手銬才被打開。白天他的手被銬在背後,夜裡才允許把手銬在前面。阿巴庫莫夫一生都致力於摧毀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樣的方式摧毀了。

在貝利亞主持工作時,斯大林作出了關於允許刑訊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發給各州委、邊疆區和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密碼電報上有斯大林的親筆簽名:「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作出如下說明:經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許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中採取體罰手段……作為例外,今後必須要對人民公開的和未解除武裝的敵人採取體罰手段,把它作為完全正確的合適宜的一種手段。」此後,嚴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員、內務人民委員部加格拉地區副處長瓦西裡耶夫在一份報告中說:「許多被捕者在審訊中被打死了,然後出具他們是因心臟麻痺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證明,有位被捕者遭到連續幾個小時的毆打,打得他渾身上下體無完膚。做了一個繩套,把它套在這個人的生殖器上,然後拉緊繩套。魯澤少校對工作人員說:『誰不打人,誰自己就是人民的敵人!』」

有一天,瓦西裡耶夫走進一個偵查員的辦公室,偵查員他正在審訊一個犯人。瓦西裡耶夫問:「他表現怎樣?」偵查員一邊填寫審訊紀錄一邊答道:「他不說話,不想承認懷有敵意。」瓦西裡耶夫仔細看了看被捕者,發現他已經死了。圍著犯人走了一圈之後,瓦西裡耶夫發現犯人被打破的後腦勺上有血。偵查員洋洋得意地拿出兩指厚的一條已盤起來的鋼絲鞭,承認自己用這條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後背,但沒有發現人已經被打死了。

特務頭子們「創造性」地發揮了領袖指示:他們命令手下對犯人採取車輪戰,被捕者一連數天、甚至數十天不許睡覺,不給吃飯和喝水,不許上廁所,長時間暴露在強烈的燈光、陽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裡,迫使他在精神和肉體上崩潰。他們還發明了種種酷刑:將被捕者吊到拷問架上,把身體拉長,往嘴裡灌熱水;打斷四肢;用橡膠皮帶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數個身強力壯的行刑手連續不斷地扇犯人的耳光;將四周都釘滿鋒利釘子的特製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縮在地上,只要一動就會被釘子刺得遍體鱗傷;將電線綁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長時間通電。他們還讓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讓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員讓犯人吃掉別人的小便和大便,讓犯人長時間學狗叫,或者學狗一樣進食。他們還剝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讓其赤裸著在男性犯人和審訊者面前走動,要求她同時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關進透明的玻璃櫃裡到處展覽,命令內務人員或者男性犯人強姦她。總之,凡是能夠想到的酷刑他們都會實踐一番,並互相交流「經驗」。

這樣就實現了貝利亞們所保證的「沒有得不到的證詞」。在克格勃看來憲法和法律不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廢紙——「如果『遵紀守法』,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所以,當戈爾巴喬夫試圖在蘇聯建立「法治」的時候,克格勃頭子感到他們的末日降臨了——儘管戈爾巴喬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誰讓你要強迫不能見陽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敵人就是知識分子」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會談過。戈培爾很不喜歡蘇聯人,他在日記中寫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員十分平庸,也沒有一位大人物。他們好像無論如何也要確認我們對布爾什維克群眾的本質的理論認識。他們的臉上顯現出相互間的懼怕和種種弱點。甚至與他們隨便閒談也幾乎完全沒有可能。國家政治保安局警覺地注視著。這太糟糕了!在這個世界裡人的生命沒有任何價值。」戈培爾是一個慣於指鹿為馬、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偽君子,可他畢竟還有幾分對古典文化和藝術的喜好。然而,當他想與俄國同行談論藝術的時候,對方卻只能像背書一樣回答以馬列主義的教條。由此可見,蘇聯的體制對智慧和自由的敵視程度甚至超過了納粹德國。

一九二一年,詩人布洛克請求出國去治病,列寧向特別處處長緬任斯基徵求意見。緬任斯基當天就回答說:「布洛克具有詩人的氣質,任何一個事件都可能對他產生不良影響,他就會很自然地寫詩反對我們。我認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決定如何處理布洛克的問題時,偉大的詩人與世長辭了。

在布洛克的葬禮上,緬任斯基派出的特務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來的詩人和作家。連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詩人——據最新公開的材料顯示,當年被宣佈為自殺的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都是死於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謀殺,行動計劃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員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欽所說的那樣:「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內在邏輯是:只要有絲毫的放鬆,制度就會開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領導人的眼中,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無比危險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蟻。因此,要鞏固蘇維埃政權,首先就要壓制知識分子的雜音,不允許他們進行思考和創作,想方設法將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降低到一個「安全」的水準上。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全體社會成員(包括領袖在內)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劇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寧做夢也不會想到,極度平庸、死愛面子、離開講稿就不會說話的勃列日涅夫居然會穩穩當當地掌權將近二十年之久——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爾克村探視了列寧之後,捷爾任斯基下令系統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識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醫生、工程師、農藝師等。所有的情報都集中在「知識分子處」裡。他指示:「對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該建立專門的卷宗。每一組和每一分組的材料都應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闡述……材料應經過各方面的核實,以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準確無誤和不可更改的。」他強調說:「應該記住,我們處的任務不僅僅在於把一些人驅逐出境,而且在於修正對待專家們的路線,也就是說要分解他們的隊伍,把那些準備無條件支持蘇維埃政權的人提拔起來……」這就開創新政權了搜集知識分子「黑材料」的傳統,而材料之廣泛和翔實,遠遠超過了當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時代,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裡悲慘地死去了。漠視和仇視知識分子,實行信息封鎖和愚民教育,是導致蘇聯社會最後走向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就注定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最後誰會是贏家、誰會是輸家。在赫魯曉夫時代之後,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壓力相對減輕了。但是,統治階層依然把知識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羅波夫是歷屆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他愛好文學、音樂和繪畫,甚至還寫一點詩歌,與許多作家、畫家、演員和科學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經關心過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許七十二歲、身患重病的老學者回到莫斯科,繼續其學術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時候,安德羅波夫還是向知識分子們張開了尖銳的牙齒。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上文質彬彬的克格勃首領,卻向中央倡議成立一個克格勃的獨立部門,其任務是「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思想顛覆」是一個很難理解的概念,也是一個隨便就可以扣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個新部門——第五局成立起來,它專門對付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部門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羅波夫親自注視著事態的推進,並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門「頂住西方的壓力」。
俄羅斯著名學者羅伊·麥德維傑夫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一書認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響力從來沒有像安德羅波夫領導它的十五年間那麼大。當時不僅就一般工作人員和情報員、各總部和特工小組、派駐機構和特殊部門的數量來說,甚至就工作效率來說,這個組織都達到了各國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安德羅波夫在對付他所不喜歡的知識分子時,一個最為惡劣的做法就是大大發展了「政治精神病學」,十多年間有八十萬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僅沒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因為批評蘇聯社會的現狀而被當作精神病人,強制送進由克格勃管轄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謂的「治療」。這是世界醫學史上最為黑暗、最為齷齪的一頁。從「非人道」的程度上來說,可以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在集中營中實施活體解剖的暴行相提並論。而安德羅波夫正是這種無恥行徑的積極的實行者。

安德羅波夫升任總書記之後,並沒有放鬆對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裡科夫擔任克格勃的首領。果然不負眾望,切布裡科夫在新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對待知識分子比前任還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裡科夫給中央遞交了一份題為《關於小型文藝節目演員某些演出的消極傾向》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獲悉,最近一些談話類的小型文藝節目演員把思想有害、美學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間劇列入自己的演出節目,這些節目以詆毀的形式對膾炙人口的蘇聯愛國主義軍事題材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進行諷刺性的模仿。許多觀眾認為,這種演出有損於愛國主義和蘇聯人公民覺悟的培養事業,從客觀上幫了階級敵人的忙。」

這些指責主要是針對演員哈扎諾夫的演出。對此,列昂尼德·姆列欽在著作中反問道:「克格勃工作人員總愛說,只能按照黨的指示辦。但事實上卻是徹頭徹尾的自行其是。沒有任何人讓他們去評判一個演員的演出。難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學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藝節目也屬於克格勃的職責範圍嗎?但切布裡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樣,認為自己有責任監視生活各個領域的意識形態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觸角不放過任何一個領域。

當知識分子們在恐懼中停止他們的科學發明、文學創作和藝術創造的時候,蘇聯社會便失去了其內在發展的動力。恐怖僅僅是一劑強心針,它只能暫時緩解社會的腐化墮落,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為一種「信仰」,玩弄恐怖這張牌的人總是以為自己玩得得心應手,殊不知最後自己卻走向玩火自焚——當克格勃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的時候,它自己卻成為知識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蘇聯公民的敵人。恐怖統治最終將迎來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統治便會成為一桶澆到火焰中去的油。於是,作為一個特務組織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務的極權體制也就走到了盡頭。

文明從來不會被那些邪惡力量所戰勝——讀完《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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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拒絕暴力 



所有的蘇聯領導人手上都沾滿了鮮血,斯大林、貝利亞之流自然不必說了,就連以改革和「解凍」著稱的赫魯曉夫也有一個抹不去的血腥的污點——他曾經下令用坦克鎮壓諾沃切爾卡斯克工人集會,那一次死傷慘重。戈爾巴喬夫也並非一個「純潔的天使」,經過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許的鎮壓事件就有維爾紐斯事件、巴庫事件、阿拉木圖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與這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是上百條的人命。這個數字放在斯大林時代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它們畢竟是戈氏執政期間最大的污點。

戈氏不是一個像斯大林那樣崇尚暴力、企圖用暴力來解決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問題的鐵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訓使他明白了:暴力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化;對一個公民生命的屠殺,將導致整個改革事業失去全體人民的支持。阿·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在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嚴厲地斥責了下令對示威群眾開槍的格魯吉亞領導人,並擲地有聲地對國防部長亞佐夫說:「請永遠記住這些,你今天就發佈命令:今後未經政治局許可,軍隊不得介入國內事務。」

這裡,戈氏明確地表達了他本人對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將決定使用軍隊的權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權力機關——議會之內。這也顯示出他與舊制度之間妥協的一面和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追問:難道經過政治局批准的對人民的鎮壓和屠殺,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嗎?在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裡,軍隊絕對不能介入國內事務和黨派紛爭,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常識。

儘管如此,戈氏畢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質來阻止悲劇的發生。對此,索爾·舒爾曼評價說:「戈爾巴喬夫的最大功勞就是他開始改革的進程以後,終於明白這個體制已經沒有生命力了,經過幾度搖擺,最後拒絕動用坦克和刺刀,讓它去自行毀滅。」

法國歷史學家塔列蘭曾經對法蘭西皇帝說過:「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並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蘇聯領導人當中第一個擁有這種智慧的人。他不僅在國內事務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國際事務中也扭轉了咄咄逼人的擴張勢態。他啟動了從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兩個德國的統一,他默許了東歐人民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們卻採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後鎮壓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運動。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們那樣做,但他沒有那樣做——對強硬派提出鎮壓羅馬尼亞反共起義的要求,他憤怒地回答說:「怎麼,你們還想用坦克解決問題!」

戈氏承認:「我們鄰國發生劇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它的背後是每個民族渴望自由的強烈願望。人們希望擺脫自己領土上的外國軍事基地和軍隊。他們不願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為,不願意看克里姆林宮一個個主子的臉色行事。」在一個具有悠久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的國家裡,戈氏的平等理念面臨著民族主義分子們強大的壓力。他卻堅持不退讓,這尤其讓人肅然起敬。

當有人指責戈氏「把社會主義國家給斷送了」的時候,他憤怒地反擊說:「什麼叫『斷送』幾個國家?這種指責本身就使指責的人露出了馬腳。他們是一些帝國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強權可以將別國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運的人。所以這些問題是挺氣人的。它們反映了過去時代的政治思維。現在還抓住這種思維不放,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管它是『東方式的』,還是『西方式的』,對人類來說,都是極其有害的。」

戈氏特別強調說: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沒有用的。這是他執掌著一個超級大國龐大的戰爭機器六年之久後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結果都是兩敗俱傷。當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暫時鎮壓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會積累起來,必將引起爆炸。這樣的損失往往要大過千萬倍。」他是蘇聯歷任領導人(短暫掌權的過渡人物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除外)中唯一沒有大規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預言在目前許多國際衝突的熱點地區都被驗證了。顯然,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戈氏無論是在行為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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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政治局 



在蘇聯社會,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奇怪現象:許多文學作品的發表和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非開放社會」來說,這又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專制統治者們對文學以及文學背後的自由天性充滿著警惕和恐懼。

在赫魯曉夫時代,短暫的「解凍」是由於領袖本人對愛倫堡、左琴科、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網開一面」。政治局會議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權的傳統,並沒有受到根本的質疑和改變。赫魯曉夫對某些作家比較寬容,而對另一些作家卻如同斯大林那樣專橫。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卻蠻橫地以自己的喜好為全國人民的喜好,從而深深地傷害了文學藝術的發展。直到下台之後,他才對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當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所有閃爍著思想和藝術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殺和冷凍,大師們更是遭受到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這些頑劣的官僚們不知道:他們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僅無損於文學藝術家們的偉大,反而使得他們在民眾心目中擁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厭惡、懼怕文學創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權因不像現在的蘇維埃政權這麼教條,所以他們發現,對俄國作家施加壓力,對政府反倒起了負作用。就是說,他們知道鎮壓非但沒有削弱作家的影響力,反而使其加強了。」蘇聯的統治者們居然比沙皇還要愚昧。長期以來,蘇聯的文化宣傳官員們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藝術家們做廣告的作用——哪個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們就會瘋狂地閱讀和傳頌。

戈爾巴喬夫主持政治局會議之後,他是延續這種傳統,還是以此為突破口尋求變革的可能呢?這時,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來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家希望獲得總書記的幫助,讓擱置多時的作品早日得到公開出版。戈爾巴喬夫讀完了這本書,「稿子在藝術方面並未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現了斯大林主義時代的環境氛圍」。戈氏認為,此書的可以充當「問路石」的角色,於是便批准了該書的出版。果然,《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出版之後,人們爭先恐後地閱讀,並從中解讀出總書記堅決不走回頭路、一心實行社會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斷收到作家的手稿,還被邀請去觀摩新攝制的電影。他發現了作家藝術家們身上自由不羈的才華,並認為自己有責任倡導寬鬆、多元的創作環境。他在閱讀那些所謂「出格」的作品的時候,不禁感歎說:「我腦子裡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讀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人缺少精神營養,只准許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卻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品嚐、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然而,一部小說的出版、一部電影的公映,需要總書記親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舊時代的慣例。戈氏決心打破這一慣例。當影片《懺悔》在內部禮堂公映的時候,主管宣傳的「理論家」們提出要在政治局裡進行討論,以決定該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對,他認為這個問題應當由電影工作者、創作協會自己決定。

這一小小的「放權」,卻解除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捆綁在作家藝術家們身上的沉重束縛。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層化解的經過:「這樣就確立了一個先例,很快那些原來被出版檢查打入冷宮的作品紛紛出籠。出版社也開始毫無阻礙地出版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莫維奇、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這些作品超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準則,力圖恢復以批判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我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他的孫兒孫女們能夠享受到「公開性」所到來的好處了:比起爺爺奶奶們來,他們能夠閱讀到不同的文學流派、不同的藝術風格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作品,並形成自己獨特的審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對文學的干涉涸對學術的壓制,帶來的必然是整個民族精神的萎縮。學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蘇聯社會結構的致命弱點:蘇聯政治和經濟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識形態教條控制人們的思想,導致了思想活力與質量的下降。在一個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極度缺乏的社會,人們是不可能隨時適應和解決不斷出現的新狀況、新問題的。這就決定了蘇聯在與西方的競爭中難以獲得勝利。

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然而,正如魯迅所說,在一個傳統牢固的國家,連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對此,戈爾巴喬夫深有體會:「突破禁區異常艱難。每一次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秘密保有者們的嘟囔和思想家們的痛苦呻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揭開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機關受到了『壽終正寢』的威脅——它們的毫無作為和百無一用暴露無遺。然而作為『制度的看門犬』的思想家們並非毫無根據地認為,真相將會動搖我們的那些教條永遠正確的迷信,不單是一個國王、而且整個『宮廷』都將赤裸裸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好幾次,強大的保守勢力都差點就脅迫戈氏走回頭路了,但戈氏都在最後一刻堅定了自己的決心。既然他本人對那萬馬齊喑的時代有著切身的體驗,那麼他怎麼會願意自己的枕邊只有一本虛假的領袖著作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擴大創作和思想的自由,蘇聯社會就不可能內在地產生鮮活的生命力。

於是,一個接一個的禁區被突破了,報刊上出現了對醜惡的社會現象、黨的各級官員乃至於戈氏本人的批評。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罵的時候,戈氏也沒有想過要中止民眾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發表自由。從此以後,文學就脫離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灣。

俄羅斯文學復興的希望,正是在這個基點上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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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頭子 



曾經擔任上海市長和台灣省長的吳國楨,是國民黨高層最具知識分子氣質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於他試圖在台灣推動民主制度,最後不見容於蔣氏父子,被迫遠走美國。他在口述回憶錄談到一次與蔣介石的單獨會談:當時,蔣介石待他相當親密,突然問他:「你同經國合作得好嗎?」吳國楨回答說:「我們相處得不錯,如果讓我提一個建議的話,先生,我不會讓經國當特務頭頭,因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們只會怕他,而不會愛他,尊敬他。如果能讓他負責某種人民福利組織,那麼我可以保證,大家都會同他充分合作。」這時,蔣走到壁爐邊,揉著頭說:「今天我很忙,以後再談吧。」

吳國楨一介書生,思想天真。他哪裡知道,在蔣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機構就是權力的命脈,豈能輕輕放開?對於威權主義領袖來說,讓人民「怕他」比「愛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時,蔣介石還希望吳國楨能夠為自己所用,所以沒有直接拒絕他的建議,僅僅是王顧左右而言它。

吳國楨力圖用歐美的憲政理念來約束無法無天的特務們,而剛剛敗退台灣之後的蔣氏父子卻正需要變本加厲地利用特務機構來控制民眾。於是,價值理念的對立最終導致了雙方的決裂。後來,吳國楨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蔣經國「位不高而權重」的原因正是因為他操控了情治機關和軍權:「蔣介石改組了國防部內的總政治部,並由蔣經國領導。該部可以任命每個師、旅的政治軍官,甚至下至連的政治軍官,表面上這些人負責訓練和給部隊灌輸某種思想,但實際上都是軍中的密探,蔣想讓自己的兒子經國以這種方式控制部隊。從旅長一級開始層層改組指揮部,無論何時,蔣如要撤換一個人,他會要指揮官提名,但實際上都是由經國篩選的。後來,通常須有經國的批准,軍官們才能被任命為司令官。」而吳國楨本人雖然是名義上的「省長」和「保安司令」,卻連一兵一卒都指揮不動。沒有他簽發的命令,特務們依然肆無忌憚地四處抓人。

其實,早在抗戰中期,蔣經國就開始領導三青團,組建獨立的特務系統。由於他的權力的延伸打破了國民黨政權中原有的中統和軍統對峙的平衡格局,導致中統和軍統一致對他產生了無法掩飾的嫉妒。遷台以後,蔣經國更是趁亂將所有的特務系統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當時,情治機構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務之間還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傾軋。吳國楨透露了這樣一個生動的細節:有一次,一名特務為了打擊另一個特務派系,悄悄地告訴吳國楨說:「你知道嗎,省主席,你家中的僕人都被特務收買了。」後來,特務還企圖製造車禍消滅處處與他們作對的吳國楨,吳認為蔣經國是幕後的主使者。

長期擔任情治機關的首腦,確實如吳國楨所說,給蔣經國帶來了相當的負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實力順利接班,成為台灣的實際統治者長達十餘年之久。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務治國」越發顯得不合時宜。陶涵在《蔣經國傳》中指出,「徹底摧毀了蔣經國長期以來對情報機關及秘密行動的信念」的一個突發事件,則是一九八四年震驚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劉宜良)曾經是「黨內同志」,後來卻反戈一擊,在美國以磚頭一樣厚重的傳記作品痛詆蔣氏父子。「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曾專門請江南吃飯,以重金賄賂要求他停止攻擊領袖。江南收下錢之後依然痛罵蔣家,形容蔣經國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並開始寫作蔣經國的兩名政敵吳國楨和孫立人的傳記,在兩部傳記中蔣經國都是以徹頭徹尾的「惡棍」的形象出現。

汪希苓受命策劃暗殺行動。這一計劃也許不為蔣經國所知,但卻得到了與特務機構關係密切的蔣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將暗殺任務分派給長期受其支持的竹聯幫首腦陳啟禮。三名竹聯幫殺手在舊金山江南住宅的車庫將「叛徒」槍殺。

江南命案發生之後,國際輿論大嘩。美國警方偵聽到陳啟禮向台灣情報首腦「報功」的電話,台灣方面再也無法抵賴。蔣經國極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輝、錢復、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員大為震驚,也深覺羞愧。原本追隨蔣經國多年、已經上了年紀的自由派人士也一樣覺得抬不起頭來。陶涵評論說:「一個黨和政權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絕不是他們當年選擇國民黨的初衷。」當真相水落石出之際,一向主張傳統道德的國民黨政權頓時名譽掃地——黑社會向政權的侵蝕,在公眾心目中無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敗的表現。經過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蔣經國終於意識到特務機關之不可恃,他一反過去吸收優秀青年從事情報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許把優秀學生、幹部派去從事情報工作。蔣經國還對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表示,那是「負數」,意味著他對自己創造出的這樣一個怪物充滿了無力感。

從某種程度上說,江南命案大大改變了蔣經國的思維方式,也加大了台灣變革和開放的歷史進程。正如陶涵所論:「這一事件也重挫國民黨內保守派以及情報機關的政治影響力及道德權威。」此後,長期受到壓制的改革派聲勢漸長,而保守派則江河日下、「好日子」一去不復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價換來了台灣民主轉型啟動的加速,這大概是他生前所沒有料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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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點石成金的狂想曲 



最近的電視屏幕上,從中央台的黃金時間到地方台的垃圾時間,都在反反覆覆地播出關於一種名叫「腦白金」的保健品的廣告。惡俗的動畫人物和惡俗的曲調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老實說,此前我再沒有見過比它更噁心的廣告了,它的噁心程度讓我打開電視的時候也少了許多。後來,我聽說,這種具有「神奇功效」的「新產品」的始作俑者,原來就是昔日巨人集團的創始人史玉柱,也就是那個搞過「腦黃金」的騙術並最終敗走麥城的「營銷天才」。我不禁感到莫名驚詫:從「腦黃金」到「腦白金」僅僅一字之差!今天的中國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像史玉柱這樣一個「空手套白狼」的傢伙,居然還有機會重新演繹他那套低劣的騙術。我們的社會也真夠寬宏大量的,大家都捨得花費昂貴的門票,觀看史玉柱在同一個地方第二次跌倒。

畢業於浙江大學數學系的史玉柱,以他的年齡來看,其實對「文革」並沒有多少記憶。但是,他對「文革」乃至於更早的戰爭年代有著濃厚的興趣和衷心的嚮往。吳曉波在《大敗局》一書中專門有一章分析巨人集團的興衰,他寫道:在巨人集團最紅火的時刻,史玉柱親自掛帥,成立三大戰役指揮部,下設華東、華中、華南、華北、東北、西南、西北和海外八大方面軍,其中三十多家獨立分公司改變為軍、師,各級總經理都改為「方面軍司令員」或「軍長」、「師長」。在「動員令」中,史玉柱寫道:三大戰役將投資數億元,直接和間接參加的人數有幾十萬人,戰役將採取集團軍作戰方式,戰役的直接目的是要達到每月利潤以億元為單位。組建一萬人的營銷隊伍,長遠的目標則是用戰役錘煉出一批幹部隊伍,使年輕人在兩三個月內成長為軍長、師長、能領導幾萬人打仗。

多像當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偉大領袖啊!史玉柱真真過足了領袖癮。不止史玉柱如此,許多民營企業家都有當領袖、玩政治的慾望。這種慾望是他們人性中的毒素。史玉柱最崇拜的就是毛主席,讀的最多的書就是毛選。然而,他不知道,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日益成熟的時代,遵循的是一整套商業準則。企業的興盛,靠的是科學的管理、領先的技術和靈活的資本運作,靠的是誠信的精神和卓越的品質,靠的是「讓我們做得更好」的承諾,而不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沒有邊際的空想以及連自己也不相信的口號。在企業的草創時期,創始人的草莽氣息和冒險天性或許能夠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進入發展時期之後,更需要的是作為一個現代企業家的基本素質,這就是吳曉波所說的「道德感和人文關懷」、「對規律和秩序的尊重」以及「系統的職業精神」。吳曉波指出:「中國企業家要真正地成為這個社會和時代的主流力量,那麼首先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一項比技術升級、管理創新乃至種種超前的經營管理理念更為關鍵的工作——是塑造中國企業家的職業精神和中國企業家的道德秩序。」這些東西能夠在偉大領袖的著作中找到嗎?

顯然,史玉柱是一個反對秩序、喜歡「不按規則出牌」的人。他自以為具有點石成金的魔力,至今依然如此。在巨人集團崩潰之後,他總結了「四大失誤」,比如「盲目追求發展速度」、「盲目追求多元化經營」、「決策機制難以適應企業的發展」、「沒有把技術創新放在重要位置」等等,沒有一個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史玉柱雖然擁有文憑和學歷,卻不具備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人文素質。他可以將員工當作工具來使用、也可以不擇手段地斂錢。在他的生命裡,不存在康德所說的、讓人尊重和敬畏的「道德律令」。史玉柱這樣描述閒賦歲月的生活:「我現在的辦公室就是一個手提箱。現在我到書店只買兩種書,一是基因的書,再就是毛主席的書。一個政黨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個企業也好,深層次上的問題是一樣的。」他吸取了教訓嗎?沒有。他還是想通過閱讀偉大領袖的著作來指導自己的「第二次創業」。他還是想用搞政治的方法來辦企業。他有沒有想過,在偉大領袖的那個時代裡,根本就沒有市場經濟?

史玉柱在接受央視採訪的時候,雖然比昔日有所收斂,但骨子裡的東西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當年的部下江紅在《三聯生活週刊》發表文章指出:「史玉柱被當作一個失敗的英雄在撫慰著和用另一種心態崇拜著,我感到可笑的同時,對人類博大而盲目的同情心和英雄崇拜的情結俯首無語。……見到中央電視台的『對話』主持人依然對史玉柱以『天才』相稱,不禁感到悲哀。毀掉史玉柱的正是他的『營銷天才』……」史玉柱依然把自己看作企業界的「毛主席」,幻想空手就可以打下一片江山來。他重出江湖做的第一件事是歸還部分當年巨人大廈業主的欠款。這個行動使得史玉柱被某些媒體譽為「雷鋒式的英雄」。這讓我感到啼笑皆非: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我們這個社會真的墮落到了需要歌頌這種天經地義的事情的地步了嗎?史玉柱把債主們當作汪汪叫的小狗,居高臨下地賞賜他們一點骨頭,卻絲毫沒有道歉的表示和懺悔的意識。我們這個社會的輿論為什麼墮落到了連基本的黑白都分不清的地步?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位年輕的知識才俊顯然對民眾智力極度蔑視而對廣告攻勢有著過度的自信」。史玉柱玩的其實是一套很簡單的把戲:利用鋪天蓋地的廣告攻勢來創造產品的銷售奇跡。這種思路與偉大領袖在「文革」中的做法是一致的:偉大領袖通過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對青年一代進行「集體催眠」,將這些純真的孩子變成這政治鬥爭的棋子和殺人的工具;而史玉柱則通過他地毯式的廣告戰略,讓真假難辨的新產品一夜成名,使得受眾行為虛假廣告的犧牲品,並以高折扣的銷售形式回流巨額資金。至於所謂的「腦白金」究竟是什麼東西,恐怕這位學電腦出身的「知本家」自己也弄不清楚。
被宣傳材料吹噓為「劃時代的神奇物質」的「腦白金」,其實是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被科學家發現的「褪黑素」,它存在於脊椎動物的間腦頂部。醫學專家聲稱,從生理解剖學上說,人體內根本沒有什麼「腦白金」,而只有「松果體」。那麼,史玉柱瘋狂炒作的「腦白金」是否就是人腦分泌的「松果體」呢?康奇公司「腦白金」的配料表是:低聚糖、山楂、茯苓、水。難道人類大腦中的「腦白金體」(姑且使用史玉柱的說法)能夠分泌出山楂、茯苓等中草藥來嗎?史玉柱在大學裡學的雖然不是生物,但不會連這點小學生也明白的道理都不知道吧?除非他自己是白癡,或者他把老百姓當作白癡來戲弄。我的判斷是後者,他可不是白癡,他在幕後一邊數錢一邊偷著樂呢。

史玉柱點石成金的狂想曲究竟還能演奏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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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黨的帝國 



俄羅斯歷史學家弗·祖博克和康·普列沙科夫在他們合著的《克里姆林宮秘史》一書中指出:「蘇聯人的世界觀,是在完全有別於西方的歷史中形成的。無論是沙俄歷史遺產、布爾什維克革命、國內戰爭,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都對蘇聯形成獨特的視角產生了影響。同時,俄羅斯不僅是一個民族,而且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帝國文明,這一點也對蘇聯形成其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的,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疆域最為龐大的帝國,而且還是一個由暴力和謊言共同建構的「黑手黨帝國」,正如歷史學家尼·津科維奇在《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這個國家裡呈現出的是「政治犯罪化、犯罪政治化」的可悲景象。

雅科夫列夫發現,這個「黑手黨帝國」的三大支柱乃是軍隊及軍工聯合體、以克格勃為核心的鎮壓機構、黨的系統。長期以來,這三個部門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凌駕於普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之上,也凌駕於真理、正義、和平這樣一些全人類嚮往的價值觀之上。它們像血吸蟲一樣附著在國家的肌體上,一面吸取營養,一面還放射毒液。正是這三大部門帶頭敗壞了法治和良知,將國家拖入衰退的深淵。臭名昭著的「八·一九」政變的中心人物,大都來自於這三個部門的領導。他們夢想通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剝奪戈爾巴喬夫的權力,停止已經啟動的改革和民主化的進程,並將社會拉回到黑暗的斯大林時代。當然,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保全部門和個人的特權及利益。

著名學者、曾經擔任過蘇聯陸海軍政治部副主任和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的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曾經寫過一本斯大林的政治傳記,其題目就叫做《勝利與悲劇》。在他看來,斯大林的勝利同時也正是人民的悲劇。他引用了畫家韋列夏金一幅畫的意象來形容斯大林的帝國——一個頂上立著一隻烏鴉的、用人的顱骨築成的金字塔。當然,「金字塔裡面隱藏著活下來的人民,他們確實被自己的希望和信念欺騙了,但對他們來說,過去時代的悲劇是他們自己的歷史……」斯大林的帝國是用不道德的、非正義的手段建立起來的。因此,這個帝國對於斯大林和他的走狗們來說像天堂般的美好,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則像地獄般的恐怖。沃爾科戈諾夫超越了自己的特權身份,勇銳地指出:「無論多麼重大的政策,如果不講道德,都是冒牌的珍品。斯大林是個殘酷的政治家,他在整個一生執行這種政策的時候,一點也不考慮起碼的道德價值觀。因此,對於獨裁者來說,人是個工具,是個統計單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塊。……斯大林以自己的整個一生和自己的行動證明,謊言是無縫不鑽的禍害,一切災禍都從謊言開始。暴力、個人專權、官僚制度、教條主義、愷撒主義——這一切都被謊言美化了。」斯大林開創了這樣一種惡例:他賦予黨和國家的領袖以另外一種更加重要的身份——黑手黨的教父。與之相比,意大利那個彈丸之地西西里島上的黑手黨教父又算得了什麼呢?

勃列日涅夫與斯大林形成了一對十分有趣的對照。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那樣,「在蘇聯領導人中,如果說斯大林是受權力誘惑而敗壞的典型,那麼勃列日涅夫則是由於欺世盜名而墮落的榜樣。」雅科夫列夫寫道,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時期歷史上一名丑角。在他治下,軍工集團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國家的操縱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學問不大,而且好記仇,他除了幾乎能準確地嗅出誰是自己的支持者誰是自己的敵手的本領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才能。生前最後五六年,重病不起,實際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隱瞞。但是,看來制度本來就不需要一個有生氣的管家。「這已經不是他的過錯,而主要是垂死的單一政權的徵兆。」 勃列日涅夫的家族瘋狂參與走私、貪污等犯罪活動,他的女婿從一名普通軍官一躍成為克格勃中將,甚至明目張膽地掠奪國家博物館中的文物,委託黑社會進行銷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最高領袖的家人們與黑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本質上看,他們就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曾經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兩年,還在加拿大擔任大使十年之久,他對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著深入的體認(也正因為這段經歷,前克格勃頭子、「八·一九」政變的主角克留奇科夫攻擊雅科夫列夫與美國情報機構有聯繫。經過俄羅斯總檢察院的調查,證明這種說法純屬誹謗)。因此,他一直主張俄羅斯融入歐洲文明,與西方積極對話、和平相處。進入蘇共決策層之後,他接觸到了許多絕密材料,不禁為邪惡力量揮霍浪費、翻雲覆雨的斑斑劣跡而感到震驚,這最終導致了他與這個黑手黨帝國的決裂。雅科夫列夫憤怒地寫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國人民將會知曉:數以億計的資金被罪惡地濫用於軍備競賽、對外冒險、為別國提供軍援;濫用於無任何意義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計劃和誰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設項目;濫用於搜捕和迫害『人民的敵人』。」單單所謂的「外援」一項,就令俄羅斯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而在決定外援項目的時候,決策層大多盲目行事——只要哪個非洲獨裁者聲明「走社會主義道路」,再向愛好奉承的蘇聯領袖說上幾句讚美的話,那麼數以億計的援助立刻便撈到手了。這樣,在「蘇聯之友」名單中就出現了「非洲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食人皇帝博卡薩、烏干達的獨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亞殘酷無情的殺人兇手門格斯圖等人。而普通納稅人是毫不知情的,因為這些都屬於「黨和國家的機密」。

在對外政策上,這個黑手黨帝國一隻手慷慨大方,大把拋灑盧布;另一隻手又緊握大棒,威脅「犯規者」,直接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國。在對內政策上,統治者一隻手嚴密封鎖信息、實行愚民教育;另一隻手又指揮秘密警察來打壓所謂的「異端」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離心離德者」。雅科夫列夫親眼看到了這種卑鄙政策的可怕結果:「布爾什維主義制度的沉重罪惡不僅在於數百萬清白無辜者喪失了生命,他們家庭遭到了悲慘命運,製造了毛骨悚然的環境。這個制度的罪惡還在於人們的心靈無盡無休地被仇視、凶狠和懷疑所扭曲。」這種影響將是長期的,並不因為民主化而突然消失。因此,俄羅斯人民要擺脫陰影,過上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還將作出艱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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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女兒、妻子和母親 


為了女兒、妻子和母親 
──寫給為李思怡而絕食的朋友們 
    
    
    李思怡,是女兒,是中國的女兒,是死於冷漠與邪惡的女兒。一個女兒悲慘的死亡讓我們每一個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讓我們每一個發現了愛的價值。學者任不寐說的不錯──「李思怡之死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為了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我們必須站出來,我們必須行動。那麼,被終結的時代充滿了罪惡、傷痛和眼淚,而即將開啟的時代則有可能充滿愛、希望和笑聲。 
    在毛澤東之流的惡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輕如鴻毛」。誠然,與獨裁者們用鐵絲網圈起來的龐大帝國相比,女兒、妻子和母親顯得無比渺小和軟弱。帝國不會在乎女兒、妻子和母親的眼淚──秋瑾、劉和珍、林昭、李九蓮、張志新們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們依然在路上。 
    
    作為「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丁子霖第一個站出來揭示大屠殺真相,承受著中共政權長達十多年的監視、騷擾及恐嚇,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與和解。作為「新青年案件」當事人之一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問時事的傳統「賢妻」變成勇敢無畏的妻子,她說:「我用蔑視的眼光看著那些便衣,他們自己處於恐懼中,而不是我們。」丁子霖永遠地失去了她的兒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楊子立被判處八年重刑,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帝國施加給她們的「仁政」。苦難還遠遠沒有結束:卑鄙的特務們給丁子霖打去匿名電話,辱罵她「賣國」;同樣卑鄙的特務們登門威脅僱用路坤的公司,強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 
    
    所有這些凌辱和折磨女兒、妻子和母親的惡行,都在以「人民」的名義浩浩蕩蕩地進行著。然而,女兒、妻子和母親們並沒有屈服,她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她們要為李思怡們帶來一片藍色的天空──與海子的追問「天空一無所有,有誰給我安慰」不同,這片天空將充滿愛、幸福和快樂,將被安慰、同情和關懷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們知道,李思怡也是她們的女兒,李思怡需要她們來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裡,女兒、妻子和母親其實是一個人,女兒終究會成為妻子,妻子終究會成為母親。她們都將是愛、正義及和平的堅守者。 
    
    在這個「遺忘」成為一種生存本能的國度裡,我們確實應當為李思怡們,為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們做點什麼。如果我們習慣於奴隸的命運,那麼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也自然成為了奴隸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如果我們依然保持沉默,那麼我們的所作所為與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麼區別呢? 
    
    日前,在中國大陸的多個獨立網站上,一場為紀念李思怡而進行接力的絕食活動正在展開,已經有幾百人報名參加。就在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有若干位我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正在體驗著飢餓的滋味。這一自發的絕食行動是為了對李思怡表達遲到者的懺悔,它既是一種向外伸展的抗議與批判,更是一種直指內心的自尊和自愛。在我看來,無論是對於真實的日常生活還是對於虛擬的網絡空間來說,這一事件都具有「震撼性」的價值。「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比「暴風驟雨」更有力量。如同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掀起的「公民抗命運動」一樣,這次事件點燃了我對於中國未來的信念,這種信念建立在每一個信仰愛與和平的普通中國公民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謂「胡溫新政」的海市蜃樓之上。 
    
    同時,這一事件也大大地改變了我對網絡的負面看法。網絡不再是一個我們逃避殘酷現實生活的避難所,也不再是一種物美價廉的「精神鴉片」。相反,網絡有可能像一張堅固的魚網,聚集起「沉默的大多數」對自由和權利的呼籲。這種呼籲也正如一九八零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根廷「為正義與和平服務」組織領袖埃斯基維爾在頒獎典禮上的講話:「我們相信我們人民的使命和參與,他們每天都更加認識到他們的政治良知,表達著對於他們改變現狀、對於社會全面民主化的渴望。這是建築在正義之上的改變,用愛來建築。這種社會將為我們帶來我們最渴望的和平之果。」在天安門的血泊之後,這種呼籲已經久違了。 
    
    我曾經用這樣三個詞語來形容中國:「太監中國」、「優孟中國」和「流氓中國」。中國的這三大特性在「薩斯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李思怡之死告訴我們,「薩斯時期」並沒有結束,我們依然置身其間。孫志剛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罪惡之中而不自省,麻木不仁地與黑暗共舞而不自覺。如此殘酷的事件已然發生並還在發生著,那麼我們如何確立我們自身的尊嚴、愛與憐憫? 
    
    在拉美諸國的暴力和專制統治之中,埃斯基維爾選擇了非暴力,甚至選擇了像甘地一樣絕食,他在諾貝爾和平獎受獎答詞中說:「我來自一個人們生活在痛苦與希望之間的大陸,我自己的歷史是在那裡書寫的。我相信非暴力的真理的力量代表著一種抉擇,這種抉擇向我們提出了採用全新視野的挑戰。它提供了一種選擇,這種選擇將基督的基本價值置於優先地位,這就是人類的尊嚴,人類神聖的、超越一切的、不可改變的尊嚴,由作為上帝之子、作為基督的兄弟和姐妹,因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而獲得的尊嚴。」今天,每一名為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絕食的公民朋友,所作出的也是與之相同的抉擇。如果說絕食更是一種象徵意義,那麼我更看重「絕食之後」能夠發生一些什麼實質性的變化──比如建立一個「兒童權利基金會」,並且將對人權的關懷拓展到每個公民的生活中;比如起草並簽署一份中國的「七七憲章」,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我們的道德和信仰。 
    
    我們需要一個充滿愛的中國和世界。在這裡,女兒、妻子和母親們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兒子、丈夫和父親們,能夠免受逼迫、誹謗、囚禁和折磨。當然,為了那一天的到來,我們在今天就得勇敢地承受種種逼迫、誹謗、囚禁和折磨。這是我們的重軛,也是我們的光榮。 
    
    登山寶訓中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思怡悲慘的死亡不是對我們信仰的打擊,相反乃是對我們信仰的驗證;不是讓我們失望,相反乃是讓我們振興希望。正如埃斯基維爾所說:「我們抱有希望,因為我們像聖保羅一樣相信愛是不會死亡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總是用團結和為了人們充分權利的積極活動創造著相互之間的愛。為了這個,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就不能僅限於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中的非正義的識別,或者是隨之而來的對那些應負責任者罪惡的譴責。基督徒必須行動,基督徒必須和所有心地善良的人們一道行動,用他卑微的力量去支持一個更加正義和更有人性的世界的建造。」那麼,讓我們與所有心地善良的朋友們共勉吧。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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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吃人嗎? 



據「博訊新聞」記者報道,在廣東經商的許多台商,將「嬰兒湯」當作「壯陽勝品」,悉心搜求和品嚐。他們花三四千元人民幣,就能夠吃到一盅用六七個月大的嬰兒燉成的「補湯」。

在東莞開工廠的王姓台商,自詡是嬰兒湯的常客,「幾個月大的嬰兒,加入巴戟、黨參、當歸、杞子、薑片,加入雞肉、排骨,燉八小時,很能補氣、養血。」他一邊緊摟身旁十九歲的湖南二奶,一邊洋洋自得的說:「以我六十二歲的年紀,每晚都可來一回(做愛),還不是靠這個。」眼見記者滿臉狐疑,他自告奮勇,帶記者「見識見識」。

第一站,他帶記者到廣東佛山市,找到吃開嬰兒湯的餐廳,誰知主理的黎師傅卻說:「排骨(他們的暗語,指嬰兒)不好搞,現貨沒有,胎盤倒有新鮮的,這東西不能冷凍,新鮮的好。」

黎師傅說,真的要吃那個,「有個外地來打工的夫妻,現在懷孕八個多月,由於兩胎都是女兒,再過幾天準備鹽水催生,如果又是女兒,到時候就可以吃了。」

記者還是半信半疑,調查採訪幾個星期,還是聽的多,沒有親眼見過 ,以為就此打住,誰知過不了幾天,王姓台商來電:「東西找到了,天氣轉冷,有幾個朋友正想進補。」

他帶著記者來到台山,找到了餐廳。負責的高師傅帶著一眾人等到廚房「開眼界」。但見那小小的嬰屍比貓兒大不了多少,躺在砧板上。「五個多月大,有點小。」高師傅說著似乎有點歉意。

高師傅說女嬰屍是朋友從鄉下找來的,他不肯透露這女嬰的搜購價,只說價錢是依據月份大小、死胎活胎而定。王姓台商說,吃這一盅要三千五百元人民幣,其他細節,他不理了。

記者聽食客們聊天說,流產或墮胎的死胎,中介人包給產婆幾百塊紅包;若是接近足月引產的活胎,則要付兩千元紅包給女嬰的父母,當是收養。嬰兒交到餐廳時,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無從細考了。記者感歎說:「中國人好進補的習性,已將到天譴的地步了。」

我相信上述報道的真實性,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呢?但是,我又認為,這篇報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導——似乎喝嬰兒湯的顧客僅僅是幾個外來的台灣商人,大陸的官員和商人們則完全置身事外。其實,台商不過是「入鄉隨俗」而已——在大陸,吃嬰兒、吃胎盤,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

作家廖亦武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一書中,有題為《食客遲福》的一章。該書並非「小說家言」,而是地地道道的「口述實錄」,諸多細節,觸目驚心。有過知青生涯、經商致富的遲福,高談闊論自己吃嬰兒的感受:「稠稠的一窩湯上來,白得晃眼睛。取調羹一嘗,鮮得耳門子嗡地一響,我感到渾身都是舌頭,在一伸一縮地舔。朋友連問幾聲:『咋樣?』我都傻了。」這一描述,活靈活現,顯然絕非作者的編造。

這不是遲福第一次吃人肉,早在知青時代他就曾經「大飽口福」。遲福回憶說:「運氣好也可能撈著個大的,六個月以上才想起流產的傻婆娘,呼天喊地張開血胯,任醫生從那洞中一鋤接一鋤地挖出包袱來,耳朵、鼻子、嘴都齊了,連手腳指甲都有了,這種貨,少說也一兩斤,弄得不好,撞上臨盆流產的,三四斤也打不住。這麼大一塊,一鍋煮不完,就分成兩三鍋。稱斤兩,我再怕也要去監督,因為秤星子偏一粒米,就是好幾十元。」在無數描寫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年代的著述中,我很少見到這樣的細節。毛澤東呈現在民眾面前的是那張有些女性化的笑臉,而他吞噬了上億生命的血盆大口卻依然被遮掩在歷史隧道的深處。

那麼,今天那些供食客們大飽口腹之慾的嬰兒又來自何方呢?遲福透露了嬰兒的來源:「全中國有多少女人?至少五億吧?就算每個女人在一生中只打過一次胎,這筆財富,過去都白白扔了,現在還繼續扔。胎盤值錢,每個醫生都搶。……城鎮的衛生院和個體診所(還不包括游醫和黑店)比星星還密,只要訂貨,到時候打個電話,就派人去收購。越新鮮,收購價越高。」

我們沒有辦法迴避這些「同步」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實。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凸顯出這樣的結論: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倫理和制度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一致命的缺陷,我們將永遠也不配稱作「現代」和「文明」的國度。吃人的事實與我們擁有網絡、波音飛機和法國時裝同時推展。假如我們放下虛妄的「愛國主義」熱情,在鐵的事實面前,我們將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在地球上,中國是最缺乏生命意識的國度。儒家倫理關注的是一套僵硬的統治秩序,在儒家倫理中從來就沒有為「生命」安排過位置。二十世紀以來,被五四運動衝擊得奄奄一息的儒家倫理,經過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洗禮之後,脫胎換骨,成為一種新興的意識形態。它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面目粉墨登場,君臨天下。而人的生命、人的尊嚴受到了更為殘暴的壓抑和虐待。中國人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堪稱世界之最,中國人殘留的「吃人」的野蠻習慣也堪稱世界之最。

魯迅精闢地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概括為「吃人」兩個字。過去,人們僅僅將「吃人」理解為一個深刻的隱喻,偏偏忽略了它最直白的本意。其實,魯迅是同時在兩個層面上使用這個詞語的——顯然,「吃人」是存在於中國當下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現實。學者任不寐認為,中國古代的吃人行為,基於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區域。「災民的生存法則」使得「吃人」的暴行具有了某種道義上的「合法性」。例如,晚唐名將張巡堅守孤城,城中斷糧,張巡便將妻妾殺死,讓將士吃其肉裹腹。史家記述這一事件的時候,不僅未對張巡殺人、吃人的暴行作絲毫的譴責,反倒對他「忠心耿耿報君王」的行為大肆讚揚。奴隸主灌輸給奴隸這樣一種倫理:一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並吃掉另外一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種殘殺和虐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麼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在《資治通鑒》中,「人相食」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組。即使是多達百萬的民眾被吃掉,史家也抱著若無其事的心態一筆帶過。

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的「吃人史」可以用任不寐的理論來解釋,那麼近二十年來的「吃人史」以及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吃人事件則需要用新的視角來審視。過去,吃人是在極度飢餓的狀況下「無奈」的選擇;今天,吃人卻是在食品相當豐裕的境況下「主動」的追求。過去,人肉被當作糧食,吃人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生命;今天,人肉被當作補品,吃人的目的是為了延年益壽、增強性慾。過去,吃人者是懷著恐懼和痛苦在吃人;今天,吃人者卻是心安理得、歡欣鼓舞地吃人。今天難道比過去「進步」嗎?今天難道比過去「文明」嗎?我認為,今天的吃人行為更加不可原諒,因為它突破了人類最後的倫理底線。

連同類的肉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那麼還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在今天的中國,不僅「無法」,而且「無天」。食客在吃人、煤礦在吃人、鞭炮在吃人、警察在吃人、酷吏在吃人、貪官在吃人……在這個「人肉的宴席」上,「吃人」與「被吃」幾乎成了每一個(包括你、我、他在內)都無法逃避的命運。

作家鄭義讀到這則關於「嬰兒湯」的新聞之後,將其形容為「末日狂歡的盛宴」。是的,我們的末日快要到來了——儘管有博學鴻儒聲稱「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卻要將這句話改動為「二十一世紀將是上帝懲罰三千年不斷犯罪的中國人的世紀」。鄭義曾經調查過「文革」時期發生在廣西的大規模的吃人事件,他寫道:「我們企圖以人性的代價來換取一個美好的社會,我們以為跋涉過血與屍體的泥淖之後會迎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壯麗的黎明。結果那燦爛的黎明沒有到來,我們卻墮落為喪失人性的群獸,一步步走入地獄的黑暗!中國人,我的手足同胞,請想想吧,請捫心自問吧:廣西僅僅是廣西嗎?食人者僅僅是那幾千幾萬嗎?——不,廣西不是廣西,廣西是中國!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們整個民族!而且,我們不僅食人,我們還自食。所謂自食,並非僅指我們自相殘殺,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們自食靈魂,自食一個民族所賴以生存,並與全人類共建人間樂園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人性。」

那時,鄭義還心存幾分希望,他在文章的末尾祈禱說:「願上帝寬恕我們!」然而,十多年後,面對著今日之中國,面對著「已純是鬧劇、醜劇以及文字難以指稱之公然墮落」的中國,鄭義那最後一丁點的希望也破滅了。我想,鄭義是含著眼淚寫下這段話的:「我感到,冥冥中,有一股巨大的邪惡正在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毀滅!我不再祈求上帝寬恕我們。我誓與我的同代人為敵。我站在被剝奪了生存權利的不幸的子孫一邊。我站在那些被烹食、被遺棄天涯的女嬰一邊。」

《聖經》中三次提到這句話——「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記》23:19、《出埃及記》34:26、《申命記》14:21)。在這句話中,我感受到了一種大慈悲、大同情、大憐憫。萬能的上帝是那樣深切地愛著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於「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當然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後代的事情的發生。

那麼,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後的審判的來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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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的國難 


上帝,請讓我成為你和平的工具
讓我用愛去消除仇恨
以理解回敬傷害
以忠誠解除懷疑
以希望根除絕望
以光明照亮黑暗
以歡樂融解哀愁 
神聖的主啊,能否無需過多追求就能
讓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讓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讓我不求被愛,而去愛
因為只有給予才會得到
正是在諒解別人中我們得到諒解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們得到永生
——聖·方濟各《和平祈禱詞》
在《喪鐘為我們而鳴》一文中,我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九·一一』恐怖事件不僅是美國的國難,而且更是中國的國難」。該文發佈以後,我的觀點受到了普遍的攻擊和辱罵。面對這無邊的邪惡,我盡量克制自己的憤怒,因為正如《猶太教法典》中所說:「世界的存在,只應感謝那些控制自己憤怒的人們」。然而,無論受到怎樣的質疑和責難,我也將堅持這一觀點——這不僅是中國的國難,而且是中國自身邪惡的又一次嚴重的潰瘍。

在中國,打著「愛國」的旗號明確支持恐怖主義、對別國平民遭受的災難幸災樂禍的民眾數量之多又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這是一個身處苦難而被苦難所異化的民族必然的反應,這是一個身處邪惡而被邪惡所吞沒的民族唯一的發洩。經歷了這次事件,中國的國際
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中國的未來也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國難已經產生,潰瘍已經產生,我們無法視而不見。下面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面對它們?還有沒有療救的希望?既然「愛離中國有多遠,民主就離中國有多遠」,那麼,如何從頭建構我們自己的充滿愛的現實生活?

我們為什麼幸災樂禍?

恐怖事件之後的一個多星期裡,大部分的中國民眾表現出了漠不關心和幸災樂禍兩種心態,有些人的這兩種心態還相互交織在一起。密德拉施說:「落到一個人身上的痛苦,沒有不被另一個人從中利用的。」打個比喻:這種心態宛如一個長期以來嫉妒富有鄰居的窮人,他經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鄰居卻多管閒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鄰居的老婆被壞人強姦了,於是,窮人立即興高采烈地吆喝起來:「看,這就是你的下場,看你以後還敢干涉我的家務事!看你以後還敢在我的面前擺闊氣!」

請原諒我使用這樣一個粗俗的比喻。在這個比喻之後,我試圖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災樂禍的中國人心理狀態的成因。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如果用兩個詞語來概括,那就是「專制」與「暴力」。幾千年來,我們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天的民主,我們也並非「熱愛和平」的民族。我們就像一堆蛆蟲一樣,擠佔一個狹小的茅坑裡。在糞便熏天的臭氣中,我們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殺,卻從來不會伸出頭去仰望蒼天以及蒼天上的神。蛆蟲們以為這種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蟲們無法瞭解世界上還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晚近以來,中國的歷史進程風雲突變。然而,戊戌變法、辛亥共和、抗戰勝利……好幾次走向文明社會的契機都被我們錯過了。最後,我們選擇了納粹法西斯主義、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中國最頑固的東方專制主義以及流氓無產主義交媾而產生的怪胎——毛澤東主義。於是,中國人有了一個更加骯髒、更加醜惡、更加血腥的茅坑,並在這個茅坑中更加殘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著。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茅坑選擇了我們,而是我們選擇了茅坑;同樣的道理:不是做蛆蟲的命運降臨到了我們的身上,而是我們愚昧而固執
地捍衛著蛆蟲的「尊嚴」。

我們成了一群幸災樂禍的蛆蟲。因為自己生活得太悲慘了,當觀察到更為悲慘的事件發生在旁人身上的時候,便會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一個訪美的中國記者團就是這樣做的:在聽到災難發生的消息之後,他們在一個公眾場合全體起身鼓掌。他們確實「情不自禁」,他們興奮地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他們太可憐了,可憐得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顯示自己「不那麼可憐」。這些蛆蟲唯一的快樂就是:開心地觀察別人的苦難。「看客」是魯迅注意到的中國人最顯著的國民性之一。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來那群流著唾液擁擠在觀察街頭乞丐的沒有多少文化的人,搖身一變成了另一群爭先恐後地在網絡上發洩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觀別人的遭殃——這就是大部分中國人對「幸福」這個詞語的全部理解!儘管別人的苦難並沒有給這些人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但這已足以讓他們喜出望外了。這些人怎麼也理解不了世界上還有其他類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紀德在《希望哺育我們》中說的:「世上存在著貧困、絕望、痛苦和恐懼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經擁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於增加他人的幸福。為了我成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嘲笑紀德的「天真」,或者指責他的「虛偽」。這些人拒絕一切他們理解不了的事物。他們會猜測:紀德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他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釣譽,或者瞞天過海。他們最善於挖掘那些「幕後」的東西,因為他們自己從小就生長在黑暗裡,不知光明為何物。
我們成了一群鐵石心腸的蛆蟲。我們對身邊消逝的生命熟視無睹——我們都是「文革」的兒子,儘管許多比我更加年輕的人是在「文革」之後出生的。在這個國度裡,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從屬於某種意識形態、某種黨派、某種族群的時候,才有其意義和價值。正是這種思路導致了我們的鐵石心腸。克萊瓦赫在《訓誡》中說:「對於鐵石心腸來說,不存在值得記憶的事物,除了牽連到的痛苦外,在當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準備的未來什麼也不存在,除了它陰謀進行的某種報復行動外。簡言之,把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惡行歸之於一個基本點:鐵石心腸是遺失了對上帝的敬畏和人類的氣息。」當我瀏覽完一個又一個的網站以後,我無法掩蓋這樣的一個事實:我們是一群值得悲憫的蛆蟲——儘管我們自己已然習慣了罪惡,儘管我們自己已然喪失了同情心。

叔本華說:「對於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對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證。誰滿懷這種同情,誰就肯定不會傷害人、損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夠,就寬容地對待任何人、寬恕任何人、幫助任何人,並且他的行動會帶有公正和博愛的印記。」然而,「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的同胞的所作所為,卻與之截然相反。

我們如何學習「愛國」?

僅僅因為表達對恐怖分子的譴責、僅僅因為表達對死難者的同情,我與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漢奸」的帽子。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難道對恐怖分子表示熱烈支持、對死難者表示幸災樂禍,就是偉大的「愛國」行為?

關於「愛國」,長期以來我們陷入了一個可怕的誤區。我們究竟是愛一個抽像的、理念化的國家,還是愛身邊每一個受苦受難的同胞?我們究竟是愛一個壽命短暫的領袖、政黨和政權,還是愛永恆的山水與土地?

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然而,在我們這裡,這一常識卻沒有能夠理所當然地成為「常識」。那些在網絡上和在現實生活中發表醜惡言論的「愛國者」們,你們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愛國」,你們為「六·四」慘案中被自己的政權殺害的公民們吶喊過嗎?你們為江西芳林小學中因鞭炮爆炸而喪生的孩子們吶喊過嗎?你們為廣西南丹被活埋在礦井下的礦工們吶喊過嗎?在河南鄭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農民,就因為替村民說了幾句話,被貪官污吏槍殺了;在廣州火車站,一位名叫蘇萍的、抱著布娃娃充滿憧憬地進城的農村女孩,被警察關進收容站,並遭到了流氓們的輪姦;在深圳的一家工廠裡,一群女工被懷疑偷竊,而被脫光衣接受服檢查……頂天立地的「愛國者」們,你們關心過他們的命運嗎?你們有沒有對這些淒慘的同胞實施過一點點實際的幫助,甚至僅僅是表達一下口頭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憫?如果沒有,請收起你們的堂而皇之的「愛國」招牌來吧!說「愛國」這兩個字,
你們還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邊,我的朋友們、那些有良知和勇氣的知識分子們、那些被你們辱罵為「賣國賊」和「漢奸」的人們,卻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斥責最高領導人的謊言、斥責地方官員的殘暴、斥責整個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因為發出自己的聲音,許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間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歸,有的人承受了漫長的牢獄之災,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個愛國者,但是我堅決地反對以支持恐怖主義的方式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我絕不接受那種因為愛國就得像野獸那樣生活、就得放棄人類普遍的道義、放棄天賦的人權的理論。對法西斯的統治有著深刻瞭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說過:「我們想用武器幹什麼?我們應當永遠像野獸那樣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要像這些野獸顯示出同樣的節制,因為它們從不在群內鬥爭,只是由於飢餓和其他困厄的驅使才相互戰鬥。相反地,人們為了一件小事而開始爭鬥。他們處於純粹的輕率態度相互進入戰場,不是一個人反對一個人,而是上萬人反對上萬人地進行鬥爭,並且面對堆得高高的屍體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興高采烈。」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更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九月十八日那天,我一邊寫下《喪鐘為我們而鳴》來紀念「九·一一」恐怖事件中的死難者,一邊接連寫了三篇文章痛斥陰魂不散的日本軍國主義和恬不知恥的日本政界人士。我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對這些潛在的威脅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謂的「捍衛國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

在我看來,愛國與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對現存的極權主義(包括本國的專制統治)不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統一的。叫囂戰爭、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傳播愛心難。我願意選擇後者,正如克萊瓦赫在《論皈依》中所說的那樣:「愛好和平的人像孩子那樣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狽的處境;這樣的人在當今惡劣的和有那麼多使人惱怒事件的世界裡不容易獲得幸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像聖經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常存忍耐,就必須保全靈魂』(《路家福音21:19》)。建立和平的人最後不只掌握他的靈魂,而且也還贏得了許多其他人的靈魂。」中國的進步和富強,其前提必然是一個和平的、人道主義占主流的國際環境。

有的人認為,愛國就必須反對美國(包括美國代表的價值觀念、包括每個普通的美國人)。當他們把美國定義為「敵人」之後,他們自然而然地支持一切打擊美國的行為(包括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然而,我要追問的是:中國與美國只能成為敵人而不能成為朋友嗎?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離開了美國所創造的偉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中國有沒有可能孤立地發展?我再進一步追問:是不是每個美國人都該死?那麼,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員們是不是美國人?當年,他們來到大洋彼岸的中國,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今天,他們的子孫是不是也該被炸死?馬丁·路德·金是不是美國人?這位把中國人當作兄弟的偉大的人權鬥士是不是也該被炸死?在一次聖誕節演講中,馬丁·路德·金說:「任何人都是某一個人,因為他是上帝的一個孩子。而當我們說:『你不應當死』,我們實際上是說,人的生活是太幸福了,不允許在世界的戰場上奪取一個人的生命。……雖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在我們之間存在區別,但是越南人是我們的兄弟,俄國人是我們的兄弟,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愛的桌子旁來。但是,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猶太人或異教徒。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共產主義者或資本主義者。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任何一種受束縛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穌基督那裡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而如果我們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神聖性,那麼我們將不會剝削任何人,那麼我們將不會用壓迫的鐵蹄踐踏任何人,那麼我們將不會殺害任何人。」我想,馬丁·路德·金是一個愛國者,儘管他被某些白人種族主義者看著是賣國者。我願意追隨他的道路。

近一個世紀以來,「愛國」這個詞在中國高度政治化了,「愛國」成了一切迫害和鎮壓的借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強有力的工具。今天,國難降臨的時候,也該是我們虛心地、誠懇地、徹底地學習如何「愛國」的時候。

虛擬空間、匿名與邪惡

我發現,網絡上的言論比現實生活中的言論還要邪惡。而且,在網絡上發言的大多數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掌握最先進的資訊方式的年輕一代。這一現象這尤其讓我感到悲哀。
當我思考網絡上為什麼會聚集這麼多邪惡言論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原因:網絡世界是一個虛擬空間,是一個匿名的世界。因為虛擬,就有了遊戲的性質;因為虛擬,就不必追求真實。虛擬是一把最佳的保護傘。同時,因為匿名,不用為自己說的話承擔任何的責任;因為匿名,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洩內心的黑暗;因為匿名,可以選擇所有非文明的、暴虐的方式說話。匿名者是怯懦者,不敢正視自己的內心骯髒;匿名者是自私者,不願考慮言辭對他人的傷害。匿名在網絡上發言的人,正如「文革」時代混在人群中毆打老師的紅衛兵一樣,當事過境遷之後,他們竭力迴避自己的罪惡,而試圖把所有的罪責推到「大家」的身上——既然是「大家」干的。「我」就從容地逃逸了。匿名在網絡上發言的人,正如「六·四」時候舉起槍口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的士兵一樣,他們可以毫無懺悔之心地說:同僚們都開槍了,我也開槍,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開槍!更何況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這樣輕鬆地就卸下了對真理和人道的承擔。

匿名,意味著「法不責眾」;匿名,意味著放棄責任;匿名,意味著迴避人類自身的尊嚴。匿名的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匿名者對自己說的話毫不自信、對自己內心深處不可抑制的邪惡充滿著恐懼。正是出於對匿名者的厭惡,我對李敖、李寒秋、李憲源、閻學通諸君還存有最後一絲敬意——雖然他們說的話已經超越了做人的倫理底線,但他們畢竟留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這說明他們多多少少還願意為自己的觀點承擔責任。

匿名者是一群遠離愛、遠離勇氣的人,是一群沒有良知和良能的人。匿名是網絡文化的一個顯著標誌,也是我絕不接受的標誌。我不願意參與網上討論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我不會與一個匿名者討論任何問題——一個連名字也要隱藏起來的人,你怎麼可能奢求他真誠呢?孔子說:「名不正,言不順。」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網絡上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言論的實質——它們十之八九都是語言垃圾。我一直認為,人是有責任感的動物,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重要一點就是對自身責任的自知。所以,無論在何時何地,我都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對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寫過的每一個字負道德和法律上的全部責任。而匿名者們卻是一群躲藏在網絡的黑暗中的老鼠和蝙蝠。

匿名者們高喊戰爭、歌頌戰爭、宣揚暴力、崇拜暴力,但是當戰爭和暴力真正來臨的時候,我相信,他們全部都是縮頭烏龜——他們連自己言論的責任都不敢承擔,怎麼可能有「保家為國」的膽量呢?匿名者們無法面對馮·鹿特丹在《在所有民族那裡受到譴責和鎮壓的和平所作的控訴》一文中的追問:「一個士兵怎麼能夠在這一祈禱中誦讀祈禱文呢?當你要想扼住你兄弟的咽喉時,你沒有感覺的嘴敢於稱他為父親嗎?當上帝的名字由於在你們中間這種暴動而遭受更多的褻瀆時,你的名字會變得神聖嗎?你祈禱通過大量流血建立你的暴力統治,你的帝國就到來了嗎?上帝要和平,而你準備戰爭,你的意志——在天上以及在人間——實現了嗎?你燒掉你兄弟的種籽,並且甚至寧可讓它腐爛而不願從中得到好處,你是每天向上帝祈禱求麵包嗎?你現時應當用人的嘴說這種話。我們的罪責寬恕了我們,正如我們寬恕了我們的罪人一樣,你就急急忙忙去殺害兄弟?你請求在誘惑的危險面前得到保護,同時你卻通過你的危險的遊戲把兄弟引入這一危險?你要求從惡行中解放出來,而你考慮的卻是最嚴重的災禍?」

那些一邊匿名,一邊熱衷於戰爭和暴力的傢伙,就如同心靈色情而生理殘缺的太監。連一向溫和的馬丁·路德·金也忍不住斥責他們為「廢物」。 馬丁·路德·金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的朋友,我們已經太久地走著所謂可以通行的路,但是這條路無情地把我們越來越深地引入迷誤和混亂。歷史充滿了那些專注於仇恨和暴力的廢物。如果我們想要拯救我們的人民和人類的話,那我們就必須選擇另一條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放棄完美的正義的鬥爭。我們應當為使我們的民族擺脫種族隔離的桎梏而竭盡全力。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允許放棄我們對愛的責任。因為我們雖然反對種族隔離,但是我們必須愛各種種族的人。」誠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愛是需要責任感、需要勇氣和健全的思考能力的。這些,匿名者們無一具備。

長期以來,網絡上的言論一直充滿著暴虐和血腥的氣味。本來,網絡應當給信息不暢通、新聞不自由的現實中中國帶來一股清新空氣,並進而建構一個平等交流、自由討論、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文化平台。然而,以上正面的功能遠遠沒有實現,網絡卻日漸凸顯出毛式語言、毛式思維占主導地位的危險情勢來。可見,假如我們不在心靈結構和思維方式上來一次脫胎換骨的變異,即使我們能夠熟練地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成果,我們依然是一群生活在石器時代的野蠻人。

當我面對網絡上充滿邪惡氣息的言論的時候,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作家的日記》中寫過的一段話:「『只有為之流血的事物才是強有力的!』——無賴漢們僅僅忘記了,並不是那些使人流血的人們證明是強有力的,而是那些為之流血的人們證明是強有力的。而這,恰恰是這,是世上血的規則。」

今天,在我看來,網絡是一個黑暗的「狼區」。這裡什麼都是虛擬的,只有洶湧的邪惡不是虛擬的。邪惡是如此地真實,當我坐在電腦前面的時候,我分明感覺到了、傾聽到了惡狼們那陰險的喘息聲。

迴避不是最好的辦法——並不因為你迴避了,這些鋪天蓋地的邪惡就不存在了。我認為,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須從當下開始努力,致力於把「狼區」改變成「人區」,。讓我們像基爾施說的那樣開始吧:「我們想要把狼區創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們的目光點燃了對某些事物的信仰。」

真理、非暴力與我們當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發生之後,古巴、利比亞、北韓、伊拉克等美國的宿敵先後發電表示對死難者沉痛哀悼。而我們的某些「正義之士」卻一相情願地歡欣鼓舞——因為這次恐怖事件為這些「深受美國壓迫」的民族和國家「討回了正義」。兩相對照,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在我們幸災樂禍的時候,我們背離了真理。

什麼是「真理」?人們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這裡,我採用甘地的定義——這次事件,再次顯示出「甘地在中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在甘地看來,真理就是非暴力。

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非暴力?

甘地說:「非暴力是我們人類所遵循的自然法則,正如暴力是野蠻的動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則一樣。對於動物這一精神蟄伏於體內,反映出來就是只有體格強壯才能生存這一法則。而人的尊嚴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則,即服從於精神的力量。」

他又說:「非暴力不是逆來順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與強權的鬥爭,是以仁愛同情對待敵人。」

「暴力只是打著解決問題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種子,最終落得兩敗俱傷。非暴力則是用愛來解決所有的難題,最後讓敵對雙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還是強大的?

甘地說:「非暴力像活動中的鐳。無論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腫瘤的生長就將無聲、平穩而又永不停息地發揮功效,直至將有病的肌體組織完全轉化為健康的組織。同樣,一點點非暴力也會微妙無聲地發揮效力,並從不知不覺中使整個社會日新月異。」

那麼,非暴力的鬥爭對象是什麼?

甘地說:「東西方的暴力往往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造成的,其實,非暴力不是要消滅對手而是要把對手變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發點是對一人運用的原則便可用於萬物。人類從本質上是相似的,於己可行則人人可行。」

他又說:「真理力量不像暴力那樣將對手排斥在問題的解決之外;相反,它重在改變對手,讓他參與到問題的解決之中並從中獲益,從而使雙方共同昇華。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對手看作一個要攻克的敵人,而是一個攜手探尋消除爭端的至真辦法的夥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試圖消滅對手,而是要將對手爭取到真理的一邊,要他棄暗投明。」

「如果一個人不能在人際交往中運用非暴力,那麼他就徹頭徹尾錯了。非暴力如同博愛寬容一樣必須從內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麼?

甘地說:「不管怎樣,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標。工具必須觸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們至高的責任。只要我們注意方法,我們終有一日會達到目標,一旦我們掌握了這一點,最終的勝利勢必屬於我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無論遭受多大的挫折,我們都不會放棄對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尋求並用生命來捍衛的真理。這也正是中國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是「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歷史。幾千年來,暴力在中國上升為一種信仰、一種對成功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幾乎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暴力更是披上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的美麗外衣,侵入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毛澤東是暴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處就在於讓我們懷著激情接受並實施暴力、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被他所催眠的「烏合之眾」——直到今天,他的催眠術依然在對我們發揮著強大的作用。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地「暴力化」了。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魯迅就天才地發現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其實是「吃人」的歷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現實生活都可以被置換成「吃人」這兩個字。既然都是「吃人者」,那麼對大洋彼岸發生的恐怖事件表示一點幸災樂禍又算得了什麼呢?

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對中國太陌生了,與中國文化幾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想重建我們當下的生活,重建我們對愛、對真、對善、對美、對人性本身的信心,我們必須吸取甘地給我們留下的這一丁點「鐳」。

我想,通過這一次的「國難」,如果有更多地朋友和同胞能夠意識到改造我們當下的生活狀態的重要性、能夠對真理煥發出追求的熱情、能夠開始認識「非暴力」的價值,那麼,這一次的「國難」就不再是一次「歷史的無用功」;那麼,這一次的「國難」就有可能是我們重生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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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與哈佛 



1998年6月29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向北大圖書館贈書的儀式上,致詞說:「參議員阿卡卡說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國的哈佛,而我想說,所有沒有去過哈佛的美國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國的北大。」這種說法,讓驕傲的北大人騰雲駕霧一般,繼而以熱烈的掌聲回報總統。

然而,北大真能夠與哈佛相提並論嗎?北大與哈佛之間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與哈佛有哪些差距?這些問題,是許多只會鼓掌的北大人不會思考的。

對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來說,北大無法與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時代北大的學生運動切實推動的中國社會的進步以外,在其他的時段裡,北大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極其有限。在大多數時候,北大充當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則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她建立於1636年。350年以來,美國有6位總統、32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和美國500家大財團中三分之二的決策經理們從這裡走出。僅僅閱讀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單,人們除了能夠感受到350年的歷史潮流是如何激盪人心,還能感受到哈佛影響校外世界的力度、實際份量和範圍。美國的教育界、學術界、政府部門、法律界、醫學界、企業界和文學界都感受到哈佛對他們具有莫大的魅力。說美國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裡,是毫不過分的。而北大則從來就沒有掌握過中國。北大是中國的游離體。

多年以來,哈佛形形成了一種學術標準,對真理的認真探索以及道德水準的提高至今仍然是這一標準的核心,也是其他學校一直努力倣傚的。這些比較深刻的特性也許可以追溯到創辦這所學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創辦京師大學堂的則是一批老練的官員,一批缺乏理想的、熱衷於權力的官員。創辦京師大學堂有著明顯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純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識的態度。

哈佛的另一個影響則沒有這樣一目瞭然。這就是哈佛的社會勢力,它由現實和想像中的各種派系、關係網和社會名流之間的聯繫組成。在裡根政府中任國防部長的哈佛校友溫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認自己對哈佛畢業生有一種親切感。他還補充說,他努力不讓自己盲目地偏袒這些人,但上過哈佛「肯定不會對他們有礙」。

哈佛的學位依然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聲望,上過幾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備各種有價值的資格,結識許多有用的人。這一點每每會使其他名牌大學——這些學校很可能提供與哈佛一樣優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歎奈何。

溫伯格曾經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學院,然後上法學院。他熱愛這所學校,熱愛老師的嚴格治學的態度和敢於懷疑的精神。他回憶說:「他們簡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學時成了讀書迷,現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馬斯·沃爾夫在《時間與河流》一書中所描寫的那位醉心於書籍的浪漫主義者在懷德納圖書館的書架之間走來走去,想看完圖書館裡的每一本書的情形。

溫伯格還記得,當年他聽到有人說「波士頓茶葉事件」不過是當地商人僱傭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為時,覺得很驚詫。他說:「我進哈佛時基本上是個堅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現依然如此。

哈佛不僅對戰爭與和平,而且對政府的一般經濟政策都有巨大的影響。例如,對羅斯福新政時的經濟政策就有很大的影響。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回憶說:「凱恩斯革命並不是直接發生在華盛頓。它是通過哈佛傳到華盛頓的,華盛頓最早的凱恩斯主義者都來自哈佛。」

歷史學家唐納德·弗萊明寫到:「在哈佛的黃金時代,哈佛大學許多人文學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懷舊的。」哈佛的學生在學生時代對政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少直接參與跟政府對抗的政治活動,在一點與美國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與北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一旦他們進入社會,他們很快就佔據了要害部門,從而得心應手地實施自己的鴻圖,成功地對政府進行改造。

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著名的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曾經說過:「一所學校就像一個變長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經歷則把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來自於建校350年以來校友們的卓越成就,哈佛現在雖然有幾家對手和它爭奪美國首屈一指的大學這一殊榮,但它頒發的學位仍然具有某種至高無上的聲望。對哈佛的校友來說,服務於政府部門已經成為一種傳統。他們同華盛頓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聯繫,對教育也有驚人的影響力。

相對與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則顯示出激進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於韜光養晦,少年意氣暴露無遺。北大人在大學期間就直率地表現出自己對政治強烈的不滿或者對政治強烈的興趣,從而使政府對它充滿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學裡接受嚴格的、正規的政治、法律的訓練,逐步具備了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的方法和策略,為今後的政治事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北大人則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急於對國家產生影響,結果反而弄巧成拙。許多北大人在沒有經受過起碼的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訓練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現實政治運作中,能夠有怎樣的結果呢?

哈佛學生在畢業後進入社會的要害部門,並且形成一個聯繫緊密的群體,發揮著這個群體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進入中國社會之後,如同一粒粒的水融進沙漠裡,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們沒有形成一股能夠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合力,他們在泥濘一樣的社會裡各自為戰,最後往往被社會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們的命運往往是悲劇性的。他們永遠是社會的批評者,而無法在建設上做文章。他們被批評為「只說不會做」,這個弱點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間有強烈的親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個一個的「精英」,每個「精英」都不認同另一個「精英」。校友之間形不成真正的關係網絡。北大人進入社會後,校友的觀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個部門工作,他們也很少互相幫助。北大的校友會比較鬆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會,要召開一次會議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慮群體的利益,永遠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現代社會,即使是一個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還是「合作」的意識。

哈佛學生的策略是:在校時吸取知識、抓緊時間進行能力的訓練,而畢業後則迅速進入重要部門,運用已有的知識和能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北大學生則過早地耗盡了自己天賦的才華,在學校時鋒芒畢露,進入社會後逐步平庸化。他們與社會的關係是:要麼全面擁抱社會,隨波逐流;要麼與社會激烈對抗,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這兩種方式都很難真正對社會作出正面的影響。他們缺乏在批判與認同的張力中生存並創造的能力。許多才華卓絕的北大人,後來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的命運。
哈佛改變了美國,而不是美國改變了哈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大沒有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了北大。這正是北大與哈佛相比難以企及的地方,這也是一個讓人痛心的悲劇。
曾經擔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亨利·羅索夫斯基談到哈佛產生的複雜的影響時說:「一部分是神話,一部分是習慣心態,一部分是實際情況。」實際影響很明顯,就是學術和科學領域的實際成就。羅索夫斯基認為,關於哈佛的神話被人們誇大了,但是確實有一種哈佛習慣心態,影響著哈佛的教師和學生,令他們恪守傳統,認真學習和工作,因為這是對他們的希望。

羅氏認為,哈佛大學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從圖書館到物理學到醫學,樣樣都想辦得出類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學大多傾向於專業化,有些則根本不屑於在某些領域競爭。他說:「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國大學中僅有的兩所立志要把各門學科都辦好的大學。」哈佛大學在經濟學、法學、古典文學、拉丁語系各語種、化學、生物物理學、數學等學科實力雄厚,具有世界影響力;歷史、物理和哲學系,雖說名聲極大,但需要補充新鮮血液;而天文學、地質學、英語、社會學和藝術系的實力則比較弱。

對於哈佛的宗旨,哈佛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認為,哈佛的創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與宗教上墮落的歐洲舊式學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學。當時,推動他們的還有一種所謂的「恐懼」心理,即恐懼這片新的殖民地會倒退,牧師們會變得愚昧無知。「追求真理」已成為哈佛的格言,這個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貝林寫道:「正是一種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產生了這所學校,使之度過了不穩定的歲月,進入穩定的18世紀。」

哈佛的創始人強調勤奮、律己、守分,這一點至今不變。它令哈佛人一絲不苟地進行學術研究,努力工作。曾經在哈佛學院和哈佛商學院兩次獲得學位的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查理德·達爾曼說過,哈佛灌輸的是「人人必須有所貢獻」的觀念。

與哈佛大學的學科廣譜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而整個中國的高等學校,也沒有一所能夠算是「綜合大學」。這是50年代院系調整的惡果。目前,北大的學科體系有很大的殘缺性,它沒有醫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等重要的學科,而藝術、宗教等學科剛剛建立,教學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學科體系相對來說還比較齊全,但在50年代被閹割以後,它的元氣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

哈佛人標舉「追求真理」的旗幟,而北大人至今還弄不清什麼是自己的傳統——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為學術而學術?為政治而政治?民間有一套闡釋傳統的方式,而官方更是運用所掌握的宣傳力量,將北大傳統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數來書寫。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進入了迷魂陣裡:我們來到這所學校,是為了追求什麼?連教授們都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看到的是傳統的光環,卻看不到傳統光環後面的實質。他們的自信心無限地膨脹,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暫的歷史中,它所走過的道路極其坎坷,屢次經歷致命的創傷。而哈佛在350年歷史裡,卻平靜得多,基本上沒有發生過致命的動盪。當然,這與現代中國的外部環境有關,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對此也應當負有一定的職責。

在哈佛內部,學術氛圍比政治氛圍濃厚得多;在北大內部,政治氛圍比學術氛圍濃厚得多。哈佛能夠對美國的政治發揮真正的影響,而北大則基本上是被政權排斥在外的。這是讓人哭笑不得的對照。

哈佛位於坎布裡奇市。這裡是一個大學王國,市裡的商店、餐館、書店等,幾乎都是為大學而辦的。美國的大學,自己一般不辦服務,而讓社會為它服務,是「社會辦大學」。北大則是一